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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作者:[美]伊斯特万·迪克

译者:舒琦

ISBN:978750868433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纪念

法律博士

贝拉·斯托拉（Béla Stollár，1917—1944）

和他当时的未婚妻

伊娃·迪克·维列斯（Éva Deák Veress，1922—2010）

序

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军事对抗和外交角力最终走向了一个苦乐参半的结局：当然，乐的是，纳粹德国战败，但苦的是，苏维埃政权挺进欧洲大陆。尤其是东欧人，对他们来说，战后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比之前纳粹对欧洲的控制影响更深远，在他们的历史意识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记。对西欧人来说，无论是被德国人占领的，还是与之结盟的，由于纳粹给人留下的印象太过惨绝人寰，结果西欧人对德国人的姑息纵容、与之共谋的行径都轻易被人淡忘。只要深入研究，任何对“二战”中的民族道德所做的非黑即白的评价，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是的，希特勒和那些“坏家伙”败了，一个新的、更加文明的欧洲从往日的瓦砾和灰烬中重生。但是，在走向胜利的过程中，与战场上的硝烟和国际政治上的筹谋相伴相生的，是一出又一出意料之外的曲折命运，极具讽刺意味。《审问欧洲》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述欧洲人亲历的“二战”，令作者伊斯特万·迪克（István Deák）脱颖而出，也令本书显得尤为重要。这不是今天大多数欧洲人想要记住的战争，也不是浩瀚的军事和外交史料中所分析的战争。

伊斯特万·迪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赛斯·洛荣誉教授（Seth Low Professor Emeritus）。他撰写了大量研究哈布斯堡王朝末年的作品并屡屡获奖。但是，迪克对“二战”也显示出了持久的兴趣，他把“二战”作为案例来研究欧洲人身上的社会和道德秉性。他与托尼·朱特（Tony Judt）以及扬·格罗斯（Jan Gross）合作编写了一本研究战后欧洲报复性司法的著作，极具开创性。他还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评论文章，探讨关于大屠杀、合作和抵抗等话题的最新文献，其中很多评论文章都在他2001年的《文集：希特勒的欧洲》中结集出版。在战争所带来的道德和伦理考验中，欧洲人表现如何？如果是法官来宣判，通常会给被告定个有罪或无罪，但迪克没有以一个法官的口吻给出最后判词。但是，当读者放下书本，会感觉到书中控诉的立场更强一些，而辩护的立场弱化了很多。不过，当今欧洲人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替战时欧洲辩护，这也是情理之中的。甚至连德国人都开始标榜自己也是受害者，而不仅仅是肇事者。

迪克的作品背后有着强烈的道德热情，这可能来自他青年时期在战时匈牙利的经历，他曾经在强制劳动营待过一阵子，也见证了布达佩斯围城战，一直到战争结束。但是，这股热情从未妨碍他对事实的高度尊重，事实主宰了历史的选择。他常常会问读者：假如你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波兰穷苦农民，犹太人乞求你把他们藏起来，你会怎么做？或者，你是一个失业的挪威青年，吉斯林（Quisling）政府鼓励你加入党卫军（Waffen SS），你会怎么做？又或者你是一名抵抗的塞尔维亚战士，一边是德国占领的恐怖，另一边是共产主义游击队的虎视眈眈，你被夹在中间，又该怎么做？假如你是一名政府官员，当时的荷兰在纳粹统治下秩序井然，你会怎么做？你会高效且尽责地为纳粹奉上犹太人的名单吗？名单上的人最终会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从地球上抹掉。他甚至让我们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在德国占领者的位置上。如果你是一个身处意大利（或法国，或波兰）的纳粹德国国防军（Wehrmacht）官员，日日面对袭击和爆炸，让你的士兵死的死、残的残，危害着你的军事行动，你会怎么做？你会下令处决平民或囚犯作为报复吗？如果会，到底处决多少才能浇熄怒火而又不过火？

在迪克对战争的演绎中，个人面临的两难境地也折射出战时高层政治的自私自利。拿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来说，为了从德国在西线的战事中获得潜在利益，并把波兰东部领土（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纳入自己的版图，苏联在条约中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反法西斯这一原则。等到纳粹打败了波兰人，夺取了华沙，苏联才入侵波兰东部。苏联在占领波兰东部期间，杀害了22 000名波兰军官和文职官员，把他们的家人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北部的营地；流放的人数就更庞大了。当波兰官员问起那些军官的下落时，苏联官员起先说他们一定是取道中亚离开波兰了，之后又把这起大屠杀的罪名怪到纳粹头上，直到苏联几近解体的时候，还否认自己与纳粹共谋。当然，这些自私自利的举动，并不足以呈现那份残忍的秘密协议全貌，正是这份协议默许斯大林把波罗的海国家和比萨拉比亚（现大部属于摩尔多瓦）并入苏联。

又或者，我们可以想想战时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都宣称忠于和纳粹德国的盟友关系，但同时又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机会很多）去攻击和破坏另一方的努力，希望借此夺取在他们心目中本应属于自己的领土。事实上，迪克告诉我们，纳粹的军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从欧洲大陆的一端挺进到另一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些潜在的对手不愿意放弃内斗去一致抵抗纳粹的威胁。一言以蔽之，欧洲人宁愿姑息德国人在欧洲为所欲为，也不愿意放弃与邻国之间鸡毛蒜皮的争斗。东欧如此，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也是如此。法国，按理说是军事强大的国家，应该准备好为国家主权殊死斗争，却竭尽全力去取悦纳粹占领者。维希法国（Vichy France）是傀儡政府中几近完美的典范，在维希政府治下，被占领的巴黎地区轻轻松松地让德国人感到宾至如归。

迪克讲述的是具有启示性的“战时故事”，极具讽刺意味，而故事里各国自私自利、虚伪的面孔，也不过是冰山一角。例如，奥地利人可以算是希特勒最热心的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一些关键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岗位上任职，服务于纳粹。但是，在1943年10月签署的《莫斯科宣言》（Moscow Declaration）中，同盟国将他们列为纳粹的第一批“受害者”。爱好和平与务实的丹麦人与当地的纳粹官员共同筹划和组织了对丹麦犹太人的海上营救，令他们免受摧残。但是，丹麦人却是纳粹德国的正式盟友，甚至在1941年11月加入过《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

在西欧，德国军官和纳粹官员有时候很克制检点，甚至可以说高贵优雅，超乎我们对占领和战争时期的想象。然而，他们却在波兰、俄罗斯和乌克兰执行野蛮残忍的政策，杀戮，酷刑，放火，在整个地区实施恐怖统治，有时候还招募波兰人、波罗的海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其他当地人帮他们干脏活，到头来还调转矛头对付这些帮手，毁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与此同时，当地人有时候会利用纳粹暂时的青睐，来推进自己的目标，扳倒其他种族的对手。沦陷区人们的行为难以预料，加上纳粹占领者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今天的我们看战时欧洲人的生活，就像在看一个万花筒，千变万化。没有雷同的情景，永远不变的是变化。

接着我们读到的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在希伯来语中是Shoah），或者说纳粹所称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 to the Jewish Question）。第三帝国决心消灭所有的欧洲犹太人是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的。在整个事态发展有一些关键的节点，那就是他们一系列痛下杀手的决定，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以及东部战线的暴力升级。总而言之，迪克没有花大篇幅去讲述“种族灭绝之路”，以及纳粹通过大规模处决或死亡集中营来消灭犹太人，这些主题已经被反复研究。他用了一个更广的历史视角，捕捉了犹太人在整个欧洲大陆遭受迫害的场景，令人痛心疾首。这些场景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鲜有欧洲人去帮助这些犹太同胞。不过也是，他们能做的少之又少，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没有成千上万非德国籍的欧洲人积极参与，如果不是另外数千万人袖手旁观，犹太人大屠杀不可能完成得如此高效，如此全面，这也是事实。

当视角从挪威或波兰转到意大利或斯洛伐克，我们看到了迫害犹太人的另一幅画面。迪克讲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丹麦和保加利亚的“拯救犹太人”事迹，也描述了一些个人和集体英雄主义的事迹，包括犹太人零星的抵抗，但整体感觉是压抑的。欧洲人例行公事一般地识别、抓捕、虐待、转移、迫害、看守和处决犹太人，通常他们不需要任何命令就会行动，更别提有德国人的胁迫，他们会怎么做了。有些人是出于贪婪和欲念，有些人是出于反犹情绪和民族主义的愤恨，还有些人仅仅是因为似乎看到机会就摆在眼前。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欧洲和欧洲人没有经受住战争的考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把罪名全都怪到希特勒和纳粹的头上，是轻而易举的。而对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苦涩中也还有些许安慰，因为在大屠杀近70年后，新的纪念馆在欧洲大陆各处拔地而起，纪念和哀悼曾经生机勃勃、别具一格的欧洲文明的逝去，一去不返。

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和平，也没能缓和战时社会政治变革带来的剧烈震荡，纳粹统治和抵抗行动遗留的阴影挥之不去。战争的惯性是很大的，战时对战后的影响比战前对战争的影响深远得多。在很多国家，例如波兰、拉脱维亚、法国、乌克兰和意大利，纳粹撤退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内战，在一些东欧国家，内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希特勒在战争中释放出反犹太主义大地震，战争结束后，屠杀和迫害犹太人的余震冲击了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地方。而捷克、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些东欧国家的人似乎从纳粹的种族清洗中吸取了经验，他们残忍驱逐了在当地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德国人。根据同盟国1945年7月和8月在波茨坦（Potsdam）的决定，作为对德国的惩罚，大约1 300万在境外居住的德国人被遣返回国，加上消灭犹太人的行动，永久地改变了东欧的社会和政治格局，文化尤甚。

跟随迪克的视角看完这段历史，尽管很多罪魁祸首在战后都因自己的罪行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但全盘来看，有股不公正感强烈袭来。在重获新生的欧洲，无论是法国、比利时、挪威还是南斯拉夫，自发进行的报复似乎并没有把矛头对准犯下罪行的实际合作者和压迫者。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妇女被剃了头，或是遭到侮辱和虐待，理由往往是她们和德国士兵发生过关系，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有时候这些女人仅仅是为了活下来，或是为了让家人有口饭吃，有片瓦遮头。还有成千上万完全无辜的挪威婴儿，仅仅因为父亲是德国士兵，就被战后的挪威政府拒绝给予公民身份。但是，一些重要的纳粹罪犯却逃到南美，从而逃过了刑事司法，甚至还被招募到苏联、英国或美国的军事机构。“冷战”的开始，意味着无数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成为战后铁幕两边警察和民事部门的座上宾。

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bunal）为审判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开了先河，但是也忽略了战胜国的一些罪行，最突出的就是苏联，至于有意无意，那就心照不宣了。毫无疑问，司法正义是胜利者说了算。很难想象，如果反过来结果会怎样。即便如此，也只有一小撮纳粹犯罪分子受到指控，被处以绞刑，那也是因为这些人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总而言之，迪克在提醒我们，纽伦堡审判和欧洲大陆进行的其他数千场审判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司法正义，但也让欧洲公民陷入一场困境，正如他们在战时处理道德问题时的左右为难一样，在战后，他们一边起诉战争罪犯，一边又要尽力重建战后的社会和政局，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实属不易。历史向来是不完美的，即便如此，“历史”本身也许是众生寻求正义的最佳工具。但是，要发挥历史的这项技艺，就要准备好接受模糊不清和人类行为的不完美。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理解受害者、肇事者和夹在中间的人所面临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尊重事实原本的样子。就这点而言，伊斯特万·迪克是大师级的工匠。每个研究“二战”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诺曼·M.奈马克
斯坦福大学

István Deák, The Lawful Revolution: Louis Kossuth and the Hungarians, 1848—1849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and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István Deák, Jan T. Gross and Tony Judt, 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Its Afterma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tván Deák, Essays on Hitler’s Europ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1).

想了解传记资料，参阅Holly Case’s interview with Deák, available online: http://ecommons.library.cornell.edu/handle/1813/34132。

维希（Vichy）：法国中部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法国傀儡政府首都。——译者注

铁幕（Iron Curtai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欧美国家间意识形态的无形屏障。——译者注

前言

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源自一个年轻匈牙利记者的死，他叫贝拉·斯托拉（Béla Stollár）。匈牙利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盟友，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匈牙利法西斯“箭十字党”武装分子在一次枪战中将贝拉杀死，那是1944年的平安夜。贝拉是我姐姐的未婚夫。他所属的那个组织主要由逃兵以及从强制劳动的企业里逃出来的犹太人组成，贝拉被杀的那天，还有大概六名成员同他一起死去。由于贝拉从来都不是地下共产党的成员，甚至，他也从未掩饰过对共产主义者的厌恶，后来到了共产党统治时期，只有布达佩斯（Budapest）中心一个逼仄的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作为纪念。这条街道就是他遇难的场所，可到了后来，就连这条小街也被新起的政府大楼一分为二。在今天的匈牙利，几乎没什么人记得他的名字，即便这个国家的反纳粹抵抗运动也变得微不足道。只有在耶路撒冷，2003年，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 Museum）授予贝拉“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称号，这个荣誉称号是为了表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贝拉·斯托拉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欧洲人，他们为了挽救别人的生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随之而来的，是我姐姐难以言说的痛苦和我们家对失去保护伞的担忧，以及我因为一位“智慧的老友”凭空消失而生出的悲痛，对当时18岁的我来说，年仅27岁的他算得上“老友”了。直到几十年后，我才明白，在这看似简单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历史问题，那时我才心甘情愿拾起这个主题。事实上，在贝拉·斯托拉的悲剧里，我们发现了战时合作、抵抗和报复的诸多矛盾性。他和同伴到底为什么而牺牲？他们的目标值得这样的牺牲吗？他那个组织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那些仅仅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但是，斯托拉和朋友们还计划夺取邻近的一个报社大楼，而苏联红军当时已经包围了布达佩斯，很快就要打到这里。如果这个城市得到解放，他们希望自己创立的是城里第一份自由、民主但绝非共产主义倾向的报纸。可是当时主要军队正在巷战，创立任何东西的概率又有多少呢？这份报纸又能独立运作多久，然后就落入共产主义者之手，或是被新的共产主义政权禁止？

还有，难道我们不能说与他们对立的箭十字党党徒也是一样在为理想而奋斗，是为了某项事业甘冒生命危险吗？虽然这个事业并不值得。事实上，箭十字党的人大多是土匪流寇，他们不在前线和苏联红军拼死作战，而是去搜查、抢掠和杀害犹太人。而那些“局外人”呢？比如大楼管理员和他的妻子，他们被指控窝藏抵抗分子，就地枪决。或是毫无干系的一对夫妇，恰好在那个时候来拜访管理员，也被枪决。又比如十几个恰好藏在这栋大楼里的犹太平民，如果没有这个意外，他们或许就不会被发现，也能免遭伤害（苏联红军三周后就会攻下这个地区）。我们怎么看这些局外人？有多少无辜的局外人被抵抗活动卷入了旋涡，构成相当大的“附带伤害”？

和贝拉·斯托拉的一生和牺牲所纠缠的“职责”问题，给了我更多启示。在这起事件中，究竟有谁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又是向谁负责？上帝？国家？政府？正义？人性？斯托拉本是一介平民，在战时被征召入伍，作为一名出色的体育记者和顶级速记员，他在国防部获得了中士的军衔。在那里，他接触到的文件和武器让他能给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假证件，并创建了一个看似合法的抵抗组织，但后来被出卖。按照律法，他是一名叛变者和卖国贼，但是，他实际上是想挽救匈牙利首都的一栋重要公共建筑，使其免遭破坏，如果这个城市的军事防御遭到全面破坏，获益的只会是德国人，而非匈牙利人。

在希特勒口中的“布达佩斯堡垒”里，有近4万名匈牙利战士被围困。他们和斯托拉一样向军队宣誓效忠。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躲了起来，穿上平民的衣服，还有的人因为害怕被处决不敢擅离职守。不过，很多军官和士兵都相信，只要他们还继续战斗，就是在恪尽职守，甭管这场仗是不是打得毫无用处，且注定失败。

当时，匈牙利政府是不是就应该能想到，会有军人和平民起来反抗？1944年12月24日，匈牙利一大半国土已经落入苏维埃之手，亲纳粹政府也已经逃离都城。德国部队自1944年3月起占领匈牙利，而旧时的匈牙利皇家军队此后一直是德国的坚定盟友。与此同时，在苏维埃最高指挥部的帮助下，临时国民议会在一个匈牙利东部城市成立，并组建了一个临时的反法西斯联合政府，该政府于12月23日请求与苏联达成停火。这一消息通过电台传递到被包围的布达佩斯。坦白说，两个政府都不合法，一个是由纳粹党卫军在10月策动政变后成立的政府，另一个是由苏维埃红军组织成立的政府。之后，在共产主义者的统治下，只有“坚定地与法西斯主义为敌”才能算爱国主义者，到了今天，在信奉民族主义和基督教的保守派统治下，公众和法律的天平却倒向了另一边，似乎共产主义才是敌人。

据我所知，后来并没有人因为斯托拉被杀那件事受到调查，更没有人因此被判刑，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生命轨迹与死亡，带给我的只有负面启示。贝拉·斯托拉礼貌谦逊，才华横溢，很有教养，他对我的成长和作品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坦白说，我从未想过要效仿他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

1948年，也就是匈牙利解放三年后，战后的民主联合政府遭到政府内的共产主义者严重破坏。彼时，我成功策划去了法国，我隐隐感觉到，很快就没人能离开了，事实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巴黎是一个年轻东欧人的梦，那是属于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的城市，是“存在主义”的温床，不过，说来也奇怪，在法国很多人把存在主义解读为无须洁净的意思。我当时住的旅馆房间一个月租金是五美元，想要洁净那是不可能了。事实上，当时我在法国的生活被各种阴影笼罩：政府危机，印度支那战争，看起来险象环生的共产党夺权战，还有关于战时合作和抵抗的记忆，以及战后的“大清洗”。我原本打算在巴黎大学重启对中世纪历史和地理的研究，但在那里，和别人的交谈让我明白过来，在战争时期就已经有人“完成了所有研究”。在战时，的确有很多真正的英雄为人称道和崇敬，但也有些人是自我矛盾的，先是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接着又反抗德国人，后来又与其他法国人对抗，到了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去惩罚战争罪犯，他们这样做往往是为了转移视线，掩饰自己的罪行。而我的难民生活也是这样毫无定数：穷困潦倒，食不果腹，中间还被拉去从事非法体力劳动，偶然之中，又得到美国救济组织的意外援助。

在巴黎大学的半工半读还是有收获的，只是，这里的大多数讲座都是些知名的老人家在课堂上大声念笔记，而这些笔记的印刷版，在教室前面随处可以买到。而最有挑战性的还是期末考试，他们对突出的事实性知识和无可挑剔的法语有着近乎无情的执念。那些通过考试的人姓名会被张贴在墙上，他们将拿到文学学士学位，一切皆成定局。无论如何，我心心念念通往法国学术殿堂的大门在我眼前关上了，拿不到工作许可，也拿不到在法国长期居留的许可，身为难民的我陷入泥淖。作为一个非本国出生的人，我也别指望能去公立高中执教，在法国，除了公立高中，其他类型的高中屈指可数。

多亏了联合国斡旋达成的国际协议，我们这些没有护照的难民也可以出国甚至在国外打份临时工，比如到英国采收土豆，只是英国的贫困令人咋舌。当时法国有一份名为《战斗》（Combat）的报纸，在“二战”时期曾顽强抵抗，我在这份报纸从事了一些非法记者工作后，便向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申请了职位，并获得通过，一开始我只是个档案管理员，后来当了编辑。而我也得以在位于慕尼黑的两所大学里上一些课。这里的生活依旧艰难，后来出现转机，我们这些从德国以外招聘来的员工当中，有些人尴尬地享受着美国占领军军官的大量特权。这家由美国出资建立的“冷战”电台组织让我们能向东欧地区播放节目，归根到底，东欧人民在本国听到的只有谎言，别无其他，这家电台对他们必定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份工作却让我在匈牙利的可怜家人处境艰辛，所以，在1956年，我就利用这一机会移民去了第一个愿意接受我为永久居民的国家：美国。

在巴黎的时候，我曾是加里·戴维斯（Garry Davis）的超级粉丝，他在“二战”时担任美国轰炸机飞行员，1948年前后，他宣布自己是一名世界公民，还试图到美国大使馆上交护照。戴维斯邀请其他人注册为“世界公民”，我们两万人都满腔热血地去做，当然，最后只是徒劳。世界绝不是“大同的”。但是，在我到达纽约之后，一个温暖的夜晚，在曼哈顿的一个小超市里，我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同世界”。在这个超市里，没有人能说出一句像样的英语，但是没人在意，从那时起，我觉得像在家里一样自在。

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国家，但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凭着在布达佩斯、巴黎和慕尼黑拿到的一堆稍欠火候的文凭，我以历史系研究生的身份被哥伦比亚大学接纳，而学校登记处坚持要求我写明种族（“高加索人”）和宗教，不过后者很快得到“特许”，而写明种族这一条最终也被禁止。后来为了“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种族这一条又被起用。

自此，我拥有了绝对的人身自由，还有了无可争辩的特权地位，我甚至开始正视我身上倍添焦虑的巨大矛盾性：我的“闪米特人”祖先和严格的罗马天主教教养。我想把这矛盾的两面统统都忘掉，却总也做不到，因为，无论是过去在布达佩斯的时候西多会修士（Cistercian）教给我的，还是现在多年的生活经历让我体会到的，或是通过其他渠道认知到的，都是关于大屠杀（Holocaust）的记忆。大屠杀，过去是个无人知晓的词汇，乏人问津的问题，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球性主题。

在过去60多年里，哥伦比亚大学在很多方面都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权力架构还是教学方法。但是，大学却很明确地朝着性别平等和国际化的方向前进，只有一些美国少数族裔没能从中获益。迫于一些温和的压力，我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欧历史转为现代中东欧。当时，全世界都对“苏联集团”（Soviet bloc）内部的事态发展极为感兴趣。从那时起，我的研究重点就在以下几个主题之间切换：魏玛共和国的文化政治、1848—1849年的匈牙利民族革命、统摄多国的帝国之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军队军官团。奥匈帝国军队由来自11国的军人组成，我相信，军官们也来自11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里，中欧人能在一起安居乐业，兴盛繁荣，就得益于军官团的存在，而且作用超过普遍预期。就连北约（NATO）的将军们也想听我说说这个主题，因为他们想打造一支泛欧洲军队。不过，这支军队还没影儿。

研究维也纳和其他军事档案馆里卷帙浩繁的军官档案，对我来说是一大乐事，里面的信息详细得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还有很私密的部分。我向所有人推荐这类社会历史分析。

我能做到这些，多亏了我的美国新家庭作为后盾，还有一个肯支付我薪水福利的大学，即使遇到经济危机，或者学生抗议，也从未间断过，总是允许我按照自己的心意授课。何其幸运！

在序言的最后，我想感谢那些让这本书得以问世的人。首先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50多年前，我以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为主题写的博士论文得到了他的精心点拨和指导。冯·奥西茨基是德国知识分子抵抗运动的殉道者，193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彼时他被关在纳粹监狱，1938年逝世，去世时还在纳粹的监禁之下。我还要感谢《新共和》的编辑里昂·维斯提耶（Leon Wieseltier）和《纽约书评》的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过去几十年里，在他俩的邀约下，我写了一百多篇书评，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二战”的书。其间，我与一些评论员在这两份伟大的杂志上“以文会友”，很是激动人心。里昂·维斯提耶本人也是个多产的作家，而罗伯特·西尔弗斯可以说是世上最严苛的编辑，他不仅熟谙新书的各种主题，还会和评论员切磋，连一个逗号都不放过，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世界历史中的关键问题，也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还要感谢两位杰出的当代欧洲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和扬·T.格罗斯（Jan T. Gross），他们非常好心地让我参与准备了很多以“二战”后的欧洲为主题的会议，部分会议是由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其已故所长克日什托夫·密切尔斯基（Krzysztof Michalski）赞助的。我还与托尼以及扬合作编写了一套关于战后欧洲报复性政治的文集，面世后很成功。

我还要特别感谢巴林特·毛焦尔（Bálint Magyar），他把自己1971年在布达佩斯大学读书期间写的一篇珍贵论文给了我一份，供我使用，这篇论文是关于匈牙利自由运动（Hungarian Freedom Movement）的，而贝拉·斯托拉的“克罗提德街组织”（Klotild Street Group）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1996—1998年期间，巴林特·毛焦尔担任匈牙利的教育部长。

还有很多人帮我集思广益，让我能有条不紊地写下这些思路，我按照字母顺序罗列出其中一些人。他们当中，有些人读了我的手稿，给我指正，还有些人在我写某些章节的时候再次给了我灵感和启示。他们是：塔里克·阿玛尔（Tarik Amar）、盖尔盖伊·拜伊克斯（Gergely Baics）、乔鲍·贝克斯（Csaba Békés）、沃克·博格翰（Volker Berghahn）、皮特·布莱克（Peter Black）、萨莉·卡尔（Sally Carr）、霍利·A.凯斯（Holly A. Case）、迈克尔·查德（Michael Chad）、马泰亚·费杰特（Mateja Fajt）、詹妮弗·福雷（Jennifer Foray）、蒂博尔·弗兰克（Tibor Frank）、本·弗罗默（Ben Frommer）、查尔斯·加蒂（Charles Gati）、埃米莉·格瑞保（Emily Greble）、保罗·哈尼林克（Paul Hanebrink）、皮耶特·贾德森（Pieter Judson）、拉斯洛·卡赛（László Karsai）、安德鲁·考恩布鲁斯（Andrew Kornbluth）、凯瑟琳·雷柏（Katherine Lebow）、安·马约尔（Ann Major）、桑福德·马尔特（Sanford Malter）、马克·马绍尔（Mark Mazower）、丹·麦克米伦（Dan McMillan）、朱迪思·米勒（Judith Molnár）、伊娃·D.佩克（Éva D. Peck）、汤姆·佩克（Tom Peck）、阿提拉·波克（Attila Pók）、伊万·桑德斯（Ivan Sanders）、安德拉什·西蒙诺维奇（András Simonovits）、米蒂亚·维利科尼亚（Mitja Velikonja）和南希·温菲尔德（Nancy Wingfield）。

一开始，我对如何撰写教科书也是一头雾水，所以非常感谢普丽西拉·麦克吉亨（Priscilla McGeehon）领我走进这扇大门，我还要特别感谢美好的凯利·费林吉姆（Kelli Fillingim）和她的同事维多利亚·亨森（Victoria Henson）、桑德拉·贝里斯（Sandra Beris）和安妮特·温达（Annette Wenda）。

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的德尔斯·杰里·格利克里奇（Drs. Jerry Gliklich）和布雷特·塔贝克（Bret Taback），是他们的妙手仁心，让作者能够一直保持健康的体魄来写作。

我亲爱的妻子格洛丽亚·迪克（Gloria Deák）一边写自己的书，一边还倾力助我。

如果这个国家因此多一些人真的对此类话题产生兴趣，譬如外国占领下的生活、一个公民对占领者与同胞的责任以及战时受迫害的人如何因为别人的一点同情而得到帮助，那我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

伊斯特万·迪克
2014年于纽约

箭十字党（Arrow Cross）：匈牙利的极右组织。1936年匈牙利成立法西斯“箭十字党”，该党仿效德国法西斯制度，鼓吹匈牙利民族优越论，实行种族歧视，特别是排斥犹太人。1944年10月15日，在德国支持下，该党在匈牙利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恐怖统治，成为希特勒德国的小帮凶。1945年4月，匈牙利解放后，该党被取缔。——译者注

巴黎大学（Sorbonne）：欧洲最古老大学之一，坐落在法国首都巴黎，前身是建于1257年的索邦神学院，1261年正式使用“巴黎大学”一词。——译者注

闪米特人（Semitic）：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生活在西亚、北非的大部分居民，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闪米特人属于白种人（欧罗巴人种）。——译者注

导论

20世纪初期和中叶落入希特勒统治下的国家经历过武装冲突、外国占领、空袭、迫害和集中营，还有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残酷内战和种族战争。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从挪威位于北极圈内的一端一直延伸到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的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从法国加来港（Calais）延伸到高加索山脉（Caucasus）的最高峰，要概括起来是件难事。如果以此为边界，圈起来的土地上所到之处都有大量士兵和警察，数量之众，足以统治这片土地，但还不足以控制每一个城镇、村庄和每一片森林。德国人的存在已经无可避免，因此出于种种原因，国家政府、地方机构、本地居民、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以及许多个人，都在极力容忍德国人踏足自己的祖国，统治着他们，有的还积极与之合作，有的则会起来反抗。例如，法国的一些大实业家基本上都在竭力为德国的战争行动服务，并从中牟利，但是数百万的法国年轻人却很痛恨并抵制被带到德国去强制劳动。其他人，比如法国的作家、诗人、演员、艺术家和记者就分成两派了。究竟是被动顺从，主动合作，还是奋起抵抗，主要还得看他们做选择的时机和地点了。后来局势出现最重大的转折，与其说是因为本土的进展，不如说是因为1942—1943年冬天苏联在伏尔加河(Volga River)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战胜了德国第六集团军（German Sixth Army）。遥远的战事，让数百万欧洲人开始怀疑德国是否能赢得这场战争，态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顺从或合作，转而强力反抗纳粹，而且越来越坚定。

在整个欧洲，只有两大族群没能在顺从、合作或抵抗中进行选择。其一是波兰人，德国占领者除了需要他们打理政府和警察事务，尤其是抓捕在逃的犹太人之外，没给他们任何机会进行政治或军事上的合作。另一个群体，不用说，就是犹太人，希特勒已经对他们集体宣判死刑了。不过，纳粹眼里的第三大敌人——俄罗斯人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虽然数百万俄罗斯人被杀，其中有战俘，还有的仅仅是无辜的平民，但还有成千上万俄罗斯人获准在德国武装部队工作，他们也愿意这么做。

欧洲人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被动顺从的，但合作者和抵抗者的画风可就不同了，他们试图利用德国人的存在为个人或组织的未来保驾护航。他们还借此机会来清除本国的敌人，无论是武装组织，还是犹太人这样走投无路的受害者，都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本书想呈现的是，尽管德国的征战是欧洲政治和社会巨变的根本诱因，但战争与德国的踏足，并不是那些年里席卷欧洲的社会动荡与革命的唯一原因。

同样，如果从“二战”中只看到了德国士兵征服欧洲，认为他们后来被同盟国赶走之后，欧洲人的生活差不多又恢复正常，那就错了。也许对于少数幸运的西欧和北欧国家来说，情况的确如此，但在别的地方，并非只有德国在攻城略地。那些年里，苏联攫取了欧洲大片土地，还有德国的盟友也是，包括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因此，很多国家，至少东欧的那些国家是屡次被占领，不是两次，而是三番五次。这些地方的人民不得不一次次在顺从、抵抗和合作中做出选择。就拿今天的乌克兰城市利沃夫（Lvív，过去曾用过的名字有伦贝格［Lemberg］、里沃夫［Lvov］和罗乌［Lwow］，主要看这座城市掌控在谁的手中）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之前，这里的人说自己是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陛下的忠实臣民，是很有好处的；同理，1918—1930年，要说自己是波兰爱国主义者。但是到了1939—1941年，生存的本能指引着他们把热忱和忠诚奉献给了苏联和约瑟夫·斯大林。然而1941—1944年，得罪德国纳粹又变成生死攸关的大事了。1944年之后，利沃夫人再次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利沃夫现在属于乌克兰，但是“二战”结束时，很多当地居民都已惨遭杀害或是被驱逐出城。事实上，到了1945年左右，波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几乎都走光了，填补空白的是乌克兰人和从苏联偏远地区来的移民。）

在瓜分土地的同时，这里上演着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我们看到的主要就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但不限于此。这个“最终解决方案”试图让一个大约900万人的族群从地球上消失。事实上，到了战争尾声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在希特勒的欧洲存活下来，换句话说，接近三分之二的犹太人被杀害，这背后有两个相互交织的原因，一个是德国人及一众欧洲帮手们要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冷酷决心，另一个就是同盟国的胜利和一些欧洲人的人道主义冲动。所以，我们会仔细探究德国的盟友政府以及其他民族、群体和个人在“犹太问题”上与德国纳粹合作和反抗的各种形式。在那个时期，决定欧洲犹太人命运的复杂游戏背后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支持或反对纳粹（National Socialist）意识形态只是其中之一。

一个政客，希特勒，加上一个民族，德国人，如何能够彻头彻尾地改变一整个大陆的面貌，这一点至今成谜，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点，德国的力量其实比人们普遍认知中的要有限。拿犹太人为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热衷合作，纳粹分子不可能达成最终的清洗程度。反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反抗，那么多犹太人的存活也是无法想象的。除此之外，在整个战争中还有一些与德国结盟的国家，比如芬兰和保加利亚，希特勒的命令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力，还有更广大的一片土地，比如德国占领的俄罗斯中部地区和南斯拉夫部分地区，这里的武装游击队一次又一次地把德国部队赶出去。

虽然“顺从”或“被动顺从”这样的字眼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这个词也足以形容希特勒统治时期欧洲绝大多数人的行为，至于这个词的定义，这里却无须赘言了。很显然，有些人想在外国占领下过活，想在战争中毫发无伤地活下来，想保持政治中立。他们从内心里抗拒合作和抵抗，因为这是可能带来危险的举动。对很多欧洲人来说（即使不是大多数），合作者都是一群极端狂热分子，一心想让你的儿子加入纳粹党卫军（Waffen SS，纳粹组织的作战部队），到俄罗斯前线作战，或是去德国工厂劳动，而抵抗者也是一群狂热分子，可能是一些衣衫褴褛、让人倒胃口的外国人，做些破坏列车运行的事，想拉你的儿子去森林作战，到时候，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说不定还会被德国人或敌对的游击队杀死。

顺从的本质和特征变化多端，界限也无定数。如果你在一个为德国生产枪械的工厂努力工作，该如何评判？如果你干得很糟糕，又该如何评判？是否前者就算合作者，而后者就算抵抗者，中庸的那些人就算顺从者了？而你的工程师同伴和你的工作可能对德国的战备物资生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又该怎么看？

还有一些人，在德国占领时期继续从事他们在和平时期的无害职业，比如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或是蜚声世界的法国歌手、演员莫里斯·切瓦力亚（Maurice Chevalier），又该如何评判？除了在巴黎的舞台上表演，切瓦力亚还常常在德国士兵面前表演，或是前往位于德国的法国战俘营，与德国记者交谈，为可怜的战俘歌唱。这等于是给德国做了绝妙的宣传造势，结果纳粹和法国抵抗者都把切瓦力亚看作合作者，只不过前者指的是与自己合作，后者指的是与敌人合作。战后，他被指控叛国罪并受到审判，结果宣判无罪，即便如此，美国和英国仍然拒绝了他的签证申请。

还有，表现顺从也因地而异。比如英吉利海峡群岛，1940 —1945年被德国人占领，士兵手脚干净，无可指摘，在这里顺从占领者比较容易。而俄罗斯被占领的地区，顺从起来就比较难，德国人及其盟友常常烧毁村庄，赶走或杀死所有的牲畜，还对人进行扫射。在占领者很少或压根没有占领者的地方，适应德国占领也相对容易。只不过，在希特勒的欧洲，究竟有多少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遇到过一个德国士兵或警察，这种数据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版本。

虽然很多局外人竭力保持中立，但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无法逃脱命运这回事。有些人被德国人扣押并杀害，有些人在游击队袭击德国士兵的混乱中被无辜波及而丧命，还有些人被当地的狂热分子逼迫选边站，还有些人因为没有影响力或关系，两边都受排挤，得不到救济，就活活饿死了。

“二战”时的欧洲，没人能全身而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对安乐的丹麦生存比在波兰要容易得多，德国人用温和的手腕对待丹麦居民，而在波兰，不夸张地说，没有谁逃得过占领者的雷霆手段。更有甚者，占领波兰的德国人和苏联人都热衷于一边消灭知识分子，一边残酷压榨其他阶层。

本书将要呈现的就是战时五花八门的合作和抵抗形态。拿合作来说，简单点的，比如给一名口渴的德国士兵递上一杯水，升级版的，比如支持盖世太保（Gestapo）——德国秘密警察中最可怕的一支部队——手段各异，谴责、追捕、折磨和杀害可疑和真正的抵抗者，合作形态不一而足。而抵抗的形态也是花样上演，包括佩戴爱国主义徽章并藏在翻领下面，以及参加游击队去殊死搏斗，这也是成千上万南斯拉夫人、波兰人和苏联人的真实写照。但还有很多问题至今无解。比如我们该如何评判黑市？黑市虽然削弱了德国人对当地居民的控制，但同时也夺走了穷苦人家的生活物资。面包师要求加薪的一场罢工算不算抵抗行为？说起来，这种罢工对同胞的伤害其实超过了德国人，因为市面上仅有的面包都归了德国人。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以上所述不过是一团乱麻的线头而已。穿着蓝色制服的波兰警察算合作者还是抵抗者？工作日，他们追捕藏匿的犹太人，交给德国警察，但到了周末，他们就和反纳粹的同伴见面，商议着要去炸掉一列德国军用火车。匈牙利的矿工又该如何评判？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属于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1940年10月发起针对犹太人矿主的大罢工，要求加薪。他们这一举动间接妨碍了匈牙利重工业工厂为德国人生产武器，而工厂老板是犹太人。罢工是由匈牙利纳粹头子主导的，但最终应德国政府要求，被匈牙利军队粉碎。

可以肯定的是，时机很关键，前线战局的变化让合作者转为抵抗者，不过也有很多人其实是身兼两职。毕竟，如果你想在诺曼底登陆（Normandy invasion）的时候对德国交通运输系统造成大型破坏，你得是一个深得德国人信任的法国铁路高层员工。

以上这些事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欧洲没有真正的反纳粹斗士，漫长的战争中，还是有人自始至终都以命相搏，为自由、民主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而战。也有人在效忠希特勒的道路上从未动摇过。到了战争末期，1945年4月，纳粹党卫军中成千上万斯堪的纳维亚、比利时和法国的年轻志愿军为了守住柏林的总理府地堡入口而殒命。

至此，有一点应该已经明了，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恰当定义“合作”与“抵抗”，还有，某些特定群体和个人应该划归到哪个范畴下。还有一点，西欧和南欧这片土地，与东欧和东南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域差异。尽管德国纳粹党卫军在法国和意大利犯下残酷暴行，但基本都是在反纳粹斗士的挑衅之下发生的。总的来说，比起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滔天罪行，德国在西欧的战争罪行相对克制。在波兰、巴尔干国家、苏联沦陷地区、希腊和南斯拉夫，大量游击队的挑衅激起了德国人的愤怒。在这些国家，纳粹党卫军和德国军队，也称国防军（Wehrmacht），杀人有时是为了找乐子，或是改变当地的种族结构。欧洲大陆似乎上演着两种战争：西边是一场传统的战争，而东边，是大规模的德国殖民和针对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德国人眼中劣等民族的种族“十字军东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西边的战争始于1939年，止于1945年，而东边的战争虽然开始得晚一些，1945年之后却仍在延续，主要是反对苏联征服者的武装斗争和东欧人内部的血腥冲突。比如，在波兰，最后的反共产主义武装抵抗分子死于1963年。更显著的是，“二战”在东边留下的最持久的负面影响是种族清洗，而在西欧，除了德国人在本地人不同程度的帮助下实施的犹太人大屠杀外，没有发生什么种族清洗。

在“二战”中，有些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德国军队和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的其他代理人手中，而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探讨在这些国家的合作、抵抗和报复问题。这些国家就包括捷克（当时叫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现在叫捷克共和国）、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巴尔干国家和苏联部分沦陷地区。但“二战”时的欧洲不止有纳粹德国和德军占领的国家，还有一大帮政治独立的德国盟友：芬兰（严格来说，只能算参战友国，不算盟友）、意大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元首、部长、外交、军队、警察和行政管理部门。（一些沦陷的国家迫切希望被希特勒接纳，成为其盟友，但不过是白费力气，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国傀儡政府。）

在那些与德国联合或结盟的国家里，个人在反纳粹群体里都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不过他们纠结的并不是应不应该服从德国人，而是应不应该服从自己的政府，德国人毕竟山高皇帝远。确实，这些政府表面上与德国达成口头的结盟，但他们对纳粹的忠诚值得怀疑。事实上，无论今天大量的史书和电视节目怎么描述，这些盟国政府里没有一个是希特勒的傀儡。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意愿。希特勒的盟友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追随德国的领导，或者追随到什么程度。当他们拒绝德国人的要求时，德国人往往也无能为力。

这就意味着，在这些与德国结盟的国家里，个人或组织如果遵从政府的指令，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或推动或损害德国的事业，关键还是要看地点、时间和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了。难怪在战后审判中，这些国家被罢免的领导人受到的指控通常不是通敌罪，而是叛国罪。

在战时欧洲还有第三类国家，也就是少数中立国，它们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也因时间、地点和各自政府的利益而不同。讽刺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治体系与意大利和德国的颇为相似，但这两个国家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却采取高度谨慎的政策。另一边，民主的瑞士和瑞典与纳粹势力地缘相接，这两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支持德国的军工业，至少在战争头几年是如此。不仅如此，与德国合作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

这些事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引人入胜，就是因为“二战”期间合作与抵抗的浪潮都是前所未有的，给德国占领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毁灭，但至少也让其中一些国家实现了部分的自我解放。“二战”期间，自愿参与到冲突中的民众数量节节攀升，这是因为“二战”不同于“一战”，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撞，两边阵营都有信念无比坚定的政治斗士。结果，当战争结束，要开始清算的时候，一波前所未有的肃清行动席卷欧洲，数百万人成为报复的对象，还有数百万人成了报复的牵头人和执行者。据我估计，“二战”之后，每20个成年男子中就有1个因叛国罪、战争罪或通敌罪而受到刑事法庭的调查，实际上刑事法庭并不常常进行审讯和判决。有意思的是，这里面不少人因为战时的行为受到谴责，却也因为英雄主义的抵抗运动受到赞扬，甚至有时还被授勋。比如法国的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战时忠诚地与德国合作，残忍迫害犹太人，令人发指，战后被判五年的“国家之耻罪”（dégradation nationale）。但是，他很快又被同一个法庭宣告无罪，理由是他“持续参与到反对占领者的抵抗运动”。“二战”后的法国政府还原谅了与德国纳粹合作的警察局长莫里斯·帕庞（Maurice Papon），并一路擢升他到最高行政级别，但是，1998年，一个法国法庭判处帕庞长期徒刑，理由是他在德占期间犯下了战争罪行。

再来说说匈牙利王国摄政（国王之位空缺）、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二战”期间，对于德国在匈牙利的影响力，他有时助纣为虐，有时从中阻拦，至于倒向哪边，就要看他如何判断战争形势和可能的结果，以及他那些亲近的幕僚中谁在他跟前说得上话。同样，对于本国的犹太人，霍尔蒂迫害过，也保护过，至于采取何种态度，就要看当时军事行动的风向和他治下那些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和融入程度了。最终，他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被监禁，而是在斯大林的敦促下流亡葡萄牙。

战后有多少国家元首、总理、内阁成员、军事高层、知识分子甚至诗人和演员在法庭受审，又有多少人被判以绞刑，说出来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实际上，一系列的肃清行动早已在战时就开始了。当时，在一些德占国家，在德国许可下成立的新政府指控本国的官员和政客罔顾德国威胁，没有采取防御措施。报复行动延续到战后，而在西方盟国或苏联的庇护下，规模更是上了一个台阶。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南斯拉夫，他们誓要根除战前的旧制度残余，旧制度下的通敌者和抵抗者都被视为腐败和失职的。他们希望，审判能给他们带来一个更有社会良知的政府，多点诚信，少点腐败。

即使在战争肆虐的时候，通敌者和抵抗者都在玩味统一的欧洲这个概念，至于由谁来领导，纳粹德国也好，美英也罢，就另当别论了。总的来说，这一概念只是没有传到苏联人和共产党的耳朵里，他们觉得美国人会利用统一的欧洲来对付自己。如此说来，“二战”后的很多高见和问题其实在战时就已浮现，并有人在着手处理。讽刺的是，战争时期政治斗士设想的新欧洲最终得以创建，其背后的功臣与其说是战时的合作者和抵抗者，不如说是更为现实的政治家，前者很多在战时和战后已经被杀，而且通常都被认定为乌托邦式空想家，而后者在战时往往避免做出政治承诺。

在整本书中，我们会一再地直接和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欧洲人希望在战后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我们会发现，他们就很多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比如未来欧洲在世界的角色，欧洲大陆可能的统一，必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属性等等。不过，有一点，数百万欧洲人都毫无异议，只是东欧人比西欧人更坚定而已，那就是一定要剔除各国的异己分子，包括外国占领者、移民、难民或本国的少数族裔，尤其是犹太人。尽管他们不认同纳粹的手段，但还是有大量欧洲人都认同纳粹清除欧洲犹太人的计划，就连西欧也未能免俗。简而言之，如果说有那么一个重要的欧洲计划存在，这个计划就是种族清洗。

不得不说，相对于西欧、北欧和南欧，东欧和东南欧更为迫切地想要实施种族清洗。原因很简单，西欧和北欧在早先几个世纪就已经通过义务教育、强制服兵役基本完成了种族清洗，必要时还会强力执行，而东部的种族净化一直到1918年多民族帝国灭亡之际方才开始。不过，在两次战争之间以及“二战”期间，仇外情绪在欧洲旧大陆蔚然成风。

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无论在哪里，个人都要面临效忠谁的艰难选择，只是具体的困境也因国别有着天壤之别。在丹麦，每一个政府机构，上至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下至地方警察分局，都在德国侵略中幸存下来，人们不得不扪心自问，是继续效忠傀儡政府，还是应该参加一些抵抗运动，到底哪种选择符合祖国的利益，并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福利。在意大利，1943年夏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台，国王和他的新政府在意大利南部转投同盟国阵营，德军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墨索里尼就此成立了一个新的法西斯共和国。

当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分崩离析，意大利人不得不问自己，该向谁宣誓效忠：是逃到南部的国王，还是新的法西斯政府，抑或是四分五裂的反德游击队战士？游击队里分为不同阵营，包括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派和保守派。同时，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领土的德国部队一遇到意大利士兵就立即监禁或处决，没有半点迟疑，而在南部，美、英、法、波兰和其他同盟国军队正奋力将意大利从德国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对意大利城市和地标一顿狂轰滥炸。与丹麦人不同，“二战”期间的意大利人经历了一场严峻的社会和国家危机。

对于合作、顺从、抵抗和报复这四个相关主题，学界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研究。关于合作与抵抗的研究是有一些，从这四个主题中挑一个出来就特定国家展开研究的出版物也很多，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尤其是以法国、丹麦、挪威和低地国家为对象的作品。另外还有少量有用的文集。

但有些国家的合作却鲜少出现在学界的作品当中，而以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这类地方的合作为主题的作品压根儿不存在。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填补史料的空白，同时帮助大家认识到，“二战”时哪些行为是合作、抵抗和报复。当然，这一系列盘根错节的事件不仅对欧洲、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本书如果涉及几十个国家，又试图从社会和个人层面去分析这些国家内纷繁的特定事态发展，那就不要指望这本书能包罗万象。我们没有全盘的统计数据，比如，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内合作者和抵抗者的真实数量，更别提整个欧洲的数量了。我们也不确定有多少欧洲人在战后因为通敌罪或战争罪受到惩罚。即使我们有某个国家的准确数据，比如挪威，我们也没有苏联的任何可靠数据，所以结果也是此消彼长。但是，如果没有整个欧洲大陆的数据，所有的陈述不过还是老调重弹，一盘散沙。本书会举出一些例子，以期能够在读者脑海中呈现出一个全貌。

引言之后，本书会先简单回顾一下军事占领的历史以及占领期的暴行，这些暴行往往都是因为互不信任和对士兵平民的恐惧造成的。我们也会看看国际上如何尝试去控制敌军士兵在占领国的行为。接下来，本书会分析为什么在1939年，也就是“一战”爆发后第25年，世界会再次面临一场广泛的军事冲突。第二章的主题是德国早期的征服。1938年德军占领奥地利，在那里受到兄弟般的欢迎，似乎是他们将奥地利人从无政府状态中解救了出来。1939年春天，德国占领捷克，这被视为一场国家悲剧，但捷克人应该加以妥善利用，从而绝处逢生。到了1939年9月1日，波兰苦苦抵抗德国入侵，吹响了欧洲战争的号角。

第三章将呈现一个全貌，阐述西欧和北欧如何在德军猛攻下沦陷，以及这两个区域内很多国家一开始如何尝试与德军共存，甚至从中渔利。第四章会阐明德军在1941年6月对盟友苏联的袭击，这一点出人意料，至今令人费解，同时改变了所有的计划和预判。右翼的欧洲人一直痛恨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虽然他们对德国的事业心向往之，但希特勒与斯大林在1939年8月签订的协议却令他们止步，现在德国袭击了苏联，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向元首投诚，全心全意服务。而极左翼人士过去不得不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势力冲突”中保持中立，也就是说不介入纳粹德国和英法联盟之间的战争，现在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反法西斯斗争”中。这场战争瞬间演变成深刻的意识形态对立。

而对于东欧人来说，苏德战争几乎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在两个威胁重重的巨头的冲突中该如何自处。这些小国之间通常也是相互看不顺眼，彼此为敌，那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处境中，究竟谁是更大的敌人？第五章试图说明在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德国入侵苏联的行动代号）之后，德国众多盟友发现自己处境尤为艰难。

德军的第一次战败，时间是1941—1942年冬天，地点是莫斯科附近，鼓舞了那时还不显眼的抵抗运动，抵抗组织开始积聚力量、树立自信。这就是第六章和第七章的主题。在此，我们还是必须把西欧和北欧这一片土地与东欧和东南欧区分开来，因为从挪威到法国和意大利，反纳粹斗争和战后改革是抵抗者的坚定目标，而东欧和东南欧抵抗者的任务和目标就复杂多了。巴黎的抵抗者希望能恢复国家独立，惩罚叛徒，带来一个更美好公平的战后社会。而乌克兰利沃夫的反纳粹斗士首先还要决定主要敌人是谁：德国占领者、苏联军队，抑或是比邻而居的犹太人或波兰人？但是，无论哪里的抵抗者，他们的生命都处在危险中，他们都要经历残酷的磨难。事实上，抵抗运动的英雄浪漫主义原来不过是好莱坞的题材，而非现实。第八章将会列举三个具体事例，说明占领者在抵抗运动的驱使下实施了哪些盲目的暴行。抵抗的主要受害者既不是占领者，也不是抵抗者，而是平民百姓。本书最后一章将会给出战后报复的具体事例，并尽力概括欧洲在解放中和解放后所经历的空前绝后的清算。战后清算的影响是双重的，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至今都没有被完全消化吸收。

最后，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二战”前的两个世纪里，国际社会就试图让战争更人性化，以防士兵抢劫和杀害被俘敌军，避免军事指挥官纵容手下大肆屠杀无辜平民。这样的努力当然不一定总能成功，战争期间的暴行还是会上演，比如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Russo-Turkish War）、南非布尔战争、殖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只有在1939—1945年，战争暴行、大屠杀和大规模驱逐在意识形态上找到了正当理由，还被视为普遍需要的。合作者与抵抗者的冲突本身就鼓动着他们回归到古老原始的野蛮习性，令人扼腕。但是，在战后，国际组织也试图执行更为强力有效的人道主义规则，有时候也能成功。尽管这些国际公约在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中被普遍忽视，但这种糟糕的情况终究还是特例。“二战”后，欧洲人基本上都会寻求国际组织来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酷刑和杀戮。所以，也可以说“二战”带来的不只是绝望，还有一大波希望。

除了波兰人和犹太人，纳粹还发挥惊人的想象力，联想到其他的严重威胁，比如重度残疾的“雅利安”德国人，纳粹认为他们的身体状况会威胁到整个人种的身心健康，还有罗姆人/辛提任（俗称吉普赛人），纳粹认为他们破坏了法律和秩序。但是，这些群体都没有被纳粹集体宣判死刑，也没能发起抵抗运动。纳粹还强烈反对同性恋，认为他们威胁到雅利安人的生育能力，还强烈反对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的成员，因为他们不愿意为国效力。这两个群体都受到了迫害，但与犹太人不同，他们只要公开谴责这两个群体的行为或信仰，还是能逃过监禁或死刑的。

通篇下来，我们会交替使用Final Solution, Holocaust和Shoah（都是大屠杀的意思）来指代战时欧洲犹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三个词汇都不尽如人意，因为Final Solution（最终处决）听起来好像我们采纳纳粹的想法，认为“犹太问题”需要解决。Holocaust（大屠杀）是希腊语，意思是“整只焚烧的燔祭品”，这并不能概括犹太受害人所经历的一切。Shoah（大屠杀）是现代希伯来语，意思是“大灾难”，这就把大规模屠杀说成了一个悲剧性事故。另外，在西方的书籍和媒体中，Shoah也不常见。

奥地利在战后宣称自己是一个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但事实上，奥地利和纳粹德国在1938年就联合起来，双方皆大欢喜，随后，奥地利人在德国军队、警察和占领区主管机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关于勒内·布斯凯，参阅Lucy Golsan and Richard J. Golsan, eds., Memory, the Holocaust, and French Justice: The Bousquet and Touvier Affairs (Lebanon,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6)。

关于莫里斯·帕庞，参阅Richard J. Golsan, ed., The Papon Affair: Memory and Jus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关于霍尔蒂·米克洛什，参阅Thomas Sakmyster, Hungary’s Admiral on Horseback: Miklós Horthy, 1918—1944 (Boulder, C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元首（Führer）：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译者注

布尔战争（Boer War）：指英国人和南非布尔人之间的两次战争，第一次发生在1880 —1881年，布尔人希望通过战争从英国人手中夺回当时为了抵抗祖鲁人而放弃的独立；第二次发生在1899 —1902年，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省对英国宣战。——译者注

