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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铁蹄

作者:[美]杰克·伦敦

译者:杨阳,梁昊,饶会敏,蔡云飞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埃弗哈德手稿并不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这份手稿充斥着错误，并不是史实的错误，而是一些误解。自从艾维斯·埃弗哈德完成她的手稿以来，已经过去七百年。当时各种困扰她的事件，对我们来说已经真相大白，再清楚不过了。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的，她沉浸于她自己所描述的事件中了。

然而，作为一份私人文件，埃弗哈德手稿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但其中仍有错误的观点，以及由爱情偏见所导致的失实。我们大可一笑置之，并原谅艾维斯·埃弗哈德在字里行间描绘出一个高大全的丈夫。如今我们知道，他的形象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大，在其参与的事件中影响力之大也并没有像手稿中所描述的那样可信。

厄内斯特·埃弗哈德确实是一位非同一般的强者，但还是没有他妻子想象的那样特殊。毕竟他只是世上众多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物之一。他所做的这份异乎寻常的工作确是应得到承认，尤其是对工人阶级哲学的经营与阐述，都是值得世人所认可的。他把他的理念命名为“无产阶级科学”与“无产阶级哲学”，其中不乏思想局限性，这便是一个缺点，但这归咎于时代，在那样的时代无人能够逃出这一局限。

接着说这份手稿。它对于我们去感受那段可怕的岁月是很有价值的。别处再也找不到其他资料能如此生动地描绘出人们在那个动荡年代（1912——1932）的心理活动——他们的错误与愚昧，疑惑、恐惧与误解，道德的偏差，激荡的情感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卑鄙与自私。这些对于处于文明开化时代的我们来说太难以理解了。史学能够陈述这些史实，生物学和心理学能够分析其中原因。但史学也好，生物学、心理学也罢，都不能使其鲜活。我们接受这些仅仅是将其当作事实，而没有真正地感同身受从而理解。

然而在研究过埃弗哈德手稿之后，同情便会涌上心头。我们进入到一部古老歌剧演员的内心世界中，想他们所想。不仅能够理解艾维斯·埃弗哈德对英雄丈夫的爱，还能随他们一同体会到金权政治在开始时所带来的隐隐恐怖。“铁蹄”（很恰当）踏下并摧残了人类。

在阅览手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铁蹄”这一历史术语最初是由厄内斯特·埃弗哈德提出来的。可以说，这份新发现的文件便由此解决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此之前，该词最早出现在一本小册子《汝等奴隶》中，由乔治·米尔福德所著，出版于1912年12月。对于乔治·米尔福德，我们仅知道他是一个幕后推手。而在手稿中保存着关于他的一丝线索，他于芝加哥公社事件中被枪杀。显然他听到厄内斯特·埃弗哈德在某次公开讲话时说到了这个词，很可能是埃弗哈德在1912年秋季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从手稿中可以得知，埃弗哈德在1912年春季的一次私人晚宴上用到过这个词。毫无疑问，这便是最早可知的金权政治被定名为“铁蹄”的时候。

寡头兴起的成因对于史学家和哲学家们来说一直是一个疑问。纵观其他重要历史事件，在社会变革中始终有着一席之地，因为不可避免。如同当今的天文学家能够预知恒星运行轨迹一样，这些事件的发生也是可以预测的。没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社会不会变革。早期原始的共产主义、传统奴隶制、农奴制和工资制度都是社会演变所必需的踏脚石。但是认为“铁蹄”是一块必需的踏脚石纯粹是无稽之谈。现如今，它被认为是走错或是一步倒退，导致了社会暴政，陷早年的世界于水深火热之中。但这些与“铁蹄”一样，都成为了过眼云烟。

如同封建专制一般黑暗，但却无法避免。还有哪个专制政权步了那个罗马帝国的后尘，毁灭于过度的中央集权？人们不相信会有。但是“铁蹄”做到了。如若按照正常的社会变革步骤，它毫无栖身之所，毫无出现的必要，但却又不可避免。时刻勾起着人们对于历史的巨大好奇——一个幻想，一段神话，一只幽灵，一件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这应是给当今那些轻率的政治理论家们鼓吹社会进化确定论的一声警告。

当时的社会学家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遵循了资本积累规律的产物、资产阶级革命丰收的硕果。当今社会的我们也只能接受这个结论。人们相信，在资本主义之后必将迎来社会主义。就连如同赫伯特·斯宾塞那样智慧卓群、具有反叛精神的伟人们都对此深信不疑。在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衰落之后，一个繁华的时代就会来临——大同社会。但相反，让我们回到那个骇人听闻，并使得历经其中的时人同样胆颤的时期，资本主义由于腐朽糜烂而衍生出的怪兽，金权政治的年代。

20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太晚预测到金权政治的到来。正当其有所觉察之时，寡头已然降临——建立于血腥之上，一个巨大而可怕的事实。埃弗哈德手稿中也同样说明，大量的既定事实导致了“铁蹄”的出现。革命者们断言，短短几年的功夫这就会被颠覆。确实，他们意识到农民起义是毫无章法的，第一次暴动是不成熟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第二次暴动即使是有计划、成熟的运动，也还是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和随之而来的更加残酷的惩罚。

艾维斯·埃弗哈德显然是在第二次暴动准备期间的最后几天完成的手稿，因此其中并未提及暴动结束后的灾难性后果。她的意图很明显，当“铁蹄”一遭推翻，便立即出版手稿，已故的丈夫便能够因其付出和成就受到应有的尊重。但之后却是第二次暴动的彻底失败。可能正是身处危险之中，在逃亡或被捕之前，她将手稿藏在了守夜者罗宾旅馆外的橡树洞中。

艾维斯·埃弗哈德从此便再无音信。她无疑是被雇佣兵处决了。众所周知，“铁蹄”政权是不会留下处决记录的。她没有想到，在她藏好手稿准备逃亡之后，第二次暴动失败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她也不会想到在接下来三百年里，社会曲折的发展催生出了第三次暴动、第四次暴动以至于数不清的暴动，但无一不是在血海中溺亡，直到工人阶级的世界性运动最终获得胜利。她更加不会想到，她对厄内斯特·埃弗哈德的爱在守夜者罗宾旅馆外的古橡树中完好地保存了七世纪之久。

安东尼·梅德迪斯
阿瑞斯，
大同 419年11月27日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第一章
我的雄鹰

夏日的清风吹拂着红杉树，池塘的波纹和着欢快的节奏拍打岸边满是青苔的石头。蝴蝶在阳光下飞舞，四周传来催人入睡的蜜蜂嗡嗡声，这是如此的安静平和。但我坐在这里思考着，心神不宁。正是这份宁静使我坐立不安。这一切似乎都那么的不真实。整个世界是如此平静。但这其实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我竖着耳朵，甚至调动起所有的感官去感受将临风暴的一丝征兆。哦，时机可能已经成熟！我们可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我也当真是如此地焦躁不安。我思量着、考虑着，无法停止这胡思乱想。长久以来，我一直生活在激流之中，以致竟被这平和与宁静所压抑，再不能忍受思考这将要疯狂喷涌出的死亡与毁灭之漩涡。耳中回响着失败者们的哭嚎；我也能够看到，正如我以前就见识过的那样：原本美妙的躯体变得残缺不全，灵魂从骄傲的躯体中被硬生生地剥离出来，掷还给了上帝。如此这般，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便走到了末路。在杀戮和毁灭之中苦苦挣扎，期待着能为大地带来一丝和平与快乐。

当时我还是那么的孤独。只要我停止思考这将临之事，便只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我那只逝去的“雄鹰”，展翅搏击于长空，翱翔向烈日，燃烧着人类自由的理想之炎。我不能就这么舒服地坐着，等待着他的伟业实现，尽管他已无法见证。他对此倾尽了一生，甚至他的生命。这是他的事业，他做到了。

所以，在这段焦急等待的时间里，我应该写一写我的丈夫。光凭我自己甚至其他更多的人也不能将他写得鲜活。他的性格是那么高尚，不必加以渲染就已然是如此光辉。他是一位伟人。随着我对他的爱变得无私，现在我最后悔的是他没能见到明日太阳的升起。我们不会失败。他已经为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铁蹄正面临灾难！很快，他们将从压迫人民的高台上被推翻。当消息传开，世界各地的劳动人民将会揭竿而起。劳动人民空前团结在一起，历史上第一次广泛的世界性革命将会上演。

看到了吧，我是多么期待这即临之事。自打被灌输到脑海以来的每一个日夜，我便一直思考着这事。并且，我一想到丈夫就不得不想到它。他是这次运动的灵魂人物，我怎能将二者分开呢？

我说过，光凭我一个人并不能将其写得鲜活。众所周知，他为了自由饱受苦难。他受了多少苦、蒙了多少难，我全知道。因为我与他共度了20载的风风雨雨。我了解他的决心、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他对革命全身心的投入。然而在筹划开始后仅仅过了两个月，他便遇害。

我尽量简单地写一写厄内斯特·埃弗哈德是如何走进到我的生活中——我们的第一次相遇，我们结合后他的成长，还有他给我生活带来的巨变。这样，你们便能通过我的视角看到他，像我一样去认识他，去经历我这些私密甜美的事。

那是1912年二月，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作为父亲晚宴的宾客，来到了我们在伯克利的家。我只能说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其实并不好。他是晚宴上众多宾客之一。家人在客厅一起迎接客人们到来的时候，他表现得很不得体。父亲私下里说过，这是一个“牧师之夜”。厄内斯特在一群宗教人士之中当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首先，他身上的深色套装并不合身。实际上对于他来说，没有哪一件套装能够合身。那晚和往常一样，他身上的衣服被肌肉撑得鼓起来，双肩和后颈部分也随着强壮的肩膀皱起了褶子。他的脖子和职业拳击手一样粗壮有力。我认为这就是父亲所观察到的社会哲学家兼前蹄铁工。他健硕的肌肉和大嗓门完全符合这种形象。我很快便将他分类于奇才一类，就像盲人汤姆那样的劳动阶层。

接下来，他便和我握了手！他的握手结实有力。但他边握手还边瞪着黑眼睛盯着我。我觉得他真是太大胆了。你们要知道，我是个环境的产物，在那时有着很强的阶级敏感性。在我所处的阶层，男人如果有这样大胆的行为，那几乎是不可原谅的。我低下头，逃离了他的目光。迎接完他后，我松了一口气，转身迎接莫尔豪斯主教。我很喜欢他——既慈祥又严肃的中年人，有着如救世主般的外表和善心。他还是一位学者。

我认为厄内斯特的这种大胆行为正是认识他性格的重要线索。他就是这样的简单直接，什么也不怕，不愿在繁文缛节上浪费时间。“你令我愉快，”他后来解释道，“我为什么不能盯着使我愉快的东西呢？”我就说过他什么都不怕。他生来就有贵族气质，尽管他处在与贵族对立的阶层中。他就是一个超人，如尼采描述的那样：一头长着金发碧眼的野兽，心中燃烧着对民主的渴望。

在接待了其他宾客之后，我又产生了更加不愉快的印象，以至于都忘记了那位工人阶级哲学家。在餐桌上我又有那么一两次注意到他——他在听完一位部长讲话后，转向另一位先生时，朝我眨了眨眼。我想他一定很幽默，我都要原谅他不得体的衣着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晚宴也过去大半。人们在没完没了地讨论着劳动阶层和教会的关系，教会对此做过和要做的事情。他从未张嘴说过一句话。我注意到父亲对他的沉默感到很恼怒。在别人的谈论平息之后，父亲试着让他说点什么，但厄内斯特耸耸肩：“我没什么可说的”，便继续吃起了盐焗杏仁来。

但父亲可不容否认。过了一会他说道：

“我们之中有位来自劳动阶层的朋友。我肯定他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些新鲜有趣的观点。有请埃弗哈德先生。”

其他人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纷纷怂恿厄内斯特说说他的观点。他们的态度结合着居高临下和宽容慈祥。我看见厄内斯特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觉得十分可笑。他慢慢地看了看父亲，我还注意到了他眼中浮出一丝笑意。

“我是真的不熟悉在教会辩论的礼节啊。”他说，谦虚的表现使他看起来犹豫不决。

“说吧！”人们怂恿道。汉默菲尔德博士说：“我们会理解任何人的真理。只要这真理是真心实意的，他就可以说。”

“那您这是把真理和真实当两码事了？”厄内斯特笑了起来。

汉默菲尔德博士喘了口气，勉强地答道：“最聪明的人也会说错话，年轻人，最聪明的人也会的。”

厄内斯特便立刻换了副表情。他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那么好吧，”他说道，“我就以假设大家都说错了话为开始。你们对劳动阶层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你们的社会学理念同思维方式一样，恶毒并且无用。”

他说话的方式比内容更有力量。我抬起头望向他，如同他盯着我一样大胆。这番话如同一声惊雷，刺激了我。在座的人们也都震惊地从枯燥和睡意中醒来。

“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恶毒并且无用了？年轻人？”汉默菲尔德博士争论道。他的话音中已然有了些不快。

“你们都是玄学家，可以用玄学来解释任何事情。解释完后，每个玄学家还可以证明其他玄学家的观点是错的——只是为了使自己高兴。你们是思想界的无政府主义者。疯狂地制造各种时空，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用幻想和欲望所创造的宇宙中。你们可不了解身边的真实世界。你们的思想观点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毫无立足之地，除非这个世界出了什么毛病。

“你们知道当我坐在这里听你们说来说去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吗？你们让我想起了中世纪的那些博识的学者，庄严地辩论着到底有几个天使在针尖上跳舞这种无用的问题。为什么？我亲爱的先生们，你们和千年前在原始森林中研究魔法的印第安巫医一样，离二十世纪的文明社会太遥远了。”

当厄内斯特说这话时，他激情高涨，脸颊通红，眨着眼睛放出光芒，抬起下巴显着他的攻击性。这就是他的风格，总是能赢得注目。他那一套精彩如重锤般的出击振聋发聩。在座的人现在就已经被震得昏了头。莫尔豪斯主教向前倾着身子，专注地听着。汉默菲尔德博士红彤彤的脸上表现得非常愤怒。其他人有的很愤怒，有的则微笑着表现出轻蔑与不屑。至于我，却发现自己很享受这一情景。我瞄了一眼父亲，真害怕他咯咯地笑起来，就因为看到他挑起这场巨大的争论会有这样的效果。

“你的观点很含糊其辞啊，”汉默菲尔德博士打断他说，“你称我们为玄学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称你们为玄学家是因为你们用玄而又玄的方式解释事物，”厄内斯特答道，“你们分析事物的方式正好与科学相反。你们得出的结论毫无价值。你们可以证明任何事情，也证明不了任何事情。没有玄学家能够同意另一位玄学家的任何观点。每人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解释自己和宇宙。你们任由自己习惯于用思维解释思维。”

“我不明白，”莫尔豪斯主教说，“按我理解，所有意识中的东西都是玄学的话，那么最实在、最有力的科学——数学，就是玄学了？所有理智的科学思维过程就是玄学了？你同意我说的吗？”

“正如您说的，您不明白。”厄内斯特回答道，“玄学家通过自己的主观推论分析事物。科学家根据事实的经验归纳分析事物。玄学家由理论推导事实，科学家由事实推导理论。玄学家通过自己解释世界，而科学家通过世界来解释自己。”

“感谢上帝，我们真的不是科学家。”汉默菲尔德博士沾沾自喜地嘀咕着。

“那你们是什么？”厄内斯特质问道。

“哲学家。”

“您又变成那个了？”厄内斯特笑了起来，“您脱离了实在的、坚实的土地，依靠着虚构的飞行器在空中飘荡。请您务必降落下来，向我解释一下您所认为的哲学到底是什么？”

“哲学就是——”汉默菲尔德博士顿了一下，清了清嗓子，“不能被非哲学的头脑与气质所能够定义和理解的东西。躲在试管后面的狭隘科学家们是不能理解哲学的。”

厄内斯特无视了这句带刺的话。他总是能反制住对手，这时他也是这样做的。满脸怜悯地说道：

“那您肯定能够理解我对哲学的定义了。但在我定义之前，我将要请您指出其中的错误，要不然就保持一个玄学家应有的沉默。哲学是众学科之首，分析事物的方法和某一具体学科一样，甚至同所有的具体学科一样。通过相同的分析方法——归纳法，哲学综合所有的学科成为了伟大的科学。正如斯宾塞所说，具体某一学科的知识只是部分知识。哲学整合了这些部分的知识使其服务于所有的科学。哲学是科学中的科学，学科之首。请您说说，您喜欢我的定义吗？”

“非常可信，非常可信。”汉默菲尔德博士低声嘟哝着。

但厄内斯特却毫不留情。

“请注意，”他提示说，“我的定义对玄学来说可是致命的。如果您现在不挑出我的定义中的毛病，那么在之后对玄学的争论中您将会失去资格。您必须仔细回想您的生活来指出错误之处，但在这之前您得保持沉默。”

厄内斯特等待着。这一刻的鸦雀无声折磨着众人。汉默菲尔德博士很痛苦，也很迷惑。厄内斯特的重锤般的进攻使得他仓皇失措。博士可不习惯这样简单直接的争论方法。他求助地环视着在场的人，但没有一个替他回答。我瞄到父亲拿餐巾掩着笑得合不拢的嘴。

“还有一种方式能够使玄学家们出局，”厄内斯特盯着汉默菲尔德博士那副十足的狼狈相说道，“通过他们的工作来评价他们。他们除了制造愉快的幻想和通过自身形象来造神之外，还为人类做了些什么？他们娱乐了大众，这点我倒可以肯定。但他们为人类带来了什么确凿的益处呢？当科学家们在测定人体血液循环时，他们哲学化——请原谅这个词用的不恰当，心底产生出的情感。当科学家们建造粮仓和城市排水系统时，他们声称饥荒与鼠疫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当科学家们筑路造桥时，他们用欲望、以自己的形象造神。当科学家们探索美洲甚至星空、研究恒星运行规律时，他们还在鼓吹着地心说。简而言之，玄学家们没有为人类做出贡献，绝对什么也没做。渐渐地在科学向前发展之时，迈开倒退的步子，倒退至科学给万物定性之前。他们给了万物一个自己所下的新定义，甚至还包括最新研究出的那些既定事实。正因如此，我毫不怀疑他们将会继续这样胡闹直至时间终结。先生们，玄学家和巫医一样。你们和那些穿皮衣吃鲸油的爱斯基摩人唯一的不同点只是你们了解的数千年历史，仅此而已。”

“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还是统治了欧洲十二个世纪，”巴林福德博士傲慢地叫嚣着，“亚里士多德可是一位玄学家。”

巴林福德博士环视四周，众人微笑着点头认可。

“您这么想可真是不幸，”厄内斯特答道，“您指的是那个人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实际上，我们都叫这个时期为黑暗中世纪。那时候玄学高居于科学之上，物理学家们在寻找魔法石，化学家们成为炼金术士，天文学家成为占星者。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盛行真是太可悲了。”

巴林福德博士哑口无言，但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你说的不错，但你必须要承认：玄学取其精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带领人类走出黑暗，走向了光明！”

“玄学与之毫无干系。”厄内斯特反驳说。

“什么？”汉默菲尔德博士叫道，“难道不是思想进步和探索精神导致了发现之旅？”

“噢，亲爱的先生，”厄内斯特笑着说，“我还以为您已经出局了。您还没在我的哲学定义中找到瑕疵呢！您说的观点毫无依据。但玄学家们就是这德行吧，我原谅您。我再说一遍，不是，玄学与之毫无干系。面包和黄油，丝绸与珠宝，真金白银以及通向印度的陆路贸易通道意外关闭都是导致发现之旅的原因。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在1453年，土耳其人阻断了商队去印度的路。欧洲的商人们得重新找到一条贸易通道。这才是发现之旅的直接原因。哥伦布出海寻找去印度的新航线。这些在历史书中写得清清楚楚。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自然、航道甚至是地球形状的全新认知。托勒密的理论又重新受到重视。”

汉默菲尔德博士哼了一声。

“您不同意我说的吗？”厄内斯特问道，“我哪里错了吗？”

“我只重申我的立场。”汉默菲尔德博士尖酸地反驳道，“你的故事太长，听不进去。”

“对于科学家来说没有太长的故事，”厄内斯特毫不介意，“这就是为什么科学能够发现新事物，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能够来到美洲。”

我就不在这里赘述整晚的情形了，尽管我很乐意回想初识厄内斯特的那个瞬间中每个片段、每个细节。

混乱得如同炸了锅一般，每位牧师面红耳赤、神情激动，尤其是当厄内斯特将他们冠以空想哲学家、不切实际的策划者或其他类似的称呼时。他总是能用事实将他们一军。“事实，大伙儿，不可辩驳的事实！”当扳倒一位牧师时，他实际上就已经战胜了他们所有人。他身上长满了事实的尖刺，用事实作为绊马索，用事实伏击了他们，用事实齐射打击了他们。

“你似乎只膜拜事实的神殿。”汉默菲尔德博士嘲笑道。

巴林福德博士更进一步：“除了事实之外没有其他的神灵，而埃弗哈德先生正是这位事实神的鼓吹者。”

厄内斯特微笑着默认了。

“我喜欢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人。”他说。见众人不解，他便解释道，“你们都知道，密苏里州人经常会说：‘你得说给我听听’；但德州人则会说：‘你得拿出来放我手里’。很明显，他能这样做就绝不会是一位玄学家。”

还有一个回合，当厄内斯特说到玄学家们的真理经不起检验时，汉默菲尔德博士突然叫道：

“什么才是检验真理，年轻人？你能好心地为我们这些脑子糊涂了的聪明人解释一下么？”

“当然，”厄内斯特答道，他的自负激怒了在座的人，“你们对于真理的不解只是因为你们本应聪明的脑子和真理一起被抛到半空中去了。如果脑袋还在肩膀上，你们就会发现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唉，你们就会发现你们一生中的每个时刻都在用最实际的手段检验着真理。”

“说检验，检验。”汉默菲尔德博士毫无耐性地重复着，“不要说废话做铺垫了。解释这个我们一直在提的问题——检验真理。给我们解释清楚，渡我们成仙吧！”

话中无礼轻蔑的质疑使多数人暗自叫好。但摩尔豪斯主教听了可不太高兴。

“乔丹博士说得很明白，”厄内斯特说，“他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这有用吗？你会将身家性命托付于此吗？’”

“呸！”汉默菲尔德博士讥笑道，“那你还得算上伯克利主教，他还没回应呢！”

“那位可是最著名的玄学家了。”厄内斯特笑着说，“您的例子真不恰当。正如伯克利本人证明出的那样，他的理论并不奏效。”

汉默菲尔德博士暴跳如雷，好像抓住了厄内斯特在行窃或说谎一样。

“年轻人，”他宣告道，“我刚说的和你今晚说的正是两个相对观点。那是有根据的理论，但就是未经证明。”

“我真是惊讶，”厄内斯特委屈地念叨着，“但不知是什么把我给惊了，博士，你得拿出来放我手里。”

“我会的，我会的，”汉默菲尔德博士已经开始语无伦次了，“你怎么知道？你是知不道伯克利主教证明了他理论是无效的。你没有证据。年轻人，他的理论总是奏效的。”

“我之所以说伯克利的理论无效是因为——”厄内斯特平静地停了一会，“是因为伯克利总是会由门进出，而不是从墙中穿过去；是因为他将生命寄托于实实在在的面包、黄油和烤肉；是因为他只用能剃下胡须的剃刀刮脸。”

“但这些都是物质存在的东西！”汉默菲尔德博士叫道，“玄学是意识中的。”

“而且玄学只能——在意识中起作用？”厄内斯特轻声问道。

其他人纷纷点头。

“再多的天使也能在针尖上起舞？只因为在意识中？”厄内斯特思考着问道，“一位穿皮衣喝鲸油的上帝也同样存在并万能？只因为在意识中？对异议也毫无反驳？只因为在意识中？我想，博士，你就是生活在意识中吧？”

“我的意识就是我的王国。”

“这就是您生活在虚空中的另一种说辞罢了。但您得在吃饭的时候落到地上，我敢肯定这一点。或者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博士您告诉我，您就没想过在可怕的地震来袭时，您这非物质的躯体会被一块无形的砖头砸到么？”

厄内斯特无心插柳的反诘却正戳到了博士的痛处。汉默菲尔德博士立刻看似不经意地用手遮住了额头，他的头发下有条伤疤。其实他差点就在大地震中被倒塌的烟囱砸死。众人顷刻间哈哈大笑了起来。

“好吧，”当笑声平息后，厄内斯特问，“对此异议的反驳呢？”

在一片沉默中，他又问道：“好吗？”他又补充道，“不好，您的反驳一点也不好。”

此时的汉默菲尔德博士处在沮丧之中。争论被引到了新的方向，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厄内斯特挑战这些牧师。当他们说确实了解劳动阶级时，他则说出了他们所不了解的劳动阶级，那些最基本的真实生活，并让他们反驳。他讲述事实，真切的事实，将飘荡在半空中的牧师们拽回坚实土地上、让他们了解到实际的情况。

此番情景历历在目！我仿佛还能听见他的声音——带着雄赳赳的节奏，用事实将牧师们打得落花流水——每一个事实如同皮鞭一样反复抽打在他们身上。厄内斯特并不手下留情，一定要赶尽杀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给予牧师们的最后一击：

“今晚，你们口无遮拦、满口胡言宣布着愚蠢的观点，这反映了你们对劳动阶级的不了解。但责任确实不在你们身上。你们怎么可能了解劳动阶级的一切呢？你们不和他们住在一起，而是和资本家们一起住在另一个地区。为什么会这样？是资本家们花钱雇了你们，供养你们，给你们穿上了今晚所穿的衣服。作为回报，你们向雇主们鼓吹玄学论，哄得他们高兴。他们高兴地接受这些观点的原因就在于，这不会动摇已经建立好的社会秩序。”

在座的人们一阵骚动。

“噢，但我没挑战你们的真诚，”厄内斯特继续道，“你们很真诚。你们所布道的都是你们所深信的。这份事业饱含着你们的激情和价值——对于资本阶级来说。但如果你们改变了想法，去布道一些有损于社会秩序的东西，那么雇主们将不会容忍你们，你们会被开除。时不时的会有一些牧师，或者你们其中的某位，就被开除了吧？我说的对吗？”

这回大部分人都没有异议了，呆坐在那里，默认了这一点。除了汉默菲尔德博士。

“他们的思想有误，是被要求辞职的。”

“这是他们的思想不被接受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吧。”厄内斯特解释道，之后便继续说了下去，“所以我建议你们，继续布道，挣你们的工资。但看在老天的份上，别去糟蹋劳动阶级了。你们属于对立阵营。你们和劳动人民毫无共同点。你们的手太柔软，别人已经代替你们劳动过了。你们大吃大喝得肚子都鼓了起来。”（说到这，巴林福德博士感到一阵不自在，大家都看向他的大肚子，听说他很多年都没见过自己的脚了。）“你们的头脑中装满了各种教条，这些教条是在维护社会的秩序。说白了你们就是忠诚的‘佣兵’，如同那些瑞士卫兵一样。认真对待你们的工资和工作，卫兵们，好好注意你们的布道和雇主的兴趣。别表现得如糊涂的领导一般，屈驾来看劳动阶级了。你们不能同时处于两个阵营。劳动人民以前从未需要过你们。相信我说的，他们离开了你们也照样过日子。更重要的是，离开了你们，他们会过得更好。”

第二次暴动主要是由厄内斯特·埃弗哈德联合其他欧洲领导人共同发起的。尽管他精心策划了这次暴动，他的同志们也是精明能干、计划执行起来毫不犹豫，但埃弗哈德还是于1932年春季被捕并遭处决，这在当年可是一项重大事件。在埃弗哈德被处决后，他的妻子流亡到了守夜者罗宾旅馆，一处位于加利福尼亚索诺玛山的小屋。

毫无疑问，她这里指的是芝加哥公社事件。

秉持对艾维斯·埃弗哈德的敬意，这里必须指出：埃弗哈德是共同策划第二次暴动的众多伟大领袖之一。几百年后，当今的我们再回首，可以确信即便他还活着，第二次暴动的失败结果其实也是惨痛的。

第二次暴动确实是国际性运动。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庞大得不能凭一人之智以策划。在世界各地受寡头压迫的劳动人民早已准备好，等待着信号。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澳大拉西亚这些劳动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准备好支援这场革命。人们也确实是这样做了。但正因如此，当第二次暴动失败后，所有这些革命者被联合起来的寡头所绞杀。上述国家的政府也被寡头政府所取代。

约翰·坎宁安，艾维斯·埃弗哈德的父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主攻物理学领域。他做过很多原创性研究，是一名卓越的科学家。他对学术界最大的贡献当属对电子的研究，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物质与能量定义”。这些研究在任何时代都毫无瑕疵——终极的物质单位与能量单位都是唯一的。该观点在当时非常先进，但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得到证明，直到奥利弗·罗治爵士和另一些学生在放射能这一新领域中将其验证。

那个时候有为钱财而比赛的风俗。人们徒手搏斗，当一人被击倒或被打死时，获胜者将得到赏金。

这里指的应是一位非裔盲人音乐家，在公元纪年19世纪末引导的流行风潮席卷了世界。

弗里德里希·尼采，公元纪年19世纪一位疯狂的哲学家，窥探到了一丝真理的意义。但在此之前一直以人类思维的环形结构来分析自己，因此而发了疯。

公元纪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知名教育家，前斯坦福大学校长，也是当时的一位私人慈善家。

理想主义一元论者，提出否认物质存在的观点困扰当时的哲学界很长时间。但这个自作聪明的理论于经验主义者在哲学上总结出科学的真相时就被推翻了。

公元1906年的大地震几乎毁灭了旧金山。

这种行为来自于当时的习俗。当人们以最疯狂的方式搏击时，被打败的人放下武器，胜利者会决定是否杀死失败者或者饶其一命。

那个时候很多牧师遭教会驱逐，因为布道一些不可接受的教条。尤其是那些教条与社会主义思想有共通之处。

受雇于路易十六的外籍宫廷卫兵。路易十六曾为法国国王，被自己的人民所斩首。

第二章
挑战

客人们走后，父亲狠狠倒在椅子里，爆发出一阵大笑。自从母亲过世后，我还没见他笑得这样开心。

“我打赌汉默菲尔德博士这辈子从没遇见过这种事情，”他大笑着说道，“‘教会争论的礼仪！’你注意到他一开始表现得像只绵羊一样么——我指的是埃弗哈德，他变脸成狮子的速度可真快！他的思维非常严谨。如果精力都用在研究上，那他一定能成为出色的科学家。”

我得承认，我被厄内斯特·埃弗哈德深深地吸引了。不仅是他的话和他说话的方式，还有他这个人。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人。我想这就是我二十四岁了还没结婚的原因。我喜欢他，这点我得向自己承认。并且我对他的喜欢超越了理智，并不合乎情理。除了他健硕的肌肉和如同斗士般的嗓音之外，他给我的感觉还是一个天真的大男孩。我感受到在他咄咄逼人外表下的那颗温柔而敏感的灵魂。尽管我不愿承认，但我感受到这些都是靠我作为女人的直觉。

他的一些迫切陈辞说到了我的心里，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我还想要再听一听，再看一看他眼中闪烁的笑意，尽管那笑意与他严肃的面孔并不相符。还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在困扰着我。那时候我就几乎爱上他了。尽管我确定我再见不到他，这模糊的情感终会慢慢消退，我将轻易地忘记他。

但我命中注定还是要再见到他。父亲最近迷上了社会学，但在晚宴上是再见不到他了。父亲不是一位社会学家，他与母亲的婚姻曾经十分美满，也满足于物理领域的研究。但自打母亲去世后，父亲的研究已弥补不了内心的空缺。最初他半路出家，投身于哲学领域，之后又对经济学和社会学有了兴趣。他有很强的正义感，所以很快便因倾向革命而被开除。我很感激他在生活中还能培养出这么多兴趣，我为父亲的行为感到骄傲。带着孩童般的热情，他兴奋地投入了这些新追求中，并不考虑最终会走向何方。

他以前经常一头扎在实验室里。现在家里的餐厅成了一个社会学的实验室。各色各样的人都被请来做客——科学家、政客、银行家、商人、教授、劳动领袖、共产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父亲让这些人讨论一些问题，然后分析他们对于生命和社会的看法。

父亲遇见厄内斯特就是在“牧师之夜”的前几天。在客人们走后，父亲才跟我讲了他们俩人是如何偶遇的：一天夜里父亲正在街上走着，看到一个人站在肥皂箱上，向一群工人讲演。箱子上的人正是厄内斯特。他不光作为一位演说家在肥皂箱上演讲过，还作为一名领袖站在社会党那高高的讲台上演讲过，一位以社会哲学而著名的领袖。他有着能够化繁为简的能力，生来就是阐述者和传授者。他可是不能仅限于站在肥皂箱上向工人们解释经济的。

父亲停下来听了听，发现对他很感兴趣。虽只有一面之缘，但还是通过熟人把他请到了牧师聚会中来。同样是在晚宴后，父亲才告诉我他对埃弗哈德也不是很了解。只了解他出生于工人阶层的家庭中，尽管他的家族已经在美洲生活两百多年了。十岁的时候，他就去工厂中做工，之后又做学徒，最终成为了一名蹄铁匠。他自学了德语和法语，为芝加哥的一些落魄左倾小社翻译科幻和哲学作品来糊口。他还出版过几本自著的经济学和哲学的书，虽然销量很少，但也赚了点钱。

了解到他的情况之后我就去睡觉了，但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脑中回响着他的声音。我被我的想法给吓到了。他与我所处阶级的人们是那样的不同，散发着强大的气场。他渊博的学识使我既欢喜又害怕。因为我发现自己不知羞耻地幻想他是我的情人、丈夫。以前就听说过男子气概是女人们难以抵挡的诱惑。他太有男子气概了。“不！不！”我喊了出来，“这不可能，荒唐！”但翌日早晨起床后，我还是想要再见到他，还是想看见他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舌战群儒。看见他满怀自信、坚强有力地粉碎对手们的自负，让他们目瞪口呆。但如果他只是虚张声势呢？按照他的话来讲：“这很有用”，也很有效果。另外，即使是虚张声势，他也做得很漂亮。如同战前动员一样让人热血沸腾。

我向父亲借了厄内斯特的书，几天以来一直读着。他的文字就像他的话一样，条理清晰、令人信服。用绝对简洁的语言说服敢于质疑他的人。他有着能够“拨开迷雾、展现晴空”的天赋。一位完美的阐述者。当然，在他风格之外的内容上有许多方面我不敢苟同。他使用大量篇幅阐述他所谓的“阶级斗争”——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还有利益的冲突。

父亲带着愉快的神情跟我说了汉默菲尔德博士对厄内斯特的评价：“一只傲慢的小狗崽，身上少部分是骄横，大部分都是孤陋浅薄”。他再也不想见厄内斯特了。

但莫尔豪斯主教对厄内斯特起了兴趣，很希望再见到他。“一位强大的年轻人，”他说，“很有活力，很有活力。但他太武断，太武断了。”

一天下午，厄内斯特跟着父亲过来了。主教早就到了我家，我们一起在回廊中喝着茶。厄内斯特又一次出现在伯克利，但其实他能来是因为参加了学校的一门特殊课程，他在学习生物学。此外他还在笔耕他的新作——《哲学和革命》。

厄内斯特一落座，回廊立刻变得窄了许多。并不是因为他的体型很健硕——他其实才5尺9寸高，是因为他给人带来一种很强大的压迫感。当他看到我，与我握手的时候，居然表现出一丝尴尬，完全没有了上次盯着我看的大胆坚定。那时候他的眼中只有平静坚毅，好像带着一些疑问在里面。和上次一样，他看了我好长时间。

“我一直在读你的《工人阶级哲学》。”我说。他的眼中闪烁出了高兴的神情。

“当然了，”他说，“你把自己也归类于我那晚说的那一类了。”

“是的，因为我要和你辩论一下。”我挑战他。

“我也要再和你辩论一下。”莫尔豪斯主教说。

厄内斯特调皮地耸了耸肩，接过一杯茶。

主教向我致意了一下，让我先说。

“你挑起了阶级仇恨。”我说道，“我认为利用工人阶级狭隘和野蛮的性格是十分错误的罪恶。阶级仇恨是反社会的，在我看来，这也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没有罪恶，”他回答，“在我写的文章和其所表达的精神中没有一丝阶级仇恨。”

“哦！”我责备地叫道，拿起他的书，翻了开来。

在我翻书的时候，他呷了一口茶，盯着我笑。

“第一百三十二页，”我大声地读了出来，“因此，阶级斗争存在于当今社会的发展中，于发薪阶层和领薪阶层之间。”

我洋洋得意地看着他。

“这里也没提到阶级仇恨啊。”他笑着反驳说。

“但是，”我回答，“你提到了阶级斗争。”

“和阶级仇恨是不一样的。”他答，“并且，相信我，这并没有激起仇恨。我们所说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动力。我们对此并没有责任。我们也不想去争斗什么，更不想去解释这件事，就像牛顿不去解释重力一个道理。利益冲突的本身才是导致阶级斗争的原因。”

“但世上本应是没有利益冲突的！”我反驳道。

“我真心赞同。”他回答道，“这就是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在努力实现的目标——消除利益冲突。不好意思，请让我读一段摘录。”他拿过书，向前翻了几页。“第一百二十六页：‘阶级斗争的周期始于蒙昧时期，甚至于早期的共产部落中，兴于私有资本集聚的过程中，结束于私有财产转变成为社会财富之后。’”

“但我不同意你这观点，”主教打断了他的话，极大的克制使他脸色苍白，激动的神情显示出情绪高昂，“你的假设是错误的。劳动者和资产阶级之间没有利益的冲突，或者，换句话说，不应该有冲突。”

“谢谢，”厄内斯特庄重地说道，“您最后的一句话正好重述了我的假设。”

“但为什么会有冲突呢？”主教急切地问。

厄内斯特耸了耸肩，“我猜，这就是我们的天性使然吧。”

“但我们的天性不是这样的！”对方叫道。

“您是在说完美的人吗？”厄内斯特问，“毫不自私，圣贤一般？但没有几人能这样，或者说没有人能这样。或者您指的是普普通通、随处可见的凡人？”

“普通的凡人。”

“有着弱点、孰能无过的凡人？”

莫尔豪斯主教点了点头。

“心胸狭窄、自私自利的凡人？”

他又点了点头。

“请注意！”厄内斯特警示道，“我说的可是‘自私自利’。”

“普通人确实是自私的。”主教勇敢地承认了这一点。

“想要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想要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很可悲，但确实是这样。”

“那么我就问着你了。”厄内斯特叩了下牙齿，像捕兽夹似的，“举个例子。有个人在电车公司上班。”

“如果不是为钱财，那么他是不会工作的。”

“确实，但您也肯定会说如果人们不去追求金钱、不去工作，那么财富将会消失了？”

主教沉默。

“您会的吧？”厄内斯特坚持着。

主教点了头。

“这样我们的观点就互为否定的了。”厄内斯特用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现在我们回过头重新开始。电车公司的工人们充斥着劳动力市场，股东们充斥着资本市场。工人和资本家们共同协作赚了钱。正是这赚的钱将二者区分开来。资本家们的分成叫做‘红利’，而工人们的分成叫做‘工资’。”

“十分正确。”主教插了一句，“但没有理由这种分配方式不被接受啊。”

“您忘了我们都一致同意的观点。”厄内斯特答道，“我们都已经同意了普通人是自私的这一点。人们就是这样的人。您这是又飘上了半空、高高在上为这样的人进行着分配。但脚踏实地说来，工人是自私的，想要全额的分成。资本家是自私的，也想要他能得到的全部分成。但能分的东西就这么多，当双方都想得到的时候，利益的冲突就出现在了劳动阶级和资本阶级之中。并且这还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要工人们和资本家们还存在，他们就会一直为了这些分成而争吵不休。如果您今天下午去了旧金山那边，那您到哪去都得走着。街上没有一辆电车在运行。”

“又一场罢工？”主教惊恐地问道。

“是的，他们是在为了电车公司的利润分配而争执。”

莫尔豪斯主教激动起来。

“这是错误的！”他高声道，“工人们怎么能这样目光短浅？他们怎么能这样做，还指望着我们同情……”

“就是让我们步行吗？”厄内斯特坏笑着说。

但莫尔豪斯主教当作没听见，继续说着：

“他们真是太浅薄了。男人就应该有个男人的样子，而不能成为野兽。现在肯定已经上演了暴力事件，甚至是谋杀！那些悲惨的寡妇和孤儿们啊！资本家和劳动人民应该是朋友，为了共同的利益携手前行。”

“哈，您又飘到天上去了，”厄内斯特冷冷说，“请回到地面上来。记住，我们在普通人都是自私的这一点上已达成共识。”

“但他不应该这样！”主教叫着。

“我同意您说的这句，”厄内斯特答，“他不应该这样自私，但只要他生活在这个基于吃人伦理之上的社会，那么他将会一直自私下去。”

主教一脸的惊恐，而父亲则咯咯笑了起来。

“是的，吃人的伦理。”厄内斯特面色沉重地继续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所在。这就是您的教堂所宣扬的道德，每次您起床后在讲坛上所祈祷的。吃人的伦理！再没有别的名字能够称呼它了。”

莫尔豪斯主教求救地望向父亲，但后者笑着点了点头。

“恐怕埃弗哈德先生是对的。”父亲说，“无干涉主义、对个人的放任以至于魔鬼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就像埃弗哈德先生那晚说的，你们这些宗教人士的作用就是维护已经建立好的社会秩序，而社会就是建立在那个基础之上的。”

“但这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主教叫道。

“现在的教堂已经不再传授基督教义了，”厄内斯特快声道，“这就是为什么工人们与教会已毫无关系。教会只会宽恕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犯下骇人、残酷的野蛮罪行。”

“教会并不宽恕这些！”主教反驳道。

“教会对此毫无反对之声，”厄内斯特回答，“至少现在的教会毫不反对，反而宽恕，因为教会毕竟是由资产阶级支持的嘛。”

“事情肯定不是这样的，”主教天真地说道，“你一定是弄错了。我知道世上有很多的悲伤与不幸在发生着。我也知道教会失去了，你所谓的无产阶级。”

“您一点也不了解无产阶级！”厄内斯特也抬高了嗓门，“无产阶级在教堂之外壮大，是不需要教会的。”

“我不明白。”主教无力地说道。

“那我就解释一下。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出现机器和工厂之后，大量的农民与土地分离，旧的劳作模式被废止。大群农民从村庄里被驱赶到工业城镇中。母亲与孩子们被放置于新式机器上做工，家庭生活停止了。他们的工作环境是那么的糟糕，说出来都是血和泪。”

“我知道，我知道，”莫尔豪斯主教不耐烦地打断了他，“是很可怕。但这些发生在一百五十多年前。”

“正是在一百五十多年前产生了现代无产阶级。”厄内斯特接着说道，“教会无视了他们的出现。在资本家们建立起绞肉机帝国时，教会保持了沉默，他们没有抗议过。现在也没抗议过什么。奥斯丁·刘易斯说过：说起那个时候，人们一边鼓吹着‘喂养吾的羔羊’的教条，一边眼睁睁地看着‘羔羊’被贩卖、作为奴隶劳作至死，而没有一点抗议，教会保持了沉默。在我继续之前，我想让您肯定或否定我的观点：教会在那时装聋作哑了吧？”

莫尔豪斯主教犹豫了。和汉默菲尔德博士一样，他还不习惯于如此激烈的，按照厄内斯特的话来说，“肉搏”。

“十八世纪的历史都已经有了定论。”厄内斯特提示着，“如果教会那时候没有保持沉默，那么书中就会找到他们没有沉默的记载。”

“恐怕教会确实沉默了。”主教坦言。

“现在的教会依旧沉默。”

“这点我可不同意。”主教说。

厄内斯特停下来，接受挑战似的上下打量着他。

“好，”他说，“那我们来看看。在芝加哥，女工们累死累活工作一周才挣到9毛钱。教会抗议过吗？”

“我倒是头一次听说，”主教答，“一周9毛钱！这太可怕了！”

“教会抗议过吗？”厄内斯特坚持着问道。

“教会不知道。”主教纠结地挣扎着。

“然而教会所倡导的教条是‘喂养吾的羔羊’，”厄内斯特嗤笑了一下，接着便说，“请原谅我的嗤笑，主教。但您能想到我们对您已经失去信心了吗？您什么时候就南方棉花工坊里童工的劳作问题向您的资本家主人抗议过？都还是孩子，六、七岁，每天要上12个小时的夜班！甚至来不及沐浴阳光，像飞虫一样朝生暮死。资本家们赚到的钱就是孩子们被榨干了的血和肉。新英格兰的那些雄伟教堂就是用这些血汗钱建起来的。所以你们要替那些油头粉面、肚满肠肥、挥霍着别人血汗的资本家传授些讨人喜欢的陈词滥调。”

公元1835年，长老教会议会做出决定：“在旧约和新约圣经中都提到了奴隶制，由此可见其并不被神的权威所排斥。”查理斯顿浸礼教协会在同年一次公开讲话中也紧随其后，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奴隶主差遣奴隶的权利自创世之初就已被赋予，只要他高兴便可随意差遣。”神学博士，E.D.西蒙牧师，在维吉尼亚伦道夫-马肯卫理学院任教授期间写到：“圣令中说得明明白白：维护人们拥有奴隶的权利，买卖奴隶的权利。总的来说，不管我们考不考虑上帝为犹太人制定的法令，或者所有人的意见和行为，更或者是新约中的规定和道德准则，我们终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奴隶制并不是不道德的。一个既定事实就是美国第一个黑人奴隶是合法地被奴役的，继续奴役他们的子孙也是无可厚非。这样我们便可得知，奴隶制在美国是建立在合法的根基之上的。”

显而易见，这样的记录本应被教会抵制或者后来在资产阶级为自己的财产辩护时所用。在艾斯佳德的博物馆里现存有一本名为《应用散文》的书，作者是亨利·凡·戴克。这本书出版于公元纪年1905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凡·戴克应是一名宗教人士。这本书就是一个例子，鲜活地阐述了埃弗哈德所描述的资产阶级思想。请注意上面所提过的查理斯顿浸礼教协会的言论和下面凡·戴克言论的相似之处：

“圣经教育我们，上帝拥有世界。他根据自己的美意为人们分配财产，这符合一般规律。”

“我不知道。”主教小声地嘀咕着，脸色苍白，好像马上就要吐了。

“那您没有抗议过什么吧？”

主教摇了摇头。

“现在的教会都在装聋作哑，和十八世纪时一个样吧？”

主教沉默了，厄内斯特很难得没有把话挑明。

“还有一点不要忘了，只要有牧师抗议此事，那他就会被开除。”

“我也不认为这样是公平的。”主教也不赞成了。

“您会去抗议吗？”厄内斯特要求到。

“向我展示邪恶，如果真如同你说的那样，存在于我们的教区中，那我必会抗议。”

“我会展示给您看的，”厄内斯特平静地说，“我会为您安排，带您进行一次地狱之旅。”

“那么我就会去抗议。”主教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脸上带着武士般严肃的神情，“教会不会再沉默下去了！”

“您会被开除的。”厄内斯特警告道。

“我会证明事实正相反，”主教反驳，“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教会是因无知而铸下了大错，我会证明的。而且，我也对资产阶级的冷漠造成工业社会如此残酷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这些错误将会立即修正。同时教会也会负起责任，将这些事实公布大白于天下。”

厄内斯特放声大笑起来，看不下去的我为主教说了几句话。

“别忘了，”我说，“你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尽管你认为我们毫无善意，但在心中，我们还是善良的。莫尔豪斯主教说的对。工业社会的残酷，就如你所讲，是因为冷漠无知。社会财富其实已经分配得很公平了。”

“未开化的印第安人都没有资产阶级残忍。”他回答道。就在那一刻，我恨他。

“你不了解我们，”我答，“我们并不野蛮、残忍。”

“证明呢？”他挑战我。

“我应该怎样证明……给你看？”我越说越生气。

他摇摇头。“我不是要你证明给我看，是要你证明给你自己看。”

