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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大审判 作者：约瑟夫·E·珀西科 译：刘巍

引章　纽伦堡1945

纽伦堡本是德国东部一个知名度不高的城市，但1945 年在那里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审判，使纽伦堡变得名闻暇迩。

为履行1945 年8 月8 日伦敦协定和该协定所附的法庭条例，美国、法国、英国、苏联四国政府指控下列人员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罪和违反人道罪，并依据下面所引证的各点相应地对他们提出起诉。被指控和被起诉的人员为：

赫尔曼·威廉·戈林；鲁道夫·赫斯；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罗伯特·莱伊；威廉·凯特尔；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汉斯·弗兰克；</PGN0001.TXT/PGN>威廉·弗里克；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瓦尔特·冯克；雅尔马·沙赫特：古斯塔夫·克虏伯卡尔·邓尼茨；埃里希·雷德尔；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弗里茨·绍克尔；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马丁·博尔曼；弗朗茨·冯·巴本；阿图尔·赛斯—英夸特，阿尔贝特·施佩尔；康斯坦丁·冯·牛赖特；汉斯·弗里切。

下列（在此期间业已被解散的）各集团和组织，由于为达到其与各被告——均系各集团和组织的成员的犯罪有关的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应宣布为犯罪的集团和组织，它们是：德国内阁、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领袖集团，包括保安勤务处（通常被称为SD）在内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卫队（通常被称为SS）、秘密警察（通常被称为“盖世太保”）、冲锋队（通常被称为SA）以及参谋总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法庭提出了如下四项起诉理由：

起诉理由之一共同策划或密谋

起诉理由之二破坏和平罪

起诉理由之三战争罪起诉理由之四违反人道罪

法庭对三千多份原始材料进行了认真的核实查对，并且通过一个专门授权的委员会对二百多个证人和其他数百人进行了传讯。允许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的二十二名德国律师可自由地向法庭提交任何数量的书面呈文。他们提交给法庭的书面证明材料不少于三十万份。面对他们的委托人所犯的罪行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甚至就在审问他们自己最先要求出庭作证的证人的时候，已使辩护处于无望的境地。例如，在审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德军总司令、前陆军元帅保卢斯的时候，被告不得不供认，早在1940 年秋，他就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制定了进攻苏联的所谓巴巴罗萨计划。由原告提出的文件就是确凿的罪证。判决书说：“有一些文件是在盐矿中找到的，还有一些则分别被埋在地下、藏在假墙后面或其他被认为不易发现的地方。”当时苏联方面的首席起诉人、现任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L·N·斯米尔诺夫明确指出：“纽伦堡法庭在诉讼过程中，对德国首要战犯所提出的每一起诉都是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的。就是最吹毛求疵的人对此也无可指摘。”根据1945 年8月8 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达成的国际条约而制定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条例和根据这一条例所作的判决不仅仅体现了一种崭新的民主的国际法，而且是这一崭新的民主的国际法赖以继续发展的组成部分，条例体现了各国人民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势力的胜利。纳粹德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麇集在德意志帝国国家机构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毫无区别，只不过更为强大罢了。

在审理诉讼的案件之一、即所谓的弗利克案件时，美方首席起诉人、美国检察当局参加首要战犯审判的工作人员之一特尔福德·泰勒准将说：“第三帝国的专制政体是建立在民族社会主义、军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这种灾难性的三位一体的基础之上。”1954 年去世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美方首席起诉人罗伯特·H·杰克逊曾非常明确地指出纽伦堡审判的两大任务：一、核实认定纳粹当局所犯的重大历史罪行的证据；二、解释并规定新形成的国际法基本准则。他说：“我们必须凭确实可信的证据来确定那引起令人难以相信的犯罪事实。”他认识到：“对全世界来说，纽伦堡法庭判决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认真地儆戒未来，”在审判过程中，他面对通过大量材料所证明的帝国主义犯罪活动的真实情况得出了如下结论：“对于所有善良的和理智健全的人来说，纳粹德国所犯的累累罪行中的最大的一桩罪行就是发动了一场违法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教育下，在捍卫和平这一核心问题上世界人民都站在了同样正确的立场上。

第一章大审判

●人们可以发现，二次大战就是国际性大企业正常“商务往来”的结果

●德军的罪行还在于他们实施的“焦土政策”

●他不得不以这种离奇的要求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罪责

●辩护律师们企图通过各种各样的司法理论进行“辩护”

第一节人类历史上第一批走上绞架的侵略分子

1945 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明确强调，首要战犯诉讼案的被告不能以他们对此项法规的无知作为他们免受刑罚的理由，因为不是没有给他们提出法律教训和发出警告。他们中间的那些最危险分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这样有组织的侵略分子，也是第一批走上绞架的侵略分子。处决这批最危险的分子对各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鼓舞；同时，保持着高度警惕性的各国人民也希望，这些侵略分子是登上他们不得不建立起来的绞架的最后一批人。

对策划破坏和平的战争和密谋活动的指控和判决与破坏和平罪这一起诉理由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事实上策划战争和破坏和平的密谋这两件事是实际发动侵略战争和进行侵略战争的必要前提。所以，在“破坏和平罪”总的犯罪构成中，上述两点实际上发生在进行侵略的罪行之前，因而也就被列为第一点起诉理由；战争罪则被列为第二点起诉理由。无论是从逻辑上说，还是按时间次序，这样排列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对首要战犯进行判决的时候，不得不把这两点统统考虑进去，因为所有这些战犯既是密谋的最初策划者，又是实际进行战争的领导人。当然，要把参与侵略犯罪活动的负责人与那些准备这一侵略罪行的负责人区别开，不单纯是一个法律的技术问题，这一区别对于判决的惩戒作用和预防作用有着重大的意义。

另外，这也是判决不能不考虑的纳粹专制机构会带来的新问题。不言而喻，当法西斯独裁国家垮台以后，这一独裁政府的后台老板和指使者都想尽快甩掉他们从前的帮手，只想将那些对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肯定有用的人保护下来，而其中首先是军事头目。不难看出，这一滔天罪行的辩护律师们都希望能按雅尔赖斯所说的那样把纳粹国家描述成是由希特勒个人担负全部责任的一个独裁政体，这样，在希特勒（以及希姆莱和戈培尔）自杀以后，够得上判刑的也只剩下戈林一个人了。

过去，有人曾以法律形式对罪恶的希特勒政权提供了帮助，将来也有人会以法律形式帮助未来的效法者，使他们解除担心会受到的类似清算的后顾之忧。这些法律形式之一就是反对条例对共同犯罪范围所作说明的论战。事实上，历史现象已经表明，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和为其他某些地方的战犯审判所收集的证据也已证实，即使在决策权力最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企图依靠武力建立世界统治而在进行准备和付诸行动的时候，必须要有一批共同密谋参与这一行动的同伙。与提出的军事任务相适应，在这批参与者中间不可缺少的是执行武装任务的军事头目。此外，同样不可缺少的是组织严密、无条件服从命令的部队，这些部队均由上述这一伙人所统治，因而他们又拥有千千万万疯狂的帮凶。此外，属于这一独裁范畴的还有经济方面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为了从侵略中获得好处而乐意通过物质上的支持以资助侵略集团。但是，他们只让少数靠得住的人作为他们在政界的代理人，特别是雇佣那些在危急关头懂得及时撤身的人（沙赫特式的人物）来办事。被吸收到主要人物圈子中的欺骗群众的最高级专家（戈培尔、弗里切）按其性质也同样从属于上述体制的范畴。就这意义而言，将主要负责者与那些虽然是自愿和坚决的、但是却不负有总的责任的俯首听命者和不负责任地滥用权力的追随者相区别，可以理解这是战后国际刑事司法面临的新课题。为此，国际军事法庭条例根据现行的国际刑法中密谋这一概念（第六条第一款），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的形式，即所谓的组织犯罪或集团犯罪（第九条）。

一些人反对实际惩办所有的主要负责者，他们提出的论点是，密谋这一犯罪构成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臆造的，因为在此以前只有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中才有关于“密谋”的规定（实际上这一概念的含义要广泛得多）。这种说法已为事实所驳斥，例如苏联刑法也对密谋和匪帮等某些案件的犯罪构成作过解释。在德国刑法中，从来就有关于秘密结社构成犯罪的规定（刑法典第一百二十八条），在这一点上特别保守的法国法律也一直就有关于“犯罪集团”的规定。摆在被控告的战犯面前的并不是什么原则上崭新的、出人意料之外的刑法。相应地，国际军事法庭的创始国只不过是以适合于法律的手续把一定的形式赋予了现存的刑法法规以实质性的内容。在有关各国现行的国家法律中早就存在此类内容，就是在罪犯本国的法律中也具有类似内容的规定。所以说，法庭对他们的审判是公平合理的，既谈不上法律上的不公正，也谈不上道德上的不公正。

在纽伦堡首要战犯诉讼案中，被控犯有密谋罪的人均已获释。他们是希特勒的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德意志银行总裁、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希特勒上台的开路先锋、副总理、希特勒的特使巴本和戈培尔在新闻、广播部门的代理人弗里切。释放这三个人遭到了苏联法官的反对。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法庭进行判决时所遵循的路线，美国惩治战犯法庭在审理所谓的第二号主要案件中也是以这条路线为指针的。从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能被判密谋破坏和平罪的只是“那些以政治领袖的身份共同参与、准备和发动战争的人”。这样，军事头目和经济界的幕后人物都没有被列在密谋的范围以内。不管法庭这样做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排除这些人的密谋罪就是对侵略分子的姑息，就是为他们将来在德国或其他任何地方发动侵略战争打开方便之门。

在审理重大的案件之一——法本化学工业集团案件时，美国起诉人以该集团蓄意为侵略战争作准备为主要犯罪理由发表了一项起诉声明。作为法本化学工业集团的董事和该案被告之一的克尼里姆竟然对这一声明的“心灵慷慨激昂”和“极度夸张”表示惊讶。他从这份起诉书中引了几段话以示他的强烈抗议。“被告在确立他们行动的方针时明显地表现出的狂热性是不容否认的。他们的目标是，把德国变为战争机器，把德国建成一个具有威慑力量的毁灭工具，以便使德国可以通过粗暴的威胁，如果必要，就通过战争把自己的意志和统治强加给欧洲各国和大洋彼岸的其他国家。被告是这种狂妄的、罪恶的冒险行为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他们是扑灭自由火焰的帮凶。他们动员德国的一切资源，绞尽脑汁，制造征服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和工具，并以此扩大德国的恐怖暴政。他们是织成铺盖在欧洲大陆上的黑色丧服的经

和纬..他们是一伙无所顾忌的歹徒。他们是把《我的奋斗》的梦想变为现实的魔术家..他们是德国国防军建设者..正是这一伙人使战争成为可能，他们进行了这场战争，因为他们亟欲征服世界..他们发动的这场血腥的屠杀几乎席卷了欧洲的每一个国家。”这几段话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在于话语之中洋溢着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克尼里姆对此表示异议，他断言，那一切都只是“商务往来，必须把这些商务往来看成是一家与世界各国均有联系的巨大企业的正常业务活动。”受理工业集团案件的法庭驳回了这项起诉，然而，人民却看得越来越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此类国际性大企业正常“商务往来”的结果。

生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土地上的德意志人民从中汲取了教训，他们按照波茨坦协定的原则，消灭了垄断资本。克尼里姆在他的那本书的结尾处满意地指出：“就一起重大战争的起诉那样遭到如此惨重的败诉还是少见的。”实际上，美国的法官们，尤其是负责受理克虏伯诉讼案件的首席法官安德森，对遭受沉重打击的德国垄断资本的代理人表示了一种即使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也是目光短浅的阶级关系。

安德森说：“有人以为，某一私人企业的财产所有者或某一私人企业的领导人能够不依赖政府而独自与该企业的雇员一起犯有破坏和平罪的罪恶密谋，或进行这种密谋活动，这种想法是多么奇特，它在日后将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仅就这一声明也立即会导致产生如下疑问，即起诉的指控是否被理解错了。”世界各国的工人和其他的一些人对这一“指控”的理解是很明确的。只有他们这些人才认为，这不涉及垄断资本的战争计划，因为垄断资本“与政府无关”，就像与希特勒政府是“无关的”一样。

实际上，他们这些人全都屈从于垄断资本家，他们曾经而且还将从垄断资本家那里得到资助，而资本家给他们钱则并非出于慷慨大度和挥霍的嗜好，耶舍克虽然称赞这项判决是“正确的判决”，但是他不得不承认，除了最上层的政治领导人以外，“根据国家的有关情况和组织结构，军官和经济界领袖”也可以被看作是某一侵略计划的起因果作用的参与者。实际上，根据侵略势力独揽一切的这种组织结构，如果就侵略密谋的罪行进行判决的话，那么这些侵略战争的真正受益者是一定要坐在被告席上的。苏联国际法学家罗马什金正确地指出了值得注意的情况，美国首席起诉人杰克逊早在就国际军事法庭条例进行谈判的时候，就表示反对说明战争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美国国际法杂志》主编芬奇也已在1947 年就从原则上表示反对对破坏和平的密谋提起公诉。

另一方面，沙赫特在国际军事法庭上所作的一段供述也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他说：“1940 年，美国商务代办科尔克在他离任前向我告别的时候表示，战后将像对待一个平白无辜的人那样对待我。”沙赫特对希特勒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知道得十分清楚，为了减轻纳粹德国扩充军备的负担，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在经过多年的幕后活动之后，直到1949 年6 月13 日决定撤销西德整肃纳粹法庭关于剥夺沙赫特八年自由的判决，并通过各种形式由国家出钱为他恢复了名誉，释放沙赫特的丑剧才告结束。

有这样一批人，他们认为，密谋这一犯罪构成是一条任意制造的规定，是与“刑法的原则和自然法的观念相违背的”。克尼里姆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集团的法律观点，当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与爱好和平的人类的法律观点相对立的。在纽伦堡法庭上，只有苏联法官尼基钦科在这一点上始终维护了人类的利益。

特莱宁第一次从理论上强调了（除政府成员和军事头目以外）某些大工业资本家集团应负的责任。尼基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深入的论证，结论是：“沙赫特在准备和执行总的犯罪计划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已被证实无疑。因此，宣告沙赫特无罪的判决显然是与现有的证据相矛盾的。”此外，在纽伦堡审判九年以后，美国的首席起诉人杰克逊发表谈话说：“称沙赫特是政府的所谓反对派这种说法的严肃性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并说，如果当时对他的案件进行非常慎重的调查，那么起诉“肯定也不会败诉”。

最好再简要地分析一下集团犯罪和组织犯罪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告的辩护人对此曾作了许多毫无用处的琐碎的分析。所谓集团犯罪或组织犯罪是专指纳粹独裁体制所特有的，组织得较为严密的，旨在准备、策划、发动和执行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密谋的犯罪形式。

国际军事法庭明确指出：“犯罪的组织和犯罪的密谋在这一点上是相一致的，即两者之间的合作在本质上都是为了犯罪的目的。前提是要有一个严密结合在一起的并为了某一共同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集团。

正像黑恩泽尔所说的那样：“国际军事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只是初筛，而最后的细筛工作则由以后的程序来处理。”同时，国际军事法庭根据本身的任务，只考虑那些组织参与的与战争有关的罪行。就是说，在1939 年9 月1日以前这些组织在德国国内所犯下的违反人道罪，如果与战争无关，均不在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权限之内。因为国际军事法庭毕竟不是德国整肃纳粹的法庭。

国际军事法庭在经过一些非常慎重的甄别工作之后，考虑到前面提到的种种限制，决定只宣布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保安勤务处和党卫队为犯罪组织。法庭全体成员均否决冲锋队是犯罪组织。法庭的多数成员否定德国内阁、参谋总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是犯罪组织。关于冲锋队的问题，法庭认为，冲锋队到头来只不过“落到了一支无足轻重的纳粹附庸部队的地位，其中只有某些部队被利用犯下了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这种观点也许是讲得通的。

至于德国内阁，西方国家的法官认为，这一批人在1937 年以后就被希特勒宣布为无所事事了。如欲把它作为组织对待，则又太小（仅约四十八名成员）。至于参谋总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问题，西方国家的法官则坚持认为，这两者都不能算作是建立在自愿结合基础上的“高级军官的集体”，而作为军事技术的形式，这种“高级军官的集体”存在于所有的国家。但是就这伙军官本身而言，法官则认为有必要指出，“他们要对数百万男女老少所蒙受的痛苦和灾难负重大责任，他们玷污了荣誉的军职。如果没有他们指挥的军事行动，希特勒及其纳粹同伙的侵略欲望只不过是纸上空谈，不会有任何结果。根据条例的条文，虽然这些军官并未构成一个集团，然而他们确实是一伙残酷无情的军人。当时的德国军国主义与其最新的同盟者——民族社会主义——一起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全盛时期，这是它在过去几乎从未经历过的美好时期..实际上，他们积极参与了所有这些罪行，或者当他们目睹那些比世界迄今所见到的不幸更为巨大和更令人义愤的罪行时，他们采取了默然同意的态度。这一点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这样一个由杰出人士组成的法庭通过其本身令人信服的论据而揭露出了它所作的一项错误判决，这是少见的。苏联法官尼基钦科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对法庭宜判无罪所依据的独一无二的形式主义的衡量标准进行了驳斥。他说：“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军事专家会把制订纯粹的军事计划同时平民执行集体报复措施联系在一起，或是同对战俘蓄意采取肆无忌惮的处置和屠杀联系在一起。纳粹德国参谋总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首脑所干的正是这样一些勾当。”所以，关于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反希特勒联盟的国家里也存在同样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说法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国际军官法庭的多数法官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不仅在法律上站不住脚，而且在政治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同样，否定德国内阁所构成的组织犯罪的立场也遭到了苏联法官的斥责。苏联法官正确指出，纳粹领导人把他们的核心——以希特勒和戈林为首的德国国防委员会的六名成员和参与这一委员会工作的其他内阁部长——称作是“德国负责战争问题的决定性机构”不是平白无故的。苏联法官通过这一陈述驳斥了那种把纳粹国家机构称作是被动的论点。

第二节谁破坏了和平

一些人曾多次企图从法律上破坏纽伦堡法庭的判决，为被判决的战犯开脱罪责，并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辩解。他们的行为不仅限于组织犯罪和共同参与犯罪的其他种种问题方面，也不限于破坏和平罪，而且在战争罪的问题上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虽然人们认为，真正的战争罪由于它的残酷性和规模，也由于战争罪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法律上均须受到几十年来一直为各文明国家的人民所公认的惩罚，因而就没有在法律方面受到那些人的指摘，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一再对破坏世界和平感到兴趣的侵略势力在实现他们的计划和系统准备这些计划的时候，在怎样进行战争和怎样策划战争的方法等问题上是从不受道德规范的限制的。他们同希特勒一样，希望在“总体战”的口号下，不受任何约束地扩大掠夺世界和屠杀世界人民的体系。因为只有这样，有关的工业集团和金融财团才能最迅速地——甚至在战争进行时——获得他们所觊觎的最大限度的利润，并且可以非常巧妙地利用战争镇压国内外受害者的反抗以保证他们的利润。所以，他们希望将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制定的战争规则都作为过时的东西而加以否定。因而，他们虚构了一系列为自己辩解和为自己开脱罪责的理由。在这场掠夺战争失败以后，他们又纷纷装出了一副不认帐的面孔。

条例第六条第二款中就违反战争法规和战争习惯所规定的惩罚显然涉及长久以来众所公认的、在一系列条约中普遍规定的关于限制战争的准则。这些准则当然不利于各个军国主义集团。国际军事法庭还以1907 年海牙公约和1929 年日内瓦公约中的有关条款作为制定1945 年条例规章的基础。某些人企图援引所谓的全体参加国的附带条款来否定1907 年海牙公约的约束力，这是不难驳斥的。虽然按照1907 年海牙公约第二条的规定，只有在交战国双方均属公约签字国的情况下才能实际适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但是，海牙公约所附的海牙陆战法规就战争的法规和习惯而言体现了世界各国有义务遵守的习惯法，这在战前就已经是明白无误的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点都是无可争辩的。

于是，总体战论在法律界的代言人又提出了另一种理由。他们宣称，帝国主义时代以前产生的海牙陆战法规这一战争法规其中大部分内容已经过时，而且也已不适用了，就是说，这一习惯法已经无效了，于是，他们就各按战争的情况和自己的需要任意确定法规的哪些部分仍然有效，哪些部分已经无效。西德的法学家中，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最远的依然是克尼里姆。克尼里姆给这个问题抹上了一层悲观主义的色彩，说什么帝国主义的恐怖战争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事实，宣扬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的法律思想。他说：“从学术上探讨那些已经成为问题的规章意义何在呢？实际上，这些规章不是已经消亡、或是注定要消亡的吗？或者就在这些规章行将消亡的情况下，我们倒在必要反过来为了去拯救那些与最后残存的人类文明相适应的国际法法规而进行斗争，使之适应这个总体战的环境吗？”只有依凭确定破坏和平罪有罪的新的国际法才能把人民从总体战的世界中解救出来。如果对于这主要的一点视而不见，那么在克尼里姆的疑问中最后提出的那种有关道德的虚伪呼吁必然是骗人的把戏。因为就所谓的战争法而言，凡是在具体牵涉到拯救传统的国际法的地方，克尼里姆一概避而不谈。他只是一味强调“我们今天的思想观念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随着技术的空前发达引起了战争方式的改变”，与之相适应，习惯法的准则也发生了变化。简而言之，这就是所有否定法律的人所主张的所谓“实际现状的标准力量”，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向“（帝国主义的）强权事实”投降。

克尼里姆对他所要说明的问题作了极为精确的表述。他说：“原则上讲，在遵守海牙陆战法规序言所规定的原则的情况下，占领国是否有权利用被占领区的经济力量为其本国的利益，进而为满足其战争需要服务？是否允许占领国的公民、特别是工业家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或者说这种做法是根本不允许的，或者说只有在严格遵守已经成为疑问的海牙陆战法规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五条等各项条款的情况下才是允许的？”他所说的这些条款的内容涉及：占领国有义务尽快重建和维持被占领区的公共秩序和公共生活，尽可能遵守各项国家法律（第四十三条）；尊重公民的生命安全和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不得征用”（第四十六条）；禁止掠夺（第四十七条）；非为占领军需要，不得向地方当局或居民分派劳役和征用实物，并须与当地资源保持适当比例；不得迫使当地居民参加反对其本国的军事行动（第五十二条）；没收权只限于国有的资产和国有的动产（第五十三条）；禁止侵犯敌对国家的公共建筑物和其他不动产等设施及其财物，占领国有义务妥善保管上述设施，并像享有用益权者那样使用这些设施（第五十五条）。当然，这些“老式”的条款对占领国迅速掠夺被占领区和“在占领国的工业家的帮助下”将当地的人力和有经济价值的资源据为己有是一种妨碍。

克尼里姆问道：“海牙陆战法规生效以后由于现代总体经济战争所带来的一些变动”是如此之大，难道还不足以使这些条款变得不再适用了吗？克尼里姆极不严肃地回答说：占领国可以破坏海牙陆战法规，可以利用被占领地区的经济力量为自己的战争需要服务，占领国的工业家（不管对他们有多大困难）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沃尔教授在为克尼里姆著作所写的《前言》中对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这个人物在道德问题上的敏感倍加赞扬，他同样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为理由，称“海牙陆战法规的骑士式的作战形式”已经过时。

克尼里姆在这条习惯（非）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宣称，以海牙陆战法规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作为世界各大国之间进行现代经济战争应遵守的准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他并认为在审理曼施泰因案件的过程中，一位英国辩护律师在谈到强迫放逐问题时所说的话是值得深思的，这位英国律师说：“如果（在现代空战中）用杀人的办法来消灭平民的劳动力在国际法上是允许的，那么，使用和利用被占领地区的人的劳动力，也就不能说是不符合国际法的。”他们不反对英美空军在进行空战时所采用的违反国际法的方法，这是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企图援引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的违法行为来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辩解”。好一种“维护”国际法的真正人道主义形式！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充分表明了，海牙陆战法规作战规定过时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只要各个国家不对广泛建立在习惯法基础上的国际法的继续发展达成积极的协议，尤其是不对其中的战争法的继续发展达成积极的协议，例如在1949 年的四个红十字会协定中所出现的情况那样，那么，以习惯法为基础的国际法以及符合习惯法不断发展的作战规定就必然会遭受失败。但是，只要世界上还会发生诸如此类的战争，那么就国际法而言，始终会在战争的进行中涉及进步的人道化的问题，而对新技术的适应以及对总体战的侵略思想的适应终究只能通过国际法来加强抵制。

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他们还提出了另一个为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进行辩解的理由，企图完全摈弃国际法关于战争法规与习惯的规定。他们的理由是，每当纳粹帝国完全征服一个国家或并吞一个国家，有关地区都应被看成为德国的一个部分。凡是以此托词为1939 年9 月1 日以后德国所占领的地区进行的辩解，特别是对波兰所作的辩解均遭到了法庭的驳斥。法庭授引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说：“只要还有一支盟国的军队坚守阵地，并力图为真正的主人夺回被侵占的地区”，那就谈不上征服。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征服是一场侵略战争的结果、即是一种违犯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结果，如果征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非法的并吞，那么征服之说在今天是否还有其根据呢？法庭把这个本来不难回答的问题搁置在一边。所以，法庭对有组织的抵抗运动所进行的斗争意义未作充分考虑，而且对这些抵抗运动所拥有的权威性的核心力量——不管它是在国内还是处于流亡之中——也都视而不见。在这种观点指导下的克尼里姆甚至也认为，“过早地”并吞波兰是违反国际法的，而又不无直接联系地无视当地人民的普遍反抗，主张把单纯的“游击战”、“外籍军队”、“地下政府”的形成等都当作有碍于并吞的因素而从原则上加以消除。

而当以上所作的种种辩解都无济于事的时候，战犯的辩护律师就又提出了一整套旨在使战犯免受刑罚的辩护理由和减刑理由。为了揭露这些理由的实质，以说明它们不值一驳，至少应对其中几个论点作进一步的简要说明。

国家紧急状态或所谓的“军事上的必要性”，这是军国主义分子为自己辩解时乐于使用的辩护理由。因为这两点比较容易被他们任意发挥。鉴于这种情况，完全应当强调指出海牙陆战法规前言中的所谓马尔滕斯附带条款。在这一附带条款中提到了条约缔结各方均抱有这样的愿望，即“在军事利益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减轻战争的痛苦”。在进行战争的时候，允许由于某些“军事上的必要性”而从根本上否定正常的战争规则，是一种完全可能的现实。否定这一事实是自欺欺人，是对防止战争的斗争无益的。但是，决不能允许把因为某种极其紧急的情况而不得不接受的、但需严加限制的特殊例外按照老牌军国主义的公式变为一种通用的规则：“战争的理由先于战争的规矩”，

也就是说，军事上的必要性先于战争的法规。正如国际法学家施特鲁普正确指出的那样：“这样就可能以某一法规的施行与‘军事上的必要性’相矛盾为理由而将所有的法律条文宣布无效。”只有当国家的独立和存在受到战争的直接威胁而违犯国际法是唯一的军事出路时，并且使之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才能作为例外情况允许违反战争规则。因此，国际军事法庭有理由拒绝把对挪威的袭击理解为由于军事上的必要性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因为可以证明，这一袭击是德国军事人员为了“夺取根据地”和“改善自己的战略、战术地位”经过数月之久所拟订的一项预谋计划，而在实施这一计划的时候，德军是以吉斯林凭空捏造的借口——盟国计划占领挪威——为根据的。

克尼里姆的论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认为，在开始袭击苏联以前，凯特尔将军于1941 年5 月13 日遵照希特勒的指示下达的《巴巴罗萨管辖权》和其他若干指令命令部队“非正规部队应在战斗中或在逃跑时予以无情歼灭..敌方平民对德国武装力量及其所属机构和人员的其他攻击，应就地采取最严厉的手段进行镇压，直至把袭击者消灭为止”，并严禁以日后提交法庭审判为由“保留嫌疑犯”，克尼里姆认为，尽管这种做法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被人滥用，但只要“在紧急情况下为军事上所必要的，也就能为国际法所允许”。曾被施特鲁普谴责过的企图以军事上的必要性这一附带条款为理由而将全部国际法化为乌有的做法，成为了克尼里姆荒谬的论点的典型的例子。

另外，常常充作所谓的辩护理由而为辩护者所滥用的还有报复的托辞。一般地说，作为报复措施而采取的某种违法的战争形式在特殊情况下是被允许的，尤其是在敌方已经违反了战争规则的情况下，报复可以作为迫使进行违法战争的敌方就范的一种手段。这里所涉及的几乎一向只是通过习惯法而很少通过协议来加以调节的内容。越轨行为和滥用权利的其他种种形式因此而可以被称为在法律上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在纽伦堡诉讼中报复权作为一种辩护理由广被援用。如果报复成为进行战争的一项基本权利，那么就会形成劳特帕赫特所说的那种极为严重的犯罪，他谴责这种现象说：“报复不再是保证合法进行战争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恣意践踏战争法基本准则的有效手段。”报复权利“给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披上了一件舒适的合法外衣”。所以，为受到控告的法西斯分子进行辩护的这一理由事实上也就成了继续为枪杀人质、破坏村镇、强迫迁移制造真空地区以及为法西斯分子推行的“焦土”政策进行辩护的借口。

克尼里姆企图求助报复权利作为辩护理由，抹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六条第二款中关于杀害人质罪行的规定，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当然，克尼里姆无法否认，在扣押人质时（如在进行一切报复行为时一样），如果这是国际法所允许的，那么在有关居民与那些遭受惩罚而通常是无辜的受害者之间必然存着某种牵连。但是，他认为，这种牵连的构成并不仅仅以活动的现场为依据，而且根据人质与“某一集团的从属关系”也可以构成牵连。这样，就可以使纳粹军队主要在东方——虽然不仅仅是在东方——扣押纯政治性的人质这一做法合法化了。克尼里姆的这种滥用报复权利的抗辩是闻所未闻的。他一再宣扬这种报复权利的辩护理由，企图从某种程度上掩盖希特勒在1942 年10 月18 日发布的所谓《突击队命令》这一可耻的罪行。这项命令说：“自即日起，德军将像对待匪徒一样对待英国人及其帮凶所派遣

的行为不似军人而似匪徒的那些从事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的所有部队，此类人员一旦被德军发现，都应坚决通过战斗予以消灭。”就如何处置敌方突击部队作了规定，规定说：“被发现的敌人，无论是在战斗中还是在逃跑时，应全部予以击毙。”拒绝此类人员——如跳伞者——的“任何要求赦免的请求”；对任何被俘人员均不得拘押，“即使是暂时的”，而应一律交党卫队保安勤务处处置。1944 年6 月23 日，最高统帅部又将这项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由于盟军登陆而在法国非直接战斗地区日益频繁出现的突击部队，而且出于恫吓的目的，命令德国武装部队逐日在公报中公布总的处决人数，并且按此执行。实际上，命令中所指的突击部队是游击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这些部队的主要任务通常是支持国内的抵抗运动并与他们合作。克尼里姆把这些突击部队的所属队员和抵抗运动的战士均说成是非法的战斗人员，而对于非法的战斗人员是可以任意处置的。他的这一论点同样可以用来为纳粹军队对据称是“非正规部队”发动阴谋攻击的所在村镇采取的暴力措施进行辩解。克尼里姆对反抗非法的侵略者进行民族自卫的抵抗部队所采取的立场是毫无根据的。对此无需进行解释。

劳特帕赫特在谈到其他一些问题时正确地指出：“只要这些人员——尽管他们是在被占领区从事军事活动——履行海牙陆战法规中所规定的条件，而作为非正规部队而言，只要他们具备武装部队所应享有的权利的某些特征，那么今天我们就必须承认，他们可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受到同等的待遇。”（按照海牙陆战法规第一条，这些特征：1.没有负责长官；2.佩有从远处可辩认的标记；3.公开携带武器；4.遵守战争的法规和习惯。）他说：“在今天的条件下，存在于十九世纪的、就某种程度而言在1899 年海牙和平会议上达成的妥协所体现的那种观点已经是不合理的了。这种观点认为，在国家被敌人完全占领以后，在没有任何希望挽回局势的情况下，游击队活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反抗行为，必须加以反对。因为在现代世界规模的战争中，某一国家的领土被完全占领仅仅是战役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政府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土，但是它仍然与其盟国保持着联系，并且继续履行着它本身的职责。”在这里，劳特帕赫特指出了在今天的情况下当某一个国家的大片领土被实际占领后所出现的问题。他进而又肯定了当合法政府为驱逐敌人而重返自己的国家、并使占领国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时，民众拥有组织起来反对占领者而进行斗争的权利。1949 年8 月12 日签订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日内瓦协定第四条规定，武装部队的成员（就战俘权利的观点而言）、志愿军团的成员、包括那些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成员——尽管是在被敌人占领的地区活动——只要他们符合海牙陆战法规第一条中规定的条件，均享有同样的权利。按照劳特帕赫特的观点，这一规定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法律规定，他称这一规定是一个明显的进步。这一规定的核心是把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直行之有效的法律从形式上固定了。

劳特帕赫特指出了占领国可能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但是他正确指出：“这些困难不能通过采取某种残酷的政策来解决。残酷的做法最终必然导致战争罪行，对占领者来说是这样，对抵抗力量来说也是这样..特别是此类人员有权利要求按照正规的法律程序得到必要的法律保证，必须把这种保证看作是最起码的义务..占领者所采取的肆无忌惮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政策，例如说在臭名昭著的《巴巴罗萨管辖权》中和在德军最高司令部于1941年12 月发布的所谓《夜雾命令》中都表现了这种恐怖政策，就其计划与贯彻而言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并且在这种意义上受到了各个审讯战犯的法庭的公开谴责。”美国军事法庭在审理最高统帅部案件时也曾明确地指出：“没有证据，仅仅凭嫌疑就发出枪毙这类人员的带有明显的犯罪性质，根据这些命令而执行的枪决就是犯罪行为。”

以报复为借口，为对战俘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辩解，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因为1929 年签订的日内瓦公约第二条规定：“禁止对战俘采取报复措施。”克尼里姆居然能够颠倒这一明确的规定，作出了相反的解释。他考虑：“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是否有这种可能，由于敌方相应地违犯了战俘法，那么对于交战国来说，“国际法的规定就完全失效了。”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克尼里姆这种解释的用意，观察一下他为解决报复权利而提出的并不牢靠的原则，那么就不难看到德国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对法律思想的破坏程度到了何等地步。

“恣意破坏城镇乡村，或任何非属军事必要而进行破坏”，这是在条例第六条第二款中作为某种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而例举的案情。如果在这一点上也使用报复的辩护理由，那么在一定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普遍否定海牙陆战法规第五十条的明确规定。这一条款规定：“不得由于个别人的行为而对全体居民采取罚款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不得认为居民对上述行为负有责任。”海牙陆战法规第二十三条第七款也作了相应的规定。该条规定：“除非由于战争的紧急需要而必需破坏或占用敌方的财产之外，禁止任何人破坏或占用之。”在这方面，德军的所作所为决不是因为从某一房屋发生向士兵非法射击的事件，而是在没有抓住射击者的情况下烧毁或炸毁房屋的问题。在这方面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也不是在有充分理由使用报复权利的情况下由于超过了所允许的程度和规模而滥用了这项权利的问题。他们的罪行在于他们滥用了报复权利，他们以所谓的军事上的必要性为借口，通过破坏整个地区以作为镇压合法抵抗运动的一种野蛮的手段。他们的罪行在于他们在遭到沉重的打击而开始大规模撤退的时候在欧洲北部、东部和南部所实行的有组织、有预谋、旨在毁灭整个地区、地带和国家的“焦土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为法西斯分子说话的不仅有克尼里姆，某些美国军事法庭也曾为法西斯分子进行战争的野蛮方式说话。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报复通常只是作为针对的敌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允许采取的一种具体规定的特殊手段。只有在一定的、具体的、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允许以军事必要性为理由采取紧急措施，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除去这一违反国际法行为的法律上的污点。但是，如果一般性地来看待这具体问题，并把它提到惯例的高度，使之成为对合法的抵抗运动进行斗争和从敌方领土上撤退而采用的一种战争方法，那么结果只能是预谋地取消和破坏战争的法规和习惯。国际军事法庭在与此有关的强迫居民迁移制造真空地带的问题上也持有这种观点。克尼里姆无视海牙陆战法规中明文规定的和在条例第六条第二款中再次强调的战争规则，企图像为“焦土政策”辩护那样，也为这一问题进行辩解。

纽伦堡法庭上被告的辩护人和多次提到的西德的几本书的作者，他们除了提出国际间订立的战争法规和习惯的所谓过时论，除了系统援引军事上的必要性这一辩护理由以及除了几乎用来为所有罪行辩解的报复权利的辩护理由以外，还进而提出了另外一种理由，这就是：你也一样。这种论点理所当然遭到了国际军事法庭的驳斥。这告诉我们，在纽伦堡审判期间，而且时至今天都有人企图通过对方也犯有同样的罪行而将被告所犯下的、无论使用什么诡辩伎俩也抵赖不了的罪行从世界上一笔勾销。在这里，辩护人所援用的并不是报复权利，就是说不是以对方某种所谓违犯国际法的行为有意识采取的抵罪措施为辩解的理由，而是以所谓双方——彼此之间毫无关系地——共同犯下了违法行为为辩护理由。因为这些违法行为是双方犯下的，所以也就不具有犯罪的性质。然而，克尼里姆不得不承认，这一条所谓的“全部国际法中的基本原则”——耶舍克也以最极端的结论为此进行辩护——“在国际法的文献中尚未加以阐述。”换言之，这是为法西斯战争罪行辩护的一项有目的的新发明。一方的军国主义分子以另一方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违法行为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辩护”的理由，并且非常乐于率先要求追究另一方的责任，以便最后达到双方均不受追究的目的，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手法。国际军事法庭当然不能接受这种相互抵消的作法。如果侵略者认为可以谴责被侵略者，说他们对非法的进攻没有作出正确有力的反击，所以进攻者有权利给进攻的罪行再加上一条非法执行的罪行，这简直是疯子的道德。

很难指望某一位德国的国际法学家会承认英美空军在战争即将结束的几个月里对德累斯顿所进行的毫无军事意义的空袭是合法的，即使他理所当然地认识到正是纳粹德国不仅发动了这场侵略战争，而且也发动了对华沙、考文垂、鹿特丹等人口稠密城市的空袭。虽然这意味着在放弃法律原则的同时也放弃了所有的道德标准，但是表明有人企图以某些盟国进行恐怖战争的暴行为理由，以“你也一样”为依据，使德国法西斯分子有计划、有预谋残杀全体居民和有组织杀害政治犯的罪行蒙混过关。克尼里姆甚至为1941 年12月7 日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发布的罪恶命令《夜雾命令》辩解，如果说这一命令是违法的，那么他的借口是：“你也一样”，按照这项由希行勒一手炮制的命令，被占领地区的抵抗运动战士基本上均立即就地处决，否则就押往德国，通常被关在集中营里，对他们的家属来说，他们就那样地消失在“夜雾之中”。克尼里姆竟然称这一恐怖行为在原则上是合法的。他说：“单就不让他们的家属知道有关他们的情况这一点来说，是极为残酷的措施。但是比起空袭和制造饥荒还是稍逊一筹。”从克尼里姆下面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这种论调的目的是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报复行为和‘你也一样’的情况使国际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昨天还是违反国际法和不得不用以上三种观点之一进行辩护的行为，今天就已经是合乎国际法的了。举例而言，只消想一想，在朝鲜正在进行的不受任何约束的空战和所实行的焦土政策，那么道理也就不言而喻了。”所有这些反驳的理由，说到底就是一个意思，即允许军国主义者在原子时代进行真正毁灭人类的战争游戏，他们在这种游戏中彼此互相支持，同时把为无可争辩的罪行进行辩护的所谓理由暗中变为新的国际法准则。

辩护提出的理由破绽百出，在这里只能提到其中的几个主要事例，并进行简略的分析。当以上所说的那些辩护理由行不通的时候，辩护方面又提出了一系列为罪犯本人开脱罪责的所谓理由。对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点也还需要作一简单的说明。辩护方面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法律上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开始，他们所持的立场是从客观上否定犯罪，之后又转而强调被告的主观原因为其开脱罪责。辩护方面不再否定罪行的客观存在，而只是否认罪犯应负的罪责。就实际效果而言，这样做如有成效的话，同样可以使被告免受刑罚。着重从儆戒未来的战犯和尽可能阻止他们构成犯罪活动的角度出发，从上述形式的辩护理由中我们选择一些具有原则意义的例证来加以分析。

执行命令是其中的一种借口。这对所有国家的军队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战争中占有突出地位的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必须建立在服从命令这一纪律的基础之上的。问题是，某一军事长官所发布的命令并由于执行其命令而违反刑法（例如涉及战争法规和战争习惯）究竟达到了多大的程度，而服从其命令的下属则有不承担罪责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是否由发布命令的军事长官单独承担刑事责任？不受任何条件限制保护下属人员免受刑罚将会使盲目服从命令的行为和“命令就是命令”这种使恐怖活动得以实施的野蛮准则合法化。即使在最富有盲目服从传统的德国，即使在由于这种盲目服从而造成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最终结果——领袖国家——的时期，德国军事刑法典（第四十七条）仍然规定：即使是下属人员，“如果他知道上级的以违反民法或违反军法的犯罪行为为目的”而执行了这项命令也应受到惩罚。然而，德国司法机关通过对条文所作的相应的解释（特别是对“以..为目的”一词的解释）实际上又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下属人员应负的罪责。当然，另一方面正如劳特帕赫特所指出的那样，“要考虑到如下实际情况，对并不明显违法的军事命令的服从乃武装部队所有成员的职责，无法指望，他们能极为精确地查核所接到的命令的法律的特征”。但是，如果因此而把法律责任限于负责发布命令的人，那么到后来——劳特帕赫特也指出了这一点——特别是在纳粹独裁这种类型的国家里，就只有国家元首负有法律责任了。但是正像我们曾看到的那样，有关方面又以所谓的主权为借口来为国家元首的犯罪行为进行无理狡辩，所以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一起令人愤慨的虚构的没有罪犯的罪行。国际军事法庭的条例对一切值得注意的情况均作了周密的考虑。条例规定：“被告遵照其政府或上级官员的命令行事的事实不能作为免刑的理由，但如按法庭的观点该行动具有充分根据，可考虑作为减刑的理由。”（第八条）可以说，这条规定说明了当时国际法思想所达到的水平。国际军事法庭始终正确地以这一思想为指导思想，同样，其他惩治战犯的法庭根据管制委员会第十条法令第二条的相应规定也都遵守这一原则。

可以这样说，首要战犯诉讼案件中的军人被告，包括德军全部高级将领在内，没有一个人企图以这种借口来为自己辩护。但是实际上，国际军事法庭感到有必要以德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一案和他的代表、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一案为例对他们只是执行了“上级命令”的论点进行分析。当然，国际军事法庭正确判决二者均不属于从轻判刑之列。关于凯特尔的案件，法庭认为，“当自觉地、肆无忌惮地、而且既没有军事上的必要性又没有正当的辩解理由而犯了如此可耻、牵涉广泛的罪行的时候，上级命令也不能被看成是从轻判刑的理由”。在对约德尔的判决进行说明时，法庭说：“从来就不要求一个军人参与这种方式的犯罪活动，现在他也不得凭借军人必须服从命令这种离奇的要求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罪责。”

然而，这些战犯在思想领域里的保护人却要求扩大不得不服从命令这一辩护理由的适用范围。企图用这一借口为纳粹政权的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的全体公务人员进行辩护（希特勒除外，他用自杀逃脱了惩罚）。克尼里姆以纳粹国家的权力集中为依据说：“可以断言，除了军事部门以外，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普遍存在着必须服从上级命令的情况。”所以，他要求绝对“服从保护”，也就是说，凡属执行所有一切犯罪性质的命令，包括纳粹国家的法律在内——从实质上说这些法律也是按照领袖的命令制定的——应该受到保护免受刑罚，除非所执行的命令是属于“非人性的范围”。按照克尼里姆的观点，1941 年12 月4 日颁布的所谓《波兰人刑法法令》并没有超出人性的范围。这项法令规定，在东部合并区，一个波兰人或一个犹太人犯有某种暴力罪行，如果这种行为在纳粹法官眼里是“由于特别恶劣的动机”，或者“由于其他某种原因而显得特别严重”，那么就可以不受其他任何刑法规定的限制而判处死刑。克尼里姆“若无其事”地指出：按照纳粹官方的统计数字，根据这一法令所作的五万三千例判决中，“判处死刑不超过九百例”。只有对1943 年7 月1 日所颁布的另一项法令，即规定上述惨无人道的《波兰人刑法法令》不再适用于犹太人，而把惩治犹太人的不再标明任何罪名的“犯罪事实”直接交给警察处理，也就是说交给党卫队处理，克尼里姆也宣称这超出了人性的范围。纽伦堡法庭的总辩护方面也曾提出过这种理论，显然，这种理论得出的原则结论是：当国家权力集中在某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罪犯身上的情况下，这个国家所犯下的和所唆使犯下的罪行一般地说就不再属于惩办之列。莱比锡国际法学家阿尔青格尔教授正确地指出：“这就是说，法西斯国家的成员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不是战争罪行。”纳粹政权越作恶多端，作为国家行为准则的犯罪活动就越应受到保护而不受惩罚，这种理论是否也出于那种“人性的范围”呢？波拉克明确指出：“这是一个极为简单而又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事实，法庭只有站在民族社会主义的‘法律’一边、站在希特勒的法律立场上才会出现为战犯辩护和撤销纽伦堡法庭的判决。愚蠢的伪造者的阴谋诡计在于，刮去了这一‘法律’上的纳粹的色彩，企图把它说成是‘非政治性的’、‘纯法律意义上的’法。”

而当这种总的“服从命令”的论点帮不了忙的时候，辩护方面又提出了一个新论点——个人正当防卫的辩护理由。他们说，禁令是有的，但是紧急情况是顾不上禁令的。实际情况是，根据一般公认的刑法准则，如果某个人由于人身生命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既不是他自己所造成的，又不是他所愿意承受的，为了将自己从这种威胁中解救出来而非自愿犯下了某种罪行，这种人可以免受惩罚。具体地说，如果纳粹德国的元帅、部长、党的领袖、警察头目和经济界的领导人拒绝执行希特勒的罪恶计划，或者或明或暗地破坏希特勒的罪恶计划，那么难道他们也不会受到处决和被关进集中营的威胁吗？难道他们就不能以个人正当防卫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吗？不断强化的恐怖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某些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身不由己的局面。所以，为了防止事情向这方面发展，防微杜渐的原则自然是有效的。在审理首要战犯的过程中法庭谴责了战犯，宣告正是这些被告本人织成了法网，他们中间的这一个人或那一个面对着连他们自己也可能感到恐怖的某些后果事实上已经不再可能在不危及生命的情况下逃脱法网的制裁。法庭的这一谴责拒绝了任何正当防卫的辩护理由。

劳特帕赫特认为，个人正当防卫基本上可以作为减刑的理由，但一般地说，对于那些最高级军阶的军官则不在考虑之内。他说：“对于这一些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无法抗拒地、被迫地去服从某项违法的命令的问题，他们完全能够通过拒绝服从而阻碍和防止某一违法命令的执行。”劳特帕赫特还进一步正确地指出：“在高度文明的共同体中，任何司法的原则和法律的原则都不能允许某一个人为了避免个人的痛苦和挽救自己的生命而以——正像我们从许多战犯的案件中所了解到的那样——许许多多他人的生命和他人的巨大痛苦为代价。”甚至连克尼里姆在谈到特别行动队的行动和毒气室谋杀的时候也怀着不安的心情说：“我们感到，在纽伦堡的这次审判中，有许多受到判决的行为不再能以我们传统法规中关于正当防卫的办法来解决了。当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处于既不是他本人所造成的、也不是他自愿承受的实际的危险情况下，他消灭的不是一条人命，而是消灭了成千上万条人命。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援引正当防卫作为辩护的理由吗？”甚至连克尼里姆竟然也会由于人性的冲动而突然产生这种心平气和的感情。但是，当他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又建议对这些”不幸地牵连进罪责之中的人”——也就是说，对那些残酷杀害了千百万人的凶手——给予赦免的时候，这种心平气和的感情马上又化为乌有了。

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一种“辩护理由”，即所谓的对禁令的误解，或者说，罪犯或罪犯中某些人对他们的行为的违法性质缺乏认识。纽伦堡的辩护律师和理论界的辩护士都非常广泛地援引这一理由。他们以“近代德国刑法学说”（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刑法学说）为根据，一方面宣称，那些人并非故意对其权利、义务和无视法律的后果抱有不正确的见解，因此可以不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又强调国际法概念中某些模糊不清的界限，诸如军事上的必要性、报复权利、命令的约束等等，甚至还提出许多至今一直被承认的战争规则在实施中的某些模棱两可的解释，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实际上差不多就可以为战犯的全部行为开脱罪责。按照这种论点，最终只有国际法专家犯了法才应受到惩罚。凡是在客观上无法为犯罪的事实进行辩解的情况下，就按照这一理论把犯法行为作为罪犯主观认识上的问题，使之成为犯罪行为基本的辩护理由。这种理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这种理论是雅尔赖斯以总辩护人的名义提出的，这一理论也得到了那舍克的赞助，而在克尼里姆的著作中这种理论又像一条红线贯穿全书。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许多疑问仅仅是由于客观的法律状况所造成的，而其目的只是为了以后在主观上为禁令误解的无罪根据以及为采用某一种可能不会碍到承认的辩护理由的可恕性制造借口。比如说，“你也一样”这一辩护理由不是不被承认的吗？那么好吧，某某陆军元帅也是以此为依据的，所以，即使他的行为是不合法的，然而也是无罪的。当然，国际军事法庭根本就没有参加这种无谓的争辩。

辩护甚至达到了如此地步，当辩护人再也无法为赤裸裸的罪行进行辩解和为罪犯开脱罪责的时候，竟然就歪曲事实。克尼里姆也不得不承认，1941年6 月6 日希特勒向部队发布的臭名昭著的所谓《政治委员命令》是公开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应受到惩罚的。这项命令规定苏联军队中的政治委员被俘后应立刻加以甄别和枪毙。但是，克尼里姆又以缓和的口气补充说，按照苏军的编制，在两个德军军团所俘虏的战俘中差不多有二百五十至三百名政治委员，而被报称枪毙的“只有九十六人”，其他人员显然都受到正式战俘的待遇。这种说法的残忍性和从刑法学的角度看这种推论的幼稚可笑都是无需解释的。

起诉的第四点理由，也就是最后一点，是违反人道罪。按照条例第六条第三款规定，这一罪行包括屠杀、灭绝、奴役、放逐以及在战前和战时对和平居民所犯的其他非人道行为的罪行，并基于政治、种族和宗教方面的理由而犯的属于纽伦堡法庭有权受理的业己构成犯罪或与犯罪有关的迫害行动。在德国，在战前就已经开始了对犹太人的惨无人道的迫害活动。这种迫害是极为残酷的，是令人发指的。按照国际军事法庭的观点，这一迫害与侵略战争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法庭只限于一般地表明其犯罪性质，而且只能把1939年以后所犯下的违反人道罪作为判决的依据。这种界限的划分是符合国际军事法庭的条例和该法庭的职能的。所以，克尼里姆所说的：“宣布某些行为是违反人道的罪行，也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可以根据国际法加以追究的非法行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内政受到国际法的监督和外国的干涉”，就越发令人费解了。他认为，这里所涉及的是日后将国际法改变为世界性的自然法，不能根据这样一个法追溯既往地对某些人进行判决，即使是在舆论的道义压力下也不允许这样做，在他眼里，舆论“作为刑法判决的一个根据是颇成问题的”。国际军事法庭十分注意违反人道罪与破坏和平罪或者与本来意义上的战争罪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证明了，国际军事法庭所判决的违反人道罪，即使这些罪行同时并不是战争罪，也是一种越出了国家主权范围的犯罪行为，因为这些罪行是策划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手段，或者与战争罪直接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是对别国权利和主权的触犯，是违犯国际法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干涉别国主权的是威胁着世界和平的违反人道罪，而不是对违反人道罪的惩罚。因为制定一套关系到策划、进行侵略战争以及破坏战争法规和习惯的侵略方法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所享有的特权。这与世界法毫不相干。无论是在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以前还是以后，各国人民都没有要求制定什么世界法，国际军事法庭对首要战犯的惩处，即使是惩罚他们所犯的与纽伦堡法庭判决的其他种种罪行联系在一起的违反人道罪，也不需要世界法。把所谓的对依然受到承认的国家进行侵略战争的权利看作是国家主权的表现，这种论点是反动派反“纽伦堡”的一个基本观点。实际上，只有废除这项权利才能保障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主权。国际军事法庭以所有四点起抗议理由所作的判决就是从这一法律立场出发的，并且用一个以爱好和平人民的名义进行审判的法庭的全部权威加强了这一法律立场。联合国宪章保证各国人民享有和平的权利。对那些想要再次破坏和平的人来说，纽伦堡法庭的判决是通过决议，确认了条例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规定的国际法基本准则。虽然这一事实并不足怪，但是也不无其重要性。就广义而言，1948年12 月签订并于1950 年1 月生效的关于防止及惩办种族灭绝的条约就是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一项成果。

第三节苍白的辩护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辩护律师们企图通过他们编造的一套形式主义的司法理论来为世界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罪行“辩护”，企图证明人类历史上最为卑鄙无耻的这伙罪犯是无罪的。他们试图把纽伦堡法庭的判决说成是非法的，是一种专横的报复行为，他们尤其反对第一次对破坏和平的罪行所作的实际判决。对罪犯在战争期间所犯的罪行和与此有关而犯的违反人道的罪行所作的惩罚以及对罪犯策划战争的罪行所作的惩罚也都同样从原则上遭到了激烈的攻击。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纽伦堡军事法庭的绞架所显示的非常有效的威力对那些蓄意煽动新侵略战争的人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虽然仅此一点还不足以阻止新的侵略阴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可以抑制那些逃脱了因策划大屠杀应受法律制裁的人的犯罪欲，而这些人，无论是纽伦堡还是东京的审判都未予触及。像英国的赫希·劳特帕赫特教授这样一位著名的

国际法学家也认为，破坏和平（和违反人道）的罪行从法学的观点上看是构成犯罪的。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提出有利于纽伦堡的判决，比如，只有一个被告——赫斯——被判处犯有破坏和平罪，只有两个被告被判决犯有违反人道罪，其他的被告则视其在战争中所犯的罪行分别被判决犯有严重违反传统战争法规和战争习惯罪。他觉得有必要对此加以说明，“如果起诉仅仅限于‘本来意义上的战争罪’而不超出这个范围，那么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的批评虽然不能一概排除，但大都是可以避免的。”各国人民最关心的不是怎样规规矩矩地进行战争，而是怎样从根本上杜绝战争。因此，惩治破坏和平的阴谋活动和危害和平的行为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都有着十分重大的原则意义。正如大家所应该考虑到的那样，对各国人民和每一个民主的法学家来说，只要看一看由于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及其同伙的罪行而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五千五百万人死亡这一后果，就足以证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所作的判决的公正性和正确性。有一个名叫冯·克尼里姆的人，是法本化学公司的董事和首席律师，虽然他被美国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但是他在1953 年发表的一部关于纽伦堡审判的长达数百页的研究著作却不是出于一位研究者的公正的动机。他缺少“起码的”正义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多少厂家能像法本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那样大发其财。

克尼里姆及其一伙炮制了一系列形式主义的“反驳理由”企图掩盖证据确凿的罪犯和他们的罪行。1959 年12 月召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的历史学家会议指出，当前在西德大量为战犯翻案的宣传中，有许多形式主义的法律观点。尽管这些观点是不科学的，是没有任何原则根据的，但是会议还是希望能从根本上驳斥这些观点。因为这种形式主义的法律思想在西德对许多人都有着影响。卡尔·波拉克对于这个问题作了正确的回答，他说：“问题的关键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法律在这里（对于战犯的辩护人来说——编者）只不过是为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翻案实际上就是“公开准备战争的一个步骤，只不过为了欺骗群众而伪装得更加巧妙，并给它披上了一件虚伪的法律外衣。要揭穿这种声名狼藉的法律伪装，因为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所犯的全部罪行都打着法律的旗号”。这就是说，这些罪行都披着“法令”和“命令”的合法外衣。

特别要加以揭露的是对破坏和平的控告所提出的一种主要“辩护理由”，即：在犯罪的当时，也就是说，在法西斯主义策划战争和发动战争的时候，不存在禁止侵略战争和禁止密谋活动的法律规定，追溯既往地运用刑法是不能允许的。所以也不能以在1945 年才作为国际军事法庭的条例规定下来的关于禁止侵略的条文和与之相关的制裁当作判刑的依据。这种辩护理由是否成立要看援引既往这一基本准则是否有理。所谓“nul-lapoenasinelege” （法无规定者不罚）的原则，明确地说明，就是禁止追溯既往的原则，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中有所规定：“刑罚必须按犯罪当时已为法律规定的条文制裁之。任何刑法均无追溯既往的效力。”事实上，这项原则是国际公认的刑法裁判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德国法西斯分子，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纽伦堡法庭所判决的罪犯就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级领导人和当权者——曾在1935 年6 月28 日颁布的法律中废止了德国刑法法典第二条所规定的、而且得到宪法保障的这一原则。1946 年1 月，“管制委员会法规”又宣布了法西斯分子对刑法的专横修改无效。从而，这一具有民主合法性的原则又得到了管制委员会四大国，即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执法的四大国的承认。

只要人们历史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形式主义地使用禁止追溯既往的原则，那么被告和他们在纽伦堡法庭上的辩护人援用这一禁止追溯既往的原则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行为。只有历史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形式主义地理解禁止追溯既往的原则才能把握住它的意义和实质。德勒和里希特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法无规定者不罚’的原则是在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反对专制的封建法庭的斗争中形成的。就其本质来说，这一原则是用来维护正义和保障权利的。..在惩治纳粹分子的专制暴行和恐怖罪行的问题上完全抽象地、形式主义地侈谈‘法无规定者不罚’的原则，并把它当作设置障碍的辩护理由，这样做只能是颠倒这一原则的内容，即从以维护正义和保障法律为宗旨的这一原则颠倒为追认纳粹分子的滔天罪行是合法的一种伎俩。”当然，还有另一引起令人信服的论点。例如，法国首席起诉人德芒东说，恰恰就是法西斯分子在德国活动的时期废除了这项原则；美国首席起诉人杰克逊和克尔森教授分别认为，由于法西斯主义分子从来就无视国际法，所以才丧失了受禁止追溯既往这一原则保护的权利。

以不得追溯既往的原则为根据的辩护理由也遭到了国际军事法庭的驳斥。法庭的根据是，禁止实行事先没有法律规定的刑罚的公正的一般原则，而不是对主权的限制。这就产生了唯一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共同设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国家是否因为他们规定了破坏和平罪应受的惩罚和个人应负的刑事责任而就等于不公正地行使了他们的主权了呢？判决书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有人主张，对于违反条约和保证、没有发出警告就对邻国发起进攻的人加以惩处是不合理的，这种论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本身一定知道他是无理的。因此对他惩处决不是不公正的；反之，如果对他的罪行不作惩处，那才是不公正的。”L·N·斯米尔诺夫更加令人信服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我在许多国家都与人们谈起过纽伦堡审判，在日本列岛，在东方的阿拉伯国家和在我的祖国，不管在哪里，只要我谈到纳粹分子仅仅通过警察活动和在灭绝营、毒气室里就杀害了一千二百万人的时候，当我谈到，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的那些人遭到了纽伦堡军事法庭的无情的惩罚，谈到他们被绞决，尸体被焚烧，骨灰被撒在纽伦堡大街上的时候，到处总是得到那些纯朴而正直的人们的一致拥护。我坚信，如果我告诉他们，对类似的罪行负有责任的那些罪犯仍然逍遥法外，那么肯定会激起这些纯朴而正直的人们极大愤慨。”正是各国人民群众的这种法律观念决定着今天在共同的国际环境中生活的各个国家行使主权的合法性。人民群众的这种法律观念是今天国际法的根本，并给予国际法以民主的性质。

至于在纳粹分子阴谋策划和进行侵略战争破坏和平的当时，侵略是否已经正式被宣布为犯罪行为的问题，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裁决和对所有战犯的审判均无任何影响。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的量刑标准得以立即付诸使用说明了判决具有充分的基础，就是从法律的观点看也是如此。这样就有必要取消法律上承认的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出现的一些理论观点和解释，以及在这个时期达成的协定和规定。国际军事法庭特别认为，在1928 年订立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实际上，爱好和平的苏维埃国家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从革命开始的那一天起就站在原则上全新的法律观点的立场上。苏联从它诞生之时起就通过颁布和平法令为这些新的法律观点获得承认而斗争。为此，帝国主义国家被迫用“和平主义”的讨论、决议和条约等字眼来转移人民的视线，并蒙蔽他们。尽管帝国主义国家怀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苏联在相应的保留的条件下批准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并借此迫使其他条约签订国批准这一条约，结果，这一公约获得了包括当时德国在内的六十三个国家的批准。公约在客观上——尽管是以歪曲了的形式——反映出各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即战争不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并禁止侵略成性的国家以战争作为所谓行使国家主权的结果。波拉克认为，苏联政府自1917 年11 月8 日起就提出的关于全面禁止侵略的要求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在反希特勒联盟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基础上才获得承认的，他还认为，以为在国际联盟期间的法律标准与我们时代的法律标准之间存在某种连续性的任何想法都是错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他说：“由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开始发展成为世界体系，由于人民群众正在觉醒，他们甚至迫使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放弃侵略，普遍承认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更高级的阶段。”这样，不仅仅是《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所作的一切类似努力都失去了意义。

国际军事法庭制定的可以立即付诸使用的条例是法庭判罪所依据的最重要的法律基础。根据这个条例，也应对德国军国主义发动破坏世界和平的战争负有责任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这遭到了一个纽伦堡法庭判决的反对者耶舍克的坚决反对。他的观点是：违法吗？是的。惩罚吗？不行。理由是：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应该由国家负责，而不应该让国家机构的代表负责。西方国际法学家中的某些人也持有这种观点，这为破坏和平的纳粹罪犯开了相同的后门。当然，那些受到纳粹德国破坏和平罪行的威胁或直接身受其害的国家也有权利借助国际法的手段来防范纳粹国家的违法行为，这种防范的最终形式就是防止法西斯主义的或军国主义的政权在德国的复活，而这也同样是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的。关于这一点，各主要负责国家已在1945 年8 月2日签订的波茨坦协定中取得了一致意见，并且连同由此而产生的全部结论均已获得联合国组织的认可而归纳在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七条中。这一条的条文规定：“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

但是，难道这就是从纳粹分子对全世界所犯罪行的受害者身上所得出的唯一的法律结论吗？难道因为这些罪犯曾经是纳粹国家机构的代表或掌权者而就可以不追究他们个人的刑事责任吗？这难道不是允许他们藏身于纳粹德国的废墟之后心安理得地去准备为新主子效劳和犯新的同样的罪行吗？纽伦堡法庭上的辩护人和许多西方报刊都煞有介事地宣称，虽然有五千五百万被害者，但是没有一个抓得住的凶手，这从法律角度讲是不可能有的事情。按照这种高明的理论，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对战犯的判决似乎是1933 年以后仅见的司法谋杀了。正好是为了防止他们这种强词夺理的作法，国际军事法庭条例对个人应负的刑事责任作了具体的规定。

希特勒暴行的另外一些辩护人——如克尼里姆——则论述说：“国际法使各国负有约束力，违反其规定，就必须赔偿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或不得不担心别国行使报复的权利。但是，国际法并不直接适用于个人。个人只受其所在国法律的制约，即使所在国法律与国际法中的规定不相符合。”但是，如果“国际法只适用于国家，只用来调节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包括真正的刑法。按照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观念，只有自然人才负有刑事责任，所以不可能存在国家应负的刑事责任。但是，因为国际法不是针对自然人的，就是说，不是针对个人的。所以也就不能对个人的惩处作出规定”。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一论点是无懈可击的。因为论据的两项前提是正确的：一、国际法只适用于国家，原则上是不对个人的；二、刑法只适用于个人，原则上是不对国家的。那么怎么会有国际法所规定的刑法呢？但是，如果从事犯罪的是这样一些个人，他们的行为可视为国家的行为，他们作为国家机构的代表或国家暴力的实际承担者而犯下了国际罪行，那么这种无情的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国际军事法庭针对这个问题明确指出：“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是由人所犯的，不是抽象的人的行为。因此，只有惩治那些犯有这类罪行的个人才能发挥国际法各项规定应有的效力。”

但是面对着纽伦堡法庭的被告在他们当权时所留下的和起诉人在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期间所提供的大量证据，任何人都无法对这一展示的结果表示怀疑，正是德国法西斯分子肆意践踏国际法、无视国际法规定的德国应该承担的一般的和特殊的义务而蓄意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身居要职的国家领导人、党的领袖、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和军人都十分清楚，他们组织进行的一切都是谋杀。按照他们本国的法律（就是在纳粹统治时期也从没有在刑法中普遍废除有关谋杀犯罪的规定，而且在法律中还保留有在国外的犯罪地点和谋杀外国公民等条款），按照有数百万人被屠杀的那些国家的法律，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已构成间接犯罪。他们作为应该受到国际法禁令的规定制约的国家机构的代表却使本国公民在客观上成为凶手，而大部分人还以为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犯有谋杀罪的正是他们这一伙，而不是别人。

但是，法西斯分子克尼里姆反驳说，恰恰因为纳粹国家机构的代表人物和掌权者（起码是纽伦堡法庭主要战犯案件中的被告）的行为是一种主权的国家行为，他们制定的政策反映着具有国际影响的国家意志，所以他们个人不受国际法的制约。他们以自己所处的这种地位为名，并以国内法律为根据为他们所策划和进行的侵略再次提出了已被国际法所废弃了的辩护理由。这就是说，根据所谓的“国家行为理论”，并把国家的主权作为辩护理由，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任何不愿意上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论调的圈套的人全都无话可说。波拉克指出，“今天，在西德又有一批法学家，他们以为，对于某种犯罪行为来说，只要军国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权力赋予它以合法的形式，那么这一犯罪行为就不具有犯罪的性质。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严峻的事实，必须要把这种现象作为公开复活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谴责。这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陈旧法学观点所造成的恶果。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使法西斯主义合法化..今天，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有人起来反对整个人类对战犯的判决，企图在事后替已被判决的纳粹罪犯辩护。”国际法就是在这一点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是随着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的制定而发生的，并在1945 年起，作为普遍的国际准则被联合国宪章所肯定。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和第二条明确规定禁止侵略行为，禁止对和平的破坏，禁止奉行任何暴力政策，不得干涉别国内政，并且把所有国家主权平等作为基本准则。国家的主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处理它的对内、对外事务时享有决策的自由，但是不能将其绝对化，国家主权是受到维护和平这一义务的制约的。除非在行使单独的或集体的自卫（和在联合国决定行使合法的集体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凡援用“进行战争的权利”者，均属超越了国家主权的范围。这就是说，侵略战争是一种刑事犯罪。所以，这种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为总辩护人所特别强调的主权托辞也就不攻自破了。因为不再存在进行战争的主权权利。一个援用这种“权利”而具有侵略行为的国家，它的行为就不再属于主权的国家权力的范围之内。这种行为就具有侵略战争的犯罪性质。当然，这种主权观念与帝国主义强盗式的主权理论和弱肉强食的道德理论是相符的。但是，这种主权观念是符合爱好和平的人类的利益的，是符合现行的国际法准则的。

可是沃尔和克尼里姆等人却诘问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作为个别国家的公民该怎么办呢？要不就违犯国际法，在将来可能要受到制裁，要不就违背他本国的法律而马上受到惩罚，作为一个公民，他所面临的不就是这样一种绝望的选择吗？要求人们同情好些对凶残的法西斯政权唯命是从的帮凶，这种态度是不严肃的。必须强调指出，拒绝执行那些置本国人民和别国人民的生死于不顾的命令和规定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纽伦堡法庭首要战犯诉讼案中的被告决不是什么一度曾处于那种进退两难境地的国家公民，而是一伙决定国家政策的关键性人物，正是他们亲手造成了这种犯罪的困境。对于这些人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良心的危急状态”，也无法考虑在他们应当遵守的、而且他们本身也部分参与制定的国际法与他们自己任意制定的不正当的国家法律之间“选择权利”。为此，伦敦条例第七条规定：“被告的官方职务，不论其为国家首脑或为政府某一部门的负责官员，均不应作为免刑或减刑的理由。”

克尼里姆重弹他的老调，说什么这种观点在成文的国际法中未作规定，是不能成立的。他的这一论调，无视国际法中关于禁止侵略的规定，正如雅尔赖斯在他的纽伦堡法庭辩护发言中所持的法律观点一样，是一种过时的法律观点；还认为发动侵略战争事实上是国家享有的一项主权“权利”。克尼里姆从这种立场出发说：“总之，公民在受到国家强迫的情况下去做某一违犯国际法的事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我们认为，只要世界的政治形势和国际法依然如故，没有任何改变，那么这不仅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限度以内是绝对合法的。”这是一种合法的犯法思想。这种思想遭到了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的审判。

实际上，可以根据现行的国际法、根据罪犯本国的法律以及按照其公民成为侵略的受害者或在其国土上构成了罪行的那些国家的法律对侵略战争的组织者实行制裁。国际法只对违法的性质作出裁决，犯罪构成则应由相应的国家的法律作出规定。因为主要战争的犯罪地点是难以从地理上确定的，鉴于地理上确定的界限和受害者的国籍不同，就需要对某些国家实行不相同的制裁标准加以通盘考虑，而量刑的标准则可以由当事国根据国际法准则协商确定，或者像伦敦条例中规定的那样，由审判人员加以掌握。

我们认为，对破坏和平罪所作的判决最后是以各有关国家的国家法典中关于谋杀的条款为依据的，就像德国刑事法庭进行判决的案件应以德国的刑法法典中关于谋杀的条款为依据一样。此外，英国法学家施瓦岑贝格尔也曾解释法庭对国际法的进一步形成，如果“这种形成按其本源可以追溯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也是可以接受的。耶舍克就是援引他的观点而提出“在纽伦堡法庭上”侵略罪行是无罪的论点。杰克逊对此作了极为正确的论述，他说：“像习惯法一样，国际法也在发展。国际法的发展是通过它所作出的一系列使规定的原则不断与新的形势相适应的裁决而实现的..现在，我们正处于世界的思想、习惯和结构因遭受到一场涉及到千百万人的生活的战争的冲击而发生大动荡的非常时刻..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这就是用我们的信念把世界的思想引导到巩国和加强国际行为的法律上来，以便使那些掌握着政府大权和人民命运的人较少地动辄进行战争。”同样，耶舍克也承认，通过法官判决而使“某一已经形成法律”得到进一步的形成从原则上讲是可行的。事实证明，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首次对破坏和平罪进行判决的案件恰恰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必要性第一次出现在一个国际法庭的面前是不足为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帝国主义分子系统策划和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刑法学者谢尔登·格卢格说：“鉴于世界上出现了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奉行蓄意无视法律的政策，并且发明了‘总体战’，企图借此实现其奴役世界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改变那些不再适应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

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反希特勒联盟的一支决定性力量，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观点对国际法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些观点集中体现了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中识破了帝国主义侵略秘密的各国人民的思想和意志。1944 年，苏联出版了苏联国际法学家特莱宁的主要著作的英文版，1945 年出版了法文版。特莱宁曾代表苏联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四国协定谈判。不仅在1945 年8 月8 日四国签定的关于对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起诉和惩办的协定以前的一段历史中证明了苏联反军国主义的原则立场对国际法所产生的影响，苏联在1941 年11 月27 日和1942 年1 月6 日、5 月27 日以及10 月14 日的照会中所体现出的同一原则立场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照会前后一致地为斯大林于1943 年11 月6 日提出的关于惩罚策动这场战争的法西斯分子的强烈要求作了准备。其他盟国也都正式或非正式地作了相同的准备。以所有这些准备文件和政治声明为基础，特别是以1943 年10 月30 日苏、美、英、法的莫斯科宣言为根据，四大国终于在1945 年8 月8 日达成了前面提到过的伦敦协定并制定了国际军事法庭惩办首要战犯的条例。

第二章引人注目的被告

●戈林发布了在德国势力范围内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命令

●一个“出色”的阴谋家

●邓尼茨曾命令德国潜艇可以不加限制地使用所有武器

●被希特勒的魔力所降伏的战犯

第一节十恶不赦的戈林元帅

戈林是所有被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他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证据证明，除希特勒之外，他是纳粹政权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他曾任空军总司令和四年计划的执行者；他对希特勒有巨大的影响，至少到1943 年为止，那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恶化，并于1945 年他被捕而告结束。他供认，希特勒经常让他了解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

破坏和平罪：戈林从1922 年加入纳粹党和接受街头战斗组织——冲锋队——的指挥权之时起，就是希特勒的顾问和强有力的助手，并为纳粹运动最早的领袖之一。他作为希特勒的政治副手，还进一步促成了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于1933 年夺得政权；他还被授权巩固这个政权和扩充别的军事实力。他建立了秘密警察，并创办了第一批集中营，1934 年把这些组织机构转给希姆莱，在同年执行了清洗罗姆的行动，并主持了把弗洛姆堡和弗里奇从陆军中赶走的肮脏事件。1936 年他担任四年计划的执行者，成为德国理论上实际上的经济独裁者。慕尼黑协定签定后不久，他宣称要准备把空军力量扩充到五倍，还要加速扩充军备，其重点特别放在进攻性武器方面。