第一章

周而复始：
从暴行到国际公约，再到暴行

——欧洲历史上的外国占领

当地居民想要在外国军队占领中活下来，除非占领军军纪严明，也就是说，士兵遵守本国的军法，而且把当地人视为自己的人类同胞，不随意轻视。作为回报，占领军也有权期待当地人会服从那些至少还算合理的命令，而且不会威胁到士兵的性命。没有一部军法，包括纳粹军法，会容许士兵抢劫或屠杀无辜平民。事实上，1943年10月出版的德国刑法典小册子第211条就规定，对犯下谋杀罪的士兵要处以死刑，无论受害者的种族、宗教信仰或国籍是什么。法典中的其他条款还倡议对煽动谋杀的人或共犯都要从严惩处。1943年的德国军法严格到什么程度呢？一个士兵如果执行了上级的违法命令，也要受到惩罚。“下级如果知道上级的命令是有意犯下军事罪或其他罪行的，或者有违法规的，仍然去执行命令，就要作为从犯受到惩罚。”“二战”期间德国部队在东欧和东南欧的滔天罪行表明，如果指挥官不肯费神来执行军法典或是有意忽略，那军法典就形同虚设。

可惜，这种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相互尊重的理想模式只在历史上断续存在过，大多数情况下，军队里都是一帮不守规矩的人，他们来到外国土地上，无论当地人是“友好”还是“敌对”，他们只会在这片土地上散布暴力和劫掠。占领军需要靠土地的产出生活，可是这些土地往往都不肥沃，连当地人都不足以养活，更别提一大帮入侵者了。

总的来说，军事占领下的生活是十足的悲剧。在1618—1648年的30年欧洲战争中，所谓士兵，不过一盘散沙，和那些拿着工具当武器的平民没什么区别，那些好战势力大体上也管不住自己的部队，所以士兵就肆意抢劫、强奸和屠杀人民，但如果有谁不幸落单了，就会被受欺压的农民杀死，有时候还会被剥皮。

一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随着集中管理和国家主导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开始，巨变降临。经济不断发展，王室的财政机构也日益有能力从国民那里敛取财富，所以，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常驻部队，而不再是临时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王子们的雇佣兵往往都是杰出的士兵，但是一旦雇佣合同到期，谁出价高，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投向那一方，或是干脆沦为强盗。到了18世纪，士兵们日渐拥有了完备的服装和标准化的武器，能养家糊口，君主期望得到他们的忠心。国王的旗帜不再只是用来识别，而是成了一种神圣的皇家象征，再后来，又发展成统治者政府的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概到了19世纪，旗帜就成了国家的象征。

新军队的士兵通常由“士官生”或贵族家庭年纪较小的儿子来指挥，对于这些贵族家的孩子来说，军队里的生活不再是优雅度日，而是一个目标，是微薄但稳定的收入来源。普通士兵一般来自最贫苦的社会阶层，或是一些不幸的人，被自己所属的群体抛弃，然后被指派来服兵役。虽然服兵役一开始是面向特定社会阶层的，但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义务。自此，军队开始盛行铁的纪律，在应征入伍的人和“平民”（当时的一个新词）之间拉开一条鸿沟，一旦入伍，很多人在军队一待就是25年。

18世纪掌管着军队的贵族军官们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阶层，彼此之间都相互关联，对手下的“乌合之众”满怀鄙视。如果是在殖民地或公海上打仗，战场铺得大，上文提到的军队法规其实难以普及，但18世纪的欧洲战场毕竟规模不大，所以游击战打不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所谓游击战，就是指平民隐藏起来，伏击身着制服的士兵。

虽然有着仓促下结论之嫌，但我们还是可以很肯定地说，规范战争和加入人性化元素的努力有几分成功，但在18世纪末因为波兰分裂和法国大革命而暂时止步了。在这两大因素中，虽然法国大革命更广为人知，但18世纪末波兰的分裂对外国占领行为以及相应的抵抗运动有着更为深远和立竿见影的影响。

从1772年起，接下来的20年里，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彻底瓜分了波兰王国，波兰爱国人士在1794年予以反击，也就是华沙起义，自此，波兰这个国家和波兰人的名字就与抵抗外国占领联系在一起了。波兰流亡政府举起“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的旗帜，打响了绵延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对抗占领军的斗争中牺牲，已经成为波兰民族神话的一部分。事实上，在“二战”刚开始的一年半中，波兰是除了英国之外唯一一个没有投降或加入纳粹德国阵营的国家。一些波兰人，尤其是波兰的诗人，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国家之中的基督国度”（Christ of the Nations），也就不足为奇了。无论波兰的地理和种族界限怎么划分，在近代史上，一个独立的波兰只存在于1918—1939年以及1944年之后，对于所有外国占领者来说，波兰的确是一片危险的土地。像丹麦这样的国家虽然也有抵抗，但与波兰有着天壤之别，1940年之前，丹麦人都没有尝过被外国占领的滋味，而波兰人，几个世纪的经历中却只有外国政权和外国占领军。

法国大革命对于欧洲的重要性已经完美体现在《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当中，这首战斗歌曲后来成了法国国歌，也成了全球抵抗运动的赞歌。1792年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军攻入法国，这些占领军会如何作为，当时无人知晓，但《马赛曲》就号召大家与外国占领军殊死战斗，歌曲中把占领军形容为凶残的士兵，一群嘶吼的可怕奴隶。歌曲呼吁人们在这神圣的斗争中要毫不留情。

讽刺的是，在1792—1824年，法国并没有遭受外国占领，所以法国这个民族也没有机会参与到游击战中去。相反，很多欧洲的普通民众在抵抗法国占领军的“凶残士兵”。游击战（guerrilla）这个词指的是“小规模战争”，恰恰源于西班牙抵抗法国占领的斗争。所有冲突双方在斗争中都极尽凶猛和残忍。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政府但凡发动战争都会承诺民族解放，这倒是启发了被奴役的欧洲人，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改革的火苗：在被占领或“被解放”的国家，地方民族主义的崛起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不仅引爆了他们与法国之间的冲突，也引爆了当地不同群体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的冲突无一例外地导向了非正规武装部队的成立。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1814 —1815年举行的维也纳会议，竭力恢复了欧洲列强的世袭君主制。相应的，欧洲各国则承诺把部队集结起来，形成一个类似跨国警察的组织，来确保欧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宁。会议的解决方案取得了罕见的成功：欧洲列强之间的和平仅被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打断过，而游击战则几乎没有再出现。

按照专家的要求，全民征兵制和3—4年的兵役是军事必要，但19世纪上半叶主导欧洲的保守政权担心，这样会把武器交到非专业人士的手中。在军事和政治机构里，数百万受训新兵和前士兵的幽灵四处游荡，他们与平民都沾亲带故，如有必要，这些穿上制服的平民是否准备好对着示威或罢工的兄弟和母亲扣动扳机？

这种担忧其实过于夸大其词了：大规模招募来的新兵，不再是机械的人，不再需要用中士手中的警棍打压至服从，他们往往是快乐的，服兵役令他们感到自豪。毕竟，军队让他们当中很多人摆脱了农村的苦差事，让他们领略了出行的兴奋，有了更好的营养、医疗和一定程度的教育。最重要的，全民征兵让他们有一种国家归属感，实际上是一个想象共同体。

从19世纪初到70年代，除了英国，欧洲各国也引进了全民征兵制。3—4年的军营生活教导这些新兵，为了效忠自己的国王和国家，学习如何杀人是他们神圣的职责，但是，他们也知道了，在没有授命的情况下杀人，无论穿着制服还是便服，都是死罪。到了1900年，欧洲拥兵数百万，这些士兵被训练成强盗和杀手，不过也仅仅是在上级悉心划定的范围内才是这幅面貌。为了显示对受训士兵的高度尊重，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在警察机关、消防局、基层管理机构、烟草专卖、警卫岗等地为退伍军人预留了职位。“你服过兵役吗？”（Haben Sie gedient？）是德国私营企业在为体面的职位物色人选时会问的一个标准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平民军队迎来了最大考验，因为那个时候，要区分无辜平民和藏匿在当地人中间的游击队员变得极为困难。幸运的是，到了1914年，欧洲已经拥有了一系列旨在实现战争规范化和人性化的国际公约和协议，这些公约和协议还包含了保护伤兵和战俘的规定。在这些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中，还有一些条款旨在保护占领军，甚至更有意思的是，保护非正规抵抗部队里的武装平民。

形形色色的协议如《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在崇尚和平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倡议下达成，不过也有一些是俄罗斯沙皇倡议的，协议禁止使用严重毁灭性的战争手段，例如旨在对敌国进行饥饿围困的海上封锁，爆破步枪子弹和化学武器，炮击或空袭没有军工业的城市。协议还进一步要求，照料受伤的战俘要像照料自己的伤兵一样，以及不得在军工业中雇用战俘。另外还有一些开倒车的规定，似乎无意间退回到了封建传统时代，那就是要把被俘军官当作贵宾来礼待，给他们等同己方军官的报酬。虽然被俘的军官和候补军官无需工作，但普通士兵和未授衔的士官还是要被迫在非军工业做苦工的。事实上，在“一战”期间，尽管海上封锁成为英国手中的关键武器，德国人在入侵法国后肆意轰炸城市，毒气一研发出来就用到战场上，成千上万囚禁在俄罗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普通士兵死去，交战国还是在小心翼翼地遵守着礼待俘虏军官的规定。

关于合作与抵抗的最重要创新出现在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Fourth Hagu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1907），根据公约第42—43条规定，只要占领军遵守《海牙公约》的条款并能够控制占领区，那么占领区居民就有义务服从占领军，而义务的范围也在条款中列明。这不仅给合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法律依据，也为抵抗套上了法律的外衣，只要是严格限定条件下的抵抗，就是合法的：《海牙公约》第四条把游击队、民兵和非正规部队都纳入了合法交战方，不过前提是有恰当的指挥人员，佩戴远距离可识别的固定徽章，公开携带武器，依据战争法和惯例采取行动。在1914—1918年，双方都没有遵守公约中有关游击队的规定：抵抗战士通常都是伪装作战，军队处决被俘的游击队员，即使他们之前在远距离就可辨认。不过，海牙的有识之士为保护非正规战士的确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一战”期间，协约国军队（俄罗斯、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很多其他国家）几乎没有成功渗透到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或土耳其的领土上，也就是所谓轴心国的土地上。所以，当我们谈论1914—1918年战争期间的外国占领、合作、抵抗、镇压和报复时，我们提到的占领区都必然指向轴心国在比利时、法国、塞尔维亚、俄罗斯、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占领的土地。所以，当轴心国早已在战争中败给了物资和数量上都更占优势的敌人时，轴心国的民众仍然认为他们是赢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战争一打响，德国部队就开始处决受到指控的比利时和法国“游击队员”（francs-tireur），如果按照“游击队员”这个法语词汇本身蕴含的意思来解释，这些人就是向侵略军士兵开枪的自由平民。同时，德国的主要盟友奥匈帝国还绞死了数千名涉嫌为敌人当间谍的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乌克兰平民，其中包括一些东正教教士。

从政治角度来看，从这些枪击和抢劫事件获益的主要是协约国，他们的媒体四处传播“德国佬”及其盟友犯下的累累罪行，激怒了法国人和英国人，最终也激怒了美国民众。战后，各国历史学家和民众，尤其是美国人，认为这些暴行故事是战时英国的宣传手段，倾向于不予考虑。不过，最近历史学家表示，德国人的暴行再真实不过了，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德国最高指挥部的残酷指令，也有弥漫在军队内部的恐惧和歇斯底里。发生在阿尔萨斯－洛林（法国东北部地区）和比利时的暴行，导火索往往都是德国士兵因为紧张或不慎扣动了扳机，紧接着，惊慌失措的士兵会无心地相互开枪，还以为是有游击队员袭击，所以他们就为了臆想中的袭击，杀害无辜平民作为报复。

在“一战”期间，通敌合作的问题还不像“二战”时那么受到公众关注，至少在西欧是这样的。在西边，1914年的前线还是很团结的，而且基本坚持到战争尾声，直到最后几周才生出变故。法国和比利时的当权者与撤退的军队一起逃跑了，只留下地方行政部门和警察，诸如此类，德国占领者只要求他们服从，却未要求他们做出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承诺。而可疑的反对者就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合作者”也没有得到什么奖励，有些被招募到德国军队里。东边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场面简直就像电影预告片，昭示着下一场世界大战中的可怕事态。

在1914年的东欧，有几个族群就被怀疑与当局作对甚至背叛当局。俄罗斯最高指挥部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支持德国，奥匈帝国指挥部臆断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的很多说斯拉夫语的臣民在支持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军队里的兄弟。就因为这些假想的罪名，数千人被绞死或枪毙。哥萨克骑兵（俄罗斯军队中的一支精锐骑兵队）令人闻风丧胆，加利西亚（Galicia）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迫逃往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剩下的犹太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洗劫一空。受到如此虐待，很多东欧的犹太人把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部队视为救星，也就不足为奇了，况且，在诸多因素中还有一点，他们能用德语或是夹杂着德语的意第绪语交流。俄罗斯人在战争期间有时会去征服东欧的一些领土，而当他们再次征服的时候，尽管俄罗斯军队吸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同时他们也会变本加厉地迫害“有敌意的”犹太人。逃离东欧的正统派犹太教信徒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也没能赢得爱与尊重，他们当中很多人奇装异服，举止“不文明”，而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很多民众对于要和这些难民分享本就难以果腹的口粮心生厌恶。

在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种族屠杀，也就是试图消灭整个民族或“种族”，不是发生在欧洲，而是在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那里的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政府和军队指挥部有组织地驱逐和屠杀了国内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亚美尼亚人。这些亚美尼亚人涉嫌支持入侵的俄罗斯军队，事实上，很多亚美尼亚人在俄罗斯军队中服役，他们的身份或者是沙皇臣民，或者是来自奥斯曼帝国的非正规军。即便如此，大规模地把亚美尼亚人放逐到叙利亚沙漠（Syrian Desert）或屠杀他们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何况里面还有妇女和儿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人没有受到牵联。）在“一战”中开启的一长串种族清洗中，亚美尼亚人大屠杀是第一步，也是一大步，引人瞩目。

紧接着，战后数百万希腊正教会人士被赶出土耳其安纳托利亚（Anatolia），希腊和保加利亚的穆斯林也被驱逐出境，而身处邻国罗马尼亚的数十万保加利亚人要么逃离，要么被驱逐，大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颠沛流离。在乌克兰和巴尔干国家，德国和俄罗斯士兵都仓促组建起国民军队。红色革命者和白色反革命者都对平民犯下累累罪行，他们的借口往往是防止或者制止某种形式的游击队抵抗。很多这样的恐怖行径，比如希腊、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人口大交换，还是列强领袖于1919年在凡尔赛会议上许可甚至鼓励的。

最终，连东欧和巴尔干国家也稍稍平静下来。在列强主导制定的形形色色的和平协议中，战胜国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有义务同意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战后的各国领导人通常都把这些条款视为侵犯他们国家主权的不速之客，尽可能置之不理，但在补救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受到的虐待方面，国际联盟也并非全然无力。“二战”甫一结束，巴黎和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就把保护少数族裔的责任交给各主权国，这自然会招致各国继续迫害和驱逐少数族裔，直至基本实现渴望已久的种族统一或净化。

“一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尝试了一些新举措来规范战争，力图让沦陷区人民过得轻松些，也减轻战俘尤其是伤兵的痛苦。说起战争规范化，似乎最大的成就就是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订的《非战公约》。一年内，44个国家，包括德国，苏联除外，郑重接受了公约条款，宣布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但是，公约并没有一概而论，而是宣称自卫战争是合法的，公约也没有把发动侵略战争列为刑事犯罪，没有提及个人会因为破坏和平而受到惩罚。不幸的是，自从5世纪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之后，没有一个统治者或政府公开承认过自己发动的是侵略战争，就连纳粹都宣称自己是出于自卫。

德国的民族自决权已经在巴黎和会系列条约中遭到拒绝，但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权在握和激进外交政策都被宣传为对民族自决权的合法主张。1936年，莱茵河以西的德国民众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这个地区的再度军事化，紧接着，1938年，德军先后入侵奥地利和德国人居住的苏台德区（Sudetenland，位于捷克斯洛伐克），也是一片欢庆，似乎是在证明德国事业的正义。而德国在接下来几年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捷克余下的领土，让这种广泛流传的印象更加深入人心。捷克人可能对这些事态发展感到失望透顶，但全世界看到的事实是，捷克没有向德国占领军射出一颗子弹。

最终，因为德国无缘无故入侵波兰并无情轰炸毫无防备的波兰城市，1939年9月，英法向德国宣战。但是，波兰没有获得任何援助，西欧的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波兰对占领军的抵抗已经在华沙沦陷后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参阅Otto Schwarz, ed., Strafgesetzbuch, Nebengesetze, Verordnungen und Kriegsstrafrecht, 12th rev. ed., 7th Great German ed. (Munich and Berlin: C. H.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43)。关于谋杀的引文见335–338页211段；1939年10月8日元首颁布的法令中关于纳入版图的东欧地区见1010–1012页，后续约在1012–1019页。

Martin Rittau, ed., Militärstrafgesetzbuch, in der Fassung vom 10 Oktober 1940 — mit Einführungsgesetz und Kriegsstrafrechtsordnung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Verlag, 1943), 99.

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指拿破仑称帝统治法国期间（1803—1815年）爆发的各场战争，这些战事可说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战争的延续。但在侵俄战争惨败后，法国国势一落千丈。拿破仑建立的帝国最终战败，让波旁王朝得于1814年和1815年两度复辟。——译者注

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1814—1815年举行的欧洲会议，旨在处理拿破仑战争后遗留的领土问题。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拿破仑战争时期被推翻的各国旧王朝及欧洲封建秩序，防止法国东山再起，战胜国重新分割欧洲的领土和领地。——译者注

参阅W. Michael Reisman and Chris T. Antoniou, eds., The Laws of War: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Primary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Laws Governing Armed Confict(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4), 232–233; Lester Nurick and Roger W. Barrett, “Questions of Guerrilla Forces Under the Laws of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0, no. 3 (1946): 563–583; Kenneth Macksey,The Partisans of Europ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5), 17–18; and Major Richard R. Baxter, “The Duty of Obedience to the Belligerent Occupant,”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0): 235–255。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1920—1946）：联合国成立前的国际组织。——译者注

《非战公约》：全称《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亦称《巴黎非战公约》或《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是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和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由于该公约本身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下，所以该公约没有发挥实际作用，但是该公约是人类第一次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尝试。

第二章

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

——德国征服第一弹

从抵抗与合作的角度出发，“二战”历史似乎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阶段从1939年9月持续到1941年6月，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欧洲人都默默接受了看起来势不可挡的德国扩张，决定忍受着德国霸权生活。就连强大的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都是希特勒的非正式盟友。第二阶段始于1941年6月22日，以巴巴罗萨行动为开端，那是一次军事行动，同时也是一次开拓殖民地的残酷冒险，一次意识形态上的十字军东征。德国人及其一众盟友攻入苏联，意图征服、抢劫、驱逐并最终消灭很大一部分东欧人。巴巴罗萨行动时期，共产党突然改变路线，准备冒着生命危险与他们所称的“法西斯野兽”战斗。同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扩大了雄心壮志的“点燃欧洲”计划，空降特工到敌后方，加上本土自由战士的作战，最终，第三阶段随着德国第六军于1943年1月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拉开帷幕。德军投降让欧洲人惊觉，德国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而参加一定形式的抵抗活动是有益且必要的。所以，要讨论“二战”中的合作，就必须把时间投放到战争前两三年。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只有傻子和狂热分子才会留在德国阵营。在这一章中，我们会分析最先被德国收入囊中的三个国家的情况，其中，一个国家欣然接受，另一个很是不快，第三个则从未投降。

在1939—1941年，希特勒和他的德国军队打的胜仗一个接一个，并非是因为德国在人力物力上优于其他欧洲人，更多是因为在欧洲，除了波兰和英国，其他国家都盲目接受了德国的胜利。有些是为了避免一战的恐怖重演，有些则希望借德军的存在来实现本国的目标，在他们看来，这些目标比捍卫文明社会免遭新野蛮人荼毒更重要。这一章和下一章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说明，如果他们选择抵御入侵，团结的欧洲部队可能会成功抵挡住德国的侵略。各国政府和人民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期的不足和失灵使得双方拉开差距，即使后来的抵抗行动试图去弥合，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个完美的联邦

德国的征服从小国奥地利开始，奥地利也率先在战后为自己欣然降徳找到了看似站得住脚的借口。奥地利在“二战”后摇身一变成为德国侵略公认的受害者，这是历史的一大讽刺。

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今天的奥地利共和国）是已经不复存在的奥匈帝国的遗留产物，成立于1918年末，其实基础相当薄弱。这个新的奥地利国家，曾经是哈布斯堡帝国（也叫奥匈帝国）的中心，哈布斯堡王朝曾经显赫一时，统治了大部分的中欧，而现今这个新的国家，不过是自己前身的影子，另外，组成这个国家的领土也没有统一的传统，更没有维护这个国家存在的共同目标。组成新奥地利的领土不过是哈布斯堡王朝其他继任国家的漏网之鱼。

相比之下，一国首都和乡村地区，无论是眼界还是利益观，都有着显著差别，这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奥地利表现得格外明显，也令后来很多欧洲人的抵抗运动陷入两难的境地。比如，信奉天主教、极端保守的乡村地区提洛尔（Tyrol）与社会民主党治下的小国大都维也纳就没有共同语言。奥地利三大政党中的两党——左翼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和右翼的泛日耳曼民族党（German nationalists）希望与新生的、激进的德意志共和国合并，只有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倾向于一个独立保守的天主教国家。与德国合并，史称联合，唤醒了德国人沉睡已久的爱国主义梦：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帝国。但是获胜的协约国担心德国变得过于强大，在1919年果断禁止合并。

这么多奥地利人把目光投向了德国，背后也有其合理的经济原因。尽管很多人称奥地利为“心有不甘”的国家，但它还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行政人员、警察和军队都宣誓效忠祖国。结果，到了1938年，这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和行政精英和民众一起，用狂欢迎接德国军队的入侵，他们违背了曾经对宪法的誓言，背叛了国家。

1919年在巴黎附近的圣日尔曼签署的和平条约允许奥地利保留一支由三万名志愿军组成的小股部队，当然，这支军队根本不足以抵挡入侵的德军，但是如果他们肯，哪怕一点象征性的抵抗，开上几枪，也会在欧洲造成轩然大波。正是因为奥地利全无抵抗，德国这么明显违反国际法和“一战”后和平条约的行为，竟没有招致一个欧洲国家的认真抗议。

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前，已经有数千名军官、警察和行政人员秘密加入了非法的奥地利党卫军（SS）和冲锋队（SA），密谋毁灭自己的国家。而反对德奥合并的只有一小撮虔诚的天主教徒、自由主义者和主张恢复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人，道虽不同，但他们都痛恨纳粹主义的某一方面。甚至在1938年之前，大多数奥地利人已经成了德国元首的热血臣民，所以奥地利与德国合作根本无从谈起。绝大多数奥地利人都视自己为德国公民，认为奥地利是由一些德国的省份组成的，现在终于回到了德国的怀抱。在“二战”中，大约350名前奥地利职业军官在希特勒手下当将军，还有成千上万奥地利人在不同级别上为德军作战。作为阿尔卑斯山区的人，奥地利人还是希特勒山地部队的主体。奥地利人大量参与到打击游击队的战斗和处决巴尔干半岛国家人质的行动中，他们还为党卫军管理的死亡集中营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指挥官和人员。

战后，很多奥地利人在国际战犯审判中被界定为主犯。在奥地利本土，美国和其他同盟国的肃清纳粹分子委员会却遇到了难题，那些奥地利纳粹党成员，有些是在德奥合并前就属于这个秘密非法组织的真正成员，有些是在合并后谎称自己在1938年以前就属于这个组织的，要区分这两种人，真是步履维艰。同盟国不禁疑惑，撒个这样的谎，应该受到惩处吗？还有一些前纳粹党伪成员，在“二战”后肃清纳粹的过程中，宣称自己已经幡然醒悟，以前加入纳粹党只是为了更好地抵抗德国纳粹主义，这些人又该如何处置？谎言止于何处，真相又从哪里开始？

当绝大多数奥地利人在1938年热烈欢迎与纳粹德国的合并时，还有很多奥地利人成为纳粹恐怖的受害者，最终，相当数量的真正抵抗者从中诞生。1938年，盖世太保逮捕了数千名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和主张君主政体的人，以及1938年之前这个反纳粹、天主教独大的国家里的领袖人物。很多人被转移到达豪集中营（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其他人就在奥地利上奥州新建的毛特豪森集中营（Maut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结束了生命。

从德国人踏入奥地利的第一天起，奥地利的犹太人就遭到盖世太保和当地居民的残酷虐待。事实上，从德奥合并开始，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就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到1938年为止，德国的犹太人被投入集中营，遭受虐待，甚至被杀害，更多是因为他们的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身份，而不是犹太人身份。在合并后的奥地利，普通人也开始行动，在维也纳街头对犹太人施虐。1938年11月，在所谓的水晶之夜，暴力咬噬着扩大后的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犹太人，当然也包括前奥地利的犹太人。

一枪未开

如果奥地利的情况在战时欧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特例，那希特勒第一个真正的受害者——捷克斯洛伐克也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会照进现实，就像我们后面会看到的，这个国家的特殊历史决定了捷克的抵抗运动是相对薄弱的，而相反，斯洛伐克的抵抗力量是惊人的。

和“一战”后的奥地利共和国一样，捷克斯洛伐克也是人为的产物。从瓦解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脱离出来后，西边那一半领土，也就是捷克，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社会经济传统，国土内还包含了千年王国波希米亚，其大学跻身欧洲最古老的行列。波希米亚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其人民勤勉，接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早在波希米亚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统治者就在如今捷克的这片土地上推行工业化，遥遥领先他们辖下的其他国家。至于东边那一半领土，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斯洛伐克。这是片山地，千年来都是匈牙利王国的北部领土。捷克在经济上较为发达，而斯洛伐克是穷乡僻壤。捷克国内有大量捷克裔、德国裔和犹太裔中产阶级，而斯洛伐克的教育精英都说匈牙利语和德语，而非斯洛伐克语。很多捷克人都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而斯洛伐克人对待天主教义非常认真。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彼此理解，但语言不同。

“一战”期间，很多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流亡政客认为，历史上属于捷克的土地应该从奥地利脱离出来，而说斯洛伐克语的地区也应该从匈牙利分离出去，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诞生的序曲。这些流亡者说服了一些西方政客，其中包括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件正确的事。事实上，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协约国就已经宣布压根不存在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战时友国，这就是承认了奥匈帝国军队中成千上万说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的人大致等于荣誉协约国战士。这些人还继续留在轴心国的军队里作战。其实在“一战”期间，虽然有很多人变节脱离了奥匈帝国军队，尤其是捷克士兵，但绝大多数捷克人和几乎所有的斯洛伐克人都一直追随哈布斯堡君主，直至战争最后一刻。后来，奥匈帝国战败了，军队里精疲力尽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恍然间醒悟，原来他们是协约国一方的，赢了战争，便主张索要奥匈帝国的领土。奥匈帝国皇帝部队里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士兵都有这般经历，只有说德语和匈牙利语的士兵被视为战败一方，也只有他们要为战争的罪恶负起责任。结果，同一支军队里的退役军人互相厌恶，也是后来中欧人不愿意团结一致对抗纳粹威胁的主要原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很多方面与其前身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匈帝国无异。虽然古老的奥地利从未自称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但是，多民族的匈牙利却在1914年以前这样自诩过），但是新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却坚称自己是一个有着若干少数族裔的单一民族国家，当然，少数族裔的存在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上，问题在于，说捷克语的人，也就是主要民族，只占总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口由德国人、匈牙利人、鲁塞尼亚人（Ruthenes）或称卢森尼亚人（Rusyns）以及斯洛伐克人组成，而占天主教徒大多数的斯洛伐克人又视自己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纳粹后来的宣传巧妙地揭穿了捷克斯洛伐克是单一民族国家的谎言。

而这个问题就要追溯到建国者托马斯·伽里格·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身上了，他们巧妙地把民族自决权、历史政治权利、经济需要和战略考量结合起来，赢得国际支持来建立一个大国。但是，不同于那些朝着独裁政体迈进的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直到1938年还保持着议会民主制，在这样的国家，没有人会因为属于少数族裔或少数派宗教而受到惩罚。

觊觎捷克斯洛伐克原始国土的议案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上提交，英法领袖迫于德国压力，把捷克土地上的德语区割给希特勒。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苏联的军事联盟变得一文不值，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甚至没有受邀出席这个决定本国命运的会议。紧接着，波兰部队占领了捷克领土内一个重要的工业地区，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下令把斯洛伐克南部领土归还给匈牙利，斯洛伐克余下的部分自治。

捷克斯洛伐克硕果仅存的那部分领土不顾一切地想要模仿当时在欧洲盛行的独裁体制，包括从政府雇员里清除犹太人。这些努力最终却付诸东流，因为在1939年3月，德国军队踏入布拉格，匈牙利人迅速占领并再次吞并了位于前捷克斯洛伐克东端的鲁塞尼亚，斯洛伐克宣布完全独立，而捷克的土地成了德意志帝国的“保护国”。

捷克斯洛伐克原本有可能倚仗强大的防御工事保卫本国。事实上，希特勒原本计划袭击捷克斯洛伐克，却因为被西方列强拉到会议桌上而备感沮丧。不过，他未获准发动战争，却是件幸运的事，因为德国将领反复向他指出，德国军队要想打败捷克斯洛伐克会困难重重，更别提还有以法国为中心的庞大联盟。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兵力已经削减到区区十万志愿军，1938年的德国正处在重整军备的阶段，要面对将近100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捷克的军工业是欧洲的翘楚，在被德国占领后，捷克生产的坦克、枪械和飞机在长达六年时间里一直是纳粹战争机器不可或缺的。

1938年秋天，德国入侵日益逼近，捷克斯洛伐克为此所做的动员看似成功了：预备役军人就位，至于究竟有多少德国裔、匈牙利裔和斯洛伐克裔士兵真的准备好了为这个国家奉献自己的生命，恐怕没人说得上来。

波兰军队的装备虽然不如捷克斯洛伐克，但规模更大，国土面积更大，这两个国家如果齐心协力，很有可能成功抵挡纳粹。但是，波兰非但没有帮助捷克人，还趁火打劫，在慕尼黑会议上把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然而不到一年，波兰从地图上消失了，波兰与捷克之间的敌意，甚至让两国的流亡者都难以合作。

被德国占领的苦楚，还有西方列强的背叛，个中滋味，涌上捷克人心头，也许这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捷克人试图淋漓尽致地利用德国的存在。他们在军工厂努力工作，从德国人对产品源源不断的需求中获益。尽管捷克人中也有很多抵抗者，但整个国家还是决定不要自我牺牲，而是等待解放，然后对所有德国人加以报复。

在当时德国人命名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也就是今天占捷克共和国三分之二领土的地方，德国政府创造了一个大多数捷克人都能接受的体制。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或者说是分割后余下的那些部队被解散，武器充公。闻名于世的斯柯达（Skoda）重工厂和类似工业企业里的经理、工程师和工人，犹太人除外，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保护国的食品配给比德国本土还要好，工人的薪水相差无几。最重要的，也是历史学家常常忽略的一点就是，保护国的居民无须服兵役，所以捷克男性的存活率比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存活率要高得多。捷克的生意人在德占期间获得巨额利益，而普通的捷克家庭也生活得颇为舒适。在战争期间，数千名苏台德区德意志人迁到德国境内，他们的地盘就被来自保护国的捷克移民取而代之，所以在德国统治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种族平衡虽然发生改变，也是朝着有利于捷克人的方向发展。

1938年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更迭，律师出身的埃米尔·哈查担任新的总统，取代逃亡到英格兰的爱德华·贝奈斯和其他领导人，归顺德国。他不是纳粹分子，他甚至没有右翼的支持，但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在那个悲哀的岁月为捷克人服务。可笑的是，这一切却令哈查及其内阁成员成了完美的合作者：他们是一群勤勉、可信赖、政治保守的技术官员，在竭尽全力保护辖下人民的同时，任德国人差遣。

保护国的行政事务仍然由捷克人掌管，但需由德国人进行监督，监督的德国人既有来自德意志帝国的，也有来自苏台德区的，因为他们熟悉本国事务。一些捷克内阁成员秘密为流亡到伦敦的贝奈斯及其同事工作，一旦被抓到，就被德国人枪决，其中就包括总理阿洛伊斯·埃利亚什（Alois Eliáš），他于1942年6月被杀。不过，总的来说，与占领者的合作还是一帆风顺的。也许我们不应该用“合作”，而是用“顺从”这个词来形容捷克人，毕竟，合作暗指两者在思想上有一定程度的合拍，或者至少共享一个长期目标，但是大多数捷克人并非如此，他们不过是在等待时机。在这种典型的卫星国里，鲜少有狂热和坚定的合作者。就连捷克的法西斯分子，一个小的政治党派，也不赞同德国占领，而且他们在德国占领者跟前也说不上话。

如果说捷克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第一批合作者与顺从者，那这同一片土地也孕育了一些典型的早期抵抗者，他们勇敢无畏，与伦敦的流亡政客保持无线电联络，参与小型破坏活动，还有一些爱国大学生最终殒命在集中营。1941年6月前，苏联还是德国的盟友，在那段时期，捷克地下共产党还赞扬“身穿制服的勇敢德国工人”，并谴责“西方帝国主义”。但是，现在，共产党成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活跃分子。

1939年3月，德国占领布拉格，在那之后，捷克实际上有两个政府：一个在布拉格，由德国人监督，另一个在伦敦，由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流亡者组成，后者宣称自己是当时已然不存在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要获得国际认可并不容易，毕竟是英国政府在慕尼黑会议上放弃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迫使总统贝奈斯流亡的。但是，当战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最终连苏联也加入进来，所有盟国政府才承认了贝奈斯政府的合法性。到了1942年，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流亡政府也都在伦敦，并获得认可成为盟国政府，虽不能说实权在握，但名声尽在。所有政府在痛苦中明白，他们与追随者都是被英国当局收容，由英国当局提供庇护，但不同的是，波兰、挪威、荷兰和比利时流亡政府可以利用流亡的陆海军或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作为与英国领导人谈判的筹码，而其他政府，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只有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来提高自己与同盟国谈判的地位。暗杀身处布拉格的代理保护长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就是其中一个手段。

海德里希是纳粹历史上最邪恶的杀人狂魔之一，1942年6月暗杀海德里希的行动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策划的，目的是向世人展示，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憎恨德国占领者。执行暗杀行动的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士兵，他们在英国受训，之后通过英国空军飞机空降到捷克土地上。他们以捷克抵抗运动的名义行动，但他们其实不属于捷克抵抗运动。对贝奈斯总统及其追随者来说，德国的血腥报复——后面会提到——并没有终结捷克与德国占领者的大量合作，何其不幸。随着大批成员被逮捕和处决，抵抗运动仍然孤立无援，后来连积极参与的人数也锐减了。所以，在这场战争中，捷克这片土地和捷克人算是幸存下来了，而且伤亡远低于中东欧的其他国家。

至于斯洛伐克，1938年自治，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宣布独立。不管历史学家怎么说，自那时起，斯洛伐克就成了纳粹德国的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斯拉夫语军事同盟，而不是一个傀儡国家。斯洛伐克随后的历史进程与奥地利和捷克都大相径庭。在斯洛伐克和其他与第三帝国结盟的国家，纳粹德国的朋友和敌人都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困境：该如何对待那个横于他们和德国之间的国民政府。谁才是斯洛伐克法西斯分子的主要朋友：斯洛伐克政府还是希特勒帝国？相反，谁又是斯洛伐克抵抗者的头号敌人：约瑟夫·蒂索神父反犹主义和疯狂民族主义的政府还是德国纳粹？哪怕是暂时的，人们是不是应该与敌人的敌人结盟？这种三角关系在那个年月里的欧洲非常普遍。至于德国联盟系统的优劣之处，以及当地抵抗者与合作者的困境，在希特勒的盟友这一章节我们会谈到。

图2.1 “二战”期间独立的斯洛伐克总统约瑟夫·蒂索阁下在德国外交官的陪同下。蒂索在战后被斯洛伐克法院判处绞刑。

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相似，在“一战”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此前，它被德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瓜分了。这个重获新生的古老国家面临着两难境地，试想一下，在“一战”期间，波兰士兵是在战壕里相互搏斗过的，因此，解放和统一，或者更准确地说，重新统一，是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实现的。波兰人是幸运的，因为西方盟国正热衷于打造一个对抗德国复仇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壁垒，所以他们轻易忽略了一些问题，比如波兰复国领袖约瑟夫·毕苏斯基在战时已经开始为奥匈帝国服务。

为了拿回1772年第一次被瓜分前的历史边界，包括东欧的大部分领土和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很多领土，重获新生的波兰试图跨越种族界限来扩大统治。这就导致了1919—1920年对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战争，结果波兰人赢了，激起斯大林无法释怀的仇恨，以及波兰国内极大的种族问题。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基本上未同化的犹太人和德国人占波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波兰对待少数族裔的态度比捷克斯洛伐克更糟，乌克兰人心生仇恨，危机暗藏。然而，东欧历来就会轻易找到替罪羊，遵循着这一悠久传统，很多波兰领袖和大部分公众把仇恨的焦点放在了无辜无权的犹太人身上。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多党议会，少数族裔在议会中也有代表，但波兰时不时会滑向军队专制统治。一些军人和政客都怀揣强国梦，却忘了波兰比邻国苏联和德国弱得多，更别提苏德联合了。

波兰政府坚信他们能从英法承诺的政治和军事支援中获益，在1939年8月公然拒绝了希特勒修订边界的要求。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署，规定了对波兰的第四次瓜分。这份丑陋邪恶的条约包含了一个秘密条款，规定了如何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瓜分整个东欧，条约对世界的影响至今没有消弭。

9月1日，德国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闪击波兰，紧接着英法对德宣战。但是，这两个大国从来没有认真想要挑战德国西边极为薄弱的防御。事实上，法国最高指挥部刻意极力夸大德国的实力，还主张单纯的防御战略，这是西欧民主国家向“第三帝国”投降迈出的第一步。波兰军队还是一如既往地英勇作战，但他们在9月17日已经输掉了这场对德战争，当时苏联红军加入了混战，占领了波兰东边一半的领土，俘虏了数万名毫无戒备的波兰士兵。夹在两个侵略者之间，只有大约十万名波兰士兵设法通过当时中立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逃了出去，在欧洲西边参与作战。流亡的波兰军队就此开始了在异国他乡抵抗纳粹的生涯，他们在挪威、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作战，在英国上空作战，之后又在苏联红军的指挥下拼杀在意大利战场。而且，波兰海军在公海与德国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秋天，波兰西部大片领土被纳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中部省份，包括华沙和克拉科夫（Cracow），更名为波兰总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由德国全权代表实行绝对统治。同时，苏联正式吞并了波兰东部的那一半领土。波兰西部的波兰人被驱逐到波兰总督府，尤其遭殃的是那些看起来属于“劣等种族”的人，或是一些生意或土地遭到德国人觊觎的人。得以留在西部的年轻波兰人被收编到德国军队，从此与所有德国国防军士兵同命运共呼吸。而波兰总督府的年轻波兰人就成了苦役，德国人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把他们枪毙或绞死。

同为斯拉夫语民族，波兰人比捷克人受到德国更为残酷的对待，而且没有底线。这就说明，虽然德国认为斯拉夫民族次于日耳曼民族，但并不是所有斯拉夫人都受到同等待遇：有些获准成为德国的重要盟友，有些则被视为敌人，受到迫害，最终被驱逐或杀害。

在曾经属于波兰东部的地区，当地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凌驾于波兰人之上。其他地区的波兰人，一众被俘士兵，还有苏联当局评估认为深度“波兰化”或“资产阶级化”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一起被驱逐到俄罗斯。被驱逐的人里面，只有少数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而在苏联统治下的波兰人，只要够精明，还是能以共产主义者或支持者的身份被接纳，而在波兰总督府，什么样的合作都不受欢迎，也不会被接纳。的确，一些记者、小商人和当地的警察会为当局提供服务，但他们的生命和其他波兰人一样岌岌可危。党卫队和集中营指挥官里根本不会有波兰人的身影。最终，和捷克保护国不同，沦陷的波兰没有总统，没有政府，也没有本地人担任高官。波兰人集体流亡，一开始到巴黎，后来到伦敦。德国统治下的所有波兰人不得不去工作，只为了挣那点仅够糊口的可怜薪水和食品补给。

如果说德占区的波兰人生活艰难，那300万波兰裔犹太人的生活就是在为死亡做准备。一些波兰人拿犹太人与德国占领军的合作小题大做，这里的合作指的是一些犹太人在德国人创办的犹太人委员会里主管事务，或是在犹太人警察局工作（这种警察局只配备警棍），或是为德国情报机构当间谍或特工。但是，这些人只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活得久一些，他们不是全心全意的合作者。后面也会提到，犹太人的抵抗是同样道理：在欧洲，非犹太人可以选择合作或抵抗，选择消极应对或积极参与，但犹太人只能选择早死或晚死，大部分犹太人根本没的选。

至此，我们了解到，波兰这段被战争洗礼、伤痕累累的历史自然会引致大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运动，德占区和苏占区的波兰人生活是悲惨的，战争期间的每一次历史大事只会加剧波兰人对德苏的仇恨。不过，除此之外，波兰的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波兰人和其他族裔之间也有血腥冲突。那么，可想而知，波兰的战时故事不属于这一章节，而是属于抵抗运动的章节。

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后，其境内说德语的人所建立的短暂政权。——译者注

联合（Anschluss）：特指1938年纳粹德国与奥地利合并。——译者注

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或称“碎玻璃之夜”）：1938年11月9日，纳粹党卫军和德国人开始攻击生活于德国及奥地利的犹太人。许多犹太教堂和犹太人商店、住宅被摧毁，许多犹太人遭到杀害。——译者注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国第28任总统。——译者注

托马斯·伽里格·马萨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1850年3月7日生于摩拉维亚的霍多宁，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创办《雅典文艺》《时代》等刊物抨击奥匈帝国的专制和民族压迫。1920、1927、1934年三次连任总统。——译者注

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1918—1935年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共同防御的最重要及最热衷的倡议者。——译者注

墨索里尼（Mussolini）：意大利法西斯党首领及独裁者。——译者注

埃米尔·哈查（Emil Hácha，1872年7月12日—1945年6月27日）：捷克律师，担任1938—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39—1945年作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统。——译者注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1904年3月7日—1942年6月4日）：德国纳粹党党卫队的重要成员之一，地位仅次于希姆莱，希特勒有意培养海德里希为自己的接班人；由于行事极其残酷，而有着“金发的野兽”“铁石心肠的人”“纳粹的斩首官”“死亡的追随者”“纳粹魔王”“第三帝国的黑王子”等许多恐怖称号。1941年9月起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德军占领区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的代理保护长官。海德里希巧妙地运用“糖果与鞭子”的方式将捷克地区逐渐德意志化，他在任期间杀人无数，被人们称作“布拉格屠夫”。——译者注

约瑟夫·蒂索（Father Jozef Tiso，1887年10月13日—1947年4月18日）：斯洛伐克罗马天主教神父，曾经是人民党的领袖。1939—1945年为纳粹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傀儡政府首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重建的布拉迪斯拉发受审，最后以绞刑处死。——译者注

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波兰国家元首（1918—1922年）和军事独裁者（1926—1935年），早年参加创建波兰社会党。1905年建立恐怖战斗队，是波兰民族主义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波兰军团。1918—1922年在政党中持共同政见者支持下，任“国家元首”，他趁苏俄内战发动的肢解俄罗斯的战争虽然失败，但在华沙战役中却大破“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保住了新生的波兰共和国。1926年发动军事政变，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译者注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又称苏德条约、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或希特勒－斯大林条约）：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一份秘密协议。该条约划分了苏德双方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这个条约造成日后苏德对波兰的侵略，苏联为了应对来自西线可能的战争威胁、争取备战的时间，于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间，以保卫“西部边界安全”为目的，在东欧建立战争防备缓冲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英法等国绥靖政策企图祸水东引的必然结果，条约的签署为苏联争取了更多时间备战，但也使波兰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译者注

1939年9月，在西方盟国代表波兰发动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萨尔攻势中，法英一共110个师向德国20个师发起进攻，但是，几天之内，盟军在轻微的伤亡之下，就撤回原驻地了。

第三帝国（Third Reich）：就是纳粹德国。纳粹德国指在1933—1945年期间由阿道夫·希特勒和其领导的纳粹党所统治的德国。纳粹德国有两个官方国名，分别为1933—1939年使用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与1939—1945年的大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一词指的是继承了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第一帝国”与近代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第二帝国”的德国。——译者注

第三章

失败与投降

——欧洲与希特勒的蜜月期，1939—1941

1939年9月，波兰悲惨灭亡，接下来是相对平静的7个月，也就是所谓的英法与德国之间的假战。后来，苏联红军袭击波兰，打破了国际舞台惊人的沉寂。苏联的动机就是希望借此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波罗的海一路扩大到黑海。在1939年11月到1940年3月之间的苏芬冬季战争中，一边是人口400万的国家，另一边是人口1.7亿的国家，可是一开始，竟然是芬兰一路取胜。领导不力和士气低迷，让苏联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不过最终苏联还是取得了胜利，逼迫芬兰签订和平协议，并做出一些领土上的让步。芬兰赢得了两大交战阵营的一致赞赏。但公众却轻易忽略一件事——没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第一时间向邻国芬兰伸出援手，连外交上的支持也没有，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纳粹德国是苏联的同盟，没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政府愿意去激怒希特勒。在一年半的冬季战争中，丹麦和挪威惨遭德国占领，芬兰卷入了与苏联更加残酷的第二战，唯有瑞典保持中立，代价就是源源不断地为纳粹德国供应铁矿石、钢材和机器。

希特勒从冬季战争中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那就是欧洲民主国家不会真的联合对抗侵略，而是会尽量避免冲突，一旦失败，就会各自投降。但希特勒也误以为苏联已经孱弱得不可救药，是他口中“群龙无首的泥塑巨人”，同时也是第三帝国的致命威胁。

有些答案今天已经难以参透：北欧和西欧的国家在经济上都跻身世界最发达行列，人民体魄都格外强健，为什么不肯为战争做准备？挪威当时有300万居民，丹麦人口接近400万，荷兰差不多900万，比利时人口远超800万，法国人口4 000万，每个国家都能召集一支强大的军队。况且，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还坐拥庞大的殖民帝国，这三个国家可以获取的物力和人力（殖民部队）远超德国。法国军备生产上的领先优势差不多维系到战争爆发前，法国的海军比德国庞大，这些优劣对比还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当代军事思维，实行普遍征兵制的现代工业化国家能够训练和调动10%的人口参战。这就意味着比利时可以拥有一支80万人的受训部队，而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军队加起来可以达到700万或800万人。只要众志成城，他们就可以打造出一支世界顶级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另外，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介入几乎已成定局，这样的联合军队没必要只做做抵抗的样子，他们是可以打败纳粹德国的。哪怕他们只是摆出齐心协力的姿态，也会让希特勒打退堂鼓，放弃侵略。

但很多事情，看上去很美，现实却是另一副模样。挪威、丹麦和荷兰在“一战”中就保持中立，这次还想继续中立，这就明显限制了军队规模。荷兰，堂堂一个富裕国家，拥有将近900万忠心臣民和庞大的殖民帝国，却只有26辆装甲车，至于坦克数，0！靠这些来抵御潜在的德国入侵，简直匪夷所思。其实，荷兰将领已经从落入他们手中的资料获得切实证据，德国一旦与英法开战，德军就会入侵荷兰——事实上，德国真的在1940年5月挥军荷兰。一些德国将领在1938年就开始密谋推翻希特勒，他们反复告知英国，并通过英国传达给所有牵扯其中的国家——德国元首正在计划袭击他们。但是，丹麦人非但没有参与共同协商，还从与德国接壤的边境撤回了本就单薄的军队，以告示天下，他们无意防御自己。而挪威人和荷兰人则是一再强调自己是中立的，就连德军都已经开始向他们进逼了，还是不改初衷。

“一战”之前，法国政府和军队所做的筹备工作都是为了报复德国，防御计划是没有的，当时盛行的理念就是“攻击，一直攻击”。1914年8月，当德国右翼部队暴风雨一般地穿过比利时向巴黎挺进，法国最高指挥部投入了数百万人来攻打德国左翼部队，结果惨遭滑铁卢。贻误战机很久之后，法国和英国远征军才改变战略，最终在巴黎附近的马恩河（Marne River）阻止了德国的进攻。法国人从“一战”中吸取的是错误的教训，现在又忽略了坦克和飞机带来的改变，还寄希望于防御工事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要知道，当时的马其诺防线还没有完全覆盖到法国－比利时边界。1940年5月，德国人轻易攻陷法英前线，绕过了马其诺防线。简而言之，1940年4—6月间，德国军队征服了北欧和西欧，付出的代价却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德国还获得了一个工业基地和港口设施，从那时起，德国就是一副所向披靡的样子了。

对这场集体崩溃的原因，我们的认识还是不足，但有一个原因还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西欧和北欧国家的政府、军队和人民在遭遇德国纳粹侵略时摆出一副失败主义者的样子。尤其是在法国，很多右翼政治领袖和大企业主误以为共产党可能会接管他们，对他们来说，被纳粹统治，也好过被共产党统治。正如有些人所说的，“希特勒好过斯大林”。更糟糕的是，这些国家的政治极左翼人士还激烈反对重整军备和“备战”，也毫不掩饰对“资产阶级法兰西共和国”的厌恶。而法国的共产党领袖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实际倒向了纳粹阵营，四处宣扬法国正在发生一场“资本主义阵营内的帝国主义战争”，并鼓动大众起来反抗。“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就是共产党掀起法国军工业大罢工时用到的口号。另外，法国社会普遍渴望和平。法国人羡慕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至于这些成就里有多少水分，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法国人还蔑视“腐败的共和国”，以及法国指挥官们超乎想象的昏聩无能。但是，各种负面的宣传，加上这么多的因素，也无法帮我们厘清西欧和北欧不愿意联手的原因，他们宁愿遭毁灭，被占领，全民受辱，也不愿意武装抵抗侵略，还是令人费解的。

合作，过去还只是个理论上的问题，但是在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以及菲利普·贝当元帅（Marshal Philippe Pétain）领导组建新政府之后，合作就变成一个切实的问题了，而且刻不容缓。贝当承诺，在投降之余，会进行“民族革命”，打造一个焕发新生的亲德法国。

在探讨任何细节之前，我想指出一点，这些国家与纳粹德国合作，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容忍德国人的存在，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德国占领军初期表现得堪称模范。无论是在挪威遥远的北方纳尔维克（Narvik），还是在法国南部的波尔多，德国士兵都接获命令要彬彬有礼，遵守当地习俗，买东西要付钱——只是用的也是占领区的钱，价格也有争议。换句话说，这些德国士兵表现得如同最好的游客。流亡英国的政客对外宣扬说纳粹多么残忍，说民众第一时间抵制德国人的存在，其实都是一面之词。而从当时流传的一些照片上可以看到，丹麦金发女郎和德国士兵手挽手，优雅的巴黎女子在德国军官的陪同下现身珑骧（Longchamp）赛马场，除了照片，还有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初期也是合作顺利，这都让流亡政客的说法站不住脚。

这些国家如此轻易地接受这般耻辱和失败，德国人为什么还要对他们以礼相待？原因很简单：希特勒其实无意殖民北欧和西欧，他也不情愿在这片土地打仗。他甚至不确定是否想把以前属于德国、现在位于法国东北的阿尔萨斯－洛林重新并入德国领土。纳粹发动全面进攻，想要殖民的土地不在西边和北边，而是在东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纳粹有必要接纳西欧和北欧的合作意愿，而且大体也是这样做的。

显然，这么多国家，不适合一概而论，毕竟国与国在地理位置、国家传统、历史政治和种族问题上还是相差甚远的，挪威和比利时就是这样。虽然德国在初期表现得普遍克制，但各个战败国受到的待遇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原因就很庞杂了，比如当地居民的种族，投降时的情况，该国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国民和领袖的合作意愿，还有最后一点，不过也同样重要，就是在争权夺利中，最后赢得控制权的是德国哪一个权力集团。这些战败国当中，没有一个拒绝与占领者合作，但也没有一个能完全满足德国的要求。

迈向一个“大日耳曼”民族？

毋庸置疑，“种族”是纳粹眼中的一个重要考量：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和比利时大多数说佛兰芒语（Flemish-speaking）的人都是日耳曼人，与日耳曼民族血脉相连。与德国西南部接壤的小国卢森堡大公国（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1940年5月被德军占领，也是操着一种德语方言的日耳曼人。

德国纳粹尤其看重挪威人，认为挪威人是理想的“北欧雅利安人种”：高身材、体格健壮、金发碧眼，极其适合交配繁殖后代和参加德国伟大的民族事业。但是说起来，大多数德国人并不是金发碧眼的，在纳粹的概念中，挪威人代表了备受推崇的维京人传统（Viking tradition），他们是无畏的战士和海员，是勇士中的勇士。

在纳粹看来，丹麦人和挪威人同属一类人种，但差别在于，挪威军队迎头抗击了德国侵略（事实上得到英、法、波兰军队的支持），虽然短暂，但很英勇，而丹麦人没开一枪就投降了。还有，挪威国王哈康七世（King Haakon VII）及其政府逃亡到了英国，只有军队投降了，而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King Christian X）立刻就签了投降书。政府、议会、各州和市政机构都继续运作。因而，德国派高级专员对挪威人实行专制统治，由自封为挪威首相的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进行协助。（众所周知，虽然吉斯林不情愿，但他的名字还是成了自愿、有意识与占领军合作的代名词，这也是源自他一早与德国合作的行为。）而另一方面，丹麦人则得以保留自己的政府和法律体系，可谓是顺者昌的典型例子。

沦陷的挪威由本国人治理，德国进行密切监督，而丹麦则延续了过去的政府组织，甚至在1943年3月还举行了公平公开的议会选举。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最高选票，而丹麦纳粹党仅获得略高于2%的支持率。在挪威，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紧张，而丹麦的条件接近理想，能够驻扎在那儿的德国人是很幸运的。这两个国家都有成千上万的合作者和志愿参与党卫军的人，但差别在于，丹麦政府成了纳粹德国的正式盟友：1941年11月，丹麦政府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协定的目标就是要摧毁苏联和共产主义。丹麦政府宣布共产党为违法组织，并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丹麦还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样一来，看似丹麦是在公开宣布自己赞同希特勒的战争目标，丹麦这一连串的亲德行为，会带来灾难性的宣传效应，而事实上，丹麦政府也在竭力降低这种影响。

