翻　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韩　丁　著

韩　倞等译

邱应觉　校

北京出版社

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据美国兰登书店纽约分店1966年英文版译出

◎制作：@逆旅伶人

◎本电子书仅供个人学习使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任何对本书籍的修改、加工、传播自负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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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本书著者韩丁系美国友好人士，一九四七年曾在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任英语教员，一九四八年作为土地改革工作队观察员参加了山西潞城县张庄的土改运动。本书是著者当年参加张庄土改时，在群众中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搜集材料后写成的。在本书中，著者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土改和整党运动，生动地记录了张庄人民打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

著者于一九五三年返美后，曾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一九七一年以来多次访华，曾先后与周恩来同志和华国锋同志亲切会见。

本书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译出。参加翻译的有著者的女儿韩倞，以及杨海平、刘欣如、梅京、程镇球、邱应觉、周发、楼小燕、戴锡功、王维扬、陈聿初、汤柏生、张德广、李文厚。邱应觉校订了全部译稿。

献给

与新中国同生同长的韩倞

以及

期待新世界已久的雷州安、迈克尔、爱丽莎和凯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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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翻身》的前面

白夜

一九七八年秋天，太行山的风景染成了金色，分外诱人。这个时候，我有缘同韩丁在山西长治张庄访问。街头农家，田间陌上，我们漫步了好些来回。三十年前，韩丁就在这个村里收集了写《翻身》的材料。所以，村里的老人把他当成老相识，新人把他当成新朋友。我对韩丁说：

“你回到娘家来了。”

韩丁点头微笑。说真的，张庄老乡对待韩丁，就好比回门的闺女一般，亲亲热热；而韩丁对张庄的过去，也好比自己的家史一样，清清楚楚。打开《翻身》来看，你便会知道了。

从《翻身》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张庄的贫下中农怎样打发那些艰难的岁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张庄的贫下中农又怎样向地主索回自己的土地。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张庄涌现出许多生龙活虎般的人物，也排演了好些威武雄壮的场面。正如一切群众运动一样，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偏差。张庄的群众也有过一些过火行为，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一九四八年，党中央指出了土地改革中的“左”倾危险，拨正了运动的航向。张庄广大群众在工作队的帮助下，根据党的政策，重新划分阶级，严格区别中农和富农之间的界限，对利益受到侵犯的中农进行了退赔，把他们团结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张庄人民喜气洋洋，成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政权机构。人们在不断纠正偏差中，日益变得聪明和成熟起来，完成了亘古未有的大业，把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送上了历史的祭台，解放了生产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张庄人民的翻身中，我们可以看到全中国人民翻身的缩影。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用革命行动写出了一部英雄史诗。而《翻身》可以说是这部史诗中的一条详细注释。我看到《翻身》，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代的照片，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勾起了许多回忆的线索，感奋之情油然而生。因为，土地改革运动我也是参加过的，不过不是在晋南，而是在苏北罢了。地区虽然不同，运动的规律是共同的。在那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们党与人民血肉相连，亲密无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读一读《翻身》，温故知新，鉴往思来，在新的历史阶段中，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定会夺取四个现代化的新的胜利，把这部英雄的史诗接着写下去，写得更加有声有色，垂鉴百世。

韩丁把他书中的人物和事件放在漫长的历史背景和广阔的自然背景上，集众家之长，镕裁适度，繁略皆宜。他采用了历史学家的手法，布置谨严；又撷取了社会学家的长处，条分缕析；还向小说家学习，描摹细致；当然还有记者的本色，记录翔实。不同体裁交错起伏，使人如览佳山异水，步步入胜，真是文无一笔平了。这种写法，可谓破格。人们评论一件特别中意的事物，会说非常好，格外好。非常好就是同平常不一样，格外好也就是不老一套，不拘一格的意思。我们的学者、作家、记者，来看看这本书，是不是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把我们的作品能够写得破点儿格，成为格外好的东西呢？

在欣赏《翻身》这本书的时候，如果能了解到作者为它作了多么巨大的努力，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为了把中国农民的翻身运动报道出去，韩丁深入到实际中去。一九四八年春天，他以观察员的身分，同工作队一齐来到了张庄。他虽然是观察员，却尽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民。他同农民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身上沾满了泥巴，心中转变了感情。许多农民成了他的知心朋友，向他的耳根说悄悄话，把各种秘密，严肃的和荒唐的，都无保留地交给了他。他在笔记本上，用蟹行书写出了方块字国家的记录。一个美国人，远客海外，的确要有艰苦卓绝的精神，才能办到。材料收集齐了，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那个时候，他一个人背了二十斤重的材料，徒步翻过了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蒋介石的飞机来轰炸了，他就伏在材料上，仿佛母亲保护自己的婴儿一般。这些材料到了美国，又给官方查禁起来。他为此打了好几年官司，几乎倾家荡产，才把材料弄回来。经过长时期的构思和写作，等到一九六六年《翻身》出版，已经是收集材料十八年以后的事了。母亲的孕育是痛苦的。然而，不经过痛苦的孕育，婴儿又怎么能够诞生？

《翻身》可以说是部革命的教科书，对世界许多地方有借鉴的实际价值。所以，它已经出了多种译本，在许多国家流传。我国的学者、作家、记者，也不是没有能力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但是，时代在导演各种英雄行为的时候，往往没有同时准备为它们作出完整的记录。特别是由于十年浩劫，许多人笔焚砚毁，以致现在我们这样类型的作品还如凤毛麟角。在这个领域里，大有用武之地。除了乡村之外，工厂、学校，连队、街道、商店，等等，都需要调查研究，把它们的变革记录下来，不仅我国人民要看，世界人民也是要看的。《翻身》是一个引子，会引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翻身》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也可以说是回娘家吧，无疑是会受到欢迎的。顺便带个话，韩丁正在写的《为公》，是《翻身》的姊妹篇，也快要脱稿了。不久以前，韩丁的女儿卡玛（韩倞）就到过张庄，拍了许多照片，给《为公》作插图。如果说，《翻身》是张庄民主革命时期的写照，《为公》就是张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素描了。大姐《翻身》回娘家了，二妹《为公》迟早也会回娘家瞧瞧的。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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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没有中共潞城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的协助，没有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译员戚云和谢虹，张庄工作队，特别是张庄老乡们的帮助，这本书的资料是根本不可能搜集到的。

没有米尔顿·弗里德曼卓越的法律才干，没有卡梅尔达·欣顿，科利斯·拉蒙德以及几百位朋友和热心人士的慷慨解囊，这本书的资料也是根本不可能先后从美国海关和伊斯特兰参议员的国内安全委员会那里追回来的。

资料追回以后，又承卡梅尔达以及纽约的路易斯·拉宾诺维茨基金会的帮助，我才有可能投入大量时间，从事起草初稿所必需的编写、修订工作。我要特别感谢远东问题专家、自由撰稿者苏姗·沃伦，她花了很多时间参加书稿的讨论和编辑工作。还有《每月评论》编辑部的内尔·萨姆，他采用新的编辑方法为本书的定稿做了细致、繁重的工作。本书的写成，在每一个阶段上都体现了集体的努力，事情也本来应该如此。

我还要感谢安格斯·卡梅伦多年来不断给我的鼓励和指教；感谢艾达·普鲁伊达，阿德尔以及阿林·里基特对我精神上的支持和对书稿的审阅。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雷州安，在我们把精力和资金都用于写作本书的情况下，她坦然地放弃了职业保险、体面的住宅以及娱乐和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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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身”一词的说明

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这就是本书题名为《翻身》的原因。它叙述了张庄农民怎样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经过。

（以上地图未收入中译本，均据英文版制作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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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书系根据一九四八年春季到夏季在中国山西省潞城县张庄广泛收集的资料写成的。那时，潞城县人民政府和中共潞城县委联合派出的一个工作队，对张庄已进行两年的土改运动进行复查，我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张庄工作队。

本书主要介绍工作队进驻张庄后所了解到的情况，以及领导那里的农民所进行的斗争。但如果不回顾前一阶段所发生的革命风暴，便无法理解张庄的情况和斗争，而如果对中国的导致了革命并被革命所改造的旧社会缺乏一定的了解，也就无法理解这场革命风暴。因此，本书用了不少篇幅（第一和第二部）介绍张庄的历史。

汇集张庄的历史是不容易的。对我回顾住事的有一大批人，他们对往事的回忆不尽相同，他们叙述的情况既有矛盾，又有遗漏。对此，凡是经过仔细和多方的核对后，对一些还不能解决的矛盾和补充不了的遗漏，我只能采用与别的一些事实看来是一致的解释和判断。假如这样写成的张庄村史，在每一个细节上还不那么准确，但主要的内容和风貌还是符合实际的。

总的说来，我在这部书里试图通过张庄这个缩影，揭示中国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本质。这场大革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改造了中国，它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的政治、社会力量，不断地震撼着中国以至于全世界。

这里自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以张庄反映中国革命的本质的缩影是否足够典型？张庄的发展情况具有普遍性，还是具有特殊性？回答只能是：它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在整个中国的农村地区，对抗着的社会力量，革命的基本问题、目标和最终结局都是相同的。在张庄对立的阶级，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立的那些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联合行动，对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性，这在张庄和全国都是一样的。张庄农民的小生产者心理，在本质上与全国各地的农民毫无二致。凡是农民奋起分地的地区，就必须克服过火的倾向，这在张庄曾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

同时，形成张庄的某些客观条件，某些内部特点及其一些具体事件的发展情况，还是有其特殊性的。例如，张庄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天主教徒集团，而在中国六亿人口中，天主教徒只占一、二百万。又如，张庄居民中有很多外来户，因此，张庄的宗族组织不很发达，而宗族在中国历来是起着很大作用的。再如，这一地区的边缘地带曾为日军包围但未被占领，而张庄则是被日军占领和据守的少数几个村庄之一。

由此，张庄的历史完全不同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处于日军包围之中的华北广大地区的一般村庄；同时，它也完全不同于未被日军包围和占领，而由革命军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从国民党而不是从日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多数中国村庄。

由于张庄处于沦陷区，因此，它根本没有得益于在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内长期实行的一致抗日、民主施政及初步改革，而正是这一切为这些根据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进行的根本改革奠定了基础。张庄也没有分享到华南、华中和华西农村在内战结束后到来的国内的持久和平之中，有步骤地、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的好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一九四五年，从日军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张庄，在短短的几天内便从反动营垒一跃而进入革命风暴的中心。随后发生的各种变革，不仅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仓促进行的，而且受到了内战已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一再进犯晋东南山区的紧张局势下的不利影响。在仓促的条件下进行改造的中国乡村不只是张庄一个，但这类村庄毕竟是例外，并非普遍如此。

地主豪绅的势力和特权被一举摧毁以后，张庄发生了迅速的社会进步，人民从来没有这样意气风发，热情高涨，喜气洋洋，信心十足。同时，也发生了一些过火行为和悲惨事件，至少有十几个人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一些自食其力的小私有者被错误地剥夺了；还发生过具体领导土改的干部欺压群众的事件。我参加的土改工作队在一九四八年进村时，主要的任务正是纠正前段运动中的偏差。

首先，必须把偏差揭发出来，才能加以纠正。工作队、村干部和广大群众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集中检查过去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和某些干部的错误。之所以要进行检查，并非因为偏差大于成绩——实际情况恰恰是成绩大于偏差——而是因为这些偏差严重地阻碍了继续前进，假如不予纠正，就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本书通过反映这次集中检查，使这些罪行、错误、工作中的偏差和阴暗面的份量，比在应该全面评价张庄的工作时不适当地加重了，这就偏重了张庄的特殊性，削弱了它的典型意义。

然而，这些特殊因素对于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来说，不但毫无妨碍，而是颇有帮助的。由于这些矛盾在张庄是以特别尖锐的形式出现的，那里的问题也就往往暴露得非常彻底。这样，我就能比在一般的情况和环境下，更充分地观察和更深刻地理解革命的进程。但读者应当记住，中国的许多村庄在获得解放时，并不是都遭受到这些磨难或经历了这些痛苦的历程的。

革命队伍里的每一个人，都从在内战高潮时期所犯的那些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一九四九年，当成千上万的男女土改工作队员从太行山南下前往华南和西南领导土改运动时，比起他们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争夺中国的未来，而和当地的地主豪绅阶级进行斗争时，要聪明得多了。

当中国革命的进程全面展开时，它包括前进与后退，右倾与左倾，每日、每时、每分钟的量变到突然的质变。总之，革命的进程深入了，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而正是后一方面组成了革命的特殊力量，是使革命所导致的变化深刻而持久的保证。

由于我不仅试图描绘人民生活中戏剧性的飞跃，而且也描绘了细小变化的缓慢的积累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是不可能有飞跃的。因此，我的这本书就写得很长了。在写作过程中，我兼用了小说家、新闻记者、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笔法。最后写出来的这本书，自己觉得无论在风格上或内容上都很象一部记录影片。于是，我把这本书称为：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这样一部纪实之所以能够写成，归根结底，是由于有数百人参与了创作。张庄的老乡、工作队的成员以及协助我工作的两位译员，共同探索了这个村子的往事，使其错综复杂的面貌生动地再现出来。因此，读者在本书里读到的不是哪一个人对这个村庄的变迁的分析，而是这个村的人们本身的自我检查，对它存在以来的重要岁月的经历的自我估价。这种自我检查的特点是诚实、彻底而深刻的。这是因为这种检查不仅是认识的基础，也是行动的基础；不仅是理论的基础，也是实践的基础；这是必然会影响千百万人的生活的实践。

张庄的历史对今天现实生活的意义，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故事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而不了解中国革命，也就不能了解今日的世界。

然而，土地问题对于世界事务的影响，也不仅仅是由于中国有其特殊重要性所起的作用造成的。谁将占有土地？谁将统治农村？这是当前席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这场革命不但毫无衰退之势，而是正在蓬勃开展。所有这些以农业为主的亚非拉国家以及以地主和农民的斗争为表现形式的社会矛盾，迟早要发生巨大的变革。因此，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所遇到的土地问题以及采取的解决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些面临土地改革的国家里，人们迫切需要学习这方面的经验。在象我们美国这样一些国家里——统治者能加速或推迟，但不可能永远阻挡别国发生这类变革——人们也应该研究这方面的经验。

鉴于这些事实，我认为，今天出版这本书，至少还象十八年前我在张庄为本书搜集材料时出版一样及时。昨天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明天也很可能在巴西、尼日利亚或印度发生。

土地改革已经提到人类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韩丁
一九六六年五月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弗利特伍德镇

中文张庄的“张”，是一个姓氏，还可作伸展、张扬、开张、夸张等解释。这个字的繁体写法由十一个笔划组成。它的左偏旁是弓箭的弓，有三个笔划，右偏旁是长短的长，有八个笔划。本书不是把“张”的本义译成英文，而是把它拆开，称张庄为“Long Bow”（长弓村）。

晋南地方讲的是土语，不是纯正的普通话。老乡的土音很重，很多用语在中国字典里根本查不到。即使懂得几种方言的译员，也常常听不懂老乡之间的谈话，所以，虽然我略懂汉语，但如果没有人帮助，我是无法听懂人们在会上的发言的。

目
录

出版说明

写在《翻身》前面

致谢

关于“翻身”一词的说明

序言

引子

第一部　种下仇恨

01．张庄

02．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03．吃苦

04．三根支柱

05．天主教

06．鬼子来啦！

07．汉奸

08．变革的种子

09．报应

第二部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清算之年

10．走哪一条路？

11．打狗腿子

12．抓首恶分子

13．刨掉腐朽的封建老根

14．下一个是王来顺

15．斗争果实

16．半边天

17．地主搞破坏活动

18．建党

19．是农民还是工人？

20．内部和外部矛盾

21．全面战争——退却

22．组织生产

23．滥用权力

24．横行霸道的王雨来

第三部　访贫问苦

25．大围棋盘

26．进村

27．工作队

28．有功劳的分一份，没功劳的也分一份

29．自报公议

30．富人．穷人．乞丐．小偷

31．革命热

32．兄弟之间

33．道路是曲折的

34．地头戏剧

第四部　谁来教育教育者？

35．过关会上的交锋

36．村长低下了头

37．“我不敢说全讲完了”

38．日日夜夜

39．总结

40．潞城道上

41．龙殿

42．贫穷至上

43．通过斗争达到团结

44．等我分到地时

45．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第五部　复　查

46．出狱

47．两头不见太阳

48．重新划阶级成份

49．太慢了！

50．谁敢掌握第二次过关会？

51．年轻媳妇打头阵

52．教堂里的过关会

53．成份升级

第六部　彻底的重新估计

54．胜利前夕

55．我们想当上帝呀！

56．是谁的过错？

第七部　解疙瘩

57．遭灾

58．革命的锤炼

59．互助

60．村人民代表大会

61．最后的决定

62．半夜袭击

63．胡雪贞想不通

64．退回“非法占有的果实”

65．拘捕和退赔

66．“自报公议”交公粮

67．再见吧，张庄！

附录：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变化表（1944—1948）

逝去了，黑夜的车轮滚滚向西，

灿烂啊，东方升起了光明的旗，

幽灵、恶煞，还有那骑狗的魇神，

都没入了金色的晨曦。

——豪斯曼

豪斯曼(1859—1926)，英国诗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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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毛泽东

春季，地球的自转轴越来越指向太阳，北半球地表聚积的热量日益增多。到了夏至，太阳的热力完全集中到温带的海洋和山岳、荒漠和平原，晒得岩石剥落，林莽生烟，湖海蒸腾。大气层产生了大规模的扰动，蘑菇状的巨大的热空气团从大陆的腹地腾空而起，含有雨水的清凉海风，便乘虚而入，使内陆的春旱得以解除。

亚洲大陆如此辽阔，蒙古、新疆、哈萨克斯坦、西藏有着大片的冻土地带，戈壁滩和塔拉玛干大沙漠又非常寒冷，所以，虽然夏至来而复去，北极渐渐远离太阳，白昼开始变短，但是中亚细亚沙漠和岩石所积蓄的热量，仍不足以使季节转换，引来季风。

自古以来，季节的转换总是姗姗来迟，世界性的冷暖交迭周而复始，这就扰乱了整个华北的气候，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从二月到六月，蒙古的冷风向海洋吹去，把从黑龙江到长江的辽阔地域都置于干旱之中。然后，经过几个星期的闷热，天气就变了。暴雨从太平洋横扫而来，滔滔洪水冲刷着秦晋黄土高原，挟泥带沙，使河流暴涨，在沿海平原上泛滥。

这些沿海平原原来正是气候循环的产物。若不是千百万年来河流把泥沙带到海底沉积起来，那么黄海之水就依然会濒临着山西边界上的太行山，山东的丘陵就依然会象远古时期那样是海中的岛屿。

孕育了人类十分之一的中国沿海大平原，原来是季风的产物。可是，季风从未停止过侵扰自己所创造的这片土地。季风带来了雨水，因而有了生命，可是季风却又周期性地危害这些生命：忽而旱忽而涝，忽而涝忽而旱，循环不已，这就导致了中国人民年年要与其赖以生存的水进行斗争。

一九四七年也不例外。要说有例外，就是雨水比往常来得更早，下得更大。六月还没有过去，河北干裂的农田和山西沟谷里晒焦的黄土就变了样，化成了稀泥。大车在泥里一直陷到车轴，套车的骡子汗流浃背，身上沾满了被蹄子溅起的红泥。它扯紧了輓具，踉跄着向前迈动几步，又滑了回来，喘着粗气。在上百万条曾经很硬实的小路上，赶车的人和种地的人之间的斗争有增无已；这些连接村落和农田的小路，密如蛛网，布满了乡村地区。赶车的人在路上碰到泥泞处，就要往硬实一些的庄稼地里绕行。种地的人要保护庄稼，就在道旁挖了深坑，不准大车乱走。随着雨季的继续，这些坑就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沟壕，把乡村变成了战场的模样。这种斗争，是从有车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的，只要雨不停，就不会缓和。这样的斗争当然不会有最终的胜负，只是小祸不断，不是这边一辆大车翻进一个灌满水的陷阱里，就是那边的庄稼被碾进了烂泥。

一方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持久战在加剧，另一方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大战也在步步展开。每降一次雨，低洼的地方就积满了水，把庄稼泡在泥汤里。一年有十个月都是干涸的小河沟，顿时涨满了洪水，威胁着好几个村子。同时，永定河、颖河、沁河、滹沱河、卫河等河流大水暴涨，威胁着好几个县。而“中国之害”——南边的黄河，在三门峡以下，大水漫到了堤坝顶，威胁着三个省。

华北各解放区全部投入了抗洪斗争。在出现险情的河堤上，男女老少的护堤大军日夜苦战。他们用柳条筐运土，用夯把土砸实，并安放装满石头的草袋，以防决口。夜幕降临，堤上的一连串篝火照出了河道的走向。篝火是呆在窝棚里御风寒的守堤人点燃的。他们为了消除困意，不断地抽烟，并隔一小时测一次水位。黑黝黝的水静静地、可怕地流过这些警戒哨。

与赶车的人同种地的人之间的斗争一样，这种斗争也没有最终的胜负，只有无数的战术得失，这里，大堤守住了，拯救了一个县；那里，一条河泛滥了，百万人流离失所，陷于饥饿。

这虽然是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但是和这一年的另一种斗争比起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了。这就是内战，它简直就象季风一样具有横扫寰宇的规模。从西伯利亚边境到南海的红河口，红军和白军之间的进攻与反攻，围剿与反围剿，包围和突围，在交替地进行着。在广阔的乡村地区，每一个吃奶的孩子，每一个操心的母亲，每一个在村口抽烟的老大爷，每一个荷锄的小伙子，每一个做针线活的姑娘，都经历了这场战争。

头等的土豪劣绅逃到了北京、天津、沈阳、上海，甚至纽约。二等的跑到省城，如太原、济南、保定、开封。三等的则躲进了深沟高垒的县城，如安阳、永年、张家口、大同。更次一等的无处可投，只得听候新掌权的农会和村人民代表大会发落，暗中却等待着逃亡到城里的难兄难弟们组成还乡团，并打回来复仇。那些难兄难弟们当时还完全控制着沿海城市，还能征调华西和华南广大地区的人力，他们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横跨太平洋直通美国的街道和工厂——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忙碌地制造供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武器——的运输线上。

在这中国封建势力的垂死挣扎中，在这错综复杂的土地革命的激战中，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季风造成的洪水也成了两军对垒的手段。双方都把发水的河流决开，企图淹没对方，或分割对方的军队。

永年县是位于北京到黄河之间的一个据点，四周有灰色的城墙护卫。一个姓杨的国民党军阀在那里挖了深沟，囤积了白面和酒，还有女人，准备固守三年。共产党民兵想通过正面进攻突破城墙，但被击退了，于是他们在城外筑起土坝，引来了卫河水。当河水上涨，就要冲开坚固的城门时，国民党用无线电从北京召来了轰炸机，把土坝炸掉。洪水滚滚涌出，灾害波及了三个县。

在北面的冀中，傅作义将军的美械部队乘雨季从天津南下，在洪峰到来的时候，把大运河的堤坝炸开了，淹没了河西五个县。数以百计的人溺死，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收成尽失。这使傅作义将军在著名的京津保三角地带获得了几个星期的喘息时间，免遭游击队的袭击。日军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也从未能绥靖这个地区。

这一类水战诚然具有破坏性，但是与恶龙黄河的一次改道相比，还只是泼水游戏。十年前，为了阻挡日军南下，曾经炸开河堤，使黄河改道。但是这并没有挡住日军。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军队奉蒋介石的手令，在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技术人员、资金和物资的援助下，又一次使黄河改道。

黄河又冲回了战前的故道，把山东解放区劈为两半，在山西根据地独眼将军刘伯承的革命军队与山东根据地陈毅将军的革命军队之间隔了一条两里宽的大河。这场人为的洪水把整整一个地区的经济破坏了，使建立了十多年的、拥有十万人口的五百个村落在几日之内被淹没。夏雨带来了大水，又使五百万人口的平原受到威胁。成千上万的农民集合起来修整久已废弃的河堤，而蒋介石却派出轰炸机和战斗机，轰炸已经修复的土石工程，扫射修堤的民工。

斗争愈演愈烈。双方都准备大打一场，妥协的可能性转瞬消逝了。每天都有新的事态表明：一九四七年将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

※　　　※　　　※

一九四七年，以华北游击根据地一亿人民为后盾的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作战中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在地面上四面受围、在空中没有一架飞机的共产党军队，忽然开出三路大军南下，直插国民党后方。这一举使敌人和朋友都感到震惊。中路，刘伯承将军的部队从黄河北岸一直打到长江之滨的大别山区，虎视着南京；东路，陈毅将军跃进苏皖两省北部，包围了铁路重镇开封；西路，陈赓将军飞渡黄河，直逼湖北边界，使洛阳陷于孤立。三路大军在华东、华中、华西重建了三大游击根据地，把战争打出了外线，变包围为反包围，粉碎了蒋介石要把革命扼杀于备受战争蹂躏的华北根据地内的计划。

配合一九四七年军事攻势的是同等重要的政治攻势。这场政治攻势的中心是《土地法大纲》，它制定于一九四七年秋，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新法令以斩钉截铁的语言，宣布了封建土地制度的死刑：

第一条——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第二条——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第三条——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第四条——废除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

中国的革命派以这些法令又一次向蒋介石及其美国老板挑了战。他们现在所要求的，不是为了团结全民族抗日而曾实行的某种阶级关系的调整，也不是日本投降以后在解放区轰轰烈烈地进行的那种反奸清算运动，而是要全面、干净、彻底地消灭农村的封建制度。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上海到成都，土地都必须分配给耕种的人。分配方式在第六条和第八条中作了规定：

第六条——……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第八条——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个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无偿地解放了价值三十亿美元的奴隶，关闭了正在进行军事交锋的工业北方和蓄奴南方之间的和解的大门，把争端的焦点从区域自治转移到奴隶制度，为千百万解放了的黑人投入北军扫清了道路，使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深入到南方境内的各个角落。

毛泽东的《土地法大纲》无偿地没收了价值二百亿美元的土地，使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绝无和解的可能，把战争的主要目标从保卫解放区转移到在全国范围内打倒地主和买办阶级，促使了蒋军大批地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推动了中国内地的农民骚乱，鼓舞了国民党后方都市中工人、学生、商人和职员的示威运动。

人们或许以为，这项新法令主要对干尚未被革命所征服的地区有影响，其实绝非如此。在老解放区，诚然从日本投降之日起就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是《土地法大纲》却标志着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三年（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以来，在相当于德意志和法兰西两国加在一起那么广大的地区内进行了较为温和的土改，《土地法大纲》的条文就成了检验这三年土改成绩的尺度。土地平均分配了吗？地主的政治势力摧毁了吗？贫雇农当家做主了吗？若没有做到这样的话，原因何在？

对于每个革命分子、共产党员、政府职员、群众团体的领导人、教员、农民、学生、小贩、工人、士兵、商人以及倾向进步、倾向民主新中国的知识分于来说，新土地法也是检验他们政治立场的尺度。你站在哪一边？站在全国受剥削和压迫最甚的贫雇农一边，还是站在地主富农等封建剥削者一边？你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土地制度把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要挡路，做绊脚石，或者中途而废？

公布了《土地法大纲》，整个华北解放区对旧的剥削制度的尾巴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思想残余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攻势。

由于这个运动，在抗日年代中完全消失了的红旗，突然飘扬在大街小巷，庭院村口。曾缀在许多人的帽子和领章上的抗日统一战线标志——青天白日徽被扯掉了，代之以红五角星和镰刀斧头徽，这使人感到三十年代的红军又回来了。院墙上，几条温和的、防御性的、每个字有六尺来高的标语被抹掉了，代之以激烈的、进攻性的标语：“平分土地！”“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按照旧俗，阴历新年是一段长达一星期之久的吃喝、娱乐、看戏的假日，但在这一个冬天则改为拥护共产党、拥护《土地法大纲》、拥护毛泽东领导的游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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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南山区的主要城市长治，成千上万的居民和近郊四乡的农民上街庆祝一九四八年的到来。全城张灯结彩，每家铺子前都有一面鲜艳的、缀有金色镰刀斧头的红旗迎风招展。大街小巷上空横挂着无数面彩色小纸旗，在几乎看不见的线绳上飘动，每一面纸旗上都写着拥护新土地法或声讨蒋介石、蒋匪帮的口号，远远看去，就象花花绿绿的纸屑在阳光下飞舞。四条大街有三条大街——北街、南街和西街用大木头搭起了可供全剧演出的舞台，上面悬结着红绸。

农民从最近夷平的城门涌了进来，与他们的牲畜和车辆在街上挤作一团。从平川来的是骡车，它有直径长达四尺的铁箍木轮。从山区来的是滑稽的小驴车，它有三尺见方的车板和铁锅大小的轮子。大小车辆的木帮上，坐着母亲、老奶奶和大大小小的孩子，他们穿着鲜艳的绸衣或花布衣。

吸引他们进城的一种娱乐是看秧歌舞。每支秧歌队前都有一支游行队伍，年轻人举着红旗打头，旗上写着他们所代表的俱乐部、街道委员会或农民协会的名称。后面跟着由鼓、钹、锣和唢呐组成的乐队，最后是演剧队和秧歌队的长龙。

凡是有人群围观的地方都是合适的演出场所。队伍来到演出地点，秧歌队就围成一个大圆圈，开始扭起来（向前三步，后退一步）。演员的身体随着音乐的节拍扭动，胳膊优美地挥舞着。姑娘们个个都用一条宽绸带在腰间扎成一个红蝴蝶结，她们双手提着绸带的两头，绸带就随着胳膊的动作飘舞。她们象五彩缤纷的蝴蝶一样，一会儿组成8字形，一会儿组成三叶形等各种复杂的图案。最后又围成一圈，演剧队就在圆圈里演出自编的节目，其中有活报剧。

最流行的主题是土地改革。多数节目着重宣传两点：一是依靠贫雇农的必要性；一是团结中农的重要性。很多演剧队都表演一个恶霸地主企图破坏分田地，一个富农与他同谋，一个中农害怕新土地法会侵犯自己的利益，一个农村政工人员出卖穷人，讨好富人。但是，一个雇农在一个党员的帮助下，最后总是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地主及其帮凶缩成一团，受到控诉。那个贫农与中农跳起了轻盈的快步舞，秧歌队的姑娘和小伙子唱起欢乐的歌，秧歌舞又重新扭起来。

其他的活报剧是关于国内外时事的。蒋介石被表演得处处挨打，中国其他三大家族——宋、孔、陈也是常见的人物。他们都有典型的装束：宋子文总是戴一顶西式的礼帽，陈立夫总是穿一件黑色地主袍，蒋介石总是穿着滑稽的将军服，银行家孔祥熙总是夹着一个塞满钞票的大皮包。

演出霸王鞭的队伍增添了欢笑声和喧闹声。演出者手持三尺长的竹鞭，竹鞭两端缀着铃铛和穗子。竹鞭以极快的节奏敲打身上的几个部位，每敲一下，铃铛就叮当作响。二、三十个人动作一致的节奏感，便使每一个观众都不由自主地摆动起脚来。

街上挤满了秧歌队和霸王鞭队。乐队的声音一个赛一个地响亮，舞蹈队的舞步一个赛一个地用力，戏剧演员的表情和声音一个赛一个地认真。成千上万的乡下人熙熙攘攘地游逛；小贩们叫卖着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糖果、花生、梨子；成百辆大车川流不息；红旗和五彩纸旗在空中飘舞。这种万民同庆的景象对于这座古城来说真是空前的盛况。

好象这一切还不够似的，三条大街上的三个大戏台连场演戏，场场都有大群观众围看。在城东的市场上，一个巡回马戏班子在表演耍猴和马戏。在一座破庙的平台上，一个旧戏班子在对着几千名观众唱戏。

欢庆活动连续进行了两天两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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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长治过新年的热闹景象的时候，我正是北方大学的一名教员。北方大学是晋冀鲁豫边区的文化教育中心。一年以前，我作为拖拉机技师，随同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来到中国，被派往冀南共产党区域负责一项发展计划。一九四七年秋，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在全世界结束工作以后，我照管的拖拉机没有油烧，只好搁了起来。这时，我就应北方大学的邀请，来到晋南教授英文。

这所大学是一个随着战争形势而转移的游击性单位。此时学校设在一所被征用的教会大院里，地点是长治以北三十里的潞城县五区高家庄。我刚刚安顿下来教书，教职员和学员就有一半离开了学校去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这是一次出征。新年庆祝活动过后几天，这次出征就开始了。几百名参加土改的大学工作人员和几百名本地的县区干部混编成工作队，分赴这一带的各基点村。十至十二名干部组成一队，调查农民群众的实际情况，并完成土地改革。

这么多的师生要走，全校顿时沸腾了。穿着蓝衣服的男女青年们忙来忙去，捆行李，打背包。他们哼着歌曲，兴奋地说笑。许多没有被选上的人在一旁羡慕地看着，仿佛是说：“我们也很想下乡啊！”

最后，大学里参加土改的人员准备好了，就到街上去集合。他们背上了行李，一面鲜艳的红旗在头顶上飘扬。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作了文雅的、具有学者风度的欢送讲话。他是一个瘦削的人，背微驼，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眼镜。他讲完话，锣鼓齐鸣，这支征旅就出发了。在第一个岔路口，队伍分成两路，一路向东，一路向南。大家最后一次互相告别，握了握手，就各奔前程了。一个学员举起一杆红旗，高高挥舞。其他人则把帽子顶在行军杖上，高举过头，神气十足地旋转。

队伍走得很快，不久便消失在远处的景物中，只留下了两股灰尘飘浮在他们所走过的路途上。辽阔晴朗的天空，一朵朵棉絮般的白云乘风向南驰去。远处的群山披着银装，还保留着当年的最后一场残雪。看来，那是最后一场雪了，因为这一天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使人忘记了眼下还是冬天。不久，农民就要出来耕地了。在播种季节到来之前，将有一千万户饥寒无地的农民获得土地。

我站在路当中，望着学员们踏起的灰尘渐渐消散，一个欲望抓住了我：我也要参加这个伟大的事业。我在大学的工作是教英文，可是，教英文怎么能同参加土改去改造世界相比呢？

我从村边径直向范校长办公室走去。范校长办公室就在高家庄大教堂的二楼。校长正在办公室里。他同情地、注意地、静静地听我申述。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说，“这一时刻，是我一生中最想看到、最想投身的时刻。我能不能参加一个工作队呢？哪怕做个观察员，能够直接了解土改是怎么回事呢？”

范校长不能立即答复我，他还要同区、县的领导会商。三天以后，他把我叫去，说我可以去附近的一个有工作队进驻的村子，条件是我每个星期仍要教几堂英文课。他派了一个年轻的女教员——戚云和我一起去，给我当翻译。

这个离高家庄最近的土改基点村就是张庄，在高家庄以南三里。我曾几次路过那里，有一回还在大车店里吃了一碗热汤。不过，我一直不太注意它。在外表上，它与分布在晋南山谷里的千百个村庄并没有什么不同。说实在的，对于我要观察的土地改革就发生在大学门口，我还感到有点失望呢。要是能走远些，到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偏僻山沟里工作，才带劲呢！可是没法子，我和戚云还都要教课，若不去最近的村子，就哪儿也别想去了。

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早上，我们二人第一次踏上了去张庄的道路，开始了了解张庄人民，了解张庄人民的历史、进步、错误和复杂现实问题的漫长历程。

解放区最初是指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间由八路军和民兵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那部分广大农村地区。因为解放区开始时往往建立在跨越省界的山区，所以又称为边区。它们在内战时期都有了很大的扩展。

轰炸河堤一事是目击者菲利普·汤姆福特告诉我的，他是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的农业官员。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发表的工作报告中也记载了此事。

“干部”在中文里意思是骨干人员。虽然在英文里通常是借用法文“Cadre”这个词，但还是不很恰当。“Cadre”在英语里的一般用法，是指受过训练的一群人。如果用它来称呼这群人里的某一个成员，那就不太合适了。但在中文里，这个词却兼指整体和个人。
本书里所使用的“Cadre”一词，是泛指任何一个在政治活动领域（包括政府、共产党或者农会）中担任脱产或半脱产领导工作的人。同时，它也被用来称呼那些受政府任用的工业、农业、教育等方面的专业人员。

 第一部 
种下仇恨

啊，请问你们统治各国的帝王和君主，

这个人的命运将如何受到摆布？

当反叛的旋风震荡着四方的国土，

当这沉默了若干世纪的无言的恐怖

将要起来对全世界进行一番惩处，

那时该如何给他粗暴的问题作出答复？

王国和国王将面临怎样的出路？

那些逼他至此的人们又将如何应付？

——埃德温·马卡姆：《荷锄人》

埃徳温·马卡姆（1852—1940），美国诗人。

★

一、张　庄

气象尔何物，

遂令我屡迁？

逝将宅斯宇，

可以尽天年。

——谢道韫

张庄在山西省的东南部。这里是山地，枕靠太行山脉，在北京西南方向一千二百里之处。张庄以南三百里是一个峡口，黄河就从这峡口泻入华北平原。

晋南山地由于地势高拔，也称上党（“与天为党”之意）。此处虽是荒岭纵横，但在山梁之间的宽阔的沟谷里，却有面积可观的肥沃土地。古城长治，就座落在这样一块沟谷地的中心。长治往北的一条大路穿过二十里平川，经过许多泥屋村落，然后缓缓爬上一座长岗，过了岗，又是平地，张庄就在这块平地上。

张庄的土地革命始于一九四五年日、伪军撤出以及投降之后。我不知道张庄在此之前毫无变化地存在了多少个世纪。但是可以肯定，几百年来，任何一个过路人在岗顶上休息时，眺望北面的平川，所看到的景象都是基本相似的：在一大片土地的中央，土坯墙的建筑物鳞次栉比，掩在树荫中。这片土地在冬天露出了荒凉的褐色，而在夏天则覆盖上了各种庄稼，有绿有黄。

一月份，向这片沟谷地望去，是一片没有生气的封冻世界。一整天都难得见到有一缕炊烟从低矮的土烟囱里冒出来。这些烟囱突出于微倾的屋顶上，标志着这儿是个村落。其实，富户人家生的火日夜不熄，他们烧的是掺上土的无烟煤。穷人烧的是树根、麦秸和干草，不过只在做饭时生火，而且只要烧熟几把小米就不再烧了。

隆冬季节，气温常在零度以下，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闭门不出。只有在南北大路上才看得见人的活动。这是一条车夫们拉运山货的路，他们不避寒暑，风雨无阻。山区空气冷寂，远处就能听见他们的铁箍车轮压在冻硬的车辙上所发出的响声。在山岗之顶，这声音听起来就象远处的鼓声，又象是有一个不知疲倦的木匠，在频频敲打一只正在合拢的空木桶。

天气转暖以后，这种了无生气的景象就变了。从鸡叫头遍的黎明直到日落西山的黄昏，成百的农民在地里忙来忙去。他们耕地、施肥、播种、收获。地里总有这么多的人，大家不必离开自己的地块，就可以一边干活，一边聊天。

从山岗上望去，这种情景就有点象人和自然在缓慢地跳着某种宗教仪式的舞蹈，看不出正在进行的是艰苦繁重的劳动。这个舞台似乎总是空空荡荡，可是定睛一看，处处都有东西在活动。这儿，一头驴子在拉犁；那儿，一个光脊梁的汉子在耙集玉米根茬；旁边，一个赤脚少年在撒粪，三个妇女跪在地里间苗，一个从生下来就一直光着屁股的小孩在沟渠里耍棍子。过路人的头顶上，燕子低掠而过，暖和、静止的空气发出了嗡嗡声和呼哨声。鸟、人、牛、羊、小孩、狗，真象一幅布鲁格的绝妙的群物画，背景是来来往往的载重大车。由于黄土路面早已解冻，富于弹性，铁箍轮子的巨响便被吸收掉了。

过路人歇够了走下山去，就会发现村街正是下山所走的那条沟壑的延长。七月份下暴雨的时候，所有南边高地泻下来的雨水都涌入这条沟壑，流入村街，注入村中的池塘。这池塘是个天然的大洼地，位于村子的正中央。洗衣用的水就这样周期性地得到补充。在塘边的柳荫下，常常可以看到有几个妇女和姑娘在石板上搓洗衣服。

沟街的两旁排列着六到八尺高的土墙，隔一段便有一个门楼，通向人家的庭院。每家大门旁边都有自己的一间茅房，这是特意设在街旁的，方便过路的人解手，好给自家增添肥料。

大街两边垂直地分出几条小街，小街两侧也是土墙，隔一段有个院门。小街又分出更小的巷子，巷子里还有门庭。这样，整个村子就很象一座迷宫，外形虽然规则而整齐，但却布满了杂乱无章的街巷、院墙以及倚墙建筑的低矮土房。

多少世纪来，虽然村子里总盖新房，但老是呈现出一副破败的景象。土坯砌的墙和泥抹的屋顶都取自脚下的泥土，日久失修，经不住夏雨的淋刷，渐渐又还原成泥土了。倒了的墙，塌了的院门，下陷的屋顶，几乎到处都是。在好几个地方，人们可以穿过土墙上的大豁口，从街上直接进入院内。人们还不断发现新的捷径，开辟新的途径，连接各家。只有富户才有能力使自己的院墙保持光洁方整，抹上草秸石灰。只有这样，才经得住几个寒暑的风吹雨打。有的乡绅还用砖盖房。这种房子相传许多代后还是完好的，而农民的茅屋却一次又一次地被雨水冲垮，再一次又一次地加以重建。

池塘边上是妇女们洗衣和聚会的地方。附近有一片开阔的场地，可容纳多辆大车停放，而不致堵塞大街，空场上昼夜都停放着大车。虽然交通频繁的大路在村东绕了过去，许多车把式路过张庄时已经又饿、又累，或者感到无聊，便把牲口赶进村里的大街，停靠在空场上，找个地方打尖休息，或者找个伙伴拉扯闲话。这三项，都由村里的大车店提供，来了有热水，饿了有蒸馍、面条，还有切好的烙饼，可以与时鲜蔬菜同炒同烩。这个大车店在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地主老财，由他们的代理人或亲戚经营，它不过是一栋土房，房前搭的席棚伸到街上，荫蔽着一、两张桌子。房后有个长棚屋设有供车把式睡觉的通炕。棚屋尽头是马槽，牲口在那里可以吃到铡碎的草秸。

大车店旁边的小杂货铺，也曾数易其主。小铺是一间破败的土坯房，门吱吜作响，窗纸也是破破烂烂的。在门外面，也和大车店一样，有一顶席棚遮阳，通常可以见到掌柜在棚子下一边全神贯注地下棋，一边拿着一把破茶壶喝水。铺子里卖的是旱烟、肥皂、毛巾、针、酒、豆油、盐、糖、饼干和布匹等等无法自产的各类生活必需品。买卖并不匆忙，顾客总是先找掌柜的杀上一盘象棋，然后才进铺子里采购。

店铺周围历来就是大兵们遛跶闲逛的场所。早先是清朝武官统率的八旗兵，辛亥革命以后，则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晋绥军；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又撵走了阎锡山。这些军队不管效忠于谁，都是鱼肉老百姓的。他们为非作歹，见到好东西动手就抢，任意糟蹋穷人家的妻女，当官的照例总是地主家里的座上客，他们也同样地寻欢作乐，所不同的只是环境更加幽雅，手段更加高明罢了。地主豪绅是默许他们为非作歹的，这样就可以依仗军队来保障自己的安全，继续顺利地收取地租。

从杂货铺往北，在空场边上，还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庙，非常坚固。庙顶的飞檐会使人联想到蒙古包的翻帘。这座庙是申氏家族盖的，多年来一直由本族中的大户经管。人们来此烧香上供，祈求人寿年丰、子孙满堂。村里村外还另有几处小土庙，神龛里面供着各种泥塑的神祗，如土地爷、观音菩萨、药王菩萨，等等。这里也常常有人来烧香、敬神。许多乞丐就是靠上供的馍馍和糕饼充饥活命的。村南一个大院里还有另一个家族的祠堂。不过这所祠堂和周围的屋宇都已破落，成了老鼠、狗和野孩子光顾的场所。

在张庄，除了人们自己的家以外，有趣的地方，就只有那几间酒坊和各种手艺人的简陋的作坊了。酒坊的数目年年有所增减，这取决于经营它们的那几户地主的景况如何。这些酒坊里所生产的，都是一种用高粱或玉米发酵后蒸馏而成的叫作“白干”的烈性酒。村里的手工作坊中有铁匠铺、一家药铺（这里备有几百种成药和草药。在中国药铺里出售的草药有几千种）、几家木匠铺（从木锨到大车轱辘，什么都做）和几间小织布作坊（这里出产一种不到两尺宽的土布）。全村除了地主以外，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每年都要从事种、锄、收三类农活；无论哪一行工匠，到了农忙季节，都得下地干活。只有那些地主老财，留着长长的指甲，穿着拖到脚跟的长袍。他们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在劳动中弄脏自己的双手的。

这个村的人口经常发生剧烈变动。一到歉年，人口往往减少一半。穷人有的饿死在自己的窝棚里，有的外出逃荒要饭。村里六千余亩土地，本来是足够供养二、三百户人家的，所以每当上党地区的灾荒迫使村里许多人外出逃荒之后，从华北其他地方逃荒来的人，就很快又拥到这里定居下来。

常年不断的灾荒，使得村中居民的姓氏很杂。在中国有不少乡村，其大多数居民属于同一个姓氏，他们互相称为本家，实际上也同宗共祖。可是张庄却不是这样，村里居民往往多到四十几个姓氏。虽然这里名叫张庄，但姓张的户数并不很多，有时还不到姓王的一半，甚至不止一次地比姓郭的还少。村里其他常见的姓还有申、李、师等等。

全村二百多户人家总共约有一千多口人，平均（不分男女老幼）每人可合六亩土地。按照当地普遍很低的生活水平，年成好时，六亩土地是足够养活一口人的。但是贫苦的佃户和雇农，打下粮食后自己只能得到一半或者更少些，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老财，却能收到很多地租。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修建巨大的坟墓，并在石龟驮着的碑碣上面刻下他们先人的姓名以期万世永存。而有的人死后，却只能用席子一裹，刨个坑埋葬，再添上几锨土做个标记了事。

张庄四周的田地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坟头。好象这对耕作还不够碍事似的，人们又把土地分成了数不清的小块和窄条，每一块和每一条都属于不同的人家。就是在平川上，也很少有三亩以上的地块，而山上的地就是环绕山坡呈“S”形的梯田，一般只有几米宽，在山沟顶端的小块地，最大的也不超过几平方米。上党地区的土地非常宝贵，为了在山上造出几尺宽的平地，农民们要垒一丈多高的石堰。在无法修造梯田的陡坡上面，他们也要耕种一两年，直到土壤被雨水完全冲走才罢。张庄以东的山里，老乡在很陡的山坡上种庄稼。耕地时，用绳子拴住牛腰，由一个人在山坡上紧紧拉住，以防耕牛失足滚下山去。

在平原上，有大小道路通到地里，可是山里的庄稼地却根本不通大车，因此农具必须轻便，便于单人搬动。象犁、耙、耧等农具都是木制的（犁铧除外），一只手就能提起。这些农具虽然已经沿用了千百年，但都只是为了配合锄头使用。这种自从上古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形状的锄头，始终是主要的农具。张庄农民使用的是一种好几斤重的铁板锄，木把有手腕粗。锄头通常用来刨土翻地，也用来干间苗、玉米中耕等细活。一个人使劲干一天就能锄完一亩地。一般的农民都想把自己的庄稼至少锄上三遍，因此在作物生长的季节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锄地上。

各种庄稼都是靠当年施在地里的粪肥生长的。因此粪肥就成了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它的主要来源是各家的茅房，这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家的中心。在张庄，所有人家的茅房里，都有一个深坑，上面用木板或石板盖住，板上开一个小口，粪便就排进这个口，并从这个口掏出来。整个冬天这里都积蓄着粪便。这一带的地主是以吝啬出名的，他们不许长工在地里解手，非要他们从老远的地里跑回来把这宝贵的东西拉在家里。有些地主甚至不肯雇本村人当长工，而偏要雇外村的人。因为本村的人都回自己家里解手，外村人却只能用东家的茅房。

厩肥、杂草、秸杆和垃圾混合起来以后，就堆在院子里。牲口粪是极其宝贵的，老人、小孩们经常沿街道和大车路仔细寻找，把落在地上的粪拾进筐里，背回家去。即使墙倒屋塌，可是因为垃圾都要收集起来送到地里，所以街道和院子仍能保持着整洁的外观。任何一点东西都不会随随便便丢在地上，就连街上的浮土也要扫起来倒在粪堆上或粪池里。无论如何，这总比地里的土壤更有肥力。

人们吃的和穿的都要靠本村的土地来解决。村里的地主也只是逢年过节才穿上南方生产的绸缎服装，数百年来，虽然服装式样变了，但是日常劳动的穿着却没有怎么变。人们在夏天都穿着粗布的单衣单裤，有的漂成白色，有的用靛青染成蓝色或者黑色。张庄的妇女喜欢穿白褂子和黑裤子，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穿这样的衣服。

入冬以后，人们都换上了棉衣裳，这使他们的身体臃肿了一倍。棉衣从两方面起着保暖的作用。首先是它里面絮着厚厚的棉花；其次是在衣服里子的接缝处寄生着虱子。由于拆洗棉衣很费事，因此要想每天去掉虱子是不可能的。虱子不住的叮咬，人们不住的抓挠便产生了一股相当大的热量。冬季里，只要有个暖和日子，就总有一些人散坐在各个阳光照射的角落里，把棉袄摊在膝盖上捉虱子，每捉到一个，就很熟练地用指甲把它掐死。

五岁以下的小孩一年四季都穿开裆裤。这种裤子虽说在大小便时很方便，可是到了冬天就有点通风。然而孩子们似乎满不在乎，在最冷的天气里也照样跑来跑去，好象他们穿得跟大人一样严实。

上党鞋也是用棉布做的。鞋底是用麻线纳成的千层底，结实得象皮鞋，即使走山路也能穿上五六个月。只有妇女不需要穿这种笨重的鞋子。她们的脚经过裹缠，脚趾都窝在脚心底下，脚骨也变了形，不过三寸来长。她们不要说跑，就是走起路来，也象踩高跷一样。可是不少穷人家的寡妇从日出到日落仍旧得在地里干活。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再裹脚，但是直到一九四五年，在山西山区，还可以看到裹成小脚的年轻姑娘。

张庄农民吃的饭也很简单。因为玉米是主要作物，所以一般人早上都吃玉米面疙瘩，中午吃玉米碴粥或玉米面饸饹，晚上吃的是掺上一点饸饹渣的小米粥。七月里，收了麦子，大家就吃几顿白面面条。这在他们看来，就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只有几户最有福气的人家才能一直吃到八月，也只有这几户人家才能保证全年都能一日三餐。大多数人入冬以后都要减成两顿饭，有的甚至只能吃一顿。由于缺乏营养，他们就尽量少活动，好把精力保存到第二年春天。

除了粮食，人们一年到头吃腌萝卜。白菜下来时就吃白菜，还吃茄子、葱、韭菜等时鲜蔬菜，以及野菜。这些是玉米、小米和白面等主食以外的副食。多少年来，农民能够吃上饭已经很不容易，所以根本谈不到什么换口味。粮食本来收得不多，春荒时，他们只有靠糠麸、野菜，甚至树叶、树皮度过。一个人能活过一天，就要谢天谢地了。因此这一带的人们，无论年景好坏，见面打招呼不是说“你好”，而是干脆问一声“吃了吗？”

沿长岗的南缘是县界，所以张庄不属于长治县，而属于长治的北邻——潞城县。中国的县一般下分几个区，潞城县的西南区是第五区。若说张庄有什么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五区区公所所在地。

布鲁格：十六世纪荷兰画家。——译者

原文用英亩，译文按一英亩合六市亩换算，下同。——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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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穷鬼们还能闹成个大事情？

撒泡尿来照照你的影，　　

贼眉鼠眼还会成了精！　　

五黄六月会飘雪花？　　　

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
（地主崔二爷语）

张庄也经历过封建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千百年来，这个封建帝国不断地遭到侵略，并且两度被征服。它的统治在国内也曾被十八次之多的大起义所震撼，涉及一省一县的起义更是多得不可胜数。但是无论外来征服还是内部起义，都始终没能改变这个社会的基本形态。那些征服者原来都是游牧民族，他们接管了整个国家的上层权力机构，但并没有改变它的基础。而起义者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这些农民虽然多次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历史证明他们不可能以任何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每次动乱过去之后，社会生活便又恢复到旧有的状态中去。

即使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危机和动乱，也没有能够打破地主豪绅对于土地和佃农的支配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关系。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内地的许多地主还以为不可能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家族可以兴旺或衰落，叛乱可以蔓延或缩小，新神可以向旧神挑战，机织的洋布可以排挤手工的土布，蒸气和电力可以在远方的港口取代人力和畜力；但是，在平静的农村，地主老财仍旧穿着长袍马褂，征收高额地租，豢养家丁，修着他们的长指甲，吃着白面馍。而佃农们仍旧穿着他们沾满泥土的裤子在地里流汗，让苛捐杂税夺去他们的大部分收成，靠小米和糠麸度过寒冷的冬天。如果有人提到变革，地主就会昂然反问道：“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地主阶级的这种信念，是建立在土地制度及其所产生的文化的稳定性上面的。这种制度和文化自纪元前就已经存在，一直延续至今，并且曾多次出现繁荣。在这种制度底下（它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突然从中国大陆上永远地消失了），典型的农村就是由少数的地主、富农和多数的贫农、雇农、中农组成。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拥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和大部分的牲口、车辆、农具。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却只拥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以及极少的牲口、农具和车辆。这种状况使他们永远处于富有者的控制之下，过着简直是农奴般的生活。

如果拿以上那些百分比来衡量，我们就会发现，张庄的农民比别处的人要幸运些。因为在四十年代初期，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比中国其他地方要低，甚至在上党地区也是算低的。土地革命前夕，张庄的地主、富农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直接占地九百八十多亩，等于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八。另外通过宗教和家族组织，他们还间接控制了六百八十多亩土地，这样就使他们所控制的土地这到了一千六百七十亩，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一。他们拥有十八头牛、骡子和驴，约占牲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同中国许多农村相比，这些数字都是很低的。

与一般情况相比，如果说这里的地主、富农的财产还是少的，那么这里的中农的财产就很多了。他们在总人口中占百分之四十，拥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五和全部牲口的百分之六十六。尽管如此，他们并不是村里人数最多的阶层。人数最多的是贫农，他们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七，但拥有的土地只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雇农的比例是百分之六。这样，受剥削最厉害的两个阶层占了人口的半数以上，但只拥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土地和百分之五的牲口。

家庭的大小是很值得注意的因素。地主、富农每户平均五口人以上，中农不足五口人，贫农平均在三口到三口半之间，而雇农只有三口左右。由此可见，家庭大小和由生产资料决定的基本经济保障是有直接关系的。虽然所有家庭的出生率都基本上相同，但那些有土地、有农具有牲口的家庭就人财两旺，而那些无地少地的人往往无法结婚，就是结了婚也养不起家。很多孩子死于疾病和饥馑，有些则被卖掉，甚至妻子也会被卖掉。所以，他们的家庭往往不是缺妻，就是少子，只有前者家庭人口的一半左右。

如果是按照户数而不是按照人数来计算土改以前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传统上重家庭轻个人的中国来说，这是更为实际的算法——那么财产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的现象就更加明显了。那些仅占百分之五的地主富农户，就拥有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一。不到三分之一的中农户，拥有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五。而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二的贫雇农户，只拥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但即使照这样计算，张庄的土地集中程度仍然不算很高。这里的地主、富农相对看来还比较穷，中农的比例则大得有些异乎寻常。这一特点对张庄的未来有着很大影响。

土地的贫瘠是造成地权比较分散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只需三亩或更少的土地，就能养活一口人。但在潞城县南部，养活一口人就需要六亩土地。如果能实行灌溉，产量就能轻而易举地提高一倍。但如果没有大型工程，就是村庄周围的平地上也不可能实现灌溉，更不要说普遍灌溉了。又何况很大一部分土地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山地，因而难以进行灌溉。这个地区处在山西省中部肥沃的河谷尽头，距离高峻的山脉（多为岩石山）只有十几里，地势高，气温低，因此在农业上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地区。一般来说，在世界各国，土地最集中的地方是在那些最富饶、最肥沃的盆地里；土地集中程度最低的地方，是那些剩余劳动最少，也就是剥削量最低的山区。晋东南的山区也不例外。

仅仅拥有较多的土地，还不足以使地主和富农成为村里的统治势力。土地主要是他们进行其它形式的明的或暗的剥削的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些剥削加在一起，就使少数家庭在经济上，因而也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高踞于其它家庭之上。高利贷、手工业和商业的利润，担任公职时的舞弊，掌管庙宇、教堂和宗族事务时的贪污中饱，再加上出租土地和经营土地的收入，使这些家庭获得了很大的势力，这与他们的人口和土地数量很不相称。

地主申金河的七口之家是张庄的首富。他就是通过这些手段牟利的。申金河是个身强力壮的人，但他从不劳动，而且也不需要劳动。他的收入比最富裕的中农还多好几倍。他留着长长的指甲，穿着长袍，根本无法劳动。就连外出时往车上提一下包袱，他都认为是不体面的事。

申金河“帝国”的基础是一百四十亩好地。除了天主教的“进行会”以外，全村就数他的地多。他一年到头都雇着两个长工种这些地，农忙时还要添几个短工。乡村里第二宗财富是牲畜，申金河一家就有两头大牲口、一群绵羊和几头猪，并且常年雇用两个小孩给他放羊。他还开了一间酒坊。酿出来的白干酒，每市斤成本约合大洋四角，可是售价却是六角。这个酒坊每天的最高产量能够达到一百斤。申金河每年都要雇用两个工人在酒坊里给他干七个月的活儿。酿酒剩下的酒糟就用来喂猪。

这些事业给申金河带来一笔相当大的收入。他家过日子非常节省，因此每年能积攒很多钱。他把一部分钱换成银元埋在后院。剩下的钱以很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急于用钱的农民，月息高达百分之五十，这样不出三个月就能收回一倍或两倍于本钱的利钱。那些还不起债的人就把土地典给他，没有土地的就得拿牲口、大车、农具来抵偿。高利贷都由他老婆实际掌管，她是一个锱铢必较、善于钻营的女人。

有老婆掌管高利贷，申金河本人就能腾出许多时间从事其它有利可图的事业，例如“北老社”。“北老社”是个慈善组织，负责办村学、借钱给有困难的社友、提供保险金一类的救济和主办敬神活动。很多农民都为这个佛教团体捐款捐粮。社里拥有的三十亩地都由申金河一人掌管，他每年还要举办一次庙会，请戏班子来唱戏（庙会非要唱戏才能办得成功）。由于他掌管社里的款项，所以很容易从中捞到不少外快。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大大超过实际支出的数字写在账本上，虚报的钱就进了自己的腰包。“北老社”每隔四十年要组织一次特大赛会。会上的花销要比一般情况下多得多。碰上这种好机会，申金河的收入也就相应地大大增加。他自己后来交代，单从一次赛会中，他就赚了五百多块银元。

为了祈求吉祥和丰收，“北老社”的社友每年都要按地亩交纳一定数量的社谷用来祭神。所有这些粮食都送到申金河家，随后也就入了他的酒坊。这笔钱财的账目从来不曾公布过。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谈到中国南方一个类似的宗教团体的首领时，这样说过：

“他在名义上是由公意推选出来的，但实际上这个职位是按照村里头面人物之间的意思，由他们自己轮流担任的。他们在管理问题上一向用以排斥穷人的借口是，贫穷本身就使他们无法参加管理，因为万一发生了亏空，他们无力补偿公款。管钱人获利多少是无从知道的。因为人们关心的只是能够有人处理例行的公事，没有什么查账和公布账目的制度。”

申金河的生财之道是很多的，他还主管整个第五区内三十个村子的“孔圣道”组织。张庄绝大多数人都入了“孔圣道”。申金河要定期为道友们主办酒席，向他们摊派支付酒席的款项。但是进款往往比酒席开销大得多，这样申金河就把多余的钱收归己有了。由于全区的道友都要出钱，所以他的这笔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孔圣道”还为它的道友们做一种叫作“扶乩”的法事，收入也是不少的。人们只要交足一定的钱或粮，就可以通过神婆同自己去世已久的父母进行谈话。这叫作“圆光”；也可以同刚死的人间接对话，这叫作“回映”。这两种通话的费用都交给主管这件事的申金河。由于他有这一套安排和死人谈话的本领，对于一大批迷信法术的人们，他便成了一个握有可怕权力的人物。为使他的事业更加完满，申金河在政治上也很活跃，他在山西省长阎锡山的统治下当了多年村长。这个职位虽然不拿薪俸，油水却相当之大。例如逢年过节接受请客送礼，调解诉讼时偏袒受贿，利用收税和征集工程材料营私舞弊，通过掌管公款捞取外快，等等。但是其中最大的一项公职“收入”还是私加税粮。假如县长向每户派征七斗粮食，经过他手就变成了十七斗，他把七斗上交，剩下十斗便归自己了。他要的税，不管有什么理由也不能短，就是卖儿鬻女也得交。不过说句公道话，扣下来的税粮并不是全部入了申金河家的谷囤。他还得多多少少把其中一部分分给小官吏、军人等。

张庄不但是区公所的所在地，而且还驻扎着军队。老百姓除了负担繁多的赋税以外，还得供养那些动不动便闯入民宅要吃要喝的官兵。这些人还要吃好的，见到端上来的是小米粗粮，就随手扔进粪坑里去。他们经常在村里的大车店大吃大喝，然后强迫老百姓替他们付钱。但是这些小事他们从来不去麻烦申金河，因为要靠他征收捐税、管理村政和处理诉讼。申金河自己则把当官的请到家里，招待他们吃白面饺子，吸最好的旱烟。当然，这一切花费他都在公款里报销了。

申金河是村长，也是国民党员。虽然为着谨慎起见，他在日军到来之前辞退了村长的职务，可是他在整个沦陷期间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始终保留着国民党员的党籍。

由于这样四通八达的关系，申金河在村子里很有势力。他借此聚敛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掠夺人家的土地和房屋时，心狠手辣。韩生老汉在村东头有三亩上好的地，有一回因有急难向申金河借了二十六块钱，三年以后，连本带利的数目就很大了。老汉多次归还，就是还不清这笔债。于是申金河就把他那三亩好地连同刚打下的庄稼都霸占过来了。他不要谷子，就把地里的谷苗全都用犁耥了，秋后重新种上麦子。韩生老汉却落得无以为生了。

中农师四孩向申金河主持的“北老社”借了二百五十块钱，过了两年，师四孩无力还债，结果把他的三十六亩地、十一间房屋、驴子和大车全都丢得一干二净。全家老少，其中包括几个幼小的孩子，都被赶到露天地里。幸亏师四孩交了几个真心朋友，自己又会一手木匠活，所以总算还能有房住，有活做，一家人才没有饿死。

师四孩家的那些土地，在落入申金河手里以前已经种上了庄稼。幼嫩的谷苗正破土而出，地里也锄过一遍了。申金河打算卖掉这块地，可是因为要价太高，没人能买得起。他宁愿让杂草荒了谷苗，就是不许师四孩种地，硬是毁了这一季收成。

一个姓申的贫农为了给害病的老婆抓药，向申金河借了八块钱。他把儿子申发良抵押给申金河干活，并且订下了七年契约。七年过去以后，由于疾病、工具损耗和申金河公然的欺诈，申发良比最初还多欠了几倍的债。他只好扒掉自己的一部分房子，卖了木料赎身。

在申金河手里受害的不只是那些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富农裴虎义的家业很兴旺，他有八十亩土地和二十间好房子。这所房子与申金河的房子相邻，申金河很想把它据为己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得让裴虎义破产。他怂恿裴虎义抽上了大烟。等到裴虎义抽不起时，就借钱给他继续买烟土。当裴虎义已经债台高筑以后，申金河又决定组织一个轮借社，说靠着它，裴虎义几年之内就能还清债务。有不少农民被他拉入圈套，每人捐出三、四块大洋做底，然后轮流吃利一年。裴虎义被推为社主，因此也是第一个吃利。无奈他因为抽大烟，整天都是恍恍惚惚的，不久就弄乱了股份。有一天，申金河突然宣布亏空了一百多块钱，他根本无法申辩。申金河乘机提出解决办法，要裴虎义把房子和十八亩地都抵给他，欠别人的钱由他来偿还。为了还清欠申金河的其它债务，裴虎义不得不又卖掉了剩下的土地。就这样，他彻底破产了，一家人被迫离开张庄，流落他乡。

在张庄，地位仅次于申金河的大地主是天主教徒樊朴之。他有八十四亩土地、一群羊、几口猪和一间酒坊（比申金河开的那间还要大些），在村北三里外的马场还开着一家酒店。他雇了两名长工、两个羊倌、三名酒坊工人和两名账房先生，人手紧时还要雇零工。他家虐待雇工和佣人是远近皆知的。他每年给酒坊里一个小伙计的工钱只有四块钱，可是早上三点钟就把他从牛棚里的麦秸堆上吆喝起来去碾粮食。中午，他们全家都睡午觉，只有这个小伙计不得休息，还得去外边挑水。下午，主人家还要额外吃一顿面条，可是雇工们每日只吃两餐粗小米或者玉米面疙瘩。

在富农（指自己参加劳动，但主要收入是靠剥削，而不是靠自己劳动得来的那些人）中间，郭福旺和郭春旺兄弟两个名气是最响的。事实上，全村都把他俩看成是最凶狠的雇主。他们兄弟俩合有一百三十亩土地，每年差不多能打一百六十担粮食，有两头大牲口和一切必需的农具如大车、犁、耙、耧等等。他们和长工一起耕种一部分土地，其余的出租。

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灾荒期间，郭春旺对佃户们毫不留情。苗家弟兄每年向他交纳租子。一九四二年他们打下的粮食还不够自己糊口，可是郭春旺硬要他们把租子交齐。他们想拿自己的一部分土地抵租，但被他一口拒绝了。为了交齐租子，他们被迫向别人借粮。租子还清以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兄弟两个不到开春都饿死了。郭春旺另一家债户裴虎文的母亲，还够了他的三块钱后，没过多久也饿死了。还有一个叫黑胖的农民，把粮食、衣服和家具都给了郭春旺抵债。

灾荒最严重的时候，饿殍遍野，郭春旺把一切能征收的欠租都催上来，囤积在自家墓地的墓穴里，等待机会粜售高价。很多粮食因为储存过久而霉烂掉了。

郭春旺还有十八亩地，从来不曾入过官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漏交官税，他家红契上少注册十八亩地，因而那些负担税粮最多的中农又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这种逃避官税的做法，在有钱有势的地主豪绅中间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可以贿赂或威胁注册员和税吏。这类不纳税的土地就是所谓“黑地”。

郭春旺、樊朴之、申金河一类地主豪绅通过高利贷、地租和雇工剥削聚敛的财富，是不容易转化为资本的，也就是说不容易经过投资产生利润和使本身增殖的。

放债固然获利很大，但是要冒的风险也不小。贫苦农民迫切需要粮和钱的比比皆是，但能够拿出押租的却寥寥无几。许多人家即使全部家财都拿到集市上去，也卖不了十块钱。小孩虽说也可以充当财产，可是遇上荒年时，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卖不了一石粮食，况且还是一张吃饭的嘴呢。

酿酒也算一项有利可图的营生。可是原料（粮食）既少，销路又窄。人们爱喝酒，却拿不出酒钱来。

乡村里没有储蓄银行，商业不多，工业更少。唯一可以投资的就只有土地了。土地是保险可靠的，只是收入不及高利贷大，因为土地缺乏，使得地价总是上涨。张庄和相邻几个村庄都没有多少可以卖的好地，而想买地的人却很多。改良土地是谈不上的。灌溉纵然能使产量成倍提高，可是因为水位太低，在东边三百多里以外的冀中平原上普遍使用的畜力水车，拿到这里便抽不上水来。而要引水，就得修筑一条十来里长的水渠。这样的工程是任何一个地主、甚至任何一个村子也无力办到的。只有全县的合作和支援才能实现这类工程，可是县衙门里的官僚对此漠不关心。所以土地一直干旱，而东山里的泉水却丝毫未加利用就流向华北平原去了。

资金本来也可以用来买农家肥料、培育优良品种，改革农具，可是不能担保很快获得效益。一场干旱就会使肥料失去作用；碰巧收成好了，税粮也跟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没人会愿意在肥料、种子和工具上花钱。地主们都将多余的粮食换成银元，埋藏在地下。

农民们借债，主要是为了应付丧葬、疾病、春荒等紧急花费，而不是用于发展生产，如打井、置犁、置牲口等。这些钱花出去了，借户本身和经济都没有任何一点起色。

用来购买土地的资金，对于促进生产也没有任何作用。它只是授权买主按照通行的社会关系准则，去占有佃户的菲薄收成中的一份，而绝不会增加产量

把剩余的资金埋藏起来，只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的停滞，使急需得到发展的乡村不能利用仅有的一点资本。一方面，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的密窖里；另一方面，要得到一头牛、一张犁都可能意味着富裕的农民却不得不饿肚子。至少一半的人口每年有五个月时间无事可做，这是因为他们在秋收以后没有资金进行手工生产，兴办小型的地方工业，或用骡车跑运输。张庄南边山里的铁矿和潞城以北山里的煤矿，因为缺乏资金而不能开采。而在两山之间的村庄里的数千居民，象牲口一样熬过一冬，不干活，少吃饭，为的是把口粮维持到开春。

资金闲置，劳力浪费，生产衰退，这是当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后果。从长远来看，这个制度给它的受害者和它的受益者，只能同样带来灾难。

很多学者把“封建”一词仅仅用于指欧洲中古时代的封建领主和农奴的制度。在本书里，这个词具有较广的意义，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统治阶级的权力建立在对土地的私人占有和控制的基础上，靠剥削在该土地上耕作的农民的一部分产品为生。这些农民虽然不是奴隶或农奴，但他们仍被紧紧束缚在其耕种的土地上，比旧日农奴的地位好不了多少。在这样的社会里，地主和农民构成两大社会力量，并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进程。

“（一）占有多量土地，自己不劳动，专靠剥削农民地租，或兼放高利贷不劳而获的，就是地主。（二）占有多的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同时剥削农民的雇佣劳动的，就是富农。（三）占有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劳动，不剥削其他农民，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就是中农。（四）占有少量土地、农具等，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的，就是贫农。（五）不占有土地、耕畜、农具，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就是雇农。”摘自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九四八年。没有英译本。

关于“进行会”的情况和活动，参见第五章。

费孝通和张之毅合著：《乡土中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第五十五页，

中国房屋一般一间有六到九尺宽，不一定有墙隔开，两个房柁之间就是一间。

这里的地主豪绅指地主、富农及替他们办事的人员（如地主管家、村吏、读书人等），他们的生活够得上有钱人家的水平，其收入都是靠剥削农民得来的。

J·赖辛·巴克在《中国农业经济》一书中估计，土地投资的利润平均每年只有百分之八点四，而放高利贷每个月就能产生百分之三十甚至更多的利息。（见R·H·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力》，第六十七页。）伦敦，一九三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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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吃　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

张庄的上层人物——即地主、富农、族长、庙堂管事和宗教团体的道长、会首等的生活，从西方的标准看来，都不能算是富裕的。只有同那些饥寒交迫、十分贫苦的广大群众比较起来，他们的生活才称得上是奢侈。他们没有宫殿住，也享受不到任何一点现代生活的便利。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住房与广大人民的住房之间的唯一差别只表现在建筑材料上。有钱人家都用砖来盖房，而穷人用的则是土坯，两者都来自脚下的泥土。砖房和土坯房在内部布局和设施方面没有多大差别。

对于劳动农民来说，地主生活的可羡之处，就在于他们免于饥寒之苦。他们至少有房子住，有暖和的衣服穿，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有绸帛可以打扮，晚上睡觉有被子盖，做饭热炕有柴禾烧。他们的膳食稍有花样，经常能够吃到白面，时而还能吃上一回肉。如果是地主，那么在地里、家里都不用干活，地有雇农和佃农种，丫环和佣人为他们做饭、缝补、浆洗和清扫，他们自己则除了忙于管理放债、宗教或家族事务以外，整天都沉缅于玩弄女色、抽大烟和赌钱之中。

教育是乡绅们享受的另一大特权。他们时常把私塾先生请到家里，并为自己的子弟办一所村学。子弟长大了，就送到城里念中学，有的还去太原或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就有机会在政府和军界捞取一官半职，或者到省城里的大商号、大银行去谋求差事。

这个安稳舒适、有权有势的世界，其周围却是一片贫穷可怖、饥寒交迫的苦海。谁家要是松懈了戒备，怜悯穷乡亲，放弃了最后一文租利的榨取，或稍稍中断了钱粮的聚敛，这一家就有被饥饿和穷困吞没的危险。人们不是上升，就是下沉。而下沉往往就是死路，至少也落得个妻离子散。

每到地里的庄稼开始黄熟的季节，这种无穷的戒备心理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是地主、中农或是佃农，都必须日夜不断地守在地里护秋。为了时刻提防窃客，连牙齿脱落的老婆婆和穿着开裆裤、几乎拿不动一根棍子的娃娃，也要下地护秋。为了使这些可怜的哨兵免遭骄阳的曝晒和夜露的侵袭，用秫秸和土坯搭盖的小窝棚犹如雨后春笋似地在各个地块上出现。有一段时间，一连几个星期，各村都有几乎一半的人整夜睡在地里。每家都警惕着一切外人。无论是富裕的还是贫穷的农民，都经常不得不在劳累之余再费一番精力护秋。这从社会来看，完全是一种浪费。但对每个庄稼人来说，却是一项生死攸关的大事。任何一块没有看守的庄稼，差不多一定会遭到那些半饥饿的人家的偷盗。这些人家在自己的庄稼还没有成熟以前，只能靠这种办法再熬几天。

在农民看来，最悲惨的莫过于颗粒无收了。然而有百分之六的人恰恰处于这种困境。下面是申发良给我讲述的关于他本人的遭遇。这孩子为了抵偿他爹欠下的八块钱，给申金河足足扛了七年活：

刚给申金河干活的那年，我才十四岁。就这样也得在屋内屋外干粗活。我人小，挑不动满桶水，也得上井，只好半桶半桶地挑。我在申金河家做了那些年工，肚皮没有填饱过一回，一年到头光挨饿。人家每天吃干的、喝稠的，只给我吃小米稀汤，清得连米粒都能数出来。我害过两回病，是累病的。我只觉得虚凉，穿的、吃的都暖和不了身子。我得了病，当然干不成活儿，地主就恼火了。他叫两个人来把我弄回家去，这样我就是病了也不用吃他家的饭。还要我爹给替我做活的雇工掏工钱。我得病受罪，他家半点不管，花销全是我自家出的。

不论我出多大力气干活，欠下他的那笔债也休想还清。在那里干了几年，原先八块多的债反倒成了三十多块。我对他说：“给你干活是白贴工，越干债越多，不如叫我走了强。”可是人家不让走。字据上写的是七年，拿这就把我拴住了。等到我个头长大了，能够顶上个壮劳力干活了，他到底答应每年给我二十块钱的工钱，原先给的才十六块。我说工钱我不多要了，他说以后利钱不再加了。可是就这样还是不济事。只要我使坏一件工具，他就逼我赔高价。那年旱季长，地特别硬，他催着快些锄，我一发慌，将锄把折断了。他一见就恼了，把我的工钱扣掉了好几块，足足够买两根锄把的，其实坏的那根也不是不能使，我还一直使了好长时间嘛。到年底我拿的工钱还不够买条裤子的。

他尽找些鸡毛蒜皮的事拿我出气。我担水要从大门经过，门坎很高，进去还得转个急弯。我要是把水溅到地上，他就骂我弄脏了他家院子。我扯坏了牲口套轭，他把我祖宗八辈都骂了。我不敢回嘴。吃的再孬，住的再糟，也不敢吭气，多么窝囊！那年月，地主一句话就是王法，横竖他说了算。大热天他说声不热，你就得跟着说凉快。等到天真冷了，他说一声热，你就得跟着说不凉。横竖都得听他的。说起地主眛良心的事，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每到年关，申金河就从我工钱里打克扣。有些工具，他说是我使坏了，耍扣；我害病缺工，要扣。七扣八扣，剩下的还顶不了利钱，结果都是他的了，我连半点也剩不下。七年过后，无可奈何，只好扒了我那两间房子，卖了木料、砖瓦，这才给他还清。

打这以后，我又到王来顺家干活。我寻思别家兴许待人厚道些。哪知天下老鸦一般黑，没过两天，我就发现来顺家也不比金河家强。那年闹荒，我又被迫把剩下的房子卖给了申金河。不想钱到手迟了一步，没能救我老婆的命。她熬不住饥，病情加深，不上几天就咽了气。卖房那点钱也不中大事，埋人花去一些，剩下的买了小米。可是这点小米还是不够活命，一家人只好进山去挖野菜。在那个年头，我们只能吃山葱野菜，啃草根树皮渡荒。

提起幼年时的苦处，那就更大了。那阵子空肚喝西北风是经常事，冬天没棉袄穿，一件棉祅得穿好些年，补钉破了摞补钉，单薄得很，和热天穿的夹衣服差不了多少。到底怎样挺过冬，我也闹不清了。没饭吃就喝开水。弄到一点钱就买煤，就是经常手里没有分文啊。我一辈子过过好日子没有？一天也没有过上。要说哩，还数解放以后日子好过。

还有王从来媳妇的遭遇。它悲惨而又清楚地表明，那些无地的农户遭受了怎样的苦难。王从来是张庄第二号大地主王来顺的过继兄弟。王来顺是个瘾头很大的烟鬼，虽然继承了王家的土地和财产，可是从来没有把家发起来。实际上，他和他兄弟王从来都不是王老头子的亲生骨肉，只因为地主没有儿子，把他俩从小买来，抚养成人。王老头子死了以后，那个精明的老婆子不想把财产分成两半，她觉得两个儿子反正都没有合法的继承权力，有一个儿子就够续后和祭祖了。于是她把王来顺当作儿子看待，而王从来则成为佣人和长工。

为了添个人手帮忙料理家务，老婆子给王从来买了个媳妇。那姑娘买来时刚刚九岁，只费了九吊钱。从此她当了六年丫头，然后才与王从来真正成了亲。

“因为我是童养媳，动不动就挨全家所有人的打骂。”几年以后，她这样诉说起平生的遭遇来：

起先因为我才九岁，就只管放羊喂猪。每天上山放羊，晚上回来喂猪。那一阵，来顺他头房还在世，家里做饭的事都由她管。那个头房人还不赖，加上我也整日不在家里。可老婆子还是要打，她旁的没有什么理由，光是嫌我干活不卖力。

我十五岁上成了亲，往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因为来顺又娶了一位填房，那媳妇的为人是再恶也不过了。她自己从来也不动手打我，光是在老婆子面前讲坏话，让她打我。我到底挨了多少回打，也记不清了。那时天天挨打，也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事了。

他们都吃面，我替他们做，可是连剩面也捞不着吃。我和从来两人吃的都是小米，喝的是糁子汤和糊糊。

那时节我寻思：“父母不在了，这家人又那么凶，我算是没活路啦。”我不时上井台边蹓转，可是有谁情愿投井啊！后来我想寻短见实在不如去要饭。我就巴望着逃出去另替别人做工。

谁知有一天，老婆子把我一条胳膊打断了。那天，我见锅里水烧开了，就问她应该做什么饭？瓮里还存多少小米？她不吭气，我又问了一遍，她就发火打我，说我搅烦了她，说我又笨又憨。她往常也是这副样子。可是这回她抄起一根火棍，硬使那家伙把我一条胳膊打断了。我胳膊痛得厉害，卧在坑上养了两个礼拜，不能做活也不能动弹。

来顺拿着一把菜刀过来吓唬我们，说是我们要是不走，就要把我们全都活劈了。我想到外面另找活路。可是从来胆小怕事，他怕离开家后，剩两只空袖筒，会活生生饿死。可到底我们还是被撵了出来，身上什么也没让带。

从来跑到太原拉洋车，挣下钱来，尽量邮回来。我自己给傅村一家地主做饭，那处的生活还比家里强些。不管怎么说，总能填饱肚子。问人家做什么饭，也能回答个话。有时候，人家还肯给我一些破衣烂褂。干一个月能挣两块钱。

过了六年，我们攒下钱，置了六亩地。正在那时节闹起了大灾荒，从来没法子，只好从太原回来，身子骨却落下了病。我那块地里总共收回来两袋粮食，交完税后，一粒也没剩下。因为没什么可吃，从来那病更厉害了。那时我已经养下了两个娃，一个小子，一个闺女。我们娘儿三个出去要饭，有时候跑得太远，黑夜回不了家，碰到有庙让住就住进去，找不到庙就在露天里歇息。有回我问娃们：“你们怕不怕？”他们说：“有吃的就不怕。”

可是撞上那个灾荒年头，想要找点吃的别提有多难了。我们被迫卖了地，靠换下的两石多谷子整整过了一年。不管找到什么能吃的东西，就和这点粮食搀在一块吃。可是什么能吃的东西也不容易找到，树上的叶片都叫人家采光了。

我们又回张庄求王来顺。他全家吃得还是很好。当着人家面前，我们全家都下了跪，央求给点东西吃，可怜可怜这些孩子。“我们不跟你们要什么，情知那也没有指望。就巴望你们心疼一下这些孩子。好歹他们也算你们的孙子孙女啊。”

不料人家抄起棍子打我这些孩子。在那里一直呆到晌午，连碗水都没让喝，我只好带着娃娃上外村，在那里要着吃。外人待我都比这家强。

灾荒过去后，夏天有了好收成，可是我们没有地了。从来出去替人家干活，我也象早先那样，到外面给人做饭。撇下孩子们，孤零零地守在屋里。隔不了几天，我就跑回家一次，给他们送点谷子和玉米。他们自己也出去要饭。赶到大年跟前，我见旁人家预备下的又是切面，又是别的什么好东西，就问东家能不能给我点玉米，拿回去也好让孩子们过个红年。可是他把我熊了一顿，撵出了大门。

我失了活计，只好破上工钱买些玉米面拿回家去，孩子们一见我都哭开了，娘儿仨整整哭了一天。孩子们说：“这么分开活着，不如一块要饭，一块饿死。”我们又一块出去要饭了。

麦子收割完，我们就去拾麦穗。有一天，我抬头瞥见那边过来一只狼，这狼站在那儿死盯住我，可把我吓坏了。我一动也不敢动，也死死朝它盯过去。我闺女见来了狼，撒腿就跑，可是叫狼撵上去把她逮住了。我光是站在那里，眼看着它张开大口咬我那闺女。小子在一边连哭带嚷，“呀！大嘴呀，红舌头！吓死人啦！”

正巧这会儿路上过来一挂大车，车上人都跳下来打狼。我还象根木头桩子，呆呆地立在那里。男人们把狼撵跑，招呼我过去。我闺女还留着口气。我奔过去，只见她大腿上叫狼撕掉了一大块肉，脸上也豁开了一大道口子。可是两只眼还带神，直盯着我。我把她搂到身边，想把她弄回家去，过了一会，她就死了，我还抱着她的尸身，后来我晕过去了，赶车的把我和我小子捎上车，送回家去，那小不点儿的闺女就丢在野地里了。等我缓过气来，脑瓜子都呆了，每天只会坐在关严了的大门后头一股劲儿喊：“狼来啰，狼来啰！”邻居们都可怜我，多少送点吃的来。

这些活生生的事情，虽然只是小小的片断，却反映了普遍存在于这个村庄和整个社会中的长期的社会悲剧。申发良和王从来夫妇经历过的那种极端的困苦，在张庄的贫苦农民中是很普通的。以下是从同我交谈过的那些农民的亲身经历中摘录出来的几个片断：

一连三年都闹荒，全家只好出去要饭。晋城县城里简直糟透了。好些做娘的把刚生下的孩子撂进河里，大街上不少孩子四处转着找不到大人。我们被迫卖了大闺女，那年她已经十四岁了。我们寻思，饿死不如逃荒去，就把一点点家什全卖掉了。我拿起一根扁担，一头挑上铺盖卷儿，一头挑上小子，抬腿就奔了长治。小子一路上饿得连哭带喊。我们在一家大门前头歇下脚，小子哭得可怜，里边一个女人出来看了看。我们在那儿停了三天。第四天早起，那女人说她想买这个小子。我把他安置在坑上睡熟了，到隔壁屋里领了五块银元，人家害怕小子醒来哭着找娘，就把我们撵出去了。我心里觉得苦得不行，卖掉亲生骨肉，滋味真是不好受哇！那天走在路上，我们整整哭了一天。

我险些没有饿死。那天我躺在大路上，正好过来了一挂大车，赶车的招呼我让开道，我觉得身板虚得不能动弹，心想叫它碾过去算了，可是人家还是由边上绕过去了。

闹荒时，我们都吃树叶和醋糟。因为肚饥，身体虚得不能走路。我上山去寻树叶子，看见人们都为争树叶子厮打起来。我妹子饿死了。我嫂子熬不住饥，跑出去再没有回来。我表姐被迫当了地主的小老婆。

我和孩子们去给人家间苗，一总才挣下了半升小米，每顿饭只抓一小捧跟野菜搅在一起吃。娃们都挺成了大肚子，瘦得皮包骨头。没过多久，那个小的就起不来了。他害了红痢，睡在炕上，从屁眼里爬出了好多好多虫子，足足有一盆，赶他死后还一股劲往外拱。小闺女吃不上奶，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吃的。不用说，她也死了。

人们一说到过去，就泣不成声，听他们讲述的人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然而，当这些苦难和恐惧积累多了，人们的感觉变得麻木了。过去的生活中充满了野蛮、残酷、恐怖，人们也不感到心惊了。虫子从奄奄一息的孩子身体里爬出来，象买卖牲畜一样地买卖妇孺，把人活活毒打而死，为着争抢树叶而互相厮打——这一切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可想象的事物都变得平淡无奇了。

苦难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但是那时候张庄生活中最可怕的事还不是这种或那种苦难，而是毫无改变的希望。可怕的悲剧一幕接着一幕，并且永远不会完结。如果事情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只是随着中国社会制度危机的加深而更加趋向恶化。象申发良和从来媳妇那样的农民，大部分都是每况愈下，生活变得一天比一天更痛苦不堪。

可以认为，社会没落的部分原因是封建王朝衰败时期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但是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一八四〇年以来外国对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干涉。干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引起了连绵的战争，使国家元气大伤。当西方列强发动侵略时，这些战争是属于抵抗性质的。但当列强们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支持一个军阀反对另一个军阀，或者支持它们当时的宠儿镇压人民反抗时，战争就变成了内战。战胜国获得贸易和投资的特权，使外国人得以从“不发达的东方”把大量的财富转运到工业先进的西方和日本去。

一些重要的有助于资本形成的手工业的破产，加剧了宝贵资本的大量外流。廉价的工业品大规模的输入，使得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遭到了损害。在纺织工业方面这种情况尤其显得突出。数以百万计的织布工人，由于无法同兰开夏、东京以及后来上海的动力织机竞争，失去了主要的谋生手段，被抛入为那稀少的、已经贫瘠的土地而互相争夺的人群中，这个人群一直在扩大。

无地的穷人迅速增多，使地主能够提出更苛刻的租佃条件，征收更多的地租，抬高利率；使粮商们能够在收获季节压低收购价格，而在冬、春两季则把粮价抬高；使商人能够扩大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差价。不仅雇农和佃农，就是有地的中农也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勉强糊口，他们必须延长劳动时间，起早贪晚，拼命干活。即便这样，还是难以维持生计，只好日益频繁地求助于债主。可是一背上了债务，便再也难以挣脱出来。在张庄，没有欠下相当于几年收入的债务的人家，简直是例外。

人们都说：“穷人生下就欠债，娃娃满月时，全家都想庆祝。为了包顿饺子做点吃的，就得出去借钱。娃还不会坐，已经欠下地主一笔债。等他长大时，利息都扛不动了。”

由于高利贷的盘剥，苛捐重税的压榨和奸商的欺骗，许多有地的农民都破产了。他们一点一点地卖掉自己的土地，结果不是被套上了地租的枷锁，就是流入城市，到工厂里和码头上去寻找生路。再不就是到军阀部队中当兵，或者在地方上落草为盗。

“在许多地区，乡村人民的处境，就象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托尼在一九三二年这样写道。潞城县第五区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区，而张庄就是这样的一个乡村。

炕是一种用砖垒砌起来的平台，普通总要占去屋子里的整整一边空间。灶房的烟道就从它的下面通过，因此可以用做饭时产生的余热把它烧暖。到了冬天，妇女们整天呆在炕上做活，一家人到了晚上就睡在上面。如果一间炕不是和灶房连在一起，为着取暖，就得直接在下面生火。

穷人家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一旦被人买走以后，从小便被蓄为奴婢。她们长到十三到十五岁的时候，又被当作新娘子发卖出去。少女们也有被雇为丫环的。

中国旧时制钱有方孔，用绳子串起来，一百个制钱为一吊，九吊钱可兑一个银元

“甚至可以有理由相信，人口的增加造成了土地问题上愈来愈重的压力。中国部分地区内的乡村状况，可能实际上已经比两个世纪以前变得更为恶劣了。”（R．H．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力》，第七十一页。）

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力》，第七十七页。又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纽约，《现代丛书》，一九四四年版，第八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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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根支柱

人穷了，　又瘦又黑；

借钱五十，得还一百，

回头想走，人疑是贼。

人富了，　又胖又白；

借钱五十，捎着一百，

回头想走，留下喝酒。

——山东歌谣

溺水的人总是要拼命挣扎的。

既然张庄有这么多的农民濒于破产，那么一小撮地主富农又怎样维持他们的剥削制度呢？在连年的饥馑和战祸中，他们又怎样强迫人们交租付息呢？他们又怎样保护自己聚敛的财产，防止被贫雇农夺走呢？贫雇农只要团结起来不是就可以推翻这个制度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必须先考察一下中国的整个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帝国主义列强用贷款和武器支撑着这个上层建筑，但同时又通过现代化的工业和贸易破坏着它的经济基础。

这里没有那么多篇幅来进行详尽的探讨，我只能够简单地叙述一下，张庄的一小撮地主豪绅究竟是如何控制全村的。读者必须记住，有一种势力比本村所能纠集的力量强大得多，每时每刻都在幕后徘徊着。这就是县、省和中央的官吏以及他们控制下的军队。他们在抵御外侮方面固然十分软弱无能，可是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却往往显得相当内行。对于那些旧土地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来说，他们往往是可靠的保镖。

少数几户人家把持着张庄的村务，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的。在二十年代里，由于“八大乡绅”伙同一群洋教士招徕教民，使这个村子有了些名气。这八户人家是杨、李、王、高、申、刘和两户樊家。四十年代初，高、刘两家没落了，代之而起的有师家、陈家和郭家。大户仍有八到十家，村子仍由他们统治着。这个集团在重要事务上进行协商，采取一致行动，并支持由他们挑选的人出来管理村政，实际上垄断了村里的全部权力。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都同样地活跃，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没有倾轧，也不是说他们在其它一些阶层当中没有党羽。申、范、师、郭这四家是为首的。他们不仅取得了别的富户的支持，而且把一部分中农甚至贫农也拉拢到他们一边。这些人替他们当差办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分赃。至于其他老百姓，那就正如乡绅坟墓前的石龟一样，背上镇着石碑，永世不得翻身。地主对他们采取的是愚弄、恫吓和分而治之的策略。

地主的统治是靠几根支柱撑持着的，其中重要的一根就是传统。数千年来的儒家学说造成了一种舆论，使全村很少有人、甚至根本无人对现存的制度提出疑问。人们不分贫富，都把土地看做是最重要的财产，看做是家庭生活的根本、维系礼仪的基础和子孙后代的保障。土地越多越好，人人都希望获得土地，而且尽可能地多置田产。等到土地多得自己经营不过来了，就把它租出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得到土地被看做是德行端正的好报应。

根据这种观点，张庄的一大部分财富为几户人家所据有——实为武力掠夺——竟成了道德高尚的证明。无地少地的穷人若对此不服气（地主没有道德往往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总是怪自己的命不好。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他们这样开导佃户——是因为他们吉星高照；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一出娘胎就生不逢辰。这可以通过测“八字”推算出来。还有一种更加迷惑人心的名堂是看风水。这种迷信认为墓地有某种灵气。据说，富人发财是因为他们的祖宗墓址选在山、水、风都很吉利的地方。穷人受苦则是因为祖宗葬错了地方。既然有钱人靠着风水先生的指点，总有办法找到一处理想的墓址，而穷人却只能随便找个倒霉的土坑当做葬身之所，那么这种命运便是永世注定的了。

张庄的地主有意识地宣传这类思想。他们积极支持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在那个只为少数人开办的村学里，儒家的《四书》、《五经》被列为主要的学习课程；过年唱戏，宣扬的是“善恶报应”；“孔圣道”大力提倡祭祖，并且请神婆来扶乩；“北老社”则宣扬佛家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到了近代，那个在保卫欧洲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残余方面积累了几世纪经验的天主教教会，又成了反对社会变革的顽固堡垒。

但是，张庄申金河之流的大户人家，并没有天真地认为仅仅灌输“正统观念”就足以保障他们的地位和财产。要在张庄收租逼债，除了鼓吹圣贤的说教以外，还必须借助更为具体的制裁办法。村政府就是地主赖以统治的一根更为实际的支柱。它有征税、拘捕、鞭笞、罚款、甚至处决人的权力。

这个村政权的机构并不复杂。为首的是村长，下设几个副手，其中有负责登记账目、起草信札和发放牌票公文的村文书，主持摊派徭役的公务员；还有专管拘捕、处罚和看押班房的村警。这些职务，没有一个是领固定薪金的，可是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总能想办法弄到现洋。

张庄的人口将近一千，所以有必要设置中间几级组织。村里有三、四个闾长和二十多个甲长。

为了保证这些官吏们能够行使职权，村里一直设有保安队。它号称有几十条步枪，逢到有事，就由那些经常很少有活干的青年人挎在肩上。这些人有的是为了领到一点粮饷，有的是为了分享一点小恩小惠，有的是为了吸上几口“料面儿”（海洛英），有的是为了行凶抢劫、奸淫妇女。地主豪绅就依靠这帮人来推行自己的意志。

从村长到甲长，所有的官吏都是从本村里挑选的，而不是经过普选产生的。事实上，就我所能判断的来说，这个村子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一项公职，有史以来就不曾进行过普遍的选举。某个地主同其他一些地主磋商以后，就可以当上村长。有时经过磋商，这个职务也可以委派给某个虽然财产较少，但却博得他们器重的人。其它那些职位也按同样的方式分派。只要村里的地主对这些挑选出来的人表示满意，通常便可以得到区长或县长的核准，即使是滥竽充数，他们也毫不在乎。

村里这些职位，必须是在有权有势的人面前能够巧言令色、卑躬屈膝、阿谀奉承，而当着人穷无势的农民又能威风十足的人才能充任。最首要的是，他们必须寡廉鲜耻，甘心听从地主豪绅们的驱使。

农民们对这些人有个不大客气的称号，管他们叫做“狗腿子”。

不难理解，这样一个村政府，对于人民来说不会是公正无私的。对于上面的官府来说，村政府不过是为了征收捐税、提供劳役和招募壮丁而存在的，只要能够完成这三个方面极端苛刻的征收数目，如何摊派是从不过问的。地主们竭力使自己少承担义务。他们想方设法逃税，却把差额加到农民身上。他们把中农和贫农派去运土修路，到重要的村镇去维修寨墙和城墙，自己则呆在家里；他们让佃农和雇农顶名当兵，却让自己的子弟去念书。

逃避劳役也是把持村政的好处。而从根本上说，更重要的是，向下边摊派公差的权利又使当权者掌握了控制农民的杠杆。很多办法都可以教倔强的农民俯首帖耳：播种时节可以派他去为军阀拉粮；可以把他的独生儿子捆去当兵；可以涂改地契骗取他的土地；可以左一道捐，右一道税使他破产；可以叫保安队“无意中”踩过他的庄稼地；可以把他打人罪犯、盗贼的“另册”；也可以在诉讼时让他吃亏。

在农民之间，为了茅房的使用、树木的归属、地界的划分、妇女的占有和其它许多事情，经常会爆发激烈的争吵。一个农民要是得罪了村里当权的人，那就非吃亏不可。仅从张庄的生活中举出一件小事来，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李宝玉是个颇为富裕的中农，又是个布贩子。有一天，他发觉邻居家的小曾时常乘他外出买布的时候和他老婆一起睡觉。由于自己年纪大些，不象小曾那样身板结实，他就跑到村公所去控告。经过一番调查，证明他控告属实，村长就下令将他老婆和那个相好的抓起来处以鞭刑。打完了鞭子，又把两个人吊起来，在村公所的墙上整整吊了八个小时。事后，村长又罚了他们每人几块银元。因为宝玉媳妇自己没有私房，只好由李宝玉代付罚金。从那以后，小曾照样和他老婆私通，可是李宝玉却不敢再告了。他哪里舍得拿出更多的银元啊！

这件案子判处得多少还有些公正，因为宝玉媳妇的行为确实应受责备。当然，宝玉觉得自己是吃了哑巴亏。其他去村公所告过状的农民，几乎也都有同样的体会。要是没有势力，干脆就别去打官司。因此，穷人发生了纠纷，一般就都诉诸武力解决。强者占着了便宜，弱者就“吃苦头”。只要这些争执不影响地主收租，那么即使解决得再不公道，村里的当权者谁也不去过问。

有受歧视的，也就有受恩宠的。那些向地主效忠讨好的人，可以摊到较轻的劳役，而且服役时机方便。运送材料（比如防洪用的秫秸杆）等有利可图的差事就会派在他的名下；儿子就可以躲过抽壮丁而在家帮着种地，或者被推荐到县里干个美差；碰到和旁人发生诉讼，官府也总是偏向他的。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种赏罚制度，也不能够保证永久地统治着乡村。危险总是存在，沉默的石龟，也许会一下子掀掉背上驮着的沉重的石碑。于是，明目张胆的暴力就成了张庄豪绅势力的第三根重要支柱。在人与人之间的各层关系上都体现着暴力。男人打老婆、婆婆打儿媳、农民打孩子、地主打佃户、保安队看谁不顺眼就打谁。生灵之中唯一能够免除挨打的，看来只有成年的男性地主以及驴、骡、马、牛等这些张庄农业的命根子。

地主对佃户、债主对债户的残暴行为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地主实际上将农民的生死大权都操在自己手里，一旦自己利益受到损害或威胁时，他们就任意采取惩罚措施。如果他们抓到一个小偷，当场就对他进行惩处。有一个张庄农民家的小孩刚刚才六岁，闹灾那年偷摘了他爹东家树上的几把叶子。地主抓住了这个孩子，用大棍打得他混身青紫，并且罚了他爹二十五块银元，相当于他整整一年的收入。为了熬过冬天，他只好去向亲戚借钱，直至十年以后，这笔债还没有还清。

在张庄以西不远的下韩村，有一个姓侯的贫农，从他的阔亲戚侯玉福的地里掰了几穗玉米。侯玉福逮着了这个小偷，把他拖进村中的空场，捆在一棵树上，亲手用鞭子抽得他死去活来。这个人受了内伤，过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如果拖欠了地租，或者还不起利钱，那么地主对他们也毫不客气。那时候，地主就来佃户家里逼租。逼不出来，就把佃户逐出那块土地或赶出房屋。要是这个农民抗拒，他就要挨地主或其狗腿子的毒打。

如果农民企图进行自卫，事情就会变得不堪设想了。有个太行山的农民，因为地主强奸他老婆而动手打了那个地主，就被拴住头发吊起来毒打，直到头皮从脑顶上撕裂，人栽到地上，流血过多而死。

地主只有到了自己对付不了农民的时候，才会跑到村公所求援。挎着左轮手枪的村警和保安队的扛枪大汉一会儿就把问题解决了。如果一个村的力量还嫌单薄，全区所有的枪支马上可以集中起来对付一个村，如果还不够，县长就要出动他手下那支百八十人的警备队了。

所以毫不奇怪，农民们很少反抗地主豪绅的勒索。他们非常明白，反抗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结局，这在他们自身的经历和这个地区的历史上都是不乏先例的。

在大多数与农民发生纠纷的情况下，只要地主豪绅们亲自采取行动，或者在必要时借助村政府的武装，就足以维持法律和秩序了。但当地主之间闹翻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由于村长不过是他们的奴才，或者顶多不过是他们的同僚，所以他只能进行调解而已，没有办法强行解决。当调解无效时，唯一的办法只有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先是请人写状子，又是投状，驳状，请证人，还有上下的打点等整整一套名堂。官司打来打去，直到打出个结果为止。在当时那种风气之下，一般总是两家之中钱最多、势最大而又最不择手段的那一家打赢官司。输方不但要当堂挨一顿板子，而且还得办一桌酒席，酬劳所有跟这场官司有关的人。席上当面赔礼道歉，官司就这样了结了。

打官司害得人们倾家荡产，所以大多数人家都象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官司。如果他们在衙门之外解决不了纠纷，就会结下冤仇。两边都设法损害对方的生命财产。为了报复所受的侮辱和伤害，人们成帮地组织起来，打人、烧庄稼、填水井、毁坏大车农具、伐倒树木、绑架妇孺、杀死男人。

在张庄冷冰冰的土墙后面，就这样隐藏着一场永无休止的“混战”。它消耗了人们大部分的精力，使地主与农民之间为了争夺土地果实的根本冲突也被掩盖起来，虽然这种冲突最后还是会压倒一切的。

处于这样一种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暴力横行的环境下，许多青年农民被迫参加了当地流行的“红枪会”一类的秘密帮会。在同样的背景之下，一些大地主也组织起了自己的私人武装。他们随心所欲地压迫人民，肆无忌惮地进行抢劫、强奸和屠杀。发展起来，他们可以成为主宰全区、全县、甚至全省的军阀。在奸淫掳掠之外，他们的枪还用于镇压暴动。有不少冒险家就是打着剿匪、后来则打着剿共的旗号，进行烧杀抢掠而升官发财的。曾于一九三六年参与扣留蒋介石，统治陕西省多年的杨虎城，就是兵勇兼绿林出身，开始时手下只有一小队武装。

在一村或一区内办民团的地主豪绅，一般都被称为“恶霸”。张庄在四十年代中出了一个杀人阎王——樊同喜（樊朴之的儿子）。由于他的恶迹更确切些来说主要表现在抗战时期，所以我们还是在以后的章节里加以叙述。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遭到镇压以后，土地暴动的烈火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燃烧的时候，无论乡绅的合法民团，还是恶霸的非法打手都无法将它扑灭下去。于是蒋介石在他势力所及的乡村里，推行新的统治方式：建立连坐保甲制和国民党组织。

保甲制是从前面提到的那种传统的闾甲制演变而来的。每甲的十户人家和每保（闾是界于二者中间的一级）的一百户人家，都要为其中任何一个成员的行为集体负责。骨干人员应将邻居们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去，任何一个成员若有参与革命行动的嫌疑，其他人就要遭到连坐。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过一个共产党”的口号下，进行大屠杀。

三十年代的山西，就是按照这条路线实行恐怖统治的一个省分。潞城县有很多农民遭到了逮捕和残杀。年轻人因为害怕被当做“煽动分子”抓起来，谁也不敢离家去寻找工作。稍微表示不满或是戴着红头巾都可能遭致怀疑。

由于人们对家族和阶级的忠诚，总是超过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忠诚，因此保甲制度究竟能否非常有效地根除反叛活动，是值得怀疑的。在这方面更起作用的工具还是国民党。它吸收了象樊同喜这样的年轻地主做为党员，并且在他们的协助下，建立了一支能够刺探情报、检举嫌疑分子和在广大地区内协同行动的反革命政治力量。围绕这个死硬派地主组成的顽固核心，另外还麇集了一群教员、学生、官吏和有官瘾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是非有一张国民党党证不可的。

在张庄，多数有势力的地主和他们的“狗腿子”都是国民党员。他们竭力宣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里所鼓吹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大杂烩。他们在乡村生活中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并且发动地主阶级来同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决一雌雄。

多少年来，佃户和长工们稍稍表示一下反抗，就要遭到残酷的镇压；因此，如果要向地主的权力发起进攻，农民便深为犹豫，这几乎成了本能。在地主阶级统治的两千年内，一次又一次的反叛都被镇压下去了。率众起义的首领们，不是被收买，就是被砍头；他们的追随者则被活活地剁成肉块、烧死、剥皮，或活埋。太行地区的地主曾经得意地向一些外国来访者们出示过他们用人皮制成的物品。这些事件和这些回忆就是中国农民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残酷镇压的历史故事，通过诗歌和传说世世代代流传下来，在各地流行的戏剧中也一再得到表现。

因此人们不难理解，只有当农民被逼得忍无可忍时，他们才会行动起来。不过，一旦行动起来，他们就要走向残忍和暴力的极端。他们如果要动手，就要往死里打，因为普通的常识和几千年的痛苦教训都告诉他们，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敌人早晚要卷土重来，杀死他们。

中国农民起义的暴力具有极端的、并且经常是盲目的性质，这说明农民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有着基本的弱点。这种弱点是由于他们生活在那种分散的、小私有的和小商贩的经济基础上而代代滋生的。

这些弱点中，第一个就是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它的根源是为了获得一点土地，在竞争时为排挤别人而进行的无休止的个人奋斗。一个个地走向破产的农民，并没有把这种经济上的灾难看作是社会性的问题，而只认为是个人的遭遇，并且用现成的手段单独加以解决。这种本质上是分散、自私的做法，使得农民之间在家庭以外的任何范围内的合作都变得极为困难，而大大有利于地主豪绅们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得一部分农民领袖往往堕入圈套，自己找到出路以后，就把弟兄们抛到一边去了。

第二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远大目光。这直接产生于仅有原始劳动分工的小规模生产，也间接产生于这种市场狭小的经济形态给农村带来的文化上的隔绝状态。二十世纪初冲击着中国沿海城市的政治、文化和科学思潮，一点也没有传播到象张庄这样的内地村庄。农民们很少知道本省的消息，全国的就知道得更少，而对于世界则差不多一无所知。十个人里有九个是文盲。他们全部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家庭生活和激烈的、日常的生存斗争里面，成了孤陋寡闻的“乡下佬”。

孤陋寡闻的农民很少有机会听说什么大规模的生产，也不知道这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他们理想中的美好社会就是人人都有地种、有房住、有衣穿、有白面饺子吃。他们梦想的平均主义是高尚的，但也是不能实现的——只要生产继续被小私有制所分割，被原始技术所阻碍，那就不可能设想每一户人家都能长期过上富裕的生活。即使能够平均分配一切生产资料，又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当初使农民分化为地主和佃农的历史过程再度重演呢？

只有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解放中国的生产力，开辟通向繁荣的康庄大道。但是农民对于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生产方式一无所知，也无法想象，所以无论他们怎样谋求解放，总是找不到前进的指南。他们处于坐井观天的地位。

如同一个人站在快要没顶的水中所感到的绝望情绪，再加上以狭隘的眼光看待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无知，必然会导致行动上的急性病——这是农民的第三大弱点。他们拼命地想要找到出路，不愿意正视其中的困难。他们想在短时间内依靠暴力行动分配现存的财富，而不是通过根本的社会变革来解放和创造新生产力的“百年大计”。因此，他们开始行动的时候，并没有作两、三年，更不用说长达几十年的艰苦斗争的准备了。如果起义不能很快地改变他们的地位，他们就很容易灰心丧气。

为了改革社会并实现解放，非得对全体劳动人民进行长期艰苦的发动工作不可。但是农民看不到这种必要性，或者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武装起义几乎是成为罗宾汉式的自取灭亡的流寇行动。这些流动的起义者可以因暂时的局部胜利而踌躇满志，也可以因微小的失败打击而绝望气馁，甚至完全放弃战斗。

毛泽东早在他还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席之前，就对农民出身的革命战士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进行了总结。其中包括以下几种：

（一）单纯军事观点　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二）极端民主化　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

（三）绝对平均主义　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

（四）主观主义　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五）个人主义　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享乐主义——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六）流寇思想　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七）盲动主义　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

张庄的地主豪绅很了解农民的这些弱点。在革命爆发之前，他们利用这些弱点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在革命起来之后，他们又指望这些弱点断送革命。

根据这种算命法，一个人的命运可由他出生的年、月、日、时在黄道十二宫上所当的干支推算出来。

徭役中包括替政府运输物资，修路筑堤，并且为此征收用料等。替因公路过的官员派饭，派房也被列入“公事”之中。

与墨西哥、西班牙、意大利和俄罗斯的农民不同，中国农民对待他们的牲畜是非常体贴的——至少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是如此。

罗宾汉，英国民间传说中的绿林好汉，相传生在十二世纪中叶，因不堪封建主迫，与一群自耕农结伙为盜，出没森林，劫官济贫，仇视官吏和教士，爱护受压迫的农民。——译者

参见《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九年版袖珍合订本，第84页到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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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主教

朕若遣禅师喇嘛前往贵国传教，贵国以为如何？

——乾隆皇帝

一九一六年，一场前所未有的活动打破了张庄外表的宁静。成队的大车从全县各处的砖窑里拉来一车又一车的灰砖，卸在村里的一片空场上。本地的包工头甚至从河北平原边缘的武安和邯郸请来了工匠。一座庞大的哥特式教堂就缓慢地在村子中央建立起来了——这是千百年来张庄第一座新式建筑。教堂顶部巍峨的方形塔楼，高高地凌驾于四周一切村舍民宅之上，好象一座路标，从老远就可以望见它。如果不是在高家庄、马场和南舍等几个邻近的村庄几乎同时也兴建起更高和气派更加雄伟的塔楼来，张庄就显得很突出了。

这几座教堂都是在欧洲传教士的主持下建造起来的。他们从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期到达潞城县以后，就在这里开辟了一个稳固的基地，并且使相当多的农民开始信奉他们的教义。假如我们忽略这些神父和他们传进来的天主教，就不可能对革命前统治张庄几十年的各派势力做出全面的分析。虽然，教会并不去触动土地制度本身和建立在这种土地制度之上的租佃关系，——恰恰相反，它通过传教，通过教会本身占有土地而使它们更加巩固了——但它毕竟象一根楔子一样替西方的影响打开了缺口。它分裂了整个村子，要求教徒享有特殊的权利，制造集团斗争，侮辱那些教外的村魁会首，这使教外的大多数人对它恨之入骨。这种影响甚至在它作为有组织的力量消失以后，仍然保持得非常深远。

一八四〇年以后的十年里，随着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第一批外国传教士来到了太行山区。他们都是意大利的圣芳济会教士。十九世纪末期，又从法国和荷兰来了一批同一会派的教士，进一步扩展了他们的势力。根据我在张庄了解到的情况，集中到上党地区的全是一些荷兰人。他们在长治建立起一个教区，张庄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这些圣芳济会的神父们到达这个地区以后，立刻全力展开了工作。他们买下地皮，盖起房屋，把其它地方的教民迁到这里，组成了一批小型的天主教区。他们希望通过这些中国教徒的媒介作用，而不是通过福音传教，来影响本地的居民，最后建立起几个清一色的天主教乡甚至天主教县来。

清朝政府每次被西方列强挫败之后，总要向天主教教士们作出越来越大的让步。这些不同国籍的教士都处在法国政府的保护之下，法国政府也竭力为他们谋取特权和势力，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向周围的居民扩大影响，以便吸收更多的教徒。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六到一八六〇年）强加在中国政府头上的各项条约——

不仅使传教士们，而且也使中国教徒被置于外国列强的卵翼之下。这就给了教徒一定程度的保障，从而使教会日益增多。这种条款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极其不幸的，它往往使中国教徒不受本国政府的管辖，把教区变成“国中之国”，成为列强保护之下分布很广的领地。

教士们既然从地方官吏手中攫取了对于教民的管辖权，那就毫不足怪——

他们时常要干预那些涉及教民的诉讼案件。只要某一位教士略微有所表示——例如走访一次衙门或递一张名帖——就足以替教民赢得这场官司。官府是不敢得罪洋人的，因为洋人可以通过领事和公使在他上司面前找他的麻烦。这就不难理解，何以有些个人和家庭，甚至整个的家族和村落，为着对付仇家，便公开地表示皈依教会。

同样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天主教会和欧洲的政治竟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了。教士们倚仗欧洲军队捞到了好处，可是也因它引起的仇恨而受到憎恨”。

一八九九年，清廷在法国人的压力下颁发了一道上谕，赋予所有的外籍主教与总督、巡抚，所有的外籍神父与布政使、臬台和知县同等的地位。这些都只是将一八六〇年以来日益通行的做法加以固定和合法化罢了。实际上，那些主教早就开始戴着顶子招摇过市，进城要鸣礼炮，座轿开道时，前面有人高举华盖（这在中国是显赫的标帜），并且要用同高官显吏一样的格式发布告示。

当列强明目张胆地准备瓜分中国的时候，所有这些因素便促使义和团农民起义军在庚子年展开了反洋灭教的斗争。

由巡抚毓贤统治的山西省，成了这次起义风暴的中心。上党地区的天主教堂遭到了洗劫，神父和教民被杀，教会财产也被掠夺一空。

由于慈禧太后的卑鄙出卖——她一面伪装支持义和团运动，一面却怂恿外国干涉者消灭他们；也由于义和团本身是自发的涣散组织，起义终于失败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把这个古城洗劫一空。它们把一项条约强加给清朝政府，其中要求处死起义军的几位领袖，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宣布今后凡是参加反洋结社的中国臣民都要判处死刑。

上党的形势在一夜之间便彻底改变了。几乎已经面临绝境的天主教会，又比以往更加嚣张地回来了。赔款之中的二百万两白银拨给了长治地区的圣芳济会。他们又重新开始修建教堂，安置教民，并且以更大的规模招收教徒。

义和团起义以后的二十年内，仅在潞城一县就修建了五十七座教堂。随着这些教堂一起兴建的还有神父住宅、修女院、修道院和育婴堂。巨大的砖石围墙平地修起。教会在经过如此一番“复兴”之后，几乎成了这一带的主宰。多少年来，人们对教会的所作所为一直不敢公开反抗，就连暗地里偷偷拜佛，也生怕被神父发觉。

张庄那所大教堂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建筑起来的，没有等到教堂完工，那些荷兰神父已经开始大力招收起新的教徒来了。据村里记得当时情况的人向我描述，招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教会从天主教徒较多的村庄里迁来了教民。他们有的原来就在本地区，有的是由遥远的河北平原招到这里来的。教民们都被安顿在属于教会或其外围组织的土地上，也有的被安顿在在教地主的庄田上。这样一来，就使张庄的教会核心大大扩张起来。然后，教会又以开展慈善救济来吸引新教民。凡是在变乱时期站在教会一边的可靠教徒，都从庚子赔款中发给四两银子。凡是同意加入教会、诵习圣经的人，也都得到了类似的钱粮方面的好处。特别是遇到荒年，很多穷人迫于家境拮据，结果都被拉入了教会。

招收教徒的第三种形式是办育婴堂。这是教堂旁边的一组建筑物。农民们因为成年累月都要在饥饿线上挣扎，碰上水旱灾害自己都难免一死，就更不可能养活所有的孩子了。男孩长大之后，可以留在家里供养父母，因此千方百计要把他们扶养成人。至于女孩，养活她们十二年，到头来只能卖得几袋粮食，或者通过出嫁换回几块钱的彩礼。因此，每逢荒年，人们往往就把她们遗弃，甚至刚一出生，就把她们弄死。张庄的育婴堂就是专门收养这些弃婴的。开始是将扔在街头田间的小孩收容回来，后来就变成直接从父母那里接收婴儿，甚至出一点钱怂恿母亲们抛弃自己的女孩。小孩们一但成了教会的财产，就被寄养到奶妈那里；有时也交给她们的生母，直到断奶以后，才由教会收领回去，逐渐培养成天主教徒。

这些女孩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就被迫从事清扫、烹饪和缝补等劳动。她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一部分送到集市上卖掉，为育婴堂和教堂提供一项收入来源。

她们靠每天长时间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年龄较大的女孩每天差不多都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时），等长到十岁刚一出头，就以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卖给本地的小贩、商人、农夫和兵士。这么一来，教会不但财务上得到了好处，而且又招收了新的信徒和一代未来的教民。因为男人们如果想在育婴堂里找一个老婆，就得答应入教，结婚以后生下来的孩子也必须保证信教。由于育婴堂是未婚姑娘的主要来源，价钱也比本地一般要低三分之一，所以许多希望结婚的穷庄稼汉只得买一个教堂老婆。

如果说育婴堂里干的这些勾当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憎恨和厌恶，那么教会在经济活动方面就更使人们的这种情绪有增无已。在张庄，管理教会财政事务的机构名叫进行会。这个组织表面上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一个赈济有困难的教友的慈善机关。它对入教的农民说，只要肯向会里捐助款子，上帝必然赞美，他们死了就可以早升天国。每当一个会友死去以后，所有的教徒都为他的灵魂祈祷，这种对于亡灵的慰藉，未曾入会的人是得不到的。不少贫苦农民就为着得到这一点好处才捐出一钱半文。开始时，全部捐款只有三吊钱（略等于三分之一块银圆）。进行会把募集到的这笔钱以三分月息的高利放出去，赚到了钱就置办田产。那些还不起贷款的人只好被它夺去土地。到三十年代末，进行会占有的土地已经达到一百八十亩，它向二十五户佃农收取粮租，向其他三十二户榨取利钱，成了村里首屈一指的大地主。

进行会在发放贷款时附加着一份全民统一的借契。借契上的一些苛刻规定，就连地主——高利贷者们一般都不采用。它的第六款上规定，拖欠债务者必须替前去收债的人负担路费。路费按每十里收大洋两角计算，如果要过夜，还要另外负担食宿（恐怕有些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张庄村里收债还要付路费呢？这是因为有些放出去的债，是从长治大礼拜堂的教会中心贷来的）。第七款上规定，一切过期未清的债款要复加五厘月息，而且要本利相滚。

进行会存在的最后几年里，全张庄一共有三十二户人家欠它的债款。其中三户为着还债典光了土地，另外三户卖掉了房子，还有三户被它硬夺去了土地。其他一些借户只好卖掉儿女和牲口来还债。

进行会作为一个宗教机构，是用不着负担土地税的。因此佃户除了缴纳重租以外，还得负担官府摊派的全部苛捐杂税。进行会征收的地租虽然年年不等，但每亩地总要收三斗半以上的麦子，大致相当于百分之五十的产量。如果是教徒们租种这些土地，租税就减轻一些，每亩地一年可少交四五升。为了把佃户和债户拉入教内，教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对村里那些有钱的地主、富农来说，进行会就象一家银行。他们把本钱存进去，每月可以生一分五厘的利息。把本钱放在那里的好处是，他们随时都可以很方便地把钱取出来，而不象把钱借给农民个人那样，必须要等到收获季节或者年关才能收钱。申金河、樊朴之和另外几个大地主都在进行会里存款。它就这样得到了所有地主的支持。农民们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剥削会”。

慈善积德是进行会公开宣称的宗旨，它确实也经常搞一些布施。例如，每年它都要为教堂附设的育婴堂捐助十袋粮食。这当然不足以维持育婴堂，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的，育婴堂还有其他方面的收入来源。

这个油水很大的慈善会，多年以来分别由几个教徒负责经管。一九四五年以前十年的那个总管名叫王贵景。他最初只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可是自从开始掌管进行会的那一天起，靠着几户大地主在后面撑腰，他很快就发迹了。那些洋神父从来不和外界的人直接打交道，不论碰到什么事情总是把王贵景叫去。他们知道的村里会内的一切情况，无一不是通过他才了解到的。这样王的势力就变得非同小可，人人见了他都要敬畏三分。他自己耕种着会里最好的土地。村里面传说，他把高利贷的一半利息都塞进了自己的腰包。不管这些话究竟是真是假，反正可以肯定，他经手办的每一笔交易都要扣除手续费的。这些不单包括进行会份内的事务，而且包括教会里一切银钱往来。他成了整个教会机构的经济总管，保险柜的钥匙抓在他的手里，新的施工合同也由他承办。谁都知道，发给修建教堂建筑物的那些人的工资，百分之八落进了他的私囊。但是这还不能使他满足，教堂建成以后，他又设法把一些值钱的东西，例如绞车上的钢缆弄到家里。

王会长利用他在教会中的优越地位，在教会内部和官场中扩大自己的影响。他的大儿子王恩保老早就加入了国民党，四十年代任这一区的区党部书记。他的二儿子当了神父，还有一个女儿做了修女。

王贵景在处理进行会和教会的财政事务方面是残酷无情的。一年春天，有个名叫胡雪贞的贫农妇女从会里借了一百斤粮食，答应到秋后偿还一百二十斤。可是那年正好碰上干旱，全部收成还抵不上借的粮食多。王会长把她地里打下来的一切都抢光了，连玉米地套种的一点豆子也不肯放过。硬是逼得她揭不开锅，刚刚过了秋收就上街去要饭了。

这个妇女在闹饥荒期间来到王会长家门口，求他给点东西充饥。“我比你还穷哩，”他说着，用象牙牙签从齿缝里剔出上一顿饭留下的腐垢，“你趁早滚得远一点。”话音来落，就一脚将她踢出去，迎面关上了大门。

王贵景对待他的穷亲戚，就象对待任何一个交不起会捐的穷汉一样刻薄。他有一个表妹名叫秀凤，多年以来一直在他家里当女佣人。他克扣了她的工钱，给她吃的也很少。闹荒那年，秀凤被迫卖掉了自己的孩子，到外村去当奶妈。可是王会长逢人便讲，他出于一片慈善心肠，才把她抚养了那么多年。

王贵景对一切欺骗农民的传统手段都非常熟悉。他那套行事的手段，在远近一带也是鼎鼎有名的。从他手里借出的谷子总是搀满了沙土和糠皮，可是秋后他下去收租敛债时，却要人家拿一干二净的粮食还他。他把这些粮食一扬再扬，最后剩下的尽是些颗粒饱满的籽粒。他贷出粮食用的是小斗，等到回收时就换成了大斗。

王贵景每次放债，事先总要扣除一个月的利息。这就是说，假如人们借三十元债，实际上只能到手二十元，可是一个月以后，就得按三十元付息。要是碰到紧急借债，代价就会比这更高。按照王贵景的条件，每天得加还一分打滚利。他从来不肯把钱贷给那些无地的农民，总是毫无例外地要人们用土地作为借钱的抵押。要是欠钱的农民由于利息高还不起债务，就得将土地转手让人，这和季节的更替一样也是不可抗拒的。

为着扩大自己的产业，进行会不惜假借教会的权势滥施淫威。教堂附近原有三亩水浇地，几十年以来一直作为公地耕种着，地里得到的收入都用于开办学堂，赈济和其他的公共需要。一九二五年，进行会打算买下这片地替教会开成菜园。可是村里人都不同意出卖。于是代表少数在教派的地主樊精诚首先挑起一场对于大多数非教派的诽谤和中伤。他指使一个名叫张国纪的青年教徒，宣称那块土地是他家的祖业。有天黑夜，人们发现张国纪他爹在地里砍树，大伙就围上去拦阻他。教徒们赶过来保护，于是双方便发生了一场恶斗。樊精诚就出面调解冲突。几天以后他做出了裁决，土地应该卖给教会。

人们被大大地激怒了。九百个人步行到潞城衙门上告，请求将土地退给村里。可是县官在教会的压力下，担心惹火了洋人所产生的后果，就命令衙役把前来告状的人们全都驱散了。官府不管，人们也就毫无办法了。教会白白地夺走了那块土地。对于教会来说，事情算是了结了，但是村民们并没有轻易忘掉这件事情。

同样，要王承裕这样的农民忘记他们在教会和进行会手里长年所受的欺凌，也是不那么容易的。这个土地很少的农民向我讲述的事情，当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我还是按照他的回忆把这段辛酸的往事报道出来。

本世纪开始之前，王承裕的父亲在张庄北面三里地的马场租种土地。他是信佛的，可是当地村里有一个很大的天主教会，教徒的人数也占多数。当初义和团起义的时候，他很可能参加了对教会的进攻。不管怎样，起义失败以后，他害怕落进复仇心切的教会手里遭到迫害，便逃跑了。可是饥饿终于又驱使他回到了马场。神父传令将他逮捕，用绳子吊起来毒打。他决定搬到张庄去，因为那里的教会势力比较起来没有这么强大。不料张庄的神父把他叫去说道：“不管走到哪里，你都必须作个天主教徒。你要是不肯入教，人家就把你当拳匪看待，你就得吃苦头。”终于，在没有食物、土地和房屋的情况下，他被迫接受了教会的赈济，从此也就列入了教徒的花名册中。那时候，每月的救济是一块银洋，这在当时要算相当可观的了。

这个农民有四个儿子，而他兄弟有四个女儿，他用一个儿子跟他兄弟换了一个女儿，夫妻俩都非常钟爱这个小女儿，可是却无力抚养四个孩子。这时候，教会的育婴堂插手进来，提出援助方案。两口子把女儿交给了育婴堂，而育婴堂又把孩子留给母亲负责喂养和看护，育婴堂给予少量补助。这种安排有个条件，就是父母两个必须虔诚地遵循教会的旨意。

那一年夏季到来时，天气炎热而又干旱。人们给教堂送去大量供品，神父也做了许多次弥撒求雨，可就是不见落下雨来。王承裕的父亲只好又去找佛爷了。他在裹头的手巾上系一根柳条，参加了佛教求雨的仪式。教会神父发现这事以后，断绝了他家的一切补贴，小女孩也给带回育婴堂去了。母亲痛哭流涕地向神父苦苦哀求，可是他说他们破坏了诺言，所以不能再把小孩托给他们。母亲确信女儿在育婴堂里受到了虐待，她为骨肉分离而感到巨大的悲恸，不久便死去了。她的儿子们认为她是悲哀过度而死的。

王承裕长大以后，设法积蓄了一些钱，买了几亩土地。他把这些土地押给进行会，向它借了七十块钱，这样才娶了亲。那年庄稼歉收，为了还清那笔利钱——三十块钱，他被迫把老婆陪嫁的首饰衣裳和冬天吃的粮食都卖掉了。生活的煎熬和痛苦，终于把他老婆逼疯了。神父为她做了多次弥撒也不见有什么起色。邻居们都说，她是猕猴精附身了。后来王承裕又设法攒下一点钱，拿去给了北老社，求他们作法除去老婆身上的猕猴精。可是亲佛也并不比做弥撒更有效力。这个行动传到了神父耳朵里，他觉得承裕背弃了教义，就派王会长前去惩罚他。“你背叛了天主教，”王会长说，“求佛就是背叛上帝。”

王承裕被拖进教会大院里挨了一顿毒打。他心想：“我媳妇被教会逼疯，如今我又挨了教会毒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过他也不想自杀，继续活了下去，并交给教会很重的租税。

日久天长，人们对义和团起义的印象慢慢变得淡漠了，这使王承裕所感受的恐惧和迫害也逐渐消失了。但是教会的势力却变得如此强大，就连在教外与它分庭抗礼的佛教会首申金河也要逢迎和巴结它。这个地主政客同教会神父维持着非常和睦的关系，他常和他们一起吃饭，在进行会里投资，对于教会发起的各项事业也都给予合作。

教会要凭借自己的强大势力把张庄变成天主教村的企图最后全部失败了。教徒始终只是少数人，从来也没有超过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一九四〇年，天主教在这个地区的传教事业已经进行了整整一百年，在这个村子也差不多进行了四十年，但是在全村二百五十七户里，信教的总共才有六十四户，只占五分之一稍强些。

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这六十四户人家入教都是违心的；也不能说他们留在教会里是纯粹出于权宜之计，是因为被迫，是因为有利可图，或是为了有权租种教会的土地，有权从育婴堂买到老婆。不管人们当初入教时是出于什么情况，很多人后来都变成了虔诚的信徒，而且都象世界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信徒那样把教义传给了他们的子孙。教会通过隆重的礼拜和严厉的训诫，通过一定的慈善布施，通过育婴堂培养年轻一代的信徒，和强调教会所处的少数地位的危险，在教徒中间建立了一种互相依赖的共同的利害关系，使他们具有同一个目的。这些对很大一部分教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会还把他们同村里其他人隔离开来，使他们成了大多数农民蔑视和憎恨的对象。由于教会的特权是在外国炮舰保护下建立和维持起来的，由于教堂的修建费用是通过武装侵略向人民勒索的赔款支付的，由于教会信徒能够被豁免掉一切用以扶助地方宗教仪式和古老习俗的捐税，所以长期以来，天主教一直被人称做是“特务教”。在此后的十年当中，上党地区的天主教会进一步使这种名声巩固起来，为自己的崩溃准备了条件。

虽然教会在它的全盛时期是那样地不可一世，但它充其量也不过是当年张庄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自然条件中的一个侧面而已。这些关系和条件到了二十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使晋南地区陷入了一场几乎史无前例的剥削繁重、社会崩溃、兵燹连年、灾荒不断的巨大动乱之中，使得这个地区和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入侵丧失了有效的防卫能力。对于这种情况，日本军阀是洞若观火的。

肯尼斯·司各脫·拉都瑞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纽约，麦克米伦公司，一九二九年，第二七九页。

同上，第三〇九到三一〇页。

沙农·莱克勒：《莱布神父传》，转引自西蒙·德布瓦：《长征》，克利弗兰，世界出版公司，一九五八年，第四〇〇页到四〇一页。

雷德编：《中国反洋暴动资料汇编》，转引自拉都瑞特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五十五页。

关于中国人对慈禧太后所起作用的评价，请参阅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三联书店，一九五〇年，一五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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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鬼子来啦！

洛阳宫殿化为烽，

休道秦关百二重。

沧海未全归禹贡，

蓟门何处尽尧封？

——杜甫

忽然间，全张庄的狗都吠叫起来了。

刺耳的狂吠声惊动了年轻的母亲胡雪贞。这位被她男人遗弃的妇女坐在她破烂的小屋里，正盘算着这天到哪儿才能要到够自己和两个孩子果腹的饭。

胡雪贞高声问邻居丑孩媳妇：“狗为什么乱叫？”

