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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的工资：种族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美）大卫·R.罗迪格（David R. Roediger）著；郭飞，李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书名原文：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SBN 978-7-208-17545-7

Ⅰ．①白…　Ⅱ．①大…②郭…③李…　Ⅲ．①种族－历史－美国　Ⅳ．①D77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42506号

书　　名：白人的工资：种族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作　　者：［美］大卫·R.罗迪格

译　　者：郭飞　李越译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周灵逸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7545-7/K·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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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by David R. Roediger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Verso 1991,

© David R. Roediger 1991

This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by Verso 2007

© David R. Roediger 2007

Introduction © Kathleen Cleaver 2007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致谢

第三版前言

序言（凯瑟琳·克利弗）

第一部分　白种工人介绍

第一章　导论：自传与理论

第二章　白种工人的前世——19世纪前的移民殖民主义、种族和共和主义

第二部分　从美国革命到内战期间的种族与阶级语言

第三章　“我既不是仆人也不是主人”——白种工人共和主义的言语关键词

第四章　白人奴隶、雇佣奴隶和自由白种工人

第三部分　美国工业化时期的职业、文化和白人身份

第五章　美国内战前的阶级、黑人和大众

第六章　白色皮肤，黑脸扮相——内战前的黑面游艺表演与白种工人阶级构成

第七章　内战前的爱尔兰裔工人和白种人的构成

第四部分　《解放宣言》的限制与白人工人阶层的命运

第八章　结语：新生活与旧习气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出版说明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由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的回溯“汉学”、追求“西学”的学术思潮，看作中国近代思想的开端。正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代人，立足中华文化，承续学术传统，致力中西交流，展开文明互鉴，在江南地区开创出思想文化的新局面，也遥遥开启了上海作为近现代东西交流、学术出版的中心地位。有鉴于此，我们秉持徐光启的精神遗产，继承和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创设“光启文景丛书”，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努力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展示当代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大力引介高质量的世界学术精品，既在自身文化中汲取活力，又积极把自身文明带到世界前沿，以高水准的国际性成果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

丛书推重“经世致用”，即是注重文化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既促进学术价值的彰显，又推动现实关怀的呈现。本丛书以学术为第一要义，所选著作务求思想深刻、视角新颖、学养深厚。同时也注重实用，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传承性与创新性俱备的优秀著作。以此，关注并回应重要时代议题与思想命题，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与世界学术的交流对话中，努力打造和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及其话语体系，为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贡献绵薄之力。

丛书推动“东西交流”，即是注重文化的引入与输出，促进双向的碰撞与沟通，既借鉴西方文化，也传播中国声音，并希冀在交流中催生更绚烂的精神成果。丛书着力收录西方古今智慧经典和学术前沿成果，推动其在国内的译介与出版；同时也致力收录国内优秀专著，促进其影响力的提升，发挥更大的文化效用；此外，还将留意海内外学者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随笔、讲演、访谈等的整理汇编，结集出版，建构思想操练和精神对话的空间。

我们深知，无论是推动文化的经世致用，还是促进思想的东西交流，本丛书所能贡献的仅为涓埃之力。但若能成为一脉细流，汇入中华文化发展与复兴的时代潮流，便正是秉承光启精神，不负历史使命之职。

丛书创建伊始，事务千头万绪，未来也任重道远。本丛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诸多人文学科，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本丛书综合译、著、编于一体，也需要多方助力协调。总之，丛书的顺利推进绝非仅靠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实需相关机构、学者的鼎力襄助。谨此就教于大方之家，并预致诚挚的谢意。

清代学者阮元曾高度评价徐光启的贡献：“自利玛窦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追慕先贤，知往鉴今，希望通过“光启文景丛书”的工作，搭建起东西文化会通的坚实平台，打造上海乃至当代中国学术高原的瞩目高峰，以学术的方式理解和阐释中国，阅读与走向世界。

“光启文景丛书”编委会

2017年8月1日

致谢

如果没有已故的乔治·拉威克（George Rawick）的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在这本书中，随处可见其著作对我的影响，但于我而言，更重要的是那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漫谈，其中大多围绕种族和阶级问题，但也不乏其他方面，关于体育、关于家庭、关于野生动物还有左派等。乔治从不在意哪些观点是谁想出来的，但回首往事，重温那些谈话，我深知，其中精髓往往都来自他。

在西北大学研究生院的那段日子，我曾师从于斯特林·斯塔基（Sterling Stuckey）和乔治·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Fredrickson），这两位都是在美国种族问题领域最富洞察力的作家。彼时今日，他们都尽心竭力地指导并支持我的研究，对我助益良多。此外，要感谢孙迪亚塔·查-朱瓦（Sundiata Cha-Jua）、詹姆斯·巴雷特（James Barrett）、史蒂文·罗斯沃姆（Steven Rosswurm）、亚历山大·萨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诺埃尔·伊格纳季耶夫（Noel Ignatiev）、赫伯特·希尔（Herbert Hill）、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菲利普·方纳（Philip Foner）、帕特里克·休伯（Patrick Huber）、保罗·加龙（Paul Garon）、阿尔·杨（Al Young）、罗伯特·维贝（Robert Wiebe）、史蒂文·沃茨（Steven Watts）、富兰克林·罗斯蒙特（Franklin Rosemont）、阿奇·格林（Archie Green）、玛丽·齐甘（Mary Cygan）和伊莱·扎雷茨基（Eli Zaretsky）等人，在我构思和实施这个研究项目的过程中，他们的建议让我受益匪浅。克尔比·米勒（Kerby Miller）、马克·劳斯（Mark Lause）和已故的亨利·罗斯蒙特（Henry Rosemont）更是慷慨地与我分享研究资料。苏珊·波特·本森（Susan Porter Benson）不仅鼓励我、为我的研究献言献策，还树立了如何将学术精神、为人之道、学者风范集于一身的典范。迈克·戴维斯、史蒂夫·希亚特（Steve Hiatt）和迈克·斯普林格（Mike Sprinker）三位都是要求十分严苛的编辑，但同时，他们从不吝惜给予我帮助和支持。此外，得益于布雷特·罗杰斯（Brett Rogers）的协助研究以及帕特丽夏·埃格尔斯顿（Patricia Eggleston）娴熟的打字水平，使得撰书时间节省了一半。

感谢密苏里大学研究理事会及劳埃德·刘易斯奖学金的资助，支持芝加哥纽伯利图书馆的研究，同时致谢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资助。在我进驻纽伯利图书馆开展研究工作的一年里，路易斯·韦德（Louise Wade）、詹姆斯·格罗斯曼（James Grossman）、弗朗西斯·詹宁斯（Francis Jennings）、谢里尔·约翰逊-奥迪姆（Cheryl Johnson-Odim）和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等人成了我的挚友良师，他们的批评指教让我受益颇丰。纽伯利图书馆和密苏里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尽心竭力地帮助我，譬如在密苏里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安妮·爱德华兹（Anne Edwards），面对我查找各类论文时颇多的特殊需求，她总是有求必应。

有幸在刊物和报告中检验我的某些观点，让我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更为大胆。能够获得这些机会，我要感谢《新政治》（New Politics）和《余下的时光》（The Year Left）的编辑们，感谢西北大学历史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感谢南非西开普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感谢工人自组织会议，感谢密苏里大学彼得·塔蒙尼系列讲座，感谢纽伯利图书馆研究员座谈会以及美国爱尔兰研究协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芝加哥劳工史研究组的一次会议上，我展示这项研究的初期版本，当时约翰·詹茨（John Jentz）、苏珊·赫希（Susan Hirsch）和托尼·吉尔平（Toni Gilpin）提出的见解对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更要感谢我的妻子琼·奥尔曼（Jean Allman），通过她有关加纳和南非历史的研究成果，我汲取了诸多养分，大大拓宽了我对种族与阶级的认识。而在我开展此项研究的过程中，她始终是最坚实的支持者，也是最热心的评鉴者。我的两个儿子，布伦丹（Brendan）和多诺万（Donovan），也给予了我许多，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未来并不属于白人至上主义的希望曙光。当然，如若本书中有任何观点或事实错误，我四岁的小儿子多诺万将全权负责。

大卫·R. 罗迪格

第三版前言

从历史经验来看，起重机操作是一门容易掌握的技术，辅助起重机操作员的挂钩工人又多为非裔美国人。因此，操作起重机似乎就不太可能长期为白种工人专属。然而，跨过时间的长河，世事变迁，受种族障碍的影响，此工种却仍被白种工人独占，向世人证明了雇主阶层、白种工人以及工会组织仍旧秉持着残酷的种族主义思想。因此，在我研读朱迪丝·斯坦（Judith Stein）的著作《操控钢铁，掌控美国》（Running Steel, Running America）时，书中斯坦对于威利·菲利普斯（Willie Phillips）的描述激发了我的兴趣。威利·菲利普斯是伯明翰的一名钢铁工人，时值恐怖分子反对伯明翰民权运动的高潮，一位白人同事教会了他如何操作起重机。在这段叙述中，不少有趣的问题并未给出解答，包括为什么菲利普斯很快便放弃了操作员的工作。我迫不及待地翻看着尾注，试图寻根溯源，同时也想进一步了解菲利普斯不同寻常的经历，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尾注里没有菲利普斯，但我赫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引文中没有指向任何有关他的书面或口述资料来源，我没有进一步找到了解他的途径，却发现了你手中这本书的不足之处。尽管《白人的工资》书中涉及的时代，与威利·菲利普斯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但斯坦在注释中指出：

菲利普斯事件具体揭示了白人钢铁工人的行为是不能用“白人身份”来解释的。无论他们在种族问题上坚持怎样的意识形态，钢铁工人都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从各种反响中可以看出，大卫·罗迪格在其《白人的工资》一书中提出的对白种工人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无法解释此处所揭示的行为，更无法解释美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历史。[1]

《白人的工资》出版十五载，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毁誉参半、褒贬不一。这本书面世不久后，在一家会议酒店的招待会上，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历史学家把我拉到一旁，父亲般语重心长地问我：“你一点都不怕把劳工群体的‘家丑’公之于众吗？”那时我便知道，这本书最终会像预期中那样备受争议，但在当时，它却受到了近乎诡异的褒奖和恭维。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的回答是有道理的，但也反映出了那时我几乎未曾认真思考过《白人的工资》这本书可能遭受的批评。这也说明了那时就连我自己也未能吸取这本书中所要传递的一些经验教训。我向提问者解释了将事实公之于众能净化劳工群体，解释了劳工运动坦然面对自身问题的价值所在——这远比“向当权者说实话”要重要得多，而这种深受质疑的举动恰恰是媒体所热衷的。而且，如果我们不坦然接受历史所带来的影响，就很难发展起新的运动。

但是，尽管我刚刚写了一本书，专为向人们揭示不对白种工人的特殊性提出质疑的代价，以及认为白种工人可以直接代表“劳工”，而不去衡量一味追求白人身份会对工人斗争产生何种毁灭性影响，即便如此，我仍旧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所谓“家丑外扬”（dirty laundry）的问题，是把劳工群体的概念偷换成了白人劳工。因此，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便假定，对种族排外历史保持沉默可以维护劳工整体的声誉和利益。有色人种工人，一直以来在就业上受限于种族障碍，不得不做着名副其实的“洗脏衣服”的工作，却随着这一问题的提出悄然消失了。

《白人的工资》一再表达了对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的深切感激，他提出的“白人盲区”概念，恰恰点明了将部分白人的利益伪装成普遍利益的方式。而我也同样因为这个盲区，在本书的副标题中假定，无论白种工人的历史关键与否，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勾勒出“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大致历程。深陷于白人盲区之中，也让我在回应提问者所谓的“家丑外扬”问题时，过于客气、瞻前顾后。

事实证明，《白人的工资》早期并未受到多少尖锐的批评，我对这反常现象的担忧，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了超出预期的回应。从所附参考文献可以看出，本书在现有评价白人身份批判性研究的大量文献中占有突出地位。事实上，它往往在此类文献中的地位过于凸显。这本书篇幅相对较短，出版时机极为恰当，书名吸人眼球、朗朗上口，又恰是一位白人作家对自己的种族身份提出质疑，如是种种使之大量应用于课堂之上，并广为引用。因此，批评家将其视为研究白人身份的“核心文本”，甚至视其为白人身份研究的开端。流行音乐杂志《旋转》（Spin）将其誉为是新领域的“塞莱斯廷预言”（“Celestine Prophecy”）。亚历山大·马里奥特（Alexander Marriott）在《资本主义杂志》（Capitalism Magazine）上发表的最新评论文章，以偏概全地用这本书论证，用任何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审视“‘白人身份’或人类历史上一切能想象得到的话题，都是徒劳”。

因此，《白人的工资》这本书常常因评论者的喜好截然不同，而收获了过多的褒奖，也背负了过多的骂名。与之命运相同的，还有诺埃尔·伊格纳季耶夫所著、同样备受关注的《爱尔兰人是如何变成白人的》（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一书，威廉·克林顿曾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对这本书多加赞赏。相比之下，近期由亚历山大·萨克斯顿和西奥多·艾伦（Theodore Allen）等历史学家创作的一些有关白人身份的极具影响力的史学著作，在白人身份的批判性研究中似乎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2]此外，《白人的工资》的地位和带来的威胁不断被夸大，让众多新闻工作者和教授不假思索地认为，将白人身份看作历史、政治和道德问题是种全新的研究视角，是许多白人学者的事业。正如我在作品集《黑人谈白人：黑人作家论何谓白人》（Black on White: Black Writers on What it Means to be White）[3]的导论中所说，此类研究最初始于奴隶和美国印第安民间对“白人问题”的认识。此外，以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为代表的有色人种作家，如杜波依斯、谢丽尔·哈里斯（Cheryl Harris）、瓦因·德洛里亚（Vine Deloria）、小托尼·莫里森（Jr, Toni Morrison）、埃莫里克·帕雷德斯（Americo Paredes）、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和彻丽·莫拉加（Cherrie Moraga）等人，都对白人身份展开过深入的探索研究，提供了颇深的洞察见解。因此，正如近期刊登在《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上的一篇文章所写，探究“我们是如何由已故的劳伦斯·莱文（Lawrence Levine）的经典著作《黑人文化与黑人意识》（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4]一步步发展到《白人的工资》的”，这个问题十分恰当，但前提是我们不能假定《黑人文化与黑人意识》（而非《白人的工资》）是基于种族研究来展开的。

当然，有人夸赞《白人的工资》重要，也有人中伤和贬低这本书，甚至波及所有对白人身份的批判性研究，毁誉参半。但糟糕的是，这些批评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对于跨学科研究所存在的风险焦躁不安，这些批判的声音仿佛把自己对精神分析学的一无所知当作荣誉勋章，四处炫耀。它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迹象和彻底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杜波依斯创作《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时，这些批判之声摧残着他无畏的政治立场，将他的才华说成是在种族与阶级问题上，胡乱地宣扬传统自由主义和左翼的陈词滥调，又或是将他塑造成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例如，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在一篇偶见犀利的文章中写道：“事实上……杜波依斯认为［白种工人未能与被解放的奴隶团结起来］的主要原因是，白种工人阶级在社会流动性问题上始终坚持‘美国设想’……缺乏阶级意识……却没在种族主义上投入精力。”会出现这种误解，问题不在于他误读了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重建》中的核心论题，而在于他忽略了，在这一论题上，正是杜波依斯无法苟同于某些观点，才更彰显了该书的绝妙之处与政治无畏精神。[5]

长久以来，我选择不去系统地回应此类针对《白人的工资》的批评与指责，不过从参考文献列出的几个标题中，读者还是可以大致了解我对于白人身份批判性研究的演变有怎样的看法。为这本书“辩护”，会让它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此时，这本书所属的同类文献，才更是需要人们去认真思索并为之辩护的。在某些情况下，面对那些对《白人的工资》一书的过分谴责，一些人选择了大肆称赞这本书，将其与其他有关白人身份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那些在历史学科之外开展的研究）做比较，他们将这本书高高捧在了凌驾于此类研究之上的地位。但这种称赞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虽然相比其他作品，我也难免更加钟情于一些有关白人身份批判性研究的新作，但最近，学术界主流的全新探究领域里，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应当给予其最充分的空间，力求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不对《白人的工资》所受到的那些极度尖锐却无趣的批评耿耿于怀，第二个原因是，总的来说，这本书出乎意料地被大家极其友善地接纳了。有时这种接纳并非是妥协，而是用一种严肃认真但喜闻乐见的批评方式，深入权力运作的核心，阐明其他作者与我之间存在关键的政治分歧。[6]一些评论文章在对这本书及其他同类文学著作的报道中，对其进行了极为深刻但中肯的批判。[7]也有一些人十分挑衅地将白人身份的批判性研究放在有关种族问题的跨国辩论中展开讨论。[8]

一些非历史学工作者和国际学者对《白人的工资》一书的接纳程度令人格外欣慰，这让我很难长期用一种防备甚至是咄咄逼人的语气回应其论述。在网上随便一搜，便能看到除了历史学家外，其他一些领域也都曾引述过这本书的内容，如经济学、社会语言学、管理学、民族学研究、体育学研究、婚姻与家庭研究、考古学、公共卫生学、护理学、地理学、人类学、文化研究、文学批评、咨询业、教育界、媒体研究、政治科学、美国研究、心理学、修辞学、城市研究、劳资关系、黑人研究以及电影艺术等诸多领域。

一些人将这本书用于理论指导和比较分析，力图理解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墨西哥、爱尔兰、英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新西兰、南非和巴西等众多国家之间存在的社会差异。最近，这本书的日语译本刚刚出版。该书在法学界的影响证明，凯瑟琳·克利弗（Kathleen Cleaver）对这本书的贡献既恰如其分，又令人欣慰。更令我惊讶的是，像坦德卡（Thandeka）和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liott）这样的顶尖神学家也欣然接纳了这本书，埃利奥特在期刊《神学书评》（Theological Book Review）上发表文章写道：“任何培养牧师之处，都应该将《白人的工资》列为必读书目。”[9]对我来说，这算得上是迄今为止对这本书最令我受宠若惊的夸赞。

最后，面对任何关涉《白人的工资》针锋相对的局面，我都不会一争高下的原因在于，多年前，我听取了权威历史学家、主张反对帝国的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的忠告。威廉斯竭力主张回应批评的最好方法就是创作出新的更好的作品，而我已故的朋友，同时也是我的榜样——苏珊·波特·本森也曾向我提过类似的建议，不过言辞更为尖锐一些。某种程度上，威廉斯为我们留了一道选择题——该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是为过去的工作被误解而烦恼不已，还是去构思新的研究项目，并为之奋斗不息。

但威廉斯所言的更深层含义是，新作品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来积极践行批评家所教给我们的东西。例如，虽然《白人的工资》有时被誉为是对男性、阶级和种族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其中缺乏对女工足够的关注，仅仅是偶尔提及，这一点迅速出现在了批判文学佳作中，其中尤以1998年达娜·弗兰克（Dana Frank）所写的论文《工人阶级白人女工与种族问题》（“White Working Class Women and the Race Question”）[10]最为出色。在我的文章《美国内战前社会抗争语言中的种族、劳工与性别问题》（“Race, Labor and Gender in the Language of Antebellum Social Protest”）[11]中，我并未试图反击这些极具说服力的批评来为《白人的工资》辩解，相反，我展开了新的研究，力求深入思考批评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同样，艾琳·莫顿·罗宾逊（Aileen Moreton Robinson）等重要的澳新学者对种族形成的描述也激发了我对阅读和写作的热情。他们认为，白人身份主要是在移民与当地原住民“他者”不断地接触中形成的。这些研究使我渴望重读美国帝国与移民殖民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新历史记载，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来写美国历史上“追求白人身份”的历程。[12]凯瑟琳·伊根（Catherine Eagan）分析《白人的工资》忽略了爱尔兰移民在漂洋过海来到美洲大陆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种族知识，其分析令人印象深刻，这也成为我在20世纪研究种族问题、探究移民是如何吸收美国式白人身份的核心方法，并得以体现在《向着白人身份努力》（Working Toward Whiteness）[13]这本书中。

鉴于现在《白人的工资》的读者多数是大学生和年轻一代，他们想要了解美国和种族机制，因此我想在结尾处明确地谈一谈一些读者所关切的两个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在与他们交谈时切实遇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源于我之前的一些言论，即新的学术研究揭示了这本书中部分内容的不完整性，特别是在有关性别、移民和帝国等方面存在缺失。鉴于这一事实，可能会有人认为，新版应将整本书修订，并将最新研究成果收入其中。除了前文提及的作者之外，郑文浩（Moon-Ho Jung，音译）、达娜·纳尔逊（Dana Nelson）、杰拉尔德·霍恩（Gerald Horne）、彼得·莱恩博（Peter Linebaugh）、马库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谢利·斯特里比（Shelley Streeby）、保罗·福斯（Paul Foos）、冈瑟·佩克（Gunther Peck）和罗伯特·李（Robert Lee）的最新成果，以及珍妮·博伊兹顿（Jeanne Boydston）、迈克尔·罗金（Michael Rogin）、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和罗纳德·高木（Ron Takaki）等人较早的作品，都是不可或缺的佳作。优秀的研究层出不穷，频率之高令人望而生畏，所以有时我便倾向于修订。

然而，在这些问题上用修修补补的方式并不十分奏效。总是会有更多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于是每一次修订都看起来早已过时。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工作重点是将性别和帝国问题完全融入研究的概念构思中，而不仅仅是补编进去。现阶段，我的工作主要是探究该如何在这样一个阐释框架内写作，通过集体的努力来理解跨越国家范畴的种族问题。《白人的工资》及其作为短篇作品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整合、研究和政治参与，反映了不同的侧重点和较偏狭的视角，但其优势与不足仍可以继续对我们有所启迪，特别是与反映其他思路的作品结合在一起阅读的话，更能发人深思。因此，除了修正一些小的印刷错误外，本书正文仍按初版原样呈现于此。

最后一个问题，是《白人的工资》这本书在学生群体中的反响。我从不在课堂上布置这本书，但有时的确会听到其他课程中读过这本书的人的意见。如果电子邮件算得上是指导的话，我偶尔会收到学生们的反馈，认为这本书是在“贬低白人”。有个学生一再强调，自打她“不得不读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的作品”后，她感到异常沮丧，我承认自己非常珍惜这一抱怨。然而，无论是把这本书布置给学生的教师，还是许多读过这本书并直接与我联系的学生，他们的反响都表明这本书并未被广泛看作是反白人的作品，即反对那些被归为白人的群体，尽管这本书的确反对将白人身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我想，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书中愿意将白人身份意识与白人的苦难遭遇联系起来，尽管大卫·霍罗威茨（David Horowitz）等右翼人士竭力想要激起学生对“白人身份研究”的猜忌。虽然这本书不像詹姆斯·鲍德温的佳作《票价》（The Price of the Ticket）或坦德卡的《学做白人》（Learning to Be White）那样大胆且系统，也不似这两本书那样成功，但它确实与这些作品共同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思考方法，来探究种族身份是怎样导致一些白人将痛苦施加在他人身上，又是如何让他们接受了自身的苦难遭遇。据我所知，一些学生认为，这种痛苦与白人身份的联系，于白人而言，既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解脱。

其他人则是在读《白人的工资》时，才第一次接触到将种族看作“社会结构”的观点。白人身份绝非人类所固有的，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例、一个后起之秀，是一种只能在不同阶层之间逐渐、偶然且不均衡地生根发芽的暴行。但种族主义却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如此令人兴奋的见解让读者心中燃起了希望，他们相信仅仅一本书就能告诉我们该如何破解鲍德温所说的白人身份编织出的“谎言”，并克服随之而来的痛苦，且这本书是关于19世纪，而非我们这个时代。于是，当《白人的工资》无法达到他们期望的效果，这本书便显得黯然失色了。此外，达娜·弗兰克在其教学过程中注意到，激进主义的学生有时会认为本书使人感到希望渺茫，书中强调“白人劳动人民一贯只为其自身的种族利益而行动”，这让人很难想象一个成功的工人阶级联盟能免于受到种族问题的破坏。[14]弗兰克意识到现今读者中存在这样的反应，但她选择了予以反驳，与之不同的是，西奥多·艾伦认为这些反对意见无可厚非。他认为，《白人的工资》“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希望却极其渺茫”。[15]

我本人也认为这本书满是“绝望”，在1999年版的后记中，我用了大段篇幅进行自我批评，为书中内容“过于悲观”致歉。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之所以如此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创作《白人的工资》的过程中，行文的基调几乎和内容一样令我挣扎不已。于是，我再一次以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重建》为榜样，它坚持将“悲剧色彩”作为理解重建时期“白人工人”与“黑人工人”联盟失败这一悲壮史诗的关键。在杜波依斯创作这本书时，他坚信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主义定能改变世界，但同时他也认为，正是书中的悲剧基调促使他生出了这殷殷期盼。当人们满怀憧憬地梦想着跨越不同种族的工会组织能够解决美国的种族与阶级问题时，杜波依斯在美国非裔左派阵营中显得格外孤独而又悲观。他在其政治著作中明确告诫人们，又在《黑人的重建》中隐晦地提及，白人盲区总能影响到由白人领导的跨种族组织，哪怕这些组织的初衷完全是出于好意。基于这种观点，由有色人种发起的反种族主义倡议、自发组织以及一定程度的警惕依然是十分必要的。

当我们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兴起的大规模跨种族工会不断衰败后，一种奇怪的鼓动言论再次出现，认为阶级需求能够神奇地将各个种族团结起来。[16]从某种程度上说，结束白人至上是“阶级”的首要需求，这种希冀本没有什么错。但美国的悲惨历史和当前现状，让人无法寄希望于这种基于阶级意识的反种族主义，相信它能够免受工会组织中激烈的内部斗争的干扰而蓬勃日上，然而事实是，这些工会组织都脆弱不堪、充满戒备，还深受其自身“白人盲区”的困扰。

当然，说这么多，并不是要放弃将坦德卡所谓的“白化工人”（whited worker）组织起来，更不是对动员工人群体的前景持悲观看法。事实上，如今的局面丝毫不令人绝望。移民工人被大规模动员起来，力量惊人，加之非裔美国人对赔偿鼎力支持，动员了数以百万计的穷苦人民和工人群体为民主权利集结在一起。正如《白人的工资》最后几页所写的，就在有色人种工人开展运动之时，白种工人也纷纷放弃了将自身利益与种族联系起来。劳工群体已热火朝天地行动起来。在崭新的纪元，劳工群体究竟能走多远，而白种工人又将如何适应这场运动，非裔移民联盟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卫·罗迪格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2006年12月

注释

[1] Judith Stein, Running Steel, Running America: Race,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Decline of Liberalism, Chapel Hill 1998.对于该篇章的深入探讨，参见Herbert Hill, ‘Race and the Steelworkers Union’, New Politics, 8 (Winter 2002) at www.wpunj.edu/newpol/issue32 /hill32.htm。

[2] Foreword to Alexander Sax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Republic, New York and London 2003.

[3] David Roediger, ed., Black on White: Black Writers on What it Means to be White, New York 1998.

[4] Daniel Wickberg, ‘Heterosexual White Male: Some Recent Inversions in American Cultur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2 (June 2005): 136.

[5] 见Eric Arnesen, ‘Whiteness and the Historians’ Imaginatio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60 (Fall 2001): 3–32; Eric Foner, ‘Response to Eric Arnesen’, in the same issue; and Sharon Smith, ‘Race, Class and the “Whiteness Theory”’,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46 (March–April 2006)。

[6] 见Theodore Allen, ‘On Roediger’s Wages of Whiteness’, at http: //clogic.eserver.org/4-2/allen.html，以及Robyn Wiegman, ‘Whiteness Studies and the Politics of Peculiarity’, boundary 2 26 (Fall 1999): 115–150。

[7] Peter Kolchin, ‘Whiteness Studies: The New History of Race in America’, Journalof American History 89 (June 2002): 154–173. John Munro, ‘Roots of Whiteness’, Labour/Le Travail 54 (Fall 2004): 175–192.

[8] Alastair Bonnett, White Identitie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Halow, GB 2000. Andrew Hartman, ‘The Rise and Fall of Whiteness Studies’, Race and Class 46 (2004): 22–38.

[9] Charles Elliott, ‘Review of The Wages of Whiteness’, Theological Book Review 6(October 1993): 56.

[10] Dana Frank, ‘White Working-Class Women and the Race Questio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54 (1998): 80–102.

[11] Roediger, ‘Race, Labor and Gender in the Languages of Antebellum Social Protest’, in Stanley Engerman, ed., The Terms of Labor, Stanford 1999, 168–187.

[12] Roediger, ‘The Pursuit of Whiteness: Property, Terror and Expansion, 1790–1860’,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9 (Winter 1999): 579–600.

[13] Roediger, Working Toward Whiteness: How America’s Immigrants Become White. The Strange Journey from Ellis Island to the Suburbs, New York 2005.

[14] Frank, ‘A Class Without Race’, Socialist Review 24 (1995): 243–250.

[15] Allen, ‘On Roediger’s Wages of Whiteness’.

[16] Roediger, ‘The Retreat from Race and Class’, Monthly Review 58 (July–August 2006): 40–51.

序言

在美国，“公民权利”和“种族”这两个原本正式且中性的字眼，往往传达着黑人的担忧，但将白人身份作为社会结构与种族问题联系起来却并不常见。通常，美国白人看不到种族与自己的关系，因此坚信种族主义只会给“他者”带来困扰。这一现象让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意识到，学术界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身上，试图回避任何有关种族主义对其施害者影响的研究，这多么令人痛心。[1]当然，这种鲜有人关注的视而不见，并不仅仅局限于校园之内；社会各阶层普遍不承认，多少年来，白人身份在传达其本质含义的同时，发挥着反对黑人的作用，大大挫败了力图减少种族主义消极影响的社会活动。通过对种族主义在19世纪白种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展开一系列复杂的分析，《白人的工资》为质疑白人身份的新兴学术研究呈现了令人欣喜的解释。

劳工史学家大卫·R. 罗迪格将大众文化、语言和政治融入新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借鉴了当代社会历史研究中有关性别角色、工业规范和普遍共和主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具体阐明了种族优越感是如何塑造劳动者观念的。书中，罗迪格并未将其重点放在“白皮肤”特权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上，而是探究了劳动者在构建白人身份内涵时所发挥的作用。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在有关白人至上所造成的最大伤害问题上，罗迪格赞同W. E. B. 杜波依斯的结论，杜波依斯曾写道：“种族主义思想的恶果落到全世界有色人种的身上已经够糟糕了，但更糟的是，最后却有人开始焦虑这种态度对白种工人的影响。这样的人……他想要的，不再是慰藉所有人，而是开始渴望权力、掌控他人……他并不爱人类，更憎恨黑人。”[2]

这场动荡不安的冲突及其长期酝酿的恶果，刻画出了一部美国历史上的种族简史，也在美国的法律文本和法律文化本质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9世纪中叶，广大民众欣然接受了白人至上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内战后美国重建为何最终会走向失败，解释了当时为支持前奴隶立法自由而建立的法律框架又为何会土崩瓦解。但是，这种辩证关系早已深深地植根于公众意识之中，以至于它塑造了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却从未有人批判地审视其正确与否。

W. E. B. 杜波依斯对内战后种族与阶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写就了《黑人的重建》一书，有赖于此书，罗迪格采纳了杜波依斯的阐述作为其作品的主旨，即白人身份为阶级受到剥削和排挤提供了补偿。在解释为何南方白种工人愿意接受低廉的工资时，杜波依斯指出：

种族隔离主义通过联合种植园主和穷苦白人推翻了重建，其政治成功远远超过了经济效益。我们须得牢记的是，白人劳工虽然收入微薄，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某种外界和心理的补偿。他们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礼遇，只因他们是白人……警察是他们的人，法院会根据他们的投票给予白人宽大处理，以至于他们愈发目无法纪。他们宁愿领取仅能维持生计的微薄薪水，也不愿拿着体面的工资与有色人种为伍。白人劳工认为，黑人的每一次进步都在威胁着自己的种族特权……[3]

杜波依斯总结道，19世纪的工人对白人身份如此重视，以至于他们虽与黑人利益相同，却不愿与他们联合，而是延续了支持资本主义、“腐朽民主”的白人至上主义观点。[4]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表示，律师的任务，是要见证了“社会的诞生和发展，并尽其所能理解其存在的哲学”后，才算完成。[5]摧毁奴隶制的漫长斗争，以及随后在全美兴起的僵化的种族隔离制度，为这场长达数世纪的冲突奠定了基础。但是，如若公众并未从这一传统中有所领悟，当代困扰我们文化与法律制度的挑战便难以解决，部分原因是很少有人从19世纪白人种族意识产生的方式中吸取教训。信奉种族劣根性和种族优越感早已深深地刻在美国的制度中，难解难分，因而我十分乐见《白人的工资》这本书所做的极具探讨性的研究。

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不仅成为迅速扩张的国家，还是蓄奴制共和国。在共和党的概念中，在这样一个由独立的小生产者组成的国家，无论是对只手遮天的权贵，还是对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人们都抱有根深蒂固的猜疑。19世纪早期，共和政体的激进思想摒弃了附庸关系，提升了独立精神。1812年美英战争中，雇佣兵和被释放的奴隶烧毁了白宫，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借鉴了当时的经历，写下了《星光灿烂的旗帜》⁽¹⁾中鲜为人唱的几句歌词：

害怕失败，

恐惧死亡，

佣兵和奴隶，

无处可藏。

在他写下这段歌词的时候，“雇佣”还是一个充满耻辱的名词。罗迪格认为，18世纪白人所知的附庸程度划分，如学徒制、契约奴役、强迫服役和监犯劳工等，让他们无法在“理想化的白种工人与他们嗤之以鼻的可怜黑奴工人”之间划清界限。他坚称，由于白人所经历的种种“不自由”，以及伴随着革命战争时期对奴隶制的谴责之声四起，18世纪普遍存在的种族态度比日后更加混乱而矛盾。但是，在1800年至1860年间，“雇佣”阶层不断扩大，逐渐过渡成为雇佣劳动普遍存在的经济体，给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带来了诸多问题。

罗迪格认为，直至19世纪，将“白”与“工”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态度和社会发展才趋于稳固。至19世纪60年代，使近一半的非奴隶劳动力开始依赖工资，并迫使其接受新形式的资本主义行为准则的进程已经完成。届时，革命战争期间曾激发了国民想象力的共和党经济独立观念已然消退。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描述了19世纪早期人们的共识，认为一切都变了：

……谋杀、自杀、盗窃、骚乱，愈发成为人们对于渴望自由、期盼获利所致负面影响的普遍反应……城市暴乱变得比以往更加普遍、破坏力更强。1800年之后，在街头巷尾、酒馆剧院聚众闹事，工人罢工，种族和民族冲突，这一系列动荡都大幅增加……美国仍主要是乡村，以农业为主，但如今它……或许是世界上最彻底的商业化国家。[6]

美国正日益形成的新兴商业帝国，亦是前所未有的。

在大张旗鼓地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出现，由此产生了新的政治用语，阐释了已然改变的工作条件，如“雇佣奴役”“白人奴隶制”“自由白人劳工”，等等。

罗迪格认为，获取共和国公民身份、主张相应的男性地位，是19世纪工人追求白人身份的核心。在南北战争之前，黑人身份“几乎完美地预示着自由人属性缺失”。这不足为奇，但罗迪格继而又证明黑人在当时被看作是“反公民”群体，是社会契约的敌人。因而，主张将男性选举权扩大到涵盖所有自由人的政治运动，便与阻止自由黑人行使选举权的不懈努力结合在了一起。为了进一步拉开被鄙视的黑人工人与新兴的白人雇佣工人之间的距离，诞生了诸如“帮工”或“雇工”等指代仆人的新词，并在当时普遍流行起来。但罗迪格所展示的这些创新，均是由白种工人提出的，而非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言，由其雇主阶层提出。同样，由于“主人”（master）一词往往与奴隶相关，他们便也弃之不用，取而代之的是源自荷兰语的“老板”（boss）一词（1829年版的《韦伯斯特词典》中还未收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词完全等同于主人，唯有发音不同罢了。

俚语“coon”（浣熊），由最初指代乡巴佬或是城市里的混混，一步步演变为种族侮辱性词汇的复杂历程，给罗迪格的分析带来不小困扰。在1840年的总统竞选中，大卫·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的浣熊皮帽成了辉格党的标志，民主党人嗤笑其对手是“浣熊”，纽约市的民主党人亦抨击他们是“联邦辉格浣熊党”。[1]但到了19世纪晚期，黑面游艺表演中的形象“齐普·库恩”（Zip Coon）却代表了不负责任、打扮花哨的北方自由黑人的刻板印象。19世纪末，“黑人歌曲”热潮空前之高，数以百万计的活页乐谱⁽²⁾一售而空。在罗迪格看来，南北战争后，这种音乐受到狂热追捧，主要是源于它能够让工人阶级白人将其自身向往却又恐惧的价值观和行为投射在被解放的黑人身上。民主党人意图抹黑那些支持废除奴隶制的政治对手，于是创造了“异族通婚”（miscegenation）这个词，该词由两个拉丁词汇组成，“miscere”，意为混合；“genus”，意为种族。这个词首次出现在1863年的小册子中，其中，民主党人暗示支持共和党人会带来令人担忧的种族混同问题，即所谓的“种族融合”（amalgamation）。该词就这样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当时用以谴责美国即将出现“种族混杂”（mongrelization）局面的政治语言的惯用语而广为引用。

在《白人的工资》一书中，罗迪格将社会学家皮埃尔·L.范登伯格（Pierre L.van den Berghe）用于形容南非和美国民选政府的“统治民族民主”（herrenvolk democracy）[7]的概念，转述为“统治民族”共和主义。二者在政治上均对其处于统治阶级地位的种族采取民主政策，而对从属地位的种族群体十分残暴。罗迪格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框架将黑人从生产者的行列中排挤出去，集中火力向下打击无依无靠的黑人，而不是向上攻击有权有势的白人。他还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基本力量在于，它为惧怕其社会地位向下移动的白人提供了保证，无论他们失去什么，他们永远都不会失去自己的白人身份。[2]19世纪后半叶，《内战修正案》和《民权法》[8]中赋予被解放奴隶的政治利益再一次被剥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统治民族共和政体逐渐得到了巩固，本书尚未关注。1877年，国会同意结束对战败的南部邦联实施军事占领，这标志着内战后重建时期发起的改革最终被推翻，标志着南方民主党白人再次崛起。南方的立法机构、法院和治安团体开始施行家长式的管理体制，黑人公民沦为无权利、受种族隔离迫害的农民，他们根本无法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地位。罗迪格剖析了人们普遍接受白人至上主义的现象，研究表明，即便是解放400万受奴役黑人的根本性社会变革，都未曾削弱其种族劣根性这一根深蒂固的看法。但是，罗迪格解释道：“解放黑人，对于工人群体如何看待自己产生了极为一致且深刻的变化。”[3]

爱尔兰裔移民狂热地追求白人身份，为罗迪格的理论提供了典型的研究案例。在19世纪的白人新教徒心目中，这些凯尔特移民究竟是否属于白种人，未有定论。众多爱尔兰裔移民饱受污蔑和种族隔离之苦，他们被斥为“野蛮人”“猿猴”，甚至是“野兽”。爱尔兰大饥荒后，大批爱尔兰天主教徒涌入美国，尽管憎恨英国人及其北美后裔，但白人身份所能赋予他们的“外界和心理”代偿，促使这些在蔑视他们的工业化世界中绝望地苦苦挣扎、寻求出路的工人，迫切地将自己定义为白人。

《白人的工资》的分析研究，始于黑人学者长期以来阐明的立场：种族问题即白人问题。[9]罗迪格认为，劳工史的传统理论研究，承袭了将种族问题过于简单化的认识，即白人身份将始终被看作是生而有之，直至意识到白人身份是工人参与创造的。既然新马克思主义观点主导了工人阶级研究，那么这一点应该非常清楚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将工人群体视为历史的行动者，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尽管如此，新劳工史中似乎仍不愿承认，工人群体参与构建“白人至上主义”和“白人身份”，他们试图通过各种形式的假设，坚持主张是经济关系导致种族主义态度。[4]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往往优先考虑阶级问题而非种族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阶级具有更大的客观有效性，因而具有更大的政治重要性，罗迪格对此存疑。[10]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罗迪格认为，最紧要的任务“不是划清种族与阶级之间的界限，而是要弄清楚种族与阶级之间的联系”。[5]他主张重新构建阶级研究概念，这将有助于我们清楚地认识种族是如何产生阶级意识的。

事实证明，种族问题能够使所有人走向对立。拉尼·吉尼耶（Lani Guinier）教授发现，美国人已经“认识到种族是担责和受惩”。[11]她指出，在美国政治辩论的两极分化气氛中，似乎再也没有比把问题归咎于种族矛盾更有效的了。一些人认为，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此艰巨，于是坚信解锁问题的答案就是问题本身。我认为，如果罗迪格的观点阐明了种族主义具有使其延续下去的巨大力量，那么他对白人身份内涵的分析意义深远。若如他所言，19世纪新形成的工人阶级，把白人身份作为一种手段，来应对其所恐惧的附庸关系、所痛苦的资本主义准则管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面对全球化趋势、社会地位向下移动以及移民工人等问题引发的恐惧，白人至上主义又将重新抬头呢？吉尼耶发问道，如若还无法看见我们所共有的利益，那么穷苦大众、白种工人阶级、黑人、拉美裔等群体，又该从何处找寻共同之处呢？显然，长久以来，白人种族主义所带来的虚假工资，仍困扰着民主，削弱着人性。

凯瑟琳·克利弗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2007年2月

注释

[1] Toni Morrison,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Cambridge, MA 1992, 11.

[2] W.E.B. Du Bois, The World and Africa: An Inquiry into the Part Which Africa has Played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1965, 18–21. Quoted below, 12.

[3] W.E.B.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New York 1971[1935], 700–701.

[4] Ibid.

[5] Mark D. Howe, ed., The Occasional Speeches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 Cambridge, MA 1962, 22.

[6] 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2, 306–313.

[7] Pierre L. van den Berghe, Race and Racism, New York 1978, 126.

[8] 1865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在全美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并授权国会通过相应立法予以实施。1866年的《民权法》，在美国总统约翰逊投票否决的情况下仍获得通过，该法案保障了所有在美出生的人的公民身份，并批准对歧视新解放公民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1868年，通过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解决了1866年《民权法》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1870年的《强制法》和1871年的《三K党执行法案》赋予联邦法院干预南方暴徒的私刑行动的权力，这些暴徒恐吓被解放的黑人，使他们屈服于白人的控制。1870年通过的《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禁止各州剥夺黑人的选举权。1875年，国会通过了另一项《民权法》，禁止公共场所的种族歧视，美国最高法院在1883年认定该法案违宪，为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美国判例汇编》第163卷第537页）的裁决铺平了道路。该案认定在“隔绝但平等”的原则下，《宪法》并未禁止种族隔离。

[9] 见Ralph Ellison, ‘Beating that Boy’, in Shadow and Act, New York 1964, 99–100; W.E.B. Du Bois, The World and Africa, Chapter 2; James Baldwin, The Price of the Ticket, New York 1985, 66, 87–89, 251。

[10] 见Barbara J. Fields, ‘Ideology and Race in American History’, in J. Morgan Kousser and James M. McPherson, eds., Region, Rac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82, 150–151, 168–169。作者认为，不同于阶级能够独立于社会意识而断言其经济现实，种族只具有虚假的客观性，因此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她写道，种族“成为美国人面对主权和权力问题的意识形态媒介……尽管经历了诸多变化……它仍是一种主要的意识形态媒介，因为奴隶制的瓦解对白人间的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其对白人与黑人间关系的影响”。

[11] Lani Guinier, ‘Beyond Winner Take All: Democracy’s Conversation’, The Nation,January 23, 1995, 85.