在此，我要说明一点，德国与日本在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意大利、匈牙利、伪满洲国（Manchukuo，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的傀儡政府）、西班牙、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丹麦、斯洛伐克和中国南京政府（另一个日本傀儡政府）都加入了这一协定，看上去希特勒及其盟友已经主宰了半个世界。但诡异的是，这个联盟的打击目标苏联在1939年居然成了德国最重要的非正式同盟，甚至在德国于1941年攻打苏联之后，日本还继续与这个本该是头号敌人的国家维持着友好关系。

当战局逆转，开始不利于德国之后，越来越多的丹麦人敢于公然反抗占领者：罢工和反纳粹示威让占领者当局在1943年8月宣布戒严，丹麦警察遭到监视，丹麦军队被解散。丹麦自治看起来得就此打住了，但实际上，稍加重组后的丹麦政府和行政机构继续管理着这个国家，由心怀好感的德国全权代表监督，直到战争结束。丹麦政府玩的这一套复杂游戏很典型，欧洲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只是丹麦在德国人眼中一直还是个卫星国典范，类似的还有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以及另一个更小的国家，名字在后面会揭晓。

如果我们把上述情况与同期德国人对波兰的残酷镇压做比较——波兰城市被毁，人民忍饥挨饿，成千上万人被随意监禁或枪毙，波兰抵抗者在奥斯维辛（Auschwitz）被折磨和杀害——我们就会明了，德国占领可不是千篇一律的。同盟国宣传说沦陷国家遭受着同样的折磨，但事实上，在希特勒的欧洲，各地生活相去甚远，差异化很可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从战略上来讲，挪威对德国人至关重要，所以驻挪威的德军达到30万，庞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丹麦，虽然也是一个农产品和工业品的重要来源国，但是从未面临同盟国入侵的威胁，就连同盟国的突击都没遇到过。所以，有些时期，驻丹麦的德军只有寥寥几千人。

挪威和丹麦不同的投降模式给各国有政治头脑的公民带来了困扰。一个挪威爱国人士应该听命于谁：是国王及其政府吗？他们远在安全的英国，呼吁大家抵抗。是国内的官员吗？他们负责每天的事务运作，目的就是尽量让国家风平浪静，以改善大环境。一个爱国的丹麦人，见证了本国政府向占领者俯首称臣，但恰恰是政府的这一举动保障了自己和家人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他又该怎么做？

最后再说说通敌合作与犹太人存活率之间的联系，后面会再拓展开来说，这里只是简单几句。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挪威和丹麦，犹太人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占总人口的1%不到。挪威有1 700名犹太人，但是除了一些抵抗运动的特例外，当局和人民都无意拯救大多数犹太人的生命，而在同样与敌合作的丹麦，政府和人民，甚至连当地的德国占领军都一起，成功保护了几乎全部8 000名犹太人的生命。我们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会放在欧洲抵抗运动的章节来讲。到这里为止，我们可以说，与敌人合作，比如高效地为占领者生产火炮，并不代表他们就不能秘密抗击占领者，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斗争。相反，有些纳粹德国的死对头，在帮助纳粹追捕犹太人的时候，却毫不手软。

德国人征服的另一个重要且高度发达的西欧民主国家是荷兰。对于德国的无端入侵，荷兰的军事抵抗程度介于挪威和丹麦之间。威廉明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及其政府逃亡到英格兰，军队投降，荷兰人开始在政府雇员和市长的统治下安心生活。德国人视荷兰人为日耳曼人，所以占领者希望他们能“自行纳粹化”，并最终加入德意志帝国。因为荷兰的战略重要性不敌挪威，所以驻荷兰的德军数量很少。对德国士兵来说，能派驻荷兰让他们感到很荣幸，就像派到挪威和丹麦一样。

一定程度上说，荷兰是个特例，因为希特勒没有把这个国家交到德国军队或党卫军秘密警察的手中，而是交给了德奥合并前奥地利地下纳粹党领袖阿塔尔·赛斯－英夸特（Artur Seyss-Inquart）。荷兰的新任帝国总督获得了专制的权力，便试图教化荷兰人，为将来加入第三帝国做准备。同时，纳粹国防军在比利时称王称霸。

这些沦陷国的纳粹党在战前和战时都很活跃，但谁也没能壮大自己的队伍，德国人也无意让他们上台。德国人更青睐用经验丰富、保守的旧体制政客和顺从的官僚。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荷兰，一个名叫荷兰联合（Nederlandse Unie）的组织崛起了，试图为荷兰的国家政治带来革命性变革。荷兰联合是由反共产主义的保守中产阶级所创立，希望把荷兰变成一个一党专政国家，既不是照搬纳粹主义，也不是民主制度。1941年末，德国当局叫停了这一试验，传统政党重新接管，在暗中行动。

在荷兰，非思想上的合作由所谓的国务大臣执行。在皇室政府缺席的情况下，国务大臣负责日常事务，国家行政机构广泛参与管理，来履行德国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在各项事务中，政府官员还会收集和记录国内犹太人的准确数据。荷兰人的精确和可靠度也感染了德国人创办的犹太居民委员会（Judenrat or Joodse Raad），那些德高望重的成员在德国长官的监管下表现得无可挑剔。在华沙的犹太居民委员会，严格服从德国人的命令也是例行公事，但那里的成员面临着一个选择：是集体赴死，还是努力满足德国人的要求，把犹太人的技术用到军工业中？最终，经济上的合作只拯救了寥寥数名犹太人的性命，但怎么说呢，聊胜于无。但在1940年的阿姆斯特丹，犹太居民委员会成员无须害怕被即刻处决，却向德国人奴颜婢膝，把荷兰每一个犹太人的姓名和数据都报上去，他们这么做实在是没有什么借口了。

至于荷兰共产党，起初也没有表现得多好。和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地下宣传册中煽动的不是反纳粹，而是反对“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而展开的帝国主义争斗”。共产党还继续批判社会民主党支持“德英帝国主义冲突”。不过，很多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攻打苏联之前就改变立场，反对纳粹，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在荷兰的工农业方面，与占领者的合作是彻底的：战争时期，荷兰出口到德国的货物总价值为大约85亿荷兰盾（guilders，当时合30亿美元），其中差不多三分之二都用于军备物资。

毫无疑问，荷兰也有英勇的、广泛的抵抗运动，后面在欧洲抵抗运动的章节会探讨。但是，当我们思索荷兰的故事时，我们不禁会想，如果不是因为在军事上过早地向纳粹德国投降，荷兰这个民主国家就不会与德国展开如此广泛的合作了。

德国统治下的比利时人和法国人

目前我们一直讨论的都是所谓“日耳曼”国家的合作，纳粹把这些国家视为全面德意志化（Eindeutschung）的候选名单。比利时是另一回事，因为除了说佛兰芒语和日耳曼语的多数族群外，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庞大的少数族裔——说法语的瓦隆人，上层社会的瓦隆人广泛盘踞在政府机关、军队和大学。皇室和民众的第一语言是法语。一些保守和极右翼的瓦隆领导人喜欢鼓吹自己是日耳曼血统，但这并不能拉近他们与德国纳粹的关系，其实纳粹永远也无法下定论，法国人和说法语的人血统是否已经败坏，或者“掺杂”，是否还是令人兴奋或艳羡的生物，法国女人的优雅和美丽，法国菜的奇妙和法式生活的精致是否还值得他们努力效仿。巴黎，让占领者又爱又恨。

以法国沦陷和法国合作为主题，可以讲一个独特的故事了，一方面是因为现存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另一方面，因为法国仍然是一个帝国，一个殖民大国，拥有庞大的海军、殖民军队和警察部队，在这方面，荷兰与比利时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德国必须考虑到这些部队的存在。

漫长的假战之后，德国在1940年5月10日袭击了法国，尽管一些法国部队坚持战斗了6个月，伤亡12万，但其实法国在最开始的两周内就输掉了这场仗。其中一次惨败就是法军大部队和整个英国远征军被德国驻比利时的坦克部队包围：幸运的是，在5月27日—6月4日期间，将近20万英军和14万法军士兵设法逃到了英国。这次著名的战役就发生在敦刻尔克（Dunkirk，法国北部港市）的法国海岸线，英国得救了。按理说，英法同盟应该得到了巩固。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国士兵都选择回国，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准将飞去英国继续作战，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无人追随。法国人本应与他同战沙场的。

德国人给自己的战术起了个恰当的名字，闪电战（Blitzkrieg）。6月16日，法国主战派总理辞职，让位给“一战”英雄菲利普·贝当，贝当立刻宣布他会请求停战。6月22日，法国人在屈辱的条件下签署停战协定，7月1日，法国议会投票赋予了贝当无上权力，令他成为国家元首。所以，法国的情况与波兰、挪威、荷兰和比利时不同，倒是很像丹麦，战败后保留了自己的元首和政府，甚至包括一支10万人的军队——恰好就是1919年协约国允许德意志共和国保留的军队规模。

战败后的法国分为五个部分：“占领区”囊括了法国本土面积的三分之二，以巴黎为中心，沿着大西洋海岸线一直延伸到西班牙边境；北部两个省归驻比利时的德军管；“自由区”或者说“非占领区”囊括了法国南部大部分地区；法国与意大利交界处的狭长地带被意大利军队占领，犹太人在这一带避难，直到1943年9月意大利打算向同盟国投降，德军又占领了这里；还有最后一部分，法国的殖民帝国，包括非洲北部、中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印度支那、法属圭亚那和太平洋、大西洋的一些岛屿。

图3.1 德国部队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Champs-Élysées）行进。

在政治和经济上最重要的领土就是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两地之间的交通很困难，德国人从未言明维希政府在占领区可以行使多大的权力。非占领区的权力被德国占领机关和法国警察以及行政部门瓜分，两股势力相互较量，权力的天平不稳。法国在战时的处境尴尬，最佳的证明就是，尽管法国本土被划分，但德国人从来没有接管法国的任何一个殖民地，也没有一艘法国军舰落入德国人的手里。

新成立的法国政府不同于其他战败的西欧国家，而是有些像1939年的捷克。新政府不满足于投降后在占领中得过且过，而是开启了一场“国民革命”，试图打造一个新的国家，大概也希冀在德国主导的欧洲赢得一席之地。有些人对共和国和共和机制心存厌恶，有些人认为法国自从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以来就走错路了，在贝当领导下，这些人上位了。他们的目标是打造大革命之前的传奇法国，一个基于传统天主教价值观的国度。新政府安置在非占领区的度假胜地维希，他们宣布，法国国力衰退，军事失败，都是道德沦丧惹的祸，罪魁祸首就是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济会成员，尤其还有犹太人。维希政权希望净化法国，重塑中世纪法国国王圣路易九世（Saint Louis IX）和圣女贞德时代的光彩。所以，最早萌生民族净化和清洗念头的，不是打败纳粹德国胜利而归的反纳粹斗士，而是法国战败沦陷后的第一批合作者。

在维希政府掌权的人鱼龙混杂，有旧政权里道德立场不坚定的政客和专业人员，有冒险投机的人，还有很多在共和国时代郁郁不得志的士兵、贵族和天主教神职人员，他们的愤懑要追溯到20世纪之交的时候了，当时一名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引发的事件让法国社会分裂。当下以及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大阵营对垒：一边是进步人士、反教权主义者、自由思想者和其他自由派人士，他们指责军队最高指挥官在这起为德国充当军事间谍的神秘案件中拿犹太人当替罪羊；另一个阵营，在德雷福斯已经洗雪冤屈的时候，仍然宣称军队声望重于个人正义。一步一步，德雷福斯支持者获胜，把很多切实和可疑的德雷福斯反对者从政治和军事领导层中清除出去。现在，1940年，当时和现在的德雷福斯反对者可以咸鱼翻身，开始复仇了。

希特勒主宰的欧洲有一个典型特点，崇拜希特勒的人，换言之，亲纳粹的狂热分子，基本都远离政府所在地。他们聚集在巴黎，在德国占领区，在那里，亲法的德国驻法大使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可能无意间给法国激进分子编织了一个美梦：一个伟大的军事法西斯法国有一天能与纳粹德国携手并进。很多法国人相信阿贝茨，用法国法西斯主义哲学家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的话说：“只有德国能在欧洲霸主的位子上屹立不倒，她位于欧洲中心，她的人口是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两倍，她扼住了关键的战略要塞，最重要的，她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组织、物力和精神资源。”

对法国法西斯分子来说，不幸的是，阿贝茨大使不得不与很多德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党卫军／盖世太保机构分享权力，换言之，在这张由相互敌对的占领机关编织出的庞大、复杂、迷人的网里，德国驻巴黎大使馆只是其中一个权力中心。这是德国在所有沦陷国家的权力现实，而法国尤其突出。大多数德国领导层，从希特勒开始，自上而下，都不会想要赋予法国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权力。如果有一天，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德国纳粹党敌对，怎么办？

巴黎激进的亲纳粹法国人中混杂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前共产主义者，坚定的反犹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教条的非战主义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记者、作家和诗人。有些人确实才华横溢，比如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eline），不过他讨厌所有“非雅利安人”，战后还不知廉耻地否认大屠杀，人们不禁会疑惑，怎么会有人追捧这种人的作品。

巴黎的激进分子都有两个共同点，其一就是讨厌治理不善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个国家没有充分赏识他们的才能，还有就是蔑视维希政府的保守派和投机分子。他们仰慕纳粹的理想和政策，他们渴望能打造一个种族纯净、重新焕发生机的法国。他们痛恨犹太人，尤其是东欧的犹太裔移民和难民，在他们眼中，这些人是害虫，是高贵法兰西民族的终极腐败剂，尤其腐蚀了年轻的法国女性。

巴黎的激进分子就是一群闹哄哄的家伙，虽然他们没有实权，却成功激起了公众对西方盟国、苏联和犹太人的敌意。因为犹太人是可以拿来当法国战败的替罪羊，所以这些激进分子对犹太人及其手下拿钱听使唤的非犹太人无情施虐。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犹太裔法国士兵伤亡惨重，还有很多犹太裔法国人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燃烧的爱国之情。还有德雷福斯上尉，即便是连续好多年被囚在魔岛（Devil’s Island），被锁链困在那张小床，他仍然毫不掩饰对祖国不灭的忠心。

为德国占领者提供直接有效的帮助，不只是巴黎激进分子的专长，也是维希政府的强项。“合作”（collaboration）这个词，指的是自愿协助占领势力，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贝当元帅，他在1940年10月莱－卢瓦河畔蒙图瓦尔（Montoire-sur-le-Loir）的一次会议上和希特勒握手后宣称：“今天，我要开始走上合作（collaboration）之路。”所以，一个干干净净的词就衍生出了别的含义，一开始引申成一个国家在严重蒙羞时心中的愿望，后来就指懦弱的叛国。自然，合作的两国间没有平等可言：法国要支付巨额赔款，还要承担天文数字一样的外国占领花费。他们还得提供食物和其他物品，后来还要派遣强制劳动力到德国，而得到的报酬几乎为零。

起初，法国的合作有如天助，1940年7月，在法属北非的一个海军基地米尔斯克比尔港（Mers-el-Kébir）发生了一起戏剧性事件。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无端地担心法国会允许自己的战舰落入德国人手中，从而导致英国失去海军优势，进而输掉战争，所以就下令英国海军要不惜一切代价让法国舰队无法与之作对。但是，当英国战舰出现在米尔斯克比尔港时，法国指挥官拒绝加入英国舰队或是沉船。于是，英国舰炮击沉了一艘法国战舰，摧毁或者至少说是严重破坏了很多法国战舰。反过来，法国舰队也击落了至少一架英国战机。超过1 100名法国海员死在前盟友的手中，愤怒的情绪被点燃，唤醒了曾经横亘于两国之间的敌意。现在，合作者可以对英国的背信弃义振振有词了，贝当受到广泛赞誉，甚至被吹捧成国家捍卫者，至于戴高乐最初在伦敦的广播，几乎无人聆听，甚至都没听说过。当时，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国一样经历了这种集体情绪的骤变。

在德国占领的蜜月期，法国合作形式多样：贝当政府的总理、前社会主义者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带领法国与第三帝国稳步建立起越来越好的关系，但是他实际上从未放弃法国的大国地位。到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像赖伐尔这样善于玩弄权术的人，对于国家未来究竟有什么筹划。比如，在“二战”中，从头至尾，维希的军事情报机构都在秘密而有效地阻止德国特工渗透到非占领区。

美国驻维希大使馆总结道，赖伐尔的目标，特别是贝当的目标，就是要庇护法国免遭德国提出过分要求。但果真如此的话，那只能说维希政府不太成功了：德国的压榨让法国穷人饱受饥饿，苦不堪言。从维希散播出去的反英宣传似乎永无止境。1941年夏天，为了争夺叙利亚的控制权，英国和自由法国的部队联合起来，与维希法国以及德国的部队打了一场小仗。还有，和希特勒主宰下的欧洲很多国家一样，维希早在德国提出要求前就采取了反犹措施。犹太人被剥夺权利和财产，成千上万来自东边的犹太裔难民被迫跨过德国边境，还常常会遭到德国的抗议。同时，战争和世界的麻木不仁也掐灭了犹太人移居海外的希望。在1941年和1942年，法国警察逮捕和驱逐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到德国，其中很多是在法国出生，这些人后来被送到死亡集中营。

法德之间的交往，除了法国社会上层人士喜欢与德国占领者应酬与做生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层面——男女关系。超过200万法国士兵被俘，德国士兵有时就会替代他们在女性生活中的位置。显然，这里的男女关系并不都属于平行互动类型。虽然抵抗运动和战后的美国媒体就平行互动类男女关系讨论过很多，但当时卖淫也很猖獗，一如后来被盟军占领的德国一样。不过，和后来的美国士兵不同，普通德国士兵拿不出巧克力、尼龙内衣、昂贵的香烟和稀有的药物。

图3.2 1942年，法国元首菲利普·贝当元帅在维希政府总理皮埃尔·赖伐尔的陪同下迎接巴黎大主教叙阿尔（Suhard）和里昂大主教热利耶（Gerlier）。与叙阿尔不同，热利耶大主教公开谴责赖伐尔的反犹太人措施，后来被耶路撒冷的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授予了“国际义人”的称号。

图3.3 德国士兵与法国女人一起玩乐。

舒适的岛民

在希特勒主宰的欧洲，还有一个地方的顺从与合作问题饶有趣味：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因为在德国监督下的这些岛民是英国国王陛下的骄傲子民。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英国人是否真的像这个国家的领袖以及后来无数的研究、小说、戏剧和英美电影中所宣称的那样，决心誓死抵抗德国可能的入侵。

海峡群岛，主要包括根西岛和泽西岛（Guernsey and Jersey），是英国皇家属地，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从法律上来讲，海峡群岛并不属于英国，很多当地居民仍然说当地语言，但是所有人都视自己为标准的英国人。因为离法国海岸线很近，海峡群岛没有什么战略重要性，德国的军事行动一开始，达到兵役年龄的男子和数千名儿童就撤离到英国。一个叫奥尔德尼岛（Alderney）的小岛上只剩下六个居民，另一个岛萨克岛（Sark）上留下来的全体居民都受坚不可摧的领主（Dame of Sark）统治。考虑到德国入侵已不可避免，英国政府在1940年6月指示所有岛上领袖实施“消极顺从”，接下来的五年里，他们做得兢兢业业。

没有武装的德国士兵在根西岛和泽西岛上优雅地接受一名英国警察的敬礼，面带微笑的岛民在典型的英式城市街道上与德国侵略者握手，这样的照片就是德国人手中最有力的宣传武器，你还能想到更好的吗？德国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一旦他们踏上英国本土，这种和谐的场景也会相继登场。而就在德国入侵海峡群岛的几周前，丘吉尔在议会发表了一篇激情四射的演讲，他信心满满地预测，德国人会在海滩遇到顽强抵抗，实际上，这一切并不会发生。

海峡群岛的当选行政官员和议员已经做好准备与德国指挥官合作：他们毫无怨言地把奥尔德尼岛变为关押俄罗斯籍和犹太裔苦工的死亡集中营，他们认真准备了一个清单，列出当地的纯犹太人或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家庭，并把这些家庭移交给盖世太保。后来，这些犹太人中的大多数都死在了集中营或死亡集中营。而领主恰好会说流利的德语，像招待客人一样对待德国侵略者。英国官员逮捕了切实和可疑的抵抗者。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岛上的女子产下了大约900名德英混血儿。

图3.4 在德国占领的海峡群岛上，一名英国警察给德国官员传递信息。

鉴于丘吉尔正在号召欧洲人抵抗德国占领者，自然会给没有参与的民众带来致命危险，所以这一切就格外让人困扰。事实上，海峡群岛上也有一些英勇的抵抗者，主要是女子，但重点是英国政府从来没有试图把战火燃烧到海峡群岛上，这些危险的游戏是留给其他欧洲人的。战后，的确有传言要惩罚那些曾经和德国人恋爱的女子，或是一些向德国当局告发抵抗者的岛民，但最终都无疾而终，没有一个岛民因为合作、战争罪或叛国罪受到审判或惩罚。

当德国占领了半个波兰以及欧洲西部和北部，当苏联借着与德国的友好关系攫取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东部、罗马尼亚和芬兰的部分领土，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正在不顾一切地证明他和希特勒一样受欢迎，一样大权在握。但是，意大利在几个月前对岌岌可危的法国展开进攻，却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墨索里尼本应从这令人灰心丧气的失败中领悟到，不要再冒任何风险了。

巴尔干半岛合作者的陷阱

为了打造一个和兄弟国德国一样的帝国，墨索里尼在1940年10月做出一个决定，以阿尔巴尼亚为基地袭击和占领希腊。但是，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单薄的希腊部队反击了强大的意大利军队，50万人的意军被迫撤回阿尔巴尼亚。这让世界想起了一年前的冬季战争，芬兰奇迹般地抵抗了苏联部队。英国对希腊伸出援手，英国士兵踏上巴尔干半岛，让德国介入变得不可避免。其实在那之前，希特勒已经放弃了本就三心二意的入侵英国计划，他正在准备清算非正式盟友苏联。那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将会让德国势力深入亚洲，为德国民族创造“必要的生存空间”，终结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共产主义。

对于德国元首来说，意大利的希腊冒险之旅是最不识时务的举动，把情况复杂化了，而在1941年4月，南斯拉夫实际上已经拒绝了与德国结盟，所以元首决定要解决整个巴尔干问题。很多历史学家称，这直接导致德国把攻打和颠覆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推迟了几周，其结果是致命的。

巴尔干行动是另一个德国奇迹：不到两周内，南斯拉夫军队投降，在接下来的几周，德国军队占领了整个希腊，甚至把英国远征军赶出了克里特岛（island of Crete）。英国从此在欧洲再无立足点，截至1941年5月，希特勒在欧洲大陆再无敌人，只有盟友和友好的中立国。然而，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德国的胜利把顺从、合作与抵抗的问题带到了巴尔干半岛，但是和西欧、北欧不同的是，这里的局面生出更多事端。其中一个事端就是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海岸附近通常有一些尚未开发的山地和无数的岛屿，这就给你能想象到的一切半合法和非法的行为提供了滋生的空间。另外一个事端就是巴尔干的居民不同于丹麦人或荷兰人，他们不是爱好和平的人，数百年来的战斗，无论是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者的，还是反对他们的，都教会这里的人一件事——这个世上能够相信的，只有手中的武器、自己的家庭和部族。但主要问题在于巴尔干半岛的种族、宗教和政治多样性。希腊的少数民族为数不多（虽然目前来看不容忽视），相较而言，南斯拉夫王国的种族可谓百花齐放，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马其顿人、黑山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犹太人、罗马尼亚人，等等。除了种族，他们还按语言、宗教、政治历史和传统来划分。南部斯拉夫语支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所谓的波斯尼亚人）和黑山人至少还互相听得懂，而斯洛文尼亚人说的是另一种斯拉夫语，生活在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说的完全是不同的语言。南部斯拉夫民族内部也因宗教信仰的差别而各有归属，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划分：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信仰东正教，波斯尼亚人是穆斯林。有些族群，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黑山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在中世纪的时候都建立过伟大的王国，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是晚期的移民，波斯尼亚人曾经在自己的区域属于地主阶级，和奴隶阶层的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相反。南斯拉夫王国的斯洛文尼亚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相对富有，而身处南方的人，比如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感到自己被同一片土地上的富裕阶层所忽视。

1941年4月，南斯拉夫军队瓦解，部分原因是极端主义的克罗地亚政治家利用德军的到来，宣布成立一个克罗地亚人的法西斯国家。就像“一战”末期奥匈帝国军队的士兵所经历的一样，战败后，南斯拉夫军队很大一部分被俘的士兵恍然大悟，他们竟然成了敌军的同盟，是胜利者。

德国闪击巴尔干半岛的战局接近尾声的时候，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吞并了南斯拉夫的部分领土，就连意大利扶植的阿尔巴尼亚傀儡政府也加入了瓜分的行列，但是南斯拉夫的大片领土和整个希腊还是处在德国或意大利的控制之下。接下来的状况混乱得一塌糊涂：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都有了自己的合作政府，不过只有克罗地亚的合作政府是真正独立的。

图3.5 德国在1941年4月征服南斯拉夫后，安特·帕维里奇（Ante Pavelic，左边人物）成了独立的克罗地亚的法西斯独裁者，与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von Ribbentrop）一起。

无论巴尔干半岛上是否有与德国结盟的政府，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士兵还是占领了巴尔干半岛的每一寸土地。新的政治边界与种族、宗教和语言的界线没有半点重合的地方。克罗地亚的法西斯组织，也就是所谓的乌斯塔沙统治下的国家里有数百万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曾经全境被匈牙利王国统治过的南斯拉夫，现在部分领土又被匈牙利再次吞并，这片土地上占绝对多数的是塞尔维亚人，另外还有其他非匈牙利民族的居民。而信仰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则不得不生活在好战的克罗地亚人建立的虔诚的天主教国家里。我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而正是这些因素导致巴尔干半岛上永无宁日和怨声载道。很快，反对占领军的起义爆发了，而每一次的起义背后还有种族和宗教的因素。一波又一波的起义终究演变成一场内战，虽然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占领者大多扮演了非常血腥的角色，但他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还只是次要的。

还有最后一个事端：共产党运动在南斯拉夫和希腊崛起，发展势头如火如荼。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击败了其他一切组织和党派，在希腊，如果不是代表希腊反共产主义势力的英国解放军在1944年介入，共产党十有八九也已经赢了。

在这种局势下，想要只当一个顺从者是几乎不可能的，谁要是想好生过自己的生活，简单服从命令，迟早会成为嫌犯，理由有很多，比如种族渊源，虽然有的是欲加之罪，再比如宗教归属或母语，但也可能是各种因素的综合。要想生存，必须要有所依附，一个群体或多个群体都好，还得在必要的时候拿起武器。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生活在南斯拉夫北部的匈牙利农民，在1918年之前一直都是匈牙利的臣民，之后成了南斯拉夫公民，到1941年又归匈牙利统治了。同一年，他向匈牙利宪兵举报说他的塞尔维亚裔邻居窝藏了一名形迹可疑、可能携带武器的人。你能说他是匈牙利爱国人士和守法公民，还是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民族的叛徒？事实上，这些都不是农民的动机，他告发邻居主要是因为他觊觎有钱邻居的土地、房子和牲畜。结果很有可能是这个农民的塞尔维亚裔邻居在1941年被匈牙利宪兵射杀，而农民在1945年被南斯拉夫游击队杀死。

如果一名塞尔维亚裔民族主义的游击队战士手上沾上了共产主义游击队员和德国士兵的鲜血，那他算一个合作者还是民族抵抗的英雄？如何评价希腊政客扬尼斯·梅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他同意在德国统治下担任希腊总理，据他后来称，他这么做是为了缓解饥荒，抗击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毫无疑问，根据传统的西方标准，扬尼斯是一个合作者，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在战争末期，英国解放者为了打败共产党，利用了扬尼斯创建的安全部队。那些生活在巴尔干半岛的人，他们为了活下去而杀人或被杀，这样的行为，在谈抵抗的章节之前，我想我们不宜过多品头论足。

说挪威首相维德孔·吉斯林是一个“吉斯林”，也就是卖国贼，是很合理的，他在为德国效力期间没有给挪威人带来半点好处。但是，如果要用同样的形容词来谴责为德国效力至1943年秋天的希腊前后三任总理，恐怕比较困难，意大利人以及在战后法庭上辩解的人说，希腊当时到了民族危亡的时刻，与占领者合作，总好过让自己的人民统统饿死，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有争议的地方在于，拉利斯和他的同僚没能改善希腊的局面。简言之，三位总理的追随者视他们为充满悲剧色彩的英雄，而更多批评家则认为他们是懦夫。

合作的问题，到了东欧就更是疑难杂症了，那里的侵略者和占领者不止一个，有心合作的人还要决定究竟为哪个占领者服务。有些人选择始终效力于一家，有些人根据局势权衡利弊，谁得势就效力谁，相较而言，后者的生存概率更高。但是也不能说得那么笃定，生存这档子事，更多靠运气，而不是靠奴性和阴谋这样的特殊天分。在东欧，战争，尤其是与苏联的战争，是全面的，无一幸免。

假战（Phony War）：1939年9月—1940年4月，英法虽然因为德国对波兰的入侵而宣战，可是两方并没有实际上的军事冲突。——译者注

1939—1940年的冬天，有些事情逐渐清晰，比如英国民众宁愿与苏联开战也不愿意与德国为敌，英国的确计划派远征军去援助芬兰人，但德国入侵挪威叫停了这个想法。

Joachim Fest, Hitler, translated by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Vintage Books, 1975), 646.

参阅L. de Jong, “The Dutch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the Allies, 1940–1945,” in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1939—45: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sistance Movements Held at Milan 26–29 March 1961 (Oxford: Pergamon Press,1964), 341。

共产国际是一个理论上的跨国组织，成员包括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政党，以及承认苏俄以及列宁、斯大林领导地位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总部位于莫斯科，1943年解散，以此来证明所有反法西斯人士的一条心。事实上，斯大林和苏联对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地位此后还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瓦隆人住在比利时南部及东南部接近法国处。——译者注

圣女贞德（La Pucelle，1412年1月6日—1431年5月30日）：法国的军事家，天主教圣人，被法国人视为民族英雄。在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中她带领法国军队对抗英军的入侵，最后被捕并被处决。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年10月9日—1935年7月12日）：法国犹太裔军官，1894年他被误判为叛国，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严重的冲突和争议。此后经过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事件终于在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德雷福斯也成为国家的英雄。

Jacques Sémelin, Unarmed Against Hitler: Civilian Resistance in Europe, 1939—1943, translated by Suzan Husserl-Kapit (Westport, CT: Praeger, 1993), 5.

不可思议的是，美国竟然能与“中立的”维希法国维持外交关系直至1942年5月，那都是德国及其盟友对美宣战很久以后了。

自由法国（Free French）：是在1940年6月，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防部次长夏尔·戴高乐在英国所建立的政体。在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时，戴高乐逃亡至英国，于6月18日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告法国人民书》的演说，号召法国人不要放弃希望，“法国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这标志了“自由法国”运动的开始。——译者注

过度急切地采取针对犹太人的行动，是德国盟友向希特勒表忠心的首要途径。比如，东欧的犹太人大屠杀最早就是从罗马尼亚占领的苏联领土上开始的，时值1941年6月。大约在同时，匈牙利当局驱赶了至少1.5万名“国籍有争议的”犹太人跨过乌克兰边境。德国占领当局抗议这种单边的行动，但是由于匈牙利人拒绝再次接受这些被驱逐的人，面临“人满为患”的困境，德国党卫军也找不到比杀死这一地区的犹太人更好的办法了。

关于“二战”时期海峡群岛的更多文献，参阅Madeleine Bunting, The Model Occupation: The Channel Islands Under German Rul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6); 以及K. M. Bachman, The Prey of an Eagle (Channel Islands: Guernsey Press, 1972)。后者是作者在德占时期的书信合集。

诺曼征服：指继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之后诺曼底人对英格兰的入侵和征服。——译者注

乌斯塔沙（Ustasha）：克罗地亚右翼组织，它统治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在1941年参加了轴心国集团。他们奉行纳粹/法西斯政策，最终在1945年被南斯拉夫人民军歼灭。1929年成立的时候，他们仅仅是一个搞恐怖活动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译者注

第四章

苏联入侵和东欧合作

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然攻打苏联，与他们协同作战的有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常规军以及来自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志愿军。这次战役被冠上了一个名号——对“无神论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差不多所有人，无论是敌是友，都预测这将是希特勒又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胜利。

德国行动代号“巴巴罗萨”，最初的阵容包括300万人以上的部队，5 000辆坦克，超过1万门大炮和3 000架飞机。

斯大林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来自四面八方的明确警告，一直是现代世界史上的一大谜团。几周之内，德军及其盟友俘虏了400万红军士兵，攻下了大约有7 500万居民的领土，而他们面对的敌人，至少在理论上，拥有更多训练有素的士兵、坦克、枪支和飞机，而且数量优势非常明显。

巴巴罗萨行动，是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一场战役，从而成为无数书籍和纪录片的主题。本书关注这场战役，主要是因为它开启了合作与抵抗的新篇章，其规模之大，西欧和北欧的国家无一能望其项背。巴巴罗萨行动所付出的代价和伤亡是超乎想象的，但这里不会系统讨论。正如我们所见，在英吉利海峡群岛，彼此恰当的配合让占领者和被占领者的生活不只是过得去而已。在巴尔干半岛和德占苏联土地上，试图顺从外国占领者不是什么可行的办法：生存概率最小的恰好就是那些想要勉强过活的人。

德军穿过苏联边界，对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和他们眼中的一切次等人痛下杀手，有些是因为接获清晰的命令，但更多的是出于单个士兵的坚定决心。在战斗中，德军及其盟友有组织地杀死了至少300万苏联战俘，手段包括饿死、枪毙和毒气。而苏联一方，斯大林宣布撤退和投降都是死罪。由于苏联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德军完全有理由肆意虐待和杀死战俘。当苏联终于提出要尊重公约的人道主义条款时，为时已晚，德国外交部根本不屑于回应。

俄罗斯的路况很糟糕。1941年夏天，德国坦克以条件允许的最快速度挺进，此时，就在德军前线的另一边，有数百万红军士兵留守。如果他们投降，可能会死在德军的俘虏营，如果他们去追赶已经迅速撤退的苏方阵线，正如后来很多士兵所面临的，会被多疑的当局处决。结果，大量迷茫的苏联士兵逃到了这一带无边无际的森林里，落草为寇，只为了活下去。很快，他们有了自己的名号“游击战”，其成员被宣扬为“反希特勒、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千千万万的游击队员后来被对手或敌军杀死，余下的人被愤怒的农民屠戮，因为这些农民可怜的一点粮食和牲畜都被他们征收了。显然，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没有人能做到“消极合作”，比如像英吉利海峡群岛的岛民那样。

历史学家都认同，如果德国纳粹表现得理智一些，数百万苏联人民可能会加入他们的阵营，那他们就会赢得这场战争。毕竟，德军一开始攻占的那部分苏联领土曾经是三个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曾经属于反共产主义的波兰、罗马尼亚或芬兰的土地。截至1941年，他们在苏联统治下生活了一两年，这段时间里，他们不仅忍受着彻彻底底的非法占领，还会因为身为一名贵族、军官、文职官员、教师、非东正教牧师、知识分子、商人、资产阶级或“富农”（被扣上富农的帽子）而受到迫害。由于这些人被捕或被驱逐到苏联偏远地区，波罗的海国家流失了一大部分社会阶层和职业人士，波兰东部数百万人被驱逐，其中大多数都是波兰人。在斯大林的明确指令下，大约2万名波兰现役和预备役军官（专业技术类，不着军服）在卡廷森林（Katyń）和苏联的其他地方被从后面爆头。他们当中有大约800名犹太裔波兰预备役军官。

夹在两大巨头之间

一直以来，西方很少有人愿意相信苏联文档所揭示的内容。文档显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数百万人被迫害、驱逐或杀害，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真实或推定的政治立场，或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出身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种族归属。从这个角度看，纳粹和苏联的行为也没什么区别，那些受害者，比如波兰的知识分子遭到了德国和苏联的大规模屠杀。

斯大林对少数民族的清洗始于1932年的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就算大饥荒不是因为斯大林残忍流放乌克兰富农造成的，那斯大林的指令也算是雪上加霜。饥饿与斑疹伤寒导致大约400万人死亡。苏联的清洗政策继续燃烧，1937年的大清洗（Great Terror）当中，政治警察［一开始叫契卡（Cheka），后来改名叫国家政党管理部（GPU/Stat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再后来又更名为人民委员内部事务部（NKVD/People’s Commissariat of Internal Affairs）］铲除了大部分苏维埃共产党领导人。另外，红军的中高层指挥官也被处决或押送到古拉格（苏维埃集中营的名字），这里就像一个国中之国。最终，苏联国内大量说波兰语、日语、中文和德语的居民被枪毙、驱逐或扣押。苏联清洗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写道，苏联境内有111 091名说波兰语的居民被处决，罪行是为波兰充当间谍，还有681 692人在大清洗中被判死刑，很少有历史学家能提供如此精确的数字，因而这个数字备受争议，不过所有专家都认同，真实数字也一定是骇人听闻的。这般厄运也轮番降临在其他少数民族身上，大多是在战时和战后，大批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苏联籍德国人、波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Crimean Tatars）、卡尔梅克人（Kalmyks）、车臣印古什人（Chechen-Ingush）和其他少数民族从自己的家乡被流放到东边的集中营，很多人在那里冻死了。这些驱逐之所以在历史上独一无二，是因为其中一些少数民族是全部通过家畜运输车厢押送到东边，连党委书记和授勋的战争英雄也不例外。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的消息传来，苏维埃政治警察屠杀了数千名乌克兰西部、前乌克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监禁犯人，结果当德国的装甲部队开进去的时候，看到的是监狱院子里成堆的尸体。现在，轮到当地人开始一场针对疑似共产党员的暴力狂欢了，甚至连犹太人也未能幸免。其实，德国人一开始只是想到那里拍一些大屠杀的照片而已。

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很多人都把德军当成救星和解放者，终于把他们等来了。德国最得力的宣传团队如法炮制，按照军队摄影师在海峡群岛的做法，拍下一些场景的照片，照片中，风尘仆仆的德国驾驶员正要向利沃夫和基辅挺进，穿民族服饰的乌克兰农妇给他们递上家常的面包和盐。

即使在苏联战俘中，包括一些将军在内的很多人也都愿意倒戈相向，把矛头指向斯大林。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德国纳粹党卫军和国防军指挥官曾经下令或至少默许了饿死大批苏联战俘的行为，现在又准备接纳其他苏联士兵成为他们的战友。更有甚者，在一些地区，俄罗斯平民还获准组织反苏维埃的游击队。不过，大部分的合作都带有民族的标签：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高加索人和一些亚洲人都是以民族为单位集合在一起，充当党卫军志愿者、武装民兵、警察、集中营守卫、低层级的行政人员、专业人士、工人和劳工，为德国人效力。德国对外国志愿者的政策反复无常，起初，党卫军只招募“北欧日耳曼民族”，或者说“雅利安人”，无论这个词指称什么吧。不过，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海因里希·希姆莱开始接纳各种国籍和“种族”，包括斯拉夫语系的和穆斯林。党卫军辖下有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波斯尼亚穆斯林、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瓦隆人和法国人分支、战斗旅、“军团”和营部，当中大部分人都身负历史英雄的名号。我们很难掌握这些团体的线索，因为这些组织更多是一时起意的结果，而非深思熟虑后成立的。就连所谓虔诚的犹太教卡拉派信徒（Karaite）也得以在纳粹党卫军效力，因为一名犹太教教士让希姆莱信服，卡拉派信徒其实在种族上应该属于土耳其人，而非犹太人。

图4.1 加入党卫军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志愿者在做礼拜。波斯尼亚圣刀队（HandscharDivision）是海因里希·希姆莱手底下第一支非日耳曼人、说斯拉夫语的部队，参与了反铁托主义共产党游击队的战争。

一支俄罗斯人的解放军也在德国国防军内部诞生，虽然名字和组成变来变去，但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战争尾声。苏联将领安德烈·弗拉索夫曾经在莫斯科附近击败过德军大部队，但是军功彪炳的他在被俘后自愿创建一支反共产党的俄罗斯军队，所以这支军队最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弗拉索夫军队。个别德国军官，其中有些是波罗的海德国人，提倡尽可能多地武装俄罗斯人来对抗布尔什维克，其他人被这个想法惊到，这些可是他们要消灭的人，或者至少要在胜利后遣送到乌拉尔山脉（Ural mountains）背后的人，怎么能把武器交到这些人手中。有一个人就热心提倡武装俄罗斯战俘的想法，他就是克劳斯·申克·冯·史陶芬贝格，德国抵抗运动的不朽英雄，他很早就推测，德国人与俄罗斯人或许可以合作铲除希特勒和斯大林。

有些苏联公民组成的部队后来变成了强盗和屠夫，比如乌克兰护卫队师（Ukrainian SS）的成员就醉心于屠杀犹太人和波兰人。其他的包括卡明斯基旅（Kaminski Brigade），其指挥官是一名前苏维埃工程师，因为帮助德国人血腥镇压1944年华沙的波兰人起义而恶名昭著。貌似后来他由德国人下令被行刑队枪决了。

很多苏联公民为德国效力，是不想因为斑疹伤寒或饥饿而死在战俘营，其实绝大多数苏联人可能都是这样想的，后来当局势逆转，德国清清楚楚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他们为了避免与同胞为敌，又重投苏联阵营。但是重返之路并不容易：苏联公民中曾为德国效力的人基本都被苏联政府枪决了。还记得前面说过吧，在斯大林的苏联，允许自己被敌军俘虏就是死罪。但是统共有超过100万苏联公民曾在德军中效力。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特拉维尼基（Trawniki）人，这些苏联战俘主动提出要帮党卫军在波兰为德国殖民者创造“生存空间”。数千名特拉维尼基人是在乌克兰西部受训的，他们在德国的严格监督下折磨和枪毙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用历史学家彼得·布莱克（Peter Black）的话说：“即使只部署最少的德国人员，这个计划也是可行的。特拉维尼基人充当了最终处决的马前卒，除此之外，在德国人意图构建的世界里需要执行者的角色，原型就是他们。”在德军里面有这么多非德国人，同时，在红军中有这么多非俄罗斯人，甚至非斯拉夫人，令这场战争别开生面。

这些是不是都算主动与敌人合作呢？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法庭是如何对待那些他们称之为合作者的人，那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大多数为德国效力的人只是为了生存，那答案就是否定的。不过有些情况还是很好下定论的，比如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Bronislav Kaminski），他在平民时期就主动组建一支作战旅，为德国人管理一整个区，这种情况，我们绝对可以说是合作。

在苏联境内，有些人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他们遇到的征服者不是德军，而是德国的某一个盟友，这就令情况变得更复杂。有些征服者，比如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并没有殖民的野心，他们的普通士兵甚至军官的动机，最多是来自对共产主义的憎恨。的确，西班牙蓝色师和意大利第八军的一些人偶尔还会试图去保护当地居民，让他们免遭德军荼毒。有些士兵是迫害犹太人的帮凶。另一方面，罗马尼亚人1941年6月攻打苏联，想要收复苏联一年前攫取的领土。罗马尼亚的殖民和再殖民政策让当地的犹太人和很多乌克兰人陷于水火，他们被控与苏联占领者合作。

在罗马尼亚占领的地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至少还获准为罗马尼亚当局效力，犹太人连机会都没有。事实上，在1941—1944年，罗马尼亚士兵和宪兵杀害了将近30万犹太平民。

至于欧洲的其他地方，大多要看占领势力想在这片土地上做什么了。一般来说，尽管德国人大肆宣传解放，其实他们根本不允许受过苏联统治的国家实现独立，自治也不行。

一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右倾政治家在1940年逃到德国，以躲避苏联的驱逐。一年后，他们随德国的坦克返回祖国，试图建立本土国家政权。但是任何与国家沾边的概念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被并入了一个更大的德占区，叫作东方总督辖区（Kommissariat Ostland），受一名德国纳粹行政长官管理，等待着某一天整个辖区都并入第三帝国。当地人的合作被愉快地接受了，政治平等则无从谈起。但是，熬过了苏联吞并时期的很多人还是很兴奋，就这样迎来了他们眼中的德国解放。就像我们所说的，当地反犹主义的人早在德军抵达之前就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每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纳粹党卫军分支。其中，有一些成了战功卓越的作战部队。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当局都大力与德国合作。最后，还有一个刺痛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就是，很多年轻人都自愿为集中营担任警卫，从而卷入了大屠杀。在技术层面上，如果没有这些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志愿者们，“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执行起来会低效得多。在更大范围上，我们必须换一种表述方式，正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荷兰、波兰和很多其他欧洲国家人民的帮助，才使得犹太人大屠杀最终成行。

最糟糕的地方：战时乌克兰

乌克兰的境况尤为悲惨，4000万有民族意识的居民几乎从来不知独立为何物，他们可能比任何其他的欧洲国民遭受的占领都要多。虽然“乌克兰”这个词早已有之，但普遍应用却是近期的事。在这个地区曾经有一些强大的地方公国，而中世纪早期的基辅罗斯公国的名字被俄罗斯沿用。不过，我们关心的是，在20世纪，乌克兰经历的无数政治变故深刻地影响了当地人的文化和政治。一战前，乌克兰土地分别处于奥匈帝国和沙俄的版图之内，在两次大战之间，又再次分裂，这次是被波兰和苏联瓜分。20世纪30年代，划入苏联版图的那部分乌克兰饱受饥荒和斯大林大清洗的摧残，正是像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这样的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了在乌克兰境内的大清洗工作，目的就是要清除所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哪怕只有蛛丝马迹且难以界定的嫌疑人也不放过。1939年，纳入波兰版图的乌克兰领土被苏联吞并，两年后，乌克兰东西部都被德军占领。

1941年6月，德国的新闻片里播放着金发碧眼的乌克兰农家少女向德军挥手的盛大场面。这还是德国人唾弃的斯拉夫劣等人吗？这样的场景把海因里希·希姆莱都搞糊涂了，他一直坚信，斯拉夫人，包括乌克兰人，永远都不可能看上去像北欧日耳曼民族或雅利安人。德国人本来有机会征服整个乌克兰民族，不过机会溜走了，因为他们拒绝解散集体农场。集体农场虽然遭人厌弃，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效率更高。德国人还没收了粮食和牲畜，来养活自己本国人民。他们把年轻的乌克兰人输送到德国农场和工厂劳作（事实上，还是有报酬的）。不过，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巨大的利好可以弥补惨痛的损失：正如捷克一样，德国的占领政策无形中开始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所以，那时乌克兰民兵和平民志愿者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德国人屠杀犹太人、波兰人以及一切真正和可疑的共产党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乌克兰人是一个爱国的民族，但是他们解读国家利益的方式多种多样，故而在德国占领期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1939—1941年，苏联红军吸纳了大批乌克兰年轻人，现在，他们与其他红军士兵命运相连，一同在前线浴血奋战，在战俘营忍饥挨饿，或是加入丛林里的游击队。其他乌克兰年轻人则是从一个火坑落入另一个火坑，加入了游击队的，不仅要对抗德国占领者，还要对抗共产党游击队。还有些人与当时占领了乌克兰大片土地的匈牙利部队合作，与共产党和苏联游击队对抗，但他们也会攻打德国士兵。而爱国的乌克兰游击队也因为思想、战术和政治路线的差异而各自为营。这一切的一切，就发生在红军和德军交替蹂躏乌克兰的时期，他们炸掉铁路和桥梁，烧毁房屋和粮仓，在井水中投毒，偷盗粮食和牲畜，埋下数百万地雷，驱逐平民百姓，轰炸城市，在废墟布下陷阱，运作集中营，就像蒂莫西·斯奈德写的那样，乌克兰，就是“血色大地”。

在乌克兰，谁才是真正的合作者？这个问题不像在挪威那么泾渭分明，抵抗者、合作者和占大多数的审慎旁观者之间都有清晰的界线。在乌克兰以及东欧、东南欧的大部分地区，旁观者的占比相对较少，立场处于两个极端的人情况就复杂了。不过，有些人还是很好区分的，比如，一个在纳粹占领者面前俯首称臣的乌克兰市长，和一个在交战中死于盖世太保枪下的大学生。有些情况界线则比较模糊，比如那些同时与德国和苏联占领者为敌的人。还有为数众多的乌克兰人，他们轮番袭击、抢劫甚至杀死德国人、苏联游击队员、犹太人、本地共产党、政治敌手和波兰农民，这些人又该如何评判？这就要看当时的情境，以及乌克兰人对祖国利益的解读了。如果只是从一般道德上来区分乌克兰人，那就要看他们是坚守了人类的尊严和同情心，还是表现得像一个最邪恶的罪犯。有些人，冒着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危险，藏匿犹太人，还有些人，为了一点微薄的报酬，就向德国当局告发犹太人及其庇护者。

接近冲突转折点

在乌克兰内部冲突肆虐之时，德军占领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快速向列宁格勒（Leningrad，今天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挺进。但是，他们遇到了苏军的顽强抵抗和秋天的泥泞，不得不放慢速度。由于希特勒一直信奉速战速决，到了1941年冬天，德军缺乏冬衣和装备，从很多战线撤了下来。德国士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明显削弱了。

1942年夏天，德军发起了另一轮重要且看似决定性的大规模攻势，这次的对象是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今天的伏尔加格勒），以及高加索山脉和巴库（Baku），巴库的油田是块肥肉。德国的地理版图正是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扩张的顶点。挪威最北端的港市哈默菲斯特（Hammerfest）上空，法国－西班牙交界处的比利牛斯山顶，被饥饿围困的列宁格勒四周，高加索山脉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上，都飘扬着纳粹党旗帜。德国，一个只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是怎样取得如此奇迹般的成功？各种解释层出不穷，有的说是因为最邪恶的政治理论——纳粹所激发的理想主义，有的说是因为元首的神奇领袖魅力，还有的说是德国士兵的英勇和奉献，不一而足。不过，德国取得如此炫目的成功，主要还应该归功于其他欧洲人，这些欧洲人宁愿投降，也不愿意与敌对的邻国携手对抗纳粹的袭击。更糟糕的是，斯大林相信，德国人不会攻击苏联。不过，也还是斯大林，有能力号召数百万人去捍卫祖国苏联。苏联红军的确阻挡了纳粹军队的猛攻，不过伤亡惨重，付出这样的代价，部分原因还是苏联强人领袖及其党羽的阴谋和猜忌。

希特勒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军事政治洞察力，成为无数书籍和文章的主题，当然，他犯下的错误，他手下将军的贪得无厌和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也不会被作者放过。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德国的胜利以及后来的衰落，只是历史学家会普遍忽视和不予理会这个因素。这就是希特勒的欧洲盟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纳粹的战争机器来说，他们一开始是如虎添翼，后来却是适得其反。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芬兰人是希特勒最重要的合作者，但他那些最头疼的问题和最惨痛的失败，其中一部分也是拜盟友所赐。

人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么多欧洲的独立国家——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在1940—1941年选择加入战争，与德国为伍。毕竟，他们一定也明白，如果希特勒获胜，德国会在欧洲建立绝对霸权。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害怕德国的侵犯，敌对国家间竞相争取德国的青睐，急于在争夺土地的时候不落于人后，尊重德国优秀的才智和技术等等。同时，他们还抱持着一些共同的信念：反犹主义、憎恨苏维埃共产主义、对纳粹党某种思想的狂热以及期望一个统一的欧洲，哪怕是在德国纳粹的霸权统治下也可以。我们已经了解，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能独立，正是得益于德国入侵了它们原来所属的国家。斯洛伐克以前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部分，1939年宣布独立，约瑟夫·蒂索神父（Father Jozef Tiso）任政府总理。克罗地亚曾经是南斯拉夫王国的一部分，1941年4月在安特·帕维里奇（Ante Pavelic）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国家。几个月后，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都加入了战争，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第三帝国崩塌，他们的独立也就告终了。芬兰在1941年6月加入战争，主要是为了夺回在冬季战争中被苏联攫取的土地。最终，所有这些国家都被经济需求所驱动：切断了与其他市场的联系后，他们感到别无选择，只能与德国站在一队。

为什么法西斯的意大利会在1939年的钢铁协议（Pact of Steel）中与纳粹德国缔结尽可能密切的盟友关系呢？诚然，贝尼托·墨索里尼狂妄自大，他渴望相对贫穷和欠发达的意大利能在战略和经济上与纳粹德国平起平坐，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但是，墨索里尼不是反犹主义的，追溯到1915年，他还是一名社会党机关报的记者时，还曾叫嚣着要求自己的国家向日耳曼敌人、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开战。要解释意大利的窘境，答案就是墨索里尼及其同僚们被德国成功的光环照得头晕目眩。

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一一列举每个国家加入德国阵营的可能原因，但我们可以试着总结出一些规律，看看这些盟国后来的结局。我们会一边分析一边向前推移，一直到1945年，以这种方式来更加全面地讨论战时国家层面（与个人或团体相对）的合作现象。

在意大利（1940年）和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都是在1941年）站在德国一方参战前，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伟大的西方民主能保护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他们失去了对民主、议会体系和多党选举制的信念——前提是他们曾经有过。当欧洲国家普遍摒弃自由贸易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时，有三个国家率先建立了专制政权。唯一例外的就是芬兰，这里需要再强调一下，芬兰从来没有正式与纳粹德国结盟，却是对苏联战役的战时友国。整个战争期间，芬兰的多党议会制度都在良好运作。除了一两个小国外，德国的盟友都不算是纳粹党那种绝对的独裁体制。

希特勒在1933年执掌德国，在此之前，意大利近十年来一直是个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国家。但是，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三世拥有足够的宪法授权，在1943年罢黜贝尼托·墨索里尼，把墨索里尼从国家领袖和总理的位子上拉了下来，但在那之后，局势明了了，意大利已经输掉了战争。

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保留了“一战”前自由时代的一个像样的议会和一些各持立场的政党，从极右翼到温和中间偏左的党派。而共产党长久以来都是被禁的。当然，在这三个国家，执政党都极力确保不会输掉选举。和意大利一样，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最高权威还是掌握在国王手中，而匈牙利的统治者叫作摄政王。三国元首偶尔会罢免一般意义上更有权力的总理，总的来说，这就在统治者、政府和议会之间留下一些回旋的余地。

至于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这两个国家都是拜德国所赐，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从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的废墟中建立起来。两国都是右翼政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不过在斯洛伐克，执政党法西斯党与所谓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有时候会因为分歧而争论不休。

德国的这帮盟友总是雄心勃勃，但从不值得完全信赖，还一直争吵不休，现在是时候来研究一下这些盟友的政策了。

除了美军和英军保存的数据外，关于“二战”战役的兵力、伤亡、物资缴获或损失的数据都有明显前后不符的地方，有时候纯粹是猜测。在东边战线尤其如此，想做到准确记录是很难的，而且作战各方会伪造数据，以达到宣传造势的目的。我们没有参与对苏首轮袭击的德军士兵和战备物资的准确数据。

《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在瑞士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的总称。——译者注

乌克兰大饥荒：是1932—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大饥荒。据估计，大约有240万—750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事件。当代学者大多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行动，因此当地也称为“饥荒种族清洗”。历史学家认为苏联政府在这次大饥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大饥荒的后果更加惨重。——译者注

流放乌克兰富农：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译者注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103, 107. 另参见Robert Conquest, The Nation Killers: 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70);如果想了解概况，参见Lyman H. Legters, “Soviet Deportation of Whole Nations,” in Encyclopedia of Genocide, edited by Israel V. Charny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1999), 2:521–523。

克劳斯·申克·冯·史陶芬贝格（Claus Count von Stauenberg）：纳粹德国陆军上校，他在1944年7月20日密谋案的行动中是主要执行人物之一。他与汉斯·奥斯特和亨宁·冯·特雷斯寇密谋刺杀希特勒，并把纳粹党清除出政府。他是国防军内的抵抗组织核心人员。——译者注

Peter Black, “Foot Soldier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Trawniki Training Camp and Operation Reinhard,”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5, no. 1 (2011): 45.