戈林是参加1937 年11 月5 日霍斯巴赫会议的五名重要领袖人物之一，并且还参与了在本判决书业已作过陈述的其他许多重要会议。在合并奥地利期间，他甚至是主要人物、阴谋活动的头子。他向法庭称：“我必须负百分之百的责任..我甚至压倒领袖的异议，把所有的一切都塞进领袖的最后决议里。”在占领苏台德地区时，他一方面发挥了他身为空军首脑的作用，策划发动一场证实为毫无必要的空袭；另一方面他又起到了一个政客的作用，用虚假的亲善诺言欺骗迷惑捷克人。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并吞波希普亚和摩拉维亚的前夕，戈林在希特勒与哈查总统举行会谈时威胁说，如果哈查不作出让步，他就要轰炸布拉格。他在证词中对这次威胁供认不讳。

戈林参加了1939 年5 月23 日在德国总理府召集的会议，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对其军事领导人说：“不存在放过波兰的问题..。”他还出席了1939年8 月22 日在上萨尔茨堡下达有关指令的会议。还有证据证明，戈林积极参与了在这以后的外交阴谋活动。经希特勒同意，他利用瑞典商人达勒鲁斯作为与美国人联系的中间人；正如达勒鲁斯向本庭陈述的，戈林企图阻止英国履行对波兰的保证。

在进攻波兰时以及在整个侵略战争期间，戈林指挥着空军。

即使如他所说，他反对过希特勒进攻挪威和苏联的计划，但是很明显，这种举动仅仅是出于战略上的原因；只要希特勒一旦做出决定，他就毫不迟疑地追随希特勒。从他的证词中明显地表明，这些意见分歧从来不是世界观方面的和法律方面的分歧。他对入侵挪威是“恼怒的”。但是，这仅仅是因为没有及早通知准备进行空袭。他承认，他同意这次进攻，而且说：“我完全持赞成的态度。”他积极参与准备和执行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军事行动，他供称，进攻希腊的《马丽塔》计划曾作了长期周密的筹划。他认为，苏联“对德国是危险的威胁”。但是，他又声称，在军事上毫无直接进攻苏联的必要。实际上，他在关于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问题上，只是在时间上持有不同意见。他出于战略上原因，希望把进攻时间推迟到打败英国以后再开始。他对此供称：“我的观点仅仅是由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原因所决定的。”

根据戈林本人在法庭上的供认，鉴于他所担负的各种职务、参加的各种会议以及他的公开言论，毋庸置疑他是侵略战争的动力，其地位仅次于希特勒。他制订了各项计划，是德国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进行战争准备的主要推行者。

戈林在审讯过程中多次供认，他对使用奴隶劳工负有责任：“我们出于安全的动机使用这些劳动力，为的是使他们不可能在本国活动，并使他们不从事反对我们的劳动。另一方面，他们的劳没有助于我们的经济竞争。”此外，他还供认：“劳工被强迫到德国来，我不否认有过这样的事。”说这些话的这个人就是四年计划的执行者，他受权负责征募和调配劳动力。作为空军总司令，他要求希姆莱为他的地下飞机工厂提供更多的奴隶劳工：“我曾要求集中营里的囚犯为空军的装备服务，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而且可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四年计划的执行者，戈林曾签署过一项关于处置在德国的波兰劳工的指令，并且用党卫队保安勤务处的施行细则加以补充，其中包括“特别处置办法”。他颁发了在军火工业中使用苏联和法国战俘的指示；他谈到，逮捕波兰人和荷兰人，如有必要就把他们当作战俘，并利用他们去劳动。他承认，苏联的战俘曾被安排去操纵高射炮。

戈林曾以四年计划执行者的身份积极主管和从事对占领区的掠夺。早在对苏战争爆发以前，他就拟定了对苏联地区进行掠夺的计划。入侵苏联之前的两个月，希特勒就委任戈林全面负责这个地区的经济管理工作。戈林为执行这项任务设立了一个经济参谋部。他曾以大德意志国元帅的身份发布命令：“元帅的命令及于一切经济领域，包括粮食和农业在内。”根据戈林的由国防军印制的所谓“绿皮文件”，设立了“东方经济参谋部”。这个指示规定掠夺和毁灭缺粮地区的所有工业，此外，从余粮地区调出粮食以满足德国的需要。戈林申辩说，他的意图被误解了，但是他承认，如果俄国被征服，“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理所当然、而且有义务去利用俄国”。

戈林出席了1941 年7 月16 日的会议，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声称，民族社会主义党人绝无离开被占领国的意图，而且应当采取“所有一切必要的措施——枪杀、迁移居民等等”。

戈林迫害犹太人，尤其是在1938 年11 月骚乱以后，他不仅在德国迫害犹太人，而且在被占领国对犹太人进行杀害；他在德国（如在其他地方所提及的）曾对犹太人课以十亿马克的罚金。他本人在当时的言论以及他的证词都表明，他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应该如何去劫夺犹太人的财产并把他们从欧洲的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当这些国家由于德国军队的突然袭击而沦陷的时候，他把德国的反犹太法令在这些国家推广实施。1939 年、1940 年和1941年的德国法令公报刊载了许多经戈林签署的反犹太人法令。虽然灭绝犹太人原来是由希姆莱负责进行的，但是戈林对此绝不是不加干预的，他积极参与了迫害犹太人的活动，尽管他在证人席上进行了各种申辩和保证。1941 年7月31 日他发出命令指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欧洲德国的势力范围内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对戈林的量刑绝不能有所减轻，因为他从来就是、而且几乎一向是推动力，他的地位仅次于他的领袖。无论是作为政治领袖还是作为军事领袖，他都是发动侵略战争的领导人物；他是奴隶劳工计划的领导者，也是在德国国内和国外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实施压迫计划的主谋，他对所有这一切罪行都供认不讳。在证词里，某些个别情节可能有矛盾，但是就整体来说，他本人的供认就已绰绰有余地证实了他的罪责。他罪大恶极，令人难以置信。对这个人，在全部审判记录中找不到任何宽宥的理由。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起诉书全部四条起诉理由宣判被告戈林有罪。

戈林在帮助希特勒取得政权的斗争中经常以阴谋挫败对手，而在大战开始后的几年里，戈林的言行更表明他是一个“出色”的阴谋家。

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由戈林统率的空军为希特勒以闪电战征服波兰的胜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戈林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相当令人费解的角色。从表面上看，戈林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和行为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根源是他的个人主义。戈林因自己在第三帝国所获得的权力地位而对希特勒感激不尽，所以他对希特勒认为正确的一切，总是全力以赴地去做。如果希特勒试图以武力威胁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的话，那么戈林也一定跟他一样为所欲为。而他的聪明才智（决不可只因戈林常常是追求享乐的小丑而低估了这一点）使他明白，德国还未强大到足以与一个能坚决抵抗的邻国作一次较大的较量，在这个阶段，利用欺骗手段攫取领土在政治上是适宜的。所以戈林在促进德国的重整军备的同时，竭尽全力在这方面来影响希特勒。

而另一方面，戈林为了个人利益，也并不愿意进行战争。在施佩尔的《回忆录》里，他叙述了戈林把个人的享乐看得多么至高无上。戈林和希特勒一样，喜欢把大楼改建成像莱比锡广场国会总统府那样，或者把新庄园住宅建造成像他豪华的卡琳哈尔庄园一样。一场战争可能会给戈林的切身利益带来危害，因为他在这场战争中无疑会成为主要角色之一。1938 年，戈林正值45岁，他追求享乐的欲望日益膨胀，希图过寄生虫的生活，只想打猎、旅游、收集艺术珍品、建造豪化的行宫、并以慷慨好客的主人身份宴请宾客。除此之外，他还把很多时间花费在他所钟爱的第二个妻子和1938 年6 月2 日出生的小女儿埃达身上。所以戈林有一定的诚意扮演交战双方调解人的角色。因为他个人认为，如果德国能够在欧洲采取和平手段加强它的地位，以取代必须进行的战争，他才会过上安逸的日子。此外，还应考虑到的因素是戈林并不十分健康，他患有内分泌失调、高血压，吸毒瘾也经常复发。

戈林作为经济独裁者主管为扩充军备服务的德国经济，同时他还充当希特勒“维护欧洲和平”的最重要的特使。戈林在这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是1938年到外交部任职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这是希特勒力图不使他的部下权势过大的又一措施。希特勒轮番使用他们两人去完成外交特别使命，这一做法导致戈林和里宾特洛甫永远只能互相倾轧和彼此厌恶。

1938 年里，各种事件几乎接踵而来。这一年是以希特勒第一届内阅“看守”成员之一陆军元帅维尔纳·弗洛姆堡所蒙受的耻辱而开始的。在此之前，弗洛姆堡一直担任国防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如今60 岁的弗洛姆堡在希特勒对苏联开始的疯狂备战中的表现，说明他已成为希特勒战略的一个障碍。困难的问题在于，要自然地免去他的职务，而不是简单地把他解职，因为那样做会激怒军官团，促使他们反对国家政权。

戈林是否参与了导致弗洛姆堡下台的可耻事件，就像他是否参与国会大厦纵火案一样无法得到证实。与之相关的重要一点是，尽管不能确定希特勒是否把他看作一位合适的国防军总司令人选，戈林则希望成为弗洛姆堡的继任人。弗洛姆堡并不了解戈林的心计，还愚蠢地去向戈林求教。因为他认为，与等级森严的纳粹党内的这位“社交名人”对话是十分必要的。这正是戈林平时注意联络这些不容轻视的局外人的结果。戈林对周围的一切始终具有敏锐的识别力。成为鳏夫已有好几年的弗洛姆堡希望同一个相当年轻的、社会地位不高的女人结婚。他迷上了个叫埃尔纳·格鲁恩的女人，并竭力争取戈林同意他们结婚。结果，戈林不仅同意弗洛姆堡的打算，而且还准备做他们的证婚人，并说服希特勒也当证婚人，很难猜测他这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弗洛姆堡于1938 年1 月12 日结婚，随后两人前往意大利的卡普利岛度蜜月。与此有关而无法证实的问题是，当时戈林是否已知道，埃尔纳·格鲁恩已被柏林警察局作为妓女记录在案，她还拍过淫秽的照片。就在弗洛姆堡与她动身旅行后不久，一份有关格鲁恩小姐的案卷递交到戈林手中。这份案卷来自柏林警察局局长沃尔夫·格拉夫·冯·海道尔夫之手。海道尔夫把这份案卷交给了凯特尔将军，他又迅速同戈林磋商。戈林向希特勒汇报了此事，并表示对此非常恼火，因为他们由于这一骗局而为一个妓女的婚礼当了证婚人。弗洛姆堡被迫作出抉择——宣布这次婚姻无效，或者辞职。于是他选择了辞职。

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男爵可能成为弗洛姆堡的当然继任人。在希特勒看来，弗里奇是个思想僵化、抵制陆军新的侵略政策的反动分子。对弗里奇进行“诬告”的希姆莱和盖世太保工作十分迅速，使在这个问题上受戈林怂恿的希特勒于1 月26 日能够把一份盖世太保的案卷摆在弗里奇的面前。该案卷表明，弗里奇患有相公癖，希特勒甚至找到一个盖世太保中的证人来当面对质。这个坏家伙名叫汉斯·施密特。他起诉说，他有一次当场抓住了弗里奇，还拿到了贿赂他的钱。一位目击者报道说，戈林听了弗里奇与这位所谓的目击者之间的对质深为恼火。此人就是希特勒指挥部的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他曾是弗里奇的副官。霍斯巴赫认为这种情况是令人讨厌的，所以他曾事先告诫过弗里奇，以使他对这种指责有所准备。弗里奇轻蔑地驳斥了这种指控，结果被无限期地送去了度假。

如今戈林期待着给他的报偿——在国防部的任命。但是，希特勒很快就感到军官团对弗里奇蒙受侮辱性的指控所表示的强烈不满，大家都认为这一指控是一种卑劣的阴谋伎俩。参谋总部要求通过军事法庭对弗里奇的指控无条件地加以澄清。希特勒不得不同意了这个要求。陆军指挥部下定决心让盖世太保的手法彻底暴露，同时要求盖世太保提出他们的证据。1938 年2 月4日，希特勒自己接管了国防部的指挥权，同时他如同在1934 年登上德国总统宝座一样，取消了一个职位，并把与此相关的权力攫为己有。他召开自己的所谓内阁会议，戈林当然也是其中的成员。希特勒宣布说：“从现在起，整个国防军的指挥权由我本人直接行使。”

希特勒采取了同样手段摆脱另一名1933 年人阁的老资格内阁看守成员——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的外交部长职务，而让自己的亲信之一里宾特洛甫接替了他。

这一系列变更对戈林来说几乎不能引起太大兴奋，因为事实上，这一切仅仅给他带来了一次晋升以及一根元帅杖而已。除此之外，他还得到一项不寻常的任务——主持军事法庭对弗里奇进行紧张的起诉程序，并负责终究是由他创建的盖世太保不被陆军的揭露而出丑。

对弗里奇的案件第一阶段审理应在1938 年3 月10 日举行。鉴于其他原因，这个日期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同一天，奥地利的危机达到了顶点，其他地方也急需派驻军队。因此这次审讯又推迟到3 月17 日。这一天，德国由于成功并吞了奥地利，全国一片欢腾。戈林把利用这次对奥地利的政治欺骗而取得的成功主要归功于自己。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格外舒畅。他逼迫已经被吓破了胆的盖世太保证人施密特重新作证，是他把弗里奇与一名叫作弗里施的骑兵上尉搞错了。这样，戈林满意地结束了对弗里奇的审讯，并以宽厚的态度要求弗里奇平静下来，因为他已恢复了名誉。正如戈林几周后对英国大使亨德森解释的那样，弗里奇无论如何也必须辞职，因为他同希特勒的观点是不协调的。

但是陆军有可能以此谴责盖世太保在弗里奇事件中所使用的卑鄙手法，并且弗里奇也获得重新回到陆军总司令一职上的机会。弗里奇作为旧学校出来的军官，永远感到有辱颜面，后来他在率领旧军团参加波兰战役的那一年里自杀身死。他被授命为这个军团的荣誉上校之一。这是为皇族成员保留下来的一种荣誉称号。

戈林以同样粗暴无礼的态度主持了这次军事法庭的审判，而这种态度在他作为国会议长时已有暴露，但是他的高昂情绪首先归因于1938 年3 月11日下午至晚上他成功地实现了大德意志国家对奥地利的并吞。这是戈林单独在电话机旁逐字逐句听到的消息。戈林是否直接参与了导致弗洛姆堡和弗里奇下台的阴谋活动，或者他是否只是在幕后对他们的解职进行了同谋活动，这些事在今天显然是无法全盘加以证实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对导致葬送奥地利独立的阴谋是负有责任的。戈林对此感到终身自豪。

事实上，奥地利被吞并已势在必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久前才被希特勒从维也纳召回驻奥大使巴本，早在1936 年就已使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重新参加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在此之前，纳粹运动曾被取缔。被谋杀的联邦总理恩格尔贝特·陶尔富斯的继任人库尔特·冯·舒施尼克则试图以墨索里尼的影响来换取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影响。与此同时，戈林又竭尽全力同墨索里尼亲自会谈，以防止他在奥地利插手干涉。即使在武力解决面前也毫不畏惧的奥地利纳粹分子的急躁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就像他们谋杀陶尔富斯行动中已经证实的那样。但是，希特勒不得不顾虑到世界舆论，至少想保持合法的外衣。

希特勒的“合法”行径的内幕究竟如何，奥地利总理舒施尼克对此已有所领略。1938 年2 月12 日，舒施尼克同他的外交国务秘书吉多·施密特在希特勒的山间别墅拜会了希特勃。由将军们簇拥着的希特勒向他的客人作了一个冗长的、有关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必要性的讲话，他要求舒施尼克把一位天主教青年律师阿图尔·赛斯一英夸特任命为内政部长。戈林也对此表示赞同，因为这样可以把奥地利的警察局掌握在他的手掌之中。希特勒提高了嗓门，对奥地利总理紧逼不放，只给他7 天的考虑时间，以满足希特勒提出的强硬要求。

舒施尼克企图为缓和这种威胁而争取时间，但又不得不做出让步，2 月16 日，他按希特勒所要求的那样任命赛斯一英夸特为内政部长。舒施尼克力图用其他方式来保持奥地利的独立。最后，舒施尼克决定在3 月13 日举行公民投票，有表决权的选民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抉择：“拥护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德意志或拥护基督教的奥地利。”

这在某种方式上是对希特勒的一次直接挑衅。如果公民表决的结果对希特勒不利，那么在世界公众面前他就没有理由合并奥地利。3 月9 日，当他一听到确定在3 月13 日进行公民表决时，他的反应非常迅速。第二天，希特勒向国防军发布命令，做好3 月12 日向奥地利进军的准备。为制止墨索里尼有可能插手，希特勒派菲利普·冯·黑森亲王送信绪墨索里尼，他在信中伪称自己和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遭到了舒施尼克的迫害，并向墨索里尼保证，奥地利不管有多大变化，意大利北部边界决不会受到侵犯。

3 月11 日，舒施尼克面对希特勒的要求，被迫取消公民投票。德奥边境上，坦克和轰炸机正在集结，舒施尼克于11 日下午再次作出了让步。希特勒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授权戈林继续进行谈判。戈林在电话机旁控制事态的进展，而他已负责把当天晚上的电话会谈内容作了速记。

从17 点至21 日，维也纳与柏林之间共有27 次电话会谈。这些电话会谈成为一种颇能起作用的新的侵略方法，因为边界上的德军正在行进，而且戈林的话特别有份量。速记稿一直被保存下来了，我们看到戈林当时以专横独断的强迫方式来实现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德国人要求奥地利总统撤掉舒施尼克的职务，由塞斯一英夸特来取代他，并由赛斯一英夸特组成一个纳粹主义的内阁。赛斯—英夸特一当上总理，便立刻向希特勒拍发电报请求派出德军，以恢复奥地利的安定和秩序。希特勒派驻维也纳接替巴本职务的新任特命全权大使威廉·克普勒把这份重要电报全文带了回去。

戈林是不失任何时机的。这从他在当天17 点同德国大使馆官员多姆布罗夫斯基的电话交谈中便可看出：多姆布罗夫斯基（在德国大使馆）、赛斯一英夸特同联邦总理一直谈到14 点30 分。

戈林：“19 点30 分以前必须组成新内阁，并且要有各种措施..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对您说了他是联邦总理吗？”

多姆布罗夫斯基：“是的。”

戈林：“直接对您说了没有？”

多姆布罗夫斯基：“说了。”

戈林：“好吧，继续讲，什么时候他能组成内阁？”

多姆布罗夫斯基：“也许到21 点30 分。”戈林：“必须在19 点30 分以前组成。”

多姆布罗夫斯基：“好，19 点30 分以前。”

戈林：“现在克普勒正在去维也纳的路上，还必须要求纳粹党获得合法化。”

多姆布罗夫斯基：“是。”

戈林：“要有纳粹党的所有分支机构，冲锋队、党卫队..内阁必须全由纳粹党人组成。”

多姆布罗夫斯基：“这已解决了，在19 点30 分..。”戈林（打断他的讲话）：“必须在19 点30 分报告，克普勒已带去应进入内阁的名单。纳粹党到底现在被明确允许了吗？”多姆布罗夫斯基：“还没有..，但这没有讨论的必要。”戈林：“同党的所有组织吗？”多姆布罗夫斯基：“同这里国内所有的团体。”

戈林：“穿不穿制服？”

多姆布罗夫斯基：“穿制服！”

戈林：“好！..你要注意，每天出版的报纸必须立即取缔，也包括我们的人办的。”

多姆布罗夫斯基：“那么，关于您提及与保安系统相关的人员问题..”

戈林：“卡尔滕布龙纳。是的，他应接管保安系统，您得留心，一旦新闻记者..”（双方含糊不清地同时讲话）。

多姆布罗夫斯基：“是的。”

17 点26 分，戈林直接同赛斯一英夸特通了电话。

赛斯一英夸特：“总统已经接受了舒施尼克的辞职..他想把总理职务交给一个像恩德这样的人。”

戈林：“那么您得注意。这就改变了整个形势。请转告总统或其他人，我们所知的却是完全另一回事。多姆布罗夫斯基会在您委托下发出通知，您已获得总理职务，纳粹党将会重新得到活动的许可，冲锋队和党卫队也许已接管各了警察局等等。”

赛斯一英夸特：“不，不是这样的，我已建议总统把总理职务交给我，但一般需要三至四小时。”

戈林：“这不行！无论如何不行。现在事情正急速进行，请马上通知总统，他现在必须刻不容缓地把联邦总理的职权交给您，总理必须如上所述接管各个政府部门，您当联邦总理，陆军..。”

这时戈林又被新来的报告打断了。当他听说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拒绝接见克普勒和赛斯一英夸特后，他重又拿起电话筒，给赛斯一英夸特发出精确的指令。

戈林：“请接赛斯。”（对赛斯一英夸特）：“请这么办，您必须立即同穆夫中将（德国驻维也纳武官）去见总统，告诉他，如果不立即接受如您所知道的这些要求，那么已向边界进军和调动的部队就要开赴全线。奥地利的存在也就完了。”

“穆夫中将必须同您一起前往，要求马上召见，转达此意。请您们立即向我们报告，米克拉斯的态度究竟怎样。告诉他，这决不是开玩笑..进军令只是未发，军队已集结在边境上。如果我们在19 点30 分前得到报告说米克拉斯已把总理职位交给了您..在19 点30 分前报告！穆夫必须同往。我马上给他同样发出指示。如果米克拉斯在四个小时内还不明白的话，就让他在四分钟内明白吧！”

赛斯一英夸特：“是，好的！”将近18 点30 分，赛斯—英夸特见过米克拉斯后回来了。急于同沃尔夫冈·穆夫中将通话的戈林，此时却同克普勒讲了话。

克普勒：“我已和穆夫讲过。他现在正在楼上总统那里。总统拒绝了，我刚刚又打电话询问总统是否还希望在最后一分钟内同我谈话。”

戈林：“穆夫现在那里吗？”

克普勒：“他又下来了。此举没有成功。”

戈林：“赛斯—英夸特应当废黜米克拉斯。请你再上楼去明确对他讲，赛斯—英夸特应该把纳粹党的卫兵叫出来。部队现在在五分钟内就会得到我的进军命令。”这时电话中断了，重新接通后。赛斯一英夸特向戈林谈了一下形势。

赛斯—英夸特：“请问是陆军元帅先生吗？”

戈林：“是的，情况怎么样了？”

赛斯—英夸特：“总统仍旧坚持他的老观点。我们争取说服他。”

戈林：“您肯定能在几分钟后作出决定吗？”

赛斯—英夸特：“最长不会超过五至十分钟。”

戈林：“您要留心，那我再等几分钟。请您在总理府用加急电话向我报告，必须得快。我简直担当不起这个责任，本来可以完全不..如果不行的话，您必须马上把权力接过来，对不对？”

赛斯—英夸特：“是，是，然后我们再集合，不是吗？”

戈林：“请打加急电话给我。”

这时已过19 点了。在20 点30 分时总统仍旧毫不动摇地表示拒绝，尽管舒施尼克面对维也纳大街纳粹党游行队伍宣布他下台。他在广播讲话中说明了下台的理由：“联邦总统米克拉斯请我向奥地利人民说明，我们在武力面前作了让步，因为我们在这一灾难性的时刻不准备付出流血的代价。”随后，米克拉斯一人坚守阵地，与此同时，赛斯—英夸特以内政部长身份在电台广播中宣布，德国人即将开进来，决不允许对他们进行反抗。然后继续与戈林进行电话联系。

戈林（对穆夫中将）：“请告诉赛斯—英夸特，根据我们的看法，政府现已倒台，但他自己仍应继续在台上。他应继续领导政府，行使自己的职权，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出必要的命令。军队正挺进，已经宣布过，不论谁起来反抗，必将承担后果。但奥地利部队可以随来随往，确切地说，可以受德国国防军的保护。赛斯应设法不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

穆夫：“赛斯正在这样做。他可能已经作过一次讲话。”

戈林：他应当从现在起就接管政府，立即开始工作——最好让米克拉斯辞职。”

穆夫：“是的，但他不干啊，这事非常紧张的，我与他谈了大约一刻钟。他声明，他决不在任何暴力面前退让，也不组织新政府。”

戈林：“是这样。他在暴力面前不让步吗？”

穆夫：“他不让步。”

戈林，“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让自己束手就擒吗？”

穆夫：“是的，他就坐等在那里。”

戈林：“好吧，他就在14 个孩子身边也许只好坐等着。好，你告诉赛斯，他应该接管政府了。”

20 点48 分，克普勒又向戈林打电话报告情况。

克普勒：“旧政府已发出命令，绝不进行抵抗。也就是说不允许发生流血事件。”

戈林：“噢，这也无所谓。”

克普勒：“我想问一下，是否柏林会有一名人士通过广播电台向奥地利人讲几句话？”

戈林：“是啊！我还不清楚。现在你要注意：最主要的是，英夸特现在要夺取整个政府，占领广播电台和其他一切..。”

克普勒：“我们现在有政府了。”

戈林：“是的，您们就是政府。您要注意。下面这份电报让赛斯—英夸特发到这里来，您要写上：‘奥地利政府在舒施尼克政府下台后肩负的任务是在奥地利恢复安定和秩序，谨向德国政府提出紧急请求，支持其所要完成的任务并协助制止流血事件。为此目的，它请求德国政府尽快派出德军。’”

克普勒：“现在冲锋队和党卫队正在大街上进行，但很有秩序。”

戈林：“所以您要注意，赛斯必须守住边境，以防某些人携带财物越境。”

克普勒：“是的。”

戈林：“然后..现在他首先要执掌外交政策。”

克普勒：“是的，我们还没有人。”

戈林：“是的，这没关系，现在赛斯—英夸特必须进行领导，委任几个人。他应当委任那些我们向他建议的人选。他现在应当组织一个临时政府。至于总统会讲些什么，这是无关紧要的。”

克普勒：“是的，这些事都还没有做。”

戈林：“不，他现在应当成立政府，并把这事向外国宣布。”

克普勒：“是。”

戈林：“他是在奥地利唯一还有实权的人。”

克普勒：“是。”

戈林：“我们的部队今天越过边境。”

克普勒：“好。”

戈林：“好吧！让他尽快把电报发来。”

克普勒：“赛斯—英夸特应向总统府发出这份电报吗？”

戈林：“请您把电文给他当面看，对他说，我们请他——他不需要自己

克普勒：“是。”

戈林：“为此您再打电话给我，给领袖或给我打都可以。好好干，希特勒万岁！”

午夜，米克拉斯总统终于让步了，同意任命赛斯—英夸特为联邦总理，同时他自己引退了。这种“合法性”最终以这种方式得到了维护。黎明时分，德国军队作为对赛斯—英夸特草拟的电报的回答开进了奥地利。

在此期间，墨索里尼通过菲里亚·冯·黑森亲王向希特勒保证，奥地利并不使他感到兴趣。希特勒马上歇斯底里地表示感谢说：“请转告墨索里尼，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如果奥地利的事务现在得以完成，我准备同他甘苦与共，这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英国和法国已经回避对奥地利的支持。舒施尼克于3 月11 日已探询过伦敦的立场并得到了回答：英国无能力保护奥地利。正当德国向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传来时，即将离任的德国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正同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在告别午宴上坐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难堪的时刻！

戈林结束了他的电话征战之后，从德国总理府驱车前往“飞行员之家”参加一次盛大招待会。这次宴会也邀请了各国外交使节。亨德森大使也是来宾之一，他在这次招待会上审阅了即将递交德国政府的官方抗议照会；这份照会是曲他的秘书伊冯·柯克柏特里克给他带来的。全体来宾都感到很新奇，因为每个直接或间接听到赛斯—英夸特和舒施尼克广播讲话的人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危机。

戈林在这次招待会上，以平易近人的友好姿态出现，把一些重要贵宾拉到一边单独交谈，使他们平静下来。他还向捷克驻柏林公使沃约特赫·马斯特尼博士保证说：“我用名誉担保，捷克斯洛伐克不应有丝毫理由对此忧虑。”

但同时他又警告马斯特尼说，他听说捷克军队在进行军事动员。德国对此当然是不能容忍的。招待会上，国家歌剧院的歌舞演出结束后，戈林急忙去找亨德森谈话。亨德森劝告戈林要做得缓和一些，尽管他内心里接受了这一事实：德国和奥地利终将合并，而且舒施尼克的态度显得愚蠢。戈林向亨德森保证德国军队将尽快撤出奥地利，在奥地利那里应当奉行自由选举。这时马斯特尼离开会场，去了解他的国家所谓进行动员的消息是否属实，然后他又回来向戈林保证说，这种谣言缺乏任何根据。

英国的抗议照会被下列理由驳回：德国和奥地利的关系纯属德意志人民自己的事；德国军队只是应奥地利新政府的电报请求而进军的。

希特勒胜利地进入了林茨。在那里他受到赛斯—英夸特和希姆莱的特别欢迎。希姆莱是为检查有关接管奥地利秘密警察而飞到奥地利去的。希特勒立即指示草拟一个重新统一法，以此确定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第一条规定：“奥地利是德国的一个邦。”该法规定在1938 年4 月10 日在奥地利就同德国重新统一问题进行一次“自由的秘密的公民投票”。

回到卡琳哈尔庄园的戈林同在英国的里宾特洛甫通了电话，并强调了这个问题上的纳粹主义观点。

戈林：“现在在奥地利是一片无法形容的欢腾，您从收音机里可以听到。”

里宾特洛甫：“是的，这实在使人难以想象，不是吗？”

戈林：“是的。相反，人民的喜悦完全消失了..领袖昨晚同我谈话时无比激动..有人描述说，我们发出了一个最后通牒，这当然是胡说八道。最后通牒最初是由纳粹党部长和国民负责人提出来的..您谅必会想到，舒施尼克作了强有力的讲话，声称祖国阵线将战斗到底；人们当然不可能知道，他们会这样来投降的，所以赛斯—英夸特请求我们刻不容缓地进军。”

里宾特洛甫：“我认为，这里也将会承认..，前天我对在我这儿停留较久的哈利法克斯说过英国整个舆论界对奥地利发展状况将会怎样，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1938 年3 月14 日，希特勒才进入维也纳。在这之前，希姆莱已证实，在维也纳的30 万犹太人并不像希待勒所描述的那样会对他产生什么威胁。许多对纳粹怀有刻骨仇恨的人遭受迫害的清洗运动开始了。迫使大批犹太人浪潮滚滚而来，许多人在纳粹统治的最初的日子时自杀。舒施尼克是兼并后被捕的许多奥地利人之一。

戈林迫害犹太人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戈林借助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提供给他的全部工具，着手剥夺富裕犹太人的财富，使他们的公司“雅利安化”，把他们从经济领域中赶出去。在这一阶段的德国反犹政策还包括把犹太人从德国驱赶出去。他们被迫逃亡国外，而且在逃亡前只得把自己的财富和不动产留下。

1938 年，凡属犹太人的经济财产都被注册在案。戈林特别恼火的是，1938 年11 月10 日夜间，即“砸琉璃窗之夜”，犹太人的大部分财产被毁于戈培尔一手策划的集体迫害犹太人事件中。这些暴行被官方视为对谋杀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的“自发的反应”。这位外交官于11 月7 日在巴黎被一名犹太青年用手枪击中，并在两天后死去。纳粹暴徒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在这个可怕的夜里得以发泄无遗。11 月12 日，戈林在他的航空部匆忙地召开了一次会议，以了解这次事件所造成经济方面的损失。戈培尔亲临会议，海德里希代表希姆莱出席此会。到会的还有经济界头目如瓦尔特·冯克，他是继沙赫特之后、戈林属下的经济部长。

戈林的讲话一开始就对这次行动造成了的破坏明确地提出了批评。库存的贵重货物，包括纺织品仓库，仅仅因为它们属于犹太人的财产，都在大火中毁于一旦。同时还不断发生抢劫事件，更增加了本来就很高的保险损失。仅进口窗玻璃一项，估计就要花费300 万德国马克。戈林吃惊地叫嚷：“不能再这么蛮干了！”他接着说，这不仅给犹太人，而且也迫害了德国经济以及非犹太人的德国保险公司。戈林补充说，我们所要对付的是犹太人，而不是他们的财产。戈林还强令大大压低所有已上报保险公司的损失数字。戈林还详细地谈了今后没收犹太人财产所应采取的方法。与会者坦率地讨论了今后犹太人在德国和德国经济中的地位问题。下面是戈林与保险公司发言人希尔加尔德的讨论记录，这段对话明显地表现了他们那种玩世不恭的残暴态度。

希尔加尔德说：“对我们的公司来说，我们已有一个极好的国际基础，我们不能使保险公司的信誉受到损害。如果我们现在拒绝承担合同规定的法律义务，那就会损害保险公司的名声。”

戈林说：“现在，我通过国家法令、即通过法律来干预，已经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希尔加尔德说：“我想要说的也就是这件事。”

海德里希：“可以安心付给保险费，支付后再没收回来，这样就在形式上顾全了面子。”

希尔加尔德离开会场之前，戈林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作出了总结。

戈林说：“犹太人必须上报所受损失，他们获得保险费，而保险费又可以由我们没收。所以从最终的效果来说，总还是对保险公司的一大功绩，你们并不需要赔偿损失。希尔加尔德先生，您该满意了吧。”

希尔加尔德说：“我根本不认为，不支付一项损失是一大功绩。”

戈林：“我来说一说吧！如果您们在法律上负有支付五百万的责任，那么像我这样一位丰满的天使突然来到您们身边并对您们说，您们可以少付一百万，因雷雨天气又再少付一百万，这不是功绩吗？我还得直接同您们安危与共，还应该怎么说呢？我对您们是很清楚的。您们应当暗自高兴。您们已通过欺骗手段大大获利了。”

希尔加尔德说：“结果它（指保险团体）还是最后的受损者。这就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但不会有人在我面前否认这点的。”戈林说：“那么请您们关照，不要打碎这么多玻璃窗！您们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派出您们的代表马上去宣传解释！”与会者津津有味地讨论着犹太人今后的地位问题，戈培尔对此表现出一种特别强硬的态度。当他要求为犹太人特设车厢时，戈林插嘴说：“如果只是火车满员才把犹太人赶出去，那么，他在火车运行时独自坐在厕所怎么办？”有人提出从奥地利和德国逃亡国外的犹太人数字。戈林发表意见，要对仍然留下的犹太人进行有计划的隔离。他说：“亲爱的海德里希！您必须在所有城市大规模建立犹太人隔离区。”戈林在结束讲话时说：“对全体德国犹太人强征10 亿马克特别税，作为对他们的卑鄙罪行的惩罚”。

1939 年1 月，戈林倡议建立犹太人移民局，由海德里希领导；以后通过种族屠杀“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由他来负责处理。

要把戈林从顶峰到迅速没落的生涯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当时曾有机会常在戈林身边进行观察的阿尔贝特·施佩尔的描述，戈林到1939 年初一直身居高位。施佩尔在战后的一次审讯中说：“戈林是个聪明人，常常提出许多蛮干的主意，理解力也极强，但他缺乏韧性..，他肩负事情太多。他的主意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因为他并不是很讲究实际的人..。1939 年前，戈林的精神状态极佳，他实行同工业界愿望相反的四年计划，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直到这个时候，他总还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些良好素质和充沛的精力。在1939 年以后他的精力衰竭了，剩下的只是他的恶劣品质。”

接替戈林部分工作的青年建筑师施佩尔在战争时期被任命为军备和军火生产部长。当他还是希特勒的建筑师和建筑艺术顾问时，就已认识戈林。他在《回忆录》里描写道：“如果戈林决心要干什么，那他从不考虑钱的问题。例如，戈林改建了坐落在莱比锡广场后面一座花园中的前普鲁士商业部长官邸。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约有140 平方米，他坐在一张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大写字桌后面，座椅形同御座。再加上他拥有的卡琳哈尔庄园，就使他看上去是名符其实的希特勒的“武士”、德国“文艺复兴的侯爵”和权贵。1939 年初，埃本斯但的遗孀去世，于是她的继承人戈林便取得了费乐膝施泰因城堡和毛特多尔夫宫，把它们并入自己的其他庄园，戈林乐于把自己想象为德国最大的富翁，也许在人们看来他还是拥有无限资金。在这些资金面前，他原有的相当可观的私人财产就显得大为逊色了。

1938 年到1939 年的两年里，希特勒不仅要与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装备相当精良的国家进行较量，而且还要对法国和英国的和平意愿进行“考验”。法、英两国所推行的绥靖政策是不惜凭借任何代价维护欧洲和平。这一政策部分基于达拉第和张伯伦政府的政治态度，同时也基于正处在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时期的法、英两国人民的态度。希特勒在他每一次新的领土要求得到满足后做出和平保证是极有诱惑力的。可是，希特勒始终强调，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国要成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并且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向西欧的推进。

戈林连续几周通过家宴宴请以及朔夫海德打猎等外交活动不遗余力地申明希特勒决不会真正冒一场欧洲战争的危险。戈林直言不讳地谈到捷克斯洛伐克，竟把它称为中欧不受欢迎的“盲肠”，还谈到苏台德德意志人同德国的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统一无论如何不会是战争的起因。1938 年5 月，英国驻布拉格大使曾指出戈林“在最近把他的意图公之于众，这个意图就是在今年夏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

1938 年5 月28 日，希特勒在一次与戈林、里宾特洛甫、布劳希奇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其他将领的谈话中指出：“从地图上把捷克斯洛伐克打掉是我不可动摇的意志。”戈林也同与捷克斯洛伐克毗邻的两个国家波兰和匈牙利的代表进行了秘密会谈。这两国对侨居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感到负有责任，但戈林在密谈中却迫命他们参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与此同时，一个以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为首的、对希特勒怀有不满的将军集团正谋划一次军事政变，并企图逮捕希特勒。

虽然法国在外交方面保证，如果有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它将“履行它的义务”，并站在捷克人一边，但是戈林感到法国人不大会参加这场战争。张伯伦这方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态度，也不太友好。1938 年夏一场武装冲突危逼英国时，他宁可通过外交谈判使问题得到有利于德国方面的解决。享德森甚至奉命通知希特勒，张伯伦准备作希特勒与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之间的调解人。在9 月10 日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上，戈林把捷克人说成是“压迫一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劣等人种”。随后，希特勒在9 月12 日发表了充满仇恨的长篇空论。围绕苏台德区问题的战争看来有一触即发之势。此时，张伯伦应法国之请宣布说，他将飞往德国以“审理德国方面提出的泛围广范的建议..”，并协助对这些建议的执行，而且以公开身分代表这些建议。

1938 年9 月15 日，张伯伦为希特勒要求分割苏台德区问题拜访了希特勒，并同他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谈，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也在场。里宾特洛甫作为挑拨者是众所周知的。他敦促希特勒，如果他的要求不能马上得到满足的话，应该诉诸暴力；而此时的戈林却已受到一种趋向温和的影响。在9 月22日张伯伦赴巴特戈德斯贝格之前，享德森在卡琳哈尔庄园拜会了戈林。戈林与享德森的谈话中表示出一种不寻常的温和态度。直到9 月16 日，戈林才要求匈牙利公使斯通扬煽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起来反对当地政府，以使当地政府陷入困境。

在法国人的赞同下，张伯伦给贝奈斯施加压力，让他在不坚持苏台德区公民投票的情况下将这一地区割让给德国。如果他不赞成，那么所有的结盟义务及边境的安全保证都将撤销。起初，贝奈斯予以拒绝，之后，他终于不得不让步。张伯伦即将回国时发现希特勒的情绪难以驾驭。希特勒现在不仅要求割让苏台德区，而且还要进军占领。他没有坚持的唯一“让步”则只是把占领日期从9 月26 日推迟到10 月1 日。张伯化对这种毫不羞耻的附加要求感到气愤，立即启程回国了。这时捷克已有100 万人武装起来了，法国开始对它的陆军进行动员，英国也开始动员它的海军。连推行孤立方政策的美国也对德国表示抗议。但是，希特勒仍然继续进行威胁，并且在9 月26 日柏林体育馆发表的讲话中对听众们说，他无论如何将于10 月1 日拿下苏台德区。

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看来，戈林是唯一还能制止希特勒导致一场战争的人。事实上他确实扮演了这个角色，而且因此招致希特勒对他的不满。希特勒现在最亲信的顾问就是唯唯诺诺的里宾特洛甫了。在亨德森和弗朗索瓦—庞赛的催迫下，戈林劝希特勒继续进行谈判。他认为德国现时还未准备好应付一场较大的冲突。戈林对德国装备状况比里宾特洛甫要清楚得多，而且后者只是一味地附和希特勒的歇斯底里的侵略狂。此外，戈林要在希特勒面前坚持反对他的竞争对手里宾特洛甫。亨德森说，他曾亲耳听到戈林在希特勒面前把里宾特洛甫描绘为“罪恶的笨蛋”。

纳粹头目之间的争斗究竟会产生什么后果，当时还很难加以判断。墨索里尼终于在这时提出了他的调停建议。墨索里尼、希特勒、张伯伦、达拉第为商讨捷克斯洛伐克的前景问题决定在慕尼黑会晤，可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却未被邀请。与此同时，反对希特勒的德国将领们放弃了他们企图通过军事政变剥夺希特勒权力的、本来就不很有力的计划。希特勒在慕尼黑取胜后使得他们的军事政变开始就注定失败了。

戈林在慕尼黑的谈判中只扮演了次要角色，但他对谈判结果当然是很赞成的。慕尼黑协定不仅给他以喘息之机，而且苏台德的斯柯达工厂还向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一家军备企业，这家工厂很快就被并入德国经济中了。贝奈斯于1938 年10 月5 日下台，不久便流亡国外。在当年10 月制定兼并捷克斯洛伐克其余部分的计划之前，直到骚动为止，希特勒和戈林始终没有等闲视之。他们同分裂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商定的计划规定建立一个独立的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德国一体化的斯洛伐克。中欧各国的边界已陷入动荡之中，因为德国也怂恿波兰和匈牙利提出领土要求。戈林此时的首要任务是，先稳住波兰，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一旦并入希特勒的统治范围，下一步就轮到波兰，在英法两国不出面干涉的情况下，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这时，戈林与里宾特洛甫与波兰驻柏林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定期保持联系。他们之间的争斗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新任法国大使罗伯特·考伦德雷感到非常惊讶的是，戈林竟要求他同意如果他同里宾特洛甫的交往发生困难时，只管听取他戈林的意见。1938 牛11 月，戈林正与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长加利亚佐·齐亚诺伯爵在维也纳会晤。戈林利用这次机会发表讲话，公开蔑视匈牙利政府和保加利亚的包利斯国王。齐亚诺对于德国的阴谋活动深感厌恶，他在日记中描述道，戈林的穿着像艾尔·卡彭一样，佩带一支钻石环作为领带夹。在他那精细修剪过的手指上戴着钻石戒指，戈林的钮扣扣眼上镶满宝石的字形，可算是整个光彩夺目的焦点。

在1939 年最初的几个月内，戈林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进行减食疗法，在卡琳哈尔庄园或同埃米去疗养度过许多时光。里宾特洛甫利用这一时机，想在希特勒那里取得超过戈林的恩宠。因为戈林的缓和政策在慕尼黑取得的外交成果使希特勒对戈林颇为赏识。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霸权政策所以得逞，是因为第三帝国煽动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的纠纷，并使他们之间的斗争在1939 年3 月期间达到了高潮。戈林被从圣雷莫召回，在柏林的总理办公厅参与了对可怜的捷克老总统艾米尔·哈查的敲诈阴谋。

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崩溃，哈查早已宣布战争法规。希特勒迫使斯洛伐克领导人于1939 年3 月13 日至14 日宣告独立，他并公然于3 月14 日夜向哈查声明，在次日凌晨德军将开进捷克，哈查必须马上下达电话指令，不得进行任何抵抗。戈林在这次讹诈中以轰炸布拉格来威胁这位老人。哈查过于愤激，以致心脏病发作。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勒尔用戈林提供的针剂给哈查注射了一针，使他恢复了健康。假使捷克总统死在希特勒的总理府，那么不能设想，世界舆论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哈查同布拉格通了电话，凌晨四点钟，一个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便不存在了。希特勒自己是1939 年3 月15 日晚到达布拉格的，在此之前，他的部队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便迅速占领了后来成为保护领地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这些变更只是使波兰忧虑不安，而其他国家对这些变更则不愿意有意承认，英法两国也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因为它们本来曾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作过保证。波兰认识到，但泽和走廓作为下一个争议地区必会激起希特勒的贪婪。3 月22 日，当立陶宛把梅梅尔区割让给德国后，波兰的形势更加恶化了。但是在此期间，英法两国的态度最终变得强硬起来。张伯伦于3 月31日在英国下议院宣布说，如果波兰的独立受到威胁，英法两国将“立即给予波兰政府以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支持”。可是希特勒却拒绝严肃对待这些保证。占领莱茵兰以来的经验提供他的，只是适得其反的东西。实现领土要求的妙方够多了：挑动地方或区域性的冲突；集结军队，以进军威胁有关国家最高领导人，确保自己的“合法”入侵而不受到抵抗。

第三帝国越是强大，各国人民反对它的领土扩张的抵抗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国际条约对于希特勒来说仅仅是暂时有效的一张废纸，因为它们只能帮助他取得一时需要的妥协。因此他对4 月6 日晨伦敦签署的《英波互助协定》不以为然。希特勒在4 月3 日就已确定1939 年9 月1 日进军波兰。秘密的军事准备已相应地开始了。

里宾特洛甫，而不是戈林，陪同希特勒前往布拉格。现在戈林明显地被视为纳粹集团首脑中的温和派，被利用去安抚那些对希特勒今后所采取的措施感到优虑不安和胆小害怕的人。里宾特洛甫与戈林两位对外政策的代表之间的争斗在德国与意大利两国签定钢铁协定后几乎闹了一场喜剧，因为里宾特洛甫而不是戈林深受意大利国王的称赞，并荣获意大利的勋章。齐亚诺坚持说他在罗马为授予勋章举行的招待会上看到了戈林淌着妒忌的眼泪。后来德国极力劝说德国驻意大利大使、齐亚诺、以及墨索里尼给戈林也发给这种勋章。甚至说，如果戈林得不到勋章的话，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会受到威胁。然而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也是很固执的，因而直到1940 年的5 月间，戈林才得到了这枚渴望已久的勋章。

在希特勒面前，戈林的威望明显地日益消失。这个现实连同他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和他那种日益增长的享乐欲望导致戈林的地位在1939 年明显下降。这年5 月23 日，戈林与他的司令官参加了一次会议，希特勒在会上阐明了自己关于孤立波兰、而后征服波兰的意图。会上还讨论了德国夺取东方的“生存空间”直至以后占领乌克兰的问题。如果英法两国为保护波兰而进行军事干涉，它们也必将同样被战败。这时，戈林除了担负四年计划的主持和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外，还奉命采取一切手段力图改变英国给予波兰的保证。他在希特勒备战的同时大讲“和平”。

享德森一味希望继续加强德英之间的良好关系，现在戈林也抱此愿望。戈林在5 月28 日同亨德森的谈话中抱怨英波互助条约。他声称，这种条约只会鼓励波兰人对德国持强硬态度。这时，亨德森却敦促戈林抑制希特勒周围“野蛮人”的影响，他首先指的是里宾特洛甫。亨德森感到戈林有些同情心，他也非常愿意到卡琳哈尔庄园去作客，因为那里的生活不但轻松，而且奢侈。他俩都是病号。“事实上，戈林不比别人好多少”，亨德森在他一份官方报告中对这次谈话写道，“但我至少认为，戈林是不愿打仗，并恨里宾特洛甫的。”

然而，戈林不得不在德国准备战争阶段同样起作用。1939 年6 月23 日，他主持召开了德国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讨论了关于挖掘劳工潜力的细节问题。会上提出男人应被征召到军火工厂服役；还考虑雇佣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强制劳工，甚至集中营犯人。因为，戈林非常清楚希特勒的意图，所以他对英国人和波兰人的代表声称，在同这些国家达到谅解上存在的唯一障碍是令人麻烦的、具有挑衅性的《英波互助条约》。

为外交界众所周知的戈林的这些看法导致了1939年7月至8月间一系列特殊的会谈。一位瑞典商比尔格·达勒鲁斯强烈希望为维护欧洲和平作出贡献，他吹嘘自己能够在非官方人士中取得外交官员们看来不能达到的成就。达勒鲁斯与戈林早已熟识。戈林曾于1934 年帮助他克服一些行政手续上的困难，当时达勒鲁斯要同一位德国寡妇结婚，从此他们之间的私人交往从未中断过。在英国生活和工作过的达勒鲁斯持亲英态度。他坚信，纳粹只是因为对英国的意图和想法缺乏情报，无法认清《英波互助条约》在欧洲所谋求的目标。他认为，希特勒在张伯伦决定自己和他的国家有最终对波兰进行支持的权利之后错误地判断了英国的决心。戈林是达勒鲁斯同纳粹头目进行对话最适宜的联系人。这位瑞典人安排戈林私下同一批英国商人聚会，使两国人士在外交界之外能够交流思想。

1939 年7 月5 日，达勒鲁斯在卡琳哈尔庄园拜会了戈林。使他感到惊讶的是，这座庄园在这样危机的时刻不断扩建。戈林在另一方面强调说，他相信英国人是在虚张声势地进行恫吓；他们妒忌德国的迅速强大，企图通过波兰来阻止它的强大。随后他们分头行事：戈林要同希特勒磋商；而达勒鲁斯则着手召集英国方面的对话人。哈利法克斯批准了出自英国观点的计划，但他对这个计划成功不抱很大希望。希特勒也对此表示赞赏，并希望这次会晤能够削弱英国对《英波互助条约》的忠诚履行。里宾特洛甫对于这个计划意见当然是一无所知的。

8 月7 日，7 名英国商人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属地达勒鲁斯夫人的庄园里同戈林进行了会晤。达勒鲁斯欣喜若狂，把他的英国客人一一介绍给戈林。戈林谈吐坦率、彬彬有礼，午餐时还为和平祝酒，并向客人们保证，德国绝无意图包围波兰。他向英国人说，希特勒在解决了与但泽和波兰走廓有关的令人头痛的问题之后对欧洲不会再有任何领土要求了。英国人指责希特勒在解决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上采用了被他们认为侵略性的“轻率”方式。持续了整整一天的会晤，看来对与会者都是有意义的。他们达成了协议并相互祝酒后分手了。协议规定在中立国瑞典举行一次由德英两国政府代表团为解决德波争端问题的会议。达勒鲁斯对这次会谈中自己所取得成功异常高兴，还为此写过一本饶有兴趣的书，并在纽伦堡战犯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戈林在外交战线上的活动与里宾特洛甫相比已经黯然失色，现在他感到讨人喜欢，因为他奉命以这种方式进行干预。

这个预定的会议当然不会有什么成功的前景。和平只不过维持了短短的三周，但是达勒鲁斯和戈林仍常常会晤。达勒鲁斯把精力全部集中在他自己选择的任务上，不断穿梭于伦敦和柏林之间。至少他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作用，即他像一位绝望的理想主义者，激动地认为自己正处在事件发展的紧要关头。实际上，他什么也未能实现。戈林则从里宾特洛甫所统治的舞台上被排挤下来。希特勒的外长正在准备他的最重大行动，即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条约使希特勒赢得了紧迫需要的时间。

1939 年8 月14 日，戈林与其他国防军高级司令官一起参加了上萨尔茨堡会议。希特勒在会上确信，英国不会参加即将到来的战争，波兰在一至二周内就会被打垮。他甚至还提到同苏联的谈判，尽管使世界极为震惊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将在一周后才发表。条约签定后的第二天，即8 月22 日，在另一次讨论会上，希特勒洋洋得意地宣布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细节。戈林后来承认，他在希特勒所作的关于英国境况日益虚弱的长篇讲话之后，第一个向他鼓掌欢迎。

戈林在最后的和平日子里试图改变英国为波兰人而战的决心。他计划飞往英国。并于8 月23 日同英国首相在其切奎尔斯庄园会晤，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戈林是作好动身准备的，而英国首相也可能迎接他。但是，希特勒阻止了这次旅行。达勒鲁斯再次出面，并于8 月24 日在卡琳哈尔庄园拜会了戈林。戈林请他立即飞往伦敦，并向英国外交部指明，“以后的发展全在于英国的态度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增强了希特勒在波兰问题上达到他的目的的决心。戈林带着达勒鲁斯乘坐一辆敞篷双座汽车前往柏林，受到了他的朋友们的欢迎。

在达勒鲁斯返回伦敦期间，戈林同利普斯基进行了会谈，并重新强调了在《英波互助条约》中存在的那些纠葛。达勒鲁斯于8 月25 日重返伦敦，与此同时，亨德森拜会了希特勒。戈林在同留在伦敦的达勒鲁斯通电话时建议，哈利法克斯应亲自写信向他重申英国对和平的愿望。戈林忧虑重重，因为在当天下午波兰和英国又签署了一项互助条约，而且把张伯伦在下议院所作的声明付诸行动。

达勒鲁斯回柏林后，他在卡琳哈尔庄园附近的专列上见到了心情沉重的戈林。戈林又在为波兰问题烦恼，他看了哈利法克斯写来的信件，以紧张的心情听了达勒鲁斯对信件的翻译，随后，便动身去柏林，把哈利法克斯的这封信转交给希特勒。

德国总理府里一片忙碌。达勒鲁斯从旅馆里被请来，他穿过长长的走廓被领进希特勒的办公室。希特勒和戈林正在办公室里等候他。达勒鲁斯后来叙述说希特勒的举止极端狂妄。希特勒向他谈了充满个人观点的德国历史以及他在德国演变过程中所推行新的扩张的政策。他谈到他的陆军和不可战胜的空军所具有的攻击力量。这时，戈林在背后微笑，甚至几乎要咯咯笑出声来，以表示他的赞赏。希特勒的声音几乎是又响又刺耳，充满对英国的愤怒。他咆哮道：“如果打起仗来，我要造潜艇、潜艇、潜艇！”达勒鲁斯面对希特勒愤怒而扭曲了的脸目瞪口呆，而希特勒却尖叫着：“我要造飞机，飞机、飞机！消灭我的敌人！”戈林忍受着希特勒的暴怒；达勒鲁斯对戈林的卑恭屈膝感到吃惊。戈林则对一切早已习惯了。过了一会儿，希特勒又平静了下来，要求达勒鲁斯返回伦敦并解释德国的这一立场。达勒鲁斯询问德国有什么要求。戈林打开地图集的一张波兰地图，用重重的铅笔线标出德国所要求的地区。如果英国帮助取得这些地区和前德国过去在非洲的殖民地的话，希特勒建议同英国达成尚未详细说明内容的一项协议。但是，这一切却不许达勒鲁斯作任何记录。

8 月27 日清晨四点，这位瑞典人离开了德国总理府。同天下午，他到达伦敦。在那里，他同承认他在此期间作为非官方的调停者的张伯伦、哈利法克斯进行了会晤。达勒鲁斯乘坐的是一驾专机，因为普通飞机由于战时边境的紧张局势都已停飞了。德国国防军业已集结在出击阵地上，英国也迅速动员起来了。达勒鲁斯在深夜又到了柏林。这位不得作任何记录的来回飞行的信使如今只能靠自己的记忆力了。

达勒鲁斯已有两夜未能合眼。英国大使馆应该了解他的任务，但是消息来的太迟，以致在达勒鲁斯午夜时分到达大使馆要求被接见时，使馆人员感到非常意外。他与大使馆通了电话以后，达勒鲁斯又同戈林在他的专列上见了面，他俩准备同希特勒再次进行商谈。8 月19 日，达勒鲁斯在英国大使馆同亨德森会晤，亨德森由于对德方意图的厌倦和疑虑已感到心情十分忧郁。

在此期间，达勒鲁斯也许已经感觉到他的一番努力将付诸东流。希特勒听信里宾特洛甫，而没有听信戈林，这是戈林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希特勒坚持要波兰政府必须向柏林派出一名全权代表接受他的要求。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甚至采取了最后通牒的方式。英国则必须根据希特勒的意见促使波兰立即表示愿意进行谈判。与此伺时，希特勒把越来越多的部队集结在波兰边境上。德方报界宣传说，波兰人对德意志族人采取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并多次挑起边境事件。这时，戈林尽力摆脱还在纠缠不休的达勒鲁斯，于8月30 日5 点用一架飞机把他送回伦敦。

但是，英国并未准备劝告波兰人立即同希特勒在柏林进行谈判。按英国政府的打算，谈判应在完全中立的国土上举行。里宾特洛甫当面向亨德森读了德方的要求，并以简短的话语拒绝了英国大陆要求的书面文字。但达勒鲁斯却设法从戈林那里取得了书面文字，并电话通知了大使馆。第二天，即1939年8 月31 日，达勒鲁斯再次来到英国大使馆。当时，亨德森同利普斯正在商谈。这位波兰大使正为希特勒力图强加给波兰的条件而大伤脑筋。但他对这种局面的看法毕竟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按利普斯基的观点，战争在德国是不受欢迎的，因而有人将起而反对希特勒，波兰人将打进柏林。

9 月1 日拂晓，希特勒下达了进攻波兰的命令。他并不考虑戈林、亨德森、利普斯基或者达勒鲁斯现在还在采取什么措施。就在这一天，达勒鲁斯邀请戈林吃午饭。席间，达勒鲁斯还催促戈林争取希特勒同意与亨德森直接谈判。后来，希特勒果真同意了。接着，戈林约亨德森来喝茶，也邀请了达勒鲁斯。可是会谈只涉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对戈林来说，他只是消磨了一些时间。

9 月1 日一大早，达勒鲁斯便邀戈林在他的专列上会晤。他很快就得知，国防军已经越过波兰边境发动了进攻。当戈林出发赶到国会聆听希特勒有关当前局势的讲话时，他的精神极度沮丧。希特勒在讲话中声称，战争是因为波兰拒绝同德国谈判而爆发的。戈林的忠诚终于得到了报偿：希特勒将戈林正式立为他在遇到不测情况下的继任人。

达勒鲁斯再次找希特勒谈话，但是戈林已经失掉了从中调停的兴趣。他只关注战争的进展及转移他在国会总统府里的珍贵油画。第二天，达勒鲁斯同戈林共进午餐，席间，戈林看来一点儿不关心战争，只关心他个人的事情。英国人准备于9 月3 日向希特勒递交他们的最后通牒，达勒鲁斯从大使馆直接把这一消息告知戈林。戈林坐在停在波茨坦附近的列车里，精神显得迷迷糊糊，对当前发生的事不很清醒。英国的最后通牒意味着，如果希特勒不准备满足英国提出的德国首先从波兰撤退的要求，那么两国从这天11 点起将进入战争状态。然而，希特勒还是不想接受戈林的劝告。

“如果决定一经作出，那么我们两人都不能为和平而努力了。”戈林曾经对亨德林这样说：“领袖将独自作出决定。”但是，达勒鲁斯仍然决心进行最后的调解尝试。戈林会在命运攸关的11 点钟声敲响之前准备飞往伦敦吗？英国方面会对德军停止进军而不撤军感到满意吗？戈林是作好起飞准备的。但是，英国人根据电话询问说，如果他们的最后通牒得不到彻底的答复，拒绝接待任何人。

戈林在离他的专列火车不远的白桦树下的沙发椅上垂头丧气地坐着。11点愈来愈近，这一时刻就这样流逝过去。英国同德国已处于战争状态，唯一的希望是迅速征服波兰。英国也许会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并同德意志弟兄们达成新的协议。达勒鲁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而离去了。

第二节他决心在这场公开的审判中扮演一个精彩的角色

戈林提着满满两个手提包的补药来到蒙道尔夫。这些药品含有微量吗啡。“我想，他可能是个药商。”美军监狱长B·C·安德鲁斯上校当时判断说。为此，他决定让狱医对戈林施加影响，以便让他逐渐放弃服药。尽管这意味着在以后几个月中他要忍受戒毒的痛苦。靠了这种办法，戈林于1945年11 月坐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被告席上，又恢复到战前的样子：机敏、爱挑衅、偏激，并准备在这场自认为不得不屈从的审讯中顽抗到底，因为它是在敌方的主持下进行的。也许在他被捕后任他随便吃药，阻碍他康复更为妥善吧，因为他的康复似乎在某些特定的审判阶段竟使他对起诉人占了优势。

戈林在蒙道尔夫与其他一些有名的俘虏来往。这批人按盟国的意图将在一次公开大审讯中受到判决。戈林初进狱时体重已达125 公斤之多，他在狱中的伙食刚够吃饱，这样倒可以减肥了。戈林的仆从暂时留在那里呆了一个时期，好让戈林习惯下来，他后来在6 月被释放了。这样戈林便独自与其他囚犯相处。他的表现像个模范人。他唯一担心的是他的妻子埃米和女儿的命运，埃米也被捕了。当他战前在柏林认识的英国外交官寇克派特里克爵士到蒙道尔夫来看望他时，戈林显得相当高兴，好像已甘愿听天由命。寇克派特克同时也去看过里宾特洛甫，而他的精神显然萎靡不振。

戈林愿意对奉命经常监视犯人的审问官和美国心理学家给予满意的答复。首席心理学家道格拉斯·M·凯里博士认为，戈林很能自我陶醉，他使用美容水、香粉、香脂护肤。他穿着丝绸内衣，戴着三只贵重的戒指——特大号的红宝石、绿宝石和蓝色钻石戒指，他另外还有四只镶嵌宝石的钟表。坐牢对戈林来说还不算难熬，因为他始终对他过去的地位和功勋引以自豪。此外，他决心成为纳粹政权中最高级的幸存者的代表人物，在这场预期的公开审判中扮演一个精彩的角色。不管怎么说，他到底是个历史人物，而他的起诉人料定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人。他对凯里博士说：“五十或者六十年后，德国将到处都有赫尔曼·戈林塑像。”

在此期间，国际军事法庭组成了。由于即将进行的审判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必须通过一项美、英、法、苏四国之间的国际协议，以确定审讯议程。1945 年夏，由盟军指定的起诉代表聚集在一起，以确定审判的法律基础。8月8 日签署了国际军事法庭条例。按伦敦四国协定，一致同意对战犯的审判按英、美现行法在纽伦堡法庭进行。戈林及其他被告，包括里宾特洛甫、沙赫特、巴本、施佩尔、邓尼茨和从英国监狱引渡到德国的赫斯等人，他们在9 月份从蒙道尔夫俘虏营被押到纽伦堡监狱。10 月25 日，被告罗伯特·莱伊在那里自杀身亡，这导致加强对其他在押犯人的安全措施。

审讯开始前30 天，戈林等人收到长达2400 字的德文起诉书。这份文件是美国纽伦堡军管会出色的组织工作的第一项成果。军管会的任务是，对投降后被没收、缴获的大宗德国文件进行审阅和分析。这些材料大部分落入美国人手中。美国方面资助并组织法庭审理，其他盟国只负担本国起诉人和法官的费用。一大批调查员和翻译已经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将几百份作为证据提出的重要文件进行了筛选并译成英文、法文和俄文。

起诉书概述了四点主要理由。第一是“共同策划或密谋与侵略战争”，其中包括：策划侵略战争、虐待被奴役人民、宗教和种族迫害以及使用奴隶劳工。第二是“破坏和平罪”，其中主要是袭击邻国。第三点和第四点是“战争罪”——破坏战争法规——和违反人道：即谋杀、灭绝、奴役、绑架以及其他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对平民采取的非人道行为；或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原因的犯罪或推行与某一罪行有关的迫害行为。”

纽伦堡审判比原先的估计要长得多，一共218 天：从1345 年11 月20日到1946 年8 月31 日。一个月后，9 月30 日和10 月1 日宣读了判决书和刑罚。法官、起诉代表及其助手、德籍辩护律师等，一大批工作人员和专家

在纽伦堡忙碌了整整一年。律师们是由被告根据盟国提出的一张可靠的德国检查官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还有很多管理人员、翻译、记者、摄影和广播技术人员及警卫人员。审讯一开始就引起了全世界极大的关注。审判厅里明亮的探照灯、嚓嚓作响的摄影机和一排排麦克风，这场面使人很容易想到这好像是摄影棚而不是审判厅。戈林非常清楚，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所以他决心尽一切可能拖延审讯时间。他毕竟是这场大戏的“明星”，任何人也不能剥夺他的这个角色。

国际军事法庭首次开庭时，世界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聚坐在被告席上的一群惹人注目的前纳粹大亨身上，不少人曾把他们视为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但是，在全力组织这次对他们进行审判的盟国看来，这些人是一个曾在德国夺取政权、对邻国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以所谓种族原因迫害和谋杀几百万人的犯罪阴谋集团。纽伦堡审判代表世界人民谴责纳粹分子的无耻行径，在缴获的文件中有他们犯罪的种种证据。从另一方面说，纽伦堡审判还是以后数十年在欧洲各国、首先是联邦德国继续进行的许多战犯审判的先例。审讯第一天宣读了全面的起诉书。在法庭上，被告必须根据起诉书回答自己是否有罪。戈林的态度很引人注目，记者争相拍照。他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保留态度，想发表一份声明，但被法庭庭长、英国法官劳伦斯打断，而只允许他讲了一句话：“我声明，根据起诉书，我是无罪的。”

1946 年3 月，戈林才被准许在法庭上再次发言。他知道自己是众矢之的。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对任何被告的每一次耳语、他对面前提出的证据材料所作的每一个不以为然的、轻蔑的面部表情都会立刻受到旁听者的议论，一直要到新闻和摄影记者对这位身穿普通制眼的被告的那种有意识的登场表演感到习以为常才平息下来。但任何人也不能剥夺戈林在德国的原有地位；由于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都以自尽逃避了人间的惩罚，所以其他人与戈林相比，都没有他那样重要。

但是戈林在背后，在同其他被告一起吃饭时或在他的禁闭室里——在那里他经常受到美国第二号心理学家G·M·盖伯特博士的监视——竟破口骂人：“人们现在说些什么，对我根本无所谓！我对此毫无兴趣！我只知道他们过去是怎样说的！我知道，只要一切顺利，他们就会怎样向我们欢呼并把我们捧上天的！我对这些人是一清二楚的。”后来他又说：“对德国人来说根本没有一点儿民主..我高兴的是，我用不着在外面过日子了——现在我们失败了，在这种时候人们都来诽谤我们的党，而他们却力图保住自己的面子和自己的脑袋。”戈林试图对其同案被告施加影响，他的做法过于明目张胆，所以他被强迫单独吃饭。这使他忿懑不平，并说：“我是这批纳粹党人的头头，但这决不意味着我是最危险的。此外，上校还应考虑到，他现在是在与历史人物打交道。不论谁是谁非，我们在这里都是历史人物，而他却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法庭放映了德国人所犯的暴行的影片以后，戈林的态度暂时有所收敛，他对盖伯特说：“我对所有这些情况始终还是难以理解的。”他认为，这些暴行都是希姆莱一手秘密干下的。

1 月8 日，戈林不得不静听宣读对他的起诉，其中叙述了他在希特勒手下如何直上青云，如何公然致力于第三帝国的备战活动。美国起诉代表说，戈林曾是“德国为军事侵略进行准备的核心人物”。起诉书谴责戈林对并吞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准备对波兰和苏联发动侵略战争、对这两国进行经济掠夺以及使用奴隶劳工负有责任。由戈林亲自签署的许多文件被拿出来作为证据。筹建第一批集中营，把集中营犯人拉去充当奴隶劳工，迫害犹太人并没收犹太人的财产都被证实是由戈林所唆使的。戈林给海德里希下达的关于“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罪恶命令表明戈林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有关系。

戈林与他选择的辩护律师奥托·施塔默尔博士进行了详谈。戈林是第一名被告，对他的辩护从3 月8 日开始，进行了13 天。施塔默尔辩护说，戈林没有参与战争犯罪，而且对他职权以外的事件一无所知。特别是1943 年后，他对希特勒的关系已冷淡，以后就更不了解情况了。博登沙茨、米尔希和其他证人在法庭上说，戈林和他们一样根本不了解战争罪行和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只有希姆莱的党卫队才会知道这些绝密细节。除了党卫队，没有人知道集中营发生的情况。此外，不论是戈林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抵制希特勒。只要希特勒自己认为是对的，他就会去做，而从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在双方证人的对证中，戈林的罪行只有很少几条得到证实，尽管英国代理起诉人戴维·麦克斯维尔—法伊夫爵士已经使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塞林提出供词。这些供词涉及纳粹德国对华沙、鹿特丹的空袭以及戈林所指挥的德军对意大利的侵犯。

当戈林在1946 年3 月13 日出庭时，公众对纽伦堡的战犯审判的兴趣立即达到了高潮。他虽然有点神经质，但却表现得很自信。他对这次出庭已经准备了几个月。他很快以追溯许多细节的杰出记忆力而使人们感到惊奇。起诉人要想把戈林逼入窘境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他机智、敏锐。如果他看出自己得到了同情，他就显得坦率；如果他感到将处于困境时，他就避重就轻，例如，他公开声明信仰纳粹主义和领袖原则：

“我曾坚持这一原则，并将自觉地继续坚持下去。各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有其不同的渊源，并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着。一种体制，对某一国说来非常适合，但在另一国可能完全行不通。德国在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封建王朝中始终是确认领袖原则的。在德国，只有当国家罹难或几乎濒临灭亡时才会出现民主。

“我坚信，对德国来说唯一的可能是实行领袖原则，这就是说，来自上面的权威性和来自下面的责任性。例如天主教会的地位今天乃至有史以来都是建立在其等级制的领袖原则基础上的，我认为也可以这样说，俄国如果没有领袖原则是不可能经受住这场战争的重担的。”

戈林把自己打扮成在罗姆暴动之后就阻止过不必要的杀戮的温和派。另一方面他又声称，他完全有理由参与干掉这些人，因为他们密谋推翻合法选出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戈林表示对纽伦堡种族法承担全部责任，但又补充说，这些法律只是因为犹太人的财产、权力和影响在德国日常生活中太大而颁布的。在这方面，戈林供认：“我在此声明，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尽管我得到过领袖关于实施和贯彻这些法律的口头和书面的命令。但这些命令有我的签字。我曾表示过赞同，所以现在我承认对此应负的责任，我绝不试图以领袖命令作为我的挡箭牌。”

戈林对他的扩军计划、对自己建立的空军以及他在德国经济方面的领导地位也同样感到自豪，并说：“在经济问题上我虽非行家，但起了推动作用并为这一事业发挥了我的才干..这样我才担起了经济的领导任务，”

戈林在自己单人牢房里，依然像演员一样询问盖伯特博士：“嗯，今天会是怎么样呢？您不会说我是个胆小鬼吧？..是的，这是相当紧张的，我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在脑子里，您也许会感到吃惊。我只写很少几个字的提纲。”

在法庭上，法官多次提醒戈林遵守秩序，因为他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离题太远，他对独裁国家的哲学所作的解释显然使他感到得意；他叙述带有某种嘲讽。他说：

“在一个政治领导集团决心要进行的一场不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期间或在战前，如果说只能由各个将领决定‘我参战，或‘我不参战，我的军团留在家里..’，那怎么想像它会领导一个国家呢？到头来，我还是不得不把这种权力给予每个士兵、如果去问每个士兵，他是否想回家，那么这也许可能成为一条避免未来战争的途径。这当然是好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在坚持领袖原则的国家里却是行不通的。这一点正是我想强调的。”

在美国首席起诉人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主持的审讯中，戈林看来有时似乎占了上风。

杰克逊：“您谈了领袖原则，您向我们把它描写为一种体制，在这体制中，只有权威居于首位，而且向人民行使权力，对吗？”

戈林：“为了消除误解，请允许我再次简要阐述一下，我认为：在德国议会制中过去是由最高机构负责的，它对议会中的相对多数负责，由他们实行独裁——而我们在领袖原则中，情形刚好颠倒过来，就是说从最高领导出发自上而下地行使权力，而且实行自下而上的负责制。”

杰克逊：“换句话说，您是不相信，也不允许这是一种政府形式，即被我们称之为建立在民众赞同基础上的政府形式并由人民通过其代表来行使国家权力？”

戈林：“这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一再号召民众，对我们的体制坦率地、明确地发表意见..我们选择了所谓公民表决的道路..，而且领袖始终认为，违反人民的意愿，是不能持久的。”

在另一次谈到德国进攻苏联时，法庭上的人们紧张地倾听着这两人之间的对话：

杰克逊：“您认为德国在这个时候进攻苏联有任何军事上的必要性吗？”

戈林：“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危险尚未达到顶点的时候，在这一时刻进攻也许还不那么必要。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杰克逊：“您当时是整个德国的第二号要人！”

戈林：“这与我第二号人物的重要地位是毫无关系的。这里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战略观点。领袖作为第一号人物看到了某一种危险存在，而我，作为第二号人物——如果您愿意这样表述的话——是想采取其他战略措施的。假如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贯彻我的意图，那我也许真的成了第一号人物了。正因为头号人物持有另外的见解，而我又是第二号人物，所以只好贯彻他的意图了。”瑞典人达勒鲁斯的招供对戈林是不利的。达勒鲁斯供认，戈林在他为和平斡旋时欺骗了他，并在希特勒当着达勒鲁斯的面像疯子般表演时表现了一种欣喜若狂的表情。当戈林再次出庭时，他力图把达勒鲁斯的证词说成是纯主观的想象，以挽救败局。但当美国起诉人杰克逊提到戈林在“砸破玻璃之夜”之后的谈话中对待犹太人所持的态度问题，戴维·麦克斯维尔·法伊夫爵士为枪毙1944 年3 月从斯塔拉克第三空军监狱越狱逃跑的50 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一事与戈林进行了对质，这时戈林无言对答。在谈到集中营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戈林的回答同样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麦克斯维尔·法伊夫：“您是想在法庭上断言，您直到1943 年为止作为德国的第二号人物根本不知道集中营的情况吗？”

戈林，“集中营后来的情况，即在我主管之后是怎样的，我是不知道的。”