(1)　《星光灿烂的旗帜》（“The Star-Spangled Banner”），又译《星条旗》，由弗朗西斯·斯科特·基于1814年9月13日所作。1931年，美国国会正式将《星光灿烂的旗帜》定为美国国歌。——译者注，下同

(2)　19世纪，作曲家通过销售活页乐谱获得版税收入。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录音技术发明，音乐才开始以新的形式出售。

第一部分　白种工人介绍

在这个国家，白人至上这种错觉的现实性、深刻性和持久性，让任何真正的教育概念都像变革和自由一样，虚无缥缈、令人恐惧。

——詹姆斯·鲍德温，《票价》

第一章　导论：自传与理论

10岁那年，我突然有机会进入少年棒球联盟投球。在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出五安打的成绩后，联盟的最佳球员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狂欢。这意味着我开始被接纳了。而走到露天游乐场时，我们玩闹的风险变大了。我的新朋友拿出了一把他本不应该有的长刀，而我对此毫不知情。他鬼鬼祟祟地对我说：“这是把黑鬼刀。”但我们都不知道这把刀到底是拿来袭击黑人的，还是给他们用的。毕竟，我们都不认识什么黑人。我们长大的那个小镇，是以采石、农业为主的德裔美国人小镇，没有黑人居住于此。当地传言，法律规定日落后黑人不准在镇子上驻留。然而，对于小男孩间的情谊而言，这把刀的价值至少如它的名字和假珍珠手柄一样重要。

即使在一个全是白人的镇子里，种族问题也从未消失。我对我的德国祖先知之甚少，所知也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爱尔兰歌曲片段，却没少接触有关种族主义的民俗。孩子们唱着“点点豆豆，抓住黑人脚趾头”，以此来决定球队并选出第一位击球手，也由此认识到抓住机会的紧迫性。我们明白了不论是生活还是争斗，并不总是公平的：“二白对一黑，黑人真好玩。”我们学会了不四处闲逛，因为大家会说：“谁闲荡到最后进来，谁是黑人娃。”我们懂得了存钱，因为招摇摆阔或冲动消费的都是“黑人土豪”。我们知道了买衣服不买鲜艳的“黑人绿”。性欲和黑皮肤则被理所当然地混为一谈。

我外祖家位于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交汇的开罗市⁽¹⁾，这里半数人口是黑人。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开罗这座城市无时无刻不在变迁。20世纪60年代初，民权运动在开罗兴起，引发了白人的强烈反对。在我这个孩子看来，最关键的一步是开罗的市政官员非但没有取消种族隔离的规定，反而决定关闭开罗的游泳馆。在这些官员中，便有一位我称之为“叔叔”的远房亲戚。鉴于这里没有几个白人孩子可以跟我玩耍，更不敢想象跟黑人小孩一起玩，于是这场民权运动失败的后果似乎非常针对我。我也发现，与我同龄的黑人孩子明目张胆地挑战着权威：他们慢慢悠悠地从白人开的车前踱过街道，有时几乎慢到站立不动，惹得司机愤怒不已。

但那时，这一切都没能让我重新审视种族主义。在采石、通信、印刷、教育和管道装配等行业的所有工人、工会支持者和低级别官员，还有我的家人，都对白人至上主义深信不疑，整个初中期间我也从未遇到过任何反种族主义者。但人们针对种族主义的态度确实有所不同。我父亲的家人生活在偏僻的德裔小镇，他们对于种族主义闭口不言。我母亲这边则敞开言论，住在开罗的姨妈们略带矛盾地谴责着黑人福利和黑人抢占了“我们的”工作。但她们也有一些家长主义倾向，尤其是对那位每两周来工作半天的家佣，她总是反复称赞我的表姐是“一位极其漂亮的白人女孩”，以此来取悦每个人（后来我发现，也取悦了她自己）。但民权运动一开始，这种家长式作风就消失了，德国式沉默也不复存在。在家庭辩论中，我父亲这边的亲属（全部是德国人）认为我母亲家的爱尔兰传统是黑人传统，因为爱尔兰人与遭遇海难的黑人奴隶混迹在一起才出现了“爱尔兰黑人”。

直到读高一的时候，我还在向同学们复述我从开罗的白人亲戚那里听到的观点——黑人不交税，所以不该投票。政治上，并没有人提出异议，但种族主义模式却开始出现一些细微的裂痕。理论上来说，我们都讨厌黑人，但我们最伟大的英雄却是20世纪60年代所向披靡的圣路易斯红雀队的黑人球星。卢·布洛克（Lou Brock）、鲍勃·吉布森（Bob Gibson）和科特·弗兰德（Curt Flood）等球员的风格和天赋都让人敬仰。更不可思议的是，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是我们这一代所崇拜的最优秀的运动员。我们会听查克·贝瑞（Chuck Berry）和蒂娜·特纳（Tina Turner）的歌，他们都住在圣路易斯地区。虽然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的歌还没有火起来，不过他也出生在距该区才几英里的地方。我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摩城音乐⁽²⁾的忠实粉丝，其中，史摩基·罗宾逊（Smokey Robinson）尤其受到追捧。所以在我的高中出现了一个微弱的反抗种族主义的讯号，即用车载收音机大声播放圣路易斯地区的“灵歌”——卡茨电台（KATZ）的音乐。

但这些喜好并没有取代种族主义，因为其中大多数显然是先于政治而固有的。不过，这些喜好确实为反种族主义创造了可能，而我的自身经历也把我推向了这个方向。开罗这座城市不断衰落着，现任市长是我的那位“叔叔”。我养成了去黑人小天主教堂做礼拜的习惯，起初是因为那里的白人牧师只用白人教堂一半的时间赶完弥撒的流程。后来，这片黑人教区逐渐成为开罗民权活动的中心。我也愈发好奇，白人是否像他们解决游泳馆问题一样，正在为了维护白人至上的原则而毁掉这个城镇。在我的家乡，人们有一种共识，即你无法乘坐公交抑或驱车穿过东圣路易斯市中心。这个邻近的城市，正在走向去工业化，逐渐变成几乎全是黑人的城市。每周有三天，为了去圣路易斯公园打网球，我都要坐公共汽车穿过东圣路易斯。但我除了愉悦的经历外，从未遇到过任何意外。一起打网球的人中，我最好的朋友也是黑人，他们是迪克·哈德林（Dick Hudlin）的学生，与温网冠军阿瑟·阿什（Arthur Ashe）师出同门。于我而言，种族主义已然没有任何意义。

1968年至1969年，在我读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的总统选举模拟赛上，一名模拟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学生在提名演讲中大获全胜。演讲中，这名学生对全体同学宣称：“我对黑人没有偏见，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拥有一个黑人。”我们中有一些人在校报上提出了种族主义问题，导致我的高中四年级几乎都是在辅导员或者校长的办公室里度过的。当然，这是在校报被审查前，后来就转战到了地下报纸上。而当学生会投票决定要给开罗的黑人统一战线捐款时，一切都乱了套。但奇怪的是，当我们面临被开除的威胁时，那些曾大声疾呼支持华莱士的叛逆学生，却成了我们的最佳拥趸，又或许，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吧。

直到最近，我才认为自己已摆脱了这些自身经历的束缚，可以确信对于种族和白种工人阶级的看法是基于历史研究而得出的理性反思。但这些思考大多可以追溯到我的早年经历所得出的认知：在白种工人如何看待黑人和如何看待自己上，种族观念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种族观念存在的普遍性；白种工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中夹杂着仇恨、悲伤和渴望的复杂情感；以及种族与民族的关系。我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为这本书提供了核心主题，虽然我的经历跟那时白人工薪阶层的其他孩子没太大区别，只是导向不同。但是，要想进一步解释为何“白皮肤”对白种工人如此重要，这一现象究竟何时产生、缘何而成、意义何在，的确需要深刻的反思和进一步的历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白人问题

18岁时，我好奇为什么朋友们只愿意当白人，而我却不以为然。在此后的20年里，马克思主义传统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思想工具，但总的来说，这并没有让我追问为何白种工人阶级会满足于成为白人。在我看来，解决“白人问题”决不能忽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力，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目前的理论让我们始终关注着核心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工人把自己定义为白人？

有色人种作家常常对此尖锐提问，或许他们也别无选择。黑人作家指出，美国的种族问题不是“黑人问题”，而是白人之间的问题。这一传统由来已久，至少从60年前西里尔·布里格斯（Cyril Briggs）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也挖掘出了白种工人追求白人身份的代价。W. E. B.杜波依斯曾写道：“种族主义思想的恶果落到全世界有色人种的身上已经够糟糕了，但更糟的是，最后却有人开始考虑这种态度对［白种］工人的影响。这样的人，目标和理想都扭曲了……他想要的，不再是慰藉所有人，而是开始渴望权力、掌控他人……他并不爱人类，更憎恨黑人。”或者正如詹姆斯·鲍德温所说：“只要你认为自己是白人，你就已经没救了。”[1]这一传统也不仅仅针对白人提出的政治问题。白人是如何得出结论，认为自己的白人身份具有重要意义的？对于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这样的黑人作家来说，这种白人问题是智力问题，甚至是艺术问题。埃里森表示，“如果不对黑人的存在做出反应，南方白人就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不会唱歌、不会制定法律或伸张正义，也不会思考性、爱、家庭或自由”。最近，受到托尼·莫里森所谓的“女权主义学者对传统文学语篇的成功攻击”的鼓舞，莫里森、黑泽尔·卡比（Hazel Carby）、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和可可·福斯科（Coco Fusco）等小说家和批评家对“白人”的概念提出了尖锐的质疑。福斯科提醒读者：“种族身份不仅仅是指黑人、拉丁裔、亚裔、美洲原住民等有色人种，也包括白人。忽视白人作为一个种族的事实，是用归化来加强白人的霸权。”[2]

在美国，白人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不仅“归化”了白种人，而且过度简化了种族的概念。不仅如此，在面对种族问题时，他们还很大程度上复制了美国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缺点，这都限制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种族问题研究的影响。在芭芭拉·菲尔兹（Barbara Fields）的《美国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和种族》（“Ideology and Race in American History”）这篇言辞犀利的文章中，就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贡献。菲尔兹认为，不能把种族当作生物学或自然层面的事实（即看作实际存在的“事物”），而必须把种族看作“一种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概念”。在菲尔兹看来，种族完全是由社会历史因素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而阶级则不是。因为确实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土地和工厂，故而阶级有其“客观的”衡量标准。此外，同一社会阶层的人在不同时期对种族的看法不同，而不同阶层的人在同一时期对种族的看法亦不相同。对此，菲尔兹不遗余力地用大量篇幅进行阐述，奠定了本书的基础，也呼吁了应该对一个阶级和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展开历史研究。[3]

但也有些例外，一些马克思主义传统作家并没有如此深刻的见解。他们常常把“种族完全是从意识形态和历史中创造出来的，而阶级却不是完全抽象创造的”归结为：无论是在政治角度还是历史分析层面，阶级（或“经济”）都比种族更加真实且至关重要。因而黑人社会学先驱奥利弗·克伦威尔·库克斯（Oliver Cromwell Cox）写道：“我们应该把经济关系作为现代种族关系的基础。”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盛时期，这种观点渗透并扭曲了社会主义实践，导致库克斯得出了政治结论：黑人和白人应该把阶级革命作为解决种族主义的办法。库克斯认为：“这样一来，社会主义革命后将不再有所谓的‘白皮佬’⁽³⁾或‘黑鬼’，因为他们已失去了社会必要性。”[4]

他们对于种族主义与所谓“社会必要性”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看法已不再持乐观态度，对寻求能明确解决种族主义的革命性方法亦不再抱有希望。但是，认为阶级应该享有政治特权的观点依然存在，最近左翼和左翼自由派的大量论调证明，黑人自由运动现在必须以阶级而非种族作为依据来表达诉求。[5]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中，阶级凌驾于种族之上的特权也丝毫没有让步。哪怕是菲尔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动摇。有时，她能很好地平衡种族态度的意识形态创造与其经久不衰的重要性及“现实性”（尽管是思想上的现实性）之间的关系。她写道：“因此，奴隶制所带来的问题和造成的破坏不可原谅，这种破坏无视了奴隶制问题的种族形式；认识到种族问题是一种思想观念，且并非所有美国白人都持有相同的观念，可这并不意味着种族问题是虚无缥缈的。”但很快我们便认识到，在美国重建时期⁽⁴⁾，无论“共和党人如何透过种族思想的面纱感知局势，他们对被释奴隶的失望，与其肤色无关”。相反，他们沮丧的是，“一次又一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雇主阶层在其形成阶段诱导人们不受市场约束地工作……为了赚取工资而不停地工作着”。[6]于是，种族消失在了阶级的“现实”之中。

这些虽棘手，却至关重要。确实，种族主义必须在社会阶级和经济背景下才得以产生。库克斯愉快地引述了尤利乌斯·博克（Julius Boeke）的话：“欧洲人可不是为了捉蝴蝶才远航到印度的。”他说得没错。显然，正如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等人所言，劳工控制和土地权属为弗吉尼亚州早期出现的强烈的白人种族意识提供了背景。[7]本书将论证工人阶级的形成和白人意识的系统发展，是与美国白种工人阶级密不可分的。尽管如此，阶级优先于种族并不总是行之有效的。虽然将种族置于社会形态中是绝对必要的，但将种族问题转化为阶级问题却是极其致命的。借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的比喻，如果种族主义是植根于阶级关系的大树上一根又粗又低的树枝，那我们就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树枝不等于树根。我们可能会经常撞到树枝却无法触及树根，而撼动树根的最好方法，就是使劲晃动树枝。

就目前而言，用植物作比来解释为什么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将阶级置于种族之上并不解决问题，虽然这种比喻是合理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方法存在的主要困难是，其中心任务——指明种族主义的经济维度——已经由政界主流人士完成了。他们总是把“种族问题”归结为阶级问题，这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例如，1989年初，口无遮拦的种族主义者、前三K党领袖大卫·杜克（David Duke）在路易斯安那州议会赢得一席之地后，多位专家评论员就在早间新闻节目中表示，杜克所在的白人区失业率奇高，于是，选举的重点便由种族主义转向了抒发经济不满。观众们也因而被灌输了一种怪异的观点，即白种工人通过选举一位杰出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来应对失业问题，而他“承诺会彻底摧毁美国的福利项目”，这时，白种工人是站在阶级的立场，而不是作为工人阶级种族主义者来行事。这样的言论出现在《今日秀》（Today）中并不意外，但左翼要想发展下去，就必须与这种分析言论划清界限。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认为，种族不是（或不应该是）“问题”，但经济增长——虽与种族主义完全无关——却将会解决那些只围绕种族而产生的诸多冲突。[8]

传统马克思主义针对种族分析存在的第二个困难是，在试图描述种族主义的阶级层面时，他们往往侧重于统治阶级在延续种族压迫方面的作用，而把白种工人塑造成受骗者，无论他们是否德行兼备。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讲述了杰克·约翰斯顿（Jack Johnstone）在1919年工会斗争中的经历，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因种族问题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或许极端但极具启示性的例子：

任何阻碍人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绊脚石，并非来自工人群体本身，而是来自工人阶级的敌人——资本主义报刊、老板、资产阶级政治家……还来自官场的反动势力。[9]

库克斯用理论回应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种族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伴随着统治阶级种族剥削行为的一种社会态度”。或者，如他在描述美国南部的吉姆·克劳⁽⁵⁾制度时说道：“每一个种族隔离壁垒，都是剥削者在白人和黑人之间筑起的高墙。”库克斯后来补充道，正是剥削者，让这些壁垒坚如磐石。[10]在此观点下，工人们大多接受了种族主义思想和种族隔离的做法，虽偶尔抵制挣扎一番，但他们在“制定”种族隔离政策中起不到任何作用。

在过去的20年里，新马克思主义观点主导了对工人阶级的研究，并由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和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分别推介到美国和英国，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质疑“种族主义只是阶级结构顶层衍生出的产物”。无论“新劳工史”有何缺陷，它都在政治分析层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表明了即使在稳固的统治阶级霸权时期，工人阶级也是做出（或阻碍）选择并创造自己文化形式的历史行动者。

然而，出于某些原因，我试图从其他方面探寻究竟，[11]发现新劳工史不愿深究工人阶级追求“白人身份”和白人至上主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源自白种工人阶级。很少有历史学家会像美国共产党主席格斯·霍尔（Gus Hall）那样，把种族主义笼统地概括为垄断资本“有意追求超额利润的策略”。[12]有些人甚至错误地提出，资本和国家政权不会助长种族主义，甚至表示资本不会利用种族主义牟利，反而会设法消除种族主义。[13]但是，由种族主义阴谋论转向思考工人阶级在种族社会结构中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引发多少针对特定阶级的种族主义研究。而有研究价值的种族主义通史，特别是由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和托马斯·戈塞特（Thomas Gossett）撰写的种族主义通史，其内容则主要依靠政治领导人、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提供的依据。[14]而在同样有价值的种族及大众文化研究中，通常不会探讨工人阶级在对待种族及大众文化方面发挥的具体作用，更不会探讨种族主义在工人大众文化中的具体含义，这些都是过于棘手的问题。[15]赫伯特·希尔和菲利普·方纳的开创性工作及其他将种族和劳动力相结合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探讨工会面对种族问题时的实际举措上。[16]而当考虑到白种工人阶级接受种族主义的动机时，劳动力市场上盛行的“白种优势”使得这些研究只会给出过于简单的经济学解释。[17]

【4】即使是具有历史头脑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不同看法。迈克尔·里奇（Michael Reich）、大卫·戈登（David Gordon）、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等人的“分割”理论有效证明了种族主义有益于资本主义阶级的发展，但他们用语非常谨慎，避免出现任何阴谋论，努力表明其理论是对种族主义的经验性观察，而不是种族主义理论。例如，里奇写道：“无论资本家是否个别或普遍存在种族歧视行为，他们都可以从种族分化中获利。”而另一个论述种族主义的主流社会经济模式，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在扰乱资本，并为所谓“优势工人”牟利而损害“廉价劳动力”。但这一理论最多只能解释白种工人阶级特权带来的后果，而没有溯其根源。最著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家埃德娜·博纳奇（Edna Bonacich）认为，那些“优势工人”最初并不是通过种族排外运动获得地位，而仅仅是“历史偶然”造成。一般来说，无论是分割理论还是区隔劳动市场理论都无法证明种族主义同时产生于上层和下层社会。对于认为种族主义不仅仅是面包问题，还是白种工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问题，两种理论都不予以认同。[18]

学者格温多琳·明克（Gwendolyn Mink）、罗宾·D. G. 凯利（Robin D. G. Kelley）、艾瑞克·阿内森（Eric Arnesen）、丹·莱特温（Dan Letwin）、约瑟夫·特罗特（Joseph Trotter）、多洛丽丝·贾尼夫斯基（Dolores Janiewski）、罗杰·霍罗威茨（Roger Horowitz）、迈克尔·霍尼（Michael Honey）、丹尼尔·罗森博格（Daniel Rosenberg）以及最负盛名的亚历山大·萨克斯顿等人正在进行的工作，预示着一种新的关于种族与劳动力的社会文化历史正一步步走向繁荣。毫无疑问，学者们在社会历史方面的研究——性别、广义上的共和主义以及劳工控制和行业准则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等，开辟了研究的新领域，为工人阶级种族主义更为深刻的研究创造了可能。的确，该研究由了解新劳工史入手，并为这一广泛传统注入新的内涵。从很多方面来讲，该研究代表着一种尝试，即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并将其运用于解决种族关系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上。它将工人阶级白人身份视为一种性别现象，既凸显又抑制了男性的渴望及共和党身份的优劣。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跨越时间、空间和主题的限制，忠实地运用第二手资料并辅以第一手资料研究，以美国关于阶级和种族的丰富历史著述为支撑，尽管这些内容常常是相互分离的。

但是，曾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库克斯的研究中发现的一些陈旧问题仍在最近的劳工史中重现。或许最糟糕的是，这些著作仍不断吹嘘着白种工人阶级成员，却不曾质疑工人阶级定义自己为白人的原因以及这些行为又将造成何种结果。正如最近黑人历史学家内尔·欧文·佩特（Nell Irvin Painter）所说：

他们（即美国劳工史学家）往往更喜欢用时髦的欧洲主义包装自己，把他们最爱的北方欧裔美国工人写得仿佛摆脱了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命运，仿佛在美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上，宪章运动比奴隶制更重要。[19]

佩特所言成功地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曾让人讳莫如深的白人身份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全面定义种族和阶级研究的必要性。只有当我们开始探讨劳工组织中种族关系的历史时，才能假定白种工人阶级的白人身份问题是值得深究的。更确切地说，种族始终是美国阶级形成史上的关键因素。

追本溯源的杜波依斯

前文分析表明，至少在美国，对于研究种族和阶级的史学家而言，【5】当务之急不是划清种族与阶级之间的界限，而是要弄清楚种族与阶级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关注种族和阶级是如何相互渗透的，比如，从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和亚历山大·萨克斯顿的著作，到最近关于“种族形成”[20]的研究。但是在理解美国种族与阶级的辩证关系方面，W. E. B. 杜波依斯的思想无人能及。虽然杜波依斯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写作，但他也为种族和阶级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斯特林·斯塔基曾对黑人民族主义传统进行了翔实地描述。杜波依斯沿袭了这种盛行的黑人民族主义传统，并从中获取新视角，睿智地批判了过度简单化的阶级分析。[21]与托尼·莫里森、C. L. R. 詹姆斯（C. L. R. James）、詹姆斯·鲍德温等研究“白人问题”的非裔美国学生一样，杜波依斯清楚地看到了白人身份并非生而有之，而是在理智、道德和政治方面真实存在的问题。最终，杜波依斯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种族与地位的思想给予了批判性的评价，并批判地借鉴了韦伯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22]

因此，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重建》不断树立振聋发聩的理论形象，并有意将种族与阶级相结合。对于杜波依斯而言，黑人的重建是“我们（美国）劳工运动”的关键所在。该书是围绕工人活动写就的，但可悲的是，于杜波依斯而言，这些工人的作用在于区分种族范畴：如第一章题为“黑人工人”，第二章题为“白人工人”。对于种族主义思想，白人劳工不止有接受和抵制两种选项，他们还会主动拥抱、欣然采纳，有时甚至会采取残酷的行动来践行这些思想。因而，问题不仅在于白种工人阶级正处于可能被操纵投身种族主义的关键时刻，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思考白种工人阶级的意义以及其作为白人从中可获得的利益。[23]

杜波依斯认为，从短期利益来看，工人们根据其白人身份来定义自己是情有可原的。他认为，在某些时间和场合，这种优势体现在其薪水上。白人和本地技术工人的工资比黑人的工资甚至世界水准都要高。[24]对于白种工人最在意的部分，杜波依斯进行了十分细致的研究，对此他做出了关键而巧妙的解释：即使他们“拿到了很低的工资（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某种……公共和心理工资的补偿”。在此，杜波依斯不仅强调地位，还强调地位与实际社会收益的联系程度。他继而阐释道：

他们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只因他们是白人。他们，以及各阶层的白人，可以自由参与公共活动、进出公园……警察是他们的人，法院会根据他们的投票给予白人宽大处理……公职人员是他们票选出来的，虽然这对经济状况影响甚微，却会对他们的个人待遇影响深远……社区里最好的学校是白人学校，位置极佳，造价是有色人种学校的二到十倍。[25]

这些细节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白人身份带来的满足可以当作一种“工资”来取悦白种工人。也就是说，种族赋予的地位和特权可以用来弥补南北隔阂、缓和阶级剥削。白种工人可以将其身份塑造为“非奴隶”“非黑人”，从而定义并接受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而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但杜波依斯认为，当白人工人安于如此时，其工资往往就变为泡影。美国所谓“最伟大的冒险是人类的自由，是人类精神从低级的口腹之欲中解放出来自由地梦想和歌唱”，让位给导致“资本主义为白人劳工所接纳、推动并认可”的种族主义，让位给“被摧毁的民主”。种族情感和白人身份所带来的好处，让南方白种工人忘记了他们与穷苦黑人具有“几乎相同的利益”，也让他们接受了自己和那些更受压迫的人所面临的物质匮乏的生活。[26]

杜波依斯认为，白人至上不仅使工人阶级的团结受损，也使其眼界受限。他将白人中的种族主义现象与其蔑视辛勤工作、追求工作之外的满足感以及逃避、不愿面对剥削联系起来。杜波依斯认为，若不是奴隶制和种族主义传统导致工人阶级重视白人身份，那么这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将变得更好、更注重阶级意识。[27]尽管这些立场被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为本质主义者，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模式，使我们在阶级形成的大背景下，向着理解白种工人追求白人身份的现象迈出了一大步，而没有将视野局限于狭隘的就业竞争范畴。[28]同样，本书力求效仿《黑人的重建》之基调，故而与其说是愤怒，更多的是悲痛。

论点与研究方法

本书用大量篇幅，论证了注重白人身份是白种工人用以应对其惧怕依赖于雇佣劳动，却又必须遵守资本主义运作机制的方式。随着美国工人阶级发展成熟，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在这样一个蓄奴制犹存的共和政体内，革命传统使得追求独立成为一种强烈且勇敢的个人理想。但是，在这个年轻的国家却涌现出大量的奴隶劳工和雇佣劳工。而要想与雇佣劳工言归于好，方法之一便是与奴隶劳工划清界限。尽管人们已尝试过直接比较奴役和雇佣劳工（即“白人奴隶”），但对于内战前尤其是北方的白种工人来说，他们对“自由劳动”的呼声持续高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白种工人阶级一边循规蹈矩，一边又因惧怕依赖雇佣劳动而产生焦虑情绪，故而在其形成过程中开始将黑人塑造为区别于自我的“他者”——象征着白种工人所憎恨却又渴望的前工业时代的生活方式，糜烂粗俗、无忧无虑。这种思维方式对爱尔兰裔美国移民工人特别有吸引力，尽管这些工人的“白人身份”饱受争议。

在历史时期划分方面，虽然早期的思维习惯和殖民者压迫美洲原住民的模式明显构成了工人阶级白人身份史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至少在美国北方，19世纪的前65年才是工人阶级“白人身份”的形成阶段。内战，尤其是在战争期间，黑人为争取自由独立而对白人进行的打击，使白人身份所赋予的自豪感受到严重质疑。然而，此时的白人优势已牢牢扎根，并准备好继续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存在。引用杜波依斯的话说，这种白人身份的优势，不仅建立在“经济剥削”上，还建立在各种“种族传统”上。[29]

在研究方法和论据方面，除得益于杜波依斯和劳工史学家们的研究贡献外，该研究还深受近期奴隶制史学研究工作的影响。研究力图做到像劳伦斯·莱文和斯特林·斯塔基一样敏锐，广泛利用民俗、笑料、歌曲和语言等资源来丰富奴隶制研究。[30]特定阶级试图把自身渴望投射到一个遭受蔑视的种族身上，以此来解决其阶级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于是白人身份应运而生。这种分析直接源于乔治·拉威克所著《从日落到日出：黑人共同体的形成》（From Sundown to Sunup: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Community）一书的最后几章，文中探讨了17—18世纪英欧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31]不为人知的是，拉威克的成就得益于弗洛伊德传统。而我则得益于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和乔尔·科维尔（Joel Kovel）的研究，他们极力坚持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精神分析框架内。科维尔写道：“正如创造白人财富会将黑人族裔推入深渊一样，受尽屈辱的黑人身躯也势必会刺激人们不断追求虚妄的金钱。”[32]在拉威克和科维尔的作品中，将自身欲望投射到他人身上的行为，与理想主义事业大相径庭。

由于我强调通过他者性构建身份，并将语言变化作为种族和阶级认知的综合证据，所以该研究可能会很大程度上受到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但事实上，除了借用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早期思想，即后结构主义重新认识的思想外，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除了某些特例外，将后结构主义应用于历史的尝试之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他们费尽心思探究文献和语言能否揭示过去，还因为他们倾向于研究“个体”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甚至认为“每一代人”都能在文本中找到不同内涵。[33]另一方面，巴赫金认为“在任何特定时刻……语言不仅划分为各种语言学上的方言，还可以划分为社会意识形态语言，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意义常常包罗万象且颇具社会争议，但它绝不是虚幻或脱离社会关系的。而事实上，对于巴赫金和像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阿奇·格林这样杰出的非后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者而言，语言的模糊性赋予其更为丰富的含义。[34]

语言是多变而富有内涵的，提到这点不得不佐以一个简单的例子。社会主义作家、海事工作者斯坦·威尔（Stan Weir）回忆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金山港，甲板水手把甲板上起重绞车上的鼓轮机称为“黑鬼头”。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初两年，旧金山的沿海劳动力由仅有小部分非裔美国人迅速发展为以黑人为主。尽管代表甲板水手的工会仍旧排斥美国黑人成员，但水手们通过改变其使用的语言认可了黑人码头工人的存在。于是，鼓轮机变成了“吉卜赛头”。[35]能指的变化标志着新的社会现实和种族意义的诞生。然而，对于支持种族隔离的工会中的白人海员、支持种族融合的工会中的白人码头工人以及黑人码头工人来说，这些变化的含义是全然不同的。当然，吉卜赛人可能会有不同看法。如果这样一个简单的地方性的例子就具有如此复杂性，那么我们便可以探讨不同的劳动人口如何定义或重新定义诸如“雇佣”“主人”“老板”“白奴”“浣熊”“仆人”和“白种自由劳工”之类的名词，这必将是如履薄冰却又激动人心的研究。

注释

[1] Cyril Briggs, ‘Further Notes on [the] Negro Question in Southern Textile Strikes’, The Communist 8 (July 1929): 394; W.E.B. Du Bois, The World and Africa: An Inquiry into the Part Which Africa Has Played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1965, 18–21;詹姆斯·鲍德温在其电影《票价》中谈到了自己的经历。另见Baldwin, ‘Dark Days’, in his The Price of the Ticket, New York 1985, 666。

[2] Ralph Ellison, Shadow and Act, New York 1972, 116; Coco Fusco as quoted by Bell Hooks, ‘Representing Whiteness: Seeing Wings of Desire’, Zeta 2 (March 1989): 39; Toni Morrison, ‘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 The Afro-American Presen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28 (Winter 1989): esp. 2–3 and 38. 参见Manning Marable, ‘Beyond the Race-Class Dilemma’, Nation 232 (11 April 1981): 432。

[3] Barbara Fields, ‘Ideology and Race in American History’, in J. Morgan Kousser and James M. McPherson, eds, Region, Rac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82, 143. 另参见Alexander Saxton’s introduction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Republic, London 1990,其内容主要研究了19世纪美国的种族、阶级和政治问题; Michael Omi and Howard Winant, 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8, 62–69; Oliver Cromwell Cox, Caste, Class and Race: A Study in Social Dynamics, New York 1970 (1948), 319–320; Calvin C. Hernton, Sex and Racism in America, New York 1965, 175。

[4] Herbert M. Hunter and Sameer Y. Abraham, eds, Race, Class and the World System: The Sociology of Oliver C. Cox, New York 1987, 31, and Cox, Race Relations: Elements and Social Dynamics, Detroit 1976, 6.

[5]　如William Junius Wilson, esp.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Chicago 1978, and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1987; Adolph L. Reed, Jr., The Jesse Jackson Phenomenon, New Haven, Conn. 1986;Karen Winkler, ‘Civil Rights Scholars Say Economic Equality Eludes Minoritie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9 November 1989, A–11。

[6] Fields, ‘Ideology and Race’, 165.

[7] Cox, Race Relations, 6; Edmund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America, New York 1975.

[8] 如Winkler, ‘Civil Rights Scholars’, A–11, and Walter E. Williams, The State Against Blacks, New York 1982。

[9] Earl Browder, ‘Some Experiences in Organizing the Negro Workers’, The Communist, January 1930, 40.

[10] Cox, Caste, Class and Race, 470; Hunter and Abraham, Race, Class and the World System, 24–25.

[11] 见David R. Roediger, ‘What Was So Great about Herbert Gutman?’, Labour/Le Travail 23 (Spring 1989): 255–261, and ‘Labor in White Skin: Race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in Mike Davis and Michael Sprinker, eds, Reshaping the US Left: Popular Struggles in the 1980s, London 1988, 287–308。

[12] Gus Hall as quoted in E. San Juan, Jr., ‘Problems in the Marxist Project of Theorizing Race’, Rethinking Marxism 2 (Summer 1989): 59.

[13]　如Wilson’s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and Edna Bonacich, ‘Advanced Capitalism and Black-Whi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February 1978): 44。

[14] George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a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New York 1917; Thomas F. Gossett,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 New York 1983.

[15]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William L. Van Deburg, Slavery and Race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Madison, Wis. 1984, and Joseph Boskin, Sambo: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n American Jester, New York 1986。

[16] Philip Foner, Organized Labor and the Black Worker New York 1976; Herbert Hill, Race and Ethnicity in Organized Labor, Madison, Wis. 1987.而亚历山大·萨克斯顿的著作《白人共和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Republic）则为该领域极具开拓性的例子。

[17] Roediger, ‘Labor in White Skin’, passim.

[18] Omi and Winant, Racial Formation, 30–37; Michael Reich, Racial Inequality: A Political-Economic Analysis, Princeton, N.J. 1981, 268–313, quote from p. 269;里奇还认可技术工人从种族歧视行文中获利，他将技术工人归为所谓“高收入白人”以达成其目的（第268页）。Bonacich, ‘Advanced Capitalism and Black-WhiteRelations’, 35.

[19] Nell Irvin Painter, ‘French Theories in American Settings: Some Thoughts on Transferability’,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 (Spring 1989): 93.

[20] Stuart Hall, ‘Race, 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 in UNESCO, Sociological Theories: Race and Colonialism, Paris 1980, 340–345; Omi and Winant, Racial Formation, esp. 57–69; Saxton,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of Racial Inequality’, Marxist Perspectives (Summer 1979): 146–168.另见Colette Guillaumin, ‘Race and Nature: The System of Marks’, Feminist Issues 8 (Fall 1988): 25–44。

[21] Sterling Stuckey, Slave Culture: Nationalist Theor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Black America, New York, 1987.

[22]　见George Fredrickson, The Arrogance of Ra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Slavery, Racism and Social Inequality, Middletown, Conn. 1988, 4–5; Herbert Aptheker,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W.E.B. Du Bois, Amherst, Mass. 1973–1978, 1: 106–107 and 3: 44–45。

[23] W.E.B.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0–1880, New York 1977 (1935), 727 and passim.

[24] Ibid., 30 and 633–634.

[25] Ibid., 700–701.

[26] Ibid., 30 and 700.

[27]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27–30, 347, 633–634 and 700–701. 另参见Du Bois,‘Dives, Mob and Scab, Limited’, Crisis 19 (March 1920): 235–236。

[28] Sean Wilentz, ‘Against Exceptionalism: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26 (Fall 1984): esp. 2–3．另参见Norman Geras, ‘Ex-Marxism Without Substance: Being a Reply to Laclau and Mouffe’, New Left Review 169 (May–June 1988): 43–46; and Cornel West,‘Rethinking Marxism’, Monthly Review 38 (February 1987)，文章中他对本质主义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29] W.E.B. Du Bois, Dusk of Dawn: Autobiography of a Race Concept, New York 1940, 205.

[30] Stuckey, Slave Culture; Lawrence W. Levine, 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 Afro-American Folk Thought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New York 1977.

[31] George Rawick, From Sundown to Sunup: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Community, Westport, Conn. 1972, esp. 125–147.有关本书具体从哪些方面得益于拉威克，详见我的‘Notes on Working Class Racism’，New Politics [Second Series] 7 (Summer1989): 61–66。而黑格尔对于拉威克（也包括我本人）研究的助益，也同样显而易见。

[32] Kovel, White Racism: A Psychohistory, New York 1970, 197．另参见Frantz Fanon, Black Skins, White Masks, New York 1967。

[33] 特例包括围绕印度期刊《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团队研究成果，以及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1988。

[34] Michael Holquist and Caryl Emerson, eds,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M. Bakhtin, Austin, Tex. 1981, esp. 271–272．另参见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1976, 以及阿奇·格林即将发表的有关“fink”（破坏罢工之人）和“wobbly”（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等词的研究。

[35] 见1989年5月30日斯坦·威尔写给我的信。

(1)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最南端，该市得名于埃及首都开罗。

(2)　摩城音乐（Motown music）：20世纪60年代，青少年的流行音乐偶像大多为白人，底特律一家唱片公司“摩城”（Motown）把带有索尔倾向的黑人音乐与波普结合，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摩城也因此成了流行音乐中的一种风格代表。“索尔”（Soul），指一种黑人音乐，亦称“灵歌”。

(3)　白皮佬（cracker）：美国英语里对贫穷白人，特别是对美国南方乡村地区白人的贬称。

(4)　美国重建时期，指的是美国历史上1863年到1877年，当南方邦联与奴隶制度一并被摧毁时，美国试图解决南北战争遗留问题的尝试。

(5)　吉姆·克劳（Jim Crow）：由美国喜剧演员托马斯·赖斯（Thomas Rice）在19世纪上半叶创作的舞台剧角色，用以讽刺调侃黑人形象。这一形象在美国广为流传，逐渐成为对黑人的一种歧视性代称。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亦被称为《吉姆·克劳法》。

第二章　白种工人的前世
——19世纪前的移民殖民主义、种族和共和主义

如今，美国大选的胜负，总让“白种工人”的票向备受关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常常想当然地把“工人”一词理解为白人男性，正如保守派民主党人呼吁放弃“特殊利益”、重回吸引“普通工人”的政策，但这种说法丝毫没有意识到“普通工人”中包含更多黑人、拉美裔、亚裔和女性的事实。最有趣的是社会学家大卫·哈勒（David Halle）近期对白种工人自我认知的评价。哈勒写道，他所研究过的新泽西化工工人更喜欢称自己为“工人”（在谈论其消费模式时，自称为“中产阶级”或“中下阶层”）。哈勒还发现，英语中的“工人”（“working men”）一词同时指明了其阶级身份和性别身份。但该词的实际使用也暗示了种族身份，暗示了对白人身份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强烈到不言自明。也就是说，白人化工工人并不把从事类似工作的黑人称为“工人”，尽管他们比这些白人化工工人的同胞更可能成为劳联-产联⁽¹⁾的成员。相反，“工人”这一类别被“理所当然地”白人化，而黑人工人则成了“入侵者”，并被质疑整天“游手好闲”。[1]

也许“白种工人”这一类别的“自然性”同样使历史学家蒙蔽了双眼。将种族、奴隶制和内战前劳工出色地结合在一起的史学研究，往往集中于探讨白种工人是否支持或反对反奴隶制倡议及其缘由上。奴隶制的存在以及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的批判，是如何一步步将雇佣劳动演变为英裔美国资产阶级的正当做法的，大卫·布莱恩·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对此进行了出色的研究，但在奴隶制如何影响美国工人阶级意识方面，类似研究仍有待我们完成。埃德蒙·摩根探讨了奴隶制如何塑造了弗吉尼亚殖民地白人对种族、自由和工作等问题的看法，而对于19世纪的工人，我们也缺乏类似的研究。然而我们知道，从“白人奴隶”到“自由劳工”，内战前的白种工人在评述自己时，不得不提及奴隶制，甚至是种族意识存在的事实。正如戴维斯所言，如果仅仅是关于奴隶制及其废除的论述便影响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劳动改革，那么，美国出现类似的进程也不足为奇，毕竟那时的英国没有奴隶，而美国却有400万奴隶。[2]

本书不仅将白种工人作为历史现象来阐述其崛起过程，而且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并非由来已久。书中论及“白人”和“工人”这两个词（或者类似更为常见的名词，如“白人自由劳工”“白人奴隶”和一系列结合种族与阶级的委婉表达）直到19世纪才有意义地成对出现。这一时期，美国公民受到革命胜利和共和政体思想的教育，渴望政治经济独立，到1860年，美国约有一半的非奴隶劳动力依赖于雇佣劳动，并受制于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劳动纪律。[3]在这个蓄奴制的共和政体中，独立尤为珍贵，但同时，独立也受到了种种威胁，特别是在美国北部工匠中，奴役黑人成为衡量其依赖或堕落程度的试金石。因此，种族和阶级的形成在每个历史转折中总是相互渗透的。然而，直至美国革命和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变革相结合，化解了美国受到英国政治“奴役”和白人间各种形式的非雇佣依赖关系等复杂问题之后，这一渗透过程才发生。白种工人出现于19世纪初，这与美国北方城市中种族主义普遍盛行的时间相吻合。[4]

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17—18世纪就是没有种族之分的理想乌托邦时期，也不是说这些时期的工匠和劳工不会像其他美国人那样从种族的角度看待社会。相反，这表明，无论这个社会存在怎样的种族主义态度，总的来说，都无法将白人身份与捍卫工人的独立自主合理地联系起来。经济依赖关系的多样性、白人和黑人，以及对于美洲原住民过度独立的看法，给肤色与奴性之间的等式打上了问号。依赖关系的范围不能简单粗暴地在雇佣劳动和奴隶制之间进行比较。此外，只有随着革命一代高度政治化，独立的理想才能在美国白人的“下层社会”中充分发挥其多方面的力量。因此，本章就白种工人的“前世”加以阐述，探讨在殖民时期的美国，移民殖民主义和反黑情绪对白人意识的普遍产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白人”在殖民时期无法像19世纪那样改造“工人”身份，阐释了在19世纪工人阶级加速形成的过程中，革命是如何通过创造新的可能来推动改变白人身份的社会意义，将“自由人”或“独立技工”等名词与“白人”混为一谈。

白皮肤殖民者与红皮肤印第安人

“白种人”一词本指与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接触的欧洲探险家、商人和殖民者。因此，“白人”一词的出现甚至早于英国人在北美永久定居的时间。在美国，该词早期既可以区分欧洲殖民者和美洲原住民，还可以区分非洲人和欧洲人。[5]因此，可以说白种工人的萌芽始于殖民者对于美洲原住民的印象。此外，殖民者为将其剥夺美洲原住民土地的行为合理化而塑造的形象，与工作和节制有着密切的联系。殖民者认为，“懒惰的印第安人”胸无远见、纵情声色，他们不懂得“节省”或“控制”上帝赐予的丰富资源，故而理应丧失这些资源。于是，工作和白人身份变成了强取豪夺的条件。殖民者开始认为自己是“辛勤工作的白人”，从而区别于他们想象中印度安人的生活方式，不论他们是否真的比这些美洲原住民更加努力安稳地工作着。[6]

至19世纪初，美洲原住民人口日益减少，特别是在东北部，从事劳动和手工业的白人工匠聚集于此，这使得与印第安人打交道的机会屈指可数。然而，反印第安种族主义和边疆神话仍经久不衰。对此，赫尔曼·梅尔维尔讽刺道：“在这片土地上，对印第安人的劫掠曾肆意盛行，如今这种强取豪夺虽基本停止了……然而对印第安人的仇视却不曾随之消失。”“文明”仍将自己定义为“野蛮”的对立面，但事实上，正是为了界定文明本身，才创造了野蛮。“白人”对男子气概、土地使用、性、个人主义和暴力的态度受到了与美洲原住民的真实接触和对美洲原住民的幻想的影响。劳动人民即使没有像其他社会群体那样将其完全内化为自身思想的一部分，却也必然未能免俗。此外，向美洲原住民祖居地扩张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是劳动人民特别关切的问题之一，贯穿了美国革命时期和早期共和主义杰克逊时代。随后我们将述及，土地是早期劳工运动的核心问题，许多组织者将其与美国经济独立的可能性密切联系起来。这不足为奇，反印第安思想在“美国种族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到1850年，雷金纳德·霍斯曼（Reginald Horsman）极力推崇的“白人”这一独特标签在美国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7]

尽管反印第安人的种族主义在塑造美国白人的自我认知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但印第安人并不是欧裔美国工人最终将自己定义为白人的参照物。在早期试图通过奴役印第安人来“消灭野蛮，促进文明”的尝试失败后，显然，除皮货交易外，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种种联系转向了土地与征服，而不是劳动力。而当大量美国人开始接受雇佣劳动时，那些留下来的美洲原住民常常在各种情况下被笼统地归为“有色人种”甚至“黑白混血人种”（至少在法律上如此），有时是因为他们与众多黑人混迹在一起，但有时即使他们形单影只也会被混为一谈。在民间使用中，19世纪20年代出现了“红黑鬼”（red nigger）这个有趣的称呼，人们用指代大众更为熟悉的黑人群体的种族语言来描述美洲原住民。[8]

即使在神话层面上，由于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没有广泛直接的接触，印第安人很难成为白人判定自己是否是工人的参照。而与黑人奴隶甚至北方“自由黑人”比较则要容易得多，因为白人往往把这类群体看作是奴颜婢膝之辈。因此，在衡量白种工人的身份时，通过与黑人的一系列比较，白种工人可以清楚地刻画出自我形象，然后一如既往地，他们因独立而感到自豪，也因日益增长的依赖关系而不胜恐惧。但人们认为，无论是神话中还是历史上的美洲土著男性都是十分独立的，所以他又离奇地变成了美国革命的象征，不仅出现在了波士顿倾茶事件中，还为当时的许多政治漫画家所使用。因而，任何对于白种工人地位的系统社会建构，如若将美国土著人也视为“他者”，他们就必须把有色人种当作一种范本，而不是反面参照。所以，这种形象远比皮货交易中少数“本土化的”白人更加罕见。[9]

在美国西部土地问题的背景下，那些思考印第安人问题的工人们也有着殖民定居群体的普遍倾向，他们希望减少有争议地区的土著人口、缩减印第安人的领地范围。印第安人正在消失，这使得印第安人更加无法成为白人劳工衡量自身地位的参照。例如，在一本19世纪吟游诗人的书中，就有一段巧妙构思的小品文，题为《赛马》（“race”，也有“种族”之意），通篇借用“race”一词的社会范畴和赛马两种含义达到一语双关的效果。而对美洲土著人，那句简短的双关语只是淡淡地说道：“印第安人的赛马要开始了（印第安人气数将尽）。”出于各种原因，白种工人可以意味深长地说自己是一个“雇佣奴隶”，但却不会说自己是“雇佣印第安人”。他会抱怨自己不得不“像黑人一样工作”，却不会说“像印第安人一样工作”。[10]

白人眼中的黑人

如果“白种工人”主要依靠将自己与黑人做比较而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社会范畴，那么我们可能会问，这一进程是否始于17世纪，而非19世纪。事实上，温思罗普·乔丹（Winthrop Jordan）在其阐述全面且论述充分的《白人眼中的黑人》（White over Black）一书中追溯了詹姆斯敦⁽²⁾建立之前美国种族主义的根源，表明英国人对于深色事物和人种的敌意已经成为其世界观中的一股强大力量。对于种族，“美国态度”是否导致了一种全面而一致的种族主义思想，从而影响了1800年以前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行为，这至今仍是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无独有偶，种族主义是否促使美国人迅速且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奴隶制？奴隶制逐渐演变，是否主要由白人之间的社会紧张局势和劳工需求推动？是否为种族主义态度的起因而非结果？[11]关于这些问题，仅仅是考虑到那些从政治领袖、神学家和知识分子留下的记录中提取出的线索，就已经足够让人头痛了，但这些记录，却恰恰是种族思想领域权威历史学家的最爱。而那些非上层白人殖民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将世界清楚地划分为各种种族名称，并把白人至上思想根植于心，针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则更加匮乏，并且可能要复杂得多。“自下而上”地探究17—18世纪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态度，近乎完美地验证了芭芭拉·菲尔兹的观点，即种族态度是“滥交的动物”，他们有时可以和看似对立的某一方相处融洽。[12]尽管如此，总的来说，早期的反黑人态度显然是白种工人萌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其发展史的重要部分。

从1607年至1800年，在某些地区和特定时期，令人惊喜的是“下层”白人似乎并没有种族意识。或许他们从未愚蠢地接受乔丹所描述的社会普遍所奉行的白人至上主义态度。或者，如奥尔登·沃恩（Alden Vaughn）所说，白人以种族主义者的身份出现，但却开始“消除偏见，逐渐了解黑人”。[13]不管怎样，在社会底层，种族界线总是摇摆不定、暧昧不明的。1680年以前，弗吉尼亚州“各色人等”大多是混血，他们同样渴求土地，渴望社会交际，在叛乱中团结一致，有时甚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不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白人契约奴役与黑人（甚至印第安人）仆人或奴隶一起逃跑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白人逃亡者的黑人同伴更容易被拦截和审问，这让他们遭到了更多审查。[14]G. S. 罗韦（G. S. Rowe）对18世纪晚期费城的黑人被告与刑事法庭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其研究表明“在平等条件下，两个种族的下层阶级往往比其上层社会更容易接受对方”。罗韦表示，贫穷的白人会收留黑人在逃奴仆，与黑人载歌载舞，有时还会参与两个种族共同小打小闹的轻微罪行。史蒂文·罗斯沃姆对费城革命的研究表明，市政官员们急于废除集市，因为在这里，不仅是白人仆人，就连白人学徒工都可以不受约束地与非裔美国人来往。[15]一些主要的城市奴隶起义，例如1741年的纽约市奴隶起义和1800年发生在里士满的加布里埃尔起义，都有白人参加。而在早期的弗吉尼亚起义中，据说一些“极度贫困”的白人会给予他们有限的支持。[16]

黑人群体主导了18世纪晚期的社区节日，比如新英格兰地区许多城市举行的黑人选举日大型庆祝活动，以及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举行的五旬节庆典⁽³⁾等。正如马萨诸塞州林恩市的詹姆斯·纽霍尔（James Newhall）所说，这些活动令当局非常担忧，特别是由于有“我们的白人下层阶级”的大量参与。事实上，在纽约，多年来不同种族下层阶级齐聚一堂的娱乐活动十分普遍，黑人给白人流行的娱乐活动也带来了显著的影响。[17]

许多工匠不仅捍卫奴隶的自由权利，还致力于捍卫黑人的思辨自由，其中就包括极其能言善辩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8]在革命时代和共和国早期，工匠们似乎普遍赞成废除北方的奴隶制，甚至在马里兰州，他们对自由黑人的公民权被“正式”剥夺表示担忧和不安。[19]而在城市手工业工人中，黑人工匠所占的比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高。在费城，1795年加里·纳什（Gary Nash）的抽样调查显示，有14%的黑人男性从事手工业，而谢恩·怀特（Shane White）的纽约市研究显示，1800年，有37.8%的男性自由黑人户主从事手工业，而这一比例在此后十年内会下降四分之一。[20]

白人中也存在着许多毫无自由可言的阶层，这使得在任何一个理想化的自由白种工人与一个可怜而又饱受嘲弄的奴隶黑人工人之间划清界限变得异常困难。契约奴役、强迫服役、学徒制、监犯劳工、农场租佃、雇佣劳工以及雇佣劳动与自由农业融合等模式，在白人中造成了持续的压迫。当然（尽管在殖民地法庭案件中零星地提到了白人“奴役”），这种身份连续体并没有像对待有色人种的奴役那样，将压迫延伸到动产奴隶这样的极端。[21]但是，在生活地位和适合白人的工作种类方面，却不可能与那些仅限于黑人的工作种类有一目了然、清楚明确的区别。但人们偶尔也会发现，有人试图将两者鲜明地区分开，比如1740年，一位卡罗来纳州商人向埃格蒙特伯爵（Earl of Edgmont）评论道：“……有黑人的地方，白人便会鄙视（在田间）干活，他会说，‘难道你要我做奴隶，像黑人一样干活吗？’。”[22]但一般来说，各种各样的白人（不仅仅是契约奴役）被称为“仆人”，而这个词加上“终身的”“黑人”之类的词汇也用来形容奴隶。在美国革命结束后的30多年里，这种称呼对于白人雇员而言是绝对无法容忍的。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在17—18世纪的美国，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大多数地区的奴隶和白人仆人的工作实际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23]