“鬼子来啦！”答声从她家那仅有的没有门闩的门外清晰地传进来。

胡雪贞跑到院门口，想要看看巷子里是不是还能走得出去。如果没有人，她就打算叫上孩子逃到野地里去，等到天黑再回来。

然而，已经太晚了

一队日本兵拐进了巷子。她刚迈步上街，就被一个鬼子发现了。那鬼子顿时出队追了上来。胡雪贞跑进屋，朝左边闪去，鬼子一头闯进屋里。他撞倒了胡雪贞六岁的儿子，踩在他由于饥饿而鼓胀的肚皮上，随即冲进后屋，打算逮住孩子的母亲。没等他出来，胡雪贞赶快躲进了另外一间屋子。

鬼子大骂运气不好，等他离开院子以后，邻居们发现胡雪贞的孩子已经在地上昏死过去。后来他虽然恢复了知觉，可是第二天却发起高烧，四天以后就死了。临死前他躺在炕上，一遍又一遍地叫着：“娘啊，鬼子来啦！鬼子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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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全面进攻中国的战争中，于一九三八年夏季占领了张庄。这场战争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北京附近的芦沟桥揭开序幕的。当时那里有一些日本兵正在进行所谓“军事演习”，他们声称有一名人员失踪，要求在一个村子里进行搜查。中国军队给了他们大胆的反击，这样就损害了“大东亚”的和平，使天皇的军队得到了久候良机。当蒋介石拒绝了日本方面对解决此次冲突所提的条件时，日军就猖狂地继续进行它于一九三二年在东北开始的征服全中国的计划。

日本将军没有考虑广大群众抵抗的可能性，采用了典型的“闪电战”。他们过去曾从蒋介石手里攫取了在冀东驻兵的权力，并在那里集结了优势的兵力，因此很快就击溃了挡道的那些不仅装备不全、而且经常走向叛变的军队，随即沿着铁路干线向西、南两个方向进军，长驱直入中国腹地。在一年里，日军进展顺利。他们占领了西方所熟悉的大部分中国城市——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汉口和广州等，并且控制了除粤汉铁路以外的连接这些城市的大部分铁路和公路。

日本的战略家们认为，只要控制了城市、铁路和整个现代化交通网，就可以进一步控制被分割和包围的农村。这是一个严重错误。正当他们的机械化部队胜利地向华中推进时，抗战运动却在他们的后方发展起来了，很快就逼得侵略者龟缩于城市以及连接城市的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日军在进一步侵略之前，必须消灭掉后方的游击队，才能确保征服华北的胜利果实。他们被迫从漫长的战线上抽回大量作战部队，用以“绥靖”已被“征服”过的农村地区。一场激烈的长期战斗就这样开始了。这就是中国的“持久战”（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中著名的相持阶段。

在这场激战中，太行山区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激烈争夺的地区。这是因为太行山居高临下地控制着华北平原，而华北平原又是南下进攻时的主要基地、转运站和粮仓。因此，要是日军不能扫清山区，就无法保障平原；他们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其它地区的行动也就会受到很大阻碍。中国的武装部队从根据地下山进入平原地区，越过平汉铁路，在河间附近的湖泊沼泽地带和冀南交通不便的植棉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敌人的压力太大时，八路军就退入太行山的高山峻岭之中，当地人民的斗争则转入地下。

这样，在日本人看来，扫清山区就成了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第一个重大行动是将太行山区截成两段。日军在一九三八年占领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省城太原以后，便派出一支部队越过山岭，推进到长治，接着经过潞城和黎城向东边平原上的邯郸进发。同时，另一支日军从邯郸出发，通过武安向西进入山区。但是这两支部队始终没有能会师。有一次，在一个深山峡谷里，游击队通过伏击歼灭了日军一支摩托化部队，又通过伏击和人为塌方延缓了另一支纵队的行军。日军不断地遭到游击队的狙击，无论行军部队还是留在后方的驻军都不断地遭到伤亡。最后，日军的进攻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两支纵队的残兵败卒，分别退入了东面的武安和西面的潞城。潞城这个小城就变成了太行山西侧日本侵略军驻守的最后一个据点。

虽然日军在潞城县驻了兵，而且利用一连串的碉堡群控制了通往长治县城的公路，但他们只能控制潞城县的个别几个村庄。整个高原地区都处在游击政府的管辖之下。游击队和配合作战的民兵可以任意穿越沦陷区，甚至在夜间潜入被占领的村庄。日军要想守住潞城到长治的公路，就得在象张庄一类的公路两旁的村庄驻扎兵力和修筑工事。张庄位于通往山脚下的采矿镇黄碾的公路上，是这条路上最后一个长期驻兵的据点。一出村子就是一片无人地带，再过去几里就是游击队控制的区域了。敌占区仿佛是一个细长的手指，从长治伸向太行山区，而张庄就是位于这个手指边缘上的一个据点。

日军把太行山根据地截成两段的计划失败以后，只能以这条狭长地带作为跳板，向征服不了的地区进行扫荡。他们一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扫荡。有好几个县的房屋被捣毁烧光，牲畜被杀掉，农具被砸烂，水井被填塞，人们象猎物一样在山区和平原之间被赶来赶去。几万人被杀死，几十万人陷于饥饿。只有那些事先把粮食藏好、躲入峡谷山洞的人们才侥幸生存下来。当这人为的灾难达到极点时，旱涝饥荒也开始默默地吞噬人们的生命了。真是无法形容的苦难呵！就连日本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日益加紧压榨沦陷区的村庄，抢走饥民的最后一点粮食，把老百姓的牲口宰了吃掉，房上的椽檩、门板被拆去烧火。由于日军迫切需要驻军和修筑工事，村里的青、壮年劳力都被拉入伪军和劳工队里。如果把游击区所受的痛苦比做阴间的煎熬的话，那么沦陷区里受的就是炼狱的炮烙了。

苦难的岁月好象试金石一样，考验着每个人和每个组织。在形势的逼迫下，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政治潮流——一是抗战的潮流，一是投敌的潮流。

原文有误，应为一九三一年。——译者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南下进攻山东时，统治山东的国民党军阀韩复榘不放一枪就退到了河南。他和另一个将军李服膺同被蒋介石以叛国罪处决。负责守卫冀中保定一带的是驻在河南的军阀刘峙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他也跑掉了。诸如此类的例子，见查默斯·A·约翰逊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的力量》，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

在这一带平原地区，所谓“地下”并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比喻。许多地方的农民都挖了地道，村与村之间都接通了。敌人进了这个村，人们就从地道里跑到另一个村。农民想尽切办法隐蔽地道的出口，有的在枯井里，有的在马槽下，有的在炕底下。人们为求生存而战斗，凡是想得出来的妙计和伪装都用上了。一九四八年，我行军路过这一带时，那些地道的遗迹都还历历在目。许多同我交谈过的人都参加过地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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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汉　奸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心之忧矣，于我归处。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心之忧矣，于我归息。

——《诗经》

日军攻入内地时，乡村中最有势力的还是那些地主豪绅。他们掌握着村公所的大权，控制了一切经济、社会和宗教组织。日军估计这些人不会进行抵抗，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也没有使他们失望，因为只要有扫荡，财产损失最大的毕竟还是那些豪门大户。地主不敢动员和武装农民，害怕他们有朝一日会把矛头指向自己。每当形势变得严重，每当面临抗日和投敌的抉择时，他们往往发现，自己和入侵者之间要比和佃户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至少，日本军官在尊重私有财产，视地租为神圣不可侵犯，以及重视正统宗教信仰方面，同他们是毫无二致的。

当然，此后他们卖身投敌也不总是直接和公开的。太行山区的人民对地主豪绅在沦陷期间的政治表现有过这样一句话——“两头小，中间大”。

日军攻打进来时，退隐的乡绅们摸不清他们将要留驻多久，因此不敢和他们搞得太火热。到了沦陷中期，他们以为日本人即使不是永远留下，也会长久驻留，便公开积极地同他们勾结在一起。到了后期，他们看到苏联军队把希特勒赶回了柏林，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赢得了胜利，而且山上的人民军队也日益强大，意识到时局可能会有变化，就再一次退居幕后。日本投降以后，他们又立刻从“隐居”中破门而出，改组村政，并且给他们的机构挂上了一块“抗日村政府”的招牌，借此捞取胜利果实。

张庄的地主也不例外。日军还在山那边时，申金河便放弃了他在村公所里的公开职务，由在教的地主樊朴之、史腊明和王来顺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村政府。尔后，又找了一个叫周梅生的精明的中农出头露面，这个人自己也想趁此机会捞点外快。周梅生被指派为村文书，而且成了整个伪政权里最有名的“智多星”。他这种地位一直保持了七年之久。周梅生挑选贫农尚石头当村长，又把另外两个贫农也拉进村公所里当差。其中郭富贵当了村警，他兄弟郭德有当了公务员。所有这些公职都能通过贪污和掠夺，陆续捞到很大的油水。在村政府里公开代表地主豪绅的只有当了四年伪保长的王来顺以及同周梅生密切协作的富农郭春旺。尽管如此，和以前一样，不经过当地的统治集团的成员协商同意，就不能作出任何重要决定。

同以前所有的机构一样，张庄伪政权的主要职责仍然是收税、摊派劳役、征兵和维持“治安”。所不同的只是税征得更重，征收方法更野蛮了。伪村吏们征粮时，后面总是跟着日军或伪军，他们挨门挨户地走到各家，把口袋往地上一撂，不管三条、两条，这户人家都得给他们装满。征收粮食并不是根据农民土地的多寡和收成的好坏，而是根据敌军的需要。家无存粮的人不得不事先逃跑，否则就会受到严厉惩罚。

劳役也因战争的需要而成倍地加重，变成象租税一样沉重的负担。只要有了修路、筑炮楼、运输之类的劳务，命令就传到村公所里。村民无论有多么紧要的私事，都得去报到服劳役，只有地主和伪村吏们得以豁免。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强征民工在张庄北头的“无人地带”。修炮楼，全村所有的男劳力都被叫去挖壕沟。有个名叫武魁的贫农，当时正在给自己的房子换新顶。他不愿意房子没换屋顶就停工，便雇了一个孩子替他顶役。为此他被逮捕，并被打断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扔到炮楼外围新挖的壕沟里。在几个邻居的恳求之下，才让把他抬回家去。

张庄的炮楼很大，本村的劳力还不够，要从几里外，甚至几十里外的外村征人。外村的人为了不迟到，天不亮就得带上干粮动身。干活速度慢或者出了差错，都要遭到毒打，扔进壕沟。虽然沟里水浅，不至于把人淹死，但这种惩罚还是相当残忍的。因为天气很冷，扔进去的人爬出来后还得干活，寒风一吹，湿衣结成了冰，许多人都因此害肺炎而死。

给日本人出工，往往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不能每天往返回家。有一次，日本人为了修建一条太原到长治的铁路，征集了好几个县的青年人。上百个村庄每家都摊到一个名额，只有地主家派的不是自己的子弟，而是长工。长工被当作地主家庭的成员，这还是头一回。

民工们都住在外面围着铁丝网的小窝棚里，上工时由卫兵看押，每天要干十四到十六个小时的活。生活上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定，连小便的时间都有限制。人们不久就学会了小便时尽量弄湿大块地面，否则就会被当作磨洋工而遭到毒打。干活慢了也要挨打。拷打的方式是卫兵们就地发明的，有一种是叫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互相殴打，如果哪一个不用尽全身气力，就立刻会遭到卫兵的毒打。

有时游击队打到附近，卫兵只要听到枪声，就用机关枪到处扫射。在一片惊惶失措中，许多在射程内的民工碰巧就被打死。有个活下来的民工后来告诉我说：“那时，天黑后大伙回到窝棚里，都庆幸今儿个没有死掉。可天明上工去时又提心吊胆，谁知会出什么事情。”

对民工滥施残暴的目的是为了威吓老百姓，实际上却使大家对侵略者恨之入骨。蛮横的暴行——例如无故杀害胡雪贞的小儿子——和占领带来的浩劫，使得这种仇恨越积越深。

这种灾难在修建张庄炮楼的那块土地被霸占时就发生过。这块地是从温堆金老汉（村里人都叫他老堆金）手里夺来的。老堆金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一部分微薄的土地。另外还有十二间房屋，是他两年以前用自己在申金河的酒坊里毕生辛苦积攒的钱买下来的。房子周围还有他种的三十棵树。

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一天，伪村长尚石头把老堆金叫去，告诉他说，为了修炮楼，他必须把家搬开。给他一个星期时间拆房子，或者随便把它卖给别人。他们没容老堆金作出处理，就命令民工开挖壕沟，他只得把房子卖给愿买的人，不管对方出多少钱。这时候——难道可以说这是巧合吗？——三个伪村吏和地主申金河突然走过来，答应每间付给他五十块银元，随后就把房子拆掉了。待他们把砖瓦木料拉走后，又只付给他一半的价钱，果树也被无偿地弄走。对此老堆金是敢怒不敢言。

炮楼还占去了他的三亩庄稼地。地里种的谷子已经黄熟，却不让他收割，夜里伪军来丈量地基，把成熟了的庄稼都踩进了泥里。老堆金央求他们明早再来，好让他收回过冬的粮食。可是伪军问道：“你敢担保今儿个黑了不出事儿吗？”因为害怕八路军，他们一刻不停地挖壕。老堆金就这样白白地失去了全部的粮食和土地。他为了逃饥荒，只好去南舍投靠他的侄子。

张庄村公所在替伪军征兵时特别卖力。这是因为几个和本村统治集团早有瓜葛的人都成了当地伪军的军官。地主史腊明的儿子史仁保是潞城县伪警备队第四中队的军官。过去给狗腿子周梅生当差的中农申计梅现在指挥着第五区的伪保安队，队副秦天兴也是张庄人。他们一共抽了五十多个壮丁去当伪军或伪警察。这些人马不仅被用来驻守张庄，也用来控制几个邻近的村庄。

这些伪军头目并不是从沦陷第一天起就为敌人效劳的。日军开入山西时，他们都在樊朴之的儿子樊同喜所指挥的一支国民党军队里当官。樊同喜和史仁保是姻亲加同窗。他们一起从太原的中学里毕业，不仅成了知识分子，而且更为有利可图的是在省长阎锡山的部队里供职。当然，每个有野心的军官都拉拢一伙忠实的党羽，因此，他们就收罗了一些张庄人当帮手。

一九三七年，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日军的进攻之下土崩瓦解了，但是有不少部队没有受到很大损失就撤到了内地。樊同喜和史仁保指挥的部队也回到了潞城县，把第五区当成了他们的主要地盘。

当阎锡山本人还在同日军作战时，这些零星部队也跟着乱放几枪。后来因为游击队实行社会改革，有效地把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全面抗战，阎锡山就改变了方针，答应同日军进行有限的合作，条件是日军帮助他消灭游击队。这时候，他的部下们就必须作出选择了——或者参加游击队并接受其纲领，或者同日军勾结。樊同喜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因为他不是日军的对手，鬼子在他后面开进盆地时，他避免作战，鬼子让他进入一些山区，不去打他。在那里，他做起小霸王来，渐渐地他的部队溃散为一股武装土匪，继承了中国军阀抢劫、掠夺、杀人、奸淫妇女的典型传统。

每当樊同喜的部队需要粮食时，就下山进村，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擅自征粮。一九四二年闹饥荒时，伪政权从张庄把能够搜刮到的粮食都抢光，许多人都快要饿死了。就在一天夜里，史仁保和申计梅带着一百来人进了村，他们乘着夜色挨门挨户地从各家搜出许多藏起来的粮食。连夜运走好几大车玉米和小米。后来，村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饿死了。

樊同喜一伙不光抢劫村庄，而且抢劫客商，他们把过路商人当做肥美的猎物。有一天，他们袭击了从潞城去长治的十三辆满载货物的大车，抢走了货物和骡子，还把赶车的扔进山涧用石头砸死。

他们对待当地的妇女也自有一套办法，看到哪个中意就想据为己有。先是献殷勤和送礼物，搞不到手就用威胁和殴打强迫顺从。如果她们的男人反抗，就被他们残暴地杀死。有一年腊月里，樊同喜在张庄以南十里的李村沟强奸了一个年轻妇女。她的未婚夫为了弄到武器报仇，参加了日本宪兵队。但是没等他下手，就在张庄被人暗算，扔进一口枯井里，用石头砸死了。

樊同喜的部下有个名叫毛旦的士兵，暗地里勾搭上了他当时的一个姘妇。樊同喜恨这小子胆大妄为，从背后把他毙了。

史仁保也一样毒辣。他诱奸了一个村长的老婆，过后又跟踪那个村长到深山里把他杀掉了。他还强奸了另一个妇女，并且开枪打她的男人，不过没打中。他毒打自己的弟媳，人们都说她是死在他手里的。

樊同喜、史仁保和他们的狗腿子申计梅，在对付他们政治上的敌人——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地下抗日力量时，表现得更加凶残。他们趁着小股游击队处于日军的强大压力下无法还手时，多次加以袭击。每次进村洗劫，他们总是借口村里通共产党。

由于以上的种种恶迹，这三个张庄人被称为恶霸是完全够格的。如果抗日战争和过去传统的战争一样，樊同喜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势力强大的军阀。然而在这场举国抗战的斗争烈火中受到锻炼的新兴社会力量，使得军阀割据称雄的企图很难实现。樊同喜本人被一支包括张庄人在内的游击分队打死了。没过多久，他手下的部队就连人带枪彻底投靠了日本人，最终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这些“土匪化”的军人投敌后，改编为潞城县警备队第四中队，史仁保当了队长，申计梅也同时被委任为区保安队队长。从那以后，他就专门搜捕抗日干部，害死了许多条人命，成了当地人民切齿痛恨的汉奸。

潞城县这些投敌事件并不是孤立的。抗战后期的特征是正面战线上的僵持，国民党高级军官一次又一次地安排整批军队向日本人携械投降。一九四一年，有十二个少将级以上的国民党军官把自己的部队交给日军指挥。一九四二年有十五个。最多的是一九四三年，共有四十二个。到一九四四年初，在为数四十二万五千的伪军中，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原来的国民党军队。一九四三年五月，太行山区的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将军带着他的全部军队投降了日本军队，接着他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剿共总司令兼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正当全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即将到来时，这种惊人的叛卖行为却与日俱增。这就是蒋介石最高统帅部策划的“特洛伊木马计”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这是抗战结束以后从抗日力量手中夺取对华北和长江流域控制权的唯一手段。蒋介石集团断定盟军、特别是美国将通过苦战和牺牲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就将自己的精力集中于战后控制中国的问题上。许多国民党部队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之后，纷纷投敌，井驻守一些战略要地。这样，当日本最终被迫向盟军投降时，他们就可以进而控制所有沦陷区。这种做法被他们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对蒋介石的战略家们来说，第四中队不过是这场魔鬼棋赛中的一个小卒子，可在潞城县它却是一股可怕的力量。因为他们熟悉周围地势，同当地人，尤其是同统治沦陷村庄的地主豪绅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使得他们的统治变得异乎寻常地暴虐和残酷。

潞城县和张庄的伪政权是由天主教徒组成的，其中包括已经转为伪军的原国民党杂牌部队的军官以及站在伪村政权背后的地主豪绅和一些为它当差的中农、贫农。从日军占领的那一天起，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最后投降，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清一色的教会政权始终统治着张庄。

村政府和伪军的这种构成并没有什么特殊。在整个太行山区和冀中的教会基地，通敌行为和天主教似乎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不过是天主教会最初进行传教和建立教区时使用的那种方法所造成的局势的继续而已。正如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样，天主教从很早开始就是在外国保护下在中国发展的。抗战期间，正是当地最大的城镇长治和山下平原上最大的城镇邢台的天主教会最高当局定下了“合作”调子。

仅举一个例子，一个有影响的神父郭老财，一九三八年从美国旅行回来，途经日本时搞到了一封外务省给日本驻华大使的介绍信。这封信要求一切有关方面给予持此信件的人以特殊的照顾和关注。显然，介绍信很有效，郭神父回到中国以后，日军司令部发给他一个全境通行证，准许他在华北各地自由旅行。日本投降以后，人们在他的私人财物中发现一百多张仅供日本高级文武官员使用的通行证。此外，还有许多他和日本高级官员及邢台地区敌伪头目高德灵合摄的照片。

象张庄这样的小地方所以会转向天主教政权，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普遍认为，日寇即使不害怕上帝，至少由于尊重站在教会背后的列强势力，也会对教会的神圣权力表示尊重。这样，作为教徒，又同当地神父和他身边的人搞好关系，就能得到一定的安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日军进入内地以后，一般没有打扰过教堂。因此在日军到达张庄之前，村里的大多数富户和不少穷人都把自己值钱的财产交给教会负责保管。不少人还请求教堂给予人身保护。神父立即抓紧时机，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教徒受保护，非教徒不受保护”。几天之内，就有相当多的人家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入了教。虽然如此，穷人受到的保护也是微乎其微的。教堂院里所有可供居住的房屋完全被地主富农及其家眷占去了，大部分挤在院子里的穷人，无论是不是教徒，最后都被轰了出去。

留下来的人也不是无代价地得到保护的，乡绅们可以随便利用教堂提供的方便，穷人为此却必须将他们带来的财产的五分之一献给上帝。

珍珠港事件之后，教会里的荷兰神父都自动或是被迫离开了沦陷区。接替他们的中国教士孙神父又试图把全村拉入天主教。有一天，全村的地主都被邀请到神父住宅去参加西餐宴会。宴会将近结束时，孙神父号召客人们帮助他使每个农民都成为教徒。他说，既然教会在日本人来的时候给人们以保护，他们就应该以亲身加入教会和招收更多的信徒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感谢和崇拜。事后，进行会的人挨门挨户地砸了人们的祖宗神主牌位和泥胎神像，把碎块扔进了室外的深深的茅坑里，还给每一家都挂起了圣母玛丽亚的画像。不出一天，全村都有了天主教会的装饰。表示反对的人都遭到斥责和警告：“鬼子要是再打回来，你们别想进教堂门，死了也活该倒霉，我们就不管，再也不来救你们。”然而后来不少人撕了家里的圣母像，也不见有人追究。可是，人们永远也忘不了这种强迫入教的企图。

日军在华北初期作战胜利时，见到什么都抢，见人不分地主、农民统统杀掉，这使很多地主被驱入抗日阵线。以后日本人发现了他们同地主豪绅之间的共同基础，这才同他们合作，并通过他们维持传统的“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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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变革的种子

太行山，高又高，

百万民兵逞英豪。

年轻的庄稼汉，　

不怕枪来不怕刀，

一枪一个来撂倒。

——太行山民兵歌

入夜以后，伪村长尚石头还难以入眠。尽管上百人的日本警备队近在咫尺，尽管扩大的保安队保证支持他的政权，尽管有他的忠实打手郭富贵出色的村警工作，他还是害怕人民。村里有人——他想不出是谁——和山里的抗日武装力量保持着联系。尚石头在自己院子里经常发现一块包着信的石头，信上历数他几个星期以来干的一切坏事，警告他如果不改弦易辙，很快就会遭到严厉的报复，并劝他到某个指定的地点和某个刘司令员会面，讨论救国的办法，以便将功赎罪。

尚石头从没有去过指定的约会地点。他可不想拿村长这份美差去冒险和发疯的爱国者、说不定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员接触。为了安全起见，他夜里从不在自己家里睡觉，也不在同一个地方连着睡两晚。要是游击队袭击村子找他算账，要找到他，就得花很大功夫。这个办法很成功，直到他媳妇起了疑心。她不相信他晚上不回家是因为害怕暗杀。她的一个姑姑告诉她，尚石头晚上赌钱、喝酒、寻欢作乐。还说尚石头至少和三个姘头睡过觉，暗示别的村还有几个。这个消息大大激怒了石头媳妇，她跑到村公所当众揭发了他，然后又到孙神父那儿揭发他。她在街上逢人便说，她丈夫从不回家，因为他和“破鞋”过夜。

这些传说当然不全是假的。为了让他媳妇安心，尚石头被迫在家一连住了几夜。躺在自己家的炕上，他怎么也睡不安稳。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慌忙爬起来。每天夜里总要起来观察好几次，可是每次都没发现什么。在星光底下，村子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动静。每个人，包括日本兵和他们的哨兵都睡了。第三天晚上，他由于恐惧和神经紧张而疲乏不堪，终于不由自主地睡着了。

他醒来时，几只强有力的手已把他从媳妇身旁拽开。他刚想叫，一团棉花塞进了他的嘴里。他倒在地上，感觉到一支枪筒顶着他的脊背，袭击者把他捆得结结实实的，他连动都不敢动一下。他们这时又把他媳妇捆了起来并塞住嘴，他只听见一声被闷住的叫声。然后，他就被半拖半抬地弄到院子外面的街上。一个人命令他跪下，他跪下了。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随着枪声，街上响起布鞋底踩在地上的轻微的跑步声，脚步声渐渐远去。但尚石头再也听不见这些逐渐消失的脚步声了，他已经一命呜呼了。

尚石头被处决以后，伪政权一直瘫痪了几个星期。所有当官的心里都明白：如果村里没有地下组织，这样大胆的袭击是干不出来的。在以后的好多天里，他们甚至在大白天都几乎不敢跨出日军指挥部。骄横的日本人仍然装出信心十足的样子，实际上却心虚地增加了一倍的岗哨，夜里实行了特别戒严。

但在另一方面，农民简直掩饰不住他们心里的痛快。要不是因为稍微表现出一点欢乐就可能遭到逮捕、毒打、甚至屠杀，他们准会在大街上表现出来的。地主及其走狗们为了自己的什么安全、舒适和私利，不惜走上了当汉奸的道路，这使全村都蒙受了耻辱。现在事实生动地证明：在张庄也有这样一些爱国者，他们不顾开展游击战争和地下活动带来的一切艰难险阻，坚定地选择了抗日的道路。尚石头的死刑不仅在本村居民眼里，而且在全县面前，洗刷了张庄的耻辱。这个行动标志着张庄的革命转变从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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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阀令人作呕地硬说什么他们“干涉”中国只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使中国人民免于遭受一场比死更坏的厄运——共产主义。但正是他们的“干涉”大大加速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这是历史的一个极大讽刺。

日寇采用的种种手法，实际上替革命扫清了道路——他们的手段极端残酷，这不仅逼得农民，甚至许多地主也觉得除了反抗就无路可走；他们把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逐出华北；在沦陷区内诱使国民党的低级军政人员充当汉奸，使他们在人民眼里变得永远不可饶恕；以及侵略军铁蹄过后留下大片无力驻防的农村地区。这样，就造成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真空，使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得以展开活动。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就动员了几千万灾难深重的农民奋起进行抵抗。由于这种抵抗遍及一切社会阶层，因此就为将来的社会革命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在芦沟桥发起进攻以后没过几天，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一九三七年和蒋介石达成统一战线协议后改称八路军）便派出许多久经战斗的分遣队离开陕北的延安，跨过黄河，占领了山西省东部太行山脉和五台山脉一带地区。这些分遣队虽然规模都很小，但并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成许多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后。遍及所有的山沟、平原和每个地区的村庄，去负责组织、训练和指导那些希望得到武器和军事知识的大批农民新兵。每个武工队就这样在自己的周围组织起了农民民兵分队。这些民兵都住在自己村里，白天和农忙时在田间从事劳动，夜里和农闲时就进行战斗。那些最优秀的民兵指战员们被抽调去补充部队的伤亡，扩大正在成长的正规军。

八路军和民兵象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在迅速扩大。大多数指挥员都是党员，而且不断地吸收积极的普通士兵入党。但是共产党的活动并不仅仅局限在军事动员方面。当经历过十年内战的老部队跨过黄河时，还有数以百计的搞群众运动的干部随同前去做政治工作。在八路军的保护下，他们分散到农村中去组织农会、妇女会、消费合作社和村委会。这样就形成了进行战争的广泛的群众基础。没有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场战争就不能获得胜利。这些组织的最优秀、最积极的领导人被吸收入党并组成当地的支部。他们的成分主要是农村劳动人民。党还吸收了许多从城市里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他们成千地穿过封锁线来参加抗日。

只要八路军和共产党获得一个立脚点，他们就能立刻制止由于失败、惊慌和旧官吏的逃跑而造成的混乱局面，使秩序逐渐得到恢复。只要有可能，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力量也被收编在统一的领导之下。采取这些措施，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日本人在这个地区被赶了出去，或者休想进入这个地区，除非他们用大批部队进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抗日力量也只是暂时地撤走，日本人的势头一退，他们就回来了。

从第一批这样的小据点开始，抗日根据地一直发展到包括好几个县。这些县后来又连成一片，形成了广大的解放区即边区。

在所有的解放区，各党派和各种社会力量，包括爱国的国民党分子和许多有声望的无党派人士，共同建立了新的抗日联合政府。各级政府有各方面人士参加，他们之中也有地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区、县和地区三级的参议会，参议会又进一步选举执行人员来贯彻自己的意志。虽然共产党是这个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是在所有选举或任命的职务中，它把自己的成员的名额限制为三分之一。

解放区政府的共产党和非党的领导人，都以充分动员中国人民的潜力，抗击日本侵略作为自己的任务。只有使农民从过去的剥削和压迫之下获得一条出路，这个潜力才有可能挖掘出来。如果在租佃条件、利率、税务负担和携带武器的权力等方面没有一个真正的改革，以及在参与制定政策方面没有发言权，农民是不可能被发动起来有效地投入战斗的。然而，在那时候提出社会关系的全面革命，没收地主财产，建立一个新的土地制度，必然要导致一场灾难。这样一场革命只能意味着内战，只能把大批地主赶进日本人的怀抱，立刻造成国家的分裂，而当时只有团结才能救国。于是共产党放弃了曾在南方老根据地普遍实行过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而与其它党派和团体共同实行一个旨在赢得一切派别和阶级支持的改革纲领。这个纲领的核心就是“双减”——减租减息。

这个纲领要求地主将地租至少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从每年百分之三十甚至百分之百降到不高于百分之十。这些要求是根据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三三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提出来的。农民凭着手中的武器，完全可以停止交租和取消债务，但仍要求他们继续交纳降低了的地租和利息，并尽最大力量发展生产，以支援战争。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税收制度是建立在合理负担的基础上的：收入最低的完全免税，然后按照不同的收入水平相应地提高税率，大片土地所有者应交纳的最高税率，也不高于百分之三十。这些政策有力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也为大部分愿意救亡的地主乡绅们所能接受。

在这样的政策基础上，共产党、八路军和解放区逐年扩大。到了一九四二年，它们已经成为对日本统治的强大威胁。敌人集中了绝大多数的兵力，企图一举荡平华北根据地。连续两年的扫荡缩小了解放区，消灭了部分八路军，但没有消灭全部的八路军。日本人没有能力长久地保持压力，只要他们一放松，解放区和八路军就又开始扩大起来了。到一九四五年，张庄所在的太行地区不过是半个晋冀鲁豫解放区而已，而后者又只是华北八大解放区之一。再加上由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华中和华南开辟的十一个较小的解放区，总共有十九个解放区，将近一亿人口。这些解放区是由一百万正规军、二百万民兵和一千万自卫队保卫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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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和共产党于一九三七年到达潞城县时带来的士气、战斗经验和组织能力，立即引起了反应。第一批分遣队到达后，几天之内就有几十人要求参军。其中至少有两个是张庄的人——十九岁的师才元（一个富裕中农的儿子）和十八岁的赵仁贵（一个无地的雇农）。

在日本军队到达之前的短暂时间里，共产党的政工干部和当地“牺盟会”（统一战线时期得到阎锡山赞助的进步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一起建立了一个抗日县政府。

当日本军队开进有着城墙的潞城县城时，八路军已经在这一带高原地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新政府也动员了大批村庄进行抵抗。敌人进驻了县城以后，抗日政府的领导人员便转移到乡村去，哪里最安全，就把机关设到哪里继续办公。

这个县的五个区都委任了区长。象县政府一样，区公所也是流动的，人们都说，区长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去时，区公所就在他的文件包里。

张庄所在的第五区，位于全县的最南端，它是驻军最多的地方。敌人的驻军妨碍了组织工作的进行，但他们的统治只是在白天才有威力。天黑以后，日军和伪军就龟缩到司令部里，害怕遇上狙击和突袭，这时抗日武装力量就可以来往出入。通过在夜间进行的组织工作，五区的人民象其它四个区一样，也建立起了一个抗日政府，并且有了一个区长，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委员会和一支民兵。

在某些沦陷村——象离张庄只有十里路的小沟村，伪村长和抗日运动保持着联系。他在五区区长的指示下开展工作，尽可能地支持抗日战争。他只是在名义上为伪政府服务。通过这样的人和别的沦陷村中勇敢的农民建立联系，就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建成和保持了一个地下组织网。

张庄有一座七角炮楼，一支一百人的保安队和一个由天主教徒组成的伪村政府。在这里工作比任何地方都要危险，但却同样发展了一个活跃的地下工作者的核心组织。第一个参加的是小沟村村长的穷侄子张天明。他虽然已经到了二十岁的结婚年龄，可还是一个光棍。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在北京当过铁匠，他母亲闹灾那年离开了家，到西边一百二十多里以外的洪洞县去投奔另一个当木匠的儿子。只有张天明留在张庄，独自耕种全家的六亩土地，有时给邻近的地主帮工，有时做一点木匠活。因为太阳落山以后，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经常到小沟村叔叔家去串门。他在那里遇见了区长，知道他们在搞抗日工作，就自愿参加一部分工作。

大约和他同时，另一个张庄的农民——雇农申锁子，也通过亲戚关系接触到了区长。这个亲戚在张庄北边十五里以外没有沦陷的驲村领导着当地的抗日政府。申锁子随后又争取了他的好朋友弓来宝。这个年轻人和他一样穷苦，为了求解放，也有一股拼上命干的热情。

第四个人是用另一种方法争取过来的。他叫师福元，他的哥哥师才元在八路军的第一支部队来到时就参了军。作为正规军的战士，他随着部队转战各地，但也经常回到潞城根据地来。一有机会，他就回家探望父母，两个兄弟和他的妻子儿女。他全家一共十口人，住在一所有二十五间房的大院子里，种着五十亩地，全村都把他们看成是最兴旺的庄户人家。由于他们跟统治集团没有关系，他们的富裕就成为每一个抢劫的士兵和每一个贪婪的官吏的牺牲品。他们要纳的税名目繁多，数目也大得惊人。整个家庭都因此对旧的统治当局充满了仇恨，对继它之后的伪政权更是加倍地仇恨。师才元回部队以前曾向师福元交代过，在必要的情况下如何到山里去找他。后来师福元去过几次，在八路军师部里看他哥哥时遇见了区长。他同区长谈了几次话，从此就决心要为抗日积极地工作。他和申锁子接上头以后，很快就参加了其他三个人已在进行的工作。

这个地下组织开始活动时执行一些简单的任务：替区公所出差，送信和运送物资。但在饥荒最严重和扫荡最残酷的一九四二年，五区区长为了加强张庄的工作，决定组织一个正式的地下村政府。这个地下组织开会选了申锁子当村长，弓来保是副村长，师福元是“抗勤”，张天明是治安主任。这个组织的所有成员都不到二十五岁，在绝对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工作。他们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抗日政府已经成立，只是把他们最信任的朋友和亲戚发动起来，执行他们自己安排的或区里指定的各种任务。然而，他们活动多了，难免引人注意，最后被人出卖了，都没有能够活到战后。什么东西鼓舞着他们去冒这种危险呢？为什么他们在随时都可能被逮捕和被杀害的情况下还留在村子里，而不到山里去参加正规军，拿起枪杆进行战斗呢？那样不也是同样地光荣吗？在那里，人们至少想打就可以打一下，想跑就可以跑开，以后遇到机会还可以再投入战斗。

我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找到过答案。后来听张庄那些活下来的地下工作者向我谈起当时活动的情形，他们仿佛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沦陷村的工作需要人嘛。他们生活在沦陷村，就做沦陷村的工作。风声紧急时，只要能避开，他们总可以上山去。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只要来得及，总可以请到八路军。

全国范围的抗战热情无疑在鼓舞着他们去担负起平时也许不可能担负的工作。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他们对中国的解放和新社会的到来的强烈信念。但他们绝口不谈这些，他们更愿意的是脚踏实地地工作而不是在事后夸夸其谈。

在他们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为八路军收集粮食和被服。有一回，他们经过几个星期的准备，从同情者的家里收集了六千多斤粮食，一夜之间就送了出去。此后又一再地收集衣服和鞋——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支援前线而专门制作的。村里的妇女们整天不停地坐在大街上缝着，日本人雇佣的大摇大摆的哨兵，做梦也不会想到当着他们眼前做出来的这些鞋子是为他们的敌人准备的。

另一项同等重要的任务是收集情报。这是张天明的专职。他密切注视敌军和伪村政府的动态。每隔几天，他就要和八路军联络员接一次头。有时是在小沟村他叔叔家里，有时是在张庄南面的大岗山，他家在那里有一小块土地，所以去了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当有事要汇报时，他就垒起一小堆石头。第二天，在约定的时间里，联络员肯定会来同他见面。

见了联络员，张天明就把自己和别人了解的一切情况向他汇报，如：敌军的调动；炮楼里的人数；敌人有多少马匹，有多少粮食，能不能容易地把它们弄到手；外界有什么人来到张庄，他们在这里干了什么；重要的汉奸是谁，有没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等等。

他回来时，又把其它地方的抗战情况，各条战线上取得的胜利、解放区向新区的扩展、外部世界的新闻（按照敌伪出版物的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胜利已经成了大势所趋）等一系列消息带到村子里。伪村长尚石头在院子里发现的那些信，就是他投送的。五区区长希望尚石头能够接受劝告，就象小沟村张天明的叔叔那样与抗日政府进行合作。但如前所述，这些信没有引起任何反应。

五区区长看到尚石头死心塌地当汉奸，已经无法争取，就向县政府作了汇报，并对这个伪村长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处死刑。一小队八路军战士奉命执行判决。但他们几次夜里进村，都找不到这个待决犯的睡处。

于是张天明想了一个办法，至少能让尚石头暂时呆在家里。他亲自与尚石头媳妇的姑姑进行了个别接触，鼓动她去散布尚石头天天晚上在外面鬼混之类的传闻。这样终于抓到了尚石头。

张天明散布的一个消息还使抢劫为生的国民党军官樊同喜丧了命。原先，八路军指挥员为了避免内战，对樊同喜的部队多少还让其自行其是。他们希望最终能说服他参加解放斗争。但天长日久，樊同喜做的坏事越来越多，许多村子的农民都要求对他采取措施，一天晚上，樊同喜带着十来个人，打算在张庄痛痛快快地喝个通宵。消息很快传到山里，八路军派了一个班跑步赶来，天还没亮，就把这些人包围在屋里了。他们见樊同喜不肯投降，就放火烧了整个院子。樊同喜和他带来的十个人都烧死了。过后不久，这支队伍的残部，在史仁保的带领下，投降了日军，被编入伪军第四中队。

张庄那些搞地下工作的年轻人，除了收集粮食和被服，搜集情报，经常进山和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劳动谋生以外，还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政治。县领导认为，将来这些人在村里的改革中是核心，想要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在敌人控制不了的解放区里，这一点是通过各个武装部队、政府机关和群众组织日常的学习达到的。此外还建立了一些正规的学校，吸收优秀的战士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到那里学习革命理论。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这种有组织的学习就困难多了。他们至多只能寻找机会和区长谈话，从他那里学习当前正在进行的持久战的道理，学习这场战争所需要的各阶级统一战线的道理，还学习毛泽东预言在胜利后将要实现的新民主主义的道理。区长送给他们一些毛泽东有关这些问题的著作。虽然他们都没什么文化，但还是尽最大力量攻读这些书。于是他们开始懂得象阶级、劳动创造世界、社会发展史以及决定中国前途的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等基本观点。

提高农民政治觉悟的工作不久就被战争打断了。一九四三年，张庄的主要联络员、驲村村长被杀害了，五区地下区长也牺牲了。张庄北面的封锁如此严密，去解放区几乎已不可能。有一段时间，张庄的地下组织同县、区政府完全失去了联系。更糟的是，申锁子和弓来保因为没有过冬的粮食，只好到太原去找工作。他们随身带走的几块钱，是大伙捐出来支援前线的。这就给村里那些捐钱的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申锁子和弓来保在春天回村时还清了这些钱，并且重新和区政府建立了联系，又继续进行工作。但这时候的地下工作者比以前更冒风险，人们也越发不敢采取行动了。

敌人并没有闲着。从前的伪公务员——郭德有，接替尚石头当了伪村长。他把破获地下组织当做自己的主要任务。他象他的前任一样，不敢在家里睡觉，总是睡在他怀疑有抗日活动的人家里。他和他兄弟、新任的保安队长郭富贵，多次在师福元家的炕上过夜，指望有一天八路军战士师才元从山里回来探亲，就出其不意地把他杀死。白天，他们把农民接二连三地拉到村公所里盘问，回答稍有怠慢，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打个半死。这样，他们就撒下了网，哪里发现了线索，他们就奔向哪里抓人。八路军在前两年的“三光”扫荡中遭到了很大的伤亡，由于受压太大，对这里鞭长莫及。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小小的差错都可能导致灾难。张天明有个表兄弟住在外村，为了他那点风流韵事，张天明几乎丢了性命。这个表兄弟住在小沟村，他和李村沟的一个姑娘相好。（李村沟是张庄南头一个村）他经常翻过那姑娘家的院墙，进去过夜。这就惹恼了她家的人。他们传布谣言，说他是个八路。他们并不知道真有其事，只不过是为了报复而已。

不久，他们那种恶毒的报复心理得到了满足。张庄炮楼里的伪军听到了谣言，四处搜捕这个小伙子，发现他在张天明的家里。他和张天明都被捕了，被带到炮楼里。他们没有吐出一个字，结果都遭到了拷打。第二天早晨，张天明的表兄弟被按在铡刀上铡了头。幸亏伪军没有得到关于张天明的确实情报，不然他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村里人都坚持说他不过是一个卖力气干活的庄稼汉，对谁也不怀恶意。他们在保释书上画了押，又把张天明份上的半头驴卖了，用卖得的钱把他保释出来。没有这头毛驴，很难设想他怎能挨到收获季节，但毕竟他是活着出来了。

申锁子和弓来保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个叫甄忠喜的烟鬼，经常和伪军头目一起抽“料面儿”，他不知从哪儿打听着了地下村政府的底细，于是就把这个情报递了上去。申锁子，弓来保和师福元立刻被捕了。十八天的拷问和饥饿没有使他们屈服。最后申锁子被枪毙了，弓来保被敌人用东洋刀砍成几块。师福元则被放了出来。

师福元获释是因为伪军怕他哥哥师才元领着八路军回来报仇，也因为他家能够交出一大笔保释金。伪军官温启荣的要求满足了：他得到七千元伪币（当时大约值七十美元）和大量的“料面儿”。他们还立了字据，让全村担保师福元规规矩矩，师福元也保证在六个月内把他哥哥引诱到村里来。

这个条件几乎逼得师福元自杀。“叫我出卖我哥，这可把我吓坏了。”他几年以后这样说，“我死活也不能干这事啊。每回伪军打吊桥上过沟，我听见皮靴响，就寻思是来找我的。我就跑到井沿儿坐着，横竖不能再叫他们逮活的。黑天我家狗一咬，旁人就以为是我哥回来了，我就宰了那只狗。”

“我身子好了一点，走路不碍事了，就想朝山里跑。可家里不叫我走脱，人家指印还在字据上按着，说是我一走，全家都得杀头，全村都得受罚。我无奈何，只有上外村寄住在几个穷亲戚家。”

这些悲剧是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星期发生的。那两个张庄地下领导人交不起保释金，宁死也不愿出卖同志。这样，就保护了他们生前所组织和教育的六、七个年轻人。而改造张庄的任务，就落在了这六、七个人的肩上。

关于共产党如何在中国兴起，以及它如何在华北填补了真空，详见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参见林迈可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四月十四日在《美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新四军是在工农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去延安后，由留在后方的部队组成的。他们渗入到日军战线的后方，在长江两岸按照与华北大致相同的路线创立解放区。华南抗日纵队是共产党在广东组织起来的，它们在海南岛和广州附近的山区建立了根据地。

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前，在他们之后参军的还有另外四个人，因此，张庄总共有六个八路军故士。对于一个不仅被敌人占领而且驻防的村子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纪录。

太行山地区的大多数青年在十八岁以前就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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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报　应

利剑不在掌，

结友何须多？

——曹植：《黄雀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天皇向盟国投降。

张庄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经过三天战斗后，被八路军和潞城县民兵解放的。

战争在八月十日就结束了，那么张庄为什么要经过一场激战到十四日才打下来呢？研究这个问题大大有助于对其后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了解。

当地的抗日武装不得不经过战斗才能进驻张庄。原因在于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不到几小时，就发出两项命令，厚颜无耻地实施他的“特洛伊木马计”。第一项命令要八路军原地驻防，不得向对峙的日军或伪军采取行动，第二项命令指示伪军（其中有四十多万驻扎在华北）维持“治安”，抗击八路军的任何挺进行动，并在重庆代表抵达前，据守全部所占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些伪高级军政人员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日军奉命向这些人，而且只许向这些人投降。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表示美国完全支持这一行动。他发出一道通令，指定蒋介石军队为接受在华日军投降的唯一代表。

蒋介石企图通过这种花招，不放一枪便在大片的中国土地上重建传统的地主豪绅政权。而在这大片中国土地上，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民兵的支援下，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九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

从军事观点看，蒋介石这一着是一个大胆的战略。从军队的数量、火力和兵力的战略部署的角度来看，他似乎稳操胜券。蒋介石至少希望那些伪军能守住阵地，直到美国人通过大规模海空运输，帮助他把一直储备在内地的、许多拥有新式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师插入华北。一旦他的最现代化的军队部署就绪之后，蒋介石打算几个月内就消灭解放区。

从政治上看，这种策略是灾难性的。世界各国的命运，是很少光靠兵力或火力就能决定的，蒋介石和他的美国顾问们总是不把中国人民考虑在内。在他们看来是绝妙的一招，而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眼里，这是无耻地出卖了他们为之战斗和牺牲的一切。尤其是在解放区，那里的人民在日军进犯时首当其冲，而且对伪军的仇恨比对日军更深。当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并迫使敌军投降时，几百万民兵和几千万老百姓给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最热烈的支持。短短几天之内，几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五千万以上的人民得到了解放。

当蒋介石发现，一道把伪军变成国军的命令并不能遏止人民革命的洪流时，他就采取了更为不择手段的行动，命令日军恢复作战。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了一道命令，要他守卫现有阵地并收复不久前失陷而成为解放区的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并不相信蒋介石的力量，而深恐他的“特洛伊木马”——伪军以及士气低落的日军都抵挡不住共产党发动的进攻，因此把五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向天津港，并且迅速地把他们部署在主要铁路线的北面和西面，特别侧重通往沈阳的铁路线。

美军分布在铁路沿线，表面上是协助从日军手里接管，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卷入了和八路军、游击队的冲突中，因为游击队的生存取决于破坏这些铁路线。美军陆战队和原先是伪军的国民党军队，不止一次地协同作战，攻打“破坏交通”的“赤匪”。

没有什么比这种力量的联合更有害的了，因为这种做法有计划和有意识地使美国的战时政策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善意”丧失干净。对解放区的进犯，使中国濒临全面内战，而且使美国在亿万中国人眼里成为侵略者。

这就是在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事件，这种形势使得张庄非经一战不可。这个村子并不是向包围它的人民武装投降的，而是被攻克的。

虽然日本驻军已于七月间撤走，但张庄炮楼里的伪军兵力还是很强的。使用现代化日本武器、装备精良的伪军第四中队的一百人盘据在那里，还有“爱乡团”的几十个新兵作为补充兵员。“爱乡团”是山西省国民党通过伪政权搞起来的。这是一个最后的尝试，企图让汉奸和走狗取得“爱国者”的地位，并为国民党在敌占区重新掌权准备某种骨干。张庄参加这个团的是一些在沦陷期间以不同方式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他们之中有闾、甲长，自卫团的兵丁和伪村政权的小头目。这些人常常是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被招募或委派到这些镇压机器的职位上去的。他们害怕落入胜利的八路军手里遭到报复，而跑进炮楼里求得保护，其中很多人积极地守卫炮楼。

但是所有的伪军残余以及国民党在最后一分钟组织起来的非正规军，都不是八路军和民兵的对手。久经锻炼的抗日队伍把分布在长治到潞城公路两侧的所有据点同时包围起来以后，还部署了几百名正规军来对付位于张庄的这座最大的炮楼。他们并没有立即强攻炮楼周围打着木桩的壕沟和土围墙，而是悄悄地进入阵地，试探敌人的防御工事，并和敌方零星地交火，为的是使守军神经紧张，以待八路军自己的“特洛伊木马计”有时间发生作用。这回当“特洛伊木马”的是张天明。他参加了“爱乡团”，混进炮楼里了解那里的士气，查明了守军的人数和武器弹药的状况。在炮楼里呆了三天后，张天明带着情报出来说，里面的粮食补给几乎中断了，士气低到了极点。这时，从全县各地来支援的民兵都到齐了，田野里到处都是武装人员。他们把在开阔的野外起掩蔽作用的玉米地和高粱地的垄沟都挤满了，连棉花地和土豆地里也有人。村里的老乡估计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一千。夜深人静时，吹响了冲锋号，民兵和正规部队从四面八方蜂拥地越过了土墙。战斗很快结束，第四中队无条件投降了。

就象中国人过新年放一串串的鞭炮似的，沿着山沟不断发动了进攻战。十几个敌占村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全被解放了。民兵们留下来肃清后方，主力部队就向南转移去围长治城，那里还有不少日军据守着。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华盛顿，国务院，一九四九年八月，第三一二页。

关于八路军牵制日伪军比例的几种估计参见爱泼斯坦著《未完成的中国革命》，第三一七页；廖盖隆著《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上海海燕书店，一九五二年；《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一〇三七页；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五〇〇页。

在这次战役结束时，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已占中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和四分之一的土地。

何应钦的命令如下：
甲：中国境内之非法武装组织，擅自向日军追求收缴武器，在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指定之国军接收前，应负责作有效之防卫。
乙：现股匪攻开封、天津、郑州等地……关于此事，目前应特别注意，并应依中字第四号备忘录，迅即将指定之日军，集中于上述股匪进攻之地方及其他各地，作有效之防卫。如果各地……为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由日军将其收回。
（廖盖隆著《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第四十七页）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天津美军配合蒋介石部队进攻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驻河北省唐山美军向宋家营等地侵扰，同年七月间，侵扰唐山附近的滦县三河庄子和昌黎县西河南村。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美军向东北的河溪堡解放军阵地进行军事侦察。美军对胶东半岛的侵犯，前后发生多次。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国军舰向牟平县的浪暖口、小里岛侵犯；一次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军协同国民党军队进攻即墨县北的王麟陶。（参见《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一三八六页。）

 第二部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清算之年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过两个“恐怖时代”。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酷地、蓄意地进行屠杀。一个只持续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悚惧。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短暂的恐怖时代所装填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颤栗和哀鸣。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的、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装填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著名作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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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走哪一条路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

在张庄，八年的抗战突然地结束了。随着第四中队的投降，不仅结束了日寇的占领，而且使千百年来的地主统治也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意味着千年封建统治的寿终正寝。事情发生得这样突然，无论是新势力还是旧势力，都没有马上意识到这场变革的深刻意义。要使这一昼夜战斗所造成的转变在人民的行动中得到巩固，要创造一种建立在平分土地基础上的新生活，至少还需要三年时间。。

就整个中国来说，在消除了日军这个主要威胁以后，留下来掌握中国命运的力量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建立新的平衡，一九四五年八月，几乎已成为生活习惯的抗战突然让位于建设。中国人民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是一个停滞的、绝望的、被国内的反动统治和国外的干涉、投资扼杀了生气的旧中国呢？还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的、从根本上重建的、独立的新中国呢？

毛泽东曾经把解放区人民所赢得的胜利比作一棵结满果实的桃树。桃子应由谁来摘呢？是用自己的血汗浇灌这棵树的人呢？还是那些袖手旁观的人呢？

毛泽东的回答非常明确：只有栽桃树的人才有权利摘桃子。

蒋介石的回答也很明确，他的“特洛伊木马计”投降方针的逻辑，使人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他一直躲在遥远的重庆宣传和实行曲线救国，如今想要摘桃子了。他拥有三百万正规军和几十万伪军，连侵华日军也划归他指挥。他还拥有巨大的美国军事机器作后盾，和很少遭受战争破坏的三亿人口的“大后方”，而且最后他还可以依靠“原子弹”。在这些条件下，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征服解放区，恢复传统的统治。

人民怎样呢？在华北、东北、华中的平原和山区的抗日根据地内的一亿人民的“大后方”的无数进步人士，所有已经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的领导的人民，他们要求什么呢？他们渴望和平，他们要求和平，愿意为争取和平做出让步。但归根到底，是和是战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决意要坚持自己的和平条件。在这决定命运的紧急关头，摆在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有自卫的力量吗？他们敢于自卫吗？

许多人都感到畏惧，其中也包括某些共产党人。他们不相信受到战争严重摧残的北方游击区能够在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下继续生存。为了打败日本人，不知道耗费了世界上多少财富，那么，一部分中国人民能够打败有美国财富支持的国民党吗？就算他们开头取得了一些胜利，难道美国不会使用毁灭了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来保卫他们在亚洲大陆上的势力吗？这些领导人不得不考虑作出各种形式的让步，主张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最后摊牌的行动。

赞成让步的多半是些地主或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支持过共产党，但是对日本投降后统一战线内部严重的分裂却毫无准备。这些人和普通的人民既没有紧密的联系，也缺乏深切的同情。他们对工人、农民继续战斗、争取胜利的能力和决心缺乏信心。

其他一些同样真诚而出身相似的人们，也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感到困惑。到处谈论的谈判解决、联合政府、马歇尔的调停、召开国大等等，使人们产生了不少幻想。人们对战争已经感到极度厌倦，被八年的恐怖弄得疲惫不堪，大家都渴望和平解决，谁也不肯相信有人企图侵入解放区、要求交出英雄的抗日根据地，以此作为换取和平的代价。正当太平洋战争中剩下的大炮、坦克、飞机和弹药源源不断地运来，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都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人却闭目塞听，寄一切希望于和谈，而不愿正视公开武装冲突的前景。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感觉有必要执行一项两手政策。一方面，他们为和平解决做出认真的努力，同意整编八路军，并下令撤出华中与华南的八个解放区。另一方面，他们使自己管辖下的一亿人民做好充分准备，对付蒋介石可能对华北解放区发动的突然进攻。准备工作的关键就是要批驳上述的各种投降主义论调。毛泽东非常及时地着手这项工作。他耐心而坚定地强调指出，解放区人民有能力进行自卫，全中国人民有力量从根本上改造整个中国。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和他的西方主子都是外强中干的。尽管他们有的是钱，有的是物质，有的是武器，可是他们永远不会赢得人心。决定的因素终归是人，而不是武器。毛泽东说：“是人民消灭原子弹，而不是原子弹消灭人民。”

这个战略概念，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是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对列宁的“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这一论断的引申。毛泽东说，只要人民起来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一定能打倒，从这点来说，他们都是纸老虎。但从另外一点来说他们又是真老虎，他们能够造成极大的破坏和严重的伤亡。因此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应当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一方面应当敢于自卫，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另一方面，要认真地对待斗争，即以全部精力注意每一个战役和每一次战斗，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并且尽可能地从全世界人民那里取得支持。不作斗争就是向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而不严肃地对待斗争，不要同盟者而孤军奋战，就是向“左”的宗派主义投降。这里最重要的是斗争的决心，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决心，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在张庄，所有拥护改革的人都全力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支持解放他们的民兵，支持这个队伍给村里的政治纲领。那些犹豫不决和胆小怕事的人总是担心会“变天”，担心共产党、八路军和民兵没有力量保卫他们的胜利，担心国民党会仗着美国的巨大力量卷土重来，恢复旧的生活方式，恢复旧日的压迫。是全力以赴进行斗争呢？还是袖手旁观、试探风向呢？第四中队投降以后，张庄人民也和所有解放区的人民一样围绕这个大问题展开了争论。对于曾经搞过地下斗争的年轻积极分子来说，毫无疑问，必须准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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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打狗腿子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毛泽东　一九二七年

第四中队投降以后，庆祝胜利的活动进行了几天几夜。热闹刚刚过去，张庄的老百姓们，不管是在茅屋里、土炕上，还是在墙院里和雨后泥泞的大街小巷，甚至在离开村子最后一座土墙很远的庄稼地里，都听到了一种最初会被误认为是驴叫的沙哑而奇怪的声音。这声音似乎从天而降。大家抬起头来，目光都引向这一带的最高点——天主教堂的方形塔楼上。他们看到那里原来不是什么“天驴”，而是一个拿着喊话筒的小伙子，正拉开嗓子向四面八方不停地喊道：

“开会啦！今天开会！吃了晌午饭在空场上……斗汉奸大会！大伙都得去！大伙都得去！……今天……开会！”

那小伙子转向哪边，哪边的人就能清晰地听到他的话音，而在他两边和背后的人只能听到乱哄哄的吼声，可是他朝四面八方都喊遍了，所以村子各处的人都听到了。

开会！自从二十年前跟教堂争菜地以来，张庄什么时候开过大会？午饭前的通知使全村的人都轰动起来，好象捅了马蜂窝，整个村子都议论纷纷。按当地的习惯，每到吃饭时，大家就端着热腾腾的小米饭和玉米面疙瘩走出门来，三五成群地说长道短。这天，街上和大院里的人比平时多出两三倍，所有能走路、端饭碗的人都走出来议论新闻了。拄着拐棍的小脚老太一拐一拐地走出门来；年轻的母亲们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筷子，饭碗放在膝上，聚精会神地听邻居讲话；光屁股的小孩儿赤着脚跑来跑去，几分钟之内就帮着把消息传遍了全村。人们都注意到了，只有那些声名狼藉的汉奸和他们的家属不敢露面。可是甚至这些人也出于好奇和恐惧，派了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混到人群里设法打听消息。

先斗哪个汉奸头儿？枪毙吗？他有多少财产？以后归谁？长治打胜仗了吗？日本人会不会在阎锡山的指挥下回来？八路军抓壮丁吗？人们纷纷议论着这些和其它许许多多的问题。

中午休息时间还远没有过去，人们就开始在空场上集合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劳累不堪的人，逐渐形成一小堆一小堆激动的人群，随后在靠近池塘的空场上挤成了一团。人群里显出一片近似黑色的深蓝色，这种颜色的洋布的价钱最便宜，村里的妇女都用它给家里人裁做衣服。在这一片暗黑色中，点缀着稀疏的白色和土灰色，这是村里不分男女，人人缠系着的裹头手巾。有的人从头到脚都是这种白颜色，因为他们穷得连染料和洋布都买不起，穿的是白色的土布。在这暗淡的黑色与灰色中间，还掺杂着零星的鲜艳色彩，不是这个大姑娘穿的红褂子，就是那个母亲紧抱着的宝贝小子头上戴的蓝色、绿色或黄色的小“龙帽”。

男人们自然地聚集在人群前面。他们眼前是那家大车店。大车店门口的地面稍稍隆起一点，正好给主持会议的人当个方便的讲台。妇女们由于腼腆，悄悄地在后面聚成几个小堆儿。男人前面成群的小孩儿，在大车店门口的土坡上嘻笑吵闹，跑来跑去，推推搡搡。每个人都想在最前排找个地方，好把所有的事情看得一点不漏。男人们镇静地一边抽烟，一边谈话；他们小心地从挂在腰间的小皮荷包里掏出一小撮烟叶，把它装进豆粒大的黄铜烟锅里，然后用火镰在火石上敲出火星，把点燃了的火绒按在烟锅上。这袋烟点着以后就传来传去，使得它在烧完之前，至少有四、五个人都能吸上一口，然后又得再装一锅。

男人们在一边抽着烟聊天，女人们就做起从家里带来的针线活儿来。即使天塌下来，孩子们也得穿衣服呀！一天一天，时间是那么短，一刻也浪费不得。她们有的拿着小木块捻麻线，有的用已经捻好了的麻线纳鞋底。在太行山一带人们都穿这种鞋子。

不知从哪里跑来几个小贩，他们看到人多，料想也许能卖点什么，就在人群里叫卖着干枣、炒花生米和新烙的面饼。

前两天刚组织起来的民兵和人群混在一起，只有靠近边缘的才能辨认出来。少数几个民兵是有枪的，其他人都拿着红缨枪。他们不论拿的什么武器，都骄傲地站得笔直，警觉地看着周围。谁都感觉到了年轻妇女们斜睨的眼光。他们不论是姑娘是媳妇，从来连家门都很少让出，这会儿便睁大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

人们期待着，但又感到有些困惑。农民们对汉奸满怀仇恨，可是又害怕汉奸的报复。他们相信八路军和解放区政府，可是又怀疑他们到底是否会采取行动。一旦行动起来，谁又能预料到最后结果呢？谁都知道这些汉奸走狗有强大的靠山，神父本人不是还请过日本人吃饭吗？张庄最大的财主申金河，不是还支持过“智多星”周梅生吗？

说话声突然中断了。一个人被反绑着双手，低着头，略弯着腰，慢慢地从南边走了过来。后边一个粗壮的民兵押着他，象拿锄头一样地拿着一杆枪。这个被捆绑的人是郭德有，他从尚石头死后一直到三天以前还当着伪村长。

靠边上的一位老农说：“看架式是要先整村长这个王八蛋。”

另一个说道：“是村长，操他娘！”

消息在人群里传开了。

郭德有和押着他的那个魁梧的民兵后面跟着几个年轻的农民，他们立即开始主持大会。大家都感到惊讶的是，其中有一个竟是张天明。另一个是地下区长郭黄狗（大伙儿都听说过他的事迹，可是没有几个人亲眼看见过他）。郭黄狗是当地农民出身的干部，年纪才二十出头；这次大会能够召集起来主要是靠他的安排。一九四五年八月的那一天晚上，连郭黄狗在内，村里人谁都没有想到将要来临的革命变革会有多么巨大。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假如抗日力量不立刻填补上日军投降和伪政府垮台造成的政治和军事上的真空，地主豪绅就会自己把它填补起来，改组一下原来的旧政权，并且给它挂上“抗日爱国政府”之类的招牌。在有些地方，这类勾当已经干出来了。年轻的区长决心不允许这种事情在张庄发生。当争夺村庄的战斗还在进行时，他就开始建立新的政府了，因为整个伪政府和一些地方上的头面人物都跑到炮楼里去了，村子已经不受他们控制。郭黄狗把指挥部设在被放弃的旧村公所里，把所有积极抗日的人和几个过去不肯替日本人办事的贫苦农民召集在一起，他们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受压迫、最老实的青年骨干。十二个约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那天晚上举行了会议。正当八路军和集中起来的民兵开始对炮楼发起总攻的时候，这十二个人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人民政府”。

郭区长让张天明担任村长。张天明——他完成了一项危险的任务，刚从炮楼里回来——觉得自己不识字，没能力担任这样重要的工作，于是便推辞了，要求继续干原先搞地下工作时担任过的治安主任。郭黄狗自己暂时兼了村长。二十年前被父亲用扁担担来的张贵才，过去一直是长工，这会儿当上了村副。年轻的张善庆原来在沦陷的太原当过药铺伙计，会写字、打算盘，这下当了村政府的财粮。被委派为民兵队长和武委会主任的是一个名叫张江子的勇敢而坚定的农民。搞地下工作的资历仅次于张天明的师福元没赶上参加那次会。他当时为了避免把他哥哥师才元出卖给伪军，躲到远处的亲戚家里还没回来。

当伪保安队成了俘虏从炮楼里走出来时，村子已经完全处于新的人民政府控制下了。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任何人的批准，既不是选出来的，也不是被任命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主要领导人由于从事地下工作取得了管理被解放的村子的权力。绝大多数人都尊敬他们。凭着他们仓促组织起来的民兵武装力量和大多数老百姓的道义上的声援，没有人能够向他们事实上的统治发出挑战。第五区区公所承认了他们，已经有八年历史的潞城县人民政府也承认了他们，这使他们的统治有了合法的根据。

在郭黄狗的指导下，他们立刻开始着手两项重要工作：第一是将全村动员起来支援攻打长治；第二是对伪政权的人员展开清算。为了完成第一项任务，征集了粮食并装上大车运往前线。一大群拿着铁锹和锄头的人在后面跟随着，到那里去帮助部队干活儿。就连刚刚组织好的民兵也有一部分被派到南边参加战斗。他们大部分没有武器，有的甚至连枪都没摸过。可是因为需要人，他们还是雄赳赳地开拔走了。这种饱满的士气足以（至少是部分地）弥补他们在武器和训练方面存在的不足。

至于伪政府的那些汉奸骨干们，一个也没跑得太远。他们有的在炮楼里同四中队一起作战时被捕了，有的在往长治逃跑的路上被人逮住，由第五区民兵押回村里。他们只要找到保人担保他们不离开村子，就立即被释放出去，听候审讯。

已经在县衙门里正式办公的潞城县人民政府，用两个口号发动了战后的第一个运动。一个是：“打倒汉奸！打倒国民党特务！打倒恶霸！”一个是：“讨回八年血债！”这些口号是指向那些伪村吏的，可是他们往往只是后台老板操纵下的傀儡，所以政府又提出第三个口号，即：“打狗腿子找狗头，打小鬼抓首恶分子！”

张天明按照郭黄狗的提议，宣布了县政府的政策：把所有汉奸及其后台拉到群众大会上示众，控诉他们的罪行，然后交给县政府处置。张天明建议先斗伪村长郭德有，他列举郭德有的罪状，激起了干部和民兵们的愤怒。他回忆了沦陷时期贫农的痛苦生活，讲起那时他们怎样辛辛苦苦地干活，刚打下一点粮食，又怎样被伪村吏和端着刺刀的兵士们抢走。这些家伙把大量粮食交给鬼子，并且强迫农民运送，谁不答应就要挨打。

年轻人一致决定第二天就组织一次全村群众大会。

郭德有这个地主的狗腿子、奸细、刽子手、吸血鬼和敌人的傀儡就这样被带到了成百个被他出卖过的群众面前。他脸色惨白，褂子又破又脏。生人见了很可能会以为他是个摸瓜的小偷，而不是一村之霸。

沉默的人群开始向这个罪犯站的地方靠拢过去。张天明向前跨出一步。

“同志们、乡亲们！”他开始讲话了，他那矮小而英俊的形象顿时吸引了大伙的注意。这个黝黑的、自信的、目光炯炯的年轻人，不就是前几年还衣衫褴褛、光着脚在大街上走的张天明吗？不就是当年被大家联名保释的那个不爱讲话的长工吗？几天以前谁会料到他能在群众面前讲话呀？可是这会儿他自然而激动地讲着：“我们的时机到了，大伙想想我们是怎样受欺负的！汉奸抢走了我们的东西，打我们，踢我们，现在天下是我们的啦！我们有政府和八路军做靠山，大伙把苦水都倒出来呀！血债要用血来还！”

他停顿了一下。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还没有什么反应。

“早先人家看不起我们，谁都有这个感觉吧！只有今天我们才能抬起头说话。大伙儿瞧吧，这村子是我们自己的啦！”他把手一挥，划了一个很大的弧形，其中包括了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褪了色的黑布衣服的人群和空场周围东倒西歪的断墙，包括了满是淤泥的绿色的池塘和饱经风霜的教堂上变了形的门窗，包括了寺庙的塌了一半的屋顶和一直伸到庄稼地里的辙迹深陷的街道，也包括了大片田野和打仗时踩在泥地里的庄稼——到处都是一片荒芜，颓败和凄凉的景象，即使最坚强、最乐观的人，恐怕也要为之心灰意冷。“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打倒了汉奸就能站起来。我们可以分他们霸占的东西，过上好日子。”

他说得朴实而且明白。他的语言和声音是看着他长大的人们所熟悉的，但是谁也没有动，谁也没有说话。

“说吧！谁来揭发这家伙犯下的罪？”

场内还是一片寂静。

新当上副村长的张贵才忍不住了，他蹦起来，给了郭德有一巴掌，说道：“告诉大伙儿，你偷了多少东西！”

这一掌惊动了衣衫褴褛的人群，好象一股电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村里人还没见过农民打村长，大伙不由得吸一口冷气，其中一个老汉甚至还清楚地尖叫了一声。

郭德有吓得魂不附体，结结巴巴地小声咕哝了两句，张贵才气起来，又动手打他。

站在郭德有附近的人这才听见他嘶哑地小声说道：“一袋税粮…”

“一袋！就拿过一袋？”张贵才喊道。

“那也怪不得我，原先有六斗……”

“尽耍赖皮，连一袋也不认啦！”张贵才一边在郭德有面前来回走着，一边学着他的腔调重复着：“那也怪不得我……”

张贵才同张天明一样矮小而又结实，可是说不上英俊。他长着又粗又浓的眉毛，鼻梁很高，眼窝深陷。这会儿，由于生气，他的脸扭得活象年画上的关公。

“你别跟我们耍赖！”他一边喊，一边在缩成一团的郭德有面前挥舞着拳头。其余的民兵也从后面拥上来，跟着喊：“别耍赖！”

这一来更把伪村长吓坏了，他的话都卡在了嗓子眼里。越打他就越缩得紧，脑袋往下扎得低低地对着群众，但一点也没交代他贪污的那些赃物。

场上的人就象看戏似的都出神了，但他们还是没意识到，若想把戏演下去，他们自己也得上台，要把心里话讲出来。谁也没有主动接上张贵才的话头。

张天明急了，没有群众参加，这事一定办不好。他召集村干部开了个紧急碰头会，决定把大会推迟到明天。他们希望在这段时间里，起码动员起十来个肯带头讲话的人。

张天明宣布推迟大会时，下面一片窃窃私语声，很难说大家是在表示同意还是在表示失望。郭德有被押到村里的“黑房”去了，一路上后面紧跟着一大群小孩。渐渐地群众都散开了，空场上只剩下一些干部和民兵，站在大车店门前，一个劲地讨论群众为什么没有站出来，一直到他们的孩子来喊他们回家吃饭。

那天晚上，张天明和张贵才从村子各处召集了一些贫农，想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他们出来说话。没过多会儿，他们就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有顾虑。当时，地主分子和以进行会会长王贵景的儿子王恩保为首的国民党区党部已经比较清楚地预料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并采取了有力的步骤，转移目标，破坏对他们的斗争。他们散布谣言，说什么阎锡山不久就会在日本人的援助下打回来。阎锡山的行动也清楚地说明这不是毫无根据的空谈。这个老军阀不久前回到了他原来的首府太原，接着就下令让山西省日军总司令澄田睐四郎将军重新占据了他的战时司令部，指挥收复解放区的战役。澄田将军派出四万人马参加作战。地主豪绅惟恐在这场攻势面前还会有人胆敢起来反对他们，所以凡是积极的革命分子都被列入了黑名单，待阎锡山的军队回来就要把他们枪毙。在恐吓的同时，他们还污蔑和诋毁抗日运动。他们造谣说，解放区实行共妻，亵渎祖坟，老百姓都吃大锅饭。他们还狡辩说，和日军合作实际上就是抗日，伪军暂时向日军屈服是曲线救国，日军最后投降不就是证明吗？

所有这些活动不是没有效果的。许多本来很想斗争汉奸的农民，这下又犹豫起来，不敢采取行动了。他们担心，没有皮靴、没有钢盔、没有重武器的八路军不能保住这个地区。离这儿三十里就是长治，仗还打得挺厉害呢。可能还会“变天”，旧秩序又会在刀光火影中恢复过来，这个谁能知道呢？暂且消极地等待观望一会儿不好吗？多少年来不敢触犯绅权的心理，多少世代对于最终的失败与可怕的报复的恐惧记忆，好象乌云一般笼罩着他们的心头。

很明显，单靠打炮楼和抓伪头目，还不足以把张庄的农民发动起来。群众的发动是缓慢地向外逐步扩展的，就象扔进池塘的石头在水面激起的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扩大。这块石头就是被称为积极分子的新的村干部和民兵骨干。

那天晚上，他们向找来的一些人谈了简单明白的道理和事实。他们说到了“变天”。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人还有可能再回来吗？张天明说，就算他们回来，我们年轻人还可以跟八路军到山里去，那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现在要是还不干起来，可就错过机会了。”他又重述了一遍汉奸集团的罪恶历史：申锁子和弓来保是怎么死的；他自己、师福元和数不清的人们遭受的毒打；他们被抢去的粮食和他们被迫服的劳役。

张天明的话起了鼓舞作用。其他农民开始说话了，他们回忆了自己怎样遭受到郭德有的迫害，好几个人立誓明天早晨要开口对他进行控诉。会议产生了效果。散会后，在很多茅屋和破房子里，谈话一直进行到深更半夜。有的人激动得一夜都没睡觉，鸡叫时还在商量到底干不干，要干的话怎么干？

第二天大会开得有生气多了。一开始就激烈地争论到底应该由谁第一个控诉，就连张天明也难以维持住秩序了。郭德有还投有来得及回答任何问题，就有一伙儿年轻人，包括几个民兵，冲上去想要揍他。

在这当口，区长郭黄狗用身体挡住了这些年轻人，随后向大家解释说，这伪村长不过是个狗腿子，是个被利用了的贫农，杀了他也得不到什么，应该把他的后台老板揭发出来。

“叫他知道什么说什么，”郭黄狗建议说，“让他把别的人揭发出来！”

张天明又一次命令犯人说话。

郭德有终于开口了，说出的话大伙儿也能听见了。可是他罗里罗唆地光做解释，说到每件事情，总是不厌其烦地唠叨那些能为自己开脱的细节，至于钱和粮，根本没说出一点头绪来，而且与别人的揭发也有矛盾。干部们决定先罚他一千斤粮食，然后把他的案子暂时放在一边。当天下午，他们从他家里抄出那些粮食，到潞城换回来四杆枪装备民兵。

在这次没有取得最后结果的行动之后，斗争暂停了几天。在这几天之内，区里更重要和更出名的伪头目们都被押上了全区召开的代表大会。张庄炮楼的伪军司令温启荣、五区保安队长申计梅、他的副手秦天兴都面对面地站到了全区各村派来的一百九十多名农民代表面前，可惜四中队的史仁保逃跑了。每村都派了十多个人作为本村的代表，集合在张庄的空场上。他们都是在敌伪时期苦大仇深的人：家里被抢光的，丈夫、儿子被杀害的，妻子、女儿被糟蹋的。

那天，成百的人控诉了汉奸头子及其帮凶的罪行。张庄一位妇女讲了她的儿子金卯是怎样被杀害的，当她讲到保安队如何把她儿子捆起来塞住嘴扔到井里时，已经泣不成声了。群众中也有不少人跟着她哭起来。张庄的申全德控诉伪当局害死了他的兄弟。他说：“我兄弟是被八路军打死的，因为他正给汉奸带信儿，可是那信是汉奸逼着他送的，他们干啥不自己送信？祸首就是他们！”

最后，郭黄狗问道：“这些灾难的祸根在哪儿？谁是这些伪军的靠山？他们那点小部队势力怎么会变得这么大？谁给他们当耳目？是谁向他们告发老百姓的？”

有不少人说申计梅和他的地主后台是他们遭受苦难的祸根。大会结束以前，温“司令”和申“队长”被判处了死刑。他们被带到村边的一块空地里，面对着他们曾竭尽全力修筑和守卫的炮楼被枪毙了。申计梅的尸体还没凉，张庄的一个民兵玉兴就把他的毛衣从身上扒下来，另外一个人把他的鞋脱了下来。尸首留给他的亲属去埋葬。

剩下的第三个犯人秦天兴，当天没有判决，上交潞城县法院来审理。他半夜里从黑房逃出去了，可是又被头天押他到潞城的张庄民兵搜了出来。他是在马场被抓到的，当场就被处决了。

事后的几天，民兵们带领着成千的老乡追查伪军四中队窃取的财产。这些东西放在几个村的民房里面。许多人家主动提供线索，终于把追查回来的好几百套衣服、几千尺布和许多其它值钱的日用品，都归了原主。在地主王来顺家搜到了大量赃物。被处死的人的田地、农具、牲口和家产都被没收了。

中文“老实”按字面上翻译就是“诚实”的意思，但中文的意思不止于此，还意味着真诚、不耍花招、稳当、勤劳等意思，也许一时可欺，但惹火了就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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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抓首恶分子

革命先辈是如何对待托利派问题的呢？直到莱克辛顿时代，爱国者的主要手段仍然是说服劝告，也经常施加法律以外的压力，从抵制贸易到人身制裁。莱克辛顿以后，强迫代替了说服，这主要表现为五种形式：（一）剥夺一切公民权利和某些社会权利；（二）没收财产；（三）流放；（四）监禁；（五）处决。

——赫伯特·阿普特克

处死第五区两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笼罩在村子上空的恐惧气氛。前线的胜利，又进一步消除了这种气氛。九月初，八路军占领了长治，战线向前推进了九十里。随后，九月间阎锡山向襄垣、屯留和潞城发动的进攻也遭到了粉碎。阎锡山依仗三万八千日军、伪军和国民党正规军，企图一举攻克上党高原，把秋收的粮食抢到手。可是十月间他全军陷入重围，被打死、打伤、俘虏三万五千人，剩下的也都溃散了。

拿着铁锨、镢头去支援前线的农民，亲眼看见自己的战士光着两只脚，把武装精良但不知道为什么而战的敌人打得魂不附体。早先拿着红缨枪去参加战斗的民兵，回来时甚至带回了一些缴获的枪支作为战利品。

在这种胜利的气氛中，那些到张庄参加全区大会、看到了枪毙汉奸的农民，各自回村以后，就在全区范围内燃起了反奸运动的烈火。许多隐匿起来的重要的首恶分子都被揪了出来，受到逮捕和审讯。好几个和申计梅一样民愤很大的人物被枪毙了。在刘村搜出的一张国民党成员的名单，使许多潜伏在附近一带非敌占区内的汉奸也被逮捕了。过去伪军能够伏击抗日的干部和战士，就是靠这些人在暗地里提供的情报。

当群众性的反奸运动开展起来以后，第五区区长郭黄狗被县政府调到第一区去了。一位很有经验的组织干部梁同志到张庄来接替了他。梁同志不愿意象郭黄狗那样同时兼任第五区区长和张庄村长的职务，他开始物色一个合适的村长。这时候，过去受伪军迫害的师福元已经回到村里，并且早已全力投入了运动，新区长就选师福元当了村长。

在师福元的领导下，村公所召开全村大会斗争了郭德有、郭富贵、李同仁和其他许多汉奸骨干。每次斗争会上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开胆子站出来控诉。控诉中揭发了汉奸给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即使拿出他们的全部家产来也不够偿还。他们不仅贪污，还明目张胆地抢去不少值钱的东西，而且强迫别人代替他们去服劳役。这些劳役加起来有好几个月，现在折成粮食，要求还给代他们出工的那些农民。

运动首先从郭德有这类狗腿子身上开刀，然后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打击那些甲长、闾长，另一方面打击伪政权的主要支柱。例如，周梅生，敌伪时期一直是村里维持会的文书和主要组织者；还有教堂的孙神父，谁都知道他既勾结日本人，也勾结信天主教的地主。这些人都是伪政权的靠山。

村政府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斗争“智多星”周梅生。群众在食盐问题上特别感到气愤。由于整个敌伪时期食盐由伪政府垄断专卖，居民食盐按人头配给，任何自由买卖都遭禁止。而周梅生从伪县政府领回配给的食盐以后，不是按规定配给，而是玩弄政治权术。亲戚朋友他就多给，和他吵架的人就少给或者不给。通过把生活所必需的食盐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大权在握，就随心所欲地赏罚别人。

周梅生还要对乱征杂税，肆意摊派劳役负责。他强行摊派劳役，就象在分盐问题上一样，惩罚和他作对的人，照顾自己的友好。抵制劳役的人遭到毒打，在去服劳役的人中间，有些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干部们把他所贪污的东西折算为粮食时，计有一百多袋。为了偿还这笔债务，他就必须把他所有的土地和房子、粮食和财产都交出来。他们只留给他一间房子和够吃到冬天的粮食。

在斗争周梅生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辩护。当村里的新干部刚开始领导群众斗他时，那些曾经支持他的地主就毫不犹豫地把他抛弃了。他们怕给自己带来麻烦，都假装跟他没有关系。可是孙神父就不那么容易被孤立了。他作为教会留下的唯一的神父，手下有二百多教徒，他们大部分虽然不赞成他的亲日观点和活动，但仍然坚信他的说教。也有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拥护他。孙神父认为有了这些人的支持很安全，可以公开反对八路军，反对把村子从敌伪的统治下（进而又从国民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甚至反对“反奸运动”。

当八路军战士进了村，并顺着山沟向前推进时，孙神父逢人便说：教会和教徒大难临头了。他在讲道时候预言要“变天”，宣称：“八路军不过是一帮土匪，他们不信上帝，反对天主教，拆寺庙，砸菩萨。他们脚上连双鞋都没有，怎么能呆得长呢？不久中央军肯定会打回来的。”

当村政府为了惩罚汉奸而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并把它们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时，孙神父就在讲道时恶毒地攻击这种做法。他说：“人是上帝造的，粮食是上帝恩赐的，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大家都得听从上帝的吩咐。穷人受穷是上帝决定的，他们不该梦想发财。只有今生忍受痛苦和折磨，死后才有希望升人天堂，越能忍耐，受的折磨越多，就越能早入天国，见到上帝。”

汉奸申计梅被处决后，孙神父还特地给他做了安魂弥撒。不久以后，他就宣称此人的灵魂已从炼狱升入天堂。

孙神父的这些言行遭到了还击，治安主任张天明下令逮捕了他。此后，全村的干部开始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干部们深入到教徒中间以后，发现了好几个已经对教会不存幻想、并迫切希望抨击教会的人。他们之中有一个有领导才能的雇农叫郭真宽，曾给天主教徒、地主樊朴之扛过好几年活，后来被长治教堂雇去赶骡子。他一生中从教会得到的只有苦难。

在郭真宽的帮助下，村干部们把天主教徒召集起来，讨论孙神父的问题。外村的经验证明，直接打击天主教不是个有效的办法，因为只有少数人肯抛弃他们的信仰，而大多数人是不肯这样做的。教会的教义受到抨击时，大部分教徒只会更加拥护教会。因此张庄的干部们没有直接向孙神父的神学理论挑战，而是集中火力揭发他的非宗教活动。梁区长主持会议时，做法是很策略的。他说：“说实在的，谁也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谁也没见过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到底有没有上帝，也不是只有一个还是几个上帝。现在的问题是，孙神父这个人勾结了鬼子，以保护你们的财产为名勒索了你们的钱，为迫使全村入教而不择手段，在各方面歧视穷人。”

就连最忠实的教徒也被他这段话打动了，他们渐渐回忆起孙神父所干的一桩桩坏事，几小时之内就控诉了他六十多条罪状。

第二天，全村的人都被召集到一块，干部们问大家敢不敢控诉孙神父的罪行。一开始，谁也没说话。梁区长回顾了孙神父干的种种坏事，这次主要强调了孙神父是如何剥削人的。他说：“孙神父每次做弥撒，只花几分钟的时间诵读经文，可是要收一斗小米，而且一升都不能少，非得一斗不可。”

这时，原进行会的管事申贵廷站起来了，他在王贵景之前管过教会的财务。他说：“我先控诉教会那一套剥削是怎么搞的，底细我都清楚，我个人也受过他们的剥削。”说着，就把他所了解的关于神父、教会和进行会的收支情况都谈了出来。他的话刚完，其他许多人也主动要求发言，相互间都说：“你要说了，我也跟着说；你要是不怕上帝，我也不怕！”

在会议继续进行中间，孙神父被人从黑房里押出来站到了人群面前。他的信徒一个接一个站出来，当面控诉了他。

“你光会叫旁人受苦受难，”郭真宽喊道，“你说穷人应该挨饥受冻，不能生气，不能越轨，那你自己凭什么天天吃肉吃白面？不合你的口味还得厨子重做。你每天夜里跟修女睡一个被窝，自己不干不净，还叫旁人讲德行。自己享着福，硬叫旁人都受苦。。”

孙神父不屑于回答，只是不服气地闭嘴站着。

郭真宽接着说：“再说做弥撒，谁给你的钱多，你就立刻给谁做；谁给的钱少，你就朝后搁几天；谁要是没钱，你就干脆不给做。你做弥撒到底是为大伙儿，还是为做生意赚钱？”

这下贫农小苏站起来了，他一直走到神父面前，在他面前挥着拳头，说道：“你尽跟我们说瞎话！你说谁也不许咬你发的圣饼，谁要咬了，圣饼就会淌血，上帝还要问罪。可是我没听信那一套。有天早晨，我拿着饼上教堂后边的茅房，把它咬碎了，里面尽是面，没见一滴血。你是满口谎言，尽想骗人啊！”

郭真宽也走上前去，跟小苏站在一起，接过话头说：“就是，一点也不错，你尽是骗人！进行会说是救穷，可好地都归会首和樊朴之种了。那年鬼子进村，我们想进教堂避避风，你光替地主找房住，象我们这些穷教徒只配围着院子转，过后又叫撵到街上来。叫你保管什么东西，一律要收二成的费，你就是这样帮助人呵！”

“帮助人，帮助人！什么时候见他们帮过人？我做一生的教徒，得到的尽是挨打。”说这话的是王承裕。他说到他妹子怎样被弄进育婴堂去，他自己又怎样由于念经拜佛而挨了打，话头就象决堤的河水似地涌了出来。他哭着说；“鬼子刚来那一阵，我是个洋火小贩，我怕他们把洋火抢走，就拿了七十盒叫教会保管。王会长把它放在抽屉里了。三天后，我去一看，就剩三盒了。我问他洋火都哪儿去了，他叫我问抽屉。我再问他，他反倒把我揍了一顿。”

等王承裕说完，别人气得也敢说话了。接着就是一场风暴般的控诉。不少人说得有点离题；本来应该揭发神父与敌人的关系，可是火力却集中到教会和会首们各种剥削上去了。这预示着一场飓风马上就要到来。

裴兴宽不是天主教徒。他说他原来欠下一个教徒一百块现洋，后来还不起了，王会长就插手进来调解。他让裴兴宽把他的九亩地卖给教会，然后由教会再佃给他种。“我把地卖给教会了，”倒霉的裴兴宽用手指着孙神父说，“可是借给钱的人什么也没得着，那地归了教会，算是孝敬上帝啦！我想把地租回手里再种，人家非叫先入会不行，我没答应，结果，到这会儿也没种上那块地。”

天主教徒殷金春说：“现在我算明白啦，信不信教就是那么回事。那年闹荒，我没得吃，孩子也病了。我不得不卖四亩地，本来每亩值一百多块钱，教会偏叫卖四十块，人家说打下粮食归我，可秋收时我什么也没捞着。”

那天一共揭发了教会和进行会一百多条罪状，大会还没结束，就有几个气愤的农民上前把孙神父狠狠地揍了一顿。那天晚上，他靠着几个仍旧效忠于他的人逃到了马场，又从马场逃到西边的白区城镇洪洞去了。

孙神父逃跑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么也没带。他留下一枝枪、许多件法衣、放在办公桌里的私人文件，还有三十亩地，其中包括一片水浇菜园子，这在全村要算数一数二的了。在他的文件里找出了一封华北日军司令部的介绍信和伪新民会关于加强农村教会工作的指示。

孙神父的私人财产被没收以后，就同村里已经没收的另外二十六家汉奸的财产归在一起。人民政府总共从这些罪犯家里查抄到一百袋粮食，用以偿还他们靠着给日军当走狗时利用职权巧取豪夺来的财产。

这些财产，根据大会上所揭发的各家所受的损失，都分给了村里那些最穷的人家。积极参加大会，大胆倾诉苦水的人都分到了东西。那些没有说话的人，得到的就少些，或者什么也没得到。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师福元、张天明、张贵才和那些民兵骨干，在头几次分配中什么也没有要，这是梁区长的建议。他们采取这种措施是要表明：这个运动是为了所有在敌伪时期受苦的老百姓，而不只是为了领导人自己的利益，是和旧的传统彻底决裂。

头几次分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主要问题是害怕。许多本应得到财产补偿的人还是不敢接受，尤其不敢要那些贵重、显眼的东西，因为这会成为他们参加斗争的标志。如果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那么用不着什么黑名单，首先遭殃的就是那些拿了汉奸财产的人们。

连续好几天，两个民兵牵着一头驴子挨门挨户询问，但没有一个人肯收下它。以前当过伪保长的地主王来顺的一辆最好的大车，起码值一千斤粮食，也一连几天没人敢要。干部们约好不拿东西，他们不得不亲自登门劝说人们不要害怕，放心大胆地收下大车。后来，有个叫师长顺的中农，是个全村出名好占便宜的吝啬鬼。他天生的贪心战胜了恐惧，虽然原来已有一辆大车，还是出了三百斤粮食把王来顺的大车买下了。这实在是桩便宜事。后来到人们渐渐不再担心什么反攻倒算时，大家又埋怨起来，说是很多人家还没有大车，他不该又买一辆。师长顺为此要把大车退给村里，可是干部们劝他留下。因为这个时候退回大车，又要使好多人以为他对八路军是否能够保住这一带地方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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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第五区的“反奸运动”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结束的。这场斗争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仍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区里一位负责干部在给县委的报告中说：运动的成绩是，粉碎了国民党和地主豪绅在旧的政治机构和伪人员的基础上组成村政权的企图。在这个过程中，区里有一半的地主和富农受到了打击和惩罚，有的财产被没收了一部分，有的全部财产都被没收，这样就摧毁了旧制度所赖以生存的相当一部分物质基础。这些活动发动、组织和教育了许多群众，使他们开始看到和敌伪合作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所存在的联系。

运动的缺点在于没有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积极投入斗争，干部和民兵活动太多，而一般群众参加得太少了；斗争时不分对象，对于汉奸也很少或没有按其阶级出身和动机加以区分。

某些党员干部，至少是县级的干部，把这次“反奸运动”看做是向地主阶级发动全面进攻的前哨战，并且努力引导它朝这个方向发展。可是大多数的农民积极分子，却只把它看做是对战时所受的损害的一种报复。他们痛恨汉奸，希望把他们打倒，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可是这些汉奸来自所有的阶级，起码在张庄是如此。地主阶级从村政府的公开职位上隐退时，物色了另外一些人替代他们办事。这样一来，伪人员中便包括了中农、贫农、甚至雇农。村警和保安队的成员全部都是贫农，闾长和甲长则大半都是中农。许多人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才干的，或者由于害怕武力威胁，才无可奈何地供人驱使。他们当中有些人只给敌人干过几个月或几个星期，甚至几天，这种人被称为“一顿面”汉奸。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打击了所有这些人，好象他们罪行相同，其实是把现象当成了本质，混淆了傀儡和主子的区别，使穷人跟那些作为伪政权基础和骨干的富人受到一样严厉的惩治。由于惩罚的形式主要是没收财产，所以受打击更厉害的实际上还是穷人。这种政策用来对付那些主要通过以往和现在的剥削而获得其绝大部分财产的、膏肥脂厚的地主阶级固然可以，但是用来对付那些白手起家、绝大部分收入要靠自己辛勤劳动、而一旦丧失这些财产便要沦为乞丐的劳苦大众，就变成灾难性的了。不加区别地惩罚也是不公平的。户主当汉奸，全家受株连。

这种政策分裂了全村，很多人都害怕起来，使许多在今后的革命中有可能成为同盟者的中农，即使不是被推到、也是推向了敌人一边。仅在张庄就有十六户中农和六户贫农因为给日本人干过事，而被部分或全部没收了财产。全区数字高达一百八十一户。

假如说，“反奸运动”不加区别地进行打击，掩盖了阶级问题，宗教问题也变得非常尖锐突出了。虽然对汉奸的控诉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宗教信仰方面，但是由于几乎所有的汉奸都是教徒，因此运动中排教倾向是很明显的。在孙神父逃跑后，这种排教情绪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孙神父本人是有国民党特务的嫌疑，凡是有帮他潜逃的嫌疑的人，都被抓了起来，进行拷打逼供，同时也被控是特务。审讯期间，地主樊朴之的二儿子樊明喜和两个贫农教徒虎胜和先保在县监狱里关了八个月。另一个叫侯金明的贫农，被指控为亲手替孙神父开门，于是挨了一顿毒打。他趁着手脚还听使唤的时候，逃到洪洞去了，留下三亩地、三间房和一个前几年从教会育婴堂里买来的年轻媳妇。

这种对所有伪人员不加区别地进行打击以及随着运动产生的排教情绪，使得真正的特务王恩保和他的喽罗们得到了反攻的机会。他作为国民党第五区党部的书记长，在各个村庄组织了二十来个人，其中大部分是地主。他们一方面攻击新干部确实犯过的错误，另一方面无中生有地散布流言蜚语。张贵才成了他们在张庄的主要攻击对象，因为他总是带头动武，打过不少人。十九岁的王满喜力气大，热情高，第一次斗争会就是他把郭德有捆起来押进会场的，这会儿成了第二个攻击目标。他打人那副好拳脚，早就为一些人所赞赏，而另一些人则恐惧地把他称做“阎王”。

在张庄，这种口头上的攻击没有发生意外事件。可是其它地方的地主集团却扇动起一些人行凶作乱。有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南舍一个叫明俊的民兵被吊死在一棵树上，这是一伙儿愤怒的农民干的。他们听到一些谣言，说明俊拿了许多贵重的东西回家，并且调戏了好几个妇女，都是汉奸的老婆和女儿。原来的区长郭黄狗在天主教势力强大的李村沟，被人抛进了一个枯井，受了重伤。

一些中农的观望、许多天主教徒的愤怒以及激烈的运动所引起的敌人偶尔的反攻，这些都不能阻止和推迟斗争潮流的日益高涨。对于这股逆流的描述，绝不应冲淡惩罚汉奸和分配他们的财产在多数农户中所激起的强烈的热情，不管这些农户本身积极与否。十二月下旬，八路军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防御力量，号召人们自愿参军。年轻而觉悟高的民兵队长张江子，领了二十五个青年人去县城报名。有五个人因为体检不合格没有选上，其中包括副村长张贵才，他患有梅毒。其余的二十名参加了八路军。光是这支军队就能保证张庄的贫苦农民继续牢牢掌握大权。一个当权的政府，要求人们自愿参军，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国民党统治时期，壮丁是被人用绳子拴着脖子拉上前线的。而这次新兵出发之前，村里却为他们大摆筵席，还发给每人一些零花钱以示鼓励。他们胸前佩着大红花，在一阵阵震耳的锣鼓声中出发了。一群小孩兴高采烈地叫喊着，一直跟随他们到了马场。

赫伯特·阿普特克（1915—），美国历史学家。

继承的财产和通过租息收入添置的财产也受到了怀疑，因为上代人如果不对当时的无地户和少地户进行“剥削”，也就没有什么财产可以让后人继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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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刨掉腐朽的封建老根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毛泽东

日本投降后开始的、混乱的、近于无政府状态的激烈的“反奸运动”，逐渐发展成对土地制度的进攻。早先，那些积极抗战的年轻人只是无秩序地对汉奸复仇，而现在，在区党委的领导下，他们开始自觉和有计划地向地主阶级进攻了。斗争重点的转移，使二十年前开始的，因抗战而推迟了的土地革命，又一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迅猛发展，其势是任何政党和领袖所不能阻挡的。

潞城县第五区的运动，是以李村沟召开的一次有名的大会开始的。李村沟是通往长治的那条路上，张庄南边的第一个村子。大会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召开。会议目的是教育年轻的革命干部，使他们懂得阶级关系的基本理论，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行动起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挖苦根”。区领导把所有那些前不久领导了反奸运动的年轻人召集起来，一起开了三天会。他们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一）到底是谁养活谁？（二）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三）应不应该给地主交租子？

参加讨论的人在控诉任何个别的地主时，都是毫不犹豫的。他们反对各种封建性的劳务，例如给地主接送亲戚，办喜事时抬轿子，过年送礼等等。他们谴责地主任意糟蹋农民的妻子、女儿，把她们霸占为妾，或者先奸后弃。他们列举了地主在收租、放债时使用的种种欺骗手段：如大斗进、小斗出；出的粮食掺砂带糠，进的粮食却必须扬得一干二净。大家还说到地主怎样欺侮农民是文盲，在账目上弄虚作假。

干部们都同意减租减息。他们还进一步提出退赔过去多收的租子，要求那些自己不交税而把负担转嫁到中农和贫农身上的人必须补交这些年的欠税。可是一说到土地制度本身，有些人就给搞糊涂了。许多人认为，如果地主的土地是合法购置或祖上传下来的，就应当交付租子。他们说：“要是地主不把土地租给我们，我们就得挨饿。”另一些人尖锐地反对这种说法，他们说：“土地能吃吗？不能。要是没有人劳动，土地不会自己长庄稼。所以只有劳动的人才有权吃饭。地主有什么权力说：‘这地是我的’，连锄都不动一下，就伸手要一半收成？地租本身就是剥削。”

但是也有不少人说：“我给地主干活，人家管我饭吃，年底还给工钱，这都是说好了的。要是年底不给工钱，或者不给饭吃，我可以告他。可是人家确实给钱了，也给饭吃了，那还有什么错处？”

干部们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在小组里讨论这些问题，区领导也在会上给他们作了关于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报告。他们计算了一个劳力一年里能够生产的粮食，又计算了一个雇农每年从地主那里得到的粮食和工钱，结果清楚地表明，这中间不但存在着剥削，而且是很重的剥削。汉奸的暴行是公开和毒辣的，谁都能认清他们并反对他们；有些地主进行的公开的压迫同样是残酷的，大伙儿也能够认清和反对。但是一般的地主所搞的“暗剥削”，是包含在地租里面的。这一点必须揭露出来，因为这才是一切罪恶的根子。

第三天散会时，大部分人头脑里都明确了三个问题：（一）地主完全是靠农民劳动过活的；（二）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剥削穷人；（三）不应当给地主交租子。

潞城县农民领导人的这一结论偏离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政府正式宣布的政策。官方的政策仍然是“双减”，即减租减息。这是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主席曾经提出，在抗战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应当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因为内战虽然已经开始，并且在某些地区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但是终究还未上升为全面内战。共产党当时的责任，就是在不损害中国人民赢得的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一切可能的让步，以求得和平。在这样一段探索时期，继续实行“双减”是绝对必要的。这时号召没收土地只会使局势更加紧张。

起初，国共两党的谈判似乎有些进展。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的调停下，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同意在半年时间内停止一切冲突，以便通过某种联合政府形式来求得政治解决。在取得政治解决以前，延安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要执行双方达成的所有协定，其中包括“双减”，并且要地主豪绅也这样做。可是基层不断要求分地。群众在抗战期间已经武装起来了，他们已经有力量向农村的地主和高利贷者挑战。甚至共产党的巨大威望和国内外的危险的形势，都不能阻止群众用各种方式来进行这个挑战，而许多基层干部和党组织也随了这股大流。

群众中不断增长的爆炸性力量，在一段时间里被导向对地主豪绅实行各种形式的进攻，它在形式上并不违反“双减”的规定，而实际上却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农民。群众对减租减息的要求一直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当时在沦陷区里，地主不仅继续随意征收租息，还可以随意增加租息。农民现在除了要求减租减息以外，还要求退还以前多收的租息和过去用来抵债的土地财物，这些债务根据“双减”政策是不合法的。实际上，这些要求加在一起，大部分地主应该赔偿的数量都超过了他们全部财产的价值，所以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并加以分配。农民们甚至还采取了叫做“扫地出门”的方针，即把地主全家逐出家门，赶到外地。这可以和三十年代的过火行为相比。他们管整个这场运动叫做“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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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在区里开完大会以后，兴高采烈地回到张庄。村政府的财粮张善庆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后来说：“打李村沟回来以后可把我高兴透啦！早先，我一直有点害怕，背上有包袱。心里琢磨着，要是给日本鬼子做过事的人都得挨斗，我自己也躲不开，因为我在日本药铺干过一年多。可是会上说，“反奸运动”已经结束了。大伙儿决定斗那些长期压迫穷人的地主。谁受过压迫、剥削，谁租过地、借过钱，这会儿都可以控诉，可以报仇了。我高兴得不行，一点儿也不害怕了，因为我想我也受过压迫。从小时起，家里就因为借高利贷受苦，自己还当了好几年长工。后来到外面谋生，又给老板干活。我一辈子受压迫，受剥削，现在可以报仇啦。”

这些干部回村以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村农会。这个所有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组织，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政府承认的唯一合法机构。它负责执行土地政策，领导斗争地主，接收没收的财产并把它们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雇农、贫农、中农、农村手工业者和贫苦的知识分子，如教师、文书和职员等，只要拥护新的土地政策，经过选举成立的农会委员会批准，都可以参加农会。凡是农会会员都有权发表意见，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有权批评和撤换选出的干部。农会会员必须遵守农会章程，贯彻农会决议，并且每年交纳约合一斤小米的会费。

第二区是老解放区，那里的农会已经成立了很长时间，从那里派了两位干部到张庄来协助组织工作。他们首先把村里最穷的三十户人家召集起来，其中有儿子在炮楼里被打死的妇女，有家里的壮丁被迫到很远的地方当伕子的农户，也有穷得只剩下身上一身衣服的长工。

这些人家有的在反奸运动中已经分得了一些粮食和衣着。师福元和张天明向他们说明，前几次分配只是一个开头，这么一点儿东西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必须从土地问题着手才行。师福元向他们提出了谁养活谁的问题，要他们各自讲讲自己的家史，看看问题的根子到底在哪里。

张贵才又一次带了头。他为了带动大伙儿，诉说了自己的家史。他说：“原先我在林县我叔那儿住。我叔为了娶媳妇，借了二十块大洋，一年之内连本带利就欠下三百多。这叫我们怎么还得起呀！地主就把我们的房子和地都霸占了，我只好游方走省，四下流浪，找零活儿做。”

他这么一说，贫农申天喜也想起他家的房子是怎么丢的了。“有一回我家缺钱，想把房子典出去。有人要买，议价也挺合算，可是隔壁的申金河强迫我们把房子卖给他，可根本没给几个钱。”

接着，贫农大洪的媳妇说起来了：“你家卖的是房子，可我父母卖的是我自己。我们住的那条山沟倒是挺富，就是我家没有地。一闹灾荒，合家没饭吃，就把我卖了，换回几斗粮食。要是家里有点儿地，我也能象样地找个婆家，用不着当牲口卖掉了。”

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发言。许多人想到卖掉的孩子，想到死去的亲人，想到被霸占的财产，都掉下了眼泪。村干部们不停地问大伙：“这些都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受苦？我们受苦是因为八字不好，还是因为土地制度，因为交租子？我们这会还不该跟地主老财算账，把旧世道给翻过来吗？”

最后，张天明激发大家起来斗争，他说：“现在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敢不敢起来斗？八路军和解放区政府都是支持我们的。好些地方，地主已经被打倒了，我们只要和别的地方一样，起来斗争，大家就可以翻身！”

有人说：“我们的人不够啊！”

“那我们就得再串联，这会在场的每个人都应该再去找人。穷人都是亲兄弟，只要团结起来，谁都甭想阻挡我们！”

这三十个人回家后，各自到邻居、友好家串门，每人串联了两三个大伙儿都能同意的人。没过多久就有一百多户人家入了农会，他们大部分都是贫农，也有几个是中农。带头斗争孙神父的天主教徒郭真宽，给人扛了一辈子活，老婆在荒年里饿死了，现在当选为主席。

副主席王雨来也是个天主教徒。他出生在太行山上的林县，曾经在当地的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后来又当了土匪。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红枪会。他一直很穷，在张庄住了十年，始终是给人家扛活儿。“反奸运动”中，特别是在斗争孙神父时，他和他十八岁的儿子王文则都很勇敢，劲头十足。

农会成立后，大忙了好几天。许多农会积极分子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将要到来的斗争，把日常的活计都搁下了。这样到了一月底，“清算”地主的运动终于开始了。

农会委员会决定先斗郭春旺。他虽然不是村里最富的人，可是心眼儿却最坏，他和“智多星”周梅生往来甚密，因此也沾上了汉奸份儿。更重要的是，闹荒那年，他家饿死过长工，而他反而把粮食囤积起来，高价出售，进行投机。干部们这回吸取了第一次大会失败的教训，事前先开小会搜集郭春旺的材料。他们鼓励那些苦大仇深的人先给自己周围的人讲，然后又动员他们在全村大会上发言。

开小会的时候，民兵们把郭春旺逮捕了，并且抄了他的家，搜出几千斤粮食，其中有不少已经发霉了。开大会那天，这些发了霉的粮食在院子里堆了一大堆，它们本来可以保住几十个人的生命，现在却堆在那里散发着臭气。前来控诉的人们踩着粮食走到院里，后来院子挤满了，有人便坐在粮食上面。大伙闻着那股臭味，看着这堆粮食，想到多少人就因为几斤粮食丢了命，不由得激起了满腔怒火。粮食旁边还摆着两缸盐水，这是由于藏的时间太长，盐粒都因潮湿而融化了。在贫、雇农们几个月吃不上盐的时候，郭春旺却把盐白白糟蹋掉了。

在这次关键性的斗争大会上，村长师福元放了头炮。他是郭春旺的表兄弟，因此他的话对全村来说显得更有分量。一个人起来控诉他的表兄弟，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欺压。

师福元冲着郭春旺说道：“闹荒那年，我哥给你家扛活，我们都挨着饿，没什么吃的，可你连管也不管。跟你借过几回粮食都没借成，你眼瞅着我们饿着，没一点儿同情。”

接着民兵黑胖站出来了。他声音颤抖着，说起自己向郭春旺租地的经过：“有一年我交不起租，你就把我打下的粮食都拿走了，连衣服都拿走了，什么也没给剩下！”他说不下去了，呜咽起来，人群中顿时跳出十几个人，大声喊道：

“你安的是什么心？”

“你把东西搜刮净光，把苗二和他兄弟全饿死了。”

“是呀，你尽操些邪念，真没一点良心！裴虎文的娘不是你给逼死的？”

“说！”

“对！说！叫他说！看他怎么说！”

可是郭春旺闭住口，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农民们见他哑口无言，知道是被问住了，大伙儿已经打了胜仗。好些原来没敢开口的人也不顾一切地嚷起来。

大会开了一整天。天黑时，农会把郭春旺欠大伙儿的账统计了一下，整整够一百袋粮食。当天晚上，乘着一轮圆月，民兵们丈量了郭春旺家的土地。他们发现这家伙的土地比契书上写的多出了十八亩。二十年来，大伙儿的税都交不过来，他那块地却一直漏税。人们把这一项和其它该赔的加在一起，发现他所有的土地、房屋、粮食、衣服、牲口等等，合起来也不够偿还这笔账。大伙儿到他粮库里一看，哪里找得到成百袋粮食，总共只有微不足道的六袋可以抄走。

次日早晨，人们又集合起来，继续斗争郭春旺，大伙儿情绪都非常高涨，妇女们为了让全家和自己一刻也不耽误开会，连干粮也捎带上了。这一回由梁区长领先，他说道：“我们和地主清算血泪账，不早不晚就在这一会儿。把他的财产全没收了也不够数，问问他把金银财宝藏到哪儿去了？叫他把这些交出来！”

“对啦！说！现洋呢？你把现洋埋到哪儿去了？”群众大喊着。可是郭春旺除了说自己从来没有过现洋外，其他什么也不肯讲。大伙儿都不信，就派了民兵到他家里去搜查。六十多个农民也自愿跟着去了。他们把地面和炕上铺的砖都起了下来，墙壁也敲了又敲，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有几位干部见没搜出东西，就把郭春旺叫到一边对他说，把钱藏起来也不中用，既然一般财产不够还债，大伙儿早晚会把他藏的浮财搜出来，所以还是自己主动交出来比较安全和明智，等到群众把东西搜出来，就要激起民愤了。经过好几个人这样的警告，郭春旺终于软下来。他说出了该挖的地方，结果挖出来一个瓦罐子，里边有五十块银元。

民兵们把银元拿到会场上。大伙儿顿时气得怒火中烧，郭春旺这不是分明在哄骗人吗？几十个人马上冲上前，顺手抄起家伙就去揍他。

他们喊道：“你快说，剩下的在哪儿？你心里明白，不只这么点！”

有人掴了他一记耳光。郭春旺捂着淌血的嘴说道，“别打呀！我说，我这就说，里屋还有八十块银元。”

大会马上停下来，民兵和一部分热心的群众重新回去搜查，没过多久，便找到了这些银元。大伙儿胃口更大了，火气更旺了，郭春旺已经完全落入他们的手心，可是还敢象耗子耍猫一样和他们兜圈子！先是米、后是盐，这下又是银元，这狗日的比他们想的阔多了！大伙儿回到院子里，又揍起他来。

那天他总共交出了二百多块银元。

晚上，人们把他放回家去，暗地里派了几个民兵监视他家，探听他在家里说些什么。

那一天，全村最阔的地主申金河从早到晚都在家里闷坐着。他听见群众控诉郭春旺的吼声，也听见他们汹涌地闯进郭家的大门，天黑后，他悄悄上了街，偷偷摸摈地来到郭春旺家门口，想要打听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能商量出一个办法，抵挡住这次新的进攻吧。他轻轻敲了一下通向郭春旺家庭院的那扇唯一的大门，可是没等人出来开门，几个民兵从后面过来，把他抓住关进了村里的黑房。这时离农历新年只差两天，有钱人家的老婆、丫头为着准备好吃的东西，已经忙碌好几天了。农会干部们决心不让申金河痛痛快快过年，他们虽然来不及动员舆论斗争他，还是决定第二天召开斗争大会。事情凑巧得很，申金河的兄弟申金宽正好干了一桩蠢事，这对群众的发动，比村干部们几天的动员工作还起作用。

申金宽一听说他哥哥被抓起来了，扛上一袋白面就出去串门。他走到副村长张贵才家里，见他正和村里的财粮干事张善庆在一块儿说话。他把面袋放在门口，热情地打了声招呼，就坐下和他们聊起天来。没一会儿，他扯到了正题：“我也知道你们日子艰难，既然都是一个村的，大伙儿都别讲客气，这袋白面你们拿上，也好消消停停过个年！以后还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我家大门总是敞开着的，随时可以帮个忙。”

这两个年轻干部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他把他们当成什么了？是用一袋白面就能收买的耗子吗？他们把他连人带面赶出屋门，然后立即去找张天明。第二天下午开大会时，张贵才和张善庚把申金宽想收买他们的事告诉了大伙儿，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抗议和控诉。

“荒年他怎么一粒也不给呀！连要饭的都从家门口给撵走！这会儿倒为我们的苦日子掉起泪来，这会儿倒成了‘一个村儿的’了？”一个人说道。

“他分明是想收买我们的干部，挖我们的墙脚，我们可不能受骗呀！”另一个人跟着说道。

张天明说：“我们都得吸取教训，千万不能听地主的话，千万不能保地主。对付地主只有一个法儿，那就是斗！”

干部们起先还顾虑大伙儿不敢控诉申金河，可是张贵才这一阵揭发却把闸门打开了。郁积的苦水涌出来后，就再也无法遏止住，只那一次会上就揭发出来一百多条罪状。申金河的恶迹实在太多，影响也实在太广，全村有一半多的人家都要跟他算账。

第二天发生的事，是农会主席郭真宽讲给我听的：

最后一次斗申金河的时候，他的罪状已经比那一百条多得多了，有些从没当着人前说过话的老太婆也起来控诉他。就连李茂媳妇，那个胆小得连人脸都不敢正眼看一下的女人，也在申金河眼前挥着拳头喊着：“有一回我到你地里拾麦穂，叫你连打带骂把我撵走了。你凭什么打我骂我？凭什么把我拾的麦穂抢走？”那次会上总共揭发了一百八十多条罪状，申金河一句话也答不出，光是低头站着。我们问他，大伙儿揭的是真是假，他回答说全都是真的。我们农会委员会给他算了一笔账，光细粮就欠下四百袋，还不包括粗粮。

那天晚上，大伙儿都到申金河家院里帮助查抄财物。因为天冷，我们烧了几堆火，火光冲天，照着星星可真好看。我们进去统计了一下他的粮食，发现总共才两百袋小米，还是毛粮，这只顶他欠下我们的二成多。当时大伙儿就决定开个现场会，会上的人想到他有酒坊，想到他用酒糟喂猪，想到北老社和孔圣道，都说他准有不少现洋。

我们把他叫出来，说粮食不够数儿，问他打算怎么办，他只说：“我有房子，有地。”

可是大伙喊：“那也不够！”随后就揍他，最后他说：“我炕底下有四十块银元。”大伙儿立刻进去把它挖出来了。这下大伙儿更有劲了，又把他打了一顿，结果又说出一百多块银元。可谁都不信这就到头了，还是一股劲打他。有几个民兵找来一根铁棍，开始用火烧。直到这时申金河才承认他在民兵满喜的叔叔家里藏了一百一十块银元。满喜是个急性子，一听说他叔叔帮助申金河，立时气得火烧房檐。他跑回家去就揍他的亲叔。我们把他拉住了，告诉他：“你叔不知道这是罪过。”接下又问老汉为什么替申金河藏钱，他说：“谁也没跟我说过什么来，我瞧不出这有什么罪过。”是这么回事：他们是亲戚，而且那钱也是好几年前交给他存着的。满喜这才慢慢冷静下来。这还算好，要不，他一气之下，说不定就把他叔打死了呢，他劲儿可不小。

那天黑天时，我们总共弄出了五百块银元。完事后，日头都快升起来了。大伙儿又饥又乏，特别是民兵，召集群众开会，在申金河家放哨，都是他们的事。打申金河，挖他的钱，也数他们最卖力气。我们就决定把申金河准备过年的东西全吃掉。有一大罐猪肉馅饺子，有辣椒以及其它好吃的东西，还有虾米呢！

大伙儿都说：“以前我们没过过一个痛快年，一到年关他就下来收租逼债，把家里刮个精光。这回可捞着随便吃了！”大伙儿饱吃一顿，谁也没觉得冷。

那一天，张庄的老乡们几乎感到了生平最大的快乐。他们心情非常舒畅，以致有个亲戚一出面作保，就把申金河放回家去了，而且没有为他设岗。因为过年，斗争暂时停了下来。

可是申金河并不甘心坐等斗争重新展开，他第二天就逃跑了。郭春旺也跑了。郭春旺和他老婆逃到外县当了一阵小学教员，不久又从那里逃走了。从那以后，张庄的人再也没听到过他们的下落。

郭春旺跑掉以后，农会又把他弟弟找了来。他弟弟郭富旺，原来跟他一块做生意。他被痛打一顿，过几天就死了。虽然打得这么狠，他还是没有交代出一点儿能够找到更多钱财的线索。

这段话系摘自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写的一个报告。他预告的事推迟了二十年才发生。但是事态果然符合他的预见，并且是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应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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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下一个是王来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底，王从来媳妇回到了张庄。那个买她做童养媳的人家把她和她的男人赶走以后，两口子就不得不乞讨为生，一直在外村住了二十年。这时，听说要跟地主清算，讨还旧债，他们急忙赶回村里。可是却碰上村干部的冷遇和敌意。张天明、师福元、张贵才和郭真宽都没听说过这对夫妇，他们不乐意把“果实”分给外村人，因此不让他们参加斗争。后来从来媳妇跑到区公所去告了状，区里便指示师福元把王来顺的老娘叫来盘问一下。

老婆子不承认王从来是她儿子。“他是捡来的，”她说，“他在这儿住过半年就窜啦，我一向没虐待他。”

“那你凭什么给他买媳妇？”从来媳妇气得嚷起来，“他要不是你干儿子，凭什么我在你家挨打受气，整整过了六年？村里谁不知道从来在你家象个长工似地干了十年，你想一手遮天吗？”

师福元这才信了她的话。但是既然她和她男人在一般年轻人眼里还很陌生，农会便没有分给他们什么财产，只让他们住了王来顺家一部分房子，并种了他的九亩地，但这些还不算他们自己的东西。王从来和他媳妇已经等了多年，他们还可以继续等下去。他们搬进了借住的房屋，等着斗争王来顺的那一天。这一天用不着等多久就到来了。

王来顺步郭福旺的后尘上了审判台，站在自己的佃户和长工面前。从来媳妇站在最前排，她第一个发言。

“你凭什么自己呆在家里，硬把我俩撵出来？”她移动小脚走到惊呆了的地主面前，质问道。

“因为从来还有个爷爷，他有地方住……”王来顺眼睛看着她，不敢正视她的脸。

“可你也有亲戚，也有地方去，为什么单把我俩赶去要饭？闹荒那年，我们回来求你这个兄弟，可你什么也不给。你使棍子撵我们走，还用拨火棍打我和娃们。”

“有这回事。”王来顺说。

“凭什么？”从来媳妇嚷着，眼泪顺着她沾满灰尘的脸颊流下来，“凭什么？”

“我是害怕你们回来跟我分东西。”

这回答激怒了整个会场。

“揍他！揍他！”许多人喊了起来。

从来媳妇从自己瘦弱的身上解下一根腰带，和她儿子一起，用腰带和拳头痛打王来顺。她们足足打了有一顿饭功夫。从来媳妇一边打，一边喊：“你打了我六年，今天我要报这个仇。先前你一点不顾我们死活，你睁着两眼不认得我们，现在我也不认得你，现在轮到我了。”

王来顺在她们面前畏缩成一团，拳头和皮带落在他的背上、脖子上，他哼哼着，后来便晕倒在地上，被人抬回家去了。

开完会，王从来一家立刻得到了十间房子、九亩地，这在当初只算是借给他们的。

算起来王来顺欠下人们很大一笔债，可是民兵们从他家里只搜出很少一点财物。除了房子和地以外，仅仅只有几袋粮食。人们打得再狠，他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没藏什么金银。他说他吸大烟上了瘾，有钱都花在那上面了。

老乡们无论如何不信他的话。看到从他嘴里掏不出什么，大伙便决定斗他的老婆，那天是在庙里开的会。人们问起来顺媳妇，她回答说是有一些钱，可是交给从来媳妇保存了。大伙儿气坏了，民兵们跑去找从来媳妇，把她带到庙里问道：“你为什么替地主藏钱？”

“我没有藏过，”从来媳妇说道，“谁跟你们说的？”

“她说的。”干部们指着来顺媳妇。

从来媳妇气得脸色发青，朝着这个死对头扑过去。干部们把她拉开了，继续追究下去。他们已经不相信她的话，以为那是在愚弄他们。

“快告诉我们你把钱放在哪儿了？”他们命令道。

“我会做出这种事来吗？她是我的冤家呀！”她刚说完，人们便开始打她。有个名叫侯金柱的贫农过去曾在王来顺家里扛活，他拿出一把剪刀剪她的肉，鲜血透过褂子涌了出来。

从来媳妇尖声嘶叫着，反抗着。“她连一根针也没藏在我家，她一人把大院霸占这么久，我们一搬回来她就怀恨在心。她诬告我，要把水搅浑，你们还信她！”

最后，这些年轻人总算相信从来媳妇说的是实话，让她回去了。王来顺一家被赶出了院子，就象多年以前他把王从来一家赶出去时一样，现在轮到他们住在破庙里要饭吃了。可是他们受不了这个罪，没过几个星期便离开了张庄。他家所有的土地、财产、房屋、衣物、农具和家具都被没收了。只有老婆子——王来顺和王从来的养母仍旧留在村里，住进大街旁边一间没人要的茅屋。有一天，她到王从来家去要点吃的，她的干孙子认出她来，就跑到大街上拿棍子打她，嘴里嚷着：“叫你也尝尝这滋味！”

后来，老婆子因为凑近点着的柴禾取暖，被火烧伤了。一阵风吹来，火引着了她的衣服，大片皮肤都被烧焦了。老婆子疼得太厉害，不能再出去要饭，就饿死了。

老账就是这样一笔又一笔地清算着。旧制度的残暴就这样在它死亡的抽搐中一次又一次地引起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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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会刚刚把王来顺一家清算完毕，紧接着又对村里其他富户挨个进行了处理。几天之内，地主李东胜、史腊明、樊朴之、徐争鹏和郑林锁等全部被没收了财产。

因为李东胜有两个养子参加了八路军，所以一开始人们对他还比较宽大，允许他保留了一部分土地，并且仍然住在自己的家里。可是后来追查地财时，情况就全变了。农民们问起他银元埋在哪里，他一点儿也不肯交代。大伙儿被这种反抗态度惹怒了，狠狠揍了他一顿。本来谁都无意伤他的性命，可几天以后他还是死了。他老婆、孩子马上交出四百多块银元，结果又被允许住在自己家里。

史腊明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被一群愤怒控诉的人们打死了。他的儿媳妇被驱逐出门，后来也饿死了，她丈夫史仁保当过伪军官，早先是本村的恶霸，这会儿远在阎锡山的部队里效劳。

樊朴之被赶出村子以后，生病死了。他儿子樊明喜是个国民党特务，在一顿痛打之下，也一命呜呼。剩下一个十七岁的孙子逃之夭夭，两个儿媳妇都在本村改了嫁。

郑林锁有个兄弟是国民党军队的营长，农民们一点不肯含糊，把他全家扫地出门。

徐争鹏当了国民党的将军，一直没有回村受审判，他妹子和妹夫两人住在他的大房子里，种着他的一半土地，还有一个表兄租种着另外一半。农会没收了他的全部土地，但是很可怜他的妹夫，因为他在徐家实际上象个长工，大伙儿给了他十八亩土地。那个表兄也分得了一些。

当身份明显的地主在这种广泛的打击下纷纷倒台的时候，另外一些地位不十分清楚的乡绅也受到了进攻。阔老财的儿子杨贵生自己虽然参加劳动，可是全家都被轰出村去；以劁牲畜为业并且自称是兽医的王常义过去攒下钱就在张庄买地，这回被剥夺了四十二亩；拥有大量土地的余根成，六十亩地丢了五十亩。只有寡妇王凤只的五十亩地没有遭到没收。

在运动的热潮中，即使那些比较小的剥削者也难保安然无事。凡是出租过小块土地，雇过工或放过少量高利贷的人家都被称为富农，并且按照对待富农的办法进行打击。在反奸运动中部分或全部被没收了财产的中等家庭有十六户，现在又增加了六户。他们是：有三十六亩土地和一头驴子的王春乐；有四十八亩土地和一头牛的郭召成；有六十亩土地和一条驴子的康真女；还有崔家三兄弟，他们都是地主的儿子，共有一百二十亩地。

农会在把那些进行过某种程度剥削的个人列为主要打击对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本村地主豪绅所控制的各种机构。地主们在这些机构中积聚并有效地加以控制的财富，比他们个人占有的财富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些。北老社、孔圣道、村学堂和其它几个宗教、文化、家族组织，全部受到了清算。粮食、钱财、房产且不用说，光是从这些机构没收过来的土地就有一百八十亩。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向教会发起总攻的准备而已。教会是全村最重要的财富聚集中心，它的财政分支——进行会则是全村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几个月前，随着孙神父被当做汉奸依法逮捕，反对教会的运动就在张庄开始了，以后中断了一阵。可是在整个高原地区的人民都起来没收地主的财产时，这个运动便又被重新点燃了。在长治召开的那次群众大会，标志着整个地区的运动达到了高潮。来自三个县内二十七个村子的天主教徒聚集在一起，声讨了他们的主教和几个外国神父，以及作为上党地区天主教心脏和神经中枢的大南堂的全体神职人员。

这次大会的结果是没收了这个中心机构的财产，除了大南堂及其邻近的土地仍然留给教会以外，剩下所有的东西都分给了三个县的教徒。因为大家知道，教会所以能有如此雄厚的积蓄，完全是由于有了他们自愿的或被迫的贡献、捐献和其它施舍。潞城县分得的一份，拿到马场以后就在那里分配了，单是张庄就分到了价值大约五十万元边币的财物。全村五十二户教徒分了九吨粮食，二百多套好衣服，此外还有好几千块钱，每人光边区票就分了一千五百元。

过后不久，张庄的干部和农会领导人就以没收长治大教堂的财物作为先例，也开始行动起来反对本村的教会。他们从教会、育婴堂、育婴堂附属医院和进行会里总共没收了二百四十亩土地、四头奶牛、大量的麦子和玉米、一百条新被子、十五套教袍、许多套新童装、两辆自行车、玻璃器皿、成批药品、几百根蜡烛、铜十字架、铜烛台、十六个铜油灯和两千块银元。

这批财产不再只分给天主教徒，而是和其他从地主豪绅那里没收来的财产合并到一起，为公共组织提供经费并且分给村里所有的穷人。

教会主要的非神职头目、进行会会长王贵景，现在被人们当做地主来加以斗争了，这件事给了天主教最后的打击。按照他占有的土地来说，这个人仅仅够得上个中农。但是在老百姓的眼里，他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地主的下场，因为他“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作为其主要的生活来源。”

王贵景被带上群众大会，由于民愤极大，当场就被打死了。要不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王恩保和王小恩，群众也许还不会采取这样激烈的行动。可是就在不久以前，这两个国民党秘密组织的头子都被揭发出来了。过去人们就猜想教会是个汉奸、特务老窝，这一下又引起了对教会的公开和潜在的怀疑。

这个国民党秘密组织，是由原伪县政府的一个职员师怀义揭发出来的。师怀义想到一个新建的乡村学校里去当教员，新的县政府把他送进了一个专门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教育的训练班，在那里他开始检查自己过去的活动。他交出了一张国民党党证，说明是从张庄的王恩保那里领到的。王恩保立刻遭到了逮捕。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长，是一个专门破坏解放区的特工小组的组长，并且同在省府太原的阎锡山的组织保持联系。治安主任张天明命令把王恩保看押起来，以便对他进一步进行审查。当天晚上，派去看守他的民兵打了瞌睡，清晨起来，发现王恩保早已跑得无影无踪。经过一番彻底的搜查，民兵们在一口井底找到了他的尸体。

这个国民党特务的兄弟王小恩硬说干部们害死了王恩保，他公开赌咒要进行报复。因此立刻受到了民兵们的严密监视。王小恩家的隔壁住着一对年老的夫妇，他们虽然眼力不济，内心却是拥护新政府的。有一天，他们在一锅正准备吃的小米饭里发现了几根断针，两口子都怀疑是那个邻居干的，就把这件事报告了张天明。从那以后，民兵们就把王小恩看得更紧了。他们发现他和一伙前国民党军官拉上了关系。这些军官当时正在驻在教堂院内的抗日军政大学里学习，因而住在村子里。他们都是战时的俘虏，让他们接受政治教育是希望把他们争取到革命一边来。他们在村子的范围以内可以不受监视地自由活动。王恩保被捕自杀之前，他们经常去拜访他，后来又和他兄弟王小恩联系上了。

一天，有个军官逃走了，王小恩被抓了起来，严加审问。他在会上供认，他哥哥死后中断了的工作由他担当起来了。他搜集张庄斗争的情报——谁被斗了，谁挨打了，谁被打死了，谁是干部，谁是积极分子。他把这些都写成名单，交给那个俘虏军官，然后帮他逃跑了。他企图通过这种办法来替那些被剥夺的地主和他死去的亲哥复仇。这个招供激怒了大伙儿，特别是那些民兵，结果王小恩也被打死了。人们带着这种愤怒的心情继续斗争了他的父亲王贵景，使他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解放前，王会长家里有十五口人，现在一个也不剩了。两个被打死，一个自杀，剩下的都外逃了。就这样，老百姓们不但清算了村里的头户天主教徒，同时也消灭了一个反革命活动的重要中心。

王家毁灭以后，教会再也不是张庄一个有组织的机构了。虽然它还有几十个信徒，而且其中许多人对于斗争教会很不满，很生气，但它再也做不成弥撒，再也举行不了圣礼，再也收集不到捐款了，就连教堂的圣殿本身也成了公粮仓库。取掉了钟的塔楼，现在只能用来作为通知开大会和宣布国内外新闻的场所。教堂的院子也由政府各个机构征用，做了临时办事处。其中有抗日军政大学和第五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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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运动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开始，大约进行了四个星期；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从“反奸运动”开始，经过一个月的激烈行动基本上接近完成。这两次运动的结果，从大大小小的剥削者手里没收了总共一千三百多亩土地，还从各种机构没收了三百多亩，这些差不多占全村五千五百八十亩地的四分之一还强。牲口、农具、粮食、房屋的情况也一样。没收的牲口有二十六头，占全村所有大牲口的一半多。村里总共有八百间房子，没收的就有四百间。没收的屯粮在一百吨以上。此外还有好几百块银元，许多珠宝首饰，几屋子家具，几十件农具和成百套各式服装。

很难按美元估算出这些动产和不动产的总价值。如果土地按每英亩二百美元计算，牲口一百美元一头，房屋四十美元一间，粮食五十美元一吨，其他东西按此类推，那么，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价值也不超过十万美元。对于资本主义的西方来说，这是一笔可笑的小数目。在四十年代末期的美国，这点钱还不够在任何一块肥沃土地上建立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奶牛场。可是，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和农民劳动力的生产水平，对于张庄来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大致相当于全村男女老少在正常年景下五年的收入。

农民们把没收了的财产称作“斗争果实”，在这些果实上寄托着他们对新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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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斗争果实

在富豪与奴隶杂处的社会里，在拥有两万英亩庄园和富丽堂皇的宫殿的封建领主与在简陋的茅屋里栖身的“下等白人”杂处的社会里，难道共和政体，免费教育，信仰自由和社交自由能存在吗？假如要把南方改造成为安全的共和国，土地就应该由土地所有者自己出力耕种，或由有才能的公民以自由的劳动来耕种……这个国家将彻底摆脱那些傲慢自大，专横跋扈和桀骜不驯的叛逆……必须打碎他们的统治基础并予以改造，否则我们的鲜血和财富就会付诸东流。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
一八六五年于宾州兰开斯特城

三月到了，天气依然寒冷而又晴朗。太阳带着夺目的光彩升上万里无云的天空，但照射到地球上的热量是那样微少，就连头天夜里下的一层薄薄的雪也消融不了。晶莹的白雪使得原先肮脏破落的乡村神奇地变成了一个黑白分明的仙境，好象整个世界又回到了寥廓清新的初创年代。

在经过南头庙门口的那条街道上，有两个民兵站在雪地里。他们穿着布鞋，冻得直跺脚，不断朝冰冷的手指上嘘着热气。这时候，他们面前出现越来越多的心情焦急的穿着破衣烂鞋的农民。他们裹着带补丁的围脖，披着破旧的棉被。