麦克斯维尔一法伊夫：“要我提醒您回忆一下在这个法庭上提出的证据吗？特别是臭斯威辛集中营，仅这一个集中营就屠杀了400 万人。您回忆起来了吗？”

戈林：“这一点我只是在这里才知道的。对我来说这个数字并没有得到证实。”

麦克斯维尔—法伊夫：“如果您认为这是未经证实的，那么请允许我提请您注意霍特尔的证词。他是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外事处四科副科长。他说，有400 万犹太人在集中营被杀害，另有200万人通过别的方式被杀害。我们假定这些数字一个是俄国提供的，另一个是德国提供的，我们还假定它只有百分之五十是正确的，那么就是200 万人和100 万人。请问，您还能在本庭坚持认为，在德国像您具有这种权势的一位部长对这些事件会毫无所知吗？”

戈林：“我还是这么认为。正因为这样才说明这些事是对我保密的。我甚至认为，就连领袖对事情达到这种程度也是近乎闻所未闻的。这也说明，希姆莱对这些事是绝对保守秘密的。他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向我们提供过数字或其他什么情况。”

在审讯快结束时，戴维·麦克斯维尔—法伊夫又回到本题麦克斯维尔一法伊夫：“您还是说希特勒和您一点儿都不知道灭绝犹太人的政策吗？”

戈林：“至于希特勒，我说过，我不相信是这样的；至于我，我说过，连这事大概达到什么程度我都不了解。”

麦克斯维尔—法伊夫：“也许您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知道的，但是您应该知道有这么一项旨在灭绝犹太人的政策？”

戈林：“不，我知道驱赶犹太人，但不知道灭绝犹太人。我只知道，在这方面的个别情况出现了违法行为。”

麦克斯维尔一法伊夫：“谢谢。”

苏联首席起诉人R·A·鲁登科将军也负责这类问题的审问。

鲁登科：“我审问您，您要回答我的问题。您是应当了解这些事实的。”

戈林：“为什么说应当？我对这些事实要么了解，要么不了解。您充其量只能问我，但断定我了解情况未免太轻率了。”

鲁登科：“您必须进一步认识自己。几百万德国人都知道所犯下的那些罪行，而您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戈林：“但是也有几百万德国人一点儿都不知道。你那是一种根本没有得到证实的说法。”

汉斯·贝尔恩德·吉泽维乌斯博士的证词使戈林受到又一次的反击。他是德国反希特勒抵抗运动成员，是为前德国司法部长、被告威廉·弗里克请来的辩护证人。他的证词有力地证明了戈林与罗姆暴动和弗洛姆堡事件的关系，以使戈林很不明智地试图让他的辩护证人施塔默尔博士给吉泽维乌斯施加压力，从而使他保持缄默。当这一企图在法庭上被揭穿后，戈林更加丢尽了脸。此外，吉泽维乌斯还力图把戈林与国会大厦纵火案联系在一起，沙赫特和施佩尔的证词对戈林的压力也很大。他的境况更为恶化，而且他对自己不再处于旷日持久的审讯的中心地位而开始感到无聊，所以他在法庭上时常抱怨坐骨神经痛，并在几次审讯中缺席。他向盖伯特博士诉苦说，所有人都同他作对，而且背叛了领袖的遗志。

6 月份，施塔默尔在他辩护的总结发言里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挽回被告的名誉。他声称，戈林曾真诚地力图制止战争，他个人不能对希特勒的侵略政策承担责任；他只是为国家利益才掠夺艺术品，他并未参加把集中营扩建为死亡工厂的活动。最后，这位辩护人的结论是：“他对希特勒的忠诚毁了他自己。”

法官杰克逊勾划了一幅戈林的可憎形象：

“戈林所起的巨大的、多方面的作用在于他既是军人又是强盗。他到处插手。他利用他的冲锋队的彪形大汉使这帮人夺取了政权。为了巩固这一政权，他又阴谋策划、烧毁了国会大厦。他建立了盖世太保和集中营。如果需要干掉对手或制造丑闻，以摆脱桀傲不驯的将领时，那么戈林的手脚是在犹太人出境方面，他出谋划策，积极效力，他竭尽全力，把德国的经济用于战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场战争的策划活动。他是仅次于希特勒而集全体被告罪恶活动之大成的人物。”

英国主要起诉人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从起诉当局的角度总结了戈林罪行：

“戈林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应负的责任是无法否认的。他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但是在建立这个罪恶体系的人物里，他是除希特勒以外的最大的人物。有谁比他更了解发生的那些事件，或更有机会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呢？他们领导纳粹国家的政府，逐步建立起旨在进行战争的各种组织，纳粹国家的政府，逐步建立起旨在进行战争的各种组织，阴谋策划侵略战争，实施暴政。这些事件都离不开纳粹国家各机构密切的配合。如果不是纳粹统治集团有计划地强迫军队执行命令，他们不会侵入异国领土，不会开枪，不会投炸弹，不会去建造毒气室，不会去驱赶受害者。在全德境内所犯下的，如今已昭然若揭这一系列罪行，必然涉及纳粹统治集团中的每个人，因为他们构成这一条锁链的各个环节。因为如果没有每个人的配合，侵略计划也好，大规模屠杀也好，都是不可能进行的。纳粹分子借以对领袖忠心效劳的领袖原则正是纳粹和这批人的创造。”

戈林在1946 年8 月31 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了最后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两点。第一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种族屠杀问题，他说：“我在这里强调指出，我对这种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屠杀表示最强烈的谴责，我对这种罪行完全不可理解。我愿再次向尊敬的法官先生明确他说明：凡是我有权力能够加以制止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下令杀害过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下令实施其他暴行。”

第二点是涉及戈林参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压迫和剥削占领区人民的问题，戈林说：“我既不想也没有发动过战争。我尽了一切努力，争取通过谈判避免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后，我尽了一切努力去确保胜利..我信守我所作的一切，但我最坚决地否认说我的行为是受这样一种愿望所驱使：即通过战争去压迫外国人民，消灭他们，掠夺他们或奴役他们，或对他们犯罪，施予暴行。我的唯一动机是对我的民族的炽热之爱，是为我的民族的幸福和自由。为此，我请求万能的主和我的德意志人民为之作证！”

对他的这一呼吁无人予以理睬。法官们坚信戈林参与了纳粹政权的许多丧心病狂罪行。一个月后，国际军事法庭在1946 年9 月30 日和10 月1 日再次开庭，法官劳伦斯勋爵宣读了对戈林的最后判决：

“戈林是进行侵略战争的元凶之一，他经常、几乎是一贯起了推动作用，而且一贯紧跟希特勒行事，所以不存在减刑的可能。他既是政治的、也是军事的首脑。他是奴隶劳工计划负责人，也是制定在国内外镇压犹太人和其他种族计划的元凶。所有这些罪行他都供认不讳。他本人的供词足以证实他的罪行了。这种种罪行是骇人听闻的。根据全部材料，对这样的人根本不能宽有。”

戈林是被叫到审判大厅听取判决书的第一名被告。当审判大厅的同声翻译装置出现故障时，肃静紧张的气氛更为强烈了。法官和被告不得不等待技术人员排除故障。然后，法官劳伦斯勋爵宣判说：“被告赫尔曼·威廉·戈林！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起诉书所确定的你的种种罪行判处你绞刑。”

戈林通过耳机听到这一判决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此时，座无虚席的法庭也鸦省无声。戈林把耳机扔到桌上，转过身去，最后一次离开了法庭。“死刑！”他对在下面等着他的盖伯特说。戈林的双手微微抖动，请求让他自己一人耽一会儿，他的双眼流出了泪水。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戈林一直担心他的妻子和女儿。他被捕后，埃米·戈林也被捕受审，她被准许把女儿埃达留在身边。她一直被关押到1946 年3月。盖伯特博士在她被释放之后曾去看过她。后来还允许她与戈林通信。她被释放的消息使戈林在精神上稍许轻松了一些。自9 月中旬起，埃米·戈林也和其他犯人的妻子一样，可以在最严密的监视下去探望丈夫。当然他们间隔着一道金属栅栏。有一次探望时，她把埃达也带去了，然而这被证明是一次疏忽，因为戈林一见他的小女儿就昏倒在地。直到死，他都同其妻子保持着密切关系。在宣判死刑后，埃米被准许最后一次探望她的丈夫。

戈林曾要求他作为军人应以枪毙处决，不应蒙受绞刑之大辱。他的申请被驳回，戈林因此决定自杀。1946 年10 月15 日晚，他在自己的单间牢房里服了毒药。当看守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时，戈林已处于垂死挣扎之中了。请来的医生确认他已死去。这样，只好由里宾特洛甫来充当候死队的头目了。戈林的尸体与被绞死者的尸体一起被送去火化，骨灰随风飘散。

戈林是怎样躲过各种搜查而成功地把纳粹头目一向随身携带的毒剂胶囊一直隐藏到临死之前的呢？这个谜直到1967年9月由当年的监狱长美国人安德勒斯上校公布了戈林的诀别书以后才最后解开了。诀别书的日期是1946年10 月11 日。内容是：

“监狱长：

自我被俘以来，我一直把毒剂胶囊带在身边。在我被押解到蒙道尔夫时，我身上共有三粒胶囊。我把第一粒留在我的衣服里，以便它在搜查时可能被发现；第二粒在我每次脱衣时放在衣帽里，穿衣服时再随身带上。我在蒙道尔夫和在这里的单身牢房里巧妙地把这粒胶囊隐藏起来，所以它虽经反复彻底搜查也未被发现。在出庭时我把它藏在我的高统马靴里随身带着。第三粒胶囊现在还在我的手提箱中那个圆形护肤霜盒的护肤膏里。对受命检查我的人都不应为此受到指责，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找到这粒胶囊的。这也许只是事出偶然吧。

赫尔曼·戈林

写于盖伯特通知我监察委员会拒绝我要求把行刑方式改为枪决的申请之后的片刻。”

第三节希特勒的继承人仅被判处十年徒刑

1945 年4 月30 日，邓尼茨收到了马丁·鲍曼发给他的一封电报：

元首己选择你为继承人，委托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取一切应急措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随后又收到另一封电报：

元首己死。你的任命已被确认。帝国长官打算今天前往你处，并将情况报告你。

就这样，邓尼茨出任纳粹德国总统。

一个月后，这位“千秋帝国”未任总统就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军旅、政治生涯。

1918 年10 月4 日，德国潜蜒“UB68”号巡航在西西里岛附近。艇长在夜间发现了协约国的一个护航船队逼近。潜艇立即浮上水面进行射击。命中了一艘轮船。接着，艇长下达潜水命令，天窗在几秒种之内就关闭了。紧接着，意外的事故发生了..。

潜艇头部沉重，像一块石头似的直向海的深处下沉。水手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能设法阻止潜艇的下沉，水的压力就会把潜艇压碎。

深度表指向了九十公尺，当水手们惊惶失措的时候，艇长。发出命令，要把主水柜的空气充满。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选择。

压缩空气发出噬噬的声音冲进主水柜，并把水压了出去，艇身静止了几秒钟之后，如同离弦之箭似地向上冲去。浮出水面，暴露在敌人护航船队的包围之中。

潜艇立刻就被击沉。在获救人员之中也有“UB68”号的艇长邓尼茨。他虽然损失了一艘潜艇，但是他却发现了潜艇攻击的一种新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邓尼茨是潜艇部队司令，后来出任海军总司令。1959 年，英国海军大臣肯宁安海军上将曾这样评论他：“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德国放弃了侵英计划之后，邓尼茨想出了什么绝招来征服我们。他那永不停息的战略，其要点就是以炸沉我们的商船为手段，达到慢慢地葬送我们的目的。他知道，大西洋是德国争取胜利的唯一战场，他极力反对把兵力分散于地中海，甚至北海。我要再次指出，这是唯一正确的见解。邓尼茨是继荷兰人德路特之后对英国最危险的敌人。”

毫无疑问，邓尼茨是一位有才干的海军军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潜艇指挥官，他把自己的丰富学识运用到了战场上。

1891 年，邓尼茨出生于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他早在巡洋舰“布勒斯劳”号上实习时，就获得了初步的军事经验。他在魏玛的一所高中毕业之后，就入皇家海军任候补军官，在“赫尔塔”号上完成了舰上训练，最后毕业于弗伦斯堡一米尔维克海军学校的特别班。

“布勒斯劳”号曾在1912 年的巴尔干战争中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军舰一道为保护欧洲的利益而被派往地中海。11 月初，“布勒斯劳”号开到小亚细亚，参加了对门的内哥罗的封锁行动，并于1913 年5 月被派往阿尔巴尼亚参加国际登陆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邓尼茨已是海军少尉。首先，“布勒斯劳”号在阿尔及利亚的波尼港突然袭击了正在装载的法国殖民军队。然后，又和“居本”号一道被转让给土耳其，成为土耳其海军的主力。舰上官兵担负了训练土耳其官兵的任务。直到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国，这两条巡洋舰才归回原来建制。

邓尼茨服役的“布勒斯劳”号，曾轰击了俄国油港诺活罗西斯克的油库和十四艘俄国轮船，击沉过俄国战斗舰“俄斯特拉夫”，并于1915 年3 月初破坏了费奥多西亚的鱼雷制造厂。当“布勒斯劳”号需要大修时，舰上官兵被配属于岸上部队，担负防御英军在达达尼尔登陆的任务。邓尼茨则被派往驻加利波利的一个航空大队，在那里担任观测员和机场导航员。工作中成绩优良。

1916 年3 月，邓尼茨晋升中尉，9 月被调回德国并派往潜艇部队服役，直至1918 年10 月4 日因潜艇击沉而被俘。

潜艇被毁使他认识到，对敌护航船队的攻击不能仅靠两艘潜艇，而必须使用一个潜艇群方能成功。

这种想法虽然产生，但离实现还差得远。邓尼茨于1919 年7 月从英国的俘虏营被遣返德国之后，立即回到海军继续服役。他未曾忘却他的潜艇群战术，并为此进行了不断的探索。

邓尼茨于1921 年晋升上尉，被派到波罗的海海军军区司令部服务，然后调到鱼雷监察部和驻柏林的海军总司令部。1928 年，他晋升为海军少校，并任第四潜艇队队长，获得发展潜艇群战术的机会。他进行了拂晓战与夜战的训练，并不断地证实了它们的效能。

1933 年，邓尼茨晋升海军中校，并调任训练巡洋舰“恩登号”舰长，负责海军学校学生的训练。1935 年10 月，邓尼茨在晋升海军上校后担任“威迪根”潜艇队队长。这是依照德英1935 年7 月签订的舰队条约而成立的第一支德国潜艇部队。一年之后，掌握了所有潜艇的编制情况。

邓尼茨担任潜艇队队长是称职的。自1918 年以来，他的思想就未曾离开过潜艇。他要求把潜艇编为集群，主张建造中等吨位机动灵活的潜艇。他的意见均被采纳。当他完成战术编组和潜艇司令部中央指挥系统的组建工作之后，又继续发展他的理论。他不仅要把各潜艇编为集群，更要实施中心指挥的夜间攻击。这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同的。那里的潜艇只是单独对敌作战，而无战术上的统一指挥。

1939 年元月，雷德尔海军元帅向希特勒提出了Z 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建造大型水面舰只编成战斗群，从德国的港湾经由北海而直插大西洋，攻击英国的生命线。这一大型水面翩队计划于1948 年建成。

Z 计划与邓尼茨的构想不相符合。按照当时的海军上校邓尼茨的意见，德国的地理位置不适合建立战斗群在大西洋上使用。因为英国面对着德国的各个港湾，并且恰好能挡住德国舰队的出海航路。还能控制其在大西洋上的作战路线。此外，德国海军在大西洋上没有修理场所，一旦舰只被击中，其处境就很困难。还有一个不利条件：英国可以使用陆上飞机来攻击德国的水面舰只，而德国由于距离太远则不可能做到。与雷德尔相反，邓尼茨已经看出空军的重要性，他认为飞机将发展成为一个决战的军种。1948 年才能完成的大型水面舰只建造计划，势必与这种趋势相违背。鉴于德国在海上毫无防卫力量，邓尼茨要求建造三百艘供第一线使用的潜艇，因为只有这种水下舰只才适合实施切断英国生命线的任务。

今天的英美研究战争的人士都认为邓尼茨的见解是正确的。他们说，如果邓尼茨的潜艇建造计划被批准，那未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是另一种结局。昔日的敌人认为，德国这一战争指导的错误构想，是其总体战略的一个决定性错误，它也造成了德国潜艇和邓尼茨海军元帅的悲剧。

当9 月1 日战争爆发而英国也同时宣战的时候，德国海军只有五十七艘潜艇，其中只有二十六艘能够担负作战任务。因此每次只能派出八艘，至多九艘潜艇，而这样的兵力要去对大不列颠帝国的所有交通线进行决战实在是太少了。要让潜艇担负对英作战的主要任务，至少必须经常保持九十艘与敌周旋。可见当时邓尼茨所要求的三百艘潜艇是绝不可少的。

尽管德国潜艇数量不多，仍然参加了战斗，而且在战争初期的数月内还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39 年9 月，德国潜艇击沉了四十艘船，其总吨位为十五万三千吨。德国海军还用鱼雷击中了英国的战舰“皇家橡树”号以及航空母舰“勇敢”号，这些辉煌战绩完全归功于邓尼茨的卓越指挥。

早在9 月3 日，他就命令各潜艇艇长依照海上战利品条例进行商业战。不久就发生了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相似的事件：第三十号潜艇击沉了载有无数妇孺的客轮“雅典”号，导致海战更激烈的进行。英国海军部命令各商船采取防潜措施，夜航时也必须灭灯光。邓尼茨则更肆无忌惮地实施潜艇战，并命令对所有船只不加警告即行攻击。

1939 年10 月，邓尼茨晋升海军少将。同月，他提出一份意见书，强调缩短航路进入大西洋的意义，并建议在挪威的德伦斯哈姆港设立一个最优良的潜艇基地。

1940 年至1942 年三年中，德国潜艇创造了辉煌的战绩。邓尼茨改进了他的潜艇集群战术，使人们对于这些海洋中的“灰狼”无不闻风丧胆。他让海军的远程搜索机构报告盟军船只的位置，并随之利用无线电指挥各潜艇群去攻击这些目标，同时，各潜艇群还攻击敌人的护航舰只，使之陷入混乱，再行攻击别的船只。

1943 年3 月，邓尼茨的成功达到了最高潮。他的潜艇在二十天内击沉盟军舰船七十五万吨。英国海军史学家罗斯基尔上校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感到，虽然没有人肯承认，我们的失败是注定了。”

1940 年，邓尼茨晋升海军中将。1943 年元月30 日，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与希特勒意见不合而获准辞职，邓尼茨即由雷德尔推荐而继任海军总司令，并晋升海军元帅。

这时，海战出人意料地激烈起来。邓尼茨发觉，虽然他的潜艇部队官兵勇敢，战术成功，但总的趋势业已完全改变，大西洋的海战必将归于失败。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烟幕中浮出水面并加以伪装的潜艇，突然遇到敌机的攻击并被击沉，令人不胜惊诧，不知敌机如何能够发现这些伪装良好的潜艇。

原来，英国的远程轰炸机装备了一种新式的、准确程度极高的定向器，即所谓“鹿特丹器材”，从那时起，德国潜艇蒙受的损失不断增加，迫使邓尼茨暂停作战，研究对付办法。

英国不仅依靠新式定向器，而且采用了一种新的护航战术对付潜艇群战术：各运输船队由飞机掩护，机上的定向器可以探知潜艇动向，船队侧面则有反潜舰只实施警戒。北大西洋的空中被严密封锁，迫使邓尼茨撤回所有的潜艇。这样，盟军的护航作战反败为胜了。

1943 年6 月1 日，邓尼茨又派出四百三十五艘潜艇去攻击敌人的护航船队。此时，一种新型潜艇研制成功。这种潜艇的水下航速由七节增至十六到十八节，并且依靠一种吸气装置能在水下停留更长的时间。由于盟军对德国造船厂的轰炸，使邓尼茨终未获得海战形势的转机。

1945 年4 月，邓尼茨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被希特勒指定为总统。希特勒自杀后，他还在对德国国民的广播中发表了悼词。

邓尼茨做了三个星期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德国总统。他决定继续同东方作战，以免使德国军民陷入苏联人手中。为此他还请求英美帮助。他的要求被艾森豪威尔严辞拒绝。邓尼茨本人最后被投入俘虏营。

在国际军事法庭受审判的时候，邓尼茨被指控的罪行是：指挥罪恶的海战和参与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审判过程中被告方的辩护证明，邓尼茨并未采用犯罪手段指挥海战，因之在这一方面被宣判无罪。但因第二条罪行成立而被判处有斯徒刑十年。

直判之后，邓尼茨被押往施潘道监狱服刑。1956 年10 月刑满释放后定居于奥米莱。

泽特在其所著《德意志近百年史》一书中对邓尼茨任德国总统的几天评论道：“自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之战以后，战争已失去了军事意义。但这在八天内，邓尼茨指挥继续作战，使几百万德国军民脱离开苏联而转入西方..”。

1945 年纽伦堡法庭上，邓尼茨系按起诉理由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被提出起诉。1935 年他开始担任在1918 年以后建立的第一支潜艇分舰队司令官。1936 年任潜艇舰队司令官。1940 年任海军中将。1942 年任海军上将。1943 年1 月30 日他担任德国海军总司令。1945 年5 月1 日他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担任国家元首。

虽然邓尼茨建立并培训了德国的潜艇部队，但是证据并未证实他对策划侵略战争的密谋是知情的，或是参与准备和发动了这类侵略战争。他是一名单纯履行军事职责的职业军官。他未曾参加过宣布侵略战争计划的最重要的会谈。没有证据可以证实他得知上述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但是邓尼茨参加了条例所述及的侵略战争。战争爆发伊始立即展开的潜艇战密切配合了国防军其他兵种的活动。显然，他当时所辖的为数不多的潜艇是充分作好了战争准备的。

在1943 年1 月以前，他并未担任“总司令”，这一点是属实的。但是，按此论断就会低估他所担任职务的重要作用。当时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军或师的司令官。潜艇部队是德国海军舰队的主体，而邓尼茨就是这支潜艇部队的长官。在战争的头几年，舰队在公海上发动了几次规模较大，但却轰动一时的攻势。盟国和中立国被击沉的几百万吨船只表明，几乎只有德国海军潜艇使敌方遇到了沉重打击。受命指挥这种战争的就是邓尼茨。海军总司令部仅保留了决定各个海域配备潜艇数目的权力。例如，在关于入侵挪威的问题上，他曾于1939 年10 月提出建立潜艇基地的建议，而现在他却申辩说，这些建议充其量不过是供参谋部研究的草案而已。1940 年3 月，他给潜艇后各部队下达作战令，有关这一点业已在本判决书的另一处提及。

雷德尔曾推荐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希特勒在1 月30 日任命他为海军总司令，这些事实对评价他在德国作战指挥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希特勒同样很清楚，潜艇战是德国海战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希特勒从1943 年1 月起，几乎不断地向邓尼茨征询意见。经过调查的证据表明，他们两人在战争进程中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大约有一百二十次。

另外，正如他亲自供认的，在1945 年4 月份战争已经渺无希望的这一时刻，身为总司令的邓尼茨却仍然要求海军继续作战。1945 年5 月1 日，他成为国家元首，他即以元首身分下令国防军继续在东部地区作战，直到1945年5 月9 日投降为止。邓尼茨解释说，发出上述命令的原因在于保证德国平民的撤离，并使德国军队有条不紊地从东部地区撤退。

法庭认为，经过调查的证据表明，邓尼茨参加了侵略战争的领导。

邓尼茨被控违反1936 年海军协定而进行全面的潜艇战，德国曾参加上述协定，它承认，1939 年9 月3 日起，德国谱艇就全然无视伦敦协定而对商船进行全面的潜艇战，而且根本不顾是敌国的还是中立国的船只。此外，起诉方面还报告说，在整个战争期间，邓尼茨始终费尽心机掩饰上述做法，其手段是伪善地大谈国际法，还诡称盟军方面违犯了国际法。

邓尼茨坚持说，德国海军始终执行了国际法和伦敦协定。邓尼茨作证说，在战争爆发时，潜艇战是严格遵循德国虏获条例进行的，而这一条例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照抄伦敦协定的。他曾按照德国人的观点指示潜艇对下列船只发起进攻：所有有护航舰护航的船只、拒绝停驶的船只或是在潜艇视界内使用无线电设备的船只。后来，他接到报告得知：英国商船被利用以无线电传递消息，商船配备了武装，而且袭击在其视界内的潜艇，他便在1939 年10 月17 日命令他的潜艇不必提出警告袭击所有敌船，并说明这是考虑到敌方会进行还击。在此以前，他就已在1939 年9 月21 日发布了袭击所有在海峡中无灯夜航的船只，包括中立国的此类船只在内。

1939 年11 月24 日，德国政府对中文国的航运发出警告，内容为：鉴于潜艇与盟国的商船经常在不列颠群岛周围水域及法国沿海发生冲突，这些商船均已武装并奉命使用武器、冲撞潜艇的指示，因此，中立国行驶于该水域中的船只的安全无法再得到保障。1940 年1 月1 日，德国潜艇舰队司令部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命令潜艇在不列颠群岛周围水域内袭击一切希腊船只（美国已禁止它的船只在该水域内航行），并袭击在布里斯托尔海峡封锁区内的任何国籍的商船。五天以后，又对潜艇下达命令，在北海的一个特别划定的海域内，“立即对所有船只不加限制地使用武器”。1940 的1 月18 日，最后授权潜艇，可以不经警告“击沉靠近敌国海岸线水域并有可能在该处敷设水雷”的一切船只，但美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的船只除外。

战争爆发后不久，英国海军部按照1933 年发布给商船队的指示手册武装了商船，让其在多种情况下采用武装护航，指示他们在遇见潜艇时，用无线电报告所在位置。这样就把商船纳入了海军情报的警报系统。1939 年10 月1日，英国海军部宣布业已命令英国商船在可能的情况下撞击潜艇。

根据上述事实真相，法庭不能宣判邓尼茨对英国武装商船队进行潜艇战是有罪的，然而宣布上述地区为作战区和击沉驶入该区的中立国商船则另当别论。在1914 年至1918 年的战争中，德国就曾使用过这种方法，在不列颠联合王国也曾采用这种手段进行报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曾利用这些地区作战，人们正是在完全了解这一情况下举行了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签定了1930 年的伦敦协定和1936 年的海军议定书。然而议定书并未对战区作出例外规定。因此，法庭认为；邓尼茨关于不经警告就击沉驶入上述地区的中立国船只的命令是违反议定书的。

另据控告，德国潜艇非但未履行议定书中的警告条款和营救条款，而且邓尼茨还蓄意命令杀害沉船中的幸存者，不论是敌国的还是中立国的，均一律对待。起诉方面还联系邓尼茨发布的两项命令（即1936 年发布的154 号作战令和1942 年发布的所谓“拉科尼亚”命令）提出了大批证据。辩护方面反

驳说：这些命令以及因此而提出的证据并不能说明事态果真如此，并为反证提供了大量证据。法庭认为，经过调查的证据并不能确凿地说明邓尼茨曾蓄意下令杀害遇难船只中的幸存者。这些命令无疑是语意含糊的，应受到最强烈的谴责。

此外，经过调查的证据还证实，营救条款未被遵守，被告曾下达过不履行这些条款的命令。辩护方面辩驳说：在海上，潜艇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它比营救工作更为重要，空军的发展已使营救工作不可能进行。或许这是对的。然而议定书的条款也是明确无误的。如果说司令官不能承担营救工作，那么他根据协议书中的有关条款不得击沉商船，而应允许商船完好无损地经过他的潜望镜。因此上述命令证实邓尼茨犯有违反议定书的罪行。

考虑到上述业已证明的所有事实，特别是在考虑到英国海军部1940 年5月8 日颁布的命令——依照该令应击沉一切夜间驶入斯卡格拉克海峡的船只——，最后并考虑到尼米兹海军上将对向他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答复——美国方面从参战的第一天起就在大西洋进行了不加限制的潜艇战——，因此，没有把邓尼茨违背国际规定的潜艇战作为对他判刑的依据。

除此之外，邓尼茨还被控应对希特勒在1942 年10 月18 日发布的突击队命令负责。邓尼茨承认，在他担任潜艇舰队旗舰指挥官的时候曾接到过这项命令并知悉命令的内容，但他拒绝对此承担责任。他强调说，这项命令未用于海战中的波俘人员，海军并无部队在陆上，而潜艇司令官也决不会向突击队员射击。

在邓尼茨担任海军总司令的时候还有一桩事件：德国海军在1943 年俘获了盟军一艘鱼雷艇及其全体人员。主管的海军军官为获得情报的目的而审讯了这些船员，之后又遵照他的命令将这些人转给党卫队保安勤务处，最后均被枪决。邓尼茨解释说，如果海军确实俘虏了船员，那么杀害他们是违反突击队命令的；但国防军的报告并未提到过此事，他本人并不知悉这一事件，他表示，与此事有牵连的海军军官不归他指挥，而是属于陆军将领——挪威占领军司令——所管辖，但是在邓尼茨担任海军总司令时，他却容许该命令继续完全有效，他对这一点负有责任。

邓尼茨在1944 年12 月11 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一万二千名集中营的囚徒将作为补充劳工去造船厂劳动”。他辩称，他当时并未就造船一事下达过任何强制命令，他只不过是在开会时提出了一项建议，目的是让负责造船的官员采取某些行动，而他本人并没有为取得这些劳力采取任何步骤，因为这并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邓尼茨声称，他并不知道此事是否付诸实行，但是他承认，他了解有关集中营的情况，一个处于他这样地位的人必然知道，被占领国的很大一部分居民被监禁在集中营里。

1945 年，希特勒曾就是否宣布退出日内瓦公约一事征询约德尔和邓尼茨的意见，1945 年2 月20 日与这两位军事领袖会见的记录记述了邓尼茨的发言，发言认为这种作法是得不偿失的。一位军官的笔记以这样一段话概括了邓尼茨的态度：

“更为妥善的办法是，不必提出警告而采取认为必要的措施。面对外界，则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需保全面子”。

起诉方面坚持认为，上面提到的那些“措施”所指，不在于声明退出公约，而是干脆要撕毁公约。辩护方面解释说，希特勒撕毁公约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为了使德军脱离公约的保护，以这种方式阻止部队大批向英国人和

美国人投降；其二，由于盟军的空袭对盟军俘虏采取报复行动。邓尼茨辩称，他所说的“措施？是整顿德军纪律的措施，是为了阻止他们投降，并不涉及对付盟军的措施，况且这只不过是一项建议，无论是对盟军或是对德国人，此类措施在任何情况下都未付诸实施。但是，法庭并不相信这种解释。德国的确并未宣布废除日内瓦公约。辩护方面提供了许多宣誓证书，说明在邓尼茨管辖之下的俘虏营内，英国海军战俘所受到的待遇是严格遵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的。法庭将考虑这一事实，并把它作为减缓罪行的情况。

法庭根据起诉理由第一条宣判邓尼茨无罪，但根据第二、第三条起诉理由宣判他有罪。

邓尼茨仅被判处十年徒刑，是被告中判处较轻的一个。

第四节对于一名军人，上级的命令也不能被看成从轻判处的理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六年之后，由于汉堡政论家和史学家格利茨的介绍，世人才知道前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的身世。

1882 年出生于甘德斯海姆的凯特尔，性格倔强。1901 年，这位农场主的儿子高中毕业后即从军于沃尔芬比特尔的野战炮兵的第四十六团。在他任该团的中尉副官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慕尔与马恩河的各次会战，因作战有功而获得过二级与一级铁十字勋章。并于1914 年冬升任炮兵连长。1915 年春，他晋升上尉并调到第十预备军军部任职，于1916 年参加了凡尔登血战。同年，凯特尔调任师首席参谋官，并获霍亨索伦皇家勋章。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在佛兰德担任海军陆战队的参谋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凯特尔仍留在军中服役。1931 年10 月担任军队署组织处的上校处长，1933 年晋升少将，并奉命在不来梅组建第二十二师。

1935 年，凯特尔从师长直接被任命为陆军部局长，1938 年2 月晋升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一跃而为希特动最亲信的军事顾问，但他在重大决策问题上都无法说服魔鬼希特勒，尽管在希特勒决定进攻波兰时他曾提出过劝告。“凯特尔已晋升将官。他对陆军内部的反抗潮流毫无接触。他相信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判断能力，虽然希特勒的所作所为同他个人的意见大相径庭，但他始终以服从为天职。

西方战役结束之后，凯特尔被晋升为元帅。

这时，希特勒决心进攻东方。凯特尔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并提出了一份不要进攻苏联的意见书。希特勒对此毫不理会。从这时候起，凯特尔转而处处迎合希特勒。1941 年7 月25 日，海军元帅雷德尔在一份意见书中建议在地中海海区进行军事扫荡行动，并加强北非的作战力量。凯特尔为避免引起希特勒的不快，提请彻底修改意见书。

在东方战役过程中，凯特尔毫无保留地同意希特勒撤掉那些功勋卓著的将领。他甚至助纣为虐，赞同处死许多高级军官，而这些军官的唯一罪名只是未能服从希特勒关于死守的命令。1944 年2 月，凯特尔要求处死罗夫诺的守备司令，遭到陆军参谋长蔡茨勒将军的反对。但特级元帅戈林则支持凯特尔的意见。希特勒命令举行军法审判。经审讯确认守备司令有罪后，凯特尔又要求处死罗夫诺地区的一名师长，终因曼施泰因元帅的反对而未能执行。

1944 年夏，西线崩溃，凯特尔的失误已暴露无遗，他的绝对服从助长了前线的灾难。希特勒于7 月29 日召集龙德施泰特、隆美尔和施佩尔元帅以及

海军上将克兰克、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等人开会，这些人力劝希特勒停止战争，但希特勒仍然固执地预言总体战的“胜利”。

会后，隆美尔约凯特尔恳谈，并向他说明，战况毫无希望，战争必须尽快结束。凯特尔也相信战胜没有希望。他虽然答应向希特勒陈言，但他仍然迷信“领袖”的“天才”，并希望战争能获得不分胜负的解决办法。

凯特尔一直到希特勒自杀的那一天都是忠心的。

他于1945 年5 月13 日被俘，1946 年10 月1 日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被判死刑，10 月16 日被执行绞刑。当他听到判决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登上绞刑架时也是如此。他已被希特勒的魔力所降伏。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凯特尔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从1935 年到1938 年2 月4 日，他是当是陆军部长弗洛姆堡的参谋长；在上述的2 月4 日那一天，希特勒接掌国防军的统帅权，并任命凯特尔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指挥。最高统帅部实际上是军事参谋部。

凯特尔和其他两名将军参与了1938 年2 月间与舒施尼格举行的会谈。他承认，他们的出席意味着是一种“军事示威”，但是，由于他在一个星期以前才被任命为最高统帅部长官，因此，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他参与会谈。此后，希特勒和凯特尔不断使用捏造的谣言、电台广播和军事演习对奥地利施加压力。凯特尔负责制订军事计划和其他措施；约德尔在日记里写道：“效果是迅速而显著的”。当舒施尼格号召全民投票进行表决时，凯特尔在那天夜间向希特勒和将领们做报告，希特勒颁发了由凯特尔签署的代号为《奥托方案》的指令。

1938 年4 月21 日，希特勒和凯特尔曾经考虑利用某种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譬如谋杀德国驻布拉格公使，作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开端。凯特尔签发了许多关于《绿色方案》的指令和备忘录，其中包括5 月30 日的指示，该指示有希特勒的一句话：“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心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慕尼黑协定签字以后，凯特尔签发了希特勒关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指令和两个补充命令。

第二个补充命令说，在外界看来，进攻“必须显示是一次单纯的解放行动，而不是一次作战行为”。最高统帅部长官参与了希特勒和哈查的谈判，这次谈判以哈查的屈服而告终。

1939 年12 月12 日，他同希特勒、约德尔和雷德尔商谈对挪威和丹麦的入侵。1940 年1 月27 日的命令规定，由凯特尔“本人直接负责领导”有关挪威的计划。1939 年5 月23 日，希特勒宣布不尊重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凯特尔在1939 年10 月15 日、11 月20 日和28 日签发了相应的进攻命令。一直推迟到1940 年春季才发布了发动进攻的先后十七次命令，全部都是由凯特尔或约德尔签发的。

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具体计划是1940 年11 月开始拟订的，1941 年3月18 日，当希特勒向雷德尔说明全部占领希腊是军事上最后解决的先决条件时，凯特尔也在场；他在3 月27 日还听见希特勒下令，要“以无情的严厉行动”消灭南斯拉夫。

凯特尔供称，他出于军事上的原因反对入侵苏联，而且因为这也是违反互不侵犯条约的。但是，他签发了1940 年12 月18 日署有希特勒名字的《巴巴罗萨方案》，而且他还出席了1941 年2 月3 日希特勒召集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会谈。凯特尔3 月13 日的补充命令调整了军政干部之间的关系。

1941 年6 月6 日，他颁发了入侵的进军时间表，他还出席了6 月14 日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上将军们做了进攻前的最后一次报告。他任命约德尔和瓦尔利蒙特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到罗森堡那里去处理有关东部地区的一切事务，6 月16 日，他命令所有陆军部队执行戈林颁布的所谓《绿皮文件》，即榨取苏联的土地、粮食和原料的经济方案。

军事法庭认为凯特尔犯有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1942 年8 月4 日凯特尔发布一项命令，应把空降人员交给党卫队保安勤务处负责看管。10 月18 日希特勒发布了已在多种情况下执行的突击队命令，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凯特尔重申了这个命令，并且把这个命令扩大到适用于后来与游南队共同作战的盟军部队。他承认，他本人也不相信这个命令的合法性，但是却声辩无法阻止希特勒颁发这个命令。

当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在1941 年9 月8 日颁发对待苏联战俘的残酷条例时，卡纳里斯曾给凯特尔写了一份备忘录说，根据国际法，党卫队保安勤务处不应同此事发生关系。凯特尔于9 月23 日亲笔在他签署的这个备忘录上写下旁注道：“这些疑虑系来自骑士战争中的军人观点。这里所涉及的是消灭一种世界观。所以我赞同并支持这些措施”。然而凯特尔供称，他实际上赞同卡纳里斯的观点，曾与希特勒发生过徒劳无益的争论。这个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命令军事当局与罗森堡特别工作处合作，掠夺占领区的文化财产。

拉豪森作证说，1939 年9 月12 日凯特尔在希特勒的大本营——领袖专列——对他讲过，应当把波兰知识分子、波兰贵族和犹太人统统消灭掉。10月20 日，希特勒告诉凯特尔，务必防止波兰知识分子形成一个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生活水准仍须保持低下，而且波兰只有被充作劳动力的来源。凯特尔不记得与拉豪森的这次谈话，但是他承认，实际上推行了这样的政策，在这件事上他曾向希特勒提出过抗议，但毫无结果。

凯特尔于1941 年9 月16 日发出命令，如果士兵在东方遇到袭击，那么就要杀死五十至一百名共产党员来抵偿一个德国士兵的生命，他还补充道，在东方的人命分文不值。10 月1 日他给军事指挥官下令，要经常扣押人质，一旦士兵遇到袭击就可以处决人质。德国驻挪威辖区总督特波文写信给希特勒说，凯特勒建议由工人家属对怠工破坏行动负责，而这只有在行刑队参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收获，凯特尔在这封信上批注道：“不错，这是最好的办法”。

1941 年5 月12 日，即在入侵苏联以前五个星期，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敦促希特勒给陆军总司令部下令，由陆军去处置政治问题。凯特尔供认，这个命令曾经下达给战地司令官。5 月13 日凯特尔签发了一条命令，凡属对部队犯有违法嫌疑的平民，可不经法庭审讯处以枪决，而德国士兵对平民所犯的违法罪行则无处罚的必要。7 月27 日，又命令销毁这一命令的全部文件，但命令的内容并不因此而失效。在这以前的四天，他又签发了一项命令，仅仅法律上的惩罚是不够的，部队要使用恐怖手段。

1941 年12 月7 日，由凯特尔签署的所谓《夜雾命令》规定：在占领区，平民被控犯有抗拒占领当局的罪行，只有在被判死刑的情况下才应进行审理，不然就应交付秘密警察遣往德国。

凯特尔曾经发出指示，把苏联战俘使用于德国的军火工业。他在1942年9 月8 日命令，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公民应为修筑大西洋防线劳动。希特勒在1944 年1 月4 日命令绍克尔从占领区抽调四百万新劳工时，凯特尔也

在场。

凯特尔面对这些文件并不否认他与这些行动的关系。他的辩护是以他是一名军人这样的事实，以及“上级命令”这个原则为基础的，但是，条例第八条规定，“上级命令”不能作为辩护的理由。

不存在从轻判刑的理由。当一名军人已经自觉地、肆无忌惮地，而且既没有军事上的必要性、又没有正当的辩解理由而犯下如此可耻的、牵涉广泛的罪行时，即使对于一名军人来说，上级命令也不能被看成从轻判刑的理由。

法庭根据全部四条起诉理由判决凯特尔有罪。

第五节死亡之神

纳粹德国保安局长卡尔滕布龙纳系按起诉理由之一、之三和之四被提出起诉。他于1932 年加入奥地利纳粹党及党卫队。1935 年他成为奥地利党卫队的领袖。奥地利并入德国以后他被任命为奥地利公安国务秘书，这个部门在1941 年被撤销以后，他被任命为党卫队和保安警察的高级领袖。1943 年1月30 日，他被任命为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的首脑和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这是海德里希在1942 年6 月被暗杀以前一直担任的职务。他在党卫队内的军阶是副总指挥。

法庭认为卡尔滕布龙纳犯有破坏和平罪，作为奥地利党卫队的领袖，卡尔滕布龙纳参与了纳粹反对舒施尼格政府的阴谋。1938 年3 月11 日夜间，戈林命令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党夺取对奥地利政府的控制权以后，卡尔滕布龙纳率领五百名奥地利党卫队成员包围联邦总理府；在赛斯—英夸特与米克拉斯总统举行谈判期间，由卡尔滕布龙纳的副官指挥一个特别分队冲进了联邦总理府。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卡尔滕布龙纳与在任何其他战线进行的侵略战争计划有牵连。并吞奥地利虽然是侵略行为，但是并没有被谴责为一场侵略战争；依照法庭的意见，就起诉理由之一对卡尔膝布龙纳提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他直接参与了进行这类战争的任何计划。

法庭认为卡尔滕布龙纳还犯有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在1943 年1 月30日成为保安警察、党卫队保安勤务处的首脑和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的时候，他担任了包括秘密警察，党卫队保安勤务处和刑事警察各总局在内的组织机构的领导。卡尔滕布龙纳作为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有权命令犯人送往集中营进行监护。这类命令通常是经他签署发出的。卡尔滕布龙纳了解集中营的情况。他无疑视察过毛特豪森集中营，证人作证说，他目睹用各种杀人方法，如绞杀、从后颈射击枪杀和毒气毒杀，把杀死集中营里的犯人作为表演的一部分。卡尔滕布龙纳曾经亲自命令在这些集中营里处决被监禁者，他的办公室通常把希姆莱办公室发出的处决命令下达给集中营。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卡尔滕布龙纳参与了撤退集中营囚徒和处决大批囚徒的应变措施，以防他们被盟军解放。

卡尔滕布龙纳担任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期间，该局遵循执行了战争和违背了人道的广泛计划。虐待和杀害战俘就是这种犯罪的一部分罪行。犹太人、政治委员和其他被认为由于世界观的原因而敌视纳粹制度的人均被报告给德国中央保安局，由该局决定把他们转往集中营，并把他们杀掉。在卡尔滕布龙纳任职期间，德国中央保安局发布了一项使《弹丸命令》生效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某些逃跑而经重新捕获的战俘被押往毛特豪森集中营，并遭到

枪击。

卡尔滕布龙纳担任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期间，关于杀死突击队队员的命令由秘密警察把其范围扩大到空降部队。由卡尔滕布龙纳签发的一项命令指示警察不要干预对跳伞的盟军飞行员的袭击。1944 年12 月，卡尔滕布龙纳参与杀害一位被俘法国将军的行动。

卡尔滕布龙纳在担任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期间，占领区的秘密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继续杀害和虐待居民，他们使用的方法包括刑讯和关进集中营，这些通常是依据卡尔滕布龙纳签署的命令进行的。

秘密警察负责对奴隶劳工强制施行严厉的劳动纪律，卡尔滕布龙纳为此目的建立了一批训练营。当党卫队采用自己一套奴隶劳动措施的时候，秘密警察则利用来把工人送进集中营，以此获得必要的劳工。

德国中央保安局在通过灭绝犹太人以“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在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下面设置了一个特别科，负责监督这个计划。在它的领导下，大约有六百万犹太人遭到屠杀，其中二百万是被特别行动队和保安警察屠杀的。卡尔膝布龙纳担任党卫队和警察高级领袖的时候，他就知悉有关这些特别行动队的活动；他担任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以后，上述特别行动队仍继续进行活动。

前面业已提及在集中营里大约杀害了四百万犹太人的事实。这部分计划也是在卡尔滕布龙纳担任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期间在该机构的监督之下实施的。由德国中央保安局特别小组巡视了各个占领区和各轴心仆从国家，目的就是为了把犹太人驱赶到上述灭绝机构里去。卡尔滕布龙纳完全了解这些行动，他在1944 年6 月30 日写的一封信中叙述道，为了上述目的把一万二千名犹太人押运到了维也纳，并且指示，要对所有不能劳动的犹太人准备进行“特别处置”，即把他们杀掉，他否认曾在这些信上签字，还否认签署过一批命令，而这些命令有的盖有他的名章，有的则是用打字机打上他的名字，少数命令还是他亲笔签发的。对这些极为重大的事件，竟然会经常不征得他的同意就签上他的名字，这是不可想象的。

卡尔滕布龙纳声辩，他是根据与希姆莱的协议出任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的首脑以及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的；协议确定，他应把其活动限制在国外情报事务方面，并不担负德国中央保安局活动的总体。他声称，这些犯罪计划早在他任前就已经开始执行；他很少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当他了解情况时，曾尽力阻止事情的发生。他对外国的情报事务特别有兴趣，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他把持了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活动；他完全知悉该局所犯的罪行，而且他还积极参与了许多犯罪活动。

法庭根据起诉理由第一条判决卡尔滕布龙纳无罪；根据起诉理由第三条和第四条判决他有罪，并被判处绞刑。

纳粹德国冲锋队副总指挥弗兰克系按起诉理由之一、之三和之四被提出起诉。弗兰克于1927 年加入纳粹党。他于1930 年成为德国国会议员，1933年任巴代利亚邦司法部长，当这个机构于1934 年并入德国政府时，他任不管部部长。1933 年他被任命为纳粹党法律事务的全国领袖，同年被任命为德意志法学院院长。此外，他被授予冲锋队副总指挥的名誉军衔。1942 年他曾就德国应当实施何种法律体制的问题，一度与希姆菜发生过争吵。

同年，他被解除纳粹党法律事务全国领袖和德意志法学院院长的职务。

后弗兰克被任命为波兰占领区民政长官，并在1939 年10 月12 日获得波

兰占领区总督的职位。他在1939 年10 月3 日阐述了他打算推行如下政策：“波兰应给予殖民地待遇。波兰人应当成为大德意志世界帝国的奴隶。”证据证明，这一占领政策旨在完全摧毁作为国家单位的波兰，并残酷地榨取它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以供德国进行战争之需。任何抵抗都遭到了极为严酷的镇压。他们施行了即决法庭的恐怖统治，采取的措施有：在波兰总督辖区建立臭名昭著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和迈达向克集中营而推广实施了集中营制度。弗兰克早在1940年2月6日同一家报纸的记者谈到牛赖特公布处决捷克大学生的布告时，提到了他施行恐怖统治的程度，他讥嘲地声称：“如果我下令规定，每枪毙七个波兰人就公布一份布告，那么整个波兰的纸张都不够用。”

1940 年5 月30 日，弗兰克在一次警察会议上宣称，为了消灭那些有可能反抗德国对波兰的统治的、包括波兰知识头面人物在内的成千上万的波兰人，他要利用在西方的攻势，以使把世界的注意力从波兰引开。

根据这些指示，开始了残暴的A.B.行动。在这个行动的进程中，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执行消灭波兰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只有部分受到法律诉讼程序的限制。1943 年10 月2 日弗兰克发出一项命令，根据命令，凡属破坏总督辖区德国建设工程的非德意志人，均交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的即决法庭审理，并判处死刑。

对总督辖区提出的经济要求，远远超过了占领军的需要，而且与这个国家的资源完全不成比例。波兰生产的粮食被大批运往德国，从而使占领区居民的口粮定量下降到了饥饿线上，而且瘟疫蔓延极广。虽然采取了某些措施，保证从事粮食生产的农业工人的必要口粮，但是，对其他居民的需求则漠不关心。辩护律师答辩称，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混乱，在总督辖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苦难，这种看法无疑是对的。但是，由于强制推行的经济压榨政策，则加剧了苦难。

弗兰克在管辖期间就实行把奴隶劳工押往德国的做法。1940 年1 月25日他宣布要把一百万名劳工押往德国的打算，他并在1940 年5 月10 日建议用警察搜捕的方法以凑集这一定额的需要。1942 年8 月18 日，他报告说，他已经为德国提供了八十万名劳工，而且期望在年底以前能再提供十四万名劳工。弗兰克在最初供述时说，由于在占领区实施的暴行而使他感到了“可怕的罪过”。但是，他的大部分辩护则企图证明：他实际上并不负有责任；他公然下令规定了必要的绥靖措施；那些过火行动则应归咎于不受他控制的警察；而且他毫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他还以同样的方式辩称：饥饿是战争和执行四年计划时期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强制劳工计划是由绍克尔主管的；灭绝犹太人是警察和党卫队在希姆莱直接指挥下进行的。

以下情况无疑都与事实相符：用来控告弗兰克的极大部分犯罪计划都是由警察去实施的；弗兰克与希姆莱曾在有关操纵警察的权限问题上发生过争执，而希特勒解决这些争执在许多方面是有利于希姆莱的。因此，在总督辖区所犯的某些罪行，弗兰克也可能并不知情，有时候甚至曾遭到他的反对。在总督辖区所施行的某些犯罪措施，也同样有可能并非出自弗兰克的本意，而应归于来自德国国内的命令。但是，以下情况也是事实：弗兰克自觉自愿地参与了对波兰实行的恐怖统治，采用各种方法进行经济压榨，致使大批人饿死；此外，他还把百余万波兰人当作奴隶劳工押往德国，并推行了至少使三百万犹太人遭到杀害的计划。结论：法庭根据起诉理由之一宣判弗兰克无罪，而根据起诉理由之三和之四宣判他有罪，并被判处绞刑。

纳粹德国冲锋队副总指挥绍克尔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绍克尔于1923 年加入纳粹党。1927 年担任图林根大区领袖。1927 年至1933年曾为图林根邦议会议员。1932 年他被任命为图林根地方长官。1933 年5月出任图林根财政部长和图林根邦政府总理。他还获得冲锋队和党卫队副总指挥的头衔。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认为绍克尔犯有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1942 年3 月21 日，希特勒任命绍克尔为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赋予充分“调动一切可供使用的劳动力，包括统一监督从外国征募的劳工和战俘”的权力。绍克尔奉命在四年计划的领域内开展工作。1942 年3 月27 日，戈林以四年计划全权代表的身份发布命令，委托绍克尔主管他的劳动力调配处的工作。1942 年9 月30 日，希特勒授权绍克尔，他有充分权力在各占领区任命全权代表，并为执行1942 年3 月21 日的命令“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鉴于通过以上命令所获得的全权，绍克尔提出了一项动员一切可供德国使用的劳动力的计划。

这项动员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依恃暴力有组织地利用被占领区的劳工资源。绍克尔任职后不久，就让各被占领区的行政当局颁布去德国服劳役的法令。根据这些法令，绍克尔手下全权代表依仗各被占领区警察当局的支持，把绍克尔命令他们必须完成的那部分劳工数额弄到手，并把他们运往德国。绍克尔利用“大批男女特务”推行所谓的“自愿”应征，“如同以往招募‘水手’的情况一样”。然而总的说来，除个别的情况之外，真正自愿应征的为数甚少。绍克尔在1944 年3 月11 日的自白就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在抵达德国的五十万外国劳工中，只有不足二十万人是自愿前来的。”尽管他现在辩解说，这种说法并不属实，然而他当初讲这番话时的情况与现在提交法庭的证据同样不容量疑地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与事实相符的。

这些不幸的奴隶劳工是以怎样的方式方法被集体赶到德国，他们抵达德国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些都已经叙述过了。绍克尔强调提出，他对执行这项计划的越轨行为不负责任。他说，征集劳工的总数取决于农业和工业的需求；征集劳工是占领当局的作为，把他们运往德国是铁路部门的任务；在德国对他们的管理则应由劳动部、农业部、德国劳工阵线以及有关工业部门负责。他表白说，在他主管期间，他总是尽力给予人道主义待遇的。

然而，绍克尔无疑对奴隶劳动计划负有总的责任。在发生有关事件的时候，绍克尔并没有放弃他对那些地区的控制，可是现在他却打算让其他人单独承担这些地区的责任。各全权代表之所以拥有征集劳工的充分权力，正是出于他的命令，绍克尔本人常常去实地监督有关措施的执行情况。在征集劳工时所采用的残酷无比的方法，他总是竭力支持，因为这是完成劳工数额所必要的。

绍克尔的命令还规定，他负责将这些工人运往德国、负责把他们分配给企业主、还负责管理他们，实施这些措施的其他有关单位都由他指挥。有人曾把当时的恶劣条件向他作了汇报。看来绍克尔的主观意图并不主张采取血腥手段，他也不赞同希姆莱的那种通过劳动把人折磨致死的计划。他的态度反映在下面这项命令之中：

“对所有这些人的伙食、住宿和待遇应该是：在花费最低限度的开支下，使他们发出最大限度的劳动效率。”

绍克尔同样被判处绞刑。

奥地利保安和内政部长赛斯—英夸特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赛斯—英夸特原为奥地利律师。1937 年5 月，在德国的压力下将他任命为奥地利国务顾问。他自1931 年起与奥地利纳粹党取得联系，但与该党的接触并不顺利，所以一直到了1938 年3 月13 日他才成为纳粹党员。依据1938年2 月12 日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议上强加给舒施尼格的条件之一，赛斯—英夸特当上了奥地利的保安部长兼内政部长。

在奥地利的活动：赛斯—英夸特参加了德国占领奥地利之前最后几个阶段的纳粹阴谋活动。在德国入侵威胁的压力下，他被任命为总理。

1938 年3 月12 日，赛斯—英夸特在林茨会见希特勒，并发表了讲话，表示欢迎德军并拥护德国与奥地利重新合并。3 月13 日，由于他施加影响而通过了一项法律，根据这一法律，奥地利应成为德国的一部分。由于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宁肯引退而不愿签署这项法律，赛斯—英夸特就取而代之。3月15 日，他的职称变为“奥地利总督”；同一天，他又被授予党卫队将军的头衔。1939 年5 月1 日，他出任德国不管部部长。

1939 年3 月11 日，赛斯—英夸特对普雷斯堡的斯洛伐克内阁进行了一次访问。他设法让该内阁宣布独立，而宣布独立所采用的方式与希特勒攻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恰好合拍。在他担任奥地利总督期间，他剥夺了犹太人的财产。在他的统治下，犹太人被迫流亡，他们被夫入集中营或遭受屠杀。在他统治奥地利的最后一个时期，他与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合作，将犹太人从奥地利驱往东方。他担任奥地利总督期间，纳粹的政敌被秘密警察送往集中营，遭受虐待或被杀害。

在波兰和荷兰的犯罪活动：1939 年9 月，赛斯—英夸特被任命为南部波兰行政长官。1939 年10 月12 日，他被任命为弗兰克主持下的总督辖区的副总督。1940 年5 月18 日，赛斯—英夸特被任命为荷兰占领区总督。这样，他以此负责管理德国通过侵略战争所占领的地区，而对这些地区的管理正是德国进行侵略战争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赛斯—英夸特在担任波兰总督辖区的副总督期间支持业已生效的严厉的占领措施。1939 年11 月，他在总督辖区进行巡回视察时指示说：管理波兰的宗旨是，为德国的利益榨取它的经济资源。赛斯—英夸特也参与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他接到过开始执行特别绥靖行动的通知，该行动把大批波兰知识分子列为杀害的对象。

赛斯—英夸特担任德国驻荷兰占领区总督期间，为镇压一切对德国占领的抵抗采取了残酷的恐怖手段，这就是他亲自称之为“消灭”敌手的计划。他与地方党卫队的高级首脑和警察头目合作，参与枪杀因触犯占领当局而被逮捕的人质。他还把一切涉嫌敌视占领政策的人员送入集中营，其中包括牧师和教师。许多荷兰警察在威逼下被迫参与了这些行动，否则便要对他们的家属采取报复手段。荷兰法院也被迫参与推行这类计划。而当法院流露出不愿施以监禁时——因许多被监禁的人实际上已被杀害——，就大量使用警察速决法庭。

赛斯—英夸特在荷兰的经济管理方面毫不尊重海牙公约，他认为该公约业已过时。不仅如此，他采用了一种最大限度地利用荷兰经济潜力的政策，在奉行这种政策时完全不考虑会给荷兰居民造成的后果。公私财产横遭掠夺，赛斯—英夸特的命令却给这种作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他控制之下的荷兰的各种财政机构也通过阴谋手段支持这种作法。

赛斯—英夸特就任驻荷兰总督之后，立即开始向德国遣送奴隶劳工。在1942 年以前，还在口头理论上把去德国服劳役说成是自愿的，而实际却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压力和巨大的政治压力强迫去的。1942 年，赛斯—英夸特正式颁布了强制劳役令。为制止避不执行该命令的行为，他动用了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在整个占领时期，共有五十万人被作为劳工从荷兰被送往德国，其中只有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人是真正自愿者。

赛斯—英夸特担任驻荷兰总督时所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发布了系列法令，这些法令迫使犹太人的经济状况恶化。此后又发布了几道命令：强令犹太人进行登记、强迫他们迁入犹太人隔离区并佩戴作为犹太标志的大卫星徽、间或把他们逮捕并关入集中营，最后按照海德里希的建议把荷兰的十四万犹太人中的将近十二万人集体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最后解决”。赛斯一英夸特供认，他知道这些人到达了奥斯威辛；但他辩称，他曾听到去过奥斯威辛的人说，犹太人在那儿的生活相应他说是不错的。他曾设想，把他们留在那里是为了在战后安顿新的居住区，根据证明材料和他所担任的官职，这种说法是难以置信的。此外，赛斯—英夸特还辩称，他对占领荷兰期间所犯下的许多罪行不能承担责任，因为这些事不是按照德国政府的命令干的，而是由不受他控制的军队干的，或是由德国党卫队或警察高级领袖干的，如他所说，这些事是直接向希姆莱报告的。的确，军队应对某些暴力行为承担责任，赛斯—英夸特在某些情况下也曾反对过某些部门提出的极其严厉的作法，例如他曾有效地阻止军队实行焦土政策，他曾迫使党卫队和警察领袖减少枪决人质的数目，这些也都是事实。但是，赛斯—英夸特还是自觉自愿地参与了占领荷兰期间所犯的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这也是事实。

结论：法庭根据起诉理由之二、之三和之四判决赛斯—英夸特是有罪的。而根据起诉理由之一他无罪。他最后被判处绞刑。

纳粹建造专家施佩尔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施佩尔于1932年加入纳粹党。1934 年成为希特勒的建筑师和亲信之一。此后不久他任德国劳工阵线部长和副领袖办公室负责城市建筑的专员。他在1941 年以前一直担任该职。弗里茨·托特死后，他于1942 年2 月15 日被任命为托特组织的首脑和德国军备和军需部（自1943 年9 月2 日起改为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1942 年3 月和4 月，又进而委任他兼任军备生产全权总代表和中央计划局成员，这两项职务均与四年计划有关。从1941 年至战争结束，施佩尔一直是德国国会议员。

破坏和平罪：法庭认为：施佩尔本来的目的并不在于发动、策划和准备侵略战争，也不在于为达到这种目标而进行密谋。他只是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和在战争期间主管军备工业。在他主持德国军备生产时，其对扩充军备所发挥的作用与其他生产企业对战争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但法庭认为，这种活动既不属于起诉理由第一条所指的参与策划侵略战争，也不属于起诉理由第二条所指的进行侵略战争。

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根据起诉理由第三条和第四条对施佩尔所提出的证据，只限于他参与强制劳工计划一事。施佩尔对这项计划并不负有直接的行政责任。尽管他主张任命一名安排劳动的全权总代表。因为他希望有一个能够以此处理劳动问题的中央机构，但是他在行政上并不能控制绍克尔。绍克尔是根据1942 年3 月21 日的命令由希特勒直接任命的，任命时明文规定他应对四年计划全权执行者戈林直接负责。身为军备和军需部长及四年计划

军备全权代表的施佩尔，在生产领域中掌握大权。他原来全权负责为陆军总司令部设计和生产武器。后来这一权力逐渐扩大到海军军备、民用生产，最后从1944 年8 月起也包括了空军军备。中央计划局掌握着德国生产的发展以及原料的分配和开掘等方面的最高权力，身为该局领导成员的施佩尔认为，该机关有权责成绍克尔，向它所控制的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尽管绍克尔反对这样做法：施佩尔向绍克尔提出所需劳工的估计总额，由绍克尔提供劳动力，并依照施佩尔的分配方案调配给各工业部门。

当施佩尔向绍克尔提出要求时，他知道这些要求只能用强制服役的外国劳工来满足。他参加过许多为满足他的要求而召开的旨在扩充强制劳工计划的会议。1942 年8 月10 日至12 日，他出席了一次希特勒和绍克尔出席的会议，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绍克尔应使用暴力从占领区提供劳工，为了缓和施佩尔控制之下的工业部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这种做法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施佩尔还出席了1944 年1 月4 日在希特勒大本营召开的会议。会上决定，为了满足施佩尔提出的劳动力方面的要求，绍克尔“起码应从占领区筹集四百万新的劳动力”，尽管绍克尔在当时明确表示，他只有借助希姆莱才能满足这一点。

绍克尔曾接二连三告知施佩尔和他的副手，外国劳工都是依靠暴力搞来的，在1944 年3 月1 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施佩尔的副手曾就未能实现从占领区筹集四百万劳力一事非常详细地询问过绍克尔。在某些情况下，施佩尔还要求从某几个国家征募劳动力。在1942年8月10日至12日举行的会议上，绍克尔受命“在1942 年10 月底以前，再向施佩尔提供一百万俄国劳动力以供德国军火工业之用”。在中央计划局1943 年4 月22 日举行的会议上，施佩尔研究讨论了从俄国取得采煤劳动力的计划，对于利用德国工人弥补劳动力不足的建议，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

施佩尔表示，他曾主张修改劳动计划，目的在于更多地使用德国劳动力在德国进行军备生产，并更多地使用占领区劳动力在当地生产过去都是德国制造的消费品。施佩尔在这方面采取了具体步骤：他在占领区建立了所谓的“隔离企业”，这些企业均被利用于生产准备运往德国的商品。这些企业里的工人可以幸免于被遣往德国。每一个奉命去德国的工人，如果他在某一个隔离企业里做工，就可以避免被押解出境，尽管这种制度比送往德国略为人道，但仍然是违背法律的。隔离企业的体制，在大规模的强制劳工计划中仅起了微不足道的作用，尽管这样，施佩尔仍敦促将这种办法与强制劳工计划并用，因为他懂得实际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就公务方面的意义而言，他是这种体制的主要受益者，故他主张继续加以扩大。

施佩尔作为托特组织的首脑同样直接参与了使用强制劳工。托特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在占领区筑造诸如大西洋防线和军用公路之类的工程。施佩尔供认，他是靠强制劳动力来满足这些工程所需要的劳动力的。他还在他所控制的工业部门使用过集中营劳动力。起初他准备将这些劳动来源用于边远的小工厂，后来因害怕希姆莱贪得无厌的权欲，所以便尽可能少调用集中营的劳动力了。

施佩尔也曾在军火工业中摊派使用战俘，但是他辩称，他只在符合日内瓦公约的情况下在工业部门使用过苏联战俘。

施佩尔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与推行强制劳工计划的残酷作法并无直接关系，尽管他是知情的。例如在一次中央计划局的会议上，有人曾告诉他，他

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额是如此之大，以致必须采用暴力征集的方法。在中央计划局1942 年10 月30 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施佩尔发表意见说，许多声称自己生病的强制劳工都是些想开小差的人。他说：“党卫队和警察完全可以对此严加处理，那些吊儿郎当的人都可送到集中营工厂里去。”尽管是这样，施佩尔还是坚持要保证强制劳工以适当的食物和工作条件，以便他们能有效地劳动。

施佩尔所建立的隔离企业使许多工人可以留在家乡，在战争最后阶段，他是敢于对希特勒说出“仗已经打输了”这句话的少有的几个人之一，也是敢于采取步骤的少有的人物之一，以期不仅在占领区，而且在德国防止无谓破坏生产设备。应该承认，这些情况是可以减轻他的罪责的。他反对希特勒在一些西方国家采取焦上政策，他曾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有意识地阻止这种作法。

法庭根据起诉理由第一条和第二条判决施佩尔无罪；但根据起诉理由第三条和第四条判他有罪，最后他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

第三章艰难的审判

●赫斯成为纳粹战犯中第一个失去自由的人

●党卫军决定死赫斯比活赫斯要好些

●生死不明的战犯

第一节“千秋帝国”的副元首——赫斯

仅仅存在十二年的“千秋帝国”最长寿的大人物鲁道夫·赫斯于1987年8 月17 日死于柏林的施潘道监狱，终年九十三岁。自从1966 年10 月他的同案犯阿尔贝特·施佩尔和巴尔杜·冯·希拉赫在关押二十年后准时被释放以来，这位“希特勒的副元首”就一直是这座可容六百名犯人的监狱里的唯一囚犯。他住的七号单牢（面积为2×3 米），也就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牢房：一天的食宿需2800 马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同盟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为了把他作为四国同盟的最后象征，不惜耗资万贯来关押赫斯，使他成为世界上单独关押最久、费用最大的囚犯，在铁门，围墙和铁丝网后面度过一生的光阴。看守他的人有33 个士兵、20 名军官、17 位文职人员、4 名医生、1 个监狱牧师和4 位监狱长。这笔开销使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纳税人破费了千百万马克（民主德国分文未出）。

从1947 年起，赫斯就被关进施潘道监狱。但他从1941 年的5 月10 日就开始丧失了自由：当时，抓获他的第一批英国人不愿承认这位“没有委任状的秘密谈判代表”，而把他当作享有特权的战俘关押起来。当时的英国战时内阁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前来报告赫斯抵英要求和谈消息的汉密尔顿公爵说：“您想把‘元首’的副帅来英国当成最严重的事件报告我吗？也罢，管他是真的赫斯还是旨牌货，我现在正在看《马克西姆兄弟》这部影片哩！”也就是那时，阿道夫·希特勒通过德意志电台发表官方声明，宣称他的副帅神经错乱了。

正是由于1941 年5 月10 日赫斯驾机独自逃往英国，使他成了纳粹战犯中第一个失去自由的人。

时间已经是1941 年5 月12 日深夜了，伊冯·柯克帕特里克和汉密尔顿公爵到达鲁道夫·赫斯住处。又冷又累地在布坎南城军医院的一间小小的阁楼上相对坐着。这位副元首还不知道，他崇拜的偶像、他的元首和挚友已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同他脱离关系了。他只知道：在他面前坐着一位英国外交部的官方代表。

经过几小时休息得很好的睡眠以后，由于高兴，他的脸上放射出光彩，全身洋溢出精力旺盛的样子。他从枕头下抽出笔记来并开始发言。

他连续谈了四小时之久。然后，坐在一张不舒适的木椅子上，听不懂德语的汉密尔顿公爵就打瞌睡了。柯克帕特里克被护士长叫去听电话——唐宁街的一次特急电话，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在电话机旁。

“如何？柯克帕特里克，您的事办得怎样了？”他问。

“我能向您保证，这个俘虏真是鲁道夫·赫斯。”柯克帕特里克答道。

“好的。但他说些什么呢？他因何到此？现在您可以说说情况了吧？”

艾登十分不耐烦地说。

“我十分抱歉，但我还不知道什么。”柯克帕特里克打着呵欠说。“到现在为止，赫斯已经讲了一个半钟头了，他给我上历史课，从维多利亚女王和格菜斯顿开始讲，中间还涉及到爱德华七世和威廉二世皇帝。刚才他对我说，爱德华皇帝完全误解了国王。他来这里的目的到现在为止还未向我透露。一旦我发现他的目的，我就打电话给您。”

当伊冯·柯克帕特里克再回到病房时，赫斯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继续他的讲话了。他概括地重述本世纪以来的德一英关系，着重强稠说，德国总是有理的。相反，英国总是无理的。这点就连英国历史学家法勒在他的《英国的对外政策和爱德华七世》一书中也这样讲过。

凌晨三点半，困得要命的柯克帕特里克打断这个饶舌的俘虏的话：“赫斯先生，我已经听了您三个钟头的政治历史讲座，我从清晨就动身到这里来看您，我想现在总应该听到您为什么到我们大不列颠来，带来些什么样的建议了吧！如果您不谈本题，我不得不打断您的谈话了。”

赫斯很不高兴，受委屈似地翻阅着他的笔记本，然后说：“我来是为了让英国政府相信，你们的国家没有取胜的机会了。和平谈判是唯一理智的建议。”

“什么东西使您这样肯定呢？”柯克帕特里克问道。

“我们已把英国军队从（欧洲）大陆赶出去了。你们的军队没有力量再打回来。我们的空军将愈来愈严重地和经常地轰炸英国的城市。你们根本不能想象，我们的空军究竟强大到何种程度，我很了解梅塞施米特和其他的德国飞机制造家，我了解生产指数。我们的潜艇武器马上就要成为全世界强有力的，我们能打沉每一艘船、每个护航舰队。除无条件投降外，你们别无其他选择。如果你们的政府想继续在加拿大的战争，那我们将切断英伦三岛的一切供应来源。你们的人民将会饿死。我也可以向您保证，德国人民无条件地做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后盾。”

“希特勒将开始入侵了？”柯克帕特里克问道。

“这根本不需要。”赫斯答道。并且露出门牙显出固执的微笑。“如果我们占领了英国，我们还得养活它的人民。对元首来说，更简单的办法是摧毁英国的城市和工厂，以饥饿迫使那里的人民投降。”一阵自鸣得意的好笑掠过副元首的狭长的嘴。

赫斯转身朝着他，慢条斯理地一顿一挫地说：“我获得元首的充分信任，因此我也可以有全权发言。元首对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一直怀着最崇敬心理。消灭英国是违背他的整体思想的。因此元首对英国显示他的大度，他准备立刻缔结和约。条件是：英国必须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绝对统治，并保证将来不进行干涉。英国必须归还德国在凡尔赛条约中被掠夺的殖民地。作为回报，德国保证英国在海外的帝国——唯一的例外是：英国必须撤出伊拉克，因为德国支持拉希德·阿里领导下的反英势力。”

柯克帕特里克毫无表情地听完了这些“和平条件”，他一言不发。

赫斯清一下嗓门，继续说道：“我请您立即向您的政府转达我的和平建议，以便能马上开始谈判。如果时机合适，我将给您提出一个德国战俘的姓名，此人是我作和平谈判会议准备工作时需要作为副官和私人顾问的。还有一件事，”——当柯克帕特里克站起身的时候，赫斯说道：“还有一件事是应该理解的，不可以对元首期望过高，要他跟丘吉尔先生谈判。丘吉尔是主

战党代表人物，反对德国的鼓动家，你们必须另找一位元首能够接受的首相！”

当柯克帕特里克和汉密尔顿回到土伦豪森机场时，已是早晨六点钟了。两个钟头以后，柯克帕特里克把荒谬可笑的和平建议用电话转告给伦敦。这建议等于是要求英国无条件投降。

“您继续跟赫斯谈。”艾登要求道，“也许您能探听出一些希特勒的企图。”柯克帕特里克觉得这个任务简直是极其无聊。

在第二次拜访时，副元首显得心情很坏。他对许多事十分恼火：首先是尚未开始官方谈判，他不得不仍同一位下级官员接触；汉密尔公司仍未安排国王召见他。而按照赫斯的看法，国王是决定英国政策总路级的人。他不高兴地威胁着说，“元首不是那种随意任人耍弄的人。”

“赫斯是一个傲慢自大的傻瓜，”柯克帕特里克后来写道，“傻到英国人对他所说的‘和平建议’不可能感兴趣，这么简单的事都不愿知道。”

为了能从赫斯的谈话中得出一点积极的东西，柯克帕特里克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拜访时问道：“究竟你们原来对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真实看法是什么？曾经提出过希特勒可能进攻俄国的基本论据吗？”

“这点根本不成问题，”赫斯从心里相信这点，“元首坚定不移地格守这个条约！”

柯克帕特里克冷淡的表情里根本掩藏不住他的蔑视。他想：这个人要不是劳而无功的傻瓜，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骗子。

赫斯感到气氛在冻结。他逃遁在对英国的待遇规格的责怪中，并对已感到的几件事提出谴责。

“柯克帕特里克先生，”他面带温色地说，“我想通知您，我对在此地的住宿安排十分不满。我的印象是，我的法律地位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不管怎样，我总是帝国部长和德国的副元首。我门前的哨兵没有立正行礼，他们的脚步声干扰我。我的印象是，他们有意这么做，目的是惹我光火。这房间里的电灯泡太刺眼了，使我头疼。昨天我只好去看病。我不得不睡在床单上，依我看也不太清洁。”

然后，他请柯克帕特里克去求国王，向他“保证”给予假期，以便能去找寻一处合适的住宅。他的声音变得慷慨激昂起来：“我是没有带武器，以和平的特使身份到你们这儿来的，我希望能得到停战谈判代表的待遇。”

柯克帕特里克的回答是干巴巴的：“您持有贵国政府授予的作为特使的谈判全权证明书吗？如果您能出示一张全权证明书，我国政府自当听取您的建议，并会把您当做停战谈判代表通过中立国遣送您回国。由于您，根据您自己的说法，没有这种全权证明就来这里了，您就得先按照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作为战俘来对待。”

现在赫斯感到，他的任务已无成功的希望。他明白，他的飞行是徒劳的了，在失望中，他让自己保持绅士的风度。他怒气冲冲地对柯克帕特里克说：“如果您们不利用我飞行到此给您们带来的机会，就证明您们根本不愿跟德意志帝国达成谅解。在这种情况下，元首不仅有权利，甚至可以说有义务消灭英国，永远使英国人民屈服！”

在这次不成熟的谈判破裂以后，柯克帕特里克有礼貌地和冷淡地告了别，艾登通知他，他认为继续跟副元首谈话毫无意义。

在施潘道监狱的七号单牢里，鲁道夫·赫斯在一封信中回忆了他飞往苏

格兰的事。他这样写道：“当时，我以为只会被关押七个钟头，一旦我说出公爵，并宣布我是以自己的名义和地位，作为停战谈判代表来传教的，就会释放我。我设想会像谈判代表那样对待我。当事情的发展证明我判断错了时，我估计会等七天——直等到一次官方的谈判为止。”

赫斯当时非常自信，他在英国只呆很短时间。在他的行囊中既没有带换洗衣服，也没带肥皂之类的用具——甚至连牙刷也没带一把。

这种天真的自信心，这种以为英国会为他铺红地毯的信念，是由于对英国民族的精神气质完全错误判断的结果。“您大概知道，”英国国务秘书约翰·西蒙爵士（后来的西蒙勋爵）在一次同赫斯的交谈中说，“我们的人民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我们不喜欢威胁！”后来约翰爵士写道：“他对英国气质的无知是令人惊异的。”

鲁道夫·赫斯，这个从少年时候就在一刻有英国标记的国际贸易中心长大的人，令人吃惊地竟会没有受到其他国家人民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教育。他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样板：闭塞、气量狭窄，而且无知。这些特点与他那种片面强调理智的乡土观念结合起来，就成为妄自尊大无耻的“主宰者”。他在英国被关押时，曾经抱怨附近火车站的扳道的声音影响他的睡眠；而与此同时，他的东道国的首都人民每天晚上都被德国的炸弹爆炸声扰得无法入睡。

这位“摩托化了的巴齐法尔”（像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弗尔挖苦地称呼赫斯的那样）的荒谬的“和平建议”，按丘吉尔的说法，不是出自“一个存心办坏事的脑袋瓜”，他的和平建议“带有闭塞和玩世不恭的阴险”，当报纸出版商比弗布鲁克爵士（当时任丘吉尔战时内阁的飞机生产部长）去看赫斯时，这位被俘的副元首曾对他说：“假如能举行谈判，那末，赫斯可以在英国和德国结盟反对苏联的前提下，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条件。”

事后丘吉尔问比弗布鲁克，他是否有赫斯神经错乱了的印象？这位飞机生产部长答道：“完全肯定没有。赫斯讲话十分清楚而且有理智。可能他在医学问题方面和对阿夫道夫·希特勒的看法方面有些不寻常的见解，但他绝不是一个疯子。”

比弗布鲁克曾把他和赫斯的谈话内容转告斯大林。我们将看到，这里存在苏联人对赫斯毫不宽容的一关键因素。

1941 年5 月13 日，温斯顿·丘吉尔发出了如何对待副元首的指示：

“1.从整体上说，我们应把他当战俘看待。因此，把他置于国防部而不是内政部的监管之下比较合适。同时，我们还应把他当做那种受到严重指挥的人对待。此人和其他的纳粹领袖一样是战争罪犯。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战后也许会受到审判。在这种情况下，为他提供太好的活动场所将会后悔。

2.在此期间，应让他住在离伦敦不远的一座专用的房子里。他必须严格地隔离。看守人员应努力并充分地去研究他的精神状态，从他那里了解一切有价值的东西。3.生活上应给予照顾，让他保持健康和住得舒服。要给予充足的食物、书籍、文具和休养的条件。不允许他跟外界接触（与家人通信当然不在此例）。不允许他接待来访者，即使自称是由外交部派来的也不准。不许他看报、听广播（这个决定于1941 年6 月起取消）。他的人格应受到尊重。大约相当于对待被我们俘虏的一位重要的将军一样。”英国人竭力尽善尽美地保护这位重要的俘虏。假如赫斯遭遇不测，万一

他在被拘禁期间死去，万一他被杀害，就可能给在德国拘禁的几千名英国官兵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在英国，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德国人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是不会轻的。当局甚至担心希特勒可能打算派小分队来解救他的副元首。格拉斯哥附近的德赖门的布坎南城堡的野战医院周围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驻守。还挖起了壕沟，铺设了铁丝网。

5 月16 日，赫斯被放在卧铺车厢里运往伦敦。他在监狱里住了四天——就住在爱尔兰造反者罗杰·凯斯门特先生1916 年被绞死以前往的那座房子里。

5 月21 日，他搬进那座将成为他定居一年以上的房子里：奥尔德肖特靶场附近的默特切特宫。这座房子是维多利亚式的别墅，已经有些破旧了。对一部希区科克执导的影片倒是一个好的舞台背景。

看守这位副元首的人是苏格兰卫队和科德斯特里姆卫队的官兵。赫斯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因为这两个卫队属于国王的私人卫队！国王把他的私人卫队派来保卫他了。假如国王知道，他在赫斯心目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肯定会感到痛苦：乔治六世成了新的“父亲的形象”。对赫斯来说，国王是高尚的、值得同情的对象。他认为国王的行动自由受到国内主战党的限制，否则他早就会召见赫斯，并且同他举行和平谈判了。赫斯信任近卫军的军官们，因为他们是国王派遣来保护他的。

他不信任自己周围的其他人，不信任三名谍报队的军官和精神病专家。赫斯认为，这位医生同普通的“家庭保健医生”一般水平。所有的人都能讲流利的德语，对赫斯的习惯来说，流利得过于快了！也许他们是犹太人的流亡者吧？这位副元首用希奇古怪的幻想一块一块地建立起一座大楼。邦迪斯·霍罗尔教授的小陈列室比赫斯这间舒适的比德迈那尔派的起居室说大为逊色了。

对于可能“解救”他们的俘虏问题，英国人其实不必为此担心。希特勒对接他的朋友和副元首回国一事根本就不感兴趣。元首有一次在饭桌上说：“如果赫斯回德国来。他只能在枪毙和疯人院之间选择。即使在战后我也不愿看见他。他必须自己在国外找到一个新的栖身之所。”

的确，这位从前的副元首在他刚飞走几天后，就成为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党卫队的特务机关的副队长瓦尔特·舍伦贝格一伙深入讨论的话题。他们的结论是：死赫斯比活赫斯要好些。

1941 年5 月19 日晚上，德国空军对伦敦及其周围城市作了一次猛烈的轰炸。高射炮兵、消防队和战地救护车的男男女女紧张地投入战斗，无暇顾及其他事情。

在伦敦北面五公里处的卢顿附近，两名跳伞者飘落到地上。完全偶然地，他们携带手枪。在审讯时他们沉默不语，但他们身边有一张地图，汉密尔顿公爵的住宅邓吉维尔·希尔是用红铅笔划了圆圈的。而邓吉维·希尔是鲁道夫·赫斯给他的元首留下的地址。根据战争法，这两名党卫军被当作特务枪毙了。他们穿的是便眼，而他们表示想去见的那个人，在跳伞时至少还穿着制服。

英国政府不愿承担风险，他们对副元首逗留的地点严格保密。在同国防部通讯联系中，默特切特宫使用的是商号署名“Z 联合公司”。对外必须避免透露出政府同这位俘虏进行官方会谈的任何迹象。国务院秘书约翰·西蒙勋爵扮成“精神病医生格思里博士”，而柯克帕特里克以他的助手麦肯齐博

士的身份来此。三个月以后，比弗布鲁克爵士扮成“精神病医生利文斯顿博士”被允许进入默特切特宫。

在施潘道的单牢里，鲁道夫·赫斯回忆了默特切特宫的生活。他写道：“我被运往奥尔德肖特附近的一座别墅，我在那儿居住了一年多。洋溢着浓郁香味的紫藤花园绕着整座别墅，绚丽彩的杜鹃花满园开放。如果不是为防备周围敌对的群众而将我置于铁网和哨兵的拘禁中，那我对这个地方真该心满意足了。餐厅和音乐室同哈尔拉辛的布局一样，是设在花园的平坦的地方的。”

“那位指挥员（和平时期的职业是工艺美术师）是一个地道的艺术家。他弹奏的莫扎特的曲子堪称绝妙，外边是温暖的夏夜..”