但这并不等于17—18世纪的劳动人民没有种族意识，也不是说他们明知白人至上对自己大有裨益却不愿利用。人们对于种族的态度的确各不相同、众说纷纭，却对立共存着。因此，平等主义者富兰克林也希望把美国变成一个“白人”的国度，并把白皮肤看作是“本国的肤色”，他甚至认为“黝黑的”德国人也不够白。[24]同样，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人口变化后，17世纪70年代弗吉尼亚州的“各色人等”中，混血的白人也被招募到了白人的团结事业中去。工匠们多为奴隶主——事实上，直至1790年，他们都是纽约市最大的奴隶主群体。[25]

但在大多数地方，这种将白人意识与工人身份意识相结合的尝试失败了，而这一点对于当前的目的来说至关重要。毫无疑问，以纽约市和查尔斯顿为中心抗议使用奴隶劳工的传统由来已久，因为正如17世纪末人们控诉的那样，奴隶劳工让白种工人“更加贫困了”。但是，尽管在许多城市和城镇，人们往往会对被迫与奴隶劳工竞争而愤懑不平，怨恨情绪逐步积累直至爆发。少数情况下，也有白种工人成功获得了公共政策的支持，限制奴隶竞争，但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不明朗。目前还不清楚这种骚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种族的。一些呼吁似乎将“奴隶”和“黑人”画上等号，同时暗示应对自由黑人设立种族障碍。但也有人有组织地控诉着雇佣“外来者”和“士兵”。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工人自然想要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他们是以“陛下的白人臣民”的身份发出呼吁，或者用任何其他有可能奏效的逻辑来为自己申诉。总的来说，正如乔丹所言：“（与黑人进行）经济竞争的迹象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偶然性。”面对强大的奴隶主随心所欲地使用其财产的权利，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白种工人与白人契约奴竞争优于与奴隶竞争，抱着或许有一天他们也能拥有一个奴隶的期望，大多数工匠选择继续在相对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工作。[26]即使在美国革命之后，也不能简单地将北方废除奴隶制的举动视为白种工人限制劳动竞争的尝试已取得胜利。[27]

纽约市的马车夫是一群成功跻身白种工人行列的非典型殖民工人，对他们的简要探讨，阐释了基于种族诉求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偶然性波动与将种族、工作和公民身份相结合的自我之间的区别。1695年后，市政府特许马车夫成为“自由人”，他们用单驾马车运输货物，并垄断了这个行业。市政府从这些马车夫那里收取许可费，并确保他们遵守规章制度。因而，这些车夫既受到保护，免于与临时工（通常是农场工人）竞争，还获得了在城市选举中投票的权利，也不会被抓丁团强行征用去做水手。基于荷兰和英国日渐衰落的自由主义传统，这种许可通过授予“自由人”地位为英国官员培养忠诚的政治支持提供了机会。自1689年至1691年的纽约莱斯勒叛乱后，该体系扩展到28个行业，成了化解阶级分裂、缓和英荷紧张关系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马车夫中，自由人身份成为其高傲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它将民权与一个行业和白人至上相结合，这样一来，黑人便永远不会享有自由人地位。此外，与纽约市的其他职业不同的是，马车夫们能够利用种族障碍法规及其自身的政治权力，阻止奴隶受雇也成为马车夫。这种种族障碍法规甚至在开始授予自由人身份之前就已通过，这可能是为了巩固年轻的英国政权和荷兰马车夫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马车夫不仅不会受到来自城市中大量黑人竞争的影响，还不用与那些拥有奴隶的商人竞争，而且他们还可以雇佣黑人做帮手，支付的酬劳也只占白人帮手工资的一小部分，有时甚至只用酒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白人身份、公民权利和工作问题已混为一谈，概括为一个词就是“自由人”。[28]美国革命可能促使美国建立为一个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自由人”受到鼓动与奴隶形成对立的国度。

政治奴隶制、白人奴役与共和自由

在美国革命高度政治化的时期，常常用“奴隶制”来比喻白人的政治困境。关于白人“政治奴役”的典故比比皆是，一些评论员将白人契约奴与奴隶做比较，尽管这些仆人通常不会自己公开进行这样的比较。但是，大量的隐喻并未表明“白种工人”作为一种自我认同已经在美国崛起。相反，白人不断提及其不自由的处境，恰恰说明了白人身份和独立自主之间并没有牢固的联系。而黑人也并未完全与奴役画等号。但是，美国革命成功地将独立当作一种现实和理想在白人中传颂，虽然在解决黑人压迫问题上失败了，但这些都有助于改变这一切。

正如马库斯·坎利夫（Marcus Cunliffe）所说，在英美自由主义者的慷慨陈词中，“自由”的反义词就是“奴隶制”。[29]美国人一贯把英国和其他敌人的意图解释为奴役自由人民的阴谋。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在革命前写道：“这世上只有两种人：自由人和奴隶。”他还补充道：“自由人的定义就是，不会受制于任何他所不认同的法律”，而向议会投降“不仅会使美国人变成奴隶，而且是最可恶的奴隶主手中最可悲的奴隶！”。[30]因为革命者，特别是手工业革命者，把积累和保障生产性资源的机会与“追求幸福”完全相提并论，而税收权就意味着“奴役”权。亚当斯预见到一个“被债务和税收压死”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史蒂芬·霍普金斯（Stephen Hopkins）在1764年的文章中清楚地照搬了共和党的逻辑，大致内容是：“那些被别人随意征税的人不可能拥有任何财产……而没有财产的人，便没有自由，只能沦为最卑微的奴隶。”[31]

若要拿对美国自由白人的限制与对黑人奴隶的限制相比较，这种言论则显得夸大其词，以至于人们可能会认为，对政治“奴隶制”的革命性批判仅仅是重复了早先的英美激进言论，与实际的动产奴隶制并无关联。[32]这是错误的。尽管把任何对自由的威胁比喻为“奴隶制”，在几乎没有奴隶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早已根深蒂固，但其在美洲殖民地的特殊力量，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它与动产奴隶制相似。美国革命者一贯害怕被当作奴隶对待，有人形容他们如“几内亚奴隶”一样。当奴隶主和革命者阿瑟·李（Arthur Lee）抗议《宣言法案》时，他几乎是语无伦次地表达了自己的恐慌，这种恐慌，对于那些了解和操纵奴隶制度的人来说一定格外真切：

我看到，男人们被冷酷无情、枉顾法纪的人员带走，被迫与其悲痛欲绝的家庭分离，没有希望，没有补偿，永远无法返回。这些人被我们自己的政府和立法当权者在行使其专制权力时肆意对待。我看到每一条父亲、丈夫、儿子和兄弟间的亲密纽带，遭其撕碎、受其监禁、遇其冷眼、背其罪行。

约翰·亚当斯以笔名撰写了一系列幽默的连载文章刊登在报纸上，旨在强化自耕农和工匠的革命责任，他承诺：“我们不会成为他们（英国）的黑奴。上帝创造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变成黑奴的。我知道，因为他若要我们成为黑奴，会给我们黑色的皮肤和厚厚的嘴唇……而他并没有这样，因此从未打算让我们成为奴隶。”[33]

对于革命一代的劳动人民而言，关于奴役的隐喻以及统治与奴役的区别，他们的感受一定格外真切。约翰·洛克（John Locke）曾争辩说，动产奴隶制只能用在非洲人身上，因为这是“非常卑贱而又可悲的一种财产”，完全不适用于任何英国人。但美国激进分子就没这么肯定了。1770年，最伟大的激进派工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写道：

奴隶……是被偷走的人，要么被强行带走，要么用金钱购买……他可能会被主人再次卖掉或出租；他必须穿主人认为合适的衣服，满足于主人认为适合他的食物；他未经允许不得擅离职守，犯了小错就要严加惩罚。

富兰克林的定义，体现了一个（即使很富裕的）白人工匠眼中经济依赖性与奴隶制之间罕见的直接联系，它不仅涵盖了黑人奴隶制，而且还包括契约奴役，甚至还有富兰克林自己曾经历过的学徒制。他认为，英国有成千上万的“奴隶”，比如苏格兰矿工和英格兰水手。[34]正如约翰·范德泽（John Van Der Zee）所写的那样，这种白人奴役“赋予了‘自由’和‘暴政’这类词汇一种客观现实，使得人们在美国革命时期愿意为之受苦、牺牲”。[35]

但奴役的“客观现实”被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因为契约在独立和成为动产奴役之间戏剧性地保持了平衡。一方面，工匠是一个极其独立的群体。正如大卫·布罗迪（David Brody）所说：“工匠劳动力实质上是一支由雇主组成的劳动力。”由于通常不受行会限制，所以工匠只需创业就可以成为雇主。布罗迪补充道：“‘雇主’这个词……可以指任何个体工匠”，殖民时代后期和共和国早期最娴熟的工匠，就可以成为个体工匠。此外，许多在城市定居的非熟练工人也同样可以成为个体经营者。[36]

然而最初，工匠群体完全没有自由，更无独立可言，他们受到的待遇往往与黑人奴隶相当。根据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对在“革命前夕”殖民地登记的白人移民的抽样调查，“在最需要娴熟技艺的领域，（抵达的）工匠中有五分之四”签订了契约，而在“所需技艺较低的行业”中，这一比例只略有下降。贝林认为，这些数字都“值得注意”，而对此最好的解释是，这些熟练工匠没有为了通行倾其所有，他们带着微薄的积蓄来到这里，成为劳役，忍受契约的束缚，以求在遭受四五年的苦难后能更迅速地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37]

而许多事实表明，契约带来的不自由和困境虽然持续时间短暂，但在某种意义上比英国任何制度化的劳动剥削形式都要糟糕。“契约奴役”这个词，就像“绑架”一样，因其描述了殖民地征用劳工的极其残酷的现实而开始广泛传播。莎伦·塞林格（Sharon Salinger）在宾夕法尼亚州劳役问题上的研究还表明，随着革命的临近，这一制度只会变得更加“美国化”且更为声名狼藉。[38]在恶劣的运输条件下，契约奴与囚犯一同被运送至美洲，抵达时他们往往疾病缠身、蓬头垢面。随后契约奴会被拍卖出售，有时甚至是被扒光衣服后拍卖。如果没有在岸边售出，这些契约奴就会被批发给“灵魂贩子”⁽⁴⁾，他们会把白人契约奴带到乡间游街，有时用锁链捆着排成长列，然后把他们或单独或成批售出。因此，同时代的英国人把这种“臭名昭著的非法买卖”比作动产奴隶制，这并不奇怪。例如，在约克郡报纸上刊登的一封信中，发现这些契约奴是“公开出售为奴隶的”，而且他们“与黑人受到几乎同等的法律约束，得到同样粗劣的衣食”。在费城和纽约等城市，失去自由的白人常常和奴隶一起工作，有时还会和奴隶一起逃跑。[39]这些契约奴在法律上属于“主人的动产”，不过依靠惯例、契约条款和向地方法官求助等方式，他们得到了比奴隶更多的保护，还有可以预见到的奴役期的结束。[40]

契约奴役、学徒制、债务监禁、佃农制、雇佣罪犯和强行征用水手，如此种种让革命一代的普通白人遭受了各种社会压迫的痛苦经历，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对白人政治奴役的批判。[41]在庆祝英国撤离纽约市11周年之际，以工匠为基础的坦幕尼协会（Tammany Society）发出了响亮的共和主义号召，呼吁“迅速废除美国所有形式的奴隶制”，其措辞反映出将一系列邪恶行径归为“奴隶制”的倾向。[42]

失去自由的白人和黑人动产奴隶在持续压迫下相互靠近，促使他们对彼此产生同情，这确保了在革命动荡时期和革命之后，“传播自由”的呼声引起了人们对种族奴隶制和契约奴役的抨击。1774年，汤姆·潘恩⁽⁵⁾为了避免负债入狱，卖掉了伦敦的紧身内衣店；1775年，他在费城对“美国的非裔奴隶制度”发起了攻击，这几乎是他在费城的首要任务。潘恩在《宾夕法尼亚杂志》（Pennsylvania Magazine）上以“正义与人性”为名撰文，他赞同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批判的核心内容，即革命思想来自“黑奴的监工”。他想讨要一个说法，即美国人怎能“一面大声抱怨那些奴役他们的企图，同时却又奴役着成千上万的奴隶；并且每年都在把更多的人变为奴隶”。[43]与约翰逊的解决方案不同，潘恩认为应该抨击各种“奴隶制形式”。革命的势头、黑人在革命动乱时期为自由而罢工的能力，以及部分像潘恩一样参与政治的工匠所发起的活动，对新英格兰地区和中部殖民地奴隶制的逐步废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奴隶制没有扩展到美国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于1807年促使美国结束了奴隶贸易。然而，潘恩等人也有了这样一种念头，即动产奴隶制是由反共和主义的英国人导致的，因而不是美国人的责任——这种观点在《独立宣言》中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即使是在激进的工人中，其革命传统也没有得出明确的反奴隶制结论。[44]

走向种族主义：白人自由与黑人奴役

但是契约奴役并不是动产奴隶制，从长远来看，这种差异导致了共和党人对奴隶和奴隶制的蔑视。这个问题在大卫·布莱恩·戴维斯的《革命时代的奴隶制问题》（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一书中得到极佳阐释。戴维斯写道，“在（美国）革命之前，很少有殖民者能够想象到自己的地位会骤变”成为奴隶。戴维斯认为，“殖民者‘完全沉浸’在他们自由白人的身份中”，只有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自我怀疑和难以预料的身份”才使这种超乎想象的转变成为可能。[45]在像弗吉尼亚州这样的南部殖民地，情况可能就是如此，那里有大量的奴隶，契约奴的减少、对白人奴役的恐惧以及独特的遵从和民粹主义政治的发展，将这里初步打造成了彻底的“白种人的世界”。[46]但如果戴维斯能更加重视那些现在没有自由或以前没有自由和自由得不到保障的白人的地位，重视人们长期以来对政治奴役的恐惧，那么他可能会得出一个更为复杂的结论：大量白人依据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可能把自己想象成奴隶。

正是因为他们对奴隶有着强烈的同情，才导致了如此复杂的局面，但这种同情虽然重要，却是虚幻的。虽然两者的处境极其相似，使得白人可以或者有必要这样想象，但两者的差异依然存在，且对于普通白人而言，这些差异在他们如何看待奴隶和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上至关重要。契约奴是晚期殖民地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有时会小心翼翼地主张自己作为“天生自由的英国白人臣民”所应有的权利。很快，他们就会重获自由。[47]但奴隶出生时就是黑人而不是英国人，他们通常生来就是戴着枷锁的。他们一生都会背负着这些枷锁，而且还将传给他们的孩子。人们对奴隶和前奴隶的反叛和报复有着强烈的恐惧，但对于白人契约奴，在贝肯叛乱一个世纪后，人们认为他们虽不守规矩，却不会暴动。而在劳工群体中，动产奴隶所占比重远大于契约奴，而且，由于契约奴很快就会重获自由，所以美国人可以想象接纳没有自由的白人成为公民，却无法想象动产奴隶融入这一群体，也无法预见该如何补偿奴隶主失去的生产性资产。捍卫黑人奴隶制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利益远比捍卫契约奴役制度的利益要可观得多。[48]

简言之，白人奴役问题，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来看，都是可以并且已经克服的，而黑人奴隶制却不然。“政治奴役”，这个让各个阶层的美国人都怨声载道的隐喻，被白人中虽不对等但以世界标准来看非常成功的民主化进程扫除了。城市中契约奴役的长期下降趋势始于美国革命前20年的经济不稳定时期，并一直持续到战争期间，因为白人契约奴是用服兵役来换取自由的；加之英国移民枯竭，航运普遍下降，以及共和党打击“白人中的非法交易”。[49]这种奴役在战后重新出现，但主要是剥夺了德裔和爱尔兰少数族裔以及北方黑人的自由，而这些黑人往往是在长期奴役之后才得以“解放”。在革命后经济增长缓慢的几年里，至少在一些地区，对白人劳工的需求有所下降。到19世纪初，美国劳动体系中的契约奴役“数量已微不足道”。[50]

也许更重要的是，革命一代大量的契约奴已经履行完契约，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得到他们的“自由金”。在契约工匠中，许多人无疑已经实现了完全独立并翻身成为雇主。当然，这种社会流动并不总是像沃伦·史密斯（Warren Smith）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契约研究所显示的那么容易，该研究认为“查尔斯镇的白人仆人，在‘白人契约奴时代过去后’，可以挂出自己的小招牌”。但在美国革命的前中后期，美国社会对依然贫穷的个体工匠足够开放，足以证明阿博特·史密斯（Abbott Smith）措辞得体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美国提供了“比欧洲更好的获得体面独立的机会”。在这样一个年轻的美国，对于白人而言，契约是自由之人需要打破、摆脱或超越的东西。特别是在1763年以后，应雇主和工人的要求，像这样按月或按年雇用的家长式劳动关系，在城市地区有所下降。在美国革命前后，脆弱的城市经济并未给“下层社会”带来多少致富机会。但在贫困焦虑中，人们赢得了独立。[51]

更关键的是，城市白种工人得以将其自由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在1788年独立日庆祝批准联邦宪法的活动中，游行的费城工匠们满是自豪地将他们的职业和政治自由联系在了一起。椅子制造商的横幅“铆合起来，我们支持社会”（联合起来，我们支持社会）一语双关，而制帽商人宣布“与海狸产业一道，我们支持社会”（埋头苦干，我们支持社会）。[52]旧词赋新义，而且这种满含自豪和自信的表述得到了广泛的传颂。“技工”一词在美国革命运动开始前带有消极的含义，通常用来形容“低等工人”“刻薄小气”，甚至是“奴隶”工人。但是，正如霍华德·洛克（Howard Rock）所说：“对于技工而言，这场革命将先前的经济政治成果转化为了积极参与创建新共和政体的全新的自豪感。”[53]

“技工”这个词终于绽放了一丝光彩。当技工革命组织在与英国的冲突中迅猛发展，熟练工、受雇用的工匠，甚至是已经成为相当大的制造商的前工匠，都开始接受“技工”这个词，随后，服务于技工的银行、机构、协会、慈善组织、阅览室、报刊、消防队和保险公司相继涌现。“技工意识”将雇主和工匠团结在一起，他们相信那些从事生产，特别是生产有用商品的人，应该得到尊重，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工作应该被认可并赋予一定的社会权利。如今，技工们作为“以精巧技术为业的人”和聪慧过人的公民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54]

最合理的预期是，熟练工人最终成为雇主，然后实现名副其实的“独立”。美国革命已经使他们成了自由人，虽然通常不是像纽约市被授权的马车夫那样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人，但却是能够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正式公民。“自由人”一词，在18世纪的使用中，意味着政治自由或经济独立。而对于共和党工匠来说，这意味着两者兼而有之。早在19世纪，甚至在雇主与熟练工人泾渭分明时，工人们就已把自己看作是“勤劳的技工”“独立的技工”以及“自由人”。[55]但“自由人”还有一个反义词与之相对：“奴隶”。

而在美国南部，甚至包括18世纪90年代纽约市等一些北方地区，动产奴隶的人数仍在持续增长。《宪法》为白人规定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由权利，同样承认黑人奴隶制度仍将继续存在，规定送回逃跑的奴隶，为立法分配和税收对奴隶进行部分清点以扩大蓄奴区的代表性，并承诺20年内不干涉奴隶贸易。值得注意的是，立宪者规定了这一系列法令却没有使用“奴隶”或“奴隶制”等字眼。就税收和代表权而言，这些美国人被视为正式公民。而在这一过程中承认了白人“必须义务服务几年”。[56]

即使是有大量反奴隶制经历的爱国工人也支持《宪法》，认为为实现自由，这是确保世界上最伟大的尝试所必须做出的妥协。这是潘恩和富兰克林采取的立场，尽管富兰克林讽刺地指出了受《宪法》保护的北方和南方财产之间的差别。他用动物比喻北方财产，说道：“绵羊，永远不会造反。”对许多人来说，即使是在革命时期的潘恩-杰斐逊主义左翼，至1789年，动产奴隶制度也已经成了一种必要的罪恶。几十年的时间里，希望一点点湮灭。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北方，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逐步实现解放，彻底消除黑人奴隶制度。[57]事实证明，人们很容易怀疑，那些将奴隶制问题卷入政治的人，与其说是黑人自由的倡导者，不如说是阻止美国为实现白人自由这一伟大尝试所做妥协的反对者。1790年，在一封写给《马里兰公报》（Maryland Gazette）的信中，其作者极力表达了一种共和主义逻辑，主张废除奴隶制并署名“自由人”。之后，他得到了另一种共和主义逻辑的答复，认为奴隶制尽管令人遗憾，却是美国南方当前“政府结构”的一部分。而那封回信的署名是“美国真正的朋友”。[58]

雷金纳德·霍斯曼对保守党在击败“卑躬屈膝”和“俯首帖耳”方面取得的革命成功称赞道：“上帝为（美国人的）伟大功绩记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美国革命增强了人们对“美国非同凡响的成就历史传统”的自豪感，尤其是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特有传统的自豪感。[59]但这种自豪感绝不意味着种族主义甚至是民族沙文主义的抬头成为必要。革命传达了乐观主义，并让人们了解到，人是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发生改变的，因此要相信，特别是以美国人民为例，“其他民族……也可以建立起自由体系”。一些理论家甚至认为，肤色只是暴露在特定环境下的短期结果，即使没有种族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人也会逐渐白化。这种极端环境论虽平平无奇，但着眼于长远的发展，而白人却只能看到自己生活中瞬息间的变化。此外，人们将种植园视为一个强有力的环境，其破坏性虽已然退化，但诱导奴性产生的影响可能仍比肤色更难以改变。无论是在美国领土扩张之前分散开的“野蛮民族”，还是人数不断增长的黑人奴隶，有色人种身上都很难再看到这种转变。[60]共和主义长期以来都在强调，一个民族的力量、美德和决心，保护他们免受奴役，而软弱和奴性使那些依附的人成为共和国的威胁，极易成为有权有势、别有用心之人的爪牙。[61]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黑人压迫是“奴性主义”的结果，而不是奴隶制度的产物。

因此，白人的革命自豪感得以为共和党的种族主义开辟道路。至1805年，费城的黑人被赶出了独立日的庆祝活动；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只有冒着危险”才能回来。纽约市也发生了类似的独立日袭击黑人事件。[62]在一段时间内，那些普通白人，如今的“自由人”，都难以想象自己曾是奴隶，哪怕只是类似。到了19世纪，用戴维斯的话讲，他们“‘完全沉浸’在自由白人的身份中”。过分深究为何“传播自由”会导致南方蓄奴现象增加、其他地区契约奴和失去自由的黑人增多，只要不是心存歹念之人，这种思考都是痛苦的。或许各种事件表明黑人不适合自由，因为他们在共和主义的美国并没有繁荣发展起来，这种观点颇具吸引力。邓肯·麦克劳德（Duncan MacLeod）提议，“南方白人通过正式将黑人从政治形态中分离出来，从而将黑人奴隶制与白人自由分隔开，由此保持他们的共和主义承诺”，该提议开启了对隔离黑人这一过程的理解，但共和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遍及全国，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南部。[63]此外，黑人奴隶制度和白人自由之间的鸿沟是美国早期政治和社会的现实。这样的隔离政策并不是支持奴隶制度的美国南方人创造的。相反，这种隔离政策的存在和发展恰恰为奴隶思想、种族主义和白人工人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英国旅行家詹姆斯·弗林特（James Flint）在1822年出版的一本关于美国的书中，十分坚定地提出，美国所描述的革命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它有着迷人的现代光环和独特的价值。弗林特认真倾听并同情普通美国人民，尤其是美国北方的普通美国人心中的民主和反奴隶制。他反对延续奴隶制，他在为美国奴隶制度所作的简短辩解中简单概括了他所听到的：

美国人，不再是英国的附庸，可以自由地推行一项独立的政策（关于奴隶制的政策，此前奴隶制曾得到英国王室的支持）。黑人奴隶制问题在早期就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然而，对于新政府而言，不幸的是，他们的领土上分布着一个饱受苦难的种族，他们的教育、习惯和对过去所遭受的伤害的怨恨，使其成了敌人，而不是社会契约的成员。[64]

这段发人深思的文字表明，从历史和环境层面解释了对黑人的压迫往往很容易与“种族”混为一谈。它显示了自由黑人和黑人奴隶是如何被污名化的，而这仅仅因为奴隶制在共和主义的美国盛行，事实上，他们可能被污蔑为与共和主义公民对立。在19世纪多变的环境下，他们甚至可能被进一步视为与“白人自由劳工”对立。

注释

[1] David Halle, America’s Working Men: Work, Home and Politics among Blue-Collar Property Owners, Chicago 1984, 202–230.

[2] David Brion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1823, Ithaca, N.Y. 1975, and Slavery and Human Progress, Oxford 1984; Edmund Morgan,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1975.

[3]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70, 32; David Montgomery, Beyond Equality: Labor and the Radical Republicans, 1862–1872, New York 1967, 7 and 26–30.

[4] Gary Nash, Forging Freedom: The Formation of Philadelphia’s Black Community, 1720–1840, Cambridge, Mass. 1988, 172–279; Leon F.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The Negro in the Free States, 1790–1860, Chicago 1961, esp. 153–186; Paul A. Gilje, The Road to Mobocracy: Popular Disorder in New York City, 1763–1834, Chapel Hill, N.C.1987.

[5]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d edn (OED2), Oxford 1989, 12: 72; A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DAE), Sir William A. Craigie and James R. Hulbert, eds, Chicago 1938, 4: 2475–2478.

[6] 关于所谓“懒惰的印第安人”是如何被殖民者拿来与节俭沉稳的殖民者做比较的，参见Morgan, American Slavery, esp. 59–68; Carolyn Merchant, Ecological Revolutions: Nature, Gender and Science in New England, Chapel Hill, N.C. 1989; 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1983; David Smits, ‘We Are Not to Grow Wild: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s Repudiation of Anglo-Indian Intermarriage’,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 11 (1987): 1–32; David R. Roediger and Philip S. Foner, Our Own Time: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r and the Working Day, London 1989, 4; James Axtell, The European and the Indian: Essays in the Ethnohistory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 New York 1981, 39–86。

[7] Herman Melville, The Confidence-Man: His Masquerade, New York 1971 (1857), 125;另见Roy H. Pearce, The Savages of America: A Study of the Indian and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Baltimore 1953, 244; Richard Drinnon, Facing West: The Metaphysics of Indian-Hating and Empire Building, Minneapolis, Minn. 1980; Richard Slotkin, Regeneration Through Violence: The Mytholog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1600–1860, Middletown, Conn. 1973; Rogin, Fathers and Children: Andrew Jackson and the Subjugation of the American Indian, New York 1975; Reginald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 Cambridge, Mass.1981。

[8] 引自Michael Zuckerman, ‘Identity in British America: Unease in Eden’, in Nicholas Canny and Anthony Pagden, eds, Colonial Identity in the Atlantic World, 1500–1800,Princeton, N.J. 1987, 149 and passim; Robert F. Berkhoefer, Jr., ‘The North American Frontier as Process and Context’, in Howard Lamar and Leonard Thompson, eds, The Frontier in History: North America and South Africa Compared, New Haven, Conn.1981, 53–55;特例情况参见Stephen Cornell, ‘American Indians, American Dreams, and the Meaning of Success’,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 11(1987): 66–67 and 70 n12。关于“红黑鬼”的称呼，参见Walter Blair and Franklin J. Meine, Mike Fink: King of the Mississippi Keelboatmen, New York 1933, 10–11, and Robert Montgomery Bird, Nick of the Woods, New York 1939 (1837), 22;有关皮货交易行业劳工，参见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即将发表的博士论文（密苏里大学）。

[9] Francis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Indians, Colonialism and the Cant of Conquest, Chapel Hill, N.C. 1975, 15–31; Bruce Collins, White Societ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London 1985, 41; Jack D. Forbes, Black Africans and Native Americans: Color, Race and Caste in the Evolution of Red-Black People, Oxford 1988, 190–220 and 249–264; Zuckerman, ‘Identity in British America’, 154–155; James Axtell, ‘Colonial America without the Indians’, in Frederick E. Hoxie, ed., Indians in American History, Arlington Heights, Ill. 1988, 64; Axtell, European and Indian, 49–50,书中探讨了移民者的观点，即独立仅限于印第安男性，对妇女仍待之以剥削。

[10] Frank Dumont, Burnt Cork; or, The Amateur Minstrel, New York 1881, 45;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76–77, 155–156 and 198; Thomas Hart Benton in Congressional Globe, 29th Cong., 1st sess., 1846, 917–918; Mark Lause, ‘Land, Labor and Race: A Reconsideration of Agrarian Social Reform’, forthcoming.

[11] Winthrop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Chapel Hill, N.C. 1968. Compare George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New York 1972, xi and 1–2; Alden Vaughn, ‘The Origins Debate: Slavery and Rac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Virginia’,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97 (July 1989): 347–349 and passim;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12] Barbara Fields, ‘Ideology and Race in American History’, in J. Morgan Kousser and James M. McPherson, eds, Region, Rac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82, 155.

[13] Vaughn, ‘Origins Debate’, 347–349.

[14] T.H. Breen, ‘A Changing Labor Force and Race Relations in Virginia’,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Fall 1973): 3–25; Lawrence W. Towner, ‘A Good Master Well Served: A Social History of Servitude in Massachusetts’ (Ph.D.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University, 1954), 319–321.

[15] G.S. Rowe, ‘Black Offenders, Criminal Courts, and Philadelphia Societ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22 (Summer 1989): 695; Steven Rosswurm, Arms, Country and Class: The Philadelphia Militia and ‘Lower Sort’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5–1783, New Brunswick, N.J. 1987, 37.

[16] Thomas J. Davis, A Rumor of Revolt: ‘The Great Negro Plot’ in Colonial New York, New York 1985, ix; James Hugo Johnston, ‘The Participation of White Men in Virginia Negro Slave Insurrections’,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16 (April 1931)：159–162.

[17] Melvin Wade, ‘Shining in Borrowed Plumage: Affirma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Black Coronation Festivals of New England, ca. 1750–1850’, Western Folklore 40 (July 1981): 171–182；Joseph P. Reidy, ‘Negro Election Day and Black Community Life in New England, 1750–1860’, Marxist Perspectives 1 (Fall 1978): 102–117;Shane White, ‘Pinkster: Afro-Dutch Syncretization in New York City and the Hudson Valle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02 (January–March 1989): 71ff; William J. Mahar, ‘“Backside Albany” and Early Blackface Minstrelsy’, American Music 6 (Spring 1988): esp. 13–14.

[18]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282; Nash, Forging Freedom, 30–31.

[19] Edgar J. McManus, A History of Negro Slavery in New York, Syracuse, N.Y. 1966, 183–184; Charles F. Steffen, The Mechanics of Baltimore: Workers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63–1812, Urbana, Ill. 1984, 131; Gary Nash, The Urban Crucible: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79, 320–321.

[20] Nash, Forging Freedom, 149; Shane White, ‘“We Dwell in Safety and Pursue Our Honest Callings”: Free Blacks in New York City, 1783–181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 (September 1988): 453–454 and 469.

[21] Towner, ‘Good Master’, 280.

[22] 引自Jordan, White over Black, 129–130。

[23] Christopher L. Tomlins, ‘The Ties That Bind: Master and Servant in Massachusetts, 1800–1850’, Labor History 30 (Spring 1989): 199–209; Edmund Morgan, The Puritan Family: Religion and Domestic Rela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New York 1966, 109; Towner, ‘Good Master’, 150;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86–88 and 129–130; Albert Matthews, ‘The Terms Hired Man and Help’, Publications of the Colonial Society of Massachusetts 5 (1898): 230 and passim．另参见本书正文第三章。

[24]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143.

[25]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235–362; Nash, Urban Crucible, 109;White, ‘Dwell in Safety’, 455.

[26] 引自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5;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129。另参见Nash, Urban Crucible, 107–110; Richard B. Morris, Government and Labor in Early America, New York 1946, 182–188; Graham R. Hodges, New York City Cartmen, 1667–1850, New York 1986, 4–5。

[27]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6, and McManus, Slavery in New York, 183–184.该书在并未有足够证据表明废奴主义提出之后，白人劳工立刻开始阻止被解放黑人就业的情况下，该作者敏锐地关注到了北方废奴运动中的劳动竞争问题。

[28] Hodges, New York City Cartmen, 4–5, 25–31, 35 and 189n.

[29] Marcus Cunliffe, Chattel Slavery and Wage Slavery, Athens, Ohio 1979, 8.

[30] 引自John Van Der Zee, Bound Over: Indentured Servitude and American Conscience, New York 1985, 304。

[31] Bernard 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1967, 55–100 and 232–246; 引自Van Der Zee, Bound Over, 169 and 304。

[32] 此处实际为伯纳德·贝林的立场，见注释31，另参见Duncan Macleod, Slavery, Rac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1974。

[33] F. Nwabueze Okoye, ‘Chattel Slavery as the Nightmar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ie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7 (January 1980): 14–15 and passim;亚当斯这段话可参见Alexander Sax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Republic: Class Politics and Mass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London 1990。

[34] Benjamin Franklin, ‘Conversation on Slavery’, Public Advertiser, 30 January 1770, as reprinted in Verner W. Crane, ed., Benjamin Franklin’s Letters to the Press, Williamsburg, Va. 1950, 190–192;有关洛克对于财产与奴隶制的看法，参见James Farr, ‘“So Vile and Miserable an Estate”: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Locke’s Political Thought’, Political Theory 14 (1986): 263–289; Seymour Drescher, ‘“So Vile and Miserable an Estate”’，Political Theory 16 (1988): 502–503; and Farr, ‘“Slaves Bought with Money”: A Reply to Drescher’, Political Theory 17 (1989): 471–474。

[35] Van Der Zee, Bound Over, 32.

[36] David Brody, ‘Time and Work during Early American Industrialism’, Labor History 30 (Winter 1989)：13.

[37] Bernard Bailyn with Barbara DeWolfe, 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1988, 172–174.

[38] 为更好解释契约奴役的不同之处，及其对英国仆人的延续，可参见David Galenson, White Servitude in Colonial America: An Economic Analysis, Cambridge, Mass. 1981, 5–15; and Sharon Salinger, To Serve Well and Faithfully: Labor and Indentured Servants in Pennsylvania, New York 1987;关于契约奴役与绑架的联系，参见OED2 and Anna L. Keaton, ‘Americanisms in Early American Newspapers’, Chicago 1936 (a private edition of part of Keaton’s 1933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D. dissertation), 22。

[39] Bailyn, Voyagers, 324 and 296–353, passim; E.M. Riley, ed., The Journal of John Harrower: An Indentured Servant in the Colony of Virginia, 1773–1776, Williamsburg, Va. 1963, 39.

[40] Abbott Smith, Colonists in Bondage, Chapel Hill, N.C. 1947, 233 and 226–301 passim.

[41] 有关此类压迫的具体内容，详见Marcus Rediker,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Merchant Seamen, Pirates and the Maritime World, 1700–1750, Cambridge, Mass. 1987, 32–34 and 249–253, and Jesse Lemisch, ‘Jack Tar in the Street: Merchant Seamen in the Politics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5(1968): 381–400。关于监犯劳工，参见A. Roger Ekrich, Bound for America: The Transportation of British Convicts to the Colonies, 1718–1775, Oxford 1987。另参见Staughton Lynd, Anti-Federalism in Duchess County, New York, Chicago 1962。

[42] Philip S. Foner, ed., The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1790–1800: A Documentary Sourcebook of Constitutions, Declarations, Addresses, Resolutions and Toasts, Westport, Conn. 1976, 204.

[43] Philip S. Foner, Labor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estport 1976, 160.关于传播自由，参见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230–319。

[44] Davis, Problem of Slavery, 255–342; Robin Blackburn,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1776–1848, London 1988, 109–128 and 265–292; Peter H. Wood, ‘“The Dream Deferred”: Black Freedom Struggles on the Eve of White Independence’, in Gary Y. Okiro, ed., In Resistance: Studies in African, Caribbean and Afro-American History, Amherst, Mass. 1986, 172–181.

[45] Davis, Problem of Slavery, 279.

[46]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有关白种人的诞生，参见西奥多·威廉·艾伦的小册子，Theodore William Allen, Class Struggle and the Origin of Racial Slavery, Somerville, Mass. 1976, 1。

[47] Blackburn, Colonial Slavery, 92.

[48] Davis, Problem of Slavery, 321–326; W.E.B. Du Bois, The 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638–1870, New York 1896; Donald Robinson, Slavery in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1970.

[49] Nash, Urban Crucible, 320; Smith, Colonists in Bondage, 284; P. Foner, Labor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81–182 and 200. 佛蒙特州规定禁止契约奴役、学徒制和成人奴役，参见Blackburn, Colonial Slavery, 117。

[50] Galenson, White Servitude, 179; Sharon Salinger, ‘Colonial Labor in Transition: The Decline of Indentured Servitude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Philadelphia’, Labor History 22 (Spring 1981): 183–191. Arthur Zilversmit, The First Emancipation: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the North, Chicago 1967.有关革命时期，以及白人佃农从新封建压迫中获得自由的利与弊，参见Lynd, Antifederalism, 78–81。

[51] Warren B. Smith, White Servitude in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Columbia, S.C. 1961, 88;Smith, Colonists in Bondage, 301; Nash, Urban Crucible, 258–259 and 340–372; Billy G. Smith,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The Career of Laboring Men in Philadelphia, 1750–1800’, in Stephen Innes, ed., Work and Labor in Early America, Chapel Hill, N.C.1988, 239–241.书中强调了阶级流动的限制，但从其数据中可以看出，在18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个年轻的熟练工极有可能成为雇主。

[52] Edward Countryma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85, 215.

[53] Howard B. Rock, ‘The Independent Mechanic: The Tradesmen of New York City in Labor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Jeffersonian Era’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74), 1–4; OED2, 6: 284.

[54] Rock, ‘Independent Mechanic’, 87 and passim; Paul Faler, Mechanics and Manufacturers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Albany, N.Y. 1981, 28–51; Bruce Sinclair, Philadelphia’s Philosopher Mechanics: A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 1824–1865, Baltimore 1974, 1–17; Steffen, Mechanics of Baltimore, 53–142; Alfred F. Young, ‘The Mechanics and the Jeffersonians: New York, 1785–1801’, Labor History 5 (1964); Nash, Urban Crucible, 359, 369, 372, 376; Gary J. Kornblith, ‘“Cementing the Mechanic Interest”: Origins of the Providence Association of Mechanics and Manufacturers’,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8 (Winter 1988): 355–388.

[55] OED2, 4: 526; DAE2, 1063; Rock, ‘Independent Mechanic’, 359; Rosswurm, Arms, Country and Class, 55; John R. Commons et al.,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Cleveland 1910, 3: 279.

[56] Shane White, ‘“Dwell in Safety”’, 448; Staughton Lynd, Class Struggle, Slave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New York 1967; Davis, Problem of Slavery, 322–323;Blackburn, Colonial Slavery, 122–126;有关白种自由人与《宪法》，参见Alfred Young, ‘The Framer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Genius” of the People’, 而在Radical History Review 42 (Fall 1988), 8–47，也提及了当时人们的各种反应；有关黑人解放与歧视，参见McManus, Slavery in New York, 183–184;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15–19; Zilversmit, First Emancipation, 127–128。

[57] 富兰克林这句话可参见Robinson, Slavery and American Politics, 148; Eric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New York 1976, 205; Zilversmit, First Emancipation; Blackburn, Colonial Slavery, 276–277。

[58] Davis,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342; Macleod, Slavery, Rac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92.

[59] E. Foner, Tom Paine, 140;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84–85.这并不是说，革命后期，“下层阶级”取得彻底的胜利。参见Rosswurm, Arms, Country and Class。

[60]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85–86; Ronald Takaki, Iron Cages: Race and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1979, 32.

[61] Gordon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Chapel Hill, N.C.1969; Countryman, American Revolution, 61–63; Fredrickson, Black Image, 2;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512–569; Nash, Forging Freedom, 3; Rowland Berthoff, ‘Free Blacks, Women and Corporations as Unequal Person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 (December 1989): 760.

[62] Nash, Forging Freedom, 177; Gilje, Road to Mobocracy, 159.

[63] Duncan Macleod, ‘Toward Caste’, in Ira Berlin and Ronald Hoffman, eds, Slavery and Freedom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rlottesville, Va. 1983, 231．另参见Takaki, Iron Cages, Chapts. 1 and 2；类似更为深刻的观点，参见Benjamin B. Ringer, “We the People” and Others: Duality and America’s Treatment of Racial Minorities, New York 1983, 3–14 and passim。

[64] James Flint, Letters from America, 1818–1820, London 1822, 33, 288–290; Nash, Forging Freedom, 178–179.

(1)　劳联-产联：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它是美国老牌的工会组织，也是最大的工会组织。

(2)　詹姆斯敦（Jamestown）：詹姆斯敦是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海外定居点，1607年5月24日，105名英国人来到美国弗吉尼亚州，建立詹姆斯敦，从此开始了美国的历史。

(3)　五旬节庆典：五旬节，即“圣灵降临节”，17世纪20年代由荷兰殖民者传至美国，在荷兰殖民者较多的哈得孙谷、新泽西北部以及长岛西部等地盛行，而此处有大量的非裔奴隶。尽管五旬节引自荷兰，但纽约和新泽西州的非洲人早已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庆祝活动中，至19世纪初，五旬节已基本成为非裔美国人的重要节日。

(4)　灵魂贩子（soul driver）：指买卖囚犯、契约奴和奴隶的人。

(5)　汤姆·潘恩（Tom Paine），即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作者在本书中均使用“Tom Paine”这一写法。

第二部分　从美国革命到内战期间的种族与阶级语言

称谓是决定谁成为主人的转折点。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美国入门读物》（An American Primer, 1904）

第三章　“我既不是仆人也不是主人”
——白种工人共和主义的言语关键词

本章的标题出自沃尔特·惠特曼的《民主之歌》（Chants Democratic）中的一句话，肖恩·威伦茨（Sean Wilentz）也在其对纽约市工人阶级崛起的研究中引用了这句话作为第一部分的卷首题词。[1]19世纪，一群支持革命并强烈拥护共和的劳动群体试图建立一个无主仆之分的惠特曼式的经济社会，这不仅与威伦茨的研究不谋而合，也支持了新劳工史中关于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精辟论点。共和主义在宣扬工人的言论和实践方面所具有的力量现在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正如赫伯特·古特曼和伊拉·伯林（Ira Berlin）所说：“前工业时代的工人成为工薪阶层，这时，共和主义既没有消失，也没有保留老套的爱国主义虔诚。相反，美国杰克逊时代的工人将共和主义改造为一种独特而激进的观点，用以驳斥与19世纪资本主义相关的普遍不平等现象，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社会主义的。”[2]对近代早期劳工史的深入了解和较多激情，很大程度上源于工人对于改造共和主义的关注。新劳工史阐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工人们如何创造性地追求建立一个小生产者领导的共和政体的愿景，用惠特曼的话说，在这个共和国里，“我们彼此间平起平坐”。即便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越来越多的公民“在非自己所有亦不受自己管理的商店里工作，就连工作节奏都常常由他人决定”。[3]

但共和党工人却不仅仅是想要废除美国白人间存在的主仆关系，许多人还默许了黑人和奴隶主之间愈发尖锐的社会分歧。故而惠特曼写道：“奴隶之所以存在，或许有其必要性，而当奴隶不再必要时，他们自会消失。”[4]此外，共和主义本身就带有对无权无势之人的强烈怀疑，而不仅仅是质疑权贵，同时还担心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会联合起来反对中层的“生产阶级”。由于几乎所有的劳动白人都属于“生产阶级”，因而这种质疑可能会全数落在奴隶和自由黑人身上。共和党工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无论是建立小生产者共和国的美梦，还是动产奴隶制所带来的噩梦，都可能作为白种工人衡量自身处境的参照。如果早期的阶级语言已经被历史学家设定在共和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加速形成的背景下，那么阶级语言同时也需要设定在一个奴隶制共和国内，正如黑人废奴主义者H. 福特·道格拉斯（H. Ford Douglass）所说，在这个共和国里，奴隶制的不断涌现，持续增加，“完全成了人们的心之所向”。[5]

雇佣与奴隶

1814年，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在《星光灿烂的旗帜》中写道：“害怕失败，恐惧死亡，佣兵和奴隶，无处可藏。”这一节在棒球赛前的奏唱国歌仪式上并没有唱过。直至19世纪50年代，当人们已经开始探讨白种工人的地位时，“佣兵和奴隶”（hireling and slave）这对词汇仍会频频出现。对于基最初的听众来说，这对词在1812年战争⁽¹⁾的背景下独具深刻含义。英国控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动用了令人生厌的雇佣兵。但在英国军队中也有大约300名昔日的奴隶，英国指挥官承诺会给予他们自由和保护，作为交换，他们必须服兵役。在这些前奴隶中，有一部分人帮助英国在1814年放火烧毁了白宫。[6]但基在歌词中写下的词句也有着更广泛的含义，既道出一个年轻的共和国所憎恨的，又体现其对于未来导向的担忧。我们已经研究了“奴隶”的多重含义，也理应深挖“雇佣”一词的内涵。

在谴责“雇佣”（hireling）时，基选用的这个词，捕捉到了多数共和党人所鄙视的东西。一个依赖雇工的国家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共和国。19世纪早期，英裔美国人所惯用的“雇佣”一词常常将雇佣兵与在炮火下逃窜的倾向联系在一起。更宽泛地说，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雇工的作风与情愿自我牺牲的共和党公民都截然不同。他们以“赏金或物质报酬为目的行事”；他们是卖身者——事实上，在1829年版韦伯斯特（Webster）的《美国英语词典》中将“妓女”（prostitute）作为“雇工”（hireling）的同义词，并将“雇工”进一步定义为“贪婪的伪证者”。作为一个形容词，“hireling”一词通常意为“贪赃枉法”和“唯利是图”。在用法上，它常常伴随“记者”和“政客”等词一同出现，表明了在美国革命发生之前，共和党的主要言论就从各个层面抨击了英国的腐败问题。[7]正如史蒂文·沃茨在其《共和国的新生》（Republic Reborn）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至1814年，国家是否有能力维护共和党、抵制“雇佣”腐败，美国人对此表示强烈怀疑，他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去质疑这一点。[8]

但是，“雇工”一词会让人联想到对共和党自由的另一个威胁，从长远来看，战胜这个威胁可能比解决雇佣兵问题，甚至是解决腐败私利更难。当然，“雇工”一词指的是“被雇佣或为了薪酬而工作的人”。正如《牛津英语词典》中的释义，这种用法是“极度贬义的”，它将“为受雇或薪水而劳作”几乎完全等同于“为受雇而活着”。[9]对美国共和党人来说，这个词尤为不堪入耳。尤其是汤姆·潘恩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工匠追随者们认为，一个自由的政府需要“独立的”小生产者，他们拥有生产性资产，因而既不畏首畏尾也不唯利是图，而终身“雇工”则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些缺点。对潘恩来说，“依附关系摧毁了自由”，而“仆人”是一个极贬义的词。雇工和奴隶有时在通俗的逻辑中是有联系的，比如那些为他人工作的人变成了“纯粹的黑人，越来越懒惰、粗心”；再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水手，他们成了有薪成年男性的杰出职业群体，又如儿童和奴隶。[10]

因此，从1800年到1860年（及以后）逐步过渡到雇佣劳工对共和党工人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当然，共和党人的一些想法是不提倡恐慌，他们鼓励人们对共和主义解决方案抱有长远的信心。从汤姆·潘恩到亚伯拉罕·林肯，都认为雇佣劳动本身并不可耻——对潘恩来说，人之所以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劳动中获得财产”。于是，雇佣劳动便成为自由农业或个体手工业经济独立道路上的一种有效方式。[11]此外，许多共和党劳工与其英国劳工一致认为，正是那些政治阴谋，即当权者的腐败和阴谋诡计以及受奴役者的逆来顺受，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从长远而非短期来看，人们可以发现并遏制这些政治恶行。[12]