作者清楚记得，身穿德国军服的亚裔士兵，在匈牙利骑着矮小的蒙古马，驱赶他们前面瘦骨嶙峋的红军俘虏。有一次，他亲眼看见苏联俘虏和国防军卫兵说着同样的亚洲语言，国防军军官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基辅罗斯（Kievan Rus）：是880年至12世纪中叶的一个以基辅为首都、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早期国家。基辅罗斯的正式名称为罗斯，俗称“罗斯之地”，罗斯是维京人的后裔。基辅罗斯这一名称是19世纪俄罗斯史学界为了表明这一时期国家中心位于基辅而创造的。

第五章

德国的一众盟友

——福佑还是诅咒？

本章要探讨的问题是德国如何对待欧洲盟友，欧洲盟友又以何种姿态回应，欧洲盟友之间又是如何相处的。我的观点是，正如大多数报刊文章和一些历史研究文献所称，意大利、芬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远非德国希特勒的傀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命运由自己主宰。此外，这些盟友还启发了被德国打败和占领的若干国家，他们当时的目标就是在希特勒的欧洲保住自己的主权地位，这恰恰就是德国盟友所享有的待遇。结果，像捷克保护国、丹麦和法国这些被德国打败占领的国家，与德国的盟友之间，往往变得很难区分。德国的正式盟友，甚至包括一些被占领的国家，在整场战争中都维持着一定程度的独立，从而能够严格控制国内极右翼的亲纳粹反对派。还有，他们会自主决定如何处理“犹太人问题”，德国人对“最终解决方案”的执着成了他们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基本上也能决定与亲德邻国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德国纳粹形同被架空。换句话说，德国在欧洲推行的政策，往往都是本末倒置。

被占领的波兰、荷兰、比利时、塞尔维亚、希腊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就没那么幸运了，有的只获准成立一个傀儡的国民政府，比如德占的塞尔维亚和希腊，有的连国民政府都不允许存在。

关于德国的正式盟友，我们可以简略总结出以下四个观点：首先，德国的同盟体系模糊混乱，可以进行多种解读；第二，德国盟友的独立性，给了他们自主的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的领袖和公民要为自身所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负责；第三，德国很多盟友彼此敌对的程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第四，德国的盟友把战争当作有利的工具，来剔除国内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换言之，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了某种形式的种族清洗。

在更加详细地探讨这些混乱的关系之前，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看看大事记，以此来区分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在第一个阶段，人们普遍相信德国会获胜，所以必须好好巴结元首，在此情形下，同盟体系逐渐成形。第二个阶段始于1942年秋末冬初，以阿拉曼（El Alamein）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起点，一直持续到1944年夏天，在这段时期，德国的每一个盟友，除了克罗地亚，都开始试探性地接触德国的敌人，认为德国最终会投降。意大利国王甚至在1943年夏末试图加入英美同盟，不过半途而废了。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始于1944年夏末，这段时期，罗马尼亚、芬兰和保加利亚改弦易辙，匈牙利领导人拒绝向同盟国投降，挂着德国最后盟友的身份直至战争结束。同时，法西斯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分别重新投入前祖国的怀抱——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成了获胜方“反法西斯”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第一个观点而言，“德国盟友”这个概念着实让人困惑，“一战”的时候，轴心国由四个明确的君主政体的主权国家组成（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二战”时期纳粹的同盟体系更大，却更模糊。究竟谁才是德国在欧洲真正的盟友？通常，我们会把两个国际协定视为纳粹同盟体系的基础，其中一个是《反共产国际协定》，旨在结成在德国领导下的反苏维埃共产主义大联盟，德国和日本在1936年最先签署，另外一个就是1940年的《三国同盟条约》。问题就在于，有两个重要国家都没有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其一是克罗地亚，德国在巴尔干半岛最坚定的盟友，另一个是芬兰，德国在攻打苏联的战争中第二重要的伙伴。的确，克罗地亚和芬兰都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我们发现，缔约国还包括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丹麦以及中立国西班牙，这就让协定的政治和外交价值有待商榷。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指出的，真正让《反共产国际协定》变得可笑的是，协定的目标国家苏联，到1941年6月为止都还是纳粹德国的主要盟友。

大家也可以争辩说丹麦和西班牙是德国事实上的盟友：丹麦为德国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工业品和农产品，在德军需要休整的时候，是一个备受青睐的安全港，而西班牙为俄罗斯战场输送了一整个军团（叫作蓝色师），与德军并肩作战。就此而言，中立的西班牙比正式盟友保加利亚对第三帝国更有用，保加利亚拒绝派遣军队参加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甚至都不愿意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而法西斯的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内乱，迫使德国不得不军事介入，数千名德国士兵在此殒命，所以更进一步说，我们可能会忖度，在德国的战局里，西班牙、丹麦、维希法国、比利时、荷兰、捷克保护国甚至瑞士和瑞典不是比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这样的正式盟友更有用吗？而德国最重要的同盟——法西斯意大利对德国的作用又有多大？在德国领导人眼中，意大利日益成为不堪忍受的包袱。

还有乌克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与塞尔维亚、希腊和捷克保护国不同，他们没有获准建立德国统治下的政府，但是，在这四个国家，一大部分人都积极支持德国的战争行动。他们派遣了那么多年轻人到德国军队，组建起若干个纳粹党卫军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分支。为什么不把他们列入德国盟友的行列？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承认，德国的同盟体系复杂、随意和混乱。因此，历史学家只承认那些与第三帝国缔结同盟协定的国家是德国盟友，也就是意大利、芬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无疑也是对的。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比起其中一些正式盟友，其他一些国家给纳粹领导人提供的帮助更有价值，制造的麻烦更少。

第二个问题是，德国盟友是否拥有足够的行动自由，而不只是扮演德国政策的附庸。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这些国家在面对一些根本问题时，比如是否要与德国结盟，是否以及何时加入希特勒的阵营参战，为纳粹的作战行动提供多少帮助，是否可以全权决定。一次又一次，纳粹的盟友政府都是自行做出决定的，而不是由德国代劳。比如，1941年6月，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在几乎没有德国鞭策的情况下决定加入了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据历史学家彼得·戈斯托尼所说，意大利决定欣然参加，“是因为墨索里尼那狂妄自大的心愿，他想在德国已经确立地位的所有地方寻找存在感”。而其他国家是因为担心自己的邻国会先一步参战，从而率先分享到德国胜利的果实。尤其是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这几个国家参战的时候彼此虎视眈眈。

与德国结盟的这些国家具有独立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在某些节点上，他们还能限制甚至停止对战争的投入。1941年，只有芬兰和罗马尼亚派遣了大量军队到前线，1942年，匈牙利、意大利、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也给出重大助力，但是在1942年冬天斯大林格勒战役大败后，这些国家从前线把大大折损的作战部队几乎全部撤了回来，只有芬兰和罗马尼亚的参战部队基本保持不变。德国最高指挥部对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都出奇地没什么影响力。德国将军们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只好自我安慰，这些盟友其实也没什么用。但是，人们可能会问，那为什么1942年德国坚持要求盟友投入更多部队到前线，为什么将军们给盟友部队分配的战线那么长，让他们就拿着那些可怜的武器去防御？我们还应当记得，盟友保加利亚，曾经在“一战”中因为英勇作战享有盛誉，结果拒绝派遣一兵一卒到俄罗斯战线。

德国盟友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独立性，其中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1944年8月和9月较轻松地退出了战争。比如，在罗马尼亚的迈克尔国王向苏联投降后，德国试图找一个罗马尼亚的将军来成立反对派政府，却以失败告终。事实上，罗马尼亚、芬兰和保加利亚军队在任何一天都愿意改弦易辙，掉头攻打他们的盟友德国。

图5.1 1941年3月，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与希特勒出席保加利亚加入亲纳粹的《三国同盟条约》签约仪式。背景中的人物：中间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博尔曼（MartinBormann），是个很有权力的人，右边是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是德国军队的二号头目。

德国盟友和“最终解决”方案

德国人把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视为对盟友忠诚度的终极考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盟友却有足够的自主权，决定在多大程度上配合纳粹实施这个方案。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是受到迫害还是得到包容，是得以生存还是惨遭杀害，并不以德国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在于各国政客如何判断本国利益。因此，保加利亚从未屈从于德国的压力，他们拒绝交出本国的犹太人。但是，保加利亚政府却把自己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占领的省份内的犹太人移交给德国设立的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Treblinka death camp）。在罗马尼亚占领的布科维纳（Bukovina）北部、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nistria）和敖德萨（Odessa），罗马尼亚人自己展开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但是他们却拒绝把本国的瓦拉其亚省（Walachia）、摩尔达维亚省（Moldavia）和特兰西瓦尼亚省（Transylvania）南部的犹太人交给德国人。斯洛伐克在1942年把本国8.9万犹太人中的5.8万人驱逐到德国在波兰建立的毒气室，但后来政策有变，他们拒绝交出余下的犹太人。但是，1944年斯洛伐克的反纳粹起义被镇压后，德国人和他们的斯洛伐克帮手又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合计下来，每五个斯洛伐克犹太人中，差不多有四个是在大屠杀中遇难的。

1943年夏末，墨索里尼政府倒台，在那之后，德国人才能在意大利抓捕犹太人，即便在那个时候，地方政府、牧师、修女和普罗大众也成功藏匿了大部分犹太人。还有，在墨索里尼当权时期，意军也极力保护了法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被意大利占领地区的犹太难民。

回顾过去，我们着实感到惊讶，在“犹太人问题”上，德国与其盟友对阵叫板时竟会弱下来。德国诸多盟友的犹太裔公民中，有些生活在德国境内，他们的遭遇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1943年，迫于德国的外交压力，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政府同意把生活在德意志帝国境内的本国犹太公民驱逐到东部，没过多久，阿道夫·艾希曼把这些犹太人送到了死亡集中营。但是意大利和匈牙利就明确禁止了这一行动，但另一边，这两个国家在国内却都采取了强硬的反犹措施。他们的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独立性，昭告天下，他们不是希特勒的牵线木偶。其中，意大利外交官尤其因为努力寻回和拯救“意外”被驱逐的犹太裔意大利人而闻名于世。他们从不满足于德国给出的常规解释，例如他们询问的家庭已经“迁走了”或者“离开的时候没有留下转寄地址”。当然，因为这些人已经遭毒气杀害，谁也没有再次出现。不幸的是，随着意大利在1943年9月投降后，覆盖到定居德国的犹太裔意大利人的保护行动告一段落，而在德军于1944年3月占领匈牙利后，居住在德国的犹太裔匈牙利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事实上，希特勒下令以预防为目的入侵匈牙利，并直接介入匈牙利境内的“犹太人问题解决方案”，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希特勒担心匈牙利已经受到犹太人的影响。

尽管有非常严厉的反犹太立法，在德国入侵时期，匈牙利的80万犹太人中（包括10万基督徒在种族上被法律判定为犹太人），大部分人的生活条件和以前差不多。此后，匈牙利当局集合了40万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到奥斯维辛的死亡坟墓。但是，1944年7月，摄政王霍尔蒂·米克洛什上将暂停驱逐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以及在匈牙利军队做工的犹太人。的确，阿道夫·艾希曼想方设法从匈牙利又偷运了两火车的犹太人到奥斯维辛，但那时他接到命令离开了匈牙利，直到10月才返回匈牙利，一场党卫军领导的军事政变刚刚推翻了霍尔蒂政府。随后，以萨拉希·费伦茨（Szálasi Ferenc）为首的箭十字党被扶植上台。在艾希曼的指导下，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的行动又再次启动，但是很快箭十字党就下令在布达佩斯建两个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箭十字党政权妄想获得一些中立国的外交认可，公然反抗艾希曼——但可能反抗的并不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希姆莱当时正在努力与同盟国达成私下协定。总而言之，大约12.5万匈牙利犹太人在布达佩斯活下来了，其他地方甚至更多。

在整个战争期间，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彼此都虎视眈眈，常常抱怨对方在对待犹太人方面要么太过温和，要么太过严厉。他们还要预测谁能赢得战争，以及英美是否非常在意犹太人问题，会在战后惩罚犹太人迫害者。如我们所知，直到1944年6月，伦敦和华盛顿那边才迟迟传来一些信号。对于匈牙利乡村的犹太人来说，为时已晚，不过罗斯福、教宗庇护七世（Pope Pius XII）和瑞典国王的警告就算没能拯救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性命，也至少拖延了时日。

总之，德国的盟友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犹太人问题，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能看出残忍与仁慈的交错，混合着犬儒主义和偶尔的人道主义考量，以及他们对彰显国家主权的渴望。

德国盟友享有独立性还有更进一步的证明：他们倾向于从墨索里尼那里得到启示，不仅是犹太人问题，还包括其他问题。当意大利土崩瓦解，其他盟友便失去了除德国以外的唯一灯塔。

希特勒的这些盟友别无选择，只能与德国做交易，从而争取到在军事和政治问题上行动自如。还有，至少在德国人还能提供报酬的情况下，他们自身的繁荣也有赖于为德国生产商品以及彼此之间的贸易。

相互嫉妒和猜忌

大多与德国结盟的国家政府主要担心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的过程以及结果会如何影响他们与邻国的关系。在采取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措施时，德国这些盟友都要先权衡与邻国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是要保住、攫取或者夺回领土，下一步就是除掉国内的少数民族或是削掉他们的政治权利。如此一来，德国头疼的事情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德国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持盟友间的秩序，确保他们能提供经济援助，最好还有军事援助，在各地扶持已经颇具规模的保守精英，而不是难以驾驭的极端右翼势力。只有在无人可用的时候，极端右翼势力才会被起用，这种事发生在1943年秋天的意大利和1944年10月的匈牙利。

在盟友发生纠纷时，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直到1943年秋天）试图扮演不偏不倚的仲裁者：见证1940年8月的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裁决，根据这次裁决，罗马尼亚将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半割让给匈牙利，并且尽量按照种族界线来划分。当然，新的边界比1920年的《特里亚农条约》（Treaty of Trianon）以及此后1946年巴黎和会再次划定的边界线都要更合理。我们还得考虑到，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在划分特兰瓦西亚德时相互厌恶，德意军事委员会在仲裁裁决中屡屡受挫。正如历史学家霍莉·凯斯（Holly Case）所论证的，“德意军官委员会”在对阵这两个国家的激进派政府时几乎是力不从心。

在独立的克罗地亚，德国军事全权代表、前奥匈帝国将军埃德蒙·格莱泽·霍斯特瑙博士（Edmund Glaise-Horstenau）以及当地的党卫军代表都抱怨说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对邻国塞尔维亚东正教会杀气腾腾，只是抱怨也是枉然。

我不知道，除了轴心国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同盟体系吸收过如此多相互敌对的盟友。诚然，这一表述不适用于芬兰，芬兰周边没有德国盟友。盟友相互对峙的局面发生在中东欧和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就曾觊觎罗马尼亚、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多个省份，现在都收入囊中，这些领土全都是保加利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协议中丢失的。在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方，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科索沃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则是陷入一场多边内战。1941年的外国入侵让他们骤然陷入武装冲突，在那之后，民族斗争因为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占领军的存在变得更加复杂，最终为其画上句点的不是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而是铁托（Tito）率领的超越民族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至少在巴尔干半岛，并非所有的交战方都是德国的正式盟友，而在中欧，互为敌人的三个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都是德国的正式盟友。这里有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部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Count Galeazzo Ciano）记录的典型轶事。在他著名的日记中，他写下了1942年5月11日，也就是匈牙利对美国宣战后不久的事情：

匈牙利人的局促不安通过一个小故事就可以体会，这个故事传遍了布达佩斯。匈牙利总理对美国宣战，但接收信息的（美国）官员不是很了解欧洲的情况，故而问了几个问题。他问：

“匈牙利是一个共和国吗？”

“不，它是一个王国。”

“那你们有一个国王。”

“不，我们有一个上将。”

“那你们有一支舰队。”

“不，我们不临海。”

“那你们有什么声索吗？”

“有的。”

“针对美国的？”

“不是。”

“针对英国？”

“不是。”

“针对俄罗斯？”

……

“那你们的主张究竟是针对谁？”

“罗马尼亚。”

“那你们会对罗马尼亚宣战吗？”

“不，先生。我们是盟友。”

自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在1921年结成所谓的小协约国（Little Entente）联盟以来，这三国主要担忧的就是如何保住他们从修正主义的匈牙利新夺取的土地。起初，缔约国并没有把德国放在眼里，但是随着希特勒上台，小协约国逐渐瓦解。1939年3月，斯洛伐克在德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对于德国曾经支持匈牙利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斯洛伐克南部领土，一股怨气在慢慢滋长。同月，匈牙利在打败了当地鲁塞尼亚人后，又是在德国应许之下，再次吞并了鲁塞尼亚（Ruthenia），或者称喀尔巴阡山鲁塞尼亚（Subcarpathian Rus），从而切断了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于斯洛伐克来说，更糟糕的是，现在匈牙利和波兰成为接壤的国家。一年半后，匈牙利取得外交上的巨大成功，说服了德国和意大利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返还给他们。

当匈牙利在克鲁日（Cluj，匈牙利语为Kolozsvár；德语为Klausenburg；特兰瓦西尼亚公国历史上的首都）设立政府机构，苏联又在德国首肯下占领了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布科维纳（Bukovina），这一切都让罗马尼亚人有理由去憎恨纳粹德国的敌对行为。但是，由于传统上的罗马尼亚保护者法国已经战败沦陷，罗马尼亚人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德国联盟，事实证明，在现代欧洲，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地缘政治上的庇护者，自然会去寻找一个新的。

不到一年后，1941年3月，小协约国的最后一根纽带也断了，南斯拉夫先加入了《三国同盟条约》，后又背弃承诺，盛怒之下，希特勒对这个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4月，匈牙利与德军一道攻打南斯拉夫，又收复了“一战”中丢失的一些领土。到1941年6月，当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都站到德国一边参战，小协约国的三个后继国家对匈牙利和这个区域的其他部分提出领土声索。同时，对于1918年以前匈牙利帝国所拥有的大片地区被强取豪夺，匈牙利人仍然觉得如鲠在喉，痛心不已。简而言之，对于匈牙利及其邻国来说，在这个旷日持久的多边斗争中，德国的和平构想（Pax Germanica）只能带来短期的平静。

想想德国的盟友互不对付，也是很有趣的。例如，1939年3月，匈牙利部队开进斯洛伐克，逼迫斯洛伐克割让一小部分领土。大约在同时，斯洛伐克与匈牙利的战机在空中交火，还轰炸对方的国土。同年9月，匈牙利政府拒绝允许德国和斯洛伐克使用匈牙利铁路运输部队去攻打波兰。典型的做法是，匈牙利可以允许德国人（但不会允许斯洛伐克人）取道，但交换条件是德国为匈牙利军队攻打罗马尼亚提供外交上的支持。匈牙利人怎么会以为他们能战胜几倍于自己的罗马尼亚军队，至今成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二战”过程中，罗马尼亚政府和匈牙利政府都随时准备好攻打对方。

1940年8月，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裁决后，匈牙利部队占领了特兰瓦西尼亚北部。看起来是当地的匈牙利指挥官先挑起了与罗马尼亚游击队之间的冲突，好把这次卷土重来变成一场英雄传奇。一年后，当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部队在德国集团军群中一起向布尔什维克敌人挺进，这两国部队在他们接壤的边界上爆发了冲突。

在对苏联的战争中，德国最高指挥部的一个主要担忧就是如何把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分开，这个任务尤为艰难，出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都集聚在德国南方集团军群中。1942—1943年冬天，在顿河（Don River）上，匈牙利第二军和罗马尼亚第三军之间只隔着意大利第八军。因为这两个盟友已经明确表示，任何合作，哪怕只是会面，都是绝无可能的。一年后，因为匈牙利政府秘密筹划退出战争，或许也没那么机密，希特勒计划军事占领匈牙利，扬·安东内斯库元帅（Marshal Ion Antonescu）提出支援德国100万罗马尼亚士兵。元首拒绝接受援助，因为他只是想改变匈牙利领导层，却不想与匈牙利军队和人民为敌。他的计划在1944年3月取得了显著成功。罗马尼亚士兵的确进驻了布达佩斯，但不是在1944年3月，而是在1945年1月，那时他们的身份不是德国盟友，而是苏联盟友。

在战争最集中的那些年月里，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互相谴责对方肆意抢劫、政治腐败和虐待平民。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指责匈牙利在占领区与当地反纳粹和反苏维埃的乌克兰游击队达成妥协，还与波兰人和犹太人勾结。

虽然所有人都强烈抱怨从顿河地区仓皇撤军的时候遭到德军虐待，但1942—1943年冬天的这场溃败终究没能把这些盟友团结起来。当时不断有人汇报，在他们撤退过程中，虽然温度降到零下，德国人却夺取盟友的马车，把伤兵扔到雪中，把士兵从夜晚的营帐驱逐到凄凉的农舍，有人不从就立即枪毙。一些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和斯洛伐克士兵试图攀上德国人的卡车，手指都被碾碎了。据悉他们还与德国人交火了，但是没有迹象表明盟友们团结起来对抗德国士兵的残暴行径。

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退出战争，这一转折性的事件比斯大林格勒战败对德国打击更大。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虽然德国的人员和装备损失惨重，但其东部战线并没有崩溃，而罗马尼亚对希特勒倒戈相向，却让德国东南方集团军群土崩瓦解，而苏联军队乘机占领了巴尔干半岛。

到了1944年，德国越来越力不从心，有一个明显的迹象：早在8月23日这个大日子前，罗马尼亚将军就无视德国人的指令，而德国最高指挥部却对此无能为力。实际上，早在罗马尼亚向苏联投诚之前，罗马尼亚部队就在循序渐进地把自己从德国集团军群中摘出来。

在那个节点上，罗马尼亚的投降看似并非匈牙利最高指挥部的十足灾难，而是一个黄金机遇，匈牙利可以借此重新征服特兰瓦西尼亚南部，把匈牙利国旗插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另一个山脊上。当红军从比萨拉比亚开始全速前进，穿过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直抵喀尔巴阡山脉，罗马尼亚军队重整旗鼓，此时两支匈牙利军队挺进特兰瓦西尼亚南部的一些城市，在那里建立军事管理机构，强令犹太人佩戴黄星布。强迫犹太人集中居住的事项也即刻启动了。可是匈牙利人很不幸，红军军团几天内就抵达了特兰瓦尼西亚南部，匈牙利人不得不退守到1920年割让后剩余的那部分领土（《特里亚农条约》中划定的），而苏联和罗马尼亚的部队紧随其后。到了12月，苏联人和罗马尼亚人包围了匈牙利首都。当初没有和罗马尼亚一起变换阵营，匈牙利人错失了最后的机会，国家几乎毁于一旦。旧仇宿怨阻止了这两个所谓盟国走向合作之路。

总而言之，德国联盟的成员结局各不相同。芬兰人加入了巴巴罗萨行动，最后一无所得，事实上，这次他们被迫割让给苏联的领土比1939—1940年冬季战争后的还要多，他们的外交政策还得受制于苏联。不过，至少芬兰国内逃过了布尔什维克化。

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把参战当作一次主权上的练兵。而对他们格外有利的是，战后，他们又分别被重新并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从而逃过了战时行为应受的惩罚。最终，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实现了国家目标，摆脱了德意志和犹太同胞，还顺便“继承”了他们的财产。斯洛伐克只剩下少数如惊弓之鸟的匈牙利人，相对而言，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问题就严重多了，20世纪90年代，还引发了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不过，在民族主义者眼中，重要的是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都自由了，他们的绝大多数居民都分别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

至于保加利亚，虽有国王和政客运筹帷幄，却没能逃脱战争的蹂躏。美国轰炸机一遍遍摧毁保加利亚的首都，1944年9月，苏联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对保加利亚宣战，此后，这个国家经历了军事占领、共产党夺权和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政治叛乱。保加利亚还不得不对德宣战，他们没有时间为过去悲伤。10万保加利亚第一军的士兵一路打到中欧，伤亡惨重，而在接下来的和平协议中，保加利亚还被迫答应割让领土。

罗马尼亚改弦易辙加速了“二战”欧洲战场的局势发展，战争提前几个月结束，但罗马尼亚还是付出了50万人的代价，其中三分之二死在与德国并肩作战的时候，还有三分之一死在与德军为敌的战场上。1946年，和平协议签署，罗马尼亚拿回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但没能收回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随后，这个国家还笼罩在最残忍的独裁统治的阴影下。最终，罗马尼亚也没有变成单一民族的国家，因为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做法不同，它没有驱逐德意志少数民族，也因为这个国家还留有超过150万匈牙利人和很多人数较为稀少的民族。

两场世界大战最大的输家就是匈牙利。德国联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比匈牙利更悲惨的恐怕也只有波兰、俄罗斯和德国了，而且匈牙利还不得保留其在1938—1941年收复的任何土地。反之，战争结束的时候，匈牙利被迫割让了更多领土给捷克斯洛伐克——又一次违反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还有，匈牙利在战时屠杀了成千上万已经基本同化的犹太人，以及在战后驱逐了超过20万基本同化了的德国人，貌似也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任何好处。诚然，匈牙利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个收获，因为民族多样性被终结。然而，现实是，这个国家因为失去了两个最有活力的少数民族而受到重创。

东欧人试图同化或驱逐少数民族的传统和民族主义一样古老。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宗教歧视，加上犹太人全然没有外国庇护者，自身又有信靠、顺服当局的传统，犹太人比其他群体遭受的打击更大。在文化和宗教上，犹太人都是“异类”，但仍有很多犹太人在别人艳羡嫉妒的眼光中发家致富、功成名就。在与德国结盟的国家中，从数量和比例上来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犹太人都要多过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芬兰就少得可怜了。1918年之后，从人口统计上来看，犹太人的存在对东欧新的国家是个严峻的问题，因为犹太人一旦被某个民族同化，就会改变这个国家的民族平衡，这样的改变对新的主要民族有利还是有弊，就要依情况而定了。在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犹太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融入主要民族，要么宣布自己就是犹太民族。但是无论犹太人做出何种选择，在反犹的圈子里，无论是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还是匈牙利人，都普遍认为犹太人是叛徒。在特兰西瓦尼亚，身兼匈牙利人和犹太人双重身份，让他们承担的危险加倍。至于比萨拉比亚，这个地方1940年被苏联占领，1941年又被罗马尼亚夺回，那里的犹太人也承担着双重危险，因为在别人眼中，他们还有一重身份——对苏联友好的共产主义者。罗马尼亚士兵和宪兵就拿着这个虚伪的正当理由对比萨拉比亚和其他曾被苏联占领的罗马尼亚省份内的犹太人大开杀戒。而匈牙利当局曾经因为把特兰瓦西尼亚北部的犹太人送到奥斯维辛受到良心上的谴责，现在也因此而解脱。还有一个意外的结果就是，每送一名犹太裔匈牙利人到死亡集中营，就意味着在这片即将再次成为罗马尼亚省份的土地上就少了一个匈牙利人。

无论是与德国结盟还是被德国打败的国家，都普遍实施种族清洗政策，而意图灭绝犹太人还只是第一步。海因里希·希姆莱曾不知廉耻地说过，是时候“清除人民中间的残渣余孽了（völkische Flurbereinigung）”。

当然，实施种族清洗的不光是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东欧的纳粹受害者，比如波兰人和捷克人最终也清除了犹太人和所有说德语的少数民族。爱德华·贝奈斯总统流亡伦敦的时候就宣布：“因为我们新的共和国会成为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所以我们正在准备一个针对本国内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这个惨无人道的种族主义方案居然在波茨坦得到所有列强的认可。在战后的岁月里，总计多达1 300万说德语的人或逃离，或被驱逐，或被杀害。结果，今天的东欧不仅没有什么犹太人，也没有什么说德语的人。除此之外，数百万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也背井离乡，被流放到其他地方。总而言之，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似乎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而种族清洗的后果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图5.2 前奥匈帝国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1920—1944年担任匈牙利摄政王，在布达皇宫附近现身圣史蒂芬（St. Stephen）年度游行。

希特勒的“强人”盟友

希特勒的盟友中，谁是领头羊？事实上，我们会画出一幅群像，里面有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斯洛伐克的约瑟夫·蒂索神父、匈牙利的霍尔蒂·米克洛什上将、罗马尼亚的扬·安东内斯库元帅、克罗地亚的安特·帕维里奇和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历史学家称他们为“强人”，他们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力超出了民主的范畴。不过除了克罗地亚的安特·帕维里奇，其他几个人都不是绝对的独裁者，他们的权力至少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宪法的约束。实际上，这几个强人都是在几乎完善的多党议会制社会出生和成长的，而在两次大战之间，反民主氛围浓厚，他们都是削弱多党议会制的帮手。

虽然这些强人并非都是职业军人，但他们通常都会穿着军服、骑在马背上现身——包括芬兰的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元帅（Marshal Carl Gustaf Emil von Mannerheim），他是军队指挥官，也是国家非正式领袖。霍尔蒂上将和安东内斯库元帅都是职业军人，但帕维里奇的职业是一名律师，而墨索里尼则是一名记者和政客，他们几乎总是穿着军服。斯洛伐克的约瑟夫·蒂索总是穿着教士服，这也是一种制服，而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通常都会穿着保加利亚陆军元帅服或某一个外国警卫军团名誉上校的军服。

蒂索、霍尔蒂和鲍里斯三世会和他们选择任命的总理分享权力，墨索里尼、安东内斯库和帕维里奇则是独掌大权，不过如前所述，墨索里尼和安东内斯库承认他们的国王拥有更高的权威，只是这权威是切实的还是理论上的，就要分情况对待了。意大利领袖以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的名义治理国家，而安东内斯库出任罗马尼亚国家领袖，起初是向国王查尔斯二世负责，之后向国王迈克尔一世负责。这两位强人后来都因为没有取缔国王而付出了惨痛代价。1943年8月，维克托·伊曼纽尔下令逮捕了墨索里尼；1944年8月，安东内斯库在谒见国王时被年轻的迈克尔亲自逮捕。

如何评价“强人”？他们对整个人类、对自己的人民、对他们的国家带来多少福祉或是造成多少损伤？说到人类的利益，评价一定是苛刻的，因为他们与纳粹德国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政体结盟。德国的盟友为他们共同的战事贡献了数百万士兵和庞大的资源。但是，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意大利的结盟对德国来说反而弊大于利，因为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引发了不必要的战争，让德国浪费精力。其他盟军虽然装备和士气无法与意大利相提并论，但对希特勒更有用。而且，如前所述，德国盟友也会和德国人过不去，最终大部分人还倒戈相向，与希特勒为敌。

下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是，这些国家是否有比亲德政府更优的替代选项。其他更优秀的政客能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样的死亡和毁灭？有三个精选的例子表明，在1944年之前建立一个反纳粹政府会很难，但也不无可能。

第一个例子就是南斯拉夫王国政府，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在情非得已之时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别的且不说，条约允许德国军队取道南斯拉夫向希腊挺进。两天后，一些南斯拉夫将军在英国特工的帮助下推翻了现政府，选择了与德国为敌。4月，一支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联合军队入侵南斯拉夫，彻底瓜分了这个国家。有人可能会笃定地争辩说，如果政变没有发生，南斯拉夫可能还会在战争中保持一定的中立。

另一个例子就是墨索里尼在1943年8月和9月被君主和左翼势力联合推翻，这迅速招致德国入侵了意大利尚未被盟军占领的土地，成千上万意大利平民和士兵因此丧生，部分意大利犹太人也遭到处决。意大利的投诚对同盟国也没多大用处，他们还是要在意大利半岛艰难跋涉向北挺进，而德国人已经解除了整个意军的武装，俘虏了整支军队。如果墨索里尼仍然在位，可以想象，意大利或许就不会遭受德国占领和战争摧残带来的那么大痛苦了。

第三个例子是匈牙利，由于德国有理由怀疑摄政王霍尔蒂及其部长们正试图退出战争，德军在1944年3月入侵和占领了匈牙利。德国占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是仅仅一年多时间里，差不多100万匈牙利人，包括50万犹太裔，惨遭杀害，国家毁于一旦。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泰斗伦道夫·布雷厄姆（Randolph Braham）猜测，如果匈牙利政府没有秘密与西方盟国谈判——希特勒通过安插在匈牙利政府的间谍对此事了如指掌——可以想象，德国占领或许能避免，更多的犹太人和非犹太裔匈牙利人或许能活下来。布雷厄姆的理论令人深思，但正确性无从考证，况且有人可能会反击说，匈牙利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盲目合作可能会拖延战争，这样反而会导致更多犹太人死亡。

如前所述，德国没有强迫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政府参战，德国也没有这个能力，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至于这些强人是否有能力让他们的国家从战争中抽身而退，就很难说了，我们只能暂且看看地理上的因素。保加利亚地处遥远，传统上有亲俄的情感，有可能避免参与俄罗斯战争，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但最后还是难逃盟军狂轰滥炸的厄运。匈牙利，与大德意志帝国比邻而居，曾在德国的帮助下收复了一些在“一战”失败后丢失的领土，没有可能不投入兵力到东部战场。不管怎么说，匈牙利甚至在巴巴罗萨行动前就加入了战争。1941年4月，匈牙利不久前刚和南斯拉夫缔结了《永久友好条约》（Treaty of Eternal Friendship），就配合德国的行动攻打了南斯拉夫。匈牙利的目标是要收复南斯拉夫在“一战”时侵占的领土，哪怕是部分也行。简言之，小国有时候会受益于周边大国的一个战略性决策，匈牙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小国，而这里的大国就是纳粹德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匈牙利，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自己的国家公然抛弃与南斯拉夫的《永久友好条约》，在他们看来，这是种投机行为。匈牙利总理帕尔·特列基伯爵（Count Pál Teleki）还为此自杀，他在给摄政王的信中称这是“名誉扫地的行为”。但是特列基自身也是个全心全意的民族主义者。两个月后，因为担心会在讨好希特勒的竞争中落于人后，匈牙利加入了对苏联的战争。当摄政王霍尔蒂在1944年10月终于试图“跳出”战争，这是当时的流行说法，但是由于德国近在咫尺，加上一些军官团的背叛，这一企图流产了。

但是这些强人算是堪当重任吗？毫无疑问，谁都没有大格局，谁都不算政治巨匠。

贝尼托·墨索里尼，曾经是一名社会党机关报记者，在“一战”期间成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战后，一纸和平协议并不能满足这位意大利帝国主义者的野心，他成立了法西斯党，大肆宣传民粹主义，加上扩张思想和残忍手段，他不仅在20世纪20年代初当上了总理，还在意大利确立了独裁统治。墨索里尼以行动力强、领悟力卓越著称，但在性格上，他的煽动人心、狂妄自大和过度骄傲还是更加凸显。他在1943年8月被推翻逮捕，不久又被德国伞兵解救，他成立了一个短命的意大利法西斯共和国，和其他意大利人展开了激烈内战。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日子里，他被意大利游击队俘虏并处决。

斯洛伐克的约瑟夫·蒂索是一名乡村牧师，他对上帝的信仰，如同他对犹太人、匈牙利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济会成员和捷克人的憎恨一样炽热。在他眼中，所有这些人共谋破坏了基督教伦理、圣母教堂和他所深爱的斯洛伐克的独立。在战争走向尽头的时候，他的大部分军队和行政官员都不再听命于他，他之所以能继续掌权，全靠德国的武力支持。战争结束的时候，蒂索被捕，1947年，在斯洛伐克法院的命令下，蒂索被绞死。

霍尔蒂·米克洛什上将，在匈牙利这个内陆国家，他是为数不多加入奥匈帝国海军的匈牙利年轻人，由于他的雄心和才华，加上舰队中有利于匈牙利人的平权行动计划，霍尔蒂平步青云。他应召担任了弗朗茨·约瑟夫的一名副官，对这一任命，他一直感到很自豪，他声称自己总是跟随着智慧年长的统治者，循着智者的步伐前进。但是，当这个二元君主国家在1918年瓦解，他的海军生涯告一段落，他成长为一名沙文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与他同时代的人无异，他把军事崩溃和政治革命怪罪到自由主义者、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身上。他永远都不会承认，1918年二元君主国家解体的原因是经济衰竭、饥荒肆虐、军事溃败和11个主体民族领袖肆意表现的沙文主义。

作为一名前海军上将，并且在与法国和意大利战舰的小型海军遭遇战中取得过胜利，霍尔蒂自命为新“国民军”领袖，但他没有鼓动大家反对入侵匈牙利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部队，而是反对国内的共产主义革命政府。当罗马尼亚部队占领了布达佩斯，他在匈牙利西部的军官小分队却跑去屠杀犹太人和可疑的共产党，其实大部分都是敢于反抗地主的可怜农民。霍尔蒂的反犹主义和对底层阶级的恐惧源自他在1918—1919年匈牙利民主和共产主义革命期间的经历，但是，他毕竟曾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名军官，他身上还是有足够的军官和绅士气息，所以他总是摇摆不定，徘徊在极端的反革命种族主义和温和的政治之间。到了1941年，他主持出台了一系列反犹主义法律，旨在接管犹太人拥有的工厂、银行、商店和机关，并最终驱逐犹太人，但他同时也和一些犹太大商人维持着友好关系，也总是希望能保护“爱国的”、也就是同化了的犹太人。匈牙利和希特勒的结盟给霍尔蒂带来不少好处，他收复了“一战”后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领土的一部分，但他也担心德国对匈牙利造成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影响。他有真正的预见性，早在战争初期，他就预测英美在海军上的优势最终会令他们胜出，但他也只是预测，不敢得出结论。霍尔蒂很容易受到朋友和顾问的影响，因而常常会有一些非常矛盾的立场。1944—1945年，他起先没有抗议德军开进匈牙利，但在初秋的时候，他试图从战争中脱身。德国纳粹党卫军领导的政变阻止了他的企图，他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霍尔蒂个人魅力非凡，但才智平庸，流亡葡萄牙后，再未踏上国土。

罗马尼亚的扬·安东内斯库也是一名军人，他一直都是一名保守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敢在“一战”期间推翻自己的指挥官，后来又公然反抗他的国王查尔斯二世——但不是说国王的不负责任、不道德和腐败行为就不应该受到挑战。安东内斯库痛恨共产党、犹太人和匈牙利人，而且在他眼里这三种人分量相当。20世纪30年代末，他不假思索地与更加民族主义和极端的法西斯党铁卫团联合，还鼓励铁卫团参与针对犹太人和罗姆人的大屠杀。安东内斯库和德国元首保持着愉快的私人关系，而元首又害怕德国盟友之间会冒出政治激进主义的势头，几个月后，安东内斯库正是利用这两点拔掉了铁卫团的领导层，然后独掌大权。但他并没有废除君主制。1943年6月，他派遣军队攻打苏联，并组织了罗马尼亚自己独有的犹太人大屠杀。在他的直接命令下，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包括受勋的退伍军人、妇女和儿童，被塞进火车，然后漫无目的地行驶在乡间，直到几乎每个人都在车厢里窒息而死。幸存下来的人，就被罗马尼亚宪兵和当地老百姓劫杀。事实上，贪婪和抢劫非常猖獗，无处不在，包括敖德萨市，那里的罗马尼亚士兵和宪兵对当地大约3万名犹太人极尽折磨之能事，拷打，绞死，枪毙，活活烧死，剥皮，或是用手雷炸死，不一而足。安东内斯库坚决要求，这个城市的犹太人不留一个活口。

有人可能会说，安东内斯库简直是疯了，但是如前所述，他在1942年改变主意，拒绝向德国交出罗马尼亚剩余的犹太人。到了1944年，罗马尼亚在他的治理下变成别处犹太人逃离迫害的安全港。也是在那个时候，安东内斯库开始背叛他的朋友希特勒，秘密和西方盟国协商投降的事宜。但是，年轻的迈克尔国王和军队的最高指挥部现在有了自己的势力，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1944年8月，他们毫不费力地逮捕了安东内斯库。他在战后被处决了。

克罗地亚的安特·帕维里奇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生活在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时代，他痛恨犹太人、共产党、塞尔维亚人和东正教。在他统治的1941—1945年，克罗地亚有数十万塞尔维亚人被杀害，理由就是他们的民族或宗教归属，或二者皆有。数十万东正教徒被迫改信罗马天主教，大多都是那些狂热的圣方济各会修士所为。在此背景下，一些重要的德国代表提出抗议，但无疾而终。帕维里奇也杀害了犹太人和罗姆人，尽管他自己的妻子就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而他一些最重要的党羽的妻子还是正宗的犹太人，顺便提一下，他所属政党的创始人就有一个犹太裔妻子。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国家后，1945年春天，帕维里奇临危舍弃了自己的追随者和军队，逃到阿根廷，在那里继续自己的政治活动。1957年，他被一个凶徒袭击，伤势严重，两年后在马德里逝世。

和大多数欧洲的君主一样，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也有德国王室血统，这也没能阻止他使用沙皇这个名号，就是“皇帝”的意思，一个连续输掉两场战争的小国统治者，用这样的名号真是野心勃勃。鲍里斯自己也一路成长，挺过了右翼分子的军事政变和几次暗杀企图，以及1925年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组织的一次炸弹袭击，当时150名保加利亚政治和社会精英成员在大教堂集会，在袭击中丧生。随后数千名共产党和农民党成员被杀。“二战”期间，鲍里斯慎之又慎，让保加利亚远离与俄罗斯的战争，但是却无法避免最终向西方盟国宣战，后果是灾难性的。尽管他在防止保加利亚大屠杀方面的角色有待商榷，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全部5万名保加利亚犹太人能幸存下来，不仅要感谢一些保加利亚政治家、宗教领袖和保加利亚民众，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国王。1943年8月，鲍里斯死于心脏衰竭，但有传言说是德国方面下令杀了他。虽然记者和回忆录作者都习惯称他为“狡猾的鲍里斯”，这个说法比狂热分子更适合他，狂热分子应该是描述安特·帕维里奇和扬·安东内斯库这样的人。

最后，曼纳海姆元帅统治芬兰的时候受到诸多个人及宪法的约束。他有瑞典贵族背景，曾经在俄罗斯沙皇军队效力，还参加了1918年残酷的芬兰内战，与共产党做斗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影响他的元素。

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如何在战时过活的？这些国家有一个基本共同点，他们有自己的军队、警察和管理机构，让政府得以维持治安，给自己的国民提供比德占国家更好的生活。德国盟友也比其他国家更有能力掠夺邻国来充实本国人民的口袋，至少是更好糊口。不过绝对的规则是不存在的：独立的法西斯国家克罗地亚笼罩着内战的阴云，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政府虽然在德国的严密控制下，却更有能力养活人民和维持治安。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相比，沦陷的民主国家丹麦就是天堂，意大利经济本就脆弱不堪，政府还治理不善，而年轻人被送到埃塞俄比亚、希腊、北非和南斯拉夫的战场赴死。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数千名意大利战俘死在苏联和德国战俘营，妇女和儿童就遭受了同盟国的轰炸、德国人的清洗以及德国、美国、英国、波兰、澳大利亚、摩洛哥、巴西和法属西非士兵的掠夺。

按照游客的标准来评判，战时欧洲最有生机的咖啡馆、最好的菜肴和看起来最无忧无虑的人民不在柏林，因为那里轰炸不断，也不在巴黎或罗马，众所周知，那里食物短缺。最令人向往的地方，除了中立的斯德哥尔摩、苏黎世和伊斯坦布尔，就是1944年3月德国占领前的布达佩斯，1944年8月红军踏足前的布加勒斯特，以及哥本哈根和布拉格，这两个城市长期被德国占领，一直到战争最后几天才得到解放。这些城市里面，有两个是德国盟友的首都，有两个是德占区，但所有城市都接受德国的主导地位。

战时最糟糕的地方之一无疑是华沙，1944年秋天的波兰大起义被镇压，德国人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此后，波兰居民像穴居人一样生活在地窖和下水道里，一边忍饥挨饿。1941—1944年列宁格勒包围战期间，大约100万平民被冻死和饿死。

最后我们还有两个问题：什么样的个人与群体最渴望看到本国政府与第三帝国合作？德国盟友的军队在战时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多少悲苦？就这两个主题，学术上的研究颇少，但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揣测。

意大利人对其他说罗曼斯语的人更有亲切感，就此而言，法国人比德国人更有亲切感。况且，德国和说德语的奥地利在“一战”期间曾是意大利的主要敌人。但那个时候，在意大利，就有人感受到意大利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之间关系密切。

罗马尼亚人也说罗曼斯语，而且罗马尼亚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大多在法国学校受训。19世纪，如果没有法国的援助，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罗马尼亚。但另一方面，罗马尼亚强大的法西斯铁卫团公开表示对德国元首无限崇拜。

从俾斯麦（Bismarck）总理时期开始，匈牙利人倾向于把德意志帝国视为自身独立的庇护者，免受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侵犯，以及俄罗斯和泛斯拉夫的威胁。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希特勒的慈悲关照下，匈牙利才得以收复“一战”后失去的部分领土。军官团尤其珍惜曾经的“战友情谊”，想当年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并肩作战”对抗俄罗斯、塞尔维亚和意大利敌军。而另一方面，匈牙利的文化精英更乐于把目光投向巴黎，贵族阶层以亲英态度著称，而犹太人是知识阶层的骨干，是匈牙利的德国文化主要载体，别无选择，只能对希特勒的德国惴惴不安。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一方面出于自愿，另一方面也有来自德意志帝国代表的压力，数量庞大的德语少数民族认祖归宗，甚至还加入纳粹党卫军。

社会各阶层的反犹人士对德国有能力解决“犹太问题”又是羡慕又是嫉妒。热爱整齐制服和战争的人不免会被德国的事业所吸引。年轻人，尤其是东欧的年轻人，崇拜不一定谈得上，但往往很羡慕纳粹党卫军装甲师的神人，差不多每个欧洲国家都有数千人自愿加入纳粹党卫军，为自己的景仰之情付出了生命。

就具体的社会群体而言，大企业主和大地主喜欢与德国纳粹保持最密切的合作，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润。甚至连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犹太裔工厂主和矿场主都因为替德军生产商品而赚得盆满钵满。此外，对于犹太人来说，无论你的身份是工厂主、工程师还是工人，为德国军工业干活似乎都是活下去的最大保障。

德国盟友有的相当于半独裁体制，有的可能好一些，相当于半议会体制，都不进行民意调查。战争时期，欧洲各地的媒体和电台都是中央集权管控的。所以，你很难搞清楚人民到底相信什么，他们的心到底归于何处。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匈牙利1939年的议会选举中，投票采取不记名的方式，男女参与投票都有限制，不过女性限制更严格，谨慎的亲德执政党和更加亲德的激进右翼党派合计获得80%以上的选票。至于左翼党派，犹太人支持的资产阶级党派和工人支持的社会民主党只获得少量选票。在布达佩斯，著名的“红色”工人阶级区一边倒地投票给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候选人。事实上，在1939年，大多数匈牙利选民青睐与纳粹德国合作，欢迎反犹举措，要求政府努力收复匈牙利丢失的领土，哪怕不能全部收回，一部分也好。可以这么说，与纳粹德国结盟的观念，在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甚至芬兰都受到普遍认可，至少在战争头几年是这样。只有意大利的民众普遍不情愿加入德国阵营作战。

整体来说，大多数人都是希望借希特勒的德国来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改善生活条件，推进现代化和社会改革，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让抢劫和驱逐犹太人成为合法和受鼓励的一项事业。

至于第二个问题，与德国结盟的国家军队如何对待被占领国家的民众，不幸的是，答案必然是负面的：没有迹象显示，匈牙利或罗马尼亚士兵，甚至包括芬兰士兵对待当地的俄罗斯人或少数民族的人比德国士兵更宽厚。如前所述，罗马尼亚军队在其占领的土地上自行组织了大屠杀。相反，意大利士兵对犹太人的宽厚是出了名的，在南斯拉夫和法国，他们甚至还藏了很多犹太人在自己的军营。

不过，留给他们合作的时间很短。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战役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决定反抗德国人在本国的存在，起初只是一些象征性的姿态，后来就上升到言语和政治行动，最终就是武力反抗。从1943年开始，抵抗——而不是合作——成了政治觉醒后的欧洲口号。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Dr. Joseph Goebbels）在日记中提到：“（意大利人）不适合在东部战线作战，他们不适合北非战场，他们甚至不能胜任国内的防空作战。元首会纳闷他们究竟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也是常理。”［Peter Gosztony，Deutschlands Wa engefährten an der Ostfront,1941—1945（Stuttgart：Bernard und Graefe, 1981），216.］

芬兰，再重复一次，是（未正式结盟的）战时友国，而非盟友。

Peter Gosztony, Hitlers fremde Heere: Das Schicksal der nichtdeutschen Armeen in Ostfeldzug(Düsseldorf: Econ Verlag, 1976), 100.

霍尔蒂·米克洛什(Admiral Miklós Horthy，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匈牙利王国摄政(1920—1944)。1944年因有意退出轴心国阵营并与纳粹德国断交，致使德国扶植了以箭十字党为首的政权上台，霍尔蒂被德军挟持至德国。——译者注

关于匈牙利的最终处决方案，最翔实的资料参阅Randolph L. Braham, ed.,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参阅Holly A. Case, Between States: The Transylvanian Question and the European Idea During World War II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0–174。

Galeazzo Ciano, Ciano’s Diary, 1939 —1943, edited by Malcolm Muggeridge (London: Heinemann,1947), 467–468.

这里必须要提一下，在整个希特勒的欧洲，只有芬兰军队把犹太人拉进了作战部队，事实上，有300多名犹太人参加了对苏联的战斗，使得这些犹太人无奈之下成为大国武装部队的战士。参阅Hannu Rautkallio, “Finland,” in 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 edited by Israel Gutman,4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90), 2:493。

Norman M. Naimark,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7.

Kálmán Janics, 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72.