当他在英国被拘留大约25 年以后，鲁道夫·赫斯从施潘道写出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谈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监禁的。它谈起来倒像是一个迟到的、译成密码的、赫斯就当年对英国医生和看守们的奇怪指控的道歉和辩护：

“像拿破仑这样一位勇敢和沉思熟虑的大人物在监狱时的变态心理也证明了，他在整个囚禁期间，直到他的生命终止时，都生活在深深扎根在他的脑海里的一种想象的痛苦中——即有人要谋杀他。认为狮子（圣赫勒拿岛监狱的监狱长）‘可能是英国内阁派来的刺客和下毒者’。这种思想就是他‘指控的资料来源和折磨他到死的、令他担心受惊的根源’。”

毫无疑问，赫斯自己美化自己，把自己比作拿破仑——这只能从监狱的变态心理的角度去理解。

赫斯的受迫害狂在英国时也表现过吗？精神病和心理学医生们承认此事。他们说，赫斯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精神变态者。他易于歇斯底里的反应和大肆渲染他的想法。但他又不是法律上认可的精神病患者。有一回他自己对一位精神病医生宣称：他曾经故意装出迫害狂的样子，心里希望被当作重病号对待，也能像其他的战犯那样交保就医。他在英国时还曾建议为了恢复他的健康，“提保给予假期”到瑞士去。但这个建议被英国当局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事实是，这位副元首在英国时自认为是“不中用的失败者”，因而十分痛苦。他的朋友和崇拜的偶像希特勒已宣布跟他脱离关系。在德国已经有计划地消灭对他的记忆，他的名字已不再为人提起，英国政府并不把他当作谈判伙伴，不愿跟他合作干任何事。关于他那轰动一时的飞行的报道早已被其他新闻所挤掉。他周围的军官们把他当作“讨厌的人”对待，尽管是一个已经被扔掉的孩子，但自大狂的赫斯仍企图再度成为公众注目的中心。

他首先抛出了想在战后修建房子的计划，一座在德国，一座在伯爵领地苏塞克斯，一座在苏格兰。人们怀着善意的宽容，对这位“胡思乱想者”听之任之。但对他设计的住宅中拥的180 个人同时就餐厅并无多大兴趣。

1941 年6 月15 日，赫斯穿上全套制服，企图来一次慷慨激昂的自杀。他跨过楼梯的栏杆往下跳，摔断了腿。经过几周的治疗他的精神又恢复了。他又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了。他把医生和护士们指挥得团团转，每个钟头把他们呼来唤去，大声地呵斥他们，在腿部敷上石膏的日子，赫斯过着像一出歌剧中女主角般的明星生活。

“犹太人有种神秘的力量，使你进入催眠状态中。”1945 年2 月5 日，赫斯对精神病医生H·V·迪克斯中校这么说。这位医生在默特切宫时曾照料他，在阿伯加文尼时曾看过他一次。赫斯提出一份可能已被用这种方式进入

催眠状态的人名单，包括有：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里奥大元帅，1944 年7 月20 日事件的刺客，温斯顿·丘吉尔，鲍罗斯将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第六集团司令），安东尼·艾登，布里加迪尔·里斯（英国首席精神病专家）等等。这张名单也包括鲁道夫·赫斯自己。

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鲁道夫·赫斯要求哨兵给他一把切面包的小刀准备自己烤面包吃。他走到卧室，穿上制服，用刀刺进自己胸部的左下方。

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伤口，缝两针就行了。但赫斯又成为被关注的中心。监狱当局问他“企图自杀”的理由，在琼斯博士和菲利普斯博士两位大夫的日记里这样写道：“病人陈述，刀是犹太人递到他手里的，以便让他自杀。他是唯一能识破黑暗势力的催眠术的人。因此，犹太人想干掉他。”

难道鲁道夫·赫斯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吗？如果联想到他的出身，就不能完全排除这点。1919 年在图勒会时，赫斯曾经是这个组织的信徒。在其他人种学派别和小组中，包括以有争论的、歇斯底里的马蒂尔德·鲁登道夫为主的小圈子里，那些“受到教育的”乡巴佬的头面人物也参加这种胡扯的无聊行为，并且也相信这种蠢话。

里斯博士在1942 年时曾对赫斯作了如下诊断：“按照我的看法，赫斯是一个性格不稳定的人。他的这种不稳定的性格肯定早在青年时期就形成了。迄今为止我对他了解，用行话来说，我不得不称他为精神变态者，甚至精神分裂者。这意味着，他的性格正在分裂为双重性。同这种类型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很容易受外界影响，而且反映特别敏感。从他的气质和生活方式来看，他现处于某种危险中：他显得很忧郁，因为他对自己感到失望了，觉得自己是失败者。”

这位偏执狂的幻觉世界充满了造成他幻党的恐怖形象，对于现在身处英国的赫斯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又患了逃遁综合症，逃遁在健忘和丧失记忆力中。

1941 年12 月4 日，他第一次声称记忆力完全被摧毁了。没多久，记忆力又恢复了。因为一个军官给他带来有关阿道夫·希特勒的传说，使他感到亲切。直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过“一切都记不清楚”的话不宜在这种情绪表现时，才又检点了些。

1943 年秋，他在一天夜里突然又出现了记忆力丧失症。他什么也记不得了，既想不起青年时代在亚历山大，也想不起在德国时的地位；既想不起他的家庭，也想不起他的朋友和导师卡尔·豪斯霍弗尔。

精神病专家埃利斯·琼斯少校的诊断书是这样写的：“赫斯患的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健忘症，这种病跟许多士兵在战争中处于严重负荷下形成的那种健忘症相同。这种健忘症在和平时期居民中也有出现。当某人处于自己无法抗衡的境遇时，也往往酿成这种健忘症。这类记忆力丧失属于自我防卫的必然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精神病专家们的诊断，赫斯的被迫害狂在健忘症发作时就退居次要的地位去了。一旦赫斯的记忆力恢复，他那恐怖的精神错乱的幻觉世界又重新轮廓分明地呈现出来了。

赫斯曾经宣称，他在英国是完全故意装出丧失记忆力的样子，就连对自己的妻子也必须装出这种样子，因为所有信件都经过检查。

1944 年1 月15 日他写给妻子的信说：“我现在已坐了好几个钟头，一直在思考跟你们写些什么？但毫无进展。这有其特殊原因，遗憾得很！

由于你们将有经过或长或短时间后，最终会注意和知道这件事，我干脆告诉你们：我几乎完全丧失了记忆力。过去的一切都像在一片灰色的迷雾中，就连最理所当然，最应该记忆的事我也想不起来了。为什么会患这种病？我不知道。医生对我解释一大堆道理，但连他解释的东西也在记忆中消失了。医生保证，无论如何能慢慢治愈的。但愿他说得对！

这就是我不能给你们写封合乎情理的信的真正原因。写这样的信所需要的记忆力比想象的还要多。另外的原因还有，写信时不得不拿出材料和激情。你们最后的一封信我是去年9 月13 日收到的..”

六个月过去了，仍然一直没有收到家属的回信。战后查明：赫斯与其家属的通信联系被英国方面的、德国方面的、还有国际红十字方面的原因给耽搁了。由于一个官员的疏忽，信件被搁置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

1944 年2 月26 日赫斯给他妻子写信：

“又通信了，从去年9 月起我就没收到你们的信。当你们不能写信时，我也就不再写信了。因为我需要写信的激情。没有你们的信，我委实不知道从何说起和说些什么。因为——如同我已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已经完全丧失了记忆力（即使只算是暂时的，如医生向我保证的那样）。你至少应该告诉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情况。”

他一直记得他有一个儿子，现在已经在上学了。

1947 年3 月10 日（在他被判决后的半年），赫斯在一封很详尽的信里报告说，他仅是装出丧失记忆力的样子，为了能作为重病号交换遣送回德国。字里行间显出孩子般的自鸣得意。因为他成功地蒙骗过了一批著名的精神病专家。这里援引他信里的原文如下：

“有时，我的信从英国寄出如此迟缓，与我装出记忆力丧失有关。因为丧失了记忆力是很难写信的，假如我既要装出记忆力丧失，又要再写信，这至少冒着很大危险。如果我疏忽了这点，就可能铸成大错，甚至导致揭露我在弄虚作假。目前我斩钉截铁地说，我只知道还有一个家，别的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家庭的地址我也‘记不起来了’。尽管你来信的信封上都写的有，但我却‘忘记’我保存有这种带地址的信封，直等到我从家里收到新的信件时，才促使我按照来信去研究姓名、地址、通讯处。你们新寄来的信里经常包含一些我能借以假装引起激动的事情，回信时就可以写这些事，而无须费力去掩饰已丧失了记忆力。简而言之。我不得不常常等待你们的来信，直到我自己又能再回信时为止..“这场戏最后竟扮演到如此地步，我甚至让医生给我注射治疗记忆力丧失的针剂。除开始时拒绝外，其他没发生什么事。我不愿再加深我对周围长期以来怀着的、被我夸大了的猜疑。幸而医生立即预言，不能保证通过打针能重新恢复记忆力。最糟糕的是：注射这种针剂时必须同时使用麻醉剂。在注射时，‘为了重新统一意识和潜在意识’，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提问，这一来，我不仅面临说出从我的德国立场来说是‘秘密’的事情的危险（这也许就是这种针剂发明者的宗旨吧！）而且还有其他的危险：这种状况可能引起我原来的老毛病——头晕病——的复发。

“但是，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从批准注射以来，我没有什么变化，尽管有人故意给我注射比通常使用的剂量更大的针药，但我在耗费一切尚有意识力的情况下，仍完全成功地保护了我的意识，同时又装出丧失意识的样子来。

“有这种情况下，我回答所有问题时当然用‘我不知道这个”，在字与字之间的停顿用轻声、无声和丧失智力。最后装出我只记得我的姓名时我也

是用这种腔调说出来的。终于我决定‘苏醒’过来，用惊诧的目光慢慢地回到现实中来。这是一场壮观的戏，而且表演得完全成功！现在人们绝对相信我的记忆力已经丧失了。

“但是，希望通过交换俘虏被遣送回国，我却没有忘记。这期间有人暗示我，我是‘去皇后岛’。就是说，我相信，瑞典的运送伤病员的船下一个航班就会带我走。你能想象出我心中是如何期待着呀！但船一次又一次开走了，并没有送我走。

“我的医生们在实验的基础上已用麻药证明我的记忆力丧失。以致后来出现了我认为有理由暴露我是假装的时候（早些时候在英国已做过一回），大夫先生们起初就不愿相信我是假装的事实。直到我背诵他们在我“丧失意识’时向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在我用当时那种的语气、腔调重演我‘苏醒’的那场‘戏’以后，他们才承认，我把他们弄得如堕五里雾中了。用英国话说，意即我把他们当‘傻瓜’愚弄了。总的说来，为了能回归德国，为了呼唤神灵的庇佑，我当时确实做了一切能做的事，但神灵另有决定——也许这样更好些..”

实际上，精神病专家迪克斯中校和埃利斯·琼斯博士一起，于1944 年5月7 日用一种麻醉剂为赫斯做了检查。这是一种用于其他健忘症病例行之有效的药物。这次麻醉检查的记录和赫斯在书信中陈述的基本点是一致的。里斯中校仍然持这种观点：赫斯记忆力丧失是事实，只是一部分是假装。他认为，另一部分应诊断为“真的”，这是在歇斯底里病发作时，诱发出的一种健忘症。

在任何情况下，赫斯都想尽量避免注射第二次麻醉剂。1944 年6 月6 日，他所作札记如下：

“绝不再注射第二针！第一针对记忆力毫无改善，却引起最厉害的精神烦躁。在检查时提出的各种问题所作的回答，证明了记忆力仍然存在，只不过一时紊乱罢了。医生们确信：回到德国后记忆力肯定能恢复。因此不用担心和激动，假如记忆力仍旧坏到目前这种程度，你甚至不能再认出你过去曾经见到过的人来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再注射第二针！”这是赫斯作为“保护记忆力”的手段贴在墙上的札记。

1945 年2 月4 日，在他第二次“试图自杀”之前不久，赫斯声称，他的记忆力差不多正常了。

当他在头天得知他的名字被列入战犯名单，并且被一个军事法庭提起公诉后，马上又出现彻底的健忘症。

1945 年10 月10 日早晨，他在梅因迪夫大院收拾行李，其中有少数装有食物样品的小包裹，他想携带去做物证。他从房间的墙上取下他儿子和妻子的照片，却将他崇拜的偶像阿道夫·希特勒的巨幅照片留在墙上。这种照片原来是挂在房间的最佳位置的。

下午，他在精神病专家埃利斯·琼斯博士、一名保健员和一个中士的陪送下，抵达已成为废墟的纽伦堡市的机场。从前他曾多次在这个机场上举行过党代表大会，在几千名褐衫队员的面前向希特勒报告会议开始。

鲁道夫·赫斯的心情是愉快的，他认为：他的监禁快要结束了。他觉得，这是一起精神案件，在审判以后法庭就会释放他。

在1945 年10 月10 日这天，法庭的20 间单牢都被副元首一伙被告住满了。几天后，前海军大元帅霄德尔从苏联被押送到这里时，22 个被告就全部

到齐了。在主要战犯名单上有两个缺席：马丁·鲍曼被认为是失踪的人，对他将进行缺席审判；古斯塔夫·克虏伯·冯·博伦—哈尔巴赫身患重病，老弱和由于中风而瘫痪在他的住宅布吕恩马里赫宫里，他后来被宣布为因重病无力接受监禁和审判的人。

美方监狱长科洛内尔·B·C·安德勒斯在单牢办公室里接待鲁道夫·赫斯。赫斯身穿飞行服，没有带军衔标志，外面罩着一件英国式的带帽的粗呢大衣。脚上穿的是他那双用软皮革制成的飞行员专用的黑色长统靴。美国的监狱精神病医生道格拉斯·M·凯利博士写道：“赫斯的身体状况极好，虽然他很瘦。由于他的姿势笔挺连续不断地做立正动作，显得如此军人化，仿佛他虽经过竭力争取还未获得军衔肩章一样。”

赫斯不仅在科洛内尔·安德勒斯面前立正，而且还笔直地举起右臂行礼，他十分奇怪，这姿势竟引起哨兵大笑。当安德勒斯告诉他，除文具、家属照片和生活用具以外，他所有的个人财产都须交公保管时，赫斯愤怒地抗议道：“我是高级官员、军官和战俘，我要求把个人杂物都带进单牢里去！”他对那批小包裹看得特别重要，要掌握“物证”。他从英国带来的食物和药物样品必须交给一名中立国的化学家检验。

最后，他同意将带来的“宝贝”当着他们面开列寄存物件清单，封好并签名盖章。与默特切特宫和梅因迪夫·科沃特住宅里的舒适设备相比，纽伦堡革牢的设备真令赫斯心酸和失望。他进了一间设备十分简陋的单牢，12 平方米大。设备有：一张铁的行军床、一把简易的木椅子、一张小桌子。屋角里有一个不带座圈和盖子的抽水马桶。沉重的木门上的小窗口一直是开着的。门前站有哨兵。单牢里的灯不准关，在夜间只稍微调昏暗一些。

在此期间逝世的德国监狱医生路德维希·普夫吕克尔在他遗留下来的一篇文章中说：

“就在头一天晚上，我就被叫到赫斯牢里几次，因为他抽筋了。每次我都看见他的双臂抽筋得变了样地躺在床上。全身都因抽筋而颤抖。在一次间歇里，我检查了这个病人。发现他的胃和胆囊的部位根本没有任何病变。”

有趣的是另一段：“未经专门治疗和护理，他那全身性抽筋时的变态不多一会儿就自动恢复..”

10 月18 日，星期四，由英国少校艾雷·尼夫向这位从前的副元首递交国际军事法庭对威廉·戈林和其他战犯的起诉书共二万五千字，分为四条：

共同策划和密谋罪：被告们共同制订和推行独裁政权的侵略计划，并一起犯有其他破坏行为。

破坏和平罪：被告们在其64 个侵略事件中共破坏了36 项国际条约，进行了侵略战争发动世界大战。

战争罪：被告们掀起一场惊人的大屠杀。大批杀害群众，施用毒刑，奴役劳工，命令或纵容经济掠夺。

违反人道罪：被告们迫害政治反对派，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少数民族，并犯有灭绝种族的罪行。

根据以上四条鲁道夫·赫斯被起诉。

当天晚上，美国监狱心理学专家G·M·吉尔伯特博士到每间牢房，要求纳粹显贵们谈谈看了起诉书副本后的第一个反映。赫斯用英语写道：“我记不得了”。

鲁道夫·赫斯再一次逃遁在丧失记忆力的情况中。凯利博士写道：“他

声称，记不清出生日期、出生地点、飞抵英国日期或任何一件具体的事实或早期生活的片断；记不清在英国拘禁时的遭遇，就连最近飞到纽伦堡的经过也模模糊糊；他忘记了被关进纽伦堡监狱的具体细节，唯一的例外是：他再次问及他那批小包裹，并再三要求保证这些东西是存放在安全的、非有关人员禁止入内的地方。”

凯利的每项建议，用催眠法或用注射药剂的办法来治疗他的记忆力丧失症，都被赫斯拒绝了。其他一些促使他的记忆力复苏的尝试也无效。在看有他的镜头出现的新闻周报时毫无反映。他声称，认不出戈林、豪斯霍弗尔教授、威斯特·威廉·博勒（他的国外组织的领导人）了。监管人员带他去见他的女秘书们（希尔德加德·法特和英格堡·施佩尔），他也记不得这两位夫人了。当希尔德加德·法特给他讲他的家庭、他在哈尔拉辛的住宅时，他失神地瞪着前方。当英格堡·施佩尔试图用全家福照片重温他的回忆时，发现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表情，凯利博士报告说：“赫斯急忙用左手向施佩尔小姐示意，并轻声说：‘我不需要帮助！’尽管他后来否认这点，但这是很明显，他不愿冒背叛自己的风险。”

法庭主席、庭长劳伦斯委托一个由多国专家组成的小组对赫斯进行检查，专家小组必须弄清下列问题：

“1.被告对起诉书能采取态度吗？

“2.被告的精神是否健康？关于这点法庭想知道：被告是否有足够的理解力来理解审判的过程，正确地为自己辩护，询问证人，对证人提出异议，能理解提供的证词的每一个细节。”

这个由三名美国的、三名英国的、一名法国的和三名苏联的精神病医生组成的专家小组得出下面的结论：“现在他患的不是‘精神病’这个字狭义上的病症。他的记忆力的丧失程度还不至于完全妨碍对周围事物的理解，并阻碍他有能力和进行自卫，或阻碍他对过去的某些事情的理解，而这些事情在审判时可能被当作罪行。”另外，美国专家还加上这几名话：“此外，存在有夸张他的记忆力丧失并借此抗拒医生检查的倾向。”这些美国医生还说：“目前，被告的歇斯底里的行为一部分已成为习惯，只要他仍处于受罪的威胁下，这些习惯就将延续，这种行为可能削弱正常形式的辩护。”

庭长劳伦斯决定，在11 月30 日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来决定被告鲁道夫·赫斯是否有接受审判的能力。但是既定的审判仍应按事先的安排，于11 月20日上午10 点开始。

出庭受审那天，赫斯穿着一件很不合体的灰公使装。这还是在阿伯文尼时买的。现在衬衣领子的尺码比这位消瘦了的大人物大两号或三号。跟过去在生活中一样，赫斯坐在“第二位”。甚至在纽伦堡，戈林也使他失去“第一”的地位。这位副元首的右边是前纳粹元帅戈林。左边是里宾特洛甫，前纳粹外交部长。

在法庭军事长官查尔斯·w·梅斯上校喊“注意，开庭了！”之前，赫斯悄悄对身旁的戈林说：“您将看到，这些妖魔鬼怪就要消灭，在一个月以内您就会成为德国人民的元首！”戈林示意阻止他。后来戈林对吉尔伯特大夫说：“现在我相信赫斯疯了。”

起诉书宣读完以后，赫斯取下头上耳机，鄱开一本书，开始看起来，他看的是路德维希·托马写的《猎人洛伊泽》，当他看到有趣的段落时，就毫无拘束地放声大笑起来。

记者R·w·库珀描写了他对开庭第一天的印象：“赫斯侧乎对一切都不明白，样子有点‘希奇古怪’。他那阴沉、生硬的形象，像兔子一样的佯笑，显得对周围所发生的事丝毫不感兴趣（不管是真还是假），仿佛这些事与自己无关。他不带耳机坐在那儿，埋头读一本巴伐利亚的小说，不时用他那双因看书太久、酸痛了的眼睛对审判大厅东张西望，带着讽刺的冷笑打量着记者席和旁听席。”

下午，赫斯的胃痉挛又发作了，并经主席允许回到他的牢房。

第二天，21 名被告（罗伯特·莱伊已于10 月25 日在他的单牢里上吊死了）奉命一个一个地声明，他自己认为是有罪还是无罪。赫斯走到麦克风前说：“不！”主席接着说：“这将作为‘无罪’记录下来。”

11 月29 日放映了一部文献片，这是美国摄影师们在刚解放的德国集中营现场拍摄的。吉尔伯特博士仔细观察并记录了每个被告对这部作为骇人听闻的暴行的证明的影片的反映。他的记录中关于赫斯是这样写的：

“他呆望着屏幕，像一种吃死尸的恶魔似地用那双凹下的眼睛瞧着..当展现一座集中营里尸骨堆成山时，赫斯不知所措地瞪着..”

电影放完后，所有的人都震惊得沉默不语。在寂静中突然清楚地听到赫斯的声音，他转身正对着戈林说：“我不相信这些！”戈林用咝咝声阻止他，他不得不住嘴。当吉尔伯特大夫晚上去赫斯牢房时，赫斯只说四个字：“我不理解..”

11 月30 日下午，赫斯一个人坐在被告席上，他的律师京特·冯·罗尔沙伊特请求法庭宣布他的委托人无受审能力。他出示精神病专家的鉴定书，鉴于法律上的意义，要求法庭予以深入讨论。美方首席起诉人罗伯特·H·杰克逊尖锐地指出：“我仅请您注意，在法庭的人中没有谁愿证明，他的记忆力丧失到使他不能接受审判的程度。如果他立即停止服用那些不关痛痒的药物，他的状况肯定能更加好些。”

冯·罗尔沙伊特博士坚持说，对赫斯的起诉应延期举行，因为他的委托人无法跟上审判。

庭长杰弗里·劳伦斯先生想听取赫斯本人的意见，冯·罗尔沙伊特博士赞成了。

赫斯慢慢地站起来，带着淡淡的冷笑望着记者席。当法警们把麦克风放到他座位时，他转动着趾尖，目光向天花板，润湿一下嘴唇，一个新闻记者这样描写现场情景说：“给我的印象是他准备用口哨吹一支小调了。”之后赫斯用鼻音说：

“主席先生，我想说下面的事：今天下午的审判开始时，我给我的辩护人一张条子，上面写如下意见：希望审判能缩短些，留一点时间让我发言。我想说的是：为了防止不顾我希望参加其他的审判并希望同我的战友们一起接受判决的愿望而把我宣布为无力接受审判者，我向法庭发表如下声明（虽然我原先打算要到后几次的审判时才发表它的）：

“从现在起，我的记忆力向外界方面恢复了。过去装出记忆力丧失的原因只是策略上的一种方式罢了。实际上仅仅是我的集中能力有些下降，但我的记忆力仍然不会影响我有能力来继续接受审判、为自己辩护、向证人提问或自己回答问题。我强调，我对过去所做一切承担全部的责任。包括所有由我签署的文件。我的基本态度是：法庭与上述申明无关。”

赫斯突然坐下，并故意摆出一副心满意足的面孔。记者席里登时大乱，

仿佛出现群魔乱舞一般。记者们冲出去抢电话机，劳伦斯庭长控制住自己，只说了四个字：“审判延期！”

鲁道夫·赫斯又假装丧失记忆力吗？他能这样骗过包括凯利博士和吉尔伯特博士在内的十位国际知名的精神病专家，使他们相信他患有健忘症？美国的一家报纸第二天用通栏大标题：“精神病治疗学上的一次大失败！”一位法国记者当时写道：“一个什么都假装的人，不可能是正常的。”

凯利博士甚至认为，如他相信的那样，鲁道夫·赫斯事实上有时出现的记忆力丧失也同他的记忆力突然返回一样，是一个歇底里病患者的典型反映。他写道：“赫斯的歇斯底里的秉性可从这样的事实中最好地看出，如他用否认自己的记忆力丧失来把自己置干公众注意的中心位置，甚至用不断否认的办法以求达到宣告的目的。他的这些反应在歇斯底里患者身上常常出现..”

通过他在审判大厅扔的“炸弹”，赫斯在1945 年11 月30 日把自己置于法庭的中心和其他一些被告的中心，并成了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当凯利博士和吉尔怕特博士到他的单牢去看他时，他能十分精确地回答所有的问题。关于在英国监禁的情况，他是如何飞往英国的，他在纳粹党里担任的职务等。甚至他在埃及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所有这些先前完全“忘记”了的事情，现在都能一一精确地回答出来。

“嗯，我过去怎么搞的？”他带着最愉快的心情和完全兴高采烈的虚荣心，“好了，是吗？”

“他通过做戏引起的注意力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凯利博士写道。

根据他和精神病专家们的谈话，可以明显看出：赫斯害怕法庭可能同意律师的要求，停止对他继续审判。这样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快被人忘记的角色。而这样是他作为副元首的地位所不容许的。

这位个人主义的歇斯底里病患者的虚荣心在许多希奇古怪的要求中也表现出来：“小香肠实在是太辣了，您能帮我弄些别的吗？”“除了蛋以外，我能得到些别的东西吗？果酱或者类似的东西。还有糖。”“今天只是面包，我能得到别的食物吗？”“我嫌这奶酪太辣了，您没有别的奶酪给我吃？”

这个时期德国各地的人都在挨饿，街上常有因饥饿晕倒的人，许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

而鲁道夫·赫斯老是害怕他的食物中可能被人下了毒药。尽管普夫吕克尔大夫向他保证，没有一个医生会干出这种事来。医生们的所作所为，他完全可以由此看得十分清楚：甚至可以说，在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以前，医生们从来不敢用试验性的和他不称心的药物来治疗他的记忆力丧失的毛病。赫斯却带着挖苦的笑回答说：“亲爱的大夫，您不晓得我知道些什么！”他不拿人们送到他面前的面包，却选用离他最远的那盘。

在纽伦堡用餐时，他索性躺在牢房的地板上吃。打扫卫生时他一只手拿扫帚，另一只手放在口袋里。走路时迈着特别精确、坚挺和叉开腿的步子。在他牢房的墙壁上、门上、甚至桌子上都用黑体字写上：“请肃静！”

为自己辩护的准备工作他比任何其他的被告都做得少。代替做这方面的准备，他绘制了形形色色的设计图纸：一座规模宏伟的“元首府”，一座纪念在审判结束后估计会被绞死那些人的纪念碑。

普克吕克尔博士写道：“他一直忙着准备不久就将重建的第三帝国的各种命令规定..，并且下令和他一起被捕的人召开集会。他在1945 年12 月

的最后一天通告他们说：“你们应该鼓起勇气，就在这年就可能重获自由。当我对他说‘你们只剩下几个钟头的时间了’时，他马上改口说：‘我指的自然是明年！’”

他在一封信里告诉妻子他对审判的看法时说：“审判的一部分是可厌的，一部分是令人乏味的，但其中有一次还真有趣，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次生活中非同寻常的回忆！VVVVVV！”

赫斯在审判会后有时表现很消沉。有一回他对吉尔怕特博士承认，他对有些在审判过程中被揭发出来的事不抱任何幻想了。吉尔伯特问他：“您经常说，您是想要和平的。您就从来没有试过把希特勒从战争的道路上引开吗？”赫斯沉思了片刻后说：“我不愿谈这个问题。”

1 月底，他和他的律师冯·罗尔沙伊特博士断绝了关系。因为这位律师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专访给了他，这篇专访认为赫斯在草率地滥用信任和损害辩护人的秘密。由于罗尔沙伊特在一次事故中折断了腿，本来就不再来为他辩护了。年轻的慕尼黑律师阿尔弗雷德·赛德尔博士为赫斯充当辩护律师。这位律师同时还为前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博士辩护。

尽管赫斯获得像赛德尔这样算得上这次审判中最能干的律师之一的人，他还是情愿最好由自己辩护。其原因根据他妻子说是为了逃避检查官对第三者札记的检查：“赫斯先生掌握的材料可以说要比其他的人都好些，并且对每个事件都有现成材料，而请律师辩护他得先来了解案情。”赫斯不理解弗里克、弗兰克和卡尔滕布龙纳等几个被告，他们本人都是法律学家，干吗还要请律师代表自己？！

1946 年3 月12 日审判的午间休息时，在餐厅里发生了一桩戏剧性的事件：德语讲得很好的吉尔特大夫正在跟里宾特洛甫聊关于希特勒破坏的许多条约，吉尔伯特问道：“里宾特洛甫先生，您相信吗？为什么希特勒竟是这样一位骗子？”

赫斯跳了起来，用直挺挺的步伐和充满着怒火的眼睛威严地走到这个美国人面前，他作了一个立正姿势，稍微欠了一下身子，问道：“博士先生，一位美国军官能容忍一个德国人侮辱他已故的国家元首吗？”

“当然不会。”吉尔伯特答道：“要是他的国家元首不是骗子。”

“那末，我要求您不要对我们的元首作这种评论！”

吉尔伯特语塞了：“我只对你们外交官说。”

赫斯在一刹那间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要找吉尔怕特决斗的样子，后来他突然转身并且坐下来。

对于同希特勒无关的一切事他都记不得了。他抱怨集中力差，使他记不清楚审判过程中的细节。有一天他忽然又忘记所有的事了。他的新的健忘症这回出现同那些令人感动的证人有关，这些证人是灭绝营里的幸存者。在那些日子里，被告中曾出现多起昏厥的事件。前帝国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还哭了。

这回赫斯的记忆力丧失实际上又是假装吗？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歇斯底里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作为发作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遇到应正视的现实超过患者的承受力时就会发作吗？我们已经看到，假装忘秘、逃遁到忘记中是一种天生的保护性的必然过程。一遇患者不能再承受高度紧张的状况时，它就自然出现。

但毕竟赫斯的记忆力在当时是正常的。罗伯特·M·w·肯普纳博士（当

时是美方起诉人）曾经说过：“我能证明赫斯的记忆力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是正常的。他曾在小纸条上写他的辩护提示交给其他的被告。并举出有关的书籍、文件准确的位置和发现地点。一个具有这样能力的人，可以说是具有卓越的记忆力的。”

无法解释清楚的是1946 年3 月14 日早晨发生的事情：在审判开始前，吉尔伯特博士告诉鲁道夫·赫斯，他过去的导师和朋友卡尔·豪斯霍弗尔教授和他的夫人一起选择了自杀的办法。

没有丝毫情绪激动的迹象，赫斯说，“有一位姓豪斯霍弗尔的人想在这里为我提供证词。但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吉尔伯特想了许多办法，使他记起豪斯霍弗尔来，但都没有奏效。赫斯漠不关心地环视审判大厅，两臂交叉着靠在椅子背上。最后他冷冷他说：“我只希望，我的其他证人不要用自杀的手段来把人置于困难境地。”

一个记忆力未受损害的人，在听到他的最好朋友的死讯时能够做戏似地假装记忆力丧失，要不真的是神经错乱，或者至少说情感有毛病，因为他没露出丝毫动感情的痕迹。

吉尔伯特最后问他：他是否能回忆起他在开始审判时声称自己的记忆力已经恢复正常，并且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一时的事。赫斯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吉尔伯特写道：“他又忘记了，忘记到把已忘记的东西再忘记的程度。”

在此事14 天以后，赫斯给他妻子写了一封十分清楚和有条理的信。信中谈到他对儿子将来的教育所作的考虑，在信的末尾他拿自己的官方通讯地址取笑说：“鲁道夫·赫斯，纽伦堡，‘军事战犯’监狱，VVVVVV。”

当律师赛德尔博士开始辩护时，赫斯为了陈述自己的事情，放弃为他提供证明材料。他的假释的保人——有前斯图加特市长施特勒林博士、恩斯特·威廉·博勒和赫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试图为他开脱罪责，否认赫斯领导下的纳粹党的国外组织是从事“第五纵队”的。第二天赫斯就忘记谁曾为他作证过了。

当3 月25 日赛德尔博士试图用一颗“法律的原子弹”对法庭的权威性提出怀疑时，赫斯漠不关心地坐在那儿。一个美国军官给赛德尔一份文件的抄本，它可能使整个纽伦堡审判告吹：这是1939 年8 月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外交协定的文本。在这份外交协定中确定了德苏瓜分波兰的分界线，里宾特洛甫曾就这份文件抄本的主要内容作过证。赛德尔还从弗里德里希·高斯（前纳粹外交部派驻苏联的大使，曾参加德苏友好条约的谈判）在那儿取得一份有关的证词。

赛德尔博士未获准读这份文件。主席决定，应先将文件从英文本翻译成俄文，并汇编进法庭官方的文件集中。赛德尔博士也不肯回答这份文件从何而来的询问。因此，这份文件被当作“材料来源可疑”而被拒绝了。同理，法庭也拒绝了这位能争辩的律师的请求，邀请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到法庭作证。

现在，那份秘密的外交协定的存在已经通过历史研究证实了。当时，那份未被批准的文件抄本曾使（至少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苏联的起诉代表团陷于痛苦的窘境。

罗伯特·M·w·肯普纳博士曾说过：“实际情况是，赛德尔博士拿那份文件来为鲁道夫·赫斯辩护，虽然是这位律师的良好愿望，但对这位被告来说，不仅毫无益处，而且还可能有害，这就可能给这位被告造成危险了。”

肯普纳肯定地说，苏联人对这个施潘道最后的囚徒持毫不宽容的态度，就是由于那次对这个囚犯毫无益处，但对于苏联人来说却是一次十分狼狈的进攻的反击。

当3 月25 日赛德尔博士像一头狮子似的在法庭上作斗争时，他的委托人却坐在一旁摆出一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面孔，两眼死盯着前方。从这时起，他的思想离审判愈来愈远，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愈来愈不关心了。

他的妻子劝他阅读美国人在慕尼黑出版的《新报》。该报上有些是非纳粹的德国新闻工作者的优秀分子写的东西。在一封信中伊尔莎·赫斯谴责她的丈夫说：“我们的许多男人生活在目前已经没有基础，只有从前存在过的短暂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将来也决不会再有了。”

鲁道夫·赫斯回信说：“此外，我相信即使没有《新报》，我也能比大多数按规则地报道世界形势的人更能正确地看待事物。”

1946 年7 月25 日，赛德尔博士作了一篇在法律上来说是卓越的、生机勃勃的辩护词，文中他引用国际知名的法律学家的论述，逐条逐款地驳斥对他的委托人的起诉。这篇辩护词也有助于后来赫斯被宣布根据起诉书中的第三和第四点（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为无罪。而赫斯却呆若木鸡似地坐在那儿，律师的战斗对他来说似乎没有关系，他只不过是一个已感厌烦的旁听者而已。

8 月底，这位从前的副元首的记忆力似乎又正常了。他给家里写信说：“从你们的‘笑话’中，我看到你们从乐观方面去接受赛德尔博士的通告（我可能再度完全丧失了记忆力），在这期间你们肯定已通过广播知道了又出现了‘奇迹’和我完全控制住自己不流露自己的意识了，VVVVVV。这大概被称为我可能是神经锗乱或者处于‘荒谬的想象’之中。我希望，你们能从光明方面去看待这事。卡李（卡尔·豪斯霍弗尔教授）曾说过，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即使是在一段时间里被当做人民的叛徒，我再补充一点，或者被当作疯子的命运和忍受的一切，也给我带来了最新的、随着我那令人惊诧的命运而产生的笑料。面对这样的命运我不是失去控制，而是以沉着的微笑面对着我的厄运。我也将用同样的平静态度去迎接对我的宣判..”

终于到了1946 年8 月31 日这个主被告作最后发言的日子。戈林发言后轮到赫斯，他先请求让他坐着发言，主席答应了他。然后，他抽出一大沓札记，开始作了一次奇特的、杂乱无章的讲话。除其他问题外，他还讲了：

“我的一些战友可以在此作证，我在开始审判时就曾预言：第一，这里将出现这些证人，他们在宣誓后作不真实的陈述。这样，他们便可给人留下绝对可靠的印象并获得最好的名声。第二，这样，法庭提出的代替宣誓的保证书中将会包含有某些不真实的证词，这是昭然若揭的。第三，被告们将经受一些德国证人的、令人惊异的意外事件。第四，一些被告可能表现独特的行为，他们可能无耻地攻击元首，他们可能使自己的人民增加罪责，他们可能互相推诿罪责，但这是错误的。而且他们甚至会给自己增加罪责，这样做同样是错误的。我所有的证词都是中肯的，至少对几十桩事件是如此。我的这些证词甚至涉及某些证人和他们代替宣誓的保证书。

“我现在的陈述不仅在这里，在审判开始就说了并且做了。而且早在审判开始前几个月，还在英国，在阿伯加文尼时，我就对和我在一起的医生约翰斯顿博士说过。就在那时候，我已经把我要说的这些话书面记下来了，这是人所共知的。

“1936 年至1938 年曾在德国之外举行另一次政治性审判，这场审判的特点是，被告们以令人惊异的方式相互指控别人犯罪，一部分人被逐个地定为战犯，这些人中有的是犯了罪，有的人则是被人作证他们犯有罪行的。当最后宣判别人死刑或对他们本身直判处以死刑的时候，他们狂热地鼓掌，为了使全世界震惊，一些外国的新闻发布官、报社的记者都这样报道：说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这些被告方被一种迄今未知的药剂弄得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因此他们的表现就跟下药者所控制的一样。从这件事情中，我回想起在英国时的某个机会，当然那时跟现在一样，我是没有可能获得有关审判的报道材料的。不过这里稍微好些，还有那些年的《人民观察家报》供我参阅。在查阅报纸时，我在1938 年3 月8 日那一期上发现了下面一段，这是一篇从巴黎发来的通讯，发电的日期注明是1938 年3 月7 日，现引述如下：

“大巴黎的《光明报》揭露了关于前面提到的在审判中使用药剂的事，这关系到一种秘密的药物。这条消息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我引用《人民观察家报》从《光明报》上转载的原文）：‘这种药物能保证让选中的牺牲者完全按照发出的命令来行动和说话。’“我强调指出，在《光明报》的这篇报道中不仅写了‘按照已给的命令来说’，而且也写了‘按照已给的命令来行动’。最后一点提到的按指令行动，这是闻所未闻的。它对解释迄今为止无法说明的在德国集中营里的人的行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些人中包含那些在囚徒们身上进行可怕的、残忍的试验的科学家和医生所能干出来的事。

“这种药物对那些人无疑地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一种是发布过命令和指示去于集中营里的种种暴行的人，还有发布命令去枪毙战俘的人和搞私刑或者类似的暴行的人，甚至对元首本人，这种药物也会起同样的作用。

“我记得，证人米尔希元帅曾在这里作证，他的印象是元首在最后几年里精神上不正常。我的一些战友也曾在这里个别地、彼此不通气地对我说过，元首的面部表情和眼睛的神色在最近几年里那些凶狠的样儿，这是一种神经错乱的特征。我可以举出有关的同志来证明这点。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在英国的一次特别的机会促使我从当时的审判中想起这篇报告了。这个机会是，当我在监禁时，我的周围用一种独特的和无法理解的禁铜方式来对待我。每一个值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被定期更换，在人员换班时，一些被调出去的和新调到这儿的人都有独特的眼神，这是呆滞的和耽于空想的神色，这种症状只保留几天时间，然后又变成正常人的眼神了。跟其他正常人的眼神没有什么区别了。

“根本的问题是，在当时的报道中有一篇（这篇报道也许还能从存档的报纸中找到）是关于莫斯科的审判。这篇报道说，被告都有独特的眼睛，他们的眼睛是呆滞的和耽于空想的！我已经说过，我坚决相信，有关的政府完全不知道有人使用药物这类事件。

“还有一个历史事实，即为26370 名在英国集中营里死亡的布里会族人妇女和儿童建立纪念碑的事。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是饿死的。许多英国人，其中包括劳埃德·乔治，当时都曾激烈地抗议过英国的集中营里发生事件。同他持同样态度的还有亲眼看见过英国集中营里的惨状的人，埃米莉·霍普福小姐就可以来作证。

“当时，全世界都面临着那个难以说清的谜，今天全世界又面临着有关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同样的谜。

“当时，英国人民面临着那个难以说明的谜，今天，德国人民也面临着

与之相类似的谜，那就是有关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是的，就连英国政府当时也面临着有关在南非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件的谜。与此相似的是，今天，前帝国政府成员和其他被告在这里或在其他审判中也同样会遇到在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件这个谜。

“不言而喻，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对我在这里所说的关于在英国监禁时期亲身经历的事件，可以起誓作证。但我不可能请我的辩护律师来准备这个发言，并向我提出有关的问题，同样，我也没有可能，为此请另外一位辩护律师来向我提出有关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对自己所说的一切可以起誓。因此我现在声明：

（被告赫斯站起来。）

“我向万能的和无所不知的主宣誓，我所讲的全是真情，毫无隐瞒也没有添加。

“我请求高贵的法庭把我继续所讲的一切，看做是我的誓（被告赫斯又坐下。）

“我想关于我的誓言再说几句：我不是一个教徒，我跟教会没有内在联系。但我是一个对宗教很虔诚的人。我相信，我对上帝的信仰比绝大多数人都要更强烈。为了崇高的主，我请求法庭重视我的誓言，重视我依照上帝的明确召唤所作的陈述。

（转身向戈林：）

“请不要打断我。

1942 年初春对我来说..”

主席：“我提请被告注意，他已经讲了20 分钟了。法庭已对被告说过，在这个审判阶段不允许在此长篇大论地演讲。

“我们想听所有的被告讲话，因此，法庭希望被告赫斯能结束他的讲话。”

赫斯：“主席先生！我注意到并计算过了，我是唯一的、迄今为止尚未能有机会以任何方式在此表达自己意见的被告。正因为如此，我这里所要讲的一切，本应该是我作为证人早就讲过的了，要是法庭先前能就有关问题向我提出问题的话。正如同刚才我陈述的那样..”

主席：“我无意赞同被告的辩论。法庭有规定，被告们只能作简短的发言。被告赫斯曾有充分的机会，出庭作证或宣誓提供证同，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现在他又来提异议。但他应同其他的被告一样，只能限制作简短的发言。”

赫斯：“主席先生，我将因此放弃我要继续陈述的，想接着刚才已经讲过的事继续再讲。我请求，仅仅听完我几句结束的话，这是踉刚才讲过的没有关系的一般性讲话。

“我的辩护律师以我的名义在法庭前所进行的论证，让人民和历史将来对我再进行鉴定。只有这个对我才是主要的。

“我的辩护词不是否认起诉者有权对我和我的同胞们起诉，我不抗议蓄意损害我和我的人民的声誉的意见，我把这些谴责看作是一种荣誉。命运让我若干年来一直处于我的人民千年历史上才出现的最伟大的儿子的影响之下，如果有这种可能，我不愿把这段历史从我的生命中抹掉。

“我有幸得知，我完成了对我的人民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民族主义者、作为我的元首的忠实信徒的义务，我绝不后悔。

“假如能从头开始，我像我已经做过的那样做。即使我明明知道，到头来等待我的是一大堆燃烧着的烈火为我执行火刑。对于人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我将置之度外，将来我将站在水恒的审判席前，我将回答它，而我也知道，它将宣判我无罪。”

除最后一段戏剧性的夸张外，这篇结束语是一份独一无二的、逃避现实躲到一座自己设计的梦幻大厅的文件。最后一段的特色几乎跟希特勒1924年在慕尼黑卢膝堡大街的法庭上发表的最后讲话的调子完全相同。

鲁道夫·赫斯明白：他无法否认集中营里的暴行，这是有文件证明，有怔人，有幸存者的。当人们所掌握的事实放在眼前的时候，是没有人能抹杀得了的。因此就不得不找出一种解释，而赫斯凭藉他对数学和逻辑学的天赋理解能力，就推断出：不革是集中营里的人受那种秘密药物的影响，就连那些发布命令的人也受到那种秘密药物的影响！

甚至连希特勒本人也陷入那种卑劣的秘密药物的催眠作用的影响下！

由此联想起在战后流传的一则灭绝人性的政治笑话：1945 年5 月，阿道夫·希特勒从帝国总理府下面的暗堡出来，站在俄国将军的面前报告说：“潜伏的特务希特勒报告：命令完成了！德国已经摧毁！”

对鲁道夫·赫斯来说，他在法庭上讲的结束语不是政治笑话，在他许以“日后给予高的奖赏”而让英国的法西斯头子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先生偷运走的一份手稿中，他列举了“密谋者”的姓名。

许多精神病专家的意见是，形成赫斯在法庭上那篇结束语的中心思想的唯一可能是刺激。这不仅由于他飞行计划的失败，也由于许多暴行的被揭露。这篇结束语是歇斯底里患者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的明证，是赫斯在药物文献里找到的逃遁入口处。

在法庭发表最后讲话的当天，他写信给妻子说：“当然要估计到死刑、坐牢或进疯人院。”

接着，他的虚荣心又一次表现出来了：他担心他在法庭上讲话的最后一段，即对元首的信仰的表白，不会被报纸和广播所采用。他虚荣到了如此程度，甚至以为当局可能会压住他这篇危险的讲话。因此，他在信中附入一份抄本。

伊尔莎·赫斯马上就向她的丈夫证实了此事。电台，至少是英国广播电台没有删去他的最后一段的讲话。她诧异地补充道：“你又何必要按照报纸的报道来说话呢？我们简直无法理解。我们对你抄写的东西已经看得很多了！”

1946 年9 月30 日宣判的日子，整天的时间都在宣读判决的理由，直到二天凌晨才宣读对每个罪犯的判刑。

当念到他的名字时，鲁道夫·赫斯似乎并不理解这事跟他有关。美国记者乔·J·海德克尔报道了现场情况：

“他完全心不在焉。在膝盖上放几张纸，不停地写。戈林弯下腰对着他说，现轮着他了，要他注意，但赫斯光火地打了一个手势，拒绝戈林的提醒，继续写他的秘密札记，毫不关心法庭关于他说了些什么，也一直没有带耳机。当戈林最后悄悄地在他耳边告之判决的结果时，他也只是魂不守舍地点了一下头。”

根据起诉款第一条和第二条，他被宣告无罪。他对法庭的判决没有什么反应。

三个被告：汉斯·弗里奇、亚尔玛。沙赫特和弗朗茨·冯·巴本被宣告无罪。法庭命令担任军事法庭检察的将军立即将他们释放。其他的被告将于午饭后个别地带上法庭听候宣判。

14 点30 分，法庭在审判厅举行第四百零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会。

乔·J·海德克尔描写赫斯接受判决时的情况：“门（的扶手）轻轻地在转动，就像鬼神的手在启动那样。门打开了，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用女性般纤弱的手势把门推开，他站在那里跷动着趾尖，用漆黑的眼窝东张西望，看着天花板。每个人都猜他大概马上就要吹口哨了。‘被告鲁道夫·赫斯！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犯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无期徒刑。’赫斯没有听宣判，直至一个刑警在他的肩上轻轻地敲一下，他才转身蹦蹦跳跳地直到消失在出口处。”

当赫斯被带回他的牢房时，吉尔伯特博士在等待他。他写道：“赫斯神经质地、趾高气扬地说他根本就不留心听，判什么样的刑对他都无所谓。当看守把他的手铐打开时，他问他为何被铐上，而戈林却没有？他笑了并且接着用充满神秘的腔调说，他已经知道为什么了。”

第二天，鲁道夫·赫斯写信回家：“这期间你们已知道判决的结果了吧？当然也有关于我的：‘无期徒刑’。VVVVVV。

“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估计自己是被判处死刑的。假如我认为，判决对我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那我对这样的结局便谈不上满意这个词。既如此也就排除‘满意’或者‘不满意’这些念头。我自己倒是平心静气的，只是想到我使同志们痛苦了，使他们无法忍受我对事件的态度，我当然十分明显地不想听取对我的宣判了。我没有戴耳机，并且从主席用英语讲话以后，就不再注意听了。事实是，我是不久前才偶然得知判决的情况的。判决理由是由一个俄国人宣读的，既然我没有戴耳机，也就不愿白费力地去听那些我听不懂的话了..”

当他听说，德尔博士为他递交了一份呈请恩赦的请求时，他给这位律师写了一封十分光火的信：“监狱长通知我，您为我向国际监察委员会呈递了一份请求恩赦书。我认为，这是背着我的并且是违反我的意愿的。我把呈交这样一份恩赦书看作是有关尊严的行为。”

德尔告诉赫斯，此事不仅关系到一般意义的“恩赦”，而且涉及到法律上确定量刑的轻重，最后才算使赫斯息怒了。

1946 年10 月15 日22 点45 分，戈林在他的单牢里吞服氰化钾自杀。

在戈林自杀的两个小时又十五分钟，即10 月16 日凌晨1 点01 分，在监狱的健身房里开始执行其他十名战犯绞刑。3 点09 分，宣布最后一名死亡。

根据判决，鲁道夫·赫斯被搬到牢房的二楼，底下的一层楼只住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了。在10 月16 日深夜到次日凌晨，他躺在他的单牢的地板上，凝视着反光灯，哨兵通过门缝纹丝不动观察着这位从前的副元首，当局不允许狱中再发生自杀事件了。

几天后赫斯写信回家：“这十一个人的死意味着什么，现在能预料的极少。对此我能写的就更少了。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折的中心，我们所遭受到一切，是时代转折的分娩前的阵痛。一切似乎是消极的，但总有一天会诞生出新的和伟大的来..”

为了接持七个被判监禁的人，施潘道监狱被改建和修复了。在准备工作未结束以前，这批犯人仍留在纽伦堡的单牢里。

赫斯写许多信回家，谈到拜罗伊特艺术的庆祝活动，慕尼黑旧城的重建方案、莱茵一美因一多瑙运河的设计方案（赫斯想借助一条穿过施瓦本的侏罗山脉的隧道将这三条河接通）等等。

1947 年7 月18 日，星期五凌晨四点，赫斯和其他六名同牢犯在纽伦堡监狱中被唤醒，用两辆救护车运到纽伦堡机场，然后用飞机送到柏林的加托夫。

11 点钟，副元首抵达柏林一施潘道国际军事战犯监狱。地址是威廉大待24 号。

1984 年：在施潘道的一间同厨房差不多大小的房间里坐着一位90 岁的老翁。他住进这间牢房那年才53 岁；他在英国被俘时只有47 岁，这是“一个最好的年华”。

这位七号单牢里的孤独的囚犯有一回在信中给他的妻子这样写道：

“命运已经把变成一个你想象得更老于世故的人了。就连每年四季变化中最凄凉、易引起人们伤感的现象在我身上都毫不起作用了..牢房如晚秋时节的阴暗，又湿又凉；太阳很晚才露脸，午后就又消失了；大自然失去了生机垂死了；光秃秃的树木、枯黄的叶子随风飘零..简而言之，所有这些往往能使一个人把周围世界伤感地比喻为自己坐在一根要掉落的树枝上的叶子，就连这些最悲伤的自然现象也不能引起我心里丝毫的反应了..”

有时他一个星期不说一句话。不跟哨兵们说话，不限监狱长们说话，也不跟医生们说话。这时他给周围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对周围不关心的人，是一个心理学家们称作“孤癖”症的人。

但就是这个人，在给妻子和儿子的信中却显示出简直惊人的、广泛的兴趣。

这个几十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过着被强制孤居生活的人所写的一封信件竟陈述了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惊人的理解和见解。

“我相信，最有效的大城市交通问题临时解决方案（即使根本不能做到）是：公共交通即使不能做到免费供应，也应办得尽可能的方便。车辆的座位总数能满足人们任何时候到他们的目的地需要。即人们每小时蜂拥去上班或下班都能有个座位。并通过订公共通车辆优先行驶的法律，使人们能比用自己的小轿车还要快得多地到达自己的目的地..而一个城市制定这样一大批真正方便的、受欢迎的车辆所花的费用，肯定要比亲身建公路和修立交桥、停车场之类的费用要节省得多。”

就儿童缺少游乐场和休息所问题，他发表的意见，这些意见会使一位有开拓精神的家庭部长毫不迟疑地就签名表示赞同。

但从施潘道寄出的信件中也有些唱的是另外的调子。对发展援助的意见有种族主义者的印迹。比方，他是这样谈及非洲人民的：“是由于他们不具备创造能力”，由此得出“以至处于他们难以理解的长期停滞在同样原始的文化阶层”。他非常赞赏吉泽尔·维尔辛写的关于非洲的一本书。赫斯还是在第三帝国时期，维尔辛当记者时认识他的，并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忠于党的政治路线的新闻记者。与此相反，赫斯认为彼得·格鲁贝斯关于东非的报告是一本“令人沮丧的书”，“使我十分震惊”，他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毫无疑问，鲁道夫·赫斯应负掀起希特勒个人崇拜的狂热的主要责任，也应对令人窒息的、无限制的阿谀奉承的空气泛滥负主要责任。他把他那神化了的元首在公开的演讲中称作“人性化了的纯理性”；他在公开的演讲中训诫

人们要狂热地“盲目服从”；他颁布法令，不得批评希特勒，正如他后来在施潘道写的信里说的：“..这个德国人曾经倾向于在一切可能的方面夸张，总是狂热地承认那些跟时代的列车相反的、极端的东西。”——这是引咎、自谦，还是后来的观点？

有一点可以肯定，蹲在柏林施潘道国际军事战犯监狱七号单牢里的人是个疯子。鲁道夫·赫斯的所有信件可以证明这点。他思考各种问题，并试图用清晰的（有时是过于繁琐和迂腐，但有时还是优美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

罗杰·曼维尔和海因里希·弗伦克尔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同一个时期里，每隔30 天寄出的几封信清楚地反证了那种认为这个写信的人是患着精神病分裂症或者任何其他精神病的假定。”

早在1948 年，美国精神病专家莫里斯·M·沃尔什就到施潘道为赫斯作了检查。当时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囚犯“在现阶段没有患任何形式的精神错乱”。在那次检查时，他的记忆力跟三年半以后的检查一样正常。

同样，似乎可以确定：鲁道夫·赫斯的内心同他的过去、跟纳粹主义、跟阿道夫·希特勒的关系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在德国和另一些国家，有许多人至今仍怀念纳粹，并公开地或秘密地赞赏希特勒。西方国家可以看到，并没有因此无故把这些人投入监狱或者强制这些人作精神状况的检查。没有人来烦扰他们，他们是受法律保护的，当局对他们很宽容。

但这位白发苍苍的副元首只住在一个大监狱的小牢房里，这已成为很久的历史怪事了。施潘道经历了冷战、封锁柏林、赫鲁晓夫对柏林的最后通谍等危机，它在过去的同盟国之间的种种危机中存在留下来了。在施潘道监狱里，美国人、苏联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月复一月地干着同样的事，仿佛他们自从共同战胜希特勒的帝国以来，本身就毫无改变似的。施潘道监狱仅是一个时间的外壳，在它里面时钟停留在1947 年上。

1969 年底，鲁道夫·赫斯在柏林英国陆军医院住了几个小时，施潘道监狱上演了一出幽灵似的、使人联想起荒诞剧的戏：苏联人坚持要按照这个囚徒仍在戒严号单牢里那样。机关枪手们在探照灯的照明下，子弹上膛瞄准那已经没有犯人逾越的院墙；看守们按规定时间检查已不在其中的犯人的牢房；每餐的饭菜仍按规定时间送往牢房，然后又端回厨房去。作为从前（盟国的）一致性的最后痕迹，施潘道这种象征性的意义，在这儿显示出它在逻辑上的荒唐的结果。

而那个1946 年在纽伦堡作出的判决的法庭如今又怎样呢？更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物：形式上和法律上，那个于1945 年10 月18 日组建的国际军事法庭仍然存在。四个参加国中，没有任何一国宣告过脱离。理论上说军事法庭似乎明天就可以聚集在一起。

这个法庭当时是经过十分强烈的产前阵痛才组织建立起来的。并且早在战争结束时就曾出现过四个盟国之间的严峻冲突，斯大林曾建议过总共要枪毙50000 名纳粹骨干，他是在1943 年11 月的德黑兰会议结束时的祝酒词中提出这个建议的。丘吉尔用雷霆般的声音和愤怒得涨红脸反驳说：“当我和我的人民的荣誉被这些下流东西玷污的时候，最好让人亲自把这些家伙带到这儿的花园里就枪毙他们。”英国人和法国人倾向于用所谓“拿破仑式解决办法”，他们想把纳粹领导人流放到像圣赫勒拿这样的岛上去，美国人想举行正式审判，他们达到目的了。

国际知名的国际法教授雅赖斯隐瞒了自己的怀疑，也隐瞒了自己的希望，他说：“这一法规的章程抢在一个世界大同的国家的法律前头了，这章程属于各国人民对未来的期望和向往。”

从这些要求和期望中得到什么呢？

1947 年11 月21 日，联合国大会派一个国际法委员会在纽伦堡法庭的判决和章程的基础上起草一项惩治“破坏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的法典，在这个草案的第一章里这样写道：“破坏人类和平与安全就是破坏国际法。对此行为负有责任的个人和集体都将受到惩罚。”

这个委员会延续了十年终于结束工作。在最后的宣言中这样写道：“当今的时代以其无数尖锐的危机很难订出控制这问题的合适的规章。”说得刚好相反：委员会可以说无法反对伤风败俗的罪行的法律，因为潜在的和公开的罪犯实在太多了！委员会作出的结论绝不是玩世不恭的冷嘲热讽，而是得不到各国的支持。

副元首鲁道夫·赫斯是经过一个正规的法律程序的审判，认为他犯有参与密谋准备一场侵略和破坏和平罪。他是纳粹高级领导人之一，是希特勒最亲信的人。根据他自己的“为了驯服而驯服”的理论，无法想象他不支持，或者对元首的破坏国际条约和推行侵略战争保持沉默。而根据起诉书的犯有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项，鲁道夫·赫斯被宣判为无罪。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差不多40 年对在施潘道的鲁道夫·赫斯仍继续执行这样的判决，而当时作为判决依据的法律却至今仍未在联合国大会得到通过。而且，这些法律准则在全球的许多战场上被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家政府所蔑视。

一切为了争取释放鲁道夫·赫斯的尝试都因苏联的固执的、毫不宽容的反对而失败了。而提前释放跟赫斯一样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雷德尔和冯克时，苏联却没有提反对意见。但释放赫斯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成了“不是讨论的题目”。

当纽伦堡对赫斯的判决由法官的多数作出决定的时候，法官尼基钦科曾要求把他的不一致的意见记录下来。其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因此，不容怀疑，赫斯和其他主要战犯一起犯了违反人道的罪行，考虑到赫斯曾是希特勒帝国位居第三的重要政治领袖，并考虑到他在纳粹政权所犯的各种罪行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对他唯一正确的量刑标准是死刑。”赫斯幸免于绞刑，按苏联人的意见，他至少得在监狱中过他的余生。

苏联人对待当时的副元首（当希特勒袭击苏联时，他已经不在德国了）的态度如此僵硬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苏联人对赫斯飞英的看法，同其他国家对这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不是把赫斯看成自称的和平人道的传教士，而是当作一个希特勒蓄意放出去从苏联背后进行侵略，也许还是企图争取英国共同作战的同盟者。

赫斯在英国居留多久，斯大林的怀疑就有多长。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对丘吉尔都是怀疑态度，也许英国人实际上在同赫斯谈判吧？他这样想，也许英德双方在扮演一出双簧戏？

当赫斯从前的副官卡尔海因茨·平奇1944 年在东线被捕，而且苏联人已查出他过去的职务时，他被接连审查了几星期之久。关于他的上司去英国的使命他知道些什么？去英国究竟为的什么？平奇连那些各地都已经知道的事情都不知道，苏联人根本就不相信。他们对他严刑拷打，每天斩断他一根手

指。接连斩了十天。

鲁道夫·赫斯没有苏联的赞成票能释放吗？理论上说是可以的。如果其他三国中有一个从共同管理委员会撤回，那么监狱本身就会按原来的章程解散。在这种情况下，囚犯就会解递回他原来管辖的国家。即押回英国，在那儿，他有可能被释放。

如果同意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释放施潘道这位最后的囚犯，西方三国政府显然又害怕因为阿道夫·希特勒从前的副元首而招致跟苏联之间处于严峻的危机状态。他们也不愿意因为赫斯之故去破坏一项国际协定。英国政府通过外交部国务大臣查尔方特勋明确地表示过：“没有苏联人同意，通过单方面的行动释放赫斯，将要承担破坏一项国际协定的责任，英王陛下的政府考虑扯进这种行动里去。”

从1967 年起，组成一个“援救赫斯行动委员会”。发起的第一个行动是，征集了800 名德国的著名人物的签名，呼吁释放最后一名施潘道囚犯，特别是他自1966 年10 月以来就必须通过单独关押，忍受纽伦堡的判决中未确定的加重判刑。这种加重判刑是监管当局连对任何判处无期徒刑的大屠杀的杀人凶手也没有如此苛求的。参加签名者中有：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他是纽伦堡审判时英国方面的首席起诉人；科学家哈恩教授和海森贝格教授、尼默勒牧师、让·阿努伊、塞夫顿·德尔默、州主教利尔耶博士、奥托·冯·哈布斯堡、历史学家戈林·曼和利物浦的罗素爵士（没有人可以责备他对德国的态度）等等。这里仅举出一小部分。

美国科学家朱利叶斯·爱泼斯坦（一个犹太人）在美国和加拿大发起一次运动，在无数报刊上的文章里和在跟苏联总理柯西金的通信中，他指出：继续延长对鲁道夫·赫斯的监禁是违反人权的。

在英国，除其他报刊外，《每日邮报》和《卫报》特别为释放这名施潘道最后的囚犯说话。早在1965 年，著名记者和评论员伯纳德·莱文（也是犹太人）就在《每日邮报》上呼吁释放鲁道夫·赫斯。

为结束监禁，聘请的辩护人之一是伦敦的著名律师和保守党议员艾雷·尼夫。这位艾雷·尼夫在纽伦堡审判时曾以法庭官员身份向赫斯递交起诉书。尼夫在苏联人坚持拒绝释放赫斯的情况下，为谋求下面的妥协而辩护：赫斯可以在西方三国负责监管施潘道的三个月，交保与其家人同住，而在“苏联执勤的”月份里，他的家属再把他交回施潘道监狱。假如苏联人不准许赫斯在联邦德国内飞行，可以让他的家属在柏林为他安排专门的住宅。根据这个设想，又产生了其他的一些建议，如果赫斯长期软禁在阿尔戈地区的兴德朗市，住在他妻子的住宅里，人可以散步，但不允许离开当地。这个建议的障碍在于：有关这个病人的病状和治疗问题，都必须取得四个监督国的一致意见。而且，就连这样建议苏联人的答复是“不行！”。

这些重要人物（其中包括许多是公开反纳粹的；也有些是在第三帝国统治下在德国和欧洲亲身受过纳粹严重迫害的人，他们都允许让这位希特勒的副元首在自由的环境中度过他的余生）参加签名的事实曾导致许多同情纳粹的人极端罕见的误解：他们说这些重要人物之所以愿意签名是因为他们认为鲁道夫·赫斯是一个不能正确辨认问题的好人和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替罪羊。他是由于专横霸道的、报复性的判决才被关押起来的。

产生这些误解的原因在于无法形容的妄自尊大和心胸狭隘的自认为公道。这些特点在许多当年的纳粹领导人的谈话中还经常暴露到今人吃惊的程

度。约阿希姆·费斯特把这种态度视为：“这是面对自己的麻烦事感到痛苦，与几百万受纳粹迫害的无辜的牺牲者相比，在道义上完全遭到反对情况的人的共同特征。”这些隐藏的纳粹分子公然把纯粹的人道和公正的动机跟对“副元首”的友好同情和赞赏混同起来。

尽管应该尊重伊尔莎·赫斯夫人的感情，但从下面这段她的谈话中，千百万德国人肯定能发现她那沮丧的情绪里也包含着高做自满：“我们时代的许多男人有权要求得到承认，..我的丈夫坚定不移的态度——纽伦堡审判直到他谢世为止——将在德意志人民心灵中永存。总有一天会有人为他辩白的。”

鲁道夫·赫斯的所作所为，并不等于他崇拜的偶像的所作所为——杀人、灭绝种族。他的所作所为有些像不自觉的同谋，他是出于盲目的理想主义和盲目的顺从而奉献了自己。为此，这位副元首在施潘道监狱赎了几十年的罪，他是代表他的人民的大多数去受罚的。他们跟他一样盲目和顺从。