“我知道。”我说。

“你什么也不知道。”他粗暴地回答。

“好了，好了，还这么孩子气。”父亲安慰着我。

“我不管——”我开始发火，但厄内斯特打断了我。

“我理解你有钱，或者说你父亲很有钱，但这都是一回事，都是投资在了希艾拉工坊。”

“那这又有什么关系？”我叫道。

“确实没什么大关系，”他慢慢地说着，“也就是你身上穿的长裙沾满鲜血。你吃的食物由鲜血煮熟。小孩子和强壮劳力的鲜血在房檐上滴着。我现在闭上眼睛，就会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四周皆是。”

为了配合他的话，他闭上眼睛倒在椅子背上。我受不了这种屈辱，自尊受到伤害，大哭了起来。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被这样羞辱过。主教和父亲也觉得很尴尬，想要把谈话引到一个更轻松的话题上来。但厄内斯特睁开眼睛，看着我，并不理会他们。他抿着嘴唇，眼中也露着严肃，毫无一丝笑意。但在那时他要说的话，将要发射的激烈言辞我不得而知，因为就在那时从人行道上走过来一个人，站在那里看着我们。他身材魁梧，衣服破烂，背上背着一大捆藤制或竹制的凳子、椅子甚至屏风。他看着我们，好像在想是否进来试着向我们兜售他的货。

“那个人叫杰克逊。”厄内斯特说。

“他这么强壮，应该去工作，而不是做小贩。”我突然说道。

“注意他左臂的袖子。”厄内斯特静静地说。

我向那里看去，发现袖子是空的。

“从你家房檐上滴下来的鲜血中，我听见了本该流淌在他胳膊里的血液。”厄内斯特继续静静地说着，“他在希艾拉工坊中失去了胳膊，像一匹断了筋的马一样，被你们丢弃在马路旁等死。当我说‘你们’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些主管和工作人员，由你们家和其他的股东共同出钱聘用，替你们管理工坊的人。那是一场事故。是因为他试着挽救公司几块钱的财产而导致的。筛选机的齿轮绞碎了他的胳膊。其实他是可以让齿轮上的小石头过去的，也就卡坏个双排长钉。但他伸手去够那块石头时，胳膊被绞住，从指尖到肩膀都被研碎了。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工坊还在超时加班，这样你们就能分得更多的钱。杰克逊长时间工作，超出了负荷，肌肉早已失去了韧性，变得僵硬，这使他的动作迟缓。就因如此，机器才绞住了他。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

“那公司又为他做了什么呢？”我问。

“什么也没有。哦，对了，他们还真做了点事情，打赢了他出院后起诉公司的工伤官司。公司能雇到最厉害的律师，你要知道。”

“你没有讲完整这个故事，”我确信道，“或者你不知道整个故事是什么样。抑或那个人根本就是要讹公司一笔。”

“讹人！哈！哈！”他狠狠地笑道，“苍天在上！讹人！他胳膊都没了！他可是一个温顺、卑躬的仆人，从来没有任何记录说他讹过人。”

“但法庭的判决，”我质问道，“如果事实就像你说的这样，那么这场官司怎么会变得对他不利了？”

“英格拉姆上校是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一个老奸巨猾的律师。”厄内斯特盯着我看了一会，说道，“我来告诉你怎么做吧，坎宁安小姐，你去调查杰克逊的案子。”

“我早就想这么做了。”我冷冷地说。

“那么好，”他面露喜色，“我来告诉你去哪找他。但我一想到杰克逊的胳膊能证明给你的事实——真是为你担心。”

就这样，我和主教都接受了厄内斯特的挑战。他们一起走了，留下我一人，还在幻想我与我的阶级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这个人真是讨厌。那时候我真恨他，安慰自己：他的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德行罢了。

在那时，本土和外来血统之间的差异很大，这种巨大的差异会招人嫉妒。

这本书于铁蹄统治的三百年间一直在秘密地印刷发行。阿瑞斯国家图书馆中存有几本不同版本的此书。

在那个时候，剥削集团控制着人们所有的出行方式，而且还对其征收赋税。

这样的争执在那个没有理智、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年代十分普遍。有时是劳动者们拒绝工作。有时则是资本家们拒绝让劳动者上班。这样的暴力与动荡造成了大量财富的流失，并且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这对现在的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就像当时的另一项风俗——底层阶级的男人们与妻子吵架时，都会打破一些家具。

无产阶级：由拉丁语——“最下阶层”演化而来。在罗马皇帝塞维斯·图里乌斯统治时期的人口普查中，这个称呼指的是只能生产后代的人，他们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换句话说，这些人在财富、地位方面或优秀的能力方面都毫无重要性与相关性。

公元纪年1906年竞选加州州长的候选人，由社会党推举。出生于英国，其著作多为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题材，当时的社会党领导人之一。

历史中再没有比在公元纪年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工厂里的童工和女工所受虐待更为可怕的记载了。当时最引以为傲的财富均是建立于这种工业炼狱之上的。

埃弗哈德的解释要比南方教会的辩解更详实可信一些。他们辩解说一套完备的劳奴制度总好过一场“叛乱战争”。以下的解释是从当时一些文件中摘选出来的：

在那个时候有成千上万的穷困商人被称为小贩。他们带着所有的货物，挨家挨户地推销。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在白费力气。这种现象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一样令人困惑、难以理解。

第三章
杰克逊的手臂

做梦也没想到杰克逊的一条手臂能在我生命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我找到他时，杰克逊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我在湿地码头边上一个摇摇欲坠的破烂房子里见到了他。一滩死水围绕着房子，上面还飘着绿色腐臭的泡沫，散发出的臭气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我发现杰克逊正如别人说的那样，温顺且谦卑。他正在编藤制品。和我谈话时，他还埋头编着藤条，十分辛苦且无意义。在温顺、谦卑之外，我还想着能在他身上找到一丝的尖酸，当他说：

“不管咋的，他们可能会给我个打更的活。”

我有点理解不了他。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个傻子。但他用一只手灵巧地干着活，与他愚笨的外表并不相符。这倒提醒了我。

“你是怎么把胳膊绞在机器里的？”我问道。

他呆滞、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摇了摇头，“不知道，事就这么出了。”

“粗心大意？”我提示道。

“没有，”他答，“我可不这么说。我干活时间太长了，估计就是累了。我给那个工坊干了十七年的活了。我注意到，大多数事故就发生在吹笛之前。我敢打赌，吹笛之前一小时里出的事要比一整天的还要多。人干活时间长了之后，反应可不是很快了。被切的，被砸的还有被绞的，我见得太多了，都数不过来。”

“很多人？”我问。

“成百上千的，还有小孩呢。”

除了一些可怕的细节，杰克逊所讲的事故大体上还是和我之前了解到的是一样的。当我问他是否违反了机器的操作规章时，他摇了摇头。

“我用右手解安全带，”他说，“然后用左手去够那块石头。我没去看安全带开没开。觉得右手已经都解开了吧——但实际上没有。我猛地一够，但安全带没有完全解开，然后我的胳膊就被绞掉了。”

“这肯定很痛苦吧。”我同情地说。

“骨头被碾碎的滋味可不好受。”他回答道。

他对自己的工伤官司并不是很清楚。但只清楚一点，他没有获得任何赔偿。他认为领班和主管们在法庭上提供了对他不利的证词。他们的证词，用杰克逊话来说，“并不是那么回事”。我便决定再去找找领班和主管。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杰克逊的情况糟糕透顶。他的妻子卧病在床，光靠他卖些藤制品并不能让全家人吃饱，更别提房租了。他的大儿子，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已经在工坊里上班了。

我走的时候，他最后说了一句：“他们也许会给我个打更的活。”

在我见过了经手杰克逊官司的律师、出庭作证的两名领班和一位主管之后，开始明白厄内斯特的话中意味了。

那个律师看上去就是个软弱无能的人。一见他的样子，我就不再怀疑杰克逊的案子为什么会输掉。我看到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杰克逊输掉官司真是活该，谁让他找了个这样的律师？但接下来想起厄内斯特说过：“公司雇了非常厉害的律师”，“英格拉姆上校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律师”。我快速地思考了一下，公司当然能够比杰克逊这样的工人雇得起更好的律师。但这只是细枝末节，我确信还有些别的原因使官司变得对杰克逊不利。

“你为什么输了这场官司？”我问。

律师疑惑了一会。我开始打心底同情起这个可怜虫来了。随后他便开始抱怨，我十分肯定这种抱怨是他天生的，他生下来就是个失败者。他抱怨证词，目击证人提供的证据都是有利于对方的。他从中找不到一句能帮得上杰克逊的话。他们知道胳膊肘得向哪拐。杰克逊就是傻。自己被英格拉姆上校搞得一败涂地。上校最擅长诘问了，他可以让杰克逊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来。

“如果他有理，那怎么还能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我问到。

“有理又能怎么样？”他反问回来，“你看看这些书。”说着便用手指了指小屋墙边摆的一套套的书。“所有我读到和学到的东西教会我，法律是一回事，道理是另一回事，随便去问问哪个律师，他们都会这么说。你在主日学校学会了什么是正义，但你得在书本上学到什么是……法律。”

“你是在说杰克逊即使有理也会输掉官司？”我问道，“你是在说克莱德维尔法官的法庭上没有公平可言？”

小律师看了我一会，脸上不忿的表情消失不见了。

“我找不到个公平的机会，”他又开始抱怨，“他们把杰克逊和我耍得团团转。我有什么机会？英格拉姆上校是个厉害的律师。如果他不厉害，又怎么能接手希艾拉工坊的、伊斯顿土地辛迪加的、伯克利联合公司的、奥克兰的、圣莱安德罗的还有普莱森顿电器公司的官司呢？他专为公司打官司。公司花钱雇律师来可不是来装傻充愣的。你以为希艾拉工坊每年给他一万两千块是为了什么？就因为他值一万两千块，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不值那么多钱。如果值，也就不用在外面忍饥挨饿、接手些杰克逊这样的官司。你认为如果我打赢了杰克逊的官司我能得到什么？”

“我猜你可能会要得更多。”我答道。

“我当然会要得更多，”他生气地喊道，“我也得生活啊，难道我不活了吗？”

“他有妻子和孩子。”我指责道。

“我也有妻子和孩子，”他反驳道，“这世上除了我，没人会去关心她们挨不挨饿。”

他的表情突然缓和了下来，打开怀表，给我看贴在怀表内侧的一张小照片，上面是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女孩。

“她们就是。看看吧。我们过着很苦的日子，很苦。我还想着如果能打赢杰克逊的官司就送她们去乡下。她们在这里过得并不好，但我现在没钱送她们走。”

我起身告辞的时候，他又换回了抱怨的态度。

“我没有一丝的机会。英格拉姆上校和克莱德维尔法官关系很好。我不是说如果我能通过诘问目击证人，得到有利的证词，结果就会不一样，其实是这份关系决定了官司的结果。并且我得说克莱德维尔法官做了很多努力，不让我得到有利的证词。为什么？因为克莱德维尔和英格拉姆同属一个阵营，一个团体。他们住在同一个社区中——当然我住不起。他们的妻子还经常走动，总在一起打牌，你来我往地做些类似的事情。”

“但你认为正义是在杰克逊这边的？”我在门口停了下来，问道。

“不是我认为，是我知道。”他回答，“起初我也认为他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些赔偿。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告诉我妻子。我不想让她失望。她太期待着能去乡下了。”

“你为什么没有提出杰克逊是为了保护机器而受伤这一事实？”我问皮特·唐纳利，出庭作证的一名领班。

张口之前他想了好长时间，换上一副焦虑的表情说道：

“因为我有个好媳妇和仨招人喜欢的小孩，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明白。”我说。

“或者说，因为整件事就是这么不正常。”

“你是指——”我刚要说，他就打断了我。

“我说的就是那个意思。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工坊上干活。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纱锭上干，一直干到现在。爬这么高很不容易。我现在是个工头，但你会觉得奇怪的是，如果我掉水里快要淹死了，都不会有人伸手拉我一把。我曾经也是工会的，但有两次罢工我都站在了公司这边。他们叫我‘工贼’。我要是请他们喝酒的话，没人会和我一起喝。你见我头上的这个疤了吧？这是让扔过来的砖头给砸的。纱锭上的小孩子都敢叫着我的名字大骂。我唯一的朋友就是公司。维护公司利益不是我的责任，但我为了糊口、养小孩才不得不在工坊里混下去。这就是为什么。”

“杰克逊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吗？”我问。

“他应该得到赔偿。他是个好人，从不找麻烦。”

“那你是没有自由去说出全部的事实了？尽管你都宣誓了？”

他摇了摇头。

“你说的是都真话，句句实言，全部属实吗？”我庄重地说。

他的脸上又变得激动起来，他抬起头，不是看向我，而是看向了天空。

“我会为了我的孩子，让自己下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他回答道。

亨利·达拉斯，那名主管，长了张狐狸样的尖脸，粗鲁地对待我，拒绝谈论此事。从他那里我得不到一句关于官司和他出庭作证的情况。但找到了另一位领班时，我的运气来了。我遇到詹姆斯·史密斯时，他脸上冷冷的表情让我的心沉了下去。他也给我留下了一个不自由的感觉。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渐渐发现他要比他的同事有素质。他和皮特·唐纳利一样，认为杰克逊应该得到赔偿。还进一步指出，害杰克逊残废的这种冷漠、残酷的事情使得工人们变得茫然无措。另外，他还说到工坊里出过很多事故，公司对此的政策就是不遗余力地将索赔官司打到底，不赔一分钱。

“这对股东们来说可是每年成百上千的利润。”他说。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想起来最后一份分红是付给父亲的，我的漂亮衣服和父亲的书都是用这钱买的；我想起来厄内斯特说过我的衣服上沾满了鲜血，身上起了阵阵鸡皮疙瘩。

“在你出庭作证时，你怎么不指出杰克逊遭遇事故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机器免受损害？”我说。

“没，我没说，”他回答，口中换上悲愤的口吻，“我的证词，证明了杰克逊受伤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和粗心大意，公司对此毫无干系，不承担一点法律责任。”

“真是粗心大意？”我问。

“也许是这么说，或者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实际上，人在工作了很长时间之后都会变得疲倦。”

我开始对这个人感兴趣起来。他确实要高人一等。

“你与大多数工人相比，受到过更好的教育吧。”我说。

“我上过高中。”他回答，“我的工作是从门卫干起。我还想上大学。但后来父亲去世了，我就来了工坊上班。”

“我想做一名自然学家。”他害羞地解释道，好像在坦白自己有什么弱点，“我喜欢动物。但不得已来了工坊上班。当我被提拔为领班时，我结婚了。之后就是家庭。再就是……没办法，我已经身不由己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是在解释我为什么要在法庭上说出那样的证词——我为什么要听从指示。”

“谁的指示？”

“英格拉姆上校。他策划了我的证词。”

“这害得杰克逊输掉了他的官司。”

他点点头，血又暗暗涌上了他的面颊。

“杰克逊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指望着他呢。”

“我知道，”他静静地说，他的脸变得更加阴沉了。

“告诉我，”我追问道，“法庭上做出这些事之后，你怎么还能轻松地面对？如果说让高中的你见到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会心安理得吗？”

他口中突然挤出一声野蛮的咒骂，吓了我一跳。紧握的拳头好像就要打我。

“请原谅。”他接下来说道，“不，这一点也不轻松。我想你可以走了。你已经从我这得到所有你想知道的。但走之前我得告诉你，重复我说过的话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不会承认的，这里也没有证人。我不会承认一个字的。如果我不得不说，那我得在证人席上宣誓之后才会说。”

与史密斯谈完之后，我去父亲在化学楼的办公室里找他，在那我意外地遇到了厄内斯特。他又大胆地盯着我看，还握了手，一副即尴尬又轻松的表情，好像忘了我们上次激烈的交锋。但我可没有心情能忘记。

“我一直在调查杰克逊的案子。”我抢先说到。

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等着我下一句，他眼中流露出确信的神情，确信我的信念已经被摧毁了。

“他好像确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坦白道，“我，我想他的血确实在我家房檐上滴着。”

“当然，”他答，“如果杰克逊和他的同志们得到正确的对待，那利润就不会这么大了。”

“我再也不会为能穿上漂亮衣服感到高兴了。”我补充到。

我的傲气彻底被挫没了，悔恨不已，同时又感到宽慰——厄内斯特如同能够听取忏悔的神父一般。我又被他身上的魅力所吸引住了。他身上散发着平静和踏实的气息。

“你也不会为能穿上粗布衣服感到高兴。”他严肃地说，“这就是粗布工坊，你要知道，同样的事情在这里发生着，也在别处发生着。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就是建立在鲜血之上、沉浸在鲜血之中的。你不能，我不能，甚至任何人都不能逃开这鲜红色的玷污。你找的那些人，他们都是谁？”

我告诉了他所有的调查经过。

“他们没有一个是自由的。”他说，“他们都被缚在冰冷的工业机器上了。可怜可悲的是他们是被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所束缚。他们的孩子——保护这些年轻的生命就是他们的天性。这天性比他们的道德感还要强烈。我父亲！他说谎、他盗窃，做尽所有耻辱的事情，只为能把面包送到我的嘴里、我兄弟姐妹的嘴里。他是工业机器的奴隶，他一生都是，受奴役至死。”

“但你，”我插嘴道，“你肯定是自由的。”

“不完全是，”他回答，“我没有被情感束缚。我很庆幸自己还没有孩子，尽管我很喜欢他们。如果我结了婚，我也不敢要孩子。”

“这可真是个糟糕的信条。”我叫到。

“我知道这很糟糕。”他悲伤地说，“但这是个可取的信条。我是个革命者，这可是很危险的职业。”

我感到难以置信，大笑了起来。

“如果我晚上溜进你家，去偷你父亲在希艾拉工坊的分红，他会怎么做？”

“他的床头柜里有把左轮手枪，”我回答，“他很可能会朝你开枪。”

“但如果我和另一少部分人领着一百五十万人闯进所有富人的家，那会有很多枪声吧？难道不会吗？”

“会的，但你可不能这么做。”我反对道。

“这正是我现在所做的。并且我们打算不光得到富人们的财产，还有所有财产的来源，所有矿场、铁路、工厂、银行、商店。这就是革命，很危险。会有更多的枪声响起。恐怕要比我想象的还要多。但正如我所说，现在没有人是自由的。我们都被缚在了工业机器的齿轮上。你发现自己是，和你谈话的人是。去找更多的人谈谈，去找英格拉姆上校谈谈；去找将杰克逊案子从报纸上删掉的记者们和经营报纸的编辑们谈谈。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是机器的奴隶。”

后来，我问了他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于事故中工人的责任，厄内斯特给我上了一节统计学课。

“全在书里，”他说，“根据收集整理好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早上第一个小时中事故发生的最少，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随着工人的肌肉变得疲倦、反应变得迟钝，事故发生的频率明显升高了。

“为什么？你知道你父亲有着比普通工人多三倍的保障吗？他有。保险公司清楚这些。他们每年收你父亲四块二毛钱，如果他遇险则会赔一千块钱。但要是想要享受到相同的赔付，工人们则要一年交十五块钱。”

“那你呢？”我问，意识到这句话已经不仅仅是焦虑和关怀了。

“哦，作为一个革命者，我受伤或死亡的几率要比一个普通工人高八倍左右。”他不经意地说着，“保险公司向一个操作爆炸物品的化学家，即使他训练有素，也要收取八倍于普通工人的保费。我都不认为他们会为我保险。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眨了眨眼，血涌上脸颊，隐隐发烫。其实并不是被他看出来我的关心，而是我自己意识到我在关心他，并且还是在他的面前！

就在这时父亲进来，收拾东西准备和我一起回去。厄内斯特把借来的几本书还给父亲便先走了。但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转身说道：

“哦，顺便说一下，在你整理自己的思绪、我整理主教思绪的时候，你最好查一下威克森太太和泼顿维斯太太。你要知道，她们的丈夫是工坊的两大股东。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这两个女人也被束缚在了机器上，但她们束缚得太紧以至于坐在上面下不来了。”

那个时候形容损毁严重甚至废墟样的房子，很多工人在此躲风避雨、以此为家。他们向房东付房租，而且考虑到房屋价值，他们付给房东的租金算得上是相当可观了。

那个时候盗窃异常猖狂。每个人都要从别人那里偷点什么。掌权者们合法地盗窃或者将自己的盗窃合法化。但穷苦人们的盗窃行为仍是非法。除非看守着，不然没有什么东西是安全的。所以很多人被雇佣来做守卫，以保护财产。有钱人的家像保险库和堡垒一样。如今，我们自己的孩子们拿走别人物品的行为就是当时被视为“一般盗窃行为”的残留，那种行为在当时很普遍。

工人们上工和下班是根据粗蛮、尖锐、刺耳的汽笛声为信号的。

公司律师的作用就是不择手段地为公司服务，以便其能更好地榨取钱财。在西奥多·罗斯福作为美国总统执政期间，他在公元1905年哈佛的一次毕业典礼上就说过：“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很多在法律界中影响力巨大，索取回报也同样巨大的人物，将为财团制定大胆、巧妙的计划，逃避旨在限制他们、保护公众利益的法律，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阐明了存在于所有社会形式中两败俱伤式争斗的一个典型例子。人们相互残害，像鱼群觅食一样，大鱼吃小鱼。在社会这个生态圈中，杰克逊是末尾上最小的鱼了。

注意到这样有力量的语言作为当时的共通语是很有意思的。在那时“鲜红的爪子和獠牙”是作为生命的象征。当然，这条注解不是解释史密斯的咒骂，而是让大家注意艾维斯·埃弗哈德用“挤出”这个词。

这个数字指的是1910年美国大选中社会党人所投出的选票数。选票数的增加表明了革命政党的迅速壮大。1888年社会党投出了2068张选票；1902年为127 713张；1904年为435 040张；1908年为1 108 427张；在1920年达到了1 688 211张。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没有人能够保证绝对的安全，即使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不能保证。出于对家人保障的担心，人们发明了保险计划。对于处在当今文明世界的我们来说，这种计划显然是原始、可笑的。但在那时保险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荒谬的是，保险公司收缴的保费通常会被管理人员贪污挥霍掉。

第四章
机器的奴隶

越深入杰克逊手臂事件，我越不能自拔。血淋淋的证据确凿无疑。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我在大学里的所学所感好都那么虚无缥缈。除了一些只能存在于书本中，关于生活、社会的美好空洞理论，我什么也没学到。但我现在是真正地见识到生活了。杰克逊的手臂就是生活的真实。厄内斯特的话在我脑海中回响着：“事实，大伙儿，不可辩驳的事实！”

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鲜血上的，这事实是那么可怕，天方夜谭一样。可是有杰克逊在，我几乎无法摆脱他。就像指南针总是会指向北方一样，我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到他那里。他受到了虐待，白流了鲜血，却没有得到一点赔偿。只是为了更多的利润。我认识很多自以为是的人，高兴地拿着浸染了杰克逊鲜血的分红。如果整个社会对一个人受到的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充耳不闻，那么还有多少这样的惨剧不为人知？我记得厄内斯特说过，芝加哥女工辛苦劳累一周才挣得九毛钱，还有他描述过南方纺织厂中的童工。我甚至能看到他们由于过度劳累而苍白无力的双手，从这样的手中压榨出了血，织出了我身上的衣服。我还看到希艾拉工坊，看到自己的礼服上也染着杰克逊的鲜血。我脑海中始终无法摆脱萦绕着杰克逊的身影，不管我想什么，总能想到他。

我在内心深处隐隐感觉到我正站在悬崖边。一个骇人的新启示即将降临。不只是我自己，我的生活都将经历一番可怕的变革。还有我的父亲，我能察觉到厄内斯特对他的影响。之后便是主教。我上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的气色非常不好。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眼神中有种无法言喻的恐惧。据我所知，厄内斯特遵守了诺言，正向主教展示着人间地狱。但主教到底都见到了地狱的什么场景我便不得而知，因为他太过震惊而无法描述所见所闻了。

我曾经有种强烈的感觉，感到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厄内斯特就是始作俑者。我还想到：“我们的生活在他出现之前曾是那样的幸福，那样的平静”。但下一秒便意识到这种想法是对事实的背叛。厄内斯特在我堕落之前挺身而出，作为真理的使徒，使金光闪闪的弓，与上帝的天使们并肩战斗，无所畏惧地为了真理和正义而战，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于水火。眼前紧接着又闪现出另一个形象——基督！他也代表了底层受压迫的人民，对抗着代表固有旧势力的祭司和法利赛人。但我记得基督最终是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想到这里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担心厄内斯特，他会不会也注定要以这种方式谢幕？他连同他那些迫切陈词、雄厚嗓音，还有他满身的男子气概？

就在那时，我知道了我是爱着他的，一心只想要抚慰他。我想到他的生活，那肯定是邋里邋遢、家徒四壁、捉襟见肘的生活。我想到他的父亲，为了他编造谎言、偷鸡摸狗、劳作至死。而且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去了工坊做工！我现在只期望能抱他在怀里，置他的头脑于胸口——他的脑中思索着那么多想法，肯定早已疲惫不堪。我就让他这么歇着，只是让他歇一歇，为他提供一个放松释怀的温柔乡。

一次在教堂礼拜的时候，我遇见了英格拉姆上校。我们熟识很多年了，我很了解他。我将他困在了橡胶树的大叶子后面，但他可没意识到被困。和往常一样，他一见我便表现出高兴的样子，身上散发出绅士风度。他的为人有修养、学识渊博、聪明绝顶，并且处事考虑周到。他单凭外表就可以算得上是社会上一位高贵杰出的人物。和他比起来，学校里那些受人尊敬的老学究们都会显得俗不可耐，渺小得不值一提。

但我发现即使是这样风光的英格拉姆上校竟然会被束缚在冰冷机器上，绑在滚动的齿轮上，没了自由。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提杰克逊时，他脸上的表情：富有涵养的笑容立刻消失不见，一下子换上一副可怕扭曲的表情。和詹姆斯·史密斯那时一样，我警觉起来，怕他要伤害我。但英格拉姆上校并没有骂出口。可能这就是他和工人们仅有的区别吧。他以智慧而闻名，但此刻他显然没有那么智慧。他悄悄地瞄向旁边的大路，策划逃跑。但他被橡胶树和宽大的叶子给困住了。

噢，他听到杰克逊的名字就感到恶心。我怎么能提起这事呢？他可不欣赏这个玩笑。我的品位可真差，是我没考虑周全。难道我不知道他工作的时候是没有个人情感的吗？他去上班的时候是要把个人情感丢在家里的。在办公室，他只有职业素养。

“杰克逊是否应该得到赔偿？”我问。

“是的，”他答，“这件官司，我个人认为，我觉得他应该得到赔偿。但这与法律层面毫无关系。”

他又耍起滑来了。

“那告诉我，公平与法律有关系吗？”我问。

“你这句话问得有问题。”他笑着说。

“二者有何关系吗？”我问，他点点头，“我们理应通过法律手段伸张正义？”

“这是自相矛盾的。”他反驳道，“我们的正义确实得到了伸张。”

“这都是你的个人观点，是吧？”我问。

英格拉姆上校脸红了，通红通红的，再一次焦急地寻找出口逃跑。但我挡住了他的去路，一动不动。

“告诉我，”我说，“如果一个人将个人情感置于职业素养之下，这种行为可以归为对人类精神的摧残吧？”

我没有得到回答，英格拉姆上校落荒而逃——他折断一片叶子，跑了。

接下来，我去找了报社。我气定神闲、心平气和地给报社写了篇关于杰克逊官司的文章，既没有控诉这件事的意思，也没有表示出指控与我谈话之人的意愿，因为在文中都没有提到他们。我仅仅描述出了事实：杰克逊在工坊里多年的工作，为了保护机器免受损害而遭遇的事故，还有他现在饥寒交迫的窘境。三家本地报纸和两家周刊回绝了我这篇通讯稿。

但我找到了帕西·莱顿。他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投身报业，现在正为三家最有影响力的报社做实习记者。当我问他为什么报社压下任何有关杰克逊的报道时，他笑了。

“新闻审查制度。”他说，“我们和那些玩意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主编说了算。”

“为什么会有这种制度？”我问。

“我们和企业的关系十分紧密，”他回道，“如果你赞助了广告费，就不会看见这些东西出现在报纸上。如果有谁敢偷偷刊登这些，那就得丢饭碗。除非你付的广告费是普通价的十倍，不然别想发表出去。”

“那你自己奉行的是什么制度？”我质问道，“看起来你的作用就是按照上司的意思歪曲事实，而你的那些上司都是奉了企业之命。”

“我和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说这话时，他开始局促不安起来，但可能突然想到了借口，“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未写过任何不实的东西。以我自己的良知，保持了一身的正气。当然，在很多时候这都是违背工作要求的。但，你看，这就是我的工作呀。”他像个受了伤害的孩子似的。

“但你还希望有天能坐在主编的位置上，贯彻审查制度。”

“到了那时我会变得冷漠无情。”他答。

“但你现在还没冷漠无情啊，告诉我，你现在对新闻审查制度是怎么想的？”

“我不去想，”他急声答道，“如果想要在报界取得成功，就不能去碰那些底线。这就是我付出很多之后所学到的。”

然后他便自作聪明地点了点头。

“但正义呢？”我继续追问到。

“你不懂这个游戏的规则。当然有正义，因为你读到的都是正义的，难道不是吗？”

“含糊其辞，真可笑。”我嘀咕着，同时也为他的青春感到心痛，真是哭笑不得。

透过这个社会的表象，我开始看到了其可怕的本质。好似在杰克逊身上有场心照不宣的阴谋在上演着。我同情那个爱抱怨的律师，他能如此勇敢地站出来为杰克逊打官司，却输得那么惨。这阴谋越发的庞大起来，不仅是针对了杰克逊，还针对着所有在工坊里因工受伤的工人们。如果这阴谋针对着这个工坊里的所有工人，那又有何理由不针对着别的工坊、别的工厂里的所有工人呢？事实上，这难道不是整个工业的普遍规则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谎言。我被自己的这个结论吓得退缩了。这太可怕、太吓人了，不可能是真的。但杰克逊就在那里，他的手臂就在那里，他的鲜血染红了我的衣服，在我家屋檐上滴着。还有像他说过的，“成百上千”的“杰克逊”就在那里，我逃不掉。

我见到了威金森和泼顿维斯两位先生，他们持有希艾拉工坊的大部分股份。但我无法像撼动其他束缚在机器上的人那样，撼动他们的想法。我发现他们有着高于常人的道德准则。我称其为贵族或者奴隶主的道德准则。他们空谈着大政方针和对政策与正义的理解。对我则好像慈父般地在教导我，指点我的青春和年少无知。他们是我在调查中遇到的最顽固不化的人，十分确信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完全正确、不容任何质疑。他们自信自己才是当今社会的救世主，为大众带来了幸福。但可悲的是，正是他们的费尽心机导致了工人们的苦难生活。

见过两位“主人”后，我遇到厄内斯特，便向他讲了我的遭遇。他高兴地看着我说：

“真的，这挺好，你开始为自己去挖掘真相了。这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推论出的结果，还是很正确的。在这部巨大的工业机器里面没有人是自由的。资本巨头们看似是自由，但实际上他们不是。请注意我这爱尔兰话。你要知道，‘主人’们确信他们所作所为都是正确。但这就是事情的荒谬之处。他们被自己这性子绑得太紧，不会做出一件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事来。他们的行为必须得到认可。

“当他们想要做一件事情，当然是生意上的，他们就必须要找到一个理念，或宗教的、或道德的、或科学的、抑或是哲学的，能够使事情名正言顺的理念。之后他们才会继续着手做这件事。这种做法很不明智，暴露出人类的一个弱点，就是想法通常由欲望而生。不管他们想要做什么，总是要得到认可。他们是肤浅的怀疑论者，阴险狡猾。认为即使做了错事，这错也会变成对。支持他们存在的一个有趣又显而易见在唬人的说法是，他们在智能和效能方面要高人一等。因此，由他们来掌管人们的面包和黄油的行为就得到了认可。他们又重新搬出国王分封权利的那一套来——对他们来说，当然只是商界的国王。

“他们的缺点就在于他们只是商人，而不是哲学家，不是生物学家，更不是社会学家。如果他们是，那所有事情就会好得多。一个既是商人又是生物学家或社会学家的人，可能会知道什么事对人们来说是好事。但在商业之外，这些人都是愚蠢的。他们只了解做生意，不了解人们和这个社会。而他们还高高在上，自诩为掌握着成千上万食不果腹贫民命运的仲裁人。不仅如此，他们还掌管着剩下的那些成千上万将要饿肚子的人们。历史终有一天会笑看到他们受到严厉惩罚。”

与威金森太太和泼顿维斯太太谈完后，我并不惊奇于她们的反应。她们只是上流社会的名媛。房子就是她们的宫殿。她们还有很多处住所，散布在全国各地，在山里、在湖畔、在海边。她们由众多仆人服侍着。社交活动异常的混乱，让人摸不到头脑：同时资助大学和教堂，还为那些给她们屈膝卑躬的牧师们散财。这两个女人手中的钱就是她们的力量，能够买通人心的能力可不是一般的强大。听了厄内斯特的话，我很快便想通了。

她们将丈夫制得服服帖帖，讲起政策和富人们的责任义务来也头头是道。她们有着和丈夫一样的道德准则——他们那个阶级的准则。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她们其实是不知自己所云为何物的。

当我告诉她们杰克逊家糟糕的境况时，二人表现得很不耐烦。我觉得她们是不会给他施舍点什么了。她们还告诉我，她俩可不用谁来教育她们社会责任。当我淡淡地提出请她们帮助杰克逊的时候，她们也同样淡淡地拒绝了。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我分别找她们，一人并不知道我与另一人谈过话，但得到的回答却大同小异：她们都很直白地表示不会为别人的粗心大意买账；换句话说，她们绝不会为这场事故掏钱接济因工受伤的可怜人。

这两位女士是真诚的，但她们沉浸在对自己阶级优越性的自负中了。以她们所处阶级的道德准则来评判，她们的所作所为却是无可厚非的。当我乘车离开泼顿维斯太太雄伟的大宅子时，回头望了一眼，想起厄内斯特所说的：她们也被束缚在了机器上，但她们束缚得太紧下不来了。

在艾维斯·埃弗哈德出生之前，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他的著作《论自由》中写到：“特别要指出，若是哪个国度里有着一个占优势的阶级，那么一国的道德必是大部分发自那个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论自由》：许宝骙译。（译注））

相悖的语言，称作“自相矛盾”，长久以来一直是古爱尔兰人的一个有趣的特点。

在公元纪年1902年的报道中提到过无烟煤炭托拉斯总裁，乔治·F·巴尔，清楚地表达了下述观点：“劳动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由有着坚定信仰的人来维护，这些维护者坚信上帝运用无限的智慧赋予了这个国家财富。”

这里“社会”一词取的是狭义上的意义，在那时候，通常有一些镀着金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并不劳动，坐享工人们的劳动果实。商人或劳动人民都称不上是“社会”人。该词是为一些懒散的富人们而创造，这些人不劳动，终日寻欢作乐。

在那时候，教堂甚至表达出这样观点：“带上你们那些脏污的金钱。”

在当时的一份评论周刊《观点》的档案中，1906年8月18号刊中刊登了一篇关于一名工人失去手臂的报道，具体细节同艾维斯·埃弗哈德所描述的杰克逊事件非常相似。

第五章
哲人

厄内斯特从那时起便经常来我家。但他来很少找父亲，也不是来参加晚宴。我甚至猜测他来是为了找我，没过多久便得到了验证。从没一个爱人能如同厄内斯特·埃弗哈德这样，他看我的目光似乎更加坚毅，与我的握手更加稳重，求索心中疑问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起初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但之后我还是被他吸引。随着他对我和我阶级的抨击，我又恨起他来了。其实他并未冤枉我们，他批评得对。我跟他的感情又更进了一步。他的话对我来说简直如金科玉律般正确。他为我揭开社会浮华的表象，展示其真实的一面，尽管这真实让人难以接受，但确是不容质疑的真实。

我说过，没有爱人能像他一样。还有哪个女孩子能在一座大学城里生活二十四年却没谈过恋爱呢？下至二年级的愣头小伙，上至银发苍苍的老教授，甚至运动健将、球队巨星都追求过我，但他们没有一个能像厄内斯特那样的爱我。他的臂膀在我觉察之前就拥了过来；嘴唇在我反抗之前就吻了上去。在他这份真挚情感面前，传统少女的那份矜持情怀都显得可笑。他充满激情，完全将我俘获。他并没有求婚，他觉得亲吻着怀中的我就是天经，和我结婚在一起就是地义，毫无讨论的必要。后来遇到的唯一问题就是我们应该何时结婚罢了。

这真是我今生见所未见的不真实。但厄内斯特是千真万确的。我很幸运地能将生命托付于他。在最初相恋的日子里，我甚至还因为他同我激烈地翻云覆雨而担心到未来。这种担心真是多余，再没有哪个女人能有这么温柔、体贴的丈夫了。温柔的激烈行为和那自然的尴尬神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混合在他身上。就是这从未克服的稍许尴尬使他招人喜爱。他在卧室里的举止，让我想到了一头公牛站在瓷器店里。

就是在那一晚，我打消了最后一丝疑虑（最多也就是潜意识中的顾虑），完全确认了我对他的爱。那是在哲人俱乐部的一晚——当时的辩论很精彩，厄内斯特虎口拔牙，挫败了“主人”们。哲人俱乐部位于西海岸一带，由布伦特伍德女士创办，她是一位相当富有的老女人。俱乐部对她来说就是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她的乐趣所在。会员均是社会上最富有的人，具有对财富的最坚定信念。当然，只有少部分人真正理智地认可这一点。

哲人俱乐部没有具体的会址，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俱乐部。会员们每月聚集在某成员的私人住所中听讲座。主讲人大多是聘请来的。如果纽约的一位化学家在放射领域有了新发现，俱乐部甚至会提供他由东向西横穿美国的路费。在俱乐部讲座完后，化学家还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从极地归来的冒险家或在文艺领域新近取得成功的文人也同样受此待遇。但俱乐部不允许有旁听者，还规定任何一次集会的信息都不能见报。这样政客们就能畅所欲言了。

我展开一封皱巴巴的信，那是二十年前厄内斯特写给我的。我从信中摘录了如下两段：

“你父亲是哲人俱乐部的会员，所以你也可以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下次集会是周二晚上。我保证到时候让你大开眼界。在最近的走访中，你没能撼动‘主人’们的思想。但如果你来参加集会，我会为你撼动他们，他们将会如同野兽般嚎叫。之前，你只是质疑了他们的道德观。如果在这方面受到了质疑，他们只能是变得更加高傲自负。但这次我将威胁到他们的钱包，将他们打回原形。如果你能来，你就会看到穿着晚礼服的原始人，嚎叫着折断手中骨棒。我保证你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到这群吵闹畜生的本质。

“他们请我去只是为了打败我。这是布伦特伍德女士的主意。她轻信了别人的建议，请我过去。他们让一些仍会幻想的温和改革者在众人面前出丑，以此为乐。布伦特伍德以为我也温顺得像只小猫、脾气好得跟头黄牛一样。我承认我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她这种错觉。一开始，她非常谨慎。直到发觉我似乎无害，她才放下心。我将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250美元，和曾经参选州长的政客一个档次。另外，我得穿晚礼服，这是必须的。我以前从没穿过。我想得找地方租一套了。但比起找衣服，我得更加努力准备如何对付那帮‘哲人’们。”

在众多地方中，俱乐部偏偏将集会的地点选在泼顿维斯家。宽敞客厅里多加了椅子才能使二百多“哲人”坐着听厄内斯特讲话。这些人可都是实打实的社会上层阶级。我发现计算他们的财富真是件有趣的事情——加起来都得上亿美元了吧。并且他们可不是懒散的富人，而是在产业和政治中经常抛头露面、日理万机的人。

布伦特伍德女士领厄内斯特进来的时候，我们都已落座。他们走到客厅前端，厄内斯特要在那里发言。他身上穿着晚礼服，衬着宽阔的臂膀和高昂的头颅，他看起来非常伟岸。但他的动作中还是有一丝尴尬。我肯定我就是爱上了他这点。看着他，我感到十分高兴。好似再次感受到他碰触我时，手心上传来的悸动。这种感觉迫使我要情不自禁地站出来，向在座的人们叫道：“他是我的！他拥我入怀，我，完全能够体会他缜密的心思和崇高的思想！”

在客厅前端，布伦特伍德女士将他介绍给凡·吉尔伯特上校，会议的主持人。凡·吉尔伯特上校是一位著名的公司律师。另外，他还非常富有。他所能接受的最低报酬是十万美元。他当真是法律界的大师，玩弄法律于鼓掌之中。他能像捏塑陶器、拼七巧板似的将法律制作成任何想要的形状。就外表和言语方面，他可能稍显老套。但就想象力、学识与获得信息方面来说，他始终强于他人。他的第一件功绩便是打破了沙德维尔的遗嘱。仅这一场官司的辩护费就达到了五十万美元。他的辩护费便从此节节高升。他经常被看作是国内最伟大的律师——当然了，这里指的是公司律师。人们甚至不能将他分类于美国三大类律师中的任何一类。

他起身开始主持，介绍厄内斯特时不仅使用讽刺，还不忘巧妙地调侃一番，观众们会心地笑了笑。这让我很气愤，我看向厄内斯特。这一看让我更加生气：他好似并不在意这些嘲讽。更糟的是，他好像还没意识到话中的刺。他就静静坐在那里，冷静得好像要睡着了似的。他这样子看上去确实很傻。有那么一瞬，我甚至想到他是不是被这么多有权有势的聪明人给吓着了？接下来我便笑了，他是不会跟我装傻的，他这是跟别人装傻呢，就像他骗了布伦特伍德女士那样。她此时正在前排坐着，时不时转过头，笑着感谢会员们对此次聚会的赞扬。

凡·吉尔伯特上校说完后，厄内斯特起身开始发言。他的声音低沉，充满迟疑和谦卑，很明显地带一丝尴尬。他从自己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开始，讲述了自己身边肮脏、悲惨的环境，在此环境中，身心均受到了折磨甚至摧残。他讲述了他的志愿与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上层社会人正过着的好日子。他说：

“我知道，在我之上，是一群大公无私、洁身自好的崇高的人，智慧无比。我了解这些是因为我读过‘海边书房’系列小说，在这些书中从没有恶人和冒失鬼，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有着高尚的思想，说着令人愉快的话，做的事情都是丰功伟业。简短来说，就像我认可每日升起的太阳一样，我认可在我之上的人们都是一群友好、礼貌的高雅人士，过着有格调、有品质的生活，其人生有奋斗目标，付出的努力都能有所回报。”

他继续说他在工坊中的经历，学习马蹄铁手艺还有他与社会主义者们的相识。他在这些社会主义者中找到了真正的智慧领悟到了高尚的思想。传福音的牧师早已堕落，因为他们将基督精神适用在任何一个崇拜钱财的信徒身上，这范围可是太宽了。教授也已堕落，因为他们将学校变成了服侍统治阶级的工具。他又说道，社会主义者是革命者，努力要将当今这个不符常理的社会打碎，重新建立符合常理的新社会。他还说了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我不会忘记他与革命者的共同生活。所有的吞吞吐吐顿时消失不见，声音变得更加有力，充满自信，在众人面前熠熠生辉，思想的光辉也随之喷涌而出，他说：

“在那些革命者中我也同样发现了对于人性的坚信、对于理想的热爱，还有因无私而得到的甜蜜，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所有这些都是那样的辉煌，刺痛着我的神经。他们也同样生活得洁身自好、思想崇高、朝气蓬勃。我被那种视金钱如粪土的伟大精神所折服。对他们来说贫民窟中哭号的羸弱、饥饿孩童远比商业扩张或建立全球市场更加重要。我所见的是为了特定的高尚目标而奋斗的英雄主义，同日月一齐在我面前生辉；所有的点点露珠、星星之火都在散发着光和热。他们简直就是圣杯之主，耶稣的化身，温暖的人们，遭受了长期的迫害和虐待，但最终还是能够被救赎。”

之前我描述过他的另一形象，此刻就在我面前，他已完全幻化成了那个形象。手中的金弓光芒四射，更加闪耀的是他周身环绕着盛气，从眼中放射出光芒。我觉得人们感觉不到这光芒，抑或是因为我被激动和爱的泪水模糊了视线，看不到别人的反映了吧。但不管怎样，坐在我身后的维克森先生可没被感动，大声讥笑道：“乌托邦。”

厄内斯特继续说他的发展史，直说到他接触了上层社会的人，他对处于高位的人们感到无奈。之后便说到他幻想破灭，这种破灭对听众们来说可并不讨好。他惊讶地发现人性中的共同点。生活有时并不全是友好和优雅。他惊讶于他所见识到的自私自利，更震惊于生活中理智的缺失。他还和革命者一齐惊讶地发现统治阶级的愚蠢。尽管统治阶级建造了雄伟教堂、高薪雇佣了牧师，但他还是发现无论男女，他们都非常的物质。他们确实会聊到一些小小的理想和道德，但除去这些小小的闲聊，他们根本就是生活在奢靡之中，毫无道德可言了。举例来说，基督教所宣扬的道德，早已不再被提起。

“有个人，”他说，“这人因抨击战争而被称为‘和平之子’，但也正是他将枪支分发到平克顿公务公司的人手中，雇来镇压自己工厂中的罢工；还有个表里不一的人，对残忍的搏击非常愤慨，但他却是劣质食品制造商中的一份子。他制造出的劣质食品每年害死的婴儿无计其数，比满手鲜血的大希律王还要多。

“这位贵族气的尊贵先生只是某公司的傀儡和工具，这公司私下里剥削着寡妇和孤儿；那位先生，收藏有许多优良的作品，并且慷慨地赞助文学事业。但另一方面却向那位负责市政机器的双下巴、浓眉大眼的运营者敲诈勒索；这位编辑，他的报纸上刊登着专利药品广告，称我为流氓领袖，因为我向他的报纸投稿，揭露专利药品的真相，公然挑战他的权威；那位先生，坚定诚恳地谈论着神的美好，但就在刚刚的一桩买卖中背叛了合伙人；这位先生，诚心供奉教会，对外交事业也做出过突出贡献，但他压榨自己店里的女工，让她们每天工作十个小时，领到的微薄薪水还不够吃饭。这直接导致了她们的失足堕落；那位先生，慷慨资助过学校，还出资修建雄伟的教堂，但他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在法庭上作伪证；这位铁路大亨，违背了自己作为市民、作为绅士甚至一名基督徒的良心，收受回扣，实际上他收取过很多次回扣；那位参议员其实只是一台冰冷无声的机器的工具、奴隶、玩偶；这位州长和那位大法官也同样如此。三位能够坐火车来到这里，是因为狡诈的资产阶级拥有机器、机器运营者和通向这里的铁路。

“事实就是这样，与天堂相反，我发现自己正处在盈利主义的荒芜沙漠之中。除去商业，我在这里只见到了愚蠢。没有人是干净高尚的。我在这沙漠里见到很多活在糜烂之中的人。我见识到了可憎的极端利己、令人发指的贪婪还有实利主义——仅是追求利益。”

厄内斯特还戳穿了在座众人的很多丑陋真相，他的幻想破灭了。他讨厌他们的思想，厌恶他们的行为。所以他很高兴能回到革命者的队伍中去。革命者才是洁身自好、思想崇高并且充满朝气的人。资本家正好与其相反。

“现在，”他说，“我来告诉你们这场革命。”

在座的人对厄内斯特的一番抨击毫不理会。我环视四周，尽管厄内斯特抨击了他们，但人们脸上还洋溢着沾沾自喜的骄傲神情——他说过：光指责道德观是撼动不了他们。但他这一番大胆的抨击还是起了点作用，布伦特伍德女士开始感到了不安。

厄内斯特开始讲述革命武装力量。当他谈及具体数字（在众多国家中，由社会党人投出的选票），人们日渐聚集在一起时，在座众人才显示出他们的关心。我注意到他们抿紧了嘴唇。厄内斯特在最后发出了挑战，他说光在美国就有一百五十万的社会党人，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有两千三百五十万的社会主义者。