在庙院的木头大门里边，另外十来个民兵来回跑着，互相吆喝着。有的向外搬着东西，有的蹓着牲口，有的把家具摆列成行，有的把衣服整齐地垛起来，一切都象是在准备什么集市似的。经过这样一番努力，不到片刻工夫，这座有着粗大的木柱和飞檐的古庙周围，就好象在举行家具、农具和牲畜展览会。在院子临街的那一头，一大群牲口不安地簇拥在一起，为首的是一头两条后腿上沾粘着粪块的黄犍牛。紧挨着它站着一头皮毛刷得发亮、颈上和额前都系着红缨的毛骡。毛骡脚下是一头被拴住了一条后腿的黑母猪，它那干瘪松弛的腹部在雪地上甩来甩去，两只小猪娃拚命在它身边拱着。离这不远有一只竹篓，里边装着十来只鸡，都长着彩虹一般的漂亮羽毛。六头长毛羊在秫秸围成的圈里转来转去，发出咩咩的叫声。

在牲口群背后靠右边的地方陈放着农具，其中包括一辆铁轱辘的双轮大车、一张铁铧木犁、一个用腊条编成的耙、四把锄镢、十来根桑杈、木铣、钉耙、木耧和粪筐、一根井绳、一副辘轳，还有别的许多东西，简直无法一一列举。

靠左边的地方摆着几口大缸、瓦罐和地主家用来盛放粮食的、质地很结实的柳篮，另外还有几领苇席，人们可以用它搭凉篷，圈谷囤，或者铺炕。

院子中央，经过人们的精心安排，摆上了几件样式好看而且非常坚固的硬木坐椅和长凳。椅子后面放着一长溜的桌子、镜台、碗柜和镂花的桃木或红木箱子，那些红木箱子上都嵌着很大的黄铜护角和套锁合页。这里还放着三面大穿衣镜，其中一面足足有一人高，镜面亮得找不出一点瑕疵。在桌子上和用板凳架起的木板上放着几十件家庭用具。其中有织机、纺车、线框、铁锅、蒸笼和装着铁片的饸饹床，中间夹杂着一些零散的缝衣针、织布梭和弹花弓子，还有一张非常值钱的细铜丝筛面箩。

在庙门外的台阶上，人们临时搭起几张桌子，上边放了各种衣料，各种尺寸、各种花色和各种样式的衣服，从粗糙的土布劳动服到丝绸褂子、缎面黑帽、绣花衬衫、绣花拖鞋、绸手绢和花边头巾，应有尽有。中间一张桌子上放着三件男式羊皮大氅，旁边是几件丝棉坎肩（冬天穿上它是再好不过了），还有几顶绣着龙颚的娃娃帽、一个银制的拨浪鼓、几只银手镯、几副耳环和玉饰、几匹洋布、几块染过或没染过的棉布、一副妇女做饭时戴的袖罩、两只闹钟和一箱专供糊鞋底用的碎布头。另一张桌子上堆满了大大小小、或新或旧的鞋子，既有小脚新媳妇穿的缎子鞋，也有下地干活穿得半旧的纳底粗布鞋。还有一张桌子上堆得高高的全是棉被，有带花的，有条纹的，也有素色的。

这里陈列的是几家阔地主的全部家财和农具。经过激烈的斗争，这些东西如今变成了属于人民的“果实”。

每一件东西都由贫农委员会仔细地登记了下来。他们聚集在庙里一处平台上的桌子旁边，一起讨论着什么问题。桌上放着几轴卷在圆木棍上的好几尺长的文榜，榜上用草书写着院里各种东西的名称和折合小米的斤数。几个识字的青年农民匆匆忙忙地调理毛笔，研磨墨汁，准备把大伙的决定记录下来。他们用同音字写出来的简体字，简直会让老学究目瞪口呆。街上到处都是人，不一会儿，喧哗声越来越大了。

终于一切都布置好了，外面的民兵开了大门，人群就象潮水一般涌进了院子。他们手里挥舞着表示由于贫穷或受迫害而得到优先分配的纸片，那些没有纸片的人都被民兵挡了回去。约摸放进五十个人以后，大门又重新紧紧地关上了。

庙门里边刚才进行准备工作时的那种繁忙，现在由于蜂拥而来的人群变成一片混乱了。农民们兴高采烈地从这张桌子涌向那张桌子，从这堆东西涌向那堆东西。凡是大件的财产，如大车、犍牛和骡子等等，事先已经由委员会作了分配。那些共同分到一头牲口的人们，这时都围拢过来，一边仔细地端详，一边伸手去拉，又是抚摸，又是察看，絮絮叨叨地议论不休。他们好象不知疲倦似地牵着牲口前后不停地蹓着，一会扳开嘴巴数数牙口，一会敲打它们的肚皮，再不就站在一边打量它们的身架。许多人还是破天荒头一遭有牲口。虽然每个人最多只能摊到一条腿，可是这实实在在的一条腿已经足以使他们感到骄傲了。

当这些幸运的人们不住口地品评着牲口和大车的时候，其余的男人和妇女们带着乡下人进城赶会的热烈兴头，在院子里不停地转来转去。他们把成叠的衣服翻过来又倒过去，把绸褂子穿在身上比试大小，把丝棉坎肩捧在身前显示着，把一顶大狼皮帽子扣在头上站到穿衣镜前晃来晃去。他们把棉被一床一床地展开，接着又去摸摸洋布的质地；刚刚在椅子上坐下来，又想起试一下桌子平稳不平稳。人们一刻不停地互相招呼着，挑逗着，欢笑着，这种兴致勃勃的场面是大家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

每一个农民都有权利挑选一件东西。大伙都希望在做出决定之前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把所有的东西巡视一遍，可是也都害怕别人会乘着自己犹豫不决时，抢先拿走自己心爱的东西。没过多久，第一个人，接着其他几个人下了决心，他们带着挑选好的东西走到庙门口的台阶上，告诉委员会自己想拿回家去的东西。

“你当真决定要这个啦？”村里最熟练的笔杆子张善庆，瞧见打光棍的堆金老汉扛起一口和自己身体一般大的缸，连忙招呼着问了一句。“那会有假？”老汉昂然地答道，“我没什么家伙可以盛粮食，早先从来没有那么多粮食，这个正合适。”

稍停了一会儿，张善庆在文榜的编目里找到了这口缸，就在它旁边填上了堆金老汉的名字。

“这家伙值五十斤粮呢！”他说话时，声音里带着疑惑的口气。

“我看差不多，”堆金老汉说道，“值得起那些粮食。”

他接过一张写着物名和折粮数目的纸片，走到大门外面交给了看守的民兵。在回家去的路上，每碰到一个人，他总要喜洋洋地打一声招呼。

“翻身了吗？”有几个人这样问他。

“翻了一个空身。”老堆金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那口大缸。他被自己这句俏皮话逗得哈哈大笑。“翻了一个空身”，意思就是说，在翻身运动中什么也没得到！

其他人都没有象老堆金那样轻易就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虽然找到了，却跟别人发生了矛盾。两个老婆婆同时看中了一床花被子，她们开始仅是争吵，后来就动手抢了起来，每个人都拚命拉住棉被向自己这边拽，同时放开嗓门互相咒骂起来。正在桌子旁边监督登记的农会主席郭真宽，连忙跑过来把她们拉开。

“你俩再抢下去，把棉被扯成两半，谁也别想要了，”他和颜悦色地替她们排解着，“跟我说说，你俩怎么会都瞧上了这一条？”

两个老婆婆同时开了口，可是郭真宽实在很了解她们，用不着多听她们讲。他决定把这条棉被让给人口比较多的那位，并且劝那个没得着的另外再挑一件。他说：“就算那条最好，剩下的还多着呢。”

将近做熟一顿午饭的功夫，院子里的人逐渐都走空了。沿着每道街巷，都可以看见农民们带着分到的东西往回走。第一批刚刚分完，第二批紧接着又被招呼进去。相比之下，这些人家的光景只是稍微过得好些。他们大部分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大门打开以后，他们也象最初那些穷邻居们一样，急不可待地拥了进去。

上午和下午就这样过去了。院里的积雪经过人们不断践踏，已经变得泥泞不堪了。整个古庙又重新呈现出破败的景象，而桌上和地上的东西也被翻腾得一片狼藉。天黑以前，最后几个农民挑完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便在手里拿着或者装在车上带走了。还有好些东西仍然剩在院子里。民兵们破晓以前就来值班，现在又得负责进行清理，他们感到有权利给自己也挑一件东西。虽然严格地说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可是他们每人还是挑了一样东西，然后才把其余的财物搬进库房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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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在“清算运动”中进行的一次非常典型的财产分配。上面叙述的那种办法，是经过多次试验，经过村干部和农会负责人的许多次讨论，经过全县范围内的几次经验交流之后，才最后决定采纳的。张庄在进行第一次财产分配时，根据的原则并不是实际需要，而是斗争会上的诉苦表现。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谁斗谁分”。这种办法在开始时是合理而且大致上也是公道的。遭到抢劫和诈骗的人自然应当得到补偿和好处。而且当许多人由于害怕报复不敢起来向地主豪绅展开斗争时，那些敢于挺身而出进行控诉的人自然也应该得到报偿。

根据诉苦表现进行分配的办法，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都说：“这下我们算是悟开了，八路军真是给穷人撑腰的。人家办事不是光凭嘴皮，而且还有实干哩！阎锡山的兵说起话来怪漂亮，就是没有一点好心，见了老百姓，不是抢东西，就是抓我们上前线。”只要积极参加斗争，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分到土地、房屋、衣服和粮食。大伙一旦看清了这个事实，就都相继投入到以后的运动中去。但是即使这样，在经过几次分配之后，人们开始发现，那些在斗争中表现得最积极、最勇敢和最热情的农民，常常分到超过应有份额的“果实”，而不少农户同他们比较起来，在遭受的损失和对土地与浮财的需要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却什么也分不到。这就表明，积极参加斗争不应该是唯一的标准，还必须按照实际需要进行分配。为了贯彻这样的分配原则，农会特地组织了一个六十人的委员会。其中包括村干部、农会领导人和全村各片（全村一共划分为三片，即西南角、东南角和北角）劳动农民选出的代表。

要做到土地公平分配并不困难，因为全村的耕地面积大致平均每人六亩，对于那些土地亩数少于平均数的家庭，补齐就行了。但是为了解决各户因土地肥瘦和离家远近搭配不匀产生的纠纷，并且使大多数家庭都感到满意，却花了不少气力来进行计算和复杂的调配工作。

在重新分配房屋的问题上，也用同样办法解决。全村平均每人不到一间房，对那些达不到这个平均水平的人家，就尽可能另外再拨给一些。可是问题在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私人成见。有的不愿意与合不来的人家合住一个院子，有的是嫌茅房和水井划分得不够理想。尤其是茅房，它不但决定着一家人光景的好赖，而且修建时花费很大。村里一般人家的茅房都设有一个很深的用砖砌成的大池子，里面足以容纳很大一家人全年的粪便。庄稼的全部收成，几乎都是靠这里积攒起来的半稀半稠的粪便才得到保障的。由于村里的茅房不够每户一个，有些人家就得合伙使用。如果这些人家平时相处得不错，分配粪便就比较顺利，否则就要引起无休止的争吵。

至于水井，当然不能指望每家都各有一口，但也不能让任何一个人为了用水而跑远路。这个问题通过合理安排住房，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同茅房和水井比较起来，牲口和大车的数目就显得更少了。由于全村一共只有五十头牲口，其中属于劳动农民的不能没收，所剩下来的只能进行分摊。每四户才分到一头整牛是很平常的，这样，使每一户都骄傲地成了“一条牛腿”的所有者。这样虽然会引起争吵，但还是解决了问题。因为尽管每头牲口都按照四户、六户甚至十户的比例分摊下去，结果仍有一些人家轮不上名次，所以能够摊着一条牛腿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大车也大致是按同样比例分摊的。

分配委员会在划分土地、房屋和牲畜时遇到的这些麻烦，比起后来为着妥善处理零星财物的再分配时遇到的那些困难，又显得微不足道了。村干部和委员会的代表们连续开了几天会，一方面，把所有没收的财物公平地以标准粮食（小米）折算，另一方面又根据各户的实际需要，把全村大致地分成几个等级。为了求得公平合理，曾采取了各种分配方案，但是后来最成功的做法，是在直接补偿受害户损失的同时，特别照顾困难户的需要。

这种办法具体如下：首先将所有待分配的财物，例如粮食、家具、工具、农具和牲口等，统一折合成粮食计算。然后根据实际需要，把各户划分为一定的等级，那些受地主、富农迫害特别深的家庭也按折粮数字来计算损失。如果它们的光景已经好转，因而处于较高的等级，就要适当地降低应得的补偿。比如某户原受的损失价值相当于一百斤小米，可是现在它几乎拥有一切必需的生产资料，这样，实际上它应得的补偿额就应该削减到六十斤。当受到严重损害的各户全部得到补偿以后，剩下的粮食便按照不同的等级分配给其它户。这种计算办法使得每一户都能获得一定的粮食或相当于一定粮食的财物。某户分得一件实物，就从这户应得的粮食总数里扣除那件实物的价值数。如果价值低于应得的粮食总数，再直接补给粮食。如果价值超过了应分的数额，也同样必须以粮食或现钱补平差价。

这种办法也许是过于复杂了，然而问题本身就是这样复杂。由于运动具有双重的目的，所以实行报酬的原则也是双重的——既要补偿人们原先所受的损失，又要照顾全村各户经济上翻身的需要。好在受害户与贫穷户往往是同一户，那些苦水最大的农户，往往也就是最应该获得补偿和生活上最需要改善提高的家庭。

为了保证没有一个人利用新的职权损公肥私，村干部和民兵都没有参加头几次的分配。梁区长曾经劝告过师福元和张天明：“群众看到干部还没分上一点，就会主动提出建议，那时你们再分也不迟。”可是干部们耐心地、无私地等待了很久，却始终不见有人提出建议说他们也应该从斗争中获得好处。许多民兵都觉得当一个普通老百姓比“积极分子”还要强些，因此纷纷要求退出。这样一来事情才不得不加以解决，于是做出了一项规定：无论何人，都必须根据经济地位列入一定的等级；无论是干部、民兵或一般群众，都有权参加分配，一视同仁。

与此同时，考虑到民兵的特别负担，又专门拨出了一部分财物作为整个民兵队的额外报酬。这部分财物包括汉奸王少南的十来亩麦地。民兵们打下麦子以后，用其中的一部分和后来分到的谷子开了一家小店铺，出售香烟和别的日用品。民兵们在晚上值勤时，可以到这儿来喝碗开水，拉扯闲话。慢慢地，它就变成了民兵们的俱乐部。

民兵队是第一个，但不是唯一的把分到的“果实”作为公用的有组织的集体，农会从樊家手里接管了大车店，并且把没收来的好几百斤粮食作为经营资金。农会副主席王雨来亲自负责管理这家大车店，他管理得非常出色，一年之内就把资金翻了几番。从这家大车店得到的收入，一部分用于村办小学的经费开支，另一部分用来购买召开群众大会需用的灯油以及其它零星物品。

正如小店铺成了民兵们的聚会场所一样，大车店也变成了干部们的集会地点。他们在这里开会、算账、解闷。以后的两年里，还在这里吃了不少白食。这实际上是堕落的开始，对将来不是一个好兆头。

村里的两座酒坊被没收以后，也变成了公有财产。它们归边区政府所属的酒业专卖公司所有，从此就作为广泛的公营酒坊网的一部分进行生产。这家公司每年缴纳的税款，为解放区政府和它的武装保卫力量提供了大量的经费。为了帮助这两座酒坊维持生产，也给它们分配了一部分“斗争果实”。还有一些“果实”用来加强消费合作社，其中最重要的是运送货物用的一辆大车和一头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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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中旬，当全部“果实”分配完毕以后，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户发现自己已经生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了。他们总共分到一千四百五十二亩土地，比原来占有的亩数增加了一倍。原来每人平均只占地二亩六分四，现在一跃而达到了四亩九分八。这部分土地当然不能使他们发财，但却足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了。这就说明，他们已经从濒临饿死的境地，变得比较有保障了。从前那些打下粮食只够吃个半饱，而必须依靠当长工或租种土地维持生活的农民，现在变为能够依靠自己的土地过活了。

人们不但有了土地，而且也有了其它生产资料。从前没有足够的房屋、牲口、农具和种子的家庭，如今获得了足以维持生活的一切。在这个运动中，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超过村里半数以上的人口，即一百四十户人家的五百一十七口人都在经济上翻了身。

这种转变对于少地和无地农民的思想和信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多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他们睡在自己的房屋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撒着自己的种籽，盼望着自己的收成。他们不欠任何人粮食，也不欠任何人钱，这也许算是最使人高兴的一件事了。他们已经彻底摆脱了债务的束缚。

过去给申金河当过长工的申发良说：“如今这光景比过去强多了，我有了地和房子，也有活干了，屋里有了粮食。只要出力干活，打下粮食全都归到自家瓮里。早先可不是这样，就算你不分晴天雨天，整天泡在地里，到头来打下粮食还是不归自己。好好的粮食全都送进人家的囤里，自己别说吃不上，好赖就连瞄一眼也不行呵！过去我是替别人干活，如今干活是为自己，再也不用为旁人卖命受苦了。”

从来媳妇也和他想的一样：“那些年我当佣人，天天忙到下半夜，天不明又得爬起来。如今还是忙，可是忙的是为自己，心里也觉着痛快。自己挣钱自己花，再没人来压迫了。如今分了房子，光景过得可不赖，有地种，有衣穿，也有权利说话了。早年谁敢张口说话啊！当初我给人家干活，只要出点差错，就算有时不打不骂，也得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吃人家的饭滋味不好受。住着自己的屋，吃着自己的饭，比什么都强呀！”

过去被逼着卖掉儿子，并且自己也曾被卖掉两次的武魁媳妇，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心情：

“我象是由地狱进入天堂了。”

五百多个农民的这样一种心情，汇聚起来以后，形成了不寻常的幸福气氛，连村里日常的用语也因此而有了改变。农民们都学着八路军的习惯，彼此称呼“同志”，许多贫农放弃了过去见面时挂在嘴上的一句客套话——“老乡，吃了吗？”——而互相问道：“同志，翻身了吗？”对于这个问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说：“翻身了。”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1792—1868）美国政治家、废奴主义者。——译者。

内战时期，“同志”二字作为一般称呼，在解放区内是非常普遍的。这种习惯首先由共产党传给了后来的红军，最后又变成了整个革命队伍中通用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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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半边天

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

男儿当门户，堕地白生神。

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

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

——傅玄

正当戏剧性的、猛烈的、常常带有恐怖的“清算”运动，和热情高涨的、活跃的、往往有些幽默的“分果实”运动，如同中国冗长的旧戏中错综复杂的情节一样展开的时候，另一场斗争也开始了，这就是把妇女从夫权的压迫和家庭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斗争。

几个贫苦的妇女——她们都是主要村干部的妻子——最先在张庄组织起了妇女会。胆大的妇女都到这里来控诉汉奸，倾吐苦水，不会因为有男子在场而感到拘束。她们还鼓励其他受苦受难的姐妹们也这样做，这就把全村“半边天”的力量最后带到全村集会上去了。“半边天”是觉醒了的妇女认真的对自己的称呼。通过“诉苦忆苦”，妇女们发现自己所受的苦难比男人们还要多些，一旦有机会当众控诉，她们也会跟自己的父亲和男人一样讲得很好。在全区第一次反奸大会上，金卯娘就证实了这一点。

可是当妇女们自己组织起来，参加集会，参加社会活动时，却越来越遭到男人们，特别是自己的男人的反对。男人大都认为，娘们出去参加活动，一定会引起“伤风败俗的事”来。男人花了不少粮食才娶下媳妇，因此便把她们看做是自己的私产，巴望她们出力干活，生儿育女，伺候自己，伺候公婆，只有别人问话时才许搭腔。在这种气氛下，妇女会的活动使许多家庭都产生了家庭危机。不仅做丈夫的反对自己的女人出门，公婆反对得更厉害。许多年轻媳妇因为坚持出去开会，回家后便遭到毒打。

在挨打的妇女里面，有一个是贫农满仓的媳妇。她从妇女会开完会回家，满仓二话不说，按住她就是一顿好打，一边还喊道：“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叫你出去浪！”但是满仓媳妇的举动却使她耍威风的男人完全出乎意外。她并没有因此便象一个顺从的女仆那样从此乖乖呆在家里，而是第二天就去找妇女主任、民兵大洪的媳妇，告了她丈夫一状。在同村行政委员会的成员们讨论过以后，妇女主任召集了全村妇女大会。至少有三分之一，甚至可能有一半的妇女都参加了那次空前的大会。她们在会上坚决要满仓解释打人的理由。满仓态度非常傲慢，立即同意解释。他毫不认错，反而说他打老婆是因为她出去开会，而“娘们开会还不是想借机勾引汉子”？

这话激起了在场所有妇女们的愤怒抗议。她们开头只是嚷嚷，后来就动起手来。她们从四面八方向他扑去，把他打翻在地，踢他，撕他的衣服，抠他的脸，揪他的头发，直到把他打得喘不过气来。

“叫你再打她！叫你再打她！叫你再骂我们！哼！操你娘！这回学乖了吧？”

“别打啦！往后我不打她啦！”满仓害怕了，喘着气说，他几乎被打晕了。

妇女们住了手，让他爬起来。临走又给他一个警告——以后再敢捅他老婆一指头，决不轻饶他

从那以后，满仓再也不敢打老婆了。从那天起，全村都叫他老婆的原名程爱莲，再不象过去的习惯那样叫满仓媳妇了。

村里象这类事情还发生过几起。有一回是把一个粗暴的丈夫在黑屋里关了两天。这样，即使男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赞成妇女参加社会活动，但对待自己的老婆却不得不收敛一些了。

当然，打老婆的风气不会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能用这种办法扭转，可是妇女们既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也就不需要把每个男人都痛打一顿来改变这种风气。从此以后，只要和爱打老婆的男人严肃地谈一谈，往往就可以改变他的态度，至少可以暂时起到这个作用。

周增福是一个“赤贫”农民。“清算运动”以后，他第一次分到土地和房屋，这使他有了娶亲的可能。通过媒人撮合，他跟一个年龄比他小十岁的伪军寡妇结了婚。大概因为岁数上的悬殊吧，周增福的嫉妒心显得非常强烈。他老婆不在他跟前一会儿，他都不答应。因此，夫妻不久就发生了口角。他为此揍了她一顿。可是他老婆也是个有脾气的人，就和程爱莲一样，径直告到妇女会上去了。这一次，妇女会没有用棍棒拳脚对付周增福，只派了几个代表去同他谈话。她们向他指出贫农的老婆来之不易，告诉他结婚后应该尊重自己的老婆，耐心帮助她克服缺点。特别因为她比他年轻，如果动手就打，只能引起她的愤恨，夫妻关系只会越闹越僵，最后她也许要提出离婚，那他就会永远失去自己的老婆了。周增福害怕离婚，决定以后对他媳妇要温存一些。后来，当他离家去支前以后，还找了一个识字的同伴替他写信，感谢妇女会的教育。那封信是用学究式的文言文写的。“自余离家，窃尝深思，方悟贵会教我，实大仁也。今乃深知，结褵以后，惟有互敬互爱，始得和睦相安。”

当人们问起，这样做的结果，妇女们是不是获得了平等时，妇女会一位领导人说道：“不，还没有。不过比先前强些了。打人的事还有，大多数男人还是听不进妇女说的话，认为妇女不中用。要想平等，必须斗争很长时间。等我们自己有了土地就好多了。过去男人总是说：我养活你，你呆在家里，我挣了给你吃。等妇女有了地，她们就可以说：这粮食是我自己地里打下的，我自己干活儿，没你也能过。妇女虽说力气弱些，干起地里活儿却不一定比男人差。除了犁地，我们什么活都能干。我们也能锄地，不过锄得没有那么快。我们就是吆不动大车。噢，吆车也能行，就是有些牲口使不住。”

过了不久，县里有些地方的妇女会专门给妇女们开办了犁耕班。那些掌握了农活的妇女，名声传遍了远近四乡。申家庄有个寡妇，力气和技术都很令人惊讶。她能做的活比男人还多，甚至可以在大路上推一辆装满砖头的独轮车，一天就挣十二张边区票。她撒种的技术非常高明，每逢开春种谷，整个申家庄的农民都指名请她播种。

在离张庄只有十五里地的另一个村子里，还有一个妇女被选为村长。

象这样的妇女是为数极少的，但是她们的事迹一经传开，却使其他妇女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如果认为妇女会的唯一目的就是给妇女争取平等，那是过于片面了。没有社会制度的变化，没有土地改革的成功，没有解放区打退国民党军队进犯的胜利，就根本谈不到妇女解放。很多妇女好象都本能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她们把妇女会变成了一个为各方面的革命需要而动员妇女力量的工具——支援“清算”斗争，支援大生产，支援保卫战。通过妇女会，扫盲班和政治学习班组织起来了；鼓励纺织的棉花贷款发放下去了，妇女被集中起来，替部队缝制军衣和军鞋；动员母亲和妻子勉励自己的儿子、丈夫和兄弟报名参军。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与争取平等和要求人权的斗争紧密相关的。即使这种要求使男人们感到惊讶，可是眼见妇女们为总的革命目标那样竭尽全力，他们也只好放弃自己的成见，不得不对她们表示赞扬了。他们在内心里不得不承认，假若没有这“半边天”的帮助，他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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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地主搞破坏活动

前朝古代也有人造反，　　

这些事情不稀罕。　　　　

世上有怪事，天上也一样，

天狗还能吃月亮？　　　　

嘴里吃来屁股里巴，　　　

月亮还是亮光光。　　　　

自古一正压百邪，　　　　

妖魔作乱不久长。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
（地主崔二爷语）

受到“清算运动”的沉重打击以后，留下来的地主竭力进行激烈的反抗。对于这个特权阶级来说，永远被剥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农民能够做到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或者只是实行“双减”，那末他们活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即使他们的刀把子——治安军被打垮了，他们的护身盾牌——晋绥军和中央军被赶走了，解放区里的地主、富农以及他们的“狗腿子”仍然要进行拼死反抗。那些逃亡的地主，怀着还乡复仇的决心；那些留在当地的，则采用一切手段破坏正在发展的农民政权，使尽可能多的人们持中立态度，孤立那些积极的青年干部，并且挖空心思来保存他们残存的势力和财产。他们希望起码要留下一点地盘，以待将来蒋介石在美国人支持下大举反攻，扭转乾坤，荡平解放区，传统势力东山再起的时候，可以藉此重整旧业。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种反攻，最后也会归于失败。

首先，为着保险起见，地主豪绅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隐藏到贫穷的亲戚、朋友、佃户和长工家里。很多对地主并不同情的农民，经不住引诱贿赂、欺骗和威胁，只好答应给他们帮忙。地主、国民党将军徐争鹏把二百二十块银元交给替他做佃户的表兄弟保存。“智多星”周梅生把他最好的三亩土地转给了长工张福新，还把八十块银元藏到另一个长工家里。这个长工名叫王志高，他把银元藏在瓦罐里，用铜钱盖住后放在架子上。每当农会干部发现了这些藏匿的财产，受到牵连的农民就得挨一顿毒打，而且本人的财产也要全部或部分被没收掉。

徐将军写信给他表兄弟，问起银元的事。这封信被村干部截获了，那表兄弟便挨了斗。民兵队长发现张福新用自己的种子在周梅生那三亩地上播种，就把他抓起来拷问。王志高主动向农会交代了那罐银元的事。可是因为藏过东西，仍旧挨了打。

老乡们管这样的人家叫做“防空洞”，并且无情地处罚他们。因此，不论出于好心还是歹意当了“防空洞”的人，对于以后的斗争十分消极，甚至滋长了对立情绪。他们害怕自己倘若被人发现，就要受到和地主同样的残酷打击。他们想：“地主把封建尾巴藏到我家来了。要是人家搜出来，地主大不了丢个尾巴，我却要丢脑袋。”

那些被查出的人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从而在已经牵连进去的人们中间引起了恐惧。这使地主豪绅有机会施展新的策略，他们把原先隐藏财产的活动变成了分裂人民的活动。他们在另外一些人家里隐藏了财产，以此制造怀疑和猜忌，把斗争从自己身上引开，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还进一步散布谣言，捏造在某某人家藏了财产。那些被谣言中伤的人，因为拿不出反驳的凭据，名誉也洗刷不清。前面已经说过，只因地主一句话，说从来媳妇替王来顺藏了钱，就给从来媳妇招来一顿毒打，还被用剪刀剪了肉。对于地主来说，一个诬告所引起的混乱比一罐金银财宝更有价值。

美人计也是很利害的一种武器。地主家的女人往往是有姿色的，因为地主富农往往挑选乡下最漂亮的姑娘做老婆和小老婆。这些女人除了长得标致之外，还学会了梳妆打扮，知道怎样去勾引男人。穷人家的媳妇要在家里和地里不停地干活，在路边拾粪，上山去挖野菜，因此被太阳晒黑了皮肤。而地主的老婆却经常洗澡，穿着好看的衣服，每天花费很多的时间梳理她们柔美的黑发，在丰润的皮肤上擦油抹粉，并且学会了一套招待贵客的手段。

在“清算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候，领导运动的穷汉们发现，那些过去连看他们一眼也不看，更不用说和他们搭腔的娘们，现在突然向他们大送秋波了。

张庄有个年轻雇工张存喜，给邻村高家庄的一个地主扛活儿。这家地主把他当牲口一样使唤，让他和牛羊睡在一个圈里，除了小米和糠什么都不给他吃。闹荒那年，他母亲有一回来这家门口要饭，存喜溜进厨房，拿了一碗小米饭给她。就为这事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母亲第二回又来的时候，存喜害怕再遭毒打，只好撵她走了。

这个地区解放后，这家地主的儿媳妇，原来嫌存喜身上有羊粪味，见了他就躲开走，现在突然同他眉来眼去了。一到中午，她就给他做肉馅饺子和别的好东西吃，还给他补破衣服，最后请他进她的屋里睡觉。然而，这一切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存喜一被俘虏过去，这个地主的儿媳妇马上就让他替地主藏衣服和值钱的东西。这个地主有四百二十亩地，供一个儿子在北京上大学。当村里农民起来斗争这家大地主时，存喜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后来，这家的财产终于被分掉了，儿媳妇出外当了媬姆，地主再也雇不起存喜了，他才回到张庄他母亲家里。但是他不参加斗争，拒绝接受分配的土地、房屋和任何财物，并且劝他母亲不要揭发控诉，因为他说国民党马上就要回来惩办那些人。

这类美人计一再地被使用，花样也不断翻新。在张庄，有些小剥削者都挨斗的时候，村里却有一户相当富裕的人家的财产根本没有被触动，这就是寡妇王凤只家。王凤只所以能够幸免，其中自有许多原因，但是主要的还在于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补巧。这个姑娘嫁给了远村的一个贫农，他过去当过伪军，后来又志愿参加了八路军。丈夫上了前线以后，补巧就回娘家住了。作为军属，补巧有权得到张庄农民的帮助。她马上就同村干部混熟了，同时和他们中间几个人调情通奸，还生过一个男孩。谁也弄不清这个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好在小孩没过几天便夭折了，因此这就不成为问题了。由于补巧是贫农的妻子，又是军属，再加上有些干部和她的暧眛关系，干部们就没有去没收她母亲的财产。

美人计的另一目的是拖人下水。地主用自己的儿媳妇勾引村干部，怂恿他们一块睡觉，然后又向农会揭发，企图以此败坏干部的声誉，损害干部在人民中的威信。更有甚者，他们还无中生有地捏造通奸的谣言。

直截了当的贿赂是另一种常用的手段。前面已经提到申金宽如何背了一袋白面去找张贵才和张善庆那回事。别的地主也是那么干的，而且规模比这更大。他们把所有的干部都请到家里吃面食（显然这是奢侈的食品），硬把衣服、皮鞋和手表当作礼物塞给他们。这类邀请在张庄倒没有收到怎样大的功效，主要是因为有张天明的缘故。但是在同一区内的王村，大部分新被推上领导岗位的年轻人都上了钩，败坏了名誉。

如果贿赂干部不成，地主就散布谣言说，干部们已经受贿了。他们列举出许多值钱的东西，硬说这些都从他们家里拿走了。他们就这样千方百计地败坏干部的名誉，在干群中间制造磨擦。

在张庄，围绕着从教堂里没收来的祭灯、台布和蜡烛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大伙儿纷纷传说，那些祭灯都是用纯银做的，也有人说是金子做的，价值好几百块，也许是好几千块银元。这些祭灯一出教堂就不见了，可是并没有换回来那么多钱或粮食加到分配的财产里面。其实，这些祭灯既不是银的也不是金的，而是用黄铜铸成的，拿到长治的市场上只卖了很有限的一笔钱，而这笔钱又马上用来为民兵购买子弹和枪支了。谣言所传丢失的其它东西，其实来龙去脉也是很清楚的。那些台布都用来给每一个报名参军的志愿兵做了衬衣和被子。蜡烛被住在大庙宿舍里的民兵用掉了，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照明。但由于手续不清，贪污的谣言还是到处传播，村干部的名声都为此受了玷污。

地主阶级采用的最阴险毒辣的手段是打入内部。能干的年轻人伪装革命，骗取地方党组织和村政府的信任，然后钻入内部进行破坏活动。这种手法在太行地区非常普遍，不过张庄的任何一户老财家还没有这样干过。

除上述的破坏手法之外，还必须补充一点，那就是地主利用其宗教和迷信方面的权威。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孔孟之道和崇拜祖先深深地渗透了大多数农民的思想。地主只要声明他们的土地和财产都是祖宗所传，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使许多农民不敢参加斗争了。他们又利用谈天说命为自己辩护。“人生贵贱，受命于天，谁能违反？”他们这样说：“命穷是因为祖坟没有卜下好茔地，还敢不信风水吗？”他们宣扬逆来顺受，要是哪个人遭到破产，他就应该等着时来运转，给自己的坟墓选个好风水，盼望儿子生下来能有一个吉祥的八字。他们预言，无法无天的捣乱分子迟早都得垮台，天神将要处罚这些造反滋事的人。“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他们又一次叫嚷起来，并且指着一九四六年夏天红彤彤的夕阳说道，这就是共产党完蛋的兆头。

为了加强这些思想的宣传，他们把扶乩的全套把戏都施展出来了。“回映”和“远观”现在都成了政治手段。凡受蒙蔽而参加请神的农民都托住一只大沙盘，而神婆（通常是个少女，做出一种处于被仙魂附体的迷离状态）伸出一只手，手上提着一根筷子，筷子头刚好触着沙子。盘子、筷子一起动起来，沙盘上便写下了字迹。这些字马上由主持人翻译出来，预言那些反对地主老财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蒋介石要回来”也是常说的天意。

“蒋介石要回来”，这就是地主进行一切宣传活动的中心内容。通过扶乩和散布谣言，通过私下谈话和公开宣扬，他们反复地强调着一件事情，即国民党肯定会回来，革命的积极分子将要受到惩罚。还乡团的活动使地主阶级的这些话变得更有分量了。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并夺取了解放区的一些地方以后，就由那些准军事组织的“还乡团”把它们接管和占领过来。这些还乡团由地主的孝子贤孙、狗腿子、雇佣的恶棍和乌七八糟的地痞流氓组成，他们跟在中央军的屁股后面，到了哪里，就在哪里实行白色恐怖。他们不仅迫害、屠杀积极的干部，而且连他们的亲戚家属也不放过。整户的人家都被活埋。他们还剥人皮、砍人头。还乡团还派人潜入解放区，进行暗害、投毒、屠杀、抢劫，制造恐慌等活动。暗害是在夜间进行的，叫做“打黑枪”。无论是多么勇敢的革命者，夜晚出门或者在乡间偏僻小道上行走时，都禁不住要小心提防。

为了统一领导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一再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并企图在每一个村里都设立一个地下支部。通过这样的党组织，就可以搜集有关农村运动的情报，记下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名单，分发活动经费，制订并实施总的斗争战略战术。这些活动是否能够成功，最后有赖于战场上的胜利。而战场上的胜利，又取决于是否有一支强大的、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部队。凭着在华南、华中、西南的全部人力，凭着训练新兵的几千个美国军官，凭着太平洋战争剩余下的武器作为基本装备，凭着美国武器库日夜不停地供应的军火，地主阶级对未来感到信心百倍。即使所有这一切都失败了，美国不是还垄断着原子弹吗？要是他们不能占据中国，那末，他们可以毁灭中国。

对付地主阶级多方面的进攻，农民有一种基本武器，那就是团结。他们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武器。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地主的破坏和恐怖活动，面对外国支持下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农民所以能够有这种武器，并加以使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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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建　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党章》，一九四五年

四月里的一个晚上，负责治安工作的老地下工作者张天明和副村长张贵才一起，在张庄往南通向长治城的那条大路上站岗。空中明月如璧，他俩在柔和的月光底下默默地来回走着。开始时，张天明几次放慢脚步转向贵才，仿佛想要说些什么，可是他欲言又止，反而加快了脚步。最后，他还是开口了。

“同志，”他说，盯着张贵才的眼睛，“你觉得八路军怎么样？”

张贵才感到有些诧异。

“我觉得怎样？”他叫道，把步枪换到另一个肩上，“我会觉得怎样呢？先前我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只空碗。现在我翻身了，我的一切都是八路军给的。八路军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那么共产党呢？”张天明又问。

“共产党？”张贵才蹙起浓眉，额头上现出一道皱纹。“共产党和八路军都是一回事吧？”

“不对，不全是。”张天明说，“共产党组织了八路军，八路军里有共产党员。军队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可是军队里有好多战士并不是党员。领导我们斗地主的是共产党，不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我们闹翻身的！”

“我明白了。”张贵才说道，其实还是不太清楚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要我们跟着共产党走，劳动人民一定能胜利，我们就能打倒那些资产阶级老财，自己当家做主。”张天明说着，又开始走起来，这次他走得很慢。

“可共产党在哪儿呢？”张贵才问道，“我倒挺想见识见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军队里有，农村也有。我也挺想见识一下，你愿不愿跟我一块儿去找？”

“愿意，”张贵才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去就去，越快越好。”

从这以后，每逢张贵才单独遇见天明，总要问问他什么时候动身。可是张天明一再推托，最后才终于说道：“干什么这么着急？你不知道这是出远门，路上少不了麻烦，还得担当风险？”

“什么麻烦不麻烦，风险不风险的。”张贵才不耐烦地说道，“你不是说共产党领导我们闹翻身吗？除了跟共产党走，还能有个什么出路？说找就该找去嘛！”

“你再好好想想，”张天明说，“你愿意为党豁出性命吗？往后危险和困难还多着呢，你得准备牺牲自己的性命，兴许还要豁出全家人。”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张贵才说道，“你为什么老是说危险，好象我没经历过危险似的。”

“那好吧，你不用再去找了，”张天明说着，露出明朗的笑容，“党就在你眼前，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

张贵才大吃一惊，同时也非常生气。

“你为什么要捉弄我？”他问道。

“因为共产党是个秘密组织，要是敌人回来，我们都得掉脑袋。谁也不许说出自己的身份，就是你被捕了，哪怕打死都不能说。你可以说你是八路军，但不能说出是共产党。”

张贵才就这样第一次和党有了接触。几天以后，他被正式吸收入党了。

介绍他入党的张天明，自己其实也是几个星期以前才入党的。梁区长感到村里如果没有一个党的支部，革命工作便无法开展，于是他就选中张天明做为张庄的第一个发展对象。地主阶级的策略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在农民之间挑起分裂，制造不和，打击他们的士气，威胁他们，使他们消极起来，同政治上的同盟者分裂开来，破坏共产党的领导。为此，农民的策略就必须是团结一切劳动人民，克服自己阵营内部的分歧，树立最后胜利的信心，孤立地主阶级，打击他们政治上的领导——国民党。

这样的策略需要一个目光远大、有政治觉悟、紧密联系各阶层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张庄现有的组织中没有一个可以满足这些要求。

村公所本质上是一个为翻身农民服务的行政机构，村干部忙于解决群众的日常问题，并成为整个村子和上级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

民兵是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在村里，它是农民意志得以贯彻的主要保证，但是它不能决定这种意志。它是农民群众的勤务员，而不是他们的领导者。问题就在于必须摆正这种关系，因为手里有枪杆子的人们，很容易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土匪和军阀的老路。

妇女会是为了代表和发动“半边天”而组织起来的，不可能领导另外半边天的男子。

农会是为了对地主阶级展开斗争而组织起来、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妇女的战斗性群众组织。但是正因为它是一个吸收全体劳动者参加的群众性组织，所以才需要一个由有觉悟、有纪律、有献身精神的人们组成的、能够发挥领导作用并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谁都不能担保这样一个领导核心会在斗争中间自发地产生，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核心如果真的产生了，就能够冲破分散的个体小生产经济赋予一般农民意识中的局限性。

随着村里这四个重要组织的建立，又进一步产生了如何互相协作的问题。村公所、民兵队、妇女会和农会如何才能保证统一的认识呢？它们中间由于不同的职能而引起的矛盾如何才能得到调节呢？只有建立一个吸收四个组织的领导者和积极分子参加的政党，才能指导和协调革命运动的各个方面，解决农民翻身运动中面临的问题。这正是共产党在每一个建立了党支部的乡村里所起的作用。

在没有党组织的情况下，具有几年党龄的梁区长，几个月来始终指导着张庄年轻干部的工作。他的办事处就设在这个村子里，所以干部们要找他很方便。然而梁区长只是一个人，每天都有十几处地方等着他去。作为一区之长，他不可能对每一个村子的所有问题都亲自过问。即使他能够做到这一步，可是，单枪匹马一个人（无论他多么有才能）在智慧上也总抵不过一个齐心协力的集体。由于农民运动在张庄日益发展，组织党支部、从内部对它进行引导就变得刻不容缓了。

梁区长和潞城县五区区委的刘书记断定，军事形势已经相对稳定，张庄已涌现出一批可靠的、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便立即着手吸收他们入党，在张庄建立党支部。张天明是村里最老练的干部，显然是吸收入党的第一个对象。张天明后来追述自己的入党经过时说道：

“一九四〇年，我在洪洞做木匠时就听说到共产党。那时候，离城不到五里的地方有许多地下工作者。他们经常找我们谈话，可是我还是弄不清共产党和八路军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它们是一回事。有一回，一个干部告诉我说，它们不一样，虽说八路军受共产党的领导，它可不等于共产党。别看我不懂得这些，我可知道党是替穷人服务的，还要打倒地主老财。等我回到张庄当了地下干部，听说的事情就更多了。

“解放后，有次将近年关时，我问区里刘书记：‘党是怎么回事？党和军队是什么关系？我能入党不？’他说：‘你好好工作，往后我们再谈这些事。’这以后他就考察我的工作。我在斗争中非常坚决，于是有一天他把我找去说道：‘共产党员和一般老百姓可不一样，他必须下决心不惜为劳动人民，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牺牲自己的生命。’后来他又给我讲无产阶级和党的光明前途：‘只要所有被剥削者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你如果入党，就必须记住，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为劳动人民奋斗终生，永远不动摇。’

“一九四六年四月，我终于入党了，没有经过候补期。从那以后我更积极地参加斗争，更努力地做干部的监督教育工作，教育他们不动摇，不贪污、不多分果实。”

张天明入党后第一件重大工作就是建立村支部和发展新党员。出身贫农是新党员的基本条件，除此以外，他们还必须积极参加斗争地主，并在群众中间享有威信。张天明首先发展了张贵才，但是别人就不那么容易动员了。例如一个青年雇农叫张兴发，过去既没有房又没有地。他从小跟着继父干活，在家受了多年的虐待。张庄解放时，他还在外村扛活。斗争地主开始后，他回到村里，接着立即加入了民兵。他诚实、勤快、也很讨人喜欢。青年干部们决定让他当民兵指导员，可他担心个人历史上有污点，觉得自己不适于当领导。

他担心的是，自己从前曾替地主唐书文非法贩运过“料面儿”。这个地主不但在外村拥有许多佃户，而且手下有一帮土匪。这帮土匪穿过日军防线走私“料面儿”。张兴发只不过是个雇工，被他们拉去搞运输。头一回出去走私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车上装的是什么，等到了目的地，知道也晚了。这样被牵连进去之后，在土匪的逼迫下，他又参加了好几次贩运。

“我犯下了这等罪过，怎么能领导别人呢？”张兴发问道。

可是张天明说：“不要紧，你只要忠诚老实，认识犯错误的根子就行了。就算你杀了人，也会有个原因吧，总得说出个所以然来。讲老实话，对同志抱真心的人，八路军是会原谅的。”

这么一来，张兴发就把他参加走私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张天明对他说道：“想想看，这有多危险！你送料面儿，他们发财，要是叫伪警察抓着，掉脑袋的是你，可不是他们。你冒了风险，什么也落不下。你是不愿意去的。这不算什么大错误。”

“可不是嘛，”张兴发说着，长长舒了一口气，“确实够危险的，这会儿一想起来，浑身还止不住冒汗。如今八路军不但给了我房子和土地，还教我明白了事理，把我心里的疙瘩给解开了。我总觉得背了黑锅，这会儿才弄明白，那事不能怪我，都怪那个王八蛋地主！”

张兴发当了民兵干部以后，在学习和工作上都起了带头作用。张天明决定发展他入党。一天，他问张兴发，你觉得共产党怎么样？”

“共产党好。共产党领导我们闹翻身，我自己也翻了身。你说呢？”

“对，”张天明说，“我打算去找共产党，你想跟我一块去吗？”

“嗯，”张兴发说，“我知道共产党好，可是那个‘党’字，我可不大喜欢。现在我们都这么下劲和国民党斗，没有人不恨国民党。也许将来人们象恨国民党那样恨共产党。要是你想去找共产党你自己去，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美。往后叫国民党抓住，我就对他们说，我是老百姓，虽说替八路军做过事，可我不是共产党。”

这是一番老实话。张天明很喜欢张兴发的坦白，但他还是希望劝说张兴发入党。他告诫兴发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这次谈话；没过多久，又派张贵才进行试探。

“我听说天明找你谈过入党的事？”张贵才说道。

“哪儿的话，天明从来没跟我提出那回事。”

张天明又派了三个人用同样的方法去试探他，张兴发什么也不说。他们问张兴发，天明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回答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张天明断定兴发能够保守秘密，是个非常可靠的人；只要对党有认识，他是会加入的。在这件事上，张天明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决不能半途而废。他又派其他党员去找张兴发谈话。他们和他一块儿忆苦，问他怎么翻的身，是不是共产党领导他过上了新生活。

“是呀！”张兴发说：“我知道共产党好，也知道共产党领导我们挺起腰杆来，可我还是不想去找它。”

于是张天明又一次亲自出马了。

“我已经找着共产党啦！”他宣布说。

张兴发一听怔住了。

“你找着了？在哪儿找着的？既然你找着了我就跟你去，只要我不是头一个就行。”

“你再好好想想，”张天明说，“准备些干粮和钱。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动身。”

“你看我得准备多少？”张兴发急切地问。

“你还是前后考虑周到些，不要决定了又后悔。”张天明警告说。

但是这一次张兴发决计不回头了。第二天，他就带了准备远道外出用的钱和干粮来到张天明家门口。

“别费心啦，”张天明说道，“党就在这儿呢！”

“在哪儿？”

“我就是党员。”张天明说，他仔细地瞧着张兴发，看他会不会也象张贵才那样发火，可是张兴发比张贵才随和得多。“那可好了，”张兴发说道，“你要是个党员，我当然也想入，保不准象我这样的人还有一些哩！我虽然说不上是头一个，可也不是末一个。”就这样，张兴发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张庄支部的一名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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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支部成员的增加，妇女也象男人一样被吸收进来了。一年之内三十多个农民入了党，其中就有七个是妇女。

老家在河北、从前要过饭的胡雪贞，就是张庄妇女中第一批入党的她是个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母亲。她的四方下巴、隆起的鼻梁和黝黑的皮肤，给了她一副男性的外貌，这点由于她剪短的头发和如同男子一样的肥腿裤，显得更加突出。她是村里第一个剪去长发，脱掉大多数妇女喜爱穿的束腿裤的女人。

解放前二十八年的生活，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她年轻时，差点被父亲卖了抵债，她恳求父亲打消这种念头，结果被迫嫁给了一个穷汉；那年她才十六岁。灾荒把她从河北赶到了山西。她男人变成了赌棍，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他们唯一的一床棉被，都拿去押了赌注。她无可奈何地沦为乞丐，眼睁睁看着三个孩子死在她的面前：大孩子被日本兵睬死了；二孩子闹灾那年害腹胀病死了；三孩子因为她饥饿缺奶，在她怀里活活地饿死了。第四个女孩生下来时，她终于撵走了偷盗成性和游手好闲的丈夫。她讨饭、捡麦穗、替人纺线、上山挖野菜，挣扎着熬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在滴水成冰的严冬，母女俩没有棉被盖，就睡在一堆麦秸里，这样居然活了下来。

解放和“清算运动”对胡雪贞来说，象是大旱逢甘霖。她分到了衣服，扔掉了破麻袋片，分到了棉被，烧掉了满是跳蚤的草堆；分到了土地，不再去要饭；分到了房子，使小女儿有了一个家。虽然她自己还不敢在大庭广众前数说，不敢冲上去揍那些狗日的地主，可是她知道这些果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斗争获得的。所以她每次开会都要参加，并且支持那些积极分子。

以后她碰到了一位出色的革命干部，帮助她彻底翻了身。这个人也是河北人，在抗日军政大学卫生所里当“大夫”，当时该校的校部就设在张庄的教堂里。他老家的那个村子离胡雪贞的娘家只有三十里路，当他从胡雪贞口中听到亲切、浓重的乡音时，便开始对她发生了兴趣，到她家串门，两个人便谈起了从前的事情和熟悉的地方。此后不久，他就托人来说亲。胡雪贞犹豫不决了，她要求正式谈一次话，以便把自己的全部身世都让他知道。她告诉他说，她不能再忍受男人的折磨和压迫。他也给她讲了自己的身世，讲他如何在十四岁上被狠心的后娘赶了出来；如何到北京的铺子里当学徒；以后鬼子来了，他又如何逃到山西参加了八路军，在医疗队里当护理，或者说是“小鬼”；他的全部医术都是在“杀光、烧光、抢光”的大扫荡中，在战场上救护伤员时学到的。他让胡雪贞相信，他是一个有见识的人，水平比她平生所见到的农民要高得多。由于革命军队的锻炼和共产党的教育，他主张妇女应有平等地位，这一点对胡雪贞来说最为重要。

一九四六年二月，他俩结了婚。胡雪贞选择了这一步从来没有感到过后悔。她丈夫不但不阻挠她积极参与村里的事务，反而鼓励地这样去做。他甚至给自己和小女儿做晚饭，好让她去参加会议。这种事在张庄是闻所未闻的。有时，他跟她一口气就谈四个钟头，给她讲解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还给她描述了他们最终将要建立的、叫做“共产主义”的那种社会。

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达到高潮时，胡雪贞的新婚丈夫看到她不敢带头，不敢在众人面前讲话，不敢和大伙儿一块揍那些斗争对象，就和蔼地批评了她，问她是不是想对地主讲情面。“你要知道，只有砸烂封建制度，推翻地主阶级，我们贫农才能翻身。‘果实’打哪儿来呢？只有通过斗争。你应该积极工作，在运动中带头，帮助大伙儿都翻身。”

从此她更积极了，克服了胆怯和羞赧，接着便被选为妇女会的小组长。她丈夫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勉励她做出更大的成绩。他说：“你在旧社会那些苦难辛酸的日子，我都已经听说过了。现在你该想一想：我们的翻身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的土地、房子、言论自由和婚姻自由又是从哪儿来的？还不是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吗？”

几个星期以后，军政大学卫生所搬到了西北三里外的高家庄。这样一来，丈夫每星期只能回一次家，可是他每次回来总要询问她的工作情况，并且象从前一样，自己动手做晚饭，使她能够更加积极。他说：“这会儿我在外面工作，你在家里工作，事情虽然不一样，可都是为人民服务。往后有了时间，我要教你读书写字，就象部队里教我那样，将来我们就可以更多地互相帮助了。”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抗日军政大学整个迁走了。胡雪贞的丈夫是个军人，所以也必须跟着走。不过他经常写信问起妻子的生活，同时鼓励她努力工作。“遇到困难不要烦恼”，他写道，“和我过去相比，困难简直算不了什么。”她把他信里的话都记在心上，对待村里的一切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了。民兵大洪为了叫他老婆多照管些家务，硬逼着她辞掉了妇女主任的任务，于是胡雪贞就被推选出来顶了她的空缺。

她担任新职后不久，张兴发来问她，共产党和国民党哪一个好？

“这还用问？”胡雪贞说，“是共产党把我们从苦水里解放出来，领导我们翻了身。是共产党把我们从国民党手底下解放出来。就说我吧，这会儿又有房子又有地，可早先我不过是个要饭的，一天顶多能吃上半碗小米饭，几个孩子全都饿死了。凭这我能忘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恩情吗？”

后来张天明又找她谈话，问她是不是有人对她提起过共产党。她知道党是秘密的，所以张天明问了几次，她始终不肯说有人前来找过她。几天以后，他拿来一张空白申请书，帮她填写。他一边填，一边问她是否愿意为党献出生命，服从党的纪律，接受党的领导。“万一你被敌人抓住，他们拿死威胁你，你能保证不说吗？”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胡雪贞坚定地回答道：“我能！”于是她被吸收入党了。她还不知道，她的丈夫早已是个党员。

同时入党的别的妇女还包括胡雪贞在妇女会的两名助手、两个领导干部的妻子（她们是被自己的丈夫拉进支部的，虽然在妇女当中她们并没起什么积极带头作用）和两个引人注目的少妇。她俩都已结婚，可是各自又都爱上了一个党员干部；她们都是被自己的相好拉入党内的。其中一个是村长师福元的相好石秀梅，她丈夫是本村的一个木匠，几年前离开张庄以后一直没有回来。另一个是程爱莲，她丈夫满仓曾经挨过妇女会的打。满仓病死以后，程爱莲和贫农金岁结了婚。她费了好大力气才和金岁讲定了条件：拒绝改从男姓，满仓的遗产归她一人所有。她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来去自由，想要爱谁就可以爱谁。

张庄党支部终于建立起来了，在所有三十多个党员里面，百分之八十是无地少地的贫雇农，百分之二十是师福元那样的自耕农，没有地主富农，也没有产业工人。

张天明用来称呼资本家的“资产阶级”这个词，是他从学习过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中照搬过来的。其中很可能就有《共产党宣言》，那里边解释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基本矛盾。张天明在这里考虑的是一般性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张庄或潞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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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是农民还是工人？

经验证明：在他们（农民和知识分子）接受我们党的条件加入我党以后，极大多数都能认真学习，接受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接受党的纪律，参加群众的实际革命斗争，因而改变了他们原来的性格，使他们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其中并有许多人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刘少奇

“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刘少奇在一九四三年这样写道。他在后面又说：“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如果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那末，……他能够对一切同志、革命者、劳动人民表示他的忠诚热爱，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平等地看待他们，不肯为着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们中间的任何人。”

“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党内、在人民中，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

“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即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与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因为他没有任何私心，所以他无所畏惧。”

“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在为了党和革命的某种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负重的时候，他能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任务，绝不把困难推给人家。”

这些就是党的领导人向一切共产党员提出的标准。他们要求党员重视这些标准，不要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如果说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上述大公无私的标准，那末却有几十万人在努力追求这种理想标准，而且尊敬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按照这些理想做的模范人物。

来自中国偏僻乡村的新党员们很自然地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不够格。刘少奇在论述这些农村新党员的入党动机时指出：有些人一开始就是要“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目的来加入共产党的”；但是，另外一些人在政治上跨出这重要的一步时，却怀着种种个人的自私目的。刘少奇写道：“过去我们有些农民出身的同志，以为‘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在入党时是不懂得的。今天也有不少的人，主要是由于共产党坚持抗日、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来加入党的。……另外，还有些人主要是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书读，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等，而到共产党里来找出路的。还有些人是仰慕共产党的声望，或者只模糊地认识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来的。甚至还有个别的人为了要依靠共产党减轻捐税，为了将来能够‘吃得开’，以及被亲戚朋友带进来的，等等。这些同志，没有清楚而确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和艰苦，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那是很自然的。”

这用在对张庄那些新党员的入党动机的分析上最恰当不过了。“打土豪、分田地”固然是许多农民入党的主要原因，但是其他动机也很明显。有些人觉得入党就能吃得开。民兵王满喜后来在说明入党动机时说：“我觉得入党光荣。入了党就能有地位，有势力。我找区委书记去填表那阵，很本就不懂得党是怎么一回事。书记交代入党条件，说要为群众服务，为人民的利益献身，不对敌人妥协，不向困难低头。可是，我入党以后就骄傲了，觉得这下有了靠山，后来就干了不少坏事。”

赵春娥是一个婀娜苗条的漂亮少妇。她入党主要是为了保护她的丈夫和小叔子不受农会的斗争。她嫁的这户富裕人家，在张庄和十多里以外的西山都有土地。因为常年至少雇着一个长工，便被定为富农。为了避免挨斗，赵春娥去找几个吃得开的年轻干部，同他们乱搞关系，结果被他们拉入党内。可是当她真入党时，她的动机却无疑地起了微妙的变化。她在不知不觉当中，也感染上了她那几个情人的革命热情。虽然她下决心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出发点仍是为了保护家庭，但这里面也搀杂进了某种为中国、特别是为中国妇女做好事的愿望——比如婚姻自由、财产权、不做男人的牛马而有做人的权利，等等。

张庄也有一些共产党员是被亲戚朋友拉入党内的，这就是为什么民兵队长李洪恩的老婆王满英、民兵申天喜的老婆甄冬娥和民兵肖文书的老婆任荷菊当初申请入党的原因。当然，她们对问题的回答和胡雪贞一样令人满意，也和她一样都有成为一个好党员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对张庄农民入党动机中存在着一定的目光短浅、主观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情况不应当过分夸大。村里相当多的年轻人都有过做工的经历，因此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团结意识——这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工联主义的基础——是有一定认识和同情的。这些人所以是半无产阶级，不仅因为他们是一无所有、大半时间需要出卖劳动力的贫苦农民，还因为他们被破产、饥馑和战祸逼迫离家以后，不得不到远处寻求职业时，有时加入了产业工人大军，有时又成为同工人有密切关系的雇员。

张庄党支部的早期成员中，有十个人曾在不同时期远离家乡，在工业、运输业和大型建筑工地做过工。

张天明的父亲是个铜匠，在北京做工挣钱。张天明本人在晋西南的铁路中心做过木工，他从和他在一起干活的一个木匠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共产党。张兴发是在闹饥荒那年从家里逃出去的，在太原钢厂推了半年煤。周增禄是从本村民兵中吸收的党员。他刚六岁时就做了羊倌，后来大旱毁了张庄的庄稼，他去当了两年钢铁工人。农会主席郭真宽，先前是个天主教徒，在长治大南堂干过多年车把式，在那儿开始接触了炼铁工人和铁路工人。在民兵队的组织者张江子参军后继任为民兵队长的李洪恩，十一岁就在纺织厂里当学徒工。师福元在太原一家有九十个人的木工厂里做过工人。

这些人都懂得做工挣钱是怎么回事。他们乘过火车，见过现代化的工厂、矿山，听说过有关工人组织起来的事情。党的干部讲工人阶级，讲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纪律时，他们都能听得懂。他们不仅很赞成，而且愿意努力去实行。

那么又该怎样看待前面章节里所着重叙述的“愚昧的乡村生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农民的目光短浅和社会经验的贫乏呢？我们说，由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动乱，成千上万如同张庄一样与世隔绝的村庄的闭塞状态，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大工业在沿海地区、长江流域，甚至象在太原这样的内陆都市的建立，工业品对国内市场的渗透，华中和华南的十年内战，尤其是抗日战争，给这个基本上停滞的社会造成了一种违背人们意愿的、激烈的、往往是悲剧性的动荡。不过这种动荡本身还是有推动作用的。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的大饥荒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饥荒对于太行山区革命的促进作用，也许比其他单独的事件或因素都来得大些。这首先是因为它可怕地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加深了广大人民对于旧的生活方式的怀疑。其次，是因为饥荒驱使大批穷人和破产者背井离乡，他们同其他逃荒的难民和各种不同生活经历的人们相遇交谈，听到了新思想，打开了眼界，最后在重返家乡的时候，由于这些经历，思想上已有所改变。当县里的领导干部讲起马克思主义时，这些外出过的人就感到说得切中实际。他们爱听他们认为有道理的议论，并且希望多听到一些。

这些离乡做工的人对于未出过门的庄稼汉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的眼界比呆在家里的人开阔，这或多或少对朋友和邻里有所触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他们的作用好比发面的酵母一样。

不管张庄的新党员在入党问题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动机，他们都多少受到了八路军（他们把八路军看成是共产党）崇高威望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了全党的领袖毛泽东（他们把毛泽东看成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更加崇高的威望的影响。他们想入党是因为敬仰毛泽东，信任他的领导。如果他们取得了胜利，他们就归功于毛主席。虽然是他们自己建立了农会，组织了民兵，剥夺了地主，可他们还是说：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他们在遇到挫折或不公正的对待时，也要提到毛主席。村里有个人在神父跑了以后依然上教堂去，结果挨了一顿揍，他就说：“毛主席可不赞成这样做。”无论如何，谁都信任毛主席——他的名字就是革命的同义语——负责着政府的大大小小的各种事务。这乃是一种崇高的荣誉，也是一种巨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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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新党员的社会出身和世界观属于小生产者，他们带着主观的、眼光短浅的、往往是自私的、总之是不纯的动机进入党内。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使党的领导人感到沮丧。刘少奇说，“某些人要来依靠共产党，到共产党内来找出路，赞成共产党的政策，总算还是不错的，他们并没有找错共产党。我们对于这些人是欢迎的。”他明确指出，这么多党员的非无产阶级出身和片面狭隘的动机并不能决定党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性质。党当然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它要改造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新党员，而不是被他们所改造。“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小资产阶级（农民）出身的分子实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改变其原来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本质，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格。”

在农村建党的基本问题明确地被认为是“思想改造”的问题，也就是对具有革命要求的农民进行教育和改造的问题。一九四五年五月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员的首要义务就是：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其他三项是：

“（一）严格地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

（二）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

（三）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组织的纪律，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

从长远的观点看，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对农民新党员进行耐心的、反复的改造和启发——是有成效的。不管社会出身如何，不管最初的入党动机如何，张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最终都有了做一个好党员的愿望和信心。

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

希望做一个好党员和实际上成为一个好党员，这还是两码事。毛主席说过，为了改造农民、小商人或自由职业者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了克服这种人的骄傲、自私、个人主义和对体力劳动的轻视，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根据这种观点，农民的改造比起知识分子来就要容易一些，他们至少没有脱离体力劳动。但即使是他们，也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来进行自我改造。

张庄党支部从它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这场斗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个人的政治觉悟，克服主观主义，克服无原则的报复主义，肃清小生产者损人利己的恶习，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新世界。这种斗争年年进行，时起时伏，收到了不同程度的效果。无疑地，这种斗争目前仍在继续着。

这种斗争为什么会具有生命力呢？因为党员世界观的改造，无论何时总是同村里改变农民的穷困状态，建立美好生活的实际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从支部建立的第一天起，党员们就承担了领导本村群众翻身的责任。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是孤立地进行领导，而是作为拥有几百万成员的全国性大党的基层单位进行领导。区党委、县党委、边区党委，一直到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都对他们进行指导。但归根结底，工作要靠他们自己去做，并且要对工作的好坏负责。

共产党员在张庄实行的领导，同西方大多数人想象的并不一样。即使在某一时期，在某些问题上，党和非党干部们滋长了一种可以很恰当地称之为“命令主义”的严重倾向，党不能够，而且也并没有简单地发号施令，强迫农民服从。党在村子里的领导是通过党员在村里一切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但决不是垄断！），通过党员因模范带头作用而建立起来的威信，通过党员集体地对问题进行严肃的研究，通过党员在执行决议时的言行一致而实现的。所有这些，应该明确指出，都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并非所有的党员都能够树立威信，有的党员名声很坏；党支部的决议也不是全由集体作出的；全体党员并不总是能够执行决议；有些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在后面将要说到。尽管如此，党支部还是村里组织得最好的、最积极的、最严肃的和最热诚的团体。它努力以模范作用和说服教育而不是以强迫命令实行领导。

党支部下面分为五个党小组，各有自己的小组长。在每一个决议和行动做出之前，党小组要首先开会，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他们对村里形势和群众情绪的估计。然后，由各组组长组成的支部委员会开会做出决定。他们若是商定了一项行动，就把决定带回到党小组去，必要时可以召集支部大会。不过这容易引起村里人的注意，暴露党的存在，所以全体大会并不轻易举行。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党小组和支委会进行的。

自一九四六年四月成立的那一天起，整个支部的活动一直是严格保密的。由于中央军也许会重新占领这个地区，一切共产党员都有可能遭到报复，所以保密是绝对必要的。为了加强保密，党员们经常要煞费苦心地编造许多理由向家里解释为什么时常不干活，为什么老是不在家。妇女党员尤其是这样（不管她们的丈夫是不是党员），因为按照旧风俗，女人是不应该出门乱跑，不应该随便和人说话，不应该在外面有什么活动的。要面子的人家对这些都很在意。对于党组织来说，好在那些很穷的人，由于没有什么财产需要保护，也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留给后代，所以家庭观念不那么强烈；那些必须自食其力的贫农妇女，是可以自由行动的。

由于党处于严格的秘密状态，党员个人的威信或恶名并不反映到党的身上来，而是反映到村政府和那些在村公所、民兵队、农会以及妇女会里担负领导责任的全体积极的党员和非党干部身上。当然党员在所有这些组织中都起着骨干作用，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农民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不管是美名还是恶名，一概都由整个组织来承担，而不仅仅由它的领导核心来承担。

通过党员在村里主要组织中的活动，可以看出党在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全体党员都参加了农会，支部最早的党员之一郭真宽是农会主席（副主席王雨来不是党员）。全体女党员都是妇女会成员，担任妇女会主任的是胡雪贞，其余三个女党员也是妇女会的组长。全体男党员都参加了民兵，党员李洪恩是队长，张兴发（上一章叙述了他的入党经过）是民兵指导员。至于村政府，大约有一半干部是党员。村长师福元是党员，副村长张贵才也是党员（财粮干事张善庆不是党员），支部书记张天明是治安主任。其他党员——占支部半数以上——都不担任任何领导工作。他们只是普通农民，但是要处处起带头作用，要给别人鼓劲儿，要研究和反映乡亲们的要求。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

在评价王满喜的动机时，应该考虑到他加入共产党的那个时候，革命还根本没有必胜的把握，真正的机会主义分子都在家里等着，看看到底哪一方会在全国范围的内战中取胜，而他却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当时斗争的最前列。换句话说，机会主义也象其他事物一样是相对的。如果一个人在一九四六年的中国把加入共产党当做一件光荣事情，那他就是选择了一条非常艰苦的道路。

刘少奇：《论党》，解放出版社，一九五O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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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内部和外部的矛盾

同志们：假若象某种人所设想的那样，群众都是觉悟的，团结的，在群众中不存在剥削阶级的影响和落后的现象，那么革命还有什么困难呢？这种剥削阶级的影响，不但在革命胜利以前存在，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在被剥削阶级把剥削阶级从统治地位上推翻以后很长时间内，也仍然是存在的。

——刘少奇

为了胜利地领导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共产党在张庄不仅要同敌人的分裂阴谋作斗争，还要同人民（雇农、贫农、中农）中间不断发生的离心倾向作斗争。同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比较起来还容易一些，只要党员们识破了地主的阴谋，一般总可以通过教育人民或改变政策来消除破坏活动的后果。

当“防空洞”问题变得严重起来的时候，梁区长——他与十八个村的工作保持着联系——便立刻意识到，打击那些因受人诱骗而隐藏财产的贫农，正是上了地主阶级的圈套。他一说服了张庄的共产党员，张庄的共产党员就劝说农会改变了策略。这以后，“防空洞”不仅没有受到打击，反而因为交出匿财受到了分享一份的奖励。那些已经受到处罚的人也得到了赔偿。这样一来，没经过什么斗争，大批过去曾经属于地主的衣服、珠宝和其它财物都纷纷交到了农会，农民的阵营不仅没有分裂，反而更加巩固了。

对于因受蒙蔽和受贿赂而丧失立场的普通农民，党主张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不采取打击和孤立的措施。雇农张存喜，迷上了原先东家的那位儿媳妇，每次张庄斗争地主，他都不愿参加，后来他被送进区里专为“落后分子”举办的训练班。在那里，学员们通过忆苦来认识封建制度。听到同学们的遭遇与他那么相似，张存喜不禁也回忆起自己的辛酸往事。他想起闹荒那年自己被迫把亲娘从地主家大门口轰走，就哭了起来。看见他这样激动，大伙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身上，嘲笑起他对地主儿媳妇的一片痴情。他们指出，爱上这样一个女人，真是太可耻了。这女人过去对待他象粪土一样，现在也不过把他当做自己家庭的挡箭牌罢了。张存喜终于下决心摆脱她。回到村里，他积极参加各项运动，不久以后入了党。

对于立场不稳的党员和村干部，党的态度比对普通老百姓要严格。有些人出于物质享受的欲望或单纯的肉欲，不惜向阶级敌人提供保护。支部花了很多时间分析这些人的阶级立场，要求他们改弦更张。有些人认识到了别人多么鄙视他们的行为，就主动坦白了自己与地主家女人的私情，并且断绝了这种关系。另一些人则屡教不改，其中最突出的是张兴发。他不愿同富农寡妇的女儿补巧断绝关系，他辩解说，补巧结婚以后已经算是贫农了。其实旁人看得很清楚，补巧勾引张兴发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她娘免于遭受斗争和免于被没收财产。但张兴发自恃是支部领导成员，不顾尖锐的批评，依然故我。

共产党察觉到封建迷信仍然是地主阶级手中的有力武器，就专门在全区掀起了一次运动，把人们从风水先生、算命先生、神婆和泥菩萨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使人民相信人民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世界的。这个运动的重要突破口，是在张庄西北十几里以外的下韩村打开的。下韩村有座齐天大圣庙，里面供着一位据说是非常厉害的菩萨，他要是发了脾气，能叫全村的人都害上红痢。由于人们经常死于此病，所以齐天大圣实在可怕。人们在他神像之前，焚起一炷一炷的香，摆上许多祭品，供这位神灵受用。下韩村的共产党员决定把齐天大圣象地主一样来打倒。他们计算了一下历年来为着供奉他而花费掉的钱财，发现这些钱在饥荒时足够拯救许多人的生命。他们把这笔帐拿到农会，许多青年男女都非常气愤。他们涌向庙里，把大圣从他的宝座上推了下来，拖到村公所里。在群众大会上，他们对他展开了“清算”斗争，证明他除了挥霍老百姓的钱财以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保佑。接着大伙就用棍子和石头把他的泥身砸了个稀烂。有些上了年纪的人想要阻拦他们，说是几天之内，所有肇事的人都会闹红痢死掉。但是青年男女还是照样干，当晚和次日没有一个人生病，于是齐天大圣在这个村里的统治便彻底崩溃了。只有几位老婆婆一如既往，仍去他的破庙里烧香。

胜利的消息迅速地传到了其它村子。张庄的党员们听说这事以后，决定把本村一个据说能够治病的神像也同样砸掉。神像就坐在村子南头的一个小庙里，从前生了病的人都到他脚下撮起一把土，和上水吞服下去。经过这番“治疗”，信徒们如果在原有的病之外没有再得痢疾就算是很幸运的了。

共产党员们首先在支部内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破除了自己对鬼神的迷信，然后又领导农会展开了同样的讨论。不久以后，所有的人都开始嘲笑那个名誉扫地的菩萨和他的“泥汤药”了。一个民兵把这个菩萨的泥头敲了下来，只有少数老人感到惊恐。

这样就打破了各种各样迷信思想的束缚。

清算运动的胜利，从根本上推动了这一类激烈的斗争。地主阶级一被推翻，连傻瓜都认识到生辰“八字”和祖坟墓地再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了。人们越来越不相信，所谓“蒋介石马上就要回来”的亡灵的预言和所谓“太阳落山时显示的红色，预示着共产党终将完蛋”的谎言了。迷信少了，对于农会、八路军和共产党的信任就多了。

张庄不是一个接敌村，所以党支部还无需立即发动群众去对付还乡团的袭击烧杀，而在许多地方，这类暴行使地主阶级所散布的可怕的预言应验了。但是张庄的共产党人还是通过宣传武装工作队在接敌县所取得的胜利与害怕“变天”的思想作斗争。在接敌县，只有用红色恐怖来对付地主阶级的白色恐怖，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进行革命了。夜色降临以后，最勇敢和最能干的游击队员就穿着便衣去袭击国民党控制的乡村。他们把恶名昭著的参与暗杀地下工作者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分子从家里绑架出来，押到野地里审判，然后就地处决。尽管马歇尔的调停使大部分战线都出现了暂时的和平，但是边界上这种非正规的战斗却愈演愈烈。这种局面与当年约翰·布朗在堪萨斯州边界进行的战斗极其相似；张庄农民听到武工队胜利的消息便大为振奋，如同新英格兰的某些废奴主义者听到来自俄萨瓦多米的消息的情景一样。

人人都很明白，假如停战期满后没有达成和平协议，真正的考验就会来临。中国的前途就将由战场上的厮杀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动员参加八路军（一九四六年中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就成为张庄党支部的一件重要的工作。第二次全区性的春季扩兵运动开始了，要求共产党员带头报名参军，或者动员自己的家属参军。这次有三个党员参了军。郭真宽和张天明都动员他们的兄弟报了名，李洪恩的两个兄弟也去了。先前因为被丈夫毒打跑到妇女会去告状的程爱莲现在已成了共产党员，她动员自己新婚的丈夫金岁去参军。这次总共有二十五个小伙子报了名。其中几个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来，剩下二十个人全部都被接受，成为迅速壮大的农民志愿军战士。他们在家乡分得了土地，现在决心起来保卫土地了。

这一次，村政府不但请新兵吃了酒席，敲锣打鼓热烈地欢送他们，而且还发给每个人一件新衬衣和一床新被子。每人的家门前都挂上了一块油漆匾额，上面用鲜红的大字写着“光荣军属”。当场还编了许多诗歌，用苍劲的草书写在一大张一大张的白纸上，贴在光荣匾的旁边。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参军打仗喜洋洋，

谷子发芽上前方，

我为人民扛起枪，

保卫土地保家乡，

报名参军最荣光。

招收新兵的最大问题，不是要克服对敌人的子弹或战争艰苦的恐惧心理，而是要使这些人相信，他们的家庭将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的牲口和庄稼也会得到妥善照料。村政府为此组织了“优属委员会”，负责实行代耕制。代耕制要求全村所有的壮劳力都为参军离村的四十多个人负担义务工。党支部在这里又起了巨大的作用。共产党员们（除了个别例外）不但完成或超额完成自己的一份义务，而且鼓动别人也这样去做。这就使代耕制取得了成功。在“优属委员会”上，他们带头建立了检查制度，以保证代耕工作能够很好地完成，保证母亲、媳妇们的意见能够迅速地予以考虑。正是这种对军属的优待，才使一支志愿的军队有可能建立起来，并且在战场上表现出高昂的士气。

一个年轻的媳妇写信给她的丈夫说：“你参军走后，邻居常来看我。地里的活儿有王家三人自愿帮忙。我想最叫你挂念的就是我这身孕，你怕家里没人照顾吧。其实已经安排好啦，除了我娘，邻家媳妇（她是妇女会的）也要来伴我住。要是咱家里的小米不够过年，村公所会给补助，你就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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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挫败地主阶级的每一个新花招，还不足以保障胜利。张庄党支部还必须防止人民阵营因为派别的争吵和利益纠纷而发生分裂。农民的主要力量在于他们的人数众多，所以尽可能地扩大和巩固他们的队伍是很重要的。分析表明，人民的利益客观上存在着共同点，党就引导大家在共同的利益上团结起来，撇开那些分裂他们的个人恩怨和猜疑。在这里，主要的根据就是阶级利益。党教导的基本原则是所有贫农、中农的阶级利益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必定是互相依存的。这种利益的依存归根结底应该高于一切。所以，尽管贫农中农内部会由于家庭宗族关系，由于不同的宗教信仰，由于过去的汉奸行为，由于往日的劣迹，也由于今日的奸情等原因而发生纠纷，但是都能够在一场翻身运动中团结起来。

因为有汉奸行为而遭受打击的少数农民，与打击他们的多数农民之间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对立。这少数农民一戴上了汉奸帽子，就处处受气；邻居常常捉弄他们，村政府也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看待。如果这种对待无休止地继续下去，这些有汉奸行为的人就会无路可走而投靠地主豪绅势力。根据区委书记的建议，党支部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凡是在伪政权里不太重要的角色，一律摘掉汉奸帽子，包括所有的闾长、甲长、自卫队员，以及在解放张庄的战斗中逃进炮楼里的反革命爱乡团团员。

张天明动员所有的党员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同每个有汉奸行为的人分别进行了谈话，同他们讨论过去的问题，并且给那些对错误有认识、并诚恳地希望参加革命阵营的人指出了光明的出路。

“咱们都是穷哥儿们，”共产党员说，“我们就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你们受了汉奸头子的骗。想想吧！你们替谁扛枪？还不是替地主？他们为什么叫你们去挨枪子儿，自己倒舒舒服服坐在屋里享福？他们怕八路军，他们知道八路军一来，有钱人都得倒霉！所以他们就哄你们，骗你们，把你们送到炮楼里去保护他们的政权。想想吧！枪子儿打到炮楼里，送命的是谁？是有钱人还是穷人？”

这正是大多数年轻的伪军人员一直在等待的。他们觉得自己过去扮演的角色一点也不光采，巴不得受到宽恕，被邀请参加农会。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叫到行政委员会去，坦白过去的错误，交代进炮楼的动机。委员会认为谁认真悔过，就允许谁加入农会，并且在分财物时，也可以按照“等级”得到一份。最后，没有一个人遭到排斥。

党支部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这些年轻人不仅都参加了农会，而且许多人还当了民兵，有的后来还入了党。他们当中，有曾经在伪自卫队里混过事的申天喜，还有在第四中队当过兵的肖文书。

要消除天主教徒与村里其他人之间的隔阂，就困难多了。要知道，双方的纠纷和成见是根深蒂固的，这可以追溯到义和团起义前后的年代。那时，天主教会骑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还远从河北把教民迁来安置在教会的地产上。历史上的积怨，在反汉奸运动中大大加深了，因为伪政权中天主教徒相当多。宽大处理了一切下层伪人员后，这些感情上的创伤部分地得到了医治。然而反教会斗争又造成了新的更深的创伤，在老信徒中尤其是这样。例如，由于孙神父的逃跑，人们就一直不断地追究教徒们的不忠实。因帮助孙神父而被捕的那三个人——卢先保、裴虎胜和樊明喜在县狱里关了八个月之后被释放了，但是由于他们交代了他们是按照国民党骨干分子王恩保的指令而帮助孙神父逃走的，就又受到了管制。

地主儿子樊明喜感到自己性命难保，就把卢先保和裴虎胜邀集到一起，建议三人合伙暗杀一两个主要干部，然后逃跑到洪洞去。当他去马场为这次逃亡筹款时，张天明觉得有些可疑，就下令逮捕了他。在群众大会上，樊明喜供认了他的计划，随即便被民兵打死。从这以后，裴虎胜和卢先保在张庄一直受到严重的怀疑。

少数继续去参加弥撒的教徒，也引起人们的怀疑。这时候，本区唯一能做礼拜的地方，只有张庄以北三里路远的马场，那里还住着一个天主教神父。干部们怀疑，甚至经常公开声言，那些每逢星期日早上都要长途往返的人们，是否真的仅仅是为了礼拜上帝。

在一九四六年春复活节那天发生的一件事，使一切潜在的怀疑和敌意都爆发出来了。复活节是重要的宗教节日，那一天去马场的天主教徒也比平时多些。弥撒完毕之后，张庄的教徒们都聚集到一个教会头目的院子里。一个据说曾把孙神父带到洪洞去的人那天也在场，传说他秘密与教民开了黑会。于是，张庄的教徒回村后都被抓起来受到了拷问。他们不仅是“特务教”的信徒，不仅支持和日本人勾结的教会，参加有大特务出席的黑会，而且去马场居然没打路条。

由于他们去马场没有路条，张天明就给所有参加复活节礼拜的人都扣上了“特务”帽子——就是说他们成了蒋介石的特务和解放区的敌人。

从那以后，仍然想上教堂去的人都没胆量去打路条了。没有路条只好偷偷去，这比先前惹起了人们更大的怀疑，只要被逮着就少不了挨揍。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几个人，只要一有能偷偷地离村的机会，就往马场跑。其中三个人特别受到村干部的怀疑。他们是日伪时期的副村长李同仁、他的兄弟李何仁（也是一个伪村吏）和他们的邻居、密友申全德。每次被扣留盘问时，他们都一口咬定去马场只是为了作弥撒。可是到处都有流言，说在马场开的会有些和宗教活动完全没有关系，因此这件事就老也平息不了。

对这些积极活动的天主教徒的怀疑，加深了村里长期以来的隔阂。一个以李何仁为中心，以申全德为喉舌的集团开始形成。他们仇视革命干部，反对他们的工作。时间久了，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反革命活动的中心。这种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但这并不是当时党支部努力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党员们由于摆脱不了过去的偏见和当前的恐惧心理，根本没有采取有效的对策。

与此同时，在张庄大多数教外农民的心目中，复活节事件和教民继续非法前往马场，只是更加确证了他们过去已经根深蒂固的猜疑——天主教徒其实都是不可信任的特务。李何仁集团的出现，在群众中引起了许多流言，使他的成员更加孤立了。

普遍怀疑的锋芒并没有触及（至多稍微触及）一批象郭真宽那样的退教者或挂名教徒，他们全心全意地参加了反对地主统治、反对天主教会（也是地主统治的一个方面）的斗争。农会副主席王雨来和儿子王文则都退了教，他们带头把其他教徒指为特务、汉奸，于是获得了干部们的信任，也引起了教徒们的忿恨。

农民阵营中最严重的分裂，是在清算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贫农与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中农之间的分裂。由于这种分裂牵涉的人数太多，所以问题是严重的。即使对教会的斗争使所有的教徒都受到排斥（当然事情并非如此），那也至多只占全村人数的五分之一。而小土地所有者却占到人口的五分之二。既然贫农不能孤军奋战，他们与中农的分裂就可能导致革命的失败。

反奸运动使全体农民的坚固同盟出现了问题，因为被剥夺的汉奸分子中有的是中农。把天主教徒当作特务来打击的作法，使问题更加严重，因为这些人里面也有中农。

清算运动则威胁到这两个阶层合作的基础。因为在敌人和朋友之间、农民与剥削者之间还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许多自己有地的殷实户，看不出自己的经济地位与某些斗争对象的经济地位有什么不同。他们想起自己过去曾向邻居放过债，收割时节曾经请过帮工，不禁直冒冷汗。“保不准自己也是剥削者哩！”他们交头接耳地这样说道。他们悄悄地回避了村里的事务，除非民兵敲门来叫，轻易不肯出去开会，经常可以听到他们讲“翻身”的怪话。

党支部的领导人看到许多人家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听到上级党政机关不断发出的不准侵犯中农利益的警告，决定对此采取一定的措施。他们通过农会同自耕农举行专门的座谈会，要求他们畅谈自己的心里话。一个因为过去当过伪闾长而挨了斗的人说道：“我已经受过罚了。照眼下这个光景下去，怕是又要挨一回斗哩！”又一个人问道：“你们这些闹平分的，把油水（指地富的财产）榨光，以后怎么办？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另一些人则问为什么不把他们划入“等级”里去？虽然他们困难多，缺农具，缺牲畜，可是却分不到一点“果实”。他们问道：“我们凭什么要积极参加斗争呢？”

他们都对废除债务和实行新的鼓励勤劳的累进税制表示欢迎，但是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在新的税制下靠勤劳发了家，到头来他们增殖的财富又会被收走，就象割韭菜一样；要知道，韭菜是出一茬就要割一茬的。这会不会是勤俭的最终报应呢？

为了消除这种“割韭菜观点”，支部党员促使农会把所有缺乏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农户都评了“等级”。为了表示团结，那些并不缺乏生活必需品的农户也被评入了“等级”。这样，家具、粮食、衣物的分配范围就比从前宽多了。在这次分配中，全村二百五十二户人家有二百一十户多少分到了一点东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富裕户的顾虑。不过问题并未解决，因为下面要求进一步没收的压力仍然很大。既然真正的财主、有名的富豪都被剥夺干净了，小康人家就不免提心吊胆。

一九四六年夏秋季发生了这一类人最害怕的事：就在这几个月内，一场新的斗争浪潮又要开始了。

约翰·布朗（1800—1859），十九世纪美国废奴主义者，一八五五年进入南方蓄奴州堪萨斯州，在俄萨瓦多米地方袭击白人奴隶主，解放黑奴，后被敌人捕杀。——译者

在各解放区，路条制度一开始就施行了。这在抗战时期是为了防止内部奸细互相联络，特别是防止与外部的敌伪势力发生接触。内战进入紧张时期，这种制度在对付亲国民党分子方面又起了同样的作用。没有路条而被抓住是很大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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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全面战争——退却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夏季，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之间极不巩固的停战完全破裂了。一月十三日达成的停战协定有效期只有六个月，至六月十三日便正式满期了。在进一步谈判以前，双方虽然采取措施延长停战期限，但是七月份冲突的扩大，却使延期成为泡影。激烈的内战在这个月就开始了。

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停战协定。马歇尔将军在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想要对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并把自己和美国政府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仅仅根据战争形势的动向，很快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由于蒋介石及其美国顾问认为，他们已经在华北和满洲聚集了足以消灭解放区的力量，才使停战归于破裂的。在整整六个月的休战期间，大批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国民党控制下的港口，分配给那些由美国军官训练的部队，这些部队被美国军舰和飞机运到华北、东北和华中的各个战略要地。这些都是在运交“已经拨出的”租借法案物资和完成装备三十九个师的战时计划的幌子下进行的。从对日战争胜利到七月下旬，运进中国的租借法案物资价值超过了六亿美元，这个数字比抗战八年的输入总额还要多些。除此以外，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数亿美元剩余物资，也都转让给了蒋介石，其中包括价值一千七百五十多万美元的枪枝、弹药、通讯器材以及属于“中美合作所”的五花八门的各类物资。“中美合作所”是由中国的希姆莱、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戴笠控制的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同美国海军合办的一个专搞破坏、颠复活动的间谍机构。

截至停战期满时，美国人训练的三十九个美械师的大部分和蒋军的一百六十七个整编正规师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并且控制了整个华北的战略要地。他们很自信，要摊牌了。在夏季和秋季的军事行动中，蒋军处于攻势，而毛泽东的部队则处于守势。

一九四九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马歇尔将军使华期间，政府大大地加强了它的军事控制。在一九四六年中期，政府军计有三百万人，被约为一百万多一点的共军所对抗，而且，估计共军中有四十万不是正规军。……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军获得长足的胜利，肃清了大部分陕西、甘肃、晋北、察南、冀北、热河和几乎全部江苏的地区。政府占领了张家口、大同、承德，并且控制了平绥铁路。

在山东，国军获得了巨大进展。肃清了沿津浦铁路（天津到浦口）的大部分地区。共军在这一时期的胜利，只限于向河南与湖北的微小推进和渗入满洲政府军阵地周围的地区。在一九四六年年底，政府军的优势在大部分地区是无可匹敌的。

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所有解放区的形势都变得很紧张。当太行地区四周的重要城市和交通线都陷入敌手的时候，人们并不想掩饰局势的严重性。张庄农民的反应是很复杂的。有些人感到恐惧，后悔当初不应该参加斗争。而其他人却增强了决心，不论有多少困难，都要争取最后的胜利。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在被迫实行退却的时候，表现得临危不乱，这不过是蒋介石在三十年代搞过五次、八年沦陷期间日本人先后搞了无数次围剿的又一次重复而已。凭着多年的经验和比过去强大得多的力量，中央委员们深信这次围剿不仅能够、而且必将被粉碎。

但是，最后胜利的到来，说到底还要依靠千百万农民对于革命的心甘情愿的支持。这里关键的是土地问题。只要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自愿加入正规军，他们就会为前线提供运输队和担架队，同时在解放区到处组织起非正规的战斗部队。土地所有权不但能使前线和后方的老百姓普遍激发出一种任何恐怖都难以动摇、任何挫折都难以阻挠的决心，而且能使人民群众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大搞坚壁清野，骚扰和埋伏奇袭，把敌军指挥官弄得沮丧万分。土地所有权是形成一道堵住敌人耳目、切断敌人情报的隔音墙的基础，它使正规和非正规的革命部队都能灵活自如地集中、分散、进攻、撤退。

总之，只有满足了农民对于土地的需要，他们在今后的内战年代中，才可能产生热情和团结，犹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正是由于反对民族奴役的抵抗精神，才产生了热情和团结一样。而且，“耕者有其田”不但是变革中国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推翻旧社会，建立独立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关键。在土地问题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互相一致的。

为了及时地动员民众中的一切潜力，胜利地抵御国民党的迫在眉睫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其发出的一项指示中，已经改变了抗战时期的“双减”政策，向解放区重新发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号召。这个政策公布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即著名的“五四指示”。对于那些尚未实行土改的地区，这是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号召，而太行山区等地的贫雇农团和农会早已主动进行了这样的斗争，对于他们，这个指示就是一个正式的批准。指示中说道：

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依据群众运动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迅速求得实现。

“五四指示”的规定还是比较温和的，这与当时所有政策的防御目的是一致的。对富农仅仅实行减租减息，只有对地主才没收土地。正如大卫和伊莎白所指出的：

“恶霸”、汉奸和大地主同一般中小地主是有所区别的。只要有可能，对待后者总是采取商量的态度……不用说，就是对待前者也是给生活出路的。工商业即使属于地主也要受到保护，一般都遵循一种宽大的政策：不搞肉刑；特别是没有正式法律程序就不得杀人。所有曾经同抗日斗争合作过的人，包括地主阶级的人在内，都一律受到照顾，他们与各种非农民阶级分子，都尽可能地被吸收进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争取和平、民主和国家统一的统一战线中来。

关于如何对待中农，“五四指示”说得十分明确。中农是作为同盟者参加运动的；要鼓励中农积极参加一切决议的制定；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土地和利益都不得侵犯。

“五四指示”在内战达到高潮以后才传到潞城县。在一场保卫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情况下，在一支国民党大军深入到离县城不到一百五十里的情况下，“五四指示”的温和条文很少得到遵守。斗争实际上比过去更为尖锐、猛烈了。县委要求做到“三透、四有、五不留”。意思是，三件事要彻底，四样东西要有，五个问题要解决。“三透”就是“揭发透，斗争透，翻身透；“四有”就是无地少地的农民要“有饭吃，有衣穿，有地种，有房住”；“五不留”就是“不留一个贫农，不留一个落后分子，不留一个问题，不留一点封建思想，不留一个地主”。

这个口号只用一句话便总结了全部的土地革命，从而鼓舞了那些年轻干部在几个星期内完成了社会的变革。

这样的一场运动是以两项假设为前提的。第一、潞城县仍然存在严重的封建剥削；第二、一大部分农民仍然没有翻身。

既然绝大多数有钱有势的人家已经丧失了公开的财产（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等）和一部分（甚至全部）地财（埋藏的金银），那么第一项假设就难以成立了。然而，乡村里还有数以千计的穷苦农民很缺乏成为独立生产者所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因此财产没收似乎还不够彻底。实际上，持久难除的贫困成了那两项假设的根据，成了进行一场新斗争的理由。穷人真要翻身吗（谁敢说“不”！）？就得再多找出一些财产来。

可是“油水”从何而来呢？让谁献出“果实”呢？一方面，必须把地主剩余的地财统统挖出来；另一方面，必须对那些装成普通农民而实际上有某种剥削行为的人实行财产没收。换句话说，斗争要深入，打击面要扩大。

扩大打击面的一种方法是不仅查近年的剥削，而且查上几代的剥削，把一九四六年小生产者的父亲一代乃至祖父一代，从佃户雇农的血汗中所剥削来的财富全部查出来。这叫查“封建尾巴”。查三代倒是查出了不少有“封建尾巴”的新的“斗争对象”。平分遗产、分配财富是中国社会固有的、十分普遍的传统，因此很少有人能保证自己的家庭过去没沾过剥削的边，保证自己的财产全是靠勤劳挣来的。那些在分家时从公认的地主那里继承了家产的人，尤其容易成为斗争的目标。他们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地主。即使他们天天都在地里干活，也算地主，因为他们的地是“封建尾巴”。

张庄的干部和贫农就带着这样的思想开展了第二次为穷人没收剥削财产的激烈运动，不管老帐新帐都要一齐讨回来。这次斗争持续了二十天。由于大多数出名的地主家庭的户主不是逃亡就是被杀，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亲属便被拉到群众大会上审问。这一回，斗争目标从男主人转移到了全家。民兵们利用家庭内部的分歧和怨恨，通过审讯盘问，互相揭发，严刑逼供，又挖出了不少银元，还挖出了一些金元宝和大批好衣服。

再把地主这样收拾一遍以后，民兵们便开始转向那些“封建尾巴”。一户姓王的人家几乎被消灭了。

王少南和王化南是两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兄弟，他们没有均分他们的地主父亲留下来的三十六亩土地。两家人同年迈的老娘合住在一个院子里。哥哥王少南有一个儿子，王化南没有孩子。

当第二次抄家高潮刚在潞城县兴起的时候，他们嫁在北舍（在张庄东北约三里）的妹妹，有一天带着两千块银元回娘家来了。她求母亲替她把钱藏起来，这是她地主婆家的绝大部分积蓄。王少南和母亲瞒着化南夫妇偷偷商议，决定把这些钱埋在房子后面，除了他们两个人外，全张庄谁也不知道这笔钱和埋藏地点。两个人全都守口如瓶。可是在北舍的这个妹妹受不住婆家那些佃户的威逼，招供了埋藏的地点。于是，北舍的老乡一下就出动了一大半，浩浩荡荡地来到张庄把钱挖出来，统统带回去了。他们找到这么一笔巨款，真是得意极了，专门请了一个戏班子演戏，大吃大喝，一连庆祝了三天三夜。

张庄的小伙子们看到这么多钱财被别人从鼻子底下弄走，感到又惊又气，便大骂王家全家都是地主和地主的狗腿子。他们推想：既然两千块大洋能够安然地埋藏那么久，可能还有好几千块仍在地下埋着。王少南无法带他们找到第二个埋钱的洞穴，就被他们毒打了一顿，要不是王化南在外面拉粮食，肯定也会遭到同样的折磨。没有找到王化南，愤怒的农民就抓住他老婆，把她当做替罪羊来殴打。这顿殴打除了惩罚，不起任何一点作用，因为财宝是再也找不到了。可是王少南和化南媳妇都因伤势过重而死去了。他们家的三十亩土地和大部分房屋，以及他们个人的东西——从衣服到做饭的大锅——都被没收了。

几天以后王化南回来时，激愤已经平息下来。农民们让他活了下来，但是一点家产没有留下。他不得不外出给人扛活来养活自己、嫂子、侄子和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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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秋天，谷子黄熟的时候，军事形势变得比日本投降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危急。不仅中央军占了解放区边缘的战略地点，而且阎锡山晋绥军的一支强大部队也同时扫荡晋西南腹地，企图乘着农民还来不及坚壁之前，尽可能多抢到一些秋粮。这支部队已经到达了距此一百三十五里以南的晋城，再过几天就要进攻长治了。

在其他战线上激烈作战的人民解放军，把阎锡山的部队放了进来，这是毛泽东在三十年代创造的打破围剿的有效战术之一。凡是不易从正面粉碎的敌军，就放它深入解放区腹地，诱使他们拉长战线，然后给以不断的、灵活的袭击。在地方部队和正规军迅速集结起来进行反击时，他们只有被迫撤退或眼睁睁地被分割歼灭。敌人要途经的村庄都为暂时的沦陷预先作了准备。一切粮食和值钱的财物都被收藏起来，妇女和儿童被送进深山，小伙子们被动员起来开展袭击活动。有经验的领导者对于这种工作已经习以为常，可是头一回经历沦陷的农民就免不了神经紧张。反过来，地主阶级把他们的军队的进攻看作是时来运转的征兆。他们公开向人们发出报复的威胁，晚上打黑枪，兴高采烈地盼望着“变天”。

一件怪事惊动了全村。

一天晚上，有个民兵因为不舒服，提前离开了一个会场。他走到大街上，只见天上一钩弯月，村庄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只有几个孤零零的哨兵，仍在隐蔽的地方走动着。这个有病的民兵往南望去，好象看见一个人正蹲在街口的暗处。他朝那里走过去，那家伙一动不动。他吆喝了一声，也不见动静，便从肩上取下枪来，“哗啦”一声推上枪栓，对准了那个人。他无法断定到底是不是人，就大声喊道：“我要开枪了！”那个黑影突然动起来，没等这位民兵下手，小巷里已经响起脚步声——一个潜入的敌人逃跑了。

几天后，大多数民兵都到李村沟练兵去了。留下的七个人中，有四个人分别派在东南西北四头站岗，其余三个都是病号，睡在队部所在的大庙里面。一个是副村长张贵才，他得了梅毒；另外两个是普通民兵，他们长了皮癣。半夜里，张贵才听见临街的墙外有很响的敲门声。他马上顺着院墙摸过去，从两扇木门之间的缝隙向外观察：外面站着一个人，腰间别着一个发亮的家伙，样子很象一把手枪。张贵才问他为什么敲门，回答他的是一种很难懂的口音。张贵才又问了两次，那家伙不吭气了。于是张贵才命令他走开，可是那个陌生人动也不动。张贵才终于拉掉手榴弹的导火线，朝墙外扔了过去，那位不速之客立刻跑得无影无踪了。

张天明弄不清楚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他担心地主阶级真会在潜入敌人的帮助下搞些什么阴谋活动，就下令对一切富农和地主、重要的伪人员，以及同孙神父逃跑的案子有牵连的天主教徒都要实行查夜。半夜里，民兵们两人一组出去巡逻，敲遍所有嫌疑者的大门，喝令户主让他们进去，搜查没有登记的客人、传单、武器和其它反革命活动的线索。

同时，村政府根据潞城县党政领导人的指示，发动了一次“坚壁清野运动”，防备敌人进犯后抢掠秋收的粮食。家家户户都挖了地窖或是到山上寻觅山洞，以便把他们的粮食和财物都隐藏起来。他们还同其它偏僻的村子谈妥了隐蔽妇女和儿童的事情。有些农民简直做得太过分了。他们出于恐惧，偷偷把已经分到手的财产和衣物又给地主送了回去，还因为种了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交了租子。一个村主席的老婆竟然跑到从前的地主家里白白当佣人，为的是使那家地主答应在地主势力复辟之后给予保护。这叫作“明分暗不分”（意思是说：在公开场合拿到果实，暗地里再退还回去）。

面对这种恐惧症的蔓延，共产党采取了加强士气的措施，阻止暗中送回“果实”。通过农民协会，他们把坚壁清野运动扩大成为一个“检查翻身”的运动。他们重新检查了每一户的土地和财产情况，要求暗地里退回财产的人再把它们索取回来，并且进行宣传，使一方面暂时放弃一些地盘，一方面动员所有人民的力量粉碎敌人围剿的策略做到家喻户晓。当时的口号是“团结起来一定可以打退反攻”。

一九四六年秋季开始的防御性措施，很快就由村干部和许多贫农积极分子转变成了对于地主的第三次大规模进攻。在“不打落水狗，跑出来咬了手”的号召下，所有被斗户的尚存成员又被拉上了群众大会，要他们交出最后一点财产。由于敌军日益逼近，反革命威胁与日俱增，运动开展后人们的情绪更加激烈，而且更多地使用了暴力。这时候已经没有更多的土地、房屋和其它财产可以没收，于是埋藏的金银就成了农民积极分子的主要目标。为了搜寻值钱的东西，这次所有大户的祖坟都被掘开了。那些不知疲倦的掘财者们，在墓穴的所在地挖了很多大坑，周围留下一堆堆的黄土。大理石和花岗岩墓碑象散乱的骨牌一样横七竖八地躺着，到处都是被挖的坟墓，好象整个乡村被巨型炮弹乱轰了一阵似的。人们这样做也是对一切迷信的大胆蔑视。这些大地的疤痕向所有的过路人表明，穷人确实翻身了。地主阶级就是在最可怕的恶梦中，也不会想到他们的祖宗竟会遭到破坟暴骨的凌辱。

可是，真正感受到贫农们愤怒打击的是活人而不是死人。活人，或者说是还留在村里的活人，大都是妇女。因而她们就成了这最后一次打击的主要对象。

地主婆的激烈抵抗以及她们对痛苦的蔑视，使农民们大为吃惊。“要让男人说话，只要把铁棍烧红就中，”几年后一个民兵告诉我，“可是地主婆都犟得不行，宁死也不肯说出埋藏金银的地方，烙肉也吓不倒她们，非得拿整孩子来吓唬，她们才软下来。”

但是这些地主婆无论如何还是敌不过激愤的农民，她们一个一个地被迫供出了最后一点家产的埋藏地点。一批又一批的钱财、绸缎、绣花衣服和珠宝被发现了。每一次新发现都大大激怒了人们，斗争的热度一天比一天增高。一月，大地主申金河自己向农民交出了一千多块银元，然后就逃跑了。七月，他老婆又交出了八百块银元和一个金元宝，随后也带上孩子逃跑了。留在家里的只有一个嫂子，第三次斗争中，她又交出了二千块银元。谁也不相信这就是申金河家的全部地财，但是无论怎样折磨，他嫂子也不肯再说了。伪村政府的“智多星”周梅生逃跑之前，也被没收了二百块银元。人们还从身居外地的将军徐争鹏家的地窖里，发现了大批细绸和毛料衣服，但是没有金子。他妹妹带着农民找到这些财物，才免于一死。

敌人的进攻使第三次斗争格外激烈，但是敌人始终没有越过晋城，军事危机过去了。农会在张庄已经找不到新的重要财源，查三代也再挑不出剥削户了，因此感到失望起来，渐渐地完全停止了斗争。“五四指示”引起的没收地主的运动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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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积极分子对于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九四六年夏秋两季的分地斗争感到失望。当所有“果实”分完以后，许多家庭仍然觉得自己还没真正翻身。但是分配财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贫农获得了大约四百八十亩可耕地和几十间房屋。比这些不动产更重要的是地下挖出来的钱财。从以前富裕的地主阶级手中剥夺过来的金银财宝的价值，超过了八千块银元。这些钱分给了两百户人家，每家大约分得四十块，相当于一个雇农一年的收入。

这笔钱的大部分立即被用来购置生产资料，村里牲畜数目的急剧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用现款从外地购买了牲畜，几个月中，大牲畜就从七十一头增加到一百零三头，一下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五。大车、犁、耧以及其它农具也都增加了。

潞城县委在这个时期中检查了土改运动的成绩。结果说明，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五个区内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政权已经被胜利地摧毁了。生产资料普遍进行了再分配，结果满意地达到了“五四指示”提出的要求。于是县委就把下一个大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就是如何更有效地使回到人民手中的财产和资源发挥作用，如何更好地发展生产。只有生产运动的胜利，才能使人们普遍幸福，才能大力支援在前方保卫革命的军队，才能在经济上战胜蒋介石的封锁。

纳粹德国秘密警察头子。——译者

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一九四九年，华盛顿，第九百四十页

同上，第三百一十三页。

见大卫和伊莎白·柯鲁克：《中国一个乡村的革命》，伦敦，鲁特莱吉—保罗公司，一九五九年，第一百八十页。应该再三强调：土改运动的矛头是集中指向“封建阶级”的“封建”财产，亦即地主在乡村中的土地、牲畜、农具和个人财产，资本主义形式的财产受到了特别的豁免。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对工商业甚至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农场投资，都被看作是进步的，因此所有土改法令和规定中都明文严禁没收地主的工商业财产。

太行山东麓有个名叫十里店的村庄，那里有个贫农一针见血地问道：“我们村里的人，不管是谁，怎能穷三代呢？他要是穷了，他儿子就成不起亲，儿子不成亲，就不能有第三代。”见大卫和伊莎白·柯鲁克，《中国一个乡村的革命》，第一百三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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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组织生产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毛泽东

刷在张庄一面墙上的白字标语比人还大：“生产斗争和前方打仗一样重要！”

墙背后是一个院子，四个妇女正在一架织布机上缠经纱。附近的屋子里传来纺车转动的嗡嗡声，一位母亲、两个闺女和一个小儿子正盘腿坐在草席上一个劲地纺纱，就好象他们的生活全指望着它似的。同屋的一位老婆婆在一架嘎嘎作响的木制的织布机上来回穿着梭子；尖头木梭刚一露头，她就抓住掷了回去，快得叫人眼花缭乱。

外面大街上，许多小孩一面在梭子上缠线，一面四处跑着玩耍，他们不得不在成群的骡马之中穿来穿去。这些驮着口袋的牲口，几乎把村子中央的一切交通全都阻断了。它们正前往黄碾煤矿，准备从那里装上煤拉到长治去。负责这群牲口的是生产互助组的两个农民。组里忙其它活路的时候，就让牲口出去跑运输。

几个拿着小铁杈、挎着状如贝壳的宽口柳条筐的小男孩，一直盯着这些驮袋的牲口。他们灵巧地把牲口屙下来的粪拾到筐里，然后倒进自家的粪坑，那里积攒着全家的粪便。多拾粪，来年就能多打粮食。

小贩们费力地穿过拥挤的街道。这边一个人推着两边装满瓷器的独轮车，出卖黎城县（在东部一百二十多里）一个互助组的产品。那边有位来自武安县一个十户贫农互助组的瘦瘦的小贩，肩膀上挑着一担重重的粗黄纸包装的墨块。人们在农闲时就制造这种写字的材料。

来自山区、到南部集市去的大车同来自黄河流域、到山区去的大车聚集在村子中央的空场上。向南走的大车满载着煤、矿石、麻、柿饼、核桃、生猪、羊毛等山区特产，进山的大车满载着芦苇、竹椅、青竹竿等平原特产。大车店的所有桌子旁边围满了车把式。他们大碗大碗地喝着漂有肉块和油渣的羊肉汤，羊肉来自别的互助组养的肥尾绵羊。互助组员在地方集市上卖肉，比在县城里赚钱多得多。这些喝羊肉汤的人，从各地乡村带来了生产发展的消息，无意之中促进了沿途村庄里互助组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这种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是人们从未经历过的，至少，在记忆里是不曾有过的。这种繁荣景象也许可以归于两个主要原因。

一方面，这自然是由于农民终于有了一些土地，有了劳动工具，有了好年成。粮食将要装进自己的谷囤，而不是流入地主或高利贷者的仓库，这就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积极性。产量的增长，提高了每个人的收入和购买力，这就促进了农闲季节成百上千种的手工业产品的复兴，而这些又反过来提高了收入和购买力。

另一方面，各级党委、行政部门、财政机关和各级群众团体制订的政策和坚定的组织工作，也促进了这种繁荣。

变工的互助组和集体经营的副业，并不是自动出现的，而是人们大规模地组织和推动起来的。按照共产党的想法，分配土地的全部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激发农民的干劲和热情，为完成从“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个体劳动到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集体劳动”的转变奠定基础。一旦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互助运动——合作化生产的萌芽形式——就成了农村发展的关键。

毛泽东多次提到两个伟大的“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推翻封建主义，组织起来增加生产，二者缺一不可。只要封建的租佃关系仍旧占着优势，生产中任何大规模的互助、变工和合作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和牲畜，而另一个人只有自己的两只手，那就谈不上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根本没有实行变工的基础。富人只要把穷人雇佣过来就可以了。而经过对地主富农的激烈斗争，使乡村中各家各户有了大致平均的土地、农具和牲畜以后，互助生产，变工生产，合作生产就到处发展起来了。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间，互助运动在太行山区的开展是比较容易的；而农民要生产，也就非搞互助不可，因为车、驴、牛、耧，乃至铁锄都不够大家分的，为了生产，只有合伙使用。互助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尽管使用原始的生产工具，却没有一家有生产所需要的全套农具和牲畜。一头好骡子能耕种一百二十亩地，但无论哪一家都没有这么多地，甚至连一半都没有。张庄最大的田产是一户九口之家的四十八亩土地，这样一个大户也用不了一头骡子。如果他们想有一头骡子、一辆大车、一张犁、一片耙、一副耧，那么成本合起来就要大大超过四十八亩土地的收入。因此，一个拥有一头骡子的家庭就不会再有其它基本农具，甚至连大车也没有，尽管一辆大车在运输上和农业上都很有用。

既然到处缺乏足够的役畜和农具，既然每户的地块都太小，不能有效地利用整套的农具，那么人们就必须组织起来，合伙使用工具，互相帮助。变工，几千年来就自发然而有限地在中国存在着，现在忽然成了农业上的一大运动。

张庄有个农民叫杨忠盛，原来自己就有土地，并且养活了一个大家庭。他现在领导着村里一个组织得最好的互助组。这个互助组在一九四六年由五户人家自愿组成，不久就发展到二十二户，总共拥有四百八十多亩土地。早期的组员中有四个人是军属，还有两家缺劳力，别的组都不肯收留他们。这种困难并没有使他们气馁。这个组的生产搞得很好，新户不断地申请加入，最后成了一个二十二户人家的集体。其中下地干活的有十二个青壮年，两个“半劳力”的孩子，两个“半劳力”的老人。虽然他们每人都要耕种很大一片土地，但不管是播种、犁地还是耪地、收割，他们都最先完成。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在地里，而且在解决生活问题上都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例如，村里的民政主任李盼明，恰好在播种大忙季节病倒在炕上。互助组开会合计，决定在他生病期间，大伙帮他干活都不要报酬，而且也不在他家吃饭。同时，因为李盼明家粮食不够吃，互助组还把粮食借给他，使他能顺利地维持到夏收。在李盼明病愈之前，地已经耪了一遍。互助组告诉他说，欠大伙的工可以等到来年再偿还，可是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记下自己干的活，也从来没有要求他偿还过。这样，李盼明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大大地鼓舞了其他组员。他们想到自己要是生了病，也会得到帮助的，因此干劲倍增，都干得比过去更加卖力气了。年终时，他们当选为村里的模范组。

杨忠盛互助组的成员认为，他们的成功不仅因为大家在建组时都是好朋友，而且因为组织得好，常开会，事事充分协商，并有一套好的记工制度，保证工时交换基本公平合理。杨忠盛从不对组员们发号施令，所有的事情都要放到会上讨论，作出决议以后才付诸行动。他们总是优先给军属种地，要求的报酬仅仅是管饭吃。没有劳力的人家对于全部代工都支付工钱，但互助组并不要求他们马上付出报酬，没有粮食的人可以等到收获以后再算总账。组里选出一个四人委员会，负责汇报一切工时、农具和畜力的交换。指派了一个能写会算的组员当会计。每当一期农活（例如播种、中耕、收割等等）结束以后，就公布账目，进行结算。除了条件困难需要缓期的人外，其他人都要补足欠额。这样做，大伙都满意，起到了巩固干劲的作用。

每天晚上，互助组开一次碰头会，计划第二天的工作，省得到天亮前鸡叫的时候，还得费功夫进行商量。大伙都不用招呼就直接下地了。互助组的六头牲口在不需要下地的时候，就由他们的主人赶上，按照自己的计划和安排搞运输活动。换句话说，互助组并不要求组员的一切活动都得合伙来搞。合伙干最有利就合伙干，分开干更合适就分开干。为了增加冬季生产，他们还合办了一个豆腐坊，并且把刚从高家庄教会大院的养老院里出来的春庆老汉请来专门在那里干活。

一九四七年秋，全太行区选举工农业劳动模范。从张庄挑选出来到区里参加预选会的六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杨忠盛。虽然在这次会上张庄没有一个人被选拔出来代表全区参加县或边区一级的会议，但是会议还是鼓舞了他们进一步发展生产互助组。

杨忠盛回来后，便同张庄的铁匠张还朝一起，帮助开办了一个木业合作社。村里有许多从地主那里没收过来但还没有分配的木料，另外还有一百来斤铁。村政府把这些铁和木头以及几万元边币，借给杨忠盛和张还朝作为经营资材。村里的十四个木匠都被邀请入伙，其中十一个人愿意加入；加上铁匠张还朝和石匠李老四，一共有十三个人。

只要地里的活儿一闲，这十三个人就聚在一所从前属于在外的徐将军的，叫做洋房院的砖砌大院的空屋里，制作木器，例如木锨、大车轮毂、大车身、椅子、桌子等。开始他们造不出整个的轮子，因为张还朝不会打造轮箍，也不知道怎样把它套在轮子上。后来，县工会应他们的要求，立刻派了两位师傅到张庄去，把一切需要的技术传授给张还朝。他们住了一个月，直到张还朝从头到尾学会了这门技术，才回潞城去。

木业社按照成员技术的高低，采用工分制度付酬。工分最高的铁匠是九十八分，熟练的木匠是八十分，原来是石匠的李老四是七十九分（他们对他很照顾，因为他穷）。青年学徒是四十八分。首先要从木业社的总收入中扣除成本开支，这包括木料、铁料及其它用于制造农具、大车的材料的费用；还有干活时集体起伙的粮食和燃料的费用。纯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交给村里，以偿还所投入的公款。剩余的钱按照工分分配到人。账目结算出来以后，工匠们发现他们一天只能挣三升小米，而过去一个好木匠单干一天通常总能挣到七升小米。他们虽然对这点不太高兴，但是好歹算有了稳定的工作。许多木匠过去尽管一天能挣七升，却不能天天都有活做，结果也并不更好些。允许赊欠也降低了他们的收入。木业社和整个生产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贫农翻身，因此这些穷木匠就为许多付不起现款的人家造农具和大车，结果张庄和别的村都欠了他们很多账。若是他们把这些账统统都要回来，他们的收入几乎还可以增加一倍。甚至许多有钱的农民，本来给得起现钱的也不给了，他们说：“别人不给，凭什么我就该给？”

尽管有这一切问题，木业社还是越办越兴隆，技术有了改进，订货有了增加，每月的产品越来越多。木材供应不久就紧张起来。木匠们只得到远在西山的富村买了树，用斧子砍倒，装在大车上拉回来。然后再把木头支起，一个人高高地站在上边，另一个人站在地下面，用锯子把大木头锯成木板和木块。这样干上一天，可以挣三升小米。

互助形式的组织，并不只局限于田间劳动和男人的副业生产，妇女们也组织起了互助组，大部分是从事纺织生产。由于过去几十年机制布的侵入，许多老年妇女已经忘记了如何纺纱织布，年轻媳妇更是连学也没有学过，于是妇女会就组织了几十个妇女，开办纺织学习班，从头开始学习纺织。她们一起住在徐将军的“洋房院”里，边干边学。学会以后，学习班就变成了一个纺织互助组，不再回家搞个体生产了。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妇女，都觉得在一个大组里一起劳动，要比孤零零地在家里没完没了地纺纱织布愉快得多。一个人在家里劳动，晚上容易打瞌睡，这样就缩短了劳动时间。大家呆在一起，闲聊、学习、唱歌，长夜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劳动效率也较高。妇女们一连多少天都不回家，不久就引起了男人们的抱怨。这种怨声越来越大，妇女们只好答应让步：白天在自己家里干，晚上在“洋房院”的组里干。

我没有记下张庄这个大互助组生产的棉布数量和价值。可是太行山区另外一个由七十名妇女组成的类似的互助组，在一个季度之内生产的棉布，就能够换回五十五只羊，三十五口猪，两头大牲口，及价值三十三万五千元边币的农具。为此他们受到了全区的赞扬。

紧接着土改之后，边区政府推行了一种新的税收制度。它在促进生产方面，起到了与互助组同样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的规定是经过一段混乱局面后形成的，这就是“比例单进税”，有免税点。旧税制是惩罚勤劳者的办法（且不说有时警察、大兵干脆什么都抢），它以固定的比例对实际收成征税，产量越高，税就越多。新税制则相反，它是奖励勤劳者的办法。它不是按照当年的实际产量而是按照最近几年的平均产量来决定税额的。纳税的根据既不是土地也不是收成，而是负担亩。凡能出产十斗谷子的土地面积就是一个负担亩。决定一个人有多少负担亩，只要算算他的年平均产量是多少斗，然后除以十就行了。他所要交的税就根据负担亩的数量按比例决定。任何人，只要辛勤劳动，应用新方法而增加了产量，那么在几年之内，无论超产多少都不必纳税。如果一个农民挖了一口井浇灌自己的土地，使产量增加一倍，那么三年以内税额完全不变。对于开荒一类的活动，也有类似的鼓励作用。

生荒地（六年以上没种过庄稼的地）上打的粮食，三年不抽税；新开的荒地（六年以内没种过庄稼的地），两年内不抽税。

为了保证所有的农户在纳税以后仍然留有足够的粮食维持生活（这样的事情旧政权是从不关心的），每人都有一个负担亩的产量是完全免税的。这种免税规定同美国联邦所得税法律中六百美元免税规定是相似的。不过边区的税收制度有一点比美国的更好，每头驴和牛都可以免除相当于一个负担亩的百分之四十的税收，马和骡子可以免除百分之七十，这样就保证了牲畜也能象他们的主人一样，得到最起码的口粮。

这种法律的定比特点同美国的所得税规定也是相似的。耕种面积按人口计算相当于平均水平的农户，每个负担亩交纳二十五斤小米，大致相当于实际产量的百分之二十，而耕种面积超过人口平均水平因而收入也高于平均水平的农户，就按比例加税，收入比村里平均水平高一倍的人家，就要交纳百分之四十的税。比这更高的税率是没有的，而且也不需要。因为土改以后，收入比平均水平高一倍的人已非常少了。

所有这些特点——免税、按负担亩计算基本税额、增产豁免和按比例加征所得税——合在一起，使得新税制在农民眼里成为合情合理的事情。它的宗旨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保障生活，奖励勤奋，消除懒惰和懈怠。这对改善经营，开垦荒地和增加生产的大规模运动肯定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使互助组和新税制能够掀起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首先必须解决一些主观上和客观上的重要问题。

必须说服一些人认识冬季生产的必要性。他们在自己的地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好收成，开始感到自满了。一个农民说：“过去收上七斗谷子、十斗玉米就觉得很不赖，今年我收了六、七十斗，我觉得应该松快几个月，享享清福，不必担心吃穿了。”但是，几个邻居凑在一块给他家算了一笔账，清除了他自认为已经富裕起来的错觉。他们经过仔细的计算，发现他家要想维持到春天，至少还需要二十斗粮食。还有一个农民说：“用不着给我算账，没问题，我一年打的粮食足够两年吃的。”邻居们不相信，给他算了算，发现他那点粮食，还不够过冬，更谈不上购买油、盐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了。

还有一些人家虽然认为冬季生产很有必要，但因为缺乏资金而有些气馁。几户贫农就把自己的微薄家当拿出来凑在一起，通过互助合作解决了部分问题。当地合作社或者新组织起来的潞城县人民信用社提供的贷款，也是很重要的。信用社的主任和职员不是坐等农民找上门来借钱，而是亲自走访附近的乡村，直接调查农民的需要。他们能够发放的有限的贷款，就这样交到了那些最需要资金的人手中。报纸尖锐地批判了那种只把钱借给有东西做抵押的可靠的人的旧信贷传统，并且广泛地宣传了平顺县信用社曹同志的经验。这个精力旺盛的人亲自访问了在他那个信用社服务范围内的每一个村庄。在一个小村子里，他发现有八户人家虽然分到了一些土地和房屋，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发展冬季生产。其中有四户是军属，有两户是带着孩子的寡妇。他借给每户十万元边币。他们马上把这些钱投入一个麻制品作坊和一个运输队，使每个人都能找到活干。他们对曹说：“政府真关心我们老百姓。这次信用社又把钱直接贷到我们手里，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保证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生产。”

信贷发放，是不带有私人放债者那种赚钱打算的，纺织原料的供应也不受当地气候的变化、棉花的产量和人们很低的购买力的影响。冀中平原的皮棉通过妇女会贷给群众，保证了只要一有空闲，就能进行大规模的纺纱织布运动。

同时，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村办消费合作社网，减少了经纪人的高利盘剥和投机倒把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些民办单位低价供应原料，以合理的价钱收购农产品。

运输工具的增加，也促进了市场的扩大。信贷的方便，促进了扁担、独轮推车、脚踏车、驮畜以及双轮大车的运输。道路的改善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最突出的是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新办的铁路局的指导下，铺设了一条从东边深入太行山区的窄轨铁路。

与上述大批的私营企业、合作企业平行发展的公营企业，也不只是那条新铁路。政府还致力于采矿、冶金以及军火生产。当然这里提到的只是其中几个重要的部门。甚至在张庄也开办了一个军火原料厂，它的生产规模不久就赶上了村里的两个酒坊。这个厂用草木灰生产制造炮弹用的硝酸钾，满足人民解放军对于炮弹日益增长的需要。随着前线局势的好转，缴获的美国装备大大增多了。这支农民式的，用步枪和手榴弹装备的军队，遂渐转变成为既有坦克又有大炮的现代化军队。

根据政府规定，第五区的每个农民，一年内要向设在张庄东头一座空房里的那所新办工厂交两次草木灰，每次五斤，按统一价格收购。随着对草木灰的需要急剧增长，农民的灶灰是远不够用的，人们便开始不停地寻找废料。此地的山岗上和山沟里，升起了一缕缕黑烟，几里以外都看得见。这是男女老少在烧树叶、树根、杂草等物。有了这些东西就有可能把“反动老根”——蒋介石轰出南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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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把蒋介石轰出南京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运动能不能持续地发展，取决于新政治、新文化有没有坚实的基础，而只有生产运动才能奠定这样的基础。但是，几个月以后，有许多迹象表明，后方战线上的一切并不完全顺利。有几种偏向妨碍了经济潜力的充分发挥。这些偏向的根源是共同的，那就是极端主义。贫苦农民在争取翻身的斗争中，带着这种极端主义打碎了一切封建枷锁，又带着这种极端主义进行了“填平补齐”运动。

其中一种偏向是公然违反政策。尽管中央委员会三令五申，尽管“五四指示”有明文规定，但是没收地主的行动仍然超出了封建财产的范围。在村里年轻的积极分子看来，地主就是地主，富农就是富农，剥削者就是剥削者。他们不承认有“双重身份”（地主兼资本家或资本家兼地主）这么一回事。他们搞起斗争来，就把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地财等一切一切都没收了，甚至把商业也没收了。结果，经过一九四六年的运动，全潞城剩下的私营企业就没有几家了。多数私营企业不是由于资产被分而垮掉了，就是被互助组接管而成为合作企业。这样做的总效果是压抑了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这对生产是一种难以容忍的障碍。合作企业虽然可以满足一大部分需要，但却不能对生产的全面发展提供所需的全部资金和创业精神。由此看来，那时私营企业是不可缺少的。

一些人家被当作剥削者斗了，其他光景较好的人家也怕挨斗。这些人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低落。这对发展生产是一种更为严重的障碍。虽然翻身的农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生产，但那些使别人翻身成为可能的人，那些担心今后自己还需拿出东西供别人翻身的人却止步不前。一九四六年春季产生的“割韭菜思想”，在秋季和冬季迅速地蔓延开来。当多数人尽力创造财富，要使自己同李顺达一样富裕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人却在徘徊犹豫。他们只要能生产出够全家糊口和第二年当种子用的粮食，就不再继续努力了——想要等着看看将来的形势。

最严重的是，随着没收运动的深入和打击面的扩大而产生的政治磨擦。运动的总目标固然把农民团结起来，可是运动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却产生了分裂农民的作用。正当某些领导干部和民兵开始碰到从意想不到的方面来的冷漠和反对时，农民队伍中的这种可悲的分裂，成为某些领导干部和民兵养成滥用职权、盛气凌人作风的温床。

这种税制是在战后混乱状态中逐渐出现的，一九四八年九月才完全形成。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间，这里所叙述的措施就已陆续地实行了。

这是战时的税率，一九五〇年以后，税率消减到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五。

李顺达是延安地区（原文如此，应为山西省。——译者）有名的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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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滥用权力

有些同志是犯过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的错误的。……不相信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去代替群众斗争，恩赐群众解放，命令群众行动。……特别在提出了过高的口号或过左的政策，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满之时，他们更用强迫命令甚至惩办主义的办法，去推行其工作。

——刘少奇　一九四五年

秋天，“打落水狗”运动达到了高潮的一天晚上，贫农郭元龙正在张庄西南一块肥沃的平地上干活，一直干到太阳下山。这个瘦弱的小伙子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一块土地，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这块地上了。这天晚上，他正忙着在刚刚收割过庄稼的地里拔谷茬。他把一簇簇的谷茬连根拔起，抖掉上面的泥土，然后堆在一起，准备带回家去烧火。在拔完一行，直起身子歇歇发酸的后腰时，他听见张贵才又拿着话筒吆喝开会。这种特别的声音和往常一样，是从教堂的塔楼顶上传来的。也听不清会上要干什么，这次又要清算谁。只有这样的几句话越过空旷的田野清晰地传了过来：“开会喽……大家都要来……今晚开会……”

“你娘的×！”郭元龙说，“又开会！还有完没完？”接着他就哼起了当天从爱发牢骚的李何仁那里听来的一句顺口溜：“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

“今晚缺了我，他们也一样开会，”他嘟囔着，“这何苦来？东西已经挖光，油水也榨完了。树摇了又摇，果子早就掉得一个不剩，连树枝都秃了。如今我有了地，情愿多干一会。再说我也累得不行。”他一边说着一边弯下腰，拾起最后一堆谷茬，从地这一头抱到那一头塞进一下午拾的大捆里。他把这一大捆子往肩上一扛，就沿着小路向村里走去。在薄暮中，衬着背后天上的微光，郭元龙扛着大捆子，就象一个干草堆突然长了腿似的走起路来。他回到村子边上自己的土坯屋，放下谷茬，坐下来歇息。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当他睁开眼时，民兵王满喜已经站在他的面前。

“你就没听见吆喝开会？”王满喜气势汹汹地质问。

“听是听见了，可我不能把谷茬撇下呀！”郭元龙说着，站了起来，小心地后退了一步。

“听见了为什么不去？还不快点走！人人都得去！”王满喜咆哮着，随着郭元龙的后退而逼近。

“可我还没吃饭呢！”

“吃你娘个×！斗争会已经开始了，你还说吃饭。我叫你吃！”王满喜说着当胸给了他一拳。“跟我走！”

王满喜个头虽然不及郭元龙高，可是却壮实得多，而且肩上还挎了一支枪，郭元龙无奈，只得服从。刚出院门，王满喜又给了他一脚，在他背后大声地骂道：

“你这个驴×！好象我们麻烦还不嫌多，专门得来请你们这些滑头。想想你那翻身是打哪儿来的？打上帝那儿来的？”

没走多远，王满喜把他叫住，又钻进另一家院子。过了一会儿，贫农张老保同他一起走了出来，显然他本来已经睡下了。在王满喜的命令下，他俩顺着小路往前走去。来到大街上时，已经有七个人被王满喜叫了出来。他们拐过弯走向村里那片空地，又碰上民兵张宽心也带了五个人从村子另一边走过来。那天晚上，就这样召集了一大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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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开会为什么还要民兵去集合人呢？如果斗争会符合贫农的利益，他们一定会争先恐后地去参加的。要是在一年以前，还可以把他们的消极情绪说成是害怕“变天”。但是今天如果还这样说就不大对了。从冬天到春天，从春天到夏天，这些人看来都是非常积极的，为什么一到秋天他们就退缩了呢？

越来越多的中农，甚至还有不少贫农，由于认不清前途，对继续斗争都感到了厌倦。一九四五年的反奸运动和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的清算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夏秋两季的斗争就无法和从前相比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能搞出来一点点钱，既没有解决贫困问题，也没有改变整个翻身运动的形势。

许多人觉得把精力花在锄地、掏粪和打井上面要比开群众大会、搞审问、拆炕、挖坟得到的好处更大。共产党员和村干部本来完全可以领导生产运动，但他们却全力以赴地去搜寻钱财。搜寻钱财的好处当然不应忽视，可是花费的代价似乎太大了。一些人被打死了，家庭被拆散了，房屋被毁坏了，祖坟被刨掉了，这些损失非同小可，这时又提出要割“封建尾巴”，搞得人人自危。到底要折腾到什么地步呢？谁家真正能有保障呢？

农民拥护用暴力打碎旧制度。但如果纯粹是为了掠夺，惩罚和进行报复而使用暴力，那就未免太残酷、愚蠢得令人难以接受了。虽然大伙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无疑都藏着这种想法，因此就渐渐地消沉下去了。不肯积极参加新运动的人越来越多，领导就催得越来越紧，这使得村干部和许多原来一直全心全意支持他们的农民群众之间产生了隔阂。

干部们这种不顾加深隔阂的危险，一味蛮干的作风，就是所谓的“命令主义”。张庄的很多干部不了解实际情况，只知发号施令，而不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大多数群众也都服从这些命令，有的是因为真的觉得这些反复的斗争是必要的，有的因为从来就很听话，有的只是因为不敢违抗。这样一来，干部也就意识不到自己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很多人的支持。不服从的人都被扣上了落后帽子——对这些“酸溜溜”的家伙，必须好好整治整治。有些人被抓起来揍一顿，还受罚额外为军属多干活，为前线抬担架、搞运输。有些人甚至被送去参军。不过由于他们不是自愿的，部队很明智地又把他们退了回来。

几个月来不断紧张的战争局势和正在产生的命令主义加在一起，造成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农民干部身上的其它种种弱点，也开始抬头并且发展起来。毛泽东二十年前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所列举的那些小生产者所特有的个人主义、目光短浅、急躁情绪等等，开始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奇怪的两重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纪律松懈和对群众强迫命令——发展蔓延到了惊人的地步。随之而来的，是报复主义、宗派主义、徇私枉法，以及享乐主义所产生的小偷小摸、逃避公役、乱搞男女关系，甚至持枪强奸妇女等等。作为旧政权特征的滥用职权又开始复发，虽然还不十分严重。有钱、有闲、有文化并有一套传统，这是地主阶级的保护色，长期以来掩盖着其暴力统治的本质。现在的干部没有这些保护色，他们的违法乱纪行为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与人民的美好理想是格格不入的。

