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导读　从「庸俗市侩」到「屠杀实验场」　黄哲翰

推荐序　关于罪行的记忆与被遗却的罪行　戴达卫

译序　作为隐喻的黑土——犹太大屠杀在东欧　陈柏旭

序曲

导论　希特勒的世界

第一章　生存空间

第二章　柏林、华沙、莫斯科

第三章　巴勒斯坦的应许

第四章　毁灭国家的人

第五章　双重占领

第六章　更大的恶

第七章　德国人、波兰人、苏联人、犹太人

第八章　奥许维兹悖论

第九章　主权与生存

第十章　灰暗的拯救者

第十一章　神和人的游击队

第十二章　正直的少数人

结论　我们的世界

导读

从「庸俗市侩」到「屠杀实验场」

黄哲翰（UDN《转角国际》专栏作者）

　　我们正处于全球化的歷史高峰。周期性金融崩溃、贫富差距极端化、气候变迁、资源逐渐枯竭、大规模迁徙流亡、族群冲突……等危机，也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冲击着人们的认知。危机所引发的反应，让近年来全球政治气氛丕变——就在「歷史终结」的三十年后，歷史的钟摆再度倾向支持威权人格、划清族群界线、乃至于拉起贸易壁垒。

　　人们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科技进步的乐观一夕之间变色，「生存竞争」这个赤裸原始的课题则又逐渐浮上台面。人类可能因此走向下一场大战与屠杀，这个想像已不再只能是虚构情节了。不少时事观察者都察觉到某种既视感：当前的处境，彷彿就是二战前夕的翻版。近年来快速席卷欧美民主国家的右翼民粹势力，更让人联想到当年欧洲各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纳粹。

　　但是在忧心的同时，人们也不免自问：这样的类比是恰当的吗？

　　相较于八十年前，现今的国家作为一部治理机器，效能已大幅缩减，并普遍将更多的权力让渡给企业财团、游说团体、公民组织、甚至网路社群。过去一套一套的政治意识型态，对于现今群众而言，也失去了吸引力；事实上，当前风行的右翼民粹，与当年的法西斯和纳粹之间的关键差异就在于，前者避免了一切极端化的大型政治计画，始终都诉诸松散的、甚至前后不一致的直觉判断。

　　有鉴于此，当我们把二战具体地关连到当前脉络时，它往往又显得过于不现实，以致于让我们困惑：对二战前夕的既视感，是否只是战后「反省文化」的过敏反应？

　　追根究柢，这个困惑源自人们长久以来对二战大屠杀的刻板印象：纳粹德国透过精密的计画，对领地进行全面控制，对外侵略的同时也对内屠杀。因此人们便以为，形成大屠杀机制的关键因素是：一个高效能的国家威权，宣传极端的意识型态，并运用极致冷酷的科学理性来进行种族清洗——在今天，这些因素似乎不太可能重现。

　　本书正是为了打破上述迷思、并将二战关连回当前时局所作。透过严谨的史料铺展，作者精确地描绘出这场大屠杀令人讶异的复杂原貌，逐一颠覆各种刻板印象。

　　这一连串打破迷思的过程，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切入：纳粹是什么？

　　日常生活中有一种常见的市侩政治态度：竞争就是世界的现实，是非对错都是相对的，只有赢家才是正义；一切号称普世性的政治和道德概念，都是众鲁蛇们假惺惺地用来合理化竞争劣势、并试图将赢家拉下台的藉口。若将此态度推至极端，形成体系，它就是希特勒的思想、纳粹的核心性格。

　　希特勒相信，人类种族无止尽的弱肉强食，正是自然的现实。各种世界观与政治概念，不过是服务于种族斗争的工具。世界理当优胜劣败，但自从犹太人出现后，他们引入善恶的道德知识，并且鼓吹和平、互惠、共存的政治理念，让强者的种族失去斗争意识，而受制于作为弱者的犹太人。据此，希特勒认为犹太人不属于自然，他们并非仅是低劣的种族，而是连「种族」都不是、连「人」都不是——他们是反自然的「瘟疫」、人类种族生态的灾难。

　　一战后德国的经济萧条被希特勒直接等同生物学上的种族生存危机，它是由于德意志人「感染」了「犹太瘟疫」所致。德意志种族唯一的生路就是藉由消灭犹太人，破除世上一切政治秩序、摧毁惺惺作态的布尔乔亚政治文化，恢复丛林般的自然秩序，让强者称霸、弱者饿死。

　　这种思想不同于捍卫国家至上的法西斯主义、也绝不只是当时欧洲普遍可见的反犹主义。它的原貌是个反国家的、暴力主宰的无政府主义。随后为了获取群众支持，才包装成貌似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

　　本书打破的首要迷思，就是将纳粹完全等同于国家威权的拥护者和单纯的种族歧视者。纳粹本质上既不同于后两者，其所引发的大屠杀也并非「国家威权」和「种族歧视」这两个因素所足以解释的。

　　接着，作者以严谨而丰富的史料铺展，论述让大屠杀逐步成形的曲折机制。

　　出于无政府的暴力性质，纳粹政权依循的行动原则是即兴而非逻辑。尽管他们始终都不乏仇犹宣传的灵感，但最初并无具体处置犹太人的通盘计画。纳粹所执掌的政府体制，亦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所欲施展的暴力。

　　使得大屠杀具体成形的开端，因而不在德国本土境内。屠杀机制正式启动的时间地点，是纳粹摧毁邻国，在领土之外造成一连串无政府的法外状态。国家主权与公民身份的崩溃，牵动了各地族群间的新仇旧恨与生存竞争的本能。在卸责、保命、侵占财产、宣示效忠等诱惑下，各方族群加入共犯、甚至转而主动利用纳粹的意识型态，让犹太人成为替罪羔羊。纳粹便在过程中逐步认识仇恨与恐惧的政治资源，学习各地处置犹太人的方式，并将这些经验输回德国本土。

　　纳粹意欲摧毁「世界犹太人之阴谋」的疯狂执念，因而顺理成章地结合了对外毁国灭种的行动。在境外无政府状态的开放实验场，藉助各族群的协力与反匮，纳粹凭着恐怖疯狂的即兴创造力，从羞辱、隔离、驱逐遣送、一路发展成工业化屠杀犹太人的手段。最后，即使是缺乏训练、不抱持强烈意识型态的常人，也可以沉默地执行杀戮。「沙丁鱼法」和毒气，即是在乌克兰以及其他东欧的「实验场」所发展出来的杀戮技术。

　　当德军东线战局被苏联逆转时，纳粹那套自我证成的幻想达到了病态的极端：德军的失败正是犹太人阴谋所致——为了最终胜利，必须更有效地屠杀犹太人。此刻，尤其在东欧各地，大批失去公民身份的犹太人作为赤裸裸的生命，被各族群当作货品以交换政治和经济利益，乃至于被用来杀戮，作为替纳粹德国召唤最终胜利的献祭品。

　　至此，作者透过对各国政治实情与杀戮过程的仔细研究，证明了：唯有在缺乏官僚体系的法外地带，德国官僚体系才能大量杀害犹太人。这还需要共犯参与，参与者来自几乎所有欧洲族群，也包括苏联公民——甚至还包括一部分的犹太人。

　　这场各族群彼此交织难解的共业，在战后急需和解的气氛下被刻意遗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奥许维兹集中营为象徵的杀戮图像，以及以柏林为中心的反省文化。单一象徵简化了集中营之外、遍地尸坑之间「更大的恶」；单一中心则覆盖了维也纳、华沙、基辅、维尔纽斯、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等地共同通往杀戮的政治纹理。

　　二战与其说是一连串大小战役的加总，毋宁是一段让极端状态日常化的骇人歷史。「人唯有在人的条件下才得以为人。」这是本书引述一位从苏联劳改营倖存之波兰作家的话，也很适合用来表达本书的主要论题：当人的条件——国家体制、公民身份、习俗共识——不复存在时，人不需要是个疯狂的极端份子、也不需要任何精密计画的驱动，只要凭着庸常的理智来行动，就可以轻易指认替罪羔羊，容忍、协力、乃至于亲身执行杀戮。一九九四年的卢安达、二○○三年美军入侵后的伊拉克，类似的情节都殷鉴不远。

　　那么，当前时局距离下一场可能的杀戮灾难还有多远呢？

　　在心态上，人类社会在遭遇全球化及一连串灾变危机时，始终都不乏政治市侩。他们在强调竞争之现实的同时，倾向将这个现实给自然法则化；对国家机制、民主政治文化、普世的政治原则（例如人权）也抱持轻视和敌意。此外，当前欧美社会中无论是左派与右派，比起秩序的毁灭，他们更害怕秩序本身。对秩序结构的无知，甚至将「国家」与「自由」彼此对立，认定摧毁一个威权国家就能带来自由与正义，此误判只会让冲突和杀戮更容易发生。

　　在客观局势上，作者则认为，由于粮食、饮水与资源危机日益趋紧，中国、俄罗斯、非洲、中东，都有可能让合理化现实竞争或塑造「全球公敌」的趋势失去控制。例如俄罗斯塑造的「欧美同性恋游说团」、穆斯林国家塑造的「犹太人」与「西方人」。此一趋势已重新输回欧洲——就在本文写作的当下，反犹声浪在欧洲各国死灰复燃，成为新闻严重关切的话题。

　　人们始终都在追问自身与屠杀的距离，这或许就是本书所要打破的最终迷思。因为事实是：人类从来都不因为一场屠杀成为过去歷史被悼念，就真的离开了孕育极端状态的土壤。

　　处于危机时刻，面对极端简化的诱人政治方案，作者提醒我们，政治思考的要点始终都应该是致力保存各种多重的、不能彼此化约的要素。本书是这项建议的具体实现，其内容所呈现的正是多重聚焦的结构。当读者翻开本书，便既能以崭新的角度观看歷史，同时又能藉助细腻的架构来思考当前的政治。

　　最后，在读者正式进入阅读之前，我想做个小小的补充：本书〈序曲〉中，作者以维也纳一九三八年发生的那场「清洗派对」作为全书的开头。它是德国纳粹透过境外实验场，学习如何对待犹太人的第一个教材。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照片档案中，有一张捕捉了当时的场景：维也纳第二区（Leopoldstadt）某条街上，众人围观被强迫蹲着洗地的三位犹太男士。围观群众一派轻松，有人开心地对着镜头行纳粹礼，而站在最前排的则是一群面带微笑、专注观看的孩童——其中一位还在挖鼻孔。

　　如此庸常而荒谬的景象不是已逝的歷史，它始终都是人类最为熟悉的现前。

二○一八年五月写于维也纳

推荐序

关于罪行的记忆与被遗却的罪行

戴达卫 David Demes（UDN《转角国际》专栏作者、国立清华大学社会所博士生）

　　国中的时候，我第一次走进毒气室。当时，我是参观我老家附近的哈达玛尔（Hadamar）「安乐死中心」纪念馆 。我记得那天刚好有一场演讲，讲者具体在谈些什么内容我早已记不得，但我印象深刻的是演讲后的Q&A，有位当地的阿嬷分享她个人的见解，说她们当年不知道哈达玛尔有这么一个屠杀身心障碍者的地方，演讲明显令她十分激动，或是说那个演讲似乎有点冒犯到她，因此她开始帮自己及其他当地人辩护。当她又要谈起「我们并不知道⋯⋯」时，场合的气氛突然变了，坐后面一点的另外一位阿嬷站起来，开始大声地反驳前者的言论，她说：「当年，我们谁没有发现我们邻居的儿女被带走！谁不知道那些天天经过市中心的灰色巴士是在运输谁！谁不知道巴士上山后的黄昏，精神病院的烟囱在冒着烟，全城都是人肉被烧掉的恶味。我们通通都知道！」

　　至今，德国仍然有不少人不愿意面对这段歷史，更不愿意面对自己所背负的责任。史奈德教授在《黑土》正是终结了这七十年之久的谎言：不管是亲身前往东欧战场参与屠杀的几百万军人、党卫队、警察，目击屠杀的民政官员和女性帮手，还是留在家乡剥夺犹太邻居财产的德国人，大家其实都很清楚犹太人及其他弱势群体的遭遇（详第八章）。即便当年没有亲身参与压迫犹太人，当时德国家家户户都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希特勒在书中宣扬他的种族优生学及对东欧「生存空间」（请参考译序）的渴望，难道还有人能够对压迫犹太人佯作不知？即便如此，在终结谎言的同时，史奈德并没有指责当时的加害者，他反而认为，在类似的生活条件及歷史脉络之下，每个人都很有可能成为加害者，这也正是他在本书书名所提的「警示」，而这些条件为何，正是《黑土》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书评中，称《黑土》不仅是犹太大屠杀的重要歷史着作，更是一部政治理论作品。确实，史奈德所提出的理论，挑战了很多过去对犹太大屠杀的主流歷史论述。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在她的经典着作《平凡的邪恶》中，批判纳粹德国的官僚体系导致几百万人的大屠杀。反之，史奈德认为，官僚体系的衰颓才使得屠杀成为可能。他的核心论点是，在二战期间，国家制度发挥了保护犹太人的关键作用。他主要辨识的国家制度有三：公民身分（citizenship）、官僚体系（bureaucracy）、及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从统计数据来看，享有德国公民身分的犹太人，在二战时期的生存率往往高于东欧国家的犹太人，因为后者的国家制度被德国消灭，使他们丧失国家的保障。公民身分让人们得到官僚体系的保护。同时，独立的对外政策让纳粹德国的邦交国有空间改变针对犹太人的政策，从原先配合德国要求逮捕犹太人，到二战末期转向与同盟国合作，选择不配合德国将犹太人押解送至集中营。公民身分、官僚体系、及对外政策等三个要素，减慢了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速度，最终也阻挡了希特勒杀死全欧洲大陆犹太人的计画。

　　反观，大屠杀得以实行的关键前提，是德国邻近国家政体被摧毁，史奈德称这个战略为「国家之消灭」（state destruction）。一九三八年，当奥地利总理宣布「德奥合併」（Anschluss），奥地利实质上就毁灭了，并陷入了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宣布合併的隔天，维也纳犹太人开始被侮辱，财产也被强制徵收（详第四章）。到了一九三九年，希特勒与史达林分别入侵波兰。按照纳粹政权的逻辑，波兰这个国家从未存在，其法律不仅无效，也被视为从未存在过。据此，波兰人（包含波兰籍犹太人在内）一下子失去公民身分及由此而来的权利和保障。对希特勒而言，波兰及其他东欧国家只是一片空空如也的土地，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原居民只不过是「次人类」（subhuman）。这样的逻辑和推论，源于欧洲各国在非洲、美洲等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史奈德将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及其对东欧「生存空间」的追求，放回殖民主义的脉络里，并将其理解为一种欧洲大陆境内的殖民主义计画。

　　反省犹太大屠杀，史奈德教授提供我们三组重要的概念角度：殖民主义的脉络、国家制度的作用、以及译序所提苏德「双重占领」概念。此外，本书最后三章，史奈德介绍当年「正直的少数人」，也就是拯救犹太人的好心人。根据针对他们的个案分析，史奈德提出「什么样的人才会救犹太人」的理论。身为加害者的后代，也在解放后的德国受过教育，我期许自己，如果今天生活在纳粹德国的当下，我会是一个勇敢反抗，为了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而站出来的好心人。拯救犹太人对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受过二战教训的我，是理所当然。但，按照史奈德的分析，对很多后来成为加害者的人而言，当初的选择并没有那么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分。从当时的政经诱因结构来看，拯救犹太人其实是非理性的选择，最终决定冒这个险的人，通常是以宗教或超越一般民众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为出发点的「正直少数」。

　　在德国，我们通常将犹太大屠杀视为是德国歷史的一部分。谈到受难者，我们主要专注于德国的犹太人，往往忽略极大多数来自波兰、捷克、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苏联等东欧国家的受难者。事实上，犹太大屠杀的德国籍受难者「仅」占所有犹太受难者的三％。身为中欧及东欧歷史学家的史奈德教授，将犹太大屠杀的歷史焦点重新调整，放回二战的主要战场，也就是希特勒所想要争取的、德国以东的「生存空间」。

　　回想我在德国的教育歷程，不可讳言，《黑土》令我发蒙振聩。在德国歷史教育中，除了俄罗斯之外，其他东欧国家只不过是德国暴行的客体，没有任何能动性。举例来说，我上课的过程中，无论是政治家或受难者，老师连提都没提过任何一位波兰人的名字，更不用说解释波兰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党运动以及以色列建国的重要歷史贡献（详第二、三章）。在德国，歷史教育的焦点主要还是放在德国以及西欧。德国对东欧的忽视也反映在媒体报导及语言教育的缺乏。如今，在德国只有○．一％的学生学波兰文，学法文的反而有二四％。

　　当德国反省并处理纳粹德国的歷史遗产时，产生了两个歷史性的弔诡至今都深刻影响德国或甚至是欧洲人的政治社会生活：一是战后德国主要专注于国内的犹太受难者，忽视了近在眼前的东欧邻国的犹太人惨况；二是对犹太大屠杀的亏欠感，移情到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例如对巴勒斯坦的各种政策。

　　对很多德国人而言，尤其是加害者的第二代，犹太大屠杀的歷史有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性。连身为加害者第三代的我，也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假如有人用希特勒或犹太大屠杀来比喻人世间的其他事件，我会觉得非常不恰当，毕竟纳粹德国所进行的工业化屠杀，人类歷史上没有发生第二次。因此，任何比较会是对受害者的不尊重。同时，对犹太大屠杀歷史的过度神圣化、象徵化有不少风险。当我们只象徵性地维护犹太大屠杀的回忆，而不认真去研究、了解其歷史缘由，我们会失去察觉类似悲剧早期预警的能力，更无法阻挡其发生。由此想到台湾对转型正义的讨论，在没有还原歷史真相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仅对于未来的发展瞎子摸象，更无法达到具体的社会和解。

　　根据史奈德教授在《黑土》所提出的论点，犹太大屠杀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生态恐慌（ecological panic）以及国家之消灭。无论是在德国或在台湾，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富裕社会的我们，早已经忘记缺乏粮食造成的饥饿是什么感觉，我们也难以想像气候变迁将带来的政治冲突及社会不稳定。事实上，在非洲、中东等地，全球暖化第一防线地区已经开始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犹太大屠杀不仅仅是抽象的歷史责任，它更应该成为唤醒我们的即时警示。

译序

作为隐喻的黑土——犹太大屠杀在东欧

陈柏旭（耶鲁大学东亚语文学系博士候选人）

　　提摩希．D．史奈德（Timothy D. Snyder）是耶鲁大学东欧史讲座教授，一九九七年于牛津大学歷史系取得波兰史博士学位。史奈德教授在布朗大学就读大学部歷史系时正值一九八九年前后的「苏东波」，也开启了他对东欧史的研究兴趣。近年来他固定于耶鲁大学开设东欧史大学部课程，选修人数动辄逾两百人；太太马尔西．肖尔（Marci Shore）也是治中欧、东欧思想史的教授，偶尔会在史奈德教授的班上客座，夫妇两人都致力于将被湮灭的东欧史带回英语学界的视野。其歷史着作虽然大量徵引档案材料与二手研究文献，读来却不生涩，适合学术研究者与一般读者大众阅读，其叙事功力令人想起华语读者所熟知、同样任教于耶鲁大学歷史系的中国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

　　史奈德教授的着作目前已翻译为波兰语、德语、法语、日语等三十多种语言。而在华文世界中，《黑土：大屠杀为何发生？生态恐慌、国家毁灭的歷史警讯》（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与同样由联经出版公司近日翻译的《论暴政》（On Tyranny，该书显然是对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回应）一同出版，是史氏在华文世界首度问世的完整着作。除此之外，史奈德教授只有为当时已不久于人世的东欧史学者东尼．贾德（Tony Judt）教授访谈录《思虑二十世纪：东尼．贾德思想自传》（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所作的序言曾译成过中文。不过东尼．贾德教授在跋该书时倒是颇为详尽地交代了史奈德的治学背景，以及其学术养成当时的美国学术界东欧史研究情况，不妨在此略加引述：

　史奈德是我一九八九年之后一直期待的那类人的典范：研究东欧的一代美国学人。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四十多年来，英语世界的东欧与苏联研究基本上是从该地区来的难民的分内之事。这本身倒不是一流学术研究的障碍：因为希特勒和斯大林〔史达林〕的缘故，我们这时代的一些最优秀的头脑成为了德国、俄国（苏联）和期间各国的被驱逐者和流亡者。他们不仅改变了对其母国的研究，也改变了经济学、政治哲学和其他诸多学科。……

　但他们是一笔渐渐流失的财富：他们大多到二十世纪八○年代中期便都退休了，而且似乎不可替代。美国（欧洲略好些）语言教学的缺乏，前往东欧国家的困难重重，在那里进行严肃研究的不可能性，以及或许最重要的，西方大学对这些地方的缺乏重视（导致职位很少），都挫伤了本土出生的歷史学家的兴趣。

　虽然提姆〔史奈德〕在东欧无亲无故，与之也无情感联系，但他还是到牛津攻读波兰史的博士学位……。几年下来，他在中东欧语言学习上表现出非凡的天分，而且他对这些国家和该地区歷史的熟悉，在他那一代无人能出其右。01

　　史奈德教授熟谙几乎所有的东欧语言，除了研究犹太大屠杀歷史所必备的德语之外，也能够徵引俄语、波兰语、乌克兰语等十国语言的档案史料，这点即令其他治东欧史学者（甚至许多出身于曾受大屠杀殃及的东欧国家移民第二代）都难以望其项背（见第五章註一）。除了学术着述之外，史奈德教授同时也是一名公共知识份子。二○一三年俄罗斯併吞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危机」（Ukrainian crisis）发生时，史奈德教授固定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以及个人部落格上发表时政评议，建立其公众知识分子的声音。随着本书以及《论暴政》的出版也开始接受较主流的电视节目採访，进入美国公众的视野。02

　　乌克兰问题正是史耐德教授撰写本书时的主要关切之一。事实上，本书标题的「黑土」指的就是当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农耕沃土。黑土原是肥沃的农作土壤，但在二战期间却被挖成尸坑，其中的反差与矛盾意象不言可喻。本书以标题中的「黑土」为象徵符码，在全书中主要只出现在两处，一是导论，一是结论：乌克兰的黑土是犹太大屠杀发生的地方，也是二○一四年俄罗斯併吞的土地。从这种首尾唿应的铺陈中，史奈德教授以古鉴今的动机可见一斑，这样的动机也反映在他为本书原文下的副标题上——作为歷史与警示的大屠杀。

　　由于史奈德教授徵引的语言庞杂，对于本书的翻译自然也构成一定的挑战。在此译者仅针对其中若干用语提出解释。首先是贯穿本书提及希特勒的世界观就会提到的字眼——「星球」（planet，或形容词「星球的」［planetary］）。虽然译为中文不无拗口之嫌，但为求贴近希特勒原着中提出的字义，还是予以保留，而不另译为「地球」或「全球」。对希特勒而言，星球是某种透过精准丈量出来的地球表面，是一个必须透过斩刈杀伐来征服的空间。星球的概念也直接涉及本书另一个关键概念——德语当中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据史奈德徵引希特勒的定义，生存空间有两重的意涵：一是「客厅」，二是「栖息地」。在此希特勒落入了循环论证，「自然无非是社会，而社会又无非是自然。因此，动物为了生存所做的斗争其实就无异于家家户户争取更好的生活。两者都是关于生存空间。」（详第一章）将生活水准与生存混为一谈是希特勒为犹太人大屠杀所作的思想铺陈。读者可参考史奈德在第一章〈生存空间〉、结论当中对生存空间概念的阐发。

　　另一个恐怕比较拗口的翻译是「协力」（collaboration）与「协力者」（collaborator）。虽然翻译成协力（者）在中文中有时略显语句不顺，但在此系沿用如台湾、朝鲜半岛在日本殖民时期「协力」（きょうりょく）与「协力者」的汉字。关于协力（者）的讨论乃是衍生自史奈德前一本专书《血色之地：希特勒与史达林之间的欧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的主要论述03：亦即，在所有「双重占领」（double occupation）的地带都有当地人与占领方协力的身影，他们参与在对当地犹太人的压迫当中。双重占领指的是那些先于一九三九年遭到苏联占领、然后在一九四一年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之后遭到德国入侵的地带——在波兰、乌克兰等地，更精确说来应该是苏、德「轮番占领」、「先后占领」。史奈德认为，在这样的轮番占领下，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首先镇压了于战间期形成的民族国家，其后纳粹再将苏联建立的国家机器摧毁殆尽。德军入侵时，这些曾配合苏方打压地主、官员、资本家的当地协力者，为了掩盖自己于苏占时期的暴力行为，并为了保住自己已经侵吞的原属犹太人、波兰人的财产，遂再主动与德军政策协力，以永久地避免日后犹太人回来秋后算帐。

　　在这样普遍的通论下，史奈德对东欧诸国（乃至西欧的法国、荷兰、丹麦等国，详第八、九章）又作出了非常细緻的区分，藉以探讨国家机器的完整度与犹太人存活率的高度正相关。这是史奈德教授本书中最为核心的论点，也是他同时针对左右翼对犹太大屠杀歷史的诠释所作出的回应：左翼将纳粹视为现代国家理性发展到极致的表现；而右翼则视国家社会主义为福利国家的极致，因而主张自由市场竞争。两者最终殊途同归，都走向了反对国家机器的结论（完整请见结论）。但史奈德的歷史研究恰恰告诉我们：如果国家机器还能维持一定程度的运作，即便只是流亡政府或者凭藉职权之便核发签证的外交人员，都比冷战以后兴起的人道主义话语所颂扬的那种人道救援更为有效，能拯救出更多的犹太人。

　　上述的「星球—生存空间」、「协力—双重占领」这两组关键概念大致贯穿了《黑土》全书。揆诸近年来发生在台湾的关于白色恐怖档案开放的问题、晚近北美学界对朝鲜半岛殖民地时期的协力者研究、乃至当今欧洲、东南亚、非洲的难民危机等，本书当中关于占领与协力的某些论述或许能予以读者一些启发。此外，本书也值得专攻生命政治（biopolitics）、犹太大屠杀（Holocaust）、创伤与歷史记忆等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参考。

　（本书的翻译受益于康乃尔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候选人林书媺、多伦多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候选人王昱，特此致谢。）

注释

01　东尼．贾德（Tony Judt）、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思虑20世纪：东尼．贾德思想自传》（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02　相关文章可见史奈德的个人网页：http://timothysnyder.org/ukraine；访谈例见：http://timothysnyder.org/in-the-news

03　该书尚未译成中文，但「说书」有本书书评，请参阅洪仕翰，〈行过东欧的死荫幽谷——读《血色之地：在希特勒与史达林之间的欧洲》〉，《说书》，2016年5月8日：< https://sobooks.tw/行过东欧的死荫幽谷——读《血色之地：在希特勒》/ >

序曲

　　维也纳时尚的第六区，大屠杀的歷史就镌刻在人行道上。在犹太人曾经居住、工作的建筑物前，他们一度必须徒手搓洗的人行道上安置着小小的铜制方形纪念碑，上面记载着人名、驱逐日期，以及他们的葬身之地。

　　在成年人的心目中，这些文字连结着现在与过去。

　　孩子的观点则迥然不同。孩子的认知从事物开始。

　　有一位住在维也纳第六区的小男孩日复一日地观察一群工人在对街沿着一栋又一栋的建筑物工作。他看着他们像是在修理管线或铺设电缆把人行道掘开来。有天早晨，在等待开往幼稚园的公车时，他看着这些对街的人剷起、铺平还冒着烟的黑色沥青。谜样的纪念碑在戴着手套的手中，映照出一缕苍白的阳光。

　　「他们在做什么，爸爸？」男孩的父亲默不作声，迳自望向街道那端等待公车。他犹豫着，启口回答：「他们在建……」欲言又止，难以启齿。然后公车来了，阻断了他们的视线，在一丝汽油味中，车门开启，开往又一个平凡的日子。

＊　＊　＊

　　七十五年前，一九三八年三月，维也纳的大街小巷中四处可见犹太人在清理着人行道上的「奥地利」字样，一个随着希特勒的大军压境而不复存在的国家就于焉遭到抹除。今天，就在同一条人行道上，犹太人的名字控诉着已复国的奥地利。奥国如同欧洲全体一般，仍然不知道如何评价自己的过去。

　　维也纳的犹太人为何蒙受迫害，一如奥地利被从世界地图中抹除？为何在奥地利的反犹情绪昭然若揭之时，犹太人却被送到一千公里以外的白俄罗斯才惨遭谋害？在一城（一国，乃至一整个大陆）安身立命的人民的歷史又是如何以暴力作收？为何陌生人要彼此杀害？邻人又为何彼此杀戮？

　　在维也纳以及中、西欧的诸多大城，犹太人是都市生活中头角峥嵘的一群。在维也纳以北、以南、以东的土地上，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已定居逾五个世纪。然后，就在短短五年之内，逾五百万的犹太人横遭谋害。

＊　＊　＊

　　我们的直觉往往会摆我们一道。我们想当然尔地将大屠杀与纳粹意识型态联想在一块，但却忘了许多凶手并非纳粹人士。虽然几乎所有命丧大屠杀的犹太人都居住在德国境外，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却仍是德国的犹太人。提到大屠杀时，我们总想起集中营，尽管被杀害的犹太人中只有相对少数曾经见过集中营。尽管只有在国家体制被破坏的情况下杀戮才可能发生，我们却仍将过错归咎于国家（state）的头上。我们归咎于科学，但反而因此为希特勒世界观中一个重要元素背书。我们将过错怪到民族（nation）的头上，却因此沉浸在纳粹党人使用的简化观点中。

　　我们认同犹太人受害者，无可厚非，但却常常将同情与理解混为一谈。维也纳第六区的纪念碑宣称是「为了未来而记忆」（Remember for the Future）。在大屠杀业已成往事的此际，难道我们应该深信一个看得见的未来正等着我们？我们与被遗忘的犯罪者和被纪念的受难者共享同一个世界，而我们的误区却并非无辜的过失。我们的星球现在正改变着，正重新唤醒希特勒时代为人所熟知的恐惧，而希特勒当时也不过是对此做出回应而已。大屠杀的歷史尚未结束。其开启的先例是永恒的，而人们尚未记取教训。

　　能对于欧洲犹太人大屠杀具有启示的说明必须是星球性的（planetary）说明，因为希特勒的思想是生态学式的（ecological），他将犹太人视为自然界的创口。这一段歷史必须是殖民的（colonial）歷史，因为希特勒想要的是在犹太人居住的邻国土地上发动一场场灭种战争（wars of extermination）。它必定是国际性的（international）歷史，因为德国人和其他被谋杀的犹太人并非身处德国，而是身在其他国家。它必须是按照时间顺序的（chronological）歷史，因为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只是一部分的歷史，继之而来的是征服奥地利、捷克和波兰，以及重订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它必须是政治的（political）歷史，因为德国毁灭邻邦（尤其是在苏联德占区）创造了一些发明出毁灭手段的地带。它必须是多重聚焦的（multifocal）歷史，提供纳粹观点以外的观点，徵引发生杀戮的地区内外不同群体的资料，不论是犹太人抑或非犹太人的资料。这不仅关乎正义，也关乎理解。而这种理解也必须是人性的理解，将求生的意志以及谋害的企图都记载下来，描述谋求活路的犹太人以及那些少数试着帮助他们的非犹太人，接受每个个人与每段值遇都有其固有且难以化约的复杂性。

　　一段大屠杀的歷史必须是当代史，使我们得以体验希特勒时代所遗留在我们心中与我们生活中的面向。希特勒的世界观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大屠杀，但隐藏于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却生出了某种新的毁灭性的政治型态，也产出关于人类执行大规模屠杀的能力范围的相关知识。意识型态与情境要像，一九四一年这样缜密结合的条件已不复见，但是类似的事件却仍可能再度发生。因此，要了解我们自身，也必须了解过去。大屠杀不仅仅是歷史，也是警示。

导论

希特勒的世界

　　希特勒认为，我们无法知道未来，但可以知道我们星球的极限，即「某个精确测量出的空间的地表。」01生态不外乎就是稀少性，生存即是对土地的争夺。生命不变的结构就是将动物区分为物种，註定会是「内在的孤立」（inner seclusion）以及无尽的打斗，至死方休。02希特勒相信人类就如同物种。最高等的物种仍然自较低的物种演化而来，意味着杂种繁殖（interbreeding）固然可能，但却是罪恶的。不同的种族应当如同物种那般与同种交配，与异种杀伐。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一条铁律。种族斗争的法则就如同万有引力的法则一般确定。谁会赢得什么？可以赢多久？谁也不知道。在希特勒的理解中，同一个种族可以取得胜利，繁荣壮大，也可能遭受饥馑，以至绝种。

　　在希特勒的世界，丛林法则就是唯一的法则。人们应该压抑怜悯的倾向，尽可能地强取豪夺。因此，希特勒与那种认为人类之所以异于自然是因为人类有能力想像并创造出新的合作形式的政治思想之间有着断裂。「政治思想家从这样的假说出发，试图描绘出某种不仅只可能实现且还最公正的社会形式。然而对于希特勒而言，大自然才是独一无二的、残忍却压倒性的真实，歷史上所有试图做他想的尝试都不过是幻影。03

　　顶尖的纳粹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解释道：政治并非发端于歷史或概念，而是肇始于我们的敌对意识（sense of enmity）。我们的种族敌人系由自然所拣选，而我们的任务则是斗争、杀伐，至死方休。」04

　　「自然没有政治性的界线。」希特勒写道。05由于政治即自然，而自然即斗争，因此政治性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此一结论堪称十九世纪普遍认为人类活动即生物学的极致表述。在一八八○、九○年代，受达尔文（Charles Darwin）天择说影响的严肃思想家与大众写手称政治思想的古老问题已然为动物学界的突破所解决。在希特勒年轻的时候，将达尔文阐释为竞争即社会之善（social good）的说法影响了政治的方方面面。06对于捍卫资本主义的英国人史宾塞（Herbert Spencer）而言，市场就如同适者生存的生态圈。没有阻碍的竞争关系所带来的效益可以合理化其立即造成的恶。反对资本主义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也竞相拥抱生物学的类比，逐渐将阶级斗争看成是「科学性的」，将人类看成是众多动物中的一种动物，而非具有某种人类本质的特殊造物。当时的杰出马克思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也坚信人类是动物。07

　　但是这些自由派或社会主义者仍旧为习惯与体制所囿，无论他们自己有没有发现；从社会经验而生的心理习惯让他们无法达成更为激进的结论。伦理上，他们致力于诸如经济成长或社会正义等善，故而把自然竞争想像成达成这些善的途径对他们来说要不就是有吸引力，要不就是某种很便捷的想法。希特勒将其着作题名为《我的奋斗》（德语：Mein Kampf，英语My Struggle。书名的「奋斗」与本书中常见的「斗争」是同一词——译按）。从本书的书名到两册的巨着乃至其长达二十载的政治生命，与其他人相比，希特勒的自恋毫无止境，其贯彻一致到了冷酷无情的程度，而其虚无的态度却又旺盛无比。种族间无尽的争斗不是生命的因素，而是生命的本质。这么说不是为了建立一套理论，而是为了观察宇宙的本真。斗争即生命，不是什么达到其他目的的区区手段而已。斗争也不是由其所理应带来的繁荣（资本主义）或革命（社会主义）所正当化。希特勒的重点不是用什么称心如意的目的来正当化血腥的手段。本来就没有什么目的，只有手段本身。种族才是真实的，个人、阶级都是人为的建构，纰漏百出，转瞬即逝。斗争不是隐喻或类比，而是可以触及的绝对真实。由于「胆小的民族不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弱者将被强者宰制。这就是你所需知道、相信的一切。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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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的世界观对宗教与世俗传统不屑一顾，却又仰赖这两种传统。尽管他并不是什么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但却为思想与信仰的危机提供了某种特定的解决方法。正如许多前人一样，希特勒试图结合两者，然而他想设计的却不是某种提升性的综合方案来拯救心灵与心智，而是某种让两者相互碰撞进而毁灭的诱惑。希特勒的种族斗争理应由科学来背书，但他却称其目的为「日用的饮食」（daily bread）。09他徵引这个字眼来召唤基督教最着名的文本之一，同时却又大肆窜改其意义。基督教的信众向上帝请求道，「赐给我们今日日用的饮食。」基督教祷告词所描述的宇宙中有一形而上的秩序超脱于这星球而存在，那是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的美善概念。那些朗读着上帝的祝祷词的人们请求上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希特勒的「自然资源争夺战中」，不紧紧抓住所有你可以掷获的东西、放他人一条生路是一种罪恶。慈悲使弱者得以肆行。希特勒说，人类只能也只得违反《圣经》的十诫。「如果要我接受任何神圣的戒律，」他写道：「那道戒律便是：『惟应保护种族。』」

　　希特勒善用基督徒所熟知的意象和象徵——诸如上帝、祷告词、原罪、十诫、先知、选民、弥赛亚——甚至是基督徒熟知的三元时间结构：始于天堂，然后出埃及记，终于救赎。我们活在污秽当中（译按：见《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必须努力净化自己和净化世界，才能回到天国。将天国看成是物种之间的战争（而非造物的和睦）是把基督教式的向往与生物学上显而易见的现实结合起来。人皆相伐（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状态并非恐怖的无目的性（terrifying purposelessness），而是宇宙间必然的唯一目的。自然的丰饶就如同《创世纪》所载是供给人类的，但只给予那些遵循自然法则、为自然战斗的人类。大自然在《我的奋斗》中如同在《创世纪》一样，是为人类所取用的资源——但并非供给予所有的人类，只供给胜出的种族。伊甸园不是一座乐园，而是一条战壕。10

　　如同在《创世纪》当中，对于身体的知识不是问题，而是解答。胜出者应当彼此交配：希特勒认为，人类在杀伐之后的责任是性和繁衍。在他的宏图当中，导致人类堕落的原罪是心灵而非身体。对希特勒来说，我们不幸的弱点就是我们懂得思考，理解到属于其他种族的人也会思考，因此认知到他们也是人类。人类之所以离开希特勒的血腥天国不是出于肉体的知识，而是出于善恶的知识。11

　　当天国堕落了，人类与自然分家，诸如《创世纪》中的蛇这样既非人类也非自然的角色就要承担罪责。如果说事实上人类只不过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而科学已证明大自然不过是场血腥的斗争，那么一定有某种自然之外的东西在腐化物种。对希特勒来说，将善恶的知识带到世上来的人、那摧毁伊甸园的人就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告诉人类他们比其他动物优越，有能力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是犹太人引介了政治与自然、人类与斗争的错误分野。希特勒自认他的使命就是要为犹太人的精神性原罪找到救赎，并恢复那血腥的天国。由于人类唯有透过毫无保留地种族杀戮才能生存，犹太人的理性战胜直觉就意味着物种的末路。希特勒认为，种族所需要的是一种让该种族得以胜出的「世界观」；在他最终的分析当中，这意味着对自己盲目的任务「忠诚」。12

　　希特勒对犹太人威胁的描绘揭橥了他把宗教观与生物学概念混为一谈的独特方式。一旦犹太人优胜了，希特勒写道：「那么这皇冠便将成为人类送葬的花圈了。」一方面，希特勒设想一座没有人类的宇宙，这个意象形同接受了科学的定论：人类在一座古老的星球上演化。他写道，犹太人胜利以后，「地球又将空无人类而运行于太空之中，和数百万年前一样。」同时，《我的奋斗》中的同一段清楚表明，这座古老的种族的地球和灭绝的地球是上帝的创造。「所以，我发信心，谨遵造物的意旨；和犹太人奋斗，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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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认为人类可依种族分类，但否定犹太人是人类。犹太人既非某个劣等种族亦非优等的种族，而是个「非种族」（nonrace）或者「反种族」（counter-race）。各个种族都遵照自然律争夺土地和食物，但犹太人遵守的却是「非自然」（un-nature）的外来逻辑。14他们拒绝满足于征服土地，藉此抗拒自然的基本指令，甚至还说服其他人也如此行事。他们坚持要全面统治整座星球与星球上的人们，并为此发明出了将种族拉出自然斗争的想法。这座星球除了血与土地外没有任何可以提供的东西，而犹太人却异乎寻常发明出某些概念，让世界看起来不再像是生态学的陷阱（ecological trap），而是人类的秩序。所有政治性互惠的观念，所有将其他人当人看的行为，都来自犹太人。

　　希特勒的基本评判并不是那种良善的人性被犹太文明给腐化这种寻常的评断，而是人类就是动物，而任何伦理上的思虑本身都是犹太人腐化的迹象。试图树立一套普世理念的这种企图和努力方向本身就值得憎厌。希特勒最重要的心腹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并没有遵循希特勒思考上所有的细部转折，但他掌握到了结论：伦理学本身就是谬误；唯一的道德就是忠于种族。希姆莱坚称参与大屠杀是良善的行动，因为大屠杀能为种族带来内在的和谐以及与自然之间的统一。要观看数千具的犹太人尸身之难，本身就标志着超越于传统道德之上。为了种族之未来，一时的杀戮是值得的牺牲。15

　　希特勒认为，任何非种族主义的态度都是犹太人的态度，而任何普遍的观念都是犹太人的支配机制。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犹太人的主义。它们表面上拥抱斗争，但那不过是用来掩饰犹太人主宰全世界的欲望。希特勒写道：「没有所谓国家是自身最终目标这回事。」他继续解释道：「人类的最高目标」并非「保存任何国家或者政府，而是要保存他们的人种。」既有国家的疆界必须在种族斗争的过程中由大自然的力量沖毁：「人类不能被政治疆界的存在偏离了永久权利（Eternal Right）的疆界。」

　　如果说国家不过是道脆弱的藩篱，而不是什么人类令人惊艳的成就，终要被自然给征服，那么法律就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是种族优势的人造物，而非达成平等的管道。二战期间德占波兰总督、也是希特勒的御用律师汉斯．弗朗克（Hans Frank）坚称法律是根据「吾等日耳曼人民生存要素」所打造。任何奠基在种族以外要素的法律传统都是「冷血无情的抽象化」（bloodless abstractions）。法律除了将元首一时关于其种族的善的直觉给法典化之外没有别的目的。德语的法治国（Rechtsstaat）概念——在法治统治下运作的国家——没有任何实质可言。如同卡尔．施米特所解释的，法律是为种族服务，国家也是为种族服务，因此种族才是唯一切中题旨的概念。被外在法律的标准约束的国家观是设计来压迫强者的赝品。16

　　希特勒称，普世性的概念一旦渗入非犹太人的心理，就会削弱种族社群，让犹太人坐收渔利。各种政治概念的内容都不是重点，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为傻子设下的陷阱。没有所谓的犹太自由派、犹太民族主义者、犹太弥赛亚、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基督教的私生子。两者都是犹太人的发明。」17希特勒认为耶稣是犹太人的敌人，耶稣的教诲已经被保罗给曲解成了犹太普世主义的又一例——即对弱者的怜悯。18希特勒认为，从圣保罗（Saint Paul）到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只有犹太人会採取各式各样的伪装来引诱天真的人。19观念没有所谓的歷史渊源，与事件的相续或与个人的创意也毫无关系。它们都不过是犹太人的策略性创造。就这个意义来看，它们全部都是一样的。

　　诚然，对于希特勒来说没有所谓的人类歷史。20他宣称：「所有的世界——歷史事件无论如何都只不过是各个种族出于自保的驱力的表现而已。」只有犹太人不断地试图要歪曲大自然的结构这件事需要以古为鉴。只要犹太人还在这世上，这就会继续下去。希特勒写道：「总是在摧毁秩序的，就是犹太人。」21强者应当把弱者饿死，但犹太人却可以做出让弱者转而饿死强者的安排。这种不公不义不是一般意义下的不公不义，而是违背了存在的逻辑。在一个被犹太人的观念所扭曲的宇宙里，斗争将导致不可设想的后果：不是适者生存，而是适者被饿死。

　　从这个想法出发，只要犹太人存在，德国人就必沦为受害者。身为最高等种族的德国人理应获得最多，也因此蒙受最多的损失。犹太人的非自然力量会「杀死未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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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希特勒努力要界定出一个没有歷史的世界，他的观念也随着他自己的经歷而改变。在自诩为文明的大陆开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史上最血腥的一次战争，这让许多认为斗争都是利大于弊的欧洲人信心尽失。然而，许多极右翼和极左翼的欧洲人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对他们来说流血的程度远远不足，牺牲也不够壮烈。帝俄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纪律森严，是信奉唯意志论（voluntarist）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一战及其带来的革命性动能是展开以社会主义重构世界的契机。对希特勒和许多其他德国人而言，一战在真正决定前就已告终，种族优越的人在他们得到回报之前就已被撤离战场。当然，德国应当获胜的这种情绪十分广泛，且不仅存于军事武斗派和极端主义者之间。德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来反对希特勒的托玛斯．曼（Thomas Mann）也曾论及德国「有主宰的权利，有权参与这个星球的管理。」23曾发展出同情（empathy）理论的杰出德国哲学家艾蒂特．史坦茵（Edith Stein）认为「我们毫无疑问会被打败」。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她在修道院遭到缉捕，并因为犹太人的身分而遭到杀害。24

　　对希特勒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显示这个星球已是废墟一片。希特勒对于此一后果的理解超越了他的同胞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他对败战的回应只有在表面上跟那些普遍对领土沦丧感到愤懑的情绪类同。对希特勒来说，德国的败北显示出整个世界的结构有某些地方已经扭曲；这是犹太人已经精通掌握自然的方法之明证。他宣称要是在战争初期就用毒气毒死个几千名德国籍的犹太人，德国就会获胜了。25他相信犹太人一般会把落在他们手上的人饿死，并将一战期间（及其后）英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naval blockade）视为这种方法的应用。这是一个永久状况的案例，证明更多的苦难还在后头。宁教德国人想饿死谁就饿死谁，莫教犹太人饿死德国人，否则世界就会陷入失衡状态。

　　希特勒从一九一八年的败战当中得出了有关日后任何冲突的结论。只要犹太人不涉入其中，德国人就能屡战皆捷。但由于犹太人宰制了整个星球，且他们的观念深植德国人心，因此为了壮大德国势力而进行的斗争必须以两种形式进行。单单只是征服的战争无论多么秋风扫落叶都嫌不足。德国人除了要把低下的种族给饿死、把他们的土地据为己有之外，同时还得要击溃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横跨全球的势力和他们阴险狡诈的普世观念会破坏任何健全的种族行动。因此德国人既有以强者之姿打击弱者的权利，也有以弱者之姿对抗强者的权利。身为强者，他们必须宰制他们所遭遇的弱者的种族；身为弱者，他们必须将所有的种族从犹太人的宰制当中解放出来。藉此，希特勒将上个世纪全球政治两股庞大的动力——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给合而为一了。

　　希特勒用极其剧烈、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方式来看待为了土地所做的斗争和对抗犹太人的斗争，但他看待这两者的方式却又有所不同。为了领土而对抗劣等种族的斗争是为了控制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对抗犹太人所做的斗争则是生态学式的，因为这事关地球上的生活条件，而不只是特定的种族敌人或领土而已。犹太人是「一种瘟疫，精神上的瘟疫，比黑死病还要糟糕」。26由于他们是带着观念来战斗，他们的势力遍及各地，任何人都可能在期然或不期然之间变成他们的代理人。消灭这场瘟疫的唯一方式就是把祸根连根拔起。「如果说大自然创造出犹太人这种让诸民族衰亡的祸根，」希特勒写道，「那大自然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健全回应的可能。」27连根拔起必须全盘实施：要是有一户犹太人家还留在欧洲，整个大陆都会被感染。28

　　人类的堕落可以复原回到堕落前的状态；这个星球可以康复。「除掉了犹太人，」希特勒说，「人们就可以回到自然秩序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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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对人类生命和自然秩序的观点是总体的、循环式的观点。所有关于政治的问题都彷彿被当作关于自然的问题来回答；所有关于自然的问题则都要回溯到政治上来回答。这个圈圈是由希特勒亲自绘制。如果政治和自然并非经验和观点的来源，只不过是空洞的刻板印象，政治与自然的存在只相对于彼此，那么所有的权力就都掌握在可以散布陈腔滥调的人手里。迴圈取代了理性，咒语取代了论证。如同书的标题所示，「斗争」（奋斗）是「我的」——希特勒的。在作者的心中，任何事件都可以用生命即斗争（奋斗）这种总体式的观念来诠释。

　　将自然和政治混为一谈所捐弃的除了政治思想之外，还有科学的思考。对希特勒来说，科学所全面揭橥的不是假设、实验的过程，而是种族斗争的律法，是某种浴血的终极福音。科学提供了一套语汇来描述动物学式的冲突，而不是一套概念和程序以使我们产生更宽广的理解。科学有解答，但没有问题。人类的任务就是臣服于这个教条，而不是将犹太人那似是而非的思想加诸在自然之上。由于希特勒的世界观需要一个单一、循环的真理来含纳一切，因此，即便只是最简单的多元主义形式也可能让这套世界观无从招架：举例来说，人类改变了环境可能也会进而改变社会。如果科学能够改变生态体系以至于人类的行为都被改变的程度，那么他的所有论点就变得毫无根据。希特勒的逻辑迴圈——社会即自然，自然即社会；人类即禽兽，禽兽即人类——就会不攻自破。30

　　希特勒承认科学家和专家在种族共同体当中派得上用场——制造武器、增进沟通、促进卫生。强势的种族应该要有更好的枪枝、收音机和健康以便宰制弱者。他将此看作是实现斗争这项大自然的命令，而不是违反大自然的律法。科技成就乃是种族优越的明证，而不是普遍科学理解进步的证据。「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欣赏的每样东西，」希特勒写道，「学术、艺术、科技、发明都不过是一小撮人的创造物，或许最初都只是一个种族的创造物。」无论一个种族多么地进步，都不能透过任何发明创新来改变大自然的基本结构。大自然只有两种变体：一种是天堂，在天堂里，高等的种族屠戮低贱的种族；另一种是堕落的世界，在堕落的世界里，超自然的犹太人拒绝让高等的种族拥有他们理应享有的丰饶物产，并且尽可能找机会饿死高等种族的人。31

　　希特勒知道，农业科学对他这套体系的逻辑会带来特地的威胁。如果人类可以在不占有更多土地的情况下干预大自然并创造出更多的食物，他的整套体系就瓦解了。因此他拒绝承认在他眼前所发生的事——也就是后来称为「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的科学——的重要性：粮食混种、化学肥料、杀虫剂、扩大灌溉。即便在「最佳的情况下」，他都坚持认为饥饿比作物改良重要。所有科学改良都有其「限制」。诚然，人类已经尝试过所有「管理土地的科学方法」，且都失败了。在可见的未来，进步的程度都没有大到足以让德国人「靠自己的领土范围」就能餵饱肚子。32科学能让德国的领土变得更肥沃，但不能保障食物来源，唯有透过征服沃土才能保障食物来源。一切都是犹太人为了降低德国人征伐的胃口、准备把德国人送上毁灭的绝路才故意鼓吹相反的信念。「试图灌输这样致命的想法且老是能得逞的，总是犹太人。」希特勒写道。33

　　希特勒必须保卫他的体系不受人类的发现所侵扰。在他看来，人类的发现与人类的团结同样是问题。科学并不能拯救物种，因为终究分析起来，所有的观念都是种族的观念，不过是斗争的美学式衍生物。相反的概念，例如观念真的可以反映自然或者改变自然，都是「犹太人的谎言」和「犹太人的骗局」。希特勒坚称，「人类从来没有用过任何方法征服自然。」普世的科学就如同普世的政治观一样，应当被看成是犹太人的威胁，而不是人类未来的展望。

　　在希特勒看来，世界的问题在于犹太人误将科学与政治区分开来，并且做出蛊惑人心的承诺，承诺进步和人性。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犹太人暴露在自然即社会，社会即自然的残酷现实当中。必须将他们与其他人分开，迫使他们住在某种黯淡无光、不宜人居的地带。犹太人之所以这么有力量是因为他们的「非自然」（un-nature）将其他人吸引过来。他们是弱者，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面对残酷的现实。一旦把他们放置到偏远的地方去，他们就没有办法用他们怪力乱神的概念操弄他人，而且就得要服从于丛林法则。希特勒执迷于某种极端的自然环境，「无政府状态下的一座岛屿」。34后来他的念头转向到西伯利亚的荒原。至于犹太人究竟是被送到前者还是后者，他说：「无关紧要。」35

　　一九四一年八月，也就是希特勒说这句话之后约一个月，他的人马便开始在发生于欧洲的大屠杀当中，在一个由他们自己弄成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下，在乌克兰的黑土挖出的尸坑上，以每次数以万计的规模射杀犹太人。

注释

01　Second Book, 8.

02　「内在的孤立」（Innere abgeschlossenheit）和大自然将种族区分开来的欲望见Mein Kampf, 281–82. 另见Chapoutot, Le nazisme, 428; Chapoutot, “Les Nazis et la ‘Nature’,” 31. 美国领事雷蒙德．盖斯特（Raymond Geist，译按：一九二九－三九年间驻柏林）正确地点出反犹太主义当中的「宇宙论」（cosmology），见Husson, Heydrich, 121. 该书的论点从星球性的犹太威胁论出发，然后讨论如何透过结合反犹太主义观念与反政治条件的新政治形式来达成无国家状态（statelessness）。瑟唛林（Jacques Sémelin, Purifier, 135）指出大屠杀的歷史必定是国际性的。但以犹太大屠杀这个特殊案例来说，先界定出其祸首是如何理解星球似乎格外重要。希特勒对国际关系的擘划是其生态观的衍生物。这些观念根本上的确似乎是一致的；如同Kershaw所写道：「在希特勒的核心概念中保有特出的内在一致性。」End, 281. 类似地，Burrin也提到「这种世界观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Hitler et les Juifs, 19.

03　对像霍布斯（Hobbes）、卢梭（Rousseau）这样的英、法思想家来说，想像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文学式的设置，让我们得以思考人类关于权力的选择。我们要像做习题一样，想像在人类聚集在一起建立规则之前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并应思索出一种我们实际上想要的结构。希特勒对自然的理解与德国的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对康德（Kant）来说，关于外在自然世界的完善知识是不可得的，智慧要在明白我们自身限制的前提下努力寻求。对黑格尔（Hegel）来说，自然状态是一个史前史野蛮的阶段，过渡到人类持续不断地完善的体制。根据马克思（Marx）的想法，自然是包围我们又抵抗我们的东西。只要我们努力改变它，就能认识自然与我们自己。

04　有关施米特见Zarka, Un détail, 7, 36. 亦见Neumann, Behemoth, 467.

05　Mein Kampf, 140.

06　达尔文的确曾在一处写道帝国会灭绝「野蛮的种族」。见Descent of Man, 1:201. 从脉络来说可以看出他这句评论的关注点与政治毫无关系。达尔文写下天择、演化等有力概念，但并不认为种族就像物种一样；相反地，他认为所有人类都属于同一种可以运用理性、因而会基于生物学以外的原则来选择生存的物种。见Tort, L’effet Darwin, 75–80.

07　在此我对马克思与普及他的想法的好友恩格斯（Engels）做出区分。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版本给典律化。有关第二代达尔文主义与第二代马克思主义之间长期的交会，见Kołakowski, Main Currents, vol. 2, Golden Age.

08　「怯懦民族」（Feige Völker）见Mein Kampf, 103.。见Koonz, Nazi Conscience, 59. 参阅Sternhell, Les anti-Lumière s, 666–67.

09　「日用饮食」见Mein Kampf, 281; Second Book, 15, 74. 亦见Hilberg, Destruction, 1:148. 自然与十诫等见Table Talk, 51, 141. 这里是为了避免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指出的一个问题：「未能严肃对待纳粹人士自己所说的话。」Origins, 3.（按：中译版见汉娜．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 亦见Jureit, Das Ordnen von Räumen, 279.

10　参阅White, “Historical Roots.”

11　见Engel, Holocaust, 15.

12　见Valentino, Final Solutions, 168,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47. 参阅Sarraute, L’ère du soupçon, 77以及Arendt, Origins, 242: “The hatred of the racists against the Jews sprang from a superstitious apprehension that it might actually be the Jews, and not themselves, whom God has chosen, to whom success was granted by divine providence.”有关世界观作为信仰，见Bärsch, Die politische Religion, 276–77.

13　Mein Kampf, 73.（中译版页30）这里召唤神的旨意出自《我的奋斗》第二章最后一句。卡尔．施米特在关于德国法理学的会议上宣称要与犹太精神对抗时引用了这句话，见“Eröffnung,” 14. 参阅Friedländer, Years of Extermination当中有关「救赎的反犹太主义」（redemptive antisemitism）概念。

14　「非自然」（Unnatur）见Mein Kampf, 69. 亦见Mein Kampf, 287；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462–63；Chapoutot, “La loi du sang,” 391；Poliakov, Sur les traces, 212, 217；Bauman, Modernity, 68；Arendt, Origins, 202.

15　有关希姆莱见Kühne, Belonging, 60；Chapoutot, “La loi du sang,” 374, 405. 参阅Steiner, In Bluebeard’s Castle, 45.

16　弗朗克的引言见 “Ansprach,” 8; “Einleitung,” 141. 有关施米特见“Neue Leitsätze,” 516. 参阅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290, 295.

17　Table Talk, 7. 希特勒认为所有「犹太人的」观念都一样这点，见Mein Kampf, 66 and passim.

18　Bärsch, Die politische Religion, 286–87

19　有关圣保罗见Chapoutot, “L’historicité nazie,” 50. 另见Thies, Architekt, 29.

20　Mein Kampf, 291.

21　Table Talk, 314, 类似观点见页248；亦见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907; Thies, Architekt, 42.

22　Second Book, 10. 希特勒固然在《我的奋斗》中称歷史是他最喜欢的主题，但他所指的其实是他对事实背后那股力量恍惚的直觉。

23　转引自Poliakov, Histoire de l’antisémitisme, 357.

24　Self-Portrait in Letters, 9. 见Zehnpfennig, Hitlers Mein Kampf, 128；Burrin, Hitler et les Juifs, 23.

25　Husson, Heydrich, 41.

26　Mein Kampf, 66.

27　转引自Govrin, Jewish Factor, 7.

28　Staatsmänner, 557.

29　Table Talk, 314. 参阅Friedländer, “Some Reflections,” 100.

30　Zehnpfennig对此有类似的诠释，见Hitlers Mein Kampf, 116. 亦见Neumann, Behemoth, 140.

31　见Jonas,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29.

32　Second Book, 16, 21, 74, 103.

33　Mein Kampf, 141.

34　Husson, Heydrich, 256.

35　原文为：“Wohin man die Juden schicke, nach Sibirien oder nach Madagascar, sei gleichgültig,” July 21, 1941, Staatsmänner, 557.

第一章

生存空间

　　尽管希特勒假设人类只不过是动物，但他自己的人性直觉却使他将其动物学（zoological）理论转化为某种政治上的世界观。他坚信适者生存的种族斗争同时也是为德国求取尊严的运动，其束缚不仅仅来自生物学，也来自英国。希特勒知道日常生活中的德国人不是在地上掷取食物的野兽罢了。一九二八年他完成了《第二本书》（Second Book），在构思此书时他明确表示，确保稳定的食物供给不仅关乎身体的存活，也与某种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息息相关。一战时，英国海军封锁的问题不仅在于军事冲突、休战乃至最后尘埃落定之间数个月内带来的疾病与死亡。这次封锁也迫使中产阶级的德国人为了获取所需的食物而破坏了法律，致使他们一个个感到惶惶不安，对权威不抱信任。01

　　一如希特勒所言，一九二○、三○年代的世界政治经济局势是由英国的海军势力所构成的。他相信英国提倡自由贸易只是他们想主宰全世界的幌子。提倡自由贸易能使所有人衣食无虞这样的虚言对于英国而言是合理的，因为这种信念能打消其他人与英国海军竞争的念头。实际上，也唯有英国人能在身陷危机时防御他们自己的补给线，也因此得以防止食物落入外人手中。所以英国人在战时封锁了他们的敌人——这显然违反了他们自己鼓吹自由贸易的意识型态。希特勒强调，这种既能确保食物来源、又能避免食物外流的能力，正是一种权力的形式。这种除了英国人以外所有人都缺乏稳定食物来源的状态，希特勒称之为「和平的经济战争」（peaceful economic war）。02

　　希特勒明白，德国在一九二○、三○年代未能透过自己的领土餵饱自己，也知道如果德国人尽力尝试的话就能免于挨饿。德国当时应当可以从德国的土壤中生产出足够的卡路里来餵饱其人口，只是必须得牺牲一些工业、出口、外币。要使德国繁荣需要仰赖与英国的贸易，但希特勒认为也可以藉由征服一座规模足以与英国匹敌的陆上帝国来取代这种交易型态。德国只消获取适切的殖民地便可以维持其工业优势，并将自己的食物来源从英国所控制的海路转移到自己的帝国内部。如果德国控制了足够的领土，德国人便能够拥有他们所渴求的食物种类和数量，且毋须牺牲德国工业。只要德意志帝国规模够大，就能够具备「自给自足的经济」（autarkic economy），衣食无虞。03希特勒将德国的农民浪漫化为拓垦远方荒地的英雄，而非平和的耕者。04

　　英国人被尊为德国人在种族上的亲族与伟大帝国的肇建者。重点是要穿透他们的权力网路，但又不迫使他们予以回应。在希特勒的想像中，从他人手中夺走土地不至于威胁到那伟大的海洋帝国。长期下来，他期望与大不列颠「在瓜分世界的前提下缔结和平」。05他期望德国能成为世界强权，但也避免「与英国同归于尽」（Armageddon with England）。06对他而言，这是个万无一失的办法。

　　另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是，这种世界秩序的另一选项——某种再全球化（regloablization）——在晚近也曾经实现过。对于几代以来的德意志帝国主义者和对于希特勒本人来说，陆上帝国的实例就是美利坚合众国。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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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教会了希特勒需求与欲望是如何彼此交缠，还有欲望是如何因比较而生。德国人不只是为求生存寻求粮食的动物；德国社会也并非只是在难以预测的英国全球经济中谋求安定的社会。家家户户都会观察其他的家庭——不仅仅是观察街坊邻居；拜现代媒体之赐，人们也看得到全世界的其他家庭。人生应当如何过的观念已不再限于维生、安定乃至于舒适等标准，生活水准已经变成比较性的，而比较则变成了国际性的。希特勒写道：「现代科技与通讯使人与人之间的国际关系变得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如此紧密，以至于欧洲人不知不觉地将美国的生活当成是他们自己生活的基准。」08

　　全球化带领希特勒走向美国梦。每位日耳曼军人的背后在想像中都站着一名贪得无厌的德国女性。美国谚语「和左邻右舍比阔」（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译按：原文指「跟上琼斯家（的生活水准）」）意指生活水准是相对的，建立在认知他人的成功之上。在他最尖酸刻薄的时候，希特勒甚至唿吁德国人要变得像虫鱼鸟兽那样心里只想着存活与繁殖。但是他隐藏着的幽微恐惧其实是相当男性化的，亦即对日耳曼家庭主妇的畏惧。将自然界的斗争围篱拉得更高的就是她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希特勒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德国的殖民语言就已经在玩弄经济（Wirtschaft）一词的双重意涵：同时指家户（household）与经济（economy）。德国妇女被指示要将舒适与帝国等同起来。而由于舒适总是相对的，在政治上将殖民地正当化也永无止尽。如果德国家庭主妇比较的基准是琼斯太太而不仅只是约拿斯太太（Frau Jonas，按：德国姓氏），那么德国人就需要拥有像美国一样大的帝国；德国男人就必须在遥远的前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救赎其种族与地球。而女人则要支持他们的男人，这同时也具现着某种无情的逻辑，永无止尽的、追求更富足的家庭的欲望。09

　　在德国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个难以忽视的存在，这也是希特勒认为科学不能解决日耳曼民族最根本问题的终极原因。虽然新发明的确增加了农产量，但是要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话，德国不能仅依赖这个力量。两国都拥有科技，而可耕地的数量却是变因。10所以，德国需要拥有与美国同样广大的土地与同样高的科技成就。希特勒宣称永无止尽的土地斗争是自然法则，同时他也明白人类想要更加富足的欲望也可以产生恒常的动力。

　　且如果德国的经济繁荣只能是相对的，那么终极的成功就遥不可及。希特勒沉痛地写道：「日耳曼人的前景黯淡。」11但又紧接着澄清：「不论是现在的生存空间还是恢复一九一四年国界，都无法使我们过上与美国人一样好的生活。」只要美国存在一天，这奋斗就不会结束，而这表示奋斗将会非常旷日费时。希特勒将美国视为后起的世界强权，美国的核心人口（「极端纯净无污染的日耳曼人」）12是「世界阶级的人民」，他们比留在欧洲的「日耳曼人还要年轻，还要健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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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特勒写作他第一本书《我的奋斗》时，他学到了生存空间（Lebensraum）这个重要的德语词汇，并且将之挪为己用。从为了生存而永无止歇的种族战斗，到主观上为了得到最高的生活水准而进行的永无止尽的战争，这个词在他的书写和演讲中含括了他所赋予自然竞争的完整意涵。生存空间一词是以法语的群落生境（biotope）或者住所（habitat）的同义字进入德语系统。14在社会语境（而非生物学语境）下，它有另一层意涵：代表家庭的舒适，即某种接近「客厅」的东西。这两重意义并存于一个字中，更推进了希特勒的套套逻辑：自然无非是社会，而社会又无非是自然。15因此，动物为了生存所做的斗争其实就无异于家家户户争取更好的生活。两者都是关于生存空间。16

　　二十世纪是为了相对的舒适而引起无止尽的战争。希特勒早期的纳粹同志之一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给生存空间下的定义是「一个种族必须拥有更多文化、更多的美，否则该种族便会灭亡。」希特勒的宣传员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将灭绝战的目的定义为「丰盛的早餐、午餐和晚餐」。上千万人可能必须挨饿，而他们挨饿不只是为了让德国人得以存活而已，而是要让德国人争取到举世无双的生活水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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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曾抱怨道：「美国人有一样我们所缺乏的东西，那就是广阔无垠的开放空间。」他这是在重复德国殖民者数十年以来都在说的话。在一八七一年德国一统时，世界早已被其他的欧洲强权所殖民。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其丧失了仅有的海外领地。所以，二十世纪哪里还有开放空间可供德国攻占？德国的前线、德国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归于何方？18

　　仅剩的就是德国所位在的欧洲大陆了。希特勒写道：「为了德国，唯一可能的健全的耕地政策就是在欧洲本土夺得土地。」19可以确定的是，德国附近并没有任何杳无人居之处。因此关键在于要把欧洲「空间」想像成实际上是「开放的」。种族主义是一种将有人居住的地方变为潜在殖民地的一种想法，而种族主义者的神话起源在于晚近的北美殖民与非洲殖民。欧洲人对这些大陆的征占与剥削形成了希特勒那一个世代的欧洲文学想像。如同一八八○至九○年代出生的其他上百万名孩子，希特勒玩的游戏是非洲战争，读的书是卡尔．迈（Karl May）的美国西部小说。希特勒说迈打开了他「看世界的眼睛」。20

　　十九世纪末，德国倾向于将美国印地安人的命运看作是在他们统治下的非洲人命运的先例。其中一个殖民地是德属非洲东部——今天的卢安达、布隆迪、坦尚尼亚和莫三比克的一部分——一八九一年开始归柏林管辖。一九○五年马及马及起义（Maji Maji rebellion）时，德国人饿死了至少七万五千非洲人。21第二个殖民地是德属非洲西南部，也就是今天的纳米比亚。德国殖民者控制了当地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一九○四年的起义中，德国人阻断赫雷罗族（Herero）和那马族（Nama）人取得水源的途径，直到他们沦落为「他们自己国家自然环境的受害者」——官方军事歷史是这么记载的。22德国人将倖存者监禁在一座岛上。赫雷罗族人口从原本的八万减少到一万五千人；那马族则从两万人变成一万人。23对于倡议这种政策的德国军官而言，歷史正义是不言而喻的。他说：「土着必须让位。看看美国吧！」24当地的德国行政长官将西南非比作内华达、怀俄明和科罗拉多。德国殖民政府的人民领袖对此的看法也大致相仿：「美国殖民史的努力方向是世界史上最大，前所未见，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原住民全面扑杀。」25他理解到一场「灭种行动」的必要。德国的官方地质学家高唿要有一个「对于土着问题的解决方案」。26

　　如同希特勒一般，有一本关于德属西南非的着名德国小说结合了种族斗争与神圣的正义的想法。因为世界是属于「最强健的人」的，所以屠杀黑人是「上帝的正义」。27如同大多数的欧洲人一样，希特勒对于非洲人抱持着种族主义的态度。他宣称法国正在透过通婚「染黑」（niggerizing）他们的血统；他与当时的欧洲人一样，对法国在一战后用非洲军队占领德国莱茵河域的做法感到愤慨。28然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并非欧洲人对非洲人的鄙视。他将全世界都视为「非洲」，用种族的观点来看待所有人，包含欧洲人。在这点上他的观点比其他人都还要从一而终。毕竟种族主义便是一种判定谁才是真正的人类的声明，藉此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应用种族上的优劣。即使是看起来并无异于德国的邻国社会都可能被定义为与德国有着种族上的不同。

　　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德国唯一可能的殖民机会便是欧洲时，他也就抛弃了重返非洲的可能性，将之视为不切实际的想法。德国人不再需要远渡重洋去寻找可以统治的劣等种族，因为他们就身处在东欧。毕竟，十九世纪时，德国殖民主义的竞技场并非神秘的非洲，而是邻近的波兰。十八世纪晚期，普鲁士便藉着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分裂而斩获一块波兰人聚居的领土。因此过去波兰的土地早就是一八七一年普鲁士所创建的统一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了。波兰人占德国人口的百分之七，且在德国东部是多数人口。他们首先在俾斯麦反对罗马天主教的文化斗争中遇难，该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抹除波兰的民族认同。后来他们又在政府资助的内部殖民运动中受害。有一部关于德国殖民波兰的畅销文学作品将波兰人描绘为「黑人」。作品中的波兰农民有着黝黑的脸，而德国人则被指称为「白人」。黑头发、黑眼珠的波兰贵族愚昧无用。在这些故事中，美艷性感的波兰尤物往往将纯真的德国男人带往种族的自我堕落。29

　　一战期间，德国失去了非洲西南部，而在东欧的情势却颇为不同。一九一六至一八年间，德国军队似乎在那里组成了广大的新领土以供统治与经济剥削之用。德国首先将他们在战前取得的波兰领土与他们从帝俄手中夺取的土地合併，扶植了一个附属的波兰王国，归一名亲德独裁者统治。30他们的战后计划是迫迁所有邻近德波边界的波兰地主，并徵收其土地。31一九一八年初，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使俄罗斯无暇参战之际，德国在波兰东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部分建立了一长串的附庸省分，其中最大的便是乌克兰。32一九一八年德国在法国战败，但是并未真正地在东欧的战场上败北。对德国人来说，他们并未真正失去这块新的东欧领土，仅仅是放弃它。33

　　一战期间和战后，彻底失去非洲殖民地一事酝酿了对种族统治的缅怀，这种怀旧的感觉模煳不清，容易受到扭曲。关于非洲的畅销小说诸如《主人，回来吧！》（Master, Come Back!）这类的标题唯有在与非洲彻底切割的情况下才能显出意义。德国人仍将自己视为良善的殖民者，即使殖民地本身已经变得朦胧不明，仅能被投射在未来。汉斯．格林（Hans Grimm）的小说《没有空间的人们》（A People Without Space）于二战前在德国热销了五十万本，故事内容是关于一名德国人离开非洲后遭遇的困境，这是由于领土狭小的德国的封闭与不公平的欧洲体制使他感到失意挫败。34

　　这个问题本身就揭示了它的解答。由于种族主义确立了各个种族对于这个地球的权利的阶序关系，因此可以将种族主义应用在住在德国东部的欧洲人身上。非洲作为一片土地固然逝者已矣，「非洲」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却可以被普遍化。东欧经验证明邻居也可以是「黑人」。欧洲人可以被想像为是期待「主人」君临并且愿意让出「空间」的人。到了战后，考虑重返东欧远比重返非洲更实际可行。在此，就如同许多其他的案例一样，希特勒将模煳的感受变成了某种一意孤行的结论。他将欧洲最大的文化群体、同时也是德国东边的邻居斯拉夫人描绘为种族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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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写道：「斯拉夫人天生就是一群奴性深重的人，渴盼着他们的主人到来。」35他指的首先是住在广袤肥沃土地上的乌克兰人，以及他们的邻居——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Belarusians）和波兰人。他说：「我需要乌克兰，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再让我们像上一次战争那样挨饿。」36征服乌克兰可以保证「我们的人民往后数百年都能够透过生存空间的分配而拥有稳定的生活。」这关乎自然正义：「优等的人们必须痛苦地生存在过于狭窄的土地上，而对文明没有丝毫贡献的乌合之众却占有世界上最富饶的广大土地之一，这简直无法想像。」37希特勒说，当乌克兰人的土地被夺走的同时，他们可以得到「围巾、玻璃珠和所有殖民地人民喜欢的东西」。38在每个村落里只要一个扩音器就能「给他们许多跳舞的机会，村人会感激我们」。纳粹文宣甚至将乌克兰人从视线范围内一笔抹消。有一首为了女性殖民地开拓者而做的关于乌克兰的纳粹歌曲如此唱道：「那里没有农庄也没有壁炉，那里的土地渴盼着耕犁。」39被希特勒任命统管乌克兰的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轻描淡写地陈述乌克兰人种的低劣：「就算有哪一名乌克兰人值得与我同桌而坐，我都必须将他击毙。」40在种族化的杀戮的威胁当中，就连餐厅都可以成为背景。

　　一九四一年，当德国占领乌克兰时，乌克兰将自己比作非洲和美国。有一位识字的乌克兰妇女在自己的日记中以纳粹种族主义不会使用的反省口吻写道：「我们就像奴隶一般。我时常想起《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这本书。我们曾经为那些黑人潸然泪下，而今我们自己却显然就在经歷同样的事情。」41然而从某种角度看来，在东欧所发生的殖民主义与美国贩奴和征服非洲并不相同。东欧的殖民主义需要先想像让两样东西凭空消失：一是想像东欧人民的消失，二是想像与德国类同的政治实体消失。萦绕在希特勒心头的自然上的种族将人民与政府双双排除。摧毁国家永远是有正当性的；如果这些国家被摧毁了，那正意味着他们早就应该被摧毁。42

　　希特勒称有些国家遭到攻击是自找的。低劣的种族无法建立国家，所以它们那看起来像是政府的东西只不过是幻觉而已——犹太势力也是如此。希特勒坚称奴隶无法管理他们自己。德国东边的土地一直以来都被「外来因素」所统治：帝俄「本质上便是德国上层阶级与知识分子」所创造的；要是没有这个德国统治阶层的传统，「俄国人可能还活得像兔子一样。」43乌克兰人本质上就是被殖民者，如同德国殖民官僚所称的「黑人」一样。一九一八年德国被迫撤回其部队并且将其新兴的帝国拱手让人之后，乌克兰的部分土地（就如同帝俄的绝大部分一样）都被整合入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政体，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简称苏联［Soviet Union，USSR］）。希特勒声称苏联是犹太「世界观」的表达形式。44共产主义的想法只是谎言，是用来让奴隶们接受他们的「犹太新领导阶层」。

　　希特勒认为所有的普遍观点都是犹太人的观点，所有犹太人都是普遍观点的奴隶，而共产主义就是最接近普遍观点的例子。论证犹太身分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亦即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Judeobolshevik myth）——对希特勒来说最能够阐释犹太人超自然的力量和犹太人在现世的脆弱。它显示犹太人可以透过其不自然的观点，取得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毁灭性权力。他写道：「国际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企图从它所控制的苏俄出发，让全世界诸民族的核心都腐烂。」45然而这种不幸事实上却是一个机会。透过戕害苏联斯拉夫民族中最强大的成员，犹太人所做的事就是德国人终究需要做的事。以此观点来看，犹太共产主义「对未来而言是万幸的」，希特勒写道。46因此，希特勒认为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仅仅是准备」未来重返「德国宰治」。47

　　希特勒将十月革命诠释为犹太人的诡计，这并非不寻常的解释，至少一开始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威尔逊（Woodrow Wilson）也持同样的看法。48伦敦《泰晤士报》一篇通讯将犹太人说成是引领世界布尔什维克阴谋的一股势力。49但希特勒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他不厌其烦地做出系统性的结论：德国可以藉由剷除东欧的犹太人、推翻他们的苏联堡垒来赢得全球性的权力。他主张这不过是出于自我防卫，因为不论布尔什维克主义靠着什么阴险狡诈的手段取得胜利，都会导致「日耳曼民族的毁灭——最终的灭绝」。50不过，只要正面迎击，就可以剷除犹太人的威胁。苏联犹太人的毁灭将会导致苏联「瞬间瓦解」51，会证明苏联不过是「纸牌屋」或「双脚是用泥巴煳起来的巨人」。52斯拉夫人会「像印地安人那样」作战，并且得到和印地安人同样的下场，然后在东方「会再度重复和征服美洲大陆类似的过程」。53当德国人学会用对待美洲土着或非洲土着一样的方式来看待其他欧洲人且将欧洲最大的国家看成是一个脆弱的犹太人殖民地时，第二个美洲大陆就行将在欧洲诞生。

　　在这一幅种族主义式的拼贴画中，欧洲人与非洲人、北美原住民穿插交替。希特勒将整段帝国的歷史和总体式的种族主义压缩成一个极为简短的公式：「我们的密西西比河应该是伏尔加河，而不是尼日河。」非洲的尼日河在一九一八年后不再归德意志帝国主义所管，但非洲仍然是殖民式想望的泉源。伏尔加河是欧洲往东的疆界，也是希特勒所设想的德意志势力往外所及之处。密西西比河不只是由北至南纵贯美国中部的河川，也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希望将印地安人驱逐到河川彼岸的分界线。「谁还记得印地安人？」希特勒这么问道。对希特勒来说，非洲是帝国用以当作旁徵博引的泉源，但并非帝国实际统御的位址——东欧才是，而且必须像重新组建北美那样的方式对东欧如法炮制。54

　　希特勒设想，只要毁灭苏联，就能让正确的种族主人基于正确的原因将正确的次人类（subhuman）给饿死。一旦德国人取代犹太人成为殖民主人，来自乌克兰的粮食就可以从毫无用处的苏联人口嘴边转移到上帝赐福的德国城市和屈尊其下的欧洲。希特勒的至理名言是：生命就是一场饥饿战争。他提议让斯拉夫人挨饿，这反映在他于一九三三年掌权德国后着手擘划的政策文件上。55在贺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掌权之下打造的「饥饿计划」（Hunger Plan）56预见「在这一块领土上，数千万人会变成多余的人口。他们要不就得死，要不就得移居到西伯利亚。」57然后根据在掌权之下所订定的第二轮计划，德国人的殖民就可以于焉开始。

　　希特勒将星球性的生态系统描绘成一个被犹太人的观念给污染的体系，而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概念则让这描述能付诸实行。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似乎界定出德国人的势力在什么点上可以打下一座帝国，重新恢复地球秩序。这也使得某种战争政治观和灭绝政治观风行，这对犹太人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对德国人也是，只是影响的方式不同）。犹太人的权力是遍及全球的意识型态权力的这种观念，似乎使得犹太人在特定土地上的根基更浅（而非更深）。要是可以剿灭犹太人，他们就不能再传播全人类团结这种错误的观念，并且得将他们宰制这星球的地位给让出来。因此，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是藉着必胜的承诺来招兵买马。

　　要是战事并未照计划进行，要是没有办法轻易摧毁苏联，那么犹太人霸权凌驾整个星球的观念就可能会回到修辞和政策的前线上。要是对苏联领土的第一次袭击并未削弱犹太人的力量，那么对抗他们的战争就必须升级。要是德国必须与全球性的敌人作战，那么似乎除了针对犹太人的全面行动之外就没有别的替代方案了；因为在漫长的战争当中，犹太人可能在任何时间、从任何地点发动袭击。必须歼灭在德国人统治之下的前线后方的犹太人，这个想法潜藏在希特勒的心底深处，而在实际上得到了实现：第一波大规模杀害犹太人的行动并不是发生在柏林，而是发生在苏联东边德军势力的前线上。当战局逆转时，大规模的杀戮才从占领下的苏联往西边转移到占领下的波兰，然后才是欧洲其他地方。58

　　对特定有价值的领土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以对抗全球性的天敌，这似乎可以透过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来合理化。这种迷思将歼灭犹太人与征服斯拉夫人连结在一起。如果这种连结在理论上可以成立，德军可以往东深入战场，那么希特勒在实际上就很难失败。要是征服斯拉夫人的行动失败了，反而可以为歼灭犹太人找到理由。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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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概念是二战的一个主因，其根源来自一战。当帝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东线瓦解时，德国的一场特殊经验使得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出现在希特勒的心中。

　　从柏林方面的观点来看，一战在西线是对法国（以及英国、然后是美国）作战，在东线则是对帝俄作战。德国被两面夹击，必须试着迅速消灭其一，才能击败另一面的敌人。一九一四年进攻法国失败了，让德军身陷两边作战的窘境。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德国的外交人员试图透过非军事的手段——例如煽动革命——让帝俄不再介入争端。一九一七年四月，在俄罗斯的第一次革命发生之后，德国安排用一列密闭的火车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列宁（Vladimir Lenin）从苏黎世转送到彼得格勒（Petrograd）。列宁与他的同志成功地于十一月组织了第二次革命，然后将帝俄撤出战场。起初，这似乎是德国方面一次重大的胜利。60

　　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前，帝俄是许多犹太人的家园，犹太人人口数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还多——但同时帝俄又是一个极为反犹太主义的国家。犹太人承受着官方政策上的歧视，并在强度愈来愈大、频率愈来愈高的反犹暴行（pogroms）中屡遭针对。这些反犹暴行并非由国家所组织，但参与暴行的帝俄臣民相信他们是在遵行沙皇的意志。犹太人移出帝俄的机率是俄罗斯人的约两百倍，部分是因为他们更可能想要离开，另部分是因为帝国当局也希望他们走人。一战期间，犹太人被大幅地排除在国家政体之外。61

　　犹太人居住在帝俄的西部，帝俄军人向德奥进发、从德奥撤出时都取道于此。一九一四年秋天，俄军挺进哈布斯堡君主国领地时，一旦发现有犹太人拥有农地（这在帝俄是非法的）便马上将他们的土地给没收。一九一五年一月，帝国官方通报谴责犹太人从事破坏行为。同月，帝俄军队将数十万犹太人从华沙附近的四十座城镇驱离。当地的波兰人将犹太人的财产据为己有。62当德军于一九一五年将俄军打回东部时，帝俄军人又怪罪犹太人，并发动了百起反犹暴行。63俄罗斯议会的派系头子（后来的内政部长）用国际性的犹太寡头（Jewish oligarchy）政治计划来解释军事上的挫败。同时，帝俄将约五十万名犹太人赶出他们自己的家门，理由是他们可能会与入侵者合作。军队是遣送行动的执行者，因而军人和官员得以大肆掠夺和他们一样同属帝俄臣民的犹太人。歷史上，这次将犹太人大规模驱逐出他们的心脏地带以及随之而来的系统性的掠夺、频繁的暴力行径是打乱犹太人传统生活最大的一次行动之一。64

　　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俄国的遣送行动改变了犹太问题。65数以万计的犹太人逃离帝俄，予人一种来自东方的犹太人突然充斥各地的印象。这些遣送行动塑造了廿世纪许多不论左派右派主要的犹太革命家的一生。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和亚伯拉罕．斯特恩（Avraham Stern）都在非常年幼的时候就流离失所，后来双双成为右翼激进分子。66在帝俄内部，从前线被遣送出境的犹太人前往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等大城市。当地人们往往怕他们是间谍，避之唯恐不及，因此他们得不到工作或庇护。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当帝国步履蹒跚地走向共和之际，犹太人正式被解放成了公民。当时在莫斯科约有六万名左右的犹太人，其中约半数是难民。67许多人参与列宁当年十一月的第二次俄国革命。对于犹太人在他即将定都的城市中提供决定性的支持，列宁感激不已。

　　及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犹太人突然成为新成立的革命国家中平等的一员，而不是帝国中被压迫的宗教少数。大多数犹太人在一九一八年试图回到他们的故居，却常发现已经被人鸠占鹊巢。犹太人的邻人无意归还他们据为己有的东西，反而常常攻击犹太人。当政权递嬗，所有涉入其中的人都拿犹太人当作目标。革命之后最初的几起反犹暴行都是由红军所执行，但他们的指挥官的意识型态是国际主义，且官员经常试图阻止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径。

　　但斗争的另一方则普遍没有这样的约束。拿起武器对抗列宁革命的人没有代表一个自成一格的运动；最接近所谓反革命的意识型态就是反犹太主义。反对新政权的人将传统宗教上的反犹太主义与当下的威胁给结合起来，将布尔什维克党人描绘成现代的撒旦，以试图从人群中寻求支持。内战方殷之际，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反对革命的记者和政治宣传家遂发展出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他们从《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中汲取某些概念。全球性的犹太势力这个概念似乎可以解释革命和军事挫败的双重灾难，将普世性概念对民族性概念的胜利偷换成某个可以指认的群体的阴谋，于是这个群体的人就可以加以惩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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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七年时德国在背后支持革命家，但不久之后却又站到了反革命那边。在列宁革命成功之后的动盪当中，德国得以在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扶植一系列的附庸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乌克兰。德国一九一八年的计划是将军队从东召回到西线作战，并用乌克兰的粮食来餵饱德军。德国人称他们于一九一八年二月与乌克兰签署的条约为「面包和平」（Bread Peace），这在德国非常受欢迎。德军迅速将红军驱离乌克兰，但由于乌克兰的农民、民兵、政党的抵抗，靠着剥削乌克兰来赢得战事的计划失败了。然而在一九一八年值得纪念的六个月间，乌克兰绝大部分都宛如德国殖民地。在被封锁挨饿的时刻，乌克兰「聚宝盆」的形象深深烙印在德国人的心板上。69

　　德国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兵败西线，被迫签署停战协定时，列宁的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将注意力转向了德国放弃的附庸国，这些附庸此前是在帝俄以西的地带。德国的官员和军人留驻在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与托洛茨基的红军作战。乌克兰于一九一九年陷于一场胶着的内战，数十万犹太人在战事中被来自各个方面的军人杀害——布尔什维克党人、反布尔什维克党人（白军）以及尤其是独立乌克兰的军人。无论这些刽子手的身分为何，效忠于谁，他们多数都是在帝俄军队中学到如何对犹太人施加暴力。这些犹太人受难者经常是在战争期间被帝俄的政策给遣送出境，因而在当地缺乏安全保障和人脉。70

　　数十万的被击败了的帝俄臣民涌进了战败国德国，其中也不乏相信犹太布尔什维克这种论点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带着《锡安长老会纪要》，一九二○年一月该书的德译版问世。71列宁战胜后，逃离俄国的人当中也包括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人，他们不需借助文本就可以传达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概念。其中包括麦克斯．尔文．冯．休伯纳—里希特（Max Erwin von Scheubner-Richter）和阿佛烈．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他们是早期对希特勒产生影响的纳粹。希特勒于一九一九、二○年与知悉《锡安长老会纪要》的人交谈过并亲自阅读该书后，将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与犹太人把人饿死的概念结合。这些概念在当时是激烈辩论的焦点。一九二○年七月，驻柏林的苏联代表宣称多数犹太人都是布尔乔亚阶级，反对革命，将来在苏联领地上将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他们不会统治，而是要被「毁灭」。72这种观点并不能说服德国人。德国人当时正在寻找能打开革命契机的钥匙，这把钥匙可以往革命的方向转，也可以往反革命的方向转。休伯纳—里希特其时正在慕尼黑筹钱，招兵买马，准备发动武装行动朝布尔什维克党人进发，他特别强调的是要解放乌克兰。73

　　犹太布尔什维克观念有其特定的歷史渊源：它既是俄罗斯官方反犹太主义的延伸，是危机浮现时基督教末世观点的挪用74，是解释古代帝国秩序崩解的方法，是内战时的战斗口号，也是在战败之后一种安慰的方式。当纳粹运动开始，武装反革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正如火如荼。在希特勒的左右手的心中，武装反革命仍然大有可为。在一九二○年的短暂期间，红军似乎正在开拔到德国的路上。当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军人于同年八月向华沙进发时，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似乎终于要正面交锋了。但在波兰出人意表地打赢了那场战争后，且欧洲的体系随后于一九二一年巩固，问题的性质也产生了改变。75

　　休伯纳—里希特试图集结一支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但于一九二二年溃散。当他与希特勒于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一齐行军时，对他来说，纳粹起义的政变是步履蹒跚地通往东方的最终道路。当休伯纳—里希特被杀、希特勒被囚时，有些纳粹党人不认为这是年轻的威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的胜利，而是他们所反对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势力的胜利。希特勒于一九二四年在狱中写作《我的奋斗》时，与其说布尔什维克党人是个具体的政敌群体，毋宁说更是某种让他可以将犹太人与一片领地连结在一起的方式。希特勒对帝俄所知不多，他是以非常抽象的方式来想像犹太布尔什维克这个概念。对他来说，那代表的不是俄罗斯斗争的终结，而是德意志圣战的开端；不是焕发自苦痛事件的一桩迷思，而是照见永恒真理的闪烁星芒。

　　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似乎为希特勒的整套计划提供了最后一片拼图，让在地与全球统合在一起，将对抗斯拉夫人的殖民战争与对抗犹太人的反殖民光荣斗争合而为一。对苏联作出致命一击就可以一举解决所有德国的问题。摧毁苏维埃的犹太人意味着清除犹太势力，藉此可以打造出一座东方的帝国，以在东欧复制美国的边疆开拓史。种族式的德意志帝国将会改写全球秩序，开始将全球的自然恢复到被犹太人污染之前的状态。一旦打赢这场战争，就可以轻易歼灭犹太人。如果德国人不幸被低下的斯拉夫人给扯后腿，后果就由犹太人来承担。不论是哪一种结果，追求种族式的帝国都会带来剿灭犹太人的政治观。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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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特勒的生态学当中，地球是被犹太人的存在洗劫一空，因为犹太人引进了腐败堕落的观念，以此对抗大自然的律则。其解决之道是将犹太人暴露在涤净了的大自然之中，在大自然里，只有血腥的斗争才算数，抽象的思考毫无用武之地，这样一来，犹太人就不能用他们的观念把他人耍得团团转，因为根本没有所谓他人存在。希特勒所幻想可以将犹太人遣送到的异境——马达加斯加和西伯利亚——终究没有沦于德国的势力之下，然而欧洲的绝大部分的确沦于德国治下。在希特勒发表了他关于日用饮食和自我保卫的戒律之后不久，欧洲人就开始强迫犹太人背诵《主祷文》（Lord’s Prayer），并将那些办不到的人杀掉。欧洲本身成了伊甸园的悖反，遍布着壕沟与战场。77

　　在一场死亡行军中，米克诺斯．劳德诺提（Miklós Radnóti）写下一首诗，藏在衣角，留待后人将他的尸骸从尸坑中挖出来时发现：「我乃一株根茎，亦曾为花朵／我的庇荫在一片黯淡之下／根基刨尽／夺命锯在远方哀鸣。」78

注释

01　见 Vincent, Politics of Hunger, 126ff; Offer, Agrarian Interpretation, 2, 24, 25, 59. 这些作品强调围堵所带来的道德沦丧和政治不安。Leonhard估计有七十万人死亡，远比Vincent和Offer所指出的死亡人数还多。见Die Büchse der Pandora, 518.

02　有关「和平的经济战争」，见Second Book, 10. 亦参见Offer, Agrarian Interpretation, 82, 83, 217.

03　见Table Talk, 73.

04　见Mein Kampf, chap. 2.

05　Hildebrand, Vom Reich, 654.

06　Second Book, 76. 亦见Mein Kampf, 145.

07　举例来说，日本曾试图说服希特勒主要的敌人是英国，而非苏联，但并未成功说服希特勒。见Hauner, India in Axis Strategy, 378, 383–84.

08　有关生活的基准，见Second Book, 21. 亦参见Guettel, “Frontier.” Guettel颇为准确地注意到在《我的奋斗》中提及美国的次数固然有限，但尽管如此，这些段落的寓意却非常有力。举例而言，希特勒曾称美国透过种族的团结来驾驭邻近的领域，是新型帝国的模范。（144）这里描述的逻辑在《第二本书》中更加显着。如同Guettel所注意到的，德国殖民主义者的语艺中充斥着美国是空间的主宰者这一点；有鉴于此，希特勒在此所指称的对象就更加明确了。无论如何，重点是美国界定出了某种全球性的情况，亦即生活水准是比较性的和相对性的。另见Fischer, Hitler and America, 18, 21, 28；Thies, Architekt, 50.

09　Wildenthal, German Women, 177；Sandler, “Colonizers,” 436.

10　有关土地是科学的界限，见Second Book, 21；亦见Mein Kampf, 282. 希特勒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廿八日的国会演讲中直接就这点对罗斯福做出阐释。Franz Neumann, Behemoth, 130也强调这一点。

11　Second Book, 105.

12　Mein Kampf, 282.

13　Second Book, 111.

14　有关土地的迷思在整部大规模屠杀和种族清洗的歷史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见Kiernan, Blood and Soil.

15　关于「生存空间」一词，见Conrad, Globalisation and the Nation, 61.

16　参见Arendt, Origins, 353, 469；Smith, “Weltpolitik,” 41.

17　见Longerich, Davon, 160–61. 有关「更多文化、更多的美」，见Ziegler, Betting on Famine, 263. 戈培尔所谓的「为了丰盛的早餐、午餐和晚餐」（für einen voll gedeckten Frühstücks-, Mittags-, und Abendtisch）在讨论的是苏联入侵的目的，转引自Koenen, Russland-Komplex, 427. Collingham, Taste of War所做的比较歷史研究值得称许。

18　关于美国人的空间，见Table Talk, 707. 另见Guettel, “German South-West Africa,” 535；Simms, Europe, 339, 343.

19　Mein Kampf, 145.

20　卡尔．迈小说的影响见Table Talk, 316. 另见McDonough, Hitler, 22；Mosse, Nationalization, 196. 亦可参考Arendt, Origins, 183.

21　Iliffe, “Effects of the Maji Maji Rebellion,” 558–59. Gerwarth与Malinowski指出这次让人饿死的黑土政策往往被忽略不论。见“Ghosts,” 283.

22　Zimmerer, Von Windhuk, 43.

23　赫雷罗族和那马族的人口数见Guettel, “German South-West Africa,” 543. 亦见Chirot and McCauley, Why Not Kill, 28.

24　德国军官特罗塔（Trotha）的引言以及沙克岛（Shark Island）上的情况见Hull, Absolute Destruction, 30, 78; 亦见Levene, Rise, 233.

25　提欧多．洛特文（Theodor Leutwein，译按：德国在西南非的殖民地行政首长）把西南非比拟为美国的内华达等州以及本哈德．登布格（Bernhard Dernburg）的引言引自Guettel, “German South-West Africa,” 550, 524.

26　｢灭种行动」（Vernichtungsoperation）、「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百分之七十等出自Lower, “German Colonialism,” 5, 2.

27　有关这本小说，见Sandler, “Colonizers,” 162.

28　希特勒对法国的看法见Second Book, 144. 有关两者的差异与连结的考量见Conrad, Globalisation, especially 174, 177, 182. 那些应用佛洛伊德和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的论证来解释德国犹太人的受迫的人可能也会考虑到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的关系。

29　Kopp, “Constructing a Racial Difference,” 84–85 and passim.

30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波兰问题见Niemann, Kaiser und Revolution, 25–36；以及Rumpler, Max Hussarek, 50–55.

31　关于对边界的清洗见Geiss, Der polnische Grenzstreifen, 125–46.

32　关于德奥对乌克兰的占领政治见Snyder, Red Prince.

33　Mein Kampf, 144.

34　见Sandler, “Colonizers,” 19, 35, 149–50, and passim；Wildenthal, German Women, 172–73.

35　Zimmerer, Von Windhuk, 137.

36　Kay, Exploitation, 40.

37　Table Talk, 38.

38　Table Talk, 34, 425.

39　Ingrao, Believe, 117.

40　科赫的言论见Dallin, German Rule in Russia, 167. 另见Lower, Nazi Empire-Building, 24–29的讨论。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开头的段落就非常清楚地澄清这本书实际上不是关于作为种族的欧洲人和非洲人——康拉德是来自乌克兰的波兰人。

41　日记的内容见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42　国家的讨论见Mein Kampf, 140. 另见Jureit, Das Ordnen von Räumen, 219.

43　Second Book, 34, 149, 151.

44　Müller, Der Feind, 44. 亦见Mazower, Hitler’s Empire, 152.

45　Govrin, Jewish Factor, 30.

46　Second Book, 153.

47　Table Talk, 126. 亦见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63. Alexander Stein 在一九三六年时就已提出这个看法。见Adolf Hitler, 111.

48　Cała, Antysemitizm, 175; Zaremba, Wielka Trwoga, 71.

49　Schlögel, “Einleitung,” 15.

50　Dieckmann, “Jüdischer Bolschewismus,” 55.

51　Second Book, 152.

52　Römer, Der Kommissarbefehl, 204.

53　Similar process: Kershaw, Hitler, 651.

54　耐人寻味的是，关于河川的这段引言往往只引用「我们的密西西比河应该是伏尔加河」而略去最后一句。这会让整句话的句意改变，且大幅缩减其所指涉的范围。见Kershaw, Hitler, 650. 美国的歷史会提醒我们其实希特勒的想法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见Mann, Dark Side of Democracy, 70–98. 美国的歷史也显示奴隶的人数可能比自由的拓垦者还多，见McNeill, Global Condition, 21.

55　Mein Kampf, 73.

56　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是关于饥饿计划的奠基之作。

57　Kay, Exploitation, 133；亦见162–63. 有关「东方总计划」（Generalplan Ost，关于波兰战役和苏德战争之后如何处置占领地区的计划—译按）见Madajczyk, “Generalplan Ost,” 13；更新的研究见Wasser, Himmlers Raumplanung以及Aly and Heim, Vordenker der Vernichtung.

58　见Kershaw, Fateful Choices, 57.

59　参阅Koselleck, Futures Past, 页222注意到希特勒将秘密分为三个层级：他与心腹交谈的内容、他藏在心里的内容、以及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想清楚的内容。

60　布尔什维克革命又称「十月革命」，因为革命发生在当时帝俄採用的凯撒儒略历法（Julian calendar）的十月。以格里历（Gregorian calendar）来算革命则发生在十一月。

61　在此极为精简地压缩了一段漫长、复杂的歷史。相关歷史专门的讨论见Polonsky, Jews of Poland and Russia. Lohr估计帝俄的犹太臣民移出的机率是俄罗斯臣民移出机率的一百八十四倍。见Russian Citizenship, 86.

62　Wróbel, “Seeds of Violence,” 131. 亦见Prusin, Nationalizing, 42, 55; Wasserstein, On the Eve, 309.

63　Poliakov, Histoire de l’antisémitisme, 379；Lohr, Nationalizing, 14, 16, 24, 138, 139, 146. 一九一五年反犹暴行的特点是军方在其中扮演直接的角色，见Lohr, “1915,” 41–42.

64　马克．夏卡尔（Marc Chagall）两幅最出名的画作《公墓大门》（Cemetery Gates，1914）和《本报卖家》（Newspaper Seller，1917）都与犹太大屠杀有关。事实上这两幅画就是在描绘此一时期。

65　Pergher and Roseman, “Imperial genocide,” 44.

66　Shilon, Menachem Begin, 6；Heller, Stern Gang, 100.

67　Budnitskii, Russian Jews, 76. 亦见Stanislawski, “Russian Jewry,” 281. 暴行的持续是Holquist, Making War的主题。

68　Budnitskii, Russian Jews, 90, 176, 213 and passim; Herbeck, Das Feindbild, 285–87; Beyrau, “Der Erste Weltkrieg,” 103, 107; Lohr, “1915,” 49; Lohr, Russian Citizenship, 122, 130; Lohr, Nationalizing, 150; Wróbel, “Seeds of Violence,” 137; Dieckmann, “Jüdischer Bolschewismus,” 59–64. 有关希特勒对《锡安长老会纪要》的观点见Mein Kampf, 302. 希特勒似乎有意识到《纪要》一书并不正宗，但却仍然接受其逻辑。《纪要》常常被说是伪书。但伪书是对某样真实的东西的模仿，但在此并没有所谓真实的东西。《纪要》不过是一部虚构作品。

69　Offer, Agrarian Interpretation, 50; Golczewski, Deutsche und Ukrainer, 240ff. 有些德国人即使到了一九一八年都还把乌克兰想像成一片无人的地带，见Jureit, Das Ordnen von Räumen, 165，并比较Liulevicius, War Land的说法。德国在东方作战的目的至今仍然多所讨论，相关论辩围绕在Fischer,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之上。

70　见Abramson, Prayer for the Government; Dieckmann, “Jüdischer Bolschewismus,” 59–61. 甚至最伟大的心灵中也不乏将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犹暴行三者连系在一起者。例如，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解释反犹暴行的说法就是犹太人在革命当中显着的地位。见Schlögel, “Einleitung,” 15–16.