第二节“出色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

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他于1932年加入纳粹党。1933 年前后，他成为希特勒的外交顾问，同年他又成为纳粹党的外交代表。1934 年他被任命为出席裁军会议的代表，并在1935 年被任命为无任所大使，他以这一身分于1935 年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1936 年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6 年8 月11 日他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1938 年2月4 日，他在总的人事变动中，即在解除弗里奇和布洛姆贝格职务的事件中，接替牛赖特出任德国外交部长。

里宾特洛甫没有出席1937 年11 月5 日举行的霍斯巴赫会议，但是，他在1938 年1 月2 日——还在他担任驻英大使期间——上书希特勒，发表他的意见，他认为，只能以武力才能实现按德国的观念去改变现状。如果这样一种变动会引起欧洲战争，为了防止英国和法国在战争时进行干预而可能进行决战，他还提出了措施。当里宾特洛甫就任外交部长时，希特勒告诉他，德国还有四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奥地利、苏台德地区、梅梅尔和但泽四个问题；他还提到了通过“某种决定性的摊牌”或“诉诸武力”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1938 年2 月12 日，里宾特洛甫参加了希特勒与舒施尼格举行的会谈。会谈期间，希特勒用入侵的威胁迫使舒施尼格做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奥地利的纳粹势力的让步，同时还任命赛斯一英夸特为保安兼内务部长，包括对警察的控制。当原定占领奥地利的计划被付诸实施时，里宾特洛甫正在伦敦；他根据从戈林处所得的情况通知英国政府，德国没有向奥地利递交最后通牒，声称对奥地利所作的干涉只是为了防止一场内战。1938 年3 月13 日，里宾特洛甫签署了关于奥地利并入德国的法令。

里宾特洛甫参与了制订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从1938 年3 月起，他同苏台德德意志党保持密切接触，并且向该党颁发指示；其结果是，苏台德德意志人的问题发展成为生命攸关的问题，即成为德国策划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借口。1938 年8 月间，他参加了一次会谈，会谈的目的为，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一场战争的情况下，要求匈牙利给予支持。慕尼黑协定签定以后，他为进一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的目的而使用外交压力。他插手对

斯洛伐克人施加影响，以使他们宣告独立。他出席了3 月14 日和15 日两天的会谈，希特勒在会谈中用入侵相威胁，迫使哈查总统同意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以后，里宾特洛甫签署了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建立保护关系的法令。

里宾特洛甫在导致进攻波兰的外交事件中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他参加了1939 年8 月12 日的会谈，这次会谈的目的在于，一旦由于进攻波兰而爆发欧洲大战，要争取意大利的支持。在1939 年8 月25 日至8 月30 日的几天里，里宾特洛甫与英国大使就德国对但泽和波兰走廓的有关要求进行会谈。当时他知道，德国之所以暂时推迟进攻波兰的计划，只是为了试图动摇英国人对波兰的保证。他所进行会谈的方式使人们清楚地看出，他并不是诚心诚意试图去解决波兰和德国之间所面临的困难。

里宾特洛甫事先就得到了关于进攻挪威和丹麦以及袭击荷兰和比利时的通知，并准备好了企图为进攻的行动进行辩解的外交部的官方照会。

里宾特洛甫出席了1941 年1 月20 日的会议，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进攻希腊的方案；他还参加了1941 年1 月间举行的会议，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谈德军假道罗马尼亚进攻希腊征得安东内斯库的同意。当南斯拉夫在1941 年3 月25 日加入轴心国时，里宾特洛甫曾保证新生南斯拉夫的主权和领土的不可侵犯性。1941 年3 月27 日，他出席了南斯拉夫政变以后举行的会议，拟定了希特勒宣布的意欲消灭南斯拉夫的计划。

1941 年5 月，里宾特洛甫参加了希特勒与安东内斯库就罗马尼亚参加进攻苏联的会谈。此外，他和罗森堡还商讨过关于对苏联领土政治利用的初步计划，并在1941 年7 月，即在战争爆发以后，他曾迫切劝说日本进攻苏联。

里宾特洛甫参加了1944 年6 月6 日的一次会议，该会议一致通过了制订一个对低空扫射的盟军飞行员施加私刑的计划。1944 年12 月，里宾特洛甫得知要把一位被俘的法国将军杀害的计划，他便指示其下属，虚构隐瞒其中的细节，以防止中立国发现这个计划。由于里宾特洛甫的活动与被占领国和轴心仆从国有关联，他也负有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罪责。在丹麦和法国的德国最高级官员都是外交部的代表，因此，里宾特洛甫要对在占领这些国家时期普遍实施的经济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做法负责。他曾极力劝说意大利人在南斯拉夫和希腊采取残酷的占领政策。

他在希特勒“最后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他在1942 年9月命令驻各轴心仆从国的外交全权代表加速把犹太人放逐到东方去。1942 年6 月德国驻维希大使要求赖伐尔移交五万名犹太人放逐去东方。1943 年2 月25 日，里宾特洛甫在墨索里尼面前埋怨意大利人迟迟不放逐意占区的法国犹太人。1943 年4 月17 日，他参与了希特勒和霍尔蒂关于放逐匈牙利犹太人的会谈；他向霍尔蒂说：“犹太人要么必须加以消灭，要么就该关进集中营。”在这次会谈过程中，希特勒把犹太人比作“肺痨病菌”，而且还说，如果他们不劳动，那么就应该把他们枪毙。

里宾特洛甫在对他的起诉进行辩护时说，希特勒亲自做出了所有重要的决定，而他却是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和忠实的追随者，他从来没有怀疑希特勒一再提出的保障和平的主张，也从来没有怀疑希特勒所解释的导致进攻行动的原因的真实性。法庭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里宾特洛甫参与了从占领奥地利以至入侵苏联的所有进攻行动。虽然他个人与这些行动的关系更多是在外交方面，而不是在军事方面，但是，他的外交活动是与战争紧

密相联的，因此他不可能不了解希特勒行动的进攻性质。在对通过非法侵略而取得的德国控制区的管理方面，里宾特洛甫支持犯罪计划的执行，尤其是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此外，大量证据足以证明，里宾特洛甫完全赞同民族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原则，而且还证明，他在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方面，明显与希特勒与其他被告进行了无保留的合作。里宾特洛甫之所以心甘情愿为希特勒效劳到底，是因为希特勒的计划和政策与他本人的观点相一致。

结论：法庭根据起诉书全部四条起诉理由判决里宾特洛甫有罪，并被判处绞刑。

第三节职业外交家——牛赖特

冯·牛赖特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他是职业外交家。1930年至1932 年曾为德国驻英国大使。1932 年6 月2 日，巴本内阁曾任命他为外交部长，在施莱歇尔和希特勒的内阁中他仍留任此职。1938 年2 月4 日，他辞去外交部长职务，担任德国不管部部长、秘密内阁会议主席和德国防委员会委员。1939 年3 月18 日，他被任命为德国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在1941 年9 月27 日以前一直担任此职。他曾获党卫队副总指挥的虚衔。

牛赖特担任外交部长时曾于1933年10月14日就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一事向希特勒提出过建议，也曾于1935 年3 月16 日通过有关义务兵役制的法律以及于1935 年5 月21 日通过德国秘密国防法对推行重整军备提出过建议。1936 年3 月7 日希特勒作出重新占领莱茵兰的决定时，牛赖特也曾发表过关键性意见。他还预言说，这一行动不会遭到任何来自法国方面的报复措施。1936 年5 月18 日，他对美国驻法大使说：“在解决莱茵兰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外交行动，这是德国政府的政策。只要莱茵兰的防御工事一旦修筑完毕，中欧的国家就会明白，法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进犯德国了，那么所有这些国家在外交上将会彻底转变态度，“就不会出现新的形势”。1936年6 月18 日为缔结海军协定而进行的谈判中，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7 年11 月5 日，冯·牛赖特参加了霍斯巴赫会议。他供称，希特勒的发言使他大为震惊，乃至心脏病发作。不久后他即请求辞职。1938 年2 月4 日，在冯·弗里奇和冯·布洛姆贝格被免了的同时，他的辞职获准。尽管冯·牛赖特了解希特勒的侵略计划，但他还是与纳粹党保持正式关系并担任德国不管部部长、秘密内阁会议主席和德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占领奥地利期间，他又主管外交部。他曾向英国大使保证说，这一事件并不是由于德国的最后通牒引起的。他并通知捷克斯洛伐克公使，德国打算继续维护与捷克斯洛代克签定的仲裁条约。冯·牛赖特曾参加签订慕尼黑协定之前的最后阶段的谈判。但他却申辩说，他参加这些谈判，主要是为了尽最大努力使希特勒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罪恶活动：1939 年3 月18 日，冯·牛赖特被任命为德国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靠武装部队军事占领的。哈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允诺不能表明这次占领是合法的。

希特勒在1939 年3 月16 日关于建立保护国的法律宣告：这一新的地区

“以后将成为德国的领土”，从而可以得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不复存在了。但是这项法令是以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拥有主权为前提的，条件只是在保护关系中体现德国利益。即使通过侵略行动而得到的领土就可以加以支配的理论被认为是可行的，法庭也不认为，为了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就可以把希特勒的上述声明当成是归并。因此必须承认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占领就是战争法规中所说的军事占领。虽然捷克斯洛伐克并不是1907 年海牙公约的缔约国，但是包含在该公约中的陆战法规相当于现存国际法，因而也是适用的。

冯·牛赖特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担任保护长官时采用的管理制度，与德国当时的制度相似。新闻自由、政党和工会均被取缔。所有反对党组织都被宣布为非法。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被纳入建设德国军事生产的轨道，并被用于德国的扩充军备。还推行了纳粹分子敌视犹太人的政策和法律。担任政府和经济生活领导职务的犹太人均被清洗。

1939 年8 月牛赖特发表了一项声明，对破坏活动提出警告并宣称：“对一切破坏活动不仅要向个别肇事者追究责任，而且要株连全体捷克人。”

1939 年9 月1 日，当战争爆发之际，八千名捷克斯洛伐克的知名人士被保安警察逮捕而受到“保护性”拘留。他们当中许多人由于遭受折磨而死在集中营里。

1939 年10 月和11 月，捷克斯洛伐克大学生多次举行游行示威。结果希特勒下令查封所有的大学。一千二百名学生被监禁，九名游行的领导人被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枪杀。牛赖特供称，他对这次行动事先并不知悉，但是该行动是通过一份由他签字的布告公布的，布告曾在整个保护国的布告栏上广为张贴。然而，按他的说法，这是未经他允许而发生的。

1940 年8 月31 日，牛赖特向拉默斯递交了一份由他起草的备忘录，其中谈到了保护国的前景；同时还递交了一份由弗兰克起草而经他同意的备忘录，内容同上。两份备忘录均谈到日尔曼化的问题，还建议，多数捷克人在种族方面应被吸收纳入德意志民族。两份备忘录都主张清除可能反对日尔曼化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和其他集团。牛赖特的备忘录建议采取驱逐方式，而弗兰克的备忘录则建议采取驱逐或其他“特别处置”。

冯·牛赖特声辩说，实际上采取镇压措施的是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这些机关都处于他的国务院秘书卡尔·赫尔曼·弗兰克的控制之下。而弗兰克是经希姆莱推荐而被任命的，而且作为党卫队和警察高级领袖直接接受希姆莱的领导。冯·牛赖特还声辩说，反犹太人的措施和经济压榨的措施乃是德国所确定的政策在保护国付诸实施造成的后果。但无论如何，身为保护长官的牛赖特是当时该地区的最高官员，而在这一时期，该地区的管理在德国向东方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很清楚，正是在他的统治之下犯下了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为减轻对牛赖特的判刑，应考虑如下情况：他曾向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主张释放1939年9月1日被捕的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和稍后在秋季被捕的大学生。1941 年9 月23 日，他被希特勒召见，并被告知，他的所作所为过于严厉，故派海德里希前往保护国以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团体。冯·牛赖特试图劝说希特勒改变派遣海德里希的主张，而当未有成效时，他便提请辞职。辞呈未被获准，他就在1941 年9 月27 日离职休假，从此之后拒绝再担任保护长官之职。1943 年8 月他的辞呈正式获准。

法庭根据全部四条起诉理由判决冯·牛赖特有罪，但仅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第四节一个左右希特勒的神秘人物

1945 年10 月18 日，英国皇家军队的理查德·威廉·赫尔斯通·霍廷少校接到命令，要他通知马了·鲍曼：从11 月20 日起将在“德国纽伦堡”法院大楼审理他的案件。他被指控犯有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如果他出席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他可以亲自或者通过律师为自己辩护；如果他拒不出庭，那么对他的审判仍将照常进行。

法庭规定了霍廷少校通知鲍曼的程序。通知在诉讼开始前必须每周在德国广播电台广播一次，并在鲍曼的家乡出版的一家报纸上公布。

霍廷很快就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即使撇开被告迄今为止下落不明这一点不说，究竟该把哪个城市看作是他的家乡呢？是柏林吗？

他在柏林有过一个官邸，有人在那里最后见过他，他也是在那里失踪的。但是，他在千秋帝国存在的十二年住在首都的时间肯定很短。有人给少校送来一份报告，内称，这个失踪者在勃兰登堡有一笔巨大的财产，因此他很有可能在那里定居下来。然而关于这件事，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或者，是否应该把寻找的目标集中到四十五年前鲍曼的出生地哈尔柏斯塔特？

霍廷少校有充分理由把“运动的中心”慕尼黑或贝希特斯加登乡考虑在内，希特勒的山庄和整个上萨尔茨山地区都属这个乡管辖。即使全国领袖鲍曼曾在不同地方任职，但上述两个地方始终是他人丁兴旺的家庭和住址，况且他在这两处都有职务。

所有这一切在一大堆关于寻找鲍曼下落的文件里都未提到。这表明，纳粹头子的第一套班子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不大为人所知。他总是躲在他的元首背后不让同时代的人知道自己。原来只有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人才了解他。

于是，霍廷少校命令在四个占领区的所有德国电台和报纸分别广播和登载了四次《致被告鲍曼的通知》。此外，他还印了二十万张布告。这些布告虽然没有详细说明马丁的特征，但是附有一张像片，以通缉令的形式张贴在德国所有行政机关和同盟国的官方办事处。合适的像片连一张都很难找到了。少校十分怀疑一张庸夫俗子的普普通通的照片能够提供准确的线索。

大多数德国人为他们的失败而震惊，对把他们引入战争的“祸首”恨之入骨，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一个重要的纳粹头目交出来，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虽然在战前的选举中，他们几乎全部投了希特勒的票，或者是曾经穿过

带字臂章的褐色、黑色、灰色或蓝色的制服，但是他们现在尝到了由于过

去的错误而带来的苦果了。他们再也不同情那些曾坐在权务的安乐椅上专横跋扈、现在将要坐到纽伦堡法庭的两条硬板凳上为自己申辩的人了。

由于阿道夫·希特勒、约瑟夫·戈培尔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等人已经自杀，从而逃脱了法庭的审判；需要“清算”的只有纳粹的第二套班子。在二十四个被告中至少有十三人担任过部长，有几个人只是因为在盟国看来名声不好才被列入这个名单的。例如：古斯达夫·克虏怕·冯·波伦一哈尔巴赫，他是个传统的军火大王，这老家伙因精神崩溃已不能出庭受审；还有汉斯·弗里茨彻，他是宣传部的司长，此人每周发表一篇广播评论，曾预言最终将必

胜，因此激怒了盟国。

然而，德国人通过这二十四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到希特勒暴政的缩影。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代表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恩斯特·卡尔滕布龙讪代表了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局的恐怖暴行；罗伯特·莱是民族社会主义信口雌黄的传声筒；汉斯·弗兰克（在党内也称“弗兰克二世”）代表了对被奴役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威廉·弗立克代表了死板僵化的官僚主义；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代表了对和平国家的入侵；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代表了对基督徒的迫害；而军人们则代表了战争工具。但是，大多数德国人在暗自问，这个马丁·鲍曼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国际军事法庭第一号通告，公布了这二十四个被告的名字，没有加上他们的头衔和官职。这有什么必要呢？在德国，人人都知道他们。但是，就鲍曼来说，即向人们宣布他曾是纳粹党全国领袖、国会议员、政府部长、人民冲锋队首脑、党卫队副总指挥，也仅有极少数德国人还能记得起，什么时候曾听见过这个名字。只有这个没落帝国的高级领导班子里的人才熟悉他。但是这类人现在几乎全部被关到围绕着铁丝网的集中营里去了（估计有十万人）。现在谁蹲在里面，谁就要受到审讯，追查该人同纳粹党的关系。在纽伦堡预审法官和公诉当局的备忘录里，有关马了·鲍曼的材料实在少得可怜。只有少数几个人依稀记得见过他。

然而，他的罪责却是铁证如山。德国人喜欢把每件事都记录在文件里，然后保存起来，并加上防弹防火设备。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为起诉书提供了足够的材料。在法庭的档案卷宗里有二十七页用打字机打印的材料，它们几乎只是证明文件的索引。这些材料将要证明：鲍曼助长了纳粹阴谋家的势力，参与了备战活动，犯下了反人道罪行。但是，关于被告的经历，起诉书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软弱无力的事实，它们在每家较大的报纸的档案室里都可以找到。起诉书认定，他可能还活着，因此对他应该进行审判。

事实上证明鲍曼此时已经死亡的证据还很不足。他的女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作证说，1945 年5 月1 日深夜，鲍曼在企图从被围困的柏林总理府突围之前曾绝望地对她说过，他恐怕难免一死。

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的供词稍微详细一些。他曾在魏登达姆桥旁的腓特烈大街高架铁路车站附近，看到鲍曼被一辆德国坦克的爆炸甩到路边，估计丧了命。他的尸体肯普卡再没有见过。

起草起诉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编写被告罪行录。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是个美国人，名叫罗伯特·M·W·肯普纳尔。一些者纳粹分子肯定认识他。1933 前他是普鲁士的内政部高级政府顾问和警察部门的法官，当时他还是那个企图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的政党的激烈反对者。他顽强地试图利用内政部警察的权力阻止纳粹党取得政权。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他遭到了嫉恨。

半年后，当希特勒进入总理府和戈林掌握了普鲁士警察大权时，肯普纳尔知道，在德国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此后不久，他就流亡到国外去了，在那些日子里有成千上万的人逃往异国他乡。

现在，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和重要的公诉人回来了。和他担任同样职务的人当中，除了懂得盎格鲁一撒克逊的法律诉讼程序及其狡诈之处者外，肯定再没有一个人还认识纳粹分子。当戈林和肯普纳尔再次相遇时，戈林冷冷地问他：“博士，我能期望从您那里得到什么教诲呢？”肯普纳尔回答说：“德国元帅先生，说句公道话，由于您当时免去了我的职务，我才活到了今

天。”

肯普纳尔肯定从未见过被告马丁·鲍曼。当他被迫离开德国的时候，马丁·鲍曼在慕尼黑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影响的干部，他的任务是帮助那些在格斗时受伤的冲锋队员交纳医药费。但是公诉人相信，那个在党徒们的内部倾轧中诡计多端、善于软硬兼施、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即使在崩溃之际也会知道在地下隐蔽起来的。

肯普纳尔认为，希特勒的秘书在最后时刻弄一张新的个人证件并非难事。所以，霍廷少校在极力寻找。但他从那些狂妄自大的人那里除了得到一些模模糊糊的、纯属编造出来的材料外，一无所获。因此，公诉当局也就不那么感兴趣了。

11 月15 日，也就是开庭前几天，霍廷的上级亚历山大·G·布劳恩中校，向公诉当局报告说，寻找马丁·鲍曼的活动宣告失败。

两天后——那是个星期六——法官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公审前的准备工作”。现在必须作出最后决走：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对鲍曼进行公审？英国的主要代理公诉人、杰出的法学家、下议院议员大卫·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向法庭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根据经过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不能断定被告一定死了，他没有认真考虑证人的证词，所以他断言，鲍曼曾躲在一辆德国坦克车里，后来这辆坦克爆炸了，三个证人中有两人作证说鲍曼当场被炸死，只有一人说鲍曼受了伤。

大卫爵士当时大概不了解有关鲍曼的材料堆积如山这一情况，因为上述谣传只是出现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再没有听说了。但这种谣传已使法庭感到满足。这位公诉人还用文件来证明，在寻找缺席被告的活动中法庭已发布过大量命令。之后，法官们暂时休会，经简短的磋商后作出了如下决定，“根据法律章程第十二章，对被告鲍曼进行inabsentia（缺席——编者注）审判”，并且宣布，“将为被告鲍曼指定一个辩护律师”。

接着法庭指定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为辩护律师。此人愿意立即执行委托他的任务——能够在一次举世瞩目的重大诉讼案中出庭，是每个辩护律师求之不得的。然而必须预先看到，从这种案子中是不能得到什么荣誉的。如果不是被告本人，有谁能帮助律师驳回起诉书呢？谁能指出，在那一大堆文件中，从哪里可以找到减轻鲍曼罪责的证据呢？谁能举出为被告辩护的证人的名字呢？

贝戈尔德一直相信，他的诉讼委托人在柏林的战斗中已经一命呜呼。他最希望在开庭审判的头一天就提议，宣布鲍曼已经死亡和审判停止进行（但这是过早的希望）。于是，他在11 月20 日上午十点整，多少担负着一点义务地坐在离被告席只有几米远的其他辩护人中间，同时等待着能够永远离开他的座位的机会。

到开庭这一天，在原来的二十四个被告中已减去了两个人。工业家克虏伯的名字必须从名单上勾掉。罗伯特·莱这个纳粹党全国组织部长和纳粹工会“德国劳动阵线”的头子，在接到起诉书和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后没过几天便在他的牢房里上吊自杀了。他建议：如果让他活下去，他出狱后将肃清德国人的反犹主义。贝戈尔德希望下一个将在名单上消失的名字是鲍曼。在公审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他提议，希望对马丁·鲍曼一案单独进行审理和延期审理，因为这个被告是唯一不能出庭替自己申辩的人。贝戈尔德没有看出，为什么他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大概有十个月——要一头扎进一大堆文件

（到审判结束时共有5330 份）里去，并为一纸根本无法执行的判决而被弄得焦头烂额。但是，法庭拒绝了他的提议。法庭只承认，应该给予他足够的时间来做好辩护准备工作。因此，鲍曼一案将放到最后审理。

这听起来很感慨，但是，差不多还没有过去四个星期，美国上校罗伯特·G·斯托里就对鲍曼开火了。

“虽然被告没有亲自出庭受审，但是，表明他在策划和指挥纳粹的阴谋活动方面负有责任的证据却在这里..鲍曼作为直接隶属于希特勒的纳粹党办公厅主任，是政治领导集团在领导方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权力因素。”此外，他还控制了政府，并通过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和政府部长而起的双重作用在纳粹机构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时，1945 年圣诞节即将来临。因此，当斯托里上校详细而感慨激昂地控诉鲍曼顽固迫害基督教教会的罪行时，就显得特别激动人心。而对贝戈尔德来说，这使他更加难堪，因为正是在所指控的这个问题上他是完全站在失败者的立场上的。从鲍曼亲自批阅的许多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战争期间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消灭基督教。

圣诞节假期过去后，指控的矛头仍然始终对准鲍曼。这时，一位对自己的使命忠心耿耿的年轻少尉、美国代表团助理公诉人托马斯·F·兰伯特在一月中旬投入了战斗。他带着一个世界改造者的满腔热情，怀着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在那些法律大师中间崭露头角。他强调说：“这个躲在希特勒背后的人”秘密地把持着巨大的权力，他犯下了战争罪，他迫害基督教和犹太人，对东欧的平民百姓实行种族灭绝。

“每个人都知道”，兰伯特少尉提高嗓门说道，“希特勒是个坏蛋，但是，如果没有像鲍曼那样的帮凶，他是绝不可能把全部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的。”这个一辈子都在搞阴谋诡计的人“事实上是魔鬼希特勒身边的一个凶恶的天使”。

这也许超过了法庭庭长劳伦斯希望在一个法律学家身上看到的激情。对他来说，事实和客观比华丽的辞藻更为重要。鲍曼在最后几年里窃取的权力越多，他签署的决定、法律、命令也就越多。因此，公诉当局和许多助理人员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找到了大量罪证，而且寻找这些罪证也易如反掌，所以他们甚至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依靠证人。一个只有少量助手的律师怎能与之分庭抗礼？

在贝戈尔德看来，这二十一个被告决不是一股相互支持的力量。现在，即在战争结束和等待宣判之际，他们只在表面上是患难之交；其实他们始终像在希特勒统治下一样，是尔虞我诈的对头。赫尔曼·戈林摆出一副元首继承人的架式。卡尔·德尼茨和埃里希·雷德尔两人互不相容，尽管他们都统率过海军，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们俩人都统率过海军。尤利乌斯·施特菜歇尔受到大多数人的蔑视。军人们互相倾轧，对党棍们满腔怨恨。只有在一个方面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看法几乎和兰伯特的看法不谋而合——鲍曼是希特勒的魔王。这个该受惩罚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除死去的希特勒之外，作为希特勒秘书的他都要首先承担责任。

1946 年3 月中旬，当戈林在自己的案子中作为证人受到美国公诉人罗伯特·H·杰克逊法官的诘问时，他认为第三帝国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鲍曼。但是，“在战争期间，尤其是从1942 年起，鲍曼先生对元首本人有决定性影响。那是一种不祥的影响。”

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和在党卫队中权力仅次于希姆莱的人物恩斯特·卡尔膝布龙纳赌咒发誓地说，他对成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一事一无所知。“千这种勾当的人都死了，他们是：希特勒、希姆莱、鲍曼、海德里希、艾希曼。”

反基督教的《神话》的作者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拒绝为纳粹党的反教会方针承担责任。因为他没有让人把他负责的部门当作“精神警察”来滥用，应负责任的是鲍曼，他受希特勒的委托，“代表纳粹党的教会政策”。同样，罗森贝格在“处理东方问题”（即奴役和歧视当地居民的问题）上也是贯彻了鲍曼的严格要求。被告巴尔杜·冯·希拉赫报告说，鲍曼曾唆使别人反对他，因为作为全国青年领袖和维也纳大区领袖的他，没有给教会制造过任何困难。贝戈尔德问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谁应对组织人民冲锋队、对那些延长战争的、毫无意义的、只会造成继续流血的召募群众的活动负责？凯特尔回答：“鲍曼。鲍曼拒绝任何磋商、任何合作，拒绝关于人民冲锋队反对军事机关的任何消息。”

被告汉斯·弗里茨彻说，甚至戈培尔都“非常害怕马丁·鲍曼”。这个纳粹宣传部长，同时又是党的全国领袖，在内阁中至少同鲍曼是平起平坐的，他在战争期间的最后两年里重新受到希特勒的器重。他对“他的每一次有可能被党内激进分子误解的行动”，都要尽力向鲍曼申辩。鲍曼如果送来一份电传打字文件，那就会使“戈培尔博士的全部机器都迅速开动起来”。

5 月底，审判已进行了半年。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的辩护工作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他虽然希望能够磨掉一些这个或那个罪证的棱角，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因为对于判决来说，罪证已经绰绰有余。

贝戈尔德无可奈何地一再企图证明他的诉讼委托人业已死亡。如果他能把迄今只受盟军谍报机关审讯的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和鲍曼的女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传到法庭作证，并在那里询问他们的话，他也许会获得成功。

庭长劳伦斯大法官准许让那两个应证明鲍曼已经死亡的证人到法庭作证，但立即使他们的证词失去意义：“被告是死是活，这毫无关系。问题在于，他有罪还是无罪。”

“阁下，”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抱怨说，“我的处境极为困难。我已经听到许多证人的证词并且已经竭尽全力，但我找不到任何能够减轻被告罪责的材料。所有的证人都对被告恨之入骨，并极力把罪责推到他身上，以便减轻自己的罪过。”几天前（那是1946 年5 月28 日的审讯记录），鲍曼的一个同事，一个名叫赫尔穆特·冯·胡梅尔的人在上萨尔茨山被捕。“我将到他那里去，也许能得到新消息。”

这个冯·胡梅尔确实是鲍曼的心腹之一。他是负责上萨尔茨山地区、梅克伦堡的几处庄园及希特勒私人会计处的总务主任，此外，他在上萨尔茨山地区领导纳粹党办公厅的一个分支机构，因为鲍曼希望一旦要和希特勒在那里作数月之久的逗留时，能随时拿到最重要的文件。但是冯·胡梅尔显然不能或者说也不想公开抨击他从前的上司，因为他没有作为证人在纽伦堡出现。

他的这种办法行不通。这个消息大概也传到某些被告的耳朵里去了，因为六月中旬，对鲍曼怀有刻骨仇恨的戈林在审讯开始前假惺惺地向贝戈尔德打听，是否终于找到了能为鲍曼减轻罪行而出庭作证的证人。这位前德国元

帅认为：“他毕竟有过许多女秘书。”但是，律师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人想替他说句好话。”戈林得意洋洋地对其他被告说：“如果希特勒早一点死，我作为他的继承人根本用不着考虑鲍曼的问题。在我能够下令处死他之前，他手下的那伙人就会把他干掉的。”贝戈尔德在寻人方面并不走运。1946年6 月底，他不得不再次向法庭说明，他现在仍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他想当着法官们的面询问希特勒的女秘书格尔达·克里斯蒂安。但她在不久前从美国上乌塞尔妇女拘留营里出来后被送回老家度假，从此就隐姓埋名了。辩护人想让她来证明，他的委托人绝不是自己决定干坏事的，而是一个身不由己、被希特勒左右的人。贝戈尔德也希望从纳粹党办公厅其他领导人那里得到同样的证词。虽然局长赫尔穆特·弗里德里希斯和海因里希·瓦肯霍斯特不知去向，但在1946 年6 月29 日审讯开始前不久，美国人仍通知他，他们已把国务秘书格尔哈德·克洛普费尔局长从一个拘留营押送到纽伦堡监狱了。

因此，贝戈尔德本来是可以立即让人传唤克洛普费尔到庭的，但是他却不敢这样做。经过多次失望之后，他现在也不想再公开经受一次沉重的意外打击了。他要求延期审理鲍曼的案子，直到他和克洛普费尔谈完话为止，法庭在此期间可以审理被告弗里茨彻一案。

这时，遇事一向沉着冷静，对贝戈尔德甚至怀有好感的大法官却失去了耐心。

“您为这个案子已准备好几个月了，”他用威严的口吻大声说道，“法庭的意见是，您应该进行辩护。如果不能用克洛普费尔的证词，那就用别的材料。”贝戈尔德无可奈何，只有再三恳求：

“阁下，我掌握的材料少得可怜。我甚至不知道，在我审问这个人之前，这些材料是否能站得住脚。”

就这样，他终于争取到了延期审理的机会——不过只有几小时。鲍曼过去的部下克洛普费尔认为，他的上级并不像辩护人所希望的那样，是无影响和无权无势的人。在同一天，贝格尔德也把这个证人的名字勾销了。

他只好另寻出路。现在他试图根据文件“提出一个小小的证据，证明被告并没有起过像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强加给他的那种重大作用”。但他对此也感到理由不够充分。于是他在递交自己的报告后深表遗憾地说：“作为律师我很不情愿毫无根据地做什么事情。因此，我只能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演讲。这不是敷衍塞责，而是因为，在没有被告协助的情况下要从文件中找到积极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7 月3 日他终于被允许传唤他的最重要的和最后一个证人埃里希·肯普卡。此人出身于鲁尔区一个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一直受到崇拜元首的思想的熏陶。多年来他都是他的偶像的“私人司机”。在第三帝国末期他管理总理府地下车库的全部车辆，他还承担了一项为焚烧希特勒和刚刚成为他的妻子的新娘埃娃夫人的尸体提供汽油的任务。肯普卡是鲍曼的部下。他在法庭上称鲍曼为“我的间接上司。”

肯普卡和他的直接上司有专线联系。这在贴身司机和他们的主人之间是常有的事。由于这个原因鲍曼便算计起肯普卡来，这象算计所有未经他的允许而直接去见希特勒的人那样。另一方面，肯普卡也像鲍曼的所有下级一样，对这位全国领袖向他们发号施令时的粗暴态度感到愤慨。

肯普卡在回答贝戈尔德提出的问题时谈到，1945 年5 月1 日至2 日夜间，

他从总理府突围出来时在魏登达姆桥边如何遇见鲍曼，以及他们的另外一些从希特勒地下避弹室逃出来的人如何企图在德国坦克的保护下突破封锁线等细节。鲍曼当时走在第一辆坦克的旁边。

“坦克恰好在鲍曼经过的地方爆炸了。”贝戈尔德问：“您此时看到马丁·鲍曼在熊熊烈火中倒下去了吗？”当时，肯普卡已被喷射的火焰刺得睁不开眼并被爆炸声震昏了片刻，他回忆起“那是一次巨大的震动，天塌地陷。可以说一切都飞上了天一样”，并“肯定地认为鲍曼已由于强烈的爆炸而丧了命”。

这些证词并没有使法官们感到满意。他们寻根究底，想知道那次战斗的细节。他们问肯普卡，他是否同鲍曼谈到过最好走哪条路才能逃出柏林以及他本人是在什么地方被俘的。“在贝希特斯加登。”——他回答说。什么时候？“1945 年夏。”这次审问的结果也没有达到贝戈尔德预期的目的。肯普卡作证说，如果身穿党卫队副总指挥制服即将军制服的鲍曼死在魏登达姆桥边，那么这具尸体在次日早晨一定会引起苏联人的注意，如果他只是受了伤，那么苏联人会把他抓起来。但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肯普卡也没有亲眼看见鲍曼死去。而另一方面，肯普卡成功地偷偷穿过了苏联的包围圈，甚至还逃到了巴伐利亚南部，并在那里藏了一段时间。既然希特勒的司机能这样做，为什么他的秘书就做不到呢？“我可以作证，希特勒已经死亡，”证人肯普卡向法庭担保说。而鲍曼呢？他没有回答。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然后把女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的一份宣誓声明交给了法庭。声明说，元首卫队队长、党卫队将军约翰·拉登贝尔曾向她报告过鲍曼死亡的消息。但是律师自己也清楚地知道，有了肯普卡的供词，这份材料是一文不值的，因为这位拉登贝尔和鲍曼一样难以找到，而且也许同样逃之夭夭。

1946 年10 月1 日在纽伦堡宣读了判决书。三名被告被认为“在被控诉的问题上无罪”，并被释放出狱。七名被告被判处十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约十二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鲍曼。他的判决书是由苏联的约拉·T·尼基钦科少将宣读的。

鲍曼被宣判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而指控他犯有反和平罪的罪名被取消了。

判决书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鲍曼知道希特勒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他只是在当上了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后，也就是说，在1941 年5 月鲁道夫·赫斯逃往英国、希特勒已决定进攻苏联后，他才跻身于元首之幕僚之列。

在这一点上，法庭犯了一个于被告有利的错误。但这对一个只要被纽伦堡军事法庭的人捉住就要被送上绞架的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1946 年1O月15 日清晨，开始执行死刑判决。这时十二个犯人中只有十个被交给了行刑队。另外两名犯人，一个（戈林）在夜间服毒自杀；另一个鲍曼下落不明。

然而，此时无论法庭还是辩护人都不知道，有一个人曾亲眼看见马丁·鲍曼怎样死去，甚至是在距他很近的地方看到的。在盎格鲁—拉克逊的谍报机关里，有一份与这个案情有关的审讯记录，上面印有“绝密”的字样，因此它被锁在保险柜里。阅读这些材料时，就像亲身经历一次奇遇一样。

1945 年10 月下旬，阿尔卑斯山上的一场大雪，把一群年轻人从高山上的一间茅屋里驱赶到巴伐利亚群山之间。这些年青人过去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在门敏根，他们装扮成美国人。为首的是一个在半年前还是希特勒

青年团里级别最高的人：全国青年领袖、三十五岁的阿图尔·阿克斯曼。有些年育的纳粹党员曾把他看作是希特勒的继承人。

在刚一开始进攻苏联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一只胳膊。战争结束时，他是元首地下避弹室里与希特勒较为亲密的随从，他和其他人一起从那里向外突围，在魏登达姆桥发生战斗的时候他也在场。

他向审讯者们——其中也有休·R·特雷弗一罗珀少校（他原来的职务是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供认，战斗结束后，他先是同鲍曼以及另外几个从总理府逃出来的人一起继续往前跑，——但是，这伙人不久就分散了，——后来他在勒特尔车站附近的一座天桥上看到两具尸体。他认出一个是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路德维希·施姆费格尔，另一个人是马丁·鲍曼。

关于阿克斯曼的这份报告以及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以后还要详细谈到。也许人们要问，这些谍报人员出于什么动机要暂时封锁有关鲍曼的最新消息呢？在特雷弗—罗珀写给他的同事们的一些信里可以找到某种解释。首先是肯普卡叙述情节与阿克斯曼所说的有相互矛盾之处。谁说错了？或者谁在撒谎？也许他俩的话都不可信。这一点必须要搞清楚，因为蓄意进行欺骗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会再去寻找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这两个人都坚持说他们决不是鲍曼的朋友，这使他们的证词难以使人相信，因为如果要共同对付占领国的话，这些“老战士”应该把他们私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置之脑后。

谁编造了鲍曼的下场的假话，谁都根本得不到信任。这两人都是证明希特勒已经死亡、他的尸体已化为灰烬的重要证人。他们的证词中哪些是真实的呢？

苏联人证实，他们发现了希特勒的尸体，一位病理学家写了一份详细的鉴定。他在鉴定中确认，元首天生只有一个睾丸。美国情报机关知道，这不符合事实，因为希特勒的一位私人医生奥多尔·莫尔（他本人是一个真正的残废人）就关在他们的一所拘留营里。美国人当然已向他详细打听过这方面的情况。如果法庭现在宣布鲍曼已经死亡，然而过不多久他又重新出现，那么德国人中那些冥顽不化的纳粹分子至少会这样猜测：鉴于有关希特勒的尸体一事众说纷纭，也许元首还活着。自然一个复活的鲍曼也会动摇人们对情报机关的工作的信任。

特雷弗一罗珀在他那本二十多年后仍然是唯一的一本资料性著作《希特勒的末日》中写道，阿克斯曼的证词在纽论堡“虽然可供参考，但显然并未引起人民的重视”。在文件堆积如山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当时由于鲍曼下落不明使得公诉人和辩护人都在积极进行调查。然而，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下述问题就永远不会得到解答：为什么那些肯定在密切注视着审判过程的谍报工作人员对阿克斯曼的证词只字不提？特雷弗一罗珀显然早已认为这个证词是真实的。纽伦堡审判过去几年以后他写道，这种说法“除时间上偶有差错外..已准确地得到了证实”。

法庭在判决书中对贝戈尔德间接予以表扬。

尼基钦科少将宣读判决书。他说：“不得不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鲍曼的辩护人，对驳斥这份（关于鲍曼的罪行的）证明材料已无能为力，——从这些有鲍曼签字的文件上就不难看出，——即使被告在场，辩护人也无法驳倒它..辩护人说，鲍曼已经死亡..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确已死亡，因此法庭决定，..对鲍曼进行缺席判决。”

如果他重新露面，而且有可以减轻他的罪行的理由，那么判决还可以修

改。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多少得到些安慰。因为当他在法庭上抱怨“最高公诉当局不再支持”他证明鲍曼已经死亡所作的努力时，他曾预料，“就这样结束，今后各种稀奇古怪的传说会层出不穷”。至今，已经有一些假鲍曼写信给他进行招摇撞骗了。

这仅仅是开始。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在全世界大约发现了四十八个所谓的“鲍曼”，这些鲍曼的故事越来越带有神奇的色彩。这很像苏格兰的尼斯湖怪兽，只要有人对它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会揭开一层虚假或欺骗的迷雾。有关这些以后还要谈到。

但是，在谈及其他问题之前，必须弄清，这个马丁·鲍曼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怎样扶摇巅上，在几年之内成为欧洲最显赫的人物之一的？为什么认识他的人寥寥无几？为什么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仇恨他？他们对他的恶劣品质感到愤慨。但是，谁要是能从“无名的冲锋队员”（这是纳粹分子对他们的一般成员的美称）一跃而为希特勒的左膀右臂，那他也必定具备某些“才能”和“德行”。

在纽伦堡审判战犯期间，当对杀害几百万犹太人一案进行审理时，纳粹政权的最后一任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供称：“干这件事的人现在全都死了，他们是希特勒、希姆莱、鲍曼、海德里希、艾希曼。”他误以为艾希曼已经不在人世，而且在列举名字的时候忘记了诡计多端的主犯之一戈培尔。这些人都分别扮演各自的角色，希姆莱、海德里希和艾希曼操纵杀人机器的开关；戈培尔装出狂热的样子一再煽动恐怖暴行；希特勒作为真正的发动机，以谈话的方式向他的党内同志发出秘密处决命令，而自己却不承担杀人犯的罪名。

鲍曼所扮演的角色最好还是用一件事实来说明。这件事发生在1940 年的最后几个月。汉斯·弗兰克总督被召进总理府述职，汇报已被确定为犹太人放逐地的波兰占领区的情况。谈话时鲍曼自然在座，东普鲁士大区领袖科赫和维也纳大区领袖冯·希拉赫也被请来一同进餐。饭后，希特勒像平时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他的客人们则装出一副忠实信徒的样子，阿谀奉承地对主人的高谈阔论频频点头称是。鲍曼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作记录。他在一份详细的谈话纪要里记下了这次席间谈话的主要内容。

弗兰克吹嘘说，波兰的许多地区，包括他的官邸所在的克拉科夫在内，几乎已将犹太人全部肃清。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被赶进隔离区。然而，他却竭力反对过于匆忙地把其他地区的犹太人都送到他那里去，否则犹太人隔离区将面临人口过密的危险。倘若要把波兰的几个县并入德国版图，那么，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就更少了。但科赫坚持要把居住在他的辖区内的犹太人和波兰人遣送出境。冯·希拉赫也要求说，必须把还居住在维也纳的六万犹太人送往督辖区。

一丝不苟的记录人鲍曼没有忘记会后要把这次谈到的具体事项变成实际行动，几天以后，他提醒希特勒别忘了维也纳的犹太人，以此唤起后者早已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宣布的、从青年时代就产生的对犹太人仇恨。希特勒的决定很简短：“由于维也纳住房紧张”，应“加快速度，即在战争还在进行期间把仍居住在维也纳大区的六万犹太人遣送到总督辖区去。”鲍曼将这一决定写信通知拉默斯。拉默斯再把这道命令传达给冯·希拉赫。按照官方规定的途径，他同样要把这道命令传达给党卫队和警察局头子们。从当时的

形势来看，对期限的规定——信的落款日期是1940 年12 月3 日——只能作这样的理解：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估计第二年就能取得胜利的和平。因此，上述命令的后面还加了一句话：“遣送一事”应“于明年年初着手进行”。

在这次在全国各地展开的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运动中，鲍曼几乎始终扮演了下面这样一些角色：官僚，法律和法令的签署人（多半同其他人一起签署），向党和国家机器输送元首意愿的变压器，保证凶手们不致漏掉任何一个人的数据存储器，搬弄是非的人和为主子效劳的监工。

在这一行动中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独创精神。他看起来远远不像在顽固地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中那样卖力气。在希特勒看来，他是一个理想的替身，在这个替身的掩护下，自己可以在世人和后代面前把自己突出表现在犹太人身上的杀人嗜好隐藏起来。鲍曼也为能充当这样的角色感到自豪。在希特勒的席间独白里，如果有几句反犹言论，鲍曼就添枝加叶地把它们变成一项指示。只要他够激进，他在这方面就绝不会因为积极而犯错误。这对他来说是令人鼓舞的。

他能把小小的不满变成一次全国性行动的事实，就颇能说明他的这一特点。他肯定没想到，历来受到那些炫耀德国国粹的人推崇的花体字——书写体和印刷体——可能是犹太人发明的。当有人向希特勒提出这样说法时，负责出版事业的全国领袖马克斯·阿曼和受纳粹党出版总社控制的技术企业的老板、及“印刷厂主阿道夫·米勒先生”于1941 年1 月初被召往上萨尔茨山。希特勒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旧体字，即古罗马字今后应被视为通用的字体。”犹太人发明的施瓦巴赫字，——鲍曼在通函里宣布说，——在学校和印刷厂，在街道路标上和文件里，总之，在一切地方都必须尽快予以废除。为了办这件事而浪费的人力和物力，使那些负责军工生产的人感到震惊。

公诉人在纽伦堡指控缺席受审的鲍曼从1941 年起，也就是自赫斯驾机出逃后，同其他人一起签署了几乎全部反犹法律。然而，法庭并未调查，除了属于职权范围内的签字以外；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加了这些法律的制定工作，比如，在新扩张的德国领土内实行的种族法，或者没收已迁走的犹太人的财产的法令。尽管他或者他手下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国务秘书克洛普费尔一直参与了法律宗旨的确定和条文起草，但他和他的全权代表们的行为中引人注目的东西与其说是阴险狡诈，不如说是官僚者的老奸巨滑。凭着这一点，他们把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法律之网上的最小的漏洞也给堵死了。

克洛普费尔参加了1942 年1 月20 日召开的所谓万湖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出风头。这次会议在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制定了消灭犹太人的方案。鲍曼留在“狼穴”，尽管那些天他在那里无事可干。然而统帅希特勒却一直忙于调兵遣将，以挫败苏联红军想突破德方因严寒和撤退而受到削弱的中部战线的企图。因此，他没有时间过问其他事情。鲍曼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回到柏林，然后直奔上萨尔茨山。我们从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虽然知道这些决定，却想把决定的贯彻执行让给希姆莱和他手下的人。

即使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的那段时间里，他在反犹活动方面基本上也没有超过党的领导人照例应达到的程度。他要求大区领袖们把犹太人关进集中营，如果他们“不立即遵守某些规定的话”。这个作法同样适用于某个“雅利安人”。此外，鲍曼还负责监督下述规定的执行：从1941 年9 月5 日起，德国境内的全部犹太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六岁以上的孩子在内，在公开场面

露面时必须佩戴黄色犹太教六芒星。几年前他就建议过要犹太人戴类似标志。当然现在这不再是他个人的创造了。同他在其他方面始终干劲十足不一样，他在迫害犹太人方面大概有数月之久裹足不前。此刻是他已经知道了希特勒的决定，还是他比其他所有干部都要早地获得了“最终解决”的计划，因此认为自己已经不屑过问细枝未节了？无疑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设想的。

希特勒的陆军副官格哈德·恩格尔记下了希特勒1941 年2 月2 日在总理府当着鲍曼、施佩尔和凯特尔的面进行的谈话。希特勒预言道，战争结束后德国再不会有犹太人了。如何处置他们，他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而且外交部还为此提出过把所有犹太人运往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去的计划。但目前在战争期间这是不可能的。希特勒不无疑虑地说，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那些被征服的国家的犹太人。他说：“要是我知道什么地方能安置几百万犹太人就好了，当然根本不会有这么大地方。”这段时间希特勒再也不说移民和东方的永久性定居点了。鲍曼知道，海德里希正准备遣送事宜，而且从1941 年10月起就付诸实施了。就是说，还是在万湖会议之前几个月就开始送了。起初说是到东方集中路过那里。但鲍曼已经从希特勒那里获悉，东方将是犹太人的最后一站，是他们的生命的终点站。他一直呆在他的元首身边，因此，每当希特勒在同他私下交谈中考虑各种可能性的取舍时，他也许在希特勒作出杀人决定方面起了催化作用。

1942 年1 月20 日举行的万湖会议，作出了把犹太人赶到东方去劳动的决定。在劳动中“大部分人将因自然减员而死亡”。剩下来的人，也就是抵抗力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予以“适当处理”，因为这些人“一旦获释将会成为犹太人东山再起的力量”。尽管警察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牺牲品带走了，而且在其他方面也竭力掩盖他们的罪行，但是放逐行动还是瞒不过德国人民的眼睛。五月中旬，希特勒在“狼穴”大本营进午餐时对“所谓的市民阶层..现在为被送往东方的犹太人流鳄鱼眼泪”怒不可遏。此外，从东方回国休假的人也透露了他们在东方的见闻。据说，犹太人在那里遭到了有计划的屠杀。

因此，到了1942 年10 月，鲍曼觉得有必要给大区党部定一个——尽管是拐弯抹角的——表态的调子。必须提醒人民群众回忆一下在犹太人和日尔曼人之间持续了两千年之久的斗争。如果说犹太人现在被关进集中营而且必须进行强制性劳动的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时对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只能用强硬手段来解决。”他绕了许多圈子以后终于用最后一句话，用纳粹语言中通用的行话暗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就这一点来说，这封信泄露了天机。

鲍曼继续随大流。1942 年10 月他让在此期间取代达勒而爬上了粮食部长宝座的赫尔伯特·巴克明显地减少了犹太人凭供应卡购买的定量食品。然而这一措施也并非他的发明。在一个月以前，戈培尔就已经切断了柏林犹太人的一切配给品供应，并禁止他们饲养家畜和做“雅利安”理发师的工作。

与之相反，鲍曼却始终以刻板的谨慎态度关心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做出决定，军人可以获得娶同犹太人结过婚的妇女为妻的特许。鲍曼向希特勒报告了这一情况。于是党组织便从一封通函里得知希特勒的决定：“同犹太人结婚的德国女人已经证明自己没有种族本能，因而她们今后同军人结婚的问题将不予考虑。”

有人向鲍曼报告说，在审查希特勒的女厨师的家庭出身时，发现她有一

位祖母是犹太人。真是咄咄怪事。因为希特勒常常称赞这个女人的烹调技术，有时甚至请她共进晚餐。大家心里明白，一个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女人是不许呆在元首身边的。然而，当鲍曼向希特勒报告这一情况时，后者却怕辞退这位女厨师。管家鲍曼便出面寄给这位正在休假的女厨师一封解雇信。但这又不合希特勒的心意，他不愿失去他那可口的菜汤。因而又撤销了解雇令。

鲍曼越来越被希特勒视为犹太人问题的专家了，或者至少被看成是这条残酷无情的路线的忠实可靠的捍卫者。在一个由一位部长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访问德国期间，他受托向他们传授纳粹党的反犹经验，就是证明。盟友匈牙利在这方面总是马马虎虎，而且找他们那里大量存在的犹太人的麻烦，当然是在柏林大哥能够容许的限度内。但是，如果欧洲真的应该成为没有一个犹太人的欧洲的话，那就不能容忍布达佩斯例外。1943 年3 月7 日晚，鲍曼离开“狼穴”，经柏林去上萨尔茨山。在慕尼黑党总部，他还收到一份电传打字电报，这是负责接待来宾的外交部长作为“在这类会谈中供参考的资料”推荐给他的。

冯·里宾特洛甫这个被所有老党员公认为爱虚荣的傻瓜和暴发户，现在居然也想插手意识形态工作。鲍曼只会把这视为狂妄。因此，冯·里宾特洛甫关于“在德国或它的某个盟国内如果有十万犹太人..那就几乎等于让英、美情报机构的十万名间谍潜入德国或它的盟国”的论点，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犹太人是英、美消息和失败主义的传播者。因此，从主观和客观全面考虑，必须对他们采取“特别措施”。迄今为止生活在德国境内的匈牙利藉犹太人只有在他们没有返回祖国的情况下才被遣送到东方，这种作法必须改变。

鲍曼的任务是向匈牙利来宾说明，他们现在应该“效法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的措施”，也应开始迫害犹太人。鲍曼具体要求把犹太人从文化生活和经济领域中排挤出去，立即没收犹太人的财产，让犹太人在公开场合佩戴犹太人的标志六芒星，以及开始向东方转移这些人太危险，他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客人们于上午来到上萨尔茨山，受到鲍曼的款待，而且还被带到各处参观。在萨尔茨堡，他们还观看了轻歌剧《蝙幅》，鲍曼深感到自己是东方和大德意志帝国的代表。第二天他派出一队豪华的供国宾乘坐的马车经过高速公路把他们送往慕尼黑。在党总部建筑群兜了一圈之后，他们在鲍曼的普拉赫寓所受到了盛情款待。在其参观活动结束这后，晚上他们又开始在鲍曼家里饮酒作乐。第三天，他们一起参观纽伦堡党代会会址和兵工厂，然而收效甚微。匈牙利人装出受到鼓舞和异常诚恳的样子，但是两个月以后，即1943年5 月，希特勒却在大区领袖柏林会议上抱怨“匈牙利人”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处理得糟糕透顶”，“匈牙利这个国浸透了犹太习气”。

这几个月，他们针对还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准备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要剥夺犹太人的最后一点权利，使他们任人宰割、蹂躏。希特勒1942 年4月底在国会的演讲是制定这项法律的间接原因。他在这次演讲中把法律专家们骂得狗血喷头，因为法院始终拒绝充当国家恐怖暴行的执行者。于是，当时的司法部国务秘书罗兰德·弗赖斯便极力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弗赖斯勒从提拔他而且一直以来也很想让他在新任内政部长蒂拉克手下继续担任国务秘书的鲍曼那里领会了怎样才能受希特勒赏识的主意，那就是制定反犹法律。这不是没有先例的。如前所述，鲍曼曾经同大区领袖格赖泽尔一

起为瓦尔特兰大区制定过一项法令。这项法令剥夺了仍居住在那里的波兰人的一切法律保护权，并将他们置于希姆莱的警察的蹂躏之下。

受到这一启示，弗赖斯勒于1942 年8 月初向政府有关各部发出一封信，当然这封信也寄给了纳粹党办公厅。这封信里有一份“关于限制犹太人利用刑事法律手段的法令草案”。这个草案出自谁的手笔，附件里并未说明。但弗赖斯勒至少不能一人垄断草案的“创始权”。因为他强调指出，“他”（弗赖斯勒在“他”字下面加了着重号）“肯定了这项法令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因为它对国防有间接的作用”。许多德国人心情不舒畅是因为犹太人还有权对警察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向法官起诉，对判决提出上诉等等。犹太人的这些权力应该通过这项新法令予以禁止。

弗赖斯勒很快就收到一些个性意见。官员们认为，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同时剥夺犹太人在行政管理事务方面的一切公民权。粮食部提出要求说，必须禁示犹太人对整理耕地和兴修水利等措施提出抗议。另外，还有人发现，必须否认犹太人的宣誓权力。这样一来，当然又会引起麻烦，因为未经宣誓和不真实的证词就不能被当作伪誓而予以惩罚。希姆莱要求说，死亡的犹太人的遗产必须宣布收归国有。此外，他还指责法律机器运转太慢，必须共同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讨，以加快它的运转速度。

1942 年年底进行了磋商，原来计划只有一项条文的法令增加到九项。此后该法令一直搁在内政部。弗兰克“考虑到犹太人问题的发展”，认为这项法令“已无必要了”。任何人——他可能这么说过——也不可能再剥夺死者的权利。然而，保安警察头子卡尔滕布龙纳却于1943 年3 月出来纠正他的错误观点：没有一个总的规章，围绕犹太人的遗产问题展开的争论就会没完没了。继承人当中还有未彼遣送出境的、同德国人结了婚的犹太人。在协调人鲍曼发表了权威性意见之后，该法令才于1943 年7 月1 日趋于完善。该法律明显地带有鲍曼的观点。它规定，犹太人的哪些行为应受到惩罚只能由警察局来断定，而且也只能由警察局来执行。这样一来，犹太人在没有法院判决的情况下——就像波兰人法令中的规定一样——便落入了希姆菜的恐怖机构的魔掌。此外，它还规定，犹太人死后，或者说确切遭到杀害后，非犹太血统的家庭成员未提出要求，其财产一律收归国有。这项法令基本上只是承认了早已普遍存在的事实。早在一年多以前，即1942 年5 月12 日，就已有一千五百名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赶进了瓦斯室——这是第一起有案可查的大屠杀。1943 年4 月，希姆莱已对“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做了一个统计。为了能够把这个给希特勒看，鲍曼要求在行文中避免使用“消灭”和“特别处理”这类字眼儿。希姆莱唯命是从地作了一番修改。自这份报告公布以来，已有一百四十五万犹太人被送往东方，其中有一百二十七万人在集中营里“通过了闸门”——这是希特勒的“脆弱的情感”所能接受的屠杀一词的代用词。

然而，这只是中期统计。杀人机器在继续运转。三个月以后，鲍曼“受元首委托”向党的高级人士——全国领袖，大区领袖，团体领袖——发出一项秘密指令，指示他们应该向那些对于犹太人的消失越来越感到怀疑的德国人说些什么。下面就是它的简短内容：“在公开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时候，对将来的总解决计划绝不允许作任何解释。但可能谈到犹太人无一例外地被投入了有用的运动。”在党的办事部门的事务登记卡中，这项指令应该归入“犹太人的处理”这个条目里。

上面提到的那份希姆莱的报告，希特勒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看到。更确切些说，是不想看这种报告。鲍曼在四月份取回了那份报告，以便重新呈报。到了六月份，他不得不把用于希特勒阅读的大号字体打字机打印的十六页报告原封不动地从希特勒的办公室拿走。后来当鲍曼于1943 年10 月3 日来到希姆莱的野战司令部时，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根据一份谈话纪要的记载，“党办主任..认为，元首现在大概不愿意接受这份报告”，这两位先生一致认为，“因此，这件事必须先放一放”。一年以后再重新呈报。然而按照官场惯例，再加上一些事情的影响，放一放也就意味着无限期拖延。反正希特勒对死去的犹太人不感兴趣，管他死多少！但大区领袖们现在终于想知道东方的那些犹太人的命运究竟如何了。民间流传的种种谣言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至少想得到一种党的统一的正式说法，以便能够用它来对付“恐怖的煽动”。

然而，鲍曼禁止他们向希特勒谈起“最终解决”，或者跑到希特勒那里去为某些犹太人说情——冯·希拉赫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认说。

鲍曼用不着再关心希姆莱的消灭犹太人的工作了。他给自己找到了一项新任务，即所谓的混血儿问题，这些人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中有一方出身于犹太家庭。鲍曼知道，他的元首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1942 年12 月的一天，希特勒在饭后大肆吹嘘他的种族生态学长达数小时之久。其间也谈到了这些混血儿。他说，在这些人身上，犹太人的气质是根深蒂固的，以至到他们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时又同犹太人结婚，即使是一个作为配偶的雅利安人，在他的第九代后裔的血液里也免不了还有犹太人的成份；在这以后才能“按照孟德尔遗传定律失去犹太成分”。1942 年7 月1 日，希特勒在进午餐的时候又一次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冗长的谈话，而且还以所谓的犹太混血儿、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例，来说明“异族血统完全融为一个民族是不可能的”。因此，——希特勒已宣布过，——混血儿不准服兵役，否则就会把他们与德意志血统的人同等看待。“不能承担使我们的血统进一步增加异族成分的责任”。鲍曼的下属亨利·皮克尔受鲍曼之托记录希特勒的席间谈话。当这次谈话正在进行时，他接到一个传令兵悄悄塞给他的一张纸条，这是他的上司写的：“皮克尔博士，请特别准确、详细地记下元首关于如何对待我们的犹太混血儿，他们的危险性，以及为什么这些混血儿不应加入武装部队和不应受到同等待遇的谈话。鲍。”两天以后，——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鲍曼的工作方式，——他便用通函提醒大区领袖们，不要对那些不能用纽伦堡种族法来对付的犹太混血儿持“完全不能理解的宽容态度”。

从海德里希在丧命前几个月受纳粹党办公厅的委托拟定的一个调查报告中也可以看出，鲍曼在执行这项任务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顽固。海德里希必须考察，对大约七万名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强迫施行绝育手术的可能性有多大。海德里希得出结论说，每位动手术的人需要住院十天，而这笔开销在战争时期是不允许的。于是鲍曼接着提出一项建议，让纳粹种族研究人员对所有混血儿进行检查，从而把德国人同犹太人严格区分开来——对后一种人将如何处置就不言自明了。这笔开支在希特勒看来太大了，因此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现在，称得上朋友的希姆莱表示愿意帮忙。他的种族和移民总局局长、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布鲁诺·K·舒尔茨必须制定一项如何加速种族检查工作的计划。希姆莱1943 年5 月底致函“亲爱的马丁”，认为这种检查绝对

必要：“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当然只是在私下这样讲——采取一种类似种庄稼和养牲口那样的措施。对于..这类混血儿的后裔必须从种族上至少往上查几代，如发现劣等种族则施以绝育手术，使其丧失继续繁殖的能力。”但这一计划也证明是行不通的。

1944 年2 月，希特勒已经明白过来，除了鲍曼之外，恐怕任何人也处理不了棘手的混血儿问题。因此，这项委任以命令的形式下达了两次：一次是给政府部门，另一次是给党组织。这样一来，这位党办主任当时又负责处理那些“血液中有犹太人成分或者异族成分的人要求颁发特许证的申请”了。像平常一样，这两个文件都是由鲍曼主管的部门草拟好并报请签署的。鲍曼还获得了重新研究迄今已由其他部门处理并决定了的全部案件的权力。那些偶尔被鲍曼整过的部门大概对鲍曼的权务的急剧膨胀提出了抗议，因为希特勒1944 年4 月1 日又颁布了第三道命令。该命令稍微削弱了鲍曼的管辖权：只要涉及政府官员和军人，拉默斯或者凯特尔亦可在豁免许可问题上发表意见。但是，未经鲍曼同意，他们就不能颁发雅利安人身份证。戈林在纳粹政权的早期曾大吹大擂地宣布过：“谁是犹太人，得我说了算！”而现在则是鲍曼“说了算”。

第一道命令颁布后的头几周，鲍曼给人的印象是，他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自己作为种族法官的职责的。他通知各大区党部，德意志血统的人与二亲等混血儿（即祖父母当中有一个犹太人）通婚的事虽然不被禁止，但不能提倡。绝不吸收那些出身于这种婚姻所组成的家庭的人入党，他们也不能选择并从事某些职业，即使他们的德意志血统的父亲是在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的战士。

鉴于这些铁一般的原则，鲍曼于1944 年一月禁止所有党内要员继续同作曲家里夏德·施特劳斯保持“私人来往”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虽然这位音乐大师在政治上从未持过反对意见，而且有一段时间甚至心甘情愿地充当文化招牌，但他却在他的艺术创作过程中让犹太人写过一些歌剧脚本。他的儿子也同一位犹太姑娘结了婚。顺便说一句，那作为音乐大师的儿媳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而且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假如真的按鲍曼的指示办事的话，这位大师在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就不会得到官方授予的荣誉了。那位总是喜欢把自己装扮成艺术保护者，在文化政策上有时偏离党的路线的冯·希拉赫，竟无视一切指示而到巴伐利去向施特劳斯表示祝贺，并到维也纳他的行政区长官官邪去参加庆典。鲍曼暴跳如雷地说：“他居然吻了一个犹太女人的手”。

这对鲍曼来说意味着什么，三个月后他的妻子写给他的一封信颇能说明问题。她写道，真可怕，犹太教多么强大。就连战争也削弱不了犹太种族，因为他们只是用钱而不是用血来打仗。“疾病和污秽消灭不了这种寄生虫，”格尔达悲叹道，“怎样才能把他们大批消灭掉呢？”他的丈夫知道怎样消灭。但她的提问表明，他没有告诉过她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即使在他写的信里，对此也讳莫如深。

1945 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缺席审判马丁·鲍曼。鲍曼系按起诉理由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四条被提出起诉。他于1925 年加入民社党。1928 年至1930 年他是冲锋队区分部领导成员，并管理党的基金。1933 年至1945 年为全国领袖。1933 年至1941 年他任副领袖办公室主任，在赫斯逃往英国以后，他于1941 年5 月12 日担任纳粹党总部主任。1943 年4 月12 日他成为领袖秘书。他是国民冲锋队政治领袖和组织者，并是党卫队将军。

鲍曼最初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纳粹分子，以后他的权力逐渐增大，特别是在后期他对希特勒具有重大的影响。在纳粹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鲍曼很是活跃；而在巩固该党政权的过程中，他更为活跃。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迫害德国的教会和犹太人。

没有证据表明鲍曼曾得知希特勒策划、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计划。他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希特勒逐项披露其侵略计划的重要会议。从他所担任的官职来看，人们也无法确切推论他曾知悉这些计划。直到后来，当他在1941年担任党的总部主任时及1943 年成为领袖秘书时，他才出席了希特协的许多重要会议，上述职务使他相应地介入有关事件。考虑到法庭在其他部分对构成密谋进行侵略战争的罪状所发表的观点，现在证据不足以按起诉理由之一宣判鲍曼为有罪。

根据1941 年5 月29 日的命令，鲍曼接替了赫斯在此以前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和全部权力。1942 年1 月24 日的命令又使他的职权进一步扩大，他对希特勒发布的所有命令和方针政策拥有监督权。因此他从此时起对希特勒所发布的法令和命令负有责任。从1942 年12 月1 日起，所有大区均成为德国的防御区，向鲍曼负责的纳粹党各大区领袖都被任命为德国国防全权代表。这使他们实际上成了进行全民战争的管理者。不仅在德国处于这种情况，而且那些已被被并入德国的合并区和占领区也是如此。

鲍曼通过这些机构肆无忌惮地剥削压榨被征服的人民。1942 年8 月12日，他命令所有党的机构推行希姆莱的计划，即对被占领区的居民进行强迫迁移并剥夺他们的国籍。入侵苏联三个星期之后，他于1941 年7 月16 日与戈林、罗森堡和凯特尔一道出席了一次在希特勒大本营举行的会议。鲍曼的报告表明，他们对奴役和消灭该地区居民的全盘计划进行了讨论并作了补充。1942 年5 月8 日，他与希特勒和罗森堡讨论了强迫荷兰人移居拉脱维亚的问题、在苏联进行大屠杀的计划和对东部地区实行经济剥削的问题。他对没收东部地区艺术品和其他贵重财物颇感兴趣。他在1944 年1 月11 日的信件中要求建立一个庞大的机构，以向因遭受轰炸而无家可归的德国居民提供从占领区掠取的日用必需品。

鲍曼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被吞并的和被占领的国家大肆迫害犹太人。他曾参加过许多会议，讨论如何与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相配合，把六万名犹太人从维也纳遣送波兰。他曾签署了1941 年5 月31 日的命令，该命令宣布纽伦堡法律扩大适用于被合并的东部地区。他在1942 年10 月9 目的一项命令中宣称，在大德意志领土上继续清除犹太人的办法将不再是放逐，而只有在东部地区的特别营中使用“无情的暴力”才能奏效。1943 年7 月1 日他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犹太人不受法律保护，而把他们置于希姆莱秘密警察的独一无二的裁决之下。

鲍曼明显地参加制定强制劳动计划。当时，强制劳动的有关事宜，包括职业、劳动条件、伙食和住宿均由党的领袖负责监督。1943 年5 月5 日，鲍曼给包括地方分部领袖在内的政治领袖集团发出一份通知，颁布了处理外籍劳工事务的若干规定。他强调指出，在安全问题方面，外籍劳工接受党卫队监督，他命令应该停止在此以前的虐待。1942 年9 月4 日的一份关于将五十万名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劳力从东方运往德国的报告说明该行动是在绍克尔、希姆莱和鲍曼监督下进行的。在9 月8 日命令中，绍克尔指示各县政治领袖负责监督这些妇女劳力的分配和安排。

鲍曼还向党的各级领袖下达过一系列关于处置战俘的命令。1941 年11月5 日，他禁止以适当方式埋葬苏联战俘。1943 年11 月25 日，他命令各大区领袖报从宽处理战俘的事例。1944 年9 月13 日，他命令各县的政治领袖就使用战俘参加强制劳动的问题同战俘营长官取得联系。1943 年1 月29 日，他向他所属的各级政治领袖转达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该命令公然违背陆战法规，允许对进行抵抗的战俘使用武器，并实行体罚。他在1944 年9月30 日签署的命令取消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对战俘的裁决，而将此移交给了希姆莱和党卫队。

鲍曼负有对盟军飞行员施行私刑的责任。1944 年5 月30 日，他禁止警察干涉对盟军飞行员施行私刑的人员，也不准对他们提出刑事诉讼。戈培尔大造舆论予以配合，煽动德国人民采取类似的行动。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1944 年6 月6 日的会议，讨论使用私刑的规定。鲍曼的辩护律师在困难的条件下展开了工作，但未能驳回这些证据。面对这些有鲍曼签字的文件，即使被告本人出庭，也难以看到有可能驳回这些证据。他的律师辩护说，鲍曼业已死亡，法庭不得行使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对进行缺席审判的审判权。但是，关于鲍曼的死亡并无任何确凿证据。因此法庭决定对他进行业已宣布的缺席审判。倘若鲍曼并未死亡而于日后被捕，仍可根据条例第二十九条，授权德国管制委员会，考虑能予减刑的任何事实状况，相应地对他改变或减法庭根据起诉理由之一判决鲍曼无罪，但根据起诉理由之三和之四判他有罪，他被判处绞刑。

第五节战争的原动力

弗里克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众所周知，他是纳粹专家和官僚的头面人物，在希特勒第一届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长。直到1943 年8 月被任命为德国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之前，他始终担任此项要职。他的职责处于内务行政的中枢，与此相关联的，他先后担任了普鲁士内政部长、德国选举事务特别代表、德国行政全权总代表、德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德国国防内阁成员和“三人委员会”委员。就在被德国并吞的各国遭受蹂躏之时，弗里克被任命为各合并办公室的主任。

虽然弗里克在1925 年才正式加入纳粹党，但是早在慕尼黑暴动时期，他就与希特勒及民族社会主义事业发生了关系，当时他是慕尼黑警察局的警官。1924 年，弗里克当选为德国国会议员并作为民社党议会党团头目而成为全国领袖。

德意志民族之完全沦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控制之下，狂热的纳粹分子弗里克应对此负重大责任。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之后，这位新上任的内政部长立即着手将各邦政府合并在全国最高统治之下。经弗里克起草、签署和实施的法律取缔了一切反对党，还为秘密警察和由秘密警察所控制的消灭任何个别反抗的集中营开辟了道路。弗里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对制订镇压工会、教会和犹太人的法律负责。在履行职守方面弗里克无所不用其极。

在入侵奥地利之前，弗里克只参与德国的内务行政。证据不能证实他曾参加过希特勒阐明其侵略意图的任何一次会议。因此，根据本判决中业已规定的定义，法庭认为，他并不属于共同策划或共同密谋进行侵略战争的参与者。

占领奥地利六个月之后，按照1938 年9 月4 日德国国防法的规定，弗里克出任德国行政全权总代表。在希特勒宣布处于防御状态的情况下，由他负责战时行政事务，但不包括军事与经济方面的事务。德国司法部、教育部和疆域计划局都处于他的管辖之下。为了履行他所担任的职务，弗里克建立了与之适应的行政管理组织。按照他本人的交持，这一组织实际上是在德国决定奉行战争政策之后开始活动的。

1938 年3 月13 日，弗里克签署了将奥地利与德国合并的法令，并受命执行该法令。为在奥地利建立德国的行政管理机构，他发布了一系列命令，通过这些命令贯彻德国法、纽伦堡法和义务兵役制。他还关注过希姆菜所主持的警察保安事务。此外，他还签署了一批把苏台德地区、梅梅尔、但泽、东部地区（西普鲁士与波森）、欧本一马勒梅迪和莫雷内归井于德国的法令。他奉命亲自主持并吞上述地区并在那里建立德国行政机构。他还签署了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建立保护关系的法令。

弗里克身为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中央办公室主任以及总督辖区和挪威中央办公室主任，他的任务是使驻各被占领国的德国官员与德国最高当局进行密切合作。他为所有占领区的行政机构任命德国官员。他还曾就东部占领区文职官员的任命事项向罗森堡提出建议。他签署了任命特彼文为抓残辖区总督、任命赛斯—英夸特为荷兰辖区总督的命令。

弗里克一向是猖狂的排犹分子，他起草、签署并执行了多项旨在将犹太人排除出德国生活和经济领域的法令。他的活动构成了纽伦堡法律的基础，他还参与了该法律的贯彻。他对禁止犹太人从事多种职业及没收他们财产等负有责任。1943 年，当大批犹太人在东部地区遭到屠杀之后，他签署了一项决定性公告，宣布将犹太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并将他们交付给秘密警察。这项法令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铺平了道路。弗里克还把这项法令推广到德国所吞并的地区和某些被占领区。

在他担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时，数千名犹太人从捷克斯洛伐克特雷西恩施塔特的犹大人隔离区被解往奥斯威辛，并在该处被屠杀、弗里克还颁布了一项命令，其中包括对犹太人和总督辖区的波兰人使用特别的刑法。

警察原来应隶属于德国内政部长管辖，但实际上弗里克对希姆莱和警察事务的控制却是微乎其微。但是，他签署过任命希姆莱为德国警察总监的法令，而且还签发了由秘密警察接管集中营和调整执行保护性看管的若干条例。根据对他提出的大量控告、根据证人的证词，法庭断定弗里克对集中营里所发生的暴行是知情的。弗里克明知希姆莱使用的方法，却仍签署命令授权他在某些被兼井的地区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作为德国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最高长官，弗里克对1943 年8 月23日以后在这些地区所采取的镇压措施全面负责，例如对当地居民的恐怖统治、奴隶性劳动以及把犹太人驱赶到集中营加以消灭等等。身为德国保护长官的弗里克的职权比他的前任受到了较多限制，他在保护区并不享有立法权，个人仅拥有有限的执行权，这是属实的。尽管如此，弗里克仍然完全了解当时在欧洲纳粹占领区，特别是对犹太人所使用的手段。鉴于他担任德国保护长官的职务，故对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使用上述手段负有责任。

在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长期间，他主管被占领区和德国国内的德意志人国

籍问题，建立了德意志人的血统种族登记，在这以后，他赋予某些地区的外国公民以德国国籍。他对奥地利、苏台德区、梅梅尔、但泽、东部地区（西普鲁士和波森）、欧本一马勒梅迪和莫雷内地区的日尔曼化负有责任。他把德国的法律、德国的法庭、德国的教育、德国的警察和兵役制强加给这些地区的公民。