在历次运动中担负主要责任的民兵，很快就沾染上了旧军警的某些习气，养成了一种居功自傲的心理来为自己的种种行为辩护。既然每次斗争都是他们冲锋在前，殴打“斗争对象”是他们带头，挖掘老财的土炕、院子、祖坟是他们流汗，特别是为了防备敌人反攻，他们豁出命站岗，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长夜，所以他们自认为理应享受特权。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觉得，只与大伙同享翻身果实而得不到为人民服务的报酬，是不公平的。有些人甚至觉得，用一般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们都是不公平的。当时，这些人凭着自己是功臣，逐渐滋长了私心。在没收地主的大量财物中，他们看中了哪一样，乘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拿走。要是哪一个标致的女人勾动了他们的情欲，顺从他们的便罢；如果这女的是个“斗争对象”，那就不管顺从不顺从，毫不客气。要是请他们出义务工，这些人就寻找种种借口，后来干脆拒绝。他们甚至逃避为军属干活，而强迫邻居去顶替。

在这样横行霸道的人中，最出名的一个也许就是王满喜了。他是个普通的民兵和共产党员，人称“阎王”，因为他随时准备痛打人民的敌人。他在反奸运动和斗争地主的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现在就象城里那些随便在水果摊上拿人家水果的市场稽查一样，觉着大伙儿多孝敬他一点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他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利用晚上查夜的机会占了很大便宜。他闯入的人家几乎都是“斗争对象”，所以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一点儿不用脸红。他从李保金家拿了二斤麻种，在一个寡妇的菜园里任意地揪葱拔蒜。他看上了玉贤家树上的果子，为了多弄一些，就连着光临好几趟。在肖老张的院子里，他不仅摘熟李子，而且折了一整根树权，拿着它巡夜。他看见前伪保长郭富贵那里有一个漂亮的干葫芦瓢“怪不错的”，就把它拿走了。他还从另外一个伪头目家抱走了一个熟西瓜。那个人不依，被他关了一夜班房。

王满喜要是单独撞上一个地主家的女人，他是决不会轻易放过的。他说：“狗日的地主光玩我们的女人，我们就不兴玩他们的？”他在新搬进的那个家的后院里强奸了一个从外村来探亲的地主闺女。后来又和另一个民兵把本村一个“老财”的儿媳妇从她邻居的家里叫出来，理由是谁也不许离家睡觉。然后把她带到一个空院子里，轮奸了她。王满喜还几次企图接近金明老婆（侯金明逃亡在外），往她院里扔石头，问她关于她丈夫的事，命令她出来开会。但是想占有她的计划终于失败了，因为她的邻居紧靠着她家的后墙，屋里有一点声响都能听得清楚。

王满喜很容易地从地主阶级的灾星变成为普通人的灾星。他很快就养成了从前那些村痞的许多恶习。民政主任李盼明叫他为支前去服劳役，王满喜就骂他，说自己的牛病了，让他去找贫农老存。老存也不愿意去运粮食，王满喜就说他偷懒，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人家又让王满喜出去运粮食，他很勉强地答应去了，结果却拿了别人预备外出的草料。别人因为无料喂牲口，路上把牲口腿弄瘸了。就在这趟路上，他打了一个老实贫农，把他的被子扔到地上，因为村里只有一家大车店，而这个农民竟敢在原来已经十分拥挤的炕上抢占了最后一个空位。

王满喜自己拒绝为军属出义务工，可是别人在这方面要是偷了懒，他就发怒。他打他们，把他们带到村公所里进行审讯。轮到自己站岗守卫“果实”时，王满喜就从仓库里拿东西。他偷了一个小镜子、一把镰刀、一把伞和一个装运粮食的驴驮子。后来别人向他借这个驮子，他不肯出借，还自言自语地说道：“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

还有一个和王满喜一样蛮横的民兵名叫申玉兴。他是一个骨骼粗壮的汉子，性情冷酷，面色阴沉，不到三十岁就生了一脸皱纹。虽然玉兴爹扛了大半辈子长工，可是好歹总算供他在村学堂里上了六年学，学会了读书写字。以后他就在山区的几个县里串来串去，贩糖为生。闹荒那年因为没钱买糖，他就到太原的一家工厂去做工。张庄解放时，他还远在外乡。他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除了身上披的破布片，连盖的被子都没有。后来得到的一切都是革命带给他的。从农会那里，他头一次借到了一条裤子和一件褂子。重新分配汉奸财产时，他又分到了一床被子。他参加担架队到前线去，妇女缝纫组给他纳了第一双鞋，这双鞋他足足穿了一年多。在清算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他表现得不错，除了从他爹手里继承过来的三亩地外，他又分到了九亩地和四间房子。他很早就参加了民兵。一九四六年春天，他又加入了共产党。这是因为他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都是共产党员。

生活突然好了起来，参加了强大的党，手中还有枪，这使申玉兴冲昏了头脑。他象王满喜一样，也想搞女人。一个过去曾经为了钱同他睡过觉的破鞋，一次见他空手找上门来便拒绝了他。可他硬是扭着她的胳膊把她强奸了。一个地主闺女拒绝了他，他就把她抓起来，以散布谣言的罪名关进了村公所里。有天晚上，他用刀子撬开一个贫农的家门，闯进去诱奸了正在单身熟睡的女主人。

他讨好的对象是金柱媳妇，这个放荡而俗气的女人，多年来姘过好几个男人。她丈夫虽然很壮，但也很胆小，而且又笨又脏，又爱嘟囔。在张庄，和这个眉毛粗重的不幸庄稼汉的老婆通奸，然后又拿他取笑开心，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游戏。他再生气也只敢打他老婆，他经常兴致勃勃地这样做。媳妇对于这种虐待的回答是无休止的骂街，为一点小事吵闹，然后继续卖炕。

仍然打着光棍的申玉兴，才同金柱媳妇过了一夜就爱上了她。他劝她离开侯金柱嫁给自己，这在村里人的眼中是相当严重的罪过。对于乱搞男女关系，他们还可以容忍，就是不能容忍离婚。为了有机会同金柱媳妇单独在一起，申玉兴命令侯金柱出去参加所有的会议，而自己却悄悄地溜进他的屋里。要是没有会，他就厚着脸皮当着侯金柱的面调戏他媳妇。一个冬天的夜里，他闯进金柱家里嚷着手冷，就把手伸到金柱的被子里取暖。他的手在被子里放了有一顿饭的功夫还不止。申玉兴走后，侯金柱当夜把他媳妇狠狠揍了一顿，她的哭叫声惊醒了所有的邻居。

申玉兴本人虽然是农会生产委员会主任，可是官越大却变得越懒。要是别人在互助时干活不力，他就破口大骂，而自己却尽量少干。有一次，村长师福元叫他组织一个小组到军属的地里干活。军属大娘为了让这些人来了以后能吃上东西，一大早就把热饭送到了地头。可是整整一天，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因为申玉兴根本没有把村长的话当一回事。农民兆春不愿意把大车借给申玉兴，结果被他打了一顿，硬把大车弄走了。每次申玉兴看见互助组豆腐坊的春庆师傅去街上卖豆腐，总要伸手抓一块放进嘴里尝一尝。但他从来不买，吃豆腐也从不给钱。最后春庆终于忍不住了，再不肯让他随意乱尝。申玉兴便恼羞成怒，夜里闯进春庆家，偷了几斤新做的豆腐。互助组的其他成员都认为是春庆偷了豆腐，大伙儿严厉地追问他，差点儿吵得散了伙。

申玉兴和王满喜都是普通民兵。他们的品行虽然恶劣，可是胡作非为的并不只是他们两个人。这里就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兵组织不能管住它的成员呢？为什么民兵队长不训诫他们，用纪律约束他们呢？要是第一任民兵队长张江子还在村里，他也许会这么做的，因为他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但正是这种忠诚使他在第一次扩兵运动中就报名参军了。他去前线以后，李洪恩替代他作了队长。李洪恩年轻、积极、热情，做起事来是个勇敢的领导，但他也象他许多部下一样，认为经历了一番艰险，就应该享受特权。这个缺点越来越严重，因为他对生活的享受和漂亮女人的追求，比那些最厉害的部下还要强烈。既然他自己也把晚上的时间花在搞别人的老婆上，那么要想指望他去整顿他的同伙，或者在其它方面为民兵组织树立一个好榜样，就是不现实的了。

李洪恩屁股上挎着一支德国手枪，腰上缠着白腰带，刮得净光的脑袋上包着耀眼的白毛巾，样子十分英武。他很会勾引年轻妇女，也知道在必要时如何威吓她们。他同时搞上了五六个妇女，使她们互相争风吃醋，可是对他都百依百顺。最早和他搞男女关系的人里有一个是赵春娥，就是那个生怕自己的家庭被当作富农斗争的年轻媳妇。由于她丈夫大部分时间总是在西山祖传的土地上干活，她就有充分的机会和人家调情。后来李洪恩的兴趣又转到了翠英身上。她是一个非常妩媚的新媳妇，丈夫刚刚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们原先从来没有见过面，婚姻是包办的，所以新媳妇对她的当兵的丈夫说不上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反而对李洪恩的殷勤大为满意。李洪恩设法把她从只有一间屋的婆婆家，搬到另一个新婚军属的院里。这位军属自己有一间房子，从此李洪恩夜夜都去找翠英。为了变换口味，他还诱奸了女房东。女房东不敢不从，因为正如翠英告诉她那样，“洪恩是这村的皇帝，你要是得罪了他，他会发动全马场斗你娘家，你娘家不是很有钱吗？”

以后，又有一个年轻女人吸引住了李洪恩。她叫富娥，丈夫是李洪恩手下的民兵。李洪恩设法让他出了远门，然后就去找富娥，告诉她说：“我们现在什么都方便了。”这个青年妇女的姑姑来作客，却被李洪恩打发回家去了，富娥担心这样公开胡搞会惹起村里人的非议，李洪恩却叫她要高高兴兴，她反而哭了起来，李洪恩就揍她。富娥的丈夫回来后，李洪恩又安排她参加妇女会举办的织布学习班。由于所有学员都在村南头的“洋房院”里一起劳动，一起住宿，李洪恩每天晚上都可以到那里去找他的相好。富娥说她害怕妇女主任胡雪贞会发现他们私通，这位民兵队长说道：“她不敢反对我，她捏在我手心里呢。”

为了打扮得更加神气活现，李洪恩还从公家仓库里拿走了几样东西。其中主要的是一副眼镜，他觉得这样可以使自己显得有些文化（这是他当时最缺的一样东西）。他还拿了一支钢笔和一双鲜艳的花袜子。由于这些他送给那些相好的礼物都是要花钱的，而他在冬天又很少有能够卖现钱的产品，所以他需要什么，就到公家仓库去拿。有一回他抱走了一大罐盐，这在缺盐的地方，可真象银元一样宝贵。李洪恩拿的盐是从“智多星”周梅生那里没收来的，而周梅生又是在他做伪村公所文书时从配给盐里贪污的。仓库保管员发现盐丢了，就大喊大叫起来。李洪恩集合了所有民兵，问他们是谁偷了盐。

正好那天是王满喜站岗，他的嫌疑最大。王满喜平时又有好拿东西的名声，因此就是再三分辩也没有用。

李洪恩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过，就这样报答了王满喜。王满喜是李洪恩最积极的干将，是他忠实的随从，在李洪恩的许多风流韵事中，他都是个帮手。李洪恩与王满喜的关系的确很密切，他们互为舅子。有这样密切的私人关系和家庭关系，很难设想李洪恩会管教王满喜，或者王满喜能管教李洪恩。

李洪恩、王满喜和申玉兴不仅都是民兵，而且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党支部不批评他们，让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或者开除他们呢？事实上，师福元和张天明都在努力改造这些胡闹的家伙，特别是李洪恩，他给全体民兵作出了一个坏的榜样。他们几次把他叫到支委会上批评他的“流氓行为”。在公开的会议上，李洪恩对自己的违法乱纪行为表示悔悟，检讨了自己给党带来的耻辱，发誓以后要改邪归正，并且保证整顿好民兵。可是没过几天，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保证，又依然故我。张天明个别地批评他，他就发火，骂张天明多管闲事。张天明和师福元都觉得不好把两性关系说成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干净。他们自己要是不停止乱搞男女关系，不起带头作用，那就休想说服别人。

农会副主席王雨来把这个问题挑开了。这个非常自私而且好吵架的人强占了已经分给另一个农民安凤的茅房。师福元批评他，王雨来就采取直接行动进行报复。他夜里带着几个民兵闯进石秀梅的家，把正在炕上同她一起睡觉的师福元抓住了。就这样，他在全村面前丢了脸，以后再也没法批评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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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横行霸道的王雨来

某些人在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时候，常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而把党的利益摆在后面；或者他对于个人总是患得患失，计较个人的利益；或者假公营私，借着党的工作去达到他私人的某种目的；或者借口原则问题，借口党的利益，用这些大帽子去打击报复他私人所怀恨的同志。

——刘少奇　一九四二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滥用职权最严重的人恰好就是农会副主席王雨来。他的行为跟王满喜或申玉兴的违法乱纪行为，在性质上有很大区别，不管后者的违法乱纪有多么严重。从前当过土匪和天主教徒的王雨来，按照他自己的一套办法，逐步扩大个人的势力，成为解放后张庄最受痛恨的人。他用的办法是政治上惯用的迫害异己。虽然党支部书记兼治安主任张天明负责全村的反特工作，但并没有请他帮一点忙，可是这个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公安人员的王雨来，却独揽调查、治安、政审大权。夜里，他一个人到处蹓来蹓去，察看治安倩况，谁要是同他争吵，他就给谁安上一个“勾结国民党”的罪名。他比其他干部更经常地把“特务帽子”扣到那些天主教徒头上，并且利用这些“帽子”和惩罚的威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王雨来这些行为给区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热情，尤其在一个当过天主教徒的人身上看到这种热情。在区长的提议下，把王雨来的儿子王文则从民兵里抽调出来，担任治安工作。一九四六年秋天，王文则成了张天明的助手。这样，王雨来就通过走后门，找到了一个走前门所找不到的立脚点，和治安工作建立了一种正式的联系。因为他儿子王文则完全是在他的掌握之中，所以就等于王雨来自己做了张天明的助手。

象大多数自封的治安员一样，王雨来显然相信他确实在把村子从反革命手里解救出来。有一次进城去买牲口，他吹牛说他一个人就把张庄翻了一个个儿。“不戴眼镜我也能认出敌人的特务。”他在街角一个卖羊肉汤的摊子跟前，对着一群怀疑的听众宣布，“我这胡子是大官的胡子，我让谁死谁就得死。”说着，他做出一副横眉立目的凶相（他的凶相很有名），盯着眼前人群里的一张张面孔，好象就要当场抓出一个特务似的。

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关键性的几个月里，国民党军队向长治大举进攻，不少人确实都在盼望“变天”。这时候，王雨来说他把村子“翻了个个儿”的牛皮倒有几分可信。经过他一个人努力，有二十多个农民受到怀疑。尽管他们谁都没有受到正式审查，可是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却不断遭到骚扰、拘留、盘问和歧视。

假如王雨来对他自封的使命有所不安，那么他的这种不安心情也很容易平息，因为只要他把反特运动推行下去，他个人就能不断地捞到好处，而且他的同志们也相信他的指控，他总是用他那老一套方法压制一切批评，解决一切个人问题。有人批评他不出公差，他就把批评者打成特务。有个邻居查问合作生产账，这个邻居也被宣布为特务；他儿子“花钱买了”媳妇，可是亲家因为闺女不到成婚年龄，想要推迟婚期，他又骂亲家是特务。

王雨来把亲家说成特务，强迫成婚，这在张庄成了一件有名的事，结果使他被撤掉了干部职务。那个姑娘叫申仙娥，看来在张庄十几岁的女孩子里是最美丽的。她容貌端正，口如樱桃，一双杏目乌黑发亮，眉毛弯弯的、细细的，额前一绺柔美的刘海衬出了皮肤的润泽，一根又黑又长的辫子一直拖到腰际。她的脚是天足，但是很小，就象缠足一样小。她的一双纤细而美丽的手，挥舞起来就象蝴蝶飞舞一样轻盈。她爱唱爱笑，又泼辣又顽皮，这种活泼奔放的性格，使她的外表美更加动人。申仙娥好象一朵山花，娇艳鲜丽，不知怎么竟降临到这个破败肮脏、备受战争蹂躏的村庄里盛开起来了。不论是哪个男人，就是再老、再有病、再忙，只要仙娥从他身边经过，也都不禁要转过脸来看她。

王雨来不需要用眼镜来发现所谓的破坏活动，也不需要用眼镜才能发现女性的美。他在饥荒那年，就为儿子相中了申仙娥，当时她还是个小孩。他给了仙娥爹申喜则一百八十块银元和四十斤小米做彩礼，说好等仙娥成年后就嫁给王文则。申喜则一家就是靠着这些钱和粮食，才渡过了可怕的一九四二年的冬天。到了一九四六年，尽管这姑娘才十四岁，可是王雨来却要求她就和王文则成亲。申喜则不同意，于是王雨来就令他连本带利还债。申喜则开始筹集款子。王雨来生怕丢掉这个姑娘，就变换策略，指控喜则是敌人的特务。由于这个可怜人确实为孙神父的逃跑出过力，并且和别的天主教徒们一起去马场参加过那次有名的复活节弥撒，所以人们很容易便相信了这种指控。王雨来把申喜则抓起来吊打，直到他承认自己确实是个特务为止。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罪名，王雨来又把喜则的侄子黑小也抓了起来。这孩子是从壶关来的，申喜则早先在那里呆过，他女儿仙娥也是在那儿生的。在王文则的毒打之下，黑小最后也肯定了他叔叔的口供。这以后王雨来便向申喜则提出了条件：或者交出闺女，或者到县法院受审。申喜则只得同意让闺女成亲。

王文则在领着新媳妇到区公所去领取结婚证的时候告诉她说，要是她还可怜她爹那一条命，就得谎报自己的岁数。她报了十六岁。办好了结婚证，一顶红轿子把新娘送到婆家，婚事就算办成了。美人弄到手以后，男人和公公一步也不让她跨出屋门。他们按照传统的习惯，象对待奴隶那样地驱使和殴打她。因为王雨来在村里颇有势力，就是妇女会也不敢插手过问。

和王雨来家最靠近的邻居丑孩儿相信，每当这个年轻媳妇拒绝公公的调戏，就要遭到父子二人狠命的毒打。丑孩儿把他的怀疑告诉了几个要好的朋友。这些风言风语传到了王雨来的耳朵里，他就派儿子王文则去打丑孩儿。儿子干得不坏，他用犁杖把老汉捣昏了。丑孩儿在地上苏醒过来时，又挨了王文则一顿拳打脚踢。从此以后丑孩儿也被扣上了一顶特务帽子。

干部们见王雨来这么残暴，都纷纷对他敬而远之。由于没有人能够证明王雨来是诬告，而且反革命的存在又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有很长一个时期，王雨来越来越横行无忌。人们要想抵制这位农会副主席发出的命令，事先都得经过再三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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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初，村里最有能力和最有经验的三个干部张天明、师福元和张贵才都离开张庄到其它村去协助进行土地改革和组织冬季生产了。提拔这三个人到区里担任专职工作，无疑增强了第五区的行政力量，但对张庄本身的发展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接任这三个职务的都是些缺乏威信、缺乏经验、缺乏政治觉悟的人。他们要么性格软弱，要么自私自利，根本不能扭转这种政治倾向。在这些生手的领导下，李洪恩手下的民兵那种违法乱纪和滥用职权的恶迹以及王雨来父子进行的政治迫害，都发展到了更加惊人的地步。

高大、英俊的张兴发，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民兵指导员，没有做出什么显著的成绩，现在却接替张天明做了党支部书记。与张天明不同的是，他既没有地下抗日战士那样的威信来领导人民，也没有为他所信仰的主义奋斗一番的坚强意志。他宁愿当个“老好人”，同大伙儿都保持一团和气。

雇农张存喜因为爱上了他过去东家的儿媳妇，曾经长期拒绝参加对地主的斗争，现在他接替了师福元的职位，成为村长。他不但缺乏威信，而且对自己的能力也缺乏信心，尤其是什么都要别人给他出主意。所以尽管他辛辛苦苦地工作，却不能批评、纠正或领导别人。

接替张贵才担任副村长的是王雨来的知交王喜友老汉。王喜友在整个“清算运动”中表现都很积极，可内心里却是一个自私的人。他爹过去当过经纪人，剥削过村里所有的人家。这种人是做买卖拉交易的中间人，不管他出不出力，总要收取一份手续费。也许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出身，王喜友身上仍旧表现出经纪人的浓厚的机会主义习气，以此达到他损公肥私的目的。

王雨来的儿子王文则自然被提升为治安主任，补了张天明的空缺。他很年轻，很任性，极好女色（搞“破鞋”比李洪恩还厉害），而且受他父亲的影响很深。由于王文则的升迁，王雨来对治安工作的插手很快就成为控制了。

李洪恩仍是民兵队长，虽然他有前文所述的那些错误。

这样就只剩下仍任农会副主席的王雨来是干部当中年纪最大、经验最多和最刚愎自用的一个了。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可以轻易控制别人，左右公共事务。入过天主教的农会主席郭真宽，按其资历和地位，本来应该而且能够约束王雨来，可是他却不是王雨来的对手。郭真宽是个厚道、温和、勤勤恳恳的人。他想不到王雨来会有那样的坏心肠，很容易受到摆布。他是一个典型的老实的农民。王雨来很懂得怎样指使象郭真宽这样的老实农民。

有了这样一伙领导，一九四七年二月旧历新年那天发生的一次惊人事件，就很难说是偶然的了。一大群为着方便仍然住在北头庙里的民兵，决定要按旧时民团时兴的做法庆祝这个盼望已久的节日。他们公推王满喜出面，到“智多星”周梅生家把他的儿媳妇抓回队部来供大伙开心。他们就在那座庙里剥光了她的衣服，把她轮奸了。

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一月份提拔干部之后，春季扩兵运动闹成了一场滑稽剧，使整个张庄的政治生活水平降到了解放以来的最低点。边区政府在发布第三次扩兵号召时，要求共产党员和民兵象过去一样发挥带头作用。李洪恩的两个兄弟已经参了军，他愁眉苦脸地去找新任村长张存喜。“喂，”他说道，“你得决定一下我到底该去不该去。”

“先等等！”张存喜回答说，“别着急，也许还有办法。”

王雨来有些旧仇未报，同时也不愿意送自己儿子去打仗。在他的怂恿之下，他们便决定让那些“酸溜溜”的家伙去滥竽充数，这些人从一开始就给新班子造成了最大的麻烦。凭着王满喜的一身力气，那些出名的伪头目和那些心怀不满戴着无形“特务帽子”的天主教徒，都被赶到村公所里，叫他们做好准备到征兵站去走一趟。

一小伙反对派的头头李何仁，刚完成抬担架的任务，从前线回来。他随身带了一份回遣证书，说明是因为生病才让他提前回家的。王雨来却不管这份证书，硬说他是从担架队开小差跑回来的，命令他立刻报名参军。李何仁的“话筒子”和主要崇拜者申全德，虽然年纪早已超过了四十岁，也要他报名参军。那个愣头愣脑的农民金柱同样不例外，因为象申玉兴这一类人都希望把他撵走，以便更好地勾引他的轻佻放荡的老婆。中农金洪过去参加伪自卫队的那段经历特别闻名，王雨来对他说：“你替鬼子干事儿挺出力气，这会儿为什么又害怕打仗啦？”结果，他也“自愿报名”了。

总共凑起了十来个“酸溜溜”的家伙，他们和几个真正志愿报名参军的人一起被送到了潞城县的征兵站。头发已经灰白的老申，出发时朝四周打量了一下说道：“这下倒成了父子兵了。”这句俏皮话却没有使村干部们感觉到有趣（人民解放军一般总是被爱戴地称为“子弟兵”的）。

当张庄这支新兵队到达县城时，扩兵干部简直被他们大多数人的年龄和狼狈模样惊呆了。他们仔细地盘问这批新兵，很快就发现他们根本不是自愿来的。于是他们把这批人打发回村，并且派人前去调查这个“大杂烩”到底是怎样拼凑起来的。

第三次扩兵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终于又找出了十来个小伙子，他们有的是真正愿意去的，有的是经过说服动员以后才报名的。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才去的，这个人就是从国民党占领的河北农村出逃的年轻客户李考伦。他几个星期以前才和一位同姓的姑娘一起私奔到这里，这姑娘是跟他同村居住的一位远房堂妹。他俩彼此爱上了，可是按照当地的风俗，这种婚姻是不允许的。不仅堂亲之间互相通婚被认为是乱伦，而且这两个年轻人都已经分别定了亲。他们公然和全村对抗，并且逃跑了。两个人都被缺席判处了死刑。他们逃到了太行山解放区，最后又逃到了张庄。小李向他住在这村的叔叔请求帮助。他叔叔让这小两口暂时在他家里安下身来，可是他们在此避难的消息终于还是传到了老家。姓李的家族派来一个代表，想把他俩弄回去处理。这个代表一到张庄就直奔村公所，要求把逃跑的人交给他。张存喜为了拖延时间，推说不知道有这两个人，由于新兵不足，他就跟李考伦讲开了条件。如果李考伦答应参军，他就绝口不提他的去向，让李家的代表空手而归，并且建议农会给他们两口在张庄分配土地和房屋。李考伦看到自己的生命、婚姻和前途都获得了保障，于是便答应下来。部队因此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新兵。

这次扩兵运动只不过暴露了长期以来日益变得明显的事实——由于强迫命令，任意打人、享有特权和“流氓行为”，张庄的干部和民兵已经逐渐脱离了群众。象这样的村子在区里并不只是张庄一个。老百姓说得好，这些地方“上马的”都是少数几个积极的年轻人，他们这会儿正骑在马上随心所欲地到处乱逛呢！同样，在潞城县里发生这种事情的并不只是一个第五区，而在太行地区的各县之中，潞城县也不算什么例外。一九四七年春天，太行地区的政府和党委注意到这种严重的形势，因而发动了一场“洗脸擦黑”运动，目的就是要制止这一切不良倾向，并且克服掉助长这些倾向的机会主义和享乐主义作风。

这次运动采用的是过“关”的办法，也就是由农民群众选出一个代表委员会，所有干部都必须在这个委员会面前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洗脸”一语出自毛主席本人，他曾经多次解释说，革命领导人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被过去的坏习惯和从各方面包围他们的腐朽的社会环境所侵蚀和玷污，正如他们的脸孔要被自然环境的灰尘所侵蚀和玷污一样。这些污点必须经常地清洗，好比人们为了保持脸部的清洁就要天天洗脸一样。又象一个人不照镜子便看不见自己脸上的尘土，一个人如果不请教人民，也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坏思想和坏作风。这些东西危害了人民，因而也只有人民才能反映出更真实的情况。

张庄农民选出了代表，村干部就在他们面前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检查犯过的错误。但是运动搞得并不成功。区领导刚一提出批评的号召，不但大多数老实农民发表了意见，少数“酸溜溜”的人也议论纷纷。这后一部分人的意见都是带有破坏性的，他们企图打倒革命干部，而不是改正他们的错误。提出这些意见的人，说话时根本不考虑谁能替代他们所愤恨的对象。把他们打倒的结果只会使地主阶级从中渔利。

区领导本来应该让这次批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教育农民区别善意和恶意的批评，从而更好地改造干部，并且使人民受到一次生动的政治教育，但是他们却惊惶失措地打了退堂鼓，他们站在干部一边进行干预。事实上不论善意还是恶意的批评，都被压制下去了。结果，虽然有些干部预感到形势不妙，稍稍改变了态度，纠正了一些错误，可是别的干部——比如王雨来——却变得比过去更加骄横了，凡是胆敢批评他们的人都遭到了报复。显然，如果要使已在分裂干部和群众、损害村政府和农会、损害党支部的那些倾向不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就需要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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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一月，整个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前景仍不十分肯定。这场动荡好象一股旋风席卷了张庄，摧毁了旧的地主佃农制度，把它砸得粉碎，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有谁为它发出哀鸣的话，那只是很少数的人。但是替代它的也不过是一鳞半爪、未具雏形的东西。剥削和特权，有时在改头换面以后仍然继续存在。几乎没有什么被永久地确定下来。建立在千百年传统之上，并且由风俗、宗教、儒家伦理和雇佣军的赤裸裸暴力支持着的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被一批过去无地或者少地的年轻农民暂时取代了。他们苦大仇深，积极热情，勇于创造，向往美好的新世界。然而他们还有私心，很容易走上追求享受、滥用特权的歧途。在突然被推上领导地位之后，既有成百荷枪实弹的民兵做后盾，又有绝大多数分到“果实”的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们将如何行使自己新得到的权力呢？

这些领导人是从旧社会的污泥中爬过来的，身上还带有其出身的印记，他们有没有见识和能力来纠正那些损害运动的过火行为呢？他们能不能摒弃凭着领导地位而取得的一些特权利益，领导所有的穷人站起来，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搞大生产——包括自耕、互助和集体耕种，使张庄摆脱过去那种绝境呢？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能力，那么谁有呢？

 第三部 
访贫问苦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斗争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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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大围棋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毛泽东

华北的冬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季节，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是晴空万里。只有一个金币那样大小的太阳，每天在澄净明澈的天空上缓缓地移动着。令人目眩的阳光照耀到尘世上，使人仿佛置身高原，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可以傲视那不太美妙的下界。周围光秃秃的景象更加深了这种感觉。的确只有在月球上才能见到这样荒凉广阔的山野，没有树木，没有灌丛，也没有荆棘和杂草。

在黄河转折处的黄土地区，人们世世代代修筑梯田，改变了山丘的模样，更加深了人们身临奇境的感觉。黄土筑成的梯田好象花冠上的垂辫一样，一层迭一层。虽然田地都是由同一种赭色的风化土构造的，但是，由于丘岗和山梁上梯田重迭，有晦明交错的光影，因而，整个乡间充满了一种变化莫测的瑰丽色彩。

陌生人旅行到这里，看到地面上冒出烟来，都感到惊异不止。难道这片复盖着大地的黄土竟然会是火山口的外层吗？不，这是从农民居住的窑洞灶房里升起的炊烟。这种洞穴住宅是在垂直的土壁上水平地开凿出来的。土壁位于流水冲出的沟谷两侧，上面顶着梯田。在窑洞的最幽深处，烟道一直通到上面的坡地。缕缕炊烟表明，这些好象荒无人迹的地方是有人居住的。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最后一两个星期，正是在陕北荒原的这样一间窑洞里，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纵览神州大陆，同那些仍然和他一道留在黄河西岸的党中央的同志们共同讨论着他的看法。

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处境确实是够危险的。以独身生活和建立集中营著称的国民党将军胡宗南，在三月份以三十万兵力大举进攻延安地区。这些从来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仗的精锐部队迅速占领了延安，然后向北进攻延川和绥德。到了秋天，胡将军已经占领了陕北的大部分县城和所有的主要公路。毛泽东带着人数不多的司令部，同敌人的侦察兵捉迷藏，而只有二万五千人的西北人民解放军，象牵牛鼻子似地把进犯延安的敌人主力部队引进了内地。在上海和华盛顿的观察家们看来，这就如同三十年代的最后一次围剿战争一样，革命力量完全被包围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处于被活捉的危险之中。

共产党对力量对比的估计完全不同。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圣诞节做的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概括了党的估计。毛泽东后来称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派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报告的语气是异乎寻常的冷静和自信，就是在今天也很难令人相信，它是由一个被悬赏捉拿的领袖从隐蔽着的司令部里发表的。

过去几十年中，毛泽东的足迹几乎遍及了中国本部的十八个省份。在准备这个报告时，他的心目中一定呈现了他那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全貌，他一定是在展望全局，从各种变化出发，从各种矛盾辩证运动出发，展望当时正在中国进行的一场伟大斗争的起伏。于是，从全局的角度来看，他的司令部的处境就仅仅是复杂的全国战役的一个侧面。战争的结果如何，不可能在陕北高原上决定，而最终只能在东北平原和华中的淮河大盆地上决定。

为了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特点，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把中国次大陆比做一个山河纵横的大围棋盘。下围棋，要有几百个同样的棋子，不仅可以围住未被占据的格，也可以把对方无法成活的棋子围住吃掉，这样围成的空格就是自己的地盘。围棋不同于国际象棋，它不是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格点，也不是集中于王，而是遍及全盘。每一个格点对于胜负都有同等重要的影响，胜负是按照双方占格总数的多少来计算的。

毛泽东的传统作法不是“和海龙王比宝”，即不和优势兵力进行正面交锋，而是运动他数目较少的红棋子——他的党指挥下的军、旅、团——采取逐个包围的办法，消灭敌人数目远为庞大的白棋子——先是国民党，接着是日本，而后又是国民党指挥下的军、旅、团。“保卫自己，消灭敌人”，这是斗争的基本要求。

内战在四十年代末期蔓延到了华北，就连小孩子们也很快学会了这种最终打败敌人的算术。在每一个解放了的村庄，歼灭、俘虏的敌军人数和缴获的枪支弹药的数目都被抄成报表贴在墙壁上，使得人人都能看到。显然，随着数字的增长，各方面的力量对比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矛盾的双方就必然会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少数一定会成为多数，多数一定会变成少数；弱者一定会变成强者，强者一定会变成弱者；在一条条的战线上，防御者一定会发展成为进攻者，进攻者一定会转化为防御者；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的中国，最终一定会替代停滞的、反革命的中国。

在军事方面，只有一种作法能够葬送革命军队的胜利，那就是放弃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七年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围棋式的战术。只要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把目标集中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夺取城市，只要他们避免消耗战，每战都集中三倍、四倍甚至五倍、六倍于敌的兵力进行速决战；只要他们利用大部分俘虏人员和缴获的全部武器补充装备自己，使前后方都成为兵员和装备补给基地，那么，人民解放军就必然会赢得每一次大的战役，并且最终在内战中取胜。这就是毛泽东在他的圣诞节文告中对战争前途的预言。

但战争只是政策的一种工具，是政治使用暴力手段的继续。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志愿者的军队就不可能长期团结，军事战略也不可能长期顺利地执行。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对于总政策的问题总是给以极大的重视。为了在政治上占领尽可能多的阵地，革命势力在这方面，也采取了围棋策略，即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社会力量，不能争取的则使他们中立，以此来孤立和打倒真正的敌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党的政治路线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毛泽东所说的“进步势力”是指工人和贫农。“中间势力”是指中农、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学生、教师、教授以及自由职业者；它还包括一切尚未被蒋介石集团的四大家族和与之勾结的外国资本势力吞没掉的资本家。四大家族和外国资本势力再加上地主，就形成了所谓“顽固势力”。

如果“进步势力”坚持以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目标，就不可能争取“中间势力”。更基本的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在一切领域中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必需的客观条件，因此，作为内战的目标，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过渡的社会阶段，其特征是多种成份的经济和几个阶级的联合政府。他用三句话概括了创造这样一种经济的具体途径：“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在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三重经济的基础上，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由各党各派与共产党共同执政。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前夕提出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纲领。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只有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实行这条政治路线，才能保证取得胜利。然而脱离正确轨道的倾向总是不断出现。从许多地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土改中的极“左”倾向和领导的命令主义倾向，都是非常普遍的。下面存在着一种过激情绪，它无视“中间势力”，要求进行彻底的斗争来消灭私人工商业，没收中农财产，完全按照贫雇农的“利益”改变世界。这些报告同时还表明，某些中层干部和农村中一些负责人有着严重的右倾倾向。他们压制贫雇农的正当要求，主张向地主阶级妥协，因为他们害怕国民党的进攻，因为美国大规模援助蒋介石的形势把他们吓得不知所措了。毛泽东和中央对这两种灾难性的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重点是放在反右倾上（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因为右倾会使人从根本上丧失斗志。

农村的“中间势力”主要是中农。这些个体小私有者的人数在全国约为一亿左右，而在任何一个乡村中则占农民人口的20%到40%。取得他们的支持，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变革的实际纲领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

毛泽东在他的圣诞节报告中，非常扼要地概括了一项全面的农村政策：“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

为了保证人们不仅能够理解这些政策，而且能够坚定地加以执行，毛泽东又进一步向全党提出了进行一次大规模整党的号召：

“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获得解决。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的十一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这使我们有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领导一万万以上人口的解放区和二百万人民解放军。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就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

在这个报告发表之后的第三天，《土地法大纲》在全国公布了，它清楚地规定了共产党的新的土地政策的内容，以法律和宣言的形式最明确地指出了今后的道路。

但是规定一项政策和在成千上万个孤立的村庄中实行这种政策，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特别在政策本身含有矛盾成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两条基本原则看起来相当清楚，但在实践中贯彻起来却有困难，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一个矛盾。正象张庄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贫困状态在华北是那样普遍，所以仅仅分掉地主阶级的财产，也还是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贫农要想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就至少要没收轻微剥削者的一部分财产。在很多乡村中，甚至严重侵犯了这种中等家庭之后，也还是满足不了全体贫农的翻身要求。对于中农来说，不要说实行剥夺，即便稍微侵犯一点他们的利益，也会使他们感到惶恐不安。而保护中农，不使他们遭受任何侵犯，却又会使许多贫农感到失望，并且无法解决他们缺驴、少犁、没有大车的困难。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地主阶级被打倒和剥夺之后，土地革命的风暴仍旧没有停息。这样就产生了对抗。随之而来的就是命令主义、享乐主义和机会主义。如果这个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很难期望民主能够得到发扬。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一场大冲突，将使农民当家作主的局面在尚未站住脚之前就被葬送掉。这样的结果，只能让国民党及其美国主子坐收渔翁之利。

这就是一九四八年冬天共产党在所有老解放区内组织工作队，并把他们派到具有代表性的村子里复查土改运动的原因。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几个地方集中了强大的力量，希望对各种情况获得准确的估计，然后制定出一个适用于每个地区特殊情况的行动纲领。在这里，作为指导方针的是“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中国的革命领导者在处理一切重大问题时用的都是这种方珐。他们先小规模地在个别村子中调查和解决问题，随后再把取得的经验大规模地推广到全区和全县。

共产党在潞城县挑选了十一个村子，张庄便是其中之一。这并不是因为张庄是什么典型，而是因为那里有许多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造成了一种极其复杂困难的、潜伏着危机的政治局势。如果张庄的问题能够解决，整个地区就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了。

当我和译员戚云到张庄去了解土地改革情况的时候，我们对这一切都是完全不知道的。我们选择张庄是因为它离我们教书的大学最近，每天可以很方便地步行前去，天黑以前返回住地。

参见《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一一三九页（按：引语是题解中的话——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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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进　村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一天，戚云和我第一次动身到张庄去。天不作美，夜里下了两寸厚的雪，完全消除了春意。而在上星期欢庆春节的活动中，大地回春的气息还曾使我感到格外激动呢。没有蓝天，也没有白云，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阴霾笼罩着周围的世界。云层底下是那么昏暗，似乎新雪也失去了它的洁白，隐没到朦胧晦暗的天色中去了。朔风刮过封冻的大地，寒冷刺骨。即使我裹上了那件厚厚的羊皮大衣——这是我最贵重的财产——也仍旧保不住温暖。戚云只穿着一身旧棉袄，脖子上围一条毛围巾，一边走着一边不住地打着寒颤。

戚云身高不过一米五，要看见她的脸庞，我就得弯下腰去。但就是这样，也还是看不到多少。为了避风，她低着头，把软沿帽戴得低低的，完全遮住了前额，只露出灰白的、紧紧闭住的嘴唇。她的手对插在宽大的袖子里取暖，使两臂在胸前连成了一个圆筒。她低着头，胳膊紧贴着两肋，迎着风倾身向前走去，就象是一个旧蓝布包袱，也说不上是女人，是小孩，还是直立行走的熊猫。我几乎笑出声来，但这股冷劲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不过严寒倒有一个好处，雪不会融化，使我们穿的布底鞋不致于马上湿透。

一般可以料想，在这种天气里，乡间是不会有多少人的。而那天的田野显得特别荒凉，地面上渺无人迹，也没有任何动物的踪迹。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村庄，看起来好象一座久已遗弃的废墟，只有耗子、田鼠和狼出没其间。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碰上的第一个人，并没有比天气更加令人放心些。大街上空无一人。每路过一个大门，我们就往里张望，发现院子里也同样空无一人。正走着，旁边小巷里突然闪出一个穿着深蓝色干部服的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支子弹上了膛的手枪，随时准备射击。

“同志，”戚云镇静地打招呼，“我们要找区长。”说完，就把一封盖着北方大学印章的介绍信交给了这个带枪的人。她终于掀起帽沿，在厚睫毛下面露出一双黑眼睛，勇敢地看着这个人。

“我带你们去吧。”那人说罢，右手握住手枪，左手笨拙地翻着介绍信。他见我们盯着他那支枪，又补上一句说道：“操枪弄棍的，实在对不起。昨天我们这里出了乱子。”

他转身带我们走上大街，一边走，一边还溜看着每一家的院子和每一条胡同，显然神经有些紧张，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我们走过一道高大的砖墙，这堵墙把以前属于教会的大院同街道隔断开来，又拐进一个宽敞的前院，就是区政府的所在地了。在一间低顶棚、泥土地的屋子里，有两个穿蓝衣服的干部坐在一张矮桌旁边。他们站起来欢迎我们，说话时哈出一缕缕白汽，他俩也象我们的向导一样，佩带着德国橹子。

从桌旁站起来的两个人里，有一个就是李区长。他接过我们的介绍信，看了看，对我们表示欢迎，然后也为带枪表示歉意。

“我们平常是不带枪的，”他说，“可是这里情况特殊。昨天有人企图杀害我们一位干部。”

“知道是谁吗？”戚云问。

“我们抓了四个嫌疑分子，他们都是本村的领导干部。可是谁知道呢？凶手也许还逍遥法外。我们不能麻痹大意。”

这位李区长个头矮小，脸上笑容可掬，天生健谈。第二个人比李区长高出一头，他是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侯宝贝。李区长把信递给他，建议他安排我们走访一两户贫农家，先了解一下村里的情况：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侯宝贝慢慢地说着，仿佛每一个字都颇有份量，“我们进村已经一个星期了，除了访贫问苦，别的都还没做。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基本群众，如果你们想同他们谈谈，我可以去安排一下。”

侯宝贝所说的“基本群众”，是指那些老实可靠的贫农。

侯同志急于给我们介绍几个真正的贫农，戚云和我也急于想见到他们。当时，我觉得自己很象一个美术馆里的观众，被人引进一个陈列着活展品的大厅。

侯队长领着我们跨出门外，穿过大院来到街上。他一路上没有掏出枪来，也不象第一个向导那样紧张地东张西望。虽然明知要冒风险，他仍旧表现得镇定自若。显然，他可不是一个轻易就会受惊害怕的人。

我们往南拐到大街上，又向东走进一条窄巷。这里阴影很重，一时我还以为黑夜已经来临了呢。

侯同志一直把我们领到一间凄凉、黑暗的土屋跟前，土屋里几乎一无所有，只是靠墙立着一个高木柜子，一条矮炕，一台土坯砌的锅灶。看得见的用具只有一口大缸、三只带裂缝的破碗和一口铁锅。这就是贫农王文斌的栖身之所和所有家产了。

外面的北风呼呼地扫过空巷，屋里静静的空气也象北风一样寒冷。王家的铁锅坐在灶上，可是灶膛并没有生火。屋里连一根柴禾棍也找不到。只有唯一的那扇窗子上糊的窗纸说明这家并不是从来都不生火的，窗纸多年没有更换、被烟熏成了深褐色。纸上有两三处破得相当厉害，但这些并没有使屋里变得更冷，因为进门的地方从来就没有门板。当我们的眼睛开始适应屋内的黑暗时，发现四周的墙壁和用树条编的顶棚，都被烟熏成了黑色。

走进这间小屋，一股难以形容的臭气扑鼻而来。这是一种有机物的刺鼻气味，但却不是粪臭。后来我们闻惯了这股味道，它是从这家人喉咙深处发出的生蒜气味。如果一个人距离食蒜者近到能够吸进他刚刚呼出的气体，那股刺鼻难闻的恶臭简直不堪忍受。这间冰冷屋子里散发的气味，老使人想起某种腐烂的东西，我们俩都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我们挨着炕沿坐下。王文斌的老婆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身上盖着全家唯一的一条破被子。王文斌自己蹲在门口，背朝我们对面的墙壁，就着门槛磕打烟灰。他不停地装烟袋，点起来大口地吸着，然后再装一锅。充满蒜味的空气中又混进了一种烟草的辛辣气味。

王文斌的两道浓眉和杂乱的胡须，使他的宽脸庞显得格外突出，他身上带着一层黑黑的污垢，显得特别黑，这些污垢只有在长治的澡堂里花上一个下午才可以洗掉。他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撑着松大的棉袄，好象蜥蜴皮似的。棉袄上到处是窟窿，一块块肮脏的棉絮绽露在破口外面。只有袖子上打了补丁。这件棉袄年年破、年年补，看来很难起到什么御寒的作用了。可是他蹲在我们面前，显得很舒坦似的。

屋里很暗，看不清王大娘的面容。我只记得她有几缕斑白的头发，笑的时候露出光秃秃的牙床，皮革似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穿着一件满是油污的黑褂子。

在我不断的催问之下，老王开始慢吞吞地、断断续续地给戚云叙述他的经历。她把他说的一切都翻译出来了。

王氏夫妇在张庄曾有过一块土地，但后来典给地主抵了一笔小债。饥饿驱使他们背井离乡，到处流浪，要了好几年饭。战后他们回到了老家，用随身带的钱买了三亩土地。在分配“果实”时，他们又得到了十五亩地。但是由于没有牲口，王文斌又干不了重活儿，所以生活仍然艰难。

“我入了互助组，”这位老农满面愁容地说道，“可我象是尽给旁人干活儿，他们从来也不顾我。组里有四户贫农，军属家所有的活都是我们这四户干的，可我们什么也捞不着。”

“要说分配，我没得上多少。干部说我是老顽固，连个牛尾巴、驴蹄子也不给，可是旁人都得到了。我没分着大车，想买个柜子他们都不让买。那柜子也叫旁人捞去啦。人家当干部的可是想要什么就得什么。”

“你没分着什么顶用的东西么？”戚云问。

“分倒是分着了，就是一张长条桌、一只小木箱、一条旧裤子、炕上那块毡子、两套小孩的破衣服。”

“这个木柜呢？”戚云指着那个立柜问道。

“哦，不，这不是我的，是邻居家的。人家嫌它占了织布机的地方，就把它搬到这儿来了。”

“你没有分到房子么？这间房子呢？”

“这房子我一直住着，早先它就是我的。后来地丢了，房子也就没了。这会儿它又物归原主了。”王文斌说话的时候没有丝毫热情。

“你对你的成份有什么想法？你还觉得你是贫农吗？”

“我觉着我真翻身了。”王文斌说，“眼下我有二十亩地、一间房子，有吃的，不欠债，可我还是个贫农。因为我没有牲口，谁都说我穷。耕地得出花销，推磨得自己干。我的地薄，这一带就没有一块好地。我也老了，没本钱做手艺活儿。老伴倒能纺点线，不过一天只能纺二两。纺多了胳膊疼。一斤线去合作社只能换一斤半棉花，工钱太少了。”

老王把这许多困难都归咎于坏干部。他主张所有的贫农都应该坚强地组织起来，保卫他们自己，“因为村里兴许还有坏分子”。

我们正准备离去，又一个农民从门口走进来。他谈话的兴致很高，而且极想和外国人接触。他今年五十四岁，身体强壮，精力旺盛，是个活泼灵巧的人。他留着梳剪过的灰胡子，这使他的脸庞有点象伦敦俱乐部里的一个绅士的神气，他的棉裤是用没有染色的白粗布做的，而村里大多数男人都穿黑色和蓝色的，这就更加强了以上的印象。但白色实际上是贫穷的标志，说明他买不起染料，而我却由此而想起了上海和香港的板球俱乐部里那些富有的殖民官吏。他穿着淡蓝色的干净外衣，头上戴着毡帽，手里拿的不是普通的木杆铜头烟锅，而是银制的烟锅。

这个农民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叫申全德，是一个“基本群众”，接着就天南海北没完没了地讲起来。用不着向他提什么问题，话语就象流水一样，滔滔不绝地从他嘴里倾泻出来。

他早年生活的艰辛和老王差不多，但他没有细谈。他想告诉我们的都是这个村子从日本人手里解放以后发生的事情。他赌咒说，那些新干部比老的还坏。他按好坏给他们排了队，从张兴发开始——这个党支部书记还可以容忍——直到治安主任王文则和民兵队长李洪恩——他们简直都是恶霸。

可是干部到底把我们这位提供情况的人怎么样了还是不清楚。他说，因为他自己敢讲话，他们就说他是特务，不给他应得的一份“斗争果实”。没等换过一口气，他又夸口说他得到了十八亩地，一部分粮食和衣服。他只不过因为到马场的教堂去祈祷，就触犯了干部，他们为这给他扣上了一顶特务帽子。虽然他现在照常去开会，可是什么话都不敢说，只是担惊受怕地坐在背阴的角落里。

“毛泽东”，申说，“不会赞同这样的！”

要是耐着性子坐着听他讲，这位手拿银烟锅，穿着白棉裤的贫农可以一直把我们从白天留到半夜。可惜我们不能这么做，天黑之前还得赶回高家庄去。我们打断了谈话，向王文斌和申全德告辞，这时候申全德还在滔滔不绝地发泄着心头郁积已久的牢骚。

我们在暮色中沿着平川往回走时，我问戚云对我们遇到的人有什么想法。

“我看老王挺老实的，”戚云说，“他知道的不多。那个姓申的太爱吹牛，他的话我一半都不相信。”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她默默地快走了几步，又补充道，“这个村的问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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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紧迫的问题压倒了其它一切工作，就是需要调查前一天发生的企图谋害一个工作队员的事件。

关于这个阴谋的确凿事实很少，侯队长扼要地给我们作了如下的介绍：

张全儿是工作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他在天黑以后从申全德家返回区公所。忽然一个不知名的凶手从他背后窜上来，把他撩倒，掐住他的脖子，使他失去了知觉，然后把他拖向附近的一口水井。妇女主任胡雪贞听到张全儿的叫声，连忙从炕上跳下来跑到街上，可是等她赶到时凶手已经跑了。她发现这位年轻干部被堵着嘴，昏倒在离那口深井几尺远的地方。胡雪贞以为他死了，还没有来得及细看，邻居教徒申全德和李何仁也从家里跑了出来，立即奔向区公所呼救。他们和几个工作队干部一起回来，把小全儿瘫软的身体抬上担架，送往潞城医院。县里唯一的医生诊断他是严重的皮下出血，由于暂时的窒息造成休克，但是伤势并不严重，不致有生命危险，大概几天之内就能回去工作。

有谁能够干出这种事情来呢？迅速赶到现场的农民申全德和李何仁，都一口咬定是王雨来和他儿子王文则干的。他们过去不是土匪吗？他们不是威胁过全村吗？除了他们俩，谁还能有这样的歹心呢？当然，也有可能他俩并没有亲自动手，而是怂恿副主席王喜友或民兵队长李洪恩去执行他们的计划。他们本来就是一伙儿的，不管由谁亲自动手，他们肯定是这桩罪行的幕后指使人。

很多人都同意这个看法，无论工作队的干部问到哪里，得到的总是同样的回答——王雨来！于是当晚王雨来和他儿子王文则以及与这父子俩关系最密切的两名村干部都一起被关押起来了。

面对这个猖狂的反革命事件，侯队长作出了一些紧急决定。他给工作队每个成员发了一支短枪，要求他们在区公所里集体吃住，并且决定停止其它一切工作，直到查出可以把关押起来的人判罪的足够的真凭实据。

继这些步骤之后，侯队长又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改组村政府：全村所有的党员和非党干部都一律停职；一切群众组织，例如农会和妇女会都全部解散；并召集党支部全体党员秘密开会，审查他们过去的工作，这样做实际上便停止了他们的一切正常活动和职责。

这些措施使村子失掉了它的政府，失掉了全村范围的组织，失掉了党支部的领导。不管怎样，这个支部从一九四六年仲冬以来，毕竟决定和领导了全村的每一次行动。

这样做造成的真空，只有工作队本身才能填补，侯队长和他的助手必须接管村政府的权力。这使工作队除了要完成他们本来的任务——对翻身情况进行调查和整顿——和侦察那个严重的案件以外，还得负责处理村中一切日常工作。

追查案件的工作继续吸引着全村的注意。从早晨、中午直到晚上，农民们围成大小不同的圈子，凑集具体证据，回忆和这个神秘的袭击有关的各种细节，并且加强了反革命永远别想动摇他们新政权的信心。许多零星片断的证据证实了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暴行是雨来和王文则干的这种想法。李何仁仔细地检验了他从张全儿嘴里取出来的毛巾，发现它确实和王雨来家里找出来的另外六条一模一样，王文则媳妇仙娥也确认这些毛巾是一样的。申全德说，这次罪行发生以前几小时，他曾经在出事地点附近看见雨来和他那个坏得出名的儿子在一块策划。他甚至还自称听见其中一个人说：“别着急，只要我还当着干部，早晚有一天能报仇。”这些说法，大部分都是由一些同被告有冤仇的人提出来的，因此没有一个站得住脚，把它们拿到县法院里去也无法构成可靠的证据。谁都知道，全村所有的毛巾几乎都是从邯郸的同一个合作社里买来的，上面用英文印着“早晨好”。

三月十一日，中共太行区党委命令侯队长，把调查任务移交给专门负责这类案件的潞城县公安部门，并且率领他的工作队回过头来继续搞土改问题，他原来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才到村里来的。侯队长这样做了，但是心情很沉重。他感到自己在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中遭到了失败，为这件无头案花去的所有时间全都白白浪费掉了。别的工作队员也和他一样感到沮丧，只有戚云和我是另外一种心情。我们作为观察员，每天步行三里到张庄来。每次访问都使我们对村子增加了了解，接触了各色各样的新人，而最重要的是，同掌握村子命运的工作队混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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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工作队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

派往张庄协助贯彻《土地法大纲》的工作队中，没有高级干部和党的领导者，也没有具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组织人员和宣传人员。工作队的一部分成员，是最近才从潞城农村提拔起来的脱产农民干部，另一部分成员则是北方大学的学员和教员，他们多数是第一次体验农村生活。总共大约有十五个人参加了这次土改。可是真正在队里参与其事的人数，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因为有些人原先被派来做这项工作，随后却又调到别处去执行紧急任务；另有些人为了回家处理私事、养病或者收获庄稼，偶尔也要请假离开。

派到张庄去的地方干部，都是跟张天明、张贵才和师福元一样的农民积极分子。这三个人在离开张庄担任区级干部以后，同样被编入工作队派到其它“重点村”去。县里其它各区情况相同的人则被派到张庄工作队来。根据回避政策，从小在本村长大并且担任领导工作的人，都被派到其它村去协助进行改组，而这个村则由别的村派人来。所有工作队中由地方干部组成的这种核心，随后由于有远道而来的、多半在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参加而得到了加强。

我和戚云在张庄看到的那个工作队，以一个缩影的形式反映了产生它的中国社会。参加工作队的人几乎来自国内各个社会阶级，其中也包括地主阶级。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虽然是主要的斗争对象，但是统一战线却经常吸收那些被称为“开明士绅”的人参加。因此作为个人，甚至地主，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是地主的子女，也可以参加革命，然后参加工作队。土改工作队这种复杂的成份，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巧合，而是政策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产物。中国共产党认为，革命就是许多阶级和阶层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广泛的行动，即使在最基层也要实现这种联合。

张庄工作队的队长侯宝贝，原来是潞城县第五区下舍村人。从张庄往西北走，不出十里就是下舍。他今年二十九岁，高个子，硬身板，脾气倔强。侯宝贝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只手。这双手结满了老茧，粗大而且有力，抓锄把子一定要比握笔杆子更为合适。这两只手长在一对结实的胳膊上，而这对胳膊又长在骨骼粗壮、肌肉发达的身板上。他的身体则由一双总是稳稳当当地站在地上的大脚支撑着。侯宝贝虽然身高体壮、行动迟缓，可是举止却庄重有力。他的每一个行动都要经过审慎的考虑。尽管思维言谈显得缓慢，他并不是一个傻子。他绝对忠实，而且非常腼腆。负责工作队的工作在他看来是一副相当沉重的担子。对于如何开展工作，他一点把握也没有。虽然他自认能力不及，可是县领导要他担任工作队长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他在生活习惯和感情方面完全和农民打成一片了，用不着问别的农民在想什么，他似乎凭借直觉就能了解他们。他讲话实际，满口大众语言，听起来朴实平易。只要他张嘴，大伙儿就都听他的，因为他没有一句废话。

“我从小就是这种犟脾性，”当我们问起他的生活情况时，他这样告诉我们，“我家亲戚嫌我们什么也没有，瞧不起我们，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一开头我就觉得，个人栽了跟斗，还得自己站起来，俗话说：‘三岁看少，七岁看老。’我小时候亲戚乡邻就料定我不是能人就是坏蛋。我家虽穷，可是我们常说：‘人穷志不穷’。早晚拼上命干活，从没向人伸过手。”

和前面提到的许多年轻干部一样，侯宝贝也做过不少年工。他年纪轻轻就跑到一家很大的市镇旅店做事，开始是当小伙计，后来当店员；回乡后干了一阵长工，接着就跑到山里煤窑去当矿工；收庄稼时他替人家当季节工，随后被拉到民伕营里修筑通往长治去的铁路；从民伕营里逃出来以后，他到县城拉起了人力车，最后又到一家大面粉厂里看管机磨。他就是这样跑遍了不少乡村，周游了大小城市，和许多地方的人一起干过活。虽然他没有沾染上城市的油嘴滑舌，却懂得了不少人情世故。

侯宝贝在他全部的动荡生活中始终同抗日运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哥哥领导过下舍村的地下组织，在抗战胜利日以前被伪第四中队杀害了。村子从日寇统治下解放出来时，侯宝贝立即赶回家乡，参加了反对伪军汉奸的运动。他在这个运动中表现了突出的勇气和能力，乡亲们选他当了村长、农会主席和民兵指导员。

“清算运动”开始后，侯宝贝已经成了他那个村子的领导者。他工作得很出色，因此不仅在下舍，而且在整个第五区内当选为“翻身英雄”。在以后的全县范围的选举中，他又成了模范土改工作者，他得到的票数名列第四。“发给我的奖品是一张新犁，”侯宝贝说，“开完选举会，我们这些英雄模范都被请到县城去参加庆祝活动。又是话剧，又是唱戏，老戏新戏全拿出来了。我们衣襟上都戴了红花，骑着马，穿街走市。回家去的那一条路上，每个村子的人都出来欢迎我们；大伙儿排成队，吹拉弹唱，从庄稼地里过去，一直把我们送到下一个村口。”

显然，侯宝贝对张庄老乡来说，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侯宝贝在工作队的副手名叫李松林，因为个子矮，人们都叫他“小李”。他是个胖胖的、乐观的人，今年二十六岁，生在固村的一个中农家庭里。这个村子座落在遥远的山区，日军从来没有占领过它，可是为了摧毁那里的游击队根据地，曾经对它进行过反复的袭击。鬼子杀了李家的牛，抢了李家的驴，村里的农民都躲进山洞隐蔽起来，没让鬼子发现，才免遭杀害。

小李在学校里一直读到十五岁，然后在他爹的地里干了两年活儿。战争爆发后，他到县游击政府当了一名通讯员。因为他识字，不久就被提拔起来去刻蜡板。后来他当了第三区的文书，最后又被提升为县法院的助理审判员。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进行的，县政府经常转移，谁也料想不到敌人下次会从哪边进攻过来。小李曾经被鬼子包围三次，每次都侥幸只身脱逃。有一次，鬼子砸开前门闯进院子，县政府的全体工作人员都翻过后墙转移。敌人还是抓住了县委文书，把他杀死了，县长的警卫员也被打死。小李在跑掉之前仅仅来得及穿上裤子，他的上衣、铺盖和非常宝贵的自来水笔都丢了。

战争结束后，小李担任过各种重要的工作，例如地方小报的编辑、县委组织部的干事、第四区副区长，等等。

另外四个家在本地的队员，工作队工作结束以前，是一直留在张庄的，他们是：韩金明，三十岁；张全儿，二十三岁；李文忠，二十五岁；梁记虎，二十六岁。这些人作为游击队的战士和本村农民的组织者，都有着自己出色的经历。容貌英俊、精力过人的李文忠，幼年生活就很悲惨，他一生的遭遇具有代表性。

李文忠谈起自己的身世时这样说道：“我生在西蛇河村，家里一无房子，二无土地，要什么没有什么。我两岁时，一个穷苦农民没有孩子，就把我买了去，带到马场。这个人——你管他叫养父也行——是个雇农，因为抽大烟，一个钱都剩不下。说到我自己，从记事的时候起就替人家做活儿，或者出去要饭。这样一直捱到十四岁。”

李文忠十四岁上从家里跑出来，参加了属于阎锡山晋绥军的上党游击大队，这支部队在他加入以后不久便被八路军包围了，接着投向了革命一边。这个年轻的新兵就在举世闻名的八路军里当了一名司号员。几个月后，部队要向山东转移，大伙儿嫌他幼小，就把他留在当地了。

于是李文忠在一家工厂干了两年，又在民伕营干了六个月，然后便回家种地。他亲眼看到他养父在长期吃豆饼后活活饿死，自己为了活命，只好到太原当了拉人力车的苦力。那里，他被骗进一个营建队，随即又逃出来，当了驮煤苦力，最后终于回到家乡。没过几个月，游击队和正规军在攻克张庄炮楼的那次战役中，同时也解放了马场。

这个从前的乞丐，立刻投身到反奸分地的运动中去。有家大财主，埋藏了三万七千多块银元，为了争这笔财产，发生了一场村与村之间的斗争。他帮助解决了这场冲突，从而成了村里的领导。不久以后，他又当选为村里党支部的书记，接着就被调到第五区去当脱产干部。张庄工作开始时，李文忠还是一个光棍，这在潞城县十八岁以上的青年男子中是很稀有的事情。

从本县各地来到张庄贯彻《土地法大纲》的就是这样一批土生土长的人。他们同潞城县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都经历过战争的摧残和饥馑的折磨，解放后在农村生活的改造中也都起过领导者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说，把这一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就好象呼吸一样自然。

但要使这一工作获得成功，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成功有赖于多方面的因素：要能掌握复杂的形势，要有分析和组织的能力，要有正确的政策。这里，除了最后一点外，关键在于锻炼。

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土改培训工作就在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高级干部中开始了。《土地法大纲》在还没有公开发布的很长时间内，已经发到了晋冀鲁豫边区的所有领导人手中，并且在一次长时间的大会上进行了正式讨论。在历时八十五天的会议讨论中，集中检查了每个到会者的思想。

冶陶会议上作出的估计认为，边区的土地改革，总的来说还远远不够彻底。那种认为有些地方斗争可能过火的意见，在会议上是被忽视了。有些明确的警告，例如决不能把中农当作“斗争对象”，不能不给地主富农留下生活资料，不能侵犯工商业等等，虽然屡次提到，但基本上还是没有引起注意。强调的重点是放在毛泽东的两条原则中的第一条——“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上。

“我们必须从贫雇农的阶级观点、方法和立场出发。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我们必须事事都和他们商量，每件工作都从他们的利益出发。”边区党委书记薄一波的这一番讲话——这些话只代表毛的一部分观点——成为指导土改继续进行的一面旗帜，被高高举起。

因此，潞城县党委委员们从边区开完会议回来，便决心要进行一次大整顿。他们立即开始重新研究有关潞城县翻身运动的材料。他们看到统计数字表明，几千个农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就推论这是由于封建主义还没有被彻底摧毁。如果经过三年的“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运动，封建主义在潞城县还没有被彻底摧毁，那么除了共产党以外，又有谁应该受到责备呢？

县委对各村党支部同志的出身作了一次匆忙草率的审查便确信，基层党员中至少有百分之四十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他们把普遍存在的穷人没有翻身、命令主义、享乐主义和徇私舞弊等等现象，全部归结到这一大批人的反革命阶级出身和破坏活动上。

审查的结果，把县领导在一九四六年做出的乐观估计倒过来了。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潞城县委宣布，在它所管辖的地区之内，土地改革即使不是半途夭折，也是极不彻底的。

县委马上召开全县脱产的政工干部会议。会议在二月整整开了一个月，地点在鹿家庄。陈书记向到会的干部详尽地介绍了县委对形势所做的新的估计。针对当前那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他责备了自己，也责备了到会的党员。在他的要求下，到会的人都汇报了自己的出身，并且对过去的行为都做了深入的自我批评。那些承认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受到了警告或停职的党纪处分，还有几个坚持不做自我批评或者为自己过去的错误行为进行辩护的人则被开除了党籍。会议结束后，大多数人都回村参加工作，准备在全县掀起一个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大规模改组村政府、党支部和群众组织的运动。

当这些男女干部们担负起这项新的任务时，他们心里总是回想起陈书记在总结报告中说过的一句很生动的话：“谁在村里找不到贫农，谁就没有资格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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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这个以农民干部为主的土改工作队的北方大学的学员和青年教员，完全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全部工作的目标是要推翻地主阶级，可是他们自己直接或间接地总是同地主阶级有着一定的联系，这可以举出那个瘦身材、尖鼻子的徐教授来做例子。他是从北京来的一个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体力劳动，更谈不上挨饿受苦。他对中国人民实际生活的体验，至少可以说是很片面的。可是在另一方面，他的学历却是相当出色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博览群书，并且热情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可以和任何一个人辩论价值学说的细节。他把这次张庄之行看成是一个大好时机，认为有助于自己研究和搜集中国农村生活的第一手资料，进而丰富自己的理论见解。他带着大量的书籍和文具来到村里，可是刚跟农民接触，就感到茫然若失。他发现农民说话难懂，想法离奇，举动也很粗鲁。徐教授本来抱着满腔良好的愿望，可是下乡以后却好象鱼儿离了水，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

给我当助手和翻译的戚云，对于农村工作就比较适应了。她在三个从大学来的妇女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虽然她的正式任务是做我的助手，可是没过多久她就成了工作队里重要和活跃的成员，并且跟别的成员一样担任了很多工作。遗憾的是，我们实在太忙，要参加会议，要和老乡谈话，又要逐字逐句记笔记，还要翻译图表和文件，所以我从来没有正式问过她的经历，而她也很少主动讲到自己，她为了保护仍然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家人，甚至连名字也更换了。

关于戚云，我只知道她是沿海一座大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日本侵略华北后不久，她就去了延安。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整个华北迫切需要受过训练的干部。许多人步行、骑驴或乘坐牛车离开了延安，戚云也加入了这支出发的队伍。她在马歇尔特使主持的军调小组里当翻译，后来又转到解放区救济总署做同样的工作。

戚云那和蔼的圆脸庞上，每一个细小的部分都不怎么漂亮，可是综合在一起，就显出了女性的魅力。她对衣着和发式并不讲究。每天早晨，她总是把柔美的长发卷起来塞到软沿帽底下，只有几绺刘海还露在外边，使自己严肃的面容上稍带一点妩媚。宽大的棉袄完全遮盖了她的身段，只有那一双穿在自己做的、好看的棉鞋里的玲珑的小脚，可以使人想象她的身段是柔美和匀称的。

我常常想，象戚云这样一个女人，在城市里度过一段比较优越舒适的童年生活之后，到贫瘠的华北农村来过这种艰苦的革命干部生活，一定会感到难以忍受。可是她对寒冷、疲劳、虱子、跳蚤、粗糙的食物和坚硬的木板床似乎都毫不介意。她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到群众中去”的一部分。只有群众发动起来了，才能建立她梦寐以求的新中国。

戚云在极端艰苦的物质生活面前表现的高昂情绪，说明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在进村的第一天就发现了，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干劲远远要比地方干部高得多，虽然土地改革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

本地干部虽然工作稳当，但是缺乏热情。晚上开会检查当天工作和制订下一步计划时，他们往往坐在那里，好久都一言不发，好象思想上压着什么沉重的负担，阻碍他们张口说话。

北方大学的学员和教员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怀着满腔热忱，急不可待地深入到农村里的事务中去，对他们同胞的生活不断有新的认识，跟那些在学术生活中决不会接触到的人们建立崭新的、有意思的友谊，并且把随之而来的艰苦生活看做是一种历险，看做是为将来的革命工作而锻炼自己。他们都希望能毫不畏缩地经受住这次考验。这并不是说农村生活比游击大学更艰苦，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好一些。在张庄，至少伙食还有一点花样，农民有时也烧炕取暖，这些在大学里都是谈不上的。那里既吃不上麦子，也吃不上玉米，学员的伙食总是单调的煮小米饭。作为教职员和学员宿舍的阴冷的石头走廊和高顶屋子，以及后院里用土坯砌成的房子，从来都没有生过火。

肮脏和污秽包围着贫苦的农民，难忍的痛苦折磨着大量的病人，这使农村生活对人们成了一种考验。虱子咬得发痒，臭虫留下肿疱，大伙儿还可以开玩笑管它叫“革命热”；但是象丹毒、疟疾、肺结核和性病造成的慢性死亡，可就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了。土改工作者们就是跟这些病入膏肓的人吃同一锅饭，睡同一铺炕，并且在一起挨着虱子和跳蚤的叮咬。然而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口出怨言。大家下来的时候，对于这些，甚至比这更恶劣的条件，已经有所准备了。

他们和地方干部一样也要经过培训，而决不是听其自然，或单凭自发的革命热情。在所有工作队员出发下乡之前，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都有了自觉的提高。新的《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后，一连几个星期，全体师生的时间都用在分组讨论会上。每一个大学人员，不管他的地位如何，都回顾了自己的历史，检查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在学员们居住的冰冷的宿舍里，十五到二十个人分别组成一个小组，连日研究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并且讨论每个人的情况，看他的出身到底是地主还是农民，是商业资本家还是自由职业者。为了“参加革命”，出身上层阶级的人必须同过去的一切关系实行决裂，坚定地站到工人和农民的立场上来。他们必须下决心切实奉行革命的原则（这些原则在理论上很容易对他们有吸引力），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言行一致。

对于很多人来讲，采取一种新立场决不是什么抽象的问题，决不是单凭对这种立场的经济上的优点或政治上的优点进行客观推理就能决定的。他们自己的家庭已经或者不久就要遭到打击，他们的父母有些已经被狂怒的农民殴打致死。有些人可能还要到自己的田产所在地区负责平分土地；他们必须准备着，农民的控诉和行动也许会使他们家破人亡。新的土地法令反对一切打人和肉刑，反对任何挖寻地财的做法，反对一切“扫地出门”的解决方式。尽管如此，农民和干部们过去就曾经违反过政策。将来斗争激化了，他们还会违反政策的。谁要以为将来什么都会和和平平，那就太幼稚了。

许多参加土改的人夜里都睡不着觉。当他们面临这种抉择，或者面对过去的错误时，他们吃不下饭，甚至痛哭流涕。就连那些出身中等家庭的学员也感到这种改造过程是痛苦的。他们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整个生活，重新检查他们所信奉过的一切价值标准，并且献身于那个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个人利益的事业中去。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看起来都是心怀感激的。艰苦的生活、思想斗争、集体的友谊和思想改造以后的身心愉快，使几乎所有的人都深为感动。他们知道自己离革命的心脏更贴近了，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着一个从“我和我的希望”到“我们和我们的需要”的觉醒和质变的过程，这使他们感到欢欣鼓舞。他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体会到了这种觉醒的巨大的推动力量。“到农村去”的号召刚刚发出，他们就满怀热情地出发，去同过去的腐朽、邪恶和痛苦的一切进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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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有功劳的分一份，没功劳的也分一份

为什么土地改革一定要依靠贫农雇农组织贫农团呢？因为，贫农雇农他们现在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他们人数最多，长年劳动，地是他们种的，房子是他们盖的，布是他们织的，但是，他们常常没饭吃、没房住、没衣穿，他们生活最苦、他们最受压迫、最受剥削、最为人所轻视，所以贫农雇农最革命，天生的是革命阶级，他们天然是翻身运动的带头人。

——《晋冀鲁豫边区农会筹备委员会告农民书》
一九四八年三月

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发布的一项解释《土地法大纲》的通告，使工作队的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个通告在广大边区的所有报纸上同时刊出。它用通俗的语言和简短的篇幅，向经过长期奋斗还没有得到翻身的农民说明，新的土地法令对于他们的意义。

工作队的副队长小李是个非常好的演说家，他站在张庄一所二层洋房的长形顶楼一端，大声地宣读了这个文件。这座洋房过去是在外地主和军阀徐将军的家，现在作为“剩余财产”被村公所征用了。顶楼里五六十个农民分散地坐在砖头和木墩上，间或也有几个坐在马扎上（这些东西都是顺着外墙上一架陡梯带上来的），他们全部是由工作队挑选出来的全村最穷的农民。男人们围着坐成几圈，有的点起烟袋吸着，有的只顾全神贯注地听着；妇女们也聚成几堆，各自忙着手里的活计，有的纳鞋底，有的捻麻线，还有的把大轴的棉线绕成线球。母亲们都小心地关照着自己的小孩。这些衣服破烂、满脸肮脏的孩子，光着屁股在人堆里乱窜，笑着，互相追逐着，哭着。不会走路的婴儿，香甜地吸吮着母亲袒露的、胀满乳汁的乳头，或者甜密地睡在母亲的怀里，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响彻顶楼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话语，正在宣布着一种将要改变他们整个生活的伟大力量。

“全边区农民兄弟姐妹们！”小李以一种话剧演员的动听的语调说道，“两年以来，我们边区曾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全边区约有一千万人口已经彻底翻身，但还约有两千万人口翻身不彻底，翻了半个身，或者只翻了个空身。”

说到这里，人们都点着头，互相交头接耳。显然，这些农民都觉得自己是包括在这两千万还没完全翻身的人里面的。

“现在人人都要彻底翻身。”

“过去的运动出过一些问题。我们有一些村干部或者他自己本身是地主出身，或者他虽不是地主出身，但是他听了地主的议论，有些战士和干部的亲戚是地主。这些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农民们并没有分析一下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张庄的情况，就热情地接受下来了。因为这表明还要进一步开展斗争，进一步分配“果实”，而能够分到“果实”的又正是他们这些组织起来的贫农。他们一边点头一边继续往下听。

“有些家庭因为是军属或干部亲属，分配时就多得了一些。在分配果实当中，有好几种不同的标准，例如按问题、按在不在农会、按斗争积极不积极分果实，结果果实分得不合适，少数人多得，多数人少得。”

这些事确实值得加以思考，农民对于最初的斗争还记忆犹新。那时决定分配的是政治而不是阶级成份。汉奸走狗是斗争对象，把他们斗垮的人分到了他们的财产。在后来的运动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虽然有所纠正，但还没有完全解决。宗教偏见、政治嫌疑和私人关系仍然影响着分配的结果。

“可不是！”坐在戚云旁边的一个老大娘说，手里一刻不停地捻线，“要想得点什么，非得是‘自己人’才行。”

“《土地法大纲》恰恰可以纠正这些毛病，”小李宣布说，仍然念着文件，“第一条至第三条明白规定，废除封建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县长、司令、大干部也好，都不准例外，只要是封建剥削，就都得被没收，不得包庇。”

“听听这个！”

“就是应该这样！”

“这回谁也逃不了了。”

人们乱哄哄地发表着这类议论，就象炒起了开花豆。

“《土地法大纲》第六条又明白规定土地财产按人口统一平均分配，办法简单明了，就是说有问题的分一份，没有问题的也分一份，有功劳的分一份，没功劳的也分一份，给地主也同样留一份，给富农也同样留一份，中农有一部份要拿出一些，有一部份要分进一些土地和财产，另一部份则大体不动。过去没有分平的要填平，多的要退出，就是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真正做到填平补齐，谁也不多谁也不少为止。”

讲到这儿，整个顶楼里本来已经很热烈的情绪，现在更加沸腾起来。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人群中至少有十几个人曾被打成特务，不但财产比别人分的少，而且还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这个通告驱散了他们头顶上的乌云。政治情况、宗教信仰、私去马场、以往汉奸行为的错误、纷争、个人恩怨、对于思想和行为的衡量、有功还是无功，这一切都宣布为无关紧要的了。唯一要看的只是贫穷不贫穷。只要你穷，就能分到财产——也就是分到土地、工具、家畜和房子。

“我念的你们都懂吗？”小李大声问道，压过了周围的一片喧哗。

“我们不怎么懂，”戚云旁边的老大娘说，“我们只希望每个字都记住。”

“再好也没有了，”一个穿着破衣服的男人说，“我就从来没有翻过身。”

“懂不懂？当然懂！”这声音从顶楼各处响起来。

小李继续宣布说：贫农必须纠正这些错误，团结中农，选举出一个民主的村人民代表大会，来监督一切干部的工作，撤换一切滥用权力的人。但是最重要的，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一点早已说过了：有功劳的分一份，没功劳的也分一份。样样东西都要分，每人都有同样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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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同志念的布告概括地向农民群众说明了即将开始的运动。后来工作队又收到一份更为详尽的补充指示，它向工作队干部们具体指出了完成主要任务的途径。

中共中央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这个指示，把解放区的村庄大致分成三类。一类村已经胜利地进行了土改，只需稍加调整和纠正，运动就可以结束。二类村平分土地搞得粗糙一些，地主富农仍然占有比一般水平更多更好的土地，许多干部额外多分了“果实”。三类村虽然搞过一点平分土地，但基本上尚未真正实行土地改革，封建的生产关系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工作队首先要确定张庄属于哪一类村。在碰到疑难的时候，必须对整个村子进行全面的阶级分析，把各阶级占有的财产加以比较。在一类村里，不仅翻身农民必须占多数（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而且剩下的以每一个贫农计算的财产，也不得少于中农的三分之二。

决定了一个村子的类型，就决定了随即要采取的措施。如果村子属于第一、二类，就必须尽快地实行一些必要的经济调整，以免影响当年的生产。然后工作队必须集中力量搞民主改革，在全村开创一种崭新的政治生活。

如果是三类村，就需要从头开始实行全部《土地法大纲》，组织“贫农团”，对依然存在的地主势力展开斗争，彻底没收地主财产，实行平均分配。只有在这一切都完成以后，才可能着手进行民主改革。

不管村里的形势是好是坏，不管土地改革搞得好不好，将来的发展取决于村里的政治领导的水平，也就是取决于党支部成员的质量。因此在划分类型的时候，不但要根据上述标准，而且要考虑各村党支部的情况。一个党支部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核心，就可以算作第一类。这样的支部，只需要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进行再教育，然后就应该鼓励他们在今后一切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如果支部被地主或机会主义分子把持，就划为第二或第三类。这样的支部必须改组，甚至解散。村子的政治领导权暂时交给贫农团或农会的委员会，在土改过程中重建新的支部。

在实施《土地法大纲》的同时或之后进行的民主改革包括以下内容：

（1）审查和改组党支部，审查村里一切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的历史；

（2）建立一个由绝大多数贫农和中农所组成，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干部担任领导的巩固的农会；

（3）最后，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社会各阶层的村代表大会及由它委任的村干部（如村长、文书、民兵队长、治安主任和民政主任）所组成的新的村公所。

简单说来，这些就是张庄工作队面临的任务。他们必须确定这个村子和它的党支部各属于哪一类，并根据这样的估计，采取适当的组织措施，实行适当的改革。

仅仅对于事情的真实情况做出正确的分析，就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一个局外人不可能掌握详细的材料来确定谁是中农，谁是贫农、他们实际各有多少财产。收集这样的材料需要全村农民的积极支持。首先需要使农民掌握判断的标准，然后集体进行划分和评议的工作。

张庄工作队的干部因为急于开始解决更重要的问题，不等完成这个艰苦的调查任务，就对村里的基本情况下了判断。他们没有互相商量，没有做出正式决定，就断定张庄的土改属于走过场一类。这样一来，这个村和它的党支部都被划成了三类。所有群众组织都不能够恢复，所有干部还是不让工作，所有党员仍然秘密开会。工作队认为这个村子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整顿，农民运动必须重新组织。

改组的第一步是要建立一个新的贫农团。但是在这之前，必须确定谁是贫农，谁是雇农，因此不得不对全村进行一次细致的阶级划分。于是，先前被干部们忽略了的彻底的调查研究竟成了当务之急。

贫农团只包括贫农和雇农，而农会的组织就广泛多了，不但包括贫雇农，还包括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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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自报公议

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

“我家有七口人，去年我儿子娶媳妇以前是六口”。

王贵保这样说。他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粗壮汉子，眼角两边布满了皱纹，满脸络腮胡子，可是从来也长不长。

“干什么说去年，要说只管说眼前，你快要抱上孙子啦，那不成了八口了？”一个人尖刻地说，他被来参加会议的人群挤到了墙边。我看不清这人是谁，因为我被人群挤到了对面的墙边。

就要成为祖父的王贵保，很从容地继续自报：“我有二十一亩地，每亩能打一百八十斤。我儿子在外村当教员，我没有牲口。”

“没问题，你家算贫农。”第三个人开口说。

“这好办，他是个贫农，他还没翻身。”

“你家人口添了，土地却没动，往后又得多养几张嘴。”人们七嘴八舌，互相唱和着。

“喂，”王贵保仗着自己穷，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给我划吧，只要你们乐意，管我叫富农也行，我无所谓。”

可是大伙意见都一致，王贵保从来就是贫农，这是毫无疑义的。

一个叫丁福的在贵保之后开始自报。他家有三口人，二十一亩地，没有耕畜、没有工具，一所三间的破房子，一间与别人合用的茅房。

“丁福劳累了一辈子。”他的一位邻居这样说。

“全村数他干活最辛苦。”另一个人说。

于是没费什么周折，丁福划了贫农。

就这样，划分阶级的工作在张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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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王贵保和丁福自报的一部分农民是“基本群众”，是由工作队选拔出来作为新的贫农团的核心的。新的贫农团在没有正式成立之前，先以“临时”的形式存在。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要找出那些和自己一样的贫苦农户，壮大队伍，使新的组织最终能够在全村起支配作用。同时，他们还要对左邻右舍做出一个初步的估计，哪些人是潜在的同盟者（中农），哪些人应该列入“斗争对象”。

划分阶级采用“自报公议”的办法。所谓“自报”，就是各户户主必须亲自到场，报告自己的家庭在村子解放以前的收入来源和经济地位。“公议”就是由贫农团的全体成员对所有自报逐一进行评议，并根据评议意见，确定每户的阶级成份。

人们心里都很清楚，通过划分阶级，《土地法大纲》的一般的纲领就会变成具体的现实。阶级成份的划定，最终将要决定每一家的前途。划分为贫农的人，就可以成为新的贫农团的成员，获得威望，就可以分配到财物，上升为新的中农，并富裕起来。划分为富农的人，只允许保留相当于翻身农民那样多的财产，多余的财产都得被征收。划分为地主的人，财产要全部被没收，然后给予一部分维持生活的财产。换句话说，划分阶级成份这件事，决不是什么纸上谈兵，什么统计人数或者人口调查。这是采取经济和社会行动的基础，而这些行动是会从根本上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

正因为如此，农民们对划分阶级的会议特别感兴趣，毫无怨言地天天跑来开会，倾听报告，讨论和评论。

没过多久就可以看出，所有的人家，都是希望自己的阶级成份划得越低越好。划为中农，就意味着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划为贫农，才能得到东西，因此大家都指望能够划为贫农。各户主事的人无论多么穷困，也还是要力图少报他全家在解放以前的财产和解放以后的收入。

至于少数地位较高的人家，这种降级就更为重要。所有富裕的农民都唯恐过线，被划入富农阶级里去，丢掉自己的财产。即使在中农阶级里面，也包括上中农，即富裕中农，可以要求他们交出一些财产。拥有财产较多的人，害怕会划为富裕中农，于是便千方百计地想说服邻居们，证明自己实际上没有什么多余的财产，不过是普通的中农而已。

既然所有的人都希望降级，而且“愈穷愈好”，我以为最后的结局将会是普遍降级，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原因也很简单。起先参加评议的那些农户，都是由工作队事先肯定为贫农的。有两条明显的理由，决定了他们把其他农户评得高些对自己更有利。首先，如果评不出地主、富农或者富裕中农来，他们就会没有财产可分；其次，许多家庭都被评为贫农，那就势必要减少自己应分的“果实”。显而易见，参加分配的户越少，每一户分到的份额就会越多。

这两种对立的倾向——一方面是所有那些被划的农户希望降级，另一方面是一些农户希望把别人都升级，——互相抵消了。这样经过“自报公议”，双方每一户的真实的阶级地位，也就显示出来了。

这种很好的效果，同讨论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有关联的，它促使每个人对每件事情都展开讨论。这种办法称为“咯吵”，意思是“酝酿酝酿”。各户进行自报以后，主席便说一声“咯吵咯吵”，于是参加会议的人们就自动地分成几堆，展开讨论，一直讨论到多少取得一致意见时为止。等到屋子里的各个小组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嘈杂的人声逐渐平静下来时，主席又喊起来：“报告报告”。

接着就由各组临时指定的发言人站起来宣布他们几个人“咯吵”的结果。假使分散讨论的几个小组意见难于统一，就需要主席出来澄清分歧，再摆一摆事实，并且要求正在进行自报的农户再谈得更详细些，然后再让大家咯吵，直到会上的意见归于统一。这里不进行表决，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在决定问题时把多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少数人，结果必然引起感情上的不愉快。工作队认为，每个农户在客观上必然都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的，只要真正弄清了各家的情况，农民就有能力把每一家都划入它所应属的阶级，而表决就意味着自认失败，意味着用主观的结论去替代客观的事实。在会议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工作队便建议暂停评论，要大家进一步研究划分的标准，对事实进一步进行调查，等问题搞清楚以后再继续评议。

在张庄，没有任何一件举行大型集会所需要的设施。这一点反而给非正式的咯吵讨论会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他们聚集的地点，不是象西方的会议大厅那样置有一排排椅子的礼堂。农民们开大会，只有利用闲置的阁楼和没人住的屋子，或者干脆到街上找一处僻静地方，有时也聚集到村里最大的私人住宅里。参加开会的人都得自己带座位——这通常是指砖头、木墩和马扎之类的东西——觉得哪堆人合群就在哪里坐下。这样凑拢起来的人群，自然地分成了几个讨论小组，事先不费一点安排和麻烦，随时都可以进入“咯吵”。这样，不管是不是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人人都有机会参加评议，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办法使得腼腆的人可以先在小组会里发言，待逐渐有了自信心以后，再当着大家发言。这种安排同时也有助于达到真理。一个人忘掉的事情，总有别人记得清楚。集体的智慧要胜过任何个人，最后形成了所有到会者的一致意见。

在我和戚云看来，这些会议就象一扇窗子，为我们打开了这个乡村生活的内在情景。开始接触农民的时候，好象他们都是完全一样的一群人，——贫穷而又勤劳，蒙昧而又机智，好斗而又温和，多疑而又热情。实际上他们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人都面临着其自身处境所带来的特殊问题，这却往往使迫切需要翻身的这个普遍的生计问题模糊起来。

“井底观天”的环境限制了大多数农民的眼界，人们很不容易把那些属于他们个人的特点问题，同构成他们苦难的根源的基本经济状况区分开来。他们往往只注意到个人的性格脾气、世仇宿怨以及诸如此类的琐屑问题，而忽视了划分阶级成份的真正标准，即他们自己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那些开会的农民，同样也是相当主观的。小李、戚云和其他参加会议的工作队干部，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将讨论引导到客观的经济事实方面去，要他们不要仅仅因为某些户主给日本人做过事，或者时常虐待老婆，或者站在老婆一边反对母亲，就把这些人的阶级成份评高了。

然而人们对于剥削、汉奸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愤怒情绪，有时候是那样的激烈，就连工作队的干部们有时也会感情用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们有威信，能说会道，整个会议就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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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富人、穷人、乞丐、小偷

乡村中多数人们的阶级成份是清楚的，容易加以区分的。这是不会引起什么分歧意见的。这些人的阶级成份应该首先给以肯定。对于少数阶级成份不甚清楚，不容易加以区分，并且存在分歧意见的那些人，应该把他们放在一边，待经过透彻研究并征得上级领导指示以后再做肯定。在决定这些人的阶级成份时，务必要防止操之过急。否则造成错误，势将引起他们的不满。至于已经造成的错误，则必须给予纠正。

——刘少奇

贫农团核心自三月份开始给全村划分阶级以来，在张起财——他是全村最穷的一个人——的问题上第一次遇到了麻烦。

评议小组在处理典型的成份问题时是一帆风顺的，各户的户主作了简短的自报以后，他们就异口同声地宣布他为贫农或中农。所以在开始评议的头两天里，没有经过什么争论就划定了四十户的成份。被评为贫农的那些人大多数接着又被邀请来参加以后的评议。

可是在评议张起财的时候，人们发生了尖锐的争执。问题就在于他从来不曾有过一点儿土地，而且也从来没有给别人种过地。他一辈子替人家修房盖屋，这样挣钱来养活两个儿子和一个闺女。二女儿在大灾之年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他老婆在生下第四个孩子以后便死掉了。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分配果实的时候，张起财分到了差不多三十亩土地、一头驴、三分之一辆大车和几百斤粮食，这些东西就足以使他在一九四八年算作一个中农。他的邻居们也都这样想。令人感到困难的问题是：张起财在解放以前究竟应该算作什么成份？

“他是‘赤贫阶级’。”听完张起财的自报后，有几个人这样说道。

“可是没有‘赤贫’这样一个阶级，”在一边旁听的工作队干部小李提出了反驳：“雇农是有的，他们不占有土地，靠在别人的土地上出卖劳动力生活；乡村工人是有的，他们不占有土地，但有手艺，比如木匠、泥瓦匠、铁匠和纺织工等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没有什么‘赤贫阶级’。”

可是农民对于没有土地的生活简直不能想象，没有土地就等于生活在永久的灾难之中。任何人只要失去土地，就得沦为“赤贫”，应该尽快地得到土地。把一无所有的那些人单独算作一个阶级，管他们叫“工人”，这在农民眼里是毫无意义的。

张起财的那门手艺也使成份问题搞混乱了。农民们很难把一个人同他所干的工作区别开来而归入一般的“工人阶级”里面去。如果他不算“赤贫”，他就应该算“泥瓦工”。但泥瓦工又很难构成单独的一个阶级。他老婆算是泥瓦工吗？他儿子算是泥瓦工吗？一个人似乎只有亲手干上了某种工作之后，才可以根据他所干的事给他划分阶级。就算张起财该算作工人吧，他家里其他的人也不能算作工人，而该算作别的什么。

小李再三强调他的意见，农民只好“让步”了，同意管张起财叫乡村工人了。可是很明显，真正懂得什么叫工人的人是非常少的。

另一个工人，铁匠张还朝，引起了人们更大的争论。一些农民企图把这个脾气暴躁的黑脸汉子叫做剥削者，因为他干的铁活那么次，而要价却又是那么高。

“他是中农，”一个穿得很整洁的妇女说道。她是一个有名的风流寡妇。她鄙夷地说出“中农”这两个字，仿佛那是一种耻辱似的。“他是中农，因为他当手艺人赚钱不少，而且做的活儿又不好。去年他骗了我，要走那么多钱，可是没给我打出好东西，还尽使些赖铁，他剥削我。”

“他算不上有什么手艺，这个大伙都知道，”一个灰胡子老汉说道，“可是你要不想受他的剥削，总可以另外找人。这和地主不一样，跟地主老财就没有别的法子。不交租就得饿肚皮。可是象张还朝这样的，你要是看不中他的活儿，还可以上别的地方另寻人嘛！”

“说吧，怎么想就怎么说，”张还朝脸上阴沉沉地说道，“大伙的意见都很好，我不恼。”

“实在说，”又一个寡妇发了言，“你打的东西就是差得多，真该长长你那手艺。”

“我接受你们的批评，”张还朝说着，死劲压了压火气。他知道要是动起火来，肯定就会被划到中农圈子里去。

“他从来就够不上个好铁匠，”灰胡子老汉又开口了，“可你们单凭这一条就说他剥削，那天下的铁匠都该跟着倒霉了。”

最后还是张还朝的年轻的邻居郭元龙提出了建议：“他算贫农。”郭元龙说话的调子十分肯定。他的几个正吸着旱烟的同伴也赶紧起来表示支持。可是妇女们好象还有疑问。

“要是大伙立时下不了结论，往后还可以再讨论。”小李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可是同郭元龙的建议一样，支持他的人不多。

贫农团的成员们最后一致通过了：既然张还朝一向经营过少量的土地，就应该把他评为贫农。这个结论还有一个好处，可以避开“工人”这个琢磨不透的阶级。

围绕着张还朝的成份问题，农民们碰到了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争论就是由这个明显的事实引起的：不同的人做同样的工作，尽管产品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不一样，工钱和价格却趋向一致。这反映了每一件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然，要能够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经验和抽象思维的能力，而当时是不能这样来要求张庄的农民的。在他们看来，东西做得赖的工匠也跟好工匠收取一样的价钱，这当然有点象剥削了。

戚云在向我讲述人们对铁匠张还朝的争论时，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受人雇佣的工匠竟然也会剥削雇佣他们的人，这在一个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听来是荒唐可笑的。她惊叹那些提出这种说法的农民们的独出心裁，可是，她对农民的创造性估计得还是太低了，因为，第二天，人们又在另外一个更不相干的问题上——一个寡妇和她的相好之间——发现了剥削关系。

这个村里住着一个姓王的瘦弱的老汉。他很早就恋上了一个叫王凤只的富农寡妇。只要有一点值钱的东西，或者地里长了一点东西，早晚他都要拿去孝敬他所爱慕的、非常富有的这个女人。他的儿子和儿媳不得不到外面去做工糊口，而他却把家里能吃的东西全都拿出来奉献给那个女人。母鸡生了一个鸡蛋，他就送过去，家里小菜园的茄棵上长出一个硬实的紫皮茄子，他也送过去。他甚至放下自己地里的活儿，在他那个心上人的地里一干就是好久。

当轮到王老汉的这个相好站到临时贫农团的面前时，一伙妇女的一个发言人立刻站了起来：“我们认为她是双地主，她剥削雇农，还剥削她那个汉子，她把他的一切都剥削完了，连母鸡下的蛋都在内。”

她说完后，人们全都哄堂大笑起来，只有那个穿着一身整洁的黑袄的寡妇和王老汉没有笑。王老汉等待着最坏的结果，不断向屋子四周看来看去，希望看到一点反对的迹象。

其实王老汉完全不必担心，男人们并不赞成妇女的意见。

“如果他被剥削，那是他自己找的。”坐在炕头最热的地方的一个穿着整齐的小伙子嚷着说，“他心甘情愿受那罪，别人又能有什么办法？”

“双地主”这一条被撤销了。

有些农民把少数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的为非作歹认为是第三种剥削形式。正象西方的每一座大城市里都有堕落的人，职业性的乞丐、强盗和流浪汉，在中国的所有乡村里，也同样地曾经有过“游民”和丧失合法生活依靠的男男女女，有过赌棍、妓女、毒品贩子和流浪汉。这些人在一般政治性的书刊和鼓动性的演说中虽然只是偶尔被提到，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在每个村庄中都司空见惯的。

在张庄，这类“游民”里最为恶劣的一个是王桃园。人们称他是“香烟不离口，手电不离手”。他靠贩卖零售料面赚钱，靠贩卖别人的老婆获利，甚至卖掉了自己的老婆，这才活过了艰难的日本占领时期。这些恶迹，足够使他成为一个人人唾弃和憎恶的家伙。

土改以后，王桃园分到了一份土地，从此开始有所收敛。可是仍旧不愿意干重活。就在接受评议的前几周，他还打发他的外甥替他出去拉煤。那几天气温一直在零度左右，他的外甥不懂得应该如何照看牲口，结果他家唯一的驴子受了寒，得病死了。

尽管如此，农民们对待他却是出乎意料的温和。他那张逗趣的宽脸庞，他的温和的脾气，似乎很能讨好别人。别的不说，至少他是一个很好的伙伴。他知道如何取笑自己，也知道如何逗引大伙发笑，因此，即使生他的气也生不长。

可是，对吸毒和贩毒深恶痛绝的梁同志觉得不能这么轻易就把王桃园放过去。他把划分阶级的经济标准抛在一边，痛斥了王桃园过去的那些罪恶。

“也许有人想给王桃园说情，”梁同志说道，“可这样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是谁引着全家吸毒的？要不是张庄得到解放，他们全家都得饿死。他为什么要贩卖那种东西？为什么全村别人没有卖料面的而就他卖？我们要问，你们当中那么多老实庄稼人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翻身？再把你们的光景和他比一比。过去有些人总是高出贫农一头，可是解放后，他们还是比别人强，这些人为什么无论什么时候都吃香？王桃园必须老实交代他的过去。”

听到梁同志的提议，王桃园立刻就说：“我是从那年闹了灾才吸上料面儿的，为这把什么都卖了个精光。”他懒洋洋地站在那里，显出几分不正经的神气，讲述着自己肮脏的过去，一丝恶作剧的微笑在他脸上时隐时现。“眼见没什么可卖的了，我就带上老婆奔了太原，我们两口子都饿得半死不活的了，好容易才算给她找了一个买主，他给了我六袋谷子，就这样了了事。”

这些话在王桃园自己听起来也觉得有些放肆，于是他又给它添上了一段曲折的过程，把罪名转嫁到他老婆身上去了。“那时候我到外面去找活干，只好把老婆一个人留在店里，她姘上了一个汉子。店家给我透了个信儿，叫我把她给打发掉，买主也是他给找下的。”

“我还帮王喜南卖过他的老婆，”王桃园继续说，可是又把自己开脱了，“是王喜南拿定的主意，是他过来找我的，一来就是好几趟，说他老婆长得‘又白、又光、又可爱’，就可惜是个憨妇，做饭补衣服都不会，屙屎还忘了抹沟子。王喜南拿她没办法，就想把她给打发掉。我怕他常来惹麻烦，只好答应帮他找个买主。可我出了力，什么好处也没捞着。买卖成交后，我得的那点钱还不够买料面儿的。烟瘾上来了，差点要了我的命。王喜南还算公道，好歹给我弄来些料面儿。”

“我也知道卖料面是罪过，我剥削了人家，抽上了瘾的人都是受了我的坑害。可是现在我翻身了，分到了土地和财产，我不配得到这些东西。我知道我自己能翻身全是托了穷哥儿们的福，我谢谢大伙，希望大伙多多批评。”

“你那头驴死了，你是怎么想的？”一位邻居问道。

“我借了二十万边区票才买下那头牲口，这会它死了，你们能体会我有多难受。”说着，王桃园就当着众人哭了起来。

“你把老婆卖了又是怎么想的？”几个妇女向道。

王桃园不吭声，只是哭得更伤心了。

“哼，你把她卖了，现在想起来还有脸哭！”

“呸，”王桃园说话了，“我哭可不是为那个卖掉的女人，我是伤心我那头驴。”

为了惩罚他，大伙把他评成了中农。可是妇女们仍旧不饶他。“评他个狗腿子都不亏。”有几个妇女这样说。不过看到男人们大都对王桃园很同情，也没敢大声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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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庄若干农户的阶级成份划分上发生的一系列分歧意见，说明需要定出一个精确的比较标准。工作队的干部们在预备会议上原来已经研究过这些标准，现在眼看着问题越来越复杂，就把这些标准告诉了临时贫农团的农民们。

他们提出的这些标准大致上也就是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革命老根据地执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时采用的那些标准。经过两年的土改运动，多数贫农都对这些标准领会得相当不错了。但是，一九三三年规定的这些比较简单的概念，在具体运用中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它的缺陷。

瑞金标准的优点在于它抓住了每一个农村阶级的重心，把各阶级典型成员的特点及其与生产资料的特殊关系说清楚了。其缺点是没有规定出各阶级相互之间的确切界限，对于如何区别实际生活当中经常出现的那些非典型的介乎两者之间的事例，缺乏必要的精确性。

划分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界限是最关重要的。一九四七年的《土地法大纲》把这一条作为区别朋友与敌人、人民与压迫者、革命与反革命的主要分界线。因此，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划出这条界线是极为重要的。而瑞金文件却恰恰在这一点上规定得最不明确。这份文件在讲到中农时写道：“一部分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任何应用这些标准的人，只有在了解了象“轻微”、“经常”、“主要”等这些词的确切含义之后，才有可能贯彻这些规定的精神。

在如何区分贫农和中农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同样的困难。关于这个问题，瑞金文件写道：“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另一处又指出，即使是中农，有时候也要出卖劳动力。如果人们想要作出一个明确的划分，那就必须弄清楚，所谓“一般”和“小部分”究竟是表示什么意思。

随着划分阶级工作的进展，张庄的干部和群众都迫切地感到需要一个更加明确的标准。一九四七年秋，中共中央颁布了一份补充规定，这至少部分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这些规定在区分中农与富农时指出，当剥削收入不超过其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时，就算是“轻微”的，就可以划为中农。任何超过这个份量的剥削都可以认为是“严重”的，足以使这样的家庭被划入富农阶级。

在区分中农与贫农时，这些补充规定明确地指出，中农主要只是出卖剩余劳动力或辅助劳动力。任何经常出卖强壮的成年劳动力的家庭，一般都划为贫农。

另一个使人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应该在时间上规定一个明确的标准。究竟应该考虑这个家庭的现状呢？还是几年以前的状况或者几代以来的状况呢？如果要让张庄的农民们自己来决定，他们就倾向于上溯到两代甚至三代以前去，这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很合拍。这种习惯在旧文化中是不乏先例的。例如在过去的科举制度下，考生们不仅要证实自己本身不在禁考的范围（包括船公、优伶、娼妓以及其他“游民”）之内，而且还要证实他们的父辈、祖辈也与那些人无关。父亲那一代，甚至祖父那一代就从河北迁移到山东去的人，仍旧认为自己是河北人。

这种关于祖传的社会地位的观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一九四六年发生的、使斗争激化、打击面扩大的消灭“封建尾巴”的运动，竟会获得那样广泛的支持。但是，这种观念同现代生活的条件已经很不协调。由于列强的征服、商品倾销、王朝的衰亡、内战和饥馑等等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已经解体了，这使得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数人的地位下降了，就连追溯到五年前的境况都不现实了，更不要说追溯到几代以前了。

由于这些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意在这项补充规定中增添了一节，对于决定阶级成份的标准时间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一九四五年以后解放的地区，以本村解放的前三年为标准。那么在潞城县第五区，标准时间就是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三年。每一户的阶级成份只能根据它在这三年中的经济地位来判断。假如某户人家在一段时期内曾经很富裕，出租过土地，并且雇佣了许多雇工，但在标准时间的三年当中，其强壮劳动力是依靠自己从事劳动维持全部或大部分生活的，那么在划成份时就应以这三年为准。同样，假如某个人曾经是贫农，但在标准时间内却收租、雇工、放高利贷，在划分成份时也应以这三年为准。

根据同样的规定，凡是在标准时间内凭劳动生活的家庭，它们所继承的遗产就一律都不能侵犯，不管其财产的来源是什么。如果那个家庭的强壮劳动力在标准时间内是靠自己的汗水养活自己的，那么本人便不能算是富农或地主，就不应该被斗争，不应该被剥夺财产。

总之，《土地法大纲》中提出的各项改革，都是以阶级成份和现在的生活来源，而不是以阶级出身和过去的特权或贫困为基础的。

即海洛因。张庄一带称为料面。——译者

当时一千元边区票折合一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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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革命热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泽东

划分阶级的会议继续开了很多天。我们一连几个小时坐在贫农家冰窖一般的土坯房子里，听完讨论又听自报，听完自报又听讨论。幸亏屋里非常拥挤，周围穿着棉袄棉裤的人们紧贴着我们，这样每个人发出的热量都有助于使他周围的人暖和。有时候实在挤得厉害，就连屋里的寒气也被大家的体温驱散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样拥挤的接触，最终还会产生出另外一种热来，它在会议结束后很久，仍然使所有到会的人们感到温暖。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戚云走上通往高家庄去的那条平坦的小路，回家时我发现肩膀和脖子两侧的皮肤上，有一种火辣辣的不舒服的感觉，不久就蔓延到了后腰，接着又蔓延到了用一根旧皮带紧紧系住棉裤的肚子上。

回到住处以后，我急忙脱下外衣，把里子朝外翻过来，拿着它凑到那盏唯一的豆油灯底下，仔细地端详起来。里子面上爬满了扁平的、正在蠕动的小虫，有些白而透明，有些因为吮足了血，已经变得暗红。虱子！

果然，这些无孔不入的吸血鬼已经找到我身上来了！

检查过外衣，我又把裤子脱下来，裤子也和外衣一样爬满了虱子。

我的棉衣棉裤是不能洗的，而且我也不好意思为这再领一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些虱子捉下来捏死，再把衣服穿上。我很清楚应该怎样抓虱子。农民们总是坐在暖和的日光下面，把衣服摊开了放在膝盖上，寻觅着那些慢慢蠕动的小虫。只要捉住一个就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把它挤破。这情形我看见过多少次呵！可是那天晚上，在灯前拿着衣服，我实在不敢下手，心里一想到那些虱子如何被逮住挤死，溅得到处是血，就感到一阵恶心。后来我把衣服铺到地上，找来了一双筷子，把里子上的虱子夹掉，好象在宴会上拣着什么好菜似的。我把它们一只一只地放到一块表面很平的砖头上，然后用石块碾死。我就靠这种很干净也很费劲的办法，慢慢地把棉衣上这一支凶恶的军队消灭了许多。

正在捉着，我那个英文班的一个学员从门外走进来。我不好意思地赶紧丢下筷子，把衣服扔到凳子上。但是晚了，那个同学已经看到我在干什么，开始大笑起来。事情通过他的口很快传遍了整个大学，又传到了外面村子里。人人都知道了，老韩，那个美国人，用筷子捉虱子，然后用砖头石块碾死它们。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火”的洗礼，第一次接触到了这出名的“革命热”。中国好几代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由于痛感到祖国需要他们深入到人民中间去，已经学会了毫无怨言地去忍受这种“革命热”了。

当我第二次再从衣服上捉虱子时，就比第一次大方多了。很快，我就能象一个老手一样熟练地抓虱子了。谁要是再轻率地拿筷子和砖头的事情取笑我，我就伸出手指来，让他们看看指甲上面沾满的血迹。

正象我对虱子的感觉一样，我对乡村生活的其它方面开始时也感到非常不舒服，而后来也渐渐习惯了，例如请串乡的剃头师傅来刮脸。他用的毛巾热腾腾的，却根本不消毒，对于因害砂眼几乎睁不开眼的人和没害眼病的人，是不加区别地同样使用的。又如每个月只能去长治的公共澡堂洗一回澡。那里的热水池塘，由子先前数不清的顾客们已经搓洗下了脏东西，总是飘着一层粘腻的浮垢，在那儿人们在屋角里小便，随地吐痰。又如到贫农家里去吃饭，要和患着不治之症的人混用筷子，而且日复一日地吃着一种用玉米面团煮成的粗淡的食物——“疙瘩”。再如每天不得不去茅房解手，那里积下了多年的粪便，散发着强烈的氨的气味，熏得人们眼泪直流，肚子直翻腾。

吃派饭是真正的考验。我们初到村里时，由于小全事件，工作队后退了一步。侯队长担心我们的安全，要我们也和其他干部们一道去区公所吃饭。可是后来情况有了缓和，几个星期以后，侯队长又决定我们可以到老乡家去吃饭，其他工作队的成员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们每天把从大学领到的小米票，只要拿去交给一个贫农的老婆，就可以去她家里吃一顿午饭。

通过这种途径，我们不仅逐渐熟识了村子里面最活跃的贫农，而且对于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老婆孩子以及他们一些不那么积极的亲戚，也逐步有所了解了。

华北农舍是泥地、土墙、纸窗，在这种条件下，有些人家把屋里收拾得已是十分干净了。地面经过了清扫，炕上的灰尘也被掸尽，里边睡人的地方，大花被子整齐地叠靠在墙侧。烧饭用的圆底锅和大碗、筷子等，都抹得净亮发光。

可是另外一些人家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可以举出甄忠喜家做为例子。他过去当过伪闾长，在“反奸运动”中把房产和土地都丢光了。甄忠喜就是那个跑到张庄炮楼向伪军官出卖了申锁子、弓来保和师福元的奸细。由于两位抗日英雄的牺牲，全村人人都对他骂不绝口。回想起刚解放时镇压汉奸走狗时采取的暴力手段，简直不能想象这个人居然还能活到现在。然而我们看到他不但继续活着，而且还获得了为弥补他的损失而拨给他的房屋和土地。现在他的土地和房屋大概比不上以前了。他全家合住在一间隔成两半的破屋里面，其中一间堆放着他赖以谋生的农具和木工工具。几只小鸡正卧在那些农具上，地下到处都是鸡屎。甄忠喜和老婆、两个闺女（一个一岁，一个十三岁），两个儿子（一个三岁，一个七岁），一家六口都在隔壁的另一间屋里食宿。那间屋子里简直象个垃圾堆，墙壁被柴烟熏成了黑色，地上乱七八槽，到处是麦根、用坏的工具、破瓦片和碎布。一条狭窄的土炕占去了屋子南边的空间，他的大闺女正在炕上睡着。她躺在一床满是灰尘的被子下面，消瘦的胳膊从破成窟窿的地方半露出来。她咳嗽，吐血，接着又不停地咳嗽。她自从害了结核病以后，躺在那里已有一年，眼看离死亡不远了。家里其他的人都挨着她睡觉，和她一起吃饭，同她合用一切用具，在这间空气窒息、烟雾弥漫的地狱里同她呼吸着一样的空气。

我们走进他家的屋门，一阵难忍的恶臭扑鼻而来。地上散发呛人的童尿的臊气，隔壁传过来鸡屎的强烈臭味，燃烧麦根的余烬腾起一股股的青烟，整个屋子的空气里充满着那个女孩从溃烂的肺里呼出来的腐败的气味。甄忠喜的老婆是个瘦弱、憔悴的三十多岁的女人，满脸的皱纹，使她看上去象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婆。她端过来几碗半凉不热的煮疙瘩，里面掺着不知道是哪一顿剩下的干馍块。因为没有别的坐处，我们只好坐到炕上，在那个快死的女孩身边吃饭。

我知道，在这些碗筷上面，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都已经沾染了结核病的细菌，可是我必须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吃饭，这是每一个土改工作者全都经历过的毅力考验。如果你不愿意与人民同甘共苦，你就得不到他们的信任。我心想，“只要戚云能受得了，我也能受得了。”我朝她那边瞥了一眼，发现她对周围的环境一点都不在意。她一边象吃糖糕似地吃着疙瘩，一边跟甄忠喜的老婆说着话，一会儿功夫，她就知道了这位主妇的姓氏和籍贯，甄忠喜娶她时下过多少彩礼，村里开会她去不去参加，对妇女会有什么意见，等等。

戚云真行，她还在做工作，我至少得把眼前这份东西吃下去。

我们通过吃派饭同人民建立的联系，是参加一千次群众大会也无法做到的。不久我们就同许多农民建立了深交，他们期待着我们的到来，并且争先恐后地发出邀请。

这些人中，最明显的是当初小李在徐将军的顶楼宣读《告农民书》时，我们注意到的那位专心一意地捻线的老太婆。每逢开会，她总要找我们，把每个在临时贫农团面前接受评议的人的基本情况滔滔不绝地讲给我们听，村西南角最近的一切闲话杂谈、流言蜚语，也要一件不漏地转告我们。同时，她自己在会上也很活跃。戚云断定这个老太婆是个真正的“积极分子”，在今后的活动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就要求区公所在她家安排派饭。

这个老太婆的丈夫姓王，村里人都叫她王老太。可是因为她男人年纪太大，已经不能再干活，许多人都把他丢到脑后，而管她叫“荣宝娘”，仿佛她已经守了寡。老婆子靠自己捻线和织布赚的饯，供着她十八岁的儿子在县里念中学。

当我们去吃第一顿派饭时，王老太一直手里不停地做活儿，嘴里不停地说话。

“我每天都干活，”她说道，“干一天就能挣十斤谷。可是为什么破上功夫去开会呢？说起来，还不是图着长些见识。我寻思，贫农全都要翻身，这年头儿个人不能光考虑自家，要是大伙都闹不团结，个人也别想有太平日子过。”

要说她在开会上耽搁了时间，那实在有点过分。我们知道她每次去开会，手里从来没有不带活计的时候，在会上从头到尾都紧张地干着，不是纺纱，就是缝补或捻线。不过我们也没有反驳她，毫无疑问，如果是在家里，她能够多做一倍的活哩。

她很骄傲地指给我们看她那架织机，她正在上线，准备再织一匹粗布。并且炫耀地告诉我们，她不但会纺纱、织布、做鞋，还会用绷得很硬的弓子弹棉花。外国和沿海各地生产的廉价纺织品，使得古老的纺织技术几乎完全失传了。村里象王老太这样至今仍然精通这门技术的妇女，只剩下了屈指可数的几个。

老婆子还向我们讲述了她在二十年前死去头一个丈夫以后，是如何从山东到这里来的。她和母亲、兄弟、闺女一路上花光了盘缠，只好想法卖掉那个小闺女，有了钱好继续赶路。买主找到了，亲骨肉从此就要分离的时候，姥姥和外孙女俩全都凄惨地嚎啕大哭起来，哭得那个人改变了主意，不但把小孩还给他们，还给了够一家人吃几天的白面。刚刚碰上了好运，灾祸紧跟着又来了。那些白面还没吃完，小闺女就发了病，接着就死了。

剩下的人继续逃难，来到山西境内的一个山区，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乞丐。一位远房亲戚替王老太和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长工王胜说下了亲事。看来不是结婚就是饿死，这个漂亮的年轻寡妇只好答应了。这场婚事从一开始就不吉利。王的兄弟待她非常苛刻，她母亲和她兄弟看不过去，有一天愤愤地出走了，从此就杳无音讯。

“我也不恨他，”王老太提起王胜那个早已亡故的兄弟时这样说，“他的狠心是旧社会给逼出来的，旧社会到处是人欺压人。”

“闹灾荒那年，我卖豆腐。我穿得单薄，透过窟窿就能瞅见屁股，旁人为这都笑话我。”她说道，“如今光景好多了，那年分果实，我分了九亩地，十几石玉米和谷子，我还买了半头驴，还用五两粮食换了一条炕上铺的旧毡垫子。干部不想叫我得到它，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到了。”

虽然比过去好多了，王老太还是觉得她不算真正翻了身。家里一共只有两间屋，秋后儿媳妇娶过来，该往哪处安置她呢？且不说添上儿媳妇地方住不下，就是地里打下的粮食也不够吃啊，往后要是再抱上孙子怎么办呢？“另一头伤心事就是我娘和我兄弟，”她说着，擦掉抑止不住的眼泪，“他俩一走那么多年，我想起他们就要掉泪。”

说完，她拿出了弹花弓子开始弹棉花，准备絮棉衣，泪水很快就从脸上消失了。

※　　　※　　　※

王老太家虽说地方紧窄，可是因为座落居中，所以经常用来开会。她家没有小孩子，不怕影响会议，而且也总是拾掇得整齐干净。

就在这间屋子里，贫农张老保因为自己的成份问题，跟一向感情淡薄的老婆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又揭露了一幕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家庭悲剧。这些悲剧从根上腐蚀了张庄的社会生活，对于西方如此大加赞赏的中国家庭制度是一大讽刺。

人们也许会认为，夫妻关系和划分阶级成份是毫不相关的。然而在发生的这件事情上，夫妻关系却变得十分重要，因为张老保家按人头计算的财产额，将依是否包括他的妻女在内而多寡不一。

三月二十日那天，张老保来到临时贫农团面前进行“自报”。他高高的个子，相貌粗犷，脸上满是深深的皱纹。说不上他到底有多大岁数，单看那一脸皱纹好象已经五十开外，可是他行动矫健，肌肉发达，又象是只有三十多岁的样子。

张老保说，他在一九四二年的时候有过十八亩地，养活了四口人。闹灾以前日子过得还可以。后来他带领全家到太原去了，一九四六年他又把他们带了回来。他从来没有过牲畜和农具。他说他是贫农。

“可他媳妇一直是自己养活自己，”王老太提出异议，她是深知自己谋生的辛苦和艰难的。“一九四二年以前，她在外村当佣人，那以后就靠打短工养活她和她闺女两个人，他们不能算一家。”

“你和你老婆是一块过的么？”大家问张老保，“要不是一块，你就是中农。”

张老保一听就急了。

“我算哪个阶级，由着你们评，你们要乐意，就评我个地主也罢。”

“叫他媳妇过来问问。”王老太建议道。

“她算什么？一条老母狗，”张老保说道，“你们问她干什么？你们给我划阶级，为什么不照着我的光景划？要是不信我说的话，随你们怎么着。”

大伙全都认为，他硬得象一块石头。

“说实在的，除了他娘，他和谁也不合，根子在他娘身上。”有几位邻居这样说。

不管张老保如何反对，人们还是把他媳妇请来了。

她是一个早衰的女人，又黑又瘦，身上是一件穿了多年的肮脏破旧的褂子，几乎遮不住象两块皮子一样低低地贴在胸上的奶子，头发乱蓬蓬的，缠绕着拖到脸前，其中有几绺已经变得灰白了。她讲话很快，讲得非常悲痛然而却很精神。她身边还带着一个面色苍白的小闺女，她已经快到七岁了，可是看上去却好象只有四岁，而且和她娘一样穿得很破。她瞪着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默默地瞧着面前那群人，嘴巴紧紧地闭着。

“他算哪个阶级，我说不上来，”老保的老婆说道，“可我平日没少受他娘儿俩的欺侮。论说他的人品不能算赖，就是脾气太躁。只是我婆婆那才没有一点好处可说。当着面前她没说过一句难听话，可一背过脸去，她就暗地朝我下刀子，挑拨我两口子拌嘴吵架。要说我个人，在马场、黄碾和其它地方都给人家干过。虽说他娘儿俩没给过我一尺布，我也替他做穿的，还凭两只手养活自家。这些邻居们都摸得清楚，我只会说实在话。”

“你自己的阶级该怎么划？是全家一道划，还是各划各的？”

“怎么划都行，”她说完，耸了耸瘦弱的肩膀，“我没意见。”她的声音里面可以明显地听出一种深深的痛苦。

人们又问张老保，他同样回答说：“我没有意见。”

可是她老婆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根本不想让我回家，我们打前年分的伙。我在外头做活，回来一看，他们早就搬进新房子，门口上着锁。我寻思拾掇一下，也跟着搬过去。可是我那口大箱子老沉老沉的，就找他娘做个帮手。她说：‘你要搬，就自己去搬。要不就还在老地方呆着。我家里没地方放你那大箱子，就连你住的地方也没有。’听得出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是那条炕着实宽大，再有十个箱子也能放开，我就问她为什么这样说，明明两个人连炕的一头都占不了嘛。这下就拌开了嘴。邻居们都过来了，他们劝老保把箱子扛过来，可是他死也不依。打那以后，我还是住原来的老地方。街上和他碰个照面，他都不搭理。”

“老保总是两头受压，”一个农民说，“他不敢惹他娘，和媳妇也合不来。好象块手巾两边挨搓，两头挨骂的都是他。不过论起实情来，他是只顾他娘那一头的，对待媳妇不是骂就是打。”

“这点事也值得你们穷卖嘴？”张老保朝着整个会场说道，“我情知我是块擦脏了的手巾。”

“不用那样逼迫他，”他媳妇说道，“我独个一人也能过下去。”

不管梁同志怎样责备，也不管戚云怎样用好话劝他夫妻和好，张老保硬是不肯动心。

“我要是能有这么个好媳妇，真得好好拜谢上帝呢！”一个老光棍这样说，上次为铁匠张还朝解围的也是这个老汉。“你呀，你是不知道熬光棍的委屈啊，你最好还是考虑周详些，想想你娘老去以后日子怎么过？这会儿有个台阶就该及早下呀！”

张老保听完话，仍旧不以为然。人们终于还是给他划成了贫农，但算作是已经翻了身的贫农。他骂骂咧咧地走了。

他媳妇一直呆在那里。散会的时候，她朝着那些由于同情而聚到她周围的妇女们说道：“我家的事你们管不成，邻居们早试了多少次，到底也没用。如今这样倒好了，我个人出力养活自家，光景还比早先强了一些呢！以往光是吵架就吵不完。有一回我叫他去井上挑水，可他懒得不愿动。一会儿他拿出些豆子，在灶上升起火来。我说：‘你连挑水都怕出力，看你这豆子怎样煮？’他用力捶了我一下，把我推倒了，可我也扭住他，滚成一团，后来还是邻居们帮忙拉扯开了。要不是他们，非得闹出一条人命来。另一回他使锨头劈了我的左膀子。还有一回是在地里割麦，他娘把饭送来后，我俩吵开了。后来他娘一走，他就使镰刀照我脸上划了一道。”

听完了这些事，妇女们也觉得老保媳妇独个儿过活好一些，这样总算可以平安地把闺女带大。“你回去也是受气。反正你婆婆不死，你俩是没法和解的。”

关于这段故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们是到后来才听到的。有些对老保媳妇不太同情的年轻妇女告诉戚云说，这个利嘴女人除了靠干活，还靠别的办法挣钱。据说她和另一个汉子生了一个孩子，刚落地就被她用针扎死了。如果真有这回事，这一悲剧不过是变得更加复杂些罢了。

当时的革命分子风趣地把虱子咬人产生的火辣辣的感觉称作是“革命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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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兄弟之间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圣经》《创世纪》

只有打掉麦壳，才能得到麦粒。为了使事情的实质脱掉假象的外壳，临时贫农团有时就必须发挥整个集体的智慧。在评议那些能够雇用劳力的富裕户时，这一点尤其显得突出。来自下面的巨大的压力，要把他们推到富农阶级里面去。富裕户方面则有强烈的反压力。工作队干部们的作用，本应该是保证阶级划分的客观性，使《土地法大纲》不但从字面上，而且从精神上得以贯彻。可是他们被两方面的压力推得左右摇摆。他们过多地附和了贫苦农民的极端倾向。

在处理李宝玉的成份问题时就是这种情形。这个人有三十六亩土地、五间房屋和一所栽有二十七棵果树的宅院。李宝玉、他的老婆、他的一个养子和一个儿媳妇，一家四口占有着这份超过一般水平的家业。从表面上看，这户人家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可是工作队的干部们一经深入调查，就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怪事。据有些人反映，李宝玉根本不是一个正经庄稼人，而是一个商人，在远方做过生意，赚了钱在张庄购买土地。他不习惯下地干重活，即使有十几岁的儿子给他做帮手，他也经营不了那三十来亩土地。每年播种和收获期间，他都要请五十天左右的季节工。雇工们在地里流汗，他就跟老婆在家里开桌放赌。他俩有时也赌上几局，有时就只管坐庄和收帐。除此以外，有些传言还说李宝玉的老婆当过地主申金河的姘妇，李家所以能够置买那些田产，不是因为吃了商利，而是因为申金河送给他这位相好很多礼物。不过很明显，申金河的礼物最终也没能买来这个女人对他的忠诚。谁都知道，她还一直跟一个强壮的农民小曾互相勾搭了好几年。为这件事，李宝玉跑到伪头目面前告过状。人们总是津津有味地回想起宝玉老婆怎样因此而被反绑了双手吊在村公所的山墙上。

李宝玉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洗得破了口的褂子来到临时贫农团面前。他自报是中农。要不是有人问起他兄弟，也许他就有可能把大多数人都说服了。他兄弟不是跟着他一块住了两年，白白给他在地里干了两年活吗？他家的全部家务事也都是由他的弟媳妇干的。

李宝玉不否认他兄弟李老四跟他一起住过，可是他对自己和老四之间的关系，看法和别人截然不同。

“我救了老四，他才不挨饿。”他说，“他们走投无路，是我给他全家房子住，我叫他们走，劝了好几回，可是他们靠上了我，不敢往别处去。当然啰，”他尴尬地笑了笑，“这也没有什么，兄弟嘛，能不帮助吗？”

李老四被叫来了，他说的又是一回事。他那长长的脸上有一种忧愁的表情，这和他讲的事在情调上是很和谐的：“我从林县带着全家来这儿时，东西一并给了我哥。还送给他一个小子，因为他没生下孩子。可是他拿我当牲口使唤，我们黑夜白日替他下地，干家务，到头来什么也没落下，就那么给他白干了。我想还是离开好，可宝玉骂我们，说我忘恩负义。后来我也不跟他打招呼就窜了，跑到西山上开出一块地，这才回来取家眷。”

听完这一面的情况，有几个贫农说李宝玉应该算富农，其他人都肯定说他应该算地主。李宝玉吓得浑身发抖，面色如土地往家走去。他不敢把发生的事情对老婆讲，可她偏唠唠叨叨地问长问短，李宝玉发火了：“全都怪你，”他嚷起来，“你就不会待我亲兄弟厚道点，瞧你给我们闯了大祸！”

“什么大祸？”

“人家都管我叫地主，”他吼叫着，“这怎么得了？”

宝玉老婆没有张惶失措。她记得，李老四是在过继的儿子结婚以后离开她家的，远在标准时间之前。李老四替他家干活，不管算不算剥削，反正和划分阶级无关。

第二天，李宝玉又来到临时贫农团面前，沉着而且得意地声称时间上有错误。可是他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大多数农民正准备接受他的申辩，工作队干部小李突然站了起来，激动地指出他是一个剥削者，竟然无耻到榨取他兄弟的劳力，而且还想通过抠字眼的办法替自己开脱罪责。

“他们不但替你出力，还给了你儿子！你有没有良心？你就那么怕老婆，连手足之情都能忘了吗？”小李说话时，声音一直在颤动。

“解放后你为什么要给你兄弟三亩地？不是妄想捂他的嘴吗？我要是你，早就害臊得哭了！”

小李的一番痛斥，使李宝玉的处境比先前更坏了。为了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以解除压力，于是他就又在果树的事情上为自己辩护起来。

“那些树其实不值几个钱，”他说，“去年摘的果子不过卖了一万边区票。”

“这事或许该问一下栽树的人。”天主教徒申全德说道。

这一点不成为问题，当初把院子卖给李宝玉的老何，正在人群里坐着。“你把那树摇一摇，钞票就会往下掉。”他说，“那些树长得真喜人啊！我亲手栽活了它们，可是自家倒没法过活了。我儿饿死后，就把院子卖给了宝玉。”

“你们不信，我还能说什么？”李宝玉顶了一句，可是谁也没有理他。他眼里涌出两泡泪水来。

第二天，我和戚云去李宝玉家吃派饭。那所宅院看上去并不显得怎样富裕。当过商人的李宝玉跟他名声不好的老婆就住在沿北墙盖起的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里。靠西边的那面墙当中塌下一道豁口，邻居家的猪就从那里爬过来，在那片引起了争论的果树中间拱来拱去。这是些枣树。有些死了，剩下的枣树也有很多死枝。我想，如果真的把它们摇几摇，掉下来的不会是钞票，只会是些干树枝。

为了向我们表示穷困，宝玉老婆做了一顿比我们过去吃过的任何一次都要清淡的稀汤煮疙瘩。她的儿子——就是李老四过继给他家的那个孩子——看样子好象没吃过别的东西。他发育不良，几乎成了侏儒，脑袋好象长在前胸上。他十二岁就被迫和一个二十岁的姑娘结了婚，好使宝玉老婆在老四媳妇走了以后有个人侍候。早婚对于他一定造成了损害。

这家主妇穿着一件非常朴素的小褂，黑黑的头发从额前一直梳到脑后，在那儿结成一团很紧的发髻。她的眼角和嘴巴周围都有了皱纹，很难想象她过去曾是风流一时的女人。她含着眼泪诉说起自己为了帮助宝玉的兄弟，做出了怎样的牺牲，给他的都是最好的东西。

“我想不开。我屋里不过两口人，孩子是他们的。我们死后家产传给谁？我们出力节省，不是为个人，全是为了人家的儿子，可他还说我们亏待他，真叫人伤心。”

那天下午，李宝玉又去参加会。工作队干部小李冷静考虑过了自己昨天冲动时说的那些话，向大家表示自己不该插进来打断讨论，并且念了文件上关于如何区分富裕中农和富农的那一段话。这里关键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剥削，而在于这种剥削的程度。一个富农的全年的总收入当中，至少必须有百分之十五来自地租，利息和雇佣劳动的剥削。根据这一条，李宝玉显然不是富农。

“昨天你赌气和我们打岔，”王老太说，“我们才赌气划你地主，可是照实说，你不是地主。”

“真把我吓得不轻呀！”李宝玉说，“怎么会忽然成了地主呢？我回家都没敢告诉家里人，硬是一宿没合眼。老实说，富裕中农都嫌高了一些，不过评上也就罢了，旁人觉着合适，我有什么办法？反正我也想通了。”

因为他这些话听起来还不全是真心话，小李就又安抚他：“我们不怕耽搁时间，你要是仍然不同意，可以等下次会。再不行还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诉。”

不过看得出来，李宝玉已经断定自己争取不到更好的结局了。

“我算富裕中农。”他说。

散会以后，有人小声说道：“该叫他老婆来听会，兴许她能学到些东西。”

“她呀？别想！”回答的声音也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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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开评议会的前后的空隙时间里，我和戚云经常出去访问一些人，特别是戚云认为应当准予加入临时贫农团的那些农民。

有一天，我们正在洋房院同一位复员军人老高聊着，忽然从外面闯进一个人来，她叫李心爱，是跟她一位堂兄从冀中私奔到这里的。“哎哟，”她一看见戚云和我，这样叫了一声，“我还当是老梁在这儿呢。”

“找老梁干什么？”

“我需要帮手。我家烟囱掉下来了，锅碗砸得稀巴烂，等会儿屋顶也得跟着烟囱往下掉，到时候孩子该怎么办？我寻着木匠叫他替我修，他说：‘你上哪儿去弄那些钱，这得耽搁几天工。’我男人当兵走了，扔下什么事都得自己干，今早晨我上外头拾柴禾，还得挑水。这阵孩子撂在炕上，我心里又怕得不行。互助组多少帮点事，可我家活太多，孩子又太误事。要说换工，我每天才纺一两线。”

说到这里，她啜泣起来了，可是接着擦擦眼泪又继续哽咽地说道：“我不想搬走，院里有很多好姐妹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她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但并非杨柳般苗条，而是体态丰盈，尤其是因为她在哺乳期，乳部膨大，所以几乎有些胖。在张庄，遮不遮蔽上身是无关风化的，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姑娘的上衣就开着襟，可以看见她的乳房和她那柔软的腹部。

她的出现使老高变得神魂颠倒，他殷勤地表示愿意为她让出洋房院里最好的房子。

“你就住这间吧，我再搬过去几间住也行。”