71　Schlögel, “Einleitung,” 15.

72　有关苏联的代表维克托．考普（Viktor Kopps）以及犹太人的「毁灭」（unichtozhenie），见ibid., 18.

73　有关休伯纳－里希特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计划，见Snyder, Red Prince, chap. 6. 另见Stein, Adolf Hitler, 104–8; Kellogg, Russian Roots, 12, 65, 75, 218; Liulevicius, German Myth, 176; Dieckmann, “Jüdischer Bolschewismus,” 69–75.

74　有关基督教形象在政治当中的挪用见Herbeck, Das Feindbild, 105–65.

75　有关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Polish-Bolshevik War）的军事史，见Davies, White Eagle. 关于欧洲一九二一年前的处置见Wandycz, Soviet-Polish Relations, 1917–1921以及Borzęcki, Soviet-Polish Peace.

76　笔者在此受惠于Jäckel的判断：「歷史上或许从来没有一名统治者像希特勒那样在即位前就如此精确地写下他上位后的计划。」见Hitler in History, 23. 但在希特勒的两本书中蕴藏着某种政治逻辑，必须先加以阐释才能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希特勒如何取得政权（在此是个次要的议题），以及（二）他在上位后如何施行他的理念（在此主要的议题）。在此看似是思想上的弱点的部分在实践上却成了契机，因此思想的部分必须先予以呈显。

77　参见Pollack, Kontaminierte Landschaften.

78　Ozsváth, In the Footsteps of Orpheus, 203，英译见207.

第二章

柏林、华沙、莫斯科

　　世界观并不是什么夺权的方案。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提供了一种敌方的面貌，但没有提供出什么外交政策。生存空间只是帝国的号令，而非帝国的军事策略。对于思想家希特勒而言，问题在于：德国政治、邻国、欧洲秩序都不是大笔一挥就能勾销的。在他一九二四年出狱之后，希特勒在未修改其理论的情况下学到了一些实际的教训。身为一战的老兵，希特勒已经可想见如同一九二三年慕尼黑政变这样的戏剧性态势已足以转变德国。在这点上希特勒甚为坚定。他的战友休伯纳—里希特（Scheubner-Richter）失败了，死于国家势力之手。但在他政变失败的十年之后，希特勒毕竟掌权了，其政治手腕也更为老练。随后，凭着大规模的群众支持，他和党内同志改变了德国政坛。希特勒能把苏联想像成一个懦弱的犹太人蛇鼠一窝的地方。在这点上希特勒错了。但他仍旧在掌权德国的八年后向莫斯科宣战，开启了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若要以希特勒的世界观来改变世界，他得先成为新型的政治人物，实践新的政治型态。理论上的无政府状态若要转变成实践上的灭绝手段，必须得先重整德国旗鼓，消灭邻邦。要屠戮欧洲的犹太人，必须得先消灭犹太人拥有公民身分的那些国家。大多数的犹太人居住在德国境外，其中又以波兰为众。波兰不仅是犹太人主要的家园，也是将德国与苏联区隔开来的国家。无论如何，波兰在希特勒消灭犹太人和消灭苏联的计划中肯定位居要津。

　　希特勒上台后六年成功地改变了德国，但并未成功招募到波兰政府一同参战。倘若一九三九年波兰与德国联手攻打苏联，欧洲的犹太人肯定早已大祸临头。然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屠杀乃是紧接在德苏联手入侵波兰之后才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始于剿灭波国政权、灭绝波兰民族的战役，而这既是由于希特勒虽在国内踌躇满志，却未能将波兰拉拢到他对外征伐的美梦中之故，同时也是苏联领导人愿意参与侵略战争的结果。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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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看之下，德国—波兰联军成军的可能性还比德国—苏联联军的可能性大。纳粹和苏联在一九三○年代后半彼此攻讦的宣传战当中各自将对方描述得穷凶恶极。相较之下，华沙与柏林之间的共通点看起来则多得多。一九三五到三八年间，德国、波兰这两个中欧国家都曾向邻邦施压，并都高唱着一套改变世界的宏大修辞。在柏林和华沙的领导人都违反世界秩序地抑制食品、原物料、人口的全球流动。两者都将犹太问题放在各自外交辞令的中心，指出犹太问题在欧洲的解决方法关乎国际正义。两者也都强调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

　　通常人们都以希特勒和他的宣传家自己的用语——诸如柏林方面想要调整边界的行动或是华沙对此举的抵抗——来解释为何一九三九年德国决定向波兰出兵。实则不然。德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其实是双方在犹太问题和苏联问题的分歧所造成，这两个问题长年为波兰的外交政策所掩盖。基于对抗莫斯科与对抗犹太人的大计，希特勒很乐意与华沙结盟；但在这种同盟关系机会渺茫之际，希特勒也很乐意将波兰摧毁殆尽——如同一九三九年初所发生的事。无论是哪一种方案，希特勒都只不过把波兰当成他自己的远大计划中的一项元素而已：要不就是其东征大计的助手，要不就是可以任凭战火肆虐的地带。希特勒对前者的可能性考虑较多，后者其实是紧接在一九三九年初德国—波兰外交关系出人意表地失败之后的即兴演出。在此期间，波兰都是照着自己设定的目标行事。德、波之所以最终彼此互扯后腿，乃是因为两者的外交政策奠基在对于全球政治、国家角色截然不同的分析之上。

　　希特勒得势后，柏林的全球定位可以姑且被名为再殖民（recolonial）。像这样的帝国是正义的，是良善的。最好的帝国就是种族的帝国。英国、美国是种族优势的最佳典范，而德意志帝国将让世界归于平衡。人类的世界自然理应由彼此竞合的诸多帝国所组成；不符自然的是犹太帝国——苏联——的存在，以及犹太人对伦敦、华盛顿、巴黎和其他地方的影响。在希特勒的心目中，波兰在这种再殖民计划中的定位就是帮助德国：战间期姑且充当同盟或者不沾锅的中立国家，战后则充当卫星国家或傀儡政权。依这样的概念，德、波边界毋须剧烈调整，因为在联手击溃苏联之际，波兰可以用领土向德国交换一些战利品。凡此种种最终都不具意义，因为反正一旦开战，波兰就会受制于德国。

　　与此相反，华沙的全球态度可以称为去殖民（decolonial）。整部波兰的歷史就是一部毁灭史。古波兰立陶宛王国（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一七九五年为周边的帝国所灭，一九一八年成立民族国家。在波兰人看来，帝国不特别具合法地位，而根据歷史的逻辑与正义，帝国终究要向民族国家过渡。帝国（如纳粹党人所想一般）或将毁灭，但如果当真毁灭了，取而代之的也应该是民族国家，而非种族政权（racial regimes）。所有的国家或多或少在歷史中都是平起平坐的参与者，朝向自由颠踬迈进。多数波兰政治领袖都认同民族国家的内在价值，视之为晚近的集体成就。国家那不光彩的保守定义——暴力的垄断者、法律的执行者——对许多波兰人来说却是极其珍贵、得来不易的成就。无论外交政策的词藻多么华丽，没有任何一位波兰领导人曾设想波兰会取代任何一个世界强权。不像希特勒或其他纳粹党人，波兰的领导阶级并没有什么关于苏联秘密领导阶层或者纯犹太人帝国的理论，也不会去幻想其他强权有不可告人的弱点。苏联或多或少参与在内的帝国体系最终毕竟会过渡到民族解放。同时，海洋帝国诸如英、法则终究要向百万波兰犹太人开放，让他们得以迁徙落户。华沙方面则希望波兰的犹太人起义反抗诸帝国，成立波兰—犹太国家，将波兰的影响力扩及所有犹太人的落脚处——甚至到巴勒斯坦也未尝不可。以色列是华沙的美梦所能企及的最远之处。

　　柏林与华沙方面都支持将百万犹太人从欧洲撵走。对希特勒来说，这是生态复原（ecological restoration）广大计划的一部分；一旦德国战胜，将犹太人一举歼灭，这个星球便得以修复。德意志国家是达致目的的手段，它也将会经受变动，暴露于危殆之下。反犹主义在波兰（至少在一九三三年以前）的迴响可能还多过于在德国，但是没有任何像希特勒那种想法能沾上波兰政权的边。德国的政策在于摧毁犹太人居住的国家。波兰的政策则寻求成立犹太人的国家。德国一九三○年代晚期外交政策的内在本质是谋求在东欧肇建广袤的种族帝国。波兰外交政策的内在意涵则是从国家联盟（League of Nations）给予大英帝国的巴勒斯坦领土内肇建以色列国（State of Israel）。

　　纳粹的再殖民心态与波兰的去殖民心态其实各自有各自的激进方式。两者俱挑战现存的帝国秩序。前者想本着种族原则重建帝国，后者则认为帝国终将为后殖民国家所取代。两者产生出的外交政策看起来也许颇为相仿，尤其是对于身在柏林、渴求同盟的元首希特勒而言。然而在政治理论至关紧要的层次上，两者的对立却再简单不过：对传统国家的拒斥对上对传统国家的背书。

　　对国家态度的根本差异大抵肇因于一战中截然相反的经歷和诠释。一战是二战的基本成因。对于波兰爱国人士来说，一九一八是奇迹的一年，逾一世纪未曾出现在欧洲地图上的独立波兰国家再次浮现。对于德国人而言，一九一八则是难以想像的军事挫败，紧接是一九一九年《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中领土沦丧之耻——大部分割让给了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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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变失败以后，希特勒学到了圆滑的处事方式，学会了利用德国人的愤懑来推展其宏图。他充分利用德国人对于修正欧洲政治秩序的共识，尽管其实他自己的目标是摧毁这套秩序。他以民族自决的坚定拥戴者自居，尽管他其实并不相信民族权利那一套。类似地，他也学会了软化其犹太威胁论的立场，不复在公众场合说基督教的「犹太」程度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犹太」程度一致。在德国的基督徒获准修正他们的信条，不必被迫放弃信仰，因为他们正被卷入一场更大的斗争当中，这场斗争行将让基督教的信条意义尽失。对希特勒而言，他的德国同胞唯有在能被动员，为共创种族荣光未来的愿景而鞠躬尽瘁的情况下才有价值。换言之，（对希特勒来说）一九二○年代威玛共和国短视近利，当时的德国人也肤浅到无可救药的程度。但希特勒不能这么跟他们直说，所以他对此事也噤口不提。02

　　出狱之后，跟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传统的保守派比起来，希特勒听起来仍显激进，但是现在为了赢得选票，他的激进主义开始与其他政敌对话。03一九三○年代初，世界经济萧条，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似乎双双失败，成功的曙光乍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开启一道裂缝，他们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具现为疯狂的选项，注定失败，而他们自己则扮演拯救者，而非革命家。希特勒此时尚未如在《我的奋斗》中强调唯有透过灭绝犹太人才能保全德国和全世界，避免受制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套被认为是犹太人的体系。在一九三二、三三年的选战当中，希特勒将他自己的国民社会主义呈现为稳定社会的方案，以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型态的疯狂做对比。04

　　实际上，国家社会主义寄理想于摧毁共产主义、肇建一个巨大的帝国以将德国隔绝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动之外；这个目标没有丝毫保守主义的色彩。希特勒不把他的反共主义描绘成对强权发动军事征伐，而是描绘成为了德国商业买卖以及餵饱选民肚子所应坚守的底线。一九三三年春，在苏联引介的集体农业陷数百万农民于饥馑之际，希特勒以饥饿的幽灵来力劝德国人不要投给左派。他在柏林的「体育宫讲话」（Sportpalast）演说中提及「百万人口正陷于饥馑」是为了诉诸中产阶级和他们的恐惧；他接下来所说的「苏维埃乌克兰可以是全世界的粮仓」则是对纳粹党羽说的。05他把生存空间的一层意义（血腥征伐栖息地）隐藏在其另一层面（承诺实际的舒适生活）背后（译按：见导论）。

　　一九三三年，在漫长的德国宪政危机将权力集中在联邦总理府（office of the chancellor）之际，希特勒以胜者的姿态从民主选举中脱颖而出。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在一九二八年只拿下国会十二席，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却豪夺两百三十席，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跌到一百九十六席。希特勒于一九三三年元月被任命为联合政府的总理，获得保守派与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这两方当时都以为自己可以制约希特勒，但他们大错特错。希特勒二月以国会纵火案（Der Reichstagsbrand）来限制德国公民的权利，创造永久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让他得以在不用顾虑国会监察的情况下遂行统治。06

　　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希特勒巩固权力的数个月之内，他的党羽策划了反犹暴行（pogroms），并组织杯葛犹太企业的行动。大约五千名在德国的波兰犹太人并不受此压制；他们的波兰公民身分保护了他们接下来五年内暂不受纳粹压迫。07在波兰境内的波籍犹太人出手反制，策划反杯葛案、拒绝与德国的交易时，这个事实变得更加惹眼。08至少与先前发生的事情比较起来，杯葛德国犹太企业、殴打德国的犹太人表面上看起来很野蛮，但这些与希特勒心目中盘算的政治末日（political Armageddon）相比之下都只是小巫见大巫。他需要的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型态特殊的战争。为此他需要的不只是在德国掌握权柄，还得要重组德意志的权力架构。

　　希特勒于一九三三年崛起之后，先花了六年多的时间重整内政才发动第一场战事。对于一个认为恢复自然界秩序亟需仰赖血祭的人来说，毋宁算得上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希特勒在一九二三年政变之后学到了军事策略，甚至某种特定的战术，但他的选举开局策略差强人意。包装个人的终极目的以获取权力与赢得权力后日复一日地做决策毕竟是截然不同的。希特勒并非体制的信徒，当然也不会轻易满足于把德国的行政机构为自己所用。他甚至称不上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在他的观点来看，德国人理应优于其他所有人，但这种优劣的阶序唯有透过发动种族战争才能树立起来。他需要透过特殊的手段才能将德国人导向那样的一场战争，且唯有透过不寻常的手法才能将国家导向无政府状态。

　　这些都是重大的任务；而他的战略与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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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希特勒本人所言，起初的灵感来自巴尔干半岛模式（Balkan Model）。如同许多同时代的其他政治人物一样，从衰颓的鄂图曼帝国雄起的巴尔干半岛民族国家中，希特勒看到了安内与攘外之间恰如其分的关系。塞尔维亚和其他巴尔干半岛国家已经展示如何透过「军事冲突」达成「特殊的外交政策目标」。巴尔干风格的军事主义彰显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国家领导人只拥有有限的市场，主要仰赖农业出口，却又想要更大的经济体。解放被弃置在国界另一侧的同胞成了合理化扩张国家领土的理由。在国内，选民被告知战争即解放；实际上，领土扩张也扩大了税源。希特勒宣称，内政的唯一目的就是方便调动能源和资源，以获得境外的生存空间。09

　　某种程度来说希特勒不啻为巴尔干风格的军事主义者。他在国内外扩张军事需求的行事风格是经典的巴尔干民族自决论。国内政治因此成为积累资源、操弄舆论的手法，致使战争成为可能，乃至似乎无由避免。尽管希特勒个人似乎不甚关心境外德国人的苦难，但他肯定这种民族主义颇能够动员德国人的情感。希特勒强化武装力量的程度超越过去诸般限制，显然也超越了理性的范围。义务徵兵制于一九三五年恢复，军事预算也连年飙涨。在制造战争机器的同时，希特勒高筑债台，而唯有透过战争才有可能清偿债务，这种情境遂也成为发动战事的论点。预算优先顺序的两难古已有之（火炮与奶油孰先孰后？），可透过传统的巴尔干风格（透过火炮获取奶油）来解决。如同希特勒所言，「自由的面包生于战争的苦难。」10

　　他崇尚巴尔干模式，但只视巴尔干模式为第一步，而非最终极的标竿。尽管希特勒需要控制德国，德国的扩张却并非其目的；虽然他了解如何利用德国民族主义，他却并非民族主义者。他称其德国同胞的民族情绪为某种「征服空间的力量」11，足以驱使他们参与种族斗争，在种族斗争当中，他们能够看见更高的使命，并且加以实现。必须动员对国家的爱以将德国人拉出国家的范畴，进入他们可以征服的异域。如同一位了解希特勒的女人所言，「关在封闭空间的倾向如同黏土一般紧紧黏着德国人不放，必须加以克服。」12为了获取更远大的生存空间的野心，希特勒引介七套新制进入巴尔干模式：党国（party-state）、暴力的执掌（entrepreneurship of violence）、无政府状态的输出（export of anarchy）、体制的混杂化（hybridization of institutions）、无国家状态的生产（production of statelessness）、德籍犹太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German Jews）、以及对战争的重新定义（redefinition of war）。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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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那些他勉强予以尊重的巴尔干半岛领导人，希特勒并不是脱胎自既有的合法性与主权概念的国王。他不是带有义务或利益的人民的朝代化身，而是註定要血腥斗争直至永远的种族代表。大自然的使徒必须将传统体制囊括到他自己对未来的愿景当中，这意味着他得要在发动战争前转化这些体制。从出任这颠颠巍巍的共和国总理职务伊始，希特勒和纳粹党人就继承了大量的体制，创造出新的事物。

　　新旧德国之间在理论上的调和是党国体制。这样的综合体是十年以前由列宁首创。苏维埃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必须要有国家应有的样子：有行政、国会、司法、政府、行政、甚至有部宪法。实际上，苏维埃的国家体制屈从于理应代表工人和工人利益的共产党之下。共产党归中央委员会管理，中央委员会又由一群少数人（时常是一个人）操持政治局（politburo）。列宁集革命的优缺点于一身；希特勒的政党却没有。因此，纳粹将国家纳入政党，逐步达成党国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14

　　一九三四年，希特勒被正式授衔为「元首暨总理」（Führer and Reich Chancellor）。15这个模稜两可的称谓意味着希特勒同时既是一个种族体（racial body）的头子，又是政府的首领。希特勒在理论上是种族的殖民主义者，在实际上是威玛共和的反对者。他以种族团结之名摧毁共和国的基本自由，嘲弄宪法。然而其官僚却普遍将希特勒的统治视为行政体系的合法延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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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党国的概念本身是自我矛盾的。纳粹党是建立在无尽的种族冲突的假设之上，而任何传统的国家都主张控制与限制暴力。必须保持冲突，但同时又需疏导冲突。因此，党国的存在仰赖希特勒的第二项发明：暴力的执掌（entrepreneurship of violence）。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为国家所下的经典定义是，国家是寻求垄断合法性暴力（monopolize legitimate violence）的体制。在一九二○年代及三○年代初期，希特勒希望藉揭发威玛共和国其实无法垄断合法暴力的事实使人民对威玛共和国失去信任。他的武装亲卫队冲锋队（SA）、党卫队（SS）在他一九三三年接掌政权前就以暴力的去垄断者（de-monopolizers of violence）之姿运作。在击败对手或者开启争端的同时，他们是在展示既有体系的弱点。墨索里尼在义大利掌权后，希特勒萧规曹随，在自己执政后也保留自己的辅助军队（paramilitaries）。职业恶棍往往在革命之后才屈从于国家之下，成为秩序的仆役，不扯国家秩序的后腿。但即使在取得政权后，冲锋队与党卫队仍然是党的组织。尽管其成员穿戴制服，编有军阶，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在国家阶序中拥有特殊位置。冲锋队与党卫队乃是权力的组织，但此处的权力并非被传统国家所囿限的权力。他们终极的权力来源是其元首所定义的种族的福祉。在一九三三年接收政权后，他们成为暴力执掌者，为种族帝国大业找寻杀戮的方法与手段，甚至在德国落入纳粹的控制之际亦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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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个创新的手段继而造成一个基本的问题：希特勒所企求的是一场境外战争，因此需要德国内部的力量来为他战斗，这些（暴力的）执掌者要如何在德国宣扬暴力？在希特勒视为基地的国家有多少热血可以为他欲以种族之名发动的全球战争而抛洒？如果习于暴力的人们接受了暴力的训练，哪里可以将他们的训练内容学以致用？苏联的统治者早先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并且将之优雅地解决了。理论所需要的冲突必须持续下去，但并非在理论家所掌控的土地之上。共产党理应透过艰苦卓绝的阶级冲突来指挥工人，但当然，在革命之后，苏联不能承认阶级冲突的存在。因此，布尔什维克称他们的国家为社会主义的平和家园，为全世界未来和平的表率。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基于一个假设，亦即在苏联境外的阶级冲突终究会搞垮世界资本主义、创造新的盟友。同时对于苏联的对外政策而言，鼓励这个歷史过程于理于法都是再正确不过的了。换言之，苏联当局在自己的国家内垄断暴力，并输出革命。

　　希特勒的第三个创造物——无政府状态的输出——也是类似的方案，用以解决在合法化培养暴力的同时还须维持自身权威的两难。一九三三年后，纳粹德国主要是进行更深入的境外行动的基地，而这些境外行动将会回过头改变德国自身。德国体制的改变一部分是为了改变德国人，但主要也是为了在德国境外施行前所未见的暴力手段做准备。革命会在境外持续进行，一旦成功，就能拯救德国人，使德国的国力更强大。德意志国家之所以必须被保存下来正是为了摧毁其他的国家，这项成就将建立一套新的种族秩序。18

　　在希特勒掌权后的一年多，这项解决方案的大纲于一九三四年六月浮上台面。一组暴力的创新者——更大也更为民粹的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被另一组人马——更菁英的保镳，原称党卫军（Schutzstaffel，SS）所取代。冲锋队及其领导人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忠于纳粹意识型态，无论是从字面上理解的纳粹意识型态还是以反政治的角度来解读纳粹意识型态。罗姆想像他的冲锋队成员会成为一种新的军队，在德国内外煽动革命。他高唱第二次革命，以响应希特勒一九三三年的就职。相对地，希特勒了解，在透过境外战争完成革命之前，必须先有一段德国的政治转变期。在「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党卫军逮捕并处决罗姆及其他冲锋队的领导人，政治宣传却谴责这些受难人是同性恋。如同许多纳粹的行动，表面的保守主义仅是幌子，用以掩盖实质上极为激进的事情。法学理论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解释道，希特勒之所以将自身与传统理解上的法律对立起来，是为了保护一条真正的法则——种族的法则。透过镇压冲锋队，希特勒得以安抚德国武装势力的指挥官们，因为他们一直将冲锋队视作威胁。19

　　冲锋队代表的是青年希特勒的无政府状态，而党卫军理解的则是对于某种新的种族政治需求；这种新的种族政治固然激进，却也需要从长计议。党卫军非与德军为敌，也不对德国的秩序构成威胁。其指挥官海因里希．希姆莱追随希特勒，将德国视为政治的领域，改变在此可能是循序渐进的。党卫军并未加入德国内部的革命势力，他们参与的是摧毁境外国家的行动。这关乎的是未来与军队之间的分工，而非眼下的争权夺利。德国体制虽然有用，但也必须与他们想搞丛林法则的欲望之间互相权衡；现下在德国採取的行动必须是为了日后的冲突做准备，冲突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德军会透过打败敌军来铺路，然后党卫军会透过摧毁国家、剿灭人类来恢复自然的种族秩序。20

　　此一任务所许诺的未来的优越感让加入党卫军的青年能够调和种族主义与菁英主义，调和野心与宿命。他们相信自己正在捍卫德国民族性中最优越的部分，尽管其组织的存在已经改变了德国这个国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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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刀之夜过后，党卫军执行了希特勒的第四个创造物：体制的混和。犯罪被重新定义；种族组织与国家组织合併，干部也不断轮替。在一九三五年一次重要的改革当中，希姆莱露骨地将党卫军与警察合併，将之重新定义为一个保护种族的机关。服膺于种族运动（而非传统国家）的希姆莱自一九三六年起亲自担纲党卫军、德警两者的指挥。22党卫军的调查机关党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SD）提出了对政治犯罪的新定义：它不是反国家的犯罪；国家唯有在代表种族的情况下才有效。由于政治除了生物学以外什么也不是，政治犯罪即反德意志种族的犯罪。希姆莱的首长莱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希特勒称其为「铁石心肠之人」——负责指挥党卫队保安处。23

　　希姆莱于一九三七年建立的党卫队高层暨警长（Higher SS and Police Leaders）是将两个指挥链合为一体的新的高层，仅有寥寥数人，由希姆莱选任且听他发号施令。这些新的职位在战争期间德国境外领地至关重要。党卫队高层暨警长受到德国自身的治警单位和法律的层层约束；不过他们后来在东方发展出了一套新的政治秩序，不受诸如此类的阻挠。一九三九年九月，海德里希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帝国安全部（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部长，国安部将他的党卫队保安处（党的体制和种族体制）与治安警察（国家的体制）合为一体。海德里希日后负责创建纳粹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循德军的脚步进入被征服的地带。纳粹特别行动队也是一个混杂的组织，将党卫队成员与其他人员混编。警察内部也是混杂的，因为员警被党卫队招募，而党卫队员也被编为员警。秘密国家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刑事警察（Criminal Police，Kripo）、甚至正规的穿着制服的治安警察（Order Police，Orpo）都将变成希姆莱的种族战士。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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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前德国的党卫队负责的寥寥数件任务当中，其中一件就是在德国境内建立小型无国家状态的集中营。这种无国家状态的先例是希特勒的第五个创造物。希姆莱于一九三三年在达豪建立第一个集中营，（相对于德意志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党领导人认为必须时可在不受法律支配的范围——在集中营内对人加以惩处。25政治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就是种族的敌人，而集中营就是为了要圈禁所有这些群体的人。将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政治异议分子、同性恋、罪犯、以及被认为「怕工作」（work-shy）的人关押在集中营内，将他们隔绝在国家的正常保护之外，并将他们从德意志民族社群过滤出来。他们的劳动将帮助德国为一场摧毁其他国家的战争做好准备。

　　集中营最重要的面向是开创先例。一九三○年代德国集中营体系的规模并没有特别大——德国一八九○年代的殖民设施规模也相仿，而当代苏联古拉格劳改营的规模则大上百倍。德国的集中营主要的重要性在于，只消依照元首的意志，这个胁迫的机关（organs of coercion）就可以透过铁丝网把集中营与法律和国家隔绝开来。以此，集中营成了党卫队为了在德国境外执行更多任务而进行训练的场地：以种族的体制摧毁国家。在党卫队行将摧毁国家的地方，在东欧国家的死亡率远比一九三○年代在德国集中营的死亡率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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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的第六个在政治上的新发明是德国犹太人的全球化。现实上，犹太人只占德国人口非常少的一部分，不到百分之一。大多数犹太人在语言上和文化上已经十分融入德国社会；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高级文化（包括许多至今仍被称颂的现代主义）其实很多出自犹太人的手笔。多数德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犹太人，也不是很擅长区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要换上新的种族眼镜就得要巩固德意志「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26

　　希特勒掌权以后，是否被视为德意志国家一员与纳粹党入党资格的规定如出一辙。一九三三年，犹太人被禁止服公职及担任律师。根据一九三五年的《纽伦堡法》（Nuremberg Laws），犹太人成了二等公民。对于纳粹法学家施米特来说，这些法令是「自由的构成」（constitution of liberty）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法令是专断划分敌友的具现，这在他的观点中能使正常的政治成为可能。27及至一九三八年，犹太人在德国都不能行使任何商业、医疗、法律的权利。让犹太人从公共生活中缓缓退场是为了驱使他们离开德国，以及为了要修正德国人的世界观。在日常生活中，种种对犹太人不利的措施迫使德国人思考犹太人，注意到犹太人。将自己定义为「亚利安人」则是把和他们共享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给排除在外。28

　　同时，纳粹宣传机器则积极地把德国的犹太人包括在一个想像的国际性的犹太阴谋群体当中。犹太人常常被形容成不是一个个的个人，而是「世界犹太」（Weltjudentum，world Jewry）的成员。29在焚书的同时，其信息是全球性的：在海德堡，那些「犹太的、马克思主义的或类似起源的」书被烧掉；在哥廷根，焚书的同时旁边还有着苏联国家创始人「列宁」字样的印记。以此，犹太人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人，这个连结与焚书的行为合而为一。30不久之后，被焚烧的就不再只是书本而已；犹太人自己就背着这样的印记被活活烧死。

　　一九三○年代德国犹太人的全球化虽至关重要，但成效有限。对希特勒来说重要的是犹太人仍然存在在德国内部。要将犹太人从德国人口中析离出来，唯有透过把犹太人从整个世界上处理掉才能办到，但此际这还不能透过任何精确的方式来表述。日后的经验会说明，要想杀害犹太人，首先要先将他们从德国给撵出去。除了几百起例外之外，德国人不会在战前属于他们共同的家园中杀害德籍犹太人。在德国境外的德国人四处进犯、占领邻国，并在政治权威失落、犹太人无恃可依的地方碰到犹太人时，往往以政治宣传品所宣导的非人的角度来形容犹太人。德国境外的犹太人占大屠杀受害者的最大宗。一旦与世界大战结合，种族主义的全球化便告成功。

　　希特勒的最后一项发明是战争的重新定义。希特勒版本的军事主义超越了为（如同在巴尔干半岛的）传统形式的战争备战。他不仅意图拿下可能被描绘为族裔上不纯净的领地（如同在巴尔干半岛模式），也想摧毁一整个国家，主掌一整个种族。「血，」如同党卫队的口号所言，「才是我们的边界。」31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废黜了战争部长的职位，亲手指挥武装势力。希姆莱、戈林、海德里希及其他纳粹领导人计画在东欧发动一场灭绝、饥馑、殖民的战争。32

　　奇怪的是，这次计画并非针对德国实际上的东线边界。波兰在希特勒一九二○年代的书写中无足轻重，而在他一九三三年掌权后是以德国亟欲拉拢的同盟之姿出现在政策当中。考量到波兰是欧洲犹太人主要居住的地方，这点就更加奇怪了。波兰犹太人公民的数量约是德国犹太人公民的十倍。在像是华沙、罗兹（Łódź）等个别波兰城市，犹太人人数就相当于整个德国的犹太公民人数。更有甚者，波兰就介在德国与苏联之间，而希特勒打算在苏联发动真正的革命。

　　战争一直都是希特勒政策的目标。一场战事之所以发生乃是在德国境内擘划的结果。但关于波兰，希特勒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波兰只是更大的德国事业的一个工具而已。但波兰却是以一个政治行为者、一个主权国家之姿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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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八年德国的灾难是波兰的奇迹。几乎所有一战对德国造成威胁的结果都令波兰振奋。一九一九年的《凡尔赛条约》在德国是不公不义的象徵，但却是独立的波兰得以存在的法治樑柱。当德军从东方撤出时，可以有一支新的波兰军队来填补权力的空窗。波兰人为了前德国附庸国与红军交战，赢得了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一九二一年的《里加条约》（Treaty of Riga）确立了波兰东部与苏联接壤的边界。33

　　波兰是一个由三个旧帝国领土——俄罗斯、哈布斯堡、德国——聚合而成的新国家。犹太人大量遍布在几乎全国的范围，因此，对于波兰的其他公民来说，与犹太人的互动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犹太人占医生、律师、商人的大多数，因此在更广大的知识、权力、金钱的世界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犹太人缴付波兰逾三分之一的税，且犹太人所拥有的公司负责约一半的外贸。34在波兰被同化的犹太人与在德国被同化的犹太人差不多多；差别在于，每有一名同化的波籍犹太人，就有十名说意第绪语（Yiddish）且持某种形式传统信仰的犹太人。在波兰，犹太人有着与非犹太人并行的教育体制、媒体与政党体系。35

　　效忠于波国与否的问题不能简单以语言或宗教人口的调查结果来回答。直接认为所有只说波兰语的人都认同波兰这个国家，而来自其他背景的人们一定不认同，那是被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牵着鼻子走。并非所有操波兰语的人都效忠于或甚至认同这个新的国家。大多数波兰人是农民，而多数农民都在等待某种国家的姿态来激发他们的忠诚。波兰的乡间人口大幅过剩，农村失业率居高不下。土地改革停摆且程度不足。波兰国家并未从大型地产重新分配土地，而是在买卖与由此而来的借贷协商中充当代理人。农民不满于交易的迟滞，且在大萧条借贷被撤回时蒙受损失。多数农民希望拥有自己的耕地以及共有地的传统使用权利，这样的欲望在意识型态上是相互矛盾的，但在实践上却可以理解。当所有的土地都变成私有财产时，过去使用牧场和森林的权利就无法执行。半个世纪以来，大批波兰农民持续移往美国，但在一九二○、三○年代，新的美国法律让他们却步。独立的波兰同化、接纳了大批农民，但也必须处理农村相当程度的不满情绪。36

　　波兰爱国主义从知识阶层开始向外传布，知识阶层主要是由持有土地的贵族后裔和新兴中间阶级所构成的社会群体，包括上层犹太人的子嗣。波兰政治社会分裂为两种主要的倾向，对于新政体的设置和目的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在波兰人当中最受欢迎的是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所领导的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cy）。国家民主党支持土地改革，但唯有在有助于波兰人（而非在波兰东部为数众多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前提下才支持土地改革，这些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若非和波兰人一样穷苦，就是比他们更穷。第二个主要的阵营来自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主义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他们原则上支持土改，但就权力而言屈服于持有土地的贵族的声音，因为社会主义党倾向将贵族视为国家的堡垒。37

　　两者在民族问题与犹太问题上的分歧是根本的。国家民主党人认为，波兰兼容并蓄的传统导致了十八世纪古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覆灭，唯有波兰民族的人是值得信任的。国家民主党人往往强调要在说波兰语的农民当中建国，他们将乌克兰人与其他斯拉夫人（约占人口四分之一）视为有可能被同化的，但认为犹太人（约占人口十分之一）是异邦人。尽管该运动是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视生命为斗争的世俗非信者所创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将传统的反犹宗教观吸纳进来，例如犹太人应为耶稣之死负责的想法。如同罗马天主教会，国家民主党人倾向于将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连结起来。犹太人在波兰为数颇众，使得反犹主义比在德国还要显着，但这也让像是德莫夫斯基这样的反犹主义者更难将犹太人以一种单一刻板印象的方式呈现。尽管阴谋论与犹太布尔什维克论的确存在于宗教和世俗的政治宣传当中，但是波兰的反犹主义者仍倾向于认为犹太人也是波兰人，而非将之视为星球性的问题。38

　　德莫夫斯基的对手毕苏斯基对政治的观念则始于国家（state）而非民族（nation）。他倾向于重视古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传统，并相信其宽容的遗产仍然适用。他将个人看作国家的公民，彼此有互惠的义务。他以社会主义革命家之姿起步，即便他疏离了自己年轻时的理念，却仍然维持着革命性的暴力是合理的这样的信念。尽管他的支持者可能少于德莫夫斯基，但他在战术上通常握有发球权。若说德莫夫斯基倾向认为波兰民族的立国之本在于农民，那么毕苏斯基则认为在任何时间点上都要准备好召集各方势力。39

　　一战是毕苏斯基的时代。他透过在哈布斯堡王朝内部组织军团为欧洲的危机做足准备。其理念是与哈布斯堡的正规军并肩作战，只要这能保证能在这多民族帝国中为波兰人带来政治利益，并在时机成熟时用军事训练来完成其他目的即可。众帝国崩解之际，他也组织了秘密的波兰军事组织，其任务是赢得独立，划出有利的边界。毕苏斯基顺利在华沙掌权，甚至于一九一九至二○年率兵击败列宁的革命国家。但他无法说服多数的波兰人接受他的国家主张。前社会主义同志加布里埃尔．纳卢托维奇（Gabriel Narutowicz）获选为波兰第一任总统，旋即遭到一名狂热民族主义者暗杀。毕苏斯基随后退出了他致力打造的国家政治。40

　　一九二六年，毕苏斯基之所以得以重新掌权，是透过政变，一方面推翻国家民主党右派及其对波兰社会的宰制，一方面也推翻国家民主党人的沙文主义变相助长的共产主义左派。他并未修改波兰共和国的宪法，而是玩弄其体制，寻找在国会中制造可能多数的方法。他成立一个选举的组织「政府合作非政党集团」（Non-Party Bloc for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支持者为少数民族，包括传统犹太人。41正统犹太党派「以色列组织」（Agudat Yisrael）成了支持他体制的堡垒。42犹太教会堂坚决投票给毕苏斯基的党团，拉比（rabbis）们将其追随者引入瓮中。有些运作党团的人是世俗的犹太人和乌克兰人。43

　　毕苏斯基带来了结合一丝改版自由主义的假民主。他之所以在一九二六年以后维持民主程序的表象是为了保留合法性的感觉，同时避免让国家民主党人赢得政权。他的威权体制或许延迟了灾难。从毕苏斯基发动政变之后到他死亡之间，全球经济崩解，极右翼在全欧洲兴起，希特勒夺权并开始一体化，史达林巩固权力，苏联集体化导致饥荒。毕苏斯基将国家视为所有公民所平等共有的，这在当时逐渐变得老套。他的政府抹除了所有针对犹太人的法律性歧视，为当地负责宗教、文化事务的犹太社群创造出法律性的基础。44

　　毕苏斯基对国家的基本尊重与希特勒对国家根本的蔑视迥然不同，这从毕氏赖以夺权的组织之命运可见一斑。如同希特勒有他的冲锋队和党卫军，毕苏斯基也有他的军团和波兰军事组织。但效力于这些波兰准军事组织的男男女女或于战后、或于毕氏一九二六年重新掌权后都被融进了传统的国家体制。他们有时被纳入毕苏斯基所制造的阴谋里，但并未有建立在物种学上的无政府主义或认为他们的种族较优越而形成另一种体制。这些组织的老将肯定浸淫在以毕氏为民族救星的浪漫神话以及世俗弥赛亚主义的普遍崇拜中，这些是他爱国主义在精神层面的要素。其根本的概念是波兰人在这世上遭受着苦难，但波兰人和其他人同样也可能可在这个世上从苦难中被解放出来。45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观念变得只能缅怀，无法再振奋人心，因为一九一八年赢得的波兰独立如今被来自东西的威胁夹击。及至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时，毕苏斯基那些如今担任外交官、间谍、士兵的老同志们心之所系的是要在柏林和莫斯科之间护卫这得来不易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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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苏斯基是苏联的敌人。他曾在波兰—布尔什维克战场上击败红军，并且视史达林为匪徒。不像希特勒那样，他对苏联的感觉来自于自身对帝俄的体认。对俄罗斯的歷史和种族性格展现出强大信念的希特勒并不谙俄语，也从未亲身经歷帝俄或苏联。毕苏斯基生来就是俄罗斯的帝国臣民，并在伊尔库次克（Irkutsk）政治流亡五年期间学会用俄文骂脏话——直到死前都仍保持着这个习惯。毕氏曾穿越乌拉山脉（Ural Mountains），这对希特勒来说与希伯里尔（Hyperboreans，译按：希腊神话中崇拜太阳神阿波罗的北方净土之民）一样，与神话无异；毕氏曾被遣送至西伯利亚，而希特勒只梦想过把犹太人遣送到那儿。

　　对毕苏斯基而言，俄罗斯和左派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身为一八八六年卡尔可夫（Kharkiv）的学生，他与俄罗斯革命民粹派「人民的意志」（Narodnaia Volia）一起移动，该运动行将启发接下来的布尔什维克世代。一年后，他的兄长与列宁的兄长一同谋划暗杀沙皇。毕苏斯基被控涉案，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亚五年。获释后，他协助建立波兰社会主义党并编辑党报《工人》（The Worker）。他曾是俄国革命派，因为他和他的同志在一个非法的地下组织与俄罗斯人、犹太人与（帝俄内所有可能的）社会主义者一同行动。46

　　毕苏斯基很清楚左派也有犹太人：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中反对波兰独立的犹太人、他所合作的对象、想要犹太自治的犹太人、在他自己的波兰社会主义党内的犹太人等等。在他的政治青春期和某种程度来说的政治成熟期，他的同志战友当中都有犹太人的身影。他认识参与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的波兰籍犹太人和其他波兰人。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有名有姓有过去的个人，他们犯下过可怕的错误。他自己相信国家地位应当先于社会主义存在。一战期间与战后，他与他的军团和波兰军事组织中的许多犹太成员一同谋划、战斗。他的圈子认为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想法是愚蠢的。苏联是个实际上的外在威胁，而犹太问题则是国内政治的事。47

　　毕苏斯基和他的同志们倾向于视帝国为民族的培养皿，视进步为民族解放。身为曾经从失能的帝俄领土上建造独立民族国家的人民，他们倾向相信同样的过程也可以再度在苏联内部发生。在他们的想法里，主要的民族问题在于乌克兰。如果说，希特勒和纳粹党人倾向于视乌克兰为定居者殖民（settler colonization）的区域，那么毕氏及其同志则视之为一个邻国、一个可能的政治资产。对许多波兰籍领袖而言，乌克兰即是家园。毕苏斯基来自立陶宛，但在东乌克兰就学。许多毕氏的中尉都是来自乌克兰的波兰人，一九一九至二○年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战役大多在那里交锋。数以千计来自乌克兰的波兰人在那命丧沙场，也有数以千计的波兰人并未丧命。来自乌克兰的波兰人有时多愁善感地看待这个国家，也常常对之表示轻视，但终归将之视作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不像纳粹党人，没有哪个波兰的政治家会将乌克兰看成荒陬一片或者杳无人烟之地。48

　　毕苏斯基一九二六年回归执政后，外交部和军事情治单位中的一些老同志着手进行一个计划，名为普罗米修斯计划（Prometheanism）。该政策的名字典故来自用光庇佑人类、而又以希望诅咒人类的希腊神话巨人。这项政策支持对抗帝国的被压迫民族，尤其是苏联内部的乌克兰问题。苏联是奠基在前民族共和国的结盟之上。苏联领导人设想透过承认其他民族的存在，加上一些怀柔动作，便可以招募新的非俄罗斯与非犹太菁英。他们这种乐观的想法是奠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之上，相信有朝一日工人阶级终将取得胜利，而胜利将带来社会主义。由不同的歷史体系出身的波兰普罗米修斯人则认为歷史的行动者是苏联民族，而非社会阶级，一旦予以适切的支持，这些民族就能弱化苏联。普罗米修斯计划乃是波兰外交政策隐而不彰的部分，资金来自秘密的预算，由可以信任的人来实行。其最为核心的是波兰最乌克兰的省沃里尼亚。数年以来，沃里尼亚的乌克兰文化都受到官方支持，以利吸引苏联内部的乌克兰人的注意与同情。49

　　对苏联内部民族运动的支持乃至整个普罗米修斯计划都理所当然被认为是服膺于波兰的利益。即便如此，许多参与在运动中的人都相信他们在赓续一种特定的族裔传统，也就是牺牲小我，完成民族的大我。一战的结果并未挑战他们的自由民族主义，反而肯认了这种民族主义。十九世纪浪漫爱国者的标语是「为了你们的自由和我们的自由！」所有的人都会做出牺牲，所有的人最终都会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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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苏斯基视苏联为一个坚实的政治体系，对于波兰而言则是持续的威胁。在这点他是正确的。但他将苏联看作帝俄的更新版。在这点上他是错误的。希特勒掌握到苏联的新颖与激进，但错误地把其领导人的观念与目标化约为犹太人对世界的宰制。苏联意识型态家将毕苏斯基与希特勒双双描绘为「法西斯主义者」，这忽视了国家地位的威权捍卫者（defender of statehood）与穷兵黩武的生物学式的无政府主义者（warmongering biological anarchist）之间显着的差异。但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注意到，在波兰和德国都大行其道的私有财产制与苏联体系极为不同，以致于华沙方面与柏林方面都几乎不可能理解共产主义。

　　苏联、波兰、德国体系可以由其与土地的关系来界定。如同资本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两难，既要维持农村的稳定，又要满足都市的人口。在一九二○年代的苏联，都市的人口许多皆是理论上的工人阶级，寓居在几乎无建设的城市里，由在像是乌克兰等地与自己的耕地紧密连结的真正的农民所餵养。纳粹党人将土地问题输出，视之为对外征战的理由。波兰政府试着透过较为法律性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却失败了。史达林直面这项议题所得出一个逻辑的结论是：现存的苏联农民、农村将会由属于工人与城市的未来所替代。波兰人没有农民乌托邦的恢宏视野；纳粹在农业上对生存空间的看法则仰赖于对外的胜利。苏联相信他们的革命可以在国内发生，而其代价正由广大的农民阶级承担，这些人在社会主义的任何情况下都毫无地位可言。50

　　在莫斯科、华沙、柏林，土地问题一直既是国际问题，又是国内问题。如果说德国是再殖民，图谋从其他帝国夺取土地，而波兰是去殖民，希望解放其他帝国以让其公民得以迁出，那么苏联则是自我殖民（self-colonial）。史达林希望将他认为帝国主义者会套用在土着身上的政策给套用在他自己的臣民身上。由于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但却又需要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驾齐驱，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剥削苏联境内包括人在内的资源。由于苏联是世上最大的国家，占世上大陆的六分之一面积，这种想法唯有在莫斯科才可能实现，不可能出现在柏林或是华沙。史达林自我殖民的核心在于一九三○年积极开始进行的农业集体化：夺取私有农地，将一些农民变成受控管的农业劳动者，其他农民则变成城市或劳改营的工人。51

　　这项政策先是带来大规模的抵抗，然后是大规模的饥馑：首先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百万人在苏维埃哈萨克罹难，因为当地狂热地将游牧民族绑在耕地上，国家旋即又把土地从他们手中拿走；再来是在南苏俄以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境，这里是生产力丰饶的地带，但农业集体化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夺走。一九三二年下半叶，史达林将乌克兰境内的饥馑看作政治问题，把问题归咎于乌克兰人，并宣称整起危机都是波兰情治工作所导致的结果。该年秋冬，苏联领导班子在苏维埃乌克兰实施一系列的特殊政策，以确保死于饥馑的情况集中在那儿，而非在其他地方。约三百三十万苏维埃乌克兰居民于一九三二、三三年无端惨死于饥馑与疾病。52

　　从集体化之初，数以千计的农民往往以村为单位逃离苏维埃乌克兰，越过波兰边界，乞求解放战争。53一名农民坦言一旦「战事爆发，人们的心情是：如果波兰军队来了，所有人都愿意亲吻波兰士兵的脚，并攻击布尔什维克党人。」54另一人表达希望「波兰或者其他国家能尽快来把他们从苦难和压迫中解放出来。」55负责访问苏联难民的波兰边境守卫报告的要义是：「人民希望来自欧洲的武装干预。」

　　在地球上最丰饶的地区所发生的蓄意造成的大规模饥荒终究难逃舆论注意。但华沙与柏林方面的反应则颇为不同。尽管两者都记述着饥荒的发生，但是根据波兰的边境守卫与情治官员回报道，第一波逃难潮后，苏联军力集结在边境以强化饥荒。56波兰的普罗米修斯们思考着集体化致命的政策，它的现代性毫无疑问，他们开始自问是否真的了解苏联。有鉴于这种新的不确定性，有些人开始怀疑自己先前使用民族问题尝试理解苏联，就政治上和道德上来说是否合宜。波兰外交政策在此出现急转弯。波兰于一九三一年同意苏联的提议，商议互不侵犯的条约，并于一九三二年签署。这将波兰与他们先前的乌克兰附庸切割开来，也将之与「乌克兰问题」切割开来。而这些确实有着道德上的危险。

　　在苏维埃乌克兰的波兰外交人员观察到了集体化的后果，并同时受着良心的煎熬。在当时苏维埃乌克兰首都卡尔可夫（Kharkiv）的领事估计五百万人已死于饥馑，这个数字对于苏联整体而言太低，但对于乌克兰本身而言又稍微过高。57一九三三年二月，他汇报说有男人前来他的办公室哭诉自己的妻小正在挨饿。另一名外交人员写道，在卡尔可夫「的街头可以看到行将就木的人们，以及尸体。」每晚都有数百具尸体被清理，卡尔可夫的居民还抱怨军方清理得不够快。波兰的情治单位正确地汇报，在农村里，饥荒的状况甚至更为严重，农民逃离乡间只为到卡尔可夫的街头行乞。58军方试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天抓的孩童高达两千名。即使死亡人数从数十万攀升到数百万，波兰军事情报首脑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仍写道「我们要忠于」苏方的安排，「即使他们持续挑衅和勒索我们。」59

　　波兰人从乌克兰问题中撤出，对于乌克兰人而言可以说是相当于遭到背叛的体验——而这也的确并非虚言。60波兰关于民族问题的领衔专家记录下了苏联—波兰协议的一个后果：「条约的签署消解了境外救援的希望，因此对这众多的人民来说，苏方势力成了绝对的生死主宰。而这也可从一九三三年春农业人口大规模亡佚的事实得到证明。」乌克兰农民的最后希望，根据他们自己所说，就是德国入侵苏联，并摧毁苏联秩序。

　　习于将民族和忠诚视为政治事务的波兰外交人员开始自问，如果德国人日后真的入侵了，他们会怎么管理苏维埃乌克兰？有人写道，德国人「将必须深思熟虑他们对待当地人口的实质的和道德上的方法，应该用什么口号，以及如何实现这些口号。」这些枝微末节都不是希特勒的考量。他正准备进犯苏联，夺取乌克兰，但其目的在于种族殖民，而不是民族解放。他没把乌克兰人或者苏联公民视为政治的主体，甚至不把他们当成完整的人类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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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维埃乌克兰发生的政治性饥荒重新整编了强权之间的外交关系，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路。一九三○年大规模的集体化开始之际，史达林与苏联的领导班子警觉到他们自己的政策后果，寻求与毕苏斯基和谈，以避免波兰在集体化的乱局期间出手干预。在大萧条期间，波兰的领导阶层缩减国防预算，且为军事干预的道德意欲所苦，因此他们欣然同意和谈。莫斯科与华沙于一九三二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柏林方面非常机敏地警觉到这项协议可能有碍自身利益。毕苏斯基指派其于一九三二年走马上任的外长约瑟夫．贝克（Józef Beck）与德国也签订了类似的协议来加以平衡。这个举措来得正是时候。毕苏斯基曾尝试引起欧洲人的注意，以对希特勒採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然而这尝试无疾而终。61希特勒也有意与华沙方面达成和解。一九三四年一月，柏林与华沙签订互不侵犯的声明，同意不会以武力改变两者之间的边界。

　　对一九三三、三四年的波兰领导人而言，面对希特勒与史达林的崛起，维持现状本身就是目的。对于柏林方面而言，这项声明是对苏联领土发动东线战争和殖民宏图的第一步。希特勒知道与波兰维持和平在德国内部并非民意所向，但他毫不在意。他视德、波领土问题为日后打造东方帝国的跳板。他期望与波兰达成协议，从中波兰会自愿让出一些领土以换取从苏联得到的土地。那样一来，传统的德国恢复失地运动者（revanchists）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这也能让他们愿意参与希特勒想要的战争。共同声明发布之后，反波兰的假情报从德国报纸上消失了。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华沙针对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主题「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作为欧洲和平的要素」进行演说；贝克承诺会阻止在波兰召开犹太人组织的国际大会。而今身体已每况愈下的毕苏斯基竟开始以军事鬼才的形象出现在德军的出版品中，叙述他如何早在一九二○年就在快速的包围战中击败红军。他的回忆录以德文出版，由国防部长慷慨作序。62希特勒思索着要怎样才能拉拢波兰人，使之成为德国彻头彻尾的军事同盟，并告诉他的将军这就是他所衷心期盼的。63

　　莫斯科方面则对乌克兰的饥荒所带来的外交转变有自己的一套诠释。华沙方面认为与莫斯科、柏林各自互不侵犯的协议证明现状的政策广受支持，柏林方面认为自己与华沙的合作指向共同对抗苏联的行动，莫斯科方面则认为德波和解是波兰与苏联之间永远不可能结盟的信号。在史达林所预期的欧陆战争中，波兰若非与苏联为敌，便是保持中立。这意味着波兰的国家地位对苏联而言没有正面的价值，因此一旦时机成熟就必须予以歼灭。这证实了在苏联西边为数颇众、但却是相对少数的波兰人被日后可能发生的苏波协议所裹胁。一旦史达林不再相信波兰能成为苏联的盟友，波籍的苏联公民就变成刀俎鱼肉。苏方可以将政策的失败（例如在乌克兰的饥荒）归咎于苏联境内的波兰人并加以惩处。64

　　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德波声明签署到一九三九年一月德波关系生变的这五年之间，苏联境内的波兰人成为族裔清洗行动的对象。德波声明发布后数周，第一波遣送苏联波兰人的行动始于苏维埃乌克兰与苏维埃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带，而这一直持续到一九三六年。苏联境内的波兰共产党人被描绘成意图捣毁苏联秩序的参与者。经审讯他们「发现」了这个「密谋」，这于是用来合理化一九三七、三八年间的波兰行动（Polish Operation）——是这前后数年间大恐怖期间苏联针对特定族裔规模最大也最血腥的行动。逾十万名苏联公民公然以波兰间谍问罪遭到枪杀。这是人类歷史上在承平之日针对特定族裔规模最大的射杀行动。65

　　波兰行动开始之际，史达林说他想要为了「苏联的利益」销毁「波兰间谍行动的烂泥」。当毁灭整个波兰国家的机会来临时，他更不会放过。波兰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家园，有逾三百万人。扼杀他们的政体对于他们的命运来说事关重大。66

注释

01　Müller, Der Feind, 43.

02　有关希特勒在策略上採取的噤声见Koonz, Nazi Conscience, 11, 12, 21, 25, 22. 亦见Mosse, Nationalization, 183; Confino, World Without Jews, 151; Engel, Holocaust, 20. 关于实际后来神学上採取的妥协见Heschel, Aryan Jesus.

03　有关希特勒的选民见King et al., “Ordinary Voting Behavior.” 可参考Hagen评价希特勒是「过分自信，不屈不挠，且在政治上荒诞不经到危险的程度的人。」German History, 275.

04　Kershaw, Hitler Myth, 230, 233, and passim; Sémelin, Purifier, 89; Koenen, Russland-Komplex, 390, 413, 415; Bloxham, Final Solution, 143; McDonough, Hitler, 79.

05　Deutschösterreichische Tageszeitung, March 3, 1933. 另见Koenen, Russland-Komplex, 415.

06　更精确的讨论见Pauer-Studer, “Einleitung,” 15–17.

07　Maurer, “Background for ‘Kristallnacht,’ ” 49–51.

08　Weiss, Deutsche und polnische Juden, 169–79.

09　Second Book, 27, 37, 66. 另见Bloxham, Final Solution, 59–65; Piskorski, Wygnańcy, 34–60；更大范围的讨论见Ferrara and Pianciola, Migrazioni forzate, 39–95.

10　Second Book, 17. 缜密的相关讨论见Tooze, Wages of Destruction.

11　引自Neumann, Behemoth, 139.

12　Karin von Schulmann, cited in Harvey, Women, 119.

13　参阅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30：「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第三帝国主要的决策都出自希特勒，也有同样充分的证据显示该政体极为无政府主义，因此也可以归类为多头马车的政治型态。常常有一种误解是假设上述两种观察彼此扞格，只能有其中一项为真。」

14　笔者在Bloodlands分析了箇中差异造成的后果。

15　Evans, Third Reich in Power, 42.

16　Bloxham, Final Solution, 156–57.

17　观察敏锐的Antoni Sobański 也注意到制服是掩盖住此前所属单位的方法，尤其是在柏林。见Cywil w Berlinie, 53.

18　参阅Arendt, Origins, 131, 155.

19　有关冲锋队、党卫队、德意志国防军之间互动的背景，见Evans, Third Reich in Power, 21–39. 施米特的部分见Zarka, Un détail, 11.

20　参阅Wildt, Uncompromising Generation, 127.

21　Ingrao, Believe, 65, 101.

22　Wildt, Uncompromising Generation, 135.

23　Fest, Das Gesicht, 139.

24　Buchheim, “Die Höheren SS-und Polizeiführer,” 563, 570, 585. 另见Angrick and Klein, “Final Solution,” 41；Bloxham, Final Solution, 204；MacLean, Field Men, 12.

25　Goeschel and Wachsmann, “Introduction,” 14；Roseman, “Lives of Others,” 447.

26　见Wildt, Uncompromising Generation, 128.

27　见Zarka, Un détail, 19–20.

28　这个主题是大屠杀研究的核心，已经在其他地方有长足的发展，在此只能略述。例见Husson, Heydrich, 50, 65. 笔者在此的论点依循Longerich在Politik der Vernichtung当中的分析。

29　有许多鞭辟入里的观察可见Klemperer,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26–27.

30　Confino, World Without Jews, 46–47.

31　Jureit, Das Ordnen von Räumen, 395.

32　Heim, “Einleitung,” 16.

33　The fundamental study of statebuilding remains Polonsky, Politics in Independent Poland. On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mindset, see Porter, When Nationalism. Porter notes the significance of chronotopes, making a case similar to the one I try to make in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hapters. On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see Shore, Caviar and Ashes.

34　Rothschild, “Ethnic Peripheries,” 602.

35　Polonsky, Jews of Poland and Russia, vol. 3.

36　Benecke, Ostgebiete, 95–100.

37　Rothschild在East Central Europe扼要地提出了上述许多点。

38　关于战间期教会的反犹主义语言，见Porter-Szücs, Faith.

39　旧王国以及接下来分裂期的介绍见Stone, State; and Wandycz, Lands.

40　这方面最佳的指引仍属Polonsky, Politics in Independent Poland.

41　Dowództwo Okręgu Korpusu II, “Referat o sytuacji politycznonarodowościowej DOK II,” August 1, 1929, CAW, I.371.2/A.88；Dowództwo Okręgu Korpusu II, “Referat o sytuacji politycznonarodowościowej DOK II,” November 10, 1930, CAW, I.371.2/A.88；Spektor, “Żydzi wołyńscy,” 570.

42　见Bacon, Politics of Tradition.

43　大方向见Rothschild, Coup；Chojnowski, Piłsudczycy u władzy. 乌克兰人的部分见Snyder, Sketches.

44　Tomaszewski, “Civil Rights,” 125.

45　智性上的背景见Walicki, Philosophy.

46　有关毕苏斯基对俄罗斯的见解Nowak, Trzy Rosje有深刻的研究。

47　有关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见Snyder, Nationalism.

48　我同意Daniel Beauvois的想法，即现代初期说波兰语的贵族以及乌克兰人口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殖民式的关系。但经过四个世纪以后，王国告终，数个世代以来在帝俄治下的共同体验以及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现代观念浮现，在廿世纪已不复适用这样简化的框架了。这个环境下的许多波兰人都能透过类比将乌克兰视作一个国家。国家民主党人把乌克兰人看成前民族的（pre-national）人类，因此可能可以被波兰民族所同化。在此，波兰和德国的菁英之不同之处可能可以看成是后殖民与前殖民的不同。

49　见Snyder, Sketches；Copeaux, “Le mouvement”以及Kuromiya and Pepłoński持续在出版中的着作。亦见Mędrzecki, Województwo wołyńskie；Kęsik, zaufany Komendanta；Schenke, Nationalstaat und nationale Frage.

50　关于这个转变见Viola, Unknown Gulag；Khlevniuk, Gulag；Werth, La terreur；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51　集体化是一九二八至三三年第一期五年计划的中心要素，始于一九三○年的头几周。

52　这一系列事件的描述可见Snyder, Bloodlands, chap. 1，当中引用许多一手资料来源。抵抗的部分例见Graziosi, “Révoltes paysannes.” 大批已出版的苏联档案资料案例见Zelenin et al.,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53　Protokół wywiadowczy, 28 March 1930, CAW, I.303.4.6982.

54　“Protokół,” 23 April 1930, CAW, I.303.4.6982.

55　K.O.P., Placówka Wywiadowcza Nr. 10, “Protokól,” 25 November 1933, CAW, I.303.4.6906.

56　Placówka Wywiadowcza 9 Czortków, K.O.P., “Wiadomości wojskowe,” 3 April 1930, CAW, I.303.4.6982; “Wiadomośći zakordonowe,” Równe, 1 April 1930, CAW, I.303.4.6982.

57　J. Karszo-Siedlewski, “Sytuacja na Ukrainie,” 2 October 1933, CAW, I.303.4.1881. J. Karszo-Siedlewski, Kharkiv, 4 February 1933.

58　[Józefina Pisarczykówna] to [Jerzy Niezbrzycki], 13 June 1933, CAW, I.303.4.2099. [Leon Mitkiewicz] to [Second Department, Referat Wschód, Warsaw], 6 June 1933, CAW, I.303.4.1928.

59　Falk, Sowjetische Städte, 298–300. Loyal: [Jerzy Niezbrzycki] to [Piotr Kurnicki], 16 March 1933, CAW, I.303.4.1993.

60　Ukrainians: [Piotr Kurnicki], Report on public opinion in Soviet Ukraine, 1935, CAW, I.303.4.1993, quotation at 1. 波兰政府收到的汇报来自其边境守卫以及逃离饥荒的乌克兰人，其资讯来源充足。例见来自乌克兰的报告，CAW, I.303.4.5559 and “Zagadnienie Ukrainizacji,” 12 December 1933, CAW, I.303.4.2011.

61　Pasztor, “Problem wojny prewencyjnej”；Simms, Europe, 346.

62　Müller, Der Feind, 75.

63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2. 亦见Simms, Europe, 361；Cienciala, “Foreign Policy,” 136.

64　Kuromiya, Stalin, 141 and passim. 较详尽的讨论见Snyder, Bloodlands, chap. 3.

65　见Snyder, Bloodlands, chap. 3. 大恐怖的导论见Gellately, Stalin’s Curse, 34– 46. 逮捕人数见Khaustov, “Deiatel’nost’ organov,” 229.

66　Naumov, Stalin i NKVD, 299.

第三章

巴勒斯坦的应许

　　一九三○年代在苏联境内有波兰间谍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事，其中，有些间谍肩负的任务颇不寻常。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波兰军事情报机构下令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官寻访一九一九到二○年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Polish-Bolshevik War，译按：称波兰—苏联战争（Polish-Soviet War）是错误的，因为当时苏联尚未成立）的战场。这次任务不是在为新的行动做准备，而是为了要纪念一场过去的行动。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于此前一个月身亡，所以波兰军情机构要收集来自战争各处遗址的一小撮土，以作为其埋葬之用。01

　　一条政治生命的消殒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探讨波兰的国家性格。毕苏斯基的权威建立在个人之上，而在经济萧条之际，想要萧规曹随的老同志们（「上校」）必须与群众政治较劲。毕苏斯基的宿敌国家民主党人（National Democrats）选择充分利用人民的反犹情绪来挑战在毕氏逝世后其同僚所打造的体制。02双方均认为他们对反犹暴行（pogroms）的鼓动同时既是种族主义的表现又是违法行为。由于新政权充分利用了毕苏斯基还在世的时候所构想出的威权宪法，因此反而在形式上享有比毕氏本人更大的权力。虽然他的继任者并非都打从心底反犹，但是为求从国家民主党人的挑战中全身而退，他们仍採取了反犹的公共政策。03藉此，毕苏斯基的继任者牺牲了毕氏政治的基础道德前提，也就是波兰乃是一个国家，而非一个种族。

　　一九三五年，犹太事务相关责任由内政部转交予外交部。04犹太人不再是被国家所吸纳、所保护的正常公民，反倒成了异邦人：犹太人成了牵涉世界层面的问题。他们成了未来命运可能要经由与国外官员磋商来决定的客体。毕苏斯基在犹太人之间颇受欢迎的选举机构被与政府行政部门关系密切的党派所取代，且该党派将犹太人排除在外。这个新的「民族统一阵营」（Obóz Zjednoczenia Narodowego，简称OZON）创设于一九三七年，该阵营宣称将会遣送波兰约九成的犹太人出境。05这项政策是为了防止民族主义者所组织的反犹暴行；多数波兰中间派与左派憎恶这项政策，认为它悖离了传统与原则。民族统一阵营领导人的发妻也是犹太人——这对于纳粹党人而言简直不可想像。06然而，如果与先前波兰的政治实践对照来看，一九三五年的变动仍然是根本性的改变，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负责犹太政策的是与波兰外长约瑟夫．贝克（Józef Beck）合作密切的维克多．托米尔．德米尔（Wiktor Tomir Drymmer）。有军事情报背景的德米尔正式职掌外交部的人事与领事事务，同时也是移民局的头子，负责安排公民离境。波兰的官方立场是：欧洲的海洋帝国应该让波兰有权取用其海外殖民地的资源，或者允许波兰公民移住该地。这种分析的力度超越了涉犹政策本身。在农村失业率超出百分之五十时，华沙方面试图推动让所有公民都有移民的权利。07就犹太人的案例来说，波兰的外交人员指出，将移民路径给冻结会导致戏剧性的后果。在一战前，每年约有十五万犹太人离开欧洲；到了一九三○年代，离开欧洲的犹太人人数则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小部分。在「试图寻求过剩人口的出路」时，波兰政府「心里所首先想到的是犹太人。」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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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欧洲犹太人的问题是欧洲普遍的问题。波兰的立场介于纳粹（剿灭犹太人，移民是达成此目标的实际方法）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从某个既有的殖民地建立）之间。

　　十九世纪就已经开启了如何安置欧洲犹太人的问题。彼此立场迥异的政治人物和意识型态空想家都把提议指向同一处：马达加斯加岛。马达加斯加是法国在印度洋上非洲东南沿岸外海的殖民地；一八八五年，反犹派的保罗．德．拉格拉德（Paul de Lagarde，其实是名叫波提谢〔Botticher〕的德国人）率先发难将马达加斯加岛纳入讨论范围。对此方案持敌对与赞同态度的人都有，从大不列颠到德国都有人支持，包括纳粹的领导阶层。只有在法语当中才有「把犹太人给马达加斯加化」（Madagassez les Juifs）的说法，但并非所有考虑这个选项的法国人都与犹太人为敌。就连犹太复国主义者都考虑过马达加斯加，虽然大多数的复国主义者持反对态度。09

　　波兰高层也曾受到殖民马达加斯加的想法所诱惑，并于一九二六年首度提出波兰公民移居马达加斯加的意见；当时的想法是移居人口过剩的乡间波兰农民。10十年后，毕苏斯基身亡后，这个想法以犹太人的版本借尸还魂。贝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向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提议让波兰犹太人移居马达加斯加，布鲁姆同意让波兰人组成三人调研小组到岛上勘查。11波兰政府代表认为可以马上让约五万名犹太人移居——为数颇众，但尚且不至于影响波兰的人口均衡。犹太移民协会（Jewish Emigration Association）的调查团认为可以移居四百个家庭。来自巴勒斯坦的农业专家认为即使这样还是太多。马达加斯加的居民反对任何来自波兰的移居。法国民族主义者则担心波兰殖民计划一旦成功，届时马达加斯加就变成波兰人的了。12同时，波兰政权赞同马达加斯加计划的宣传产生了后座力：当他们发现马达加斯加岛适合殖民，波兰民族主义者疾唿：「马达加斯加只能给波兰人！」（Madagascar only for the Poles!）

　　贝克和德米尔都对巴勒斯坦这个现在英国辖下的前鄂图曼领土的未来兴致勃勃。鄂图曼帝国的衰亡对于许多欧洲政治家来说都是一次生聚教训。希特勒倾向于视巴尔干脱离鄂图曼帝国、肇建民族国家为军事主义的正面案例。波兰人则将同一段歷史理解为民族解放会从欧洲传播到亚洲。从欧洲帝国脱离出来的领土在一战后多成为民族国家，但亚洲领土则（时而以国家联盟「托管」〔mandates〕的形式）多变成法兰西帝国或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这些地方被宣告主权的条件尚未具足，因此被分配给强权来施行政治教育。从失能的鄂图曼南叙利亚区脱离的巴勒斯坦就属于这样的托管案例。尽管当地在一九二○年英国掌控时只有相对少的犹太少数，英国的政策却将巴勒斯坦的面貌描绘为犹太人未来的家园（future Jewish National Home）。这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望不谋而合，冀望有朝一日完整的国家地位能够实现。

　　希特勒的犹太政策迫使列强明确表示他们各自对巴勒斯坦未来的立场。希特勒掌权后数年内约有十三万德国犹太人移民13，其中约五万人移居巴勒斯坦。14他们纷至沓来，降低了在地阿拉伯人的人口优势。阿拉伯的领导班子设想持续不辍的犹太移民将会导致犹太复国主义成功，遂开始组织政治行动：首先是一九三六年四月的暴动，再来是罢工委员会的成立，以及持续到十月的总罢工行动。15这代表一九三七年对于欧洲国家而言乃是一个事实昭示的时刻，大不列颠、纳粹德国、波兰都对巴勒斯坦的未来昭告他们的兴趣。

　　伦敦方面对阿拉伯骚乱的最初回应是提案切割巴勒斯坦。当这又再度导致政治乱局，英国人就对犹太人的移民额度设限。在伦敦眼里看来的世界，巴勒斯坦不过是不列颠帝国广袤的阿拉伯、穆斯林领土内的弹丸之地而已。在巴勒斯坦议题上取悦犹太人可能会疏远了整个近东世界和南亚世界的穆斯林。柏林方面于一九三七年明确声明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以及肇建以色列国的可能。巴勒斯坦对于纳粹政权的吸引力则在于提供一个犹太人可以移居的地方，只要这对近东没有明确的政治影响。16但一九三七年春，德国驻耶路撒冷领事忧心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将会弱化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德国外长在该年六月周知所有大使馆和领事馆其官方立场：由于以色列国会成为犹太人举世阴谋的汇集之处，德国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17

　　波兰的立场异于英、德两方。18伦敦方面倾向于（在遥远未知的某处）打造犹太国家，但暂时反对更多的犹太移民。柏林方面反对打造犹太人的国家，但希望犹太人尽速离开德国前往遥远未知的地方。华沙方面则是希望犹太人大规模移出欧洲并在巴勒斯坦打造犹太人的国家。在公开场合，波兰外长与其他外交官唿吁英国松绑移民限制，尽速打造犹太民族家园（Jewish National Home）。对于这个家园的样貌，波兰人有非常特定的想法：「一个犹太人的独立的巴勒斯坦，愈大愈好，直通红海。」19这意味着约旦河的两岸；私底下，波兰外交官甚至与英国外交官提议要打埃及西奈半岛的主意。20一九三七年，波兰武装势力开始提供哈加纳（Haganah，在巴勒斯坦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自卫军）武器和训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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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复国主义是活跃半个世纪的犹太人政治运动，其提倡者认定犹太人的未来就在于移居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国家。大体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信这可以透过与不列颠帝国及其他强权合作来达到。尽管其提倡者所持的政治地位殊异，派系繁多，但在一九三○年代，有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左翼人士，想像着农业公社能够同时转变古老的犹太人的土地和现代的犹太人民。在波兰，犹太复国主义是从极左到极右林林总总的政党所共享的意识型态。而令伦敦和纽约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失望的是，运动整体的方向大幅受到波兰内部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所影响。

　　全球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分裂，正如同波兰对犹政策被毕苏斯基的继任者所修改。佛拉迪米尔．雅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因而以修正犹太复国主义（Revisionist Zionism）从犹太复国主义党运动（General Zionist movement）中崭露头角。他唿吁欧洲的犹太人考虑大规模、迅速地移民出境，同时诉求立即在巴勒斯坦托管地和外约旦（Trans-Jordan）托管地建立以色列国。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版本诉诸的是波兰的新领导人。一九三六年六月，雅博廷斯基向波兰外交部提出其「疏散计划」（evacuation plan）。22他宣称巴勒斯坦长期下来可以吸纳八百万名犹太人。数周后他的提案见于波兰的媒体，具体的目标是在往后的十年内让一百五十万名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横跨约旦河两岸。

　　雅博廷斯基希望波兰从大不列颠继承巴勒斯坦托管地。他甚至提议叙利亚托管地交予波兰，波兰便可用以交易巴勒斯坦托管地，或者普遍上用来当作跟阿拉伯人协商的筹码。23这种外交策略的想法普遍存于波兰的外交传统之中——想像性地尝试将不存在的东西变成协商筹码。雅博廷斯基与波兰领袖之间轻易达成的协定确实并不只是共同利益的问题。虽然雅博廷斯基在华沙以法语来佐证他的论点，但他和大部分的波兰领导人一样是出生在帝俄，受俄文教育。从把歷史上属于民族的土地切割开来的帝国中建立民族国家是他们共有的想法。

　　及至一九三六年，波兰人是雅博廷斯基的政治权力基础。修正（犹太复国）主义是以年轻人为主的运动，奠基在准军事组织之上。其中截至此时为止规模最大的是右翼的犹太青年准军事组织贝塔（Betar），其成员宣誓将生命奉献给「在约旦河的两岸、以犹太人为多数的犹太人国家的复兴」。贝塔的模式是一战的波兰军团（Polish Legions）。24在帝国之间彼此斩刈杀伐的有利条件下，波兰军团为波兰的独立铺路。如同军团中的波兰人一样，贝塔组织当中的犹太人从事武装训练，等待全面冲突的恰当时机来临。贝塔组织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波兰学校体系下的产物，吸收了其世俗弥赛亚主义（secular messianism）核心（「我们的梦想是为人民而死！」）。25贝塔与犹太左派组织发生龃龉时，其成员会高唱波兰爱国歌曲——用波兰语唱。身着制服的贝塔成员手持武器在波兰的公开仪式与波籍童子军和士兵联袂行军表演。他们的武器和训练是由波兰国家体制所组织，并由波兰军官提供。贝塔的领导人之一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唿吁贝塔成员在战事发生时要防卫波兰边境。贝塔成员的机关报上写着两个祖国：巴勒斯坦和波兰。他们扬起两面旗帜：复国主义的旗帜与波兰的旗帜，至死方休——在一九四三年的犹太区起义中，他们在华沙最高的建筑物上高举这两面大旗。26

　　梅纳赫姆．贝京与另一名贝塔分子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都珍视十九世纪波兰的浪漫诗人，并在犹太人的集会场合引用他们。27新犹太右翼（Jewish Right）的伟大诗人尤里．茨维．格林堡（Uri Zvi Greenberg）一九三○年代就在波兰。贝京、沙米尔的世俗弥赛亚主义及贝塔运动与十九世纪波兰长期无国家状态中发展出来的世俗弥赛亚主义的波兰版本甚为相仿：即以在此世的牺牲换取在此世的转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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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苏斯基于一九三五年卒后，不仅只有波兰籍的间谍被赋予为他的纪念活动找寻适合的象徵性土块的任务，贝塔组织的成员也从他们自己的圣地巴勒斯坦的生命岭（Tel Hai）带来土块。他们自己的英雄约瑟夫．特伦佩尔多（Joseph Trumpeldor）在此遭到阿拉伯人杀害。（「贝塔」是第三次罗马犹太战争［Third Roman-Jewish War）最后负隅顽抗的战场；这个名字后来在希伯来文中重新附会成「约瑟夫．特伦佩尔多盟约」［Covenant of Joseph Trumpeldor）的希伯来文首字母缩写。）特伦佩尔多和毕苏斯基还在世的时候都是帝俄臣民；两者都为了调和民族正义与社会正义而斗争；两者也都指挥理应要培养民族军队和民族国家干部的军团。毕苏斯基在一九二○年曾经在对抗苏联的解放战争中获胜；特伦佩尔多则于同年被杀。29因此，也许他们在死后被拿来相提并论并不足为奇。大批贝塔成员参加了毕苏斯基的户外告别式。他们骑着摩托车排成整齐划一的队伍，高举波兰与犹太复国的旗帜。雅博廷斯基说这是「在祖国的圣坛上永恒的、无法毁灭的牺牲」。毕苏斯基成为波兰领导人与犹太革命家两大传统的主要崇拜对象。30

　　然而对于如何界定毕苏斯基的遗绪所产生的分歧是无可避免的。31毕氏过的生活缤纷璀璨，却也曾在不同情况下动用过暴力。究竟哪一个毕苏斯基才是犹太人未来的模范？是名义上效忠于帝国的那位军团、又准备开战让帝国对其让步的毕苏斯基？这是雅博廷斯基所侧重的部分，而且起初雅博廷斯基的看法定义了贝塔的看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延，对于犹太叛军来说，利用恐怖行动和政治宣传的那位波兰军事组织的毕苏斯基变得更有吸引力。这些路线各有各的政治逻辑，各自基于对其所处的歷史关头的判断。军团的逻辑是：在战时支持帝国就造成了承平之时要偿还的债务。恐怖主义的逻辑是：恐惧能够摧毁一套脆弱的体系，进而为新的体系开创空间。在一九三○年代后期，贝京对雅博廷斯基提出挑战，支持政治恐怖主义而非军团。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于华沙举行的一场贝塔会议中，贝京公开批评了雅博廷斯基的判断。

　　及至一九三八年，波兰的统治菁英所支持的是所有修正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所能选择的最为激进的选项——在巴勒斯坦运作的国家军事组织（National Military Organization）属意能够促使歷史关头到来（而非坐等歷史关头降临）的恐怖主义。在一九三六年发生阿拉伯暴动和罢工以及一九三七年英方向阿拉伯人让步之后，哈迦纳组织的成员之间对未来看法产生了分歧。32较为激进的年轻右翼分子离开哈迦纳成立国家军事组织（Irgun Tzvai Leumi）。国家军事组织是仿效波兰军事组织命名，通常简称为「伊尔贡」（Irgun），其核心成员是来自波兰、曾参与贝塔组织的犹太人。33一九三九年三月以来，波兰的贝塔领袖是贝京；在贝京的带领下，贝塔组织逐渐成为伊尔贡的前沿。34

　　伊尔贡透过驻耶路撒冷的波兰领事维托德．胡兰尼基（Witold Hulanicki）与波兰政府斡旋。胡兰尼基所收到的原则指示是要把自己描绘成「与犹太复国主义分享类似愿景的国家的代表，而且这个国家能够为这些愿景的实现做出贡献。」胡兰尼基往往在伊尔贡採取行动前就事先知道这些行动。从他的角度看来，伊尔贡是一个「（对我而言）非常舒适且非常有必要的政治工具」35，而伊尔贡的其中一名领导人亚伯拉罕．斯特恩（Avraham Stern）则是一位波兰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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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拉罕．斯特恩是革命之子，一九○七年生于苏瓦乌基（Suwałki），那是在帝俄西边奥古斯图夫森林（Augustów Forest）附近的一个犹太波兰小镇。斯特恩孩提时与家人和数十万其他犹太人一同被遣送，成为那些被帝俄的瓦解所激化的青年犹太人的一员。他与家人在巴什基尔（Bashkiria）居住了六年，遍览革命后的俄罗斯诸城镇，成为共产党员，然后回到此时业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的苏瓦乌基。斯特恩开始尊崇毕苏斯基及其波兰国，一如他仰慕列宁及其新肇建的苏联。他于一九二○年代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开始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就读，教授们认为他是犹太人文研究的明日之星。36但他没有任何赖以为生的途径，一九二九年起他开始喝西北风。37

　　尽管斯特恩是一名天赋异禀的语言学家和作家，一九三○年代却选择投笔从政。自墨索里尼的义大利伊始至毕苏斯基的波兰，他的行迹履及欧洲各地，为的是寻求对于独立犹太国家的支持。纵然他早已从波兰移民（因此不是贝塔组织的产物），对于波兰文化他仍然优游自得其中。他以波兰语书写浪漫诗，主题是唤醒铁石心肠、让死者复生。他以三种革命语言——俄文、希伯来文、波兰文——赋诗当作自己的习作。在一篇以希伯来语和波兰语写就的诗中，他述及为其快乐的童年潸然流下的眼泪、青春期的忧虑苦恼、以及受挫的男子气概。38斯特恩在宏伟的东欧革命诸势力——共产革命、波兰建国、犹太复国主义——中长大成人。他是一个向往成为革命之父的革命之子。「现实并不是看上去那个样子，」他写道：「而是由意志的力量和对目标的渴望所造就。」39

　　波兰驻耶路撒冷大使胡兰尼基对外交部上级形容斯特恩为伊尔贡「极端分子」的「意识型态领袖」。40一九三八年二月，胡兰尼基写信给在华沙的德米尔，请求他与斯特恩一会。斯特恩在胡兰尼基的支持之下带给德米尔的是提议波兰为伊尔贡训练指挥官。然后由波兰训练出来的伊尔贡菁英将充作未来即将征服巴勒斯坦的犹太革命军官员的兵源，兵源来自数以千计从波兰引进的贝塔受训战士。41其中一名伊尔贡成员想像会有「武装士兵乘大量的船只而来，成批的军营同时在大以色列（Eretz Israel）沿岸的各处登陆。」42

　　德米尔为此想法背书，在几个月内就开始在地处波兰东南的沃里尼亚（Volhynia，贝塔在此接受波兰军队训练行之有年）进行野外训练，在伦波图夫（Rembertów，华沙近郊的军事基地）进行工作人员培训。沃里尼亚成为一个军事集结的待命区，意图暗中将受过军事训练的犹太革命家非法移民到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在沃里尼亚，三分之二的犹太学生就读犹太复国主义的学校，该区的行政首长亨尼里克．耶赛夫斯基（Henryk Józewski）对修正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寄予同情。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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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对犹政策与波兰的对犹政策之间第一次主要的遭遇并未发生在欧洲，而是发生在亚洲。纳粹的压迫导致德籍犹太人移民前往巴勒斯坦，导致了阿拉伯的骚乱，阿拉伯的骚乱进而又激化了右翼的犹太复国主义，为波兰的对外政策创造出新的可能性：支持伊尔贡。

　　尽管波兰的领导人对英国人、德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的行动做出了反应（他们对这些人的行动影响甚微），他们自己的政策却并未遵循一条固定的路线。某种意义上，一九三五年制定对外政策的一小撮波兰人只是从一种普罗米修斯计划的形式转移到另一种普罗米修斯计划的形式。在毕苏斯基之下，最初的普罗米修斯计划设想华沙能够援助东方邻国的人民（尤其是乌克兰人）从莫斯科的宰制下取得自由。正在浮出台面的新的选项则涉及支援犹太民族对抗在巴勒斯坦的英国统治。在波兰的官方挥弃希特勒所激赏的反苏路线之际，他们转向亲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pro-Zionist conspiracy）。就算纳粹党人知道任何关于亲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事，他们也无法理解。44

　　在人事上，从第一次的普罗米修斯计划到第二次的普罗米修斯计划之间有些许的连贯。支持修正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沃里尼亚行政首长耶赛夫斯基是最重要的普罗米修斯计划分子。毕苏斯基和雅博廷斯基是他的英雄，他称他们为「犹太世界的使徒」。45他的省是一九三○年代初期犹太间谍的出发点，并于一九三○年代末成为犹太革命派的训练地。身负处理犹太问题的外交部高官德米尔曾是波兰军事组织的特工，也是普罗米修斯计划一员。46波兰军事情报头子塔德乌什．佩乌琴斯基曾组织伊尔贡的训练课程，同时既是波兰军事组织的老鸟也是普罗米修斯计划成员。驻耶路撒冷领事维托德．胡兰尼基是波兰军事组织的另一个产物。

　　这之间的连贯既是意识型态上的连贯也是个人的连贯。对于在华沙的掌权者而言，支持右翼犹太人就意味着支持反共产主义的同胞。修正主义的犹太复国运动有朝一日可能将数以百万计的波籍犹太人领往巴勒斯坦；同时，他们也将部分一头热的年轻犹太人拽离共产主义，在争执中殴打选择极左派的犹太男性，并支持波兰政府对抗苏联。47所有这些波兰阴谋的老鸟们都能看出犹太人需要国家的地位，就如同波兰人曾经需要的那样。他们所支持且有时交好的年轻犹太男性期待着国家地位，如同老一辈的波兰人怀想国家的肇建那般。因此对波兰人而言，犹太式的普罗米修斯计划是一个重温青春的机会，而这项年轻的成就如今似乎已陷于危殆之中。诚如一位波兰外交人员对一位甚感困惑的主流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解释缘何为修正主义背书时所说：「情感上，他们对我们的吸引力最大。」48从乌克兰版的普罗米修斯计划到犹太版的普罗米修斯计划，其间所延续的是一种基本的乐观倾向，认为民族从帝国解放出来是件可从歷史中预期的好事。波兰人同样保留了用弱者的武器来对抗帝国以创建国家的根本传统。他们仍然具现政治的某种特定的菁英浪漫倾向，相信以俐落的手段打造国家是落在少数智勇双全的人身上的事，这些人到了日后才会在恰当的时机把群众带在身边。而且他们也同样偏好以秘密的手段行事。

　　然而第一次与第二次的普罗米修斯计划之间也有一些显着的差异，这相应于一九三五年波兰对犹政策的根本转变。一九三五年后，该政权对于苏联内部发生改变的可能性益显悲观。曾效力于普罗米修斯运动的波兰人或者变成对新政权的自由派批评家，或者恪守该观念的新的右翼版本。第一次普罗米修斯主义将其他国家的民族少数——主要的例子是苏联内的乌克兰人——视为该国家的问题。第一次普罗米修斯计划也攸关苏联的穆斯林民族。就如同普罗米修斯计划的成员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曾经介入耶路撒冷一样，这也是伊斯兰民族运动的中心。第二次普罗米修斯计划视波兰内部的民族少数为波兰的负担。犹太人不再被看成是共和国的公民，而是可以在他处解决的民族问题，或者被看成是可以被部署在海外的民族势力。耶路撒冷不再被当成是当今穆斯林的城市，而是明日（波籍）犹太人的城市。「为了你们的自由和我们的自由！」这样表达团结的口号已不复见。第二次普罗米修斯计划的口号可能可以是：「为了我们从你们那儿得来的自由！」49

　　在第一次普罗米修斯计划中，波兰为少数民族的权利背书，藉以树立榜样，并且松动没有为少数民族权利背书的邻近国家政权。在第二次普罗米修斯计划中，创造出会让波兰自己的公民想要移民出境的条件是正当的行为。一九三五年后，波兰的威权体制支持使用经济压力来鼓励犹太人离开国家。警察虽然阻止反犹暴行，但却将杯葛犹太企业当作合法的经济选择。国会通过犹太教规屠宰法（kosher slaughter）的禁令，虽然从未施行。市民社会也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犹太人为主的职业组织必须将其成员登记在案。多数的大学学府在犹太学生遭到殴打、恫吓，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坐到讲堂最后几排被称为「犹太板凳」（ghetto benches）的座位时，校方往往只是袖手旁观。在波兰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罗马天主教会的牧师持续宣称普遍来说犹太人应当为现代性之恶负责，更具体说来，应该为共产主义负责。50

　　不像纳粹体制，波兰政府并未将犹太人形容成应为全球危机负责的幕后黑手或者是波兰所有苦难的罪魁祸首，而是将犹太人列为在经济、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名单。波兰希望往后国内大部分的犹太人口都消失这点固然是反犹主义的，但这并非从根本上把犹太人认定为造成这个星球上生态学的恶或者形而上的恶的那种反犹主义。不同于德国，波兰对犹太的反对是有其理路可循的。51华沙方面最大的政党波兰社会主义党和华沙市长一样反对政府的路线。犹太政党名为犹太人劳工总同盟（the Bund），致力于在欧洲宣扬社会主义以及让犹太人留在波兰，该党于一九三八年的地方选举上所向披靡。并且，一九三八年时，犹太人在波兰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比大萧条开始的时候还多。在一九三○年代告终之际，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和政治活动都很活跃，这点与在德国的情况颇为不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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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领导人在波兰的身上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柏林方面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误解或许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柏林看不到波兰当地犹太人的成功，而对于波兰官方对犹太生活的限制，德国的舆论则持正面报导。在波兰，更为野心勃勃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分子是在暗处採取行动，而官方的反犹主义则是公开的。以此，纳粹领导头子自然可以如此解读种种来自波兰的迹象：一九三四年开启的友善的德国外交政策起到了作用，并且可以向外延伸出去。

　　这固然是一场误会，但是那些波兰外交人员在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的情况下，也会在能力可及的范围内刻意制造出这样的误会。对于毕苏斯基和之后的贝克而言，一九三四年一月的《德波互不侵犯声明》与一九三二年的《苏波互不侵犯条约》彼此唿应。对希特勒来说，《德波互不侵犯声明》则是日后可以用来号召对抗苏联圣战的平台。如同大多数希特勒在一九三○年代的政策一样，《德波互不侵犯声明》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未来的许诺。一九三四年五月，希特勒已经在揣想波兰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理念才肯加入对抗苏联的同盟。53同年八月，希特勒与波兰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Józef Lipski）交谈时，称波兰为德国「东边的盾牌」（shield in the east）。翌年一月，他宣布德国与波兰被迫联袂对苏联开战。如同希特勒尔后于一九三五年对贝克所解释的，应该将德波宣言理解为德意志宏图的一部分。54

　　对于华沙方面来说，这个图谋所意味的马上变得显而易见。希特勒涉波兰事务全权代表贺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对他跟波兰方面沟通的对象颇为直截了当。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比亚沃维耶扎森林（Białowieża Forest）与波兰官员一同狩猎时，戈林揭露德波共同入侵苏联的大计，波兰可从中获取乌克兰为战利品。波兰驻柏林大使利普斯基认为不可行，并要求戈林在回到华沙后不要告诉毕苏斯基这个想法。戈林终究还是说了，但遭到毕氏忽略；不管怎么说，毕氏此时已经病重垂危。在毕苏斯基卒后，戈林至少又再四度提出类似的方案，有时提议把苏维埃乌克兰的土地划给波兰，有时提议苏俄北边的领土。华沙方面没有任何人被这些提案给说动，尽管戈林与其他人的诸多提议持续不断达数年之久。55

　　日后，戈林还会再回到比亚沃维耶扎打猎——在战事爆发之后，在波兰崩毁之后，在党卫军把犹太人的林野给清理干净之后。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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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是个人崇拜在一个人身故后的盖棺论定也是有开放性的空间。毕苏斯基的诸继任者挣扎着要透过实现他们所认定的毕氏一九三二年至三四年间的政治遗绪——亦即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平衡——来维持现状。想要改变欧洲的人怀想的是年轻时的毕苏斯基：贝塔组织看到的是一九一八年一战的军团师长，伊尔贡看到的是那个一九一九年波兰军事组织的阴谋论国家肇建者——而纳粹党人看到的则是曾于一九二○年击败红军的军事指挥官。希特勒视毕苏斯基为「伟大的爱国人士及政治家」，既然他曾经击败过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果还有机会，肯定会愿意故技重施。57波兰的领导阶层虽然很乐意涉足发生在巴勒斯坦的犹太革命，但对于毕苏斯基一九三○年代对欧洲开的药方则抱持较为保留的态度。对于纳粹德国和苏联这两个致命的威胁，波兰应当同样保持距离。

　　波兰领导阶层的希望是：波兰如果能在毕苏斯基称之为「总体性国家」（totalistic states）之间维持中立，就不会有战事发生。58波兰人倾向于认为任何战争都会将波兰卷入，要不就是成为苏联的盟友，要不就是成为德国的盟友，因为任何涉及德、苏的战事都会发生在波兰的领土上。他们的计划是藉着拒绝加入德、苏以阻止战争，藉着挺立于德、苏之间来阻止这两股流窜的势力。尽管毕苏斯基本人也明白这个策略最多只能撑个几年，他的继任者则墨守成规，以维持中立为筹码，并且奉若圭臬。这妨害了他们对希特勒野心的认知，也妨害他们理解史达林已经视波兰如敝屣，并在等待着希特勒方面的提案。59

　　就在毕苏斯基卒后，戈林提议德波共同进犯苏联，并于一九三六年再重启提议。那年整年，希特勒都一直对波兰人提出类似的提案。波兰外交部当中只位居贝克之后的简．森贝克（Jan Szembek）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在柏林奥运与希特勒交谈后，在汇报中指出：「希特勒对我们的政策是奠基在将来与苏联和与共产主义发生冲突时，波兰自然会站在他那一方的假设之上。」60同年十一月，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虽然这显然是对抗国际共产主义的防御安排，但很快地这也成为军事同盟的基础。柏林方面于一九三七年要求华沙加入协定，这是在义大利成为其第三个会员国的整整六个月前。61华沙当时拒绝了这一提案，此后至少又拒绝了五次。

　　对于波兰外交人员来说这是一个难捱的时刻。跟德国人、日本人、义大利人不一样的是，波兰人有过与共产党势力交手的经歷，也大概明白与苏联发生冲突代表什么。许多一九三○年代末主掌这个国家的波兰人都曾于一九一九至二○年间与苏联对战过，在战事中有同志丧命于红军和苏联秘密警察（当时称为「契卡」［Cheka，肃反委员会的缩写——译按］）之手。其中还有些人曾在乱葬岗看见自己的亲朋好友被虐致死的尸首；凡此种种都还歷歷在目。一九三六年，驻苏联的波兰外交人员收到一纸指令，指示他们若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时应当如何自处，因为此时他们已经知道了苏联秘密警察的存在。62一九三七年起，波兰外交人员开始呈交或者读到关于波兰族裔的人大量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苏联各大城市消失的汇报。

　　来自波兰军事情报单位华沙总部的基本指令明确表示：波兰在苏联内部的惨况并不会随着德国的入侵而有所改善。波兰没有能力干预苏联领土，而德方的干预只会让事情更糟。波兰保持同样距离的政策意味着其领土不仅只是挡在德国东边的盾牌，同时也是挡在苏联西边的盾牌。这种情境如同虎尾春冰，但当然，波兰外交人员并未向德国的同僚解释这个逻辑。一如所有外交人员都会做的，他们试图在不对他们磋商的对象做出实质承诺的前提下，从对方想要的东西当中得到最大的好处。一旦被要求德波联手对抗苏联，他们就尽可能拖延这个话题。而当最终终究被迫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答覆时，他们便明确地拒绝了。63

　　一九三八年夏天，戈林再度试图用乌克兰丰饶的土壤来诱惑波兰人。该年十月，当希特勒对波兰人提出所有德波关系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comprehensive solution）时，问题已经来到了不得不面对的紧要关头。像这样下勐药的作风非常符合希特勒的风格，且他或许也认为他提供给波兰的是一个再合理也不过的安排。64他对波兰提出的领土方面的要求比德国主流派的提议还要温和，例如让波罗的海沿岸的但泽自由市（Danzig）回归德国；允许德国官方建造穿越波兰领土的境外公路以衔接德国主要领土与其未接壤的普鲁士区。65这两个议题是可以磋商的，后来也的确就此加以协商。真正的问题还是波兰可以从中「拿回」什么。如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对利普斯基大使所解释的，德国人预见在可见的未来可以「在殖民事务上共同行动，将犹太人赶出波兰，并基于《反共产国际协定》制订联和对苏政策。」66

　　里宾特洛甫提议在征服苏联后让波兰拿走大部分的乌克兰领土，但波兰对此充耳不闻。一九三三年华沙方面已经决议不干预苏联。波兰领导人已经不相信外在因素可以轻易转化乌克兰。他们估算着德国人在波兰人的协助之下也许可以拿下莫斯科，但看不出来后续如何能够在政治上取得胜利。他们警觉到德波共同入侵苏联会让大规模的德军出入波兰或游移在波兰四周，并且预期到任何这类的战争都会让波兰沦为德国的卫星国家。

　　一九三八年尾的数周是紧要关头。在那期间，德、波领导人之间次要的话题是关于犹太问题。希特勒已于九月向利普斯基解释他希望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共同採取反犹太行动。十一月，希特勒赞扬波兰官方对犹太人採取关键性的斗争。在他提出「广泛解决方案」的时候以及嗣后与波兰外交人员的讨论中，希特勒强调反苏同盟与把犹太人从欧洲清除之间的正相关，这首先要先从波兰和罗马尼亚开始。在他的心里，苏联的毁灭是对抗全球性的犹太威胁这更大行动的一部分。他的波兰磋商对象并未遵循这样的思考逻辑。67

　　在这些协商当中，德国人与波兰人在讨论的似乎是双方同样想要的结果：把数以百万计的欧洲犹太人移到马达加斯加去。尽管双方谈及的显然是同一座岛以及同一项行动，但他们的意涵却迥然相异。德国人正确地理解到波兰的领导阶层害怕苏联，且想要处理掉大多数的波籍犹太人。波兰人视这些为显着的问题，而解决一个问题可能造成其他的问题。无论如何，他们反对发动侵苏战争。且他们就是不能明白德国人在遣送欧洲犹太人的同时入侵苏联心里在做什么盘算。任何诸如此类的大规模遣送都必须要英、法等殖民势力的合作配合，但这些殖民势力显然不可能愿意援助一个试图透过武力改变全球秩序的国家。简单就后勤而言，这个想法也不具意义。波兰怎么在被动员参战的情况下同时遣送数百万犹太人？要把数十万名犹太籍军官从波兰的军队中拔除军阶吗？波兰人一理解到德国的意图就备感忧虑。68

　　最重要的事情是波兰人所不理解的事。他们无法把握纳粹思想中的一个特色：正因为知道失败能为更激进的路线铺路，因此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此波兰人的地缘视界限制住了他们。他们没看出对纳粹党人而言，「马达加斯加」不只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标籤，一本焚烧中的书里的书籤，与「最终解决方案」是同义词；或者用希姆莱的话来说，与「全盘根除犹太的概念」是同义词。对波兰人来说，马达加斯加就是在实际存在的于印度洋上一座实际存在着的岛屿，是实际上法国帝国的实际上领土，是一个实际上探险任务的实际上位址，是实际上讨论中的话题，是两个被认真考虑用做将波兰犹太人大规模移居的目的地之一（另一个是巴勒斯坦）。波兰领导人并未把握到的是：对纳粹党人来说，重点不在于某项遣送计划能否得以施行，而在于创造出某种普遍条件让犹太人可以被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摧毁。由于波兰人执迷于国家地位的概念，他们无法看出一场即兴演出的血腥风暴正席卷而来。德国的侵略行动行将摧毁各色政体，为原先无法设想的事杀出一条血路。日后，德国领导人仍会持续把「马达加斯加」挂在嘴边，尽管理应移居马达加斯加的犹太人正遭到他们自己的人马屠戮。69

＊　＊　＊

　　华沙方面的政治视域远及以色列国。若说一场欧洲的危机即将袭来，像是亚伯拉罕．斯特恩这样的犹太反叛者也许能够组织一场叛变——以打造出一个张开双手欢迎数百万波兰籍犹太人的犹太国家。波兰军官本已经开始训练伊尔贡的叛军以领导这样的叛变，由贝塔组织的年轻人充当其生力军。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希特勒与里宾特洛甫针对「全面解决方案」向波方施压之际，德米尔下达指令明示波兰对贝塔组织和伊尔贡政策的最终目的。华沙方面支持伊尔贡和贝塔组织，是为了让它们准备好在危机到来的时刻以暴力进发犹太国家。70

　　一九三八年一整年，欧洲国家已经在纳粹的施压下纷纷崩解。年终之际，危机似乎就要袭来。

注释

01　[Jerzy Niezbrzycki], 8 June 1935, CAW, I.303.4.1926.

02　在此使用「国家民主党」来指称名为Stronnictwo Narodowe的党派。

03　关于反犹暴行的目的见Cała, Antysemityzm, 349；Melzer, No Way Out, 22；Korzec, Juifs en Pologne, 247；Rudnicki, Równi, 148. 反犹暴行的规模调查首见于Żyndul, Zajścia antyżydowskie.

04　Weinbaum,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7.

05　OZON: Melzer, No Way Out, 27–29；Hagen, “Before the ‘Final Solution,’” 373；Jabotinsky, War and the Jew, 86.

06　Wynot, “‘Necessary Cruelty,’ ” 1051.

07　HI, Polish Embassy Washington, Jews alphabetical files, Refugees, Warsaw to Washington, 20 May 1938. 贝克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分析见New York Times, 30 January 1937；JPI, 34/7, Józef Beck, “Wspomnienia,” 143. 德米尔的分析见 “Zagadnienie żydowskie,” 66. 150,000: Weinbaum,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45.

08　New York Times, 14 June 1937.

09　Brechtken, Madagaskar, 16, 57, 98, 120；亦见Korzec, Juifs en Pologne, 250.

10　Friedman, Roads, 44. Understanding Zionism: “Palestine: Polish Attitude,” NA, CO/733/352/6.

11　Blum’s understanding: JPI, 34/7, Józef Beck, “Wspomnienia,” 146.

12　Nationalists: Drymmer, W służbie, 153. French nationalists: Marrus and Paxton, Vichy, 61.

13　Heim, “Einleitung,” 13.

14　Husson, Heydrich, 68.

15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128–38.

16　关于英、德的立场见Yisraeli, ha-Raikh, 2；Yisraeli, “Germany and Zionism,” 158–59.

17　Herf, Jewish Enemy, 27–28; Mallmann and Cüppers, Halbmond und Hakenkreuz, 51, 53.

18　一九三七年波兰的立场总结可见Szembek to London, 18 March 1937, AAN, MSZ 322/18497/35.