参阅Braham, Politics of Genocide, 1:233–234。

参阅Iosif Constantin Dragin, Antonescu: Marshal and Ruler of Romania, 1940 —1944, translated by Andrei Bantas (Bucharest: Europa Nova, 1995); and Dennis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Ion Antonescu and His Regime, Romania, 1940—4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罗姆人：也就是所谓的吉普赛人，艺术家曾说他们是世界上被遗忘得最彻底，也是最贫穷、最边缘化的民族之一。——译者注

第六章

德国衰落的开始

——抵抗运动的成长和诸多困境

1942年夏秋，德国权势达到巅峰，同年秋末，局势发生巨大反转。自从那时起，纳粹德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彻底失败的道路。尽管德军将领都必然知道他们会输，还是继续服从元首，有些坚持了一年，大多数一直坚守到最后。不过，有人也会争论说，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Casablanca Conference）上，西方盟国坚决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这就让德军将领难以选择结束战争。无条件投降意味着要把自己和士兵全权交给敌人，以换取宽大处置。的确，西方盟国可能会抱着宽宏大量的态度，不过在商定卡萨布兰卡决议的时候，英美在欧洲连个立足点都没有。同时，苏联红军不遗余力地向前挺进，他们一旦抵达德国，很可能就会疯狂反扑。无论是什么原因让德国拒绝投降，我们必须记住，有5 000万人在这场持续六年的战争中丧生，其中大约有4 000万都是死在最后的两年半当中。

1942年秋冬的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都带有传奇色彩，那些故事被反复传颂，不下千遍。可以说，在埃及的阿拉曼，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军队打败了声名显赫的德国将领埃尔温·隆梅尔的德意联军，粉碎了希特勒直抵苏伊士运河的美梦。轴心国在北非的存在从那次战役开始走向末路，而英国史学界也理应为这次远离本土作战取得的巨大胜利感到自豪。正如丘吉尔所说：“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从来没赢过，阿拉曼之后，一次也没输过。”

在俄罗斯，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不用再奢望能切断伏尔加河上的交通了，伏尔加河从俄罗斯连通到里海（Caspian Sea）上的巴库油井。相反，他们不得不撤离整个高加索地区和南部战线的其他大片区域。而德国盟友匈牙利、意大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军队也基本上被扫地出门。自那时起，希特勒的军队只剩下两个选择，撤退或投降。不幸的是，除了北非的部队外，只有小部分选择了投降。

同时，珍珠港的战争也成了全球性的。主要因为日本和俄罗斯一直到1945年8月都还维持着友好条款，日本的战争是单独进行的，但是对欧洲战局的影响却是没有界限的。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战役发生在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之间，其战场一部分在公海，还有一部分在太平洋上的小岛，最终以美国的彻底胜利结束。之后，日本和德国一样转攻为守，再也无缘胜利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太平洋和北非战场的规模与俄罗斯战场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和日本投入到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的作战部队、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员总共“只有”数万人。参与阿拉曼战役的轴心国和同盟国士兵加在一起也只有大约30万人，死亡人数大概是10万人。相较之下，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之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轴心国和苏联投入的士兵总数远超200万，其中将近100万人丧生——不是死在战场，就是死在了战俘营。所以，整个世界，尤其是欧洲人，把斯大林格勒战役视为真正的战争转折点，也是情理之中的。

读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了，1943年，是欧洲人准备迎接，甚至可以说是加速德国部队离开的时候了。至此，温和的抵抗运动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在详细说明之前，我们必须先问问自己，战时抵抗者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反对欧洲沦陷区的统治者，无论是德国人也好，还是为德国效力的也罢。进一步的目标就是洗刷掉最初失败的耻辱，唤醒爱国主义热情，为外面抗击纳粹的势力提供重要信息，帮助迫降的同盟国空军免于被俘，破坏军工业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在五花八门的抵抗运动中，帮助受迫害的人只是小部分人的目标。抵抗运动的长远目标是用自己的武装力量至少解放祖国的部分领土，从而赶在解放军抵达前建立起自己人的政府。这一切都要靠地下媒体和电台、政治行动和武器来完成。抵抗运动还制定了计划，惩罚那些应为最初的失败负责的人，惩罚合作者，更重要的是，带来一个新社会。最后，抵抗运动还暗藏两个目标，其一是开启一场社会革命，或者至少是换个首脑，其二就是驱逐或者消灭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就算不能一网打尽，至少也要解决一部分。无须赘言，所有这些目标及其实施最后都变得极具争议。

地点不同，问题也不同，比如，有些国家几乎看不到德国士兵，那如何抵抗德国当局就很让人为难了，与德国结盟的国家就是这样。如果你痛恨德国纳粹，而你自己的政府给德国战事提供人力和枪械，但有可能是在利用武器交付来试图保护本国的自由选择，特别是保护犹太裔公民，那你是否也有道德上的义务去反抗本国政府呢？如果亲德政府秘密——通常也没那么机密——与西方盟国协商该怎么办？一个合作政府是否永远都是敌人？我们会在下一章具体分析这些困境。

抵抗中的生与死

关于抵抗，第一个要记住的就是其中通常会牵扯非法活动，不仅在德国人或其他占领军眼中是非法的，就算按照国际惯例和本国法律来看也是非法的。至少一开始抵抗运动在抵抗者的大多数同胞中并不受欢迎，他们有理由担心这样的活动会给他们带来危险和不幸。抵抗就意味着要离经叛道，要像一个罪犯一样行事，甚至说话都要用黑道的黑话和暗号。为了能够印刷和散发非法报纸，你还得去偷严格控制的印刷纸和印刷机，还要伪造或偷取定量配给卡、钞票、居住证和身份证。为了对抗敌人，抵抗者还要从军事要塞或敌对抵抗者那里夺取武器。这一切都需要你具备盗贼、伪造者和小偷的才能。而武装抵抗还需要你去杀人，大部分都不是在公开战斗，而是秘密行动，所以，抵抗斗士要做好准备成为一名职业杀手。他或她的目标很少是盖世太保特工或德国士兵，更多时候是自己的同胞——一个警察，一个工厂保安，一个铁路工程师，或者任何其他人，只要抵抗运动的上级认为这个人涉嫌当叛徒或间谍，是个拦路虎，或是个危险的对手，都是下手的对象。著名的比尔斯基（Bielski）游击队是一个犹太人组织，活跃在今天的白俄罗斯西部地区，有很多书和电影讲述了他们的英雄主义，他们欣然承认自己抗击的对象有为德国效力的波兰和乌克兰警察，也有波兰反纳粹游击队，同时还有一些反犹游击队。与德国士兵的冲突很少。

参加抵抗运动，就不能相信别人，要躲藏、撒谎、威胁、勒索、抨击，必要的时候还要杀死可疑的人，哪怕他们曾经是你的朋友。下令的是你从未谋面的上级，你还没法确认真假，却要盲目相信来传达命令的特使。如果这个特使刚好是一名警察特工，那这份信任可能就放错地方了，一场悲剧就会上演。

一个抵抗者，尤其是在城市活动的抵抗者，基本上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坐在餐馆、电影院或有轨电车里，他也得一直盯着门，以便迅速离开。他又要担心穿制服的警察，又要防范可能来自盖世太保的便衣警察，便衣警察往往更危险。如果他和一个好友约定在咖啡馆见面，他也永远无法确认这个好友在遭受严刑拷打后是否会反水，是否正在扮演犹大的角色。按下一个抵抗战友的公寓门铃，如果里面有盖世太保，那等待他的就是折磨和死亡。如果这个战友家里有电话，先打个电话过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可能有人正拿枪指着接电话的人。在沦陷国家，每一步都需要特别许可，每一双新袜子，每一条面包，都需要定量配给卡，要想拿到配给卡，只能靠偷或伪造。

毫无疑问，这些事都有一点淡淡的魔力，会带给人极大的兴奋，但东躲西藏，而且往往都是躲在一个肮脏、寒冷和极其狭窄的地方，或是无休止地等待上级命令，也会让人感到永无止境的疲倦和焦虑。在经历这些悲苦的过程中，你还得表现得很“正常”，以免遭人怀疑。

抵抗者要能融入民众中间，贡纳·桑斯特比（Gunnar Sønsteby）可能是挪威最有名的传奇抵抗者，在1940—1945年几经易名，更换身份证件，他在这段时间里炸毁德国军用卡车，射杀德国士兵，为英国人提供重要信息。是什么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根据他的回忆录，可能是因为他看起来并不显眼，与其他挪威人无异。但如果是一个金发碧眼、体格健壮的年轻人冒险进入一个非北欧日耳曼民族的国家，他看起来就会很可疑，这一点是致命的。

城市里的抵抗者通常都要和警察玩“捉迷藏”，和敌人或其他竞争对手做斗争，乡村里的抵抗者往往就沦落到吓唬农民来获取粮食，要么就在深山老林里挨饿受冻，为了一张毯子或一个简陋的棚子杀人。

简而言之，参加抵抗就是要过潦倒悲苦的日子，即便如此，有那么多欧洲人主动选择抵抗，简直是个奇迹。但是，在抵抗者眼里，为了个人尊严和国家荣誉——如果不是为了国家的短期利益——尝试做些事情来对抗纳粹及其盟友，总好过在家袖手旁观。

当然，环境和地域会带来巨大的差异：一个顺从、不参政的西欧或北欧“雅利安人”不用怕德国占领者，如果是波兰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或希腊人，或1943年9月之后的意大利人，就会被德国人或德国人的仆从随意逮捕，就像一个永恒的诅咒。波兰的监狱里人满为患，挤满了从大街上随意抓来的人。其中一些人从来没有触怒过占领者，有些人就曾拿起武器对抗过德国人。盖世太保几乎不会好好地加以区分，哪怕是在“人种上优越的北欧日耳曼人”，只要涉嫌参与抵抗活动，就会和“次等”的犹太裔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受到同样的残忍对待。所以结局往往无异：只有一小部分共产党员、耶和华见证人、牧师和其他思想境界高的人能顶住严刑拷打。至于政治犯遭受的侮辱，也只比他们轻微一点点：很多高级别的德国军官在1944年因为共谋推翻希特勒被捕，结果忍受不了屈辱，曾经像神一样的“优等民族”很快招供出了名字。

如前所述，刚被德国占领的第一年，抵抗运动几乎为零，但在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直到1944年德国注定要失败的时候，蓬勃发展，势不可挡。我们已经提到过，抵抗运动的形式多样，从象征性的反抗举动到大规模武装斗争。到了1944年，在欧洲的一些重要地区，德国人及其盟友常常处于危险之中。1945年5月德国投降的几年前，在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希腊的德占区里大片领土上，反纳粹游击队就是律法，夜晚属于他们，白昼属于德国人。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游击队控制了高山和森林，但没有控制山谷和平原，他们主宰了一些小镇，但没能主宰较大的城市。

差不多从被德国占领的第一天开始，躲过抓捕的军官就在波兰、挪威和法国秘密会面，讨论如何洗刷失败的屈辱。一些大学生也在做同样的事，但直到有一些逃脱的战俘、不愿意听从通敌编辑指令的记者和财政独立的年轻贵族加入，他们才组建起小规模的团队，这些年轻贵族觉得自己“位高任重”，应当对抗粗鄙的德国人。还有大量生性古怪、独来独往的人加入他们。在德国占领的初期，抵抗运动的成员组成五花八门，难以归类。

看起来，战前的政治信仰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参加抵抗运动，除非是一些浸淫已久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在奥地利、荷兰和挪威，一些君主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反抗占领者，在其他国家，一些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违抗苏维埃的指令把矛头对准德国占领者。总而言之，这里面有很多奇怪的、几乎无法解释的案例。

反抗的媒体和电台

反德抵抗运动渐渐落到实处。在有文化底蕴的西欧和北欧国家，公众渴求未经审查的信息，地下报纸涌现，但与地下政治团体没什么关系。另外，抵抗团体也创办了自己的地下报纸，比如一个叫“战斗”（Combat）的抵抗组织，可能是法国最著名的抵抗组织了。战斗组织出版了一份高深但很受欢迎的同名地下报纸。战斗组织自身的活跃成员一直不超过几百人，但他们的报纸印刷量从1941年末的一万份攀升到1944年的25万份，这种情况非常典型。

法国非占领区和占领区受盖世太保或法国警察的监管，办报这种依赖票证的非法行为一旦被发现，可能会遭严刑拷打，或是被处死，所以如何能成行，现在还是个大大的问号。当所有必需的物资都受严格管控，那些纸张、墨水和印刷机是从哪里来的？编辑的办公室和印刷机为什么鲜少被警察突击搜捕？印刷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无疑，英国暗中给他们提供了大量资助，但是如果没有成千上万有胆识的人匿名支持，他们也难以取得什么成就。另外，与德合作的法国当局也提供了帮助，而且一定比抵抗人士后来欣然承认的还要多。

战斗组织不是唯一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法国抵抗组织，无政府主义组织“解放”（Libération）和共产主义游击队拥有的战士人数更多，不过报纸发行量不如《战斗》。而且曾任《战斗》编辑的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后来获得诺贝尔奖，更是让“战斗”蜚声世界。

地下报纸的消息来源有传闻，也有官方授权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的通讯稿。聆听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在几个德占国家是重罪，可判死刑。而且，英国广播公司通常是被屏蔽的，但仍然有数百万欧洲人能听到他们的节目。比如在与德国结盟的匈牙利、意大利和芬兰，听广播的“犯罪分子”鲜少被起诉。甚至在德国占领的国家，当地警察通常也会忽略这类违法行为，只有在邻居反复告发或有其他同僚不断施压的情况下，警察才会采取行动去对付那些犯下听英国广播公司节目罪的人。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当局对禁止行为的包容度比抵抗人士后来乐于承认的要高。

在德占区和非德占区，在纳粹德国战败前和战败后，告发是萦绕战时欧洲的梦魇。我们会在下一章讲战后司法和报复的时候再来详谈这个问题。

英国广播公司的竞争对手有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莫斯科电台（Radio Moscow）以及瑞典和瑞士的电台，不过知识分子还是更青睐英国广播公司审慎持重的基调和相对客观的报道。伦敦广播电台欣然承认了英国的战败——在战争头几年有很多需要承认的事情——而德国和意大利（补充一下，苏联，还有美国偶尔情况下的）的战争报道则是事实、谎言和个人意愿的大杂烩。不过，在1943年，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突然修改了广播政策。他得出结论，如果让德国人民感觉布尔什维克的野蛮行径和英裔美国人的殖民主义会带来致命威胁，会是很好的宣传造势，所以他宣布对敌发动“全面战争”。这种新型战事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承认敌人在人力物资上占优势，宣扬敌人决意消灭德国人民，并谴责敌人的险恶用心。电台的通稿和新闻片里充斥着阴森恐怖的报道，比如平民在同盟军的地毯式轰炸中被活活烧死。之后，德国媒体出版了图片报道，报道对象是德国部队暂时从苏联红军那里收复的城镇，在那里，平民百姓惨遭折磨、强奸和杀害，这样的报道近乎成功。德国人民，包括军人和平民，都相信战败会带来毁灭，都有钢铁般的决心去抵御敌军的猛攻。

毋庸置疑，本地的地下反纳粹广播电台在抵抗事迹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绝大多数所谓本地的广播源头都在英国，他们的编辑和播音员让电台听起来像是近在咫尺。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黑色节目”就是一个秘密军事广播电台，据称是设在德国，专门吐露一些士兵的不满。事实上，这个电台的节目是在英国制作播放的。

特别行动处

“二战”中最富有争议却最有效的抵抗武器是大名鼎鼎的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OE）］，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经济部长休·道尔顿（Hugh Dalton）在1940年成立了这个机构，目标是“点燃欧洲”。另一个传奇的机构是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通常称为军情六处（MI6）］，隶属外交部，旗下的特工都是绅士派头，专司秘密收集信息，而特别行动处设立的初衷就是要引人瞩目，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鉴于这个机构的间谍活动已经广为流传，我们在这里只需要聚焦特别行动处和欧洲抵抗运动之间的联系。

特别行动处总部设在英国，把训练有素的特工派到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目的就是收集情报，参与破坏行动，创办秘密电台，向英国传递信息。特别行动处也迫切希望能为触发抵抗运动出力，偷运点武器进去，在可能的情况下，推翻合作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特别行动处雇佣或直接管控了大约1.3万人，并为另外100万人提供资金、食物和武器。有趣的是，德国方面并没有一个对等的机构：德国军事谍报局阿勃维尔（Abwehr）和类似的组织——和好莱坞电影里描述的相反——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要去“点燃”英国、美国甚至苏联。

特别行动处的特工都受过特训，就算他们并不总是洞察力十足，但一定都是英勇不屈的翘楚。有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因为帮助特别行动处的特工遭到处决，也有数百名特工因为自己或者上级的疏忽丢了性命。据说一个秘密电台操作员的预期寿命只有几周。很多特工，尤其是身处西欧和北欧的特工，拥有双重国籍，所以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法国或荷兰，都觉得是在自己的家乡。然而，他们还是常常会因为打扮上的一点小失误或没能百分之百熟悉当地方言和情况而暴露，被当地的盖世太保特工逮捕。

特别行动处还雇用了很多年轻女性，这是出了名的，比起到了征兵年龄的男子，女子更容易从中周旋。特别行动处还成功利用公开出柜的同性恋和贵族在欧洲的人际关系。但是，每一步都是危险的，主要是有一些爱刺探打听的邻居，直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在抵抗者的愤怒淹没下，德国人和当地警察无力再保护告密的人了，这种格外危险的形势才有所缓解。需要注意的是，早在解放军抵达前，纳粹合作者就开始起义了。很明显，到了1944年，很多合作者就开始尝试搞双重博弈。可惜很多人两面开罪，再也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

尽管受过秘密和谨慎的训练，特别行动处有时还是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荷兰的地下无线电报员就是这样被阿勃维尔抓住，然后“反水”的。德国人逼迫被俘的电报员发送指定信息给英国。电报员夹在中间发送了提前对好的警示信号，告知英国总部自己已落入德国人手里，但警告却被忽略。一波又一波的特别行动处特工被空投到荷兰，先是被跟踪，然后被捕，遭到严刑拷打或杀害，要么就“反水”了。阿勃维尔称之为“英国游戏”（England-spiel），就是和被俘的英国特工玩的一场游戏。

阿勃维尔吸纳了一些智谋超群的人，利用特别行动处构思最为精妙的计划肆意破坏，但这个机关里也混杂着一些最重要的反希特勒人士。多亏了这些人，一些被俘的特别行动处特工才得以在战争中活下来。阿勃维尔的首脑卡纳里斯海军上将（Admiral Wilhelm Canaris）是活到最后的那一批反纳粹人士，就在战争结束前被处决。到那时候，阿勃维尔的职能早就被帝国保安部（Sicherheitsdienst，缩写SD）取代了，这个保安部的残酷无情和尾大不掉倒是和前身有一拼。

抵抗运动：盼望英美解放的国家

在西欧，一开始的战斗主要是言语上的交锋，直到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共产党才加入战局。他们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削弱德国的战争机器。共产党和他们的左翼盟友和敌手，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也不管自己的行为会对当地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都毫无顾忌地搞破坏和使用武器。但是，一直到1943年初，当时任德国劳动力资源开发部长的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决定，与其等待被占领国家的志愿者来填充劳动力，还不如把西欧和北欧的年轻人征召来德国干活。在法国，这就叫作强制外派劳动，尽管德国的工作环境通常比法国好，但这一举措却并不受欢迎。许多年轻男子没有去就职，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支持他们这一行为的人，恰恰也是果断举报在逃犹太人的那些人。我们将会反复看到，法国或其他地方的公众，都愿意为本国子孙承担风险，却不会为他们眼中的“外人”这么做。

有些人逃到法国东南部的高原，这一带覆盖着灌木丛，叫马基群落，他们就起名叫马基游击队。这个名号迅速在法国抵抗者中传开，特别行动处立即开始向山区空投特工、武器和无线电台，然后又空投到法国其他地区。在法国东南部的山地高原韦科尔（Vercors），大约聚集了3 000名武装战士。他们立即遭到德国人和法国法西斯武装分子的攻击，但是双方的战斗到了1944年春天才变得激烈起来。在那之前，韦科尔的马基游击队接到英国的命令去破坏德国军事交通，目的是帮助同盟军登陆欧洲的计划，却引来了大约2万人的德国部队，配备的都是现代武器。这只强大的部队里只有小部分德国人和法国武装分子，大部分都是身着德国军服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高加索人。

韦科尔高原上的冲突非常切实地证明了战争的复杂性，尤其是游击战。在这场冲突中，一个阵营里都是些年轻的东欧人，他们自愿参加德军的主要目的是不想日后沦落为德国的战俘被饿死，另一个阵营里有年轻的法国人，其中很多人都是为了逃避去德国服劳役。这两伙人其实应该团结起来对抗纳粹，可是生命和命运却不是如此简单、合乎逻辑。

法国马基游击队吸收了大量西班牙内战的难民和逃出法国俘虏收容所的东欧人，早在1939年他们就被扔进这个可怕的收容所。所以，这既是一场内战，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撞和民族之间的冲突。韦科尔战役以马基游击队的悲惨下场告终：大多数人被杀，战俘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到集中营。马基游击队的伤亡率是“德国人”的三倍，说明在一场公开战争中，缺乏训练、纪律散漫和装备不足的游击队是最大的输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韦科尔战役也成功把大约2万人的德军火力从西方战线吸引过来。

但讽刺的是：身穿德国军服的东欧人永远都不会向法国游击队投降，主要是害怕被杀，可是这批人当中很多又在诺曼底登陆后急忙投靠同盟国。这让他们躲过了法国游击队的愤怒，也如他们所愿，没有被斯大林的怒火烧到。但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英军事机构把数千名身穿德国军服的东欧人战俘交给苏联，在那里，他们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到苏联古拉格集中营。

地下抵抗运动的性质特殊，成员用的别名各式各样，多人被捕带来的领袖变更，让我们很难辨认各种抵抗组织的身份。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抵抗组织都是真实存在的，有些只是名义上的，或者只是存在于创办人的脑海中。在法国，各种抵抗组织之间也存在分歧，有社会地域上的，比如城市的抵抗组织和乡村的马基游击队，也有意识形态上的，比如共产主义者及其左翼盟友，就与温和的共和派以及保守的君主主义者不对付。很多组织都在互不相让地守卫着自身的独立，但是法国抵抗运动，甚至包括共产党，都愿意接受身处伦敦、名不见经传的查尔斯·戴高乐将军及其在法秘密代表让·穆兰来领导全局，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穆兰在战前和维希政府早期都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人士，他还在维希政府身居高位的时候就参加了抵抗运动。在秘密前往伦敦后，他通过空投返回法国，与民族抵抗运动的领袖进行了若干次会面。其中一次会面安排在1943年6月，见面地点在法国南部里昂附近的一个隐匿之所。那个时候，德军已经占领了整个法国。悲剧的是，这次会面的8个人被出卖，全部被捕，其中一些人，包括穆兰，被盖世太保头子克劳斯·巴比折磨至死，之后我们还会再讨论这个巴比。穆兰被捕和死亡的情况仍然有很多争议，也引发了无止境的猜测，尤其是那个叛徒的名字。和其他抵抗运动一样，穆兰团队里的人有些在被捕和监禁后活下来了，这些人就受到怀疑。年轻的雷内·哈迪（René Hardy）被指控曾经带领盖世太保到过会面地点，至于他是无心还是有意就不好说了。哈迪辩称自己是清白的，而在他英年早逝后，他的家人也继续为他的清白抗争。在战后的连续两次诉讼中，哈迪都被宣判无罪，1990年，年迈的巴比指认了另一位著名的抵抗人士雷蒙·奥布拉克（Raymond Aubrac），从而证明了哈迪的清白，但即便如此，仍然止不住流言。

让·穆兰是个正规的公务员，雷蒙·奥布拉克就不同了，他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店铺老板家庭，坚定拥护共产主义。据称共产党曾集体背叛让盖世太保有所忌惮的政治对手，有些历史学家后来就指责奥布拉克参与了这场背叛。奥布拉克竭力维护自己的清白，还有他挚爱的妻子露西·奥布拉克也在为他辩护，露西是个不折不扣的抵抗运动女英雄。露西是一名高中历史老师，她想方设法平衡好教学、家庭责任和抵抗运动。露西的一个传奇功勋就是从盖世太保手中营救了自己的丈夫。在雷蒙被盖世太保关押期间，她到盖世太保总部拜访了巴比。露西展现出自己最优雅、最美丽的一面，扮成贵族，声称自己是雷蒙·奥布拉克的未婚妻，还怀有身孕。事实上，她当时的确怀孕了。露西说自己不想背上未婚生子的耻辱，要和雷蒙结婚。结婚的事要尽快，赶在雷蒙被处决之前办。如果不是巴比，换个年轻点的党卫军军官，就会听信这番“紧急情况”的说辞，据悉，按照法国的法律，这种情况是允许结婚的。当雷蒙·奥布拉克与一众政治犯被转移到另一个囚室的时候，武装抵抗战士在露西的领导下劫了德国的囚车。他们射杀了司机和五名德国警卫，释放了所有囚犯。

奥布拉克夫妇在法国已经待不下去了，一架英国飞机把奥布拉克秘密送到伦敦，露西在伦敦诞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戴高乐将军是孩子的教父。有点讽刺的是，战后，对抗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的越共领袖胡志明，后来成了奥布拉克第三个孩子的教父。和其他前左翼抵抗人士一样，露西和雷蒙支持一切殖民地的解放运动。

在战后的法国，穆兰和奥布拉克夫妇成为国民偶像，即便有段时间对他们各种活动的怀疑占据了媒体的版面，也改变不了他们在法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奥布拉克夫妇在政治上很活跃，常常被描述成共产党的同路人，就是无论如何都一直支持共产党运动的非共产党人。露西和雷蒙都活到将近100岁的年纪，露西在2007年逝世，雷蒙在2012年逝世。而让·穆兰至今仍然是不屈法兰西的伟大象征，戴高乐将军更喜欢说成“永恒的法兰西”。穆兰有一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中他戴着一顶帽子和一个大围巾，用来遮挡以前被盖世太保逮捕和拷打时留下的伤疤。

至于我们，我们只得接受一个事实：在法国，在其他地方，战争和占领不仅让抵抗军成形和隐身，也让阴谋、内部斗争、不可思议的英雄主义和难以置信的卑鄙下作时而暴露在阳光下，时而隐藏在暗处。其中千丝万缕，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

其实女性在抵抗运动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小部分人甚至还能发号施令，露西·奥布拉克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法国，1944年10月，妇女才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临时政府那里获得了投票权。而欧洲女性往往能豁免服劳役，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若是出门在外，或是携带违禁文献、秘密信息和武器，比较不容易引起怀疑。不幸的是，抵抗者通常不信任女性，认为她们立场不坚定，容易被德国人收买。尽管有成群的年轻女性在战争中充当信差甚至战士，比如1944年的华沙反纳粹大起义就是如此，但是在人们的普遍预期中，女性在抵抗运动中主要还是担当护士和助手。只有苏联红军走得更远，比如他们会起用数千名女性来开战机，而不只是像美国那样开运输机。苏联、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吸收了大量的女战士。甚至连共产党领导层里都有少量女性。

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CNR）］是让·穆兰创立的联盟组织，事实证明这是个生命力很强的组织，有一支名为自由法国内地军［Forces Françaises de l’Intérieur（FFI）］的行动组织就听命于这个联盟组织。1944年夏天是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和自由法国内地军最辉煌的时刻，他们为同盟军解放法国提供了切实的帮助。抵抗运动的几大政党，共产党、温和的社会党、激进派、进步天主教徒和戴高乐派组成了自由法国的第一届政府。

除法国以外，西欧和北欧被占领国家的抵抗运动都因地形、民族构成、战前政治体制和德国占领的性质而各具特色。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大公国在“二战”之后组成了“三国经济联盟”（Benelux countries），而在战时，就地形而言，虽然荷兰人可以藏在水淹地区，而比利时和卢森堡拥有一些森林和山丘，但这三个国家的地形对抵抗者来说用处并不大。拥挤的城市原本可以给抵抗者提供有利的作战空间，不过，这三国的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办事效率都极高，一个人想要凭空消失相当有难度。比如，荷兰的身份证就很难伪造。另外，人们彼此很熟悉，尤其是小城镇的居民。传统上，这里的政治和社会身份都以宗教归属为基础，所以外来者相当显眼，对犹太人来说，这是极具灾难性的。

荷兰人和比利时的佛兰芒人都说荷兰语，这本有助于形成一个反对占领者的统一政治阵线，但是虽然荷兰人普遍讨厌德国占领，很多佛兰芒人，或许是大多数佛兰芒人却欢迎德国占领，他们期望德国的出现能让佛兰芒从说法语的瓦隆人同胞那里分离出去。

历史悠久、独立的卢森堡大公国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尽管大公国的大多数居民都说卢森堡语——德语的一种方言，但大多数德国人不懂（当时大公国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和书面标准德语，后来卢森堡语也被列为官方语言）——大公国的多数人却痛恨德国无理由的入侵。“二战”可以说是“一战”命运的偶然重演，但1914年的时候，占领者没有试图教化和同化当地人，德国军队也没有征召卢森堡的年轻人。这一次，没来的都来了，所以数千名卢森堡年轻人都躲起来了，有些甚至加入了游击队。但同时，这些抵抗者的同胞弟兄们却在为德军效力，穿着德国军服战斗和牺牲。战后，重组的卢森堡政府成功说服同盟国和苏联尽早释放了被俘的卢森堡子民。卢森堡和法国阿尔萨斯－洛林省的例子在偶然间证明，语言上的粘连并不必然会让人易于接受外国占领。

荷兰、比利时、挪威、丹麦和捷克的年轻人是幸运的，他们没有被德军征召入伍，所以他们的存活率比卢森堡人、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以及意大利南蒂罗尔（1943年被德意志帝国吞并）说德语的居民高得多。强制赴德国服劳役和参加反纳粹抵抗运动的确让人受苦受难，但是比起战时为德军效力所带来的痛苦和死亡，这些伤亡率只能算是毛毛雨。

荷兰的抵抗运动纷繁多样，从藐视敌军到武装斗争，不一而足，但总的来说，主要有这么几件事：传播好消息、威胁合作者、帮助受迫害的犹太人、把同盟国空军送回英国、给特别行动处的无线电报员提供信息和进行袭击和破坏。所有事件中，最重大、最引人瞩目的就是1941年2月末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武装团体和纳粹民兵之间的冲突，直接招来德国人的武力介入，随后码头工人、电车售票员和其他人进行罢工抗议。这是大屠杀历史上的一次特殊事件，持续了几天，事件导致数百名犹太人被监禁并送往集中营，最后只有200人活着回来了。荷兰抵抗者第一次遭到处决，就是罢工带来的，这对海外人士的心理上造成严重影响，而对于此前拯救的那些人，我们也不要抱有太大幻想。在荷兰当局和德国任命的犹太人委员会成员的通力合作下，犹太人都进行了登记，从1941年开始，他们就接到命令前往固定地点集合。之后，他们又从集合地点被送往德国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

在西欧和北欧，犹太裔荷兰人的死亡比例是最高的，超过80%。这说明，即使反犹情绪相对较低，也并不能降低犹太人的死亡率，更重要的是，遵纪守法的心态在荷兰社会非常普遍，荷兰的犹太人相信，要想活命，就得服从当局，服从官僚主义风气，服从掌管荷兰事务的德国纳粹党领导层的决定，可他们的决定是要打造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国家。

除了1941年11月学生、老师和医生的罢课罢工外，1943年春天，为了抗议德国下令上报获释的荷兰战俘并送往德国工厂干活，荷兰人又酝酿了一场大罢工。和西欧大多数地方大不相同，这次流产的罢工导致近200人丧生。正是在这个时候，著名的美国公知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父亲因为不愿意去德国服劳役，躲到大学里当个学生。被抓到之后，布鲁玛的父亲被送往德国干活，他不得不在一个柏林工厂的恶劣环境中工作，直到战争结束。不过，就算是遭到驱逐，属于“雅利安人”的荷兰人和犹太人受到的待遇也是完全不同的，犹太人孩子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被杀害，而布鲁玛的父亲还获准去听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Berliner Philharmoniker）音乐会。

荷兰抵抗力量还有一个更重大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勇气：1944年9月，同盟国军队空降阿纳姆（Arnhem），当地抵抗力量似乎突然获得一个机会，能够帮助蒙哥马利将军（General Montgomery）领导的英国、加拿大、波兰和美国军队向荷兰北部展开最后的猛攻，进而深入德国。同盟国和威廉敏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成功号召德占区展开大罢工：邮局和电话服务暂停，尤其是铁路停止运作。但是同盟国的入侵在1944年冬天停止了，尽管铁路罢工还在持续，荷兰交通瘫痪，但荷兰民众受到的伤害比德国人更大。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天，荷兰北部才落入同盟国的手中，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荷兰人却死于饥荒。

而比利时在战争中所承受的困难和苦楚却比邻国荷兰和卢森堡轻微一些。比利时的人口分裂为新教徒、佛兰芒人和信仰天主教、说法语的瓦隆人，首都布鲁塞尔的官方语言是双语。可能正是因为比利时的民族分裂——从纳粹的种族视角来看，说法语的那一半人不那么合乎心意——也可能是因为国王利奥波德三世（King Leopold III）带着自己的部队投降，没有逃到英国去，所以比利时躲过了纳粹党的统治，至少在1944夏天之前是如此。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率领的军队掌握了比利时政府，法肯豪森一开始忙于准备入侵英国，在希特勒打消这个念头之后，又集中精力加强比利时防御，以应对同盟国入侵。鉴于此，法肯豪森需要民众保持安宁，这个目标，他基本实现了。

在法国的奥托（Otto）将军和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Carl Heinrich von Stülpnagel）将军与法肯豪森志同道合，他们都深度参与了1944年密谋推翻希特勒的行动，但这也并没有妨碍他们对抵抗组织采取严厉的措施，并允许盖世太保和本国国民警察推进“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在比利时，这些举措造成一半的犹太裔比利时人死亡。亲德的佛兰芒人和瓦隆法西斯组织还为逮捕犹太人并移交给盖世太保出力。大部分比利时人都是顺从的，不过这还是好过东欧，东欧的犹太人即使躲起来，往往也会被人出卖给警察，那些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财产一般就被其他东欧人给侵占了。

比利时政府无视国王利奥波德三世的意愿逃到英国，并在那里继续战斗，不过行政机构还留在国内，一边应付德国的要求，一边努力维护比利时同胞的利益，从中斡旋。如欧洲几乎所有地方一样，比利时社会分裂成三派：合作者，绝大多数只想维持生计的人，还有不屈不挠的活跃抵抗者。自愿加入党卫军佛兰芒和瓦隆分支的年轻人绰绰有余。德国士兵也不缺比利时女人的垂青。同时，比利时商人还从德国军工业的需求中获利。黑市把粮食和衣服的价格推高到天价，但至少比利时人民无须忍受大饥荒。抵抗运动的政治主张不一，从态度强硬的共产党组织，到少量转投抵抗阵营的比利时法西斯党（Rexist fascists）成员。不过，从一开始就反对占领的人，与最后一刻才加入抵抗阵营的人，两者之间还是有着云泥之别的。

但成问题的是，比利时抵抗者对国家的未来看法不一致。左翼人士要求叛国的利奥波德国王在战后退位，甚至提出应该逮捕他，而君主主义的反纳粹斗士争辩说，多亏了国王，也多亏了国王和德国元首私下里的交锋，成千上万的比利时战俘才得以释放。还有民族问题：说法语的军官、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是抵抗的主力——就像他们在战前主导公共生活一样——他们想要进行社会改革，甚至来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佛兰芒人在抵抗力量中的占比小得多，他们就担心公共事务中的本地自治和公平问题。

有一点，瓦隆和佛兰芒抵抗者都没有异议的，就是合力把数千名被击落的同盟国飞行员送回英国，通常是取道西班牙和直布罗陀（Gibraltar）。这样危险的举动需要大量普通民众的参与，尤其是农民，他们要挨家挨户地传送飞行员，更准确地说，就是把飞行员从一个干草棚送到另一个干草棚。再次被俘的飞行员通常会被送到看管更严格的战俘营，帮助藏匿飞行员的平民一旦被抓，就有可能被送往集中营，很多人就命丧那里了。由于《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里包含了如何对待平民的规定，所以从公约的角度来看，帮助飞行员的平民成了那次事件的真正受害者，而非同盟国的飞行员。

欧洲抵抗史上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壮举，就是出手截停载着犹太人向东驶去的火车，而在1943年4月，还真有一列火车被成功截停，脱离了著名的20号车队。几百人逃出了车厢，不过大部分都被抓回去了，最终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如果这次事件能说明什么问题，那就是犹太人的存活只是欧洲抵抗运动中的次要问题。

在挪威，一切先决条件都为抵抗运动的燎原之势做好了准备，不过事实还是比普遍预期的欠一点，至于挪威的许多朋友在战时和战后勤勉宣传的，也是稍微有点言过其实。就挪威的地形而言，用包罗万象来形容，说占领者难以逾越，都是保守的表述。大约6万英里陡峭的海岸线，沿途还有很多深谷峡湾，是抵抗者理想的藏身之处。他们还可以偷偷乘船驶向北海上的英属岛屿，再带着武器、补给和特别行动处特工回来。这就是所谓的设得兰群岛（Shetland）巴士，由挪威人和英国人驾驶快艇（伪装成渔船）定期来回穿梭，已经闻名于世。

再就是白雪覆盖的高山、内陆森林和山丘，四处散布着滑雪度假小屋，冬天露出羊肠小道，只有最强壮的当地人才能穿行。小道通往瑞典，一个友好的中立国，挪威抵抗者常常会去那里休息，恢复元气。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挪威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秉承着维京人民主和无畏的伟大传统，而日常点滴却会让人不断想起这个国家近期的失败和耻辱。

挪威国王和政府已经逃到伦敦，但没有退位，所以，和法国的贝当政权不同，吉斯林在奥斯陆自封的政府缺乏合法性。英国给挪威流亡政府提供了资金和强大的无线电台，作为交换，流亡政府把整个挪威海军、空军和庞大的商用船队交由同盟国支配。

要造就一场声势浩大的抵抗运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了。但是大多数挪威人在整个战争中都很安分，长久以来，像贡纳·桑斯特比这样的英雄抵抗者反而遭到严重孤立。挪威合作者和自愿为德国作战的年轻挪威人远远超过了积极抵抗者。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当时，在被占领的挪威或欧洲其他地方，纳粹征兵站比地下组织好找多了，而一旦找到，让抵抗者相信自己的诚意则容易得多。总的来说，有1.5万名挪威人自愿拿起武器为德军效力，再愤世嫉俗点说，在战争期间，挪威有3万名婴儿都是德国士兵和挪威姑娘结合生下来的。

挪威主要的抵抗组织米洛格（Milorg）是由躲在暗处的军官领导，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统一，为战后接管国家做准备，以及防止共产党政变。虽然共产党发动政变的可能性很小，但领土完整是个严峻的问题。挪威从瑞典独立出来还不到50年，历史很短。半岛上的挪威地形狭长，不同地区有各自的传统、书面挪威语和自己的方言。远北端与苏联和芬兰交界，首都奥斯陆在遥远的南端，如果从远北端的希尔克内斯（Kirkens）启程去奥斯陆，只能靠飞机和船，走海路得花上几个星期。在偏远地区的人看来，首都奥斯陆就像一个讨厌的收税员，还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监管。挪威中部和北部的抵抗运动起步晚，待当地人醒悟过来，德国人是比皇室政府更狂热的集权主义者，他们才起来抵抗德国占领。

虽然米洛格的成员很快就超过数百人，而且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训练了一支常规军，主要是在瑞典受训，但是因为害怕德国人的大举报复，这个抵抗组织基本远离暴力行动。在他们的破坏行动中，很少有袭击德军大型驻地这一类举行，比如将近50万人的驻地是不会成为目标的。

挪威人出色完成的抵抗任务主要是观察和报告德国部队和海军的动向，以及英勇高效地执行突击行动，但发号施令的却是英国陆海军或特别行动处。

最著名的突击行动是英国和挪威海军联合向挪威北部的罗弗敦群岛（Lofoten Islands）发起的突袭，尤其是1941年3月的那次行动。他们在占领主岛几个小时内，摧毁岛上所有渔场、鱼油加工厂和军火库，还俘获了各种战利品，从机组叶轮到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Enigma machine），还有密码本，密码本帮助英国渗透到德国军事和海事通信中。罗弗敦群岛的居民竭尽全力地帮助同盟国的突袭，还有数百名志愿者跟着英国人离开岛屿，参加了挪威自由军（Free Norwegian Forces）。但是史料中往往没有提到的是，岛民们不仅安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工作和生计遭到破坏，而且后来他们还遭到德国当局的残酷对待。

更有名的行动就是摧毁位于奥斯陆和卑尔根（Bergen）之间的维莫克（Vemork）德军重水厂，行动是由英国特别行动处训练的挪威突击队员执行。在当时看来，重水是发展核武器必不可少的材料。英国五次尝试破坏重水厂，其中最成功的一次是由几名挪威人执行的。那次的突击队员都是攀爬和滑雪的好手，他们通过一个岩壁强攻了挪威重水厂。理论上来说，这次行动很完美，但几周之后，工厂又重新运转。更有效的一次行动是炸毁了一艘载着重水运往德国途中的客船，不过船上的许多无辜挪威乘客也不幸毙命。德国的核能项目被耽搁了很久，不过无论如何，今天我们知道，就算有重水，对他们的项目也无多大裨益。

挪威突击队员在英国接受了特别行动处的训练，当时，特别行动处和挪威流亡政府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歧，特别行动处希望看到切实的成果，即使这样会令突击队员和平民付出一定的代价，而流亡政府希望自己的同胞能远离是非。是执行代价高昂的行动，还是继续观望，特别行动处进退维谷，在整个战争岁月都被这样的问题折磨，而且几乎所有地方的抵抗行动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虽然丹麦人和挪威人语言相通，虽然德军在1940年4月的同一天入侵了这两个国家，但两国在战时的形势却相去甚远。我们知道，丹麦人压根没想过要抵抗德国入侵，他们旋即投降。他们的国王和政府也没有流亡海外，出于感激，占领者允许丹麦人继续保留自己的国王、政府、议会、民主宪法、军队和外交部门。接着，丹麦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成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盟友。丹麦和德国的商人携手在苏联沦陷区开拓殖民地。

自愿参加德国纳粹党组织的作战部队党卫军的挪威人和丹麦人数量不相上下，挪威和丹麦妇女产下的一半德国血统的婴儿数量也相近。还有一个相似点，这两个国家都拒绝纳粹的意识形态，挪威纳粹全国团结党（Nasjonal Samling）和丹麦纳粹党都是普遍失败的，占领军别无选择，只能与坚定反纳粹的本地官员合作。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地势地形截然不同，而在抵抗者眼里，这个区别非常重要。丹麦最高的“山”也不足500英尺，那里没有崎岖的海岸线，没有峡湾，没有积雪的森林，也没有隐藏的小屋。丹麦的乡村地区更像是花园，而不是野性的自然。在战争期间，丹麦没有严重的食品短缺，年轻人没有被征召入伍或强制服劳役，丹麦在战略上微不足道，英国特别行动处没有试图“点燃”丹麦——起初没有人号召丹麦人武装抵抗（或其他形式的抵抗），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丹麦人与占领军合作的盛况着实让一些人瞠目结舌，这样才萌生了抵抗运动。渐渐地，抵抗运动在丹麦发展壮大起来，到了1943年，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跌入谷底，德国人遂对丹麦进行直接统治。但是丹麦国王和略微调整的政府仍然保留了，通过巧妙斡旋，丹麦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自治。

丹麦人和德国驻丹麦机构合作破坏“犹太问题”的解决，目标太大，引起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注意，最终在1943年初秋，希姆莱下令把大约7 800名丹麦犹太人驱逐到死亡集中营。但是，德国驻丹麦机构不愿意执行这个命令，而且，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馆商务参赞格奥尔格·费迪南德·杜克维兹（Georg Ferdinand Duckwitz）赶紧把柏林的计划透露给了丹麦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各方教会显要。杜克维兹甚至还跑到斯德哥尔摩，寻求瑞典方面同意接受丹麦犹太人转移过去。获得许可之后，丹麦犹太人离境行动迅速组织起来，当德国警察开始集合犹太人的时候，大部分已经离开。这的确是丹麦人的壮举，不过，这背后人道主义的意味超过抵抗行为。尤其在这次事件中，德国驻丹麦机构与丹麦人通力合作。杜克维兹从德国驻丹麦全权代表、党卫军将军沃纳·贝斯特（Werner Best）那里获悉了驱逐计划，如果没有贝斯特的许可，杜克维兹也无法前往斯德哥尔摩。后来，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授予杜克维兹“国际义人”的称号。他的长官，战犯沃纳·贝斯特将军却被一个丹麦法庭在1948年判处死刑，后来被释放，不过讽刺的是，其实贝斯特更应该因为这次义举获得“国际义人”的称号，毕竟，贝斯特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不去理会柏林的命令。

丹麦人用一批渔船把丹麦犹太人摆渡送走，虽然在这一带巡逻的德国海军部队其实很容易阻止出境行动，但他们的指挥官却对这么明显的动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丹麦境内，德国警察接到命令，只抓捕愿意放警察进门的犹太人。最后，只有不到500名犹太人（大多数是老人）被驱逐到所谓的集中营典范——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境内特雷津的特莱西恩施塔集中营（Theresienstadt concentration camp）。即使在那里，丹麦犹太人也受到了丹麦政府的保护，丹麦代表还获准前去探访。结果，“二战”期间过世的丹麦犹太人都是自然死亡的。这个温暖人内心的故事背后也有其阴暗的一面，为了给驱逐到集中营的丹麦犹太人腾出地方，阿道夫·艾希曼的党卫军把其他一些犹太人从特莱西恩施塔转移到奥斯维辛，在那里，毒气夺走了他们的生命。

这是否意味着，一开始温顺地接受德国入侵和占领，然后再唤起占领者的人性，去拯救犹太人的性命，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方呢？可能性有，但机会不大。毕竟，处决犹太人是一个战争目标，至少和赢得战争这个目标有同等分量。1944年5月和6月，阿道夫·艾希曼想把将近50万匈牙利犹太人送到奥斯维辛的毒气室，他就有能力征用到足够多的轨道车车厢，要知道，那段时间恰逢德军需要现有一切轨道车来竭力阻击苏联军队的挺进，所以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还有一点要注意，在纳粹眼里，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是次等人，但犹太人看起来却是超人类的，是超自然的魔鬼，如果德国想要存活，就必须把犹太人一网打尽。丹麦的情况独一无二：日耳曼民族，平和，经济上不可或缺，战略上微不足道，国内犹太人口只有几千。还有，丹麦的德军指挥官和官员跟东欧的不一样，他们不是激进的纳粹分子。还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希特勒希望把丹麦并入大德意志帝国的版图，而在东欧，他只希望进行殖民，在当地只留下一些有用的奴隶。在波兰、俄罗斯和类似国家，顺从无济于事。

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一支经过特别训练的英国战斗机小队摧毁了盖世太保在哥本哈根的总部，但没有波及关押犯人的那一层，解放了丹麦政治犯。（不幸的是，一些飞行员错误地袭击了旁边的女子学校，导致师生严重伤亡。）到那个时候，丹麦已经锻造出希特勒的欧洲最成功的地下刊物之一。不过，总的来说，丹麦到战争结束都一直保持着平静祥和，最大程度上惠及了平民和德国军工业。尽管人们推崇丹麦人的民主思想和实践，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德占国家的所有人都效仿丹麦人，这场战争一定旷日持久。到底有多久，当然难以揣测，全都要看我们如何计算欧洲抵抗运动的价值了。在我们讨论东欧和东南欧的游击队时，我们会进行评估，那里有真正的抵抗斗争，那里是欧洲的主战场。

至于什么样的抵抗行为有利于国家目标或同盟国在西欧和北欧的目标，尚无定论，而且这两个问题还是要区别对待的。比如，杰出作家和记者撰写的传单、书籍和小册子提振了国民士气，但这对同盟国的战事有多大裨益，就很难衡量了。即使是最热忱的反纳粹爱国主义者也要维持生计，至于普罗大众，绝大多数人却还是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劳苦工作，在为德国战事做贡献。而他们在挪威、法国或西欧和北欧的其他地方开展的破坏行动，似乎也没有让德军大伤元气。但是，1944年的铁路大破坏，尤其是故意扰乱时间表和误导军事交通，的确让德国在应对同盟国诺曼底登陆时反应迟缓。抵抗者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44年，很多法国铁路工人因为参与破坏被枪毙。

当然，武装斗争也带来一些切实的成果：在夜色的掩护下，从背后射杀一名德国士兵，那就少了一名德国士兵。但是这种杀敌的方式代价也是惨绝人寰的：1944年，在罗马，每当一名德国士兵被杀，就有10名“人质”被处决，在塞尔维亚，每当一名德国士兵被游击队杀死，就有50—100个平民被绞死或枪毙。还有，这些人质通常都是些安分无名的小人物，通过处决这些人，可以震慑住其他人，让他们不敢去对抗占领者。这些“人质”通常都是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或东欧来的难民，他们的死亡不太会让人们感到遗憾后悔。不过，很多抵抗组织领袖还是认为，为了杀死一名德国士兵，却要付出那么多人质的生命，代价太高昂，他们就下令去杀叛国者和合作者。这样一来，在与占领者的斗争中，内部冲突或内战的潘多拉盒子又被打开了。

一个抵抗组织能压制住另一个抵抗组织，或许会有利于形成一个对德统一战线，但同盟国并不喜欢抵抗组织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英国空军司令部因为怀疑法国抵抗力量的可靠性，常常不愿意为特别行动处提供飞机，用来给当地抵抗组织空投补给和特工。英国传统主义政客认为抵抗组织是在做无用功，甚至是不道德的，他们也害怕这些武器最终会落入德国人或共产党手中。丘吉尔自己也怀疑抵抗者有共产主义倾向，但他还是会给南斯拉夫的共产党约瑟普·特托派遣特别行动处特工和军官，输送武器。他也给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派遣特工，直到1944年希腊解放后，游击队与英国部队发生冲突，这一动作才停止。总的来说，丘吉尔的观点是，任何德国可能的敌人都值得帮助，至少游击队的牺牲会挽救英国士兵的性命。

无论我们怎么看，西欧和北欧的抵抗运动并没有遵守国际协议。国际协议赋予了平民武力对抗入侵者的权利，但对前提条件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除非你认为德国侵略已经构成充分理由让你可以采取任何形式的武力抵抗。但是，德国入侵法国是无法受到指控的，法国在1939年9月1日就向德国宣战了，旋即法国部队向德国边境挺进。不过，德国侵略挪威、丹麦、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的确是站不住脚的，相反，这些国家还在接下来的战争中竭力表明自己的中立。

海牙公约规定，一旦敌军占领成为既定事实，被占领国的人民就要服从占领当局，除非占领者犯下严重罪行。没有证据证明1940年入侵西欧和北欧的德军犯下过诸如奸淫妇女、掠夺财物、火烧手无寸铁的城镇或杀害战犯或普通平民的严重罪行。只有在当地人开始暴力抵抗，英国特别行动处开始活跃之后，德国人还以报复，才有了上述暴行。基本上以1941年夏天为分水岭，自那时起，双方开始以牙还牙，以暴制暴。不过，德国总是有办法比抵抗军更残酷无情。还有，任何有头脑的西欧人都一定知道，德国占领当局保持克制只是暂时的，毋庸置疑，他们的计划是要在欧洲建立霸权。

帮助犹太人

还有一个欧洲范围内实施的抵抗行为，只不过参与的人少之又少：拯救犹太人的生命财产。众所周知，欧洲的犹太人已经在1941年的某个日子被希特勒及其伙伴判了死刑，1942年1月在柏林郊区召开的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上制订了执行计划的第一批方案。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纳粹德国盟友全面或部分参与“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问题了。犹太人的生死主要就掌握在他们手中，与德国结盟的政府从来都不是被逼杀害或上交犹太人的。被占领国政府——在他们还有政府的时候——面临的形势更困难，但即便如此，执行德国命令的决定权主要还是掌握在当地政府的手中，比如，丹麦就是这样。没有政府的被占领国，比如荷兰或挪威，如果当地机构愿意承担一定风险的话，就算帮不了全部的犹太人，也还是能帮助很多人的。

最后，各个国家的情况还是要看那些团体和个人，包括德国在内。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人，实际上都是在进行着一种安静、隐蔽但高效的抵抗。他们的职业和社会背景各异，从德国牧师、意大利外交官、法国主教、保加利亚大主教和匈牙利警官到邮局职员、酒店服务员和的士司机，一直到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尽管社会顶层人士以及西欧、北欧和南欧的人不太冒险帮助犹太人，但东欧的穷人却愿意为此拿身家性命去冒险。法国方济各会牧师皮尔·玛丽－贝努瓦（Père Marie-Benoît）设法弄到了数千份伪造文件，先后在法国和意大利为犹太人做的其他事情更是多如牛毛，但是他从未被德国、法国或意大利警察逮捕过。事实上，意大利当局还为他保护下的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另外，大量波兰农民因为庇护犹太人导致全家被德国人处决。

据说，在德国统治之下，要保护一个犹太人的性命，需要大约25个人的力量，这个数字不是夸大其词。在整个欧洲，数百万人都在偶然间参与保护过犹太人，或者至少没有向当局告发。但是，还有数百万乃至更多人，尤其是生活在最残酷的德占区之外的人，本可以这样做，却没有这么做。

在著名且充满争议的法国电影《影子军团》（L’armée des ombres，1969）中，导演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就是在向抗击德国占领军的法国斗士的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自我牺牲表达敬意，让人动容。梅尔维尔自己曾经也是名抵抗者。但是德国人在这部电影中的戏份很少：故事主要发生在法国人民、抵抗者与合作者之间。抵抗者大部分时间都在求生存。电影和原作小说都是受“二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的真人真事启发而作。

贡纳·桑斯特比导演了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来自“24号”的报告》（挪威武装部队制作，1994），很不错。24号是桑斯特比在英国特别行动处的代号，这个英国组织专门负责“点燃欧洲”计划。

大部分荷兰社会组织，包括童子军和足球队，都是严格分为天主教徒、新教徒、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四个团体的。

战后，所有荷兰人都喜欢给游客讲的一个爱国主义轶事就是，如果有人问路，他们如何用准确熟练的德语说：“我很抱歉，你们的语言，我一个字都不懂。”另一个难以忘怀的抵抗行为就是把邮票贴在信封的左上角，而不是右上角，以此表明，右上角的位置只留给印着流亡女王照片的邮票。当然，荷兰的现实就更复杂了：看看有多少荷兰人自愿参加党卫军，有多少年轻女性和德军士兵交往还怀上他们的孩子，就知道很多荷兰人都不愿意和占领者合作。

参阅Ian Buruma,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13), 3–7。

在丹麦和挪威抵抗纳粹的英雄主义方面有一位勤勉的先驱，他就是著名的喜剧演员和钢琴师维克托·博奇，一位丹麦的犹太裔难民，在战争期间定居美国。在博奇代表丹麦和挪威的公开演出中，有一点他从未提到过，那就是在战前，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法律只允许少量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裔难民在他们的国家定居。

在西方世界广泛流传、经久不衰的一个传奇就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在德国入侵的当天就宣布投降，之后还威胁要在自己的制服上佩戴大卫王之星，以防本国的犹太人被逼佩戴这个标志。在另一个故事版本里，他的确佩戴了大卫王之星。实际上，在丹麦，没有人被迫佩戴这个标志。

参阅Robin Reilly, The Sixth Floor:The Danish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the RAF Raid on Gestapo Headquarters, March 1945 (London: Cassell, 1969)。

关于皮尔·贝努瓦的一生，参阅Susan Zuccotti, Père Marie-Benoît and Jewish Rescue: How a French Priest Together with Jewish Friends Saved ousands During the Holocaust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华沙的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确认了700多名波兰人因帮助藏匿犹太人被处决的案例。实际的数字应该比这个还多，参阅Jan Grabowski, Hunt for the Jews: Betrayal and Murder in GermanOccupied Pol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第七章

东欧、南欧和东南欧的抵抗和内战

西欧和北欧的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关系特殊，在东欧只有一个地方与之相似，那就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不过其首都布拉格还是位于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以西。在西欧和保护国，只有小部分人参与抵抗运动，武装冲突星星点点，人民基本服从德国傀儡政府的统治。德国在1942年任意摧毁了一个叫利迪策（Lidice）的村庄，几百个无辜的村民要么当场毙命，要么后来在集中营受难，在带点纵容迁就意味的国际协议里，可能这也不算违反规定的行为。《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都意在保护和平的人，但是像暗杀保护国代理长官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以及捷克家庭和组织庇护杀手这种事，国际公约并没有限制德国的报复。换句话说，如果发生叛乱，占领者可以随意行动。如果说占领者中的很多凶手无论如何在战后都要受到惩罚，那也是因为，哪怕有一丁点儿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德国人都不应该因为少量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从英国起飞并空投在捷克土地上就去屠杀无辜的村民。