年轻的母亲有些犹豫不决，戚云劝她不用担心，毕竟男人是在部队上，所以总要设法重新安置她的。李心爱笑着离开了我们，只有脸颊上两道沾满了尘土的泪痕表明几分钟以前她还伤心地哭过。

从老高那里出来，我们决定去查看一下那所塌了烟囱的房屋。戚云很希望更好地了解这位不寻常的青年妇女，她为了嫁给自己所爱的男人，不但不顾传统的习俗，而且不怕死亡的威胁。张庄的男人们都笑话李心爱。有一个早先干过伪军的名叫金洪的中农，只要遇上愿意听的人，就会兴致勃勃地讲述一通她的“风流事儿”，说完了便大笑不止。年轻的妇女们又是另一种态度，虽然谁也没有说出声来，可是都从内心里赞美甚至羡慕她的勇气。上了年岁的老婆婆一般是同男人们站在一起的。由于这些人的反对，李心爱没能加入临时贫农团。

我们见到李心爱的时候，她正坐在炕头给一个漂亮的婴孩喂奶，那间土坯房塌掉了整个一角，脚底下积满了成堆的瓦砾。她已经决定了要搬家，心里也就不再惦记房子的事情，而想和我们谈金洪对她的讥笑。

“他不该那样笑话我，”她噘着嘴说道，“爹娘不叫我们结婚，我们只好逃跑了。可孩子是我男人的。金洪笑话我，好象他自己人很清白，可是谁还不知道他干过些什么事。他有那么多意见，就该当着村里开会明着说，听听大伙儿说他个什么。他瞧着我男人到部队上去了，就欺侮我。”她说到这里停住了，又开始哭起来。

戚云问起她丈夫以及他在部队上生活的情况，她情绪又立刻开朗起来。最近她被请到她丈夫所在部队的驻地营房里，跟他一块住了九天。“当兵的生活可好了，”她说，“人家比我们在村里享福多了，吃的是面条和大肉。这会儿他到了河那边，到底什么地方我可说不上，我想做双鞋给他，可不知道该往哪处捎。等着打完反动派他就该回来了，到那会儿我们才能一块过上太平日子呢。”

想起那年她丈夫家里的人，从河北来到这儿要把他弄回去时，村长师福元跟他订的条件，我们就问她，丈夫当兵是不是自愿去的，她本人是不是真舍得叫他走。

她说：“我自然愿叫他去，要是谁都不想去，怎么能打倒反动派呢？”

可后来她又抱怨干部们不给她丈夫一点选择的余地。丈夫没有给她留下一点可以过日子的家当，没有房子，没有农具，什么都没有。干部们曾保证帮助她解决一切问题，她才没有反对丈夫当兵。她丈夫一定在挂念着她和孩子，怎能不挂念呢？

她一方面为参军的丈夫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感到委屈：一个不满二十岁的母亲，独个儿留在这样一个村子里，外面有人嘲笑，家里又无亲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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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道路是曲折的

应该保证各级农会领导的纯洁。在领导不纯洁的地方，应该发动群众进行改造。这里所谓的“纯洁”，并不是指要对那些犯了错误的乡村工人、贫农和中农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是指要把他们排斥在农会之外。相反，应该欢迎他们加入农会，通过教育达到团结。这里“纯洁”是指要防止地主、富农及其代理人混入农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防止他们窃踞农会中的领导地位。

——刘少奇

到三月底，村子里所有农户的划成份工作完成了。麻烦棘手的问题层出不穷，而且都有一定的原因——一个汉奸虽然很穷，可是家产仍被全部没收了；一个九岁的孤儿占有着比村里一般人多一倍的土地，可是除此以外，家里连一副碗筷都没有；一个败家子解放前就因为大吃大喝典光了土地，解放后又把分到的果实挥霍一空，结果滚了一身债，欠下人家三百多斤谷子和几块银元；一个当厨子的赚下了那么多钱，不但闹灾那年购置了土地，还跟一个地主寡妇结了婚；一个专门劁猪的靠着要高价发了财，就雇了几个工替他在地里干活；一个本村的农民，在外村当了三十年长工，回来时身无分文，可是因为一切已经分完，就什么也没分到；一个老汉把分得的土地让给了他兄弟，自己跑去和邻居家的寡妇同居，并且替她干活。这会，他兄弟要他向寡妇讨回工钱来互相平分，可是老汉不愿意离开那位好心的女主人。

人们自报家庭实际情况的时候，一连串的悲剧不断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充满着悲哀、贪婪、幽默、残忍和慈善的事件。可是农民所期待的东西却并没有发生，村子里好象没剩下什么地主和富农，也就是说，话说了很多，事也干了不少，可以分配的东西却没有多少了。农民们自己也承认，再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

因为有多余的财产，可能被划为富农的唯一的家庭就只剩下那个“老来俏”的寡妇王凤只了，她是长得很漂亮的尤补巧的娘、贫农王老汉的相好。她的成份还不很清楚，所以被临时贫农团叫去了好几次。

谁都得说这个寡妇机灵，她总是细心地观测风向，见风使舵。在伪军掌握县政权的年头，她把闺女嫁给了警备队司令部的一个班长。这个当兵的虽说是贫农出身，可是凭借着他的地位，多少能够保障他的亲属们免遭掠夺和污辱。这个寡妇还劝她的儿子也参加了伪军。后来伪军向八路军投降了，她又说服她的儿子和女婿自愿参加革命军队，并且把闺女接回家来勾引干部。她就是这样见风使舵地避免了所有的灾祸，不仅得到了对军属才有的优待，而且在分配果实时也捞到了一份。她闺女同村干部搞得火热，甚至给其中的一个人生了个孩子。没有人知道那个做爹的是谁，可是他显然很有势力，因为这个寡妇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斗争。

《土地法大纲》的发布和工作队的到来，再一次使王凤只陷入了困境，看样子这回她是无法逃脱了。然而她还是决心要闯一闯，无论如何也不轻易投降。她来回答问题的时候，穿着一层又一层的厚棉衣。

“又要开那套老奸猾了，”王老太大声在戚云耳边说，“斗争运动一开始，她就把所有的棉袄都裹上啦！她觉得那样我们就是揍她也不会怎么痛。可她实际连挨斗都没挨过，人家闺女给护着呢！”

这个寡妇带着一点心神不定的口气说着自己的收入来源。全家五口人，有四十八亩地、八间房子、一头驴子、一辆大车和各种必需的农具。她说她男人老早就死了，因为儿子还小，她才雇工。但有一件事她忘记交代了，就是他男人在世的时候也从来不干活，儿子长大以后也是从来不干活的。他们一直雇着长工，而对自己实行“五不出政策”：下雨不出工；天冷不出工；刮风不出工；天热不出工；劳累不出工。解放以后，寡妇的土地没有动，光是卖掉了驴子和大车。

“你那大车和驴子为什么没有了？”人们追问她。

“有一天我儿子出去把它们卖了钱了。”

“为什么要卖？”

“我怎么知道？他卖时又没问过我。”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她的话大伙连一个字也不信。他们断定，她卖驴子是害怕留下来会被没收掉。

“不过，后来她又买了一头驴子。”一个人这样说。

“那是呀，人家觉得又安稳了嘛！”

“过后添的这头驴可是又老又破。”她的相好王老汉赶忙出来帮忙。

妇女们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驴子怎么能破呢？”她们问。

王老汉被问得很窘。

“驴子当然也能破，”他说，“驴子明明散了架了，你们为什么非要说它中？”

他的话没有人听。农民们知道，王老汉对他的相好是要捍卫到底的，所以都不屑跟他争长论短。大伙开会咯吵了一阵，决定给这个寡妇评为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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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户较为殷实的富农，并没有使临时贫农团的成员们感到多少安慰。通过调查并按照标准时间计算，他们总共有一百七十四户贫农，其中只有七十二户算是翻了身。这就意味着，还有一百多户人家在生活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问题主要还不在于缺少土地，因为土地绰绰有余，每个男人、妇女和小孩都可以分到六亩左右。问题是缺少牲畜、大车、工具、房屋和劳力。尽管几乎所有的役畜都已按照四户或四户以上的比例分配下去了，但是仍有几十户连一条驴腿都没摊着，更不用说大车轱辘了。另外，还有不少寡妇和老年人在地里得不到一个帮手。如何使所有这些人都上升成为中农，这就是临时贫农团面临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来，这个问题好象是无法解决的。

工作队也和农民们一样，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他们只是建议，第一步应该扩大临时贫农团，把所有老实的贫农都吸收进来。与此同时，为了彻底弄清全部“果实”的去向，工作队又发动群众清查本村的账目，这个办法来自报纸上一篇介绍某村“清查账目”的报导。通过这条途径，也许会发掘出足够的财产来填补一些窟窿。由于仍有财产的地主和富农已不存在，在清查中，注意力就集中到了干部身上，把他们当作是可能的“斗争对象”。

事实证明，临时贫农团的扩大是一项进程缓慢的工作。划分每户的阶级成份所使用的标准倒是很客观的，只要考察一下按人头计算有多少财产，计算一下这户的剥削收入的比例，就可以做出结论了。但是，在确定人们能不能够加入贫农团时，使用的标准里就出现了“老实”和“辛勤劳动”这一类字眼了。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大有争执的余地。

有些妇女，尤其是王老太，坚持从道德好坏着眼。她们过去否决了李心爱是因为她私奔；否决扛了一辈子活的肖老张，是因为他跟一个寡妇同居。这一回照顾到扩大组织的需要，她们决定对他做出重大的让步：只要他离开那个寡妇，他就能够加入临时贫农团。为此还专门替他捎了个口信。

肖老张反驳了她们。这个人心眼老实，根本不会答应“今后改正”的。不少人也采取这种态度。他说：“除非我能跟那女人结婚，这辈子不入那个团！你们那个团给我办不了好事，还有什么用？”

单为这一件事，她们可能还不会排斥肖老张，问题是他接着又攻击起贫农团的其他成员来了。

“人人脸上都有灰，”他说道，“谁家锅底也是黑的，在团的跟不在团的还不是半斤八两？帮我娶下那寡妇，我就参加。”

“我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她们互相问道。

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肖老张既然是个鳏夫，他的相好子明既然是个寡妇，他们就该安守本分。即使这两个人彼此相爱，彼此忠诚，并且希望结婚，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按照传统，妇女对已故的男人，一直到死都应该保持贞节，虽然这在大多数人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个寡妇如果改嫁，就会使她前夫的一家蒙受耻辱，而且也会失去她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只算是男人的后代，他们的责任就是供奉祖宗牌位，和为本家传宗接代。母亲只不过是一种工具，一个用来产生男性后嗣的奴隶。如果她决定出走，就只能一个人出走，并且要受人辱骂。在张庄，为什么寡妇和光棍之间有这么多的私通，却不能再婚，原因也就在这里。

只有在男方自愿改姓女方婆家的姓时，情况才会有所改变。这样是准许他们通婚的，因为这种结合不会对婆家造成什么威胁，丈夫对前夫所生的孩子没有什么权力，也不会威胁到祖宗牌位。这一类通婚在张庄是有过几次的。那个脾气挺大，经常被别人当乌龟取笑的羊倌金柱（关于他跟民兵申玉兴纠纷的事前面已经谈到了）就是其中的一个。

可是倒霉的金柱，甚至在正式结了婚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仍然没被批准加入临时贫农团。男人们都把随妻改姓看作是牢固的夫权阵线的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对于所有男子的地位都是一种威胁。妇女们也很卑视他“跟着老婆嘴皮转”。“老婆给他几句好话，他就乐得不知哪天生的啦！”她们风言风语地这么说。她们也不喜欢他老婆，谣传她经常赶集赴会，招徕皮肉生意。只要给钱，她不但能跟生客睡觉，而且还要说故事来款待他们。不管张庄发生了什么事，早晚要被她传到远近的各村里去。

象老保那样虐待媳妇的人，象桃园那样寡廉鲜耻的人，一切先前有“恶迹”的伪人员及其家属，都不允许参加贫农团。从前认为有问题、而这次很快就被通过加入贫农团的，只有那些过去被称为特务的天主教徒们。他们多半是住在西南角上那一带的，有几个人一开始就被吸收进了贫农团，这几人就帮着其他教徒入团。

由于上面提到的各种限制条件，村里几乎有一半的贫农都没有被邀加入临时贫农团。工作队进村整整一个月以后，在这方面还说不上有真正的进展。

清查本村账目的会议也陷入了僵局。从大学里来的知识分子徐同志参加了这项工作的领导，因为他善于计算。他选定了一个贫农委员会来协助自己，其中就有我和戚云第一天到张庄时会见过的那个健谈的天主教徒申全德。申全德和其他被徐同志挑选出来的人都深信：村干部过去曾经非法侵吞了大量的“果实”。可是他们搜集证据的做法却十分混乱。他们象审判官那样地去调查问题，把干部一个一个叫到跟前，没完没了地盘问，如果回答出现了矛盾，或者表示应由旁人负责，他们就用可怕的惩罚威吓这些干部，咒骂他们，并且把他们监禁起来。从前的农会主席郭真宽在这种威吓之下，因为无法提供委员会认为是满意的回答，被逼得想在他家后院跳井自杀，幸亏发现得早，才把他阻止住了。

后来发现，这些本村干部根本回答不出翻身账目的全部问题，于是委员会便决定，要询问一下当时已经调离村子到区里或县里工作的那些人。从前的副村长张贵才回来探亲，就被拘留了；从前的治安主任和党支部的创建人张天明回到张庄参加第五区的生产会议，也被拘留了；从前的村长师福元，正在另一个村的土改工作队里进行工作，也收到一封命令他回家的信。他们都集中在一个院子里住，一直要等到盘问结束。

可是张贵才、师福元和张天明三个人，都对搞清账目帮不了忙。虽然他们能回答出很多问题，但却矢口否认有过大量的贪污，并对教堂的烛台等贵重物品的失踪，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老申首先提出叫大家去问问从前的地主，看他们是否了解从他们家里拿走的财产的情况。徐同志表示支持他的意见，但侯队长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企图用从阶级敌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来迫使革命干部认错。侯队长把徐同志和老申叫到里边，尖锐地批评了他们。这种行动只会给混乱敞开大门，地主们就会利用这个天赐良机，捏造虚假的罪名分裂农民队伍。

老申被批评得心慌意乱，一再表示他的目的只是想了解事实，完全忘记了地主从前怎样奸诈地愚弄人民。可是他越辩解，越使人们产生和加深了对他的怀疑，感到他出这种主意并不是完全无意识的。他垂头丧气地坐到了查账委员会的后排座位上。

由于在查账问题上遇到了阻碍，工作队在张庄的整个工作都停滞不前了。包括从大学来的知识分子在内的队员们，情绪都变得非常低落，老乡们也感到同样的消沉。

许多人开始怀疑——虽然没有公开说出来——本来就没有什么“油水”，不管是富农手里保留的多余财产也好，还是干部手里非法多占的“果实”也好。因此，再搞什么大翻身就不太可能了。扩大贫农团的会议在开，由于即将开春，调查谁家会严重缺粮的会也在开。可是参加的人却是稀稀拉拉，会议也开得马马虎虎。似乎没有人知道原因在哪里，今后应该怎么办。

正在这种停滞状态时，太行分区第三专署的党委书记意外地到了这里。这位地位很高的人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王书记显然有相当的文化程度，但没有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那种典型的优越感（这在徐同志身上是表现得很充分的），也没有中国的旧式官僚那种架子。相反，他倒是象一个埋头苦干的农民那样热情开朗。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青灰布褂子，徒步来到村里，工作办完后又徒步离开。他使工作队的干部们在向他汇报问题时觉得毫不拘束，因为他听得很认真，发问也很从容。他听的时候脸上露出一种严肃的，但决不是严厉的表情；他不住地点头，但从不打断别人说话。他时常微笑，说话缓慢，并用手势强调自己的意思。

整个上午和大半个下午的时间他只是听汇报。到晚上，他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做法。他劝工作队立即停止查账会议，他说这件工作搞得不妥，因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贫农团还不巩固，还没有群众基础，没有一个审查干部以往工作的民主讲坛。只是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查账，怎么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只有当全村都踊跃参加的时候，才能把过去的账目查清。只有在群众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并且亲自将这项工作当成主要的任务承担起来时，这些才有可能实现。此外，账目本身并不是问题的要害，它只反映以前的干部的生活和工作的一个方面。在适当的时候，干部们的全部表现，他们的“工作作风”，他们的工作热忱，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忠诚，所有这一切——而不单单是他们占了多少财产——都要受到检查。

王书记还建议要作出极大的努力来扩大临时贫农团。他估计不适宜参加的贫农大约只有二十户，其他所有的人，包括过去的敌伪人员、干部亲属、不规矩的寡妇等等，都应该吸收进去。他指出，正是由于过去的历史条件——买卖婚姻、禁止离婚、限制寡妇改嫁等等——造成了中国乡村里普遍存在的非法的两性关系。在这些方面提出过高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应该向那些始终以道德标准为理由拒绝他人入团的贫农们进行解释，使他们认识到，为了实行改革，需要全体贫农群众的共同努力。他们憎恶的那些不轨行为，大部分都不是孤立的事情，而是他们经历过的那个旧社会的必然产物。

“主要应该看阶级，”王书记说道，“就是看人们的阶级出身，别的都可以不考虑。一切问题都只有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解决，这里面也包括宗教问题。通过在阶级基础上的联合，即使最不同的宗教信仰者也有可能携起手来。”

王书记接着谈到了反革命嫌疑分子的问题，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对此他也主张放宽。他说，只要有嫌疑的人是贫农，就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但是如果孤立和歧视他们，那就永远也谈不上把他们争取过来了；必须尽力促使他们充分地参加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去。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显著的进展，他建议工作队去把侯金明请回来。这个年轻人因为被怀疑帮助了孙神父，一九四六年就逃跑了。如果侯金明同意回家，就应该分给他全部应得的土地、房屋和农具。这样一来，就会打消其他许多天主教徒仍然存在着的畏惧心理，从而大大加强贫农团。

最后，王书记又指出，解散一切原有的组织，停止所有干部的工作，仿佛他们都是坏的、腐化的，甚至都是阶级敌人，这是一种错误的作法。他确信张庄不是三类村，而是二类村，这里的工作有过很大的成绩，大部分干部在政治上都是基本可靠的。如果这个结论确实是符合事实的，那就证明工作队的工作方向完全错了，必须重新检查自己的全部工作。

侯同志立即把王书记的三项基本建议付诸实施。徐教授的查账委员会解散了；拘留的干部们被放了出来，并让他们回去工作，只是每人都到临时贫农团去做了保证，如果以后还找他们调查，一定随叫随到；放宽接受贫农团成员的标准。在现有的贫农团各小组中经过解释说明以后，几天之内，便有一百多户人家被吸收进来。新成员中包括私奔的姑娘李心爱，打老婆的张老保和以前的毒贩王桃园。甚至连伪政权下当过村长、在张庄最受人憎恨的郭福贵，也被吸收进来了。除此以外，还派侯金明的一个表兄弟徒步到洪洞去，向被迫流亡的金明解释当前的新形势。

人们都清楚地感觉到，一股清新的风吹进来了。

好象是专为强调这种变化似的，第二天忽然从高家庄来了一群学生，把村子墙壁上所有的标语都刷成了新的。这些用白色大字写成的新的标语，直接与土改有关的多，提到内战的少。下面随便摘录的几条，都是戚云翻译给我听的：

“一切权力归农会。”

“共产党是人民的长工。”

“填平补齐，抽肥补瘦。”

“批评和纠正干部的错误。”

“选出好干部，撤掉坏干部。”

“保护和发展工商业。”

“建立民主、自由、和平、繁荣的新中国。”

“反对贪污腐化，退回多占果实。”

在村办小学的一面墙上则刷着这样一行大字：“提高文化水平，加强政治觉悟。”在另一侧墙上刷着：“教育与劳动相结合。”

她本人就是一个改嫁寡妇，可她是从远处逃荒来的，在本地没有婆家的人出来反对她再嫁。在这种情况下，她便没有想到自己的情况实际上是和别人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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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地头戏剧

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

——毛泽东

戚云被允许搬到村里去住。这样我们就住到了张庄，每周只回大学上两三次课，不象原来那样，住在大学，每天跑到张庄来。

搬进村子以后，我们和村里的整个生活更加密切相关了。在休息时间里，能够同工作时间一样地留在村子里，这使我们更广泛地结识了村里的人们，人们也象自己人那样看待我们了。虽然为了安全，不让我们住到老乡家里去，可是我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对一切人都开放无阻。我和戚云在教堂后面原来的神父住宅里各占一间屋子，老乡们就象在自己院里一样出出进进。不少贫农妇女很快就和戚云混熟了，我得了一个外号叫做“孩儿王”。

得到这个外号的原因，除了爱和娃娃们在屋里玩闹——这是大多数中国人从来不干的——还有一条就是替他们钉好了所有的石板，使那些木头框子不至于再从角上裂开来。搞这套小把戏，只要先从罐头盒上铰下一条条狭长的片子，然后把它们箍在木框角上钉紧就可以了。如果到处都有被扔掉的罐头盒，人们自己也许早就这样干了。可是在这样的山区，要找到一个罐头盒，就象找一块肥沃的河滩地一样困难。我身边带的几个旧的罐头盒，还是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领到配给食品后吃剩下的，现在就凭着它们开起作坊来了。以后，孩子们有了各种问题总要来找我，他们在我那里玩并且把振奋人心的消息讲给我听。

一天早晨，三个衣着破旧的小姑娘，闪着乌黑的眼睛，长辫子在背后随风飘舞，冲到我跟前位住了我的手。她们连推带拉地把我朝村东头领去，嘴里喊着：“剧团来啦！”果然，在一块开阔的庄稼地中间，真的搭起了一座戏台，它是用草绳将长长的松木杆子绑缚在一起，然后铺上木板搭成的。

这座好象雨后的蘑菇一样突然耸立起来的戏台，是巡回到本村的潞城县剧团架起来的。这个剧团由五十个人组成。这些人过去都是一些穷艺人，在一九四六年的大规模分地运动中，他们也分得了土地。现在他们用半年时间在自己地里干活，剩下的半年时间就到外面演戏，从秋收后开始下乡，到春耕前再回来。他们的演出不要报酬。但为了解决膳宿问题，他们从县政府那里领取一种粮票。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爱好文艺，并且想把革命故事告诉给更多的农民。他们每天转移一个新的村子，利用午后和晚上的时间进行演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在村里吃派饭，晚上就住在吃饭那家人的屋里。道具费、旅差费和临时支出都由县政府支付报销。看演出不用买票。

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是空荡荡的，这个巡回剧团则不同，他们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他们有幕布、各种道具、彩色布景和多样的音响效果，包括啾啾的鸟叫声，呱呱的青蛙叫声，唧唧的蟋蟀叫声，哗哗的下雨声和呼呼的刮风声，等等。这些了不起的革新，虽然往往破坏了他们想要制造的真实感，但是照样受到人们极其热烈的欢迎。剧本反映的现代生活内容也受到了热烈欢迎。人们从十几里以外的地方赶来看戏，而且经常跟着剧团走过两三个村庄。

这个剧团的到来，吸引得大伙把一切活动都停止了。下午是三场独幕剧，晚上紧接着又上演了一出全本现代戏。干部和群众都为此而放弃了已经计划好的事情。

下午演的都是喜剧。第一场讲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在回家探亲时装成一个开小差的逃兵。他媳妇为此感到非常痛苦，甚至想要自杀。后来邻居们赶来了，他们给她男人戴上了一朵大红花以祝贺他在战场上立了功。这样她才恍然大悟：原来他骗她的目的正是为了考验她对革命的感情。第二场是描绘一个军队炊事员，因为睡觉睡过了头，忘了把部队吃的馍馍蒸出来。一位农民老大娘整整一夜没有离开，把这份急需的军粮替他准备好了，避免了一场祸事。

在换场的间隔中，一队穿着鲜艳服装的男女儿童们上台表演“快板”（一种用敲打竹片作为伴奏的有韵的说唱）。这些快板把当前人人关心的事情，例如《土地法大纲》、生产大发展、即将开始的整党运动，等等，都做为主题而把它们加以戏剧化了。所有这些节目仅仅是晚间一场压轴戏的前奏，这场压轴戏就是长达四小时的现代歌剧《赤叶河》。

夜色降临了，成千的农民们各自带上一块砖头或一个板凳，都向着戏台前的平坦的空场上走去。帷幕拉开的时候，整个空场上已经拥挤得水泄不通。人们膝盖顶着后背，肩膀靠着肩膀，热切而有秩序地等待着演出的开始。

“赤叶河”既是一个村名，也是一条河名。故事是讲王老汉和他的一伙贫农邻居们，就象张庄的李老四曾经干过的那样，跑到山里去开荒。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劈荆造地，开辟出了一块适于居住的家园。可是结果却听说，这处荒山野岭现在已经属于一个地主了。他收取重租，摊派苛捐杂税，并且狡猾地指使管家出面向佃户逼租，自己却装成一个慈善人。这个地主穿着一件长长的羊皮袍子，吸着水烟袋，用烧开过的水漱口，然后吐在地上压压尘土。佣人端上茶杯来，他总要把杯子边擦擦干净再喝。吃饱了山珍海味，他就龇牙咧嘴地剔牙——不管别人怎样恶心，而且还满意地打着响嗝。这些动作每次都在台下引起一阵骚动，农民们觉得这个人和本村地主李冬胜简直象得出奇。

王老汉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他想要是能够避开管家狗腿子，直接去央求地主，也许能减缓一些。可是地主强奸了他的儿媳妇，又把那个曾用石头砸了地主家的老汉的儿子逼走了，接着又捣毁了老汉的小屋，老汉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儿媳妇悲愤地自尽了，儿子上山去参加了红色游击队，剩下王老汉自己，丢了土地成了乞丐，在饥寒交迫之下等待着时运的转变。

随着这个贫农家庭的悲剧情节的展开，坐在我周围的妇女们公开地、不加掩饰地哭了起来。不论我扭头朝哪边看，都看见眼泪从她们的脸上往下淌。没有人抽泣，也没有哭出声，大家都在默默地流泪。舞台上的悲惨遭遇好象触动了千百人的伤心的回忆，谁也无法抑止住这不尽的悲痛。那种场面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在巨大的天穹底下一座用松木杆子搭起来的临时戏台，夜色漆黑，仿佛连最耀眼的星星也显得昏暗渺茫，而星光之下又只是一片漆黑，除了戏台上，哪里也见不到一星火光；在那里，一盏孤零零的煤油灯把微弱的光线投在演员和布景上面，似乎整个宇宙的注意力都被集中到这个小小的空间来了。在戏台的正中间，一个年轻姑娘如诉如泣地唱着悲歌。她绝望地伸出两只手臂问道：“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这呼喊飞过了田野，穿着黑棉袄的妇女们互相紧靠着缩作一团，象被一阵寒风惊动了似地颤抖着。阵阵叹息，象波浪那样在人群中前后起伏。

那姑娘投入赤叶河自尽了。乐声嘎然中止，台上一片静寂，只有一阵唧唧的蛐蛐叫声打破了沉寂。这时我意识到观众们的反应中有了新的成份——男人们在哭着，而我也在同他们一起掉着眼泪。

第二场戏的情调完全改变了。这场戏的主题和当前形势联系得这样紧密，使人惊叹剧团怎么会有时间写作和排演它。姑娘自尽后，三年过去了，解放军来到了赤叶河，土地改革运动已经搞过。可是那个地主还活着，还在满意地打饱嗝，还在控制着这个村庄。他说着很进步的话，称颂毛泽东，主动交出了二十四亩地，还公开地和一个村长拉关系。这个机会主义的村长觉得这个地主是个很开明的人。

这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个贫农出身的县干部走过来，他的任务是到这里组织贫农团。他问无地的农民们有什么困难，他们都回答说：“没有。”这个否定的答复在台下的观众中引起了一阵响亮的大笑。“你们刚来那会儿，我们也是这样对待你们的。”坐在我们周围的人这样说道。

不久，县干部取得了人们的信任，组织起一个坚强的贫农团，揭露了地主的花招，并且发动群众没收了他的财产。第二场的剧情达到最高潮，在激昂的群众大会上，王老汉的儿子率领一群农民冲上前去想要狠狠地痛揍那个地主。要不是干部的劝阻，人们可能当场就要把他打死。那个干部建议把这个恶霸地主分子送到人民法院去。在热烈的、充满着希望的尾声里，所有的演员都为将来迸发出喜悦的欢唱。演出就这样结束了。

当人群散去时，我注意地听着人们热烈的评论，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宣称第二场戏比第一场更带劲。可是如果从戏剧的角度做个评价，我认为第一场无疑是更为成功的。事实上，我们等于看了两出戏。第二出正面的戏，远不象前面一场悲剧那样在人们的感情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然而人们并不喜欢看悲剧，那种痛楚太真切了，和人们刚刚摆脱的灾难生活太相似了。他们还是喜欢欢乐的后半场，还是喜欢战斗和胜利。他们觉得后半部的唯一不足之处，就是没有人揍那个地主。那个“王八蛋”被押送到人民法院去了，而没有被当场处决。

 第四部 
谁来教育教育者？

为什么在我们光明的党的组织内还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呢？我想，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一般说来，我们的党员是中国的优秀儿女，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但是他们都是来自中国旧社会的各部分，而今天中国存在着剥削阶级和他们的影响——自私自利、阴谋诡计、官僚主义等各种恶浊的东西。……正如一个人从污泥中爬出来，他的身上带有污泥，这有什么奇怪呢？

——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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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过关会上的交锋

在第一、第二类地区，一般的封建势力业已消灭，而农民中的不满常常集中于一批利用政治地位为非作恶、侵占土改果实的党员及干部身上。因此，在这些地区进行调剂土地的工作，必须与整党工作相结合，有时还须从整党开始，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清晨，天空一片灰色，在张庄那条沟壑一般的大街上，聚集着一批由贫雇农选出来的代表。他们集合起来是为了要开展整党运动。这个运动是工作队早已答应要搞的。

村里的大部分人认识到这场运动的重要性，都走出家门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在许多人来回走动的时候，急忙召集起来的中农也在开会，选出他们自己的三个代表参加代表团。随后，在一阵兴奋的讨论、畅笑和欢呼声中，两个阶级的代表组成了松散的队伍，开始走向会场。

周增福没有被选上代表，现在渴望出出风头。他走在代表队伍的旁边高呼着口号：“拥护我们的代表！”“为贫雇农努力工作！”“党员要当好长工！”不仅代表们跟着高喊这些周增福在激动时编的口号，而且在挤满街道的群众中也有许多人在呼喊。

三十几个代表后面跟着为数差不多的欢笑叫喊的老、幼人群，穿过区公所的院子，绕过从教堂高大的后墙一直向东延伸的砖砌的神父住宅，走进第三个院子。那所曾经作为教会学堂的长长的兵营式的屋子，成了严肃的会场。这是一间狭窄的屋子，四丈长，地上铺着高低不平的灰砖，屋里和屋外的空气完全对流，因为五个窗户，连同框架都早已被人拆掉当柴烧了。里面摆着几排长凳。二十六个党员已经坐在那里，现在就要决定他们的命运了。他们都原地站了起来，热烈欢迎新来的人。代表们经过一阵忙乱在余下的座位上坐定的时候，那些尾随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好奇的小孩和成人就挤在靠南墙的空地方。在以后的整个会议过程中，这些看热闹的人一直在骚动着，因为他们为了看得更清楚而相互推挤，并且在正式代表发言时，也随意插话。

戚云和我，以及一些曾在街上观看游行队伍的工作队成员，挤到代表们的后面，象夹在面包里的肉似地挤进剩下的一点点空间。

我们刚坐下，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对着一张大幅的毛主席像鞠了三个躬。在行过这种传统的鞠躬礼以后——这种鞠躬礼以前是表示对皇帝的尊敬，以后用来纪念孙中山，而现在是在党的会议上表示对党的主席所代表的革命思想的尊敬——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间，共产党员们唱起歌来了。他们笔直地站着，不约而同地唱起一首好象记不太清楚的基督教赞美诗。一两个同志唱得很响亮，十来个人唱得有点犹豫不决，其余的偶而插进来一句。通过这种方式唱出来的各种歌声没有什么调子，也构不成一支容易分辨出来的曲子。但是，唱过几节这种奇怪的、断断续续的、不协调的歌声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在唱《国际歌》，而只有在八路军中呆过八年的才元和工作队队长侯宝贝知道歌词和曲调。支部的其他成员尽可能地跟着唱，一会儿唱几声，一会儿等着侯宝贝和才元给他们领头，直到最后他们才高声、清楚地唱了起来，因为最后部分是大家都熟悉的。最后那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简直可以把窗户震破——如果墙上还有窗户的话。

这支歌虽然唱得很不齐，但给我们大家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它以出乎预料的、戏剧性的方式表明，村里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核心，以前对其存在仅是猜想而已。这个核心遵循着一个确立的传统，不管这种传统是多么新奇，而且这个核心显然受到了它的支持者的忠诚拥护。毫无疑问，没有任何强制力量能够使得这些壮实的农民在公开场合去唱一支他们还只学会一半的歌曲。这个事实使得任何把这个村子看成“一盘散沙”的想法不得不打消了。站在这里的这支队伍衣衫褴褛，但坚强有力，是这个村子的中坚。

集合在一起的共产党员和张庄人民之间的这种戏剧性的对峙，使我震动。我深切感到采用这种整党的方法是大胆的。方法很简单，党组织宣布公开举行传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但是，宣布公开举行这些会议，就意味着把村里全体党员的身分公开了，意味着打破了几十年战争环境所要求的保密措施，意味着采取了无法后退的一个步骤。

国民党的暗杀特务仍然在农村流窜着；离开内战前线只有三百里；国民党将领还在准备大举反攻。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保证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安全呢？如果阎锡山的军队回来，肯定要搜捕和处死村子里每一个积极的革命者，其父母、兄弟姊妹和子女也都会成为屠杀的对象。但是，这里站着二十六个本地生长的农民，他们同这个山沟里的人民和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敢于在世界面前宣布他们的战斗的革命目标。

当然，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公开自己的身分，工作队侯队长几天以前就念过他们的名字。但是那个时候，至少对我来说，这些名字是抽象的。而现在这里站着的是有血有肉的人。宣读名单以后，他们的生命就处在危险之中。正因为我突然感觉到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所处的危险就变成了痛苦的现实。

使根据地基层党员公开身分的决定直接来自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当时正隐蔽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山区里。这个决定说明了党的领导人对于革命战争必胜的信心，同时也说明，他们认为农村支部暴露出来的缺点是严重的，这些缺点如果不克服，对革命的危害将比战场上的失利更大。宣布公开党员的身分，他们担当了很大的风险，为的是向前迈进一大步。

时间是关键性的。一年以前，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因为那时候人民解放军还在进行着战略防御的战争，常常有必要用空间来换取时间。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取得的胜利，使军事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革命力量现在已进入战略进攻，以空间换取时间的需要，已转移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这样，共产党就赢得了相对的安全，有可能在所有的根据地进行公开活动，把党的工作人员置于人民监督之下，使这些老根据地更加统一，更加民主，也更加强大，从而加强了战略进攻本身。

中央委员会在估计到各种危险，并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可以保证党和革命的前途之后，大胆地宣布：“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吸收党外群众参加，不准召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的神秘感，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

但是，如果对于局势的战略估计结果是错误的，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很难压制住一种为村里党员的前途担忧的战栗，而且在这方面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如此。

当《国际歌》的最后一段旋律消失，每个人又找到位置坐下之后，侯同志象往常一样严肃认真地简单讲了一下开会的目的，然后叫支部书记兴发代表村里党员讲话。我们以前没有见过兴发或者其他党员领导人，所以戚云和我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他。支部书记是个高个子，瘦瘦的，态度自然，正是壮年时期。他那端正的脸孔被春天的太阳晒成古铜色，这和他的脑门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脑门上经常包着毛巾，颜色是淡的，几乎是白色的。他的脑门剃得很光，象是一个发亮的秃头，使他本来是和蔼的外貌增添了一层军人的威严。兴发说话的时候，一个突出的喉头在他喉咙里上下移动，并用长长的、灵活的手在空中划出弧形来强调语气。他虽然有一些当众演讲的技巧，但是，当时他的话来得并不容易。

他开始说；“同志们，尊敬的代表们，”然后又停了下来，不知道怎么往下讲。他咽了口唾沫，喉头一下跳到了棉制服的紧领上面。

我们发现兴发有点神经紧张，因为他不知道这一天将发生什么事。几个星期以来，党组织一直在开会，为“过关”会上的严重考验做准备。但是现在真的要开始的时候，好象以前所有的准备都还不充分似的。侯同志曾向他们大家保证说，整党的精神是“治病救人”，但是对这个精神，农民能理解多少呢？

侯同志本人、边区的报纸、“赤叶河”那出剧，以及有些愤怒的贫农——不仅张庄有，而且集镇上也有——不是都说还有大批贫雇农没有翻身，而这是由于当地共产党员的错误造成的吗？农民现在不是相信大多数共产党员不是冒充革命者，就是实际上的地主富农或者是出卖给这些冒充者的机会主义分子吗？每天不是一百次地重复说：这些不法之徒霸占了本来依法属于农民的财产和土地吗？而且这些不是早就已经从谈论的范围转移到行动的范围了吗？不是所有干部都已经停职，完全孤立起来，而且不准加入贫农团或其他群众组织了吗？这种歧视不是已经扩大到他们的亲属和对他们继续友好的邻居了吗？那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种打人的流言不是已经传遍全村，煽动起一种斗争党员的气氛，这种斗争可以使他们受到和从前汉奸、地主受到过的同样残酷的打击吗？面对着这样的前景，恐惧很容易占上风。

在过去几星期里，兴发肯定是有疑虑和恐惧的。当民兵骨干天喜后悔地说“如果我们没有参加党，我们现在就是贫农团的团员了，而且还得是基本团员”时，兴发同意他的意见。当暂时被撤掉农会主席职务的真宽扬言要跳井的时候，兴发没有打算阻止他，而是回家去看了看他自己的那口井。当秀梅吃不下饭，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虚弱到没有人扶就不能从炕上起来的时候，兴发表示了同情。他知道使得她病倒的不是普通的痢疾，而是恐惧，是害怕这个群众把守的“关口”，而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通过这个“关口”。当秀梅被架着去参加一次预备会议时，她说：“即使第二天我要死了，我也一定要过关。”她在无意中表达了支部所有党员的心情。

对年轻的工作队员张全儿的袭击只是增加了党员的恐惧。许多农民责怪不老实的干部，认为袭击是他们干的；但是党员却认为是天主教少数人为了给党以打击而组织的。他们害怕他们的名单被高声宣读以后，不满的老乡会采取他们想得到的任何办法来进行报复。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不敢一个人上街了。

这就是侯队长第一次和党员见面时党内的情况。他责备他们没有使村里得到彻底翻身，然后向他们扼要谈了今后运动的基本方针，就是检查共产党内成份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他向他们强调：要客观地检查自己的阶级出身、动机和过去的表现；必须听取群众代表的意见，接受所有正确的批评，克服缺点。不这样做的人就要受处分，甚至开除出党，有严重犯罪行为而拒绝改造的就可能送交人民法院审判。侯队长一再强调说，坦白交代，改正错误，决心为人民好好服务的人，前途是光明的。虽然他强调了“过关”的两个方面，但在党员心里留下的主要东西，是要他们为村里翻身不彻底的局面承担责任，接受批评，低下头来。许多人认为即使他们坦白交代了，也永远过不了关。群众显然要进行报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取得“油水”，以补足农民在必需品方面的大量匮乏。地主早已被剥夺了，所以必须找到果实的新的来源，现在看来村干部好象就是这个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承认过去的错误，怎么能避免遭受打击呢？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那天早晨站在代表们面前，焦虑地瞧着代表们脸孔的兴发，很明显地找不到任何答案。和侯队长谈话的时候，他已经承认不少贫农还没有翻身。但是，他翻来复去地寻思，这难道是他的过失吗？这难道是他的党内同志和非党干部的过失吗？他们真的多占了大量财物吗？他们中间有人发财了吗？至于他本人，他只有一个木碗和一个篮子可以说是公家财产，因为没有任何委员会把这些东西分配给他。但是一个农民有了一个木碗和一个篮子就算翻身了吗？而且党员和干部做了这样多的工作——连续不断的会议、守夜、搜查、拘捕、审讯——又怎么计算呢？没有以上那些毫不吝惜的努力，村里有哪一个人能够翻半个身呢？一想到汉奸、敌伪人员现在大批涌进贫农团来审判党，就使得兴发怒火中烧。

但是，当兴发那天在屋子里瞧着面前的人群时，他没有看见一张汉奸的脸孔。侯金明的老婆在那里，但是不管她丈夫做了什么去帮助神父逃跑，她本人还是一个年轻妇女，是从天主教育婴堂卖出来的，怎么能叫她为她丈夫的政治表现负责呢？找不到发泄的对象，当然谈不上发火。兴发一个人站在那里，面对着严厉的现实——党要求所有的党员都要公开检查自己的表现，揭发自己的错误，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

兴发重新开始讲道：“同志们，我代表党支部欢迎各位群众代表们。我希望大伙有什么说什么，不用顾虑，当然也用不着害怕报复。至于我，过去大伙让我当上干部，但是我自己翻身以后，忘记了穷哥们。”

这段话简短而开门见山，在代表们中产生了影响，这从大多数人停止了私下谈话来倾听这点上可以看出来。

兴发坐下以后，西北片的中年贫农杨玉锁站起来代表所有的代表们讲话。杨玉锁目不斜视，声音很高，但讲得实在太快了。他象在吵闹的学堂里背诵经书的学童似地，把事前记熟的讲话朗朗背出来。

杨玉锁背诵着说：“我是贫农，大伙选我当代表来帮助党整风。我希望每个党员老老实实地检查自己的过去。我不会说很多话。我们在这里是因为贫农要我们来帮助党，使得我们大家都能彻底翻身。”

他坐下来的时候，前额上到处是发亮的汗珠。他转过身来向后一排的一个朋友说：“我真担心，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好。我觉得好象买了什么卖不出去的东西似的。我想要别人去发言，但是来不及了。”

“你讲的很好嘛！”“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你出汗是因为你没有当众讲话的习惯。”诸如此类的评论来自坐在他四周板凳上的老乡们，他们都是出于友好而信任的心情，说明兴发所有的恐惧是不必要的。这里肯定没有报复的迹象，在那天代表们的情绪背后没有潜伏着暴力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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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这种通情达理的调子是许多天周密准备的结果。如果说党员在交锋前经过实习准备，那么贫农团的成员也是一样。在最后选举代表以前，召开了整个贫农团的群众大会、由村里三个片分别召集的会议，以及由工作队特别挑选出来重点培养的积极分子的会议。几十个人一夜一夜地挤在开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往往小得连一个家庭住着都不很宽敞。这些老乡家里的炕、板凳、小凳、门槛、地上都挤着男人和妇女，人们由于穿上厚厚的棉袄而变得臃肿。他们呼吸的空气里很快充满了现在已经熟悉的大蒜味和烟草味。烟给空气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朦胧色，使得只有一个灯芯的油灯显得暗淡无光，只有最靠近灯光的脸孔才能看得清楚，房间里其他地方的人的讲话声是从黑暗中发出来的。

在这种环境下讨论了四个主要问题：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是好的，为什么里面有坏党员？对于坏党员该怎么办？

对于共产党本身，大多数农民逐渐懂得了党并不是在延安的毛主席一个人，而是在解放区所有城乡的数以十万计的农民和工人。较难理解的是：并非所有乡、区、县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大家都说共产党是领导，如果是领导，党员就必然是领导人，领导人就必然是党员，这是农民的逻辑。如果党员的名单仍保守秘密的话，这个问题就很难说清楚。党里还有妇女党员的事实也要一再说明。妇女对此并不觉得奇怪，但是男人们摇摇头说“噢”。他们显然不相信妇女能够领导任何人得到翻身。

没有人争辩说共产党是坏的。不少人翻身只翻了一点或者翻了一半，但这不能抹煞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每个人的一般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说没有人攻击党本身，却有人攻击所有的党员，这几乎是一码事。这部分人的核心是天主教徒，他们依然对雨来加在他们头上的特务帽子感到愤怒。老申头不转弯抹角，是他们最响亮的代言人。每次他一开口，就谴责村里的共产党员。他说；“党要党员为人民服务，领导人民翻身，但是这里只有党员才真的翻了身。他们和封建官吏一样当上了官，骑在我们头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们必须打倒他们，现在是我们当家作主了。”

王老太不是天主教徒，她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但却是同样严厉的态度。她不断担心“果实”问题。对她来说，“果实”都给党员占了。她抱怨说：“斗争的时候我们一起上阵，但胜利以后他们得到了‘果实’。有的人呆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过着阔气的生活。有的人叼着香烟逛来逛去。他们把斗争得来的粮食卖掉，买好吃的东西来享受。”

她的立场客观上加强了老申头的立场。在谈到该怎么办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看法也完全一致。老申头用法官的口吻叫道：“所有贪污的人都要关进监牢。”而王老太说：“他们贪污的一切‘果实’要马上交出来。他们就是饿死，我们也不管。当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拿回自己家里的时候，他们想到我们一点了吗？”

这种“吃什么还什么”的主张得到相当多人的支持。许多农民记得一九四七年的“洗脸运动”，因而对人的改造的可能性没有多大信心，对于用公开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改造的目的更加没有信心。他们说不良行为很快就习以为常了，并引用旧的谚语：“你能叫嘴不吃东西，腿不走路吗？”他们的结论是：“我们一定要揍那些坏家伙。”

这派人的意见是一个极端，是强硬派。另一个极端是象元龙一类的农民。他采取了一种温和的立场，虽然他也是天主教徒，在满喜手里挨过毒打。他说话流利，至少有点文化，经常为党和大多数党员进行辩护。他喜欢使用毛泽东使之通俗化的一些诗的形象。他把党员比作鱼说：“人民是水，没有水，鱼就立刻会死。现在有些鱼离开了池塘，我们一定要帮助它们回到池塘。”他把党比做一棵松树说：“我们要树长得又高又直，因此，当我们看到弯弯曲曲的枝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弄直，或者剪掉，来帮助这棵树。党内当然有坏党员，但是我们要区别好党员和坏党员。我认为大多数党员是好的，要不，他们怎么能领导我们翻身？我们虽然还没有彻底翻身，但是大伙生活上已经够吃够穿的了。”

在这方面，元龙受到了泰山娘的支持；她是一个未老先衰和劳累过度的寡妇。在她缝东西的时候，松乱的头发不断在她额前垂下来。她把盖着眼睛的碍事的头发拨开，问道：“我们怎么能逼干部跳井？那我们自己也是搞封建的那一套了。我们要的是‘果实’，而不是干部的性命。要他们的命有什么好处？”

从来媳妇的想法也一样，她身上曾经因为农民怀疑她帮助地主而受到剪刀的剪伤。她说：“我们终归会弄清真相的。至于打骂，那是封建的一套办法，我们不能用。我们大家过去不是挨过封建做法的殴打吗？怎么能想出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别人呢？”

这派意见是另一极端，讲道理的一端。在两个极端之间有许多动摇着或者自相矛盾的农民，起先主张惩罚，后来又主张改造。

四月八日公开宣布党员名单，加强了讲道理的倾向。这是因为名单里有两件出乎意料的事情。第一，最令人害怕和痛恨的干部中有几个根本不是党员，不管是雨来，还是喜有和善庆，从采都不是支部的党员。

第二，许多从来没有当过干部的普普通通的农民，却是党员。迟钝而勤劳的安库简直不相信他那双颊红红的新媳妇、十八岁的小梅竟是一位党员同志。别的人对孟福禄和周增禄是党员也有同样想法。当然，这两个人是民兵的积极分子，但是民兵中有五六十个人是积极分子，他们在关心民兵工作和才干方面，肯定不比这两人差。然后还有年轻媳妇象王蔼英、王满英和任荷菊，她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院子，怎么也在党内呢？

这样，名单一公布就完全打破了一般人以为干部和党员是一回事的想法。在认识到最坏的干部中有的并不是党员以后，群众的偏激情绪消除了不少。农民们开始把党员看成是单独的人，有的领导人开始取得支持，而以前他们真正的威信在普遍的责备声中被淹没了。这些人中间有老八路才元——空场上的杂货铺是他管的；暂时停职的农会主席真宽；以及暂时停职的妇女主任胡雪贞。

宣读名单起了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它揭开了笼罩在党身上的神秘的幕纱。张庄人民和一批同他们自己一样的农民面对面地打交道了，这些农民在村子里是这样的普通，几乎使人觉得是对村子的一种讽刺。于是，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人们一直把共产党员这个名词和在遥远的延安象神一样的人物毛主席联系在一起，面现在要把这个名称用在小梅、好争吵的孟福禄或者强壮而迟钝的满喜身上，就觉得有些困难。他们显然不是什么神仙，但也不是魔鬼，无论怎样想象也不能说他们是有钱人。党员都是穷人，他们也是人，这就消除了报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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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农村，长期以来贫穷是这样普遍，这样经常，有一个瓷碗就算是一件值钱的财物了。许多农民从生下来后到进坟墓为止用同一个碗吃饭，并在死后传给他们的子孙。要是碗打破了，就把破碗拿给流动的补碗匠去修补，这些补碗匠在全县的集市上巡回服务。他们灵巧地在破片上钻眼，然后用铜钉把它们固定在一起。象谚语里的猫一样，这些多次修复的碗是长命的，经过长期使用，它和主人的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每一个农民和他的饭碗之间的这种密切的个人联系，使得有可能采用一种选举办法，能够让临时贫农团的大多数不识字的成员最后选举参加“过关”会的代表。这是工作队进村以后的第一次正式选举，也许是村里曾经举行过的第三次或第四次选举，因而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在每一个贫农团小组里，先在会上提出十二个人，再从中选出七个男代表。候选人把自己的饭碗放在一条长凳上，这条长凳摆在一个大院子的中央。每次有一个候选人离开这个地方。这时选举人每人手里拿着七颗黑豆和五颗白豆，排着队走过这些饭碗，向不在场的候选人碗里投一颗黑豆或白豆。一颗黑豆表示选他一票，一颗白豆表示不选他。这种程序重复十二次以后，由一个三人委员会来计算碗里的豆子。

为了保证妇女在代表中占有一定比例，而不是装装样子，单独提出了六个妇女，用同样的方法选出三个妇女代表。

工作队的干部曾经发现村里的愤怒情绪比他们所预料的还要强烈，而低估了两个星期来进行教育的成绩，因而对选举结果表明强硬路线的明显失败、特别对天主教徒中的反对派的明显失败感到惊讶。贫农团西南片的李何仁是这些反对派的真正首领，他只得到了一票。留着山羊胡子，抽着银烟管的老申头连提名都没有提上。郭元龙得到了最多的票数，无疑是由于李何仁的反对帮了忙。和他一起当选的六个人中，有五个人是有同样看法的讲道理的年轻农民，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话，就是他们的沉默寡言。第六个代表是老保，前面已经提过他和他媳妇的争吵。他不属于任何一派，他把每个问题都看成是对他个人的挑战，因而是无法预测的。例如，他在选举中出于恶意，投了李何仁唯一的一颗豆子，只是因为李何仁反对提他的名。依照他关于面子的复杂理解，以善报恶意味着李丢了面子，而自己的面子却增加了光彩。事后他逢人便说谁投了李的那一票和为什么投了那一票。

在妇女中间，强硬路线的运气要好一些。虽然为人非常公正的寡妇泰山娘得票最多，但是王老太的票数却是第二，金明媳妇是第三。然而北片和东片小组的情况却不一样。所有的妇女代表和男代表一样采取讲道理的态度。其中突出的是从来媳妇和武魁媳妇，她们两人都本能地把贫农的利益与共产党的利益和兴旺看成是一致的。

在初步选出了村里三个片的代表以后，贫农团的各片在一起开了一个盛大的群众大会，交流选举结果。在这次会上，主张强硬路线的人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改变代表团的组成。李何仁本人对党员的亲戚参加“把关”的权利提出了挑战，这是针对北片的。因为那个片选举了民兵党员周增禄的媳妇和堂兄弟，以及另一个民兵党员肖文书的弟弟。

北片针对这个挑战指出，西南片的贫农自己就选出一个女党员的男人来“把关”，这指的是小梅的丈夫安库。小梅作为党员依然被认为是很荒唐的，所以她的邻居没有把她当党员看待。

党员亲属的代表权问题最后用多数票来解决。增禄媳妇和堂兄弟落选了。安库是一个腼腆而老实的农民，以八十三票对三十一票当选了。十几岁的肖经书也被选上了。

北片的人对于选上王老太和老保，也不太高兴。他们说：“王老太非常自私。她的脾气很坏，谁触犯了她，她一跳三尺高。至于老保，他和他媳妇的关系都搞不好，怎么能够代表我们大家呢？”

这两个有争议的人应大家的要求站起来在会上讲话。王老太说得比她的批评者还要过份，她说：“我太自私了，有人给我一升粮食，我要一升半。”老保只是同意大家对他的批评，说道：“我连自家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能解决村里的问题呢？”

这就等于是说“我们不想当选”。但是农民们还是决定把他们选上，而且以很大的多数票通过了。

同一天晚上，各片再次分头开会，收集对第二天要在他们面前受审查的党员的意见和指控。

现在，会议已经开始，他们显得自信而有准备。

在代表们的发言人杨玉锁私下表白引起的议论平静下来以后，侯同志问大家有没有别的人要讲话。没有人自告奋勇。侯队长等了很长时间看看是否真的没有人要讲，然后叫暂时停职的村长，整个第五区最有名的村干部张存喜开始做自我检查。

一九四八年时张庄有党员二十八人，但在整党时，有两个党员已被拘留。

据传说，猫有九条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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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村长低下了头

采取上述党员与党外群众结合开会的整党方法，一方面使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尽情地批判与审查他们所反对的或赞成的党员或干部，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已与毛主席的党通了气；另方面，党的领导者又可根据群众意见及党内情况，全面地考虑问题，分别是非轻重，给以应罚应奖的公平的处置，使党内外群众均感觉满意。

——《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当张存喜站起来的时候，屋子里安静下来了，而且连屋外吵闹的人群很快也安静下来了。一系列的仪式、讲话、说明过后，整党的实际斗争开始了。所有的人都认真听，不愿意漏过一个字。

存喜说话的声音很轻，我们听得很费劲，使得四周更加安静了。他讲话时，前额上显出深深的皱纹，两只眼睛越过我们头上，望着我们后面墙上的某个地方。他那年轻、英俊的容貌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同支部书记兴发一样，也是瘦高个儿，举止自然，不象是农民出身；同兴发一样，他的头也剃得很光。但是两人的相象之处也仅此而已，因为他的光头没有给人以严厉的感觉，反而加强了他脸部柔和的表情和白净的肤色。如果说兴发象个实干家，存喜给人的印象则是个知识分子、学生，甚至可能是个诗人。他讲话的姿态加强了这种印象，因为他认真看待过去，不仅检查行动，而且检查动机，对自己批评得非常严厉，比他的表现实际上应该受到的批评要严厉得多。

他一开始就定了调，说：“我希望代表们帮助我改正坏作风。”他开始简单回顾了他的历史，回顾中充满着含蓄的自我批评：“我原籍是泽州，但我是出生在这里的。我爷爷是中农，我爹却是贫农。我在小学里念了两年书，以后当雇工，一直到解放时都给别人扛活。在党的领导下，我全家翻了身，但是我利用了群众的斗争，我从运动中拿了多少东西以后再说。解放的时候，我在高家庄当雇工。那里的地主给我钱，想收买我。我上了圈套，收了他的钱，继续留在他那里。后来很多朋友找我谈话，劝我离开那个老财家。”

“我在高家庄分到将近五亩地。后来张庄给我土地，我就回到家里。但是我的思想仍然是错误的。我害怕国民党会回来，并不积极。后来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了解得多了，参加了民兵。因为我认识一些字，干部就叫我负责村里的财务工作。于是我骄傲了。第一次分东西的时候，我很自私，给自己选了一块最好的地。前年政府征公粮，我们干部没有和群众商量，没有和他们讨论如何征收，我们自己商量一下，就命令群众交出粮食。这是很不公平的。”

代表们觉得他的态度好，一直没有吭声。存喜在讲话过程中增长了信心，因此，他的声音也高起来了。他的听众也就不那么费劲了。

存喜继续说道：“我负责财务工作以后，就骄傲了，看不起别人。我造假账，思想很坏，贪污了钱，还殴打群众。”

很难想象，这个瘦弱文静的人能干出这些事，但是没有人反驳他。

他说：“去年五月我当选为村长。大家要我为群众服务，我却变得更加骄傲了。我心想我当了干部，象旧社会里的官老爷一样，可以在村里支使任何人。因为玉星是斗争对象，我命令他搬出他的屋子，自己住了进去。我从合作社借了一万块边币，而用不属于我的粮票来偿还了五千块边币。我贪污了五双鞋，这是妇女们为前线战士做的。去年三个干部和我到仓库去，要点布给村里学校做旗子，但是我们在仓库里每人拿了一条裤子。我发现仓库里有些粮食丢了，就打了老保，因为他是管粮食的。在去年扩兵运动的时候，我把一些年纪大的，而且都是过去的敌伪人员，送到征兵站去了，这比国民党更坏。当然他们都给退回来了，部队不会要他们的。”

这时候，坐在前排的一个党员打断了他的话：“不要尽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谈主要的，谈重要的事情。”

王老太也插了进来，对她来说，强迫超龄的人去参军显然是件小事。她说：“对！讲讲你怎么翻身的，讲讲你贪污了哪些东西。”

存喜很高兴有人提示哪些是代表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他说：“翻身中我比群众得到的要多。我得了一千多斤小米，还有一些麦子。我还得了十件好的衣服和两块绸子。去年我出差去壶关时，花了六百块边币买了香烟，向区公所报销了。”

一个党员想从这些事情里找出他的动机：“你贪污时是怎么想的？”

“我的思想很坏。因为我家是军属，我自己是脱产干部，我不想劳动，只想呆着，自己吃好的，让别人给我干活。我借口晚上开会，每天早上起得很晚。一次有人一早来叫我，我还骂了他一通……”

存喜一桩事一桩事往下讲时，我开始想他一定是张庄最坏的干部当中的一个，我转身问戚云是不是这样。

她轻声回答说：“不。他是最好的干部当中的一个，人家都很喜欢他。所以侯队长挑选他打头炮。”

村长往下交代一系列违法乱纪的行为时，我努力记住戚云的话，但是在他叙述的一连串的坏事面前，很难相信对他的这种估计。

存喜说道：“去年二月份我入党以后，思想就更坏了。我心想这下有了靠山，可以爬上更高的位置，什么都可以干了，没有人敢得罪我。我每天努力工作，为的是什么？如果我不能花钱，生活得好一点，这样努力工作有什么意思？”

存喜讲了这句坦率的话后，就结束了他的检查，剩下的问题就是他打算怎么办了。

“我要把所有多占的果实、土地和房屋都交出来。至于粮食，我也很想退出来，但是我没有多余的粮食，因为开春时我买了半头驴。我打算今年打下粮食以后再偿还。”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苦思一会儿后接着说：“我干了这么多坏事，现在也记不全了。请大家批评。”

进行批评的时刻到来了。我发现侯同志焦急地向小李使眼色，这眼色的意思是清楚的。工作队的多次讨论表明，要是掌握不好，运动很容易失败。在过去一星期的工作讨论会上，侯同志强调要防止运动变成对党员和干部个人的“斗争”。工作队必须记住受审查的那些人的真正优点，必须使他们保持士气，头脑清醒，保留勇气、干劲和能力，而正是这些使得他们过去能够成为领导人，使得迄今为止村里的改革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侯同志又强调了必须揭露地方政权中实际存在着的坏现象。工作队必须使村里的党员认识到命令主义、腐化堕落、贪图享受、弄虚作假和小偷小摸的真正危害，必须帮助他们完全、彻底地根除这些危害。

这是一个方面，即党员和干部的方面，另一方面是群众方面。工作队对此也一再进行了讨论。群众真的能克服害怕报复的顾虑吗？能引导他们毫无保留地把话说出来吗？即使有些人情绪不对头或者意见完全错误，能不能也让他们把话说出来呢？在“洗脸运动”中群众前进了一步，但又被推了回去。类似的错误能不能避免呢？侯同志知道共产党必须证明：党决心把这次运动进行到底；关于运动的目的，党所说的话是算数的，决不会因为任何人是一个党员就加以袒护。中国其他政治运动的历史肯定很少有这种先例，因而许多农民至今还犹豫不决，还顾虑挨打，这有什么奇怪呢？这里需要来一个飞跃，需要采用新的方法来处理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对不受打击报复这一点，并不总是有信心。

侯同志的处境由于工作队内部的看法不一致而更加困难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大学里来的干部和潞城县的农民干部之间有分歧。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倾向于贬低村干部过去的成绩，而夸大他们的错误。他们倾向于认为村里的党员基本上是机会主义分子，腐化而思想有问题。所以他们特别听得进反对派的话，而这些反对派出于怨恨，有满肚子意见，渴望着进行报复。

工作队里农民出身的干部对于村里的领导人要同情得多。他们自己毕竟也是最近才提拔起来的村干部，如果贬低张庄村干部的成绩，也就难免会抹煞他们自己过去的成绩。他们在日本占领时期就住在这个地区，因而比起从大学里来的人，对以前的敌伪人员、汉奸和心怀不满的天主教徒要反感得多，而正是这些人对于解放后受到的打击耿耿于怀。

这个有各色各样的人参加的工作队是侯宝贝领导的，但他并没有能够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现在，工作队两个月来的工作受到了考验。

行动从没有预料到的地方开始了。面孔削瘦的李老四是个非常胆小的农民，连顶他嫂子的勇气都没有，却站起来要求每个代表把前一天晚上从群众中搜集到的意见说出来。他自己先提了一个问题，问到一年多前存喜出差送公粮时花掉的公款和公粮。

存喜仍然以承认错误的态度对这件事进行解释说：“我同安和一起送公粮，因为连着下雨，在外面呆了十多天。我们花了不少钱，但是其中实际上只有二千六百块边币是公款。”

这个解释没有使王老太满意。她一面不停地做手中的活计，一面象开机关枪似地一个接一个地提出问题。她说：“你光旅费就花掉一百五十斤粮食，普通人送粮一分钱都不敢花。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福元说我可以报销。”

王老太把针用力扎进手中正在纳着的鞋底，好象它就是贪污腐化的化身似的，讥讽地说：“干吗推到福元身上？说你自己嘛。”

金明媳妇急忙给王老太撑腰，插进来说：“这粮食是公家的，你却为了自己把它花掉。”

这个尖锐的批评使存喜受到很大震动，他说：“这件事我想了好几天，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交还同样数量的小米。”

“讲话讲具体明确一点，你交出多少？交什么？什么时候交？怎么交？”这是工作队侯队长讲的，这是他第一次插话。

但是存喜想问题想不具体。

他因痛苦而声音哽咽地说：“当然我用小米来偿还，我对不起大家。”

“花掉的钱怎么办？”

“我花了人民的血汗钱，所以我一定要退赔。”

这句出于好意的话证明是一个错误。

“你说钱是你们两人花的，为什么答应全部由你一个人来偿还？你不是真心。”

讲这话的是党员中的一个妇女。她在我们前面的长凳上坐得笔直，在她头上包的白毛巾下面露出剪短了的黑头发，这在张庄是很不平常的样式。

戚云用胳膊肘捅我一下说：“她是胡雪贞，妇女主任。”

存喜没有料到雪贞的反问，承认道：“钱是我们四个人花的。”

“如果是这样，就应该这样说。我们只要你讲事实，并不要你为其他三人担当责任。”

由于急于承认和改正所有的错误，存喜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对他的压力增加了，他只能怪他自己。雪贞指出他随风倒，没有客观地回答所有的问题，于是新问题就接二连三地提了出来。这些问题有从处理公粮到村里消费合作社的账目，从存喜和合作社合有的一块磨石到大车店（这店是干部们可以经常不花钱吃饭的地方）的管理，又从大车店问题转到“扩兵运动”，当时有几个“调皮捣蛋”分子被送去当兵，而为了设欢送筵席征收了比实际开销多一倍的粮食。从“扩兵运动”问题又跳到教堂财产的分配，特别是一些值钱东西的分配，例如蜡烛台、白布袍子和一条谁也不会忘掉的大毛毯。

太阳正中的时候，终于让大家休会吃午饭。但饭后立即复会，和上午一样继续紧张地进行。

“你为什么揍我？”“政府的种子贷款你为什么要收七厘利息？”“难道党叫你压迫我们的吗？”“你知不知道富贵那头驴的事？”“为什么把李何仁送去参军？”“你现在讲得好听，是不是为了将来对我们进行报复？”

这些以及其他的问题象瀑布一样向无可奈何的存喜涌来。因为他是第一个要“过关”的，又是村长，所以他就应该什么都知道，都能澄清，即便有些是他没有直接牵连进去的事情。他耐心地回答所有的问题，承认错误，担当责任，而且一直答应要改正。代表们越压他，他承认得越多，答应得也越多。

下午很晚了，重心终于转回到存喜本人的问题。代表们要他把非法拿走的财物总数报一下。他报的项目少得可怜。

“我总共拿了九千块边币，一百五十斤小米、几双鞋子、一些衣服、四尺布……”

没有人对数目有怀疑，或者对项目有争论。

老四问道：“你愿意不愿意都交出来？”

存喜说：“我愿意。因为我过去连吃的都没有，解放后我什么都有了。过去我是人民的坏长工。今后，如果大伙还要我的话，我要加倍努力，当人民的好长工。”

太阳已经挨到西边山顶时，侯队长站出来结束会议了，他说：“时候不早了，大家考虑一下对他怎么处理？”

为了自由地交换结论，代表们走到屋外，立即在相互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辩论。

“两三件衣服？这不够！”王老太哼着鼻子说，一心要继续进行战斗。

但是那个打光棍的农民老堆金不同意。由于十分客观，他越来越成为北片的发言人。他说：“我们要的不是东西。我们的目的是要他承认错误，讲真话。”

王老太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问道：“谁能把检讨当饭吃？”

代表发言人杨玉锁巧妙地避开了这个争论，建议规定一个期限，叫存喜把多占的东西交出来，并且要他自己说他应按照土改法哪一条受到惩罚。

代表们很快就同意了，也许并不是因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公正办法，而是因为这是可以回家吃晚饭的一个办法。大家又吵吵嚷嚷地回到屋里，杨玉锁用一种新学来的神气，宣布了集体的决定。

“你能不能过关，我们要向群众报告，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后才能决定。但是现在我们要求你讲一讲你的前途问题，你自己可以定一下你的处分。”

存喜在考虑该怎样讲时，眉毛几乎碰到鼻梁了。他说，根据党章，我应该留党察看五个月。如果我不能改正错误，就应该开除出党，送交人民法院处理。如果群众原谅我过去的罪行，我一定尽力改过自新。我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耐心等待群众的决定。”

会议就这样散了，但这一天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　　　※　　　※

“他自己建议留党察看五个月。”

“这不关我们的事，这是党内问题。”

“应该依法惩办他，送他去修路。”

“把他送交人民法院，要他把所有贪污的东西都退出来。”

这是贫农团西南片的成员在进行辩论。天黑以后，他们都聚集在泰山娘的倾斜的小屋里。他们听到代表们报告同存喜交锋的情况，很为高兴，对于他们新近取得的权力有些飘飘然了，都想对村长作出报复性的惩罚，不能一致的只是关于惩罚的具体办法。

工作队的梁同志对报复情绪的上升感到不安，决定用讲道理的办法来降温。他用沉着而有说服力的方式说：“人民法院是处理我们自己不能解决的重大案件的。至于存喜，他的问题是严重的，但是据我看还没有严重到这种地步。假如给他严厉处分，他的罪行是不是和别人一样严重？其他人你们怎么办呢？他们的处分就要更加严厉了。我认为最好比较一下各人的情况，把他的错误同其他的人平衡一下。我们要考虑到他的态度，他交代得老实不老实。”

问题的产生，一部分是由于农民大多认为党内处分没有用处。为了澄清这一点，梁同志扼要地谈了党内的四种处分，即（1）警告，（2）当众警告，（3）留党察看，（4）开除党籍。梁同志解释说：“开除党籍是党内最严厉的处分，这和处决一样严厉，因为每一个党员有两条生命——社会生命和政治生命。开除出党就是结束后一条生命。”

梁同志的解释对小组产生了影响，接着再讨论存喜的问题就比较实际了。农民们最后同意留党察看对村长来说是严厉的处分，建议留党察看五个月。他们还决定，在党外，他在秋收以后必须把欠公家的东西都交还，他的前途——今后有没有资格再当干部——由以后几个星期里他的表现来决定。

最后一点争辩得最激烈。王老太和天主教徒反对派一致认为不能再让存喜当干部了，但是至少有十多个农民认为，他过去的表现总的说来是好的，可以让他继续当干部。

贫农团可能再让存喜当村长的这种想法，使得有些加入天主教的农民不高兴地沉默下来。梁同志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想把它引出来，他说：“过去我们组里许多人想把坏干部揍一顿。但是现在看来他们改变了想法，又偏到另一面去了。他们甚至认为批评根本没有用处。”

住在雨来隔壁的白发的丑孩老伴说：“我现在就有这种想法。”她男人挨过存喜的打，她又是愤怒又是害怕。

梁同志说：“你这样想是因为你挨过打。现在我们反对打人，这使得有些人失望，认为没有用。他们想：‘和去年一模一样，群众提了意见，但是一切照旧。’这是很自然的。他揍了你，你就想揍他，但是这是封建作风。现在是新社会，我们必须调查事实，检查态度。如果罪行十分严重，就会送交法院处理。”

但是有的人还是不信服。

从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说：“只有挨过螫的人才知道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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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我不敢说全讲完了”

在党内斗争中，受到各种正确的批评，是必要的，对自己、对同志，对党都是有益的。同时，有些同志在某些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受到某些不正确的批评和打击，甚至受到某些委屈和冤枉，这也是难免的。……这并不是党的无情，而是党在革命斗争中不能避免的现象。……这些同志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所以一遇到这些情况，就觉得奇怪，就出乎意外地难过和伤心。

——刘少奇

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的头条新闻是“路条取消”、“洛阳再克”。在第二天开会之前，侯同志念了这两段消息，推迟了他的开场白，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

对于在这个地区的农村发扬民主来说，第一条消息所涉及的措施和公开党员身分有同样的重要性。这生动地证明了共产党和边区政府说话是算数的，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明的话。批准或不批准外出旅行的权力，是当地干部掌握的很大的社会权柄。没有这种权柄，没有几十万儿童在公路和小路上参与检查路条，要保证战时安全是不可能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些规定时常被滥用了。如果说反革命特务的流窜活动受到了限制，那末持有不同意见的一般群众和老实农民，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和村干部争吵过，他们的合法行动也受到了限制。拒发路条，事实上就是对村里的决定不给予上诉的权利。这是因为所有上诉必须到区或县所在地进行，如果受害的一方不能上访，那么他的申诉能否上达就没有保证。现在，如果任何人觉得受了冤屈，他就可以自己跑到县委书记、县长或者人民法院那里去申诉了。他无须任何人批准，也没有人可以在路上拦阻。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这里也包含着一种危险，就是反革命活动受不到限制了。很多农民立刻问道：“现在大家可以随便来来去去，怎么防止特务和坏人活动呢？”

侯同志告诉他们，可疑的人还是可以依法拘留和盘问的。现在广大群众必须提高警惕，协助做好保卫工作。不能象过去那样单单依靠查路条了。

第二条消息也引起了议论。洛阳是中国的古都。一九四七年，刘伯承大军渡过黄河向长江流域推进的途中曾经攻克过它，但是几天以后就放弃了，因为人民解放军没有足够的兵力驻守。现在洛阳再次而且是永久地解放了。蒋介石军队向西溃退，他们在这个地区要想再来一个成功的攻势是不大可能的了。洛阳距这里只有往南几天的路程，因此洛阳的解放使全区人民欢欣鼓舞。

报上的好消息，加上前一天“过关”会上交锋的胜利，显著地提高了全村的士气。人们谈论得多了，动作敏捷起来了，吃饭也快了，一天干的活比以前好几天干的还多。

※　　　※　　　※

群众这种兴高采烈的议论，对满喜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间歇。议论停息以后，就轮到他接受代表们的审查。他和暂时停职的村长存喜相比，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没有村长那种态度自若和老练。相反地，他是一个呆板的农民，甚至可以说是头脑有点迟钝，但是强壮得象条太行山区的牛，连厚厚的黑棉袄也掩盖不住他手臂上隆起的肌肉和特别宽阔的胸脯。华北冬天穿的棉衣使人显得臃肿，不管身上肌肉多少。但是满喜强壮的体格决定了衣服的形状，他快要把它绷裂了。只要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是村里力气最大的人，确是名不虚传。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大高个儿，他比存喜要矮三寸，刚到我的肩膀。

“据说他在斗争中非常勇敢！他从来不顾虑会不会‘变天’，每次进攻他都打头阵。”戚云告诉我说。我们两个人正在充分利用我们第一次真正的机会，来观察这个“阎王”。

但是“过关”会上的交锋却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满喜要进行思想检查，他感到疑惑了。他是实干家，甚至在自己家里也不习惯于说话。他瞧着前面一排排的党员同志，又看看后面密密麻麻的代表们，觉得很难开口。他往后退了一步，好象要坐下来似的，向四周看了一下，希望得到鼓励的话语或表示，但碰到的却是几十双大部分含有敌意，更多的是目色严厉的眼睛，在等着他讲话。这无疑是他一生当中最困难的考验。他那时候毕竟只有二十三岁，看起来非常年轻。

他开始谈一般情况：“我爷爷时有三十六亩地，八间房。我爹时有十五亩地，四间房。我爹是雇工，是贫农，在荒年卖掉了六亩地。解放后我分得了土地，现在我家有三十亩地，五间房。从此我成为新上中农……”

代表们不耐烦地晃动着。他们对他的家史知道得和他一样清楚，如果不是更清楚的话。为什么为此而浪费时间呢？但是没有人讲出来。满喜在吃力地找话说，他继续往下讲：

“我九岁时候上了两年学。我小时候从贵兴铺子里偷过一条被。解放后……”

他已经茫无头绪，一会儿谈这件事，一会儿谈那件事。

一个党员为了帮助他，说道：“谈错误的时候，你同时要检查你的态度。”

满喜抓住了这根刚出现的稻草，这其实和他讲的没有多少关系。他说道：“那时候我没有棉被，就拿了一条。后来我害怕会被发觉，所以又送回去了。现在我懂得拿人被子是错误的。村长处罚了我。”

另一个党员又提示说：“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你的一切行为，交代你偷的所有东西。你常常偷东西。”

一个代表用不是帮助而是恐吓的语调插进来说道：“你不要以为可以向群众隐瞒什么东西。你干的事，我们都知道。”

“今天不是你神气的日子了。现在是我们作主。”

满喜说：“是我偷的我都向大伙交代。”

这时，他的圆圆的、非常纯朴的脸上，睁着一对又大又黑的眼睛，拼命地向屋里四周张望，乞求得到帮助。

“你想隐瞒也办不到。你要交代所有的罪行，不单单是偷窃。”

满喜说：“我偷了一条裤子。我还从李保金家偷了两包大麻籽。保金媳妇发现了，告到福元那里。我只好承认，把大麻籽退了回去。”

老保说：“我看见你偷的，要不是被我看见，你永远不会交出来的。”

有几个代表对这些打岔不耐烦了，说道：“让他讲下去，让他自己讲。”

“我夜里从范喜乐那里偷过四五次果子，我偷果子是因为没有钱。我也吃过保金娘家的果子。我说要给钱，但是从来没有给过她钱。我还从怀老婆的园子里偷过大蒜。”

“你拿的是大蒜还是大葱？”

“两种我都拿过。因为我是民兵，我想我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我好多次从玉贤那里拿了果子。有一次我到张家查夜，爬上树去采果子，把一整根树杈给折断了。”

一个代表说：“他总是白吃别人的东西。”

另一个代表搭腔说：“对。他象一只狗熊。”

“现在我一定要赔偿……有一次，我记不起什么时候了，我和虎乐开了仓库的门。我们刚进去，就有人来了。我们跑了出来，每人拿了一面镜子。不知道谁告诉福元说我们到过仓库，说我们偷了八十斤盐。洪恩支持他，但是我们对盐的事一点都不知道。有一次宽心去县政府送信，我看守仓库。有人来拿走了一个小匣子，我并不知道，但后来发现小匣子在宽心被子底下。”

有几个代表听到这里，高声骂了起来。

“妈的×，你干吗这样谈？这是你在作检查，不要把别人扯进去。”

满喜吓了一大跳，又开始讲别的了。“我从同乐地里拿走了一些玉米……别的我想不起来了……”

这时候所有到会的人都发火了。

“你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讲下去！”

“交代！”

“我还拿了刘家的玉米，两篮子多，那玉米简直没法吃。”他说的时候好象因为玉米烂了，所以他偷也就成为合理的了。

这引起了激烈的评论。

胡雪贞反驳道：“玉米可能是坏的，但是人家是付了税的。这不能成为你偷东西的借口。”

“现在我来说说别的事情。”满喜呆板地说着。既然一系列的罪行都讲开了，他决定统统讲完，不分轻重地把大事小事都端出来。正是他自我检查中的这一点，比任何其他东西更使代表们不满，满喜懂得什么是错的，但是他对大错小错不加区分。

“解放以后，我打了许多人。”

开会的人听到这句话就安静了下来，开始更加注意起来。满喜是以打人闻名的，因为打人，他为许多人所痛恨。

“我第一次打的人是我亲叔。他包庇地主申金河，所以我揍了他。别人先揍他，我也加了进去。我叔叔是一个贫苦的雇农。另外一个姓张的贫农也想帮助申金河，所以我也参加揍了他。我自己也觉得地主可怜，但忘掉了自己贫苦的阶级兄弟。”

后面长凳上有一个人说：“这是胡说八道。”

满喜没有理睬这句话，继续说道：“第三次是我揍了连玉。我揍了他两次，因为人家说他是一个流氓。他和他老婆都被罚了款。雨来和文则都恨喜则（文则媳妇仙娥的爹），想把他打成特务。他们和天明商量，决定逮捕他。我奉命把他带来，是我揍了他。我想讨好雨来。”

老堆金说道：“又在胡说八道！雨来和你的交代有什么关系？”

满喜象对其他人一样，也没有理睬堆金，他担心他会忘记下面要讲的话。“那时候找人来开会很困难。我发愁了。我决定在普通群众里找几个出头鸟，必要的话，用棍子教训他们一顿。从此以后，他们很快就到会了。赵春是个地主，他给了他的雇工安和一条新被，因为他怕安和揭发他。我听到了以后，用鞭子抽了安和一顿，因为他拿了被子。

“虎胜、金明和先保都被打成特务，他们自己都承认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害怕。我几次帮着毒打他们。”

“你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特务吗？”金明媳妇问道，这对于她来说是所有问题中最关键的一个。

“是特务头子樊明喜供出他们的名字的。天明负责这类案子，因为他在反奸运动中是管治安工作的。我干的都是他叫我干的。

“池宣媳妇给地主收藏贵重物品，我把她绑了起来。我打了小曾，因为他和宝玉媳妇乱搞男女关系。我揍了元龙，因为雨来叫我揍他。我去叫金明媳妇开会，她说：‘我刚从磨坊回来。’我问她：‘你男人哪里去了？’我用枪吓唬她。”

代表发言人杨玉锁表达了所有在场人的情绪，责备他说：“你应当把你所做的坏事统统交代出来，不单单是打人。把打人、腐化和贪污的果实都说出来。”

满喜立即改变了话题。

“我贪污了一把洋锁，一条绳子。有一次民兵分东西，我得了一根皮带。我还要福元给我新媳妇挑一条红裤子和绿褂子。我是一霸，是个流氓。哪一个妇女不顺从我，我就打她、强迫她。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民兵一道出去查夜，我们扔石头吓唬人，这都是闹着玩的。我去李村沟开会时，花了村公所不少钱。一次去屯留抓逃亡地主，我花了一万多块边币。”

“我去潞城出差时，拿了两百块边币。我现在把所拿的统统退还。有一次我把一个人打翻在地，拿走了他的衬衣。”

胡雪贞抱怨说：“你现在讲的尽是些鸡毛蒜皮。”

侯队长料到要发生麻烦了，他说：“先让他讲完。然后大家再进行批评。”

但是满喜的自我检查很长。讲了一个钟头以后，代表们和开始一样，依然情绪敌对；党员同志起初还有耐心，现在对他也非常反感了。满喜担心会忘掉什么，就一直往下讲，因为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是把要讲的事情都背下来的。问题就在于：象其它背下来的单子一样，在给别人打断以后，就乱得不成样子了。满喜把握不住，不知道话讲到什么地方了。

“人家把我叫做山魈官（山里的妖怪），这个外号很合适，因为到现在为止，我的确是一霸。至于我的作风，一贯是逞霸道和耍流氓。”

“有一次村公所叫我去送粮食，我不想去。我说我的牛有病，他们不得不找别人去。他们叫老存去，我跑去骂了他一顿，因为他也不想去。”

至此，满喜看来再也记不起别的事情了，他转而谈起今后要做些什么来赎罪。

“我准备交出九亩地，三间房。分东西的时候我得了二千一百斤粮食，秋收以后我立刻交出一百斤。至于民兵分的十八亩麦子，我得了三十多斤，我也交出来。我家里还有从公家仓库里拿来的两件东西：一把铡刀和一件绣花马褂，还有一大口袋粮食。”

“你讲完了没有？是不是所有的都讲出来了？”

代表们开始着急要提问题了。

“前年坚壁运动时，我曾想去老解放区，因为我害怕敌人来的时候呆在家里。我记不起……”

“你到底讲完了没有？”

但是满喜不敢说他已经讲完了。他知道将来对他的处理，取决于他对过去检查的好坏，检查得彻底不彻底。虽然他想不起还有什么要讲的，但是又不敢停下来，害怕忘记了什么东西。代表们的敌对情绪这样大，这样急于发言，很明显，虽然他自己脑子里是空的，别人却记得许多事情。在满喜的脑门上渗出了大量汗珠。

他说：“我不敢说我已经讲完了。”

代表发言人杨玉锁安慰他说：“我们要你慢慢地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我们不会揍你的，即使过去你揍过人家。要知道你在群众面前什么都隐瞒不住。”

满喜说：“还有一件事，成伟家里叫一个地主婆帮忙，因为他媳妇有喜了。我和另外一个民兵把地主婆带到附近一个院子里，和她睡了。一天晚上民兵们饿了，我们闯进西边大车店，拿走了些麦子。又一次我从大车店里拿了些羊肉，没有付钱。大车店是贫农大家的，但是我还是照样拿东西。一次我从存喜院子里拿了一只兔子，把它宰了后煮了……”

“你又在扯鸡毛蒜皮的事了！”

“请你们一个一个批评我，要不我就记不起来了。有一次我经过喜泰家门口，他的儿媳妇在那里。那个疯的，她光着身子坐在院子里，我向她开空枪。她惊叫着跑了。”

王老太向他挥动着拳头说道：“你把事情扯远了，浪费大家的时间。”

“仓库里的盐的事情呢？”老四问道，又回到了对代表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盐很贵重，而他又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点也没有拿。”

“你知道谁拿的吗？”

“我听福元说洪恩和他爹到黄碾去卖硫磺，他们也带了盐去。我进仓库时候，本来想拿点东西，但是有人来了，我的确没有拿什么。”

“你进过仓库几次？”

“只有一次。”

“这是因为你给人家撞见了一次，如果你想过关，你最好老老实实都讲出来。否则，随你便好了。”

代表们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满喜在扯谎，但是不论花了多少力气，也未能使他改口。

时间已经不早，人们感到饿了，于是休会到下午再开。

吃午饭的时候，侯队长和一些代表谈话，要他们调查福书媳妇的事件。这个住在西南角的女人声称满喜强奸了她，但是满喜在党的会议上从来没有承认过，在他的公开检查里也没有提到过。

代表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揍他，所以满喜在下午的会上不象上午那样害怕，但是他仍然很象处在困境的野兽那样，不敢前进，又找不到可以后退的路。他一开始就表示改悔，听起来好象是从存喜最后讲的话里学来的。

“我的行为象个地主。我翻身后忘了本。今后我一定尽一切努力来改正。”

“你怎么改法？”

“今后我把脑瓜里的坏思想统统清除出去。如果我再做坏事，你们可以把我揍死。”

“我们不会打死人的，你知道这一点！”

满喜又提出了他认为是次一等的可怕的处罚，回答说：“那么你们可以把我送进人民法院。”

元龙在侯队长授意下问道：“那些强奸的事呢？”

满喜说：“当然是我强迫她们的。如果有人强奸我媳妇，我也不能答应。”

但是当他们问起福书媳妇的事时，他矢口否认他曾经和她发生过关系。

“我恐吓过她。我说‘你不顺从，就把你抓起来！’但是她抗拒，要到民兵队部去，所以我害怕了。”

“为什么你后来又去她家了？你第二次对她说了什么？不准打马虎眼（糊涂得连马和老虎都分不出来了）。”

满喜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有再去过。”

代表们不相信他。

“你每天晚上换一个炕头，所以记不清了？”

“你干下的那些勾当，这么容易就忘了？如果一个娘们同意和你睡觉，就没事，否则就说她是特务。我们什么都知道，赶快交代！”

满喜仍然说：“我没有再去过。”

不管对他怎么怒骂、责问、询问和催促，都没有能够使他改口，所有在场的人都激怒了。窗户外面看热闹的人也冲着他叫喊了起来，但是满喜坚持不屈服。

侯队长说：“暂时把满喜放一放。让他好好想一想。我们进行下一个。”

代表们同意了。

满喜坐了下来，昂着脑袋。

他还没有过关。

★

三十八、日日夜夜

抱这种绝对态度的同志，特别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中一项极大的艰苦的工作，……是要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和教育，把带有各种弱点的人类改造成为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他们了解了这一点，他们就应该懂得，教育和改造已经加入党的多少带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党员，是我们党内一项重要的经常的任务。

——刘少奇

整党会议比任何戏剧还要戏剧性，它不可避免地成为村里所有活动的中心。白天，三十三个代表把守着“关口”；晚上，他们分别到自己所属的片里报告当天发生的情况。到会的成百个普通农民评论每天的事情，对受审查的党员提出恰当的处理办法，然后对第二天将要受审查的党员提出控告和不满意见。

动荡的三年中的所有的不满都倾诉出来了。农民们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了解发生的情况，每天都有几十个人聚集在会场的窗子外面，而绝大多数人由于要劳动，不能一连几个钟头亲自去听，所以每天晚上都焦急地等待代表回来报告。前几天，工作队干部来贫农团十组开会时，人老是到不齐，往往还要派人去催那些懒散的人到会。现在，干部还未到会场，群众早已在那里等候了。出席小组会的人员也有了变化。“贫农团”的名称已不太确切了，因为所有被邀请来参加会议的中农到会的也在不断增加。整党运动开始时，只有群众中少数积极分子参加，现在则具有真正群众运动的规模了。这个变化证明党中央委员会如下的预见是符合实际的：“有时候还必须从整党开始，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在开过一整天的“过关”会之后，党员每天晚上还要开会，讨论每个同志检查的态度以及代表们的反应。为了鼓励诚恳的自我批评，他们对每个人的检查逐点进行研究，同时说明，讲老实话，不管如何可怕或者难堪，比起回避问题得到的反应要好。第二天要和群众见面的人，以及象满喜那样没有能够过关的人，受到特别关注。

搞这样紧张、深入的运动，只有在农业社会中才有可能，因为这种社会只是种植谷物，有较长的农闲季节。在任何私人企业社会里，整个村子花这样多的时间开会，是不可能的。别看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将来会收回几倍成果的。

这个村子再也不会是从前那个样子了！

※　　　※　　　※

如果说“过关”前的交锋，不是都和代表们与满喜之间的交锋那样紧张，至少每次交锋都给开展中的运动增添了它自己的特点。由此而产生的进度上和气氛上的变化，使得所有开会的人都聚精会神，有时候使他们激动得站了起来。

那个名声很坏的民兵没有过关而搁下以后，轮到十几岁的小梅出来检查了。她象只绵羊跟在狮子后面似的，从头到脚都在颤抖。她那发抖的手就连坐在房间后面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她终于开口讲话时，她的声音也是颤抖的。

“我记不起我爷爷了。”她开始讲的时候，显然很担心，因为她怕在这方面还赶不上满喜。“我爹是雇农，我十三岁就出嫁了。我是西南片妇女小组组长，但是我的态度不好。我为学校孩子缝补衣裳的时候，贪污了一条领子的衬里，我一定交出来。肖老张媳妇是个笨女人，出卖玉米，她偷她男人的玉米。我骂了她，打了她耳光。”

这就是全部情况。屋子里一时沉默起来了。

“请你们先批评她。”她男人安库恳求着说。他窘得不知所措了，满脸通红，从衣领上面一直红到头发根。

老堆金用铁片敲火石点燃烟锅后说道：“我们对她没有什么意见。”

西北片的其他成员点头表示同意。

王老太用出乎意外的温和语调说道：“我们怎么能够瞎批评呢？我们和她谈什么的时候，她总是笑着说：‘我错了。’所以我们对她实在不能挑毛病。”

戚云向我解释说，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本身就是很严重的缺点。但是看来代表们并不这样认为，所以又沉默下来了。

小梅想起了支部会上的讨论，又主动地说道：“坚壁运动时期，我的思想是，八路军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在斗争中我不敢揍地主，因为我害怕他们的军队回来时我会挨揍。”

胡雪贞说道：“你是个好而没有用的干部。”小梅是在她领导下在妇女会工作的。

一个农民代表建议道：“问她自己应该受什么处分。”

小梅说：“劝告。”

“从今以后你一定要努力为群众服务。”老堆金一边说一边吹他终于点着了的火绒。在他用火绒点燃烟锅之前，对小梅的考验已经结束了。

“这样行了。”“你过关了。”“我们通过你了。”

许多代表同时发言，每个人都表明了善意。

当安库温和的十几岁的媳妇坐下来的时候，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他松了一口气的声音。

※　　　※　　　※

如果说小梅顺利地通过了，民兵周增禄的情况可就不一样了。这个二十五岁的人是增福的堂兄弟，既不象满喜那样有牛劲，也不象存喜那样高身材、英俊而又老练。他是一个平常的、精力充沛的、土里土气的人，是个有手艺的木工和泥瓦匠，在他剃光的头上缠着一块洁白的手巾，他的褂子和裤子没有补丁，衣服缝得贴身，又显得干净。这些都表明他得到他媳妇和他娘的照顾和体贴，她们在争着讨好他。她们两人之间的这种竞争也有坏的一面，这点很快就清楚了。

增禄在“过关”方面的困难，不是因为他的表现特别坏，或者自我批评差。他坦率地承认打过几个人，从公家仓库拿过东西——一把刀、一顶雨伞、一把洋剪刀，以及和一些妇女有过暧昧关系。然而没有人问起他这些违法乱纪的事。使得代表们不满的事，他连提也没有提到，这就是他对待他娘的态度。

原来，他媳妇和他娘发生过口角，还打了架，而他站在他媳妇一边。

王老太问道：“为什么你向着你媳妇？”

“我媳妇和我娘打架，是因为她不想把我给她的好衣服分给我娘，这些衣服是分来的。我把衣服都给了我媳妇，忘了把我养大的娘。我想我娘年纪大了，就是穿破衣服又有什么关系？”

王老太警告他说：“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你娘不得不睡在草堆里，你都不管，你有什么东西都给你媳妇。你娘在地里哭了一整天，如果你媳妇在外面哭，你怎么办？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你娘老了，没有用了。你但愿她早一点死去。”

增禄回答说：“我所有的地和房子都是从我大伯那里得来的，我大伯给我娶了媳妇，所以我不关心我娘。今后我要做个孝顺儿子。”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是谁把你拉扯大的？”

泰山娘说道：“要是你媳妇叫你把你娘扔到井里，你也会干的。你说你要改正，但是你媳妇呢？她是不是照旧宁愿把绸子衣服撕掉也不分给你娘呢？”

“我以前一直听我媳妇的，但我是男子汉，为什么要向娘们低头？今后我媳妇说什么，我都要想一想，而不是跟着她胡来。我要对我娘比对我媳妇还好，因为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

“今后我们要看你是不是孝顺，”代表发言人杨玉锁说道。然后，他想到这很难说是公家应该管的事，就补了一句说道：“我们是帮你解决家庭问题，这和腐化当然不一样。你接受我们的批评吗？”

“我对批评很高兴，”增禄说道，但他脸上却完全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开始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农民们把这件事当作一个问题。我思索了以后才懂得，“上马”的是年老的妇女，几千年的传统在她们一边，没有人敢反对她们。她们从儿媳妇有权对抗婆婆的新的平等关系中，看到对自己所知道的唯一保障是一种威胁。这种保障就是儿子对父母的孝顺和婆婆对儿媳妇的绝对控制。她们自己一直是被买卖、挨打和受压迫的，按照传统她们只有一个掌权的机会，一个报复的时机，一个取得权威的可能，那就是作为成年儿子的母亲、儿媳妇的婆婆。现在看来连这一点也受到了威胁，年轻妇女不再服从，儿子和儿媳妇站到了一起。老年妇女离开人间简直和女婴进入人间一样，没有人要她们，没有人怜惜她们，死了也就很快被人遗忘了。她们还不能够理解土地改革和新的财产归属规定带来的多方面的安全保障，许多年老妇女害怕改革会毁坏她们唯一的传统支柱，唯一的盼望已久的老年时期的依靠。

王老太对这点体会很深，因为她的独生子快要娶亲了。媳妇是她亲自挑选的，而且设法挑了一个温顺的姑娘。但是她还是害怕新思想会把这个年轻的新娘也改变了，那时怎么办呢？

※　　　※　　　※

党员和村干部犯了许多错误，而且有一些严重的罪行，这在“过关”会上已经证实了。同时也证明，说这些人把所有好东西都占了，使得贫农翻了一个空身，象我们进村以后一直听到的那祥，却是夸大的。以后几天又有六个党员过了关，他们之中没有人私占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

其中一个是胡雪贞，她是停职的妇女主任。我们主要从王老太那里听说她是一霸，什么人她都压迫，说她拿走了成堆的值钱衣服和饰物，别人拿的都是破旧的。但是轮到这个妇女主任过关时，人们对她提不出什么重大的指责。

前一天晚上的准备会议上，只有保泉娘讲了话。她说：“她强迫我们小组做军鞋，我们十二个人要做六双。这不公平。”

这个标致的寡妇很快就被人说得哑口无言了。

“做军鞋是我们的义务。如果她强迫你多做，那是因为她想完成任务。这和她私人利益没有关系。”

保泉娘抱怨说：“我一开腔你们就堵我的嘴。以后我对谁都不提意见了。”

但是没有人同情她。

“胡雪贞的态度很好，她为人和气谦虚。”泰山娘这样说，其他人都同意。

党支部书记兴发，肯定是村里最重要的共产党员，也顺利地过了关。他从来没有在村政府里当过领导干部，这个事实帮了他的忙。大家看来都喜欢他，只是批评他太随便了。他们称他为“老好人”，这种人想和大家都搞好关系，各方面都合得来。这对党员特别对支部领导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但是当时农民注意的是更具体的事情，所以对他宽容了。

关系到财物的事情，代表们的严厉程度，在轮到杂货铺管理员才元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才元在群众里是很吃得开的。他搞“破鞋”的名声相当不好，但大家还是原谅他。当他说：“我没有强迫谁，她们都是自己愿意的”时，考虑到他长得漂亮，引人喜欢，是村里当八路军年头最长而且享有威信的，谁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他的话。然而，他们尖锐地批评他把他兄弟福元借给他的一面大镜子砸碎了，镜子只是借给他结婚用的，不是作为分给他的一份“果实”。他们更为尖锐地批评他把缴获来的八发子弹带回家里，然后卖了钱。他们使他答应把卖得的钱交给政府。

作为伤员，才元有权要求别人无偿地帮助他在地里干活，过去他充分利用了这项特权。但是现在他的伤已经痊愈了，能够干一个全劳力的活了。所以如果今后他还要人帮他干活，就应该出工钱。这一点他也同意了。

代表们在这些事情上的严厉态度，给在一条值钱的棉被问题上的宽容态度抵消了。才元主动要交出这条棉被，因为没有任何委员会把这条被子分配给他。大家告诉他可以保留这条被子，以表示对他的战功的一种酬谢。

※　　　※　　　※

到目前为止，所有在会上接受审查的人里面，只有满喜一人过不了关。四月十五日他第二次出现在代表们面前，但是第二次仍旧没有通过。两次会的间歇期间对他很少有帮助，甚至没有什么帮助。他仍然否认曾经再去过福书家里，坚持否认拿过盐巴，他也不知道一个用铜丝做的细面粉筛子的下落，这个筛子在仓库里也不见了。

不管查问的人怎么光火，不管有多少人向他吼叫，他仍坚持原来的说法。在他的固执当中有点令人钦佩的地方，我得到的印象是，他这次讲的是真话。过去表现较好的存喜夸大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来讨好群众，而罪行确实严重的满喜反而坚持事实，不肯低头。两次会议的唯一不同之处是，他否认指控的态度稍有改变，固执代替了蔑视。但是这对代表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　　　※　　　※

能够和满喜的行为相比的人只有申玉兴，他和满喜一样过不了关。阻碍他过关的事情小得可怜——一个蒸馍，然而这个蒸馍背后的问题却是复杂的。

有一天，玉兴所在的互助组在一家军属的地里干活。玉兴主动要求回村里去把全组的午饭带来。午饭是由那家军属准备的，是蒸馍，这虽然不是什么精美的食物，但是在一个以小米和玉米为主食的地区，这种用面粉做的馍已经算是好东西了。这家军属是一个寡妇，她仔细按每人三个算好，总共是三十六个馍。

玉兴回到地里以后，馍很快就吃完了，但是互助组里有一个人只吃到两个，他指责和他一起锄地的伙伴吃了他的第三个馍。这个伙伴又责怪别的人。随后的争吵使得互助组成员的关系坏到这种程度，结果他们散伙了。从此以后，这些农民都各干各的，而不在一起协作了。

在他的自我批评当中，玉兴作了一个出人意外的交代。他说：“到地里的半路上我饿了，吃了一个馍。我带到地里的馍不是三十六个，而是三十五个。我吃掉的我赔钱。”

代表们不但不欢迎他的坦率，反而对他的迟钝生气。赔一个馍的钱有什么用处？造成的损害不能用钱来衡量，整个互助组已经垮了台。

老保说道：“你要检查你的思想，看看你造成多大损害，小小一个馍伤了多少感情。你当时怎么想的？”

玉兴重复地说：“是我偷了那个馍。我心里没有想干什么，我就是饿了。”

这也许是真话，但是代表们不相信他。他们开始对着他喊叫。

“饿的人有的是！”“说老实话！”“交代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侯队长愤怒地警告他说：“要是你不想讲，我们就把你搁下，讨论别的人了。”

玉兴这时候也发火了，他叫着回答说：“我吃了，我吃了，我赔钱就是了。”

代表发言人杨玉锁问道：“为什么你偷馍的时候那样聪明，而现在这样蠢？”

王老太轻蔑地叫道：“他去年才开始分得清钱，现在他倒想同不怕开水烫的死猪那样不吭声，来对抗我们。”

他们决定把他的问题留到第二天再说。

※　　　※　　　※

许多人的审查已经顺利完成，农民代表们开始越来越感到自信，党员们也是这样。会场上的气氛轻松了。听到有趣的话时，发笑的声音增多了，对于俏皮的、尖锐的反驳，表示欣赏的也多起来了。在运动刚开始时党员和代表之间的那种鸿沟，逐渐消失了，接着出现的是，过了关从而恢复了全部社会地位的人和让他们过关的代表之间不断增长的同志感情。

当孟福禄在会上受审查时，幽默远远超过愤怒。他几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党员的年纪都要大一倍，看起来他也确有这么大的年纪了。他宽宽的脸饱经风霜，皱纹密得象柿饼的皮那样。这个人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他说他参加民兵是因为他担心他兄弟要被当作地主斗了。

“我对群众的态度不好，是不是？”

他这个问题提得这样犹豫，好象他需要代表们来肯定他不好似的，大家都大笑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和你媳妇吵架？”

“因为我和另外一个女人好，不过只有一个。”他加了一句，好象数目少就成为合理了似的。

这又引起了第二阵哄堂大笑。

老堆金说道：“春富娘的坟在你地里，你每次耕地都把坟头耕小了一点。”

福禄承认说：“我想多要一点地。我是民兵，我想我这样做不会出问题。我想：‘一个坟没有什么要紧。’”

“春富向你提意见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福禄回答：“我说了一声‘嗯’。”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是民兵，我有枪。我想我对付得了这座坟。”

“这件事你怎么解决？”

福禄慢慢地思考着回答道：“我赔。”

元龙问道：“你说什么？赔坟？”

大家又笑了一阵。

后来，当福禄回到他的座位时，一个妇女代表问他：“你的心跳吗？”

※　　　※　　　※

经过八天的会议，四个共产党员——满喜、玉兴、宽心和富农女儿春娥还没有过关。他们在会上不止检查了两次，而是都检查了三次，但是代表们不是不喜欢他们所讲的，就是不喜欢他们讲话的态度。

实际上满喜的态度在不断改进，但是没有人能够肯定他是真的改悔了，所以他们认为还是让他挂几个星期再说。

至于玉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偷吃了一个馍，比干了一件小偷小摸的事还要严重。

赵春娥承认，她入党以及和一些主要干部乱搞男女关系，是为了保护她父亲的财产。她在会上哭了起来，代表们把她的眼泪看成是一种威胁的手段。所以，当她出席会议时，大家对她一次比一次更加严厉。真正阻碍她过关的原因，是她在“清算运动”时卖掉了两副银手镯和一件皮大衣，她坚持说她卖这些东西是因为她丈夫生病，家里需要钱买药。农民们则认为，当时她是害怕没收，有意变卖她的财物。

代表们没有通过的第四个党员是漂亮的、身材瘦小的民兵副队长宽心。他在最后一次会上承认，他想和治安主任文则比一比谁搞的“破鞋”多，他不承认他曾经踢过考伦媳妇李心爱，这两件事使得会议热闹起来了。王老太是提出第二件指控的人，她亲自跑去把这位年轻的妈妈叫到会场上来。俊俏的李心爱来的时候，把头昂得高高的，用平静而坚决的声调告诉大家，宽心怎么来到她家里，叫她把他当时的相好找来。

“我说不去的时候，他就踢我。”

宽心打断她说：“没有，我没有踢。要是我真的踢了的话，我自己到人民法院去。”

“你踢了，”心爱反驳说，她的声音已经呜咽了，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侯队长用他最轻蔑的语调说道：“她男人参军去了，她独自一个人在家。但是你，你却要她当你的佣人，帮你搞破鞋。”

宽心现在也哭了，回答说：“我是去了她家，但我并没有踢她。”

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个年轻人都泣不成声，最后用手指着对方，互相责怪。

王老太向宽心挥动着拳头说道：“象你这种家伙，连人民法院都不会要的。”

★

三十九、总　结

一般的支部，总有若干好党员。上级领导者的责任，就在善于发现这些好党员，并依靠他们为骨干，吸收新鲜力量，改造支部，而不要抛弃或不理他们。……我们既要严肃地注视党内不纯的现象，又要勿忘我党的整个情况是业已经过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有了极大威信，并正在胜利前进中。

——《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张庄整党运动的第一阶段以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宽心和李心爱流着眼泪的对质而告结束。在这场没有先例的审查过程中，有二十六个人需要“过关”。其中二十二个人得到代表们的同意而通过了，有四个人没有通过。在最后一天的下午，侯宝贝同志做了一个扼要的报告，总结了运动的具体收获。在报告中，他澄清了对村里党支部的一些重大误解。

他首先从党员的历史讲到党员阶级出身的问题。村支部的二十八个党员（包括关在潞城监牢里的两个党员）中，只有赵春娥一人被认为出身于富农家庭。有七个人是中农出身。其余二十人不是贫农出身就是农村工人出身。因此，把张庄共产党支部说成是受地主控制，或者是地主的工具，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次，他讲了入党动机的问题，列举了过关会上暴露出来的情况：

想争取平等权利、言论由的 | 十人
因为翻了身而拥护党的 | 三人
想为人民服务的 | 二人
想打倒地主的 | 一人
想当干部的 | 四人
想掩盖缺点的 | 四人
想在党的保护下躲避财产没收的 | 一人
不知道是为什么的 | 一人
由于在县里坐牢情况不明的 | 二人
总计 | 二十八人

虽然不能够说所有这些动机都很好，但是没有一个是想破坏党，或者想利用党来达到反革命目的的。

侯同志在报告中谈的第三个问题是损公肥私的问题。关于每个党员家庭经济状况的详细材料说明，党员中除掉一两家以外，原先都是很穷困的。解放以前，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平均每人占地不到二亩，有几个人从来就没有过土地。在清算运动中，他们相当彻底地翻了身，一共得到了三百六十亩土地、一百三十四间房、大量的粮食，以及许多农具、衣服、家具等。作为一个集体，他们每人所得到的要比村里其他人稍多一点。才元和他兄弟福元分到的粮食最多，有三千多斤。满喜其次，有二千六百斤。至于其它东西，他们得到的和其他贫农差不多，但是东西的质量往往要稍好一点，因为作为干部或者民兵，他们有机会在群众到来之前就挑选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即使共产党员从这种行为中得到了稍多的利益，但是说他们严重贪污了斗争地主阶级的果实，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他们肯定不可能成为现在仍然贫穷的那些人翻身的一个财源。

党员所犯的罪行和错误，是侯队长讲的第四个问题。他把这些分成四类：（1）不良作风；（2）自私自利和贪污行为；（3）“流氓行为”，道德败坏，搞破鞋；（4）忘本。

打人属于第一类，但是发生的打人事件显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执行公务而打人，一种纯粹是出于个人原因而打人。打人是不能原谅的，而后一种打人比前一种要坏得多。代表们总共提出了五十五起打人和体罚的指控。其中二十起属于前一种，是不良作风问题。其余三十五起是后一种，和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认为很严重。满喜当然是粗暴方面的一个突出人物，但是牵涉到他的问题几乎都和执行民兵任务有关，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罪责。

在自私自利和贪污行为方面，提出了一百多件指控，几乎都是属实的。这些包括勒索、非法霸占、公开盗窃，以及分配“果实”时的徇私舞弊。为了向人民还清账，党员答应用六亩好地换六亩差一点的地，并且把以下的东西交给村政府另行分配：

土地 | 三十六亩
粮食 | 一千斤
房屋 | 六间
衣服 | 五十件
农具 | 三十四件
家畜 | 一只老母鸡
砖 | 四百块
梁木 | 十三根
现款 | 边币二万三千六百元

被揭发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或“流氓行为”有十七件。几乎所有的男女党员同志都有某种男女关系问题，但是这种行为在村里差不多是普遍的，因为一般都是买卖婚姻。只有男的强迫女的才构成指控，其中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强奸，有些情况就不太清楚，但是看来至少带有几分强迫性质。受害者几乎都是被剥夺的地主和富农的老婆和儿媳妇，所以农民们倾向于从宽处理，而严格要求今后必须改正。因为谈不上什么偿还问题，做个检讨并保证今后改正也就够了。

第四类，忘本，指的是和地主合作，包庇地主，或者在土改运动时不斗争地主。这一类问题在会上提出了十一起，其中窝藏地主财物六起，给地主通风报信一起，家里藏匿地主一起，给地主以照顾一起，给地主送礼一起，以及不参加斗争某一地主一起。从共产党的观点看，这些要算是很严重的错误，肯定和任何其它错误一样严重。党员必须和他们发誓要剥夺的地主阶级明确划清界限。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任何缺点都将成为执行纪律、甚至严厉的纪律措施的理由。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进行教育，而不是给予处分。在这方面，“过关”会证明是一所很有效的学校。

关于处分问题，侯队长宣布，代表们、支部和工作队的建议，都将尽快地向上级领导汇报，他说上级领导一定会立即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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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队长的报告提到了可以说是整党运动的工作量和具体成绩方面。工作队所有成员都觉得不具体的成绩更为重要。他们把“过关”看成是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转折点。它已经产生了新的舆论，新的政治气氛，党和人民之间新的关系，人民和边区政府之间的新的关系。

这些变化有着深刻的民主意义。它们把“群众监督”的口号变为现实，有效地促使通过土地分配而取得经济平等的人们参加到活动中来，并把这种平等扩展到政治领域中去。

整个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无疑地是把成百的农民发动起来，参加意义重大的行动。而这些农民由于各种压制和恐惧，在革命年代里一直是消极的，或者是在大规模斗争地主胜利结束以后又回到了消极状态。整党运动使所有参加者都清楚了：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是负有责任的，能够而且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与运动带来的农民觉悟的提高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党员觉悟的提高。在当众自我检查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中，他们不得不正视自己的缺点，思考自己品质和动机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于自己的未来作出重要决定。每一个错误，每一个缺点都受到批评，这使他们开始认识到，革命正象毛主席常讲的那样，是“百年大计”，而不是匆促进行、迅速结束的一场动乱。“为人民服务”有了新的、要求很高的内容。

“过关”会的成功所产生的热情开始有所冷却，人们已经感觉到不是一切事情都很好。代表们所落实的东西与运动高潮中揭发的问题有明显的差距，这是令人不痛快的。人们很难不怀疑，事情做得是否真的象应该做的那样公正。集中批评党员的缺点、错误和罪行时，完全忽视了他们的优点，忽视了他们在翻身运动中所作的贡献。这是翻身运动夭折论必然产生的结果。而如果运动果真夭折了，又怎么来解释村里实际上取得巨大进步的这种变化呢？为使群众监督不流于形式，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气氛，只有低头的人才能获得通过。那些有勇气为自己辩护，认为指控不真实而不接受的人，就过不了关。然而，很可能他们比那些接受所有指控，把自己和别人一起干的坏事的全部责任都包下来，同意把属于他们的财物（他们的财物也许同任何别的人家的财物一样是合法得来的）交出来的那些人，更加实事求是。在这方面，指控和事实之间的差距显得非常突出。

就连那个已被许多人领略过的新的村政权，也很难说经过一次“过关”会就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雨来、文则、洪恩和喜有还在牢里。他们是群众最害怕的四个干部。没有他们，“过关”会只能认为是一场预演。公开的批评作为监督和改造的一种方法，还有待真正的考验。

尽管有这些保留，工作队成员认为，总的说来，“过关”会是非常成功的。看来张庄的人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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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关”会上的交锋结束得正是时候。两天以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在县城召开了潞城县十一个基点村的工作队会议。四月十九日，侯队长把村里的权力交给了在“过关”会上成功地把守了关口的代表们，自己带着工作队所有的地方队员前往潞城去了。从大学来的队员，包括戚云和我，那一天也离了村，但不是直接去开会的地点。我们回到了高家庄，量了夏季衣服的尺寸，领取了每月的小米津贴，并探望了老朋友。

那天晚上，我回到教堂院自己那间天花板很高的房间，久久不能入睡，回忆起过去几天里发生的事情。革命鼓舞和改造人的力量使我激动。那时候我认为，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在新社会的精神力量面前不受感动的，正是这一点给予这场运动这样大的信心和力量。午夜以后我才入睡，但又给狂歌、乱叫和急促的讲话声吵醒了，声音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开始我以为在开会，后来我发觉它是一个人的吼叫声。这也许是一个醉鬼。他一直没有安静下来，我发怒了。我走出房间，对着厅堂里我隔壁的房门喊道：

“别人想睡觉呐。”

房间里的人完全不理睬我的话，而是用英语高叫道：“进来，进来！”

我推开房门。房里没有灯，但是穿过纸糊的窗户的月光，使我能够分辨东西。在靠墙的板铺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学员，只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衬衣。连我和他讲话的时候他都不停地说话。看到我在生气，他不管是他请我进去的，对我抗议起来了，我对他来说突然变成是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了。

他叫道：“我在自己房间里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你把房门关好就不会听到我的声音了。美国警察跑到这里来了！”

我轻轻地打了他一记耳光，认为可以把他震醒过来，但他仍然叫喊着，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于是我明白他是病了，精神有点失常，我弄错了。我不知道事情如何补救，就悄悄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这证明又是一个错误。

这个精神错乱的学员开始大声喊叫：“美国佬，美国佬，你到哪里去了？美国佬，你回到这里来！奇怪，我把他名字忘了，不过我对他很熟悉。喂！美国佬，要是你不是我的敌人就回来，回来！”

最后，他起身跑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我在十里店见过你。我们是坐同一辆卡车来的，我要和你做朋友。”他说着伸出了手，他的手象冰一样凉。然后他漫无头绪地谈了起来，一开始就令人吃惊：“你想家了，所以跑到这里来了。天主教堂使你想起家来。”最后说：“我打算进医学院，搬到邢台去。”到此结束了谈话。

我建议他最好还是先回去睡觉。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并没有睡，对着四壁一直讲到第二天早上。

十点钟，戚云来告诉我，她已准备好到潞城去。这时，那个学员还在胡言乱语，走来走去，扯自己的衬衣。和大学教职员在一起的所有“小鬼”们都聚集在他窗户外面，用手指戳破窗纸，大胆地往里张望。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他们好奇的对象曾经参加过一个工作队，因为打了村里的一个农民而被逮捕、捆绑，并带到县城去查问。他从那里逃跑了。第二次被抓住后，就把他送回大学，这里有他的朋友。

戚云和我出发上路的时候，我问她有关这个青年人的详细情况。她说他是北京清华大学，即国立工科大学的学生。他没有真正懂得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跑到解放区来了。在学习会上，他拒绝正视地主家庭出身这一事实，受到不断的责备。在土改工作队里，他因为骄傲自大受到同事们的严厉批评。他感觉失望、孤独，不能理解或同情农民。他的精神最后终于完全垮了下来，成为他的同志和他自己的一种讨厌的负担，后来他想逃回国民党统治区去。

这是土地改革没有能够改造好的一个年轻干部，至少是暂时地把他压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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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潞城道上

迈迈时运，

穆穆良朝。

袭我春服，

薄言东郊。

山涤余霭，

宇暖微霄。

有风自南，

翼彼新苗。

——陶潜

灿烂的阳光普照着山谷，阵阵凉风轻抚着大地，田里象翡翠一般碧绿的冬小麦在春风中起伏。村里，白杨树上的嫩叶随风飘动，好象鸡毛掸子似的。果树的花瓣被吹散在地上。到处有农民在地里走动，他们在撒粪，种谷子和豆子，锄麦地。

我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早春的迹象，心里还想着和那个疯学员的相遇，这件事使我沮丧。是不是他的伙伴们对他太苛刻了？对他的改造是不是做得太急了？毛泽东说过，一个知识分子建立真正的革命世界观要十年时间，几个月是搞不成的。我这样思索着。但是我发觉老想这个问题不行，沮丧的情绪也不应持久，季节的气氛不允许这样。周围充满新生的气息，严冬过后，春天的欢乐气氛十分浓烈。我越往前走，就越陶醉于周围的乡村景象之中。

戚云、徐教授和我正走在去潞城参加土改会议的路上。前往我们的目的地，最短的路程要跨越两道山岗。这两座土山，从西边隆起，展向平川。从岗顶望下去，沟谷、村舍、房院、打谷场、草垛以及田野里一堆堆的坟头，历历在目。田地经过多少世代的反复分割，变成了无数的条条块块。地上茫茫一片褐色，使人产生回到了冬天的异样感觉。从上往下看，稀疏的麦地也只显出淡淡的一点绿色。一垄垄碧绿的麦苗之间，土地完全裸露着，几乎是示威性地表明生命对于大地只有微弱的控制，根本不能指望它会把光秃秃的大地长久覆盖。

从岗顶东望，巍巍太行山象一堵雄伟的城墙。山上连一棵树也没有，十分荒凉。但也并不是毫无生机，因为从山坡到山顶都长着草。现在春天到了，草已开始变绿了。这景色好象是一个巨人用蘸着淡淡水彩的大笔一挥而就似的，在阳光下显出黄绿色，在背阴处显出暗绿色。新草可以不受阻碍地生长，因为去年的草皮早已为冬天放牧的无数羊群啃光了。新草一出土，山坡的颜色立刻为之一变，从而表明这山虽然雄伟，但毕竟是放牧过度了。

山坡放牧过度已经造成水土严重流失。就在这个时候，人们也可以看到山岗两侧和峭壁上散开的绵羊和山羊。耐心寻找的话，偶尔还可以找到一个羊倌小小的身影。高原表面上荒凉可怕，其实到处都有人畜在活动。在沟涧、峭壁和锯齿般的山峰之间的广大地区里，几乎任何地方一只迷途羔羊的叫声，都会引起别的羊只竖起摆动着的耳朵倾听，一个人的叫喊声也会引起另一个人回答的声音。

山地上如此，在平川上更是如此。我们走过的一路上都是人声不绝——农民把驴子赶到地里卸下粪筐时的突然吆喝声，羊倌轰赶羊群离开麦地的呵斥声，在互助耕种的地里锄草的男人谈话声，妇女外出为晚饭挖野菜时的说笑声。

这是中国农村给人印象最深的情景，人们永远也走不出人声所及的范围，四周总是有人在劳动，他们对自己的牲口说话，相互之间也在谈话。每一平方尺的土地上都有劳动的痕迹，至少是牧羊的痕迹。千百年来人类的活动改变着、塑造着、创造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毁坏着自然环境。然而这个过程是如此自然，这种塑造是如此缓慢，人类的创造渐渐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两者是统一的，是连接在一起的，不可分割地交织着。土地没有这些人是不可想象的，人没有这些土地，也是不可想象的。

四月的那一天，潞城道上的行人不少于周围地里的人。我们碰上了去潞城开会的其他干部，就和他们走在一起。一个急忙赶路送公文的农民在一处陡坡上赶过了我们。我们又赶过了一个穿条纹衣服的年轻妇女。她一只手挎着装满东西的篮子，另一只手抱着刚生下一周的娃娃，坐在一头毛驴的背上，艰难地保持着平衡。毛驴的每一步都由她那自豪的年轻丈夫监督着。毫无疑问，小俩口是带着头胎孩子回娘家去的。在一处很陡的坡上，我们要用手来攀登，可是一个老汉在一阵烟尘中赶过了我们。他之所以有奇迹般的上坡速度，是由于他抓住一头驮着货的骡子的尾巴，并在后面大声吆喝着，逼着骡子把他拉上去的。

接近县城的时候，别的小路和我们的小路会合在一起，最后变成了一条大路。老乡们赶着大车，推着独轮车，挑着担子，也有些人好象是出来散步透透空气似的。人数太多了，没有办法细看。有许多人在运送堆得很高的新草帽。那一天我才知道潞城在全中国，甚至在欧洲某些城市是以出产草帽辫闻名的。在过去七年中，国内外战争隔断了市场，但是现在解放区扩大了，商业又有了起色，年轻人和老年人，又都捡起传统的手艺。这种手艺的基础是太行山生长的长而坚韧的麦秸和太行山人民灵巧的手指。

我们的小路逐渐扩展成马路，这条马路穿过房屋排成一条街的南关，在潞城古老城墙外面的护城河边突然中断了。那里，从前一定是防卫森严的城池的一个雄伟高大的城门，现在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了。城里的人不但把城楼，而且把城墙都拆掉了。

他们当时虽然只拆了一半，但是很明显，再过几个月整个城楼就要拆平了。拆下来的砖每块都相当于西方同等大小的水泥砖。这些砖已经重新出现在城镇四郊的新房子上了。

进入这座逐渐消失的城墙后，我们发现了一片几乎是空旷的平地。一条主要街道，两旁有十来家饭馆和商店，有着几处土坯墙和院落的象村庄一样的居民点散布在街道和小巷之间，还有一座宽敞的衙门大院。这就是城里所有的房屋。巨大的四方形城区的其余部分是从来没有盖过房子的空地，或者是早已废弃了的。有些地方的断壁残垣比其他地方更触目惊心，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里，遭到日本人洗劫过的地方。日军燃料奇缺，因而拆卸了整条街的房子的木材。土坯墙壁受到风雨的侵蚀，很快就倒塌了。

县城的衰败没有使我吃惊。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华北的成百个县城都是这种景象。城市里一片萧条是长期演变的结果，这种演变在日本侵略者到来之前就早已开始了。长期以来，由于县城成为对付农村骚动的堡垒，因此县城本身的发展停滞了。人们不能自由地进出这用墙围着的地方，所以就依靠城门外不断扩大的居民点来进行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不断衰败的内城留给了官吏、士绅用作粮仓，或用作他们从农村雇来的卫队的营房。

我们经过一排排年久失修的房屋和成片的断瓦颓垣，来到城中心的县衙门。衙门很多地方也毁坏了。日军不满足于破坏县城中心以外的地区，最后连他们自己的所在地也破坏起来了。虽然破坏很厉害，但是衙门里没有受到破坏的地方依旧很大。在可以表明昔日皇朝兴盛时期的一座座院落里，还有不少完好无损的墙壁和屋顶，以及许多供有神像的庙宇。在这里，在遍地破砖碎瓦的院子里，我们找到了县政府的办公室。

衙门最南端的院子属于行政机关，在正门上挂着一块长方木牌，上面写着“潞城县人民政府”字样。最北端的院子拨归党组织使用，在一个小巷进口处挂着第二块木牌，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潞城县委员会”字样。中间的院子有县公安局、县法院以及审判员的办公室。潞城的许多机关中只有人民解放军的指挥部设在城里另一地区。

在这些机关当中很难说，到底是行政部门还是党委会最为繁忙。数以十计的农民、商人、干部、民警、士兵以及各式各样的居民川流不息地在两座门里进进出出。如果说两股人流有什么区别的话，进正门的主要是穿着土布衣服的普通公民，而进旁门的主要是穿着机布做的干部服的土改工作队员和区里的党务干部。

我们来到县委会的时候，那里到处都显得异常热闹和忙乱，因为县里召开土改工作会议，从农村来了一百多个干部。来开会的男人大部分住在一群庙宇里铺着草的地上。这些庙宇面对面地坐落在一个小院子里。干部们把文件包，毛巾和外衣挂在两厢的五颜六色的泥菩萨身上，他们住在神仙中间毫不拘束。来开会的妇女人数很少，大部分是北方大学的女学员，她们住在一间庙宇的大炕上，这间庙宇在另一个院子里。我作为外宾单独住一间屋子，离开活动中心远一些，但是仍然在同一个大院的范围里。

庙宇分成许多部分，同一个村子来的干部住宿在一起。但是工作队员来自全县各地，许多人在打游击时期就相识了，因此他们并没有呆在为他们规定的住处。他们随便到处串门，寻找老朋友，见面时高声打招呼，形成不断流动的人群，在一起议论和闲谈。这些会见具有校友会、老战友会、团聚会和政治竞选会四者合一的那种气象，兴奋、活泼和热情。

这次会议真象是一个学校，是学习新民主主义战略和策略、提高阶级觉悟和增强社会主义道德的学校，这是一所干部交流经验、增长知识、统一思想、对缺点进行斗争的学校，使他们将来回到村里的时候，能够更有准备地去引导和教育村里的党员和群众。

虽然各基点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大部分农民把他们当作先知，但是组成工作队的脱产区干部和北方大学的教职员和学员并不是政治天才，他们不过是普通人，旧社会的产物，只是由于对新社会的体验才得到了部分改造。考虑到时代的巨大需要，他们的知识是非常不够的，他们的政治觉悟是有限的，他们的性格是有缺陷的。这些教育者肯定是同最近在“过关”会上受审查的农村党员一样需要接受教育。因而为他们也安排了一种“过关”会，即全县土改工作会议。这和村里的“过关”会不同，没有群众直接选派的代表由下而上地提意见。然而，这些干部相互听取意见，作出判断，在对自己的工作进行痛苦的评论时，受到比他们更先进、更有经验的一些人的指导。

高一级的教育者就是县政府和共产党县委会的领导人。这一级的关键人物是陈书记，他是县委会书记，是潞城县二千五百名共产党员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和教育者。土地改革中所产生的成千上万的问题都会找到他门上来。如果运动搞得好，他有很大的功劳；如果运动出了问题，他必须承担很大的一部分责任。

陈书记了解当前运动的发展情况，并通过各种方式来领导土改运动。他经常事前不声张地访问“基点村”；阅读各工作队长送来的每周书面报告；不时发出指示，作为工作队的指导方针。然而比这些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参加的这种全县性的脱产干部会议。在这种会上，时间是不重要的。讨论可以进行一个星期，十天或者两个星期。需要多长时间来检查所有的工作，学习政策，解决个别人的态度和斗志问题，就开多长的会。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以后，所有的工作队都受到整顿而变得更加坚强了。参加了这样的会议而不发生变化的人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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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龙　殿

木槌开始敲击这个金属巨物的唇了……请听一听这口大钟的回响吧！虽然她没有舌，可她的声音是多么洪亮啊！多么可爱啊！绿色飞檐上的小金龙在深沉的声浪中从头到尾颤动着；琉璃制的怪兽在雕座上哆嗦；宝塔上成百的铃铛琅琅欲语。多么可爱啊！殿堂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全在振荡！屋顶上的木制的金鱼好象在天空中翻腾；……多么可爱啊！多么大的雷鸣声啊！

——小泉八云

一座大殿岿然坐落在“衙门”区的中心。它的周围是一片废墟，但它本身没有被毁坏。这座大殿被改成会场，里面的摆设和偶像已经一扫而空了。经过这番拆除之后，这座建筑物呈现出一种令人生畏的对称性。两根二丈五尺长、三尺粗的大梁支撑着铺着瓦的大屋顶。四角上的飞檐延伸出去，升高起来，好象要飞腾似的。屋脊上的四条琉璃巨龙在天空中厮斗着，互相争雄。

殿堂深沉的钟声召来了远近的干部。在这些激烈厮斗的大龙的下面，在这个四外延伸的屋顶下面，在这些古老的大梁下面，曾经有无数的善男信女，在香火缭绕之中顶礼膜拜，潞城县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了。大殿里仅有的陈设是：两张桌子和一个用砖砌成的讲台。桌子是供作记录用的，作报告的人就在这个讲台上讲话。在讲台后面的墙上，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在画像上面，在一块大红匾上，仿照毛泽东所特有的字体，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金色大字。

大会之后，是小组讨论会。小组会在什么地方开，根据与会者的方便而定。有些组就在他们睡觉的地方开。只要有两三个组占据一个地方嚷嚷着要开会，别人自然就都被赶跑了。其他组只得各自在大殿的背阴处，或在殿后那些无人光顾的废墟中，寻找一个僻静的地点，用千年的古砖作为他们的座位，将就着开会。天黑后，张庄工作队经常在我屋里开会。但是在白天，我们在古老的钟楼下选择了一片瓦砾地作为我们专用的地方。

钟楼是一座已经破旧的砖砌的建筑物，俯视着大庙的全景。钟楼上刷着四个模样难看的大字，每个字都比一个人还要高，组成一个旧时遗留下来的口号。这个口号具有如此强烈的讽刺意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四个大字从上到下是：“日军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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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作队的队长，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向全体大会作了关于他们进村六个星期来的工作汇报。他们的汇报有的用了一个小时，有的两个小时，有的甚至用了三个小时。这些汇报讲得零散、杂乱无章、不断重复，但是与会者鸦雀无声地听着，想抓住每一个字。那些会写字的——大约占半数的人——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不停地记。所有的人都发现他们所听到的经验介绍，虽然在具体细节上同自己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其主要的方面却象一面镜子似地反映出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工作队长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汇报，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也是对自己过去一段经历的回顾。

第一次会议时，戚云和我迟到了几分钟，一位老汉正在台上发言。他是东关工作队的队长，曾经当过四十年雇工，由于“清算”斗争的结果，才分得了土地和一头毛驴。多年的苦工生活给他留下的烙印，是以后的经历所无法磨灭的。他身上虽然穿了一套新的干部服，但是也被他改成农民的装束：腰间束一条宽带子，裤脚管用布条紧紧地束在脚脖子上，这使他的现代服装带上了明显的乡土气。他头上不是戴着帽子，而是包着毛巾。

这位老汉说道：“我们开始寻找贫农时，犯了错误，因为标准太死了。我们心想，住在县城附近的人一定是狡猾的，不老实的。因此，我们只信任少数人，把门只开了一点缝。这就是为什么贫农团的队伍一直不能壮大的缘故。当我们访问时，老乡们都不愿跟我们说话，他们对去年的“洗脸运动”记忆犹新。我们只得改变做法，每个人都开始谈自己的过去。不久，我们当中一个过去曾经在矿上做过工的干部，在贫苦农民中发现有一个老汉也当过矿工。当我们开始谈到矿下工作的苦难生活时，这位老汉也谈起了他自己的伤心事。不久，他的朋友们也开了腔。”

这位报告人由于没有上过学，认字很费劲，在发言中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辨认队里事先替他准备好的讲话稿。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旧眼镜，用线绳绕过脑后，把镜子架在鼻梁上。这种由普通的窗户玻璃磨成的方形镜片做成的古老的眼镜，是否能帮助他看东西更清楚些是值得怀疑的。可是看起来，它确实给他增添了信心，这就是戴上它的足够的理由了。

他继续说：“在贫农代表们面前，党员们非常害怕。他们不敢拒绝任何意见，也根本不敢说出他们心里的话。不管人家提什么意见，他们都接受下来，但是他们心里想不通。我们只好向他们解释，他们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对他们说来也是一种教育。后来，我们发现有些代表自己也不是十分老实的。有一个人就是为了对他所仇恨的一个党员进行报复而来的。”

这个农民出身的干部往下汇报的时候，穿插了一些不需要记录的故事。他很快就发现这些故事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这时他摘掉了眼镜。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象他本人一样的文盲——东关的一个党员。这个人从公家仓库拿了六十多件东西。当必须在贫农掌握的“过关会”上交代私吞行为时，他感到恐慌起来。万一忘掉一件事该怎么办呢？他一连五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把赃物一件一件拿出来描画在纸上。除了这些基本的图形之外，他还画了一些东西来帮助自己想起偷盗的动机。在一张纸上，他先画了一双皮鞋，旁边画了一个女人的模祥，这个女人代表他的老婆。她过去一向看不起他，还威胁要离开他，而且从来不做鞋子和衣服给他穿。他认定这是由于他是一个“赤贫”。当他分到了土地和房子后，就经常带一点儿东西回家给他老婆，想用这种方法讨好她，以求缓和家庭的紧张关系。当他在草图上看到她时，这些事就很容易地记起来了。有了这些图画的帮助，他最后作的交代是这样地具体和全面，使得代表们允许他很快过了“关”。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全部退还他所私吞的那六十件东西。