“如此的一支革命队伍，”他说，“两千五百万人之众，定会使统治阶级停下脚步思索一下。这支队伍坚信‘决不妥协！我们就要你们手中所有的东西。我们不得到所有就绝不罢休。我们要扼住权力的缰绳，决定人类的命运。这就是我们强有力的双手。我们将会夺取你们的政府，你们的房子，将所有声色享乐之事从你们身边夺走。你们将终日工作以糊口，就像田地里的农民和你们公司里忍饥挨饿的小职员一样。这就是我们强有力的双手。’”

在说这话的时候，一双健硕的臂膀从魁梧的身躯上升起，这位蹄铁匠的双手在空中抓着，如雄鹰的利爪。他代表社会的真正主人——劳动阶级站在那里，伸出双手就是要撕烂、要粉碎眼前的人们。我感觉到听众们在他这一数字面前的一丝退缩，这数字是那么的实在，散发着危险的气味。女人们退缩了，一脸惊恐。但男人们正相反，他们可不是省油的灯，赚来的财富亦不是白给的，他们也是斗士。一阵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在空气中嗡嗡了一阵便消失。这是人们无意识爆发兽性的前兆，原始冲动急切寻求表达的信号，当晚我听到过很多次。这是整个群体一同在张口咆哮。与此同时人们脸上换上了严峻表情，眼中闪烁出了杀意。他们不会让人轻易夺走专属于自己的高贵地位。

厄内斯特继续进攻。他指出在美国之所以会有一百五十万的革命者是因为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管理不当。他描绘原始人和野蛮人的生活：既没有工具也没有机器，光靠着一身蛮力当作生产力。接下来又追溯到如今发达的机械和社会形态——我们有高于野蛮人千倍的生产力。

“五个人，”他说，“做的面包可以足够一千人吃饱。一个人生产的服装足够为二百五十人遮体；毛衣可以为三百人驱寒；鞋靴可以穿在一千双脚上。因此可得出结论：在适当的管理之下，现代人的生活应比原始人好得多。但确实如此吗？我们来看，现在的美国，有一千五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种贫困指的是食不果腹、穷巷陋室。这与高效的生产率是严重不符的。现在的美国，不管你们所谓的劳动法怎么规定，仍有三百万童工。仅十二年，这个数字整整翻了一番。我在这里得问一下你们这些社会管理者，你们为什么没有公布1910年的普查数据？我替你们回答吧！你们是怕了，害怕这个令人痛苦的数字会引发革命。现在这革命正在酝酿。

“回到我的控诉上来，如果现代人的生产力高于原始人千倍，为什么在当今的美国还会有一千五百万人吃不饱、住不暖？为什么在当今的美国还有三百万童工？这可是一声声严厉的控诉。资产阶级没能管理好这个国家。鉴于现在的人们有着高于原始人千倍的生产力，却还没有过上好日子的这一事实，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你们没能管理好这个国家。我的主人们，你们一直在罪恶地施行利己的暴政！因此，你们今晚在这里回答不出我的质问，你们整个阶级也回答不出全美这一百五十万革命者的质问。你们回答不出。我挑战你们回答。并且我还敢打赌，在我讲完时你们还是回答不出。也许你们会在别的问题上头头是道，但对于这声声质问你们将始终无言以对！

“你们没能管理好这个国家。你们因贪婪而盲目，这简直是在给文明社会蒙羞。你们毫无羞耻地混迹于立法会议中，就像今晚混迹在这里一样，鼓吹着如不剥削孩子甚至婴儿就不会盈利。不相信我说的也没关系，因为历史早就记载下你们的暴行了。你们用花言巧语将自己的良知哄入梦乡。你们因能够操纵权利和财富而赚得钵满盆盈，沉浸在虚假的成功之中。你们若要镇压是毫无胜算的，因为你们就像蜂巢中的雄峰，总是坐在蜂蜜上面。但若是工蜂一拥而上，定能结束它们肚满肠肥的罪恶。你们没能管理好这个社会，并将失去管理权。这一百五十万工人会说服更多的工人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一同来夺管理权。这就是革命，我的主人们。如果你们能，尽管阻止它。”

厄内斯特的声音过了很长时间还在这富丽堂皇的房间中绕梁不绝。之后便又响起沙哑的嗡嗡声，十几人纷纷起身向凡·吉尔伯特上校叫嚣着。我注意到布伦特伍德女士的肩膀在抖动，气愤地以为她是在嘲笑厄内斯特。不一会我便发现她不是在笑，而是犯了歇斯底里症。她深感自己犯了个天大错误，将这样一个煽动者带入自己的哲人俱乐部。

凡·吉尔伯特上校并没有注意到那十几个神情激动的人在吵着要发言权。他自己也同样神情激动。他跳了起来，挥着手，有那么一会儿，口中只能吐出几个并不连贯的字。过了一会才恢复说话的能力，但说出的话并不像是出于一位有着十万身价的律师之口，更不是出自一位能言善辩的老练之人口中。

“荒谬透顶！”他叫道，“我这一生头一次在这短短的一小时内听到这么多的谬论。另外，年轻人，我必须要告诉你，你说的这些都没什么新意。在你出生之前，我就在大学里学过这些。让·雅克·卢梭大约两个世纪前就阐述过你这社会主义学说。脚踏实地！真理！修正！我们的生物学早就证明了其荒唐得可笑。学识浅薄可真是件危险的事，这话一点也不假，而你今晚就用自己的狂妄证明了它。荒谬透顶啊！我还是第一次对这么多堆在一起的谬论而感到恶心，就因为你这不完善的归纳和天真的推理！”

他坐下时甚至傲慢地打声响指。女人们纷纷惊叹着表示认同，男人们也嘶哑着表示赞许。大部分站起来叫嚣的人一同叫喊出来。场面异常吵闹，令人心烦。泼顿维斯太太家里以前肯定没上演过这样壮观的场面。这些人本应该是冷静的实业领袖、社会的主宰，但此时此刻他们简直成了穿着晚礼服嚎叫的野蛮人。厄内斯特果然通过把手伸向钱包而撼动了他们，这手在他们眼里就是那一百五十万人的手。

厄内斯特此时仍保持着理智。凡·吉尔伯特上校落座后，他一跃而起。

“一个一个来！”他朝人们叫道。

从他嗓门喊出的声音压制住了混乱的人群。仅凭他一人的魄力，房间里迅速安静了下来。

“一个一个来，”他轻轻说道，“先让我回答凡·吉尔伯特上校的问题。我答完后，你们就可以向我发难了，但得一个一个来，记住，不要一拥而上，这里不是橄榄球场。”

“至于你，”他转向吉尔伯特，继续说道，“你一点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只是神情激动地说了些对我个人能力的主观臆断。也许是你在办公室里颐指气使惯了。但这些话对我是没用的。我可不是你们的工人，手里拿着安全帽，请求你们涨工资或者保佑我工作时不受机器的伤害。和我说话时你可别再这样武断。把这些省省，回去对付领你们钱的人吧。他们可不敢顶撞，因为你们手中握着他们的面包、黄油甚至他们的身家性命。

“你刚才说，在我出生之前你就在大学里学过这些。但要我说，另一方面，你什么也没学到。社会主义已经与自然环境和仍笃信上帝的阶级毫无关系了。我说过，除了做生意，你们阶级就是愚蠢的。你，先生，充分地验证了这一点。”

布伦特伍德女士实在忍受不了对她这位十万身价的律师的批评了。她歇斯底里地越发严重，一边抽泣一边傻笑，最终被搀扶出了房间，对接下来更猛烈的抨击回避得正是时候。

众人平息下来后，厄内斯特继续说道，“我的话别太放在心上。因为你们自己人都一致认为你们愚蠢，还可以证明出来呢。你们的知识‘供应商’会指出你们的错误。找到你们最谦卑的社会学课助教，问问他卢梭的回归自然理念和社会主义理论有什么不同之处？去问问你们公认最厉害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问题就写在每科的每本教科书上，存放在由你们资助的图书馆里。所有这些都提供了一个回答，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关，或者也可以说回归自然和社会主义完全是相反的两回事。就像我说过的，不相信我的话也没关系，你的蠢问题早就在书中有了回答，在你们自己的书中，但你从来不去读。鉴于这愚蠢，你可真是资产阶级的榜样。

“你精通法律和生意，凡·吉尔伯特上校。你知道如何扭曲法律从而更好地服务公司，增加分成。很好，请继续这样。你确实是个人物，一位了不起的律师，但你可不是一位好的历史学家，对社会学也一窍不通，你的生物学知识水平还处于普林尼那个时代呢。”

说到这，凡·吉尔伯特上校在椅子上痛苦地扭了下身体。房间里鸦雀无声，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但要我说，他们是吓呆了。能对凡·吉尔伯特上校进行如此残酷的折磨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非常厉害的凡·吉尔伯特上校，法官在他起身的时候都会被吓得发抖。但厄内斯特从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当然了，这也不是完全针对你，”厄内斯特说，“每个人都有他精通的领域，你熟悉你的，我精通我的。在法律方面，在如何更加合理地规避法律，或者立新法使害人的公司获利这些手段上，我确实不如你，被你踩在脚下。但在社会学——我的领域中，你是被我踩在脚下的。记住这点，记住，法律只是当下的玩意，你对于以前的学问可就不那么精通了。因此你所有对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主观臆断和结论都是在胡说八道。”

厄内斯特停了一会，意味深长地看着他，看着他由于愤怒而阴沉扭曲的脸，起伏的胸膛，扭曲的身体，攥着惨白的手。

“但看来你还有口舌可供浪费，那我就让你继续辩解。你来挑出我对你阶级指控中的错误。我称你们为现代人中的可怜虫——三百万童工在美国受着奴役，如果没有这些童工你们就不盈利了吗？还有一百五十万人挣扎在温饱线以下。我说过因为社会分工和使用机器等原因，现代人的生产力早已高于原始人千倍。我还说过由这两点总结出的结论就是资产阶级在社会管理上失了职。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指控，而且我就向你挑战，让你来驳斥这个指控。不，我还要多说一些。我猜你驳不倒我的指控。尽管浪费你的口舌来证明我是错的吧。你说我荒谬，那就使劲证明我荒谬吧。凡·吉尔伯特上校，驳倒我对你、那一百五十万人对你们阶级的指控吧！”

凡·吉尔伯特上校早就忘了他才是这次集会的主持人，按照惯例完全可以找一些叫嚣得厉害的人发言。可他站起身，挥舞着胳膊，伶牙俐齿和理智完全被抛在一边，咒骂厄内斯特幼稚、谣言惑众，狠狠地批评起毫无价值的工人阶级效率低下来了。

“身为一名律师，你是我见过的最顽固不化的一个了，”厄内斯特开始反击，“我的幼稚与我所表达的东西毫无关系。工人阶级也不是毫无价值的。我指控资产阶级在社会管理上是失职的。你没有回应这点。你也没试着回应它。为什么？是因为你没有答案吗？你是今晚这些听众中最杰出的一个。除了我，这里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从你的回应。他们这么期待是因为他们也没有答案。至于我，像我之前说过的，我就知道你不光没有答案，也不会去试着回答的。”

“这真是无法忍受！”凡·吉尔伯特上校喊道，“这是对我的侮辱！”

“你不应该给出‘无法忍受’这个答案，”厄内斯特严肃地回道，“也没有人会被理智所侮辱。受辱，从其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情绪。清醒一下，理智地回应我这个理智的指控：资产阶级在社会管理上是失职的。”

凡·吉尔伯特上校沉默不语，阴沉的脸上展示出高傲的神情，就好像他不会回话给一个流氓似的。

“不要这么沮丧嘛，”厄内斯特说，“松口气，其实你们阶级中没有一人能驳倒我的指控。”他又转向其他想要发言的人，“这回轮到你们了。尽管畅所欲言，但不要忘了，我是在挑战你们来驳倒我的指控，凡·吉尔伯特上校可都失败了。”

将集会上所有的发言都写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我之前从未意识到在短短三个小时中人能说出这么多话。不管怎样，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对手们越激动，厄内斯特越火上浇油。他简直是他领域中的百科全书。口中连珠妙语像刀子似的捅在了对手们身上。他洞悉对方荒唐的观点——只是些错误的推理、诡辩罢了，所得结论与前提一点也不符。继续推理的前提根本就是骗人，因为所要证明的结论被狡猾地藏了进去——这是错的，太过主观了。之后便都是些断言，与所有书里的真理相悖。

就这样，集会继续进行着。他时而挥舞着不同的“刀子”攻击着在座的人，时而左突右冲摧毁他们的思想。他总是用事实来说事，拒绝和他们空谈理论。正是这些事实，使对手们遭遇了滑铁卢。当他们抨击工人阶级时，他说：“乌鸦落在了黑猪身上。对此我不作评论，因为你们的脸才是不干净的。”对着他们，他再一次发问：“你们为什么不回答我的指控——你们阶级管理失职？你们一直在说着与事实无关的事，没有作答。是因为你们没有答案吗？”

在聚会的尾声，威金森先生发言了。他是唯一还冷静的人，没有盲从其他人的疯狂。厄内斯特对他报以尊重为回应。

“确实没有答案，”威金森先生思索着，缓缓说道，“我听了今晚所有的讨论，感到十分震惊，也很反感。我反感你们这些绅士，我所在阶级的人们。你们表现得像愚蠢的小学生一样，将平庸政客们那富有侵略性的本质和吵闹带到这场讨论中。你们输得一塌涂地。多嘴多舌的你们今晚所做的只是吵来吵去，像蚊子们在研究如何吸干棕熊一样在吵来吵去。先生们，这头熊就在我们面前”（他指向厄内斯特）“而你们的叮咬只是在给他瘙痒。”

“相信我，情况很糟糕。今晚这头熊伸出了爪子碾碎了我们。他说到在美国有一千五百万的革命者，这是事实。他说这些革命者要从我们手中夺走政府、房子，将所有声色享乐之事从我们身边夺走。这同样也是事实。一场变革，甚至一场革命就要发生了。也许这不能改变熊的初衷，因为他说过，他将会把我们击碎，但如果我们先击碎这熊呢？”

低吼声从这宏大的房间中响起，人们纷纷点头称赞。他们的神情变得冷酷。他们当然也不是好惹的。

“争吵并不能击碎这熊，”威金森先生继续冷冷地说，“我们将要猎熊。我们不会再给熊回话了，唯一的回应只能是：挨枪子吧！我们才是执政者，没人会否认。依靠权力，我们才能保有权力。”

他突然转向厄内斯特，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这，便是我们的回应。我们不再多说什么。你要是真敢把强壮的双手伸向我们的房子、享乐之事，我们会让你见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枪炮的齐鸣与横飞的子弹将是我们的回应。我们将会击倒你们这些革命者，从你们的尸体上跨过。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我们才是主人，并且我们始终是主人。至于工人，他们从历史开端以来一直是卑贱的，我了解历史。只要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掌权，他们终将是卑贱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真正统治世界的是权力，不是上帝，也不是金钱，而是权力。在你幼稚的头脑中使劲想想这个词——权力，直到你想得头痛。”

“我得到了答案。”厄内斯特平静地说，“这也是唯一能给出的答案吧。权力，这就是我们工人阶级所追求的。我们知道，通过痛苦的经历，我们深深地知道，对权益、正义、人性的诉求绝不会打动你们。你们的心肠就像你们踩在穷苦人脸上的铁蹄一样硬。所以我们也追求权力。通过我们自己的选票，我们会将执政的权力从你们手中夺走……”

“如果你们在选举的时候当真得到大多数选票呢？”威金森先生强调道，“如果你们赢得了选举但我们却抓着权力不放呢？”

“这种情况我们也考虑过，”厄内斯特答道，“我们对此的唯一回应也只能是：‘挨枪子吧！’手中握着权力就自诩为世界之王。很好，权力确实很好。如果我们真的有天通过投票方式赢得了选举，但你们拒绝移交给我们通过和平方式得来、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力，并还要问我们怎么办时，枪炮的齐鸣与横飞的子弹将是我们的回应。

“你们不能够逃避我们。你确实了解一些历史。劳动人民从历史开端以来也确实是卑贱的。只要你们和你们的后人掌权，劳动人民也确实终将是卑贱的。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同意所有你说的话。权力才是统治者，也会一直是统治者。这就是阶级之间所争斗的。如你们能将腐旧的封建制度赶下台，我们也会将你们赶下台。劳动阶级，如果你的生物学和社会学同历史一样好，就会知道我所说的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一年，十年，还是千年——你们终将会被赶下台，并且这还是运用权力做到的。劳动人民已经想权力想得头痛了。这是个胜者为王的世界。”

哲人之夜就这样结束了。

在那个时候，仍有在起居室里放置装饰品的习俗。人们还未意识到生活的简洁性。那样的起居室简直如同博物馆一般，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去保持清洁。灰尘盘踞在房间内。很多物品是招徕灰尘的，但少有物品能够除尘。

打破遗嘱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特点。在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财主们在死后如何妥当地处理财富便成了一个恼人的问题。设立遗嘱和打破遗嘱成了一场对弈，如同矛与盾。人们通常会雇佣最精明的律师来设立一个无法打破的遗嘱。但这些遗嘱却常常被打破——被那些设立它们的律师打破的。然而，财富的拥有者们还是妄想能够留下一个永不被打破的遗嘱。雇主和律师们多年来一直在试图实现这一妄想，就像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们寻找通用溶剂一样。

一套奇特的文学作品，主要目的就是使工人阶级误解剥削阶级。

那时的人们受语言的影响很大。这种近似于可悲的影响对于我们来说很难理解。语言的魔力堪比巫师的把戏。人们的思想是如此的迷离、混乱，以至于以为说出一个词就能够否定几代人终生奋斗才得到的硕果及其正确思想。就拿“乌托邦”这个词来说，其实单就说出这一个词并无伤大雅，无论是否清楚地表达出任何经济或社会方面的改良。大部分人对一些词语非常狂热，如“诚实劳动”和“钵满盆盈”等等诸如此类的词语，被认为是机智的化身。

该公司初期的主营业务为私人侦探，但很快便被资产阶级雇佣为打手，最终演变成为寡头集团的雇佣军队。

大希律王：古罗马帝国在耶路撒冷的代理王，耶稣诞生之时曾下令将伯利恒及其周围境内所有两岁及以下的婴儿杀死。（译注）

专利药品就是专业骗局，同古代符咒和纵欲理论一样，欺骗了大众。二者唯一的不同点是专利药品更有害并且更贵。

尽管已经到了公元1912年，大部分人们还是固执地认为，通过人民投票，国家还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的。但实际上，国家已被所谓的“政治机器”统治了。起初负责“机器”的运营者向资产阶级收取大量钱财以为他们立法。但资产阶级不久便发现，由自己拥有这台“政治机器”、雇佣运营者来运转的话，费用要低廉得多。

罗伯特·汉特于《贫穷》（1906）一书的书中指出，那时在美国，有一千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美国19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童工的数量为1,752,187人。这是最后一次公开数据的普查。

普林尼：古罗马时期自然哲学家。（译注）

为了展示这想法的大意，从愤世嫉俗的安伯罗丝·比尔斯所著的《魔鬼字典》（公元1906年）中摘录了以下的这个定义：“葡萄弹：名词。对今后美国社会党提出任何要求的回复。”

第六章
凶兆

急促的警报响起来了。厄内斯特一开始就提醒过父亲注意他的行为：他请社会主义者和劳动领袖到家里做客，甚至参加社会党会议。但父亲只是置之一笑。而我通过和这位工人领袖兼思想家接触，已经学到了不少。我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我因能接触到他无私的精神和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而欣喜。我在哲学和社会主义科学方面还是初学者。虽然我学得很快，但还是没能反应到我们的危险处境。

警告早已发出，但我没有注意到。泼顿维斯太太和威克森太太当即便利用她们在大学城里超强的社会关系，散布了关于我的谣言——我就是个鲁莽自大、损人利己的黄毛丫头。结合我在杰克逊事件的调查，我反而能理解其中的“正常”之处。但我还是低估了这样两位“大师”造谣的威力。

诚然，我注意到了朋友们的疏远。开始我以为她们不赞成我与厄内斯特的婚姻。直到后来厄内斯特明白地指出，我圈子里的这些人这样做其实并不是自发的，这后面有股暗流导演着一切。“你在窝藏你们的阶级敌人，”他说，“而且还不只是窝藏，你还给了他你的爱，你自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不用想就知道，你要受惩罚。”

再后来的一天下午，父亲回到了家，我和厄内斯特在一起。我们注意到父亲生气了——火冒三丈的。他很少真正的生气，但偶尔也还是有小脾气，他称这为愤愤不平。在他进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相当愤愤不平。

“你们猜怎么着？”他问道，“我和维尔克斯吃了个午饭。”

维尔克斯是学校的一位退休校长，腐朽的脑袋里还都是1870年的那一套，并不想与时俱进。

“我是被邀请去的。”父亲说，“其实我就是被送去的。”

他停了一下，我们等着他的下文。

“哦，事做得可真巧妙，我说不出什么。我被批评了。我！被那个老古董给谴责了！”

“我打赌我知道你是因什么而被谴责的。”厄内斯特说。

“给你三次机会。”父亲笑了。

“一次就够了，”厄内斯特接道，“不用猜，想想就知道：你因自己的个人生活而遭谴责。”

“正是如此！”父亲叫道，“你是怎么想到的？”

“我就知道这会发生，我之前警告过你。”

“是啊，你警告过我的。”父亲想了想，“真是难以置信。我的书又有了确凿的论据。”

“这些事和你一意孤行的后果比起来都不算什么，”厄内斯特继续说道，“如果你坚持要请些社会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激进分子，包括我，来你家的话，后果会很严重。”

“你说的这话就像那个老维尔克斯似的：真是太不应该了！他还说我这样做没有品位，根本没有用，总之就是有悖于学校的传统和政策。他还说了很多这类的话，就是不说些具体有用的。我搞得他很尴尬，只能翻来覆去地重复这些；他还告诉我，我身为科学家，他有多尊敬我，全世界有多尊敬我。这任务对他来说并不怎么轻松。看得出来他才不喜欢这样。”

“他没有自由，”厄内斯特说，“并非人人都能舒服地戴着脚镣。”

“是啊，我也这样认为。他说今年学校的经费要远远多于州政府的财政拨款，所以就得从有钱人那里要赞助。这些人可不允许学校所秉承的追求崇高学识变了味。但当我试着解释我的个人生活和学校没有关系时，他给我申请了两年的带薪休假，打发我去欧洲那边转转，做做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能接受。”

“如果你接受的话会更好。”厄内斯特沉声说道。

“这是在向我行贿。”父亲抗议道，厄内斯特点点头。

“另外，老家伙还说有些风言风语，说我女儿在公共场合与你这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成双入对，很是给学校丢脸。他倒不是反对，嗯，不是，但我明白这谣言是什么意思。”

厄内斯特思考了这番话一会，沉重的神色像一团乌云笼罩在脸上，他说道：

“这后面还隐藏着很多，不仅仅是一个学校理念的问题。有人在给维尔克斯校长施压。”

“你这样认为？”父亲问，没有感到惊恐，反而很感兴趣。

“我希望能向你更明白地解释我脑海中浮出的念头。”厄内斯特说道，“在历史上，世界从未有过现在这样恐怖的形态。我们工业系统的迅速变化使得宗教、政治还有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同样迅速的变化。一场看不见的骇人变化正在这社会结构中酝酿着。人们只能模糊地感觉到它。但如今已经孵化出来，就要上演了。人们可以看到它逼近的阴影——巨大模糊的可怕阴影。我已经想到它可以具化成什么样子。那晚你听到威克森的话了。我也察觉到了他的话中那无以名状的东西。他说出了他们的一致想法。”

“你的意思是……”父亲刚开口，就不说了。

“我的意思是某种东西的巨大阴影正在气势汹汹地降临。就叫它寡头政治的阴影吧。这是我想到最恰当的名称了。但它的本质我不敢去想。我想要说的是：你现在身处危险之中——说危险可能是出于恐惧，我有些夸张。我估计不出它的威力。听我的，去休假吧。”

“但这是弱者的行为。”父亲反对道。

“一点也不。你已经上了年纪，为这个世界做了很多杰出的贡献。将眼下这场战斗留给有力的年轻人吧。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得做些什么。艾维斯将会在这即临之事中与我同在。她会代表你在前线战斗。”

“但他们伤害不了我。”父亲反驳，“谢天谢地，我在经济上还是独立的。哦，我很清楚他们能在一个靠学校吃饭的教授身上做出什么事来。但我不会吊死在学校这棵树上。我当教授并不是为了糊口。有我的财产在，我还是能过得舒坦。他们最多也不就是给我停薪吗？”

“你没有意识到，”厄内斯特答道，“如果我的担心成真，那剥夺你的财产、个人准则还有工资简直是轻而易举。”

父亲沉默了好一会，他陷入了思考。我看见了他脸上暗下决心的神情。最终他说：

“我不接受这个休假。”他顿了一下，“我将会继续写我的书。也许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但不管你说得是对是错，我都将坚守我的岗位。”

“好吧，”厄内斯特说，“你和莫尔豪斯主教一同走上了不归路。在被毁灭之前，你们都将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话题便转到了主教身上，我们问厄内斯特，他都对主教做了些什么？

“他对我安排的地狱之旅深感厌恶。我领他去看了几个产业工人的家。我向他展示了被机器吞噬后剩下的残肢断臂。他听了工人们的血泪史。我带他去了旧金山的贫民窟。在酒鬼、妓女和罪犯之中，他领悟到了比人性本恶更深一层的根源。他深感愤世嫉俗，更糟的是，他要失控了。他太过‘道德’，而这些东西深深地刺痛了他。和以前一样，他还是不实际，又飘到半空中思考些道德幻想，指望着在文明人中实施些计划来解决问题。他将重新倡导古代教堂的精神，将感化‘主人’作为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过于神经质了，迟早会崩溃毁灭。但这过程中会有什么苦难，我猜不出来。他太纯真、太崇高了，但同时不切实际。他比我还要固执，我都不能让他脚踏实地。他在飞向他的‘蒙难地’。他最终将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此高尚的灵魂就是为十字架而准备的。”

“那你呢？”我问。在我的笑容之下藏着对他深切的爱。

“我可不会，”他笑着回答，“我可能会被处决，或被暗杀，但我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我的计划是实际可行的。”

“但为什么你却说主教会被钉？”我问，“你可不能否认你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当成千上万的人还在受苦难时，我为什么要留他轻松自在？”他反问道。

“那你怎么还劝父亲接受休假？”

“因为我可没有那么纯真的高尚。”他回答，“因为我实在，实际还十分自私。因为我爱你，就像老鲁斯一样：汝之亲则为吾亲。至于主教，他可没有女儿。再说，不管这份善心微薄与否，他的声声恸哭是会对革命起些积极作用的，任何一点努力都会起作用。”

我并不同意厄内斯特的做法。我很了解莫尔豪斯主教的善良天性，我可不相信他正义之声只是声声恸哭。但我还没像厄内斯特那样领悟到生活的残酷。他清楚主教的高尚行为终将无果，即临之事到来之后，我也很快了解到了这一点。

过了几天，厄内斯特告诉了我一件好事，他从政府那里得到个职位，他被任命为美国总工会主席。我非常高兴。工资相对来说很丰厚，这可以使我们过上好日子。厄内斯特也确实适合做这份工作。而且我为他骄傲欢呼，这是对他能力的肯定。

但我注意到他眨着眼嘲笑我。

“你不能是要……要拒绝吧？”我颤声问道。

“这是在向我行贿。”他说，“这背后，是威克森搞鬼，在他身后是更高层的人在搞鬼。这是个老掉牙的把戏，古老得和阶级斗争一样——买通工人队伍的领袖。遭人背叛的可怜工人们！你可能知道在过去有很多领袖被买通了。这很省事，买通对方的将领要比打败他的军队省事得多。有很多例子，我就不说了。我要比他们坚强。亲爱的，我可是工人们的领袖，我可不能将你们出卖。就是出于我对我那可怜的老父亲劳作至死的缅怀，我做不出这样的事来。”

他眼中含着泪，我这位伟岸的大英雄眼中含着泪。他永不能释怀使他父亲变质的遭遇——他被逼去撒卑鄙的谎言，去明抢暗偷，只为了能喂饱自己的孩子。

“我父亲是个好人，”厄内斯特曾经说过，“他的纯净灵却遭到了残酷生活的扭曲、伤害和打击。他被他的主人，那些丧家之犬，折磨成了一头精疲力竭的野兽。他可以活到现在，像你父亲一样。他的身体强壮结实。但他被束缚在机器上，劳作至死——只为了他人盈利。想想吧！只为了盈利——他的鲜血变成了酒会，或是镶满珠宝的浮华装饰，或是一些声色犬马供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们，他的主人们，那些丧家之犬们享乐。”

脚镣——黑人奴隶与罪犯所带的束缚。直到人类大同，脚镣才被废除使用。

即使像埃弗哈德这样的人，也没有认清它的本质。在他的时代之前就有人瞥见了它的影子。约翰·C·卡尔霍恩（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美国第七任副总统，1825年-1832年在任。（译注））说过：“政府手中掌握的权力要比人民手中的还要大，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利益，都混杂在这权力之中，最终因银行的丰厚利润统一在一起。”还有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亚伯拉罕·林肯，在遇刺前也曾经说过：“我预感到将来会有场危机，这使我心慌意乱，为祖国深感担忧……随着公司的力量越发强大，高层腐败便会随之而来，用钱就可以买到长治久安。只要处理好人们的反抗，财富就会慢慢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共和便不复存在了。”

这本书名为《经济与教育》，当年即出版面世。现存三本：两本存于阿瑞斯，一本存于艾斯佳德。该书详细讨论了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大学与普通学校中的资本主义基础。该书对整个教育体制提出了逻辑严谨的有力诘问，质疑教育系统更偏爱拥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学生，其主旨为消除反抗意识，仅培养顺从听话的学生。这本书激起了寡头政府的愤怒，遭到残酷打压。

第七章
主教见闻

“主教失控了，”厄内斯特写信跟我说道，“完完全全地飘在半空中。今晚他将发表公开讲话，匡扶这悲惨世界的正义。他跟我说过，但我却未能阻止他。今晚他被任命为I.P.H.的主席，他将在就职演说上公开他的言论。”

“你能和我一起去听他演说吗？当然了，他这努力注定无果，这会伤到你的心，也会伤到他。但对你来说这将是一堂绝佳的观察课。你要知道，亲爱的，你爱着我，我很自豪。正因如此，我想让你见到我所重视的事情。我还想要向你证明我的价值。出于我的自尊，我想要你知道我所想的都是完全正确。我的观点很残酷，主教这位德高望重的人会向你证明。所以在今晚，尽管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我觉得这会让你我靠得更近。”

那晚，I.P.H.在旧金山召开了会议，议题是堕落的社会风气以及补救之道，由莫尔豪斯主教主持。他在台上坐着，十分紧张。可以看得出他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旁边坐着狄金森主教；H·H·琼斯，加州大学道德标准部的部长；W·W·赫德女士，大慈善家；菲利普·旺德，同样也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还有几位在道德和慈善领域中名不见经传的人士。只见莫尔豪斯主教匆忙站起身，开始了讲话：

“我坐在马车上，沿着大街行驶。当时是夜里。我不时地望向窗外，眼前突然变得明亮，我看清了事物的真相。一开始，我用手遮住双眼，不想去看那骇人景象。但黑暗中问题也随之而来：怎么办？怎么办？我转念又问自己：主会如何面对？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车厢。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的责任，如同扫罗王见到他通向大马士革的道路一样。

“我下了车，找到两位妓女谈了一会，劝说她们与我同行。如果上帝是正确的，那这两个不幸的人就是我的姊妹，她们得到救赎的唯一希望就寄托于我对她们温柔的爱德上。

“我住在旧金山最好的地段上。房子价值几十万美元，装修、藏书还有艺术品的价值还要更高。这房子就是我的庄园。不，这简直是一座宫殿，里面有很多仆人。我从不知一座宫殿有什么好，我就以为只是用来住的。但现在我知道了。我带着从街上带回来的两位妓女回到这宫殿，她们就要住下来。我希望这宫殿的每间卧室都能住着她们这样的姊妹。”

听众们越来越焦躁不安。台上人们的表情也变得越来越惊恐绝望。这时候狄金森主教起身下台，带着恶心的表情快步离开了大厅。但莫尔豪斯主教继续讲，毫不在意听众们的反应，满眼只见自己的所为。他继续说道：

“喔，兄弟姊妹们，通过这件事我找到了能解决所有困难的方法。我不知道马车到底还能干什么，但我现在知道了，那就是要接送老弱病残，展示‘尊重’，给某些不知廉耻的人看看。

“我不知道宫殿到底还能干什么，但我现在知道了。教堂那宏伟的宫殿就应该是医院和救助站，为无家可归和濒死之人提供帮助。”

他停了好长一段时间，紧张激动得不知如何措辞。

“尊敬的同仁们，我还不够资格向你们讲述何为道德。我在羞耻和伪善中生活了太长时间，忘记了何为助人为乐。但我在那两位女士——我的姊妹的事例中发现，问题的解决之道并不难寻。对于那些还笃信上帝和祂教诲的人来说，人与人之间是爱德长存的。仅‘爱’一字之力量就比罪恶强大得多，比死亡强大得多。因此，我在这里向你们这些富人倡议，你们的职责应是践行我所做的善举。你们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带回家一些盗贼，对他们如同兄弟一般；带回家一些不幸的妓女，对她们如同姊妹一般。这样，旧金山就无需警察和治安官，监狱便会变成医院。罪犯也不会继续作恶了。

“我们不光要将我们的财产散尽，而且还要将自己投身到这个事业中来。我们的所做和基督的所为一样。这是当今教堂的倡导。我们同主的教导背道而驰，偏离得太远了。将金钱置于基督之上，我们终将自取灭亡。有一首诗，描绘了这一情形，我想要为你们读一下。这首诗由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所做，但他却看清了事实真相。这不能仅仅是对天主教会的抨击，更是对所有教会的抨击——抨击那些浮华、宏伟的教会，与主背道而驰，还装作祂的羔羊。这首诗是这样的：

“银制号角声声响彻苍穹，

人人皆敬畏下跪，

颈项之间我看见，

伟大神灵，罗马之教皇。

“他身穿神父之袍白赛雪，

王似的披皇家红，

头上戴三顶王冠，

光辉闪耀，教皇归去了。

“心绪顺荒废时光溜走，

到独游海滨之时，

找不到栖息之地，

狐媚尚有洞窟，鸟儿栖息于巢，

而我孑然一身，但须凄惨漫游，

拖着残肢，泪咸浊酒。”

被激怒的听众压抑着怒火。莫尔豪斯主教并没有意识到。他继续平静地自说自话。

“所以我要对你们富人说，对所有的富人说，你们在虐待上帝的羔羊，心肠已经硬如铁石，听不见他们的哭号——痛苦与悲伤的哭号，你们听不见，但总有一天会听到。所以我要说——”

但就在这时，早已起身的琼斯女士和旺德先生将主教架下了讲台，听众们无不震惊得喘不上气来。

厄内斯特一到街上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刺痛了我，强忍已久的泪水在心里决了堤。

“他表达出了他的观点。”厄内斯特叫道，“主教的人性和内心里温柔的本质一览无遗。爱戴他的信徒们得出结论：他疯了！你看到他们把他架下讲台时，脸上那关切的神情了吗？出了这么大的洋相，有人肯定要笑掉大牙了。”

“然而主教今晚的所作所为肯定会引起轰动。”我说。

“你这样认为？”厄内斯特嗤笑了一下。

“这会引起轰动的。”我肯定道，“难道你没看见他讲话时，记者们都在疯狂地记录吗？”

“明天的报纸上不会有一句与此相关的报道。”

“我不信。”我叫道。

“你就等着看吧！”他回答，“不会有他说过的任何一句话、一个观点的。就那个日报？日不报吧！”

“但那些记者，”我反对道，“我看见他们了。”

“一句话也不会刊登的。你忘了那些编辑了？他们是靠贯彻政策领工资的。他们的政策就是从不刊登任何与现行准则相悖的东西。主教的话严重违背了现行的道德，是异端邪说。他们将他扶下台就是为了阻止他说出更多的歪理。媒体对这些邪说的处理方式就是沉默。美国的报业？寄生在资产阶级身上的寄生虫，作用就是塑造公共意志，做得还算出色。

“我预言，明天的报纸上不会提到主教。即便提到，也只会说他身体不好，工作得太辛苦，终于在昨晚崩溃。几天之后，还会说他太虚弱，教徒们恳请他去休假。再之后，会有两种结果：一是主教意识到错误，休假归来变回‘正常人’——当然是在那些受蒙蔽的人看来。二是他坚持自己的疯狂，这样你就会在报纸上看到兔死狐悲的文章，宣告他彻底疯了。最终他将对着软墙嘀咕他的理想。”

“你真是太过分了！”我大喊。

“在公众的眼中他就是疯了。”他回答，“有哪个老实的正常人，会把妓女和小偷带回自己家，住在一起，还对他们情同手足？基督确实是死在两个盗贼手中，但这是神话传说。发疯？只要是人们不认可的思想都会被认为是错的，能那么想就会被认为是在犯错。错误的思想和疯狂的思想有区别吗？任何疯子都不会赞同他人最疯狂的想法，这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的晚报上就有一个绝好的例子。玛丽·麦肯娜住在市场街。她是位贫穷但正直的女士，很爱国。她误解了美国国旗能够为人们带来的保护。她的故事是这样的：丈夫出了意外，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尽管那段时间她为人浆洗以糊口，但还是欠下了房租。昨天房东要赶她走。她拿出美国国旗挥舞着，宣布自己受到国旗的庇护，没人能把她赶到外面冰冷的街道上去。结果呢？她因发疯而被捕。如今她定期接受精神病专家的检查。她被诊断患有精神病，关在了纳帕精神病院。”

“这个例子可不恰当。”我反驳道，“如果在一本书的写作风格问题上，我和所有人的意见都不一致，人们可不会因此送我进精神病院。”

“确实如此，”他回答，“但你的不同意见对社会构不成危害。区别就在这。玛丽·麦肯娜和主教的不同意见危害到了社会。如果所有穷人都不付房租，躲在国旗下呢？房东们都得血本无归。主教的所见所想危害到了社会，就得和他一起关进精神病院。”

但我还是不能相信。

“等着瞧吧！”厄内斯特说。我到要看看事态会如何发展。

第二天一早我便出去找到了所有的报纸。厄内斯特是对的，主教说过的话没有一句被刊登出来。只有一两家报纸提到主教出现了情绪问题，但这些报道也只是大段的例行公事罢了。

过了几天，一则简短的通告宣布了他去度假，以恢复由于过度工作带来的健康问题。这些都被言中了，但就是没有提主教发疯、精神崩溃。我做梦也未想到主教就此踏上了他的不归路——客西马尼园和厄内斯特所说的十字架。

还不清楚这些缩写字母代表了一个什么组织。

从伯克利坐船几分钟就能到达旧金山。这些港口城市，同其他的一样，为了方便仅有一个区。

扫罗王：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第一位君主，根据上帝的“旨意”膏立。（译注）

奥斯卡·王尔德，公元纪年19世纪的一位语言大师。

客西马尼园：耶稣和门徒进行最后晚餐的地方。（译注）

第八章
机器破坏者

厄内斯特凭借社会党的选票要去竞选议会了。在这之前父亲又举行了一次晚宴，私下里称这为“盈利与亏损”之夜。厄内斯特则认为这是“机器破坏者们”的晚宴。我们实际上只邀请了几个商人——都是些小商户。我觉得他们都不会对上千万的大买卖感兴趣。他们才是真正小资产阶级商人的代表。

欧文·西尔伯格先生经营着欧文公司，一家大型食杂零售企业，连锁了几家分店。家里的东西都是在他店里买的。柯沃特和沃什伯恩先生合伙创办了柯沃特&沃什伯恩公司，一家大型药品销售企业。阿斯穆森先生是康县的采石场老板。晚宴上还有很多这样的小角色，小作坊、小买卖、小产业的小老板或小合伙人——简单来说，都是小资产阶级。

他们是些精明有趣的人，说话简洁明了。虽未挑明，但他们抱怨的对象肯定都是那些大公司和垄断巨头。他们的信念就是：“搞垮托拉斯！”因为他们的不幸均是来自垄断，所有人都能讲出相同的痛苦经历。他们主张政府把持铁路或电报，征取高额的收入所得税，以防止大量财富过度集中。他们对于社会弊病的看法也是如此，水、电、燃气、电话和电车都应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

我尤其对采石场老板阿斯穆森先生的遭遇感兴趣。他坦言，尽管旧金山在大地震后重建时他接到了大笔的订单，但采石场根本不赚钱。重建工作已经进行了6年，采石场的规模先是扩大了4倍，如今又扩大到8倍，但他还是没过上好日子。

“铁路上的人了解我这买卖比我自己还清楚。”他说，“他们甚至毫厘不差地清楚运作成本，也知道合同的具体条款。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也只能猜测——我的员工里肯定有他们的奸细，他们肯定也与我的客户通气。你看啊，只要我接到笔大买卖，能让我赚上一笔的那种，从采石场到客户那的铁路运费就会涨，也没有个解释。我的利润都让铁路赚去了。对词我从没能使铁路方面让步，让他们能再去考虑一下这涨价。但另一方面，如果我这里出了事故，上调了成本或是接到不那么赚钱的订单，只有在这些时候，我才能跟铁路方面讨价。最终是铁路总是能或多或少地赚到我的钱。”

“对于你刚说的这事，”厄内斯特打断他问道，“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是不是可以认为铁路让你赚些小钱，通过这样的‘雇佣’，进而拥有了这个采石场呢？”

“十分正确。”阿斯穆森先生回答，“前段时间我查了一下过去十年的账本。发现这十年来我赚的钱正好和一个经理的工资相当。可以说，铁路占有了采石场，雇佣我来经营。”

“但还是有些不同的，”厄内斯特笑道，“你经营采石场所承受的风险，铁路方面可是一点也不用操心啊。”

“确实。”阿斯穆森先生悲哀地答道。

众人纷纷议论过后，厄内斯特开始一个个地向人们发问。他首先问了欧文先生。

“6个月前你在伯克利开了家分店？”

“对啊。”欧文答道。

“那时我见到三家开在街角上的小杂货铺关门了。是你的分店把他们挤兑出局了吗？”

欧文先生沾沾自喜地肯定了这一说法：“他们可竞争不过我。”

“为什么？”

“我有更充足的资金。我这么大的生意还是节约高效的。”

“你这家分店就这样夺取了三家小铺的利润。我懂了。但告诉我，那三个小铺的老板都怎么样了？”

“有一个在为我们配货。剩下的两个我就不知道了。”

厄内斯特突然又转向柯沃特先生。

“你靠打折倾销了很多药品。那些被你拖垮的小药店老板们都怎么样了呢？”

“其中一个，哈斯先生来了我们的处方药部门工作。”他答道。

“而你夺取到了他们的利润？”

“是的。我们做的生意就是这样。”

“你呢？”厄内斯特又忽转向阿斯穆森先生。“你被兼并了，铁路夺取了你的利润？”

阿斯穆森先生点点头。

“你们只是想要赚取利润吧？”

阿斯穆森先生又点了点头。

“从对手们身上赚取？”

没人回答。

“在对手们身上赚取利润吗？”厄内斯特坚持问道。

“钱就是这么赚的！”阿斯穆森先生不耐烦道。

“那么商业的规则就是去抢夺别人的利润，阻止别人来抢自己的利润吗？是这样吗？”

厄内斯特又问了一遍，阿斯穆森先生才开口回答，他说：

“是的，是这样的。只要别人不是太过分，我们不会妨碍他赚钱的。”

“过分指的是抢占了太多市场份额吧！而你们却不反对自己去抢占大份额？你们肯定不反对吧？”

阿斯穆森先生无可奈何地承认了。受厄内斯特挖苦的还有一个人，加尔文先生。他曾经是一家大型乳品厂的老板。

“前段时间，你一直在与乳业托拉斯作斗争，”厄内斯特对他说道，“如今你在搞农业政治。这是怎么回事呢？”

“哦，这场斗争还在继续。”加尔文先生答道。他看起来确实十分好斗，“我转移到了唯一还能够与托拉斯较量的战场上与之斗争，那就是政治。我来告诉你吧，我们奶农几年前做什么都可以按着自己的规矩来。”

“但你们内部还是有竞争的吧？”厄内斯特打断道。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利润始终上不去。我们试过组织起来，但单飞的奶农总是坏事。之后便来了乳业托拉斯。”

“有标准石油公司的巨资做后盾。”厄内斯特说。

“是的，”加尔文先生了解这一点，“但我们当时不知道。他们组织起我们：‘一起来赚大钱，要么就等着饿死吧！’大多数奶农都加入了，那些没合作的都挨了饿。唔，一开始，他们还会给我们分成……一夸脱牛奶涨一分钱，我们得四分之一，托拉斯得四分之三。随后牛奶又涨了一分，但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我们抱怨也没用，托拉斯掌管一切。我们发现我们就是他们的走卒。牛奶继续涨价，但没有我们的份了。后来托拉斯转而压榨我们。我们还能做什么？只能任其压榨。现在已经没有奶农，只有乳业托拉斯了。”

“但我想你们在那两分钱上还是有竞争力的啊。”厄内斯特小声地建议道。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也这么试了。”加尔文先生停了一下，“他们把我们搞破产了。托拉斯能拿出更低的报价，远比我们便宜。他们以这么低的售价是可以赚到一点利润的。但我们就亏了血本。我在这场价格战中损失了五万块，其他人大都破产了。奶农就这样被消灭了。”

“托拉斯将你们的利润给夺走，”厄内斯特说，“所以你就要通过政治立法将托拉斯消灭，夺回利润？”

加尔文先生面放红光：“这正是我跟农场主们演讲时说的内容。这是我们整个集体的共同理想。”

“然而托拉斯所生产的牛奶比单飞奶农的还要便宜吧？”厄内斯特问道。

“怎么能不便宜？靠着充足的资金，他们组建了先进的组织、研发了最新的机器。”

“毫无疑问，”厄内斯特答道，“他们当然能更便宜，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加尔文先生当场发表了一通政治演说表达出他的观点，受到在座很多人的吹捧，共同高叫着要毁灭托拉斯。

“可怜的天真家伙们，”厄内斯特小声地对我说道，“他们看事物确实看到了很远，但也只是到鼻子尖罢了。”

过了一会，他站起身，按照他的性格，晚宴剩下的时间又都是他的了。

“我认真倾听了你们所有人的说法。”他开始说道，“我清楚你们只是按照传统的规矩做买卖。生活就是在积累金钱。你们坚信自己就是来这世上赚钱的。但却遇见了障碍——在你们赚钱的道路上，杀出来个托拉斯，将利润抢走了。这确实阻碍了你们人生价值的实现。对于这个问题，你们也许就想到了一条出路：摧毁托拉斯，抢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利润。

“我听得很仔细，想到了一个词能形容你们。我就用这个词称呼你们吧，你们就是‘机器破坏者’。你们知道什么是‘机器破坏者’吗？我来告诉你们。在18世纪的英国，人们在自己家里用手工织布机织布。家庭作坊式的织布方法效率低下，品质粗糙，而且成本高昂。后来出现了蒸汽机和各种节约劳动力的机械。一座大型工厂有一千台纺织机，只由一台主发动机驱动。织布的成本远低于家庭作坊。因此工厂就开始了兼并，竞争渐渐消失。以前为自己工作的男人、女人们只能进入工厂为资本家工作。但是再后来，小孩子们也进入到工厂中，他们的工资还要更低一些，这便代替了男人。男人们的生活一落千丈，忍饥挨饿。他们说，这都是机器的错！所以便开始捣毁机器。他们没有成功，因为这是很愚蠢的行为。