最后，这也是历史学家最不理解的一点：与传统形式相比，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出现的雇佣劳动形式有时依赖性更弱，同时也更能体现“共和主义”。1763年至1830年间，白人契约仆人不仅在数量上大幅下降，而且在一些地区，与雇佣家庭同住、同意只为一户人家长期工作或是与雇主共同用餐等做法也以惊人的速度下降。甚至学徒工作也开始经常出现现金支付的情况。[13]我们对于这些变化主要是由雇主还是工人发起的知之甚少，但很明显，与按月或按年计薪并寄宿雇主家的工人相比，那些达成协议按日计薪并寄宿在外的工人不那么具有“依赖性”（但可能会更焦虑）。因而，潘恩主张将投票权的范围扩大到一些没有财产的男性，但不包括“依附于雇主家庭的仆人”。[14]肖恩·威伦茨很好地展示了在19世纪30年代，纽约市的劳工激进分子是如何在不超出共和党范畴的情况下恢复工资关系的。他们认为工资关系至少暂时是与一个公正的社会相容的，不过不可否认有一点例外：熟练工们应该得到与其劳动的全部价值相符的工资，而且这一价值的高低应由他们自己决定。[15]

正如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所强调的，19世纪早期，那些拥有劳工追随者的英国民粹主义领袖们，痛惜着贫富之间失去了“联系”或“纽带”。而在共和党工人看来，这些联系和纽带一文不值，它们牢牢捆住的，是贫富之间的附属关系而非共享关系。[16]

但是，提到这些所谓的联系和纽带，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对工资的依赖不能仅仅与理想共和国的劳动地位相比较；与真正被奴役者的比较也同样迫在眉睫。但这种比较分化为了两个方向。一方面，在工人阶级形成时期，对于动产奴隶制的担忧在历史上从未在其他国家出现过，这使得人们对依赖性的危险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对家长式作风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另一方面，对于“雇工和奴隶”的深入思考也使得雇工的地位相对具有吸引力。白人雇工有社会阶层流动的可能，但黑人奴隶却没有。白人雇工通常是政治自由人，而奴隶则不是，只有极少数的自由黑人是例外。这种比较可能会使得将雇佣劳动当作“白人奴隶制”的观点备受批判，但也让雇佣工人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属于“自由白人劳工”。因此，在早期发展劳工语言的尝试中，美国劳动者表达了渴望摆脱欧洲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希望消除任何奴隶制迹象；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更为平凡的目标，即不被误认为是奴隶、“黑人”或“黑鬼”。在他们看来，这些目标之间的差距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大。

从仆人到雇工

早在1807年，英国投资家查尔斯·W. 詹森（Charles W. Janson）就与公众分享了他曾收到的愤怒回复。他到新英格兰拜访一位熟人时，向开门的女佣问道：“你主人在家吗？”女佣不仅明确表示她没有主人，还坚持说道：“我只是某先生请来的帮工。嘿，我希望你明白，我不是仆人，只有黑鬼才是仆人。”1815年的《马萨诸塞州侦探报》（Massachusetts Spy）报道称，当来访者试图称呼他们为“仆人”或是询问“主人”时，以上对话便会频频发生。20年后，一位更著名的美国生活评论员弗朗西斯·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感叹在俄亥俄州“找仆人”实在太困难了，但随后她又纠正为“找帮工”。她解释说，在美国，“称一个自由公民为‘仆人’，就是对共和国的严重背叛”。特罗洛普的一个“帮工”真切地向她表示，希望她不要认为帮工的白人“就像黑人一样糟糕”。[17]

有很多外国人和美国公民都注意到了人们对“仆人”一词的避之不及，也意识到了他们回避的原因，特罗洛普和詹森只是其中的代表。正如1818年，美国律师约翰·布里斯特德（John Bristed）所说：“在美国，没有所谓‘主人’和‘仆人’这样的关系，事实上，连这种称呼都是禁忌。”在解释这些名称消失，尤其是在农场和家庭雇工中不复存在的原因时，布里斯特德阐明了美国公民“混淆‘仆人’和‘奴隶’这两个词”的倾向。然而出现这种混淆是情理之中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对于“奴隶”和“仆人”这两个词的使用含混不清，直到1828年，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在词典中才对其不同之处加以区分，加之在战前的南方，大量的“仆人”被用作“奴隶”。而另一个复杂的因素是，自由黑人经常从事家庭用人的工作，结果导致奴隶、普通黑人和家庭用人所遭受的落魄处境，最终都与“仆人”这个词扯上了关系。[18]

《牛津英语词典》中将“受雇佣的男性、女性、女孩等各类人”的表达都归为可能起源于19世纪初的美式说法。它强调了这类表达与奴隶制的联系，发现这些词是创造出来“用于指代受雇成为仆人的自由男性或女性（‘仆人’一词曾用于指代包括奴隶在内的群体）”。《牛津英语词典》中还补充道，这些词尤其指在“农场”和“雇主家中”或“户外”工作的工人。[19]艾伯特·马修斯（Albert Matthews）对美式英语中“雇工”和“帮工”用法的深入研究表明，这些词比《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更复杂，甚至更有趣。马修斯列举了一些殖民时期的例子，谈到“雇工”，列举了一些英国的先例。但他强调，在19世纪初，雇工的受欢迎程度有所提高，这既是因为人们希望与黑人划清界限，也得益于他们的后革命时期理想。在后一点上，马修斯同意家政服务改革者露西·萨尔蒙（Lucy Salmon）的观点，她在189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了美国后革命时期“仆人”一词的衰落，指出这是“在宣布人人平等的情况下出现的不和谐音符，是谈及南方黑人奴隶的工作而使用的令人作呕的词”。[20]一个是探寻自由的语言，一个是追求把没有自由的人隔离开加以种族污名化的语言，两者并存使得像“雇工”和“帮工”这类词的普及极具启发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劳动语言的发展一定是平等的；它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者创造的。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在一篇有关美国内战前的劳动与语言的短文中表示，类似于“帮工”这样委婉的表达是雇主阶层的产物，“反映了在一个以自雇为道德基准的社会中，人们妄图用标签来纠正依赖关系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他还补充道，资本家“有充分的理由避讳”，因为他们想避免把“按照他人意愿劳动的工人，与最老旧愚蠢而又令人不安的词‘奴隶’联系起来”。[21]类似“帮工”这样的词究竟能否如罗杰斯所说的那样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而这些词是否由上层阶级推动产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关于后一点，19世纪初，“帮工”和“雇工”成了惯用的避讳说法，而当时的一些证据则恰恰与罗杰斯的观点相悖。几乎所有的主要论述都表明，这些词所描述的主体——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正乐此不疲地创造着新的表达。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认为这些词都是“骗人的伎俩”，对此深恶痛绝，在他看来，这些词是工人——那些所谓的“帮工”自己创造的。他嗤笑道：“通常，人们不会雇厨师来‘协助’自己做饭，而是厨师自己做吧。”英国旅行家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也同样将对“仆人”的新称呼看作是从事家政工作的白人自我肯定的标志，尽管这些表达有些怪异。他甚至表示，这种如今习以为常的“招聘帮工”广告遁词，是为了避免激怒拥有种族和共和主义情感的帮佣。[22]《美国英语词典》恰当地总结了一系列诸如“帮工”“助手”之类的“仆人”的替代表达，称这些替代词体现了雇工们“想要如何称呼自己”。白人女性家政工作者尤其“反感”被称为“仆人”，她们更赞成“帮工”“帮手”“助手”这类称呼。[23]

在推广这些新词的过程中，那些农场工人和家政工人不仅成了种族主义者，同时也不再只是激进的共和党人。他们逐渐成了所谓的“白种工人”，他们认为其拥有的自由和职业尊严与“非奴隶”或“非黑鬼”的身份相适应。白种工人不是奴隶，他们也有充分的理由不愿被视作“奴隶”，这绝不是受了雇主的操纵和影响。而且并非所有的原因都与种族直接相关。1784年，第一个有史料记载的美国人反对被称为“仆人”的例子，反映了一个自由白人极度痛恨被比作“白人”契约奴。此外，共和党人惯于抨击那些试图奴役他人的人，而他们关于“仆人”的替代称呼兴起的几种主要论述，则直接放在寻求“共和主义自由”和渴望摆脱“奴性欧洲”模式的大背景下来看待这些变化。[24]

但是，在一个黑人和奴性完全交织在一起的社会里，白人自由的主张是不可能不牵涉种族的，无论南北皆是如此。批判欧洲充满“奴性”或满是“卑劣的奴隶”，这让人不禁想到动产奴隶制，在某些情况下，高度共和主义和高涨的种族情绪便会达成一致、共生共存。[25]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人詹姆斯·弗林特到访美国，他注意到，在与蓄奴州接壤的自由州，穷人中“某些类型的劳动被视为奴隶劳动，备受轻蔑”。他认为，在这里很忌讳当擦鞋匠，有时还包括“家庭手工业”。他还提到了俄亥俄州的一个救济院，那里的人甚至因为担心被看作是“奴隶”而“拒绝去挑自己的生活用水”。[26]从这些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共和党人的自我肯定已支离破碎，他们脆弱的白人意识随时都可能自我崩塌。

奴隶制的存在（以及北方越来越多的贬低自由黑人的公开运动）既给了美国工薪阶层一个可悲的试金石，让他们看清自己对于没有自由的恐惧，同时也友好地提醒他们，相比之下，他们的境况没那么糟糕。它促进了早期劳动语言的发展，这种语言充分体现了对“共和主义自由”的关注，同时也愿意接受罗杰斯所谓的“避讳”。在许多独立言论中，“雇佣”一词巧妙地成了人们乐于接受的词。就像“雇佣”（hired）开始越来越多地与“男人”“女人”和“女孩”等词搭配，它也同样会与之前的表达“帮工”搭配出现，特别是在指代农场工人的时候。显然，“雇佣帮工”这种表达是1818年詹姆斯·弗林特走访美国北方地区的时候第一次提出的，他曾说道：“劳动者不是仆人，他们都是被雇佣的帮工。”这时，劳动显然是一种商品，它可以与所有者分离出售。[27]于是，“雇工”与“奴隶”之间的联系所带来的伤痛，有些便就此消失了。

主人消失：技工老板出现

到杰克逊时代，城市工匠群体发起了一场意义重大的全国劳工运动，成立了工人政党和一个有一定辨识度的民主党工匠派，与农场工人和家政工人的用语相比，劳工术语似乎更有延续性、更有自信。美国革命后出现的这些极受欢迎的名词继续流行着，技工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劳动者的呼声也不断地传播到自由人那里。[28]其他诸如“工匠”“工人阶级成员”“商人”“工人”等名称也得到了极大的普及。除了“自由人”有部分特例外，并无现存证据显示这些名称有意将白种工人与奴隶划清界限。“技工”和“自由人”模糊了工匠中受雇者和雇佣者之间的界限，或许，这恰恰体现了两者之间确实界限模糊。正如研究内战前工匠的历史学家们不断提及的一种趋势，这些名称表明，人们开始联合包括自体经营的雇主和小生产商在内的所有“生产阶级”的利益，共同抵制银行家、遗弃之民、垄断者、贵族和企业的寄生图谋。[29]

但是，熟练的工薪技工，其独立性日益遭受双重打击。随着雇佣劳动越来越普遍，通过雇佣劳动来经营自己商店的设想愈发困难重重。此外，工人们还抱怨雇主们对其工作要求更高、更细致，白天的工间休息时间却大幅缩短。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由于多数城市工匠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甚至实际上可能有所下降，因而工匠们继续自称“自由人”和“技工”，体现了这些名称所表达出的强烈的共和主义愿景。[30]另一方面，由于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正是这个群体中出现了将工人称为“白人奴隶”的带头人，因而对奴役底层的紧张局势和微妙担忧也值得关注。

19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代表熟练工匠的利益集团在全美范围内大量涌现。这些组织有时会小心地称自己为“熟练技工”团体，但通常他们只是坚定地遵循当地早期传统，将自己化身为“技工”利益的体现。美国最早的一本颇具影响力的劳动手册是由威廉·海顿（William Heighton）所写，署名为“文盲技工”。1827年，海顿所在的费城见证了一个城市的核心——技工工会的早期崛起，次年，职业工会新闻业进行首次尝试，《技工自由报》（Mechanics’ Free Press）诞生了。[31]也许是因为机械技术在各行各业发挥的重要作用愈加显著，“技工”作为“熟练掌握机械制造的人”的含义就显得至关重要。[32]

19世纪30年代初，纽约市主要造船区的工匠们竖起了一座钟，用以控制工长所要求的熟练工人的工作时间。工人们称之为“技工钟”。最早研究所谓“技工钟”的历史学家，他本身也是一位劳工领袖，说道：“‘自由钟’⁽²⁾鸣响，摆脱了君主制的控制，发出了自由的宣告，所以‘技工钟’宣告了劳苦之子的休闲自由。”带着明确的改革目的，“技工图书馆”和“技工学校”迅速涌现。宣扬禁酒等基督教劳动改革的倡导者，随后也用这个词来命名他们的组织。“技工”一词，使得纽约州的劳工组织，19世纪40年代新英格兰和纽约等地的重要劳工报刊、秘密社团，1850年的纳什维尔反垄断劳工力量，从此有了共同的名字。[33]总之，“技工”这一称呼，将工匠们团结起来，成为自豪的共和党工人，它营造了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和谐景象，使工匠更加合法地应对资本力量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雇佣其他工人的工长和商人资本家的反劳工组织，极力回避称雇佣工匠为“技工”，而是更倾向于称之为“熟练工人”。[34]

但即使是使用“技工”这个词，也不是毫无问题的。对于广泛的政治和阶级流动，如组建劳动政党的尝试来说，这个名称代表的范围太过狭隘了，因而有时会用“工人”代替“技工”一词来代表广大劳动团体。组织机构有时会相当笨拙地追随大流，使用“技工及其他工人”。[35]更重要的是，尽管“技工”（mechanic）这个词具有平等主义内涵，但却仍然无法避免引起从属问题，因为在这样一个蓄奴制共和国，无法完全抛开对体力劳动根深蒂固的质疑。在1829年版韦氏词典中，阐明了这个词用法上的矛盾。“mechanic”其中一个中立且带有描述性的名词定义解释：“一个以制造机器或生产货物为职业的人。”第二个定义则带有一些称赞的意味：“一个精通机械艺术的人。”但贬低意味出现在“mechanic”的形容词定义中：以“精通机械制造技术的”开始，后接“培养成体力劳动”；另一个定义为“用于工匠或技工的，粗俗的”。[36]在由城市工匠主导的《民主概述和美国国家杂志》（Democratic Exposition and United States Journal for the Country）中，关于激进的杰克逊主义专栏底部挤着一篇简短的文章，这篇文章表明，一些工匠自己也接受了这些偏见：“一个以自己的工作服为耻的技工，本身就是对其职业的羞辱。”[37]

此外，在美国南方，大量奴隶和自由黑人仍然是技工，无可否认，黑人工人也可以从事手工劳动。但人们满怀敬意地将“技工”一词用于南方白人工匠身上，成为他们引以为豪的称呼。[38]南方的劳工组织和行业协会也会使用这个词。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清楚地意识到“黑人技工”和“黑人机械工人”的存在。在白人技工及其盟友的活动中，有不少是针对黑人工匠的，有时他们甚至与拥有奴隶的工匠结盟来对抗自由黑人技工群体。在争取自身优惠待遇的过程中，南方白人技工通常会有意避开“黑鬼”这种用语陷阱，也常常不会在其呼吁中将黑人技工表述为下等工人。相反，这种呼吁是基于白人技工作为纳税人和公民，作为“白人”——“这个国家和州的合法、道德的公民”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甚至，有人不惜以削弱现有白人技工的尊严为代价提出，如果这个行业可以依靠将黑人驱逐出去而“体面地团结在一起”，那么就可能吸引来其他更好的阶层。[39]

即使有这些复杂因素存在，“技工”这个称呼仍然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尤其是在提到“美国自由人”的权利时。[40]但熟练技工有“工长”（master），考虑到“master”长久以来的用法（还可以指主人、大师），使得共和党的价值观、对雇佣劳动的担忧以及被比作奴隶的焦虑，共同推动了劳动语言的转变。只要雇主是因为他的技艺而被冠以“master”的称呼，就不会违反共和制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说，雇主通常拥有生产工具和产品，因而是资本家。“但他不是因其资本家身份才被称为‘master’，他首先是一名工匠，故而应该是精通技艺的能手。在生产过程中，他像工人一样，以工匠的身份工作，也正是他，带领学徒们探索、学习其手艺的奥秘。”[41]

但在19世纪初，美国小作坊的真正变化，往往是由商业资本家施加压力造成的，这些变化让许多工长表现得更像是工人的主人，而不是手艺上的大师。[42]当这些工长在后革命时期蓄奴制社会中追求更高产量和更低成本时，那些以共和主义和白人主义为原则行动的熟练工人则开始仔细审视这些工长的动机。要受一个手艺不精的人控制，对工匠们而言尤为困难。因此，1836年，费城职业总工会控诉道，工匠中“最愚蠢的废物”往往“在成为‘技工工长’的那一刻就自以为是地摆出国王般‘至高无上的态度’”。此前，一些小型劳工组织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1806年，在费城制鞋工人刑事共谋罪一案中，一位劳工在上诉过程中提道：“这些所谓的工长，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变成奴役工人的主人和暴君。”[43]早在“雇佣奴隶制”一词普遍使用之前，熟练工人就曾批判那些“工长”是在“效仿欧洲奴隶制作风”。一个非常早期的木匠团体就曾评价工长们“傲慢而专横”的态度，应该用在那些“给奴隶制定法律，剥夺自由人的正当权利”的人身上。[44]

1809年，在一起纽约市鞋匠共谋案中，辩方呼吁赋予劳工权利，以制衡对工人实施“专制奴役”的“工长们贪得无厌”的行径。根据撰写劳动手册的先驱威廉·海顿的说法，工人们“在仿若奴隶制的劳动体系下”饱受苦难。[45]从海顿的比喻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19世纪20年代，作为工头和技术熟练的手艺人，“技工工长”开始首次被称为奴隶主，而工人成了“白人奴隶”。[46]但同时，也可能间接走向一个不同的结果。正如农场工人和家政工人通过寻找新词替换来解决“仆人称呼问题”一样，工匠们也可以通过废除“工长”一词来消除对“工长问题”的担忧。于是非常鲜明的，工人们纷纷站队，向着两个方向奔去：“白人奴隶”一词开始广泛使用，同时回避“工长”一词的现象也愈发普遍。而在劳工运动中，两条路兼而有之：既直截了当地与奴隶制比较，有时甚至是矫枉过正，同时也开始使用一个新的词来委婉表达——“老板”。

早在18世纪末，英国旅行家理查德·帕金森（Richard Parkinson）就曾评论美国人极度反感“master”这个词。帕金森于1798年来到美国，在马里兰州的乡下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还在弗吉尼亚州、费城和巴尔的摩等地停留过一些时日，他简洁地阐释了共和主义与种族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他发现典型的白人仆人大都不愿意“承认自己为工长工作”，因此坚持称呼雇主为“先生”。据帕金森所说，这样的称呼源于“对美国自由与平等的吹嘘”，源于仆人“认为自己更应该与工长平起平坐，而不是与黑人相提并论”，更源于仆人“决不做奴隶”的愿望。至1818年，这种情绪使得“老板”作为“工长”的替代称呼越来越受欢迎。同年，英国最敏锐的旅行报道作者詹姆斯·弗林特曾写道：“在雇工的词典里没有‘master’这个词。从荷兰语引入的‘老板’（bos）一词表意相近，已将其取而代之。而‘master’为黑人所使用，自由人将其视为‘奴隶主’的同义词。”1823年，另一位英国人艾萨克·霍姆斯（Isaac Holmes）在写到“老板”一词时，其表述几乎与弗林特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解释这个荷兰词汇的用法时，强调了美国是一个“共和国”，而不是奴隶制国家。[47]因此，作为19世纪初在美国为避免使用“master”一词而受到广泛使用的词汇，《牛津英语词典》将“boss”一词收录进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老板”一词的用法并不常见，还不足以被编入1829年版的韦氏词典中。到1872年，在M.谢勒·德维尔（M. Schele DeVere）的《美国用语》（Americanisms）一书中，“boss”可以算作是美式英语中最熟悉的荷兰语派生词。[48]

到了19世纪30年代，在迅速发展的杰克逊主义劳工运动中，“boss”一词受到了雇佣工匠广泛而热烈的欢迎。因此，劳工史学家先驱约翰·R. 康姆斯（John R. Commons）在这一时期的劳工文献中将“boss”定义为“承包商，工长的替代词”。[49]保罗·约翰逊在对罗切斯特市的劳动、宗教和社会等领域所进行的研究中指出，在1829年，如若一位编辑使用“boss”一词，那么很有必要用星号标出，并加注定义：“我们认为是新创词汇，意指工头或工长。”五年后，约翰逊补充道，“boss”一词已经无须额外解释了。[50]同时，辛辛那提《人民日报》（People’s Paper）解释道，“boss”指代“技工工长”。[51]1837年，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的《美国民主党人》（American Democrat）一书出版，书中对这一新流行的词怒不可遏，认为“白人劳动阶级”因不想与“黑奴”联系在一起而被打动，取消了“master”这个词。库珀感叹道：“如今这种成见已经消失了，他们广泛使用了‘boss’这个词，但该词在荷兰语中含义完全相同！”[52]

种族与自由人的自由

库珀认为，那些委婉称呼“主人”或“仆人”的人缺乏“男子气概”。但是，如果仅仅把这看作是愚蠢无知、软弱无能的选择，那便忽视了工人们的戏剧性经历和不幸，他们陷入了一种很难不把自己比作奴隶的尴尬境地，但既无法容忍这种比较，也无法接受将自己比作奴隶。然而，新的称呼方式也并非没有意义和影响。即使共和主义对不同的群体意义不同，这个词仍然会引起共鸣；即使人们对这个词有不同的解读，白人至上的思想仍会广泛传播。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应当甚至亟须让自己不被当作奴隶或其他类似的身份。黑人改革者大会宣称：“依附于人，就是自甘堕落。”“雇工”可以坚决要求享有仆人所不具有的小特权。他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白人不仅改变了家政服务的语言习惯，而且到了19世纪30年代，他们基本上不再从事家政工作。借用杜波依斯的话来讲，避免依附于他人，避免与黑人产生联系，给了白种工人“公共和心理上”的工资。[53]但这也是有一定代价的，这些代价不仅体现在种族关系方面，还体现在将劳动与日渐腐化的共和主义相结合上。

如果说在“颇具男子气概”的杰克逊时代有什么可以代替库珀所谴责的那种工人的自我认同感的话，那便是“自由人”。这个词的长期演化发展，说明了在构建阶级身份时，种族问题不可避免。“自由人”的演变也深刻表明，所谓的白人报酬和这些报酬的变化趋势都是虚假的——如果我们认为攻击终身雇佣劳动是劳动共和主义的合法目标的话。

“自由人”这个词在杰克逊时代备受推崇。事实上，在工作和家庭彻底分离、男性经历了广泛的重新定义的城市社会中，“自由人”一词的男性化结果可能独具吸引力。在劳动诉请中，常常用“男人”（man）直接概括工薪阶层，有时不加“working”（工人）、“trades”（商人）或“journey”（熟练工）等前缀。“工人”（workingman）或“工人的”（workingmen’s）这类词给劳工组织名称和报刊标题增色不少。一份重要的劳工报纸甚至直接名为《工人报》（The Man）。[54]各界更是争夺起“自由人”（freeman）这个标题。废奴主义者的报刊和反废奴主义者的天主教报纸都以“自由人”命名。沃尔特·惠特曼在新闻界开展民主实验，旨在赢得既非雇主亦非仆人的读者群，这份报刊命名为《布鲁克林自由人》（Brooklyn Freeman）。[55]

“自由人”一词在劳工的呼声中备受推崇，塞思·路德（Seth Luther）在其著名演讲《对新英格兰工人的讲话》（Address to the Workingmen of New England）中，为强调自由的重要性树立榜样，誓要向“所有‘暴君’证明，我们不仅决心要有自由人的名字，我们还将‘生为自由人’，‘死为自由魂’”。女性纺织工人最早的抗议活动，表达了她们作为“自由人之女”，希望提升女性待遇的诉求。[56]

“自由人”继续承载着经济独立与政治独立的双重含义。1829年的韦氏词典中给出“自由人”的定义：（一）“享有自由的人……既不是奴隶也不是附庸”；（二）“享有或被赋有特权的人”。[57]在美国革命前，这些不同形式的自由只是在依附模式、白人间不同形式的经济附庸关系、殖民地位和选举权的限制等方面，与白人勉强联系起来。而到了杰克逊时代，白人身份与自由人身份之间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了。尽管在某些地区，白人因债务被监禁的问题仍令人担忧，但对于土生土长的白人而言，经济上的不自由越来越集中在雇佣劳工这一范围内。虽然这种依附性有时被比作“雇佣奴隶制”，但在共和党人看来，它也只是暂时的，相比于旧时的家长式劳动关系，这种依附关系更加自由，当然在共和党人看来，这更是比动产奴隶制赋予了极大的自由。此外，鉴于他们广泛的政治自由（不仅与奴隶和自由黑人相比，甚至与整个欧洲的普通民众相比，其政治都要广泛得多），美国白种工人能够并且也确实将自己视为“自由之人”，即使他们对那些想要在经济上奴役他们的阴谋表示抗议。[58]

同时，黑人的存在几乎完美预示了自由人属性的缺失。1820年，有86.8%的非裔美国人是奴隶，而到186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89%。美国南方的自由黑人缺乏政治权利，几乎与北方自由黑人情况相当。至1860年，白人男子选举权在北方已成为常态，而平均每14个自由黑人男子中可能只有一个可以合法投票，尽管严格意义上他们完全具备投票的资格，但在传统上仍被禁止参与。由于北方黑人被禁止参与陪审团、服兵役和享受其他公民权利与义务，如历史学家琼·贝克（Jean Baker）所说，普通“自由”黑人只有一种公众角色：暴乱的牺牲品。[59]

自由黑人的无能为力使他们不仅容易且在共和党人看来理所当然地成了自由白人大众的牺牲品。因为他们依附于他人，所以自由黑人被视为了有钱有势之人的棋子。从投票要求上可以看出，共和党人不再担心那些经济不独立的白人的票向，于是，人们转而担心“充满奴性的”黑人的投票情况。1821年，在纽约举行的“改革大会”上，根据新的州宪法赋予“每一位白人男性公民”投票权。大会还对黑人男性选民提出了高达250美元的财产要求并设立更为严苛的居留法。正如后来一位历史学家总结的那样，这场由共和党主导的大会（黑人大多投票给了联邦党），其逻辑是“许多黑人是在奴隶制环境下出生的，他们充满了依附精神，因而会按照其雇主的意愿投票，这将助长贵族制的发展”。1825年，大约每200个非裔美国人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投票。1846年，当扩大纽约黑人投票权的问题被简要提出时，民主党工匠派的一个激进的印刷工人，站在他的共和主义立场和种族立场上，简短地回了惠特曼的话：“我们不要主子，更不用说黑人来做我们的主子。”[60]

1818年在康涅狄格州，扩大白人选举权与缩小黑人权利的情况并现，在这种情况下，黑人的投票权被完全取消了。在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赋予白人男子普选权和剥夺黑人公民权的提议也同时出现，此前，在这两个相对反常的南方州，拥有财产的自由黑人可以投票。在旧西北部各州，除了威斯康星州极少数的例外，广泛的白人参政权从一开始就参与到禁止黑人投票的规定中。公投一再证明，这样的规定在白人中大受欢迎。[61]

黑人大多数为非公民，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但必须强调的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反公民，被视作“敌人而非社会契约的一员”。他们因此被驱逐出独立日游行，成为国家的“玷污者”，被“自由之子”和号称“一分钟人”⁽³⁾的民兵驱逐出家园。[62]他们越是束手无策，就越有可能被富人利用，让自由人失去自由。因此，人们有必要留意黑人中哪怕最细微的权利迹象，由于黑人毫无防备之力，所以人们很容易对其可察觉到的威胁采取行动。我们将在稍后关于内战前种族暴乱的讨论中看到这种发展变化，但值得深思的是，人们对于黑人可以成为自由人的任何迹象予以强烈反对，且通常都会取得成功，这些反对有时也会巩固白种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

例如在纽约市，马车夫们甚至在殖民时期就已将自己定义为一群白人自由人，而对其自由人身份的许可仍然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尽管爱尔兰马车夫有时也会获得许可，但在激烈的反对声中，一位完全符合资质的黑人候选人发现行政长官不愿意批准其自由人身份，因为“如果民众知道此事，可能会攻击他（行政长官）”。[63]1834年在宾夕法尼亚和哥伦比亚发生的残酷的种族暴乱中，白人暴徒的捍卫者直接以《独立宣言》为蓝本，指控雇主和废奴主义者向黑人开放新行业，并“想要打破有色人种之间的独特界限，使穷苦白人逐渐坠入黑人的潦倒境地——那么，他们就可能像黑人一样，成为奴隶和工具”。尽管这种敌意从表面上看是针对软弱的黑人群体及其狡猾的操纵者，但对黑人地位的任何改变都可能使白人的自由幻为泡影，这种担心贯穿了整个文件，而且他们把“有色自由人”挑出来，要求将其从市镇范围内清除出去。[64]

事实上，为使“自由人”的头衔从法律上与白人成年男性完全画等号，人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1822年，罗得岛州规定只允许“自由人”投票，且只有白人可以成为自由人。但不同寻常的是，罗得岛州也禁止许多穷苦白人投票，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一场以工匠为基础、旨在扩大选举权的运动逐渐成熟起来。塞思·路德在其1832年《对工人的讲话》之后，同样强烈地谴责了罗得岛州的“贵族”投票制度。最终，改革力量接受了废奴主义律师托马斯·多尔（Thomas Dorr）的领导，但他们并未追随其种族自由主义。1841年多尔势力召开的人民大会不仅通过了白人成年男性的选举权，还以压倒性优势否决了任何使黑人成为自由人和选民的企图，全然不顾普罗维登斯占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黑人团体和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提出的诉求。如果一些参会代表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认定提出种族问题会破坏白人选举权的自由化，其他人则运用了一个更为简单的逻辑。一位发言者辩解道，如果黑人可以投票，那他们就也可能赢得选举，“届时一个黑鬼可能就会坐在法官大人的位子上”。多尔派的叛乱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是黑人社区团结起来反对欺辱践踏他们的多尔势力，并支持反对多尔的保守派，加强了忠诚的民兵部队。1842年，一部新的州宪法扩大了白人的选举权，同时也将选举权扩大到了黑人，以奖励他们反对多尔的行动。[65]

【2】在宾夕法尼亚州，白人男性选举权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纳税人，因为绝大多数白人男性是纳税人。然而，1790年的州宪法也为黑人投票留有余地，尽管遭受各种威逼利诱，还是有少数黑人坚持投了票。1831年，费城白人可以向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吹嘘说，黑人实际上是被“民意”赶出投票站的，但在其他地区，仍有少量黑人选票是作数的，甚至到1837年，在县选举中这些选票显然彻底扭转了局势，从而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任何类似这种行使黑人权利的行为，无论是否是象征性行为，在一个以种族暴乱著称的州都赫然成为一种极大的威胁。1837年至1838年的制宪会议就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必要性举行了旷日持久的听证会，这场听证会几乎与宾夕法尼亚州有关童工和劳动条件的初步听证时间完全一致。选举权听证会和同时审理的法院案件的主要论点是，宾夕法尼亚州一向“政界为白人专属”，赋予黑人选举权就等同于种族融合，而黑人选民必定会受到“邪恶势力”的操纵。另一个理由是，白人可能会彻底摧毁自力更生的共和主义意识：如果投票意味着必须“与黑人竞争”，那么白人选民将会全部退出。于是，从法院到制宪会议，最后到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公投，最终决定剥夺黑人的权利。严格意义上讲，黑人仍然是“自由人”，但新宪法将投票范围明确限制为“白人自由人”。[66]

宾夕法尼亚州的案例说明了将备受争议的“统治民族民主”一词用于北方普遍的激进种族主义目标的问题。社会学家皮埃尔·L.范登伯格用“统治民族民主”来形容“像美国或南非等政权的意识形态，这些政权对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是民主的，而对从属群体则是专制的”，这个词确实部分地描述了19世纪初，贫苦白人政治权利的增加与自由黑人权利的丧失的耦合。但是，白人中依然存在所谓的从属群体，尤其是“雇工”，在1837年和1838年的宾夕法尼亚州这样的情况中，种族主义并未与白人之间任何重要的社会或政治平等有效联系在一起。例如，同一年的劳工听证会没有任何作为。与其说是平权，不如说是对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压制，即使这种打压除了心理作用外几乎没有任何好处。由于共和主义煽动人们惧怕上下阶层联合打压独立生产者的阴谋，那么或许我们应该称之为“统治民族”共和主义，它将非裔美国人从生产者的行列中排除出去，又将向上攻击富人和强权的火力转而集中到那些无法独立的人和黑人身上。只有某些时候选择这种目标才是有用的，从狭义上来说，在纽约州或北卡罗来纳州等地，白人至上是受欢迎的，且与较贫穷白人的政治利益息息相关。“统治民族”共和主义的优势在于，它打消了白人对于向下的社会阶层流动留有的持续恐惧——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可能会失去一切，但却永远不会失去其白人身份。像一般的共和主义一样，尽管谈论的始终是白人政府，但“统治民族”共和主义对国家的要求大多是消极的。而所谓“统治民族”共和主义，最终可能成为一种不加思考的习惯，将人们导向一条最容易的道路。有时的确如此，比如在无数的战前暴乱中，一开始暴乱的目标颇有争议，但最后都以对黑人社区的攻击告终。[67]

平民目标可能会腐化，原因尽管可悲但可以理解，从共和党对奴隶制的仇恨，到共和党对奴隶和自由黑人的蔑视，再到单纯的种族偏见，这种偏见最终将共和政体残存的一丝辉煌也消耗殆尽。用否认来证明自己是冒险的。从汤姆·潘恩到哈克·芬（Huck Finn）的爸爸，这中间的差距相去甚远，书中哈克·芬的爸爸曾怒斥道：

啊，对了，这才是个了不起的政府哪，真是了不起呀。嗐，你听我说吧。有一个自由的黑人，原籍是俄亥俄；他是个混血种，可是几乎跟白人一样白。他穿着雪白的衬衣——白得简直是出奇，还戴着一顶漂亮极了的帽子；走遍了全镇也找不着一个人跟他穿戴得一样漂亮；……还有，你猜怎么样？人家说他是个大学教授，会说各国官话，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可是这还不算是顶糟糕的哪。他们说他在家乡的时候，还有资格选举。这可把我弄糊涂了。我心里想，这个国家终究会弄成个什么样儿呢？那天正好是选举的日子，我自个儿也正打算去投票，要不是醉得走不动的话。可是我才一听说咱们这个国家有一州，会让那个黑鬼投票，我马上就不干了。我说我再也不投票了。[68]

注释

[1] Walt Whitman, Leaves of Grass, Boston 1860, 144; Sean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88–1850, New York 1984, 21.

[2] Herbert Gutman with Ira Berlin, ‘Class Compos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840–1890’, in Herbert Gutman, Power and Culture: Essays on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87, 381.

[3] Whitman, Leaves of Grass, 144.近期一份综合报告凸显了工人阶级共和主义的影响，参见Bruce Laurie, Artisans into Workers: Labor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1989。

[4] Lorenzo D. Turner, ‘Walt Whitman and the Negro’, Chicago Jewish Forum 15 (Fall 1956): 8; Rowland Berthoff, ‘Free Blacks, Women and Corporations as Unequal Person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 (Dec. 1989): 760.

[5] 引自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New York 1988, 26。

[6] Robin Blackburn,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1776–1848, London 1988, 288–289.

[7] OED2, 5: 299–300; Noah Webster,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1829, 412.

[8] Blackburn, Colonial Slavery, 289.

[9] OED2, 5: 300.

[10] 引自Eric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New York 1976, 134, and in David Brody, ‘Time and Work during Early American Industrialism’, Labor History 30 (Winter 1989): 13–15。另参见Edward Countryma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85, 61–62, and Marcus Rediker,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Merchant Seamen, Pirates and the Maritime World, 1700–1750, Cambridge, Mass.1987, 111。就潘恩对“仆人”一词的看法，参见Elizabeth Blackmar, Manhattan for Rent, 1785–1850, Ithaca, N.Y., 1989, 116。

[11] E. Foner, Tom Paine, 40 and 143–144.关于林肯，参见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70, 23, 29–30。论南北战争期间雇佣劳动的变化，参见David Montgomery, Beyond Equality: Labor and the Radical Republicans, 1862–1872, New York 1967, 25–31。

[12] John Ashworth, “Agrarians and Aristocrats”: Pa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7–1846, London 1983, 25 and 40–41;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43.

[13] William Rorabaugh, The Craft Apprentice: From Franklin to the Machine Age in America, New York 1986, 3–130; Gary Nash, The Urban Crucible: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79, 258–260; Paul E. Johnson, A Shopkeeper’s Millennium: Society and Revivals inRochester, New York, 1815–1837, New York 1978, 32–48.

[14] E. Foner, Tom Paine, 40 and 143–144; Nash, Urban Crucible, 258–260 and 320–331;Rorabaugh, Craft Apprentice, 68–69.

[15]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42–243.

[16] Asa Briggs, ‘The Language of “Clas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Asa Briggs, Urbana, Ill. 1985, 1: 4–6．另参见Craig Calhoun,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1982, 74–77。

[17] Charles W Janson, The Stranger in America, New York 1946 (1807), 88; Richard H. Thornton, ed., An American Glossary, Being an Attempt to Illustrate Certain Americanisms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hereafter AG), Philadelphia 1912, 1: 428;Frances Trollope,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Americans, New York 1839, 45.

[18] John Bristed, America and Her Resources, London 1818, 460. Compare Adam Fergusson, Practical Notes Made during a Tour in Canada, and a Por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833, 233–234.参见Webster, American Dictionary, 743; OED2, 5: 508;就“仆人”一词用法的复杂性，以及在殖民时期的马萨诸塞州，“仆人”的确或多或少具有一定法律意义，可参见Christopher Tomlins, ‘The Ties That Bind: Master and Servant in Massachusetts, 1800–1850’, Labor History 30 (Spring 1989), passim。见Edmund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1975, 327–332; Winthrop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Chapel Hill, N.C. 1968, 80–81;Albert Matthews, ‘The Terms Hired Man and Help’, Publications of the Colonial Society of Massachusetts 5 (1898), esp. 229–238; [Thomas Hamilton], Men and Manners in America, Edinburgh 1834, 1: 104; and AG, 1: 428。另参见Blackmar, Manhattan, 116–122。

[19] OED2, 5: 299, and DAE, 2: 1250.

[20] Albert Matthews, ‘Hired Man’, 229–254, esp. 232, and for the Salmon quote, 230 nl.

[21] Daniel T. Rodgers, The Work Ethic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50–1920, Chicago 1979, 30–31.“帮手”一词参见Matthews, ‘Hired Man’, 243–254。

[22] James Fenimore Cooper, The American Democrat; or, Hints on the Social and Civic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operstown, N.Y 1838, 122; Charles Mackay, Life and Liberty in America, London 1859, 2: 45–46；Trollope, Domestic Manners, 44–45；Janson, Stranger, 88.但是，Francis J. Grund, The Americans in Their Mo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oston 1837除外，该书认为雇主和雇工都在为共同的共和主义目标寻找“仆人”的替代词。劳工领袖塞思·路德在其著作Address to the Workingmen of New England, Boston 1832的“附录H”中讽刺了“帮手（help）”的用法。

[23] DAE, 1: 288 and 2: 1236．另参见Christine Stansell, City of Women: 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 1789–1860, New York 1986, 272 n7。

[24] Matthews, ‘Hired Man’, 229; Janson, Stranger, 88; Trollope, Domestic Manners, 44–45; Grund, Americans, 236.

[25] Webster, American Dictionary, 262; Bristed, America, 460; Trollope, Domestic Manners, 44–45.

[26] James Flint, Letters from America, 1818–1820, London 1822, 218.

[27] Ibid., 98.有关“帮手”，另参见DAE, 2: 1212 and 1250, and David E. Schob, Hired Hands and Plowboys: Farm Labor in the Midwest, 1815–1860, Urbana, Ill. 1975。

[28] 有关“技工”和“自由人”，见第二章及本章第95—101页。

[29] E.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15; Paul Faler, Mechanics and Manufacturers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Albany, N.Y. 1981, 30–31; Laurie, Artisans into Workers, 70–71.

[30] David R, Roediger and Philip S. Foner, Our Own Time: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r and the Working Day, London 1989, 1–42; Laurie, Artisans into Workers, 59; Robert William Fogel,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New York 1989, 354–362.

[31] ‘Unlettered Mechanic’ [Heighton], An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Mechanics and Working Classes Generally, Philadelphia 1827?; Mechanics’ Free Press, 21 June 1828;Louis H. Arky, ‘The Mechanics Union of Trade Associa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hiladelphia Workingmen’s Movement’, Pennsylvania Magazine and History and Biography 76 (April 1952): 145–151.

[32] Webster, American Dictionary, 523.

[33] George McNeill, ed., The Labor Movement: The Problem of Today, Boston 1887, 345–348;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197, 347–348; Norman O. Ware, The Industrial Worker, 1840–1860, Gloucester, Mass. 1959, xiv, 200–201; Philip S. Foner,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47, 1: 115 and 203; W.T.M. Riches, Industrialisation, Paternalism and Class Conflict: White Workers in Antebellum Southern Industry, 1830–1860, Coleraine, Northern Ireland 1987, 11.

[34] Columbian Centinel, 23 April 1825; Roediger and P. Foner, Our Own Time, 24.

[35] Pessen, Uncommon Jacksonians, 3.

[36] Webster, American Dictionary, 523; Faler, Mechanics and Manufacturers, 30–31.

[37] Democratic Exposition and United States Journal for the Country, 6 September 1845, 135; Howard B. Rock, ‘The Independent Mechanic: The Tradesmen of New York City in Labor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Jeffersonian Era’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74), 1–5, 书中强调了这一点。

[38] 有关“技工”一词在美国南部以及工匠组织名称中的流行程度，参见Rich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Class Conflict, 11; P. Foner, Labor Movement, 1: 263; Herbert Aptheker, The Unfolding Drama: Studies in US History, New York 1978, 34; Roger W. Shugg, Origins of Class Struggle in Louisiana: A Social History of White Farmers and Laborers during Slavery and After, 1840–1875, Baton Rouge, La. 1972, 115及下文注释39。

[39] 引自John R. Commons et al.,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Cleveland 1910, 2: 360 and 2: 356–375 passim, and Philip S. Foner and Ronald L. Lewis, eds, The Black Work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Philadelphia 1978, 1: 87–88 and 1: 71–88 passim;另参见Laurie, Artisans into Workers, 108–109; Robert S. Starobin, Industrial Slavery in the Old South, London 1970, 18–19 and 209–214; Charles H. Wesley, Negro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27, 69–74; Ira Berlin and Herbert G. Gutman, ‘Natives and Immigrants, Free Men and Slaves: Urban Workingmen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8 (1983): 1175–1200。

[40] 或许对于“技工兄弟”和“美国自由人”来说，最能引起共鸣的是1835年的波士顿“十小时工作日”倡议，参见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6: 94–99。

[41]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1976, 1029.这篇文章第一次发表并非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而是出自该著作第一卷的第七篇（附录部分）。首次出版的英译本为福克斯（Fowkes）的译本。

[42] John R. Commons et al., History of Labour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18–1935, 1: 103ff,其中相关内容仍可以佐证这一点。另参见Alan Dawley, Class and Communit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Lynn, Cambridge, Mass. 1972, 20–32。

[43] “1836年”一处引文出自The Pennsylvanian, 31 March 1836,原文强调，转引自Richard A. McLeod, ‘The Philadelphia Artisan, 1828—185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1971), 192;“1806年”一处则引自Anthony Bimba,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27, 79。

[44] 马克·劳斯即将出版的有关早期劳工组织的书中提到了前两种用法，而第三种用法参见Rock, ‘Independent Mechanic’, 94。

[45] Philip S. Foner, ‘An Early Trades Union and Its Fate’, Labor History 14 (Summer 1973): 423–424; Commons et al., History of Labour, 1: 158–160; 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5: 80.

[46] “技工工长”第一次出现为1838年，但19世纪30年代早有使用，参见DAE, 3: 1494。1832年在波士顿的使用案例，参见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6:82, and in 1829; P. Foner and Lewis, Black Worker, 1: 155, and McLeod, ‘Philadelphia Artisan’, 192。

[47] Richard Parkinson, The Experienced Farmer’s Tour in America, London 1805, 18–19;Flint, Letters from America, London 1822, 33 and 288–290; Isaac Holmes, An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ondon 1823, 342.美国雕塑家约翰·弗雷泽（John Frazee）晚年记录了自己1818年以前在新泽西州的学徒生涯，他用“老板”来称呼自己的工长，但这段记录并未发表。参见John B. Jentz, ‘Artisans, Evangelicals, and the City: A Social History of Abolition and Labor Reform in Jacksonian New York’ (Ph.D. disser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77), 124。

[48] OED2, 1: 1009; DAE, 1: 288; Webster, American Dictionary, 99; M. Schele DeVere, Americanisms: The English of the New World, New York 1872, 91–92; AG, 1: 91–92.

[49] Commons et al., History of Labour, 1: 7.

[50] Johnson, Shopkeeper’s Millennium, 39 and 42．另参见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4: 287。

[51] 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8: 222.

[52] Cooper, American Democrat, 114．另参见[Thomas Hamilton], Men and Manners, 1: 229。

[53] 引自Leon F.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The Negro in the Free States, 1790–1860, Chicago, 1961, 174; W.E.B.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New York 1935, 700; Stansell, City of Women, 155–158。

[54] 关于性别与劳工问题，参见Stansell, City of Women, esp. 11–12 and 76–129, and the essays by Nancy Chodorow, Heidi Hartman and Mary Ryan in Zillah Eisenstein,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1979;有关早期（1817年）用“男人”直接代指工人的用法，参见G.A. Kleene, History of the Ten-Hour 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n.p. n.d., 5。关于《工人报》，参见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24 n11。

[55] 如the Pennsylvania Freeman (abolitionist), and New York Freeman (Catholic)。关于惠特曼的《布鲁克林自由人》，参见Malcolm Cowley’s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lete Poetry and Prose of Walt Whitman, Garden City, N.Y. 1948, 7。

[56] Luther, Address to the Workingmen of New England, Boston 1832, 31; The Man, 22 February 1834.

[57] Webster, American Dictionary, 359.

[58] 有关选举权改革，参见Chilton Williamson, American Suffrage: From Property to Democracy, 1760–1860, Princeton, N.J. 1960。

[59] Ira 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 The Free Negro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New York 1974, 137; Jean H. Baker, Affairs of Part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Northern Democrat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thaca, N.Y. 1983, 244–245.

[60] Philip S. Foner, A History of Black Americans: From the Emergence of the Cotton Kingdom to the Eve of the Compromise of 1850, Westport, Conn. 1983, 206–207 and 339;引自Berthoff, ‘Free Blacks, Women and Corporations’, 771。

[61] P. Foner, Black Americans, 207–209; 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 190–192; Baker, Affairs of Party, 243.

[62] Flint, Letters from America, 122; Baker, Affairs of Party, 246.

[63] Rock, ‘Independent Mechanic’, 134–135.

[64] P. Foner and Lewis, Black Worker, 1: 175–177.

[65] Marvin E. Gettleman, The Dorr Rebellion: A Study in American Radicalism, 1833–1849, New York 1973, 17–19, 37, 46–48, 53, 129–130.