东关工作队的队长用这个故事说明许多党员在进行自我检查时的真诚态度，但是它同时也说明了运动的另一个侧面。随着各工作队一个接着一个地汇报，这个侧面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了。这就是：党员们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要他们承认翻身运动的失败，而且承认在这个失败中有他们的一份责任。这个压力是如此之大，而且夹杂着报私仇的成分，使得许多诚实的共产党员思想不通。在一些村里接连发生了企图自杀的事件。

这些汇报向张庄工作队的队员们表明：并不只是他们一个队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走了弯路，没有搞清他们进村后所要掌握的情况。但是，他们也不能聊以自慰，因为县委陈书记对全体土改工作干部，特别是对张庄工作队作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县委陈书记，并不是我们跟地委王书记接触之后所期待的那种热情随和的人。他是一个瘦个子，面部表情严肃，在黑边眼镜后面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他是一个十足的知识分子，不苟言笑。在这群吵吵嚷嚷的村干部当中，他看起来感到很不自在。有谁在汇报时离了题，或谈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时，陈书记就会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他突然打断一个人的汇报，说道：“还是言归正传吧！”后来，他又打断另一个人的发言，说道：“还是讲讲你自己的错误吧，别光讲别人的。”然而，由于他每次起来发言时所表现出来的才华，使他赢得了干部们的敬佩。他的发言虽然还说不上简练，但是有条理，原则性强，明白易懂。他表达一种思想时，总要打好几个比方，力求大家都能听懂。在前面已经讲过两次的话，他还要耐心地重复一下，以使大家对他的意思不会有任何疑问。他在发言中甚至有时也说句幽默话，但这是跟他的发言内容有关的幽默。他并不是那种只是为了逗乐而开玩笑的人。由于这一切，干部们尊敬他，甚至钦佩他，但是，他们发现很难了解他。他太象小说中所描写的典型的政委——谨慎、意志坚强、工作努力并有自我牺牲精神。他怎样要求自己，也就怎样要求别人。

我们队到达潞城后不到一个小时，陈书记就把侯同志和小李叫到他办公的地方，向他们查问关于逮捕雨来、文则、喜有和洪恩的事。他断定逮捕这些人是错误的，指出这个行动已经在全地区发生了坏影响。不管怎么样，有谣言说这四个被捕的干部已经在交付群众大会公审后就地枪决了。百里以外的老乡们都在互相传说着“目击者”所说的处决的执行情况。这些谣言所起的作用，就是在群众的心目中肯定了这四个人的罪责，而干扰了对这个案件作更深入的调查工作；然而并没有出确凿的证据说明这些被捕的人确实负有责任。因此，县公安局已经决定释放他们。

陈书记并不只是说到这里就完了。他还继续批评老侯和小李在查账会上把区干部也扣起来，还缴了天明的枪，毫无理由地攻击和作难整个党支部。他说：所有这些构成了过火行动，“左”的过火行动。

一个详细论述这种批评的文件，已被规定为各工作队的必读材料。这是太行行署第三专署准备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指出：过“左”的倾向已经使得许多工作队仅仅在贫农当中寻求支持，忽视了中农，不要而且打击所有老干部，对待党员好象对待阶级敌人似的，并低估了贫农翻身的程度。在这里，贫农观点已经上升到“路线”的高度，这种“路线”是违背党所制定的政策的。

陈书记的广泛责难和专署文件的批评语气，几乎把这个工作队的锐气全毁了。而这个工作队先前要保持士气就不容易。最使张庄工作队员感到痛心的，是指责他们毫无理由地打击村支部的党员同志们。到目前为止，他们还认为他们搞的“过关会”尽管有不少缺点，还算是成功的。关于谁是老实的贫农的问题，他们也许被那个申老汉引错了路，在查账会上浪费了时间，错误地逮捕了四个清白无辜的人，错误地扣押了另外三个人，没有建立起一个巩固的贫农团，并且错误地把这个村划为三类村。但是，应该把所有这一切与以下的事实对照起来加以衡量：他们成功地发动了党员和群众参加整党运动，党员们的自我批评已经揭露了真正的问题并且为真正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从而使张庄党内党外的士气大大高涨起来。但现在，就连这些成绩也都成了问题了。

小泉八云（1850—1904），日籍美国作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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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贫穷至上

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然而）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马克思

当张庄工作队的干部们坐在钟楼下面的碎砖上回顾他们的工作时，本地人老侯和小李、韩金明、梁记虎、李文忠和张全儿的心情是忿怒而又痛苦的。他们心想，如果逮捕那四个干部是错误的，那末陈书记也必须分担一份责任。毕竟当时是陈书记亲自批准逮捕的，是县公安局命令工作队侯队长放下一切工作来处理这个案件的。至于把区干部留下来是为了查对村里的账目，实际上并没有逮捕他们。为了方便起见，仅仅要求他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睡觉，好在需要他们时就可以找到他们。也没有派岗哨看守他们，他们可以在村里自由行动。

在这些意见摆出来并经过辩论以后，干部们的情绪逐渐地转变了。他们开始了解，过分强调依靠贫农的思想曾经对他们发生过多么深的影响。当他们回忆起进村头几天的情形时，大家都觉得好笑。那时他们一放下铺盖卷，就去访贫问苦，而不敢同那些表面上看来富裕的任何一个人说话，并且完全抛开了领导这个村已有三年之久的党支部。在他们心目中，他们所要寻找的贫农的形象是：身穿破烂的衣服，头扎破毛巾，身上长满虱子和跳蚤。凡是有哪一个农民说自己已经翻了身，他们就认为他不老实。如果他不说村干部的坏话，他们就不理他。许多农民马上就看出了这一点。他们把被子、枕头以及好看点的衣服都藏起来，把野菜和粗糠放到锅里，等着看风向。

由于那次被暗算的后果，张全儿仍然脸色苍白，他说道：“我刚到张庄时，脑袋瓜里只有贫雇农路线，贫农就是一切。我专门寻找贫农，贫穷至上。一旦我感觉到某某人是贫农时，就让村干部安排我在他家里吃派饭，特别是到那些被叫做特务或者被怀疑为不老实的人家里吃派饭。很快，我就认识了申全德，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现在我认识我错了。我光看一个人的生活状况，而不注意他的本质，这样太机械了。”

通过讨论，工作队员们开始认识到，只找穷苦人家和躲开村支部的党员，这两件事是互有联系的。

李文忠说道：“我对村里党员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我狠狠地批评他们，并且设法强迫他们承认罪行。我想不这样他们就会认为我胆小。但造成的后果不好，许多党员受到压制，他们的检讨不全是真实的。至于那次事件，我心想地主富农都已打倒了，封建分子是不敢作这个案的，这件事一定是党支部干的。因此，我就对党员们说：‘我们一定要破这个案子，弄清是你们当中哪一个干的。’我认为他们比伪军还要坏。我一次又一次地打击赵春娥，要她交代她乱搞男女关系的种种问题。并且坚持认为她是钻进党内来的。她勾引主要干部，就是为了保护她的家庭。其他的党员也参加了对她的打击。那天晚上，赵春娥拒绝到会，躺在炕上哭，后来要上吊。幸好有人看见，把她拦住了。要是她死了，我是要负责的。这肯定是过‘左’。”

侯队长同意他的发言，他分析了过去那段情况，比其他人谈得更深刻。他说：“我们一再对老乡说，他们仍然穷苦是因为村干部把所有的‘果实’都拿走了。但是，说实在的，他们到底拿走多少？即使把所有的东西都分了，又会有什么不同呢？也仍然无法把剩下的窟窿全部填补起来啊。肯定地说，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将来发展生产加以解决。可是我们老是说：‘你们还没有翻身，你们还没有翻身，这都是干部不好。’当然啰，群众就要在干部身上打主意，想从他们那里搞油水，就要把中农说成是富农，想把这些人的财产也拿过来。这样一来，谁都想当贫农，好捞到点东西。但是，哪能有这么多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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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继续在大庙里举行。各工作队的汇报都谈到了宗派主义的危害。张庄的男女工作队员又一次发现他们那里也不例外。

下面摘引贾村汇报中一段话为例：

“开头，我们发现一些贫农能说会道，对村干部有许多牢骚怨言，一味反对干部。我们依靠了这些人，因为我们认为原来的组织都是坏的……我们当时很急躁，以为在三天之内就能掌握全村的情况。我们甩开村里的党员，并且接受了贫农们的要求，把党员集中在一起住宿和吃饭……党员们很委屈，许多人都哭了。村长的老婆骂她男人：‘你这个蠢驴，当个村头还不够，干嘛还要入党？……’我们反复地做工作，访问、解释、再访问。许多贫农都感到厌烦了，我们自己也感到厌烦了。我们感到没有事情可做，甚至觉得应该撤出这里转到另一个村子去。可是当张书记来向我们要材料、情况和统计数字时，我们又交不出来！”

从这些汇报中，出现了两个问题：贫农路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他们都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第二天的小组会上，张庄工作队的本地队员都说，他们是在鹿家庄会议上接受贫农路线的。那个学习大会长达一个月，会后，潞城县各工作队就分别进驻各“基点”村。在那个大会上，是陈书记自己定的调子。他宣称潞城县的贫农还没有翻身。他说，哪个干部在村子里找不到贫农，他就没有资格吃饭。他把翻身运动不彻底的责任加于在场的干部身上，责令他们反省错误和公开作检讨。

梁记虎回忆了自己对那次会的印象。这位干部过去对革命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在十八岁时，就参加了民兵打鬼子。他曾领导一支民兵支队参加过攻打张庄的战斗。接着，又参加了解放长治的战斗。作为第二区的公安负责人，他狠狠打击反动分子，对于成千上万群众的翻身起了保证作用。他说：“我听到陈书记的要求，非常害怕，一直担心我是否能过关。弄得我吃不下饭，脸色发白。我必须检查过去几年的表现。我是不是积极呢？在土地改革时我的态度怎么样呢？犯了哪些错误呢？我最后承认了四条错误：我曾经包庇两个富农邻居。我窝藏过一个被认为是地主的人的财物。我曾经参与把一个人开除出农会，因为这个人批评干部多分果实。我没有经过分配委员会而得到了六亩地。这是因为我不在家时，土地已经分配完了。我回来时，剩下的土地已经没有多少了。我提出了意见，于是干部们就给了我六亩地。”

“我心里想，这些错误不光是我一个人犯的，其他人也有份。但是责怪别人多不好，于是我就承担了全部责任。我请求处分，党委给了警告处分，写进了我的档案。从此以后，我感到很苦恼，心想，这些事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可是处分落在我一人身上。每次填表都必须写上受过处分。我感到非常委屈。”

鹿家庄会议的压力如此之大，使得许多干部都有跟梁记虎一样的经历。由于情况被歪曲得面貌全非，他们感到压抑和沮丧。从积极方面说，那次会议在每个人的心灵上，对贪污、腐化、炫耀权势、裙带风以及牟取私利（不管多么小的私利）等等的严重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消极方面来说，那次会议使地方干部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现在看来很清楚，当这些参加过鹿家庄会议的干部们进驻各“基点村”时，他们早已准备好对村里的党员们进行严格审查，就象他们自己所经历过的那样。在张庄，对张全儿的暗算更加强了这种决心。这桩罪行被理所当然地归咎于村里的党员们。

全县会议上所摆出来的这些情况，并未解决张庄工作队的思想问题，干部们越谈反而越泄气。一向绷着脸、态度严肃的侯同志，看起来好象打了败仗似的，两手捧着脑袋直发愣。一向有说有笑的小李现在也跟侯队长一样绷着脸。韩金明、梁记虎，张全儿和李文忠也都一声不吭。他们都望着自己身边的瓦砾，好象世界崩溃了，自己变成了散落在废墟中的弃物似的。由于农民队员们处于这种心情，知识分子队员们也陷入了不寻常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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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记关于如何在农村开展工作和整顿党支部的长达四小时的精采报告，只是加深了笼罩着大会的沮丧情绪。陈书记在报告中点了张庄工作队的名，他指责说：张庄工作队在六个星期里只做了两件事，而这两件事都做错了。工作队审查了村里的账目，但没查出结果，还打击了村党支部。

那天晚上，张庄队员们在我房间里碰头时，第一次公开地吵了起来。为了陈书记的不公平的批评，小李责备了老侯。小李不满地说：“我有各方面的材料，但是当陈书记向你要村里的情况和数字时，你却说什么也没有！你只是忙于抓党支部，根本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可是你却独自回答一切问题。”

“当时你为什么不开腔呢？”老侯顶了一句。

“不管我们说什么，你总是独断独行，不听别人的。”小李回答，用眼晴瞪着老侯。

当时如果韩金明不说话，他们很可能就打起来了。

韩金明说：“我们队的问题是有头无尾。我们有头头，但是下面没有人跟，虎头蛇尾，怎么能做好工作呢？”

这个队处于极端困难的地步，地方干部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

现在是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评价的时候了。到目前为止，干部们谈论的是总的路线问题——他们同农民群众的关系、对农村情况估计上的错误以及他们是不是对待村支部的党员们太粗暴了。关于他们的内部关系问题、个人的问题和彼此之间的意见，这些很可能妨碍他们合作的问题，都还没有触及到。然而，比起其他问题来，这些问题对进行有成效的工作倒是较大的障碍。如果不揭开影响整个工作队和个别成员的内部矛盾，要想成功地解决他们之外的更大矛盾是不大可能的。要是有较长时间进行自我检查，还可以拨开云雾。如果给每个人充分的时间来思考自己的问题，弄清自己的思想、态度、保留意见以及不愉快的事情，那末他也许就能够把心里话说出来，使问题得到解决，最后丢掉这些伤脑筋而又耗费精力的包袱。

陈书记和他的副手张副书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在第二天上午，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他们召集全体干部到大庙开会，宣布要过一次党日。张书记说：“我们把这叫做党日。”然后，考虑到我和一些大学生的情况，他接着说：“不管是不是党员都可以参加。我们希望大家如实地、诚恳地说出心里话。心里有话憋着不说，早晚会爆发出来的，那时就会给工作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张庄工作队的许多队员和队长的意见不一致，但是在会上不说，大家情绪很低。起初是两三个同志中间的问题，不久就影响到其他的人，很快整个队的工作就受到损失。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进行自我检查，部分同志和部分工作队的情绪应振作起来。”

张副书记身体肥胖、性情爽朗，与严肃的陈书记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接着对一些掩盖着的尚未被干部们公开讨论过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对这些问题很了解，因为他是专门负责掌握党员思想情况的。他说：“干部情绪低落，部分原因是整党引起的。很多同志害怕在自己的村子里受审查，担心在家里过不了关。与此同时，互助组不帮助你们的家庭，你们担心自己的孩子没有吃的。但是现在大家应该了解，只要忠诚老实，全心全意地为群众服务，并认识自己的错误，是能够过关的。至于家里的问题，组织上也会想办法解决，大家不要过于担心。现在每个人都应坦率地说出心里话，不要过后在背地里说怪话，发牢骚。”

这一天，大会散后，各工作队都利用剩下的时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张庄队员又回到他们喜爱的地方——钟楼下面的那个瓦砾堆。

于是一次不寻常的断断续续的会议就开始了，一直进行到第二天的黎明。中间停了一会，吃了一顿小米饭和熬白菜，然后又在我的房间里继续开会，一直开到下半夜。要深挖问题，暴露对自己和别人的真实看法，往往是很困难的，也是非常痛苦的。然而，这已经成为象呼吸那样的必需了。大家用低沉的声调说话，触及到了问题。有时，把问题放下了，回头又把它提出来，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有时，也能够把问题的实质摆出来，但是，并不总是能做到这点。即便如此，也总比以前更接近了要害。

会议首先谈论的一个问题，是干部自己家里的生活问题。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客观的、容易说清楚的问题。韩金明对张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关于干部自己家乡的情况，作了十分具体的证明。当他谈出使他苦恼的问题时，他那圆圆的脸庞上呈现出了石雕菩萨般的严肃表情。情况是这样的，他有病，得慢性痢疾已经好几个月了。虽然这个疾病并没有使他干不了工作，但是他感到疲劳，心里放不下，不能象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积极工作。然而，比任何疾病更难忍受的，是本村那些自封的“贫农”对他的政治打击。他请了一个星期假回家养病，那些人马上造谣说，他已经被开除不当县里的干部了，说他已经不光采地被送回家来了。一位长期同他共有一头牛的邻居去看望他后，被那帮人拉到一边问道：“你为什么要帮助韩金明？你还想拍干部的马屁吗？”以后，这位邻居不敢再到韩金明的院子里来，还把他那半头牛也卖掉，并且还打算退出他们俩所在的那个互助组。当韩金明的娘请求互助组帮助春播时，一个从前当过日本狗腿子的人训斥她说：“从现在起不帮助你们了。你们需要帮助时，自己雇人。”这位老大娘哭着回了家。几天以后，韩金明打开地窖拿出为了应付“春荒”而贮藏的最后一点小米，可是人家指责他从地下挖出粮食是要拿去卖掉，以免被查抄出来没收。这简直是把他当成了地主。更有甚者，他的土地税被增加了一成。烦恼是如此之严重，使得韩金明不能忍受。他在还未完全恢复健康的情况下，就回张庄工作了。结果是旧病一再复发，使他常常在中午时不得不歇下来。

韩金明说道：“这一切我都不理解。我想不通为什么增收我的土地税。我知道，在分配果实的时候，我用六亩多次地换了不到六亩好地；还有去年秋收时人家帮了我十个工，当时我没能还上这些工。可是当我提出要交出这块地并且用钱偿还债务时，新上台的干部根本不理我。打那以后，我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我不认为我欠村子里的债和调换土地是犯了多么大的罪过。我在伪军枪口下干工作，出生入死也不知有多少次，现在却被当作比地主还要坏的人来对待。我娘哭时，我心如刀割。我只求回村，把一切讲清楚，解决这个问题。象现在这样下去，没法干工作。”

韩金明说完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起初没有人吭声。人们能说些什么呢？就拿我来说吧，他的遭遇使我感到震动：家里有老婆、孩子，还有老娘，几乎断了粮，人家又不给代耕；而他自己得远离家乡脱产工作，帮助别村农民解决问题，带领他们改造他们的村干部。工作队员们情绪低落是不足为奇的。

侯队长终于开了腔，他说：“这样泄气是没有用的。”可是他自己就是一副十足的泄气模样。他还说：“闹情绪只能搞垮自己的身体，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自己也有象你那样的思想。我在家里也受到了打击，不知道自己的地将如何种上。我想：‘我就算在家里过不了关，总还比地主好一些吧。如果群众不要我当人民长工，那我还可以为自己的家里打短工。’但是，我后来认识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这种态度很差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当我想到这里，思想就豁然开朗了。”

在老侯之后发言的人，都持同样的观点。他们都认为，在不少村子里，有些不老实的人在整村干部，这不是共产党的政策。到时候，这一切都会被纠正过来的，共产党员绝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动摇，必须坚持工作，相信党、相信人民，不要过多考虑那些谣言和不公正的批评。

然而要使韩金明振作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不管大家劝告他要坚定的话多么动听，但是这能使锅里有粮食，地里播上种吗？

韩金明说：“来到这里的头一周里，我什么也不想，光想自己家里。后来，我认定，我比地主总要好一些。但是，就连地主也能分到一份东西；为什么我就不能呢？地主是阶级敌人，我们尚且对他们宽大。为什么只为我欠下大家一点债，就要受这么厉害的惩罚呢？”

张全儿没有规劝韩金明。当他终于发言时，他不是进行批评，也不是鼓劲，而是谈自己的困难。原来，小全儿的情况也不比韩金明或者老侯好一些。那次对他的暗算，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他在潞城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他恢复到能够走路的时候，就回家了。但是，他在家里继续养病的生活远不是平静的。他发现互助组已经把他家赶出去了。他的邻居们说：“等等看他能不能过得了关。”互助组不帮工，他家就必须雇工才能把地种上。可供雇用的只有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地主。但是要使用地主的劳力，就必须向村公所交付很高的工钱。

小全儿说：“现在我弄不清楚，政府要怎样对待干部？那次被打后，我肺部受了伤，医生给我开的药是很贵的。谁付这个药费呢？当我向互助组要求帮助时，他们说：‘你们干部应该象老黄牛那样为群众服务，为什么还要我们帮助呢？’我嫂子没有吃的了，决定把车子和毛驴卖掉。但是贫农团的组长说：‘你为什么要卖牲口？难道想反对土地法大纲吗？’每次我回家，我婶和我叔总是向我哭诉委屈，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同样，我家的土地税也增收了一成。可是我没有贪污过任何东西，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我的邻居们是同情我的，他们说：‘我们本应该帮助他，可惜他是干部，有什么办法呢？’”

能对小全儿说些什么呢？光是要他应该有信心，把他的问题向县里的领导人报告，能够坚持工作吗？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只有在纳税这个问题上，大家讨论的结果算是解答了这几个人所提出的问题。原来一九四八年土地税的增加，是由于一年以前分地时征的税比较轻，以便扶助分到土地的人把生产搞起来。现在，所有的土地，不管是原有的还是新得到的，都要纳同等的税。

梁记虎问道：“那末为什么要增加我的税呢？”他是一个老中农，一九四七年时没有分进土地，然而在一九四八年也增了税。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戚云说，这也许是对他这个老干部的一种打击。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对他的打击仅此而已。通过一位也来参加这次全县大会的本村的老相识，梁记虎那天打听到他家里一切都很好。他爹和他媳妇身体都很好。他媳妇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互助组已经同意帮他家整地进行春播了。

这里至少有一位干部没有因严重的家庭问题而分心。由于他比较安心，工作也就比较好。他对工作一贯专心致志，唯一的缺点是不大爱讲话，对同志们不提意见也不批评，而只是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把本职工作做好。

在张庄工作队过去六个星期的工作中，一直保持高昂情绪的第二名队员，就是李文忠了。其原因是不难发现的。参加张庄工作队使李文忠得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收获——一个媳妇。经过正常的介绍，他在这个村子里认识了一个翻身寡妇的闺女，后来两人结了婚。这使他喜出望外，因为他十年来一直找不到对象，现在短短几个星期，就如愿以偿了。但这件喜事却对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帮助。

老侯和气而坚定地对他说：“自从你娶了这个闺女，就很难找到你了。你不请假就开溜。开会的时候，你那个新媳妇常常在外边转悠，想办法看你一眼。而你呢，看来也心神不定。你既然解决了婚姻问题，现在也该好好工作了吧？你的工作受到的影响太大了。”

当时的过关会是由和他一起开会的代表们组成的。

鹿家庄会议后，县委重新审查了梁记虎的历史，撤销了对他的警告处分，然而他精神上的创伤不是一下子可以弥合的。

这种做法在《土地法大纲》在全国实施后就停止了。这是清算运动中“扫地出门”做法的后果，这个运动剥夺了地主家庭的一切财产，井且错误地不分给他们维持生活必需的土地和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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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通过斗争达到团结

延宾命客

集我友生

高谈清晏

讲道研精

訚訚侃侃

娱心肆情

——成绥公（卒于公元二七三年）

人的意识可以比作一颗卷心菜。它的嫩心被一层又一层的辩护、遁辞、论证等等所包藏。必须把这些全剥掉，才能看清那驱使任何一个人行动的真实的复杂动机。如果一个人的行动（有别于其言论）不通过种种无意识的方式显露出他某些内心思想的话，这样一个过程简直是难以实现的。即使从某人的行动可以看清其动机了，但如果这个人不愿意合作，那也是得不到进展的。那天，工作队队员之所以能够暴露自己的思想，乃是由于他们全都决心把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到底。他们敞开地检查自己和帮助其他同志，不是为了派系的利益，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也不光是承认错误就算了，而是为了扫除障碍，改进工作。这就是他们暴露思想所遵循的客观标准。正是这个目的，而不是由于被迫，或出于新奇，更不是醉心于自我折磨，才使他们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深感有此必要。

在党日会议上，先从压在工作队员心上的实际问题着手，慢慢谈到思想，大家逐渐振作起来了。我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只是不知道其决定性的原因是什么。会上并没有解决什么重大的问题。看来光是把困难暴露出来，就足以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当他们对彼此弱点的背景有所了解之后，大家都感到增加了相互的同情和共同的基础。然而，最妨碍信任和合作的问题还未触及到，这就是侯队长和其他队员的关系问题。只是在侯队长开始批判自己的思想和检查自己的动机后，才初步改变了全队都已意识到的那种气氛，而这种气氛的初步改变却形成了某种新的东西。

话题从李文忠的媳妇转到了侯队长身上。谁都知道李文忠新婚后思想不大集中在工作上。但只有小李一人知道，侯队长的媳妇在他来张庄前不久一人回娘家去了。按照当地的风俗，新媳妇回娘家时如果没有姑爷护送，那就很少有再回婆家的。所以，老侯的熟人都认为他的婚姻算是告吹了。但小李和往常一样又拿这件事来开老侯的玩笑，问他当光棍的滋味怎样。

老侯没好气地回答：“我们结婚是两相情愿的，她回娘家时我对她说，你爱怎么办随你。你不回来也没关系，我不在乎。”

这种大话是不是掩盖着被刺伤的自尊心，甚至掩盖着悲痛欲绝的心情呢？这很难说。老侯对此没有进一步谈下去，却转而对自己的工作展开了全面的检查。他眼睛盯着顶着一块破砖的、自己那双穿着大得不合适的布鞋的大脚，用他所特有的慢条斯理的方式讲话。要使一个自尊心这样强的人把心里想说的话谈出来显然是不容易的。

“我来到张庄时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当时我很骄傲自信，对我们要做的工作估计不足。我心想有这么多的同志，完成任务不成问题。可是，一开始工作就碰到许多困难，我就犹豫不安起来，开始感到这工作比我先前做的任何工作都要困难得多，这时我走到另一个极端，变得前怕狼来后怕虎。我胆小了，不敢拿定主意，而是依赖其他队员，有时盲目跟着别人跑。但是其他队员经常不吭气，只是各干各的，这使我很苦恼，也使我变得更胆小了。我发现自己在会上作不出正确的结论，作不出明确的决定来帮助指导别人。我发现自己能力很差，觉得其他干部比我更强，因为他们很多人当干部当了八年，有的时间更长。有时甚至发现了问题我也不敢批评他们。我缺乏区分好经验和坏经验的能力。每次开会前，我不知道怎么开好，不知道讲什么好。我们的会议稀里糊涂地开始，稀里糊涂地结束。

“这一切使我多起心来。我觉得副队长小李只是站在一旁等着看我的笑话，认为他开玩笑是要出我的丑。可是我后来才比较了解他的脾气，我现在知道他和谁都开玩笑逗乐。夜里睡不着觉，我把同志们一个个地琢磨了，最后断定我自己应该受到责备，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因此我想向上级要求调动工作。我想参军，或者至少要求另选别人当队长，让我当一个普通队员。自从听了陈书记的报告后，我这种思想更强烈了，情绪一直很低落。

“我希望大伙儿今后多多帮助我，不过我仍然希望大伙儿另选别人当队长。我太保守。我不懂怎样把心放宽，也不会和别人说说笑笑。人家曾经给我起外号，叫我‘大公牛’，因为我老是板着脸，过分严肃，面孔拉得很长，这很容易引起人家误会，以为我生他们的气。当然我既粗心又不耐心。希望大家多给我提意见。”

老侯讲话时表现的坦率和谦虚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第一次尝试剖析自己的时候，他的气量似乎大起来了。然而其他同志批评得最尖锐的，恰恰是他的那个谦虚态度。他们对老侯说，他不应该过低估计自己的能力。事实上，从他的工作作风来看，显然所有重大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决定的，而不够相信其他同志。

“你太多心了，”小李说，“你对别人不够信任。你对人有意见不是当面批评，而是告到陈书记那里去。我想起那次你对陈书记说，我们没有掌握张庄的任何材料，这使大伙很生气。你为什么不和大伙商量？实际上你是有些个人英雄主义。你想当英雄，所以你把任何失败都看作是你个人的失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县里汇报工作，县委书记在我们汇报时没有作笔记。你那时很不高兴地说：‘好象我们什么事情也没做似的，我们的汇报不受注意。’你的意见是对的，人家应该把我们的汇报记下来。但是你骨子里真正想的，是怕上级不了解我们的成绩。”

“至于你和我的关系，”李继续说，“我是怕你会认为我要抢你的风头，所以每当想到应该采取什么新作法时，我老是有顾虑，而你却认为我只是站在一边等着看你的笑话。”

这一下打破了坚冰，接着其他队员也开始讲出长期压在心里的意见。

“你老是强调你缺乏能力，”戚云说，“但实际上你是不相信大伙儿，尽考虑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你太多心，不大注意掌握原则。”

“夜里睡不着觉，自己一个人苦思冥想，这样决定问题太主观了，”另一位说，“最好和别人谈一谈，按实际情况办事。就拿查账会来说吧，很多同志跟你说，应该停下来，你就是听不进大家的意见。你只顾抓支部的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你的工作作风也不够民主，你不敢大胆批评别人，同时又不喜欢别人批评你。你认为我们的工作由县里自上而下地检查就够了，然而由于你工作带有盲目性，所以老是忙忙碌碌，辛辛苦苦，而结果还是不怎么好。”

老侯提出让他下台另找别人当领导的意见，比他自我贬低的作法遭到更多的反对。

“这种思想很错误，”小李说，“遇到困难就逃避，一个共产党员决不应该有这种思想。错误是难免的，问题只要检查并改正错误，而不是逃跑。”

“如果人人都象你这样讲话，谁还来当队长？”全儿问道，“这非常错误。这次我们回村重新开展工作时，大伙都应该开诚布公，经常交流情况，互相帮助。这样就一定能克服我们的错误。”

老侯没有拒绝这些意见。虽然这些批评是尖锐的，但同志们是诚恳的，对他的问题表示了关心，并且共同承担了责任。

他有一种松快的感觉，他和其他队员之间在思想上有了一定的沟通，开展了一些真正的思想交流。当他答话时，甚至还把头抬起来了一些。

“为什么我会那样多心呢？”他自问道，“我想是因为我来这里以前，曾经独当一面，领导过十三个村的工作，事事如意。但是来到这里，一切都很难办。我心想，小李经验比我多。我们分了工，我抓党支部，他在村里抓总。我问他扣留干部的事情，他说：‘甭担心，错了我负责。’而且他老是乐呵呵的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我总是认真，老是担心。每当我提出一个问题时，他总是当玩笑开。夜里我和他谈话，他就睡觉。所以我心里想，‘如果我们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我被开除出党，他也逃不了。’因此我和他闹对立，心想，‘现在你看不起我，我再也不要求你帮助。’”

“我现在认识到这非常错误。这是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观点，根本不符合我们工作的需要。今后我要多和大家一起研究问题，仔细阅读所有的报告。”

老侯这时停顿了一下，好象是发完了言，可是接着又想起了人家曾指责他背地里和县委书记谈话，于是又接着说下去：“我的脾气很倔，和谁闹了别扭，我就不言语，七、八天一声也不吭。我和我媳妇吵架时也是这个样子，过后我一句话都不跟她说。我去陈书记那里，是他追问我才说的。我去找他不是要对他讲什么，而是去请示问题，是他刨根问底的。过去我碰到困难，夜里就胡思乱想。今后我有什么意见就谈出来，和同志们一起商量。”

其他干部把心中对老侯的意见谈出来之后，对他的气一下子就消了。在老侯这方面，听了大家的意见，感到很有道理，也觉得一下子和大家热呼呼地靠近了。这头“大公牛”变成了出乎意料的可爱的人了。大家决定今后有意见不藏在心里，而要痛快地讲出来，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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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员和队长之间的矛盾是开展工作的一大障碍。从北方大学派来的知识分子和没上过学的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是另一个几乎同样大的障碍。过一次党日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矛盾，但也朝着互相了解的方向有所进展。在这个会议上，知识分子一个个都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听取了大家的意见。

从大学派到工作队的五个人里面，给人印象最差，关系搞得最坏的是徐同志。自从他领导查账会失败以后，他就消沉起来了，每次开会都显得没精打采。他从不参加任何争论，除非是涉及他自己那个流产了的计划。他多半是自己一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看看报纸或小册子，对于会上谈什么根本不关心。在潞城会议期间，他嫌恶大庙通铺上的铺草，生怕别人把什么病传染给他。不管他把自己的衣服和身体弄得如何干净，虱子还照样往他身上爬，这使他大为苦恼。徐同志从自己身上抓住虱子的那种深恶痛绝的劲头，谁也赶不上。

这位徐教授的真正问题，也是一切知识分子的通病——即如何把理论变为实践的问题。他正是毛泽东所形容的那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的“革命家”。

徐同志说：“人家批评我一会儿右，一会儿左，确实如此。我来解放区以前从来没到农村去过。我有过一些宏伟的想法，以为我可以为将来的研究工作收集材料，于是带着很多书下来。可是这个计划落空了，所以我的情绪不好。我参加这次工作的目的是想学习点东西，不料突然冒出来一个查账会，叫我负责。我总得做点事情嘛。后来我对讲话很犹豫，我发现自己根本不会讲农民的语言，对农村也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我又怕人家觉得我高傲。在蒋管区的时候，我一直是关在小房间里读书的。现在我要改掉那个习惯，可是不能很快就做到。”

地方干部们对这番表白的反应是客气的。他们赞扬了徐同志在演算方面的技巧和使用毛笔方面的熟练。还说，由于他的经历和他们自己的差别那样大，所以他们很难了解他。有些人想起他向地主收集材料来整村干部一事，说他的阶级立场不稳。他们说，他应该检查这件事。

小李当过干事、编辑和审判员，自己觉得有些文化，话讲得尖锐些：“开始的时候，你的热情很高，但自从查账会失败后，你就没精打采了，那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查账会的问题在于你没有设法去教育那些代表，帮助他们认清问题。你样样事都想自己干，稍微感到有一点不对头的事情，就沉不住气，就想自己去解决。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听从某些人的意见而去找地主帮忙。你的主要毛病是在开始工作以前不想一想。但是你现在如果胆小怕事，什么工作都不敢做，那就很难改正错误。”

戚云的经历和徐同志很相似，比别人更了解他的思想活动，于是她的批评也就更尖锐。她认为他并没有暴露真正的思想。

“你说你想研究和体验农村生活，但是实际怎样呢？我们大家都应该把具体工作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可是连对你提一个意见都非常困难。有时你听都不听，转身就走掉了。我认为你有想不通的问题，不愿意在这里谈出来。你想逃避批评。然而，正确的态度是把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讲出来，倾听别人的意见。你只干自己感兴趣的事。如果你继续采取那种作风和态度，就必然要脱离群众。”

徐教授仔细听取了所有的意见，并且记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也许就连这个人也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他对自己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的话。他在自我剖析方面已作了一个开端，光是这一点也足以消除他和其他人之间的一些隔阂。

讨论结束时，已经是半夜一点钟了。我们从早晨八点钟起就坐着谈话，中间只停了一会儿吃饭。会悄悄地散了，大家都回到住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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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党日的反应是惊叹不已，惊叹这些人的坚韧性，特别是这些地方干部的顽强的坚韧性。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呢？他们为什么不撂挑子回家呢？他们绝不是为了金钱。就在开会期间，县里的办事员来到这里，让他们签收当月的包干费。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每人的工作报酬是什么，是够用一个月的一叠小米票和折合八斤小米的零用钱（等于五十美分）。此外他们每年可领两套单衣和一套棉衣，这就是一切了。他们要是在家里种地，很容易比这挣得更多。

不，他们当干部并没有得到什么物质刺激。他们选择这条道路也不是为了名利。全心全意地献身于翻身事业，这就是他们的动机。

我从来没有见过象他们那样始终如一地置原则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人。

全队人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而达到互相体谅和了解的新水平，也使我惊叹不已。我开始意识到，这个方法是需要经过学习的。大多数队员都成长于极端利己而又很爱面子的社会之中，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并不是这种社会的特点。

要搞好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在几个方面培养客观态度。首先必须愿意对自己抱客观态度，必须愿意从任何批评中寻取真理，而不去计较批评的方式。其次，必须对别人也抱客观的态度；必须抱着帮助别人克服缺点改进工作的目的，从原则性的观点来评价别人；同时还必须是为了把别人扶起来而不是为了把他推倒。在实践中，这两方面的考虑意味着，在批评者方面必须非常注意自己的动机和方法；而在被批评者方面，则总的说来不应去计较别人批评自己的动机和方法。

除此以外，还必须培养敢于不顾别人的看法而讲出自己真实意见的勇气，同时也要表示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并在真正认识到自己错误时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随风倒，人云亦云，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只能给自己、给革命、给中国造成损害，而绝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之，采取高傲和顽固不化的态度，其效果也同样糟糕。

工作队干部们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比张庄的党员和群众代表们在“过关会”上的表现要好得多。我一面听，一面想，把“过关会”搞糟的那些偏差——使人们把干部当敌人整的那些压力，以及使许多干部被迫连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事情也承认下来的那些压力——并不是这个方法本身带来的，而是运用这个方法不熟练而造成的后果，也是由于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政治水平不高的后果。随着他们的认识和经验的增加，他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将随之增强，从而这个方法将会更有效地起到团结全村以迎接未来工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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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等我分到地时

中国共产党几乎现成地拥有世界上最广大的一部分被剥夺者群众，这就是中国的妇女。由于它掌握着这些妇女的心，因此也就掌握着战胜蒋介石的一把钥匙。

——杰克·贝尔登

一次会议，就象一出戏、一次宴会、一篇讲演或一次恋爱一样，随着进程的变化而大大活跃起来。高潮和低潮，内心的反省和公开的探讨，紧扣着到会者的心弦。在四月二十九日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会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陈书记突然把注意力从党内问题转移开，而要每个工作队汇报各村发动妇女的情况。

“哪怕你们什么也没有干，也请如实告诉我们并请说明什么原因，”他说。这是他惯用的说法，表示这件事还没有完结。干部们知道，下一次他们还会被问到妇女问题。情况很可能是，哪怕他们过去很少做妇女工作，往后也一定要设法弄点材料来汇报。

其实，大多数队长都作了很好的汇报。小李关于张庄工作的汇报有点逊色，这可能是由于他对这件事考虑得略欠周详。实际上他们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特别是戚云和北方大学来的另一位姓高的女同志。

所有干部的汇报都表明，使妇女在自己的名分下拥有土地和财产的权利，是她们获得解放的关键。在别的许多问题上，妇女中间是有分歧的。年轻的妇女非常关心婚姻自主，而年老的妇女则把这看作是对她们控制女儿和儿媳妇的威胁。年轻的妇女反对家庭生活里的一切打人行为，而年老的妇女倾向于容许打人，只要是由婆婆来打。但无论如何，在一件事上她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应该让妇女分得并拥有一份土地。

在枣臻村，许多妇女说：“等我分到了土地就和我男人分家，以后他就无法再压迫我了。”

在靳村，工作队发现有个妇女，她男人嫌她丑而要闹离婚。她心情一直很难过，后来她听说按《土地法大纲》她也可以分到地时，立刻就振奋起来了。“要是他和我打离婚，那也没关系，”她说，“我会分到地，孩子们也会分到地。我们没有他，也会过得很好。”在同一个村里还有一个曾被男人遗弃过的妇女，她第二个丈夫虽然是当地的一个干部，但是也压迫她。一个工作队员访问她时，她哭了。“毛主席是好的，可是我们妇女还在受苦，”她说，“我们没有平等地位，要顺从男人家，因为我们靠人家生活。”她听了对新土地法的解释后说：“这真是太好啦！现在我也可以分到一份地了。”

在黄碾，许多妇女还不相信自己的权力。她们说：“男人把我们当作一条看门狗，我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那是因为自古以来就这样：‘男人上县，女人下院。’就连我们在门外站一会儿也要挨骂。我们分到地后，就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了。”

有些人怕她们干不了地里的重活，但是另外一些人说：“那有什么不一样？女人靠男人，男人也靠女人嘛。妇女在家干活也是劳动，她们可以和地里换工嘛。”一位妇女说：“先前我们两口子一吵架，我男人就说：‘你从我家滚出去！’这回我跟他来个针尖对麦芒，我可以说：‘你自己从我家滚出去！’”

妇女受到的压迫越厉害，就越迫切要求分到一份土地。合室村的妇女说：“只有童养媳，却没有童养郎。”“只要你和哪个男的说句话，就会受到怀疑。”一个七岁时就被卖给人当童养媳的妇女诉说了她在婆婆手里遭的那些罪，最后她说：“等我分到了地，我永远也不再找男人了。男人坏透了。”

在靳村，一位老大娘说：“我为了还地主的债，卖掉了四个闺女。有一回，我整整哭了一宿，眼睛都哭肿了。现在我的眼也瞎了。穷苦逼得我卖掉了亲生骨肉，哪个做娘的不疼自己的儿女？”还有些妇女说：“在旧社会没有人爱女孩儿，因为把她们养大了，就得嫁出去。”许多父母生下闺女，就把她溺死。在旧社会，还要用布条把女孩的脚裹起来，小脚被看做是最好的妇德之一。

但是把妇女的脚裹起来，也就是把她们的身心束缚起来了。小脚是旧社会的一个象征。

许多情况表明，解放还没有使婚姻自由得到保障，也没有使作为婚姻自由的基础的妇女的财产权得到保障。东关有一个妇女被迫嫁给了一个复员军人。干部们说：“这个人为我们打了好多年仗，要是没有他出力，大伙怎能过上太平日子？我们应该给他找个媳妇来报答他。”当这个妇女拒绝时，人家就命令她到群众大会上作交代。

那里还有一个妇女想嫁给一个外村的男子，但是本村的干部不同意。他们为什么要进一步减少未婚妇女来给自己制造麻烦呢？

显然，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才能使妇女真正得到自由。但是，从某些汇报中我们得知，每个村都有一些妇女开始积极参加公共事务。很多妇女参加了整党会议，而且其中大多数学会了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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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次全县大会中，我觉得妇女们远不象男人们那么腼腆。她们找我打听关于中国以外世界的情形。人们可能料想这些是北方大学的女知识分子。其实不然，来找我的是几个当地妇女，她们是在仍以男干部占绝大多数的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女区乡干部。

吃饭的间隙给这类自发的交谈提供了唯一的时间。开饭的地方是在男干部宿舍所在的露天院子里。院子南边入口处有一座高大的门楼，顶上铺着厚厚的瓦片，两侧各有一个门房，其中的一个已改作临时厨房。厨房里边安了一口大锅，在铁匠炉模样的灶上每天煮两锅小米饭。小米饭做熟后（上午是八点左右，下午是四点左右），就由两个壮汉用木杠子把饭锅抬到院子里，干部们每人手里拿着自己的碗筷，排着队，顺序打饭。这口锅很大，在它周围可以宽裕地站五、六个人，往碗里盛饭，谁也挤不着谁。

厨房里另有一个较小的炉灶上熬着一锅白菜。这锅菜就放在离小米饭不远的地上，每个干部盛满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饭后，就过来舀一勺白菜盖在饭上，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或蹲着吃。这时，朋友们三、五成群围成一小圈，海阔天空地边吃边扯起来，一直到庙里打钟，召集大家开会时为止。

会议的第二天下午，我成了这种吃饭时聊天的中心。三个活跃的农村出身的女干部大胆地向我走来。她们的发言人，一个剪短发的、没有缠过脚的年轻妇女，向我提了一长串的问题。待到我能够把碗里的小米饭送进嘴里时，这饭已经凉了。

“你们在美国吃饭用筷子吗？”“你们那里种什么庄稼？”“美国妇女穿裤子吗？”“为什么美国人不平等对待各民族？”她提了诸如此类的问题。

妇女们刚开始她们的“采访”，一些男人，其中多数原来不大好意思接近我，也很快地围拢过来，穿插着提出他们自己的问题。

“杜鲁门为什么要支持老蒋？““拖拉机是什么样子？”“美国共产党的力量有多大？”“美国共产党有一支象我们这样的军队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答完所有这些问题，庙里的大钟早就响了。于是第二天继续谈，第三天还是一样，而且总是妇女们采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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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　一九二六年

会议快结束时，有两个问题越来越经常地出现，那就是：怎样才算“翻了身”以及什么是对待中农的正确政策。这两个问题当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要是把“翻身”理解为现有的贫农都应达到中农的水平，那些日子过得不错的中农就会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因为，要进一步地“翻身”，就需要有更多的资财，而这只能从还略有多余资财的人那里去搞。所以，不管你如何保证说中农是同盟军，还是无法消除他们的恐惧，他们担心往后就要搞到自己头上来了。

四月二十四日，陈书记作了一个长篇报告，把忽视和脱离中农的倾向批判了一通。

“毛主席看了绥德的报告，了解到有一个村子错误地没收了二十七户中农的财产，说：‘这种事最可怕！比美帝国主义更危险，美帝国主义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如果一个村没收二十七户中农的财产，扩大到全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是把自己的朋友推到敌人那边去啊。’”

“我们有些工作队干部，甚至当中农找上门时，还把他们撇在一边，”陈书记接着说，“我们党的政策是依靠贫农，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忽视中农，或不去团结他们。相反，我们必须向他们说明，他们享有政治、组织和经济上的权利。中农可以参加农会，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触动。我们甚至还在中农里分出上中农，为什么？为的是保护他们，保证不从他们那里拿走任何东西来满足贫农的需要。如果要从他们那里拿走什么东西，也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在村人民代表大会里，中农至少应占三分之一的名额。这种代表大会已经在许多村子里成立了，不久就要在所有的村子里都成立起来。在县和地区一级的联合政府里，中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陈书记把政策归纳如下：首先以贫农为核心组织贫雇农团；其次以中农为同盟军组织农会；最后再联合村里其余一切反封建分子成立村人民代表大会。这样，我们就团结了朋友，孤立了敌人。”

“这是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所决定的政策。敌人越孤立，胜利就越快。如果我们只讲贫字，执行狭隘的贫农路线，而忽视所有的朋友，那就只会使我们自己孤立。谁要是犯孤立自己的错误，谁就是犯了‘左’倾主义。谁要是不去孤立那些应该孤立的人，谁就是犯了右倾主义。”

这个问题讲得好，干部们都懂了。但是，光从理论上阐述已经不够了。迫切需要的不是把理论重温一下，而是需要对“中农”作出比较确切的定义。需要有一个尺度，来确定一个贫农怎样才算翻了身。需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把贫农想得到更多东西的合法要求与中农怕受到侵犯的正当担心的矛盾统一起来。

为了满足这个需要，陈书记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分发了一套新的关于阶级定义的材料，并提出在阶级标准中增加一个新的成份。

这个新成份叫做“新中农”，所有已经翻了身的贫农今后都归入这个成份。在任何一个村子里，只要对比新中农的人数和剩下的贫农的人数，就可以准确地看出这里的土改搞得怎样。至于使用什么尺度，这个问题还是模糊的。一般的想法是：一个新中农户拥有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应该足以达到自立（即足以使他上升到老中农的水平）。然而，究竟怎样才算达到了自立水平，这是大有争论余地的。因为大家知道，农村里向来就存在着上、中、下三种中农。这些人以后常被称为老中农，以区别于那些新近翻了身的弟兄们——新中农。

陈书记所分发的那个修订后的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中共中央在几个星期前刚发布的。这个文件代替了以前关于划分阶级成份的一切规定。它的主要的新内容就是把中农和富农之间的界线向富农一边挪动了一下，而变得对中农较有利些。过去规定中农的剥削收入不许超过百分之十五，而新划的线却许可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

经过这样的调整后，扩大了人民的统一战线，而把那些不可能起来拥护“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死硬分子孤立出去，当作人民的敌人。

陈书记解释道：革命者在进行任何根本的社会变革时，必须确定团结谁和孤立谁，确定谁是朋友和谁是敌人。

作出这种规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很早就阐述的观点，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意思可以换一个说法（虽然难免失之简单化），即：“不是你的思想决定你的生活，而是你的生活决定你的思想。”把这种观点应用于任何一个中国农村时，在实践上就意味着，一无所有因而备受剥削的贫农，对土地改革必然抱一种想法。资产很多从而可以靠剥削为生的地主，对这同一件事情则必然会抱另一种想法。贫农要求变革土地制度，地主则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它，这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估计到，这两个阶级的代表对一个平分土地的革命纲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当运动开展起来时，不仅这两个对立的阶级，而且连夹在中间的所有的阶层，都被卷入斗争中，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尽管地主人数少，但他们控制着经济，统治着国家，并得到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因此他们很容易把社会中的某些阶层，以及每一阶层中的许多个人收买过去。所以尽管贫农人数多，还是必须争取同盟军，如果他们想要对这个制度挑战的话。他们可能从什么人那里得到支持呢？基本上是从那些自食其力、受旧制度的害、同样要求变革的人那里。这些同盟军包括大多数占有土地的自耕农、小商贩、小店主、自由职业者（以提供服务收取报酬的医生、律师、教员），甚至还包括普通贫民和那些无法营生而被迫靠行乞、赌博或偷盗过日子的游民。

这样，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上述的人都是自食其力，或者希望有自食其力机会的。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他们是天然的同盟军。复杂的问题是，存在着很多有混合收入的人，这种人的生活一部分靠自己的劳动，一部分靠剥削。他们自己种地，锄地和收割庄稼，但同时也雇工，出租土地，或者放债。这样的人归入哪一类才合适呢？

如果对凡是有剥削收入的都加以反对，把凡是有剥削收入的家庭都当成变革的敌人，那么，数以百万计的靠辛勤劳动为其主要生活来源并拥护社会变革的家庭，就会被人为地驱赶到敌人的营垒里去。

反过来，如果把凡是靠自己劳动而获得部分收入（不管这部分有多少）的人都当作朋友，那就会把很多仇恨革命和害怕变革的苛刻的剥削者当作同盟军。

因此，这样简单的划分法是行不通的。

显然，这个问题不能仅仅根据剥削或者劳动来决定，界线不能划在这些互相重叠的现象的两头，而应该划在中间的某一个地方。问题是划在哪里？不是光看剥削，而是看剥削收入占一家总收入的比例；不是光看劳动，而是看劳动收入占一家总收入的比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陈书记认为，“你怎样生活决定你怎样思想”这个原则，既适用于有混合收入的人，也适用于只有单一收入来源的人。人们可以设想，在决定一个人的态度和行动时，主要的收入来源比次要的收入来源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日常生活中的无数经验表明，人们的实际行动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收入的一半以上是靠自己劳动所得的人，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从而倾向于支持革命。那些收入的一半以上是靠剥削的人，则认为自己与剥削者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从而倾向于同反革命勾结在一起。

因此，对于那些有混合收入，自己既劳动同时又剥削别人的为数众多的家庭，在正当中划一条线是必要的。那些靠剥削取得收入一半以上的，被划为富农，作为敌人看待。另一方面，那些靠自己劳动获得其收入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人，则被划为中农，作为朋友看待。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标准只适用于农村，只适用于从事农业生产或依靠农业生产为生的家庭。足以使一个家庭被划为地主或富农的唯一的那种不劳而获或剥削的收入，乃是封建或半封建性质的收入——即地租、高利贷，或者直接雇工种地而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这个范畴不包括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利润，也不包括资本家本身。土地改革的目的，并不是去破坏在封建经济废墟中设法生长起来的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幼芽，而是要扶植它们。所以，在判断该把一个人划为封建剥削者呢，还是划为人民的一分子时，并不把从商店、农产品加工厂、制造业，以至于从中国人拥有和控制的现代化工厂的雇佣劳动中获得的收入计算在内。如果一个地主或富农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来自轧棉厂、油坊或商店的话，在划定他的成份时不把这部分收入计算在内。并且，他如果由于其他方面的收入而被划为地主或富农时，则只没收他的农业财产，而不没收他的工商业财产。他作为一个封建剥削者，被当作一分落后力量，但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剥削者，他就被当作一分进步力量。他的封建财产被人民分掉，但是他的资本主义财产则不被触动，仍旧是他的私有财产。

把每个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加以分析，就能够确定其真正的政治态度或作用吗？

当然不能，谁也不会这样认为。因为有的贫农成了反革命，有的地主却是革命分子，这种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太多了。要用一条线来区分人们的主观态度，不管把线划得多么精确，都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关于这条分界线，人们只是说它是把人民和敌人区分开来的最合理和最实际的根据，而且对大多数人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至于例外的情况，有的是在这条线之上的人，如果他真心要革命，即使失去了自己的财产，仍然可以成为革命者；有的是在这条线之下，而过去反对过根本变革的人，一旦分得了财产和土地，并且看到大家的生活都得到改善时，也很可能被争取到革命一边来。

说明了在什么地方划线的问题之后，陈书记接着谈到在具体划分阶级时如何划线的问题，对确定总收入、纯收入、剥削比例等等具体方法作了说明。

根据纯收入的一半的规定来区分中农和富农，在某些情况下是很简单的。例如，如果有两个人合种庄稼，两人各出同等的工，则收获的一半是由于其中一个人的努力，另一半是由于另一个人的努力，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一个人雇的工如果与自己出的工相等，而从雇工所得的不超过他的纯收入的一半，那么他显然是个中农。

如果一个人雇的工，超过自己所投的工，他显然要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取自己纯收入的一半以上，那么，很清楚，他必然是一个富农。

于是，要判断一个农户的阶级地位，最快速的方法就是看雇工多少，并与这户本身投入的劳动量相比较。如果两者相等，那么按照规定，这家是中农。如果所雇的工超过这家本身的劳动量，那么按照规定，这家就是富农。

在对农村人口划分阶级时，凡有可能就尽量采用这种简便的方法。

假如雇工是剥削的唯一形式的话，那么这种办法也就够用了，所有的家庭都可根据雇工量和投工量的对比来确定其成份。然而，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村庄里，比较富裕的家庭还有诸如地租和债利的收入来源。于是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把这类入息和雇工所得的利润加以换算，以便进行比较，得出总数，才能确定剥削是多于还是少于其纯收入的一半。

当然，如果某家雇工和本身投工相等，另外还有地租或债利收入的话，就足以使这家归入富农一类，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但为数甚多的情况是，某家本身投入生产的劳动量比雇工多，那就需要知道各种来源的纯收入的实际数额，以便对剥削得来的纯收入和这家本身劳动得来的纯收入作比较。

有些家庭虽然根本没雇工，但除自己劳动收获庄稼外还收取相当数量的地租或债利，在对这类家庭的收入作分析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在对这类家庭划成份之前，必须算出纯收入的实际数字，这是很难做到的。纯收入按定义就是扣除种子、肥料、土地、劳动等各种开支后，每年还余下的钱或实物的数额。对于耕种自己土地的中农来说，这就是扣除了包括他自己的生活费在内的一切费用之后，一年劳动所得的实物或钱的总数。然而，很少农民家庭有准确的账目可供计算纯收入。他们往往只有一个数字，而又极不愿意透露给任何人，这就是总收入的数字，即所打下的全部庄稼。要想算出纯收入的数字，必须根据通常的经验订出另一种估算法。

多年来反复调查的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的条件下，纯收入通常相当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换句话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是剩余价值或利润，三分之二是资本支出即工资和诸如种子之类的固定费用。

采用这第二种估算法，只要知道总收入的数字，就可以很容易地算出纯收入。举例来说，某家种地的总收入是三千斤粮食，那末它的纯收入就是一千斤。如果除这些收获之外，它还有不超过一千斤粮食的债利收入的话，这家仍然还是中农。他们从剥削所得的纯收入，并不超过自己劳动所得的纯收入，而只等于他们全部纯收入的一半。

既然计算纯收入的办法充其量不过是得出一个近似值，所以较为通用的做法是直接根据总收入来进行判断。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从各种来源得到的总收入是四千斤，这一家仍被划为中农，因为它的剥削收入不超过一千斤。一千斤乃是四千斤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于是由这种计算方法产生了第三种估算法。这可以叫做总收入四分之一算法。任何家庭的剥削收入如果不超过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就是一个中农户。如果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户就必须划为富农。

对这种估算法仔细研究一下，就会看到，用它计算雇工得来的剥削收入时，效果并不理想。上面已经说过，在总收入中三分之二是资本开支，三分之一是剩余价值、利润或纯收入。现在假设有一个农民雇的工与他自己的劳动量相等，两个人合起来生产出三千斤粮食。他们合起来生产的纯收入等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每个人各生产一半，即五百斤。这样一来，剥削所得的纯收入就等于总收入的六分之一，而不是四分之一了。可是按照雇佣劳动力以及按照剥削收入占纯收入一半的计算方法，他已经达到任何中农所被容许的最高限度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常的做法是，在计算雇工所得的纯收入时，把固定资本的支出去掉，只计算工资。根据多年研究的统计，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中，不变资本或固定费用占全年开支的四分之一，可变资本或工资费用占四分之三，因此可变资本在生产费用里是主要的。把不变资本（即固定资本）完全抛开不算，就可以使全部开支由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减为只占一半。

按照这种方法计算，两个相等的劳动力种地，每个人创造的纯收入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再回头看刚才那个例子，现在可以把那两个人创造的纯收入估计为一千五百斤，每人生产一半，即七百五十斤，这相当于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样，我们所得到的数字，和仅以地租或债利为剥削收入的情况下所得到的数字是相当的。应用这个方法，无论雇工得来的纯收入也好，地租和债利得来的纯收入也好，都可以同等对待，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采取总收入四分之一的算法作为标准，来确定任何一个家庭该划在人民一边，还是划在压迫者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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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定还包括另一些带有扩大统一战线意义的措施，使得区别中农与富农的分界线的变动更加突出了。其中的一条是关于调整标准时间的。和先前一样，还是从村子解放前三年算起（对张庄来说，就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但是任何一个家庭须在这三年中都有剥削才能被划为富农或地主。甚至过去曾是地主的人，在解放前哪怕是只过了十二个月的贫农或中农生活，都被划为贫农或中农。

第三条是有关劳动力的新规定。根据新的规定，虽拥有相当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但因缺乏劳动力而生活水平不超过中农的家庭，如果在这种状况中过了三年或三年以上的时间，就不得划为富农，而应根据其实际生活状况划为中农以至于贫农。这条规定解除了家中没有成年男子因而无法利用其资本的富农寡妇所受的压力。

新规定的第四条所产生的效果则恰恰是相反的。它惩罚那些土地超过平均水平的家庭，不管他们是租出去也好，雇工耕种也好或自家劳动耕种也好，从而缩小了统一战线。这一条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租的理论。一九四八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第六章第八节说：

地主的地租收入，既不是本人劳动的产物，也不是本人投资于生产的产物，完全是本人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的产物。这种地租不但包含农民（佃户）的全部剩余劳动，即维持农民起码生活以外的劳动，而且经常包含农民的一部分必要劳动，即维持农民起码生活所必需的劳动。地主是完全脱离生产过程的社会寄生虫，他们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这种封建所有制，和由此而来的地主对于农民人身的不完全的所有制，即地主对于农民的封建特权（反映在政治上，即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承认全国人民有完全的人权），早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基本障碍。

这里说的农民所创造的“全部剩余劳动”，就是通称为“级差地租”的那部分，这部分地租体现的是任何一块土地上的收获量和当时最贫瘠的耕地上的收获量的差。这里说的农民的“一部分必要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地租，也就是通称为“绝对地租”的那部分，它是从那些由于自己无地而出卖劳动力的人们身上榨取来的。那些占有土地的人，实际上是垄断者，他们可以向租种土地的人索取贡物，仅仅是由于无地的人没有别的选择。

由此可见，土地所有者凭着占有土地，就可以榨取一定数量的不劳而获的收入，即绝对地租。这样的收入，不论是一个贫农或一个中农或一个富农所榨取的，与一个根本不劳动的地主的收入在本质上没有两样，因而被定为是封建性的。

中共中央发布的规定，只把多余的土地（占有超过当地按人口平均数的那部分土地）作为绝对地租的来源。上述《规定》的第七章说：“有些农民占有土地较一般农民平均所有者为多，因此在其总收入中实际含有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收入，其性质等于地主的地租；占有土地愈多，则此种变相的地租收入亦愈多。”

为了把这种特殊形式的剥削考虑在内，对占有超过平均数土地的家庭作了以下的补充规定，“（一）如果农民所占有的土地超过一般中农平均所有一倍或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则上述的剥削的限度应一律降低二分之一。（二）如果农民所占有的土地超过一般中农平均所有二倍或二倍以上，则其剥削的份量虽不及上述限度的二分之一，仍应认为富农……。”

加倍计算剥削率，就是先把剥削得来的纯收入乘以二，然后看是否超过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例如：张庄某户每口有十三亩土地，即相当于平均土地数的两倍。这家总收入是三千斤，即使其中只有四百斤是来自地租、债利或雇工，也要划为富农，因为如今必须把那四百斤乘以二后才计算剥削率，结果就是八百斤，超过了总收入三千斤的四分之一。

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有关占有平均数量以上土地的其他规定与这一条有抵触。单身过活的人和缺乏劳动力的老年夫妇，被准予占有比别人多一倍的土地，而在划成份时不受任何惩罚。

对于老年夫妇来说，它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多余土地上的产物，可供他们雇佣必要的劳力而仍有剩余来养活自己。对于单身人口，多余的这些土地也有类似的用途。它使一个单身汉可以雇人做通常是由妻子做的那种劳务，如做饭、缝补、理家，等等。它使一个妇女可以雇工做通常是由丈夫干的地里的活。

一九四八年发布的阶级标准所精确规定的社会划分，绝不仅限于中农和富农间的区分。还有很多条文是关于地主的，关于区别地主和富农的，关于区别经营地主和普通地主的，关于区分新式经营地主和旧式经营地主的，关于有雇工剥削的佃农的，以及关于区别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等等。但那年春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都收拢到人民的联盟里来，而把那些不可能拉过来的力量作为打击的对象，所以在县土地改革会议上，大部分的时间是用在学习关于中农和富农之间的分界线的条例，以及如何正确地确定这条线的问题上。

之所以要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个问题，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很重要的，还因为通过这样一番阐述可以使人看到，出席县会议的工作队干部们，是以极其彻底的精神研究这些问题的。他们不仅对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还用假想的实例作练习，互相测验，直到把划分阶级标准的各个方面及其如何应用弄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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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划分阶级的标准公布后，就意味着十一个基点村的每一户人家都要从头再划一遍，而且为了保证不出错，不仅需要再划一次，而是要逐级再划三次。

县委书记把需要进行的工作概括如下：

（一）建立巩固的贫农团。

（二）由贫农团全体成员来划分全村人口的阶级成份。

（三）建立强有力的临时农会。

（四）由临时农会的全体成员再划分一次全村人口的阶级成份。

（五）通过选举产生村人民代表大会。

（六）由村人民代表大会对全村人口的阶级成份作第三次即最后一次划分。

在前阶段的“自报公议”口号上，又新增加了“三榜定案”一句话。

每一次划定后，凡是对自己的成份的划分有意见的家庭都有上诉的权利。如果不服贫农团的决定，可以上诉到农会（在该会成立后）。如果不服农会的决定，可以上诉到村人民代表大会（在该机构选出后）。如果对村代表大会的决定仍不服，还有权上诉到县政府。所有阶级成份的划分都要在县里作最后决定。县政府的决定宣布后就不能改变了。

陈书记说：“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解释、讨论、报告、审核、划成份、发榜；再解释、讨论、报告……要反复地搞。这很麻烦，很困难，很费时间。但是人家并不嫌麻烦，因为这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事情。整个运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这项工作。谁领导划成份，刀把子就掌握在谁手里。你要是把一个中农划为富农，就等于要了他的命，就是把这家推到敌人阵营里去，就是破坏了团结中农孤立敌人的政策。反过来，要是你把一个地主划为中农，你就是包庇地主，就是把一条毒蛇揣在怀里，就是破坏了消灭封建主义的政策。”

按照新标准如此谨慎地划出来的这条线，势必产生令人不安的结果。已经可以断定，许多一度被说成是富农，甚至于也许还被说成是地主的家庭，到头来发现不过是中农而已。许多先前被没收了财产的“斗争对象”，不可避免地要变成“错斗的中农”。

陈书记极明确地强调了这个问题，并说，一发现有这样的户，不但要给他们改订成份，还要发榜使他们回到人民大家庭里来，而且还要向他们退赔，退回他们的土地，使他们在实际上恢复原先的中农地位。对以前的过火行为必须加以纠正。从他们那里拿走的财产，如果无法找齐归还他们，就必须用等价的财产赔给他们。这是必须做到的，是不能避免也无可推诿的责任。

“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觉得这太麻烦了，”陈书记警告道，“如果谁不正确、耐心地做工作，那他就是为蒋介石效劳，就是把自己孤立起来，就是帮美帝国主义的忙。”

当土改干部们逐步意识到，对“错斗的中农”必须退赔时，他们的情绪受到的震动就更大了。首先，对所有这些过火现象，显然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事们是有责任的。分土地时难道不是他们在村里当头头吗？其次，他们想不出从哪里能搞到这么多土地和财产来退赔。在各个基点村里，不是有好几百户贫农还没有翻身吗？除这个数目以外，如今每个村还要加上一、二十户需要予以退赔。所有这些“填补物资”从哪里来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在会议开了十天后，它还没有如其重要性所要求的那样受到重视。尽管陈书记很强调中农问题，但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退赔问题有被和其他很多任务等量齐观的倾向。翻地、播种、锄地，这些是不能不抓的；一个常设贫农团必须组织起来；必须帮助村里的共产党员再次起带头作用；对还没有过关的党员必须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必须向被扣押的干部道歉，对未翻身的贫农要优先照顾；妇女必须发动起来。与这些任务并列起来，给“错斗的中农”改订成份和退赔的任务，成了头绪繁复的工作中的仅仅一个方面而已。对于不能区别哪些是较重要哪些是较次要的任务的人来说，这一大堆事显得很混乱，甚至互相矛盾。

如果早先强调的是毛泽东的第一条原则（即“满足贫雇农的要求”），那么现在被突出的是第二条（即“必须巩固地团结中农，不得损害他们的利益”）。正如已经指出的，这两条原则包含着一个矛盾，所以干部们面临的任务看来比过去更困难得多了，有信心搞好工作的人很少。

陈书记在最后一次讲话中，作了一次最后的努力来改变大家缺乏信心和犹豫不决的状态。

关于干部日常生活和他们家庭的生活这一关键问题，他首先向大家保证，要采取具体步骤，使完全脱产的政工干部的家里确实得到必要的照顾。他把目前遭遇的困难归咎于领导生产的干部们的“左”倾态度。“他们受到贫农路线的宗派情绪的影响，看不起老干部，甚至仇视他们。这是非常错误的。县里决定要帮助大家，所以大家不必担心。谁要是有病，也不用担心，去看大夫抓药就是了，县里给报销。”

陈书记接着狠狠批评了会议参加者当中缺乏党性的表现：“有的同志说：‘我们受到的对待比斗争对象的地主还不如。’怎么可以拿地主和革命干部相比呢？这样比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地主反革命，那你当然成了斗争对象。如果你不是，那么拿自己和这号人比，是自己贬低自己。

“当然，我们的工作方法有缺点，‘左’倾主义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但这只是暂时的，是我们工作方法上的缺点，政策本身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在暂时现象面前灰心丧气呢？”

他的目光扫了会场一遍，然后一个接一个地盯着大家的眼睛。“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他讲道，好象在准备进入战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为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吃饭睡觉、混日子吗？那是地主富农的思想，他们是为了享受，糟蹋粮食和衣服，以及生孩子。可是一个共产党员做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他已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要看到还有一个穷苦兄弟在忍饥受冻，他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谁要是只考虑个人，谁就不够党员的资格。现在有一些同志这样想：‘在家里的日子好过一些，为什么不撂挑子回家去？’但是请想一想，是谁领导你们翻的身？‘果实’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典型的忘本思想。一个好党员遇到个人困难时，首先考虑的是别人的困难。如果你们在整党中还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么现在就应该理解了。你们想要回家可以回去嘛，可是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难道会有谁糊涂到不再有什么政治要求了吗？谁要是没有了政治要求，就不能认为他还是个完全的活人。就连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当他进不了贫农团时也会闹情绪的。难道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就没有政治要求了吗？如果你们现在撂挑子回家去，人家还会让你们进贫农团或农会吗？他们难道不会说，你们既然不愿为群众服务，也就没有理由参加贫农团吗？”

“还有另一种理由，”陈书记一边说着一边又一个接一个地直盯着大家，会场上的人都挨到了，“也有些人想去外村工作，因为他们害怕过不了关。但是政策的精神是要教育和帮助大家，并不是要把你们打倒。老实说，你就是到外面去工作，也躲不过这个关，因为最后你还是得回本村去。每个人都会这样做的，除非你是一个比混进我们队伍里搞破坏的地主更坏的机会主义分子。要是一个共产党员经受不起自己党的审查，他怎么能够在敌人的打击下站稳立场呢？整党是在我们党内进行的一场革命，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人要掉队。总会有一些人跟不上队的，那也没有办法。

“比方说，我买一张票上了火车，而根本不考虑我要上哪里去。可是火车是开往莫斯科的，当车子出了山海关到了西伯利亚时，我忽然不想去那边了。当然我就要设法跳下车来。这就象有些入了党而根本不想为群众服务的人一样，一遇到困难他就动摇。所以，大家最好现在检查一下自己的动机，打定主意是要朝莫斯科走呢还是朝纽约走。不要因为受了党的审查而埋怨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必须整党呢。”

土改干部如果是共产党员的话，他们就得迎着困难上。我坐在大殿里的听众当中，可以感觉到陈书记这番话打动了人心，他的挑战被接受了。但同时也很明显，早先的沮丧和混乱情绪仍然存在，这些干部仍然感到泄气。他们并不是要躺倒不干，但他们也没有被感动得要一面唱歌一面工作。他们准备象老黄牛一样低头走路，而不准备象骏马一样奔腾向前。

从陈书记的讲话中，我找到了干部们为什么不撂挑子回家去的部分答案。

他们没有撂挑子，是因为共产党把他们维系在一起。尽管犯有错误和思想混乱，但这些男女干部是相信共产党，相信毛泽东的。他们相信毛泽东和党会引导他们渡过这个时期，正如过去领导他们渡过抗日战争时期一样。同样，党也没有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而抛弃他们。它要求他们进行改造，改正过去的错误，并要求他们去完成一个艰巨的新任务。它放在他们肩上的责任是更重了，不是更轻了。尽管他们不知道今后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尽管他们不晓得自己的家属将如何渡过这个年头，但他们还是下定决心，迎着一切困难来经受考验。他们决心继续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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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工作队干部们赶回潞城县各基点村的时候，县委已在开会总结和研究会议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当他们费了不少劲把所掌握的情况汇总以后，就看到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如果这个局面确实是存在的话，就必然要进一步地改变对形势的全面估计，从而改变下一步的工作。各工作队报上来的土地占有和财产分配的统计数字表明，属于封建阶级的大部分土地和财产已被分配了，贫农大多数也已经翻身了。在第五区，就连工作搞得最差的村子里，大多数家庭已有了足够的土地。如果说还有多达百分之三十的农户还缺少其它的资料，这个高比例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因此真正的任务不是要发动一次新的土改运动，而是要在这里或那里“补窟窿”，特别是那些非法没收所造成的窟窿，而且是要拿现有的东西“补窟窿”，而不是再去搞那些尚未受到侵犯的家庭的财产。“按布补窟窿”，这就是所要遵循的原则。如果没有足够的东西使每个人都成为中农，那就只好如此，没有办法，一部分人只好少得些东西。

由于这样的估计越来越明朗化，县委会作出了几项重要的决定。第一，他们发出通知说：凡是土改已经胜利完成的村子都应改划为一类村。第二，他们拨出边币二千二百万元（折合二万二千美元）用来补偿被错斗的中农。他们把这笔拨款通知了各工作队，要求各队把每个“基点”村需要多少钱的估计数字上报。第三，他们推翻了关于给全脱产干部的家庭补助的决定，指示所有工作队员必要时可以请假离职回家耕种、夏锄和收割庄稼。

头两项决定，大大减轻了各工作队的任务。然而，第三项决定却把头两项决定所起的好作用几乎全部抵销掉了。当干部们一听说家里还是得不到照顾时，情绪受到很大震动，一时，要求立即准假的人超过了工作上离得开的人数。

但这只是在革命的那个阶段才如此。当时内战烽火连天，对大多数人来说，战局胜负还不分明，富农是站在地主一边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共产党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革命政府由进攻富农改为设法使他们保持中立，富农多余的财产不被没收，其入息受到保障。这是土改政策中一项重大的、极有意义的调整。

 第五部 
复　查

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所以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

——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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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出　狱

伤人太多的老虎总要掉进山涧。

——谚语

四月的一个傍晚，丑孩媳妇，一个说话尖刻的老婆子正在做晚饭。太阳下山了，天色很快地暗下来。虽然在开阔的地方仍然能看得很远，而在张庄的院墙里，黄昏的薄幕已经使人们的视线模糊了。丑孩媳妇是个急性子。她在给灶里的柴火煽风，使劲猛了一点儿，吹起了一团灰火，落在她的脸上，一点火星飞进她的眼睛。她跳了起来，向门口冲了过去，边走边用两手揉着眼睛，迈门槛时几乎绊了一跤。她刚放下两手，就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好象雨来模样的身影不声不响地走进院门。在她那双给泪珠润湿的眼里，这个人影似乎离开了地面在浮动。她觉得后脑勺上的头发竖了起来，脊背上冒出了冷汗，她活见鬼了吗？

这个身影朝雨来家的前门走去，跨过门槛和里边的闺女说话。传到院子里的讲话声使丑孩媳妇明白了，那不是鬼，而是雨来从监狱回来了。她想，就是看见鬼也比看见那个可怕的人强。她从心底里感到一种新的恐怖，浑身颤抖，脊背直冒冷汗。她转身跑到自家屋里，喊着：“丑孩，丑孩！”

丑孩惊愕地从炕上坐起来

“雨来回来啦！”他媳妇惊恐地说，“我挥身都冒汗了，你来摸摸，你来摸摸我的背呀。”

丑孩摸了一下他女人的背。可不是，她的内衣全湿透了。

当这个白发老婆子再回到灶旁时，锅里的小米早就烧糊了。

丑孩媳妇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雨来的儿子从前打过丑孩，她乘雨来不在家的时候进行了报复，同时从中捞到了些好处。四个人被押送到监狱去的那天，她在院子里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她对雨来的闺女说，她爹十有九成要被枪毙。闺女哭了，她又进一步把主犯家属的未来命运说得很可怕。随后，她又故作同情地说，她将照顾这个不幸的闺女。不过，闺女得给她些有用的东西作报酬。

雨来的闺女受的冲击太大了，几乎整整哭了三天。在这几天里，丑孩媳妇随便进出雨来的屋子，甚至还爬上顶楼翻腾了一通。她下来后就向那闺女要土豆做晚饭，雨来的闺女不给，她就骂，还造谣说这闺女跟她爹一样坏。最后她硬叫这个被吓昏了的闺女给她纺线，纺完后，一个钱也不给。

很明显，丑孩媳妇绝没料到她还会看到雨来。

雨来一进门，天好象塌了下来。丑孩媳妇决定回娘家去住，这样，她可以远离这个爱记仇的土匪出身的人三十里。她的男人也有这个打算。可是，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邻居时，支持的人不多。

邻居们说：“你要是回曹庄去，谁能证明雨来干的坏事呀？你过去揭发的那些事都会给捂起来，为什么不再呆一阵子，等工作队从县里回来再说？”

雨来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伤害他们俩口子，甚至连话都没和他们说过，而且溜走也显然不利，所以他们决定留下来等着瞧。

对于四个干部的突然出狱，害怕的也决不是丑孩媳妇一个人。把这四人从狱里放出来，而且偏偏又是在工作队不在村里的时候，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全村。从前在调查会上大胆说话，甚至要求判雨来死刑的农民，现在都在心里嘀咕当初不说话就好了。他们端着饭碗，一边吃饭，一边交谈，大家都说他们从来没有要求判这四个干部死刑，并且统一口径说，当时他们说的是别的意思，或者干脆说自己没表过态。

申全德老汉比谁都担心。他正好住在雨来家隔壁。这个前农会副主席回来的第二天，申老汉在街上和他碰了个对面。雨来看到他，一声没吭，转身就走。他站在那儿直打哆嗦，连那个银烟锅都点不着了。后来他对几个朋友说：“我揭发过他们四个人，在几次会上我把知道的都倒出来了。真倒霉，好些人就是喜欢拍马屁。那些坏家伙一定很快就知道会上说了些什么，是谁说的。我怎么能不怕？”

那些在调查会上没讲话的人暗暗庆幸。“我什么都不怕，”宝泉娘说，“我可没在人面前说过他们的坏话。他们回来有什么了不得的？我没冤枉谁，为什么害怕？”

不少人学这位标致寡妇的样儿，也小心翼翼起来。他们打定了主意，不管怎么样，开会时还是少说话为妙。这里头就有金明媳妇。她男人在雨来出狱前后从洪洞回来了。被派去找他的妻舅和他谈了几天，告诉他张庄世道真的变了，回来没事了。有两件事使金明下决心回家，一是她女人被选为过关会的代表；再就是雨来、文则、洪恩和喜友已关进了牢房。可是，他回来后亲眼看到那四个“坏干部”在村里走来走去，吃了一惊。他马上回到自己的土屋里，和他女人谈了很久，使他女人相信，她过去的大胆行动是个错误。从那天起，她就不出院了，整天忙着纳鞋底、做衣服、纺线。她在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工作队不但把她男人找回来，还在最后分田以前暂时拨了六亩多地给她种），突然变成个安分守己的主妇了。对开会、提意见呀，过关会上的揭发呀，选举呀等集体活动，她都一概不关心了。

不管谁问她，她都酸溜溜地说：“我们冤枉了雨来啦。还不清楚吗？他没什么罪过。”

※　　　※　　　※

很难理解，为什么大家都那么怕雨来父子。不知道怎么的，他们使全村，至少是村里多数人相信，他们是不好惹的，而且，迟早是要报复的。在村里人看来，这种报复好象是命里注定的。人们说雨来当过土匪，杀人不眨眼。有他儿子的帮助，他还会干出同样的事来，除非人们用武力而不是用批评或责骂的办法先制服他。因此，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们就成为问题的核心了。正是因为不准动武，村里的人才对雨来父子及其帮手们毫无办法。工作队主张说服教育，不同意动手打人。可是，农民对这种办法还没有信心，特别是用来对付这些“坏蛋”更没信心。工作队进村前，他们的行动准则一直是“打坏人，不打好人”。对这条准则他们是懂得的，而且知道是有效的。可是，现在上级明令反对一切殴打，于是，不少人心里产生了怀疑，感到这个原则立场的出发点没有原则。采取这种和平方法难道不是为了使那些坏党员不被打死，也就是说使他们避免受到应有的惩罚吗？

多数人很想干掉雨来父子，他们对几具死尸并不害怕。他们也赞成把他们父子俩狠狠地毒打一顿，使他们今后再要威胁谁时就得好好想一想后果。不过，既然上级党和工作队都坚持只能进行思想斗争，大家那股准备战斗的劲头就象戳了洞的羊皮筏子，泄了气。

雨来的态度恰好证明大家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从监狱里得意地出来以后，洪恩和喜友一直不出家门，可是雨来和文则却在村里走来走去，好象没事似的。“县公安局都没把我怎么样，”文则边说边露出一副和以前一样的凶相，“他们关了我四十天，到头来还得把我放了。你们凭什么认为我能被打倒？”

只有少数人反对大伙在雨来的趾高气扬面前全线退却，其中有选出来掌握过关会的两三个敢说话的代表，和几个得到群众同意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党员。他们一起努力组织全村进行一些反击。

党员中最胆大的是当过八路的才元和支书兴发。在过关会上，大家批评兴发是个“老好人”。他显然把过关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评看得很重，因此，急于显示他的勇气。

代表中最有胆量的是王老太。她提醒大家说，放出来的这四个干部还得过关。“即使发生的‘事儿’跟他们没关系，也不等于说他们没做过坏事。我们虽不能证明他们打了小全儿，可是我们能证明他们干了别的坏事儿。他们坐牢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许多干部把责任全推到他们身上。在过关会上，这个干部说洪恩干了这个，那个干部说雨来干了那个。依我看，他们回来是好事。这回我们才能把事情搞个一清二楚。他们关在牢里，事情就没法搞清楚。”

另一个看起来不怕事的农民是老堆金。他早就料到，搞翻身复查时不会有多少物质上的好处。但是，他却看得远些，看到了村里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化。他把村里的形势编了个顺口溜：“从前开会吃米，现在开会说理。”他还叫他的朋友和邻居放心，那四个人必须接受大家的审查。他认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临时贫农团的对手。

这四个敢于斗争的人说服了代理村长存喜召开一次群众大会。他们的目的是想安定人心，解决工作队离开后出现的问题，并为下一段时间组织一次轰轰烈烈的播种和夏锄运动作准备。可是，这次会开得不大好。很多人都没有到会，到会的人也很快就溜走了。那些过去一贯共同努力并使会议开得成功的党员们非常胆怯，他们害怕批评，甚至后悔当初不该那样积极。他们没有阻拦那些从会场上溜掉的人。要是几个月前，他们是不会让任何人溜掉的。组织村里健康力量的第一次努力，就这样以失败而终。

工作队从县城开会回来了。村里的士气很低。干部们分别到张庄三个片上各家各户转了一转，不断听到：“说话有什么用？下台干部好象没事儿一样，照样神气活现。”“雨来回来了，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不如埋头干活，谁愿意开会就让谁去开。”

当戚云和我到申老汉家去时，他气冲冲地说：“我们感到丧气，提的意见根本没用。”他又说：“我们拿出那么确凿的证据，公安局还是不信。文则出去不到两袋烟的功夫，我们就听到小全儿在哼哼。肯定是文则下的毒手。我实在不明白，难道是天上的星星把小全儿打翻的？”

李何仁看见戚云和我在跟申老汉说话，马上凑过来说：“也许是风吹倒的吧？”

工作队干部一再强调：过关会还要开；没有过关的，还要过关；从监狱回来的四个人还要受审查；对那些过了关的人如何处分还要作出决定；村里的民主运动并没有结束。但是，多次长时间的个别访问和谈心活动，几乎没有改变那种消极状态。一个农民刚刚恢复了勇气并振作起来，另一个却又消沉下去。

李老四是个有觉悟的代表，曾受过他亲哥哥的剥削。他自言自语地把村里这种气氛讲了一阵，要不是停下来点烟袋，他还要说下去。“唠叨这些顶什么用？有四个干部过不了关，可是，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他们不老实，对抗群众，还不是照样和以前一样过日子？他们天天下地干活，和别人完全一个样儿。还有，从县监狱里放回来的那四个人，也还没受到惩罚，他们日后肯定要报复。在斗争运动中，我们积极，至少还得到些东西。旧时候，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告状得到证实，就从炮楼上传出号令，叫被告到村公所报到，还得叫他带着小米。可是现在……”他摇摇头，“很难抱成一个团啦。尽管我还是卖力干，还是一样积极，可是回头一看，后面一个人也没有，叫我怎么不泄气？”

※　　　※　　　※

全村唯一使人感到鼓舞的乃是党支部的状况。党员的士气比以前有了好转。多数过了关的党员都努力工作，想取得群众的信任，而且也有这种希望。不过在进行领导工作和批评别人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够大胆。他们总是等普通群众先行动，什么事都不敢明确表态，怕人说他们又搞强迫命令，重犯过去的错误。他们上面有贫农团，如果他们得罪了谁，贫农团有权拒绝他们参加或者把他们从中开除出去。这种权力足以使他们失去勇气。

肖文书和他的女人就被拒于门外，没让他们加入他们所住的那片的贫农团小组。人们说文书懒惰，说他女人荷菊怂恿一个新媳妇顶撞婆婆。党支部开会时，荷菊哭着说：“我是党员，不能加入贫农团，我的脸往哪儿搁呀。”别人安慰她说，再等等就可以了。“等群众知道你男人愿意改掉坏习惯，而你只是为了争取男女平等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让你们加入的，不要怕。”

“看人家存喜，”支书兴发说，“在上次群众会上发言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这说明，虽说你是个党员，只要你的意见正确，群众就支持你，所以大家都应该大胆地工作。我们只有好好干，才能重新赢得威信和群众的信任。”

“对喽，”真宽补充说，“我们应该努力当人民的好长工。要是我们现在缩手缩脚，摇来摆去，怕犯错误，不去工作，末了对我们更糟。”

这些勇敢的话，与其说是出自内心的信念，倒不如说是把真正的混乱和失望情绪掩盖起来的表面文章。正象肖文书说的那样：“整党前，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多。如今我好象浑身是疮疤，处处长疙瘩。从前别人不晓得我的丑事，如今都传开了，往前走实在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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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工作队从县城开完会回村的时候，张庄已不是四月份他们离开时那个样子了。这个变化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调离而发生的。因为他们所属的大学要转移，所以把他们调了回去，这同前线的形势进展有关。前一年的十一月，人民解放军在河北平原边缘的一个铁路和纺织工业中心——石家庄打了大胜仗，一举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五万人，不仅占领了一个工业城市，而且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这两个华北的大解放区联成了一片。这次胜利后的稳定形势，也使得解放区的两所大学——北方大学（在太行山）和联合大学（在五台山）——合并成为一所大学，叫做华北大学，校址在河北平原的正定县。位于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县城里有个教会的大院儿，比在山区所能找到的任何地方都大，现在空在那里，等人去接收。两校合并的消息是四月下旬传到潞城的，北方大学参加土改工作团的全体人员立刻都从农村调回来。接着，五月初，在范校长的率领下，全校师生员工徒步向正定出发。这次行军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走了九百多里路。

徐教授、高同志和一个姓王的学员都离开了张庄工作队。按通常情况，戚云和我都得离开。但是，我特别请求继续留下来。范校长不仅同意我们留下，而且还派了一个英语系的毕业生来帮助我们。这个决定不仅减轻了戚云的翻译重担，而且至少部分地补充了由于大学人员的调走而几乎减员一半的工作队的力量。

和我们一起留下来的教员叫谢虹，是鄂北一个地主的儿子。他身材瘦小，轮廓分明，有才能，革命热情旺盛。肺病严重地折磨着他，每当劳累过度就吐血。但是，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张庄的工作，和戚云一样，很快就成为工作队不可缺少的一员。他不仅顶替了调走的教员和学员们的工作，还填补了当地干部不得不接连请假回家耕种、锄地、收获而出现的空缺。请假回家干活的，先是梁记虎，接着是韩金明，然后是老侯和小全儿。每走一个人，留下的人就强烈地感到人手紧张。只是因为张庄的农民们春耕太忙，不能象以往那样抽出很多时间来开会、座谈，他们才把工作应付了下来。

春天来到，地里的农活紧张起来了。五月份，大秋作物该锄了，早春作物要间苗、锄草，玉米（主要作物）要下种。播种之前要把头年所积的粪运到地里去，还要撒开。要干完这些活，人们得在天亮前下地，一直干到太阳下山，他们把这叫做“两头不见太阳”。当他们回家时，早已精疲力尽了。

在播种玉米的紧张阶段，其他工作都停下来了，就连工作队干部也下地帮忙，天黑回来时，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累得倒在炕上。

这是存喜在全村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前担任的临时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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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两头不见太阳

手上的茧子永不退，　

大家靠它创造新社会。

——王希坚

五月的一个清晨，离天亮还很早，街上就传来了铁轱辘车从远处教堂的院墙角下发出的响声，把我吵醒了。全村的公鸡都在报晓。我在朦胧中赶快从床上爬起来，摸索着走到门口。这时中农李盼明早就把他的驴车停在王老太的茅房前边了。他和他儿子正忙着从沤了一冬天的街旁粪坑里淘“乌金”。拴在车轴上的大桶装得满满的时候，盼明互助组的其他人也摸着黑赶来了。他们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缩着肩，冒着天亮前的料峭寒意，来到这里帮助王老太种玉米，而我也是来干这活的。这个老婆子比平常更精神，话也更多。等她出来，我们就一块下地。我们这位小脚女主人一扭一扭地在前边带路。

盼明赶着驴车来到王老太最好的地块边，打开桶后面的挡板，桶里的稀粪就流入前一天特意挖好的一个深坑里。我和另一个人用扁担钩住小木桶，从坑里把这些使人恶心的稀粪打上来，担到地里去。另外两个人用锄很快就在地上刨出许多小坑，行距是二尺多，株距大致也是二尺多。每个坑里都浇上不少稀粪，拿锄的人随后撒上一些干粪，作为苗床。再后边就是王老太亲自往每个坑里投放种子，而且不多不少，正好三粒。最后用松土把种子盖上，再用脚轻轻睬实，才算完事。最要紧的是用大量肥料把种子围起来，而又不让它直接碰到很快会长出来的嫩芽和须根。

按当地习惯，一小桶稀粪只够种两三兜玉茭。这就是说，要从地头的深坑那里往返走不知多少次，也要求李盼明赶着车来回至少跑十多趟。这活非常辛苦，而稀粪的臭气更加重了这活的辛苦程度。

王老太的地在张庄正西边一大片平地的中间。那天，别的互助组也在这片地里种玉米。他们的声音在宁静而炎热的空气里清楚地传到我们这里。我们周围到处是一片片的谷子。这是几个星期前种下的，现在该间苗了。和谷子套种的小麦长得很茂盛，已经没膝高了。由于早春雨水足，看起来全村到处是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晌午，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我甚至觉得能够看见有些叶子和枝梗正在往上长。没有比雨季时节更适合玉米生长的好天气了。

我们——前过关会的代表李老四、王老太和她的儿子荣宝，还有一个叫郭从旺的性情温和的中农和我，一声不吭地几乎连着干了几个小时，终于赶在李盼明的前头，在他拉粪的车子回来前，把那个深坑里的粪掏完了。这样，我们总算是有空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时，王老太打开一包蒸馍，我马上用以前不可能想象的胃口嚼着凉馍。吃了馍，口渇得厉害，几分钟的功夫，我们就喝了一大壶开水。我们的女主人只好又打发荣宝回村取水。

当我们坐在地上的时候，溅到衣服上的大粪和每个毛孔冒出来的汗水散发着臭味。我惊奇地看到，在这个晴朗的日子里，平坡当中露出来的山显得多么低呀。平时在晴朗的夜晚里，我注意过，那些山似乎高耸入云，把张庄和高家庄所在的平原完全围了起来。可是现在看上去，最高的山峰只不过是地平线上的小山丘。

不一会儿，李盼明的车又轱辘辘地来了，我们马上又开始干活，这时候我们的活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了。太阳还没偏西，我们就把地全部种完了。然而这对我来说，并不算早，我实在太累了。我回到村里，还没等脱衣服，就倒在神父屋里的炕上睡着了。自那以后，一连几天，我总感到我的被子沾上了一种不太好闻的味道，于是就想起王老太的一家。

张庄周围地里的活计增多的时候，村里各户院内和土屋中的家务活计也增多了。在干重活时，再吃冬天那些十分简陋的伙食就不行了。现在，早、中、晚三顿都吃粮食，而且要吃饱。于是，妇女小孩跑遍村边、地头和远处的山坡，搜集可供土灶烧火的任何东西。另一些妇女和儿童则忙着在各家院内和角落里推碾拉磨，整天磨着去年剩下的最后一点粮食。

富裕一些的人家套上驴子推碾拉磨，而多数人家只能靠妇女和儿童的瘦弱四肢的力气。他们吃力地推着沉重的碾子和磨，绕着石盘转呀转。看到这种情景，实在可怜。这些妇女大多数是小脚女人，脚小得男人的一个巴掌都能把它包起来。可是，她们却凭着这双残足象苦力一样辛勤地操劳着。她们的残足犹如木杵一般踏着磨盘周围的硬地，不停地转圈。我和一些可怜的妇女一起抱着磨杆，一圈圈地转，直到听见老侯用喇叭筒在教堂塔顶上通知又要召开一次重要集会时为止。

在那期间，很少有谁还有精力去响应老侯的号召。但是，使人腰酸背疼的家务与推磨以及地里的活计，都不足以说明为什么男女农民们对工作队搞的政治活动如此漠不关心。一九四六年的春耕并没有影响那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虽然那时也要种玉米，可是几百农民以极大热情投入了当时的运动。那么，在一九四八年是什么阻碍着他们呢？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工作队提出的计划。这主要是一个复查计划——首先，组织贫农加入贫农团（这次是正式的，而不是临时性的）；其次，划分全村人的阶级成份（这次是根据新的标准）；最后是建立由大多数贫农和中农组成的临时农会（这使复查运动进入更高的阶段）。这些步骤完成后，农会的首要任务又是进一步复查，也就是组织第二次过关会。

再重复一遍这个为人们熟悉的过程，就象带着一支勘探队爬一座早先踏勘过的山，山后不曾发现过黄金，那里只是另一座山。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比上一次更困难，只有最富于献身精神的积极分子才会自愿参加。要想找人参加什么会，就得专门去请。即使这样，结果仍是令人失望的。

可见，使农民们消极的原因并不是劳累，而是“吃米思想”。从三月和四月一连串会议中，他们没有得到具体好处和任何东西。现在又要他们参加那么多的会议，而且得到物质报酬的希望更加渺茫。在那些精明的农民眼里，这实在不值得，还不如好好睡一觉。

既然上头绝对禁止强迫和打人，人们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想出门就出门，谁觉得在家睡觉更好，就在家睡觉。曾被选为过关会代表的老保，对上门找他开会的朋友老四说：“我累了，想早点睡觉，什么会我也不去，难道谁能把我抓起来吗？”

工作队把这种现象叫作“极端民主化”。

“极端民主化”虽然使前进的步伐慢了下来，但也没有使全部工作陷于停顿。尽管参加会议的人很少，按各家所在片划分的贫农团小组，还是对贫农团名单进行了第二次复查，增加了二十户，去掉了八户（这八户大多数被认为是中农），随后在五月十一日选出正式的贫农团委员会，选举方式和以前一样，还是用豆子和饭碗。

在村政机构建设的这一阶段里，选举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反映出了人们的思想倾向。因此，这次选举既使工作队干部受到鼓舞，同时也使他们不安。

村里很多片的贫农都挑选那些干部们认为最积极、最可靠的带头人做候选人。他们当中有八个党员——四男四女。在选举中这些党员得票之多说明他们仍然很有威信。譬如在西南片，那个留着短发的胡雪贞在妇女当中得到的票数比仅次于她的候选人多出一倍，这表明她的声望一天天高起来。另一方面，虽然也有人提名王老太，可是她没有当上候选人。很明显，她的邻居开始讨厌她那种一心要从运动中捞点什么东西的想法，也讨厌她对那些达不到她所定的严格道德标准的人们所作的严厉谴责。这些选举结果是令人鼓舞的。

另一方面，使工作队干部不安的是申全德。在西南片男人当中，申全德得到的票数很多。原来，申全德在所有仍然对革命政权不满的天主教徒中进行了拉票活动。以前没参加过任何会议的男人和青年，这次都出来在他的碗里投了豆子。

该片的妇女们对此感到吃惊。

一个妇女说：“老申头骑上大马了。他在村里耀武扬威，那神气好象村子是他的了。”

另一个妇女说：“他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在最后的选举中，男人和妇女们一起投票。妇女们投了李老四的票。因为男人的选票不集中，老申头落选了，但仅仅以几票之差落选。

对工作队说来，老申头已被证明是一个完全不可靠的人。这个人得了那么多选票，说明他的邻居们的判断是成问题的，同时也说明工作队在那里的教育工作进行得不好。当天晚上，工作队干部聚在一起研究工作，用了几个小时检查在西南片暴露出来的问题。但是，对那些仍有不满情绪的天主教徒们所造成的问题，谁也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不过，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这些天主教徒利用了日益发展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情绪来找立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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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申头在选举中差点当选，这使工作队干部精神上受到了震动。但是由于那天村公所接到了一封信，这种情况至少部分地被抵销了。这封信是由“抗大”寄来的。这所军政大学过去曾驻在张庄的教堂院里。信封上写着：

致潞城县张庄农会全体会员们

军政大学第三大队寄

信中写道：

全体农会会员们：

土改完成了吗？春播工作搞得怎样？离开你们一年多了，我们还清楚地记得老乡们在生产工作和翻身运动百忙之中对我们的帮助。我们离开之前一直未能报答大家的这种帮助，现特去信表示歉意，并对你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我们要检讨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并请求你们原谅。当时我们有一些干部和校部的人员受到地主富农思想的影响，不顾农民的疾苦，侵占了你们的一些斗争果实。

现在，在土改运动学习中，每个同志都对此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认识到这种错误非常严重，完全是不能原谅的。这种行为违犯了土改法。当事人本应亲自前去当面向你们道歉，然而因为目前工作很忙，就不能亲自去了。但是我们把这里所有属于你们的东西送回去，有些东西损坏了，我们捎去钱作为赔偿。随信送回的东西，是我们能记得和找到的，可能还有些遗漏。诚恳地希望你们能指出我们忘掉的东西，我们将诚心诚意地接受意见。在你们的帮助和指导下，今后我们将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当群众的好长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积极参加当前的翻身运动，绝不侵犯人民利益。

谨致歉意

军政大学笫三大队政治部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三日

这封信在那天召开的几次选举会上都宣读了，给老乡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封信和信中所说的东西是一个车把式捎来的。东西都存在村子的仓库里，等召开村代表大会后进行分配。这些东西是：教堂壁橱里的一匹白布，一件地主的长绸衫，几双鞋，一个铜烛台，一根绳子和一把铁锤。虽然东西并不很值钱，但在村里没人提出追究的情况下，“抗大”的教职员和学员们不怕麻烦，主动把这些东西收集后送回来，这一点深深感动了大家。这种行动说明，在过关审查会上，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能得到具体成果的，同时说明张庄的运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整个华北进行的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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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重新划阶级成份

我们必须解释、讨论、报告、审该、划成份、发榜；再解释、讨论、报告……要反复地搞。这很麻烦，很困难，很费时间。但是人家并不嫌麻烦，因为这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事情。整个运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这项工作。谁领导划成份，刀把子就掌握在谁手里。

——潞城县委陈书记

下雨了！

五月中旬雨水很多。每次瓢泼大雨犹如洪福降临。下雨对地里的苗和种子很有利，充足的水分能保证它们在夏季里茁壮地生长。下雨也对过度劳累的农民有好处，使他们有时间歇息。下雨对工作队更是一件好事，使干部们有机会召集会议，来推行那项已经拖了很久的翻身计划。

下雨时没人出门。因为谁都没有一件挡雨的东西。如果突然淋了大雨，只有很少几个人有套替换的衣服。人淋了雨容易得肺炎，等于找死。

雨停了，人们还得呆在家里。因为鞋子都是布做的，在湿地上走几步就湿透了。雨水使上党高原松散的土壤变成了泥泞地。要在泥地里锄草、间苗、栽种或者耕地都是不行的。只有等太阳出来把地晒干了，才能进行耕作。早晨一下雨，这一天就只好休息。今天下了雨，明天还得休息，这样就意味着接连有两个受到欢迎的假日。

第一次下雨时，老侯爬到教堂塔楼上，通知全体贫农和中农用一个下午的时间集体学习划分阶级的新标准。第二天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晚上。第二次下雨时，各贫农团小组就开始划分本片每户人家的阶级成份了。周末下了一场暴雨，地全湿透了，人们一连两三天都不能出门。于是，各个小组都完成了他们的工作。

工作队从县里开会回来后，就着手划分阶级成份的工作。一度使全村工作几乎停顿下来的人们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情绪逐渐消失了。只有几个人还在争辩说，这项工作是浪费时间，但是大多数人都对这项工作越来越关心。这证实了陈书记的预言：“农民并不嫌划成份麻烦，因为这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事情。”

许多人光是学习就花了不少时间。在给自己的邻居划成份的实际工作开始前，上百个人用了几十个小时进行了讨论和试划。

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是区分中农和富农，但在这方面也确实取得了成绩。一些农民不仅掌握了条文，还掌握了计算纯收入、总收入、剥削率以及固定费用和可变费用的方法。一个叫郭雨祖的中农上过学，能念划成份的文件，很快就成了各个小组的教员。为了便于解决一些简单问题，他自己琢磨着编了一个公式，叫做“劳力碰劳力”。他把自己当成中农，将收获分成几份，以此来说明什么是纯收入。他先堆起一堆土，把它当成他的收获或叫“总收入”，然后从中分出一堆放在一边，作为“种子和肥料”，又分出一堆放到另一边，作为雇工的“工资和伙食”。

“我手里剩下的这堆就是纯收入了。”郭得意洋洋地说。

蹲在他周围的一群叼着烟袋的农民，很容易就理解了他这种形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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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的准备使第二次划分阶级的工作比第一次做得更精确，更科学，而且毫不枯燥。因为对人们生活状况的任何调查必然会带来丰富的具体内容。实际上，由于干部和农民们新近懂得了有关划分阶级的原则，他们对于农村事物的每个方面都能进行比以前更深入的探讨。

在县城里进行抽象的学习时，看起来枯燥而又费解的条文，运用到具体事例中时，突然变得生动具体了。

既然这次强调的是补偿，所以对过去被当作地主而受到打击的那些人家进行了特别仔细的研究。郭春旺家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当地解放前的三年内，春旺家九口人依靠一百四十亩地的收入过活，其中租给别人三十亩，全家有四十间房，两头牲畜，两辆车和三个整劳力。三个整劳力中，两人全部时间在地里干活，一个用一半时间在地里干活。

一九四五年郭春旺被当成地主挨斗后，他和他的女人一起外逃了。他兄弟富旺留下了，但由于不肯说出埋藏的浮财，被活活打死了。其他六口人靠剩下的和最穷的贫农大致相等的财产在张庄过活。这家人现在提出，他们一直是中农，而不是地主，并要求按照新的规定把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发还给他们。

根据劳动力的比较，看起来春旺的晚辈们是有道理的。他们指出，他们的长辈们除秋收时请帮工外，每年雇工从没超过四十天，所以，全家的剥削收入与其劳动所得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当他们向西南片的贫农团小组提出这个问题时，憨实的安库，那个年轻的女党员小梅的男人，回忆说，一九四四年他在春旺家的地里整整干了三个月。其他人也证明了这个情况。农民们决定把安库扛活的情况，而不是把郭家的人提出的四十天的情况作为解放前三年的典型情况。然后，在郭雨祖的帮助下，对这家的经济情况做出了如下的分析：

1．出租的三十亩地的收入：七百斤

2．自种一百一十亩地的收入：七千斤

3．总收入共：七千七百斤

4．安库劳动的产品：一千斤

5．安库的工钱：五十斤

6．安库的伙食：（每天一斤半）一百五十斤

7．安库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八百斤

8．剥削收入的总和：（第一项加第七项）一千五百斤

剥削收入的总和还不到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然而，春旺家每人占有的土地是村里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两倍多。所以，剥削收入也应按两倍算，即三千斤，这就大大超过了所容许的限度。

于是郭春旺被划为富农。以前没收他的财产并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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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划分阶级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弄清在张庄出现了多少新中农，还剩下多少贫农。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对以前按当地解放前三年的财产占有情况被划为贫农的那些人家进行仔细研究。那些在历次“斗争运动”中获得了果实而能够维持生活的人家，今后要叫做新中农了。

哪一家都不欢迎这个称号。哪家被称为新中农，对这家来说，就意味着“革命”已经结束，就意味着它已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东西。大多数被划为新中农成份的人家都积极活动，想让他们的邻居改变主张。他们气冲冲地否认自己已经得到了必要的东西而能维持生活了。可是，村子里实际上已经没有“油水”了，这对他们是不利的。既然大多数比较富裕人家的成份已经下降了，贫穷人家中的一些户就必然要上升。村政府手头的财产已经很少，还能搞到的东西也不会多。因此，“翻身”这个词的含义也要改一下了。过去讲的是一个富裕中农的一切生活需要，而现在讲的是维持靠土地为生的一家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这种最低限度的需要，还得继续降低下去。

这种趋势所引起的斗争，可用老高的情况来说明。老高是从太岳区复员到张庄的，依靠分配委员会分配给他的土地过日子。

因为老高是单身汉，又是复员军人，给他分了二十四亩地。这比村里的平均数多得多。他自己是种不过来的，总得请互助组帮工。可是，除了这些土地和他名下仅有的一间空房外，老高就什么也没有了——没牲畜，没车辆，没农具，连媳妇也没有——所以老高仍然认为自己是贫农。

“可是，你有二十四亩地呀。你当然是新中农。”几个人都这样说。

“我穷得连口锅都没有，怎么是中农？”老高生气地问道。的确，他看上去不太宽裕，棉衣很脏，打着补丁，头上扎的羊肚子手巾，因为老不洗，快成黑的了。

“你复员的时候拿到九百斤粮食，你本来可以买头驴，一张犁和一些锅碗瓢盆。你分到那二十四亩地的时节，地里的麦子长得挺好，光从地里的收成中赚下的，也够你买过日子用的一切东西了。可是，你不这样做，却大手大脚，把钱都花了。你没过上新中农的生活，那要你自己负责。”代理村长存喜这样说。

老高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涨红了脸，用被烟熏黄了的大拇指按住一个鼻孔，从另一个鼻孔把鼻涕擤到地上，接着咳嗽了一下，嘟哝了几句。谁也没听清他嘟哝的是什么。很清楚，“新中农”根本不合他的胃口。他认为这个词对他是个侮辱。

“那么，你的意见是什么？”元龙问道。

“如果群众认为我是新中农，那……”

“不是群众认为。你自己怎么想啊？”

“我想，我没媳妇，没人给我做衣服，只好买着穿，我除了土地什么都没有。我认为我是贫农。”

“我们不想让你背上包袱，”谢虹说，他是代表工作队参加会议的，“但是，叫你新中农又有什么不好？新中农是翻了身的贫农，有什么不光彩？叫你新中农，你后半辈子就背包袱了？”

“你不应该这样。”胡雪贞说。她自己就是那些接受了新中农称号中的一个，并正在对此慢慢习惯起来。

“老高，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嗯，我没什么包袱，行啊。”这个复员军人哭丧着脸说。

他说话时又擤了一下鼻涕，眼晴躲开了那些使他受到伤害的人们，显然他很恼火。跟他一样被划了这个成份的不少人也是这样恼火。

还有少数几个人比他们更愤懑，那就是以前划为贫农，而现在升为老中农的几个人，他们因而被认为一直占有足够的财产来维持自给生活。不管他们说什么也没有使他们的邻居后退。反正已经没有什么“油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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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每户都重新划定成份后，就发榜贴在教堂大院的砖墙上，让经过大街的每个人都能看到。这榜很长，站在一个地方看不完。一个贫农从南头仔细地寻找自己的名字，但是，这头列的全是地主、富农的名字，他不得不往北走了三十多步，才在贫农一栏里找到自己的名字。

过去在担心挨斗中过日子或者已经被剥夺过的一些光景较好的人家，看到自己的名字在榜上列在比较靠后的地方时，欣喜若狂。

李宝玉是个担惊受怕的商人，有一个枣园和一个不大规矩的媳妇，这次被定为一般的中农。他挺着胸脯，目光炯炯，大步溜星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见到愿意听的人就说：“有些人要把我划成富农，甚至定为地主。可如今，他们耍尽花招，我还是中农。说实在话，管他把我定成什么！他爱叫我什么就叫什么。事实是明摆着的嘛。”

王化南的哥哥，因为在他的院子里挖出了两千块银元而被打死。现在王化南睁大眼睛盯着中农栏里自己的名字。他回家后，就象喝醉了酒似的，马上去犁山坡上那块他四年没去过的地。他对他的老娘说：“他们赔不赔没关系，我现在这样就不错了。我是中农，出了什么事我也不怕。”

党员赵春娥的婆家以前被定为富农，这次她自己被划到中农里面去了。自从过关会上她没被通过以来，这是她第一次露面。她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地从这头走到那一头。

另一些农民并不这么高兴，因为他们的成份被升了级。他们毫无例外地全都表示不服。

从来媳妇大发牢骚。她说，她没有一头耕畜，也没有一辆车，甚至连能定为新中农的这两个条件中的一点小份额都没有。王学深对人们叫他老中农很反感，因为别人无偿地获得了所要的东西，而他却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才得到。他说：“我和我媳妇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累死累活干了十年。早知道落得个老中农的下场，还不如呆在家里，坐在炕上，什么也不干才好呢！”

天主教徒的头头李何仁和铁匠张还朝属于从新中农改划为老中农的那类人。这倒不是由于他们有什么额外的资本或者土地，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手艺人。何仁是个熟练的木匠，而还朝虽说没有多少手艺，却是村里唯一的铁匠。在评定他们的成份时，农民们把他们从做木工活和铁匠活所得的收入加到他们从种地获得的收入里，就得出他俩是老中农的结论。当还朝申诉说他缺地时，大家对他说：“你要种地就不能打铁，要打铁就不能种地。”

这个决定使他俩气得要死。何仁说怪话表示不满：“我当了中农当然美喽，今天我赶车过山坡的时候都快飞起来了。”

还朝变得闷不吭声。第二天早晨他没去铁木工社干活。木匠们派了一个人到他家看看出了什么事。他大吵大嚷地说：“就是因为打这个铁，他们才说我是中农。可是，我的车、房子，还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是分果实得来的。我再也不打铁了，谁觉着这活轻巧好干，就让谁来干吧！”

工作队和贫农团委员会不单要考虑那些反对被划入某个成份的人的意见，还要考虑那些对别人的成份划分有不同看法的人的意见。在榜文下面的墙上挂了个意见箱，箱里面投了不少条子。有一张条子这样写道：

“王老太、李同仁、陈春富、郭凤祖、陆根德是贫农吗？我们不同意。土地、农具和耕畜还不够啊！”

这个条子是北片的人写的。

王老太听说这件事，气得嘴都哆嗦了。她早就感到，她的邻居们抱成一团故意整她。这次她忍无可忍了——不仅因为他们没选她进贫农团委员会；还因为种玉米时她用了李盼明的驴子和车，李向她要了高价；特别是因为她儿子荣宝的未婚妻的娘，突然宣布她的闺女不想出嫁了。王老太知道，在这个最厉害的打击后面是对方想敲榨更多的财礼。

事情好象是这样的，这闺女的哥哥刚死不久，她家要王老太找个死姑娘和死去的儿子葬在一起，不仅要王老太为这对死者的冥婚出一半的费用，给这个死姑娘买口棺材，并为这对死者的殡葬出一半的费用。只有这样，才能让死者的妹妹嫁给荣宝。

要价实在太高了，王老太打算退掉这桩亲事。可是，耽误下去就会招来更大的麻烦。因为她家里只有三口人，人家就会象北片小组那样说，王老太已有了足够的财产。

王老太在街上叫住工作队长老侯，和他大声说话，为的是叫她的邻居都能听到她讲的是什么。她说：“我缺土地、农具、房屋和劳力，整个运动中我什么也没得到。可是人家还叫我中农。”

“别着急，”老侯安慰她说，“还没最后定下来嘛。定成份的工作还要进行两轮呢。”

“我有没有权说话？”她问道，气得全身打哆嗦。

“当然，你有意见就说嘛，”侯队长说，“谁也堵不住你的嘴呀！”

“别着急，”他又说道，一边说着一边拍着王老太的肩膀，让她安静下来，“不要着急嘛。”

“别着急！我怎么不急啊？谁都看得出来，要得点东西是没指望喽！”

“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怎么解决？谁能给我一间房子？他们上哪儿弄去呀？窟窿多，补丁少。我再也不去开会啦，不顶用。”

“我跟你说，我们会解决的。只要大家一起干，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老侯耐心地说。

王老太没等他说完，两只小脚突然转了方向，骂骂咧咧地、一扭一扭地快步走回自己的院子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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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太慢了！

有些青年同志……常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这种工作不好，那种工作也不好，他们总想找到一个能够合于他们“理想”的地方和工作，以便他们顺利地去“改造世界”。然而，这种地方和这种工作是没有的。这只是他们的空想。

——刘少奇

贴出的划分阶级成份的名单，尽管存在着实际上的或者想象中的缺点，却为下一步成立临时农会打下了基础。经过几天的讨论，在审查了每个贫农和中农参加选举的资格以后，以写票的方式进行了选举。这样，临时农会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成立了。少数会写字的人自己写了票。多数不识字的人，在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找到某些写票人帮助写上了他们要选的人。

贫农团委员会的多数人都当选为临时农会的领导人。村里每个片都有几个中农代表补充到这个领导核心里去。最后选出的领导班子里有贫农、新中农和老中农的代表，三者的比例也几乎相等，人们认为选举结果是理想的。

为了庆祝临时农会的成立，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气氛有点令人扫兴。现在建立农会，不是象当年那样准备下一步对地主老财开展轰轰烈烈的斗争，所以这个会开得毫无生气，好象把一出戏的各幕顺序倒过来排演似的。这说明有些事是早就应该办的，拖到现在不免缺乏劲头。

人们比以往更加漠不关心了。群众的情绪不断低落，每天都出现许多问题。戚云、谢虹和我不管走到哪里，人们总是提出一大堆困难，要我们帮助解决。

六月二日，我们到一个叫来柱的农民家里吃派饭。他们全家正在哭哭啼啼。来柱媳妇刚刚生下来的娃娃快死了，来柱娘又下不了炕。原来，来柱媳妇是个哑巴，无法说出自己的情况，三天前竟把孩子生到地上的脚盆里了。半夜里，她感到孩子快出生时，就自己从炕上爬起来。她的婆婆醒来时，孩子正掉进来柱的洗脚盆里。老婆婆从炕上跳起来，取出蹬胳膊蹬腿的婴儿。她一边把全身血污的孩子抱起来，贴在自己光着身子的怀里，一边让她儿子去请产婆。

过了比吃一顿饭工夫还长的时间，来柱才把产婆请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来柱娘冻得抖个不停，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尽量暖着他。婴儿的脐带一直没有剪，还和产妇体内的胎盘连在一起，为了不拉紧脐带，来柱娘得一直向前弯着腰。

产婆终于来了。她用一把生锈的剪刀剪断了婴儿的脐带。这时，心神错乱的来柱娘的腰已弯成了弓形，竟直不起来了。她儿子把她架到炕上。她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两眼盯着沾满血迹的双膝。

一连三天他们都没洗过这个婴儿。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胎盘埋在门外，让胎盘上的那段脐带直竖着，露出地面一截儿，正象婴儿脐眼上露出一段脐带一样。尽管他们采取了上述防止“四六风”的措施，孩子还是病了。

戚云和我到来柱家时，婴儿正在倒气，哭得怪惨的。来柱娘哭着告诉我们，孩子从昨天太阳下山到现在一直没睡觉。她求戚云救救孩子。可是戚云知道，已经太晚了。那把象征着万恶旧社会的锈剪刀碰到脐带时，这新生婴儿的命运就已注定了。

来柱不久前和他的邻居喜有吵过架。这两家合开的豆腐房散摊了，但是账目还没算清。喜有威胁说，如果来柱不还清欠下的账目，他就要在来柱家门前上吊。来柱娘求戚云出面调解。在吵架的两家火气消下去之前，戚云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不知所措地离开了这家。

就在同一天，保泉娘骂那个执拗的金柱是王八，说他帮她种玉米的工钱要价太不近人情。金柱为这件琐事与人吵架受到了批评，就在自己女人身上出气，又开始打她了。这时候保泉娘也病倒了，因为她没有足够的小米换钱去药铺抓药，就到那个好久没有人去的奶奶庙里抓了一撮香灰吃了下去。当工作队的侯队长站在教堂塔楼上用喇叭筒批评了这种迷信行为后，在奶奶庙前出现了一块“神牌”，上面潦草地写着这样的话：

天不怕，地不怕，

侯宝贝也不怕。

这块“神牌”使全村议论纷纷，各家吵架的事不断发生。几天后，农会的委员们开会研究哪家需要救济粮，最后拟订的名单之长使委员们大吃一惊。好象这些问题还不够多似的，西南片又报告说，四天里有四个孩子出生，另有四个很快就要出生。

“那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四十八亩地。”一个委员说，“到哪里去弄到这些地呀？”

“要说缺呀，老高还缺个媳妇呢！”小梅说。

“还有，洪周还缺个指头哪！”铁匠还朝说，“有些缺的东西我们根本管不过来。”

到处都叫困难，而又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能为力的情绪使工作队中最坚定的成员都丧失了信心。有一天，小李到谢虹那里去，他的一只眼睛上火了，谢劝他去找大夫看看。小李说，中国的大夫没用。他说，实际上中国什么都不行。他想离开中国去南洋，想离开亚洲去苏联。如果不成，那么他想离开农村去城市，离开潞城去太原。

“我感到失望，”小李说，“十年前我当干部参加工作的时候，人们说，‘打败日本以后，革命就成功了。’可是，日本投降了，还在打仗。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太慢了，我们作梦也在想的工业在哪儿呢？”

这些事件是一种征兆，预示着即将出现的社会风暴。一些问题，比如破伤风夺去了来柱孩子的生命，当然是过去可怕的贫困所造成的，它也有助于增强农民们要求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变换生活方式的坚决要求。但是，新生活本身产生的问题，却比较不易捉摸，较多是属于主观范畴的。这段时期内，失望情绪容易使人们对目标、方向和办法产生怀疑。这就挫伤了过去那种创造了不少奇迹的乐观精神和相互间的信任。而在由于这种损害所造成的伤痕里，丑恶的个人主义萌芽在继续生根、滋长。

这种情况对那四个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很有利，他们很善于利用这种个人主义的表现。他们对自己无端被捕这件事心怀不满。他们也很明白，村里人都恨他们。他们对后一点确实很害怕，所以，就想办法尽量让人觉得他们胆大包天，不是好惹的。

为此，雨来故意做出了一桩特别猖狂的事。他到他从前管过的仓库里拿走了一根值钱的木料。这根木料是从一个至今仍被认为是富农的人家那里没收来的。木料的主人被斗后，已经外逃了，他的全部财产都由农会保管。现在雨来硬说这家人欠他的工钱，要拿这根木料顶工钱。在没有得到任何人同意的情况下，他就把木料拿走了。他用这一行动向全村示威，认为全村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能干出这种事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人们说。

对于快要召开过关会来审查雨来一伙问题的全村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神牌”是一块木板，上面写者据说是菩萨留下的话。

★

五十、谁敢掌握第二次过关会？

每一个同志……要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

敬爱的张书记：

在我村进行的第二轮整党工作中，我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为使你了解我村的问题和我们讨论的情况，现送上这份报告，盼给予指示。

王雨来、王文则、李洪恩和王喜友从监狱放回来之后，态度很坏，气焰嚣张，村里的人都很害怕。他们威胁群众说：“县里把我们关了四十多天，可是，县公安局都不能把我们怎样！”他们就在大街上这样说，同时还打听过去谁批评、控告过他们。在支部会上，他们的态度同样也很坏，不接受任何人的批评。他们的这些言行以及他们过去的表现使得群众害怕。工作队尽了最大努力，向群众进行了解释工作。但是，还是没有人敢说话，多数人不吭气。有的老乡说：“我们有意见，我们恨他们，可就是不敢说。”还有的说：“我宁死也不敢批评他们。”最严重的是，支部中多数党员也有这种思想，不敢批评他们。尽管工作队干部到群众家串门，为他们撑腰，给他们鼓劲儿，还召集了积极分子会议，可是老乡们还是不相信我们。他们认为工作队所能做的只是说漂亮话。我们研究了实际情况，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对干部有意见的问题。事实是这四个人的行为太恶劣了。特别是他们从县监狱放回来以后，气焰十分嚣张，还对群众进行威胁。这不是群众盲目地反对干部，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但整党工作将遭到失败，而且群众也将对整党的全部政策发生怀疑，今后巩固党的工作也将受到损害。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下列措施：

一，向群众宣布立即正式撤销这四个人的职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村后的表现不好，他们企图破坏整党工作。

二，根据群众要求，农会打算接受一部分共产党员答应交出来的果实，这些果实将由农会保存，到下一步“补窟窿”运动开始时为止。

望指示

张庄工作队
队长候宝贝（印）
副队长李松林（印）

这封由侯宝贝同志带到潞城的信件，痛苦地承认了工作队干部们的失败。

工作队由于不能动员农民起来同雨来一伙进行斗争，而发生了分裂。谢虹和戚云要求采取一些决定性的行动。他们现在负责村里整个西南片的工作，雨来一伙的多数受害者都住在那里。虽然这个片反对这四个人的情绪最大，但也最怕受打击报复。这就使来自大学的这两位干部所做的一切“说服教育”工作完全无效。戚，谢两人感到，应该由上级来打破这种局面，如果能明确地表示支持下面的群众，那就更好了。让干部们交出非法得到的东西，把雨来、文则、洪恩和喜友撤职而不是停职，就是这种表示。

侯队长强烈反对这样做。他不象戚、谢两人那样担心群众不起来反对那四个坏干部。他认为多做通常的动员工作，一定会推动群众出来说话。同时，他不愿意对以前的积极分子和党员施加过多的压力。他认为，以前把那四个人无端逮捕入狱，反而是火上浇油，使他们的情绪更加对立。在没有按《土地法大纲》规定的正常程序解决任何问题之前，采取立即撤职和命令交出财产这类严重打击的行动，只会把事情搞糟，并会导致今后的局面更加困难。关键在于改正以前的错误，并为今后工作着想去挽救干部。

工作队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戚、谢两人指责侯队长包庇坏干部，认为他对正在迅速变得非常严重的危机采取一种慢条斯理的、机械的态度。他们甚至在背后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侯队长则指责戚、谢两人害了“急性病”，认为他们想毫无道理地打击那四个干部。私下里，他认为他们是“左倾分子”。

其他队员开始时都是模棱两可的。副队长小李终于打破了这种均势，他站在戚、谢一边，带头攻击侯队长的立场，而且还使其他当地的队员跟着他跑。结果，六月三日，侯队长带着这封信——而这封信的内容他是反对的——翻过山岗和平原，长途步行三十里来到县城，亲自把信交给了张书记。

下午他从县里回来时，比去时更加沮丧了。张书记同意让干部们退出一些“果实”，但是，他批评撤干部职的建议是冒险主义。他说：“如果张庄工作队无法对付这四个人，可把其中两个党员送到潞城，同时要附一封信，把他们的罪行写清楚，张书记将亲自同他们谈话。光说群众害怕不够。你们必须弄清楚人们为什么害怕。”张书记对侯队长说。

这个答复使每个人都感到气愤。

小李哼着鼻子轻蔑地说：“冒险主义！你不用告诉我们，我就料到他会这样说！把两个党员送到潞城有什么用？如果书记解决不了问题，到头来还得把他们送回来；那时候，我们的处境就会更糟了。”

“嗯，”侯队长说，“我们还是认真调查一下群众的意见吧，问问他们为什么害怕。至于党员嘛，我就跟他们说，共产党人死都不怕，为了党，我们多次冒过生命危险，为什么要怕那么几个人呢？”

这些豪言壮语使得其他队员更恼火了。

“你不能对党员空唱高调，”谢虹说，“光叫他们不要怕是没用的，必须帮助他们理解为什么不要怕的道理，打通他们的思想才行。”

“这些话谁都知道，”小李说。他很气愤，把帽子扯下来摔到地上。“那不管用。如果我们用党员的崇高精神来压他们，结果一定会非常糟糕。我们得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出个办法来。”

最后，侯队长提出了具体建议。“我们开一次临时农会小组会，一次支部会，再召开一次没过关的人的会，看看能不能从群众中收集到意见，找出些办法来。如果还是没效果，明天一早我再去潞城一趟。不过，在去以前，我不能不再做一次努力，因为张书记再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时，要是我还说群众害怕，那就不象话了。”

※　　　※　　　※

那天晚上召开的三个会议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夜里，大家好好睡了一觉，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了。早晨，侯队长又提出了另一个好建议。

“对付这些人，就象喝一碗热汤一样，”他说，“谁要想把这碗热汤一口喝下去，就非烫死不可。可是，如果你贴着碗边一点一点地喝，最后就能把汤全都喝下去。所以，我说呀，我们应该马上举行第二次过关会。不过，要把雨来、文则、洪恩和喜友放在最后。先从容易的开始，先是那些已经通过的，然后是没通过的，最后是那些还没有同群众见面的。”

既然谁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来，队里就同意了这个计划，第二次过关会就在当天下午开始了。这次不选群众代表，而是约占全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会全体会员都参加。他们在教堂后边旧育婴堂的空地上开会。从前，抗大校部曾设在这个院子里，为防轰炸而挖的弯弯曲曲的壕沟，至今仍留在那里。只是因为有这条壕沟，这个院子才没有完全挤满。

前农会主席真宽和代理村长存喜首先发言，简单地汇报上次过关会以来自己工作的情况。接着，人群中自发地凑起来，许多“咯吵”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当人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各组一个接一个地报告说，他们没意见，同意他们俩第二次过关。杂货铺管理员才元、民兵天喜和停职的妇女主任胡雪贞也都这样通过了。往下，就不逐个叫党员检查，而是采取了由小李念名字，群众根据自己的意见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办法来通过。

开始时有秩序的表态，很快变成了群众的喊叫。小李念一个名字，人们就喊“同意”，“同意”。

“这样不行！”小李说。为了压住大家的声音，使人们听清他的话，他抬高嗓门喊着说，如果有人不同意，就没说话机会啦。大家表态时，最好有秩序些！”

正好在这时，存喜娘后退了几步，一下掉进壕沟里。人们都拥过去看出了什么事。当两个人把这个倒霉的老婆子从沟里拉上来的时候，几个看热闹的人忍不住大笑起来，很快引起了满场哄笑。就连存喜娘，从摔跤受惊中缓过来之后，自己也噗哧一声笑了。

这么一来，会议就很难开得严肃了。小李继续唱名，人们继续表态，但秩序越来越乱，许多人连表决什么都听不到。有些人，当听见念到自己的名字要大家表态时，就举起手来发言，但只有站在他身边的几个人能听清几个字。这使那些什么都听不清的人们感到很可笑，就又笑了起来。于是，其他的人就东张西望，看看是不是又有人掉进了那条把人群隔开的壕沟里。

整个过程只是个形式。由于对真正要着手解决的问题没有准备，全村正在回到人人熟悉的老路上，没有人严肃地对待这次行动。大会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场闹剧。不过，虽说是闹剧，却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笑声缓和了群众的紧张情绪，使得分散的群众互相靠拢了一些。以前，贫农和中农很难得作为整体在一起开会。他们之间相互猜疑，发生过磨擦。但是，这回他们在随便和亲热的气氛中肩挨着肩站在一起，而这种气氛，只能在逐渐产生相互信任的人们中才能出现。这种没有拘束的会议中逗人发笑的场面，比一连串儿的严肃集会更能使人团结起来。不知怎么的，农民们比以往更加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了。站在下午温暖的阳光下，老乡们来回走动着，笑着，毫不在乎地喊着，好象他们完全相信自己是命运的主人了。对看到这一切的人来说，害怕几个声名狼藉的干部的报复，似乎有点荒唐了。

下午的时间只能讨论在四月份已经过了关的那些人。到最后一个人得到通过的时候，妇女们就逐渐离开会场，回家做晚饭去了。大会只好休会，到晚上再开。在讨论第一次没过关的四个人时，会场上的人已经少得多了。由于这是一桩比较严肃的事情，农民们也就比较认真对待了。

满喜、宽心、玉兴、春娥为这第二次机会都准备了好几天，下决心要过关。满喜把过关看成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第一次过关会没能通过的人，大大地受到震动，而且几乎毁了满喜。他躺在炕上哭了好几天。后来他不哭了，可是还不敢到街上露面。

“第一次过关会后，你为什么哭得那么厉害？”帮他准备第二次过关会发言的其他党员问他。

“因为我没法子啦。我在支部里准备了好几天，可是，一到代表面前，就象对着一堵砖墙一样。”

“那么，自那以后你为什么老呆在家里？为什么白天不出来？”

“因为我跟人家说话，人家不理我。我过不了关，人家看不起我。人家总是一见到我就走开，这样，我就干脆呆在家里。”

“你最好还是谈谈将来怎么办吧。你是不是决心过好关？你打算怎样改掉你那些坏习惯呢？”

“除了吃以外，我什么习惯都能改，”这位肌肉发达的民兵绝望地回答。他准备牺牲一切，但还是一点把握都没有，不知道自己改正以后能不能解决问题。他这番憨直的话，听了使人好笑。

“你要是这样答复群众，这次还是通不过的，”兴发说，“对别人的意见我们应该分析，不能接受的事就应该解释。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并让群众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经过这番准备之后，满喜终于来到临时农会会员面前。他耐心地把过去的违法乱纪的事一一作了交代，但是仍然否认曾强奸过福书媳妇，对丢盐的事，也一概不知道。这回人们相信了他。有几个人想用他坦白过的打人的事难为他，可是，这些意见都因多数人认为无关大局，给驳了回去。满喜每次执行任务都犯错误。他作风粗暴，这点大家都同意。不过，说他动机很坏，大家就不同意了。满喜答应今后再也不那样粗暴了。“我知道，我伤了不少人，”他说，“不过，如果大家决定通过我，我谢谢大家。若是往后大家还要我干事，我就尽力干好。只有一点，我不能不吃啊。”

农民们一点儿也不认为他的这番话好笑，正好相反，杨玉锁说：“对喽。你要是以前有这种态度，早就顺利地过关了。”

大家通过了他。

满喜的脸上露出了衷心的喜悦。当他下来走过人群时，不少人拍着他的背，向他祝贺，并喊道：“往后可要好好干呀！”

很清楚，他的多数邻居都是对他热情友好的。他壮实有力、勇敢，干起事来可能使人害怕，但他并不霸道。他只不过是个纯朴的人，想做好事，想赢得上级的赞扬，想得到村里人们的友情和支持。他受到了批评，但是，从未有过报复的念头。

女党员赵春娥甚至更快地过了关。既然她已经被划为中农了，对她的那些指控也就变得没有那么严重了。她毕竟不是钻进内部的阶级敌人，而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同盟者，设法保护自己家庭免遭不公正的打击而已。基于这种新的看法，她的行动也就很正常了，没有理由不让她过关。

宽心和玉兴两人就不那么走运了。宽心讲不清楚，为什么他站岗时一个筛子不见了。当人们追问他这件事时，他发了火。而玉兴还不理解他吃掉一个馍所造成的损失。

临时农会的会员们一致决定把这两个党员的问题先挂起来，等村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后再说。到那时，最后的过关会将能处理全部问题。没人反对老堆金的意见，他说：“太急了不妥当。若有困难，我们可以交给代表大会解决。过关会和定成份一样，有三轮嘛。我们的政策是不冤枉一个人，要让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也许有些人想，在这桩事上化工夫太多了。可是，它就是一桩难事，我们就得化工夫嘛。”接着他又念叨了一遍他最得意的顺口溜：