“你们没有吸取那些人的教训。你们现在坐在这里，一个半世纪都过去了，还在想着要去捣毁机器。你们自己也承认，托拉斯的机器能比你们生产出更多、更便宜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竞争不过他们。而你们要去破坏那些机器，这样做比那些愚蠢的英国工人还要愚蠢。在你们幻想重塑竞争的时候，托拉斯会毫不费力地碾碎你们。

“你们所有人都能讲出一个相同的故事——兼并出现，竞争消失。你，欧文先生，当你的分店搞垮那三家小铺时，消除了伯克利的竞争。你的兼并很有成效。然而你还是会感到压力，害怕别人会兼并你，托拉斯来兼并你。但如果你的食杂托拉斯垄断了全美市场，那你肯定就得换上另一种腔调了，高唱着‘保佑托拉斯！’但现在，这小小的兼并还达不到托拉斯的程度，而你也意识到自己实力不足。你已经预见到自己终将穷途末路——自己和这些分店都只是棋子。你见识到了当今日益疯涨的利润和权力，铁路托拉斯，石油托拉斯，钢铁托拉斯，煤业托拉斯，他们的手伸向你的市场，这里捞一笔，那里揩点油。你也知道，他们终将打败你们，夺走你最后仅剩的这点份额。

“先生，你这棋下得可真臭。你运用高超的兼并手段，吃掉了伯克利的三家小铺子，还夸夸其谈你的效率和‘英明事迹’，用抢来的利润送你妻子去欧洲。这根本就是在狗咬狗，你将别人咬死了，你现在反倒被别的狗撕咬着，因此你要哭号。这番话不仅是对你一个人说的，也是对在座的所有人说的。你们在下一盘注定要输的棋，你们都在哭号。

“尽管你们吃着亏，却不愿面对现实，我说过的这种现实。你们也不愿承认喜欢抢夺别人利润，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别人也在抢你们。不，你们才不会那么笨的承认呢，你们会找别的借口。你们通过演说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意愿，像加尔文先生那样。他都说了什么呢？我只记得这么几句：‘我们起初的原则都是不错的’，‘国家现在急需重新施行美国联邦时期的那套做法——机会均等’，‘这个国家就是诞生于自由精神中’，‘让我们重拾先父们的原则’。

“他说 ‘机会均等’，肯定是指抢夺别人利润的机会均等。但现在托拉斯垄断市场，一点机会也没了。你们不断地重复着这口号，以至于自己都开始相信了，这可真滑稽。你们想要的只不过是抢夺同行利润的机会罢了。但你们却道貌岸然地说追求自由。你们根本就是既贪婪又愚蠢。正是你们所高呼的那些口号，蒙骗得自己都爱起这个国家来了。你们对利润的渴望本是性格中的自私，却伪装成对受苦之人的担忧。就诚实一次吧，正视这个问题，承认吧！”

在座的人无不火冒三丈，但又无不震惊。他们甚至害怕起这张年轻英俊的脸庞，言之凿凿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加尔文先生立刻反击。

“为什么不呢？”他质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到先父们初创合众国的时代呢？埃弗哈德先生，你说了这么伤人的事实，让我们也说两句吧。咱们都卸下伪装，接受埃弗哈德先生所述的事实。确实，我们小资产阶级就是为了追求利润，但托拉斯出现，抢走了利润。我们也确实想要摧毁托拉斯从而夺回属于我们的利润。但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做呢？为什么呢？我问你，为什么？”

“哈，现在我们谈到整件事情的重点了。”厄内斯特高兴地说道，“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可能你们还不能理解这其中的原因。你们也都研究过商业，当然都是小规模的。但你们根本没有研究过经济发展。你们正处于经济转型之中，但是没有意识到，这就造成了困惑。为什么不能回到以前？因为你们回不去了。就像水不能逆流回山上一样，你们不能使经济发展回初始状态。约书亚可以令太阳驻足在吉比恩的上空。但你们比约书亚还厉害，想要让太阳从天上退回去，好再享受一遍上午的时光。

“现在机械的使用带来了劳动力节约，优良组织形式提高了生产力，兼并提高了生产率，你们若使经济这颗太阳退回到十几年前，那就是要回到没有大资本家、没有高效机械、没有铁路的日子。那时候，商贩们还在一个混沌的经济秩序中相互争斗，原始的产品毫无用处，毫不标准并且造价高昂。相信我，约书亚所做的比这简单，还得到了上帝的帮助。但上帝已经遗忘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你们的太阳正在落下，再也不会升起。不管怎么努力，这太阳甚至都不会为你们停留。小资产阶级正在消亡，你们注定要从这个社会中消失。

“这是变革的需要，是上帝的旨意。兼并联合要比竞争分散更有益。原始人只是躲在石头缝里的弱小生物。但人们联合起来发动了对猎食者的战争，非常有战斗力，就因为他们团结起来了。原始人是一群联合起来的野兽。人类通过兼并联合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瞩目成就。这就是兼并与竞争的纷争，持续了千年。在这纷争中，竞争总是输家，这就使得兼并越来越昌盛。”

“但托拉斯是从竞争中崛起的啊。”加尔文先生打断道。

“确实如此，”厄内斯特答道，“但托拉斯的出现又消除了竞争。这就是为什么，用你的话来说，你不再做乳品买卖了。”

晚宴上第一次响起了笑声。加尔文先生自己也笑起自己来。

“现在，提到托拉斯，”厄内斯特继续说道，“让我们达成几个共识。我将要提出几个观点，如果你们对此有异议，请提出来。如果沉默，即是同意了我的观点。机械纺织机与手工纺织机相比，能织出更多、更便宜的布来吧？”他停了一下，没有人反对，“那捣毁机械纺织机，重新使用笨拙的手工纺织机就是不合理的吧？”众人点头同意了，“你们也知道托拉斯的产品比上千家小作坊的产品还要便宜、还要有效吧？”仍然没有反对的声音，“那去摧毁这么便宜高效的兼并就是不合理的吧？”

众人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应。最终柯沃特先生说话了。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他质问道，“摧毁托拉斯是我们唯一能想到的摆脱其统治的方法。”

厄内斯特的激情瞬间高涨了上来。

“我来给你们指条明路！”他叫道，“我们不能摧毁能够高效制造物美价廉的美妙机器。我们要去控制机器，通过物美价廉来赚取利润。赶走机器的主人，由我们自己去开动机器，由我们自己去拥有机器。而这，各位先生，就是社会主义，一种比托拉斯更高级的兼并联合形式。世界上能够最好地将经济和社会联合起来的方法。这将随着革命一同到来。我们将兼并融合进更大的兼并之中。这才是常胜之道。加入我们社会党，共同赢得胜利吧。”

这里出现了异议之声，人们摇着头，小声地议论起来。

“那么好，你们宁愿被这个社会所淘汰。”厄内斯特笑了，“幻想着抱住过去不放，你们注定毁灭。你们曾否想过，当比现在的托拉斯规模更宏大的兼并到来时，你们会怎样？当兼并巨头们都被兼并，并入到社会，经济甚至政治的‘托拉斯’中，你们将何处藏身？”

他突然逼向加尔文先生。

“告诉我，”厄内斯特说，“我说的这话都不是真的：你组建一个新党，因为旧党都由托拉斯控制。你的农业政治最大的障碍就是托拉斯。在障碍面前，你所遭受的每一次失败，每一次打击都是托拉斯策划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告诉我。”

加尔文先生保持了沉默，极不舒服。

“说吧。”厄内斯特怂恿道。

“是这样的。”加尔文先生坦白，“我们控制了俄勒冈立法议会，通过了一系列保护性法律。但都被州长给否决了，他是托拉斯的走狗。我们赢得了卡罗拉多州长竞选，但议会拒绝承认他新州长的职位。我们两次通过了国民所得税法案，但都因违宪而被最高法院否决了。最高法院被托拉斯玩弄在手心里。我们确实没能为自己的法官提供充足支持。但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托拉斯将掌控所有的立法议会，托拉斯联合巨头们将组建起自己的政府。”厄内斯特打断道。

“绝不！绝不！”众人叫了起来。每张脸上闪现出义愤填膺。

“那告诉我，”厄内斯特质问道，“当这种情况发生了，你们会怎么做？”

“我们将会发动强有力的起义！”阿斯穆森先生叫道，其他人高叫着赞同。

“这会引发内战。”厄内斯特警告道。

“是啊，那就打场内战！”阿斯穆森先生答道，在座的人们也纷纷支持他，“我们还没忘记先父的光荣事迹。为了自由，我们随时准备去战斗，去牺牲。”

厄内斯特笑了。

“不要忘了，”他说，“我们都已经同意你们所谓的自由是何物了，是你们抢夺别人利润的自由。”

在座的人本已十分愤怒，这下更加火上浇油。但厄内斯特的声音还是压过了这阵喧嚣。

“还有一个问题。当你们起义了之后，记住，你们起义的原因就是要反抗掌握在托拉斯手中的政府。因此为了镇压你们的起义，政府会动用陆军、海军甚至是民兵、警察——一句话，美国所有的战争机器都会来镇压你们。到时候你们还能有多大力量？”

众人脸上又显出沮丧。在他们能够恢复之前，厄内斯特又一次发难。

“你们还记得吗？最初美国的正规军只有5万人？年复一年，人数增加到了现在的30万。”

他继续打击他们。

“这也不是全部。正当你们辛勤地最求着喜爱的利润幻象时、将自己抢掠他人的行为美化成竞争时，垄断巨头们制造了一个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民兵。”

“那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柯沃特先生叫道，“这些民兵可以抵抗正规军的进攻。”

“你真应该去参加民兵看看。”厄内斯特反驳道，“被派往缅因，或佛罗里达，甚至是菲律宾，或别的什么地方，为了自由放干你朋友的血。而在堪萨斯，或者康斯维星，或者别的州，你的朋友也可以参加那里的民兵，来到加利福尼亚镇压反抗，放干你的血。”

这下他们都震惊了，无言以对，直到欧文先生嘀咕道：

“那我们不参加民兵总行了吧。我们又不蠢。”

厄内斯特哈哈大笑。

“你们还是没有理解托拉斯巨头们的实质。这没用，你们还是会应召入伍的。”

“还有民法保护我们的权利呐。”欧文先生坚持道。

“现在政府已经将民法弃置一旁了。只要你们发动强有力的起义，那这力量肯定是会被转而针对你们自己的。一旦加入了民兵，你们的力量就会被拆分得七零八落。人身保护权？我刚听见有人在嘀咕。没有这权利，你只剩准备后事的权利了。如果拒绝加入民兵，或者加入后不服从命令，那你们会受到军事法庭铁血的审判，像条狗一样被枪毙。这才是法律。”

“这才不是法律！”加尔文先生立刻反驳道，“没有这种法律。年轻人，这都是你臆想出来的吧。为什么？因为你提到将民兵派往菲律宾，这是违宪的。宪法明确规定民兵不得派往海外。”

“这和宪法有什么关系？”厄内斯特反问，“法院可以将宪法解释出另一个意思，这法院，像阿斯穆森先生说的那样，只是托拉斯的走狗。这才是我说的法律。这再很多年前就是法律了，已经9年了，先生们。”

“那我们只能等着被征召？”加尔文先生问道，“要是拒绝，军事法庭就会枪毙我们？”

“是的，”厄内斯特答，“正是如此。”

“我们怎么从未听说过这法律？”父亲问道。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件事感到很新鲜。

“两个原因，”厄内斯特说，“首先没有强调的必要。如果被强调过，你肯定会很快知道。其次这部法律是秘密地经过议会和国会快速批准的，都没有辩论。当然，报纸上也不会提。但社会党知道，刊登在我们的报纸上。你从没看过我们的报纸。”

“我还是认为这只是你在做梦。”加尔文先生固执地说，“国家绝不会允许这样。”

“国家确实允许了。”厄内斯特答道，“至于我的臆想——”他手伸进口袋，拿出一本小册子，“告诉我，这听起来是在做梦吗？”

他打开小册子，读了起来：

“‘第一条，该法律由某某机构全票通过。民兵组织应由健全的，18周岁以上45周岁以下的男性公民组成，代表其所在的州、地区或哥伦比亚特区。’

“‘第七条，任何军官和被征召的人员’——想想第一条，先生们，你们都是被征召的人员——‘被征召的人员，如有拒绝或忽略征召，即受到征召没有到征兵办公室报到的情况，将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按照审判结果接受惩罚。’

“‘第八条，军事法庭只能由民兵军官作为成员组成，负责一切审判军官或民兵的案件。’

“‘第九条，民兵组织应无条件服从美利坚合众国的命令，服从美利坚合众国其他正规军任何对等的规章制度。’

“听听吧，先生们，美国公民们，准民兵们。9年前，我们社会党认为这条法律只是针对劳动阶级。但现在看来也针对你们。威利议员在一段简短的讨论中说：‘这法律毫不费力地扼住了暴徒们的咽喉’——你们就是所说的暴徒，先生们——‘以免生命、自由和财富受到危害’。你们的起义危害了托拉斯的财富和自由，而他们会根据规则，利用这个来镇压你们。先生们，你们的尖牙已经被拔下，爪子也被剪断了。你们毫无力量但还要发动强有力的起义，这就是愚蠢。”

“我不信！”柯沃特叫道，“根本没有这种法律。这是你们社会党编造的谣言！”

“这部法律是在1902年7月30日向众议院申请提议的。”厄内斯特答道，“由俄亥俄州议员迪克提出，很快便被通过了。1903年1月14号国会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确立为法律。美国总统仅在7天之后就批准了。”

将零售价降低至成本价，甚至低于成本价，由于大公司在亏损中比小公司坚持得更久，所以便能迫使小公司倒闭。这是当时普遍的竞争机制。

由溃败的农场主们在当时建立的政党，目标是通过严格立法以摧毁垄断巨头。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

首家成功的垄断巨头——至少要比其他的垄断组织先进几十年。

破产——一个特定的机制豁免竞争失败者不必偿还之前欠下的债务。这样做的作用就是缓解社会上优胜劣汰型竞争的残酷性。

约书亚令太阳驻足：为了对抗亚摩利人，约书亚请求上帝将太阳停留在吉比恩上空，以便他们能在白天结束战斗。（译注）

埃弗哈德在关键点上是正确的。但在提出议案的日期还是错了。该议案于6月30号提出，而不是7月30号。在阿瑞斯保存的国会纪要中，可以查到涉及该议案的日期有：1902年6月30号，12月9、15、16和17号，1903年1月7、14号。当时在场的商人们忽视此类细节是很正常的。那时候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部法律的存在。革命家E·翁特曼1903年7月在堪萨斯州的吉拉德出版过关于这部“民兵法案”的小册子。这本册子在工人中流传得并不很广泛，造成了阶级隔阂——小资产阶级从未见过这本小册子，因此也不知道这部法律的存在。

第九章
梦的演算

当大家还沉浸在这震惊的事实中时，厄内斯特继续说道。

“你们中很多人都说过，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并对此深信不疑。但我还是要阐述它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的到来不仅会让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消失，而且也会让那些大资本家，甚至是托拉斯消失。请记住，变革不会倒退，只会向前。从竞争到联合，从兼并到联合，再到更大的联合。最终将成为社会主义，而这就是变革所到达的最大联合。

“你们说我这是做梦。那么好，我向你们推算这个梦。在这里我请你们挑出我的计算中错误的地方。我会用数学的方式推算出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请原谅我这与主题不相符的开篇废话。现在我们开始。

“首先，让我们来调查一个特定的工业生产过程，如有哪里不同意的地方，请大家指出来。有一家鞋厂用皮革制鞋。现有价值一百美元的皮革被买进工厂制成皮鞋。我们假设皮革现在价值两百美元了。这之中发生了什么呢？皮革的价值增加了一百美元。但这是如何增加的呢？让我们来具体地算一下。

“是资本家和工人增加的这一百美元。资本家提供工厂、机器并支出费用；工人提供劳动。增加的一百美元价值是资本家与工人共同协作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同意我的说法吧？”

在座的人肯定地点头表示同意。

“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创造了这一百美元。现在我们分配这一百美元。由于数据带有小数。所以为了方便，我们采用近似值。资本家得利润五十元为分成，工人们得工资五十元为分成。我们暂且不谈分配时会存在的分歧。但不管怎么争，都要按一定的百分比进行分配，这都是规定好的。请注意，这一现象不仅在个别的工业过程中存在，也存在于所有工业中。我说的对吧？”

所有人又都同意了厄内斯特的说法。

“如果工人用他的工资买鞋，那他只能买回来五十元的价值。我们都清楚这点吧？

“我们把这一特定的工业过程转移到整个美国工业体系中，包括皮革、原料、运输、销售等等一切环节。我们凑个整，就估计美国年生产总值约为40亿元。工人们在同一时期得到20亿元的工资。生产出的40亿元价值，有多少是工人们能买回来呢？是20亿，我确信这估计是无误的，也是相当保守的，其实工人连这一半都买不回来，因为资本家们有众多手段。

“但我们还是要说工人可以买回20亿。然后，我们有理由说工人只能消费这20亿元。但是仍然有20亿元是他们买不回来、消费不起的。”

“工人甚至都消费不了那20亿美元。”柯沃特先生说道，“如果他们花掉了，银行里就不会有任何储蓄。”

“工人在银行的储蓄只是一种储存资金，这些钱积攒着就是要用来消费。这些钱要留着养老、治病、应对突发事故甚至是用来办葬礼。银行储蓄只是放在架子上准备第二天吃掉的一块面包。所以说，工人消费了他们工资所能买到的一切产品。

“剩下的20亿元分配给了资本家。在支付完所有花费之后，资本家消费了剩下的钱吗？资本家全部消费了那20亿元吗？”

厄内斯特突然停了下来，将这个问题抛向了众人。他们都摇摇头。

“我不知道。”其中一人坦白道。

“你当然知道，”厄内斯特继续说道，“请仔细想想，如果资本家也消费了他的部分，那么整个资本就不会增加，总数是不会变的。看一下美国经济史，我们发现资本总量是持续增加的。所以资本家没有消费他的部分。大家还记得英国曾经拥有很多我们的铁路债券吗？多年之后我们买回了那些债券。如今美国资本家们拥有数百万墨西哥债券、俄国债券、意大利债券和希腊债券。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这数百万说明了资本家没有消费他们的那部分钱。进一步来说，资本家在资本生产一开始就没有消费属于他的那部分钱。

“现在我们到了关键的地方。美国一年生产价总值是40亿元。工人买回来并消费了20亿元。资本家却没有消费掉剩下的20亿元。这没有消费掉的部分产生了一大份结余。这结余可以做什么呢？工人不能消费任何结余，他们已经把工资花完了。资本家也不能消费，因为根据资本家的本质，他们已经消费了所能消费的一切。但结余仍然存在。我们对此可以做什么呢？它又可以做什么呢？”

“转嫁到国外去。”柯沃特先生主动回答道。

“确实如此，”厄内斯特也同意道，“正是这结余促使我们开拓国外市场。转嫁到国外去，而且它必须要转嫁到国外去。否则根本就没有别的办法摆脱它。那一部分没有被消费掉的结余到了国外，变成我们所说的贸易顺差。大家都同意我说的吧？”

“讲这些商业的基本知识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卡尔文先生讽刺道，“我们都懂得这些道理。”

“我就是要用这些基本知识来证明给你们看，”厄内斯特反驳道，“万变不离其宗。我就用这些来推演。请听好：

“美国已经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资本工业系统规律，国家必须要摆脱的未消费结余，而且是必须要转嫁到国外。对美国来说是这样，对于世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这样。每个国家都有未消费的结余。请不要忘了，这些国家互相间已经进行了贸易，但依然存在结余。这些国家的工人已经花光了他们的工资，不能再去消费任何结余。这些国家的资本家也按照其本质，消费了他所能消费的一切。但结余依然存在。众国更不能把这些结余互相处理掉。那人们怎么能摆脱它们呢？”

“转嫁到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去。”柯沃特先生建议道。

“确实。看吧，你们完全能够理解我的观点，替我说了下去。接下来，试想美国把结余处理到了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去，比如巴西。请记住，这些结余是在贸易中获得的，货物都已经卖了出去。那么，美国能从巴西得到什么呢？”

“黄金。”柯沃特先生说道。

“但世界上只有这么多黄金啊。”厄内斯特反驳道。

“抵押物形式的黄金和债券之类的。”柯沃特先生修正道。

“你说对了，”厄内斯特说，“美国从巴西得到债券和抵押物来抵消结余。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标志了美国开始拥有巴西的铁路、工厂、矿藏和土地。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柯沃特先生想了一下，摇摇头。

“我来告诉你，”厄内斯特继续道，“这意味着巴西的资源得到了开发。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之处。当巴西的资本主义开发了本国的资源，那么他们也会生产过剩。但巴西能把结余转嫁到美国吗？当然不能，美国自己也有结余。那么美国还能把自己的生产过剩摆脱给巴西吗？不能，现在巴西也生产过剩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美国和巴西都在寻找一些资源欠开发的国家，给他们的生产过剩减负。这一过程使那些国家得到发展。很快这些国家也会有自己的结余，他们也会寻找其他国家来减负。现在，先生们，请听好：地球只有这么大，只有这么多国家。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不管大小，如果都生产过剩，互相干瞪着眼，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停顿了一下，打量了一下听众。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困惑与惊讶。厄内斯特把如此抽象的事情具体化地展示给了人们。而他们只有震惊地呆坐着。

“卡尔文先生，我们从基础开始，”厄内斯特俏皮地说，“到现在我来讲一些深入的理论，非常简单，但正是精华所在。你们肯定也会想出答案的。那么，当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生产过剩，你们的资本生产会何去何从呢？”

卡尔文摇摇他混乱的脑袋，他显然在想厄内斯特的推演哪里出了错。

“咱们再简单地回顾一下基础，”厄内斯特说，“我们从鞋厂这个工业生产的特例开始，发现联合生产的分配在所有工业生产过程中都是一样的。工人只能用工资买到能够买到的产品，资本家们却不能消费剩余的产品。工人们把他们的工资全都花完了，资本家也消费了他们想消费的。但是仍然有未消耗的结余。我们都同意这些结余只能转嫁到国外。我们也同意摆脱结余会开发那个国家的资源，那个国家很快也会有自己的结余。我们将这一过程推广到全球，直到所有的国家都有了结余，而且这些结余不能再被处理。我还是要问，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些结余呢？”

依然没有人回答。

“卡尔文先生？”厄内斯特问。

“这难住我了。”卡尔文先生坦白道。

“我从来就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事，”阿斯穆森先生说，“但现在却如白纸黑字般显而易见。”

这是我一次听到卡尔·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观点，而且还被厄内斯特说得如此明白，以至于我也楞楞地坐在那里不知所措。

“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个摆脱结余的方法——”厄内斯特说，“扔到海里。每年将价值千百万美元的鞋、小麦、衣服和其他产品都扔到海里去。这样做会管用吗？”

“这当然管用，”卡尔文先生回答，“但这岂不是很荒唐？”

厄内斯特犀利的目光立刻地射向他。

“这难道比你们先辈所提倡的破坏机器那迂腐方式还荒唐吗？对于摆脱结余你们有什么建议吗？你们通过不生产任何剩余来逃避结余。那对于避免生产结余你们又有什么建议吗？通过最原始的生产方式——使用浪费高昂成本的手段来避免生产过剩，多么愚蠢荒谬。”

卡尔文咽了咽口水。他所说的观点根本无法成立。他又咽了一下口水，清了清嗓子。

“你是对的，”他说，“我认识到了荒唐之处。但我们总得做点什么。这关系到我们小资产阶级的存亡。我们拒绝灭亡。我们的方式注定荒唐，返回到祖辈们那种原始浪费的方式。我们要将工业拉回到托拉斯之前的时代。我们要毁掉机器。但你们又会做些什么呢？”

“你们不能毁掉机器，”厄内斯特答道，“你们不能逆转变革的潮流。反对你们的有两股势力，任何一方都比你们小资产阶级强大。大资本家，也就是托拉斯，不会让你们回到过去。他们不想机器被毁。另一个是比托拉斯还强大的工人阶级。他们也不会让你们毁掉机器。在托拉斯和工人之间的是主宰世界的权力和机器。哪一方都不想机器被毁，在这点上他们达成了共识。但双方都想拥有机器。小资产阶级在这场战斗中没有任何分量，是两个巨人中间的侏儒。你们还不明白吗，可怜的小资产阶级，被卡在上层和下层之间，研碎你们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了。

“我用推算的方式给大家展示了资本主义消失的必然性。当所有国家都无法摆脱或消费结余，资本主义终将会死在由自身所孕育的可怕利益结构之上。在那一天也就不会有毁灭机器一说了。这之间的争执只会归结为谁拥有机器的问题上了。如果工人胜利了，你们就会轻松一些。美国，以及整个世界也会因此进入一个崭新的辉煌时代。由于拥有了机器，生活再不会被其绑架，反而会变得更加公平，更加幸福和高尚。你们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哦，到那时只有工人阶级了，你们和所有工人会平均分配由机器产生的一切。我们一起会制造出更完美的机器。那时不会有任何的生产过剩，因为那时就根本没有任何利益可言。”

“但如果托拉斯赢得了机器的所有权和整个世界呢？”柯沃特先生问。

“那么，”厄内斯特答道，“你们，工人们，我们所有人都会再一次毁灭在专制独裁的铁蹄下。铁蹄，这是对专制独裁最合适的叫法。”

大家一声不吭，每个人都在意味深长地沉思着。

“但你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梦，”卡尔文先生又重复了一遍，“一个梦。”

“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这不是一个梦！”厄内斯特回答，“我称其为寡头政治，你们称为金权政治，我们说的都是一回事，都指的是大资本家或托拉斯。我们来看当今真正的权力在哪。为了方便，我们将社会划分出阶层。

“当今社会有三个主要阶层。第一是大资本家，由银行家、铁路大亨、公司总裁、和托拉斯巨头们组成。第二是在座的你们——小资产阶级，由农场主、商人、小制造商和雇员组成。第三是我的阶级，无产阶级，由产业工人构成。

“在当今的美国，我们可以说拥有财富才拥有权力。那么这三个阶层各自拥有多少财富呢。让我们看看些数字。大资本家们拥有670亿财富，这只占全国工作人口总数0.9%的阶层却拥有70%的财富。中产阶级人数占29%，他们拥有240亿财富。剩下的就是无产阶级，他们拥有40亿财富。在全部人口中，无产阶级占70%，但只拥有总财富的4%。权力到底在谁手里？在座的先生们？”

“从你的数据看来，我们小资产阶级要比无产阶级更强大。”阿斯姆森先生答道。

“说无产阶级弱小是不会让你们在大资本家们面前变得强大。”厄内斯特反驳道，“并且我还要说的是，还存在着比财富更强大的力量，强大是因无法夺走。那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体里的力量，存在于我们手里和指尖里的力量，这是无产阶级的力量，不能被剥夺。这是最原始的力量，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这比财富强大，更不能被其代替。

“但是你们的力量是分离的，可以被夺走。现在大资本家们正在慢慢地将其夺走，直到最终完全夺走你们的力量。那时你们就不再是小资产阶级了，和我们一样一无所有，成为无产阶级，你们会增加我们的力量，这正是妙处所在。我叫你们兄弟，咱们并肩作战。

“看到了吧，工人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会被夺走。工人的财富由衣服和日常用品组成，这东西到处都是，有的人甚至没有家庭的负担。但你们有实实在在的财富，价值240亿。大资本家会把这财富夺走。无产阶级当然也有可能先把这些财富夺走。先生们，你们还没明白你们的处境吗？小资产阶级是夹在狮子和老虎之间颤抖的小羊。狮子不吃，老虎也会吃掉你们的。如果大资本家吃掉了你们，那他们再被无产阶级这只黄雀吃掉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你们现在的财富并不是你们的真正力量。你们的财富在目前看来不过是个空壳罢了。这也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无力地哭号‘要回到过去’。你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脆弱。你们也知道你们的力量是个空壳。让我来告诉你们它到底有多脆弱。

“农场主们有什么权力？超过50%的农场主在本质上只是抵押了土地的佃户，因为他们被束缚着。说他们受束缚是因为托拉斯已经拥有或控制了（控制等于拥有，但比拥有程度更甚）农作物的所有销售环节，还有诸如冷藏、铁路、粮仓和漕运等环节。更厉害的是托拉斯控制了整个市场。农场主在这之中根本没有任何力量。稍后我会将农场主的政治力量和整个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进行对比说明。

“日复一日，托拉斯最终将农场主挤出市场，就像把卡尔文先生和其他奶农挤出市场一样，商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挤出市场。你们还记得六个月前，烟草托拉斯是如何把纽约的四百多家香烟店挤出市场的吗？还记得那些老式煤矿的矿主吗？即使我说，你们也知道是铁路托拉斯拥有或控制了整个无烟煤行业和所有的烟煤矿。难道标准石油托拉斯没有生产线吗？难道没有控制铜业吗？难道经营一家小小的冶炼厂就能被称作托拉斯吗？那些给美国万千的城市提供电力的公司都被标准石油拥有或是被控制。就像很多城市的电车运输一样，不管在城市、郊区甚至乡村，全部都被标准石油所控制。成千上万的公司和小资产阶级消失了。你们是知道这些的。这也是你们要走的道路。

“小规模制造商们和农场主一样。实际上，他们的数量会越来越少，最后会逐渐演化为封建时代的佃户一般。这样一来，雇员和艺术家都变成了农奴，差别只是称呼的不同。而政客们是金权政治的忠实支持者。卡尔文先生，你为什么夜以继日的工作，发动农场主和其他的小资产阶级组建新党派？因为其他旧党的政客们与你们重温旧梦的观点毫无瓜葛，并且在他们看来一文不值。他们就像我说的那样，只是金权的忠实支持者。

“我说那些雇员和艺术家是农奴。他们还能是什么呢？他们以及其他人，诸如教授、牧师和编辑都是靠为金权服务而糊口的。他们的工作就是宣传些对金权统治无害的观点或是为其歌功颂德。一旦说出任何对金权统治不利的观点，他们就会丢掉工作，如果没有未雨绸缪，他们只能成为无产阶级，或灭亡抑或为工人阶级摇旗呐喊。不要忘了是媒体、教堂和大学塑造了公众意识，为国家设定思想路线。至于艺术家，他们仅仅迎合了少数人——大资本家们不光彩的喜好。

“总之财富本身不是真正的力量，获得财富的能力才是。这力量被政府控制。那么是谁控制着政府呢？是有着两千万人的无产阶级额吗？你们肯定会对这嗤之以鼻。是有着八百万人的小资产阶级吗？你们还不如无产阶级。那么到底是谁在控制政府呢？是只占工作人口不足15%的大资本家。虽然他们都在殚精竭虑做着贡献，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在控制着政府，实际上只是大资本家们的智囊，这智囊包括七个精明有势的集团组成。

“让我用其中的一股势力，铁路集团，来说明他们通天的能力。这个集团雇佣了四万名律师为其打官司，为法官、银行家、编辑、牧师、大学教师、州立法机关甚至是国会提供方便。该集团在每州的政府，甚至国家首都进行大规模游说活动。集团在每个城市和乡镇雇佣大量吹毛求疵的律师和龌龊的政客。这些人通过参加选举，歪曲事实等手段达到影响陪审团，贿赂法官的目的，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为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先生们，我只是描绘了这七大资本集团中的一个。你们价值240亿的财富不能给予你们25%的权力，这只是空壳。但就是这空壳也会被夺走。大资本家们控制着一切。他们可以立法，因为他们控制着参议院、国会、法院和国家立法机关。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执法。如今大资本家们就制定了法律，召集警察、陆军、海军和民兵，召集你、我、我们所有人，让我们随时待命。”

后来大家短暂地讨论了一下，晚餐也就此终止。大家鸦雀无声地沉默着。人们起身离开时都在低声嘀咕。看来大家都被厄内斯特的预言吓到了。

“你说的确实很严峻，”卡尔文先生对厄内斯特说道，“我对你的观点还有些怀疑。有一点我不能同意，那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灭亡。我们会生存下去，我们会推翻托拉斯的。”

“返回到你们祖辈的时代吗？”厄内斯特最后问道。

“如果有必要的话，会的。”卡尔文先生郑重地说道，“我知道这种毁坏机器的方式很荒唐。但现如今，连生活都是荒唐的，大资本家的阴谋诡计又能怎么样呢？至少我们这种毁坏机器的方式是可行的。反观你的想法却只是梦。你的社会主义是……是的，只是个梦。我们不能跟随你。”

“我只希望大家能了解一些关于变革和社会学的事情，”在他们握手告别时，厄内斯特惆怅地说，“如果你们能知道这些，我们将会省去很多麻烦。”

埃弗哈德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了那时引起工人问题的原因。在联合生产的分配中，资本家想要他们能得到的一切，工人也想要他们能得到的一切。这种分配上争执是不可调和的。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工人和资本家在联合生产分配上的争执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于现在看来很荒唐，但毕竟我们比那时的人们进步了七个世纪。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此前几年曾公开宣称：“只有在商品交易中更加开放灵活，美国的生产过剩才会更好地处理到国外去。”当然他在这里提到的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系统中那些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资本。同一时期的美国参议院议员马克·汉娜曾说：“美国每年的财富比自身所能消费的财富多三分之一。”下议院议员昌西·迪普也说过：“美国人民的年产比他们的年消费要多20亿美元。”

卡尔·马克思——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19世纪德国犹太人，堪称当代的约翰·斯图尔特·弥尔。我们不会理解当时知名思想家和学者们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嗤之以鼻。马克思因其理论被祖国驱逐，最终客死在英国。

最早使用这一名称是专指寡头政治的。

埃弗哈德对于社会阶层的划分与当时官方统计员卢塞恩·撒尼尔的划分是一致的。他是在1900年美国人口普查时通过职业人员的数量来划分的。数据如下：大资本家250 251人；中产阶级8 429 845人；无产阶级20 393 137人。

标准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参考之后的脚注：“洛克菲勒曾是……”

尽管已经是1907年，但仍有11个集团控制着整个美国。但由于其中五个铁路集团合并为一个超级集团，这一数量变成了5个。这5个在经济和政治上联合的集团分别是（1）詹姆斯·J·希尔，控制着西北铁路；（2）宾夕法尼亚铁路集团以及费城和纽约的几大银行，由希夫任财务经理；（3）哈里曼集团，控制着中部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南线与西南线的运输，由弗里克任顾问，奥德尔任政治助理；（4）戈尔德家族铁路集团；（5）摩尔里德利兹集团，也就是被广为熟知的“洛克岛集团”。这些大富豪集团虽然是竞争的产物，但正是他们最终促使道路运输走向联合。

游说集团——一个以行贿、强迫等手段腐蚀本该为人民谋利的立法人员的特殊组织。

在埃弗哈德说这话的十年前，纽约贸易董事会发表了一篇报道，文中写到：“集团绝对控制着整个合众国大部分的立法权。他们能任命或撤销美国参议员、国会议员和州长，事实上他们就是美国政治的独裁者。”

洛克菲勒也曾是无产阶级的一员，通过勤俭外加狡诈的手段，他创造了第一个完美的托拉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标准石油公司。我们引用以下这些文字向读者揭示标准石油公司是如何通过生产结余的再投资把其他弱小的资本家击垮，加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这里引用当时激进派作家大卫·格拉罕·菲利普斯于1902年10月4日《星期六晚报》上所发表的评论。该副本是唯一流传至今的孤本。从外观和内容上看，该报非常畅销，发行量巨大。引用如下：

“大约十年前，据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洛克菲勒年收入达到3亿美元，这是石油行业中所能获得的最高收入。其中大部分都积攒在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手中。再投资问题变得严峻，可以说是一个噩梦。石油收入在不断增加，其他利好投资有限，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好的项目以供投资。洛克菲勒集团为获得更多的利益，将触手从石油伸到了其他的行业。他们受金钱的驱使和垄断的诱惑从而逐利。该集团雇佣了大批专门调查投资项目的工作人员。据说这些人的年薪达到了12万5千美元。

“洛克菲勒集团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对铁路行业的入侵。截止到1895年，该集团控制了全国五分之一的铁路。通过不断入侵，他们今天还拥有或控制了多少呢？他们控制了纽约的、北方的、东部的和西部的重要铁路线。西部的利润最少，但也有几百万。以芝加哥为中心辐射出去的大部分重要铁路线也被控制，还有多条大西洋方向的铁路线。政客们的选票为摩根先生助纣为虐。值得一提的是，洛克菲勒集团需要政客的智慧而非选票。二者如今的结合是一种“利益共同体”。

“但铁路行业还是无法消化大量的财富。约翰·D·洛克菲勒如今的财富从每月250万美元涨到了每月400万，500万，到最后直至600万美元，年收入达到了7 500万。闪亮的石油成了金光灿灿的利润。再投资的年收入也在以百万美元的速度缓慢增加着。

“洛克菲勒集团在平定了铁路之后，又向天然气和电力行业进军。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在夜晚降临的时候，无论点亮什么样的灯，都是在为洛克菲勒集团做贡献。他们还曾向农场抵押进军。据说当约翰·D·洛克菲勒得知市场的繁荣让农场主们有了赎回农场的能力时，他欲哭无泪。因为曾花费八百万美元、耗费多年时间经营的产业突然崩塌，而他一无所获。他要寻找新的出路。这个出乎意料的事件促使他开始寻找石油以外更广泛的行业，他们涉及的产业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屡不清了头绪。

“洛克菲勒集团进入矿业——铁矿、煤矿、铜矿和铅矿；进入其他工业公司；进入电车运输业；持国家、州和市债券；进入蒸汽机和蒸汽船制造业；进入电报业；进入房地产业，建造摩天大楼、宾馆和商业建筑；进入保险业和银行业。很快各行各业都被注入他们的资金……

“洛克菲勒银行——国家城市银行，是美国最大的银行，在世界上的规模仅次于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日均储额高达10亿美元。该银行控制了华尔街和股票市场的所有贷款，但这只是洛克菲勒集团旗下一系列银行的领头羊。他们在纽约还设有十四家分行和众多垄断公司，强大的影响力可以震动整个国家的金融秩序。

“约翰·D·洛克菲勒手中的标准石油公司股票的市值达4亿到5亿美元。他还持有钢铁垄断集团1亿美元的股份，这几乎相当于一条西部铁路线的总价值。他的钱每一秒都在增加，账目多得简直让人头痛。去年他的收入大约有1亿美元，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一年赚的钱可能也没有这么多。他的收入还在大幅增加着。”

第十章
漩涡

商人晚宴上炸响的惊雷余音不绝。我猛然发现自己安逸平庸不谙世事，终日生活在宁静校园里，但现在却卷入到世界风云变幻的漩涡中。不知是出于对厄内斯特的爱，还是受他所描绘的社会发展前景的吸引，我成为了一名革命者。但我知道我做得还不够。如果我是革命者，我就会全身心投入到三个月前的那场风暴之中。

我自身命运的危机与社会危机同时来临。首先是父亲被学校解雇。事实上，他不是真正被辞退，仅仅是要求他主动辞职而已。这并不被他放在心上，反而十分高兴，因为他的书《经济与教育》出版了。这本书充分阐明了他的观点，还有其他事实能更清楚地证明教育是由资产阶级主宰的吗？

如此确凿的证据却再找不到，父亲被强迫辞职的真相也一同被掩盖了。他这样杰出的科学家如果声明是被强迫辞退，那世界将一片哗然。但媒体却对父亲的辞职大加赞赏，说他为了投身于科学研究而主动放弃讲台。

父亲只有苦笑。但之后却非常生气，因为他的书遭到了查禁。查禁进行的非常隐秘，我们一开始都没有注意到。父亲的书刚面世时在国内还引起了一阵轰动。出版该书的右倾出版社对父亲还颇有微词：这样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研究自己的领域、而去投身社会主义真是遗憾；他的观点根本就是些浅见博文。父亲对此并不在意。如此的非议持续了一周，父亲听到也只是嗤笑，毕竟他的书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但没过多久，相关的报纸和批评杂志同时噤若寒蝉。父亲的书就在这时也一下子从市面上消失，一本也找不到了。父亲给出版社写信询问，被告知书的铅板被损坏了。接下来的事更让人无法满意，父亲要求出版社给出明确的答复，但他们最终表示没有办法再版了，愿意放弃该书的版权。

“你再也找不到愿意再版的出版社了。”厄内斯特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再去费事找出版社了。这是你初尝到被铁蹄践踏滋味。”

但父亲是一个科学家，他不相信任何没有过程的结果。实验如果离开任何细节和过程根本就不能称为实验。因此他耐心地去找出版社。出版社却给出诸多借口，没有一家愿意再版父亲的书。

当父亲意识到自己的书确实被查禁后，他将这一事件曝光给了新闻媒体，却再次遭到忽视。在一次社会党的政治会议上，父亲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有许多媒体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把查禁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人们。第二天读到报纸时他大笑起来，接着是无奈地生气——媒体不但对查禁只字未提，并且还歪曲了父亲的言论。报道断章取义，把父亲克制的申述描述成无政府主义者的疯狂咆哮。文章编造得确实很巧妙。我还记得有一处：父亲当时用的是“社会革命”，但在文章中“社会”被省略了。第二天美联社将带有这些字眼的报纸发到全国各地，所有人都疾呼真是十分危险。父亲被冠以恐怖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头衔。甚至一系列广为流传的卡通人物就是以父亲的形象刻画的。那是一群披头散发，双眼圆睁，手持着火把、长刀和炸弹的暴民，身后飘舞着红色的旗子。

媒体编造了冗长的社论诽谤父亲，攻击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并暗示父亲精神出现了问题。媒体的这种右倾行为一点也不新鲜，因为厄内斯特已经告诉过我们，这成了惯例。每次的社会党会议都会有媒体诽谤、歪曲会议内容。这是为了恐吓小资产阶级，让其远离无产阶级，避免二者联手组成联盟。厄内斯特反复劝说父亲停止抗争，去避避风头。

左倾媒体进行了反击，还能读报的工人阶级得知了父亲的书遭到查禁的消息。但这消息也只是在工人阶级内部传播。之后一家主流社会主义出版社——呼吁理性出版社，给父亲安排了再版事宜。父亲十分高兴，但厄内斯特却很警觉。

“要我说，我们正处在某事爆发的边缘，”他说，“身边正悄悄地发生着些大事。我们能感觉到，虽然不知这是什么，但这确实在发生着。这个社会都受这影响而颤抖着。请不要问我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被阴影笼罩的社会正在变革。查禁你的书只是风吹草动。还有多少书被查禁？我们也不清楚。我们还蒙在鼓里，没有办法去探究这一切。我们要当心社会主义媒体和出版社也会被查禁。恐怕这马上就要来了，我们要遭到打压。”

厄内斯特对于时事的预料要远比其他社会党人更准确，因为仅过了两天便发生了第一波预言中的打击事件。《呼吁理性报》每周大约发行75万份，读者都是无产阶级。该报还经常发表特刊，共约200万到500万份。这些特刊由少部分拥护《呼吁理性报》的工人阶级出钱出力而得以发行。第一波打击的目标就是一份特刊。这次打击是毁灭性的。专制政府中的邮政部认为这些特刊是没有稳定发行量的报刊，因此不再投送了。

一周之后，邮政部认为该报纸具有煽动性，全面禁止了其所有的投送业务。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宣传的巨大打击。《呼吁理性报》绝望了。人们想利用快递公司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但也遭拒绝。最终《呼吁理性报》停止发行，但并没完全退出市场。报社还在继续书籍出版工作。大约有2万本父亲的书在装订，而且他们还在印制更多。然而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一个暴徒挥舞着美国国旗、唱着爱国歌曲，将报社焚毁在熊熊大火之中。

在吉拉德，堪萨斯州一个安静的小镇，从来不找任何劳工麻烦的地方，《呼吁理性报》付给工会工资，事实上已经成为小镇的支柱，为成百上千的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个暴徒根本不是小镇上的人，很明显是突然来袭，在达成目的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厄内斯特在这事件之中看到了敌人最阴险的一面。

“黑色百人组织出现在了美国！”他说，“这只是个开始，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事接踵而至。铁蹄越来越大胆了。”

父亲的书完全消失了。黑色百人组织成员越来越多。几周之后，更多的社会主义报纸遭禁，还有好多左倾出版社遭到黑色百人组织破坏。媒体为维护反动的统治阶级，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媒体的造谣诽谤。黑色百人组织反而成为了爱国的代名词、社会的救世主。如此的误导甚至让教堂中虔诚的牧师们一边大加赞赏黑色百人组织，一边对暴力行为唏嘘不已。

一转眼秋季选举就要开始了，厄内斯特受社会党的提名参加了国会竞选，他获胜的概率很大。因为当时爆发了旧金山电车罢工事件，随后又发生了卡车司机罢工事件。这两次罢工的失败使得工会组织的发展举步维艰。水岸联合会和其行业同盟全力支持卡车司机的暴力打砸，刮起了一场血雨腥风。警察也打伤了很多人。死亡人数由于马斯登特别快递公司车库的机枪扫射事件而大大增加。

结果是引发了公众的不满，人们充满复仇情绪。他们想要血债血偿。但也正是由于这些暴力事件使得工人们成熟起来，他们要通过政治复仇。工人们依然保留着工会，这给他们在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增加了筹码。厄内斯特的机会越来越大。日子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多的工会投票给社会党。厄内斯特很高兴能得到丧葬从业者和玩具制造商的支持。狂热的工人近乎固执地支持着社会党，对于之前的旧党不屑一顾。旧党演说家们的讲堂常常是门可罗雀，偶尔也会座无虚席，但整个场面却会难以控制，甚至需要寻求警察的保护。

时间加快了脚步。空气随着所有正在上演和即临的事件而颤栗。国家处在萧条的边缘，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繁荣了多年的国家无法摆脱、消耗生产剩余所造成的。工业不景气，许多大工厂仍在执行繁荣时期的生产计划，工人们的工资被一减再减。

这时还爆发了机械工人大罢工，20万机械工人与金属行业的50万盟友一同发动了罢工。血腥的镇压堪称是美国历史之最。由雇主联合会派出的武装镇压者同工人们发生了拉锯战；同时，黑色百人组织也出现在公共场合，毁坏财产。最终美国政府出动10万军队方才平息该事件。许多工人领袖被处决，其他的被判入狱，成千上万的罢工者像牲畜一样被关进牛棚，饱受士兵的虐待。

国家为繁荣付出了代价。整个市场因供应过剩而萧条，缩水得最严重的莫过于工人的工资了。整个国家因为工业纠纷而动乱。工人在全国各地发动罢工，他们即使不是出于自愿，也是被资本家们逼迫所致。报纸上充斥着暴力血案的报道，但其实这全部都是黑色百人组织所为。暴乱、纵火和肆意破坏都是由他们计划实施的。就连军队都因此而进驻到事发地。整个城市和乡村如同武装营地一般。工人们像野狗一样被当场射杀。除了军队之外，政府还招募了大量的武装镇压者参与其中。每当工会把镇压者击退，军队就会出面绞杀工会。之后民兵参与进来。由于还没有到启用《民兵法案》的地步，因此仅派出了常规民兵部队驻扎在各地。在这个恐怖的非常时期，政府又扩军10万。

工人阶级在所有的冲突中均受到挫败。寡头政治家和大资本家第一次将所有赌注押在了雇主联合会身上。雇主联合会实际上是由小资产阶级组成。如今在面对这艰难的时刻和即将崩溃的市场，他们在工业巨头们的支持下，给予了工人们可怕的决定性打击。二者可谓强强联合，但这只是狮子和绵羊的联合。小资产阶级很快就会明白。

工人运动充满了血腥与痛苦，最终遭到镇压。然而这场动乱的结束并没有使国家走出困境。组成寡头政治最重要的一支力量——银行继续兴风作浪。华尔街使整个股市陷入泥潭中，所有土地在这次动乱中变得一文不值。新生的寡头政治阴沉、冷漠并且自以为是，在混乱中崭露头角，这份平静和自信令人恐惧。寡头不仅运用本身强大的能力，还借用美国财政部的力量来实施其计划。