[66]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84–86; P. Foner, Black Americans, 297–308; Williamson, American Suffrage, 267; Berthoff, ‘Free Blacks, Women and Corporations’, 772; J. Lynn Barnard, Factory Legislation in Pennsylvania: Its History and Administration, Philadelphia 1907, 7–17.

[67] 关于美国的“统治民族民主”，及范登伯格对其的定义，参见George M.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New York 1971, 61, 84, 90–94 and 322。

[68] Mark Twain,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New York 1973 (1884), 36.该小说以1836年至1846年为背景。（中译见［美］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张万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1)　1812年战争，又称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是1812年至1815年发生于美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是美国独立后第一次对外战争。

(2)　自由钟：立于美国费城独立大厅外的大钟，1776年7月第一次宣布《独立宣言》时曾鸣响该钟。自由钟是费城的象征，亦是美国自由精神的象征，上刻“Proclaim liberty throughout all the land unto all the inhabitants thereof”（向全境所有人民宣告自由）。

(3)　一分钟人（Minuteman）：原意是指美国独立战争中打响莱克星顿第一枪的民兵，他们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来无影、去无踪，“一分钟”即可投入战斗。

第四章　白人奴隶、雇佣奴隶和自由白种工人

1836年，纽约市裁缝熟练工的支持者四处张贴印有棺材图案的传单。不久之前，裁缝们刚刚输掉了一起被控共谋的案子，也因此失去了组织集会权。传单用自美国革命以来人们所熟悉的共和主义口吻，鼓励工人抗议，并要求赔偿工人损失，言辞十分激烈。这份传单吸引了一众“自由人”“技工和工人”的注意。但人们对于独立事业能否取得胜利却渐渐失去了信心。传单上的棺材预示着“工人的自由将被埋葬”在对裁缝的判决中。“专制的雇主阶层”占据了上风，传单上直白地写道：“如今，北方的自由人与南方的奴隶地位相当。”这在十年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1]

从“棺材传单”上可以看出，美国杰克逊时代的白种工人开始坦然面对自己奴隶一般的境地，但仍会充满顾虑。传单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毫无保留地将美国南北部进行对比，但文献显示，白种工人与奴隶之间仍有一些无法比较之处。白人，即便是奴隶，也仍是“自由人”。如果按照传单上的一句话所说，“专制的雇主”占了上风，那么另一句话则勾起了人们对“准雇主”的恐惧。而且人们尚不清楚针对裁缝的“奴役”是否属于“雇佣奴隶制”。他们之所以成为奴隶，不是因为他们是“雇工”，而是因为国家剥夺了他们捍卫自身权利所必需的自由。事实证明，人们对于裁缝工人所受“奴役”的重视其实相当短暂。在获悉美国北部另一个共谋案中，法院给出了更有利的判决后，“工人的愤怒平息了”。[2]

1830年至1860年间，拿雇佣劳动和动产奴隶制做比较的例子不胜枚举，结果同样令人尴尬。当然，这也是必然的。共和党劳工承袭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别有用心的人们总试图破坏自由并“奴役”人民。而动产奴隶制则是剥夺自由的最终形式。但共和主义也表明，长期忍受奴隶制意味着软弱和堕落，也意味着或许他们本不适合自由。显然，黑人群体就象征着这种堕落。于是，在种族主义、奴隶制和共和主义的交织下，雇工被拿来与奴隶做比较，但即便人们将二者相提并论，白种工人也必须与黑人划清界限。

动产奴隶制成了白种工人看清自己内心的恐惧和信心的试金石。这样一来，理解部分白种工人开始自称为奴隶的惊人过程，以及白人奴隶制的隐喻是如何逐渐瓦解的，让我们得以进一步了解白种工人形成过程的关键。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来看待劳工运动和废奴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通往“白人奴隶制”的曲折道路

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白人奴隶制”和“雇佣奴隶制”等词语的使用，在美国例外主义的主旋律下呈现出有趣的变化。美国劳工史学家常常会被逼问道，为什么美国工人一向缺乏其他工业世界的工人所具有的阶级意识。但是，如果内战前的劳工运动在言辞上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之处，那么，它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正不断演化为奴役时，就显得无比激进。法国的革命传统向来喜好用大量的奴隶制比喻，来迫使共和党人攻击政治压迫，但在1848年法国大革命之前，这里显然很少使用诸如“雇佣奴隶制”之类的字眼。德国各州虽然大力推广了“雇佣奴隶制”概念，但同样并未经常使用这一表述。唯有英国，不断涌现将白人雇工比作奴隶的言论，势头毫不亚于美国，而在1910年代至1920年代间，也正是从这里产生了“雇佣奴隶制”这个隐喻式的表达。但是，由于“雇佣奴隶制”在英国的传播不仅与保守党激进政治家理查德·奥斯特勒（Richard Oastler）有关，还与工薪阶层宪章派的使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在人们看来，作为全世界率先将雇佣工作激进地批判为奴隶制的先锋，内战前的美国劳工运动，作用极其卓越。[3]

当然，杰克逊时代的美国充斥着各种对于“奴隶制”的担忧。公民们担心着天主教徒、摩门教徒、共济会会员、垄断者将会奴役这个共和国，甚至时尚、酒和国家银行也在他们的担心之列。尽管如此，也不应仅仅将雇佣工人比作白人奴隶的隐喻表达，看作是美国内战前政治“偏执狂”风格的又一个例子。[4]相反，将偏执狂风格视为因动产奴隶制这样的可怕例子而活跃起来的共和党传统，视作美利坚合众国日渐衰败而引起的恐惧，可能会有利于在白人中建立一个由独立的农民和技工组成的社会。

到了杰克逊时代，一些变化促使白种工人开始将自己与奴隶进行比较，进而反复强调、否认再强调。1829年之后，美国掀起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废奴运动浪潮，引发人们重新审视奴隶制与自由之间的界限。由于自由黑人和奴隶起义军在黑人自由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将黑人等同于奴性的惯性思维也同样受到了质疑。如果废奴主义并没有动员到多少白种工人，那么这就证明，种族与是否适合自由之间的等价关系并不是永恒的真理，而是政治辩论的对象。[5]

同时，白人工匠的切身经历也促使他们将白人奴隶制看作是一种可能存在的社会范畴。在这样一个为共和国命运忧心不已的国度，1825年至1835年间，作为亲历革命的最后一代，城市工匠为十小时工作日制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壮大的劳工运动将这些斗争与获得自我教育的时间、实现充分的公民权联系起来，提倡将十小时工作制作为争取工人独立乃至国家独立的关键。工匠们想要立刻获得自由，不再受制于越来越利欲熏心的雇主阶级，争取最终摆脱老板的束缚。他们团结一致，时时不忘将自身受到的束缚与心中渴望的自由加以对比。以1835年费城大罢工为例，工人们最终为自己争取到了十小时工作日，他们聚集在独立广场上，敲锣打鼓，游行示威，并打出了主张十小时工作制和“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横幅。[6]

雇主阶层的反应更加激发了工匠们的意识，一场自由与其对立面的对决逐渐显现，促使工匠提出白人奴隶制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是雇主阶层最先将美国的自由劳工与英国“奴隶”和黑人奴隶进行了比较。他们坚称，由于美国势必要与英国竞争，所以十小时工作制在美国无法实行。1832年《工人鼓动报》（Working Man’s Advocate）对此做出的回应反映了劳工对于英国制度的看法，在他们看来，英国制度是完全有辱人格的。报刊中质问道：“难道就因为曼彻斯特的纺纱工或伯明翰的铁匠受到了像奴隶一样的对待，我们就要每天被奴役13到14个小时吗？”[7]随着十小时工作制的抗争持续进行，美国工人对英国人抵制超长工作时间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对雇主阶层的反对意见做出回应，认为美国必须以新的方式来迎接与英国的竞争，但这挑战了唯有英国工作场所助长奴役的观点。1834年，劳工报刊《新英格兰工匠》（New England Artisan）发问：“如果那些虽贫困潦倒、饱受压迫，但仍英勇无畏的英国工人有胆量宣布他们只工作八个小时，那么相对更自由的美国劳动人民将做何感想？”在19世纪30年代争取更短工作时长的运动中，一些美国移民工人同样认为，相较于英国来说，在美国工作更加困难重重。[8]后来还有观点表示，十小时工作制不可能在美国北部各州盛行，因为施行这种时间安排的工厂无法与南部奴隶劳工的生产相匹配，因而白种工人的所谓共和主义自由仍然备受质疑。[9]

对于将自己和奴隶进行比较的这些实质性理由，白种工人勉强可以接受，但是，他们始终不希望被人们看作是与非裔美国人同等的身份。一如我们所看到的，不仅“奴役”（slave）这个动词用以表示白人无法接受的工作情况，还有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引入美式英语的贬义词，如“白皮黑鬼”（即“苦力”）和“像黑人一样劳作”（即“被迫做极其艰难的苦役”），这些词几乎与“白人奴隶”同时进入人们的视线。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在其《航海两年》（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一书中激烈地控诉了内战前水手们遭受的压迫，书中一位海军上校对船员怒斥道：“你们竟然让一个驾驶员凌驾于自己之上！还是一个奴隶，一个黑鬼！我看看谁敢告诉我他不是黑奴！”[10]

这种表达方法应该足以让那些认为种族和阶级可以轻易区分开的人心生踌躇，它提醒着我们，在内战前的美国，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拿自己与奴隶或美国黑人比较。而且，除了少数坚定的废奴主义者或劳工改革者外，使用像“白人奴隶制”这样的字眼显然并非是声援奴隶，而是号召人们用武力结束对白人的不正当压迫。毕竟，对白人奴隶制的批判，是伴随着种族暴动与种族排外的工会、继续使用诸如“老板”和“帮手”等词来拒绝与奴隶进行比较、黑面表演⁽¹⁾的兴起，以及进一步攻击自由黑人已然微弱的公民权利的民众运动一起形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劳工活动家们又十分谨慎地重新将白种工人与奴隶进行比较，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初，多数比较并非强调白人已然成为奴隶，而是强调他们受到了奴役的威胁。1828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多佛市，400名罢工的纺织女工的领袖们，询问她们中谁能“忍受与奴隶相同的骇人听闻的命运”，以此来建立或剥离与动产奴隶制的联系。[11]1833年，宾夕法尼亚州马拉杨克劳动人民委员会的成员拒绝减薪，用他们的话来说，减薪会“把束缚我们的锁链捆得更紧”，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我们不反抗，便会最终走向奴隶制”。[12]1834年，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的罢工女工默许了自己颇为模糊的地位。在一段时期里，她们形容自己深受“奴役”，被“贪婪的压迫之手”用未来可能遭受的奴役加以胁迫，但仍是“自由人的女儿”。两年后，洛厄尔市抗议的女工高唱着：

不！我不能做奴隶；

我不会做奴隶。

因为我热爱自由，

我决不能做奴隶。[13]

对于领导了第一次劳工运动的男性工匠来说，小部分发展完备的工厂制造业兴起，既威胁了独立，又为试图将奴隶制隐喻应用于白种工厂工人（通常是女工和童工）创造了可能，而不必将自身牵涉其中。至少到19世纪40年代，工厂制度对工人的限制和约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此外，人们认为工厂生产等同于欧洲有辱人格的反共和主义劳动，这种比喻促使劳工领袖们将其称为“监狱”或“巴士底狱”。[14]

雇佣了大量单身女性劳动力的美国纺织厂（规模较小的纺织厂则雇佣整个家庭的成员）将其管理方式说成是家长式管理，这只会加深人们的猜忌。而一些小作坊建立黑名单、鞭打工人的做法，则同样激起了人们的愤怒。1834年，在多佛市的纺织业罢工中，女工们的控诉之一是管理层将其称为“他们的奴隶”。或许管理者在这样措辞时，是想体现其父权责任，又或是想要体现他们的独裁权力。但无论是何缘故，他们都打错了主意。辞职等形式的非正式抗议远远超过了早期工厂工人的罢工，但对于正在考虑新行业体制的男性工匠来说，长期的“工厂奴役”成了一个可怕的问题。[15]

因此，早期提到的白人奴隶制，大多集中在定义英国制造业工人的身份上，并补充说明了美国的妇女儿童已经或即将成为奴隶。《工厂女孩》是一首令人深恶痛绝的英国歌曲，这首关于早期白人奴隶制的作品在美国广为流传，它结合了英国工人和纺织女工备受奴役的观点。歌曲刻画了一位英国女工的悲惨结局：

那晚，战车从她身旁经过

她静静地躺在地上；

夜幕降临，

主人的女儿们

她们温柔的心在叹息，

细数着黑人的过错；

白人奴隶奄奄一息，

是谁，得到了父亲的黄金。[16]

这种与动产奴隶制相比较而抒发的强烈情感，贯穿了内战前许多男性活动家所写的关于白人女工和童工的文章。例如，1832年，塞思·路德发表了题为《对新英格兰工人的讲话》的演讲，在这个振奋人心的演讲中，他并没有将美国男性工人称作奴隶，但演讲中确实表明工厂女工受到了奴役，还引用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诗句，将童工形容为“弱小无辜的奴隶”。[17]

一旦开始与奴隶做比较，这种比较的范围自然会扩大，有时就连工匠也不能幸免。例如，到1835年，路德帮忙撰写了“十小时传单”，严厉抨击了“白人技工中存在的奴隶制”现象。[18]1831年，费城工人党的第一位国会议员候选人、知识分子领袖斯蒂芬·辛普森（Stephen Simpson），在撰写《工人手册》（Working Man’s Manual）时，开篇便指出工厂奴隶制在英国早已根深蒂固，“农奴阶级”从事着制造业工作，但工厂奴隶制在美国却永远没有立足之地，在这里，“奴隶制、劳动和堕落”之间的古老联系早已割裂，劳动成了“自由人群体”的一部分。辛普森继而接受了所有可能的观点。他注意到南方有大量的奴隶，他也不得不承认，在这里“劳动是一种耻辱，因为它是奴隶的一部分”。[19]从这寥寥几句中可以看出，美国被描述为一个“奴隶制和劳工相互交织”的社会。白人妇女和儿童遭受了特殊的剥削——“按照惯例，他们被归为奴隶和仆从”。辛普森认为，就这一点而言，所有北方工人都面临着“资本成为主人”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们计算工资的方式仿佛是“南方领主在压迫残暴的人类所豢养的黑貂群一样”。[20]

以工厂工人为首的一些工人，确实表示自己和同行已经完全被当作奴隶一样使唤了。早在1831年，佛蒙特州的技术工人就抗议说他们“完完全全被当作奴隶”，而在19世纪40年代，林恩市的鞋匠们则认为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主人”，自己则是“不折不扣的奴隶”。[21]洛厄尔市纺织女工也附和着佛蒙特州的纺纱工们，将自己描述成受超长工时压迫的奴隶，受“当权者”的奴役，是“名副其实的奴隶”。[22]

然而，激进的工匠对他人所受的“奴役”津津乐道，却不愿提及自身遭遇。乔治·亨利·埃文斯（George Henry Evans）曾是一名印刷工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劳工领袖和土地改革家。在推广“白人奴隶制”和“雇佣奴隶制”这两个词方面，他做得可能比任何人都多，他直接一概而论地断定一切没有土地的工匠都受到了奴役，即使是男性也不例外。他认为：“把一个人从其土地上掠走，或是将土地从他手里偷走，都会演变为奴隶制。”[23]但即便如此，埃文斯的个人著作中也极少讨论工匠所受到的“奴役”，而是大多集中于佃农、非熟练工人、女工和童工遭受的“奴役”。[24]尽管清楚明确地表现了白种工人真实的恐惧，但与奴隶的比较并不会自动引导那些在内战前劳工组织中最为活跃的“雇工”群体不断自我反省。

白人奴隶制与雇佣奴隶制

诺曼·威尔（Norman Ware）在其对战前劳工的经典研究《产业工人》（The Industrial Worker）一书中指出，以纽约市的钢琴制造工人为例，一些技艺精湛的工匠，尽管收入可观，却仍将自己的雇佣劳动视为一种奴役。威尔还在文中插入了一个脚注，发人深思。通过这个脚注，我们应该意识到语言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还应意识到，奴隶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前白人劳工的语言发展：

“雇佣奴隶”一词在19世纪40年代的声名比如今要好得多。那时，它还不算是街头演说者嘴里空洞的陈词滥调。这意味着它只是经历了正常的语言退化，而不是具有强烈误导性的描述。[25]

但是，在威尔试图从街头演说者口中拯救“雇佣奴隶”一词时，他忘记了自己曾一再强调：语言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深入研究19世纪40年代的劳工和激进的民主党报刊可以发现，“白人奴隶制”（white slavery）是关于白种工人受压迫最常见的隐喻，而第二常见的是“工资奴隶制”（slavery of wages），第三为“雇佣奴隶制”（wage slavery）。事实上，“白人奴隶制”这个词有时甚至会出现在一些文章中，这些文章均为猜测如果废除奴隶制占上风，自由黑人的命运将会如何！可能是由于“雇佣奴隶制”一词受到广泛传播而在内战后得以保留下来，并直至20世纪，继续为马克思主义作家（和街头演说者）所使用，因而追溯战前历史，可将该词视为白种工人与奴隶制进行比较的最常见方式。与此同时，“白人奴隶制”与女性卖淫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而早期说法中所表达的含义则有所减少。[26]

与“白人奴隶制”的用法相比，历史学家们讨论更多的是内战前“雇佣奴隶制”的使用。他们围绕两个词的使用争执不休，于是马库斯·坎利夫在其近期关于雇佣奴隶制和动产奴隶制的研究中评论道，无论是“雇佣奴隶制”还是“白人奴隶制”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两个词常常是交替使用的。[27]坎利夫的研究大多颇有建树，但在这一点上，他错了。工人们所经受的究竟是“雇佣奴隶制”还是“白人奴隶制”，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一些劳工作家有时的确会随意地替换使用“白人奴隶制”和“雇佣奴隶制”，那么他们在写作时应加以解释，因为这些词语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19世纪40年代后期，土地改革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与废奴主义者对话时，开始将“工资奴隶制”与“白人奴隶制”一同使用。这一说法使得雇佣劳工和共和党独立能否共存的老问题重回视线。[28]而其用词精准、直截了当反而引起了一些问题。许多被形容为奴隶的人其实并非工薪阶层。因而，佃农和负债入狱者常常受到热议，但后者的问题恰恰是他们无法进入雇佣劳动力市场。[29]多数早期的劳工激进分子仍然会选择一个主要政党（通常是民主党）来依靠，并寻求与包括小雇主阶级在内的“生产阶级”团结一致。[30]将这类雇主称为“主人”，对于把雇佣奴隶制这样的隐喻具体化是行得通的，但在政治上却没有意义。此外，许多雇主阶层只是个体经营者，或是偶尔雇佣其他人，主要依靠自身劳动力。因而许多人经营失败了，便再一次成为工薪阶层受雇于他人。[31]一些证据表明，小雇主阶层支付工人的薪酬相对高于拥有大型车间的制造商，而商业资本家显然常常向雇主阶层施压，要求他们维持严苛的劳工政策。因而熟练工人纷纷渴望能够经营一家自己的小店铺。惠特曼曾写道：“人，必须要做自己的主宰。”[32]

因此，有关雇佣奴隶制的隐喻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工人可以被称作“奴隶”，那么除了在劳资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外，支付工资的雇主就不能真的被当作“奴隶主”来看待。因而权宜之计是，认定雇主本身便是“奴隶”。于是，波士顿的“十小时工作制传单”中写道：

我们不会对雇主阶层太过严苛，因为他们就像是资本家的奴隶，而我们则是他们的奴隶……但我们无法忍受做奴仆的奴仆，无法忍受成为被压迫的奴仆，所以我们要从根源上拨乱反正。[33]

埃文斯在强调土地和租金的同时，坚持认为林恩市的小制造商是由自己拥有店铺的房东控制的，而纽约《技工》（Mechanic）则控诉“资本家支配着整个机械行业”。[34]

“白人奴隶制”一词相对于“雇佣奴隶制”或“工资奴隶制”的优势在于，在调用“统治民族”共和主义时，前者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且体现了白人身份。“白人奴隶制”曾一度备受激进的民主党政客的青睐，因为这个词可以将其同盟中的各种社会组成——雇佣工人、债务人、小雇主甚至奴隶主团结起来，而不必在意雇佣劳动的传播是否自始至终是反共和主义的。废奴主义者、自由黑人、银行家、工厂厂主乃至监狱工人，各色人等联合起来，无论是怎样的组合，都有可能被塑造成是想要通过漏洞百出的阴谋来奴役白种工人的恶棍。此外，解决“白人奴隶制”问题并不一定需要通过结构性的解决方案来阻止雇佣劳工的蔓延。尽管一些使用这个词的人仍坚持认为，所有长期的工资依赖关系都属于奴役的范畴，但“白人奴隶制”本身可以接纳不抨击工资制度的解决方案。白种工人可以得到更好的待遇，他们可能会像“棺材传单”的例子一样掀起一场改革，而与奴隶制进行的比较也可能就此消除。[35]

动产奴隶制问题使得劳工运动、杰克逊主义及国家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白人奴隶制”并未对动产奴隶制提出质疑，所以丝毫未受影响。关于“雇佣奴隶制”，埃里克·方纳写道：

“雇佣奴隶制”这一观点包含了对奴隶制本身的谴责。早期劳工运动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民主、个人独立、工人拥有享受其劳动成果的权利，而这些显然与建立奴隶制的初衷不一致。[36]

方纳所言基本属实，这种价值观贯穿于“雇佣奴隶制”一词中，暗含了对所有奴隶制的质疑。但更为常见的“白人奴隶制”一词，为只有针对“白人”的“奴隶制”才应受到谴责的观点留下可能，直接削弱了这层含义。许多关于“白人奴隶制”的劳工语篇都表明了这一立场，有时甚至对于黑人奴隶制表示强烈支持。

白人奴隶制即为亲奴制

拉里·E. 蒂斯（Larry E. Tise）在其极具煽动性的《亲奴制：美国捍卫奴隶制的历史》（Proslavery: A History of the Defense of Slavery in America）一书中提出，多数极力为奴隶制辩护、将其塑造成一种至少对奴隶而言是良好社会制度的言论，实际上在北方先于南方开始形成。他称赞（如果这种说法准确的话）北方的保守联邦主义者和前联邦主义者为后来约翰·C. 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乔治·菲茨赫（George Fitzhugh）及其他南方地区人展开口水战提供了有力的知识弹药。但是蒂斯的书中所讨论过的一些亲奴隶制的美国北方人，与其说是保守派，倒不如说他们更像是“统治民族”共和主义者，甚至是劳动激进分子。托马斯·曼（Thomas Man），被蒂斯称为“罗得岛牧师”，他或许是美国杰克逊时代最激进也最古怪的劳工诗人。正如蒂斯所说，他确实把废奴主义者视为《圣经》中曾预言过的不信上帝的狂热分子，他还在一篇标题怪异的文章——《秩序与白人的对比》（“Order and White Man Contrasted”）中，敦促北方人“归顺于奴隶制的旗帜下”。但曼的目的是加入南方奴隶制阵营，从而击垮北方的“白人奴隶制”。在他看来，工厂工人“从清晨到日暮，始终是一个奴隶”，是在比南方奴隶制还要加倍“卑劣”、更加“令人窒息”的制度下，悲惨的受害者。[37]

同样，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西奥菲勒斯·菲斯克（Theophilus Fisk）也被蒂斯视作背弃信仰的普救派牧师。1836年，他向南卡罗来纳州民众发表了狂热的反废奴主义演说，宣称奴隶制是“赐予奴隶的祝福”。但在关注白人政治方面，菲斯克绝不是保守派。菲斯克作为杰克逊时代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编辑兼《揭开宗教权术的面具》（Priestcraft Unmasked）一书的出版者，即便是按照历史学家爱德华·佩森（Edward Pessen）严苛的评判标准，他都可以称得上是早期劳工运动的主要激进领袖。1835年，当美国工人还在为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制度而举行大规模罢工时，菲斯克率先提出了八小时工作日。同年，他成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白人奴隶制”这一表述的劳工作家。[38]菲斯克在其南方之行中痛斥了废奴主义，这是继他在全国工会大会上发表演讲后，为赢得民众支持而做的一系列支持劳工的演说。但菲斯克并不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割裂的。他发现美国奴隶中出现许多“肤色苍白”的白人奴隶，随着波士顿废奴主义的发展，他呼吁人们停止对南部地区黑人的同情，并号召“立即解放北方的白人奴隶”。[39]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埃利·摩尔（Ely Moore）是美国第一位劳工国会议员、第一任全国工会主席兼任《全国工会报》（National Trades’ Union）的编辑。19世纪30年代，在国会争论是否应接受废奴主义者的请愿时，摩尔成了维护南方奴隶制最具说服力的捍卫者之一。他对此表示了强烈的谴责，认为废除奴隶制的要求不仅是“盲目跟风、不计后果的狂热”，而且是一场企图剥夺白人独立的阴谋。[40]这些指控在早期的工党报刊上得到了诸多回应，尽管也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费城前宪章派排字工人、书商兼劳工改革家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在1848年出版了《平等论》（A Theory of Equality）一书的三年后，又出版了《黑人狂》（Negromania），该书讲述的是早期为普及种族主义伪科学所进行的一系列偏执而邪恶的尝试。这两本书都呼吁民主党内部白人群体团结一致。19世纪50年代的劳工报纸《美国立场与消防员杂志》（America’s Own and Fireman’s Journal）重新刊登了拉斯·卡萨斯（Las Casas）的《为奴隶制辩护》（“A Plea for Slavery”）一文，并对此表示赞许。[41]

在纽约市的劳工运动中，尽管乔治·亨利·埃文斯起到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人们控诉白人奴隶制并支持黑人奴隶制的情绪仍旧持续高涨。历史学家伯纳德·曼德尔（Bernard Mandel）认为，早期劳工运动中只有“无关紧要的因素”采取了积极的亲奴隶制立场，他斥责迈克·沃尔什（Mike Walsh）是特立独行地“支持南部各州政客们提出的每一项政策”的“醉鬼”。这位来自纽约市的美国国会议员，深受劳工们的支持，极具号召力。肖恩·威伦茨将其描述成“在困难时期维护劳工激进主义”的主要贡献者，而W. E. B. 杜波依斯则称他为“《地下世界》（Subterranean）中肮脏和愤怒的活生生的化身”。这两种评价我都十分赞同，但无论人们对于沃尔什的看法如何，他都不该受到像伯纳德·曼德尔所说的那般轻视。[42]从19世纪40年代初到50年代初，沃尔什的极高声望源于他对所谓“白人雇佣奴隶制”无所顾忌的抨击，尤其是他所抨击的内容同时突出强调了“白人”和“雇佣”。他对追随者们怒吼道：“你们是奴隶，那些说你们是自由人的异教徒，他们比谁都清楚。”同时，他还公开支持南方奴隶制，甚至支持南方奴隶制进一步扩展到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43]纽约市工匠民主党中，沃尔什的头号派系对手、锁匠莱维·斯拉姆（Levi Slamm）也对这种一面支持亲奴制，一面又攻击压榨“白人奴隶”的“黑心暴君”的做法表示赞同。作为《平民报》（The Plebeian）的编辑，斯拉姆组织了“棺材传单”抗议活动，即本章开篇所提到的，他将白种工人戏剧性地描述为奴隶。[44]纽约市的制椅工匠领袖约翰·康默福德（John Commerford）被佩森称赞为杰克逊时代最受欢迎的劳工领袖，他也加入了一些工会主义者和激进民主党人的行列，这一群体痛斥白人奴隶制，同时在政治上支持南方最主要的亲奴制政治家约翰·C. 卡尔霍恩。[45]

那些谴责白人奴隶制的人，其亲奴制倾向引起了一些历史学家的关注，对此他们给出了多种解释。人们担忧要与获得自由的黑人竞争就业机会，这种担忧甚至可能被过度强调了，因为在支持奴隶制的人们对于白人奴隶制的控诉中，只有少数提到了就业竞争的问题，且这一问题通常是与对种族融合更深的恐惧相伴出现的。[46]同时，历史学家们还提及了劳工对于“中产阶级”和喜欢说教的废奴主义领袖的仇恨。因此，有必要设法防止共和国在奴隶制问题上出现致命分歧，杜绝此类潜在的风险，维护民主党作为改革政党的地位，即使是以安抚奴隶主的方式为代价也在所不惜。约翰·阿什沃思（John Ashworth）的研究极有力地重申了一个老生常谈却仍备受争议的观点，即信奉杰克逊主义的民主党是一个在白人之间奉行政治平等主义并努力营造社会平等的政党。当然，民主党在自由贸易、银行业、债务监禁、监狱劳役乃至土地改革等问题上的立场，为其民粹主义注入了一些实质内容。阿什沃思话锋一转，补充道：由于杰克逊主义者仅能想象完整且平等的公民权利，所以相较于多数精英政党，他们更无法想象解放黑人。这种观点，使得激进的劳工及其亲奴制立场看起来不那么有悖常理。[47]其他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北方的劳工激进分子精心谋划，企图通过与南方亲奴隶制人士暂时结盟来分裂统治阶级。这最后一个立场则可能使劳工激进分子看起来比他们实际更加精明，但同时，这可能也解释了像奥雷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这样极具头脑的激进分子在一定时期内的想法。[48]

对于激进劳工和奴隶制支持者的紧密结合，无论现有的解释意义多么深远，都离不开一个浅显的道理：那些反对白人奴隶制的观点，本身往往暗含亲奴隶制的色彩。正如埃里克·方纳近期的研究发现，激进劳工将所谓白人奴隶制和黑人奴隶制进行比较，往往发现后者比前者更少压迫性。激进分子认为，零星的证据显示，南方奴隶主每天要求黑人奴隶工作的时间相对来说要少得多，甚至可能只有北方雇主要求雇工工作时长的一半。[49]他们计算两者所受到的剥削率，可以推断得出，在两者所创造的价值中，归还给黑人奴隶的部分远远多于北方白人奴隶所得到的。[50]即便是那些认为白人奴隶制与黑人奴隶制大同小异的作家，也大多表现出极为鲜明的倾向，他们更喜欢援引那些有利于黑人奴隶制的比较。例如，1830年《技工自由报》中曾对两种劳工制度进行比较，这也可能是有组织的劳工群体首次如此直接鲜明地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种制度仅仅是“名称”不同而已。但随后，人们将自由劳工与奴隶的生活进行了比较，自由劳工过着饥寒交迫、筋疲力尽、失去孩子且疾病缠身的悲惨生活，而奴隶却拥有“乐于延长其生命的主人”。即使是埃文斯这样努力寻求平衡的人也发现，“受到地主和资产阶级奴役的人，其生活水平比那些专属于某个主人的奴隶更糟”，并且重申如果解放黑奴却不进行土地改革，会使黑奴的地位急剧恶化。[51]

约翰·芬奇（John Finch）是一位早期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工匠激进分子。他引述：“众所周知，相较于美国北方或东部工业区的工人而言，南方黑人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自由，但却享有相同的待遇。”接着他又补充道，同样的比较也或多或少适用于“其他从事机械行业”的白人。[52]即使是多数时候认为白人工人比黑人更加接近自由状态的奥雷斯蒂斯·布朗森，在一些情况下也会表示，“如果不考虑个人感受的层面，奴隶劳工无疑是受到压迫最少的……雇佣劳工承受了获得自由时带来的所有不利之处，却没有享受到丝毫好处，而奴隶没有享受到这些所谓的好处，也摆脱了那些不利之处”。[53]

在沃尔什等人反复强调的比较中，最为常见的是，“可怜的黑人”好比一匹“农场里的马”，他只有一个主人，且会在他“疲惫不堪”的时候保护他，而“可怜的白种人”则是一匹“马厩里的马”，受雇于许多主人，因而所有人都会过度压榨他的每一份精力，却不会在他受伤时给予保护。[54]从这个角度看，动产奴隶制比白人奴隶制要好，这种观点充满了亲奴隶制的家长主义内涵，在那些一再转载许多包含这类观点的文章的南方编辑身上也清晰可见。[55]

乔治·亨利·埃文斯：白人奴隶制与反奴隶制

然而，抨击白人奴隶制并不一定意味着接受黑人奴隶制。纽约反奴隶制协会是一个活跃于19世纪40年代的组织，从其名称就可以看出，部分激进分子倾向于攻击动产奴隶制和工资制度。[56]一些工匠继承了汤姆·潘恩、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罗伯特·戴尔·欧文（Robert Dale Owen）等人激进的民主主义和反奴隶制传统，他们确实在尝试用自由平等的原则对待两个种族。手工艺人和土生土长的纺织女工是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废奴运动的重要支持者。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劳工组织才会采取废奴主义立场，而在劳工报刊中则较为常见。[57]他们甚至有可能认为，虽然白人奴隶制比黑人奴隶制更具压迫性，但两者都应该被废除，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如此。然而，事实证明，要想坚持“打倒一切奴役”的立场极其困难，因为支持者们在解放黑人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想想意志坚定的废奴主义领导人乔治·亨利·埃文斯，他的职业生涯足以证明其危险性。

埃文斯起初曾是弗朗西斯·赖特（Frances Wright）和罗伯特·戴尔·欧文的追随者，并帮助两人出版了《自由问询者报》（Free Enquirer）。《自由问询者报》采取了适度的反奴隶制立场，一边猛烈攻击奴隶贸易，同时又大肆宣扬，英国商人运来非洲人，“把大量奴隶强加给美国殖民定居者”，却不给予一丝补偿，只是为了在美洲殖民地散播奴役的罪恶。[58]而埃文斯创办的《哨兵报》（Sentinel）和《工人鼓动报》，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反奴隶制立场。埃文斯在这几份报刊上对奴隶制表示强烈谴责，一度比他曾转载的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所写的文章态度更加强硬。

1831年至1832年，埃文斯曾多次表示支持废除奴隶制，甚至支持赋予自由黑人充分的权利。他反对一切为驱逐麻烦的自由黑人而进行的殖民活动，哪怕是驱逐“过剩的奴隶”也不行，因为这种政策可能会使奴隶更易于受人摆布。埃文斯写道：“我们绝不相信，除了恐惧和胁迫外，还有什么能影响到废除奴隶制。”[59]19世纪30年代初，在弗吉尼亚州举行的多场关于废除奴隶制的辩论激发了埃文斯的兴趣，促使他出于“正义与人性”站在了支持废除奴隶制的阵营。埃文斯一次又一次地把纳特·特纳（Nat Turner）等奴隶起义者描述为争取自由而奋起反抗的战士，是奴隶制的自然产物，并把起义军比作了为解放而战的波兰爱国者。[60]埃文斯表示，他反对常备军的主要原因是军队在镇压奴隶起义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简言之，常备军的存在有碍美国政府践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61]同样，他还反对反印第安人政策，认为常备军是压迫美洲原住民的工具，并表示支持切罗基族人民（Cherokees）争取自主权。[62]

激进的废奴主义不断发展成熟，而《工人鼓动报》对于有色人种权利的关注却仍旧十分欠缺。的确，埃文斯捍卫了废奴主义者的公民权利，但早在1833年，他也曾谴责这些人的行为是“狂热主义”。当然，废奴主义者所倡导的复兴主义和安息日主义冒犯了思想自由的埃文斯，但值得一提的是，几乎从一开始，埃文斯对奴隶和印第安人的保护就极其容易为了国家统一和民主政治而让步。[63]他的社论和新闻专栏，在支持奴隶起义军和赋予印第安人权利的同时，也给予了田纳西州奴隶主、反印第安斗士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政治支持，并推动肯塔基州同为奴隶主和反印第安斗士的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继承了杰克逊的事业。埃文斯可以厚颜无耻地写道，杰克逊“主张自由，反对奴隶制”，甚至不必强调其自由主张“仅仅针对白人而言”。至1833年，《工人鼓动报》上刊登了一些文章，宣称北方“奴隶”与南方“奴隶”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细微的差别”。两年后，该报纸率先使用了“白人奴隶制”这种表述。《工人鼓动报》中提出的十点计划并未提到赋予黑人或印第安人任何权利；在汤姆·潘恩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上，也未见任何人提及这些内容。[64]

19世纪40年代，埃文斯重返劳工编辑界，他将自己对奴隶制的漠视，归结于他日渐重视白人受到的压迫。1844年，他给废奴主义者格瑞特·史密斯（Gerrit Smith）写信说道：“从前，我像您一样，对倡导废除奴隶制满怀热情。但这是在我看到世上出现‘白人奴隶制’之前。”[65]这种逻辑，几乎与19世纪40年代罗伯特·戴尔·欧文和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等其他土地改革和劳工改革者的辩白一字不差。[66]埃文斯及其全国改革协会同僚们所采取的立场，首次系统地论证了只有首先解决掉白人面临的阶级压迫问题，才能解决有色人种受到的压迫。全国改革协会的成员认为，如果不施行土地改革，那么被解放的黑人奴隶就只有忍饥挨饿的自由。因此，那些反对无偿获得宅地的废奴主义者才是名副其实的“取代主义者”。[67]联想主义运动中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地方自治主义成功，才能结束“一切形式的奴役”。[68]

埃文斯的观点激怒了加里森派废奴主义者，于是加里森在《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的“压迫避难所”专栏报道了改革者的观点。[69]尽管如此，埃文斯及其同僚并没有主张白人至上（甚至有时他们会勇敢地站出来支持平等权利），而是认为白种工人的地位对任何改革运动都具有核心作用。对于其立场而言，埃文斯和格里利有时只是简单地解释道，这仅仅是因为白人奴隶制与他们“更切身相关”。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他们则表示黑人奴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受到的压迫。[70]因此，社会公正的关键在于白种工人，如果能劝说他们放弃无谓的罢工，与小雇主阶层联合起来，便能为争取自由作出极大的贡献。[71]于是，人们更加希望，白人的解放能够为南方奴隶主树立典范。[72]

考虑到白人斗争的优先顺序，埃文斯及其追随者可以一边出人意料地采取反种族主义立场，而另一边，在支持这些立场的过程中阳奉阴违、自相矛盾。以《全国改革报》为例，他们一面称印第安人被非法剥夺了土地，又一面将其解释为印第安人在土地观念上比白人文明更为先进。19世纪40年代，作为其报刊刊头的一部分，埃文斯长期刊载了印第安人首领黑鹰（Black Hawk）主张印第安人应拥有土地权的语录。但也是这份报纸，对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大加赞扬，而正是他主持实施了对黑鹰的征伐。[73]事实上，全国改革协会的成员们认为，为白人提供免费的宅基地是印第安人的一项重大改革，他们声称土地足够供所有人使用，因而是土地投机行为造成了白人与印第安人的紧张关系，而非白人扩张导致。埃文斯的同事约翰·康默福德甚至认为，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这不仅是让印第安人享有土地，也是让“所有美国人民家庭享有土地”。[74]

同样，埃文斯也可以一面坚称，“在美国，再没有谁……比他更真诚地盼望废除奴隶制”，但同时仍要建立全国改革协会，他们在其纲领中长期忽视动产奴隶制问题，还接纳并支持诸如康默福德、迈克·沃尔什和埃利·摩尔等著名的亲奴隶制民主党人。[75]他可以公开支持自由黑人的公民权，支持赞成土地改革的废奴主义候选人，甚至允许黑人代表参加行业代表大会，尽管这可能会引起各种争议。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虽然要求归还被释放奴隶的法律是错误的，但这仍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因为无论如何，逃跑的奴隶在北方都不会获得自由。[76]在埃文斯的世界里，不仅没有考虑压迫，对于那些与白人选民所受压迫形式不同的受害者，他同样也没有考虑其所受压迫的特殊性质。

自由劳工、白人奴隶制与劳工废奴主义的命运

到1860年，埃文斯及其众多劳工激进分子同僚纷纷表示支持共和党，与此同时，大批废奴主义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于是，许多埃文斯的观点就变成了共和党的立场。“自由土地”在成为反奴隶制及共和党的口号之前，一直是劳工改革的口号。共和党人的呼吁“为自己获得一个农场投票”这句话，直接引自1846年的一份呼吁土地改革的宣传页。在那份宣传页中，这句话之前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是否受够了奴役，受够了为他人勤勤恳恳、辛苦劳作？”但这个问题，在共和主义中没有找到答案。[77]在小说中或是爱尔兰和德国移民读者这里仍能找到“雇佣奴隶制”这个词及其变体的一些踪迹，[78]但在内战前夕，“自由劳工”和“白人自由劳工”等词则看起来使用频率更高且更富有深意，即使是在那些率先将雇工与奴隶进行比较的技术工人和劳工记者中也是如此。[79]

雇佣工人人数达到新高，本土工人的生活水平如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所描述的那样长期严重下滑，在这种情况下，“白人奴隶制”这一隐喻表达戏剧化地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80]从19世纪40年代，认为北方工人是工资制度的“奴隶”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信念，到1860年转而变为保护北方自由劳工的共和党卫士，霍勒斯·格里利的思想发展轨迹并非偶然。共和党人仍在用大量笔墨强调白人奴隶制的威胁，但人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非既定事实。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威胁并非来自资本，而是源于奴隶主对共和国的阴险谋划。[81]

历史学家们并未深入探讨这些措辞上的重要转变，或许是因为这一转变太过短暂。埃里克·方纳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关于奴隶制的隐喻在19世纪50年代受到工人语言的影响而“黯然失色”，但这些隐喻在内战后又像“凤凰”一般涅槃重生。[82]自由劳工联盟设法击败了奴主势力（the Slave Power），为备受鼓舞的劳工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使得学者们更不可能为共和主义言论而绞尽脑汁。尽管如此，从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到艾伦·道利（Alan Dawley）等一些作家仍推测，如果没有局部冲突，像格里利这样的个人，甚至像林恩市制鞋工人一类的群体，都可能会迅速调转枪口，对工资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批判。[83]这些非常有趣的观点，虽与事实相悖，由于下文所述的某些原因无法让人完全信服，但它们的确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发展起来的对白人奴隶制的批判，在19世纪50年代并没有也不可能继续热度不减地存在下去。那十年的种族文化冲突、奴隶制在领土上的突出问题，以及亲奴隶制势力的实际侵略行为，都将有助于解释其原因究竟为何。[84]但同时，值得考虑的是，即使是在“白人奴隶制”这一说法备受热议的年代，白人奴隶制也有可能存在严重的缺陷。在审视这些缺陷和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明白，为什么几乎不可能发生影响深远的反对雇佣奴隶制和动产奴隶制的大众运动。

许多工人不愿称自己为奴隶，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原因是，北方工人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废奴主义者。近期，约翰·詹茨、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赫伯特·夏皮罗（Herbert Shapiro）、爱德华·马格多尔（Edward Magdol）等人进行了振奋人心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鞋厂和纺织厂的工匠和工人在普通废奴主义者中占据极大比重，甚至可能超过了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85]而我们熟知已久，黑人工人为推动废奴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有生力量。当然，支持废奴主义和打击“雇佣奴隶制”是完全有可能同时进行的。像约翰·A.柯林斯（John A. Collins）、威廉·韦斯特（William West）、莎拉·巴格利（Sarah Bagley）、霍勒斯·格里利、纳撒尼尔·P.罗杰斯（Nathaniel P. Rogers）和埃文斯这样的白人，试图攻击“所有的奴隶制”，而一些自由黑人甚至称自己为奴隶。[86]然而，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末埃文斯和格瑞特·史密斯围绕废奴和土地改革计划结盟之前，废奴主义给我们的一贯教训是，动产奴隶制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压迫都要残酷得多。

大量逃亡的奴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第一本自传极富煽动性，书中清楚地表明，在逃脱奴役后，由于肤色限制，他无法在新贝德福德市的造船厂工作。当他被允许在巴尔的摩受雇为奴时，他感到极度恼火并拒绝在北方工作，即便如此，他仍为获得自由而感到自豪。道格拉斯强调，自由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范畴。[87]黑人废奴主义者纷纷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在他们逃跑后，便有人告知“白人奴隶”，种植园里原来属于黑人奴隶的岗位对他们是开放的，但却从未有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88]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是一名逃跑的奴隶，也是废奴主义者。他直面关于动产奴隶制与白人奴隶制的争论，提醒读者们即使是在相对反共和的英国，白种工人也可以自由地更换雇主、教育子女、利用司法制度维护自己。而白人废奴主义者也认同了这些差别。[89]

人们听到了他们的倾诉。甚至那些证实了白人奴隶制存在的劳工报刊，也发表文章对这种隐喻式的表达提出了强烈质疑。1845年，在纺织业阶级斗争达到高潮时，《工业之声》（Voice of Industry）收到了一封署名为“工厂女孩”的信。信中鼓励工人们倾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极具说服力的呼吁”，鼓励他们要认识到，“除了那些已经坠入‘奴隶制’的深渊、深受其害的人外，任何人都无法探究其深度”。写信人随后补充了一些具体例子：

对比奴隶和你自身的情况；当你可以从心所欲，拥有一切随着人类诞生便自然存在且长期保留的关系时，同样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降生的奴隶，却正在像牲畜一样任人买卖，妻离子散，家园满目疮痍，婴孩被从母亲怀中夺走，按斤卖掉。[90]

同样，1860年，在林恩市制鞋业激进的罢工中，女工们高举横幅，立誓决不做“奴隶”。但与此同时，一名工人写道：“你知道，虽然由于愚蠢，我们让自己穷苦了十倍，但我们的贫穷程度仍不及奴隶的四分之一。他们不能投票，亦不能抱怨，但我们可以。”[91]

对于区分白种工人和奴隶的类似担忧，还来自那些并非从废奴主义角度出发写作的人。早在1836年，一位技工就曾写道，尽管国会曾争论说，北方的“技工和劳动人口”与南方的奴隶人口相当，但他不这么认为。他推断：“只要白种工人阶级保留其权利，和平地通过投票拨乱反正，那么这种言论就只会显示出说话人的无知。”[92]1848年《新英格兰报》（New England Offering）发表的一篇社论，开篇便指出：“北方劳动者并未得到其应有的待遇，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遭受着奴隶永远无法忍受的痛苦，而贫穷和依附关系都是束缚。”但随即文中又补充道：“每个自由人都应该义愤填膺地反抗”白人奴隶制这种隐喻。这篇社论中表示，这既是出于“自尊”的需要，同时也是白种工人为自己和奴隶伸张正义而必须为之的。报刊中写道，称白人工人为奴隶，不仅“抹杀了两者间细微的区别”，而且也“损害了工人的尊严”。社论随后向那些称白种工人为奴隶的人，提出了一系列关键问题：

他的权利，对于他自己、他的家人而言，就那么一文不值吗？他对于未来的希望、对孩子的期许，就那么微不足道吗？他获得财富或幸福，又或是任何重要的事情的自由，就那么无足轻重吗？[93]

当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当人们争论的焦点不再是对比奴隶与白种工人对物质条件的不满时，白人奴隶制的隐喻就瓦解了。与白种工人相比，人们对于奴隶生活水平的了解过于模糊，不足以进行比较。事实上，这个问题至今在历史学家中仍然颇具争议。例如一些情况下，以白人奴隶制为题材写作的作家们，用饱受饥饿之苦的爱尔兰人的困境为标准做比较，那么黑人奴隶的生活境况就会显得优越得多。[94]但若要将白人奴隶制这一概念放在共和主义背景下，则难以为其辩解。只有在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声势浩大之时，才能证明正是由于雇佣劳工缺乏精神生活和公民权利，才逐渐瓦解了共和国，毕竟，“自由与无知无法共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长时间的劳役形成了一种“思想奴役”，摧毁了“自由人”。[95]