19　Drymmer, “Zagadnienie,” 66, 引言见70.

20　NA, CO/733/368/5/30 and 34；关于往南挺进见Aveling to Eden, 26 July 1937, NA, CO/733/352/6/46.

21　英国对大众和官方对他们政策的反对心知肚明，但似乎并未怀疑局势的走向为何。见Aveling to Eden, 14 July 1937, NA, CO/733/352/6. 哈迦纳武器训练见Melzer, No Way Out, 142, 152; Weinbaum,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158. 亦见New York Times, 9 July 1937. 波兰对复国主义提供军事支持似乎有两个显着的面向：（一）在总参谋部的安排下或多或少支援哈迦纳（左翼）武器和训练，犹太人也提供些许资金；（二）在外交部领事单位的安排下，私底下支持修正主义者（右翼），没有来自犹太方面的金援。

22　Melzer, No Way Out, 136. 亦见Engel, “Historical Objectivity,” 578.

23　Weinbaum,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113.

24　Shindler, Military Zionism, 131, 138, 191; Shindler, Military Zionism, 129.

25　Heller, Stern Gang, 24.

26　此一主题的基本研究见Heller, “Rise of the Zionist Right”；文中徵引的细节见页19, 20, 35, 54, 144, 149, 158, 246.

27　Shamir, Summing Up, 6; Shilon, Menachem Begin, 11, 16.

28　Shapira, Land and Power, 196–202, 242.

29　关于特伦佩尔多见Zertal, Israel’s Holocaust, 13–14.

30　Heller, “Rise of the Zionist Right,” 144, 145, 162. 亦见Heller, Stern Gang, 26; Weinbaum,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35.

31　Legacies of Piłsudski: Shindler, Military Zionism, 138, 205. Confrontation: Shilon, Menachem Begin, 18; Heller, “Zionist Right,” 93.

32　关于暴动的重要性见Segev, One Palestine, 384.

33　有关伊尔贡的渊源和命名见Shindler, Military Zionism, 189; Shilon, Menachem Begin, 12; Kaplan, Jewish Radical Right, 9; Shapira, Israel, 128.

34　有关贝塔与伊尔贡的关系见Shavit, Jabotinsky, 56.

35　胡兰尼基收到的指示见Warsaw to Jerusalem, 8 April 1937, AAN, MSZ 322/B222532/35. 亦见Weinbaum,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128, 引言转引自页135；另见Drymmer, Wsłużbie, 155–56.

36　M. Schwabe and H. Pflaum to Dr. Magnes, Jerusalem, 19 December 1929, YMA, 1393/1/4/47/333.

37　Heller, Stern Gang, 100–103; Golan, Stern, 12.

38　YMA, 1393/1/4/43/230; YMA, 1393/1/4/45/282, 302, 303.

39　转引自Golan, Stern, 17.

40　Hulanicki to Warsaw, 5 January 1937 [1938], AAN, MSZ 322/B18516/32.

41　Shavit, Jabotinsky, 229; Bell, Terror, 44.

42　Lankin, To Win, 7.计划中的犹太军力随着资料来源有所不同；笔者看到过最多的人数为四万五千人，出自Heller, “Zionist Right,” 95.

43　Drymmer, “Zagadnienie,” 71；Korboński, “Unknown Chapter,” 374；Giedroyc, Autobiografia, 45；Weinbaum,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145；Heller, Stern Gang, 43；Spector, “Holocaust,” 20；Spektor, “Żydzi wołyńscy,” 573；Snyder, Sketches, 66；以及Snyder, “Volhynian Jews.”

44　普罗米修斯计划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反犹太要素可见Studentowicz, Polska idea, 12, 29, 46, 47；关于耶赛夫斯基身处环境——当时主要是波兰统治阶级——的描述亦见Giedroyc, Autobiografia, 62–63. for a frank description of the ideas of his milieu, at the time essentially the junior league of the Polish ruling class.

45　Józewski, “Zamiast pamietnika,” 10.

46　Weinbaum,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125.

47　关于反对共产主义的共通之处见AAN, MSZ 322/18497/35, Szembek to London, 18 March 1937.

48　“Notatka z rozmowy wicedyrektora T. Gwiazdowskiego z. p. Dr. Goldmanem,” AAN, MSZ 322/B18415/21. 亦见Giedroyc, Autobiografia, 62.

49　See Paweł, II Rzeczpospolita wobec ruchu prometejskiego, 62, 65, 282.

50　Porter-Szücs, Faith and Fatherland, 295.

51　Wynot, “ ‘Necessary Cruelty,’” 1043–44.

52　Hagen, “Before the ‘Final Solution,’” 373, 375.

53　Roos, Polen, 151.

54　JPI, 34/7, Józef Beck, “Wspomnienia,” 93.

55　Debicki, Foreign Policy, 90；Roos, Polen, 209；Müller, Der Feind, 64.

56　Beorn, Marching into Darkness, 97.

57　Weinberg, Foreign Policy, 404.

58　总体性国家见Kornat, Polityka równowagi, 147.

59　关于史达林的部分见Kuromiya, Stalin, 141 and passim.

60　JPI, 67/3/9, Jan Szembek, “Uwagi i obserwacje,” August 1936.

61　Wojciechowski, Stosunki, 389; Kornat, Polen, 156.

62　[To Outpost E-15 in Ukraine], 7 August 1936, CAW, I.303.4.1956.

63　Military intelligence: [To Outpost K-10, Leningrad], 19 November 1937, CAW, I.303.4.1983.

64　Wojciechowski, Stosunki, 423, 510.

65　JPI, 67/76.

66　Lipski, Diplomat in Berlin, 453. Weinberg认为关键在于不愿意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见Weinberg, Foreign Policy, 484.

67　Lipski, Diplomat in Berlin, 411, 453；Husson, Heydrich, 125；Loose, “Reaktionen,” 48.

68　研究这些协商内容的歷史学者常引述利普斯基的言论，说如果希特勒找到方法解决犹太问题，波兰会为他建一座纪念碑。在我们已经知道犹太大屠杀歷史的情况下，这句话会变得更加骇人。利普斯基所要表达的是无论多么困难，德国都可以引进海军势力为波兰籍犹太人的去向开拓出一些海外殖民地。他从未想到原来希特勒的「解决方案」竟是全面大屠杀。这句话徒然显示出利普斯基对希特勒的理解并不完整。但不理解希特勒的并不只他一人，犹太大屠杀亦非他所愿。见Lipski to Beck, 20 September 1938, in Lipski, Diplomat in Berlin, 411以及Melzer, No Way Out, 143. 在波兰遭到入侵后，利普斯基于一九四○年参军成为法国的二等兵对德意志国防军作战。

69　见Staatsmänner, 557; JPI, 67/3/14, “Krótkie sprawozdanie z rozmowy Pana Ministra Spraw Zagranicznych z p. Himmlerem w Warszawie,” 18 February 1939. 希姆莱的引言语出一九四○年五月，但传达出了态度上的根本不同。Kühnl, Der deutsche Faschismus, 329.

70　HI, Polish Embassy London, Jewish Emigration 1938, Consular Department Warsaw [Drymmer] to Jerusalem, 16 December 1938. 亦见HI, Polish Embassy London, Polish Consulate General in Jerusalem, Jerusalem to Warsaw, 4 July 1939.

第四章

国家毁灭的人

　　「一夜之间！就在一夜之间。」多年后，艾莉卡．M还是无法掩饰她的惊诧，对于奥地利的瓦解，对于她的国家的末日，在三月十一日，在那关键的一九三八年。01

　　艾莉卡欢度愉快童年的奥地利是「一个小孩所能拥有最美妙的存在」，但奥地利的肇建却也许也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一九一四年一战爆发时，「奥地利」（Austria）只不过是位在强权哈布斯堡君主国（Habsburg monarchy）的一些德语区的非正式名称。当一战以哈布斯堡帝国的溃败作收时，奥地利以一介新共和国之姿成立，成为那些德语人士的家园——包括约二十万名犹太人，其中多数居住在首都维也纳。最初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高山上的小国能够生存下来。「无法谋生」（Lebensunfähig）一词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对奥地利共同的判断。02较诸哈布斯堡的五千三百万人口，奥地利的人口只有区区七百万人。03旧君主国最富裕的地带沦于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如今沦于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领土与奥地利分离，这摧毁了活跃的广大内部市场。许多奥地利人或者觉得民族身分意义不大，或者就认为自己是德国人。

　　新国家的领导人试图以「德意志—奥地利」（German-Austria）之名成立共和国，其宪法甚至寻求与北方更大的德国统一。这俨然是一战的胜利方——美国、英国，更尤其是法国——所要避免的。在巴黎、伦敦方面看来，正是维也纳与柏林的结盟展开了这场世界史上最血腥的战役。逾百万法国军人战死沙场，不是为了让德国在终战时能握有开战时不曾拥有的奥地利领土。因此，一九一九年在维也纳和圣日耳曼（Saint-Germain）签订的条约明确禁止德、奥统一。美国于一九一七年加入西线战事时，民族自决原则是总统威尔逊为西方同盟带来的道德理据，而圣日耳曼的条约毋宁是对民族自决原则的违逆。

　　二十世纪初奥地利矛盾的形象往后二十年间凝结在希特勒与许多其他欧洲人的心中。希特勒对他的出生地哈布斯堡王朝和让他画家之梦破灭的维也纳丝毫不寄予同情。他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种族混杂的地方，只不过是个由实际掌权的犹太人用诡计所凝聚起来的空间。他于一九一二年从维也纳搬到慕尼黑的时候，相信自己正从一座非德国的城市前往一座德国的城市。他似乎是为了逃避在哈布斯堡军队服义务役才前往德国，但一九一四年又自愿从军加入德国军队，并在一战时充当通信兵。选择成为德国人的他与许多德国士兵、政客分享同样的想法：多族群的旧王朝正是由于其多民族的本质而註定要崩毁。对希特勒而言，奥地利的过去根本配不上德国人，至于其未来则根本不值一哂。他是加入德国的奥地利人；终有一日，其他所有人（当然，除了犹太人以外）都会跟上脚步。04

　　虽然希特勒在一九二○、三○年代并没有把奥地利放在其思考的中心位置——这个位置总是留给苏联——但他认为奥地利和德国有朝一日自然会统一。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包括其准军事的单位冲锋队和党卫队——在奥地利和德国都很活跃。05尤其在奥地利，显然这些种族化的组织所从事的工作并不仅止于从内在转变德国；毕竟，奥地利与德国在歷史上从未统一为单一民族国家。「德奥合併」（Anschluss）是纳粹擘划的愿景中与奥地利人最为相关的一部分。06

　　但是，对于像艾莉卡．M这样从出生起就都生活在独立的奥地利的犹太女孩来说，奥地利才是她的现实，而这个现实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起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间，无论如何奥地利国毕竟成立了，并从旧帝国中继承了有大众政治经验的政党。战后奥地利建国后的最大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由于未能使新的共和国加入德国而旋即失去民心，然而社民党在维也纳大都会的执政却并未受阻。这是第一个自力治理逾百万人的城市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打造了一个小型的福利国家，名为「红色维也纳」（Red Vienna），成效卓着，颇受欢迎。07

　　在维也纳之外的地方，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s）是主要的政党。如同其社会主义派的劲敌，基督教社会党在民主制度当中的竞争经验丰富，其歷史可回溯到王朝时代。然而不像社民党，基督教社会党从不相信与某种理想化的德国统一那一套。他们认同罗马天主教，而罗马天主教信仰是区别多数奥地利人与多数德国人的特徵之一。其中一些人是君主制主义者（monarchists），每每缅怀古老的多民族帝国。08

　　在奥地利的犹太人数量比在德国略多，在奥地利两大政治运动中都位居要职。多数奥地利犹太人居住在维也纳，其中多数投给社民党。但保守组织中也有犹太人的身影。例如，奥地利君主制运动的领袖就是犹太人。

　　奥地利的主要政治冲突就存于左派和右派这两股在地传统当中。一九二七年，甫赢得选举的社民党在首都组织了总罢工，但却也没有夺权的打算。一九三四年，基督教社会党在左右翼准军事组织发生冲突时支持右翼，导致了短暂的内战。奥地利正规军支持右派，左派遭到镇压，其象徵性的结局是：军队从俯瞰城市的山丘朝向公共住宅区开火，而公宅正是红色维也纳的政绩。社民党自此遭禁，而基督教社会党则自我革新为右翼联合势力「祖国阵线」（Fatherland Front） 的最大一支。与社民党有所牵扯的奥地利政治家、记者则逃离国家，其中犹太人为数颇众。09

　　纳粹从来就不是奥地利最大的政党，也未曾赢过选举。他们虽是重要的第三势力，但人气难望前两名项背。然而随着一九三三年社会主义派蒙羞，而希特勒模式则在德奥国界两边上演，纳粹借势得以挑战奥国的威权政体。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奥地利纳粹党人谋杀了奥国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ß），但这场政变并未导致他们所设想的举国上下叛乱，凶手反而遭到逮捕处决。奥国的犹太人把陶尔斐斯的政权看做阻隔国家社会主义的藩篱。虽然祖国阵线看起来与法西斯组织非常相仿，服仪规范自成一格——甚至有自己的十字党徽用以与纳粹的卍字党徽（Hakenkreuz）匹敌——但两者的政治观却颇为不同。祖国阵线认为奥地利是「更好的德国」（the better Germany），认为奥地利人是德国人，但却并不把德国人视为一个种族。祖国阵线中固然有反犹主义者，但却并未按照希特勒的模式制订反犹政策。尽管左右翼都有相当程度的反犹主义，但犹太人仍持续在奥国政府机关任职，以奥地利公民身分生活，并未受到太多阻碍。10

　　希特勒一九三三年掌权德国，这以新的经济形式引发了奥地利问题（Austrian question）。德国从大萧条当中复甦所制造出的吸引力不能只归因于传统或民族主义。在德国谋得职位的奥地利人对此相当惊艷。如同其东欧的邻国，奥地利乃是一个农业国家，因此也受到大萧条的重创。祖国阵线虽姿态看似激进，但若纯以经济政策而论，却是欧洲最保守的政府之一。在纳粹德国累积了大笔的预算赤字之际，祖国阵线治下的奥地利奉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囤积外币和黄金储备。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这是另一个奥地利必须与德意志国合併的理由——而且是日渐迫在眉睫的理由——因为德国需款孔急。11

　　正当德国在欧洲确立地位的同时，奥国正在失去其盟友。一九三四年，在奥国的纳粹政变失败之际，法西斯主义的义大利重整旗鼓以保卫奥地利。义大利的法西斯「领袖」（Duce）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仍希望在巴尔干半岛、匈牙利、奥地利确立义大利的影响范围。两年后，在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后，墨索里尼唯有接受合伙关系（而且很快地成为合伙关系中的配角）。他从奥地利问题中抽手，把问题丢给希特勒解决。因此，一九三六年，在日后名为「君子协定」（Gentlemen’s Agreement）的协议中，奥国的纳粹党人得到特赦，其中某些人还得以进入政府。奥国的纳粹利用他们来进入公领域对德奥合併的议题施压。同年十月，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义大利宣布缔结「轴心」（Axis）。对维也纳方面而言，这意味着政治孤立。以当时的术语来说，轴心国就像是一把炙叉，而奥地利就宛如在这把炙叉上炙烤着。

　　一九三八年二月，希特勒在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宅邸召见奥国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如同前任总理陶尔斐斯一样，许士尼格代表基督教社会党和祖国阵线，也就是代表反对德奥合併的奥地利右翼。希特勒要求对方让步，意味着奥地利主权的丧失。许士尼格受到威逼，但一旦回到了维也纳，他又再度挺直了背嵴，违抗希特勒的意愿，宣布就奥地利独立议题举行公投。希特勒利用民族自决的语言来把德方的要求施加在他认为是德国领土的地方，因而让奥地利人民作决定。许士尼格确信能够赢下公投：投票的问题充满繁文缛节来确定正确答案为「是」；投票过程全程公开，并非秘密进行；有些发送的选票上已经印上了答案；一九三八年，多数的奥地利人口的确偏向独立；最后，无论如何，他的威权政府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操弄结果。

　　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十日，支持奥地利独立的宣传透过广播、报纸以及（依循奥地利传统）在维也纳街头的彩绘标语整整持续了两天，主要的宣传口号单纯就是「Österreich」——奥地利。奥国毫无外援，已为过去的盟友义大利所遗弃，又不受大不列颠和法国垂青。为求集结内部的支持，许士尼格希望能反对希特勒的要求，唤起欧洲强权的注意。理解到箇中风险的希特勒威胁要入侵；在这第二轮的威胁之下，许士尼格屈服了。公投并未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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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莉卡．M是对的：一夕之间风云变色。三月十一日傍晚，奥地利人紧偎在收音机旁收听来自总理的一则重要宣布。这是周五的夜晚，但艾莉卡的家人与其他原先很遵守宗教传统的犹太人一样打破安息日的戒律来听收音机。尽管这或许并不会对于特定人士造成立即的威胁——若是这样还能合理化他们违反犹太律法的行为——但在维也纳的犹太人把这则收音广播看成攸关生死的事是正确无误的。傍晚七点五十七分，许士尼格宣布决定奥地利不再防御希特勒的入侵。就从那时起，奥地利国就不复实存。正式的权力落入奥籍纳粹律师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ß-Inquart）的手里，而其大计就是终结他现在正在治理的政体。群众对奥地利的终结之意义领会得竟远比在维也纳和柏林的纳粹人士所预期的都还要快。当晚，群众啸聚街头，大唿纳粹口号，四下找犹太人来殴打。对于犹太人而言，那一夜无法治状态的奥地利比过往二十年奥地利有国家地位的时候都还要危险。他们的世界陷落了。12

　　「擦洗派对」（scrubbing parties）于翌晨开始。奥地利先锋队成员透过名单、透过个人情报、透过路人所知，识别出犹太人，强迫他们跪地用刷子清洗街道。这是一场仪式性的羞辱。犹太人往往是医生、律师或其他职业人士，但现在忽然得双膝跪地，在群众的讥嘲前做粗活。恩斯特．波拉克（Ernst Pollak）回忆道，「擦洗派对」的奇观是「给奥地利人的余兴节目」。13一名记者形容道：「灰尘扑面的犹太籍外科医师跪倒在五、六名配戴犹太卍字臂章、手持狗鞭的小太保面前，蔚为奇观。轻佻的维也纳金发女郎们彼此嬉笑打闹，只为了更靠近这一幕。」14同时，犹太女孩遭到性虐待，而年老的犹太男性则被迫公开表演体育活动。15

　　随着犹太人地位的象徵性摧毁而来的，是从犹太人身上的巧取豪夺。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围绕着维也纳第一区华美的环城大道（Ringstrasse）上约有百分之七十的住宅属于犹太人的财产。三月十二日拂晓开始，这样的比例每时每刻在锐减。犹太人的企业被标记起来，他们的私家车被开走。冲锋队早已为他们自己想要占有的犹太人公寓列出清单，眼下机不可失。犹太籍教授、法官被赶出自己的办公室。奥地利的犹太人开始自杀：三月有七十九人自杀，四月再增加六十二人。16

　　「擦洗派对」也是政治性的。犹太人在特定的地点用强酸、刷子或徒手清除一种记号。他们在擦拭的是一个数日之前才涂在维也纳街道上的文字——那便是「奥地利」。那个字是许士尼格公投宣传的口号，而今犹太人会被说成是公投的组织者。这也是犹太人曾在其中身为公民的国家之名。在街道上一圈又一圈的围观群众中，在目光和讥嘲之下，犹太人将奥地利拭去。17

　　奥地利人用以将自己与其他公民以及与消逝的国家区别开来的除了言行还有他们的「大头针」——跟铺在路上的政治宣传，大头针也是一项奥地利的政治文化传统。除了纳粹党人以外，三月十一日以前曾是社民党员或基社党员的人也开始佩戴纳粹大头针。因此，在「擦洗派对」边上袖手旁观之举万万不是一个中立的立场或者一次观察的行为而已。旁观之举本身就传达了新的群体疆界，且将责任推诿给过去。我们观看，他们表演。犹太人应为奥地利负责，他们才应该为那旧秩序负责，不是我们。他们现下的惩罚就是他们过去共谋的明证。我们之所以区隔开来则是我们无罪的明证。责任因而在自欺欺人之下完美切割。霎时，种族化组织的暴力取代了过去二十年的政治体验。

　　奥地利的讽刺能手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曾于一九二二年写道：奥地利是世界末日的实验室。此际对德国人来说，奥地利成了实验的领域，并开发出些许令人惊艳的教训。有位维也纳的犹太人追忆道：「奥地利人一夕之间都成了反犹主义者，并教会了德国人如何对待犹太人。」18此前没有奥地利版的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Laws），犹太人出现在公共领域并不受限，也不会将犹太人排除在社会之外。在许士尼格发表演说前，犹太人一直是平等的公民。犹太人在经济上担纲要角，有些人在政体内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奥国的终结在五周内为奥籍犹太人招致而来的暴力可以比拟德籍犹太人在五年的时间里在希特勒统治下所经受的磨难。在奥地利的组织者通常是纳粹党羽，但他们乃是在国家崩解的条件下运作，国家的倾颓使他们的革命能加速进行，走得更远。讽刺的是，在一九三四年长刀之夜受到屈辱的冲锋队的确办到了其被谋害的首领所想要的「二度革命」（second revolution）——只不过是在奥地利，而非德国。

　　奥国的纳粹党员在数日乃至数小时内所办到的，对于德国纳粹党人来说毋宁带来始料未及的灵感和启发。居然能够立即获致群众支持併吞，希特勒本人也甚感惊喜。在维也纳皇宫外部的英雄广场（Heldenplatz）上，希特勒宣布德奥合併。这发生在三月十五日，许士尼格投降的四天之后。随希特勒而来的是利用冲锋队制造出无政府状态的纳粹领导人，将无政府状态作为己用。三月二十八日，贺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要求有序地重新分配抢夺而来的犹太财产。19及至一九三八年底，在奥地利的犹太企业约五分之四已经收归亚利安人所有（aryanized），远比德国本土的步调还快。八月，莱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的党卫队（SD）犹太部门的首领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维也纳设立犹太移民中央局（Central Office for Jewish Emigration）。一九三八年，六万名左右的犹太人离开奥地利，德国则有约四万人离境。而且多数德籍犹太人是纳粹将维也纳的所学付之实践之后被驱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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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五年，德籍犹太人已经沦为次等公民。一九三八年，部分纳粹党人发现，要将犹太人与保护国家区分开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摧毁国家。任何法律上的区分都会由于法律以及官僚的其他面向被其所未曾预见的后果弄得太过复杂。即使是看似简单的事情如徵收、移民等等，在纳粹德国都进行得相对缓慢。相对来说，在奥国崩毁之际，奥地利的犹太人就已不再享有任何国家的保护，并且被认为逝者已矣、来者可追的大多数人加害。无国家状态为那些准备好要施加暴力、偷拐抢骗的人打开了一扇窗。根据德奥合併本身的逻辑来看，纳粹国家必须关上这一扇窗，因为奥地利应当成为德国的一部分，而冲锋队所激化的无政府状态则会削减其自身统治的能力。但即使只是片刻短暂的无国家状态就已经足以造成严重的后果。一九三八年三月是纳粹党人头一次可以对犹太人为所欲为，其结果就是犹太人的羞辱、苦痛、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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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及波兰体制的附庸亚伯拉罕．斯特恩此刻正好羁旅中欧。他在一九一八年于布拉格召开一场修正主义的犹太复国会议之后，访查华沙以期向波兰官方谘询。从波兰返回巴勒斯坦的路上，他在奥地利停留并与新的纳粹官方讨论将一些右翼同志移往巴勒斯坦的事宜——他带出来的其中一人相信斯特恩已「与艾希曼协商」。21这就是波兰官方一直希望斯特恩能做的事，尽管他们希望进行的规模可以更大。22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也就是德奥合併之日，波兰外交人员正准备向美国人提出亲犹太复国主义的请求。他们请求美国国务院向英国外交事务部（British Foreign Office）施压，让巴勒斯坦对从欧洲来的犹太移民开放。总体而言，波兰人唿吁美国外交人员支持以色列独立，且疆界要愈广愈好。这个时机宁非巧合。德奥合併的后果恰恰正与波兰领导阶层所想要的相反。德国和波兰的政策都旨在将犹太人逐出；现在经过扩张后的德国则正将犹太人遣送到波兰。在奥地利境内的犹太人当中约有两万名是波兰公民，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宣称有权回到他们的出生地，并也取得了这项权利。由于美国和巴勒斯坦仍然此路不通（除了像是斯特恩这种胆大妄为的人仍然来去自如），随着德国的势力扩散，可以预期将有更多犹太移民涌入波兰。23

　　波兰外交人员不停从中斡旋，以让巴勒斯坦对犹太移居开放，但却又没有立场对这项议题施压。德国对犹太人的压迫并未让英国人的立场软化，反而使他们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界线更加强硬。在德奥合併后，波兰外交部照会波兰国会，要求重审所有已居住在海外逾五年的公民的文件。一九三八年三月卅一日国会同意了。尽管法令与大多数的内部官僚通信都避免使用「犹太人」一词，这项新政策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防堵下一波波兰籍犹太人海归的浪潮。如德米尔本人所言，这次目标是「排除没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要处理掉毁灭性的成分」24，对他来说这指的当然是犹太人。这是波兰公民身分政策的一次质变，肇因于德奥合併的压力、巴勒斯坦和美国的移民限制，且是由德国的案例所启发。直至一九三八年，无论波兰外交人员自身的感受为何，他们已经代表所有（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波兰公民干预了政策的走向。25

　　纳粹党人能够了解波兰这次措施对于一九三八年间住在德国约六万名持波兰公民身分的犹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些人在客居德国的期间失去了他们的波兰公民身分，之后就很难再把他们驱逐到波兰。柏林方面向华沙请求延后实施波兰的这项法令，然后动员了截至目前为止最具胁迫性的国家机器。在希姆莱的批准之下，海德里希于十月廿八日採取了极其强制性的方法将约莫一万七千名有波兰公民身分的犹太人驱逐到德波边界的对面去。以当时的标准而言，这是极为令人震惊的大规模胁迫性之举。这也是党卫队第一次执行这一类的主要行动；党卫队施加暴力的能耐在德国的边境迅速地扩张。此际希特勒正在与波兰政府讨论共同的对犹政策，而德国出乎意料地将犹太人遣送到波兰的举措与希特勒的言谈之间产生了奇异的对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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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八年在欧洲的各个首都看来，国家的崩毁可能像是他人的瓦上霜，甚至像是对战后秩序有益的矫正。西方强权与波兰人都不在乎奥地利亡国。犹太人的观点则不同：他们看到的是与欧洲国家分离的普遍过程，并开始察觉到他们无处可逃。一九三八年七月，以美国为首的三十二个国家的代表在法国埃维昂莱班（Évian-les-Bains）聚商犹太人离境事宜。同时，犹太人在欧洲与国家分离开来的形形色色的方法彼此产生交互作用，相互增强。德国人摧毁了奥地利，将犹太人带到波兰。华沙方面的反应是试图取消侨居海外的波籍犹太人的公民身分。柏林方面的反应则是将这样的人驱逐到德波边界的对面。以当时时空的标准来看，这对犹太人而言彷彿像是一场灾难，尤其是对那些被卷进去了的个人和家庭而言，这些人往往这辈子都已经在德国生活，与波兰之间的联系甚是有限。27

　　比方说，格林斯潘（Grynszpan）一家于一九一一年从帝俄移居德国，这是在波兰重新取得独立的七年之前。格林斯潘家的小孩出生在德国，说德语，也视自己为德国人。在一九一八年后他们持波兰护照，只因为他们的父母来自帝俄境内成为波兰的一部分领土。一九三五年，格林斯潘一家将当时十五岁的儿子赫歇尔（Herschel）送到巴黎与叔叔婶婶同住。到了一九三八年，他的波兰护照和德国签证双双过期，因此不再能够合法居留法国。他的叔叔婶婶只得将他藏在阁楼里以免被驱逐出境。十一月三日，他们把一封来自他姊妹的明信片交给他看，卡片是在他的家人从德国被遣送到波兰之后不久寄出的：「我们的一切都完蛋了。」翌日，赫歇尔．格林斯潘买了一把枪，搭乘地铁到德国大使馆，要求会晤外交人员，然后就一枪把同意见他的人给毙了。他对法国警察的自白说，这是为了给他的家人和他的同胞的苦难报仇。28

　　有些纳粹高层认为在德国领土上走向「最终解决方案」的契机已经来临。在希特勒的许可之下，十一月九日，戈培尔对犹太人的财产和教会堂发动攻击。由于玻璃碎了一地，这一夜后来就称作「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官方主导的反犹暴行无疑对许多德籍犹太人而言的确是一次破碎的经验，约有两百人被杀或自杀。因此，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发生在德国本土刻意的暴力行为终结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始于奥地利的崩毁。德奥合併导致犹太人逃亡到波兰；这促使波兰对住在海外的犹太人设下新的禁令；这又造成德国人将波籍犹太人驱逐出境；这又造成巴黎发生一起暗杀，为德国境内的组织化暴力行为埋下了种子。水晶之夜的反犹暴行不仅显示出奥地利的崩毁所能够造成的后果，也显示出将奥地利模式的暴力层面应用到德国境内的限制。在奥地利，从奥地利的权威终止到德国树立权威之间，公开的暴力行为是可能发生的。但这样的空隙不太可能产生在德国，德国会产生转变，但不会被摧毁。29

　　戈培尔的确透过水晶之夜展示出奥地利的没收模式和移民模式可以在德国运作。唯有在暴力行为发生在全国性的规模时，德籍犹太人才会开始大批离开家园。然而，在帝国内部的无秩序暴力本身则是死路一条。德国大众多数的意见都反对混乱。随处可见的惨况反而使他们对犹太人表达同情，而不是像纳粹本来所以为的那样：德国人会在精神层面与犹太人保持距离。当然，德国人同时既不想看到暴力施加在犹太人身上，但完全不想看到犹太人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戈林、希姆莱、海德里希立即作出结论道，在德国境内煽动反犹暴行是一场错误。不久之后，他们会继续以戈培尔的方式组织反犹暴行，但是是在德国境外，在战争期间，在德军势力已将国家摧毁的地方。30

　　希特勒并未为戈培尔辩护——尽管最初戈培尔这头脱缰野马是由希特勒所释放出来的——也未公开对水晶之夜置一词。水晶之夜三天后，戈林说现在希特勒会对西方强权提出犹太人移居马达加斯加的计划。31水晶之夜两周后，希特勒与波兰外交人员讨论将欧洲的犹太人遣送到马达加斯加。波兰外交人员对此感到困惑不已。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是：德国人在奥地利和德国有能力组织的好像只有骚乱，但为何却意图施行这样后勤补给如此复杂的计划？除此之外，就先前德国对犹政策的后果而言，在德波关系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还在讨论之际，这个想法有种威胁的味道。及至一九三八年，已有三万多名犹太人因德国的政策被转送到波兰。如果波兰同意遵循希特勒的提议与德国改善关系，德国就会停止把犹太人送往波兰，转而合力将他们送往他处。犹太问题业已成为德波关系的紧张来源。希特勒对全面解决德波问题的想法（提出对涉犹事务共同政策的承诺）不具吸引力的一个原因是德方施加的压力。希特勒的协商风格在维也纳或许有效，但一九三八年在华沙，这种协商风格则产生了与其设想截然相反的效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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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八年一整年，希特勒寻求摧毁奥地利国家（这点他成功了），且努力招募波兰为同盟（这点他失败了）；同时，他也试图在捷克斯洛伐克挑起冲突。前提是有三百万斯洛伐克公民认同自己是德国人。一九三八年二月，在希特勒对奥地利领导人施加威胁之际，他同时也宣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处在他的个人保护之下。这在法理上不具意义，但是这就是重点：国家不重要，种族才重要；传统不重要，个人决定出来的元首才重要。一九三八年奥地利沦陷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前景也同样一片黯淡。希特勒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德国少数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关怀。在他的世界观里，德国人是一个种族，有权利掌有他们为自己征服的东西。希特勒所想要的是利用少数问题来混淆敌人并挑起战事，所有的德国人都会在战事当中证明他们的种族气概。他代表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提出本来以为不可能的要求，但在捷克斯洛伐克及其盟友答应了他所有的要求后又感到洩气。其结果就是第二次即兴演出般地摧毁一个欧洲国家，进一步地陷欧洲的犹太人于危殆之中。

　　如同奥地利一样，捷克斯洛伐克是一战战后和平条约的产物。只不过，奥地利以残存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者身分被当作敌人受惩，而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新国家立国的本意则是要当作盟友的奖励。第一次大战前，捷克政治人物在哈布斯堡王朝境内一直颇感舒适。哈布斯堡王朝的多民族性质以及自由的组成保护了捷克人不受德国人宰制。唯有在王朝的存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谈论国家独立。到了一战的中间，旧王朝看起来无论成败可能都行将覆灭。要是赢了，最多也不过是成为德国的卫星国家，而德国必定会压迫捷克人。要是输了，就会被西方胜战的民主国家所摧毁。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捷克人开始在西方各国首都充当说客。由于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小群人，他们宣称斯洛伐克人也属于同一个种族。由于希望可以防御自己的国家，他们要求要拥有主要由德国人居住的山脉。捷克斯洛伐克的成立奠基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上，搭配政治现实主义。33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就犹如旧哈布斯堡王朝一样，既是多民族组成又是自由派。不像其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到一九三八年仍然维持着民主的体系。在希特勒企图瓦解捷克斯洛伐克之际，他将德国人居住的山区称为「苏台德地区」（Sudentenland），要让人误以为两者之间有什么歷史上的渊源。尽管在希特勒所界定的区域中德国人占大多数，但那里也包含捷克人占多数的区域，另外也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天然屏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所打造的军事要塞。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工业是全欧洲最好的，而希特勒划定的区域也包括其主要的工厂。颇负盛名的「斯柯达」（Škoda）是欧洲最教人惊艷的工业复合体之一，就落在「苏台德地区」内部的三哩处。34

　　捷克斯洛伐克是西方民主国家所创造出来的，因此也自诩为西方民主国家之一。捷克斯洛伐克是法国的盟友，也享有些许英方的同情——虽然可能比实际上值得的同情还少。巴黎的明眼人能看出希特勒所宣称的对德国人的防卫其实是在政治上为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做准备，而如果法国人履行其条约的义务，这将导致一场全面的欧战。此际苏联表露出对捷克斯洛伐克福祉的兴趣，并且对巴黎方面抛媚眼。法国领导人希望与莫斯科之间做出某些安排以阻挠希特勒，或至少减少法国必须单独与德国抗衡的机会。

　　不幸的是对法国人来说，正当其时，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一波巨大的恐怖浪潮中肃清红军当中半数的高官。尽管法国的参谋总部并不知道详情，但是法国的官员和外交人员确实注意到与他们交流的苏方人士不断地消失，去向不明。35就算不说这种令人士气消沉的发展，法国人也必须得说服波兰或者罗马尼亚允许苏联势力穿越它们的国土。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并未接壤，因此红军的任何干预行动都势必涉及让苏方军队通过第三个国家。看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眼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就像是苏联在中欧干预行动的先声。比起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更害怕苏联入侵自己的国家。

　　九月，一九三八年的第二次欧洲危机臻于高峰。希特勒于五月下令准备与捷克斯洛伐克开战，预计于十月进犯。他也指挥德国少数民族的领导人升高他们的要求。九月十二日，希特勒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但实际上却荒诞不经的演说，内容是关于将德国人从捷克的灭绝政策中拯救出来的必要，以及全面铲除捷克斯洛伐克的必要。其实，希特勒的野望完全没有任何实现的必要。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在大多数层面都颇为令人激赏；在结合了繁荣和自由这方面来说，捷克斯洛伐克确实在中欧乃至可能整个欧陆都找不到对手。公开地谈论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使得摧毁成为可能，尤其是欧洲的领导人可以藉此说服自己说，屈服于这样的辞令之下或多或少也就意味着屈服于理性之下。

　　即使在伦敦与巴黎方面都唿吁布拉格要妥协之际，苏方还暗示他们愿意出手干预中欧以保护捷克斯洛伐克。有四个师的苏联军队迁移到波兰边界。希特勒发表演说的三天后，苏联政权加速了国境西边的族群清洗。九月十五日起，苏联官方在完全没有审议的情况下快速透过波兰行动实施大规模的处决。地方高层组成「联合特别法庭」（troikas）——由地方党魁、检察官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军官三者组成。联合特别法庭可以迳行处死人，毋须经过任何确认就可以行刑。36来自口头上的指令清楚地指示「必须完全消灭波兰人。」37

　　一九三八年九月，在与波兰接壤的苏维埃乌克兰全境，波兰人遭到大规模地枪决。在伏罗希洛夫格勒（Voroshilovgrad，今卢甘斯克〔Luhansk〕），苏联官方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当中藉波兰行动之便审了一千两百二十六起案件，并下令了一千两百二十六起处决。38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毗邻波兰边境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单位以行刑队之姿从一个村子移动到下一个村子，射杀波兰男人，将妇孺送往古拉格，事后才呈交汇报。39在毗邻波兰的日托米尔（Zhytomyr）区，苏联官方于九月廿二日判处一百人死刑，九月廿三日再判处一百三十八人死刑，九月廿八日再判处四百零八人死刑。

　　那一天正是希特勒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设下的期限。德军就驻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红军则驻在波兰边境；且内政人民委员部已经透过大幅射杀、遣送波兰人，清除了后方的可疑分子。德军若进犯捷克斯洛伐克将会为苏联进犯波兰铺路。或许届时红军也会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并试图与德军交火。更有可能的是，红军可能会与德国达成某种停战协议，让他们可以兵不血刃地从波兰取得领土，而毋须与德军交锋。这样的怀疑其来有自，因为下一次苏联势力集中在波兰边境时已经是十一个月以后的事了，就在莫斯科与柏林达成这样的协议之后，但由于危机已经解除而无法确知。一九三八年九月卅日，英、法、义、德于慕尼黑决议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将希特勒所想要的领土割让出去。40

　　在这次慕尼黑协定当中，捷克斯洛伐克没有说话的分，但法律上也并非被其约束。被盟友遗弃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决定不要独立对德作战。捷克斯洛伐克军警于十一月从「苏台德地区」撤出时，政治性的暴力随处可见：大抵来说，德国人攻击其他的德国人、支持纳粹的人则杀害敌对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社民党人的政治倾向在纳粹德国非法化已有五年。十一月，「苏台德地区」併入德国——德国人、捷克人、山川、军事要塞、军工厂，无一例外。有一支纳粹特别行动队进入苏台德区肩负歼灭政敌的任务，但其队员被明令禁止杀戮。过去生活在当地的三万多名犹太人就如同几个月前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一样，突然被剥夺了国家的保护。其中约一万七千人被德国人遣送或者逃逸；他们失去财产。在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害怕他们的国家被完全摧毁，因而失去财产权，而他们的担忧也是正确的。约三分之一捷克斯洛伐克的银行和工业资本本来由犹太人所持有；其中大部分都在一九三八年末、三九年初被德国人以极低的价格取得。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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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与所有受到一九三八年覆灭危机波及的国家毗邻，包括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华沙方面对布拉格不寄予同情，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已于一九一九年在波兰军队忙着对抗苏联时夺得了许多泰申（Teschen）附近的重要工业领地。波兰外交人员称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人为的创造」且「荒谬」。42当柏林方面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德国人少数的保护者自居时，华沙方面也有样学样，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波兰人的保护者自居。当德国夺取他称之为苏台德地区的领土时，波兰也藉机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于一九一九年取得的泰申区。

　　此一时期的波兰看起来像是德国的盟友，尽管事实上其政策是独立的，华沙方面还得向柏林解释其政策。波兰之所以想要泰申区和德国想要苏台德地区的某些理由是相同的：资源丰富、铁路交会、工业发达。泰申能够帮助波兰备战，但德国人不能完全确定波兰会站在哪一边。波兰外交人员试图取信于柏林他们与苏联为敌的「确定立场」，但没有成功。43希特勒有意激起欧战，且无论是以哪种形式开战都愿意一试。对于波兰成为苏联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屏障这点他不觉得有什么惊艳之处，因为他真正想要的是与苏联大动干戈。他对于波兰人的期待远比只是在地方上发生危机时模仿德国政策还高出许多，并且他也如此告诉他们。

　　及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德国已经吸收了奥地利和大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约九百万人被加入到了帝国当中，加入到帝国中的还有奥地利的黄金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希特勒无疑认为对于波兰领导阶层而言，这些战果会让他对德波问题提出的「全面解决方案」更加难以拒绝。毕竟德国已经展现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予取予求的能力。希特勒相信，华沙方面除了承认在涉犹事务与涉苏事务上的共同利益以外，别无选择。但是，华沙方面看待犹太问题与苏联问题的方式却与柏林方面颇为不同，并且将日渐壮大的德国势力看成是值得忧心的原因，而非妥协的理由。波兰人理解到，由于德国人长年来已经有如此的表述，其在中欧的领土调整也就不过是更大的计划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崩毁使犹太问题与东欧问题浮上台面，也令华沙方面备感困扰。「擦洗派对」与「水晶之夜」已经把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带往波兰。同时，慕尼黑协定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全境领土——包括名为喀尔巴阡卢森尼亚（Subcarpathian Ruthenia）的远东地区——成了一项议题。德国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宣布喀区自治。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维也纳仲裁裁决（First Vienna Award），南部一区割予匈牙利，然后德国承认剩下的地区为一国家。十月，华沙方面在这新的小国维持两周的影响力，直到其人马被奥古斯汀．沃洛辛（Avgustyn Voloshyn）与其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取代。这些人相信应当灭掉波兰并在其领土上建立起乌克兰国。因此，就在德波关系的未来正在被决定之际，德国支持的乌克兰修正主义者掌控了波兰边境的敏感地带。在一九三八年的最后几周，对于华沙方面而言，看起来好像柏林方面正在利用乌克兰抗波兰——就在德国外交人员向波兰承诺要将从苏联割出来的乌克兰领土交给波兰之际。44

　　德国希望波兰割让领土，并承诺三样报酬：对苏联开战、解决犹太问题、割让乌克兰领土。波兰高层不想要战争，针对三项议题都怀疑德国的好意。德方的提议看起来要不就是自相矛盾，要不就是出于恶意。在一九三八年即将告终之际，对于乌克兰的不确定性是华沙方面另一个不支持希特勒「全面解决方案」提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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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入一九三九年，希特勒终于遭逢言语所不能克服的国际性抵抗。一月五日，波兰外长约瑟夫．贝克（Józef Beck）在一次私人谈话后拒绝了希特勒的提案。波兰人已经做好了割让但泽（Danzig）和波兰走廊的准备，但这些当然都不是重点。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这些领土相关事务是对德国大众做出的宣传信号，指明他的修正主义关乎大多数德国人所想要的。贝克对希特勒主要的提议——虚无缥缈地承诺解决犹太问题、联手攻击苏联后取得乌克兰领土等等——丝毫不感兴趣。因此，波兰成了一个问题，对于希特勒发动致命种族毁灭战争的主要目的构成了障碍，而不是将德国人送往东方的桥梁。在这几周之内，波兰人的确曾试图将他们的外交政策转向莫斯科。45

　　希特勒的问题在于，即使他的波兰的谈话对象不见得完全理解他的外交政策，至少也比德国大众还懂。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在一月廿五日（有象徵意义的一天，因为是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签署的五周年）做出最后的努力。46乌克兰再一次成为诱饵。德国再一次失败了。波兰外交人员要求里宾特洛甫不得在柏林宣称达成或者可能达成任何协议。这次谈话的同一天，波兰外长贝克在《纽约时报》刊出一篇文章，称苏联的外交政策与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并无二致。藉由当着外媒面前将两个邻国都称为「盟友」，贝克明示波兰将不会加入任何一边对另一边的作战。翌日，里宾特洛甫返回柏林，确定波兰永远不会成为德国对抗苏联的盟友。47

　　里宾特洛甫周四自华沙返回；隔周一，希特勒进行了个人生涯最恶名昭彰的一次演说。一九三九年一月卅日希特勒向德国国会宣布：如果犹太人开启一场世界大战，其结果将以他们自己的灭绝作收。波兰对希特勒而言一直以来都是实际上的问题，而不是理论上的问题，而此刻，即兴演出已经抵挡不住盛怒。他在一九三八年所发展出的特殊的国际政治观——用言语而非武器来摧毁邻邦——功败垂成。他对波兰的盘算、猜想波兰的领导人会加入对抗苏联的反犹太圣战也错得一塌煳涂。关于犹太问题和乌克兰问题的威逼利诱也双双失败。波兰的决定终结了五年以来纳粹的幻梦。48

　　希特勒决定将波兰当作国际关系上的目标予以铲除。他突然感到有必要入侵波兰，这一点对他的计划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战时德国是因为被包围才战败的；如果有波兰作为盟军，或者让波兰维持中立，德国可能就可以避免被包围的老问题。如果有波兰在侧，德国就可以先入侵法国，将法军赶出战场，然后再将注意力放在真正的目标，也就是苏联的财富上。在希特勒基本的计划当中，德国首先要击溃苏联，在法国溃不成军、英美袖手旁观的情况下成为世界强权。在拯救了德意志民族、成为欧陆强权、着手实行让全球不受犹太侵扰的大计之后，德国就可视情况需要再与英美对抗。但一旦波兰与德国为敌，整场盘算便有所差池。及至一九三九年一月卅日，希特勒纵然在波兰问题上失算了却仍然决意要引发战事，其结果是他必须考虑在赢得欧战之前（而非之后）就先引爆一场全球性的冲突。德军入侵波兰可能引发法国参战对抗德国，进而导致被包围。更糟的是甚至可能把英国也拉下水，这是希特勒一直以来所极力避免的。一旦德国在西线的战事必须拉长，那么就必须担忧苏联从东线干预。49

　　当然，在希特勒的心中，任何诸如此类对抗德国的阴险狡诈的结盟形式肯定是犹太人干的好事。由于他相信犹太人在外资方面握有真正的权力，他们才是决定一九三九年德国入侵波兰会否真的成为一场世界大战的人。希特勒似乎相信只要让犹太人了解世界大战对他们自己没有好处，那么法、英、苏自始就会远离争端。要是可以通过威胁来让犹太人断念，就可以将德国对波兰的战争限缩为东欧内部的地方性冲突，只是希特勒计划当中一小次受挫，而不是大规模的瓦解。因此，希特勒失败的对波政策所带来的并非对波兰人的警告，而是对犹太人的警告。

　　希特勒认为，只要威胁消灭犹太人就足以影响各大强权将来制定政策的方向。这个想法大错特错。一九三九年一月卅日，希特勒在其后来的演说中所称的「预言」（prophecy）并未在巴黎、伦敦或莫斯科造成迴响。要紧的是，德国在数周之后仍然继续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国继续将捷克斯洛伐克消灭的行动，并将捷克的波西米亚（Bohemia）和摩拉维亚（Moravia）兼併为「保护国」（Protectorate），且创造出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充当德国的盟友。那些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慕尼黑背叛捷克斯洛伐克投向德国怀抱的人此刻被德国给背叛了。由于希特勒所拿走的土地是捷克人（而非德国人）世居的地方，显然他所宣称的只对民族自决感兴趣是个谎言。在伦敦、巴黎的那些共谋侵夺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此刻恍然大悟到他们这是在为二战铺路。一九三九年三月，英法发现他们与波兰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所达成的结论是一样的：即德国即将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剩下的选择唯有抵抗或投降。

　　一九三九年三月廿一日，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沦陷的数日之内，德国昭示其对波兰的新宣传阵线。在对华沙方面进行了五年的政治宣传后，戈培尔终于可以说出他（以及无疑是许多德国人）的心声。50一夕之间，波兰在宣传机器口中又成了德国的宿敌、压迫德国的国家、以及不公不义的战后处置下所创造出来的洪水勐兽。希特勒将对华沙方面外交上的失意转变成国内政治上的得意。在一九三九年，战争并非一个受欢迎的选项。但是现在，为了边境领土而发动对波战争已如箭在弦上，和与波兰联手对抗苏联的大规模意识型态战争比起来，这显然已经不再那么不受欢迎了。51

　　一九三九年三月廿五日，希特勒下令为全面摧毁波兰的战争做准备。除了针对德国舆论和全球舆论所必须要做的政治性准备工作以外，军事计划行动与但泽市或其他境外走廊（extraterritorial corridor）并没有任何关系。当然，这和传统上所理解的战争形势关系不大。希特勒突发奇想的内容是把波兰全面摧毁，并将所有可能建立波兰国家的波兰人给灭绝。在接下来的数周他会不断这么重复。这种推翻政体、毁灭国家的激进计划与他普遍对斯拉夫人的态度一致，而入侵的同时也是往东向乌克兰的粮仓更进一步的方式。然而，这与他前此五年的行动并不一致，也不符合此刻在媒体上宣传德国与波兰敌对的原因。政治宣传的目标是为了要刺激德国人更深陷于东方的冲突而不自知。

　　相对而言，对于战争的后果为何，波兰人处在一个更加了解的位置。他们知道他们的选择并非如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慕尼黑所设想的那样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而是介于一种战争形式和另一种战争形式之间——要不就得以德军盟友之姿进攻苏联，要不就得防御德军的追击。波兰外长贝克认为，一旦波兰选择了屈尊于同盟关系之下，而不是负隅顽抗，「我们就能击败俄罗斯，然后，我们会把希特勒的牛群带到乌拉山脉的草原。」52贝克在担任外长的这一大段时间里在欧洲树敌甚多，但此刻却藉着公开与希特勒对抗将自己塑造成了一号英雄人物。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他对波兰国会发表谈话以作为对希特勒演说的回应。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其他的政治人物（包括那些地位相对安稳的政治人物）曾经用过贝克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来针对希特勒。在很多议题上都可以妥协，但是在主权方面不能妥协。「在人民、民族、国家的生活里，只有一样东西无价，」贝克说，「那就是荣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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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无论是德波关系的崩解，还是对德作战的威胁，对于波兰对自己内部的犹太人政策都没有任何影响。波兰的对犹政策总是主权的政策，系因民众的反犹太主义与大规模失业而起，是关于波兰的利益精密计算的结果。从波兰的观点来看，德国在犹太问题上只是一个尚处于混乱且令人困惑而又无济于事的伙伴，因为德国的对犹政策关闭了巴勒斯坦的大门，并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驱赶到波兰。当英国对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所做出的回应是保证波兰的安全时，在华沙方面看来，这打开了对犹政策的新局，出现了一个新的可能的伙伴。毕竟大不列颠掌握了巴勒斯坦的托管权，并决定有多少欧洲的犹太人可以移往该处。54

　　波兰与英国在一九三○年代关系冷淡，且及至一九三九年春季为止，外交官员都没有适切的场合可以提起巴勒斯坦议题。在日内瓦的国家联盟会议上，波兰外交人员拦下英国的外交人员，试图向他们解释将波兰的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必要，但这很容易被置之不理。55波兰人所能提出的唯一论述是全世界都只把焦点放在非常少数的德籍犹太人口，但都忽略了更大的波籍犹太人口。波兰外交人员警告，如果巴勒斯坦只对德籍犹太人开放（这其实在任何情况下都并未发生），那么波兰境内会认为这非常地不公平。一九三九年春季，波兰外交人员则可以将移居犹太人与更重要的事挂勾——那就是即将发生的战争。

　　贝克于一九三九年四月飞往伦敦时，讨论的内容本来应该是关于德国对于欧洲的威胁，但他却把犹太问题说得彷彿犹太问题才是首要任务。由于贝克和英国的外交联邦事务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Lord Halifax）几乎不认识对方，将犹太问题列为优先考量导致了近乎超现实的交流。哈利法克斯知道贝克的来意，因而试图让驻华沙大使向波兰人解释两国之间并没有「殖民地问题」好讨论。56当贝克提及巴勒斯坦问题时，哈利法克斯则充耳不闻。同时，英国政策正往与波兰偏好的方案背道而驰的方向走去。该月，张伯伦首相说道，如果英国非要激怒巴勒斯坦哪一方的话，那应该激怒的是犹太人，而非阿拉伯人。在大英帝国的内部，阿拉伯人与穆斯林整体的忠诚太重要了，不能轻易挑战，尤其是在此一冲突节节近逼的时刻。一九三九年五月分的英国国防白皮书建议道，未来将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事务须交由阿拉伯人批准。伦敦方面决议保护波兰不受德国人威胁，在此意义上间接地意指保护波兰不受波籍犹太人的威胁。但是，对于波兰方面认为巴勒斯坦应当立即开放大规模的犹太人移住的想法，英国人却相应不理。

　　尽管华沙与伦敦之间建立了新关系，但波兰的巴勒斯坦政策密谋在一九三九年仍维持运作。波兰当局仍与修正主义复国主义领袖雅博廷斯基保持友好关系。在水晶之夜后，雅博廷斯基希望能在一九三九年将百万犹太人疏散出去。57他知道他在波兰的后台会将他的意愿上报给英国知悉。58同一年头几个月，如同他的波兰籍伙伴一样，雅博廷斯基相信战争在即，这可能会让伦敦方面打开一道缝隙。他希望组成犹太人军团为英国对德作战，并冀望从中取得政治资本，以便在战后能取得英国支持建立以色列国。然而，他的追随者当中愈来愈多人心里想的不是军团作战，而是恐怖策略，希望藉由恐怖行动，把被战火削弱的帝国赶出民族家园。波兰的政策因此与英国人最害怕的犹太叛军连成一气。

　　一九三九年二月到五月之间，就在英、波联手对抗德国之际，波兰的军方情治单位正在安德里赫夫（Andrychów）左近一处隐蔽的地方秘密训练一批伊尔贡小组成员。波兰军官特别强调使用诸如破坏、爆破、对占领军採取不正规作战等在一战期间与战后成功的那些手段。接受训练的廿五名犹太人来自巴勒斯坦，但是训练的语言是波兰语（搭配希伯来文翻译）。59在训练告终时，亚伯拉罕．斯特恩抵达现场并发表了一场振奋人心的演说。他以波兰语感谢波兰军官的支持，并强调犹太与波兰解放斗争的雷同之处，又以希伯来文描绘未来犹太人将如何入侵巴勒斯坦。如同后来一位参与者低调地指出，「波兰曾希望与英国签署条约，而波兰政府对伊尔贡的支持可以看成是对英国不友善的举措。」60

　　斯特恩演说的对象成为了伊尔贡的官员，他们日后将领导对抗英国的叛乱。当他们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回到巴勒斯坦时，时值英国发表国防白皮书，也正是在波兰接受英国安全保障之后不久，这些犹太激进分子开始运用他们从波兰接收的武器和训练来对付波兰的新盟友。英国人注意到了这个训练，没收了一些武器，但从来没有与华沙联系。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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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军事情治官员在训练伊尔贡的那些暴动中的表现如同他们在反情治工作当中的一些层面一样杰出。举例来说，军事情治的一个特别小组破解了机械化的德国密码系统「恩尼格玛」（Enigma），并复制出一台机器以破解讯息。一九三九年七月，波兰解码专家把这些知识和复制品传授给英、法盟军。这项工作在战争后期将对英国至关重要，为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的解码站打下了基础。然而在战事会如何开展的推断上，波兰情治单位人员却犯下了重大的错误。62

　　一九三三年以后，波兰的军事情治单位总参二部（Second Department of the General Staff）把苏联和纳粹德国两者都视为威胁，其中又以苏联更令人忧心。总参二部的高层论辩苏联和德国哪一个更可能入侵波兰。少有军官认知到波兰拒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决定将会导致德国迅速入侵波兰。一旦英、法保证了波兰的主权，德国就会面临来自东西两方的包夹。希特勒本来希望英国在德国对苏作战时保持中立或支持德国，但（至少就此刻而言）已对此不抱期望。本来不应该有任何影响力的波兰打乱了《我的奋斗》当中的算计。逻辑上来说，德国唯一避免被包夹的机会就在波兰的东边——苏联本身。而这的确也成了希特勒所遵循的逻辑。63

　　波兰人没有料到这一步是可以谅解的。他们强烈怀疑德国会进犯苏联。但在华沙或其他地方，很少人能料到希特勒的招式变换得如此迅速。希特勒眼里只有终极的目标，因此在过程中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即使截至目前为止都採反共立场，且持续招募波兰联袂对苏联作战达五年之后，此时他却决定询问苏联一同对波兰作战。一九三九年八月廿日，他要求召开一场会议，与会的有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及苏联的领导班子。64史达林一直希望能召开类似这样的会议。柏林方面可以给出伦敦、巴黎所给不了的东西——重组东欧。那年春天，德国政策公开转向与波兰为敌后，史达林也对希特勒示好：他知道希特勒永远不可能与犹太共产党人和平共处，因此在德、波公开决裂的数周之后就开除了他的犹太裔外交政委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希特勒告诉其陆军司令官说：「李维诺夫的解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65里宾特洛甫抵达莫斯科时，他与一名俄国人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iacheslav Molotov）谈话。

　　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三日签署的协议远远不仅是互不侵犯条约。当中包括一项秘密协定为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划定苏联和德国的影响范围。波兰被一分为二，显见意图是苏联将会与德国联袂入侵，一同摧毁波兰的国家与政治社会。敏于形势的观察家不消知道这项秘密协定确切的内容，也可以清楚了解协定的意义。与苏联达成和平至少意味着希特勒的行动可以不受拘束。

　　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的协议经由世界媒体报导时，世界复国主义大会碰巧正在日内瓦召开。来自欧洲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闻讯震惊不已。「朋友们，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我们都能继续活下去。」犹太复国主义党领袖哈伊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以这句话为大会作结。这句话当中没有芭乐剧的情节。苏联和德国的秘密协定中所覆盖的范围乃是全球犹太人的核心地带；五百年以来，犹太人世居此地。这块核心地带行将成为犹太人整个歷史上最为危险的地方。二十个月后，大屠杀将在那里发生。三年之内，数以百万计在那里生活的犹太人将死于非命。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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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对史达林来说如释重负。他与许多党内同志都读过希特勒的作品，并严肃以待。史达林了解希特勒的目标直指乌克兰肥沃的农地，并在许多场合中都曾言及此事。在同意与希特勒瓜分东欧的同时，他希望将武装冲突导向西欧。在西欧，英、法才必须要对付德军。以苏联的意识型态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冲突在苏联外交的点拨之下正在战场上自我解决。从史达林的战略角度而言，作战的最佳方法就是让其他人自行失血过多，然后再前往收割战果。

　　史达林关于未来冲突的算计就如同他当下与希特勒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一样。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得出了一个史达林一九三四年就已经下的结论：由于波兰已经不再是欧战当中可以指认出的盟友，因此波兰也不再有存在的理由。莫洛托夫将波兰说成是凡尔赛条约的「丑陋的后裔」（ugly offspring），而希特勒则说是凡尔赛的「不真实的创造」（unreal creation）。67史达林宣称双方都有着「共同的欲望，要除去老旧的平衡状态」。他知道把旧的平衡打破对犹太人就意味着无政府状态和磨难。他知道把波兰一分为二意味着把两百万名犹太人拱手交给希特勒处置。一九三九年九月廿八日签订的《德苏边境友好条约》中将是日在德国围攻下投降的华沙从苏联转交到了德国辖下，也就是说，史达林将欧洲最重要的犹太城市交给了希特勒。史达林说，联手入侵波兰意味着苏联与德国以「血」封印的友谊。战时在波兰所飞溅的血则来自犹太公民，包括在华沙的三十万犹太人。68

　　除了苏、德两方携手合作的政治宣传家以外，少有人能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中看见任何好处。千哩之外的美国传福音者——又称时代论者（dispensationalists）——则是一个例外。他们相信在即将来临的末日里，他们会被带往天国。他们将纳粹党人和史达林派之间不太可能达成的协定读作圣经预言（《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的实现。在圣经的预言里，歌革（Gog）和歌篾（Gomer）联袂进击以色列家园（Land of Israel），从而完成了弥赛亚回来的前提条件之一。69

　　其时正在巴勒斯坦的亚伯拉罕．斯特恩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中总结道：希特勒比他看起来的还要更为务实。如果元首连他总是谴责为犹太势力前沿的苏联都可以磋商了，那直接与犹太人打交道又有何不可？或许，即将到来的冲突无论如何也能提供犹太人某种救赎的机会。70浸淫在世俗弥赛亚主义的斯特恩与那些想像耶稣佩剑（而非带着橄榄枝）归来、屠杀敌人（而非神爱世人）的美国人也相去不远。斯特恩的诗学灵感来源尤里．茨维．格林堡曾写过弥赛亚乘着坦克车降临。71斯特恩自己也预言犹太人所流的血将是弥赛亚来临的红毯，以从他们的头颅中飞溅出来的脑浆的白色百合花加以雕饰。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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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恩行将在一次与最黑暗的诗学幻想无异的血腥悲剧中失去靠山。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二日，希特勒周知他的将军们，「波兰的毁灭」已经「近在眼前。我们的目标不仅只是要推进到特定的边界，而是要摧毁活着的势力。」在此有一个机会（尽管是始料未及的机会）可以展开一场种族战争。他继续说道：「不要悲天悯人。只要残酷的行动。八千万人必须得到回馈，他们的存续必须受到保障。强者才有权利。」73德国当然强上许多，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希特勒于一九三八年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不战而获的战果。

　　对波兰的入侵来自四面八方：九月一日，德军从北边和西边入侵，德军与支援德军的斯洛伐克军队从原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南面入侵。九月十七日，红军从东边进入。德军与苏军在布列斯特（Brest）会师，并组织一次联合胜利游行，槌子和镰刀旗尾随着犹太的卐字符号，国际歌紧接着「德国高于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的歌声。苏联指挥官邀请德国记者在共同「对资本主义阿尔比恩（Albion，译按：大不列颠岛的古称）取得胜利」后造访莫斯科。74一些在布列斯特大街上供人欣赏的坦克车可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产品；有些入侵波兰的德军士兵与党卫队员其实是奥地利人。德国在科技方面的优势（希特勒视之为种族优势）乃是事实。当德军的空军飞过布列斯特的游行队伍时，其机长是暂时从对波兰的城市进行恐怖轰炸的任务中稍歇。75在当时，只要是用在殖民地上的话，轰炸平民在欧洲人的眼中是合法的战略；如今这被沿用到了欧洲本土。于德国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华沙进行的恐怖轰炸中丧生的犹太人数远比希特勒掌权后的六年内德国所有的政策加总起来所杀死的人数还多。同样地，七千名犹太士兵于抵抗德国入侵的行动中丧生，这个数量也远比此前在德国被杀死的犹太人数还多。76

　　德国对波兰的入侵乃是基于波兰未曾以主权国家之姿存在、也无法以主权国家之姿存在的逻辑。被俘的士兵可以枪杀，因为波兰军队本来就称不上军队。紧接着这次行动结束后所开始的并非占领，因为根据纳粹的逻辑，先前本来就没有政体可言，自然也没有所谓领土可以占领。波兰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标志，意思是可以拿走的土地。德国的国际律师论证说波兰并非国家，只不过是个没有合法主权的地方，因此德国人在此称王，宣告波兰法律无效——当然，根本不曾存在过。这些都是单纯基于元首的意志；一旦战争开始，元首的意志便可以适用于战前德国的国境之外。真正的纳粹革命，业已开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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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地位和法律的废除不只是技术上的事情，而是攸关生死的事。传统上，欧洲国家视承认彼此的政体合法，即便是彼此交战的时候也承认对方的存在以及对方宪政传统的特殊性。公民身分唯有在彼此相互承认的时候才有意义；希特勒在摧毁邻邦的同时则也摧毁了公民身分的原则，将德国和整个欧洲都带往一个无法律状态的境地。德国对待波兰的方式犹如欧洲国家在最最毁灭性的时刻对待移居殖民地的方式：视之为一片由无人治理的不明生物所栖居的土地。党卫军出版物上将人口三千万的波兰称为「处女地」。78义大利人很快地就领会到了箇中意涵，将波兰比拟作他们在非洲唯一的征服地衣索比亚。79

　　要将这种乌托邦式的殖民地形象与二十世纪欧洲的政治现实调和起来，除了得要威压人民之外，同时也需要摧毁实际上存在着的体制。德国在波兰的大部分帝国工作无关于创造出新的东西，而更关乎清除实际上存在于那里的东西。在森林于千年以前已被清理的地方重新树立丛林法得要大费周章。

　　波兰国家的摧毁是在笔墨与血迹当中达成的。律师敲打他们的打字机，刽子手则扣他们的板机。希特勒下令「大规模灭绝波兰的知识阶层」。要是当真有所谓波兰文化存在，希特勒心想，那也会随着其相对少数的「乘载者」（bearers）的铲除而消失。希特勒眼见一个「波兰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杀戮那些可以被视为完整的人类的人。入侵波兰予以党卫队的国家毁灭者蒙上一层战争的面纱，让他们得以执行无法律状态的任务。海德里希组织了特别行动队，系由员警和党卫队员组成的行动小组，通常是由党和长期党卫队员所领导。他指挥下属杀害波兰的领导阶级，以让波兰的抵抗势力群龙无首。举例来说，所有波兰军团与波兰军事组织的老鸟都要被揪出来处死。特别行动队的主要行动称为坦能堡（Tannenberg），其计划是要杀死约六万一千名波兰市民。80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特别行动队在波兰杀了和预期差不多多的人，尽管起初他们无法追踪特定的个人。然而，在军事行动于十月分结束后，他们持续杀害被划定的群体，并且在波兰诸城镇设立德国驻警。海德里希预计在十一月之前完成「清理波兰的领导头子」。当一九三九年数以万计的波兰人遭到射杀却似乎仍嫌不足时，更多的「领导分子」被甄别出来，以便于一九四○年主要城市外丛林里的大规模射杀行动中「清理」掉。81在海德里希的设想中，杀害波兰菁英可以让波兰人成为一群劳动者。希姆莱预测波兰国家的概念本身将会消弭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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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德国在军事、政治、种族各方面进击的核心是针对作为政治实体的波兰，而非针对波兰的犹太公民。但波兰亡国对于波兰的犹太人后果最为严重。少数族群最仰赖国家的保护和法治，在无政府状态和战争下受到最大磨难的也往往是他们。当然，波兰的犹太人在一九三○年代末也得要害怕官方和民间的反犹主义。但一旦波兰覆灭，他们所失去的远比其他的波兰公民要多得多。波兰被纳粹势力给歼灭不只是简单的消失而已，而是既存体制的破碎，破碎的结果会产生锋利伤人的碎片。

　　第一层的破碎是民族权威（national authority）的破碎。一九三九年九月分的《德苏边境友好条约》提到了「波兰的覆灭」；一夕之间，犹太人就不再是任何国家的公民了。此外，持波兰身分证明文件的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也是一样（除了突然变成既得利益者的德国少数民族）。大部分人马上就适应了德国人对不同人种不同的预设标准。德国人进入波兰市镇分配食物时，有些波兰人指出队伍当中的犹太人，以便让波兰人能拿到更多的食物，犹太人则拿到更少（甚至完全拿不到）食物。82种族主义和物质主义打从一开始便交缠在一起。随着公民原则的撤废、种族原则的确立，没有人会想要受到比犹太人更差的待遇。

　　波兰西部大部分的地方被德意志帝国所兼併——或者以官方的说法来说，是脱离了併吞状态（de-annexed）回到德意志帝国辖下。德国从波兰领土所夺得的新区域（Gaue）是由希特勒的亲信纳粹老同志所治理。这些领导人在行动上享有的自由程度比起在战前德国还要更高。83在战前，这些人总必须处理法律和官僚体系上的负担。新斩获的区域中最大且最重要的是瓦尔特高（Warthegau）。瓦尔特高是四百二十万波兰人和四十三万五千名犹太人的家乡，那里只有三十二万五千名德国人。这是一种新的德国区域。战前的德国大多数人口为德国人；在此，德国人是殖民地菁英，而大多数人口是「受到保护的臣民」。举例来说，波兰的孩童在学校里所学的是洋泾浜的德语（pidgin German），藉以将他们划分成劣等的种族，但又有能力可以接收命令。84波兰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被转变为名为「总督府」（General Government）的殖民地。总督府起初称为「被占领波兰地总督府」（General Government of the Occupied Polish Lands），但是后来将这个修饰语弃而不用，因为这个名号暗示了波兰曾经存在过。根据纳粹的逻辑，占领不曾发生，有的只是殖民一个在法律上「无人」的领域。在这里，德国人享有的自由程度甚至比其他新的区域还更高，因为在这里甚至不用佯称有德国法律。

　　在兼併区与总督府中，波兰的民法被反犹太镇压活动所取代。反犹镇压活动以不可能在战前德国见到的步伐加速进行。一九三九年十月，德国人夺取了「前波兰国的财产」及所有犹太人的财产。犹太人被禁止从业，且犹太男性须登记从事劳动。犹太人失去了留居他们所在的地方的权利。85海德里希与新总督汉斯．法朗克（Hans Frank）两者皆下令将波兰籍犹太人集中在犹太区（ghettoization）。这在不同区域里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及至一九四一年，多数波兰籍犹太人都生活在犹太区的墙里。四处都简单地假定可以把犹太人区隔在法律的保护之外：他们无权决定自己身在何处，也无法持有财产。从波兰的先例开始，德国人将在所有他们试图摧毁的国家中都打造犹太区，但在行传统的占领统治的地方则不会设犹太区。犹太区就是摧毁国家的城市版本表述。

　　在城市建造犹太区从根本上改变了波兰的地景。战前在波兰几乎随处可见的犹太人如今被集中在一小撮都市地带。86这使得德国人得以窃取所有他们想拿走的犹太财产（以及强暴犹太妇女）。87对于周遭的人口来说，这个信号丝毫不含煳。在战间期的波兰，犹太人往往身处在任何道德考量之外；现在他们更是被排除在法律与日常生活的范围之外。当犹太人被关进甫建造好的犹太区时，他们的波兰籍邻居早已被一年以来的德国人统治给洗劫得一贫如洗，这让波兰人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更有可能把犹太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如同在世上所有的地方一样，在波兰，人们往往憎恨那些他们行窃的对象，而正是因为他们从对方的身上夺走了东西。88

　　一九四○、四一年的犹太区化（ghettoizations）对多数波兰人而言，是犹太人从他们的生命中消逝的时刻。数百年以来混居的生活忽然一夕之间于焉告终。以往每天在各式各样场合随处可见的犹太人，现在唯有在工地或透过围墙才能得见——或者在极少的情况下，犹太人躲了起来。他们在村里的房子、在城里的公寓如今就在那儿任人鸠占鹊巢。传统上属于犹太人的职业（如商业与其他专业）现在则由他人来操持。德国的占领对于波兰人来说显然并不代表社会地位的晋升，因为受过教育的波兰人已经被杀，其他人则被当作无声的无产阶级。总督府里的波兰人在大街上被抓住，然后送到集中营内充当劳力。凡此种种，都创造出一种相对剥夺感，在这当中，波兰人觉得在犹太人消失之际，从犹太人身上拿走可以拿走的东西是可以接受的。波兰人窃取犹太人的财产并不意味着波兰是德国的盟友，但却也确实让他们试图合理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且支持任何防止犹太人重新拿回属于他们的东西的政策。无论如何，在总督府内，帮助犹太人离开犹太人区最重可以处以死刑。89

　　德国摧毁波兰所造成的第二层破碎是地方权威（local authority）的破碎，无论是战前村、县级行政机关的地方权威，还是战前犹太人作为一个自治的群体的权威。波兰的中央政府遭到摧毁，波兰的法律遭到撤废，波兰的国家被宣称从来不曾存在过。波兰的地方权威实际上确实仍然在位，但此际已与先前的法律与传统切断了联系。这些机关被德国的政策移出此前的体制阶序，其功能也从根本上被纳粹的优先考量顺序所改变了。他们不再执行中央部会下达的命令，也不再代表在地公民的利益。部会与公民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地方权威现在被要求以个人的身分对德国种族政策的施行负责。他们监督波兰的犹太人被遣送入犹太区的过程，以及未被德国人拿走的财产的分配过程。

　　迎接着被送到犹太区的犹太人的是犹太委员会（Judenrat）——这是在战间期的犹太高层的机构，于一九三九年由法朗克总督所设置。毕苏斯基的统治准予波兰的犹太人选择地方自治当局，称作——个息落（kehillot）或者基础自治体（gminy）。这些单位负责婚丧喜庆等事宜，某种程度上也负责社会福利和教育。犹太共同体当局被授权准予接受国外赞助这些活动的款项。在德国人的治下，这些地方当局（通常是同一批人）成了犹太委员会，负责执行德国人的命令。他们与（已不复存在的）波兰的关系并不是彼此互惠的关系，于是自此与全球其他犹太人的社群切断了脐带。对于德国人来说，最简单的就是让个息落（kehillot）继续存在，同样地，让波兰地方首长续任也是最简单的方式。能起到决定性影响的通常是波兰的亡国以及德国政策的特色，而非这些个人的特色。要是真的有人离职也能轻易取代之。90

　　新的配有警棍的犹太警力在技术上隶属犹太委员会，但在关键的案例中却会接受德国人的命令。在华沙的犹太区两千多名犹太员警的指挥官是约瑟夫．瑟林斯基（Józef Szeryński）。91出身贝塔组织、曾接受波兰武器训练的犹太年轻男性也倾向于加入犹太警队。犹太员警常常试图解决犹太人之间的争端，以避免诉诸德国当局。一九四○年起，犹太员警负责监督所有犹太人都被要求从事的强制劳动。一九四一年起，他们围捕犹太同胞，将他们从犹太区遣送至集中营；一九四二年则将他们送至死亡设施。为德国人提供服务的犹太线民通常在战前的波兰警队中就留下过充当线民的纪录。当然，他们现在所提供的是截然不同的情报。92

　　波兰的第三层破碎是将一个曾经中央集权的体制——波兰警队——从打碎了的阶序中区分出去。波兰正规警队在此之前是阶序上组织化的体制，从属于内政部辖下。一九三○年代，波兰警队被用来保卫犹太人的生活、商业、政治。犹太商人与负责保护城镇市场的员警（通常透过贿赂）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尽管波兰民族主义者抱怨波兰员警支持贝塔组织，但在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发生龃龉时，波兰员警有时也会站在波兰人那边。波兰法官往往会判决犹太人在引发暴力行为上有罪，尽管犹太人往往是这些暴力行径所针对的对象。不过整体而言仍希望透过波兰警队来避免反犹暴力，并且他们一般来说的确会这么做。在一九三○年代的波兰，反犹暴力行为乃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并且会将国家的弱点给暴露出来。无论他们对犹太人的观点为何，多数员警都能理解他们对布尔乔亚秩序的责任。93

　　然后命令改变了。传统上寻求垄断暴力的国家遭到一个试图导入无政府状态的种族化的政治体制所摧毁。94当波兰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亡国时，其员警不再有上司来指导他们。波兰的国家高层已经从华沙疏散，大权旁落，员警得自己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做。但也不能因此就说波兰员警站到了德国人那边去。波兰全境许多员警都选择在华沙被包围之际聚集在首都迎战德军。95投降以后，他们面对到典型的维持秩序的困境。擅离岗位会引发混乱与犯罪；留下则意味着效力于外来入侵势力。多数波兰员警选择了后者。于是德国治警（German Order Police）将整个单位给种族化，整编为从属的波兰治警（Polish Order Police，又称蓝警［Blue Police］）：犹太人不能再执勤，波兰人不能逮捕德国人。德国人若是拒绝遵守射杀平民的命令通常不会受到处分，但是波兰的警察却有可能因此被杀。96波兰员警从属于一个他们不可能理解的德式结构：他们从属于德国治警，终究来说这代表他们从属于希姆莱。在往后数年间，约三万名德国治警将参与杀害波兰犹太人的行动当中。97随着时间的递嬗，波兰警察成了从属于德国种族战争机器的一部分。98

＊　＊　＊

　　波兰必须得被摧毁，因为在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已经怒不可遏，失去耐心，除了铲除横陈在德苏之间的国家以外，找不到接近苏联边境更好的方法。希特勒的意识型态武装是藉自然之名摧毁国家，并且握有一支秋风扫落叶的军队和特别行动队，其核心任务是摧毁政治体制以便为种族战争打开坦途。党卫军与特别行动队首先在波兰进行大规模的杀戮行动——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波兰的菁英而非犹太人。

　　犹太人不被看作是一个人种，必须要从居地彻底清除出去。在将犹太人从家园赶到城里的犹太区这方面，新的德国无法治状态採取了令人诧异的作法。在德国人眼里，犹太区藏污纳垢；犹太人先在这里集中在一起，然后才被遣送到某个异地去让大自然接管。在人口过剩的犹太区里，死亡人数是出生人数的十倍。在头几个月内死亡的人多是从乡村或者其他市镇遣送而来的犹太人，他们在此没有财产也没有人脉。像华沙这样偌大的犹太区彷彿披上了一层殖民地的面纱，拉车伕取代了汽车（因为汽车被德国人据为己有）和街车（街车的使用遭到德国人的限制）。99威压他人的光环吸引了德国游客纷至沓来，他们到访后往往带着帝国征服的成就感返家，踌躇满志。100但对于那些身在柏林的负责人而言，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实际上的境外殖民地可以遣送犹太人口。

　　一九三九、四○年的纳粹种族政策——即净化被征服的波兰领地——宛如一座残酷的屠宰场。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希姆莱获得更大的权力，像是某种种族的政委一般。他所设想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将犹太人和波兰人从被德国所兼併的波兰领土遣送到总督府。即便这项政策成功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也不过将种族仇敌稍微往东移了一些而已。在兼併区内波兰人的数量让这项计划显得不切实际。在被帝国所兼併的领地中，波兰人比德国人的比例约是二十比一，甚至连犹太人口都比德国人口略多。以人口来说，纳入纳粹德国领土的罗兹（Łódź）成了纳粹德国最大的犹太城市和波兰城市。

　　在实际的运作上，希姆莱先遣送波兰人。他们被视为政敌，他们的农地则拱手交给从之前遭到苏联入侵过的领地来的德国人手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约八万七千八百八十三人被从兼併地遣送，翌年初再遣送了四万一百二十八人，其中大部分是波兰人。101这些数字反映出大规模的人正在受到磨难，但几乎并没有改变人口统计学上的均衡。把犹太人从帝国输送到波兰总督府在概念上毫无意义，在实际上也并未成行。然而，对于身在战前帝国领地上的一些德国人来说，这却非常振奋人心。他们开始发起游说，要把犹太人从他们所在之处遣送出境。海德里希只得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停止了这项地方性的措施。102就在一九四○年一月，海德里希的下属艾希曼向史达林联系：也许苏联愿意从德国占领的波兰带走两百万名犹太人？103史达林对于放大批未经检查筛选的人进入苏联似乎兴趣缺缺；接收犹太人似乎是他与希特勒结盟的这段时间内纳粹方面少数遭拒的请求。

　　犹太区成了更宏大的遣送计划——把犹太人疏散到马达加斯加——的临时收容所。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个黑洞，战前在德国和整个欧洲最为受到瞩目。这是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向波兰领导人提出的建议，但波兰领导人无法理解他要怎么把这个遣送计划和战争结合起来。德国的领导人希望如果战胜法国，就可以大开时为法属殖民地的马达加斯加的门户。击败波兰后，希特勒回到他对于战争的基本设想：将法国的威胁从西线清除，以避免围攻的战略问题，然后再攻击苏联以达成战事的终极目标：生存空间。一九四○年六月十四日德军进入巴黎后，艾希曼派遣一名使节去找寻一九三六年波兰和法国讨论马达加斯加的相关纪录。在维琪（Vichy）新成立的法国政府支持马达加斯加遣送计划。但是要将百万人口从欧洲运送到印度洋的计划，得先取得大英帝国的准许和支持。法国沦陷的时候，英国还留在战争当中。104

　　希特勒对此大吃一惊。他在一些战略上的预测连连失准。西边的盟友理应保卫捷克斯洛伐克，但却没有出手；波兰不应该起而反抗，但却起而反抗了；法国理应要支撑更久；而一旦法国沦陷，英国理应要求和，但却没有。继任张伯伦担任首相的邱吉尔仍持续反抗。一九四○年七月十日，希特勒对英国採取空战，并相信只要英国败北就可以清除马达加斯加计划的最后一道障碍。但他对英国却毫无胜算。英国的空军军力有优异的波兰、捷克机长坐镇，较德国的空军军力为优。德国的海军规模太小，无法对英国的海岸採取海空联合作战。就像其他许多计划一样，入侵英国并没有经过全盘考量。马达加斯加遣送计划的纲领于一九四○年完成之际就已经显得过时了，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已经放弃了占领大不列颠的意图。105

　　当希特勒明白马达加斯加计划不可行时，他的念头转回到了苏联。一九四○年七月卅一日106，也就是他并不怎么认真考虑过的英国计划开始的仅仅三周后，他要求将领重新检视侵略苏联的计划。他提醒这些将领：对苏联作战只有在德国可以在「一击之间」就「击溃该国」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十二月，他发出正式指令要求提出「在迅速的行动中击溃苏联」的作战计划。107

　　因此，犹太人的「黑洞」从某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帝国殖民地移到了另一个地点，从热带的南方海洋移到了酷寒的北方冻土。希特勒设想在几周之内就能击溃苏联，然后其境内的犹太人以及也许其他的犹太人就可以被遣送至西伯利亚。关于这个，他仍然错了。但是犯错本来就是纳粹逻辑中根本的一部分。元首永远不会错，出错的是这个世界；而当这个世界出错的时候，永远都是犹太人要来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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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关于特定国家行为的战略预测通常有失精准，但普遍来说，纳粹党人却能在其他国家沦陷之际习得教训。诚然，对邻邦人民的理解不足迫使他们採取前所未预期的摧毁他国的行动，这于是又开启了另一个实验的领域。对奥地利的兼併加速了对犹太人的遣送，入侵波兰创造出把他们关进犹太区的机会，然后对苏联的毁灭战争（war of annihilation）则让「最终解决方案」得以付诸实现。这不是此前所考量过的那种最终解决方案——即将他们遣送至某个从其他帝国斩获的不知所终的远方——而是大规模杀戮的最终解决方案，就发生在东欧，发生在犹太人的家园内。

　　于一九四一年六月集结入侵苏联的那三百万名德国人此时身在已被殖民、行恐怖统治的波兰领土上。这三百万德军所看到的波兰已经今非昔比。其犹太人口遭受羞辱，被关进犹太区，其他人口则屈从于某种即兴演出式的剥削性的无政府状态下。同月廿一日这三百万人跨越德苏边境时，他们首先踏上的是一块非常特殊的区域：德国于一九三九年九月让予苏联的领地。因此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其实是对一个甫遭到入侵的领域的再入侵（reinvasion）。德国对苏联的攻击意味着紧接在苏联摧毁一九二○、三○年代独立国家的国家机器后，德国又要摧毁新的苏联国家机器。双重的强权入侵虽然够戏剧性，但还称不上前所未见。

　　但像这样的双重国家毁灭，却是前所未见。

注释

01　FVA, 2617.

02　Paule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03　Heim, “Einleitung,” 27, 31.

04　这些主题在《我的奋斗》第二章中有长篇大论的着墨。

05　有关战间期奥地利的国家社会主义见Pollack, Der Tote im Bunker.

06　读者若想参考更深入的讨论，可对Steininger, “Road to the Anschluss”与Gehl, Austria, Germany, and the Anschluss加以比较。亦见Stourzh, Vom Reich zur Republik.

07　见Rabinbach, Crisis.

08　有关Friedrich von Wiesner、犹太人与君主制，见Vasari, Leidenschaft, 114；Snyder, Red Prince, chap. 7.

09　战间期的奥地利政治见Goldinger and Binder, Geschichte der Republik Österreich；Steininger, Der Staatsvertrag.

10　Heim, “Einleiting,” 31–32.

11　Ibid., 17.

12　Klamper, “‘Anschlusspogrom,’” 25; Botz, Nationalsozialismus in Wien, 136. Stefan Zweig, Schachnovelle对从奥国毁灭到捷克斯洛伐克亡国之间时人的精神样貌有所刻划。

13　FVA, 1224, Ernest Pollack.

14　Gedye, Betrayal, 9–10.

15　Hecht, “Demütigungsrituale,” 41, 43；Raggam-Blesch, “Anschluss-Pogrom,” 112, 119；Botz, Nationalsozialismus in Wien, 127.

16　Hecht, “Demütigungsrituale,” 53, 67；Heim, “Einleitung,” 35.

17　FVA, 1371, Herman R.；Gedye, Betrayal, 297. 亦见Petscher, Anschluss, 43–47；Der Standard, 2 March 2013；Botz, “‘Judenhatz,’” 19.

18　FVA, 3970, Charles H.

19　Aly and Heim, Vordenker, 33.

20　见Dean, Robbing the Jews, 86, 94, 105, 109.

21　FVA, 226, William N.

22　见Wasserstein, On the Eve, 371.

23　波兰对美国提案见HI, Polish Embassy Washington, Jewish alphabetical files, Warsaw to Washington, “Notatka do rozmowy z sekretarzem stanu,” 15 March 1938；HI, Polish Embassy London, Jewish Emigration 1938, Warsaw to Washington, 20 May 1938.

24　转引自Skóra, Słuniba konsularna, 582.

25　Drymmer, W słuzbie, 151；Tomaszewski, Preludium, 70；Weiss, Deutsche und polnische Juden, 195. Mechanism: JPI, 67/76, Lipski to Beck, 12 November 1938.

26　Tomaszewski, Preludium, 114；Weiss, Deutsche und polnische Juden, 200. 亦见本书第三章。党卫队已曾于一九三八年两次规模较小的驱逐行动（从苏联及奥地利布根兰邦［Burgenland〕驱逐犹太人）的行动中习得一些经验。

27　这些行动彼此相互增强是Wasserstein, On the Eve一书的主题。

28　Kirsch, Short Strange Life，引言见页82–83.

29　见Hilberg, Destruction, 1:94–95.

30　Benz, “Pogrom und Volksgemeinschaft,” 13；Jäckel, “Der November pogrom,” 67–71；Engel, Holocaust, 21；Husson, Heydrich, 100；Kershaw, Hitler Myth, 238；Bajohr and Pohl, Der Holocaust, 43.

31　见Polian, “Hätte der Holocaust,” 4；Steinweis, Kristallnacht, 45. 亦见Hilberg, Destruction, 1:46.

32　Friedman, Roads, 45；这一系列事件的连锁效应可见Henryk Grynberg, Monolog, 10.

33　Ragsdale, Munich Crisis, 167.

34　见Khlevniuk, Stalin, 162–63.

35　有百分之五十的官员遭到杀害。见Wieczorkiewicz, Łańcuch, 296. 另见Ragsdale, Munich Crisis, 36.

36　Petrov and Roginskii, “Pol’skaia operatsiia,” 30–31.

37　Jansen and Petrov, Loyal Executioner, 96.

38　Nikol’skij, “Die Kulakenoperation,” 635.

39　Stroński, Represje, 235；Iwanow, Pierwszy naród, 153；Kupczak, Polacy na Ukrainie, 327.

40　Ragsdale, Munich Crisis, 167.

41　Osterloh, Reischsgau Sudetenland, 186–98；Husson, Heydrich, 84. 数据出自Rothkirchen, Jews of Bohemia, 78–79 and 105–6.

42　JPI, 67/3/11, Beck to Lipski, 19 September 1938. Zarański, Diariusz, 225.

43　JPI, 67/76, Lipski to Beck, 12 November 1938；Moltke to Berlin,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D, 5:87.

44　Segal, “Imported Violence,” 315–17；Jelinek, Carpathian Diaspora, 227；Roos, Polen, 375. 在英文研究中，Lukacs, Last European War, 34 and passim对这个复杂议题的注意并不常见。

45　Hitler and Beck,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5 January 1939； Ribbentrop and Beck,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9 January 1939；[conversation of 6 January],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D, 5:153, 160. 亦见Müller, Der Feind, 110.

46　Roos, Polen, 395–96；Kershaw, Hitler, 475.

47　Ribbentrop and Beck,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 February 1939 [conversation of 26 January],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D, 5:168；Zarański, Diariusz, 484；New York Times, 25 January 1939.

48　这种诠释或多或少是Roos、Cienciała、Kornat、Karski等使用波兰语和德语资料来源的外交史专家的标准解读。波兰外交人员无疑很努力要保持与德国求和的样子，但同时又从未考虑要加入德军一同作战。德方一相情愿的「幻想」这点也可见于Korzec, Juifs en Pologne, 255.

49　Kornat （原文p364）Polen, 158, 169, 174.

50　Roos, Polen, 135.

51　JPI, 67/3/11, “Sprawozdanie P. Ministra Spraw Zagranicznych z Ministrem Propagandy Rzeszy Dr. Goebellsem w obecności Amb. R. P. w Berlinie Lipskiego,” 13 January 1938. 德国史学家通常认为一九三九年三月（而非一月）才是德国与波兰决裂的时刻。这是将群众政治与外交给混淆了。三月，希特勒发表一系列要求，因为他知道这在德国大众之间会备受欢迎，且他预期西方国家可能会觉得这些要求很合理。但其实这些要求已经和德波之间的讨论无关了。德波之间的讨论主轴原是苏联和犹太人。这在德波双方的外交书信往来都清楚可见，在波兰方面的回忆录材料中也无庸置疑。一九三九年九月的争端完全不是关于但泽市与波兰走廊——只有在少数的德国资料来源上大做文章才会得出这样的判断，并且这排除了两个重要的脉络：一、希特勒前此的信念；二、接下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52　Cienciala, Lebedeva, and Materski, Foreign Policy, 148. 关于沦为卫星国家地位见Roos, Polen, 380–81.

53　Wandycz, “Poland,” 203.

54　HI, Polish Embassy London, Jewish Emigration from Poland 1939, Consular Department Warsaw to Washington, 10 June 1939; HI, Polish Embassy London, Jewish Emigration 1938, Consular Department in Warsaw to Paris, 23 November 1938; HI, Polish Embassy London, Jewish Emigration 1938, “Problem emigracji żydowskiej,” official policy paper, 20 December 1938. 亦见JPI, 67/3/14, “Krótkie sprawozdanie z rozmowy Pana Ministra Spraw Zagranicznych z p. Himmlerem w Warszawie,” 18 February 1939.

55　NA, CO/733/368/5/29–31; NA, CO/733/368/5/37–39.

56　Kennard to Cadogan, 7 March 1939；Halifax to Kennard, 8 March 1939, in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Third Series, 3:203, 205. 关于更广的歷史背景见Pedersen, “Impact of League Oversight,” especially at 60. 亦见Mallmann and Cüppers, Halbmond und Hakenkreuz, 27；Wasserstein, On the Eve, 413.

57　Wasserstein, On the Eve, 412.

58　Shavit, Jabotinsky, 221.

59　训练细节可见于Lankin, To Win, 35–37; Shilon, Menachem Begin, 149. See also Yisraeli, “ha-Raikh,” 317; Drymmer, “Zagadnienie,” 71; Heller, Stern Gang, 46. 训练的重要性见Weinbaum,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146–49. 受训的伊尔贡成员名单可见Niv, M’arkhot ha-Irgun, 172.

60　Lankin, To Win, 32.

61　Bell, Terror, 48. 有关英国外交人员、情治官员对武器来源的了解，见NA, CO/733/375/5.

62　波兰与英语文献中对恩尼格玛的研究颇丰，例见Körner, Pleasures of Counting, chap. 13；Gondek, Wywiad polski, 262–63；Kozaczuk and Straszak, Enigma, and Pepłoński, Kontrwywiad.

63　Mein Kampf, 145.

64　Haslam, Soviet Union, 227.

65　Govrin, Jewish Factor, 33. Herf, Jewish Enemy, 104. 亦见Weissberg-Cybulski, Wielka Czystka, 520. 李维诺夫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被解职。

66　Wasserstein, On the Eve, 427当中对这一幕的回忆的引言与当时意第绪语报纸的报导略有不同。

67　Govrin, “Ilya Ehrenburg.”

68　Weinberg, World at Arms, 25, 57.

69　Weber, On the Road to Armageddon, 92.

70　斯特恩对协议的看法见Heller, “Zionist Right,” 101.

71　Shapira, Land and Power, 198.

72　见Hazani, “Red Carpet, White Lilies.”

73　Mallmann, Einsatzgruppen, 54. 亦见Böhler, Der Überfall, 15.

74　Moorhouse, Devils’ Alliance, 10–11.

75　Böhler, Der Überfall, 169–72.

76　Libionka, “ZWZ-AK,” 18.

77　Klafkowski, Okupacja niemiecka, 38, 41, 52, 55, 72, 73, 85, 95；Madajczyk, “Legal Conceptions,” 138, 143；Mazower, “International Civilization,” 556, 562. Mazower的论证是奠基在Madajczyk之上，而Madajczyk又是奠基在Klafkowski的开山之作。Klafkowski是一名国际律师，曾经亲歷卡尔．施米特的论点在实践上的意涵，这部作品是从此一观点出发在战后旋即写成的针对施米特的回应。

78　Chapoutot, “Le loi de sang,” 330.

79　Madajczyk, “Legal Conceptions,” 144.

80　Massive extermination: Mańkowski, “Ausserordentliche,” 7. See Weitbrecht, Der Executionsauftrag, 17. Heydrich’s instructions: Husson, Heydrich, 201, 207.

81　引言转引自Mazower, Hitler’s Empire, 69. 德军从奥地利出发、经过捷克斯洛伐克进发到波兰的过程中，有关德方的意图以及意外的发现，Mazower 的研究是开山之作，有说服力。有关驻警队的转变见Biskupska, “Extermination and the Elite.”

82　Sauerland, Polen, 90.

83　Mazower, Hitler’s Empire, 227.

84　有关洋泾浜德语及其他例子见Epstein, Model Nazi.

85　Salmonowicz, “Z problemów,” 49；Salmonowicz, “Tragic Night,” 13；Engelking and Grabowski, Przestępczość, 14.

86　有关犹太区请参阅Michman, Emergence, 95. 在这方面，汉娜．鄂兰对非洲殖民主义的讨论很值得参考，见Arendt, Origins, 206.

87　有关强占财产以及对犹太人的敌意，见Staub,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Hate,” 52. 强暴的案例见Böhler, Der Überfall, 19；Löw and Roth, Juden in Krakau, 27–30.

88　Urynowicz, “Stosunki,” 555；Klukowski, Zamojszczyzna, 135.

89　类似的论点见Löw and Roth, Juden in Krakau, 19, 27.

90　见Trunk, Judenrat；亦见Löw and Roth, Juden in Krakau, 16.

91　Friedländer, Extermination, 156. 关于修正主义者见Trunk, Judenrat, 490；根据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2:1056，在立陶宛的情况也相同。

92　Finkel, “Victim’s Politics,” 192.

93　Engelking and Leociak, Warsaw Ghetto, 204, 207.

94　Seidel,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184ff.

95　围攻华沙的部分参阅Biskupska, “Extermination and the Elite.”

96　Browning, Ordinary Men, 170.

97　Curilla, Judenmord, 837.

98　Hempel, Pogrobowcy, 24, 20, 38, 43, 85, 87, 168, 170, 183, 184, 435.

99　Engelking and Leociak, Warsaw Ghetto, 108.

100　有关观光业见Harvey, Women, 131. 还曾有波兰总督府的观光指南发行。

101　数据来自Rutherford, Prelude, 9.

102　Brandon, “Deportation,” 77–78, 86.

103　Polian, “Hätte der Holocaust,” 3, 4, 19.

104　Husson, Heydrich, 253. 亦参阅Müller, Der Feind, 107–10.

105　关于马达加斯加计划见Kershaw, Fateful Choices, 447.

106　一九四○年七月卅一日准备攻打苏联的计划见Müller, Der Feind, 216– 21；Megargee, War of Annihilation, 22.

107　引言见Lukacs, Last European War, 105；Mazower, Hitler’s Empire, 133.