在战争期间，弗里克管辖的私人医院、医院和精神病院使用了本判决书另外一处所提到的仁慈处死法。精神不健全者、病人、年老体弱者都当作“无用的饭桶”而有计划地被处死，弗里克对此是知情的。有人曾向他控告了这些杀人行为，但他未曾采取任何行动予以制止。据捷克斯洛伐克战犯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估计，大约有二十七万五千名精神衰弱和年老体虚者遇害，而这些人的健康本来是应由他负责的。

法庭根据起诉理由第一条判决弗里克无罪；但根据第二、第三、第四条起诉理由判决他有罪，并被判处绞刑。

冯克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冯克早年曾为经济界的新闻记者，1931 年加入纳粹党，不久即成为希特勒的私人经济顾问之一。1933 年：月30H 任德国政府新闻发布官，1933 年3 月11 日任宣传部副部长，此后不久，他成为控制新闻、电影、音乐及出版的各个纳粹组织的头面人物。1938年初，他就任德国经济部长和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1939 年1 月任德意志国家银行总裁。他的上述三项职务都是接替沙赫特的职务。1939 年8 月，他成为德国国防内阁成员，1943 年9 月被任命为中央计划局成员。

当纳粹进行侵略战争的计划明确制订完毕之后，冯克在经济领域中极为活跃。他的一位代表曾参加了1938 年10 月14 日召开的会议。戈林在这次会上宣布要大规模扩充军备，并指示经济部长增加出口贸易，以赚得必要的外汇。1939 年1 月28 日，冯克的一名下属给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递送了一份备忘录，其内容是有关使用战俘以弥补在动员时可能发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1939 年5 月30 日，这个经济部副部长出席了一次会议，会上草拟了详细的为战争提供经费的计划。

1939 年8 月25 日，冯克写信绪希特勒，为他能参与非凡的震惊世界的事件而向希特勒表示谢意。他还在信中报告说：他“为战争筹集经费”的计划、控制工资与物价和加强德意志国家银行的计划均已制订完毕；他已避开人们的耳目而将可供德国使用的所有外汇储备兑换成为黄金。战争开始以后，他在1939 年10 月14 日所作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为四年计划服务的德国经济和财政部门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战争进行了秘密的经济准备工作。

冯克曾参与预定进攻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他的副手每天都就占领苏联领土以后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与罗森堡交谈。冯克本人亲自参与了侵苏前在德国印刷卢布钞票的计划，这些钞票将作为占领货币在苏联使用。进攻苏联后他发表了一次演说，阐述他为从经济上充分榨取“苏联广阔地区”所作的计划，这些地区将成为欧洲的原料基地。

冯克并不是制订纳粹侵略战争计划的核心人物。他在经济生活中的活动从属于身为四年计划全权总代表的戈林。但是他参加了某些侵略战争的经济准备工作，主要是对波兰和苏联的侵略。根据起诉理由第二条可以充分说明他的罪责。

冯克以其宣传部副部长和德国文化协会副主席的身分在早期推行剥夺犹太人经济权利的纳粹党计划时起过作用。1938 年11 月12 日，即在11 月大

屠杀之后，他参加了一次由戈林主持的商议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会议。他建议发布一项命令，要所有犹太人退出全部商业活动。戈林以四年计划全权总代表的身分在当天便颁布了这项命名。尽管冯克供称，他对11 月10 日爆发的事件感到震惊，但是他在11 月15 日发表的讲话中却宣称，这些事件的发生是“德国国民厌恶犹太人对德国人进行罪恶攻击的强烈爆发”。他还指出，依逻辑推论，犹太人被驱逐出经济生活是他们被驱逐出政治生活的必然结果。

1942 年冯克与希姆莱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协议，德意志国家收进党卫队的一批黄金、珠宝和货币；他并指示负责处理具体细节的下属不准提出任何不必要的问题。协议结果，党卫队把在集中营被杀害的遇难者身上搜索所得的私人财物和贵重物品交给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回收了硬币和纸币，把珠宝、钟表和私人物品送进柏林的当铺。从眼镜上取下的金子、金牙和镶牙的金质充填物被送到国家银行的保险库收存。冯克辩解说，他并不了解国家银行以这种方式收下了物品。法庭认为，冯克或是知道收进物品之事，或是有意识佯作不知，二者必居其一。

冯克作为经济部长和德意志国家银行总裁参与了对占领区的经济剥削。冯克对没收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和没收南斯拉夫国家银行两事负有责任。1942 年6 月6 日，他的副手曾致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把法国的占领费款项挪用于购买黑市物品。冯克出席了1942 年8 月8 日的会议，根据这一点便可证实他是熟知德国的占领政策的。戈林在上述会议上曾对一部分德国占领区的官员讲话，告知他们应从其所辖地区征收哪些产品，并补充说，“你们或许认为，你们那儿的人快要饿死了，但对于我，这种话说与不说都是无关紧要的。”

1943 年秋，冯克被任命为负责中央计划的内阁成员，他负责确定德国工业所需的劳工数额，并由他责成绍克尔提供这些劳工，通常都采用从被占领区押送的办法。看来，冯克对强制劳工方案中的这一部分不感兴趣，在多数情况下他只派一名副手参加此类会议。此人即是前党卫队德国国内保安勤务处处长和前D 特别行动队队长。但冯克是了解上述事实的，因为他是内阁成员，而正是这个机构要求输入奴隶劳工，并把他们分配给他所控制的各个工业部门。

身为德意志国家银行总裁的冯克也应对使用集中营劳工一事承担间接责任。由他作主，国家银行给党卫队开了一千二百万马克的银行账户用于筹建使用集中营劳工的工厂。尽管冯克身居高官显位，曾参与制订各式各样的计划，但他从不是这些计划的决策人。这一点可以作为法庭考虑减刑的理由。

法庭根据起诉理由第一条判决冯克无罪；但根据第二、第三和第四条起诉理由宣判他有罪，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沙赫特系按起诉理由第一条和第二条被提出起诉。沙赫特自1923 年到1930 年任货币委员会委员及德意志国家银行总裁。1933 年3 月17 日，他再次被任命为德意志国家银行总裁。1934 年8 月被任命为经济部长。1935 年5月被任命为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1937 年11 月，他辞去了上述两项职务而被任命为不管部部长。1937 年3 月16 日，他再次被任命力德意志国家银行总裁，任职期定为一年；1938 年3 月9 日，决定他继续担任该职四年，但他在1939 年1 月20 日即被免去该职。1943 年1 月22 日被免去不管部部长的职务。

早在1933 年1 月30 日纳粹党上台之前，沙赫特便积极支持该党的活动并拥护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此后，他在加紧推行扩充军备计划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在这项计划提出的同时，沙赫特利用德意志国家银行的储备全力支助德国的扩充军备活动。在传统上一直代表德国政府行使财政职能的德意志国家银行发行长期公债，公债的收入即被用于扩充军备。他发明了一套办法，发行一种名之为“梅福”期票（MEFO—Wechsel）的以五年为期的债券，由德意志国家银行给予保证，但是实际上除了发行银行之外，这种债券得不到任何抵偿，它被利用于从短期的金融市场上为扩充军备获得巨额款项。担任经济部长和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的沙赫特，为组织德国的战争经济而奔走效劳。他曾起草过进行工业动员和国防军与战时工业相结合的详细计划。他格外重视原料短缺一事，并首创推行了一套物资储备计划和控制外汇制度，目的是免使德国因外汇储备微少而从国外进口扩充军备所需的原料受到影响。1935 年5 月3 日，他向希特勒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其内容如下：“迅速而大规模地推行扩充军备的计划是德国的政治目标，其他一切都应从属于这一目标。”

自1936 年4 月起，即在戈林控制了原料和外汇之后，沙赫特开始在德国的扩军备战活动中失去中心人物所具有的影响。戈林主张大大扩展化学合成原料的生产计划，而沙赫特则反对这样做，理由是，由此引起的过度增长的财政开支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的后果。1936 年10 月16 日，戈林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总代表，受命在“四年之内使整个经济处于战备状态”，这时沙赫特的影响就更加削弱了。他反对宣布上述计划并反对任命戈林主持这坝汀划。希特勒的行动显然表明了，对希特勒意欲选取迅速而有效的扩充军备政策来说，沙赫特的经济政策是过于保守了。

任命戈林之后不久，沙赫特与戈林就纠缠在一连串的争论之中。尽管在这些急执中也夹杂着某种个人对立的成分，但在某些基本政治问题上，沙赫特与戈林之间的观点确是有分歧的。鉴于财政方面的原因，沙赫特主张限制扩充军备的计划，他反对大部分拟议中的生产可能性的扩展，特别反对有关化学合成原料方面的生产，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不经济的。他竭力主张大规模缩减政府信用贷款，主张在德国外汇储备方面采取审慎的政策。在一次剧烈争辩中，希特勒怪罪沙赫特的财经方针干扰了他的计划，由于上面所谈到的分歧和这次争辩的结果，沙赫特在1937 年9 月5 日请假离开经济部。1937年11 月16 日，他辞去了经济部长和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的职务。

身为德意志国家银行总裁的沙赫特仍纠缠于种种争端之中。在整个1938年间，德意志国家银行继续发行长期政府公债，为扩充军备筹集经费，这时德意志国家银行继续发挥着德国政府财政代理机构的职能。但是，沙赫特在1938 年3 月31 日停止发行短期债券，即停止发行由德意志国家银行提供保证的用于扩充军备开支的兑换期票。沙赫特试图通过德意志国家银行重新控制财政，他在1938 年底拒绝满足德国财政部长急需用作支付官员薪俸的一笔特别贷款，因为从所存资金中已无法支付这笔费用。1939 年1 月2 日，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由德意志国家银行的一些经理签署的报告，报告要求采取防止通货膨胀的唯一手段，即严格限制军备开支和平衡预算。由于他在“当前德国国民生死存亡的决战时刻所持的整个态度”，希特勒于1 月19日解除了沙赫特德意志国家银行总裁的职务。1943 年1 月22 日又解除了他的不管部部长的职务。1944 年7 月23 日，沙赫特被秘密警察逮捕，在战争

结束以前，他一直被监禁在集中营。

显而易见，沙赫特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计划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他所采取的种种措施，特别是在纳粹分子上台初期所采取的措施，对纳粹德国迅速上升为军事强国负有责任。

但是，依照条例扩充军备本身并非犯罪行为。只有证明沙赫特所推行的扩充军备是纳粹分子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根据条例第六条构成破坏和平罪。

沙赫特声称，他之所以推行扩充军备计划，是想建设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德国。而当他发现纳粹分子扩充军备的目的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时，他就试图放慢扩充军备的速度。在冯·弗里奇和冯·布洛姆贝格被革职之后，沙赫特也参与了旨在除掉希特勒——先将其罢职然后杀掉——的计划。

沙赫特在1936 年出于财政上的原因就已开始主张限制扩充军备的计划。如果实行了他所主张的计划，那么德国就无法进行发动一场欧洲全面战争的准备工作了。由于他顽固坚持他的政策，以致最后被免去了对德国经济有重大意义的一切职务。另一方面，沙赫特对德国的财政了如指掌，所以他处于格外有利的地位，易于了解希特勒疯狂扩充军备的真正意义，也易于认识到，他们所奉行的经济政策完全是问战争的目标相一致的。

此外，沙赫特还曾继续参与德国的经济生活；他甚至——尽管程度有限——还参与过纳粹分子初期的侵略活动。占领奥地利之前，他规定了马克和先令的兑换率。占领奥地利之后，他把奥地利国家银行并入德意志国家银行，他还发表了一篇极力称颂纳粹党的讲话，其中谈到：只要他与德意志国家银行保持一天关系，那么这家银行就是属于德国纳粹党的。沙赫特在讲话中奉承希特勒，为占领奥地利进行辩护，并对占领方式提出的异议加以嘲讽。最后他以“向我们的领袖三呼万岁”而结束了演讲。沙赫特并未声称这篇演讲没有表达他当时的观点。占领苏台德地区之后，他实行了市制改革，还主持把拥有发行货币权的该地区的捷克银行并入德意志国家银行。他在1938 年11 月29 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傲慢地指出，正是他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才使德国的军备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沙赫特并未参与制订起诉理由第二条所特别提到的侵略战争计划。他参与占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活动（这些活动在起诉中并未被指控为侵略战争）是有限的，不应将其看成是起诉理由第一条所称的共同制订侵略计划的罪行。显然，他并不属于在希特勒周围共同参与制订上述计划的核心人士。他甚至受到了这些人士赤裸裸的敌视。施佩尔的证词表明，沙赫特于1944年6 月23 日被捕的起因，就是出于希特勒对他造成这种敌视的原因是沙赫特对战争的态度，此外还由于怀疑他参与了炸弹谋刺事件。对沙赫特所以提出起诉的原因，是估计他有可能实际了解侵略计划。

关于这个非同寻常的重要问题，起诉当局提供了证据。辩护方面也提出了一批为数可观的证据。法庭对上述全部证据进行了极其慎重的考虑，并得出结论，认为上面所提到的那种估计无法驳回对它提出的合理质疑。

法庭根据上述起诉判决沙赫特无罪，兹命令军事法庭警长在法庭退庭之后立即将其释放。

冯·席拉赫系按起诉理由第一条和第四条被提出起诉。他于1925 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1929 年，他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领袖。1931 年，冯·席拉赫担任纳粹党全国青年领袖，管理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在内的所有纳

粹青年组织。1933 年纳粹党执政后，冯·席拉赫辞去了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和全国青年领袖的职务，但却保留了主管青年教育全国领袖的职务。1940 年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区领袖、维也纳总督和该地区的国防委员。

纳粹上台后，冯·席拉赫依靠暴力和官方的压力，解散或接管了所有与希特勒青年团竞争的青年团体。希特勒在1936 年12 月1 日发布命令，把全国青年运动纳入希特勒青年团。当1940 年公开实行强制参加时，已有百分之九十七的适龄青年成为青年团团员。

冯·席拉赫利用希特勒青年团，以“民族社会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使他们服从一套严密的纳粹宣传纲领。他把希特勒青年团变成为向纳粹党组织输送后备力量的源泉。1938 年10 月他与希姆菜达成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凡符合党卫队要求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都应被看作是党卫队主要后备力量的源泉。

冯·席拉赫利用希特勒青年团进行军事预备训练，建立了特种部队，主要目的是为各军事部门培养专门人材。1939 年8 月11 日，他与凯特尔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希特勒青年团宣布，它同意把军训活动与国防的要求相适应；国防军宣布准备每年为希特勒青年团训练三万名教官。希特勒青年团极其推崇军事精神，它的训练纲领强调重新取得殖民地的重要性、取得生存空间的必要性和德国青年为希特勒捐躯的崇高天职。

尽管希特勒青年团有与战争相似的活动，但是看来冯·席拉赫与希特勒一伙制订的通过侵略战争以扩张领土的计划并无牵连，他也未参与过任何一次侵略战争的策划和准备工作。

1940 年7 月，席拉赫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区领袖。与此同时，他担任驻维也纳总督和德国国防委员，他的管辖范围起初为第十七军区，包括维也纳大区以及上多瑙河地区和下多瑙河地区在内。1942 年11 月17 日以后则只负责管辖维也纳大区。

作为德国国防委员，他负责战争经济：作为总督，他是维也纳市的行政长官，并在内政部长的统一督导下，他负责管理德国政府在维也纳的重大事务。

冯·席拉赫并未被控在维也纳犯有战争罪，而只被控犯有违反入道罪。占领奥地利是为了奉行一项全面的侵略计划。因此，按照条例第六条第三款，占领奥地利“属法庭有权受理的罪行”。据此，由于占领而采取的“屠杀、灭绝、奴役、放逐和其他非人道行为”以及“借口政治、种族宗教的理由而犯的迫害行为”均构成该条款所规定的违反人道罪。

冯·席拉赫以维也纳大区领袖身分执行了绍克尔1942 年4 月6 日颁发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各大区领袖均可以全权代表绍克尔安排劳动，有权监督他们所在地区的劳动力的调配和处置，绍克尔的指示规定，对强制劳工的伙食、住宿和使用的原则是，在尽可能小的开支情况下对他们进行尽可能大的压榨。

当冯·席拉赫担任维也纳大区领袖时，驱逐犹太人的行动早已开始。原来居住在维也纳的十九万犹太人只剩下了六万。1940 年10 月2 日，席拉赫参加了在希特勒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他告知弗兰克，在维也纳总共还有五万犹太人，波兰总督辖区应接纳这批人。1940 年12 月3 日，冯·席拉赫收到拉默斯的函件，信件表明希特勒已根据冯·席拉赫的报告下达命令：由于维也纳住房紧张，尚留住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应被押往波兰总督辖区。之后，

就开始从维也纳驱逐犹太人，这一行动一直延续到1942 年初秋。1942 年9月15 日，冯·席拉赫作了一次讲话，他为自己的行动辩解说，他把“上万名乃至数万名犹太人赶到东方的犹太人隔离区，这是对欧洲文明的贡献”。

正当犹太人被赶出维也纳时，呈报给冯·席拉赫而表明其职务性质的报告纷纷到达席拉赫的办事处。这些报告都来自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头目的办公室。报告包括对特别行动队消灭犹太人活动的描述。许多份报告都有冯·席拉赫的主要副手的签字。1944 年6 月30 日，冯·席拉赫的办事处还收到过卡尔滕布龙纳的信件，信中通知他，对重要的军事劳役有用的一万二千名犹太人正在被送往维也纳的途中，对其他所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则应准备采取“特别行动”。

法庭确证，尽管冯·席拉赫不是从维也纳驱逐太人政策的制定者，但是在他担任维也纳大区领袖之后却参与了这一行动。他知道，当时犹太人所能期望的，充其量不过是在东方的犹太人隔离区过上艰辛的生活。有关消灭犹太人的报告都存放在他的办公室里。

冯·席拉赫在担任维也纳大区领袖的同时，继续行使德国青年教育全国领袖的职权。他曾以此身分得知希特勒青年团参加的一项计划：1944 年秋，把五万名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从被苏军收复的地区运往德国，让他们在德国工业部门充当学徒或用作德国武装部队各单位的辅助力量。

1942 年夏季，冯·席拉赫曾打电报给鲍曼，建议轰炸英国的一个文化中心，以作为对暗杀海德里希的报复措施。如他所称，这次暗杀是英国人策划的。

法庭根据起诉理由第一条判处冯·席拉赫无罪。根据起诉理由第四条判他有罪，并被判处20 年徒刑。

第四章狡辩

●蕾德尔曾极力主张对“英国”发动故争

●“凡是干犹太人所于的事的人都将遭到同样命运：诛灭和死亡”

●纽伦堡法庭的证人竟有纳粹战犯

第一节约德尔为自己辩护：他是一个曾经宣誓服从的士兵，而不是政治家

约德尔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从1935 年到1938 年，他是最高统帅部军务处处长。担任部队司令官一年之后，他干1939 年8 月回最高统帅部任作战局局长。虽然被告凯特尔是他的顶头上司，但有关作战事宜却由他直接向希特勒报告：就严格的军事意义而言，战争计划实际是由约德尔负责的，他在很大程度上对战略行动和军事领导负有责任。

约德尔提出下列事实为自己辩护：他是一个曾经宣誓服从的士兵，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参谋工作和计划工作已使他无暇顾及其他事务。他说，他经常是在凯特尔缺席的情况下，为希特勒签署命令、备忘录和信件。尽管他辩称，他作为士兵应听命于希特勒；他也供称，他常常试图用拖延的办法阻止某些行动，有时也曾获得成功，例如他曾抵制希特勒要求发布的对盟军的“恐怖飞行员”施用私刑的指令。

约德尔1938 年2 月13 日和14 日的日记表明，希特勒不仅指示他、而且也命令凯特尔继续坚持对奥地利施加军事压力。在与舒施尼格举行会谈期间，就开始以佯装采取军事行动的手法施加军事压力，这些手法居然达到了目的，当希特勒决定“不容许”舒施尼格采用公民投票的方式进行自决时，约德尔便把“原来的草案”，即现成的参谋总部的计划带到会上。他在3 月10 日的日记中记载道：然后希特勒就着手准备《奥托方案》，指令是由约德尔签署的。3 月11 日，约德尔签发补充命令，并于同日在希特勒的进攻令上签了字。

根据施蒙特的记录，约德尔在策划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十分卖力。他在该记录的第十四、十七、二十四、三十六和三十七等各点下面签了字。约德尔承认，他与陆军最高统帅部的意见是一致的：为德国发动进攻提供借口的“事端”最迟应在“X—1”日，即发动进攻前一天的下午2 时发生，还指示说，事端应发生在某个良好的飞行日的规定时间里。约德尔曾经和宣传专家们商讨过“面临的迫切的共同任务”，例如德国方面如果违犯了国际法，敌人将会如何利用这一事实，德国人又怎样加以反驳。约德尔曾把这看成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慕尼黑事件之后，约德尔写道：“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国家因素已经不复存在了..领袖的英明以及他不惜发动一场世界大战的决心，再一次使我们兵不血刃地取得了胜利。现在希望的是，那些怀疑成性、软弱观望和犹豫不决的人都能幡然悔改，而且能够永远保持醒悟”。

占领苏台德区之后不久，约德尔被委派为一个地区的部队司令官。1939年8 月底，他开始担任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战长。

1939 年12 月12 日，约德尔与希特勒、凯特尔和雷德尔商谈进犯挪威一

事；他的日记事后详细记述了为这次进攻所做的准备工作。约德尔在评论此事时宣称，希特勒仍然一直在为这次行动寻找“借口”，这意味着，希特勒等待着有关英国计划的可靠情报。约德尔还为这次进攻辩护，把它说成是对付英国的先发制人的必要行动。他的证词表明，希特勒自1939 年10 月起就取道比利时对西方发动进攻：但是在11 月中旬以前他对是否袭击荷兰还举棋不定。1940 年2 月8 日，约德尔和他的副手瓦尔利蒙特和空军参谋耶顺内克讨论进攻挪威、丹麦和荷兰的“新设想”，但前提是保证比利时的中立。鉴于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气候条件，对西线的进攻一直推迟到1940 年5 月，在此期间所发布的十七道命令，其中不少是由约德尔签署的。

约德尔也曾积极参予对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进攻。希特勒1941 年1 月11日进攻阿尔巴尼亚的命令上也有约德尔的签字。1 月20 日，即在发动进攻的四个月之前，在有德国将领和意大利将领出席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宣布：在罗马尼亚集结德军是用于对付希腊的，当时约德尔也在场。3 月8 日，希特勒当着约德尔的面对雷德尔说：在有可能取得任何调整之前，必须首先占领希腊全境。3 月27 日，希特勒对德军最高统帅部宣布，必须“以无情的严厉手段”摧毁南斯拉夫，还决定，不宣而战地轰炸贝尔格莱德，这一次约德尔也在场。

约德尔说，希特勒担心俄国入侵，故他抢先发动进攻。准备工作几乎在入侵的一年之前就开始了。早在1940 年7 月29 日，约德尔就命令瓦尔利蒙特准备计划，因希特勒已决定发动进攻，后来希特勒告知瓦尔利蒙特，他原计划在1940 年8 月就发动进攻，但由于军事上的原因而推迟了。希特勒1940年11 月12 日的指令是由约德尔签署的，该指令要求继续执行曾口头下达的准备工作。约德尔还于12 月18 日签署了《巴巴罗萨方案》。1941 年2 月3日，希特勒、约德尔和凯特尔曾一同讨论入侵事宜。6 月14 日，约德尔还参加了《巴巴罗萨方案》的最后安排。

1942 年10 月18 日，希特勒发布了突击队命令，一天之后又发布了一件只发给司令官的补充指示。附加的说明是由约德尔签署的。这些命令的原稿是约德尔的参谋部起草的，对此他是知情的。约德尔供认：出于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理由，他曾强烈反对这项命令，但是他无法拒绝传达该项命令。约德尔坚持说，他曾试图在实际执行中减轻命令的严酷性，倘若命令未被执行，他就不向希特勒报告。他签署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1944 年6 月25 日的文件，以此在诺曼底登陆之后重申上述命令。

《巴巴罗萨方案》的指示包括一项清除苏联政治委员的计划。是否要将他们处死，可以不经法庭审讯，由某一军官即行作出决定。一份留有约德尔手迹的草稿建议把这种措施作为报复手段。约德尔供认，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谋求回避这项计划。

当希特勒在1945 年考虑退出日内瓦公约时，约德尔的意见是：这种做法弊多利少。2 月21 日，他对希特勒说：维持这一公约对战争的进行不会产生妨碍的影响。他还列举了作为报复手段而击沉英国军医船一事。此事后来被解释成为误会。他供称，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这是希特勒唯一可以考虑的立场；至于道德上的或法律上的理由则都是不起作用的。他坚持说，他正是采取这种立场阻止了希特勒退出公约的。几乎没有什么线索可以证明约德尔曾参与制定强制劳动的计划，似乎他是集中全力于他的本职——制定战略计划。但是他在1943 年11 月7 日对大区领袖的讲话中说：对丹麦、法

国和荷兰施加压力时，应“不遗余力而且毫不留情”，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大西洋壁垒的防御工程。

1944 年10 月28 日，约德尔通过电传打字机命令撤退挪威北部的所有人员并烧毁他们的房屋，以使他们不能给苏联人提供任何帮助。约德尔解释说，他当时是反对这样做的，但希特勒已经下达了命令，而命令未被全部执行。挪威政府的一份文件表明，挪威北部实际上发生过上述的撤退，并有三万间房屋被烧毁。1941 年10 月7 日，约德尔签署了一项命令，命令说，希特勒将拒不接受列宁格勒或莫斯科的任何投降条件，与之相反，坚持要把这两座城市全部摧毁。约德尔解释说，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德国人担心俄国人会像在基辅那样在这两座城市布雷。反正也从未提出过投降。

简言之，约德尔的辩护是以“上级的命令”这种说法为根据的，条例第八条已排除把这种说法作为辩护的理由。不存在减刑的理由。从来就不要求一个军人参与这种方式的犯罪活动。现在他也不能凭借军人必须服从命令这种离奇的要求为他本人开脱罪责。

法庭根据起诉书全部四条起诉理由判决约德尔有罪，并被判处绞刑。

第二节对雷德尔最严厉的指控是不加限制的潜艇战

翻开昔日的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的个人档案，第一页上记载着他的个人的身世。第二页上记的是他所担任过的十三个职务：从1895 年的海军见军官到1943 年的元帅。第三页记的是三十六个艇上职称：从在“施托施”号艇上当见习军官到1928 年9 月海军秋季大演习时在“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号艇上担任审判官。

第四页上注明：

1895 年5 月13 日为海军见习军官。

1897 年10 月25 日，海军军官考试成绩特优，井获毕业证书。

1926 年5 月31 日，获基尔大学哲学系荣誉博士学位。

以下记载的是他获得的一些国家的高级勋章。最后记载着他所参加过的各次海战情况。

雷德尔1876 年4 月24 日出生于汉堡的万茨贝克镇，父亲为西里西亚省格隆堡高级中学校长。他干1894 年毕业于父亲的学校并考取基尔的海军军官学校，六个星期的陆上严格训练之后登上“施托施”号练习舰，接受航海的基础训练，参加过前往西印度群岛的航行训练。1895 年升为见习军官，派到“格内塞瑙”号上见习。在下一个训练年度里，他开始学习舰炮学、水雷学和鱼雷学。1897 年10 月在海军军官考试中获得最优成绩。同年雷德尔被派到装甲战舰“萨克森”号和装甲战舰“德意志”号担任通信官。

德意志帝国要成为一个强国，势必同英国抗衡，因为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能为德皇家海军服务，成为当时莫大的荣幸。青年海军军官们充满优越感和爱国的热情。

1897 年，当一个德国舰队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和青岛，并于一个月后由德国政府租借了该地区之后，又有第二个巡洋舰队在“皇太子”海里希指挥下开到东亚。装甲战舰“德意志”号为它的旗舰，雷德尔就在上面担任通信官，同时担任舰上军乐队的指挥。他写的《菲律宾的叛乱》一书特别受到“皇太子”海德里希的赏识。

1900 年4 月，雷德尔晋升中尉，并调任水兵第一大队副官，一年后又调任“蟋蟀”号舰上的第一航海官。在因膝盖受伤的几周休养期间，他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克里米亚战争中陆海军的协同问题》的研究论文在这方面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这在以后攻占挪威的战役中他作了很好的尝试。

以后，雷德尔被派往战舰“威廉大帝”号担任警卫官。1903 年10 月至1905 年6 月被派往基尔海军学院受训。由于父亲的教育，雷德尔通晓英法语言。在受训期间，他又选修了俄文，自学了西班牙文，还到俄国进修了三个月。

1905 年4 月，雷德尔晋升海军上尉，并于海军学院毕业后被派往波罗的海预备舰队的“福里特约夫”号海岸装甲舰上任航海官。1906 年4 月调任驻柏林的海军部情报处第一科科长。他的职责是搜集和研究外国的新闻报道，主编《海军观察》和《航海》杂志。他所担任的工作使他有机会经常接近蒂尔皮茨上将和作家罗尔巴赫博士，甚至接触过德皇威廉二世，后者还赠予过雷德尔四等红鹰勋章，以鼓励其写作的成就。

这样一个满腹经纶、多才多艺的人竟然不间政治而一心致力于军事，这也可以说是他一生中的弱点吧。

从1909 年10 月到1910 年3 月期间，雷德尔先在“霍亨索伦”号艇上任航海官，后来在皇帝游艇上服务。这位青年上尉同皇帝有了较多的接触。威廉二世很赏识他，当航行途经利萨岛时，让他作了一次专题报告，讲评1866年奥国海军在特格霍夫海军上将指挥下战胜意大利人的侮战情况。这位喜欢探讨学术问题的皇帝也曾召见过雷德尔。

1911 年4 月，雷德尔少校调任巡逻舰队司令希培尔上将处任首席参谋官，以后先后服务于“约克”号舰和旗舰“塞德利茨”号。

1914 年11 月3 日，德国巡洋舰首次攻击亚茅斯，“塞德利茨”号担任了攻击的主力。以后在同英国海军的激烈战斗中，“塞德利茨”号受了重伤、“布鲁切尔”号则被击沉，而英国旗舰“狮”号也被轰击失去战斗力。雷德尔因战功而获一等铁十字勋章。

经过长时间的休整，新任舰队总司令舍尔上将指挥了一次向斯卡格拉克的突进，1916 年5 月31 日，在那里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海上战争。战斗舰“吕巢”号击沉了英国巡洋舰“常胜”号，但自己也受到重创，不得不在敌火下换乘另一艘巡洋舰“毛奇”号。

2 月初，帝国政府宣布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雷德尔参加了掩护各进击港口的安全工作。1917 年，他晋升海军中校。九个月之后，他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担任了一艘新的小型巡洋舰“科隆”号舰长，被派往北海执行巡逻任务。

当时的德国，反帝制的运动日益高涨，加之给养不够，海军士兵普遍不愿打仗。1917 年8 月，远洋舰队第四大队军事法庭以煽动叛乱罪处五个反帝制的水兵死刑。不到一年，德意志的帝制终被推翻。

雷德尔在战役结束一年之后晋升海军上校，并于1920 年7 月被派往柏林的海军档案处工作，整理官方的海战资料。1922 年和1923 年先后出版了他所编写的两本书。第一本书记述从巡洋的出征到“施佩伯爵”号沉没这一段历史；第二本叙述各小型巡洋舰的作战和航海经过。在海军档案处工作期间，雷德尔利用业余时间就读干柏林大学。当他准备考取博士之时，他被提升为海军上校，并就任海军教育监的监督，掌管各海军学校的教育工作以及两艘

训练用舰。

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设立参谋本部和海军大学，雷德尔建立了秘密的指挥与参谋人员训练班，同时也成立了海军各类专科学校。

1924 年，雷德尔接任北海轻舰队司令，以巡洋舰“汉堡”号为旗舰。次年2 月，他被调回基尔，同时晋升海军中将，担任波罗的海军区司令。

在1926 年5 月31 日斯卡格拉克海战十周年纪念日那天，基尔大学哲学院授予雷德尔名誉博士的学位。两年之后，雷德尔晋升海军总司令。最初，他同顶头上司国防部长格罗纲意见不台，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改善。自此以后，他就专心致力于德国海军的重建工作。他主张建造重型军舰，并在“塞维拉”航空公司招牌的掩护下建立了半军事性的海军航空兵。

雷德尔虽然不问政治，但他头脑清醒。1933 年之后，德国海军未被卷入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漩涡，完全是雷德尔的功劳。

1933 年2 月，希特勒首次召见雷德尔，并对他说，他绝不会同英国、日本交战。海军舰队的建立只用于防卫欧洲大陆。而且他建议同英国舰队维持35 比100 的实力比例。

1934 年8 月2 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成为他的继任者和三军最高统帅。次年3 月16 日，希特勒宣布凡尔赛条约的限制无效，英国人对此提出抗议，并派外交大臣艾登去德国。6 月18 日双方签订了一个海军协定。

这时，雷德尔交给训练巡洋舰“恩登”号舰长邓尼茨海军中校一个任务，要他组建新的潜艇部队。邓尼茨主张建造供“集群战术”用的中型潜艇。他认为，建造中型潜艇既符合德英海军协定中关于舰艇吨位的限制，又能建造数量较多的潜艇。

雷德尔的工作更加繁忙，但他有一个可靠的参谋班子。此外，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享有广泛的独立性。这就使雷德尔能够在1935 年完成使两艘装甲战舰、两艘巡洋舰、十六艘驱逐舰和二十三艘潜水艇下水的工作。到9 月27 日，邓尼茨已经可以把第一批的潜水艇编为一个潜艇小队了。

虽然雷德尔竭力提防纳粹党对于海军建设的任何干涉，他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还是友好的。希特勒对于雷德尔的一切建议都表示采纳，从不干预。

当雷德尔于1939 年4 月晋升海军元帅时，一切迹象都表明战争在日益迫近。雷德尔曾一再警告希特勒，不要介入国际纠纷，特别应当避免同英国发生战争。他和海军总部的军官都一致认为，德国的海军想同英国海军作战力量是不够的。在他同伯姆和邓尼茨两位海军将军的一次会晤时，他曾断言：“德国舰队除了战斗和光荣地沉没之外，不可能有别的作为”。但他又说，德国海军利用潜艇来破坏大英帝国的海上联络，兴许能获得成功。

当朗斯多夫上校于1939 年12 月17 日成功地出击，重创并最后炸沉了英国的装甲战舰“施佩伯爵”号之后，雷德尔和希特勒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从那以后，希特勒开始把他的党的意志强加于海军身上。

1940 年4 月，海军接到攻占挪威的任务。雷德尔最初认为，对于德国来说，中立的挪威比被占领的挪威更为重要。后来，当他获悉英法军队正在进行占领挪威的矿砂港口纳尔维克的准备之后，才决定采取先发制入的行动。他建议以鱼雷快舰实施登陆。陆海军密切协同。占领挪威一仗，招致了海军的重大损失，但陆海军的协同动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西方战役之后，雷德尔奉命对英国本土进行登陆作准备，雷德尔当即申诉意见，应把争夺制空权列为登陆的先决条件。要使英国的空军，甚至海军

都无法制止登陆行动。此外，还须设一个没有水雷的区域，两侧更要布雷警戒，并准备必要的运输船只。希特勒也曾答应，在1940 年8 月15 日以前将一切准备齐全。但这种准备竟拖延到9 月15 日。到了10 月，希特勒竟又下令停止“海狮作战”。尽管如此，海军作战的重点仍然是英国。

在大西洋上的最后一次大海战发生在1941 年5 月21 日。战斗舰“俾斯麦”号击沉了英国的装甲战舰“头巾”号，还把“威尔斯王子”号战舰击成重伤。然而，“俾斯麦”号也同归于尽。至此，重型舰只的作战停止了，潜艇部队开始担任海战的主角。德国潜艇在敌人周密的反潜措施也曾获得相当大的成功。水面舰只和潜水艇以及飞机相互配合对敌人的北冰洋护航船队所实施的攻击也是十分成功的。

1942 年秋季，德国巡洋舰队司令在一个薄暮时分停止了对敌人一个警戒周密的护航船队的攻击。希特勒对此十分不满。次年元月6 日，他又在一次会议上提及此事，并指斥和侮辱了雷德尔元帅，致使后者愤而辞职。

希特勒批准了雷德尔的辞呈，于元月30 日任命邓尼茨元帅为海军总司令。

德国战败之后，雷德尔被苏军俘虏，并与其夫人一同被押往莫斯科。1945年11 月20 日，他和邓尼茨以及其他二十名政府官员都站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

雷德尔系按起诉理由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被提出起诉。

在担任统帅的十五年期间，雷德尔建立并指挥德国的海军。到1943 年去职为止，他应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他承认德国海军违背了凡尔赛和约；但他坚持说，这样做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名誉问题”，他辩解说，这些违约行为大多是微不足道的。他还说，德国海军的实力尚未达到它所应达到的程度。

雷德尔通过冯·弗洛姆堡接受了1937 年6 月24 日命令，对奥地利作战进行特级准备。他是亲自参加1937 年11 月5 日堆斯巴赫会议的五名头目之一。他辩称，希特勒只是想通过这次会议促使陆军更快地武装起来；他坚持说，他当时确信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后来也正是这样解决的。他还曾对当时正在与英国签署的海军协定作过指示。他说他并未接到加速建造潜艇的命令，这意味着希特勒并未策划战争。

雷德尔曾经接到有关《绿色方案》和《白色方案》等指示，《白色方案》以1939 年4 月3 日的指令为开始，其较多部分指示海军通过海上干预的方式支持陆军。雷德尔也是出席1939 年5 月23 日会议的为数不多的主要头目之一。此外，1939 年8 月22 日在上萨尔茨堡发布命令时他也在场。

入侵挪威的计划最先是由雷德尔而不是由希特勒提出的。尽管希特勒曾希望斯堪的纳维亚保持中立，他在1939 年10 月所发的指令就表现了这种意向，然而海军早在10 月份就仔细研究了在那里建立海军基地的好处，海军上将卡尔斯提请雷德尔注意在挪威建立军事基地的有利方面。1939 年10 月3日，又在海军参谋部征询意见，轮流询问是否赞成建立此类基地。10 月10日，雷德尔同希特勒谈到了这一件事。在他的战争日记中对这一天载有：希特勒愿意对此事加以考虑，数月之后，希特勒同雷德尔、吉斯林、凯特尔和约德尔谈话。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开始制定计划。海军参谋部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们共同参加了这一工作。

雷德尔收到了凯特尔1940 年卫月27 日对挪威问题的指令，他也收到了希特勒随后签署的3 月1 日的指令。

雷德尔以如下理由为他的行动辩解：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抢在英国人之前下手。对于这类辨护词不需再予讨论，因法庭对此已进行详细审理，并已做出结论：进犯挪威和丹麦均属侵略战争。雷行尔在致海军的一封信中写道：“海军在占领挪威时的战斗行动将作为海军在这次战役中的重大功绩而永存于世。”雷德尔曾多次收到过在西部发动进攻的命令，其中包括推迟进攻的数次通知。

1941 年3 月18 日，在有希特勒参加的一次会议上，雷德尔竭力主张占领希腊全境。现在他辩解说，此事发生在英国登陆之后，而且是在希特勒已经下达了进攻令之后。他指出，当时海军对希腊并无兴趣。他曾接到过希特勒关于南斯拉夫的指令。

雷德尔曾试图让希特勒放弃进攻苏联的侵略行动。1940 年9 月，希特勒奉行在地中海的侵略政策，以此代替进攻俄国。1940 年11 月14 日，他极力主张对“作为主要敌人的”英国发动战争，并主张继续建造潜艇和海军军用飞机。根据德国海军参谋部的记录，他对“在击败英国之前进攻俄国发表过至关重要的反对意见”。当时他声称，他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样做违反互不侵犯条约，此外还出于战略上的原因，然而一经作出决定之后，他在进攻苏联之前六天就批准了袭击位于波罗的海一个特定警戒区内的苏联潜艇。现在他辩解说，这样做的理由是那些潜艇企图“侦察”德国的行动。

这一证据显然说明，雷德尔曾参与策划和进行这次侵略战争。

雷德尔被指控在公海上犯有战争罪。1939 年9 月3 日，一艘没有武装的英国邮船《雅典娜号》被击沉，该船是被德国U—30 号潜艇击沉的。

雷德尔申辩说，这是由于一名缺乏经验的潜艇舰长将该轮误为武装商船而击沉的。他说，直到几个星期后，U—30 号潜艇返航并对此事加以更正后，才了解到此事的真相，尔后希特勒指示海军和外交部继续对这件事持否认态度。雷德尔否认他曾得知过任何对丘吉尔发动宣传攻势的消息。

对雷德尔提出的最严厉的指控是进行不加限制的潜艇战，包括击沉没有武装的商船和中立国的船只，此外还对沉船的遇能者非但不加抢救，反而用机枪进行扫射。这些都是违背1936 年伦敦议定书的。

法庭考虑到，对雷德尔的上述指控系发生在1943 年1 月30 日以前，即在他退职之前的期间内，故对他作出的判决与业已宣布的对邓尼茨的判决是相同的。

1942 年10 月18 日的突击队命令本来明确与海战无关，但是海军参谋部却把这项命令传达到下属的海军舰长。海军参谋部宣称：“这样做是符合领袖的特别命令的；但这在国际法中还是新的作法，因为士兵没有向希特勒提出过异议。”

法庭根据起诉理由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判决雷德尔有罪，并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60 年死去。

第三节“头号反犹煽动家”

施特赖歇尔系根据起诉理由第一条和第四条被提出起诉。他在1921 年参加纳粹党，为该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曾参加过慕尼黑暴动。1925 年至1940年，他是反犹太周刊《冲锋队员》的发行人，在1933 年以前他一直担任该刊主编。

施特赖歇尔是坚定的纳粹分子，并是希特勒及其基本政治目标的追随者。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是希特勒的亲信顾问。在他的经历中，他与策划战争的政策也无密切关系。例如他从未参加过希特勒向手下头目阐明其决策的那些重要会议。虽然他是大区领袖，然而并没有证据证明他知道这些政治计划。法庭认为，证据不能证明他与密谋活动（本判决在另一部分已对此作了简略说明）或与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有关。

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和鼓吹仇恨犹太人观点达二十五年之久的施特赖歇尔是尽人皆知的“头号反犹煽动家”。在他发表的演讲和论文中，他以反犹主义日益污染德国人的思想，并煽动德国人极力去迫害犹太人。1935 年印数达到六十万份的《冲锋队员》，每期都充斥这种色情的和令人厌恶的文章。

施特赖歇尔是1933 的4 月1 日抵制犹太人运动的头目。他拥护1935 年颁布的纽伦堡法。他对1938 年8 月10 日在纽伦堡发生的捣毁犹太教堂的事件负有责任。11 月10 日，他还公开表示支持当时发生的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活动。

而且，被告不仅在德国宣扬他的论点，他在1938 年就开始要求消灭犹太人种。1938 年至1941 年，他在《冲锋队员》上发表的二十三篇形形色色的文章全都鼓吹把犹太人“斩尽杀绝”，这些文章均已作为证据提交法庭。1938年9 月的一篇社论可谓是他的这种论点的代表作。文中将犹太人当作细菌和瘟疫，不把他们当成人，而是当成了“为了人类的利益必须将之消灭的寄生虫、敌人、歹徒和疾病传播者”，其他文章着重强调，只有当世界犹太种族被消灭之后，犹太人问题才算解决，他的文章还预言，在五十年内，犹太人的坟墓“将会证实，这个由杀人犯和罪犯组成的民族经历了它罪有应得的命运”。1940 年2 月，施特赖歇尔发表了一封《冲锋队员》读者的来信，信中把犹太人比作一群必须彻底消灭的蝗虫。这就是施特赖歇尔借以毒害成千上万德国人所采用的方式，也是德国人所以追随纳粹党迫害和消灭犹太人政策的原因。1939 年5 月，《冲锋队员》的一篇社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目的：

“必须惩治俄国的犹太人，以使每一个杀人犯和罪犯遭到他们应得的命运：判处死刑并加以处决。一定要把俄国的犹太人杀掉，必须把他们斩草除根。”

在战争初期，战事进展顺利。德国日益获得越来越多的领土，施特赖歇尔变本加厉地煽起德国人民对犹太人的仇恨。案卷中存有1941 年8 月至1944年9 月这一时期的《冲锋队员》的文章共有二十六篇，其中十二篇是由施特赖歇尔亲自撰写的，文章明白无误地表示要灭绝犹太人，1941 年12 月25 日，他写下并发表了如下这段文定：

“若想不致再度发生上帝惩罚犹太血统繁愆的危险，那么只有一条道路可循，那就是灭绝这个其先辈是魔鬼的民族。”

“凡是干犹太人所干之事的人，他就是恶棍，就是罪犯，凡是谈吐学止仿效犹太的人，他就得遭到同样命运：诛灭和死在获悉东部占领区大批犹太人遭受屠杀之后，被告还继续撰写并发表鼓吹杀害犹太人的文章。在这次审讯中，被告的供词竭力否认他曾不断得知关于“最后解决”（犹太人）的进展。1943 年春，正值摧毁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之际，他的摄影记者曾被派往东部的犹太人隔离区采访。施特赖歇尔曾收到和阅读过的犹太报纸《以色列周刊》，该刊的每一期都报道了东部地区对犹太人采取的暴行，还有被驱逐和被杀害的犹太人的统计。例如：1942 年夏秋两委出版的刊物报道犹太人死亡

的情况如下：华沙七万二千七百二十九人、罗兹一万七千五百四十二人、克罗地亚一万八千人、罗马尼亚十二万五千人、立陶宛一万四千人、南斯拉夫八万五千人、波兰全境七十万人。1943 年11 月，施特赖歇尔曾逐字逐句地摘录了《以色列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犹太人实际上已从欧洲消失了，并评注提出：“这不是犹太人编造的谎言”。1942 年12 月，施特赖歇尔在谈到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关于蓄意消灭犹太人的暴行的文章时说，希特勒曾对此提出警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导致犹太人种的消灭。1943年1 月，施特赖歇尔又撰写并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说，希特勒的预言已经实现了。世界上的犹太人种正在被消灭；要是人们得知，希特勒把世界从犹太造孽者手中解救的，那就是颁布一项像纽伦堡法那样的非常法，最严格地规定犹太人作为外国人的特征，如若可能，通过缔结一项国际条约的办法作用补充，以在世界某个地方建立一所犹太国。所有犹太人均移居该处。面对提交法庭的种种证据，施特赖歇尔的这种声辩是徒劳的。

东方地区的犹太人在异常恐怖的境况下遭受屠杀的时候，施特赖歇尔煽动杀害的灭绝犹太人种，这种出于政治原因和种族原因的迫害行为显然构成了条例所规定的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法庭根据起诉理由第一条判决施特赖歇尔无罪，但根据第四条判决他有罪并被判处绞刑。

罗森堡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他于1923 年加入纳粹党，参加了1923 年11 月9 日的慕尼黑暴动，他在希特勒坐牢期间，曾努力使被禁止的纳粹党保持团结。他被公认为党的哲学家，他在其主办的《民族观察家报》和《民族社会主义月刊》以及他所撰写的著作中发挥、传播纳粹理论。他的著作《二十世纪的神话》发行量达上百万册。

1930 年罗森堡当选为德国国会议员，而且成为纳粹党的外交代表。1933年4 月他成为纳粹党的全国领袖和外交事务局局长。1934 年1 月，希特勒任命他为民社党文化和世界观教导事务特别代表。1940 年1 月他奉命建立“高级学校”，即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和教育中心研究所。与此任务相关，他组织了“罗森堡特别工作处”。1941 年7 月17 日，他被任命为德国东部占领区部长。

他身为纳粹党外交事务局的负责人领导一个组织机构，该组织的特务遍全世界，从事种种阴谋活动。例如，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声称，作为纳粹党外交事务局局长，他在策划和准备进攻挪威的事件中起了主要作用。

与雷德尔在一起，罗森堡是策划进攻挪威的主谋之一。早在1939 年6月，当罗森堡与吉斯林会谈时，他就开始对挪威发生了兴趣。吉斯林提出，挪威海岸在德国和英国发生冲突情况下的重要性。英国有可能获得挪威的援助，他对此表示忧虑。由于罗森堡的努力，这次会谈的结果使吉斯林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密切合作，并在政治上得到纳粹的支持。

当战争爆发之际，吉斯林表示担忧英国干涉挪威。罗森堡支持这种看法，而且把利用吉斯林对挪威发动一场政变的建议转交给雷德尔。罗森堡促成了希特勒和吉斯林在1939 年12 月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导致了进攻挪威的准备工作，希特勒还在会谈时答应，保证在财政上支持吉斯林。这次会谈以后，希特勒把政治上利用挪威的事务交托给罗森堡。

挪威在两个星期以后被占领。希特勒告诉罗森堡，他下决心进攻挪威，其依据是“吉斯林连续不断的报警，而这些报警又是全国领袖罗森堡向他报

告的”。

罗森堡要对策划和实施东部占领区的占领政策负有重大责任。他在1941年4 月2 日就从希特勒处得知即将对苏联发动进攻，他表示同意以“正当顾问”的身分为希特勒效劳。1941 年4 月20 日他被任命为“有关东欧地区问题中央办事处”主任。他在筹划占领计划的过程中，曾与凯特尔、雷德尔、戈林、冯克、里宾特洛甫和其他德国高级官员举行过多次会议。1941 年4 月5 日，他制订了许多关于在东部占领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的指示草案。1941年6 月20 日，即在进攻苏联前两天，他向其下属人员做了一次有关占领问题和占领方法的讲演。他出席了1941 年7 月16 日希特勒召集的会议，会上讨论了行政管理和占领事务方面的实施政策。1941 年7 月17 日，希特勒任命罗森堡为东部占领区部长，并且正式委任他负责民政工作。

罗森堡对在欧洲所有遭受袭击的国家的公私财物进行有组织掠夺的体制负有责任。1940 年1 月，他奉希特勒之命建立“高级学校”，他组织和领导罗森堡特别工作处，该组织洗动了许多博物馆和图书馆，没收艺术珍品和收藏物，抢劫私人住宅。他本人的报告说明了没收的范围。在1941 年12 月按罗森堡建议发起的（家具）“行动”中，西方有六万九千六百一十九户犹太人住宅遭到洗劫，仅巴黎就有三万八千户。为了把没收的家具运往德国，曾动用了二万六千九百八十四节火车车皮。到1944 年7 月14 日为止，特别工作处在西方劫夺的艺术珍品，包括名画和博物馆藏品在内，共计有二万一千九百零三件之多。

罗森堡由于在1941 年7 月17 日被任命为东部占领区部长而执掌了这一地区的统治权。他参与草拟了日耳曼化、剥削和奴隶劳工的政策，以及旨在灭绝犹太人和消灭纳粹统治的敌对者的计划。他设置了执行这些计划的管理机构。他参加了1941 年7 月16 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声称，他们面临这样的任务，“按照我们的需要去切开这块巨大的蛋糕，以便能够：第一：统治它；第二，管理它；第三，榨取它”。在这次会议上，他向希特勒暗示，一场残酷的行动正在策划中。第二天，罗森堡宣布，他已接受了任命。

罗森堡完全了解有关对东方各国人民所施行的残暴和恐怖活动。他曾经发出指示说，海牙陆战法规不适用于东部占领区。他完全知悉，而且积极参与了掠夺东部地区的原料和粮食，并将之运往德国。他声称，养活德国国民是在他对东方的要求清卑上居于首位的问题，而苏联人民因此而忍饥挨饿。他的许多指示预先谋划要把犹太人隔离开来，而最后目标是把他们困在犹太人隔离区里。他的下属就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他所辖的东部地区的民政部门认为，有必要把东方的犹太人清除干净。1941 年12 月，他向希特勒建议，在枪杀一百名人质的案件中，只挑取犹太人作为人质。罗森堡完全知道关于从东方流放劳工、“征募”的方法和运送途中的恐怖状况，以及东方劳工在德国所遭受待遇的情况。他给其所属民政部门的官员规定了必须送往德国的劳工的数字，并且必须采取一切方式凑足劳工的人数。1944 年6 月14日为“干草行动”发布的命令上有罗森堡批准的签署，该命令规定把四万至五万名10 岁至14 岁的少年运往德国。罗森堡偶而也反对他的部下所干的过分残暴行为，特别是科赫事件，但是，此类过分行为仍继续发生，而他依然保持其职位，直到最后。

法庭根据全部四条起诉理由判决罗森堡有罪，并被判处绞刑。

冯·巴本系按起诉理由第一条和第二条提出起诉。1932 年6 月1 日，他

被任命力德国总理。1932 年12 月2 日，冯·施莱歇尔接任他的职务。1933年1 月30 日，冯·巴本出任希特勒政府副总理。自1933 年11 月13 日起任萨尔区全权总代表。1934 年7 月26 日，他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1944 年8 月，土耳其与德国断交，冯·巴本于是返回德国。

1932 年至1933 年期间，当希特勒组织联合政府时，冯·巴本曾大力给予支持。在希特勒1933 年1 月被任命总理一事上，他也给予了协助。身为该政府的副总理，冯·巴本参与了1933 年巩固纳粹控制的活动。但是，冯·巴本曾于1934 年6 月16 日在马尔堡作过一次演讲，表示反对民社党压制新闻自由和教会的企图，指出了当时的恐怖统治，还提及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民社党人都把“朝气与残暴”混为一谈。随着1934 年6 月30 日所谓的“罗姆清洗”之后所发生的暴力行动期间，冯·巴本被党卫队逮捕，他办公室的人员也被捕，他的两名助手被杀害，其中之一就是帮助他起草马尔堡演讲稿的人。冯·巴本在1934 年7 月3 日获释。

尽管他的同事被杀害，冯·巴本依旧在1934 年7 月26 日接受了驻奥地利公使的职务，这恰好是冯·道尔富斯遇害后的日子。对他的任命是在希特勒的一封信件中公布的。信中指示他使两国关系导向“正常和友好的轨道”，希特勒还保证对巴本的“完全和无限的信任。”冯·巴本在担任奥地利公使时，竭力巩固纳粹党在奥地利的地位，目的是促使奥地利并入德国。1935 年初，他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会上确定了如下政策：要避免一切可能造成德国干涉奥地利内政这种印象的作法。可他却每月向“在奥地利遭受迫害的民社党人”提供二十万马克。1935 年5 月17 日，他向希特勒报告了他与奥地利民社党领导人利奥彼尔德上尉会议的结果。他力劝希特勒发表一项声明，承认奥地利的民族独立。他预言，这项声明的结果将能使舒施尼格的基督教社会党和奥地利民社党之间更易组成旨在反对施塔赫姆贝格的联合政府。1935 年7 月27 日，冯·巴本向希特勒汇报说：德国与奥地利的合并不能通过外部施加压力来完成，而只有靠壮大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来完成。

冯·巴本在奥地利曾插手纳粹分子在某些时候举行的政治游行，支持过纳粹分子的宣传活动，曾对纳粹党的活动提出过详细的报告，也曾对奥地利的军事防御提出过例行的报告。他所推行的奥地利政策导致缔结1936 年7月11 日的条约，这一条约在表面上是以“正常和友好的形式”重建德奥关系。但是附有一份秘密附件，规定对奥地利纳粹分子实行特赦，取消对纳粹报刊的检查，恢复纳粹分子的政治活动，还规定应接受亲纳纳粹的人士参加舒施尼格内阁。

签署这项条约之后，冯·巴本提出辞职，但未获准。此后，他便持续不断地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使纳粹分子进入舒施尼格内阁，还设法让他们在奥地利唯一的合法政党祖国阵线中取得重要职位。1936 年9 月1 日，冯·巴本写信告知希特勒，奥地利保安部中敌视纳粹党的人正阻止纳粹分子进入奥地利政府，他建议“逐步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变更体制”。

1938 年2 月4 日，冯·巴本被撤除驻奥地利公使的职务；冯·弗里奇、冯·弗洛姆堡和冯·牛赖特也在同时被撤职。冯·巴本告知希特勒，他对被召回感到遗憾，因为他自1937 年11 月以来就在尽力设法促成舒施尼格与希特勒进行一次会晤，而舒施尼格已同意这次会晤。会议于1938 年2 月12 日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冯·巴本陪同舒施尼格赴会，并在会议结束时劝舒施尼格接受希特勒的要求。1938 年3 月10 日，希特勒命令冯·巴本回柏林。3

月11 日，冯·巴本已经身在总理府中了。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冯·巴本是主张武装占领奥地利的。巴本供称，他曾力劝希特勒不要采取这一步骤。

吞并奥地利后，冯·巴本隐退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1939 年4 月他受命出任驻土耳其大使。但是也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在担任该职时曾参与任何犯罪活动。

根据证明材料不容怀疑：冯·巴本任奥地利公使时所持的主要目标是消弱舒施尼格的政治权力，并扶植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以使奥地利并入德国。为推行这一计划，他不仅耍弄阴谋，而且使用威吓手段。然而对这种践踏政治道德的作法，无论其何等丑恶，条例却并未将其视为犯罪行为。根据条例，只有冯·巴本参与策划侵略战争，才能定为犯罪，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曾参与制定那类旨在将占领奥地利的计划。而且也由于无法确凿无疑地肯定这些就是他的活动的目的，故法庭不能判定他参与了起诉理由之一所指控的共同计划，或起诉理由之二所指控的策划侵略战争。

法庭因此判决冯·巴本无罪，并立即予以释放。

弗里切系按起诉理由之一、之三和之四被提出起诉，他是人所共知的广播评论员。他每周都在他本人的节目“汉斯·弗里切播音”中进行一次时事述评。他于1932 年9 月开始作广播讲话，同年他任德国政府设立的广播机构的负责人。1933 年5 月1 日，当民社党人将这一机构与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合并时，弗里切加人民社党并进入宣传部。1933 年12 月，他担任宣传部国内新闻司司长。1942 年10 月晋升为该部部务委员。经过在东线的一个宣传连短期任职之后，他于1942 年11 月担任宣传部广播司司长和大德意志广播电台政治组织全权委员。

弗里切作为国内新闻局局长负责监督拥有两千三百份日报的德国新闻界。为了履行这一任务，他每天处于德国新闻发布官迪特里希的领导之下，而迪特里希又受戈培尔的领导。迪特里希从戈培尔和其他部长那里接受指示，把它综合为若干条规定，然后交给弗里切继续向报界传达。各报纸随时按照被称为“德国新闻发布官每日口头训令”的指示向德国人民阐述某些论点，例如领袖原则、犹太人问题、生存空间和其他各种民族社会主义的标准思想。每当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之前，都要掀起一场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当弗里切担任德国国内新闻司司长的时候，他曾指示报刊应如何评述对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波兰、南斯拉夫和苏联所采取的行动或进行的战争。弗里切无权制订宣传措施，他只是负责向报界转达迪特里希的指示。例如，在吞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之前，他曾在1939 年2 月接到迪特里希的命令，要他把报界的注意力引向斯洛伐克的行动以及当时布拉格政府反德意志的观点和措施。迪特里希的这项指示来自外交部。

弗里切所奉行的政策系由迪特里希和其他司长的确定。但是在战争行将结束时，弗里切就独揽了广播事务的大权。他遵照纳粹政权总的政治方针和外交部广播政治司的指示，并在戈培尔的监督下，每天向德国各宣传机构发布口头训令。

弗里切与宣传部的其他官员每天在戈培尔处参加部务会议。他们在会上接受每天有关新闻和安全方面的指示。1943 年以后，弗里切有时也曾亲自主持过这种会议，但都是在戈培尔及其国务秘书缺席的情况下。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唯一任务也只是转达戈培尔对他的电话指示。

这便是对弗里切在第三帝国中的地位及其影响所能作出的简短说明。他

从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以使之能出席策划进行侵略战争的会议。他本人的供词说，他从未亲自与希特勒谈过话，这一供词并未被驳回。也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曾得知过在这些会议上作出的重大决定。他的活动并不符合本判决书所作出的关于共同策划进行侵略战争的定义。

起诉当局断言，弗里切蓄意歪曲新闻，煽动德国人民犯下了起诉理由之三和之四所指控的暴行。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挑拨和鼓动别人去犯战争罪。但是他的地位和职责还远达不到足够的重要程度，以使他能参加发动或策划宣

现存的他的讲话摘录可以证明，他持有明显的反犹太人的思想。

例如他曾在广播中断然声称战争应归罪于犹太人，他们的命运将“如领袖所预言的那样是非常愉快的”。但是这些讲话并未要求迫害或灭绝犹太人。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曾得知过在东部地区灭绝犹太人的作法。此外，证明材料证实，他曾两次试图查封反犹太人的刊物《冲锋队员》，只是未获成功。

弗里切有时在广播讲话中散布过不真实的消息。但是却不能证明他知道这些消息是伪造的。例如他曾报导说：当《雅典娜号》船沉没时，在它附近并没有德国的潜艇。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由于他是从德国海军那里得到这条消息的，所以弗里切没有理由估计它是伪造的。

诚然，弗里切的广播讲话有时在宣传方式上言词过激。但是法庭并不认为，这些言论煽动德国人民对各被占领区的民族采取暴力行动。所以不能宣布他参与了对他指控的那些罪行。他的目的在于唤起拥护希特勒的和激发德国的战争情绪。

法庭根据上述起诉内容判决弗里切无罪，命令军事法庭警长在下次开庭之前将弗里切释放。至此，全部二十二名战犯审训完备，他们的宣判书如下：

被告赫尔曼·威廉·戈林：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鲁道夫·赫斯：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无期徒刑。

被告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威廉·凯特尔：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恩斯特·卡尔膝布龙纳：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汉斯·弗兰克：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威廉·弗里克：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瓦尔特·冯克：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无期徒刑。

被告卡尔·邓尼茨：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十年徒刑。

被告埃里希·雷德尔：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无期徒刑。

被告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二十年徒刑。

被告弗里茨·绍克尔：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阿图尔·赛斯—英夸特：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阿尔贝特·施佩尔：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二十年徒刑。

被告康斯坦丁·冯·牛赖特：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十五年徒刑。

被告马丁·鲍曼：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沙赫特、弗里切被判决无罪，并被释放。

第四节“和平使臣”

舒论堡在纳粹的特工系统中是最年轻而又提拔最快的一个，1944 年时已是希姆莱手下实际统揽特工大权的人。他很得希姆莱的宠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利用这一优越条件，极力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转而利用希姆莱，企图同西方媾和。

德国战败以后，舒伦堡随伯拉多特伯爵避居瑞典。1945 年6 月，他被带回德国出席纽伦堡法庭，但他是作为戈林、里宾特洛甫及其他纳粹首脑受审时的证人，直到1948 年1 月，他本人才开始受审，审问继续了十五个月，美国军事法庭宣判他只犯有两项罪名，而且考虑到他在战争后期曾帮助集中营的盟国囚犯脱逃，又减轻了判刑，所以他只被判处六年徒刑，刑期自1945年7 月算起，但1951 年舒伦堡刑期未满即因病获释，他避居瑞士，开始撰写回忆录，不久瑞士当局要求他出境，他又迁居意大利，1952 年3 月病死在都灵。

在纳粹德国最后日子里，舒伦堡作为“和平使臣”与盟国有过一些接触。

舒伦堡曾通过瑞士、瑞典和苏联人建立了间接联系，在他看来，他们对于可能结束德苏战争的谈判真正感到兴趣。但是，由于里宾特洛甫目光短浅，政策呆板，加上他那种无视一切挫折的难以置信的自大和乐观主义，舒伦堡的一切努力都被破坏无遗。比如说，在同意和苏联人会谈之前，他要求对方先证明自己的代表不是犹太人血统。当然，事情很可能是这样：苏联人之所以愿意谈判，只是一种逼迫盟国开辟第二战场的策略，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德国都没有拒绝他们的本钱。

舒伦堡从克斯登博士那里一听到海维特先生（一个美国外交官）已经在斯德哥尔摩，准备和舒伦堡讨论和谈的可能性问题，舒伦堡立刻乘专机飞往瑞典。海维特先生是罗斯福的欧洲事务特别代表。为了尽可能谨慎地保密，舒伦堡在斯德哥尔摩一家最大的旅馆他的那套房间里和他见了面。事后，舒伦堡向某些消息灵通的瑞典朋友打听，要他们告诉他海维特的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他们关于海维特的评价相当好。他在一切有关欧洲的问题上显然能够左右罗斯福。所以，在由舒伦堡自己负责和不作任何保留的情况下，舒伦堡告诉他达成妥协性媾和对于德国是多么重要。他同意：只要舒伦堡愿意，他可以立刻安排正式谈判。当他们的谈判结束后，舒伦堡很快飞回柏林，连夜赶制一份交给希姆莱的报告。

第二天下午三点钟，舒伦堡去见希姆莱，向他全部汇报了自己和海维特的会谈。希姆莱觉得摸不着头脑，十分不满意舒伦堡的单独行动，不断地摇头，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他开始谈话了，越谈越生气。幸运的是，到他气头最大的时候，他当时必须去参加某个典礼，但是，后来他又把舒伦堡叫进他的办公室继续谈下去。他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舒伦堡总算运气，并没有被捕，但是舒伦堡的通盘计划都被推翻了。

当希特勒的时运迅速不济时，舒伦堡不得不经常挺而走险地利用他在希姆莱面前的地位，想办法至少让瑞士的中立得到尊重。不用说，这些纯粹是消极性质的干涉，和舒伦堡不断企图建立直接或间接媾和试探联系的活动有着必然联系。舒伦堡的努力使卡尔滕布龙纳、鲍曼和缪勒对他非常仇恨，他们正在等着这样一种把舒伦堡搞垮的借口。他们也几乎如愿以偿。

当时，德国方面截获到一份有关兰本博士和盟国代表在瑞士谈判的电报，人们提到了兰本博士在这种完全非正式的活动中得到舒伦堡的赞助，也提到了柯斯坦博士在推进这些谈判上所起的作用。卡尔滕布龙纳和缪勒立刻着手进行秘密调查，但是克斯登对希姆莱的影响挽救了舒伦堡，使舒伦堡没有遭到厄运。后来，舒伦堡也报答了克斯登博士，每当缪勒的盖世太保计划害他的时候，舒伦堡总是事先警告他，或者采取各种对策。

正是在这个时候，舒伦堡在瑞士的联系使他和前瑞士总统缪塞先生挂上钩。缪塞是一个完全忘我的人，非常聪敏，很有见识，他有一个努力目标——尽可能多地挽救成千上万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到1944 年末，经过几星期的说服工作以后，舒伦堡总算大规模释放被关在犹太集中营里的人来换取拖拉机、汽车、药品以及其他非常缺乏的物资。缪塞提出了一个反建议：希姆莱应该只满意于接受拔到国际红十字会账上的外币。希姆莱不能够认识到：从德国的外交政策着眼，释放几千名犹太人的重要意义；他似乎只关心这样一种行动对党内领导集团和希特勒产生的效果。在谈话的这一部分结束时，提出了美国应该同意瑞士成为转交犹太人的地点，这些犹太人最后将送到那里，缪塞保证和瑞士的某些犹太人组织讨论这个问题。

在缪塞刚要回瑞士之前，舒伦堡说服希姆莱在缪塞的一项特殊要求上作出让步，以证明他的诚意。缪塞的这项要求是：许多知名的犹太人和法国人应该被释放。希姆莱勉强同意了，让舒伦堡负责具体执行。他还让舒伦堡和缪塞保持密切联系，并且安排他们以后的会晤。

舒伦堡立刻和缪勒接触，要他准许自己照管这些被囚禁者，但是遭到了拒绝，表面上的理由是：舒伦堡不是盖世太保的成员，因此他不能让舒伦堡插手盖世太保的任何内部事务。不过，他准许舒伦堡和各种盖世太保机关的负责官员联系，因此舒伦堡总算能够弄清楚许多被囚禁者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让他们在伙食和居住待遇上得到改善，并且使他们能够收受食品邮包；在

某些情况下，舒伦堡还能够让他们穿上平民服装，住到旅馆里，安排把他们遣送出境。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无穷无尽的官场手续，经常要和盖世太保机关联系。

希姆莱和缪塞的第二次会见于1945 年1 月12 日在黑森的威尔巴德—施瓦茨沃德举行。通过舒伦堡的积极斡旋，达成了下列协议：

1.每隔十四天派一列火车把一千二百名犹太人带到瑞士。2.和缪塞先生有联系的犹太组织，在按照希姆莱建议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上将给予积极支持。同时，世界范围的反德宣传将开始有一种基本的改变。3.根据舒伦堡的建议，双方同意酬款将不直接交与国际红十字会（最初原是这样决定的），而应该交给作为受托人的缪塞。第一批送人在二月初进行，一切都很顺利。缪塞签收了五百万瑞士法郎，这笔钱是在1945 年2 月末交给他这个受托人的，而且按照协议，让这件事在报纸上公布了出来，同时封·斯梯格总统在怕尔尼发表了一篇文章，《纽约时报》上也刊登了另一篇。

在此以后，缪塞和舒伦堡一致认为，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由于军事形势不断恶化，必须让希姆莱发出一道防止撤退所有可能被盟军攻占的集中营的命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希姆莱终于同意（在这件事上，当时在斯德哥尔摩的柯斯坦博士对希姆莱起了相当影响，也给了舒伦堡很大帮助），于是，舒伦堡在1945 年4 月7 日便通知缪塞：希姆莱已经同意不撤退任何集中营，并且特别请求尽快把他的这项决定转告艾森豪威尔将军。尽管已经超过七十高龄，缪塞先生当晚就坐着自己的汽车匆忙离开，三天以后，他告诉舒伦堡华盛顿方面已经收到这项消息，反应很好。

1945 年2 月瑞典大使安特南·汤姆逊来信，说伯拉多特伯爵愿意到柏林来和希姆莱协商。里宾特洛甫让他的个人顾问盖汉拉特·瓦格纳到舒伦堡这里来，打听是不是由舒伦堡通过与瑞典方面的联系策划出这种提议的。舒伦堡非常坦白地告诉瓦格纳说，自己对伯拉多特伯爵的提议毫无所知，并且立刻把事情报告希姆莱和卡尔滕布龙纳。希姆莱非常感兴趣，但是对这件事是由通过大使馆和外交部提出来的事实很生气。这迫使他不得不正式接待伯爵的来访，那样一来，就等于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了希特勒。由于希姆莱当时正在指挥维斯杜拉兵团，他的总部设在布累斯劳，他让卡尔膝布龙纳找一个适当的时刻和希特勒谈谈这件事，试探一下希特勒的态度。希特勒的反应是：“在一场总体战当中，搞这一套玩艺什么用也没有。”

与此同时，伯拉多特伯爵已经到达柏林。舒伦堡给希姆莱打了电话，真心诚意地求他不要失掉接见伯爵的这个机会，强调和伯爵的会谈必然会产生的各种具有政治意义的成果。经过反复争辩了很长时间以后，希姆莱终于同意了一个仍然给他留了后路的建议：由卡尔滕布龙纳说服里宾特洛甫，同时由舒伦堡和瓦格纳谈这个问题。两个人都应该努力说动里宾特洛甫接见伯拉多特，但是并不报告希特勒，而且不能让里宾特洛甫知道希特勒已经表示过反对这次访问。如果里宾特洛甫同意，卡尔滕布龙纳和舒伦堡事后就能够立刻接见伯爵。这样一来，希姆莱就会有时间在正式参与其事以前看一看情况。可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是，伯拉多特伯爵从瑞典大使馆给舒伦堡打了电话。他首先被卡尔滕布龙纳和舒伦堡本人接见，以后便立刻去看里宾特洛甫。虽然在这第一次的会面中，舒伦堡说的话并不多，可是舒伦堡感到已经和伯爵建立了良好关系。在这次访问中，舒伦堡看到了实现自己原来的计划——为

德国结束战争——的可能。舒伦堡同瑞典的联系在这方面极端重要，因为瑞典对于停止北欧军事行动特别感光趣。这样，舒伦堡本来打算为丹麦和挪威作些事情的努力，就会和伯爵的目标符合。下一步就是想法让瑞典充当妥协性和解的调停人。在会谈结束时，伯爵再一次向卡尔滕布龙纳表示愿意和希姆莱谈话，因为他有些事情要当面和希姆莱单独地谈一次。

两天以后，伯拉多特伯爵和希姆莱在霍亭里钦会面。在坐车赴会途中，舒伦堡在即将举行的会谈问题上给了伯爵某些忠告，并且把希姆菜的若干性格特点向他作了介绍。伯爵原来的计划是，要把全部丹麦和挪威俘虏都送到瑞典，一直让他们在那里等待战争结束。舒伦堡知道这种计划绝不会被接受，建议他另外提出一种妥协性方案——这些俘虏应该集中关在德国西北部的一座集中营里。事实上，这个建议后来成了伯爵和希姆莱会谈时达成协议的基础。

在希姆莱和伯爵会谈刚结束以后，舒伦堡就有了一个和他谈话的机会。希姆莱对伯爵的印象很好，打算和他保持密切联系。他要舒伦堡负责执行他们的协定，他自己非常明白，这种协定将会在卡尔滕布龙纳和缪勒那里受到很大阻挠，或许里宾特洛甫也会加以刁难。舒伦堡要把会谈的要点以及达成的协议报告里宾特洛甫，以便他可以正式向伯爵提出。

在和伯拉多特伯爵会见以后，舒伦堡和希姆莱作了非常严肃的谈话，明白地告诉他德国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舒伦堡请求他利用瑞典的良好作用，努力把德国这一艘破船在沉没以前开进平安的港口。舒伦堡建议他要求伯拉多特伯爵飞到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他愿意投降。

舒伦堡也努力提醒他：作为一个军团司令，他应该守在柏林，而不在布累斯劳。他应该看清楚，正是希特勒的顾问们又一次成功地把他从希特勒身边赶开了。他应该立刻回到柏林，安排会谈的准备工作。如果必要的话，他应该使用武力。希姆莱只允许舒伦堡和伯爵保持表面上的联系，也许可以影响他主动地飞会见艾森豪威尔。