大资本家随后便把矛头指向小资产阶级。曾经帮助大资本家镇压工人运动的雇主联合会，如今却遭到原来的盟友打压。随着小资产阶级瓦解，商人和制造者也随之消失，托拉斯的地位得到了稳固。垄断巨头在地位稳固之后更加放肆，不断地兴风作浪。他们知道如何在混乱之中牟取巨额利润。他们已经强大到可以控制由自己所酝酿的混乱。他们故意纵容形势恶化并借此掠夺一切。所有事物的价值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萎缩，而托拉斯却借此大发横财，他们将企业扩张到许多新的领域中，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了小资产阶级为代价的。

1912年的夏天，小资产阶级受到了托拉斯的致命一击。连厄内斯特对这一打击都感到震惊，他不祥地摇摇头，失去了秋季大选的最后一丝希望。

“这一切都没有用了。”他说，“我们败了，铁蹄就在我们面前。我曾经希望用选举的方式来取得和平的胜利。但是我错了，威金森是对的。我们连最后一点自由都要被夺走。铁蹄将踏在我们的脸上。最终只有一场工人阶级的浴血革命。我们当然会胜利，但一想到这革命，我心就战栗不已。”

自此厄内斯特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他走到社会党人面前，阐述了他的想法。但他的战友们却不赞成，坚持认为只有通过选举才能获得胜利。他们不是因为害怕而这样认为，冷静的他们只是太过天真了。人们只是不相信革命，如此而已。厄内斯特无法让大家看到新生寡头政治的可怕。人们以前受厄内斯特的鼓舞，太过相信自身的力量。在他们看来，社会进化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寡头，因此也不会相信寡头政治的观点了。

“我们会把你送进国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同志们在一次秘密会议中告诉厄内斯特。

“到时候他们会把我押出国会，”厄内斯特冷冷答道，“把我按到墙上，将我枪毙，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会揭竿而起。”十几个声音同时答道。

“然后在血泊中翻滚吧，”厄内斯特反驳道，“我已经从小资产阶级那里听到过这些说辞了，然而他们现在又是怎样了呢？”

黑色百人组织是由俄国革命后残留的专制独裁势力组织起来的反动分子。这些反动分子袭击革命团体，发动暴乱，毁坏财产，为专制独裁的哥萨克政府寻找反攻倒算的机会。

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这一段时间的困难可想而知。繁荣往往伴随着阵痛。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积累了大量无法消耗的剩余所致。

武装镇压者——该组织的目的和行为正如名称所示，是资本家的私人武装，组织有序、装备精良。成员接受过特殊训练，反应迅速，听令于雇主的命令可以奔赴任何发生罢工的地方。只有在那种特殊时期才出现的一个特殊组织。法利，著名的武装镇压者头目，在1906年带领2 500名全副武装的暴徒横跨美国，镇压了从纽约漫延至旧金山的汽车工人罢工。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但却又有成千上万例，参与者均逃脱了惩罚。这充分说明了司法系统只是金权政治集团的傀儡。

牛棚——19世纪后期，爱达荷州爆发的矿工罢工中，许多工人被军队赶到了牛棚之中。直到20世纪时，这个词还一直被使用。

这个名称源于俄国，黑色百人是资本主义特务体系发展的产物，他们在19世纪的劳工运动中兴起。这一点我们不必在此赘述。美国劳工协会会长，卡罗尔·D·怀特对这一组织有明确的权威解释和说明。援引一段由他所著的书——《工人斗争》中的一段话：“历史上多次大型的罢工冲突都是由雇主们故意煽动的；制造商们故意鼓动罢工以此来摆脱自身的生产剩余。他们在铁路大罢工中将运送货物的车辆焚毁并借此增加混乱。”黑色百人组织，这个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秘密特务组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的。在这之后，该组织完全成为了寡头政治的可怕武器，混乱煽动者。

华尔街——来源于旧时纽约的一个街名。股票交易市场坐落在这条街上，这里还有许多不良社会团体在暗中操控国家工业。

第十一章
大冒险

威金森先生并没有特意去找父亲，他们在去往旧金山的渡轮上偶遇，威金森顺便给了父亲一个忠告。如果他们没有相遇，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忠告，事情的结果就会大不一样。父亲是五月花号的后裔，他是从不会屈服的。

“厄内斯特是对的，”他一回家就对我说，“他是个杰出的年轻人，我更愿意将你嫁给他而不是洛克菲勒，更不是英国国王。”

“出了什么事？”我警觉地问。

寡头就要踏在人们的身上了——包括你和我。威金森先生告诉了我。对于一个大资本家来说，他还是很仁慈的。他让我重新回到大学。你是怎么想的呢？威金森，一个利欲熏心的剥削者，却有决定我是否能在国立大学教书的权力。他还给了我比回去教课还好的差事，他早已计划好让我当物理学院的院长。你看，这些大资本家们总得摆脱他们的剩余吧。

“‘你还记得我跟你女儿的那个社会党男友说过的话吗？’他对我说道，‘我告诉过他，我们会踩在工人阶级头上前行，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但对您这位科学家而言，我非常敬重您。但如果您和工人阶级站到了同一条战线，那么得要小心自己的命运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些。’然后他就走了。”

“这意味着我们得提前你的结婚计划了。”当我告诉厄内斯特时，他说。

我并没有理解他的话，但很快就明白了。那时正是发放希艾拉工坊季度分红的时候，或者说是应该发分红的时候，可是父亲却没有收到。在等待几天无果之后，父亲给经纪人写了封信。在收到的回复中竟然说没有任何关于父亲拥有股票的记录，并假惺惺地要求父亲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那我就给他些更详细的信息，堵上他的嘴。”父亲气愤地说。然后他便去银行取存放在保险箱里的股票凭证。

“厄内斯特是个杰出的年轻人，”当他回到家，我给他脱大衣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女儿，和你在一起的这个人，是一个杰出的年轻人。”

当他以这样的方式赞扬厄内斯特的时候，我便知道发生了糟糕的事。

“他们已经踩到我头上了，”他解释道，“根本就没有股票。保险箱早已经空了。你和厄内斯特得赶快结婚。”

父亲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办事原则，将希艾拉工坊告上了法庭，但他却不能把他们绳之以法。父亲不能左右法庭，但希艾拉能。这便解释了一切：父亲败诉，但那些厚颜无耻的人却逍遥法外。

当回顾这一切时候，我都觉得父亲败诉这事真是可笑至极。后来父亲和威金森先生又在旧金山街头偶遇，他指责威金森是一个该死的恶棍。然而父亲却因为蓄意袭击而遭逮捕，被判处罚金，并受到警告。面对如此荒唐的事情，父亲只得自嘲了之。但这件事却在当地媒体上引起了一阵喧嚣！更有不耻的言论诽谤说，所有信奉社会主义的人都已感染了暴力病毒。过着平和生活的父亲，却成了展示暴力病毒危害的活例。不止一家报纸报道父亲在科学研究的重压之下判断力减弱，还暗示说父亲已经疯了，应被关进精神病院。这已不是空口的诽谤，而是正在逼近的危险。但父亲早就预料到了。无论出现如何不公平的言论，他都不做任何回应。这是父亲从大主教那里学到的。我认为这样做完全出乎了敌人们的预料。

接下来，我们的房子又遭到不测，被强制抵押了。我们不得不放弃房子的所有权。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贷款。当初建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付清了所有款项。房子从始至终都是自由的，并不能用做抵押。不过抵押贷款却被合理合法地附加到了我们的房子上，还出现了多年的利息支付记录。父亲十分无奈，社会这台“机器”由那些想搞垮父亲的人操作着。先是被夺走了钱，现在又被夺走了房子，父亲老无所依了。然而他竟不再生气，已然有了哲学家的风范。

“我是注定要被打垮的。”他对我说，“但这不是我故作镇定的理由。我这一把老骨头已经得到了教训。我真的不想在精神病院里度过最后的日子。”

这让我想起了还未提及的莫尔豪斯主教。同样没有提的还有我的婚礼。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我知道我的婚礼毫无意义可言，就不再复述了。

“现在我们真的成了无产阶级。”当我们被赶出房子，父亲说道，“我特别羡慕你的丈夫能够了解无产阶级。我现在应该好好学习一番了。”

父亲的身体里流淌着冒险者的血液。他把我们所遭受的苦难权当是一次冒险。心里毫不生气，也不抱怨。他以哲学家的冷静，平静地看待一切。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他还是会躲进思想的世界，在那里怀念我们失去的一切。当我们搬进旧金山市场街南边的贫民窟，面对四间破房子时，父亲以孩子似的热情看待这次冒险，同时又以内心的智慧保持着清晰的头脑。他的思想永远不会凝结。他眼里容不得虚假的价值观——世俗的价值观对他来说一文不值。他在乎的是精准而科学的思想。我的父亲是个伟大的人，他有着伟人的头脑和灵魂。他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厄内斯特还伟大，比那些我所知道的伟人还要伟大！

在生活发生巨变之后，我只有以此为安慰。如果还有其它宽慰了我的事情，那就是我避免了因憎恨寡头统治，而在大学城中遭受孤立的窘境。如此的巨变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冒险，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次爱的冒险。生活的巨变反而成就了我的婚姻，我是以妻子的身份入住旧金山贫民区佩尔街的这处四居所的。

最重要的是：我让厄内斯特感到幸福。我走进他暴风雨般的生活，不但没给他增加顾虑，反而带来了平和与安宁。我能使他得到休息，因为我爱他。这是一个我成功坚守住的可靠誓言。他疲惫的双眼因我而充满欣慰与快乐。还有什么能让我如此幸福呢？

他双眼总是被疲惫蒙住。没有人能像他一样不知疲倦地辛苦工作，为他人操劳。这是他的准则。他是人道主义者，奉献着他的爱。他有着不朽的斗争精神，强健的体魄和崇高的思想。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温柔且绅士的诗人。是的，他是一个诗人，更确切的说是一名演唱家。出于对，他的一生都在为人类歌唱。他为此付出了生命和一切。

他做这一切从不图任何回报。他也从不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与不朽齐名，但却又否认自己的不朽，他就是这样矛盾。他的内心火热，却被冰冷的唯物主义占据着。我曾告诉他我将他的灵魂作为衡量他不朽的标准，我要和他一直生活下去，永世不离不弃。他只是笑笑，用胳膊挽着我，叫我亲爱的形而上学主义者。就在那一刻，他眼中的疲倦消失不见，流淌着爱与幸福，在这清澈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不朽。

他也叫我二元论者。他曾解释过康德是如何出于理性去崇拜上帝而又放弃了理性的。他类比我的做法也是如此的错误。我承认错误，但会辩解说这种行为是非常理性的。这时他便会抱紧我哈哈大笑，就像是上帝对身边至亲那样开怀大笑。我常常觉得他的创造力和才华既不是遗传也不是后天所决定，而是他冷静地对隐藏在科学和生命中那些难以捉摸的规律和精华的探索、分析以及理解所致。

我曾认为世间是由上帝创造的幻象，灵魂则是上帝的投影。当厄内斯特叫我亲爱的形而上学主义者时，我说他是不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就是如此幸福地相爱。我接受他的唯物主义是因为他的伟大事业。他不去奢求任何私利。也正是因为他崇高的精神使他放弃了骄傲、自我和灵魂。

但他依然骄傲。一个雄鹰般的人怎么会不骄傲呢？他认为一个生命有限的凡人感受到神圣的上帝是一种升华，而不能像神一样去揣摩神圣。他也是这样看待生死的。他喜欢一段诗，但却从来不读完整首，也不求甚解。我将把这段诗篇摘抄下来，不仅是因为他喜欢，这些诗句还是他矛盾思想的典型表现，对他的精神的理解。热情澎湃汹涌地诵读这样诗词的一个人，为什么依然是个难以捉摸的凡人？最终从这世界消失？下面就是这段诗：

“于欢乐之中寻求欢乐，于拥有中获得拥有，是我生来就注定的权利，

我赞美无尽的生命，直到世间的永恒。

即使每个人最终都会逝去，走向时间的终点。

但我依然会享受这人间至福，用尽我生命中的每一刻——

“将骄傲当酒的泡沫，将力量当酒的味道，把女性当酒的甜蜜！

我将这杯酒一饮而下，啊……这酒多么甜美；

我为生命干杯，我为死亡干杯。

我咂咂嘴唱着歌，如果我逝去，一首‘我将继续为这一切干杯’依然会唱响。

“我的上帝，

那个从伊甸园被赶出去的人是我，是我啊，

我应该在海天交接之处见证天地的分离；

因为那是我的世界，我的美丽的世界，

这世界充满了充满苦难，这苦难从孩童第一声啼哭直到人最终的逝去。

“与未出生的种族同脉相连，与整个世界并驾齐驱，

我内心狂野热血的涌动，会将审判之火扑灭。

我是人，是人，是人，从我的肉体到我那世俗的目标。

从我降生的忧郁到我裸露灵魂的光辉。

我是血肉之躯，我的愿望不被世界接受。

不满足于受到诅咒伊甸园，我要亲自耕耘为了满足自己。

万能的上帝啊，当我喝了生命这杯五彩斑斓的酒，

暗无天日无尽苦难的黑夜就不会太长了。

“我的上帝，那个从伊甸园被赶出去的人是我，是我啊，

我应该在海天交接之处见证天地的分离；

因为那是我的世界，我的美丽的世界，

这世界充满欢乐，从北极最明亮的光芒直到我爱之夜的黄昏。”

厄内斯特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是他的信念让他如此。但仅凭这信念却也不能将他眼里的疲惫带走。他那可爱但疲惫的双眼。他的睡眠从来没超过四个半小时，即使这样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他从来没有停止竞选的准备工作。他提前准备为工人组织的演讲。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任何竞选活动中。随着左倾出版社遭到打压，他那微薄的版税收入早已告吹，但还是要奋力生活。他为众多科学和哲学杂志做翻译。在一天的竞选活动之后，他常常很晚才能回家，并要通宵达旦地翻译。与此同时，他还不忘学习，充实自己。他直到去世也没有停止过学习。

尽管如此，他依然有时间来爱我，让我幸福。我也将自己完全融入到了他的生活中。我学会了速记和打字，成了他的秘书。他认为我成功地将他的工作量减半了。我也通过他的工作来学习、理解他。两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娱乐。

在工作的间隙，我们也有欢乐——一个字，一个关心或爱的眼神。我们因此而更加幸福。我们住在高地上，空气清新，星光闪闪。这里是人性的乐土，没有卑鄙和自私。我们深爱着对方。我们的爱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最重要的是，我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我让他得到了休息——为他人奉献、双眼满是疲惫的爱人，得到了休息。

这是发现新大陆之后最早到达美国的殖民船。殖民者的后代们曾为他们的血统而骄傲。但后来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传承了这一血脉。

第十二章
大主教

那是在我婚后的某天，我偶遇了莫尔豪斯主教。我得按事情的顺序来叙述。主教在I·P·H会议上失控后，无奈地向友善的压力屈服，去旅行了。但他回来后，更加坚定了宣扬教会信念的决心。令信徒们担忧的是，他回来后的第一次布道与以前如出一辙。他再次说道，教会最终还是痛苦地慢慢偏离了主的教导，贪婪已替代了耶稣的神圣地位。

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被强制送入私人疗养院，治疗精神问题去了。媒体用同情的口吻将这归结于他的精神崩溃；更有甚者，说这是他的品质问题。实际上他被囚禁在了疗养院。我多次要求见他，均被拒绝了。这样一个理智正常的圣人却被残酷野蛮的社会所摧毁，我感到极度悲哀。理性的主教是一个高洁的人。厄内斯特说过，这一切都要归结为他没有正确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正是这些错误的概念导致他不能正确地应对遇到的情况。

主教的无助让我害怕。如果他坚信他看到既是真理，那他只能是被关在病房里的精神病人。他什么都做不了，财富、地位、学识都不能挽救他。他的观点对社会是危险的。社会不可能容忍一个理性的人提出这样危险的观点。至少对我来说，这才是社会。

主教摆脱不掉阴谋诡计的控制，与他的高洁无关。他也清楚自己的危险。自己陷入了一张大网中，他也在努力挣脱。他拒绝了父亲、厄内斯特和我以及其他朋友的帮助，独自一人战斗。在这个受尽管制的孤独疗养院里，他慢慢地恢复了，再一次变得理智，双眼不再看到幻觉，也停止了幻想。他明白了他的责任是为统治者饲养羔羊。

正如我所说的，他好了，非常的好。媒体和信徒们为他的回归而高兴。我去过他的教堂。他的布道和看到幻象之前一模一样。我失望，我震惊。是社会将他打败了吗？他是个懦夫吗？还是他放弃了信仰？还是他受到巨大的伤害，抑或是他温顺地向暴政统治屈服了？

我去他漂亮的家拜访。他彻底变了样，更加的消瘦，脸上也出现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皱纹。我的到来明显地让他感到不安。交谈时，他紧张地揪着袖子。他的眼睛游离，一会盯着这儿，一会盯着那儿，避免接触我的眼神。不知他在想着什么，我们的对话总是无故停止，时常突然转换话题，前言不搭后语。这难道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意志坚定、慈祥如天父、眼神纯洁清澈并坚毅的那个人吗？他被人操控了，他向威胁屈服了。他的精神太过温顺，还不足以强大到去面对这个吃人的社会。

我如鲠在喉，感到非常悲伤。他含糊不清地说话，明白我盘算着对他的质问，他很担心我的这种思想。他以一种病态的恍惚方式说着话。我们断断续续地讨论了教会和教会的变化，还有那微薄的慈善金。当我告辞时，我从他眼里看了解脱。我却笑不出来，心里泪流不止。

可怜的人！我早该知道！我毫不怀疑他曾像巨人那样战斗过。他周围有成千上万的战友，但他仍单打独斗，孤独的一个人为自己的战役战斗着。他被对疗养院的恐惧和对真理正义的忠诚撕裂。他曾如此坚信真理和正义。但他如今却孤独地不敢去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他已得到教训。这教训太深刻了。

不久我便听说主教突然消失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离开。时间一天天过去，再也不见他回来。甚至有谣言说，他由于精神错乱发作而自杀了。但谣言在他变卖了所有财产后就不攻自破了。他卖掉了城里的豪宅、门罗公园的乡村小屋、字画、收藏品甚至他最爱的藏书。很显然在消失之前，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秘密清理。

这发生在巨变之后。直到搬进了新家，我们才有机会去认真思忖他所做的一切。后来事情才突然真相大白。一天傍晚，但还不到黄昏的时候，我到街对面的肉食店买排骨为厄内斯特做晚饭。在新家里，我们把每天最后一顿饭叫做“晚饭”。

就在我走出肉食店的时候，一个身影出现在杂货店的角落。一丝熟悉的感觉让我多看了一眼。可他立刻转身走掉了。那人倾斜的肩膀和衣领与帽沿间的一缕银头发使我想起了什么。我没有过马路，反而冲过去追赶他。我加快了脚步，试着否定脑海里不由自主产生的奇怪想法。这绝不可能，不可能是他——他没有褪色的工装裤，裤腿没那么长，裤脚也没有磨破。

我停下来自嘲了一声，几乎要放弃追逐的脚步。但萦绕在脑海里那熟悉的肩膀和银发让我不能放弃。我再次加快脚步。当我追上他的时候，仔细打量了他一番，还围着他转了一圈。我认出他就是主教。

他也猛地止住脚步，喘着气。一个大号纸袋从手上滑落在人行道上。袋子碎了，土豆散了一地，在地上滚来滚去。他惊讶地瞪着我，好像要随时逃走。但他最终失望地垂下肩膀，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握了握我伸出的手，他的手是粘的。他尴尬地清了清嗓子。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额头上的汗水。很明显，他着实被吓了一跳。

“那些土豆，”他低声喃喃道，“很重要。”

我们赶紧捡起土豆重新放进破袋子里。主教小心翼翼地抱着那个袋子。我告诉他，我很高兴能够遇到他，希望他一定来我家看看。

“父亲见到你会非常高兴的，”我说，“我们住得非常近。”

“不行，”他说，“我得走了。再见。”

他看起来那么忧郁，好像害怕被别人发现，拔腿便走。

“告诉我你们住哪儿，过些日子我去拜访。”他看我一直跟着他。而我就是要缠着他，现在他发现了我的企图。

“不，”我坚决地回答，“你必须现在来我们家。”

他看着那些土豆在怀里晃动，另一只手上还有个小包。

“真的，今天不可能了，”他说，“请原谅我的粗鲁，请你理解。”

他看起来好像就要崩溃了，但他很快就调整了过来。

“而且这些食物，”他继续道，“这是个悲伤的事，很糟糕。那是位老妇人，我必须马上把土豆给她。她急需这些土豆。我必须马上走了。你要知道。我会回来的，我保证。”

“我和你一起去吧，”我志愿道，“离这里远吗？”

他叹了口气，妥协了。

“只有两条街，”他说，“那我们就快一点吧。”

在主教的引导下我才了解我生活的区域。我从没有想过这里还有痛苦和不幸。这是当然，因为我从不将自己和慈善挂钩。我认为厄内斯特说得很对，他认为慈善只不过是伤疤上的一剂敷剂。祛除伤疤才是真正的治疗之法。给工人提供所需，给曾经光荣战斗的老兵发放应得的补助。这样便不会有慈善的必要。我坚信这一点，因此才和他一起不辞辛劳地为革命奉献，而不是耗尽精力减轻由资本主义分配不均产生的社会顽疾。

我跟着主教来到一栋出租房的单间里，只有十尺见方。屋里住着一位瘦小的德国老太太，主教说她64岁了。她看到我有些惊讶，但依然高兴地朝我点点头便继续缝补腿上放着的裤子了。旁边的地上是一堆裤子。主教发现这里既没有煤也没有柴火，转身便去买。

我拿起一条裤子，看了看她的工作成果。

“六分钱，女士，”她轻轻地点着头，继续她的缝补工作。她慢慢地缝着，却从不停手。她好像被施了“缝补”魔咒一样。

“所有的裤子一共六分？”我问她，“他们就给你这么多工钱吗？你要用多长时间？”

“是的，”她答道，“他们就给我这么多。六分钱，所有的裤子。一条裤子要用两个小时才能缝补完。”

“但老板是不知道这些的，”她补充道，害怕将自己陷入麻烦之中，“我很慢。我的手有风湿病。女孩们要快多了。她们用一半时间就完成了。老板人很好。他让我带回家来做，因为我很老了而且机器的噪音会影响我的工作。如果不是他这么好，我就得饿死。

“是啊，工厂的人会赚八分钱。还能指望什么呢？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活儿给年轻人。老骨头就更没有了。我经常只能拿到一条裤子。时不时，就像今天，天黑之前我还有八条裤子。”

我又问了问她的工作时间，她说这取决于在什么季节。

“夏天，如果有很多活，我会从早上五点做到晚上十点。但冬天太冷，手会冻僵，一时半会做不来。那我就得工作到很晚，有时候得到午夜。

“是的，这是个很糟糕的夏天。我们处在艰难时期。上帝一定是生气了。这是老板这周给我的第一份活。真的，如果没有工作就得吃少点。我习惯了。我这辈子都在缝补，不论在原来的地方还是在这里，旧金山，整整33年了，我都在缝补。

“你还得交房租呀。房东也非常好，但他也得交他的房租，很公平。这间屋子他只收3美元。很便宜的，但每个月要凑齐这3美元可不容易。”

她沉默了，只是点着头，继续着她的缝补。

“你必须要对你赚的钱仔细分配。”我建议她。

她用力地点点头。

“毕竟房租不是很贵。当然了，我不能买肉，咖啡里也不能加奶。但我每天都有一顿饭吃，有时候两顿。”

她骄傲地说着，话里充满成功的味道，但接着还是沉默地缝补。我从她高兴的眼神中和下垂的嘴角里看到了悲伤。慢慢的，眼里的愉悦之情也消失了。她快速地嘀咕着模糊不清的话，这干扰了她的缝补工作。

“不，不是饥饿让我们感到伤心，”她解释道，“我能适应饥饿。我是为我女儿伤心。是机器害了她。她工作得那么认真。可我不明白，她那么健康，年轻，只有四十岁。她才工作了三十年。她很小就开始工作了。我的丈夫也死了，工作时锅炉爆炸。我们能做什么呢？她十岁开始工作，孩子小但有劲。机器杀了她。是的，是机器，杀了她，她曾经是厂里最快的。我常常想起来这些，而且这也是我不在厂里工作的原因。那些机器让我头疼。我总是听见它说，‘是我干的，是我干的。’ 它整天都在说着。我只要想到女儿，就不能工作。”

她那对衰老的眼睛再次湿润了，她马上将泪水擦干，继续工作。

听到主教蹒跚爬楼的脚步声，我打开门。他可真厉害，背上背着半袋子煤，还有些柴火在煤上。煤灰把他的脸都弄黑了，汗水流下来，脸都花了。他将身上的东西放到炉子边的墙角里，用粗糙的大手帕将脸上的灰擦去。我简直不敢相信。主教，像煤工一样黑，穿着工人的廉价棉衬衫（领口的扣子不见了），腿上穿一条工装裤！这条裤子是最不协调的，磨损的裤脚被双脚拖在地上。腰上系着工人的窄皮带。

尽管主教已经暖和过来，可是老妇人肿胀的双手还是在颤抖。我们走之前主教生起了炉火，我也帮忙把土豆削好放到了锅里。时间一天天过去，我见类似的事也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比她还要糟糕，这些都藏在周围那些漆黑深邃的出租房里。

直到我们回到家，厄内斯特才松了口气，他对我刚才的消失感到很紧张。与惊讶的家人打过招呼之后，主教靠到椅子上，伸出被工装裤盖住的脚，舒舒服服地出了一口气。他说我们是他消失之后见到的第一批老朋友。在这消失的几星期里，他独自一人忍受着强烈的孤独。他告诉了我们很多事，更多的是他感受到了在主的指引下做善举的幸福。

“现在真的是，”他说，“我在喂养主的羔羊。我已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只有填饱肚子，才能在精神上有所作为。主的羔羊们必须要吃面包、黄油、土豆和肉。在那之后，也只有在那之后，灵魂才能得到升华。”

他大口地吃着我做的晚餐。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从没有如此好的胃口，我们也感到欣慰。他说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

“我总是在走路。”他说，想到以前他总是乘马车外出，他脸红了。

“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他赶紧说道，“我也很幸福，真高兴。我终于拥有了神性。”

然而他脸上依旧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痛苦，那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悲天悯人。他眼里的世界还处于蒙昧之中，这和他在书本里看到的生活完全不同。

“你要为这一切负责，年轻人。”他冲厄内斯特说。

厄内斯特感到窘迫尴尬。

“我，我警告过你的。”他结结巴巴地说。

“不，你误会了，”主教回答，“我不是责备而是感激。我要感谢你给我指了条明路。你把我从理论带到了现实中。是你揭开了社会的虚假面纱。你点亮了我的生命，现在我也看到了光明。我很高兴，只是……”他犹豫了一下，眼里有些恐惧，“只是那些迫害，我无意伤害任何人。他们为什么还要纠缠我？他们所做的远不止这些，可能这就是迫害的本质。我不介意他们用布条割我的肉，也不介意将我烧死在木桩上，或是将我的头砍下。是精神病院让我害怕。想想就害怕！想到我是因为发疯而住到精神病院！多么令人厌恶。我在精神病院看到好多这样的例子。他们过于暴力了。每每想到这些，我的血液都打颤。让我在那充满尖叫和疯狂的地方度过我的余生！不！不！我不要！我不要！”

多么让人痛心。他的手在颤抖，身体也在抖动，被他想象中的东西吓得蜷缩起来。但下一刻他立马恢复了平静。

“请原谅我，”他说，“是我糟糕的精神状态。如果是主的工作使我这样，那就这样吧。我还能抱怨谁呢？”

我在看向他的眼神中大喊：“伟大的主教！英雄！上帝的英雄！”

傍晚的时光慢慢逝去，我们了解到更多他的事。

“我卖了房子，多所房产，”他说，“和我所有的财产。我知道我必须私底下进行，否则他们会把一切夺走，后果将非常可怕。我很惊讶于20万或30万美元能够买到大量的土豆、面包、肉、煤炭或蜡烛。”他转向厄内斯特，“你是对的，年轻人。工人的工资低得可怕。我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只是在替伪善的统治者大肆宣扬他们的理念。我想我已经做到了这点。然而我只值50万美元。我从来不知道50万美元有多少，直到我意识到50万美元可以买多少土豆、面包、黄油和肉。然后我想了更多。我意识到所有的土豆、面包、黄油和肉都是我的，但可那不是我工作得来的。接下来我更清楚了，是其他人工作得来的，但却被无情夺去。当我来到那些被剥夺的穷苦人中间时，他们是那么饥饿和可怜。”

我们将他拉回到之前的叙述中。

“钱？我以不同的名字把钱存在了不同的银行。那些钱永远不能被夺走，因为不会被发现。那些钱真是帮了大忙。买了好多食物。以前我从来不知道钱能派上这么大用场。”

“我想我们可以从中拿一些来做宣传，”厄内斯特渴望地说，“这会起到更大作用的。”

“你这么认为吗？”主教说，“我对政治没有信心。实际上，恐怕我不懂政治。”

厄内斯特对这样的话题也很谨慎。他不再重复他的提议，尽管他知道社会党正处在资金缺乏的窘况之中。

“我睡在廉价的出租屋里，”主教继续道，“但我很害怕，从来不在一个地方住太久。我在城市的不同街区租了两套给工人住的房间。我知道这很浪费，但这很有必要。我有时为了省钱，自己做饭，有时也会去便宜的咖啡馆去吃。我发现一个地方特别好。天冷的时候，吃塔马尔斯会非常可口，只是比较贵。但我发现了个十分钱三个的地方，尽管没有其它地方好，但那里的人非常热情。

“这都是你的功劳，年轻人。我终于发现了我于世间的工作，那就是主的工作。”他看着我，眨了下眼睛，“你看，我正在喂养主的羔羊，我相信你会为我保密的。”

他毫无顾忌地说着，但他的话中还是藏着恐惧。他答应再次拜访我们。但一周后我们从报纸上得知了莫尔豪斯主教的坏消息——他又被送到纳帕精神病院去了，并说他依然有可能痊愈。我们试图去探望他，试着让当局再考虑或重新调查一下他的事，但都无功而返。我们也打探不到关于主教的任何消息，只有当局推脱搪塞之词，说主教还有恢复的可能。

“主告诉富人要卖掉一切，”厄内斯特讽刺地说，“主教遵从了主的劝告，却被关在疯人院。时代已经不同了。当今的富人能够施舍给穷人的只有疯狂。毫无疑问，因为社会已经展示给我们看了。”

一种墨西哥小菜，在历史文献中偶尔提到。它应该是一种被腌制过的小菜。但是没有具体的食谱可供参考。

第十三章
大罢工

厄内斯特在1912年秋天成功进入了国会，这是社会党的巨大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赫斯特的毁灭，这为社会党增加了选票。大资本家们摧毁他简直是轻而易举。每年赫斯特投入一千八百万美元经营各类报纸，他赚回的钱还要更多。他从小资产阶级那里得到广告费，小资产阶级是他的财神爷。但托拉斯可不用做宣传。要摧毁赫斯特，所要做的就是把他的广告夺走。

小资产阶级还未被彻底消灭，结实的骨骼依然健在，但早已没有任何力量。小制造商和小商贩因大资本家的仁慈而苟活。他们既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政治力量。当大资本家发出命令时，他们立刻把广告从赫斯特的报纸上撤了下来。

赫斯特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他把报纸的发行量削减到一百五十万份每月。即使没有付费，报纸上仍然登着广告。大资本家再次下令，小生产商和商人们只得纷纷告诫赫斯特必须停止继续刊登他们的旧广告。但赫斯特坚持着。在收到了禁止令后，他依然坚持。因蔑视法庭的禁止令，他又收到了六个月监禁的判决书。这时他已经被害得破了产，但大资本家控制下的法庭依然执行了判决。赫斯特入狱之后，新入手的旧民主党也作鸟兽散了。

随着赫斯特的旧民主党倒台，摆在人们面前就只剩两条路了：一条是加入社会党；另一条是加入共和党。社会党收获了赫斯特鼓吹社会主义教条的果实，大部分原来支持他的人加入了我们。

这一时期对农场主们的欺压，导致了农业党的兴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我们的选票。厄内斯特和社会党的领袖们用尽全力想取得农民们的支持。但查禁左倾报社给宣传造成了障碍。当面宣传鼓动也没有效果。卡尔文先生这样的政客们本身就是土地被长期征用的农场主。他们控制着其他小农场主，白白把自己的政治力量浪费了。

“可怜的农民们，”厄内斯特曾嘲笑道，“托拉斯把他们控制住了。”

事实确实如此。七大托拉斯集团一齐协作，出于摆脱生产结余的目的，建立了农业托拉斯。铁路系统控制着利润，银行和股票交易所控制着价格，他们使农场主陷入债务危机。银行以及与之相关的托拉斯，长期给农场主们贷款。农场主们已离不开这张网了。唯有陷入这张大网中，这正是农业托拉斯希望见到的情景。

1912年的艰难时期造成了整个农业市场的衰落。价格被故意压低导致了人们的破产。铁路系统提高运费利率使农场主们苦不堪言。他们被迫去借钱，这使他们更加无力偿还以前的欠债了。紧接着他们被没收了贷款抵押，再加上其他强加的税款，农场主只能把土地交给农业托拉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将土地拱手让人之后，他们为农业托拉斯工作，沦落为经理、监工、工头甚至是普通劳工，成为了普通的劳动者。简而言之，他们变成了佃农，在土地上劳作糊口。他们再离不开自己的大资本家主人了。他们也不能逃到城市里，大资本家也同样控制着城市。他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彻底离开土地，成为流浪汉，但这意味着饥荒。政府颁布并执行了一部严厉的流浪法案，为走投无路的他们雪上加霜。

当然在各地，农场主们利用一些附加条款逃避了土地的征用。但现在他们已一无所有，任何事都于事无补了。他们只剩下被奴役的命运。

许多农场主在对土地极端渴望的驱使下，不惜展露自己的底线。为了避免土地被征收，他们从所有的市场交易中退出。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卖，甚至在相互之间形成了最原始的易物交换。他们的状况特别糟糕，但却依然坚持着。这样的行为事实上发展成为了一次运动。打垮他们的方式非常独特，但也很符合逻辑，而且非常简单。大资本家通过他们的傀儡政府提高了土地税收，这样便点住了农场主们的死穴。既不买也不卖，他们就没有钱，最终得出卖土地去付税。

到了1912年秋，除厄内斯特以外的社会党领导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就要覆灭了。艰难时期和因此产生的失业大军将会过去，农场主和小资产阶级将会消失，工会必将取得胜利。社会党人坚信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他们认为那时便可以挑战大资本家了。

哦，我们完全低估了敌人的实力！社会党宣传着民主的胜利即将来临，他们的口号明确，向人们阐明事实。而大资本家们接受了挑战。正是大资本家，经过考虑权衡，通过分散力量、逐个击破的手段，打败了我们。正是大资本家，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向世人们鼓吹社会主义就是亵渎神灵的无神论。他们将教堂，尤其是天主教堂强拉进自己的阵营，抢夺了本来属于我们的劳工选票。正是大资本家，利用自己的爪牙，鼓动农业党，甚至将信息散布到了正在消失的小资产阶级之中。

而社会党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虽然我们没有在主要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中占得大部分席位，我们依然取得了少部分席位。我们推选了50位国会议员。然而当这些议员在1913年春季上任时，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权力。但这也比农业党幸运得多。农业党争取到了十二个州的选票，但春季上任时却没有能够顺利就职——现任官员拒绝卸任，毕竟法院还在寡头的控制之下。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了。我还没有说1912年冬天的事情呢。

在萧条时期，消费水平急剧下降。工人们没有工作，没有钱去买任何东西。这样一来，大资本家们手中的生产结余比以往更多。这些结余必须要转嫁到国外去，但他们需要更多的钱来执行这远大计划。因为要向世界市场转嫁大量生产结余，大资本家这次与德国发生了冲突。经济上的冲突往往导致战争，这次也不例外。德国的军阀们准备好了，美国也早已准备好了。

不祥的战争阴云是黑暗的。处在困难时期的世界面临着灾难：劳工问题、消失的小资产阶级、成群的失业大军、全世界的经济利益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兴起。

西德尼·布鲁克斯在美国的《哈珀斯周报》中写道：“在华盛顿，你从来不会听到有关社会主义革命者的报道。为什么不听听呢？政治家总是最后得知眼皮底下发生了什么的人。他们会不屑我的预言，但我相信自己的预言：在下次总统选举中，这些社会主义革命者会得到超过100万的选票。”

寡头想要和德国开战。对于战争，他们总有各样的理由。一旦发生战争，就有可能通过签订条约或结盟，使国际秩序发生新变化，这对寡头是有好处的。而且战争可以消耗各国大量生产结余，减少所有国家的失业人数。这样一来金权政治家们能够得到喘息的空间，以完善他们的计划。这样的战争会让寡头垄断整个世界市场，还会让国家拥有时刻待命的军队，永不会被解散。而且人们意识中的“社会主义”对抗“金权政治”就会变成“美国”对抗“德国”。

如果不是社会党，这场战争真的能取得上述后果。我们在佩尔街的四居所里召开了由西方革命领导者参加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上我们第一次对社会党的立场问题进行了探讨。这已不是我们第一次参与战争了，但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美国这样做。社会党在这次秘密会议之后与国际组织取得了联系。我们很快便开始了频繁地同大西洋彼岸的国际组织进行秘密联系。

在公元1905年5月21日，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战争一触即发。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的里亚斯特召开会议，决定在两个国家同时发动大罢工以避免战争。第二年，当“摩洛哥事件”有可能导致法国、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时，大罢工又一次阻止了战争的爆发。

德国的左倾政党准备好和我们共同行动了。他们有500万人，并且大部分正潜伏于现役部队中。他们与工会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一方面坚决反对战争并以大罢工相威胁。另一方面，他们做好了大罢工的准备。与此同时，其他所有国家的革命者们向公众宣传社会主义阵营关于国际和平的准则，尽最大努力维持国际和平，即使是在国内发动起义和革命也在所不惜。

大罢工是美国社会党取得的一次巨大胜利。12月4日，美国公使从德国撤出。当天晚上德国舰队攻击了檀香山，美军三艘巡洋舰和一艘缉私巡逻艇被击沉。德舰还炮击了整个城市。在翌日两国宣战的同时，两国的左倾政党在各自国家号召了大罢工。

德国的军阀第一次见识到了真正维持国家运转的人，没有他们国家陷入了瘫痪。大罢工的特点还在于被动。工人没有进行抗争，只是什么都不做，这样便束缚住了军阀的手脚。统治者需要一个机会，能够让他们制裁反叛的无产阶级。但他们毫无机会。统治者们既不能向外派出军队参战也不能在内惩罚反抗的人民。整个国家陷入了寂静，火车停运，电报停发，因为电报员和铁路职工们都像其他人一样停止工作了。

德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组织起来的工人们终于尝到了甜头。以前他们任人宰割，但现在加入到社会党的政治战场。这次大罢工也是一次政治罢工。组织起来的工人们以前所遭受的剥削并未曾受到关注。他们加入这次罢工只是出于绝望。成千上万的工人们扔下手中的工具，停下手上的工作。尤其是机械工人，虽然头破血流，虽然组织被摧毁，但是他们依然与重金属行业的盟友们一同加入了这次罢工。

就连普通百姓和无组织的工人也停止了工作。罢工把一切连接起来，所有人都不能工作了。这场罢工中，妇女是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她们反对战争，不允许自己的丈夫战死沙场。罢工慢慢地牵住了每个人的心，打击着人们的幽默感，而且还传染到了其他领域。孩子们不再去上学，教师不得已从空无一人的学校回家。这次罢工更像是举国上下的休假。工人们团结的信念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到最后，统治阶级也根本无法施行制裁。因为所有人都有罪，难道每个人都要受罚吗？

美国陷入了瘫痪。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报道和信件，没有任何交流。每个区域完全独立。就好像是早期原始荒野那样，每个区域与社会上其他地方相隔万里。因此社会便不复存在。大罢工持续了一个星期。

甚至我们在旧金山不能得知仅一个海湾之外的奥克兰或伯克利在发生什么。人们感到奇怪和压抑。宇宙间的万物都销声匿迹一般。大地的脉搏不再跳动，整个国家死一般的寂静。街上没有了车水马龙、工厂没有了汽笛声、电力输送没有了嗡嗡声、公路上没有了汽车轰鸣、报童也不再叫卖，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偶尔一两个人鬼魂般飘过。梦境般的寂静压抑着所有人。

在这寂静的一周里，寡头得到了惨痛的教训。这次大罢工是一个警告。而寡头会确保这样的事绝不会再次发生。

一个星期之后，德意志和美国的电报员按照预先的安排，回到了岗位。左倾政党的领导人通过他们向统治者发出了最后通牒：放弃战争，否则继续大罢工。战争就这样迅速地结束了，两个国家的人们重返了岗位。

正是这个和平的结果让德意志和美国结成了联盟。其实这是一个帝国主义和金权政治的联盟，只为了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当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德国军阀倒台时，美国的金权政治家无耻地背叛了这一联盟。这就是美国寡头玩弄的把戏——将自己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对手摧毁。德意志帝国不复存在，那么德国就没有生产结余可以再转嫁到国外。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德国人会消耗掉自己生产的全部产品。他们当然也可以进行国际贸易以换取不能生产的产品。而这与不能消耗的生产结余有本质区别。

“我打赌金权政治家会为自己找借口的，”当德意志帝国被美国寡头背叛后，厄内斯特说，“和往常一样，寡头会认为他们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

确实的却如此。寡头对这一行为的托辞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世界市场中淘汰竞争对手出局。美国便可向这个市场转嫁更多的生产结余了。

“这简直愚蠢，如果这些傻瓜真要管理我们的利益，我们会更加无助，”厄内斯特评价道，“他们会往国外卖出更多，让我们在国内消费更少。”

威廉·蓝道夫·赫斯特——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百万富翁，美国最有实力的报业巨头。他的报纸发行在全国各大城市。这些报纸为正在消失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提供了诉求渠道。支持者数量众多。赫斯特甚至掌握了旧民主党的空壳。他在党中地位不同寻常，鼓吹建立资本主义模式的修正社会主义。但这根本行不通，人们也不看好他，尽管他曾是大资本家眼中的巨大威胁。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广告宣传是极其耗费金钱的活动。只有资本家在竞争时才会做广告宣传。托拉斯消除了竞争，因此托拉斯没有做广告的必要。

美国农场主和小资本阶级的消失速度比罗马自耕农的消失进程还要快。但这只在20世纪特有，古罗马时期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社会环境。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革命为众人所熟知。追溯到1906年，英国人埃弗伯里勋爵在上议院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欧洲动荡不安、社会主义革命四起、无政府主义猖獗，这都是对政府和统治阶级的威胁，欧洲的工人阶级已不堪重负，要避免社会革命就必须要增加工人工资，缩减工作时间，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华尔街日报》，一个受股票大亨控制的媒体，对埃弗伯里勋爵的话评论道：“这些话都是欧洲贵族和保守人士说的，他们能从中获得极大好处。这之中的政治经济利益比任何时候都要巨大。这是一个警告。提高警惕吧，海军和陆军的先生们！”

在20世纪初，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长期战争政策，可概括为：“为什么一国的工人阶级要与另一国的兄弟搏命厮杀而让资本家从中获利呢？”

第十四章
结束之开端

早在1913年1月，厄内斯特就预见到了事态的真正发展趋势，但他没能说服其他领导人也能相信他所描绘的铁蹄崛起。人们太过自信了。社会形势急转直下，世界处在危机中。美国的金权政治集团事实上掌握了整个世界市场，许多国家被排挤出局。他们手中尽是消耗不掉的生产结余。这些国家只得以重组来改变造就结余的生产方式，资本系统被彻底抛弃了。

这些国家以革命的形式完成重组。这是一个暴力的混乱时期。各地的国家机构和政府不断消亡。只剩下两三股资本主义势力还在为了财产而艰难地挣扎着。他们的政府早已被英勇的无产阶级夺取。这正印证了卡尔·马克思的经典名言：“资本家私有财产的丧钟响起，剥夺者反遭剥夺。”随着资本主义政府的倒台，合作共同体登上了舞台。

“为什么美国落在了后面？”、“做些什么吧，美国的革命者们！”、“美国到底是怎么了？”这些消息是在别国取得胜利的同志们发给我们的。但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脚步。寡头挡在路中，这头巨大的猛兽挡住了我们的道路。

“等到春天我们掌权了，”我们回答道，“那时你们便瞧吧。”

因为我们有个秘密。我们已经把农业党争取过来了。农业党将在春季接管他们在上年秋季大选中取得的十二个州。我们便能坐享其成，立刻把这十二个州组成合作共同体。这样一来，剩下的事情就容易多了。

“如果农业党得不到这十二个州呢？”厄内斯特问道。同志们说他太悲观了。

农业党的成功与否还不是厄内斯特最担忧的问题。他所担忧的是工会背叛和社会等级制度。

“根特已经教给寡头怎么做了，”厄内斯特说，“我敢说他们从根特的《仁慈的封建主义》中学到了不少。”

我不会忘记那晚厄内斯特同六位工人领袖激烈地讨论之后，转过身悄悄对我说：“一切已成定局。铁蹄胜利了。末日即将到来。”

在我们家的这次讨论是非官方的。厄内斯特，和其他同志们一样，号召向工人领袖们保证在下次大罢工时可以召集他们的人。欧康纳，机械协会的主席——六位领袖中最重要的一位，却不能做出这样的保证。

“你们已经知道，不合时宜的抵制策略导致了你们的惨败。”厄内斯特警告他们。

欧康纳和其他人都点点头。

“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大罢工的威力，”厄内斯特继续说道，“我们阻止了与德国的战争。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能够体现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力量了。工人能够统治世界，也终将统治世界。如果你们继续和我们并肩作战，大家一起会彻底终结资本主义的统治。这是你们的唯一希望。我还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如果继续抱残守缺，你们注定失败，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资本家们还控制着法庭。”

在煤炭行业中，雇佣童工是非人道的。公元1905年，工会成功地使宾夕法尼亚州通过了一项法案：雇佣童工时，儿童必须达到一定年龄并出示一定教育资质，并经家长同意后方可雇佣。该法案立刻遭到了路泽恩县法庭的反对，称其违反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这是对同一阶级不同个体的歧视，十四岁以上的孩子应和十四岁以下的孩子受同等待遇。

公元1905年，纽约特别法庭宣布规定矿工和妇女在晚九点后停止工作的法案违宪，理由是这样的法案是“阶级立法”。那时的面包师也是超时工作的。纽约立法机构严格规定面包师一天最多工作十个小时。但公元1906年，美国最高法院以违宪为理由驳回了这项规定。解释中说道：“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公民自由或自由行使权利，因此不得规定面包师的工作时间。”

“你想得太多了，”欧康纳回答，“你不可能想到所有出路。总会有出路的。我们知道要何去何从。我们厌倦了罢工。我们被他们打败，疲惫不堪。我不认为有再召集我们的必要了。”

“你们的出路是什么？”厄内斯特质问道。

欧康纳笑着摇了摇头：“我只能告诉你这些。我们很清醒，不是在做梦。”

“我希望这里没什么害怕的或是难为情的。”厄内斯特挑衅地问。

“我想我们是最了解自身情况的了。”欧康纳反驳。

“从你的隐瞒来看，这里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厄内斯特生气地说。

“我们付出了汗水和鲜血，这是我们应得的，”他回答道，“我们得对自己好点。”

“如果你害怕告诉我你的出路，那我来告诉你。”厄内斯特血气上涌，“你也要去参与分成，你早已和敌人达成协议。你出卖了工人阶级。你像懦夫一样离开了战场。”

“我没有这样说，”欧康纳不高兴地说，“我只是说我比你更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

“但你已不再为工人们的利益考虑了。你抛弃了工人阶级。”

“我没有这样说，”欧康纳答道，“我是机械协会的主席，我的责任就是为我所代表的人们谋取利益，仅此而已。”