为白人奴隶制这种隐喻辩护的依据，通常与共和主义传统毫无瓜葛。例如1846年，在全国改革协会就奴隶制问题进行的一次辩论中，一位发言者对“雇佣奴隶制”一词表达了强烈不满，他指出，白种工人是不可任人买卖的。随即有人反驳道，他说的是没错，但黑人奴隶“即便生病仍会出勤”，这是白人做不到的。第三位发言人接着补充道，这种细微的差别完全无关紧要。[96]这种争论表明，那些攻击“一切奴隶制”的人，试图以这种方式消除对雇佣劳工的共和主义批评，转移对依附关系问题的关注，并用激烈的言辞暗示人们，这种自由开明的变革，甚至是家长式的强制改革，或许可以挽救大局。在林恩市鞋厂工人罢工活动中，他们最初高喊的口号是“美国女性誓不为奴”，但最终以“给我们公平的报酬，我们愉快地劳动”告终。[97]

人们不会轻易放弃局势将会快速改善的希望。事实上，如果对白人奴隶制的比较不过是一种对失败的忏悔的话，那么抱有这种希冀是完全有必要的。如果白人真的变成奴隶，年深日久却几乎没有翻身的可能，那么用共和党人的话说，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不配称作‘自由人’”。[98]

南方的亲奴隶制人士还用“白人奴隶制”这个词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词不能总是依靠最初创造它的“统治民族”共和主义来为自己辩护。一些白种工人可能会出于某种原因与卡尔霍恩这样的南方人联合起来，对共同的敌人施压。然而，毫不意外的是，支持奴隶制的南方盟友向来反复无常，比起工人，他们更愿意与北方商人资本，特别是在纽约劳工运动中起重要支配作用的商人资本结为盟友。有人建议美国实行“统治民族”劳动制度，将所有不合心意的工作转嫁给黑人奴隶，“给予白人足够自由”去从事更加重要的工作，但这种建议只是偶然提出的。[99]在这种情况下，被傲慢的南方人称为“奴隶”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一些南方人认为，奴隶制是一种更为上乘的组织社会的方式，他们认为，理想的情况下白种工人也应该是动产奴隶，但这并未起到任何作用。正如一些围绕白人奴隶制创作的南方作家所言：“自由社会？我们真是听腻了这个词！”于是，一切相关的隐喻表达都就此蒙羞。当支持奴隶制的南方人把北方工人描述成“满身油污的技工”“奴仆”或是白人奴隶时，人们愈发能看清，这些话绝不是感同身受，而是赤裸裸的羞辱。1856年，南方诗人威廉·格雷森（William Grayson）写了一部长诗，赫然题为《佣兵与奴隶》（The Hireling and the Slave）。诗中，他举了一个例子，认为雇佣劳工比奴隶劳工更加穷困潦倒，最后得出结论，悲惨的北方白人终将“自由地”屈服于奴隶制，以求“安稳地过活”。[100]

作为一种堕落的象征，“白人奴隶制”这个词的内涵没有迅速发生改变的可能，无法为北方白种工人所接受。以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为首的一些反对奴隶制的诗人，言辞犀利地嘲讽了美国北方和南方那些将工人戏称为“洗白的奴隶”的政客们。[101]一些曾经使用或是仍在使用“白人奴隶制”这个词的劳工改革者，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开始逐渐谨慎地转向维护北方自由劳工，并指出南方白人的极端堕落。据说南方白人“像奴隶一样”唯命是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不承认技工的“资本是他的聪明才智和强健体魄”，攻击工人“作为公民的尊严和作为自由人的男子气概”。据海伦·萨莱尔（Helene Zahler）所说，在1856年的选举中，共和党对工人的主要诉求包括公开南方亲奴隶制人士曾对北方工薪阶层发表的侮辱性言论。[102]

伯纳德·曼德尔在其关于劳工与奴隶制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从19世纪30年代起，一些白种工人在听到其他人称自己为奴隶时会变得非常愤怒。他列举了人们会用“我可以这样说我自己，但你不能”诸如此类的话，来驳斥他人用奴隶制来形容白人劳工。[103]当“白人奴隶”一词从南方人口中说出来时，北方工人会非常排斥，这一过程也体现了同样的逻辑。但是，对于北方白种工人的语言和习惯，对于他们由攻击“仆人”一词到接受“自由白人劳工”的说法，更深层次的解读应该是：“你无权这样说我，而我也只有在犹豫不决、极度恐惧的时候才会这样说自己。”也就是说，“白人奴隶制”一词始终经受着异常艰难的考验，而种族主义、奴隶制和共和主义，又使得将一个人形容为奴隶变得难上加难。沦为奴隶，即使是白人奴隶，也会与堕落联系在一起。那些体面的工厂女工对此了然于心，她们抗拒这个词，也明白所谓奴役还意味着性剥削。[104]而且，沦为奴隶也意味着与黑人扯上关系。令北方工人感到震怒的，不仅仅是被南方人称作“白人奴隶”，毫无疑问，更是因为被叫作“白皮黑人”。1857年，那些“白人奴隶制”一词的支持者、“自由白人劳工”的共和党拥趸，巧妙地提出控诉，将白人推向了“黑人的对立面”。[105]

无论是白人奴隶制的隐喻，还是工人阶级的废奴主义，都旨在探究雇佣劳工在这样一个蓄奴共和政体中的地位。但两者都失败了，因为两者都无法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不造成其他困境。人们往往将白种工人与奴隶之间的比较，看作是单纯的阶级表述，但这种比较被美国种族现实引起的共鸣无情地击碎了。[106]要求工人们继续拿自己与黑人奴隶进行对比，既侵犯了他们的共和主义自豪感，又侵犯了他们身为白人的优越感。由于这些隐喻表达的理由往往集中在白种工人的待遇问题上，因而共和党人通常不会通过将雇佣劳工与动产奴隶制进行比较，来突出雇佣劳工是威胁个人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存在。

如果我们更直接地把工人阶级废奴主义放在一个雇佣劳动力不断增长的蓄奴制共和政体的大背景下，那么工人阶级废奴主义将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无数支持废奴主义的技工、鞋匠和纺织工人，无疑为自己不断思考、探究压迫问题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因为他们正直面压迫，恐惧万分。正如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骗子》（The Confidence-Man）中的人物所说：“废奴主义，充分体现了奴隶对奴隶的感同身受和无限同情。”[107]但同时，工人阶级支持废奴主义可能还有另一种原因，这或许也有助于解答为什么废奴主义没有形成立场鲜明的“劳工派”。一面采取激进的反奴隶制立场，一面又追随中产阶级领导人的脚步，强调自力更生的“自由”白人技工与黑人奴隶之间的不同立场，这成了他们将自己与奴隶划清界限的途径。

就我们所知，许多废奴主义者是福音派基督徒，他们声称可以掌控自己的德行和经济命运；而技工及其他工人是废奴主义群众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许多技工加入了复兴和禁酒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只有部分支持废奴主义的技工是有工会主义倾向的反叛分子。例如，在论证工人阶级在早期废奴主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时，反奴隶制领导人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没有谈及思想自由的人们，而是提到了那些“幻想着基督二次降临”而满心激动的人们。[108]其中许多工人，无论有何疑虑，又或是面对何种机遇，都企图通过道德重塑、养成稳定的习惯来实现自我独立。[109]他们担心自己成为“酒精的奴隶”或“罪恶的奴隶”，但却声称自己有能力自我改变、走向繁荣。[110]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世界观如同当初对白人奴隶制的批判一样，挽救了共和党的未来。但如果一个国家，极度重视白人身份、获得解放遥不可及，那么废除奴隶制必然是工人阶级内部属于少数人的运动，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亦是如此。如果说白人奴隶制这种隐喻框架受到限制，是因为它要求白种工人把自己比作黑人奴隶，那么工人阶级废奴主义受到限制则是因为它要求白种工人以黑人奴隶的名义组织运动。

19世纪50年代，共和党为白人自由劳工辩护，反对党派也纷纷呼吁，使之在白种工人中大获成功，因为比起白人奴隶制或废奴主义语言，这更能迎合“统治民族”共和主义的价值观。它没有要求白种工人把自己看作奴隶，亦没有要求他们像奴隶一样拼命工作，但是，还应该注意到不同劳动语言之间更为广泛的相似性。这三种途径都解决了雇佣劳工的问题。废奴主义者和自由劳工更倾向于认为工资协议乃自由达成的，而且很可能只是暂时的权宜之策。白人奴隶制的立场，使其通过记录白种工人受到的苛待，以极为夸张的方式与奴隶对比，这种立场往往在自由刚刚萌芽时，就会因受到批评而退缩。

这一切都表明，大卫·布莱恩·戴维斯关于反奴隶制并接受雇佣劳工的充满挑衅性的观点，有待进一步推进。戴维斯认为，19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动产奴隶制的攻击使得“自由劳工”（即雇佣劳工）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但纵观美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历史，奴隶制（绝不仅仅是反奴隶制）显然阻碍了人们对雇佣劳工的有力批判，这种批判可能以共和主义传统为基础，且超出了共和主义传统的限制。然而，未能对雇佣工人进行批判，绝不仅仅是废奴主义者和共和党人的失败。那些认为工人就是白人奴隶，并且支持奴隶制的劳工派也同样没能做到。只要奴隶制仍在盛行，任何试图理解并解决雇佣劳工问题的尝试，都只会演变为夸张的隐喻或对这些隐喻疯狂否认。只有黑人得到解放，才能更为直接地批判雇佣奴隶制，并就“自由劳工”一词的含义展开激烈的争论。到那时，美国白种工人对其白人身份的看重，已成为既定事实，不仅在政治上是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111]

注释

[1] John R. Commons et al.,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Cleveland 1910, 5: 317–318.

[2] Ibid., 5: 317–318 and 6: 315–318; Sean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88–1850, New York 1984, 293. Compare Working Man’s Advocate (New York)[WMA], 9 March 1833.

[3] Marcus Cunliffe, Chattel Slavery and Wage Slavery: The Anglo-American Context, 1830–1880, Athens, Ga. 1979, 9–13;在法国，参见David Geggus, ‘Racial Equality, Slavery and Colonial Secession during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December 1989): 1291, and William H. Sewell, Jr.,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1980;在德国，感谢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教授在1848年讨论了该词的用法；在英国，参见Dorothy Thompson, The Chartists, London 1984, 226 and passim;Alfred Plummer, Bronterr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Bronterre O’Brien, 1804–1864, London 1971, 194–197; Gareth Stedman Jones, Languages of Class: 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 1832–1982, Cambridge 1983, 146。

[4]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66.

[5] George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ver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New York 1971, 28–42 and 46–48;Herbert Shapiro, ‘Labor and Antislavery: Reflections on the Literature’, Nature, Society and Thought 2 (1989): 471–490.

[6] David R. Roediger and Philip S. Foner, Our Own Time: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r and the Working Day, London 1989, 19–42, esp. 32.

[7] WMA, 12 March 1831 and 7 April 1832; Cunliffe, Chattel Slavery and Wage Slavery, 12–15.

[8] New England Artisan, 21 June 1834; William Sullivan, The Industrial Worker in Pennsylvania, Harrisburg, Pa. 1955, 48–49.

[9] Bernard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Workingmen and 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55, 64.

[10] M.M. Mathews, ed., Dictionary of Americanisms,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DA], Chicago 1951, 2: 1120; DAE, 4: 2479; Richard Henry Dana, 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Boston 1911 (reprints 1868 edition), 126.

[11] Mechanics’ Free Press, 17 January 1829.

[12] 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5: 332.

[13] The Man, 22 February 1834; Harriet H. Robinson, Loom and Spindle: On Life among the Early Mill Girls, New York 1898, 84.

[14] Cunliffe, Chattel Slavery and Wage Slavery, 32–68; Roediger and P. Foner, Our Own Time, 50–53; Young America [YA], 18 October 1845 Edward Pessen, Most Uncommon Jacksonians: The Radical Leaders of the Early Labor Movement, Albany, N.Y. 1967, 163.

[15] Richard Slotkin, The Fatal Environment: The Myth of the Frontier in the 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1800–1890, New York 1985, 146–150; Jonathan Prude, The Coming of Industrial Order: Town and Factory Life in Rural Massachusetts, 1810–1860, Cambridge, Mass. 1983, 100–124 and 133–157;引自The Man, 8 March 1834。另参见WMA, 2 March 1833。

[16] The Man, 13 May 1834, as cited in Philip S. Foner, ed., The Factory Girls, Urbana, Ill.1977, 14 n2.

[17] Seth Luther, Address to the Workingmen of New England, Boston 1832, 32．另参见第11、17页。

[18] The Man, 13 May 1835.

[19] Stephen Simpson, The Working Man’s Manual: A New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Philadelphia 1831, 16–17; Pessen, Uncommon Jacksonians, 77.

[20] Simpson, Manual, 17, and 85–87.

[21] 参见Anne Norton, Alternative Americas: A Reading of Antebellum Political Culture, Chicago 1986, 238; Cunliffe, Chattel Slavery and Wage Slavery, 22。

[22] 引自Factory Tracts No. 1: Factory Life as It Is, Lowell, Mass. 1845, 另参见P. Foner, Factory Girls, 131。

[23] YA, 7 June 1845.

[24] WMA, 17 August 1844; 8 March 1845, and YA, 7 February 1846, for example.

[25] Norman Ware, The Industrial Worker, 1840–1860, Gloucester, Mass. 1959 (1924), xv.

[26] Radical, March 1841, 33; Barry Goldberg, ‘Beyond Free Labor’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8); S.B. Flexner and H. Wentworth, ed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Slang, New York 1975, 577; OED2, 12: 75.

[27] Cunliffe, Chattel Slavery and Wage Slavery, 10.

[28] 关于“工资奴隶制”和“雇佣奴隶制”的说法，参见WMA, 8 March 1845, andYA, 24 May 1845 and 7 February 1846; 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7: 220;Harbinger, 26 June 1847; Mike Walsh in Congressional Globe, 33rd Cong., 1st. sess.1854, pt. 2, 1232; National Era, 20 April 1848; Liberator, 19 March and 12 April 1847 and 21 April 1848; New England Offering, September 1848; Voice of Industry, 31 July 1845 and 7 May 1847。感谢赫伯特·夏皮罗和菲利普·S.方纳为这一点及本章其他内容提供研究材料。

[29] WMA, 17 August 1844; YA, 6 February 1846; William Emmons, Authentic Biography of Colonel Richard M. Johnson, New York 1833, 29, 69, 72 and 92.

[30] 见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and John Ashworth, “Agrarians” and “Aristocrats” : Party Ide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7–1846, London 1983, 97–102。

[31]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42–48 and 251–253.书中对小雇主与自雇工匠做了精彩的讨论。另参见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6: 81–82 and 86, and Bruce Laurie, The Working People of Philadelphia, 1800–1850, Philadelphia 1980, 176–177。

[32] 惠特曼这句话可参见Jean H. Baker, Affairs of Part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Northern Democrat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thaca, N.Y. 1983, 144。另参见本书第三章。

[33] 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6: 97–98;与《工厂女孩》（The Factory Girl, 15 January 1843）中提到的“奴役”监工形成对比。

[34] WMA, 17 August 1844; Ware, Industrial Worker, xiv.

[35]　关于“棺材传单”，参见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92。“白人奴隶制”一词的使用过于频繁，无法找到确切出处，但可参考WMA, 25 July 1835; 7 February, 1 June, and 6 July 1844; 27 September 1845; Radical, March 1841, 35; Pessen, Uncommon Jacksonians, 162; 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7: 216–217, 220, 362;John Ashworth, ‘The Democratic Review: A Study of a Radical Jacksonian Journal, 1837–1851’ (M. Litt.,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1973), 101–102; Voice of Industry, 19 February, 14 and 27 August 1847; Harbinger, 21 June 1845, 29–31; National Labourer, 9 April 1836; 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 5 August 1847; The Awl (Lynn, Mass.), 4 September 1844; The Mechanic (Fall River, Mass.), 2 November 1844; Nashua (N.H.)Gazette, 1 October 1846; Theodore Sedgwick, Public and Private Economy, New York 1836, 254–255 and 263。

[36] Eric Foner, ‘Workers and Slavery’, in Paul Buhle and Alan Dawley, eds, Working for Democracy, Urbana, Ill. 1985, 23.

[37] Larry E. Tise, Proslavery: A History of the Defense of Slavery in America, 1701–1840, Athens, Ohio 1987, esp. 276 and 412; Thomas Man, Picture of a Factory Village,Providence, R.I. 1833, 7, 11 and 143.

[38] Tise, Proslavery, 189; Pessen, Uncommon Jacksonians, 91–93; Fisk, ‘An Oration Delivered... in the City of Charleston, S.C., July 4, 1837’, n.p. n.d., 41; WMA, 25 July 1835.

[39] Pessen, Uncommon Jacksonians, 92; Ashworth, “Agrarians” and “Aristocrats”, 88–89; Philip S. Foner, History of Black Americans from the Emergence of the Cotton Kingdom to the Eve of the Compromise of 1850, Westport, Conn. 1983, 376 and 420.

[40] Pessen, Uncommon Jacksonians, 93; P. Foner, Black Americans, 416 and 420; Norman Ratner, Powder Keg: Northern Opposition to 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1831–1840, New York 1968, 20.

[41] Joseph Dorfman, 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 1606–1865, New York 1946, 689–693;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81.

[42]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81–82 and 105,包含道格拉斯的引用;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34。

[43] 引自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32–333。

[44] Pessen, Uncommon Jacksonians, 95–96 and 162.

[45] Ibid., 97;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33 n10; Walter E. Hugins, Jacksonian Democracy and the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the New York Workingmen Movement, 1829–1837, Stanford, Calif. 1960, 90; WMA, 20 April and 8 May 1844; Ashworth,“Agrarians” and “Aristocrats”, 244–245; David Herreshoff, Origins of American Marxism, New York 1973, 45; Michael A. Bernstein, ‘Northern Labor Finds a Southern Champion: A Note on the Radical Democracy’, in W. Pencak and C. Wright, eds, Authority and Resistance in Early New York, New York 1989.

[46] Ratner, Powder Keg, 64; Leon E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The Negro in the Free States, 1790–1860, Chicago 1961, 157–159; P. Foner, Black Americans, 420; John M. Werner, Reaping the Bloody Harvest: Race Riot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ge of Jackson, 1824–1849, New York 1986, esp. 286.此外，一些劳工领袖认为，北方白种工人已经在与黑人奴隶劳工竞争；参见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65。

[47] Ashworth, “Agrarians” and “Aristocrats”, 221–223 and passim．另参见John Jentz, ‘Artisans, ‘Evangelicals and the City: A Social History of Abolition and the Labor Movement’ (Ph.D. disser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77);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Age of Jackson, Boston 1945。

[48]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103–105.

[49] P. Foner, ‘Workers and Slavery’, 22; Radical, March 1841, 35; Philip S. Foner, ed., American Labor Song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rbana, Ill. 1977, 104–105; Voice of Industry, 27 August 1847.

[50] The Mechanic, 2 November 1844; Voice of Industry, 19 February 1847; The Harbinger, 10 July 1847, 82–83.

[51] 引自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77; WMA, 6 July 1844, YA, 7 February and 4 September 1846。另参见Liberator, 19 March and 12 April 1847; 21 April 1848;National Laborer, 9 April 1836, and The Awl, 4 September 1844,其中可看出，总的来说，人们认为白人奴隶的处境更糟。

[52] John Finch,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General Trades Union of New York, New York 1833, 19.

[53] Orestes Brownson, ‘The Laboring Classes, an Article from the Boston Quarterly Review’, Boston 1840, 10; and Herreshoff, American Marxism, 43.

[54] WMA, 22 June 1844; The Awl, 29 October 1845; Congressional Globe, 33rd Cong., 1st sess., 1854, pt. 2, 1232.

[55] 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7: 216–217.

[56] WMA, 22 June 1844.

[57] 有关这些观点的最新论述，参见Shapiro, ‘Labor and Antislavery’。

[58] Free Enquirer, 13 August 1831.纽约有关埃文斯、劳工及奴隶制的最佳记录，参见Jentz, ‘Artisans, Evangelicals and the City’, esp. 210–219 and 251–254。

[59] Sentinel, 2 June 1831; WMA, 2 December 1831, for the quote and also 4 June 1831;Daily Sentinel and Working Man’s Advocate, 27 March 1830.已故的亨利·罗斯蒙特的研究笔记对我研究埃文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60] WMA, 1 October 1831; 28 June 1832; Sentinel, reprinted in The Liberator, 1 October 1831; WMA, 8 March; 30 May; 9 July; 6 October; 12 and 19 November; 2, 12, 24 and 31 December 1831; Lause, ‘Land, Labor and Race’, forthcoming.

[61] WMA，4 August 1832.

[62] WMA, 17 April 1830; 29 January 1831, and 4 August 1832.

[63] WMA, 4 June 1831; 2 February 1833, and 14 June 1834; The Man, 19 July 1834; Eric Foner, ‘Abolitionism and the Labor Movement’, in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80, 65–66.

[64] 引自WMA, 9 April 1834 and 9 March 1833。另参见Sentinel and Working Man’s Advocate, 22 June 1830; WMA, 23 June and 13 November 1830; 23 August and 10 October 1831; 16 March, 10 April, 8 November 1832, and 2 March 1833。

[65] WMA, 6 July 1844.

[66] Philip S. Foner, American Socialism and Black Americans from the Age of Jackson to World War Two, Westport, Conn. 1977, 8–9; Voice of Industry, 21 August 1845;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7: 211–213.

[67] 引自Lause, ‘Land, Labor and Race’, forthcoming; Young America, 8 February 1851;YA, 4 September 1846。另参见Herman Schluter, Lincoln, Labor and Slavery, New York 1913, 61。

[68] 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7: 207–217; YA, 28 June 1845.

[69] E. Foner, ‘Abolitionism and the Labor Movement’, 72.

[70] YA, 12 July 1845, and 26 April 1845; Radical, March 1841, 33; Voice of Industry, 2 July and 27 August 1847.

[71] WMA, 11 May 1844,主张工人们罢工并非“反对工长”，而是要进行土地改革，“造福穷人，亦不祸及富人”。

[72] WMA, 17 August 1844; Radical, March 1841, 33–35.

[73] 关于全国改革协会的反种族主义主张，参见注释70，及esp. WMA, 25 October 1845, and Lause, ‘Land, Labor and Race’。关于黑鹰，见WMA, 4 May 1844;关于杰克逊，见WMA, 20 April 1844, and Ashworth, “Azarians” and “Aristocrats”, 97–99。

[74] WMA, 6 April 1844．另参见WMA, 27 July and 10 August 1844。

[75] WMA, 5 October 1844,支持摩尔和康默福德竞选公职，两人后来均成为卡尔霍恩的支持者。关于埃文斯和沃尔什，参见Helene S. Zahler, Eastern Workingmen and National Land Policy, 1829–1862, New York 1941, 37 and 84n;有关埃文斯的计划，参见WMA, 11 October 1845。

[76] New York Daily Tribune, 3 June 1852; Lause, ‘Land, Labor and Race’ ; YA, 8 February 1851.

[77] Zahler, Land Policy, 73 n 37, 104 n 57, and 101–108; 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7: 306.

[78]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33 and 385–386; Thomas Ainge Devyr, The Odd Book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r, “Chivalry” in Modem Days, Greenpoint, N.Y. 1882, 103;Baker, Affairs of Party, 237; Irish American, 21 January 1860.

[79] 有关自由工人，经典著作包括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70, esp. 261–300。关于自由工人与自由白种工人，参见William Forbath, ‘The Ambiguities of Free Labor: Labor and the Law in the Gilded Age’, Wisconsin Law Review, 4 (1985): 774;William Gienapp, The Origins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1852–1856, New York 1987,355; Hinton Rowan Helper, The Impending Crisis of the South: Haw to Meet It, New York 1857, 87 and 156。

[80] Robert W. Fogel,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New York 1989, 354–369.

[81] Compare 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7: 213, and Roy M. Robbins, ‘Horace Greeley, Land Reform and Unemployment, 1837–1862’, Agricultural History 1(January 1933): 38.关于19世纪50年代的白人奴隶制威胁，参见Gienapp, Origins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356–359; Johnson H. Jordan, ‘An Address to the Free White Citizens of the Yet Free States’, Washington, D.C. 1856, 8, and A Bakepan for the Doughfaces, by One of Them, Burlington, Vt. 1854, 14–16 and 63。

[82] E. Foner, ‘Abolitionism and the Labor Movement’, 76.

[83] Ibid., 74 and 75; Dawley, Class and Communit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Lynn, Cambridge, Mass. 1976, 238–239.

[84]　参见E.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Gienapp, Origins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122–133。

[85] Jentz, ‘Artisans, Evangelicals and the City’, passim; Shapiro, ‘Labor and Antislavery’, 471–490; Herbert Aptheker, Abolitionism: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Boston 1989, 35–49; Edward Magdol, The Antislavery Rank and File: A Social Profile of the Abolitionist Constituency, Westport, Conn. 1986.

[86] 在Lause, ‘Land, Labor and Race’, 以及Shapiro, ‘Labor and Antislavery’, 482中均重点提到了这些人。有关自由黑人，参见Colored American, 25 November 1837,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228, n57中也做了引述。

[87] Frederick Douglass,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Wortley, near Leeds, 1846, 98 and 116.

[88] Liberator, 28 April 1848.此处要特别感谢马克·劳斯。

[89] P. Foner, Black Americans, 477–478; Liberator, 1 December 1837; National Era, 21 May 1857.

[90] Voice of Industry, 25 September 1845.

[91] Dawley, Class and Community, 82; P. Foner, Labor Movement, 1: 274;有领导者辩解称林恩市的罢工者不愿老板“将自己变得像黑人一样”，参见Mary H. Blewett, Men, Women and Work: Class, Gender and Protest in the New England Shoe Industry, 1780–1910, Urbana, Ill. 1990, 128,反种族主义抗议群体反驳她的话，参见该书第383页注释60。

[92] 引自P. Foner, Labor Movement, 1: 274。

[93] New England Offering, September 1848; compare Liberator, 1 December 1837.

[94] Harbinger, 10 July 1847; Fogel,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该书为有关生活标准讨论的最新成果。

[95] The Mechanic, 10 July 1844.

[96] Young America, 7 February 1844.

[97] Dawley, Class and Community, 82.

[98] The Mechanic, 20 July 1844.

[99] Philip S. Foner, Business and Slavery: The New York Merchants and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 Chapel Hill, N.C. 1941;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104ff.; Robert Starobin, Industrial Slavery in the Old South, New York 1970;另参见Matthew Estes, A Defence of Negro Slavery, Montgomery, Al. 1846, 168–170,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论点，即奴隶制将工人阶级白人从“苦工”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自由公民。

[100]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99 and 123–132; Wilfred Carsel, ‘The Slaveholders’Indictment of Northern Wage Slavery’,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 (November 1940): 510–516.

[101]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126 and 133.

[102] Voice of Industry, 11 June 1847; Zahler, Eastern Workingmen, 102.

[103]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228, n57.

[104] Robinson, Loom and Spindle, 196–98, reprinting Clementine Averill’s ‘Letter From a Factory Girl to Senator Clemens’ (1850); P. Foner, Factory Girls, 25 and 33.

[105] National Era, 21 May 1857, reprinting from St. Louis Democrat, 7 May 1857.

[106] Magdol, Antislavery Rank and File, 37 and 72–73;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76–95.

[107] Herman Melville, The Confidence-Man: His Masquerade, New York 1971 (1857), 97.

[108] Gilbert H. 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1830–1844, New York 1964; Johnson, Shopkeeper’s Millennium; Magdol, Antislavery Rank and File, 151; John R. McKivigan, The War Against Proslavery Religion: Abolitionists and the Northern Churches, 1830–1865, Ithaca, N.Y. 1984;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 Cheerful Yesterdays, Boston 1898, 115.

[109]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81–284 and 306–314; Laurie, Working People, 119–124; Johnson, Shopkeeper’s Millennium; Alan Dawley and Paul Faler, ‘Working Clas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ources of Loyalism and Rebellio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9 (June 1976): 466–480; Leonard L. Richards,“Gentlemen of Property and Standing” : Anti-Abolition Mobs in Jacksonian America, Oxford 1970, 139–142; John S. Gilkeson, Jr., Middle Class Providence, 1820–1940, Princeton, N.J. 1986, 45–53.

[110] Laurie, Working People, 90.

[111] David Brion Davis, Slavery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1984, 15 and 254;另参见Thomas L. Haskell,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 Part On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 (April 1985): 350 n59。

(1)　黑面表演（minstrel show）：起源于19世纪美国，由白人男性吟游诗人（巡回歌者）表演，他们将脸涂成黑色化装成黑人，夸张地表现黑人奴隶的歌曲和舞蹈。

第三部分　美国工业化时期的职业、文化和白人身份

白人绝不能继续将自身的恐惧和不安投射到其他群体、种族和国家之上。白人若要与他人交往，则必须放弃以定义他人为乐。必须摒弃将历史看作是构陷自己的阴谋诡计这种观点。

——瓦因·德洛里亚

第五章　美国内战前的阶级、黑人和大众

乔治·拉威克在其《从日落到日出》一书中，得出了极具启发性的结论，他认为，在美国殖民时期的漫长岁月里，种族主义之所以在资产阶级英裔美国人中迅猛发展，是因为黑人开始象征着资本家资本积累时虽已放弃但仍渴望拥有的东西。社会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人们抨击假期、拒绝接触大自然、节省时间、约束性欲、将工作与生活明确地区分开、延缓享乐，那些唯利是图的英美人正一点一点地将黑人塑造成从前的自己。拉威克认为，虽然种族主义旨在维护奴隶制，但同时也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种族主义者仍然怀念着从前的做法，纵然满怀内疚，却依然沿用着旧时的生活方式。那些因白人逐渐接受资本主义价值观而刚刚丢弃掉的旧习，便又悉数强加在了黑人身上。正如拉威克慧言，英国人和利欲熏心的美洲殖民者“遇到了西非人，就像一个已经改过自新的罪人遇到了从前一同纵情享乐的朋友一般”。种族主义者，就如同那改过自新的罪人一样，“以他从前的生活为原型，创造了一部色情作品。……为了确保自己不会再重蹈覆辙，也不会幻想着尚有转圜的余地，他必须清楚地看到如今改过自新的自己和那些与从前的自己别无二致的人之间有多大差异”。于是，黑人与白人的概念就此一同诞生。[1]

在过去的20年里，那些追随着赫伯特·古特曼和E. P. 汤普森的足迹前行的“新劳工史学家”生动展示了1812年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至内战期间，资本主义劳动纪律是如何颠覆了美国工人的生活。古特曼及其学生（当然，从广义上来说，近年来几乎所有的劳工史学家都算得上是他的学生）编年记载了资本对定期、定时的常规劳动以及工作之外的“工业道德准则”日益增长的需求。工业资本主义和迅猛发展的小型商铺中融入了文化倡议，他们提倡废除假期，让工人远离大自然，约束工人阶级的性欲，将工作与生活分开，并鼓励人们推迟享受。即使是小商铺里的熟练工人或是从事血汗劳动的行业里名义上的个体经营者，也丝毫无法幸免。[2]工人们对其手艺和工人群体的传统加以利用和改造，不断质疑并反驳着这些新的行为准则，有时甚至能成功地抵抗一二。但其中也有不少新准则为人们所接纳，在这些人中，既有利用严守时间、谨遵规律和牺牲习惯来推动劳工组织不断发展之人，也有那些认同积累财富、脱离雇佣劳工行列十分必要之人。[3]

到处都充斥着紧张焦虑的氛围。那些妄图通过放弃传统节日和“社交酒杯”来获得成功的人，必然会忍不住“以自己从前的生活为素材意淫他人”。而那些特立独行的所谓“传统主义者”，继续过着喝酒赌博的日子，懒散地享受着“圣周一”⁽¹⁾，历史学家们常常将其形容成在抵制劳工准则道路上的顽固分子，但即便懒散如他们，也会有感到不安的理由。他们面临着社会的压力、失业的威胁，甚至可能落魄到要进济贫院。尽管历史学家试图在不懈努力的“忠诚支持者”、强烈抗议的“反叛技工”和酗酒的“传统派”之间划清界限，但由于工人们受到三方角力，往往频繁改变阵营，尤其在艰难时期更是如此。如果一个工人，在周一工作时和工友一起喝了一杯，那么他可能既会因为工作时喝酒而感到良心不安，周二又会因为拒绝工友而感到内疚。[4]就像英国工业准则发展史学家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各种变化让人们一时难以接受，这也同样适用于美国的情况：

工人们既要吸收全新的文化，又要摒弃老旧的文化，同时还面临着周遭环境的改变。这些环境的变化，也许是搬到了国内的不同地区，也许是与雇主间新的雇佣关系，又或是生活中新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新的婚姻模式和家庭内外子女的行为模式。[5]

拉威克和古特曼的思想共同对分析美国内战前流行的种族主义产生了影响，但两者观点并非完全一致。历史学家注意到了内战前美国北方城市中种族主义的抬头，主要表现为攻击黑人所剩无几的民权、白人群体对黑人的人身攻击、愈演愈烈的种族主义谩骂、就业过程中的肤色障碍和大受欢迎的黑面人游艺表演。他们认为，白种工人常常参与到各种种族主义骚乱中，而追捧黑面表演的大批观众也正是这些白种工人。[6]与拉威克的著作相似，在一些历史叙述中，描述了这一时期的种族主义娱乐倾向，人们把白人男性的焦虑情绪投射到了化装成黑人的角色身上，其中内森·哈金斯（Nathan Huggins）对于黑面人游艺表演的记载最为典型。据哈金斯的叙述，当时那些黑面表演的观众渐渐被争取成功的执念和对文化自卑的恐惧所吞噬，备受折磨。他们内心的压抑、性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哈金斯发问道：“这些人的种种幻想，与巡回演出舞台上那放荡不羁、受欲望驱使的东西有何分别？”但哈金斯并未把这种焦虑情绪和将其映射在黑人角色上的行为与工人阶级的经历联系起来，尽管黑面人游艺表演的观众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工人阶级。他更倾向于认为，一旦在黑面表演的演员前加上限定词“中产阶级”，它便彻头彻尾地是在反映美国白人男性的形象了。古特曼在其关于劳工行为准则的那篇颇具开创性的文章中提出，在“一切有关美国人工作习惯和不断变化着的工人阶级行为的综合研究中，应将种族多样性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尽管如此，其他人仍未将古特曼所说的那饱受打击但依旧顽强不屈的早期白种工人阶级形象完全呈现在黑面表演的舞台上，或是攻击黑人的人群中。[7]

本书接下来的三章尝试将拉威克与古特曼的见解相结合。黑面表演的吸引力，不仅仅体现在游艺表演的舞台上，还体现在普罗大众之中，甚至浸入种族语言的字里行间。文中将黑面表演的吸引人之处，看作是白人将其欲望投射到黑人身上的结果，亦是在美国第一个工人阶级形成期间，使白人产生了抵触情绪的某些特定行为的结果。古特曼暗示反移民者与移民者之间的敌对，实质上是那些不久前（但也未必）开始受到工业道德约束的人与初来乍到的前工业人口之间的冲突。[8]本章及后面两章探讨，白人意识日益深入人心，一种共识悄然而生，逐渐凝聚起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白种工人阶级，而这种共识在一定程度上源自这样一种观点，即黑人可以永久地作为白种工人鄙视却又无比怀念的前工业时代过去的化身。

黑面表演语言

【1】正如19世纪初在美国发展起来的阶级语言常常受到种族的影响一样，从广义上讲，种族语言也反映了伴随着阶级形成而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和紧张关系。1767年，在美国发行的第一部音乐剧中，一位化装成黑人的表演者扮演了一个名叫“浣熊”（Raccoon）⁽²⁾的“年老浪荡之徒”形象，他在剧中演唱了一首变奏曲，后来演变为广为传唱的《扬基歌》（“Yankee-Doodle”）。[9]70年后，白人艺人乔治·华盛顿·狄克逊（George Washington Dixon）已成功让他在黑面表演中扮演的角色齐普·库恩家喻户晓，成为北方黑人那无拘无束、不负责任、衣着花哨的形象化身。又过了70年，至19世纪末期，“黑人歌曲”（coon songs）风靡美国，单个种族主义歌曲的活页乐谱销量高达300万份。欧内斯特·霍根（Ernest Hogan）的《黑人在我眼里都一个样儿》（“All Coons Look Alike to Me”）可能是“黑人歌曲”中人们最为熟知的一首，其歌曲名称表明了种族主义舞台上对黑人的刻板印象有多么彻头彻尾、毫无人性可言。[10]

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中，“coon”一词所代表的形象在1767年至190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极具复杂性。简单来说，在1848年以前，是不会写出类似《黑人在我眼里都一个样儿》这样的歌的，因为在此之前，“coon”这个词用于形容人时，往往是指白人。的确，齐普·库恩和“浣熊”这两个角色在美国早期的舞台上大放光彩，但此前“coon”这个词指的是乡下白人或者骗子，而像在短语“pretty slick coon”（相当狡猾的乡巴佬）中，则兼指两者。[11]

更为复杂的是，美国辉格党急于获得普通乡村白人的认同，采用了大卫·克洛科特极具代表性的浣熊皮帽子作为党派的标志，还在1840年以“小木屋和烈性苹果酒”闻名的总统竞选⁽³⁾中，将浣熊皮钉在支持者的木屋门上，用活浣熊作为忠于党派的标志。因此辉格党人也变成了“浣熊”，尤其是在民主党人的演讲中，他们用“浣熊国会”（coongress）、辉格党“浣熊大会”（coonventions）和辉格党“浣熊主义”（coonism）等词咒骂辉格党人，还大骂辉格党人做事无法“持之以恒”（lack of coonsistency）。[12]在纽约市的民主党人看来，辉格党人就是“联邦辉格浣熊党”（Federal Whig Coon Party），虽然这种诋毁有时在一些历史著作中被视为有种族歧视倾向，但辉格党能接受“coon”这个词，或许与他们比民主党稍能容忍反奴隶制毫无关联。相反，人们谴责辉格党人是狡猾的政客，装模作样地用浣熊皮来标榜自己是普通民众的朋友。[13]

直到1848年，首次有人明确将“coon”一词用于贬低黑人，这个词才逐渐演变为一种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辱骂。最初，这个词用于种族歧视主要是出现在游艺表演的舞台上，这表明，把“coon”当作辱骂是在黑面表演曲目中多次提到捕猎浣熊和吃浣熊的背景下，从齐普·库恩这个名字逐渐发展而来的。[14]另一种解释是，“coon”一词来源于西班牙语中的“barracon”（营房），是英文单词“barracoon”的变体，后来逐渐用于形容内战前“临时关押逃跑奴隶或待转运奴隶的场所”。[15]无论这个词从何处派生而来，可以肯定的是，19世纪50年代的黑人长得并不是一个样儿。例如，1850年刘易斯·加勒德（Lewis Garrard）的《从惊叹到淡然；陶斯小径》（Wah-to-Yah; or, The Taos Trail）一书中就写到了一位拓荒者，在谈及自己时表示：“这个黑浣熊已经让印第安人甘拜下风了。”他很快补充道：“这孩子不是黑鬼。”[16]

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并未忽视“coon”一词含义的模糊和隐晦。在其小说《贝尼托·塞莱诺》（Benito Cereno）、《白鲸》（Moby Dick）、《单身汉的天堂和未婚女的地狱》（Paradise of Bachelors and Tartarus of Maids）以及《魔岛魅影》（The Encantadas）等作品中，他对种族的多变性及其社会结构甚至包括白人身份的有害影响展开的探讨令人称赞。斯特林·斯塔基、乔舒亚·莱斯利（Joshua Leslie）和卡罗琳·卡彻（Carolyn Karcher）等一众学者从种族层面对梅尔维尔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卡彻特别注意到，梅尔维尔在其1857年发表的那部充满神秘色彩的巨作《骗子》中，讽刺了一切试图在黑人与白人之间划清界限的行为。她发现，梅尔维尔反复把这本书中最令人生厌的角色描述成一个“浣熊”，这是小说中体现种族模糊的关键。[17]他将这个角色刻画为一个口无遮拦的反废奴主义者，很可能是一个恋童癖，其肤色尚不明确。书中曾提及：“我叫皮彻，我言出必行。”梅尔维尔称他为“浣熊”，强调了并不确定他来自哪个种族。[18]如果我们在卡彻的分析基础上，再代入19世纪50年代“coon”一词在种族含义上模棱两可的事实，甚至这个词实际可能指的是一个农村白人或是白人骗子，那么梅尔维尔的小说中有几分玩笑、几分认真也就不难分辨了。

其他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侮辱性词语也有着类似的演变历程。例如，在美国革命时期，“buck”（雄鹿）原是用来形容一个“风度翩翩、年轻有为、精力充沛的男子”，多半是指白人。进入19世纪，“buck”开始代表着“花花公子”或是那些“自诩大众情人的男性”。[19]直到1835年才首次出现“buck nigger”（雄鹿黑人）这种表达的相关记载，七年后，“buck”一词才明确用来指代黑人男性。在保罗·比尔（Paul Beale）的《俚语词典》（Dictionary of Slang）中，指引读者参见“masher”（调戏女性的人；色鬼）、“dude”（城里人；花花公子）和“swell”（时髦人物；社会名流）的英式用法。[20]此外，还发现了在内战前将该词用于印第安男性身上的例子（“coon”一词至少出现一例），此后逐渐成为一种种族歧视用语。至20世纪初，《方言笔记》（Dialect Notes）中解释“buck”一词时写道：“原指花花公子；现（几乎）仅用于指代黑人男性。”[21]

发展历程同样错综复杂的，还有“莫斯”（Mose）这个名字，它最初是指美国舞台上最有趣的白人男性形象。美国内战前夕，莫斯与“B’hoy”这个词同义［“B’hoy”为爱尔兰语和城市街头用语中“男孩”（boy）的发音］，特指城市中强悍粗暴、惹是生非、油头粉面的白人青年。[22]作为低俗喜剧中年轻的城市男性形象的代表，他既像一个斗士又像情人，“莫斯”往往是一个失业青年或是学徒工，或是志愿消防队员，他们目无法纪的行为在内战前激起了一众市政官员的愤怒。1848年，“莫斯”这一形象出现，根据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描述，“矿工和艺术家也马上加入了抗议的行列”，因为他们在其表演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很快，他便成了美国的城市英雄，“有着坚毅的外表和柔软的内心”，至19世纪50年代初期，即使在纳什维尔这样的偏远城市，他的形象都为以工匠为基础的志愿消防部门的游行增色不少。[23]

然而，就在白人莫斯形象传至纳什维尔时，黑脸莫斯的形象在纽约市悄然出现。早在1852年，那里的常驻黑面表演歌唱团就开始演唱歌曲《醒醒，莫斯》（“Wake Up, Mose”），在这首歌中，黑脸英雄的种族身份一再改变。而在《黑人消防员之歌》（“De Darkey Fireman’s Song”）一类的曲调中，则延续着这种混乱的身份。正如亚历山大·萨克斯顿书中所写，内战前夕，黑面游艺表演中开始逐渐崭露头角的“末端演员”⁽⁴⁾，既有齐普·库恩也有莫斯的形象。[24]虽然白人莫斯也曾名震一时，但这人气却相对短暂许多。学者们将其衰落归咎于蒸汽机的发明和消防技术的专业化。但黑脸莫斯的形象却经久不衰，他既是城中的花花公子，又是慈父般的南方黑人。他成了20世纪家庭里和杰迈玛阿姨⁽⁵⁾一起柴米油盐的好丈夫。[25]

像“浣熊”“雄鹿”和“莫斯”一类的词，不仅含义模棱两可、语义繁复，其含义还都伴随着由指代白人逐渐转向指代黑人的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些词都是从描述尚未接受资本主义工作准则、在新的雇佣劳动世界中地位窘困的特定白人群体，转而成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的表述。无论乡野村夫或是江湖骗子，花花公子或是“大众情人”，打架斗殴的莽夫或是“失业新军的哨兵”，事实证明，所有这些词一旦套用在黑人身上，都更让人津津乐道。[26]语言的这种演变表明，某些映射概念的使用，有助于理解美国内战前工人阶级中白人意识的高涨。这些工人之所以会受益于种族主义，部分原因在于种族主义使他们得以将白人内部的焦虑情绪转移到黑人身上。但其映射的过程并不抽象。它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形成的背景下，让那些牵涉进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人得以消除其焦虑。

多种族混杂、白人骚乱及黑脸装扮

显而易见，耀武扬威的共和主义与把黑人作为“反公民分子”而排除在公民事务之外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例如，直至19世纪初，任何与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美国革命前，波士顿群众中的殉道者）肤色相同的人，都被禁止参加诸多独立日庆祝活动。[27]然而，据剧院经理索尔·史密斯（Sol Smith）回忆，这种排斥倾向中存在一种奇怪的差异。史密斯讲述了1814年，他和“共和党”伙伴们是如何对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议会大厦发动攻击的，因为联邦党人点亮整座大楼来庆祝拿破仑垮台。史密斯接着说道：“我们并未拆毁任何东西，但就像在所有集会场合一样，我们循例把所有的黑人都赶出了波士顿公园。”这段话恰恰生动地反映了种族主义、反抗权威和共和主义之间的纠葛。史密斯总结道，只有“黑人选举，有色人种才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在波士顿公园逗留”，除此之外，所有场合都不可以。[28]

事实上，也只有到那一天，新英格兰的“共和党青年”才可能会一边惊叹于非裔美国人的音乐和舞蹈天赋，一边有样学样。黑人选举日始于18世纪中叶，是新英格兰地区古板的白人选举庆祝活动的衍生。最初，奴隶们跟随拥有投票权的白人来到城镇，在受非洲文化影响的盛大节日中开始挑选黑人“总督”和其他官员，黑人选举日由此逐渐成形。多年来，黑人在这个为期四至六天且备受欢迎的节日中不断巩固了自身的中心地位。在新英格兰地区，至少有21个城市留有庆祝这一天的相关记载，甚至在北卡罗来纳州也有一定的影响。[29]1831年，在宣布暂停马萨诸塞州选举日活动后，一位林恩诗人因感伤节日不复存在而写下了绝妙诗句，诗中处处洋溢着往日庆典的热闹氛围。这首诗几乎算得上是前工业时代生活趣事的目录：

所以，选举日就这样一去不返了吗？

往日那令人欢欣的选举……

我们再不能去看“老威利斯”！

他把小提琴挂在了最后一根桩子上。

曾经的选举日时代已经结束了，

“兰德·约翰”的光辉岁月亦不复存在。

黑人吼叫着驱赶警察，

在波士顿公园里打着节拍。

我们再吃不到“大选蛋糕”，

再喝不到“老布莱酒吧”里

那被误叫作“麦芽啤酒”的，

浑浊的啤酒。

看“苏姬”跳舞的日子结束了，

臃肿的“贝特”，

再不会欢快地颤动着她一身的赘肉，

古老的“庞贝小提琴曲”，

摇曳出悠远的甜蜜！

再不会有“总督”

坐在他宽大的扶手椅上，

接受着闲杂众生的注视，

黑、白、蓝、灰，

肤色各异……[30]

在其他许多地方，同样以黑人主导、受非洲文化影响的娱乐活动也吸引了大量白人一同参与。新泽西州和纽约州等地的奴隶庆祝五旬节的到来，将这一荷兰春季节庆变成了非裔美国人的节庆，尽管如此，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这个节日仍有大批的白人支持者。正如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在其小说《萨坦斯托》（Satanstoe）中所刻画的那样，五旬节的特点是极其悠闲慵懒的时间观。节日的时间长短不定，通常有三到四天的庆祝活动以及一周的准备时间。黑人选举日最具代表性的娱乐活动，也同样出现在五旬节庆典上并大受欢迎，此外，还有精彩的非洲舞蹈、美丽的乔木建筑和黑人国王的加冕仪式。库珀在书中描绘道，黑人“弹奏着班卓琴，高唱着非洲歌曲，开怀大笑，心脏也仿佛随着笑声一起怦怦作响”。更有成百上千的白人热切地注视着这场盛典。如此，五旬节更如同黑人选举日那般，城里人和乡下人都齐聚黑人领导的城市。[31]在19世纪初的新奥尔良，人们更加频繁地聚集在刚果广场上跳起奴隶舞蹈，这样的活动每周日都会举行，还吸引了大量白人一同参与进来。[32]