从前开会吃米，

现在开会说理。

※　　　※　　　※

这些看起来无关大局的事儿，尽管本身并没有决定意义，却改变了村里的局面。第二次过关会使党员们认识到：群众尽管找他们的岔儿，发牢骚，但还是真正爱护他们的。于是他们重新振作了起来。所以，第二天的支部会开得很是生动活泼。在才元和兴发的带头下，很多党员表示要在新的过关会上大胆展开批评。党支部的变化，很快对临时农会产生了影响。当农会小组开会收集那四个坏干部的材料时，各种意见就象风车吹糠皮儿似地滔滔不绝地说出来了。

局面终于打开了，但，这还只是收集材料阶段。群众中还没有人愿意在公开场合带头控诉，几个大胆的党员无论如何也不能代替群众，所以必须在各片的农会小组里进一步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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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年轻媳妇打头阵

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较占少数，中间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为广大的群众。按照群众路线，必须照顾多数，即是必须照顾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否则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

——刘少奇　一九四五年

六月五日，东方刚刚破晓，天气就已经闷热而潮湿了。晨雾缭绕，但没有遮住村庄上空的阳光，也没有遮住村庄两侧荒凉的山丘。每当夏至临近的时候，总有这种晨雾出现。在整个上党高原，夏天炎炎的烈日晒热了被雨水浸透的大地，空气成了无形的吸水剂，丝毫不顾地球引力的规律，大量地吸收着地面的水分。虽然如此，也不能在几个小时内把田野晒干，路上仍有数以千计的小水坑，而在耕地里，无数的土坷垃仍然象粘土一样粘在一起。尽管如此，张庄的壮劳力还是都出来锄草了。他们必须下地锄草，因为再等下去，杂草就会把玉米的幼苗盖住了。

还不到中午最热的时候，从教堂塔顶上传来了侯同志的声音：“今天开妇女会！吃过饭马上到教堂院来。农会的妇女们，快来开会！”

我正躺在床上打盹，听到侯同志的叫声，立刻从床上跳起来。任何能够减轻难以忍受的闷热感觉的活动，都使我高兴。

当我走到街上的时候，妇女们已经从全村各个胡同、院子和后街里拥出来了。她们经过大街和区公所的大门，汇聚在教堂的大院里。这是村里妇女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老大娘们象踩高跷似的，一扭一扭地挪动着小脚。闺女们背后拖着一条辫子——说明她们还没有结婚——在人群中互相追打着。而那些才梳了一两年元宝发髻的年轻媳妇，则相互结伴，手挽手地走着。显然，她们多么想也能象那群闺女们那样蹦蹦跳跳，但是，一种必须循规蹈矩的思想使她们装着举止端正，步伐庄重的样子。路上一些敞着门的院子里，有几个男人闲呆着，年轻媳妇们只敢偷偷地对他们溜上几眼。

在教堂大院里，胡雪贞站在外屋的石板台阶上，欢迎到会的妇女们，并向她们解释召集她们来开会的原因。“仙娥已经答应在过关会上控诉她的男人和公公啦，”妇女主任说，“不过，她不敢回家住了。她说，如果批准她离婚，她就讲话，她要大伙儿给她撑腰。”

说着，雪贞招手让仙娥上来，和她一起站到台阶上。这两个站在一起的妇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雪贞穿一件黑掛子，经过在村边水塘里多次捶打搓洗，这掛子已经磨破了。垂在脸颊旁的短发使她看起来更象一个男人的样子，她那长鼻子、方颚和突出的下巴颏儿都给人以极其严肃的感觉。好象苦难的人们的全部忧虑都落在她一个人肩上了，仿佛她从不曾有过轻松、欢乐和笑声，如果说有过这些的话，也早已忘掉了。

而仙娥却显露出年轻女性的特点——苗条的身材，出众的秀丽。她上身穿一件鲜艳的花布新褂子，肩部很贴身，往下到腰部逐渐宽大，但是没有宽大得遮住她丰满的体形。肥大的裤子盖住她的双腿，露在外面的两只脚小得令人难以相信她没有裹过脚。她脚穿红色绣花鞋，这种鞋适于在闺房里穿，在街上穿就显得不是地方了。仙娥可爱的脸蛋儿犹如雪中的苹果，红润艳美，没有丝毫受苦的痕迹，却显出孩子般的娇嫩、天真，看起来与她的遭遇是不相称的。

没等别人敦促，仙娥就开始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了。她的声音很细，但从容而清晰：“就是在荒年以前，我爹也无法养活全家。我不知道我爹从雨来那儿得到多少东西，不过中间有过三个媒人。我和文则订婚时得过一些粮和钱。闹大荒那年，我爹没法子，到太原去了。家里没吃的，我娘怕饿死我，就把我送到雨来家，那时我才十岁。我在他家可受罪了，每天都要到地里去挖野菜填肚子。他们爷俩吃小米，我喝汤。他们还经常打我。后来荒年过去，我爹回来了，我就回到自己家里和爹娘一块儿过。到我十四岁那年，雨来要我回去结婚。我想等到十六岁，他们爷俩就吓唬我们，说我家的命根攥在他们手里，还硬说我们是蒋介石特务。我害怕，就顺从了他们。结婚后，他们不让我出屋门。我很想出去开会，就是不敢。有一回，雨来锁了大门，文则锁了房门，外面谁也进不来，然后他们爷俩就用赶骡子的鞭子打我。胡雪贞听到我哭叫声，跑到区公所去求救，要不是她搭救，那天夜里我就没命了。

“前几个月，我娘病了，我也不敢回家看她。我男人说，你要回家就休了你。我叔几次来叫我回去。后来我带了一床被，跑回娘家。现在我不敢再回婆家。我决心和他离婚。我要是回去，他们准要我的命。要是不能和他离婚，我就寻死去。”

她说这些话时，那样地坚决、镇静，就象人们宣布一件什么事情那样。毫无疑问，她这样说了，就会这样去做的。她在人们面前表现得那样从容自若，使我感到异乎寻常。她只有十七岁，但她的言谈举止却象一个两倍于她年龄的成年妇女——面无笑容，没有娇态，毫不犹豫，甚至一点儿都看不出激动的样子。到会者从她那里得到的印象是，她已经横了一条心。

村里很多人相信丑孩的说法，说仙娥遭到毒打是因为她拒绝了她公公的调戏。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一道道紧锁着的门后发生的事情，在仙娥心里燃起了仇恨，使她什么也不顾了。

仙娥那天的发言深深地感动了工作队所有参加会的人。如果雨来和文则是铁心肠的人，那末这个姑娘就是一个钢心肠的人。很明显，这个弱小的姑娘使那父子俩遇到了对手。仙娥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为自己的自由权利而斗争。只要看看她那双明亮的黑眼睛，就足以说明，这场战斗真正打响时，她是绝不会轻饶她的对手的。

如果工作队的干部们能够批准仙娥离婚的话，他们早就不声不响地批准了。可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必须考虑到全村人的态度。在张庄从来没有批准过离婚的事，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女人得到社会的允许而离开她的男人。可以肯定，大多数男人一定会反对女人和她男人离婚的。不少老年妇女，特别是那些和媳妇不合的老年妇女，也会反对这种做法。仙娥能够指望得到支持的只有妇女会中以胡雪贞为核心的少数进步的年轻妇女。如果要批准离婚，必须发动广大妇女，召开全村妇女大会。

仙娥说完以后，胡雪贞向妇女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大事呀？她受的压迫就是我们大家受的压迫。”

妇女们开始分成小组来讨论这个问题。起初还平静，慢慢就热烈起来了。最后各组依次向会议报告。大多数人同意离婚，也有人建议分居。她们都认为仙娥应该留在娘家。出人意外的是一个叫凤来的农民的女人，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意见。她说，在她看来，那年轻丈夫和他的不乐意的媳妇的关系其实满不错。

“我不同意！”仙娥说，上前打断了那个女人的话，“要是我们和好，他为什么打我？这能说我们关系不错吗？”

凤来媳妇的嘴不是容易堵得住的。“打你！”她说，“哪有男人不打媳妇的？这算得了什么！他们爷俩都翻了身，还帮仙娥家也翻了身。谁都看得出来，他们两家都得到了好处。我还常看到她笑哩。”

她的话遭到了反驳。

“你包庇雨来！”几个妇女喊道。

“他们两家都得到了好处。我倒愿意跟她换个个儿，什么时候都行。”凤来媳妇挑战似地说。

“那还不是因为你男人打你嘛……”

胡雪贞举起手，让大家安静下来，她说：“我说几句。这闺女对自己的事最清楚。我和她同住一个院子，她是受气的，吃了不少苦，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当然喽，她不是整天都哭。她要是整天哭，就要挨打。她不得不装做高兴，脸上要挂着笑，眼泪只好往肚里咽。和她爹娘住在一起，也不是办法。她要求离婚，有两三个小组已经同意了，还有什么意见吗？”

妇女们异口同声地喊同意。凤来媳妇一看没人支持她的意见，就不再开腔了。

胡雪贞说：“那么，我们就给县政府打报告，提出我们的建议吧。”

她还没来得及提出具体的建议，院子后边突然乱了起来，原来是王老太来了。她气喘吁吁，脑门上淌着汗珠，后脑上的发髻也松了，几缕散乱的头发飘在脸上。虽然这样，她却咧着嘴笑，拉着贵宝家漂亮的年轻儿媳妇的手。是王老太主动跑到马场把她找来的。如果仙娥能控诉文则，那么贵宝的儿媳妇就能控诉洪恩。

“让她到前边去！让她过去！”后边的妇女喊道。人们让开一条路，让她们俩走过挤满了人的教堂大院，到发言人站的地方去。当这位中农的儿媳妇走上台阶时，王老太也跳上去站到她旁边，她那股高兴和骄傲的劲儿，就好象这位新证人是她的闺女似的。

这位年轻的少妇用使人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叙述民兵队长洪恩是怎样安排他的相好在她家睡觉的。后来又威胁要斗争她在马场的父母，逼她也当他的相好。

这件事暂时把大家的注意力从雨来和文则转到洪恩身上，使人们想起了这个民兵队长的许多“流氓事”。妇女们马上你一言我一语地争着揭发他过去一桩桩的下流事。在她们说这些事的时候，完全忘掉了对那几个“坏干部”的畏惧，开始对这些人干的坏事进行揭发。小李本子上记下来的罪状，足够临时农会在过关会前审查几天了。

快散会的时候，丑孩媳妇作了最后一个揭发：“文则听到喇叭筒叫我们开会时，对他爹说：‘哈哈！你听，他们叫狗啦！’”

妇女们一听，朝地上“呸”了起来，大骂文则是王八旦以及更下流的东西。毫无疑问，妇女们已在磨拳擦掌准备战斗了。假若那时接着就开过关会，那四个“坏干部”一定会吃不消的。

这次会是戚云在妇女中做发动工作的结果。谢虹受到启发，也到男人当中进行发动。

就在当天，谢虹听说仙娥的堂兄弟黑小儿到张庄来串门。黑小儿这孩子曾经供出仙娥的爹喜则是国民党特务。谁都知道，这完全是当时的治安主任文则拷打逼迫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供词就很难说是真实的了。如果能说服这孩子说出真话来，不管是文则还是雨来就“罪责难逃”了。

仙娥把谢虹领到她堂弟呆的屋里。他们看到他躲在炕上，门一开，他就想跑。但是，谢虹一把揪住了他那件机器缝制的新衣服的领子，马上开始盘问他。黑小儿个子长得矮小，和年龄不相称，谢虹很容易就把他揪住了。但是不管他怎样盘问也没有结果，黑小儿不承认张庄有谁打过他。最后，谢虹松开他的衣领，换了一种方法问他。他问这孩子，他叔叔为人怎样。

“喜则是个好人，”黑小儿说，“他为人老实，待谁都好。他待我也不赖。”

“可惜他做好事都是装的，”谢虹绷着脸说，“兴许他给人的印象好，但他是个特务。所以他一定是个大坏人。”

“谁说他是特务？”这孩子惊呼道，象是挨了一嘴巴似地缩着身子向后退了几步。

“村子里就有几个人这么说呀。”谢虹冷冷地说，“文则也这么说呀！”

孩子听到这些话，开始咒骂起来。“文则他娘的！他瞎说！”

“你为什么骂文则呀？他可从来没惹过你啊！”

“你胡说！”黑小儿说，“你明知他揍过我，刚才你还想让我揭发他哪！现在你又说他没惹过我！”

“你不是说过张庄没人打过你吗？”

黑小儿意识到上了当，马上又缩了一下身子。他坐下来，愣住了，一声不响。

“既然他真的打过你，”谢虹充分利用这个突破，问道，“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我怕他再打我。”

“为什么要怕？”谢虹问道，“明天很多人就要揭发文则了，现在是和坏干部算帐的时候啦，也是你算帐的时候啦。你不是这个村的人，有什么可怕的？过后你可以回壶关去，他不能拿你怎么样。看人家仙娥一点儿也不怕。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和她一起斗争呢？你和仙娥比起来谁更有力气？你的力气大得多嘛。可是，你害怕，她却不害怕。这就是说她有胆量。当然，这也说明这里的人们占上风了，坏干部再也不能那么神气了。”

谢虹见黑小儿渐渐动了心，便加紧了攻势。他强调说，当侄子的有责任为自己的叔父恢复名誉。很快，这孩子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最后他破口大骂文则，并发誓要报仇。

“我要是明天不站出来揭发他，我就不是人。”这位少年哭着说。

经过这样的努力，谢虹终于动员了几个男人，他们都说，只要仙娥打头阵，他们一定支持她。其中劲头儿最大的是丑孩老汉，他边说边骂，一直没忘记在文则手里挨打的事。在丑孩后边还有元龙、申全德和村公所的会计金洪。他们都发誓第二天要站出来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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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教堂里的过关会

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教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釆用鲁莽的态度，必须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觉。戚云和谢虹两人很担心即将来临的交锋，他们这种十分忧虑的心情感染了我。我担心地等待着天亮，深恐工作队和老乡们对付不了肯定要发生的困难。

鸡叫头遍我就醒了，但是谢虹比我起来得更早。他已经出去看他的“炮手们”——仙娥、黑小儿、丑孩和王老太——去了。要是他们敢出来说话，其他人也一定会跟上，会议就能开成功。要是他们在最后一刻畏缩不前，就不会有人出来替代他们进行斗争了，而文则就会压倒恐惧和沉默的群众。

我正在区公所后面的厨房里喝着热乎乎的小米粥时，谢虹回来了。他已经走了一圈儿，看来很满意。王老太斗志最旺，即将到来的斗争使她精神抖擞，充满了希望。仙娥丝毫也没有后退。黑小儿在发愁，但是他表示只要谢虹给他撑腰，他就说话。丑孩象夜游神似地走来走去，念叨着谢虹教给他的那句格言：“忠臣不怕死。”

由于可能要下阵雨，会议不得不在屋里开。张庄唯一能容下这么多人集会的大建筑物只有教堂的大礼拜堂。这礼拜堂成了存放公粮的仓库，经常是锁着的。现在，头年剩下的粮食全都堆放在屋子东角的圣坛周围。这样礼拜堂中部就空了出来，可以用来开群众大会。

在礼拜堂里，堆积如山的谷子有一丈到一丈二尺高，把十字架后面的窗户挡住了一半。这好象给即将开演的戏提供了令人难忘的布景。人们鱼贯地走进来，他们在自己所生产的堆积如山的谷子面前就显得矮小了。那高高的金色的谷堆，也许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体现革命的威力。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生产出这些难以想象的堆积如山的黄澄澄的粮食，也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解决即将来到人们面前受审查的那伙人的问题。

会议还未开始，礼拜堂里早就挤满了人。看来老乡们已经认识到，这次会上将要作出的决定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是多么重要。几乎全村的老老少少都来了。

仙娥是最后来到这间大礼拜堂的人们之一。由于一夜没有睡觉而苍白的脸色反而使她显得更美了。她在从门口通向大厅中央主席台的过道旁安详地坐了下来。雨来是够猖狂的了，甚至在这时候还想威吓她。一见到他的儿媳妇，他就往回走过来坐在她前面，仙娥立刻站了起来，穿过人群挪到了墙边。她在那里没果多一会儿，雨来的女儿又紧挨着她身边坐下。这是不是她婆家的人想出来扰乱她的一种部署呢？仙娥显然认为是这样。她再次站起来，挤到人群中间，在那里，她置身于人群之中，雨来或他家的其他任何人再没有跟过来。

停了职的村公所的财粮、非党干部张善庆登上讲台，会议就开始了。当人们认真向他提出问题时，侯队长把人们引到停职的民兵队长洪恩身上。洪恩马上就遇到麻烦了。他不得不承认，现在人人皆知的偷盗的事是他干的，而且是他把盗窃的罪名栽到满喜头上的。满喜一听到这里，就跳了起来，并且大胆地揭发洪恩，从而带动另外十多个人发了言。随后，大家的揭发是那样的激烈，弄得洪恩十分狼狈。人们要他等所有的人都讲完了再答复。

工作队干部们得意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会议进行得比他们希望的还要好。

从我坐的地方，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雨来。这种场面他是根本没有料到的。人们越来越高昂的情绪使得他那半秃的脑袋冒出了汗，他的眼睛紧张地一会儿看看这一部分人，一会儿又看看那一部分人。

雨来明显的狼狈相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转过身去仔细观察他的儿子文则。他坐在主席台旁边等候轮到他的时刻。看来他对会上的一切毫不在乎，而以一种自信的神色察看着人群，对看到的几个朋友报以微笑，似乎这是某种庆祝活动。从他愉快的脸上或者轻松的举动中，丝毫看不出他应对那么多星期以来村子里的种种恐惧和骚动负什么责任，或者他也即将面临洪恩此时正经受的那种严峻考验。

“这人沉得住气，”我心里想，“难道他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

事实证明文则并不知道什么。当会议轮到他时，群众态度上发生的微妙变化，使这个当天最引入注意的审查对象不象先前那样若无其事了。群众不同意让洪恩过关。中午休会吃饭，饭后接着开会。参加后半段会议的人数并没有象所预料的那样有所减少。恰恰相反，礼拜堂挤得水泄不通，到会的群众比上午还多，这表明下午的会要比上午更激烈。当文则站起来说话时，他的右手紧张地摸弄着土布衣衫上的纽袢，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他不象上午那样总是沉着地瞧着人们了，而是眼看着地，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甚至满喜在过关会上的发言也比文则现在讲得好。

“我不想讲我的全部情况，……就从我的工作讲起……我当治安主任那阵子，打过喜则，还说他是特务。那是因为他同范留说了怪话……现在我明白我错了，我早就该说的……”

文则说了几句，停一停，向周围看看，又慌忙地瞧瞧地上，再说出几个字，支支吾吾。他个子高，又很瘦，比在他面前的其他干部都瘦。他脖子上的青筋凸出着，好象一根根绳子。

“我脾气躁，打过金柱，因为他老是为着他媳妇的事来麻烦我。有一回半夜里，他把我叫起来去骂他媳妇，我揍了他……我把丑孩揍得挺厉害，因为他说我的闲话。现在我知道那不对。我还打过别的老汉，我为什么没打过我爹呢？”

当文则提到丑孩的名字时，丑孩站了起来，气得发抖，用沙哑的声音拚命喊道：“你为什么打我？什么坏事你没干过？”

但是站在这位老汉周围的人制止了他。“让文则讲下去，”大家说，“让他讲完。”

“我打过喜安，因为在斗争中他包庇召成。有一回洪恩叫我去送公粮，我从仓库里拿了几块木板。别的再没有了……我所记得的就是这些。要说那些流氓事，我有罪。我当时想，别人能溜过去，我也可以。”

他发言到此结束，然后就坐下了。

文则一讲完，丑孩老汉又站了起来，迈开步子穿过乱纷纷的人群向桌子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卷起袖子，大骂这个他恨之入骨的人：“你这个王八旦！你娘的！”

还没人来得及阻止他，他已经大步走到文则坐的地方，用颤抖的细长手指指着这年轻人的脸，满腔怒火地叫喊起来：“你打我！就差没把我打死！我躺了几个星期。你打我的时候还说：‘把你打死了我也不在乎！’”

丑孩又向前跨了半步，举起拳头就要打文则。在礼拜堂后面的二十来个人马上站了起来，就象有谁下了命令似的，一齐向前拥。礼拜堂里其他人也都站了起来，人群中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要看看礼拜堂中间发生的事。当成千只眼睛集中在丑孩的瘦长的手上时，整个礼拜堂里出现了一阵不祥的沉静。文则蜷缩着身子准备躲避，也盯着这双手。如果丑孩真象他想干的那样伸拳去打的话，那用不上几分钟工夫文则就会送命。只要丑孩一动手，群众因为对文则和他父亲充满了仇恨，也就会跟着干起来，那样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拦住他们了。工作队干部们好象中了催眠术一样发呆地站在那里不动。

那是这样的时刻：时间停了下来，每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变得非常缓慢的了，一场大祸即将临头。我感觉到了这一点，工作队的其他成员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谁也没有动一下。

“你给我说，谁是狗？谁是狗？”丑孩用嘶哑低沉的声音说。

这时文则霍一下站了起来。

“我没说过这话。我从没骂过谁是狗！”

他的脸色煞白。

丑孩的两只手突然向文则的脖子卡去。

有人喊了一声：

“把他拉回去！”

这是戚云喊的。她冲上去用两只胳膊把丑孩和文则推开了。另外一个人——大概是谢虹吧？——把丑孩往后拉了一两步，接着，小李和张全儿把他推回到人群里。他站在那里，无可奈何地看着他那双没有完成任务的手，这双手还在动着，好象在用力卡谁的喉咙。丑孩望着侯队长，眼睛里的神情好象在问：“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拦住我？”

人群里那些拥到前边来的人也都后退了一些。

丑孩打了一个冷颤，重新控制住了自己，垂下了双臂。他剐要说什么，突然感到自己没有力气了，他毕竟年岁大了。他浑身的关节好象都散了架儿，由于忧伤过度，脸上的肌肉也都凹陷了，从他掉光了牙的嘴里结结巴巴说出下面一段话：

“我是豁出命来揭发这个人的，”他说，“要是我在什么地方给害了，我现在就预先告诉你们了。我这条命算是交给你们了。我一辈子没打过人，也没……”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缓慢地走回自己的座位。

丑孩还役坐下，仙娥就站了起来。当她走到礼拜堂中央时，文则好象看见了鬼魂，他简直不敢相信站在他面前的是仙娥。

仙娥大胆地讲述她的遭遇。黑小儿完全按他答应的那样作了揭发。在这两位年轻人之后，又有一些农民毫不含糊地发了言。但是，文则还不低头。恰恰相反，在开会过程中他发现不会挨打，就又恢复了镇静，最后又硬起来了。末了，他不但不接受大家的批评，反而倒打一耙，竟指控起所有揭发他的人来了。申全德问文则究竟是谁打了小全儿，他说申全德自己应该清楚是谁打的。胡雪贞问他是否打过他媳妇，他傲慢地说：“是呀，我打过她。我有一回打她是因为她出去时间太长，我们没有晚饭吃。又有一回我打她，是因为她在玉米地里和一个男人勾勾搭搭。当然喽，男人打媳妇是不对的，不过我打她可全都在理。”

最后几句话使小李再也忍不住了，他爬上桌子让大家都能看见他。他激动地、狠狠地批评了文则一通，说他再也不配当党员了。

可是被他藐视的那个人看来甚至连听都不去听他的。

※　　　※　　　※

工作队成员们回到区公所的时候，洪恩正在那里等候着。这个被停职的民兵队长哭丧着脸，以往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已经一扫而光。他想要一份会上对他提的意见的记录，并说他想考虑这些意见，准备下一次会上对这些意见逐条地详细答复。

洪恩在自我教育中处在一个重要的时刻——过去的趾高气扬变成了现在的悲观失望。在痛苦的改造过程开始之前，多数人都得经过这一关。现在，工作队的任务就是突破文则的防线，使他达到洪恩现在的程度，并使他对自己的认识与别人对他的认识一致起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转变他的世界观的艰苦过程才能开始。

这个群众大会虽然在克服人们的恐惧情绪方面是成功的，然而还没有制服那个停职的治安主任。对他进一步施加压力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更进一步发动张庄的群众。到目前为止，受过他父子俩欺压的好几十个人中，只有二、三十人在会上讲了话，这是很不够的。对文则这样蛮横的人，只有团结的集体才能制服他。工作队召集了一个没有文则和雨来参加的群众会，使得又有几十个人讲了话。到了六月九日晚上，文则又一次出现在过关会上时，记载他罪状的纸张就有五尺多长。

这些揭发当中，最严重的是，文则和他父亲对所有不顺从他们的人都扣上“特务”帽子。当这些事一桩桩被揭发出来的时候，文则被搞得无法招架，乱了阵脚。

北片的单身汉老堆金就象地方法庭上的法官那样审问着他：

“你娶媳妇时她多大岁数？”

“十五岁。”

“那么当时你是怎样得到区公所批准的呢？”

“我要她报十六岁。”

“你是不是逼人家立即退还你爹为她花去的全部钱和粮食？”

“不，我没有，我只是强迫她报十六岁。”

“怎么强迫的？”

文则迟疑了一下。

“他逼仙娥的爹娘，这是仙娥说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王老太喊道。

文则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害怕。过去的事我忘了。”他很快地慌乱起来了。

“我们不揍你，你心里敲什么鼓？”元龙问道。

“干事时你胆子那么大，为什么说这些事时胆子又这么小啦？”胡雪贞嘲弄地问，还轻蔑地翘了翘嘴唇。

“我什么都忘了，请大伙批评我吧！”文则喃喃地说。

“群众的意见堆成了山，”老堆金说，“他说他什么都忘了。他怎能连自己家里的事情都忘了呢？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想把他从错路上拉回来，但是他就是不觉悟，那就应该把他开除出党，送县法院继续审他。”

“文则，你对大家的建议有什么想法？”小李问道。

“我同意，”文则说，“我想，应该这样，我没什么可说的。”

接着是仙娥发言。堆金和小李都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点。

“你同意和我马上离婚吗？”

“我死也不同意离婚。”文则说。一提离婚，几乎把他急疯了。他往地上一趴，脑袋在地上狠狠地撞起来。他那脑壳敲打在砖地上的声音，整个教堂里都能听到。

“不成！”他撞一次头，喊一声，“不成啊，不成！”

“为什么不成？你得给我讲出不成的理由。”仙娥追问说。

“虽说我以前打过你，可我还是能改的呀！我以后再不打你了，我能改呀！”文则躺在砖地上说，他不再撞头了，但还没有站起来。

“谁能相信你的话？”仙娥问，“如果你把我打死怎么办呀？”

“我要是这样，就枪毙我。”文则回答说。

“就算你偿命，人家已死了，管什么用？”王老太说。

“让这闺女说说她为什么想离婚。”元龙提议。

“不，还是让文则说说他为什么不肯离婚。”泰山娘说。

然而，文则讲不出理由来。他只是声明：“我对着大伙发誓，你回家来，我再也不打你了。”

“好了，好了。”掌握这次会议的临时农会主席真宽说：“我想，大家应该决定怎么处理他。他强迫一个未成年的闺女嫁给他，为了点儿小事儿就欺压和殴打了很多人，还硬把很多人打成特务。我主张把他送到人民法院去，大家赞成不赞成？”

“赞成，赞成！”群众喊道，“这再好不过了。”

这次会开完之后，文则象洪恩前些日子那样，也到区公所找干部去了。他快哭出来了。

“我认真准备了整整两天，可是我一站起来，一下子什么都乱了套。我想坦白，我愿意把什么都倒出来，可就是说不出来。我害怕群众在街上突然揍我一顿，然后一转身反说我打了人，怎么办呢？”

“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戚云说，“他们不会做出那种事来的。只有象你那样胡思乱想的脑袋瓜儿才会想出那种事来。”

雨来跟着文则进来，鄙夷地摇摇头指着他儿子说，“我教他好几天了，可是这狗日的太窝囊，一到人前就什么都忘了。”

“问题不在教不教。”小李说的时候把两手向上一扬，“只要他坦白交代就行了。照他说，他做自我检查没本事，那么欺负别人时为什么那么有本事呢？如果他继续对抗群众，只能是自己害自己。”

“过去我的作风和态度太杯，”文则说，“可是我打地主是很勇敢的。”

“你打的尽是地主吗？”

“那倒不是，我也打过别人。”

“对了。你也打过你媳妇，还打过象你爹一样的老丈人，你能把你老丈人也说成是地主吗？”

“不，不能。”文则悲痛地说。

既然会议已决定把文则送交人民法院，再加上，不论是小李还是戚云都没有对文则表示丝毫同情，雨来认为他儿子算是被抓定了。他以为这个年轻人马上就要被带到潞城去受审了，想要事前准备一下。他问能不能回家给这个犯人取一条被子，让他带到监狱去。没料到，小李却把他们打发回家了。

担惊受怕的老子和精神恍惚的儿子刚刚迈出门，雨来又一个人折了回来。他把小李拉到一边，低声地、非常郑重地对他说了起来。原来，他最关心的是离婚的事。他和文则两个人都认为，离婚的事是不可想象的。“最近这些日子，一提到这事，我们爷儿俩就不敢往下想了，对我们来说，一想起这事就怕极了。”雨来一边说，一边紧张地拉着小李的衣服。

小李很认真地听着，却没做任何表示。

雨来很不安，但无任何悔过的意思，又再次离去了。

※　　　※　　　※

第二天，六月十日，轮到雨来过关了。如果有谁曾经在政治生活方面是虎头蛇尾的话，那么雨来就是这种人。他最后的表演，他在“法庭”上的一天证明他比虎头蛇尾还差劲，简直是演了一出滑稽剧。在面对面的斗争中把文则压下去之后，人们已经不怕他老子雨来了。而轮到雨来面对这个团结的集体时，他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他的威胁和吹牛，象被太阳晒得干裂的土地上的小水坑那样，很快就蒸发干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个眼泪汪汪、躲躲闪闪的人。而他的每一个迂回战术，早就被揭发他的人们看穿了。

人们蔑视他的这种态度，不让他过关，把他留待村人民代表大会处理。

那天下午，过关会第三次休会的时候，文则和雨来一起来找工作队。这回文则可真的哭了，显然，他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往哪条路走了。而他老子却是个失败时还和胜利时一样顽固的家伙，还希望靠一番花言巧语能使他们爷儿俩蒙混过关。他还象上次那样骂他儿子窝囊。但是他儿子却明白，靠小聪明和耍手腕再也无济子事了，现在只有若老实实才行，两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承担责任。文则之所以哭，是怕已经太晚了。他能不受惩罚吗？离婚不就是必然的结局吗？现在他能有什么办法避过这场大祸呢？

正当文则哭哭啼啼，雨来责骂儿子的时候，刘书记——我们过去谁也没见过的地委领导人——走了进来。就象王书记几星期前做过的那样，他是来检查张庄土改进展情况的。他看到文则在哭，就和颜悦色地叫文则坐下来谈谈他的情况。

我知道我完啦文则哭着说，“把我送到人民法院，会把我枪毙的。要是把我开除出党，也就等于把我枪毙了。不管我坦白不坦白，都没有出路了。所以我最好还是不说话，听天由命吧。”

刘书记温和而又坚定地表示不同意：“你还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嘛，”他说，“这就看你自己了。”

然后，刘书记告诉文则说，他认识许多干部，他们干的坏事比这个张庄治安主任干的还坏，但是他们决心老老实实承认所做的坏事，悔过自新，后来大家又选他们当干部了。“至于你的婚姻问题，如果你媳妇坚持要离婚，那是她的权利，这个我们也没办法。但是，如果你改造好了，那来过一年半载你肯定还可以另外找到一个媳妇。”刘书记这样说。

文则一面听着，脸颊上的眼泪也慢慢干了。他向刘书记保证，在下次过关会上他将改变态度。他回家的时候是平静的，而且在考虑着问题。

他一走，刘书记就把工作队人员召集到一起，告诫他们在对待干部问题上要防“左”。以前他们已经多次受到告诫要他们防“左”了。刘书记说：“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党员由于受到压力而自杀的事件。这是党和人民很大的损失。我们应该给每个人指明出路，治病救人。再说，这些人中间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极端苦恼的年轻干部，他们往往是人民最有才干、最勇敢和富有创造性的儿子。改造好了，他们就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他们常常表现得比那些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更坚强、更聪明。”

接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干部们断定文则是能够接受再教育的，只是他老子在扯他的后腿。只要把这个年轻人和他老子分开一段时间，他很可能改邪归正，甚至有可能使他媳妇回心转意。但是，他能上哪儿去呢？离开了家他又能干些什么呢？

刘书记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上级党组织正好给文则这样的干部办了一个训练班，已经在长治开学了。训练班招收的对象是太行地区那些在本村整党中过不了关的人。这些人离开他们犯错误的原来环境和紧张气氛，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和考虑问题，有耐心的教员鼓励他们，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加上和他们有类似问题的集体的帮助，许多十分顽固的犯错误的人都已经能客观地认识自己和选择自新的道路了。

刘书记建议把文则和洪恩两人都送到这个训练班去，至于他们应该受到什么处分，是不是应该批准离婚等这些影响着他们生活的决定，应该看他们在那里接受教育的结果如何再说。

刘书记的建议表明，工作队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整个态度有问题。戚云和谢虹迟迟才认识到，由于他们急于唤起人们克服对雨来父子的恐惧，而忽视了改造这些人的可能性。他们想打倒人民的这些新压迫者，而不是去改造他们。他们这样做，就歪曲了“整党运动”的精神，而跟在那些性急的贫农后面跑了。这些贫农只要求报复过去所受到的冤屈，而没有看到那些一时走错了路的干部是可以改造好的。

现在，第一次要求戚云和谢虹用文则可以改造好的眼光来看待他。而他们一旦这样做了，就立即以极大的热情去帮助他。当然，促成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斗已经取得了胜利，文则已被觉醒了的张庄农民所打败，在这个胆战心惊、心神不定、哭哭啼啼、求人帮助的悔过的年轻人面前，再要使人相信他是“铁汉”，他的报复会使人永远害怕的神话是不可能的了。

工作队侯队长始终反对摧毁这些人的精神，他总想给他们一个改正的机会，而工作队其余的人却攻击他采取迁就的办法去帮助他们。不过，现在他并没有说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了嘛？”他只是用他一切可能的时间和文则谈话，帮助他对在训练班里可能要踫到的问题作好准备。

只有小李一个人还想不通，为什么要对这样的坏干部处理得如此宽大。他想，即使改造好了，他们也应当因过去的罪行而受到严厉的惩罚。至少文则要开除出党，如果象他这样的人还能当共产党员，那末这个运动还有什么搞头？

※　　　※　　　※

由农会组织和掌握的第二次过关会的最后结果，是四个先前没有过关的党员都通过了，七个第一次接受批评的非党干部也通过了五个。只有雨来、文则和洪恩例外。对他们的问题，只能由将要选出的政权机构——村人民代表大会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在这期间，已经报请上级批准，送文则和洪恩到专门给那些过不了关的干部办的训练班去。

但是，不管怎样，有些老乡总是要曲解党和政府的决定的。去训练班的事一传出去，谣言就传开了，说这两个党员反而受到提升了。工作队干部一再解释也没能制止这种“小广播”，看来只有时间和接受再教育的两个干部的返回，才能一劳永逸地澄清这件事。

可笑的是，文则自己对去受训的事也不相信，他以为那是把他送到某种监狱去。他说，除非对仙娥认出那条塞住小全儿嘴的毛巾是他家的一事加以澄清，他就不填写去训练班的申请表。这样，他又采取了攻势。只是经过了许多耐心的解释工作，才最后说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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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成份升级

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

——任弼时

六月十二日，农会各片的小组开会，再一次划分本村的阶级成份。这回不需要对每户都复查，只是把有问题的那些户列入名单，进行讨论。到六月十四日晚上，所有属于这类情况的都在各小组讨论完毕，于是，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来作最后的审查。大会是在教堂大院的空场上召开的。

长时间地给玉米和谷子锄草，使所有的农民都很累了，结果只有少数农会会员到会。但是，在皎洁的弦月下，凡是到会的人都是很积极的。他们热情地解决了遗留下来的全部问题。看来，他们有点过分热情了，因为他们对一些非常困难的情况处理得太快了，给一些当事人一种印象，似乎对他们的申诉并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

王老太几天来一直反对西南片小组要把她划为新中农的企图，但是北片和东片各组很快就把她订为这个成份。这么一划，她的全部打算就都落空了。她本来打算搞点靠近村子的好地，还要给她儿子和新媳妇添几间房。

她大步走到会场中央，强烈地提出抗议，理由是她的全部土地都是解放后她大伯子留给她的，现在用的那头驴是借钱买的，她的财产没有一点儿是靠土改得来的。这能算“翻身”吗？

为了证明她没有“翻身”，她讲话的声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响、更快、也更尖刻，但是人们却是无动于衷地听着。当她最后意识到自己的话并不能扭转局面时，就不再说了，转身回到她自己那个小组中去。最后她骂了一句，拿起小凳子，气冲冲地扭回家去了。

要是王老太再多呆一会几，亲眼看到和她自己光景相仿的那些人的情况，那么她对自己的失败可能会采取一种比较旷达的态度。事实是，这老婆子成份的升级，只不过是对西南片她的几十户邻居的贫农成份升级的开始。农会其他各片的小组在准备阶段中，对贫穷的标准掌握得很严，所以他们看到西南片那些人划为贫农时，感到很不对劲儿。他们让元龙把名单读了两遍，然后就毫不留情地大砍起来。申全德、元龙自己，郭旺月和其他许多人马上都被升级为新中农。

这个升级运动的领导人是支部书记兴发和杨玉锁。杨玉锁曾是第一次过关会上群众代表的发言人。他们两人蹲在人群边上的煤油灯旁，在灯光下仔细研究那些名单。他们自己已经划成了新中农，就不想让物质条件同自己差不多的任何人家溜掉，划成贫农。既然耕畜、车辆和农具都明显的不足，他们就不把这些当作“翻身”的标准，而仅仅以土地和房屋的占有情况为依据了。

两个单身汉，各有十亩地，就都立刻升了级。一个叫章兰的农民，不仅被从贫农里拉了出来，还把他上升到老中农一级里去了，理由是他多年来拥有足以维持生活的土地。

当西南片小组发现北片一个本来应该算作新中农的人漏划了，反过来追问负责定成份的人时，会场就活跃起来了。他们的理由是这个人有半头驴，被他的邻居们忽略了。兴发和杨玉锁的疏忽给人抓住了，他俩道歉说忘了这半头驴，于是马上把这家的成份升高了一级。有人指出，这个人现在有两个半头驴（原来那头母驴几天前下了个驹儿，这驴驹儿属于两家共有），究竟两个半头驴是不是该算一头整驴，成了一个逗笑的争论的题目。

那天晚上，所有的成份改变并非都是向上升级的。木匠李何仁和铁匠张还朝在坚决反对划为老中农而要求划成新中农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民兵天喜，本来也已经划为老中农了，他强烈反对，而且在他那片里得到了很大支持，最后会议表决接受他的意见。

夜深了，整个会场越来越喧闹。尽管从三个片来的老乡开始是分开坐着进行讨论的，但是当月亮高高升起的时候，他们不知怎么的都混在一起了，最后很难分清哪个组在讨论些什么事情。许多在边上的人，完全跟不上趟，渐渐地消极起来，或者分别闲扯起私人事情来了。快半夜了，人人都急着回家睡觉，结果对有些很复杂的情况几乎没有争论就做了决定。所以，那天晚上有些定了成份的人，感到受了伤害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象小李所指出的：这不要紧，还要进行第三次阶级划分，如有意见还可以要求复议。

 第六部 
彻底的重新估计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

——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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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胜利前夕

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春末，张庄老乡早晨起来时，好几次发现村子的主要路口上挤满了战士。战士们非常安静地进入村庄，甚至很少有人听见他们来到。他们休息一会儿，喝些开水，接着不是象行军那样，而是象平常走路那样向目的地继续前进。

从外表看来，这支队伍并不那么威武雄壮，他们的棕黄色的土布制服经不住太阳的照晒，很快就褪色了。这些制服与其说是发给胜利的军队的服装，还不如说是匆促间发给戏台上武士的戏装。战士们腰间挎的手榴弹袋，肩上的小米袋，腰上的子弹带，背上的背包以及腿上的绑带，也都有这种临时凑合的特点。这些装备全是用褪了色的土布做的，看起来，人民解放军就象一支“棉布”军队。战士们爬山越岭时，脚上穿的也是布鞋。

装备中唯一非棉布做的，是他们手中的枪，以及腰带上系的盛小米饭的碗和头上带的草帽。宽边草帽给制服增添了假日的气氛；但即使没有草帽，这身服装和严肃的战斗也是不相称的。当这些战士们开拔的时候，从后面望去，挂在背包上的草帽使得他们好象一把打扑克牌用的筹码在远处晃动着。

乍看起来，这种装备很简单，甚至很不象样，但只要稍许想一下，就会发觉这些东西是很实用的。有了这些装备，一个战士，不管他是和同志们在一起，还是一个人和部队失去联系的时候，都能够把他一天的生活或长时间的战斗所必需的一切背在身上。这些东西可以在中国辽阔的内地的任何一个县城重新配备起来。只有那支枪是从世界的另一端来的，这支枪的重量几乎等于他所携带的其他一切东西的重量。而靠美国供应的蒋介石军队，却完全不是这种情况。甚至发给某些国民党军队的普通军帽，都是从新英格兰的工厂和纽约的仓库运来的。

但是，仅仅有了装备还不能成为一个战士，还必须进一步地观察才能发现他们的素质。正是这些素质，使他们成为就要与之交锋的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的远为强大的对手。这些解放军战士和被蒋介石驱赶到前线来的士兵同出一源。他们当中很多人实际上是在战斗中俘虏过来，并在历次“诉苦会”上参军的国民党士兵，却没有反革命军队中司空见惯的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这些人——其中许多还是孩子——高高兴兴，情绪饱满，同时又是老实和守纪律的。他们的纪律并不表现为对上级或者职位高的人的顺从，而表现在庄重的言行之中。他们尊重老乡，不妨碍交通，除了水之外，不接受其他任何东西。少数战士为了消遣，也嬉笑玩耍，但没有扰乱周围的宁静生活。这些战士无忧无虑，又很庄重，他们爱说爱笑，却不喧扰别人；待人友好，而不骄傲。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内心的正直感，集体自豪感，反映了他们满怀信心和理想。所有这一切，不可能是靠命令强加的，而是通过教育增强了革命责任感的结果。

那年春天，部队经历了一场紧张的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许多方面和在农村进行的整党和民主运动是相似的。这次运动的内容有群众性的诉苦和“三查”。在“三查”运动中，全体指战员一起查阶级成份，查工作，查斗志。他们还学习土改政策、工商业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目标。运动当中，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通过这一运动，全军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士气。我们正在亲眼看到这些成果。

在张庄，我看到这支部队充满信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是开往前线啊！再有两天的行军，他们就要到达太原平原。为了解放这个省会，那里已经开始了长时间的激烈战斗。不出一个星期，他们就将处在枪林弹雨之下，甚至可能参加对某些固定阵地的正面冲锋。他们有些人肯定将会阵亡，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恐、犹豫和疑虑。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无疑是正义的，并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他们正在奔赴前线，急于参加战斗。

这些穿着军装的孩子们在村里的水塘旁边休息，把枪支擦拭得在晨曦下闪闪发亮。他们脸上渴望战斗的表情里，显露出即将取得胜利的喜悦。这些喜悦的脸庞和在战争年代张庄的人们非常熟悉的那些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伤兵在才元的店铺前面等待担架把他抬回家去，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痛苦；来好的寡母听戚云给她念信，念到她独生儿子在前线牺牲时，她泪流满面；两个妇女伏在用驴车从一年多前打过仗的地方拉回来的一口棺材旁边，悲痛欲绝地整夜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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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的六月，标志着全面内战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解放区没有一个军事分析家怀疑蒋介石是注定要失败的。整个解放区，每一个干部在文章或演说中都强调一个基本思想：“我们为了中国前途而进行的二十年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最近几个月里发生了质的变化。蒋介石不仅不能再扩大他所控制的地盘，甚至连他现在所控制的地区也保不住了。任何地方，只要我们想去占领，我们现在就能够办到。”

自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撕毁了在马歇尔将军主持下谈判达成的停战协定，并向华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以来，两年间被歼灭和俘虏的蒋军人数和缴获的武器的数字，是这种乐观情绪的根据。在这个时期内，蒋介石军队被打死、打伤或俘虏的总共有二百六十四万人。而在同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却增加了一百六十万正规军和非正规军。蒋介石拼命抓壮丁才使他的全部兵力达到三百五十多万人。但是，巨大的和不断增加的伤亡和大批士兵开小差，使他的精锐部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由于一方面在解放区征收志愿兵，同时又在前线吸收了大量的俘虏，已接近蒋介石军队的人数了。

在许多不知名的地方进行的多次规模较小的战役，证明了这一事实，例如包围临汾。这个古老的要塞位于张庄往西，步行不到三天的路程，是守卫太原的一个关键据点。人民解放军在四月份就包围了临汾。阎锡山这个老牌军阀，在山西心脏地区仍然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他决心死守这个小城。阎将军一次又一次地向蒋介石求援，叫苦说：“如果临汾失陷，下一个就要轮到太原。”但蒋介石无法调派任何援兵，没有任何部队来搭救阎锡山，临汾继续处在包围之中。国民党电台绝望地号召临汾守军，不惜全军覆没也要突围。负责防守的军官下令使用毒气。但是，无论怎样挣扎，他们都未能突围。五月初，临汾被攻破，守军全部被俘。

在遥远的满洲，控制铁路枢纽四平街的国民党部队于三月初就投降了。这样，长春市就被隔绝起来。对前途已经绝望的国民党电台，突然宣称长春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长春的失守对南京政府是无足轻重的。这样，他们就为从这个一度是伪满洲国的京城而当时还是国民党整个东北的行政中心的城市做好了撤退的准备。

在山东，陈毅将军率领的革命部队切断了津浦铁路，并且准备包围省城济南。王耀武，这个蒋介石在该省的最高指挥官、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富有地区之一的省长，抱怨说：“我只有五万人，怎么能够顶住二十五万人之多的解放军呢？”

“国民党的特点是，在防守一个地区或城市的时候，挖掘战壕或者躲在城墙里面，一直打到最后，同时期待着增援，但是，援军是不会到来的，因为其他任何地方也无兵可派。”美国顾问团的巴大维将军这样写道。他想采用其他战术，但这一切努力都完全失败了。在全体敌对的人民面前，国民党部队除了掘壕、据守、听天由命以外，是别无选择的。

蒋介石公开谈论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美援。为了鼓舞他的处境困难的军队，他能够想出来的唯一的话是“大量武器就会运到”。每当他的将领打了败仗，蒋介石总是推诿于美国顾问，说他们的援助太少了，太迟了。他抱怨美国军官帮助他训练部队搞得太慢了。

但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懂得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中所体现的真理。他们嘲笑美国援助，这些援助为了支撑蒋介石濒于崩溃的战线而每天源源不断地运来。他们知道，那些物资迟早会落到他们手中，甚至还编了一句俏皮话来概括这种局面：“美国是我们的兵工厂，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在每一次大规模战斗中，总要缴获大量的弹药、山炮、机枪、卡车、反坦克炮，甚至坦克。缴获的每粒子弹、每支枪、每门炮，都和以前一样，在后方乡村的墙壁上列表公布出来。正如所缴获的武器和被歼敌军的累计数字在迅速地增长一样，他们的信心也在迅速提高。

中国共产党估计到了蒋介石可能得到的三种形式的援助，并且完全蔑视它们。为了竭力挽回局势，美国领导人可以派遣美军直接侵犯解放区。但是，要这样做他们至少需要有二百万兵力。即使如此，他们也不能指望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取这些地区并长期加以控制，因为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日本人没有取得成功的地方，美国人反而会成功。况且，美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到，公开的干涉一定会激起本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反对，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许多国内和国际问题。

如果不进行直接的干涉，美国可以增派顾问人员。但是在蒋介石军队里，已经有数千名军事顾问了。既然他们过去的努力未能奏效，增派人员也改变不了局势。

帮助蒋介石的第三个办法是增加对他的援助。既然已经提供的援助未能使他取得胜利，那么增加援助就能够改变局势了吗？给蒋介石的武器和物资，已经超过了他所能够征募并加以训练的兵员的需要了。

因此，正如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所看到的那样，蒋介石在军事上已经完蛋了，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他们说，蒋介石军事上的破产，是由于他在政治上孤立了自己。他的独裁统治，采用军事手段对全国进行镇压，以及为了换取大批的军援而把中国的基本权益出卖给美国老板，使得中间势力也不可能支持他。他没有把国内唯一的主要的“第三势力”集团——民主同盟拉到自己一边，却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勒令它解散了。但是，刚刚被他杀死的这条自由之龙，又长出许多脑袋复活了。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内的许多民主分子在香港聚会，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月五日，一些民盟领袖重建了被取缔的同盟的领导机构。几乎同时，一个自由工商业者的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发布了比它以前的主张还要激进的纲领，并加紧了自己的活动。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的政策也使他陷入了同中国的大学生和教授日益激烈的冲突中。当学生们扩大宣传，要求和平和反对美国干涉时，蒋介石用更加严厉的手段镇压他们。数以百计的特务闯进全国各地学校的教室和宿舍，冒充学生，实际上却大肆进行暗探和告密活动。

华北大学的一个学生写道：“夜里，特务学生的口袋里装着手枪巡查各个宿舍。任何人都可能因为冒犯他们或者为他们所憎恨而被逮捕。如果我们召开辩论会来讨论技术问题，这些特务学生就监视我们。我们只要讲出一个批评的字眼儿，就会被告发，我们的名字就会被列入黑名单。”

一九四七年，有几千名学生和二百三十名教授和讲师从不同的大学里给赶了出来。在无数事件中，军警袭击校园，殴打男女学生，打伤了数百人，逮捕了数千人。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某法学院遭到袭击，一个女大学生被杀害。十月，浙江大学的一个名叫于子三的学生遭到谋杀，这一轰动事件引起了全国规模的大示威。到了一九四八年五月，蒋介石默认了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计划，这件事传出后，学生们的抗议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全国各地几十万大中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到处遭到蒋介石军警的水龙、棍棒和枪弹的袭击。

蒋介石也使用同样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产业工人日益增长的反抗。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在上海发生了一次最严重的事件。那一天，申新纺织九厂的罢工工人与国民党军警发生了公开冲突，三个工人被杀，六十人受伤。这就是尽人皆知的申新惨案。

在法律上，蒋介石对付由于他出卖民族利益而引起的全国骚动的办法，是设立“特别刑事法庭”。在这些特刑庭上，审讯了大批的民主自由人士，以及那些有着“叛逆思想”嫌疑的人。这些法庭所制造的大量冤案，如同枪杀罢工工人，警察搜查校舍，取缔主张中间道路的政党一样，只能激起更加坚决的反抗，并使蒋介石和国民党空前孤立。

只有一种事态的发展可能使蒋介石免于彻底失败，这就是从内部瓦解革命。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例子，由于造反者队伍中的过火行为、宗派的错误、幼稚和分裂，致使革命失败，未能推翻旧制度。一八六四年、一九〇〇年以及一九一一年都是如此，人民的力量在接近胜利的时候，孤立了自己。一九二七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蒋介石一心巴望着历史能够重演。他公开谈论要从华盛顿得到更多的美元和子弹，在暗中却把自己的计划建立在解放区内部的瓦解上。根据中美合作所的协议，由美国海军提供经费并加以训练的蒋介石特务组织，千方百计地在共产党领导的后方策动一次十万人的叛乱。这种叛乱的政治基础，按他们的设想，是农村中间势力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共产党人和他们所发动、领导下的贫农积极分子所犯的冒险主义和“左”倾错误所造成的。

这是关键的时刻——战争的步伐每小时都在加快，大小胜利的消息几乎每天都从前线纷纷传来，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后方干部的信心空前高涨，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很容易犯错误，很容易忽视错误，以至发展到致命的地步。革命干部因胜利而骄傲起来，不顾政策中的各种区别，损害这部分或那部分人民的利益——因为他们有权力这样做——从而在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之前，就把它的基础腐蚀掉。这种危险是巨大的。由于许多诱惑的因素，这条通向灾难的道路是畅通的。

如果说蒋介石从历史中学到了某些东西的话，中国的革命者也是如此。为中国共产党掌舵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认真地研究了历史上的失败。他们追溯到李自成（一六三〇年），甚至更加久远的年代。他们清楚地认识到随着胜利的来临可能出现的陷阱。因此，在一九四八年春天，他们对所有的革命政策和各个边区执行这些政策的情况进行了一次仔细的检查。他们特别重视土地改革中的问题。毛泽东本人在率领中央委员会前往河北一个新的根据地的途中，曾经在晋西北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亲自调查那里农民的状况。

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总结了他所发现的问题。这个总结是他在晋西北和绥远农村干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做的，这些地方的土改比太行地区先走了一步。毛泽东认为晋绥边区土地改革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同时指出，这些成绩只是在纠正了严重的错误以后才取得的。这些错误是：（一）错误地把许多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二）对地主富农家庭滥用暴力，采取“扫地出门”的没收办法，片面地强调挖地财。（三）严重地侵犯工商业，特别是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

所有这些错误构成了危险的“左的偏向”。毛泽东说，这种“左”倾的背后有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也就是那些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要求绝对平分所有土地和财物的主张。

毛泽东说：“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毛泽东在解释绝对平均主义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时，重申了中国革命在当前历史阶段的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他又重申了党的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强调说：“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

接着，他谈到了问题的关键：

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不是抽象的公正，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发展生产和国家的工业化，这才是革命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潞城县委书记在县里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谈到了有这种阴谋的证据。

参见《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1200—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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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我们想当上帝啊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二月

毛泽东的讲话——后来通常被称为晋绥讲话——发表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初的《人民日报》上。这篇讲话对整个华北的土地改革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前一年的秋冬两季，为贯彻《土地法大纲》而进行的广泛的思想准备工作，都强调了“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缺乏坚决的措施、对地主妥协、害怕正面冲突和全面战争等等所造成的危害。其根据是认为土地改革搞得不够彻底。于是号召全体干部要明确地站在贫雇农一边，彻底铲除封建所有制（当时还认为这一任务尚未完成）。在春季，对以前的这些估计部分地进行了纠正。在审慎地重新划分阶级的基础上，把先前被认为是三类村的改划为一类或二类村，宣布一些原来被怀疑受到阶级敌人渗透的党支部是健全的，并答应对遭到剥夺的中农给予赔偿；但是仍然强调贫雇农要翻身。现在终于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告诫不要犯走到另一端的错误，即对已成为主要倾向，成为总的路线和整套思想体系的左倾错误，提出了警告。

这篇讲话在报刊上一发表，各个边区就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来学习、讨论讲话的精神。潞城县委的领导人陈书记和张书记到东面去参加了分局干部会议，进行了好几天的研究和讨论。县干部回来后，马上对潞城县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把各“基点村”的工作队长找来，分别听取关于各村所碰到的那些相同问题的汇报。县委断定：他们对本县的领导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并立即通知要在县里召开第二次会议。

六月十七日，戚云和我以及张庄工作队的其他成员再一次出发到潞城去。只有工作队的侯队长没去，因为他告假回家照料他的庄稼去了。第二次会议几乎比上一次的人数多一倍。不仅召集了“基点村”的所有干部，而且一般的村子或者“生产村”的脱产干部们也都参加了会议。

在县委机关所在地的一座大庙里，干部们在陈书记的面前坐了下来。他没有在开场白上浪费时间。他整了一下眼镜，拿起笔记本，稍等片刻，使到会的人们安静下来，然后开门见山地谈到了问题的中心。他说：“现在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我们工作中的转折点。我希望大家认真听，因为我们大家都存在着许多错误思想，井且采取了许多错误行动。”

那些识字的人拿着笔坐在那里，准备记录，而那些占大多数的不识字的人则注视着陈书记，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每一句话，注意着他的每一个手势。

“我县的实际情况，同我们今年二月在鹿家庄会议上的估计是大不一样的，”陈书记说，“那时认为我们县的土地改革十分不彻底。现在对十一个‘基点村’进行深入调查之后，我们认识到，那种估计是错误的。我县的封建制度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贫农基本上翻了身。”

这些话引起了全场的骚动。人们激动地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人说：“三个星期前，我就告诉你了。”有的说：“老乡都说没什么‘油水’了。”还有的说：“哎，我们以前怎么没看到这点呀？”

会场的骚动使陈书记不得不停止了讲话。当干部们终于发现了他的不满的目光时，就不再议论下去了。接着，陈书记继续讲话，列举了许多事实和数字。

“潞城县共有十二万人口，六十万亩耕地，平均每人约五亩。翻身的贫农每人已经占有差不多六亩地了，中农占地稍微少一点，而地主富农，在他们被剥夺之后，每人仅仅占有一亩地。

“在东贾村，经过第三次划分阶级成份之后，发现只有四户缺地。在贾村，全部农户仅仅缺少十八亩地。还有三户地主富农尚未完全被剥夺，但是这三户中间只有十二亩多余的土地。这些数字表明，潞城县的土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

“但这并不是说就不存在土地问题了，”陈书记接着讲道，“恰恰相反，在土地占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不过，其中大部分问题的性质和我们过去的估计是截然相反的。”

许多人向前探着脑袋，全神贯注，想抓住他这些话的意思。

“斗争过头了！很多中农在经济上受到了损害，不少商业受到了侵犯。对地主、富农采取了‘扫地出门’的办法。总不能永远把人家赶出家门呀。在私营企业遭到侵犯的情况下，工商业是无法繁荣起来的。在潞城城内和城外的南关，只剩下三四家私营企业了。黄碾的一个店主被迫交出了店铺。这种事情不是个别的。

“我们无视了《土地法大纲》的第十六条。这条是怎么说的呢？是这样说的：‘在本法公布以前土地业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如农民不要求重分时，可不重分。’”

“我们县不正是这样的地区吗？”陈书记一个接一个地看着会场上的干部们问道。他看到人人都在点头表示同意。

陈书记总结了土地问题之后，把话题转到了农村党支部的情况。过去，县委曾认为这些党支部的组织不纯。在鹿家庄会议上，陈书记自己曾在报告中说过，全县百分之四十的党员是地主或者富农。而现在，从十一个“基点村”整党运动的结果来看，虽然这些支部存在许多缺点，但十分清楚，问题不在于阶级成份不纯。

为了证明这一结论，陈书记指出，在这些“基点村”的党支部里没有发现一个地主或富农。张庄工作队曾以为，他们发现一个富农，是一个叫赵春娥的女党员，但是根据新的阶级划分标准，她只是一个中农。党员的阶级出身情况表明，这些党支部是健康的，是巩固的。陈书记说，党所需要的是整顿这些支部，而不是象在二月所设想的那种全面的改组。工作队应该用批评和教育的政策去治病救人。爱护、保护、教育、改造和团结，应该成为对待党员和干部的五项基本原则。

从土地分配的状况和农村党支部的阶级成份来看，显然，以前对潞城县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而且这种估计已经造成了许多麻烦和混乱。为什么会作出这些错误估计呢？为什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呢？

陈书记指出，干部们曾受到一种错误观点的影响，这种错误观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极端的贫农路线”和“绝对平均主义”。

这种极端的贫农路线的实质，就是所谓贫雇农应该打江山坐江山。“一切从贫农的利益出发；贫农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这种思想渗透到工作的各个方面。“然而，”陈书记说，“这个‘路线’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除了无产阶级路线，即工人阶级的阶级路线之外，共产党人不应该有任何别的路线。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就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联合一切反封建的分子，消灭封建制度。这就是这条路线的全部内容，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缺少。这决定着土地改革运动的路线、政策和策略。在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完成、多数农民已经成为中农的地方，主要任务就是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还提主要依靠贫农则是荒谬的了，因为到这时，多数农民已不再是贫农，而已经成为新中农。不能机械地把土改政策用于土改后的情况。”

戚云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说：“我们正是这样干的。”

现在陈书记把这些问题详细摆出来之后，我也觉得情况很清楚了。

“绝对平均主义也是根本错误的，”陈书记说，“干部作出土地改革没有完成的结论，因为他们是用平均主义的观点来衡量自己工作的。一旦放弃了这种观点，就会容易地看到，平分土地的工作不仅已经完成，而且还过头了。从两种不同的观点出发，对同样的客观条件和同样的事实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晚上看山高，白天看山低。由于我们许多人曾经持这种错误观点，造成许多中农和新中农惶惶不安，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张庄有的贫农跪在地上抓香灰当药吃，求泥菩萨治病。”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主席都反对绝对平均主义。”陈书记强调说，“薄书记去年十二月在冶陶会议上说过，‘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根本不可能作到绝对平均’。即使我们今天硬要这样干，将来农村里千变万化，还是要打破这种平均的。就算我们今天给每个农民完全平均的一份吧，那又会怎样呢？这个农民得了病，把钱花光了，那个人没有管好庄稼，这个农民的老婆生了孩子，那个人是懒汉，而这个人很勤劳……这样，平均状态还能够维持下去吗？只有到了共产主义，土地属于整个国家，而物资极为丰富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平等。现在我们充其量所能够做到的，只能是用我们现有的补钉去补窟窿，而不能再去找材料把所有的窟窿都补上，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损害中农的利益，使他们破产。”

“种种事实说明，”陈书记说，“前一阶段我们对翻身和消灭封建制度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目的是铲除这个制度，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我们反对封建制度，首先是因为它妨碍生产。但是在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我们把‘扫地出门’这种错误作法作为我们的斗争胜利与否的标准，用这种作法去对待个人，而不是对待阶级。我们对翻身的认识也是错误的，把绝对平均主义作为我们的旗帜，而没有看到人民和革命的长远利益。我们一味想当慈善家，谁需要什么，我们就想给什么。我们想当上帝呀！”

最后这句话，又一次引起会场上的骚动。戚云和我坐在会场中间，所以能够听到四面八方的议论：“我们硬要做办不到的事情。”“怪不得召集老乡开会那么难啊！”“群众早就看穿了。”

有些议论反映了一种宽慰的心情：“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以前就知道有问题，但还拿不准。”

另一些议论则流露出一定的厌烦，甚至是懊恼。“我倒想知道，是谁带的路。”“政策几天一变，谁知道我们在往哪儿走啊？我们真象关在箱子里的耗子一样。”

陈书记说，“由于这些运动，地主和富农受到了过分严厉的打击，许多富裕人家不是全被消灭了，就是被赶出门了。最糟糕的是，弄得中农十分惊慌不安。有的因为害怕，表示要交出自己的土地。有的则和反革命分子发生接触。在我们中间，‘左’的倾向持续了很长时间，使很多农民和干部总认为‘左’比右好，不敢按政策办事，认为政策是限制他们，好象是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虽然我们吃了这种严重错误倾向的苦头很久，但缺乏深刻认识，更谈不上改变这种倾向了。相反，我们却为这种倾向制造了一种理论根据，为此而形成了一整套思想，即贫农路线。现在是彻底纠正和清算这种倾向的时候了。”

接着，陈书记批判了“左”比右好的思想。他说：“实际上‘左’和右都是错误的。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进行工作，既不‘左’也不右，才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历史证明，凡是接近胜利的时候，容易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现在，正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我们对待蒋介石再也不会用给他洗脸的办法来揭露他的真面目了。我们的口号是把他打翻在地。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在三、五年内，我们就会取得胜利。现在的确是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和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时候。”

“一旦我们克服了‘左’比右好的思想，应该采取哪些实际步骤去纠正过去的错误呢？”陈书记问道，“这是比较容易的。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应该是：赔偿所有被错误剥夺了的中农，把所有工商业财产退回给原主，安置那些被错误地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只有这样，各村人民才能安定下来，才能为高度的生产热情打下基础。恢复和发展生产，这就是我们今后的主要工作。”

陈书记在会上讲完了这个主要的问题以后，又谈了几个小问题，才结束了他的长达一个上午的讲话。他谈了扩兵运动，帮助军属的问题，支前工作，最后谈到了区干部们最关心的一件事，即公家帮助脱产的政工干部的问题。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上面曾经要求干部自己去解决他们家里的生产问题。现在陈书记宣布了一项和以前完全相反的新政策。他说：“今后，干属和军属将得到同样的照顾。这个指示已经发到各村，要求所有行政单位马上贯彻执行。”

最后宣布的这件事，大家都非常欢迎。要使干部们能安下心来，并提高他们的情绪，这是陈书记所能说出的最好的事情。但是，答应对干部们给予生活照顾，还不足以消除那天的政治分析给他们带来的震动。

从这点可以看出，张庄的中农、富农和地主的状况要比一般的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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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是谁的过错？

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线，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

——毛泽东

陈书记的讲话，使全体干部从他们习惯了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认真地思考和探讨问题，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在这些到处是砖头、石块的院子和改成宿舍的庙宇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全神贯注的辩论和讨论。起初，一些工作队随便找个地方开会；后来他们同本区的其他工作队和负责生产的干部们在指定的院子里一起开会。最后，他们在一个大殿里开大会。大殿屋脊上那幅群龙相斗的图景，很恰当地象征着殿内进行的思想斗争。这样的会议，按照上面已经说过的顺序，交替着开了好几天。

对陈书记所作的基本结论，没有人表示疑问。当陈书记报告中说到，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贫雇农实际上已经完全翻了身，大家认为这都是事实。几个月来干部们在十一个“基点村”里进行调查研究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使这个结论成为确定无疑的了。无论在地主、富农和贪污的干部手里，还是在群众团体手里，都已经没有剩下很多值钱的东西了。在炕洞里，茔墓里，或其他地方，也都没有什么财物了。这些可能有指望的地方，都已经搜查过，结果全都落了空。每个工作队都汇报说，本村大多数地主都被剥夺了，并且已经把土地分配给了无地和少地农民。

对陈书记所作的第二个结论，即关于剥夺过头的结论，也没有人提出疑问。认真划分阶级的工作证明，很多地主和富农家庭已经完全清洗了。户主往往被打死，他们的家属有的逃跑了，有的留了下来，生活极端穷困，并遭受歧视。更严重的是，划分阶级成份的结果表明，许多中农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所有参加过前几个月调查的人都承认有严重的过火行为，损害了潞城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并认为必须纠正错误。

至于党支部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现一个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相反，它们主要是由村子里最无私和最有远见的人们组成的。他们的日常工作足以说明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靳村工作队长的汇报是个典型。他说：“我一进村就把五个主要干部当作坏人看待。但实际上他们是最老实、最积极的人。虽然他们犯了严重错误，但他们是愿意检查的，而且现在已经改正了。我越是和他们一起工作，就越是佩服他们。”

这些结论本来是完全可以解除全体与会干部的思想包袱的。无论如何，这些结论毕竟证明，土地改革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由于干部们在对付不存在的问题和臆想的敌人的歧路上走得太远了，所以开始时他们对这一重大结论反而认识不清。在陈书记讲话以后，干部对于自己迷失了方向感到震动，对于造成的危害感到惊讶，对于错误该由谁负责产生思想混乱。他们在县城里进行着辩论和激烈的思想斗争。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在这样多的事实面前，党组织怎么会对实际情况作出了如此错误的估计呢？党组织怎么会从一开始就走上错误道路，然后又沿着这条路走了那样长时间呢？犯有这样严重的错误，而且是县的领导，甚至是边区领导人犯的，并且得到了中央报纸的支持（报纸本身就提倡过“贫农路线”）——这些都动摇了区干部们的信心。在这以前，干部们根据自己多年艰苦战斗和组织工作的经验，觉得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是不会犯错误的，或者几乎是不会犯错误的。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到战后最初年代里，党一直领导着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很自然地象孩子依靠自己母亲一样地依靠党。现在，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给带上了错误的道路，这使他们一时不知所措了。如果连党组织也可能迷失方向的话——看起来也的确迷失了方向——那么他们还能依靠什么呢？

陈书记的报告使干部们闷在心里的委屈和不满，象决堤的河水一般发泄出来。最初，干部们倾向于责怪别人，而不责怪自己。许多参加会议的干部埋怨农民落后、自私，只关心自己能够得到多少小米，连那些翻身户也把被子藏起来，装穷叫苦；原来的干部被停职以后，农民们打着“民主”的旗号，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不来开会，甚至连支前工作也不干。无论是工作队还是任何其他人，都管不了他们。参加会议的干部争辩说，这就是造成他们执行“左”倾政策的原因。

“要是你不‘左’，就没有办法，”小全儿情绪低沉而又自信地说，“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只好违犯政策。”

还有一些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县领导身上，埋怨鹿家庄会议，因为是县领导在那次会上给区干部为开展这场运动在思想上做了准备。在鹿家庄会议上，县委书记们作出了错误的估计，随后形成了一整套思想。

黄碾工作队的一个干部说：“我们从鹿家庄会议上倒也吸取了很多宝贵的教训。其中一个教训就是不允许任何贪污和腐化，我们谁也不会再去侵占任何东西了，这个教训我们可记住了。可是我们也在那里学到了打击党员的作法。不管是谁，只要他说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大家就围攻他：‘你这是什么态度？你这是什么态度？’这是我们的过错吗？我说我们可不能把全部责任都兜起来。”

合室村工作队长说：“上级应该对这些错误负责。他们应该有勇气听取下面的批评。”

※　　　※　　　※

张庄工作队的代理队长小李和平易近人的县委张副书记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张副书记是前来和小李的工作队详细讨论张庄情况的。

张副书记提出了工作队在干部过关问题上所采用的方法，想以此来说明他们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倾向。他说，在第一次过关之前就把一些同志逼到差点自杀的那种极端主义做法，在第二次过关时才算克服了。

小李强烈地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

“文则那时为什么过不了关？”张副书记问道。

“他不肯说话。”小李激动地说。

“他为什么不肯说话呢？”

“因为他被捕了，押在县监狱里，他觉得冤枉了他。”

“这是我们的过错，不是他的过错。”张副书记说，“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一点而对他那样粗暴。”

“怎么能这样说呢？”戚云打断他道，显然她是站在小李一边的。“他干了许多坏事，他的态度也是错误的。”

“正象陈书记说的那样，共产党内也不是很纯的，特别是在工作作风方面。这点应该加以纠正。如果我们否认需要改造和教育文则，那么我们就否认了党组织也是会犯错误的。”戚云接着说。

“我们对他够耐心的了，”小李大声说，“群众整整开了一天会来帮助他，但他就是不说实话。会后，我们又和他谈了几个钟头，并叫大家耐心一些，再开会帮助他。可是这一切都不起作用，根本不起作用。”

“你要记住，文则可没有受到别人受到的那样的教育。”张副书记说，“别人都有整整一个月的准备时间，而他那时却在监狱里。我们县里也不清楚什么时候释放他。那时，我们还以为袭击小全儿的事是张庄党组织鼓动的。因此文则很害怕。他以为仍然要由他来负责。”

“但是你不知道文则和雨来是怎么威胁大家的。”小李回答道。他很激动，再也坐不住了，便站起来，在庙院里大步地走来走去。他一边走，一边详细地讲述着第二次过关前几个星期村子里的情况。他指出，当时除非把文则完全孤立起来，否则大家就不敢讲话。但是，看来张副书记仍然不能理解这个道理，他还是批评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小李转向张副书记，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我们不睡觉不吃饭，白天黑夜去找老乡，辛辛苦苦，不怕麻烦。可现在，我们全都错了……”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告诉你，”他最后因激动而哽咽着说，“如果不把文则和洪恩开除出党，我就亲自领着张庄的老乡们到行署去告状，要求纠正这个错误。”

※　　　※　　　※

当天晚上，张庄工作队的成员们在他们所喜爱的瓦砾堆上坐了下来。钟楼耸立在朦胧的夜色中。上面那条“日军永在”的标语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空气闷热而潮湿。一轮圆月的洁白光辉，照得地上那些砖瓦石块的影子象在正午的太阳下一样清晰。从四周黑暗的地方，传来夏蝉刺耳的齐鸣声，配上邻院干部低沉的争论声，仿佛是一场大合唱的最高音部。

足足讨论了十六个钟头以后，我觉得很难集中注意力了。我时而看看月亮，时而看看那些飘过月亮的云朵，然后又回到这个满是石头和砖块的院子。我坐在一座坍塌了的建筑物的废墟上，周围的景象使我不禁产生了一种荒诞的联想：正如周围的破砖块一样，旧社会已经土崩瓦解了。替代它的新的大厦，看来只是一个蓝图，还不是事实；只是一个梦幻，还不是现实。

现在，小李没有要建设大厦的情绪。对他来说，好象一切道路都给堵死了。他全心全意工作，结果被批评为“左”倾。那好吧，如果他“左”了，他将继续“左”下去。他同意小全儿的意见，一个人要干成什么事情，就必须“左”，就必须违反政策。

小李说：“无论如何，谁也不能因此来处分我们。对我们大不了还不就是爱护、保护、教育、改造、团结呗！”为了使这句怪话能够产生深刻的印象，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补充了一句：“现在，我把什么都说了。”

“唉！”戚云叹了一口气，“真是一个诉苦会啊

小李对这次突然变化的反应虽然是过分的，但这种反应和其他许多人的反应没有多大区别。许多干部因受到批判而不舒畅，疑虑重重，对党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对于过去，他们只看到错误的，看不到正确的；只看到坏的，看不到好的。这样，在他们眼里，前途也显得一团漆黑了。从他们现在坐着的这个谷地看去，那些有待他们去克服的无数小小的困难，简直显得象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样了。

例如，将怎样向村里的人交代土改政策上的这个大转弯呢？几个月来，贫农们听到的尽是“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翻身的”，那么又怎样向他们解释赔偿中农和安置地主是绝对必要的呢？即使他们能够使农民相信，采取这些步骤是必要的，可是财物又从哪儿来呢？到哪里才能搞到钱去赔偿所有的受害者呢？有的人肯定会要求照原价赔偿他们的损失，而且还会要求给他们以实物，对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对那些死去的人又怎么办呢？

“我们能够把东西还给那些斗争对象，但是能把儿子还给他们吗？你总不能还给他们一个洋娃娃吧？这样的娃娃可不会走路啊！”小全儿说。

“困难太大了，讨论也没用。”小李叹了口气。他很难想象将来张庄怎样才能进行公平的退赔。

实际上，无论是由于政策的转变而带来的麻烦，还是使得这种转变十分困难的物质上的匮乏，还是根本不可能赔偿的人命，这些在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足以压倒干部的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归根到底，不是客观上的困难，而是主观上迷失了方向使他们精神沮丧，助长了他们的悲观情绪。因此，他们的讨论必然转变成内心的思想斗争，而这种内心思想斗争又只能使他们的心情更加阴郁。

“过去，我们太盲目地跟着领导跑了，”韩金明打破了笼罩着会场的沉默说，“他们偶然讲了关于包庇地主的事，我们就赶紧到处去收集这方面的材料。谁也不愿提出不同意见。谁提了，就会听到‘真英雄啊’，‘主意真高明啊’这类冷嘲热讽的话，还不如躺下睡大觉好。”

那么，是什么使一个人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呢？当别人陷入悲观失望，当他遭到反对或听到冷嘲热讽时，何以他还能坚持工作呢？当政策出了偏向，当他迷失方向的时候，是什么在支持着他呢？

在思想上没有搞通以前，这些人还是一如既往，凭借更大的献身精神和加强对自己事业终归是正确的信念。

“正因为困难很大，我们就更应该研究这些问题，”韩金明对小李说道，“你怎么能说讨论没用呢？”

“我们一定得想个办法，”梁记虎自言自语地说，“虽然困难，但总是有办法的。领导上并没有要公鸡下蛋嘛。”

戚云说：“我们所缺乏的正是对人民的责任心。我们的问题不单单是解释过去的错误，而是要用值得为之奋斗的前景去鼓舞人民。强迫命令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理想给村干部讲清楚。我们怎样才能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是新社会的建设者，而不仅仅是新社会的齿轮呢？怎样才能使他们认识到，未来要靠他们去创造呢？怎样才能唤起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呢？”

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显然，他们自己必须首先想出办法来，必须首先唤起自己的革命英雄主义。也许，这就是戚云为什么提出这些问题——象平常那样慢条斯理地——的原因。

※　　　※　　　※

潞城的会议很重要，连太行区第三专署的王书记也来县里呆了几天。他和第五区的干部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参加这次谈话的包括张庄和贾村的干部们。我对他印象很深，因为几个星期之前他来看过张庄的工作队。回想起来，很显然他发现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要比其他大部分人早得多，并使张庄工作队避免了一些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集中谈的一个问题，是对基本政策的评价。有人说，政策几天一变，党的领导人也不知道往哪儿奔。真的是这样吗？

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王书记坐在大家中间的一块砖头上。他那褪了色的蓝上衣领扣没有系上，那顶遮阳帽推到剃光的脑袋后面。他说话和气，但很有说服力。他逐个和干部们推心置腹地交谈。

“毛主席制定的土改政策，不仅是一贯的，而且是正确的，”王书记说，“依靠贫农，团结中农，联合一切反封建的力量，去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建立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这个提法有什么错误？没有。过去，这一直是我们的政策，现在仍然是这个政策，而且将来在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的地方依然是这个政策。

“我们的问题是对那些封建制度已经消灭的县和村子采取了这种政策。在这样的地方，许诺更多的物质上的翻身，就会把人们引入歧途。现在，在我们全县到处张贴‘平分土地’，‘确保贫雇农人人翻身’这类口号，是一种最坏的形式主义。在一九四八年，在第五区还提出这样的口号，只能使贫农的要求越来越多，使中农为自己的土地和牲畜担惊受怕。这种口号等于答应进一步去进行剥夺，进一步实行平均分配，而这样做只会使过去存在的那些错误更加严重。

“‘开除一切坏党员’的提法，用心也是好的。但是，大多数党员都是忠于革命的劳动农民，而且将来可能成为——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是的话——好的领导者、组织者和人民的勤务员。在这种地方，这类口号只能败坏党的名誉，造成人们思想混乱，挫伤党内外的情绪。”

“那么，谁应当对那些错误的估计和由此而来的政策负责呢？”王书记问道。他没等别人回答，便自己解答了这个问题，“县和专署的领导人应当负责。但是，基层干部也应作自我批评。县里领导人的估计还不是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情况作出的吗？基层干部不是有时随便解释政策吗？他们往往抓住符合自己偏见的个别部分，而忽视了全局，难道不是这样吗？‘依靠贫农’是我们土改政策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内容，然而农村干部们却过分强调了依靠贫农这一点。”

听了王书记的讲话，大家愿意承认过分强调了这个口号，但是许多人不同意应由他们对这种过分强调负责。贾村一个干部发牢骚说，他在自己工作中完全是照《人民日报》上介绍的各地的宝贵经验办事的。

这好象进一步证实了王书记所要说明的论点。他解释说：“《人民日报》报导整个华北的情况和经验，但是，在某些刚刚解放的遥远的村庄行得通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张庄、贾村或者潞城县第五区。”

他继续说：“报纸毕竟不是指挥我们工作的机构。那么为什么你们有那么多人却正是把它当作指挥机构而去阅读它呢？为什么你们总是喜欢从报上找你们感兴趣的东西，而且即使你们这个地区的情况和人家的不同，还是要把它作为典型来加以运用呢？”

谁都不能否认确实有过这种情况，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又是一个问题。

为了使干部们容易承担起责任来，王书记继续分析了“左”倾的根源，说明这种“左”的倾向很自然是从过去的情况中产生出来的。在革命的过程中，凡是在敌人特别强大、斗争特别残酷的时期和地方，农村的情绪就会向“左”摆。他向大家追述说，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在全国是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农村连续遭受了“烧光、杀光、抢光”的灾难，又碰到了两年严重的大饥荒。因此，当时日寇以及依靠它并同它勾结在一起的地主武装力量是强大的。位于太行山麓的潞城一直是风暴的中心，而第五区又是潞城县动乱最厉害的一个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日本人在这里修筑了强大的基地，并且建立了有力的傀儡政权。五区还有相当数量不那么靠得住的天主教徒。在这种情况下，五区的阶级斗争很尖锐，有时发生“左”的偏向，有什么奇怪呢？干部被这种潮流卷进去，又有什么奇怪呢？

为了把这点说得更清楚，王书记对这个县所有农民都很熟悉的各种口号作了分析。这些口号不是曾经清清楚楚地写在各村的上千面墙壁上的吗？“拿半斤还八两”，“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些口号是在一九四四年召开的一次佃农大会上通过的。这些口号难道不是“左”倾的无政府主义吗？一九四五年反奸运动期间，党组织曾经号召农民“打狗腿子，抓狗头”。这就直接导致了对中农甚至贫农的打击，难道不是这样吗？后来，党组织使用了“一切放手干”的口号，并且开始了“三透运动”。把这个运动搞“透”的标准难道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吗？在“查田运动”中，当宣传员们大刷“打落水狗”，“地主不低头，因为他们肚里满是油”等标语的时候，这种“左”的倾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有这些口号反映了农民的片面要求，都是过“左”的。

“如果考虑了以上情况后，你们仍然不满意，”王书记说，“如果你们认为县委书记们的检讨不够深刻，当然你们有权利这样说，有权利要求他们再做更深刻的检查。但同时，你们也应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工作，考虑一下自己是否也犯了错误。”

※　　　※　　　※

王书记这番耐心解释并没有使大多数干部感到满意。大部分人觉得他的分析缺少些什么东西，有些不公平。他们认为王书记要他们承担的责任太重了，他们不能接受。那些口号毕竟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心里想，县领导应该承担起绝大部分的责任。然而很少人这样乐观，认为县领导会这样做，大家都听到了陈书记把合室村工作队长对他的批评顶回去的话。

在大庙里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合室工作队长说：“我们出发到村里工作的时候，陈书记曾对我们说，‘干部是人民的老黄牛，如果努力工作，就会得到好的对待，否则，就会被送到屠宰场去。’”

陈书记听到这话，一下涨红了脸，跳起来打断他的话，反驳说：“我根本没说过这种话。”

但是，合室的队长依然很镇静，他回答说：“当时，我反正是害怕屠宰场的。而且你的确说过：‘如果你找不到贫农，那就，甭吃饭了。’”

“对，”陈书记说，“这话我说过，是错误的，我检讨。至于‘屠宰场’，我没说过，我有笔记。我要澄清这一点。”

陈书记的反驳是那样断然、激烈，使得许多人怀疑他说的究竟是真还是假。

“他要是这样对待别人的批评，批评他还有什么用？”小李悻悻地说。

但是，陈书记使这些持怀疑态度的干部们感到意外了。第二天，他又做了一个很长的报告，详细地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如何为胜利打下了基础。他说，政策上的每一个变化，都反映了整个形势的变化，而每一次政策上的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革命的前进。潞城问题的根子不在这些政策本身，而是地方上歪曲了这些政策。“那么，歪曲了这些政策，谁应该受到批评呢？当然，上面的和下面的干部都应受到批评。然而，上面的干部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错误要比村子里的少数同志犯的错误影响大得多。主要的责任应由我们县领导来承担。”

陈书记承担了主要责任，这就打破了笼罩着会场的那种沉闷气氛。会议休息的时候，许多干部说：“他把我们背上的石头搬掉了。”在这之前，一直发牢骚、埋怨别人，而就是不检查自己的那些干部，现在也突然开始检查自己过去的思想和行动了。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对那些严重的“左”倾错误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不再担心会要他们来承担全部责任了。这天下午，东关工作队长的发言反映了许多人的思想。

他说：“正象我们从县里和专署里了解政策和加以执行时会和交代的时候有些出入，上级了解和执行政策时也会是这祥的。所以，虽然毛主席、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但这些政策逐级传到基层时，也会走样和贯彻不当。因此，我们自己不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一味怪上级。假如他们也这样办，他们上面的人也这样办，那会是什么结果呢？那就会都推给毛主席，革命的全部责任就会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不能这样做。每个地区，各级干部都应该尽力去理解基本的政策，去运用那些适合于自己地区的内容，出了错误马上改正，协助上级形成新的政策。不能指望领导具体地告诉你该做些什么。”

从这一番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过这次会议，在干部中产生了一种关于领导和被领导关系的新思想，树立了关于每一个党员在党的队伍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的新思想。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面对那么多的错误，不得不走出盲目相信上级和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避风港了。他们不得不去独立地思考问题，增长知识，认真地去作调查研究，并且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在干部们认识到自己须负一定责任之后，就能够对过去的情况作出较现实的评价，就能够在新的水平上去理解不仅最近几个月，而且在日本投降以来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这种评价使最初那种“我们全错了”的不由自主的痛苦喊叫平静下来，逐步地使干部们认识到，他们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果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如果无地少地的农民基本上已经翻身了，如果各个党支部的确是健康的，那么这就是说，革命的第一个大战役至少是在他们这个地方胜利了。他们长期为之艰苦奋斗的“耕者有其田”这一目标，现在已经实现了。他们非常担心的农民们被钻进了坏人的党组织出卖的那种事，原来只是一种错觉，只是想象中的一场恶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令人满意的结论，是在对十一个“基点村”所进行的几个月的调查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一点应该成为评价任何后方工作成就的出发点，而它显然也是一九四七年年中以来，在战场上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的出发点。

一九四五年以来，这个地区历史的主要内容是，改造世界的根本决心，贫农的真正翻身和消灭封建主义，而不是侵犯中农的权益，滥用暴力，没收私人工商业财产，“扫地出门”的过火行为，命令主义，假公济私和享乐主义。

对于工作队一九四八年三月进村以来的工作，也是不能否定的。尽管工作队曾经根据错误的估计开展工作，尽管对农民作出了不实际的许诺，尽管过分地强调了贫农，尽管在改造农村党员和干部的工作中采取了过分严厉的做法，但毕竟是把村里的真实情况搞得比较清楚了。村里认真地划定了阶级成份，动员和教育了成百上千的人。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得到了揭发，他们开始进行改造，民主的浪潮波及到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都是确实的成绩。这是他们工作中的主要方面。

当“基本上正确”这一结论旦代替了干部对过去工作的“一切全错了”的评价之后，他们自己和党组织的错误，就能被恰如其分地看成是整个革命进程的一个部分。毛泽东在四月二日对晋绥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一次谈话中，已经总结了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在这家报纸的编辑和撰稿人中，有些人是公开拥护贫农路线的。当他们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时，也曾象潞城县大多数脱产干部听到陈书记报告后那样情绪沮丧起来。

毛泽东对这些办报人员说了下面一段话：

“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绩，认为完全错了。这是不对的。这些人没有看到，党领导了那么多的农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义，整顿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干部的作风，现在又纠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不是很大的成绩么？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去年六月到现在的短短时期内，经过反右和反‘左’的斗争，使大家都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是不会知道的。”

这些话对估价潞城县的前段工作，提供了一个现实而又令人信服的依据。不是重复对未来的信念，而是对前段胜利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进行详细和具体的分析。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重新鼓起人们的士气。

如果认为一下子就能转过弯来，那也是不对的。在这一次会上，并非潞城县所有干部都达到了毛泽东这段话所要求的那种认识水平。实际上，对问题的认识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而另一些人则还没有完全想通，多少还有些疑虑；少数人思想不通，仍然对贫农路线占主导地位期间，在工作上受到批评和在村里受到打击，从而给自己造成的伤害表示不满和迷惑不解。

从长远观点来看，无论这些少数人的不满，还是那些思想尚未搞通的干部们的动摇，都不能压倒最终的评价所带来的那种高涨的乐观情绪。会议的最后几天，先前那种压抑情绪逐渐被一种新的轻松愉快的心情替代了。大部分干部都满怀信心、积极热情地准备去完成剩下的翻身任务。

※　　　※　　　※

陈书记和张副书记作了几次较长的报告，概述了会后的任务。

首先，必须纠正以前的过火行，这就是安置所有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家庭，赔偿所有被剥夺的中农，把所有被剥夺的工商业退还给原主。

其次，在过关会上对所有村干部作出最后的结论之后，每个村要选出对选民负责的政府。

最后，通过具体的组织和鼓励，去发动和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掀起一个生产新高潮。

最后这一点是中心任务，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一工作。纠正以前的错误和建立民主政府，应当被看作是对实现主要的目标，即掀起空前的生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铲除和贫雇农的翻身，已经为掀起这种高潮打下了基础。但是，只有在消除了各阶级的抱怨，并且普遍出现了民主自由的气氛之后，这个运动才能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力。

工作队必须尽快地在十一个“基点村”里开展这些工作。同时，在潞城县其余村子，即所谓“生产村”里，立即着手纠正以前的错误，并要搞得迅速一些。根据最新标准只对那些受到斗争的家庭重新划定成份，而不必全村推倒重来。凡是划成中农家庭的，必须予以赔偿。凡是划成地主或富农家庭的，必须给以安置。应当用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来完成土地改革的工作。要等到以后，在冬闲季节，许多村子才可以通过干部过关的方式来整顿党的组织，并举行普选来成立新的村政府。

 第七部 
解疙瘩

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天才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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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遭　灾

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搀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

——《圣经》《出埃及记》

全县会议结束的前几天，天空中发生了一件怪事。当时工作队的干部们正分散在各个院落里，讨论着陈书记的报告。我照例与张庄工作队坐在一起。午后的太阳蓦地昏暗下来，我们仰面一望，发现一块巨大的、黑压压的雷电云头自西边飞驰而来。闪光阵阵，雷声隆隆，大片的乌云上下翻腾。正当我们观察着天空中这戏剧性的变化，一阵发怒的狂风突然吹来，横扫过院落，发疯似地旋转着冲进庙门，把整个华北地区无所不在的尘土高高地卷到我们屋顶的上空。然面，风来得快，同样也停得快，空气变得完全静止了。我想，这一定是暴风的风眼，可怕的大风暴随时都会向我们袭来。可是，又一次出乎人们的意料，却下起了清凉的细雨，而且静静地下了半小时。之后，雨过天晴，太阳又普照大地，似乎这平静的下午从未受到打扰。与会者很快忘记了这奇异的风云，继续进行讨论了。我也如此。我们谁也没料到自己亲眼目睹了一场严重灾害的酿成。

我们正吃着晚饭，张庄村长存喜大步跨进庙院，浑身污泥斑驳，呼呼地喘着气。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幸福地蒙在鼓里。从张庄到潞城，他翻山越岭，整整跑了三十里路。他站在县长面前，诉说了一场可怕的冰雹以及突如其来的洪水蹂躏了他们的村庄。他一边讲着，眼泪就顺着两颊往下流着。已经有二十间房屋倒塌了，周围的庄稼多半遭到蹂躏，村子中心的水涨得很高，已漫过门槛，灌进了区公所。核桃大的冰雹打得小麦无法挽救，人们在街上哭泣。

这个消息使张庄工作队的成员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就全县来说，张庄的土地最贫瘠；而这一年生长条件最差，庄稼长得又最坏。现在，这样糟糕的禾苗又遭到了毁坏，群众如何从这样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如何使干劲得到恢复？整个工作队的人都想马上赶回去，帮助组织救灾，领导全村的重建。可是陈书记不放任何人走，让他们再过一两天，等会议结束以后再走。同时，他答应着手筹备救济粮，以及其他可能需要的帮助。

※　　　※　　　※

当张庄工作队从县城返回的时候，已经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我跟他们走在一起。最初，我很难相信发生了任何自然灾害，各处的农作物看来长得都很好。张庄以北平展的土地上，小麦即将成熟，一片金黄。生气勃勃的谷苗已经开始复盖褐色的土壤，玉米秆已能抚摸着路边行人的膝盖。直到我们走过北舍南边一半路程、接近张庄时，我们才发现洪水退走的痕迹。这里，激流曾在禾苗间穿行，使地面上留下了沟痕，碎枝叶在玉米的根部堆积起来。再往前，玉米叶破碎不堪，好象被铁叉子打过一遍。麦子弯下了腰，似乎在给土地爷请安；而娇嫩的谷苗躺在地上，一半掩埋在烂泥里。离村庄越近，情景越发荒凉。玉米叶被打得好象被轧花机轧过一样，残留的碎枝叶给道路镶了两条边；有的地里只有一两根麦秆在那里孤零零地立着，其余一切都被淹没夷平。原来，这是全村受灾最重的地方。张庄另一端的土地，有的灾情没有这样严重。很多地方麦秆还直挺挺地长着，但是残存的秆和叶并未如实反映出灾情，冰雹已经给长着的小麦脱了粒。本来每亩可收二百一十斤到二百六十斤，现在只能收六、七十斤。其他的庄稼零零落落地撒在地上，无法收拾。在玉米和谷子地里间种的豆类被彻底毁了。

这次暴风雨象一闷棍似地打得全村人呆若木鸡。这次灾害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到，人们仨一群俩一伙，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许多人还未能打起精神动手干活，以挽救灾后残留的庄稼。我们一放下行李卷，就分散到村子的各个角落，拜访老朋友，了解我们走后发生的一切。我跟戚云一道去看望了一些妇女积极分子。

当天，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有关那次暴风雨的故事。妇女会主任胡雪贞告诉我们说，那天她正在家里纺棉花，没注意到雨开始下了起来，很快雨水漫过门槛，灌进了她的屋子。她抄起脸盆就往外掏水，可是灌的比掏的还快，不久室内水深已达两尺。她惊慌失措地跑去找她的邻居，他们跑来帮她抱出了娃娃和几件东西，她离开了自己的家。不大一会儿，几乎象开始一样，突然风停，雨过天晴了。胡雪贞走到地里，想看看自己的庄稼怎么样了。她一眼望过去就明白了，一切都毁坏了。小麦、谷子、豆类和玉米统统都完了！她扑在地上哭了起来。当她鼓起勇气走回村里时，看到许多人和她一样，慢慢地在街上摸索着，眼睛里泪水朦胧。

李同仁的妻子给我们讲述了另一类型的故事。在暴风雨前，乌云出现时，李同仁正赶着他的驴车，从潞城往家走，离家还有三里的路程。很快冰雹向他头上砸来，他想找个地方躲一躲，但没地方可躲。冰雹越下越大、越来越危险，于是他把自己的草帽给驴戴在头上，自己爬到车下躲了起来。村长存喜从山岗那边过来碰到了他。一条毛驴头戴草帽，站得也不是地方，赶车人不见了。看到这幅情景，存喜虽在灾后，也禁不住大笑起来。

满喜媳妇说，暴风雨来得那么突然，她家院子里的小鸡儿差一点淹死了，老母鸡吓得象幼儿一样发出啼叫。王满喜跑出去抓鸡，一个大冰雹几乎把他打翻在地上。他把鸡都放在炕上，还给它们盖上棉被，即使这样，最后还有两只小鸡儿死了。

来锁娘是张庄年岁最大的老人之一。她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摇着头。她反来复去地讲，她活了七十岁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冰雹，象鸡蛋那么大，象成熟的柿子那么大，天上从来没下过那么大的东西。她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很快就发现，全村在同王雨来作斗争中所培养起来的战斗精神消失了。一种麻木的气氛笼罩着全村的群众。不知从哪里来的谣言传开了，说这场暴风雨是对张庄人的惩罚，原因是让村里住了工作队。第一次划阶级成份时，村里也遭到过一场冰雹的袭击。现在，一个顺口溜传开了：

两次划阶级，

两次遭雹击。

这一次党员们似乎同普通群众一样情绪低落，事实上，他们的士气好象比其他群众还低。虽然，在七月一日，有五十多人参加了庆祝共产党生日的活动，但三分之一以上的党员缺席。当工作队召开生产会议，动员互助组参加救灾计划时，所有十二名组长立即到会，但是只有真宽和兴发在会上代表三十多名党员讲了话。

县里开会以前，至少有六到八个党员干部负起责任，在一起积极开展工作；现在，关心工作的似乎只有真宽一个。支书兴发和杂货铺管理员才元整天发牢骚，每次开会非叫上几次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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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担负起恢复全村士气、重新发动全村群众责任的人，对张庄来说是陌生的，他叫蔡勤，是根据潞城县委书记的要求，由专署派到本县来代替工作队侯队长的。县委书记要求调一个比老侯有较多经验、较高文化和理论水平的人来。蔡勤符合这些条件。他是个知识分子，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身材，象译员谢虹一样脸庞削瘦，一样机灵、敏捷。

蔡勤无论在性格和相貌各方面，都同他的前任恰恰相反。蔡勤易于感情冲动，而老侯却举止稳重；蔡勤说干就干，而老侯总是慢慢腾腾；蔡勤能言善辩，老侯却沉默寡言；蔡勤尖锐严厉，而老侯却很温和。蔡勤有一双长长的手，纤细而柔软；人们可以猜到，这双手是擅长笔墨的。他那长而浓密的黑发总是复盖着他的额头，他经常把前额上的头发用手往后一撩，这是他的典型动作。他很少静静地站着；如果他站着不动的话，也总是脚跟提起，身躯向前倾斜，似乎在逆着大风向前走。

如果说，老侯是土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的农民革命者的典型的话，那么蔡勤是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伟大的翻身运动中，这两种类型的人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是，第一种类型的人投入这个斗争就象呼吸一样自然；而第二种类型的人，则是在几乎摈弃自己过去的一切，经过痛苦的教育过程之后才投入这场革命的。这在他们严峻的目光和内心的激烈斗争中都有所反映。

蔡勤内心的思想斗争经常在他发脾气的瞬间显现出来，使同事们感到震惊，使农民们感到不知所措。当我们得知，在清算运动中他的哥哥被打死，母亲和祖父从自己的深宅大院和三百亩土地上被赶出来之后，我们对他的脾气就比较理解了。

这样一个人是如何变成一个革命者的呢？

正如蔡勤自己对我所讲的，成为一个革命者对他来说是容易的，但是，坚持革命是不容易的。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北京时，蔡勤正在那里上中学。他和一群爱国同学一起通过火线，来到晋中参加抗战。通过地下组织，他被分配到八路军一支部队中去工作。这支部队当时正在长治以北三百余里外他的家乡和顺县一带活动。在学生时期，他博览革命书籍，马克思主义对人所作的阶级分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识了一个真理：任何个人的态度、思想和行动都是他谋生方式的产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一个地主统治、腐败而停滞的中国，他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蔑视与他同学的大军阀、大地主和将军们的少爷、小姐所过的奢侈而荒淫的生活。在前线，他结识的或与他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不谋私利，与人民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当他们要他参加共产党时，他毫不迟疑地加入了。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地主的儿子所向往的中国，跟共产党的目标之间并不矛盾。把中国从外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需要，团结了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这种团结政策使许多地主靠拢了共产党。只是在打败日本，内战再起，共产党与地主阶级在土地问题上公并冲突以后，蔡勤才感到苦恼和忧虑。他相信，为了中国的前途，必须推翻地主阶级；但是，每当他想起自己的地主朋友，特别是自己的地主家庭时，他就不得不尽力压下心头涌起的一股巨大的爱怜的感情。

当他的母亲和哥哥被斗时，他觉得农民根本不了解他的家庭。哥哥被打死、母亲和祖父被扫地出门之后，蔡勤几乎神经失常，有好几个星期他的思想斗争处于僵持状态。所有的逻辑、理智、成年以后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关系、他的工作、他的同事以及党，都要求他和农民站在一起；但是，他所有的感情、童年的联系和对父母的爱，都要求他去拯救他的家庭和土地。

在处理这种个人矛盾时，蔡勤最后选择了服从革命的道路。对他来讲，这已成为是维护家庭及其生活方式呢，还是为了中国及其前途的问题。事实已经一再证明：地主阶级不能在中国建设任何现代化事业。它甚至无法使自己的祖国免遭区区七千万日本人的征服。许多地主还当了汉奸。如果中国完了，任何一个中国人还有什么前途呢？

毁灭蔡勤的家庭是错误的，是不必要的，是以“扫地出门”为成功地剥夺的标准的“左”倾极端主义的产物。即使如此，这些悲惨结局也并不因而就易于接受。对于不可避免的事情，一个人是可以想通的。但是，偶然的和过火的行为所造成的震动，只有靠坚定的信念和完全自觉的献身精神才能忍受。

如果没有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发动的伟大的战时整风即整党运动，蔡勤就不可能如此解决这个矛盾。这次运动的目的在于坚定所有共产党干部的革命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以便应付战胜日本之后必然到来的阶级关系的突然转变。一九四五年三月，蔡勤被派去参加这次学习运动。此后整整一年——在这一年里，日本投降，全面内战爆发、暂停、又重新爆发——他在党校里阅读文件，汇报自己的思想，进行讨论。在这个阶段里，他仔细地检查了自己过去的每一个方面，各个成长阶段的观点，在个人生活和工作过程中作出的决定，以及采取的阶级立场。与他有着类似生活经历的同学跟他一起讨论，帮助他分析这些问题。他发现，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大部分缺乏明确的阶级性，他往往凭经验和紧迫程度或过去的偏见去处理问题。这样，他慢慢地然而也是痛苦地树立了一个新的阶级观点和一个新的忠诚准则。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曾向全国的革命者明确地指出，对待农民问题，在他们面前可供选择的道路是：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一九四五年，蔡勤作了选择。他要站在农民造反的前头领导他们，如果他能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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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革命的锤炼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

蔡勤的第一步工作，是设法找出党组织士气垮掉的真正原因。他认为，党组织是局势的关键。只要党员处于消沉被动状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如果他能把党的组织重新发动起来，党员们就会把全村带动起来。

工作队的同志们很快就把麻烦的部分原因追到张庄三个脱产的区干部身上。师福元、张天明和贵才都在家里，传说这不是巧合。他们原来都是脱产的政工干部，现在都不干了，于是风言风语地传说：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前途。还传说：原张庄工作队长侯宝贝和李文忠永远回不来了。如果这些人对党和政府的脱产工作都看不到前途，那么本村的共产党员继续工作还有什么奔头呢？

这些传说是不符合事实的。侯宝贝和李文忠是回自己家里收割小麦的，杂货铺管理员才元的兄弟、前村长福元这次回张庄也是为了这件事。张庄党支部的创始人张天明有病在家休养，一旦恢复健康，他就马上回去工作。只有贵才这个原来村子里最积极而且敢说敢干的贫农，呆在家里闷闷不乐，对外边的工作感到失望。

原来，贵才威信很高，能够影响很多人的思想。现在他对政治工作感到厌恶，又千方百计地给别人泼冷水。每次开会之后，他都找村里的积极分子，打听他们讨论了什么问题。当把有关意见不一致和争吵的事告诉他时，他往往说：“毫无用处。政策改变得太勤。我自己再也不想出去当干部了。还是呆在家里好。”

自从那次查账会把他扣留在村里，老徐下了他的枪之后，他一直往这条路上想。当时他想，他之所以挨整，是因为过去太积极了。对此，他想不通，思忖着：“难道我斗地主斗错了？”他以不能解决这问题为借口，回家种庄稼去了——反正这也是他特别想做的事情。贵才和张庄工作队员李文忠一样，都是新近才结婚，突然要对妻子和家庭承担的义务，把他为集体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挤掉了。

此外，贵才身患梅毒。治病需要的青霉素价钱昂贵，如果他不在家种地，从哪里去搞钱呢！这些想法左右了他，加上他因过去的行为受到批评而感到不满，所以他认为，不仅他自己应该跑回家来，其他人也应该学他的样。

如果张庄的党员不是有同感的话，贵才的怨言也不致于使党支部精神涣散。物质困难和政治上的消极，为不满的幼苗准备了肥沃的温床。暴风雨使张庄所有的共产党员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过关时，他们都接受了不大公正的意见，感到对他们过去的批评太严厉了。譬如，兴发对蔡队长讲：“我也有一些想不通的事。在整党中给我提了很多意见，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很不公正。所有意见我都毫无区别地兜了下来。我答应退出一些并不是非法占有的果实。而现在，我的麦子毁了，我从哪里去搞粮食退赔呢？”

除了这些令人懊恼的个人问题外，村干部们还面临着工作队进村以来，一直增长着的民主气氛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困难。这种新的气氛引起了政治生活的高涨，进行了两次“过关会”、多次选举和有关划成份的多次生动活泼的会议。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即这种气氛刺激了“人人为自己”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发展。这是已在破坏经济生活的“绝对平均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底，“极端民主化”已在张庄发展到了农民很少愿意出战勤的程度。结果，所有抬担架、送信、送公粮的负担统统落在党员的身上，落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准备作为革命的积极核心的二十八位农民身上。自从过关以后，他们对革命是否真心诚意，可以说在舆论面前一直受到考验。结果，只有他们不能以任何借口把负担和责任推给别人。他们原来承担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任务，绝大部分发展成了体力负担。他们从象征性的“人民的老黄牛”逐渐变成了真正的“老黄牛”。

代理村长存喜自己有四十多亩土地需要耕种，但是由于各种公务繁忙，几乎没到地里去。七月初，他去县城开了几天生产会议回来的那天晚上，一副担架把一个伤员送到村里打谷场上。张庄村民的任务是把这个伤员往北送三十多里，转交给下一个村，然后一站一站再往下传，直到送到伤员家为止。存喜想找两个人抬担架，可是，谁都有很好的借口予以拒绝。最后，存喜和共产党员四孩儿不得不肩负起这个艰苦的重担。

存喜的母亲因为儿子没时间在地里干活很生气，决定不给儿子做饭吃了。她认为，没有理由为一个不替自己家里干活以改善生活的人做饭吃。存喜饿了时，自己就煮点小米饭吃，于是，家务又进一步侵占了他的工作时间。

“我没法解决，”存喜说，“在过去，谁敢拒绝出公差就抓起来，而现在，要是我们话说重了些，人家就批评我们的态度，给我们提意见。唯一的办法是人家不去我们去。但即使我们不计较干所有的工作，我们也不可能都做到。我自己也只有两只手和两条腿呀。”

胡雪贞跟妇女们也发生了另外的矛盾。春天，县合作社发放了一批棉花，作为对困难户以工代赈的救济，是由她负责的。申请者免费得到几斤棉花，三十天以后交回一定数量的棉线，多余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归自己所有，报酬是不少的。可是，胡雪贞发下棉花五十天之后，大部分棉线还交不上来。县合作社曾来人询问此事。她自己也专门跑了一趟潞城，要求延长一下期限。她多次到拖欠的各家去催，但总收不上来。“七一”那天，合作社最后再给她三天时间。可是，当她把期限告诉妇女们时，她们说，至少还得需要两个星期。

胡雪贞曾经含着眼泪对拖欠棉线的妇女们说，“一切责任都得由我承担下来。为了你们，我不得不跑到潞城去赔礼道歉。可是，棉花是你们自愿借的嘛，你们也知道条件，可你们说了话不算数。”

“为了棉花的事，我哭过两次，”胡雪贞后来对戚云说，“有时，我想起灾年歉月，我的孩子一个个死掉；现在，我翻了身，有了地，应该好好干。但是，当我想起当干部以前的十年里，在张庄从来投人批评过我，我跟谁都合得来。可是现在，有些邻居甚至恨我了。

“我整天忙公事，回到家里，一口空空的锅象一只大眼睛瞪着我，孩子们哭着要吃要喝。所以我不止一次地想，虽然我为人民辛辛苦苦地干，可是却象地主一样挨斗，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当干部呢？”

十九岁的王恩凤是胡雪贞的亲密伙伴和助手，说起话来更泄气。在跟戚云作一次个别谈话时她承认，党员来开会是勉强的，会上一言不发，回到家里就干脆忘掉发生的一切。

“你自己呢？”戚云问她。

“我的思想也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和别人一样，认为没有奔头。在过去，不管我们说什么，人们都听；对的听，错的也听。可是现在，他们都冷眼瞧着我们。过去，共产党只要一招呼开会，所有的人很快就到了；而现在，得一趟一趟去请，请人开会比请客吃饭还难。”

王恩凤是一个上前线已经两年的战士的妻子。她身体健壮，膀阔腰圆，活象一座大门，一个人耕种着家里的全部土地。她从小就是天主教徒，但对教会没有一点好感。她父亲为长治大教堂赶了二十年的车，在一九四三年闹灾荒时被解雇了。父亲回到家时，两手空空，身体也垮了，不到三个月就饿死了。从此，她承担起一个男人的劳动，她的体力证明了这一点。她那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无所畏惧的言谈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对于象她这样一个独立生活、当家作主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

戚云对她说，人们这种冷淡的态度，起因于前一段工作中的错误。—旦这些错误纠正过来，这种冷淡态度就可以立即被克服掉。听到这些话，她却说：“妇女不中用。男人不积极，妇女能干什么？妇女说话没人理睬。”

“要是这样，那为什么人们总选你当干部呢？”

“噢，那是因为我敢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

戚云却不让事情到此为止。她继续讲，事实上，恩凤一定有相当高的威信，否则人们就根本不会选她。如果男人什么也不干，那就要妇女上台来发动。这样，男人或许会感到惭愧而跟上来。

恩凤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论点。但是，她很快又提出另一件使她烦恼的事情。“肖文书说，工作队老找我们开会，要我们积极起来。他们工作一天有四十四两小米，我们得到的只是头疼。连一钱小米也没人给，群众对我们就是谩骂。”

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在回答以前，戚云仔细地进行了一番考虑。“在这村的工作，是为了这村的利益。做好了，张庄的农民会得到好处的。至于我们工作队，工作是永远也做不完的。虽然我们吃得饱，但是，我们从这些会里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一旦张庄重新组织起来，我们就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帮助其他地方的农民了。我们也并不总是受欢迎，受表扬的，因为我们常常不得不支持不得人心的决定。假如再一次决定给治安主任王文则重新作人的机会，那时群众就会骂到我们头上来。”

“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可以从所有这些进步中得到好处，”她继续说，“而我们呢，甚至还不知道家里的命运怎样，我们帮不了他们的忙。如果他们是地主的话，我们还得跟他们作斗争。无论如何，我们都在为革命而努力工作。”

“可也是，”恩凤慢慢地想了想说，“我想，要是只是为了穿衣吃饭，你们就用不着从老远来张庄和我们一起闹翻身了。我脑子还是太简单了。”她在补充这句话时，笑了起来，使她那粗糙的面孔也变得可爱了，面颊上还出现了一个酒窝。“有时候，一连几天我的情绪都很高，但是一碰到困难或听到闲话，我就要泄气。”

工作队发现，张庄有名的战时英雄才元可能比谁变化都大。第二次县里开会以前，他一直是支部里最积极的党员。现在，如果他到会，也总是一人独自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对待批评总是很恼火。对待友好的寒暄的回答，也只不过是一句气呼呼的“吃过饭了吗？”

他在政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他地里损失的小麦，以及想起人们对他的批评意见（他心里觉得不公正的），这一切都使他心情不快。更槽糕的是，他一怒之下与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打起架来。他们挥拳动武的事成了全村议论的材料。

这次打架是两人下棋时引起的。占了上风的才元嘲笑对手下错了一着。青年人发了火，辱骂了才元，把棋子统统打翻在地。年岁较大的才元大动肝火，伸手打了对方一个耳光。气愤的青年人还了手。在一旁观战的人把他们拉开之前，双方都挨了拳头。

全村都怪杂货铺管理员打了年轻人。一些农民挖苦干部和党员，说答应了要改造自己，可是现在还打人。这次打架的事在党的会议上一提出，才元马上就发起火来了：

“自从过关以来，我们甚至出口长气都受到批评。人们指着我们骂道：‘你不害臊，你还是个党员呢，你还是个复员军人呢。’”

“那时我若是在杂货铺门前，我一定帮才元揍那小子。”大个子民兵天喜皱着眉头说。

这些话表现出来的倾向已相当强烈了。党员们站在一起与全村对立，把他们的麻烦归罪于群众。

※　　　※　　　※

蔡勤领导下的工作队，没有直接抓住问题的核心，没有告诉张庄的干部：他们的麻烦来源于错误的政策，县里开会时已经决定对政策作出重大改变；而是想用党性说服他们重新工作。蔡勤没有揭露过去的错误，而是把同志们叫到一起，责怪他们在自然灾害面前垂头丧气，缺乏积极行动。相互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指责。肖文书被说成不配作一个党员，这激怒了这个倔强的农民，一怒之下离开了会场。此后几天，他呆在家里跟谁也不讲话。

然而，工作队对县里会议情况保持沉默，并不能防止会议内容的传播。谣传或小道消息已经传遍全县。片言只语的消息说，基本政策出了偏差，斗争共产党员的作法过火了，“贫农路线”错了，党领导的翻身远非不彻底，而是过头了。“生产村”的车把式路过张庄时提出了一些问题，想从这个“基点村”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平分结束了吗？”李村沟的一个人，在大车店里一边喝着热水一边问。“听说要重新安顿地主了。”另一个边说着边吃着炒饼。可是张庄人知道得并不比别人多，所以没法告诉这些人。他们只不过是从别处听来后加油加醋而已。

党员们碰到一起，这些夸大错误的传说更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并助长了他们的“牢骚”。如果前段的政策果真是错了，那么村干部遭到的困难，责任当然要由上级领导承担，因为错误的指示是上边来的，每个人都吃了苦头。现在，村里的党员们只想着他们的苦处，许多怨气一齐涌上心头。

为什么工作队的干部还不着手扭转这种倾向呢？他们为什么不象陈书记那样，在县里开会的第一天就采取主动呢？陈书记正视这个问题，把它交给全体干部一起解决。蔡勤也可以这样做，但是，他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工作队的其他干部还犹豫不决，害怕一旦把问题捅开，村干部反应不好。他们害怕突然的纠偏会使整个局势翻个个儿，从另一方面造成错误和过火现象，打击贫农的积极性，而贫农的希望是在那么长时间里用热心的许愿才树立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工作队干部们对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善意缺乏信心。

依我看来，工作队员们似乎还有点羞愧的心情。三月份，他们进村时，是那样信心百倍，嘴里喊着翻身不彻底、存在坏干部和党内有地主分子等口号。之后，群众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开会，希望发生重大变革。而现在，这一切都突然变得不可能了。现在不是使穷变富的问题了，而是要给中农退赔和重新安顿地主；不是富有的干部把大量的土地和非法占有的果实交出来，而要退还的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十几亩土地和一些不值钱的小物品。正视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所以，工作队没有把新政策作全面交代，没有向大家讲清楚为什么今后生产将成为一切问题的关键，而在实际上，工作队已着手集中处理生产问题。

十天之后，蔡勤和工作队干部们才下了决心，公开讨论政策的改变问题。这时已很明显，虽然进行了一些个别谈话，召开了党支部会和支部内的积极分子会议，进行了一些表扬和批评，但士气低落的根本原因却还根本没触及到。

一九四八年七月九日，召开了党支部大会。会上，蔡勤最后总算作了一个坦率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谈到错误的“贫农路线”、“绝对平均主义”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上级党和政府对潞城形势的错误估计。

因为“极端民主化”是当前干部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此，工作队长也做了严厉的批评。“有些人以为，只要给你们打人的权力，你们就可以解决村子里所有的问题。但是，暴力不是解决给我们造成这么多麻烦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办法。不讲道理、继续为所欲为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是通情达理的，对正当的建议是合作的。但是他们反对强迫命令。如果因为少数人的挑拨，我们就恢复过去的工作作风，开始打人抓人，那么人民必然会对我们失去信任。”

蔡队长号召党员们勇敢地站起来，努力工作，引导群众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们可以引导群众批判‘极端民主化’。我们可以教育他们，端正他们的态度。如果经过多次努力之后，还有人拒绝纠正错误，目无法纪，可以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到那时候，群众都会理解的，群众甚至会提出建议如何对待这种人。民主毕竟是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那些以民主为借口，进行违法活动的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蔡勤的话把全村共产党员从麻木状态中惊醒了。长期被压抑的思想感情爆发出来了，生动活泼的讨论随之开始了。

“工作队刚到时，我们思想上确实很混乱，”天喜说，“地主没有了，可是还有好几家没翻身。东西从哪里来呢？我们想，唯一的办法是没收我们干部的财产，谁都说我们翻身过头了。”

“确实是这样，”兴发说，“人们确实压了我们。过关那时候，他们说：‘你说你没贪污是什么意思？你当干部当了那么多年！’在街上碰着，他们就骂我买香烟抽，‘你还没改掉这种浪费的习惯呀？’他们责问我。”

“至于‘贫农路线’嘛，从一开始我就想，不少贫农没翻身，那是因为他们过去太丑啦，”才元搭了腔，“就拿郭德有来说吧，他是伪村长，我们都受过他的压迫。他一参加贫农团就神气开了，他不出差支前，那时没人敢讲。现在，我们可以放下包袱了。蔡队长都讲清楚了嘛。”

“过关当然很好，也必须这样做，”妇女主任胡雪贞说，“但确实来得太晚了。给我提的意见，有些对，有些不对。我知道他们都是为了帮助我，可是对那些不公正的意见，我还是有疙瘩。我一直想不通，落后了。蔡同志报告之后，我思想上轻松多了。上级知道我们工作辛辛苦苦，是支持我们的。”

向党员报告之后，蔡勤召开了由张庄全体成年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面对着站在池塘旁打谷场上的几百名男女农民，蔡勤解释了土改政策中新的侧重点，和在新的选举制度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他警告那些滥用民主权利的人说：“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选举自己要选的人当干部。但是选举之后，获得多数选票的人要有办事的权力。所有人必须执行当选人作出的决定。你们自己很快就要选村长，选举之后，如果他分配你们支前任务，你们必须执行。如果他不行，如果他不称职，你们可以另选别人替代他。但是，只要他负责任，你们就要听他的，这才合乎道理。否则，就只能是无政府主义。”

这些带有太行口音的话说得清清楚楚，给农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鼓舞了共产党员们。选举义务的基本常识讲得明明白白，这是当地的农民从未听到过的。共产党员们看到纪律是新制度的一部分，工作队要解决日益发展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问题，这才放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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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互　助

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饭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

小麦是越冬作物，又是秋收的少量补充。它在农村生活中起的作用之大，是与其产量不相称的。对许多家庭来讲，小麦既可以解决“春荒”，又为夏季的重体力劳动提供了主要的营养。没有小麦，这些家庭就没有生活到九月份的希望，就无力从事反复的锄草、追肥和间苗劳动，以促使主要谷物的生长，因为要到九月份玉米和谷子才能成熟。因而，虽然小麦产量从未超过人们一两个月的口粮，但它是北方农业建筑上的一块拱心石。

由于冰雹严重地毁坏了小麦，所以工作队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份的首要任务，就是给缺粮户发放救济粮。村公所已经把村里库存的一部分粮食分发了。现在加上潞城县在教堂里存的粮食以及从县城用大车运来的粮食，当前的危机解决了，农民们能够生存下去了，总结一下就可以制订恢复生产的计划了。

过了一些日子才明白，春播作物并不象最初看来损失得那么严重。首先是玉米恢复了生机，被冰雹打坏的叶子枯黄死去，但是，新叶很快从玉米秆中心钻出来，使禾苗跟原来一样茁壮。大部分谷子虽说没有玉米那么茁壮，但也同样死而复生了。只有豆类算是彻底毁了。可是，在整个农业中，豆类不是主要粮食作物，所以它的损失也并非是不可弥补的。就是小麦地也可以挽救一部分。冰雹的打击不是在所有地里都一样严重。有些土地虽说受到打击，收成也还相当不错。有的地，经过收割、打场、扬场，但是毫无所获。整个麦收结束之后，工作队对灾情造成的损失作了一个全面的估计，列出了如下的清单：

小麦：一千七百一十二亩，全部受灾。估产：二十一万三千五百斤（平均每亩一百三十斤）。实产：四万五千六百六十二斤（每亩三十斤）。

谷子：一千零二十亩，全部受灾。估产：一般年景的五成。

玉米：二千一百二十五亩，全部受灾，但恢复较好。估产：一般年景的百分之九十。

豆类：在玉米地里间种八百六十八亩，全部受灾，收获无望。

受灾农户：二百四十户（全村农户）。

随着玉米和谷子恢复了生机，农民们的情绪也好起来了，劲头也来了。他们很快就出动，全力以赴地在所有空地上播种胡萝卜、荞麦和六十天成熟的玉米。种子是县农业科从未受灾的村庄里调拨来的。种子的供应很充足，最后还剩下几百斤荞麦。村公所把剩余的种子送给了张庄正北的马场，那里有些土地也遭了雹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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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收割，重新播种的需要，以及晋中作战带来的沉重的运输和担架任务，使互助和变工显得非常必要。但是，雹灾之后，农民积极性的低落，再加上“贫农路线”引起的单干倾向，几乎使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陷于停顿状态。在最需要互助的时刻，这种制度却濒临垮台的边缘。

有的农民是喜欢单干的。他们说，不组织生产更好些。他们一不开会，二不参加互助组的劳动，而是各行其是，在背后还嘲笑互助合作。他们想方设法打击仍想搞互助合作的人的积极性。个人主义少一些的人们，给军属干活时合在一起，回到自己地里时就分散了，甚至干部通知他们开会都感到困难。有的到黄辗矿上运煤去了，有的锄自己的地去了，从早到晚看不到人。下雨天，人们不能出门，互助组长有时还能找齐人，但是，雨一停，互助合作就同田里的水份一起蒸发掉了。因为每家都想在草根扎深以前就到自己地里把草锄掉。

实际行动胜过雄辩。农民们的行动表明互助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如果把“要不要组织起来生产”的问题正式提交支部党员、临时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或农会小组讨论时，反应并不是否定的。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说，在理论上互助组是好的，只是在实际上行不通。他们坚持说，他们是愿意互助合作的，但是，他们不喜欢过去的一些形式。讨论正式开始之后，就是热烈的“提意见”。

农民的意见，主要是嫌互助组太大了。有些互助组包括二十到二十五户。组长早晨把人找在一起很费时间。到地里之后，许多人在地里闲着，因为劳动安排不明确。同时，互助组大了还意味着闹磨擦，因为总有一些不大和睦的农户要碰到一起。拿真宽的组做例子吧。这个组有喜欢吵架的金柱和他那个“破鞋”老婆。组里十分之九的人都不愿与金柱一起干活，因为他既懒惰，脾气又坏，跟谁都抬杠。仅仅为了解决金柱挑起的事端，互助组就得每天开会，为此花时间是不值得的，耽误了组员们的睡眠和宝贵的休息时间。

人们还说，大互助组往往是强行组织起来的。一九四六年，在亲友互利的基础上，自发产生的许多小互助组就自然得多。一九四七年，潞城县委发出组织起来搞生产的号召之后，这些很成功的小组突然机械地扩大了。为响应这个号召，仅仅根据居住的远近，人们拥进或被指定加入这个或那个互助组。所有关系到人们能否在一起劳动的重要标准都被忽视了。一旦加入了一个互助组，就很难退出来。如果在组里关系搞不好，其他组也不会要你，然而要搞单干也是不可能的。他们需要集体的帮助，别人帮助他们多少，他们也愿意帮助别人多少。在一起合得来的人，经常商量着要踢出那些惹麻烦的人，但是，要这样做，很难不伤感情，大家都因而丢了面子。

许多缺乏劳力的鳏寡孤老户也包括在大组里了。他们不是以工换工，而只是根据给他们干活的多少付出一定的报酬。他们不能，也不积极地参加互助组的劳动，但是，如果给他们干的活不完全称他们的心，他们往往在会上发牢骚，总是要浪费时间，制造麻烦。主要劳力对和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在一组也不乐意，除非他们是自己的近亲。

对互助组的另一主要意见是组织得太过分了。干部们积极性一上来，就什么都想计划，从集体劳动优越性最大的播种、收割，到优越性很小或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的运输和拣粪，都想组织。许多农民被派了活而不出工，以抵制这种过分的组织。

对组织互助变工的整个目的也有不满情绪。在为时两年的实行过程中，互助组的职能逐渐地大大超过原先的设想。村政府已经习惯于把互助组当成它的辅助机构。互助组长要管理支前勤务，照顾军属，救济寡妇和其他困难户，以及承担其他福利事业。县政府要人抬担架、运粮时，村长就把组长找在一起分配任务。最初，是农民在生产中自愿组织起来的换工队，后来变成了执行政府公差、分配救济物资、管理生活而与生产很少联系的半官方机构了。这实在太过分了。

尽管有这么多的意见，但是，大多数人还要求继续搞互助生产。他们羡慕仍然活动着的少数几个组所取得的成果。支部书记兴发那一组就是这种类型。这个组有八个劳力，一直在一起劳动，粮食产量在全村是名列前茅的。他们之间没有工钱问题，因为每天在一起劳动时，每人给别人干的活和别人给他干的活相等。他们是劳力换劳力，而不是换小米。他们经常夸口说：每个季节他们都是第一个把活干完。劳动模范杨忠盛的小组搞得也很好。工作队建议，全村重新组织互助组的最好办法，是把大组解散，然后自愿结合。但是，这个二十户的集体拒绝解散。正是这样的好典型才使得变工的想法一直存在下来。

共产党员天喜对互助合作热情很高，虽然他自己的互助组搞得并不妤。“在一起干活就干得多，”他说，“开会睡得晚了，早晨没有组长来叫，我一睡就是大半晌。一个人去干活，看着一大片地就发愁。跟大家在一起干活，活干得就快。有说有笑，大伙都高高兴兴的。”

泰山娘是农会西南片的头头之一，是一把劳动的快手。她同意天喜的意见，并且强调说，我一个人在地里干活，经常抬头看天，看是不是到晌午了。可是，在一起干活，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很快就把活干完了。”

既然大多数人明确地要继续搞互助，工作组就号召全村人按原来的互助组集合起来，商量他们认为重新组织起来的最好办法。在重新组织时，要求人们牢记毛泽东为农民合作规定的三条基本原则：一、自愿；二、以工换工，等价交换；三、实行民主。工作队还用毛泽东指出的三个常见的缺点来提醒人们不要：—、什么都互助；二、组织过于庞大；三、组织太复杂。

通过重新组织，包括六十五户（约占全村四分之一）的十个生产互助组成立了，或巩固了。就政治和社会成份来说，有的组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人。共产党员真宽、积极分子元龙、爱闹别扭的侯根明和外逃回来的侯金明凑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组。在我看来，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过去都曾是天主教徒。

被停职的原农会副主席王雨来、前伪村副李同仁、前伪村长甄忠喜、不问政治的中农凤来和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来锁组成了另一组。这组里确实是五花八门——一个下台的霸王、两个从前的汉奸、一个老实的单干农民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是同一类的人吗？是什么力量把他们拉到一起的呢？谁也很难说。不管怎样，他们似乎乐意在一起为今后数周的生产热心地制定计划。

新的互助组是在七月十二日正式成立的。可是，在十六日党支部开会研究进展情况时发现，十个组中实际上只有七个组在一起耕种。其它几组开完会，一起在地里只干过一两次就散伙了。

民兵大洪说：“我们组的人不愿一起干活，互相帮助。我没办法。叫人开会，很少几个人到。我的组里实际上只有两户。”

“两户怎能叫互助组呢？”蔡队长问。

“就是这样嘛，张汉兴和我在一起干活。当然啦，最近几天他在锄地，我在积肥。”

“原来你们实际上根本没互助呀？”

“是呀。”

统计了一下，二十八个党员之中只有十一个参加了互助组。显而易见，共产党员没有进行有力的领导。为此，蔡勤对他们进行了批评。

“我们共产党员必须想法克服各种困难，带头提高生产，否则只能造成混乱。”他这样警告大家。

蔡勤的批评只能使党员更加精神不振。用建议和榜样进行领导，证明比任何人预料的要困难得多。

“我们今天的工作比过去复杂得多，”英俊的存喜悲观地说，“我们做什么事都得非常仔细。要贯彻一项指示，就必须征求人们的意见。我心里一直在想：‘我再也不想留在村里工作了。’”

“那么你想干什么呢？”蔡队长问。

“我想参军去，大刀阔斧地干一场。”

兴发最后厌烦地离开了会场。“我从来没开过这种令人烦恼、使人泄气的会，”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琢磨，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对任何工作担当责任，没人愿意挑担子，能推卸责任的都往边上靠。我自己，累的时候也不想来开会。就是来了，也盼望会尽快开完。所以我总是在会上发牢骚。我发牢骚也助长了别人的错误倾向。”

至少兴发在这里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不再当过关时受到了严厉批评的“老好人”了。考虑到他的过去，这只能解释为他在政治上进步了。

这次支部会使工作队的工作陷入了僵局。无论如何，鼓励、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对过去错误的评价，都不能改变这些共产党员的情绪。这种情绪，归根结底，只不过是全村情绪的一个集中表现而已。这主要是由于村里的工作没有进展而引起的失望情绪。缺乏进展则是由于有关分配、重新安顿和整党等问题的最后决定，要推迟到新的村政权建立之后。

一九四八年七月，前途奇怪地悬而未决。决定前途的所有因素，就象在非结晶质的溶液里漂浮着的一个个离子，等待着使其结晶的唯一催化剂——决定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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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村人民代表大会

现在时期，在乡村中可以而且应当依靠农民的要求，召集乡村农民大会选举乡村政府，召集区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区政府。县、市和县市以上的政府，因其不但代表乡村的农民，而且代表市镇、县城、省城和大工商业都市的各阶层各职业人民，就应召集县的、市的、省的或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

什么是村人民代表大会呢？工作队建议要在张庄成立的村人民代表大会，和现存的其他群众组织有何区别？这些都是有关代表大会的想法提出之后，群众要问的问题。问题的答案没有猜测的必要。村人民代表大会，在一九四五年以前解放的许多地区已经存在了。许多脱产的区干部，经过切身体验或学习讨论，已经对代表大会有所了解。在向张庄解释代表大会时，他们所描述的是在华北许多地方早已实行的一种政治机构，而且自一九二七年以来，在全国各解放区就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实行过。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村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由全村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定期产生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选出之后，这个委员会或代表大会就负责所有的地方事务。基层选民和边区政府都承认它是全村最高政权机构。这个代表大会有权草拟村里所有规章制度，处理村里纠纷，任命村长、民兵队长和治安主任等村干部。任命之后，这些干部就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管理村里事务，执行代表大会所做的决定，定期向代表大会就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工作进行汇报。如果他们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代表大会可以随时加以罢免。

村人民代表大会在理论上以它无所不包的性质区别于其它一切群众组织或选举产生的机构。贫农团的会员只限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农民协会只限于贫农和中农。妇女会只限于妇女。共产党只限于根据品质、能力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等非常严格的标准而吸收的党员。而人民代表大会则是代表全国统一战线内的全体人民的机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农村社会里，除农民各阶层外，还有许多其他阶级和集团。如教师、医生、接生婆、兽医和药铺掌柜；木匠、石匠、铁匠、车辆制造匠等长年工人；木刻师傅、编织工人、小炉匠、织席手工业者以及家具制造等精细的手工业者，还有小商贩、杂货铺掌柜、大车店主、轧棉花的、酿酒的以及磨房主等买卖人。为了建立稳定的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政府，创造一种这些集团都有发言权，并能代表他们的政治机构是必要的。