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德国人不会无缘无故杀人，就算杀人，也不是为了降低人口规模或进行种族灭绝。政策中唯一例外的是犹太人，尤其是从1942年开始，如我们所知，杀害犹太人是德国一个全方位的目标。

在西欧、北欧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以刊物、政治组织、罢工甚至破坏等形式进行的抵抗并没有显著影响德国的战事，却提高了国民士气，在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对战后政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和当时的波兰比起来，这些地方的武装抵抗看起来小打小闹，但铁定是对同盟国的目标有利的。武装抵抗还激怒了占领者，给没有牵扯其中的平民和抵抗者带来了无妄之灾。即便德国行为不义，这样带来的后果也是说不过去的。但是，话说回来，那时候纳粹思想极为险恶，德国占领者在欧洲其他地方的罪行又罄竹难书，所以，即便当时德国人并非有意犯下如此罪行，遭遇暴力抵抗也是无可厚非的。

有一个国家要另当别论了，那就是意大利：意大利人在“二战”历史上扮演了双重角色，起先是纳粹盟友和残忍的侵略者，之后却成了受害者，甚至是抗德英雄。我们应该记得，意大利一开始是德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多年来，墨索里尼更像是希特勒的导师和监护人，而不只是次要的伙伴。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在1922年掌权，比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早了11年。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残酷手段，和后来的德国纳粹冲锋队和党卫军不相上下。政治谋杀是法西斯党的一个固定日程。换句话说，在1943年9月意大利倒戈之前，我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意大利人抵抗德国占领者到什么程度，而是本国地下组织抵抗法西斯政权的水平到了几何？

1943年之前，法西斯的意大利参与了一系列无端的侵略。1935年，意大利领袖的军队没有任何理由就入侵了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很多村庄遭到意大利空军的轰炸和毒气残害，一场骇人的战争后，这个幅员广阔但穷困潦倒的国家被征服了，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被宣布为皇帝。在接下来的一年里，6万意大利“志愿军”，实际上大多是常规陆海空军士兵，加入了西班牙内战，站在民族主义者一边。1939年3月，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宣称阿尔巴尼亚是意大利保护国，逼迫佐格国王（King Zog）流亡。1940年6月，正当法国在德国的猛攻之下摇摇欲坠之际，意大利袭击法国，虽然被法国山地部队击退，但还是设法攫取了边境的一些领土。不久之后，一支意大利大部队入侵埃及，但很快被对手英国一举歼灭：意大利的失败让德国不得不代表意大利介入。同年11月，意大利军队袭击希腊，依然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被击退，再次要求德军声援。1941年4月，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一起征服和占领了南斯拉夫和希腊。两个月后，意大利加入了德国大举进攻苏联的行列，这次还是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一年半后，苏联的一次反击把意大利远征军彻底摧毁在顿河岸边。1943年夏天，西方盟国入侵和占领了意大利西西里岛（Sicily），至此，法西斯大议会终于逼墨索里尼辞职并下令逮捕了他。同年9月，意大利国王试图举国向同盟国投降，但德国的一次入侵逼迫他和他的政府逃到南方，从那时起，意大利就分裂为同盟国控制区和德国控制区。在德控区，被德国突击队解救的墨索里尼成立了法西斯共和国。

1943年7月，一场完全不应该降临在意大利身上的悲剧开始了。这段时间也见证了反法西斯党派和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冉冉升起，这些内容会放到下一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军队在战争中的失败是同盟国的福音，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同盟国也能提提他们大胜意大利军和俘获许多意军士兵聊以慰藉。不过，那些认为“意大利人软弱”而对他们不以为意的人应该想象，当意大利人终于有了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也就是把意大利从德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意大利的抵抗斗士也和世界上的其他国民一样勇敢能干。事实上，意大利的数据显示，差不多5万游击队员在抵抗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和德国占领者的斗争中牺牲。

东欧悲剧

“二战”时期的东欧和东南欧就像一个屠宰场，千百万士兵、未受训或非正规的游击队员和追捕游击队的警察被驱赶到那里。大量平民也丢了性命，有些是因为支持德国纳粹，还有些人是因为反对纳粹，有些是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有些是因为青睐共产党，还有些则是因为反对共产党。另外，数百万普通安分的平民被杀，其原因不过是他们的种族、宗教信仰、居住地、真实或可疑的国籍、政治信仰或财富，或者仅仅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在这个噩梦般的世界里，军纪严明、全情投入抵抗事业的大规模游击队在与正规军或敌对游击队激战，但也有个别人和小型组织在对邻国实施血腥报复。在他们的世界里，抵抗纳粹及其盟友只是广泛斗争和纷扰中的一部分，不过反纳粹抵抗者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还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是他们在东欧（欧洲其他地方也一样）的各个地方接过政权。后面的章节会谈到抵抗运动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和政治危机，到时候我们会再详谈这些内容。在本章中，我们先要抽丝剥茧，理清抵抗运动的历史脉络，毕竟这里的抵抗运动覆盖面广，一直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地中海东部。

美国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用了“血色大地”这个词，精准地描述了战时的东欧。虽然斯奈德指的“只是”今天的波兰、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但其实这个词用来形容中东欧和东南欧也是再恰当不过了。比如，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1941—1945年，当地人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比如身为穆斯林、罗马天主教徒、东正教基督徒、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属于犹太“种族”但不一定信仰犹太教的人、波斯尼亚人、吉普赛人、共产党、民主派、乌斯塔沙民兵组织、德国士兵、意大利士兵、游击队员、南斯拉夫祖国军（Chetnik）战士、克罗地亚士兵、抵抗者、合作者或者逃兵役的人，就被各路敌人杀害。

除了波兰，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在战争的头一年半里都生活在和平当中。但这种和平却是四面楚歌、危机四伏：1939年8月达成的德苏协议不仅同意苏联控制波兰东边那一半领土，还准许苏联控制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苏联人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建立军事基地和海军基地，然后，1940年，苏联控制下的当地共产党组织了一场虚假的公民投票，“同意”这三个国家并入苏联。苏联的接管让波罗的海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精英开始走向毁灭，这些精英阶层被驱逐到苏联偏远地区，大多数人都魂归异乡。“二战”中的第一波游击战就此应运而生，讽刺的是，战斗的对象不是德国人，而是苏联占领者。波罗的海游击队（这个词首次在“二战”中出现），也叫作“丛林之人”，一边与苏联红军作战，一边期盼希特勒军队前来解救。

1941年6月，巴巴罗萨行动降临。但在德国坦克抵达之前，波罗的海游击队和城市暴民就对苏联战俘、可疑共产党和犹太人展开血腥报复，苏联占领的暴行，却要犹太人集体承担后果。事实上，我们今天都知道，在波罗的海国家，为苏联效力的非犹太人多过犹太人。1941年夏秋发生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犹太人大屠杀或许是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

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是如何为纳粹党卫军提供了一些最英勇的作战部队。即使在今天，波罗的海国家的很多人还宣称，当年在纳粹党卫军效力的同胞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对抗“成群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当然，在1942年，当战局开始对希特勒不利时，抗德运动兴起，但那些抵抗运动根本无法与抗苏游击队相提并论。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从来没有认可苏联吞并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行为，这就让波罗的海的反苏斗争披上了合法的光环，大大影响了今天波罗的海国家对战时历史的看法。波罗的海国家对抗苏联占领者的斗争在战后还持续了很久，著名的森林兄弟（Forest Brothers）参与了斗争，这个组织有大约五万名战士，据说最后一名战士在1956年向苏联警方投降了。波罗的海持续的反苏斗争给平民百姓平添了难以言喻的悲惨遭遇：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至少有10%的人口，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被驱逐到苏联偏远地区，很多人一去不返，客死他乡。毋庸置疑，波罗的海人民的抵抗加速了这三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走向独立，但是也有人会说，那个时候苏联体系内爆，无论如何独立都会来临。

波兰：不同寻常的个案

波兰人，起先抵抗德国占领者，后来也连带抵抗苏联人，这场抵抗运动如此宏大而复杂，我们讲述的篇幅短小，实在难以还原全貌。所幸的是，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献卷帙浩繁，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些文献都是一边倒的，清一色的爱国主义色彩，至少英文文献是这样。如果我们要概括一下波兰人这个大民族，应该这样说，他们深深沉浸在英勇抵抗外敌入侵的历史长河中，总是喜欢把自己描绘成浪漫主义甚至救世主的形象，这让我们有时很难侦测到这里的真实画面。如果我们相信前抵抗者和大多数的波兰历史学家，那波兰整个民族从战争伊始直到1945年春天最后一名德国士兵离开波兰为止，都一直在抵抗德国人。这些历史学家指出，为了显示他们对自由的热忱，对西方盟国的忠诚——同盟国在1939年没有出手相助——波兰人一直集中力量与德国压迫者斗争，而忽略了与苏联侵略者作战。直到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些波兰人才拿起武器对抗苏联占领者及其波兰傀儡政权，这次，他们依然孤立无援。

以上历史学家的陈述，大部分属实，但他们却有忽略一个事实的倾向，那就是，在波兰，就像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大多数民众都置身事外，过着自己的生活，至少他们努力这样做。波兰人被当成奴隶和次等人对待，水深火热，但也有很多个人和群体从德国军工业的需求中获利。而没收犹太人的财产，以及犹太商人和专才的缺席，也给他们带来了好处。

关于德国占领的准确性质，以及抵抗运动的水平和价值，波兰人自己也意见不一。谁才是抵抗运动的真正生力军，尚无定论：是传统的波兰社会精英？拥有土地的大贵族和施拉赤塔（波兰贵族）的后裔？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城市工人？而各主要抵抗团体的贡献、名望和真实角色也是争论的焦点，这些抵抗团体有：持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反纳粹国家武装部队；保守自由主义、亲西方的重要爱国主义抵抗组织，其政治领袖居于伦敦，自称是流亡波兰政府，旗下军队是波兰救国军（Armia Krajowa）；由农民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左翼抵抗力量；最后，还有共产党抵抗组织，旗下军队叫作波兰人民军队（Armia Ludowa）。共产党抵抗组织的领袖身居莫斯科，是斯大林手中的工具。而关于波兰抵抗组织与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少数民族的地下组织，以及波兰民众是如何看待大屠杀以及波兰人和犹太抵抗力量之间的真实关系，波兰历史文献迄今都少有提及。

至少迄今为止，波兰人都喜欢把自己塑造成无辜和极其独立的民族，被两个极权主义魔鬼国家残忍侵害：首先是纳粹德国，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第二个就是苏联，苏军在9月17日踏上波兰领土。德国占领者在波兰人民身上施加了无尽的痛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德国在1939年9月首次摧毁华沙，又在1944年8—10月华沙大起义期间和之后让惨案重演。千千万万波兰人在华沙的帕维尔克监狱（Pawiak Prison）和奥斯维辛一期集中营这样的地方受尽折磨并被杀害。波兰人在苏联统治下也是苦难深重，最典型、最骇人的就是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NKVD）于1940年在苏联卡廷森林和类似的地方屠杀了大约2.2万波兰预备役军官和文官，以及在战争接近尾声和刚刚结束的时候，苏联审判和处决波兰非共产党的反纳粹抵抗者。

波兰人说得没错，波兰没有出过大卖国贼，但他们很少会顺带提及，其实波兰是欧洲唯一一个没有被德国占领者邀请合作的国家。的确，波兰被两个超级大国无情猛攻，波兰人没有投降，而是顽强抵抗侵略者，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是，直到最近，波兰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才开始用一个更加平衡的视角来阐释这些事。比如，在两次战争期间，波兰对待少数民族就不太公平，这至少也能从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很多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德国侨民（Volksdeutsche）和犹太人对波兰这个国家和人民怀有强烈敌意。也是直到最近，一些顶尖的波兰作家才开始探讨大屠杀那几年里波兰普遍的反犹问题。那个时候，波兰村民和市民会抓住逃出来的犹太人并交给波兰或德国警察，这种事情太寻常了。一位年轻的波兰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特定国家的微观历史，他最近关于波兰东南部的研究表明藏匿起来的犹太人落难大多都是因为遭到波兰人邻居的背叛。波兰民族主义者通常都会找的一个共同借口就是，这些处于绝境的村民都认为犹太人与苏联共产党的镇压脱不了干系，很多犹太人都参加了苏联占领军，但这个理由在波兰中部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那里直到1944年才有苏联红军的踪影。他们毒打、折磨和私刑处死犹太人的现象也不是一星半点，还有，波兰村民犯下的臭名昭著的耶德瓦布内（Jedwabne）犹太人大屠杀也不是个偶然的个案。波兰还开始出现一种恶毒的行为——以恐吓和勒索藏匿的犹太人为职业，主要是华沙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这么做。当犹太人没什么可给的时候，就会被告发到德国当局以换取酬金。不过，波兰地下法庭有时的确会审判和处决这样的行为。

坚定反对德国占领是波兰流亡政府的国策。逃过德国或苏联抓捕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1939年9月底流亡到罗马尼亚，还带去了波兰军队坚实的一部分。其他人逃到匈牙利，他们在那里也受到热情接待，享受贵宾的待遇。接着，数千人获准经由巴尔干前往西边。波兰流亡政府迁移到巴黎，之后到了伦敦，越来越多体格健壮的波兰难民加入英国军队，英国把他们整编成步兵团和装甲旅。还有一些波兰难民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组成其中一些最出色的战斗机小队，获益的还有英国海军，满员的波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和运输船舰队加入了他们。

流亡政府在华沙建立了地下政府（Delegatura），五脏俱全，军事、政治、教育、文化、司法和情报部门应有尽有。而抵抗运动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就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果断地袭击德国占领者。谨慎的指挥官和鲁莽的地方领袖之间往往会出现分歧，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表现。不过波兰的抵抗组织是幸运的，他们在这个国家的行动相对自由，波兰自由战士拥有的传统声望是他们的护身符。另外，很多抵抗者是贵族出身，德国和苏联占领者不得人心，地下法庭追捕叛徒高效，也让抵抗运动获益匪浅。事实上，在希特勒的欧洲，在少有的几个国家，为德国人效力和加入抵抗军一样危险，而波兰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曾经说过，成功抵抗需要像鱼游于水中一样，而波兰抵抗者就是传奇的“水中鱼”。波兰抵抗者成为高中学生和童子军的榜样，男孩女孩都效仿他们，在1944年的华沙大起义中为国家前赴后继，担任通讯员、间谍和护士。

波兰这片土地上孕育的传奇抵抗战士或许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我们这里只看三个人，来认识他们的勇敢和困境，以及抵抗的悲剧，这里尤其凸显了波兰民族抵抗的悲剧。

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Władysław Bartoszewski），一名天主教记者和作家，早年被当作政治犯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1941年获释。索菲娅·克萨克－切斯卡（Zofia Kossak-Szczucka）在华沙地下政府内成立了救助犹太人的地下组织扎高塔（Zegota），这是欧洲唯一一个专门致力于援助犹太人的地下组织，而巴托谢夫斯基就成了里面最有名的成员。巴托谢夫斯基参与了1944年的华沙大起义，之后——和很多其他的抵抗者一样——差不多是不假思索地继续曾经在苏联统治下的抵抗事业。他被指控为间谍，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来指控被撤销了。他马不停蹄地继续他忙碌的政治、新闻和文化活动，游历世界，赢得了无数荣誉和勋章，包括被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义人”称号，以色列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1981年初，他再次被波兰政府逮捕，紧接着又恢复了名誉，在共产主义倒台后，担任团结政府的外交部部长。关于波兰抵抗运动的最重要的书籍中，有一些就是巴托谢夫斯基撰写的，他到2013年还身居外交高位，当时他91岁高龄。

在西方国家中有一个名气很大的人，叫杨·卡尔斯基（Jan Karski），因为除了他的种种事迹外，他还在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1985年拍摄的法国纪录片《浩劫》（Shoah）中接受了采访，卡尔斯基在战时担任主要的波兰抵抗组织波兰救国军的通讯员。他几次秘密前往法国和英国，曾经有一次被捕，受到德国人的严刑拷打。1942年，他进行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秘密出访，到了英国，又从英国去了美国。他携带着关于德国暴行和犹太人死亡集中营的文件，他还伪装探访过其中一个集中营。他甚至到了华盛顿的椭圆形办公室，但是罗斯福总统及其顾问都不愿意相信他，或者，就算他们相信，也还是没有办法或没有意愿去提供帮助。卡尔斯基最终成了乔治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写了一些书，其中有一本叫作《一个秘密国家的故事》（Story of a Secret State），是关于波兰地下运动的战时报告，几乎成了西方最畅销的书。

威托德·皮雷茨基（Witold Pilecki），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身上集合了一个“典型”波兰自由战士的所有主要特征。就像很多其他的波兰抵抗者一样，他出身高贵。事实上，波兰社会传统上几乎全是由贵族地主和奴隶组成——城市里的奴隶通常都不是说波兰语的——而为数众多的贵族视自己为波兰民族地位的唯一传承者。皮雷茨基的身份是地主，他在1919—1920年的波苏战争中服役，成长为一名预备役军官。1939年德国袭击波兰后，他在自己的部队总是第一个冲锋陷阵，直到彻底战败，然后立刻加入了第一个武装地下组织。1940年，他说服自己的长官，让自己被捕，目的是混入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里主要关押着波兰政治犯。他在集中营成立了地下抵抗组织，并在1943年4月携带从德国人那里偷来的文件逃跑了。之后，他加入了救国军，并在1944年的华沙大起义中表现格外突出。不过，到那时他已经开始为抵抗苏联占领做准备了。1947年，他因为向西方国家传递苏联暴行的情报被捕，接着受到审判，被判刑，1948年5月被处决，年仅47岁。在共产党执政期间，他被社会遗忘，到了后共产主义时期，政府恢复了他的名誉，他成了波兰的一个传奇英雄。

计算欧洲抵抗运动对敌人造成的损失是几乎不可能的。西方历史学家，尤其是专门研究军事历史的，倾向于认为抵抗运动并没有大挫德国战斗力。但是，鉴于波兰、苏联和南斯拉夫在“二战”时期的经历，以及后来阿富汗反苏游击队和越共抗击美军的惊人高效，这样的论断显得不尽如人意了。根据波兰的官方数据显示，1941年1月—1944年6月之间，非共产党、非右翼的波兰抵抗运动摧毁了6 930个火车头，让732列德国火车脱轨，破坏了19 058列货运火车，让92 000个炮射导弹出错，不胜枚举。虽然数字精确成这样的确让人怀疑，但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德国军工业的机器被波兰游击队摧毁，他们不得不以人力代替，可能要耗费数百万小时的人工。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波兰和苏联有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成千上万德国士兵不得不留守后方保护交通，而无法上前线打仗。

有三个重大事件决定了波兰抵抗运动的命运，也定格了人们对抵抗运动的记忆：1943年4—5月的华沙犹太区起义，据说波兰抵抗军试图帮助在劫难逃的犹太战士却失败了；1944年8—10月的华沙大起义，以及一些相关事宜，比如起义的时机是否还不成熟，苏联红军是否刻意不出手襄助波兰战士；苏联在战争结束时虐待波兰救国军，以及救国军“兄弟们”，也被称作“被诅咒的士兵”，在战后继续与苏联和波兰共产党政权做斗争，一直到1952年解散，斗争才结束。

图7.1 德国党卫军士兵把犹太幸存者从烈火熊熊的华沙犹太人聚居区驱离，事件大约是发生在1943年5月。这些幸存者要么被杀，要么被驱逐到集中营。

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抵抗：一段紧张的关系

波兰抵抗军总有不少犹太人参与，同时，犹太人还有自己的抵抗运动。华沙犹太区起义、其他犹太社区和集中营起义都是由少数年轻男子和女子发动的，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写就。他们是数百万被集体宣判死刑的波兰犹太人中最勇敢的，这是他们的公开反抗。犹太战士选择了有尊严的死法，同时也要向所有诋毁犹太人的反犹主义者宣告，犹太人不是懦夫。不出意外的，犹太社区领袖和居民（大多数都已经被移送到特雷布林卡并遭毒气杀死）不赞同这样的冒险。还留在犹太社区的人把希望放在身份证件上，证明他们是为军工业效力的熟练技术工人。而这些犹太战士们只在一点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做好赴死的打算，其他方面却是有分歧的，他们分裂为复国主义派别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派别，甚至在社区内还有明确的划分。事实上，他们都分别命丧装备精良、残酷无情的德国党卫军手中。这场斗争可能只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后来的华沙大起义，则成了以色列国的基石，尤其是奠定了其国防力量。

如果说非犹太裔波兰人抵抗军在犹太人的英勇事迹中发挥了作用，那他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救国军偷运了枪支到华沙犹太区，少量的步枪，大多是老旧的手枪，共产党主导的波兰人民军队的一些分队还试图袭击犹太区。不过，总的来说，那些帮助都微乎其微。救国军指挥官后来宣称他们的部队也缺少武器，但是鉴于波兰抵抗军没有和占领军正面作战，分出一些步枪其实还是能做到的。实际上，救国军指挥官把犹太抵抗军当成业余军队和政治外行，甚至认为他们对救国军怀有敌意。很多波兰人还责备犹太人没有在波兰被占领的头一两年加入战斗，那个时候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里接收的主要是波兰的政治犯，犹太人还没有遭到大规模谋杀。

波兰人倾向于认为犹太人都是热切的合作者，但波兰人在批判犹太人的行为时忽略了一个事实，一个被宣判死刑的人，无法和能够选择生死的人秉持同样崇高的道德标准。为德国人工作，与之“合作”，在犹太人委员会、犹太人社会警察和普通犹太工人的错误认知中，这是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毫无疑问，波兰抵抗军和普通波兰人中，有很多人都不喜欢甚至讨厌犹太人。早在1940年2月，年轻的抵抗军通讯员扬·卡尔斯基就向波兰流亡政府报告，称“对犹太人的厌恶为德国占领者和波兰社会重要阶层搭建了一座可以会面的独木桥”。就连索菲娅·克萨克－切斯卡都坦白承认自己有反犹太人的情绪，要知道，她在战争期间可是全心全意致力于救助犹太人。作为人道主义者，她每天都在为犹太人冒生命危险，她进过监狱，也进过集中营，但她在战后却提倡驱逐犹太人。她对犹太人抱有天主教徒普遍的偏见，认为犹太人是“杀死耶稣的凶手”，也坚定相信波兰应该只属于说波兰语的民族，属于波兰民族。波兰抵抗军中有很多人对犹太人、德意志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这些少数民族有着同样的观点。

如果能聊聊德国占领下抵抗军的团结一致，自然是很好的，只是这样的证据几乎没有。各民族、政治、区域和行业群体都在追求自保，除了共产党，因为他们服从斯大林的指令，而不是自己的意志，只有像托洛茨基分子（Trotskyists）和其他共产党异见分子这样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还有原生贵族和少数像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宗教团体才有能力跨越种族的界限。

198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以及其他的波兰作家都描述过，华沙犹太社区起义的时候，犹太社区隔墙的旁边，音乐声飘在空中，孩子在游乐场骑着旋转木马。而在墙的另一边，尖叫声钻入耳中，有人从燃烧的建筑物上跳到路面。似乎也没有人注意到，存活的犹太社区居民，大多是妇女和小孩，他们惊恐地举起双手，被驱赶着穿过社区大门。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在希特勒的欧洲，不同族群隔着鸿沟，尤其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但是，这个故事也彰显出，纳粹在波兰创造一个新的等级社会是多么成功，德意志帝国的人在金字塔尖，当地的德国侨民居次，下面是受到严重压迫的波兰人，但比起犹太贱民，波兰人还有那么点优越感。

1944年夏末秋初的波兰人华沙大起义，数万人为之而战，数十万人因此受难，对全世界的政局产生重要影响，其效应至今未消。在同盟国或苏联解放军抵达之前把自己的国家从德国占领中解救出来，是众多欧洲抵抗者的梦想。如我们所知，只有一些巴尔干国家实现了这一梦想。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1944年末，当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燃烧着自我解放的烈火时，德国军队已经开始从巴尔干半岛撤离了。所以，巴尔干半岛的抵抗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哪个抵抗组织将接替德国的统治地位。而在东欧的每一寸土地上，德国军队仍然带着坚定不移的决心在战斗。

波兰如果成功实现自我解放，将能帮助其他国家在战后确立真正的独立。对于波兰人来说，当德国人在1943年发现了1940年的卡廷惨案，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大胆地公开控诉此事，自我解放的事宜就变得更加刻不容缓。这也给了苏联人一个借口，断绝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把波兰国内的代表视为敌人。

回到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之后，苏联承认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具有合法性。波兰派了大使到莫斯科，他们还获准在苏联组建起一支独立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就叫安德斯军队（以指挥官的名字命名）。安德斯军队主要是由在苏联战俘营和集中营发现的波兰人组成，成立后，军队获准离开苏联，并将很快加入同盟国一边作战，主战场在意大利。在经历了一段短暂且来之不易的蜜月期后，波兰和苏联的关系急转直下。在卡廷惨案后，苏联人成立了一个由波兰人组成的反法西斯委员会，后来叫作卢布林委员会（Lublin Committee），受苏联严格控制。苏联还为这个委员会增设了一支波兰人军队，士兵都是从战俘中招募来的，配备了苏联红军指挥官，并受其监督。因此，到了1944年，非共产党的波兰人又有了两大敌人，纳粹德国和苏联。

波兰人希望能够在苏联红军抵达华沙之前重组国家政权，并拥有一支有实力的武装部队，这将会大大有利于他们重塑一个自由的波兰。1944年夏天，这个自我解放的机会出现了。苏联红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on Bagration），大举歼灭德国的中央集团军（Heeresgruppe Mitte），数十万德国士兵被俘。苏联红军中央军士兵达数百万，配备的枪械、坦克、飞机达数万，稳步向华沙挺进。同时，苏联无线电广播反复号召波兰人们起来反抗这伙“希特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强盗”。

虽然还没有为行动做好万全准备，华沙救国军的指挥官博尔·科莫罗夫斯基（Tadeusz Bór-Komorowski）还是下令在1944年8月1日起义，当时苏联红军部队就驻扎在维斯瓦河（Vistula River）对面，距离华沙中心不足1英里。起义刚开始的时候，波兰战士所向披靡。起义军装备了1939年缴获后藏起来的德国武器和军火，通常穿着残留的德国军服，占领了城市大部分地区。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形成一个稳固连续的战线，在连续不断的轰炸下，包括来自战机的空袭，起义军损失惨重。德国指挥部派出了一些最残暴的士兵，比如由普通刑事犯组成的迪勒万格尔兵团（指挥官奥斯卡·迪勒万格尔博士自己就是个被判刑的强奸犯），还有党卫军卡明斯基旅的俄罗斯士兵。然而苏联人的援助并没有来。莫斯科公开谴责起义是疯狂的冒险，指责救国军是法西斯。的确，在数周的激烈战斗后，苏联军队需要休息。但有些事却解释不通了，比如苏联拒绝让同盟国的战机在自己的飞机场降落或加油。结果，从意大利南部机场起飞的英美飞机只能丢下少量的补给给华沙战士就得返回。10月初，华沙卫戍部队投降了，出人意料的是，3万华沙起义的战士被当作战俘对待，这就意味着他们当中大多数都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平民百姓就没那么幸运了，成千上万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被德军暴徒杀死。波兰首都被夷为平地。

华沙起义对波兰和波兰人民有任何意义吗？这是一种“自杀式冒险”，将近25万人丧命，一个首都城市消亡，有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就质疑背后的价值，还有些人辩称牺牲不是白费。如果不是因为大起义和波兰人的抵抗赢得了自尊，在世界范围内激起人们的钦佩，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和波兰人民就没有力量在1956年成功反抗苏联，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再次反抗。不过，不得不承认，如果华沙没有这场英雄般的起义，千千万万的华沙人也不会丢了性命。

苏联德占区的抵抗

巴巴罗萨行动和德国入侵苏联在规模和残酷性上超越了欧洲土地上的任何其他悲剧事件，或者只有犹太人大屠杀可以与之比拟，不过，大屠杀和德军入侵苏联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些人甚至会说，如果德军没有染指苏联领土，也许就不会有德国人试图屠杀所有欧洲犹太人的举动了。数百万东欧的犹太人突然落入德国人手中，另外，德国人没能对苏军速战速决，这让他们感到挫败，出于这些原因，纳粹才决定实施“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

在苏联德占区，抵抗纳粹运动和抓捕抵抗者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覆盖范围极广，几乎把各方都牵扯进来了，而且残暴程度爆表。“各方”这个词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因为除了德国人和苏联居民（后者由数百个不同民族构成）以外，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卷入了战斗。我们说过，不仅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派了部队到“反布尔什维克”战线，就连中立的西班牙也派了一支4万人的军团参战，另外，还有来自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甚至瑞士和瑞典的数千名志愿军。这些德国之外的人要么上了前线，要么在后方主动或被迫与苏联游击队作战。在整个冲突中，游击队员猎手和游击队员都犯下了最残酷的暴行。

其实“抵抗”这个词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生在苏联的事，因为西欧抵抗运动中的一些典型特点，比如地下报纸、地下政党和个人袭击敌人目标这些事，并没有成为苏联德占区的反抗要务。在那里，抵抗者组成武装部队，苏联军官指挥下的稍大型部队会空投到前线，或是偷偷潜入。苏联游击队的成员有些之前是士兵，1941年的仓皇撤退中有成千上万士兵没跟上大军，其中一些人宁愿躲入丛林，也不愿意被抓去德国战俘营。还有一些人加入游击队是因为家人被杀或村庄被付之一炬，想要复仇。另外，斯大林曾下令所有人都要坚定不移地抵抗侵略者，如果不服从命令，可能会在解放后遭到惩处。最后，还有很多人加入游击队只是因为武装反抗也好过得过且过，因为在当时那个世界里，手无寸铁的平民可能成为任何人的目标。

当然，大部分时间里，游击队员并不是在战斗。在冰冻刺骨的森林，在蚊子扎堆的普利佩特沼泽（Pripet Marshes），或是在城市的废墟，仅是生存已属不易。游击队员从农民那里强取豪夺粮食，农民杀死游击队员，仿佛回到了三十年战争。邻国的游击队组织往往也是个威胁。乌克兰游击队员杀死犹太人和波兰游击队员，波兰游击队员杀死乌克兰游击队员，共产党射杀“反动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除掉“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肆意杀害任何不是本国国籍的人。但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部队高度自律，有自己的管理机构、无线电站、幼儿园和学校、医院、安保，以及反间谍机构。莫斯科把苏联的游击队当作红军的一员，他们要听从中央指令，他们的指挥官要定期向上汇报情况。

东边的游击战规模很大。战争期间，法国的抵抗者失去了数千名同志，有的死在战场，有的死在监狱或集中营，作为反击，法国抵抗者杀了数百名德国士兵，处决了数量更为庞大的可疑合作者和叛国贼。而在苏联，游击队的伤亡以数十万计，受游击战所累的亡魂也是这个数。

游击战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和其他占领者的残暴。这些侵略军，上至指挥官，下至列兵，都被授意要毫不留情，也得到保证，不会因为处决可疑人物而承担任何法律后果。毕竟，犹太人、吉普赛人和俄罗斯人都被视为次等人，是雅利安种族的敌人。从历史学家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德军处决了1.5万名自己的士兵，其中大多都是俄罗斯前线的，罪名包括逃离军队（战争期间，美国只处决了一名逃兵——列兵爱德华·“埃迪”·斯洛维克）、怯懦胆小、玩忽职守、政治煽动、偷盗政府财物和强奸等等，但没有一名士兵因为射杀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代表和可疑的游击队员而被处决。但是，如我们所见，德国军法严格禁止屠杀无辜平民，即使在纳粹统治时期也是有效的。只有极少数德国军官和文官把这条规定当回事，通过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和仁慈，他们想赢取当地人的心。如果整个军队都这样尝试的话，德国人也许会在东部战线获胜。但是，在俄罗斯的战事中，赫然在目的是挂在树上或阳台上摇晃的尸体，付之一炬的村庄，被炸飞的城镇，驱逐，还有折磨。只有强奸不是德国人的典型行为，这一点和苏联红军恰恰相反。

悲剧的是，当时有一些德国军官已经做好准备要为1944年密谋推翻希特勒政权而牺牲，但他们也还是毫不犹豫地下令残暴对待当地人，也没有试图拯救犹太人。至此，有一点需要再次强调，在战争期间，东欧的犹太人总数大约达到500万，这些人并不都是死在毒气室的。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头一年半，至少有100万犹太人是被枪毙的，开枪的主要是军事警察大队的人，这是一个由中年预备役军人组成的队伍。德国军队的其他兵种——步兵、炮兵、空军和海员——也为虎作伥，至少是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观光团”，观看了杀戮表演，而且明显大部分都很享受。的确有些人感到愤慨，但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数百万德国士兵及其军官里面有人试图干预这场大规模屠杀。

图7.2 南斯拉夫内战：斯洛文尼亚通敌的国民志愿军（Domobranci）1944年的海报，警告人们要提防“兄弟内斗”，这张海报上画的是游击队员射杀农民，放火烧村，随处发生性关系。

苏联游击队并不是很看重西欧那种知识分子式“资产阶级”的抵抗，在战后，他们大声宣告：他们，共产党，才是唯一真正永不妥协的抵抗者。这就夸大其词了，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在东欧和东南欧，无论是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小型抵抗运动，还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大规模游击战，参与其中的共产党都要多过其他身份的人。当时，如我们后面所见，最终的政治结果并不取决于共产党的参与程度，而是更多取决于大国政治。

巴尔干半岛的抵抗和纷扰

战争期间，德国及其盟友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半自治的阿尔巴尼亚国占领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另外，就连希腊和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的法定继承国）都获得德国首肯，可以拥有自己的合作政府和国民警察，因此，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们也是德国的盟友。但是，事实上，在1941年的胜利后，占领者有效控制的领土越来越少。巴尔干半岛越来越多地成为各游击队的地盘：在希腊，有共产党、共和派、君主主义者和少数民族，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的其他领土上，有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南斯拉夫祖国军和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共产党。

游击队不仅和占领军打，他们通常也互相打。另一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远没有那么合拍，没有就一切问题达成一致。1943年9月后，当意大利试图向同盟国投降不成，德国人不再把巴尔干半岛的意大利占领军当作朋友，而是厌弃和鄙视的敌人。意大利部队被解除武装，不服从或抵抗的就被杀了。被俘的意大利士兵进了集中营。到了1944年伊始，德军就独掌整个巴尔干半岛了。这样的局势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在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倒戈后，德国人开始仓促撤退。同时，巴尔干半岛的内战爆发，并一直持续，直到最后铁托率领的共产党、苏联和英国建立新秩序，执掌巴尔干半岛，并由胜利者瓜分了地盘。

很多书和电影都描述过巴尔干半岛的游击战。德国有山地部队，主要是由奥地利征召的士兵组成。山地部队一个接一个地扫荡高山岳麓，但是，当他们打到高原的时候，游击队人间蒸发了。所以德国人就放火烧村庄，屠杀村民。游击队也不容易，他们要拖着伤员病号一起走，常常还要忍饥挨饿。在一些著名的新闻影片中出现过南斯拉夫年轻的共产党游击队员画面，他们身着破旧的军服，在雪地里跋涉，脚上仅包裹着破布。起初，游击队没有获得任何援助，苏联人没有也无力提供太多支援，但那时西方情报机构和丘吉尔的特别行动处插手了。在塞尔维亚，英美先后采取行动，首先是给南斯拉夫陆军军官米哈伊洛维奇（Draža Mihailović）空投武器和顾问，他已经被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任命为战争部长。但是米哈伊洛维奇的南斯拉夫祖国军里那伙士兵都是个人主义者，军纪散漫，时不时还残暴无情，追求的是建立大塞尔维亚，而不是重塑南斯拉夫。当他们遭遇更有纪律和“国际主义”（在这里指整个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加之内心的憎恨，个别祖国军将领有时就会和德国人以及意大利人联合起来。另一边，丘吉尔和他空投下的顾问，比如菲茨罗伊·麦克莱恩（Fitzroy MacLean）和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Randolph），就决定支持铁托和他旗下的共产党。马其顿和希腊的事态也并无大异，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局面，英美给共产党提供武器和药品，而共产党并没有心存感激。不过，最终丘吉尔的这场冒险是有回报的，因为希腊和铁托领导下重组的南斯拉夫从未加入苏联阵营。

图7.3 塞尔维亚共产党游击队员斯捷潘·菲利波维奇（Stjepan Filipović）被执行绞刑前劝诫围观的人群。这张著名的照片常常出现在历史书中，菲利波维奇周围穿制服的人都是米兰·内迪奇（Milan Nedic）领导的塞尔维亚合作政府的士兵。

戈尔戈波塔莫斯（Gorgopotamos）传奇

英国特别行动处的基本原则是给德国最坚定的敌人提供援助，无论这些游击队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什么。得益于这个原则，特别行动处才收获了其中一个难能可贵的真正胜利，炸毁希腊中部要道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雅典铁路线上的戈尔戈波塔莫斯高架桥。这个故事发生在1942年11月，当时特别行动处在那里的活动才刚刚起步。今天读到这些内容，会感觉那段时期是英国特工和希腊各游击队之间的一段蜜月期。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思想信念，却为了同盟国的大目标携手共进。当时有两股主要的势力，一个是拿破仑·齐伐斯上校（Colonel Napoleon Zervas）所领导的游击队希腊民主国民军（EDES），属于共和派，且反对共产党；另一个是阿里斯·韦洛乔蒂斯（Aris Velouchiotis）领导下的共产党抵抗组织民族解放阵线（EAM），旗下有一支武装部队叫作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当时，希腊民主国民军的领导人就很乐意与希腊人民解放军共担高架桥的任务。两个组织都接受了12名英国士兵的领导，他们是英国特别行动处空投到希腊的。这支英国团队里包括作战工程师、无线电报员和翻译，他们的指挥官是艾德蒙·“埃迪”·迈尔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Edmund “Eddie”Myers）和特灵顿第五代男爵克里斯·“蒙蒂”·伍德豪斯少校（Major Chris “Monty”Woodhouse DSO），听起来像是从社会名人录中节选的。这三支队伍总计150人，要对付80名意大利守卫和4名德国守卫。当希腊人从两侧夹击要塞时，英国士兵放置了炸药，炸毁了大桥的大部分。只有4名游击队员受伤，史料中没有记载意大利和德国人的伤亡数据。不过，后来作为报复，德国人处决了16名希腊人。

迈尔斯中校和伍德豪斯少校随后就留在了希腊，继续完成了一些伟大的行动。迈尔斯后来被召回英国，因为他有严重亲共产党游击队的倾向，伍德豪斯少校取代了他的位置。伍德豪斯后来成了保守派内阁成员，他撰写的很多关于希腊的书都很精彩。至于希腊人民解放军和希腊民主国民军，他们很快就打起来了。

当时有一个哈林行动（Harling Operation），目标是防止德国补给抵达希腊港口，因为这些补给一般都会通过希腊港口输送给隆美尔将军（General Rommel）驻利比亚的部队。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目标达成了，不过有一点，其实当时蒙哥马利将军（General Montgomery）率领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已经摧毁了阿拉曼的意德战线，无论如何这些补给也到不了隆美尔手中。不过说到底，这个行动干脆利落，在道德上站得住脚，平民伤亡轻微，敌人损失惨重。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与德国结盟的国家，看看那里的抵抗运动。我们会触及两个例子，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其中特兰瓦尼亚是罗马尼亚一个纷扰不断的省份。

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

在这里，我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斯洛伐克抵抗者，他们在1944年8月底掀起了一场反对德国驻斯洛伐克部队和约瑟夫·蒂索阁下合作政府的民族起义。共产主义抵抗者是起义中的活跃分子，他们希望帮助苏联对抗希特勒，他们也希望能执掌斯洛伐克的大权。但是，那些与共产党一同反叛蒂索的斯洛伐克陆军军官们不仅憎恨纳粹，也憎恨共产党和苏联，而且很多人还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和犹太人。这些军官之所以起来叛乱，是想在苏联红军抵达之前，把自己的国家从德国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尽管共产党和陆军军官之间分歧巨大，但他们还是同心协力，与德国党卫军以及效忠蒂索政府的斯洛伐克部队进行殊死战斗。当然，从长期来看，他们彼此之间的敌意永远不会消融。

还有其他问题也在噬咬着斯洛伐克抵抗军的心：斯洛伐克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意见不一，另外，亲捷克的抵抗者，与倾向于建立一个独立斯洛伐克的反纳粹抵抗者，会发生碰撞。结果后者发现自己有时候与蒂索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蒂索是抵抗运动最大的敌人，但也是提倡斯洛伐克绝对独立的人。

对抗德国人及其盟友的抵抗组织，彼此之间竞争激烈。这些抵抗组织的目标、方法和人员有重叠，彼此纠缠不清，在与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占领者作战的时候，往往会触发内斗。如我们所见，东欧局势相当复杂，而西欧和北欧的局势相对简单，其间的差别一目了然。

在北欧和西欧，抵抗者与德国人和本国叛徒作战，期待着同盟国解放军的到来，但这里国家纷杂，从爱沙尼亚到希腊，从捷克的土地一直延伸到俄罗斯，形势就更为复杂了。比如，想象一下我们身处特兰西瓦尼亚一座古老而又风景如画的城市，中世纪的德语居民把这座城市称为克劳森堡（Klausenburg）。匈牙利给它的官方名字是科罗日瓦（Kolozsvár），但是1918年后，这座城市又被赋予了一个罗马尼亚官方名字克鲁日（Cluj），现如今它的名字又叫克卢日纳波卡（Cluj-Napoca）。这座城市曾经是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首都，出自11世纪匈牙利国王的手笔，16世纪，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成为一个自治公国。之后，这个地方又落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成为一个大公国，1867年，再次并入匈牙利。“一战”之后，特兰西瓦尼亚被罗马尼亚吞并，但如我们所知，1940年，在纳粹德国的授意下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瓜分了。五年后，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凯旋的苏联重新统一了特兰西瓦尼亚，并让其归入罗马尼亚的统治下，直至今日。

1940年，在克鲁日/科罗日瓦，占少数的罗马尼亚人等来了外国占领，而占多数的匈牙利人，迎来的却是解放。不过这场解放对于大多数说匈牙利语的犹太人来说，却成了悲剧性讽刺，因为政府旋即把匈牙利的反犹太人法律套用在他们身上。因为犹太人起初庆祝匈牙利部队的到来，很多罗马尼亚人视他们为叛徒，不过，这也并没有拉近犹太人与匈牙利人的关系，因为匈牙利人怀疑他们与罗马尼亚人过从甚密。同时，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都把犹太人当作“杀死耶稣的凶手”，心生厌恶。1944年，匈牙利当局把这个城市——甚至这个国家——的犹太人驱逐到奥斯维辛，大多数人在那里被毒气杀死。同年晚些时候，苏联军队解放了克鲁日，把这个地方交还给罗马尼亚，但之后，由于罗马尼亚人虐待匈牙利居民，苏军拿回城市控制权。同年，随着这座城市又再回归罗马尼亚，克鲁日的人民不得不忍受政权在斯大林主义者和本国共产党手中变来变去。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战争中，特兰西瓦尼亚唯一当得上反纳粹抵抗军这个名字的既不是匈牙利人，也不是罗马尼亚人，而是由大多数是地下共产党的犹太人组成。如果被罗马尼亚当局或匈牙利当局抓住，这些共产党抵抗者就会受到严刑拷打，并遭处决。同时，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还相互指责对“共产党手软”。

为了进一步阐明欧洲抵抗军的困境，我们现在来探究三个具体的例子，都是关于游击队的袭击和占领者的报复，以及无辜卷入战火的平民的悲剧。

早期意大利法西斯党最喜欢用的政治手段就是把大量蓖麻油灌进反法西斯政客的喉咙，而且就在选举前这样干。通常还会一顿毒打，就算不死，至少也是致残。

参阅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奥斯维辛其实有三个大集中营。最早的叫作奥斯维辛一期，是由哈布斯堡王朝的炮兵营改造而来的，大多数波兰政治犯都在那里受尽折磨。比克瑙是毒气杀死大约100万犹太人的地方。莫洛维茨－布纳（Monowitz-buna）是关押各种国籍犯人的地方，甚至包括为德国工厂做苦力的英国战犯。

参阅Jan Grabowski, Hunt for the Jews: Betrayal and Murder in German-Occupied Poland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伯克利的历史学家安德鲁·考恩布鲁斯最近所做的档案研究表明，针对犹太人的恶毒行径在波兰总督府管辖范围内的很多村庄和城镇是普遍现象。很多情况下，德国人并没有参与当地的反犹太人暴行。

参阅Jan T. Gross,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这本书在波兰刮起一阵政治风暴，其影响和持续的争论充实了相关文献。

毛泽东曾恰如其分地把人民比作水，把游击队比作水中鱼。游击队员活动于人民之中，犹如鱼游于水中一样。——译者注

Jan Karski, Story of a Secret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 in, 1944).

参阅Bohdan Kwiatkowski, Sabotazi Dywersja (London: Bellona, 1949), 1:21, as cited in Marek NeyKrwawicz, The Polish Underground State and the Home Army (1939—45), translated by Antoni Bohdanowicz (London: PUMST, 2001); http://www.polishresistance-ak. org/2%20Article.htm, an article on the pages of the London Branch of the Polish Home Army Ex-Servicemen Association。

Grabowski, Hunt for the Jews, 56.

波兰人和苏联人早期就有一个麻烦，当安德斯军队在苏联成立时，数千名身为战俘的波兰军官不见踪影。被问到的时候，苏联方面的对话人解释说，这些军官一定是逃到满洲（中国东北的旧称）去了，这样的话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他们都死了，在卡廷森林被苏联人杀害了。

苏联拒绝同盟国的补给流入华沙，是后来“冷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同盟国另一个主要的不满，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也有讨论，就是英美飞行员一旦迫降在苏联控制的土地上，往往就被当作间谍监禁起来。

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肇始，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译者注

参阅Omer Bartov, Hitler’s Army: 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ird Reich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第八章

自由战士还是恐怖分子

——抵抗和报复的案例研究

我们此处选取了三个互为独立的武装抵抗行动，一个在意大利，一个在法国，还有一个在当时的匈牙利境内，如今属于塞尔维亚。之所以这样选取，是因为考虑到意大利和法国的抵抗和报复已经广为人知，文献翔实，可以给感兴趣的人提供更多读物，而第三个惨剧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研究这个案例，可以让我们一窥反法西斯斗争和种族政治冲突之间的纠葛。这三个行动分别是：1944年3月，共产党游击队在罗马的拉塞拉大街（Rasella）炸弹袭击德国军警，作为报复，党卫军在阿尔帖亭洞窟（Ardeatine Cave）处决了335名意大利平民；1944年6月，法国反纳粹游击队员在诺曼底登陆期间协同攻击德军，作为报复，党卫军士兵在法国中西部的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Oradour-surGlane）实施了大屠杀；1941年末，塞尔维亚游击队员向匈牙利士兵零星开火，当时的匈牙利是德国盟友，占领了南斯拉夫北部的巴奇卡地区（Bachka），作为报复，匈牙利军队和宪兵队屠杀了至少3 000平民。当然，“二战”期间还有成千上万起类似的游击队袭击和德国或非德国的报复。两个德国的例子，再加上一个匈牙利的例子说明，不光是德国，还有德国盟友，都会遭受他们所称的恐怖袭击，作为应对，他们会实施反恐行动。

注意，虽然参与游击队行动的犹太人占比很少，但犹太人群体遭到的报复却是最严厉的。1941年，在俄罗斯，党卫军特别行动队（SS Einsatzgruppen）枪毙了大约100万犹太人，大多都是儿童、妇女和老人，罪名是进行“土匪”和其他“恐怖主义”行为。在这三起事件中，大量犹太人被杀，至于他们是否完全无辜，并不在考虑范围内。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德国党卫军有关的两个案例中，数百无辜平民被射杀或活活烧死，罪魁祸首却没有受到当局的审判，而在第三个匈牙利的案例中，事态发展在“二战”中显得有些特别，大屠杀的军事指挥官在战争期间被本国军事法庭审问和判刑。不过，最重要的被告人还是可以——或者说获准——逃到纳粹德国。有一个莫大的讽刺，在奥拉杜尔实施大屠杀的人在战后并没有受到法国实际的惩处，而战后南斯拉夫北部的无辜匈牙利民众却被铁托政权大规模杀害和驱逐。

拉塞拉大街和阿尔帖亭洞窟

如我们所知，1943年7月，同盟国军队登陆西西里岛，随后墨索里尼的追随者逼他辞职，不久，墨索里尼被捕。虽然意大利国王和新总理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Marshal Pietro Badoglio）表面上还在继续战争，私下里却在和同盟国秘密协商，1943年9月达成停火协议。国王和他的政府逃亡到意大利南部，投奔同盟国，留下军队和政府机构群龙无首，无人发号施令。

德军进行了出色的反击。德国派出小股部队，规模不大，但果断坚决，盘踞在意大利半岛、巴尔干半岛、希腊以及法国的庞大意军被他们解除武装。另外，德国空降兵还解救了墨索里尼，随后墨索里尼决定在意大利北部组建起所谓的萨罗共和国（Salò Republic）——一个傀儡政权，然而也并非完全不得人心。接着就是一场内战，在意大利游击队（其中很多都是共产党）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共和国部队之间展开。尽管意大利王国对德宣战，但他们想简单几步就解放这个国家，还是天真了一些，为此所做的努力也败北了：罗马到1944年6月4日才解放，意大利北部一直到德国在1945年5月投降的前几天才解放。同盟国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机。最好的一次机会是在1944年安齐奥登陆后，那时安齐奥（意大利城市）和罗马之间没有一支德国部队，个别美国军官能开着吉普进入永恒之城（罗马城的别称）。但是美英的坦克没有接到命令向前挺进，而是困在了海岸附近的一个大型隘道。

在罗马，有三支主要力量在开展大量反纳粹抵抗运动：保守的君主主义者（巴多格里奥），温和派（基督教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及其盟友社会党。君主主义者支持重建战前的政体，但要把法西斯党剔除在外，温和派想要民主，而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希望来一场社会革命。不过，各方都接受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证明意大利无罪，或者至少要弥补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和巴尔干半岛犯下的罪行。抵抗运动的主力是共产党，同盟国在安齐奥登陆后陷入艰苦鏖战，便对游击队施压，让他们去攻打德军，在盟军的激励和助长下，共产党甘冒风险。

第一次重大的游击队袭击是由共产党策划和执行的，他们注意到，有一支德国军警连队每天都在罗马中心行进，穿过窄小的拉塞拉大街，而且总是在同一时间。奇怪的是，这支纵队在到达拉塞拉大街的时候总是唱着同一首歌。这些军警都是从提洛尔征召来的，提洛尔属于意大利，但当地人却说德语，在1918年之前都还是奥地利公民，两次战争期间是意大利公民，现在又成了德国公民。（现在，提洛尔南部居民是意大利公民，当地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在罗马的德国人很少：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在那里只有象征性的部队，德国军警只有两支连队，总计400人。

1944年3月23日，游击队员伪装成环卫工人，在一个垃圾车里面藏了一枚炸弹，炸弹爆炸导致33名德国军警死亡，数百人受伤，几名士兵终身失明。在随后的混乱中，不知所措的德国士兵向隔壁建筑开枪，导致一些平民伤亡。值得注意的是，全部16名游击队员毫发无伤地逃走了，没有一人被抓。

德国进退维谷，现在该怎么做？他们考虑了三个选项。希特勒建议对袭击发生区域进行大规模报复和摧毁。南部战场总指挥阿伯特·凯塞林元帅（Generalfieldmarshall Albert Kesselring）建议以命偿命，为每一名死去的德国士兵处决10名意大利人。德国驻罗马外交官倾向于不要实施报复，主要是因为德国驻守这个城市的兵力薄弱。

凯塞林的建议被采纳了：每一名死去的德国士兵，就拿10个意大利人的性命来偿。党卫军驻罗马的负责人赫伯特·卡普勒中校起初希望只处决死刑犯。结果只找到4名意大利死刑犯，所以目标群体不得不扩大，就把政治犯、普通刑事犯、拉塞拉大街围观的人、意大利战俘（包括一名将军）和78个犹太人都算进去了——他们辩称反正犹太人怎么都已经被宣判死刑了。罗马的民众开始谴责游击队的袭击，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尤其愤怒，他认为这是对圣城的攻击，是在为共产党接管政权做准备。但至少教宗还试图去帮助党卫军选中要处决的人。不幸的是，在他的斡旋调停下每获释一个人，都有另一个无辜的人被捕。最终，335名意大利人在罗马郊区的阿尔帖亭洞窟被杀死，行刑的是党卫军里未经训练、没做好准备的士兵，还喝得醉醺醺，场面惨不忍睹。

德国的报复还是起了作用的。罗马的抵抗运动从此式微，一直到战争结束。自那时起，德国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挟持人质（随后射杀人质）以及报复被《海牙公约》认定是完全合法的，多少令人意外的是，连美国所主导的1948年纽伦堡审判也认定其是合法的。［参见军事行动的东南欧战场，陆军元帅威廉·利斯特（Wilhelm List）。］卡普勒在1948年被意大利法庭判了终身监禁，但1977年他的妻子偷偷把当时已经病入膏肓、非常虚弱的卡普特藏在一个大箱子里从监狱偷偷救出来。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一些狱警帮助了她。她带着他去了德国，在那里他很快就去世了。

卡普勒的副手埃里希·普里克（Erich Priebke）上尉的一生就更加惊险刺激，2013年他以100岁高龄在罗马去世的时候，他的故事就公之于众了。毋庸置疑的是，他是幸存下来活得最久的德国战犯。战后，普里克逃到阿根廷，在那里成了一个屠夫，用自己的名字生活，又用重新生效的德国护照去了一些地方，包括意大利。1995年，让德国人和其他国家人民大感意外的是，他被引渡到意大利，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不过，法庭释放了他，理由是他后来一直行为规矩，结果引发强烈抗议，尤其是意大利的犹太人组织，导致他再次被捕。他又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最终被判终身监禁，不过由于他年事已高，就只是软禁了。这种监禁应该不是很严苛，因为他还能定期在两名警察的监视下离开软禁的屋子。他自己从未为任何罪行感到愧疚，甚至连额外多杀了5个人也无异样的感觉。当时33名德国士兵的死需要330名意大利人的死来补偿，不过由于笔误，有335人被带到洞窟。普里克担心如果把多出的5个人释放了，他们会谈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以就把这5个人也杀了。这样的辩词站不住脚，因为普里克接到的命令是只处决意大利公民，结果里面有一个囚犯其实是德军逃兵，所以就把这个德国人给放了。