舒伦堡已经把这场斗争的情况告诉了伯拉多特伯爵。在谈话中，舒伦堡同意：只要希姆菜最后下走决心，就立刻通知他（舒伦堡已经计划亲自陪伴伯爵飞去见艾森豪威尔将军）；舒伦堡也作了这样的安排：一旦德国本身被敌军切断，舒伦堡就和希姆莱飞往南德，通过瑞典驻瑞士大使和怕拉多特联系。

舒伦堡不断提醒希姆莱当前的局势是如何绝望，警告他：如果他优柔寡断，历史总有一天要他为此负责。希姆莱回答说：党卫军组织是按照忠诚原则建立的，他不能够违反这条原则。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会动摇他自己地位的基础。舒伦堡告诉希姆莱：和整个民族的存亡相比，党卫军只不过代表一小部分人，德国民族在经过长期苦难以后，希望能够从他们的困苦中解脱出来。他们把希望放在希姆莱身上，因为他不是一个从国社党政权中谋取私利的人。对于这一类谈话，他的答复往往只是：“所以，你打算把元首除掉是不是？”希姆莱就是这样一种容易变化的性格，以致有许多天，舒伦堡不得不冒着极大危险回答他说：“是的。”

到这时候，希姆莱和希特勒之间几乎已经完全破裂，希姆莱对这种情况很担心。希特勒甚至下命令，不让希姆莱的党卫军特别卫队在袖口上带军章，作为一种下他面子的标志。

希姆莱对舒伦堡说：除去勃朗德而外，舒伦堡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他该怎么办呢？他不能开枪打死希特勒；他不能毒死他；他也不能在帝国总理府把他逮捕，因为那样一来，全部军事机器就要突然停顿。舒伦堡对希姆莱说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他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他应该去见希特勒，坦白地把最近几年来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并且强迫他下台；另一条是，他用武力把希特勒除掉。希姆莱不以为然，认为如果他要是那样和希特勒谈话，希特勒一定会暴跳如雷，马上就开枪把他打死。舒伦堡说：“这正是你要防备的一手——现在还有足够多的高级党卫军领导人跟着你走，你还有足够的力量把他逮捕。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可想，那末，就得让医生从中下手。”

谈话继续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但是希姆莱仍然不能作出决定。

4 月22 日早饭以后，冲锋队长伯尔格来了。他要和舒伦堡一起坐车回到霍亭里钦去，因为在受到敌军威胁的情况下，乌斯特罗将被放弃。

他们一起讨论了关于瓦南曼的问题，他是一个美国空军将领，以前是驻柏林武官，这时是德国的一个战俘。伯尔格和舒伦堡建议，把瓦南曼和另一个美国空军上校送出德国，通过瑞士飞往美国和罗斯福联系。他要想办法为美国战俘弄到比较好的供应，改善他们的待遇，同时把希姆莱打算和西方盟国媾和的愿望告诉罗斯福。舒伦堡早就有了这个打算，希望通过释放有影响的英国战俘，使他们能够有助于促成英德之间的谅解。然而，希特勒和希姆莱却一直严令禁止这样做。

舒伦堡和瓦南曼谈了很久，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由于希姆莱不愿意批准这件事，舒伦堡和瑞士的朋友以及美国驻伯尔尼外交武官莱格将军一起，设法安排瓦南曼偷越边界。舒伦堡做这件事完全由自己负责，安排了一辆汽车把瓦南曼和另一位空军上校送到康士坦斯附近的边境上。

由于舒伦堡再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所以舒伦堡请伯尔格注意这个问题。到这时，希姆莱也同意了舒伦堡这个计划。

到中午，舒伦堡不得不匆忙离开乌斯特罗，因为据说在臭兰尼因堡附近以及大致在罗温堡和克兰曼方面已经有了苏联的装甲先锋部队。他们坐车从马斯罗向北边的麦克伦堡进发，以后再转向东方，以便到霍亭里钦。有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他们一路上都看到国防军的部队、大炮和装甲车在调动，经常受到低飞的轻轰炸机和战斗机的袭击。最后，他们终于到达霍亨里钦。

在吃过已经过时的中饭以后，希姆莱对舒伦堡说：“我几乎相信你是对的，舒伦堡——现在我一定要采取行动了。你有什么主意？”

舒伦堡向他解释说：事情已经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可以肯定，从瓦南曼那里不会有任何希望，不过，现在还有可能和伯拉多特伯爵开诚布公地谈清楚全部局势（舒伦堡已经瞒着希姆莱，远为详尽地把德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伯爵）。舒伦堡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在丹麦见到伯爵，不过他有可能还留在律贝克。希姆莱让舒伦堡马上到律贝克去。希姆莱现在已经准备请伯爵以他自己的名义正式向西方盟国递送投降书。

在草草吃完饭以后，伯爵和舒伦堡离开符伦斯堡，坐汽车到律贝克去，到九点钟抵达瑞典领事馆。舒伦堡前往设在但泽大旅馆中的办事处，和伍恩尼堡将军的办事处取得联系，希姆莱就打算住在那里。舒伦堡在十点钟看到希姆莱，把自己和伯爵会谈的各项要点告诉了他，努力加强他宣布投降的决定。希姆莱踌躇了一会儿，但最后终于同意。

希姆莱在对局势作出总结以前，花了很长时间说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不过，他的总结倒是比较老实的，他说：“我们德国人不得不宣布我们

已经被西方战败；我请你通过瑞典政府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转告这项声明，好让我们大家都减少不必要的进一步流血。对我们德国人，尤其是对个人来说，要向苏联人投降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对他们拼命抵抗，直到西方盟国的战线代替了德国始终在作战的防线。”

希姆莱指出：他有权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决定，因为希特勒在两三天内就要自杀。

伯拉多特伯爵表示愿意转达希姆莱的声明。正如他所指出，他本人（瑞典政府也可能有同感）主要关心的是：尽量想办法不让继续作战，无谓地毁灭斯堪的那维亚地区。对于他——一个瑞典人来说，这就是他同意希姆莱请求的理由。希姆莱说他完全理解这一点。在回答伯爵的另一个问题时，他说他准备答应把被拘禁的丹麦人和挪威人送到瑞典。

在研究如何把投降声明转告西方盟国的问题上花费了很长时间。原来的计划是：让伯拉多特伯爵直接飞往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完全不作外交上的准备或事先说明。可是这个计划被放弃了。最后，他们同意希姆莱应该写一封信给瑞典外交部长克里斯提安，请他出力支持希姆莱的投降声明，这份声明将由伯拉多特伯爵交给他。4 月26 日，瑞典须事馆的李文豪普特伯爵给舒伦堡送来了一份临时报告，告诉他谈判进行得不太顺利，盟国拒绝和希姆菜谈判。

自此以后，战况急转直下，缪勒据说投奔了苏联，希姆莱不久便自杀了！舒伦堡奉邓尼兹海军上将之命，担任克罗西克的特使，经过一个艰险的旅程前往斯德哥尔摩去接洽并处理德国战后的各种问题。完成了最后使命，舒伦堡的“工作”不再需要了！

第五章天网恢恢

●“元首”之死

●罗夫组炽纳粹分子“逃命之路”

●为盟军服务的纳粹分子们

第一节他们没等到上法庭

1945 年4 月30 日，下午三点钟刚过，新婚的希特勒夫妇在下暗堡的主走廓里最后一次露面。自从四十个小时前在凄凉的午夜举行婚礼以来，他们很少在一起。他们向总理府留下的成员道别。在场的有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将军、瓦尔特·赫维尔大使、海军武官伏斯中将、魏纳·哈斯教授、腊登休伯少将、赫格尔少校、高级侍卫官海因兹·林格、奥托·根舍少校、三名秘书——克里蒂安夫人、荣格夫人和克鲁格尔小姐（鲍曼的秘书）以及曼切阿莱小姐和维尔纳·瑙曼。只有飞行员汉斯·巴尔、青年团首领阿图尔·阿克斯曼、司机埃里奇·肯普卡和玛格达·戈培尔不在场。

这一正式的告别仪式只进行了几分钟，谁也回忆不起有什么不朽的言词。在一阵难以忍受的沉默之后，林格终于得到希特勒示意，打开了通向希特勒私人房间的门。希特勒做了一个礼貌的姿势让爱娃走在他的前面。在永别之前，阿道夫·希特勒转身面向海因兹·林格，同他握手，说，“林格，老朋友，我现在要你参加突围小组。”

林格吃了一惊，问道，“为什么？我的元首！”

“去为我的继任人效劳。”希特勒说。

不管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它终究是希特勒在暗堡成员面前说的最后几句话。

希特勒故作镇静地穿过人群，关上了房门。希特勒要求林格在他死后立即负责处理他们的尸体。这就是他在进入准备自杀的房间之前说的话。“他告诉我，要我们等十分钟，如果听不到声音了就过去。”根据其他在场的人说，这时林格再也沉不住气了。也许，在这样一种受压抑的时刻，他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但是不知是什么明显的原因使他像一只受惊的兔子，飞快地一口气跑完四段很陡的楼梯冲向太平门，跑到炮火连天的院子里，随后又迅速地跑下来，瞪大着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说。所有其他的人只是惊异地注视着他的古怪行动。

接着奥托·根舍少校离去了，他把在上暗堡的希特勒警卫队的几名青年军官找在一起，向他们布置任务。他们的紧急任务是把两具尸体抬出下暗堡。根舍很快又返回，站在希特勒住房门口的正前方，两腿叉开，把手枪紧紧地握在胸前。每个人都在期待着随时发生的结局。大家都竖起耳朵等待着一声或许是两声枪响。作为一个军人，根舍开始怀疑他们是否真能从沉重的拱形铁门听到枪声，而时间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事实上，枪声要通过两道门，因为在希特勒卧室前面还有一间小门厅。

门外的活动远未结束。两个重要的后来者现在突然出现，他们错过了在走廓的告别仪式。第一个是戈培尔的夫人玛格达·戈培尔，她冲向根舍。由

于吃惊和迷惑不解，根舍挥舞着手枪，企图把她赶回去，但是她要见希特勒的激动劲儿和决心使根舍的心软了下来。根舍走进房间把玛格达的要求转达给希特勒，但是趁他没有防备时，玛格达突然绕过他，猛冲进希特勒的书房。这个事先没有料到的插曲也许只有两三分钟。然而希特勒断然拒绝同玛格达说话，甚至不屑听玛格达劝他飞往伯希特斯加登的恳求。她哭泣着、颤抖着离开房间，走过她丈夫的身旁也没有说话就又回到了上暗堡。

第二个迟到者是在玛格达·戈培尔同希特勒在密室交谈时出现的。他是阿图尔·阿克斯曼，他之所以迟到是由于他要冒着炮火，穿过威廉广场，从街那头的战斗岗位上来。阿克斯曼是同他的助手根特·韦尔京少校一起来的。两个人都是盗匪装束，用湿手帕蒙着脸，以防灼热的灰尘和硝烟侵袭眼睛。当阿克斯曼走近根舍时，根舍正站在门前的岗位上，这位被激怒的少校坚定不移、生硬地对阿克斯曼说，“太迟了，对任何人都太迟了。”

1945 年，阿图尔·阿克斯曼的证词曾被否定或忽视——他的证词是在1945 年12 月下旬提供的。他直率他说：“我正好站在尽量靠近门的地方，但是我肯定没有听到枪声。像我一样靠近门的有六个人——戈培尔、鲍曼、林格、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将军、阿克斯曼，也许还有另外一两个人。我们之中谁都没有听到枪声。我认为这是因为有密封的两道门的原故。那两道门都能防火、防毒，所以能隔音。我和林格最后直接从元首那儿得到的指令是等候十分钟，随后就进入房间去。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一直盯着我的表，我担心它会停摆。这真是我一生中最长的十分钟”。

下午四点过后不久，希特勒死后不到半小时，哈斯教授向欣克非常确切地叙述了他同阿道夫·希特勒进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磋商的情况。哈斯说，这次谈话就在那一天凌晨三点钟或许是四点钟左右在下暗堡里希特勒就寝之前进行的，这就是欣克在路上见到的那次谈话。希特勒再次询问了哈斯关于他曾推荐的极简单的手枪加毒药的自杀方法。如果希特勒不折不扣地按照哈斯冷静的劝告去做——而以后的情况证明了他确实是那样做的——那么，随后发生情况是可以根据当时最可能发生的事加以合理推测的。

希特勒有两支手枪。火力较大的是口径为7.65 毫米的标准瓦瑟手枪。从4 月22 日，也许更早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把这支手枪放在他的短上衣口袋里，他的高级侍卫尤利乌斯·夏勃曾经见到他从卧室保险柜里拿走那支手枪的。比较小的一支手枪是6.35 毫米的瓦瑟。他带在身边多年，塞在裤腰右口袋旁边所缝的皮套子里。现在小手枪放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人们认为这支枪只是为谨慎起见才摆在这儿，以防大手枪发生故障，因为他很不熟悉这支较重的手枪。后来，希特勒在那张狭长沙发的一端坐下，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两丸毒药，一丸放在桌子上手枪和花瓶中间，另一丸放进口中。

他的新娘爱娃坐在蓝白色沙发的另一端，他们相隔大约只有两英尺。爱娃脱下无带浅口鹿皮皮鞋，把脚缩在她那轻巧的身体下边。她有两粒胶囊。她把一粒放在同一张小圆桌上，随后把她的6.35 毫米口径的瓦瑟手枪以及一条山茶色的绸子手绢也放在桌上。她把第二粒胶囊放入口中。

就像哈斯教授对欣克说的，希特勒说过他俩一道死是他的最终的愿望—

—“当我们必须死时，我们俩希望一块去死。”哈斯教授在同希特勒交谈之后，为了万无一失，他又去爱娃住所嘱咐她，“一听到枪响就立即咬破胶囊。”显然她是这样做了。因为她担心看到她死去的爱人会动摇她的决心。所以，只有爱娃·希特勒一个人听到了亿万人民乐于听一的这一声枪响。

希特勒一死，戈培尔很快就步其后尘。

1945 年4 月中旬，戈培尔全家在施万南韦德住下后，关于如何拯救玛格达和孩子们曾经提出过两项计划。哈韦尔河向西蜿蜒流入易北河，施万南韦德就是这条河上的一个半岛。阿尔贝特·斯佩尔的计划就是要把玛格达和孩子们迅速转移到专用汽艇上（不让戈培尔知道，因为斯佩尔担心这位博士会坚决阻拦实施这一计划），然后，沿着哈韦尔河顺流驶向易北河，而美国人已于4 月11 日到达那里。另一项类似的计划是戈培尔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制定的，同样要用一艘已经停在那里的汽艇，与斯佩尔计划所不同的是，瑙曼的计划曾呈送戈培尔过目并得到他的赞许。这艘汽艇藏在芦苇深处作为玛格达和孩子们的藏身之所，直到躲过最坏的时刻。可是，那位心神错乱但又毫不动摇的母亲立即拒绝了这两项计划。她说，她一定不能抛弃她的丈夫，又说，她决心让她的孩子们同希特勒一道死，“因为我的宝贝们太好了，这个糟糕的世界简直不配得到他们”。

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时时困扰着戈培尔，那就是要弄清希特勒是否会坚持他在德国首都结束性命的决定。几个星期以来，这位部长几乎是独自一人坚决主张在柏林坚持到底。而暗堡的绝大多数人则赞同选择阿尔卑斯山堡垒作为最为防御阵地，他们渴望撤到伯希特斯加登。3 月29 日复活节周末之后发生了一场危机。暗堡里以鲍曼为首的强大的伯希特斯加登派控制了希特勒，其时正是希特勒想要呼吸一下上萨尔茨堡空气的时候。戈培尔闻讯匆匆赶到暗堡。奥托·根舍少校描述这一紧张场面说，“戈培尔拉住元首的两边衣襟，恳求他记住1933 年1 月30 日午夜同戈培尔一起所作的庄严宣誓。那一天希特勒成为总理，入主总理府，他同戈培尔一起宣誓：‘我们决不自动放弃这座建筑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赶出去！’”

4 月20 日（星期五）戈培尔参加希特勒的生日庆典后没有呆多久就早早地离开去料理他自己的事了。他径直到他的办公室，站在旧式瓷砖壁炉前，把许多纪念品扔进火里，其中有：他七岁时穿着海员服装的照片；他的中学成绩单；他父亲的一叠来信；履行基督教按手礼的照片；他们毕业班同学的集体照片。最后扔进火堆里的是一个年轻女人上光相片。这是捷克美人莉达·巴洛娃1938 年赠送给她德国情夫的。

第二天，戈培尔又同他的秘书赫尔·里夏德·奥托和维尔纳·瑙曼在一起，仔细地监督销毁他的日记。这些日记从1924 年收藏起，至今已是册页浩繁了。据瑙曼说，到现在这些日记堆放在“有四个电话间大”的密室里。从1945 年1 月起奥托已经甲缩微胶卷拍摄了这堆日记（虽然这些日记只到1945年3 月15 日止）。维尔纳·瑞尔纳·瑞曼和另一名主要助手、党卫队上尉贡特尔·施瓦格曼受托收藏这些日记，以免落入苏联人或东德人之手。但是，不知怎么的，瑞曼和施瓦格曼疏忽了，有一卷缩微胶卷终于落入苏联人或东德人之手，最后在1974 年传到西方，其中某些部分已经发表（例如1978 年出版的《最后的记载》）。即使在这次销毁日记之后，戈培尔仍在黑皮日记本上继续写他简短的日记，到希特勒去世，甚至一直写到次日他自己临终前的最后几小时。

戈培尔处理他的日记之后，便坐在办公桌旁开始录音，他知道这是他对日耳曼民族的最后讲话。录音的时候，苏联炸弹震落了天花板上的泥灰。当时在场的莱曼钻到桌子底下，但戈培尔把泥灰从讲稿上掸掉，照常录制他的讲话。然后，他把录好的唱片放进盒子里，以便在尽可能接近末日的时候播

放，但实际上在希特勒去世前几天已经播放了这一讲话。

戈培尔及其妻子和六个孩子坐在一张栋木长桌旁。大家都一道起劲地合唱。这支年轻的高音合唱队企图以怪诞的不断的歌声盖过更大、更不祥的炮弹爆炸声。

虽然希特勒邀请戈培尔及其一家住进暗堡，但出人意外，这两个人在最后一星期里却很少互相见面，每天只见面一个小时。事实上，他们的旧日友情明显地冷淡起来。原因之一就是希特勒对任何人（即使对戈培尔）也不愿改变常规，盖尔达·克里斯蒂安称之为“他的刻板的小礼仪”。例如，他任何时候也没有同戈培尔在一起吃过饭。盖尔达·克里斯蒂安说，希特勒“几乎不理睬戈培尔。使我吃惊的是元首不停地复复着‘最后只有勃隆狄和勃劳恩小姐是忠诚的’这些悲伤的话。他有意视而不见戈培尔和他的妻子。如果考虑到戈培尔夫妇现在都是肯定要自杀的人，这就更使我不理解了。我们都知道，他们还打算牺牲自己的孩子为希特勒殉葬。”显然赫维尔、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同希特勒在一起的时候，有时戈培尔也到场，但盖尔达·克里斯蒂安认为，这种时候“气氛肯定冷淡”。

然而，希特勒和戈培尔定期举行的简短会晤却是重要的。现有的证据说明：在会晤期间，戈培尔草拟了希特勒的政治遗嘱。戈培尔就像多数受到教育的德国人一样知道胖特烈大帝和俾斯麦都留下了这类遗嘱，旨在指导他们的继承者，她也希望希特勒在进入坟墓之前不要错过同样的机会，以便取得对历史的发言权。

我们已经知道，希特勒在4 月29 日（星期日）凌晨，口授他的遗嘱时，只有格特路德·荣格同他在一起；大约在半夜两点他们俩人突然离开婚礼招待会。荣格夫人说，她对口授作了速记。但是她又说，希特勒是“照稿宣读的”。谁写的草稿？一般估计草稿必定出自希特勒本人之手，但对内容进行严格分析后，这种估计是站不住脚的。再者，如大家所知道的，还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即：到4 月29 日的时候，希特勒的右手是否已不再颤抖而能使他写清楚字迹。我猜想草稿极有可能出于戈培尔之手。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开头说：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 年想打仗，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我曾经为裁军提出过无数次

建议，后代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归罪于我..。

长达六年之久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意志表现而载入青史。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作为德国首都的这个城市。既然我们再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抵挡敌人对这个城市的进攻，既然我们抗击鲁莽的机械化部队的力量将会逐渐消耗殆尽，我愿留在这个城市里与千百万德国人生死与共..。

有一位医生向戈培尔夫人提供了安眠药和毒药。可以肯定，她有六枚氰化钾胶囊，装在蓝色塑料小瓶里，瓶颈上有个黄铜小圈，是施通姆费格医生那一星期在暗堡里分发的那种药，可能她在进入暗堡之前就取得了这些胶囊。不管她是怎么获得毒药的，玛格达本人杀害了她自己的孩子，则是罪证确凿的事实。

夜幕在柏林已经降临；当时是晚上八点半，正是开始灯火管制的时间。戈培尔和玛格达俩默不作声地走过放着六罐汽油的暗堡楼梯的底部。在楼梯

的顶部，他们遇到希特勒警卫队的一名官员，党卫队的上尉。这名上尉站在附近，是为了在必要时给他致命的一枪。他没有执行这种特殊使命，却呆在主平门内的暗处，成了这一自杀事件中的唯一目击者。

戈培尔和玛格达·戈培尔都仔细地演习过哈斯教授推荐的手枪加毒药的方法。玛格达走在前面，她咬破了胶囊，慢慢地倒在春天松暖的土地上，她胸前别着阿道夫·希特勒的金色党徽，这是希特勒本人死前一天送给她的告别礼物。她的丈夫朝她开了一枪，子弹击中她那披着浅黄色头发的后脑。戈培尔咬破了他的胶囊，紧接着扣动P—38 型瓦瑟手枪扳机，子弹打进他的右边太阳穴。希特勒警卫队的那位军官找来施瓦格曼上尉，他们一起把汽油浇在两具尸体上，点着火，匆匆地进行了火化。早在1927 年希特勒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判断一个男子汉有两种方法，一是看他娶什么样的女人，二是看他怎么个死法。”希特勒无意中说出的墓志铭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也是为了他的预言家戈培尔的。

希姆莱的死比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死更富戏剧性。

1944 年底，纳粹德国秘密警察总监希姆莱深感大势已去，每天有很多报告送到希姆莱那里，有一份报告说，仅仅一个月里就杀害了25 万犹太人。希姆莱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让他们去死是“为了提高德国的荣誉”。

希姆菜合上文件夹立即指示女秘书把1000 个气球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交给臭名昭著的看守奥斯瓦尔德·卡杜克使用。卡杜克挖空心思想出一条诡计，他把气球送给孩子，这样孩子就高高兴兴到医院里接受酚注射液。用这种方法每一分钟可以杀死10 个孩子。非常疼爱自己孩子的希姆莱显然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孩子们高兴，从而愿意去注射致死人命的酚剂。

希姆莱在理疗医生菲里克斯·克尔斯滕那里的所作所为也体现了他的双重性格。克尔斯滕利用他给帝国党卫队首领治疗的独特机会，拯救了成千上万个集中营囚犯。希姆莱的胃痉挛经常发作，有时连续几天疼痛难忍，只有克尔斯膝能解除他的病痛。克尔斯滕则利用这种机会，促使希姆菜同意释放一些囚犯。他还要求希姆莱不传达希特勒关于盟军进攻德国以前炸毁集中营的命令。这种讹诈真是好样的！有一次希姆莱干巴巴他说了一句，“善良的克尔斯滕医生每次来给我按摩，总要从我这里救出一条人命。”

但是谁也治不了希姆莱二十年来关于培育所谓超级人种的狂想症。希姆莱对希特勒无条件地表示忠诚，建立在他自身安全的强烈需要及寻求庇护的基础之上，然而，他的忠诚并没有保持到第三帝国的末日。当战争发生了转折，希特勒的失败指日可待，即这个泥足巨人开始出现裂缝时，希姆莱立即开始动摇，这正表现了他的性格特征。

有迹象表明，希姆莱从1943 年开始同力量还弱、但日益扩大德国抵抗运动有着联系。他显然还以某种方式参与了1944 年7 月20 日对希特勒的谋杀，否则难以想象，有严密组织的盖世太保的最高首领竟然不能迅速而有效地对付谋杀希特勒的阴谋分子！

克尔斯膝这样描写希姆莱的：“希姆莱具有科学研究精神，也许他可以当好一个庄园的管家、一个城市的市长、一个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局长。命运却给了他力不胜任的职位。他的所作所为像是在抽风。我早已指出他气质上的双重性，色厉内荏，做出违心的事。他像一架自动机器执行元首的命令，甚至执行屠杀人的命令..”

1945 年5 月23 日希姆莱走向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死亡之国。当

时，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战争结束了，希姆莱被希特勒继承人、海军元帅邓尼茨罢官。邓尼茨在一封简短的公文中通知希姆莱，鉴于形势决定解除他的内政部长、内阁成员、陆军预备役司令和警察首领的职务。

战争于1945 年5 月8 日午夜正式结束。5 月4 日，德国在该地蒙哥马利大本营里签署了投降书。5 月6 日，希姆莱和他的少数随从从弗伦斯堡（现西德石荷州）出发，向150 公里之外的不来梅福尔德（现西德下萨克森州）行进，接着又往南到了吕内堡草原。希姆莱悄悄地隐居下来，他剃掉了小胡子，摘下了夹鼻眼镜，左眼戴了一个黑眼罩，想迷惑外人，结果弄巧成拙。

希姆莱同其他嫌疑犯一起被不来梅福尔德附近的一个英国检查站抓获，送往吕内堡附近的英军第三十一号审讯营。下午四点整，希姆莱被带到审讯营司令汤姆·塞尔弗斯特上尉面前。上尉后来报告说：“走进我办公室的第一个人，瘦弱、有病，穿着撕破了的军装。紧接着又走进两个人，一个健壮高大、一副武夫样子，另一个身材修长。那个壮汉走动时还一瘸一拐的。我感到有点异乎导常，于是命令一个军士对这两个人严加看管，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同他们接触。他们被带走了。这时那个瘦弱的人摘下左眼的黑眼罩，戴上一副眼镜。我立刻认出了他。他轻声说：‘海因里希·希姆莱’。”

希姆莱必须脱去衣服接受检查，看他是否带有毒药。搜身检查一无所获。但是希姆莱把一颗氰化钾藏在牙齿中间。医生检查时，怀疑他嘴里的一个黑结并不是蛀牙，于是希姆莱嚼碎了胶囊、吞下了毒药。医生花了足足一刻钟给他洗胃和进行人工呼吸方法，但还是没有抢救过来。这个帝国党卫队的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逃脱了人类法庭对他的审判。

第二节潜逃

在希特勒周围的工作人员中，马丁·鲍曼似乎是唯一能预料到事态发展趋势并图谋潜逃的人。

狡猾、令人难以捉摸的鲍曼是纳粹党内的实权人物。从1928 年纳粹取得政权前五年开始，他便成为国社党的专职官员，并在党内担任过各级领导职务，鲍曼原是鲁道夫·赫斯的副手。1941 年当后者前往英国谈判无法实现的和平时，鲍曼便取代了他。从此，他便顺利地步步高升，反而招致许多人的嫉恨。然而，他始终是胜利者。此人外貌不扬，有着一副呆板而无精打采的面孔和一双伪善的眼睛。检察长弗里茨·鲍尔说他长着：“一副典型的啤酒鬼面孔”。

但这位啤酒鬼善于玩弄权术，逢人便吹嘘他的风流韵事。他像狐狸一样狡猾，像蛇蝎一样狠毒。那些自以为能愚弄他的人到后来到都后悔莫及！从1942 年开始，他便成为纳粹党的真正领袖。希特勒疾病缠身，又因吸毒而衰弱不堪，因而听任他为所欲为。鲍曼参加各种会议，到处插手，对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与其他国社党领导人相反，鲍曼对长篇大论毫无兴趣，他对风行于党卫军内的那种颇为神秘的思想观念几乎是一窍不通。他唯一关心的是功名和成就；他的唯一欲望是成为新帝国的主宰。

不久，帝国再没有人反对他了，他得到戈培尔的支持。他对这位宣传家的才干敬佩不已。卡尔登勃鲁纳1942 年接替海德里希担任德国中央保安局长后便投到鲍曼的门下，后者使他可以不通过希姆菜直接晋见希特勒。希姆莱为支付自己及情妇赫德威克的开支挪用了8 万马克党的活动经费，这就为鲍

曼留了控制他的把柄。此后，在担任集团军司令时遭到失败以及所领导的武装党卫军在各个战场上的溃败，使希姆莱的威信扫地，权力频于崩溃。

卡尔登勃鲁纳了解鲍曼的“逃跑计划”吗？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这位帝国长官决意不使自己成为帝国的陪葬。1941 年他对他的妻子格塔说：“即使红军和财阀们打进柏林，他们也不可能抓到我。”

在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帮助下，他周密地制定了自己的逃跑计划。那个神秘的人物虽鲜为人知，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就是瓦尔特·罗夫。

不管怎样，从这时起，瓦尔特·罗夫就与纳粹党的最高领导层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从武装部队在突尼斯遭到第一次失败至1943 年8 月，他不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但他竟在希特勒大本营八次被鲍曼接见！

1943 年秋，罗夫成为保安处驻意大利北方组组长。这一职务也是鲍曼为他谋得的。这时，他居住在米兰，在雷吉娜饭店租了一套不太宽敞的房间。他所担负的任务是比较繁重的。由于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和挺进，法西斯各机关一片混乱。有的人开小差；信函被错送；车队时常迷路。在半岛上仍然忠于“领袖”的地区，安全机关已几乎完全落入德国人手中，也就是说完全为罗夫所控制。

正是在这一片混乱的气氛中，瓦尔特·罗夫小心翼翼地根据指令开辟着勃洛克道夫所说的“罗马之路”——逃亡分子最重要的潜逃路线。

到达意大利后，罗夫经常去罗马。有时他整天呆在阿罗伊斯·休达神甫的寓所里。休达是意大利半岛上德国天主教徒的神职领袖，著名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情者。

“我的神甫，”罗夫恳求道：“您手下有几百名信徒。请您为他们的命运想想啊！如果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该怎么办呢？”

“帝国面临危险吗？”神甫惊讶地问道。

“最好是早作安排！”罗夫以不肯定的语调说。

罗夫通过休达神甫的引见与几个有权出入于梵蒂冈的高级教士取得联系。他会见方济会修士、耶稣会会士、克罗地亚神甫及修道会会长。他逢人就说：“共产党还很强大..战争的结局尚难预料..教皇对纳粹暴行的通谕是一次可悲的误会。”

他试探人心，盘算着对策，处处对国社党作出表示真诚的保证。他的游说收到一些成效。某些高级教士和修道士对之表示同情，并答应在“主管人”面前为其说情。这样，罗夫在几个月内便建立了一个以罗马为中心从日内斯到巴里的真正的逃亡联络网。鲍曼每天听取情况汇报。

1945 年初，罗夫有幸掌握一批法西斯党的档案。从罗马撤退时，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曾委托德国人将这批档案运往米兰。法西斯委员会的官员未能根据墨索里尼的要求对这些档案进行分选。罗夫代他们进行了这项工作。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些档案是怎样使他如同年前在突尼斯进行的奇怪的谈判那样又一次取得了谈判的成功。

鲍曼并非无所事事。他让罗夫组织“逃命之路”，自己则全力筹集资金，以应付失败以后的局面。

他抱着这一目的与大工业人士和企业主们进行了接触。鲍曼知道，这些人已经看到这艘帝国之船即将沉没，他们再也没有热情帮助它重新浮起来。然而，他还是试图去说服他们。

第一次会议是1944年7月2日在柏林市郊沃特利茨湖边的希瓦尔茨飞机

螺旋桨制造商家里召开的。党卫军中央经济管理处的三名高级官员如该处处长奥斯瓦尔德·波尔上将，也出席了会议。鲍曼全面地分析了形势。他强调指出，无论局势发展如何，必须保存德国的经济打击力量。他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鲍曼受到不冷不热的欢迎，因为与会者并不十分明白（或者不想明白）他心底里的打算。此外，与会者中有希姆莱的朋友，鲍曼不愿意在他们面前说碍太明白。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休会。

第二次会议于8 月10 日在斯特拉斯堡“红舍”饭店举行。这次，鲍曼全盘端出了他的计划：

“现在无需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从现在起到明年，我们必须秘密资助国社党。因此，从现在开始应当具体研究党在非法化以后能够支配的财力问题。”

后来获得这次会议文件的西蒙·维森塔尔认为，这次斯特拉斯堡会议非同一般。“逃亡网”的资金问题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鲍曼毫不犹豫地离开大本营前往参加，可见他对会议是十分重视的。然而会议的规模没有这位帝国长官所期望的那样大，因为军备部长阿·施佩尔在同时召开另一个会议。前往斯特拉斯堡参加会议的只有一些次要人物。他们当中有罗赫林、克虏伯、梅塞尔一施料特、林茨的戈林韦克等公司的代表及战争部和武器装备部的代表。

会议主席、赫尔曼斯道夫公司的沙伊德博士说：“德国工业必须为战后的经济复兴作准备。因此，所有企业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利益加强与外国公司的接触，但不要引起外界注意。”

这席话正合马丁·鲍曼的心愿。他决心采取措施不使国社党对德国工业的投资、技术专利和新式武器设计图落入盟军之手。事实上，鲍曼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足够的重视。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斯特拉斯堡会议以后，确有大量资本以贸易为幌子转移到“可靠国家”或存在了瑞士受秘密保护的银行帐户头上。1946 年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披露，在全世界有750 家由德国人投资并由德国人开办的新公司：瑞士有224 家，西班牙有112 家，阿根廷有98 家，葡萄牙有58 家，上耳其有35 家，其他国家有233 家。

会议一结束，鲍曼便去贝希特斯加登接他的妻子格塔并与她一起去蒂罗尔。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盖世太保，都不知道他的这次旅行。旅行期间，这位帝国长官似乎已准备了他的后路。

旅途中，鲍曼化名马克斯·缨勒，他在斯特津和托伯拉克参观了几个先前人人向他报告过的偏僻的农场。

在默兰，他见到了刚从兰米返回的罗夫，向他介绍了斯特拉斯堡会议的情况。罗夫、鲍曼及其妻子在默兰一家提供膳食的小公寓下榻。罗夫当时已受到盟军谍报部门的监视，被一名英国特工人员认出（但他竟然没有认出罗夫的同伴）。

这位特工人员获悉，就在这两人在默兰投宿的那天夜里，默兰城的一个教堂里曾出现过奇怪的灯光。第二天他去教堂侦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两天以后，“缪勒”启程去博岑，罗夫返回米兰。

1967 年默兰市修理这座教堂时，发现管风琴里藏着价值6600 万马克的

伪造英镑。

1945 年初，瓦尔特·罗夫曾几次前往南蒂罗尔，其目的从未向保安处领导汇报过。毫无疑问，他是根据鲍曼的指示，在几个精心选择的逃亡站上建立“储备金库”。战后，有人在该地区发现几个装着伪造英镑的小铁盒。

1945 年那可怕的血腥的4 月终于以轴心国的失败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

4 月24 日凌晨，墨索里尼得知博尔马和波洛尼亚失陷的消息，同时还收到了最后一封电报。希特勒告诉他苏联人刚刚打进柏林。墨索里尼光着脑袋，脸色腊黄，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惊恐、沮丧。

“宁可死，也不能忍受这种耻辱。”墨索里尼说，“我唯一的希望是不作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俘虏。我宁可忍受一切，即便是死。”

他的寿命只有三天了。

据悉，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政令：所有的法西斯头目，一旦验明身份，可以不经审讯就地正法。

4 月29 日，第十集团军最高指挥部和C 军决定投降，投降书由赫尔将军和冯·维丁霍夫将军在卡塞塔签署。前一天，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蕾塔·贝塔西在科梅湖边被游击队处死。他们的尸体被倒吊在米兰罗尔多广场的一个角落里。

在临时陪都米兰，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心惶惶。解放委员会的公报一个接着一个。那些平日作恶多端的军官和士兵四处逃窜，如同丧家之犬。

5 月2 日，瓦尔特·罗夫改变身份，他脱去军装，化名卡尔罗·孔恃，带着假护照，决定采取他惯常的大胆行动，与游击队进行接触。

诚然，罗夫不能两手空空去谈判。他有法西斯党的档案。他的部下对这些档案进行了认真的分选和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于4 月底装上一辆卡车运到离米兰80 公里的格迪，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由于休达神父的帮助，5 月初，罗夫终于会见了当地一位名叫吕沃米的游击队领导人。

“档案在我手里，”罗夫告诉他说：“它包括法西斯党的工作报告、党员名单，及其特工人员的真名和化名。这些档案是要卖的。但是，假如你们逮捕我，你们永远也不会找到它。”

“那你要求以什么作为交换条件呢？”吕沃米问道。“让我自由行动两个月。”

第二天，当他再一次赴会时，罗夫被美国巡逻队拘捕，并被关进圣·维多尔监狱。但一位神甫设法将他转移到米兰军队医院，后来又送到格迪集中营。在那里，他与吕沃米不期而遇。后者使罗夫获释，并告诉他谈判已达成协议。于是，档案一份份交出。据此，意大利游击队进行了一次清洗。由于罗夫提供了材料，米兰特工的镇压行动进行得非常迅速。

形势的发展不乏微妙之处：在停战协定缔结以后，保安处的一名高级军官还在教会的支持下在米兰组织逃亡活动！

然而，罗夫并不自由自在。共产党对他存有戒心；与他接触的天主教高级教士力图从他那儿觅取情报。不过折衷的办法总是存在的。罗夫一方面向教会提供情报，一方面向游击队提供档案。他终于使十几名保安处成员从格迪集中营获释。他还保护一些平民先后从克里斯托福罗和卡斯特尔索拉罗镇转移到米兰郊区。当休达神甫让他去日内斯会见红衣主教希札时，往返旅途都得到游击队的保护。

1945 年年底，“罗马之路”已安全组织就绪。罗夫通过一个名叫恩里罗·德·P..的前法西斯党头目，一方面在意瑞边界，另一方面在雷察尔和布伦内罗山口，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驿站网。逃亡分子从瑞士一站一站地来到米兰，然后潜入罗马。大部人在米兰逗留数月。只有国社党领导人才能优先去国外。那些“知名人士”逃往拉丁美洲，其他人逃往中东。

参与组织逃亡活动的人有的是出于理想主义，有的则是为了赚钱或为搜集情报。他们之中有忠于希特勒的农民和农场主，有“偷越国境”的惯犯，还有神甫和修道会会长。“这一切都是在盟军的眼皮底下进行的！”罗夫说，“可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多么不公道啊！”

这位前保安处官员有一个亲密的合作者：克鲁诺斯拉夫·德拉加诺维奇神甫。神甫仪表堂堂，脸色红润，噪音沙哑。

德拉加诺维奇出生于波斯尼亚。他曾是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政治统一的狂热支持者。1938 年后，他与“乌斯塔什”首领，著名的安特·帕夫里奇保持着亲密关系。1941 年南斯拉夫失败以后，帕夫里奇从意大利返回南斯拉夫建立克罗地亚傀儡政府。德拉加诺维奇遂应聘为爱格兰大学的神学教授。而他的一位密友、第三帝国的狂热崇拜者拉多斯拉夫·格拉瓦则成为帕夫里奇的心腹。

战争期间，德拉加诺维奇不遗余力，四处活动。他为强迫数千名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接受洗礼（这些改宗的教徒洗礼后，有的被立即枪杀）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他似乎不赞成帕夫里奇的克罗地亚人把这种特殊的“改宗”变成他们施行暴力的机会。

1943 年，德拉加诺维奇以克罗地亚国家驻梵蒂冈的官方代表身份回到意大利。从各方面说来，这一职位是十分重要的。任职期间，他结识了瓦尔特·罗夫。两人在伊利里亚·圣·耶罗姆教会所在地维亚多玛塞里长谈了数小时，两人一见如故。

“为了阻挡魔鬼的道路。”神甫说，“我要与希特勒的叛逆者结成联盟！”

德拉加诺维奇想必是在法西斯垮台之后与希特勒的叛逆者结成了联盟。1945 年大批逃亡分子向他投奔而来：帕夫里奇的“乌斯塔什”分子、流亡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但是，他那过分显露的活动，不久便引起了占领军当局的注意。后者向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于是，德拉加诺维奇不得不离开维亚多玛塞里。

不久，红衣主教希礼把他派到日内斯。之后，逃亡分子便络绎不绝地来到他的办事处。他们中不但有逃亡的南斯拉夫人，还有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党徒。德拉加诺维奇办事处在罗夫逃亡网和美国天主教难民组织的资助下，使大批“有问题”的人带着国际红十字会发给的零花钱和通行证逃往国外。

1950 年，日内斯办事处被关闭。德拉加诺维奇回到罗马教会。因处境日益困难，他仅在那里隐居了几年。当教皇十八世着手改善罗马教皇与贝尔格莱德的关系时，德拉加诺维奇不得不自行引退，从此再也没有跨进梵蒂冈的大门。

德拉加诺维奇禀性凶残、刻毒，他至死还与原“乌斯塔什”分子和反对铁托的地下反对派勾结在一起。1967 年，当他参观喀斯特山洞（1945 年1月帕夫里奇支持者在此被处死）时，南斯拉夫情报机关派人绑架了他。从此，他便销声匿迹了。

1946 年年底，瓦尔特·罗夫在米兰的助手中有一个26 岁的青年，此人就是前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施伦堡的合作者狄特匀·凯斯登。他的惊险经历充分展现了逃亡网的活动。

凯斯登是在纳粹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当帝国濒临崩溃之时，他除了他的党内同志外，别无其他朋友。纳粹主义是他的唯一信条。在马林堡全国政治教育学院接受培训后，他被分配到希特勒青年团中央工作。1940 年赴前线参战，成为第十帝国团的著名勇士。他三次受伤，因而获得伤员勋章和德意志金质勋章。

当帝国濒临崩溃之际，他在柏林指挥“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加强营。他是该营唯一的幸存者。凯斯登当时藏在沙森瓦尔德大街一栋大楼的废墟里。起初他想投降，但耳闻的各种消息使他打消了这一念头。

他终于被盟军逮捕，并被拘禁在马尔堡“分类”营。在那里，他得知他被起诉并被指控参与私刑杀害一名英国轰炸机飞行员。这位飞行员是1944年11 月飞行起火后在克洛斯特弗尔德跳伞的。事实上，凯斯登当时是在克洛斯特弗尔德担负着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与帝国元帅戈林之间的联络任务，并没有参与此案。1950 年此案复审，宣布他无罪。当初他差一点被判处死刑。

如同在大部分拘留营那样，在马尔堡，犯人每60 人编成一组，居住在十分简陋的帐蓬里。帐蓬之间都由厚厚的铁丝网隔开。盟军监察委员会的官员对可疑分子逐个审问。他们依据名单和档案，力图查清站在他们面前的每一个人是否是国社党党员、党卫军队员或保安处成员。每一个都必须书面写出自己的经历，填写调查表，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准备接受极其详细的审查。

凯斯登决定逃跑。一天晚上，当他在集中营外劳动时，恰巧遇到一长队因“无罪”而刚被释放的犯人。乘哨兵稍不注意，他便钻进他们的队伍。几小时后，他搭上一列货车逃到巴特霍姆堡，后又到达法兰克福。他终于回到巴登一符腾堡他双亲的家里。过不多久，1945 年11 月的一天，凯斯登外出回家时，发现他的家被美军包围，他不得不再次逃跑。于是他又逃到蒂宾根。他认识该地区前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并想在他家投宿。但后者刚被捕，其妻劝凯斯登逃往阿尔卑斯山：

“我们的许多朋友都逃走了。据说。现在意大利一瑞士边界有几条可靠的路线。我不了解详细的情形。”

“和谁联系呢？”

“您可去施利尔泽河边的诺伊豪斯村，找过去的领导人奥贝尔林多贝尔..假如他还没有跑到那边去的话！”

奥贝尔林多贝尔一直呆在村里。他很平静，甚至似乎毫不在乎，他告诉凯斯登，一伙来自德国各地的逃亡分子此时正藏在斯皮特湖边舍恩弗尔塔姆草原附近的山中。

于是，凯斯登当天就进山了。在山上，他碰上了一些旧友、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分子、老人和一些军官。他们生活在一种尴尬但还算愉快的气氛中。大家互相回忆往事，交流消息。但躲藏只能是暂时的，况且供应已成了问题。

12 月初，下起大雪，天气骤然变冷。在这些逃亡分子中有妇女和儿童。有些人得了病。阵阵寒雨使冻疮伤口疼痛难忍。牧场上一片寂静。这伙亡命分子与外界隔绝，情绪越来越低落。由原国外保安处乌尔姆分处官员弗里茨负责的供给，现在是越来越靠不住了。怎么办呢？

12 月2 日，对这伙人多少起着领导作用的原德国中央保安局官员弗立克斯·霍肯海梅尔分析当时的处境说：“局势紧张，这里非久留之地。我们只有两个办法：或是投降或是逃往其他地方，在山里是没有安全保证的。”

大部人决定投降。第二天，舍恩弗尔塔姆草原布满了美军。可凯斯登、霍肯海梅尔、两名前林茨盖世太保分子、一个女人及其他几个人没有绝望。在美军到达之前，他们在漫天大雪中先是沿着瓦莱普山谷，然后顺着山路离开了此地。

他们来到被法国人占领的蒂罗尔市，没有引起注意，尔后又渡过莱茵河抵达沃尔格镇。在奥伯尔古尔格村小憩几小时后，他们又继续赶路。最后一段旅程是相当艰难的。奥伯尔古尔格村的一个山间向导同意带领他们穿过阿尔卑斯山去意大利。但是登山十分困难。于是，他们取道路程短、但十分危险的冰川。圣诞节之夜，万籁俱寂。凯斯登和他的同伴们在霍希弗斯特东南（海拔3411 米）的勃朗峰露宿。

12 月28 日，逃亡分子终于走出山区，到达默兰后即刻便被领进一座修道院。从此，他们便登上“罗马之路”，踏进了瓦尔特·罗夫的“王国”。他们在默兰呆了几个月。一位名叫恩里科·德·P..的人和一伙嘉布遣会修士负责与罗夫进行联络。1946 年1 月，他们被送到米兰。应该说，旅途十分顺利。虽然有游击队检查，但是没有人搜查火车。在米兰车站，一辆汽车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被送到克里斯多弗罗，与其他逃亡分子会合。

“我一点也不明白，”霍肯海梅尔说，“在德国，我们被追捕；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也被追捕，可我们却安然无恙。”

一个名叫施文特的前保安处灭绝营突击队队员回答说：“你对什么都感到惊奇。”

脱险者有的来自瑞士，有的来自奥地利，他们在日内斯作短期逗留后来到米兰。他们的日子还算平静。人人给自己起了假名并弄到一些零花钱，因而能自由活动。

晚上，在城里的小酒店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国社党党徒一面喝着西昂葡萄酒，一面在斯大林和陶里亚蒂肖像下窃窃私语。

自1946 年5 月始，逃亡分子加强了纪律管束。一个前保安处成员在米兰一家酒店里酒后失言。从此，他们被禁止夜间外出，晚饭前必须回到寓所。

但是，并不是除了安全就没有其他优虑。一阵快慰之后，逃亡分子开始因消息闭塞而感到苦恼。许多人因得不到家里的任何消息而焦急不安。他们发现，他们当中有些常在外露面的人仅仅在两三个星期后，就由牧师陪同去了罗马。而其他人则不得不等待三四个月，有时甚至六个月，才可知道自身的命运如何。

“在这里，最好不要过多地提出问题。”瓦尔特·罗夫常常这样说。

“这里归谁领导？”一天，凯斯登问他，“可是教士？”

“不要无礼！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他们。”

“我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

原来，“逃亡网的教士”都是以盟军拘留营官员的身份活动的。几个月以来，欧洲出现了一股搜集情报的热潮。每天都有两名逃亡分子被带到罗夫在卡斯特尔索拉罗镇的寓所。有两名教士询问他们以往在第三帝国的活动情况。谈话往往持续数小时。每一个似乎有趣的情况都被搜集起来，转达到上面去。大部分脱险者唯一关心的是尽快结束谈话。他们知道，对问题回答得越快，他们就能越早获得安全。在高山上与凯斯登结伴同行的盖世太保成员，就是这样带着国际红十字会发给的身份证先去罗马，然后去近东的。1946 年年底，凯斯登也在卡斯特尔索拉罗镇受到接见。坐在罗夫右边讯问他的好像是一个奥地利籍的年轻耶稣会神父。“我们向你提出的问题不是徒劳无益地给你带来麻烦。最近有两名美国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但被我们揭露了。”“我学会了沉默。”凯斯登回答。他述说了他的生涯，他在中央保安局及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耶稣会神父不时打断他的话，询问具体细节。谈话结束时，他稍稍感到轻松了些。“这是你的护照，狄特尔·凯斯登。”凯斯登看了一下递给他的护照。他立刻怒冲冲地站了起来，说：“您原来是想把我交给盟军！”

“怎么啦？”

“警察一看便会发现这本护照是假的。水印是伪造的。各页的印章颜色也不相同！谁都不会相信我是意大利人，也不会相信我有39 岁。”神甫笑了，又在皮包里翻了一阵。“你成功地通过了考试，狄特尔·凯斯登，这才是你的真护照。这是一本高质量的护照！”

就这样，凯斯登开始为罗失效劳。在日内斯，他负责与神甫德拉加诺维奇进行联系，并把逃亡分子领到米兰地区的修道院和寺庙。威纳尔·勃洛克道夫后来在谈到这一插曲时肯定他说：“当时凯斯登几乎每次外出时都把自己装扮成教士。”

1947 年3 月，凯斯登不得不离开“罗马之路”前往近东。在此期间，他可能又经历了一番新的周折。当时还流传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鲍曼逃出来了。

为什么没有介绍帝国长官的逃跑情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许多人猜测马丁·鲍曼已死在柏林的炮火中，但没有任何人确信这一点，首先，了解鲍曼精心准备逃命的人就不能确信这一点。

1970 年12 月23 日，前党卫军上校、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特遣队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在汉堡（他刚在那里动过手术）宣称：“鲍曼作过整形手术，叫人辨认不出来了。他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即使我今天碰见他，我也认不出来了！”

根据现有各方面的见证，我们可以再现鲍曼1945 年4 月以后的活动情形。当时，这位帝国长官已战胜希姆莱。“海因里希大叔”丢掉了维斯杜拉河军队的指挥权。鲍曼已把国社党更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约瑟夫·戈培尔似乎准备支持他。各种迹象表明，一旦大难临头，他可以在罗夫的帮助下逃匿。但是在战略方面，他似乎也犯一些估计上的错误。

当苏联人冲破维斯杜拉河防线，在奥得河的库斯特林建立桥头堡时，柏林的陷落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与此同时，英、美军队继续向前挺进，从黑森林抵达不来梅。苏联人似乎想抢在他们前面，打算在2 月15 日左右占领帝国首都。

可事情并没有如此。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为了让英美盟军深入德国内地，苏联军队在奥得河边休整几个星期。希特勒推断，双方都希望同时进入柏林，因而他把他的全部力量集结在敌军会合点，以打乱盟军的进攻。他把东部奥得河前线1/2 的装甲车调给在东南捷克斯洛伐克前线的舒尔纳陆军元帅使用。

事与愿违。这时苏联人正在正甫维也纳方向和正东奥得河和尼斯河一带同时挥戈出击。红军打乱了最高统帅部的估计。德国武装部队的长官们匆匆向后撤退，准备组织柏林保卫战。柏林南翼很快被包抄，接着被包围。鲍曼焦急万分，一切向意大利撤退的路线均被切断。怎样才能逃出这个巢穴呢？

4 月30 日，在来自四面八方的一阵阵炸弹和炮弹声中，戈培尔、鲍曼、地下避弹室医生斯坦普弗格大夫、总理府车队队长埃里希·林肯卡和党卫军少校奥托·根舍最后一次向他们的元首行告别礼。后者的尸体在离仓们几米远的地方被火化。

“信念，奋斗，胜利！”曾几何时，他们的信念完了，他们的奋斗失败了，他们被打败了。

铁甲门又关上了。鲍曼回到总理府。几个小时以后，他向海军元帅邓尼茨发出一份电报：

元首已选择你为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委任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取一切应急措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晚上，一名可能是由威德林将军派来的西班牙籍志愿军团的士官来到地下避弹室。鲍曼接见了他，并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交谈，随后，鲍曼又向邓尼茨发出一份由他和戈培尔联合签署的电报：

元首已经死了，你的任命已被确认。帝国长官打算今天前往你处，并将情况报告你。

鲍曼修订了自己的计划。鉴于事态的发展，他只有从北方才能出逃。发给邓尼茨的电报显然是他借以潜逃的一个借口。

5 月1 日这一天，鲍曼命令武装部队最后一任总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向苏联人提出最高统帅部投降的要求，但以保证战败者的生命安全为条件（这一要求后来遭到拒绝）。他还要求党卫军头头解散“狼人”组织的所有抵抗小组。接着，他穿上一套陆军制服和一件深色皮外衣，走向地下避弹室。

纽伦堡审讯时，他的女秘书埃尔斯·克鲁克尔说：“当帝国长官正准备逃跑时，我见到了他。他最转身对我这样说：“‘好吧，再见了！’”

晚上10 点钟左右，一小组人离开了总理府。他们是马丁·鲍曼、埃里希·肯普卡、希特勒青年团团长阿图尔·阿克斯曼和斯坦普弗格大夫。四个人穿过弗里德里希大街后，到达维登塔梅尔桥。阿克斯曼认为只要德军的装甲车行动灵活，是能够冲破苏军坦克封锁线的。但实际作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一辆掩护他们前进的装甲车被反坦克火箭弹击中，爆炸了。由此，人们对鲍曼的下落便众说纷纭。

1946 年7 月3 日，肯普卡断言：“鲍曼肯定在那辆先头坦克爆炸中被炸死了。我认为他当场就已死去。”希特勒的座机驾驶员汉斯·保尔（1962 年11 月16 日被审问）以及阿图尔·阿克斯曼都持同样的看法。但他们的具体陈述则毫无一致之处。

人们以为已死去的前宣传部国务秘书威尔纳·诺曼1950 年在迪塞尔多夫露面。他持相反的看法：“鲍曼当时安全地逃出了柏林。”

当时，坦克爆炸时，诺曼刚刚追上鲍曼、斯坦普弗格和肯普卡。他们知道这里苏军的防守十分严密，难以突破，便决定朝另一个方向逃去。这个小组开始时向施普雷河方向进发，接着沿铁道一直走到勒尔特车站。但车站已

被苏联人占领。双方交火，但无一人受伤。于是，大家决定分手。鲍曼和斯坦普弗格大夫以及其他两名在途中相遇的军官结伴而行。阿克斯曼自个儿走了。威尔纳·诺曼也独自一人离去。

不一会，阿克斯曼又被迫折回。当时，在离因瓦里登大街不远处的铁轨旁，横着两具尸体，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马丁·鲍曼和斯坦普弗格。”阿克斯曼后来在法庭上说，“他们的脸我看得很清楚。他们仰躺着。我摸了一下鲍曼，他没有反应，呼吸也停止了。但我既没有看到伤口，也没有看到血。枪声还在响，我只得离去。”

其他见证人证明，鲍曼被埋在离那里不远的莫比特老区市场。1964 年根据西柏林市长的命令，在现场进行挖掘。什么也没有发现。

1952 年，一个叫佩尔特·弗朗兹·古邦斯基的人向因斯布鲁克的警察当局报告：1945 年12 月12 日，我把鲍曼从巴伐利亚的赖兴哈尔送到意大利边界。当时我没有辨认出是他，因为他蓄着小胡子。

阿图尔·阿克斯曼可能是弄错了。诺曼的说法符合实情。威纳尔·勃洛克道夫等几位作家的解释及我们获得的材料与一般看法相似：这只狡猾的狐狸确确实实逃走了！

鲍曼的确终于逃出了苏联人和美国人撤下的天罗地网。他很可能是这样逃出的：

5 月2 日晚上，斯坦普弗格大夫死后，这位垮台的帝国长官来到柏林最北边的威廉鲁区。他在海德克罗特小车站遇到前一天在地下避弹室见到的一名西班牙籍军团的志愿军士官。此人带着便服，并主动提出护送他。鲍曼一心想逃走，当然乐于接受他的帮助。

两人沿着铁路线前进，先是到达巴斯道尔夫。在那里，他们没有被苏联人抓住（苏联人把他们当作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接着向万德利茨走去。根据原定计划，本应有汽车接迎。但谁也没有赴约，两人只得继续步行。他们睡在废墟或壕沟里，躲开了巡逻部队。5 月7 日，他们来到霍恩利森，10 日抵达博伊岑堡。在博伊岑堡，鲍曼与一名逃亡组织成员、原谍报局特种部队勃兰特堡师中尉格拉夫（假名）重逢。格拉夫说：“我们须改变计划！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一艘潜艇停泊在弗伦斯堡湾，一星期以后启航。”

当时，德国的潜艇还在各海域游戈。帝国的某些权贵后来就是乘潜艇逃跑的。有些人逃到地球的另一端。有人肯定说，1946 年，一艘潜艇停泊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附近。

5 月12 日，鲍曼及其同伙抵达拉南堡。他们在爱尔伯大街113 号的小房子里度过一夜。第二无清晨。四个穿着英军制服、讲着一口流利英语的人前来寻找他们。他们是格拉夫的部下，其任务是把帝国长官送往英国管辖地区。

中午，他们乘吉普通过了盟军分界线上的拉南堡检查哨所，傍晚，又迅速地通过了弗伦斯堡。潜艇一直停泊在那里。凌晨4 点，鲍曼、西班牙士官、格拉夫和其他四人登上潜艇。鲍曼紧皱眉头，沉默寡言。

5 月底，潜艇进入爱尔兰海域。一天夜里，鲍曼和那个西班牙人在都柏林以北小湾登陆。潜艇立刻返航，直至9 月才返回。

在都柏林，鲍曼毫不费力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他每天收听新闻，很快了解到罗夫组织的地下潜逃网没有遭到破坏。他还得知被他送往意大利的妻子已经死去。这年8 月，他搭船抵达西班牙桑坦德，流寓西班牙一年。这一年他干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1946 年4 月，鲍曼决定会找罗夫。意大利没有西班牙那样安全。但呆在西班牙前途莫测。要离开欧洲，必须先去罗马。

4 月4 日，鲍曼来到日内瓦。德拉加诺维奇神甫负责照看他，并给他派了一名身强力壮的“乌斯塔什”分子作他的贴身警卫。16 日，鲍曼由这位身着教士长袍的克罗地亚人陪同，乘火车到达米兰。他一出站，一辆小汽车便把他接到米兰近郊。瓦尔特·罗夫在那里恭候着他。“终于见面啦！”

几天后，这位前希特勒的秘书被秘密护送到罗马。罗夫陪同前往。他首先把他送到维亚德拉尼马休达神甫的寓所。后者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逃跑是十分危险的。盟军正在搜捕鲍曼。所有检查哨所都收到有关他的体貌特征的通报。如果被抓住，他就没命了。

休达提出一个办法。他和一个离罗马城35 公里远的方济会修道院有联系。他说：“修道院院长绝对可靠。我们的朋友可以成为那里的图书管理员。但他必须有耐心。”

鲍曼后来在那里隐居了几年。他实际上只外出过一次。1948 年夏天，鲍曼由两位耶稣会神甫陪同前去他妻子的墓地祭奠。这次外出可以说是愚蠢的。此后不久，社会上便流传着帝国长官还活着并隐居意大利的消息。此外，他的岳母也一再吐露不慎之言。据知情人透露，鲍曼可能利用幽居的机会撰写了一本“政治纪要”。也许是他不愿意将其发表，后来将之销毁了，但现在还保存着一份原稿的手抄本。

显然，这些传闻难以核实。但不管怎么说，在此期间，鲍曼不可能是无所事事的。他仍在精心地准备逃匿。当时他可能利用他所掌握的财政信息，试图协调一直分散在各地的力量。

西蒙·维森塔尔后来说：“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向我证实，西班牙有一个资助纳粹分子活动的‘鲍曼基金会’。”

1951 年6 月，这位前帝国长官离开了意大利，和四个克罗地亚人从那不勒斯乘一艘意大利轮前往拉丁美洲，7 月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

他只在那里逗留几天，小心翼翼，竭力回避定居在阿根廷的德国侨民领袖。只有极少数几个知道他来到阿根廷。他们在靠近智利边境的巴利罗切西部为他买得一所住宅。安居以后，鲍曼才恢复与罗夫的接触。1952 年夏天，罗夫陪同鲍曼去巴塔戈尼亚作过短期旅行。

同年，他离开巴利罗切，在巴西和马拉圭接壤地区购买了一处更舒适更安全的寓所。这时，在欧洲又开始流传有关鲍曼逃亡的消息。为了掩人耳目，鲍曼让人在当地德国侨民中宣布他已死去，甚至还让他的朋友在离巴拉圭松林30 公里的伊塔村举行了一次假安葬仪式。1960 年，根据彼恩当局的要求进行了挖掘，开墓后查证。死者是一个几年前死去的名叫霍尔蒙西亚的巴拉圭公民。

从此便流传着种种关于鲍曼行踪的传闻。有人说在埃及和在西班牙遇见过他，有人说在西南非、在巴西马托格罗索的热带丛林中见到过他。但每次搜查都一无所获。

西蒙·维森塔尔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最近几年来，一些比较可靠的情报人员多次向他“透露”鲍曼的藏匿处。他说，这些报告包含着“可以接受的因素”。常常提到的鲍曼隐居的国家有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在巴利罗切和瓦尔的维亚之间有一个“禁区”，但任何人都不能接近。

“假如我能提供鲍曼居住在某地的证据，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24小时后，我就会失踪。”他写道。

1962 年5 月，一位维森塔尔的合作者与帝国长官的前女管家保拉·里埃格莱取得联系。女管家始终跟随鲍曼的妻子，直至后者于1945 年逝去。她说：“我肯定他还活着。”

勃洛克道夫认为，马丁·鲍曼1967 年还隐居在上巴拉那。“除极少数人外（其中包括门格勒博士），他几乎不与当地的其他任何德国人接触。1955年以后，他甚至再也没有见过罗夫。他的心腹以及在他住宅周围垦荒种地的人几乎都是克罗地亚人、乌克兰人、佛来米人和荷兰人。这支‘农民军’负责他的安全。”

鲍曼可能在着手撰写国社党从掌握政权直至崩溃的历史。他放弃了建立秘密纳粹党的计划。但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毋庸置疑，设法让鲍曼逃走是瓦尔特·罗夫罗马逃亡网组织的一次最重要的行动；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较为次要的行动。但无论哪一次都显示出盖世太保、党卫军保安处和其他纳粹组织成员逃避盟军惩罚的能力。几百名逃亡分子（有的还带着家眷）就这样被送到近东。狄特尔·凯斯登和弗立克斯·霍肯海梅尔就是一例。1947 年3 月，凯斯登由于一件桃色事件被迫离开逃亡网。几个月以来，他与一位18 岁的米兰少女玛丽亚私通。而玛丽亚是共产党员吕弗米的侄女。罗夫认为还是支开她为好，因为当时与游击队的关系已趋于紧张。

1947 年3 月6 日，凯斯登、霍肯海梅尔和四名原柏林盖世太保成员决定前去罗马。他们驾驶一辆旧式菲亚特汽车从克里斯托弗罗来到维也特拉的圣·洛伦索教堂，会见了休达神甫的一位合作者安东尼约牧师。这位牧师乘火车把他们护送到罗马。途中大家都穿着教士长袍。牧师叮嘱他们说：“你们要像神甫那样走路，不要像士兵那样！轻轻地缓步向前，脚不要抬高，应擦地而行，而且目光向下..装出一副寻找草莓的样子，”

在罗马，逃亡分子住在靠近维亚德拉尼马的一座小楼里。他们在这里呆了半个月，生活十分清苦，早晨6 点起床，不能外出，没有报纸。几乎每天都有两名教士轮番对他们盘问。

“您认识缪勒吗？”一天，一位教士问凯斯登，“就是那个海因里希·缪勒？”

“盖世太保头子吗？我和他见过两三次面。”凯斯登回答。

“这里有一张表，请把您知道的情况全部写上。”

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从罗马来到波洛尼亚，在慈善组织总部领取了假护照，尔后前往威尼斯。在安东尼约牧师的帮助下，他们与即将带领他们离开意大利的人接上关系，这是一位伊拉克外交官，名叫阿萨尔·海卡尔（化名），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一次不平凡的旅行开始了。这两个德国人和海卡尔登上伊拉克前总理拉希德·盖拉尼乘坐的轮船。般在雅典停靠，启航后在塞浦路斯海面遭到狂风的袭击，最后抵达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

第二天，凯斯登和他的同伴乘汽车到达大马士革。他们的联系人地址是乔治·哈塔特街22 号。这里住的是一位法国人，名叫科林。科林原是一名维希分子，1941 年当戴高乐部队进攻叙利亚时，他在邓茨将军麾下任职。

科林对他们说：“你们好像是为阿拉伯解放运动服务。现在时机极好。与以色列的战争将随时可能爆发。”

“但战争不会打多久的。”

“不要这样认为！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查·巴沙说，不久将看到像蒙古人和十字军那样屠杀。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相信我的话吧，巴勒斯坦问题仅仅是开头。”

“那该怎么办？”

“阿拉伯国家正想招聘欧洲政治顾问和军事教官。几位前保安处领导人已开始为他们工作，其他人在帮助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建立民族警卫队。你们有的是工作可做。考虑考虑吧。”

1947 年11 月30 日，阿拉伯联盟宣布反对建立犹太国。从谋杀发展到小规模冲突，最后战争终于爆发了，自英国人撤退后，八万阿拉伯人（其中四万埃及人，二万一千伊拉克人和八千叙利亚人）与五万耶路撤冷穆夫提国民警卫队的巴勒斯坦人联合发起全面进攻。

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成了叙利亚军人的教官。他们驻守在南部边界豪兰以西的德拉，时刻注视着冲突的发展。

但是，复仇失败了。1948 年5 月14 日犹太复活节，在英国托管期满之前，戴维·本·古里荣宣布以色列国独立。

1949 年初，凯斯登收到一份科林的电报：

盟国搜查纳粹罪犯委员会告知英国最高指挥部，叙利亚部队里雇有前纳粹军官。已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估计大马士革政府将屈从于压力。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回到大马士革。乔治·哈塔特街科林办公室依然在办公，但气氛变得沉闷了。有人劝他们自谋生活。一天晚上，一个匿名电话警告科林说，他已被监视。

“我们政府中的朋友不能再干预了。我们的游戏该收场了！”那人解释说。

从第二天开始，过境中心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务代办处。带着假身份证途经叙利亚的德国人各奔前程。他们抽签决定各自的去向，约旦、伊拉克或黎巴嫩。

这两名罗夫的助手带着阿萨尔·海卡尔的地址前往巴格达。那位伊拉克外交官曾在威尼斯与他们相识。当他们来到他家时，海卡尔外出未归。但他的妻子知道来客的身份。她劝他们离开伊拉克。她说，伊拉克也越来越不安全了。凯斯登同意离开。但疲惫不堪的霍肯海梅尔却犹豫不决。

两天后，当他们取得离境签证时，霍肯海梅尔决定独自一人碰碰运气。此人后来沓无音讯。凯斯登从开罗、马赛、马拉加和丹吉尔辗转到摩洛哥的得土安。

在得土安，他与几个在意大利时通过罗夫认识的纳粹党党员重逢，感到十分诧异。他们与哈迪博士和“里弗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保持着联系。

早在1943 年，当罗夫作为保安处驻北非代表时，他就曾打算解救流亡在留尼汪岛的阿卜德·克里姆，把他扶上在德国人控制下的摩洛哥国王宝座。由于西班牙反对，也由于这位领导人的最后支持者背离了他，这一计划后来告吹了。罗夫对北非解放运动始终抱有同情态度。他常常说：“德国人和阿拉伯人生来和睦相处。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英美、犹太复国主义和全世界的犹太人。”因而，当“罗马之路”被迫停止活动后，罗夫便决定退到北非。

1946 年夏末，一批法西斯分子经劝谑性地审讯后，在特雷维索、乌迪内和贝卢诺（死三角）被处决。消息传出后，事情开始变糟。

隐藏在该地区的法西斯分子有十万之多，他们中还有博尔赫斯亲王的“黑色旅”成员。在此之前，当地治安部门已开始处决他们。然而，大批处决法西斯分子是根据罗夫向游击队提供的档案进行的。

与此同时，工作条件也越来越困难。教士不愿再充当保护人。在教上们的压力下，宗教界对他们的要求愈来愈苛刻。游击队由于基本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文件，便不肯继续“合作”。两个保安处成员在米兰中心被捕，而罗夫再也无力使他们获释。

在瑞士和奥地利，几名偷越国境分子受到盟军的追捕。美国谍报部门在发现了阿尔斯山中的不正常来往后，便以为是前“狼人”组织成员试图重新建立“阿尔卑斯山巢穴”。他们采取了监视、搜索等措施。大批逃亡组织因此而停止活动。

当鲍曼到达卡斯托尔索拉罗时，形势十分紧张。然而“逃亡网”直到1948年年底才停止活动。这时，罗夫认为继续活动将得不偿失。他负责护送过境的最后一批普通逃亡者，人数不多，因而已安全脱离危险区。可是他本人的处境却越来越困难。

他于12 月20 日发出撤退的命令，只留下几个可靠的人在米兰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维亚德拉尼马办事处的人员全部撤出。

此外，随着法制的恢复，游击队在意大利北部已失去过去的那种势力。因此罗夫认为还是把他手中剩下的档案交给休达神甫为好。休达给他弄到一本护照及教皇慈善组织的各种怔件。这位前保安处军官于1 月9 日离开意大利，乘船前往丹吉尔。

1945 年5 至6 月间，德国中央保安局驻丹吉尔的行动小组被解散。一部分人去南美洲或近东，其他人则成了美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的俘虏，还有五六个人与罗夫保持着联系。根据罗夫的意见，他们隐藏在当地并与哈迪勃博士取得联系。后者开始在西属摩洛哥组建一支军队。他住在“非洲”饭店，罗夫曾几次汇款资助他。

当时，原属于勃兰特堡师（谍报局作战部队）和保安处的50 多名西班牙军团的士兵和士官获得得上安西班牙总督的恩准，得以参加马德里私下支持的解放军。其他人则各奔东西，自寻出路去了。

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哈迪勃博士成了这伙“老纳粹分子”的首领。凯斯登根据他在“叙利亚的经验”，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里弗军”中的德国人负有特殊使命：监督和控制兵员征集，组织破坏别动队（居住在摩洛哥的法国人曾深受其害）。他们还在行萨拉建立了教育训练中心。丹吉尔作为自由港的国际地位遂于1956 年6 月被取消。

摩洛哥独立后，又出现一个纳粹分子逃往南美的新的移民势潮。一部分原谍报局和勃兰特堡师成员被阿拉伯世界所吸引，越过阿尔及利亚边界，投靠了民族解放阵线并为其效劳。

负责“里弗军”和阿拉伯联盟之间联络的狄特尔·凯斯登，1955 年得知德国判处他的20 年徒刑刚刚减刑。不久，他便回到联邦德国。第二次审判后，他受到缓刑判决。后来，他可能又以记者身份重返摩洛哥。现在他住在汉堡。他的冒险生涯就此结束。

瓦尔特·罗夫没有在丹吉尔久留。他来这里是为了处理一些他认为必要的政治和财务方面的事宜。在与他的妻子和儿子团聚后，他于1949 年10 月去了南美。

他首先抵达厄瓜多尔，尔后去玻利维亚，最后在智利阿雷纳斯角地区的麦哲伦定居。他把自己的积蓄投资到铅矿上。罗夫与另一个著名的逃亡分子约瑟夫·门格勒常在阿根廷智利边界的一个狩猎区会晤。

马丁·鲍曼的生死对世人来说一直是一个谜，战地记者约亨·朗格的发现，可以算作一种有证据的解释。

朗格写道：

1945 年5 月1 日，在马丁·鲍曼丧命前几小时，我才知道有一个名叫马丁·鲍曼的全国领袖。他是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之一。那时我才十九岁，当战地记者受了伤，因此在健康恢复之前被安排在柏林广播电台当新闻记者。不久希特勒下台了，邓尼茨作为他的接班人，就任德国总统。总理府离广播大厦虽然近在咫尺，但总理府年发生的事件，我们却一无所知。

在那些日子里广播大厦有一个战斗指挥官，当我们考虑战争是否还在继续进行时，他教训我们说：“根本谈不到结束战争。元首已另有良策。我们现在可以同美国人和英国人谈判，并联合起来共同向莫斯科进军。”这个前景鼓舞不了任何人。

鲍曼这个名字使大家惊讶。一个柏林人问道：“呢，什么？难道将军们全都同希特勒一起下台了？谁是鲍曼？”德国妇女会长指教我们说：“他是元首秘书，是元首最信得过的人。”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觉得非常奇怪：偏偏是一位秘书将带领我们参加最后一次战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鲍曼这个名字。

就我今天所知，这位秘书并没带领我们去参加战斗。我侥幸从柏林逃出来了，并于1945 年来到纽伦堡。在对还活着的高级纳粹党人的审判刚刚结束后，我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采访了被宣告无罪、并刚刚获释的宣传部长在广播电台的得力助手汉斯·弗里切。从他的口中，我第二次听到了鲍曼的名字。弗里切向我讲述了一段插曲——他在1945 年5 月1 日晚要求鲍曼解散“狼人”的经过情形。我惊奇地问，这位陌生人哪来这么多权力？弗里切说：“可以说，他的权力比希特勒还多。”他当即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奥格斯堡一家印刷厂老板的妻子是半个犹太人，她应该和这个家庭分开，并被送到东方去。为了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弗里切找到鲍曼，忧心忡忡地说，如果把这个女人弄走，会在印刷厂里引起巨大骚动，因为她深受工人们的喜爱。弗里切建议，等到战争胜利结束后，再把她送走。鲍曼表示同意，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行字，禁止把这个女人弄走。

一年以后，我作为《明星》杂志社编辑在涉及当代史的题材中越来越经常地碰到鲍曼的名字和他的活动。在此期间他已成为德国报刊和国际报刊上经常引起轰动的人物，已成为“会飞的哈尔柏斯塔特人”，他像传说中的“会飞的荷兰人”一样，神出鬼没地周游全世界，然而谁也逮不到他。据说，下面这些人都发现过他的踪迹：

1945 年7 月，作家海因里希·林瑙在一列开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火车上发现了他；

1947 年，国际海员工会秘书约瑟夫·克利曼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他；

1950 年，一个丹麦记者在非洲，一个英国人在阿根廷，一个德国记者在西属摩洛哥发现了他；

1951 年，前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保尔·赫斯莱因在智利发现了他；

1952 年，一位前纳粹装备部官员、弗朗西斯派神甫在罗马发现了他。

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不断传来新的、越来越离奇的故事。1959 年柏林地方法院总检察长由于怀疑鲍曼在策划无痛苦致死术方面、在这害犹太人方面、在全面推行“焦土政策”方面作为同谋犯，犯下了大量杀人罪，为了防止鲍曼漏网，对他进行了侦缉。两年后这件案子移交法兰克福州高级法院检察机关办理。黑森州政府悬赏十万马克，凡是能够提供线索，从而有助于侦查到被告的行踪、居住地点和把他引渡回国的人都可以得到这笔奖赏。首先，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深信：无风不起浪。1960 年以色列情报机关在阿根廷绑架了阿道夫·艾希曼。在审讯他的时候，艾希曼估计鲍曼还活着，于是弗里茨·鲍威尔便更加起劲地去寻找鲍曼。

一方面有重赏，另一方面撰写耸人听闻的鲍曼故事又可以捞到大笔稿酬，这诱使越来越多的打猎者参加搜捕工作。1964 年1 月，埃里希·卡尔·维德瓦尔德向《明星》杂志投来一篇关于鲍曼的稿件。据说他曾同这位希特勒的秘书一起逃出被包围的柏林。现在这位秘书同其他纳粹分子一起住在巴西原始森林的一个大种植园里，由枪法高明的贴身警卫保护着。维德瓦尔德答应帮助找到他。《明星》杂志的两名记者飞到了巴西，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等待建立联系，但白白等了几个星期。一年以后维德瓦尔德不得不在法兰克福法院的一次审讯中承认，他的故事是编造的。

由于这次上当受骗，《明星》杂志总编辑部对如此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鲍曼产生了兴趣。有人问我，我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他？“肯定不是在南美，”我说，“我将从最后有人看见过他的地方开始去寻找他。”同一天我飞往柏林。

第三帝国最后一位全国青年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已向我提供了一些和报刊上的报道大相径庭的消息。我知道了他在盟军情报机关那里关于鲍曼案件所作的口供。我们一起乘车前往苗尔特车站。他指给我看，他发现鲍曼和希特勒的贴身医生路德维希·施图姆普费格尔两人躺在天桥上的地方，他们当时已经没有生气了，——他故意没有说死亡，——因为“我不是医生”。他准确地叙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由于阿克斯曼对这两个人很熟悉，所以，他不可能认错人。我也相信他不会撒谎，不会替活着的鲍曼打掩护，免得有人继续追捕他。因为他们两人是死对头。我暗自思忖：

如果这个天桥上果真出现过两具死尸，那么，必定有人要把它们抬走。在柏林有一个机构，名称叫做“前德国武装部队阵亡将士遗属通知服务处”。当我找到它时，它便一如往昔，迅速而热情地帮助我。该服务处没有关于鲍曼的记载，但是，大概有施图姆普费格尔的。在文件中有一封四十号邮局（勒尔特车站）局长1945 年8 月14 日致格尔特鲁德·施图姆普费格尔夫人的信的抄件（加盖了公章证明无误）。霍恩吕兴，疗养所，挂号，随信还附有十一张照片。信的内容如下：

“非常尊敬的施图姆普费格尔夫人：今年5 月8 日本局工作人员在横跨残废人大街的天桥发现了一具在保卫柏林的战斗中倒下的一名战士的尸体。根据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证件判明，死者名叫路德维希·施图姆普费格尔。由于我们不得不假定死者是您的丈夫，所以我把这个令人非常悲痛的消息通知您，同时对您所遭受到的巨大的损失表示由衷的同情。您的丈夫已于五月八日同其他几个战死的士兵一起被安葬在柏林西北第四十区残废人大街六十三号阿尔彭村（前全回展览馆公园）的墓地。从死者身上找到的遗像将立即给您寄去..”