第五章

双重占领

　　战争期间，才华洋溢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已经窥知正在发生的事。身为来自德国的犹太籍政治移民，她知道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型态可以如何实现。若要将犹太人斩草除根，首先要将他们从国家分离出去，如同她后来所写的：「唯有对那些无国家状态的人民可以为所欲为。」01

　　如同后来的大屠杀歷史学者一样，鄂兰根据她与一些德裔犹太史学家所共同遭遇过的经歷出发，将这种从国家分离出来的形式看作对权力渐进式的剥夺。如同她所观察到的：「the first essential step on the road to total domination is to kill the juridical person in man.」表示要剥夺犹太人所受的法律保障、并把无法治状态的观念灌输给非犹太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像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摧毁整套司法体系。鄂兰逐渐理解到，犹太人「were threatened more than any other by the sudden collapse of the system of nation states。」意即在国家瓦解的同时，身为该国公民的犹太人常首当其冲，身陷于危机。一九三九年德国入侵波兰；随着国家沿着新的殖民线分裂，新的剥夺形式也应运而生。但即使是把犹太人关进犹太区或殖民秩序的颁布都尚不足以导致大屠杀。大屠杀的发生还需要更多的条件予以配合：亦即国家的双重摧毁（double destruction of the state）。

　　希特勒于一九三九年与史达林结盟时所盘算的是透过代理战争来摧毁诸国。02《德苏互不侵犯条约》（German-Soviet Treaty on Borders and Friendship）中将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及波兰的东半部让与莫斯科。希特勒对于苏联对这些地方的统治有着绘声绘影的概念，但他以为苏联恐怖就是铲除所有思考的人、使数千万人死于饥馑，这样的想法说起来却略嫌夸张。03希姆莱也曾将「灭绝国家」写成是「布尔什维克的方法」（Bolshevik method）。04希特勒在与苏联结盟的同时一直都在筹划进犯那些他让与苏方的领土。他之所以于一九三九年诱使史达林摧毁这些国家，是为他自己一九四一年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遂行自己的行动铺路。至此，这位德国元首在盘算的是国家的双重摧毁：首先透过他认为极端激进的苏联式手法来镇压战间期形成的民族国家，然后再用当时正在成形的纳粹式手法来铲除苏联所新创立的国家机器。

　　德国人于一九四一年入侵苏联的时候，首度找到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大量杀害犹太人的条件。在苏联统治先于德国统治的双重占领区内，先是由苏方摧毁战间期的国家，然后德国再废除苏联的体制，最终解决方案于焉成形。几乎所有一九三九年沦于德国统治的两百万名犹太人都在劫难逃。一九三九、四○年沦于苏联统治下的两百万名犹太人亦然。最初沦于苏联统治的犹太人最早被德国人大规模杀害。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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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九年九月德苏联手入侵波兰时，如果以政治暴力来讲，苏联还算是前辈。苏联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具有任何德国机构都无法匹敌的大规模杀戮经验。六十八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名左右的苏联公民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大恐怖（Great Terror）期间遭到逮捕枪决，死无葬身之地。内务人民委员部于准备发动战争的数年间在苏联自己领土上射杀的波兰人人数是纳粹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在德军于一九三九年实际入侵波兰时射杀人数的两倍。就比例而言对比更为显着：十一万一千○九十一名苏联公民于一九三七至三八年的波兰计划（Polish Operation）中丧生，改变了苏联西边的国籍结构。战事爆发前，苏区波兰人的役龄男性中有三分之一在波兰计划和其他恐怖活动中遭到杀害，他们的妻小多被解除国籍，送至集中营或孤儿院。毗邻波兰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大量的波兰少数族群——乌克兰五万九千九百○三人、白俄罗斯六万一千五百○一人——丧生或被遣送出境。06

　　史达林大规模屠杀波兰国籍的苏维埃公民不是出于种族的理由，而是基于族群的策略（ethnostrategic）。在史达林的指导下，内务人民委员部透过严刑拷问发展出一套理论，称波兰在波兰军事组织（Polish Military Organization）的策划下暗中策划推翻苏联。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虽然前波兰军事组织特工在波兰军事情报单位和国家高层中颇为活跃，但该机构已不复存在，当然更不会在苏联领土上从事暗杀或破坏活动。尽管前波兰军事组织特工在一九三○年代后期曾暗中阴谋从事暴力计划，他们所设想的目标也是在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然而，在大恐怖的尾声，内务人民委员部已经藉由刑求凑合出足够的自白来捏造一套故事，甚至宣称连若干苏维埃国家的领导阶层都是波兰的特工。这甚至足以危及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因为在一九三七、三八年间，假想的阴谋论每周不断滋长，委员部的长官随时都有可能被指责过去忽视波兰带来的危险。

　　一九三八年，史达林成功让大清洗的目标从原本的苏共内部转向针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高层秘密警察自己都身陷囹圄、横遭杀害之际，年轻一辈取而代之。结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籍结构也改变了，过去多由有革命光环加持的都会菁英所把持，其中犹太人（与拉脱维亚人、波兰人）占高比例的现象不复存在。波兰官员被迫去职，甚而常常在波兰计划当中遭到处决。接着，整个内务人民委员部都遭到了清洗：起初的理由是不够警觉，后来的理由则是太过警觉。一九三八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已经成为由俄罗斯人（占高层百分之六十五）与乌克兰人（占高层百分之十七）主导的组织。至此，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当中，相比俄罗斯人在整个苏维埃人口当中的比例，俄罗斯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当中占据的比例过高。犹太人的百分比则从将近百分之四十下降到低于百分之四，且已不再有任何波兰人。07

　　精于谋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就这么被史达林给贬谪和「俄化」（russified）。在苏联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入侵波兰东部后，内务人民委员部转而对付波兰的机构和波籍菁英。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在波兰东部攻击可能的反抗者远比在苏联内部执行波兰计划容易得多，因为从波兰公民当中就可以揪出真正的敌人，并汇报实质的进展。德、苏军队所导致的波兰解体所造成的混乱可以做做表面功夫来控制。在波兰东部，苏联军人将男人殴打致死，只为取得他们的金牙；他们强暴女人，知道反正这只会被当作「儿戏」。苏联的入侵意味着在地共产党人的暴动，他们时常抢劫甚至杀害本来当政的波兰人；在地的民族主义者也加入暴动，因为他们通常相信苏联关于东方民族自由以及红军解放的宣传。苏联的入侵也使得波兰的官员、地主遭到攻击。在随着政权递嬗而来的暴乱的情况下，秋后算帐也是可以预见的。08

　　在此背景下，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部可以为被占领的波兰东部带来某种安定。09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精于生杀予夺之道。他们的任务在于打造某种国家地位模式的基础，不像纳粹特别行动队那样到了一九三九年为求德国种族优胜才初次滥杀无辜。10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通常是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在一九三九年底大批转移到新占领的波兰东部领土。一九四○年一整年，整个苏联大部分的逮捕、监禁都发生在被占领的波兰东部，而东波兰只占了苏联领土的一小部分而已。典型的刑期是流放古拉格（Gulag）八年；八千五百一十三人左右被个别判处死刑。11

　　跟德国人不一样的是，苏联人有大规模遣送出境的机制和经验。相对于殖民式的幻想，他们的遣送目的地——劳改营的广大网络和名为古拉格的特殊机构——已经通过了时间的考验。苏联的内部殖民印记就铭刻在西伯利亚的冻原和草原上。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五日，史达林下令准备第一波的遣送，目标指向波兰的国家机器与其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十三万九千七百九十四人左右于一九四○年二月从家里被强行带走，送上开往古拉格的火车，目的地通常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Soviet Kazakhstan）。波裔犹太人于一九四○年被扣上资本家的帽子大批遣送到古拉格；一九四○年六月，更多的人遭到遣送，只因他们表达希望维持波兰公民权。在苏联入侵后的数个月内，共约二十九万两千五百一十三名波兰公民在四波主要的行动中被遣送到古拉格，此外在较小的行动或是个别的逮捕中尚有大约二十万人。在这四波行动中，大约百分之六十的受害者是波兰人（约占波兰东部人口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二十出头为犹太人（人口的百分之八）、百分之十的乌克兰人（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百分之八左右的白俄罗斯人（人口的百分之八）。12

　　其中一名遭逮捕送至古拉格的是来自凯尔采（Kielce）的年轻作家古斯塔夫．赫林—格鲁金斯基（Gustaw Herling-Grudziński）。他遭到苏维埃相关单位指控非法擅离波兰，前往立陶宛参与对抗苏联作战。他礼貌地请求讯问的员警将指控改为意图离开波兰参与对抗德国作战。员警向他保证两者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赫林日后提供苏联劳改营内部生活最为强而有力的写照。在劳改营里，得来不易的孤寂是不可得的自由之唯一替代方案；在截然不同的情境下拼装起来的个人性格在此分崩离析。「在那里，」在古拉格，「证明了当肉体到达忍耐的临界点时，人们就不再能如同我们本来所以为的那样依靠性格的强韧或是对精神性价值的认知；事实上，在饱受饥饿和痛苦折磨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强迫人做的。」赫林逐渐相信，「人唯有在人的条件下得以为人。」13

　　从苏维埃的角度来看，波兰最危险的群体就是官员阶级。官员阶级带来三重的威胁：他们是敌军的领导阶层；某些老一辈的官员是对抗苏联行动中的老鸟；后备官员则代表波兰的受教育阶级。苏联视波兰受教育阶级为波兰政治国家的基础。针对这些人立即性地逮捕与剿灭是为了让政治抵抗更形艰鉅。投降或被俘的波兰军官被关进集中营接受个别侦讯拷问。然后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挥官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i Beria）派任联合特别法庭（troika，由秘密警察头目、检察长、公安局长组成——译註）联合进行群体审判。「他们每一个，」贝利亚给史达林的信上写道：「都在等待获释，以便积极参与对苏联的抗战。」他建议「处以极刑——枪决」，获得了史达林的批准。14

　　一九四○年四月，约有两万一千八百九十二名波兰官员、公民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在卡廷森林（Katyn Forest）与其他四处射杀。由于波兰军队是社会阶级向上流动的途径，许多死者（约百分之四十）是工农背景出身。又由于波兰的军官阶级由许多国籍组成，许多死者来自少数民族，包括犹太人。伊尔贡的成员亨利克．史特拉斯曼（Henryk Strasman）颈部被子弹贯穿，尸骨埋在卡廷森林的乱葬岗。15威罕姆．恩格克莱斯（Wilhelm Engelkreis）是名医官和预备军官，也在卡廷遭到杀害；他的女儿后来在以色列忆及幼年丧父的痛楚。希洛宁．布兰德瓦金（Hironim Brandwajn）医师也在卡廷被杀害，他太太米拉（Mira）两年后卒于华沙犹太区，至死都不知道丈夫的下落。米契斯洛夫．普洛能（Mieczysław Proner）是名药剂师、化学家、犹太人、波兰人、预备军官，也是一名战士，他在波兰军队中与德军作战，结果在同一波行动中遭到苏联逮捕、杀害；数个月后他的母亲被下令移送到华沙犹太区，两年后再被遣送至特雷布林卡毒死。16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杀戮的两万一千八百九十二人当中全都是男人，只有一人例外。17他们当中许多人就像这里提到的波兰裔犹太人，有家室在德国占领区，这些家庭此刻在一家之主不在的情况下面对德国的压迫。由于苏联与德国一致以受教育的菁英波兰公民为目标，苏联让德国人的任务容易许多。如果这些被杀害的军官在苏联占领区内安家，内务人民委员部就会将这些家庭遣送至古拉格。这些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给吓坏的人几乎无一逃出魔爪。18其中少数的例外之一是一名波兰军官的妻子将小孩托付给值得信赖的犹太人邻居。19但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少数的失败案例。一九四○年苏联的这些遣送行动是复制了大恐怖的手法，只不过规模稍小。在波兰计划中，波兰男人也被射杀，妻小也被遣送、剥削、褫夺国籍。

　　人事方面也有所赓续：瓦西里．布洛欣（Vasily Blokhin）是波兰军官中的一名刽子手，头戴毛线帽，身着围裙，手套及于手肘，每晚亲手射杀约两百五十个人，在整个大恐怖期间共杀戮了数千名苏联公民。20在苏联的体系里，行刑员人数极少，而且都是军官。他们在严格的阶序里遵循明确的书面命令。苏联体系内部就包含着法定的例外状态（states of exception）用以合理化大规模恐怖所需的特殊手段，但也可以被终止。在德国的体系里发展的结果则是，下层发明出的手段与上层的意愿交相贼，因此命令往往含混不清，军官常试图将射杀的责任推诿给下属，或者推诿给碰巧出现在附近的非德国人。因此，苏联的体系在杀戮方面更为精确高效。不过德国的体系在创造出大批的刽子手这方面则更为有效。21

　　苏方（或至少一部分的苏联人士）衷心相信他们在做的事，毕竟这是他们亲手执行的，并且以精确的语言在官方文书中记载他们的所作所为，并确实归档。他们与自己的所作所为两者之间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确切的责任就落在共产党身上。纳粹虽用宏大的种族优越修辞，希姆莱固然高唱为种族杀人的道德崇高性，但当时机到来，德国人的行动既没有计划又有失精确，而且没有责任意识。22在纳粹的世界观里，发生了就发生了，强者得胜，但没有任何事是确定的，特别是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关系。苏方则相信歷史站在他们这边，并据以行动。纳粹党人什么都害怕，唯独不怕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失序状态。体系与心态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也因此格外耐人寻味。23

　　然而，这两个体制却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执行行动。无论苏方做什么，动机为何，他们行动的对象若未被杀害或被遣送，就得要面对纳粹和纳粹的手法。内务人民委员部造成的破坏是将人遣送或者杀死，摧折生命，消磨意志。苏方摧毁了他们所掌握的那一半波兰，这至关重要；他们清除了那些与波兰国家地位相关的人，这同样至关重要。但也许最重要的是苏联政策如何影响了那些倖存者：这些亡国的子民成为了新的苏联公民，即将于一九四一年遭遇德意志国防军（Wehrmacht）和党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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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纳粹党人所想的一样，苏联认定一九一八年成立的波兰无权存在，不值一哂，因此可以透过法令来铲除。然而德苏双方嘲弄波兰的形式有着显着的不同。苏方同德方都摧毁了波兰的国家象徵物，但是苏方是基于波兰代表「布尔乔亚」、「反动」、「白人」或者「法西斯」波兰的逻辑。在苏方的观点看来，波国的问题在于那是上层阶级的创造。这与纳粹的观点非常不同。纳粹的观点是波兰人这样的下等种族不值得任何政治意义上的存在。

　　在纳粹德国占领的波兰西部和中部，波籍高官遭到缉捕、囚禁在集中营，最终往往遭到杀害，而低阶官员如县市首长、村长等则得要遵循来自德国当局的新型命令。如同德国殖民地（称为总督府〔General Government〕）对其任务的描述：「我们现在在波兰所甄别出的领导阶层要素应该被消灭。」——这是一场种族战争：消灭敌方的重要种族势力，然后压榨其下层分子。24

　　奠基在纳粹原则上所建立的帝国必须要让低下的种族公开屈从，从而在德国人的政治性存在与其他人的政治性存在之间划出一道清晰可辨的界线。苏联帝国则是奠基在延伸既有的苏联领土之上。在苏联占领下的波兰东部对待波兰高官的方式大致如同他们在德占区被对待的方式。但至少有一段时间里，他们的位置被出身卑贱的人篡夺，甚至被狱中的当地共产党员所篡夺。25在一个又一个城镇，政治犯成了地方高干。这是个政权递嬗之际短暂却重要的时刻，因为这把苏联革命的重责大任至少在表面上转移到了当地人身上。因此，有些波兰公民被卷入苏联式的种族战争当中：将敌人的布尔乔亚阶级或封建领导人枭首，拔擢工农，然后使每个人都屈尊于某种宣扬自己平等主义的大秩序之下。

　　伴随着苏联式对社会的枭首（decapitation）而来的是社会体的殭尸化（zombification）。苏联对于波兰反抗的可能性远比德国更加严肃以待，因为对苏联而言，波兰代表着国际资本主义权力的一例，而非只是某个尸居余气的种族的最后拼搏。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採取的手段也远比德国的盖世太保（Gestapo）更为细緻：通常是先观察反抗团体，进而逐一逮捕、招募，并慢慢地试着击破整个组织，或理想上在其成员不知情的情形下将之交到苏方手中。由于就苏方的定义来看，反抗就是国际谋反诡计的一部分，苏联总是希望能从波兰地下党追索到波兰流亡政府及其英、法盟军。在实际的操作上，苏联的统治孕育出不信任感，准备好要谋反的波兰公民变得对彼此有所迟疑，无从探知哪些地下团体才是站在自己这边的，哪些又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前沿。因此，苏联意义上的平等浮现在占领下的波兰东部：波兰公民学会了「平等地」不信任彼此。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叛徒，表象不复能够相信。这个新的现状在数周之内就抹消了旧的社会现实。26

　　德国人将波兰公民排除在新秩序的参与之外，而苏方则迫使波兰公民参与苏联用来表徵解放的政治仪式。苏方引进他们自己的民主版本，政治参与在这个版本当中是强制性的公开票选，选民别无选择。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前波兰东部的居民被召集选出他们在全国大会的代表。在苏联占领区，波兰人是最大的民族群体，但不是多数。乌克兰是南方的多数，白俄罗斯是北方的多数，而犹太人则是在各地都人数众多。苏联的概念是将大部分的被占领地划分成南方的乌克兰区和北方的白俄罗斯区，分属于既存的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和苏维埃白俄罗斯共和国。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这次投票是义务强制性的，对人羞辱有加，且舞弊丛生。根据这次票选的结果，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分头几天召开的全国大会各地都宣称希望併入苏联。这使苏联公民身分延伸到及于所有波兰东部的居民，这种象徵性的平等是在纳粹帝国所无法想像的。当然，这也使得数以千计来自更东边的苏联的（通常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纷至沓来，他们的手中握有实权。当地的共产党人，属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犹太少数民族可以被用来当作自我解放者。但他们的解放意味着被纳入一个有自己的优先考量的权力体系，其中一项考量就是与纳粹德国维持同盟关系。试举一显例说明：犹太籍的屠夫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屠宰场，结果只能充当苏联的国家雇员，为与西方民主国家交战的德军打包肉块。27

　　从苏方的表现看来，彷彿波兰东部已经永远地加盟他们的社会主义家园。当然，这并非实情，因为苏联的盟友——也就是让这次领土重划得以实现的纳粹德国领导人——正在坐等时机成熟以进犯苏联。史达林早预料到了希特勒的背叛，但及至一九三九、四○、乃至四一年都还相信他的盟友能被苏方所表达出的忠诚和善意所安抚。因此，苏联不仅保障了德国以东的安全，也供应一九四○年被用在西欧作战的物质资源如石油、矿物、粮食等。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提议轰炸苏联的军用机场以减慢希特勒在西欧挺进的速度。28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农民歌唱着：

物产丰饶的乌克兰啊

将她的粮食给予德国人

她自己则饥肠辘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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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新取得的土地上，苏联为德国人创造出物质、精神、政治等各方面的资源，这为日后纳粹势力在东欧打开了（一九三九年以前尚不存在的）前此所未有的契机。尽管苏方并无意要创造这些资源，能够取得这些资源对德国人进犯这些领土后诸多事件的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对一九三九年的波兰东部再真实也不过，对一九四○年夏天被苏联占领、兼併后的波罗的海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为了终结资本主义，苏方创造出一种物质性资源。从苏方的角度来看是以平等为目标，但是平等化就意味着一部分人的损失和另一部分人的获得。即便在红军抵达之前，当地的「共产党人就像是发了失心疯一样，在夜间实行改革方案，抢夺波兰人甚至杀害波兰人。」30驾私家车逃离德军入侵的犹太人乔伊．希基尔曼（Joel Cygielman）在苏联军官用手榴弹威胁的情况下只得拱手让出自己的车辆。在科韦利（Kovel），手持花束喜迎红军的犹太人发现士兵只对他们店家里面的东西感兴趣。31起初苏军偷走他们所能偷的，然后用溢价的卢布来消费剩下的东西。鸡犬升天的当地共产党员藉口搜查武器的名义来抢夺邻人。32

　　以多数人的经歷而言，波兰的民法告终意味着偷窃行为的合法化。既然财产能为国家所侵吞，也就可能再被抢回去。财产缺乏法律上的保障，这使得那些新取得土地、住宅的人们相信他们必须得靠自己的力量来确保原来的所有人永远不会再回来。犹太人拥有最多城市中的财产，而他们通常也保不住这些财产，人财两失：他们持有的货物被国有化，他们自身也被遣送到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3苏联并不以此歧视犹太人；苏联是个「反反犹太主义」（antiantisemitic）的政体，已将族群歧视入罪。然而有鉴于波兰东部的市场经济社会结构，苏联的反资本主义措施对犹太人所造成的影响比对其他人都还要大。固然普遍来说波兰东部非常贫穷，尽管其社会远比苏联社会还要繁荣，因而波兰社会必须以苏联社会为标准来扁平化。来自鲁特斯克（Łuck）的奶酪农场员工孟德尔．谢夫（Mendel Szef）是这么描述的：「在我们国家被占领后，都说人人平等，无分贫富。结果是所有人都穷，因为有钱人被逮捕，送往俄罗斯的深处。」34

　　苏联大规模的遣送、处决为城乡两处的社会革命创造出空间。人们四下争夺数以万计突然无主的农田与房舍。在波兰东部的乡村，一九三○年代农村失业人口逾百分之五十，人们渴求土地。不是所有人都从他们的邻人手中抢走土地，但的确也有许多人趁虚而入。就像在其他所有的案例中一样，农人知道如果他们不占走无主的农场、农舍，迟早别人也会这么做。有些乌克兰籍的农民不肯占走那些被遣送的波兰邻居的土地，结果被用枪指着逼迫他们这么做。35在许多城镇里，大多数屋况良好的石屋由犹太人所拥有，而这些犹太人往往被遣送到古拉格。对他们那些住在木屋、茅屋的邻居来说，移居到城镇中心的石屋当中就是他们所能设想的社会晋升的极致了。苏方并未将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来没收财产。即便如此，苏方率先没收大批犹太人的财产的作为已为之后到来的德国人创造出一个超出预期的机会。在苏联的权力被德国取代时，非犹太人能够试图拿回他们的财产，但犹太人不行。其他人可以侵吞犹太人已然失却的财产。苏联起初迅速、有系统的没收被接着到来的德国人所种族化了。

　　多数在波兰东部的犹太人社会地位卑下。然而犹太人毕竟提供了农民与市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连结。换言之，苏联官员看作是投机、牟利等等的行为通常是由犹太人所实行的商业活动。例如，在波兰的沃里尼亚区，註册在案的商人百分之七十五（一万九千三百三十七人当中的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七人）是犹太人。波币的急遽贬值以及一九三九年波币废止摧毁了小有储蓄或投资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36以波币计值的债务的终结，对许多人来说如释重负，但对放贷的犹太人来说却是个负担，也让他们在社群当中的权威来源登时消弭于无形。虽然针对犹太人并非苏联政治宣传的本意，但苏联宣传队伍无尽地诋毁商业的确削弱了犹太人的社会地位。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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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变政治性格的同时，苏联也创造出一种心理的资源（psychological resource），给予犹太人权力的表象，却没有权力的实质。红军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抵达以后，地方的犹太人出现在负有权责的位置上，数量比战间期还多。波兰中央政府採取行动以确保即使在犹太人占大多数的城镇，在市议会上犹太人也不占多数。尽管普遍来说在波兰警队和行政机关中有少许犹太人，但一般倾向减少他们的人数。因此，一九三九年的变化可说是戏剧性的转变。苏方并未特别属意让犹太人晋升，虽然的确有些指挥官员认为犹太人比波兰人更可靠。不过，可以出任职位的人当中仍有犹太人的身影，且他们也展现出胜任新职的意愿和技巧。犹太人从来都不是当地与苏联体制协力的多数；总的来说，白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协力者要更多。然而政权的递嬗仍然陷犹太人集体于危殆之中。当德国人进犯的时候，苏联的新领土上的实际行政官员（也就是来自东方的苏维埃官员）可以整顿他们所需的物资逃之夭夭。但是地方上的犹太人无论（曾与苏联合作与否）普遍上都被留置在后方。38

　　苏联政策以其他方式也为报复的行动创造出了条件。一九三九年，苏方已经击溃了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传统权威。他们主宰了算旧帐的混乱时刻，同时更多的「新帐」被创造出来，等待着下一次政权交替的暴力时刻来见分晓。在总人口略高于一千三百万人的土地上，他们已遣送或射杀五十万人，意味着大多数的家庭都或多或少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动过。波兰的迅速灭亡不只是一个事实，也是羞耻的来源，是一场需要替罪羔羊的灾害。39

　　即使苏联的势力生产出羞耻愤懑的感觉，这也迫使社会打破与外来势力协力的禁忌。一些特定人士从一开始就选择协力；更多人则是怕一旦没有展现出忠诚就会遭到遣送，于是透过持续保有自己的位置来协力。随着时间的推延，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与苏联体制有所挂勾。这是体系的本质使然。苏联的领导班子为求将波兰东部转化为本国的一部分，透过胁迫票选、鼓励举报、刑求逼供、诱使叛变等方式颇为强烈地将在地人口含括进这个过程。由于苏联体系是纳入性（inclusive）的体系，受害人与协力者之间的界线往往含混不明。通常导致协力的经验如刑求、监禁多半也意味着受害经验。这以某种特殊的方法使得心理上的资源更形精緻。在苏联的状况下，受害经验与协力经验广泛普及，难以界定，因此下一个掌权者就成了有权加以界定的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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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苏联在灭国之际也创造出某种政治性的资源（political resource）。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看似国力孱弱，漏洞百出，但终究是千百万欧洲人的家园。将羽翼丰满的现代国家给全盘摧毁是极为激进的一步。固然不是所有这些（前）国家的（前）公民都那么在意国家独立与否，但也有许多人的确很在意。只要苏联将人们所想要的国家给铲除，又只要德国人摆出盟友之姿出现在那些想要复国的人面前，那么德国人就能够将一股强而有力的欲望操弄于股掌之间。当然，这种契机的本质有赖民族群体的领导班子相信他们能从占领者手中得到什么，又会损失什么。比方说，德苏联手入侵波兰并未为德国人创造出多少波兰方面的政治资源。已经于一九三九年进犯波兰的德国人在一九四一年从波兰殖民地入侵苏联时，已难再以波兰的解放者自居。德国人在地方的层级上也许可以矜夸自己终结了苏联的压迫，但却难以向波兰确保其政治自主。

　　一些波兰少数族裔的政治领袖的观点则颇为不同。波兰是乌克兰人在苏联以外最大的家园，也是犹太人在世界上最大的家园。几乎所有波兰的乌克兰人和三分之一以上波兰的犹太人都于一九三九年沦于苏联的统治下。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在扩张的苏联下都过得不好；普遍说来他们的经验都远比预期的要糟。

　　就乌克兰的例子而言，这给予德国人的机会颇佳。波兰的乌克兰少数民族颇为壮大，在地域上集中，毗邻苏联的乌克兰共和国。尽管乌克兰民族主义从来都不是波国乌克兰人政治生活上最主要的政治倾向，但的确也吸引到邻近诸国的注意力。一九二○、三○年代，所有的地区性势力都试图将乌克兰问题（Ukrainian question）转向服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苏方一九二○年代在苏维埃乌克兰採取积极平权（affirmative action）的政策，并在波兰领土上成立西乌克兰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Western Ukraine），以期将乌克兰人从波兰吸引到苏联。波兰人在其沃里尼亚区仿效此一政策，以便将苏联的乌克兰人吸引到波兰。德国人在波兰内部培植乌克兰籍的探员（通常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正确地相信德国是唯一可能摧毁两方敌人——波兰和苏联——的强权。41

　　话虽如此，与德国联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来自于社会问题——尤其是农地的再分配。而苏联则颇为清楚地意识到西乌克兰共产党需要处理民族问题。民族主义者考量徵用地产，共产党人高举民族旗帜，意识型态某种程度的合体在一九三○年代于焉成为唯一准则。42例如，乌克兰共产主义有位当地的领导人是犹太籍女性（名叫弗莱妲．丝普琳洁［Fryda Szprynger）），而同时，她手下最成功的地下分子却可以化名为「希特勒」。

　　一九三九年，苏联入侵波兰东部，导致在波兰境内合法运作的乌克兰主流政党瓦解，例如曾试图在法定体制内运作、反对官方反犹太主义的乌克兰民族民主联盟（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UNDO）。43苏联的统治创造出对此前非法的群体（如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来说相对优渥的条件——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习惯了从事地下活动；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则是因为他们可以从地下活动窜起并与体制协力。然而，如同犹太人和波兰人容易注意到的，在地方上就任苏联当局职位的往往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非共产党人（如果这个区分有意义的话）。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无疑出于政治目的和自利的动机双双藉机向苏联当局举发当地的波兰人。在多数波兰东南部的村庄里都有位乌克兰分子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想要找的类型，并且很乐意将适合的波兰人给交出来。这让农田、农舍空了出来；举报和遣送竟成了一种土地改革的版本。44

　　在苏联统治的头几个月里，来自境外的社会革命吸引了许多乌克兰人。45波兰当局往往被乌克兰人所取代，尽管在关键的位置上仍由来自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乌克兰人担纲。少数的犹太籍市长也被来自东方的乌克兰人所取代。46起初苏联的遣送行动主要针对波兰人，尤其是波兰地主，因此对于乌克兰籍的农民来说可以称得上是社会晋升的体验。苏联式的革命通常有两个阶段：首先是向农民招手，接着是夺取他们的田地。一九四○年，苏联开始在从波兰兼併的领土上实施集体化农业，就如同十年以前他们在苏联内部所实施的一样。有些乌克兰人于是想起在苏联境内随之而来的饥荒。几乎没有任何人想要拱手把土地交出来给苏联。集体化使得乌克兰共产党人在人民之间不受信任，有些乌共因而转向民族主义。47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这边则希望一九四○年德国会入侵苏联，以便为乌克兰的独立创造出机会。这些人曾经是波兰公民，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数百万波兰乌克兰人的代表以及数千万苏联乌克兰人的代表。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唯有德国才可能透过摧毁波兰、苏联两者来为乌克兰开创立国的条件。波兰及至一九三九年已不复存；一九四○年，有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加入德国毁灭苏联的准备行动。德国人利用乌克兰情报员来为名为「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的入侵铺路，并招募、训练数百名乌克兰人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先遣队所用。一九四一年初，内务人民委员部察觉德方的威胁，开始大量逮捕乌克兰人。苏联于一九四一年五、六月间发动的第四波遣送行动对象大多是乌克兰人，有数千名乌克兰人遭到监禁。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军终于抵达时，发现这些人的尸首就被遗弃在苏维埃的监狱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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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苏联的占领关闭了犹太人的机会。这是否也为德国人创造出犹太人的政治资源呢？如同乌克兰人一样，犹太人在战间期的波兰也有民族主义右派组织「贝塔」戮力要透过革命和暴力的途径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然而不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犹太民族主义者是波国的附庸而非敌人。他们希望离开波兰领土，而非将之据为己有。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军入侵后，贝塔组织的领导人向东逃亡，逃离了德国人，却在苏维埃的天罗地网下被捕获。不像乌克兰激进分子，犹太激进分子并没有地下工作经验，苏方因而得以迅速将他们识别出来并予以逮捕。48内务人民委员部意识到贝塔是伊尔贡的前沿组织，进而也破获伊尔贡的地下圈子。49在波兰的贝塔组织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从华沙逃到维尔纽斯（Vilnius，立陶宛首都——译按），勉强藏身了一段时间，然后终究——在一场西洋棋的棋局之间——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逮捕，判决在沃尔库塔（Vorkuta）劳改八年。50

　　贝塔组织在占领下的波兰内部很快地就失去力量。其根据地在两千公里以外的巴勒斯坦的姊妹组织伊尔贡则仍保有武力。伊尔贡的阴谋家（大部分是波兰籍犹太人）如今身处在前所未预期的窘境：盘算着战争所带来的机会，但却失去了此前试图帮助他们备战此一时刻的奥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波兰人的训练以及银弹和子弹，但这一切本来都是为了准备大干一场——将数以千计的贝塔成员在波兰的帮助下空降到巴勒斯坦——此际却变得无法想像。再也不会有其他来自波兰的奥援了。曾经协助伊尔贡训练的波兰官员要不就已经身亡，要不被关进了集中营，要不就是正在藏匿或流放。最新一批来自巴勒斯坦要输送给伊尔贡的波兰武装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在格地尼亚（Gdynia）的码头遭到德军的炮火摧毁，尽管波兰人拼命要打开武器的包装用以自卫。伊尔贡虽然一直为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冲突备战，但并未准备在来自波兰金主襄助全盘缺席的情况下作战。如同一名贝塔成员在一九三九年末在忧愤之际写给他同志的信上所称：「我们觉得背后毫无奥援。」51

　　一九三○年代对巴勒斯坦兴致勃勃的三个欧洲国家当中，到了三○年代的尾声还存在的只剩下纳粹德国和大不列颠。他们彼此处在交战状态中，这意味着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战士可能可以透过选边站来获得筹码。纳粹德国是欧洲犹太人的天敌（尽管即便到了一九三九年都还尚不能确定与之敌对的程度）。纳粹德国同时也是不列颠帝国的敌人，不列颠掌控了巴勒斯坦，并且阻止犹太人移民。伊尔贡在保卫犹太人和为了犹太人国家而战之间无法做抉择，因此选择在德、英之间保持中立。此时，亚伯拉罕．斯特恩正在伊尔贡内部制造分裂，最终成立了一个分离出去的组织，称为莱希（Lehi）。另一名波兰籍犹太人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加入了斯特恩。沙米尔一度希望继续在波兰受训，但已时不我与。然后莱希组织做了其他极右翼组织当时也做的事：向希特勒提出提案。52

　　犹太人民族主义者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向希特勒提出的诉求极为相似。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使用了如下的语言：「新崛起的乌克兰国家将会与纳粹大日耳曼帝国密切合作。日耳曼帝国在元首希特勒的领导下正在欧洲和全世界营造出崭新的秩序，这将会帮助乌克兰从莫斯科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巴勒斯坦，莱希看待英国的方式就大致如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看待苏联的方式，并在实际上达成同样的结论。一九四一年一月，斯特恩提议「新德国与一个复兴的种族—民族的希伯来（racial-national Hebrewdom）之间的合作」，这攸关「在民族与集权的基础上肇建一个歷史性的犹太人国家，这个犹太人国家与德意志帝国将会缔结条约，保护并强化未来德国在近东的地位。」53

　　斯特恩设想希特勒希望把犹太人赶出欧洲，这样一来，逻辑上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他们全部送到巴勒斯坦。或许斯特恩是受到自己与波兰菁英阶级之间的接触所误导，他将波兰与德国的行事方法给混为一谈了。波兰的政体的确支持将犹太人大规模移居巴勒斯坦，也支持成立犹太人的国家。斯特恩继续说道：对纳粹德国而言，莱希值得信任；莱希可以打造出一个能成为纳粹德国好伙伴的犹太人国家，因为「在其世界观和结构当中，它与欧洲的极权主义运动密切相关。」斯特恩这是在要求柏林取代华沙成为莱希的金主。他（正确地）注意到，在现在由德国控制的波兰档案局当中可以找到关于波兰的官方犹太复国主义的文件。54

　　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犹太人的民族主义宣言，都不应该理解成表达出该民族的欲望、或者表达出该宣言作者的信念。在波兰覆灭、德军挺进之际，与纳粹结盟看起来似乎是符合逻辑的——至少对于那些预期旧秩序迟早垮台的激进分子而言。当然，那些提出这类诉求的人并不打算被纳粹党人利用，而是打算反过来利用纳粹党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无论这样的算计是多么地不切实际。即使是在意识型态上表达同情也毋须太就字面上去理解：有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曾经是共产党人，而莱希在几年之后也会转向亲苏联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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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改变世界的方法都有优缺点。不同的战术会产生出不同的需求。选择军团（如同雅博廷斯基仍然唿吁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这么做）的一方赌的是占领的帝国势力会赢得战争，然后会自认对被压迫者有所亏欠，并在战胜之后会支持弱势。选择恐怖的一方则需要占领的帝国势力被摧毁，但几乎总是缺乏自己将之付诸实践的力量，因此对于外在的奥援有着客观上的需求。理论上，这种对于外援的需求对于德国人来说就成了唾手可得的政治资源。55

　　这些与纳粹德国协力的犹太官员和乌克兰官员註定要失败，最终也的确失败了，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起失败的。在向希特勒提出建议的时候，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揭露出了一种政治性的资源——对国家的欲望——希特勒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种心理上的脆弱。由于德军势力的确正要进入乌克兰人所居住的地方，德国的领导阶层便可能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建国欲望挪作己用。对于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来说事情则截然不同。没有德国军队能够开进巴勒斯坦；就算他们真的开进巴勒斯坦了，他们会遭遇到的大部分人口也会是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只要德国人想要利用地方上的警力，对他们来说，将阿拉伯民族主义导向与英国人和犹太人为敌要容易得多了，这也是他们早从一九三○年代就开始实行的策略。56

　　纳粹的领导班子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调和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的诉求。一如斯特恩所理解的，希特勒的确希望将犹太人从欧洲清除出去。但他毫无打造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意愿，即便是在欧洲之外，哪怕这么做是为了将犹太人拽离欧洲。德国很乐意利用乌克兰人，如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希望的，但那也不过只是因为德国人意图要征服乌克兰罢了。纳粹党人反对乌克兰立国，并将宣布独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囚禁起来。乌克兰人与德国人合作的范围仅限定在充当地方行政官员或警察上，并没有政治实权。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取代政治活动的行动正是杀戮犹太人。一九四一年，纳粹党人告诉想施展抱负的政治协力者，他们的贡献所能达成的那种解放就是从犹太人的手中解放出来，且任何未来的政治性合作都仰赖于对此计划的参与。柏林方面藉此将犹太问题与乌克兰问题合在一起处理，将政治抱负扭曲成种族谋杀，从而开始了一次谋杀性的最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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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年，在德军征服西欧之际，苏联势力也在东欧风行草偃，将犹太人逼到了一个毫无希望的境地。在苏联的统治之下，犹太人所承受的磨难不亚于其他任何群体，甚至更多。波兰法律的终止对他们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为波兰的法律是贸易的基础，而许多人都是透过贸易来谋生。此外法律也是财产权的基础，为这些犹太人在都市的命脉打下根基。他们失去了在波兰统治下所享有的社群自主，以及与此相关的信奉宗教、兴办学校以及与世界上其他犹太人保持联系的权利。犹太人于一九四○年四月分和六月分被大批遣送到古拉格。第二组的犹太人是波兰德占区的难民，他们想像着战争结束时就能回到当时被德国人所占领的家园做生意，因此他们婉拒了苏联的公民身分，却不知道提供在他们眼前的选项，一是苏联的公民身分，二是古拉格。57

　　一九四○年上半年，波兰东部已经被苏联兼併，但立陶宛仍然是个独立的国家，数以万计的犹太人从扩张的苏联逃往立陶宛。如果连同大规模犹太人试图从苏联回到德占区、以及大批犹太人拒绝苏联护照等现象一起来看，那么这又是另一个多数犹太人其实并不想要接受苏联统治的信号。内政人民委员部曾汇报说犹太难民对苏联的统治特别有敌意。但摆在犹太人面前的选项正在缩减当中。58一九四○年六月德国战胜法国，这意味着战线将会拉长，因而波兰的复国并非一蹴可几。同月，苏联对立陶宛的占领摧毁了在相对友善的邻邦寻求庇护的可能。从犹太人用双脚做出的选择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优先顺序是（一）立陶宛、（二）波兰、（三）苏联、（四）纳粹。及至一九四○年夏天，东欧犹太人的统治者只剩下两个选项：纳粹德国和苏联。对于大部分东欧的犹太人而言，移民出境已经几乎不可能了——巴勒斯坦与美国都关上了大门——他们心理上的地理如今只剩下纳粹德国与苏联这两个选项。

　　当外面的世界不可企及，传统国家已然覆灭，纳粹德国步步进击，犹太人除了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苏联之外别无选择。对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来说，这俨然就是在各式各样的「害」之间做选择。59在鲁特斯克（Łuck）的犹太人之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苏联势力对人身做出的保障就是终身监禁。有位加利西亚（Galician）的犹太人记得，在苏联的统治下，「一家之主彷彿行尸走肉。他们生命的框架已经被拆解；他们的家庭变得危如累卵；他们对社会的愿景也跟着消失；犹太人良知的权威也已崩解。」60纳粹对于犹太人的特殊敌意使得犹太人身处一个与其他一九三九、四○年居于苏联淫威下的邻人不同的位置；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至少可以想像德军的入侵将终止苏联对他们的压迫。来自德国的威胁与身在苏维埃的现实让犹太人处于一个双重的脆弱位置。鉴于他们对于纳粹德国更为惧怕，犹太人似乎看起来像是苏联势力的同盟，尽管事实上苏联才刚捣毁了他们的传统社群，并且遣送或者杀害了许多他们当中最为活跃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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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问题和乌克兰问题只不过是苏联的占领军所传达给纳粹德国关于政治资源的微弱暗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与莱希是某种边缘组织，它们所代表的是设想国家的覆灭可以开创出机会的民族少数。当苏联摧毁整个民族国家（像是立陶宛、拉脱维亚）时，便有无穷无尽的政治性资源涌现冒出。苏联摧毁国家的举措使得那些本来处于边缘的右翼民族恐怖分子的政治观似乎变成了主流。

　　立陶宛与拉脱维亚在战间期仍然享有国家地位，但却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中丧失了国家地位。以此而论，立陶宛与拉脱维亚的地位和波兰相似。但与波兰不同的是，波兰已经被纳粹德国和苏联共同瓜分、摧毁，立陶宛与拉脱维亚则只是被苏联单一一方给占领、剿灭。因此与波兰人不同的是，立陶宛人与拉脱维亚人可以设想德国帮助他们从苏联的势力下解放出来。波兰人所经歷的是同时的双重占领，立陶宛人与拉脱维亚人所经歷的则是连番的双重占领。因此，在德国占领期间就可以把苏联占领期间发生的事都怪罪到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犹太人身上——他们不只要为地方上的压迫负责，也得为整个民族的灾难替罪。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独特情况。

　　在苏联、德国连番占领之前，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犹太人当然没有理由会觉得大难临头。战间期的立陶宛是一个右翼的独裁政权，但却并非反犹太的政权。其独裁者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在国内外警告主种族与宗教的歧视的危险，他尤其反对他所称之为「动物学式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希特勒式的变体。他的极右翼政敌称他为「犹太王」——这些人大多被他关进了监狱。在战间期的立陶宛，没有任何犹太人死于反犹暴行。最大的一次反犹太暴力行动导致了逮捕、审判与起诉。61

　　以一九三○年代末欧洲的标准而言，立陶宛不啻为犹太人的庇护所。一九三八、三九年，约两万三千名犹太人逃往立陶宛，其中有些来自纳粹德国、有些来自苏联。62难民当中有一位拉斐尔．莱姆金（Rafał Lemkin） 是「种族屠杀」（genocide）一词的发明者。63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把约一千五百名犹太人驱逐出苏瓦乌基镇（Suwałki），苏镇是一个毗邻立陶宛的波兰小镇，即将被纳入帝国的版图。64这是过去廿五年来第二次发生这种事：一九一五年，亚伯拉罕．斯特恩的家人以及许多其他人都被帝俄的军队从苏瓦乌基驱逐出去。这些苏瓦乌基的犹太人受到立陶宛官方的欢迎与照顾。在德俄联军入侵波兰时，德国领导人试图鼓动立陶宛也瓜分波兰，却遭到立陶宛的领导人拒绝。在立陶宛政府已经从波兰手中夺走维尔纽斯二十年的情况下，此举更显重要。与苏联不同的是，立陶宛的独立国家打从战事一开始就拒绝成为德国的盟军。

　　然而，随着德苏战胜、波兰覆灭，立陶宛也的确获得了些许的土地。苏联将波兰东北部的维尔纽斯让与立陶宛。这让立陶宛增加了约十万犹太人口。许多犹太人觉得立陶宛的统治没有像波兰那么民族主义，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至少对他们来说。一九三九年十月，随着苏联军队撤出、立陶宛军队进入维城，城市的居民（多半是波兰人）开始攻击犹太人。65紧接着，该城的「立陶宛化」（Lithuanianization）是针对波兰人口而非针对犹太人口。立陶宛着手将维尔纽斯变成自己的首都，并将数以万计的立陶宛人迁入该城。

　　一九三九年末、四○年初，在当时仍然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立陶宛里，维尔纽斯是座犹太人的城市，因此复国主义者与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把维城当成安身立命的所在。复国主义者逃到波兰的苏区，因为他们猜测如果不这么做，苏方就会摧毁他们的组织并逮捕他们。他们猜对了。66对于在扩张中的苏联里寻求庇护的犹太人来说，维尔纽斯是希望的所在。作家本齐翁．本撒隆（Benzion Benshalom）回想到当时犹太人逃离德、苏势力的情绪：「维尔诺（Vilna，译按：在波兰—立陶宛王国时期欧语中称维尔纽斯为维尔诺）！教我们脸色丰润，眼神炯炯，心跳加速。」（讽刺的是，他的胞弟是共产党人。）贝塔组织的领导人从德占区经过苏占区逃往维尔纽斯，然后把维城当作根据地。67「只有到了那时候，」如同他们当中的一人追述道：「我们才能更自由自在地唿吸。」在伦敦，雅博廷斯基形容那些顺利逃到立陶宛的贝塔成员「获得了拯救」。68

　　战间期在拉脱维亚的犹太人的处境稍稍好一些。拉脱维亚也是由右翼的威权政体所统治，但该政体并不针对种族或反犹主义。拉脱维亚领导人卡尔利斯．乌尔马尼斯（Kārlis Ulmanis）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他把拉脱维亚的多民族特性看成理所当然。拉脱维亚境内主要的族裔冲突并不是发生在拉脱维亚人与犹太人之间，而是发生在拉脱维亚人与德国人之间。然而如同犹太人一样，德国人却在战间期出任拉脱维亚政府的行政首长职位。正统犹太（Orthodox Jewish）的政党东正教以色列组织（Agudat Yisrael）对右翼的拉脱维亚政府有着些许的影响力，而犹太社会主义政党（Bund）则对左翼的政府有影响力。69如同立陶宛，拉脱维亚在战前并未通过种族主义或者反犹太主义的法律，且于一九三○年代末收容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如同在立陶宛，在拉脱维亚有一个持反犹太立场的极右运动；也和立陶宛一样，这在战前是非法的。70

　　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相当类似，都是小国（人口数约在两、三百万之谱），其中有显着的犹太人口，由威权政体所统治，而该威权政体的政策以一九三○年代末欧洲的标准而言相对宽容。一九四○年六月，当苏联利用其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协议来占领、併吞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时，两国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很快地，苏联将拉、立两国的政治阶级枭首，并将大部分还没逃离的领导人给送往古拉格。

　　接下来，苏联迅速席卷了这两个主权国家。这在拉、立两国所产生的心理、物质以及尤其是政治上的资源远远比在波兰还大。物质上的资源极其庞大：苏联的统治迅速导致了整个民族的财产权问题。苏联徵收犹太人的财富（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商人），使得他们的财产所有权成了问题。心理上的资源也同样以异常的规模产生出来。两国的覆灭产生出羞耻感、耻辱感以及复仇的欲望。71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整套政治秩序同样都被摧毁了，且全体人口都设想秩序的复归。苏联藉着摧毁立陶宛与拉脱维亚两国使德国得以承诺一场解放战争。这就是政治性的资源最为纯粹的形式。

　　政治性的资源包括提供干部：德国人可以利用被苏联政策所流放的人们。苏联掌控资本、大批杀害政治菁英，使得德国人可以做出特定的重要选择。大抵说来，实际上统治立陶宛、拉脱维亚的人都被送到古拉格或者遭到杀害。但有些逃离了战间期的政体或者逃出苏联势力的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到达了柏林。在此之外，大量的立陶宛人与拉脱维亚人于一九四○年佯装成德国人，这让他们在德苏协定之下可以被「遣返」（repatriated）德国。72然后，德国人在重新入侵拉脱维亚与立陶宛时，便可以选择要带上其中的那些人。

　　苏联将拉、立两国併吞的时机导致了一个悲剧性的巧合。当苏联准备好将立陶宛、拉脱维亚公民遣送到古拉格的火车时，德国人入侵苏联的火车已经整装待发。立陶宛的遣送行动开始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清晨。约有一万七千人被装载到车厢里（其中只有约三分之一回得来）。73德军在一周之后入侵。由于苏联在德军入侵时正在准备大规模的镇压，监狱已经人满为患。史达林直到最后一刻都将德军入侵的汇报斥为政治宣传。结果，没有任何人能够事先准备疏散或防御。当然，囚犯是最后被想到的，而且被当成是危险的来源。大部分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及前线的囚犯都被狱卒射杀。结果，抵达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德国人可以将尸骨未寒的尸首展示出来，作为苏联恐怖的显着证据。一九四一年六月，在波罗的海国家，苏联与德国摧毁国家的计划在时间上与空间上都正面值遇。

　　对于德国的国家摧毁者（也就是一九四一年夏天抵达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来进行第二次行动的特别行动队员）来说，与苏方势力的遭遇不啻为一次机会。由于他们所受的训练不曾将苏联看成一个政体，也不曾将斯拉夫人或波罗的海人看成带有政治动机的人民，因此他们事前不曾料想到政治性的资源是多么充裕丰沛。由于德国人并不知道苏联方面穿透占领下的社会程度有多深，一九四一年夏天的新型政治将是德国人与（他们所再次进犯的）当地人之间自发性的创造。

　　德式暴力的执掌者将会对某种新的情境做出反应，并且利用这个机会。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发现什么，且有一部分并未如他们所预期。他们所带来的是对于无政府状态的向往，这种无政府状态只能加诸在陌生人之上。他们所学到的则是利用苏联占领的经验来推展他们自己最激进的目标，而他们所发明的则是某种更大的邪恶的政治观（politics of the greater evil）。在双重黑暗下的区域，纳粹的创造力值遇苏联的精准度，黑洞也就于焉形成。

注释

01　Arendt, Eichmann, 240；亦见Arendt, Origins, 22. 耐人寻味的是，为犹太大屠杀研究打下基础的学者当中最有影响力者自己多半不使用包括意第绪语（Yiddish）在内的欧语。劳尔．希尔柏格（Raul Hilberg）的双亲能说波兰语，但希尔柏格自己不会。扫罗．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出身布拉格，但他不使用捷克语。尽管有丰富的材料出土，新的二手文献也陆续浮上台面，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后，主要治大屠杀的史学家当中竟没有任何人学过东欧语言。此一现象的后果是笔者在 “Commemorative Causality” 当中探讨的主题。

02　参见Stein, Adolf Hitler, 99.

03　Hitler on Soviet practices: Mein Kampf, 320.

04　Kühnl, Der deutsche Faschismus, 329.

05　见Levin, Lesser of Two Evils, xi. 有一整套的社会学研究文献佐证所谓「亲属论」（kindred thesis），即有力的在地体制可以避免犯罪产生。见Lafree, “Social Institutions,” 1349, 1367.

06　统计人数出自Morris, “Polish Terror,” 759. 此一主题在Snyder, Bloodlands第二、三章当中有处理。亦见Gurianov, “Obzor,” 202；Nikols’kyi, “Represyvna diial’nist’,” 337–40；Martin, “Origins.”

07　举例而言，一九三六年在乌克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九十名的受衔官员当中有六十名是犹太人。见Zolotar’ov, “Nachal’nyts’kyi sklad,” 326–31. 其他的统计数字来自Gregory, Terror, 63. 此处是史达林最大的政治性资源来源之一，人们至今尚能感受到其后果。由史达林下令执行的种族行动被归咎于犹太人身上，因为执行这些行动的官员当中的确有犹太人的身影，但犹太官员旋即在行动之后就被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清洗出去了。因此，那些反对共产主义但并不想与史达林、苏联或俄罗斯作对的人总是可以将这与反犹主义结合。这在当时为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National Bolshevism）或欧洲法西斯主义打开了一扇门，而这扇门至今都仍然敞开着。

08　见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 37–44及Carynnyk, “Palace,” 266–67。一手材料见HI, Anders Collection, 209/1/4835; 209/6/5157; 209/6/2411; 209/6/ 4724; 209/7/4112; 209/7/799; 209/7/6601.

09　“Komandiram, Komissaram, i Nachpolitorganov Soedinenii,” 24 September 1939, CAW, VIII. 800.7.15.

10　HI, Anders Collection, 209/13/3960.

11　Głowacki, Sowieci, 292; Khlevniuk, Gulag, 236.

12　数据来自Deportatsii pol’skikh grazhdan, 29. 139,794，百分比出自Hryciuk, “Victims 1939–1941,” 184, 191; Wnuk, Za pierwszego Sowieta, 13, 372.

13　Herling, World Apart, 39, 65, 131, 132. 见Arendt, Origins, 438.

14　转引自Cienciala, Lebedeva及Materski, Katyn, 118, 140.

15　Korboński, “Unknown Chapter,” 375.

16　Spanily, Pisane miłością, 49, 112, 387.

17　唯一的女性是雅妮娜．道博（Janina Dowbor），她喜欢铤而走险，从事滑行和跳伞。一九三九年她受训成为机师，从军成为波兰空军储备人员。她的飞机显然遭到德军击落。在成功跳伞脱逃后，她被苏军以少尉的身分捕获。一九四○年四月廿一或廿二（原文p368），她在卡廷遭到枪决，与另外四千四百○九人一同葬身卡廷。

18　有关家庭遭遣送见Goussef, “Les déplacements,” 188; Jolluck, Exile, 15，女性在当中的经验散见于这些作品中。另见Cienciala, Lebedeva, and Materski, Katyn, 173–74.

19　Spanily, Pisane miłością, 187.

20　有关行刑官员的社会背景以及布洛欣，见Cienciala, Lebedeva, and Materski, Katyn, 25, 124.

21　莫斯科的大恐怖见Schlögel, Terror und Traum, 602; Baberowski, Der rote Terror, 195.

22　有关「道德崇高性」见Fest, Das Gesicht, 162.

23　关于两者异同更深入的讨论见Snyder, Bloodlands.

24　转引自Longerich, Unwritten Order, 47.

25　从囚禁到掌权见以下档案：HI, Anders Collection, 209/1/10420, 209/1/2660, 209/1/3571, 209/1/3817/19, 209/1/3517, 209/1/6896 (Dubno County); 209/3/6238 (Horochów); 209/6/5157, 209/6/2376, 209/6/2652, 209/6/4303, 209/6/4284, 209/6/9083 (Kostopol); 209/11/4217, 209/11/3887, 209/11/4049, 209/11/3238, 209/9/6105 (Krzemieniec); 210/14/10544, 210/14/4527, 210/14/2526 (Zdołbunów); 209/13/2935, 209/13/8034 (Luboml); 210/12/1467, 210/12/9728, 210/12/5945.

26　有关特工的例子见Danylenko and Kokin, Radians’kyi orhany, 233–55. 另见Wnuk, Za pierwszego Sowieta；Nowak-Jeziorański, “Gestapo i NKVD”。Burds, “Agentura”是关于稍后时期的研究，但仍然发人深省。

27　屠夫的案例见Margolin, Reise, 14.

28　Moorhouse, Devils’ Alliance, 154–55.

29　Kuromiya, Freedom and Terror, 258.

30　HI, Anders Collection, 310/14/4908. Cygielman: HI, Anders Collection, 210/9/4061.

31　HI, Anders Collection, 209/7/4775.

32　HI, Anders Collection, 210/12/8117.

33　财产体制的鉅变见Gross, Revolution, 37; Sauerland, Polen, 72.

34　HI, Anders Collection, 210/1/5331.

35　HI, Anders Collection, 209.

36　一九三七年沃里尼亚区的数据引自“Omówienie wydawnictwa Wołyńskiego Urzędu Wojewódzkiego p. t. ‘Wołyń,’” June 1937, CAW, I.371.2/A.100.

37　波兰货币单位的废除见Bender, Jews of Białystok, 60–62, 70, 83.

38　参见Mędykowski, W cieniu, 243.

39　关于波兰史学上对双重占领的理论性思考，见Shore, “Conversing with Ghosts,” 5–28.

40　极佳的案例可见于Wnuk, ‘Za pierwszego Sowieta’；亦见Gross, Sąsiedzi, 35.

41　见Martin,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以及Snyder, Sketches.

42　关于意识型态的混淆见Dowództwo Okręgu Korpusu II, “Sprawozdanie o ruchu komunistycznym na terenie DOK. Nr. II za czas od dn. 15 VI do 15×1933 r.,” 13 November 1933, CAW, I.371.2/A.91；Dowództwo Okregu Korpusu II, “Sprawozdanie o ruchu komunistycznym na terenie DOK. Nr. II za czas od dn. 15×1934 do 15 I 1935 r.,” CAW, I.371.2/A.92；“Nastroje wśród oddziałów 13 D.P,” Równe, 14 April 1937；CAW, I.371.1.2/A.103. Szprynger and “Hitler”: Dowództwo Okregu Korpusu II, “Sprawozdanie o ruchu komunistycznym na terenie DOK. Nr. II za czas od dn. 15 VII 1937 do 15×1937 r.,” CAW, I.371.2/A.92. 这是Snyder, Sketches所处理的主题。

43　Danylenko and Kokin, Radians’kyi orhany, 214–18, 251.

44　Il’iushyn, OUN-UNP, 17.

45　《来自境外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road）是Gross的经典研究的书名。

46　Levin, Lesser of Two Evils, 44.

47　有关集体化与态度的转变见“Meldunek specjalny—Sprawa Ukrainíska,” 25 November 1941, SPP, 3/1/1/1/1. Shumuk, Perezhyte i peredumane当中可以找到案例。

48　有关犹太复国主义者遭到逮捕见“Calendar of Pain,” Sefer Lutsk.

49　Hrynevych, Nepryborkane riznoholossia, 296.

50　Shilon, Menachem Begin, 25,29; Shindler, Military Zionism, 218.

51　Letter of 27 December 1939, NA, KV/2/2251/7a. 见Lankin, To Win, 40；Bell, Terror Out of Zion, 52；Weinbaum,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140.

52　Shamir, Summing Up, 54.

53　Yisraeli, “ha-Raikh,” 315.

54　见Bell, Terror Out of Zion, 69.

55　见Heller, Stern Gang, 19. 雅博廷斯基同时也疾唿英方接受不可避免的波兰－犹太难民潮（但未成功）。例见Jabotinsky to MacDonald, 5 September 1939, NA, CO/733/368/5/9.

56　见Mallmann and Cüppers, Halbmond und Hakenkreuz.

57　有一名名叫约瑟夫的男孩记得他的家人在德国人一面调笑，一面焚毁犹太礼拜堂之后逃离了德占区。他的父亲决定往东逃窜，与一位朋友一同避难。他不想拿苏联护照，因为他还想在战后回到家乡。约瑟夫一家人被遣送到古拉格。先是他的兄弟身亡，接着是他的父母双亡。见Gross and Gross, War Through Children’s Eyes, 221.

58　Hrynevych, Nepryborkane riznoholossia, 299.

59　《两害相权取其轻》（The Lesser of Two Evils）是Levin的经典研究的书名。

60　转引自Rabin, Vishnivits: sefer zikaron, 315. 见Melnyk, “Stalinist Justice,” 231.

61　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1:87, 95, 127, 128. 关于没有发生犹太暴行见Sirutavičius and Staliūnas, “Was Lithuania,” 146–50.

62　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1:144.

63　见Lemkin的Totally Unofficial, 29.

64　Łossowski, Kraje bałtyckie, 145–47.

65　关于这次反犹太暴力行动见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1:142.

66　Bender, Jews of Białystok, 66；亦见回忆录Good, “‘Jerushalayim,’” 13–14.

67　Hrynevych, Nepryborkane riznoholossia, 294. 有关维尔纽斯的立陶宛－波兰问题，见Snyder,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第一－第四章。

68　转引自Levin, Lesser of Two Evils, 198；Klarman to Levin, 8 November 1939, NA, KV/2/2251/4a；NA, KV/2/2251/1a.

69　见Bacon, Politics of Tradition.

70　Ezergailis, Holocaust in Latvia, 63, 69, 83. Angrick and Klein, Final Solution, 12.

71　Weiss-Wendt对爱沙尼亚的记述（Murder Without Hatred, 39）中特别强调耻辱（humiliation）所扮演的角色，Plavnieks的博士论文 “Nazi Collaborators,” 41 亦然。Dieckmann 更倾向使用羞耻（shame），见Deutsche Besatzsungspolitik, 1:114.

72　关于遣返行动见MacQueen, “White Terror,” 98. 关于立陶宛人见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92–95. Weiss-Wendt估计至少有一千八百廿一名立陶宛人（以及两千○五十五名爱沙尼亚人；下一章将讨论爱沙尼亚）。见Murder Without Hatred, 36

73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1:152估计约在一万六千九百八十九人至一万七千五百人之间。苏联的汇报中指出有九千八百一十七人在狱中被枪决，一千四百卅九人在移送过程中遭枪决，另有一千○五十九人在移送过程中死亡，死因不明。Vladimirtsev, NKVD-MVD, 67–68.

第六章

更大的恶

　　「国家（statehood）的时代已经走到终点。」德国法学理论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宣称。贯穿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施米特都在希特勒改造德意志国家、摧残邻国时，为元首的内政、外交行动提供理论藻饰。施米特把希特勒从巴尔干半岛国家获得的启示描绘为纯粹的德意志观念：没有所谓的国内政治；一切都是从跟选定的外敌冲突开始的。在定义上，「国内」就是拿来操纵，藉以摧毁国外的东西。德意志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人民（Volk）的概念只是用来说服德国人为了他们作为一个种族投身于某种杀戮的命运当中。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们自己证明自己；若没有经过斗争，人什么也不是。01

　　除了操弄之外，政治没有主客体之分。唯有如同施米特这样的天才横空出世，以非理性来包装邪恶的时候，黑暗才得以圆满。在德国搞垮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而苏联兼併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德、苏两者共同摧毁波兰之际，施米特为无国家状态（statelessness）的法学理论铺路。其出发点是国际法是从权力（而非规范）而来。规则唯有在彰显谁能够打破规则时才具意义。对施米特而言，「陈旧的国家之间的国际法」只是一个幌子，因为只有谁能摧毁国家才是重要的。如果德国遵循其元首的道路，忽视「国家领土的空洞概念」，那么德国的权力便可以流动到其自然边境。其结果会是「合乎情理分割的地球」（sensibly divided earth），这不会被政治、军事行动规范性的限制（施米特将之形容为源自犹太人）所苦。02

　　施米特相信德国对法律的理解必须涤除这种犹太的「传染病」，传染病指的是那些妨害他所作出的结论得以实行的原则。03肯认国家的终结代表要将丛林法则付诸实践，并将丛林法则描绘成实际的法律。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原则，权力的确能制造出权利；当然，这样的结论近乎废除了原则的概念本身。同样的论点亦以不同的面貌见于其他纳粹法学家如维克多．布伦斯（Viktor Bruns）和埃德加．达达林—塔黑登（Edgar Tartarin-Tarnheyden）等人的学说当中。04统御奥地利以及管理德占荷兰的亚瑟．赛斯—英卡特（Arthur Seyß-Inquart）也是律师和法学博士。先后任职于奥地利和荷兰的期间，他担纲波兰总督汉斯．法朗克的助手。赛斯—英卡特说：在西欧，我们有作用；在东欧，「我们有国家社会主义的任务」。05

　　法朗克是希特勒的御用律师，总是为希特勒对德占波兰所作所为的「合法性」（legality）提供循环论证式的似是而非的辩护，未曾停歇：「法律用来服务于种族，无法律状态则会伤害到种族。」06非种族主义的规范不过是出自犹太人之手，犹太人「本能地从法理当中看到实现其种族工作（racial work）的最佳可能。」法朗克不曾或忘，种族的胜利代表种族的舒适，而生存空间就是自家客厅的享受（译按：见导论中对「生存空间」的讨论）。他是那种不仅偷得一座皇家城堡充作自己的宅邸，甚至还要巡礼其他座城堡、窃取里面的银器来摆设自己餐桌的人。07他让他老婆到（波兰）克拉科夫犹太人区（Cracow ghetto）购物，那里的物价总是合宜；离开波兰时，他顺手把林布兰的画作也一併带了走。08

　　律师是那些把德国的无政府状态给外销出去的职业当中极为显赫的一行。例如，布鲁诺．穆勒（Bruno Müller）于一九三九年在波兰指挥一支纳粹特别行动队，一九四一年在苏联作战司令部任职（Einsatzkommando）。他在两波消灭波兰的行动中大规模杀戮波兰人和犹太人。在第二波行动的第一起杀害中，他举起一名两岁大的犹太婴孩，说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09

　　这就是为了种族而定的与国家相对抗的法律最终的样貌——而这种法律本来就意欲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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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在战时虽是一个形式变异的国家，但它仍然是个国家。对于多数德国人来说，大多时候传统意义下由国家所实施的法律仍然组织人们的生活。主要针对德国公民的政策（例如对于犹太人的歧视政策）主要是为了展开更大的斗争而做准备。貌似为了弱化德国的政策（例如设立集中营内无法律状态的区域）则是充当即将在东方兴起的更大的无国家状态空间的模板。貌似为了转化国家的政策，例如新创造的混和体制以便团结党卫军和传统警察，在德国的东线、战前的国家遭到摧毁的地方展现出了它们的潜能。唯有在德国境外，例外才可能（如施米特所希望的）真正成为规则，因为唯有在德国境外，正常的政治生活才可能被抹消，虚无主义的权力的新民族精神（ethos）才可能被创造出来。10

　　在纳粹特别行动队追随德军往东挺进双重占领区、进而进入战前的苏联之际，其指挥官仍不时与柏林有所往来。在波兰密码专家的协助之下，英国官方复制出德方用来加密、解密的恩尼格玛密码机（Enigma machine）。英国人渐渐了解到他们解码出来的讯息是德国杀死的人数。「我们正处在一场没有名字的犯罪的当下。」邱吉尔说。11这场犯罪的加害者是人类，在人类自己制造出的政治环境中以他们自己所发明出的措施来运行。国家的毁灭并未改变政治，而是创造出新的政治形势，进而使得新的犯罪型态成为可能。

　　大屠杀使得种族刻板印象深植我们心中，但并没有任何刻板印象足以解释德国杀戮犹太人的手段在入侵苏联六个月后为何发展，如何发展；为何上百万犹太人遭到杀戮、又如何遭到杀戮？12德国人予人的刻板印象是井然有序，照章行事。但德国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入侵苏联时，柏林方面并没有大规模灭绝苏联犹太人的计划，遑论灭绝所有德国统治的犹太人。有一个想法是在迅速对红军取得军事胜利后将苏联犹太人送到西伯利亚。13战时也尚未开展最终解决方案的讨论，也不可能付诸实行，因为德国领导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战争要花费数周，而「最终解决方案」则得要耗费好些年。

　　随着国防军脚步挺进苏联的特别行动队有时候会被描绘成无人能挡的邪恶行动单位，执行起全面杀戮的举动毫不含煳。以此论点来看，无论有没有事先计划，特别行动队员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的目标是要杀光所有的犹太人。这种论点呈现出来的特别行动队形象是一个特别的反犹单位，对行动细节知之甚详，责任明确。但实情却远非如此。特别行动队的确自始就接获枪决一些犹太人的命令，但并没有要他们格杀勿论；一开始的指示只说犹太人是所有范畴当中的其中一种而已。他们在入侵苏联之初基本的任务是摧毁国家，如法炮制他们曾经对波兰所做的。14因此，他们将被当成目标的这些群体设想为苏联政权的中流砥柱。在波兰，这意味着受教育阶级的波兰人；在苏联，对纳粹来说这意味着共产党人与犹太男性。

　　反犹主义尚不足以解释特别行动队员的举动。一九三八年派遣至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别行动队并未杀害犹太人。一九三九年派遣至波兰的特别行动队杀害的波兰人远比犹太人多。就连派遣至苏联的特别行动队除了犹太人也杀害其他人。在占领苏联期间，他们杀害了残障人士、吉普赛人、共产党人，在某些地区也杀害了波兰人。因此并没有德国人（或其协力者）只负责杀犹太人；任何杀犹太人的人也被要求要杀其他人，并且也照办了。射杀过犹太人的数千名特别行动队员以及数万名德国人当中，没有任何加害人只同意杀犹太人但却拒绝杀吉普赛人、白俄罗斯公民、苏联战犯等。也没有加害人只同意杀白俄罗斯公民、苏联战犯、吉普赛人但却不愿杀犹太人。杀人者恒杀人。15

　　特别行动队员除了犹太人也杀其他人；特别行动队以外的人也杀犹太人。尽管特别行动队是第一个大批射杀犹太人的单位，他们却只是德国籍的加害者当中的一小部分。特别行动队应负全责的迷思始于战后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审判，以便保护大部分的德籍杀人犯，并将杀戮的行径与德国社会隔离开来。事实上，比起特别行动队，德国警方在东方前线的人数更多，杀的犹太人人数也更多。这些员警通常缺乏像是特别行动队有的那种特殊准备，但在试图于德国内部创造混和体制以便为境外摧毁与种族战争创造条件的情况下，这些人成了希姆莱与海德里希着重的焦点。不可靠的员警已被革职。在入侵苏联之前，军官位阶以上的员警中约三分之一属于党卫军，约三分之二属于国家社会主义党。无论这些德国员警是否为党员或党卫军，他们都被派遣到东方去杀犹太人。德籍军人也杀害了大量的犹太人，且于一九四一年协助特别行动队和警队组织规模更大的枪决行动。

　　一九四一年，德意志特别行动队、德国警方、德国军队三方联手合作，再加上有苏联统治经验的当地人，为数众多，国籍复杂。在德国入侵后的六个月，这些团体携手发展出大规模杀害的手段。这些手段并未经过事先规划，其中有些甚至违背原先的命令。特别行动队执行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叫他们执行的行动，但他们的指挥官也发展使杀人的方法更为精巧熟练的方法，并发明出新的合理化杀人的理由。指挥官必须测试他们的运作和理由是否能为德国其他势力所接受；必须说服部下杀害妇孺；也必须在杀人任务规模愈来愈大、愈发困难之际，找到制造在地协力（collaboration）的方式。

　　若说一九四一年的杀戮涉及在地人士，那或许这也是地方上的反犹主义的结果，而不是德国政治的结果？这种去政治化的大屠杀解释方法颇受欢迎，将之解释为东欧人野蛮本性的爆发，彷彿从歷史就已能够看出端倪。这种解释能够宽慰人心，因为在这样的想法之下，唯有与过度反犹主义挂勾的人才会沉浸在灾难性的暴力当中。这种宽慰人心却错误百出的思想是纳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遗绪。犹太大屠杀是因为原始的反犹主义爆发才开始的，这是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想法，成为纳粹的政治宣传以及为纳粹辩护的说法。德国人希望将东部前线杀戮犹太人描绘成受压迫的人民义愤填膺，揭竿而起对抗犹太霸主的统治。

　　即便是想法最死板的纳粹党人都能理解到，一旦他们实际抵达东欧，情况就不会那么简单。在德军抵达后真正自发的秋后算帐与其说是由种族因素所诱发，不如说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刺激。秋后算帐的行为只杀死了极少数的犹太人——并且也殃及犹太人以外的人。特别行动队指挥官所收到的指令是制造出在地自发反应的表象；当然，这就代表了其实现实情况并非如此。16实际上，德国人在数周之间就做结论道：在被苏联统治过的人们之间挑起反犹暴行（pogroms）并非通往「最终解决方案」的方法。在接连被占领的立陶宛——也就是犹太大屠杀开始的地方——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犹太人死于反犹暴行。此外，每一起反犹暴行都有德国人在场的身影。17

　　苏联战后的政治宣传一再重复纳粹的案例。但苏联政治宣传所必须回应的不愿面对的真相是：大屠杀在一九三九、四○年就是在苏联实施其自己的一套革命秩序时开始的。另一个真相是，所有民族的苏联公民——其中也包括人数颇众的共产党人——在各处与德国人接触到的地方，包括在苏联于一九三九、四○年兼併的领土以及在战前的苏联领土（涵盖苏俄）上，都曾与德方联手杀害犹太人。至此，苏联的宣传队伍尝试欧威尔式（Orwellian）的精确程度来将歷史给族裔化（ethnicize），将大屠杀的责任限缩在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而立陶宛、拉脱维亚却正是苏联在一九四○年摧毁的国家。此外，他们也将责任推诿给西乌克兰人，但西乌克兰的民族愿景也是被苏联所镇压。这样子推诿卸责似乎能够合理化苏联在战后对这些土地的重新占领。至此，先是纳粹，再是苏联，都试图把杀戮犹太人的责任推卸给它们双方都曾侵略过的国家。18

　　东欧固然有许多在地的反犹主义情绪。在犹太人的主要家园上对犹太人的敌视，数百年来都是宗教、文化、政治生活的暗流。尤其在战间期的波兰，犹太人与民族体（national body）疏离、因而必须离开国家领土的想法在一九三○年代尤其受欢迎。但是情绪与杀戮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直接。长期以来的反犹主义并不能解释反犹暴行为何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夏天。这样的解释忽略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在德国人将苏联势力驱逐出去的地方，反犹暴行的次数格外地多。这也忽略了另一项极为明显的事实：在这些地方挑起反犹暴行乃是德方明确的政策。在（战前反犹主义较为普及的）波兰，反犹暴行和其他在地协力杀戮的行为比在（战前反犹主义不盛行的）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还不容易发生。在反犹太主义在战前是犯罪行为的苏联，直接参与在杀戮犹太人的协力当中远比在波兰还多。在苏联被占领处，杀戮犹太人是在与德国势力接触之后马上开始。在德占波兰，大屠杀的开始在德国入侵的两年多以后开始，且大多隔离在当地人口之外。在被占领的苏联，杀戮犹太人就在公共场合、在群众的面前，在年轻男性苏联公民的帮助之下发生。

　　在数千哩之外、几十年以前，有群简单的人，脑海里有个简单的想法，而用这个想法就可以解释一个复杂的事件——这种想法是很诱人的。东欧地方上的反犹太主义导致了杀害在东欧的犹太人这种想法能给予其他人某种类似纳粹党人曾经感觉到的优越感。我们可以因此允许自己相信这些人颇为原始。但这样的描述不仅未能解释大屠杀，其种族主义也让我们无法考量这样的可能性：不是只有德国人、犹太人，当地人也是个别的行动者，各自带有反应在政治上的复杂目的。一旦我们陷入族裔化和集体责任的陷阱当中，我们也就与纳粹和苏联的宣传家共谋，废除了政治性的思考，并忽视了个人的能动性。19

　　一九四一年后半所发生的是一场加速的杀戮行动，夺走了百万犹太人的生命，且显然让德国的领导班子相信可以铲除所有他们统治的犹太人。我们无法用（共产主义）犹太人坐以待毙、德国人井然有序照章行事、当地人兽性大发或反对犹太人等等的刻板印象或其他老生常谈来解释这场灾难，无论这一类的说词在当时多么有力，在今天又有多么方便。如果没有某种特定的政治观，这场前所未见的大规模杀戮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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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规模杀戮在双重占领地的展开是事发八年以前希特勒掌权德国后所启动的新政治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正如同要在德国内部发展生物政治（biological politics），纳粹党人必须得要让观念及于其他德国人一样，也必须扩散到非德国人，才能让纳粹意识型态得以在德国境外被实现。20

　　某方面来说，一九四一年的入侵与希特勒在德国的掌权遥相辉映。某种星球性的血腥种族斗争观点多数时候对大多数人都并非与生俱来就有吸引力，但在压力的时刻却被翻译成可以产生政治性支持的概念与意象。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即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即犹太人的概念被翻译成更为庸常、却更为易懂的观念：左派当政对德国意味着混乱与饥饿。一九四一年在东欧，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也从某种未来的视野被转译成政治观，只不过是在人们实际经歷过苏联统治的土地上。在这两个案例中，这一从意识型态转译为政治的关键在于在要紧的时期诉诸人类的经验。一九四一年，在双重占领区，德国人将苏联占领的经验转而针对犹太邻人。

　　讽刺的是，纳粹党人从他们犯下的基本错误中获利。他们的核心概念是：苏联是一个犹太帝国，会被德意志帝国所摧毁。21然而，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人入侵苏联时，德国入侵者所值遇的社会却并不是分化为犹太统治者和基督徒受害者的社会。首先，就铲除其目标而言，苏联比德国人更有效率。五十万左右的波兰公民、立陶宛公民、拉脱维亚公民（含许多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少数的成员）已经被遣送到古拉格（许多人在那已死亡）。数千多具波兰公民、立陶宛公民、拉脱维亚公民的尸首（含许多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少数的成员）都被深埋在苏联境内不为人知的乱葬岗里。即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囚犯通常也无法被招募，因为他们大部分在德国人抵达之际已经遭到枪决或遣送。

　　苏联已经将当地人口融合到其自己的体系当中，其程度是德国人所无法想像的。这意味着在双重占领地的人们可以将他们自己看做受害者，尽管（或者说恰恰好是由于）他们在苏联体制下运作着一定的权力。透过坚持自己的受害者身分来过度补偿的心理和政治因素甚为强烈。有些左派起初支持苏联体系，然后改变了心意，现在希望忘却他们原初的信念。有些男男女女最初抵抗苏联体系，然后允许自己被苏联体系招募为探员和线民。这样的人藉由与苏方协力躲过死亡或遣送，因此在德国人抵达时仍然在自己的家园——并且渴望藉着再度协力来涤除自己的过去。有的年轻男子被徵召进入红军，在德国人抵达时逃了兵。有的员警先为战间期的政府效力，再效力于苏联体制，因此曾协助遣送那些实际上抵抗过苏联的人。德国人抵达时，这样的员警有充分的原因会想要证明他们愿意合作。有人曾经在非常高的层级效力于苏联的国安机器——由于层级过高，他们确信其他人必定会记得他们。在那样的案例中，这些当事人为了存活必须在德国人的体系中维持一个重要的位置，有时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22

　　苏联的体系并不是什么犹太人的阴谋，且多数共产党员、员警、协力者都不是犹太人。德国人必须相信这些人是犹太人，因为整个入侵的前提就是只要铲除犹太协力者就可以迅速瓦解犹太人的阴谋。无论当地人在战争期间说过什么话来脱身、或者在战后怎么将他们的经验给族裔化，他们普遍都知道那些都不是事实，因为他们实际上亲歷过苏联的体系。苏联的行政体系雇用的犹太人数量的确比战前体制为高，并且以犹太人的人口数来说的确曾不成比例地雇用过犹太人。23

　　然而，苏联的势力在各地都是建基在当地的多数人之上：无论是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还是波兰人。只要非犹太人宣称犹太人是苏联协力者、苏联协力者是犹太人（要是今天还有人做这样的宣称），他们就是在淡化当地非犹太人在苏联体制下不可或缺的角色。透过将共产主义定义为犹太人的主义、以及将犹太人定义为共产主义者，德国侵略者其实饶恕了绝大多数的苏联协力者。

　　苏联的体系几乎将所有人都卷了进来，这是政治上的现实，却可以被化约为只有少数犹太人有罪，这则是政治上的幻想。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肯认了某种合理化纳粹入侵的概念：即只要打击苏联就可以开始瓦解犹太阴谋，而打击犹太人则可以搞垮苏联。这同时让曾经实际参与苏联强权的人们无论是在他们自己的想像中还是在他们与新的反苏纳粹统治者的互动上得以与过去切割。海德里希写道「自清」（self-cleansing）的需要时，他所设想的是可以刺激各个社群把犹太人清除干净。而实际上，当地人与纳粹的犹太政策为伍（或假装与之为伍）时，他们其实是在清洗他们自己的过去。德国人对苏联统治、占领政治的无知为当地人开创出利用德国人的机会。

　　结果，浮出台面的谋害政治（murderous politics）乃是德国人与当地人共同创造出来的成品，两造都在瓦解苏联的势力，不过双方对苏联势力的概念却有所不同，彼此的利益也不同。可以确定的是，政治的目的乃是协调有着不同经验、感知、目标的行为方。但在此一特殊的时空中，一个异常残酷的体制却让位给了另一个异常残酷的体制。与苏方的协力情况很广泛，而纳粹对于种族谋害的指令又很普遍，于是，政治性的权威缺乏引导。更大的恶（greater evil）乃是乱世当中各方共同创造出来的政治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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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九四一年是一九三八年德奥合併——纳粹首度成功摧毁国家——的故技重施。如同有些纳粹党人从维也纳学到的，国家权威的悬搁本身就创造出政治性的资源，因为霎时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人希望被认定为与旧体制有所瓜葛，所有人都希望得到新体制的支持或者至少赦免。当新的体制是纳粹体制时，种族主义允许大部分人透过公开的表演与自己过去实际的政治歷史切割。一九四一年在苏联被占领的地方，就像在一九三八年的奥地利一样，前一个体制的崩解提供一个政治舞台布景的美学要素，藉此，当地人将纳粹意识型态表演出来，让其自身的利益和希望与那些当权者的观念彼此调和。在一个封闭的批斗小圈子里公开地、仪式性地将犹太人与先前的体制挂勾起来，可以让旧体制与犹太人两者同时双双失去合法性，让大多数人相对安全地待在这个封闭的小圈子之外。如果体制崩解了，而犹太人就是那个体制，那么他们的垮台也是逻辑上的结果。一如必须将人集中起来才能加以大规模杀害，责任也必须先集中起来才能卸脱。因此，犹太人（也唯有犹太人）应当回应过去发生的事。当他们被集中起来杀害，责任也就烟消云散了。

　　一九三八年在奥地利，大量当地的纳粹党人自行为奥国的犹太人制定了计划，因此一旦国家瓦解，他们就採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种族行动。被双重占领的波兰东部是德军势力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再次入侵时首先抵达之处。在那里，当地的反应并未如此精准，因为当地人一开始并不能确定纳粹党人的期望是什么。当然，德国人取代了苏联的势力使得当地大举发生秋后算帐的情事，就如同廿一个月前苏联取代波兰势力时所发生的事情一样。然而德军抵达之初开始的殴打、羞辱、杀害并不是照着族裔组织起来的，而是被占领期间的个人恩怨所驱使。德国人抵达后短短数日之内，波兰人固然杀害了犹太人，但他们也杀害其他的波兰人。苏联的撤离没有加速反犹暴行，德国人的抵达才加速了反犹暴行。

　　德国人似乎已经察觉到了政权递嬗的基本舞台布景。特别行动队和德国治警入侵苏联所带来的政权递嬗与冲锋队在维也纳的仪式性暴力甚为相仿。与一九三八年的「擦洗派对」类同的是一九四一年夏天在双重占领区仪式性地摧毁列宁像与史达林像。逼迫犹太人清除宣传品是把责任归咎于他们的方法。迫使他们这么做的人或者观看这个场景的人也是在让自己从旧秩序的责任中释放出来，并迎合讨好新秩序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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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人对一九四一年德军入侵的期待取决于他们在一九四○年苏联治下的经验。苏联经验的意义则取决于战间期的政治。波兰东部的各个人种——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对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军入侵的反应都非常不同，不是因为他们属于不同族裔，而是因为他们从先前的经验得出不同的期待和目标。德军入侵头几天乃至头几周，在波兰东南部与德国人协力的情形比波兰东北部多，这是因为波兰东南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相信德军入侵会提升他们的政治利益。24

　　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协助在再度被侵略的波兰东南部组织反犹暴行之际，他们也协助德国人将苏联的统治经验转译为「乌克兰人是无辜的」和「犹太人是罪恶的」的幻象。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里发现囚犯的死尸时，德国的宣传机关无可避免地将刽子手说成是犹太人。25六月卅日，德国人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利沃夫（Lwów）射杀的数千人的尸体的一部分清理掉时，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协助他们把这些杀害描绘为犹太人对乌克兰国家的犯罪行为。实际行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早已远走高飞，但利沃夫的犹太人还留在当地。在此地（如同在其他地方），无论在哪里发现尸体都会予以展示出来，让恐怖与犹太连结起来。26这种片刻的震惊感让政治性的犯罪被转化为族裔的犯罪；族裔的犯罪意味着族裔的责任；将那些被归咎罪责的人给杀害并非报复的行径，而是对过去加以转化。27晚近的歷史成了种族寓言，杀戮成为道德训示。当然，在个别的案例当中事情可能远比这简单。比方说，有一名苏联监狱枪决的生还者还成了德国人的地方警长。28

　　一九四一年七月廿五日在利沃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射杀囚犯的四周后，犹太人于一场德国人在当地民族主义者协助之下组织的反犹暴行中遭到杀害。这远非自发性的反应。一九四一年夏天，有大量曾是共产党人或曾是苏联协力者（或两者都是）的乌克兰人积极协助反犹暴力行为，他们提供了有用的政治掩蔽。在地方上经由民兵传播的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为大部分苏联协力者（其实是乌克兰人）提供了完美的逃逸路线。民族主义者告诉乌克兰同胞，他们可以藉着杀死一个犹太人来涤净自己与苏联协力的污点。29通常，如同在米佐其（Mizoch）镇，有些苏联统治的协力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们及至一九四一年夏天都还曾与犹太人在苏联的国家机器中合作过。30

　　德国人把乌克兰的政治经验化约为抽象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藉此给了曾与苏方协力的乌克兰人一个机会，而他们也马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乌克兰人一再地将犹太人指认为共产党人和苏联协力者，从而保护了他们自己和家人。举例而言，在克列万（Klevan）镇，乌克兰人行过一间又一间犹太人住家举发可能的苏联协力者。31在犹太人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杜布诺（Dubno），有些德国人于一九四一年恩准管理该城镇的乌克兰人曾经在一九三九年效力于苏联。32换言之，在战争头两年协助当地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挥官（犹太人）遣送波兰人、犹太人、乌克兰人的乌克兰人转而协助党卫军杀害他们举报为苏联协力者的犹太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但实际上他们自己才是苏联协力者。33德国人无法处理大批涌入的举报，索性依据他们自己的种族幻象来行事，因而常常被操弄于股掌之间。犹太人和波兰人都注意到了这些地方的双重协力，但是乌克兰和德国的战争歷史对此则不加闻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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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双重占领的波兰东北部没有民族问题，因而也没有政治资源，于是事件的发展过程也颇为不同。在侵略后的头几周，德国人将他们自己的资源大量挹注在挑起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上，但成效不彰。犹太人被德国人杀害，最终也被波兰人杀害，但数量较少，发生的地方也较少。

　　在波兰东北部的一个主要城镇比亚维斯托克（Białystok），德国人自己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展开大规模的杀戮。及至此刻，这座城镇已经被占领了两次，首先是德军于一九三九年抵达，然后抵达的是血腥杀害城里波兰人、犹太人的德国波兰行动特别小组——特别行动队第四小队（Einsatzgruppe IV）。根据当月廿八日《德苏边境友好条约》的内容，德意志国防军和党卫队从比亚维斯托克撤出，由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取代。在苏联的淫威之下，城镇的中心大幅解体，犹太人的企业（以及其他所有的事业）都遭到关闭。苏联占领持续至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再次侵略为止。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七日，治警第三百廿九营（Order Police Battalion 329）进入了比亚维斯托克，奉命剿灭仍滞留在此的苏方人士和「敌人」。紧接而来的是新型的德式大规模杀戮，这或许是为了要设立典型。

　　犹太人被下令清除比亚维斯托克的列宁像和史达林像，同时苏联的音乐在背景播放。德国警察遍布全城，奉命抓捕所有役龄犹太男性。他们当场击毙一些人。德国员警在城里许多小犹太教会堂里射杀十名犹太人，然后把他们的尸首留置在台阶上。35他们抓走一些妇孺以及一千多名男人，还有些德国人强暴了犹太妇女。同时，其他的德国员警封锁了犹太教会堂邻近的区域，并且在教会堂的前面架起了机关枪。然后，德国人强迫犹太人进入教会堂，在外头泼洒汽油点燃。尖叫声持续了整整半个小时，夹杂着机关枪扫射的声音。36这个舞台布景的逻辑很明显：应该为苏联占领负责的是犹太人，而解放就意味着把他们给杀了。战间期波兰右翼已广为传播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而对深谙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的人群来说，上述的寓意无疑够明显了。然而，德国人六月廿七日大规模烧死犹太人的行动并未如德国人所预期的那样收立竿见影之效。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底、七月初的日子里，波兰人在波兰东北部进行秋后算帐。德军的抵达如同廿个月前红军抵达时一样，为地方上带来了暴力行为。有些波兰人杀害了犹太人，但也有些波兰人杀害其他波兰同胞。这些自发性的个别杀害行为并未遵循特定的舞台布景演出。37波兰人并未立即依循比亚维斯托克的范例行事。比城发生大规模杀戮后的两天，海德里希对特别行动队下达了特殊命令：在苏联权力崩解的乱局之下，趁还可能办到时煽动反犹太暴行。这些「自我清洗的努力方向」要「不着痕迹地煽动，必要时加以深化，并将之导引到正确的地方。要确保这些地方上的『自卫』行为日后不会指涉到政治上。」38

　　海德里希的命令旨在让波兰东北部广泛发生反犹暴行，但是却失败了。在波兰东南部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工作范围，与此相比，在东北部并没有显着的政治性问题，没有既存的政治性组织，也没有精挑细选受过训练的移民来将德式的反犹暴行转译为地方性的解放。一九四一年七月初，波兰东北部受到纳粹领导人与德国警方异常热切的注意。海德里希一再重复下达煽动反犹暴行的命令。希姆莱也对该区没有发生反犹暴行感到失望，亲自前往比亚维斯托克下达类似的命令。39在这些时日甚至戈林也到访该区，亲自下达同样的指令。

　　三名纳粹最高等级官员的在场与他们的期望为这个区域带来异常厚重的德国警力。40他们从三个方向而来。特别行动队B组从东方归来，扩张后的德意志帝国警察从东北部抵达，华沙和总督府的警察则从西南而来。这三组人马的成员对于大规模屠戮波兰人与犹太人都经验十足。当然，部分从华沙而来的警员还带着先前在比亚维斯托克杀戮的记忆，因为华沙驻警是由特别行动队第四分队所组成，而第四分队于一九三九年肆虐比城。41但即便来自德国高层领导人异乎寻常的注目眼光再加上来自四面八方的警力汇集，都尚不足以弥补政治资源的匮乏。德国人煽动了十几场反犹暴，在地的波兰人也杀害了数千名犹太人。但在德方看来，这些结果都远不如发生在波兰东南部的杀戮。在波兰东南部的行动是由政治上动机十足的乌克兰人所操刀。

　　这里杀戮的规模也不及德国人在北方和东方所达成的目标。此时德国人正将苏方势力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逐出，并取而代之。当然，德军势力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初回到波兰东北部或许就是试着匹配他们已经在立陶宛、拉脱维亚达到的成绩。波兰东北部的反犹暴行是在德国人与立陶宛人已经开始在地处波兰东北的立陶宛杀害犹太人之后开始的。而在波兰东北部的反犹暴行则是在德国人与拉脱维亚人于拉脱维亚杀害犹太人之后开始的，拉脱维亚地处波兰东北，中间还隔着一个国家。如果从这样一个更为宽广的角度来看，那么发生在波兰东北部的杀害与其说是节节升温，还倒不如说是降温，因为发生在此区的杀戮竟还不如发生在立、拉两国的程度那么普遍，而且才发生了几周就中止了。如果缺乏政治性的资源，反犹暴动也只能走向死路。

　　德国人正在学习一种新的政治手法，而成功与失败都能带来若干启示。反犹暴行的分布状况以及真正自发性的反犹太暴行之不存，在在说明纳粹起先关于在地行为模式的假设有误。纳粹的逻辑是可以煽动次人类（subhumans）起身杀害剥削他们的犹太人。但实际上，波兰东北部的反犹暴行多发生于非犹太人口曾与苏联协力的地带。在犹太籍共产党员人多的地带，反犹暴行反而不那么普及，因为在特定地区有共产主义势力就意味着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有所接触，也意味着他们有着密谋行事的习惯。犹太共产党人有地方可以谘询或者藏匿。同样的道理在战间期毕苏斯基的选区也行得通，他的选区是由多元的民族所组成。在特定的共同体当中，犹太人与波兰人之间通常在公民事务上有所交流，因而反犹暴行难以发生。42

　　在波兰东北部最为恶名昭彰的一起反犹暴行发生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十日，在耶德瓦布内（Jedwabne）。这场暴行也说明德国人所知甚是有限。德警在当日（也就是政权交替的两周之后、同时也是比亚维斯托克事件的两周之后）回到了耶城。在耶德瓦布内，德国人握有发动反犹暴行的理想条件，尽管他们自己并不清楚。43在战间期的几年间，共产主义与毕苏斯基的运动在此区人单力薄，意思是犹太人与波兰人之间接触不多。在耶城背叛波兰地下反苏活动、向苏联密报的人不是犹太人，而是一名波兰人。44波兰人理解到德国人所提供的是一次自新的机会，他们可以将与苏联有关的责任一概推给当地的犹太人，藉此涤清自己的责任，但是德国人自己则未必意会到这一点。

　　在耶德瓦布内中的舞台布景与比亚维斯托克所发生的极为相似，不一样的是在此由德国人制定规则，而波兰人则照章行事。在德警在场的情况下，有些当地的波兰人会逼迫当地的犹太人清除列宁的雕像。然后，大约三百名犹太人——其中有些人还举着红色旗帜，象徵他们与共产党之间的关联——被迫行进到一个谷仓内，然后在那里被他们的波兰邻人活活烧死。45在大多数这样的案例中，曾与共产势力合作的人必定会杀害未曾与共产势力合作的人。大规模的杀戮行动造成一种集体的刻板印象，将罪恶给族裔化，并且重新编派过去。列宁的雕像与犹太人在谷仓内一同被焚烧（就如同在德国境内，列宁的符号与「犹太人」的书籍一同焚烧）。过去，德国人会透过海报与扩音器对波兰人谎称犹太人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都是犹太人；如今，同样的谎言却是由波兰人在煤渣与灰烬当中反过来对德国人说的。

　　在波兰东北部，反犹暴行紧紧跟着比亚维斯托克所事先排演好的步伐进行。德国人将波兰人集中起来，波兰人将犹太人集中起来，然后波兰人殴打、羞辱犹太人。波兰人逼迫犹太人唱苏联歌曲，举苏联旗帜，并捣毁列宁或史达林的纪念碑（如果附近刚好有的话）。这些谋杀性的仪式是将一个逝去的破碎年代的经验给重组，但这些仪式却并非不假思索地回应苦难的方式。这些反犹暴行并不是出于自发性的报复行迳，而是德国人与当地人之间以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共同重组苏联占领期间经验的行为。46

　　耶德瓦布内式的杀害犹太人的方法固然骇人，却无法成为最终解决方案，因为这并没有政治性的资源可言。德国人可以诉诸心理或物质性的资源：波兰人可以藉由杀害犹太人来为自己过去与苏联的瓜葛开脱，并将犹太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在拥有一头驴子就可视为富裕象徵的耶德瓦布内区，这方面的动机不可不谓重要。但德国甚至无法假装要把波兰双手奉上送给波兰人。德国已经入侵过波兰一次了。一九三九年德国第一次入侵波兰时，德军势力实际上已经抵达过耶城还有一九四一年七月分发生反犹暴行的其他波兰东北部区域。一九三九年九月分首次抵达时，德军势力主要的目的就是杀害波兰人。从该区撤出之后，诚如所有人都知道的，德军併吞了波兰中、西部大部分的地带并加以殖民。当德军于一九四一年再回到此地时，他们甚至也懒得对波兰人做出任何承诺了。实际上，德军打算在利用波兰人杀害犹太人后，再把波兰人杀了。47

　　在被双重占领的波兰东部，反犹暴行之存与不存与政治敏感度有关，而纳粹党人不相信次人类能拥有这种政治敏感。但政治方面的学习来得很快。在政治性资源丰富的立陶宛，反犹暴行俨然是一个训练场，让德国人得以在此拣选人选来进行更组织化的大规模屠杀。德军抵达拉脱维亚时，他们已经理解到反犹暴行的用处就在于可以用来招募人才。他们并不会因为群众不参与反犹暴行而感到挫败，而是从中雇用有意领导反犹行动的人士。48

　　犹太大屠杀就是在先后被占领的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展开。与波兰东部不同的是，发生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的混乱的杀害状态的确升高到了系统性的最终解决方案程度。一九四一年底，绝大部分的波兰及犹太人仍能倖免于难，但几乎所有的立陶宛籍、拉脱维亚籍的犹太人都已经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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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人理解到有立陶宛问题（Lithuanian question）的存在，并进而掌握到政治性资源全盘的潜力。立陶宛人是波罗的人（Balts），因此从纳粹的角度来看比起斯拉夫人（例如波兰人）还有价值一些。苏联已经摧毁了立陶宛，数以千计的立陶宛移民在德国寻求庇护。从一九四○年六月苏联摧毁立陶宛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入侵苏联之间，德国人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保护并训练这些人，藉此培养出一批当地人来执行德国的政策。立陶宛行动者阵线（Lithuanian Activist Front）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在柏林成立。涉入其中的立陶宛政治家相信他们可以利用德国的军力来解放立陶宛，而德国人则相信他们可以将立陶宛的政治能量挪作己用。49

　　立陶宛的行动派于一九四一年与德国人一同抵达，并充当实质上与象徵性的翻译人员，把德方的意图给翻译出来。立陶宛人挂上将犹太人与苏联统治、苏联犯行连结起来的德国海报（附上立陶宛语）。这在立陶宛产生的迴响与在德国不同：倘若可以将共产主义的范围限缩在犹太人，那么曾经与苏联协力的立陶宛人及其他非犹太人口就可以开脱。立陶宛人知道而德国人并未了解到的是，苏联的统治已经先剥夺过了立陶宛籍的犹太人。苏联于一九四○年在立陶宛实行国有化的一千五百九十三个企业当中，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个（百分之八十三）为犹太人所有。50一旦苏联离开，立陶宛人就能将这些企业全都据为己有——只要原先的企业主不再出现。许多较为富有的立陶宛籍犹太人已经被苏联遣送到古拉格去了；剩下来的犹太人在想杀害他们的德国人与正坐在他们企业办公室里的立陶宛人（以及其他立陶宛居民，包括波兰人、俄罗斯人等）之间岌岌可危。在媒体上以及在个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当中，立陶宛人彼此之间互通声息说德国杀害犹太人的政策是某种交易当中的一部分，这种交易将有利于立陶宛复国以及中产阶级的复兴。立陶宛行动者阵线宣布立陶宛独立。

　　大规模杀害的政治型态是共同创造出来的产物，这既符合立陶宛的经验，也符合纳粹的期待。立陶宛人曾与苏联的统治有所瓜葛，因而纳粹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给予了他们一个机会，但连德国人自己都未能完全把握到箇中意义。立陶宛境内所有民族都曾与苏联协力，不仅只有立陶宛人、犹太人，还有波兰人与俄罗斯人。犹太人比立陶宛人稍微更可能这么做，但由于立陶宛人的人数多得多，他们在苏联体制内部的角色也重要得多。立陶宛人很快地把握到一件事，即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等同于政治上的大赦天下，让先前与苏联协力的行为得以豁免，此外还让他们有机会将苏联人从犹太人手中夺走的企业据为己有。51

　　实际政治经验屈服于残酷无情的种族逻辑之下，这不只可以拿来形容骑墙派，也适用于随之而来的暴力行为。立陶宛行动派告诉那些身分已经暴露的苏联协力者，他们的政治罪恶可能可以在血渍中涤净。透过杀死犹太人，曾经为苏联效力的立陶宛人在其他立陶宛人眼中——那些有德国人脉的立陶宛人如今似乎开始变得重要——可以在政治上获得新生。就连肯定支持苏联併吞立陶宛的一群人——立陶宛共产党（Lithuanian Communist Party）——都被准许加入立陶宛行动者阵线，只要他们本身不是犹太人。非犹太共产主义者因而可以自由选边站，并藉此洗刷与苏联协力的过去。有人告知在狱中的立陶宛共产党青年，自由的代价就是要对自己的国家展现一定程度的忠诚——他们必须杀死一名犹太人。52犹太共产党员（或说犹太人整体）都不能加入立陶宛行动者阵线，无论他们多么爱国，对立陶宛多么忠诚，此际都被排除在立陶宛的政治之外。一九四一年夏、秋，大批与苏联占领军毫无干系的犹太人遭到大批曾参与其中的立陶宛人杀害。53

　　苏联固然毁灭了一个民族国家，但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的成效比德国人预期的好。对纳粹党人来说，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对于世界的一种描述，而那些有动机杀害犹太人的立陶宛人是让这个星球得以复原的小助手。当然，任何的政治性承诺都是来意不善。德国人称杀害犹太人是政治交易的一部分不过是一桩谎言。及至一九四一年底，德国人已经彻底禁绝立陶宛人的组织。政治性的资源已然被消化吸收了。到了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在立陶宛的犹太人都已死于非命。

　　对于立陶宛人自身而言，当然有着更深一层的政治观是德国人所未见到的。若说要把共产主义怪到犹太人的头上，那么就不能怪罪于立陶宛人。杀害犹太人的立陶宛人正在涂销他们各自在苏联统治时的过去。立陶宛人整体则在抹除他们让自己的主权被苏联摧毁的耻辱歷史。杀害之举创造出一种在心理上似是而非的道理：犹太人之所以被杀一定是因为他们有罪，而立陶宛人之所以杀了人一定是出于正义的理由。

　　在立陶宛，先后与苏联和德国协力是准则而非例外。德国人碰到苏维埃化（Sovietized）了的立陶宛人时，在还没有对他们造成具体改变之前，有些立陶宛人就已经开始杀害犹太人了。响应立陶宛行动者阵线起义的立陶宛军人是红军的逃兵。以对抗苏联的游击队员之姿藏身在树林当中的立陶宛员警才刚效力于苏联并施行苏联的压迫政策。德国人既没有意愿也没有人力肃清所有的地方行政机构，有数百个机构曾为苏联效力过。德国人肯定没办法在从他们抵达至反犹太暴力行动爆发之间这么短的时间内肃清这数百个机构。从立陶宛的观点来看，反犹太暴力行为的重点是在德国人搞清楚谁曾经与苏联协力之前，先向德方展现忠诚。54

　　德国人从来未曾为了改变地方行政机构下过太多工夫；执行苏联政策的人此刻普遍转而执行德国政策。德国人在意的是清除高层的苏联协力者，但是在这里他们颇为不济。战前波兰的安全警官尤纳斯．丹奥斯卡斯（Jonas Dainauskas）曾效力于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德国人抵达时，他与特别行动队A组的指挥官法兰兹．瓦特．施塔勒克（Franz Walter Stahlecker）会晤，以便安排他的人马参与杀害犹太人。曾协助苏联遣送立陶宛公民的尤阿萨斯．尼瑞玛斯（Juozas Knyrimas）此刻加入了立陶宛游击队杀害犹太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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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尔纽斯是近十万犹太人的家园，堪称立陶宛的耶路撒冷。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苏联入侵波兰后将维尔纽斯让与立陶宛；一九四○年六月，苏联占领、併吞了立陶宛。在这两起事件之间，维尔纽斯是立陶宛的首都。一九四○年六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之间，维城是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Lithua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的首都，但在这整段苏维埃时期，就其人口而言，维尔纽斯主要是由波兰人和犹太人所组成。比起犹太人，立陶宛行动者阵线在维尔纽斯更忧心波兰人，并试图说服其德国后台波兰问题应该更优先处理，但并未成功。实际上，德国人要利用立陶宛人来清除维尔纽斯的犹太人。及至一九四一年七月，主要的刑场是城外不远处的波纳尔森林（Ponary Forest）。发生在该地的谋杀行动是由特别行动队第九分队的指挥官阿尔弗雷德．菲尔伯特（Alfred Filbert）博士领衔，他是党卫队的一名青年知识分子，他的人马从很早就开始射杀犹太妇孺和男人。56

　　这个创新的行动是在战场上失利的压力之下发生的。如果说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作为一种政治观在苏联已将国家摧毁的地带上能成事，那么以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当作军事策略的基础则失败了。德国人在战场上面对着立陶宛人并未理解的难处，且德国人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他们遇到了险阻。57苏联并未如同希特勒所说的「纸牌屋」（house of cards）或者像一头「深陷泥淖的巨人」（giant with feet of clay）般倒下。立陶宛是北方军团（Army Group North）的后方。在战争的头几周，希特勒将北方军团视为最重要的军团。北方军团的指挥官非常清楚他们挺进列宁格勒的速度并不如预期。一九四一年八月，希特勒向他的亲信协力者以最迂迴的方式释出信号，告诉他们战争并没有按照计划的方向走。同年九月在德国，所有超过六岁的犹太人都被要求配戴大卫星（Star of David）标志，代表他们应当为军事行动失势负责。58他们被标志成德军胜战的人质，如此的推诿卸责异乎寻常，随之而来的便是合乎其逻辑的结果（译按：指犹太大屠杀）。59

　　如果说不能光是透过对犹太人展开快速攻击就拖垮苏联，那么就必须由德国控制的系统性行动来防御德国。军队指挥官放下了一切对特别行动队活动的保留。希姆莱开始下令杀害犹太妇孺。即便是对党卫军军官而言，执行这项任务都有些难度。特别行动队A组指挥官施塔勒克（也就是菲尔伯特的直属上级）认为杀害平民会造成「情绪紧绷」。甚至有额外的酒类提供给射杀犹太孩童的德国人，但这仍然不够。

　　指挥官得向他们的人马解释为何必须打破基本的禁忌。尽管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确切说了什么，但想必受过教育的保安处官员（如法学博士菲尔伯特等）把在德国境内流传的观念传播、应用。60一九四一年七月，纳粹的媒体将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希特勒《我的奋斗》里的一个关键概念：犹太人必须被铲除，因为他们想要杀光所有的德国人。这个想法旋即出现在德国的刽子手与家人之间的书信上：敌人必须被剿灭，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剿灭我们；被我们谋杀的小孩受到的苦比被苏联杀害的小孩还少。凶手们认为敌方才应为灭绝的总体政策负责，并因这样的想法感到安心，因为他们的行为不过是出于自我防卫罢了。像菲尔伯特所指挥的特别行动队得花上数周才能从杀掉寥寥几名妇孺转变成把他们全数杀尽。61