工人领袖们走后，倍受打击的厄内斯特平静地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事。

“社会党总是对乐观地看待前景，”他说，“当组织起来的工人们在工业领域被击败时，他们会转向政治领域。铁蹄已经在工业领域击败了工会，二者将要在政治战场上交锋。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铁蹄已经得到教训。我们在大罢工中展示了力量。铁蹄早已采取了措施防范再次大罢工。”

“他们怎么做呢？”我问他。

“非常简单，只需要稳住工会就行。如果他们都不参加，就不会再有大罢工了。”

“但这样做的成本高昂，铁蹄不能永远维持下去啊。”我反驳道。

“不需要收买所有工会，没有必要。铁蹄只要增加铁路工会、钢铁工会和工程机械工会的工人工资、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就行了。这些工会的状况会越来越好，工会成员们会像在天堂里一样。”

“我还是不明白，”我问道，“其他工会将怎样？留在共同体里的工会比脱离组织的工会还要多。”

“所有的其他工会将被毁灭。你还不明白吗，铁路工人、机械师、工程师和钢铁工人在这个机械时代起着最重要的基础作用。只要确保他们的忠诚，铁蹄就可以不再需要其他人。钢铁、煤炭、机械和运输是整个工业的支柱。”

“但煤炭呢？”我问道。“还有将近100万煤炭工人呢。”

“他们实际上都是没有技术的苦力，不能算在内。他们的工资会一降再降，工作时间会不断增加。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会成为奴隶，但他们会成为最可怜的。他们被迫工作，像失去土地的农民为夺走他们土地的人劳作一样。那些不在共同体内的工会也将面临同样的结局。举步维艰的工会终将解散，忍饥挨饿的成员们受法律的压迫，像奴隶一样辛苦劳作。

“你知道法利和那些罢工破坏者会怎么样吗？我来告诉你。罢工破坏者这职业将不再存在，因为没有任何罢工。奴隶暴乱会取代罢工。法利和同伙们将会成为奴隶监工。噢，不能称为监工，应叫做执法者，强迫劳工们工作的人。这种对工会的背叛行为会拖延斗争的步伐。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何时何地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了。”

“但咱们有和寡头一样强大的共同体，难道还是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吗？”我问道，“共同体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吗？”

厄内斯特摇摇头：“每一个建立在阶级等级制度之上的系统都存在着内部腐败。一个建立在阶级之上的系统怎么可能抛除阶级之分？铁蹄也不例外，等级制度最终会摧毁它。受优待工会将分出等级，之后寡头内部也会出现等级之分。铁蹄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这种情况，但必定是徒劳。

“受优待工会是美国工人中的精英。他们强壮高效。工人只有通过竞争才能获得资格。每个美国工人都想加入。寡头也鼓励这样的野心和竞争。因此这些人，有可能是革命者，会被寡头收买。他们的力量将被用来维护金权政治。

“另一方面，受优待工会的成员——工人贵族，会努力将他们的组织建设得更加严密。他们会做到的。工人贵族将会世袭，子承父业，没有新的外部力量可以加入，普通人更是想也别想。这意味着工人贵族的堕落，他们最终会被削弱。但他们却暂时拥有强大的力量。就像古罗马时期的宫殿卫士，一旦宫廷政变，工人贵族就会窜出来抓住权力的缰绳。寡头中也将出现反对派。只要内部出现争斗，等级制度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最终普罗大众才会松口气。”

遭工会背叛的厄内斯特十分沮丧，他预见到了一个缓慢的社会革命。我从不同意他的预言。就在我用心写下这些的时候，我还是不同意他的看法。尽管现在厄内斯特已不在，我们正策划彻底清除金权政治的革命。但我还是要提，因为这是他的预言。他对此深信不疑，如同巨人一般守护着。也正是这样的他把革命变为可能，现在就等一声令下了。

“但如果寡头集团能够维持呢，”我那天晚上问他，“如果他们能够承受每年积累下来的大量生产结余呢？”

“生产结余总是会被消耗掉的。”他说，“相信寡头会找到办法的。他们会修筑众多通天大道。他们会在科学，尤其是艺术上大下功夫，取得傲人的成就。当寡头完全控制了人民之后，他们就会有充裕的时间干别的事了。他们会成为美的歌颂者，他们会成为艺术的爱好者。在他们的指导和慷慨奖励下，艺术家们会辛勤工作。这样会有更伟大的艺术诞生。艺术家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只去迎合骄奢淫逸的小资产阶级了。我敢说那必将是伟大的艺术。还会兴起有许多雄伟的繁华城市。旧时代的城市与之相比则会相形见绌。寡头会居住在这样的城市里，对美好顶礼膜拜。

“因此，只要有工人工作，生产结余就会被消耗。这样的工程和城建需要几百万劳工去完成。巨额的生产结余会被同等巨额的支出消耗掉。寡头将继续建1千年，不，1万年。他们要建造的是古埃及人和古巴比伦人所无法想象的。当寡头消失之后，他们修的路、建的城依然存在，工人兄弟们会继续走在这路上、居住在这城里。

“他们做这些事是因为必须要做。这些工程是为了消耗生产结余，和很久以前古埃及的统治者一样。当时，古埃及通过建造神庙和金字塔来消耗从人民手里掠夺的生产结余。在寡头之下，得势的将是艺术家而不是神父，工人贵族将会取代商业资本家的地位。再往下就是痛苦的深渊，满是腐烂和饥荒，占大部分人口的普通人甚至没有机会重新来过。到最后，谁知到会在那一天，民众会从深渊中揭竿而起，工人贵族和寡头将会瓦解。经过几个世纪之后，整个世界就是人民的世界。我曾幻想过那天的到来。但我现在知道我永远也看不到那天了。”

他停下看着我，继续说道：

“社会进化得真是太慢了，是吧，亲爱的？”

我抱起他，将他的头搂在胸前。

“唱首歌催我入睡吧，”他撒娇似地喃喃道，“我看到了未来，我希望能忘掉。”

《仁慈的封建主义》一书于1902年出版，作者是W·J·根特。有说法认为是根特把金权政治的观点植入到资本家的思想里的。这个观点在铁蹄时代持续了三百年，甚至在进入大同社会的最初一百年中还这样认为。如今我们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们应承认根特是历史上饱受误解的无辜人。

下面是法庭对工会不利的案例。

詹姆斯·法利——当时臭名昭著的罢工破坏者，一个凶猛并诡计多端的恶人。他在铁蹄统治时期发迹成为寡头阶级的一员。1932年被莎拉·詹金斯刺杀。刺客的丈夫在三年前被法利的罢工破坏者杀害。

埃弗哈德在社会方面有着非凡的视野。从过去发生的事中，他总结并预言到了受优待工会的背叛、工人贵族的兴起和最终的腐败，也看到了腐败的寡头阶级与工人贵族为争夺政府机器的斗争。

我们不得不佩服埃弗哈德的预见。在寡头还没有建造像阿瑞斯和阿斯加德这样的壮美城市之前，埃弗哈德就预见到这样的城市必然会出现在他们的计划中。

距离预言已经过去了铁蹄时代的三百年和大同社会的四百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行走在昔日寡头修建的路上，住在他们建造的房屋里。诚然，我们在建造更多的城市。但寡头的雄伟城市依然屹立。现在我正在寡头建造的最壮观城市——阿瑞斯中写下这些。

第十五章
最后的日子

1913年1月底，寡头集团对优待工会的态度遭到了披露。报纸上尽是对铁路职工、钢铁工人、工程师和机械师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报道。但人们还是不能得知事情的实质。寡头不敢把真实目的讲出来。工资实际上增加了很多，特权也随之更大。这些本应是秘密，但秘密终究会泄露。受了优待的工人们告诉了多嘴的妻子，很快所有人便都知道了。

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19世纪参独占成事件。那时在工业领域中曾试行“分红制”福利。资本家允许工人入股、纳入财政，并以此来安抚工人。但分红作为一种制度是荒唐的，没有可操作性。“分红制”的成功只是单一工业系统内的个案。如果所有工人都要和资本家分红，那么谁也得不到。

所以这个不切实际的“分红制”被实用的抢占分成所取代。“从公众手里剥削更多的钱给我们！”是一些强势工会的口号。这个自私的政策成功了。他们指的公众实际上是那些无组织和组织松散的工人们，这些工人给垄断工会中的兄弟们涨了工资。我认为这个制度毫不合理，只有寡头与优待工会的联盟受益。

受优待工会的秘密一经披露，工人世界里群情激动、怨声载道。这些工会迅速从国际组织中退出，并终止了各项联盟。麻烦接踵而至：成员们被冠以叛徒的名号。他们无论是在沙龙、酒吧，还是在街上——无论在何处都会遭到受背叛的同志们袭击。

很多人头破血流，也有很多人被杀害。没有谁是安全的。他们聚在一起上下班。他们得走在马路中央。因为如果走在人行道上，他们会被从窗户或楼上扔下的砖块石头砸到。他们甚至可以携带武器，官方想尽办法提供便利。宣判对他们施暴的人更长时间的徒刑，还要受特殊“照顾”。同时其他不属于受优待工会的人却不可以携带武器。如有违反，便将被判以重罪并受到相应的惩罚。

愤怒的工人继续着对叛徒的报复。人们自发结成阶级阵线。叛徒的孩子被其他工人的孩子虐待。到了后来，被欺负的孩子甚至不能上街或是去公立学校上学了。叛徒的妻子和家人也遭到排斥。如果有杂货店卖给她们东西的话，这家店便会被大家抵制。

结果是这些处处遭人唾弃的叛徒和家人们变得孤立无援。他们发现自己再不能安全地生活在无产阶级之中，于是他们搬到新的地方。寡头对他们确实十分照顾，为他们建造了安全干净的大房子，还有宽敞的院子。社区里遍布公园和游乐场。孩子们去为他们修建的学校上学，在那里他们接受科学专业的训练指导。由此便出现了不可避免的阶级划分。受优待工会的成员成了工人中的贵族。他们有别于其他工人。他们住着更好的房子，穿着更漂亮的衣服，吃着更好的食物，受到更好的待遇。他们以独占分成作为还击。

与此同时其他工人却被施以更残酷的虐待，仅有的一点权利也被剥夺。他们的工资水平和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值得一提的是公立学校变了质，教育慢慢地变成非义务。文盲率上升到了惊人的地步。

美国控制着世界市场，使得整个世界混乱不堪。到处是即将崩溃或转型的国家政府机构。德国、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着手组建合作共同体。不列颠帝国正在瓦解，无暇自顾。印度的独立运动进入高潮。全亚洲都在高唱“亚洲属于亚洲人！”这背后是日本的鼓动。日本人支持黄种人和有色人种联手对抗白人。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梦想着要成为一个陆上帝国。为实现这愿望，日本人镇压了本国的无产阶级运动。这其实就是一场阶级战争，庶民阶级与武士阶级的对抗。数十万庶民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被处决。东京街头的打斗和对天皇殿的无谓攻击导致四万人死亡。神户成为了一片废墟。扫射棉花工人成为了现代战争中最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最糟糕莫过于日本金权政治的崛起。日本主宰了东方，将印度以外的整个亚洲带入了世界市场。

英国最终镇压了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再次控制了印度。但英国元气大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众多殖民地脱离其统治。社会主义革命者因此得以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立了合作共同体。脱离英国统治的还有加拿大。但加拿大在铁蹄的协助下平息了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铁蹄同时还帮助墨西哥和古巴镇压了国内的反抗运动。铁蹄由此便在新大陆上站稳了脚跟，将从巴拿马运河到北冰洋的整个北美洲都连接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共同体。

英国失去众多殖民地，唯独保住了印度。但这也是暂时的。英国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争斗削弱了其对印度的控制。英国短期内必将失去印度。在这之后，便是一个完整的亚洲登上世界舞台。

整个世界由于争斗而四分五裂，美国也处在混乱和不安中。工会的背叛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反抗，但社会还是充斥着暴力。除了工人运动外，农场主和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也在蔓延，甚至出现了宗教复兴的事件。一个关于第七日耶稣再生的条幅突然出现在街上，宣称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这简直太混乱了！”厄内斯特生气道，“有如此多的分歧和冲突，我们怎么能团结起来？”

宗教的复兴无疑是可怕的。世人对苦难的人间失望至极，他们期待一个毫无工业暴政的天堂。人们相信骆驼会穿过针眼。疯狂的教徒们四散在各地，不顾当局的禁令和被处决的危险，召开集会煽动宗教的狂热。

他们宣称这是末日，世界行将就木。四季风已经刮起。上帝纵容各个国家内讧。这个时期充满了幻想与神迹，甚至出现了基督再临的预言。成千上万人停止工作，逃进山里，等待即将降临的上帝，期待着天堂。但上帝没有出现，人们饿死在了那里。绝望的人们为了食物而劫掠农场。混乱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让贫穷的农民更加悲痛无助。

由于农场和仓库都是铁蹄的财产，军队便因此搅合进来。狂热的宗教信徒们在刺刀逼迫下，回到城市里的工作岗位上。而他们又再次成为暴徒，惹是生非。带头者遭到处决或被关进疯人院。遭处决的人以殉道者的光荣身份慷慨赴死。这是个动荡不安的疯狂时代。从佛罗里达到阿拉斯加，幸存下来的小股印第安人跳着鬼舞，等待属于他们的救星。

然而在这些可怕的事件背后，有一股寂静而可怕的力量在这群魔乱舞中继续发展着，那就是寡头。用铁手和铁蹄控制着一切，在混乱之中维持秩序，在混沌之中建立起基石和骨架。

“等我们进去之后，”农业党代表卡尔文在佩尔街集会时对我们说，“看看我们争取到的州，加上你们社会党的支持，我们掌权后，一定会让他们听我们的。”

“上百万不满的穷人都是我们这边的，”社会党说，“农业党也已经投靠我们，再加上农场主、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资本主义将会被撕碎。再有一个月，我们会向国会推举50名议员，再有两年所有部门，从美国总统到地方保安都会是我们的了。”

厄内斯特摇了摇头：

“你们有多少支枪？你们知道去哪里能弄到足够的弹药吗？在斗争中，相比政治，武力才更有效。记住我的话。”

所有与铁路相关的工会均与寡头结成了联盟。有趣的是，抢占分成是由某铁路工会在公元19世纪为自身利益率先确定实施的。该工会自称为火车司机兄弟会。P·M·亚瑟是该组织20年来最突出的领导人。1877年宾夕法尼亚铁路罢工爆发后，他策划了火车司机兄弟会与铁路的谈判：如果胆敢考虑其他工人的利益，那火车就得“无人驾驶”了。这个计划非常自私但非常成功。新词“亚瑟化（授权）”由此产生，意为工会抢占分成。这个单词曾让很多词源学家困惑不已，但我想现在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骆驼穿针：出自《圣经》路加福音，比喻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译注）

第十六章
结局

厄内斯特和我即将赶往华盛顿，父亲并未随行。他沉浸在无产阶级的生活里，把贫民窟当作了极好的社会学实验室，纵情于漫无止境的研究中。他与工人同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至交。此外他还做一些零工，既是玩，也是学习——他乐此不疲，载着丰富的笔记回家，头脑中充斥着新的冒险。他简直是个完美的社会学家。

父亲其实根本没必要工作，厄内斯特通过翻译获得的收入足够照料我们三人生活。不过他坚持追求自己钟爱的虚职，从他所做的工作来看，这还是个千变的虚职。我不会忘记那晚他把贩卖鞋带和背带的行头带回家，也不会忘记那次我去街角的杂货铺买东西，进店后是他在招呼我。后来当他去到对街的酒吧做了一星期的酒保，我也就不诧异了。他做过守夜人，上街叫卖过土豆，做过罐头厂仓库的贴签工、纸箱厂杂工，给电车道施工队挑过水，甚至还在洗碗工工会解散之前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我想起了主教的样子，就服装而言，肯定对父亲有很深影响，他穿着工人的廉价棉衫和工装裤，胯上系一根细皮带。不过他还是保留了旧日生活的习惯：正餐或晚餐时，他总是会换上礼服。

只要有厄内斯特，去哪我都高兴。父亲也乐于体验各种变换的环境，如此我便更加满足了。

“我小时候啊，”父亲说，“就非常好奇。我想知道事情为什么是那样，又怎么成了那样。所以我成了物理学家。现在的生活对我，恰恰就像小时候那样让我好奇，也正是这样的好奇，让生活过得有价值了。”

有时他去市场街北段商场和剧院一带卖报纸、跑腿或给出租车开门。一天，关出租车门时，他遇见了威金森先生。晚上父亲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说起了这事。

“我给他关门时候，威金森突然看我一眼，还嘀咕‘邪门了’什么的，‘哎呀，真邪门。’他脸红起来，纳闷得都忘了给我小费。不过他很快就缓过神来了，出租车没开出50英尺就掉头开了回来。他从车门探出身。

“‘嘿，教授，’他说，‘这也太过分了，能帮您什么吗？’

“‘我刚给您关上车门，’我说，‘按惯例您应该给我一角硬币。’

“‘不是那个！’他一哼，‘我说正经的。’

“他是真严肃了——丧良心让他难受吧。那我也就认真地想了想。

“我张口回答时，他还一脸很期待的样子，不过听我说完你们应该也能想到。

“你可以把房子还给我，”我说，“还有我在希艾拉工坊的股份。”

父亲停了一下。

“他怎么说？”我急切地问。

“他能怎么说？他什么也没说。不过我说了句。‘希望你快乐。’他不解地看我。‘告诉我，你现在快乐吗？’我问。

“他叫出租车司机开车，走的时候骂得很愤恨。他没给我那一角硬币，更别提房子和股份了。所以你看，亲爱的，你爸爸这街头游民的活计可尽是失望嗬。”

之后便是父亲继续留在佩尔街，厄内斯特和我前往华盛顿。最终胜利还未到来，但旧秩序已经停摆，最终的胜利离我们比预期的更近了。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社会党议员入驻国会时没有任何障碍阻挠。一切进展得很顺利，我笑厄内斯特把完满的顺利看作是不详的预兆。

我们见到信心满满的社会党同志们对自身力量以及所要施展的抱负非常乐观。进入国会的农业党壮大了我们的力量。一份详尽的工作计划也由这股联合力量起草出来。厄内斯特尽职地投入其中，全力以赴，但他还是会偶尔克制不住，漫不经心地说：“相比政治，武力才更有效，记住我的话。”

麻烦首先找上了农业党。十二个州里都有农业党人获选，但却未获就职允许。现任官员不肯离职。做法这很简单，他们只要指控选举中存在违规行为，再用冗长的法律官文将整个事件包装一下。农业党毫无还手之力，法庭是掌握在敌人手里的。

这时真是个危机的时刻。如果受骗的农场主们开始暴力活动，所有成果都将前功尽弃。我们社会党要怎么稳住他们！厄内斯特每夜难以闭目入眠。农业党的主要领导们看出了危险，无一例外全部站到我们这边，但于事无补。寡头要的就是暴力，并已出动特务运作此事。不言而喻，特务们挑起了农民暴动。

十二个州内暴动骤起。失地农民强行占领了州政府。这当然是违宪的，政府自然而然地派出了军队。特务四处煽动群众。他们伪装成工匠、农场主、农场工人。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农业党成功维持住了秩序。但成千上万特务迅速涌向那里，厄运便临头。他们统统伪装成暴徒，看到建筑和工厂便趁火打劫。他们煽动人们也加入抢劫之列。大量酒精被分发到贫民阶层中以激怒其心志。继而等一切都准备就绪，美国的士兵（实际上是铁蹄的士兵）出动了。男人、女人甚至儿童共1万1千人在萨克拉门托街头被射杀或在家中被谋杀。国家接管了州政府，加州沦陷。

和加州一样，其他州也遭沦陷。但凡农业党掌权的州均遭到暴力破坏和血洗。骚乱先由特务和黑色百人组织挑起，而后军队出动。暴乱席卷农村地区。天空中总是弥漫着浓烟——农场、仓库、村庄、城市陷入了火海。炸药出现了，铁路桥被炸，隧道被炸，徒留火车残骸。大批可怜的农场主们被枪决后吊起来示众。报复行动也同样激烈，许多寡头和军官被谋杀。人们心中只有血债血偿的念头。军队好似印第安人一般，野蛮地同农场主作战。他们自有借口，在俄勒冈州发生的系列爆炸中，各地的满载火车以相同的手法被炸毁，军方因此损失了2800人。所以军队是也在为性命搏斗，和农民们一样。

至于民兵组织，1903年的民兵法案已生效。一州的工人受死亡威胁而被迫射杀另一州的工人兄弟。当然起初民兵法案操作起来并不顺利。很多民兵军官被谋杀，大量民兵在战地军事审判中被处死刑。厄内斯特的预言在柯沃特先生和阿斯穆森先生身上得到了充分印证。二人都有资格当民兵，因此被强征入伍，由加利福尼亚州派遣到密苏里州同农民作战。柯沃特先生和阿斯穆森先生拒绝服从命令。在短暂的忏悔后，是难逃的战地军事法庭审判，最终处以枪决。他们背朝着执行死刑的射击队，被枪毙了。

许多年轻人为逃避兵役躲进了山里，由此便成了亡命之徒。他们在受到惩罚前的安宁时日已经不多了。政府发出公告，三个月内，所有守法公民都要从山里出来。期限一到，五十万士兵被派分到山中各处。不做调查，没有审讯，只要发现活口，就地枪决。军队的执行原则是，山中不可留下一个亡命之徒。一些利用地形优势的小股力量英勇反抗，但最终所有逃兵面临的都是死路一条。

针对堪萨斯民兵的惩罚给人们上了更直接的一课。浩大的堪萨斯叛乱发生在与农民的军事行动之初。6000名民兵哗变。之前他们已经愤怒了好几个星期，因此被关在营中。参与公开哗变的，无疑也有特务内奸。

四月二十二日夜，他们发起反抗，谋杀了军官，只有少数几名军官逃脱。这出乎了铁蹄的预料，因为特务们过于“出色”了。一切对铁蹄而言仍是有利的。这场哗变已经预谋已久，如此多军官被杀，为接下来的事情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有如魔法一般，四万名士兵包围了反抗者，这是个陷阱。可怜的民兵们发现自己的武器被动了手脚，弹药库中的弹药根本放不进他们的来福枪中。他们升起白旗投降，却遭无视。整整六千人被歼灭，无一生还。炮弹和榴霰弹从远处袭来。他们在绝望中向包围圈冲去，但被机关枪放倒。我和一位目击者聊过，他说民兵迫近机关枪最近时只有150码，遍地死尸。最后是骑兵的冲锋，马蹄、左轮手枪、军刀合力将伤者碾在地上。

农业党覆灭的同时，煤矿工人也掀起了暴动。这是有组织工人们做的无用功。750万矿工上街罢工。但他们太过分散，无法发挥自身的力量优势。他们困在各自的区域内，遭受重创以致投降。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奴役化。身为监工的波科克得到了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和劳动阶级对他难以熄灭的仇恨。他一生受到无数攻击，但却有如神助似地幸存了下来。正是此人提出在矿工中引入苏联的户籍系统，剥夺了他们自由迁移的权利。

与此同时，社会党人紧密团结。当农业党葬身于火海血泊、组织起来的工人瓦解之时，社会党沉住了气，完善了自身的秘密组织。农业党曾徒劳地向我们求援，但结局已定。我们正确地指出，在我们势力范围内的任何暴动最终只会成为革命中的自杀行为。铁蹄最初还迟疑是否一次性向整个无产阶级摊牌，但发现事情比预期的要简单，也就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发展。我们绝不声张，因为我们中间混有内奸。在起初的日子里，铁蹄内奸行事鲁莽，有很多弱点，我们的战斗小组已将其清除。清除工作艰苦血腥，但我们也是为了生命、为了革命而战斗。我们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仍旧是公平的。没有哪个铁蹄内奸是在不加审讯的情况下就被处决。十年过去，厄内斯特通过战斗小组领导们提供的数据总结出：无论男女，都需要五年时间才能成为合格的一员。战斗小组的同志们都是英雄。其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敢于出生入死。他们改变自己的天性。他们也热爱自由，但为了革命，却可以做出巨大的牺牲。

严厉的正义由这些有组织的复仇者伸张，但最不寻常的是他们的审判程序。没有一锤定音的审判。犯人在被捕后将得到公正的审判与辩护的机会。很多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执行者的审判。例如兰普顿上将一案。此事发生于公元2138年。他可能是服务于铁蹄的最残忍歹毒之人。战斗小组告知其被判有罪，将置他于死地——再三敦促他放弃对工人阶级残暴行径的警告后，将他处死。兰普顿上将在定罪后，将自己置于密不透风的保护中。以至于多年之后，战斗小组执行命令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同志们前仆后继，但都失败了，遭到寡头政府的残忍处决。正是兰普顿上将一案使得钉刑重新合法化。最终这个被判死刑的人发现他的处决人是一个17岁的瘦弱女孩，玛德琳·普罗旺斯。她为了达成目的，在他的官邸做了两年私人裁缝工。在残酷漫长的折磨后，她在单独监禁中去世。她不朽的铜像如今正矗立在赛瑞斯奇幻城兄弟会名人堂中。

我们这些对杀戮一无所知的人，不能简单粗暴地评价战斗小组的英雄们。他们为人类献出了生命，没有什么对他们来说是可牺牲的。而残酷的斗争迫使他们在血腥的年代以鲜血明志。战斗小组成为了铁蹄脚下的一道荆棘，使其动弹不得。埃弗哈德创建了这支神奇军队。战斗小组的功绩及其三百年的成功坚守证明了他的组织之智，以及他为子孙后代建立起的坚实基础。从一些方面来说，尽管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有着卓越贡献，但他作为革命总领袖所做的工作、他对战斗小组的组织工作，必将被评定为他最卓越的成就。

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三个：一、清除团队中的寡头政治内奸；二、组织各个战斗小组，合力而为，组成总的秘密革命组织；三、我们的密探打入寡头和工人贵族的各个分支中，尤其是电报员、秘书和办事员等岗位，打入军队、特务以及奴隶监工们中去。这是漫长而危险的工作，我们的努力也常常以代价高昂的失败为结果。

铁蹄在正面战场上获得了胜利，但我们致力于发动血腥隐秘的新式战争。所有动作都是私下隐秘的，从不招致怀疑，如同瞎子打瞎子。但自始至终都是有秩序、有目的，尽在掌控之中。我们的密探打入到整个铁蹄组织，而我们自己的组织也充斥着铁蹄内奸。这是场黑暗无光的战争，满是阴谋、诡计和反间。死亡一直在其中威胁着人们，暴力而恐怖。我们不时失去最亲近的同志。今天还看到他们，明天便已不在；再不见的话，我们便可得知，他们牺牲了。

毫无信任与信心可言。我们都知道，和自己并肩战斗的人可能正是铁蹄内奸。我们的密探潜伏于铁蹄组织内，铁蹄只有在自己的组织内部安插调查人员作为防范。我们也一样。尽管信任尽失，我们还是只能将每一分努力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我们常常遭到背叛。男人是脆弱的。铁蹄可以提供金钱与享乐，这些都在奇幻城中静静地等着他们。我们别无所有，只有信仰崇高理念所带来的满足。除此之外，我们对那些忠诚之士的回报只有危险、折磨甚至死亡。

我说过男人是脆弱的。正是由于这脆弱，我们被迫提供了一份我们给得出的奖赏——死亡。出于斗争需要，我们不得不惩罚叛徒。任何背叛我们的人，无论多少，纷纷人头落地。我们可能没法执行对敌人的判决，例如波考克。但我们可以惩罚变节的叛徒。我们派出“叛徒”，得到通往奇幻城的“门票”，在那里处决真正的叛徒们。但这些可怕的行为，使得忠诚在实际上变得比背叛更加危险了。

革命很大程度上在宗教层面展开。我们崇拜革命万神殿，也就是自由之殿。我们相信这是神圣的。男人和女人于此宣誓，为了革命而贡献生命。甚至于新生儿也要于此受洗礼，犹如旧时皈依上帝那样。但我们推崇的是人性。

艾伯特·波科克，早年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工贼。直到去世的当天，他都把全国所有矿工拴在岗位上。其子路易斯·波科克继承了他的地位，一连五代，这些世袭的奴隶监工控制着煤矿。第一代波科克，也就是熟知的波科克一世，被这样描述：“瘦长脑袋，顶着一头棕灰的头发，高颧骨，肥下巴……脸色苍白，无光的灰色眼睛，刺耳的嗓音，无精打采。”他出生在身份低下的人家，最初的工作是酒保。后来他成为一家电车公司的私人侦探，逐步发展为一个职业工贼。波科克五世，世袭监工中的最后一位，于公元2073年印第安保留地中的一次矿工小规模暴动中，在一个泵房中遭到炸弹袭击身亡。

这些战斗小组模仿了俄国革命战斗组织。尽管铁蹄不断阻挠，这些小组仍旧坚持战斗了三百年。由以崇高动机驱动、不畏死亡的人们组成。战斗小组建立起了巨大的影响力，阻止了统治者的野蛮暴行。他们的斗争不止局限在同寡头内奸不见硝烟的战争中。甚至有金权政治执政者也被迫听命于小组命令，在违背命令时被处以死刑，同样受此命运的还有寡头的下属、军官以及工人贵族。

第十七章
血红制服

随着农业党执掌州的沦陷，国会中的农场主们消失了。他们以叛国罪名受审，位置也由铁蹄的心腹所取代。社会党只占可怜的少数，他们知道末日将至。国会和参议院只是幌子，是闹剧。人们遵照旧形式严肃辩论，决议公共问题。但事实上这一切只是在给寡头独裁披上合法的外衣。

结局到来时，正是厄内斯特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资助失业者的议题正当辩论。此前一年的萧条已使大批劳动阶级沦落至温饱线以下，持续蔓延的暴乱更让他们雪上加霜。数百万人遭受饥荒，寡头及其爪牙们却在过食余粮。我们把这些可怜的人称作坠入深渊的人。社会党提出失业者资金议案，正是希望减轻他们的苦难。但这并不招铁蹄喜欢。按铁蹄作风，他们想要这数百万人劳动，而非采用我们的方式。因此通过暗中运作，我们的议案遭到了否决。厄内斯特和同志们知道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但也已厌倦了怨天尤人，他们希望能有些结果。他们一事未成，最大的希望是终止这场闹剧。社会党是式微的博弈方，不知道前方有什么样的命运。最终结局是他们历经过的最灾难性的结局。

那天我坐在旁听席上。我们都明白就要发生一些可怕的事，空气里充斥着不详的气息。走廊里成排的武装士兵和议会入口成群的官员更是压抑了气氛。寡头就要发起攻击了！厄内斯特在陈述失业者遭受的苦难，试图触动听者的心灵和良知。但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他嘲笑讥讽，不时引起喧哗和混乱。厄内斯特突然一改语气。

“我知道说什么也不会触动你们，”他说，“你们没有能被触动的灵魂。你们就是懦弱无力的东西。大言不惭地自称共和党、民主党。根本就没有共和，没有民主。这个议会就没有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你们就是狗腿子和皮条客，金权统治的产物。没完没了地说着热爱自由的陈词滥调，却在披着铁蹄的血红制服！”

“肃静！肃静！”这呼喊声盖过了他的声音。他轻蔑地站着，直至喧闹渐渐平息。他挥起手把他们指了个遍，转向自己的同伴，说道：

“听听这帮营养过剩的野兽多么喧闹。”

喧哗再起。主持人要求肃静，向门口的军官使了一个眼色。有人大喊“妨害治安！”，随后一个膀大腰圆的纽约议员也开始对着厄内斯特喊“无政府主义者！”厄内斯特不屑一顾。他的每一根战斗神经都在颤抖，他的脸是一张斗兽之面，坚毅而镇定。

“记住，”他说，声音盖过了喧闹，“你今天对劳动阶级怜悯，日后这劳动阶级，才会对你怜悯。”但又传来“妨害治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叫喊。

“我知道你们不会投票给这个提案，”厄内斯特继续说，“你们已经收到上级命令，反对这一提案。还称我为无政府主义者。你们，毁掉人民政府的人们，一个大庭广众之下无羞耻地炫耀这可耻制服的人们，还叫我无政府主义者。即使地狱的烈火硫磺炙烤我，我也不会相信你们。我现在真后悔没有信奉宗教。不，我现在都快要信仰宗教了。地狱必然存在，因为别无他处能让你们得到足够抵偿罪恶的惩罚。只要你们还活着，地狱就有极大的必要存在于宇宙之中。”

门口有人活动起来。厄内斯特、主持人和所以议员都转头看过去。

“为什么不把士兵叫进来呢，主持先生？叫他们执行命令。”厄内斯特质对质道，“他们势必会迅速执行你们的计划。”

“另有计划在进行”，有人反驳道，“士兵在此是因为那个原因。”

“我猜是针对我们的计划，”厄内斯特嘲讽道，“暗杀吗？”

但“暗杀”两字又招来了一阵喧哗。厄内斯特压制不住这些声音，但他仍站在那里，等待安静下来。这时便出事了。我在旁听席上只看到了爆炸的闪光，巨大的爆炸声充斥在耳畔。我看到厄内斯特困倒于旋绕的烟雾中，士兵从各个过道蜂拥而起。同志们猛地起身，怒气冲冲就要发作。但厄内斯特一时间稳住了自己，并挥手示意同志们克制。

“这是密谋！”他大叫道，并警告同伴，“都别动，不然就都完了。”

而后他慢慢倒下，士兵已来到他身边。再后来士兵清理了坐席，我便看不到什么了。

尽管他是我的丈夫，我也未被允许见他。在表明身份后，我也被迅速地列上了逮捕名单。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的社会党议员全部被捕，包括因伤寒在宾馆中卧床不起的倒霉的辛普森。

审讯快速简短，这些人的命运已定。但奇迹的是，厄内斯特未遭处决。这对寡头而言是极大的错误，代价将是惨重的。那时的寡头们过于自负，被成功冲昏了头脑，万万想不到这少数的几名英雄已经获得了摧毁其根基的力量。明日，大暴动将爆发，全世界都将在数百万人沉重的脚步下颤动。寡头将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们已经成长到多么壮大。

作为一个革命者，我置身处地，无疑是了解革命者的希冀与恐惧的，了解革命者的秘密计划。我能合理地驳回国会爆炸案有罪的指控。但鲜有人这样做。我可以毫不怀疑地断言，国会内外的任何社会党人都与此事毫无干系。谁投下了炸弹，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十分肯定，不是我们。

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铁蹄应对此事负责。当然，我们无法证明，这仅仅是推断。但我们知道以下这些事实。政府的特务已与主持人串通好，告知其社会党议员将实施恐怖袭击，并已确定作案的具体时间。那天是最有可能爆炸的一天，因此国会大厦布满了预知此事的军队。但我们对袭击一无所知。由于确实发生了爆炸案，我们自然可得出结论，铁蹄知悉此事。并且我们指控铁蹄对暴行负责，铁蹄计划并实施了这一暴行，就是为了嫁祸我们，并最终打败我们。

主持人警告了议院中身着血红制服的人们。他们知道，在厄内斯特发言时会有暴行发生。他们理所当然地相信了发动袭击的是社会党。在审判中，他们依旧带着这“真诚”的信仰，很多人作证，看到了厄内斯特准备扔炸弹，看到了炸弹提前爆炸。当然，他们根本什么都没看到。在恐惧的激动臆想中，他们以为自己看到了，如此而已。

一如厄内斯特在审判时说的：“这靠得住脚吗？如果是我扔的炸弹，我会选那样一颗没威力的小炮仗去扔吗？根本就没装够火药。烟倒是冒出不少，但除了我谁也没伤到。它就在我脚底下爆炸，却没要了我的命。相信我，我要是扔炸弹，肯定是要造成破坏的。我的炸药可就不只是冒冒烟这么简单了。”

控方针锋相对争辩说，炸弹威力小是社会党方面的失误，和提前爆炸是因为厄内斯特不留神使炸弹滑落一样，也是个失误。为了巩固这说法，有多名国会议员作证说看到厄内斯特鼓弄炸弹，使它脱手了。

至于我们，谁都不知道知道炸弹是怎么扔出来的。厄内斯特告诉我，炸弹爆炸前的一瞬间，他听到也看到了碎片砸到自己的脚。他在审判时指出了这点，但没人相信他。这件事，用个时兴的俚语来说，就是“生米已成熟饭”。铁蹄下定决心摧毁我们，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

还有句话叫“水落石出”，我却对此表示怀疑。已经过去19年了，尽管我们不懈努力，却还是没能找到发动袭击的真凶。无疑他是铁蹄的某个特务，但他逃过了侦查。我们始终没能获得有关他身份的半点线索。如今，在这个事后之秋，烟消云散之后，这件事也只有成为历史的谜团。

佩尔瓦伊兹是一位法裔美国人。公元1913年，他被囚禁于纽约的图姆斯监狱，以谋杀罪名的等待宣判。从他的供述中，我们得知他并非穷凶极恶。他有一腔充满激情的热血，并且感情丰富。在一次疯狂的嫉妒发作时，他杀害了妻子——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平常的。佩尔瓦伊兹被死亡的恐惧摆布，他在冗长的供述中详细描述了这种恐惧。为逃避死亡，他甘心做任何事。审判结束后，警员为他准备好了电椅，他确定已不能逃过一级谋杀的惩罚了。在那时，一级谋杀应被处以死刑。罪犯被置于一种特殊结构的死亡椅子上，在法医的监督下，被电流击毙。这被称作电刑，在那一时期被广泛采用。麻醉，作为一种强制致死方式，是后来才被引入的。

这个心地善良的人，却有着心狠手辣的兽性，躺在监狱，除了死亡没有任何盼头。他受铁蹄特务的怂恿在众议院扔下了炸弹。自白中明确指出，他被告知炸弹威力很小，不会伤害任何人。这和炸弹爆炸反应微弱的事实吻合，也能解释在埃弗哈德脚下爆炸却没有致其死亡的原因了。

佩尔瓦伊兹偷偷溜进因维修而关闭坐席，准备看准时机丢下炸弹。但他坦白，因为听埃弗哈德激情的演说而入了迷，差点忘了自己的任务。他直到骚动四起时才想起来。

作为对干这件事的报酬，他不仅被释放出狱，还获得了一笔生活收入。但他并没享受多久。公元1914年9月，他罹患心脏风湿病，只活了三天。那时他找来天主教牧师彼得·迪尔邦神父做坦白。牧师觉得此事关系重大，便将自白记录下来，并将其封存。这之后发生的事我们只能推测。这份文件对于揭开事件的谜团显然是很重要的。它必将带来重大的影响，也应此才被封存。数世纪以来，甚至没有半点蛛丝马迹。直到上世纪，杰出的意大利学者洛比亚到梵蒂冈做研究，才十分偶然地发现了这份文件。

在今天看来，铁蹄毫无疑问地要对公元1913年国会爆炸案负责。尽管佩尔瓦伊兹的自白从未公布，疑问也已得到回答。谜团中的行径将52名国会议员打入监狱，这些行径与寡头（前资本主义者）其它不计其数的罪行息息相关。

公元19世纪的倒数第二个十年，芝加哥存在这样一种典型的情况：无辜之人被残忍随意的审判谋杀，他们被称作“无政府主义的草包”。寡头纵火烧毁自己财产。对于这样的财产损失，遭受惩罚的往往是无辜之人——“替死鬼”是那个时代的叫法。

在公元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劳工危机中，寡头和西部矿工联盟间也上演着类似但更为血腥的伎俩。独立火车站被寡头特务炸毁，13人遇难，还有更有多人受伤。随后，掌控科罗拉多州立法和审判机关的寡头指控矿工犯罪，判决迅速而武断。罗曼，和佩尔瓦伊兹一样充当工具的人，在寡头特务找到他时，正在另一州——堪萨斯的监狱等待审判。不过与佩尔瓦伊兹不同的是，罗曼的供认在当时得以公开。

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莫耶和海伍德的案例。他们是两位强壮胆大的劳工领导人，一位是西部矿工联盟主席，另一位是联盟秘书长。爱达荷州前州长被秘密谋杀。当时，社会党联合矿工公开控告矿主犯下了这一罪行。尽管违反国家宪法和州法律，但爱达荷州和科罗拉多的州长还是同谋绑架莫耶和海伍德，将二人投入监狱，指控其谋杀。这一行径使得时任美国社会党全国主席的尤金·V·德布斯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劳工领袖不会受贿也不能被侮辱，却遭暗算，被谋杀。莫耶和海伍德唯一的罪行是一直以来坚定不移地诚待劳动阶级。寡头盗窃我们的国家，腐化我们的政治信条，玷污我们的司法制度，粗暴地统治着我们。现在又要铲除不屈从于他们残暴统治的人了。科罗拉多和爱达荷的州长只是在执行上司——金权的命令。这是工人和金权统治的战争。如果他们打响暴力的第一战，我们就结束最后一战。”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公元19世纪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数以百万计的当地人死于饥荒，统治者却仍在掠夺他们的辛勤果实，将其消耗于盛大游行和其它愚蠢行为上。在这个开化时代，我们理应为古人的所作所为深感羞耻。只有从哲学出发才可获得唯一的安慰。我们必须承认，社会演化中的资本主义阶段就如同早期的人猿阶段。人类必须经历这阶段才能超拔于混沌的组织生活。那些混沌显然是太黏着而不易清脱了。

坠入深渊的人——这一表达最初由天才的H·G·韦尔斯于公元19世纪晚期提出。韦尔斯是社会学预言家，一个温文尔雅而又理性的人。我们现在只能接触到他零星的作品，但他最重要的两个成就“参与”和“演进中的人类”完整地流传了下来。在寡头之前，在厄内斯特之前，韦尔斯就预言了奇幻的城市，尽管他将其称为“愉悦之城”。

艾维斯·埃弗哈德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叙述能在那个时代公诸于众，因此忽略了提及对叛国罪的审判结果。其他类似的疏忽在手稿中亦不鲜见。52名社会党议员受到审判，全部判定有罪。说来奇怪，没有一人获得死刑。埃弗哈德和另外11人，其中包括西奥多·唐纳森和马修·肯特，被判终身监禁。其余49人获30至45年不等的监禁。亚瑟·辛普森，手稿中提到爆炸时罹患伤寒的人，仅获得15年监禁。但他死于监禁中的饥饿。如此残酷的待遇是因他顽固地毫不妥协，以及他对专制走狗强烈而不遗余力的憎恨。他死于古巴的卡巴纳斯，另有三位同伴也在那里遭受监禁。52位社会党议员被分别监禁在美国各处的军事监狱中。其中，杜博伊斯和伍兹被监禁在波尔托里科，埃弗哈德和梅里韦瑟被监禁在旧金山海湾中的阿尔卡特斯岛上，该岛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军事监狱。

艾维斯·埃弗哈德要再活上几百年才能解开这个愁煞人的谜团。距今不到100年前，也是在她死后600多年后，佩尔瓦伊兹的自白在梵蒂冈的秘密档案馆里被发现。这一份隐晦的文献可能恰好讲述了相关的情况。这一文件勾起了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

第十八章
索诺玛之阴

我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在监狱里关了六个月，没有被指控任何罪行。我是个嫌疑犯——一个令人生畏的罪名。不多久所有革命者就会了解其中的恐怖。我们尚在雏形中的秘密特工组织已经开始有所行动。在我入狱第二个月的月底，一个狱卒示意自己是与组织有联系的革命者。几周之后，新上任的狱医约翰·帕克赫斯特也表明自己是一个战斗小组的成员。

我们就这样渗透进寡头机构中，行事隐蔽，并仍在继续秘密的渗透。也正因如此，我在这与世隔绝之地也能一直与外界保持联系。每位囚禁中的领导人都能通过潜伏在铁蹄内部的勇敢同志们与外界进行联系。尽管厄内斯特远在千里之外，被囚禁在太平洋海岸的监牢中，但我还是能可靠地与他交流。我们的信件有规律地来往着。

监狱内外的领导们仍可讨论指挥运动。我们本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内让一些人成功越狱，但由于关押并未对我们的活动造成阻碍，便决定避免任何不成熟的行动。52位国会议员以及超过300位的领导身陷囹圄，我们的计划是要将他们全部同时救出。如果只是部分人出逃，可能会引起寡头政治执政者的警觉，从而阻挠其他人的出逃行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全国上下同时发起越狱将给无产阶级带来正面的心理影响，这能表明我们的力量，展示我们的信心。

因此我们做出如下安排：我在第六个月底刑满释放后便“失踪”，为厄内斯特安排一处安全的藏身之地。要做到完全消失并不容易。我获得自由之时，也是铁蹄特务对我展开监视之际。我必须隐匿行踪，尽力到达加州。做成此事的方式说起来真是可笑。

尽管以沙俄为模型的通行系统还在完善之中，但我仍不敢以真实身份出行。如果要再次与厄内斯特见面，我有必要彻底“消失”。因为如果他在出逃后来找我，就会被发现而落网。然而话又说回来，我无法掩盖自己的无产阶级身份。寡头可以掩盖他们的身份。但寡头不过只占少数，还有无数像威金森先生那样的次要人物——身家几百万的金权支持者。这些次要人物的妻女众多，组织决定我应该采用这样的身份。几年之后这种方法便行不通了，因为通行系统变得完善，国内没有人，不管男女老少，可以不登记不解释就动身。

时机成熟，我便甩掉了监视的特务。一小时后艾维斯·埃弗哈德消失了。同时一位名叫费利斯·范韦尔迪甘的女人，随两个女仆和一条宠物狗，还有一个照顾宠物狗的女仆，走进一列普尔曼式卧车的书画间，几分钟后又迅速朝西去了。

陪在我身边的三位女仆都是革命者。两个是战斗小组成员，剩下的格雷斯·霍尔布鲁克，在一年后也加入了进来，但仅战斗了六个月便遭到铁蹄处决。就是她侍奉了那条狗。至于其他两人，伯莎·斯托尔在12年后失踪，安娜·罗斯伊顿活了下来，在革命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们平安地横跨了美国到达加利福尼亚。火车在奥克兰十六街站台停靠时，我们下了车。费利斯·范韦尔迪甘和她的两个女仆、宠物狗连同侍奉宠物狗的女仆一齐永远消失了。女仆们由忠实的同志带走。我则由其他同志掩护，下火车不到半小时，便登上了一艘钓鱼小船，来到了旧金山湾的水面上。微风习习，我们漫无目的地漂流了大半夜。我看到了关押厄内斯特的阿尔卡特斯的灯光，想着和他越来越近，心中更生温暖。黎明时分，船工摇橹，把我们送上了马林群岛。白天我们在这里隐藏。到了晚上，我们顶着潮汐和新鲜的海风，花两个小时渡过圣巴勃罗湾，赶到了佩塔卢马湾。

马匹早已备好。我随着另一位同志，迅速地借着星光离开了。面向北方，我能看到索诺玛山模糊的轮廓，我们正朝那里策马而去。我们出索诺玛旧城向右飞奔而去，跨过一条沿着山外侧流淌的溪谷。马路变成了林路，林路变成了小径，小径渐渐隐匿，直到丘陵牧场。我们沿着索诺玛山直上，这是最安全的线路。不会有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黎明时分我们赶到了北崖。趁着昏暗的暮光，我们穿过丛林，来到红杉峡谷。这里地势低洼，刮着盛夏的暖风。这里正是我熟悉和热爱的乡间故土，很快我就成了向导。这里真是绝佳的藏身之处。我们放倒横栏，穿过了一个丘陵草场。之后跨越一道橡树丛生的低矮山脊，下到一个更小的草场。我们又跨过一道山脊，来到了红木和灌木的深红枝桠之间。第一道阳光照在背上。鹌鹑窜出草丛，哗哗作响。肥硕长耳的大野兔在眼前跑过，像鹿一样轻快地跳跃而去。接着出现了一头真正的雄鹿——头上顶着多叉的角。阳光撒在它的背上，映出了一片金红。雄鹿早我们一步跨过山脊消失不见了。

我们顺着鹿的尾迹，来到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它从这里消失在高耸的红杉林中。林旁有一池富含矿物的浑水。我对这条路非常熟悉。因为这片农场属于我的一位作家朋友，他同样成为了革命者。但他比我更加不幸，他已经去世了。没人知道他在何地怎样去世的。他在世时，知道我要藏身在这里。他因农场的美景而买下了这里，花了一笔合适的价钱。这令农场主十分无奈。他曾十分愉快地讲述过：面对这样的价格，农民们习惯性凄惨地摇着脑袋，笨拙地算计一番说：“但是你让人连百分之六的利润都赚不到。”