由黑人主导、多种族共同参与的娱乐活动，激起了新工业时代卫道士的极度愤怒，他们尤其厌恶工人阶级白人与黑人混迹在一起。民俗学家梅尔文·韦德（Melvin Wade）对新英格兰地区的黑人加冕庆典评论道，庆祝活动日益流行，促使“白人牧师、政治家和其他公众人物都加入了批判的队伍”。林恩市的一位早期历史学家的看法反映了改良主义者的观点，他认为“黑人的过度活跃引发了某些底层社会白人评价‘黑人选举’的恶劣态度”。[33]1803年，纽约州的一位五旬节反对人士写了一篇文章抨击在奥尔巴尼举行的一系列庆祝活动，称之为“周期性的放荡时节”，这些活动将“黑人和某一阶层的白人，以及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儿童都聚集在一起，成千上万肤色各异的人混杂在一起，在卫道士看来，便是一片罪恶与愚蠢、痛苦与欢乐交织的混乱局面”。

到1811年，奥尔巴尼市议会提出，在五旬节期间严禁摆食物酒饮售卖亭，禁止赌博、跳舞，禁止“示威游行或庆祝游行，无论是否有配乐”。到1831年，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一同将选举日改到了寒冷的月份举行，让黑人选举庆祝活动失去了在春天举办时所具有的吸引力。同时，防止“有伤风化行为”的法规也确保了黑人选举如五旬节一样开始日渐衰落。[34]以黑人为主导、黑人白人共同参与的庆祝活动在美国南部似乎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在南方，对这些活动的限制更多是出于对叛乱的惧怕，而非工业行风运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城镇，黑人选举日的庆祝活动一直蓬勃发展到19世纪50年代。而在新奥尔良，尽管奴隶舞蹈在1808年的五朔节⁽⁶⁾受到了抨击，并在纳特·特纳叛乱后一度受到遏制，但也一直留存下来。[35]与此同时，在纽约市，政府经常会点明抨击黑人和白人共同参与的集会。[36]

但是，除了国家采取行动阻止种族混同，同样关键的是，到19世纪30年代，白人大幅缩减了种族混同的行为。例如，从前的白人参与者对于限制五旬节和黑人选举日的措施似乎并未如何反抗。[37]此外，社会底层的人和工业卫道士与警察争相制造肤色障碍。在各种庆祝活动中驱赶黑人的情况屡见不鲜。因种族混同而出名的公共场所遭袭击事件比比皆是。建于1821年的纽约市非洲格罗夫剧院，让纽约市民得以认识年轻的艾拉·奥尔德里奇（Ira Aldridge），他注定会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演员之一。剧院对黑人和白人同时开放，但不同种族之间会隔断分开。在经历演员被捕、表演者被喝倒彩以及一场白人暴乱之后，剧院关闭了，奥尔德里奇不得不前往英国踏上了他的艺术流亡之旅。[38]1834年在费城，一群工人阶级白人暴徒袭击了一家招待不同种族顾客的小酒馆，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种族骚乱。[39]同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哥伦比亚县，一个由“工人及志趣相投之人组成的委员会”在一场反黑人暴乱后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只有将黑人完全赶出该镇才能带来持久的和平。而在1829年至1841年间的十多场骚乱中，也同样是以驱逐黑人为目标。[40]

早在19世纪初，黑人在大众娱乐中的卓越表现和中心地位就已常常为美国白人所津津乐道。但是，其中心地位也仅仅是在北方城市中没有明确的种族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偶尔得以体现。到了19世纪30年代，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注意到黑人并不会“参与白人的娱乐活动”，尤其是在美国北方。即便如此，黑人身上仍延续着其前工业时代的欢乐、非凡的娱乐造诣和“天生的幽默细胞”。[41]而就在真正的黑人表演者及其各种庆祝活动受到驱逐的这一时期，黑脸扮相迅速出现，成为风靡一时的娱乐形式。[42]

当然，黑脸扮相绝不仅仅局限于游艺表演的舞台上。许多白人不断地给自己脸上涂色，代替那些与自己地位相当但被排斥的黑人。当然，给自己上色须得小心谨慎。人体彩绘常常是大受欢迎的庆祝活动中的一部分。其中不乏非洲人在仪式上把自己涂成白色的例子，如美国学者乔治·利普希茨（George Lipsitz）指出，路易斯安那州的非裔美国人举办“印第安狂欢节”（Mardi Gras Indians），跨越了种族的界线，才创造出了美国史上最丰富多彩的流行传统之一。在英美传统中，也有大量在庆祝活动、发起叛乱和“遭遇暴政”等情况下，把皮肤抹黑或打扮成印第安人的传统。[43]康斯坦丝·鲁尔克（Constance Rourke）认为，革命者将茶叶倒进波士顿港，如此彻底地将种族装扮、狂欢和反叛结合在一起，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些参与者究竟更喜欢倾倒茶叶……还是涂抹上颜料、手持战斧的装扮”。[44]

尽管如此，在内战前的美国，在这样充满种族歧视的氛围中，化装成黑人（或印第安人）并不仅仅是出于传统、娱乐或装饰等缘故。这通常还体现了有意识地宣告其白人身份和白人至上主义，即使这种行为将庆祝活动和大众正义等同于种族装扮。模仿印第安人的行为在志愿消防队中十分常见，这也常常是民兵日的特色，届时，会有一半的参与者“变成”印第安人，上演一场反印第安战争中的模拟战斗。[45]1839年至1845年间，纽约的反租金抗议者在驱赶治安官和收租人时常常涂上“红脸”，以致州政府明令禁止他们再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模样。但反租金倡议的叛乱者，似乎未曾经历过鲁尔克眼中波士顿倾茶事件参与者所经历的那种激动人心。相反，反租金抗议者的发言人为他们被迫装扮成印第安人而道歉，并向广大听众保证，“尽管他们被迫把脸涂暗，但他们的心始终与白人同胞一样”。[46]

那些化装成黑脸的队伍，其身上的叛逆情绪、前工业时代的欢乐，以及在这种装扮下所充斥着的白人至上主义，密不可分且多有意为之。大受欢迎的黑脸扮相，其出现的背景和目的也同样确保了这一点。显然，黑脸扮相的队伍在杰克逊时代开始崭露头角，尽管那时真正的多种族混同的流行庆祝活动日渐衰落，而游艺歌曲开始受到欢迎。苏珊·G. 戴维斯（Susan G. Davis）对费城“街头剧院”精彩而又详尽的叙述，可谓是最全面的地方性研究。据她描述，那些将自己涂黑的白人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工人阶级男性。他们从黑面游艺表演的舞台那里免费借来化妆品涂抹，并加入了称作“吉姆·克劳”和“昂首阔步的卫士”的队伍当中。[47]

有两个重要场合的黑脸装扮最具代表性。首先是在民兵日的集会上，至1835年，黑脸装扮与奇装异服、畸形马和刺耳的“喧闹声”并列，成为费城底层社会用以讽刺与民兵兵役有关的等级制度和强迫行为。此外，也有证据表明纽约市出现化装成黑脸抗议民兵组织的情况。[48]自19世纪初起，在美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禁止黑人参加民兵日和炮兵选拔日，有时甚至禁止黑人观看。然而在新英格兰的部分地区，在禁止黑色面孔出现的民兵日，满是黑脸扮相的“黑脸秀”却迅速上演。同样，在费城，就在禁止黑人参加独立日庆典后不久，涂着黑脸的白人便出现在庆典上。[49]

在1829年黑脸扮相首次出现后不久，在内战前费城声势浩大的圣诞游行队伍中，黑脸扮相迅速盛行，成了节日装扮中“最常见的扮相”。这一时期，节日狂欢活动的规模不断壮大，超过了德国的“贝尔森克”游行⁽⁷⁾和英裔美国人挨家挨户的巡演队伍，成为趣味十足、大肆讽刺民兵部队、充斥着喧闹声和易装癖的盛大游行活动。有不少年轻的白人混混趁此机会，一改种族和性别，摇身一变扮起了黑人“萨莉大婶”。[50]起初，黑人参加了规模扩大的庆祝活动，这些庆祝活动与圣诞节期间在加勒比地区和美国大陆费城南部举行的由黑人主导、精彩绝伦的贾卡努狂欢节（Jonkonnu，又称John Canoe或John Kunering）非常相似。毫无疑问，在费城有不少黑人和白人了解周边地区花样繁多的贾卡努传统，甚至一些地道的黑人传统对白人圣诞节化装游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51]

尽管如此，在美国内战前的圣诞节化装游行中，费城黑人却常常沦为“黑脸”暴徒手下的受害者。这样的场面，令人既瞠目结舌，又悲痛不已。正如戴维斯所言，化装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给了人们一个暂时“扮黑”的机会。同时，还让人们得以超越性别的界限，嘲笑那些生活体面、中产阶级、遵守秩序、手握财富之人，因为游行队伍经常前往上层社会的娱乐场所，有时他们甚至会攻击市政部门的警卫。[52]而那些由纽约市的无赖或是抹成黑脸“胡乱敲打、十分聒噪”的白人乐队组成的游行队伍，则乐此不疲地把殴打自由黑人当作传统的白人男性街头活动，以此来给夜晚画上句号。1834年，在一场与圣诞节装扮毫无关联的大规模种族骚乱中，黑人遭到了涂成黑脸的费城白人的袭击。1840年，正当黑人加入街头游行的队伍中一同欢庆圣诞节之时，也受到了扮黑者的袭击。[53]这种暴力可能导致到内战结束后，黑人节日装扮的庆祝活动大幅减少，甚至消失。但即使他们不上街庆祝，黑人也无法避免受到那些打扮成吉姆·克劳或萨莉大婶的人的攻击。1837年至1848年间，由扮黑暴徒挑起的圣诞节种族冲突时有发生，最后一次爆发更是升级为全面骚乱。一些暴力事件中有白人帮派和黑人帮派卷入，但有时黑脸装扮的暴徒也会袭击在教堂做礼拜的非裔美国人。[54]

不论这些暴力事件是零星出现又或仅随节日而发生，这种扮黑暴徒针对黑人的暴力事件，其模式为我们研究内战前针对黑人的流行暴力事件所引发的更为广泛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切入点。虽然圣诞节乔装改扮的人中，有些白人可能饱受美国北方城市随季节升高的冬季失业率的困扰，但若要说圣诞节期间袭击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与黑人之间的就业竞争问题，着实让人难以信服。有观点认为，庆典和黑脸扮相只是表面上掩盖了暴徒对劳动力市场的担忧，但这是在回避就业竞争不足。如果就业竞争如此激烈，哪里还有必要搞出这些小插曲呢？[55]而那些乔装改扮的人，一边庆祝节日的到来，一边又涂上黑脸、隐藏身份去实施犯罪，若单纯用卫道士来解释其行为，也无法让我们理解，他们为何会在同一晚既模仿黑人，又要毒打他们。[56]仅仅是把自己涂黑，这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伪装，还很可能引起法律和治安力量的怀疑。在任何情形下，白皮肤无疑是内战前面对袭击黑人的起诉时，一种切实有效的辩护，从这一层面来看，用烧焦的软木在脸上涂黑，实在是画蛇添足。或许，一些白人认定黑色的面孔即授权他们肆意放纵、实施犯罪，这种想法比伪装成黑人产生的实际影响更令人惊讶。

更能让人信服的解释是，费城那些在圣诞节期间涂成黑脸的人们，既向往着自己想象中黑人所代表的形象，又痛恨自己这样做，这种解释，也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那些并未化装成黑脸的种族主义暴徒身上。这也间接表明，坚持将黑人排除在一系列公共庆祝活动之外，可能反映了人们的一种观点，即非裔美国人的风格、音乐和舞蹈可能会像在五旬节和选举日的庆典上那样，主导各种族共同参与的庆祝活动。大卫·多尔比（David Dalby）提醒人们，许多奴隶来自比其主人所在的社会审美天赋和审美成就更高的地区，这种观点颇具吸引力。但在阐述内战前北方城市中，非裔美国人和城市工人阶级中英裔美国人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时，他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许多城市白人都认为黑人的表现能力极佳。[57]对一些人而言，这可能是在所有白人与黑人主导的娱乐活动之间做选择，这可能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事实上黑人被排除在内战前的游艺表演舞台之外。

黑脸装扮不仅让白人群体认同黑人流行文化的卓越之处，还将化装成黑脸的白人与原本归咎在非裔美国人身上的前工业时代的肆意放纵联系起来。它再次强调，圣诞夜或民兵日是欢庆和放纵的时刻，是释放、畅饮和混乱的时刻。但即使是在狂欢之中，尽管众人是真的渴望“像黑人一样”，庆祝者也需要反复强调他们仍是白人这一点。而作为狂欢众人的一部分，烟囱清扫工却给这场闹剧增添了一个奇特的反转，因为清扫工每天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即他们的职业和由此导致的非自愿的变黑可能让他们被认作黑人。[58]

大量爱尔兰人的出现也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会在本书第七章中看到，爱尔兰人经常与黑人混迹在一起，有时就连他们自己也被看作是象征着前工业化时代恣意放纵的族群。于是在19世纪30年代，惹是生非、无视纪律的行为有时也会被称作“爱尔兰作风”。[59]黑脸装扮公然无视了上层社会对清扫工和爱尔兰人“像黑人”的指控。但深夜对黑人袭击则强调了黑脸只是一种早上就可以卸掉的有趣的伪装。在这些骚乱狂欢中，暴徒们选择的目标表明，他们既不会加入有色人种举行的前工业化的公共庆祝活动当中，也不会允许黑人看起来比底层白人更加自律。

其他白人暴徒和喧闹的游行队伍，他们并没有涂成黑脸，却仍会欺压迫害黑人，做出了同样看似矛盾的目标选择。这些群体专挑黑人和白人共同享乐的场所：妓院、酒馆甚至是跨种族夫妇的家中。同时，教堂、西印度群岛解放庆典和戒酒楼等非裔美国人社区中最崇高、庄严的机构也受到了攻击。一些暴乱就是以攻击黑人社区中的最混乱的群体和治安力量为特点。他们实质上希望非裔美国人安于充当“反公民”的角色，停留在城市社会中相互分离、混乱无序的最底层，像一块试金石一样，让白人中盛行的各种各样不守纪律的行为，可以在那些体面人士和为受尊重而忧虑不安的人看来也变得正当合理。因此，在1834年纽约市的暴乱中，一名暴徒闯入了一间黑人教堂，在那里黑人听着一人“假装黑人的口吻”说着话，还“唱起了吉姆·克劳合唱曲”。正如1843年辛辛那提的一名观察家所说，种族骚乱仿佛一个“节日”、一场“狂欢”或是美国人的“农神节”。但它们有更为“崇高”的目的。[60]

影射在这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工业道德所灌输的价值观成为特别的焦点。攻击黑人戒酒楼开始于改革者和某些工人认为白种工人阶级的饮酒习惯惊人地缺乏管束、肆意妄为，同时“nigger drunk”（像黑人一样醉醺醺，即“酩酊大醉”）一词开始使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内战前的北方城市居民中，黑人可能比白人更加性格温和，但无论是流行用语还是暴民，显然都不愿承认这一事实。[61]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大肆鼓吹反种族融合的呼声，与挑战传统父权期望和劳动男性的性自由的呼声如此一致。克里斯汀·斯坦塞尔（Christine Stansell）对纽约市职业女性的出色研究显示，1830年后，有收入的单身“女孩”对他人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在城市平民青年文化中形成了一种更加开放甚至更加平等的两性关系模式。斯坦塞尔发现，这些新的关系根植于日益增强的工人阶级意识之中，而工人阶级意识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18世纪厌女症⁽⁸⁾的某些特征”，但也“夸大”了男子气概，并认为这与日趋严重的针对女性的群体性暴力行为一致。斯坦塞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越来越多“街头痞子”表明要保护“他们的妇女”免受所谓“绅士”的性侵犯，这既体现出他们很强的阶级意识和对职业女性的全新尊重之情，同时也表现出其“骨子里仍高高在上的”新形式家长主义。1834年，纽约市发生令人震惊的种族和反废奴主义暴动，这场暴动同样是白种工人试图保护“他们的妇女”，但这次的目标不再是富人，而是防止她们与黑人混迹在一起。同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哥伦比亚县的骚乱中，熟练工人歇斯底里地高喊着跨种族性行为的威胁。这些熟练工人可能接受了斯坦塞尔所谓的1860年前典型的城市工人阶级行为准则，允许婚前性欲表达，但同时也担心，或许复兴派和改良主义者所推行的禁欲才是通往成功之路。哥伦比亚暴乱者异想天开地想象废奴主义者会设法强迫他们成为黑人的性伴侣，这表明暴乱者中普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性焦虑情绪。[62]

费城那些化装成黑脸的人和多数未化装的白人暴乱者攻击黑人的另一个理由，仅仅是因为攻击他们易如反掌。反废奴主义暴乱者通常可能在保护等级较高的环境，在由城市老一辈保守派精英领导的人群中挑起暴乱。[63]而到了深夜，究竟是最后穿过一个满是高档俱乐部的街区还是冲入黑人社区，如果要选择的话，这些暴徒清楚地知道，法律和治安力量会更希望他们选择后者。索尔·史密斯及其朋友最终选择了一条阻力最小的道路，他们决定放弃袭击马萨诸塞州政府大楼的计划，转而把“所有黑人都赶出公共场所”。当1835年巴尔的摩的一场骚乱，由原来雄心勃勃地计划对银行董事住宅发起攻击，转而变为针对黑人社区的野蛮袭击后，暴乱者同样也找到了挑起骚乱更容易的办法。正如大卫·格里姆斯特德（David Grimsted）所言，暴乱者企图对黑人孤儿收容所发起暴乱的苗头，将这场专门针对手无寸铁之人的暴乱推向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极端。[64]

1834年，在纽约市，暴乱者选择了更为复杂但同样效果显著的道路。在结束了对“种族混同”和废奴主义象征的攻击之后，暴乱人群转向了白人目标，他们突然闯入了鲍厄里剧院，该剧院雇用了一名英国演员，据说是一个“反共和党”的势利小人。这位魄力十足的剧院经理让一位演员上台唱了一首广受欢迎的歌，安抚了闯入的暴乱者。演唱的正是黑面游艺表演曲目《齐普·库恩》，这表明，虽然“统治民族”共和主义流行文化常常与反贵族和种族主义抗议相结合，但后者可能压倒前者。[65]同样，尽管种族主义街头剧院为反抗新工业道德创造了机会，但同时，大有将对新工业道德的怨恨由单纯对传统习惯的辩护和有组织的劳动抗议中转移出去的趋势。

种族骚乱是否代表了美国内战前白种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观，这个问题难以定论。工人阶级团体显然确实为暴乱者提供了掩护，让他们很少被发现，更不会被城市陪审团认定有严重犯罪行为。这些骚乱暴露了人们的一种焦虑情绪，这种焦虑并非全然来自与黑人竞争就业的恐惧，而是源于大量劳动人口正在经历新形式的工业准则。由圣诞化装游行等流行庆祝活动为代表引发的种族骚乱，也常常代表了新城市化工人阶级团体的传统和礼则。[66]

然而，暴乱者的人员构成和劳工运动内部一些人的反应表明，反黑人和反废奴主义暴动分裂了工人阶级。暴乱者往往代表着工人阶级的特定阶层，其中年轻人、男性、非熟练工人和学徒工尤其突出，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暴动是以熟练技工为主导的。在19世纪40年代，学徒们被冠以各种称呼，有的叫作“b’hoys”，暗示他们的狂妄自大；有的则被称为“bound boys”（受束缚的男孩），暗示他们不正常的无自由状态，因为学徒制手艺传统在蓄奴制共和国正逐渐衰落。[67]在一个崇尚“自由、白皮肤和21岁年轻力壮”的社会里，大多数暴乱者只能完全依靠白皮肤来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反黑人的暴乱者中，绝大多数是爱尔兰人，但在这样一个连爱尔兰人的种族划分都尚无法定论的国家，这样的说法也不完全可靠。此外，反废奴主义者和部分反黑人的暴徒，经常在年长的保守派上层人士的领导下聚集起来，而这些上层人士常常为工人阶级中的宽厚仁慈之人所不齿。[68]

因此，种族主义骚乱活动经常招致劳工作家，甚至有时是城市工匠创办的廉价报刊的指责，也就不足为奇了。面对1834年纽约市的大量种族主义者和反废奴主义骚乱，乔治·亨利·埃文斯毫不吝啬地回击了这些“暴徒”。尽管当时，埃文斯尚未醉心于支持废奴主义者，但他仍捍卫了他们的公民权利以及自由黑人的权利和人性。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编辑、杰克逊主义工人威廉·莱格特（William Leggett）也采取了类似的公民自由主义态度，摒弃了此前在其报纸中对废奴主义的严厉谴责，逐渐开始支持这一请求。[69]

以上两个极端例子并不多见，但即使是最具煽动性的廉价报刊——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前，满是“波奴主义”⁽⁹⁾这样拙劣讽刺的黑脸扮相者用语，在事件发生后也大多厌恶这些暴徒，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支持赔偿暴徒手下的受害者。1834年，纽约市的大多数暴乱者来自被迅速边缘化的熟练工匠，但他们被报刊描绘成了声名狼藉的“社会渣滓”。约翰·詹茨敏锐地观察到，人们对骚乱的反应，体现了街头共和主义中“劳工帝国”与粗暴的“顽固派”之间，激进但体面的紧张关系。[70]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像廉价报刊这样更为普遍的城市工匠文化产物，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种族骚乱持保留态度。他们抗议的并非暴乱者的种族主义，而是其对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威望和准则的不屑。因此，街头的“统治民族”共和主义无法持续，因为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分歧，有些故意将工业准则简单化后接受，有些仍未接受。但在舞台上的“统治民族”共和主义则是另一回事了。

注释

[1] George P. Rawick, From Sundown to Sunup: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Community,Westport, Conn. 1972, 132–133.

[2] Herbert G.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New York 1977, esp. 3–78; E.P. Thompson,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December 1967): 56–97; Paul Faler,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ynn, Massachusetts Shoemakers and Industrial Morality 1826–1860’, Labor History 15 (Summer 1974): 367–394; Bruce Laurie, ‘“Nothing on Compulsion”: Life Styles of Philadelphia Artisans, 1820–1860’, Labor History 15(Summer 1974); David R. Roediger and Philip S. Foner, Our Own Time: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r and the Working Day, London 1989, 2–42.

[3] Paul Faler and Alan Dawley, ‘Working Clas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9 (June 1976): 466–480; Paul Johnson, A Shopkeeper’s Millennium: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Rochester, New York, 1815–1837, New York 1978; Barbara M. Tucker, ‘“Our Good Methodists”: The Church, the Factory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Antebellum Webster, Massachusetts’, Maryland Historian 8 (Fall 1977): 26–37.

[4] Faler and Dawley, ‘Working Class Culture’, 466–480;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esp. 5 and 19–32; Bruce Laurie, Working People of Philadelphia, 1800–1850, Philadelphia 1980, 40–42, 116–119, 124, 139–147 and 201–202.

[5] 引自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14。

[6] Jean H. Baker, Affairs of Part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Northern Democrat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thaca, N.Y. 1983, 214–216; Laurie, Working People, 61–66, 124–125 and 155–157; Robert Toll, Blacking Up: The Minstrel Show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1974, 32–33; Paul A. Gilje, The Road to Mobocracy: Popular Disorder in New York City, 1763–1834, Chapel Hill, N.C. 1987, 154–156.

[7] Huggins, Harlem Renaissance, Oxford 1971, 253 and 252–257 passim.关于黑面表演，参见George Lipsitz, Time Passages: Collective Memory and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Minneapolis, Minn. 1990, 63–64,其中简要介绍了与工业纪律的联系;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13, 17 n14 and 58–59 n41,另参见Mimi Rosenberg, ‘An Unpublished Interview with Herbert Gutman on United States Labor History’,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0 (Spring–Summer 1990): 58。

[8]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68–70.

[9] James H. Dorman, ‘Shaping the Popular Image of Post-Reconstruction American Blacks: The “Coon Song” Phenomenon of the Gilded Age’, American Quarterly 40(December 1988)：451; Alan W. C. Green, ‘“Jim Crow”, “Zip Coon”: The Northern Origins of Negro Minstrelsy’, Massachusetts Review 11 (Spring 1970): 385.

[10] Dorman, ‘Popular Image’, 453 and 459.

[11] 相关的最佳出处可参见Frederic G. Cassidy, ed., Dictionary of American Regional English [DARE], Cambridge, Mass. 1985, 1: 763。另参见DA, 1: 388–389; DAE, 1: 611–612; OED2, 2: 962 and OED2 supplement (1972), 1: 630–631。

[12] Thomas B. Alexander,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in 1840 in Tennessee’, 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1 (March 1942): 37; Alexander Sax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Republic: Class Politics and Mass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London 1990; OED2, 2: 962．另参见AG, 1: 201–202。据说，克洛科特与浣熊皮的最初联系可能是借鉴了有关黑人塞米诺尔·约翰·霍斯（Seminole John Horse）的故事。见Kenneth W. Porter, ‘Davy Crockett and John Horse: A Possible Origin of the Coonskin Story’, American Literature 15 (March 1943): 10–15。

[13] 在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27中做了引述，但与种族主义并无太多关联。

[14] 如DARE, 1: 763; DA, 1: 388; OED2, supplement, 1: 630–631; Ethiopian Serenaders’Own Book, Philadelphia 1857, 8, and 37; Christy’s New Songster, New York n.d., 35;Ethiopian Glee Book, Boston 1849, 24, 72–73, 103, 160; Howe’s 100 Ethiopian Songs, Boston and Chicago 1877, 224; Harold Wentworth and Stuart Berg Flexner, ed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Slang, New York 1975, 122。

[15] OED2, 1: 679; Tamony Papers,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Charles R. Shrum, quoted in ‘Editorial Notes’, American Mercury 9 (October 1926).

[16] Lewis H. Garrard, Wah-to-Yah; or, The Taos Trail, Norman, Okla. 1955 (1850?), 117, 163, 208, 216, 226, 228, 238,这句话引自第190页。可与Robert Montgomery Bird, Nick of the Woods, New York 1939 (1837), 84–85做比较。

[17] Karcher, Shadow over the Promised Land, Baton Rouge, La. 1980, 256–257; Joshua Leslie and Sterling Stuckey, ‘The Death of Benito Cereno: A Reading of Herman Melville on Slavery’,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67 (Winter 1982): 287–301.

[18] Herman Melville, The Confidence-Man: His Masquerade, New York 1971 (1857), 101, 121 and 98–120 passim.

[19] DARE, 1: 405–06; DAE, 1: 330; David Grimsted, Melodrama Unveiled: American Theatre and Culture, 1800–1850, Chicago 1968, 194; The Negro Singer’s Own Book, 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 n.d., 154．另参见AG, 1: 107。

[20] Paul Beale, ed., Dictionary of Slang and Unconventional English, London 1984, 143.

[21] 引自DARE, 1: 405–406。

[22] DARE, 1: 227; DAE, 3: 1548 and 1: 200.

[23] 关于莫斯的类别及其流行程度，以及文中引述内容，可参见Grimsted, Melodrama, 192; Richard M. Dorson, ‘Mose, the Far-Famed and World-Renowned’, Hershel Parker, ed., American Literature 15 (1943): 288–300; James Boyd Jones, Jr., ‘Mose the Bowery B’hoy and the Nashville Fire Department’, 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40(Summer 1981): 170–181;相关描述中，最为感性的形容可参见David S. Reynolds, Beneath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The Subversive Imaginat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Melville, New York 1988, 463–466。

[24] Alexander Saxton, ‘Blackface Minstrelsy and Jacksonian Ideology’, American Quarterly 27 (March 1975): 8–11; The Ethiopian Glee Book: Containing the Songs Sung by the New Orleans Serenaders, Boston 1850, 214.

[25] Joseph Boskin, Sambo: The Rise and Demise of an American Jester, New York 1986, 140．另参见Charles Townsend, Negro Minstrels, New York 1969, 12–B。

[26]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01.

[27] 见本书第二章注释62。

[28] Sol Smith, Theatrical Management in the West and South, New York 1968, 12.

[29] Melvin Wade, ‘“Shining in Borrowed Plumage”: Affirma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Black Coronation Festivals in New England, ca. 1750–1850’, Western Folklore 40(July 1981): 171–182; Joseph P. Reidy, ‘Negro Election Day and Black Community Life in New England, 1750–1860’, Marxist Perspectives 1 (Fall 1978): 102–117;Lorenzo J. Greene, The Negro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Port Washington, N.Y. 1966, 245–248; Robert C. Kenzer, Kinship and Neighborhood in a Southern Community: Orange County, North Carolina, 1849–1881, Knoxville, Tenn. 1987, 62.

[30] Reprinted in Paul G. Faler, Mechanics and Manufacturers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Lynn, Massachusetts, 1780–1860, Albany, N.Y. 1981, 128–129.

[31] Sterling Stuckey, Slave Culture: Nationalist Theor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Black America, New York 1987, 80–81, 142 and 144; Shane White, ‘Pinkster in Albany, 1803: A Contemporary Description’, New York History 70 (April 1989): 191–199;and White ‘Pinkster: Afro-Dutch Syncretization in New York City and the Hudson Valle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02 (January–March 1989): 71; James Fenimore Cooper, Satanshoe, New York 1845, 1: 70 and 69–86 passim; A.J. Williams-Myers,‘Pinkster Carnival: Africanisms in the Hudson River Valley’, Afro-Americans in New York Life and History 9: 7–17; Edwin Olson, ‘Social Aspects of Slave Life in New York’,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26 (January 1941): 71–72.

[32] Gary A. Donaldson, ‘A Window on Slave Culture: Dances at Congo Square in New Orleans, 1800–1862’,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69 (Spring 1984): esp. 66–67.

[33] Wade, ‘“Borrowed Plumage”’, 178.

[34] White, ‘Pinkster’, 71; and White, ‘Contemporary Description’, 192 and 196–197 for the quotation; Reidy, ‘Negro Election’, 112–113.

[35] Kenzer, Kinship and Neighborhood, 62; Donaldson, ‘Congo Square’, 67; Dena J. Epstein, Sinful Tunes and Spirituals: Black Folk Music to the Civil War, Urbana, Ill.1977, 90–99 and 132–136.

[36] Alessandra Lorini, ‘Festive Crowd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ime, Space, Work and Leisure in Pre-Industrial America, University of Paris VII, June 1987)．另参见Vincent E. Powers, ‘“Invisible Immigrants”: The Pre-Famine Irish Community in Worcester, Massachusetts, From 1820 to 1860’ (Ph.D. dissertation, Clark University, 1976), 262–263。

[37] White, ‘Pinkster’, 71–72; White, ‘Contemporary Description’, 192; Wade,‘“Borrowed Plumage”’, 178.

[38] Russell Sanjek, American Popular Music and Its Business, New York 1988, 2: 156–158;Herbert Marshall and Mildred Stock, Ira Aldridge: The Negro Tragedian, Carbondale, Ill. 1958, 32–48,以及本书第二章注释62。

[39] Laurie, Working People, 62.

[40] Philip S. Foner and Ronald L. Lewis, eds, The Black Work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Philadelphia 1978, 1: 175–178; John M. Werner, Reaping the Bloody Harvest: Race Riot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ge of Jackson, New York 1986, 286–287.

[41] Boskin, Sambo, 69,其中包括了托克维尔引述的内容。

[42] Marshall and Stock, Aldridge, 37.

[43] Lipsitz, Time Passages, 233–253; Susan G. Davis, Parades and Power: Street Theatre in Nine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1986, 77–111; Bryan D. Palmer,‘Discordant Music: Charivaris and White Capp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North America’, Labour/Le Travailleur 3 (September 1973): 5–62, esp. 31 and 49.

[44] 引自Albert Murray, The Omni-Americans: Black Culture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1970, 15。

[45] Telfer H. Mook, ‘Training Day in New England’, New England Quarterly 11(December 1938): 689; Davis, Parades and Power, 145.

[46] Donald B. Cole, Martin Van Buren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Princeton, NJ.1984, 407–408; David Maldwyn Ellis, Landlords and Farmers in the Hudson-Mohawk Region, 1790–1850, Ithaca, N.Y. 1946, 242–250; Working Man’s Advocate, 17 August 1844.

[47] Davis, Parades and Power, 106 and 108.

[48] Ibid., 77–101, esp. 86 and 96．另参见Palmer, ‘Discordant Music’, 34。

[49] Greene, New England, 247–248; Esther A. Peck, A Conservative Generation’s Amusements: A Phase of Connecticut’s Social History, Bangor, Me. 1938, 17–22;Davis, Parades and Power, 106，以及本书第二章注释62；Mook, ‘Training Day’, 687．另参见WMA, 19 July 1845,提到了劳工报刊上一个关于服兵役的“黑人笑话”。笑话主角是一名民兵军官。

[50] Susan G. Davis, ‘“Making Night Hideous”: Christmas Revelry and Public Disorder in Nine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 American Quarterly 34 (Summer 1982): 189, 193–194 and passim.在北美部分地区，荷兰裔的传统中将圣·尼古拉斯的助手黑人彼得的形象与圣诞大游行联系在一起。参见Gerald Early, ‘A New Reading of Herman Melville’s Benito Cereno’ in Tuxedo Junction: Essays o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1989, 218–223。

[51] Davis, Parades and Power, 104; Elizabeth A. Fenn, ‘All Dance, Leap and Play: Jonkonnu, Slave Society and Black Dance’, in American Dance Festival, The Black Tradition in American Modern Dance, Gerald E. Myers, ed., n.p. 1988, 9–10; Ira De A. Reid, ‘The John Canoe Festival’, Phylon 3 (1942): 349–370; Stuckey, Slave Culture, 68–73 and 104–106.

[52] Davis, ‘“Making Night Hideous”’, 193–194 and 188–197 passim.

[53] Gilje, Road to Mobocracy, 254–260; Davis, ‘“Making Night Hideous”’, 192; John Runcie, ‘“Hunting the Nigs” in Philadelphia: The Race Riot of August 1834’, Pennsylvania History 39 (1972): 209.

[54] Davis, ‘“Making Night Hideous”’, 192, n32, and Parades and Power, 108.

[55] 关于工作与种族暴动，参见Gilje, Road to Mobocracy, 164–167; Laurie, Working People of Philadelphia, 63–66 and 157; Leon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The Negro in the Free States, 1790–1860, Chicago 1961, 100–102; Runcie, ‘Race Riot’, 197。

[56] Davis, Parades and Power, 108.

[57] David Dalby, ‘Jazz, Jitter and Jam’, New York Times, 10 November 1970; Boskin, Sambo, 66–68.

[58] Davis, ‘“Making Night Hideous’”, 192; Gilje, Road to Mobocracy, 254.

[59] Davis, Parades and Power, 77 and 143; Runcie, ‘Race Riot’, 194–195.

[60] 引自John B. Jentz, ‘Artisans, Evangelicals and the City: A Social History of Abolition and Labor Reform in Jacksonian New York’ (Ph.D. disser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77), 249; Gilje, Road to Mobocracy, 155 and 162–169; Davis, Parades and Power, 46; Laurie, Working People of Philadelphia, 63–66 and 124;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102; David Grimsted, ‘Ante-Bellum Labor: Violence, Strike and Communal Arbitratio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 (Fall 1985): 8; Werner, Bloody Harvest, 125, 130–140, 195–196 and 279–289。关于“体面”，另参见Davis, Parades and Power, 151。约翰·朗西（John Runcie）的“种族暴乱”的鲜明结论值得关注。参见第217—218页，了解他“任何关于1834年费城暴乱的报道都不应忽视一个简单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即‘追捕黑人’为某些人提供了良机……他们酗酒、打砸……以黑人的痛苦为乐”。关于辛辛那提，参见David Grimsted, ‘Rioting in Its Jacksonian Setti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7 (April 1972): 385。

[61] DA, 2: 1117; Donald Yacovo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lack Temperance Movement, 1827–1854: A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8 (Fall 1988): esp. 297．另参见AG, 2: 605。

[62] Christine Stansell, City of Women: 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 1789–1860, New York 1986, 83–101; Richards, Gentlemen of Property and Standing, 152; Linda K. Kerber,‘Abolitionists and Amalgamators: The New York City Race Riots of 1834’, New York History 48 (January 1967): 28–39. Werner, Bloody Harvest, 286; P. Foner and Lewis, Black Worker, 1: 175–178.

[63] 见Richards, Gentlemen of Property and Standing。

[64] Smith, Theatrical Management, 12; Baker, Affairs of Party, 246．另参见Leonard P. Curry, The Free Black in Urban America, 1800–1850, Chicago 1981, 96–97。

[65]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65.

[66] Baker, Affairs of Party, 245–246; Davis, Parades and Power, 72–111; Runcie,‘“Hunting the Nigs”’，esp. 218–219; Iver Bernstein, The New York City Draft Riots: Their Significance for America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90, 342–343.

[67] AG, 1: 58 and 94; Jentz, ‘Artisans, Evangelicals and the City’, 234–269; Richards, Gentlemen of Property and Standing, 150–155; Davis, ‘“Making Night Hideous”’, 192–195; Gilje, Road to Mobocracy, 143–170; W.J. Rorabaugh, The Craft Apprentice from Franklin to the Machine Age in America, New York 1986, 132–133, 140 and 167–171.

[68] Richards, Gentlemen of Property and Standing, 131–155; Grimsted, ‘Rioting’, 392;Laurie, Working People of Philadelphia, 64–66; Albon Man, ‘Labor Competition and the New York City Draft Riots of 1863’,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36 (October 1951): esp. 394，以及注释67。关于内战前爱尔兰裔的“种族问题”，参见后文第七章。

[69] Jentz, ‘Artisans, Evangelicals and the City’, 251–253; Wemer, Reaping the Bloody Harvest, 129.

[70] Jentz, ‘Artisans, Evangelicals and the City’, 234; Werner, Reaping the Bloody Harvest, 124–142; Richards, Gentlemen of Property and Standing, 152;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64; Alexander Saxton, ‘Problems of Class and Race in the Origins of the Mass Circulation Press’, American Quarterly 36 (Summer 1984): 232–233; Gilje, Road to Mobocracy, 167–168.

(1)　圣周一（Saint Monday）：人们在周日休息、做礼拜是西方国家古老的传统。而到了19世纪，英国工人开始将一周的玩乐享受都压缩到周日这天进行，于是周一早晨工人们常常是宿醉未醒、疲惫不堪，很多人甚至会请一天假休息。于是用“圣周一”来指代工作懒散、旷工普遍的星期一。

(2)　“Raccoon”一词虽意指“浣熊”，但其非正式的称呼“coon”，除了指浣熊这种动物外，常常用作对黑人的贬低性称呼，类似于“黑鬼”；此外，还指淳朴的乡下白人。

(3)　1840年美国总统竞选时，民主党人嘲讽辉格党候选人哈里森想要的是“2 000美元的退休金、一桶果酒和一个小木屋”。而那时，果酒是普通劳工喝的，多数农民住在小木屋里，辉格党借此趁机标榜自己是代表普通劳工和农民的政党，在竞选过程中到处盖小木屋、提供免费的苹果酒，证明自己是普通民众的朋友。于是，出现了有名的“木屋竞选活动”。

(4)　末端演员（end man）：（在黑面游艺人表演中）站在一排末端，同站在正中的演员进行插科打诨的演员。

(5)　杰迈玛阿姨（Aunt Jemima）：指对白人俯首帖耳的黑人妇女，原为美国商业广告中的黑人厨娘。

(6)　五朔节是欧洲传统民间节日，用以祭祀树神、谷物神，庆祝农业收获及春天的来临。五朔节历史悠久，最早起源于古代东方，后传至欧洲，于每年5月1日举行。

(7)　“贝尔森克”游行：贝尔森克（Belsnickel）是欧洲中世纪前后流行的圣诞人物。他身型瘦削、身穿毛皮衣服、脸上涂着油彩或头戴凶神恶煞的面具，一手提着装满礼物的袋子，一手执鞭，既会奖励好孩子，也会惩罚坏孩子。形象十分冷酷凶恶。

(8)　厌女症（misogyny）：又称“厌女主义”，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贬抑和蔑视的一种现象。

(9)　“bobalition”，原为黑人群体对“abolition”一词的误读，后白人亲奴隶制人士多用该词嘲笑黑人为庆祝废除奴隶贸易而举办的一系列活动。黑人群体为庆祝废除奴隶贸易出版了大字报“Bobalition of Slavery”。译为“波奴主义”是结合了“废奴主义”与其发音，体现白人群体对其的嘲笑。

第六章　白色皮肤，黑脸扮相
——内战前的黑面游艺表演与白种工人阶级构成

纽约市的麦坎尼克音乐厅（Mechanics Hall）是著名的黑面歌舞团的大本营，正如其名，这里有着对黑面表演的形式和内容影响深远的社会团体。在其他城市，当地的麦坎尼克音乐厅也同样吸引了诸多黑面表演剧团在此演出。[1]在活跃于早期游艺表演舞台的众多表演大师中，比利·惠特洛克（Billy Whitlock）曾是一名排字工，到19世纪30年代，他涂上黑脸走上舞台，开始了白天排字晚上表演的生活。歌曲《迪克西》⁽¹⁾的作曲丹·埃米特（Dan Emmett），也是早期的黑面表演巨星，当过印刷工学徒。托马斯·达特茅斯·赖斯（又名“赖斯老爹”）（Thomas Dartmouth［Daddy］Rice），他是第一个在舞台上表演“蹦跳的吉姆·克劳”的黑面舞蹈演员，在此之前曾当过木工学徒。[2]歌曲《奥尔巴尼的背后》（“Back Side Albany”）称得上是第一首重要的黑面表演曲目，其作曲者迈克尔·霍金斯（Michael Hawkins）是马车匠出身。[3]

然而，将黑面游艺表演的音乐归为技工群体的音乐，不仅是为了阐明许多杰出演员都是由工匠身份逐渐走向黑面表演舞台的，也是为了说明，从诸多方面来看，游艺表演本身就是一门技艺。[4]同样，也不是旨在洞察剧院布局、演出定价、游艺表演与志愿消防员之间的联系，以及上层人士对游艺表演的观众全是普通城市居民的诸多抱怨。[5]而是旨在说明，黑面游艺表演的内容将其独特的吸引力作为一种情绪的表达，体现了北方杰克逊主义城市工人阶级，尤其是工匠群体的渴求与恐惧、希望与偏见。[6]

黑面表演艺人通过建立新的黑人意识来构建起全新的白人意识，在此过程中，他们将剧院打造成了工匠的天堂，无论你是粗野莽夫还是体面人士，抑或是反叛之徒，都可以在此寻求到一些慰藉甚至欢乐。如此一来，黑面游艺表演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热门娱乐形式，既能吸引城市中的外来移民、街头混混和非熟练工人前来观看，又能引得一些西部地区的人民和体面的中上阶层慕名而来。黑面游艺表演不仅成为美国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就职典礼上的一大亮点，甚至还出现在了献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表演中。在美国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还曾从工作重担中偷偷抽身去看黑面表演。[7]但是，游艺表演舞台的活力和复杂性仍主要来自底层社会，尤其是源于演员们的种族装扮，这不仅掩盖了不同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掩盖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紧张关系。

这些“黑脸”白人鼓舞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工薪阶层逐渐团结起来，但其表演内容实质上并没有任何积极成分。如果阶级语言的发展是依赖于把白种工人模糊地定义为“非奴隶”，那么人们对于黑面表演的狂热便同样也是通过对比发展起来的。无论角色有何种引人之处，表演者和观众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并不是齐普·库恩那样的黑人花花公子，更不是吉姆·克劳那样可悲可叹的前工业时代奴隶。黑脸扮相可以代表一切——无赖、叛逆或是体面，因为人们可以说它是虚构的。

“黑脸”白人：粗俗兼体面

刘易斯·埃伦伯格（Lewis Erenberg）认为，内战后“黑人歌曲”的魅力源于这些歌曲能够在黑人身上衍生出一些价值观和行为。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在白人当中引起恐慌的同时，也令他们着迷。他认为，这样的行为会“让白人在产生共鸣的同时又以此为耻”。[8]这种分析对于探究内战前的游艺表演同样行得通，尤其是在与乔治·利普希茨的观点相结合时。利普希茨认为，“黑面游艺表演《黑人》向白人社会呈现了一种天生之我，与工业文化中的规范之我相悖”。[9]因而，黑面表演的绝妙之处在于，它既能展示“天生之我”，也能否定“天生之我”；既能生动地将人们代入黑人身份中去，又能很好地从黑人身份中脱离出来。

舞台上的种族装扮绝不简单。游艺表演者一面宣称自己是他们所嘲笑的那些黑人的学生，甚至是他们的亲属，一面又激昂地表明自己是白人。尽管学者们对于内战前游艺表演曲目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非裔美国人的音乐众说纷纭，但很明显，早期的游艺表演者是很乐意自称为“黑人的学生”的，因此，他们算得上是“真正的”表演者。[10]观众有时会被称为“我的黑人兄弟”，而模仿莎士比亚剧中角色的一个颇具创意的滑稽表演则被戏谑地冠上了“黑鬼白鬼”的称呼。[11]偶尔，观众似乎对于黑面表演者的种族身份充满困惑，甚至有一次，一间教堂同意让剧团在此演出，但条件是演员们不能以黑人扮相前来。[12]黑面游艺表演并没有悄悄地在演出中运用黑人素材。相反，这些表演明目张胆地借用黑人进行创作，不仅没有矢口否认，反而强调其创作素材源自黑人，例如，他们认定班卓琴起源于非洲。[13]

黑人音乐也不一定就像看起来的那么稀奇古怪和简陋原始。在杜波依斯的著作《黑人的灵魂》（Souls of Black Folk）中，他在《悲伤之歌》一章中写道：“早在19世纪30年代，这些奴隶歌曲的旋律就已轰动整个美国。”沃尔特·惠特曼发现，黑人方言音乐（他认为这与奴隶有关）构成了一部美国“大歌剧”⁽²⁾的基础，而作曲家约翰·菲利普·苏萨（John Philip Sousa）则将美国棉花田里的音乐与欧洲杰出作曲家的作品相提并论。[14]

同时，黑面游艺表演者又是全世界最先产生白人自我意识的艺人。无论是简单的外表伪装，还是精心设计的文化伪装，装扮成黑人都是为了强调那些活跃在舞台上的一众演员是货真价实的白人，强调他们的白人身份的的确确很重要。一位黑面游艺表演的先驱曾因能在几秒钟内由黑变白再由白变黑而声名鹊起。演出海报上不断出现演员们上妆与卸妆的对比照——黑脸与白脸、粗野与体面。一幅海报展示了剧团出演《种植园里的黑人》的剧照，还醒目地摆出了剧团演员“作为公民”的模样做对比。而像《四个白皮黑人》或《白化游艺演员》等新奇的白脸表演，则着重强调了肤色的重要性。[15]歌曲以“现在，白人们……”开头，反复提醒着观众自己的白人身份。[16]游艺演员用诗句深情地强调着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白人”，如：

整个游艺表演乐团，

绝不会有一人背弃朋友；

纵然他将脸涂得黝黑，

但这黑色无法掩去

他一生所做的善举。[17]

表演者们更是用一个简短的笑话就轻而易举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宣称自己“就好比寡妇一样”，只是短暂地穿了黑色衣服。[18]