普里克的案例让我们看到游击队袭击的一个恼人困境。德国军警都是征兵来的，他们不是主动选择了自己的部队，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从前犯过战争罪。这些警察的国籍也不是自己选择的，先是奥地利人，然后变成意大利人，之后又是德国人，他们的国籍是因政局改变而被强加于身的。

绝大多数大屠杀的受害者都与意大利抵抗运动无关。游击队应该知道抵抗会带来残忍的报复。普里克和卡普勒在盖世太保总部就折磨过无辜民众，但那些行为与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没有联系。普里克下令多杀了5个额外的人，他有罪，但如果换个军事指挥官，处在他那个位置上，又有多少人会有不同的举动呢？

图8.1 党卫军驻罗马的负责人赫伯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中校，在战后面见意大利法官。1977年，他的妻子把他放在一个大箱子里，从监狱偷运出来，带他回到德国。

就算挟持人质是合法的（现在已经不再合法），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阿尔帖亭洞窟的受难者通常被称为人质。传统上来说，在被占领的城镇，占领者会从备受尊重的人当中选出人质，以防止占领者受到攻击。不过，这里的暴行是一种报复行为。另外，战后的纽伦堡法庭也没有试着去厘清一个问题：如果以命换命，多少人质偿一名被杀士兵的命是“合法的”，5换1，10换1，还是100换1？在“一战”期间，通常游击队每杀死一名德国士兵，只有少量人质会遭处决。但是，在“二战”期间，德国人最少会处决10个人，在塞尔维亚，死一个德国士兵，就有50个平民被绞死或击毙，死一个德国军官，被杀平民数就上升到100。

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在道德上还是站不住脚的，但占领军面临的困境让他们难以找到简单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为了报复德国士兵在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巴尔干半岛被杀，德军处决了千千万万人。我们知道，比起这样黑暗的记录，盟军甚至苏联红军的行为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从一个意大利人的爱国主义角度来看，拉塞拉大街行动也不是徒劳无功的。这次行动加深了意大利受害者的形象，而不是一个罪魁祸首的形象。这样的宣传路线在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得到了延续和利用，效果很好，罗伯托·罗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在1945年拍的一部著名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e，Open City）和很多其他战争电影就是很好的证明。

时至今日，意大利的右翼和左翼还在辩论参与炸弹袭击的游击队员是否应该向德国当局投降，这样也许能避免335人的大屠杀。不过，很有可能即使他们主动自首，报复还是会发生，不管怎么说，也没有人呼吁他们投降。

用炸弹炸死德国警察的一对游击队夫妇卡拉·卡波尼（埃琳娜）［Carla Capponi（Elena）］和罗萨里奥·本蒂韦纳（保罗）［RosarioBentivegna（Paolo）］在战后的意大利被尊为英雄。他们最终当上了共产党议会的二把手。如果有人批评他们的行为，这对夫妇往往会回应说，如果不肯冒着无辜平民被杀的风险，武装抵抗根本成不了事。有一个激进的理论是这样的，“你不先打碎一个鸡蛋，是做不出煎蛋卷的”，这个理论就把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抵抗者区分开了。有些人选择不那么致命的行动手段，就会背上低效甚至懦弱的指责。

奥拉杜尔悲剧

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事件和罗马惨剧既相似，又迥异。比如，两起事件有相似的种族人设：罗马的德国警察在两次战争期间其实是意大利公民，而奥拉杜尔的德国杀手在纳粹1940年征服阿尔萨斯－洛林之前主要都是法国公民。

奥拉杜尔是法国中西部的一个村庄，属于法国的历史省份利穆赞（Limousin）。1940年，奥拉杜尔成了维希法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直到1942年维希政府占领法国其余领土之前，这个村庄都没有出现过德国士兵。这里穷乡僻壤，又被中央政府忽略，有大量法国共产党的信徒。这一切都将在后来阿尔萨斯和利穆赞的对峙中扮演重要角色，阿尔萨斯出产了大部分党卫军士兵，而利穆赞的居民正是被这些士兵屠杀的。

1944年6月10日，也就是盟军登陆诺曼底四天后，一支德国党卫军装甲师“帝国师”的连队（120人）穿过这个地区向前线进拔。在那之前，“帝国师”遭到过游击队的袭击，大约40名被俘的德国士兵在图勒（Tulle）村被折磨和杀害。愤怒之下，“帝国师”折磨和杀害了图勒的97个法国人，以示报复。

有传言说一名党卫军军官被法国反纳粹游击队战士俘虏，加之他们把两个村庄搞混了，阿道夫·狄克曼率领的党卫军连队进入奥拉杜尔，短短几小时里，他们杀死了村里全部642个村民，大部分都是活活烧死的，就连最年幼的孩子也没放过。一个妇女想方设法逃出了熊熊燃烧的教堂，还有少数村民当时刚好外出不在，包括一些身在德国的战俘。

在大屠杀的时候，这支连队似乎是在依计划行事，所以，他们不是因为反复遭到袭击或担心早晚会被杀死，愤怒爆发而杀人。（事实上，在奥拉杜尔屠村的党卫军中大多数，包括他们的指挥官，几周之后都陷入战争。）法国官方史料记载，奥拉杜尔之前没有发生过袭击占领者的事，因此，这些遇难者都是无辜的：这是一场错位的大屠杀，本来可能是为了报复在图勒或其他地方受到游击队的袭击。

现在还不清楚究竟是谁下的杀戮命令。1951年，这个师的指挥官海因兹·拉马丁（Heinz Lammerding）在缺席的情况下被一个法国法庭判了死刑，为奥拉杜尔、图勒和其他地方的杀戮负责。不过，英国当局就拒绝引渡拉马丁，而因为法国的诉讼，德国针对他的司法诉讼已经结束。作为西德一名高度成功的工程师，拉马丁很久以后在自己的床上去世。

其他德国的罪魁祸首，后来在西德安全港写辩护词说，游击队袭击图勒和奥拉杜尔，违反了海牙和日内瓦公约以及1940年的停战协定。这些协议都禁止平民袭击军队，更别提折磨和杀害被俘的士兵了。一些德国人辩解说，连队寻找的那名党卫军军官是被活活烧死的，至于这样的控诉发生在哪里并不清楚。其他一些人说，里面有妇女儿童的村庄教堂之所以爆炸，不是因为德军士兵放火，而是因为游击队之前在里面藏了军火。简而言之，在辩护者看来，只有杀死谷仓里的人是真正的罪行，可以令迪克曼少校（Captain Diekman）受到德国当局的起诉。

但即便这一切都是真的，替这些罪犯辩护的德国人仍然忽略了《海牙公约》的一个条款，条款规定，即使处决游击队员是合法的，折磨和杀害他们的家人以及无辜的局外人也是犯了战争罪。这一点也得到了美、英、法、苏法官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确认，这四个国家的法官于1945—1946年在残垣断瓦的德国城市纽伦堡共聚，一起审判主要的德国战犯。法庭做出了一些重要决定，其中之一就是确立了反人类罪，这一罪行的诉讼有效期是永久的。

注意，盟军登陆诺曼底被法国抵抗军普遍解读为一个信号，那就是呼吁游击队立刻采取行动，但是，盟军挺进迟缓，让德国人有时间粉碎这些起义。德国的报复，比如在阿斯克和图勒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对准了平民，尤其是犹太人，他们的命运却无人关心。

悲剧之后，上演了一出悲喜剧—1953年，在波尔多（Bordeaux）审判期间，党卫军连队的一些幸存者接受了审判。结果，21个被告人里有14个都曾经是法国公民，他们在法庭上都辩解说自己是被迫征召到党卫军的。阿尔萨斯－洛林在“二战”期间被强征入伍的本地人（malgré nous），说的就是他们，在历史上很有名。阿尔萨斯全部人都为当地穷苦男孩的悲剧命运扼腕叹息，这些孩子为了不被上级处死，就不得不去杀人。如果是在纽伦堡，这种解释会遭到驳回的，因为纽伦堡法庭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这种“上级命令”的辩解。另外，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Browning）和其他人已经充分证明，没有警察或士兵因为拒绝射杀手无寸铁的人而受到德军或党卫军的惩处。诺维萨德（Novi Sad）的案例会让我们看到，在一共三起事件中，辩护人都称自己本不愿意杀人，是迫于无奈，不得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这样的辩词在法国和意大利成功了，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却失败了。

在波尔多，不仅强征入伍的人被无罪释放，而且每一个承认自愿加入党卫军的阿尔萨斯人也受到了温和的对待。五年之内，所有杀人凶手，法国人也好，德国人也好，都被释放了。结论就是，在波尔多，政治必然比道德和法律重要。对法国政府来说，一个是只能选择忠心的法国南部省份，加之这个省的居民过去还支持共产党，另一个是阿尔萨斯－洛林，当然后者对法国的忠诚更加重要。付出了司法正义的代价，法国的团结保住了，法国人民也得到保证，他们不是纳粹压迫的共犯，而是受害者。同时，法国和西德新萌生的友好关系也得以维持。所有人都是赢家，除了奥拉杜尔受害者的家人。无疑，如果审判发生在1945—1946年，那些党卫军的人会被绞死的。

塞尔维亚游击队实施了一些分散低效的袭击后，1942年1月，匈牙利士兵和宪兵在当时的匈牙利南部屠杀了大约4 000名平民，绝大多数都是说塞尔维亚语的。不过这些受害者里面还有1 000个犹太人，一些吉普赛人，21个非犹太裔匈牙利人和其他族裔人士。这次事件成为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二战”史的巨大创伤，而匈牙利人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救赎，那些指挥大屠杀的人接受了两次审判，有的是三次：先是在匈牙利皇家军事法庭，然后在战后反法西斯的匈牙利共和国法庭，最后是在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法庭。司法正义是严格的：至少有12个被告人在匈牙利或南斯拉夫被判死刑。

比起奥拉杜尔和罗马，在诺维萨德，种族界线就发挥了更大作用，因为杀人的都是匈牙利人，被杀的主要都是非匈牙利人。但是，种族划分也不能决定一切，虽然大多数塞尔维亚人仅仅因为是塞尔维亚人被杀，但也有一些匈牙利人因为有支持共产党的嫌疑被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乎所有的犹太受害者都是说匈牙利语的。在那个地区，大多数犹太人都是匈牙利爱国者，但这又如何——他们还是因为身为犹太人而被杀。

诺维萨德城（匈牙利语是Újvidék）曾经有几百年都是属于匈牙利的一部分，但是在“一战”结束的时候，和巴奇卡地区其余的部分一起被划入了新组建的南斯拉夫王国。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匈牙利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有着修正主义的野心：这三个国家一起攫取了历史上的匈牙利三分之二的领土和人口。匈牙利需要希特勒上台，需要德国支持匈牙利的修正主义声索，讨要回失去的部分领土，一个接一个，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就是巴奇卡。事实上，巴奇卡是匈牙利收回的领土中唯一一个匈牙利人占少数的地区。所以，1941年春天匈牙利的军事占领不是一场狂欢中的凯旋，而是被恐惧和相互憎恨折磨的一场进军。正如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一样，用一个匈牙利指挥官的话说，入侵的匈牙利士兵就像“集体魔怔”了，对着看不见的敌人开枪，结果不止一次证明那些敌人其实是他们的匈牙利战友。零星的塞尔维亚游击队袭击，造成一两人死亡，布达佩斯的最高指挥部要求报复，主要目标是把尽可能多的塞尔维亚人赶过塞尔维亚边界。不过，正如匈牙利历史学家所坚称的，还有另外一个更微妙的原因：匈牙利最高指挥部不愿意派更多士兵到俄罗斯前线，所以就找了这个借口，说他们需要兵力来震慑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袭击。提倡这一战略的主力是总参谋长费伦兹·索姆巴莱伊（Ferenc Szombathelyi）将军，他后来被德国人囚禁在一个集中营，最后被南斯拉夫人处决了。

依照匈牙利政府的命令，1942年1月，诺维萨德和其他数十个地方的军事指挥官采取了行动，他们都是激进右翼支持者。军队理论上是要寻找共产党流寇，但实际上却射杀了无辜平民。这不是种族屠杀，因为在大屠杀后这个地区还有至少15万塞尔维亚人。匈牙利的目标是重新调整这个地区的种族平衡，因为南斯拉夫政府在两次战争期间让南斯拉夫人到富饶的巴奇卡地区定居，这个政策改变了当地的平衡。或者，匈牙利指挥官只是想让世人看看，在这个再次纳入匈牙利南部的地区，究竟谁说了算。一系列残酷暴行接踵而至。

但为什么要杀犹太人？在罗马和奥拉杜尔周围，没有人关心犹太人身上遭遇了什么，在匈牙利，指挥官和很多军官士兵都痛恨犹太人，顺手就把毫无还手之力的犹太人拿来当替罪羊，把匈牙利的所有不幸，都怪罪到了犹太人身上：“一战”的失败，1919年的红色恐怖（Red Terror），国家的瓦解，经济的崩溃，腐败带来的恶劣影响，还有布达佩斯乡村的犹太化。

接着，匈牙利议会的一些议员开始一系列抗议。匈牙利在东欧是个特例，还保留着一个正常运作的多党议会，能保护议员免受起诉。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总理卡洛伊·米克洛什（Miklós Kállay）领导的一个新内阁开始和西方盟国秘密接触，讨论投降事宜。但是谈判无果，因为匈牙利人坚持要求只允许英美军队进入匈牙利，苏联军队不得进入，这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

匈牙利人对纳粹主义敌人怀有良好意愿还有另一个迹象。军队和宪兵队的15名军官，其中两名是将军，都因为在诺维萨德和其他地方的反游击队行动中犯下战争罪而交由军事法庭审判。被告人得以保留军官和绅士的名誉，这也没能阻止其中军衔最高的四个人逃到德国。在德国，他们立即被党卫军吸纳，军衔和在匈牙利时的一样。匈牙利军事法庭在缺席的情况下判了一些被告人死刑，其他人被判重刑，但是到了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了匈牙利。逃跑的军官又回到匈牙利，不过在1944年底，由于红军抵达，他们不得不再次逃亡。逃亡前，这四个军官极力折磨了曾经在皇家军事法庭审判他们的法官亚诺什·基斯（János Kiss）将军，还把基斯将军处决了。被美国人抓捕后，这四个人回到了民主的匈牙利，在那里，他们再次接受审判，并被处以死刑，但后来又被引渡到铁托的南斯拉夫接受另外一次审判。1946年，他们和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前犯人费伦兹·索姆巴莱伊将军一起在南斯拉夫受审并遭处决。

这些血腥的事件还有悲惨的后续——在意大利或法国都是无法想象的——也就是，战后对巴奇卡地区的匈牙利人进行的迫害。毕竟，意大利和法国本来也都可以驱逐或杀死那些说德语的少数民族，不过他们并没有，南蒂罗尔和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反而变成享有特权的少数族群。尽管南斯拉夫的原始资料基本都无法获取，但看样子，在战后的复仇中，铁托的游击队杀害了巴奇卡地区数万名说匈牙利语的人（估算的数字在1万—5万之间），驱逐了更多的人。因此，匈牙利占领军在1941年杀害了大量塞尔维亚裔和犹太裔的匈牙利平民，原以为这样可以保护匈牙利裔的平民，谁料他们原想保护的人成了悲剧性事件的最终受害者。

我们看到，拉塞拉大街事件的唯一受益人是意大利官方，他们在战后成功把自己打造成德国侵略的无辜受害者形象，让世界忘记了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利比亚和巴尔干半岛的残酷暴行。而奥拉杜尔大屠杀的唯一受益人就是法国官方，为了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富饶重省的居民满意，法国政府舍弃了争议，让奥拉杜尔的杀人凶手一直未受实际的惩罚。最后，诺维萨德悲剧的唯一受益人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在一次厚颜无耻的种族清洗中，他们消灭了成千上万当地的匈牙利人，让南斯拉夫人从穷困潦倒的南斯拉夫南部地区移民过去，大规模地取而代之。

总而言之，“二战”时期的武装抵抗既是道德的，也是不道德的。道德，是因为武装抵抗的对象是纳粹，不道德，是因为武装抵抗带来的浩劫与苦难。从军事角度来看，只有少数抵抗组织，比如南斯拉夫、俄罗斯和波兰的一些抵抗组织成长得足够强大，能让德军感到严重头痛。但是，如我们后面所见，战时的抵抗运动的确对战后的民主进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我们必须要说，占领军在受到游击队的威胁时，极端暴力并非万不得已的选择。占领者至少可以试着去尊重战争法，从而在人民中赢得朋友。而且，在战争的头些年以及更晚时候，德军在西欧和北欧的表现证明这是可行的。而盟军1945—1946年在德国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那段时期，虽然当地也有暴力的游击活动，盟军在面对平民的时候还是表现得非常克制。

关于奥拉杜尔事件，参阅Sarah Farmer, Martyred Village: Commemorating the 1944 Massacre at Oradoursur-Gla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关于拉塞拉悲剧，参阅Alessandro Portelli, The Order Has Been Carried Out: History, Memory, and Meaning of a Nazi Massacre in Rome (New York:Macmillan, 2003)。关于诺维萨德事件，参阅Eniko A. Sajti, Hungarians in the Voivodina, 1918—1947,translated by Brian McLean (Boulder, CO: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安齐奥登陆（Anzio landing）：1944年1月22日，在距离意大利首都罗马45公里的港口小镇安齐奥，两个师的盟军部队突然登陆，试图协同意大利南部的盟军突破纳粹德军的“古斯塔夫”防线，却不料自此陷入了长达五个月的艰苦鏖战。虽然这支登陆部队最终解放了罗马，但数万人伤亡的代价和巨大的物资消耗，使这场胜利显得有些暗淡。——译者注

在这场戏剧性事件中，扮演主角的是意大利游击队盖皮斯蒂（Gappisti），他们与共产党行动小组（爱国主义行动小组）联合起来。

参阅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and 15, 2013。

法籍保加利亚裔哲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自己的作品中分析过这类事件，参阅A French Tragedy: Scenes of Civil War, Summer 1944, translated by Mary Byrd Kelly (Hanover, NH:Dartmouth College, 1996)。

诺维萨德的一系列事件在翁德拉什·科瓦茨（András Kovács）1966年的电影《寒冷的日子》（Hideg Napok）中得到了最成功的再现，电影里展现了一个最恐怖的场景：受害者被射杀，倒在多瑙河上凿出的冰窟窿里。

第九章

战争结束，
抵抗运动的显著胜利和第一波报复

让我们来描绘一下战争最后几个月的图景，并把焦点放在合作者和抵抗者身上——换句话说，那些试图延缓德国失败以及自身随之消亡的人，以及那些迫不及待加速希特勒帝国终结以及自己掌权的人。无须赘言，在1945年春天，形势和战争头几年大为不同，抵抗者的数量远远超过合作者。

1944年6月，西方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发生了，英国、美国、加拿大、自由法国和波兰部队登陆法国。英吉利海峡常常狂风暴雨，横渡海峡的部队供给是个问题，加上德军的坚定反攻，诺曼底半岛的战事爆发被延迟，到8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部队才穿越西欧。到了秋天，他们拿下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首都，他们甚至还征服了纳粹德国的一角，顺便提一下，德国人面对英美大军的第一次合作与抵抗就是发生在那里。但是，那时的供给，尤其是燃料供给是个大问题，而且，究竟由谁来领导军队向纳粹德国的心脏展开最后一击，盟军指挥官们还没有达成共识。当部队安顿下来，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等待后，德国在比利时边境旁的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发动了猛烈反攻，差点把盟军逼退回海里。但是，美国奋力而战，德国燃料短缺，苏联的大举进攻又逼得希特勒不得不把最好的装甲部队和党卫军步兵师从西部战线撤回来，最终，德国党卫军装甲师不得不停下来。

盟军最后的进攻始于1945年3月，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阻力：一些德国人已经准备好与国家共存亡，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还有一些人与盟军作战只是为了防止东线的战友腹背受敌，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大多数人，等不及要向西方盟国投降了，无论如何他们也要避免被苏联俘虏。但是，投降却是很冒险的想法，因为德国军警一旦发现任何人离队就会予以处决。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纳粹的疯狂：在被包围的柏林，数百人甚至更多被绞死，罪名就是怯懦，其中还有在土崩瓦解之前刚刚被强征入伍的孩子和老人。从1945年5月德军全体投降到被盟军俘虏前，在这个间隙，一些德国军事法庭还判了士兵死刑，罪名就是怯懦和当逃兵。一支被俘的德国部队从英军守卫那里借来了步枪，处决了一些在全体投降前被指控当逃兵的战友，这种事发生过至少一次。

德国的终结

德国在战争最后几个月的行为受若干因素影响，比如盟军坚持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军士兵害怕苏联报复，德国人民害怕被解放的集中营犯人。德国平民还要小心应付国内数百万的外国囚徒和强制劳工。还有希特勒反复说到的，事实证明对他没有价值的德国人，他都想消灭掉，但这也无济于事。即使希特勒下达的全民族自我毁灭的指令被普遍忽视，德国上下也有足够的狂热分子，制造出歇斯底里的氛围。比如，在奥地利，在地方省长的命令下，一组冲锋队队员在苏军抵达前猛攻下奥地利州（Lower Austria）施泰因（Stein）的监狱，射杀了229名政治犯，还宣称如果不杀了他们，这些政治犯将在奥地利的战后重建中发挥作用。监狱长和五名狱警因为拒绝参与屠戮而被杀。在纳粹的眼中，在没有元首的德国和奥地利，就不应该有生灵。

战争结束前，盟军进行大规模的炸弹袭击，战机无差别扫射，任何移动的东西和人都不放过，德国的城市和工厂都毁于一旦。荷兰北部、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北部直到5月初才解放，几乎是和德军最终投降同时。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各地的抵抗运动都如火如荼地进行，另外，还有人蜂拥加入抵抗军，用当时流行但带点鄙夷的说法，“最后一刻加入”。这些新加入的人当中有很多过去是热忱的合作者，比如，巴黎警察，多年来都是德国人的帮手，尤其是在抓捕犹太人这件事情上。但是，1944年8月，巴黎的警察却踊跃地向试图往北穿过这座城市逃走的德军士兵开枪。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巴黎和西欧其他地方掀起复仇和报复的狂欢，一些警察也参与其中。这些地方从德国的牢笼中解放出来，随之而来的不仅有普天同庆，还有残酷抓捕，切实和可疑的合作者都逃不过抓捕，尤其是与德军士兵发生过性关系的女子，是严厉打击对象。一些观察家断言，把女性合作者砍头或把“叛国贼”绞死的过程中，最激进的那帮人其实在占领期间也脏过自己的手，现在是想把目击者赶紧除掉。很多切实和可疑的合作者被私刑折磨或处死，有的是出自个人之手，有的是随意组成的私设法庭下达的指令，不过主要的抵抗组织还是在维持基本的秩序。多少有点令人惊讶的是，虽然这里全面浩劫，管理机构缺失，斯大林却没有钻这个空子：他继续战争岁月里的人民阵线政策，从挪威到意大利的共产党也没有试图攫取权力。只有在希腊，颇受欢迎的共产党游击队争取夺权，不过，很快就被新近登陆的英军部队以武力粉碎了，而苏联也没有予以抗议。从前的合作者要么就加入了抵抗军，开始躲躲藏藏的生活，要么就和德国人一起逃跑了，现在等着被捕。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将军隆重进入巴黎的时候，房顶射来几枚子弹，制造了一片混乱，当时大家都猜测这几个枪手是前合作者，但事实究竟如何，现在尚不清楚。当时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合作者不会试图抵抗盟军的入驻。国家的接管是相对平静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挪威，5月，地下米洛格军（Milorg Army）接受了30多万德军士兵的和平投降。同时，很多挪威合作者也向新政府投降了。像挪威和丹麦这样的国家是幸运的，因为这里没有遭到什么实质的摧毁，被杀的人也极少，同样幸运的还有这里的德国驻军，他们很快被送回国了。而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战俘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在矿场做苦工。还有一些德军士兵更不幸，他们向西方盟国投降后却被移交给苏联红军，因为这些德军士兵的部队曾经在东线作战，所以，“从法律上来说”，他们属于苏联战俘营。还有成千上万东欧人，因为苏联要扩张边界，和这些德国战俘一起去了苏联，那些东欧人现在成了苏联的合法公民。至于这些东欧人之前是自愿还是被迫为德国效力的，受到的待遇并无差别。

向美军投降的德国士兵有数百万人，被关在巨大的笼子里，留在德国，在原始简陋的户外条件下，很多人没活下去。不过，有意思的是，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德国囚徒中有任何叛变，无论是在加拿大和美国非常舒适的战俘营，还是在这日晒雨淋、毫无遮挡的笼子里。

遭遇最惨的就是直接被苏联俘虏的德国及其盟友的士兵。成千上万人死去，与其说是因为不堪苏联的报复，不如说更多是因为苏联百姓自己也没东西吃。在1946年的俄罗斯大饥荒中，百姓在战俘营前排起长龙，希望从那里拿到一些食物。1943年1月，大约9万德军士兵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结果只有5 000人最终回国了。

在敌军逼近时，一些纳粹领袖，尤其是约瑟夫·戈培尔，试图训练出大量所谓“狼人”，也就是一帮在敌后发动游击战的年轻人。但是这样的游击战其实很稀少，所以现在看来，这个“狼人行动”主要是宣传策略，是传言。但传言却起作用了：苏军和西方盟国都很看重这件事。比如，传言中有一个阿尔卑斯山要塞（Alpine Redoubt），据称是纳粹在巴伐利亚（Bavaria）和奥地利建的一系列掩体和藏身之所，那些狂热的年轻“狼人”就是从那里出击。事实上，从来没有什么阿尔卑斯山要塞。还有人说，由于这样的传言，艾森豪威尔将军本来要挥军南下，率领胜利的美国之师向柏林进发，结果都改变行军路线了。不过据其他资料显示，艾森豪威尔拒绝进军柏林，仅仅是为了避免与苏军冲突，因为根据之前的协议，柏林地区应由苏军拿下。

不仅阿尔卑斯山要塞是子虚乌有，就连德国的反盟军游击活动都很稀少。有一次重要的反盟军抵抗运动发生在德国南部城市亚琛（Aachen），美军1944年9月占领了这个城市，成为“合作者”的市长被一些忠于元首的年轻人暗杀。这次行动以及类似的抵抗活动都受到惩罚，犯事的人被处决了。在有些地方，尤其是苏占区，大规模的惩罚措施包括烧毁一些场所，逮捕甚至射杀整个群体。历史学家佩里·比蒂康比（Perry Biddiscombe）估计，大约3 000—5 000人的死与德国人的反盟军抵抗运动有关，其中大多是年轻人，基本都是因为假想的游击队活动被苏联和西方盟国处决。总而言之，事实证明，德国人是理想的合作者：顺从听话，安分守己，努力工作，教养良好。孤独、饥饿和爱驱使着很多德国女人投入了美、英、法、苏士兵的怀抱，因为她们的男人很多都死了或是被俘了。

德国抵抗运动的遗产

不过，德国人与胜利者合作，并不意味着全体德国人民会原谅那些抵抗希特勒的人，尤其是参与1944年7月20日密谋暗杀希特勒的人。这本书讲述的是“二战”时期外国占领下的合作与抵抗，尤其是讲德国占领下的故事，那是否要把德国的抵抗运动纳入本书当中，作者还是迟疑了一下：毕竟，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并没有与希特勒合作，他们都是希特勒的同胞，他们只是在照着希特勒的意愿行事，而希特勒是照着德国人民的意愿行事。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还是令人钦佩的。但是，在欧洲的抵抗运动中，7月20日的密谋案却是唯一有途径终结希特勒政权从而终结战争的，而且，这场抵抗运动几乎成功了。下一个问题是，企图暗杀希特勒是真正的抵抗行为，还是如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一些纳粹德国高级军官和政府高层的激进手段，其实是为了自保，并拯救德国，挽狂澜于既倒。实际上，真正的德国抵抗者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很多受民主思想和宗教信仰驱使的个人，他们常常在斗争中牺牲。但是，由于盖世太保作梗，加上公众敌意，他们的社会级别大大降低，所以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然而7月20的密谋案完全是另一回事。

和大城市里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工人以及一些反纳粹的年轻人不同，7月20日密谋案的参与者包括几名陆军元帅、几十名将军、至少一名海军上将、军队参谋部的成员、几百名其他职业的人和预备役军官、党卫军和冲锋队的高层、一些大城市的市长和重要的外交官。其中很多人原来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少数，像著名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Count von Stauffenberg）上校确实培养出了真正的民主思想。有些人，比如前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早在1938年就试图推翻元首，其他人是新近加入的，还有很多人持骑墙态度，知道密谋这件事，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阻止。这个名单里还有一些伟大的人物，比如反纳粹哲学家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Helmuth James Count von Moltke），律师汉斯·冯·多纳尼（Hans von Dohnányi）和神学家、牧师迪特里希·潘霍华（Pastor Dietrich Bonhoeffer）。大多数密谋者都出身贵族，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维护家族的英勇传统和祖国的荣耀，只有少数人超越了民族情感，比如施陶芬贝格，他认为暗杀元首可以帮助人类消除邪恶势力。

到了1944年夏天，很多军队高级指挥官都加入了政变的准备工作，或者，至少知晓了这件事，却没有向盖世太保汇报。比如，几位陆军元帅格特·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君特·冯·克鲁格（Günther von Kluge）和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共同指挥与盟军作战的整个西方战线，在接到下属汇报了反希特勒的计划后，只是在等着看结果。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情景，乔治·S.巴顿将军（George S. Patton，美国第三军指挥官）、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General Omar Bradley，盟军第十二集团军指挥官）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都分别接到直接下属的提议，请求他们加入密谋暗杀三军总指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这三个人都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他们虽然提到了军人的誓言，但没人召集军警逮捕密谋者。而且，他们还让自己的参谋长继续留任。这些密谋者当中，很多人都是一边坚定不移地在前线奋战，一边谋划暗杀自己的三军总指挥，这在抵抗运动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在整个战争岁月里，的确有过几次，有人试图取希特勒的命，至少有人计划过，但最终都失败了。最后，这个事业落到了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上校的掌控之中。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北非战役中失去七个手指和左眼。他把两枚炸弹装在箱子里带到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总部，如果他的十个手指和双眼都还在的话，毫无疑问，他能点燃那两个炸弹的引信。施陶芬贝格上校是德国本土军的总参谋长，他能进出这个秘密地点。结果两个炸弹只爆炸了一个，希特勒轻微受伤，他最忠心的部下成功镇压了政变的图谋。

施陶芬贝格被枪毙了，下令的是一个密谋者同伙，这个人在努力掩盖自己参与的痕迹，也还是这个人，逼得贝格将军自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千名希特勒的重要敌人和批判者被拷打、枪毙、绞死或扔进集中营。一些人是在盟军部队抵达前几天被处决的。被杀的还包括陆军元帅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和威廉·卡纳瑞斯上将，其他人，比如陆军元帅隆美尔，则获准自杀了。

战争结束后，在苏占区，抵抗运动的共产党烈士被人们崇拜，而其他人，尤其是7月20日密谋案的参与者，却被人当作鲁莽的傻瓜或执迷不悟的法西斯分子嘲弄。共产党指责他们想要保留一个没有希特勒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德国。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占领区，少数幸存下来的抵抗者得到了一些低微的职位，尤其是在即将成立的民主联邦军队谋得职位，但是对德国百姓来说，德国抵抗者曾是叛徒。而西德政府和后来的几代德国人花了好几十年才认识到，尽管施陶芬贝格和毛奇这类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身上却有着德国人最好的品质。

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大概聚集了1 100万外国人，包括拿着报酬自愿来务工的人、拿着报酬但被强征来的劳工、没有报酬的奴役苦工、难民和集中营犯人。有些集中营里的犯人组织成立了抵抗组织，计划在盟军抵达前的一场大规模屠戮中起来反对党卫军。事实上，这样的图谋只有过很少的几次，而大多数集中营守卫都混进撤退的德军消失了。结果，直接的报复就集中降临到囚犯头子（Kapos）身上，也即是监狱里帮党卫军折磨和杀死其他囚犯的犯人。

东边落幕

一如既往，东边战区的一切都有着云泥之别。在东边，除了数百万士兵，还有大量合作者和与抵抗者要互相面对。他们的方法和目标都比西边战区和意大利的要复杂得多。西边战区和意大利的人主要就是面对一个问题——欢迎还是惧怕盟军部队。在东欧和东南欧，解放的目标和其他目标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确立或重新确立国家独立性，捍卫或扩张国家的政治边界，行政集权，引进新形式的革命社会主义，驱逐甚至灭绝少数民族。比如，在整个战争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都在为政治独立和消灭波兰和犹太少数民族而斗争，在这些努力过程中，德国和苏联占领军往往都在起着作用。这两个主要的敌对占领军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帮助乌克兰成为专属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国家。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罗的海国家，类似的剧本也在上演。比如，匈牙利人在1944年把差不多50万犹太裔送到德国人的枪口下，一年后，在胜利方同盟国的准许下，新的民主政府驱逐了差不多30万德国裔同胞。这样的剧情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其他地方也在上演。

至于大众的报复，东欧女人不流行短发，女子只有与敌人发生性关系时，才会被剃掉头发。事实上，比起男性，女性合作者受到的待遇没有更好，但也没有更糟。在与德国结盟的国家里，公众的情绪基本是偏向前合作者的，而在曾被德国占领和压迫的国家里，解放后的发泄对象全是前合作者，不分男女。更有甚者，大众愤怒的对象还有当地的德国人。这样的愤怒是有原因的，在战争时期，当地的德国人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介于半神的德国籍德国人——来自德国的士兵、官员和商人——和非德国人之间。事实上，战后杀害和驱逐说德语的人成了席卷东欧的种族清洗的重要一环。而且，即使有些德国人没有为占领者效力，也没有向元首宣誓效忠，他们被驱逐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最多，他们受到的待遇没那么残忍。

那段时期的东欧数据，关于德国人命运的也好，其他数据也好，都一样不可靠，因为德国专家坚持认为，在战时和战后，自主逃亡也好，被驱离也好，多达1 300万德国平民从爱沙尼亚北部流亡到了南斯拉夫南部和保加利亚边境。他们当中，可能有200万人死在了路上，或是被人杀死，凶手可能有游击队，有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士兵，有愤怒的平民，还有流寇。确实，希特勒帮助东欧人实现了深藏内心的希望：“灭绝”本国的犹太人和德国人。

我们已经看到，东欧的土地比西欧染上了更多鲜血。在东欧，撤退的德军把所见之物全都付之一炬，杀死或赶走牲畜，炸掉整个城市街区、桥梁和铁路。至于获胜的苏联红军，我们知道的是，他们的士兵恣意抢劫和强奸，但不知道的是，他们这么做，真的只是在报复德军及其盟友犯下的暴行吗？当然，苏联士兵对待被征服的德国民众格外残忍，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德军之前顽强抵抗，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样的。苏联士兵，理论上代表了大肆宣传的新苏维埃人，行为举止却摆脱不了传统习惯：在有很多同志倒下的地方，他们的奸淫掳掠会比没有激烈战斗的地方残忍得多。

在战争期间，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曾是苏联的敌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士兵都曾对苏联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但是，1944年8月，罗马尼亚不仅投降了，还掉转矛头对准德国，结果，布加勒斯特未开一枪就落入苏联红军的手中。红军士兵在这个城市也没有胡作非为。在布加勒斯特，德国和匈牙利部队从1944年12月一直战斗到1945年2月，双方都损失惨重。随后，苏联部队常常表现得令人生厌。雪上加霜的是，在苏联亚洲部分的一些少数民族中盛行着传统的战士理念：奸淫掳掠是对凯旋士兵的嘉奖。另外，摩洛哥的北非小分队（Goumier）到意大利为自由法国军队效力，似乎也是受这一理念驱使的。对于北非小分队的士兵来说，意大利女人就是应得的战利品。

苏军的存在带来诸多苦难，醉醺醺的士兵会去强奸妇女，有时候还开枪射杀她们的丈夫，而最深重的苦难之一就是全民遭驱逐。伏尔加德意志人、波兰人、鞑靼人、车臣印古什人和其他民族从欧洲的家乡迁移到西伯利亚，数千人命丧苦寒之地，不仅如此，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德国平民遭驱逐，其中大多是女人，比如去帮苏联搞战后重建。在匈牙利，由于苏军指挥官信口雌黄虚报德国和匈牙利战俘数，苏军就随意抓来数千平民，一起驱逐，去填补虚报的数字。

由于苏联的审查，以及东欧国家新政府采取的亲苏政策，以上这些信息并不广为人知。苏联占领当局很快就让共产党掌控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不过出于各种原因，斯大林允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重建了多党制。然而，即使是在这些国家，警察，尤其是政治警察，也是从一开始就掌控在共产党和苏联手中的。简而言之，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之前，欧洲的分裂已成既定事实，而1945年6月的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不过是在这个局势上盖了个章，进一步敲定。大国合作仍然是当时的口号，而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就是协同合作实施报复。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经济和社会的复兴与全欧范围内肃清叛徒和战犯的需求是密切挂钩的。而大清洗还有一个庇护，那就是1945—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主要纳粹战犯在那里受审，至少在理论上为各个国家层面上的审判树立了一个典范。

参阅Gerhard Jagschitz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eds., Stein, 6. April 1945 (Vienna: Bundesministerium für Justiz, 1995)。

Perry Biddiscombe, Werwolf!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uerrilla Movement, 1944 —1946(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276.

第十章

清算希特勒的欧洲

1945—1946年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战犯大审判，标志着一个世界联盟对历史上最邪恶政权的终极胜利。同样重要的是，纽伦堡审判还将树立一个典范，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这些主权国家的领袖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出于这两个原因，在战后欧洲的其他地方，从挪威到希腊，从法国到苏联，几乎同时发生的政治、行政和司法清算都有被纽伦堡审判盖过风头的倾向。但是，主要的纽伦堡审判只涉及23名被告，就算加上12次的纽伦堡后续审判，也只有大约200人卷入其中。同时，欧洲其他地方也在进行司法报复和政治清算，比如菲利普·贝当元帅在法国受审，以及所有曾隶属于荷兰纳粹党的荷兰教师在理论上被解雇，累积起来，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和人口动荡。

在纽伦堡接受审判的都是重要的德国领袖，但是，阿道夫·希特勒手下的头号刽子手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约瑟夫·戈培尔却不在里面，这两个人在审判前就死了。还有一些非德国人因为叛国罪、通敌罪和反人类罪在德国之外的地方接受审判和处决，其中包括大量重要人物。在战后遭到处决的国家元首或总理有意大利、法国、挪威、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在战后的民主匈牙利，1名前国家元首和4名前总理被处以绞刑或枪毙，不过，这方面的纪录保持者还是保加利亚，1945年2月2日，执政的共产党处决了最后一名总理、24名内阁成员以及68名议会议员，罪名是叛国罪以及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然而，如我们所知，保加利亚从未加入对苏联的战争，它向英美宣战也只是做做样子。还有，在战争期间，没有一名保加利亚的犹太人被杀或是上交给德国人。

因叛国罪、通敌罪和战争罪被处决的德国以外的欧洲人还包括数千名将军、警察局长、市长、政客和记者。另外，还有数十万人被扔进监狱或集中营，数百万人承受着其他的惩处措施。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看那些受东欧转变和驱逐影响的人，会发现他们多半都属于少数族群，曾经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精英阶层，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在东欧，战后的政治清算是和种族清洗、阶级战争密切结合的。这些清算的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以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诉讼，二者并列观察，让我们对东欧历史上的这一段关键时期能洞察一二。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纽伦堡审判和欧洲各法庭都没有承认大屠杀在历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意义，而是选择对“犹太问题最终处决方案”这一悲剧轻描淡写，至于各个欧洲国家的无辜、痛苦和英雄主义，只要法庭认定是事实，就会绘声绘色，夸大其词。直到1961—1962年，大屠杀的头号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中校才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犹太人大屠杀获得了应得的最高司法关注。注意，和其他大屠杀的德国刽子手一样，艾希曼在战争结束的时候逃到了南美，直到1960年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Mossad）把他从阿根廷绑架后，他才受到了审判。

但是，为什么在纽伦堡受审的人这么少？因为各大国达成一致，只惩罚最能代表整个组织或机构罪行的人，比如德意志总理或纳粹党、党卫军、冲锋队、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军工业、律师、法官和医药界的头目。至于起诉其他德国战犯的任务就留给德国人，但在德国的美占区、英占区和法占区，那些审判并没有发生。恰恰是在这些占领区，德国战犯在战后得到了最好的安顿。这都是因为“冷战”，在“冷战”中，西德变成了西方大国的重要盟友，而东德成了苏联的盟友。

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现实，在很多欧洲国家，新的政权都是由前抵抗者组成的，他们希望清算和改变社会，但德国人民没有这样的意愿。至于西方盟国，他们那点整顿社会的激情很快就耗尽了，而在苏联占领的东德，过去不民主、极权思想的纳粹领袖被同样不民主、极权思想的领导者取代。

走向纽伦堡和国家法庭审判之路

审判犯下罪行的占领者，历史上的确有过这样的先例，但这些先例却不尽如人意。如我们所知，几个世纪以来，为了编撰战争法，人们努力过。比如，《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就直接禁止杀害降军，并规定要给予战俘与自身部队同样的医疗、薪酬和食物。国际公约还对被占领者与占领者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规定。

有些协议在“一战”期间没有得到遵守。比如，德国炮击鲁汶大教堂（Louvain Cathedral）就是明显违反了1907年的《海牙公约》，公约有40个缔约国，但是公约并没有禁止劫持和杀害人质。而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英国远洋客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也没有违反国际法，因为国际法中只包含保护医疗船的内容。严格来说，齐柏林硬式飞艇袭击伦敦也是合法的，因为伦敦并不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最后，《海牙公约》也无法适用于“一战”中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一事，因为按照国际法规定，这场大屠杀属于国内事务。

尽管存在这些法律上的漏洞，“一战”后，西方民众还是希望看到德国领导人因为自己的罪行而受到惩罚。《凡尔赛条约》第227条规定，以“破坏国际道德和至高无上的神圣条约之罪行”来指控德国皇帝，由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五名法官进行审判。第228和229条要求德国政府交出被指控犯下战争罪的国民，接受战胜国设立的法庭审判。

“一战”后，这些惩罚德国战争罪的努力收效甚微。德国皇帝在战争结束的时候逃到荷兰，而荷兰拒绝把他交给战胜国，这反而让所有人感到一身轻松。另外，专为德国战犯设立一个国际法庭的想法也很快就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要接受审判的845人名单被呈交给新的德意志共和国。德国国内再次掀起愤怒的热潮，不过莱比锡城（Leipzig）的最高法院最终只判了13个德国士兵和海员相对较短的刑期。被告的罪名往往是殴打英国战俘和向法国伤兵开枪，还有两个U型潜艇军官的罪名是击沉医疗船和故意摧毁医疗船的三个救生艇。在U型潜艇指挥官缺席的情况下，莱比锡城法庭审判了他的两个下属，被告说自己只是听命行事的理由遭到了法庭的驳斥。

无须赘言，很多英、法、美士兵和海员可能也会被指控同样的罪名。不过，莱比锡城审判，尤其是关于U型潜艇军官的那次审判，创造了一个先例，只要同盟国有心去做，他们在1945年可以以此为参照，再次要求德国人起诉自己的罪犯。

从第一章我们就知道，在两次战争之间，为了减轻战争的残酷，尤其是针对平民和战俘的暴行，各国签署了新的条约和公约，甚至宣布战争是非法的。不幸的是，只有少数协议在“二战”期间得到了遵守，而且就算是遵守，也不是在东边，而只是在西边。

远在战争结束前，同盟国就讨论过要拿德国领导层怎么办。起初，丘吉尔首相提议，由同盟国用政治手段处置主要的纳粹分子，对此，斯大林有异议，他认为5万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应该立即被枪决（这么庞大的数字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在纽伦堡审判中属于主导力量的美国人希望能进行真正的审判，让世人看看，法律公平终会战胜恐怖手段。

1945年8月8日的伦敦协议成立了纽伦堡法庭，并列出了司法管辖权大纲。协议还草拟了著名的四大罪名，一些被选中的德国领导人将面临这四项指控并接受审判：

筹划、准备、牵头或发起侵略战争。

参与一个共同的计划，完成上述的任何一项。（前两类构成“破坏和平罪”。）

战争罪，这是一个大类，包括谋杀、虐待和驱逐占领区的移民到德国当奴役苦工；虐待、杀害战俘罪；杀害人质罪；抢劫或任意毁坏城镇和村庄；无法证明有军事需要的大规模毁坏罪。

反人类罪，这是一个新概念，即在战前或战时，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的理由，对平民施行非人道行为。

这些罪行都在法庭的司法管辖范围内，“无论是否违反了犯罪行为发生国的法律”。第三个罪名就是用来处置纳粹在占领区针对自东欧引进的奴役苦工犯下的罪行。第四个罪名通常涉及的是他们在德国和其他地方施行的种族、宗教及其他方面的迫害。

纽伦堡的正义与不正义

70年后再来谈论纽伦堡审判，有点事后诸葛亮，所以我们很难说得清，当时在纽伦堡对主要战犯的起诉书怎么会有那么多瑕疵和矛盾之处。例如，其中一封起诉书指控了德国人在1939年9月侵略波兰，这是对的，但起诉书却没有提及，如果没有先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关于瓜分波兰的秘密条款，袭击可能就不会发生。如我们所知，1939年9月17日，苏联军队入侵波兰，而当时波兰其实已经被德国侵略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实就是一纸为侵略战争做准备的协定，但在纽伦堡，他们却能自信而笃定地援引德国在1941年违反这一“侵略”条约，以此来控诉德国无端袭击苏联，但起诉书中却没有提到，苏联也是一样无端在1939年袭击了波兰和芬兰，在1944年袭击了保加利亚，在1945年袭击了日本，这样的双重标准真是荒谬。

德国人最初还被指控在卡廷森林屠杀了925名波兰军官，尽管这些西方检察官那时心知肚明，卡廷森林大屠杀出自苏联政治警察的手笔。之后，在苏联首席检察官罗曼·A.鲁登科（Roman A.Rudenko）的坚持下，卡廷的波兰受害者人数从925增加到1.1万（实际受害者超过2万）。但是，由于苏联方面拿不出丝毫证据证明卡廷大屠杀是德国人犯下的罪行，也因为美国国内的一些官员愤怒地抗议，指出这是一场对正义的嘲弄，卡廷一罪就悄悄地从指控中撤掉了，最后的判决中也没有提及此事。纽伦堡审判过去大概45年后，苏联体系崩溃，最后时刻，他们有一些表态，其中之一就是承认是斯大林在1940年下令实施了骇人听闻的卡廷大屠杀。

落到德国人头上的罪名中，有一个惹人注目的罪名就是劫持和杀害人质罪，不过这种行为在纽伦堡之前并没有被宣布是非法的，1948年纽伦堡后续审判中再次宣布其合法性，理由是，劫持人质至少能降低游击队袭击占领军时附带的平民伤亡数。没有人质，军队复仇的渴望可能会威胁到全部人民。纽伦堡法庭只是围绕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当一名占领军士兵被杀时，可以处决多少人质，而法庭的表述是，不应该劫持“太多”人质或处决“太多人”。

抵抗斗士通常会伪装行动，杀死俘虏的德国士兵，而德军会折磨和处决被俘的游击队员，即使他们在“远距离可以辨认”。盟军在“二战”期间广泛利用抵抗战士，在纽伦堡和其他地方，他们谴责德国人对游击队员及其可疑的帮手采取压迫手段。

尽管抵抗运动有着这样那样的道德和法律问题，纽伦堡法庭认为，由于纳粹体系的极端残暴，暴力反抗德国占领者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这就令反纳粹抵抗运动成为合理的行为，也令与纳粹合作成为一项罪名。

各国法庭的正义与不正义

纽伦堡几次重大的战犯审判都是令人难忘的盛景，让人见识了什么是组织有序和正襟危坐，而且坦白地说，还有令人难以忍受的乏味。纪录片和大量出色的专题片里都呈现了法庭的场景，美国军警耀眼的军服，一大群身着统一制服的速记员和翻译，不苟言笑的法官，相当绝望的德国辩护律师，还有显得格格不入的被告人，他们大多很消沉，穿着破旧不堪的平民衣服或是没有徽章的军服。这是在纽伦堡的一个审判室内的一个大法庭，与此相对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各国政府设立的数千个战犯审判法庭，从挪威奥斯陆到希腊雅典，从法国波尔多到芬兰赫尔辛基。虽然不能说全是受纽伦堡审判启发，但至少有很多都是。有些审判室设立在宏伟的旧司法大楼内，有的审判室就安置在城市废墟的简陋小屋里。很多时候，审判室内没有暖气。比如，在布达佩斯，即使是审判前总理的时候，主持的法官、陪审团、律师、被告和旁听者都是穿着大衣坐在那里，裹着围巾，戴着帽子和手套。休庭的时候，法官和战犯喝着一样的汤，是苏联占领军发放的。

纽伦堡法庭主要由美国纳税人出资，纽伦堡的阔气与其他法庭的穷困，或许就能解释现存文献翔实度的差别了。纽伦堡主要审判和后续审判的文件加起来有70卷，统共126 897页。另一项珍贵的原始资料就是几位精神病学专家分别对被告人和很多目击证人进行的访谈。此外，我们还应该特别感谢特尔弗德·泰勒准将所著的《纽伦堡审判剖析》，里面包含了对这个课题的一切历史和法律研究。这个著作在1992年问世，其独特之处还在于泰勒曾是主要审判中的美方检察官以及12起后续审判的首席检察官。这里要说一下，纽伦堡后续审判虽然挂着国际的名号，实际上是由美国独自坐镇，审判党卫军特别行动队（SS Einsatzgruppen）成员、纳粹党高级官员、医师、法官、将军、企业家和党卫军指挥官。虽然纽伦堡审判的历史文献相当丰富，但是对于欧洲众多法庭审判的比较研究却寥寥无几。其实德国以外的欧洲国家进行的法庭审判和其他惩罚性诉讼牵扯了数百万人。而且，这些审判和诉讼的性质和特点与纽伦堡审判大相径庭，在纽伦堡，战胜国审战败国，而在各国法庭，法官审的主要是被指控犯下通敌罪、叛国罪和战争罪的同胞。更令人费解的是，全面研究这个课题的作品并不存在，而最好的文献汇总只出现在德国。以单个国家内的报复和清算为课题开展的研究很多，但产出不均：比如研究法国、挪威、丹麦、荷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战后清算的书和文章有一些，但以南斯拉夫和苏联为对象的研究就很少，而且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有所偏颇。如果主要从后世人的角度来看，最有价值的是纪录片集锦，比如讲述法国审判菲利普·贝当元帅和皮埃尔·赖伐尔总理的纪录片。

图10.2 女性合作者被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和其他反对纳粹占领的新老成员游街示众。

在战后的头几年，前抵抗者还不愿意与战前政权的人以及战时的合作者和平共处，对于一些政治领袖的审判，比如挪威的维德孔·吉斯林、法国的贝当和赖伐尔、罗马尼亚的扬·安东内斯库元帅、南斯拉夫的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Draža Mihailoviç）和匈牙利的萨拉希·费伦茨，出现了一些一边倒的报道。不过，即使是在那段时期，法国这样的国家和其他很多国家还是有着云泥之别的，在法国，媒体的讨论尽管也有偏见，但还是能维持着高度的理智，而其他国家的媒体就是大骂被告人。结果，在苏联和所有共产党媒体中，这些被告人还没来得及在法庭开口就被宣告有罪。

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真正沉下心来的学术类研究。对这个课题的新探讨主要在法国，法国的知识分子在抵抗与合作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关于法国战时行为和战后政治清洗的讨论成了法国人民真正的全民消遣。戴高乐派歌颂法国战时抵抗运动的道德纯洁和万众一心，维希政府的辩护者看不过眼，就拿战争末期私刑处死10万人的数字说事。（我们现在知道，被枪毙、毒打至死或仓促处决的实际或可疑的合作者不超过一万，但实际数字还是没有着落。）而“冷战”的开始，让一些急于辩解的文章面世，曾经的法西斯主义者宣称自己就是西方文明的早期捍卫者，先一步对抗苏维埃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

至于法国政客宣称，他们的国家在战争期间以压倒之势反抗德国占领者与维希政府的叛徒，人们怎么看呢？大家再清楚不过，在1944年，巴黎人民用几乎同样的热情迎接了两位到访的政治人物：贝当元帅和戴高乐将军。贝当元帅4月28日来到巴黎，而戴高乐同年8月26日在美军保护下抵达这个城市。从当时的新闻画面，我们感受到的是，这两位到访者得到了同样高规格的警车队护卫，有一样美丽的巴黎女郎献花，都有欣喜若狂的群众欢唱着“马赛曲”。

如果要通过一个例子来审视战后清算，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历史学家本杰明·弗罗默（Benjamin Frommer）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报复的专题论文。文章表明，在种种秋后算账的行为中，新的捷克民主政权不仅从严惩处了德意志和匈牙利民族的人，毕竟这些人已经被集体宣判犯下叛国罪，还拿出最严厉的态度处置捷克籍的合作者。大部分的案例牵扯的不是重要的政治和商界领袖，而是普通人，只不过这些普通人在德占期告发过自己的邻居，现在又被同样的邻居告发。通常情况下，告发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被告发者的房子、工作或商店。讽刺的是，捷克法庭也遇到了当年纳粹法庭类似的难题，就是如何审判异族通婚的被告人，或是异族通婚生下的孩子。过去，纳粹法庭不太知道如何定义一个犹太人，现如今，民主捷克斯洛伐克法庭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不知如何断定一个人是德国人。德国被告人很有可能会被这个国家驱逐，而捷克人往往会被投入监狱，这就令断定身份变得愈加重要。