村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一种机构。它是新的全国性的民主联合在基层的政治体现。这里联合的不仅仅是农民，而且是一切同盟阶级，它所排除的只是共产党所说的革命的敌人，即富农、地主以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等官僚资产阶级。

由于代表大会的形式要反映出新民主主义的阶级联合，所以它的组织机构必然不同于各种群众组织。每个群众组织只代表一个阶级或一个集团，最多代表两个关系密切的阶层，如农民协会代表贫农和中农。这一类群众组织的成员是根据居住地区选举代表的。居住在村里某一部份的农民，从自己的邻居里选举农民协会委员，农民协会委员会就是这样由一个村里各个部分的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则不是根据居住地区选举的。它的代表主要不是来自村里各部分，而是来自各利益集团和各社会阶层或阶级。不管居住情况如何，商人选举商人代表，手工业者选举手工业者代表，农民选举农民代表。在任何专业人口聚居地区，代表的选举也是按照居住情况进行的，但是代表大会的主要职责是反映各个集团利益的，而不是反映各个地区利益的。

长治、潞城以及东关一类大的商业城镇都是较大的人口聚居中心，集中居住着不少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些地方显然是需要建立这种无所不包的代表大会的。只有这种机构才能使非农业人口投入积极的政治生活；他们在土改斗争中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旁观态度，有的甚至成了过火行动的受害者。只有这种机构才能给他们提供发言权和选举权。

但是，象张庄这一类阶级结构从来就不复杂的村庄，代表大会这种形式的必要性则是不大明显的。在张庄，没有一户的主要生活来源依靠专业技术、经商或手工业生产。村里所有的木匠、织布的、开大车店的或小商贩，都耕种着自己的土地，都认为自己是属于农民的某个阶层的。在张庄，参与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只能是跟农民协会会员几乎完全一致。那么，为什么还要再建立一个组织呢？为什么不干脆把选举产生的农民协会的干部叫做张庄人民代表大会，然后把村政府的职权转交给农民协会呢？

这几乎——几乎是，但不完全是——就是张庄工作队提出的解决办法。农民协会的干部不能把自己算作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农民协会没有普遍性。农民协会是一个有排斥性的阶级组织，它有自己制订的某种会员标准。新会员必须经过老会员批准。张庄至今还有二十多户不是会员，这包括那些挂起来还未过关的干部，以及那些因为“流氓行为”或过去的罪行还没有被认为是“正直勤劳”的人。但是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是边区有资格的公民，他们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他们的财产未被没收，他们有选举权。政府与群众组织是不同的，它必须代表一切在法律上享有公民权的人。因此，即使在完全是农业人口的张庄，农民协会也不能象变色龙一样，摇身一变而成为人民代表大会。

这一点区别，对张庄许多人来说似乎太微小了。但是，村人民代表大会无所不包的性质，归根到底，并不取决于某个村的需要与否，而是由于它是共产党提出的整个政府结构的一部分，是边区政府未来的目标。

村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广泛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各级代表大会这座金字塔的基石，其顶端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县和地区代表大会是中间的两层。一九四八年，这座金字塔还是一幢建造中的大厦。它还没有顶端，因为内战仍在进行中，革命还没有统一全国，还不存在全国性的革命政府。这座金字塔的某些基础部分也还是空白的，因为许多村庄尚未完成土地改革，还来不及建立村代表大会。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以前，张庄就是这些空白点之一。作为金字塔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县和地区代表大会，在解放区的大多数县和地区都有了。但是解放区在不断扩大，有些县是在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以前才赶走了国民党军队。在那些县里，由军队或共产党的领导人任命的临时军管会或临时委员会掌权。

要理解当时的局面，读者必须想象到，在一个处在变动中的农村，多种多样的政治局面同时存在。在一九四八年，中国大陆大体分为两部分：共产党领导的北方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的南方。但是，南北两大部分任何一方的统治都不是连成一片的。在华中和华南有解放区，在华北、东北、西北有国民党控制下的走廊，还有一些孤立的小“岛”，这里国民党军队被包围着，但仍然坚持着。总的来说，解放区在扩大，国民党控制的走廊和小“岛”在不断地缩小，以致消失。在这个总的形势下，也出现相反的情形。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地区，有时被国民党重新夺回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变革遭到摧残，各种形式的人民政权遭到破坏或被赶入地下。在这战争和革命的动乱时期，大概没有典型的政治局面，而只是各种各样毫无联贯的政治过程，或迟或早地向着同一个目标发展——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的普遍的崭新的社会制度。

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四级代表大会的金字塔将遍及全国。因为上一级的代表由下级选举，这个制度就将在形式上把中国传统的等级统治彻底翻过来。在传统的制度下，一切权力照规定集中在皇帝手里（后来集中在独裁者蒋介石手里）。这位至高无尚的人物，任命省长，省长任命县长，县长任命村长，村长对他管辖下的小业主、佃农和雇农操有生杀予夺之权。随土改而诞生的这个崭新的制度恰恰相反。根据新制度，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选举村里的权力机构——村人民代表大会；村人民代表大会有权选举参加地区（后来是省）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国解放以后，地区代表大会将与大城市代表大会一起选举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地区和各城市的人民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从长远看，在张庄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将使该村有一个能够处理大部分日常事务的常设机构；另一方面，将填补解放区整个政治制度的空白，对全国未来的政治制度又将增添一块砖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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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庄，人们殷切地盼望着村人民代表大会的诞生。根据《土地法大纲》的条文和边区政府的指示，只有张庄人民代表大会才能：

一，对全村人口进行第三次即最后的阶级划分；

二，没收地主、富农仍然占有的财产，接收干部退还的多占财产，管理全村现有的公共财产；

三，对上述所有财产进行最后的分配，分配剩余的土地、房屋、设备、家具和牲畜，颁发土地证、房屋证；

四，为审查所有原来的干部和党员而召开第三次即最后的“过关会”；

五，决定征收夏季公粮；

六，任命专职村干部和监督他们的工作；

七，选举出席县代表大会的代表。

既然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业已成熟，因而群众就迫不及待地要求选举。工作队对待这个问题和对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决定实行耐心教育的政策。蔡同志想首先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确实使每个人都了解成立代表大会的理由，以及这样一个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则，代表们及其任命的干部的权力和职责以及选民的权利和义务。所以，他把选举推迟了几天，让全村大多数人讨论这些问题。所有农民协会会员在自己所在的小组里参加讨论，非农会会员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

我参加了在西南片的小组讨论。戚云在解释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职能时，把大会与消费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做了比较。在许多村庄里，消费合作社是由入股者选出的委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和一个由管理委员会挑选的经理来管理的。管理委员会定期开会对经理的工作进行检查，审查账目，检查营业状况，计算盈亏，并对经理作出改进经营的指示。在管理委员会的全面监督下，经理及其工作人员负责合作社的日常工作——记账、订货和打扫店铺。

这样解释代表大会，多数农民理解得很快。虽然他们对民主政府还没有亲身体验，但是，他们都参加了合作社组织，或者看到了合作社工作的情况。

农民们理解了问题的实质之后，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村里的共产党组织怎么办？共产党不是整个革命的领导者吗？如果村里一切事务都要由代表大会处理，那么，共产党组织干什么呢？”

在一次农民协会全体会员大会上，蔡队长对共产党的作用做了如下说明：

张庄人民代表大会，是全村最高的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和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党支部对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所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得出结论，然后把这些结论提请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批准。如果其他代表拥护这些意见，就付诸实行；如果反对这些意见，支部则必须对整个问题重新考虑和讨论。如果支部仍然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代表大会的代表仍不同意，支部可以把问题提交上级党组织。但是，即使上级党组织同意支部意见，上级党组织也不能建议越过村代表大会。上级党组织可以建议支部坚持意见，进一步解释，进行教育，以待将来统一认识。至于村代表大会，它也有自己的上级机关，即潞城县人民代表大会，由全县的村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万一通过上述程序之后，仍然存在严重分歧，在村里解决不了，双方可以提交上级机关最后处理。

按照蔡同志的这番解释，与人民代表大会不同，共产党无权以任何形式行使国家权力，它只能进行说服，树立一个榜样。当然，谁也不能阻止人民选举共产党员为张庄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共产党员不能比其他代表有更多的权力。共产党员只能通过自己内部的团结和解决难题的能力而获得多数人支持来实现领导。

换句话说，共产党人的领导作用，不是靠强制，也不是靠特权，而是靠说服教育，靠全体党员积极参加村里日常工作来实现的。从长远观点来说，地方党员的领导能力，首先取决于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政策，其次取决于每个共产党员凭优点和表现而建立起来的威信，取决于他们参加各群众组织的积极程度，并以榜样的作用时时教育别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比一般群众更忠诚无私，更有原则性。

威信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虽然共产党尽力只把最积极、最能干、最忠实的农民吸收到党的队伍里来，但是，总有可能党的整个威信帮助了实际上不够格的共产党员，给了他们的言论和意见以他们个人的品德所不能有的分量。

当然，这种情况事实上也发生过。不论当地党支部是好是坏，党在全国的威信使党支部的意见对所有非党干部、人民代表和全体人民都是重要的。新问题一发生，农民们首先想知道的是“党是怎么说的”？对许多人来说，只要党讲话就足以获得他们的拥护。正因为如此，全体党员都负有重大的责任。而事实上，他们的影响的确比孤立的个人要大，所以，对事情要深思熟虑，要做得正确，就显得更有其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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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会小组里，讨论党在村里的整个作用及其与未来的村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时，农民们还讨论了民主问题。民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民主和放纵是一回事吗？

有些人讲：“现在有民主，我就用不着去开会。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人们说，这种态度是错误的。为了实行民主，必须开会，一起研究制订保护和增进人民利益的好计划。拒绝执行大多数人的决定不是民主，而是用这个字眼替错误行为辩解。民主就是一切行动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某个个人的利益。民主决定的良好效果，可能在短短几天内还不明显，但是，几个月或几年之后，这些决定所带来的好处肯定会显现出来。

为保证大多数人的决议得到贯彻，一些农民想建立一种“制度”，即一套规定。他们要求对将来不参加会的人给予批评，而且必要时给予惩罚。其他人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凭良心的事，因政治上消极而惩罚人是无用的，每个人必须从心里服气。没有自觉的纪律就不可能有民主。

这两种观点都未被接受为自由和纪律问题的答案。多数人一方面同意，总的来说，行动必须出于自觉，另一方面坚持，应该批评少数不采取合作态度、拒绝分担诸如纳税、支前和开会等公共义务的人。“我们应该让他们公开亮出自己的想法，帮助他们打通思想。如果他们不想承担任何义务，就不应得到任何好处。让他们自己去生活，自己种自己的玉米，出了问题让他们自己解决，不要来找我们帮忙。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已经不是这村的人了。”这是北片公认的发言人、单身汉老堆金的话。

“说穿了，”从来媳妇代表东片补充说，“谁也不能离开大伙生活，谁都需要跟别人互助合作。夫妻俩也得商量着办事，谁也不能完全独个儿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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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一日，举行了村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有三十五个人当选，男十九名，女十六名；其中几名是老中农，二十五名是翻身的贫农（现称新中农），一名贫农。三十五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八名，不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包括农会主席真宽、支书兴发、民兵大洪和三十九岁的中农孟福禄；其余四名是妇女：妇女主任胡雪贞、副主任王恩凤，两名家庭妇女：石秀梅和党员肖文书的妻子任荷菊。还有四名代表是党员的妻子、母亲或兄弟：大洪妻子、周增禄的母亲、贵才的母亲和才元的小弟弟普元。

人民代表大会的其余二十三个代表都是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农民。他们是因为自工作队三月进村以来在村里所起的作用而被左邻右舍选上的。突出的有：单身汉贫农、酒坊工人老堆金；长工申发良和曾经要过饭的从来媳妇，二人都是新中农，其遭遇在第三章已有所述；在旧社会被三次倒卖的武魁媳妇；说话厉害的织布能手王老太；愁苦的开荒人李老四；西南片的青年积极分子、曾是天主教徒的郭元龙；全村最勤劳的寡妇泰山娘。以上这些有名的人物也当选为代表大会的代表。

老申头的天主教集团未获得任何承认。自“土匪”雨来和他儿子文则在“过关会”上低头之后不久，跟随这个多嘴的耍计谋老手的那帮人就彻底瓦解了。

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很强的代表大会。精确地说，他们不完全是全村各个阶层的代表，而是从村里最优秀的人中挑选出来的，毫无疑问，人们把全村最积极、最信得过、最优秀和最肯干的人选为带头人了。选举结果出榜公布以后，全村人都笑逐颜开，进行热情的评论。生动活泼的气氛仿佛笼罩着张庄的大街小巷，代表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祝贺。工作队的干部和村里人一样高兴。为了表示欢迎代表们当选，他们特地一家一家地拜访了每个代表。

在三十五名代表的第一次会议上，选出了德才兼备的五人常设委员会。其中包括四名党员：真宽、兴发（男）；胡雪贞和恩凤（女）。还有非党员代表老堆金。真宽当选为主席，老堆金当选为副主席。

第二项议程是选村干部。代表们一致推选自四月“过关”以来担任临时村长的存喜继续担任村长。另一个党员师四孩担任民兵队长，替代声名狼藉的洪恩。其余五个干部——村副、民校校长、财粮主任、生产主任和抗勤主任——由非党员担任，其中两名是代表大会的代表。顽强的中农张金洪，自一九四五年解放以来就担任财粮主任，这次又重新当选了全村都佩服他善于计算的本事和办事认真的精神。

通过任命名单之后，代表们把不在场的当选者召来，通知每个人要担任的工作，然后让他们表态。所有的人都表示，保证努力工作，尽力为全村谋利益。

代表大会的气氛是轻松而融洽的。每个人似乎都因为最后民主选举了村政府而松了口气，象老朋友那样在一起研究面临的问题。紧张和敌对的情绪好象消失了——至少暂时是消失了。

次日，七月二十三日，在酒坊举行了全村群众大会，在这里可以使人们免遭夏季阵雨的浇淋。新的村政府在适当的旗帜下，在口号和讲话声中正式成立了。这次庆祝活动迸发了真正的热情，因为这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全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张庄进入了它动乱生活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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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把老堆金从过去五十多年默默无闻的境地，推到重要性处于全村第二位的代表大会副主席岗位上来，这大概是本村所采取的最突出的行动了。老堆金几乎整个一生处于被埋没、被压迫、被忽视的地位，直到平分土地提供了机会均等的机会以前，除了辛勤劳动以外，他一直没有机会发挥任何才干。土改开始之后，他走到了村里生活的前列。在这方面，他是在那些年代不断被中国农民推上政治舞台的土生土长的干部的一个典型。随着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展开，过去那些在旧制度下被动的、不声不响的受害者，越来越广泛地被推到积极的政治生活中来，发挥出他们的从未料想到的才能。

老堆金有着宽阔的圆脸，被太阳晒得黝黑，随时都会发出愉快的微笑。皱纹从他的眼角出发，布满了他那宽大的额头。两腮的下巴满是蓬乱的短须，这是他身上唯一不大整齐的东西。其他一切，从剃得光光的头上的毛巾，到他踝子骨以上的绑腿布条，都搞得利利落落。他的衣服尽管褪了颜色，补钉摞着补钉，但总是干干净净的。

工作队在三月份到来时，除了他的名字外，很少人对这位老汉有更多的了解。几个星期后，他被选为贫农团北片的副组长。伴随着每次会议和危机，他的威信不断提高；但是，直到县里开会提出改变政策之后，他才在全村出了名。改变政策的作法使他成了全村闻名的人物，因为他——在贫农中只有他——一贯坚持认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没有多少东西可分了，政治上翻身、选举、开会和建立人民代表大会都同小米一样重要。他认为张庄的人民应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应该通过群众参加管理村里事务的方法，民主地解决问题。

老堆金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因为他观察世界比较客观。他不为私利而操心劳碌，头上有简陋的土房顶，脚下有六亩地，就显得和过去一样心满意足了。他没有个人私欲和包袱，也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心平气和，处事老练。深思熟虑，是一个非常镇静的人。别人自然而然地在遇到争吵和困难问题时，便去向他求教。

老堆金的处境无疑地有助于他看问题持客观态度。他没有老婆、孩子。虽然他负责抚养着侄子的一个女儿，但这个六岁的女孩儿并不是一个过重的负担，这个小伙伴倒给他的生活增添了生气。他已年过五十（这在中国农村是一个受尊敬的年龄），他没有因为追求女人而产生的苦恼，所以他和那些牵连了不少年轻一些的人的丑事和流言蜚语不沾边。

老堆金那令人钦佩的客观态度是经过一些严峻考验的。解放对他来说，并不完全都是好事。如果象其他许多老乡那样，因自己受到损害就争吵不休，那他也是有理由这样做的。在八路军和潞城县民兵打败驻守第五区的日伪军时，老堆金已住在距张庄十几里外的张公庄，与当伪村长的侄子住在一起。民兵进村后，逮捕了伪村长，没收了他所有的财产，其中包括老堆金的全部家当。他侄子获释后，丢下三岁的女儿和老堆金，自己溜走了。从此他未回过家，也从来没有让老堆金知道他在哪里。

老堆金回到张庄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在张庄他还有六亩土地，是日军在他父亲地里修建炮楼后剩下的地产。分果实时，他分到了三间破旧的房屋、几件衣服和一两袋粮食，这些情况可以说明为什么他是代表大会里唯一的贫农代表。可是，他对谁都毫无怨恨之心。在问到他的态度时，他对戚云说：“说到我，我分到房子、衣服和粮食。我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其他农民呢，他们都比过去强了。缺地的分到地，缺房的分到房，还有牲畜、大车、农具等。但是还有一些怪人不知足。他们想的只是坐在家里吃现成饭。可是，吃的怎么能自动跑到嘴里来呢？每个人都得劳动，这是我们的责任。”

老堆金大半生是挣工资的劳动者，这大概与他先进的世界观有些关系吧。从十六岁开始，他就给地主扛长工，一直干了九年。后来当了小贩，在路旁卖了三年酒，此后他到本村樊朴之的酒坊里做工，干了二十三年。他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天黑酒坊关门后才能下工。这种有规律的生活，一般农民是很少体验到的。也许是这种生活逐渐培养了他坚定、顽强和大公无私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品质。

在中国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九的纠纷一般可以由村干部解决。如果村干部解决不了，由村代表大会解决。只有极少数棘手的纠纷要送到法院解决。

土改完成之后，在一个不定的阶段内，地主、富农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被剥夺了公民权，诸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五年之后，如果他们在生产劳动中证明与当地人民合作，并经人民审查合格，他们可以申请给予平等地位而重获公民权。这要由当地代表大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作出决定，而不是对这些人集体地作出决定。

在本书描写的事件六年之后，即一九五四年九月，举行了全国范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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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最后的决定

凡属封建制度已经根本消灭，贫雇农已经得到大体上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他们同中农所有的土地虽有差别（这种差别是许可的），但是相差不多者，即应认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不要再提土地改革问题。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新选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最后确定了全村每户的阶级成份。工作队从县第二次会议上带回的对翻身形势的最新估计，毫无疑问对会议是有影响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封建财产基本上已经没收，贫农基本上翻了身。所以他们对以前被划为贫农的每户都非常严格地进行了审查。这种倾向是六月份第二次划分阶级成份时才发展起来的，而且在七月份最后划分时成了主要特点。任何一户，如果有了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耕种，有了房子住，就被认为是翻了身，因此也就被定为已达到新中农地位的农户。

三次出榜，即划分阶级成份的三个阶段的结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倾向。（见下表）

第一榜
（五月）
第二榜
（六月）
第三榜
（七月）

贫农
95
57
28

手工业者
1
1
—

新中农
68
105
136

旧中农
64
64
65

富裕中农
7
8
8

富农
4
4
4

地主
1
1
1

240
240
242

统计表表明，阶级成份较高的人在划分过程中的变化（如果有的话）是微小的，但是阶级成份较低的人在划分过程中的变化却是显著的。五月份，有九十五户被认为是贫农，到七月份，就只有二十八户了。五月份，认为只有六十八户贫农翻了身；七月份，却有一百三十六户贫农被认为翻了身，正好是原来的两倍。

名单贴出后，虽有几户被提升为新中农的贫农户表示了抗议，但是，总的说来，人们是很满意的。阶级成份最后的划分反映了现实，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土地问题提供了基础，使每个人都能致力于生产。

随着阶级成份的最后划定，张庄代表大会不仅解决了翻身这个主要问题，也解决了有关非单一收入农户的阶级成份的许多次要问题。过去遗留下来的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以劁猪、羊为职业的王常义家的成份问题。虽然他已经死了六个月了，但是，根据他家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个标准时间内的经济地位划成份仍然是必要的。王常义在那时，每天带着药箱出去劁猪挣钱，同时他家雇人耕种的土地相当于张庄平均数的两倍。

王常义是剥削者、手工业者还是自由职业者？他是地主、富农还是中农？他挣的钱占收入的百分之几？多少是剥削所得？

代表大会把王常义家的收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兽医王常义和他本人挣的钱，另一部分是土地所有者王常义的家庭及其剥削所得，这样就最后解决了问题。王常义被划成手工业者，从工具到收入，一切与其手工业有联系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合法的财产，多余的土地、农具、房屋等均被没收。这样就在作为剥削者的士绅和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士绅之间划了一条精确的界线。这条线同样适用于所有教书、行医或为挣钱而从事其他服务行业的地主或富农。

这种把个人从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中区分出来，另划个人成份的概念，有助于其他麻烦问题的解决。例如，铁匠张还朝被算作手工业工人，而他的家庭则根据其占有土地、房屋和农具，被划在新中农一类里。根据同样的原则，木匠李何仁和织布的王贵宝以及其他几个人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　　　※　　　※

全村的阶级成份划定之后，就可以回顾一下自一九四五年开始的整个土改过程及其各个阶段，上述的表格可以算作这个过程的总结。这些数字最后极为清楚地揭示出战后初期的“左”倾对中农损害的程度。一九四六年冬，中农作为一个阶级失掉土地四百亩，牲畜十二头，和相当多的粮食。到《五四指示》全部贯彻时，他们又失掉了六十亩土地和几头牲畜。实际的损失比这些数字表明的更严重一些，因为在总的数字中，一些倒霉的中农所受的损失，被另一些中农户得到的土地和牲畜抵消了。分析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六十四户中农中有二十一户损失的土地几乎达到六百亩，虽然其他十六户中农获得了土地一百四十亩。正是这二十一户的损失说明，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间“割韭菜思想”流行一时，以及为什么那么多中农不愿开会，不积极的原因。

所有这些困难都起因于没收运动过了头，大大扩大了打击面，把中农算作富农，把富农算作地主，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财产。

最后的划分阶级成份揭露了这种情况之后，第二步就是纠正错误了。被扫地出门的要重新安置，错斗的对象要给予退赔。但是，首先要把一切用于退赔或重新安置的财产集中起来，由代表大会处理。

在公布第二和第三榜中间，有两户分了家，立了新户。此表只包括家庭成员仍住在张庄的户，原来七户地主，只有一户还有人住在张庄，原来五户富农，还有四户有人住在张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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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半夜袭击

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制度，主要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耕畜、农具等财产，及征收富农多余部分的财产分给农民。而其中最基本的是分配土地。不要在搞地财上耽误很多时间，不要将没收地主的浮财堆了很久不去分配。

——任弼时　一九四八年

在中国农村，夜晚具有工业化的西方早已不存在的绝对特征，至少在合作化和公社化引起中国农村变革以前是如此。夜晚，人们很早就回家进屋。如果点灯的话，也不过是一碗植物油里燃着的棉花灯蕊。晃动的火焰只能把黑暗推出几尺远，在纸窗外面几乎看不到它的光亮。所有的窗户都朝院子开的，而院子四周被围墙包围着，在围墙外面，看不到任何光线，这意味着，当夜幕降临时，整个大地完全为黑暗所笼罩，人类的一切户外活动都停顿下来。天黑之后在农村走动，就仿佛在一个广阔无垠的墓地里行走。这里除了天空中的光线外，根本没有什么亮光。当乌云覆盖天空时，黑暗就压倒了一切，使人感到恐怖。一切都是原始的，似乎回到了在人类发现火以前的原始沼泽地。难怪人们害怕黑夜，相信鬼神，想象出统治大地和天空的各种青面獠牙的鬼怪。随着地球的转动，反复出现黑暗与光明、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使得后代传说的在宇宙间阴和阳、黑和白、乾和坤、善和恶的斗争显得真实而可以感觉得到了。

一个漆黑的夜晚，在寡妇王凤只的院子里，我摸黑走在六月的洪水留下的烂泥里。在我四周，其他人也向寡妇的门口走去。人们在黑暗中，几乎无法辨认；但是，他们低沉的咒骂使人感到他们的存在。每当有人布鞋陷入稀泥或腿骨碰到地上杂乱无章的障碍物时，就情不自禁地、悄悄地叫骂起来。

靠院落的西侧原来有一溜棚屋，在洪水期间已经倒塌。木头和用草帘遮盖着的土坯，在地上东一堆西一堆地摆着。整个院落散发出潮湿而发霉的气味，这就使满得外溢的水槽里的腐败物散出的气味，不是消失而是更加浓烈了，不时侵袭着我们这支夜间搜查队的鼻孔。

在我周围是张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几个新任命的村干部、工作队的干部以及若干民兵。他们为了对寡妇王凤只实行突然袭击，深夜来到她家。

在最后一次订成份时，这个健壮的寡妇被划为富农。第二天上午就要出榜了，到那时，再没收这个全村唯一没有动过的地富家庭的财产，就肯定太晚了。即使在头一天晚上搞突然袭击，也可能是白费劲，左邻右舍已经汇报了在这洪水破坏的院落里的一些奇怪的动静。几星期以来，寡妇的亲戚和女儿补巧在深更半夜来来往往，箱子已在夜间用大车拉走，她家的大部分财产可能已经分散了。等到名单贴出之后，也就分散完了，这是肯定无疑的。代表大会划定了寡妇的阶级成份之后，就先对她所有的东西进行登记。

尽管她的房屋是简陋的，但谁也不怀疑她是富有的。农民们回忆了她为女儿举行的排场很大的婚礼，和为丈夫举办的颇为铺张的丧事。办丧事时，棺材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由十六个人（不是一般的八个人）抬出去。全家穿戴都很阔气，绫罗绸缎，毛皮俱全。这些贵重衣物现在何处？这些几代剥削者的储存和几代被剥削者的劳动积累的黄金在哪里？人们彼此问着这些问题，他们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毫无疑问，这个寡妇是很诡的。她最狡猾的一着是把女儿嫁给了一个贫农出身的解放军战士。因为补巧已经出嫁三年了，所以她被划为贫农，而且是军属，虽然她住在娘家，吃穿都象地富一样。补巧作为一个贫农，有权参加村里的一切会议，学习划成份的办法，然后把收集到的一切情报带给她娘。预先警告就意味着预先戒备。只有蠢蛋才几个月来毫无动作，坐等斧头砍到自己头上来。但是，在划定寡妇的成份之前，政府和共产党不准对她采取行动。感到失望的干部们，除采取边区指示规定的按部就班的做法外，别无他法，虽然他们明知这个寡妇在她的命运最后决定以前，可以轻而易举地斗过他们。她女儿肯定已经告诉她，不许再打人了，武力是被禁止的。也不会在搜查地财上浪费时间了，埋藏起来的东西很可能永远发现不了。这一切都说明为什么寡妇王凤只被宣布为富农后，代表大会就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半夜出动登记、查封寡妇财产的人分成三组。一组完全由妇女组成，她们的任务是去找到和查问深受虐待的儿媳妇、当兵的儿子补和的新娘子。妇女们想，这姑娘出身贫农，大概不用追问就会揭发出家里的秘密。第二组由代表大会主席真宽率领，去找寡妇的相好贫农王二。他们猜想王二已经为他的相好把贵重物品藏了起来，这是合乎逻辑的。党支部书记兴发带领第三组对付寡妇本人，我和谢虹参加了这一组。

身材高大的兴发第一个走到寡妇的门前，抡起拳头把门敲得咚咚作响，简直能把死人惊醒。

“请进，请进。”寡妇大声喊道。说着她抽去门上的木闩，猛一用力把门完全打开。

显然，这对她并不突然。在寡妇身后点着一盏油灯。她身着几层棉衣，外面穿了一件有补钉的黑罩衣，使她肥大的身形在灯前显得滑稽可笑。在这样一个暖和的夜里，这种装束是很怪的。寡妇那平时滑润的圆脸上嵌着几道忧虑的皱纹，但是她却装作诚心实意地欢迎我们，甜言蜜语地说个不停，显得和蔼可亲。

“进屋坑上坐吧，外边尽是稀泥。”当我们不声不响地从她面前鱼贯进入那黑古隆冬的洞穴似的屋子时，她主动地让我们。“瞧这洪水闹的，把我的棚屋也给冲倒了，我也没材料重修它了。对，对，不要客气，随便坐，补巧，去拿几块砖来，这样都可以坐下。我们没有多少家具，我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瞧，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时，我真希望她不要再罗唆了。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搞这一套想得到什么呢？这只能暴露她神经紧张。相形之下，补巧象石子河两岸的芦苇一样冷静。她站在门边的暗处，一言不发。

寡妇倾斜着身子坐在炕沿上，摸弄、拉扯着她那黑色罩衣的折边。她突然站立起来，用两只裹得变形的脚走了几步，又坐下来。

寡妇这间屋子很宽敞，使屋里更显得空旷、无生气。从屋里昏暗的深处，散发出和院子里一样的霉臭。靠北墙的木箱上放着一盏油灯。这盏唯一的油灯闪动的火苗，一会照到烟熏的屋顶，一会照在靠着东墙的破炕上，一会又照亮西边那间宽大的厢房。炕上只铺着一张薄薄的苇席和两条褪了色的棉被。寡妇的不速之客们警惕地转动着眼睛，但在整个西侧，他们发现的只有一个大木箱，几卷苫席，一个瓦罐，几只碗，一面镜子和一把刷子。在屋子中间，孤零零地放着一张陈旧的太师椅，由于使用了几代，上面的黑漆磨得发亮。

兴发新剃光的头上反射出的灯光，几乎同椅背上的反光一样亮。

“王凤只，”兴发声色俱厉地宣布，“你已划成了富农。你有权上诉，假如上诉失败，就要把东西交出来。我们来登记你的东西。你要是说老实话，就不会为难你。”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毛笔、一个砚台和一张长长的白纸。这位党支部书记开始在砚台里磨起墨来。这时寡妇讲话了，“我不上诉。我知道我是富农。”

“那就好，”兴发说，“先报粮食吧。”

“玉米没有了，只有一袋小米和三袋麦子。”这位寡妇一口咬定，好象在市场上讨价还价似的。

“只有三袋？”

“就这些，玉米付给雇工顶工钱了，麦子我们已经吃了一袋半，就剩下这三袋了。”

兴发把这些登记上，然后对民兵大洪说：“现在查点家具和衣服。”

大洪搜查着整个西厢房。他一边对看到的物品唱名，一边用枪托把地面震得咚咚作响。从角落里的一个箱子里，他取出一捆衣服，然后打开：

“一条绸子裤，一件棉袄，几件脏的单衣。”

他厌恶地把这些衣服扔到箱子顶上。谁都知道，寡妇的东西全比这些好。

兴发用歪歪曲曲的大字把每件物品都登记下来。

“这些衣服是补巧的”。寡妇说。

“裤子也是吗？”

“裤子也是补巧的。”

“你听着，”兴发放下毛笔，眼睛直盯着寡妇的脸说，“你是富农，你靠人民的血汗生活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们知道，你有许多东西，都藏在哪儿啦？要是不讲实话，你可以想一想你会有什么下场。”

寡妇轻轻地笑了一笑，有点紧张，但仍然保持着一副和蔼的样子。尽管她年已四十，但仍然有几分姿色。她不象多数农村妇女，一过三十多脸上就泛起皱纹，显得衰老。她摊开滚圆的双手，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了一大通，说是日本人糟踏了她家。“他们抢走了一切。鬼子就是这样，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抢走。”

“我知道，我要向群众还债，”她略略停顿了一下，喘口气，又继续讲下去，“这笔债我早就该还了，今天是我争取宽大处理的时候。不过我确实没什么东西。我愿意交出一切。可我没什么东西，我也没办法。”

“你放老实点！”

“我是老实。我有的就有，没有的就是没有。”

“你藏起了多少东西？在别人家藏了多少东西？你还是想一想告诉我们吧。”

“没有。我怎么会忘记呢？”她说话时眼里流出了表示诚恳的泪水。

“你有多少个瓮？”

“只有一个。另一个在棚屋倒塌时砸坏了。”

听到这些话，人们都笑了。

“那怎么可能？”兴发中断了不自觉的笑声，然后说，“再穷的人家，都有几个瓮盛粮食嘛。”

“我家粮食放在囤里（富裕人家有时用席作的容器）。”

兴发输掉了一个回合之后就不说话了，又继续搞他的清单去了。

门突然打开，胡雪贞一组的人排成一队，一声不响地走进来。寡妇的儿媳妇跟在后面，吓得面色苍白。她对她们说不出任何事情，因为她不知道藏没藏东西。只要有可能，她尽量不和寡妇住在一起，因为寡妇对待她比对待佣人还坏。

接着，真宽那组的人跺着脚走了进来。大家挤进来之后，屋里几乎任何走动的余地都没有了。刚到的人怒容满面。他们在王二的屋里、院里搜查了两遍，毫无结果。好动的小伙子满喜，威风凛凛地背着枪，结实的肌肉在衣服下面显得鼓鼓囊囊的。他在房里踱来踱去，活象一只关在笼里的猛虎。他一边走着，一边嘟囔着：“他妈的！把东西都藏起来了！应该揍她们一顿！他妈的！”

满喜紧锁眉头，面色铁青，努力地克制自己把双手放在两旁，才不致于动手打这寡妇。

当寡妇站起来，想打开大洪没有发现的一个箱子时，满喜控制不住自己的手了。他命令寡妇站回去，当她没有象满喜要求的那样退回时，满喜上前推了她一下，使她摇摇晃晃地撞在炕上。戚云吃惊地看了满喜一眼，他脸色一红缩了回去。由于非常失望、懊恼，他不愿再听寡妇口里罗罗唆唆的话了。他突然离开，消失在黑夜里。几分钟之后，满喜返回来，手里拿着一根绳子，在这个肥胖的富农寡妇面前挥动着。

“现在说实话吧，粮食在哪里？别再讲只剩下三袋了。”

“就是这些了，”对那根绳子，她毫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了。”

满喜耸耸肩膀，放下了绳子。

真宽接受了这个必然的结果，从兴发手里接过毛笔，开始登记人们从倒塌的棚屋里清理出来的农具——一张犁，两杆锄，一个耙，一个破筛子——整个院子里确实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兴发的登记工作暂时有人接替了，他乘机把补巧领到外边，想私下问她一些问题。他曾与这姑娘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娘一直没有被清算，他要负主要责任。她可能会对兴发讲一些不跟别人讲的事情吧。

这一手也失败了。补巧和她娘的口径一样，说她们没藏起什么村里能没收的东西。

补巧正跟兴发讲着话，民兵天喜大步走来，胳膊下夹着一捆衣服。

“老王最后松了口，给了我这个。这是那个老狗日的东西。”他怀着胜利的心情说。

他一脚把门哐啷一声踢开。兴发和补巧随着走了进来。

天喜拿来的这个包裹里，有几件新的丝绸衣服和不少旧棉衣。补巧看到她发誓否认的衣物，毫不显得狼狈，她极力为自己辩解。

在昏暗的灯光下，她那挑战的神态使她显得更俏了。她站在那里，象石窟壁画里的女妖。只是她的眼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双唇紧闭，活象传说里的狐狸精。

“这衣服是我的，”她说，“不信看我穿着合适不合适！”

原来这是个花招！娘俩把衣服都改了，这样就可以说都是补巧的，这甚至激怒了工作队的干部。和满喜、天喜一样，他们这时也在想，但愿那个不准打人的政策，至少在今天一个晚上可以暂不执行。那样的话，补巧就不敢这样抗拒了。

“你别以为你划了贫农，就可以为非作歹，反对土地法，”戚云警告她说，“我想你该记得过去那些包庇地主的‘防空洞’落个什么下场。如果你激怒了群众，谁也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但是补巧软硬不吃，继续照她娘教她的那样撒谎、抱怨和争辩。

※　　　※　　　※

干部们和代表大会的常委们一个个从寡妇家走出来，只留下一个带枪的人看守着“斗争对象”。搜查队的人员集合在池塘边上，商量一阵后散开了，然后又集合起来商量。一会儿这个人去调查一些刚才忘掉的漏洞，一会儿那个人去叫醒一个老乡打听一件以前没有想起来的事情。但是，总是又集合在一起。压在大家身上的失望情绪象潮湿而漆黑的夜晚一样浓厚。

“很清楚，她们不肯讲出来，”兴发说，“我们又不能打她们，她们知道这点，所以她们回答起来那么硬。吓唬她们也不管用。”

“是呀，”几乎跟满喜一样以身强力大而闻名的民兵宽心搭了腔，“要是能把她们吊起来一顿好打，我们很快就可以得到许多东西。”

“可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斗得那么狠，我们才有那些外号，”满喜接过来说，“要不是我们来硬的，就不可能得到从前那些胜利。”

“这话在理，”兴发说，“群众还指望着我们搞到东西呢。那里有没收财产的事，满喜又立刻会变成英雄。”

“但是，不让我们打人，谈这些又有什么用？”

“不让打也可以，把她绑起来扔到水塘里，”满喜说，“让她喝点水沟里的好水，一切就都讲出来了，否则只能白白浪费时间。要是在解放那年，就算有十个狗日的富农，这工夫也早就打死了。”

胡雪贞支持满喜的想法，恩凤也同意。这两个粗壮的妇女，谁也看不惯寡妇和她女儿。

满喜得到了支持，马上就向寡妇家走去，两三个民兵准备跟他一道去。这时，兴发把他们叫到一旁，坦率地告诉他们，根据新的法规，把人往水里扔和打人都是不允许的。

“那么说，我们就没办法了。”胡雪贞哽咽了，勉强把眼泪忍住。

干部们最后决定：寡妇、她的相好和女儿必须找保人担保在他们的财产调查清楚以前，他们不得越轨行动。虽然很晚了，还是叫醒了她们的邻居，找到了同意监视她们三人的人。为她母女俩勉强作保的人答应：母亲出门把女儿留在家里，女儿出门把母亲留在家里。他还答应，不让她们离开村子。

这件事决定后，兴发和真宽返回寡妇那洞穴般的屋里，查封了一切已经登记的东西。封条贴在每一个箱子和瓮上，上面用墨笔写着：“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代表大会封。”只有一袋小米没封。

“在我们决定还有什么东西应该归她们以前，这些够她们吃的了。”兴发说。

贴完封条，这一夜的工作就算结束了。人们悄悄地回家睡觉去了。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遭到了很大的失败。

只有戚云仿佛很高兴。在黎明的朦胧里，我们朝区公所大院走去。路上她对我和谢虹说：

“这一夜干得不错。”

“为什么？”我问，“我认为每个人都感到受了骗。”

“他们是感到受了骗，但他们遵守了政策。”

“你是什么意思？”

“你没注意到满喜吗？他忍不住要想打她们俩呀！”

“是呀。”

“可是他谁也没打，不是吗？”

“是呀，”我说，“他没有打。”

“这样看来，”戚云用胜利的口气说，“我们的工作没白做。”

★

六十三、胡雪贞想不通

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只有在他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或者在他与党的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原则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当他处在少数地位时，仍然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党的组织原则，他才是一个有高度纪律性和原则性的党员，才能表示他是顾大局的，是懂得局部服从全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懂得个别的原则分歧与人事上的分歧，是应该服从于党的统一与党的纪律之最高原则的。

——刘少奇　一九四五年

新的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第一项决定性的行动，就是没收一户富农的财产。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是特别违背政策的。难道县里开会和最后确定阶级成份时不是已经清楚地表明，张庄目前各种严重问题，都是前一阶段的过火打击和没收行动所造成的吗？难道一九四八年的重要任务不正是退赔和重新安置被错斗的家庭吗？

是的，所有这些当然都是确实的。可是，正因为如此，对王凤只的斗争，在主客观上才显得格外重要。主观上，发现了一件未完成的事情，即一户真正的富农仍然拥有多余的财产。这给划成份的全过程赋予更多的意义，而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过去大家辛辛苦苦做的工作没有白费劲。

客观上，清算张庄一户未被触动过的富农，也有其急迫的理由。考虑到所有需要“填补”的“窟窿”，显然，代表大会需要所有能合法地收集到的财产。现在连一只碗、一只筐都重要。在寡妇王凤只屋里和院子里找到的多余财物，连同从她那里依法没收来的土地和房屋，就足够使几户贫农撑起门户来。尽管这个狡猾的女人已经藏起了她的大部分财物，并把自己的衣服改给女儿穿了。

虽然这场斗争在心理上和经济上都是需要的，但没收王凤只的财产，必然要成为令代表大会头痛的一件事，并给常委会带来无穷的麻烦。夜袭以后的第二天早上，王凤只确实企图欺骗群众的证据在几方面暴露出来了。仓库管理员才元第一个来村公所报告：王凤只通过中间人把一百斤粮食存放在他的粮仓里。可见，这寡妇和她女儿并没有把她们的麦子全吃掉。后来，雪贞和恩凤发现了一个塞满了衣服、棉布和破衣烂裳的口袋，藏在王二后屋里的一只旧箱子里面。正当她们把袋里的东西拿给兴发看时，又有人报告说，补巧违背她的保证，溜出村了。吃晚饭的时候，当她终于露面时，她承认去黄碾她姐姐家，看她放在那儿的一只箱子里面的衣服。大伙都怀疑她做的远远不止这些。

当天晚上，代表大会的代表正式集会，把证据放在补巧面前，要她作出最后的选择：是愿意同她娘生活在一起，做一个富农，成为“斗争对象”，还是与她娘分家，自立门户，做一个贫农，这是因为她出嫁而有权得到的阶级成份。

这是一场奇怪的对峙。兴发提高了嗓门质问补巧，就象做父亲的盘问自己任性的女儿似的。补巧因为被揭发是撒了谎，显得既温顺又羞怯地站在她的旧相好面前。这种态度，比前一天晚上她那种反抗的神情，更增加了她的妩媚。可是，现在哪怕她再美，对兴发也不起作用了。他象一只景泰蓝瓷碗那样冷漠无情。

兴发说话的时候，宽心和天喜坐在神父住宅的台阶上，借助一轮满月的光辉，把他们的步枪零件一件一件地拆卸下来，擦拭干净。王老太和从来媳妇半靠在她们带来的结实的防狼棍上，侧身站着。听说，那天在李村沟，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被狼咬死了。因此，没有人敢不带棍棒出门。

最后，这个年轻的女人选择了自立门户的道路。于是代表大会分给她两间房子、十亩半地，另外把她娘的六亩长着玉米的地分给她，并且给了她相当于一个中农的各种日用必需品。后来补巧一天好几次来找村长存喜要锅、要柴、要粮食、要农具以及分家过活所需的其他东西。存喜花了很多时间在仓库里忙着寻找给补巧盛粮食用的坛坛罐罐。当他把这些东西送到她门上时，她立即又要盖坛坛罐罐的盖子。于是老乡们开始说怪话了。为什么村长对富农女儿照顾得这么周到呢？让她象别人一样自己照管自己嘛！

如果说补巧给存喜添了很多麻烦的话，她那寡妇母亲更是如此。寡妇同儿媳妇吵得很厉害，把剩下的小米锁了起来，存心让儿媳妇挨饿。当儿媳妇要回娘家时，寡妇堵住院门，从她手中抢过衣服，扔到屋顶上。爬上屋顶取衣服的任务又落在存喜的身上；警告寡妇放老实些，否则就逮捕她，也是存喜的事儿。

为了解决寡妇王凤只的问题，必须召开代表大会，对她的财产作最后的处置，虽然她仍有大量的财产下落不明。八月一日，正式列出下面的清单，并宣布予以没收：

红棉裤（缎面） | 一件 | 犁 | 一张
绿棉袄（缎面） | 一件 | 粪桶（大号） | 一只
灰棉袄 | 一件 | 粪桶（中号） | 一只
黑　布 | 一块 | 旧布棉袄 | 一件
旧布棉裤 | 一件 | 木　锨 | 一把
红布套袖 | 一对 | 木　叉 | 一把
白　布 | 二尺 | 簸箕（大号） | 一只
小镜子 | 一个 | 钱　包 | 二个
黑长袍 | 一条 | 井　绳 | 一条
毛围巾 | 一件 | 喂猪的石槽 | 二个
被　子 | 一床 | 铡刀片 | 一把
白被单 | 一条 | 筛　子 | 一只
毛　衣 | 一件 | 花　瓶 | 一只
小布短袄 | 二件 | 竹　帘 | 一张
银手镯 | 二副 | 耙　子 | 一只
女　帽 | 一顶 | 铁　桶 | 一只
黑布衬衫 | 一件 | 带花的竹帘 | 一张
扎裤腿布条 | 一副 | 梁　木 | 一根
破布（可做鞋底） | 一袋 | 两腿耧 | 一架
粉色布 | 一块 | 破铁铛 | 一只
黑　布 | 一块 | 麦　子 | 三袋
小粪桶 | 三只 | 刀 | 一把
长木柜 | 一只 | 囤　席 | 二张
挡风门 | 一扇 | 碗　柜 | 一个
蒸馒头用的笼屉 | 一套 | 大木箱 | 一只
蒸馒头用的铁锅 | 一个 | 脸盆架 | 一个
笼屉（已破损） | 一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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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农寡妇家没收的财产清单上没有提到改给补巧穿的衣服，这可使勤劳而执拗的妇女主任胡雪贞生气了。她在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可是，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兴发坚持：凡是合补巧身的东西都应归她。他认为按规定办事，只能如此处理。“只要她们同意分家，补巧就可以拿走属于她自己的东西。”他说，“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把她叫来，确定哪些东西是她的，就把这些东西还给她。”

“可现在几乎全部东西都是她的了，”胡雪贞强咽着眼泪说，“她早就把她娘的和她姐的衣服改成她穿的了。她诡得很，把我们当傻子。而你们还打算让她逍遥法外。”

当其他代表支持兴发的看法时，胡雪贞发脾气了。

“那么斗争有什么用呢？所有东西都将是补巧的。象我这样的人一件东西也得不到。”

她一面说着，一面低下头看看自己身上穿了三年的旧褂于，带着一副厌恶的表情，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衣服。后来，她意识到自己的话听上去多么自私，便匆忙地补充道：“别以为我只为自己着想。我只要求公平地处理这件事。要说群众啊，他们无论得到多少也不满足。所以，为他们斗争没什么意思。问题是她耍了花招，这不行。既然她过去从来没有同她娘分过家，现在她的衣服成了问题，这要由她自己负责，与我们无关。我认为那些衣服应归公。”

“那么，是不是连她的嫁妆也要分掉呢？”兴发问道，“我们把她叫进来时，应采取严厉的态度，警告她，如果撒谎，就要受到惩罚。但还是要允许她认领属于她的东西。只要她把东西说对了，又合她身，就应该给她。对她嫂子也同样办。”

他一面说，雪贞一面摇头。

工作队长老蔡建议：把这件事立即付诸表决。但是，兴发反对这样做。

“如果现在进行表决，把雪贞否决了，她就要背上包袱，也许今后她就不肯再提意见了。最好深入讨论一下，让每个人把想法都说出来。”

代表大会的其他常委，包括其余的十五名妇女都支持兴发。

但是，雪贞仍然反对。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要把东西给补巧，是因为我们喜欢她？”兴发问道。他对自己过去和补巧的关系仍然很敏感。

“谁说你喜欢她？”

“喂！喂！”民兵大洪大声说，“要是你们俩要争吵，我们别的人就要回去睡觉了。”两人还是争得不可开交，直到工作队长蔡勤第二次介人才住嘴。

“雪贞的态度不合适，”他说，“我们必须坚持民主的方法，服从多数。在你几次谈了你的意见以后，大家为什么不同意呢？一定存某种原因嘛。如果你的意见不对，还要生气，那就更不对了。”

于是，胡雪贞不吭声了。会上做出了一个决议，她没有积极参与。她虽然没有反对，但显然是很恼火的，整个星期都绷着脸。在随后的关键时期，代表大会进行了多次重大的讨论，她几乎一点也不起作用。所有的工作队员和党支部里的同志，都吃惊地看着雪贞。以前，她一直是全村最能向前看，最要求进步的。现在，她沉默不语，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大伙否决了一件她非常关心的小事而耿耿于怀。然而，这是一种应该能预料到的个人反应，村子里在贵才事件上已经有过类似的现象。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即使是其中思想最先进的也好，当一种政策同他个人的强烈要求发生冲突时，他就不容易理解和拥护这种基于全盘考虑的政策。那种根深蒂固的小生产者的眼界，在这里起了一种幕帘作用，使他们看不到更大的长远利益，而只考虑到较小的眼前利益。

说到胡雪贞，她那狭隘的态度来源于她的贫穷和困苦。她羡慕补巧的好看的衣服，娇惯的生活，美丽的容貌和博得男人的欢心。当她想到自己难看的面孔，粗大的骨架，孤独的境遇，她童年贫困的岁月，第一个丈夫打她、饿她的情景，她因为没有被子而睡过的稻草，她穿过的破烂衣裳，现在还得穿的旧衣服；想到在领导妇女们闹翻身的运动中，她所做过的一切艰苦工作，现在反而有许多人对她不满，说她自私，批评她的领导工作，还要她交出象女人的衣领和一块布之类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十分热心地让补巧得到她的绸褂子、绣花鞋和绒褂子；她实在受不了这样天大的委屈。对她来说，带来这样后果的政策根本就不是政策。她确实想不通。

胡雪贞对补巧财物的处理的反应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而，就其性质来说，这同党支部里几乎所有的成员，在代表大会处理返回“非法果实”问题时的消极反应，毫无二致。这个重大问题就是代表大会所要讨论的下一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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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退回“非法占有的果实”

所以在党内也发生过这种事实：即某些同志在斗争中承认错误过多。为了免遭打击起见，不如一切都承认好些。错误虽承认了，实际上他自己也还是不懂得的。在这里也就证明这种斗争方法不能培养共产党员坚持其真理的顽强性。

——刘少奇

村里仅有的多余财产，就是党员和干部们在“过关”时答应交出的东西了。代表大会受权接受这些财产，现在必须加以落实。事实证明，这几乎同没收王凤只的财产一样困难。

问题主要在于，多数党员和干部感到委屈。在当初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认为张庄的翻身运动是不彻底的，当地干部要对此承担责任。因此，多数干部答应退出果实。但是，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经过分配委员会的同意，公开地分给他们的，并且按小米折了价。“折价”的意思是：东西的价值从分给他们的小米总量里面扣除。换句话说，他们得到的东西，是经过分配委员会决定的，是他们应得的一部分。

谁都不反对退出“非法占有”的财物。然而，意见不一致的是，什么叫做“非法占有”？在一次分配会议之后，胡雪贞把一只小箱子拿回家了。清单上没有登记这只小箱子，也没有扣小米。表面上看来，这属于“非法占有”的一例。但是，当胡雪贞说到：在那次会后，大家都拿了一些东西回家时，其他党员都证实这一点。这是大家决定的。如果胡雪贞取走那只箱子算是多占，那么几十个干部和群众那天分的东西也同样不合法。如果要胡雪贞交出那只箱子，那么，其他的人也都应该交出所拿的东西。

另一个例子是王恩凤的围巾。王恩凤的男人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参加人民解放军之前，是一个民兵积极分子。民兵们在寒冷的天气里，夜以继日地站岗放哨。在一次群众会上，大家表决赞成给每个民兵发一条围巾，以表示对他们的照顾和谢意。但是，在“过关会”上，围巾被算作“非法占有”，要王恩凤退回。现在看来，这种要求是不公正的。

这些事例一说出来，党员们就开始抱怨了。他们把自己领到的东西和群众所领到的一对比，发现显然大部分党员领到的要少，怎么能说他们翻身过头了呢？至于他们偶尔领到一些比较值钱或比较有用的东西，那也是因为当时别人不敢要。他们回忆起，在斗争王来顺时，真宽和兴发牵着一头毛驴在村里转了一天，也没找到谁有胆量敢要它。并不是人们不想要这头毛驴，而是因为害怕才不敢要。他们害怕以后蒋军打回来，谁要是拿了东西，就得以命偿还。在那种情况下，最后被劝说收下东西的都是村里最勇敢最积极的人。难道如今他们应该为此受到惩罚吗？

许多党员还回忆起当年开诉苦会时，有的群众有顾虑，是党员替他们诉说了冤情。当这样的诉苦换来了财产或小米时，又是党员把这些东西或粮食送到受益者家里。在那斗争最激烈的日子里，党员没有计较谁得多了，谁得少了，只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努力实现人民的要求。现在他们得到什么报答呢？一点也没有。得到的只是指责，指责他们多占“果实”，说他们翻身过头了。

讨论表明：代表们在“过关会”上讲的报复性的话和不公正的意见，伤害了党员的感情。他们忘掉了象从来媳妇和老堆金那些公正的代表，这些代表从一开始就主张公正处理，坚决反对打击报复。

党员们记住了不公正的方面而忘记了公正的方面，是因为“过关会”的气氛有些过火。首先，那时干部和代表都是第一回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对这种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的有限而必要的斗争还缺乏经验，或者毫无经验。对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要作不调和的斗争，这大家都很了解。同朋友和自己人要紧密团结，这他们也了解。但是，如何又斗争又团结，如何帮助朋友和同盟者改正缺点，发扬优点，这一切他们都必须学习。

其次，是受了错误路线的影响。人们必须明确，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来处理朋友和同盟者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然而，在“贫农打江山坐江山”口号影响下，思想被搞乱了。贫农的翻身被说成是不彻底的。干部不仅受到指责，而且到处散布怀疑论调，说他们中间有许多实际上是暗藏的阶级敌人，即地主和富农。

在第一次“过关会”中，对这种形式的斗争缺乏经验，并且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歪曲了这场斗争的性质，于是造成了一种几乎排除一切和解可能的气氛。干部受到巨大压力，有些人表面上接受指责，内心却否认或者大部分否认。现在到了落实财物处理时，干部心中这股怨气爆发出来，采取了拒绝一切责备的态度。必须首先弄清具体情况，才能解决问题。

就拿师才元来说吧，他忘不了王老太对他的斥责：“你在部队里八年干了些什么？白吃人民的小米？”似乎他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一切——打过的仗，身上受的伤，多次的出生入死——似乎这一切都不算数了，而带回家的几发微不足道的子弹，就把上述的一切都勾销了。事情如此不公正，他一想到这个，就气得心跳脸热。他参与缴获的大型装备，如卡车、机关枪、军服等等，当然都已经上交师部了。可是，他自己从一个伪军俘虏手中缴获的这几发子弹，原来只是他部队生活的纪念品，他认为自己留着是完全可以的。当村里民兵需要弹药时，他把这些子弹卖了钱，置了一床被子和几套衣服。现在竟要他交出被子和衣服，在他看来，似乎他的整个部队经历都受到了怀疑。

再拿几桩证据确凿的偷盗事件来说吧。王满喜从几户人家的树上摘了成熟的果子，李洪恩偷了一些盐，难道能因为这些就把整个支部说成是一个偷盗集团吗？谁没有偷过一点东西呢？有些同志，包括那些在任何情况下也没有条件贪污或偷窃因而未受到考验的妇女们认为，村里根本没有什么非法占有的现象，主张不要再追究了。但是工作队不同意。

工作队要党员再次检查过去的行为，要他们自己讲他们认为哪些东西仍应该交出来。他们用挖苦的口气回答：

“我交出十八亩地。”申大洪说。

“为什么交出那么多？是什么道理？”谢虹问道。

“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高度觉悟，去帮助那些还没有翻身的人。”

这一下，申天喜也来劲了。“对，一点也不假，”他说，“共产党员应该牺牲自己。不论党员干什么，哪怕群众也干了同样的事，受批评的还是党员。”他以一种受到伤害而气愤的语调说。

“群众干什么都对，党员干同样的事就错了。”师才元附和说。

“对，共产党员就应该不吃不喝。”申大洪愤愤地补充道。

这最后一句话使工作队长蔡勤火了，他用力把头发从前额往后一撩，责备起他们来了：“群众不付钱就拿东西，当然也是错的。但如你们说的，正因为我们是党员，有高度的觉悟，就应该起带头作用，退回‘果实’，或者折成小米偿还。然后，群众就会跟我们学。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而是坐着等群众交出东西或者还钱，那共产党员的高度觉悟哪里去了呢？我们同群众还有什么区别呢？”

申大洪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便走到一个角落里坐下来，一言不发，好大一会儿，一动都不动。

申大洪和申天喜这两个民兵，对要他们交出“果实”最不满，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拿到多少东西，申天喜尤其是这样，因为他是中农，翻身运动中并未分到什么。其他一些党员比较愿意交出“果实”。在他们的协助下，终于订出了一份据认为还公平合理的退赔清单，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油水。张兴发答应交出一只筐，一块木板，一个树桩和一只瓮。这只瓮是他合法分到的三个中的一个，但他自认为不应该留着它。申天喜答应交出六亩地，一条粗麻袋和一只瓮。当同志们提醒他拿走的那只母鸡时，他火了。他说那只鸡早死了，那只鸡下的蛋孵出的小鸡也早死掉了，他认为没有理由要他赔那只鸡或那倒霉的小鸡。他的论据，在我看来并不是很充分的，可是别人也没有进一步逼他。

郭真宽答应交出一只从井里取土用的筐、十斤铁、四袋小麦、一条腰带和两块银元。胡雪贞同意交出一条宽一寸长一尺的布条、两只小工具袋、一盏灯、两团线。至于那只未经过登记的箱子，她主动提出用小米偿还。程爱莲答应交出一只铁盆和两条女人衣领。王恩凤答应交出两团毛线、两条衣领、一条皮带和一把粪叉。

就这样，一件件东西列入了清单。除了申天喜那六亩地和赵仁贵那半辆大车之外，退出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财产。可是，把它们退给代表大会去分配，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东西本身的价值。利用权力和特权所占有的任何赃物都追了回来，这在人们记忆中是破天荒头一遭。

事实上，胡雪贞要交出的那布条，只不过是一块不值钱的烂布。师才元带回家的那八发子弹，只能算是他八年枪林弹雨生活的纪念品。为什么不能对他们宽容一些呢？回答是“不能”。东西本身倒没有什么，但所涉及的原则是有普遍意义的。早在二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之初，只有几支枪，几根长矛和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这些纪律是必须贯彻执行的。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边区新的民主政府都很重视这些纪律。人民勤务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不能贪污。忽视对一块破布或一发子弹的私吞，都是与真诚的革命立场不相容的。

※　　　※　　　※

党员们最后订出那份退回“果实”的清单后，非党干部也被叫到代表大会常委会来，申报他们要交出的东西。与善庆、王雨来和齐德等人的态度对比，人们可以看出党员们已经有了多么大的进步。这三个人没有在支部里受教育和参加讨论的条件。他们不愿说出心里话。他们象在村代表们面前受审似的，急于讨好代表们，生怕忘掉什么东西。别人提到什么，他们立刻毫无异议地承认什么。这是多数党员早已摒弃了的态度。

只有一个非党干部说出了真实想法，那就是前村公所秘书王长顺。他答应退出一件棉袄、一张炕席、几斤铁、七十斤小麦、四个螺栓。但是，当谈到他的大车时（这辆车曾是地主王来顺的，无疑是全村最好的车），他说他为这辆车花过一百斤粮食，他打算留着它。

这辆大车的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大家认为王长顺买车时利用了在村公所里任职的方便。事实是：那时他已有了一辆车，他把自己的车卖掉，得了二百五十斤粮食，然后，又用一百斤粮食从“斗争果实”里买了这辆更好的大车。要是村里大车多的话，老乡们可能就不在乎他的这辆了。可是，村里整个清单上没有比大车更缺、更急需的东西了，所以每个人都很怀疑这笔买卖。村里那么多人家都没有大车，而王长顺本来已经有了一辆，又能够搞到村里最好的一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把旧车卖了，得二百五十斤粮食，用一百斤粮食买了另一辆。这一来他不仅得到了一辆比原先的好得多的车，而且还赚了一百五十斤粮食。王长顺就是因为搞这一类精明的买卖，在村里的名声很臭。他这人很吝啬，一毛不拔，在买卖上老占别人的便宜，多年来很不得人心。如果他不是那样贪婪的人，群众也就不会追究这笔买卖了。但是，这辆很值钱的车和它的狡猾主人，两者加到一起，代表大会常委会就不能不管了。

张存喜建议，王长顺把他卖旧车赚来的钱退给村里，然后，叫他为从“果实”里买进的那辆车补交几百斤粮食。

王长顺只答应交出所赚的钱，不多也不少。

当委员会表示不同意时，他要求还他那辆旧车。

委员们因为生王长顺的气，同时由于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决定把这件事挂起来，提交代表大会全体讨论。

※　　　※　　　※

七月的最后一天，干部退赔的全部清单终于提交给代表大会审议。当代表们坐在教堂大院后院的树荫下时，工作队长蔡勤向他们阐明了退赔的原则：

（一）只有贪污或霸占的财物才须退出。凡是付了小米或扣了小米的东西，即使所得比别人多也准许保留。

（二）退出“果实”的人，不管他占有的“果实”是多是少，退赔后其生活水平不应低于一般的新中农。

（三）如果退赔的总额给退赔者家庭带来困难，代表大会不应该要求立即付清，而应该作出分期交付的安排，使欠额得以逐步清偿。

“据我了解，”蔡勤说，“本村的贪污现象并不严重。据我所知，外村有一个干部须退赔边币七十万元（约七百美元）。把张庄所有干部多占的财物全加在一起，也值不了七十万边币。问题不在于财物的价值，而在于所涉及的原则，在于干部和党员所采取的态度。退赔表明他们承认了错误，并表明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诺言。

“各位代表，你们是群众的代表。大家应该坚持原则，提出一个适当的解决方案。不要顾虑别人的面子，不要给人把柄，让群众说新干部袒护旧干部。同时，要记住两条：只有非法占有的东西要退赔；以及不要使人因退赔而降到低于新中农的生活水平。”

代表大会接着就逐项审议退赔清单。三十五位代表都相当宽宏大量。甚至王老太也想为每个人保全面子。这天她心情特别好，讨论到师才元的几发子弹问题时，她说：“他在前线很辛苦，这些子弹应该归他。”当别人主张师才元应当赔偿打碎的那面镜子时，她说：“那时他在火头上，年轻人容易动火嘛。”当师四孩说明，自己未经许可拿走的那床被子已经盖烂了时，她说：“就让他留着那床被子算了。”

似乎她明白村里新的权力和领导结构已经确立，于是决定逢人就做点弥补工作，努力消除她过去那些伤人话语的影响。她的同伴认为她的态度太反常了，其他代表都比她严格。“对四孩，我们没有权利那么随随便便。”他们说。他们要师四孩为那床盖烂了的被子付出全价，也要师才元为他打碎的那面镜子赔钱和交出卖子弹的钱。但是，他们并不是报复，并没有苛刻得使他们过不去。

拿张存喜来说吧，有一次他进城送公粮，用掉了整整一袋小米的钱。他的路费花得多，是因为连续阴雨二十天，在路上耽搁了。这不是他的过错。他是进城办公事的，所以，代表大会决定：应该由村里报销这笔费用。

当胡雪贞提出要退回那些可怜的东西时，大家都说：“这些算得了什么，值不了一斗小米。”他们叫她自己留着，交代表大会两升粮食就行了。这一下使她大为宽慰。

申玉兴私占了二丈布、一双鞋、一件毛衣、三亩地。毛衣是从申计梅尸体上剥下来的，这家伙是汉奸，是在张庄解放后的一次大会上被处决的。王老太说，玉兴可以留着毛衣，因为，如果他当时没有胆量去剥，这件毛衣也就随尸体埋掉了。别人不同意，“那也是公家财产，”他们说，“他没权拿走。”他们要他交回。鞋子则是另一回事。那是叫他出去支援前线时，村里给他的。那时，他自己没有鞋，不能叫他光着脚上前线。

大家叫他留下那双鞋。“把鞋子要回，就等于打我们自己的耳光，”他们说，“他穿那双鞋是去办公事，不是谋私利。”

这样，在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之间就划清了界线。这道线划得如此认真，如此严谨，使每个人看来都满意。

唯有王长顺的大车问题拖长了争论。经过两小时的讨论以后，代表大会最后决定：他如再付三百斤麦子，就可以保留这辆大车。

这份最后的清单，得到了代表大会三十五名代表的批准后，拿到各片的农会小组逐项宣读了一遍。在西南片里，清单上所有的小项目，特别是妇女名下的那些东西，只是使农民群众感到厌烦。每次当宣布用小米偿还，而且只能等到秋收后才能办到时，那些怀疑是否真能兑现的人就发出一阵阵笑声。当宣读到善庆要交出的财物清单时，附有一个解释，说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交代的，有些人说：“谁知道？他偷的东西也许还多着呢，我们怎么知道他全部老实交代了呢？”

“对，”另一人说，“很多东西被贪污了。”

“你能证明吗？”代表大会的一位代表郭元龙问道。

“不能，我没有证据。”

“那就不要凭空瞎说。”郭元龙说。泰山娘支持他。

村西南片的会议开得不好。群众仍然一味考虑自己到底能分到多少小米，当看到没有什么油水，就不吭声了，催戚云读快一点，而且开始溜走了。在北片和东片，群众的态度要好得多。对清单进行了热烈讨论，按名次过了一遍，总的来说，都拥护代表大会的决议。只批评了一件事，即对王长顺那辆大车的处理。村里三个片的意见是：拿出三百斤粮食，对王长顺来说太少了，等于不要他付。他们要求他付四百斤，并且交出大车的一半所有权。

蔡勤同志对意见不一致感到不安。大车这件事虽然麻烦，但是很重要，他决定即使要花一个星期时间也要办得妥当。他挑出这个问题来对大家进行教育。情况是：参加了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同农会小组坐在一起讨论时，并没有维护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一回到群众中，就推翻了自己在上一级机构里决定的方案。他们不但自己反对，而且还带领群众拒绝这个方案。老蔡觉得这样很不对头。如果任何一个代表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他本该有勇气直言不讳地说出，当场辩论，予以解决，而不是沉默不语，等到问题同全体群众见面时，又起来反对自己所通过的决议。既然这些代表自己也不同意，还叫群众通过，这有什么意义？如果这个决议是合理的，那么可以预先估计到可能有的反对意见，进行研究，以便改进方案，争取绝大多数人的同意。蔡勤说：只有大家开诚布公，民主才能行得通。

于是就把大车事件当做全村讨论的主题，首先当做党支部大会讨论的主题。在支部里，因为党员们已有了畅所欲言的习惯，所以最容易使他们从多方面来考虑大车问题。争论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了出来，最后得出一致的意见。现在把蔡勤提出的问题和党支部作出的回答列在下面：

问：用三百斤粮食偿付一辆价值一千斤粮食的大车，是不是太便宜了？

答：一九四七年分配果实时，所有物价都比较低。它们都不是完全按照市价定的。“分配价格”从来就不是市场价格。估定分配价格时，只是把它作为一种东西同另一种东西相比较的手段，便于进行公平的分配。从来没有考虑以别处同类东西的价格来衡量张庄的“果实”。所以说三百斤价格太低了的说法，是不公正的。

问：王长顺自己已有了一辆车，为什么又能买另一辆呢？

答：那时，很多人害怕，担心“变天”，大家都宁愿接受小米，小米几乎象钞票一样不易认出是谁的。象大车那样庞大而引人注意的东西，太显眼了，万一蒋军打回来，就会成为目标。当时全村只有王长顺一人有胆子买那辆车。但他买下以后，别人就立刻嫉妒他，并批评开了。他跑去问区长是不是应该退回去。区长说，别退啦，退回去就表明他也害怕了，为了鼓励别人参加翻身斗争，他应该留下那车。于是他就留下了。大家都知道，王长顺留下这辆车时也是担惊受怕的，但是，他的贪心使他舍不得放弃这便宜货。贪婪压倒了谨慎，他不由自主地带了头。既然是这样的情况，怎么能责怪王长顺买了这辆车呢？

问：在这辆大车的问题上，为什么群众意见那么大？

答：大家都讨厌王长顺的刻薄和刁钻。由于他不再当干部了，人家就认为可以从他身上挤出一些东西来。“这很容易，”申天喜说，“我知道群众是怎么想的，他们想迫使他交出整个车子。现在谁都想多得点东西——大车、牲口、两层楼房，什么都要，因为谁都知道：八路军永远垮不了。这辆车也突然值到两千斤粮食了。”

问：王长顺应该不应该补交一些呢？

答：应该。因为即使是在一九四六年，其他好车辆也得要三百斤粮食。而他只花了一百斤。此外，他卖旧车还捞了一笔不小的利润。这样，他确实欠了村里一些。

问：既然村里车子那么缺，为什么不叫他至少交出那辆好车的一半所有权呢？

答：因为没有人愿意同他合伙用那辆车，谁都和他合不到一起。谁愿拿钱买吵架呢？谁愿花小米买同王长顺为了使用车子而干架的特权呢？另外，过去也没有解决好搭伙用车的办法。当几家合有一辆车时，谁也不肯尽到责任。结果，往往是让车子曝晒，晒变了形，晒裂了。象这样使用，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车也用不了多久。

所有这些问题都已仔细地解决了，于是党员们打算就他们认为什么是这辆车的合理价格取得一致的意见。张兴发再次提出，他认为三百斤合适。没有人反对。

工作队长蔡勤立即感到很奇怪。他知道在这件事上至少有三种意见，为什么有的人不明说出来呢？在他的推动下，周增禄突然开始讲话了。他说，他支持他那片许多人的意见：王长顺应付给人民代表大会四百五十斤粮食，这就揭开了不同意见的盖子。两种见解的理由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至少，问题终于在党内解决了，采纳了村长张存喜原来的建议，那就是王长顺应该退回他卖旧车时所赚的一百五十斤粮食，再加上补交这辆车本身的两百斤。

当这个建议再同群众见面时，被大家接受了。党支部后来开会时，蔡勤代表工作队特别表扬了周增禄，因为他敢于讲出不同意见。

“问题是，”蔡勤说，“只有通过充分争论，我们才能得到真理。真正的民主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只有我们自己懂得了这一点，才能引导别人懂得民主，运用民主。”

就是由成千上万的这类小事件，组成了革命中国政治生活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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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拘捕和退赔

极端民主化在本县几乎带有普遍性。对于人民来说，因为他们几千年来就没有民主，只有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当然不容易习惯于民主。他们好走极端，那是自然的。我们可以把好走极端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不懂得民主集中制，不懂得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一种是利用新形势，蔑视多数，因为他们认为谁对此都无办法。

——太行区第三专署　王书记

一天，正当代表大会聚集在教堂大院里开会时，突然跑来一个老汉，浑身都是污泥，右半边脸肿得那么厉害，眼睛也睁不开了。他一面气喘吁吁，一面哭诉他遭儿子宝太毒打的情况。他甚至双膝跪下，脑袋碰着地，在砖地上磕响头，踢打自己，表演他当时倒在地上挨打的情况。

代表大会委员会派人把宝太叫来，拘留了一个晚上，罚他在一户军属地里干十天活，以赎他打父亲的罪。

象这种家庭争吵的事很普遍。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宝太爹来到代表大会告状。要是早几个星期，他是会哭着去找侯队长，现在他来找代表大会了。他的行动表明：群众开始承认新政府的存在了。

这是前进中重要的一步。几天后，新的代表大会作为村里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由于区公所转来的一宗严重的刑事案件，而进一步得到巩固。

罪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犯的。那是在一个又热又潮湿的八月天的后半晌。在区公所后面，村长张存喜正在一个茅房里掏粪，这茅房里的粪尿分配给村里小学的一块地。因为谁也不肯自愿去运这臭气冲天的粪尿，村长不得不亲自去干。突然，他听到院墙外边传来一阵怒骂声。

“我们同地主斗争，”这声音说，“可是，区干部住在教堂里，压迫人民。他们天天吃白面，可我吃小米。到底是谁为他们盖了这座教堂？谁让他们霸占群众的果实？”

存喜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还继续在掏粪。

骂声继续着。

“真的，这教堂是属于我们教民的。教堂是我们盖的。可是，他们不给我们用。狗日的！我不怕他们。他们斗争王贵景和史腊明（天主教地主）是错的。要是他们再和我作对，有人就得送命。”

张存喜再也听不下去了。他丢下长把粪勺，来到了门口，看到只有农民根宝一人站在那儿。无论什么时候看见他，这个人的外表总是很特别的。

根宝体形强壮，身材矮胖，象一个柔道摔跤家。他有一双长着老茧的手，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由于长期在烈日下干活，老是眯着眼。看他走路的姿态便知这人干过重活。所有这些都是张庄许多农民的特点。但是，使根宝不同于一般人的，是他眼露凶光，包头巾总是有点歪戴，穿着不整齐，完全与众不同。他好象还在睡梦中似地，一会儿脱了衣服，一会儿又穿上。这些古怪的外表，由于他古怪的举止更加突出了。他习惯于自言自语，突然会暴怒起来，近乎发狂似地一个劲打他老婆。难怪老乡们认为他有一点古怪，如果不是完全神经失常的话。

“你刚才讲了些什么？”张存喜问道。

根宝吃了一惊，拒不回答。

“算了，不需要你重复。横竖我都听到了。”张存喜说，“你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甭管我说了什么。总有一天，我要拼掉几个干部的命。”

说着，根宝就向张存喜扑过来，一把抓住他的大拇指，使劲往后扳，想把它弄断。张存喜痛苦的尖叫声惊动了申天喜和王满喜，他们正在附近村里的菜园里干活。他们跑过来，把根宝按倒，捆了起来，带到区公所去。

李区长认为，根宝奇怪的自言自语不可能完全是他自己的。虽然这个人在一九四六年曾积极地斗争过地主，公平地分得了一份“果实”，但是当《土地法大纲》公布后，他就开始咒骂干部，公开声称：穷人没有翻身。“是我们打下了‘江山’，”他说，“但是，只有干部得到了好处。”一九四八年七月，县里召开第二次土改会议以后，他的攻击矛头突然变了。他公开地责难没收地主的财产，特别是天主教地主的财产，谴责过去的“清算运动”搞糟了和太残酷了。他每天同他老婆吵架。他们的锅是空空的，可是，他不是靠劳动去装满它，而是去偷。就在那一周，他刚从区拘留所里释放回来，因为他偷了别人的锨头去卖。

这个人最近对政策的变化那样快地作出了反应，难道他有这样的头脑吗？区长认为不可能。恐怕有人教唆他那样做。

然而，经过两小时的审问，没有从根宝身上问出任何东西，他狡猾地回避每一个问题，可见，以前认为他天生脑瓜笨的想法证明是错了。当李区长问他是不是曾威胁要杀人时，他说：“要是你送我去坐牢，我就拼了这条命。”

“那你要杀谁呢？”

“我只能杀我自己。我在张庄住了一辈子，怎么能杀害这里的人呢？”

当李区长再追问时，根宝最后承认他曾经威胁过要杀人。但是，他把一切都推到他老婆身上。

“我说过要杀村长和其他四五个人。可是，这只是嘴上说说，因为我疯了。是我老婆把我逼疯的。我在家里，要是她不答应，连腿都不能伸一伸。现在，她又要我把麦收季节挣的工钱都给她，还威胁要找村公所帮她。所以我就骂起村长来了。”

李区长把这个问题提到党支部，党支部建议由代表大会常委会把根宝叫到群众大会上交代问题。全村人都集合了，也许能看出谁支持他，谁反对他，可以揭露那些给他的仇恨火上加油的人。当李区长把这个建议提交代表大会委员会时，建议被接受了。可是，随后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一无所获，谁也没有为根宝辩护。他老婆在抑制不住的抽泣声中，诉说了自从他从部队回来后她的痛苦生活。她揭发：她丈夫想通过去找太原天主堂的主教，而不是去找边区民政当局，和她离婚。因为天主教会坚决反对离婚，而且太原那时是敌占区，所以群众都站在他老婆一边骂根宝。根宝告饶，要求给他自新的机会。可是，会议的决定是把他关押在村拘留所里，至少要等弄清他肇事的动机后再说。

根宝象生在土里的地老鼠一样刨洞，两次逃出四面是土墙的拘留所，又两次被抓了回来。当民兵第二次把他抓住时，用绳子、铁丝把他捆得牢牢的，放在他们队长师四孩家里。第二天代表大会委员会开会决定对他的处理，他被释放了，条件是：为军属干十五天的活，并找三个保人，保证他不再打老婆或乱骂人。

释放他的那天早上，我同工作队干部们一起坐在村街旁，吃着在区公所里做的早饭——小米粥。根宝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过来了，身旁是他儿子，肩上扛着他的锄头，准备去一户军属地里干活。当他经过我们这群人时，咧着嘴，难为情地笑了一笑。

戚云对他大声说：“要好好干啊！”

根宝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了。

极端民主在张庄肯定是在衰亡。

※　　　※　　　※

考虑到他罪行的严重，给根宝的处罚确实是很轻的。要是在一年前，他很可能遭到严厉的鞭打，被驱逐，甚至被打死。而现在，他的反革命言论不是被当作一个问题，而是当作一个笑料看待。他对村长进行人身袭击而受到的处罚，并不比他偷窃粮食可能得到的处罚更重。事实上，代表大会给了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这种宽大反映了革命力量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反映了群众对它的拥护。

很明显，村里仍然存在着一个反对派。根宝几乎不可能自己一人单干，那么是谁唆使他呢？看来只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回答：就是那些聚集在木匠李何仁家里、政治上支持申全德而心怀不满的天主教徒。殴打张存喜以及早些时候严重得多的殴打工作队干部小全儿，肯定都是他们干的。但是，没有具体证据，就难以证实这样的断言。同时，随着代表大会的选举，信心普遍高涨，也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产生反对派的那些不公正的事情，正在迅速地消失。代表大会已用一种“爱护、教育、改造和团结”的政策代替了“无情打击”。这政策的基础，就是那个反复讲的观点，即：贫农和中农，不管他们的看法如何，过去和现在表现如何，都可以争取到革命这边来，只要——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把他们当作潜在的同盟者看待，并给他们改变看法的时间。

对根宝的宽大处理就是这种观点的具体表现。

※　　　※　　　※

根宝的案件延误了，但并没有改变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案件处理后，代表们就着手解决另一件急迫的大事：“补窟窿”。

把现有的财物和土地同需要量大致衡量了一下，使得代表们相信：事情的最后处理不会太困难。他们估计了一下，房子差不多够分了，土地虽然还少四十多亩，但是他们知道可以指望有几户中农因为劳力不足，耕种不了他们自己所有的土地而退回一些地。

在任何解决方案里，要优先处理那些被没收错了的人，所以在八月二日召开了一次会议，邀请所有受到过打击的中农和贫农户到会。这个会议是在村里广场上的一个旧祠堂里开的。在祠堂里有一个阁楼，从阁楼上面可以看到村里的池塘和四周的院子。

中农和他们的媳妇或寡妇们来到这所建筑物时都有点担心。当过伪人员的甄忠喜看到与会的群众都是“斗争对象”的亲属时，在门口犹豫起来了。斗争又要开始了，显然在他脑子里掠过了这种想法。可是，已经到了无法后退的地步，他只得硬着头皮走进去。我的印象是，其他人也同他一样心里不踏实。会议开始时，所有到会者都很紧张，一声也不吭。

代表大会要村长张存喜主持会议。他仔细地解释了退赔政策。他的听众以前也听说过，可是，一般地知道退赔政策是一回事，而站在那里亲耳听到这种政策将立即兑现，则是另一回事了。在此以前，祠堂里的这些人谁也不相信会给他们退赔。

张存喜依次要每个户主说出需要多少土地和财物，这些农民提出了一些非常低的要求。

中农王化南——他的妻子和哥哥，因为在他家后院发现了埋藏的两千块银元，在混乱中被打死了——说：“我需要几间房，别的什么也不要了。”

可是，张存喜不信。

“你有多少地呀？”他问道。

“四口人，有八亩地。”

听到这句话，不少人大笑起来。

“那不够吧！“

“但是，我可以给别人当长工来维持家里生活。”王化南说。

对这种想法，没有人理睬。

“最好直说你想要什么，需要什么。”

但是，王化南对要任何东西仍然犹豫，真好象害怕有什么陷阱似的。

“要是我说出想要的东西，怕是太过份了吧。”

“不要紧！”

王化南最后鼓起了勇气说：“我再要九亩地，五间房和一些做饭、干活用的家伙。”

考虑到他那样大的家庭，这种要求是很低的。实际上，自从王家财产被没收以后，王化南甚至连做饭的一口锅或种地的一把锄都没有。现在要给他退赔，不仅要使他达到一般中农水平，而且还要使他家恢复到原来的兴旺景象。

他的要求没有被认为是过份的，相反还比村干部预料的要少些。当王化南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开始笑了。

“自那次斗争以后，我一直担惊受怕。”他说，“可是，定成份后，我被划为中农，小组长在会上表扬我干活卖力。那会儿我心情好了一些。现在，要是能得到一些土地和房屋，那就更好了。我一定能过好日子，因为我身体壮，能干活。”

王少南的遗孀、儿子和母亲是这家的另外三个成员。村长张存喜建议，也给这孩子地和房，他娘和奶奶同他住在一起，由他叔叔王化南替他耕种，一直到他成年后自己能种地时为止。

王化南同意这样的安排。“我自己也是那样的想法。”他说。

当问起王少南的娘，这样安排对她是否合适时，那个老妇人说不出话，哭了起来。这是快慰的眼泪，是对过去的悲剧表示伤心的眼泪。

王少南的寡妇设法安慰她。寡妇自己满脸是笑容。“真的，自从那次挨斗以后，我再也不敢为将来打算了，”她说，“我心想，谁知道哪一天又要整我们呢？所以，我只为下一顿饭操心，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

对代表大会来说，幸亏并非每一户都要求给地，有几户甚至要求放弃一些地。其中有申双牛。他家六口人，有四十二亩地。他整天在村里大车店干活。他愿意在店里干活，而不愿下地劳动，他觉得四十二亩地太多，种不过来。

尚石头的寡妇也是同样的情况。她丈夫给八路军处决了，因为他当伪村长，拒绝同游击队合作，反而要追捕他们。由于家里没有壮劳力，她觉得土地成了一种负担。

另一个伪头目郭召成，地和房足够了，只想要一些粮食度过夏季。从整整六亩麦地上，他只收了二十多斤，现在没剩下一点吃的东西了。“当我的家产被没收时，”他说，“心里非常害怕。但是，后来我明白要不是我替敌人卖命的话，就不会挨斗。挨斗并不是因为我有财产。自那以后，我一直苦干，我没有怨言，因为我是罪有应得的。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该做的就是为将来的好日子努力干活。可是，过去这几年，我一直很烦恼，把身体也愁垮了。”

前伪人员甄忠喜和李同仁对他们的房子不满意，都说他们住在破破烂烂的房子里。甄家确实是如此。我曾同戚云在他家吃过派饭。我忘不了那患病的女孩在炕上咳嗽的情景，以及那狭小的房间里到处都散发着的霉烂气味。

经过进一步询问，发现真正使这两家烦恼的，不是他们的房子而是他们的邻居。甄忠喜同住在对门的寡妇相处不好。李同仁同那名声不好的金柱不断争吵。李同仁说：“我常想在我们之间砌一堵墙，在院子里另开一个门。但是，院里只有一口井，是我的。要是砌一堵墙把井围过来，别人要说我自私。所以，我没有照自己的打算做。”

甄忠喜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建议：他和李同仁交换房子。但是，李同仁没有回答他。村长答应去了解有没有其他办法。

会议开得不长，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列出了这些人的全部需求，而且听了一会儿他们对往事的回忆和感触。会议本身虽然短，可是影响却是深远的。一切关于团结中农，关于阶级联合，关于需要同盟者等等的宣传，都远没有这一次会议重要，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开始把财产真正退赔给曾经遭到不公正打击的那些人家了。人们已经学会对言论要持怀疑态度，但是，不可能怀疑这样的行动。

到分发财产时，的确给了王化南特别的照顾。代表大会从村里最好的地块中央拨给他六亩玉米地和六亩麦地，这些原是富农王凤只的地。他们给他娘和侄儿总共六亩玉米地，同他自己的地毗邻。这样他总共就有了三十六亩地，其中有十二亩长满了玉米。全村能拨出的长着庄稼的地，也仅仅是这十二亩了。人人都羨慕王化南的运气。

至于房子，王化南自己分得了七间“洋房”（两层楼结构，原属于徐将军的），还有五间给他娘和侄儿，总共十二间房。这同他原有的房子一样多。此外，代表大会分给他一个盖得很好的，在“洋房”尽头的茅房。

要是退赔能够了结他所受过的打击的话，那么通过这些决定，肯定做到了这一点。

※　　　※　　　※

“过去我们说过，共产党爱穷人，”工作队长蔡勤在村里一次群众大会上说，“这种口号对吗？也对，也不对。过去共产党爱穷人，因为他们受地主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但是，现在，封建主义打倒了，土地平分了，我们是不是还要爱穷人呢？我们不说有病的、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将来的穷人只是那些不愿干活，懒得要死的人。我们是不是要爱这样的人呢？我想，不爱。”蔡勤坚决地说。

“假设这个人的屋顶破了一个小洞，他懒得去修补，却跑到村公所来说：‘哎呀，存喜，我屋顶上有一个洞，这房子快要塌下来，把我活活地砸死在里面。你看怎么办？’

“存喜怎么回答呢？

“他只能回答：‘很抱歉。当然，我们不愿看到你活活地砸死在里面。但是，如果你自己对此什么也不干，那只能怪你自己。’不，将来我们不爱穷人。我们要求每个人都要好好劳动，成为新式的富裕的农民。土地问题解决后，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我们象李顺达那样富裕起来。”

这样，蔡勤说明了张庄最后阶段的工作，即普遍地分地，分房子。他使听众都很清楚地了解到，这是最后一次进行土地、房屋的分配工作。以后几天作出的决定肯定是最后决定了，因为再也没有可以分配的财产了。再也没有来被没收财产的地主和富农了，也没有干部利用特权占有的特殊财产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不顾中农的反对，叫他们交出财产了。所以说，这次土地、房屋的易手，是最后一次无偿的分配。

“在这以后，如果你要地，就得自己去买。不要指望有谁给你地了。”蔡勤警告说他鼓励代表大会花大力气，耐心地做好一切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劳永逸地为这村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犯了错误，就将撒下会生长并带来很大危害的种子。”

又一次采用了自报公议这一基本方法，来确定情况——这次是看谁需要，应该给多少。村里三个片报来的结果由代表们带回代表大会。随后，一个完整的清单列出来了，最后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一遍。但仍然可以加以调整。那些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公正对待的农户，可以要求重新考虑。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向县政府申诉。

照顾了那些没收错了的人的需要以后，其次要解决的是那些仍是贫农的户。对于这些户都根据需要分给土地。在二十九户贫农中分掉了约九十亩地，使他们每人平均有六亩地。在这之后，就要考虑其他特殊的情况了。我发现这些情况非常有趣，想介绍几件来说明简单的土地分配能够产生多么复杂的问题。

一件是关于军人师高志的事。他是请假回家结婚的，从部队带来一份“安置证明”，要求村政府给他土地、房屋和农具，帮助他象一户新中农那样撑起门户来。这不是一种特别的要求。事实上，县政府要求每个村留下五、六十亩地，以便应付这样的意外需要。问题在于：师高志在张庄已经有了土地、房屋，并立了门户，而且他在马场还有六亩地。他打算把他原有的全部家产都转让给他兄弟，而要村里另给他更肥沃的地、更好的房子，让他完全重新安家。

“我回家一个多月啦，几星期前就把‘安置证明’交上了。但是，什么也没给解决。要是你们不拖延这事，我早就回部队去了，”师高志非常严厉地说。他责怪人民代表大会使他不能早日返回前线。

但是，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和村长张存喜认为，他不应该享有“安置”的权利。“我们都是不识字的大老粗，”他们对他说，“我们不太了解这‘安置’政策。我们的看法是，凡是已经有地有房的军人就不需要再分给了。如果你象老高那样，空手来我们这儿安家，那么，我们就得给你地和其他一切东西。但你不是这种情况啊。要是你认为受了委屈，你可以把这事报告你们的上级处理，我们也和我们上级谈。如果上级指示我们给你地，我们当然给你。不然的话，我们就按过去的办法处理这件事，人们缺什么就给什么。”

贫农王贵宝的问题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是一个编织工人，只有很少一点地，全家每人不到三亩。大家都说他懒。虽然他被迫干编织活来补充种地的收入，但他并不是很努力地干他的手艺活，所以他的生活条件很差。张兴发想再给他九亩地，申大洪主张再给他十八亩。可是，王贵宝听到这些时显得很烦恼。

“妈的，”他说，“我种不了那么多地。”

“你听着，”他们对他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啦。以后，你想要地也不可能再得到了。如果你以后发生困难，缺吃的，村里不会给你任何救济的。因为你有劳动力，应该自己养活自己。”

王贵宝最后同意再领六亩地。

最特殊的一个例子是女党员程爱莲。她要用死去的前夫的名字占有土地。程爱莲是一个漂亮但相当爱虚荣的年轻妇女。她的前夫满仓在一九四六年曾遭到妇女会会员的殴打。后来，他得了一种同这次殴打毫无关系的疾病而死去，给老婆留下了土地和其它财产。她后来改嫁给一个无地的农民金水。金水报名参军赴前线了，他娘就搬进程爱莲的住处。按照结婚时的约定，金水答应放弃对土地和房屋的任何权利。他老婆生的第一个儿子须过继给她前夫满仓，这个儿子将继承所有的财产。如果生第二个小孩，才算是活着的男人金水的，但对土地和房屋没有任何权利。

当最后的分配临近时，金水娘对儿子那样的安排非常生气，要求给予够两个人生活的房和地。她觉得无法同程爱莲在一起过活。这年轻妇女非常任性，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完全凌驾在她这个新婆婆之上。“你现在住的是我家，吃的是我地里的，”她几乎每天都这样提醒婆婆，“所以，我要怎么办你就得怎么办。”

当这件事提到代表大会时，代表们先问：“要是她一个儿子也不生，怎么办呢？”

“那她就要买一个或叫她亲戚给她一个。”婆婆哭哭啼啼地说。

代表们问蔡队长，按法律该怎么办。他指出，根据边区惯例，丈夫死后土地确实要归妻子。作为合法的继承人，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处理这些地。

但是代表们不能接受这一点。

“满仓已经死了。一个鬼怎么能是土地和房屋的所有者呢？如果他们有一个儿子，财产是属于这孩子的。可现在是没有合法的继承人。”申大洪说

代表们都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这件事的实质在于媳妇对婆婆实行了一种闻所未闻的压制，压制的产生是因为媳妇拥有财产权。

“金水真窝囊。”其中有一个男人说。

“他怎么能做这样的一笔交易呢？”另一个叫道。

“他是一个贫农，是基本群众，却担心得要命，就怕找不到老婆，所以连最宝贵的权利也丢掉了。”

代表们都认为金水太窝囊。为了从他的错误中挽救他，他们宣布死者满仓的财产属于村里，由村里分配给无地农民金水。这样一来，他娘对他老婆程爱莲就占了优势。程爱莲把这个决定看做是一场大灾难。

工作队不同意代表们这样处理，可是也没有办法进行干预。只有进行长期教育，才能改变张庄干部对妇女权利的态度。而这无疑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　　　※

在做出所有的决定后，代表们发现，把所有可供分配的土地和财产加起来，比起已答应分配的还缺少六亩地。更糟糕的是，没有留下多余的土地，可为今后进行调整或供将来选择在张庄安家落户的复员军人之用。原先为此而留下的五、六十亩地都分配出去了。

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调查一下，是否有些中农愿意让出土地。拟定了一个名单，包括了所有根据现有劳动状况，实际上有多余土地的农户。有几户过去曾经表示，需要的话，他们可以让出一些土地。这清单包括象闵兰的母亲这样的人。她是一个寡妇，自己不能下地干活。她经常说：“就是因为这地，我们才穷的。因为我们不得不雇工、纳税，地多了反而是一个负担。”还有桂花，想把六亩多地给王化南，因为她想他会在那儿好好照看她的祖坟。

代表们分头下去，同名单上有多余土地的人进行谈话。晚上，他们回来汇报说完全谈妥啦。所有被访问的中农都同意合作。这样让出的土地，总共有六十多亩。于是问题解决了。虽然并不是每个人在每一方面都是满意的，但代表们觉得这总算是所能做到的最好和最公正的分配方案了。每个代表的情绪都很高昂，在这项工作快结束时，大家开玩笑逗乐，喜气洋洋。胡雪贞仍然没有从补巧衣服事件的失望中恢复过来。一次，她不高兴地问道，如果她要了代表大会分给她的新住房，可是没有茅房怎么办？

“用你原来的那个嘛。”老堆金说。

但旧茅房隔了两个院子和三堵墙那么远。

“她要上茅房时，每次都得买张票，乘公共汽车去。”元龙说。

“她可以坐飞机去嘛，”才元说。

他们最后决定把雪贞安置在另一个院子里。那里有一个很好的茅房。

又一次，在会议进行中间，某一件重要事情没有通过妇女们。她们仍然自成一伙，围成圈坐着。

“我们把半边天忘了。”村长张存喜说。

他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代表大会中只有一个成员没有这种欢乐的情绪，那就是王老太。她对整个进程非常失望。为了她儿子结婚作准备，自从工作队一到，她就私下盘算和活动，想多弄点地和房子。她曾为了不把自己划成新中农而斗争过。她的尖刻的言语得罪了村里一半人，结果到最后分配时，他们什么都不给她。失望之余，她要求至少给她足够的建筑材料来修理她的五间房。这也遭到了拒绝。

“她儿子不久就要娶亲，还没有地方给小俩口住哩，”泰山娘最后出来帮王老太说话。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别人问道，“要结婚的人多着呢，也许明年她就有孙子了。我们能把她孙子也算上吗？”

“完了！完了！”王老太大声叫着，站了起来，准备离开会场。可是这次谁也没理她，所以她又坐了下来。

把土地和房屋问题解决后，代表们进而就处理浮财和牲畜的分配问题。首先，分配给被错斗的中农所需要的一切。例如王化南分得了一辆大车、一头毛驴和一张犁。随后，剩下来的东西卖给那些愿意要的人，小米分给那些尚未翻身的贫农户。由代表大会任命了一个八人小组来负责这项工作和随后的分配。

蔡勤在这里说的，似乎土改以后，农村将完全由新、老中农组成。这是当时许多干部的看法。这不完全正确。因为，虽然土改的确是重新安排了财产、土地，使得新、老中农成了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但是，土改后，仍有许多户仅公平地分到了土地，其他就没有什么了。他们仍是贫农。蔡勤以为只要有了地，通过苦干，农民就能够维持生活，而且能够富裕起来。事实证明并不是如此。贫农以及新、老中农当中不那么富裕的人，要想获得保障和富裕，必须把人力、物力资源合并在一起，搞合作化。
然而，在蔡勤讲话时，在土地私有和互助基础上开展生产运动，是解决当时所有困难的唯一的道路。因此，他强调努力劳动，通过劳动达到富裕，是合乎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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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自报公议”交公粮

多一颗粮食，　　　　　　

就多一颗消灭敌人的枪弹！

——田间

八月的头几天，天气开始酷热起来。七月下旬下足了雨，土地湿透了，天一热，庄稼就奇迹般地猛长。玉米长势挺拔，丝毫也看不出曾遭过雹灾的样子。别的庄稼也出人意料地茁壮生长起来。互助组出工锄地时，人们完全淹没在青纱帐里，只能凭着茂盛的庄稼地里传出的断断续续的歌声和谈话声，才知道有人在干活。

在八月闷热的空气里，有迹象表明人们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大气里朦朦胧胧地浮上了一层扩散着的烟雾。放眼望去，田野里到处是很粗的烟柱，浓烟滚滚，直冲云霄。这烟是老乡们为取灰熬硝而焚烧杂草残叶之类东西所产生的。硝已成了人民解放军生命的血液了。游击战已让位于运动战，而运动战又常常发展为阵地战。这样，炮弹在战斗中就越来越重要了。由于作战中所缴获的炮弹，已不足以应付广阔而分散战线的消耗，因此必须由地方小型兵工厂用土炸药来生产炮弹，以资补充。就拿临汾战役来说，一次拂晓前的炮击中，就打光了十七车皮装得满满的炮弹。在那里的守敌最后被消灭之前，用掉的硝比潞城和长治两县全体农民一年生产的还要多。难怪农民们要大规模出动，从山上、峡谷和河沟里搜集任何可以燃烧的有机物了。他们这样做，不仅所烧的灰可获得用小米付给的好价钱，而且可为前方胜利作出直接贡献，使他们自己的翻身也得到了保障。

这种群众性的集灰和后院熬硝表明，就是这种落后经济也有它的一些优点。缺乏大规模的制氮工业，初看似乎是一种不利因素，可事实上反而成了力量的源泉。它激发了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制造弹药，从而使他们和胜利更加息息相关。

不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人民战争就不能胜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即使阻碍这种动员的政治矛盾能够解决，它的效力仍将受到把群众同有意义的生产活动分离的那种制度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所不在的“金钱关系”替代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而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种分离作用却相当小。一个必须烧枯枝败叶来取灰熬硝的民族，比起一个只需出钱来发展他们从来也看不到的军火工业的民族来说，前者的参战比后者要直接得多，切身得多。

在整个华北解放区，甚至连征收普通的赋税也有同样具体的、切身的特点。税是用实物交纳的。每个农民都把扬净和秤好的粮食送到征集点，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最后是要送往前线作军粮的。因此，每个纳税人都有这样直接的体验：他不但为自己深信不疑的事业作出了一些贡献，并且用亲手种出来的粮食供给这种事业的保卫者，而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交给那种庞大的、冷酷无情的政府机构。在参加支前工作的过程中，这些纳税人往往直接把粮食送到军队里，看到粮食对保卫他们的土地的战争所起的支持作用。五月份，张庄的二十个农民，把二十车小米运到临汾城下。他们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亲眼看到战斗如何在进行，看到部队的献身精神，并从中受到了教育。

在炎热的八月，装着草木灰和公粮的小车，一辆辆拥挤在张庄大街上。装灰的车辆是往村东的熬硝工厂送；装粮食的车辆是前往第五区财政科粮站的。交公粮的期限逼近了，送粮的小车多于送灰的车。几十辆马拉的、驴拉的和骡子拉的双轮车，满载着香肠形状的麻袋，里面装着晒干扬净、籽粒饱满的麦子，每天叽嘎叽嘎地在雨后松软的道路上行进。村里每一个能读能写毛笔字的人都被叫去帮助登记、检查、过秤、入库。村东边的两座砖砌的大仓库很快就装满了，于是区长命令打开教堂。三天之后，堆积如山的麦子，就使存在那里不断减少的小米堆相形见绌了，而这些小米在农民协会开会斗争王雨来时看上去是多么大一堆呀。从每户收获量的角度来看，小麦的总数是了不起的。但是，考虑到全国规模战争的需要，这里堆积着的全县五分之一的粮食，显然不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了。

按照潞城县解放时建立的制度，公粮一年分两次征收，一次是麦收以后交纳麦子，一次是秋收以后交纳小米、玉米和高粱。由于张庄受了严重的雹灾，县政府起初考虑完全免掉张庄的夏季公粮。但是，干部们很快发现，如果这样做，其他村就要提出意见。雹灾毕竟不是夏季唯一袭击潞城县的天灾，张庄也不是麦子减产的唯一村子。有些河谷里，黄疸病使麦子受到的损失几乎同张庄受雹灾的损失一样严重。前工作队长侯宝贝的家离张庄三十多里，他家地里收得的麦子很少，他不得不借六十斤粮食来交公粮，对他并没有免征。就拿张庄的情况来说，一刀切的免征将引起的问题，几乎同它将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因为，这不能使所有的农民同样地受惠。有些农户的麦子一点没有受损失，他们没有理由不交他们应该交的一份税。如果把夏季农业税一概都免掉，那些没有受灾的人将享受一种不应得到的好处。

县政府估计，总共有三分之二的庄稼受损失，于是定下税率为前一年征收的三分之一。要求张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各户实际收获的产量，公平地分配赋税负担。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行动。谁也想不起潞城历史上有任何一届政府因为庄稼歉收或其他任何原因而减免赋税。

当这个决定宣布后，尽管有个别人对没有全部免征赋税感到失望，但总的来说，大家感到宽慰和高兴。当然，谁也没有浪费时间来庆祝，大家忙于讨论在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减免以后，如何把税收分摊下去。工作队把公平地分摊赋税当作他们最后一项重大任务。他们建议采取自报公议这个唯一合理的方法。各户自报产量，按与往年同样的比例纳税。由农会各小组评议本片各户的税额是否公平合理，并拟出全小组的清单，提交代表大会审定。

对这种办法有许多反对意见，有些人不相信这种办法行得通。他们认为，由各家各户自报交多少税必将引起混乱，他们主张村干部象往年没有受灾时那样摊派下去，快刀斩乱麻似地解决问题。如果让各户自己来决定，就没有一定的标准，每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谁能反驳呢？

“我家地里收了四袋，”真宽的娘说，“可是，尚石头家在我们旁边的一块地里，说是只收了一袋。我不信他们只收那么一点，可是怎么能证明呢？我们能去搜他的家吗？”

反对这种办法的其他人说，“自报”没有用，因为“公议”可以推翻它。为什么不从“公议”开始做呢？

但是工作队坚持自己的主张。队长蔡勤指出：公平地订出分摊额是办不到的。往年，分摊额是根据每块地的出产能力来定的，因为每块地的产量长期以来是清楚的，这就不会有多大困难。可是，今年遭了雹灾，实际产量同土地肥沃程度、田亩大小或其他因素都毫无关系。知道实际收了多少麦子的，只能是那些亲自干这些活的人。至于说标准，这是很明确的。各户可按照与往年同样的比例交税。工作队干部说，如果谁认为这一切太麻烦，那就应该记住每粒粮食对支援前线的重要性，战士们为了进行解放战争需要这些粮食。如果战士们在前方不能打胜仗，这一切就成了空谈。那时就不是各户自报应交纳多少税的问题了，而将听任蒋介石来摆布。他的士兵就会直接来到每家每户，把一些空麻袋往地上一扔，说：“给我装满！”

这个道理说服了大家。多数人同意：尽管雹灾比较分散，但对于各户的产量，四邻还是清楚的，可通过公开的讨论加以确定。显然，公平地估定产量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因为，不管谁交纳多少，全村有责任收齐两千斤，如果有人交的比他应该交的少，别人就不得不增加负担。

这无疑是“自报公议”办法所经受的最严重考验。产量是人们几千年来想方设法加以隐瞒的东西。理由很简单：产量高意味着租高、税高。瞒产的习惯已经世世代代深入佃户和小生产者的思想里了。人们只要有可能，从来也不肯实报自己打了多少粮食。这就是为什么在革命政权建立之前，实际上是能找到多少粮食就收多少税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的税收条例里，采用标准“亩”制的原因之一。革命政府根据估计的产量订出税额，就不需要对实际产量进行调查了。现在提出要让农民们自愿地报出这些十分重要的统计数字。

为了带头，共产党必须首先发动党员。党支部领导人很正确地估计到，如果党员迅速而精确地自报自己的产量，提出公平的纳税比例，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做。但是，甚至在支部里，“自报”也碰到了困难。有的说交三十斤，有的说交二十斤。老高提出交十斤，师秀梅只打下二十斤，提出交七斤。轮到肖文书的时候，他一言不发。

“我现在不想说，”他说，“到时候，我就把粮食送到粮站去。”

“你怎么能那样说呢？”蔡勤问道，“共产党员中间没有什么秘密嘛。”

“我没有说不交，”肖文书说，“到时候，我就送粮食去。”

“送多少？”师才元问道，坚持要一个数字。

“我打了八十斤，全都送去。”

当蔡勤听到这个回答时，他的脸顿时涨红了。

“这就是你对交公粮的回答吗？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党员呢？你不想告诉支部，但是，却要让群众知道。你这真使我恼火，我真想揍你。”他探着身子，把脸转向肖文书。“谁也没有强迫你。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说说。”

“我从来没说过你们强迫我。”肖文书答道，态度更倔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张存喜参加攻击说，“你在支部里还这样说，群众知道了，会怎么想呢？他们一定要骂你。我们大家都得丢脸。”

文书媳妇想插嘴。

“我们交十斤。”她说。可是，在吵闹声中，谁也没听到她的话。大家一起嚷嚷起来，都批评肖文书。肖文书对着他们硬是不吭声，表示反抗。

村长张存喜把任荷菊拉到一旁，问她为什么她男人那么固执。“是不是你们家里有什么大的困难，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任荷菊只是摇了摇头，哭了起来。她请求张存喜在会后和肖文书谈一谈，说服他。可是村长表示怀疑。

“他要受到公开批评。我不能忍受那种态度，我怎么能耐心地说服他呢？”

党员们在支部内同肖文书吵嘴的事情，只不过是后来在农会小组会上出现的许多事情的预演。东片小组顺利地通过了整个名单，但是，北片和西南片小组发现“公议”十分困难。有些人家里的确没剩下什么可吃的了，但是，他们仍然表示要交出一定的数量。另有些交得起的，却只报了令人可笑的、象征性的数字。

拿贫农仁贵为例，当点到他的名字时，他说：

“我交二十斤。”

“你这是干什么？”才元问道，“你收得很少，大家都知道你家里没剩下什么了。”

“是呀，”仁贵说，“可是，小组里每个人都盯着我，等我自报，我不得不报呀。”

“你实说收了多少？”

“从九亩地里打了二百斤。可我欠了很多债，粮食都光了。为了交公粮，我得从别处借二十斤。”

有四家自己地里没收到麦子，只是从别人的地里拣来一些麦穗，他们每户提出交三、五斤。

“不要叫他们交啦。”真宽娘说。

几个男人不同意她的意见。“虽然他们很困难，但是，他们真心实意地自报了。我们还是应当接受。”

当村长存喜往下点名时，那些自私的人也暴露了原形。有一家人收了六袋，报的数量比另一家只收三袋的还少。可是，谁也不吭声。谁也不想因对这数字挑战而彼此伤感情。这又一次清楚地说明：民主取决于群众是不是愿意讲话，是不是愿意争辩。

根明只报二十斤，虽然他自己也承认他收了七百斤。小组要他至少再加十斤。他发火了。他说：

“我现在有民主了。我就交那么多。”

他的邻居们遭到拒绝之后，对其他人就只是说：“好吧。”“何必得罪同志、朋友呢？”他们问道，“即使我们提出意见，他们也不接受，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呢？最好不吭声。”

申发良后来对戚云和我解释说：“今年收成好的人的真正想法是，自己没遭雹灾是因为运气好。既然自己运气好，就应该多享受点。‘自报’，他们认为就是自愿。他们愿给多少就给多少，不管公议不公议。”

这样的态度阻碍了对真实情况的充分讨论，会议不得不宣告暂停，等第二天再开。在此间隔期间，工作队干部、村干部和共产党员分头下去找人谈话。第二天早上，各片农会小组再次开会。这一回进行得比较顺利，各小组草拟了一份清单，上交代表大会。

代表们可没有普通群众讨论自己的产量和税额时那种勉为其难的心情。他们拿着名单，进行认真的研究。对谁的自报有怀疑时，就把谁叫来询问，直到事实澄清为止。他们抱着公正的态度，把有些人自报的数字减掉一些，把另一些人报的数字增加一些。对那些颗粒无收、只是零零星星地拣来一些的人，尽管他们怀有为支援前线作出贡献的愿望，都从名单上勾掉了。对那些家里没剩下什么可吃的人也作同样处理。拿肖文书来说，就被全免了，尽管他媳妇争辩说，她的自报是真心实意的，如果说话不兑现，今后别人就不会相信她的话了。经调查证明，她们夫妻俩早就需要上山挖野菜充饥了。

一户富农寡妇的问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个代表要她多交一些，因为她一向很富裕。但其他人断然地说：“不对。这同她的成份没关系。主要看她到底收了多少。她家几乎没收到什么，所以应该免掉。土改已完成了，再没有富农了。”

另一方面，当情况证明了谁可以多交时，代表们就毫不犹豫地增加他的税额。在会议上一直很顽固的根明，后来向邻居们承认，他甚至拒绝了对他自报的数字只增加三斤的建议，因为他不喜欢提出这个建议的金洪。但是，代表大会还是把他的税额增加了整整二十斤。

任务完成时，把报上来的公粮数汇总了一下，达两千一百斤，比县政府对该村所要求的数量还多一百斤。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即第二天晚上，在一次全村群众大会上宣读了名单，一边读就一边通过了。民主管理的一次重大考验通过了。代表大会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表明，它对管理村里事务的能力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于是工作队断定：自己的任务已告完成。

★

六十七、再见吧，张庄！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民歌　一九五八年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戚云、谢虹和我离开了张庄。在我们的离去和六个月前的来到之间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这天，天气较热，但不太热。金色的太阳象一位老朋友那样，照耀着静静的村庄。不是刺骨的寒风，而是使人为之精神一爽的晨风；不是乌云密布的阴天，而是晴空万里的蓝天；街上不是冷冰冰地毫无生气，相反，当我们最后一次从区公所院子的大门里出来时，街上很热闹，许多朋友前来送别。高个儿的张兴发，带着村领导人所具有的镇定而自信的表情（他实际上已当了村长），来为我们送行。站在他身旁的是郭真宽，剃光的头上包着新毛巾，面部表情严肃。张存喜咧着嘴笑着。这笑至少表示他娘又在给他做饭啦。胡雪贞和师小梅站在他们后面。妇女们为了欢送，暂时放下了她们的纺线活儿。师才元离开了他的杂货铺子。工作队干部——韩金明、李松林、蔡勤和侯宝贝，同我们一道从大门里出来。他们早已解除了腰间佩带的武器。关于手枪和枪套的紧张和恐惧的记忆，现在看起来象一场恶梦里的片断似的。

我们在村西南片工作了很久，那边的老乡出来送行的不多。我们几乎到每一家院子去过，作了正式的告别。送行的人来到大街上，同我们一道往南走出村口。人群中有一些儿童，在会议之间的空闲里，他们经常来找我玩。在路上，一个小鬼跑过来抓住我的双手。其他的小孩因为抓不到我的手指或大拇指，就在我们的行列四周转着圈跑。胡雪贞和戚云也手拉着手，恳切地交谈着。戚云鼓励这位妇女主任乐观地展望未来，胡雪贞表示要尽一切努力来为人民服务。

当我们从街上走到开阔的田野上时，老乡们一边表示亲切的告别，一边一个一个地往回走了。最后，同我们在一起的只有工作队的干部了。我们一起在路上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如何克服依依惜别之情。后来，我们就分道扬镳了。我们从北方大学来的三个人，翻过山岗，直奔长治。在那里，王书记将安排送我们返回远在石家庄的新校址。区干部回村去了。他们在写完总结报告后，就要转入潞城县的其它工作。

在以后几天，戚云、谢虹和我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和议论我们这一段极不平常的经历，因为前往石家庄的行程有八天。一路上不是步行就是坐骡车。我们在长治同王书记讨论了土改运动。我们也同赖若愚书记进行了讨论，他是五百个“基点村”工作的总领导人。他的总部设在冶陶，那里是华北产花椒的中心，太行行署就设在那里。

当时，我们思想上最大的问题是“贫农路线”，以及为什么整个运动一度出了那么大的偏差。赖书记对错误路线作了扼要的分析，说应该考虑到整个运动的巨大规模，才能恰如其分地看待我们这段时期的工作。“这样的错误，”他说，“必须恰如其分地看待，它们仅仅是广阔的黄河水面上的小小的涟漪。最重要的事情是：封建主义在全太行地区已经被彻底铲除了。”

我们觉得赖书记说得对。封建主义的确被铲除了，晋东南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摧毁了，政治、文化上层建筑，以至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都被改变了。一九四八年秋天的情况，同我所记述的一九四七年的情况相比，完全改观了。一九四七年时，以没收地主、富农财产的清算运动而开始的进程，还可能出现反复；贯彻《五四指示》得到的果实还可能丧失。而现在，经过民主改革、整党和建立新的政权机构，保证了农村社会新的平等基础，并为大发展扫清了道路。

诚然，我们在张庄留下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治安主任王文则仍然在长治为未改造好的干部开办的训练班里学习，他的老婆——申仙娥仍在等待批准她离婚；村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决定王雨来应受到什么处分；袭击小全儿的凶手还没有抓到；使土地分配合法化的土地证尚未颁发。但是，象土地所有权和政权这样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张庄的群众自己完全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遗留问题。

三月间曾经那样使张庄的人们激动的问题，到了八月份几乎算不了什么了。一旦群众不再害怕王雨来时，不管他受不受处分，就无关紧要了。一旦地主政权已被真正铲除这点变得很清楚后，那么是谁捆绑了小全儿，塞住他的嘴并把他拖到井边，也就没多大关系了。不管这种行径是如何恶毒，它再也不能被看作是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的预兆了，而只能被看作是一件孤立的事件，是一种退却时的报复行动。因此，是无关紧要的。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变革之深刻。

那么，能不能说张庄面临的各种基本问题都解决了呢？不能。土改的胜利完成，只不过标志着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人民自一八四〇年把鸦片倒入广州港时就开始了这种“长征”。

土改只是搬掉了阻碍生产的封建的绊脚石，潜在的生产力还必须调动起来，一个广大的新的农村市场必须发展起来，一个繁荣的新中国必须一步一步地建设起来。

土改使农业生产者之间已达到基本的平等，但是，这只能给生产者提供选择道路的机会：是土地个体经营走向资本主义，还是土地集体经营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两者之间仍须作出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尚未有一致的意见。只有农民中的最先进分子，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土改给妇女以财产权，打破了家庭里那种严格的宗法式统治。妇女有了自己的财产，就能够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有效的斗争。但是，在潜在的平等和妇女实际享受的平等之间，仍有一段差距。

只要想想还存在着文盲、缺医少药、沿用原始耕作方法等这样一些问题，便会懂得中国农民要真正成为二十世纪的公民，还有多么漫长的路程要走啊！

就拿农村的民主生活来说，显然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经过整党和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命令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特权等严重的倾向受到了制止，绝大多数群众都有了发言权和选举权，政治生活决不再是以前那样了。但是，能不能说村里的所有问题已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呢？当然不能。新的诱惑，新的滥用职权，新的压迫，一定还会出现。对干部实行群众性的监督方法要经常改进。要去掉过去的狭隘自私性，要造就未来的、襟怀坦白的、有献身精神的男女，这不能不是一场长期的斗争。

通过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在斗争方法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维护法律和秩序都依靠威逼和毒打，以及警察和监牢，这一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人们要掌握这种新方法，还要走一段漫长的路程。运用这种方法所需要的客观态度，只能是持久的、长期努力的结果。

但是，如果朝着真正革命化的社会走了一步，哪怕仅仅是一步，那正因为它是第一步，所以也许是最艰难的一步。现在回过头来一想，群众居然采取了这一步，这简直是奇迹啊。

不难回忆起：当我一年前在雨季中第一次进入这解放区时，我看到的农村是什么情景——潮湿的土地，饱满的庄稼，绿树荫下用土坯建成的村庄，妇女们在庭院里纺线，光着身子的儿童在泥沟里溅着污泥，而这些泥沟就是道路。那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这种偏僻的、原始的、永恒的情景。农民的生活似乎从来就没有变化过，现在也没有变化，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变化。

也不难回忆起我们所经历的两次全县大会之间遭受挫折的那些日子。当时，工作队、全村党员和全村积极分子的一切组织和发动工作似乎都不起作用了，群众投身于革命的势头在大量的、狭隘的利己主义的矛盾中间停顿下来了。那时，人们不禁要问：将来究竟怎么样？难道这些土生土长的人们没有能力去创造一种新生活吗？

可是，现在呢，距离我穿过封锁线那会儿仅仅十二个月，出席县里第二次会议后刚刚两个月，我不再怀疑结果会怎样了。我有一个笔记本，记满了变化的具体证据。我脑子里充满了事实和数字，谈话和面孔，故事和事件。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构成了张庄农村社会的基本变革。这些变化是怎么来的呢？

当然不是靠任何法术，而只能是靠艰苦奋斗，靠几十个人的自觉努力。他们从实际出发，以现有的人力条件，努力改造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环境。当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的各阶层人民都积极行动起来时，这种情况就扩大几十倍，几千倍，几十万倍，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席卷中国的革命风暴的深度和广度。

但是，光是千百万人民参加进来这一点，还不能解释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以前也有过无数次造反，中国农村中也有过为推翻地主和摆脱外来压迫的大规模斗争。但所有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什么使这次情况不同了呢？

戚云和谢虹令人信服地指出，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决心对日益贫困化、对腐朽无能的统治者和外来侵略者进行斗争，由于共产党提供了“无产阶级领导”，才使斗争获得胜利。姑且把共产党提供的领导是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这一棘手问题留待将来去研究，我当时觉得很明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是很有可能要失败的。农民潜在的军事力量，生产能力和政治才干必须予以培养、动员和组织，而不是简单地“解放”。张庄的经验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贫农就很容易把革命向“左”偏得很远，以致走向反面，造成右的复辟。没有共产党，贫农就很可能分掉一切东西，连农舍里最后一副碗筷，工厂里最后一个齿轮和车轴都要分掉。这样做，就会破坏他们要依靠它进行建设的那么一点生产基础。没有共产党，贫农就很可能把较富裕的同盟者全都赶到敌人怀抱里；就很可能拒绝、以至于毁掉涌现出来的最富有战斗性、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能力的领导者。这样的错误，只能使农民分裂成以亲族关系、宗教信仰、个人影响、帮会义气等为基础的一个个宗派，只能导致无休止的派别之间的火并。最后，农民因为在贫困的经济条件下难以实现公平的理想和行动纲领，很可能归于失败。这种理想是绝对平均主义；这种纲领就是削平一切；其结果将是地主统治的彻底复辟。

共产党给农民带来与此相反的思想，这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公平的概念，是一种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以不同形式表现的公平。每一发展阶段各有其正确和错误的明确标准。对共产党人来说，历史发展是一个过程，是一系列矛盾的解决。从解决一系列矛盾的一端跳到另一端，甚至绕过某一特定的阶段，那是不行的。人们必须承认过程，必须分步骤分阶段地前进，从不同程度的匮乏和富有而产生的有限的不同程度的平等，走向只能建立在绝对富裕之上的绝对平等。

农村在什么是翻身的正确道路的问题上，所产生的种种混乱现象，归根结底是这两种对立观点的斗争：一种是静止的；另一种是能动的。第一种是唯心主义的，要求在不变化的世界中抽象的公平。第二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的公平是根据人类生活的具体条件，是一种随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公平。第一种是机械的，着眼于分掉现有的财产和现有的生产资料。第二种是辩证的，着眼于解放旧的生产力和为将来创造崭新的生产力。第一种认为要求平等本身就是对的；第二种认为这种要求在一种条件下是对的，在另一种条件下则是错误而有害的。

我们在冶陶同分区党委的赖书记谈到深夜。他向我们指出了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他说，平均主义在用来反对地主和富农的权力和财产时，是革命的，可是，一旦用来反对中农时，它就变成反动的了。“许多农民不了解这一点，所以犯了错误。农民经过发动，起来斗争时，往往要求绝对平均主义，把干部也拉往这个方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农民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

显然，“无产阶级领导”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具有能预料和指明转折点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由于掌握了历史进程，努力研究一切有关的社会现象，不断地分析和检查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已经把这种能力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因此，党能够预先使它的支持者在千头万绪中对重大的转变有所准备；或者当事态的发展超过了预见时，迅速地调整政策。

但是，这种能力本身还不足以使共产党人领导农民取得革命胜利。领导还涉及到方法，而方法在中国是异常重要的。那些献身的革命者在一九二七年进入农村的广阔天地时，不是象他们的俄国先驱者那样已经掌握了政权，而是被悬赏通缉的人。他们到农村时，没有权力，没有武器，没有金钱，没有任何财物。他们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发动群众的思想以及一个核心组织，而正是这个核心组织，能够克服农民暴动中先天性的重大弱点。只有当农民相信他们，接受他们那些思想，并对那个新组织无条件地支持时，改变中国面貌的长期进程才能迅速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在日常生活中树立的榜样，同他们说的话或提出的计划有同样决定性的作用。归根结底，正是革命者表现出来的优秀道德品质——正直品德、献身精神、不辞劳苦、老老实实面对错误、接受批评以及勇于自我批评，等等——使农民们深受感动。正是因为共产党员把公众的利益摆在私人利益之上，把长远利益放在眼前利益之上，把全局利益放在局部利益之上，并且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身体力行，农民才愿意跟他们走。

耐心也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人能够推迟过激的行动，做教育和说服工作，直到群众自己愿意并准备起来行动。能不能这样做，就意味着是胜利，还是失败；是一小股激进分子的无法挽救的孤立，还是一场不可遏制的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人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同胞，特别是农民，是不能驱使的。不能强迫或硬拉他们投入任何行动。人民必须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通过自己亲身经历，了解到自己处境的各个方面，了解到某个特定计划的切实可行的好处。那时，只有那时，他们才能自觉自愿地付诸实践。那时，只有那时，才有成功的希望。

刘少奇写道：“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只要我们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要群众有了真正的自觉与真正的发动，又有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苫，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做好的；……”

提高群众的觉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能从现有的思想状态和觉悟水平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总是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把这两方面解释为：“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这不正是对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的土改运动全过程的总结吗？人民对平均地权的要求，导致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立即对地主采取暴烈行动。这种要求经过研究，制订政策，付诸实施，纠正错误，修订政策，再付诸实施，直到政策变得十分清楚、完备、精确和有效为止。连续几个阶段的划成份的标准，确切地反映了这种提高过程。我们看到了这种标准从粗略的行动指南，演变为对复杂的农村生活的极为精确的和多方面的分析。最后，这种标准武装了群众，使他们有足够的知识明确地区别哪些是封建的和反动的东西，哪些是民主的和进步的东西。

于是，农民在共产党的指引下，从部分认识逐步地到达全面认识，从自发的行动到有指导的行动，从有限的胜利到全面的胜利。同时，通过这样的过程，他们把自己从自然和社会力量的被动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新世界的积极的建设者。

据我的理解，这就是翻身的实质。

我愈仔细研究这种提高觉悟的过程，就愈看出它的复杂性。这过程如同酵母一样同时在个人、在集体、在整个民族等多方面起作用。在每一阶段，这一过程都有其特有的形式。如果把翻身运动分解为无数组成部分，直到任何一个人的思想上的变化，那么，显然没有一个人能一下子就和过去决裂。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改变过来，不管他自己如何认真地要求这样一种变化。变化只能首先发生在一个方面，然后扩展到其他方面。这种变化必然要解决旧的矛盾，但同时又产生新的矛盾。这就必然导致新与旧的斗争，直到人们整个身心都卷入痛苦的冲突之中。经过这种内心斗争的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在行动上表现出完全统一的特征。过去遗留下来的习惯、迷信和偏见，阻碍和损害了现时按进步的愿望行事的种种努力。因此，有的男人在公共生活中已经大部分消除了自私的痕迹，而在家里却仍把妻子当作私有财产，这是不足为怪的。或者发现有的妇女团结一致为平等权利而战斗，而在分配救济棉花时却彼此争吵起来。人们一旦开始相信别人时，就走上了通向翻身的道路。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时，逐渐懂得了我们时代的主要教训，即：只有参加共同的斗争，个人才能获得解放；在所有人的翻身中才能获得个人的翻身。

在更大的范围内，就整个集体来研究翻身的过程，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个范围内，变化也不是平衡的。没有一个社会集体能齐头并进。它的各个成员的觉悟程度不一，学习和发展的能力也不一。在现实生活中，要依靠先进带动中间，再依靠中间带动落后。这样做时，每一次发动都可以提高大家的觉悟。落后的不久就达到他们老师的水平。于是觉悟程度螺旋式上升，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的整个概念就有变化。当这样的过程自觉地、系统地、年复一年地、一代一代地在拥有千百万人口的农村里展开着时，总的效果十分惊人。全体人民变得政治化，变得有觉悟，变得积极起来，最后，的确变得有能力改造他们的世界，并在那样的过程中进一步改造他们自己。

把翻身这个概念运用于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时，看来也十分明显：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整个国家的再生。正如可以说个人的翻身，集体的翻身一样，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翻身。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人民“翻了身”，整个大陆站了起来。

很明显，这种过程在象中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家里不可能平衡地发展。二十年前，它开始于某些关键的地方。在那里，因为分裂和斗争，因为过去的革命起义，或者外国的干涉，中国旧统治者的权力暂时遭到削弱了。一但革命在井冈山上，在江西瑞金一带，在黄河河套荒芜地区扎下根时，它就会影响其他地方，使得整个地区变成根据地。在一九三四年，这些根据地基本上都被破坏了。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以后，根据地比以前更加巩固地相继建立起来，而且在抵抗外国征服的过程中，扩大到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乡村。

太行山地区，包括张庄和数千个类似的村庄，其重要性恰恰就在于：它是那些逐渐扩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从这些根据地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民不仅能向本国地主阶级的强大力量挑战，最后把他们打倒，而且对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起的买办资本体系和为了维持该体系而投入的军事力量进行挑战，最后把它们打倒。

“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毛泽东曾经这样称呼那些根据地。这不正是彻底翻身后在张庄，在潞城县，在太行山地区建立起来的吗？而现在，由于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努力，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在望了。

※　　　※　　　※

当戚云、谢虹和我从潞城翻过大山，长途跋涉地历经黎城、涉县、武安和邢台的时候，农民军已经集结在北方每一个革命阵地的边界上了。他们正在进入阵地，准备一九四八年秋季大反攻。在辽阔中国的这个围棋盘上，棋盘线上不断地布满了棋子。经过二十年的包围和反包围之后，白子和红子的较量很快进入最后的决战。

人民解放军首先在山东济南发起攻击。九月间，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战斗，陈毅的农民志愿军打败了十万国民党征来的军队，生俘了曾经猖狂一时的“山东之虎”王耀武。

斗争接着暂时转到东北。这个地区的门户锦州、行政首府长春、工业中心沈阳，也被相继攻克。蒋介石亲临督战，可是，在三个星期内丧失了四十万精锐部队。

长城以北的硝烟刚刚消散，中原的战斗又打响了。由于它是在淮河和大海之间进行的，因此称为淮海战役。它发展成为战争史上最大的战役之一。每一方投入了五十多万人，战斗持续了六十五天，结果把黄河和长江之间的蒋介石军队消灭殆尽。

但是，甚至这样伟大的胜利，也没有使革命力量的活力在那年冬天枯竭。当淮海战役犹如翻腾的波涛那样达到高潮之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同华北人民解放军一起攻克了天津，包围了北京，迫使傅作义率部五十万人投诚。那时，傅作义率领下的军队，代表了正在崩溃的反动派的最后的重大希望。傅作义的投诚，对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丧失了长江以北的一切，而当时长江以南能够投入战斗的部队已寥寥无几了。

这样，中国反对封建主义的大决战，就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达到了高潮和结尾。几十年来，由美国扶植、装备、训练，由美国军官在战场上给予指导的地主和买办的主力军，就在前后两个雨季期间，被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大军一支一支地消灭了。

这三重打击带来了那些伟大的质变之一。这些质变，周期性地震撼着历史，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

这一系列的胜利，把土地改革纳入了全国范围的行动计划里，提到亿万人民的议事日程上来。溃散了的蒋介石的残部被完全消灭或赶出大陆，只是时间问题了。到那时，从渤海湾到海南岛，在数以万计的村庄里，那些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之外一无所有的农民们，就将开始建立贫农团，划定阶级成份，清算地主，逐步地走上象张庄这样无名的华北小村庄的兄弟们所开拓的道路——翻身的康庄大道。

附录：
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变化表（1944—1948）

一、解放前：

户数
户数比例
（%）
人口
人口比例
（%）
所占土地
（亩）
所占土地比例
（%）
平均每人
（亩数）

地主
7
2.8
39
4
680
12.1
17.4

富农
5
2
27
2.7
303
5.4
11.2

中农
81
32.2
395
40
2532.6
45.3
6.4

贫农
138
55
462
46.8
1386.4
24.8
3

雇农
19
7.6
59
6
—
—
—

佃农
1
0.4
5
0.5
—
—
—

团体
—
—
—
—
686.2
12.3
—

合计
251
100
987
100
5588.2
100

二、从解放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

户数
户数比例
（%）
人口
人口比例
（%）
所占土地
（亩）
所占土地比例
（%）
平均每人
（亩数）
变化
（亩）

地主
2
0.8
6
0.6
18
0.3
3
-662

富农
4
1.6
20
2.1
138.8
2.5
6.9
-164.2

中农
76
31.2
349
37.4
2157
38.6
6.2
-375.6

贫农
162
66.4
559
59.9
2841.4
50.8
5
+1455

团体
—
—
—
—
433
7.8
—
-253.2

合计
244
100
934
100
5588.2
100

三、《五四指示》完成以后：

户数
户数比例
（%）
人口
人口比例
（%）
所占土地
（亩）
所占土地比例
（%）
平均每人
（亩数）
变化
（亩）

地主
1
0.4
2
0.2
18
0.3
9
0

富农
4
1.6
12
1.3
82.6
1.5
6.9
-56.2

中农
76
30.4
338
35.5
2095
37.5
6.2
-62

贫农
169
67.6
599
63
3309.6
59.2
5.5
+468.2

教会等
—
—
—
—
83
1.5
—
-350

合计
250
100
951
100
5588.2
100

四、一九四八年运动后：

户数
户数比例
（%）
人口
人口比例
（%）
所占土地
（亩）
所占土地比例
（%）
平均每人
（亩数）
变化
（亩）

地主
1
0.4
2
0.2
13.5
0.2
6.7
-4.5

富农
4
1.6
12
1.3
55.5
1.0
4.6
-27.1

老中农
76
30.4
341
35.5
2056.6
36.6
6
-38.4

新中农
140
56
523
54.5
3048.3
54.2
5.8
+67

贫农
29
11.6
82
8.5
415.8
7.4
5.1
+87.5

团体
—
—
—
—
36
0.6
—
-47

合计
250
100
960
100
5625.7
100

1948年运动后，农民占地数量增加了三十七亩半。增加的地是开荒地和外村拨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