但现在他死了，农场并没有传到他的孩子手里。世上这么多人，这块地产偏偏落在了威金森先生手里。他拥有索诺玛山的整面东坡和北坡，紧邻斯普雷科尔斯地产，直到班内特谷的分水岭。他建了一座庞大的鹿园，园内有成千上万公顷的丰茂坡地、沼泽地和溪谷，雄鹿们在几乎原始的野生环境中奔跑。曾经拥有这片土地的人被赶走，他们的家园被拆除，为鹿园腾地。

绝妙的是，威金森的狩猎小屋距离我的藏身处只有四分之一英里。与其说是危险，倒不如说是更安全。我们处在小寡头的庇护下。铁蹄特务做梦也难想到我与厄内斯特的藏身处会是威金森的鹿园。

我们把马拴在水塘边的红木林里。同伴从一截空木中取出一堆杂物：一袋50磅的面粉，各式罐头，烹饪器具，几张毛毯，一件帆布防水衣，书笔，一大捆信件，五加仑的煤油，一个油炉，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大卷结实的绳子。供给实在是太多了，要来回好几趟才全部运到了避难所。

避难所很近。我带上绳子在前领路，穿过一块沼泽，在两座小山林之间、杂乱生长着葡萄藤和灌木。沼泽被溪流的陡坡截断。这是一条很小的溪流，常年流着瀑布下来的水，到酷夏也不能完全蒸发。目光所及都是高大的林丘，其中一些看上去就像被巨人无心丢下来似的。丘上没有底岩。赤红的火山土壤堆积了上百英尺。这就是索诺玛有名的葡萄酒土壤。小溪沿林丘冲刷出了一条深邃陡峭的河道。

下到河床需要好一阵攀缘。而一旦上了河床，淌水向前大概一百英尺，便会有一个洞。在外面看上去发现不了洞口的所在。这个洞毫不平庸。披荆斩棘缓慢行进，会发现一面绿屏，长宽都有几百英尺，高也有长宽的一半。可能是因为丢掷山丘时出了点差错，又得益于几个世纪以来奇特的侵蚀，水的冲刷形成了这个洞。没有岩床，到处都覆盖着植被，从细小的毛蕨类植物，到高大的红杉和道格拉斯云杉。这些雄伟的树木甚至铸成了洞壁。有些45度斜倚着，不过大多数都从柔软垂立的土墙里生出，直立高耸着。

这是个完美的藏身之所。没人来过这里，就连艾伦峡谷村庄里的孩子们也没来过。如果这个洞出现在一条一英里或者几英里长的峡谷床上，那就会被人发现。但这里不是峡谷，这条小溪不超过五百码长。洞口朝前两百码，溪流水位上涨，在平坦草场边缘的形成了一道瀑布。洞口朝后一百码，溪流便向开阔的乡野流散了，流经起伏的草地汇入主河。

同伴将绳子系到树上，我系着绳子另一端降下来，不一会儿便到了最底部。随后他从藏物处将全部物品带回，递了下来。他把绳子拉上去藏了起来，离开前还和我做了鼓舞人心的道别。

继续之前我想说说这位同志，约翰·卡尔森，革命中的一个谦逊人物，队伍中无数信仰坚定的人之一。他在狩猎小屋附近的一个马棚为威金森工作。实际上，我们正是骑着威金森的马跨过了索诺玛山。这20年间，约翰·卡尔森是避难所的管理人。我肯定在这段时期中，他从始至终未曾有过半点不忠之心。在他看来，要背叛信仰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他冷淡木讷，甚至没人能看出革命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对自由的热爱照亮了他暗淡的灵魂。从很多方面来说，他实在、淡定，这都是非常好的品质。他从没失去过主见。有一次我问他是怎么成为革命者的。

“我年轻时就当过兵，”他答道，“那是在德国。在那里，所有年轻男子都必须参军。所以我就入伍了。我遇到另一位士兵，也是个年轻人。他父亲就是你所说的煽动者，因叛逆罪进了监狱——就是你所说的戳穿了君主的真面目。那个年轻人，那个儿子，和我讲了很多关于人、关于工作和资本家剥削人民的事。他使我从新的角度看事情，我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话很真实，讲得很好，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一到美国就寻找社会主义者。我成为了一个分部的成员——那还是在S.L.P时期。后来发生分裂，我转入当地的S.P。那时我在旧金山的一个马棚干活。那是在地震之前。我已经干了22年。只要还是成员一天，我就会尽职一天，尽管现在这成了秘密，但我会一直履职下去。等到团结的共和来临，我会很高兴。”

剩下我一个人开始在油炉上做早餐，布置我的家。通常在清早或夜幕降临后，卡尔森会偷偷溜到避难所，帮上几个小时的忙。最初我的家只是一层防水布。后来，搭起了一顶帐篷。再后来，当我们确定这里极佳的安全性后，便盖起了一个小房子。这个房子能够完全躲开任何从河道边缘向下搜寻的视线，覆盖的葱郁植被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此外，房子紧靠垂立的洞壁建造。墙壁由粗壮的木材制成，排水通风。我们还挖出了两个小屋。哦，相信我，我们住得很舒坦。后来德国左倾分子比登巴赫过来和我们一起藏身时，还安装了一个吸烟装置。这使得我们能在冬夜围坐在噼啪的篝火边。

这里我必须为这位性情温和的左倾分子澄清，他遭了严重的误解。比登巴赫同志没有背叛革命，也没有像传言中的那样被其他同志处决。这个谣言是由寡头散布的。比登巴赫同志有些恍恍惚惚，也很健忘。他是在卡梅尔的洞穴避难处外，被洞穴避难所瞭望台上的自己人所枪杀，因为他没能记住暗号。这是个悲哀的误会。他背叛战斗小组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在没有比他更真实、更忠诚的同志为革命效力了。

十九年来，我的避难所一直不断有人入住。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这里仅又一次被外人发现过。这里离威金森的狩猎小屋只有四分之一英里，距艾伦峡谷的山村也只有短短一英里。我在清晨和夜晚总能听到火车抵达或驶离的动静，我也习惯了用砖厂的汽笛声校准手表。

公元2368年的大地震打开了其中一座山丘的破壁，露出了埃弗哈德作为避难所的洞穴。随着手稿的发现，其中的房子，穴屋和长期居住积累的垃圾的意义终于被人们知晓。洞穴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遗迹，其中有趣的是故事中提到的比登巴赫的吸烟装置。对此感兴趣的学生们可以阅读即将出版的阿诺德·本瑟姆小册子。

距林丘一英里外是位于急水河和索诺玛河交汇处的守夜者罗宾旅馆。应该注意到，由于时代变迁，急水河起初命名格雷厄姆河，并在早期的地图中以此名标注，但后来改成急水河。艾维斯·埃弗哈德在守夜者罗宾旅馆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她乔装成铁蹄特务，在敌人面前、在处理事件时，她都做得天衣无缝。入住守夜者罗宾旅馆的官方批文毫无疑问是由手稿中提到的小寡头威金森签署。

这一荒诞景象恰恰描绘了统治者的冷漠。在人们遭受饥荒之时，宠物狗却有女仆侍奉。这是艾维斯·埃弗哈德一次过分的伪装。生死与革命都在攸关；因此伪装必须足够真实。这在当时承受了极大的批评。

普尔曼式卧车——当时一种非常奢华火车的名称，由发明者命名。

尽管不断遭遇难以想象的苦难，安娜·罗斯伊顿仍旧活到了91岁高龄。一如波科克一家无视战斗小组的行刑人，她也同样无视铁蹄的刽子手。她的一生精彩纷呈，不时身陷危险之中。她自己也是战斗小组的行刑人，代号“红处女”。她成为革命中的一个光辉典型。69岁时，她在武装护卫的重重包围下将“血腥”哈尔克里夫击毙在地，并成功逃出生天。在人生终点，年迈的她在奥扎克山的革命者秘密避难所内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从能够查阅到的那一时期的全部资料中，我们没能找到关于在这里提到的比登巴赫的线索。埃弗哈德手稿的其他章节也没有提及此人。

如果有好奇的旅行者从艾伦峡谷向南走，会发现那条林荫大道和七个世纪以前的乡间老路是同一条。距离艾伦峡谷四分之一英里，跨过第二座桥后，向右会有一段峡谷，像一道伤疤，流经起伏的土地，奔向林丘。这条峡谷就是古代先行权的地点，在当时是一个沙文主义者的私人财产，这是一个在虚构的淘金年代离开祖国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法国先驱。这些林丘就是艾维斯·埃弗哈德提到的林丘。

第十九章
变身

“你必须改头换面，”厄内斯特在信中对我说道，“切不可保持现状，务必变成另外一个女人——不仅是你穿的衣服，还包括你的内在。你必须改头换面到连我都认不出——你的声音、姿态、习惯、步伐等所有的一切都要改变。”

我服从了这个命令。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将以前的艾维斯·埃弗哈德隐藏在“另一个自己”之中。只有经过长期练习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单在语音语调这个细节上，我就不断地练习直到新自我的声音变得稳定自然。我亟需练就出自然转换成另一个角色的本领。我必须经常练习才可以自欺欺人。就像学习一门新语言，例如法语。一开始，讲法语要有意为之，用意志来控制。学生用英语思考，然后转换为法语，或阅读法语，但需转换为英语才能理解。之后才会变得非常自然，学生用法语读书、用法语写作、用法语思考，根本不需要求助于英语。

我们的伪装也是这样。练习对于我们非常必要，这样才能使乔装的角色变得真实。甚至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才能重新做回本我。当然了，起初大都不过是拙劣地尝试。我们开创了一种新技艺，但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发掘。各处纷纷展开研究工作，伪装大师渐渐增多，相关的技巧和手段越来越丰富。甚至出现一本相传的教科书，成了革命的必修课。

就在这时，父亲失踪了。他定期邮寄给我的信件停滞了。他不再出现在我们位于佩尔街的住处。同志们四处搜寻他的下落。我们也通过特工调查了国内各家监狱。但他似乎被大地吞噬了一般，杳无音讯。我们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我在避难所孤独地度过了六个月，但我可没有无所事事。我们的组织发展迅速，总有堆积如山的工作等着完成。厄内斯特和其他领导同志们在监狱中做出的决策，由我们这些在外面的人来执行。我们有口头传递信息的宣传部门，组织有特工系统与分支系统，建立了地下报社，甚至修筑了地下铁路将分布在各个避难所的无数同志们联系起来，并保证了地上联系被切断之时，避难所仍能够获取信息。

所以我说工作永远也做不完。在这六个月结束之时，两位同志的到来打破了我的孤单。她们都是年轻的姑娘，勇敢并虔诚地热爱着自由。她们是劳拉·彼得森和凯特·比尔斯。彼得森于1922年失踪；比尔斯后来嫁给了杜波伊斯，她与我们一同仰望着昭示新时代的明日之阳。

两个姑娘是在充斥着死亡危险的恐怖时期到来的。搭送她们来到圣巴勃罗湾的钓鱼船船员中有间谍。身为铁蹄爪牙的他成功冒充成革命者，刺探到我们的众多秘密。他无疑是在寻找我。因为此前我们便了解到，我的失踪引起了寡头特务组织的极大关注。幸运的是，他还未将这个发现泄露给任何人。显然他想确认我的藏身处并将我逮捕之后再做汇报。但他的情报和他一起进了坟墓。在两个女孩在佩塔卢马湾上马后，他找借口从船上逃走了。

行至索诺玛山中途，约翰·卡尔森让女孩们带着他的马继续赶路，他自己则步行回去，他起了疑心。他抓住了那个间谍，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卡尔森的讲述大快人心。

“我修理了他，”卡尔森用平淡地讲着经过，“我修理了他，”他反复道，眼里闪着忧郁的光，攥着两只盘虬般的大手，“他没有叫唤。我把尸体藏了起来。今晚我再回去把他埋了。”

我在那段时间常常惊奇于自身的蜕变。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要么我就一直在大学城中过着宁静祥和的生活，要么我就成为熟视暴力和死亡的革命者。两者是现实和梦，不可兼得，但哪是现实？哪个是梦呢？现在我藏身洞穴作为革命者的生活是一场噩梦吗？还是我这名革命者梦见自己住在伯克利，永远想不到有比喝茶跳舞、在教室中辩论更暴力的生活？但后来我想，每一个为人类解放而集结于红色旗帜之下的人都是如此吧。

我时常忆起出现在我以前生活中的人，我也非常好奇在我新生活中闪现的他们。比如莫尔豪斯主教，在组织壮大后我们寻找过他，但未果。他流荡在各个避难所之间，从纳帕州立精神病院到斯塔克顿避难所，再到桑塔克拉拉谷的阿格纽斯避难所，之后再没了他的踪迹。没有关于他死亡的记录。他应该是归隐于世了。直到后来，我怎么也没想到再见他的时候会如此残酷——在芝加哥公社的血雨腥风中，我瞥到了他。

杰克逊，在希艾拉工坊中失去了手臂。他也是促使我投身革命的原因之一。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但我们知道他在死前做了什么。他从没加入革命队伍。命运作难，沉溺过错，他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个纯粹的野兽，仇恨熏心，渴望复仇。他为自己报了仇。在所有人都入睡的深夜，他避开看守，将整个佩尔顿韦斯的宅邸炸得粉碎，里面的人无一幸免，包括看守。在监狱等待审判的时候，他用毯子自缢身亡。

汉默菲尔德和巴林福德两位博士与杰克逊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他们尽心讨好主人，得到了自己的“神殿”。他们在那里过着与世无争的安逸生活。两人都成了寡头的辩护人，越来越肥硕。“汉默菲尔德博士，”厄内斯特有次提到，“成功修正了自己的形而上学观点以服务铁蹄，崇拜着虚无的美学，堕落成海克尔所说的无形无质的死魂灵，——汉默菲尔德和巴林福德两位博士的区别在于后者使寡头的上帝更无形无质。”

在调查杰克逊一案时我遇到的希艾拉工坊恶棍工头，彼得·唐纳利，震惊了我们所有人。1918年，我出席了弗里斯科红魔组织的一次会议。在战斗小组中，这个小组是最可怕、最凶狠、最残忍的。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我们组织的一部分，成员们都是盲从的疯子。我们不敢鼓舞这样的精神。另一方面，尽管他们不隶属于我们，但在名义上我们还是得与他们保持友好。那晚我深刻认识到了这样做的重要性。我独自一人，身处一群男人中间，是唯一脱去面具的人。谈完事后我便被其中一个人带走了。在黑暗的走廊里，这个带路人点燃一根火柴凑近自己的脸，摘掉了面具。那一刻看到的是彼得·唐纳利激动的脸。随后火柴便熄灭了。

“我想让你知道是我，”黑暗中他说，“记得达拉斯主管吗？”

我点头，回忆起希艾拉工坊的狐狸脸主管。

“嗯，我先干掉了他，”唐纳利骄傲地说，“那之后我就加入了红魔。”

“但你怎么能到这儿来呢？”我问，“你妻子和孩子呢？”

“死了，”他回答说，“这就是原因。不，”他急促地说着，“我不是替他们报仇。他们是在床上死去的——病死的，你知道，说不准就会碰上的事。她们活着，总是碍手碍脚。现在她们走了，我终于能像个爷们一样了。我曾经是彼得·唐纳利，一个恶棍工头。但今天我是红魔弗里斯科27号。走吧，我带你离开这里。”

此后我听到了更多关于他的事。他以为所有的家人都死了。但还有个人还活着，托莫赛。他的父亲唐纳利之所以认为他死了，是因为他被铁蹄强征做了雇佣兵。弗里斯科红魔的成员要保证每年杀掉12个敌人，如果失败，惩罚便是死亡。一个未能完成任务的成员就选择了自杀。杀戮是有计划的。这些疯子定期见面，审判办事不力的成员和寡头的爪牙。之后便是对目标们的大量杀戮。

实际上，那晚我正是为了这样的审判而出席会议。我们的一个同志，多年来成功伪装成铁蹄特务组织在本地办公处的秘书，却被弗里斯科红魔列入黑名单并遭审判。当然他本人并未出席。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我们的特工。我的任务就是去证实他的身份和他对组织的忠诚。有人可能会奇怪我们是怎么得知的？很简单，我们在弗里斯科红魔中也安排了特工。我们有必要对敌人以及盟友实施监控。这个疯狂的组织是重点监视对象。

说回彼得·唐纳利和他的儿子。唐纳利的事业顺风顺水，直到第二年他在追捕名单上看到了托莫赛·唐纳利这个名字。血浓于水，为了救儿子，他背叛了同伴。争斗中他险象环生。但12个弗里斯科红魔成员却因此而遭到处决，整个组织几近覆灭。为了复仇，幸存者以背叛组织的罪名处死了唐纳利。

托莫赛·唐纳利也未能幸存多久。弗里斯科红魔决意处决他。寡头为挽救他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他在全国范围内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三个红魔成员为寻找他而丢掉性命。红魔全部由男人组成，但他最终却落在了一个女人手中，我们的人手中。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安娜·罗斯伊顿。我们内部组织处处限制着她。但她始终是一个我行我素、无视纪律的人。况且她是个天才，又那么可爱，我们的纪律从来约束不住她。她和自己处在一个阶级，从不顺从革命者的准则。

尽管我们拒绝批准，但她依旧我行我素。现在的安娜·罗斯伊顿是个迷人的女人。她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引诱男人。她伤了我们众多年轻同志的心，伤了其他被俘获的男人的心，让他们的心弦全都顺应了我们的组织。她一直拒绝结婚。她非常喜欢小孩子，但她认为养育孩子会使自己掉队，革命才是她倾其一生的事业。

赢得托莫赛·唐纳利对安娜·罗斯伊顿来说是个轻松的任务。良心对她可不是问题，因为在纳什维尔大屠杀时，唐纳利指挥的雇佣军残忍杀害了800名织工。她没有杀掉唐纳利，而是把她的囚徒交给了弗里斯科红魔。这发生在去年，如今她已经换了名字。各地的革命者们叫她“红处女”。

我后来又遇到了更为熟知的英格拉姆上校和凡·吉尔伯特上校。英格拉姆上校在寡头组织中攀得很高，成了驻德国大使，也同时被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深恶痛绝。我在柏林遇到了他。他在那里接见了我这名深得铁蹄信任的国际间谍。我也得到了他的很多帮助。不得不说，双重身份使我为革命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事。

凡·吉尔伯特上校也就是熟知的“咆哮”的凡·吉尔伯特上校。芝加哥公社事件之后，他在起草新法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审判裁定之前，他就已被自己的恶性肿瘤判了死刑。我也参与了对他的审判。是我告诉了他判决的结果。安娜·罗斯伊顿执行了死刑。

接下来是另一个来自过去生活的人——杰克逊的律师。我最想不到能再次相遇的，恐怕就是这个人了，约瑟夫·赫德。那是一次尴尬的见面。芝加哥公社事件两年后的某天深夜，厄内斯特和我一同抵达了本顿哈伯避难所。这个避难所在芝加哥湖对面的密歇根。我们正赶上对一名特务的审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我们正巧遇见这个特务正被带走。这个可怜人立刻挣脱了押解，冲到我脚下，双臂死命抱住我的膝盖，发狂一般祈求宽恕。他扬起痛苦的脸看我，我认出他就是约瑟夫·赫德。在我目睹的所有残暴中，没有哪一桩能比得上他对生存的疯狂祈求。这让我身心交瘁。他疯了似的祈求留他一命，非常可怜。十几名同志过来抓他，他死命抱着我的腿。当他尖叫着最终被拽开时，我昏倒了。看勇者牺牲比听懦者求生要轻松得多。

乔装在那一时期确实是一项真实存在的技艺。革命者在各处的避难所中开设表演学校。他们蔑视道具，如假发、假胡须、假眉毛等剧场演员的辅助道具。革命是一场生死较量，仅靠道具只会自投罗网。乔装则是从根本的本质上，部分或在某方面改变一个人，构建他的第二本性。据说红处女最擅长该项技艺，她长久而成功的革命事业应归因于此。

失踪是那一时期的恐怖事件之一。其作为歌曲或故事的主题也频频出现。失踪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整整激战了三百年的地下战斗中。出现在寡头和工人贵族中的频率和在革命者中一样频繁。没有警告，不留痕迹，人们失踪后就再也不见踪影，他们的死也裹在了疑团之中。

阿迪斯图书管理员杜波伊斯正是这对革命伴侣的直系后代。

海克尔：近代德国哲学家。（译注）

在工人贵族之外，另一个团体也兴起了，那就是军事组织。雇佣军是一支听命于寡头、由专业士兵构成的常备军。这个组织取代了民兵部队，后者在新政权下已不能组建。在常规的铁蹄特务组织之外，雇佣兵情报机构随后也建立起来，在警察与军队之间保持着联系。

在二次暴动失败之前，弗里斯科红魔再次兴起，一度兴盛了两代。直到一名铁蹄特务成功打入内部，掌握了全部秘密，将其歼灭。这发生在公元2002年。成员在三周内全部处决，暴尸在旧金山劳工区的街头。

本顿哈伯避难所是一个地下墓穴，入口被巧妙设计为一口井。这里被保存了下来。今天，好奇的参观者可以穿过迷宫，来到集会大厅，那里无疑就是艾维斯·埃弗哈德所描绘的现场。再走远些，便是囚禁犯人的囹圄以及执行判决的死刑房。墓地深处，由石块铺设的蜿蜒走廊两侧设有凹槽，停放着棺椁。革命者一排排地长眠其中，一如多年前被同志们安放在这里时那样安详。

第二十章
失踪的寡头

回忆了这么多过去的生活，我得讲讲新生活了。直到1915年我们才实现全员越狱。出逃过程非常复杂，却无半点差迟，如此的成就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一夜之间，从古巴到加利福尼亚，从数十间拘留所、军事监狱和堡垒中，我们帮助了52名国会议员中的51人出逃，外加300多位其他的政治犯。没有一例失败。他们不仅成功出逃，并且都按计划抵达了避难所。那位没能救出的国会议员是亚瑟·辛普森，他在卡巴纳斯严酷的拷问折磨中辞世了。

接下来与厄内斯特共处的18个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了。那段时间我们形影不离。后来，我们重返社会，便天各一方了。那晚，我像等不及明日暴动的火焰一般，等待厄内斯特归来。我太久没有见到他了。“计划可能出了差错，他被困在了岛上监狱里。”这样的想法快把我逼疯了。我独自等待着，度日如年。同住避难所的比登巴赫和三个年轻人出去戒备，全副武装以防不测。我猜那晚全国所有避难所的同志们都行动了。

如黎明的第一道光照亮苍宇，我听到了头上传来的信号并做了回应。黑暗之中我差点抱住第一个下来的比登巴赫，但下一秒我就被拥入厄内斯特的怀抱了。那一刻，我的转换是那么彻底，我必须努力刻意才能做回艾维斯·埃弗哈德，换回她的气质和微笑，找回她的话语和声调。我得使劲地保持旧人格。我不允许自己放松哪怕半分钟，导致习惯性地换上自己创造的新人格。

一走进小屋，我借着光线便看到了厄内斯特的脸。除了身陷囹圄使脸色变得苍白，他并没有其他变化——或至少没有太大变化。他还是我的爱人和英雄。尽管苦难将他脸上的纹路雕刻得更深长，但他却毫不在意。皱纹反倒为长久以来磨砺他容貌的暴乱生活点缀出几许高尚。他本应比以往多一分黯淡，但他的双眸却仍泛着微笑。他瘦了二十磅，但精神矍铄。服刑期间他坚持锻炼，肌肉有如钢铁般结实。实际上，他比入狱前的状态还要好。几小时后，他终于躺下来休息了。我抚慰他睡着，但我还毫无睡意。我太高兴了，也没有越狱后跋涉的疲惫。

厄内斯特睡着后，我开始换裙子和发型，重新换上那个新人格。之后比登巴赫和其他同志醒来，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谋划了一个小小的阴谋。一切就绪，我们聚在厨房餐厅的洞屋。厄内斯特开门进来了。比登巴赫叫我玛丽，我转身回应他。然后好奇地瞥了厄内斯特一眼——年轻同志们初次遇见如此显赫的革命英雄时都会忍不住这样看着他。但厄内斯特瞧我一眼后便转向其他地方。随后我被介绍给他时用的是化名玛丽·霍姆斯。

为了把诡计进行到底，我们多放了一个盘子。大家都坐下来时，椅子也多出了一把。看到厄内斯特越来越不安，我差点笑出声来。他终于忍不住了。

“我的妻子呢？”他愣愣地问。

“她还睡着呢，”我回答说。

好险的一刻。不过我的嗓音很陌生，从中他听不出半点熟悉。大家继续吃饭。我激情洋溢地说了一大堆英雄崇拜者可能会说的话，很明显他就是我的英雄。激动与崇拜溢于言表，我站起来。趁他还没反应过来，我一把抱住他的脖子，亲上他的嘴接起吻来。他把我推开，恼怒不解地盯着我。其他四人则哈哈大笑地向他解释。起初他心存怀疑，仔细打量我后仍半信半疑，摇着脑袋说他不相信。直到我变回艾维斯·埃弗哈德，伏到他耳边说出一些除了他和艾维斯·埃弗哈德之外无人可知的秘密时，他才相信我真是他的妻子。

那天晚些时候他揽我入怀，但非常尴尬，好像他真有了三妻四妾似的。

“你是我的艾维斯，”他说，“而你又是另外一个人。你是两个女人，所以你既是我的妻又是我的妾。无论如何我们现在都安全了。如果美利坚变得太水深火热，我何不去申请土耳其国籍。”

避难所的生活对我来说变得非常幸福。确实，我们长时间辛苦工作，但却可以相濡以沫。十八个月的宝贵时间里我们互相拥有对方。并且我们并不孤独，领导人和同志们来来往往，用惊奇的声音讲述整个战线上奇异的冲突战事。欢乐和愉悦常伴。我们不单是暗地中的谋反者。辛勤的我们忍耐煎熬，努力缩小了社会阶层间的差距。经历出作入息、甚至生死的交叠，我们还会去笑、去爱。我们中间有艺术家、科学家、学者、音乐家和诗人，地下洞穴里的文化比寡头在奇幻城宫殿中的文化还要高尚。事实上，正是我们的同志辛勤创造了奇幻城那美丽的宫殿与建筑。

我们并没有禁足在避难所里。我们常常在晚上骑马出去爬山，骑的是威金森的马。要是他知道他的马为多少革命者服务过该多好！我们甚至去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野餐，一待便是一整天，趁黄昏启程回去，赶夜路抵达住所。此外我们吃的是威金森的奶油和黄油，厄内斯特还会猎威金森的鹌鹑、兔子甚至小鹿回来。

这里确实是个安全的避难所。前面提过这里只被发现过一次，我就来讲一讲小威金森的事吧。如今他已死去，我便可以说了。这个大洞穴有个隐匿的天窗，阳光可射入数小时，而上面仍旧是隐蔽的。我们从溪床挖来大量的砂砾铺在阳光下，所以这里既干爽又温暖，是个晒太阳的宜人之所。有天下午，我正在这里边打瞌睡边读着门登霍尔的作品，半睡半醒。我舒服得放松了警惕，书中激昂的诗词都没能吵到我。

我被掉到脚上的一颗土块弄醒了，然后便听到从上面传来一阵攀爬的声响。一位年轻人从碎土墙上爬下来，站到了我脚边。他是菲利普·威金森，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他静静地看着我，发出一声低沉的惊讶声。

“噢，”他说。摘下帽子，他又说，“请原谅，我没想到这里还会有人。”

我不是很淡定，因为那时还是个新手，不知道在危机关头要怎么办。后来我成为国际间谍时，就少了些笨拙。但在当时，我起身大声叫了起来。

“你为什么这么做？”他问，目光打量着我。

很明显他下来时对我们的存在未起疑心。我十分肯定。

“你觉得是为什么？”我反问。那时候我真是笨得厉害。

“我不知道，”他摇着脑袋回答说，“除非附近还有你的同伴。不管怎样，你得解释一下。我不喜欢现在这样。你是侵入者。这是我父亲的地盘，而且……”

但这时，比登巴赫文雅而绅士地站在他的身后，压低嗓音说：“举起手来，年轻的先生。”

年轻的威金森把手举起来，转身面对比登巴赫，后者端着一把步枪。威金森很镇静。

“噢，噢，”他说，“革命者的窝——看上去还都是些难缠的人。但是你们在这儿呆不久了，我告诉你们。”

“或许你应该在这儿呆上些日子，重新考虑你这句话，”比登巴赫平静地说，“但这期间你必须要和我在一起。”

“一起？”年轻人着实很惊讶，“你们在这里有巢穴么？我听说过这种事。”

“进来看看。”比登巴赫打趣地邀请道。

“但那是不合法的。”抗议的声音说。

“是不合法，不合你们的法，”“恐怖分子”意味深长地回答，“但按我们的法，相信我，这事再合法不过。你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你已身处另一个世界，不是那个你住惯了的充满压迫和暴行的世界。”

“这可有待商榷。”威金森嘀咕道。

“那咱们进来一起商量商量。”

年轻人苦笑着随逮捕者进了屋子。他被带进里面的洞屋，一个年轻同志留下来看守他，我们则在厨房讨论当前形势。

比登巴赫眼里噙着泪水，坚持将威金森处死。在我们投票通过这残酷提议后，他万分释然。另一方面，我们不敢想象让这个年轻寡头逃离的后果。

“我告诉你们怎么办，”厄内斯特说，“我们留他一命，教育他。”

“那么，我申请由我教给他我们的法律。”比登巴赫大声说。

在笑声中，我们达成了另一个决定：我们囚禁菲利普·威金森，用我们的道德观和社会观对他进行教育。但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工作要做，这个年轻寡头的全部踪迹必须被消除。他下到洞里时，在墙上攀爬留下了一些痕迹。这个工作落到了比登巴赫肩上。于是这天剩下的时间，他就顺着上面吊下的绳子，巧妙地干起来，直到消除全部踪迹。小溪岸上洞口边的痕迹也都被清除干净。黄昏时分，约翰·卡尔森回来了，他要来了威金森的鞋子。

年轻人不想交出鞋，甚至动了手，直到他尝到厄内斯特敲过蹄铁的双手的厉害。因为鞋子太小，卡尔森脚上磨出了水泡，磨掉了皮，十分痛苦。但他还是穿着那双鞋干了许多漂亮的事。重回到年轻人消失的洞口边，卡尔森穿上鞋子，朝左边走去了。他绕着山丘走了几英里，又是跨桥又是渡溪，最终将踪迹引到了溪床潺潺的流水处。他在那里脱掉了鞋，继续隐匿了一段行踪后才穿上了自己的鞋。一周后，威金森又拿回了自己的鞋。

那天晚上猎犬出动了。避难所里鲜有人入睡。第二天，咆哮的猎犬再次来到溪边，在洞口处沿着卡尔森制造的踪迹左拐出去，在山上的溪水旁失去了线索。整个过程中，我们的同志都在避难所里待命，手持武器——左轮手枪和步枪，更不消说比登巴赫制造的致命机器。要是他们胆敢下到我们的藏身之所，迎接救援者的将是一场出乎意料的“惊喜”。

下面我要说的是菲利普·威金森的真正去向，曾经的寡头，在后来成为了革命的战友。因为我们最终改造了他。他年轻，充满了可塑性，本质上也非常讲理。几个月后我们用他父亲的马把他送出去了，跨越索诺玛山去到佩塔卢马河，把他送上了小钓鱼船。几个周转之后，我们便通过地下铁路把他偷运到了卡莫尔避难所。

他在那里待了八个月之后便要离开，但并不情愿，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和安娜·罗伊斯顿相爱了；另一个原因是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员。直到他对自己的感情彻底死了心，他才答应我们冀，回去找他父亲。直到死去他都扮演着一个寡头的角色，事实上则是我们的一个重量级特工。铁蹄针对我们的计划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苦不堪言。如果他们知道在内部有多少我们的卧底，也就会明白了。年轻的威金森对革命的忠诚从未动摇。事实上，正是由于他对使命的忠诚才失去生命。在1927年的大风暴中，在参加我们领导人的一次会议时，他罹患肺炎辞世。

土耳其在当时允许一夫多妻。

这不是艾维斯·埃弗哈德单方面的自吹自擂。大部分艺术与知识界的明星都是革命者。除了少数音乐家和歌手以及少数寡头，那一时期名留史册的伟大创造者几乎都是革命者。

在那个时期，奶油和黄油仍旧从牛奶中粗糙提取。工业化食品供给还未出现。

在现存那段时期的所有文献和文件中，不断有作品引用鲁道夫·门登霍尔的诗作。他被同志们称作“火焰”。他无疑是个伟大的天才，不过除了被别人作品引用的独特而难忘的片段，他的作品并没有传至今日。他于公元1928年被铁蹄处决。

这个年轻人的案例并不鲜见。寡头阶级中众多的年轻人，被正确引导所激励，或他们的想象被革命光环所笼罩，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革命之中。更早一些时候，众多的沙俄贵族后代正是以同样的方式帮助了国内的革命。

第二十一章
咆哮的猛兽

在身处避难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在保持密切关注，深刻认识到我们的斗争对象——寡头的力量。他们在这不稳定的过渡时期里，组织起了新机构，形式与实质都更具持久性。寡头成功地设计了政府机器，复杂而庞大，并已投入运转——这使我们对其阻挠的全部努力化为泡影。

这对很多革命者来说难以置信。他们不相信这是真的。然而国家的日常工作仍在继续。人们在矿厂和田地里辛劳——他们沦为了不折不扣的奴隶。至于支柱产业领域，一切都十分繁荣。众多工人贵族十分满足，愉快地工作着。他们这辈子第一次体会到了工业和平。他们再也不担心松散的时间、罢工、停职以及工会立场。他们住在更舒适的房子里，住为他们而建的愉悦城市里——这种愉悦是相较他们曾经居住的贫民窟而言。他们吃上了更好的食物，工作时间缩短了，有了大量各式各样的兴趣和消遣。对于没他们幸运的兄弟姐妹，不受宠的劳工，坠入深渊的人，他们毫不关心。一个自私的时代到来了。但也并非全然如此。工人贵族内部各处都有我们的密探——这是一群不计得失、拥护自由和情义的高尚者。

寡头另一个成功运转的庞大机构是雇佣军。这个士兵团体由前正规部队发展而来，如今已有百万人之众，这还不算殖民地部队。雇佣军形成独立的团体。他们驻扎在各自的城市，形成自治，同时还被授予众多特权。他们消耗了一大部分令人头痛的结余。他们不去联系他人，也不问世事，实际上已形成了自己阶级的道德意识。但我们同样有成千上万的密探混在其中。

寡头也在经历着不寻常的发展，甚至出乎自己的意料。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自律自重。每个成员都不得不工作。再没有游手好闲的年轻富人。他们将力量贡献给金权政治，壮大了其综合力量。他们是军队中的领导者和企业里的负责人。他们工作在应用科学领域，其中许多人成为了伟大的工程师；他们进入政府各个部门，服务于殖民财产；还有成千上万的寡头涌入各种秘密机构。我得说，他们研习教育、艺术、宗教、科学、文学，在这些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金权的永垂不朽，引导整个国家的思考模式。

他们是这样被教育的，不多久又会这样去教育别人：你的所作所为既是正确。从孩提时代开始形成世界观之时，他们便形成了贵族观念。这个观念潜入到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直至成为他们的骨骼和血肉。他们自视为动物训练员和野兽降服者。总是有秘密的谋反之声在他们的脚下涌动，暴力死亡在他们中间猖獗。炸弹、刀和子弹会派上用场，为了人类的存活，有太多咆哮着张牙舞爪的野兽等他们去降服。他们是人性的救世主，自视为具有英雄情怀和牺牲精神，为最高良知付出一切的勇士。

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相信是自己维护了文明。他们相信，一旦自己变得脆弱，庞大的野兽就会吞噬他们，一切美好、奇幻、欢乐就会落入怪兽的血盆大口。没有他们，无政府状态就会横行，人性则将堕落入其挣扎出现前的原始黑夜。这些可怕的无政府场面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孩子的眼前浮现，直到这些孩子困于这些被培养出来的恐惧，并将这一无政府场面描述在他们下一代的眼前。这野兽一定要被死死踩在脚下，这是贵族最高的职责。简而言之，他们通过不懈努力和牺牲，站在脆弱人性与大张血口的野兽中间。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我不再强调整个寡头阶级的高度正义道德感。这已成为铁蹄的力量所在，然而很多同志迟迟不去认识或不愿认识到这一事实。很多人把铁蹄的强大归因于奖惩系统，这是个错误。天堂与地狱可能是带来宗教狂热的首要因素。但对大多数教徒来说，天堂与地狱代表的是对与错，对权利的钟爱、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权力之外事物的痛楚——简而言之，权力是宗教信仰的首要因素。寡头亦是如此。监狱、放逐和贬低，荣誉、宫殿和奇幻城，都是附带的产物。寡头强大的驱动力是他们对于权力的信奉。无视异议、无视压迫和不公，正是铁蹄的一贯作风。全都视而不见。当下的关键在于金权政治的力量在于其自圆其说的正义感。

与之相对，在这可怕的二十年里，革命力量的所在基于正义。我们的牺牲和殉难别无其他解释。鲁道夫·门登霍尔不是出于其他任何原因才为革命燃烧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晚绝唱狂野诗歌。赫尔伯特不是出于其他任何原因才在折磨中死去，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背叛他的同志。安娜·罗伊斯顿不是为了其他任何原因才拒绝接受祝福的母爱。约翰·卡尔森不是出于其他任何原因才会成为艾伦峡谷避难所忠诚的管理者，不求回报。年轻或老迈、男人或女人、高或矮、天才或愚钝，这些都不重要，遍寻革命中的任何一位同志，他们的动力全部都是对正义的不懈持久渴望。

我说得有些跑题。在离开避难所之前，厄内斯特和我已深刻认识到铁蹄力量发展的迅猛。工人贵族、雇佣军、大量间谍和警察已臣服于寡头。更重要的是对失去自由的无视——他们更享受现在的境况。另一方面，为数众多的无助之人，深渊中的人们，正悲惨地陷入由物质带来的极端冷漠。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强大的无产阶级将势力伸入到这一群体中，寡头就会将其揪出，通过使其成为工人贵族或雇佣军而腐化他们。如此一来，不满便可平息，无产阶级背离了天生的领导。

深渊中的人处境很可怜。他们在学校接受的义务教育已终止。就像是住在成片的肮脏贫民窟的怪兽，他们在悲惨的羞耻中溃烂。他们原有的自由已消失不见，成了劳工奴隶。他们没有选择劳动的机会，没有从一处迁移到另一处的权利，更没有携带或持有武装的权利。他们不是农民那样的土地农奴。他们是机器的奴隶，是劳工奴隶。当繁重的工程开工时，如建造高速路、航线，开运河、挖隧道、建地铁、筑城垒，通过劳工区征税的手段，成千上万的奴隶，不管愿不愿意，都被强征至工程现场。他们前仆后继地建设阿迪斯，住在没有家人的可怜工棚里，那里宽容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麻木兽性。事实上，劳工区住着的是一只让寡头生畏的咆哮猛兽——由寡头臆想出来的野兽。他们是不会让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染指的。

刚刚在前面提到强征新的赋税以建造将远超阿迪斯的奇幻城市——阿斯加德。我们也将继续这项伟大的事业，但不会由命运悲惨的奴隶们完成。美丽的一墙一塔一杆，将会伴着歌声建起。它的魅力与奇幻将受到称赞，代替叹息和呻吟的将是仙乐和欢笑。

置身世外使厄内斯特变得极不耐心，因为我们在芝加哥公社事件中流产的第一次暴动命运多舛。但他的灵魂保持着耐心。在这一苦恼的时期，为了策划第一次暴动而从伊利诺斯州调来的哈德利，为厄内斯特引荐了一位学识渊博的无产阶级的策划者，他维持着深渊中人们的基础教育——当然，所有这些努力都随第一次暴动的失败而无果。

直到1917年1月，我们才离开了避难所。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我们全部扮演成铁蹄阴谋的秘密煽动者。我乔装成厄内斯特的妹妹。寡头和在其内部位高权重的同志们已为我们准备好相关手续。我们的所有重要文件一应俱全，包括我们的过去。有内应的帮助，这个过程并不困难。因为在那个特务横行的昏暗世界中，身份是相当模糊的。特务们如鬼魂般来来去去，执行命令，完成任务，调查线索，他们通常是向从没见过的长官报告，和其他从未谋面的特务合作，任务完成之后便再也不会相见。

雇佣军在铁蹄最后的时期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工人贵族和寡头的角力中制造权力平衡，墙头草一般，通过玩弄诡计和阴谋削弱二者的力量。

出自资本主义的无条理性和前后矛盾，寡头形成了一套新的伦理，连贯明确，如钢铁般尖锐严格，突破荒谬和不科学极限的同时，又对痴狂的暴君阶级有效力。金权政治执政者信奉他们的伦理，尽管这个谎言披着生物学和进化论的外衣。并且由于他们的信仰，他们能够阻碍人类发展进程长达三百年——给形而上学的伦理学者留下了巨大深奥并恐怖的困惑，对唯物论者来说也有众多疑问，存在着很多争议。

阿迪斯于公元1942年建成，阿斯加德直至公元1984年方才建好。其建造过程耗费了52年之久，这段时间内，雇用的奴隶群体稳定维持在一百万人。有时这一数字还会更多——且不计算参与其中的成百上千个劳工团队和设计师们。

革命者当中有很多外科医生，他们对活体解剖非常精通。根据艾维斯·埃弗哈德，他们可以活生生地造出个人来。消除伤疤或修复毁容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没人能看出他们对人体特征最为精细的修整。鼻子是个最常被修整的器官。植皮和种发也是最常见的手段。他们改变外貌的能力可谓鬼斧。眼睛、眉毛、唇、嘴和耳朵可以完全修整。通过对舌头、咽喉以及鼻腔做的巧妙手术，整个人的发音和讲话方式就会改变。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存在不能复原的风险，但对外科医生的需求仍在增加。在其他方面，他们可以通过增高4-5英尺或降低1-2英尺，改变成人身高。到了今天他们的技艺已经失传。我们也没有这样的需求。

第二十二章
芝加哥公社

身为卧底，我们得大量旅行，这种工作也使得我们务必与工人阶级和我们的同志——革命者们保持联系。因此我们同时处于两个阵营，表面上服务于铁蹄，同时又秘密地全力为我们真正的事业而奋斗。还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卧底潜伏在寡头的各个机要部门里。尽管这些部门经过清洗和重组，也未能将我们全都清除。

厄内斯特策划了第一次暴动的大部分计划，日期定于1918年早春的某日。但直至1917年秋我们仍未筹备好，太多事情还没有做。当暴动仓促爆发的时候，自然注定失败。谋划暴动所的准备工作十分复杂，仅一个不完备的因素就会使整个计划功亏一篑。而这一点铁蹄早有预见，并且布置了相应对策。

我们打算对寡头的通讯系统打响暴动第一枪。他们对大罢工仍然记忆犹新，所以这次在雇佣军内安装了无线电台，以防备电报员叛变。我们对此也有对策。只要信号一经发出，从全国的每一个庇护所，从每一个城市、城镇、军营，忠诚的同志们将蜂拥而出，捣毁无线电台。在这第一声枪响之后，铁蹄就会被碾在地上四分五裂。

与此同时，还有同志将炸毁桥梁和隧道，破坏整个铁路系统。此外，仍有另外几批同志将在接到信号后擒获雇佣军官和警官，甚至是寡头中位高权重的决策者们。这样一来，敌人的大脑就将在这场全面战争中被清除出去了。

当信号一经发出，还会同时发生很多事情。超乎铁蹄想象的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爱国人士，将效仿我们的策略。我的同志们（都是女人，男人还有别任务），她们会张贴我们秘密印刷的大字报。而我们这些在潜伏在铁蹄中较高职位的同志，会立即在铁蹄的所有部门里制造混乱，混淆视听。雇佣军中还有上千名同志，他们的任务是要炸毁弹药库，破坏所有武器的精密机件。这样的计划还将在雇佣军盘踞或工人贵族占领的城市中执行。

简而言之，这将是一场浩大而猝不及防的爆发。在瘫痪的寡头恢复还手之力前，他们就注定灭亡。这将导致艰苦时期和众多牺牲，但是没有一个革命者对此稍加犹豫。何必犹豫呢？我们甚至还打算发动生活在深渊中无组织的人们，将他们释放在前主人的宫殿和城市之中。不必考虑生命和财产的毁灭，就让残酷的施暴者咆哮，让警察和雇佣兵杀戮吧。反正无论如何施暴者也会咆哮，警察和雇佣兵亦会杀戮。这将使我们受到伤害甚微的威胁。而在同时我们会毫无顾虑地完成工作，取得对所有社会机构的掌控。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这个计划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在暗中策划，并伴随着日期一天天临近，传达给越来越多的同志。这正是危险所在，我们谋划得越久，越容易夜长梦多。但危险却从未露面。铁蹄通过他们的监视系统，已经掌握了暴动的动向，准备好给予我们血的教训。芝加哥这座钟情于混乱的城市被选为指挥中心，指令有条不紊地传达着。

芝加哥是暴动酝酿得最成熟的城市——旧时这里曾是浴血之城，现在将重新获得另一称号。那里充满反叛精神。在资本主义时期，有太多的罢工曾在这里被无情镇压，工人们永远无法释怀。即便是城市里的工人贵族也活跃于暴动之中。已经有太多的热血洒在往日罢工的战场上。尽管劳工的地位已然改变，条件已经不同，但是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憎恨没有消散。这种精神甚至影响了雇佣军，有三个团的雇佣军已经准备好要全体投诚。

芝加哥一直以来都是工人与资本家矛盾的风暴中心，在这里充斥着巷战和横死。这里有阶级意识强烈的资本家组织和工人组织——在过去，教师们甚至组成劳工联盟，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泥瓦匠和砌砖工们紧密联系。因此芝加哥便成为了这不成熟的第一次暴动的暴风眼。

铁蹄制造的麻烦骤然而来，手段很高明。所有人，包括受优待的工人贵族，都受到了一系列残酷手段的对待。承诺和协议被撕毁，再微小的异议也会遭到强烈的严惩。深渊中的人们被折磨得再也无法保持冷漠。事实上，铁蹄正是要让可怕的深渊野兽怒吼。为了在芝加哥达成这个目的，铁蹄竟然松懈了留守的雇佣军。更有许多军团撤离，调往全国各地。

铁蹄没用多久便达成目的，事实上只消几周。革命者们听到一些关于情势的含糊传言，但是苦于没有确凿的消息，我们无法知晓其中含义。我们以为传言只是暴动前夜的自发现象，需要我们进行引导。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些传言是有人故意为之。散播得如此隐秘，以铁蹄的最核心为源头，我们根本找不到破绽。他们这样的对策非常有效。

接到立刻前往芝加哥的命令时，我仍在纽约。向我传达命令的是寡头的人，我虽未见到他的长相，甚至也不知其名，但是从他的言谈中便可知悉这一点。他的指示非常明确，我不可能弄错。简单地从字里行间我便了解到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并且敌人已有对策。火药已经准备好了。无数的特务，无论是已在现场还是即将被派往到那里的，包括我在内，都将会为这场爆炸增添火药。我欣慰自己在他那犀利注视下仍能克己冷静，但其实我的心狂跳不止。我几乎就要在他发出最后的冷酷指令前一刻尖叫出声，用我毫无力量的双手袭向他的喉咙。

他一离开，我立刻开始计算时间。假如幸运的话，在去赶火车之前我仍有时间能和几位当地的暴动领袖接头。为防耽搁，我马上赶去急救医院。幸好我立刻见到了凯尔文同志，他是一位主治医师。我气喘吁吁地要向他说出消息，但是他制止了我。