　　他们在杀害妇孺行动上的迟疑让德国人转而招募当地人。菲尔伯特扩编了特别行动队指挥官的职权，招募立陶宛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协助枪决行动。他所招募到的人马大多待过红军，因此也需要证明自己的忠诚。菲尔伯特本人十分能够欣赏这些人需要克服来自过去的阴影的复杂动机。他知道并非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是犹太人，因为他自己的亲哥哥就是共产党人，战争期间在德国的集中营内度过。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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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人渐渐了解到，反犹暴行并非铲除犹太人的有效方法，但制造出无法律状态却是可以招募到刽子手来执行组织化行动的良方。数周之内他们就掌握到了一件事：从苏联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人可能被心理上、物质上、政治上等理由吸引执行暴力行动。与德国人一起归来的当地人带来德国人的信息——亦即，从犹太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才是唯一的解放，也是任何政治性讨论的前提——并加以发扬光大。那些从苏占区逃到柏林的人以及其他在国内新招募到的对象可以充当翻译。也许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考量，当地的协力者还倡议杀死犹太人能够涤净苏联协力的污点。以此，一九四一年六、七月，发明出新型态暴力的德国人找到了方法来利用后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资源。

　　尽管纳粹相信犹太人非人类（inhuman），东欧人是次人类，但这样的信念本身丝毫不能提供任何摧毁前者、威压后者的手法。唯有透过政治才能让人们来进行德国人凭己力所不能为的事，也就是在极短的期间内将大量的犹太人给铲除。立陶宛的案例已经揭示出政治上可能的方案；拉脱维亚的案例则显示技术上有哪些方案可行。如同立陶宛的案例，苏联于一九四○年摧毁拉脱维亚，为德国人创造出了巨大的政治机会，提供他们一批可以从中招兵买马的难民。德国人透过他们拣选出的三百名左右的拉脱维亚人来开始占领拉脱维亚，其中一人是经德国人复职的前拉脱维亚政治警长。63如同在立陶宛一样，随着德国人而来的是使用多种媒体、透过当地语言进行政治宣传的活动。报上刊登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杀的囚犯的血腥照片，并称受害人是拉脱维亚人，而加害人则是犹太人。拉脱维亚语的收音机广播和报纸报导将苏联与犹太人挂勾，且称将他们赶出拉脱维亚才是解放之道。64

　　但是现在，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施塔勒克发现了一道金科玉律。他的想法一如既往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让（攻击犹太人）看起来像是当地人自然的反应」，且是「出于自愿採取这些措施」。65他还提到，必须将苏联占领的经验「引导」成支持德方的行动。66就如同在立陶宛一样，政治宣传以当地语言写成，并透过媒体、口耳相传等方式传播，其目的就是为了打通这条渠道。施塔勒克将德国人煽动的反犹暴行视为一种招兵买马的方法，结果在遭到双重占领的拉脱维亚产生出一种新的模式：由地方人领导一组射击突击队（shooting commando），遵照德国人的命令进行大部分的杀戮行动。其领导人维克多．柏恩哈德．阿拉伊斯（Viktors Bernhard Arājs）将成为欧洲史上执行最多起大规模屠杀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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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伊斯一九一○年生于帝俄，母亲说德语，父亲在十月革命后遭到苏联压迫。如同施塔勒克与其他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德国刽子手一样，阿拉伊斯原本接受的是律师执业训练。一九三二年，他在独立的拉脱维亚进入法学院就读，两年之后为了支付帐单而加入警队。他为了钱迎娶了一名年纪比他大的妇人以便继续学业，然后又结识比他年轻的情妇。战争爆发前夕，他回到了法学院攻读英国宪法，成绩优异。在苏联占领、併吞拉脱维亚后，他仍继续学业。为了迎合当局的意识型态，他将自己的生平略歷做了些微调整，在学习申请文件中强调他出身微寒，并强调他曾经从事的职工工作。他在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Soviet Latvia）取得学位，因而攻读的是苏联的法律，修史达林宪法的课程。他似乎对苏联的计划寄予一些同情，甚至一度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然后有位他欣赏的雇主遭到了压迫。当苏联于一九四一年夏天因德国入侵而撤离时，苏方似乎杀了阿拉伊斯的爱人与她的家人。阿拉伊斯当时是否知情、是否在乎，则不得而知。67

　　对阿拉伊斯而言，无论于公于私，当务之急就是社会晋升。他曾效力于三种颇为不同的体系——拉脱维亚、苏联、德国。在苏联抵达之前，他完全未曾显示出亲共的一面，一如纳粹抵达之前，他从不曾显示亲纳粹的一面一样。在独立的拉脱维亚担任员警的期间，他曾逮捕非法右翼团体的成员。不知道是出于偶然还是安排好的，阿拉伊斯在德军抵达后旋即连络上施塔勒克。施塔勒克的随行翻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德国人，战前在拉脱维亚军队就认识了阿拉伊斯。一九四一年七月一、二日，正值反犹太暴行在里加方殷之际，阿拉伊斯和施塔勒克会面交谈。七月三日，阿拉伊斯和他的人马已经展开第一波逮捕犹太人的行动。翌日，他们开始烧毁里加的犹太教会堂。68

　　在里加，阿拉伊斯被准予使用一间犹太人银行家的房子作为他的总部。这些银行家已经被苏方人士（不是德国人）剥夺财产，遣送出境。德国人抵达时，相对富裕的犹太人早已经被送到了古拉格。这创造出颇为特殊的物质资源。除了财产的处理之外，苏联也处理掉了许多拥有财产的人。如果说先前的犹太人业主还在（的确有一些人还在），那他们在德国人治下也永远拿不回财产。如果犹太人胆敢对已经被苏方占有的财产做出表示的话，德国人就会把他们当作抢劫犯来对待。拉脱维亚的非犹太居民——如拉脱维亚人、德国人以及其他人——设想许多人在这般情况下会做的事：唯一能保障他们据为己有的财产的方式，就是确保没有任何能依法对这些财产做出主张的人会再出现。犹太财产的苏联化（Sovietization of Jewish property）现在在德国人治下变成了拉脱维亚化（Latvianization）。即使德国人占据了某些财产（例如前文银行家的房子），他们也不可能在全国都监督这个过程。苏联的剥夺与纳粹的反犹主义两相结合，为非犹太人杀害犹太人的行为创造出明确的物质上的动机。

　　一九四一年七月四日，阿拉伊斯刊载广告，语焉不详地鼓励拉脱维亚人前往註册加入效力于德国人的辅警队。他没有提到犹太人。首先招募到的人马大多是红军军人，这些人在那之前多曾服役于拉脱维亚军队。这些人极有可能正是最想要洗刷丢掉拉脱维亚独立地位加上身着苏联军服这两重耻辱的人。曾加入苏联民兵的志愿者可能也希望涤除自己曾效力苏联的那段过去。遵循施塔勒克的指令，阿拉伊斯也成功地从拉脱维亚人当中招募到一些对苏联的统治心怀不满的人。比方说，其中一名新招募的成员曾经亲眼目睹他的双亲遭到苏联遣送。新辅警当中人数最多的年龄层落在十六岁到廿一岁之间。对许多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前一年苏联的占领肯定是某种决定性的经验。这些第一批新招募的成员当中没人知道他们主要的任务会是枪决犹太人。由于最初的自愿者人数不足，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从正规警队中被调过来的，根本不是出于自愿。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所有这些人都是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也有些人是俄罗斯人。

　　阿拉伊斯的突击队是施塔勒克所构想出来的产物，由施塔勒克的下属鲁道夫．巴兹（Rudolf Batz）和鲁道夫．朗格（Rudolf Lange）监督。他们教导突击队的成员怎样集中犹太人并将他们射杀，然后再将杀害的责任推诿给阿拉伊斯。阿拉伊斯和他的手下在城外的拜克尼基（Bikernieki）森林射杀里加的犹太人。然后一九四一年七月到十二月整整六个月间，他们乘坐一台恶名远播的蓝色巴士在乡间徘徊，杀害城镇和乡村的犹太人。一九四一年夏天时，约有六万六千名居住在拉脱维亚的犹太人，其中就有两万两千名遭到阿拉伊斯的突击队射杀，阿拉伊斯的突击队还协助其他单位杀害两万八千多名犹太人。如同其他服膺德国政策的刽子手，也如同德国的刽子手自身一样，他们杀死的对象就是他们被指派要杀害的人。如同所有大规模杀害犹太人的人一样，他们也杀不是犹太人的人。比方说，他们在乡间游荡时也射杀精神病院的病患。在大多数拉脱维亚的犹太人都被杀死后，阿拉伊斯的突击队就被派去与苏联游击队作战，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杀害白俄罗斯的公民。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阿拉伊斯本身则为他在拉脱维亚及苏联统治下的法律文凭不再具有效力这件事所苦。结束了大开杀戒的任务之后，他又回到了里加的大学完成德国的法律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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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行动队是个混和的体制，服膺于一个以种族来定义的国家，遵循着模稜两可的指令，因而有一些操弄的空间。在德国本身，特别行动队只存在于军校的训练中。但在德国境外，他们一面大开杀戒，一面开疆拓土。阿拉伊斯的突击队代表着一种在入侵行动的两周内就发明出来的产物，其组织化地运用大量地方武装人士，并由德国下令追捕、集中、杀害犹太人。在入侵之前完全没有考虑过基于任何考量武装当地人；实际上希特勒明令禁止这么做。施塔勒克及其他指挥官旋即看见并利用他们从苏联继承下来的心理性、物质性和政治性的资源，并藉此推展希特勒的宏图。及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施塔勒克已经能够考量「在东方（Ostraum）採取激进手法处理犹太问题」。69

　　除了特别行动队以外，德国在东方另一个混和体制是党卫队高层暨警长（Higher SS and Police Leaders）。这些人在苏联被占领的特定区域同时指挥党卫军与警队，将种族组织与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在德国，党卫队高层暨警长几乎没有意义，但是在苏联德占区中却是希姆莱的重要部属。他们直接向希姆莱汇报，如同特别行动队指挥官直接向海德里希汇报那样。他们也被预期要学习、实验、发明出新的方法。比方说，希姆莱会告诉南俄罗斯（实际上就是乌克兰）的党卫队高层暨警长弗里德里克．耶克尔恩（Friedrich Jecklen）说应该枪杀犹太妇孺，就像他似乎已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做的那样。不过这要如何办到，则要视现场状况而定。70

　　在党卫队高层暨警长当中，耶克尔恩在发明出新的暴力形式方面出类拔萃。及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底，他已经决定所有德国的单位，不论是党卫军还是军警，都可以参与协调过的对犹太人大开杀戒的行动当中。耶克尔恩的行动显示，即使是没有经过特别准备的德国人，都能以极大的规模杀害犹太人。

　　耶克尔恩的发明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无国家状态下的犹太难民出现在德军占领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结果。他们死亡的这段歷史也就是一段工业化杀害（industrial killing）浮现的歷史，这于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他们的国家正在覆灭当中。在捷克斯洛伐克于一九三八、三九年间解体之际，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就失去了国家的保护。当德国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併吞了苏台德地区时，当地的犹太人若是没有选择丢下财产逃离，就会变成德意志帝国的次等公民。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之间，犹太人仍然是甫被瓜分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公民（译按：见第四章关于苏台德地区的部分）。一九三九年三月，希特勒进一步全面毁灭捷克斯洛伐克时，这些犹太人被区分成不同的社群，各有各的宿命。来自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Moravia）的犹太人此刻身在一个保护国（Protectorate，译按：即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当中，这里服膺于德意志帝国的种族律法，只有德国人享有公民身分。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则听任新的独立斯洛伐克国家的立法者处置。71

　　捷克斯洛伐克最东端的喀尔巴阡卢森尼亚（Subcarpathian Ruthenia）的经歷则截然不同。一九三八年十、十一月，德国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割让斯洛伐克南端的领土以及喀尔巴阡卢森尼亚的一部分给匈牙利。一九三九年三月捷克斯洛伐克全面解体之际，匈牙利得到了剩下的全部地区。喀尔巴阡卢森尼亚的犹太人因而落入匈牙利法律之下。犹太职业人士与商人被要求持有执业证明，这通常导致他们失去谋生的手段。要想成为匈牙利公民，犹太人必须证明他们自己或家人在一九一八年曾经是匈牙利的臣民。实际上，有指令要匈牙利官员将犹太人视为「可疑分子」，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文件。72犹太人花费无数精力和金钱要证明他们与前匈牙利的关系，但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被排除在国家的保护之外。一九三九年三月起，匈牙利尽可能将犹太人与其他人从新的领土遣送到波兰和斯洛伐克。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军入侵苏联后不久，匈牙利开始遣送他们所不想要的人（包含许多犹太人，但也不仅限于犹太人）到被德国占领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匈牙利让犹太人成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弃儿，然后德国人接着解决他们。从布达佩斯方面来看，这是一场种族清洗活动，然而对于耶克尔恩来说则成了一股推动工业化规模杀害（industrial-scale killing）的力量。耶克尔恩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廿六、廿七日监督一场发生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Kamianets’ Podils’kyi）的射杀行动。这次行动是为了剿灭这些不复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保护且从匈牙利给排除的犹太人，以及其他数千名当地的犹太人。例如，佛拉迪米尔．P（Vladimir P.）来自一户当地犹太人家，他们在过去二十年来都是苏联公民，曾亲身经歷共产主义政权带来的风险与机会。他的父亲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追捕行动中倖存了下来，但却仍难逃出德国人的手掌心。佛拉迪米尔本身得以脱逃，只不过是因为他与一名当地警官打从苏联统治时期就认识73；所有当地的协力者就如同所有当地的受难人一样都曾经是苏联的公民。一共有两万三千六百名犹太人被集中处死，佛拉迪米尔的家人也身在其中。这次的事件仍然是典型纳粹将共产党人与犹太人混为一谈的结果。耶克尔恩随机选择了一名犹太男性并叫他「库恩．贝拉」（Béla Kun）——这是匈牙利短暂存在的共产国家的创建者的名字。74

　　如果说犹太布尔什维克的象徵意义对反犹暴行和大规模杀戮来说都相同，那么其规模与方法则是创新的。重要的是，耶克尔恩已经知道了德国治安警察会对数千名完全未被定罪的无辜民众执行大规模射杀。对于约半数曾为苏联效力的治警来说，第一个无国家状态区域当属一九三九年后的波兰。这些人对谋杀都或多或少有经验。但有约半数是直接从德国来到苏联德占区。这些警员很快地就学会了怎么杀害犹太人，从有些人在几周之内写的家书上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把杀光犹太人视为理所当然。75德国人自己或许也并未料到自己激化（self-radicalization）的速度如此之快。治警的人数迅速地以一比十的比例超过特别行动队——及至一九四一年底，已经有三万三千人在当地。76警察射杀的数量比特别行动队员还多，在东方发生的大规模射杀行动当中他们无役不与。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耶克尔恩也展示出国防军会提供补助及参与调度。透过将党卫队、正规警力、军人整合起来，他发展出了一套三头马车（triumvirate）的体系，在整场战事期间持续不辍地执行大规模杀戮。77

　　耶克尔恩的第二次主要的展示行动发生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一九三四年以来的首都基辅市。在基辅，工业规模的杀戮行动发生的契机并不是因为有无国家状态的犹太难民出乎意料地现身，而是因为苏方人士意外搞的破坏行动。苏方在基辅市中心许多栋主要建筑物内留有设定好计时器的炸弹，炸死了一些德国官员。苏方人士的抵抗行动给予德国人机会一口咬定这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祸害。一旦苏方人士攻击了德国人，犹太人就得背黑锅。

　　一九四一年九月廿八日，德军印制、张贴公告，要求犹太人隔天必须携带证件、贵重物品在基辅西边一路口集合。大多数留在基辅的犹太人都遵守了命令，破晓之前就早早集结，以为可以占到最好的火车位。年长的妇女脖子上挂着成串的洋葱，以作沿途果腹之用。隔天就是赎罪日（Yom Kippur），人们告诉自己他们会平安的。到了路口的检查站，陪伴亲友前来的非犹太人被赶走，多数人也就这么离去了。过了检查哨后，犹太人沿着德警和警犬拉起的一条警戒线一路走到娘子谷的沟壑——德军早已在娘子谷挖好壕沟，等着要大开杀戒了。在当地协力者的协助之下，德国人就在这里的坑边射杀了约三万三千七百六十一名犹太人。他们把一些年轻的犹太女性拽到一旁先姦后杀。至此，耶克尔恩又改进了他的杀害技法，实行他所称的「沙丁鱼法」（sardine method）：先让人成排成列地躺在坑洞中，加以射杀，然后再逼迫下一组人直接躺在尸堆上，依此类推。坑一旦满了，就有一名德国人踩到尸堆上检视生还的迹象，然后再朝下开枪。这种耶克尔恩自己发明出来的工业化的杀戮形式可以在一天之内射杀逾万人。在娘子谷的试验大功告成后，他邀请参与准备的治警到晚宴共饮，并在席间解释杀人在政治上的逻辑。78

　　在基辅许多年迈羸弱的犹太人未能依德军公告指示前往集结。亲友遇害后，他们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只能守着财产幽居在寓所里。其中有些人接着遭到在此之前还是他们的苏联同胞的邻人杀害，并将他们的财产据为己有。在苏联的生活条件下，许多家庭得挤在同一间公寓内，这意味着空屋供不应求。在基辅，有些煽动反犹暴行的人是在史达林主义下受尽磨难的苏联公民，他们把责任怪在犹太人头上。79极有可能其他煽动反犹暴行的人是那些拿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当作藉口，藉以合理化他们自己夺人财产行径的人。在全欧洲，犹太人的遇难大开窃盗大门，进而也造成道德上合理化的需要。80

　　一九四一年底，各式各样新发明出来的谋财害命的方法都凑在了一块儿。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希姆莱将耶克尔恩调离乌克兰，转任党卫军高层暨东方总督辖区警长，辖区包含拉脱维亚。希姆莱下令杀光里加所有剩下的犹太人，于是，耶克尔恩将自己的大规模杀戮手法与施塔勒克组织在地人的手法结合起来。他让德国人当枪手、以阿拉伊斯的突击队为辅，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卅日在城外的列巴斯基（Letbarskii）森林射杀了一万四千名左右在里加的犹太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再如法炮制。这里展示出来的杀技是在入侵之后，才由发明暴力形式的纳粹在连续占领区内所设想出来的。81

　　数十万名犹太男女妇孺在德军与红军交战之际，于曾是苏联领地的国境线以后遭到枪杀。一九四一年末，在德国人进犯犹太人国家未果之际，杀人的方法却臻于完美。对苏作战正在溃败，而对犹作战则正在取胜。党卫军的国家毁灭者可以说他们成功了，而其他人全都失败了。

注释

01　这点出现在其着名的《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1932）当中，Jureit, Das Ordnen von Räumen, 358对此有予以讨论。在党内，施米特曾被批评太过恪守传统的国家。但施米特所谓的「总体性国家」（total state）并不是某种更大的国家，而是由种族化政党（racial party）的动物式的前政治能量（animal, pre-political energy）所界定的国家，用来创造出「总体性革命」（total revolution）。见Faye, “Carl Schmitt,” 164, 171.

02　引言见Schmitt, “Grossraum Order,” 105, 124, 101. 见Gross, Carl Schmitt and the Jews, 147–49及Nunan,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参阅Sternhell, Les anti-Lumières, 618.

03　Schmitt, “Eröffnung,” 15.

04　Chapoutot, “Le loi de sang,” 310–12.

05　Liulevicius, German Myth, 171.

06　Frank, “Einleitung,” 141–42；Frank, “Ansprach,” 9.

07　Snyder, Red Prince, chap. 9.

08　Löw and Roth, Juden in Krakau, 27.

09　Mallmann, Einsatzgruppen, 23.

10　这个政治的论点受到Longerich的Politik der Vernichtung影响。关键似乎在于将政治性的论点延伸到战前的德意志帝国的疆界以外，到犹太大屠杀发生的地带，并且从德国的行为人延伸到那些与他们互动的对象。

11　Churchill quotation: Saviello, “Policy,” 24.

12　百万人口的计算见Brandon, “First Wave.” 另见Benz, Kweit, and Mathäus, Einsatz, 33.

13　一九四一年三月，海德里希向戈林提案将犹太人遣送至西伯利亚。见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 747；Kay, Exploitation, 109.

14　Husson, Heydrich, 310.

15　Benz, Kweit, and Mathäus, Einsatz, 73. 见Angrick, Besatzungspolitik.

16　这种纳粹化（nazified）了的理路在今天仍然能听见迴响。我试图在Snyder, “Commemorative Causality” 中解释原委。

17　立陶宛的反犹暴行见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2:1512 and passim.

18　这些论点的背景是战后针对乌克兰、立陶宛民族主义者的行动，见Snyder, Reconstruction.

19　目前最有用的综合研究见Polonsky, Jews in Poland and Russia, vol. 3. 参阅Longerich, Davon, 161；Ezergailis, Holocaust in Latvia, 13–15.

20　这里所指的不涉及傅柯所称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理性，而是以生物学之名刻意摧毁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然后期许生物学可以reassert itself。这种毁灭并不会终结政治，而是创造出新的场景让新的政治型态得以浮显。见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316.

21　Benz, Kweit, and Mathäus, Einsatz, 34.

22　双重占领的重要概念是由Gross在Sąsiedzi中引介，且自此在当地的研究中颇为显着，例见Snyder, “Causes”；Brakel, Unter Rotem Stern und Hakenkreuz；Penter, Kohle；以及Weiss-Wendt, Murder Without Hatred. 这应当是一个精细的实证研究的主题。

23　见Mędykowski, W cieniu, 160.

24　一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OUN）的线民论及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情报单位与德方的合作，见 “Komunikat Informacyjny,” 3 June 1932, AAN, MSW/1040/50–57.

25　Longerich, Davon, 159.

26　Carynnyk, “Palace,” 280–81.

27　Himka, “Ethnicity and Reporting”中指出了族裔化的问题。

28　Oleksandr Kohut: Kachanovs’kyi, “OUN(b),” 220, 223.

29　Prusin, Lands Between, 158.

30　HI, Anders Collection, 210/14/7746；HI, Anders Collection, 210/14/3327. 有关苏联时期的米佐其见ŻIH, 301/1795.

31　ŻIH, 301/1190, Abraham Kirschner.

32　ŻIH, 301/2168, Pinches Fingerhut；Adini, Dubno: sefer zikaron, 698–701. 德国人在杜布诺的混淆见Carynnyk, “Palace,” 293.

33　有关警察的赓续，见Bauer, The Death of the Shtetl, 64.

34　有关双重占领的发展，见Snyder, “Causes,” 208–9.

35　FVA, 2903, Leon F.

36　有关这一幕的描述见Curilla, Judenmord, 246–51；Bender, Jews of Białystok, 90；亦见Matthäus, “Controlled Escalation,” 223；Machcewicz, “Rund um Jedwabne,” 73–74.

37　秋后算帐是政治性的，并未依循族裔的逻辑。见Machcewicz, “Rund um Jedwabne,” 72–73. 同样的案例也见于罗马尼亚，后面的章节会予以讨论。

38　海德里希的德文原话为“Spurenlos auszulösen, zu intensivieren wenn erforderlich und in die richtigen Bahnen zu lenken, ohne dass sich diese örtlichen ‘Selbstschutzkreise’ später auf Anordnungen oder auf gegebene politische Zusicherungen berufen können.” 转引自Justiz und NS-Verbrechen, vol. 43, 2010, Lfd. Nr. 856, 177–78.

39　希姆莱与德国治警首长库尔特．达吕格（Kurt Daluege）于七月八日亲自到比亚维斯托克。见Bender, Jews of Białystok, 94. 希姆莱的沮丧之情见Rossino, “Violence,” 6.

40　Dmitrów, “Die Einsatzgruppen,” 127, 145, 155.

41　Dmitrów, “Die Einsatzgruppen,” 112–27；Machcewicz, “Rund um Jedwabne,” 75.

42　实证性的论证可见于Kopstein and Wittenberg, “Intimate Violence,” chap. 4. 地方上的两极分化似乎有着普遍的解释力，见Croes, “Holocaust in the Netherlands,” 484.

43　Kopstein and Wittenberg, “Intimate Violence,” chap. 4；Bikont, My z Jedwabnego；亦见Gross, Sąsiedzi, 29.

44　Gross, Sąsiedzi, 35; Sauerland, Polen, 83.

45　Gross, Sąsiedzi, 12. 参阅Cała, Antysemitizm, 433.

46　Machcewicz, “Rund um Jedwabne,” 65, 69, 70, 72.

47　Sauerland, Polen, 66；Machcewicz, “Rund um Jedwabne,” 86.

48　在立陶宛，约一千一百名犹太人在反犹暴行中遭到杀害，这是被杀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不到。见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2:1512.

49　根据ossowski, Kraje bałtyckie, 164，在苏联统治期间，约五万人以德国人的身分离开立陶宛，其中有一半的人会返回。

50　数据来自Levin, Lesser of Two Evils, 69.

51　一九四一年六月，立陶宛共产党有将近百分之四十是俄罗斯人，百分之四十六是立陶宛人，百分之十三是犹太人。共产党安全警察有百分之四十六是立陶宛人，百分之三十六是俄罗斯人，百分之十七是犹太人。所以，如果考量到他们在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只不过是立陶宛人的三分之一，那么犹太人在这两个案例当中所占的比例都过高。见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1:165–69.

52　Eidintas, Jews, 257.

53　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1:248–53；亦见Lower, “Pogroms,” 224.

54　Wette, Karl Jäger, 82；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1:297.

55　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1:534. Knyrimas and Baranauskas: Eidintas, Jews, 256.

56　有关战时维尔纽斯的波兰－立陶宛－犹太问题，见Snyder, Reconstruction, chap. 4.

57　有关在战场上所认知到的战事发展方向，可特别参阅Römer, Kommissarbefehl, 204.

58　Longerich, Davon, 165–68.

59　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2:906, 1511.

60　Longerich, Davon, 160–61. Kay, “Transition to Genocide,” 413–25；亦见Ingrao, Believe, 81, 158–59；Ingrao “Violence de guerre,” 236–37；Römer, Kameraden, 410, 414, 448, 462.

61　Ingrao, Believe, 236. 参阅Fritzsche, “Holocaust and the Knowledge,” 603.

62　Kay, “Brothers.”

63　Ezergailis, Holocaust in Latvia, 48; 亦见155, 165–66.

64　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1:513. 亦见Silberman, “Jan Lipke,” 87.

65　Breitmann, “Himmler,” 436.

66　Wette, Karl Jäger, 78.

67　有关阿拉伊斯和他的突击队，见Justiz und NS-Verbrechen, vol. 43, 2010. Lfd. Nr. 856, 173–83；Kaprāns Vita Zelče, “Vēsturiskie cilvēki,” 169–70, 173–74；Plavnieks, “Nazi Collaborators,” 41–49, 72–85；Vīksne, “Members of the Arājs Commando,” 189–202；Angrick and Klein, Final Solution, 74 and passim；Ezergailis, Holocaust in Latvia, 177, 183, 188. 俄罗斯人的部分见Kudryashov, “Russian Collaborators,” 3.

68　Bender, Jews of Białystok, 95.

69　转引自Ezergailis, Holocaust in Latvia, 206. 亦见Bloxham, Final Solution, 130.

70　12 August: Kruglov, “Jewish Losses,” 275.

71　见Pohl, “Schauplatz Ukraine,” 142–44；Angrick and Klein, Final Solution, 130.

72　Segal, “Beyond,” 5–9, 引言见页5；Jelinek, Carpathian Diaspora, 234. 另见Mędykowski, W cieniu, 287. 一八六七至一九一八年间，哈布斯堡王朝的部分是名为奥匈帝国（Austria-Hungary）的二元君主国。在布达佩斯的政府就内政而言是主权国家。匈牙利的国王和整个帝国的皇帝是同一人——法兰兹．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73　FVA, 2837.

74　Ingrao, Believe, 153.

75　人数见Schneider, Auswärts eingesetzt, 215. 比特别行动队还多见Lower, “Axis Collaboration,” 186. 另见Pohl, Herrschaft der Wehrmacht, 152；Curilla, Judenmord, 851.

76　Kershaw, Fateful Choices, 456.

77　Breitmann, “Himmler,” 433–44.

78　Pohl, Herrschaft der Wehrmacht, 259；Pohl, “Schauplatz Ukraine,” 147；Pohl, “Ukrainische Hilfskräfte,” 213. 有关强暴和晚宴的叙述见Schneider, Auswärts eingesetzt, 465, 471. Already bloodied: Dina Pronicheva, “Stenogramma,” 24 April 1946, TsDAVO, 166/3/245/115–34；亦见Dina Pronicheva, Darmstadt, 29 April 1968, IfZ, Gd 01.54/78/1758–76. 犹太观点对此事件的描述可见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61–68; and Berkhoff, “Dina Pronicheva’s Story.”

79　Melnyk, “Stalinist Justice,” 230, 238.

80　有关一九四一年在战前苏联发生的反犹暴行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81　Angrick and Klein, Final Solution, 114.

第七章

德国人、波兰人、苏联人、犹太人

　　「东方属于党卫队！」海因里希．希姆莱常常这么讴歌。就某方面而言，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对于负责东方总督辖区（Reichskommissariat Ostland）和乌克兰总督辖区（Reichskommissariat Ukraine）的德国总督来说，既要剥削当地劳工，同时又要将食物从他们的手里夺走，并非易事。要德意志国防军击败红军也同样不易。过去的国家权威遭到摧毁，这给予希姆莱的党卫队员一个看上去可以达成的军事行动和占领任务。将过去的体制给清除不代表就够能快速取胜或者成功殖民，但确实使得灭绝犹太人变成一件可行的事。在党卫队将苏维埃国家结构给摧毁殆尽的区域里，犹太「麻烦」的最终解决方案从模煳的概念转变成为具体的杀害犹太人的计划。01

　　希姆莱专擅暴力统治的部下如施塔勒克和耶克尔恩已经学会了如何善加利用苏联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资源，以及发明出他们所需的手法。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知道了特别行动队能够杀害数万人不眨眼——特别行动队在一九三九年对波兰做的事即是明证；一九四一年，他们学到：缺乏训练、意识型态准备较为不足的德国人同样也能够杀害数以万计的人。一九四一年六月之后，他们已经了解到几乎所有被下令射杀平民（无论犹太人与否）的德国人都会遵照指示——尽管这些德国人不愿执行这样的指令，除了同侪压力以外并不需要承受任何后果。虽然地方上的人并没有像是发了失心疯一样地针对犹太人这点让德国人颇为失望，但是仍有数以万计的地方人士响应号召充当辅警或特种民兵杀害大批的犹太人或执行其他任务。有了以上的新知识和新利器就位，希姆莱也就得以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在行经苏联德占区的同时，还唿吁那些杀得不够快的德军赶上前人的进度。及至一九四一年九月，原本杀害役龄犹太人的任务已经转变为屠杀全体的犹太人口。

　　一九四一年夏天德国的入侵是一场纳粹方面的期待与苏联方面的经验两者的特殊值遇。苏联对于先前的政治型态攻击得愈为勐烈，纳粹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和发展出新手段的空间就愈为充足。结果，德国人所学到的关于自己和他人的知识在轮番占领下发生大屠杀的特殊区域之外竟也派得上用场。国家的双重摧毁为新发明出的手段铺路。一旦最终解决方案的概念变成了大开杀戒，新的屠戮手法也就可以在该区以东——也就是战前的苏联——加以应用。

　　将许多德国机构、地方协力卷入的组织化屠杀首先发生在先是遭到苏联在战间期灭国、继而德国将苏方的势力赶走的地带。在一九三九年前属于苏联的领地——即战前的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上，德国人赓续了这项实践方式，颇为成功。在战前苏联被德国所占领的地盘上，犹太人的死亡率（百分之九十五）几乎和其他被苏联和德国先后占领的地盘一样高（百分之九十七）。02无论是否在一九三九、四○年获得苏联护照，还是终生在苏维埃的统治之下，都有苏联公民协力参与在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杀戮当中。共产党人与德国人联手，无论他们的党证是在一年前还是十年前加盖戳记。03当然箇中有些许差异。似乎唯有在战前的苏联才有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自愿效力于德国警察，以便杀死前线后方的敌人。04这些人自然必须加入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杀戮，否则可能就会招致注意。

　　德国人在短短几周之内便抵达了战前的苏联领土，但到了此时，他们已经从过往的经验中学到了教训。党卫队抵达战前的苏联时，他们知道集体迫害策略的失败无关紧要。在波罗的海国家最北边、也是最晚被征服的爱沙尼亚不曾煽动集体迫害——但几乎所有未逃离的犹太人都被德国当局指挥下的爱沙尼亚秘密警察（Estonian Security Police）所发现并杀害。05在战前的苏联的确爆发过集体迫害犹太人的行径，但通常是发生在大规模的枪决之后，而非之前。德国人很清楚他们能善加利用地方的苏维埃行政机构，并且能够招募到足够的年轻人。

　　战前的苏联远比波罗的海国家贫困，甚至比波兰东部还要贫穷，因此波罗的海国家的财产分毫都益形珍贵。苏联在一九三九、四○年兼併的领土上实施的政策造成对人们对财产产生不安定感；一九三九、四○年，苏联在被兼併的领土的政策造成哀鸿遍野。生活在战前苏联的犹太人地处更加东边的地带，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逃离德军的进犯。闲置下来的大批空屋与寓所旋即就被他们的苏联邻人占为己有。由于许多犹太人已经离开，他们的住处遭到他人占据，在德国人抵达之际，这造成了一种想法，那就是只要赶走剩下的犹太人，就会有更多的财产空出来。残酷的聚敛行为纷纷涌现。苏联公民在内部的护照上已经以民族分类，且苏联的文化中已经有一种种族识别的文化。尽管在一九三七、三八年的大恐怖期间全国性的行动当中并没有针对犹太人的项目，但无论如何，这股种族识别的狂热仍然延烧到了犹太人身上。在战间期的苏联，苏联的犹太人被控仪式性谋杀妇孺。在莫斯科、卡尔可夫（Kharkiv）、明斯克（Minsk）及其他地方的苏联公民都参与在血腥的诽谤（blood libel）当中。在明斯克，指控犹太人为了逾越节（Passover）「烘焙薄饼」（matzah）进行仪式性谋杀的人是一名共产党籍的工人。这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在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正值大恐怖开始之际。06

　　接下来，紧接着苏联的大恐怖（一九三七至三八年）而来的是德苏同盟（一九三九至四一年），然后是纳粹入侵（一九四一年）。在德军越过新的苏联领地最初接触到的地方，亦即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恐怖已经夺走了约三十万条人命。07由于枪决与遣送行动已经将此区大多数的波兰少数民族给铲除殆尽，因此，当地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已经目睹过国家政策是如何让少数族群从他们当中消失。在苏联西部，犹太人主要的居地几乎无一例外地同样也是波兰人主要的居地。一九三九、四○年，德苏同盟在苏联的公民心中造成了意识型态上的混淆。苏联媒体停止批评德国的政策，转而开始刊出纳粹的言论。在公开集会中，苏联公民偶尔会口误将「史达林同志」误称为「希特勒同志」，或者高喊「国际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苏联城市中的涂鸦开始出现纳粹的卐字符。08当德军于一九四一年抵达时，三年前为了将他人寓所据为己有而举发波兰邻人的苏联公民想必也能毫不犹豫地举发隔壁的犹太人。苏联公民——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以及其他人——确实将犹太邻人上报给德国人。通风报信的经验肯定非常相似。在基辅的娘子谷大屠杀发生之前，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协助德国治安警察揪出犹太人，并将之登记在案。09之后，德警就在旧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坐等通风报信。10

　　此前，在双重占领区，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已落实为政治行动；在德军抵达战前的苏联领地时，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也可以拿来产生类似的结果。一旦这个概念发展起来，这种将犹太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手法就可适用于苏联境内任何地方。过去曾遭到苏联统治过的事实再加上德国的反犹刻板印象，两者加起来就足以在体制当中由上而下轻易找到胡乱杀人的理由。在说加利西亚语（Galician）的小镇维什尼韦齐（Wiśniowiec）里，乌克兰警官可以任意在街边拦下犹太人，问他：「告诉我，朋友，你在苏联时代都干些什么？」然后不管答案是什么，都可以把他痛殴一顿。殴打本身就是答案。如同在双重占领区，在战前属苏联的犹太人无端牺牲，是为了成就别人全都是无辜的这种神圣的谎言。最终，在犹太人看来，一块领地是被苏联统治长达数十年还是寥寥数月已无所谓。无论统治时间长短，在德国人抵达之际，这些领地的犹太人都得受尽磨难而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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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先后遭到占领的西乌克兰，德国人可利用乌克兰对肇建民族国家的向往，以及利用他们遭到波兰统治二十年与遭到苏联统治两年所产生的挫折感。在被苏联统治达二十年的乌克兰中部和东部，民族主义则未激起那么多共鸣。尽管德国人把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带在身边，这些协力者却鲜少能找到对话对象，因此乌克兰的中部、东部无法为德国政策所用。然而，对于犹太人的杀戮则仍以同样的效率进行。12

　　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北部的主要城市日托米尔（Zhytomyr）晚近并没有遭到苏联占领，但曾有被苏联统治二十年的经验。德军抵达之际并没有正在执行中的遣送行动（如同一九三九、四○年苏联兼併的地方那样）。但就如同在双重占领区一样，内务人民委员部前此已在附近关押苏联公民了。在若干案例中，内务人民委员部会枪决囚犯，并将尸体随意弃置。如同日托米尔的居民所怀疑的那样，就在不久之前，这些监狱曾是苏联规模更大的杀戮行动发生之处。一九三八年九月，苏联领导人高唱侵入波兰以救援斯洛伐克的时候，红军就集结在日托米尔一带。约当同一时间，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了大批平民，尤其是波兰男性。在防止战争、禁止干预波兰的《慕尼黑协定》签署当天，内务人民委员部射杀了逾四百名苏联公民。翌年战事爆发时，苏联已是纳粹德国的同盟，不再是敌人；日托米尔地区的居民如同所有的苏联公民一样，整整两年浸淫在对希特勒政权的歌功颂德当中。13一九四一年六月起，纳粹自己的宣传队伍接手，以飞机空投的传单将犹太人与共产党人混为一谈。14

　　当战事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随着德军入侵延烧到日托米尔时，党卫军的人员早已穿越甫被苏联所併吞的地带；他们的政治公式已经完备，志在必得。无论德军在哪发现尸骸，都会怪罪到犹太人身上，通常顺手杀死几个。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特别行动队C队的4A特别支队在日托米尔採取简单明瞭的政治舞台搬演。支队队员当众射杀被控效力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名犹太人，然后转而问围观的群众（多为乌克兰人、波兰人）：「你们要找谁算帐？」答案已经预先决定了。群众回答道；「犹太人！」15

　　苏联人口中一大部分因此从过去的勾当中解放了出来，因为基本上，在如同日托米尔这样的城镇里，所有人都或多或少与苏联政体有所挂勾。现身在行刑的现场与德国的刽子手交流本身就意味着当地人已参与在窜改歷史并将罪责推诿给犹太人的血渍当中。就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谎言与杀戮脣齿相依。尽管在苏联内部也有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但日托米尔的居民普遍知道犹太人不需要为共产主义负责。但一旦苏联公民大声疾唿处死犹太人来惩罚共产主义，并且目睹了犹太人的确因此被处决后，他们更加难以承认自己撒了谎。以此，杀戮本身就驱动了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迷思。欺罔与谋杀互为表里。

　　卡尔可夫是苏维埃乌克兰东北的主要城市，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边境，有许多俄罗斯人。卡城的居民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的饥馑与一九三七至三八年的大恐怖中都饱受磨难。有一名犹太男孩回想那段期间「每天都有小孩会来说『妈妈被抓了』或『爸爸被抓了』。」如同战前苏联的其他地区一样，德军抵达卡尔可夫时，迎接他们的是面包与盐巴。16德国人依赖当地的协力者，这些人多被安插在当地大抵未经改组的行政机构中。尽管德军的确带了几名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一起到卡尔可夫，但协力者几乎全部都是苏联的公民：乌克兰人、俄罗斯人与其他人。德国人指派一名市长领导卡尔可夫的行政机构，其他的副市长则充任该市十九个行政区的区长，其行政疆域仍沿用苏联警力的辖区。在副市长辖下则是舍监，通常是在苏联治时充当同样职位的同一票人，负责监控寓所，呈报住民行踪。

　　在任何苏联大城内，德军在地方上设置的当局可以没有犹太人，但却不能没有受教育阶层的苏联公民（通常是共产党员），否则难以管理。对多数苏联人口来说，把犹太人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极尽方便之能事，因为这可以把苏联的歷史给族裔化，因而让多数的苏联公民从苏联犯下的罪行中解放出来。当卡尔可夫市政当局宣称其角色是「击溃犹太—布尔什维克党羽」时17，同时诉诸了德国人与苏联公民双方的利益：德国人藉以佯装他们是藉着杀犹太人来征讨共产主义，苏联公民则佯称他们与共产主义毫无瓜葛。一面宣称要摧毁犹太共产主义，一面安排共产党人杀死犹太人，这就是「更大的恶」的政治操作。

　　当卡尔可夫市政当局决议当局有权分配因德军进犯而逃之夭夭的犹太人的财产时，同时也将德军的征战转化为当地苏联公民取得相对社会晋升的可能。重新分配的东西当然也延伸至因为其他理由而消失的犹太人的财产上。卡尔可夫市政当局下令舍监针对他们管辖的建物进行人口调查，将剩下的犹太人放在一份「黄名单」上。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舍监创造出联合特别法庭来帮助他们决定剩下的犹太人该住在哪。十二月十四日，有一份告示布满全城角落，命令犹太人到一间拖拉机工厂报到，违令者死。翌日，犹太人在当地警员与若干德国人的导引下排成一长条，沿着莫斯克夫斯基大街（Moskovs’kyi Prospekt）而行，满面愁容。有一名妇人在路边停下，当场产下一对双胞胎，然后她和新生儿旋即遭到枪杀身亡。在拖拉机工厂的营队中的犹太人由同样来自卡尔可夫的居民看守，这些守卫有权杀死犹太人，有时也的确这么做了。舍监汇报说，他们的房舍已经没有犹太人了，可以重新分配寓所与动产。18

　　大规模射杀卡尔可夫的犹太人始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七日，由特别行动队C队的4A特别支队与治安警队三一四分队的德国人执行。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这些单位的人马已经杀死了约九千人。大部分把犹太人带到他们葬身之地的工作是由他们的苏联同胞所进行的，他们在类似苏联模式的体制内行事，行为也无异于他们在苏联统治时那样。少许地方当局则是基于反共的信念行事。有些卡尔可夫的居民的确由于一九三○年代末的恐怖和三○年代初的饥馑而憎恶苏联的统治，然而从那些经歷得到的主要政治教训却是屈从。使杀害犹太人得以发生的那些人多半不过是苏联体系的产物，只不过现在遵循一条新的路线，配合新的主人。市长下令猎杀余下倖存的犹太人是在铲除「犹太—共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垃圾」的旗帜下进行的。这种语言正是苏联形式与纳粹内容杂揉而成的成品。19

　　无论德国人抵达苏联的哪里，结果都大同小异：即德国人在苏联境内各民族鼎力协助下计划大规模地杀戮剩下的犹太人。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将犹太人与其他苏联公民划分开来，也将许多苏联公民与他们自己的过去给区隔开来。杀害犹太人以及财产的转移抹除了为过去负责的责任感，创造出一个因德国占领而获利的阶级，并且似乎许诺了未来在德国治下相对充裕的社会晋升机会。苏联境内的吉普赛人并未被描绘成同样层级的意识型态敌人，也并未供给德国世界观以同样的和谐程度，或者制造出地方上的恐惧和需求。但他们在被占领的苏联也同样地遭到谋害，他们的财产也遭到协力的地方行政机关给重新分配。20在卡尔可夫，吉普赛人被圈禁在一个贩马市集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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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卡市的主要语言是俄语，但却是乌克兰文化的摇篮之一。以苏联领导人命名的城市——地处乌克兰东南方的工业大城史达林诺（Stalino，即今顿内次克〔Donetsk〕）则没有同样的情形。史达林诺堪称苏联的模范城市，该城的煤矿与工业虽然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发展，在一九二八至三三年史达林的第一期五年计划中大幅扩张。其腹地在一九三二、三三年的饥荒中饱受饥馑之苦，然后来自苏联四面八方的人再度移居此地。扩张中的史城吸引了来自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与其他地方的工人。史达林诺是一具苏联的大熔炉，在这个说俄语的城市里，乌克兰民族认同远比在卡尔可夫还不显着，或许也比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任何地方都不显着。在此，政治的认同似乎是苏维埃式的政治认同——若是如此，这对与德国人协力并不构成太大的障碍。杀戮犹太人的行为在史达林诺就跟在其他地方一样进行。

　　由于国防军的南方集团军（Army Group South）进犯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速度缓慢，在史达林诺与邻近的顿巴斯盆地（Donets Basin）的当局并未一举遭到歼灭，而是逐步瓦解。已预料到德军抵达的共产党员事先就将他们的党证撕毁。农民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期待德国人会废除集体农业。当地的男性被派到前线；他们的家人在战事波及史达林诺之前还有余裕抗议苏联的政策。内务人民委员部试图在德军抵达前在矿区埋炸药；妇孺试图阻止他们在史达林诺的四二一矿区（Mine 421）埋地雷，结果遭到射杀。红军撤退时顺手将农村的牲口牵走。史达林诺的共产党员仓皇逃离之际不忘带走本来应该发给大众的食粮。当地的武装分子（多由矿工组成）并未与德军作战，而是就地解散。德军抵达顿巴斯区域时，特别行动队C队既杀犹太人，有时也杀吉普赛人——这些事有时就发生在矿坑里。

　　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在史达林诺，污名化犹太人和谋杀当地的犹太人为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搭起了一道桥梁。德国人立即在城里打造了在地的行政机关，由长久以来的共产党人所领导，且机关人员都是由共产党人充任。这些新的机关当局招募约两千名当地警力，其中许多人曾经是共产党员。这些当地的警察协助德国人射杀了在史达林诺约一万五千名犹太人。将以共产主义入罪的犹太人处死的往往是共产党人。透过杀害犹太人，史达林诺的当地人（和在其他地方的在地人一样）藉由参与在一场洗净自己过去罪责的骗局当中，以在德国人的统治之下自保。在双重占领区的人们是在为他们自己曾经参与在苏维埃体制当中的过去驱魔。而在像顿巴斯这样的地方，被抹消的歷史才是一整个世代的歷史。22

　　后来苏联势力复辟时，人们又再度换边站。从那之后，像是在顿巴斯盆地这样典型的苏维埃地方就都被苏联的反法西斯主义迷思所宰制，在这样的迷思当中，所有在德国统治下的苏联公民都同样受尽磨难，都同样英勇抗德。关于战时反共的迷思也同样真实（或者说同样虚妄）。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让苏联公民得以于一九四一年将他们自身与他们的犹太邻人区别开来；大祖国战争（Great Fatherland War）英勇对抗纳粹德国的迷思让他们得以将自己与把杀害犹太邻人的罪行切割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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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俄罗斯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中被苏维埃统治所改变最多的欧洲共和国。对于德国的政策而言，这是一项重要的测试，因为在这里并没有民族上的政治资源，不像在立陶宛、拉脱维亚或甚至部分乌克兰。没有任何具意义的白俄罗斯的民族问题，德国入侵者只能带着几名移民的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在侧，或者把一些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从一地带往另一地。

　　起初，德国在白俄罗斯的涉犹政策并无异于其他地方。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希姆莱下令中部集团军后方的党卫队处理掉所有普里佩特沼泽（Pripiat Marshes）的犹太人，德国对犹太妇孺的大规模杀害就是从白俄罗斯开始的。23七月卅一日，他明令这道格杀令的对象也包括妇女。党卫队杀了约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八名男女老幼。及至八月中，负责白俄罗斯的特别行动队B队已经杀了比其他任何特别行动小队都更多的犹太人，但其指挥官阿图尔．奈比（Arthur Nebe）跟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的施塔勒克比起来并没有什么招募人马的机会，因为在白俄罗斯没有什么政治性资源。24当地的协力者普遍是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通常都缺乏政治动机。25与更南边的耶克尔恩比起来，奈比来自德国警方的奥援也较少。一九四一年九月，白俄罗斯杀犹太人的进度落居到了巴尔干半岛与乌克兰之后。

　　在当地协力较少的情况下，白俄罗斯的党卫军招募的实际上是德军。苏联公民可以透过「布尔什维克等于犹太人」这套等式来招募。德籍军官则是对某种经过修正的逻辑更为敏感——也就是在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之间划上等号。如果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那么有政治企图心的当地人就可能参与在杀害犹太人当中，以证明他自己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也为了图谋犹太人死者的财产）。如果犹太人是游击队员，那么德国军官就可能要他们死，以在战场上大获全胜。自身带不走太多不动产的军队也理解到杀死犹太人并让当地人鸠占鹊巢也是某种社会政策。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在明斯克东北的克鲁普基（Krupki），德军第三百五十四步兵师第三营的军人选好了行刑的场地，并将犹太人从村庄遣送到党卫军处。有一名可能自己也身为人父的军人准许一名犹太籍母亲暂时脱队，好帮她的儿子勒紧裤子。26

　　不久之后，德军在白俄罗斯就在没有党卫军帮忙的情况下杀害犹太人。在国防军中央集团军总部所在的莫吉廖夫（Mahileu）的一场会议中，奈比与当地党卫军高层暨警长埃里希．冯．巴赫—扎莱夫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向军官做了关于游击战的简报。他们甚至组织了一场演习，在一个其实并未发现游击军的村庄里，德军杀害了三十二名犹太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这次行动所想要释出的信息应该不难察觉。对这场举行在九月廿三、廿四日的会议，军官以不同方式做出了回应。有为数不少的军官都相当乐意把犹太人当作游击队，结果，军队本身的预设行为似乎都改变了。27

　　一九四一年十月，德军在东边展开第二次主要进攻——颱风行动（Operation Typhoon）。起先德军并没有计划进行第二波的进攻，因为本来预期六月发动的巴巴罗萨行动就要一举在九月之前击溃苏联。但尽管德军先遣部队先声夺人，巴巴罗萨行动的进度却远比德方所设想的还要缓慢。北方集团军由于并未抵达列宁格勒，最先体会到进度推迟所带来的焦虑。南方集团军行经乌克兰的进度也不如预期。希特勒于九月决定派遣中央集团军部分兵力襄助南方集团军。一旦在乌克兰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紧接着就是发动颱风行动：重组后的中央集团军获得了增援，在白俄罗斯集结了近两百万兵力，朝着莫斯科做出最后的进逼。28

　　与巴巴罗萨行动不同之处在于，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于双重占领区，然后抵达战前的苏联领地；颱风行动则始于战前的苏联领地，也终于战前的苏联领地。然而对于犹太人来说后果相同。德军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卅日挺进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了无异于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杀人特区。十月二、三日，莫吉廖夫成了全白俄罗斯第一个全体犹太人遭到屠戮殆尽的大城。纵然大批德军向东挺进，德籍的刽子手却仍以防卫之名来形容自己的行动。有一名德（奥）军人向他的妻子解释道，射杀莫吉廖夫的犹太婴儿是为了防患于未然：「第一次扣板机的时候我的手微微颤抖，但会渐渐习惯。到第十次时我已经可以冷静地瞄准妇女、儿童和婴孩并稳健地射杀他们，心里惦记着我自己家里也有两个婴儿，这一帮人也可能会这么对待他们（即便不是加倍奉还）。相较于那些关押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GPU）大牢里饱受地狱般折磨的、数以千计的人，我们送给他们的死亡方式既美丽又迅速。婴孩在空中划下一道优美的弧线，在空中我们把他打得稀烂，然后目送他们躯体坠入坑洞或者水中。」29

　　一旦颱风行动启动，就不太需要做太多来诱使德国士兵杀犹太人。第三百三十九步兵师六百九十一团第三连已经在法国效力于德国占领军，戍守在罗亚尔河流域。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也就是转往到白俄罗斯后的数日，其人马就把克鲁洽（Krucha）的村庄给封锁，把犹太人带队到坑洞边上杀死。士兵并不喜欢这项任务，但新官上任的指挥官似乎想要避免予人软弱的表象。无论原因为何，士兵还是照办了，虽然就算他们开口要求不执行任务也不会受到惩处。这一组从法国的酒乡翩然而至的军团在没有党卫军协助的情况下自行完成了对克鲁普基（Krupki）的犹太人的大规模杀戮。30

　　在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战前的首都明斯克，德国人为犹太布尔什维克迷思的一场舞台布景揭开序幕。31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也就是十月革命的纪念日，德国人和当地的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迫使明斯克的犹太人一面列队离开城市，一面扛着苏联国旗、唱苏联歌曲，然后射杀他们。其象徵寓意昭然若揭：犹太人应当为苏联共产主义负责；铲除犹太人则意味着共产主义的败北，且当然也切割了其他人的责任。32德国人在诸如红军日（Red Army Day）、国际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men’s Day）等苏联节日继续如法炮制在明斯克的搬演。33在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和苏俄和在被占领的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一样，他们可以建立市民行政机关并仰赖苏联公民。在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和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Komsomol）加入地方警队，并参与在大规模杀戮犹太人与其他德方政策当中。

　　随着颱风行动的推进，白俄罗斯成了中央集团军的腹地。沼泽密布、丛林莽莽的白俄罗斯特别适合执行游击战。甚至在苏方掌握到了在德军后方发起游击战的用处之前，德国人就已经为他们反游击战的行动披上了新的意识型态外衣：「游击队员即犹太人，犹太人即游击队员。」犹太人先是与苏联的肇建脱不了干系，然后是苏联预料之中的瓦解，再来就是进行反攻。34尽管德军已经宣布他们在苏联不会遵守战争法，且他们的大规模杀戮行动显然违反了战争法，但他们对于针对他们自己的游击活动却极其敏感。任何依照规矩开打的战争都必须由德军取胜；因此，如果德军没有取胜，那一定是因为其他人违反了律法。在这样的逻辑下，犹太人成了邪恶的力量，试图阻却正义之师的德军取得大自然应当给予他们的一场胜利。

　　针对妇孺的大规模屠杀政策稍晚才在白俄罗斯开始，且这对德国人来说并没有比较简单。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杀戮妇孺成为将当地人或者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已经招募的辅警牵扯进来的论据。这估计也是新的杀技之所以能应用的原因。在德国与被占领的波兰已使用过的用一氧化碳大规模屠杀那些「不值得活命」的人的方法，到了白俄罗斯则被用在了犹太人身上。车辆被改装成废气会往内排放。将犹太人（尤其是小孩）塞进这些车辆当中是一种不需要直接与他们面对面的杀人方式。孩子称这些车辆为「黑乌鸦」。这是三年前史达林大恐怖的年代时他们父母用来称唿内务人民委员部那些将人载走的车辆的绰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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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至一九四一年底，藉由苏联公民的协助，德国人已经在苏联德占区杀死了一百万名左右的犹太人。特别行动队随机发明各式各样的杀人手法，针对当地人的政治手腕也臻于完满。除了治安警察与国防军之外，他们也悄然迈向全面落实犹太布尔什维克逻辑——这逻辑已经悄然成为掩盖败北的方法，而不是带来胜利的手段。他们无法搞垮苏联，但他们可以在苏联体制已经瓦解之处杀死犹太人。特别行动队C队指挥官奥托．拉斯彻（Otto Rasch）于一九四一年九月指出，比起战争的初衷——殖民式的剥削——「歼灭犹太人在实际上容易许多」。36

　　战事在不同的战线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北方、南方、中央集团军先后感受到挫折。但各处的特别行动队、国防军、警队指挥官们都知道他们在东线的进度不如预期。正是因为他们无法完成本来的任务——亦即控制一九四一年底就应攻克的广袤地带——所以才有大批的警力可供杀害犹太人。军队指挥官都坐立难安。苏联的抵抗是确有其事。似乎只有特别行动队以及党卫军指挥官有解答：也就是无论就其名还是就其实，都要发动一场对抗所有犹太人的战争。

　　苏联人民的民族身分对于德国种族主义者至关重要，且在后来的论争当中特别显着，但对他们的行为影响却反而有限。苏维埃国家是阻隔德军势力的藩篱，但没有任何苏联民族足以抵御德军。犹太人在苏联战前的领土上被杀，在一九三九、四○年被苏联併吞的领地上也被杀，且死法与死亡人数比例都大同小异。德国人在大开杀戒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各个苏联民族都有从旁协助。当德国人从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越过边境到另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时，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越过边境，也不需要特别去注意。

　　尽管战争期间大部分的时间，德国人占领了白俄罗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境，但苏俄领土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没有遭占。在德军势力所抵之处，苏俄公民应对的方式与其他地方的苏维埃公民大同小异。曾在共产党机器中位居要角的俄罗斯人也耳闻只要杀死一名犹太人，就能涤净过去的纪录。俄罗斯的舍监如同其他地方的舍监一样向德国人呈交他们管理的建筑内的犹太人名单。俄罗斯人（和其他人）从一开始就在苏俄充当德国人的员警。德国人一抵达苏俄就利用俄罗斯员警执行反犹太人的行动。在这些辅警队当中的俄罗斯人在普斯科夫（Pskov）、布良斯克（Briansk）、库尔斯克（Kursk）等地追查犹太人的下落。俄罗斯员警在苏俄德占区（例如罗斯托夫〔Rostov〕、矿水城〔Mineral’nye Vody〕）所有大规模射杀的活动中都有分。如同其他地方的员警，俄罗斯员警为了将财产据为己有，会将藏匿犹太人的人给举报上去。俄罗斯人在各地（包括被围攻的列宁格勒的郊外）告发他人。在俄罗斯境外如维尔纽斯、里加、明斯克、卡尔可夫等地，那些杀犹太人的地方警力中也都有俄罗斯人的身影。37

　　在遭到占领的苏俄城市里，在地的政治型态与犹太人的命运都无异于乌克兰、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集团军在西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被抵挡了两个月，终于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打赢了围攻战。多数当地的犹太人（约一万人）在此之前都有办法逃离。他们的「俄邻」当中有许多人在围城的激战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于是在德军抵达之前巧取豪夺犹太人的财产，并将他们的寓所据为己有。德国人所安插的当局将据（不）动产为己有的行径加以控制规范。起先的掠夺行动令人食髓知味。在斯摩棱斯克协力的地方行政机关由俄罗斯的共产党人所领导——这些共产党人曾效力苏联，功勋彪炳——他们下令进行人口调查，记载余下的犹太人的居住地。然后他们供应人力给德国来把这些人移置到犹太区。这让人得以迅速掷取城内剩下的犹太人的财产。一旦这些事都办到了，犹太区的居所本身便成了下一个目标。一九四二年五月，俄罗斯籍的市长、也是着名的苏联法学家鲍里斯．曼沙京（Boris Men’shagin）向德国人建议，清理犹太区能改善俄罗斯人的生活条件。数周后，当地的俄罗斯员警协助德国人杀光斯摩棱斯克剩下的犹太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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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战事朝着希特勒所设想的发展，那么苏联的西部在一九四一年的冬天就应该会被大规模的饥馑所席卷。结果，随着战事的推进，犹太孩童的死法是被毒死在车辆里。对抗斯拉夫人的殖民战争虽然仍持续着，但在优先顺序上却让位给了剿灭犹太人的灭绝战争。

　　希特勒认为大自然中的争端因食物而起，而较弱的种族就应该挨饿。饥饿计划（Hunger Plan）的目的就是为了饿死那些理应属于劣等种族的斯拉夫人。在红军溃败、苏联瓦解之后，苏联西边相对丰饶的地带（尤其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出产的食物多用来餵饱德国市民。欧洲的这一轮政经的重组是为了要让德国得以自给自足，让德国人能享有舒适保障。一九四一年应该要饿死约三千万的苏联公民，其中有六百万人是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居民。但这项计划失败了。固然有大批苏联公民挨饿——三百万人在战俘营、一百万人在列宁格勒、数万人在卡尔可夫、基辅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城市。但其成果仅够让在东线作战的德军果腹，远远不足以将物产带回德国。39

　　德军入侵苏联的确创造出了将饥饿扩散出去的可能性。由于德国士兵被下令「像在殖民战争那样」从当地搜刮食粮填饱自己和牲口的肚子（德军入侵时带着约七十五万匹马），剩余食粮的分配就成了政治性的问题。40其结果是在一九四一、四二年发明出一种新的政治型态：不是在西欧、中欧重新分配食物，而是在东欧「重新分配饥饿」。由于无法以充足的食物来犒赏德国的平民，德方的政策转而利用食粮的短少来鼓动他们统治的人们，或藉此施行自己的种族阶序。早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国人就已不再试图透过饥饿来转化整个区域，而是藉着分配饥饿来帮助自己赢得战争。人们想要犹太人的财产，也希望自己分配到的食物比犹太人的多。41

　　如同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型态一样，相对剥夺感的政治型态能制住反抗势力、创造出协力的空间。在最惨烈的案例中，人们以迅速的杀伐来避免缓慢的死亡。一旦从饥饿营获释，苏联的战俘为了避免再度身陷其中，什么事都愿意做，包括协助德国人大规模杀戮犹太人的政策——总要有人来挖那些尸坑。十二月七日，苏联的战俘在列巴斯基森林挖尸坑，让德国人得以射杀里加的犹太人。或许在场的德国人视之为对犹太布尔什维克威胁的控制。然而，无论德国人打赢多少战役，无论他们掳获、饿死、剥削多少战俘，红军仍然继续作战。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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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一年秋天对于十岁大的尤里．伊斯莱洛维奇．捷尔曼（Yuri Israilovich German）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他成长于苏俄莫斯科以西南约一百九十公里的卡卢加市（Kaluga）。两年前，他的父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依破坏罪逮捕，在半夜消失无踪。德军入侵苏联数周后，他的父亲从苏联北方的劳役获释，归来时已面黄肌瘦，筋疲力竭。一九四一年九月，虽然尤里的父亲身体状况如此，却仍然被红军动员。随着父亲再度离去（这次是为了与德军作战），尤里开始头一次感受到他因犹太人的身分而承受的污名。有一位俄罗斯人邻居说德军抵达之后会「处理」像他这样的人。当德军终究于一九四一年十月抵达卡卢加时，该市市民以面包和盐巴恭迎他们。很快地，在德方的命令之下，当地的行政机关把一个苏联统治时关闭的修道院搭建成一个犹太区。尤里和其他孩童被迫在田野间工作，还得要挖尸坑装被杀害的犹太人。有些在犹太区当中的犹太人遭到射杀，包括那些被视为残疾的人士，以及一名试图帮助孩童的善良老师。然后，叫所有人诧异的是子弹开始在城市四处乱窜，枪声四起。那是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红军回来了。情急之下，德国人试图扫荡犹太区，焚烧其建筑物并以机关枪向试图逃走的犹太人发射。尤里和他妈妈是少数的倖存者。他们回到当时已经被一名东正教神父据为己有的家中。43

　　卡卢加之役是红军出人意表反击的一部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苏联士兵在莫斯科卷土重来。颱风行动功败垂成。十二月七日，德军将军赫尔穆特．史泰福（Hellmuth Stieff）写给妻子的家书中说道，他和他的人马「每日每时为了我们自己赤裸裸的性命作战，对抗在各个方面都远胜于我们的敌军。」44

　　当天正是日本轰炸珍珠港的那一天，这将美国也拉进了战场。全球战略性的灾难让希特勒对战争的概念产生滑动。他所犯下的过错反而让他得以更加激化自己的词藻。45他对波兰的误解已使他身陷对英战争中。他对苏联的低估意味着德国现在必须得「同时」对英、苏、美作战。然而，依照他的世界观，他大可宣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联手对德作战的「同一阵线」是犹太人之作。46也许对苏联得胜就可以把犹太人送走。但在东方僵持不下的局势以及漫长的全球性冲突则需要更多的条件来配合。「世界大战就在这里」，希特勒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如是说，重新召唤他在一九三九年元月的「预言」。「犹太人的灭绝是必然的结果。」47

　　往后六个月，德国人在苏联德占区已经学会如何达成此一目标——就是透过大规模射杀。在希特勒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保证要把犹太人赶尽杀绝之前，苏联德占区内已有百万犹太人遇害。48即便如此，总督法朗克仍不知道要如何剿灭挤满他辖下的总督府犹太区内的波兰籍犹太人。在听了希特勒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柏林的一番话后，他回到克拉科夫（Cracow）对下属说：「先生们，」他说道，「我必须要求你们屏除所有一己的怜悯之心。为了维系帝国的结构，我们必须在任何可能之处铲除所有的犹太人。」49他已经意会到了希特勒所不能说出口的事：这次斗争现在已经变成出于防卫。杀死犹太人是用来代替正当地承认败战。

　　苏联的教训并不适用于波兰，至少不适用于一九三九年以来德国掌权下的总督府以及被帝国所併吞的地域。德国在此前两年多即进犯波兰，但还没开始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特别行动队在一九三九年已将中西部波兰给蹂躏殆尽，但缉捕的多半是波兰的受教育阶层。当时尚没有对于政治解放的许诺，只有永久性摧毁波兰的计划。当时还没有用波兰人充当政治协力者：不是因为没有人主动要当（有一些人自愿），而是因为对柏林方面来说他们没有利用价值。尽管波兰警队被保存了下来，德方并没有提供波兰人武器装备进行射杀，以实行最终解决方案的想法。之所以在一九四○、四一年将波兰籍犹太人赶进犹太区里不是为了赶尽杀绝，而是为了遣送他们做准备。当然，数万名在犹太区的犹太人死于疾病或营养不良。不过在德国于一九三九年拿下的中、西波兰，仍有两百万名犹太人活着。要如何将这些人赶尽杀绝呢？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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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二年一月卅日，希特勒在柏林运动场宫（Berliner Sportpalast）对德国大众发表演说。当他的外交部长带回消息说波兰不会加入德国一同对苏作战时，希特勒再度重述他一九三九年一月卅日的「预言」，只不过这次是当众陈述。而今他却将他的「预言」追索至错误的日期——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这是德国入侵波兰的日子。这显得希特勒彷彿当时就已预见其行动的逻辑。如果他赢得了这场战争，就可以击溃犹太人。倘若输了战争，他仍然可以将之描绘为某种星球性的冲突，并且仍然击溃了犹太人。一九四二年一月，他告诉德国人，犹太人应为世界大战负责。他的「预言」即将实现。51

　　同月，希特勒反诘道，他何必将犹太人和苏联战俘加以区分？52拿犹太人与苏联战俘相比十分有意义。在那时之前，德国人饿死的非犹太苏联公民人数已经比他们射杀的犹太人还多了。那天秋冬，约两百万苏联公民饿死在饥饿营（starvation camps）里，另有一百万人饿死在被围攻的列宁格勒。53现在这股势头扭转，有些饥饿营中倖存的苏联公民现在会被利用来杀犹太人。死于饥馑的威胁使得战俘营被转化成制造协力者的工厂。约有一百万名苏联武装势力的年轻男子——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以及其他受到共产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教育洗礼、年纪约在二、三十之间、多为农民或工人阶级出身的男子——现在被选来执行新任务，用来对付他们自己的家园或者对付犹太人。在此之前，普遍的想法是杀死斯拉夫人、遣送犹太人，但现在德国人找到了更新的方法，就是利用斯拉夫人来对付犹太人。他们採取传统的非洲殖民主义套路，利用一群他们鄙夷的人来对付另一群更不堪的对象；他们甚至称这些新的协力者为阿斯卡伦（Askaren）。54阿斯卡伦是德国在东非的地方士兵，最初于一八八八至八九年间被部署对付阿布西里叛乱（Abushiri rebellion）；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非洲忠于德军，为德作战。德国统治下的东非是一战时唯一一个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殖民地，因此，阿斯卡伦的传奇就代表在一支必败的正义之师中尽忠职守。55

　　原先所构想的战争已告败北，这点心照不宣。对被纳粹看成是次人类（译按：在此指波兰人）居住的特定地带进行殖民，此时也已不如将整个星球从非人的犹太人的宰制当中解放出来来得重要，这点也同样心照不宣。一九四一年十月，希姆莱与总督府卢布林区（Lublin）的党卫队高层暨警长、积极进取的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中尉谈话时，其实没有必要说得太露骨。56位处总督府东端的卢布林省至一九四一年为止地处毗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境。入侵后的六个月内，格洛博奇尼克的任务就是为了东方帝国做准备。他辖下的卢布林省牢房林立，可能是整个总督府最骇人的地带了，本来是要用来充作东线生存空间的试验场。57随着苏方久攻不下，希特勒调整了优先顺序，希姆莱与格洛博奇尼克找到了取悦元首的方法，那便是杀光波兰的犹太人。

　　一九四一年下半叶，在苏联的德占区，格洛博奇尼克的党卫军同僚如施塔勒克、耶克尔恩等人临机应变，在与被定义成犹太人的国家（译按：苏联）开战初期几周的混乱状态中发明出大规模杀戮的手法。一九四一年末至四二年初，在总督府卢布林省，格洛博奇尼克的出发点和一开始的状况则非常地不同。格洛博奇尼克发明出来的方法是将过去几年因德国毁灭国家的政策而残留下来的政治碎片给整合起来。在东边，他善加利用饱受饥馑、士气低落的苏联囚犯。目前还没发现任何人在机会来的时候拒绝离开饥饿营，往后大概也找不到这样的案例。从饥饿营获释的苏联公民在特拉夫尼基（Trawniki）营受训，其中包括白俄罗斯人、楚瓦什人（Chuvash）、爱沙尼亚人、科米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鞑靼人、乌克兰人，以及至少半数犹太人。他们帮忙建造贝尔赛克、索比布尔、特雷布林卡等地的灭绝营，并加以看守。然后他们被派去清空一些规模较大的犹太区，像是华沙的犹太区。在德占波兰，格洛博奇尼克还会利用犹太区内的政务会、警队、犹太籍的线民以及波兰籍的线民。58

　　在西边，格洛博奇尼克在德国本地也使用以一氧化碳行大规模屠杀的手法。在德国以及波兰被併吞的部分，德籍医生用罐装一氧化碳来杀人；在被占领的白俄罗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废气被打入车辆内部。希特勒的个人事务官克里斯蒂安．魏尔斯（Christian Wirth）曾在德国主导过「安乐死」项目，此刻他找到了可在这些新的设施中使用的科技方案。他把五名「安乐死」项目的年轻同事带到贝尔赛克（其中多数是焚烧尸体的专家），好让他们在那里实验在密闭空间中制造出一氧化碳的方法。他们最终决定採取他们在东方使用过手法的变种：将内燃机排放的废气打进密闭空间中。来自德国毒气项目的百名成员于一九四一年末来到了格洛博奇尼克的卢布林省。59

　　希姆莱、格洛博奇尼克、魏尔斯等人所研发出的大规模杀戮计划将这些碎片拼凑成一个新的整体，并将这个整体转化为杀戮的动能。自一九四二年初起，在总督府的卢布林区，格洛博奇尼克的党卫军人马会一一走访犹太区向德国驻警解释任务内容。在德国人的监督之下，会由犹太政务委员会下令，从犹太区人口中选出要带谁上火车的任务也是由犹太籍员警来组织。当列车驶抵新的灭绝营时，就在苏联公民所建造、看守的毒气室里毒死犹太人。60

　　灭绝的行径在许多方面仰赖于稀缺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scarcity）。在高层当中，德国殖民活动的失败就意味着德方的领导阶层必须在受害人当中做选择。饿死斯拉夫人并未带来多大的收获，但这项行动的失败也可以怪罪到犹太人身上。在相对剥夺感的政治观当中，承继犹太人财产的波兰人更加紧紧守护他们所获得的财物，而苏联公民则是无所不用其极设法离开饥饿营。在纳粹决定波兰犹太人的命运时，犹太人的生产力与犹太人所消耗的卡路里成了一项相对的盘算。食物来源捉襟见肘的时刻就杀死犹太人，亟需劳动力时则饶过犹太人一命。在市场上，犹太人不过是经济的单位，在市场如此黑暗的时刻，普遍的倾向仍是灭绝犹太人。当一九四二年七月要把波兰总督府变成食物净出口国时，希姆莱决议年底前要将所有的犹太人赶尽杀绝。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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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德国人刻意把粮食与遣送混为一谈的时候，许多犹太人都屈服于可以填饱肚子的迷梦之下。在总督法朗克生活在城堡的所在地克拉科夫，一九四二年的说词是将犹太人遣送至东方以带回乌克兰的作物收成。在华沙，法朗克的总督府向辖区内最大犹太区内的犹太人保证，只要他们向集合场（Umschlagplatz）报到，听候遣送，就可以换得面包和果酱。当犹太人渐渐随着时间的进展了解到遣送为何物时，相对剥夺感的政治观就成了延缓死亡的政治观。正是由于德国人他们自己也不总是确定他们究竟比较需要食物还是比较需要劳动力，犹太人总是努力说服自己他们之中也许有些人能倖免于难。对于华沙的犹太人来说，「拣选」这件事意味着「有无生产力的分野」，这「击垮了犹太区中的人们的士气」。62个人对于生存的希望与共同体的团结相互扞格。犹太籍员警得把一定数量的人给送上火车，这成了他们自己和家人的希望的来源，也成了他们与其他人疏离的根源。如同一名犹太人在哀求时，华沙一名犹太员警对他说的：「那是你的问题。我的责任是要带上十个人。」63

　　极有可能从来没有一道决绝的决议要杀光所有在灭绝营中的波兰犹太人。然而，当这道程序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开始时，便再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了，也因此不能再提其他的替代方案。最迟在同年二月，希姆莱与海德里希都还在讨论将犹太人送往古拉格的方案。64但到了一九四二年还没有战胜苏联的可能，这项方案便不可行了。因此始于卢布林省的遣送行动便扩散到总督府全境。起初，犹太人从犹太区被送到贝尔赛克，然后是被分送到贝尔赛克和索比布尔，最终被分送到贝尔赛克、索比布尔和特雷布林卡。65一九四二年一整年下来，在这三个灭绝营中约有一百三十万名波兰籍犹太人遇害。光是在华沙一地，在一项称为「伟大行动」（Grosse Aktion）的行动中，约二十六万五千○四十名犹太人被遣送至特雷布林卡杀死。一九四二年七月廿三日至九月廿一日间，又有一万三百八十名犹太人在犹太区被射杀。由于犹太区变成了劳动营的缘故，有数万名犹太人留了下来，其中多数为男性。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华沙，这些倖存者在一个称为犹太作战组织（Jewish Combat Organization）的松散组织中开始暗杀犹太区中的犹太当权者。一九四三年元月，希姆莱下令全盘解散犹太区。犹太人的抵抗使得这次遣送行动无法实行。二月，希姆莱重新下令。一九四三年四月，大批德国人再度进入犹太区时，犹太人大举反抗。其中多人来自犹太作战组织，包括主要的犹太党派如犹太人劳工总同盟、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共产党人；其他人则在贝塔组织的修正复国主义者主导的犹太军事联盟（Jewish Military Union）内从事战斗。修正复国主义者依循旧规，同时高举波兰国旗与复国主义旗帜。华沙犹太区起义是欧洲第一起在城市内对抗德国统治的抵抗行动。犹太人知道他们冒的风险并不大：通常他们的家人都已经悉数遇害，且他们（正确地）相信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他们身上。这场起义导致华沙的犹太区被摧毁殆尽。德国人用火焰喷射器将犹太人从沙坑中驱赶出来，然后再将整区焚毁。倖免于难的人一如本来所计划地被送到其他的劳动营，这些人在一九四四年几乎全数遭到枪决。世界上最重要的犹太社区于焉告终。66

　　负责镇压华沙犹太区起义的于尔根．斯特鲁普（Jürgen Stroop）相信他这么做是为了赢得战事，赢得这场战事将使乌克兰成为留着奶与蜜的德国领土。事实上，由于食物严重短缺，他的上级于一九四二年七月认为灭绝华沙的犹太人势在必行。在瓦尔特高（Warthegau）的犹太区（例如罗兹）逻辑也类似。德国的犹太人被送往那些已经人口过多的犹太区，地方的德国当局唯有用他们自己的手段来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67

　　一九四一年七月，党卫队保安处的地方负责人提议直接把罗兹的犹太人杀死，不用等他们慢慢饿死：「今年冬天可能无法餵饱所有的犹太人。我们应当审慎考虑，是否要快刀斩乱麻来把犹太人解决掉，可能才是最人道的解决方案。再怎么说，这都总比让他们挨饿好。」他们的心理世界已经把挨饿视为理所当然，于是其他的杀戮形式反而成为善意的表现。

　　当年冬天，犹太人确实就被这样的「准备」行动——在白俄罗斯与东线已经试验过的废气排放——给杀死了。在瓦尔特高的罗兹与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开始被送到海乌姆诺灭绝营，毒气车停放在灭绝营外，由德国治安警察看守。68这形同翻新了早先杀死被认定「不值得活命」的人的手法。德军入侵波兰后不久就把精神病院给清空，毒死精神病患，负责领导这起杀害行动的党卫军指挥官赫尔伯特．朗伊（Herbert Lange）现在则要负责杀光海乌姆诺的犹太人。69也有一些来自东线的影响：奥托．布拉德费什（Otto Bradfisch）是白俄罗斯特别行动队第八队的指挥官。第八队在军车上画上大卫星的标志，昭示其灭绝犹太人的任务。70一九四二年四月，他被指派到罗兹监管将犹太人遣送至海乌姆诺的行动。

　　然而一九四二年底，在德国所併吞的波兰领土上仍有大批犹太人活着，尤其是在罗兹。在第一批的拣选后，当地的犹太区改造成工作营，用来生产武器。数万名在罗兹的犹太人保全性命到战事几近尾声，然后才被遣送到奥许维兹。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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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波兰总督府，几乎所有主要的犹太社群到了一九四二年秋天都已经被摧毁殆尽。仍然活命的犹太人会遭到德警当场射杀，除了极为少数的人，例如在兵工厂的劳工。总督府的波兰人若被抓到协助犹太人，也会被判处死刑。被发现藏有犹太人的村庄会被连坐惩处。一九四二年最后几周，总督府内德警的主要任务被他们称为「猎犹」（Jew hunts）。在乡下，射击的声音已经频繁到连波兰农场里的狗都不再对枪声作出任何反应。72

　　一九四三、四四年，在波兰总督府的德警寻求波兰人合作猎犹。希姆莱处于指挥环节的最上级。他的命令经由高层党卫军暨华沙警长传达到德国治安警队。然后，德国治安警察得要「尽可能动员愈多波兰社会里的人加入此一行动愈好」。73因此，德国治警将两个先前已存在在独立波兰的机构给拉进来，这两个机构随着波兰的瓦解而转化。一是波兰治安警队（Polish Order Police）——波兰治警自一九三九年就被清洗、种族化、并屈从于德方的目的。74二是波兰的地方当局——这些单位已经被剥夺与先前的国家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但却有两年的时间要为德方的种族政策负责。波兰警察与波兰地方当局个人得对他们的德籍上级负责，确保在他们的辖区内没有犹太人还活着。

　　这一切的一切背后都有一套政治观，但并非国家的政治型态。不管怎么说，我们并不清楚在一九三九年究竟在说波兰语的农民当中，有多少人认同波兰为他们的国家。虽然农民与犹太人住在相同的地方，虽然农民与波兰官员说一样的语言，但是其实农民与犹太人、农民与波兰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可能比某种怀旧的情操和一厢情愿的民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还要大。但可以确定的是，经过三年的德国统治，操波兰语的农民知道波兰的律令已经被德国的命令给征服了。常有人告诉他们，或者识字的人自己会读到，他们的当地高层须得负责保证他们的村里没有犹太人。村长必须张贴公告，保证会处死协助犹太人的波兰人，并奖励那些举发他们的人。倖存的犹太人还记得在各个波兰的村庄都见过这样的告示。75要是有犹太人藏匿在村里，村长可能被自己的村民（可能是自己的对手或者对他怀恨在心的人）举报给德国人。在波兰的乡间，人们很常由于各式各样的理由告发彼此；犹太人往往不过是用来秋后算帐的藉口罢了。战前由世俗右翼和罗马天主教会所散布的反犹主义遗绪声称想协助犹太人的波兰人会害怕其他的波兰人。除非村长能肯定所有的村民都会团结一致，否则也不可能组织救援犹太人或者准许救援犹太人的行动。这导致了一种荒谬的现象：村长会贿赂自己的村民不要将他们自已举报给德国人。76

　　波兰人并不总是由于藏匿犹太人而被处决，但由于这太常发生了，以至于恐惧是真实地存在于他们之间。在波兰总督府全境，有数千起德警因为有人违例而大规模杀戮波兰人的案例。在克罗斯诺监狱，有名波兰妇人在她所藏匿的犹太人被枪决后紧接着遭到射杀，她的尸身就叠在他的身上。77这一切都发生在其他波兰籍狱囚的面前，让他们好自为之。接到举报时，德警会到现场找出犹太人，加以杀害，但若没有找到则会对该村施以惩处。在不确定的状况下，村民必须加入德警一同猎捕被举发的犹太人。在「猎犹」的过程中，村长会被挟持作为人质，且原则上如果没有发现犹太人，就得赔上他们自己的性命。村里守夜的人在承平之日负责注意夜间的火灾或骚乱，但此刻则加入猎犹，甚或自己也被押为人质。如果他们抓到了犹太人就可以获得奖赏，但如果没找出犹太人，则会赔上自己的性命。78

　　有时乡间的波兰人会向波兰警员举发犹太人，而不会直接向德警呈报。感觉起来，比起直接与外来的刽子手交涉，这应该不算那么糟糕。然而一旦波兰员警收到汇报，他个人就得负责揪出该名犹太人并将他转交（或者杀死他）。到了一九四三年二月，波警接获「碰到犹太人格杀勿论，无须预警」的命令。79有时波兰警察确实会亲手枪杀这些犹太人，而其最庸常的理由竟不过只是嫌用马车将犹太人载到最近的德国宪兵队麻烦而已。有时他们会把犹太人转交给德国人。有时他们就被德国上级下令枪杀犹太人。对波兰员警而言，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的惩罚就是处死（德国员警则不会受到这样的惩处）。即便如此，在一些案例中，仍有德警选择放犹太人一条生路，或甚至帮他们逃命。80

　　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力被私有化，农民人口被动员，波兰乡间只有极少数犹太人能够倖存下来。数千名在逃或者躲藏的犹太人被缉捕处决，且几乎所有的案例都发生在被举发之后。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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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国家是在哪里被摧毁，不管是被德国摧毁、被苏联摧毁，还是被德苏两者摧毁，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杀死。在国家被先后两度摧毁的地方——首先是战前的民族国家遭到苏联摧毁，然后苏联的国家机器遭到德国摧毁——大屠杀以大规模枪杀行动的面貌开始。在双重无国家状态的区域中发展出的手法——招募当地人、多重德国体制的使用、户外枪杀等——全部都在德军势力所及的苏联境内更东线处施行。在中、西部波兰，一九三九年九月起便已可见德军身影，但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杀戮直至两年多以后才开始。在这里还使用了其他的手法：秘密毒气设施、遣送犹太区的犹太人、猎犹等。横陈在波罗的海国家犹太人、东波兰犹太人、苏联犹太人面前的是子弹和尸坑。等在中、西部波兰犹太人面前的则是毒气与密室。82

　　欧洲剩下的犹太人大多都被送到一个名为奥许维兹的地方。

注释

01　Wasser, Himmlers Raumplanung, 51. 见Gerwarth, Heydrich.

02　百分比来自Arad, Holocaust, 521, 524.

03　协力的例子见下文。

04　Kuromiya, Freedom and Terror, 268.

05　爱沙尼亚的案例将在下一章更充分讨论。

06　Bemporad, “Politics of Blood,” 4–5, 8.

07　Pohl, Herrschaft der Wehrmacht, 119.

08　Hrynevych, Nepryborkane riznoholossia, 111–20；Moorhouse, Devils’ Alliance, 130.

09　Schneider, Auswärts eingesetzt, 462；Prusin, “Community of Violence,” 1.

10　Reid, Leningrad, 125.

11　Rabin, Vishnivits: sefer zikaron, 300.

12　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是对此一时期以及西乌克兰以外地方的民族主义问题有价值的研究。

13　有关发生在日托米尔的恐怖行动见第二章。

14　Lower, Nazi Empire-Building, 34.

15　Lower, “German Colonialism,” 22. 亦见Lower, Nazi Empire Building, 34–35.

16　FVA, 3272, Pyotr Borisovich L.

17　Radchenko, “Accomplices,” 445.

18　Radchenko, “Accomplices,” 443–58；列队行进的细节来自FVA, 3270, Lydia G.

19　Lower, “German Colonialism,” 26；Radchenko, “Accomplices,” 443–58，引言中「垃圾」出自页454.

20　Holler, Völkermord, 68–69.

21　Tyaglyy, “Nazi Occupation,” 127, 141.

22　Penter, Kohle, 270–81；Kuromiya, Freedom and Terror, 263–88.

23　Matthäus, “Controlled Escalation,” 225；Der Dienstkalender Heinrich Himmlers, 189.

24　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 544, 549, 567. 见Mędykowski, W cieniu, 231.

25　Dean, “Service of Poles.”

26　Beorn, Marching into Darkness, 73.

27　Ibid., 97.

28　Megargee, War of Annihilation, 99.

29　转引自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 588.

30　Beorn, Marching into Darkness, 7, 60, 62, 73, 120, 133.

31　有关在明斯克的苏维埃犹太人见Bemporad, Becoming.

32　有关共产党人见Rein, “Local Collaboration,” 394; 亦见 Brakel, Unter Rotem Stern und Hakenkreuz, 304.

33　Rubenstein and Altman, Unknown Black Book, 238, 245, 251, 252.

34　将犹太人与游击队员混为一谈始于一九四一年九月，见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 566.

35　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 1075. 提及「黑乌鸦」的地方随处可见，例见USHMM, RG-31.049/01, Evgenia Elkina. 用车辆来杀人也是极为骇人的情事，有些德国人还比较倾向于射杀。见Prusin, “Community of Violence.”

36　Lower, “German Colonialism,” 24.

37　Kudryashov, “Russian Collaboration,” 4–5, 15；Penter, Kohle, 275；Reid, Leningrad, 125. 德国人也在列宁格勒杀害吉普赛人，不过当地提供协助的程度尚待考察。见Holler, “Nazi Persecution,” 157.

38　Cohen, Smolensk, 64, 68, 78, 79, 122.

39　有关德国的饥饿政策见Snyder, Bloodlands, chapter 5.

40　Arnold, “Die Eroberung,” 35.

41　Dieckmann发展出分配稀少性（distribution of scarcity）的概念，见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1:536, 579–83.

42　参阅Gerlach, “Wannsee Conference.” 我同意十二月是个转捩点，并倾向将之看做是希特勒决定宣告他要杀光所有犹太人的意图，但却并非明令要赶尽杀绝，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杀死犹太人显得比遣送犹太人还要容易做到。一九四二年初，海德里希和其他人仍然在讨论将犹太人送往西伯利亚的方案；要是有一道明确的命令要杀死犹太人，这类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德国进攻上的失败和海德里希遭到谋杀肯定让这样的遣送计划显得不切实际。当时在波兰发展出的毒气设施的技法起初并没有被当成是全面的解决方案，但后来证明这比其他任何方案都还可行，因此加以实施。据我了解，希特勒从一开始的决心就是要将犹太人从这个星球上根除消失；至于是透过杀害还是透过把他们遣送到某个不宜人居的地方，对他来说并没有差异。真正教人背嵴发凉的并不是恪守某种穷凶恶极的计划，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计划。真正令人胆寒的是这套世界观将个人界定成某种超自然的集体，以至于将他们处理掉的决定可以被视为是符合伦理的，并且处理掉的方式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差异。

43　FVA, 368, Iurii Israilovich G.

44　转引自Edele, “States,” 374.

45　一旦美国参战，希特勒就不再能把美国描绘成一个远方的模范，而要将美国形容成一个「半犹太半黑人」的软柿子。见Fischer, Hitler and America, 37.

46　Herf, Jewish Enemy, 132 and passim.

47　希特勒十二月十二日的演说内容由戈培尔记录下来，见Mazower, Hitler’s Empire, 376；亦见Witte et al., Der Dienstkalender Heinrich Himmlers, 289. 另参阅Friedlander, Extermination, 281.

48　及至一九四一年底犹太人的死亡人数估计见Brandon, “First Wave.”

49　转引自Mazower, Hitler’s Empire, 376.

50　在今白俄罗斯的范围内，与德方协力的警力当中约有一千五百名波兰人。如果可以的话，德国人就会想要降低这个数量，并用白俄罗斯人取而代之。见Dean, “Service of Poles,” 6. 波兰主要的协力单位是志愿保安警察军团（Schutzmannschaft Battalions）第一○七师与第二○二师。普遍来说，波兰人是在乌克兰警察于一九四三年放弃（以成立乌克兰游击队）的地方上被徵召到这些单位。在某些案例当中，波兰人加入这些单位是为了报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族群清洗。见Snyder, “Origins,” and Snyder,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51　Hillgruber, “Grundlage,” 286. 鄂兰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当中有注意到预言的问题。

52　Table Talk, 235.

53　有关列宁格勒见Reid, Leningrad, 231. 死亡人数估计见Pohl, Herrschaft der Wehrmacht, 181以及Arad, Holocaust, 311.

54　有关非洲和饥饿的关系见Kuwałek, Vernichtungslager, 110–11. 亦见Madajczyk, “Generalplan Ost,” 17.

55　有关阿斯卡伦见Black, “Askaris,” 279；Sandler, “Colonizers,” 8. 德国人说「阿斯卡伦」，英文则说「阿斯卡利」（Askaris）。

56　Heydrich, Husson, 437. 亦见Rieger, Globocnik, 60–61 and 103，本书认为这次会谈发生在九月底。

57　有关发生在卢布林区的镇压的地点，见Poprzeczny, Hitler’s Man, 208.

58　Wasser, Raumplanung, 61, 77；Schelvis, Vernichtungslager Sobibór, 32, 41；Arad, Reinhard, 14；Tooze, Wages of Destruction, 468；Black, “Handlanger der Endlösung,” 315. 有关族群见Black, “Askaris,” 290. 有些西方和波兰的史学家竟按照族裔化的苏联政治宣传和现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法，将特拉夫尼基人称为「乌克兰人」，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乌克兰人固然在这些人当中，但德国人所问到的所有人也都一样，当然也包括俄罗斯人。

59　T-4行动（译按：一九三九至四一年间纳粹德国执行的非自愿安乐死项目）的小组成员人数根据Poprzeczny, Hitler’s Man, 163有九十四人；Berger在现在已被当成标准教材的Experten中估计有一百廿人。Kuwałek的Vernichtungslager估计总共有四百五十三人。

60　有关此一程序见Arad, Reinhard, 44, 56；Młynarczyk, Judenmord, 252, 257, 260；Pohl, Verfolgung, 94.

61　Rieger, Globocnik, 115.

62　FVA, 147, David L.

63　FVA, 404, Marion C.

64　Witte et al., Dienstkalender Heinrich Himmlers, 353. 另见Pohl, Verfolgung, 95；Friedländer, Extermination, 343, 430.

65　有关莱茵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译按：针对波兰犹太人的行动代号）的扛鼎之作是Arad, Belzec. 笔者在Bloodlands提供对特雷布林卡的描述。

66　见Moczarski, Rozmowy, 200. 华沙犹太区起义的镇压过程在Snyder, Bloodlands, chap. 9中有更详尽的讨论。可特别参考Bartoszewski, Warszawski pierścień；Ringelblum, Polish-Jewish Relations；Engelking and Leociak, Warsaw Ghetto；另外，有关这个主题还有多少研究工作可以进行，可参考Libionka and Weinbaum, Bohaterowie.

67　Kershaw, Final Solution, 66.

68　Curilla, Judenmord, 837.

69　Lange: Kuwałek, Vernichtungslager, 49.

70　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 686. 见Mallmann, “Rozwiązać,” 85–95；Friedländer, Extermination, 314–18.

71　有关罗兹的犹太区见Löw, Juden im Getto Litzmannstadt.

72　Grabowski, Judenjagd, 9, 59.

73　Engelking and Grabowski, Przestępczość, 195.

74　Browning, Ordinary Men, 121.

75　Cobel-Tokarska, Bezludna wyspa, 90.

76　Markiel and Skibińska, Zagłada domu, 23, 48. 亦见Skibińska, “Self-Portrait,” 469–71；Engelking, Losy Żydów, 162, 188；Grabowski, Judenjagd, 24.

77　Rączy, Pomóc Polaków, 44. Żbikowski, “Night Guard,” 513, 515, 517, 520, 524；Grabowski, Judenjagd, 82.

78　集体报复的时序演进见Madajczyk, Hitlerowski terror, 9 and passim.