负责寄送邮包的职员什么也不知道。在战争结束时，他们的同事埋葬过战死的士兵。但这已经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在这里执行勤务的人对于武装部队来说多半已经大老了。还有人说，有四个邮局职员曾被叫去挖坑埋尸。其中有一个人现在还活着，他的名字叫阿尔贝特·克鲁姆诺夫，他把我领到躺过死尸的那个地方，这也正是阿克斯曼发现死尸的地方。不过在那些天他们身上的财物已被抢劫一空了。克鲁姆诺夫告诉我，身材较高的那一个人只穿一件新的白内衣，另有个较胖的人，穿一件军灰色制服，但没有佩带军衔标志。他们穿的靴子被脱掉了。他和他的同事们根据一个红军战士的指示用担架把这两具尸体抬到附近的展览馆地区埋葬了。

通过这次谈话我还了解到，克鲁姆诺夫由于做了这些事已经受到法兰克福检察署委托的柏林警察局的讯问。显而易见，我是在同政府竞争了，但是，只有克服司法部门对记者的传统的不信任态度，我才能搞到新的材料，我需要这样做，因为我在《明星》杂志的同事库尔特·沃尔特和我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十周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组关于纳粹政权的《最后一百天》的文章，其中也利用了阿克斯曼提供的关于鲍曼之死的材料。接着不久一位名叫赫尔贝特·赛德尔的柏林读者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说，1945 年5 月初他（当时十五岁）在勒尔特车站的货车上翻箱倒柜地找吃的东西的时候，曾经从残废人大街天桥上躺着的两具死尸旁边走过。他也像克鲁姆诺夫一样没有发现死者身上有任何伤痕。

我心想，要是还能找到那些当时抄走衣服、其他物品，或者，甚至证件的人，那么也许就能弄清楚，除了施图姆普费格尔之外，鲍曼也死在这个地方。然而没有有关当局的协助，我再也无法前进了。

法兰克福州高级法院首席检察官约阿希姆·里希特曾经调查过鲍曼的案子。我知道他是一个没有偏见的、乐于同人合作的律师，如果他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查清案情的话。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后来当我由于工作而受人攻击、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时，他成了我的患难之交。但遗憾的是，他已看不到这篇报道了，因为他已于1977 年退休后不久去世了。幸好我及时地找到了他；检察官里希特决定在几天之内在克鲁姆诺夫指出的地方进行挖掘，寻找死者的遗体。这件事应悄悄进行，不让报界知道任何消息。里希特只希望我在场，因为我的调查己深入到这一步了。但是当挖掘工作进行到第二天的时候，在场的记者至少有四十人，他们都是这次挖掘的见证人；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新的建筑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使邮局职员克鲁姆诺夫在寻找埋葬地点时搞错了位置。七年后在十二米以外的地方找到了鲍曼和施图姆普费格尔的遗体。

里希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发现的线索是对的。我们现在通力合作，我们决不放弃努力。他冲破检察署的一切框框，把一个制造工具的工人威利·施特尔泽的证词告诉了我。这个工人曾在勒尔特车站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工作，他也看到过那两具死尸。施特尔泽在他的证词中说，当时在这家工厂里工作的还有一个外籍工人——法国人，他穿着一件皮大衣，是件战利品。有一位同事证明说，这个法国人从大衣兜里掏出了一本用人造革做封皮的日历本，根据日历本上的亲笔记载来看，它的主人是全国领袖鲍曼。

检察官里希特寻找这位同事——施特尔泽模糊地记得他的史字叫布鲁诺·弗希纳——的努力迄今毫无结果。当我下一次去柏林采访时，我首先查阅了柏林的电话簿。然而电话簿上登记的名字叫费希纳的人都不是我要找的对象。于是我把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为F 的人全查了一遍，终于发现一个名叫布鲁诺·弗希特迈耶尔的人，他就住在离发现尸体不远的地方，因而也就是住在那家工厂附近，他证实说，他看见过鲍曼的日历本。他报告说，那家工厂的一名叫恩斯特·奥托的车间主任当时把那个小本装进口袋保存起来了。

现在要做的事是，找到那个法国人——他的名字据说叫莫里斯或是与这大致差不多的别的什么名字——和向车间主任奥托打听日历本的下落。检察官里希特请求法国警方予以协助，但法国警方的寻找也毫无结果。《明星》杂志记者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找到了车间主任恩斯特·奥托的行踪；他离开了他在柏林的家，并同英格·施旺特一起迁往上述地点。但是，不久前他已遇难去世。然而英格·施旺特却知道这件事。她和她的男友当时把那本记事本交给了他的父亲。她的父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被苏联人任命为柏林市中区的代理区长。父亲对她们说：“你们一定能得到一大包食物作为奖赏。”

恩斯特·奥托和英格·施旺特于1945 年夏天被一个苏联军官叫到卡尔斯霍斯特大本营去了。他们在那里被询问了两天，后来果然得到了有营养的奖品。莫斯科记者列甫·别苏缅斯基可以在他于1974 年出版的关于鲍曼的书里充分利用这本日记。

然而，检察官约阿希姆·里希特在1965 年已经得到了几页从这个日历本上抄下来的副件；这是民主德国司法当局提供他使用的。他让我把记有地址的那一部分抄下来，我在《明星》杂志的同事阿尔明·冯·曼尼科夫斯基发现其中大有文章。他想起一件事，在此期间出版的《鲍曼书信》上曾提到马丁的一位情妇，简称“M”。现在他在那些地址的前头发现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曼雅·贝伦斯，以及她在德累斯顿私人住宅的电话号码和她演出剧场的电话号码。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大概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天桥上的死者是马丁·鲍曼了。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是在什么时候死去和怎样死去的。只是尸体还没有找到。然而，不论检察署还是《明星》杂志都无法把柏林的数千平方米宽的地区彻底翻个底朝天。不过柏林当局向我保证，一旦那个地区由于某种原因要破土动工的话，一定立即通知我。

1965 年11 月，《明星》杂志副总编辑罗尔夫·吉尔豪森作出决定：现在是公布调查结果的时候了。调查结果发表时用的标题是：《鲍曼死了》。这个调查报告应该是一个传奇的结束，但继之而来的，却是对报告作者的“围攻”。有一位家住维也纳专门追捕纳粹分子的西蒙·维森塔尔，在世界各地已经多次发现鲍曼的踪迹，他在一次记者执行会上宣布说，他越来越意识到，《明星》杂志是纳粹刊物，约亨·冯·朗格是一个老牌纳粹分子，他的企图只是在于替活着的鲍曼打掩护，使之免遭追捕。约阿希姆·里希特也感到不快；他的顶头上司、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很久以前就收到了霍尔斯特·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因大批屠杀犹太人而被处决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儿子）的一封信。信中提到，鲍曼在阿根廷潜伏下来了。鲍威尔认为这个传闻是可信的。他指责我的调查报告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尸体并没有找到。作为反诘，我要求他通缉医生路德维希·施图姆普费格尔，因为有证据证明，他作为党卫队医生曾经用苏联战俘作实验。鲍威尔发火了：“那样做是荒唐的。您跟我一样清楚，此人已经死了。”如果我继续追问他在什么地方见过施图姆普费格尔的尸体显然是不明智的。

我要想驳倒所有的批评者，就必须找到鲍曼的尸体。然而到哪儿去找呢？

也许他的尸体像无数其他战死者一样在此期间已被移葬别处了。我的三位记者朋友——狄特·黑格曼、科尔奈留斯·梅菲尔特和格尔德·巴茨——只要一到柏林就帮我寻找。我们搜遍了柏林的墓地，查看了死者的名单，访问了墓地的看守人。我的努力甚至在民主德国都传开了。有一次当我在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新闻处办点事的时候，一位负责西德报刊的助理员问我，在进午餐的时候，是否愿意给他提供一个私下交谈的机会？在“文化人旅馆”品尝匈牙利辣味红烧牛肉的时候，他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您的工作会危及您的前程。鲍曼并没有死。我们已掌握了证据，他住在南美，得到联邦德国总理基辛格的资助。”我根本不想看他们的证据。

只要这两人的尸体或者不如说他们的尸体的残骸还没有找到，鲍曼就可能继续在世界各地神出鬼没。西蒙·维森塔尔宣布说，他手头有现在住在阿根廷的前全国领袖的照片。前德国情报局局长赖因哈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声称，还在第三帝国时期鲍曼已经是斯大林的间谍了，战争结束时当然就跑到俄国去了，以后也就死于莫斯科了。埃里希·卡尔·维德瓦尔德又添枝加叶地重复了一遍他的故事，并在荷兰出版了一本书。

根据《明星》杂志总编辑亨利的指示，我可以同别人一起作出努力来解决关于鲍曼的一切传说中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娓娓动听的一个传说的最后一个魔法。发行量很大的一家英国报纸和一家美国报纸发表了一组标题为《鲍曼还活着》的文章。作者名叫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是前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据说他探听到一件消息：鲍曼在战争结束前已派人把价值两亿美元的金银财宝、外汇和艺术品用潜艇运往阿根廷，后来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就在一位天主教信使的陪同下前往罗马。在那里他会见了埃蔽塔·庇隆。当鲍曼把他的财富的相当大一部分交给她的时候，她就为他在阿根廷提供了避难所。从那以后鲍曼就化名为里卡尔多·鲍威尔。法拉戈不仅能出示此人的照片，而且还能出示阿根廷政治警察的书面证明：鲍威尔实际上就是鲍曼。里卡尔多·鲍威尔这个名字是幻想家法拉戈从柏林文献中心主任那里借用来的。这位主任名叫里卡尔德·鲍威尔，是一个德国侨民，他从美洲回到了德国。在此斯间鲍威尔刚好也成了我的朋友，无论我有什么需要，他都肯帮忙。

我在伦敦会见阿法拉戈。我把汉堡大学一位人类学教授以及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儿子也带去了。霍夫曼的儿子经常在希特勒的大本营照相，因此认识鲍曼。人类学家要仔细察看法拉戈搞到的鲍曼的照片的头颅。然而这个匈牙利人却立即表示怀疑，说那些照片不是他亲自拍的，而是从阿根廷情报机关搞来的，无论霍夫曼还是人类学家都没有发现照片上的人像马丁·鲍曼。此后不久，《明垦》杂志驻甫美编辑黑罗·布斯解开了这个谜。原来照片上那个人是一位住在阿根廷的教师。布斯还要了一个花招来戳穿前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价值。他用五十美元作为贿赂，从阿根廷情报机关搞到一份文件，它证实，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实际上就是马丁·鲍曼。自此以后，追捕鲍曼的人就渐渐失去发明新传说的兴趣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寻找下去。不过最后一次找到鲍曼的机会几乎被错过了。有一天，前柏林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赫伯特·赛德尔寄给我一份剪报，上面登有一则消息，说我估计掩埋着鲍曼尸体的那个地方不久要破土动工。我向我的法兰克福朋友检察官约阿希姆·里希特发出警报。他立刻作出反应，报告了柏林警察局和有关建筑部门。建筑部门的工人后来也积极参加寻找，

因为，他们希望用鲍曼的头换得十万马克奖金。但作为不懂法律的门外汉，他们不知道，只有活着的头才值这样多钱。

他们确实很快碰到了两具骷髅——它们摆放的姿势很奇怪，一个人的头靠着另一个人的脚，对于里希特和我来说，这是我们快达到目标的第一个迹象。邮局职员克鲁姆诺夫曾对我们说，那个“矮胖子”在运送过程中老是从担架上掉下来，最后他们才想到用上面那种摆放的姿势把它们抬走。由于他们不想再接触尸体，所以就直接把他们抬的东西翻过来倒进坑里埋了。

最后只能由法医来作判断了。这个判断之所以能作出，要归功于我的另一个朋友——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有一天，当他问我寻找鲍曼进展如何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即使我们有一天找到他，恐怕也辨认不出来了。我们没有关于他的牙齿的记载。”欧文在他下一次去美洲旅行的时候，到国立华盛顿档案馆去查了一下。他在那里找到了鲍曼的牙齿图样，这是由柏林胡果·布拉施克教授绘制的。纳粹党高级人士的牙科病都是由他治疗的。战后他为盟国绘制了图祥，它们证实，我们找到的颅骨正是鲍曼的。此外，假牙技师弗里茨·艾希特曼和布拉施克的女助手卡塔琳娜·霍伊泽曼也能重新认出他们为鲍曼加工的假牙。鲍曼在调查表上登记的身高——一百七十厘米——也同骨骼的尺寸相符。施图姆普费格尔的辨认就更快了，因为在柏林文献中心有一份党卫队医生给他检查身体的认断。最后慕尼黑刑事侦察技术科长根据颅骨复制了两个死人的头和外貌。我们把他的作品同鲍曼和施图姆普费格尔的照片比较了一下，再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了。

在这个刑事案件结束后，法兰克福检察署把马丁·鲍曼的遗骸交给他的遗属处理，但作了一个规定：这些骨骼只能埋葬，不得火化，因为不能完全排除再次需要用它们来作证的可能性。鲍曼的子女至今不接受这一条件。

和他的朋友鲍曼一样，门格勒的头颅是纳粹逃亡分子中悬赏价格最高的10 万马克。然而他从来不是国社党的领导人物。门格勒身材矮小，长着一双黑眼睛，满头黑发，皮肤黝黑，德苏战争爆发时他刚30 岁。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的惨无人道的试验使他声名狼藉，并被列为重要战犯。

约瑟夫·门格勒于1911 年3 月16 日出生在贡兹堡，其双亲卡尔和瓦莉是当地的实业家。他的学业成绩优异，曾获法兰克福大学医学博士和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战后学术界“收回”了这两个学位）。医学加哲学！当时这意味着生命冲动理论和雅利安种族生物学的结合，其结果是十分令人可怕的。

门格勒说：“人和狗一样，是有系谱的。有人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优良的狗种。今天，我们正在培育超级人种。”

1945 年门格勒博士33 岁。他于1928 年加入纳粹党。他参加过冲锋队，后来又加入党卫军。他那令人可怕的才智引起了他的上级的注意。在布痕瓦尔德短期工作后，他晋升为党卫军上尉并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任医生。

维森塔尔援引囚徒的控诉说，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个专门“实验手术室”。在那儿，一些囚犯被当作动物来进行试验。那是一些什么样的试验呢？人们难以知道，因为接受试验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维森塔尔说，门格勒曾进行过“双胞胎”的专门研究，他“试图人工制造出一些蓝眼睛的雅利安型孩子”。

然而，不管这是多么使人难以置信，门格勒博士几年以后才受到追捕。当所有希特勒政权的高级领导人物被捕或逃亡国外时，这位主治医生还安然地生活在德国。有人甚至不无根据地推测，他最近又回到了德国。

他的逃跑路线确实与鲍曼和其他逃亡分子的路线大不相同。今天看来，他是在特殊的、神奇的条件下逃跑的。

门格勒已结婚，并已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他却与一个18 岁的犹太姑娘姘居。集中营的囚犯管这个姑娘叫维尔玛！维尔玛的双亲已经去世，她是由祖父抚养在的。她的祖父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珠宝商，他的珠宝店在华沙交易所附近。当建立隔离区时，她的表兄是犹太人治安组织成员。该组织作出了与德国人合作的选择。

一天，维尔玛进入华沙非犹太人区，因未带通行证而被巡逻队拘捕。1943年她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她的表兄希尔·聊贝尔，绰号“波兰黑市大王”，是一个不可触犯的传奇式人物。他为她奔走说情。经过一番周折，她与门格勒相识。门格勒为她所倾倒，并把她安置在自己的住所里。

维尔玛在集中营里行动自由。每次只要可能，她便毫无顾忌地为她的这个或那个教友说情。

维尔玛聪明活跃，且颇有心计。她很快获得了她的利益之所在。当战争败局已定时，她答应帮助门格勒逃跑。她的爱情似乎是真诚的。她对门格勒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944 年6 月，维尔玛劝说门格勒早作安排。4 个月以后，他获得离开集中营的通行证。

“希尔·陶贝尔是唯一能帮助我们的人。”她对门格勒说，“我知道他把从武装部队盗来的器材装备交给了抵抗运动。”

“这就是说我们有钱了！”

“我考虑的不是钱。陶贝尔手中有一份能使我们获救的文件。”

这份文件就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所有治安分子的秘密名单，即全部“犹太人合作者”的名单。1943 年以后，很多人改邪归正，其中大部分参加了波兰抵抗运动。将来他们或许会在社会上、甚至可能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取得较高地位。“揭露”他们在占领初期的立场，对她来说，是件有利可图的事。

1945 年2 月，维尔玛取得了这份文件。

红军迅速挺进，社会秩序日益混乱。门格勒和他的姘妇趁混乱之机，于2 月5 日下午跨出死营的大门。门格勒放弃了正在进行的试验，放弃了他的实验室和研究课题。他穿上破旧的衣服，很容易就使别人把他当成一个逃亡的以色列人！

维尔玛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她不像其他逃亡分子那样向西或向北逃跑，而是迎着敌人向东南方向走去。到达第一站扎科巴奈后，门格勒和维尔玛自称是从奥斯威辛逃出的犹太人，于是受到波兰慈善组织的接待。

该城已被苏联人占领。经过4 年的战争，红军因他们过去所受的苦难而开始向战败进行清算。他们是以残酷的手段夺得胜利的。

两腮刮得净光、身躯高大的斯拉夫人，哥萨克骑兵，切尔卡塞蛤，成吉思汗时代装柬、赤脚、骑着枣红马的蒙古人，俄罗斯大草原和亚洲的游牧民潮涌般地向中欧进军。

1945 年8 月，门格勒和维尔玛到达布拉格。他们仍然装扮成犹太人。在布拉格郊区，一个名叫格鲁恩费尔德的人为他们搞到了国际难民组织提供的身份证，并告诉他们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的办法。10 月，两人进入奥地利，11月又抵达瑞士，这时他们已基本上脱离险境。

1946 年1 月，门格勒迁居苏黎世维尔玛的双亲战前购得的一座小旅舍，后来又平安地回到德国。

五年中，门格勒如同其他无辜的德国人一样，过着艰难但还处于平静的日子。他有时在贡茨堡与他的妻子和儿子住在一起，有时去慕尼黑。当时正值欧洲复苏的年代。生活用品奇缺，实行限量供给。人们到处用铁十字勋章和奖章交换军用饼干和切斯特菲尔德香烟。

1950 年夏天，这位以残酷著称的学者去意大利作短期消遣旅行。他游览了贝加莫、佛罗伦萨和西西里岛。他有时也去苏黎世，可能是去会见维尔玛。人每次回来都带着大笔钱财。

直到1951 年才有人对他起诉。在此之前，门格勒的名字还未被列入盟国搜捕的人员的名单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来，他手中拥有用以讹诈的文件是他基本上无需隐藏的原因。和正在逃跑中的其他纳粹分子的情形相反，一段时间后他才受到警察的通缉。所谓“门格勒之谜”就是在这几年形成的。

1951 年6 月门格勒博士从巴塞尔乘火车抵达马赛，接着搭船去阿根廷。

在布宜诺斯利斯，他接管了他父亲开办的农机厂——卡尔·门格勒—索恩公司。但他关心的不只是生意，他还在当地德国桥民中行医，为知名人士治病。通过他们，他第一次得知瓦尔特·罗夫组建的“罗马之路”。

三年后，即1954 年3 月，他正式向波恩法庭提出并获准与妻子离婚。离婚判决宣布后，他又重新结婚。有人说后妻是他的已在前线阵亡的哥哥卡尔的妻子，也有人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名叫马坦克塔·马丽娅·维尔的年轻犹太女子。

这个逃亡分子只是在1957 年才真正转入地下。虽然他掌握着得以保命的材料，但在第一次审理集中营案件后，他便确信，人们是决不会放过他的。

1957 年，门格勒的名字终于被列入战犯搜捕名单。1959 年，西蒙·维森塔尔通过奥斯威辛国际委员会秘书长赫尔曼·朗格邦得知这个逃犯的地址，并报告了波恩当局。1959 年7 月5 日弗里古尔格地方检察院发出逮捕令。联邦德国向阿根廷提出引渡该犯的要求。

但在此之前，门格勒已经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 年首次与他相识的罗夫给了他一切可以期望的保证。

“从现在开始，”罗夫告诉他说，“你在国际保安处保护之下。这一组织是我们建立的。它保障所有原‘罗马之路’活动分子的安全。该组织的活动分子原是盖世太保、谍报局和保安处的成员。”

门格勒开始改名换姓。他有时叫海尔默特·格利哥—格里哥里，有时叫海因兹·斯托贝尔特，还取名拉尔斯·巴尔斯特罗姆或福斯托·林东。后来他开始旅行。

1959 年5 月，他在阿根廷智利边界的巴利罗切疗养地圣·卡洛斯定居。第二年（1960 年5 月11 日）艾希曼被绑架以后，有人在秘鲁利马北部一个十分偏僻的地区见过他。几个月后，他又移居巴拉圭。这是他最安全的藏身之处。后来他一直隐居于此。

巴拉圭地处拉丁美洲中部，与巴西、玻利维亚和阿根廷接壤。从它的首都亚松森出发，几小时后便可到达乌拉圭和智利。这个只有200 万人口的国家，95％的人是西班牙和瓜拉尼混血种。它成了前纳粹分子可靠的隐匿之地。

罗夫说：“我们在那里很受人同情。”

巴拉圭的德侨不超过3 万人左右，但在巴拉圭有着重要影响。一部分人从1945 年起就开始定居于此。其他人则是1959 年9 月16 日庇隆政府垮台后被迫从阿根廷迁到这里来的。

从政府上看，巴拉圭比其他邻国更稳定。59 岁的阿尔弗来多·斯特罗斯纳将军于1954 年8 月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后来蝉联总统职位。总统不忘自己的血统（其祖父母是德国人），因此执意聘用来自帝国的人作顾问和教官。前盖世太保分子当上了警察，前党卫军队员和纳粹党官员则被安插在政府机关工作。

总统对德国人言听计从。某些部长甚而认为国家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德国人。恩卡纳西翁市（第二大城市，有35 万人）最有权势的人物阿尔帮·克鲁格负责保障他们的安全。

当门格勒决定移居巴拉圭时，他已经取得了巴拉圭的公民资格。1959 年11 月27 日亚松森颁布国籍法。登记时，门格勒把他的律师塞萨尔·奥古斯多·沙那勃利亚的地址（亚松森，富尔热尼科·莫尔纳大街507 号）作为自己的地址。根据现行法律，有两名证人证实他居住马拉圭“至少已有5 年”。其中一人是瓦尔特·荣格，1961 年返回德国时受到过法兰克福检察长的审问。另一名证人是亚历山德尔·艾克斯坦，他出生于波罗的海沿岸，是一个狂热的仇犹分子，曾任巴拉圭军队参谋长。在对玻利维亚的查科战争（1931—1934）中，他曾与斯特罗斯纳并肩战斗，后来通过联姻成为其近亲。1955年他与门格勒相识并成了他的朋友。

这位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来到亚松森可谓是回到了故乡。他先是住在阿斯特拉一家旅社，其老板是一个名叫贝特·福斯特的德国人。当然这只是他的临时栖身之地。1960 年阿尔邦·克鲁格邀请他搬进自己的庄园。不久，门格勒迁居恩卡纳西翁和霍赫纳市之间的蒂罗尔旅馆。

1961 年，根据国际保安处头目们的建议，门格勒在上巴拉那鲍曼庄园附近买了一片土地。此处环境甚佳，与巴西和阿根廷毗邻，最邻近的城市是埃尔多拉多。市内有一个电报局、一座豪华的旅馆。一家德国马尔膝斯银行分行，还有一家主要经营卡尔·门格勒一索恩有限公司农机的阿根廷里加尔多·加菲帝公司分公司。

在经济上，门格勒不虞匮乏。除了托管经营的家庭工厂外，他还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德罗法姆钢铁公司50％的股份（400 万马克）中分得红利。

他与人频繁的来往终于引起欧洲方面的注意。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开始流传。甚至传出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在南美不同地方都有人发现门格勒。

“他来欧洲旅行过；他回贡茨堡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有人在亚历山大旅行时认出他。”一些追求耸人听闻的消息的记者这样写道。

据威尔诺·勃洛克道夫透露，以色列情报机关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派主张采取“直接行动”；另一派（“策略派”）则担心门格勒被捕后可能会揭露使当局难堪的情况。

就算重演对艾希曼采取的十分成功的行动也的确会冒很大风险，难道就不能不经法庭审判而立即将他处决吗？

“努拉·埃尔多克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维森塔尔声称：原奥斯威辛集中营女犯努拉·埃尔多克是一位年轻的犹太女子，她曾去巴拉圭探望她的母亲。一天，她与门格勒不期而遇，她立即认出了他，门格勒也发现了她刺在前臂上的花纹，两人默默地打量了一阵。几天后，努拉·埃尔多克便被暗杀了。

1960 年，当关于门格勒隐居在亚松森的消息被证实后，以色列情报机关要求当时以色列驻科隆使团的职员努拉·埃尔多克（又名余娣特）前往马拉圭辨认门格勒。

这位“余娣特”到达巴拉圭后不久被暗杀。原来，国际保安处得悉她此行的使命后，便派一名前“兰格马克”师党卫军队员监视她。此人叫阿尔贝特，佛来米人，他没费周折就与她拉上关系。阿尔贝特表现得很谨慎，从不提出问题，只是邀她去散步或游览。1961 年1 月27 日，阿尔贝特和“余娣特”一起登山游玩，这位年轻女子便从此一去未回。几星期后，警察得到报告，在一个山谷里发现了已被肢解的埃尔多克的尸体。警察局长雷卡尔德罗·瓦斯克兹上尉派人侦查这一案件。阿尔贝特已逃之夭夭，两年后，他又在危地马拉露面。

后来似乎又有人企图在门格勒的藏匿处将其干掉。

1964 年春天，一个由13 名以色列入组成的别动队试图潜入马拉那地区。门格勒接到电话报告后，立即向当地保安处求援。别动队被搞得晕头转向，其八名队员被杀。与此同时，奥斯威辛一案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开庭审理。检察长弗里兹·保埃在公诉时确认门格勒隐居在巴拉圭。1964 年7 月16 日，西德驻亚松森大使再次提出引渡该犯。但据《明镜》周刊报道，斯特罗斯纳尔总统拒绝了这一要求。

此后不久，在加拉加斯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会议审查了“门格勒”案件。国际刑警组织驻里约热内卢代表费雷德里约·尼科拉斯博士自认无能为力。他在会议上说：“巴拉圭不是我们组织的成员国，因而不能考虑进行干预的问题。”

从此，流言四起。1971 年2 月，几家报纸（特拉维夫的《国土报》、里约热内卢的《巴西日报》和波恩的《星期日图片》）纷纷透露，门格勒仍在亚松森以南卡尔罗·安东尼约·洛佩兹腹地的一个军事禁区行动，甚至声称刚刚成立了一个代号为Coverl2 的国际组织，准备追捕门格勒。

追捕纳粹分子的专门机构对这些消息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巴拉圭驻特拉维夫总领事（犹太人）本·日胡达先生说：“我受权宣布，一些声称门格勒博士隐居在我国的情报是没有根据的，纳粹是出于记者们的臆想。我还应指出，在近东冲突中，巴拉圭一贯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然而，约瑟夫·门格勒仍然活着，一直住在巴拉那河岸的边界地区。他住在一座白色的小别墅里，别墅位于瓜拉尼腹地的德国侨民区内，只有两条公路通往这幢房子，别墅四周有警察和军人巡逻。

“万一警察疏忽，”西蒙·维森塔尔说，“就有四个全副武装、身背收音机和步话机的贴身保镖护卫着门格勒。他们的薪水由门格勒付给。”

这位前奥斯减辛集中营的医生无所惧怕。每年的1 月30 日（纳粹夺取政权纪念日）、4 月20 日（希特勒生日）、5 月14 日，门格勒都要和他的朋友们聚会庆祝。

第三节帝国残照

需要说明的是，脱险的纳粹头目并不都是通过“罗马之路”逃到地球另一端的，有些人是靠自己碰运气争取活命的。他们或是躲在家中或是投靠亲朋以避风险。他们之中，有的逃脱了治安部门的追捕，有的则被人告发，或因不慎在搜查中被捕。大部分人后来或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或改名换姓而活了下来。

还有一些人在最后紧急关头谋求同盟军谈判，以求得到宽恕。的确，在战争结束的前夕，希特勒政权的某些权贵曾试图利用苏联和美国的矛盾，分别媾和，借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鲍曼、戈林、舒伦堡、邓尼茨等人似乎确有过这种打算。他们与希姆莱对立的根本原因是：这位帝国党卫军首脑、德国警察总监、黑衫队的首领、最可怕的纳粹世界观的典型代表过分引人注目，以至盟国不愿意只与他个人进行谈判。但希姆莱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为其核心人物之一的第三帝国崩溃时，他还梦想充当与盟国媾和的谈判代表。

尽管十年来纳粹党一再进行宣传，但绝大多数德国人不相信“财阀政治国家和布尔什维克会一致同意把帝国从世界版图上抹掉。”

该投向哪一边呢？1944 年9 月被任命为海军副总司令的瓦尔特·卢德—牛赖特五年后供认，当时已确确实实面临着这一问题。他说：

“提出投向东方的理由很多，而且十分有力。既然已不能阻挡布尔什维克在欧洲的扩张，何不与过去一刀两断，自动而公开地表示支持建立布尔什维克秩序呢？”

从东方不断传来的消息使这些希望终告破灭。“从那时起，”卢德一牛赖特说，“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落入苏联人之手，逃往西方，逃向拯救者一方！”

5 月1 日，当获悉希特勒已死时，海军元帅邓尼茨便与在他身边的约德尔、凯特尔、施维林一克罗西克及几位年轻军官谈起他的处境与打算。他得到的一切消息表明：盟军要求各条战线无条件投降。但邓尼茨试图单独向西方投降。这一建议遭到拒绝。

几天以前在普拉查蒂茨镇（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群希特勒卫队的党卫军分子决定成立一个具有十条纲领的新国社党。会议是以这样的口结束的：“元首去世了！元首万岁！”但急剧动荡的局面使这一微弱的念头如同其他事件一样，成了须臾即散的烟云。

总之，只有极少数国社党和其他纳粹组织的成员被盟军“收留”而未被清算过去的罪恶。只有为数极少的“不可触犯者”被西方视为绝对不可缺少的人。在柏林和帝国其他大城市，英美和苏联竟相争夺德国科学界的知名人士（物理学家、天文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等）。

于是，数十名谍报局、盖世太保和保安处工作人员加入了盟国的情报机关。他们之中有一位身材矮小的普鲁士将军，十年之后担任联邦情报局局长，继而成为西德反间谍机构的头子。此人便是莱因哈德·盖伦！

这位后来被人们称为“灰色将军”的盖伦，在整个战争期间无疑是最熟悉苏军力量和真实情况的人。他是被美国人视作有用人物而未要求其“洗脑”的唯一德军将领。

盖伦于1902 年4 月3 日出生于埃尔富特，1931 年与海尔塔·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结婚，1920 年加入帝国军队前就读于军事学院。他逐步晋升，德苏条约签订时，他已晋升为武装部队参谋部准将。然而，只是到1942年4 月1 日担任“东方雇佣军”司令时，他才得以大显身手。

“东方雇佣军”是一个以东欧国家，特别是以苏联为工作目标的军事情报机构，其总部设在措森（柏林以南）邻近的美巴赫兵营内。它集中了最高统帅部的所有苏联问题专家，在整整三年中，盖伦把它办成了一个效率惊人的机构。1941 年入侵苏联的作战方案得以实施应归功于该组织。

“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那就应归功于盖伦的‘东方雇佣军’、普鲁茨曼的‘狼人组织’和斯科尔兹内的突击队！”一天，希特勒曾这样说。

盖伦可是党卫军成员？有些人认为是，直至现在仍这样认为，但没有确凿的证据。然而，即使他从未参加过盖世太保，也未加入保安处，但他曾不止一次地与他们合作共事。而且，就行政关系而言，“东方雇佣军”隶属于德国中央保安局。

1943 年初，在发动神奇的“齐普林行动”时，瓦尔特·施伦堡和盖伦开始合作。这次行动是在红色苏联的中心地带空降党卫军特遣小队。特遣小队的党卫军分子伪装成苏联士兵，个个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这次行动的训练是在党卫军少将汉兹·约斯特的指挥下由中央保安局六处C 组负责人、党卫军上校汉格尔霍普特监督进行的。行动情报只可由一个十分内行的专家提供。于是，“灰色将军”参与了这次行动。

不久，“东方雇佣军”便与保安处中央指挥部几乎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齐普林行动”的特遣队甚至深入到沃洛格达和莫斯科高地，并打入苏联后方。

此后，每当施伦堡和汉格尔霍普特需要有关苏联军队的情报和资料时，便习惯于请教盖伦。而盖世太保则把这些情报当作极有“价值”的俘虏交给盖伦。这使盖伦得以更加准确地确定袭击的目标。

1945 年3 月27 日，他这样指示党卫军突击队负责人：“这是克拉科维、登布林、托恩和华沙铁路桥的地理位置，如能将其炸毁，苏军的运输就会大大减缓。”

1945 年，瓦尔特·施伦堡（他的部下称他为小希姆莱）控制了“东方雇佣军”的电台。

尽管他与德国中央保安局领导人关系密切，可战后，莱因哈德·盖伦却自称是纳粹政权的老敌对分子。1951 年2 月1 日，他在卡尔斯鲁厄法庭上就是这样申述的。

事实上，直至1944 年，这位“东方雇佣军”长官对帝国政府的忠诚是始始不渝的，他竭尽全力去从事他所热爱的艰难的事业。但可以肯定，与最高统帅部的许多军人一样，盖伦对纳粹党的“政治家们”极其反感。他是一个保守的反共分子，而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对国社党的许多事情不满。和其他人一样，他把这归咎于希特勒的亲信。“唉！元首要是知道他背后发生的事情那就好了。”他常常对人这样说。

盖伦基本上没有参与1944 年7 月20 日的谋杀案，可他与某些密谋分子过从甚密。冯·里特贝格伯爵、阿列克希斯·冯·罗纳、施蒂夫和弗赖伊塔格一罗林霍文都是他的朋友。据于根·托瓦尔德说，党卫军知道他的政治观念是比较薄弱的。然而他善于使自己成为不可缺少的人。

难道苏联不是日尔曼人扩张的天然国土吗？鲍曼说：“斯拉夫人将为我们劳动。至于他们之中那些对我们无用的人，让他们去死吧！”

在盖伦和大部分“东方雇佣军”领导人看来，这种政策不但是罪恶的，而且是极其荒谬的。相反，他们认为应该帮助苏联人“挣脱”布尔什维克大使馆的枷锁，建立一个与帝国结盟的自由政府。

自1942 年起，盖伦曾试图说服总参谋部和总理府。但是他的备忘录及他呈送最高统帅部的关于德军在苏联行为的报告并没有收到他所期望的效果。很可能他在一段时间里曾错误地认为约瑟夫·戈培尔会赞成他的意见。

然而，局势的发展迫使希特勒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或者说是更加狡猾的手段。1942 年11 月25 日在呈送给希特勒的一份长达17 页的报告中，盖伦借此机会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事情如照此发展下去，那么，从现在起六个月内，我们在苏联的所有情报人员就有可能背弃我们。届时，我们将得不到任何有关敌人的情报。我们有可能会赢得战争，条件是我们不能愚蠢把那些要求与我们合作的群众推到斯大林和红军政治委员一边去。”

他接着说：

“作为开始，必须重新采纳维尔弗里德·施特里克一施特里克费尔特1941 年10 月提出的主张：建立一支至少由20 万人组成的苏联解放部队与德国武装部队一道同苏联军队作战！”

希特勒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一主张。希姆菜和乌克兰帝国代表科克亦表示反对。

“建立一支苏联军队！除非我完全疯了！”希特勒吼叫道。

但罗森堡让步了。保安处助了一臂之力。盖伦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1942年底，他得到模棱两可的原则性同意。唯一的问题就是找一名“解放军”司令。施特里克一施特里克费尔特提出一个人选。此人是安德雷·安德雷维奇·伏拉索夫将军。伏拉索夫身材魁梧，两眼炯炯有神，额上挂着一绺丹式的头发，带一副托洛茨基式的圆片眼镜。“伏拉索夫军”就这样诞生了。

从1943 年5 月开始，“希特勒的哥萨克人”活跃在战略、军事和政治等各条战线上。但从6 月开始，怀疑论在总理府重占上风。6 月8 日，希特勒下令强行解散了这支军队。

从这天起，盖伦才明白过来。

1943 年岁末，当红军突破维切布斯克、明斯克、基辅和敖德萨德军防线，在黑海至波罗的海一线发起反攻时，帝国的命运已经注定。希望之星从此变换了位置。“东方雇佣军”司令部里堆积的电报不容置疑他说明了这一点。在他那极其肃穆的办公室里，这位身材矮小的普鲁士人默默地站立在地球仪和那划有一道道粗铅笔线条的地图之间，他再也不抱任何幻想了。

这时，盖伦制定了一项行动方案，其大胆程度远非他人所能想象。

他不但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和自由，还要保证他的整个组织在失败后不遭受破坏！他保存的卷宗具有极其重要的情报价值。他相信战后美国人将以高价收买。那时他就可向美国人提出条件、讨价还价了。

当时，这位“东方雇佣军”司令对盟国情报机构的情况了如指掌。1942年以来，他阅读了华盛顿发表的所有军事文件。

1944 年，他获得了在科莫罗乌斯基伯爵领导下波兰军人秘密重建的“地下军”领导人名单。这一份材料对他具有特别的启发性。文件告诉他怎样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保持一支基干力量。

事实上，冀望苏联人和西方人不和的想法并不新鲜。某些纳粹权贵曾在投降前产生过这样的想法。1943 年，冯·里特贝格伯爵在和他的朋友施韦尔特费格尔副官的一次秘密谈话中谈到这种可能性。但盖伦后来使这一想法具有了另外一种重要意义。

1944 年12 月，他把“东方雇佣军”的所有领导人召到他在慕尼黑的寓所开会。他说：

“你们和我一样都十分清楚，形势正日趋恶化。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无论如何，必须使我们业已完成的事业不致付之东流。”

在后来的三个月里，措森总部办公室忙得不可开交。根据盖伦的命令，所有关于苏联的文件、档案都精心地拍成照片或录相；所有的档案都集中在一个办公室，钥匙只由盖伦一人掌管。他对表示惊奇的党卫军队员说：“这纯粹是出于谨慎的考虑。这些副本将储藏在可靠的地方，准备原件一旦被毁后使用。像现在这样的轰炸..”

1945 年4 月4 日，莱因哈德·盖伦和他的两名主要助手来到萨克森州巴特一艾尔斯特市库特旅馆。这两名助手是武装部队的反间谍军官、两年来担任“东方雇佣军”副司令的格尔哈德·威塞尔中校和1941 年被任命为东方战线侦察和渗透处长的赫尔曼·保恩中校。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盖伦说：

“从现在起的三个月内，战争将结束。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斗争，只有依靠我们了。我深信，和平以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联盟将告吹。只有站在美国人一边，我们才能保存最基本的力量，拯救祖国。我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有决心与我一起进行一次尝试吗？”

保因和威塞尔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投降前一个月零四天，波恩一华盛顿轴心开始形成。

第二天，盖伦派人把照片和文件装进50 个铁箱并搬上一辆卡车。九天后，当参谋部向南撤退时，他把这些文件档案隐藏在温德尔斯泰因（阿尔高）靠近米埃斯巴赫镇的一个偏僻农场里。

4 月10 日，希特勒任命威塞尔代替盖伦。但这已经太迟了。

计划照常执行。15 日，“东方雇佣军”从措森撤出，一部分人开往弗伦斯堡，其他随格尔哈德·威塞尔前往巴伐利亚。

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同美国人建立联系。对此，“灰色将军”也是富有经验的。他派人试图在图林格进行的第一次接触失败了。他派出的使者不由分说都被拘捕。因此，他决定设法与对方的一位高级军事长官对话。

4 月20 日，盖伦在米埃斯巴赫镇被捕，并被立即递解到盟军刚刚建立的一个“监察所”。他要求与该地区美军政治负责人对话，受到士兵的挪揄。美国人只图搜捕党卫军队员和盖世太保分子。他们从未听说过“东方雇佣军”这一组织。“1945 年5 月，美国人总共只有7 名苏联问题专家。”这位联邦情报局局长后来说。

盟军到7 月才开始注意前“东方雇佣军”领导人的情况。这次，西方情报人士空前活跃起来。

罗克斯将军曾要求列出德国情报机关所有重要人物的名单，盖伦当然是其中之一。这样，人们便开始猜测他曾经发挥的作用。当苏联人在奥伯泽鲁尔拘留营跟踪他时，他已被押到埃德文·西贝尔特准将面前。

“你叫莱因哈德·盖伦。我虽然不十分了解你们组织的背景，我认为..”

“你，你叫埃德文·西贝尔特。你生于1897 年，你是准将。你在担任武官和西点军校教员后，曾在炮兵服役。你现在情报部门任职。”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这是我的职业。”

此后他们还进行过多次谈话。这样，双方建立了联系。盖伦幸运地遇到了这样一位美国人，他比当时他的大部分同事都更乐于听取盖伦的意见。盖伦向他炫耀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他的情报的价值。

“我未能说服希特勒。”他说，“我可能有更多的机会与你们一起共事。我知道艾森豪威尔已经下命令，无论如何不能妨碍目前正在与苏联进行的谈判。但是，事实摆在面前。不要以为斯大林会落入你们为他设下的圈套。现在，第三帝国已寿终正寝，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不断加剧。你们可以看看在东欧发生的情况。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兰可能都将落入克里姆林宫之手。对此，你们不能不作出反应。”

西贝尔特佩服不已。他特别感到惊讶的是，盖伦提议把档案材料交给他。1945 年8 月，他决定请示华盛顿战争部。他立即得到华盛顿的赞许。

8 月底，盖伦前往美国，阿尔贝特·邵勒、霍斯特·希孟兹、施特法努斯和海因兹·赫尔陪同前往。他们在华盛顿呆了一年。

谈判并非十分顺利。美国人试图首先占有“东方雇佣军”掌握的档案材料。但盖伦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同意把所有文件交给你们，条件是使用这些文件的组织必须由我一人负责建立。此外，我希望能够挑选我将来的助手。我还希望永远不利用这个组织反对我的国家。”盖伦说。

美国人终于让步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盖伦的预言得以证实。

1946 年3 月，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战略情报局在陶努斯山建立了第一个“观察所”。“冷战”开始了，铁幕在伤痕累累的欧洲落下了。

1946 年7 月6 日回到德国时，盖伦将军向格尔哈德·威塞尔和赫尔曼·保恩通报了他的谈判结果。美国政府准许在它的监督下建立一个德国情报局。该局主要处理苏联问题。前德国中央保安局和保安处人员可以进入该局工作，如果他们表现忠诚的话。

这一消息得到战略情报局上尉埃里克·瓦尔德曼的证实。联邦调查局诞生了。但它当时还未使用这个名称，暂时还只是称为“盖伦组织”。

这位前“东方雇佣军”领导人立即着手创建他的情报网。他发挥了当年的聪明才智。该组织最初的两个办事处设在陶努斯山中。一个设在布卢休斯美军营房附近的建筑物里；另一个设在克朗斯堡城堡。“蜘蛛协会”帮助挑选物色“候选人”。

当时，战略情报局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当这位“灰色将军”经过法兰克福时，大概无意中碰旧了西蒙·维森塔尔和纳粹分子追捕者、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里查德·赫尔姆斯。

经盖伦保释并任用的有前哲学教授、德国中央保安局领导人、分管盖世太保驻巴黎分部的弗朗茨·西克斯。

弗朗茨·西克斯生于1909 年8 月12 日，1930 年加入国社党（党证号码：245670），1934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教授。他曾要求并获准加入党卫军，从党卫军巴特托尔茨容克学校毕业后升为党卫军中校。1936 年他一面在柯尼斯堡大学执教，一面负责保安处总部图书馆和新闻组的工作。两年后他又上升为党卫军上校，参与德国中央保安局二处C 组（国内问题）的领导工作，后来担任该处处长。

1939 年他成为海德里希手下负责监管入侵和占领波兰的心腹班子成员，同年担任柏林大学政治系主任，后来又成为德国中央保安局七处“思想问题”研究组负责人。1941 年，他率领一支保安处侦察队（莫斯科特遣队）开赴东方战线，直抵维切布斯克，并在那里活动了两个月。

1948 年4 月10 日，纽伦堡美国军事法庭判处西克斯有期徒刑20 年。1951 年1 月31 日根据约翰·麦克洛伊高级专员和美军驻西欧总司令托马斯·汉迪的请求，他被减刑10 年。

1952 年提前释放后，他立即加入了“盖伦组织”并在盖伦手下工作达8年之久。1960 年以后，西克斯担任弗里德里希沙芬柴油机公司曼内斯分公司广告服务部主任。

1967 年，“灰色将军”该退休了。为安排其接班人，他又留任一年。接班人是他多年的助手格尔哈德·威塞尔。1968 年1 月10 日，根据基辛格总理的提议，后者被任命为联邦情报局局长，5 月1 日就职。情报局当时已臻于完善，它的工作效率之高令人吃惊。

格尔哈德·威塞尔，57 岁，中将，他曾出任联邦德国驻华盛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代表，后来统治“情报帝国”。他手下有500 名官员，4000 多名谍报人员。他的办公室在联邦情报局总部。总部位于普拉赫（慕尼黑郊区）一处围有电网的府邸中心，占地20 公顷。

莱因哈德·盖伦住在巴伐利亚施塔贝格河畔一处价值25 万马克的寓所里。该寓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1965 年作为酬劳馈赠给盖伦的。据邻居们说，他几乎只来这里过夜。他的名字列于知名人士名册。备注栏里写着：“国家官员”。

苏联人未能把盖伦这样的人抓到手。只有几个较低级别的谍报局和保安处人员投靠他们。一般说来，克里姆林宫对来自盖世太保成员的“为时已晚的合作”建议一直迟疑不决。东方人通常是通过警察和警察机关的人来了解认识第三帝国的。他们不能容忍这些人不受惩罚而逍遥法外。在苏联，“盖世太保的助手们”至今仍受到谴责。

其实，不少“褐色和黑色分子”在两个德国都重新谋得了职业，虽不说受到重用。

最后对垒的规模和激烈程度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巨人之间进行着一场决斗。德国和苏联处于前沿，其他国际力量皆无足轻重。双方遭受的损失和投入的兵力确实令人难以想象。在1945 年战争结束之前，苏联的兵力相当于对方的二倍，坦克和自动炮相当于对方的三倍，飞机相当于对方的八倍。他们抗击了28 个旅和237 个师。从元旦至5 月15 日，德军在东线各个战场上损失100 多万兵力、12000 辆坦克和自动炮、近3 万门野战炮和6000 架飞机。

“红军发起的战斗决定了德国世世代代人的命运。”埃乌格尼·波尔丁将军后来这样说。

在美国人到达之前，饰有镰刀和斧头图案的红旗已在国会大厦上空飘扬。

这里还要叙述的是一个奇特人物的故事。我们已像提到鲍曼和门格勒一样多次提到过他。此人就是帝国刑事警察局长、秘密警察首脑、德国中央保安局四处处长、党工军准将海因里希·缪勒，浑名“缪勒—盖世太保”或“盖世太保—缪勒”。战前，甚至在战争期间，此人鲜为盟国情报机关所知。一直到1945 年以后，他在警察机关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才使他成了新闻人物。

在耶路撒冷审讯中，检察长没有忘记指出他曾是阿道夫·艾希曼的上级。

当时有人说，缪勒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粗暴、诡计多端。为满足自己的野心，他不怕犯下任何罪行。缪勒曾度过艰难的青年时代。他身材矮小，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他常常受到侮辱和嘲骂。他的一生大抵就是这样度过的。他那农夫般原粗脑袋、乱得光光的两肋和颇为滑稽的中分式头发常成为被人取笑的话题。只要握一下他那汗漉漉的手，人们就会感到不快。缪勒也觉察到自己常常使人不快或引起别人的反感，可未了他反而以能使别人不快为乐，虽不说自以为得意。他有些自卑，但又野心勃勃。他不太聪明，缺乏政治修养，然而十分顽强，而且像野兽那样凶残狡猾。

缪勒14 岁辍学，进入慕尼黑地区一家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当学徒。他的工作令人满意。但他的雇主不肯对他委以重任。他们认为他缺乏风度，在公众面前拙于言辞。小伙子虽有责任心，但并不出众。他只能“按资历晋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飞机制造厂关闭，缪勒因此失业。他于是选择了他后来的终身职业：警察。

起初，缪勒受雇担任慕尼黑警察局助理警察。他给人的印象十分平庸，但是缪勒毫不在乎。他花了十年时间才爬上秘书的位置，又过四年后才被任命为便衣警察。希特勒夺取政权后，他转而为纳粹效劳，如同他后来不论为哪个政府服务一样，他只把这当作是谋生，从没有什么政治偏向。

1933 年初，他被调到慕尼黑警察局政治部工作。几个月前还审问冲锋队和党卫军肇事者的缪勒，从此便加入“反共斗争”的行列。他积极肯干，忠于职守，可也与人结下了仇怨。他虽不失时机地表示同情国社党，但他知道巴伐利亚国社党领导人不喜欢他。某些冲锋队领导人甚至公开对他表示憎恶。假如他不以新任慕尼黑警察局长希姆莱不久前任命的刑事政治警察处处长海德里希为保护人的话，他大概早就被解雇了。

本书前面提到，海德里希很快便发现这位前装配工学徒工作积极卖力。两个月之后，缪勒便得到赏识。他不但受命负责监视共产党的活动，而且还受命监视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一年后，希姆菜兼任柏林盖世太保首脑并着手统一全国的警察组织。希姆莱把海德里希召到柏林，委托他负责盖世太保中央总部的工作。海德里希也考虑物色几个有责任心的部下，于是决定提拔缪勒作自己的助手。

从此，事情便一帆风顺。海德里希对他赞不绝口。缪勒加入了黑衫队，由于其他原因，他对此并不十分满意（他几乎不穿党卫军制服，极少参加党卫军的各种庆典纪念活动）。他先后晋升为党卫军少校（1935 年）、党卫军中校（1936 年）和党卫军上校（1937 年）。1939 年，他终于爬上了他的最高职位：德国中央保安局四处（盖世太保）处长。

自然，这一晋升没有堵住人们的嘴，有人照常对他说三道四。“缪勒曾获铁血勋章，可他是战前才加入党的！”某些人嘀咕道。

但是，随着“盖世太保一缪勒”在警察中权势的扩大，对他品头论足的人渐渐少起来。他们知道，即使党的大区领袖和党卫军队长们也不敢冒犯他。再说，缪勒并不过分贪婪。他想揽权，但不愿抛头露面。他对他周围的人说：“我将永远是一个高级警察长！”然而，始终有人对他怀有敌意。国外保安处处长施伦堡便是其中之一。

应该说，这是两个彼此格格不入的人。施伦堡精明强干、思想敏锐、富有教养，与缪勒粗犷的个性形成明显的对照。尽管如此，每当敌人的间谍网

在帝国活动猖獗时，他们还是要在一起共事。他们之间职责的划分是件困难的事，通常要经过激烈的争论才能确定下来。

在罗特·卡佩尔（约色交响乐队）——当时最著名的苏联间谍网——事件中，盖世太保和保安处进行了公开的竞争。在消除了这一间谍网后，缪勒试图扩大战绩。他责成他的一个部门继续使用查获的电台，以期“腐蚀毒害”莫斯科的情报机构。然而这样的行动本属于保安处的职权范围。施伦堡在战后还报复说，缪勒曾利用这些电台与东方进行接触。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天晚上，缪勒喝多了，对我说：‘我越来越相信斯大林是正确的！’”

1945 年4 月29 日，希特勒得知希姆莱背叛后，便对在他面前的帝国党卫军领袖的唯一同僚、埃娃·勃劳恩的妹夫、党卫军中将赫尔曼·费格来因进行报复。这时，缪勒也正在希特勒的地下避弹室。须臾，缪勒离开了避弹室。他告诉戈培尔说他要去宣传部，遂即消失在夜幕之中。

8 月，在全德国搜捕他的盟军逮捕了一个名叫瓦尔特·卢德斯的人。卢德斯说：

“缪勒在逃跑时已被击毙。我在靠近总理府的地方发现了他的尸体，并把他埋葬在格罗塞尔—汉堡格尔街的犹太人公墓。接着我便去哈尔门，通知了他的家属。”

然而，缪勒的家不在柏林，而且他的寓所位于几乎与哈尔门相反的方向。

9 月17 日，在格罗塞尔一汉堡格尔街公墓进行了挖掘。卢德斯指点了一个墓（G 区第一排）。墓中的尸体已无法辨认，但死者的衣服和佩带的勋章似乎是盖世太保首脑之物。死者的家属住在慕尼黑，见到衣服和勋章后也予以承认。

缪勒真的死了吗？

1953 年，柏林户籍登记簿上记载说，一个名叫H·缪勒的人死于1945年12 月15 日，死亡证号码是11706/45。1958 年7 月1 日，一位住在西柏林的妇女在一家殡仪用品商店定制了一块盖墓石板，上面写着：献给亲爱的父亲海因里希·缪勒，生于1900 年4 月28 日，死于1945 年5 月。

当局试图查清此事。与此同时，瓦尔特·卢德斯失踪了。但格罗塞尔一汉堡格尔街的坟墓仍在原处！1963 年9 月，西柏林市市长命令开墓验尸。法医发现墓中的遗骨至少属于3 个不同的人！头盖骨是一个35 岁男人的（德国投降时缪勒45 岁）。犹太人墓地的安葬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这是无可怀疑的了！

事实上，海因里希·缪勒确确实实与苏联人进行了接触。但与施伦堡所说的情形相反，他并未使用“红色交响乐队”的发报机。因为那会冒很大风险，后果也很难预料。

因怕部下告发，早有预谋的“盖世太保—缪勒”直到1944 年才向他的一名联络员、柏林陆军警察上士格尔哈德·狄茨说了他的打算。

1944 年11 月，他派狄茨越过苏军防线与红军领导人接触。狄茨没有带去书面信件，只是带去口头建议。缪勒建议，一旦柏林被攻占，就在格鲁瑙街一处房子里碰头。

1945 年2 月3 日，狄茨到达奥得河西岸库斯特林高地的苏军防线。他作了俘虏，被押解到基辅。狄茨使尽了浑身的解数说明来意，但没有任何表示投诚的证据，谁也不相信他。一直到被押送到库拉乔夫280—18 号俘虏营后，他才得以与试图核实他口供的一位十分精明的军官谈话。

苏联国家安全部特遣队参谋长芳加马诺夫中校仍持怀疑态度。

“帝国盖世太保首脑准备投靠你们。”格尔哈德·狄茨反复这样说，“你们前去会晤，不会有任何危险。”

4 月28 日晚离开总理府后，缪勒隐藏在一所飞行员学校附近。一个名叫埃芬贝尔格尔的防空部队的士官认出了他。29 日至30 日夜，他在波茨坦广场脱掉军装，换上便服，接着便前往格鲁瑙街赴约。

恰好，库马诺夫也同意赴会。陪他同行的有几名苏军战士和一名前政治警察局的女秘书。后者认识缪勒，表示愿意前去辨认。幸好他带上了这位女秘书，否则，他怎么能相信，在4 月30 日下午5 点，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步履沉重、面无表情的人竟是海因里希·缪勒呢？那位少妇一眼便认出了缪勒。

“就是他！”她低声对她身边的中校说。

“盖世太保一缪勒”受到可以说与他身份相称的对待。他被护送到卡尔斯霍斯特；英国人到此地后，他又被送往施普雷河畔的富尔斯坦瓦尔德镇。一些军官和政治委员不停地轮番盘问他。

缪勒曾认为失败后，德国将遭到血洗。他以为投靠胜利者还可以为自己谋条出路！他很快就感到失望了。经过几天的盘问后，他预感到苏联人正在准备对他进行审讯。5 月底，缪勒通过一位给他医治由于空袭造成眼伤的年轻医生口中得知，他将被转押到莫斯科。“去莫斯科，干什么啊？”“我不知道，这一切不取决于我。”这一消息对这位盖世太保头子说来，似乎是凶多吉少。自从被捕后，他未能会见他希望与之商谈的政治领导人。缪勒是趁一个奇特的机会逃脱的。可惜人们对他逃跑的经过没有获得材料。7 月15 日左右，他在拉贝瑙镇重新露面。在那里，他混入了苏台德的一群难民中。在贡茨堡地区，他终于弄到一张通行证，署名是戴宁格尔。幸亏这张通行证，缪勒才回到德国西部并顺利地到达巴伐利亚。他在慕尼黑呆了三天。他很可能还回到他的哈尔拉青寓所（盟军尚未发现此处寓所）取走了部分文件。在两个多月里，缪勒东躲西藏，以图争取时间。他始终是那样的顽固、那样的多疑。在施利尔泽河畔的诺伊豪斯镇一位前慕尼黑政治警察局职员家住了几天后，他又躲到拜利希一策尔一位医生家里。

10 月初，他来到法军占领的库夫斯泰因。这时，他疲惫不堪，身无分文，眼病复发，也懒得再跑了。一天，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曾在盖世太保工作过的小官吏，打电话给法国人：“我手中有些文件。如果你们保证不逮捕我，我准备把这些文件卖给你们。”

这类交易在当时多有发生。法军当局表示同意并商定了接头地点。缪勒换得了一点钱和一袋粮食。他提供的文件被送到因斯布鲁克司令部鉴定。

11 月16 日，双方又一次通话，提出再次见面。但这一次会晤对缪勒来说却是个圈套。法国人审查后认为这样重要的文件不可能落入一个下级官员之手，肯定此人是个“大猎物”，必须查明他的身份。

这一天，缪勒差点被捕。根据他的习惯，约会前几小时，他察看了约会地点，发现那里布满了士兵和警察。于是他立即返回，销毁了手中的文件，两小时后，逃往布伦内罗山口。

施特津镇是“罗马之路”上的一个关键地点。缪勒在那里与瓦尔特·罗夫的两个部下邂逅。其中一个是原盖世太保分子，曾在德国中央保安局四处B 组艾希曼手下工作过；另一个人是党卫军上尉弗朗茨·罗斯特尔，改名叫哈达德·萨伊德。缪勒通过他们了解到罗夫组织的逃亡网。可他先前对此却一无所知。

他立即前去米兰，接着又抵达罗马。在罗马，罗夫给他物色了两名保镖。

1945 年12 月20 日，这位前盖世太保首领登上一艘200 吨位的快艇。这艘快艇为登奥多拉尼伯爵的一位朋友所有。这时，缪勒的伤眼发炎，艇上的医生要他立即进行眼科手术。快艇不得不半途折回。

回到罗马以后，休达神甫从契维塔韦基亚请来一位眼科大夫为缪勒作了两次手术，并让他住进布拉恰诺的一家教会医院。直至1946 年5 月，缪勒才病愈出院。

从这以后，缪勒的行踪使人难以捉摸。很可能是出于警惕，这位前盖世太保首领与罗夫保持着距离，也可能是他还抱有为共产党阵营效劳的念头，他不愿意成为教士和前纳粹分子的负担。1947 年两位保镖和罗斯特尔逃往乌拉圭后，人们对他后来一年的活动便全然无知。

在《逃离纽伦堡》一书中，瓦尔纳·勃洛克首夫断言，缪勒在伊斯坦布尔与苏联情报机关进行了接触。

可以肯定的是，缪勒从未去过南美。他只到过近东。1949 年有人在大马士革见过他。他改名柯衡..

因与德国人合作被利比亚当局驱逐的一个名叫阿布·杰达的人帮他与埃及人取得了联系，并劝他去开罗拜见一位伊斯兰协会的领袖马斯礼将军。于是缪勒乘船抵达塞得港。在那里，他受到一个名叫哈桑·加法尔的人的接待。到达开罗后，马斯礼将军替他引见了埃及德国侨民的最著名领导人。

1953 年6 月18 日，埃及共和国在法老统治过的这块古老土地上宣告成立。1954 年11 月14 日，穆罕默德·纳吉普被他的总理加麦尔·纳赛尔推翻。

两年后，第二次阿以战争爆发，后因英法干预而告终。但在此后的10年内，“开罗的德国人”在埃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缪勒一直呆在开罗，他这时变得格外谨慎，并给人以谦逊的印象。他改名阿明·阿普德·麦吉德。他的医生不是别人，正是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实验员”汉斯·埃兹尔博士。1960 年，纳赛尔从克里姆林宫取得火箭，缪勒被委以重任，负责建立火箭安全保密系统。

在60 年代，德国侨民过着几乎是封闭式的生活，很少与外界往来。几乎所有的前纳粹头目都起了阿拉伯人的名字。某些人还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些人中有：改名叫阿里·纳海尔的前保安处驻波兰分处处长莱奥保尔德·格莱因；改名叫恩瓦尔·本·萨拉姆的前盖世太保驻华沙犹太人办事处处长贝尔诺尔德·本德尔；改名叫约成·德莱塞尔的前迪塞尔多夫市盖世太保分子若希姆·道默林；改名叫哈米德·索里曼的前乌尔姆市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泽尔曼；改名叫纳衣姆·法希姆的原卡尔登勃鲁纳在中央保安局的合作者海因坦克希·维莱尔曼博士；前维也纳盖世太保分子，改名叫路易斯·埃尔哈格的路易斯·海登和弗朗茨·希托弗尔等。

从1964 年开始，这些颇不平凡的合作者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其中有几个人成了以色列情报部门的“炸药包裹”的牺牲品；有些人则因欧洲公开了他们的身份，不得不重新转入地下。1967 年，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离开了阿拉伯联盟共和国。

和往常一样，逃亡心切的海因里希·缪勒这次还是最先离开了开罗。不过，他没有返回西欧，也没有去社会秩序混乱的拉丁美洲国家，而是到了他20 年前曾准备在那里稳身的东方。苏联对埃及的影响，一个由阿里·沙博里领导的亲莫斯科集团的存在，使缪勒没费多大周折就同苏联取得了联系。“我知道他们终究会这样对待我们的！”这位前盖世太保头子高兴他说道。1964 年1 月12 日，西德《明星》画刊刊登一篇题为《“缪勒一盖世太保”在阿尔巴尼亚》的报道。此后不久，一名由苏联长期关押后释放的前保安处特务说：“缪勒现在苏联，在莫斯科工作。我曾见过他两次。”

尾章　纽伦堡难道不是一个危险的先例？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是否就像它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是一个具有世界弄事法庭意义的国际法庭呢？或者说，纽伦堡法庭是否就是四个国家共同组成并由这四个国家任命了法官和起诉人的法庭呢？国际军事法庭本身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和令人信服的回答：“签字国设立了本法庭，规定了本法庭所要遵照执行的法律，并制定了规章，以使审判能正常进行。因此，它们共同所做的正是它们之中每一个国家单独所能做到的事。因为，毫无疑问，每一个国家均有权设立特别法庭，以行使权力。”所以国际军事法庭不是世界刑事法庭。十九个国家签署的具有立法性质的伦敦协定和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后来关于承认法庭条例和判决的决定证明了，共同主持审判的四大国在这一诉讼过程中通过惩罚对它们本国公民犯下罪的战犯而维护了人类的利益，因而也维护了德国人民的真正利益。

明确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存在着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在未来必将设立某种永久性的世界刑事法庭，甚至对这一法庭的条例已经有了许多拟定的方案。按照这些方案，具有防止和抵抗侵略职能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实际上将失去它的权限。如果有一天确实再次需要组成一个制裁战犯的国际法庭的话，那么根据安理会作出的对当前存在的侵略行为的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在合法分配席位和合法行使程序的情况下——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会对这一项共同的任务袖手旁观，正像1945 年所根据的具体情况那样，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明智的。有人担心，被逮捕的侵略者会在既没有中立国代表又无本国代表的情况下提交审判。各国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无需害怕这一点。在破坏世界和平的罪犯面前不存在政治上的中立，也不存在民族的团结。尽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就这些法官的倾向性而言，他们过去有倾向性，将来也会有倾向性，而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官都不可能没有倾向性。

一方面，我们有必要抵制关于设立一个长设性的国际刑事法庭的据称是可能的和合乎原望的某些危险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反对以此来取代联合国安理会的职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1945 年前后流行的一种不无危险的论调。这种论调主张以一般的行政机构的政治决定来代替正规的司法程序。乍看起来，那些主张不经过长时间的司法程序而由政治性的临时法庭来裁决的观点好象是合理的。特尔福德·泰勒在一篇悼念杰克逊的文章中谈到了1945年4 月在美国国际法学会上展开的一场辩论。辩论的题目的是：《法在各国人民之间的作用》。文章说，美国副总统芬奇当时曾声称，没有一个法庭会审判希特勒无罪，因而，所有的审判不过是可笑的官样文章。美国最高法官斯通和当时的政治家科德尔·赫尔都同意芬奇的这一看法。法官断言，辩护方面绝不会像起诉当局那样有这么多的时间提出证据，实际辩护方面得到的时间要多得多，这就是说，一项行政命令会更好些，因为命令是不加掩饰的、简单的，完全不是作为司法部门的合法行为，而是公开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的强迫措施。

这种观点是由反希特勒联盟国家的某几个政治领导人首先提出的。如果依从他们的观点，那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法西斯分子的罪行就不会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许多人就会把罪犯当作烈士看待；而尤其不能为未来开创一个先例。另外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国际法仍然可以被新的侵略分子任意歪曲。还有一些人高谈阔论，拿破仑就是未经法律手续而被囚禁在圣赫勒那岛上的，这种敌视法律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危险。正像罗马什金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类比的推论不是孤立的，是与处理法西斯首要战犯的相应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某些人企图像当年处置拿破仑那样也将法西斯首要战犯禁闭起来，把他们更安全地保护起来，以便在下次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重新起用他们。

大大小小的战争时有发生，甚至有人妄想发动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纽伦堡大审判应该是一个警告了。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对妄图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家来说，纽伦堡审判都将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很早的时候，就有人企图否定审判战犯对未来的作用。1945年在纽伦堡，美国法官鲍尔斯在审讯所谓的威廉案件时说：“我坚决反对那种认为本法庭的任务就是为各国制定未来行动准则的观点。”邓尼茨的辩护人——德国海军法官克兰茨比勒——当然非常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泰勒指出：“纽伦堡的持续作用在于引起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回忆和激发他们的良知，谁受的痛苦最深刻，那么他的反抗也就最强烈。”

在列奥·格罗斯的一篇文章里集中在理论上反映了这种倾向。格罗斯把纽伦堡被告的德国辩护士们所提出的各种辩护理由集中成为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因此而据称是普遍建立起来的个人与国际法的直接关系是判决的主要意义。众所周知，这是一种在个人与国际法之间的法律关系上的干涉主义观点，纽伦堡的判决根本不是以这种观点为指导的。另一方面，由于长年在纽伦堡作为起诉人工作的经验，使泰勒这样一位人士认识到：“今天，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纽伦堡的原则是否有理有据，而在于人类是否能够按照这些原则生存，或者，假如没有这些原则人类是否仍然能够生存。”

要么反共、反犹、法西斯主义、战争政策和背叛本国人民，要么坚持纽伦堡原则，不仅在过去和现在，这都是唯一的选择。某些人认为，在这方面，政治上的教权主义与德国侵略势力相互勾结也不无目的。例如萨维基从西德一个希特勒的辩护士的文件中引证了一段话：“在战争期间，帕德博恩的主教克莱因博士曾手持他的主教冠冕高呼领袖万岁，福音派主教奥伯沙伊德博士也曾身穿冲锋队长的制服向教友布道。”

总的看来，纽伦堡的判决对揭露纳粹统治的独裁体制作出了重要的积极贡献。它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宣判德军参谋总部无罪和对德国金融寡头集团及法西斯宣传机构的宽恕。代表西方国家的起诉代表按照他们政府的指示拒绝把银行家施罗德和法本化工公司的头目列在第一批首要战犯的诉讼案件之中。并且从一开始就阻挠将之列入专为上述人士提出的第二号国际诉讼案件之中，苏联法官尼基钦科对没有任何根据无罪释放沙赫特、巴本和宣传机构头目弗里切持反对态度，而且尤其对宣布德军参谋总部无罪持反对态度。苏联法官所持的不同立场是对判决的重大的、理由充分的修正，弥补了由于西方国家法官的阶级立场而给这一判决所造成的缺陷。尽管如此，纽伦堡法庭所作的判决仍然是对消除德国军国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掌握在德国人民手中的一件武器，也是掌握在比今天的世界形势不利得多的条件下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各国人民手中的一件武器。

Table of Contents

纽伦堡大审判

第一章大审判

第二章引人注目的被告

第三章艰难的审判

第四章狡辩

第五章天网恢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