“我已经知道了”，他小声地说，他那双爱尔兰人的眼睛闪烁着亮光，“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我在15分钟前也得到消息，我已经把消息传出去了。现在我们要竭尽所能让同志们沉住气。我们只能放弃芝加哥了，但是其他城市我们不能放弃。”

“你有没有把消息传给芝加哥？”我问道。

他摇了摇头。“电报已经被切断了。芝加哥现在是一座孤城。那里肯定要一片混乱。”

他停了一会儿，双手紧握，接着便叫道：

“天呐！我多希望此时能在那儿啊！”

“现在还有机会挽救这一切，”我说，“如果火车不延误，我可以及时赶到那儿。或者有其他情报部门的同志已经知悉了消息，及早赶到。”

“这次就连你这个在铁蹄内部的人都毫无察觉。”他说。

我心虚地点了点头。

“策划得非常隐秘，”我回答说，“直至今日也只有最核心的人才知道。我们还没有渗透到那么深，不知情也是没办法的事。假如厄内斯特在的话就好了。说不定他现在就在芝加哥，那么一切就都没事了。”

凯尔文医生摇头，“我最后一次听见他的消息，还是他被派去波士顿或纽黑文了。卧底身份一定让他备受束缚，但也比待在避难所里强。”

我起身要走，凯尔文用力握住我的手。

“请保持你勇敢的初心，”这是他临别的话语，“假使第一次暴动失败了会如何？还会有第二次暴动，那时我们会更成熟。再见，祝你好运。我不知道能否再见。芝加哥将变得如地狱般黑暗，但是我愿舍十年之寿换赠你好运。”

晚上六点，二十世纪特快驶离纽约，预计第二天早上六点就能抵达芝加哥。但是当晚列车延误了，我们落在另一辆车后面。同在卧铺车上的还有一位同志，哈特曼，他同我一样是潜伏在铁蹄中的特工。正是他告诉我那辆刚刚超过去的前车情况。那简直是我们这辆车的复制品，唯一不同的是那上面没有旅客。我们猜想可能是有人要炸毁二十世纪特快，而那辆空车则是替死鬼。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车厢里只有十三人。

“那上面肯定有来头不小的人物，”哈特曼得出结论，“我注意到后面还有一节私人车厢。”

我们的火车第一次更换车头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走下站台呼吸新鲜空气，观察着四周。通过那节私人车厢的车窗，我瞥见三个认识的人。哈特曼说的没错。其中的一个人是阿尔滕多夫将军。其余二人则是梅森和范德博德，他们是寡头情报部门的核心首脑。

那是一个月光如水的安静夜晚，但我辗转难眠。清晨五点我便起床更衣。

我向更衣室的女佣询问火车延误了多久，她告诉我说两个小时。她是一个黑白混血的女人，我注意到她面容憔悴，眼袋很大，一双大眼睛里弥漫着散不去的恐惧。

“出什么事了？”我问。

“没事，小姐。应该只是我昨晚没睡好。”她回答说。

我凑近了端详她，向她打了一个暗号，她回应了我。这下我确定了她是我们的人。

“芝加哥要发生糟糕的事情了，”她说，“我们前面那辆仿造的火车，还有那些军列，延误了我们。”

“军列？”我质疑道。

她点头。“铁道都被挤满了。整晚不断有火车超过我们。都是往芝加哥去的。而且还有飞机。应该是要发生大事了。”

“我的爱人就在芝加哥，”她解释说，“他也是我们的一员，一名雇佣兵。我很担心他。”

可怜的姑娘，她的爱人就在那三个投诚的兵团里。

我和哈特曼在餐车吃了早餐。我强迫自己吃下去。云遮蔽了天空，火车疾驶着，像一道闷雷穿破前方阴暗的苍穹。那几个服侍我们的黑人已经知道即将有糟糕的事情发生。压抑的气氛沉沉笼罩住她们，天性里明快的性格此刻已经褪去，服务的时候漫不经心，心不在焉。远远的在车厢末尾的厨房旁边，她们低声耳语。哈特曼对目前的情势不无绝望。

“我们能做什么？”他耸了耸肩，第二十次问这个问题。

他指着窗外面，“看，一切都已就绪。你只能指望他们按兵不动，留在离城市三十或四十里开外，在每条路上都如此。”

他说到旁边轨道上的军列。士兵们正在铁轨旁空地上生火煮早餐，当我们的列车快速地轰鸣着经过时，他们好奇地抬头看我们。

我们进入芝加哥的时候，城中一片寂静，很显然什么都还没有发生。当火车驶到郊区，早报也到了。报纸上什么也没有，但对善于从字里行间挖掘深意的阅读者来说，却已有足够多的信息，似乎是引诱着普通读者深究其意似的。每一个专栏里都明显透露出背后铁蹄的无形之手，寡头的盔甲下若隐若现出弱点。当然，没有什么是确定的。铁蹄只是假定读者会读懂这些隐晦的含义。这些文章写得很聪明。作为虚构类文章来看，10月27日的早报也算得上是杰作了。

报纸上没有本地的新闻。这是个巧妙的安排，使得芝加哥被笼罩在迷雾里，向普通读者暗示铁蹄不敢报道当地的新闻。提及惩罚措施却欲盖弥彰地暗示了全国性的起义。在其中有些报道中写道，数个无线电台被炸毁，当局重金悬赏捉拿罪犯。当然实际上并没有无线电台被炸毁。还有很多类似的暴乱被披露出来，这与暴动所计划的不谋而合，也使芝加哥的同志们产生错觉：全面暴动已经展开。尽管报道中很多细节有误，使我疑惑，但对一个不明真相的同志来说，是不会产生怀疑的。暴动似乎已发酵成熟，此刻已经爆发。

有报道说加利福尼亚的雇佣军叛变十分严重，近半的兵团已经分崩瓦解，士兵和家人从各自的城区躲到劳工区里。事实上加利福尼亚的雇佣军是所有地区的雇佣军队中最忠于职守的。但是隔绝于外界的芝加哥是如何得知这些消息的呢？接着下面又附了一张破烂的电报，上面说纽约发生了群众性的暴动，工人贵族们也参与其中，还总结了一个结论（将会被认为是虚张声势），军队已经控制了整个局面。

除了早报之外，寡头还在其他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例如在当晚的前半夜，他们的一些机密信息被不时地通过无线电有意泄露给革命者。当然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我想铁蹄不会需要我们再做什么了，”当火车驶进中央车站，哈特曼放下正在读的报纸评论道，“把我们送到这儿来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显然他们的计划比预期的还要成功得多。地狱之门随时都会开启。”

我们下车时，他转身看那辆列车。

“我想也是，”他喃喃地说，“报纸到的时候，他们就丢下了那节私人车厢。”

哈特曼万分绝望。我试着鼓舞他，但他置若罔闻。当我们穿过站台的时候，他突然开始低声急速地说话。一开始我没听清。

“我还没确定，”他说，“我也没对任何人说过。我琢磨了好几个星期了，但是我还没能确定。你要提防诺尔顿，我怀疑他。他知道不下二十个庇护所的秘密。他能决定我们数百个人的生死，我怀疑他是个叛徒。这只是我的直觉。但是我注意到他在最近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有个潜在的危险，是他已经出卖了我们，或者将要出卖我们。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通常我不会轻易地怀疑别人，但是这次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自己不会活着离开芝加哥了。好好看着诺尔顿。抓住他的马脚，查清事实。别的我也不知道了。这只是我的一个直觉，到现在我也没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我们正要走上人行道。“记住，”哈特曼又急切地说，“好好留神诺尔顿。”

哈特曼是对的。此后一个月不到，诺尔顿就为自己的背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在密沃尔基被我们的同志正式处死。

街道上一切都寂静无声——太安静了。芝加哥静得像一座死城。没有交通工具的咆哮和轰鸣。街上甚至连一辆出租车也没有。路上没有车辆或电车。人行道上偶尔有流浪汉经过，但是他们也并不游荡。他们走得十分匆忙却坚定，只是他们的步伐又透露出一种古怪的犹疑，好像他们害怕两旁的楼宇会向他们倾倒，或者人行道会忽然下沉或是鼓起来。附近的几个流浪儿，他们眼中却压抑着兴奋，好像在说自己即将参与到某个大事件中来。

从南面很远的某个地方传来了爆炸的闷响。仅此一声，接着一切又归于寂静。那几个流浪儿被吓了一跳，接着像年幼的小鹿一样驻足凝听。所有建筑的大门紧闭，商铺的百叶窗也关上。很多警察和保安多了起来，不时还有巡逻的雇佣军驾车经过。

哈特曼和我都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向当地情报部门报道的必要了。我们都明白失职将会引来责难，事后也确实如此。但我们得赶往南边一个规模很大的劳工区，希望能和我们的同志取得联系。但是还是太晚了！我们就知道会来不及。但我们不能就干站在恐怖寂静的街上什么都不做。厄内斯特在哪儿？我不禁想。在其他工人贵族和雇佣军控制的城市又在发生着什么？还有那些避难所呢？

一个刺耳的尖叫声响起，像是对我们的回答，随着距离的远去声音渐小，其间仍接连不断有爆炸声响起。

“是要塞，”哈特曼说，“上帝保佑那三个团的士兵！”

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注意到畜牧场方向升起一团巨大的浓烟。在下个路口我们又看见几团类似的浓烟朝西面的天上飘去。在雇佣军占据的城区，我们看见一个被俘获的战争热气球瞬间爆炸，燃烧的残骸纷纷坠落地面。对于这空中的灾难我们毫无头绪。我们甚至不能判断驾驶那个热气球的是敌是友。一阵模糊的声响传来，像是远处一个巨大汽锅冒泡的声音，哈特曼告诉我那是机关枪和自动步枪的声音。

我们继续走着，一切又立刻变得安静。在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警察和巡逻兵不断驾车经过。六辆消防车显然是从一场大火里折返。车上一位警官正质问一个消防员，我们听到那位消防员喊着回答：“没有水！他们把主要供水设备都炸了！”

“我们已经破坏了供水系统，”哈特曼兴奋地向我大叫，“如果我们在如此不成熟、孤立流产的计划下还能完成这些，那么一旦在全国范围内筹备完善、准备了充分，又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做到的呢？”

一辆载着警官的汽车飞驰而过。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那辆车和里面的人伴随着一团烟雾被高高抛起，碎片和尸体掉落下来。

哈特曼欢呼雀跃。“干得好！干得好！”他一遍遍嘀咕着这句话，“工人阶级今天被摆了一道，但是也给了敌人一个有力的反击。”

警察纷纷向事发地点赶来。又有一辆车被毁了。至于我自己，则是一片茫然。骤然发生的这一切太使人震惊了。这些都是怎么发生的？虽然我在直面目睹着这些事的发生，但我仍毫无头绪。那一刻我惶惑异常，以至于都没有发现警察拦住我们。我回过神来，看到一个警员正要向哈特曼开枪射击。但哈特曼很淡定，他说了正确的暗号。我看见那支已经瞄准的枪犹豫一下，便放下了。我听见那个警员在暴躁地嘟哝什么。他看上去很生气，正咒骂整个情报部门。“哪儿都少不了他们来碍事。”他说。哈特曼以情报人员特有的傲慢回应他，指责警方办事不力。

下一刻我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事故的残骸散落一地，两个男人正抬起受伤的警官，要把他送到另一辆车上。但他们好像被什么吓到似的，惊慌地四散逃走了。受伤的警官被草草放下，落在后面。我旁边那个咒骂不止的警员也逃走了。我和哈特曼也跑了起来。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跑，只是也被那种茫然的恐惧笼罩，想要离开这个现场。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一切都得到了解释。刚才逃散的人们现在慢吞吞地往回走，但双眼一直警觉地望着两旁的楼宇。高楼上有很多窗户，并且像峡谷的峭壁一样高耸。就是从那些数不清的窗户中，有人掷下了一枚炸弹。但是哪一扇呢？并没更多的炸弹再被投下，但人们对此已感到后怕。

这之后我们若有所思地望向那些窗户，其中的任何一扇都可能带来死亡。每一座高楼都可能藏有埋伏。这是发生在这座大城市、一个现代丛林里的战争。每条街道都是一个峡谷，每栋建筑都是一座山峰。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似乎也没有改变多少，除了身边呼啸而过的战车。

转过街角，我们遇上了一位死去的妇女。她躺倒在人行道上，身下是一片血泊。哈特曼弯下腰检视她。至于我，已经感到极度恶心。在那一天里我已经遭遇了太多死亡，但是所有的屠戮都没有这具被遗弃在人行道上、躺在我脚前的尸体那么使我备受撼动。“一枪射在胸口，”这就是哈特曼的报告。在她怀中像婴儿一般被保护着的一捆印刷物。直至死亡她也不愿放开使她大祸临头的东西。哈特曼使劲把那捆纸抽出来，我们发现那是宣传单，那是革命者们的宣言。

“是一位同志。”我说。

但哈特曼只是诅咒铁蹄。我们接着往前走，不时被警察和巡逻兵拦住，但口令使我们顺利前行。窗户中再没有掷下炸弹，最后的行人们似乎也已经从街上消失。远处的巨大汽锅仍不断在冒泡，爆炸的巨响从四面八方传来，一团团的烟雾带着不详的意味飘向空中，我们更加缄默了。

工业化的芝加哥是十九世纪的地狱。一个关于约翰·彭斯的趣闻流传至今，他是一位伟大的工人领袖，也曾一度担任英国内阁成员。在一次访问芝加哥期间，一位报社记者询问他对于这座城市的看法。“芝加哥，”他回答道，“就是一个袖珍的地狱。”不久后，当他踏上驶回英国的汽船时，另一位记者找到他，想要知道他对芝加哥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对，我的看法变了，”他回答，“现在我认为，地狱不过是袖珍的芝加哥。”

被誉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火车，十分著名。

假的，仿制的。

一个谎言

第二十三章
深渊的人

情势急转直下。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汽车飞驰而过，一辆、两辆、十几辆……高叫着警报。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失速，滑出了半个街区远，就在我们以为没事了的时候，人行道被炸弹掀开了一个大坑。我们看见警察们奔跑着从十字路口消失，心知情况不妙。事态一触即发。

“我们勇敢的同志们就要到了。”哈特曼说。

最后一辆战车飞驰而去的同时，我们看到一排排队伍涌上整个街道。那辆车在前边停下，一个士兵跳出来，手里小心地拿着什么东西。他把那个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排水沟里。接着他又跳回到座位上，车子飞奔而去，在转角打了个弯，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哈特曼跑到沟旁，伏在那个东西上面。

“退后。”他提醒我。

我能看见他的手不停忙活着。等到他向我走回来的时候，脑门上全是汗。

“我把线剪断了，”他说，“就在最后一刻。那个士兵太笨了。他原本打算炸我们的同志，但是设定的时间根本不够，同志们还没到就会爆炸。现在这炸弹已经哑巴了。”

事情迅速爆发。半条街外的对面一幢高层建筑上，我看到有人向外探出头来。我刚指给哈特曼看，那里就绽开一片火花和烟雾，空气都被炸得晃动。大楼的石质外墙被炸飞，露出底下的钢铁结构。紧接着从对面楼里，同样的一团团火花和烟雾向对方袭去。在爆炸声间我们还能听到自动手枪和步枪的“突突”声。这场隔空交战持续了几分钟，接着归于无声。很明显，雇佣军在一幢楼里，而我们的同志在另一幢楼里，这正是他们在战斗。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哪里是同志，哪里是雇佣军。

就在这时，刚才的队伍已经逼到我们跟前。在队伍从发生冲突的大楼下经过时，交战又开始了——从一幢楼里向街道投出了炸弹，对面楼对其发起攻击，投掷者又转而回应。这样我们就知道哪幢楼里是同志了。他们干得好，把街上的人们从敌人的轰炸中解救了出来。

哈特曼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进了一处宽敞的门廊里。

“他们不是我们的同志。”他对着我的耳朵大喊。

门廊的入口都已被锁上，还上了栓。我们进不去。下一刻，队伍前列从我们旁边经过。那不是一支队伍，而是一群暴民，一个席卷了街道的可怕洪流。深渊中的人们，因酒精和不公而发了疯的人们，最终站了起来，踏着主人的鲜血怒吼。我不是没有见过地狱中的人们，我到过他们的贫民窟，我以为我了解他们。但此时我发现自己像是第一次见识到他们一样。麻木的冷漠已经褪去，他们此刻充满了活力——这真是可怕。像愤怒的巨浪淹没了我，他们咆哮嘶吼、食肉饮血、烂醉于从仓库掠来的酒、烂醉于仇恨和对血的渴望——男人们、女人们和孩子们，他们衣着褴褛，残暴得红了眼睛。善良的天性从他们身体里褪去，魔鬼取而代之；猩猩变成了老虎，病怏怏的肺痨病人成了毛发浓密的高大野兽；被吸血的社会榨取了生命活力而苍白的脸庞，随着身体的变形和腐败而日渐肿胀，成了枯槁的老太婆和满脸大胡子的行尸走肉，成了糜烂的年岁，成了邪恶的狰狞。畸形丑陋的怪兽们的嘴脸因病痛折磨和长期营养不良而干枯——他们是生活的渣滓和糟粕。他们尖叫嘶喊，简直是一群暴怒的恶魔。

为什么不呢？除了苟活的痛苦和悲戚，这些来自深渊的人已没有可失去的东西了。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得不到，只有无数可怕的终极复仇。就在我观望的时候，一个念头出现在我脑海——在那奔流的人潮后面是同志们和英雄们，他们的任务就是唤醒这些来自地狱的野兽，让敌人疲于应对。

现在我感到一丝奇异的感觉，一种转变在发生。对自己和他人死亡的恐惧已经离我而去。我变得异常兴奋，如同得到重生，什么都已不重要了。这次我的理想虽然落空，但是明天我仍会坚信，同样的理想，永远鲜活，永远在燃烧。在随后恐怖肆虐的几个小时里，我终于得以冷静。死亡毫无意义，生命也不意味什么。我成了一个对此事件感兴趣的观察者，有时也被急流冲击向前，也成为了一个好奇的参与者。我的思想转而变得冷酷，重新认识到了当时的形势。若非如此，我想我早就死了。

我们被发现的时候，那群民众已经扫过我们半英里了。一个女人，衣着极为破烂，脸颊如山洞那样凹陷，狭长的黑眼睛射出炙热锐利的目光。她不经意间瞥见了我和哈特曼。她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钻到我们面前。一部分人脱离出人潮，随着她蜂拥过来。就在我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她的形象就在我眼前。最终她灰白的头发结成缕缕纠结的发束飞舞在空中，血从她头顶的伤口流到额头上。她右手握着一个手斧，左手是一只枯瘦起皱的黄色爪子，正痉挛般地收缩。哈特曼跃到我身前。来不及解释，我们的衣衫华丽不菲，这就足够了。他的拳头猛然出击，狠狠打在那个女人炙热的双眼之间。那一拳的冲击力使她退后几步，但她撞到身后涌来的同伴，又被弹回来。她茫然无助，挥舞着手斧无力地落在了哈特曼的肩膀上。

下一刻我就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被人潮吞没了。狭小的空间里一时充满了尖叫、呼喊和咒骂。拳打脚踢都落在了我身上。无数的手撕扯我的衣服和身体。我觉得我正被撕成碎片。我被压着，无法呼吸。一双强壮的手穿过重重压力用力地拽起我。在疼痛和重压下我晕了过去。哈特曼再也没能从那个门廊里出来。他挡在我前面，承受了第一波打击。他救了我的命。很快密密麻麻的人群就因太过拥挤，除了疯狂的揪打和撕扯之外，他们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

恢复意识的时候我正在快速移动之中。我所能感受到关于自己的一切也只是这样的移动。我被吞噬进这巨大的洪流之中，也不知道这洪流要奔向何方。新鲜的空气吹到我的脸上，又轻柔地窜进肺里。我头晕目眩，只能模糊地感觉到一只有力的手臂架着我的身体，将我微微托起，拽着我前进。我的腿脚也在软软地走着。我看见前面一个男人外套背面的中缝线被从上到下撕开，那道大口子随着那人的脚步有节奏地一开一合。这个景象吸引了我好一会儿，同时我的感官正慢慢苏醒。接着我就感到了脸颊和鼻子的刺痛，也感觉到有血滴在脸上。我的帽子已经不见了，头发披散下来飞舞着。头顶传来的刺痛感让我想到刚才门廊里的混乱中一只手拉扯过我的头发。我的胸口和手臂有大面积的淤血，此刻正在发痛。

我的意识清醒了一些。当我也能跑起来的时候，我转身看了看那个一直抱着我的男人。就是他刚刚把我拉出重围，救了我的性命。他注意到了我的动静。

“没事的！”他嘶哑地喊道，“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我想不起来他是谁。正要回应他时，我踩到了一个活的东西，她在我的脚下微微蠕动。经过刚才的重压，我知道现在不能再分心看向脚下。我知道那是一个摔倒的女人，被接连而来的无数只脚踩在人行道上。

“没事的，”他又重复了一遍，“我是加思伟思。”

他脸上留着胡子，显得邋遢憔悴。我终于想起来，他是一个革命意志坚定的年轻人，三年前曾在艾伦峡谷庇护所待过几个月。他向我打了个铁蹄情报部门的暗号，这表示他也是其中一员。

“一有机会我就立刻带你离开这儿，”他向我保证，“但是小心你的脚步，看在性命的份上千万不要被绊住跌倒。”

那天所有的事都是突然的，这群暴徒们都意料不到。我猛地撞到了前面一个健壮女人身上（衣服破了的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身后的人又顶了上来，爆发出一阵混乱的鬼哭狼嚎——尖叫、咒骂和濒死的哭喊。机枪扫射和步枪上膛开火的声音随后掩盖了这阵哭号。一开始我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前面那个女人用手胡乱地捂着肚子，蹒跚着倒下了。一个男人颤抖着抱住我的大腿，在垂死挣扎。

我意识到我们正在整个队伍的最前头。身后半英里的队伍已经不见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如何不见的。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半英里的人到底遭遇了什么——他们或许是在可怕的遭遇战中被一齐歼灭，还是被分散后被逐个消灭，抑或是逃跑了。简而言之我们已经从队伍的中间到了整条队伍的最前面，领头的尖叫简直要命地让人不堪忍受。

一等到死亡稀释了拥挤的人群，加思伟思紧抓着我突破了若干幸存者，逃进一处宽阔的办公楼入口。我们在这里被身后的一大群惨叫的人挤向大门。我们被困了好一会儿。

“我干得可真漂亮，”加思伟思惋惜地对我说，“直接把你带进囚笼里了。在街上我们还有赌一把的机会，但是在这里是全无机会了。一切都完了，大喊一句革命万岁吧！”

接着，如他所料的事情开始了。雇佣军展开了无止尽的杀戮。一开始，我们身上还会有压力冲击过来。但随着杀戮的继续，那压力越来越小。死去的和垂死的人倒下了，留出了空间。加思伟思贴着我的耳朵喊了一句，但在当时极度混乱中我没有听清。他毫不犹豫地一把抓住我，把我按到地上，又拖来一个死去女人的尸体盖在我身上，然后费力推开旁边的人，趴到我身旁，用他自己的一部分身体压在我身上。许多尸体和将死之人相继堆到我们身上。在这个死人堆中，还活着的人惨叫着向外爬去，但也很快就无力地安静下来，不时传来一阵呻吟声和啜泣声，还有窒息的声音。

如果不是加思伟思，我早就崩溃了。我能承受如此重压并能幸存，真是不可思议。然而除了疼痛之外，我还存有的唯一感受就是好奇。这一切将会如何结束？死亡会是什么样子？在这次芝加哥事件中，我受到了血的洗礼。在此之前，死亡对我来说是个空洞的名词。但是从此以后，死亡对我只是小事一桩，简单轻松。

雇佣军对此还不满意。他们冲进入口处，射杀伤者，搜寻像我们这样并未受伤只是在装死的人。我记得有个男人被从尸堆中拽出来，他向那些人惨兮兮地哀求，直到一声枪响打断了他。还有一个女人，她从尸堆里冲出来，嘶吼着朝雇佣兵开枪。在他们击中她之前，她开了六枪，只是我们无从得知她有没有射中，因为我们只能靠听觉来感受这场悲剧。这样的骚乱隔一会就出现一次，每次都是以一记射击作为结束。在骚乱之间，我们能听到士兵们一边交谈咒骂，一边在尸体里翻找，一旁的军官们则不停地催促。

最后他们搜到我们附近，我们能感觉到他们把尸体和伤者拖开，压在身上的重量减小了。加思伟思开始大声说出暗号。一开始没有人听见，他又提高了嗓门。

“你们听，”我们听见一个士兵说。随后一位军官高声叫道，“住手！小心点！”

噢，我们被拽出来后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了加思伟思的身份。我被要求接受简单的检查证明我是铁蹄的人。

“的确是情报人员。”军官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年轻人，胡子刮得很干净，一看就是出身于显赫寡头家庭的军校学生。

“这工作真是糟透了，”加思伟思抱怨说，“我要辞职加入军队。你们倒是手脚挺快。”

“是你挨到了现在，”军官回答说，“我有些关系，看看能不能把你们这事处理处理，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是怎么找到你们的。”

他要了加思伟思的名字和工号，又转向我。

“你的呢？”

“哦，我快要结婚了，”我轻声回答，“之后我就不干了。”

我们说话的同时，他们仍在射杀伤者。当我回首这段经历，一切恍如梦境。但是在当时看来，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加思伟思和那位年轻军官热烈讨论着现代战争与漫延在城市中的巷战和摩天大楼间隔空交战的不同。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的对话，同时整理着自己的头发，并把裂开的裙子别好。整个过程中射杀仍在继续。有时枪声盖过了加思伟思和军官的声音，他们被迫重复一遍自己刚才说的话。

我经历了整整三天的芝加哥公社事件，目睹了对来自深渊之人的屠戮，摩天大楼间的空中交战。而当我说起这样的经历，你们应当能想象得到那次大规模暴乱的惨烈杀戮。我完全没有看到我们同志所为的历史性壮举。我能听到他们的地雷和炸弹爆炸，也能看到他们纵火的浓烟，但是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他们的丰功伟绩中，我已见过了隔空交战，还有向要塞发出的热气球攻击，那是第二天的事。三个反叛的雇佣兵团全部阵亡，无一幸免。城外驻扎着大量雇佣军的要塞正处在下风口，我们得以在城里一幢办公楼上放飞热气球。

比登巴赫离开艾伦峡谷后，发明了一种威力极大的炸药——他称其为“迅猛炸弹”，搭载在热气球上作为武器。人们仓促之中粗糙地制作出来，最终还是起作用了。我看见热气球全都在一幢办公楼顶起飞。第一个起飞的热气球完全偏离了目标。我们后来在附近村庄中找到。波顿和奥沙利文在上面。热气球下降的时候经过一辆正全速开往芝加哥的火车。他们把热气球上所有的“迅猛炸弹”对准火车头倾泻而下。破碎的铁轨使得线路上的火车停运了好几天。最让人庆幸的是，少了“迅猛炸弹”的重量之后，热气球又升到空中前行了6英里，两位英雄得以平安无恙。

第二个热气球也失败了。飞行条件不利，热气球飘得太低，在到达要塞之前就已经被射了一身洞。上面是赫尔福德和吉尼斯，他们与脚下的着陆地被一齐炸碎。比登巴赫万分绝望——我们是后来才听说——他独自登上了第三个热气球。这个热气球和前面那个一样飞得很低，但他是幸运的，敌人没能把他的热气球射穿。那个场景如今历历在目，我还能看见在那幢大楼高高的楼顶上，膨胀的气球飘向空中，气球下的人缩成了一个黑点。我看不到要塞，但是和我一起在楼顶上的人们都说那个热气球径直地掠过了要塞。当他投弹的时候，我并没看见有“迅猛炸弹”被投放下去。但我确实看到了那个气球突然窜上天空，接着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随后便听见了爆炸的巨响。比登巴赫炸毁了一个要塞。另外两个热气球此时也紧随其后。其中一个在空中就被射成了碎片，“迅猛炸弹”也爆炸了，冲击波影响了另一个热气球，恰好落在了下一个要塞里，计划也不会如此精妙。但上面的两位同志牺牲了他们的生命。

接着说回来自深渊的人们。我的经历与他们紧紧相连。他们暴虐在城区的各处，疯狂地进行杀戮、毁坏，同时也遭受屠戮。但是他们没能成功地接近西城——寡头所在的地方。他们被保护得滴水不漏。不管市中心被如何破坏以泄恨，他们还有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们，都安然无恙。我听说即使在那段恐怖的日子里，他们的孩子还是能在公园里玩耍，而他们最喜爱的游戏是模仿大人们践踏工人阶级。

然而雇佣军发现在对付深渊之人的同时，还要我们的同志们作战。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芝加哥革命者有坚定的信仰。尽管有一批的革命人士倒下了，但他们消灭了相近数量的敌人。据保守估计，至少有十三万的雇佣军阵亡。当然，铁蹄对这个数字是保密的。我们处于劣势。全国上下并没有结成统一的阵线，同志们在孤军奋战。至于寡头，只要需要，他们可以调集全部力量来对付我们。实际上，一辆辆火车正将成千上万的雇佣军日以继夜地运到芝加哥来。

来自深渊的人数量何其多！士兵们已经疲于杀戮。他们把人群赶到一起，把街道上的暴民赶牲口一样赶到密歇根湖里去。他们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我和加思伟思遇到了那个年轻的军官。其实这个行动失败了，多亏同志们的出色努力。雇佣军原本打算将大部分人驱赶到一起，但最终只把不到四万个可怜人送进了湖里。每当雇佣军牢牢控制住一群人，把他们沿着街道往湖边赶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们就会转移他们的视线，制造防卫漏洞，人们就得以从漏洞中逃走。

在遇到年轻军官后不久，我和加思伟思就亲眼目睹了这样的场景：士兵们以强壮的身躯构成人墙，挡住了逃向南边和东边的人群。我们也曾是人群中的一员，但后来从中脱身了。我们遇到的这队军人守住了西边的退路。人们被东、西、南三面的机关枪和自动步枪驱赶回来，唯一的通道就是北边，而那条路通往密歇根湖。也许是命运使然，注定他们要去往湖里，也许只是盲目的动作，总而言之人群转过街角奋力向西面突破，到了下一条街只得原路返回，向北边跑去。

那时我和加思伟思正努力往城西赶去去，逃离可怕的巷战。但我们正好被困在了包围中。当我们转过一个路口时，见到一大群暴民正朝这里逼近。加思伟思抓住我掉头便跑。六辆军用汽车支起机关枪朝暴民飞驰而去，而加思伟思及时把我从车轮前拉了回来。车后面跟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就位之前，人群便向他们冲了过来。看起来不等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便会被人群吞没。

士兵们端起枪开火，但这样零星分散的射击对阻挡人群毫无效果。人们怒气冲冲。军车上的机关枪似乎并不着急开火。车子阻塞街道，掩护士兵们在车后和人行道上进入战斗位置。支援的士兵越来越多，我们更没办法在这混乱中逃脱。加思伟思伸出手揽住我，我们紧紧贴在一栋建筑的前门。

在人群行至军队前不到二十五英尺的时候，军车上的机关枪开火扫射。在这死亡的火光下，没有人能幸存。人群不断涌来，却无法再靠近一步。尸体和濒死之人堆成了不断积累的小山。后面的人还在涌来，一排排的人挤在一起。受伤的人们，男人和女人，在惊悚的尸堆上呕吐，倒在地上痛苦地蠕动到车下和士兵们的脚边。士兵将刺刀刺进仍在挣扎的可怜人身体里。我看见一个人站起来冲向一个士兵，狠狠咬住对方的喉咙。他们一起倒下，士兵和奴隶同归于尽。

枪声停下了。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暴民本想要突破包围，但是这种奢望被粉碎了。士兵们得到命令为汽车清理出道路。尸海阻挡了汽车无法继续前行至下一条街。士兵们正搬运尸体时，他们遇袭了。我们也是后来才明白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上百个同志占领了一个街区外的一座大楼。他们在各个楼顶和楼间穿梭，在这里见到大量士兵。接着便是双方激烈交战。

一连串炸弹毫无预警地从楼顶倾泻而下。军车连同许多士兵一起被炸成了碎片。我们和其他幸存者疯狂地转身逃去。半街区外的另一座大楼也向我们开了火。士兵们刚才还在将尸体堆在街边，现在他们自己也成了尸堆中的一部分。加思伟思和我庆幸还活着。我们像上次一样躲进了一个入口处。但是这次他没有装死。当爆炸声渐渐消失，他开始观察周围。

“暴民们又回来了！”他大声对我说，“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我们紧紧抓着对方的手，在血流成河的人行道上踉跄跑向转角。转过路口我们看到远处还有少数士兵也在逃命。他们没有遭遇袭击，道路畅通。所以我们停下来一会儿，回头观望。暴民正缓慢地往前移动。人们忙着摘下死去的士兵身上的步枪，给自己装备起来，顺手杀死受伤的士兵。我们亲眼目睹了那位曾救过我们的年轻军官饮弹自尽。他在地上痛苦地支起上身，用自己的手枪结束了生命。

“我升职的机会来了，”加思伟思笑道。一个女人放倒了一个受伤的男人，挥舞着一柄切肉刀。“振奋点，虽然方向不对，但是我们会逃出去的。”

于是我们沿着死寂的街道向东飞奔，在转弯前就准备好遭遇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在南边一场熊熊大火烧向天空，同志们的聚集在那里。最后我体力不支地倒在人行道上。我已经筋疲力尽，一步也走不动了。浑身上下尽是淤青、擦伤，隐隐作痛。但是我还是没法不笑加思伟思，他一边卷着烟，一边说：

“我也知道救你救得很糟糕，但我对情况真是完全摸不着头脑。一切都乱糟糟的。每一次我们突围的时候，总有什么事发生让我们又退回来。这里离之前救你出来的那个门廊才几个街区远。敌我难辨，真是一团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在那些该死的楼上。你想弄清楚的话，炸弹就会从天而降。想要静悄悄地跑走，结果正好撞上暴民，跟他们一起被机关枪打死。要不就混在雇佣军里，被楼顶上的同志炸死。即使不死，暴民也会再来把你杀了。”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点燃了烟卷，在我旁边坐下。

“而且我已经饿得不行了，”他又补充说，“现在就是给我鹅卵石我也能吞下去。”

下一秒他又站了起来，跑到街上撬下一颗鹅卵石。他拿着石头跑回来，狠狠砸碎了身后一家商店的橱窗。

“这是底层，什么商品都没有，”在帮我钻进他砸出来的洞时，加思伟思向我解释道，“但我们也只能这样了。你可以打个盹，我去勘察一下。我会把你救出去的，但我需要足够的时间，还需要一些食物。”

我们发现身处在一家马具店。加思伟思在后面的私人办公室里找到一个沙发，用马毯铺在上面。对浑身破烂不堪的我更雪上加霜的是，这时我又开始头痛欲裂，巴不得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

“我会回来的，”他临走前说，“不一定能找到汽车，但无论如何我会带来一些吃的。”

直到三年后我才再见加思伟思。那天他没能回来——肺部中了一枪，还有颈部肌肉也被射穿，他被送往了医院。

食物

第二十四章
梦魇

昨晚在二十世纪特快上，我就没有阖眼，在极度疲惫和困倦之下，我陷入了沉沉的睡眠。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加思伟思还没有回来。手表早就弄丢了，不知现在是几点。我闭着眼睛静静躺着，远处依然在传来沉闷的爆炸声。来自地狱的暴怒仍在继续。我爬到商店前厅，只见熊熊燃烧的火光映照在天空，整条街道如白昼一般，在这光亮下简直可以轻松地阅读一本印刷良好的书了。从几个街区外传来轻型手榴弹的爆裂声和机关枪的枪声，不时伴随着一串猛烈的爆炸声。我俯身又爬回马毯上，再次沉入睡眠。

当我再次醒来，一道微弱的朝阳照在脸上，已是第二天的黎明了。我匍匐到商店的前厅，一片烟雾笼罩住天空，还有火光闪烁。街对面一个落魄的奴隶正踉跄前行，一只手紧紧握在身侧，身后流下了一道蜿蜒的血迹。他的眼神飘忽不定，四处游移，双眼里满是深深的恐惧。当他直直地对上我的目光，我看见的是一个惨遭围捕的受伤动物。他看到了我，但什么也没发生，他只是畏缩了一下，又继续挪动着身躯前行，没有一丝同情与关切。在这偌大的世界里不会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只是主人大肆追捕的一个漏网奴隶。他唯一期盼的，只是有个洞能躲进去，像动物一样隐匿其中。一辆正行经街角的救护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救护车可不是为他这种人提供服务的。他痛苦地呻吟一下，迅速躲进一个入口处。一分钟之后，他走出来继续绝望的挪动。

我爬回马毯上，又等了加思伟思一个小时。头痛丝毫不减，反而愈演愈烈。我完全是凭着意志努力睁开双眼去看东西的。伴随着瞪大双眼而来的是难以忍受的疼痛折磨，还有一股脉动在我脑中剧烈地跳跃。虚弱的我头昏目眩，穿过橱窗的破洞来到街道上，本能地摸索着，试图逃出这片可怕的废墟。我成功逃离前的那几个小时简直是一场噩梦。许多的事都在同一时间清晰地涌入脑海，在这些挥之不去的画面间我不时失去意识。在那些失神中发生了什么，我无从得知，也永远不会知道了。

现在我仍能记起当时我在街角被人绊了一跤，正是我藏身商店时见到的那个蹒跚而过的可怜人。他的身体横陈在人行道上。我十分清晰地记得他的双手，破烂粗糙的手——与其说是手，倒更像是动物的蹄爪，因为生活的磨难，掌心已经长出半英寸厚的硬茧，指节也已扭曲变形。我望着那个人的脸，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他竟然还活着，双眼中仍闪烁着微弱的光。

在那之后我的大脑又出现了空白。我意识不清，视线不明，仅靠求生欲望支撑摇摇欲坠的身躯。我遭遇的下一个梦魇是一条寂静的死亡之街。我突然撞见这样的街道，就像一个在乡村漫步的人突然碰上一股流淌的溪水。只是此时我眼前的这条小溪并不流动，因死亡而凝固，沿道路均匀铺展，覆盖在路面上，间或被一堆尸体打破凝重的表面。那些被驱逐的可怜人啊，那些被追捕的奴隶们，他们躺在那儿，像是在加利福尼亚遭围猎后的兔子。我从前往后扫视了一遍整个街道。没有一丝动静，一点儿声音。两旁静静伫立的建筑俯瞰着一切。有一次，仅仅那么一次，我看见在死亡之河里有一只手动了一下。我发誓真的看见它动了，那是一个垂死挣扎的古怪姿势。伴随着痛苦的抽搐，那人将头微微抬起，鲜血淋淋的面容传达着不可名状的恐惧。他对我含糊地说了什么，最终再次倒下，没了动静。

我想起另一条街，两旁静静伫立着高楼。我还能感受到那群深渊之人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由自主地深深惊惧，转而清醒。但这次人群只是如水流般缓缓向我流淌而来。我突然觉得没有什么可畏惧了。人流慢慢移动，呻吟、哭号、咒骂、含糊的呓语、歇息底里和疯狂涌动其间。里面尽是老弱病残，无助而无望，是所有贫民区的残骸。南区的贫民窟在火海中灰飞烟灭，他们被迫走进了巷战的修罗场中。至于他们去往何方，又有何遭遇，我不得而知了。

我模糊地记得曾击碎一扇玻璃窗，在商店里躲避一群被士兵押解着的暴民。还记得在一条寂静的街道上，一枚炸弹在我附近爆炸。然而我四处寻找，不见任何有人出没的踪迹。我能记起来的下一个片段是步枪齐鸣，以及猛然见到一名坐在汽车上的士兵朝我射击。那一枪没有打中我，下一刻我便惊声尖叫出暗号。对于坐上汽车后的事情我记得很模糊，然而还是有一幕清晰的景象。身旁士兵的开枪射击吵得我睁开了眼睛——我看到了乔治·米尔福德。我曾在佩尔街栖居时与他相识。我看见他的身体慢慢倒向地面。在他缓缓倒下的时候，士兵又开了一枪，米尔福德踉跄了几步，接着失去控制，瘫倒在地上。身旁的士兵哼了一下，汽车疾驰而去。

我再次恢复意识，被身边一个男人的来回踱步吵醒。他面容憔悴，神色紧张，汗水从额头滑落到鼻子上，一只手在胸前紧攥着另一只受伤的手，鲜血随着他的走动滴落了一地。他穿着雇佣军制服。炸弹爆炸的闷声巨响透过厚重的墙壁从外面传来，这栋楼里的人正与其他楼里的人交战。

一位外科医生走进来给一名受伤的士兵整理穿戴。从他那里我得知现在已是下午两点。头痛仍丝毫不见好转，于是医生停下手头的工作给了我一副强心剂，让我镇定心脏，缓解疼痛。我再次陷入睡眠。当我醒来时，身处一幢楼的楼顶。方才的交战已经停息，我看到了一轮向要塞发起的热气球攻击。我被一个人环抱着，我下意识地知道那是厄内斯特，甚至担心起他烧焦的头发和眉毛来。

在这个战火纷乱的城市里，我们能找到对方的几率简直是微乎其微。他根本不知道我已经离开纽约。因此当他来到我的床前，他不敢相信躺着的是我。芝加哥公社爆发的惨状也是出乎我预料。旁观完热气球攻击之后，厄内斯特带我回到早先休息的房间。第三天我们仍滞留在那栋楼里。第四天厄内斯特终于得到了组织的许可和汽车，我们才得以离开芝加哥。

头痛已经褪去，但是我身心俱疲。我在车里依偎厄内斯特怀中，冷眼看着车窗外士兵们驾车撤离市区。战斗仍在部分街区继续。一些零散的地区仍在我们同志的占领之下。但这些区域被重兵重重包围。在成百个分隔包围中，我们的同志仍在顽强抵抗着敌人的镇压。镇压意味着死亡，战斗一刻不停，他们就英勇地战斗至最后一人。

我们只要稍微靠近这些区域，守卫就会喝止我们离开。有一段路我们得要穿过两个同志们强兵驻扎的阵地，汽车只能通过其间一片大火焚烧后的废墟。我们从冒烟的废墟和残垣断壁间艰难取道的同时，两旁战斗开火的声响仍不绝于耳。我们时不时被推积成山的碎片残骸挡住去路，又得转向另觅出路。我们像是置身于废墟迷宫，前行得异常缓慢。

整座畜牧场（包括房屋，植物和其余的一切）已经成了一片阴燃的废墟。右侧远处一片烟霾荫蔽了天空。开车的士兵告诉我们，那是普尔曼镇，曾经的普尔曼镇。那儿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在暴动爆发的第三天下午，他曾经受命去过那里。几场最惨烈的战斗就发生在那。他说堆积的尸体堵住了好多条街道。

就在畜牧场街区，车沿着一幢大楼的断壁曲折前进时，我们被尸堆挡住了去路。那简直就是尸海中抛起的一股巨浪。这里曾发生过什么，我们一目了然。显然是当暴民从转角冲过来时，遭遇了街对面机关枪精准的扫射。但士兵们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一枚炸弹在他们中间爆炸了。在尸体和挣扎倒下的人形成尸堆阻滞人群之前，勇猛好斗的奴隶们如同海浪一样高歌猛进。士兵和奴隶倒在一起，身体已支离破碎，周围遍布汽车和武器的残骸。

厄内斯特突然跳了出去。一个穿着棉衬衫的熟悉肩膀和一撇熟悉的白发吸引了他的视线。我没有去看。直到他重新坐回我身旁，汽车继续开动，他才对我说：

“那是莫尔豪斯主教。”

不久我们便到了一个葱郁的乡村，我回头最后望了一眼浓烟笼罩的天空。一声幽远又模糊的爆炸声低低传来。我把脸埋进厄内斯特的胸膛，为我们失败的事业轻轻哭泣。厄内斯特抱着我给予安慰。

“这次我们失败了，亲爱的，”他说，“但这不是结束。起码我们学到了教训。明天我们的事业又会再次起步，并将因智慧和纪律而更为强大。”

汽车在一个车站前停下。我们将在这里搭乘去纽约的火车。我们在月台候车其间，三辆火车飞驰而过，正是向西去芝加哥。火车上挤满了衣衫褴褛、未经培训的劳工，来自深渊的人。

“一群被征集去芝加哥的奴隶，”厄内斯特说，“因为芝加哥的奴隶都被杀光了。”

在当时，人烟稀少的地方野生动物常常泛滥成灾。因此在加利福尼亚有追捕兔子的习俗。在一个特定的日子，当地所有的农民聚集在一起，排成一排横扫整片乡野，将数以万计的兔子驱逐到事先约定好的围场。在那里所有的兔子都将被男人和孩子们打死。

南区贫民窟起火一事，是意外还是雇佣军蓄意为之，长时间来各方一直争论不休。但是现在真相早已大白，的确是雇佣军受命而纵火的。

好几栋建筑都坚持了超过一周。其中一栋甚至坚持了11天。雇佣军像攻陷要塞一样，一层一层地向上攻打。那是场殊死之战，一刻也未停息。革命者占据居高临下的优势。在敌人清扫革命者的同时，他们也遭到重创。芝加哥的工人阶级可以无愧于他们之前的豪言壮志了。因为不管损失了多少，他们也叫敌人付出了相同的巨大代价。

第二十五章
恐怖分子

我和厄内斯特回到纽约的几个星期后，我们才真正充分认识到了这个事件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同志们伤亡惨重，境况苦不堪言。在国家的各个地区都发生了奴隶暴动，随之而来的是大屠杀。殉难人数急剧增加。无处不在发生着数不尽的杀戮。山里和平原上堆满了惨遭杀戮的反叛难民尸体。我们的避难所里挤满了被悬赏捉拿的同志。通过特务提供的情报，很多避难所遭到了铁蹄的士兵突袭。

很多同志丧失了信心，转而诉诸恐怖暴力活动。丧失希望使得人们绝望地孤注一掷。许多与我们无关的恐怖组织出现，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受误导的人轻视自己的生命。这使得我们的计划经常陷入偏差，阻碍了组织的发展。

与此同时，铁蹄也在从容不迫地步步为营发展着。他们搜寻革命同志、清洗雇佣军和工人贵族以及所有的情报部门，对背叛者的惩罚猝不及防且毫不留情。铁蹄默默承受所有来袭的反击报复，在战线被打断的时候立刻补防。通过这一系列举动，他们重组了整个社会结构。同时厄内斯特和其他革命领袖正竭力重组革命力量。这一任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这个短暂的绝望时期浸满了血泪。复仇成了主导一切的动机，恐怖组织的成员对自己的生命毫不在乎，并且对未来再无希望。“但族人”，取命自魔门神话中的复仇天使，从广大西部的群山中萌芽，势力遍布从巴拿马至阿拉斯加的太平洋沿岸。“女武神”组织里则都是女性。她们是最恐怖的团体。只有被寡头杀害了至亲的女人才有资格加入这个组织。她们的残暴之处在于将俘获的敌人折磨致死。另一个著名的妇女组织叫做“战争寡妇”。还有一个与“女武神”类似的“狂战士”组织，其中的男人们毫不顾惜自己的生命，正是他们完全摧毁了雇佣军控制的城市贝罗纳，牺牲了十多万市民。“狂热者”和“海德密”则是一对奴隶组织。另一个没能兴盛多久的宗教组织叫做“上帝之怒”。至于其它，我将列出其名称以展示他们极度严肃又异想天开的态度：“滴血的心”，“晨之子”，“晨星”，“火烈鸟”，“三重三角”，“三根栅栏”，“鲁伯尼克”，“维护者”，“科曼奇人”（科曼奇人：美洲印第安人中的一支。（译注）），“伊瑞比塞”。

埃弗哈德手稿到此就全部结束了。突然断在一个未完成的句子上。很有可能是她当时收到了雇佣军将至的警报，因为她要在逃走或被捕之前将手稿安全地藏好。遗憾的是她没能活下来完成叙述，不然她将解开七世纪以来一直困惑人们的厄内斯特遇害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