一些最公正的计算数字还是出自美英历史学家之手，他们的祖国在战争期间没有被纳粹占领，这是做学术的一大优势。这些作者公平评价欧洲与纳粹占领者的合作，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容易忽略英国人在德占海峡群岛的合作，以及侨居菲律宾的美国平民被日本人拘留之后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纽伦堡审判是在1945年11月集结的，而远在纽伦堡审判给清算时期的国家法庭指引方向之前，欧洲的很多地方就已经开始了报复之旅。比如，我们都注意到，在波兰，战争期间就有地下法庭在行使职能，在尽量尊重法律的前提下审判叛国者。在苏联、南斯拉夫和其他地方，整个战争期间都有游击队法庭的存在。而另一边，在法国，司法报复是在1944年解放的时候开始的。

在布达佩斯，主要人民法庭在1945年1月末第一次开庭，同时，苏联和罗马尼亚的军队与德国和匈牙利的军队在这个城市发生冲突。在这个时候，有两个曾经在使用强制劳工的企业里当守卫的人被指控，在乌克兰的反苏运动中参与折磨和屠杀了124名强制劳工，这些劳工的身份是匈牙利犹太人或共产主义者。这两名守卫被判死刑，并立即在公共广场上被绞死。这一诉讼表明，匈牙利的人民法庭，就像欧洲很多其他法庭一样，担当起革命的角色：他们不仅想惩治叛徒和战犯，还想清洗和重建社会。这些曾经受制于希特勒统治的欧洲国家没有等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给出范本，就开始了报复。无论如何，同盟国与德国前盟友分别缔结的停火协议指示奥地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各自去起诉战犯，无论战犯的国籍是什么。结果，纽伦堡法庭有时却成了各国法庭起诉战犯的障碍。纽伦堡法庭只允许一些主要的德国战犯在东欧的法庭以证人身份出庭，结果，像德国外交官艾德蒙·费森迈耶博士（Dr.Edmund Veesenmayer）这样凶残的犹太人刽子手只能在1947年从匈牙利遣返纽伦堡。四年后，他被释放，在西德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对于欧洲的清算审判来说，国际军事法庭既不是催化剂，更不是范本。不过，我们发现，欧洲各国法庭的诉讼中会大量引述纽伦堡审判的一些细节，还有法庭中的陈述也表明法官的态度和纽伦堡的盟国如出一辙。更多情况下，各国的法官会利用纽伦堡的案例来推动诉讼有序进行。1945年12月18日，在布达佩斯进行的一场审判中，三个被告的主要罪责是把匈牙利犹太人驱逐到奥斯维辛，法庭主席彼得·扬科（Péter Jankó）告诫旁听的人要保持克制，他说：“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要确保外媒在报道的时候，会说这里的气氛冷静超然，就像纽伦堡审判一样。”但事实上，那场审判笼罩在完全相反的氛围中，旁听席有人称呼这三个被告是凶手和人渣，也煽动了法官的情绪。当然，在纽伦堡保持冷静克制比较容易，那里的法庭上没有旁听者，只有法官、检察官、律师、翻译、速记员、记者、被告人和守卫。

欧洲的旁听者很难控制，因为这些人往往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或是新执政党的左翼追随者。比如，皮埃尔·赖伐尔在法国受审时，就频频被喊叫声打断，就连陪审员都掺和进来了。至于纽伦堡的后续审判，人们对诉讼的兴趣逐渐减弱，所以量刑也就没那么严厉了。

纽伦堡法庭代表了革命性的创举，法官和检察官以四大战胜国的名义开庭审案。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其他欧洲法庭本身也是革命性的产物，通常被称作人民法庭，专司裁决那些在战前还没有被法律列为刑事犯罪的行为。自然而然，人民法庭的诉讼就以欧洲法律为基础，而不是采取英美普通法的体系，也就是说，由法官来调查、规劝、警告和斥责被告，而原告律师和被告律师就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诉讼的风格大相径庭，但每个人民法庭的体系基本相同：在丹麦，一个职业法官会配备两个由抵抗组织委派的陪审员予以协助；而在法国，一个职业法官会配备四个由抵抗组织委派的陪审员，在匈牙利，五个反法西斯政党和工会联合会在所有重要审判中都会委派所谓“人民法官”、公诉人或“政治”检察官以及所谓“人民检察官”。公诉人往往都是知识分子，人民检察官是工人和农民。被告辩护律师是从反法西斯政党联盟许可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

纽伦堡法庭从战胜的大国引进了法官，而各国政府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了，那些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法官都曾经与敌人合作过，或者至少为现已消亡且备受唾弃的战时或战前政权效力过，就算这样的法官不是大多数，也有很多。1945年，在奥地利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为纳粹党效力过的现任法官。结果，一些尚且稚嫩或被政治污染（或两者皆有）的法官不得不参与庭审。

法官接受的是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熏陶，而创造出人民法庭的抵抗组织又怀揣着革命的目标，这两者不免冲突。在波兰，共产党旋即上台，政府留用了战前的法官，法庭审判告发逃跑犹太人甚至杀死犹太人的罪犯，这些法官在量刑上倾向于轻判，轻到不可原谅。正如历史学家安德鲁·考恩布鲁斯所证明的，波兰的法庭对叛国者严惩不贷，但对犯下反犹罪行的人却手法轻柔，尤其是当被告人还能指出自己的一些抵抗功绩时，更是如此。我们从1946年的凯尔采（Kielce）大屠杀和其他波兰城镇大屠杀中便可知晓，波兰民众喜欢把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联系到一起，故而抵制那些在战争期间拯救过犹太人的波兰人。不仅在波兰是这样，在有大量犹太幸存者的东欧其他国家，很多民众就会把杀死犹太裔共产党与民族抵抗行为划上等号。

甚至在西欧，很多人也有理由担心，犹太幸存者会索要自己失窃的财物。这些都在提醒着我们，要想区分前抵抗者与前合作者，通常有多困难。

纽伦堡法庭只能判处死刑和监禁，人民法庭有一系列惩罚措施可以为之所用。惩罚措施包括死刑、监禁、强制劳动、被判为国家的耻辱、剥夺公民权、罚金和一些行政措施，比如开除公职、警方监视、剥夺出行自由或生活在限定范围内、免职和剥夺养老金待遇。

令人意外的是，最严厉的刑罚出现在挪威、丹麦和荷兰，在西方认知中，这些国家是英勇抵抗德国占领者的典范，是犹太人的勇敢救星。不过，这些国家的法庭心中有数，所以，在战后的挪威，有9万多人受审，差不多相当于总人口的4%。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在现今人口3亿的美国，有大约1 200万人因为叛国罪和类似的罪行受到审判。因为大多数被告都是成年男子，所以可以说因为通敌而受审的挪威男人比例相当大。丹麦的比例也差不多，而在荷兰，15万人因为涉嫌通敌和叛国在战后被逮捕，大约6万人随后被定罪，152人被判死刑，40人被实际处决。据说并不是所有的罪犯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这一点被20世纪70年代的传闻证实了，那时候，人们发现，大量战犯，包括一个曾经向盖世太保告发自己同胞的犹太裔骗子，都未受到过惩罚。

挪威法庭严惩曾经与德国士兵发生性关系的女子。更糟糕的是，在新的法律之下，他们的孩子是没有公民身份的，据悉，成千上万“混血儿”一生都没有获得合法的实际身份，是不存在的人。

挪威人长期歧视德国士兵的孩子，其实是个例外。所有西方国家都在尽力改造被定罪的合作者，一方面是为了减轻监狱里拥挤不堪的负担，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劳动力。比如，荷兰就创造了一个叫作“自发监督”的机制，任务就是监督和再教育获释的罪犯。因为这个机制需要频繁探访，所以究竟谁更痛苦，是要一遍遍听人说教民主价值观的合作者，还是负责说教的志愿者呢？

很明显，在人民法庭和类似机构受审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将军或政府部长。在匈牙利，有30万人，或者说总人口的3%，承受了一定的惩罚，比如剥夺工作或养老金，禁止生活在首都，剥夺公民权或监禁。这些惩罚的另一个极端就是死刑：在匈牙利，1945—1948年有146人因叛国罪、战争罪和“对人民犯下的罪行”而遭到处决。我们可以推定这些人都是重要的战犯和叛国者。后来处决的人更多了，但却难以简单归类，因为事件是发生在极端的苏联肃反运动时期，被处决的人顶着“法西斯主义者”“前盖世太保特工”“铁托党羽”或“美国间谍”的帽子，但实际往往都是民主人士或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在战后受罚的30万匈牙利人当中，有三分之二是德意志民族的，匈牙利民族政府以切实或可疑的叛国罪为由将他们驱逐。

在奥地利，人民法庭开始审理13.7万人的案件，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成千上万的公务员，比如教师、邮递员、铁路工人和其他因为纳粹党员身份被解雇的人。无须赘言，这些裁决和判定几年后就撤销了，所以，最终在奥地利受罚的纳粹刽子手比例比德国还低。因为在奥地利，几乎所有人都曾经隶属于纳粹党，在战后，管理奥地利共和国的民主党派，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别无选择，只能邀请前纳粹党成员入政府做事。他们真是随心所欲，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有着犹太血统的社会民主党籍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还让几个公开认罪的前纳粹党员进入他的内阁。

在法国，如我们所说，大约1万名切实或可疑的合作者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或解放的时候被处以死刑，在意大利被火速枪决的人数也差不多。不过，在此之后，法国的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就相对温和，意大利就更温和了。

前合作者与前抵抗者主要都在责怪德国，称德国是酿成他们国家悲剧和犹太人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法院把反犹太人罪行归入了“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即使这些反犹太人的罪行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同胞犯下的。很少有法院愿意承认，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把犹太人交给德国人，而他们的人民不仅袖手旁观，有的还积极参与。

在法国，检察官倾向于把男女演员、歌手、记者、作家、诗人和哲学家挑出来。在西欧和北欧，被控与德国士兵交往的女子是报复的特殊目标。但是，一旦她们被剪断的头发重新长出来，这些女子一般都会被社会接纳。在苏联占领的东欧，主要的报复目标是往日的达官显贵，尤其是当这些人属于少数民族，更是遭殃。在1945年颁布的一些法令中，曾经流亡伦敦后又回国的贝内斯（Beneš）政府宣布，占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总人口大约30%的德意志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集体犯下叛国罪。除了已被证实是反法西斯战士的那些人，这两个民族群体都被正式开除国籍，并被驱逐出这个国家。

纽伦堡的三个主要指控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在人民法庭，虽然名字叫得不一样，但还是有这几个同样的罪行。陆军元帅扬·安东内斯库在罗马尼亚被谴责对苏联发动战争，而纽伦堡法庭和罗马尼亚法庭都默默忽略了苏联在1939年和1941年类似的侵略行为。

与纽伦堡一样，在国家法庭或人民法庭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很多尴尬的情况和不合逻辑的诉讼。比如，在挪威，“二战”前就隶属于法西斯民族统一党（Nasjonal Samling）的成员受到的判决比“二战”期间入党的成员更严厉。鉴于民族统一党在战前是完全合法的组织，法庭却认为致力于一项事业比机会主义的罪责更大，这就有点奇怪了。在匈牙利，审判长阿科什·马约尔（Ákos Major）叱责前总理拉斯洛·巴尔多希（László Bárdossy）试图收复匈牙利在“一战”期间丢失的领土，但据马约尔的回忆录，他自己也赞同巴尔多希，认为匈牙利的领土野心是合情合理的，巴尔多希的亲德政策有其“历史必然性”。但这些考量并没有阻止马约尔法官判处巴尔多希死刑。要罗列这样不合逻辑的诉讼，是没有尽头的。鉴于欧洲当时政治一片混乱，意识形态不明朗，而且“冷战”刚刚开始，能够伸张正义已经是个奇迹了。不过，不得不说，正义的确得到了伸张。

纽伦堡军事法庭审问和判刑的不止个人，还有机构，比如党卫军和纳粹党领导层。匈牙利的人民法庭宣布1944年10月15日上台的箭十字党政权和国家宪兵队集体有罪，而先前的霍尔蒂·米克洛什摄政王政权却没有被视为当然有罪的，实际上，驱逐了近50万匈牙利犹太人到奥斯维辛的不是箭十字党，而是霍尔蒂政权。集体有罪意味着，除非能证明自己无罪，否则任何一个德国前党卫军领袖或匈牙利宪兵都是有罪的。

正如在纽伦堡一样，在大多数人民法庭上，被告人都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一般他们的辩词就是，他们之所以在占领期还留任岗位，是为了防止更激进的人来做自己的工作。贝当元帅的辩护人说，在战争期间，贝当的作用相当于法国的盾，而戴高乐将军相当于法国的剑。法庭并不买账，判处贝当死刑，而时任共和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把死刑减至终身监禁，但贝当最终死在了牢狱中。

总而言之，辩护人基本都在暗示这个国家欠他们一个感谢，因为他们担负起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只有少数顽固的狂热分子才会在法庭上自豪地强调自己的法西斯主义信仰，比如强烈的反犹主义法国作家和记者罗伯特·巴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和匈牙利自封的元首萨拉希·费伦茨。重要的是，除了在苏联举行的审判外，很少有国家举行（出于政治目的而非查明真相所进行的）作秀审判。就连在南斯拉夫，被告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无辜的，而在苏联，无论是真的叛国者还是可疑的叛国者，都清一色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请求给予自己警戒性惩罚。不过，在南斯拉夫可以喊冤并没有带来实质的区别，因为可疑的合作者与阿尔巴尼亚、德意志和匈牙利少数民族在战后都被例行公事般地杀死了，但即使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法庭，也不能设立作秀审判。在南斯拉夫或欧洲其他地方，最怯懦的辩护律师也会为自己的客户提出减轻处罚的情节，只有在苏联的法庭，公设辩护律师会肆意漫骂受害人。

至于主要被告人的判刑真的是职业法官和陪审员辩论的结果，还是政府决策的结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毋庸置疑的是，处决维希政府总理赖伐尔就是戴高乐将军和法国政府做出的决定。总而言之，要把欧洲大报复中牵扯的法庭和法官都一概而论，是不可能的。

美国在纽伦堡的目标是要宣布侵略是非法的，并且公告天下，此后的侵略者，凭他们是国家元首还是总司令，都要受到无情的起诉。而人民法庭的目标是要实现全面净化，创造一个更进步、社会的甚至社会主义的欧洲。但是几年内，“冷战”改变了一切。

关于“二战”后的民族清洗，有很多负面的言辞和文章，其中很多批判不是空穴来风。不过事实上，在此之前，欧洲人民从未尝试过如此大规模地处理他们中间的政治罪犯，而整个欧洲大陆的反思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受到惩罚的人当中，有罪可循的人比无辜受罚的人多多了。

参阅Telford Taylor, The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6–11; 和W.Michael Reisman and Chris T. Antoniou, eds., The Laws of War: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Primary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Law Governing Armfled Conflict(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Taylor,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17–18.

《纽伦堡审判剖析》29-30页中讨论了丘吉尔和斯大林的提议。

参阅Eugene Davidson, The Trial of the Germans: An Account of the Twenty-Two Defendant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n Nuremberg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6), 19–20。

参阅Judith N. Shklar, Leg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74。

参阅Taylor,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466–471。最近期的文件是Katyń, Documents of Genocide: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 Turned over to Poland on October 14, 1992, selected and edited by Wojciech Materski (Warsa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1993)。

这次审判涉及东南欧的军事作战战场，指挥官是陆军元帅威廉·利斯特。

最容易获取的纽伦堡文档是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als Online [Electronic Resource], compiled by James Joseph Sanchez et al., Anthony Hursh, Bdexx developer (Seattle: Aristarchus Knowledge Industries,1995)。

参阅G. M. Gilbert, Nuremberg Dia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47); Leon Goldensohn,The Nuremberg Interviews, edited by Robert Gellatel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4)。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彼得·诺维克的精确计算：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 The Purge of Collaborators in Liberated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202–208。

参阅Benjamin Frommer, National Cleansing: Retribution Against Nazi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关于“二战”时期泽西岛、格恩西岛和其他海峡群岛上的英国人与德国占领者的合作，参阅Madeleine Bunting, The Model Occupation: The Channel Islands Under German Rule, 1940 —1945(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5)。日本人在菲律宾有一个圣多玛斯集中营，关于集中营里美国俘虏的合作情况，参阅James Ward，“Legitimate Collabo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Santo Tomás Internment Camp and Its Histories, 1942—2003,”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7, no. 2 (2008):159–201。

László Karsai and Judit Molnár, Az Endre-Baky-Jaross Per (Budapest: Cserépfalvi, 1994), 101.

参阅Andrew Kornbluth, “‘ There Are Many Cains Among Us’: Polish Justice and the Holocaust,” in Holocaust: Studies and Sources (Warsaw: Polish Center for Holocaust Research, 2013), 9:157–172。

更准确地说，战后，有92 805个挪威公民因为叛国罪在挪威法庭受审，其中30人被处决，1.7万人被关进监狱。

参阅Gerhard Hirschfeld, Nazi Rule and Dutch Collaboration: The Netherlands Un der German Occupation,1940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参阅L. Huyse, “How Government in Belgium,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Organized the Return into Society of Wartime Collaborato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Legacy of World War II in Europe, New York University, April 24–27, 1997。

参阅László Karsai, “ The People’s Courts and Revolutionary Justice in Hungary, 1945—46,” in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World War II and A ermath, edited by István Deák, Jan. T. Gross, and Tony Jud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3–251。

参阅Ákos Major, Népbíráskodás — forradalmi törvényesség: Egy népbíró visszaemlékezései[People’s justice — revolutionary legality: The reminiscences of a people’s judge], edited by Tibor Zinner (Budapest: Minerva, 1988), 203。

第十一章

合作、抵抗与报复的漫长余波

“二战”还未真正结束，世界领袖们就开始意识到，让“世界警察”和谐相处是极为困难的，“世界警察”是罗斯福总统为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设想的未来角色。尽管西方大国和苏联最初是真的有意愿合作，但他们的相互猜忌已经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侵蚀了彼此之间的联盟关系。双方争论的两大焦点就是德国的政府体制和未来，以及波兰的独立、内政和将来的地理位置。另外，美国已经掌握原子弹，而苏联没有，也是个问题。最终，西方国家把波兰和其余的东欧国家拱手让给斯大林，作为交换，苏联让美国主导日本和西方世界。

德国问题却是无解的，1949年，德国正式分裂为西方主导的联邦德国和苏联主导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到那时候，西德和东德已经兵戎相向。新任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认识到，要想发展，德国人的劳动力、聪明才智和工业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就让德国在“冷战”中无条件支持美国，作为交换，美国要支持西德大力发展多党议会制和打造政治独立。在这个交易中，阿登纳还增加了一个非正式的条件：事实上赦免所有德国战犯。

“冷战”与报复的暂停

事实上，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前，大屠杀的德国凶手和其他纳粹罪犯就得到逐步释放。纽伦堡审判还未结束，美英军事指挥官就已经释放了一些最恶劣的纳粹罪犯。结果，只有七十几个纳粹分子在战后头几年被处决了，依照的是纽伦堡法庭和其他美国主导的法庭的指令，除此之外，其余在西德被同盟国审问和判刑的德国人都被释放了，政府把财物归还给他们，还给了他们好的工作或养老金。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党卫军指挥官奥托·温克尔曼（Otto Winkelmann），他曾经是党卫军的高级领袖，1944年在匈牙利担任警察总长，作为希姆莱在匈牙利的最高代表，他与艾德蒙·费森迈耶博士一起，要为将近50万犹太人遭驱逐和杀害的惨剧负责。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温克尔曼被美国人抓到，移送到匈牙利，成为法庭审判主要匈牙利战犯的目击证人，随后，那些匈牙利战犯大多都被处以绞刑了。如果不是被迫把温克尔曼交还给美国人，匈牙利人一定也会把他给绞死。他在西德生活了几十年，其间从未受到起诉，还享受着“警察总长”级别的丰厚养老金。

理论上来说，纽伦堡审判之后，德国人应该效仿着审判其他战犯，但西德法庭的主审法官基本都是前纳粹，他们不愿意行动。在极少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审，就宣称证据不足，或是实在没办法的案子，就祭出一些象征性的惩罚。在所有案件中，西德当局都很快释放了囚犯，大多数的理由都是犯人健康有问题。因为所有西方盟国达成一致，要安抚和支持联邦德国，所以到了1956年年底，只有少数纳粹战犯待在德国、英国、法国或美国的监狱里。他们当中有三个主要的德国战犯，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囚禁在柏林英国占领区的施潘道监狱（Spandau prison），受四国监督。这些罪犯中活到最后的是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他的清白与否备受争议，最后在1987年自缢身亡，时年93岁。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军队派出几百人，同其他人员一起监督这个监狱，这个宽敞的监狱里最后只剩下赫斯一名犯人，他的死亡，也把“二战”四大盟国在德国的合作带进了坟墓。

美国情报机构误以为前纳粹警察深刻了解苏联政治、地形甚至俄罗斯人的精神，就把一些罪恶深重的战犯保护起来，或是允许极右翼的地下组织和梵蒂冈教廷把他们偷渡到阿根廷。

在东欧被抓的纳粹战犯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另外，少量纳粹分子被西方盟国交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就在那里受审，并被处以绞刑。不过，总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比起非德国人，很多德国籍战犯确实侥幸逃脱，逍遥法外。在这一点上，我想强调一下，这些凶手并非都是党卫军的人，相反，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和非纳粹的中年警察。他们犯下折磨囚犯、杀害村民和射杀无数犹太人的罪行。

就算有些纳粹分子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但只要有价值，美国人也愿意原谅，还有，美国人在战后秘密引进了大约1 000名德国科学家，帮美国开拓火箭产业。这一举动的源头就是德国的V2火箭，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德军用V2火箭轰炸英国。似乎没有人在意，V2火箭项目负责人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很多其他科学家可以说是毫不犹豫地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帮他们建造主体位于地下的佩内明德（Peenemünde）基地和其他火箭基地。仅朵拉－米特堡（Dora-Mittelbau）集中营就有2万名囚犯在工程期间丧命。

这个故事让人备感失望，但细想之下，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前党卫军刽子手不仅变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安分守己、兢兢业业的公民，还设法在新生的德国当好信奉民主的良民，而新德国自身也已是民主的典范。

西欧和南欧的政治清算是彻底的，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短短几年后，他们在美国援助下建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福利国家，从前的合作者、旁观者和抵抗者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同共事。东欧则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变革的推手不仅有前抵抗者，还有苏联势力和当地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不是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是国内的地下党或在集中营待过，很多人都是流亡苏联后归来，或是从其他地方，比如墨西哥归来的。

苏联军队一抵达东欧，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就开始逮捕非共产主义抵抗者，甚至一些疑似成了“托洛茨基分子”（持不同政见的苏维埃共产党领袖列夫·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的共产党员或是无政府主义者也难逃一劫。这些苏联“正义”的受害者和纳粹战犯关押在一样的监狱和拘留营。从1949年开始，大批忠诚的共产党员被捕，进了上述监狱和拘留所，下令的是斯大林抑或是他们那些偏执的共产党同志，这样的囚徒没有数千，也有数百。事实上，在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像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地方，身为前抵抗组织的共产党成员，比身为前法西斯分子和合作者还要危险得多。在臭名昭著的斯兰斯基（Slánský）审判中，依照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的命令，11名共产党领袖在1952年在布拉格被处以绞刑，其中10人都有犹太血统，但也是这同一个共产党政权，又在几年后正式“恢复了他们的名誉”。

1949年，匈牙利的人民法庭判处拉依克·拉斯洛（László Rajk）死刑并予以处决，拉依克在战时是一名抵抗组织战士，战后成了内政部长，但也是一个极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在作秀审判中，拉依克被控曾经当过特工，为盖世太保、铁托的南斯拉夫以及反间谍情报部队（CIC，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的缩写）和中情局（CIA）效力过，而拉依克也供认不讳。他的一个刑讯帮手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党内同志卡达尔·亚诺什（János Kádár）。卡达尔也没有逃过此劫，他很快被捕，在监狱里蹲了几年。后来，卡达尔成了匈牙利在位时间很长的共产主义独裁者，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很受人民爱戴。

“冷战”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在1947年9月降临，那时，在波兰斯兹拉斯卡－波伦巴（Szklarska Poręba）的一次国际共产主义政党会议上，苏联代表团下令要“加强阶级斗争”。这就意味着，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党都要结束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要脱离联合执政，把政府留给“资产阶级政党”；在苏联占领的国家，他们要把非共产主义者从政府踢走。因此，法国和意大利是一个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是另一个阵营的，他们采取的措施相似，但方向恰好相反。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前反纳粹抵抗战士现在分属敌对的阵营。

一边是共产主义者及其左翼社会主义同盟，另一边是其他的前抵抗者，横亘于两方之间的，除了德国统一、美国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核武器这样的根本问题外，还有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去殖民化。英、法、比利时和荷兰希望在战后能重建自己的世界帝国，苏联与美国可不这么想，殖民地的人民亦然，在战争时期，殖民地的人民见证了殖民者战败、受辱和囚禁，囚禁殖民者的主要还是日本人。很快，荷兰、英国和法国派遣部队到海外重建往昔帝国的势力，保护当地的欧洲同胞，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地方，欧洲人已经占当地人口的大部分。在这些战争中，共产主义者与很多其他前抵抗组织里的知识分子都支持殖民地的反抗，而非共产主义的前抵抗者与很多政治领袖都赞同至少要与殖民地保留某种关系。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这一危机变得迫在眉睫，当时，主要由前抵抗者组建的法国政府默许甚至下令劫持阿拉伯人质、放火烧村和拷打囚犯。为了还击，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叛军向黑脚仔（生活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或欧洲公民）集聚的咖啡馆投掷炸弹。这一类行为开启了抵抗历史上的一个新篇章：针对无辜平民蓄意展开恐怖主义活动，就算里面有自己的同族或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也不放过。穆斯林“自由斗士”（一种相对比较新的说法，“二战”时还不普及）逼迫每个人选边站，同时，有欧洲血统的人不得不逃离阿尔及利亚。

角色发生了转变：莫里斯·帕庞（Maurice Papon），在维希政府担任警察总长时期曾驱逐数千名犹太人，1961年担任巴黎警署署长时，警方杀害了大约200名手无寸铁的穆斯林示威者，尸体扔进了塞纳河。同时，他的最高庇护者，已经成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改变了心意，决定把阿尔及利亚交给叛军。随后，阿尔及利亚独立，数十万亲法穆斯林因此被杀害，大约100万黑脚仔逃离阿尔及利亚。怒火中烧的法军军官视戴高乐为叛徒，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曾是反纳粹战士，现在掀起叛乱，对戴高乐倒戈相向。但是，他们试图刺杀将军的几次行动都失败了，叛乱被镇压下去。

重启司法报复

世界大事，尤其是“冷战”，把公众注意力从惩罚战犯上转移开，这样的局面至少持续到1960年。1960年，以色列秘密警察在阿根廷抓捕和绑架了阿道夫·艾希曼，并运至以色列。两年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和判刑，并被绞死。艾希曼审判激发了一系列的诉讼，其中就包括在西德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1963—1965）。同样重要的马赛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üls）的电影《悲哀和怜悯》（The Sorrow and the Pity），这部坦诚而颠覆的电影于1972年问世和上映，讲述了迄今为止在一个中型城市里法国人与德国占领者超乎想象的合作。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人的合作与抵抗，以及欧洲国家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应承担的责任，这两个问题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对这两个问题的重新审视才徐徐开始。一些曾经逃脱审判的个人才又站到司法的门口，只是对他们的审判和复审一直拖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对这些人的指控总是归到反人类罪，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只有这条罪行不会因为时间而失去法律效力。

尤其慢半拍的法国也终于加入了这波起诉，四个著名的案件终于浮出水面，被告人是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保罗·图维尔（Paul Touvier）、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和莫里斯·帕庞。在这四个人当中，只有克劳斯·巴比不是法国人，而是德国人。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他供职于党卫军，得了个外号“里昂屠夫”。如果这个安静谦虚的男人的传闻有一半是真的，那他还真是实至名归：他下令把被捕的抵抗战士活活剥皮，至于其他的恐怖行径，就不一一赘述。这个禽兽中的禽兽，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居然加入了英军反间谍机构，之后改投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中情局。这些事情会发生，都是因为英美抱有幻想，认为巴比能为他们提供新敌人共产党和苏联的相关信息。巴比的确杀害过很多涉嫌加入共产党的人，但这并不会让他成长为苏联专家。

巴比还帮助英美互相监视。不过，当法国威胁要揭巴比的底，美国为了避免陷入尴尬境地，就通过纳粹“绳梯行动”（rat line），让一个克罗地亚的天主教神父将巴比送到胡安·贝隆（Juan Perón）的阿根廷。巴比之后辗转去了玻利维亚，据称他还为谋杀切·格瓦拉（Che Guevara）出了力，但是情报机构周身迷雾重重，这一点也没有得到确认。1983年，换了当家的玻利维亚政府将巴比引渡到法国，他在法国受到审判，被控犯下反人类罪，罪行包括把法国的犹太儿童驱逐到东欧。激进律师雅克·韦尔热斯（Jacques Vergès）为他辩护，韦尔热斯成功地把案件的矛头指向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犯下的罪行。但无论如何，巴比在1987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四年后，他死在了法国监狱里，时年78岁。巴比的案件表明，就算“冷战”不是在“二战”时期就开始的，也是紧随战争结束就上演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很容易上纳粹分子的当，任何聪明的纳粹屠夫，只要能让情报机构相信他们掌握了苏维埃共产主义的一些神秘信息，就能玩弄西方国家于股掌之间。不过这一点也许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

刑讯专家和刽子手保罗·图维尔的案子一开始几乎是当作普通刑事犯罪来审的，但后来他却成了第一个被诉反人类罪的法国人，时间点是1994年。作为维希政权的法国民兵指挥官，他曾经是克劳斯·巴比的信徒，还得了个“里昂屠夫”的外号。法国解放后，他就躲起来了，在他缺席法庭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他的案子受审，而他却能躲起来，其实没引起什么轩然大波，因为天主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非常公开地庇护这个教会的好儿子。另外，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在1971年特赦了图维尔，他还拿回了从被驱逐的犹太人那里搜刮的财产。一个天主教主教把图维尔保护起来，还给他提供庇护所，但他最终在1989年被捕，判处终身监禁，两年后，他死在了监狱里。

法国维希政府时期，有一名亲纳粹的信息部长被暗杀，作为报复，一定数量的法国人遭到处决。在法庭上，图维尔声称自己成功减少了因此被处决的法国人数量。因此，图维尔也声称自己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抵抗运动。

如果说图维尔只是假装帮助受困的抵抗者，那同为合作者的勒内·布斯凯就是真的参与了一定的抵抗运动，至少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是如此。很多人都曾一臣事二主，而布斯凯算是其中的先行者，他曾得到纳粹和纳粹敌人的赏识。布斯凯想在法国政府拾级而上，作为个中翘楚，尽管他出身自社会主义家庭，自己也有社会主义倾向，可是在1940年的停战之后，他要被提拔为地方首长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在社会主义背景这方面，他并非孤身一人：皮埃尔·赖伐尔和激进法西斯作家马歇尔·德亚特（Marcel Déat）过去很长时间都是社会主义者，而德占期最激进的法西斯分子雅克·德里达（Jacques Doriot）还曾经是共产党领袖。1942年，布斯凯成了法国警察总干事，与掌管驻法德国警察的纳粹党卫军指挥官卡尔·奥贝格（Carl Oberg）密切合作。布斯凯个人的罪行包括1942年的“巴黎自行车冬赛场大猎捕”（Rafle du Vel’d’Hiv）和驱逐大约1.3万名犹太人至死亡集中营，其中主要都是妇女和儿童。他在解除对年幼儿童及其父母的驱逐令豁免上举足轻重。所以，海因里希·希姆莱称布斯凯是一个“可贵的合作者”也是不无道理的。

1943年12月，布斯凯辞职，之后甚至宣称自己被德国人流放到巴伐利亚。战后，法国高等法院判处他五年“国家之耻罪”，这主要是一个象征性的惩罚，而念及他在抵抗运动中的功绩，连这个惩罚都很快取消了。后来，法国又把荣誉勋章（Legion of Honor）还给他，那是他在战前因为拯救大量受害者获得的勋章。再后来，他成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的亲信，总统自己也曾是身兼合作与抵抗于一身——所以，到了1991年，当他终于被控反人类罪的时候，他并不缺朋友。但是，他的审判结果到底怎样，仍然悬而未决，永远是个谜团，因为他在1993年被痛恨维希罪犯的独狼复仇者枪杀了。布斯凯曾说，如果他没有在高层合作者的圈子里穿梭游走，他就无法成为一个有力的抵抗者，这么说也不无道理，但他和莫里斯·帕庞类似的那些义举，怎么也无法抵消他作为合作者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塞尔吉·克拉斯菲尔德（Serge Klarsfeld）与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Beate Klarsfeld）这对夫妻档一直对布斯凯及其同类穷追不舍，绝对是正确之举，这对侠侣一个是犹太裔法国人，一个是德国基督徒。事实上，被这对夫妻绳之以法的犹太人刽子手，比整个法国司法和行政系统正法的似乎还要多。

莫里斯·帕庞在前文中已经作为典型的拯救者出场过，但他也是一个典型的无情警察局长，随时都会杀人，无论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1961年，艾希曼受到审判，之后，身为德裔美国人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因为出版《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1963）而轰动一时，在这本书中，她把艾希曼描述成一个平庸的官僚，他随时可以把数百万人送进毒气室，也随时可以负责给婴儿分发牛奶，这两档子事在他那里并无二致。后来有评论家指出，艾希曼天性残酷，疯狂憎恨犹太人，也就反驳了阿伦特所说的，把任何人放到艾希曼的位置，都会做出同样的事。事实上，帕庞倒是似乎比艾希曼更符合这个平庸的官僚形象，因为他在做事的时候可能真的不带任何热情在里面。

与很多才华横溢的法国年轻人一样，帕庞选择了从政走仕途。在法国，从政比任何其他职业更能带给人权势地位。帕庞在右翼大学校（grande école）里读书，毕业后平步青云，政治立场也很快由左转右。1940年，他进入维希政府系统，1944年，又转投抵抗组织领袖成立的新政权，两次转型都顺风顺水。在波尔多担任维希政权的高级警察官员时，他把1 600名犹太人，包括很多孩童，都送往法国集中营，那是可能通往德国死亡集中营的中转站。把犹太人从法国经济界踢走，他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战后的法国政权中，他又当上高级官员，被授予荣誉勋章，主要是嘉奖他曾保护了一名抵抗组织领袖。这名抵抗组织领袖和戴高乐是否知道帕庞在战时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现在还是个未解之谜，其实如果他们想了解真相是很容易的。1961年，帕庞担任巴黎警署署长，这是一个权力无边的职务，他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穆斯林示威者，几个月后，他又下令杀死了12名共产主义示威者。无人因为这些罪行受到惩罚，法国政府，上至戴高乐，自上而下都一致对这些事撒谎。最终，帕庞退出政府系统，戴高乐还帮他在工业界谋得了一个收入丰厚的职务，当然，这也是由国家出资的。最后，多亏了克拉斯菲尔德，帕庞战时的罪证浮出水面，接下来就是长达14年的司法纠葛，最后，终于迎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1997年，他被判入狱10年，结果3年后，他因为伤残获释。2007年，帕庞去世，时年96岁。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却没有招致“二战”后期典型的清算行为。虽然在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很多人被解雇，尤其是学术界人士，但在其他曾受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几乎无人丢饭碗。极为专制的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独裁统治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及其妻子埃琳娜（Elena）被处决，不过，总的来说，出了罗马尼亚，其他因为在共产党执政时期犯下政治罪而被判入狱的人还不到十几人。1953年到1970年期间，波兰共产党多次大规模枪决平民示威者，就连这样的行为也没招致多一点的审判。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共产主义不是在战争时期瓦解的，这一点不同于纳粹主义，非战争时期，自然没有那么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虽然在斯大林时期，共产党犯下最多罪行，但紧随其后的漫长岁月里，共产党统治的严苛程度越来越低。与纳粹分子和战争罪犯不同，随着共产主义在1989—1990年瓦解后，犯下罪行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多都已无法出来接受起诉和审判了。

不过，还是有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新进展。当我在2014年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名共产党执政时期的监狱指挥官因为大约60年前的残酷暴行被罗马尼亚检察官指控犯下种族屠杀罪。不甘落后的匈牙利法庭于2014年5月判处前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比斯库·贝洛（Béla Biszku）五年半有期徒刑，罪行是在1956年的反苏维埃革命中下令枪杀示威者。同时，德国检察官也开始调查纳粹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警卫中幸存下来的30人。嫌犯中最年轻的也已经87岁了，他们的罪名是在一个大约杀害了100万人的集中营担任守卫。证明被告人曾经参与杀戮这一点在起诉中都省了，这起诉讼就是要借助集中营3D虚拟模型，证明被告人在自己的哨位上能看到杀戮行为。（注意，被调查的前警卫里面还有一名女性。）杀戮发生时，大部分被告人都不是德国公民。

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事：经过这么多年的遮掩后，喷着古龙香水的德国检察官要起诉一名88岁的前纳粹党卫军士兵，罪名是1944年在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村犯下杀戮。初期报告没有指出沃纳·C——依照德国隐私法，他的姓没有公开——被起诉是因为他犯下某项具体的谋杀罪，还是仅仅因为他隶属于迪克曼少校的连队，也就是那支屠村的连队。不过，因为事发时沃纳·C只有18岁，所以比起更年长的战友，人们不免会对他犯下多大罪存有疑虑。的确，“二战”的炮灰都是些年轻人，没有军衔，没有特权，就算被置于险境，也无权抗议，在德军当中尤其如此。这些孩子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也在战争中犯下罪行，是战争的悲剧一页。

今天，仍然有人试图恢复那些历史人物的名誉，比如墨索里尼、赖伐尔、吉斯林、安东内斯库、巴多希（Bárdossy）、萨拉希（Szálasi）、蒂索和克罗地亚领导人安特·帕维里奇，但这些努力都不够有力度，也不受欢迎，不足以推动这些议题。所以定罪的战时国家元首还是罪人。“二战”后的清算在今天的欧洲也不是个重要的政治议题。

艾希曼是否应该被绞死，这一点没人质疑，但以色列的程序是否合法，在当时偶尔还是会让人心存疑问。不过到了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一个国家的特工到海外抓捕自己的公民，或是一个国家坚持要求另一个国家逮捕和审判一个没有在当地犯罪的人。另外，我们现在还有运作良好、活跃的国际法庭，这些法庭在有意识地效仿纽伦堡法庭。

纽伦堡法庭和战后清算有什么成果？毋庸置疑，国际军事法庭的一个主要成就就是在国际司法中引入个人责任的概念。无论纳粹的罪行多么罄竹难书，美国都坚持公平审判，这又是一个杰出的成就，只是，事实上，纽伦堡的诉讼并不总是公平的，不过这又是另一回事了。而各国法庭也的确惩罚了很多罪人，他们也在实质上宣布法西斯和纳粹是非法的，这两种信仰再也没有卷土重来。这些审判还让世人明白，没有人可以拿上级的命令当挡箭牌，或是把主权国家的绝对权利当作狡辩的理由。有积极的一面，自然也有消极的一面。加速种族清洗在过去10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困扰和折磨着东欧，而战后清算在其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战争在欧洲脸上留下的千疮百孔已经基本消失了，罪人已被原谅，但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逆转的，那就是数百万不被主要民族接纳的犹太人、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匈牙利人遭到处决、驱逐或是被迫逃亡。就这一点而言，在东欧清除最有价值的少数民族过程中，战后清算只能是一个罪恶昭彰的阶段。这段清除少数民族的历史，让这个地区在经济、文化和道德上倒退了好几十年。

历史的一个巨大讽刺就是，虽然东欧为政治清算和种族清洗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德国，几乎没有任何清算行为，还接收了数百万德意志民族的人和其他难民，很快成了一个民主国家典范和战后欧洲经济发展的引擎。

关于斯兹拉斯卡－波伦巴会议，参阅Charles Gati, 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8–123。

珍妮弗·L.弗雷的专题论著Visions of Empire in the Nazi-Occupied Netherland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主要讲的就是持不同政见的抵抗者如何规划荷兰帝国的未来。

参与奥斯维辛大屠杀的一些纳粹党卫军接受的那场审判引人瞩目，因为此案的检察官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与大多数的西德检察官不同，其他人都是拖拖拉拉，但鲍尔非常热衷于给被告人定罪。参见Rebecca Wittmann, Beyond Justice: 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梵蒂冈教廷由主教出面，准备假护照和假证件，利用红十字会做身份掩护，帮助众多纳粹成员经由西班牙和罗马两条路线逃出德国，这称作“绳梯行动”。大部分逃到南美洲如阿根廷、巴拉圭、巴西、乌拉圭、智利、玻利维亚；其他目的地还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中东。——译者注

大学校，或称高等教育学院，是法国对通过入学考试来录取学生的高等院校的总称，不同于法国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的两个阶段共五年的逐年筛选制。相对于法国的大学来说，其职业化更强，更重视实践，以培养各类型技术人才或商业专才而出名。其中好的学院在法国及欧洲的就业市场上有一定认可度，被称为法国特殊的大学校教育。——译者注

参阅New York Times, January 9, May 5, and June 19, 2014。

西德在起诉纳粹大屠杀凶手方面做得不够，这一点令人感到羞耻。关于这个主题，参见杰弗里·赫尔夫（Jeoffrey Herf）的《撕裂的记忆：东西德国纳粹往事》（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267–333）。值得一提的是，西德法庭的主审法官自身大多都曾是纳粹党成员，他们甚至不愿意给那些杀害过成千上万身心残障的德国同胞的德国籍医生和护士定罪。

尾声

说到这本书的标题，有人可能会问，欧洲在乱世的考验中表现如何？遗憾的是，欧洲表现得很糟糕。失败的清单很长，最早还要从“一战”这样等同自杀的疯狂之举说起，之后就是各种土地攫取和局部的种族战争。虽然在威尔逊总统的诱导之下，欧洲加入了民族自决和国际合作，但短短几年之内，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以强人统治取代了议会政府。出于民族主义情节，民粹主义者越来越容不下少数民族。而且，当激进民族主义以极端形式先后在意大利和德国抬头时，欧洲人拒绝携起手来抵御，他们宁愿顺从，也不抵抗。到了1941年暮春，除了波兰、英国和少数无关大局的中立国，欧洲所有国家都加入了纳粹德国的阵营，有的成了德国的正式盟友，有的沦为战败国，处于合作政府的统治之下。就连一贯呼声最高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敌人苏联在1939年9月到1941年春天之间也证明了自己是第三帝国最有价值的朋友。1941年6月，德国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攻打苏联——最终证明等同自杀——也没有撼动欧洲人普遍认为纳粹最终会获胜的想法。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欧洲人才开始疑惑希特勒最终是否会输掉战争。之后，欧洲抵抗运动兴起，试图弥补前几年弥漫的失败主义思潮。不过，除了巴尔干半岛，欧洲其他地方的解放都不是靠本国人民赢来的，而是靠苏联、美国、英国和英联邦军队带来的。只有在东欧和东南欧，抵抗运动能发挥战略性的作用，只是，内战和种族清洗总是与抗德运动相伴，如影随形。

而最糟糕的就是蔓延全欧的同情心和人性危机。大多数欧洲人都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宗派人士和同性恋邻居的命运冷漠视之，不仅如此，还有数百万欧洲人参与了抓捕，或者至少从那些受害人的消失和死亡中牟利。确实也有很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拯救被迫害人士尤其是贵族子弟、知识分子、修女、牧师、警察和那些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人。但是，真正能够代表欧洲人的——或者是更能代表欧洲人的——仍然是这些人：随时准备把犹太同胞交给盖世太保的挪威警察，兢兢业业为纳粹占领者准备一份精确“犹太人名单”的荷兰官员，一接到当局电话就毫不迟疑地奔赴铁路站的匈牙利医生和助产士，他们火急火燎自然是为了当局承诺的加班费，更是为了在等待驱逐的犹太妇女身上寻找藏起来的珠宝。还有一些国营铁路公司把犹太人和其他被驱逐的人运送到东欧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他们把这些犯人塞进家畜用小车，却收着游客团的费用。如果真的有欧洲的火车司机为了逃避把人当货物一样运到集中营或死亡集中营而告病假呢，那人们可能会好奇，这样的司机又有多少呢？

战后法国的一切旅游宣传恰好相反，我们应当提醒自己，1944年8月向德国士兵开枪的巴黎警察可能正是1942年7月把犹太妇女儿童赶到巴黎的自行车冬赛馆（Vélodrome d’Hiver）的同一批警察，1942年，他们像赶牲畜一样驱赶犹太人，以便日后运送到奥斯维辛。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其他数百万巴黎人照常过着自己的生活。如果他们对犹太人施舍多一点同情心和善心，也并不会让他们身处险境，要知道，在驱逐犹太人的那一天，没来报到上班的法国警察都没有进监狱或被处决。顺便提一下，我们还知道，所有德国党卫军士兵和警察都可以自由选择不参与大规模射杀沦陷东欧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但是，只有少数人使用了这一特权，有些人后来坦白说，对于自己“不仗义”的行为感到羞耻。事实上，同情心和善心是“二战”中非常缺失的两种品质，这也是人类自食其果的最大悲剧之一。

当然，世事变幻莫测。与20世纪40年代初不同，今日，如果在欧洲说别人是纳粹分子或国家社会主义者，无疑是一种侮辱。也没有人喜欢被别人称作吉斯林或合作者。即使是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也强烈否认自己是反犹太主义者。这或许是因为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同盟国里上台的主要政党都是从战时抵抗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党或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或基督教社会主义党，以及其他各种更保守但反纳粹的党派，比如法国的戴高乐派。很长一段时间里，彻底的法西斯主义者或国家社会主义党不见容于社会。不过，很多偏西方的国家，从挪威到希腊，从一开始都把共产党视为反对派，这是事实。而在东欧，苏联扶持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旋即疏远冷落了曾经并肩作战的非共产党抵抗人士，甚至迫害他们，这也是事实。但是，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战时的左翼抵抗大联盟至少还勉力支撑了一阵子。直到1948年，这些大联盟才沦为“冷战”的牺牲品。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成了永远不得翻身的反对派，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非共产党领袖要么加入了执政的共产党，要么进了监狱，要么被流放了。著名的铁幕拉开，把欧洲，尤其是德国，一分为二，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90年左右，那时，苏联军队离开东欧，分裂才得以终结。在那之后，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差不多走上了稳健的多党民主制道路。

虽然区域纷争不断，1990年代，巴尔干半岛战争带来噩梦，近期，民族主义、仇外情绪和鼓吹反欧盟的思潮又席卷欧洲，让人措手不及，但要说一场新的灾难即将降临欧洲，还是杞人忧天的。这是因为，在战争期间，尤其是在1945年百废待兴的时候，欧洲合作的想法得到了数百万人的认可。一些合作者，尤其是西欧的合作者，也是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欧洲，只是他们期望的统治者是纳粹德国，而非英美联盟或苏联领导人。另外，近期的史料显示，战时合作政府的很多技术官员，尤其是维希政府的，都在有意为欧洲经济合作打基础。同时，抵抗者，特别是左翼抵抗人士，更是规划了一个新社会，这个新社会有几大支柱——不同程度的社会和经济平等，中央计划经济，重要能源资源、企业和银行国有化，一系列人道主义改革——这一切不只是为了特权阶层服务，而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生活得好一点。时至今日，虽然令人失望的地方颇多，但这些想法和原则仍然在欧洲大陆的很多地方盛行不衰。

一些政治家，比如法国的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和让·莫奈（Jean Monnet）、德国的西奥多·修斯（theodor Heuss）和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英国的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和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意大利的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以及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都曾为通往今天的欧盟之路点亮明灯。他们拒绝浮夸的名字和意识形态，孜孜不倦地为一些重要机制铺路，比如提倡法德经济合作的舒曼计划（Schuman Plan）、欧洲煤钢共同体（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北约（NATO）、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欧洲货币协定（European Monetary Agreement）、申根区协议（Schengen Area Agreement）、通用货币欧元（Euro），虽然名字听起来平庸乏味，但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机制中，有些已经废弃了，有些还在全力运转，还有一些面临巨大挑战。但是，正是得益于这些协议以及类似的机制，今天的欧洲人才能在这片大陆畅行无阻，无须出示护照就可以从爱尔兰前往罗马尼亚，从瑞典前往马耳他岛，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工和定居。合格的欧洲年轻人可以到任意一所欧洲大学读书，还可以拿到丰厚的学习和科研奖学金。总而言之，今天，身为欧盟公民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当然，欧盟的公民必须——至少是应该——去适应其他文化的需要和偏好，也要适应过于热忱的欧洲官僚冷不丁的突发奇想。

只有在“二战”前的欧洲或是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生活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眼前的变化。你再也不需要为了申请护照拿着表格排队，在东欧也不再需要附加出境签证，以前没有出境签证，有效护照就形同虚设。现在的欧洲人也无须再申请过境签证，而在过去，哪怕你只在过境地停留一个小时，也要拿到过境签，才能进入目的国。在过去，你要费很大劲才能弄到外币，而且越来越难，没有外币，连机票都买不了！还有让人深恶痛绝的“预签证”，这种签证的有效期到护照签发为止，所以到那时整个程序又得再来一遍！简而言之，在今天的欧洲，旅行和生活，就跟在美国、加拿大或巴西旅行和生活一样。论起这一切的进步，战后美国在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存在居功至伟，但战时抵抗组织的年轻男女也功不可没——或许还要得益于一些合作者的努力——他们曾梦想打造一个崭新、统一和更好的欧洲。

关于德国警察有权不参与屠杀，参阅Christopher R. Browning,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2)。

延伸阅读

关于欧洲的占领、合作与抵抗的二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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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rden of the Finzi-Continis. Directed by Vittorio De Sica. Italy, 1971.Gruber’s Journey. Directed by Radu Gabria. Romania,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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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olt of Job. Directed by Imre Gyönggyössy. Hungary,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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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 on Main Street. Directed by Ján Kadár. Czechoslovakia, 1965.Sunshine. Directed by István Szabó. Hungary, 2000.

The Wannsee Conference. Directed by Heinz Schirk. Germany, 1984.

合作与抵抗

捷克斯洛伐克

Closely Watched Trains. Directed by Jiřy Menzel. Czechoslovakia, 1966.Divided We Fall. Directed by Jan Høebejk. Czechoslovakia, 2000.

Shop on Main Street. Directed by Ján Kadár. Slovakia, 1965.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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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y of Shadows. Directed by Jean-Pierre Melville. France, 1969.Battle of the Rails. Directed by René Clément. France, 1946.

Casablanca. Directed by Michael Curtiz. United States,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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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Metro. Directed by François Truffaut. France, 1980.

Lucie Aubrac. Directed by Claude Bern. France, 1997.

Mr. Klein. Directed by Joseph Losey. France, 1976.

The Sorrow and the Pity. Directed by Marcel Ophüls. Switzerland, 1970.The Train.Directed by John Frankenheimer. France and Italy, 1964.

德国

Bonhoeffer: Agent of Grace. Directed by Eric Till. Germany, 2000.

The Restless Conscience. Directed by Hava Beller. United States, 1994.

Sophie Scholl: The Final Days. Directed by Marc Rothemund. Germany, 2005.Stauffenberg. Television film directed by Jo Baier. Germany and Austri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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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kyrie. Directed by Bryan Singer.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08.

The White Rose. Directed by Michael Verhoeven. Germany,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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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ve Her Name in Pride. Directed by Lewis Gilbert. Britain,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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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 at War. Television series directed by Peter Lyndon. Britain, 2004.Odette. Directed by Herbert Wilcox. Britain, 1950.

希腊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Directed by John Madden. Britain, 2001.

意大利

General Della Rovere. Directed by Roberto Rossellini. Italy, 1959.

Life Is Beautiful. Directed by Roberto Benigni. Italy, 1997.

Rome, Open City. Directed by Roberto Rossellini. Italy, 1945.

Seven Beauties. Directed by Lina Wertmuller. Italy, 1976.

荷兰

The Silver Fleet. Directed by Vernon Sewell. United States, 1943.

挪威

Heroes of Telemark. Directed by Anthony Mann. United States, 1965.

波兰

A Generation(1954), Kanal(1956), and Ashes and Diamonds(1958). Trilogy directed by Andrzej Wajda. Poland.

Katyń. Directed by Andrzej Wajda. Poland, 2007.

To Be or Not to Be. Directed by Ernst Lubitsch. United States, 1942.

苏联、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

Come and See. Directed by Elem Kimov. Soviet Union, 1985.

Days of Glory. Directed by Jacques Tourneur. United States, 1944.

Defiance. Directed by Edward Zwich. United States, 2008.

The North Star. Directed by Lewis Miles. United States, 1943.

南斯拉夫

Chetniks. Directed by Lewis King. United States, 1943.

战后欧洲

Judgment at Nuremberg. Directed by Stanley Kramer. United States, 1961.

Man of Marble. Directed by Andrzej Wajda. Poland, 1977.

The Marriage of Maria Braun. Directed by Rainer W. Fassbinder. Germany, 1978.The Reader.Directed by Stephen Daldry.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08.

The Third Man. Directed by Carol Reed. Britain, 1949.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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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丛书

见识城邦出品

人与人的本质差别是认知的差别，超越平庸的必要方法，是更新和升级自己的认知系统。学科分界之后，学术日益专精，整体性视野日渐萎缩，碎片化的知识不能增长人的见识。

见识城邦致力于人的深度学习，打破学科边界，精选具备整体性通识、突破性思想的经典和新作，陆续推出重点品牌丛书：“见识丛书”。见识丛书提供有观点的通识和思想，助力今天的人们升级认知系统，应对碎片化的世界。

［已出书目］

01《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02《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美］约翰·R. 麦克尼尔

03《革命的年代：1789—1848》［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4《资本的年代：1848—187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5《帝国的年代：1875—1914》［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6《极端的年代：1914—199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7《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美］丽贝卡·D.科斯塔

08《1913，一战前的世界》［英］查尔斯·埃默森

09《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0《基因传》［美］悉达多·穆克吉

11《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美］格雷戈里·柯克伦［美］亨利·哈本丁

12《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美］伊斯特万·迪克

13《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美］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

1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美］雅克·巴尔赞

15《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

16《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美］威廉·麦克尼尔

17《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美］西恩·麦克米金

18《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美］戴维·伍顿

……后续新品，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