79　Engelking and Grabowski, Przestępczość, 194–95.

80　Engelking给的一个例子是有一名波兰员警不肯射杀一名求死的七岁男孩，反而出手相救。见Losy Żydów, 198. 其他伸出援手的案例见Rączy, Pomóc Polaków；and Hempel, Pogrobowcy.

81　Grabowski, Judenjagd, 11, 69. 暴力的私有化是鄂兰的论点，由Gross在Revolution from Abroad当中发展，是一个可能可以应用在其他背景下的概念。

82　有些荷兰的犹太人被送到了索比布尔，这是荷兰与波兰的情况又一相似之处。几乎所有其他索比布尔的受害者都是波兰籍的犹太人。多数荷兰籍犹太人被送往奥许维兹。

第八章

奥许维兹悖论

　　奥许维兹象徵的是在德国控制下将所有犹太人赶尽杀绝的意图，以及把德意志帝国各个角落的犹太人都送进毒气室毒死一事。有些犹太人得以倖存是因为说到底，奥许维兹毕竟是一组集中营、一个置人于死地的设施（death facility）之故，所以当犹太人进入奥许维兹时，也有些被拣选出来供作劳动之用。因此，从奥许维兹倖存的故事得以进入集体记忆。几乎没有任何站在尸坑边上的犹太人能倖存下来；进入特雷布林卡、贝尔赛克、索比布尔的犹太人也几乎没有人能倖免于难。「奥许维兹」一词已经成为大屠杀整体的转喻。但在奥许维兹成为主要的杀人设施之前，大多数更往东边的犹太人已经遭到杀害。但人们在记得奥许维兹的同时，大屠杀的大部分却已悉数遭人遗忘。

　　二战之后，对于德国来说，奥许维兹还称得上是相对好应付的象徵物，因为这大幅缩减了他们实际犯下的恶行的规模。将奥许维兹与大屠杀两者混为一谈，使得德国人谎称对欧洲犹太人大屠杀正在发生一无所知这种荒谬的宣称彷彿得以成立。固然，也许可能有些德国人确实不知道奥许维兹里发生了什么事，但若要说多数德国人都不知道犹太人正遭到大规模的屠戮则是不可能的事。远在奥许维兹成为死亡设施之前，犹太人的大规模杀戮已在德国（至少在亲朋好友之间）广为人知，是人们街谈巷议的内容。在东边，数万名德国人于三年之内在数百座尸坑边上枪杀数百万名犹太人时，大多数人都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有数十万德国人曾亲眼目睹杀害，在东方前线的数百万德国人也都知悉。在战时，甚至连德军妻小都会前往杀害发生的地点；军警或其他人的家书中也会写到细节，有时还会包含照片。军警从被杀害的犹太人身上掠夺而来的财富或者透过邮政系统寄回家中、或者休假时亲自携回。德国的家家户户因而在事发期间一而再、再而三（次数多达百万次）地增富。01

　　基于类似的原因，奥许维兹对于战后的苏联和今天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也是能够便宜行事的象徵物。如果犹太人大屠杀被化约为奥许维兹而已，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易或忘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杀戮乃是始于甫被苏联所征服的地方。基于和德国人相同的理由，苏联西边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犹太人大屠杀情事：在东线，执行大规模杀戮的方法需要数万人参与其中，另外还有数十万人亲眼目睹。德国人已经远去，但是他们挖的尸坑犹在。如果犹太人大屠杀只跟奥许维兹连结在一起，那么上述的阅歷也就可以排除在歷史和纪念之外。02

　　奥许维兹是整个大屠杀当中少数苏联公民并未贡献一己之力的部分。苏联公民被德国人招募参与在大规模射杀犹太人的行动当中，也建造、驻守特雷布林卡、贝尔赛克、索比布尔等毒气设备。固然这些都是因为德国人为了摧毁苏维埃而为之，也是因为这些地方的苏联公民被与他们在战前的所作所为切割开来，在某些案例中也是为了保全他们自己的性命。但在战后，苏联的政治宣传无法解释为何有这么多苏联体系下生产出来的人都成了为德方所用的协力者，协助大量杀害这么多另一批苏联体系下生产出来的人。从一九五三年史达林过世迄今的后史达林年代，要解释苏联政策为何造成一九三○年代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死于饥荒和恐怖活动已经够教人头疼了。歷史上的现实仍然被全面政治化。而更为深层的问题是：数万名苏联公民竟可以在一个全然外来的体系中帮忙杀害另外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这项议题却从来未曾被处理，而是被架空了。03

　　奥许维兹之所以成为大屠杀的标准化代称，也是因为一旦以特定神话式的方式或者化约的方式看待大屠杀，那么似乎就也能把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杀戮与人类的选择、行动区别开来。只要把大屠杀限制在奥许维兹，就可以把大屠杀与它所触及的大部分国家隔离开来，同样也把大屠杀从它所改变的样貌切割开来。奥许维兹的门墙似乎可以把邪恶给包围在特定地区，但究其实，邪恶的行径从巴黎一路延伸到了斯摩棱斯克（Smolensk）。奥许维兹，这个用以定义战前战后属于波兰的一小块领域的德语单词，似乎不复指涉一个真实的地方。它被心理的、物质的铁丝网所缭绕。奥许维兹予人的印象是机械化的杀戮、残酷的官僚体系、现代性的行进、或甚至是启蒙的终点。这让男女老幼遭到屠戮的经验显得像是非人（inhuman）的过程，有某种比人类还大的力量应当为此一过程负起全责。当犹太人的大规模杀害被限制在一个例外之处，被看作是与个人无关的程序时，那么我们就不用面对跟我们差异不大的人们，在密室中杀害了另一些跟我们差异不大的人们的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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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屠杀的歷史上，奥许维兹是第三个被发展出来的大规模杀戮的手法——无论就时序来讲还是就重要性而言都排在第三。最重要的手法是尸坑——之所以最重要是因为它最早开始，杀死的犹太人数最多，且显示「最终解决方案」是可行的。重要性居次（也是其次发展出来）的是用内燃机所排放的废气毒杀。大约就在一九四二年初，这些一氧化碳设施开始使用时，杀死所有犹太人的政策从被占领的苏联、波兰，扩展到所有沦于德国爪下的领地。奥许维兹则于一九四三、四四年成为主要的行刑地。04

　　奥许维兹一跃而成为德意志帝国当中第七大集中营，排在达豪（Dachau）、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弗洛森比尔格（Flossenbürg）、毛特豪森（Mauthausen）、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之后。其恶名昭彰的欢迎口号「劳动创造自由」（Arbeit macht frei）也出于这些先例。然而与这些前例不同的，奥许维兹这个新集中营位在德意志帝国所兼併的德占波兰土地上，因此位于纳粹移民人口勃兴的地带。其原先于一九四○年设立的目的是要为了更大的东方帝国铺路，它所惩罚的第一批囚犯是遂行抵抗（或预期会採取抵抗行动）的波兰人。第二批主要受害团体是一九四一年入侵后捕获的苏联战犯。在最初几年，把犹太人抓进奥许维兹的目的是让他们充当奴工，列队向东行进，让他们在德国征服的苏联领土上打造德意志帝国，直至气力放尽。在奥许维兹附近生活的犹太人反倒是最后一批被杀害的波裔犹太人。他们起初被遣送到奥许维兹是被强制劳动，因为那才是奥许维兹设立的初衷。在波兰其他地方的大多数犹太人都已命丧尸坑或在特雷布林卡、索比布尔、贝尔赛克、海乌姆诺被杀害时，在奥许维兹一带的犹太人仍能活命。05

　　随着纳粹的殖民任务让位给最终解决方案，奥许维兹的目的也有所更动，镇压斯拉夫人变得次要，杀死犹太人则变得迫切。这种普遍的转变在纳粹的各色实践中显而易见：特别行动队从杀害一些犹太人转变成杀害所有的犹太人；原先被指派执行其他任务的德国警察任务转变成执行大规模枪杀犹太人；招募当地人充作辅助警员；释放一些苏联战犯，用他们来协助杀犹太人；卢布林区从帝国的前哨转变成毒气设施的实验场。在奥许维兹的案例中，从征服的迷梦转变为歼灭的现实，意味着集中营变为置人于死地的设施。以齐克隆B（Zyklon B）为名贩售的氰化氢起初是用来燻波兰籍囚犯的营房的，后来则用来杀害苏联战犯，最后被用来谋杀近百万名犹太人。06

　　奥许维兹建成于波兰遭到入侵后，就建在国家覆灭的区域内，属于消灭波兰的尝试的一部分。其原先的基础设施是波兰的军事兵营。这块领土于一九三九年九月被德国征服，并基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让与德国。若不是德国企图消灭敌方政权的活动，若非党卫军的国家消灭者设下了不寻常的目标，根本无法想像奥许维兹的兴建及其后来的演变。

　　然而，奥许维兹在某个重要的方面的确非比寻常。不像在双重占领区以及被占领的苏联的尸坑，也不像贝尔赛克、索比布尔、特雷布林卡、海乌姆诺等地的灭绝营，按计划，奥许维兹是一个要杀害极大量犹太人的预定地，而这些犹太人仍然是德国承认的主权国家的公民。其针对的犹太受害人通常是生活在已遭德国毁灭的国家境外的人，因此这些人理应相对不受党卫军强加的势力所危害。这些人必须被他们的政府所放弃，或者被褫夺公民身分，并被从自己居住的国家运送到奥许维兹。这一切都不是能够自动完成的，要完成这些也的确常常有所困难。

　　希特勒幻想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星球，这个幻想总是存在。而最晚在一九四二年春季时，他的属下已经明白他想要把犹太人从欧洲扫地出门的欲望。在那之前，在苏联内所发动的大规模杀害犹太人的政策是普遍性的。但该政策是否执行、执行的程度则取决于犹太人正好居住在哪。由于过往的杀人手段之所以成功，乃是因为先前在东欧因地制宜採取特定的决定和行动，因此这些杀犹太人的策略在其他地方并不能复制出同样的成功模式。换言之，在一九三九、四○、四一年发生在那些国家的事对于即将于一九四二、四三、四四年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至关重要。在没有被苏联占领过的地方，德国人无法利用苏联占领下所创造出来的心理性、物质性、政治性资源。在国家还未被他们自己或是苏联摧毁之处，德国人也无法将被摧毁的国家碎片给拼凑起来。在战争并不以种族征伐的逻辑来运作之处，德国人无法利用相对剥夺感的政治型态。战后，共产主义波兰于奥许维兹建造的博物馆中依国籍来归类受难者。这项设计是用来混淆一个基本事实，亦即绝大部分的受难者都是犹太人，且他们之所以惨遭毒手就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强调国籍也混淆了更为隐晦却重要的事实：就是这些犹太人是先被从他们的国家给区隔开来后才遇难。

　　在许多犹太人被送往奥许维兹的出发点都不存在这些条件，因而犹太人得以倖存。欧洲有数以百万计被处以极刑的犹太人得以倖存是因为他们不曾搭上列车。在德国治下理应被送往奥许维兹的犹太人比起本来不会被送往奥许维兹的犹太人更可能活命。这就是奥许维兹的悖论。唯有考量到国家如何被摧毁、如何未被摧毁，才能解决奥许维兹的悖论。这些政治的特殊性能解释何以在普遍性的设计之下出现不同的结果。奥许维兹展示出一种杀光犹太人的普遍性设计，也显示国家状态（statehood）在保护犹太人上面普遍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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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两个在德国占领下的国家予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政治要素的重要性。爱沙尼亚与丹麦在二战开打之际有许多共通之处：两者都是小型的北欧国家，滨波罗的海的海岸线绵长，且两者的犹太人人口都极为稀少。战争期间，两者都被德国占领，都被放在最终解决方案中，且德国占领方宣称两者都「没有犹太人」（judenfrei，free of Jews）。但大屠杀在这两地的歷史截然不同。在爱沙尼亚，德军抵达时，在当地约有百分之九十九的犹太人都遇害。在丹麦，持丹麦公民身分的犹太人则有约百分之九十九都存活了下来。在丹麦的犹太人被标记要送往奥许维兹；在爱沙尼亚的犹太人则在奥许维兹成为置人于死地的设施前便已丧命。

　　在德国所占领的国家当中，爱沙尼亚的犹太人死亡率是最高的，而丹麦的犹太人存活率则最高。有鉴于德国杀犹太人的政策并无二致，这种差异必须要加以解释。爱沙尼亚人固然以反犹主义着称？但说起来，这样的传统在丹麦还更显而易见。固然爱沙尼亚人在战前是由反犹主义者所统治？康斯坦丁．帕斯（Konstantin Päts）、约翰．拉伊多内（Johan Laidoner）两人的独裁统治显然是保守的，但他们是在一九三四年的政变中推翻极右派上位。事实上，爱沙尼亚共和国还从奥地利和德国收容了一些犹太难民，境内的犹太人与共和国中的公民地位平等。相反地，丹麦在一九三五年后拒收容犹太难民。

　　直觉往往会骗人。犹太人的下场大相迳庭，但这似乎却与民众的态度和战前的政治型态关系不大，而是与不同的战争和占领经验相关。奥许维兹使我们想起希特勒那关于一个没有犹太人的世界的愿景。奥许维兹也告诉我们，加速还是阻止那样的愿景实现，政治至关重要。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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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沙尼亚的命运与一九四○年的立陶宛、拉脱维亚一样。一如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德国人依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经一九三九年九月修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将爱沙尼亚让与苏联。苏联占领爱沙尼亚的同时，彻底摧毁了爱沙尼亚的上层行政机构与政治菁英。举例而言，总统帕斯就被从自家农场抓走，遣送至苏联，直至死亡。武装部队的总指挥拉伊多内也同样在被遣送后客死异乡。爱沙尼亚政府最后十一位成员中，十位遭到监禁，九位死亡（其中四位被处决，五位死在苏联的集中营里）。08

　　苏联的法律事后加诸于被占领的爱沙尼亚，其逻辑是爱沙尼亚国家不仅不存在，而且是从来都不曾存在过。因此一九二、三○年代的国家服务被视为犯罪行为。在旋即变成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方里，新的苏联高层执行了约四百起处决行动，且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军正整装待发要进犯苏联之际准备大规模的遣送。六月十四日晚间，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遣送了约一万零两百名爱沙尼亚公民，约当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包括十分之一的犹太人少数。犹太人在这当中所占据的比例不成比例地高）。数日后，德军往北肆虐波罗的海国家，直至爱沙尼亚之际，苏方正在枪杀爱沙尼亚的囚犯，并将他们的尸身弃置在监狱里。09

　　德国人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初偕同他们亲自拣选出的爱沙尼亚人抵达爱沙尼亚。一如在立陶宛与拉脱维亚，苏联的占领已经迫使数千人逃出国门，其中许多人逃往柏林。这给予德国人日后选择合作对象的协力者的空间。许多爱沙尼亚人都希望可以返乡，德国人便可拣择他们认为对自己最有用的人。双重占领在这里就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意味着对于政治菁英的双重筛选。苏联摧毁了过去的统治阶级；而现在，德国人则防止任何似乎不够配合的人回来。纳粹的选择方式理所当然排除了政治上的左派与中间派。那年夏天，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德国人得以利用苏联占领所创造出的道德、物质、政治上的资源。

　　如同在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爱沙尼亚的政治性资源尤其充沛。整个国家在区区一年之前才被以极其羞辱、恶毒的方式给摧毁，因此人们已经准备好要在个人、政治层面上施加报复行动了。及至特别行动队A队于一九四一年七月抵达爱沙尼亚时，德国人已经贯彻了他们宣称的论点：亦即，他们所提供的解放之道就是从犹太人的爪牙下解放出来，且地方上对这种解放形式的参与乃是政治协商的先决条件。如同在立陶宛与拉脱维亚，此一信息由爱沙尼亚当地人负责翻译，并加上连德国人自己都不了解的要素：亦即，如果爱沙尼亚人与第二个占领者（德国人）协力，那么第一次（与苏联的）协力就会被遗忘。在爱沙尼亚没有发生反犹暴行，德国人也并不把发动反犹暴行当成是必要的。

　　双重协力的现象颇为普遍。有些名为自卫队（Home Guard）的爱沙尼亚反苏游击队员杀害了犹太人；这些刽子手当中最为热衷的便是那些曾经是爱沙尼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员。他们在德军开始入侵时换边站，以便洗刷他们的罪愆。曾与苏方协力遣送爱沙尼亚人与犹太人的爱沙尼亚警察，此刻开始为德国人执行杀害爱沙尼亚人与犹太人的任务。苏联遣送了约一万名爱沙尼亚公民，包括约四百五十名犹太人；在德国的占领下则有一万名爱沙尼亚公民被处决，其中有九百六十三名犹太人。从当地加害者的观点来看，两者的工作并非截然不同。10

　　过去受雇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在杀害爱沙尼亚的犹太人时角色尤其重要。举例来说，艾恩—尔文．米尔（Ain-Ervin Mere）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暨爱沙尼亚步枪队（Estonian Rifle Corps）特殊部门的长官——这是要防范资本主义入侵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单位。然而，他却加入了德国人治下的爱沙尼亚秘密警队（Estonian Security Police），于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三月间担任警长。爱沙尼亚秘密警队是犯下杀戮犹太人罪行的主要单位。自一九四三年四月以迄战事告终之间，米尔都在一个武装亲卫队分队担任营长。尔文．维克斯（Ervin Viks）在战间期是一名爱沙尼亚员警，于一九四○至四一年间效力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然后加入德国人统治下的爱沙尼亚秘密警队，下令处决数以百计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亚歷山大．维迪克（Alexander Viidik）战前曾效力于爱沙尼亚政治警队（Estonian Political Police），然后于一九四○年效力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德军入侵后他为保安处（党卫队的情报机构）工作，招募他过去在苏联时期的旧识。11

　　爱沙尼亚一如其他任何地方，在德军占领时期杀死犹太人的人同时也杀其他人。在德占立陶宛，一九四一年枪杀逾十万名犹太人的警察也负责看守约当同样数目饿死在集中营的苏联战俘。12在拉脱维亚，杀死当地犹太人的突击队员也杀死精神病患与白俄罗斯的市民。由于爱沙尼亚犹太人口极少，因此跟其他地方相比，杀死非犹太人相对要更重要。在德军占领之下，被杀死的九百六十三名爱沙尼亚籍犹太人全部死于爱沙尼亚人之手（通常是警察）。约有十倍之多的非犹太裔爱沙尼亚人也被同样一批爱沙尼亚警察给杀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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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丹麦几乎一切都截然不同。不若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其他北欧国家，丹麦王国与苏联并未接壤，不受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约束，也并未遭到红军占领。二战是在一九三九年由德苏联手入侵波兰之际爆发开来，但丹麦并未涉入其中。丹麦并没有遭到苏联入侵，苏联的大规模射杀与遣送行动也并未波及丹麦的菁英分子。由于丹麦从来没有灭亡，因此在爱沙尼亚生产出的政治性资源并未在丹麦创造出来。在一个只有发生过单次占领的地方没有办法产生出双重的协力。

　　德国于一九四○年四月对丹麦的占领是相对温和的。对于德国而言，丹麦既非意识型态上的仇敌，也不是种族上的标靶，入侵其领土只是为了军事上的原因，直截了当。德国人并未如他们在波兰或即将在苏联宣布的那样宣称他们攻克的国家于焉不存。相反地，德军的占领极为明确地是在丹麦保有主权的情况下进行。德国人表明他们并不「打算扰乱丹麦王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14克里斯蒂安仍留在哥本哈根，以国家首长的身分统治。民主选举仍然持续，国会照常运行，政权仍依丹麦人的意志轮替。一九四一年后，德国于东线的军事行动停滞不前时，丹麦在德意志帝国中主要的任务就是提供粮食。固然有六千名丹麦人效力于武装亲卫队，其中一些人在维京师（Wiking）与爱沙尼亚人并肩作战。15

　　当最终解决方案于一九四二年从苏联德占区向西拓展到欧洲其他地方时，也造成了德丹关系上的麻烦。丹麦高层明白将犹太公民拱手交出来给德国人会损及丹麦的主权。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美、英、苏发出警告，声明协助德国谋害犹太人的协力者在战后将须面临后果。拥有主权的政府（例如丹麦）所处的位置应当特别注意这样的警告。一九四三年初，德军于史达林格勒投降时，战事的浪潮倏地变得明显不利于德国。哥本哈根方面更没有理由参与在最终解决方案当中，而德方高层则更没有理由疏远丹麦人。16

　　然而剿灭犹太人仍然始终是柏林方面的优先考量。对于在丹麦的纳粹占领军高层领导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而言亦然。贝斯特起初与柏林沟通的时候坚称最终解决方案在丹麦无法施行，因为会违反宪法，进而导致政府垮台。这将迫使德方大规模介入丹麦，并搅乱此前达致的理想平衡状态。但当丹麦政府因为其他原因而垮台的时候，贝斯特看到了杀犹太人的曙光。他心想可以在新的政府成立前，趁着不稳定状态的期间杀犹太人。一九四三年九月初，他向柏林提出相关的提案。

　　纳粹在这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鲁道夫．米尔德纳（Rudolf Mildner）于九月廿日被派往哥本哈根担任秘密警察与党卫队保安处的头头。他直接从被占领的波兰的卡托维兹（Katowice）前来。在此之前，他在卡托维兹担任盖世太保的部长，负责奥许维兹事宜。换言之，他绝非没有大规模杀戮犹太人的经验。但他在哥本哈根的所见所闻让他相信最终解决方案在丹麦不可能实行，至少不是以在其他无国家状态地带所能办到的方式实行。在哥本哈根，他所遭遇到的是在更往东的地方已经被废黜的体制——有主权的国家、有政治理念和民意基础的政党、形形色色的在地市民社会形式、不一定配合行动的警队势力等等。其他德国高层已经做出几乎同样的结论。当地的军官拒绝支援德警任何对付犹太人的行动。当地的海军军官在被选定要围捕犹太人的日子（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将所有的船舰送修，使海岸空出来，好让丹麦人可以在那为所欲为。他也将这个日子告知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人物，然后他们接着通知丹麦籍的犹太人。17

　　丹麦的邻国瑞典在战时保持中立，但在经济上却与德国战事的努力方向共谋。一九四三年，瑞典有充分的理由倒向同盟国。瑞典在电台的公开频道上重复其提案，好让丹麦籍的犹太人知道瑞典欢迎他们。于是丹麦人安排小型船队护送其犹太人口前往瑞典。德警知悉这次行动，但并未加以阻止；德国的海军就望着丹麦的船只飘洋过海。丹麦市民做这些行径并未冒太大的风险，因为在他们的国家里，协助自己的同胞市民并没有犯罪。德警在十月二日发动的突击只抓获了六千名有丹麦公民身分的犹太人当中的四百八十一人。保有主权的丹麦政府代表这些公民介入柏林方面的行动。其中有些人获释，其他人则被送往特雷津集中营（Theresienstadt）——原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泰雷津（Terezín）——而非送往奥许维兹。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人被毒气毒死。但从其他国家来的犹太人却被从特雷津送往奥许维兹处死，以便腾出空间给丹麦籍的犹太人。德方高层利用丹麦裔犹太人在场的样貌摄制了一部宣传电影，来宣称犹太人在他们的集中营内的生活条件极佳。18

　　曾经身为丹麦公民的犹太人得以倖存，但这与在丹麦的犹太人倖存下来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丹麦高层在一九三五年后并未接受犹太难民，并且他们还将一些稍早抵达的犹太难民遣送回德国。得不到丹麦政府保护的犹太人与得不到爱沙尼亚或其他任何地方政府保护的犹太人分享着同样的命运，那就是死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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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占领的爱沙尼亚属于整起犹太大屠杀发生的无国家状态区域的一部分。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与苏联西部，希特勒的全球性种族斗争的愿景在无国家状态的条件下被转化为新的政治形式。虽然最终解决方案在这些地方最终以大规模杀戮的形式呈现，造成此一结果的事件序列都有所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指认出一套行动和匮乏。

　　所谓的行动指的是创造出种族化的体制或者混合的体制，其主要的任务就在于（一）摧毁国家；（二）发动侵略战争，让这些体制得以在境外相对可行的环境中完成其任务；（三）毁灭国家，清除其政治上的能力，谋害其领导阶层，并将上述行动重新界定成法律；（四）吸引协力者——当这涉及利用前一任国家毁灭者所创造出的政治性资源时特别有效，但也总是需要利用既存的在地警力。这些警力要不就是与先前的当局切割开来，要不就是在与先前的政体协力之后亟欲证明他们的忠诚；（五）动员心理上的资源，例如从羞耻感当中释放出来，以及满足复仇的欲望；（六）利用过去或者现行财产权被取消的情况所产生出的贪婪以及物质性的资源；（七）招募那些原先被委以杀死平民任务的德方机构；（八）利用先前国家覆灭时机构残存下来的碎片。

　　在德国（或者苏联与德国）势力摧毁了国家之后，所谓的匮乏指的是（一）否认国家主权，撤废该国透过外交政策与德国势力以外的外界所建立起的任何连结；（二）缺乏一个总体的政体来保护其公民或者让公民有动机来保护其政体，因此，公民身分这种对等的关系便消弭无踪；（三）移除法律、风俗习惯等传统的国家保护形式；（四）黑市的兴起，或者在自由市场当中缺乏个人权利的经济行为，有些人因而被当作经济的单位来对待，可以拿来消费或者贩卖；（五）法律上的黑洞使得所有行为都变得可能发生，殖民主义的思考变成自然现象，因为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不再适用。

　　这一系列的行动与匮乏都是描绘相同的极端状况的方式，这极端的状况就是：在某种无国家的地带里，大屠杀的行动是可以想见的，并且可以付诸实践。在二战期间，相对于此的另一个极端则是有主权的、不受德国势力侵扰的国家。尽管关于大屠杀的分析当中往往对上述这些略而不提，但仍值得加以思考。毕竟希特勒的种族理论是以星球为出发思考的，且他对犹太人的宣战是全球性的。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在战间期反犹主义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比美国、英国、加拿大更为普及。20

　　世上多数的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都安全无虞，理由很简单：德国的势力并未触及他们所生活的地方，也没有威胁到给予他们公民身分的那些国家。持波兰护照的犹太人在承认战前波兰国家地位的国家里很安全，但在不承认战前波兰国家地位的国家里则会遭到杀害。美籍、英籍的犹太人不仅在他们的国家里很安全，甚至在各地都安全无虞。除了少数例外，德国人并未考虑要谋害持英、美护照的犹太人。一如无国家的状态一样，国家状态与犹太人如影随形。苏联的犹太人一旦在德军发动灭绝战争的德占区被捕获，几乎无一例外都会遭到杀害。在这些地方，德国人的行事作风彷彿苏维埃国家已经被消灭了，并试图毁灭一切苏联的踪迹。然而，要是身在苏联领土内或者德军占领区以东，犹太人就可以自外于最终解决方案——尽管他们当然仍得服膺于苏联的政策。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四○年遣送的波兰籍犹太人当中，约有百分之十五在运输的过程中或者在古拉格身亡；即便如此，在战事告终时，这些被遣送的人仍然是波兰籍犹太人当中存活数量最大的群体。

　　犹太大屠杀发生在国家被毁灭的这一端；而在国家保持完整的这一端，大屠杀则没有发生。在这两端之间是那些德军所及但国家并未遭到毁灭之处，亦即那些与德国有盟友关系或被德国占领（或两者皆是）的国家，纳粹领导人在此试图完成最终解决方案未果。德方的政策是要揪出在这些地方居住的犹太人，并加以遣送或杀害。尽管来自这些国家的犹太人遇害数量令人咋舌，且犹太人在这些地方的下场总是比他们的同胞公民悽惨，但总体而言，曾有这些国家公民身分的犹太人也有逾半数倖存了下来。受难的规模——几乎每两名犹太人就有一名遇难——比二战时其他任何人种类别都来得高。但这仍然与发生在无国家状态的地区的杀害率——大约是每二十名犹太人里就有十九名遇害——有显着的不同，此一现象值得注意。固然，虽然都受到德国影响，但个别保有（某种程度上的）主权的国家之间彼此的歷史仍有殊异，而存活的逻辑——公民身分、官僚制度、对外政策——却是放诸四海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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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身分一词是用来界定个人与提供庇护的政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国家时，没有任何人是公民，人命犹如草芥。在德国占领的欧洲，没有任何地方的非犹太人遭受的对待比犹太人还惨。但在国家被毁灭的地方，没有任何人是公民，也没有任何人能预期国家出手保护。这意味着德国其他的大型犯罪、饿死战犯、谋杀平民百姓——多是白俄罗斯人、波兰人、吉普赛人——也几乎完全发生在无国家状态的地区。这些政策综合起来杀死了约和大屠杀一样多的人，而且这样的政策只能在同样的地方施行。在国家尚未被毁灭之处，这样的极端手段是不可能实现的。21

　　在与德国同盟或者身在更传统的占领体制下的国家里，主要的政治体制仍完好如初，不是犹太人的人鲜少因为出手保护犹太人而受到惩罚。非犹太人若有国家公民身分，便不能只因他们协助了犹太人就轻易处死。然而，在波兰总督府与被苏联德占区西部，协助犹太人则可以死论罪。光是在波兰总督府的个别行政区内，因协助犹太人而被处死的波兰人人数就比整个西欧国家多。这不是因为波兰人特别愿意对犹太人施以援手（他们并没有），而是因为他们时时会因此遭到处决，这在西欧甚少发生。诚然，在西欧有些德国占领下的地方，藏匿犹太人甚至不是可以问罪的行为。22

　　试比较三位着名的亲身经歷这个年代的人士：维克多．克伦佩勒（Victor Klemperer）、安娜．弗朗克（Anne Franck）、伊曼纽尔．林格布鲁姆（Emanuel Ringelblum）。克伦佩勒是一名犹太裔德国学者，曾写过一篇关于第三帝国语言的精采分析。弗朗克是藏身于荷兰的德籍犹太人，她写下的日记日后成为关于大屠杀流传最广的文字。林格布鲁姆是在波兰的犹太人生活史家，他在华沙犹太区内组织归档了整个档案库，丰富了大屠杀的最重要的素材。「蒐集愈多愈好，」林格布鲁姆对同一计划的同事欧内格．沙巴特（Oneg Shabbat）说：「他们能在战后整理出来。」23克伦佩勒存活了下来，照顾他的人亦然；弗朗克死了，但试图庇护她的人存活了下来；林格布鲁姆和数名帮助过他的人则都遭到枪杀。这些下场反映出战争期间德国、荷兰、以及德占波兰等地不同的法律结构。24

　　由于克伦佩勒是一名德国公民，妻子也不是犹太人，因此他并不适用于德国普遍将犹太人遣送、杀害的政策。由于他的妻子并未与他离婚，他就像许多类似的德国犹太男性一样得以倖存。安娜．弗朗克也是一名德国犹太人，但由于逃窜到荷兰，她连纽伦堡法（Nuremberg Laws）下还适用于她的残存的国家公民资格也丧失了。最终她和家人仍然被发现并遣送至奥许维兹，在被转往伯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 Belsen）后身亡，可能死于斑疹伤寒。窝藏她家人的荷兰公民得以倖存，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荷兰并不用问罪。林格布鲁姆的歷史则有所不同。他多次被捕，又多次在波兰犹太人与非犹太裔波兰人的协助下被救援出来。最终，他和一同藏匿的波兰人全部遭到处决，且可能是在华沙的犹太区灰烬中一同行刑。多数试图协助犹太人的波兰人并未被杀，但也有许多人遭到杀害；这是个他们所有人都面对的风险。这就是无国家状态下的困境。25

　　对于犹太人他们自己而言，国家的存在意味着持有公民身分，即便只是最薄弱、最羞辱人的公民身分形式。公民身分意味着在法律上有境外移民的可能性。多数德籍犹太人与奥地利籍犹太人会利用这一机会，尽管这样一来，他们就普遍失去了过去的财产、人脉。对于犹太人而言，公民身分意味着民法的存在，即便可能是一部充满歧视的民法，也仍允许他们的财产所有权。这可以拿来交换离开的权利，尽管交换的过程常常不是正义的。从法律上剥削犹太人通常被看成是通往灭绝犹太人的一步，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对于犹太人的生命安全而言，即便法律上的歧视形式多么剥削人，其风险也远比政权的更迭或国家权威的消逝来得小。在那些状况中，犹太人瞬间被置于人人得而诛之的境地，因为他们失去了诉诸民法的途径，因而他们的财产权也于焉不存。这并非用财产来交易性命安全，而是人财两失。

　　在反犹太国家里的法律性歧视并不会自动让犹太人堕往无尽的深渊，直至死亡，但国家的覆灭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一旦犹太人没有了国家体制的庇护，也就失却了高层和底层官僚的保护。倘若能够重新取得这些保护的途径，犹太人就可以活命，但这宁非易事。安东．施密德（Anton Schmid）是一名来自维也纳的德（奥）军人，他在维尔纽斯办公室负责将个别的德国士兵归建至他们各自的单位。他提供一名犹太男性国防军的军服与存款簿，藉此救了他一命；他在维尔纽斯帮一名犹太女性伪造法律身分，藉此救了她一命。软硬兼施之下，他伪造出假的受洗证明，让她得以接连通过五道行政手续，直到被正式登载为止。在无国家状态的地区里，没有任何犹太人可以靠自己做到这些。施密德总计至少为上百名犹太人提供了文件，让他们有机会存活。26

　　在现代国家中，公民身分意味着有接触官僚体系的途径。官僚体系背负着杀犹太人的恶名，但毋宁说撤废官僚体制才是杀死犹太人的元凶更为接近现实。只要国家主权赓续，官僚体系的侷限与可能也就会持续下来。多数的行政机关会让时间慢下来，事务必须经过考量，也许这当中还涉及请愿或者贿赂。当德国以外的主权国家的人们想要自命清高，是官僚体系让他们有机会用国家雇员所能理解、背书的实用的语言或者爱国的词藻，把自己的论证包装成代表的是个别犹太人。德国以外的官僚体系也展现出典型的踢皮球倾向，听候高层下达清晰的指示，并坚持表述的清晰度以及正当的公务文书。许多让官僚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显得恼人的东西对犹太人来说却意味着续命的机会。27

　　就算是德国的官僚体系也不会亲自诛杀犹太人。就算已经被铺天盖地的纳粹结构给层层穿透了整整六年，德国的官僚体系仍然没办法杀死德国的犹太人。从来没有人以终极决定性的方式告知德国军官究竟德国公民当中哪些人算是犹太人。在一九四二年元月恶名昭彰的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中，比起其他议题，这项议题似乎占去更多的时间，但这无论在当下还是后来都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并非因为德国人无意甄别犹太人：相关律师人员咸信犹太「血缘」必须被从「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血脉」当中清洗干净。28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在邻近的欧洲国家被入侵、政体倾颓之际遂行。德国的犹太人之所以会死，不是因为德国的官僚体系行事精准，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官僚体系已经被摧毁。在战前德国的领土上，除了少数的例外之外，德国的犹太人并没有被杀死，而是被从德国揪出来送往没有官僚体系的东边地带；若是在战前，他们在这些地方完全会安全无虞。

　　处决德国犹太人的行刑地是罗兹、里加、明斯克等地。大屠杀通常是从德国犹太人的视角出发来追忆，在这些视角下，这些地名所召唤出的是某种死亡在未知的状态中带来的恐惧。在许多德国人的心目中（也因此在许多德国的文献材料中），这些城镇不过是殖民式的生存空间当中次人类无可无不可的集散地。结合纳粹与德国犹太人的资料来源有时会带来误导，这些地方刻画出来的形象并不完整。

　　在战前，在毁灭国家的政策开始以前，这些城镇都是欧洲犹太市民社会的模范。举例而言，罗兹是波兰第二大城，也是第二大犹太城镇，中产阶级的犹太人为数不少。罗兹也是影响力最强的波兰语诗人之一朱利安．杜维姆（Julian Tuwim）的出生地，杜维姆也是一名犹太人。一九三九年德国入侵波兰后，罗兹遭到德意志帝国併吞。里加曾是拉脱维亚的首都，犹太人在此依民法享有平等权利，在国会当中占有席位，在政府当中也居要职。一九三○年代末，里加庇护了为数颇众的来自德国、奥地利的犹太人。一九四○年，里加先是因苏联的国家毁灭行动而有所变异，复又于一九四一年被德国的国家毁灭行动所改变。在德军入侵苏联前，明斯克本来是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种族通婚的比例颇高，犹太人与其他人种的小孩常玩在一块儿。在一九三七年发生的苏联大恐怖中，大批犹太人遭到处决，但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缘故，而往往是因为他们被误指为波兰间谍，因而被抓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囚车带走处死。在苏联统治下的明斯克，反犹太主义固然存在，但反犹是可以论罪的。一直要到一九四一年，明斯克被德国占领了之后，人们才开始因为自己的犹太身分被杀害。在东欧，犹太的都市文明展现出形形色色的样貌，而唯有在国家覆灭的情况下，有犹太特色的城镇才会被转变成杀犹政策风行的地方。

　　唯有在其他地方已经建立好没有官僚体系的地带时，德国的官僚体系才能杀害犹太人。因而，波兰的国家地位在战争之初就被消灭了，这对于整起大屠杀的进程来说至关紧要，因为正是在德占波兰的领土、在德国的特别殖民地带才能打造灭绝营。德国人也考虑在苏联德占区的莫吉廖夫打造灭绝营，但这从未付诸实践；结果为了莫吉廖夫所设计的火葬设备被送到了奥许维兹。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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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说来，官僚人员的薪水与尊严都来自主权国家，他们也理解牺牲公民就意味着牺牲公民身分，而牺牲公民身分则代表主权的弱化。即便当官僚人员施行反犹政策时，对他们来讲很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是源自于本土（而非外来）的决策。「自己的犹太人自己解决」这种想法虽然不怎么高尚，但却是很典型的想法。彼时就和现在一样，主权意味着能够执行外交政策的能力。在大多时空环境中，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就是保存国家。这得要确保能够改变犹太政策的能力，因为有时一道犹太政策在策略上是否施行得要看当时国际局势的分布。即便是那些相信遣送犹太人是为了国家好的种族清洗人士，也并未忽略犹太问题只不过是多项议题中的一个这样的事实。

　　对于所有制定对外政策而把焦点放在国家本身的人来说，关键的问题终归是战事可能的结果。大抵而言，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国家至一九四二年为止都恪遵纳粹的政策（尽管这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全面遵循），而此后则转向同盟国的政策（当然出发点是反犹太政策，有时已有大规模杀戮的纪录）。只要国家掌有主权，政策一旦更迭，犹太人有时便得以倖存。至于主权已被消灭的地方，也就毋须再制定外交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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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公民身分、官僚体系、对外政策阻碍了纳粹把所有欧洲犹太人杀光的驱力。当然，所有被德方政策所影响但未覆灭的许多国家各有各的歷史与特殊性。在并未被毁灭但某些方面被德国宰制的国家当中，以下三种群体浮上台面：一、傀儡国家，如在其他国家被摧毁后所肇建的斯洛伐克、克罗埃西亚；二、在战前已存在且自愿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义大利；三、战败后领土遭纳粹德国占领，体制被或多或少改变但并未全盘覆灭的国家，如法国、荷兰、希腊。这些国家之间的变异并没有像爱沙尼亚与丹麦之间判若云泥。它们是在主权的双重毁灭与轻微的德军占领之间的光谱上的点点。这些国家的犹太人的歷史证实了主权与生存之间的连结。

注释

01　见Longerich, Davon, 222 and passim；有关财产的部分见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02　参阅Veidlinger, In the Shadow.

03　见Snyder, Bloodlands最后一章。

04　逾二十万波兰籍犹太人在奥许维兹遭到杀害，这是第二大的受害者群体，次于匈牙利籍的犹太人。第三大的是非犹太裔的波兰人。

05　Steinbacher, Auschwitz, 27；Steinbacher, “Musterstadt,” 275, 293.

06　有关奥许维兹的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演变，见Dwork and Van Pelt, Auschwitz, 166, 177, 219, 240, 275, 290, 293, 313, 326, 351.

07　见Valentino, Final Solutions, 234 and passim及Croes, “Holocaust in the Netherlands,” 492；Straus, Order of Genocide, 128. 可以确定的是，反犹太主义的程度似乎与犹太人的死亡率不呈正相关；而真正呈正相关的是国家被毁灭的程度。Helein Fein在她极具价值的研究Accounting for Genocide发展出一个不同步的论点，与这里的观点相似。她提到「缺乏〔按：相对于德国的〕当局来对抗」德国的计划（页90），而笔者在前几章当中也描述了这些当局组织被摧毁的过程以及后果，而这正是犹太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之一。国家的覆灭为崭新的政治型态创造出机会，将既有的体制枭首、转化，并留下可以用在其他目的上的残余碎片。但诚然我的研究发现也确证了她的普遍性案例。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其他相关事项可参见Hilberg, Destruction, 2:572–99. 亦见Birnbaum, Prier, 130.

08　领导人的命运见 Kaasik, “Political Repression,” 310. 行政长官的命运见Paavle, “Estonian Elite,” 393. 亦见Łossowski, Kraje bałtyckie, 46–55.

09　Penal code: Maripuu, “Political Arrests,” 326; Maripuu, “Deportations,” 363. 10,200: WeissWendt, Murder Without Hatred, 40.

10　Weiss-Wendt, Murder Without Hatred, 131.

11　Ibid., 115–16.

12　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1:525.

13　Ibid., 132.

14　Haestrup, “Danish Jews,” 22. Vilhjálmsson and Blüdnikow, “Rescue,” 3, 5, 7.

15　Wiking: Wróblewski, Dywizja, 143–47. 一名在维京师的军医是名为约瑟夫．门格勒（Joseph Mengele）的德国外科医师。与爱沙尼亚人并肩作战的部分见Strassner, Freiwillige, 15.

16　Haestrup, “Danish Jews,” 23, 29.

17　相关事件的描述见Herbert, Best, 360–72.

18　德国的立场见Dwork and Van Pelt, Holocaust, 327. 关押的情况见Haestrup, “Danish Jews,” 52.

19　Vilhjálmsson and Blüdnikow, “Rescue,” 1, 3.

20　在德国的交战国和中立国内部，在战争期间反犹太主义可能更加恶化，而非改善；根据一次民意调查，美国人在战争期间将犹太人视为比德国人和日本人更大的敌人。见Nirenberg, Anti-Judaism, 457–58.

21　见Snyder, Bloodlands第五、六章。

22　法朗克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的命令见Paulsson, Secret City, 67. 可与Moore, “Le context du sauvetage,” 285–86加以比较。在德占波兰总督府的热舒夫区（Rzeszów）约两百名波兰人因窝藏犹太人被处决。见Rączy, Pomóc Polaków, 61.

23　转引自Kassow, Rediscovering, 13.

24　有关犹太人被准予在纳粹德国境内生活，见Longerich, Davon, 252–53.

25　Kassow, Rediscovering, 360. Bartoszewski关于弗朗克的论点见“Rozmowa,” 16. 参阅Fein, Accounting for Genocide, 33.

26　有关施密德见Wette, Feldwebel, 67.

27　苏联的官僚体系似乎是一个例外，但实际上这个例外却是常态。首先，无论就宪法上还是实际上而言，苏维埃国家都不是传统上由法律所约束的国家。国家屈从于共产党之下，因此最终也屈从于党领导人对歷史的解读之下。其次，在大规模恐怖的时期如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间，传统的苏维埃法律实践也被悬搁，由紧急状态取而代之。

28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in Pauer-Studer, Rechtfertigungen, 439. Breitman注意到是一位主要的大规模屠杀者巴赫－策莱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开始在知识的层次上将死亡与官僚阶级结合在一起。见“Himmler,” 446. Wasserstein提供了一个关于犹太人官僚体系的惊人案例，是关于一个协助犹太人移民出境的委员会，在人事与运作模式上都类似于阿姆斯特丹犹太委员会。同时时局上的改变是德国的国家毁灭者纷至沓来，他们制造出一个无国家状态的地带用以遣送荷兰的犹太人。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起初是一个难民营，后来变成了转往德占波兰灭绝营的转运站。见氏着Ambiguity, passim.

29　Gerlach, “Failure of Plans,” 68.

第九章

主权与生存

　　在德国的盟友当中，从其他国家的废墟而生的傀儡政权与大屠杀发生的无法治状态的区域地带（zone of lawlessness）最为类似。这样的政权之生建立于一个国家的灭亡，而旧政权的覆灭、新政权的诞生，都在德国的命令之下发生。政权递嬗之际，所有旧有国家的公民都失去了前一政权的保护。新的国家的统治者可以接着决定在他们的领土上要授予哪些人公民权。若宪法是在德国的授意之下编纂而成，犹太人获得该国完整公民权的机会渺茫。德国很乐意接收这些新国家的犹太人口，先是让他们进入劳动营，嗣后再让他们进入灭绝营——这也为在地的族群清洗创造出机会。德国所创造出的两个傀儡政权——从南斯拉夫创建的克罗埃西亚和从捷克斯洛伐克创建的斯洛伐克——都由民族主义者所统治，若非多种族的组成遭到了破坏，这些民族主义者也不可能掌权。长期以来，傀儡政权实际上对纳粹德国的依附意味着他们并没有进行正常的对外政策，也不是真正的主权国家。由于这样的政体不可能在纳粹战败的情况下苟延残喘，其领导人也不可能真的考虑换边站，或者试图去拯救他们仅存的犹太人。

　　在南斯拉夫发生政变继而退出轴心国后，德国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入侵南斯拉夫。这次入侵算是一场轴心国的行动，义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军队都参与在其中。此前，南斯拉夫是由塞尔维亚人主宰的中央集权国家；南斯拉夫覆灭后，塞尔维亚人成为德国军事行动下的一区。被扶植上台的傀儡政府缺乏任何主权。在塞尔维亚，德国人将所有能够工作的犹太男性都关进了劳动营，并宣布任何破坏行动都会导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如同在苏联德占区（时程进展也类似），德国占领势力选择针对平民施加恐怖手段来当作中心的控制方法。所有抵抗行动都以针对犹太人（有时则针对吉普赛人或共产党人）的报复收场，标准比例是每有一名德国人死就杀死一百名当地人。此一手段的结果是，及至一九四一年底，大多数塞尔维亚的犹太人（共约八千人）已经命殒。01

　　在塞尔维亚人之后，克罗埃西亚人成为南斯拉夫当中人口最多的族群。战前的南斯拉夫王国并没有变成以民族划分领土的联邦；其选区被以「杰利蝾螈」法划分（gerrymandered，以不公平的选区划分方法操纵选举，致使投票结果有利于某方——译按）以确保塞尔维亚人的宰制地位。以此原因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克罗埃西亚人对于贝尔格莱德方面的统治有所不满，这透过克罗埃西亚农民党（Croatian Peasant Party）表达出来。与乌斯塔沙（Ustaše）的克罗埃西亚民族主义分子不同，农民党反对恐怖主义。乌斯塔沙不可能在南斯拉夫掌权，在一民主、独立的克罗埃西亚打赢选战的机会也同样渺茫。然而乌斯塔沙是德国人所拣选出来的工具，其政权将存在于南斯拉夫的不义归咎到塞尔维亚人、犹太人的头上，并且採取种族清洗的反犹暴行做为任何国内政策的替代方案。战时，克罗埃西亚最大的灭绝营是札格瑞布（Zagreb）以南一百公里的亚塞诺瓦茨（Jasenovac）集中营。此前在那里最主要的受害群体是塞尔维亚人，尽管就比例上而言吉普赛人、犹太人受害更多。

　　克罗埃西亚做为一个国家要撑过德国战败的机会渺茫；以此而言，克罗埃西亚既没有对外政策可言，也并非一个主权国家。在多数德国盟友已经停止将犹太人送进奥许维兹之后，克罗埃西亚方面仍然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再来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将犹太人送进奥许维兹。总的来说，战时克罗埃西亚约有四分之三的犹太人都遭到杀害。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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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洛伐克是另一个从德国所毁灭的民族国家的废墟上出现的傀儡政权。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并非联邦国家。而对于捷克人在斯洛伐克领土治理上占有优势，斯洛伐克人心生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这些议题必定不会搞垮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在「苏台德区」用德国民族主义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同时也鼓励斯洛伐克分离主义。结果，民族主义铤而走险的路线取得公信力，并能够与更主流的斯洛伐克政党联手作战，争取从布拉格取得自治。约瑟夫．蒂索（Jozef Tiso）所领导的斯洛伐克是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国毁灭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结果。在从捷克斯洛伐克往斯洛伐克的法律过渡的过程中，斯洛伐克人对犹太人大肆巧取豪夺。蒂索与新国家的领导人将之视为自然过程的一部分，斯洛伐克人在这样的自然过程中会取代犹太人（斯洛伐克的天主教徒在一定程度上会取代新教徒）成为中产阶级。对犹太人巧取豪夺的法律因而创造出一个人为的犹太问题：要怎么样处置这些贫穷的人们？03

　　一九四○年十一月，斯洛伐克加入轴心国，并参与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的德国入侵苏联行动当中。同年九月，斯洛伐克通过了自己的一套歧视犹太人的法案。十月，斯洛伐克领导人就遣送其犹太人口到奥许维兹议题与海因里希．希姆莱达成协议04；十二月，德方向他们担保被遣送的人不会再回来。尽管约有两万三千名犹太人取得官僚体系上的豁免权，仍有约五万八千名犹太人遭到遣送，其中大多数遇害。一九四三年三月，当战事的浪头一转，斯洛伐克的主教代表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以及犹太裔的基督徒出手干预，斯洛伐克官方自此停止遣送犹太人。一九四四年八月底，苏联势力挺进斯洛伐克东部时，斯方的抵抗势力也开始起身对抗蒂索的政权，导致德军与德意志特别行动队入侵斯国，并且又有另一万两千名犹太人惨遭毒手。最终，斯洛伐克大约四分之三的犹太人被杀害。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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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尼亚是德国一九四一年以后在东线的主要军事盟友，也是唯一一个自主制定出直接大规模杀害犹太人政策的国家。歷史上来说，反犹主义是罗马尼亚政治生活上的一部分，其比重甚至远比德国的政治生命还多。在十九世纪，国家当局已将犹太人认定并污名化为对罗马尼亚安全的威胁；只有来自西方列强的外来压力在一战之后扩充了罗马尼亚的领土，并将犹太人包含进来成完整的公民。06罗马尼亚始于二战期间的遣送、杀害犹太人的政策与失去土地的创伤有关。罗马尼亚在战争期间并未丧失国家地位，但确实领土沦丧。重新拿回那些失陷的领土将成为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罗马尼亚首都——译按）方面主要的政治目的。在罗马尼亚失却的领土上生活的犹太人行将成为新一波大开杀戒政策的主要受害者。

　　一战后，罗马尼亚被当成是战胜国之一；随着平等对待犹太人这样的忠告而来的是领土的大幅扩张。布加勒斯特方面整个一九二、三○年代在体制上、政治上的主要考量是这些领土的「罗马尼亚化」。一九四○年夏天，就在区区数周之间，大多得到的领土又沦丧了。苏联于一九四○年六、七月间占领了罗马尼亚东北部（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北布科维纳［Bukovina）），并于八月兼併了这些地方。同样在八月，德国命令罗马尼亚把北外西凡尼亚（Transylvania）让与匈牙利。不久后，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Dobruja）又沦于保加利亚之手。因此在那个夏天，约三分之一的领土和人口顿时消弭于无形。君权付出了代价。此前曾宣称自己系一皇家独裁者（royal dictator）的罗马尼亚国王试图将自己软弱的指控转嫁给犹太人。那些罢黜他的人则把他连同犹太人一起责备。一九四○年九月，扬．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将军掌权，他以恢复领土为业，最初以法西斯铁卫团（Iron Guard）来遂行统治。07

　　传统上，罗马尼亚是法国的附庸，罗马尼亚的菁英认同法国的文化，法语在罗马尼亚亦通行无阻，且法国的外交政策在一战后为罗马尼亚带来领土的增加。一九四○年德国曾入侵、击败法国，迫使罗马尼亚将领土割让给邻国。在这个情况下，安东内斯库认为唯一的选项就是与德国结盟，因为巴黎已经算不上一回事，而德国却能够改变疆界。罗马尼亚的政治宣传机关并未批评德国的行动，反而集中火力在苏联的侵略上。犹太人于一九四○年夏天丧失了所有的权利。罗马尼亚法律以德国的法律为范本作为讨好柏林方面的举措之一。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安东内斯库访问柏林期间成为第一位知悉希特勒侵略苏联计划的外国领导人。希特勒对罗马尼亚军队相当认真以待；在波兰覆灭之后，罗马尼亚军是东欧唯一一支颇具规模的军力，尚足以对付红军。安氏了解希特勒的意图，也享受受希特勒信任的感觉，因而自信可以甩脱铁卫团单靠自己治理。08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罗马尼亚军加入德国第十一师，从罗马尼亚领土对苏联发动攻击。基本上这和其他德国的行动一样是再一次的入侵（reinvasion）。罗马尼亚军队先是抵达一年前被红军占领为止都还属于罗马尼亚领土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如同在波罗的海的国家一样，罗马尼亚重新入侵时，苏方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遣送行动。六月十二日晚间，也就是罗马尼亚军队抵达的三周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已遣送至少两万六千一百七十三名罗马尼亚公民，另逮捕六千二百五十名罗马尼亚公民。09和德国一样，罗马尼亚将苏联描绘为一个犹太布尔什维克国家。在入侵的前几天，罗马尼亚的领土上发动了一起大规模的反犹暴行，这大大超越了战前德国可能发生的规模。罗马尼亚势力重新入侵陷苏的领土时射杀了大量城镇里的犹太人，总数约在四万三千五百人之谱。10

　　罗马尼亚的政治修辞与德国人的呈现方式颇为类似。希特勒与安东内斯库宣布自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中解放出来了。德国人一直告诉其他人（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说犹太人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犹太人。罗马尼亚人也这么对彼此说。德国人起初并没有意识到大多数与苏联秩序协力的人并非犹太人。罗马尼亚人则知道，透过把苏联的统治归咎于犹太人，他们也在为自己人开脱。如同在东边的其他地方，在地人首要的反应就是秋后算帐，族裔鲜少被纳入考量或并未被纳入考量。罗马尼亚势力实际上意图保护当地犹太人以外的苏联协力者，并一路惩罚犹太的苏联协力者以及其他犹太人。他们的任务被定性为「杀死所有的犹太人，保护亲苏的非犹太人士不被他们邻人的愤怒波及。」11如同罗马尼亚人所了解到的，「现在只有犹太人会被迫害！」罪责的族裔化完全是事先规划好且有意为之的。12

　　罗马尼亚军迅速拿回这些战前的领地，且占领了苏维埃乌克兰南部一大部分。如同德军，紧接着他们脚步的是身负煽动反犹暴行任务的特别小组。一九四一年七月六日，有一则罗马尼亚反情报单位的命令明确指示组织反犹暴行，并要将之装扮为出于自发的行动。有许多案例中是当地的罗马尼亚人或乌克兰人在罗马尼亚军队抵达以前就已杀了犹太人。然而也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许多人只是袖手旁观。在这几周之内，罗马尼亚势力和德国势力一样都对反犹太暴行没有扩散得更广感到沮丧。在一开始的反犹暴行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将犹太人遣送到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和更往东边的罗马尼亚所占领的苏联领土，名为「外涅斯特里亚」（Transnistria）。有些犹太人从外涅斯特里亚的一地被遣送至另一地。在遣送的过程中，当地罗马尼亚人和其他人利用法律的保护不及于犹太人的机会，有些人强暴了犹太妇女，也有些人贿赂宪兵，以换取挑选队伍中看似富有的犹太人的权利，以便谋财害命。近二十万犹太人被集中在猪圈、谷仓、农地搭建的临时集中营，他们到了这些地方不旋踵就开始丧命。那些从这些集中营生还的倖存者回忆道，他们受到当地人（尤其是妇女）的帮助，这些妇女冒险提供他们粮食和水分。同一时间，罗马尼亚军队则大规模枪杀犹太人，以作为兵败红军的报复。在七千名罗马尼亚士兵于一九四一年十月的敖德萨（Odessa）之役中牺牲后，罗马尼亚士兵在城里城外射杀了两万六千名犹太人。总之，罗马尼亚全面性的遣送和间歇性的屠杀之举就类似当时德国将犹太人送往西伯利亚的概念。13

　　然而，从布加勒斯特方面的观点来看，这次反犹行动乃是针对罗马尼亚众多敌手之一所尝试的一次种族清洗，就在两年之内两度易手的国家领土上实行，在此地可以将败战怪罪到犹太人的头上，把他们当作协力的替罪羔羊，或以战争为包装将之剿灭。罗马尼亚官方也策画将犹太人从未受战事波及的国家中心地带遣送出去，但事实证明这很难以执行，最终也并未施行。罗马尼亚中心地带的犹太人从未丧失公民身分；那里没有战事的包装，也没有办法把事情归咎于共产主义。在廿八万名左右命丧罗马尼亚政策的犹太人之中，约有一万五千人战前居住在未易手的罗马尼亚领土上。这固然为数颇众，但也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就如同死于德国之手的犹太人有百分之九十七住在战前德国领地之外，死于罗马尼亚之手的犹太人中，有百分之九十四住在割与苏联或从苏联拿回的领地。14

　　一九四二年，罗马尼亚在此前与德方颇为合作的涉犹政策飘移到了其他的方向去。柏林方面希望罗马尼亚将治下剩余的犹太人遣送到奥许维兹，但没有任何人被送去。布加勒斯特方面的拒绝系出于对主权的盘算。罗马尼亚之所以遣送、杀害犹太人是基于其自己的理由和为了遂行自己的目的。罗马尼亚的领导人对派遣到布加勒斯特协商的德国人的专横姿态不胜其扰，且对于他们被要求遣送犹太人出境但（匈牙利、义大利的犹太人等）其他德国盟军的公民却仍待在境内一事大为光火。他们忧心处理掉犹太人徒使在外西凡尼亚城镇中的德国少数族裔坐收渔利，进而提高德方在罗马尼亚的影响力。更有甚者，自己对东线战事的贡献也并未换得匈牙利归还北外西凡尼亚的失土，对此罗马尼亚人更是深感不悦。

　　罗马尼亚的政策是杀害作为少数的犹太人，可以于战争期间在政治后果称不上严重的情况下将他们处理掉。当这样的算计发生变化时，政策也随之改变。藉战事来掩护遣送、杀害吉普赛人也是罗马尼亚的政策；由于这项政策须与涉犹政策交相协调，因而遭到某种事件中断。一九四二年十月，罗马尼亚中止了他们自己的遣送行动，也中止其杀戮政策。他们也中止将犹太人送往奥许维兹的相关讨论。一九四三年，希特勒试图改变安东内斯库的想法未果。15希特勒的论点是，罗马尼亚在未来德国统御的欧洲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其现在对犹太人的态度；安东内斯库的看法则是，史达林格勒周遭成堆的罗马尼亚人尸身已是足够的牺牲了。一九四三年，布加勒斯特方面再一次地对生活在境外的罗马尼亚犹太人提供保护，而未将犹太人送往奥许维兹。翌年，罗马尼亚毁其盟约，其军队以迎战德军而非与德军并肩作战之姿结束战事。总之约莫有三分之二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得以倖存。16

　　罗马尼亚大屠杀（Romanian Holocaust）以国土沦丧之创伤始，随之而来不仅是政府的更迭，也是体制上由君主制易为军事独裁的嬗变。大屠杀主要发生在新体制相信能透过武力从苏联赢回的地带。在未易手的领土上的罗马尼亚犹太人通常得以活到战事告终，但在政权两度易手的地方——先是苏联摧毁罗马尼亚国家结构，然后罗马尼亚再一报还一报——的犹太人则通常没那么幸运。罗马尼亚大屠杀的逻辑近似于德国的大屠杀，只有一个主要的例外：与希特勒不同，安东内斯库认为他自己的国家值得保护，因而尽管他自身也持反犹主义，但他只将犹太问题视为众多议题中的一个。一旦国家陷于危急存亡之秋，安东内斯库就会慢下迫害犹太人的脚步。希特勒实际上的信念是一个种族的世界而非国家的世界，因而其做法与安氏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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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匈牙利长期以来的统治者霍尔蒂．米克洛什（Regent Miklós Horthy）摄政之下，匈牙利的领导班子朝着与德国结盟的步伐迈进，其目光焦点总是放在邻国的宿敌罗马尼亚身上。布加勒斯特方面在一战后取得大片领土，其斩获有一部分是布达佩斯方面的损失。被当成战败国的匈牙利依一九二○年的《特里亚农条约》（Treaty of Trianon）的结果丧失了泰半领土。廿年后，匈牙利靠着德国藉势收复一些失土。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已被消灭，匈牙利获得斯洛伐克的南部以及喀尔巴阡卢森尼亚。罗马尼亚于一九四○年夏天所失去的北外西凡尼亚收归匈牙利所有。这些兵不血刃就吞併的领地使得匈牙利与德国紧紧地绑在一起。如果说希特勒可以授予领土，那么他也可以将之夺走。罗马尼亚之所以与德国并肩作战对抗苏联是为了收复失土；匈牙利加入对苏联的入侵则是为了不要失去同一片领地。它们在东线的作战绝大部分是为了在外西凡尼亚问题上获得德方的青睐。17

　　布达佩斯方面通过了以德国为蓝本的反犹立案，以作为效忠于柏林的信号，但这本身并未就导致了大规模的杀戮。状态最危急的犹太人是那些住在被匈牙利新斩获的领土上的犹太人。匈牙利官方将犹太人从喀尔巴阡卢森尼亚遣送出去，越过苏联边境，而彼时正值德军进犯苏联。这些犹太人便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沦为大屠杀当中首次大规模射杀的枪下亡魂。一九四一年四月，匈牙利加入德军同盟携手入侵南斯拉夫，匈牙利势力在那里也枪杀了一些犹太人。军队也迫使犹太人进入劳动营，在占领下的苏联恶劣条件中工作。约有四万名匈牙利籍的犹太人在这些单位中丧命。18尽管如此，匈牙利的领导阶层仍不曾有意将其犹太公民遣送到奥许维兹。匈国政府的态度是：像是清洗民族少数这种事，等到战胜之后再来进行即可。

　　结果，在一九四四年，在匈牙利的领土上约有八十万名犹太人仍能活命。由于三百万左右的波兰籍犹太人当中绝大多数到了这时都已遇害，匈牙利便成了中欧与东欧最大的犹太社群。一九四三年一、二月，红军重夺沃罗涅日（Voronezh），匈牙利军队遭受沉痛的损失。匈国政府开始拙劣地试图联络西方势力。希特勒知悉这点后怪罪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身上。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德军进入匈牙利；数日后，曾出任匈牙利驻柏林大使的斯托尧伊．德迈（Döme Sztójay）被任命为首相。斯多尧伊政府是在德国占领下的不寻常情况下成立，其行动自由处处受限；也是这个政府执行将匈牙利犹太人遣送到德国灭绝营的任务。

　　德国对匈牙利的侵略是一桩奇怪的军事行动，因为该行动的目的是在战事中确保匈牙利的国家与军队会站在德国这边。其目的并非迫使匈牙利执行最终解决方案，而是为了撼动匈牙利政治上的平衡，以让最终解决方案变得有可能执行。德国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引介的匈牙利政府在意识型态上更为反犹。新政府的盘算（也许比其意识型态更为重要）乃是：遣送匈牙利的犹太人是保有匈牙利这个国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德方的占领并不是为了要在经济上剥削匈牙利人，而是为了转移经济上的盘算，以陷犹太人于危殆之中。纳粹意识型态将犹太人的杀戮描绘为目的本身，但其策略上的考量则是：一旦背上了杀犹的责任，匈牙利就没办法再换边站了。

　　在德国占领方与匈牙利政府双方的理解下，对犹太人的横征暴敛是在此一奇异的新处境当中吸引大众人口些许支持的机会。当年春天，匈牙利政府宣布一系列的改革方案，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些改革是靠着劫掠犹太人（因此也间接地是靠着让犹太人消失）来施行。截至此时为止欧洲已有四百万遇害的犹太人的财产易手。征歛与杀戮的关系路人皆知；且要是企业与公寓易主，政府也想要从中安排，并得到政绩。德国的国家摧毁势力进入匈牙利，其中包括有党卫军高层暨警长、特别行动队等在东线组织最终解决方案的势力，以及党卫队专擅遣送的阿道夫．艾希曼。然而在实践上，遣送的工作有赖于匈牙利内政部的纪录以及匈牙利当地警察的工作。这一切所意味的自是不言而喻：五月十日，《纽约时报》刊载的头条是〈匈牙利犹太人恐惧全面灭绝〉。19一九四四年五月至七月间，约四十三万七千名犹太人从匈牙利被遣送至奥许维兹，其中约三十二万被杀。20

　　一如所有德军的盟友，不论它们实际上对犹太人的政策为何，布达佩斯方面认为要怎么对待自家的公民应该由他们自己的主权来选择。即便在一九四四年，匈牙利的主权已经有所牺牲（但并未全盘被德军的入侵所毁灭）之际，对于匈牙利的统治者来说仍是如此。一九四四年夏天，在大局风云变色下，各方的盘算也有所改变。同年六月，西方盟军登陆诺曼第，红军在白俄罗斯击溃德国中央军团。美国人在对匈牙利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发出一系列警告之后，于七月二日轰炸布达佩斯。尽管德方介入，政府更迭，霍尔蒂仍续任国家首长。这时他暂停了遣送活动，大多数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因而得救。一九四四年十月，他试图换边站，但又告失败。尽管布达佩斯遭到红军围攻，德国人仍想要遣送布城的犹太人。新的法西斯箭十字党（Arrow Cross）政府在犹太人住家做上记号，并搭建犹太区；苏方的进击使得往奥许维兹的运输更形困难。21约十万名犹太人被迫离开布达佩斯，其中数以千计死在劳动营中。箭十字党每天在多瑙河畔杀死约五十名犹太人。22

　　最终，约半数匈牙利犹太人口倖存了下来。多数被杀害的人都曾居住在战争期间易主过的地带。绝大多数在德方干预匈牙利主权之后遭到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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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加利亚是德军的盟友当中受战事波及最轻微的国家，其领土全未沦丧给邻国，直到战事的尾声才有遭到占领的经验。保加利亚军队并未加入入侵苏联的队伍。然而保加利亚的确曾参与在一九四一年德军对南斯拉夫与希腊作战的队伍当中，并从南斯拉夫手中拿到一部分的色雷斯（Thrace），从希腊手中拿到马其顿。保加利亚也从罗马尼亚手中得到南多布罗加。保国遵循德方的旨意将约一万三千名犹太人从因德国助拳而斩获的马其顿与色雷斯遣送出去。这些男女老幼通常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被毒气毒死。

　　保加利亚政府也计划将居住在战前保国领土上的犹太人给遣送出境，但这些计划从未付诸实行。保加利亚的犹太人通常有朋友、同事、雇主可以向保加利亚社会解释他们的价值。非犹太裔的保国公民为犹太人陈情的信如雪花般涌入行政机关。一九四三年三月，战况逆转，保加利亚的国会议员对遣送计划表达抗议。他们这样的决心虽然终告失败，但向大众发声确实让情况有所不同。保加利亚东正教会的领袖普遍都出面为犹太人说项，其他的保国人民则发动公开抗议。最终，对于把犹太人送上绝路一事，国王似乎改变了心意，将就地接受只把犹太人从索菲亚（Sofia，保加利亚首都——译按）移到乡间。一九四四年，保加利亚弃暗投明，到终战为止都站在同盟国这边。

　　总之，在保加利亚所控制的领土约有四分之三的犹太人存活了下来。几乎所有遇难的都居住在战争期间易主的领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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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大利自始便是德国的盟军，墨索里尼元帅更是希特勒的灵感泉源。反共主义政治的先驱是墨索里尼而非希特勒，且也是他首先藉由部署带着强大意识型态的辅军取得政权，然后转化国家权力。然而，墨索里尼并未将苏联看成是全球犹太祸端的一部分，非除之而后快不可，也未把黑衫军（Blackshirts）当成是一个有权力可以藉着杀犹太人让欧洲返回到某种种族伊甸园的特殊单位。他主要的殖民目标在非洲，因此其暴行也都集中在那。在加入侵略法国的联军当中，义大利的军队姗姗来迟，且几乎事不关己，但却大规模地参与在侵略苏联的队伍里。只要义大利和义军对征服苏联有出上力，它们也就间接地促成了大屠杀的发生。当然，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所有东线的德军盟国。当义大利在一九四○搞砸了对希腊的军事侵略时，它迫使德国出面干预。以此，义大利的侵略行动在东南欧创造出某些大屠杀的先决条件。

　　尽管义大利的确通过了反犹立法与其他的种族法案，但墨索里尼并无意将义大利的犹太人送上死亡之旅。在义大利境外，义国士兵有时也庇护犹太人。普遍来说，如果犹太人有得选，他们会选择逃往义占区。由于事关自身的威望与主权，对于从克罗埃西亚出逃的犹太人，义方宁愿扣押他们也不愿遣送他们。在义大利，大屠杀是在墨索里尼倒台后才开始，也只能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如同在其他地方，在义大利，一旦换边站不成，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当义大利的新领导人试图加入同盟国时，德军便挥军南侵，并将遣送、杀害义大利犹太人的工作揽在自己身上。最终，约有五分之四的义大利犹太人倖存下来；但若是没有德国的干预，几乎所有这些人都能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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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是德国盟国公民的犹太人是生是死要根据几项普遍的法则。保有战前公民身分的犹太人通常得以存活，而那些没有保有战前公民身分的人则通常会遇害。通常犹太人是由于政权递嬗或沦于占领之下（而非由于法律）而失去公民身分。基于德国蓝本的缓慢的合法的放逐（legal depatriatio）是例外，而非常态。身在政权易主地带的犹太人通常会遭到杀害。德军或罗马尼亚军抵达时仍留在过去苏联掌权地带的犹太人几乎无一倖存。试图换边站的国家一旦遭到德军占领，就会导致犹太人大屠杀，包括那些居住在不曾受最终解决方案影响的国家的犹太人。总之，共有约七十万德军盟国的犹太公民遭到杀害。但有更多的犹太人存活了下来。与国家覆灭、犹太人悉数殒命的地方相比，这是一个显着的对比。23

　　对维系国家这样的传统考量，德国的盟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漠不关心。多数与德国结盟的主权国家在一九四二、四三或四四年德军显然要败战时都改变了外交方针。这代表要将反犹政策翻转，试图换边站，或两者并进。要是领导人放慢他们的反犹政策脚步，或者全盘停止，那是因为他们希望吸引同盟国的注意，以求战后同盟国会更优待他们。有时换边站很顺利（例如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因此让犹太人得到喘息的空间，有时则失败了，如同在匈牙利与义大利。不过这项制定外交政策的能力是将主权国家与战争期间创造出来的傀儡国家或者无国家状态的地带区别开来之处。

　　能执行外交的能力与否也将德国盟友与纳粹德国本身给区别开来。直至一九四二年，德国的犹太人都处在一个与德国盟友的犹太人差别不大的位置。然而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德国的犹太人处境急遽恶化，但德国盟国的犹太人的处境则普遍有所改善（除非德国挥兵干预）。不过德国盟国的领导人希特勒对自己的国家命运则漠不关心，他视灭绝犹太人本身为良善的行为。他把世界看作一颗被不同种族（而非国家）所覆盖的星球——并且就依循他的这种信念行事。德国并没有传统的外交政策，因为其元首并不相信所谓的主权，并将毁灭国家看成战事完美的终章，就如同他可以把毁灭国家视作战争的序曲那般简单。

　　当战事开始变得对德方不利，沦于德国统治之下的地方杀犹太人的速度却非但并未放缓，反而还加速进行。由于德国领导阶层自始在追求的就是殖民（反斯拉夫）与去殖民（反犹）的活动，希特勒与其他人可以将重点从一场战事转往另一场战事，且从一种胜利的定义转向另一种胜利的定义。在实际上发生的军事冲突在地图上开展时，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与义大利的领导人必须要将之纳入考量。希特勒也明白战事的细节；当然，他对细节的掌握远比其他任何国家领导人及他自己的将领还要好。但他整合资料的方法却是独树一格。对他而言，德军的溃败所揭发的是星球性的犹太仇寇所隐藏的那只脏手，唯有摧毁犹太人才能赢得战争，拯救人类。无论德国的胜败，灭绝犹太人是全物种的胜利。如同希特勒在最尾声（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九日）所说的，犹太人「毒害世上所有的民族」。他对自己所留下的遗绪非常肯定：「我已刺进犹太人的脓疮。后世将永远感激我们。」24

　　希特勒试图为地球驱散犹太人的诅咒。这个绝对的明确范畴的纳粹行事手段一旦付诸实行，就使得在其他国家执行的种族清洗成为可能，因为纳粹打造了一个地方，可以把欧洲的犹太人送往奥许维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杀戮为欧洲其他地方的种族清洗者创造出一个颇不寻常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清理掉他们所不想要的少数族裔。这样的互动形式唯有在大屠杀的执行者正在实现把犹太人从世上清除的欲望的情况下才变得可能。25

　　希特勒并非确信德国终将得胜，意欲扩大领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是一种动物学式的无政府主义者（zoological anarchist），坚信有某种真实的自然状态要重建。在东线的活动失败带来了一个实用的自然新知：原来德国人其实并非一个优等种族。希特勒在入侵苏联时已经接受了这种可能性：「如果德国人不够强，为了自身的存亡所溅的血不够多，那么就算了吧，就让德国人被其他更强的人给摧毁。我不会为德国人留一滴眼泪。」整场战争的过程中，希特勒对苏联与俄罗斯人的态度有所转变：史达林不是犹太人的工具，而是犹太人的劲敌；苏联并不是、或者说不再是犹太人的；经过调查后，苏联的人口原来并不是次等人类。最终，希特勒总结道，「未来全部属于东线更强大的人民。」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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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军事占领而与希特勒异样的命运观给联系起来的欧洲诸国中，犹太人口存亡的比率差异悬殊。其中战前拥有大量犹太人口欧洲国家——荷兰、希腊、法国——之间的对比最教人疑惑。法国约有四分之三的犹太人生还，但荷兰、希腊的犹太人则有约四分之三都丧命。

　　在此，如同爱沙尼亚与丹麦，直觉无法解释这种悬殊的差异。普遍来说，丹麦与希腊人口都算不上反犹，反观当时的观察家与现在的史家都能从法国的大众生活与政坛中记载反犹主义的潮流。一九三八年以前荷兰准予未持签证的犹太难民入境。在希腊，几乎没有人倡议德式的反犹主义；反犹主义在战间期希腊得到的反响比欧洲几乎所有其他地方都少。在德军占领荷兰后，当地仅发生过唯一一次反对引介反犹法律的公众示威。在荷兰迫害犹太人几乎得不到任何公众支持。然而在荷兰或希腊，犹太人被杀的机率却比法国多出三倍之多。27

　　基于许多原因，荷兰是西欧国家中最接近无国家状态的地方。荷兰的主权在许多方面都遭到牺牲，以欧洲这一地带而言颇不寻常。在威廉明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于一九四○年五月出走伦敦后，荷兰顿失国家领导人。荷兰政府接着尾随女王一同流亡，群龙无首的官僚体系只接到一道指令，要他们按照为荷兰最有好处的方式行事。党卫军试图取得对内务根本上的控制，也成功了，这在西欧只发生在荷兰。在摧毁国家方面经验老到的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ß-Inquart）被任命为德占荷兰的帝国委员（Reichskommissar）。在奥国首相不存的时候，他也曾经出任奥地利的总理，当时他是汉斯．法朗克在波兰总督府的副手（波兰总督府是从波兰领土上打造出的殖民地，根据纳粹的解释，所谓波兰从来就不是个国家）。这样的理由从来都无法适用于荷兰。荷兰人在种族上被看成高波兰人一等，且的确也与德国人是同一个血缘群体的一部分。但在荷兰政府体制付之阙如时，仍然是由党卫军的国家摧毁者来填补这个空缺。28

　　阿姆斯特丹是整个西欧唯一一座德国人曾考虑打造犹太区的城市。单是这方面的讨论得以展开，就足见党卫军在当地颇不寻常的宰制程度。德国官方在遭到阿姆斯特丹市议会和荷兰政府反对后撤除了这项计划。这显示出德占荷兰与德占波兰之间的差异；在波兰不存在任何在地自治当局或全国自治当局。然而荷兰警察就如同波兰警察一样臣属于德国占领方。如同在波兰，荷兰警察遭到了肃清，警队的高层通常被处理掉。大批德国警力（约五千人）监管他们的荷兰下属。一如在波兰，荷兰过去的国家碎片——曾经代表着宽容的一套体制——可以用来执行灭绝的任务。在波兰，一九三○年代的合法犹太议会在德国治下被转变成犹太居民委员会（Judenräte）。在荷兰，为了法律上甄别的缘故，所有的宗教都被组织成社群，所有的公民都依所属宗教登记在案。这意味着德国人可以精确地使用既存的犹太公民名单。荷兰公民对此发出抗议，但作用不大。德国与荷兰的警察在他们怀疑从事地下活动的行政区块进行巡查，并在过程中揪出藏匿的犹太人。29

　　救援人士与异议人士的处境在荷兰与在波兰颇为不同。举例来说，在荷兰窝藏犹太人的人通常不会遭到惩处，或者只会受到轻微的惩罚。在公开场合抗议反犹法令的人如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鲁道夫．克勒韦尔因加（Rudolph Cleveringa）教授虽被送往集中营，但并没有遭到处决。然而他在克拉科夫的波兰籍同事却单是身为教授就足以被杀。30

　　荷兰人被以被占国公民的身分对待，除非他们是犹太裔。由于荷兰缺乏主权的基本体制，当地犹太人的下场虽然没有身在无国家状态地带的犹太人那么悽惨，但也颇为类似。第一批移送荷兰籍犹太人的行动发生于一九四二年七月。由于没有主权国家的运作，因此也没有所谓对外政策，到了一九四三年也仍然没有能力变更路线。德国人能决定犹太人的下场，也就是说，从荷兰驶向奥许维兹的火车一直持续开到一九四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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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的主权也遭到了严重地牺牲，虽然牺牲的情况不同。希腊起先是于一九四○年遭到义大利入侵。希腊军队让义大利军队的攻势无法前进，迫使希特勒出手援助墨索里尼。结果希腊的独裁者在这个节骨眼上身亡。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德军入侵；月底，国王与政府逃离了希腊。德国人并未试图像他们对波兰那样毁灭希腊，但在诸般不寻常的情况下打造了一个占领体制，希腊的傀儡政府毫无实权。土地沦丧的希腊遭到三股不同的势力占领：德军占走北边，让义大利人控制南方，并把一部分马其顿割让给保加利亚。战争期间没有形成任何有实权的希腊政府；其首长必须将他的部长层级的提名名单上缴给德国与义大利的高层。没有所谓的希腊外交部长。德国人与义大利人不允许希腊政府就新有的国界与新的政权申请国际认可。希腊高层对于控制食品的供给也无能为力。战争爆发的第一年约有四万名希腊人饿死。

　　在德国人控制的地方，希腊的犹太人持续遭到杀害。在希腊说拉迪诺语（Ladino）的犹太人口是几个世纪以前从西班牙逃离出来的后裔；义大利人将这些犹太人视为自己的拉丁文明的一分子。义大利官员为许多这样的人提供义大利国籍的假证明。希腊的主要城市塞萨洛尼基（Salonika）自一九四一年四月起沦于德国的占领之下。尽管德国人发现「对一般希腊人而言，并没有所谓的犹太问题」，但当地的政治菁英与职业菁英明白可以利用无法治状态与德国人心目中的轻重缓急来遂行己愿。倘若在这个不复是国家的地方，犹太人已失去了公民身分的话，其他人就可以靠着战前侵吞的财产来发家致富并满足他们遮遮掩掩的欲望。

　　一九四二年夏天，当德国人为了劳动力的匮乏感到情急绝望时，希腊地方当局建议也许只使用犹太人是更为策略的方法。这让人口当中的一部分蒙受污名，并确认了他们脆弱的地位。同年稍晚，在塞萨洛尼基的德国高层满足了当地长久以来的要求，把犹太人墓园里的财产转交给了塞城。31这样大规模的财产转移导致某种德国人与当地人在物质上交相贼的感觉，也造成非犹太裔希腊人与希腊籍犹太人之间的道德藩篱。古墓园的摧毁以及数十万先人的遗骸遭到亵渎在当下来说已经够痛苦的了，但同时也提出了关于未来的问题。如果说塞萨洛尼基不再欢迎犹太人在自己的城市死去，那么他们还能葬身何处？32

　　在一九四三年的前几周，阿道夫．艾希曼的一班心腹抵达塞萨洛尼基，目的是为了加紧安排遣送到奥许维兹的行动。当地似乎甚少人公开支持他们的意识型态，但人们却极为乐意把犹太人与其他希腊人区隔开来，坐收渔利。在塞城的犹太人被命令穿戴星号标志、送进犹太区之际，其他人便将他们的动产据为己有，甚至鸠占鹊巢。遣送行动始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犹太人以德拉克马（drachmas，古希腊银币——译按）交换伪波兰币。一九四三年三月到六月之间，约有四万三千八百五十名男女老幼从塞萨洛尼基被送往奥许维兹。这个时间点颇不寻常——就紧接在德军兵败史达林格勒之际。这时德国的盟国普遍都试图换边站，或者改变他们的涉犹政策，以向同盟国示好。但尽管希腊被德国人视为占领下的国家，但其实更像是一个处于无国家状态的地带，既没有可以在战事中倒戈的军队，也没有可以释出和平信号的外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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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的案例极为不同。与德国「协力」的概念就是由法国人所发明，用来指称一个主权国家选择与另一个主权国家合作的政策，虽然协力一词自此之后也换上了其他的意思。相对于荷兰和希腊，法国的确还保有基本的主权体制，且其领导人是自己选择了对战胜的德方採取友好的政策。在希特勒的军队于一九四○年击溃了法国之后，他表达希望有「一个法国政府继续在法国领土上运作」的愿望。由于法国与荷兰、希腊不同，是被放在一个传统的军事占领底下，因此没有明确让党卫军及其国家毁灭者进入的空隙。以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为首、以维琪（Vichy）为行政中心的新政权被国内外视为战前共和国的合法接班。所有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都留在自己的位置上。法国的官僚人数在德占期间的增长蔚为可观，从约六十五万增加到九十万。法国与波兰在这一点上的对比相当有启发意义：在战争期间，每有一名受过教育的波兰人遭到杀害，就有一名受过教育的法国人得到公职。34

　　法国也曾在自己实行的措施下引入反犹立法。一九四○年十月三日通过了一起「犹太法令」（Jewish statute），这打破了法国长久以来将所有母国的法国公民视为国家平等一分子的传统。（尽管此时的阿尔及利亚也是法国的一部分，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一九四一年三月，协调与德国之间涉犹政策的犹太问题总局（General Commissariat for Jewish Questions）成立。同年七月，将犹太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变成合法的情事。十一月，法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官方的犹太组织，所有在法国的犹太人都被要求要参加。普遍通行于法国高层之间的想法是终究可以把犹太人赶到某个遥远的地方——例如马达加斯加。35新的法律是由本来就效力于战前共和国的人所施行。36

　　法国涉犹政策背后的思维与纳粹德国的有所不同，毋宁更接近像是斯洛伐克或者保加利亚的犹太政策。在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斯洛伐克首都——译按）和索菲亚就如同在维琪，种族清洗的国内组成处在一种颇不寻常的处境：其实另有国家——也就是德国——想要弄走一些（不是全部）他们觉得不符需要的人。一九三○年代末，在战前，法国共和已经通过法案允许成立犹太人与其他难民的「集结点」（assembly points）。第一个这样的集中营成立于一九三九年二月。37

　　战前希望限制、控管移民的打算，到了一九四○年，在维琪政权下变成了把法国变成族裔上同质的国家的计划。没有公民身分的犹太人以及其他没有公民身分的人必须被处理掉。在犹太法令通过以后，外籍的犹太人被送到集中营。约有七千○五十五名法国籍犹太人的公民身分被取消，因而落入一个更危险的类别里，也就是外籍犹太人。38然后法国的政策依循着在东欧加剧的逻辑。由法国警察所执行的突击与围捕犹太人的行动就与一九四一年夏天德军入侵苏联同时发生，当年冬天德军的进攻受挫时再次发生，然后再发生的时候是用来报复一九四二年三月法共（非常激烈的）抵抗行动。及至一九四二年夏天，法国人的围捕行动对象包括了犹太妇孺。在巴黎的犹太人被带往德朗西（Drancy），然后一些人在那被挑选出来送往奥许维兹杀死。39

　　法国与德国的政策在某个特定的点上交会。法国人将没有法国公民身分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德国人想要抓走这样的人，但只有在德国人自己可以将他们视作处于无国家状态的情况下才能遂行。至关重要的是，纳粹的威胁在护照议题上止步：只要纳粹认为国家是人为的产物，他们就不会继续杀犹太人，直到该国实际上被毁灭、或者该国放弃了其犹太人口为止。举例来说，法国人很乐意围捕来自匈牙利、土耳其的犹太人，但德国人不愿意杀这些犹太人，除非得到匈、土政府的同意。德国很乐意杀死有波兰及苏联公民身分的犹太人，因为德国认为这些国家已经失能了。德国也愿意抓走法国籍的犹太人杀死，但只有在法国当局先褫夺这些人的公民身分的情况下才肯。起初法国当局颇为愿意这么做，尽管法律和官僚体系的复杂程度让整个过程显着延宕。40

　　一九四二年夏天，当德国人伸手要求要更多的法国籍犹太人时，法国高层重新考虑了褫夺他们自己公民的公民权这一问题。对他们来说，褫夺国籍不是一个犹太问题，而是一个主权问题。在一九四三年二月战局在史达林格勒显着逆转时，法国当局决定不要再褫夺任何法国籍犹太人的国籍了。一九四三年七月，法国放弃了褫夺一九二七年以后归化法籍的犹太人的公民身分之行动（约有半数的犹太人是法国公民）。由于德方有一项政策是在特定的法国当地的协力之下执行，大屠杀在法国仍然持续着，让仍在藏匿的法国籍犹太人感受到普遍的恐慌，但该政策却并不算太成功。大多数的法国籍犹太人（约四分之三）活到了战事告终的时候。41

　　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在此，决定性的因素是主权。对法国当局而言，犹太问题落居他们自己国家的福祉之下。他们当然想将犹太人从法国撵出去——想把外籍犹太人撵走是理所当然，但同时也想赶走多数乃至全部的犹太人。但他们也能看出让德国的想法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公民权政策的内在问题。在一个国家不再能决定内部的成员组成之际，它也就丧失了对外的主权。同理可证，法国当局可以诉诸对外政策，也可以对战局的变化做出对应。不像已经失去主权这些要素的荷兰人和希腊人，对于同盟国就犹太人问题所施加的压力，法国人可以做出相应的回应，并预料到英方或美方即将到来的占领。42

　　在法国的大屠杀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的罪行；从法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些犹太人是外籍人士。如同一九四一、四二年间的政府首长弗朗索瓦．达尔朗（François Darlan）所言：「对于过去十五年来涌入我国的无国家状态下的犹太人，我丝毫不感兴趣。」43没有法国公民身分的犹太人被遣送到奥许维兹的机率比有法国公民身分的犹太人高出约十倍。在德朗西，犹太人会否被选出来遣送到奥许维兹是取决于他们所属国家的生机，在法国的犹太人对这一点也心知肚明。一九三九年，当波兰被德苏联军灭国时，住在法国的波兰籍犹太人涌入在巴黎的苏联使馆。这不是因为他们热爱苏联或者共产主义，只是因为他们明白他们需要国家的保护。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之间，希特勒的苏联盟友的政见价值不匪。但当希特勒背叛了史达林，挥军入侵苏联时，这些犹太人的新的身分证明倏地变成一张废纸。44

　　在法国的波兰籍犹太居民被杀害的数量远比在法国的法籍犹太人多。无国家状态尾随这三万遇害的波兰籍犹太人到巴黎，到德朗西，到奥许维兹，到毒气室，到火葬场，终究到被遗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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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会否被送去处死端看国家主权的体制能否存续，以及战前公民身分的赓续与否而定。这些结构创造出一种模型，个人在这个模型当中做出决定，为那些为恶的人设下限制，同时也为那些想行善的人创造出机会。

注释

01　见Manoschek, Serbien, 39, 51, 55, 79, 86, 107, 186以及Pawlowitch, New Disorder, 281.

02　主要研究发现的总结可见于Korb, Im Schatten, 439–49；亦见Korb, “Mass Violence,” 73; Dulic, “Mass Killing,” 262, 273.

03　Ward, Priest, Politician, Collaborator, 209, 214, 221.

04　一九四一年十月廿日与希姆莱的会面见Witte et al., Dienstkalender Heinrich Himmlers, 278.

05　见Ward, Priest, Politician, Collaborator, 227, 230, 233, 235.

06　有关「安全化的」（securitized）犹太政策传统见Iordachi, “Juden,” 110.

07　有关罗马尼亚化见Livezeanu, Cultural Politics.

08　见Geissbühler, Blutiger Juli, 46, 49.

09　数据来自Olaru-Cemiertan, “Wo die Züge,” 224.

10　Geissbühler, Blutiger Juli, 54, 119.

11　Solonari, “Patterns,” 121, 124, 130, 引言见页125.

12　转引自Dumitru, “Through the Eyes,” 125. 亦见Prusin, Lands Between, 154.

13　Glass, Deutschland, 144–47, 266–67；Dumitru, “Through the Eyes,” 206–13；Geissbühler, “He spoke Yiddish.”

14　数据与分析见Glass, Deutschland, 15. 亦见Hilberg, Destruction, 2:811；Bloxham, Final Solution, 116.

15　Hillgruber, “Grundläge,” 290. Diplomatic protection: Glass, Deutschland, 230.

16　Ancel, Holocaust in Romania, 479, 486；Solonari, “Ethnic Cleansing,” 105–6, 113.

17　相关研究特别教人信服的首推Case, Between States, especially 182–88。另见安东内斯库与希特勒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廿三日的谈话，转引自Staatsmänner, 392.

18　Lower, “Axis Collaboration,” 194.

19　New York Times: Bajohr and Pohl, Der Holocaust, 115.

20　Gerlach and Aly, Letzte Kapitel, 81, 83, 104, 114, 126, 148, 188–89. 死亡人数见Pohl, Verfolgung, 107.

21　Jangfeldt, Hero of Budapest, 240.

22　Ungváry, Siege of Budapest, 286–91；Segal, “Beyond,” 16；Kenez, Coming of the Holocaust, 244–48, 257.

23　类似的结论见Kenez, Coming of the Holocaust, 234.

24　Kershaw, Fateful Choices, 469. “Weltvergifter aller Völker”: Hillgruber, “Gründlage,” 296.

25　参阅Bloxham, Final Solution, 7; Ther, Ciemna strona, 19.

26　苏联性格的转变见Table Talk, 587, 657, 661；亦见希特勒一九四四年三月廿六日对安东内斯库说的话，Staatsmänner, 398. 「更强大的人民」见Steinberg, “Third Reich,” 648；Kershaw, The End, 290；亦见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89.

27　Van der Boom, “Ordinary Dutchmen,” 32, 42. Van der Boom认为荷兰籍犹太人被杀害的人数如此之多，是因为他们害怕躲躲藏藏更甚于害怕被遣送。如他所指出，试图藏匿的犹太人生还的机率比起没有尝试这么做的犹太人高出六十倍。但对窝藏犹太人的惩罚并不是只有在荷兰有，且在欧洲其他德占区，犹太人即便没有藏匿起来生还的数量也比较高。害怕躲躲藏藏也许的确是荷兰特殊的情境使然，但这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何荷兰的犹太人遇害的百分比较德国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更高。有关荷兰的反犹主义见Wasserstein, Ambiguity, 22.

28　Kwiet, Reichskommissariat Niederlande, 51–52.

29　Michman, Emergence, 95, 99；Moore, Victims and Survivors, 191, 193, 195, 200；de Jong, Netherlands and Nazi Germany, 12–13；Griffioen and Zeller, “Comparing,” 64.

30　Romijn, “‘Lesser Evil,’” 13, 14, 17, 20, 22；Griffioen and Zeller, “Comparing,” 59.

31　见Saltier, “Dehumanizing,” 20, 27；关于德方更直接的物质上的利益，参阅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251–56.

32　Mazower, Salonica, 392–96.

33　Mazower, Salonica, 402–3. 对希腊战事的描述大抵遵照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1, 14, 18, 20, 235, 238, 240, 244, 250, 251, 259以及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364, 390.

34　希特勒的引言、外国对维琪政府的承认、公职人员数量见Rousso, Vichy, 15, 47. 亦见Birnbaum, Sur la corde raide, 252.

35　Marrus and Paxton, Vichy, 14, 60, 113.

36　Rousso, Vichy, 79–81. Bruttman, Au bureau, 199–201. 笔者在此无法进入有关法国对待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关系，这是一项有趣的议题。见Surkis, Sexing the Citizen；Shepard, Invention.

37　一九三九、四○年在法国的集中营见Grynberg, Les camps, 11, 35 and passim.

38　人数出自笔者与于二○一二年十月十一日与Patrick Weil的私人通讯。褫夺公民身分的过程见氏着How to Be French, 87–122.

39　Wieviorka and Laffitte, Drancy, 21, 106, 118–19.

40　Ibid., 120, 209.

41　Weil, How to Be French, 122；Rousso, Vichy, 92–93.

42　见Marrus and Paxton, Vichy, 325. 比利时有百分之六十的犹太人倖存，介于荷兰与法国之间。就像在法国一样，在比利时的占领是军事占领，而非民间的占领。和荷兰不同的是比利时仍保有国家主权。比利时和法国不同但与荷兰相同的地方在于德国人可以将他们自己的人马置于警队之上。如同在法国一样，比利时有大量的犹太人不是公民；而和法国不一样的是，比利时的犹太人没有特别遭到主权威权针对。然而与荷兰不同的地方在于德国人并没有在比利时组建大批自己的警力。比起荷兰的犹太人，比利时的犹太人似乎更知道遣送的意味是什么。因此Van der Boom对于荷兰犹太人不愿藏匿的说法并不适用于比利时的犹太人。见Griffioen and Zeller, “Comparing,” 54–64以及Conway, Collaboration, 24；Fein, Accounting, 156–67.

43　Rousso, Vichy, 93. 引言见Marrus and Paxton, Vichy, 85, also 364.

44　Sémelin, Persécution et entraides, 208–9.

45　Klarsfeld给出的数字是两万六千三百名波兰籍犹太人以及两万四千名法国籍犹太人。他归类为苏联籍犹太人的五千人当中有许多本来是波兰籍，是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之后才改拿苏联公民身分。见Le mémorial, 19.

第十章

灰暗的拯救者

　　在希特勒所设想的世界中，加害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需觉得要负什么责任。01个人行动没有伦理的理据，互惠的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也毫无基础可言：种族之间除了永无止尽的战争以外什么都没有。在这场斗争之中，犹太人是唯一一个道德沦丧的人种，因为在德意志胜利这理所当然的正义（故也是唯一应当在这个星球风行的秩序）背后，犹太人总是躲在暗地里捅一刀。大屠杀发生之际，国家覆灭，法律撤废，日常生活变得难以预测。在这荒诞不经的情境中，犹太人得为自己的性命负责，在超出他们理解、控制范围的情境，他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採取非常行动，并且这样长达数日、数月，乃至数年。

　　所有从大屠杀生还的犹太人都必须对抗集体的惯性（collective inertia），放弃自己熟悉、钟爱的人和环境，与深不可测的事物相抗衡。所有犹太人或多或少都曾暴露在对犹太人不友善的环境当中，但在数千年以来数百万犹太人的集体经验中，没有任何经验能为一九四一年起行将发生的事件做好准备。需要透过熟能生巧才能把资讯统合成知识，然而像大屠杀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而「希望」却会使得这种知识转化到行动的过程陷于危殆之中。任何一名犹太人都可能以为他不会遭遇到其他人所经歷的；生命从此刻续命到下一刻，似乎就意味着它还会绵延不绝下去。人终有一死这件事教人难以直面。什么都不做也会被杀害更是难以接受。即便有的犹太人能掌握住这个前所未有的状况并未雨绸缪，他还是极有可能难逃一死。02

　　几乎所有存活下来的犹太人都得到过来自非犹太人的种种帮助。03犹太人的请求能否获得迴响取决于求助的对象以及环境两者。玛莎．博斯坦（Martha Bernstein）是德国西南茨魏布吕肯（Zweibrücken）一名合唱指挥家的妻子。在一系列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其中只有少数情况是她所够理解的），有人听见了她的唿告。她的丈夫艾列萨．博斯坦（Eleazar Bernstein）乐善好施，富有社会良心，常探访监狱鼓励犹太籍囚犯并向他们提供建议。在其中一所监狱，艾列萨结识了狱卒警长库特．特林博恩（Kurt Trimborn），两人常一起对弈西洋棋。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在水晶之夜（译按：见第四章）后，如同德国全境数千名犹太人一样，艾列萨．博斯坦遭到逮捕。玛莎横跨了兵荒马乱的城市，只为了找特林博恩求助。玛莎并不知道他在这个特殊状况当中有多大的权力。特林博恩告诉她，他们必须在党卫队接管前赶紧行动，但其实他就是党卫队员。特林博恩从一九二三年开始就是纳粹党人，这是一九三○年代党卫队与刑事警察（Criminal Police，Kripo）表里相济的一例。特林博恩叫玛莎回家打包行李，让他的朋友获释，并亲自驾车护送他俩和子女到法国边境的另一头，然后似乎还安排了文件让这一家人看起来像是被遣送到某个集中营的样子。博斯坦一家人最终抵达美国，并在异地安居乐业。艾列萨写信向特林博恩传达他们一家人的好消息：他的女儿在美国成为老师，儿子成了工程师，他自己含饴弄孙，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特林博恩。

　　这封信来得很迟，在一九七八年，这已经是在特林博恩以谋杀罪名受审之后。

　　党卫军特别行动队D分队的库特．特林博恩先是在德国占领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然后是在德占苏俄下令杀死数百名犹太人，甚且亲自朝受害者的喉咙开枪。他至少有一次将孤儿院的幼童全体赶上毒气车。一九四二年，他肯定在东方听到了求援的声音，如同他一九三八年在德国所听到的那样。在审讯过程中，他说他从来不喜欢执行杀害平民的任务，并且在某些案例中让犹太人得以脱逃。这倒是不无可能，再怎么说这和协助博斯坦脱逃的他毕竟是同一个人。在甲情境下他是救星，在乙情境下他则成了凶手。04

　　一九三八年在德国，一场规则分明的西洋棋局让特林博恩成了挚友和护卫。一九四二年，在德国境外的战争则使所有的规则都告停摆，特林博恩成了杀人凶手。一九三八年，他用一台汽车救了三个孩子；一九四二年，他用另一台车杀了数百名孩子。一样是发动引擎，踩满油门，但在三八年的案例，孩子驶向自由；而在四二年，孩子则窒息而亡。今日，博斯坦其中一位小孩住在加州一间摆满西洋棋盘的房子。特林博恩自己的孩子则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懂得棋局的规则。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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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德国犹太人在大规模杀害开始以前已经移居出境。多数留在德国的犹太人都遭到了杀害，但这只发生在他们被遣送到无国家地带——因而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境。有时他们马上遭到射杀，有时候他们加入贫民窟的当地犹太人。在人际关系匮乏、不谙当地语言的情况下，德国的犹太人一旦遭到遣送，几乎无一获救。对他们而言，东方就如同对于其他德国人一样，是一块陌生的地带。一位德国犹太妇女被遣送到里加后，被带到伦布拉森林（Rumbula Forest）的尸坑边上。遭到射杀之前，她大喊道：「我为德国而死！」当地听到这声哀嚎并记录下来的犹太人，深深地为这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叫喊所震慑。06

　　没有人能知道这位慷慨就义的妇人当下在想什么。但她临死不悔的信念却远非荒谬。将她驱逐出境的德国也是德国犹太人所帮忙打造的德国。德国的犹太人对于德国的认同就如同其他德国人一样强，甚至更强；职是之故，德国堕入反犹主义和谋害更是特殊的悲剧；他们关于德国文明兴衰的特殊经验只限于他们所有，之于其他欧洲的犹太人都很陌生。这个经验持续结构着我们对于大屠杀的理解。07

　　大约只有百分之三的大屠杀受害者是德国的犹太人。对于占受害者大多数的东欧犹太人而言，德国并不是犹太人所共同创建的国家，而是毁灭犹太人的国家。在上个世纪最佳的短诗之一〈死亡赋格曲〉（Death Fugue）中，保罗．策兰（Paul Celan）称死亡为「来自德国的大师」（master from Germany）。波兰文艺评论家米蒿．郭温斯基（Michał Głowiński）在其回忆录《黑色季节》（The Black Seasons） 中追述他孩提时代的经验：「所有德国人在我眼里的形象——或说一个德国人在我眼里的形象（因为整个民族在我眼里的形象都化身成了一个个人以及他的所作所为）——非常地直截了当：在任何时刻，他都试图杀害我、杀害你、杀害某个人。一旦你落入了他的手中，他就会完成这股杀欲，绝不失败。」08

　　小时候得躲躲藏藏的郭温斯基曾经和向他们家敲诈的一名波兰人对弈西洋棋，同时他的阿姨则正四下张罗救命钱。如果他的阿姨当时未能成功，他极有可能就会被送到德国人手上，那他肯定就活不成了。郭温斯基的儿时记忆精准地呈现出多数德国人在国家被德国（或者说苏联和德国）势力所毁灭的地方如何表现。这些无国家状态地带成了那些战前就在此生活的犹太人和战时被带到此地的犹太人的葬身之地。

　　无国家状态的程度对于德国境外的欧洲人活命机会至关重大，部分也是因为这对于德国人自己的行为也很重要。一九三三年后德国政体的突然变化——党国的创建、集中营的建立、体制的混和、对犹太人的歧视等等——让数百万名德国人一尝无法治状态下的欢腾。在战时，多数德国警察在德国的举措与被派往东方时的举措截然不同。此前驻扎在平和的法国卢瓦尔谷（Loire Valley）的德国军人可以在一抵达白俄罗斯时就马上朝犹太人开枪。德国北方繁荣港都不来梅（Breman）的治安警察可以将基辅的犹太人集结在娘子谷进行歷史上对平民百姓最大规模的射杀（译按：见第七章）。他们实际上完全没有执行这种任务的准备；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没有经过这类行动的特殊训练。但在组织屠杀、监督屠杀并在事后参加庆功晚宴的人当中，这些警察也占了一部分。之后，他们回到不来梅去指挥交通。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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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较鲜为人知、但惊人的程度毫不亚于上述例子的是有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女人为德国在东线的占领当局工作，或者在那里偕同丈夫、爱人进行指派任务。约有五十万德国女人充当国防军的「帮手」，另有一万名充当党卫军的「帮手」。正因为占领下的东线被以无政府状态的殖民地形式治理着，这些妇女在工作上的弹性和个人的主动参与势必相当关键。不消说，她们一定知道大屠杀的情形，因为她们之中许多人都目睹过谋杀、听闻过谋杀、或者书写传递过关于谋杀的报告书。10

　　也有少数德国妇女直接参与在杀害行为当中。例如，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有二十名守卫是女性。这个集中营位于波兰总督府的卢布林区，随着时间的递嬗也变成了灭绝营，约有五万名左右的犹太人在此遭到毒气杀死。这些女人在德国主要用来囚禁女性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Ravensbrück）生平首次担任守卫。她们在那里形同受雇在一个德国境内的无法治状态地带。在马伊达内克，她们也受雇于类似的设施，但如今围绕着她们的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德国殖民地。她们参与杀害犹太人和其他囚犯的行动当中，帮忙挑选谁要来负责劳动、谁则该被毒死。11

　　在更往东的拉脱维亚和乌克兰，在没有这样的设施提供结构或经验、甚至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形下，少数德国妇女仍出手杀害犹太人，这远远超出了她们接收到的指令，但却符合她们每日的所见所闻。这些在战争期间亲手杀害或参与杀害犹太人的德国女人战前在德国过着平淡的生活，而且除非被起诉（这鲜少发生），否则她们在战后仍继续在德国过着一般的生活。德国女人在大规模杀害当中扮演的角色可能不可或缺，但由于在战争期间，女性作为行动者的角色没有被认真当一回事，因此她们战后能够据此保护自己。有时候她们会告诉她们的女儿发生过的事情。

　　如果说无国家状态将德国的妇女吸引到东边充当杀人凶手，那么纳粹德国是一个国家的事实则吸引了犹太妇女从东方而来。从德占波兰或苏联德占区犹太女性的角度看来，德国可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犹太妇女对德国占领方说自己不是犹太人（gentiles），请求德国让她们从事劳务，相信她们在那里的存活机率比较高。其实她们的判断颇为正确。如果与能安排假文件的波兰或苏联地下组织（或是在比较罕见的情况下，与同情她们的德国人）事先取得联系，她们可能可以在相对安全的德国佯装成波兰人、乌克兰人或其他人种。对男性而言这困难许多，因为犹太男性身上总是有可以辨识的记号——割礼——会遭到检查，因而这成了犹太男性焦虑的来源。然而对犹太女性而言，假文件让她们回到被国家所承认的状态。当然，她们在德国被污名化为低劣的种族：从波兰来的身穿带有P字印记的补丁，从苏联来的身穿带有Ost（东方）字样的补丁。她们所有人都只能过着纯以劳动维生的生活，一旦违反规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有些人死于贫困的工作条件，有些由于违反规定遭到处死，一些遭到谋杀。但无论如何，一张获准回到还有某种法律在运作的区域的纸，对她们而言往往意味着活命的希望。12

　　国家的终结意味着国家保护的终结，只能往次佳的选择逃窜。当整个国家都停摆时，百万人持有的旧护照、旧身分证件都变得毫无用处，必须重新一一取得新的文件，且常常是按德国（或苏联）的标准提出申请。证件与公民身分的重要性此刻是再清晰不过了。波兰东部的城市利维夫被乌克兰人所围绕，大部分的居民为犹太人，一九三九年遭到苏联占领，一九四一年遭到德国占领，一九四四年再度被苏方占领。在利维夫，广为流传的一句智慧小语是「将身心联系在一起的是护照」（The passport is what holds body and soul together），这代表有权利拯救他人的人就是那些可以发放身分证明的人。13

　　在东德，大多数人都理解政权递嬗的重要性，而随着时间推移，西方的盟军也渐渐把握到文件的重要性。美国救援犹太人的努力正仰赖于文件的供给，所以也仰赖于扩大国家承认的范围。一九四四年，在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War Refugee Board）的要求下，华府唿吁欧洲的中立国家用他们的外交人员营救犹太人。瑞典加入了这个计划，派业余的外交官拉乌尔．华勒伯格（Raoul Wallenberg）出马。他将于一九四四年进入匈牙利，其任务是对匈牙利的犹太人提供瑞典的国家保护。华勒伯格固然有着来自自己政府和美国人的奥援，但他也知道他正在违逆德方的政策，且会惹怒匈牙利的法西斯主义者。然而他仍然发出了约一万五千份「保护护照」（protection passports），可能比任何人都救援了更多的犹太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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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勒伯格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代表着某种特定属于救援者的品行操守。藉着职位之便，外交官代表的是国家的主权，并且可以承认他国。普遍来说，唯一一种可以救援大批犹太人的人就是那些与一个国家有直接关联、且可以施展某些权威来提供保护的人。外交人员可以提供犹太人护照或者至少一份旅行证明——这彷彿一份邀请函，邀请他们返回人类彼此互惠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必须被当成人来对待，因为他是有国家来代表的。华勒伯格是一名商人，在德国占领匈牙利、导致欧洲所剩下的最大宗的犹太人口陷于危殆的关键时刻，他选择了（也被选择）担任外交人员。但也有其他的职业外交人员在从事外交工作的时候，正处于自身所效力的国家的主权被牺牲的情况，他们了解这对犹太人而言是一场灾难，并且选择试图营救他们。15

　　其中一位这样的人物是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时值奥地利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为德国所併吞之际。何凤山认同奥地利的国家地位，且对许士尼格总理抵抗他称之为「恶魔」的纳粹的行动寄予同情（译按：见第四章）。何凤山关于国家伟大的本质有着颇为不寻常的见解，他相信「唯有透过包容」国家才会伟大。随着奥地利崩解而来的是「擦洗派对」与反犹暴行；对此，他的应对方式是发放中国签证给犹太人，发了至少有一千份，其中有些人是给他亲自从集中营营救出来的人。何凤山在一九三八年不可能料得到留在中欧的犹太人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但他只是对当时尚没有先例可循的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做出应对。16

　　在德国于一九四○年春天占领了荷兰后，瑞士领事恩斯特．普罗多列（Ernst Prodolliet）发给犹太人瑞士的过境签证。虽然有人下达指令不准，但他相应不理。当瑞士领事馆于一九四二年被关闭时，他将资金留给正试图帮助犹太人逃离欧洲的人。同年春天，当德军势力抵达法国时，法国的犹太人向南逃窜，其中有些人获得外交人员的协助，俾使他们得以继续逃难。在波尔多（Bordeaux），西班牙领事爱德华多．普罗佩尔．德．加耶洪（Eduardo Propper de Callejón）发放数千张过境证件给犹太人和其他人。在整个被占领下的欧洲内许多这么做的西班牙外交人员当中，他是其中一位。同样在波尔多的葡萄牙领事阿里斯蒂德．德．索萨．门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也发放了数千份证件，让犹太人与其他人得以离开法国。这些人所鼎力相助的是他们毫不相识的陌生人，利用的是内在于他们职位中的权威来对抗风行草偃的政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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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行动较为接近官方政策的外交拯救者是驻立陶宛考那斯（Kaunas）日本领事杉原千亩（Chiune Sugihara）。他于一九三九年被派任赴立陶宛，以便就近观察德国与苏联的军队行动，并预测到了德苏战争的爆发。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后，波兰公民（无论是不是犹太人）逃往立陶宛以躲避德方与苏方。尤其是在苏方併吞波兰东部并开始把人遣送往古拉格后，犹太人前往立陶宛寻求庇护。一九四○年四月，苏联的遣送行动对准了大批的犹太人，导致犹太人大规模地逃往维尔纽斯与立陶宛其他地方。当月在维尔纽斯，登记在案的犹太难民约有一万一千○三十名。18就在苏联于一九四○年六月占领立陶宛之际，苏方也实行了另一波遣送波兰公民（主要是犹太人）的行动。这在犹太人之间造成了双重的恐慌：他们逃离了苏联在波兰的势力，却发现他们正在被苏联在立陶宛的势力所追捕。是在日本的领事馆，他们才找到了愿意垂怜谛听的人。

　　一九三○年代末，杉原学习俄文，与一名俄罗斯女子结婚，并皈依俄罗斯东正教；他要人叫他谢尔盖（Sergei，杉原千亩的东正教圣名——译按）。他在一九三○年代与在波兰军事情报单位的同事用俄语沟通，因为他们全部都在普罗米修斯计划以及其他的反苏计划当中合作（译按：见第三章）。在战争期间，即使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波兰被摧毁以后，他仍持续与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波兰官员共事。他主要的对口是米蒿．里比考斯基（Michał Rybikowski）。里比考斯基当时在中立国瑞典管控同盟国的间谍网络，并向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汇报。里比考斯基佯装为俄国人，使用附庸于日本的满洲国护照（应该是来自杉原）。（由于当时有许多俄罗斯移民在满州国，欧洲人——特别是像里比考斯基这样说俄语的欧洲人——持这样的护照并不足为奇。）杉原与里比考斯基之间的合作为杉原日后协助犹太人的行为铺路。19

　　里比考斯基的任务之一是要处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与德苏入侵波兰、占领波兰的后果，协助波兰难民。他在立陶宛特定的任务是为已经好不容易逃到这里、想要再接再厉逃离欧洲的波兰公民准备一条逃生道路。为此，他另又招募了两名波兰军事情报官员莱塞克．达什凯维奇（Leszek Daszkiewicz）和阿尔方斯．雅库别涅茨（Alfons Jakubianec）。他们受雇于日本领事馆，并从杉原处取得护照。20

　　波兰情报官员所为波兰难民发明的计谋是拿日本过境签证，前往不要求入境签证的目的地。荷兰荣誉领事简．兹瓦潭狄杰（Jan Zwartendijk）愿意签署声明，宣布进入加勒比海南部的库拉索岛（Curaçao）毋须签证。这两名波兰人为前往库拉索制造特殊过境日本签证的模板，以及两块特别的签证章，一块他们自己使用，一块给杉原。在波兰流亡政府看来，最初的想法是救援那些特别有价值的波兰公民。由于过境是要搭火车穿越苏联前往日本，情报官员无疑希望透过他们精挑细选的难民来蒐集有用的信息。21

　　在一九四○年夏天的动乱时，在苏联将大批人口从波兰东部以及他们在立陶宛成立的新政权遣送出境之际，这三个人给所有开口要求的人发签证。在他们为波兰公民签发的约三千五百份签证当中，约有三分之二发给了波兰籍的犹太人。由于一份签证就足以适用于全家人，约有八千名犹太人靠着这些证件离开了欧洲。如同两年前在维也纳的何凤山一样，杉原当时并不知道如果这些犹太人待在立陶宛会发生什么事。他只是对德国占领波兰中、西部以及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和立陶宛所带来的难民危机做出对应。他对难民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并希望他们得以存活；以此而言，他是有意识地去营救犹太人。在以俄文写就的简短回忆录中，他至少有一度描述其行动的根源：「系出于人类的感知，出于对于我的同胞人类的爱。」完全称不上多愁善感的达什凯维奇后来也写说，杉原是「一个有良心的人」。22

　　一旦他们做到了他们能力范围所及，杉原与他的两名波兰手下便离开考那斯，前往斯德哥尔摩，再从当地前往德国。杉原的任务是预测德国人何时会攻打苏联——且在几日内就做出了准确的预估。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巴巴罗萨行动之后不久，他的两名波兰同谋之一雅库别涅茨于柏林被盖世太保给发现，并以间谍的身分遭到枪杀。尽管雅库别涅茨当时与日本人共事，但他都向效力于波兰流亡政府（因此也效力于英美）的上司里比考斯基汇报。他的刑杀为一个发明出拯救数千名犹太人计策的人画下了句点。但他并非因此被处决，也没有因此被记得——甚至不是为了任何什么。他的难民计策与怜悯犹太人之间毫无干系，只不过是精明地玩弄沦亡中的治国之道的人造物。23

　　达什凯维奇仍继续为杉原效力。杉原这时来到了布拉格，布拉格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之内，因此也在德意志帝国之内（译按：见第六章）。达什凯维奇试图与捷克的地下组织搭上线，但他的朋友落网被杀迫使他离开欧洲。他选择在波兰情报行动的传统根据地巴勒斯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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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战期间，巴勒斯坦仍然由英国托管，而波兰是英国的盟友。在战前，波兰在巴勒斯坦奉行反英政策，让犹太革命家为了有利于他们的契机——战争的爆发或者英国的衰弱——做准备。战前的波兰领事维托德．胡兰尼基在战争期间仍派驻在耶路撒冷为英国效力，但同时也与他和犹太人主要的联系管道、同时也是他的好友亚伯拉罕．斯特恩保持好关系（译按：见第三章）。向来喜寻求冒险与荣耀的斯特恩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击败英国的机会，甚而寻求纳粹德国的协助（未果）。在一个名叫莱希的小组中，斯特恩利用波兰的训练、可能还有波兰的武器对英国人发起暴力行动。他意在实践他的政治性议程，但也是在追求一场壮烈的从容就义。他实现了波兰浪漫派反叛理想的宿命；在他自己的诗中甚至深化了波兰浪漫派反叛者的烈士的（martyrological）理念。斯特恩于一九四二年被英警枪杀之后，莱希的工作就由伊札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来继任。翌年，沙米尔在反英暴动中的伙伴就是梅纳赫姆．贝京。一九四二年，贝京经由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前往巴勒斯坦。

　　一九三○年代末，贝京和贝塔组织的年轻人谋划要透过袭击巴勒斯坦来支持伊尔贡所发起的暴动，藉此肇建以色列国。这次行动会由曾是波兰公民的犹太人在波兰当局的支持下执行。一九三九年，波兰亡国，波兰对伊尔贡的奥援也随之崩解，贝塔组织的领导人只能勉力逃往维尔纽斯，此一计谋也跟着胎死腹中。有些人被德国人关进犹太区；其他人遭到苏方逮捕并遣送出境。贝京自身就是一九四○年被遣送往古拉格的贝塔成员之一。

　　一九四一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时，史达林对遭他拘禁的波兰男性公民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被准予离开古拉格去成立一支波兰军队与德国人作战。史达林无意让波兰公民在东线作战，因为他们日后在那里可能会对苏方势力造成威胁，毕竟红军在战争期间已经侵略过波兰一次了，而这些人正是经歷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压迫的人。因此，最好迫使他们在西线作战，与苏联和波兰隔得远远的，在理想状态下，他们最好与德国人同归于尽。要让波兰公民从古拉格前往西线，他们必须从欧亚大陆的一边行进到另一边，从苏联的北部、远东或者哈萨克穿过印度、伊朗、巴勒斯坦来到西欧。24

　　这支在史达林的默许下成立的新兴波兰武装势力服从于在伦敦的波兰政府，由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ładysław Anders）指挥，因此又称安德斯军团（the Anders Army）。安德斯军团的许多指挥官对犹太人兴趣缺缺，或者在战斗的过程中收起了他们的反犹刻板印象。但犹太人仍然是参加安德斯军团的波兰公民的一部分。无论理由为何——是因为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史达林的目标，因为他们更想作战，抑或是因为他们与波兰军官的关系较好——贝塔组织的成员和修正复国主义者在波兰军队中的人数颇众。尽管路途迢迢，许多右翼复国主义者的确藉此从波兰一路征伐到了巴勒斯坦。英国人在战争期间挡下了试图从海路前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但却难以阻止身着同盟国军服的犹太人从陆路进入。

　　这些纷至沓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重振了伊尔贡。贝京于一九四二年五月随波兰军队抵达巴勒斯坦，在那里碰见维克多．德米尔，德米尔于一九三○年代末负责波兰涉犹政策时曾经是贝京的后台（译按：见第三、四章）。德米尔藉着支援贝塔组织与伊尔贡，为波兰籍犹太人大规模移居巴勒斯坦创造出了条件。25现在他协助安排贝京自波兰军队荣退，以便让他离开传统武装势力去效力于非传统的武装势力，同时又不必面对逃兵的耻辱。贝京在一九四三年十月被选为伊尔贡的领导时，唯一拥有的一件衣服就是他的波兰军服。26

　　既然如今战局丕变，明显不利于纳粹德国，贝京的伊尔贡便加入了沙米尔的莱希从事反英恐怖攻击。这意味着领导反波兰盟国殖民抵抗的是两名波兰籍犹太人。一九四四年二月，贝京宣布伊尔贡向英国托管政府发动叛变。27贝京就各方面而言都是波兰的产物：他在伊尔贡的副手是埃利亚胡．梅里多尔（Eliahu Meridor）；梅里多尔在一九三六年前都居住在波兰，于一九三九年回来波兰军事情报单位受训。28在海法区负责伊尔贡行动的莫歇．内马德（Moshe Nechmad）一九三九年也参与在波兰的行动当中。伊尔贡在耶路撒冷的指挥官埃利亚胡．兰京（Eliahu Lankin）于一九四四年领导对英情报单位的攻击，他是另一个波兰的产物。29莱希在沙米尔的指挥下于同年十一月策画谋杀莫尼男爵（Lord Moyne），理由是该英国国务大臣反对成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并停止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从波兰军事情报单位学到的手法被伊尔贡于一九四六年七月用在大卫王酒店（King David Hotel）爆炸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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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期间，波兰只是作为其过往政策的迴声存在，或者以逃离自己的领土的方式存在。波兰外交人员与情报官员于一九三○年代末为了成立以色列国所做的努力确实有所成果，但是一直到战后才显现出来。尽管这些支持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当中有些在欧洲或巴勒斯坦仍很活跃（如胡兰尼基），但波兰政府本身却必须逃离欧陆。波兰政府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抱头鼠窜地撤出华沙，借道罗马尼亚来到巴黎。在德国入侵法国后，波兰政府再迁到伦敦。波兰行政长官在伦敦处于某种耐人寻味的位置。英国为了波兰加入战争以保护其主权与领土，但这个目的并没有达成。在一九四○年法国垮台到翌年苏联参战之间，波兰是英国唯一的盟友。但在苏联以及美国于一九四一年参战后，英国与波兰之间的连带也就无足轻重了。30

　　由于波兰流亡政府合法性的延续，波兰仍然是正式保有主权的国家。德国人并不承认这个政府，因为该政府宣称代表一个德国人主张并不存在的国家。除了在战争期间从一九四二年德国入侵苏联到一九四三年战局丕变的这一段时间之外，苏方亦不承认波兰流亡政府。

　　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对在波兰的地下政府及其武装势力运筹帷幄。波兰的武装抵抗势力「家乡军」是一个由各种团体结合在一起的大型组织，包括有十几支在政治光谱上从中间偏右分布到中间偏左的战斗队伍。原则上，其指挥链由位于伦敦的文官领军。实际上，与波兰的军事和平民组织之间的联系渠道既缓慢又不规律，因为沟通所仰赖的快递必须得穿过欧洲被占领范围下的重重险阻。主要来说，波兰在伦敦的主权仅意味着波兰当局有能力与其英国盟友沟通。但对波兰籍的犹太人来说，即便是像这样受到层层拘束的主权形式都意义非凡。

　　不像战前的波兰政府，波兰在伦敦的政府由各种主要的政党组成，其中也包括反犹派的国家民主党人。德国对波兰的占领之血腥程度超乎英国政治人物与舆论的想像。此外，流亡政府还须面对国内的波兰人口，先前的波兰政权要这些人翘首期盼有朝一日多数的犹太人可能得以离开波兰。一九三九年德军进入泰半波兰领土，导致犹太人在他们已经生活了数百年的地方上消失——一九四○、四一年是被集中到犹太区，然后四二年被关进毒气室杀死。波兰的东半部于一九三九年遭到苏方入侵，一九四一年再遭德方入侵；来自东半部的波兰人曾于一九四一年以后目睹犹太人在公开场合遭到杀害。其中有些波兰人所宣传的版本也正是纳粹所喜欢的：亦即犹太人是因为与苏方协力而罪有应得。这种杜撰只不过是便宜行事罢了，但在波兰中、西部的波兰人却往往信以为真。一如波兰地下指挥官写给在伦敦的波兰首相所说的，德占波兰的人口中「压倒性的多数」都是反犹派。31在伦敦的波兰政府确实掌有犹太人遭到大规模射杀与大规模毒死的消息直接来源，但有时会将这样的信息与德国对波兰公民的恐怖统治的一般报告混为一谈。

　　尽管如此，波兰当局一九四二年的确将犹太人遭到大规模杀戮的讯息准确传达给其英美盟国以及大众。波兰首相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ladyslaw Sikorski）对于清理华沙犹太区的重要性丝毫不含煳：「这次大规模杀戮在全世界史上没有先例；所有已知的残忍行径与此相比都小巫见大巫。」波兰的消息席卷同盟国的新闻简报以及在英媒和英文广播新闻公司（BBC）上的报导。波兰人与波兰籍的犹太人都相信一旦德国人的行径被公诸于世，他们就会停止杀害犹太人；就此而论，波兰政府的确採取了他们所认为能阻止杀害的行动。警告的确对德国的盟军产生了效果，但是对德国本身却无效。32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廿七日，波兰国家委员会（Polish National Committee，一种支援海外政府的暂代国会）要求同盟国进行干预，以求停止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杀害。十二月四日，伦敦的《泰晤士报》报导德国计划「全面灭绝」其统治下的犹太人。33十二月十日，波兰外交部再请求同盟国採取行动。波兰政府以精准无误的措辞要求立即採取行动，防止德国完成其「大规模灭绝」的计划。这项声明在英国的舆论与众议院之间掀起了一股风暴，众议院议员认知到欧洲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正遭到蓄意杀害，甚至静默肃立片刻。34以此，在英国及其美、苏同盟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要求德国与其同伙停止杀害犹太人的声明当中，波兰人也参与在其中。35

　　这次警告提出的时间就在德军于史达林格勒败北前不久。德国的盟友无疑认为这次警告打开了一条路子，让他们可以释出信号说他们自己对柏林的忠诚也是有条件的。这可以解释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法国为何都在一九四三年大幅改变他们的涉犹政策，以及瑞典为何开始愿意帮助犹太人。这样说来，即便是有限的波兰主权形式——亦即波兰当局可以向英国与其他同盟国国家传达可信的讯息——对犹太人而言都很重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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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能获取大规模杀戮波兰犹太人的一手消息，有赖于那些胆识过人的人士。这些人通常与波兰在战前或战争期间的政体形式关系颇为密切。其中一人是杨．卡尔斯基（Jan Karski），本名杨．寇机勒斯基（Jan Kozielewski）。他是整起犹太大屠杀歷史中唯一直接接触到最底层的恐怖以及最上层的权力的人。战争爆发时，卡尔斯基年方廿五岁，但已经对波兰的犹太问题知之甚详。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外交人员时已经展现出才干。卡尔斯基先是在波兰外交部的移民部门任职，该单位负责想办法减少犹太人在波兰的数量。一九三九年五月至八月间，他担任德米尔的个人秘书，德米尔负责对贝塔组织与伊尔贡的支援，而此时正是波兰与复国主义者接触得最密切的时刻。37卡尔斯基担任德米尔秘书时正是英国公开其限制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政策、伊尔贡开始对抗英国、波兰的武器装载上船运往巴勒斯坦的时候。

　　一九三九年八月，卡尔斯基被动员到波兰在奥斯威辛（Oświęcim）的军事基地。他与他的小组往东逃逸，遭到红军捕获，成为阶下囚。他佯称自己是被徵募入伍的，因而逃过身为波兰军官应当被判处的死刑，然后又从火车跳下。他找到了回华沙的路，在那里见到自己在华沙警队中担任指挥官的胞兄。他的哥哥当时正面对着在外来势力占领下所有员警都会面对的两难：是要服膺于外来势力的利益，并与之协力，还是要甘冒局势混乱、落入无法治状态的风险拒绝协力？为了要帮他的哥哥解决这个问题，卡尔斯基以快递人员的身分去找寻当时在法国的波兰流亡政府。

　　回到波兰时，卡尔斯基开始沉痛地关切犹太人的命运。对于（一）国家民主党对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波兰的欲求、（二）战前波兰政府提倡移民的政策、以及（三）纳粹将犹太人从波兰人的生活中消灭这三者之间的关联，他似乎感受颇为敏锐。尽管德国人所採取的手段与波兰的政治人物殊异，其结果却与一九三五年以后在波兰盛行的愿景相符：亦即让这个国家百分之九十的犹太人口消失。在一九三○年代后半所想像出的社会革命，也就是把所有犹太人的房舍、企业夺走的幻想到了一九四○年代确实实现了。德国的统治惩处菁英阶级、杀害犹太人，以此打破了此前波兰的社会秩序，大幅摧毁了战前的中间阶级与上层阶级。在卡尔斯基写给波兰政府的信上提到，财产的转移形成了波兰人口与其德国主子之间的一道「窄桥」。他描述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普遍来说很严厉，甚至往往很残酷」。38

　　在华沙，多数的犹太人被遣送到特雷布林卡的灭绝营，并在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九月间的伟大行动（Grosse Aktion）中遭到杀害。十月，卡尔斯基在犹太同盟派（Bundist）的带领下通过修正复国主义者所挖掘的通道进入华沙的犹太区；此前，修正复国主义团体是卡尔斯基在外交部的上级的附庸。三年前卡尔斯基担任德米尔秘书时可能经手处理将犹太人从波兰赶出境的计划文件，而此时卡尔斯基在通道的另一面遇到的贝塔组织成员，可能当时就出现在卡尔斯基的简报上过。而此时贝塔组织的成员正计划要与德国人作战（尽管他们有些人在犹太警队刚完成遣送行动时仍然在华沙与其他国家效力于犹太警队）。离开通道以后，卡尔斯基进入了一栋建筑；数个月后，这栋建筑里的修正复国主义者将会依循他们自己的传统，在犹太区里起义对抗德国人的同时擎起复国主义与波兰双方的旗帜。卡尔斯基就是这么被告知发生在华沙的犹太人身上的事。他的联络窗口请求他的帮忙，希望他能恳请西方同盟国国家发起行动，并且採取报复手段。39

　　一九四二年十月，卡尔斯基抵达伦敦——这对一介战争期间身在欧洲德占区的波兰情报员来说，宁非易事。他身上带着自己的观察、阅歷以及三份关于波兰犹太人遭到杀害的报告。在伦敦，他与波兰当局以及英国的知识分子、公众人物如杰洛德．贝瑞（Gerald Berry）、维克多．格兰茨（Victor Gollancz）、罗纳德．海德（Ronald Hyde）、阿伦．莲恩（Allen Lane）、金斯利．马丁（Kingsley Martin）等人对话。他的信息的一个面向不过是重复战前的波兰对外政策：亦即应该允许波兰籍的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与战间期的日子强烈对比的是，这份哀告表达出的是犹太人他们自己情急之下的愿望，因为他们正在面对德国全面大开杀戒的政策。但伦敦与华沙的犹太区之间相距甚远，彷彿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卡尔斯基被以决绝的言词告知：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是不会被准许的。以此，就这点来说英国的政策就像波兰的政策一样，自一九三九年起都没有改变。卡尔斯基也与美国的大使谈话，美国大使告诉他，让犹太人移往美国的配额不太可能增加。事实上，入境的犹太人数量反而减少了。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间，只有四千七百○五名犹太人获准入境美国——这比一九四二年夏天任何一天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遭到杀害的华沙犹太人数量都还少。40

　　在他所有的讨论中以及他一九四四年的回忆录里，卡尔斯基都在德国的社会性枭首（social decapitation）政策、对波兰人的大规模恐慌，以及德国的全面灭绝犹太人政策之间划下分明的界线，颇不寻常。他的努力为波兰的情报活动做出了贡献，这比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同盟国发出警告还早。卡尔斯基本人觉得自己失败了，但他所做的观察以及他干冒的风险让犹太人得以倖存。

　　救援往往是灰暗的。

＊　＊　＊

　　及至一九四二年同盟国发出警告时，德国占领下的波罗的海、苏联以及波兰多数的犹太人都已经遭到杀害。苏联德占区于一年前开始枪杀犹太人，此举贯穿整个一九四二年的春夏；将贝尔赛克、索比布尔、特雷布林卡灭绝营中波兰总督府的犹太人给毒死的莱茵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也于那年秋天完成。红军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在史达林格勒取得胜利后向前挺进之际踏过了死尸的坑洞（有时因而发现这些地方）。不旋踵，苏联的士兵就会抵达在德占波兰东边的灭绝营。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德国杀业的中心往西转移到了奥许维兹。

　　奥许维兹集中营于一九四○年成立于波兰位于奥斯威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卡尔斯基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以波兰军官身分报到的地方。一九四○年夏天，波兰的男性（往往是在政治上活跃的）开始从华沙的街头消失，被送往奥许维兹。另有一名波兰地下组织成员自愿前往这个神秘的地方去了解其真相。当德国人在突击华沙那些被归类为菁英与知识分子集中的地带时，威托德．皮雷茨基（Witold Pilecki）自投罗网。皮雷茨基是一名农民，也是当地的运动分子，在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中有过作战经验，此时担任后备军官。他曾经是波兰军事组织的成员，尽管现在已结婚生子，却自愿前往奥许维兹。他在华沙第二次输送行动（输送了一千七百○五人）中被遣送，这些人在集中营的编号是三八二一至四九五九、四九六一至五五二六。41他将进入集中营的这一刻描述为「终结了这世上所有的事情的一刻，开始展开超越此世之上的东西。」皮雷茨基待在奥许维兹将近三年，试图在营里组织地下活动并将笔记夹带出去。他于一九四三年逃营，并于两年之后写了长长一份鉅细靡遗关于奥许维兹内生活的报告。他详述了一九四○、四一年波兰人遭到的惩罚与杀害；一九四一、四二年苏联战俘被监禁、毒死；以及最终集中营是如何被转变成置犹太人于死地的主要设施。42

　　皮雷茨基是一名爱国人士，他相信奥许维兹不过又是一次对波兰性格的试炼，有些人通过了考验，有些人没通过。皮雷茨基主要的顾虑是波兰人在营里营外抵抗的可能性。他一逃出集中营马上又重新加入了波兰地下组织，在一九四四年的华沙起义随波兰家乡军作战。尽管如此，要看出德国涉犹政策中骇人听闻的情事并加以记录对皮雷茨基而言毫不困难。在开始要毒死犹太人时，皮雷茨基被指派一份劳动工作，让他可以从营房走到皮革厂房。他从这个角度来书写被杀害的犹太人：

　「每天有超过一千名刚运来集中营的人被送进毒气室，尸体则送到新火葬场焚化。

　当沿着灰色道路朝制革工厂列队行进时，脚下扬起来尘土，我们看见黎明美丽的红光在果树的白花与路旁青绿的枝枒间闪烁着。或者回程时，我们看见年轻夫妻悠闲漫步，唿吸春日的气息，或着是看见母亲宁静地推着婴儿车——然后，某个令人浑身不舒服的想法浮现脑际……不断盘旋，顽固地想为这个不可解的问题寻求解答：

　我们都是……人吗？

　那些走在花丛中的，与那些朝毒气室走去的，都同样是人类吗？」43

　　卡尔斯基与皮雷茨基主要效忠的对象都是波兰，或者他们将之与波兰联系起来的传统，这些传统在波兰分崩离析后可以任人重新定义。他们总是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涉及利益，只是义务，不过是任何处在他们位置上的人都会做的。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内化了身为一个政体的成员的义务，丝毫不受国家体制已经不存的事实所影响，并不断地重新思考这些义务对他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总是对自己做出更多的要求。在波兰的国家地位已不复存的情况下，他们这种姿态完全没有意义，但是他们的行动却远远超乎任何人对他们的要求。

　　第三位杰出的波兰地下组织成员是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Władysław Bartoszewski）。巴托谢夫斯基后来一再语带不满地表示那些为犹太人工作的人都没有先问过波兰是否允许让他们这么做。无巧不巧，年轻时是天主教运动分子的巴托谢夫斯基跟皮雷茨基一样，同样是一九四○年九月廿二日被送往奥许维兹的一千七百○三人之一。在皮雷茨基留在奥许维兹从事组织工作与汇报的同时，巴托谢夫斯基于一九四一年四月获释（奥许维兹会释放一些人），并旋即回到在华沙的波兰地下组织。在他所投入的众多事务当中，他在犹太人援助委员会（Żegota）格外活跃，这是一个由华沙和其他城市许多团体结合的犹太人救援组织。

　　约有两万八千名犹太人当时在华沙犹太区以外的亚利安区藏匿；这些人当中约有一万一千六百人存活了下来。44这两万八千人当中约有四千人曾获得来自援助委员会成员各种形式的协助，包括金钱、食物、庇护以及情感上的支持。45多数金钱来自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Joint，美国的犹太非政府组织），但是是由波兰的伞兵将钱藏在皮带里从英国的飞机空投而下。46犹太人援助委员会是一个波兰的政府组织，也因此它所代表的是国家的首要政策（也是极少数的国家政策），也就是要让犹太人活命。一旦金钱送达了——这本身宁非易事——之后所有的事都要仰赖犹太人援助委员会的成员。

　　在华沙的援助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当中以波兰社会主义党的党员较占优势。在战前，社会主义党是华沙的最大党，有许多犹太党员与选民，反对战前的政体及其将犹太人移出的政策。47有为数颇多的救援行动是社会主义党人帮助他们战前就已经认识的党员同志。整体而言，援助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曾经歷过德国的压迫。其主任朱利安．格罗贝尔尼（Julian Grobelny）曾遭德方逮捕，然后战争期间大多待在医院。伊雷娜．森德勒（Irena Sendlerowa）与其他妇女拯救了大批犹太孩童，她也曾经被盖世太保监禁。巴托谢夫斯基与塔德乌什．雷克（Tadeusz Rek）两人都曾待过奥许维兹；阿道夫．伯曼（Adolf Berman）则曾从华沙的犹太区逃出。48

　　同时，一些活跃于援助委员会的成员也是来自反犹的右派。其中最为直言不讳的莫过于索菲娅．科萨克（Zofia Kossak），她是援助委员会前身公民组织的创办人，而她在救援工作中的重要性无庸置疑。49她关怀那些可以在大规模的杀戮发生在他们眼前却袖手旁观的天主教徒的灵魂。她也担心战争结束后犹太人会把杀戮的罪责归咎于波兰人。反犹太的救援行动并不如所想的那么矛盾。几乎没有人是出于对犹太人的义务感而出手相救；有些人是出于对人类同胞的义务感而援助犹太人。50反犹的救援人士不喜欢犹太人，希望他们滚出波兰，但仍然将他们视为人类，有经受磨难的能力。在一些案例当中，救援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者自认为是透过抵抗德方的政策在保卫波兰的主权；在其余的案例中，他们是出于慈善来採取行动。51

　　最有效的救援人士必须是与被同化的犹太人维持畅通联系的人，而这些被同化的犹太人则又与其他的犹太人有所联系。这样的人并不是反犹太主义者。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交游广阔的毛雷齐．赫林—格鲁金斯基（Maurycy Herling-Grudziński），他是犹太援助委员会在华沙带头的运动分子，战前在华沙的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就已是声誉卓着的律师。他用波兰流亡政府的钱在华沙境外的地产援助了逾三百名犹太人。他所救援的第一批人是他在职业上的同侪法学人士和知识分子，接着才是和他在社会距离上比较遥远的犹太人。

　　如同皮雷茨基、卡尔斯基、巴托谢夫斯基一样，赫林—格鲁金斯基是波兰家乡军的成员，波兰家乡军是波兰地下组织的军事单位。他在一九四四年的华沙起义中也参与在家乡军中，并在战事中受到重伤。如同（来自波兰东部的）皮雷茨基、（于一九三九年被苏方逮捕的）卡尔斯基、（后来在史达林的监狱中度过数年的）巴托谢夫斯基一样，赫林—格鲁金斯基也感受到了来自苏方的势力。记述古拉格的古斯塔夫．赫林—格鲁金斯基（Gustaw Herling-Grudziński）是毛雷齐的兄弟。当毛雷齐在华沙窝藏犹太人的时候，古斯塔夫正在苏联极北方的集中营内砍树。52

　　战事结束后，毛雷齐成为优秀的法学家，而古斯塔夫则成为一名令人激赏的作家。这俩波兰兄弟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影响他们的命运至关重要的一个事实：他们是犹太人。53

　　所有的救援都关乎自我救援。

注释

01　根据特别行动队D队奥托．奥伦道夫（Otto Ohlendorf），希姆莱曾说所有的责任都在希姆莱和希特勒身上。见Rzanna, “Eksterminacja.”

02　参阅Dwork and Van Pelt, Holocaust, 348.

03　汉纳．克瑞儿（Hanna Krall）回忆道有四十五人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帮助过她。见Bartoszewski and Lewinówna, Ten jest, 299.

04　有关这个主题Christian Ingrao在Les chasseurs noirs中有加以发展。

05　Los Altos Town Crier, 15 April 2009；博斯坦的部分来自笔者二○一三年四月十五日的私人通讯；Justiz und NS-Verbrechen, vol. 37, 2007, Lfd. Nr. 777, 397, 398, 405, 407–9, 417, 431, 438, 439；Angrick, Besatzungspolitik, 422.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约有两万六千名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见Goeschel and Wachsmann, Introduction, 28.

06　Michel’son, Ia perezhila, 84.

07　见 Snyder, “Commemorative Causality.”

08　见Snyder, Bloodlands. Głowiński, Black Seasons, 170.

09　Bremens Polizei, 124. 亦见Russ, “Wer war verantwortlich,” 486, 494, 503. 参阅Browning, Ordinary Men, 165, 202.

10　Maubach, “Expansion weiblicher Hilfe,” 93–94.

11　Koslov, Gewalt im Dienstalltag, 482–84.

12　YIVO, RG 720, Hirshant Papers, 1/52, Syda Konis. 有关强制劳动的思考见Pollack, Warum; Buber-Neumann, Under Two Dictators, 331.

13　Hryciuk, Polacy we Lwowie, 59.

14　Matz, “Sweden,” 106–9；Jangfeldt, Hero of Budapest, 161. Dwork and Van Pelt, Holocaust, 316–18预估发出一万五千份至两万份。

15　其中一个例外是法国的利尼永河畔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

16　Chan, “Ho Feng-Shan,” 1–15，引言见页5、15。

17　见 Wasserstein, Ambiguity, 165；McAuley, “Decision,” 4, 7, 32；Fralon, Good Man, 60, 79.

18　数据来自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1:145.

19　For Daszkiewicz’s memoir see MWP, Kolekcja Rybikowskiego, syg. 6233 [Leszek Daszkiewicz], “Placówkawyw. “G,” 3, 4, 7–10, 18, 21, 22. On Rybikowski, see Pięciach, “Szpieg ze Sztokholmu” and for background, see Dubicki, Nałęcz, and Stirling, Polsko-brytyjska współpraca wywiadowcza, 100, 305, 342.

20　MWP, Kolekcja Rybikowskiego, syg. 6233 [Leszek Daszkiewicz], “Placówka wyw. ‘G,’” 21.

21　MWP, Kolekcja Rybikowskiego, syg. 6233 [Leszek Daszkiewicz], “Placówka wyw. ‘G,’” 22.

22　引言出自MWP, syg. 1675, Sugihara memoir, 9；Rybikowski’s memoir, at MWP, Kolekcja Rybikowskiego, syg. 6233 [Leszek Daszkiewicz], “Placówka wyw. ‘G,’” 70.

23　MWP, Kolekcja Rybikowskiego, syg. 6233 [Leszek Daszkiewicz], “Placówka wyw. ‘G,’” 50–52, 64, 67. 有关杉原千亩其人其事和他的同僚见Pepłoński, Wywiad, 231–33; Kuromiya and Pepłoński, Mitędzy Warszawą a Tokio, 393; Levine, Sugihara, 117, 132, 218, 273; Sakamoto, Japanese Diplomats, 107, 114, 395.

24　见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Gross and Grudeińska-Gross, War Through Children’s Eyes；以及Snyder, Bloodlands, chap. 4.

25　Begin, Revolt, 25；Drymmer, “Zagadnienie,” 74；Korboński, “Unknown Chapter,” 377. 有关贝京和巴勒斯坦的波兰军队见“Palestine: Counter Intelligence: Menahem Begin,” 24 September 1937, NA, KV/2/2251/50a.

26　Shilon, Menachem Begin, 40–45.

27　Shilon, Menachem Begin, 48.

28　Bell, Terror Out of Zion, 44–45. 梅里多尔确认他是英国侦讯的第二号人物，见NA, KV/2/2251/14a.

29　兰京的部分见Bell, Terror Out of Zion, 111. 内马德与兰京见Niv, M’arkhot ha-Irgun, 172. 兰京的回忆录名为To Win，其中有关波兰的部分见页31-40。

30　关于这些互动的描述见Davies, Rising ’44. 有关华沙居民对逃亡的反应见Biskupska, “Extermination and the Elite.”

31　原文：“Prosze przyjąć jako fakt zupełnie realny że przygniatająca wiékszość kraju jest nastrojona antysemicko.” 转引自Skibińska and Szuchta, Wybór żródeł, 397. 相关分析见Brakel, “Was There a ‘Jewish Collaboration’?”

32　见Puławski, Wobliczu Zagłady, 412 and passim；亦见Engelking and Leociak, Warsaw Ghetto, 667以及Engel, Facing a Holocaust.

33　Times: Bajohr and Pohl, Der Holocaust, 99

34　Saviello, “Policy,” 1, 24, 27.

35　Stola, Nadzieja, 174；Bartoszewski, Warsaw Ghetto, 49.

36　Fein, Accounting, 77.

37　Jan Karski, “Dziecko sanacji,” Tygodnik Powszechny, 24 April 2012. 参阅Żbikowski, Karski, 10–11.

38　原文：“przeważnie bezwzględny, często bezlitośny,” 转引自Skibińska and Szuchta, Wybór żródeł, 390. 见Ringelblum, Polish-Jewish Relations, 77；Leder, Rewolucja, 23, 44；Bartov, “Eastern Europe,” 575. 另外值得考虑的作品是Thomas Bernhard的 Heldenplatz，特别是页112。

39　FVA, 1107, Jan K.

40　Ibid. 关于卡尔斯基及其任务见Karski, Story of a Secret State以及Żbikowski, Karski.

41　Bartoszewski, Warszawski pierścień, 124.

42　英译见Pilecki, Auschwitz Volunteer, 13. 波兰语的版本现可见于http://www.polandpolska.org/dokumenty/witold/raport-witolda-1945.htm. 德语版本由Jan Skorup翻译，见http://pileckibericht.wordpress.com.

43　本段落出自Pilecki, Auschwitz Volunteer, 175.本书已有中译版，黄煜文译，《奥许维兹卧底报告：自愿关进纳粹集中营的波兰英雄》（台北：卫城，2014）

44　Paulsson, Secret City, 2, 5, 209, 212.

45　Bartoszewski and Lewinówna, Ten jest, 28.

46　Bartoszewski, “Rozmowa,” 35；Bartoszewski, Warsaw Ghetto, 59.

47　Bartoszewski, Warsaw Ghetto, 46.

48　Prekerowa, Konspiracyjna Rada, 69–75.

49　有关科萨克及关于反犹救援者的论辩见Podolska, “Poland’s Antisemitic Rescuers.” 亦见Cała, Antysemitizm, 447.

50　是救援人类而非救援犹太人的说法亦见于Tec, When Light, 176.

51　Paulsson, Secret City, 26, 40; Peleg-Mariańska and Peleg, “Witnesses,” 11; Oliner, Altruistic Personality, 6, 142.

52　Prekerowa, “Komórka,” 521–25, 531.

53　被同化的犹太人帮助其他犹太人至少在华沙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另一种犹太人自助的形式是在华沙的犹太区内自行组织。见Sakowska, Ludzie, 117–86.

第十一章

神和人的游击队

　　一九四五年一月，安泽尔．施奈德（Anszel Sznajder）和他的兄弟自一列把他们从奥许维兹载出的火车上跳下。他们两人说着波兰语和俄罗斯语向当地人透漏自己曾为波兰家乡军和苏联游击队（Soviet partisans）作战，藉此来恫吓当地人。他们兄弟俩依照第一印象来决定对遇到的人要採用哪一个故事版本。故事最重要的核心在于要让对方以为他们有军队里的同志撑腰，有「挺我们的势力」会为他们复仇，这部分一定要能取信于人。他们必须要令人望而生畏，要让人认为他们背后有军队或国家当他们强大的靠山，绝不能让人把自己看成两名落单的犹太人，任人宰割。01

　　施奈德兄弟是少数将暴力的威胁挪为己用的犹太人。有时犹太人藉由加入（或假装自己已经加入）抵抗德军的势力而得以倖存。然而更多时候，试图寻求庇护以躲避德国杀戮政策的犹太人反而由于公开站到德国统治的反面，将自身暴露在更大的危险之下。在法共开始抵抗之初，德方报复行动的第一批受害人是在巴黎的波兰籍犹太人。在塞尔维亚，游击队抵抗被德国占领方当作藉口来消灭塞尔维亚的犹太人。在荷兰，尽管有许多人加入救援行动、也有许多人加入抵抗，却常两两互相妨害。当德国警方要讨伐荷兰的抵抗势力时，他们往往先找到荷兰籍的犹太人下手。在斯洛伐克，民族叛乱引来德方干预，最终导致数千名（在其他情况下极可能能存活下来的）犹太人遭到杀害。02

　　诸如此类血腥的讽刺在波兰与苏联西边也甚为明显。在此藏匿着更多的犹太人，德方的统治更为暴力，而抵抗势力在此也更为广泛。一九四四年八月的华沙起义是对抗德方统治最重要的一起发生在都市的反抗。这固然主要是由波兰家乡军所组织战斗，但华沙起义可能是犹太人武装抵抗最为重大的一次努力。参与在一九四四年华沙起义（Warsaw Uprising）中的犹太人极有可能比参加一九四三年华沙犹太区起义（Warsaw Ghetto Uprising）的犹太人还多（有些人两起事件都参与）。技术上来说，波兰家乡军并非一支游击队伍：家乡军从属于流亡在伦敦的波兰政权，其成员身着制服、配戴徽章，藉以与一般平民区隔。德方的官方立场是波兰这个国家从来都不曾存在过，且德国势力主要的反游击战略就是射杀华沙平民——最起码杀了有十二万人。随着华沙起义败北而来的是整座华沙市建筑物逐栋逐栋被摧毁，就如同前一年犹太区被摧毁那样。在此之前，一名藏匿在华沙的犹太人的存活机率跟一名藏匿于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的存活机率大致相同。03但在华沙灰飞烟灭之际，在华沙的犹太人便再也无处可躲。04

　　苏联游击队是非正规武装势力当中最重要的一支，在东德的乡间对抗德军。他们并不将自身与平民加以区别，而是混迹于平民之中，刻意将德方的报复行动引入乡村，想藉此来招兵买马。在德军进犯的后方——主要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北——苏联游击队必须与德国人争夺乡村人口的效忠；在实际的层面上，这代表德苏双方在争夺的其实是村里的粮食。如果村里把粮食给了苏联游击队，那么德军就会把村里的所有人剿灭殆尽——通常是关在谷仓里烧死——包括藏匿其中的犹太人。如果村民将粮食交给德方，那么则有遭苏联游击队暴力攻击之虞。游击战的本质对于试图藏身的犹太人而言可谓致命。05

＊　＊　＊

　　施奈德兄弟兴之所至地一下声称自己是波兰人、一下又声称自己是俄国人，这似乎与战后的论辩有所不同。当今最大的争辩不在于要为纳粹辩护还是要为抵抗军辩护之间的论争，而是在于同样抵抗德方的两大群体——波兰家乡军与苏联游击队——的辩护者之间的论争。他们两者都对抗德军，但双方在战后也都冀望控制同一片东欧土地——这块土地同时也是犹太人的家乡。德意志帝国的东部与歷史上犹太人落脚的领域有所重合，犹太人落脚的地带又与战间期的波兰重叠，战间期的波兰又与战后史达林希望在莫斯科与柏林之间建立的安全地带重叠。

　　在日后的争论当中，犹太问题成了关于统治权的论证工具：亦即波兰的民族独立论与苏联的革命霸权论两者之间的对抗。为波方的抵抗辩护的人宣称苏联的游击军谁也解放不了，因为他们不过是先遣队极权主义压迫的仆役。为莫斯科辩护的人则称波兰家乡军是法西斯，因为他们不是苏联的同盟。究其实，在犹太问题上，这两个集团颇为相仿，因为他们类似的类国家组织（quasi-state organization）比他们不同的意识型态更形重要。

＊　＊　＊

　　家乡军当中有些杰出的官兵反对德国占领他们的国家，也反对德国杀戮所有波兰裔犹太人的政策。毛雷齐．赫林—格鲁金斯基、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杨．卡尔斯基、威托德．皮雷茨基都曾效力于家乡军。对于庇护家乡军士兵的人而言，同时庇护犹太人也不足为奇。战间期瓦莱尼亚地区的总督亨尼里克．耶赛夫斯基就同时支援过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普罗米修斯计划和修正犹太复国主义。06战时他在波兰的地下党度过，其藏身之处之一是华沙西部博得克瓦（Podkowa）的尼米斯基（Niemyski）人家。尼米斯基一家的主要计划就是拯救犹太人。在华沙东北的马佐夫舍地区奥斯特鲁夫（Ostrów Mazowiecka），雅德维加．杜戈博斯卡（Jadwiga Długoborska）直到被盖世太保处决以前都同时窝藏着家乡军的军官与犹太人。07和卡尔斯基和皮雷茨基一样，杰兹．考明斯基（Jerzy Koźmiński）也是被遣送到奥许维兹的家乡军一员。08即使在有机会的时候，他仍坚决不与家人通信，因为他不希望因透漏自己的地址而置藏身家中的犹太人于险境。米蒿．杰卢瓦（Michał Gieruła）是另一名窝藏犹太人的波兰家乡军士兵，他和妻子遭到德国人虐待，但仍然不肯泄露其余犹太人的藏身之处，于是被处以绞刑。如同其中一名犹太倖存者后来所说，杰卢瓦夫妇「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换取我们的生存。」09

　　波兰家乡军也实行救援犹太人或支援犹太人斗争的行动。家乡军及其他波兰政治组织协助个别犹太人最显着的方法或许是假造德国文件。他们有名的「造纸厂」（paper mills）能够制造出德国的身分证（Kennkarten），将犹太人指鹿为马为波兰人——当时的犹太人称之为「亚利安文件」（Aryan papers）。10通常波兰人以此收取金钱或货品，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家乡军设有犹太部门，由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Henryk Woliński）执掌，自一九四二年初向外国媒体提供消息。11家乡军的官媒《讯息通报》（Information Bulletin）报导了大屠杀的每一个阶段。12从华沙上空英国军机空降的伞兵就是家乡军的士兵，他们的腰带中夹带着现金，用以支援犹太人援助委员会救援犹太人的行动。

　　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或者加入家乡军，或者宣称已经加入了家乡军来解释为何他们的存在不见天日。总的来说，这样的计策只有在少数可以佯装成波兰人的犹太人身上有用；其他人几乎可以确定一定会被甄别出来。家乡军的华沙区提供犹太区的犹太战士武器——这些犹太人藉此来树立他们的权威——然后又提供更多后来用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犹太区起义的武器。13在少数较小的案例中，犹太人的小支队被允许与家乡军联合。加入一九四四年华沙起义的犹太人与其说是参加家乡军（虽然有些人的确加入了）毋宁说是为自由而战。其中一人如此描述这种想法：「从犹太人的观点看来不可能採取被动。波兰人拿起武器对抗死敌。我们身为受害者、身为同胞公民的义务，就是帮助他们。」14

　　一九四四年八月五日华沙起义几天内，家乡军一支队解放了华沙集中营（KZ Warschau，Concentration Camp Warsaw）。华沙集中营是杀戮犹太人、波兰人的主要地点，其主要的囚犯是外来的犹太人以及从奥许维兹转送过来的希腊人，因为当局认为他们能够从事繁重的劳动。由于这次家乡军行动全然是象徵性的，没有任何战术上的重要性，因此完全由志愿者所执行。其中一人是从开往特雷布林卡的火车上跳下，返回华沙参加家乡军的斯塔谢克．阿隆森（Staszek Aronson）。许多从集中营解放出来的犹太人加入了起义，但其中有一些遭到小型的波兰地下组织、右翼的波兰国家军游击队（National Armed Forces，Narodowe Siły Zbrojne，NSZ）射杀，死的时候还身着集中营的制服。15

　　家乡军是战前波兰军队的延续，也是波兰海外流亡政权官方组成的单位，因此对所有的波兰公民开放。但不同的是，战前的波兰军队无论就事实上还是原则上都是（族群）融合的组成，而家乡军则被看做波兰族裔的组织。战争以及德、苏刻意消灭波兰的结果使得波兰人倾向于以族群来理解武装斗争。犹太布尔什维克的迷思为家乡军单位对犹太人的烧杀掳掠披上了道德外衣。一九四三年，波兰倖存的犹太人藏匿之际，家乡军获令将武装的犹太人视为匪徒。有时这意味着家乡军会处决他们，但有时不会。当此同时，家乡军对勒索犹太人的波兰人处以死刑，并执行了几件。16波兰国家军游击队把犹太人就理所当然地视为国家的雠寇（很可以理解地，犹太倖存者往往把波兰国家军游击队与家乡军混淆）。尽管国家军游击队规模远小于家乡军，但他们可能杀了更多的犹太人。

　　对于想要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波兰人而言，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迷思也可能是致命的。一九四四年六月，前此负责协助犹太人的家乡军统帅部的卢德维克．韦德萨（Ludwik Widerszal）和杰兹．马可维茨基（Jerzy Makowiecki）显然是在被发现曾为苏联工作后遭到自己的同僚杀害。这次行动是由维托德．比恩寇斯卡（Witold Bieńkowski）所安排，比恩寇斯卡本身也是一名出手救援犹太人的反犹主义者。这类事件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在战事尾声的波兰政治氛围之下，基于爱国主义对德国占领方的抵抗行动逐渐转移到对于共产主义复辟的恐惧。同一批红军不久之前还以德国盟友之姿占领波兰领土，现在却以德国统治的解放者之姿挺进波兰。波兰家乡军认为在波兰的人可能与苏方势力合作，以及战争结束后波兰恐怕会受到苏联的宰制，这些想法诚然正确，但是将共产党人认为是犹太人，以及将犹太人（和其支持者）认作共产党人，则是致命的错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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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共产主义在战前的波兰是非法的，波兰的共产党势力在战间期也微不足道，但共产主义确实为一些波兰公民提供一个比起民族身分更为吸引人的替代方案。相对于共产党政权的官员（apparatchiks），因理念而加入共产党的人确实常在德国入侵后帮助犹太人。习惯了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遭到压迫的人们更容易对其他在战争期间遭受磨难的人慷慨付出。

　　共产主义（或者其前沿组织）在战前就已经广受欢迎的村子里，一九四一年较不容易发生反犹行动。在战前参加共产党总是涉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在社会上深入的接触，且总是需要地下组织的经验。对非犹太人来说，共产主义也代表与一九三○年代普遍存于国家民主党人士和波兰右翼人士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反犹主义相抗衡的世界观。有一位波兰公民战前在比亚维斯托克医院担任护士，她与犹太籍的医师交好。如同众多其他一九三○年代居住在波兰的白俄罗斯人一样，她对共产主义抱以同情，并且对她记忆里「到处充斥着的反犹主义」作呕。18

　　尽管相较于爱国主义形形色色的变异来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型态对犹太人来说较为友善，但对犹太人而言，在战时要真正加入苏联的游击队并非易事。在一九三九、四○年由苏联统治的地带、在双重占领区及在战前属于苏联的领土，德国人于一九四一、四二年实施大规模射杀，可以的时候他们会将任务委派给苏联公民执行。这意味着在苏联德占区，直接参与在杀犹太人当中的当地年轻人为数甚多，远比西边的德占波兰还多。然而对于苏联的游击队员来说，辅警队员乃是一个珍贵的资源，如果可以，应当拉拢到自己这一边来。其结果是：在德国的边线后方，苏联游击队员在战场上有时透过承诺特赦来招募刽子手。19有位苏联的游击队指挥官安东．布林斯基（Anton Bryns’kyi）对犹太人友善的程度到了他自己都被谣传是犹太人的地步。他会从德国警队招募成员。20诚然，一九四二年末，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忧心他们视为未来干部人选的年轻乌克兰辅警队员会离开辅警队去为苏联作战。21在这股浪潮当中有个戏剧性的例子是：有位乌克兰的员警在他的犹太裔女友即将被枪杀之际倒戈，带着她一同加入苏联游击队，藉此把她从尸坑的边上救出来。22

　　熟悉当地的犹太人会故意将杀害他们同胞犹太人的刽子手给招募进苏联游击队里。以色列．平丘克（Izrael Pińczuk）是一名年轻的犹太男性，来自沃里尼亚邻近罗基特涅（Rokitno）一个名叫格林奈（Gliny）的村庄。当杀戮开始时，平丘克不愿与母亲分开。如同许多犹太人父亲、兄弟、儿子一样，大规模杀戮发生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想法是顾全家庭。他的母亲叫他先救自己，这样他才能为她祈祷。起初他不依母命，打算与整个犹太人的社群一同赴死。但随后在萨尔内（Sarny）的集中营内男女被分开，自此他未再见过他的母亲。听闻了拉比预言弥赛亚的回归，并宣称要有尊严地接受死亡后，平丘克逃走了，一路找到了当地他所信赖的一位农民旧识。然后他加入了苏联的游击队，为他们的军事目的将他对当地详细的知识提供出来。「有一整班的当地人马都是由我所招募，」他说，「在当地人当中，曾经效力于德国人的乌克兰人现在投奔到了我们这一边。虽然他们曾经效力于德国人的分子，甚至还曾对犹太人烧杀掳掠，但让他们当我们的协力者总比与他们为敌、让他们转而效力德国人来得好。」23

　　不是每个为重返此地的苏联政权工作的当地犹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都如此露骨，但这样的经歷普遍来说是成立的。这样的倒戈对苏联游击队员的存续来说是必须的，他们往往是双面甚至三面的协力者。其结果是一边是试图从德国人手中逃出来的犹太人，另一边是曾经与德方协力杀害犹太人、而现在试图避祸于苏方报复的刽子手，这两者在苏联的游击队当中弔诡地被送作堆了。有些战前苏联领土上的苏联指挥官本身也是反犹太主义者，他们在游击队当中找到了机会表达在苏联本土不合法的观点，并据以行事。试图加入苏联游击队的犹太人必须用尽各种手段来应付他们所躲避的对象。结果许多手无寸铁却试图加入苏联游击队的犹太人反而遭到杀害，有些试图加入的人则是先被没收武器，再被杀害。24

　　然而对于多数犹太人来说，苏联游击队已经是最友善的军队了，是可以藉倒戈来拯救自己的最好机会。对犹太人友善乃至于拯救他们生命的苏联游击队的指挥官来自波苏边界的两边，且来自各个民族。25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可能莫过于在乌克兰西北瓦莱尼亚效力于布林斯基麾下的「麦克思」（Max）。关于麦克思的谣言甚嚣尘上，但实际上他是个名叫乔瑟夫．索比耶席耶克（Józef Sobiesiak）的波兰人。他是少数（甚至可能是唯一）犹太区内部接触以求救出犹太人的游击队指挥官。26有一回他下令惩处两名强暴了两名藏匿中的犹太女孩后再把她们交出来的乌克兰人，这两名乌克兰人遭到了枪决，他们的房舍被烧毁，且他们的邻人还受到了警告。执行这次惩罚的游击队员本人也是乌克兰人。27

　　加入苏联游击队勇勐作战的犹太男性中有许多来自瓦莱尼亚。如同北方的白俄罗斯一样，瓦莱尼亚地区适宜游击作战。德军在一九四二年秋天採取全面消灭瓦莱尼亚的犹太区之际，苏联游击队就在左近之处。28相较于白俄罗斯，瓦莱尼亚的人民在各个方面都高度地政治化——有乌克兰人、波兰人、犹太人、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受人爱戴的波兰籍苏联游击队指挥官麦克思就在这个地带活跃。犹太人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在战争期间的瓦莱尼亚听到了迴响。参加苏联在瓦莱尼亚的游击队的犹太人多数在苏军到达之前就已逃逸到沼泽地中。29他们有些人组成家庭营（family camps），妇孺在此得以温饱。30来自瓦莱尼亚的犹太男性很清楚他们自己的动机为何，那就是「行动的畅快感和为了胜利做斗争的壮烈感受」31，或者像是「我很高兴我採取了一些报复行动。每杀一个德国佬我就感觉更舒坦。」32

　　一九三○年代末，波兰军队曾在瓦莱尼亚地区训练年轻的犹太男性如何操作武器，在当地，贝塔组织与修正复国主义都颇受欢迎。在瓦莱尼亚的沼泽地作战的犹太人就像在欧洲这一区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不仅只是在德国想要杀光他们的计划中求生存，同时也是在政治上他们的未来命运应当往何处去——是以色列、波兰还是苏联？——在这些彼此竞合的理念之间的夹缝中求生。所有这些犹太人只要活着就不只是受到要杀光他们的行动所影响，也被上述三种政治视野给左右。麦克思还记得犹太人所建立的三个家庭营的名字：「比罗比詹」（Birobidzhan，是苏联犹太人自治区的名称）、「那列夫基」（Nalewki，华沙主要的犹太区）以及「巴勒斯坦」（Palestine，贝塔组织成员承诺他们自己会取得的地中海地带）。

　　一九四三、四四年，有些犹太人与苏方人士联手在本来属于波兰边境的偏远地带与德军交战，其他人（有时就是前述犹太人的邻居）则被遣送到古拉格，然后在波兰军队透过印度、伊朗辗转进入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他们在后来变成以色列国的沙漠中与英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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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与波兰双方都宣称犹太人生活、死去的地方为自己的领土。苏联方面除了打算威压德国人以外，也企图吞没任何支持波兰独立的势力。所有组织化的犹太救援行动都变得政治化了，这是由于从苏联的角度来看，任何组织无论意图为何，要不就是支持苏联，要不就是反对苏联。在史达林式的对现实的理解当中，没有这种社会存在，也没有独立行动的空间。任何发生的事都不能被看作是复杂现实的一个要素，而应当视为是反映无产阶级与其全球性资本主义压迫者之间（以当下的情境来说也就是苏联领导阶层及其敌手之间）的基本冲突。无论其个人的感受为何，大规模救援犹太人的人无可避免地都被归在这两者之一。那些在苏联统治下生活的人通常都了解这一切原委。

　　其中一号这样的人物是图维亚．比耶尔斯基（Tuvia Bielski），他出生在战前波兰东北方主要的丛林沼泽区（今白俄罗斯西部）里一户小店和磨坊主人的人家。比耶尔斯基是波兰公民，一九二七至二九年间曾效力于波兰军队。一九三九年德苏联军入侵波兰，波兰东部遭到苏联併吞时，他第一次经歷苏联的统治。后来，比耶尔斯基搬迁到利达（Lida）为苏联的交易单位工作。在德国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入侵苏联后，比耶尔斯基试图保护犹太人，不让他们遭到大规模的杀害。他和他的兄弟于一九四二年在纳利博基森林（Naliboki Forest）建造一个家庭营。如同其他的家庭营一样，这个是犹太人的措施；但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家庭营的主事者必须与苏联的游击队达成协议。比耶尔斯基说服当地的苏联游击队相信自己是他们的一分子。他和与他一起保卫家庭营的人手于一九四二年年底正式隶属于苏联的指挥，但其代价是比耶尔斯基和他的手下得参与在苏联对抗波兰家乡军的行动当中。33

　　苏联曾于一九三九年以德国盟军之姿入侵波兰东部，一九四四年却是以德国敌军的身分再次来到波兰东部。史达林向英美盟军解释道，苏联会把德苏同盟下取得的土地视为向来由苏联领有的土地。第二度来到这个地带的苏联军队带来的除了枪炮弹药还有失忆症。此际必须全面遗忘前一次苏联于一九三九年入侵波兰造成波兰亡国一事。苏联势力于一九四四年抵达战前波兰的领土，要将波兰从法西斯主义中解放出来，不多也不少。

　　这种强大的迷思不容反对。莫斯科方面引狼入室让纳粹进入东欧的责任得要从苏联的歷史上清洗干净，取而代之的是，此一罪责要分配给当下的敌人，也就是那些可能成为苏军劲敌的人。由于沦于苏联统治之下的波兰东部人口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是波兰公民，因此曾于一九三九至四一年间经歷过苏联的占领，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有嫌疑，因为他们活着本身就与苏方的政治路线互相矛盾。比耶尔斯基本身是名复国主义者，他将他建造的家庭营命名为「耶路撒冷」。复国主义这种政治信念颇具风险，因此他不曾对其苏联同志提及。与苏方一同对德国作战尚不足以让他全身而退。无论他个人是怎么想的，比耶尔斯基动用他的手下对抗波兰军力，藉此展示他的忠诚，这可能是有必要的表态。比耶尔斯基与波兰家乡军在地指挥官的棋局你来我往。34无疑他事先对苏方的期待有正确的理解，然后再相应行事。35

　　尽管波兰军队不像红军，从来未曾以德国盟军之姿出战，但苏联却可以毫不迟疑地将波兰人看成是法西斯主义者。在史达林式的话语中，「法西斯」并不是纳粹或者曾协助纳粹的人，而是那些被史达林式体制认定不是为了苏联利益服务的人。普遍来说红军会允许波兰人参战对抗德军，然后解除他们的武装，并给他们两个选择：不是屈从于苏联的指挥就是前往古拉格。在某些案例当中，波兰士兵（尤其是军官）就直接遭到杀害了。红军于一九四五年五月抵达柏林击败德军后回到波兰东北部的森林中对抗波兰家乡军的残部。一九四五年六月扫荡奥古斯图夫森林（Augustów Forest）后，约五百九十二名波兰男性被处决。36战事的尾声，四万名左右的波兰男性被遣送至古拉格，其中一万七千名被控曾效力于波兰家乡军——在整场战事当中，家乡军是欧洲抵抗纳粹最大的地下组织。37

　　在一九四五到四九年间，也就是战事告终之后的四年，在莫斯科所支持的共产党人全面取得波兰政权之际，苏联的宣传队伍发展出一套战后的阵线，结果波兰国家主权支持者、犹太国家主权支持者、美国人、纳粹、法西斯主义者变成本质上都是同一类人了。美国透过提供名为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援助方案维持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以色列于一九四八年建国，但并未如史达林所预期的那样变成苏联的附庸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立于一九四九年，是为地处史达林的帝国以西的军事同盟。冷战初期，在苏联的政治宣传当中，一九四五年红军所击败的同一批军事势力同盟仍然逍遥法外，随时都准备好要向社会主义的祖国发动攻击。而实际上，一九三九年至四五年间谁曾经对谁作战、谁又曾与谁协力则无关紧要了。歷史不是用来发掘、理解的，而是要拿来模塑为日后可为苏联政治秩序所用的形状。所有的政府都会用某些手段做类似的事；但苏联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全面地实行。38

　　在整场战役中对德作战的波兰军人被归类为法西斯主义者，有时甚至与德籍囚犯一同处决。39同时，战争期间曾经虐待、杀戮犹太人的波兰人加入了在苏联的指挥下重新成立的波兰共产党，并成为背后有苏联势力的波兰新共产主义政权的支持者。这样的双重协力在政治上可以解释，因为曾执行德国政策的人在新的秩序下需要保护。40这同时在政治上也是必须的。就如同抵抗一种暴政的人也会倾向于抵抗另一种暴政一样，与某种暴政形式协力的人也倾向于与下一个暴政的形式妥协。在像波兰这样先是被德苏瓜分、然后遭到德军全面占领、又再遭到苏联全面占领的国家，多重的协力是无可避免的。

　　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苏联势力是不可能在战后的波兰支持犹太人的。波兰人就像任何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其他人一样，曾经将犹太人的财产据为己有。由于犹太人人数曾经在波兰如此之多，也由于犹太人在城市中所持有的财产比例之高，这导致了整个社会发生戏剧性的转变。不是因为所有的波兰人在战前都比所有的犹太人贫困，也不是因为波兰人在占领期间发家致富——波兰受到摧残的规模（即便是在乡村）是西欧所无法想像的。对未来有所启示的是德国制造相对剥夺感的政治手段：从每个人身上都夺走一些东西，但从犹太人身上夺走一切，然后再夺走他们的性命。这造成了一些缺口——腾空出来的公寓、商业与职业的肥缺——由于波兰人在战争期间蒙受巨大的损失，且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于是他们更加坚决要鸠占鹊巢。41

　　苏联进入了一个被战火所摧残的国度，面对到的人普遍来说都对他们抱持敌视的态度。苏联的势力并没有质疑纳粹在波兰进行的社会变革，而是加以认可。在效果上来说，虽然德国人不是刻意为之，但他们所执行的恰好是苏联革命两阶段的第一阶段：将财产从一个被视为没有未来的群体转移到另一个对权威心存感激的群体——这是完成集体化革命的准备阶段。苏联以及波兰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否认犹太人受到的磨难，并将他们的受难描绘成和平的苏联或波兰公民普遍的烈士情怀的一部分。如果说并没有所谓的犹太大屠杀，德国的政策当中也没有族裔的特殊性，那么此前财产的转移也就不是奠基于族裔的划分之上。财产成了苏联当局与当地人口之间的接点。德国人准许波兰人偷窃，然后苏方则允许波兰人保留他们据为己有的东西。犹太大屠杀所造成的后果成了将苏联统治给合理化的行径之一部分。42

　　苏联式的统治在波兰和在其他地方一样，需要垄断道德高位以及掌握对过去的话语权。根据苏联的定义，歷史只有两面，抵抗苏联就是支持德国，就是反动派。在战争期间任何对德军的反抗都应该是由苏方所组织，其他的反抗形式没有存在的权利，因此要是它们还存在，就必须被镇压下去，转而被描绘成在客观上支持纳粹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样态。一九四三年的华沙犹太区起义被修改成共产主义的活动（因此本质上不是由犹太人所发起的），因而可以接受；一九四四年的华沙起义则被描绘为法西斯主义的活动，应当被遗忘。波兰家乡军被形容成是纳粹的同党，即便其实当波兰抵抗军正在盖世太保的监禁下受虐时，苏联仍然是纳粹德国的盟军。

　　曾经援助过犹太人的波兰人对于新的共产主义秩序来说有时是个烫手山芋，因为他们会让人注意到苏联统治的社会根基（其中有更多的波兰人曾将犹太人的财产据为己有）以及苏联方面对战争的描绘（法西斯主义者对抗苏联和爱好和平的苏联子民）是空洞的。因此，曾经抵抗过德国人并且抵抗过苏联并且使人注意到犹太人所遭受的灾难的这些波兰人对苏联想要强加记忆的政策构成了阻碍。自愿前往奥许维兹且曾参与华沙起义作战的维托德．皮雷茨基被波兰共产党政权以间谍罪名枪决。被德军遣送到奥许维兹的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曾为犹太人援助委员会工作，却因为曾效力于波兰家乡军遭共产党判决入狱。曾自愿进入华沙犹太区的杨．卡尔斯基曾试图向西方世界领导人解释最终解决方案为何物，他在战后移民出境，因而不在波兰共产党当局的掌控范围之内。苏联的政治宣传将他抹黑成反犹太人士。在巴勒斯坦，支持犹太革命家的波兰外交人员威托德．胡兰尼基遭到杀害，极有可能是在苏联的指示下发生。43在东欧救援犹太人成效最为卓着的业余外交人员罗尔．华伦堡（Raoul Wallenberg）被苏联反情报人员逮捕，拘禁在恶名昭彰的卢比扬卡（Lubianka）和列福尔托沃（Lefortovo）监狱中。他在苏联的监禁下死亡，但直至今日没有人知道相关细节。44

　　华伦堡的案例显示，分配善恶的需求是全面性的，超出波兰问题与犹太问题之外。苏联回到欧洲意味着要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波兰成立友善的——也就是共产主义的——政权。对犹太人的掠夺在这些地方都不会遭受挑战质疑；在这些地方，杀戮犹太人的行为也不会成为一个特殊的主题进入相关的歷史讨论。没有人会把曾甘冒生命危险援助犹太人的人当成英雄。那些曾经帮助过犹太人的人被说成是因为救犹太人比杀犹太人能得到更多金钱。在东欧，救援人士普遍试图掩盖他们曾经做过的事，为的是不要招致邻人前来刺探是否取得犹太人的财物。救援人士的家中藏有犹太人的金银珠宝这样的迷思是如此强而有力，持久不辍，但这反映出的并不是帮助犹太人的那些人的心态，而是曾经烧杀掳掠犹太人的波兰人和东欧人的心态。但由于在史达林主义之下没有不同的道德话语出现的空间，留下的便只剩物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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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利门特．舍普汀茨基（Klimenty Sheptyts’kyi）是另一名曾经援助犹太人的波兰公民，在战后遭到苏联惩罚。他是希腊天主教的牧师，是修道院院长（Studite Order of monks），这就礼拜仪式而言是东方式的（如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教会），但就体制阶序而言则是西方式的，因为那是许多隶属梵谛冈的小型天主教会之一。克利门特的兄弟安德烈．舍普汀茨基（Andrei Sheptyts’kyi）是希腊天主教会的主教；依循着安德烈的指示，克利门特和其他的神职人员窝藏了逾百名犹太人在他们位在利维夫（乌克兰人称之为Lviv）的圣乔治主教座堂中，其中有许多是孩童。45

　　安德烈．舍普汀茨基是唯一一个位阶如此高的牧师对大规模杀戮犹太人採取果决反抗的行动。起初他欢迎德军入侵，以将他们自己从苏联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苏联的统治不仅将目标瞄准他的教会，也对准他数量逐渐增加的同伙。对于苏联政权之恶他未曾改变想法，但他旋即相信纳粹的占领更加糟糕。除了他暗中进行的援助行动之外，他还向希姆莱、希特勒提出抗议，并要求教宗出面干预以保护犹太人。他告诉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犹太人是德国统治下的「第一批受难人」，而国家社会主义意味着「仇视一切高尚美丽事物」。他发出教牧书信提醒教友不可杀戮的戒律。他也将杀罪界定成预留的原罪（reserved sin，译按：中文当中似乎没有固定的译法，意指不是通过聆听忏悔的告解神父就能赦免的罪，还得需要通过上级才能赦免），意思是杀了人的希腊天主教徒必须亲自向他告解。安德烈．舍普汀茨基感到有一股罪恶的洪水正在吞噬他的教友，而由于他已经年迈佝偻，这些告解成了他得知外界发生的事的途径。聆听告解令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直接面对许多乌克兰基督徒正在对犹太人所做的事。他死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就在红军回来后不久。苏联强制使希腊天主教会臣属于东正教会的俄罗斯正教会（Moscow Patriarchate，又称莫斯科宗主教区，许久之前苏联曾经对俄罗斯正教会大加羞辱，使之伏首贴耳）。克利门特拒绝放弃他的信仰，因而被送进苏联的大牢，并于一九五一年死在狱中。

　　舍普汀茨基兄弟无疑不是一般人，安德烈更是在小有权威的位置上行事。身为天主教会的主教，他比绝大多数人甚至绝大多数的牧师更不容易受到德国的迫害。他的教会也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因为苏联在一九三九至四一年间併吞波兰东部时，其信众曾臣属于苏联的占领下。许多在一九四一年后受到德国人诱使协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都是希腊的天主教徒。尽管这些年轻人并未听从主教的指示，但要是德国人逮捕或者杀害舍普汀茨基，他们肯定会做出剧烈的反应。这么说来，他的地位有点像外交人员，而他可以利用主教座堂的建筑物来救援犹太人的能力就像是外交人员可以提供国家保护的能力。

　　但希腊天主教教会本身也有着容易成为攻击对象的歷史。该教会在欧洲扮演某种东方的基督教传统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之间的中介，一五九六年时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统合东西基督徒，两个世纪以来都名为东仪天主教会（Uniate Church）。它最兴旺的年代是在现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之下（波立联邦亡于一七九五年）。然后东仪天主教会的大公教区（ecumenical territory）转移到了帝俄辖下，帝俄并不承认东仪天主教会，并主导其与东正教的合併，然而东仪天主教会在哈布斯堡的加里西亚省（Galicia）存续了下来。罗马天主教的哈布斯堡人将之重新命名为「希腊天主教教会」以强调它与罗马之间的联系。在哈布斯堡的统治之下，该教会与乌克兰的民族复兴息息相关，而乌克兰民族复兴的领袖之一就是安德烈．舍普汀茨基。46

　　一九一八年，哈布斯堡君主国在一战败北后解体，加里西亚与其希腊天主教教徒被併入新成立的独立国家波兰。乌克兰人瞬间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当中的少数民族，而不是一个多民族帝国中的民族。在前哈布斯堡加里西亚区的有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人已经对哈布斯堡统治下充分的自由习以为常，因而被波兰当局视为威胁。罗马天主教的波兰人通常并不把在波兰的希腊天主教教会视为天主教会内部同样尊贵的一份子。在战间期的波兰，许多乌克兰人自认遭到波兰的压迫，而希腊天主教教会是乌克兰民族少数的庇护。波兰在宪法上是一个世俗的国家，然而其政策仍然受到与罗马天主教会结盟的大规模国家民主党运动所影响，尤其是在一九三○年代后半。对许多波兰民族主义者来说，安德烈．舍普汀茨基是甘为外来势力仆役。在他自己的教会里，人们都觉得舍普汀茨基对犹太人的态度过于正面，对犹太传统尊重的程度颇不寻常。他与拉比之间使用希伯来文鱼雁往返。47

　　希腊天主教教会与中央之间疏远的关系与其他救援犹太人的教会相仿。普遍来说，在战前与国家关系密切的教会在救援行动方面都不积极。在此前的政治秩序倾颓之际，这些教会的行动能力也告衰退。神职人员不习于站在反对的位置上，因此鲜少站出来提出以基督教理的解释作为抵抗纳粹统治的新现实之基础。在纳粹德国本土，主要的教派倾向于表述某种与新秩序站在一起的基督教形式。普遍来说，德国的新教徒肯让他们的教会被纳粹化（nazified），尽管有一些例外，像是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和他所建立的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48

　　相反地，本来就与当局、人民有些紧张关系的教会领导人与基督教信众通常对反对德国政策的可能性保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且他们会更快地认知到基督教的任务应当是援助犹太人。让法国新教徒比法国天主教徒更有可能援助犹太人的原因极有可能不是新教的内容，而是新教徒自己本身的弱势地位以及他们受过迫害的歷史。在荷兰有些区里天主教徒较占优势，有些区里新教徒较占优势，天主教徒在他们自己居弱势的地方比较会援助犹太人，而新教徒在他们自己居弱势的地方比较会援助犹太人。小型宗教团体的成员尤其更愿意在紧张的时节信任彼此，并习于将他们的家园视作在一个破碎的世界当中为了真理拼搏的前哨。似乎基督徒在战前与当局的关系愈是疏远，就愈是有可能对犹太人出手相救。49

　　在占领下的苏联，逃难的犹太人有时能在被禁的小新教教派代表那找到庇护。举例来说，在乌克兰，浸礼宗（Baptists）会援助犹太人。他们相信犹太人是以色列之子，喜欢与他们讨论圣经与复国主义。克鲁帕（Krupa）与泽尔贝柏格（Zybelberg）两家人藏匿在一名浸礼宗教徒的草棚仓内达六周，并与他渐渐交好。他们承诺如果存活下来，要邀请他到巴勒斯坦。他们告诉他自己的梦让他解梦。50斯都弟派（Shtundists）是在浸礼宗和其他新教徒影响下兴起于俄罗斯南部及乌克兰的新教福音派别，他们在危难的时刻通常也对犹太人较友善。莉亚．戈德宝（Lea Goldberg）是一名来自拉发洛卡（Rafałówka）的犹太女孩，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对她村里犹太人的大规模射杀当中，她是唯一逃出来的人。她找到了斯都弟修士，修士收留了她，于是她皈依了。当乌克兰反抗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Ukraïnsk’a Povstans’ka Armiia，UPA））对斯都弟派发动攻击时（极有可能是在一九四三年七月）逮到了她，用她充当护士。整整六个月间，她目睹她的反抗军单位杀害苏联游击队员、波兰人和犹太人。当她终于从反抗军中脱逃出来时，她又回到了认识的斯都弟修士那，藏匿在其马车的粮草下。51建立华沙犹太区档案库的犹太史学家伊曼纽尔．林格布鲁姆（Emanuel Ringelblum）认为在波兰，小型新教教派也有类似的举动。援助犹太人的新教徒之所以採取行动，不是出于当时变得较为普遍的普世（ecumenical）观点，而是出于对基督教信仰的诠释，这样的诠释或多或少是在精神的权威与世俗的权威之外运行的。52

　　对于犹太人遭到大规模的杀戮，居于支配地位的波兰罗马天主教会并未採取反抗行动，尽管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与天主教会的信众一起生活。当时天主教的教条认为犹太人对耶稣之死负有集体的责任，天主教关于现代性的教理将共产主义的不良影响与犹太教联系在一起。结果，援助犹太人的罗马天主教徒之所以这么出手相救，动机多少是出自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教区牧师的个人主张。这样的罗马天主教徒倾向于表达不正统的或者异端的宗教信仰。53

＊　＊　＊

　　威尔姆．欧森菲德（Wilm Hosenfeld）是一名驻守在波兰的纳粹德国军官，他是罗马天主教徒。他慢慢觉得犹太大屠杀是第二原罪。在占领下的华沙，他担任德国军官的体育部长。不论原因为何，他看清将犹太人从城市里遣送出去这件事，不肯用任何政治或意识型态话语来合理化杀人的罪。对他来说，要紧的问题只是犹太区里的犹太人被遣送出去是不是死路一条。若是如此，他写道：「身为德国军官没有任何光荣之处。」在犹太区被摧毁之后，他说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解除的诅咒」。他援助了几名犹太人与波兰人，有些人是从枪口下营救出来的。他最着名的是在德国占领的最后几周从华沙的废墟中救出华迪史洛．史匹曼（Władysław Szpilman）。欧森菲德被苏联指为战犯，判决监禁二十五年，死在狱中。史匹曼则倖存了下来，将欧森菲德的故事告诉世人。54

　　亚歷珊德拉．欧格罗辛斯卡（Aleksandra Ogrodzińska）是一名波兰罗马天主教徒，相信奇迹。一九四○年，在一处苏联入侵前属于波兰东部的沼泽遍布的波利西亚（Polesia），她和瓦拉．库丝涅佐夫（Vala Kuznetsov）在一个苏联单位共事。德军于一九四一年赶走苏联后，亚歷珊德拉瞒骗当局称瓦拉是她的家务帮佣，藉此让这名犹太妇女不要出现在公众视野。在往后的数周、数个月乃至数年，亚歷珊德拉向瓦拉泣诉犹太人经歷的遭遇。「为什么我们要经歷这样的遭遇？」瓦拉问亚歷珊德拉。「只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吗？」亚歷珊德拉也嚎啕大哭，并试图安慰瓦拉（或许也安慰她自己）说当晚就会有个奇迹能解放她们，改变一切。55

　　奇谭与幻象之所以会威胁到宗教的体制，这是因为这挑战到了修士对宗教灵异感受的垄断。格妲莉．雷德勒维茨（Gedali Rydlewicz）从波利西亚以西的比亚瓦—波德拉斯卡（Biała Podlaska）被遣送时逃脱，她辗转找到一名在森林外围的男人，当地人称这名男子为「圣徒」（Saint）。米哈尔．伊万纽克（Michał Iwaniuk）写宗教诗，凭藉着自己的权威为人提供庇佑，并告诉所有人他看到的幻象。他究竟属于天主教徒还是东正教，并不清楚；犹太的资料来源通常对于基督教门派之间的差异不予区分。无论如何，他都应该是属于异端亵渎人士，肯定是个生活在宗教或者其他体制之外的局外人。伊万纽克在战争期间协助了约六十名犹太人。当别人问他为何要这么做时，他说圣母玛利亚出现在他面前指示他救人。56

　　罗马天主教会的修女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局外人。她们和所属的修道院完全从属于教会教导的阶序。身在由男性指挥也唯有男性可以担任牧师的机构中的妇女，她们与世隔绝，寻求特定形式的奉献，与宗教的日常生活政治保持距离。波兰的天主教修女救援了数以百计乃至千计的犹太孩童。在一些案例中，她们想要让犹太孩童皈依罗马天主教。当米哈尔．格沃文斯基（Michał Głowiński）的母亲在战后发现他生还时，很乐意让修女对他施以浸礼来肯定她们为了他付出的生命危险。从天主教教会的神学观点来看，拯救灵魂比保存肉身的性命还重要。在天主教会的政治观里，则是让孩子皈依这件事让他们成为基督徒。

　　对于在修道院中这些离开了俗世家庭或者没有家庭的修女来说，孩童散发着特定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可能是年长的犹太人所没有的。但在为数颇众的案例中，波兰的天主教修女也援助年轻的犹太男性，尽管他们不管就什么理由而言都不属于修道院。比方说，在维尔纽斯附近一间圣道明修道院的院长安娜．保高丝卡（Anna Borkowska）援助了许多犹太人。其中一名她最喜欢的犹太人是一个热情、聪明的年轻人，名叫阿里耶．韦尔纳（Aryeh Wilner），她称他叫「尤雷克」（Jurek）（是波兰文杰吉［Jerzy）或乔治的暱称）。韦尔纳离开修道院去了华沙后，在犹太地下组织仍沿用「尤雷克」当作自己的诨号，以这个名字来与波兰亚利安区的波兰人联络。一九四三年，在犹太区起义前，韦尔纳被委派任务要从波兰家乡军那取得支持和武力。战斗在他离开犹太区时爆发，因此他关于犹太区里战士作战动机的描绘传到了波兰人耳里，进而也传到了全世界。他解释道，起义不是为了保全犹太人的性命，而是为了救赎尊严。与他对话的波兰人以他们自己的民族浪漫观点来加以理解：犹太人的自我牺牲是为了救赎犹太人的国家。但韦尔纳所要表达的似乎是更普遍的事。犹太区起义是关于人类的尊严，因此在挑战的是那些本来应该可以做得更多，但却没有做那么多的人。如果说这是一种救赎，那同时这也是一种非难。57

　　尤雷克回到了大火熊熊的犹太区，且在那里以阿里耶的身分遭到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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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瓦尔德．鲁菲森（Oswald Rufeisen）是一名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自波兰西南部，说德语、波兰语。他的父母亲曾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臣民，他们让他上一间用德语教学的小学。然后他被送到别尔斯科（Bielsko）与阿姨同住，这样他才能继续在一间用德语授课的体育馆内上学。他在那里加入了复国主义组织亚及巴（Akiba，译按：应是出自旧约圣经中翻译《雅歌》的拉比之名），与波兰人朋友学习马术。鲁菲森的家人很融入波兰社会；他的父亲在波兰军队中服役八年。年轻的奥斯瓦尔德从来未曾经歷过反犹主义。然而复国主义的理念——有一片犹太人的土地——在他离乡的岁月里给予了他一份归属感。当德军于一九三九年入侵波兰时，他像数十万名其他的波兰籍犹太人一样往东逃窜，心里想的是有朝一日可以抵达巴勒斯坦。58

　　他利用亚及巴的人际网络希望能抵达波罗的海的海港搭到船。他最远曾抵达当时已经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拉脱维亚，但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递解到立陶宛。他勉强从边界警察手中逃走，辗转来到当时已成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维尔纽斯，在当地找到亚及巴的成员。数万名犹太难民加入了维城当地的数十万名犹太人。鲁菲森从事包括制鞋在内的几起交易活动以养活自己。他觉得自己喜欢俄罗斯人，但设想他和其他在维尔纽斯的犹太难民终究难逃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递解出境的命运，就像来自波兰东部的犹太人一样。但结果德军于一九四一年入侵，不久之后鲁菲森就被一名效力于德国的立陶宛员警给逮捕了。被问及从事的行业时，他说他是一名鞋匠，这让他免于在波纳利（Ponary）被枪决的命运，因为德国人正好需要鞋匠。一九四一年九月，他注意到维尔纽斯正在围堵犹太人，因而决定躲起来。他见到一名酩酊大醉的德国人被波兰年轻人给包围了起来时，逮到机会帮助这个人逃走。这名德国人向他倾吐说他和他的同袍当天射杀了一千七百名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他烂醉如泥的原因。

　　鲁菲森现在知道了发生在城里犹太人身上的事，决定离开维城。有个点头之交让他在自己的农场工作，这座农场就在维城城郊距波纳利行刑地三公里处。有一位在当地治疗牲口的白俄罗斯兽医说欢迎他去他家，他家在一个更安全、更孤离的地方，并且为他写了推荐信。鲁菲森决定前往。那座村子叫做图勒斯特（Turets），并不安全，所有的犹太人都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鲁菲森抵达前夕遭到杀害。他在一间学校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活餬口。被杀害的犹太人的衣物在村民之间分配时，他也拿了几件。

　　收留他的白俄罗斯人家要他去向警方登记，所谓警方就是当地为德国人效力的辅警。警队指挥官对鲁菲森的德语能力非常惊艳，想要雇用他当德语家教。结果鲁菲森就担任白俄罗斯宪兵队与德国驻扎在米尔的警察之间的翻译。他自称是波兰人，父亲是德国人。他正式被德警雇用，着德国制服，工作通常在马背上。犹太人被大量射杀的时候他也得在场。有一次他遇到了一名来自米尔、他先前在维尔纽斯就认识的犹太人，并开始透过他传递可能能帮到当地犹太人的消息。透过他在德国警队前哨的位置，鲁菲森警告米尔的犹太人他们都会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被杀光。他甚至夹带了一些武器给他们。结果有三百名犹太人逃离米尔。

　　有一名来自米尔的犹太人供出鲁菲森就是对犹太人发出警告的人，鲁菲森也向德国人承认了。在对话中，他出于自己的意志承认了犹太人的身分。德国员警对这份自白相当惊诧，但却对他甚为同情，说鲁菲森承认这样的事是很愚蠢的。他的上司并没有安排将他处决，而是留下含混不明的评论说鲁菲森仍有可能活命，并就此对他撒手不管。鲁菲森抓紧这个机会逃走。虽然曾是他同事的这批人追捕他，甚至朝他开火，但他的感觉是这些警察没有一个真的想抓住他。

　　逃亡的过程中，鲁菲森撞见一名修女，让他灵光一现。他熘进当地复活姐妹会（Sisters of the Resurrection）修道院的大门。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组织，由一名波兰妇女成立，为波兰民族牺牲的烈士传统奉献。他向修女求援，修女吓坏了。他们知道鲁菲森是犹太人，附近其他人也都知道。她们跟他说她们会祈求神启。当天讲道中的布道内容正好是「好撒马利亚人的比喻」（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至三十七节），于是两名妇人觉得这是来自上帝的信号。在这则故事中，有名犹太人被打劫受伤，需要协助，结果伸出援手的并不是自己的族人，反而是敌对的外来异族撒马利亚人。修女可以将好撒马利亚人的比喻听成是来自权威发出的直白指示，要她们帮助陌生人。但就像她们自己也理解的，这个故事有更深一层的含意。耶稣是在与门徒讨论一段关键的圣经段落《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时讲说这个故事：「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耶稣告诉门徒，在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之外，「爱人如己」是上主的命令中最重要的一个（《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九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然后门徒想知道谁是邻舍，谁是自己。就是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耶稣用好撒马利亚人故事里陌生人帮助陌生人来回答。然后祂问门徒故事里谁是邻舍，他们回答：「是怜悯他的」。于是耶稣告诉他们：「你去照样行罢。」

　　鲁菲森被修女们收留在修道院，受到庇护长达一年。「光是要想像姐妹们为了要让我留下来得使用的计策都很困难，」他事后追忆道，「尤其是在秋冬之际，甚至想要让我住得更舒服。」他把待在修道院的时间拿来读《新约》。鲁菲森仍然是一名复国主义者，但他在耶稣身上发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形象。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当他的存在似乎要危及修道院的安全时，他同意离开，佯装成修女而去。他碰到来自米尔的犹太人，对方带他到苏联的游击队里。这个单位当时正在枪杀所有队伍里的波兰人，所以这时的鲁菲森亟欲证明自己是犹太人。其他曾经受到鲁菲森援助的来自米尔的犹太人正与图维亚．比耶尔斯基和他的家庭营在一块。所以鲁菲森与比耶尔斯基的人马一同工作了一阵子。然后在红军回到当地时，他听从其他来自米尔被他救助过的犹太人之劝，前去为苏方工作。他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效力了三个月，写关于他在战争期间旧识行为的汇报。鲁菲森是无数曾经效力过纳粹德国与苏联双方的人之一，但当然是极少数这么做过的犹太人之一。最终他辗转来到克拉科夫，并进入当地的修道院。

　　希腊天主教的安德烈．舍普汀茨基主教曾在与乌克兰人信众的通信中提及好撒马利亚人的比喻。「要了解」，他写道，「所有通往『爱你的邻舍』的所作所为都会带来上帝对你的家庭和村庄的祝福。」59被人称为圣徒的米哈尔．伊万纽克也曾经稍稍有失精准地引述过这个故事。五名在克罗斯诺（Krosno）被天主教牧师援助过的犹太人后来会引用一个他熟悉的段落：「爱你的邻舍」。60在数千名选择协助犹太人的波兰天主教徒当中，许多人都虽有失精准但确实无误地以圣经中相同的内容来解释他们的动机：「帮助邻舍」的义务。61

　　对这样的男男女女来说，邻舍是一种互惠的关系：邻居是帮助别人的人，或是需要别人帮助的人；是怜悯他人的人，或是需要垂怜的人。人类透过他人的磨难来认知到自己。在战争期间，奥斯瓦尔德．鲁菲森藏匿在修道院时阅读《新约》，但当他进入修道院时他却採用了一个《旧约》中的名字：但以理（Daniel）——梦的解析者，灾难的预告人。大屠杀发生期间，基督教经歷一场道德的灾难，对像是卢菲森这样的犹太人发出恻隐之心的基督徒是少数。在洪水瀰漫之际，他们无声对抗浪潮，浮出水面伸出援手，复又没入水中。

注释

01　ŻIH, 301/2953.

02　这点可见Croes, “Pour une approche quantitative,” 95.

03　Paulsson, Secret City, 230.

04　一九四四年华沙起义当中犹太人的复杂歷史可见Engelking and Libionka, Żydzi w powstańczej Warszawie.

05　见Brakel, “‘Das allergefährlichste,’” 403–16；Musial, Sowjetische Partisanen, 189, 202；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495；Slepyan, Stalin’s Guerrillas, 157.

06　有关耶赛夫斯基见Snyder, Sketches; and his own memoir at BUW DR 3189.

07　Bartniczak, From Andrzejowo to Pecynka, 138–40；Gawin, “Pensjonat.”

08　Bartoszewski and Lewinówna, Ten jest, 310.

09　有关杰卢瓦见Stanisław and Lusia Igeł, in Rączy, Pomóc Polaków, 280. 作者为家乡军成员。

10　FVA, 414, Alice H.；FVA, 538, Norman L.；FVA, 2700, Maria M.

11　Libionka, “ZWZ-AK,” 36.

12　有关《讯息通报》（Biuletyn Informacyjny）见Libionka, “ZWZ-AK,” 39, 43.

13　Libionka, “ZWZ-AK,” 57, 69.

14　转引自Engelking and Libionka, Żydzi w powstańczej Warszawie, 91.

15　Kopka, Konzentrationslager Warschau, 82–115.

16　有关匪徒与死刑见Libionka, “ZWZ-AK,” 119–23.

17　Libionka, “ZWK-AK,” 136.

18　Ełzbieta Burda, ŻIH, 301/2407.

19　招募刽子手的部分见Slepyan, Stalin’s Guerrillas, 209. 有关特赦见Penter, Kohle, 273. 关于苏联游击队所使用的复杂手段见Burds, “Agentura”；Armstrong, Soviet Partisans；另见Gazeta Wyborcza, 15 April 2002.

20　见Brins’kyi, Po toï bik frontu.

21　OUN v svitli, 82.

22　ŻIH, 301/2879.

23　ŻIH, 301/717. 其他倒戈的案例见Musial, Sowjetische Partisanen, 266–67. 犹太人也招募波兰人到苏联游击队，见ŻIH, 301/810当中Mojżesz Edelstein的案例。

24　另一个犹太人招募者的案例见ŻIH 301/1795. 与反犹太主义的遭遇见ŻIH, 301/53, Abram Leder；ŻIH, 301/299, Zoja Bajer；ŻIH, 301/1046, Lazar Bromberg. 亦见Dieckmann,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2:1469. 大范围的思考见Weiner, Making Sense, 376–382.

25　有关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共产党员见Jakub Grinsberg, ŻIH, 301/305.

26　Zoja Bajer, ŻIH, 301/299.

27　ŻIH, 301 5737, Rena Guz.

28　其中一项令人咋舌的纪录是汽油、机油的清单，这些汽机油完全是用来从甲犹太区移动到乙犹太区以把剩下的犹太人赶尽杀绝。见 “Ausgabeliste,” DAVO, Fond R-2, Opis 2, Delo 196.

29　有关瓦莱尼亚的男女犹太游击队员见ŻIH, 301/299; ŻIH, 301/718; ŻIH, 301/719; ŻIH, 301/1811.

30　Arad, “Original Form.”

31　Aron Perław, ŻIH, 301/955.

32　Leon Jarszun, ŻIH, 301/1487.

33　Tec, Defiance, 5, 40, 63, 80, 110, 145, 185, 208.

34　Libionka, “ZWZ-AK,” 112.

35　Slepyan, Stalin’s Guerrillas, 210.

36　Petrow, Psy Stalina, 223.

37　Gurianov, “Obzor,” 205.

38　这方面的调查见Simons, Eastern Europe以及Applebaum, Iron Curtain.

39　Skarga, Penser, 28.

40　终战时的双重协力见Skibińska, “Self-Portrait,” 459；Grabowski, Judenjagd, 93, 109；Gross, Sąsiedzi, 115.

41　对这些诠释有所启迪的文章可见Abrams, “Second World War” 以及Gross, “Social Consequences.”

42　关于苏联和波兰共产主义对犹太大屠杀的态度见Kostyrchenko, Gosudarstvennyi antisemitizm；Brandenberger, “Last Crime”；Szaynok, Polska a Izrael；Shore, “Język.” 更详尽的讨论见Snyder, Bloodlands, chap. 11.

43　这个论点来自Ginor and Remez, “Casualty.”

44　最新的证据来自Matz, “Cables in Cipher.”

45　细节见Hentosh, “Pro vstavlennia,” 318–25以及Motyka, Cień Kłyma Sawura, 80–82；这方面最出色的研究是Himka, “Metropolitan Andrei Sheptytsky.” 被救援的孩童的经歷见Rotfeld, W cieniu, 53–54, 88; Kahane, Lvov Ghetto Diary, 118–55; Lewin, Przeżyłem, 155–59.

46　东仪天主教会的源起见Gudziak, Crisis and Reform, 209–22 and passim；Koialovich, Tserkovnaia uniia, 1:166–68 and passim.

47　见Snyder, Reconstruction, chap. 3；Snyder, Red Prince, chap. 3；Himka, Religion and Nationality；Jobst, Zwischen Nationalismus und Internationalismus.

48　这个论点见于Braun and Tammes, “Religious Deviance,” 3, 11；Cabanel, “Protestantismes minoritaires,” 455. 有关德国的部分见Ericksen, Complicity, 95 and passim.

49　着名的例子是利尼翁河畔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见Sémelin, Persécutions, 717–37.

50　Spektor, “Zydzi wołyńscy,” 577；Spector, “Holocaust,” 243; ŻIH, 301/397, Jakub and Esia Zybelberg, Hersz and Doba Mełamud. 另见Sefer Lutsk中Fanye Pasht的证词。

51　ŻIH, 301/1011；亦见Siemaszko and Siemaszko, Ludobójstwo, 793. 参阅Cabanel, “Protestantismes minoritaires,” 446.

52　Ringelblum, Polish-Jewish Relations, 242.

53　对此议题详细的重审见Connelly, From Enemy to Brother.

54　Confino, World Without Jews, 198.

55　ŻIH, 301/2502, Wala Kuźniecow.

56　YIVO, Hirshant Papers, 3/206.

57　Ringelblum, Polish-Jewish Relations, 226.

58　这则记述整理自ŻIH, 301/3726 (also classified as ŻIH, 301/2827) 及FVA, 1834；引言出自前者。

59　Motyka, Cień Kłyma Sawura, 86.

60　YIVO, Hirshant Papers, 3/206.

61　Rączy, Pomóc Polaków, 253, 100.

第十二章

正直的少数人

　　十九岁的妙龄女子伊塔．丝特拉丝（Ita Straż）被立陶宛的警察拖到波纳利森林（Ponary Forest）的长条土坑前。在此之前，她已经听到枪响，现在则看到成排的尸体。「一切都结束了，」她心想，「我究竟遭遇的是怎样的人生？」她和其他同样被剥得精光的人排排站在沟堑的边缘，子弹险些擦过她的头和身体。而她之所以直挺挺地向后倒下，不是为了装死，纯粹是出于恐惧。在一具又一具的尸首落到她身上时，她仍维持静止不动。坑洞堆满了之后，某个人走在最上面那一层尸身上朝尸堆下扫射。有颗子弹打穿了伊塔的手，但她仍不作声。他们开始把土堆埋进坑洞。她强自忍耐着等到无法再等为止，才勉力通过尸体、土堆往上清出一条血路。她全身一丝不挂，身上唯一沾着的就是泥巴以及自己或别人的血。她四下向人求助，第一间木屋拒绝了她，第二间也拒绝了她，第三间也拒绝了她。第四间小屋给予了她协助，于是她倖存了下来。01

　　住在第四间小屋里的是谁？是谁在没有政府、军队、教堂的代表的规范、机构之下伸出了援手？犹太人从向与某些机构有关的人寻求协助、到向毫不相识的陌生人求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大多数的犹太人在大多时候遭到了拒绝，含恨而终。02当外在的世界所提供的只有威胁而没有许诺时，少数出手救援犹太人的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愿意想像自己的生命也将因此变得不同。是爱、婚姻、孩子，或者撑过战乱走向和平、走向更平静的未来的愿景补偿了自己所甘冒的风险。

　　这种愿景最简单的表现形式是性欲。在追忆如何逃出开往古拉格劳改营和贝尔赛克灭绝营的火车时，赛尔妲．玛琪洛薇琪（Zelda Machlowicz）并没有提到她的风姿有多么绰约；但事实上，她的语调和她的故事适足以说明她的姿色，无庸赘言。赛尔妲生于战间期波兰加里西亚（Galicia）东边（今乌克兰西边）的一个犹太农家，许多犹太人在此务农。纵然帝俄禁止犹太人拥有城镇以外的土地，但哈布斯堡君主国允许犹太人务农。在哈布斯堡君主国于一战中覆灭、加里西亚成为波兰的一部分时，数千名犹太人持续耕作饲畜，玛琪洛薇琪一家也是其中一员，直到苏联入侵东波兰。一九四○年，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富农」（kulaks，持过多财产者）的标籤流放了玛琪洛薇琪一家。

　　赛尔妲跳下了苏联遣送他们一家的火车，丢下了父母逃窜到拉瓦罗斯卡亚（Rawa Ruska）躲避苏联当局的追捕。德国人在一九四一年抵达这里的时候，她已经习于用小聪明求生。她试图躲避德方的射杀行动，一九四二年初开始躲躲藏藏，以免被转送到德国在贝尔赛克的灭绝营。赛尔妲所要掩藏的不是她的身体，而是她的身分。她时常到别人不认识她的地方以乌克兰人的身分自居。她没有进到犹太区，也没有佩戴犹太人理应用以标志身分的星星。身为女性她有某些优势，她没有犹太人的体型特徵。她的穿着只透露她来自乡村，但并不会洩漏她犹太人的身分。如同其他来自乡间的犹太人一样，她也能说乌克兰语，也能做某些非犹太人相信犹太人不会做的举止，像是辔鞍骑马。她从不曾被陌生人甄别出她的犹太人身分，但过了一阵子却遭到自己的旧识给认了出来。

　　无论在德国还是苏联的占领之下，多数的警察都是当地人。尽管赛尔妲并非来自拉瓦罗斯卡亚，但每天仍得面对被乌克兰辅警认出来的风险。果不其然，有一天有两位辅警认出她来。这两位青少年男孩停下脚步戏弄她。「跟我们到贝尔赛克吧！」他们说，「妳在那就能休息了。」第三位乌克兰员警跑上前来加入他们；赛尔妲认出了战前曾一起上学的皮耶崔克．洛西可（Pietrek Hroshko）。「别把她带走，」他对同侪说，「战争开打之前她就是我的未婚妻。让她跟着我。」在乌克兰语中，「未婚妻」的字义范围远比英文广，更接近「女朋友」。于是那两位乌克兰员警就随他们去了。皮耶崔克转而面对赛尔妲，然后，两人之间电光石火的交错，不仅显露出环顾四周的死亡之复杂，更透漏出在他们内心青春生命的缱绻。

　　皮耶崔克：我救了你一命。跟我在一起吧！我一直想要妳，从战争开打以前就想要妳了，在妳六年级的时候。

　　赛尔妲：听好，你可以占我便宜。我是个犹太人，你是个德国警察，所以我也只能任你处置。要不然就等等，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也许我们可以结婚。

　　皮耶崔克：我发誓我不会碰妳。跟我回家吧！

　　赛尔妲：谢谢你，但不了。上帝会让你有好报的。

　　皮耶崔克：你会后悔的——我会把妳藏起来。

　　赛尔妲：我不想造成你职涯上跟德国人之间的麻烦。你知道我孑然一身，我才十六岁，但我会没事的。

　　皮耶崔克：请记得我。

　　稍后，赛尔妲被一名同为犹太人的人举发，被遣送到了贝尔赛克。她也从那列火车上逃了出来，但却遭到枪击受伤。一家乌克兰人家发现了她，以为她是乌克兰人，便照顾她直至恢复健康。这家人中的年轻男子是名效力于德国的警察，他也深受赛尔妲所吸引。「妈，」他说，「妳为我带回来了一位未婚妻。」赛尔妲决定前往利维夫进入一间修道院，途中在火车上她顺手偷了隔壁乌克兰女孩的身分证明文件。如同利维夫的谚语所说，将身心合而为一的是护照（译按：见第十章）。赛尔妲偷了乌克兰女孩的身分证后从事了一系列工作，其中一项便是伪造德国文件。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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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犹太妇女也可能被一个新的爱人所拯救——某个她在藏身时相遇的、向她求婚、因而也是向她提供新的家庭和庇护的人。艾莉西亚．萝腾堡（Alicja Rottenberg）离开华沙犹太区后在亚利安区寻求庇护。她和两位堂姊妹先是在伯父的秘书处藏匿，但在那被揭发身分，只好再度逃亡。其后她们窝藏在一名水手之处，但又因为招蜂引蝶，只得离开。在那之后，她们被一位曾操贱业的妓女收容，这位妓女很喜欢艾莉西亚，但她没办法长期收容三名女子，却也帮她们找到了新的避难处——和她的姊妹和两位外甥女一块，艾莉西亚得要支付她们房租。五位年轻女子在不寻常的情况下共处一室，造就了再平凡无奇也不过的冲突。

　　这家人的旧识中一位名叫济斯瓦夫．巴兰斯基（Zdzisław Barański）的年轻男子开始对艾莉西亚投以比另外两姊妹更多的关爱眼神。当他向艾莉西亚（而非其他两人之一）求婚时，她们为此眼红，向艾莉西亚的追求者洩漏她的犹太人身分。艾莉西亚知道这会给济斯瓦夫造成困扰，而她不想给他添麻烦。「我看得出来情况并不乐观。我决定告诉巴兰斯基，为了双方都好，我们应该分手。隔天傍晚巴兰斯基来看我的时候，我很委婉地提议结束这段关系。他马上回道：他早就已经知道一切，但这一切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他承诺会照料我，并会就他能力范围来帮助我。」

　　就在此刻，收容她们的家庭决定将这几名犹太房客的所有财物都据为己有，并将她们转交警方。这个决定与其说是出于愤怒，毋宁更是工于心计的结果。在这对姊妹向济斯瓦夫洩漏艾莉西亚的犹太人身分之际，她们同时也置自己的母亲于险境，因为她们的妈妈非法收容了犹太人，而她们自己也成了共犯。于是乎，在嫉妒心这人性显现的片刻，她们同时置母亲与自己于险境。为了确保自身安全，确保济斯瓦夫不会走漏消息，唯一的方法便是赶紧甩脱犹太人的后患。艾莉西亚安全无虞：她的未婚夫果然信守承诺，在华沙郊区为她安置了新的庇护处。艾莉西亚的两位堂姊妹则于翌日遭到处决。艾莉西亚与济斯瓦夫在战后果然成婚，育有一女，然后离了婚。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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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可能拯救先生，反之亦然。索菲亚．艾森斯坦（Sofia Eyzenshteyn）是苏维埃乌克兰基辅的一位产婆，以她的「金手」着称。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国人枪杀多数还留在娘子谷的犹太人。索菲亚的丈夫（不是犹太人）为她在庭院的后方挖了一个藏身之处，将她乔装为无家可归的人把她带到那里。随后他仍持续显然是平日的家庭例行公事——在遛狗的时候跟狗说话，但靠近藏身之处的时候，他会把话头转向对太太。他帮她带来食物和水，但她觉得躲躲藏藏的生活难以忍受，要他毒死她。他没有照办。于是她活了下来。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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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小孩的喜爱也可能带来拯救。

　　卡塔奇娜．沃克特普（Katarzyna Wolkotrup）是一个波兰籍的老奶奶，与小孩和家人住在巴拉诺维奇（Baranowicze），有一个女儿已出嫁，一个儿子已娶亲，一个儿子仍未婚。她的女儿和女婿有一个小孩，是卡塔奇娜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孙女。她的三个小孩和一对犹太夫妇米哈尔（Michał）和莎娜（Chana）交好，他们的小孩也年龄相仿。米哈尔、莎娜和女儿就藏身在房子的地下室。小孩哭的时候，卡塔奇娜老奶奶会在莎娜的请求下带她出去透透气。这远比米哈尔或莎娜出现在外头安全多了，几乎没有风险：小孩是女生，所以没有行割礼的问题，所有看到的人只会看成不过是老奶奶和她自己的孙女。在波兰往往是祖母把小孩带大，所以这场景再稀松平常也不过了。

　　有一天，卡塔奇娜和米哈尔、莎娜的小孩外出时，听到房子里传出吵杂的声音，因而不敢回家。当她终究回到家门时，发现所有人都死了：不只是米哈尔和莎娜，连她自己的三个小孩、女婿、媳妇、孙女都无一倖免。他们遭到邻居检举，检举的邻居说不定得到了这间房子作为回报。卡塔奇娜年已五十四，而今所有的家人却都不在了，失去了她所期待的未来后，她离开巴拉诺维奇，一去不返。她待小女孩如己出，将她一手养大成「健康、可爱」的孩子，如战后採访她的犹太人所记载。06

　　保姆也把小孩带大，并且爱他们。在华沙，玛丽亚．普日贝尔斯卡（Maria Przybylska）为勒温（Lewin）一家人工作，担任小蕾吉娜（Regina）的保姆把她带大。蕾吉娜的父亲从华沙的犹太区与玛丽亚联系上。在他被送到特雷布林卡杀害后，他的妻小离开犹太区前往亚利安区找到了玛丽亚。蕾吉娜的保姆收留了她们母女俩，一个是她先前带大的小孩，一个是她先前的雇主，并为她们找到庇护之处。蕾吉娜比较容易能够装成波兰人，可能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她是被波兰籍的保姆带大的。她以玛丽亚的姪女的身分被介绍与她一些波兰友人同住。另一方面，蕾吉娜的妈妈的仪表言行则可以辨识出是犹太人。她们同意蕾吉娜的妈妈先暂住在玛丽亚的一位男性友人处。

　　玛丽亚这时在为一个德国人家庭工作，她从那里为蕾吉娜和她的母亲窃取食物和煤炭。玛丽亚的友人让蕾吉娜的母亲睡他的床，自己则睡在地板上。在餐厅当厨师的他为归他保护的女人偷肉，自己则斤两不取。雷吉娜于一九四六年时值十七岁时从瑞典捎来的书信中，对救了她和她母亲性命的男女有这些话要说：「我欠这些人一切。今天我可以看见太阳，可以看见人们，我存在在这个世上，享受生活和自由。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家人中有没有任何人愿意作出这样的牺牲照顾我们，像他们那样照顾我们和关爱我们。」07

　　男人有时候也收容小孩，因为妻子要他们这么做，或者他们自己想要这么做。塞尔吉斯．塞维林（Sergiusz Seweryn）收养了一名三岁大的孤儿女孩，他邻近比亚维斯托克的村里都知道这个女孩是两名犹太生还者之一。08他含辛茹苦地养育她长大，直到他的妻子离开他并带走了小孩。同样来自比亚维斯托克一带的斯坦尼斯瓦夫．杰洛明斯基（Stanisław Jeromiński）收容了一位犹太人点头之交一岁大的女儿。09战争结束后他不想与女孩分开：「他对她视如己出，说他为了她冒了生命危险。」——事实上他也的确冒了生命危险保护她。

　　有的男人失去他们自己的孩子，出于对孩子的思念而做了一些举动。这就是雷切尔．科赫（Rachela Koch）和她的两个女儿之所以能倖存的原因。科赫一家战前住在柯洛梅亚（Kołomyja）一个位于加里西亚的城市，那里没有任何犹太人于战火中倖存。雷切尔与她的两个女儿试图在枪击中脱逃到地下暗堡。她们是最后进来的三人，所以只占到了最差的位置，位在最深的洞穴，黑暗秽臭，但也因此，在这藏身之地被发现的时候，她们还能躲过枪林弹雨。

　　在爬出洞穴之后，三个人在路旁悲痛地等死。有一位路过的波兰人米哈尔．斐德洛维兹（Michał Federowicz）认出了她们是犹太人（当时大多数的波兰人都能认出犹太人）。他问她们为何在外抛头露面，招引杀机；她们说她们已走投无路了。他将母女三人全数带回，并对她们视如己出。他告诉蕾切尔和她的两个女儿他自己的三个孩子被德国人带走了。米哈尔显然不是年轻小伙子，而他的孩子也显然已经长大，因为他不仅将蕾切尔的女儿且把蕾切尔也看作孩子。他告诉她们：「作为抗议，带回另外三个孩子是正确的好决定。」10

　　女人失去孩子后，她们的至亲往往最能感知这份匮乏。例如，波兰城镇奥斯威辛（Oświęcim）近郊村落的一位母亲埃瓦．科慈（Ewa Krcz）在战火中失去了她的女儿吉尼亚（Genia），悲痛欲绝。她的小儿子知道可以怎么帮助母亲。附近便是德国人所建造的在奥斯威辛波兰军事基地周围的集中营营地与处决设施：奥许维兹。这是接近战争尾声时许多孩子都亟需照护的地方。

　　最后被送入奥许维兹的主要是匈牙利的犹太人，他们之中大多数已被杀害，但是有些人在集中营关闭时仍然像奴隶一般劳动着。成人在奇惨无比的情况下徒步走向德国，孩子则被留下。许多男孩和女孩都早已是孤儿；其他人则是在其父母在死亡行军（death marches）中脱队因而被枪杀后成了孤儿。11有些孩子因为过于年幼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姓。埃瓦的儿子主动走入奥许维兹，选了他认为能得到母亲喜爱的一名两岁大女童。这女童身染重病，但是埃瓦将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并且扶养长大。日后这女孩到匈牙利寻找她的亲生父母，但无缘觅获。12

　　膝下无子的夫妇并未丧子，有时反而找到了孩子。一位来自沃里尼亚沃伦斯基新城（Nowograd-Wołyńsk）的犹太女孩在大规模枪决之中躲入沟渠，因而倖存了下来，但其母亲与姊妹却全数遇害。她在森林中挨家挨户敲门，总算在一位年轻女人那找到了庇护。但是女孩在那里被长期残暴地施打，邻居们抱怨其噪音，要她到其他地方找寻庇护。最后她遇到一对乌克兰夫妇马尔科（Marko）和奥克莎娜．伏毕夫卡（Oksana Verbievka），他们看来颇有恻隐之心，愿意聆听她那经歷过尸坑、枪杀、逃难、虐打的生命故事。他们边哭边听，然后奥克莎娜说：「孩子，别担心，忘了这一切；妳会当我们的女儿，我们没有孩子，我们的一切都会是妳的。」

　　不一会儿又说：「但是妳不会抛弃我们，对吗？」女孩住在马尔科与奥克莎娜家直到战争结束，然后离开了他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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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克莎娜与马尔科是乌克兰农人，他们的话中传达出膝下无子的哀伤，透露出无可避免要老去的年华，以及想要透过后嗣超越死亡的欲望，但也同时是简单且即刻的需求——他们的农庄需要人手。这是农业的时代。战期间在波兰的东部边地（即今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西部）仍然几乎全数是农耕地。这里的农业并未机械化，需要密集的动物与人力劳动。经济大萧条重创了这里，持续又深远的影响，让农人与市场区隔了开来，使他们回归自给自足的生活。经济型态则更多是透过劳动而非交换——透过生产出足够的食粮让人畜得以捱过冬季，隔年夏天继续生产。那里人力通常还算充足；由于一九二○到三○年代的移民限制，人力实际上是过剩的。但在德国的统治之下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正是从这些地方发动的。德国人掠夺走许多马匹，因为即使是声名显赫的闪电战（Blitzkrieg）都以骑马为主要移动方式。当巴巴罗萨行动的执行不如预期时，德国人必须派遣数百万的年轻男子到前线，于是他们用东欧的男女来取代德国失去的劳动力。起先透过徵兵，尔后强制徵兵，最后变为赶尽杀绝。在上百万的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被带到德国后，德国人口当中的斯拉夫人比例甚至比中世纪的时候还高。这使得东欧某些地方缺乏劳动力，无数家庭在牧场上和农地里需要援手。数百乃至上千位犹太儿童因为这些务农家庭需要劳动力而得以存活。他们几乎都是孤儿。14

　　来自比亚维斯托克地区的诺埃玛．森纽舒威尔（Noema Centnewschwer）在德国入侵并开始大肆屠杀犹太人时年仅十岁。在找到能久居的地方之前，她曾在七个乡下农庄工作过。那是一个大农庄，孩子们都尚且年幼，仅有一人能帮助农事。「几天后，」她回忆道，「他们意识到我是犹太人，但还是让我留了下来。这不是出于善意——他们厌恶我的犹太身分，但却也没让我挨饿。」15莎瓦．罗森则津（Chawa Rozensztejn）来自附近的沃姆扎（Łomża）。16一九四一年波兰人对犹太人发动反犹暴行，四二年清洗犹太区，不过经歷这两起事件她都还是存活了下来。六岁时，她独自设法进到邻近的村落。九岁时，她记得她遇见的农人「只要我踏实工作，对我就还堪称友善。」17

　　来自沃里尼亚的席亚．弗列吉斯（Szyja Flejsz）与诺埃玛年龄相仿。他躲在许多村子里，然后与其他男孩一起逃进森林里。他曾经做过牧羊人，然后遵照建议前往只有波兰人居住的落脚处沃洛诺卡（Woronówka）。一九四○年苏联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曾经将两个村子的人遣送。一九四一年德国取得统治权。一九四三年初席亚抵达时，附近的林子正是德苏游击战的战场。他还记得白天的时候每个人都试着与德国人维持和平，晚上则与苏联人周旋。18

　　齐格蒙．库里耶塔（Zygmunt Kuriata）收留了席亚。在沃洛诺卡约四十二间棚屋中就有二十二间归库里耶塔家所有，也许正因此能产生一种信任感。内务人民委员部从这个村子遣送的每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家的成员，但是齐格蒙似乎并未对犹太人及共产主义怀有成见。齐格蒙知道席亚是一个犹太孤儿，但待他不菲。他想让席亚学祷告，或许是为了帮助他融入当地，因为强迫吟诵主祷文也是基督徒测试犹太人的其中一个方式；也或许是为了拯救其灵魂。又或者两者皆非、或两者皆是。但是席亚想起他被谋害的双亲：「我的父亲是犹太人，我的母亲也是犹太人，所以我也想成为犹太人。」库里耶塔平静地接受了：「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他不想要祷告。」

　　一九四三年在沃里尼亚有第三支军队加入了游击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这艰困的情况竟得以建立他们自己的游击军队。年初的几个月内，许多担任德国辅警队员的乌克兰人逃进树林中加入了乌克兰反抗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UPA）。这个单位组成浮上台面的原因是沃里尼亚及其他一九三九年前属于波兰但上着乌克兰人的土地遭到了三重占领。苏联的占领摧毁了合法的乌克兰政党并且不承认激进的乌克兰左派。然后德国的占领当局训练了数千位年轻乌克兰男人杀害犹太人与其他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曾效力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协助驱离波兰人和其他人。而一九四二年末到四三年初，苏联游击军人所代表的、预料之内的苏联势力回返也迫使这些警察和其他人走入林野，有些人曾是苏联游击队员，有些则是乌克兰反抗军。

　　乌克兰反抗军的指挥官（也就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意在抵抗苏联以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但是他们在一九四三年最直接的任务是种族清洗波兰人。在许多例子中这意味着杀死藏匿在波兰人家中的犹太人；而至少有一个案例则是拥有良好藏匿处的犹太人从乌克兰人手中拯救了波兰人。19一九四三年，在一个如沃洛诺卡一般的小型落脚处，波兰人和犹太人身处德国—苏联—乌克兰三方游击战中，毫无立足之地。六月，德国人火烧沃洛诺卡，以对苏联游击军的不配合表示惩戒。库里耶塔家的一个成员被活活烧死。居民们在断垣残壁、森林与邻近村庄中勉强继续生存下去。他们反覆被乌克兰反抗军的游击部队所攻击，乌克兰反抗军于十一月烧毁了村里最后一栋残余的建筑。每次乌克兰反抗军进攻时，席亚便与收留他的波兰家庭一起逃入林中。一九四四年夏天，当苏联正规军抵达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完成了其敌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发起的种族清洗的任务。20波兰人与犹太人被一一登记身分后流放到比重新确立起来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边界更远的地方，到已经被整个平移往西的波兰。前一次苏联控制此地是在一九三九年，他们将人民根据阶级属性遣送至古拉格劳改营；这次却是依据种族将人民流放到他们认为所属的国家。21

　　所有倖存的沃洛诺卡居民都往西移动，但那里先是遭到苏联占领过，然后是德国占领，尔后又被乌克兰游击军占据，最后回到苏联手中，已经不复存在。库里耶塔和他的太太将席亚註册为家中成员，他们三人被转送到战后波兰人从德国得到的遥远的西利西亚（Silesia）。在一九四五年苏联再度占领波兰东部之后，许多倖存的波兰犹太人被驱离当地，在西里西亚落脚。所以直到战后，时年十六岁的席亚才在那里首度见到其他犹太人。他决定离开他的波兰家庭，回归犹太生活。齐格蒙很显然努力在克制情绪：「如果你想走，我们不会阻止你；但如果你想留下，我们不会赶你走的。」席亚离开时，齐格蒙和他的太太潸然泪下。22

　　劳力也许或多或少是被剥削的，但是劳动本身却并不是就代表敌意或异化。这是一个孩童也得工作的时代和处境，将孩子的劳动视为理所当然，在许多乡下地方，这是家庭概念的一部分。因此许多犹太孩童得以藉着他们的劳力来合理化他们的存在。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得到了爱的回报，虽然并非全部。终究说来，农场成了某种经济上与道德上的体制，犹太孩童可在这当中找到一席之地。

　　就如同母子、父子或奶妈与孩子的连结，庄园也为犹太孩童提供了某种情感的联系。如同婚姻，婚姻的前景或是性欲，劳力可以生产出某种现在或未来的影像，其中有些人消失无踪，有些人被需要，有些人可以加入。而有些时候，这样的人也可以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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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所有情境固然极端，但却并不是终极的自我牺牲形式。其他救援的例子根本没有机构，甚至没有像是农庄、家庭或者爱情这些私人的机制。在没有国家、外交人员、军队、教堂——以及人类对人际关系的需求，没有可以让犹太人有所作用以换取庇护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若没有任何人性的动机，在个人的救援行为与其世界间没有任何连结，看不见犹太人可能对其他人的未来有何助益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有谁会伸出援手？几乎没有人。

　　看着一个被贴上灭绝标籤的人，看似简单，然而没有任何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是简单的。所有相遇都有其时空背景，一部分由相遇的人所决定，一部分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另一部分则是看运气。没有歷史事件——即使是犹太大屠杀——的规模可以超越内在于每次人与人互动的特殊性。无论意义的分量多么巨大，无论人们多么诚恳地赋予这些意义，都无法磨灭每一场会面中的个人主体性。人们施以援手与否往往取决于与他们需要帮助的犹太人之间初次相遇的内容。有时，犹太人之所以能存活乃是由于能够跳脱他们自己的受难经验来思考（哪怕只是一瞬间），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待这次相遇。

　　约瑟．卢汶（Joseł Lewin）来自波利西亚西部的沼泽地带，近波德拉谢地区别尔斯克（Bielsk Podlaski）处。他的家人已经遇害，他独自游荡，尚未决定要做什么，不确定是否要勉力求生，又要如何求生。他终于决定去一位他认识的农人那寻求庇护，他的谷仓位于一个叫做亚诺沃（Janowo）的小地方。当农人发现约瑟在谷仓时又惊又吓，就如同所有人会有的反应一样。在私宅看见不速之客总是令人震惊，而且在乡下的波兰人知道犹太人早就不应该存在了。无论他们个人是怎么理解这件事的，波兰人都知道当犹太人涉足他们的土地时，他们就已经违反了德国的命令，也很可能触犯了当地社会的规范。

　　看到农人的反应，约瑟阻止他说话，并且请他帮个小忙：给他三十分钟，先不要有任何行动，然后回到谷仓来，然后约瑟有事要告诉他。农人回到谷仓时，约瑟对他说：「我不想活了，我会自杀，你把我给埋了吧。」农人回答：「现在两公里深的土壤都是结冻的，很难挖土。」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这两位相识多年的人实际上在说些什么？「现在两公里深的土壤都是冰冻的，很难挖土。」但或许农人指的是：「我是不会为你挖坟的。也许你也应该等等，再想一想。」如果约瑟未曾给农人时间冷静，也许农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如果农人没有论及当时严峻的气候，也许约瑟已经自杀了。接下来的八个月内，农人提供约瑟食物和住所。约瑟活了下来。23

　　如同约瑟一样，希帕．斯潘伯格和芮娃．斯潘伯格（Cypa and Rywa Szpanberg）觉得她们已经受够了活在死亡之间。她们位在沃里尼亚的罗夫诺城不远的一个小地方屯垦区亚歷山查（Aleksandra）。一九四二年七月犹太人被命令进入犹太区时，这两个女人决定跳过这个步骤，干脆做些会让德国人杀了她们的行为。在波兰中部，在华沙犹太区，关于遣送一事的真正意涵，犹太人有时仍然选择自欺欺人。然而，在像沃里尼亚那样的地方，由于公然执行大规模杀害犹太人已经有一年了，即使只是虚妄的希望都近乎不可能。所以被遣送到犹太区之前，希帕和芮娃发现了之前不知道的地方，坐在一起泣不成声，等待死亡。

　　拥有这块土地的波兰人与他们素昧平生，听到了哭声就带着这两个女人到他位于特泽瓦涅克（Trzesłaniec）的农场。在那之后，他收容了另外八位犹太人。如果不是看见两个泪眼汪汪的女人流落到他的土地上，任他处置，他有可能收容任何犹太人吗？的确绝大部分与他情况相若的人不曾做出如此高尚的事情，他们当中的许多做的事更为卑劣。但是如果希帕和芮娃不曾决定由自己来掌握自己的死期，这位地主可能也不会与她俩相遇，且或许根本不会出力救援犹太人。在一九四三年，乌克兰反抗军开始种族清洗沃里尼亚的波兰人时，他的救援行动更形艰难。然而他在农场所庇护的十位犹太人中有九位都存活了下来。24

　　虽然仅是少数，但是的确有人急切地觉得需要伸出援手。伊蕾娜．莉普许丝（Irena Lypszyc）之所以能倖存便要感谢其中一位这样的人。她是一名华沙犹太人，一九三九年九月逃到了波兰东部地区以逃避德国的入侵，却发现误闯苏联势力范围。起初当地的犹太社群只要可能都会接济这些难民，但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当德国入侵苏联时，他们失去了援助。几乎所有当地的犹太人都遭到杀害，且在失根的犹太人当中遇害的比例必定接近百分之百。毕竟在战前，他们与现在所处的地方之间并无连结，并且对当地风土也一无所悉。

　　如同大部分这些人一样，伊蕾娜．莉普许丝对这个新环境所知甚少。当德国入侵时她人在波利西亚的维索齐克（Wysock）。一九四二年九月，当这个城镇的犹太人被围堵处决时，她和丈夫逃入了沼泽地。她看来未曾在户外长时间流连过。他俩以野莓、香菇维生，好几天后才决定要冒险与外界联系。伊蕾娜决定她要站到她所发现的第一条路旁，拦下她看见的第一个人，然后请求帮助。

　　这位迎上前来的男人肩上扛着一支双管霰弹枪，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她后来渐渐理解到，这个人天生有反骨，生活在任何权力中心鞭长莫及的地方，靠走私与私酿威士忌酒维持生计，厌斥所有想要控管他的政治体制。战间期在波兰，他曾窝藏共产主义者；在苏联入侵时，他庇护波兰人，使之免于遭到内务部人民委员会遣送；现在德国人来了，他则帮助犹太人。他似乎并不认为这些救援行动之间有何不同之处。25

　　伊蕾娜说出了他的故事，但并未透露他的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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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较为守规矩的、以较为传统的方式活在世上的其他援助者展现出一种神秘的坚定，在缄默之中了解改变世界一隅之必要，以此将荆棘遍布的任务转变为常态规范，他们的劳动呈显出来的方式成了某种像是整个人格所系之物。某种私密的温暖和安全挑战了外在社会的冷漠与宿命。26

　　蕾娜．克拉妮克（Rena Krainik）偶然到了位于加里西亚东部的寇帕尼尼（Kopaniny）村，那里离斯坦尼斯拉沃夫（Stanisławów）城不远。她衣衫褴褛地敲着陌生人的门寻求庇护长达数小时，预料会吃闭门羹。与此相反，扎莫尔斯基（Zamorski）家的家庭主妇和退休波兰军人收容了她，待她如己出直到战争结束。蕾娜追忆道：「他们没有问我任何问题，不向我要任何文件，不检视我的脸看我到底是不是犹太人。扎莫尔斯基太太与我分享她简陋的衣柜，全家人同我分享每一丁点配给给波兰人少得可怜的食物。」蕾娜了解收容她的人冒了多大的风险，且感谢他们的厚德。「我当时身无分文，衣不蔽体，打着赤脚。在像是寇帕尼尼这样的地方风险更是大。所有新来乍到的事物都会惹人眼目。」27

　　斯坦尼斯拉沃夫城本身内部几乎所有犹太人都遇害了。在战争期间大部分的时间中亚妮娜．齐谢夫丝基（Janina Ciszewska）收容了共十一个人。她在市中心拥有两间公寓，彼此有一道暗门互通。她将犹太人藏在第二间公寓，这间公寓无法从玄关进入。起先她为了一位朋友收容了四个人。犹太人的钱花完后，她接下德国公务机关内一个为德国人提供社会福利的部门工作。亚妮娜说德语，且出于犹太人的需要将自己的身分登记为纯种的德国人。她从上司那边偷取衣服和鞋子（这许多都很可能是从遇害的犹太人尸体上剥下来的），带到乡间出售，并且使用这些钱来餵养她日益庞大的庇护对象。她在绝处中找到生处。如同其中一位她救援的犹太人在战后所写的：「她是一位勇敢而温暖的女人。」她脸上总是散发光芒，所以犹太人相信，如她所言，她「什么事都办得到」。28

　　战后几年，有人请波格丹．巴齐利（Bogdan Bazyli）提供援救犹太人的资讯，他几乎是轻蔑地回答道：「你不会相信我的，问在以色列的泰特尔曼一家人（Teitelmans）吧。」巴齐利一家是在潘丝卡多林纳（Pańska Dolina）的波兰人，这个落脚处离沃里尼亚的杜布诺城（Dubno）不远。一九四二年九月，泰特尔曼一家曾在慕洛维兹（Murowicz）的犹太人屠杀行动中逃过一劫。巴齐利一家人为他们在自家土地上挖掘了一个避难壕，并收容他们直到战争结束。每天早晨，巴齐利的孩子会为他们带来食物，并且拿走装粪尿的木桶。巴齐利家收容了一共二十二位犹太人，他们全都在战争中活了下来。泰特尔曼一家住在海法（Haifa），他们提供了这些资讯，但是如同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无法说明救助他们的人是出于什么动机：「那些想要帮忙的人在乱世仍会伸出援手。」泰特尔曼在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家祝福波格丹．巴齐利能「健康长寿」。29

　　光想帮忙是不够的。想救助犹太人，在这种没有机构支持且以死量刑的情况下，的确需要一些比性格还强烈、比世界观还恢弘的东西。慷慨的人作出合乎人道的抉择，但仍然可能失败。也许大多数立意良善的男女只冒了一个月、一周或一天的险就前功尽弃了。在这样的时代，当好人行善事并非只是避免邪恶就够了，还要有一种坚定不移要为陌生人而行动的决心，即使在这个星球上做善事的报偿是下地狱而非上天堂。

　　善良的人折腰了。米娜．葛查克（Mina Grycak）发现一个收容她家人数个月的农人终于屈服于压力之下。起先，他以一种荒诞不经、註定要失败的方式试图杀害米娜一家，然后威胁要自杀。要是当时战争仅持续数月（而非数年）的话，他的行为就会成为典型。30

　　相遇的性质可能开启一次救援行动，也可能终结它。亚伯拉罕．斯尼亚多维兹（Abraham Sniadowicz）和儿子住在一位农人家两个月，然后开始与另外两位犹太人分享他们的庇护所。他们并未告知他们的收容者。当这位农人发现这个未被知会的消息时，他要全部的犹太人都离开。「但我必须强调，」亚伯拉罕说，「这个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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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男男女女甘冒生命危险也要拯救犹太人，若不着眼于世俗的政治观或希望未来能得到报偿的话，是很难解释这些人的动机的。动机都是被激发出来的。要解释一个动机往往代表要画出这人和超越这个人之上的某些东西之间的连结——某些指向今日世界的东西，或者至少指向一个想像的未来。但是这些看起来都与在此所说的无关。犹太人所记录下的救援事件几乎不曾评判过救援者的动机。

　　犹太倖存者倾向叙述的是一种无私的美德。他们倾向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说他们的救助者是由超越或抵抗现况的人性所指引。如同珍妮娜．褒曼（Janina Bauman）所说，「我们与他们一起生活的这件事强化了他们原本高贵之处，也强化了他们原本的卑鄙之处。」32安东．施密德（Anton Schmid）是一名奥地利人，于一九三○年代雇用了犹太人，在一九三八年的德奥合併之后在维也纳保护他们免于压迫，并且在德国从军时拯救了数百位犹太人。那些战前或战争期间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很人道（menschlich）。逃过了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约瑟夫．C在描述一位在苦难中帮助他的波兰人时泣不成声。最后他终于用来形容席蒙．卡瓦卡（Szymon Całka）的词便是「人性」（humanity）。33

　　安格涅丝卡．芙罗贝尔（Agnieszka Wróbel）自己也是一位德国集中营的倖存者，她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从华沙犹太区中拯救出若干犹太人。关于她的行为，两位曾与她同住的犹太人曾写下详尽的记述，但是没有人试图解释她是如何能够做出那些抉择与行为的。相反的，布罗尼斯瓦娃．茨奈德（Bronisława Znider）反思道：「像安格涅丝卡．芙罗贝尔这种人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他们拯救人们免于一死。她让这些如同动物般被追赶的人们，这些註定在劫难逃的犹太人的内心得以升起一点希望，知道不是所有良善的事物都消失殆尽了，仍然有少数人是配称为人的。」34

　　若说犹太人对于救助他们的人为何这么做能说的不多，那么救援者他们自己更是三缄其口。他们往往不喜欢谈论他们做过的事。一位在基辅的乌克兰人奥尔哈．萝先柯（Olha Roshchenko）帮助过两名友人逃出娘子谷大屠杀，但她却说：「我没有救过他们。」她指的是其他人也帮助过她的朋友，且最后是她的朋友自己救了自己。这当然所言非虚，且的确往往是真的。犹太人如果要存活，他们必须做出极为违常的行为，而那些帮助他们的人也往往是一大群人。奥尔哈的朋友在同一场对话中回覆到：「有许多人曾帮助过犹太人，他们往往从不提起这件事。」35而这也是对的。未曾援救犹太人的人自称救过，而真正伸出援手的人却往往仍然维持低调。当这些救援者愿意开口的时候往往特别谦逊，这点无庸置疑。这种谦逊其实普遍上是在试图避免回答关于动机的问题。当救援者真的愿意说的时候，也往往了无新意：诉诸某种跨越性别、阶级、语言、民族与世代的善的庸常（banality of good）以杜悠悠之口。

　　一位未受教育的农妇海莲娜．裘拉辛丝加（Helena Chorążyńska）解释了为何她要收容犹太人并且使之得以存活：「我总是说我长大后，不会让任何人光着身体或饿着肚子离开我家。」36因此这样的待客之道及于人类经歷当中最幽暗的部分。这是想像还是缺乏想像？德国（奥地利）军人安东．施密德待人亲切，对待犹太人亦同。在情况每况愈下时，行善需要冒更大的个人危险；世局改变时施密德并未跟着改变，成了少数为了拯救犹太人被判处死刑的德国人。在他临刑前写的家书中并未为他所做的事提出多么伟大的解释，只说是「在做人该做的事」（acted as a human being）并说很遗憾自己无法回到心爱的人身边会带来的伤痛。37曾帮助过廿六名犹太人的菲立克斯．希温斯基（Feliks Cywiński）谈到一种「义务」感。卡济梅拉．祖沃斯卡（Kazimiera Żuławska）谈的是「纯粹的人性的愤怒」。38亚当．茨波洛米斯基（Adam Zboromiski）说他需要「感觉自己还是个人」。39

　　卡萝莉娜．柯比莱克（Karolina Kobylec）则说：「这就是我的作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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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利普柯（Jan Lipke）是一名拉脱维亚人，曾帮助过十几名里加内外的犹太人。其中一位被利普柯拯救的人说他做事的方式「远远超过英雄主义和常理的界限」。41利普柯为了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让自己的生命数度暴露于危险之中。他自己说他所选择的道路一点也不新奇，是非常「正常的」。42在全欧洲，救援者都一再地说：他们只是做出正常的行为。「我们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看作是最正常的事情」——这是在战争大半时期保护了两个犹太人的波兰家庭所得出的结论。43他们当然并未叙述他们身边处处可见的常态。他们所做的并不是其他人的行为，也不是依循那些在位者明确或含蓄的规定。他们所感觉到的常态必定是由衷而生的，或者从战前他们所学到的或内在化了的东西而来的，因为他们所例示的行为仅有少数或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外在的依据。44

　　救援者可能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将犹太人藏匿在林野沼泽。但是在村庄或乡镇，在所有行为都会被察觉并议论的地方，一点点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行为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不可能在屋外没有任何行为改变的情况下将犹太人收容在屋内。每一笔交易，每一次交换，每一次购物，所有正常时候毫不重要的金钱流动在此时都富有额外的社会意义。不识字的农人出于善意为他家里的犹太人买了一份报纸便可能导致全家遭到杀害。45

　　救援者冒着生命危险，但是冒的不是出于战时英雄主义的那种风险。当然有时的确救援行动就如同战争一样，这种情况的救援行动最容易被称颂。在东欧的无国家地带，收容犹太人意味着时时刻刻冒着个人与全家人的生命危险长达数周、数个月，甚至数年之久。救援的抉择不是一个寻常的决定，也无法透过其他决定来消除或取消前者。这是个一旦做了就会影响到许多人未来所有生活层面的决定。这往往需要比平时更多的计划以及思考未来的能力。一个住在明斯克附近的白俄罗斯农人要抉择在春天他要种什么农作才能在夏天和秋天提供他所庇护的犹太者的需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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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了犹太人的米伦．利希凯维奇（Miron Lisikiewicz）问道：「与一个人的生命比较起来，钱又算得了什么？」47在此，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钱财——而行动是不可能的。犹太人一再强调帮助他们的人，且不论其他方面的损失，往往损失钱财或冒着他们自己的生命危险以获取更多钱来餵饱多出来的人。有一名波兰下水道工人餵养了十位藏在利维夫下水道的犹太人；他的太太卖掉自己的衣服以筹钱买食物给他们。48在里加的简．利普柯已经到了只要有人提到钱就会动怒的程度。49在华沙受到海莲娜．考卡（Helena Kawka）收容的布罗尼斯瓦．罗兹马林（Bronisława Rozmaryn）记得：「她冒着自己和两个美丽的孩子的生命危险，只为了能够拯救我们。她这么做完全没有任何物质的动机，只是想要拯救四个犹太小孩，他们都在华沙街头流浪，无家可归。」50记载下华沙犹太区的伊曼纽尔．林尔尔布卢姆（Emanuel Ringelblum）相信「再怎么多的金钱都抵不了长期以来被发现的恐惧。」51换句话说，除了恐惧和贪婪，必定有其他考量在其中。52

　　的确，许多犹太人的回忆——尤其是那些战后许久才记录下来的——都包含了比较公式化的陈述，说他们的救援者并未获得物质的报偿。需要这样一套语言才能让人们受到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的认可，肯定他们是拯救犹太人的「正义的异教徒」（righteous gentiles）。为了要能符合「没有物质考量」这项标准，希望自己的救助者被表扬的犹太人有时简化了故事，声称没有金钱介入。当然，经常是如此的。但是与背叛或杀害他们的人相反，拯救犹太人的人往往从未赚钱。值钱的东西或现金可能的确被交换，但是并非以一种正常的契约的状态。没有任何国家来保护这契约；而当权者的确提供捉拿犹太人的悬赏金，使之得以被杀害。53

　　金钱是重要的，因为没了金钱生命便难以为继。但是一个犹太人的未来依赖于一位在被激烈改变了的政治世界与经济世界中拿了钱的人。不像在一个正常的市场当中个人拥有财产，由自己决定其价值，这是黑市，所有财产关系都变得不稳定，几乎没有人能够对他们的经济未来感到安稳，而有些人——犹太人——并非得以拥有产业并有权交换的个人，他们只是一种特别的走私货品。在没有国家体制的东欧、德占波兰和苏联德占区，收容犹太人在家中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而愿意将之交出来则能得到盐、糖、伏特加或金钱，且烦恼和恐惧也能得以告终。告发犹太人意味着可以避免个人的危险和连坐处罚。

　　在有上述诱因的情况下，当一名犹太人向非犹太人求援时，非犹太人在经济上的理性反应应该是先承诺帮忙，然后及早拿走这名犹太人的钱，然后将他转交给警方。对知道有人在收容犹太人的人而言，经济上理智的行为应该是在其他人告发这个人之前先声夺人，以获取奖赏或者其财产，且避免被控知情不报。相信导致犹太人死亡的人只是失去理智所为的这种想法可能可以带来宽慰，但其实上他们不过是顺从标准的经济理性。正直的少数人的行为才是某种基于个人福祉的经济计算规范下不符合理性的行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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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黑暗的时空环境下，有些人基于似乎并不合俗世理性的原因对犹太人伸出了援手。这些人往往在承平之日有点过于恪守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而在支持与护卫这些原则的体制走向末日时，他们对于这些原则的忠诚却存留了下来。55

　　如说这些救援者有着超越这些的共同点，那么便是对自我的认识。当你了解你自己时，就不需要多说什么。这是值得思维的，想想我们对于自己了解地这么少，却说了这么多关于自己的话，这样的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会如何反应。

注释

01　Tomkiewicz, Zbrodnia w Ponarach, 203. Vova Gdud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波纳利森林倖存了下来。他敲的第一间木屋就愿意予以协助。见Good, “Yerushalayim,” 17–18.

02　屡次遭拒的一个很典型的纪录可见于Pese KharzhevskiZlotnik, “Di Kristlekhe ‘hilf’ far di Kolbutsker yidn,” in Yasni, Sefer Klobutsk, 247–49.

03　YIVO, RG 104/MK547/7/200, Zelda Machlowicz-Hinenberg.

04　YIVO, RG 104/II/5, Alicja Gornowski.

05　Rubenstein and Altman, Unknown Black Book, 60–61. 另见Fogelman, Conscience, 260. 当然，能提供救援结构（structure for rescue）的情爱关系也可以是同性恋关系，例如有一名波兰罗马天主教神父和他乌克兰籍的伴侣救了一名犹太人。见Paulsson, Secret City, 44.

06　ŻIH, 301/1959.

07　YIVO, RG 104/MK538/1072.

08　ŻIH, 301/2259.

09　ŻIH, 301/1468.

10　ŻIH, 301/2877.

11　见Blatman, Death Marches.

12　这个案例见于Ostałowka, Farby wodne.

13　USHMM, RG-68.102M/2007.372/21/206–47.

14　参阅Engelking, Losy Żydów, 117.

15　ŻIH, 301/2750.

16　关于战前的沃姆扎见Gnatowski, “Niepokorni,” 156–57.

17　ŻIH, 301/1272.

18　ŻIH, 301/2739. 有关相互竞争人马的问题见TsDAVO, 3833/1/87；AW II/ 1321/2K; AW II/1328/2K.

19　见FVA, T-1645.

20　苏联赓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计画的部分见Snyder,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chaps. 8–10.

21　有关乌克兰反抗军的起源以及其大规模杀害波兰人的行动，见Snyder, “Origins”以及Motyka, Od rzezi. 有充足的一手材料证明其动机，例见TsDAVO, 3833/1/86/19–20; TsDAVO, 3833/1/131/13–14. 苏联的审讯条例提供了正面的证据，例见Protokol Doprosa, I. I. Iavorskii, 14 April 1944, GARF, fond R-9478, opis 1, delo 398.

22　ŻIH, 301/2739；Siemaszko and Siemaszko, Ludobójstwo, 280. 关于现已不存在的沃洛诺卡镇的更多资讯见http://wolyn.ovh.org. 这些分别的片刻是一个痛彻心扉的主题，在资料来源当中特别显着。见Shore, Taste of Ashes. 有时人们出于对他们所救援出来的孩子的爱，使他们鼓励他们离开，这就和他们最初之所以救他们是出于同样的道德本能。但有时他们事后会追悔不已。

23　ŻIH, 301/3598.

24　ŻIH, 301/451.

25　ŻIH, 301/946.

26　见Fogelman, Conscience, 73, 140.

27　ŻIH, 301/6035.

28　见ŻIH, 301/2514; 301/2515; 301/4362.

29　ŻIH, 301/6335.

30　ŻIH, 301/1263.

31　ŻIH, 301/2270.

32　Cobel-Tokarska, Bezludna wyspa, 76.

33　FVA, 1065.

34　YIVO, RG 104/MK536/1064, Bronisława Znider.

35　FVA, 3268. 参阅Fogelman, Conscience, xvi, 6.

36　MJH, 1984.T. 137.

37　Wette, Feldwebel, 25, 27，书信部分见页121.

38　Bartoszewski and Lewinówna, Ten jest, 300, 330.

39　Zboromiski: YIVO, RG 104/MK538/1066.

40　“Mam już taki charakter.” Bartoszewski and Lewinówna, Ten jest, 318.

41　Silberman, “Jan Lipke,” 100.

42　USHMM, RG-68.102M/2007.372/21/165–205.

43　MJH, 1987.T.65.

44　这确认了Monroe, Compassion, 221以及de Jong, Netherlands and Nazi Germany, 21当中所发现的情形。参阅Arendt: “only ‘exceptions’ could be expected to act ‘normally.’” Eichmann, 26. [可否请编辑/校稿对照本书中译版？]

45　若有农民比平常稍微更好赌，也有可能被认为是从犹太人身上拿了钱。见Good, “Yerushalayim,” 38.

46　USHMM, RG-31.049.01.

47　Rączy, Pomóc Polaków, 282.

48　USHMM, RG-68.102M/2007.372/29/2027–164.

49　USHMM, RG-68.102M/2007.372/16/150–63.

50　YIVO, RG 104/MK538/1053.

51　Polish-Jewish Relations, 226.

52　有关金钱与风险的议题亦见Blanche C. and Liubov Svershinskaia的回忆，分别见于FVA, 262以及USHMM, RG38/49/70。另见Tec, When Light, 88.

53　参阅Gross, Golden Harvest, 81.

54　Ringelblum, Polish-Jewish Relations, 77, 121；Grabowski, Judenjagd, 136；Good, “Yerushalayim,” 18.

55　Jadwiga Biskupska 一篇关于Teresa Prekerowa 的文章引导我到这样的阐发。类似的结论也见于Tec, When Light, 154；Oliner, Altruistic Personality, 6；Fogelman, Conscience, 58. 有一名自身在孩提时代就曾经被救援过的史学家曾经做过一份深刻的研究，也导引到同样的方向，见Redlich, Together and Apart.

结论

我们的世界

　　在她的儿子位于华沙的公寓里所藏的照片上，汪妲．J散发出一股泰然自若的特质，这项特质在二战期间及德国占领波兰期间对她颇有助益。战争结束的时候，她恸失丈夫，但也全身而退，救出了两个儿子。华沙犹太区兴建时，她抗拒德方的命令，不肯举家迁至犹太区。01在华沙的亚利安区遭到举发犹太人身分时，她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脱离险境。她一次又一次举家搬迁，仰赖朋友、点头之交、陌生人等的帮助。在德国入侵之后，所有的体制都土崩瓦解，先是犹太区遭到焚燬，接着整个华沙城都付之一炬。此时她心想：唯有选择帮助犹太人的人们的「无瑕的道德本能和基本的人性之善」才算数。02

　　华沙多数的犹太人都沦落犹太区，最终在特雷布林卡遭到屠戮。在红军担任记者的苏联犹太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看到那里并加以描述，写道：「善念，这愚蠢的善念，正是人类最具人性的部分。」03希特勒不承认任何把他人看成跟自己一样（或爱人如己）的概念，无论这种概念是宗教上的、哲学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他认为传统伦理是犹太人发明出来的，而传统的国家则会在种族斗争中瓦解。德国的占领势力在整个欧洲都把任何互惠的体制给摧毁（虽然在各地摧毁的程度不同）。德军所及之处，或者将传统国家给消灭，或者将把传统国家摧毁的苏联政权给歼灭殆尽。他们创造出一个深渊，将种族主义与政治一起投向虚无。犹太人在这个黑洞里被赶尽杀绝。如果说有犹太人获救，通常要感谢那些能够代表国家行事的人，或者能够如同国家一般运作的体制。若是完全没有体制的道德光辉的照耀，那就突然剩下善念，透过个别的救援者闪烁出惨澹的光芒。

　　在这个故事中，国家横陈在那些想杀死犹太人的人与那些想拯救犹太人的人之间。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权以后，国家形式在德国内部发生了质变；到了一九三八、三九年，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相继亡国，使得犹太人的身分从公民转变为被剥削的对象。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的国家体制先后遭到苏联（一九三九、四○年）和纳粹德国（一九四一年）的双重袭击，造成一个特殊的实验场，「最终解决方案」的概念在这个实验场里落实成为大规模的杀戮行为。随着德军势力的抵达，以大规模枪杀的形式执行的大屠杀也向东扩展到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等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然后就在一九四一年德苏最终战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争端发生之前，德国的全面杀戮政策往回向德国征服的西边领土扩散。然而，对体制的铲除在西欧、中欧、南欧都呈不规律的发展；大屠杀随着国家势力的衰颓扩散，但也就在此止步，不再推进。在政治结构仍勉力维系的地方，想要帮助犹太人的人们仍可以得到奥援和方法。

　　汪妲．J相信人性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性。这似乎是某种能带来希望的结论，但它并不是。在像是她的回忆录这样的作品中，善恶彷彿清晰可辨，但实际上，善与恶并不是那么容易召唤或打发。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拥有她所点出的特质——像是「道德本能」和「人性之善」。或许我们想像自己在某种未来发生的灾难中可以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但如果国家被摧毁，在地的体制崩坏，而经济诱因又导向杀害，在我们当中鲜少人能够合宜地行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在伦理上就比一九三○、四○年代的欧洲人更为优越，或者更不容易受到希特勒所推广的那些观念所煽动蛊惑。如果我们当真想要效法救援人士，我们就应该事先打造出让我们更可能伸出援手的结构。广义来说，要想伸出援手，就必须充分把握挑战传统政治的观念、以及那些为歷史上首见的犯罪行为铺路的观念。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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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希特勒描绘成反犹太主义人士或者反斯拉夫的种族主义者毋宁太小觑了纳粹观的潜力。他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的观念并不是一些正巧显得很极端的偏见而已，而是焕发自一个自成一格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潜力改变整个世界。他对政治、科学的混淆使他能够将政治问题以科学问题的面貌呈现，而将科学问题以政治问题的面貌呈现。藉此，他把自己置于某个迴圈的中心，根据一个溅着种族之血的完美世界、只被犹太人的人性化（humanizing）影响所侵蚀的世界观来解读所有的材料。希特勒把犹太人描绘成导致世界不和谐的生态学上的错误，藉此将全球化无可避免的紧张关系给导向他处，并将之个人化。唯一健全的生态体系就是铲除政敌；唯一健全的政治体系就是净化地球。

　　科学实际上有着某种特定的自主性，也能促使自主性。一套健全的政治观应当肯定这种自主性，而不是试图将之收拢进政治当中挪为己用。世界上不可见的力量并不是在背地里图谋不轨的犹太人，而是我们今天已经愈来愈能描绘出来的物理上的、化学上的、生物学上的规律。对于希特勒来说至关重要的欧洲帝国经验的确有着生物学的构成要素，但远非他所设想的那样。让欧洲人得以征服美洲的那不可见的优势并不是欧洲人本身固有的种族优越，而是他们无意之间带在他们身上的微生物。欧洲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克新大陆令希特勒激赏不已，但那是由于细菌站在征服者这边的缘故。05当希特勒想像斯拉夫人会在退守的边境上「像印地安人一般」作战时，他忽略了印地安人所不能打赢的战争是与传染疾病对抗。在自己的欧洲大陆上作战的德军缺乏欧洲人在北美所用有的免疫学上的优势。在东欧，德军害怕疾病的程度到了要不就是称犹太人为「伤寒病菌」、要不就是饶犹太医生一命好让他们可以治疗感染伤寒的德国人的地步。殖民主义者必须要在他自己的血液里带有传染病，而不是害怕他人的血液里带有传染病。殖民主义者要打下全世界不是透过清除想像中的不洁，而是要透过把真正的不洁带在自己身上。06

　　当科学与政治脱勾，诸如这类简单的分析就可以揭露出希特勒针对生态危机提出的领土解决方案为何毫无意义可言。如希特勒自己所知道的，在一九三○年代就曾有过替代性的政治方案，亦即让德国放弃殖民，转而支持农业科技。透过科学方法来处理日益耗损的资源（希特勒坚持资源的枯竭乃是犹太人撒的谎）对德国人来说远比无穷无尽的种族战争要有希望得多了。科学家已经在准备要透过绿色革命来改善农业了，其中有许多科学家是德国人。倘使希特勒并未发动一场最终导致他自杀的世界大战，那么他就能活到欧洲不是为了食物短缺而是为了食物过剩而烦恼的那一天。科学能快速提供如此充沛的食物，终将使得希特勒式的斗争观失去共鸣。在一九八九年希特勒诞辰百年时，全球食物的价格大约是一九三九年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半——尽管全球人口大幅增加，需求也因此大幅增加。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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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除政治和科学让元首能够界定什么对他的种族才是好的，让他能种族化德意志的体制，然后出马摧毁邻近的国家。他的世界观也压缩了时间。藉着结合似乎已经是过去式的形式（种族帝国）与似乎是来自未来的紧急唿告（生态恐慌），纳粹式的思考将让一个人能够深谋远虑的安全阀给关闭了。如果说过去与未来什么都没有，只有斗争与稀缺，那么所有的注意力就都落到了现在。在精神上舒缓危机感的解决方案沖昏了对未来进行实际思考的解决方案。希特勒宁愿想像有一个超自然的因素——犹太人——扭曲了生态系统，也不愿视生态系统为研究和拯救的对象。一旦将犹太人界定成对全人类和整个自然秩序恒久不变的威胁，也就能将紧急措施的靶心对准犹太人。

　　对抗苏联的殖民战争是一次用来确证希特勒的自然观的试验，是一次将德国人从无法忍受的幽闭恐惧的当下给拯救出来的行动。一九四一年对苏联的入侵将数以百万计的德军扔进了一场灭绝战争当中，这场灭绝战争发生在数百万犹太人栖居的土地上。这就是希特勒所想要的战争；一九三八、三九、四○年的准备行动和即兴演出产生出摧毁国家的经验。东线上的战争进程创造出两个根本的政治机会。首先是以动物学的方式来描绘斯拉夫人，以此将消灭他们的政体这件事合理化，创造出让大屠杀的发生成为可能的地带。然后，随着时间的推进，德国未定的命运揭露出希特勒思维方式深层的政治逻辑。这场战争被表述成既是殖民式的（对抗斯拉夫人）又是去殖民式的（对抗犹太人）。当为了生存空间而战的殖民战争在红军强力抵抗下步履蹒跚之际，纳粹转而强调为了把地球从犹太人的宰制下拯救出来做斗争。由于犹太人应当为那些威压了更强的种族的观念负责，唯有将他们斩草除根才能确保胜利。以国家摧毁者之姿出道的党卫军人马先前杀戮敌营政体中的成员，现在则转而杀戮犹太人。在德国的势力解除苏联势力之处都有大批在地人士加入杀戮的行动。一九四二年，在占领下的波兰，多数犹太人从犹太区被递解出境，在诸如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等地方被毒气杀死。在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只有在依附于传统国家体制的情况下可以免于希特勒的杀戮逻辑，倖存下来。在无国家状态的黑暗地带，像是汪妲．J这样的倖存者需要好运和善心的协助。

　　救援的观念似乎离我们很近；杀戮的意识型态似乎离我们很远。生态恐慌、摧毁国家、殖民种族主义、全球反犹主义可能显得充满异地情调。在欧洲、北美的多数人生活都在正常运作的国家里，他们将在战争期间保存犹太人和其他人性命的主权基本要素——外交政策、公民权、官僚体系——视为理所当然。相隔两个世代之后，绿色革命让对饥饿的恐惧从选民的情绪和政客的语汇中消失了。公开表达反犹太主义的观念在西方大部分地方都成了禁忌（尽管这个禁忌可能正在消退）。我们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分离一是因为时间，一是由于幸运，对我们而言彷彿很容易对纳粹的观念嗤之以鼻，对这些观念是如何运作则不加以考虑。我们的健忘让我们相信我们与纳粹党人有所不同，遮蔽了我们其实相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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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希特勒的世界观将科学与政治混为一谈，他的计划也混淆了生物学与欲望。生存空间的概念将需求与匮乏合一，也统合了杀戮和便利。这个概念所暗含的是透过大规模的杀戮来修复地球的计划以及给予德国人家一个更好的生活的许诺。自一九四五年起，生存空间的两个意义已经遍布大半个地球。第一个意义是一间客厅，这是消费社会当中一份居家舒适的梦想。生存空间的另一个意义是栖息地，是一个必须要透过控制来确保生存的领域，也许暂时由不完全称得上人类的人所栖息。在把这两种热情汇集在一个单字上的过程中，希特勒将生活风格与生命本身给混为一谈了。为了拥有一个放满锅碗瓢盆的碗橱，人们必须为了取得他人土地的血腥斗争背书。一旦将生活水准与生命混为一谈，一个富裕的社会便可以以生存之名向更贫穷的人开战。数千万人死于希特勒的战争，并非由于只有这样德国人才能活命，而是为了让德国人可以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追求美国梦。

　　正是在这点上，希特勒的理论让他得以把全球化与国内政治结合起来。在全球可以相互沟通的年代，繁荣的概念已经变成相对的和流动的了，在这点上希特勒的想法是正确的。在他对生存空间的追求随着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而告失败后，绿色革命满足了欧洲和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需求，提供了不只是生存所需的食物，也予人一种安全感和对物质丰沛的期待。但没有任何科学解决方案是永恒的；在政治上选择支持科学能争取时间，但不能保证所有未来的选择都是好的选择。另一个做出选择的片刻——有点类似德国人在一九三○年代所面对的——有可能就要出台。08

　　绿色革命可能是把我们的世界与希特勒的世界区隔开来的最关键的发展，但它可能正在达到极限。这不是因为地球上有太多人，而是因为地球上有更多人在要求更多、更稳定的食物供给。世界人均粮食生产于一九八○年代达到巅峰。二○○三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成为粮食净进口国。09在廿一世纪，世界粮食存量从未超过几个月的供给额。10在二○○八年的酷暑，农地大火导致主要的食物供应商停止出口，于是粮食骚乱（food riots）在玻利维亚、喀麦隆、埃及、海地、印尼、象牙海岸、茅利塔尼亚、莫三比克、塞内加尔、乌兹别克、叶门等国家爆发。11二○一○年，农产品的价格再度大幅波动，导致了中东地区的抗议、革命、种族清洗和革命。

　　尽管世界应该不会就这样将食物耗尽，但富裕的社会可能会再度忧心未来的粮食供给。其菁英阶级可能会再次面对要如何界定政治、科学两者关系的选择。如同希特勒所示，将两者合而为一可以导向似乎能够解释、解决恐慌的意识型态。在一场类同于犹太大屠杀的场景当中，已开发国家的领导人可以诱发人们对将来食物短缺的恐慌，并鼓吹应当及早採取因应措施，点名一个团体是生态问题的起因，或是或刻意、或意外地摧毁其他国家。如同纳粹的例子所示，甚至不需要有什么攸关生死的原因，只要暂时相信亟需採许戏剧性的行动来保全生命就够了。12

　　忧心生存空间的第二个意义——亦即将别人的土地看成栖息地——潜伏待发似乎是有道理的。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主流的时间观开始在某些方面变得类似希特勒时代的灾变论（catastrophism）。廿世纪下半叶——绿色革命当道的那几十年——未来似乎是一场礼赞。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相抗衡的意识型态已经接受未来是它们彼此竞争的领域，并且许诺着即将来临的丰饶。在政府机构的计划中、在小说的情节中、在孩童的涂鸦中，未来焕发着期待。这样的感知方式似乎已经消逝了。在高尚的文化当中，未来紧抓住我们不放，背负着纷乱和危机沉甸甸的重量，困境与失望浓得化不开。电影、电玩、漫画等俗民的媒体中则将未来呈现为后灾难（post-catastrophic）的时代。大自然展开报复，让传统的政治变得无足轻重，把整个社会化约成斗争和拯救而已。地球表面荒陬遍布，人类变得野蛮，什么事都可能发生。13

　　以为政治与科学是同一件事，这一点是作为思想家的希特勒的误区。将两者混为一谈可以造成灾难性的时间观，让人们为之疯狂，因而创造出激进行动的潜能，这一点，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则想对了。当末日来临，等待科学的解决方案似乎变得了无意义时，斗争似乎是很自然而然的结果，噬血的群众煽动家也会挺身而出。因而对我们的世界来说，一套健全的政策就是要将对全球性灾难的恐惧保持得愈远愈好。这意味着接受科学相对于政治的自主性，在政治上选择支持应用科学，让传统的政治形势得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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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正在朝着让希特勒式关于生命、空间、时间的描写更显可能的方向在转变。这个世纪全球的气温预估会上升摄氏四度，这将改变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14气候变迁是难以预测的，这让问题更形严峻。当下的走势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反馈效应（feedback effects）还等在前头。要是冰盖崩塌，那么太阳的热能就会被海水所吸收，而不会反射回太空。要是西伯利亚的苔原融化了，甲烷就会从地表升起，把热能困在大气层中。要是亚马逊盆地上没有丛林，就会释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全球性的过程（global processes）总是先在地方上被经验到，地方性的因素可能限制全球性的过程，也可能增大全球性过程的幅度。15海岸可能会先淹水，但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时间、地点。全球半数的城市将会受到威胁，但不可能知道哪座城市会先遭殃。城市的气数不会在一次浪潮当中就结束，而是会在数不尽累积下的浪击中溃堤。16个别的风暴都只能在数日之前预测到。每一次的风暴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每一次的风暴都属于累积走势的一部分。17

　　也许前所未见的风暴或者赤地千里的干旱会影响到我们对基本资源安全性的评估，继而让希特勒式的政治观得到更多迴响。如同希特勒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所展示出来的，人类能够将迫近的危机描绘得栩栩如生，藉此合理化当下採取的激烈手段。在足够的压力之下，或者如果技巧够娴熟，政客就可以採行希特勒曾率先将自然与政治、生态与家庭、需求与欲望两两混为一谈的手法，无法解决的全球性的问题就可以藉此归咎于特定族群的人类。18

　　希特勒是第一次全球化之子。第一次全球化于十九世纪末在帝国主义的主导下兴起。19我们则是廿世纪末第二次全球化的小孩。全球化既不是问题，也不是解决方案，而是自成歷史的情境。全球化带来特定智识上的危险。人们不得不以全球的规模来想事情——如同希特勒和卡尔．施米特不厌其烦地强调的那样。由于世界比单一国家或单一城市还要复杂，找到一把能通盘了解全局的钥匙的诱惑力也就更大了。当全球秩序崩解（如同许多欧洲人在廿世纪二○、三○、四○年代所经歷到的那样），像希特勒那样过分简单的诊断方式似乎可以藉着生态学、超自然、阴谋论等的说法来解释全球化。当正当的规矩已经瓦解，期望已然破灭，就更可以怀疑某些人（例如犹太人）是否害得自然偏离了它的正常轨道。像气候变迁这样在规模上跨越全球的问题显然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而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界定出一个全球性的敌人。

　　犹太大屠杀与其他大规模杀戮或种族清洗不同，因为德国的政策目标是杀光所有犹太人的小孩和男男女女。这唯有在把犹太人理解成造成全球秩序崩溃的人的时候才能够想像。犹太人可能再度被看成全球性的威胁，因为他们在欧洲、俄罗斯、中东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穆斯林、同性恋或其他族群也可能会被与全球规模的变迁连结在一起。

　　把气候变迁看成地方性的问题的话，可以产生出地方性的冲突；把气候变迁看成全球性的危机，则可能导致要指认出全球性的受难者。在过去廿年间，从非洲大陆的例子隐约可见地方性的冲突会以什么样貌呈现，还有这会如何变成全球性的冲突。非洲大陆充满着体质孱弱的国家。在国家瓦解的情况下，旱灾可以导致数十万人死于饥馑，如同二○一○年的索马利亚。气候变迁也增加了非洲人在食物显着短缺时找意识型态理由杀害其他非洲人的可能性。未来，非洲也可能会成为全球性食物竞夺的地方，可能也会伴随着全球性的为意识型态合理化的行为。

　　希特勒上位时，非洲是德国殖民歷史的一部分。征服非洲是希特勒还小的时候第一次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正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重新再学了一次种族上的教训。卢安达是欧洲瓜分非洲的产物，更确切来说是德属东非的产物。将卢安达人口划分为胡图（Hutu）和图西（Tutsi）两族是典型的欧洲治理方法：偏向一族以治理另一族。这就像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德国人属于不同种族一样说不过去，或者像是从饥饿营中招募斯拉夫人来协助杀犹太人一样。今天，非洲人的确将种族的划分和种族的幻象施加在彼此身上，就如同欧洲人在一八八○、九○年代对非洲人和欧洲人在一九三○、四○年代对欧洲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卢安达大屠杀是一种对生态危机採取全国性规模的政治回应的案例。一九八○年代末，国家的可耕地枯竭，接着到了一九九三年，农作物产量显着下滑。20卢安达政府认为是人口过多的问题，因此想办法要把自己的人民移出到邻近国家。21政府还面临与图西族有所牵扯的政敌想要入侵，入侵的原因涉及要重新分配可贵的农地。政府于一九九四年鼓励胡图族杀害图西族人的政策最有成效之处就是土地短缺的地方。想要土地的人们会举发他们的邻居。加害者说，他们的动机是想要占据土地，也是由于害怕其他人会抢先一步这么做。22在杀人的行动当中，胡图族人的确杀害了图西族人，但当没有图西族人可杀时，胡图人也杀其他的胡图人——并把土地据为己有。由于图西族人是殖民政权所偏好的对象，因此杀害他们的胡图人可以披上殖民解放的表象。23一九九四年四月至七月间，至少有五十万人遭到谋杀。24

　　发生在索马利亚的饥荒和卢安达的大屠杀是气候变迁在非洲可能酿成的后果的警钟。前者是由气候所直接导致的死亡，后者则是气候与政治之间互动所造成的种族冲突。未来也许能看到第三种、也是最可怕的可能性：在地资源稀缺与在汲取食物的同时输出全球性意识型态的殖民政权两者之间的互动。25即便非洲人自己都在为了可耕地和可饮用水斗争，非洲大陆却成了亚洲人食物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脆弱的财产权、腐败的政权以及占全世界一半的未耕地三者的结合，使得非洲成了亚洲食物安全计划的中心。26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南韩已经试图控制大片的苏丹土地。除了他们以外，日本、卡达、沙乌地阿拉伯也加入购买或租用非洲农用地的行列。有一个南韩公司甚至试图租用半个马达加斯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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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亚洲国家对食物的需求之大与其探求资源的能力恰成正比，这个国家是上述两者的独特结合，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工业国家和输出国，光靠自己的领土无法确保能维持该国人口视为理所当然的经济繁荣所需的基本供给。在某些方面来说，中国所处的位置可能比一九三○年代的德国还糟。其人均可耕地是全球平均人均可耕地的百分之四十，且每年减少约一百万公顷。28中国人曾经经歷过大规模的饥荒。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接下来的内战让数百万人挨饿。共产党获胜十年后，一九五八至六二年间毛泽东的大跃进所导致的饥荒又夺走了数千万条人命。29

　　廿一世纪，生存空间一词的两个定义——舒适与生存——两者之间的差距似乎很小。有数千万今天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中国人仍带有族人死于饥馑的记忆。中国人可能会要愈来愈多的卡路里，因为富起来的中国人就像所有地方富起来的人一样，都要求更大的食物保障，以及更多种多样的食物。在革命期间饿死自己人口的中国共产党至今仍统治着国家。由于党要对过去的饥荒以及未来食物的充足负起责任，它对于食物的供给极为敏感，这从每当全球粮食供应似乎受到威胁时，中共就会以扭曲市场的程度购买农产品就可以看得出来。30鉴于财富持续增长，中国不太可能耗尽粮食。更有可能发生的事是对暂时性的焦虑做出过度反应，结果殃及中国以外的人口。无论中国人是否真的大规模地受到饥饿所威胁，维持国家昌盛的政治观通常会倾向于在威胁出现时做出决定性的国际行动。31

　　面对未来的危机——也许是年复一年的干旱——也许二○三○年代，北京的领导人会作出柏林的领导人在一九三○年代作出的结论：让出口部门蒸蒸日上的全球化现象必须伴随着持续控制能保障粮食供给的生存空间。中国领导阶层曾将非洲形容为包括食物在内的所需资源来源。在二○○三年苏丹因气候问题爆发内战时，中国当局的作为显示，在有利于其投资的情况下，他们可以站在大规模屠杀的那一边。在苏丹，干旱将阿拉伯人赶往南边进入非洲牧民的土地。苏丹政府站在阿拉伯人这边，开发出一套政策来歼灭扎加瓦人（Zaghawa）、马瑟莱人（Masseleit）、富尔人（Fur）。而苏丹政府的军火就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32

　　中国也面临着一个一九三○年代所没有面对过的问题——饮用水的短缺。气候变迁似乎强化了水循环，带来更多的干旱与更多的水灾。33湿润的地方得到了更多水，干燥的地方则得到更少的水。全球近百万人连一天半加仑的水都喝不到，逾两百万人连卫生所需的每天五加仑水都得不到。34在廿一世纪，不是只有在中国人们会因为水而发生暴动，在保加利亚、印度、肯亚、巴基斯坦、索马利亚、苏丹也都发生过。35中国人平均只消耗掉全球人均使用淡水的三分之一，且其中许多来自因暖化而融化的冰河。在中国有一半的淡水以及百分之廿的地下水已经受到污染，不能饮用。到了二○三○年，中国对水的需求可能会达到现在的供给量的两倍。当然，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国（或至少比较富有的中国人）很有可能能够负担海水淡化的费用。36

　　面对不稳定的水和食物的供给问题，也有可能出现不那么平和的手段。中国与一个有着丰沛的水源供给的国家接壤，那就是俄罗斯联邦。在中俄边界靠中国的这一侧，中国农民的耕作愈来愈频繁，而俄罗斯农民则愈来愈少。在廿一世纪之初，北京在东俄罗斯投入的资本比莫斯科还多。随着时间推进，也许北京会将目光投向西伯利亚的水源，就如同它现在已经在注目西伯利亚的天然气和石油那样。37北京在俄罗斯和在非洲所偏好的控制资源方法是签订对自身有利的合约。俄罗斯和非洲的领导人目前对这种形式的屈从还愿意服从。中国对俄罗斯採行的方法目前在天然气方面有所成效，也许在水源方面也会。38

　　但是随着气候变迁持续，无法预测的事件开始多起来之后，非洲和俄罗斯的土地可能就会看起来对非洲人和俄罗斯人他们自己更显珍贵。在压力之下，也许中国人会找出理由来合理化非洲人与俄罗斯人的穷困甚至死亡。又或许俄罗斯人和非洲人会找出理由来终结中国的全球化还有在这现象背后的人。39

　　上述这些中国的情况并非不可避免。中国的当务之急与战间期的德国相仿，但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像希特勒那么不寻常地反对科学的解决方法。希特勒反对（最终解决了德国生态恐慌的）农业科学，而中国当局则资助可能可以减缓气候变迁、食物和水资源问题的能源研究。北京方面在太阳能、风力、核分裂、核聚变等能源上进行投资，并且承诺要在二○三○年以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量到设定的目标。40因为中国是天然气和石油的进口国而不是出口国，国内没有反对替代性能源的声浪。中国也是导致气候变迁的国家之一；如果气候变迁持续，可能会在非洲和俄罗斯涉入更深。同时，中国的工程师也在发展、实施减缓气候变迁的科技解决方案，藉此减少未来发生上述冲突或者其他冲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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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地，廿一世纪的俄罗斯政府则是根据将碳氢化合物输出到欧洲和中国的出口量来规划预算，并把群众的支持都押在这上面。41由于俄罗斯政府希望维持这些广大的邻国市场对天然气和石油的需求，因此间接地把未来的希望放在碳污染和气候变迁上。也许与此相关的事，在俄罗斯的文化当中，灾难来临的感觉比在中国或西方都还要显着。有天赋的俄罗斯思想家、小说家、艺术家、电影导演呈现出关于人类颓败与堕落的各式各样引人注目的意象。就像在一个世纪以前，当俄罗斯被革命与反革命所撕裂时，俄罗斯的政治阶层在型塑与散布灾难意识型态（catastrophist ideology）方面超过了任何一个邻国。

　　在二○一三年俄罗斯最新一轮的殖民主义中，俄国领导人和政治宣传家想像乌克兰人不存在，或者把他们形容成是次一等的俄罗斯人。俄国领导人把乌克兰形容成一个没有歷史、文化、语言的人造物，由某种犹太人、同性恋、欧洲人、美国人集结起来的全球性的集团所支撑，这种描绘的方式令人想起希特勒口中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俄国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中，这套修辞是用来在俄罗斯入侵、併吞克里米亚半岛时合理化对半岛附近黑海的天然气田的占领。乌克兰肥沃的黑土让乌克兰成为非常重要的粮食外销国，而俄罗斯并不是粮食外销国。42

　　俄国总统普丁（Vladimir Putin）发展出了一套族裔战争的外交政策教条。无论是希特勒加诸在捷克斯洛伐克上还是普丁加诸在乌克兰上的这种由语言而侵略的论点破坏了主权和权利的逻辑，并为摧毁国家铺路。43这把被承认的政体转变为侵略的目标，把个人变成了族裔的客体，其利益被国外的力量决定。普丁也把自己置于欧洲的民粹派、法西斯派和新纳粹势力的领头的位置。莫斯科方面不但支持那些把地球上的问题推诿给犹太人、并採取毁灭国家的手法的政治人物，也发明出新的全球性替罪羔羊——同性恋者。俄罗斯认为「同志游说」（gay lobby）须为全球的颓败负责，这种新的观念并不比旧的纳粹「犹太游说」的概念更有意义，但这样的意识型态现在却在全球风行。44

　　如同俄罗斯所揭示的，二战作为一个前车之鉴可以迅速转变成可以启示的先例。一九三九年，史达林与希特勒（亦即当时欧洲的极右翼）结盟，其逻辑是这么做会让欧洲自我毁灭。史达林设想德国和其西方的邻国会彼此冲突，于是他们的力量将会消弭于无形。普丁似乎也在做类似的盘算。就如同一九三九年与希特勒的结盟是为了让欧洲最激进的力量回过头来打击欧洲自身，俄罗斯对欧洲极右翼的支持也是为了瓦解廿一世纪初最平和、繁荣的秩序——欧盟。二○一四、一五年，普丁重新恢复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精神，而正是这项协议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为犹太大屠杀创造出许多先决条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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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显示出地方性的资源短缺之风险；中国点出全球强权与国家焦虑的问题；而俄国展示出可以让一九三○年代的实践方案看起来像是正面的案例。国家的摧毁与建构全球公敌的风潮已经回到了欧洲，这得要大幅归因于莫斯科。在中东，国家普遍来说偏弱，伊斯兰基本教义派长久以来都将犹太人、美国人、欧洲人塑造成全球公敌。俄罗斯的反同性恋运动将欧美塑造成隐藏在国际同运背后的黑手，将目光对准穆斯林世界与国内的组成。

　　这些反全球思维的形式使得特定族群被视为全球现象祸根的可能性增加。在世上许多地方，由于气候变迁的缘故，数亿名穆斯林的生存机会面临崩解，而这个现象却找不到地方性的解释。几乎没有造成气候变迁的地方反而蒙受气候变迁的打击。由于海平面上升，孟加拉这个人口总数是美国一半的穆斯林国家屡屡受到暴风和洪水的重创。相反地，在利比亚，预计每年的旱季会从一百天延长到两百天。埃及人仰赖的尼罗河到达开罗前会先经过四千英里的沙漠地带。超出埃及人所能掌控的力量让尼罗河可能有朝一日会枯竭。46

　　北非的穆斯林将反犹太主义的信念带进欧洲已成既定事实。但要是这些北非、中东的穆斯林把环境灾害怪到犹太人身上怎么办呢？在穆斯林、犹太、基督教传统共享的文本《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九节中，上帝警告道：「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在水源短缺时，以色列的居民、住在中东的犹太人可能背负着风险。之所以你争我夺西岸、戈兰高地的一个因素就是忧心水源的供给不足。以色列人在被占领的领土饮用地下水的含水。尽管以色列在军事上和科技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口免于承受气候变迁的后果，但中东持续沙漠化可能会导致区域性冲突，并寻找替罪羔羊。一旦中东为了资源开战，穆斯林可能会把地方性的问题和整体的生态危机怪罪到犹太人头上；毕竟，这就是希特勒所採行的方法。以色列人自然而然也可能怪罪穆斯林，并把其盟友美国拉进一场更大的冲突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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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倾向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认为国家地位攸关民族未来的存亡，这点他们说对了。一九三○年代欧洲诸国的覆灭是包括犹太大屠杀在内所有纳粹主要犯罪行为的先决条件。多数中间派和左翼的复国主义者都认为可以透过国际法上的安排来成立一个以色列国。这点被证实是对的，但是是在犹太大屠杀的罪行发生之后。一九三○年代，极右翼的修正复国主义者害怕灾难降临也是有所本，因而合理化了他们暗中与波兰的合作。

　　自从一九七七年梅纳赫姆．贝京在以色列掌权之后，国家恐怖主义愈来愈趋近于以色列民族迷思的中心位置。在伊尔贡和莱希的光荣叙事中往往略去波兰的渊源不提。如果不将伊尔贡指挥官贝京和莱西的领导人亚伯拉罕．斯特恩、伊札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等人的波兰背景列入考量，就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生涯。在贝京之后，沙米尔于一九八三至八四年担任首相，然后八六至九二年间又再度出任。其他作战同志与波兰的clients也重新以握有权威的角色浮上台面。曾经接受波兰人恐怖主义策略训练的埃利亚湖．梅里多尔（Eliahu Merido）被选进以色列国会达三次之多。也受过波兰人训练的Lankin担任以色列驻南非大使。他们的政治传统利库德（Likud，译按：以色列的右派世俗意识型态）是修正复国主义的延伸，一九三○年代末在波兰的保护之下兴盛。随着班杰明．纳坦尼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的窜起，这层波兰的渊源似乎可能断绝，因为纳坦尼亚胡是第一位出生在以色列的首相，也是第一位来自利库德传统但母语不是波兰语的首相。纳坦尼亚胡说的是美式英语，这与他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以色列当前的地缘政治连结关系（affiliation）都相符。但即便如此，这里与波兰政策的联系仍然很强：在与波兰合作的高峰期间，纳坦尼亚胡的父亲就是修正复国主义创始人雅博廷斯基的私人秘书。

　　波兰在战间期对修正复国主义支持与否的态度模稜两可。其实美国内部对于要不要支持修正复国主义的继任者所统治的以色列也抱持着类似的紧张态度。在一九三○年代末，波兰领导人和多数波兰人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在经济危机方殷之际希望犹太人能离开波兰。廿一世纪初有些美国人支持以色列，是因为他们希望末世来临时犹太人身在圣地。今日的美国跟一九三○年代的波兰类似，因为许多基督徒都积极支持复国主义，甚至比犹太人自身还要支持。有些以色列的美国政治盟友——福音派基督徒——倾向于否认气候变迁的事实，并支持加速气候变迁的碳氢燃料政策。在这些美国福音派当中有数百万名的时代论者（dispensationalists），他们支持以色列的理由是相信在当地发生的灾难预示着耶稣基督再临。一九四○年代时，时代论者坚称犹太大屠杀是上帝的杰作，因为那迫使犹太人重新省视自己犯的错误并移居应许之地。尽管像这样以末世论代替政治是少数的观点，但将以色列国的政治歷史错置偷换为末世的故事则在美国社会相当普遍。47

　　身为以色列首相的贝京自一九七七年起寻求与美国的福音派信徒结盟，这是在他与波兰官员联系的四十年后。在一九三○年代，像是贝京、斯特恩、沙米尔这样的修正主义者就称犹太人需要国家的保护。这样的判断完全正确。波兰金主支持以色列国以试着缓和经济危机和反犹主义。现在统治以色列的第二代修正复国主义者所面对的反讽更为恼人。有些他们在美国的金主所支持的政策会加速灾难的到来，这会陷以色列国于危殆当中，而以色列的毁灭被他们视为世界获得救赎的一个阶段。国家状态能保护犹太人这点，复国主义者的认知是对的，但他们的盟友也可能把以色列当成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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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美国人思及犹太大屠杀时，都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永远不会犯下这样的罪行，毕竟美军是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确的那一方。但史实则比这更加复杂。小罗斯福派遣去解放欧洲的军队内部也有种族的隔离。49反犹主义当时在美国也盛行。50美军登陆诺曼地时，犹太大屠杀已大致结束。尽管美军解放了一些集中营，他们并没有到过任何主要的行刑场，也没有见到过百座位在东线的杀人坑的任何一座。美国人对毛特豪森集中营守卫的审判如同英国人在伯根—贝尔森（Bergen-Belsen）的审判一样，将战前的公民身分重新套用在犹太人的受难者身上。51这会让后来的世代轻忽一项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公民身分被拒绝（通常是由于国家被摧毁）才是让犹太大屠杀得以发生的原因。

　　廿一世纪之初，盛行着一种对国家权威与大屠杀之间的关系的误解，这潜藏在美国人对犹太大屠杀的迷思之下，那就是以为美国将那些被盛气凌人的国家造成的种族屠杀中的人们拯救出来。这么一想，国家的毁灭是与拯救而非风险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一九四五年德国与日本的政权覆灭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美国也在重建国家结构中有所出力。二○○三年入侵伊拉克的其中一个错误就是相信政权的递嬗一定是创造性的。其理论是毁灭国家及其统治菁英将会带来自由与正义。实际上，美国非法入侵主权国家所导致的接下来一连串的事件，证明了人们还是没有从二战的歷史学到教训。52

　　大规模的杀戮普遍发生在内战期间或者政权更迭的时候。53这是纳粹德国刻意为之的政策，以创造出毁灭国家的条件，并将其后果导向针对犹太人。在没有这样的恶意之下毁灭国家会制造出比较传统的灾难。入侵伊拉克杀死的人数至少与此前的伊拉克政权一样多，让伊拉克执政党的成员暴露在宗教清洗（religious cleansing）之下，并为整个国家的混乱状态铺路。

　　美国人常犯的错误就是认为自由等于国家威权的缺席。这种错误的认知将我们带回到一九三○年代的德国和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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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纳粹德国的主导的刻板印象是：有一个无所不能的国家，将自己的公民中一种人全体归档、压迫、然后灭绝。但这并非纳粹达成犹太大屠杀的方式，甚至也不是他们对这件事的认知方式。犹太大屠杀受难者当中绝大多数都不是德国公民；是德国公民的犹太人倖存的机率远比那些被德国摧毁的国家的犹太公民来得大。纳粹知道他们必须去到国外，践踏邻国的社会，才能将他们的革命带回到自己的国度。要是希特勒于一九三九年遭到（几乎要成功了的）谋杀，今天对纳粹德国的记忆就只不过是许多法西斯主义国家当中的一个。不只是犹太大屠杀，所有德国犯下的主要罪行都发生在国家体制已经被摧毁、瓦解或者大幅妥协的地带。德国人杀了五百五十万名犹太人、逾三百万苏联战俘、以及约一百万（以反游击队行动之名杀的）公民，这些都发生在无国家状态的地带。54

　　由于犹太大屠杀是近代史上的轴心事件，对事件的误解会让我们朝向错误的方向去思考。一旦犹太大屠杀被归咎于现代国家，弱化国家威权就好像有所助益。对政治右翼来说，国家权力被国际资本主义所侵蚀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对政治左翼而言，群龙无首的革命将自命为有道德的革命。在廿一世纪，无政府状态的示威抗议运动与全球的寡头政治参与在一场友善的打打闹闹，在这打闹当中没有人会真的受伤，因为双方都把国家当成了真正的敌人。比起秩序的毁灭或者秩序的缺席，左右翼双方都更害怕秩序本身。后现代性是共同的意识型态反应方式：要小不要大、要碎片不要结构、要管窥不要全景、要感受不要事实。对左右翼双方来说，后现代对于大屠杀的解释方是倾向于依循德国和奥地利一九三○年代的传统。结果他们所制造出的错误只会让未来的犯罪行为变得更为可能（而不是更不可能）发生。

　　在左翼这边，犹太大屠杀的主流诠释可以说是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这个学派的成员多是移居到美国的德国犹太人，他们将纳粹国家描绘成发展过度的现代性之表现。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颇具影响力的《启蒙的辩证》（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开头的假设（和希特勒一样）是「资产阶级文明」即将崩毁。他们将科学方法化约为实践上的统治，（和希特勒一样）未能把握科学调查的反身性与其无法预估的特质。希特勒将犹太人描绘为伪普遍主义（bogus universalisms）的创造者，这种伪普遍主义是犹太人统治的表象；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则反对所有的普遍主义，因为所有的普遍主义都是统治。他们称以理性来指导政治本身就内含着对变异的不够包容，而犹太屠杀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个错误的判断的影响之深之广难以估量。希特勒并不是启蒙的支持者，而是启蒙的敌人。他并不拥护科学，而是将自然与政治混为一谈。55

　　右翼对犹太大屠杀的主流解释可以称之为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奥地利经济学家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追随者宣称是不可一世的福利国家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因此开出了放松管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作为政治性的恶的解药。这种叙事是很方便的叙事，但在歷史来讲却说不通。从来没有一个打造出社会福利制度的民主国家因为该制度而向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低头。在中欧所发生的恰好相反。希特勒上位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期间，而经济大萧条之所以散布到全球正是因为各国政府还不知道怎么介入经济周期。海耶克的家乡奥地利根据当时的自由市场正统实施资本主义，下场是经济衰退极其严重，而且似乎永无止境。奥地利犹太人受到压迫的起始点不是国家的成长，而是国家于一九三八年的瓦解。56

　　倡议自由市场的人所预见的理想资本主义仰赖于社会的美德（social virtues）和睿智的政策，这些并非由资本主义自身所产生出来的。在犹太大屠杀期间，由德国的政策所产生出来、并且由犹太人和他们的拯救者所经验到的特殊资本主义形式当中，所有的交易都仰赖于个人之间的信任，在这样的交易安排当中，对方也有可能会背信或甚至杀人。在海耶克自己也反对的某种极端市场乌托邦主义中，维也纳学派与艾茵．兰德（Ayn Rand）的思想合为一体。她认为竞争就是生命的意义本身57；希特勒也说过几乎相同的话。虽然这样的化约论相当诱人，却也相当致命。如果除了竞争之外什么都不重要的话，那么淘汰抗拒竞争的人以及防止竞争的体制也就变得再自然也不过。对希特勒来说，那些人就是犹太人，那些体制就是国家。

　　如同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的，市场并不能在宏观层次或微观层次上完美运作。在宏观的层次上，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受制于经济周期的极端情况。理论上，市场总是能从经济萧条中复原；但实际上，经济崩盘所导致的苦难可能在复原之前就已产生深远的政治性后果，包括资本主义自身的终结。在微观层次上，公司在理论上可以产生出他们自身不予以补救的外部支出。这种外部性的经典案例就是污染，污染不会为生产者带来花费，但却会损及他人。58

　　政府可以为污染订下成本，将外部性给内部化，以便减少不想要的后果。要将造成气候变迁的碳污染成本内部化的方法很简单。要反对这样的作法并宣称这样的作法是反资本主义的，得要找出一种教条，这个教条仰赖于市场，而最终也会保存市场。在美国的世俗右翼组织，有些支持市场完全不受约束的人已经找到了这样的教条：那就是宣称科学不过是政治。由于气候变迁的科学很明确，有些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意志派（libertarian）便否认科学自身的有效性，将其科学上的发现都描绘成老谋深算的政客的把戏。像这样将科学和政治混为一谈很可能是危险的。

　　虽然没有美国人会否认坦克车在沙漠中能够运行，但有些美国人的确会否认沙漠正在扩大。虽然没有美国人会否认弹道学（ballistics），但有些美国人会否认气候变迁。希特勒否认科学可以解决基本的营养问题，但却认为科技可以赢得更多的领土。59这样说来，等待研究成果是毫无意义的，必须立即採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以气候变迁的案例来说，否定科学同样也合理化军事行动而非投资在科技发展上。60要是人们自己不为气候问题负责，他们就会将气候问题造成的灾害责任转嫁到其他人的身上。只要否定气候问题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就可能加速真正的灾害，而灾害又进而可能让灾难性的思考（catastrophic thinking）变得更为可信，加速政治变成生态恐慌的恶性循环。

　　自由市场是自然的这种流行的概念本身也是将科学与政治混为一谈的结果。市场并非自然的；市场仰赖于自然。61气候并不是可以拿来交易的商品，而是经济活动可以成立的先决条件。以少数人能牟利为名就毁灭全世界的「权利」本身就揭露了严重的概念性问题。权利意味着拘束。每个人都是自身的目的；一个人的重要性并非取决于其他人想从他或她身上取得的东西。个人有权利不要自己的家园被定义成栖息地。他们有权利不要让自己的政体被摧毁。

　　当国家不在场时，权利——无论是哪种定义下的权利——都不可能维系。国家并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结构，也不是应当被剥削、被抛弃的结构，而是一个漫长、寂静的努力下的结果。无论是像右翼般兴高采烈地将国家分割成碎片，或是像左翼般意味深长地窥视国家的碎片，都极为诱人，但却危险重重。政治思想不是毁灭，也不是批判，而是由歷史所启迪的多重结构的想像——是一种当下的劳动，可以用来保存未来的生命和尊严。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多重性也是一种多重性。肯定政治与科学之间不同的目的让思考权利和思考国家成为可能；将他们混为一谈则是朝向诸如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总体意识型态迈进一步。另一种多重性是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多重性：尽管秩序与自由并不相同，但它们仰赖彼此。宣称秩序即自由、自由即秩序终将走向暴政。宣称自由就是没有秩序则终将走向无政府状态——那也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暴政。政治的要点在于保存多重的、不相化约的要素处于相互竞合的状态，而不是向某种总体的迷梦（无论是不是纳粹）屈服。62

＊　＊　＊

　　古斯塔夫．赫林—格鲁金斯基在史达林的古拉格中服役时，他的兄弟正在庇护犹太人。他写道：「人唯有处在人性条件下才能当人。」国家的目的就是在于保存这些条件，这样一来，其公民才不需要将个人的生存当作自己的目标。国家应当认可权利、背书权利、保护权利，这意味着创造出权利可以被认可、背书、保护的条件。国家的存续是为了创造出一种经久不衰的感觉。63

　　因此，最后一种多重性与时间有关。当我们缺乏对过去与未来的感知时，现在感觉起来就摇摇欲坠，不具行动基础。如果没有人从过去学到教训或者相信未来，就不可能保卫国家和权利。对歷史的意识让人可以认知到意识型态的陷阱，并可以让人对「由于所有的事情都倏忽转变了，因而必须採取即时行动」的这种要求抱持怀疑的态度。对未来抱持信心，可以让世界看起来不仅只是希特勒所说的「某个精确测量出的空间的地表」。时间这个第四维度可以让空间的三维显得不那么幽闭恐惧（claustrophobic）。对经久不衰的信赖是恐慌的解药，是煽动言论的补品。未来感必须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中在现在创造出来，第四维度必须从日常生活的三个维度中打造出来。

　　以气候变迁的案例来说，我们知道国家可以怎么驯服恐慌，并与时间好好打交道。我们知道从植物身上汲取养分比从动物身上汲取养分更简单，花费也更少。我们知道农业生产力持续在进步，且海水淡化是可能的。我们知道能源使用的成效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简单的方法。我们知道政府可以对碳污染徵收费用，可以对彼此承诺减少未来的碳排放，并对彼此的承诺加以审查。我们也知道政府可以刺激发展适当的能源科技。太阳能与风力能源愈来愈便宜。聚变、裂变、潮汐发电以及非作物生物燃料（non-crop-based biofuels）为新的能源经济带来希望。最终我们会需要从大气层贮存二氧化碳的技术。以上种种都不是痴人说梦，是真的可以达成的。64

　　国家应当要投资在科学上，才能冷静地考量未来。只要研究过去就能指出为何这是一条明智的道路。时间支持思想，思想支持时间；结构支持多重性，多重性支持结构。这条理路并不比等待一场大灾难或者梦想个人的得救来得更辉煌。有效预防大规模的杀害是要一点一滴增加的，有赖在背后贡献的无名英雄。没有任何经久不衰的国家概念可以与总体性的幻象竞争。没有任何绿色政治（green politics）能比在黑土上抛洒红血更刺激。但反对恶所需要的灵感应当要是健全的，而不必然是能获得最多迴响的。自然和政治、秩序与自由、过去与未来的这几组多重性都没有上个世纪的集权主义乌托邦那样醉人。以上这几组的交融作为意象甚是美丽，但作为逻辑是循环论证，作为政治则是暴政。要想对付那些对于总体性的追求，遁入无政府状态并非解药；无政府状态不是总体性的敌人，而是总体性的同路人。真正的解答应该是有思维的、多重的体制：不断地付出劳力以创造出有所差异的造物。这攸关想像力、成熟度以及生存性。

　　我们都和希特勒分享着同一个星球，也分享着许多他的执迷；我们真正改变的比我们所以为的还要少。我们喜欢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幻想着摧毁政府。我们贬抑科学。我们梦想着灾难将至。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某种星球性的阴谋的受害者，那么我们就朝向希特勒更趋近了一步。如果我们相信大屠杀是犹太人、德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或任何其他人的与生俱来的特质所导致的结果，那我们就朝向希特勒的世界靠近了一步。

＊　＊　＊

　　了解犹太大屠杀是我们保全人类的机会——也许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这对大屠杀的受难者远远不够。累积再多的善都无法抹消恶；无论拯救未来再怎么成功都无法抹消过去的杀戮。或许拯救一条性命就是拯救世界是真的，但这句话的反面则否：拯救全世界也不能换回一条失去的生命。65

　　那个男童在维也纳的家谱就像所有出世或未及出世的犹太孩童家谱一样，根基已经被刨除：「我乃一株根茎，亦曾为花朵／我的庇荫在一片黯淡之下／根基刨尽／夺命锯在远方哀鸣。」加诸在犹太男女老幼身上的恶没有办法抹消，但是可以记载下来，可以被理解。诚然，这应该要被理解，将来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这对我们以及那些继之而来的人而言，应已足矣。

注释

01　华沙起码有一万五千名犹太人从来没有进入犹太区。见Kermish, “Activities,” 374.

02　Bartoszewski and Lewinówna, Ten jest, 487.

03　Grossman, Life and Fate, 409. 他接着说道：「善念唯有在没有权力的时候才特别有力。」见Monroe, Compassion, 258.

04　比较Bauer, The Death of the Shtetl, 97.

05　希特勒是为边疆的时代所形塑，但并没有参与其中，见Webb, Great Frontier, 280. 就连德国战胜赫勒娄族（Herero，译按：十九世纪末起德国殖民的南非族裔）都有一部分是因为牲口传播的疾病。见Levene, Rise, 247.

06　某些歷史书写形式让人可以遁入过去的情绪性信念（emotional convictions）或者躲进新发现的目的论上的宽慰（teleological comfort）；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我反对这些书写形式。虽说如此，但就手段与经验之间的关系这种实质的议题而言，我赞同康德主义者，反对海德格。对此关键的论辩更详尽的歷史考察见Gordon, Continental Divide，与本研究最相关的部分见页15, 17, 31, 35, 217, 220, 225, 238.

07　粮食价格见Evenson, “Economic Consequences,” 473. 亦见Federico, “Natura Non Fecit Saltus,” 24. 关于这些方面进步的歷程见Olmstead and Rhode, Creating Abundance, especially 64–66 and 388–98.

08　Mazower, Hitler’s Empire, 594. 参阅Maier, Unmasterable Past, 7：「可以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近四十年以来只靠面包维生。」亦见Bartov, Mirrors of Destruction, 167：「研究犹太大屠杀是避免将之神秘化的最佳方法。」关于一九五○年代特定的研究见Federico, “Natura Non Fecit Saltus,” 21. 「卡路里」一词在西方几乎总是代表人们吸收太多的东西，但在一九三○年代，一般人和规划方案的人员计算卡路里是为了确保一家有生存所需足够的卡路里，或者劳动男女、牲畜吸收足够的卡路里以推动经济。

09　Aliyu,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0　Denison, Darwinian Agriculture, 11.

11　Moyo, Winner Take All, 109.

12　当然，光是剥夺食物就已经够糟了；在今天，世界上每五秒就有一名孩童饿死。见Ziegler, Betting on Famine, xiii.

13　参阅Gumbrecht, Nach 1945, 245, 264, 305. 亦见Rousso, La dernière catastrophe；Berger, After the End.

14　内燃机与工厂制造出将太阳的热困在大气层的气体。持续性的砍伐树林、摧毁湿地加速了这种暖化现象，因为植物能吸收二氧化碳、释出氧气。大量的全球资料显示地球表面、地球表面的空气、大气层、海洋表面的年度最低气温都在逐年增加。因果关系见Maslin, Global Warming, 1, 4, 57. 气温与因果关系见Alexander, “Global Observed Changes,” 31；Rohde, “A New Estimate,” 22；Rohde, “Averaging Process,” 1；Zhang, “Detection of Human Influence,” 461. 保守的估计见Rahmsdorf, “Comparing Climate Projections,” 1；Economist, 22 September 2012；Guardian, 27 November 2012. 非线性效应见Maslin, Global Warming, 112, 116；Mitchell, “Extreme Events,” 2217；Latif, “El Niño,” 20853. 有关物种的部分见Maslin, Global Warming, 99; 亦见 Clarke, “From Genes to Ecosystems,” 6.

15　有关区域主义的基本论点见Pitman, Arneth, and Ganzeveld, “Regionalizing,” 332.

16　Cay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s,” S71；Helmuth, “Hidden Signals,” 191；Rahmsdorf, “Comparing Climate Projections,” 1.

17　Tebaldi, “Modelling Sea Level Rise,” 1. 关于早期的气候变迁，Parker, Global Crisis是极为令人惊艳的作品。

18　参阅Tooze, Wages of Destruction, 477, 544, 549. 如同Mount所指出，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必须为我们现实的星球的现实改变负责，见“Arctic Wake-up Call,” 10.

19　Trentmann, “Coping with Shortage,” 15, 22, and passim；Federico, “Natura Non Fecit Saltus,” 23. 受到影响最鉅的部分见Brown and Crawford, “Climate Change,” 2. 足以鉴往知来的是Kiernan提醒我们，歷史上所有的大规模杀害都或多或少与土地的价值有关联。见氏着Blood and Soil, especially chap. 4.

20　New York Times, 14 December 1989. Campbell, “Population Pressure,” 2.

21　Newbury, “Background,” 13.

22　Rose, “Land and Genocide,” 64.

23　Stanton, “Could the Rwandan,” 211–15；Hintjens, “Explaining,” 249, 261, 270. Sémelin, Purifier, 314.

24　Straus, “How Many Perpetrators,” 86–87.

25　Moyo, Winner Take All, 32–33；Economist, 21 May 2009；Brautigam, “Land Rights”；Horta, “Zambezi Valley.”

26　Economist, 4 September 2013.

27　Ziegler, Betting on Famine, 200.

28　Diamond, Collapse, 362–65. Moyo, Winner Take All, 29.

29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21–42.

30　Ziegler, Betting on Famine, 41.

31　如同二○一○年干旱时的反应一样，见Sternberg, “Chinese Drought,” 8.

32　关于苏丹见Reeves, Dying, 3. 有关中方的介入见Doriye, “Next stage,” 25；King, “Factoring Environmental Security,” 151. 亦见Zafar, “Growing Relationship,” 119.

33　Stern,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70, 74.

34　Sullivan, “National Security,” 15–16.

35　到了二○五○年会发生普遍的危机。当下的短缺和暴动见Solomon, Water, 368, 370, 371.

36　King, “Factoring Environmental Security,” 104；Moyo, Winner Take All, 41；Stern,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78；Solomon, Water, 440.

37　Blank, “Dead End”；Kaczmarski, “Domestic Sources”；Lotspeich, “Economic Integration.”

38　Eder, China-Russia, 130–131.

39　二○○七年在中国低海拔沿海地区人口约是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一；如果二○一五年仍维持这个百分比，人口数大约是一百四十九万。俄罗斯总人口约一百四十五万。见McGranahan, Balk, and Anderson, “Rising Tide,” 26.

40　New York Times, 11 November 2014.

41　Gustafson, Wheel of Fortune, 1, 5.

42　地图见Novorossiia报纸，例见1 August 2014.

43　俄罗斯于二○一三、一四年对乌克兰的政策编年，见笔者四十余篇英、法、德语文章，收录在timothysnyder.org 。乌克兰语、俄文的翻译参见参考书目。

44　见Riabov and Riabova, “Decline of Gayropa?”

45　笔者在上述提及的许多出版品以及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of 15 December 2014中讨论过这个关联。许多根本性的关联徵引自Anton Shekhovtsov一系列的重要评论。

46　有关贫穷见Xenopoulos, “Scenarios,” 1562. 参阅Gerlach, Extremely Violent Societies, 263. 埃及和利比亚的部分见King, “Factoring Environmental Security,” 99, 100, 117, 359；Klare, “Climate Change Battlefields,” 358–59. 旱灾见Femia, “Climate Change,” 31. 伊斯兰国和水源见New York Times, 14 October 2014.

47　Spector, Evangelicals and Israel, 187–88；Clark, Allies for Armageddon, 5, 151, 170；Weber, On the Road to Armageddon, 191. 有关对于气候变迁的态度见Smith and Leiserowitz, “American Evangelicals,” 4以及笔者与Anthony Leiserowitz于二○一三年八月廿六日的私人通讯。

48　Weber, On the Road to Armageddon, 148；Clark, Allies for Armageddon, 190, 229.

49　对罗斯福的评价见Breitman and Lichtman, FDR, 315–30.

50　战争期间的反犹太主义见Abzug, America Views the Holocaust, 87–92, 99–103, and passim.

51　毛特豪森审判见Jardim, Mauthausen Trial, 123, 144, 189, 210. 伯根－贝尔森审判见Damplo, “Prosecuting,” 24.

52　从Collier’s Bottom Billion, especially at 126可以延伸出一个结论，与其说军事干预是为了让国家垮台，不如说在国家失败后军事干预更行得通。

53　Goldsmith and Semenovich, “Political Instability,” 10.

54　参阅Arendt, Origins, 310. 笔者在Bloodlands讨论过这些政策。

55　Horkheimer and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especially 212, 217；引言见页1, 15. 亦见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176–77. （形式不那么激进的）同样的错误可见于诺伊曼（Franz Neumann）给战略情报局（OSS，译按：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提交的报告。见Secret Reports, 28, 30. 另见Haberma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135, 138；Kołakowski, Main Currents, 347；Zehnpfennig, Hitlers Mein Kampf, 129.

56　更详尽的讨论见Judt and Snyder, Thinking.

57　Burns, Goddess, 175.

58　见Powell, Inquisition, 63, 98, and passim；Oreskes and Conway, Merchants of Doubt, 169–215；Economist, 15 February 2012；Tollefson, “Sceptic,” 441. 二○一一年，化石燃料工业为了造成的麻烦斥资约三百万美元。见Silver, Signal, 380. 另见Farley, “Petroleum and Propaganda,” 40–49. 亦见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Got Science?,” 18 October 2012以及Weart, “Denial,” 46, 48. 资本主义肯定将气候变迁的资料登记在案。保险公司保留了精确的暴风资料，并以此对水灾的保险设限。见Parker, Global Crisis, 691–92. 在某些方面，自由意志右派（libertarian Right）的错误也在基督教右派（Christian Right）的一些成员那里听见了迴响。创世论者（Creationists）反对几个世代的科学家扩充的达尔文理论关于非人类的动物的说法，反而使用「科学」一词来描绘上帝所创造出的静止不变的自然秩序。这又是一种将科学与政治混为一谈的说法。在他们支持不受规范的资本主义的同时，许多创世论者却都套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概念到其他的人类身上。人类有权宰制世界，而更有竞争力的人类则有权宰制较无竞争力的人类。这是将科学与政治混淆的又一例。

59　Hitler and His Generals, 62. 见Thomä, “Sein und Zeit im Rückblick,” 285；Genette, Figures I, 101；Robbe-Grillet, Pour un nouveau roman, 133.

60　否认气候科学对于美国的海军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因为海军面对的是基地可能被淹没的问题，以及要竞争北极圈融化的水源。见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 March 2010.

61　Bloom, Closing, 84；Bauman, Modernity, 235. 参阅Moses, “Gespräch.” 论证到此，笔者已经是在展示概念之间彼此的关系，而不是在探询歷史上的关系。参阅Moyn, Last Utopia, 82–83.

62　纳粹德国主要杀害的对象是其他国家的公民。那么对自己的公民进行大规模杀害的国家呢？廿世纪最骇人听闻的三个案例——中共、苏联、波布（Pol Pot）统治下的柬埔寨——都是党国体制。在党国体制中，意识型态上和实践上都要求国家体制次于党的体制，且国家的合法性完全被党领导人所提出在意识型态上集体的未来诉求所削减。这些歷史与纳粹德国及其邻邦所走的轨迹不同，但在一方面提供的是同样的教训：在庸常的保守意义下，国家作为权力垄断者以及义务和权利的对象的重要性。这个主题广泛，需要另外为文讨论；某些相关议题在笔者的Bloodlands中已经提出。

63　Herling, World Apart, 132.

64　只有国家可以创造出能让科学家、工程师发展出有成果的科技的结构。个人也许会依市场的诱因来发展聚变物和其他的科技，但这也是只有在国家模塑出这些诱因的情况下才行。由一个国家或许多国家做出的简单决定就可以改变心态，让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更加深化。

65　在实践上关于救援的困境，个案研究见Power, Problem from Hell.

歷史大讲堂

黑土：大屠杀为何发生？生态恐慌、国家毁灭的歷史警讯

着者：Timothy Snyder

译者：陈柏旭

总编辑：胡金伦

总经理：陈芝宇

社长：罗国俊

发行人：林载爵

编辑主任：陈逸华

丛书编辑：黄荣庆

校对：苏晖筠

封面设计：赖佳韦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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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8 年 6 月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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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957-08-5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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