黑脸扮相下皆为白人的重要性，让游艺表演的舞台即使在狂热的反移民时期，也极大地促进了种族多样性的发展。正如非裔美国编舞莱尼·斯隆（Leni Sloan）所说，许多爱尔兰移民隐藏在黑脸扮相下在舞台上大放光彩。[19]包括带有爱尔兰民族主义色彩在内的一些爱尔兰歌曲，与提洛尔人的颤音、约德尔唱法、意大利和波希米亚歌剧等平分秋色。[20]而在众多颇具特色的波尔卡舞中，以“非洲波尔卡”和以吉姆·克劳命名的舞蹈最为代表。[21]受废奴主义乐团“哈钦森家族”的影响，美国西部地区的歌曲融入了唱诗班和声的特点。[22]

这种极端的文化多元主义同时也是一场种族和地区文化的清盘，它衍生出黑脸装扮，最终演变为毫无意义地追求白人身份。艾伦·W. C. 格林（Alan W. C. Green）在其对游艺表演的研究中提出：“随着其他各类人（特别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融合在一起，黑人独自站在了舞台的中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关系模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美国人都能建立起一种积极而又满是优越感的身份意识。”优越是一定的，但却难以看出它是积极的，因为这种身份意识是通过无限可操纵的否定，将白人与一个毫无社会防卫能力的群体相比较而建立起来的。就像黑格尔的著名文章《主人与奴隶》（“Lordship and Bondage”）中，那注定走向失败的主人一样，“黑脸”白人通过与一个在他们看来毫无价值、软弱无能的群体做比较来建立自己的身份认知。事实上，正如格林自己所言，游艺表演的发展轨迹是要先创造出一种伪白人身份，然后退而求其次，仅仅强调游艺表演所创造出的黑人形象有多么的“粗俗、怪诞和愚蠢”。[23]

当然，“黑脸”白人间并非没有种族紧张关系、刻板印象或矛盾冲突。爱尔兰人的嗜酒和“人口稠密”常常招致游艺演员的嘲笑，而德国人的说话方式也未能幸免。即使隐藏在黑脸扮相之下，种族类型仍是可以辨识出的。而欧洲音乐，甚至是在演奏之时也会受到嘲讽。一些吟游歌手会在某个时刻停下黑面表演，转而嘲笑爱尔兰人甚至是一些乡村白人。但总的来说，所有白人都能很轻易地捕捉到游艺表演所要表达的核心笑点，黑脸扮相之下，他们依然是普通、体面又日渐自大的白人。[24]

游艺表演的舞台使得白人可以短暂地化身为“黑人”，但他仍是白人，这一舞台让前工业时代的欢乐借着黑脸扮相得以在工业秩序中生存下来。哪怕是年轻、吵闹的传统工匠和非熟练工人间的“粗野”文化，也可以与那些削尖脑袋向上攀爬的技术工人所秉持的“体面”准则和平相处。

在美国内战前期，扮上黑脸是一种极为狂野的举动。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涂在身上的煤灰或黑色涂料代表了高度的多形性反常⁽³⁾，形同婴儿玩弄粪便或泥巴。它与肛门固着型性格⁽⁴⁾相反，通常伴随着资本积累与新教文化。鉴于当时美国的现实情况，他们顺从于传统的流行庆典，把自己涂成黑人，完全是把理性抛到了九霄云外。因而，早期的黑面游艺表演有时又被称为“黑鬼节”并非偶然。[25]

但是，游艺表演舞台上的表演者也常常被指从事“黑人生意”。[26]梅尔维尔在《骗子》一书中开篇就明确指出，像狂欢一样毫无理性地装扮成黑人，这也是一种企业行为，甚至是一场骗局。[27]游艺表演者的高额酬劳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大红大紫的表演者和经纪人（包括P. T. 巴纳姆）也选择从事黑面表演，为自己在其他领域追逐名利铺平了道路。[28]因而事实上，装扮成黑人是一种资本积累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的游艺表演优秀曲目名为《自白》（“Analisation”），[29]但游艺演员确实宣称自己在台下是体面的，引起了大众对于种族装扮和赚钱之间关系的关注。曾有一个笑话问道：“为什么我们扮黑人的时候很像非洲海岸的奴隶船？”答案是：“因为我们都是靠送走黑人（脱掉黑人装扮）来赚钱的。”[30]

同样，对乡村过往的渴望与适应城市现状的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得到了缓解。例如，每当爱尔兰的游艺演员唱着“奴隶”被迫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歌时，他们的黑脸扮相就会异常苍白。其他外来移民以及那些搬到边境或从美国农村搬到城市的移民，也同样会对歌曲《带我回弗吉尼故乡》（“Carry Me Back to Ole Virginny”）或《迪克西》中的悲伤情绪产生共鸣。[31]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卷入了亚历山大·萨克斯顿所说的美国对外扩张的“无尽征程”之中。而游艺表演，也同样将白人观众（往往曾经生活在乡村地区的白人）所熟悉的前工业时代的消遣理想化。黑面表演中经常出现打猎（尤其是捕猎浣熊和负鼠）、捕螃蟹、捕鳗鱼、吃黄玉米、钓鱼以及亲近人们不打算猎杀的动物等日常趣味活动。因而一首歌中曾唱道：“黑人们过着舒适优渥的生活。”[32]

但是，人们永远不可能完全认同旧时传统和前工业时代的欢乐。毕竟，那些“黑鬼”是过去的化身，是对过去的渴望。矛盾无处不在。即使游艺演员谴责美国人民漂泊无根，他们仍会坚定地支持美国不断扩张。例如，他们强烈支持美国征服被“黄皮肤”占领的墨西哥地区。[33]常常会从演唱黑面赞歌突然转换为演绎田园生活，甚至更奇怪的是，让演员模仿火车的声音。一些游艺表演的演出场所甚至开始采用涂成黑色的自动机械装置。[34]一个神话般的南方黑人形象出现，填补了想象中避风港一样的角色，与普遍北方游艺表演观众麻木的进步截然不同，这就好比浪漫的南方白人之于骑士小说的坚定中产阶级读者一样。但在游艺表演舞台上，要想让人们完全认同那些所谓抵制进步的行为就更加困难了，因为这些形象都是黑人。[35]

最重要的是，内战前游艺表演歌曲中的歌词反映出南方奴隶的成功往往不在于前工业时代的工作节奏方面，而是将歌曲与劳动相结合，利用歌曲来调节劳动的节奏。[36]然而，在这些游艺歌曲中，他们认为除非主人“给”奴隶假期，否则他整天都在努力工作，兢兢业业、循规蹈矩。著名歌曲《黑鬼的生活总是充满欢乐》（“A Nigger’s Life Is Always Gay”）中，关于其主人公，歌词写道：“在田野里工作到太阳都落山，到那时他的工作方做完。”[37]游艺歌曲很少流露出前工业时代对工作的任何抵触情绪，尽管在讨论那些明显归咎于白种工人而非奴隶的行为时，它们或许更愿意谈及这个话题。因此，黑脸扮相的“世界历史”，既与众不同又富于想象，向我们揭示了：

上帝用六天创世界，在第七天就完结。

但根据最初的约定，这本该要十一天！

可是木匠他喝醉了，泥瓦匠不工作了，

于是最实惠的办法，就是泥巴填满它。[38]

同样，尽管黑脸扮相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表达情欲的面具，但要彻底摆脱早期维多利亚时代性压抑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路途尚且遥远。黑面表演的种族形式带来了多重不确定性，我们不清楚观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表演所描绘的性自由产生共鸣，又或是对此感到厌恶、避之不及，而表演的内容又与正当得体和多愁善感相去甚远。

游艺表演是一种男人们下班后在几乎性别隔离的人群中狂欢作乐的方式。剧院“内场前排座位”都是特别为男性保留的专属区域。游艺表演风靡一时，反映了面对日益衰退的家庭经济、复兴运动倡导者和改革主义者发起的性纯洁运动，妇女有偿劳动的增加，以及在获取经济独立上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人们对传统的平民男性观念提出了挑战。对于一个年轻的单身男性来说，在周六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去看一场黑面游艺表演，就意味着那晚他不必费心追求异性。[39]一些黑面游艺表演可能也从侧面反映了对恋爱花销的担忧，或如克里斯汀·斯坦塞尔所谓的对于摆脱家庭琐碎、越来越自信的单身职业女性与内战前城市“大男孩”之间“膨胀的异性交往”的恐惧。斯坦塞尔提到，有“男权主义”提出将“女性边缘化”，以此来阻止异性交往。而在游艺表演剧院里，女性往往甚至不在边缘。鉴于此，再加上内战前文化对于男性在性行为方面更具侵犯性的预判，游艺表演乐团似乎将荷尔蒙与焦虑情绪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舞台上基于性与暴力的可供欣赏的娱乐表演。[40]

这些表演不会让那些寻求刺激的人感到失望。毫无疑问，这些表演超越了复兴运动倡导者和贞洁改革者设定的礼节约束，更不用说以男性工匠为主的格雷厄姆协会（Graham Society）所信奉的礼教，他们的追随者吃着清淡的食物抑制性欲，控制用于繁衍的精力。[41]游艺表演涵盖了几乎所有带有性暗示的双关语，也包括有关同性恋的部分。其中有不少涉及异装癖的内容——因为剧团里几乎全部都是男性演员，而早期的游艺表演明星多因“看起来像姑娘”而名声大噪。表演的内容使性别认同进一步受到质疑。比如表演中提出了一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如果一个女人改变了性别，那她信仰什么宗教呢？”末端演员答道：“那样的话，应该称作‘他’。”《黑人花花公子》和《可爱姑娘》的歌曲中贯穿了温和的性吹嘘和滥交。一些像《黑鬼姑娘的斗争》（“The Nigger Wench Fight”）之类的曲调，以伤风败俗为荣，唱着：“当白人睡去的时候，恶魔在黑鬼的脑子里蠢蠢欲动。”而在《朱丽安娜·菲比安娜·康斯坦丁娜·布朗》（“Juliana Phebiana Constantiana Brown”）等少数歌曲中，还出现了声情并茂的性描写。总的来说，表现黑人女性滥交的歌曲或许比那些凸显黑人男性性欲的歌曲更受欢迎，其中相当下流的“妓女”歌曲《露西·朗》（“Lucy Long”）是内战前游艺表演中演唱最多的曲目之一。[42]

然而，幸存下来的内战前黑面游艺表演的歌词和笑话，定然无法同梅尔维尔的当代文学作品或是乔治·利帕德（George Lippard）大受追捧的低俗小说中的带有性与色情意味的双关语相提并论。事实上，游艺表演可能并不像多数废奴主义者所写的那样充满性色彩。[43]在大多数黑面表演中，男女交往的场景通常伴随着欢快而优雅的爱情歌曲，又或是哀叹着爱情的逝去。在早期的游艺表演舞台上，内战后的“黑人歌曲”中热衷暴力和性威胁的黑人男性形象基本很少出现。[44]

正如音乐史学家罗伯特·怀南斯（Robert Winans）所言，内战前的游艺表演最多只能给予人们短暂的“喘息”机会，远离当时整个社会弥漫着的伤感氛围。玛丽安·梅尔（Marian Mair）对于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黑面表演中“黑人”性的评价，基本上同样适用于美国。她认为，这样的性“过于血脉偾张、有失体统、易被误导，但终归是安全的”。[45]但这种行为也有不安全时，比如纽约市缪斯神庙剧院（Temple of Muses），他们竟然真的请来了“不正经的”女游艺演员，于是“被冒犯的顾客和冒犯人的演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混战”。[46]

游艺表演舞台对于带有性暗示内容的妥协，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个舞台早已适应了男性工人阶级文化中粗俗与体面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内战前为业余游艺表演者准备的“黑人歌曲”指南，着重强调了礼仪和整洁，因而毫无疑问，多数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都希望能成为受尊敬的体面人。[47]另一方面，内战前的游艺表演者对于性的有限冒险精神，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其观众足够接近前工业时代的过往，渴望多样的情欲乐趣，如开怀的笑声、无所顾虑的举止或是与大自然的近距离接触等，而不单单是狭义的性满足。可一旦牵涉黑脸扮相，情欲便很容易成为资产阶级文化意图塑造的模样——先是纯粹的感伤，随后演变为单纯的肉欲夹杂着些许的感伤。[48]

欲望让这黑面游艺表演的舞台有了生气，但不论最初这些欲望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戏谑的情色而非赤裸裸的色情，它都只有躲藏在种族装扮的掩护下，才能肆意表达。这种装扮轻而易举地将对立的文化同质化，从而能够同时表达工人阶级中体面人士与粗鄙之人各自文化的精神风貌，又或许由于文化同质化过于简单，以致无法表达任何一个群体的精神风貌。就此而言，《伦敦新闻画报》（London Illustrated News）对一场黑面游艺表演的精彩描述，精准地捕捉了“黑脸”白人的影响力与限制性：

然而，从这些毫无意义的行为中不知怎的产生了一种人性化的影响，赋予了纯粹的娱乐活动一种积极的慈悲情怀。这种情绪与有色人种组成的剧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一旦出现白色面孔，整件事情就变得无法忍受了。正是黝黑的肤色，赋予了畸形或那些违背礼教的行为应有且必要的色彩。[49]

激进的游艺表演者？黑脸装扮中对立文化的命运

近来一些有趣的研究不再重点关注早期的黑面游艺表演究竟是粗俗还是体面的问题了，而是更多地关注于在何种程度上，这些表演发展成了一种颠覆阶级甚至种族等级制度的反叛文化形式。肖恩·威伦茨发现，在“黑脸之都”——纽约市，黑面游艺表演反映了平民甚至是工人阶级的文化。但他告诫人们，黑脸扮相所要传达的信息绝不仅仅是白人至上那么简单。威伦茨写道：“这些演出把种族歧视看作了理所当然的事情。随着表演形式的发展，观众真正蔑视的对象将不再是吉姆·克劳，却是原本的贵族群体——又或是插科打诨的白人演员或衣冠楚楚的黑人。”威伦茨进一步指出，从历史角度来看，黑面游艺表演由反黑人的夸张模仿逐渐转向了微妙的阶级批判，描述了“从种族主义幽默转向以人们所‘允许的’方式嘲笑上层阶级的傲慢、模仿与蠢笨”。威伦茨总结道，黑面表演舞台在“近乎狂欢”一般的氛围中孕育出了社会批判。“狂欢”，这一意象为19世纪的评论家所使用，而研究黑脸装扮的现代历史学家也用这一意象点明，黑脸幽默与米哈伊尔·巴赫金对于前资本主义狂欢节的出色描述如出一辙，它们均有助于消除社会差异、挫败社会虚荣心。[50]

威伦茨的分析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我们很难确定黑面游艺表演究竟是从何时开始不再是“种族主义幽默”的。事实上，多数学者发现，自1830年到1900年间，黑脸装扮的刻板印象变得更加粗俗和邪恶。[51]而威廉·F. 斯托（William F. Stowe）和大卫·格里姆斯特德等人提出的另一种观点，则在试图回避这种缺陷。斯托和格里姆斯特德认为，与黑脸扮相有关的娱乐活动虽然反映了其成长的种族主义文化，却也颠覆了种族主义和白人间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游艺表演对黑人的“滑稽刻画极其复杂”，表演不仅“质疑、取笑并反驳了白人至上主义态度，同时也认可了”白人至上主义态度。此外，斯托和格里姆斯特德还认为，黑脸扮相让白人得以“尽情表达自己的失落和渴望的情绪，讽刺社会与思想的陈腐，嘲笑美国梦与美国现实之间的差异”。[52]

威伦茨、斯托和格里姆斯特德认为游艺表演是一种对立且充满争议的文化，虽然其观点最终都证明有失偏颇，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广泛而具有启发性的方法，对简单涉足其史学研究极具价值。这两种方法都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黑面表演中不仅包含种族关系，还涉及白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这两种解释最终走向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黑面游艺表演的种族内容与阶级内容可以完全割裂、毫无关联。威伦茨直截了当地从这一立场出发，主张“忽略”其中的种族幽默。而斯托和格里姆斯特德则从另一个角度复制了这种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游艺演员的各种形象——美丽、优雅、无知、聪慧、孤独、受冤又或是恶贯满盈等，颠覆了种族主义，彼时他们忘记了观众原本就知道这些其实是白人演员，而他们扮演的也显然是白人的普遍形象。而当他们认为黑脸装扮不过是稍做修饰，为人们讽刺社会创造了必要的“距离”时，他们忽视了在观众看来，这些装扮有多么真实，真实到颠覆了演出所要表达的社会批判。[53]

若要全面分析游艺表演的扮相，则必须承认甚至强调其不容忽视的二重性，包括潜台词的呈现以及兼存的对黑面人物形象的认同与排斥。但即使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认同感减轻了人们对舞台上黑脸人物形象的反感，却仍旧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对黑脸人物形象的认同能够减轻白人对真正的黑人的敌意。正如白人称自己为白人奴隶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会同情黑人奴隶一样，看喜剧演员涂成黑脸，也并不代表观众们就会与美国黑人团结在一起。而黑脸白人针对黑人的暴力行为，恰恰证明了相反的逻辑可能会占上风——人们对欲望载体的仇恨。

在黑面表演的众多复杂因素中，1870年以前游艺表演舞台上关于种族政治的两个问题格外突出。首先，在游艺表演的舞台上，除了舞蹈领域的极个别情况外，白人演员从未越过种族界线。[54]其次，黑面表演通常更倾向于支持亲奴隶制和白人至上主义政治。当然，有些歌曲也唤起了人们对于奴隶制的恐惧，特别是被人卖掉、远离家乡的恐惧。但除此之外，不计其数的表演向人们描绘了一个父权式的种植园和众多怡然自得地生活在那里的奴隶。不相上下的是，在政治的紧要关头，游艺表演可以直接为具体的反黑人政策发声，却不会为平等主义政策抱不平。游艺表演者嘲笑着“波奴主义者”（bobolashun）⁽⁵⁾，加入了南方扩张主义阵营支持对墨西哥地区发动战争，认为逃跑的奴隶想回到奴隶制下，还驳斥着英国的废奴主义呼吁，评论道：“他们真该回头看看自己的家乡，看看他们的白人奴隶。”[55]而当事实证明，《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成了备受欢迎的反奴隶制成功案例后，游艺表演者用亲奴制人士的口吻做出了回应，有《我们多么快乐，黑鬼如此欢乐》这样的小调，也有托马斯·达特茅斯·赖斯等当红巨星的表演。[56]美国内战促使黑面游艺表演大量涌现，其政治内容多为抨击解放运动、黑人充军、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的税捐、黑人的公民权利以及所谓的对“黑鬼”的偏袒政策等。[57]

我们不该对这些特定的种族主义反动言论感到一丝一毫的惊讶。因为其形成的背景完全是建立在一种观念之上——黑人文化和黑人仅仅存在于对白人产生启发作用的情况下，且他们认为，“真正的”黑人身份是应该可以随意地戴上或洗去的。因此，他们可以一边唱着讲述奴隶儿童被售卖出去、远离父母的令人心碎的歌曲，一边又对此不发表任何政治言论，甚至，他们可以得出支持奴隶制的结论。正如亚历山大·萨克斯顿所写：

黑面游艺表演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受到其传统黑脸扮相形式的控制。因其内容上所体现的兴趣、才能、复杂性和人性越多，其形式上的种族主义信号就越发不可抗拒，这种内容和形式间的关系不可避免。[58]

当我们开始讨论黑面游艺表演是否仍是白人中的一种对立文化时，且不论其带有怎样的种族主义色彩，我们都不能完全忽视其反黑人的形式与亲奴制的内容。毕竟，种族与奴隶制是内战前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更是黑面游艺表演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值得一提的是，在黑面游艺表演的圣地——纽约市，游艺表演舞台上的亲奴制文化政治并不与城市商业精英对立，而是基本符合其立场的。[59]

此外，在讨论第二个最常见的问题——妇女权利时，又再一次复制了黑面游艺表演的种族逻辑。游艺表演者声称，只要他们愿意，就有权扮成黑人，之后再回到白人的本来面目。但他们极力否定了黑人的这一权利，把黑人的华丽服饰、侃侃而谈、自我节制以及宗教信仰都当成是“装作白人”的可笑企图。嘲笑黑人的政治活动和民权主张，有时真的会让那些激进的黑人不切实际地幻想着变成货真价实的白人。[60]同样，游艺表演者声称，只要他们愿意，就有权扮成女性，之后再回到男性的本来模样。但他们不可避免地剥夺了女性跨越性别界限的同等权利。罗伯特·托尔（Robert Toll）认为，当男扮女装的“黑脸”白人出现在舞台上，“游艺表演者最关心的问题”却是“布鲁姆主义”（bloomerism），即提倡女性改穿裤子。游艺表演中的常规节目《女权演讲》（“Women’s Rights Lectures”）公开谴责了女性的政治权利，但更令人担忧的是，白人男性对于化装和象征的掌控可能会受到“布鲁姆主义”女性的冲击：

当女权刚刚开始萌芽

她首先嚷着要改革的

就是如何才能不耽误时间

那就穿条裤子好了。[61]

然而在处理白人男性之间的分歧时，黑面表演者并未像对待种族和性别问题那样，对政治问题经常大放厥词。偶尔，他们倒也采取了强烈的民粹主义立场，比如他们在表演《我前面的那些蠢货》（“Dat Gits Ahead of Me”）中发问道：

为何银行停业又破产

让日子艰难又凄惨？

因为银行行长近水楼台

把所有钱财收进了口袋。[62]

抨击政客、暴利商人、衣冠禽兽，谴责税收、腐败、虚伪行径，反对崇尚流行的信仰，类似的零星主张终于得以发声。然而，尽管内战结束后，黑面表演开始站在“穷人”立场上反对“富人”，甚至抗议“吸血的强盗雇主阶层”，但这些节目仍旧很少涉及劳资之间的冲突。[63]

到目前为止，内战前黑面游艺表演最普遍的反叛特征，是在文化和政治上对当权者、势利小人和居高临下的卫道士们展现蔑视之态。而这种立场或姿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黑面表演形式的影响，我们在前文论述游艺表演舞台上粗俗与体面共存的特质时已做了详尽的探讨。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宗教组织的白人领袖们的确有某些理由不喜欢游艺表演，但多数对权威人物的讽刺都因种族原因而不那么“严肃”。[64]那些称呼滑稽可笑的政客、传教士或禁酒倡导者，都必然会作为黑脸扮相。除此之外，在游艺表演的舞台上，演员还可以决定所表演的角色是用“黑人”口音（即夸张的方言），还是用“美国人”或外来移民的口音说话，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白人。游艺表演舞台上的卫道士或政治家，往往会通过扮演“伯恩斯兄弟”（Brudder Bones）或“雅各布斯·斯诺博尔”（Jacobus Snowball）等形象，以及用古怪的语调说话来强化自己的黑脸身份。他们古怪的语调可以用来演绎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的片段：“所以上帝抓住了两人，把他们扔到了篱笆外面，然后他告诉他们：‘为你们的生计工作去吧！’”[65]斯托和格里姆斯特德表示，黑脸扮相创造的“距离感”使得其表达的社会文化批判得以呈现“真相，而这些真话若要以严肃的形式表达出来，便会造成极大的困扰或社会危机”。有时，距离感的确很微妙。[66]

大量莎士比亚戏剧“改头换面”的黑面表演，鲜明地凸显出了文化反抗问题的错综复杂。这些滑稽模仿被塑造成了平等主义者对狂妄自大、精英主义和欧洲文化的攻击，非常像“黑人”（niggeretto）歌曲版的歌剧滑稽表演。[67]然而，正如劳伦斯·莱文所言，19世纪早期，莎士比亚受到了大众的广泛追捧，人们认为他的戏剧是“高雅文化”，只是这样的观点在那时发展缓慢且不尽相同。[68]游艺表演在高雅文化与低级文化的分裂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仍有待研究，而其核心则围绕种族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的处理方法来展开。事实上，滑稽模仿本身，就意味着演员对于其模仿原型有一定的熟悉和了解，正如一位文化史学家所写，莎士比亚无疑也“可以采用这种戏谑的方式”。滑稽模仿常常展现出明显的无政府主义精神，且正如《哈姆雷特》与《埃格雷特》⁽⁶⁾的故事一样，具有相当大的创造性。[69]

但同时，这些表演也具有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且有极其浓重的“黑人”口音。可以预见，《奥赛罗》（Othello）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将性、暴力与高雅艺术置于这样一个不具威胁性的氛围中，只注重抒发情感、强调黑脸装扮。由于美国黑人演员艾拉·奥尔德里奇在流亡途中参演戏剧《奥赛罗》，并因此而声名鹊起，一些美国黑面表演者有时在演完这场剧后，会表演“蹦跳的吉姆·克劳”来讽刺他。曾有一场剧情介绍中提道：“厚嘴唇的奥赛罗，那个顶着一张黑鬼脸的家伙。”奥赛罗与苔丝德蒙娜（Desdemona）的悲惨恋情，在原著中本是完全集中于种族问题上，而在黑面表演中却完全变了：“他对苔丝德蒙娜的爱并没有多么长久，因为她不是个美丽的姑娘。”那么问题来了，“当她靠岸时（“when she was Moored”一语双关，暗指当她属于摩尔人时），她便像一艘船”。[70]究竟谁才是卑微的那一个？文化上的势利小人？美国黑人？抑或是欣赏莎士比亚幽默与继承其艺术的深厚传统的大众本身？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止一个。

游艺表演促进了白人意识在不同种族、宗教和技能的工人中普遍传播。它实现了一种底层社会的象征性语言，一种和谐而统一的表达，这是种族主义群体、政党或工会所无法企及的。黑脸白人兼有体面的粗俗与安全的反抗。它有力地解决了美国第一个工人阶级产物所造成的大范围紧张局势。总的来说，它是通过将冲突种族化来实现的，而不是直接地表达阶级不满。在抨击贵族时，“软木炭骑士”（Knights of the Burnt Cork）比雇主更有说服力，而在攻击黑人时更是如此。卡尔文·C. 赫尔顿（Calvin C. Hernton）评论道：“种族主义者在黑人身上审视自己的本性——但这并不是出路。”这句话放在内战前的游艺表演上，悲哀却蕴含着双重的意义，游艺表演的“出路”，既不会走向反种族主义，也不会让白种工人生出坚定的自信心。[71]若要问它是否会有所不同，则必定会冒着被冠以乌托邦标签的风险。坦率地讲，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本章的最后从反事实⁽⁷⁾的角度出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将人们倾注到黑面娱乐活动中同等的社会力量和创造力投入到保护和制定黑人选举日上，那么，对于非裔美国人和白种工人阶级而言，美国又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注释

[1] E.L. Rice, Monarchs of Minstrelsy: From ‘Daddy’ Rice to Date, New York 1911, 17;Carl Wittke, Tambo and Bone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Minstrel Stage, Durham, N.C. 1930, 50–51; Jean H. Baker, Affairs of Part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Northern Democrat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thaca, N.Y. 1983, 217.

[2] Rice, Monarchs, 12; James H. Dorman, ‘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 Ric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 (Winter 1970): 109; Hans Nathan, Dan Emmett and the Rise of Negro Minstrelsy, Norman, Okla. 1962, 104.

[3] William J. Mahar, ‘“Backside Albany” and Early Blackface Minstrelsy: A Contextual Study of America’s First Blackface Song’, American Music 6 (Spring 1988): 2–3;Russel Sanjek, American Popular Music and Its Business: The First Four Hundred Years, New York 1988, 2: 161.

[4] 见Rice, Monarchs, and, for a sense of lineage, Olive Logan, ‘The Ancestry of Brudder Bones’,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58 (1879): 687–698。

[5] Wittke, Tambo and Bones, 58–65; Robert C. Toll, Blacking Up: The Minstrel Show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1974, 10–13; Vera B. Lawrence, ed., Strong on Music: The New York Music Scene in the Days of George Templeton Strong, 1836–1875, New York 1988, 2: 372.

[6] Alexander Saxton, ‘Blackface Minstrelsy and Jacksonian Ideology’, American Quarterly 27 (March 1975): 9–11,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Republic: Class Politics and Mass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London 1990.然而萨克斯顿认为，早期最重要的黑面表演先驱来自中产阶级，参见‘Blackface Minstrelsy’, 6。

[7] William F. Stowe and David Grimsted, ‘White-Black Humor’,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3 (Summer 1975): 81; Sanjek, Popular Music, 172; John Lair, Songs Lincoln Loved, New York 1954, 39–52; Daily Paskman, “Gentlemen, Be Seated!”: A Parade of the American Minstrels, New York 1976, 14.

[8] Lewis A. Erenberg, Steppin’ Out: New York Nightlif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1890–1930, Chicago 1981, 73.

[9] George Lipsitz, Time Passages: Collective Memory and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Minneapolis, Minn. 1990, 64.

[10] 关于非裔美国人是否对黑面游艺表演影响深远的争论，参见Joseph Boskin, Sambo: The Rise and Demise of an American Jester, New York 1986, 80–81;Constance Rourke, American Humor: A Study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New York 1961, 263–269; Mahar, ‘“Backside Albany”’, esp. 10–13; Toll, Blacking Up, 40–51;Sanjek, Popular Music, 173; Howard L. Sacks and Judith R. Sacks, ‘Way Up North in Dixie: Black-White Musical Entertainment in Knox County, Ohio’, American Music 6 (Winter 1988): 418–427; Sam Dennison, Scandalize My Name: Black Imagery in American Popular Music, New York 1982; Alan W.C. Green, ‘“Jim Crow”, “Zip Coon”: The Northern Origins of Negro Minstrelsy’, Massachusetts Review 11 (1970): 385–397。除了丹尼森（Dennison）之外，近期的研究均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洛克的观点，即与黑人的接触塑造了黑面表演曲目。其中，近期最为极端的观点来自Robert Cantwell, Bluegrass Breakdown: The Making of the Old Southern Sound, Urbana, Ill. 1984, 259–264。显然，游艺演员以表演的“写实”为噱头并引以为豪。参见Rice, Monarchs, 87; Toll, Blacking Up, 42, 46 and 50。

[11] Christy’s New Songster, New York 1863?, 75; Nigger Melodies, St. Louis n.d., 113–114．另参见Frank Dumont, Burnt Cork; or, The Amateur Minstrel, New York 1881, 15–16。

[12] Lawrence, Strong on Music, 555; Robert B. Winans, ‘Early Minstrel Show Music, 1843–1852’, in Glenn Loney, ed., Music Theatre in America, Westport, Conn. 1984, 80; Toll, Blacking Up, 32.

[13] Paskman, “Gentlemen, Be Seated!”, 28–30; ‘Jordan Is a Hard Road to Travel’, New York 1854, sheet music.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黑面表演歌曲直接以嘲讽的形式模仿灵歌。

[14] W.E.B.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Chicago 1903, 251; Rourke, American Humor, 273; Lawrence W. Levine, Highbrow/Lowbrow: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Hierarchy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88, 237.

[15] Rice, Monarchs, 115; Winans ‘Minstrel Show Music’, 80; Lawrence, Strong on Music, 344–492, esp. 345;有关典型的海报及活页乐谱封面，参见Christy’s Melodies as Composed and Sung by Them, New York n.d., in Newberry Library; Toll, Blacking Up, 39。

[16] Christy’s New Songster, 95; Nelse Seymour, ed., Nelse Seymour’s Big Shoe Songster, New York 1863, 61–62; The Negro Singer’s Own Book,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n.d., 132; Elias Howe, ed., Howe’s 100 Ethiopian Songs, Boston and Chicago 1877, 222–223; The Ethiopian Seranader’s Own Book, Philadelphia 1857, 107.

[17] Rice, Monarchs, 185;另参见Logan, ‘Brudder Bones’, 688。

[18] Baker, Affairs of Party, 219.

[19]　见‘Irish Mornings and African Days on the Old Minstrel Stage: An Interview with Leni Sloan’, Callahan’s Irish Quarterly 2 (Spring 1982): 49–53。关于爱尔兰裔黑面表演明星，可参见Rice, Monarchs, 38, 39, 54, 79, 123, 131, 144, 151。

[20] Paskman, “Gentlemen, Be Seated!”, 16; Winans, ‘Minstrel Show Music’, 72 and 95;Christy’s Bones and Banjo Melodist, New York 1864, 57; Wittke, Tambo and Bones, 121 and 200; Rice, Monarchs, 23.

[21] Rice, Monarchs, 185; The Ethiopian Glee Book, Boston 1849, 89.

[22] Winans, ‘Minstrel Show Music’, 228; Lawrence, Strong on Music, 228.

[23] Green, ‘Northern Origins’, 395; G.W.F.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J.B. Baillie trans., London 1910, 1: 175–188.

[24] Dumont, Burnt Cork, 55–59，其中也提及了对伯恩斯兄弟的宣传; Wittke, Tambo and Bones, 121; Rice, Monarchs, 185; Toll, Blacking Up, 173–180; Gary D. Engle, ed., This Grotesque Essence: Plays from the Minstrel Stage, Baton Rouge, La. 1978, xxvii;Lair, Songs Lincoln Loved, 44; Handy Andy’s Budget of Songs, n.p. n.d., 67; Winans,‘Minstrel Show Music’, 95，以及对黑面表演的精辟评论，可参见Amiri Baraka[Leroi Jones], Blues People: Negro Music in White America, New York 1970, 83–84。

[25] Sandor Ferenczi, ‘The Origins of Interest in Money’, in Richard C. Badger, ed.,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Boston 1916; Otto Fenichel, ‘The Drive to Amass Wealth’, Psychoanalytical Quarterly 7 (1938).

[26] Rice, Monarchs, 23; DA, 2: 1120; Wittke, Tambo and Bones, 60.

[27] Herman Melville, The Confidence-Man: His Masquerade, New York 1971 (1857), 7–14.

[28] Paskman, “Gentlemen, Be Seated!”, 17–18; Lawrence, Strong on Music, 554; Ralph Keeler, ‘Three Years as a Negro Minstrel’, Atlantic Monthly 24 (July 1869): 75.

[29] Wittke, Tambo and Bones, 19.

[30] Negro Singer’s Own Book, 196,第197页还提及了另一个类似的笑话段子。关于体面问题，参见Keeler, ‘Three Years’, 76。Erenberg, Steppin’ Out, 18–20,该书中做了类似的比较。

[31] ‘Interview with Leni Sloan’, 49–53.

[32] Saxton, ‘Blackface Minstrelsy’, 28 and 12; The Ethiopian Glee Book: Containing the Songs Sung by the New Orleans Serenaders, Boston 1850, 182.

[33] Saxton, ‘Blackface Minstrelsy’, 13–14; Robert W. Johannsen, To the Halls of the Montezumas: The Mexican War in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 New York 1985, 230;Rourke, American Humor, 272.

[34] Lawrence, Strong on Music, 232–233 and 286.

[35] William R. Taylor, Cavalier and Yankee: The Old South and American National Character, New York 1961.

[36] W.E.B. Du Bois, The Gift of Black Folk: The Negroe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 New York 1970, 29–30; Eugene D.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New York 1975, 285–324.

[37] Seymour, Big Shoe Songster, 8; Christy’s Negro Songster, 10–11; Dumont, Burnt Cork, 7; Christy’s Bones and Banjo Melodist, 28–29; Nigger Melodies, 34; Ethiopian Glee Book: Containing the Songs Sung by the New Orleans Serenaders, 198; Buckley’s Song Book for the Parlor, New York 1855, 25.例外情况参见Ethiopian Glee Book (1849 version), 119。

[38] Handy Andy’s Budget of Songs, 29.

[39] 值得注意的是，内战后，人们开始普遍用“黑人之夜”指代周六晚上，据说在北方，这种说法源于周六晚上盛行的约会活动。参见John S. Farmer, Americanisms—Old and New, London 1889, 391; Wittke, Tambo and Bones, 124; John B. Jentz,‘Artisans, Evangelicals and the City: A Social History of Abolition and Labor Reform in New York City’ (Ph.D. disser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77), 248;Erenberg, Steppin’ Out, 18; Christine Stansell, City of Women: 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 1789–1860, New York 1986, 1–62 and 76–102。

[40] Buckley’s Parlor Songster, 58; Stansell, City of Women, esp. 96–97 and 83–86 and n41 below.

[41] Stephen Nissenbaum, Sex, Diet and Debility in Jacksonian America: Sylvester Graham and Health Reform, Chicago 1980, 143–145 and passim. John D’Emilio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88, 39–170中做了概述。

[42] Keeler, ‘Three Years’, 77; Paskman, “Gentlemen, Be Seated!”, 85; Dumont, Burnt Cork, 63; Ethiopian Glee Book, 184–185; Howe, 100 Ethiopian Songs, 201; Saxton,‘Blackface Minstrelsy’, 12; Wittke, Tambo and Bones, 180; Newman I. White, ‘The White Man in the Woodpile’, American Speech 4 (February 1929): 212; Ethiopian Glee Book (1849 version), 34; Winans, ‘Minstrel Show Music’, 91. Lawrence, Strong on Music, 286,记录了1844年一场有女性参演的怪异表演，该表演可谓史无前例。

[43] Herman Melville, Moby Dick; or, The Whale, New York 1967 (1851), and George Lippard, The Quaker City; or, The Monks of Monks Hall, New York 1970 (1845)．另参见David S. Reynolds, Beneath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The Subversive Imaginat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Melville, New York 1988, 216–222。废奴主义作品中有关性的内容，参见Ronald Walters, ‘The Erotic South: Civilization and Sexuality in American Abolitionism’, American Quarterly 25 (May 1973): 177–201。

[44] Erenberg, Steppin’ Out, 18–20; Wittke, Tambo and Bones, 124–125; Dorman, ‘Shaping the Popular Image’, 455; Paskman, “Gentlemen, Be Seated!”, 85.

[45] Winans, ‘Minstrel Show Music’, 93; Marian Mair, ‘Black Rhythm and British Reserve: Interpretations of Black Musicality in Racist Thought since 175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7), 134.

[46] Lawrence, Strong on Music, 556, n38.

[47] Dumont, Burnt Cork, 6.

[48] Dorman, ‘Shaping the Popular Image’, 455; Nancy M. Goslee, ‘Slavery and Sexual Character: Questioning the Master Trope in Blake’s Daughters of Albion’, ELH 57(Spring 1990): 123.关于情欲与性，参见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1954, 197–237, and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1964, 71–79。

[49] 引自Wittke, Tambo and Bones, 54。

[50]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59．另参见Mikhail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elene Iswolsky, Cambridge, Mass. 1968。

[51] Dorman, ‘Shaping the Popular Image’, 455 and passim; Green, ‘Northern Origins’, 395.

[52] Stowe and Grimsted, ‘White-Black Humor’, 80–81 and 83; Boskin, Sambo, 81.

[53] Stowe and Grimsted, ‘White-Black Humor’, 78–96, esp. 89;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59.

[54] Toll, Blacking Up, 195; Baker, Affairs of Party, 218.例外情况参见Toll, Blacking Up, 195; Rice, Monarchs, 42 and 48; Lawrence, Strong on Music, 555。

[55] The Negro Forget-Me-Not Songster, Baltimore n.d., 11–12. Saxton, ‘Blackface Minstrelsy’, 18–21; William L. Van Deburg, Slavery and Race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Madison, Wis. 1984, 39–48; Toll, Blacking Up, 73–97; Baker, Affairs of Party, 229–231; Stowe and Grimsted, ‘White-Black Humor’, 89–96．另参见Negro’s Own Book, 336, and Gumbo Chaff, ed., The Ethiopian Glee Book: A Collection of Popular Negro Melodies, Boston 1848, 2, on ‘bobulashun’。关于回到奴隶制之下，参见J. Wade, ed., Christy’s Minstrels’ New Songs with Choruses, London n.d., 17; Christy’s Negro Songster, New York 1855, 15。

[56] Van Deburg, Slavery and Race, 46–48.

[57] 见本书第八章，及Baker, Affairs of Party, 231–238; Toll, Blacking Up, 104–128;Saxton, ‘Blackface Minstrelsy’, 22; Wittke, Tambo and Bones, 191–192; Seymour, Big Shoe Songster, 27–28。

[58] Saxton, ‘Blackface Minstrelsy’, 27; Ethiopian Glee Book, 186; Anna C. Mowatt,‘Fashion; or, Life in New York,’ in David Grimsted, ed., Notions of the Americans, 1820–1860, New York 1970, 171–172; Handy Andy’s Budget of Songs, 5.

[59] Philip S. Foner, Business and Slavery: The New York Merchants and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 Chapel Hill, N.C. 1941.

[60] Baker, Affairs of Party, 251 and 258; Toll, Blacking Up, 162; Howe, 100 Ethiopian Songs, 222; Minstrel Gags and End Men’s Handbook, Upper Saddle River, N.J. 1969 reprint, 18 and 102; Wittke, Tambo and Bones, 168–171.

[61] Toll, Blacking Up, 162–163; Dumont, Burnt Cork, 46–49; Stowe and Grimsted,‘White-Black Humor’, 89.

[62] Seymour, Big Shoe Songster, 20–21.

[63] Toll, Blacking Up, 185 and 180–187 passim; Baker, Affairs of Party, 234; Saxton,‘Blackface Minstrelsy’, 21.

[64] Wittke, Tambo and Bones, 22; Lawrence, Strong on Music, 555.

[65] Toll, Blacking Up, 162 and 182; Minstrel Gags, 18 and 102.

[66] Stowe and Grimsted, ‘White-Black Humor’, 83.

[67] Engle, This Grotesque Essence, xxvii; Negro Singer’s Own Book, 63. Ray B. Browne,‘Shakespeare in American Vaudeville and Negro Minstrelsy’, American Quarterly 12 (Fall 1960): 374–391, esp. 376中展开了最充分深入的研究。另参见Charles Haywood, ‘Negro Minstrelsy and Shakespearean Burlesque’, in Bruce Jackson, ed., Folklore and Society, Hatboro, Penn. 1966, 77–92。

[68] Levine, Highbrow/Lowbrow, 1988, 4, 15 and passim.

[69] David Grimsted, Melodrama Unveiled: American Theater and Culture, 1800–1850, Chicago 1968, 239–240; Levine, Highbrow/Lowbrow, 15.

[70] Browne, ‘Shakespeare’, 377 and 380–381; Seymour, Big Shoe Songster, 41–42;Christy, Christy’s Bones and Banjo Melodist, 7; Marshall and Stock, Aldridge, 164, 167 and 258–259.

[71] Wittke, Tambo and Bones, 210; Calvin C. Hernton, Sex and Racism in America, New York 1965, 112.

(1)　《迪克西》（“Dixie”）：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联邦的非正式国歌，“I Wish I Was in Dixie”。“迪克西”一词指美国南部各州及其人民，与指代北部人的“扬基”一词相对。

(2)　大歌剧：流行于19世纪上半叶，泛指各种形式的正歌剧，场面浩大、内容严肃，多为历史悲剧或史诗性内容的歌剧。

(3)　多形性反常（polymorphous perversity）：从身体任何部位寻找性快感的能力。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一个幼儿天生就是“多形性变态”，也就是说，在文明社会的传统教育之前，孩子会为了性满足而转向身体的各个部位，而不会遵守成年人决定反常行为的规则。

(4)　肛门固着型性格：弗洛伊德人格理论术语，又称肛门滞留。因肛门期不能顺利发展而产生的停滞现象。在肛门期，父母对幼儿排便的训练过宽或过严，均会使幼儿情绪受到威胁，阻碍其心理性欲的发展，使人格发展滞留在此阶段，并导致儿童成长后形成不良的肛门固着型性格。其特点多为注重整洁、办事有条理、意志坚定、不浪费时间、勤奋、固执和保守等。

(5)　同“bobalition”，“bobolashun”为在奴隶贸易中发展出的黑人英语的拼写方式。

(6)　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哈姆雷特》中主人公的名字为“Hamlet”，“ham”本身有“火腿”之意，而在游艺表演《埃格雷特》的滑稽模仿中，则将其名字改成了“Egglet”。

(7)　即“反事实思维”：基于人的非理性假设提出，指对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用不真实的条件或其他可能进行替换，而后进行判断和决策的一种心理模拟。

第七章　内战前的爱尔兰裔工人和白种人的构成

“低俗”或“野蛮”、“懒惰”或“狂野”、“人猿”或“肉欲”、“卑躬屈膝”或“毫无人性”——这是内战前，许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形容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种”的字眼。[1]这一连串的侮辱，与内战前打在黑人身上的特征标签何其相似，几乎无须言明。黑人与爱尔兰人时常被明确地联系在一起。有说法称，在内战前的费城，“被称为‘爱尔兰人’”几乎和“被称为‘黑鬼’”一样，是一种极大的侮辱。纽约市的日记作家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George Templeton Strong）是一位辉格党贵族，他认为自己家里的爱尔兰工人长着的不是手，不过是“能抓住东西的爪子”罢了。他谴责着这些“凯尔特野兽”，还坚持认为“‘南卡菲’似乎有着比‘北帕迪’⁽¹⁾更高的社会等级”。[2]一些支持本土主义的民间说法认为，爱尔兰人是彻头彻尾的“黑鬼”。但并非所有本土主义者都质疑爱尔兰人的白人身份，其中部分人往往更倾向于对爱尔兰人提出“道德”批判而非“种族”评判。不少作家，特别是民族志学家，常称赞盎格鲁-撒克逊美德是自由的基石，而嘲讽“凯尔特人”。[3]一些人认为，爱尔兰人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又或是属于“黑色”人种的一部分，认为他们可能最初起源于非洲。对爱尔兰人和黑人的种族比较常常让后者十分受用。[4]美国人口普查局会定期收集有关该国“本土”和“外来”人口的统计数据，但却甚至将爱尔兰人从“外来”人口中单独分开。政治漫画家通过把爱尔兰人血统“帕迪”画得如猿猴一般，来渲染爱尔兰人的种族模糊性。[5]简言之，爱尔兰人是否为白人无从知晓。

从环境和历史角度（而非生物学角度）来看，将非裔美国人与爱尔兰人一同比较有着十分充分的理由。19世纪30年代，这两个族群常常一同生活在美国城市拥挤的贫民窟里。他们都在美国做着艰苦的工作，大多从事家政服务业和运输业。他们都穷困落魄，受尽各种诋毁和辱骂。他们都备受压迫，无奈背井离乡。[6]许多与爱尔兰裔美国人毗邻而居的北方自由黑人，他们不仅知道自己的家庭由于奴隶贸易而被迫远离非洲，而且亲身经历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描述的为摆脱奴隶制逃往北方、与亲人挚爱分离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其中又夹杂着一丝喜悦。因而，北方黑人和爱尔兰裔美国人都有着深切的渴望，但这两个族群的人们，都不可能再重回故土了。1845年至1846年正值爱尔兰大饥荒，道格拉斯游历了爱尔兰，从当地歌曲的“哀鸣”中感受到了自己曾在奴隶制下听到的悲伤歌曲中那“狂野曲调”的回响，他“深受触动”。[7]1829年，黑人和爱尔兰人均成了波士顿“种族”暴乱的受害者。[8]

同受压迫未必会产生团结，但也同样不能滋生出一个被压迫群体对另一个被压迫群体的蔑视。一段时间以来，各种明显的迹象表明，爱尔兰人并未完全接受白人至上的思想。在伍斯特和费城等地，黑人和爱尔兰人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都没有发生较大的摩擦。[9]他们经常一起庆祝节日、举行社交活动，相互交流着音乐传统和舞步。甚至在美国内战刚刚结束的几年里，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还曾形容辛辛那提的非裔和爱尔兰裔堤坝工人仿佛共享着同一个文化宝库，从笑料和故事，到吉格舞和里尔舞，乃至方言词汇和短语，都相互影响着。黑人男性与爱尔兰女性坠入爱河的情况并不少见。[10]在1834年纽约市的反黑人、反废奴主义暴动中，正是爱尔兰民兵帮助恢复了秩序。事实上，19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反废奴主义暴动中，几乎未见爱尔兰人的身影。[11]

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废奴主义者注意到，在爱尔兰几乎没有较为普遍的种族主义倾向，相反，人们对于奴隶的困境多有同情。1842年，生活在爱尔兰的七万名爱尔兰人签署了一份反奴隶制请愿声明书，呼吁爱尔兰裔美国人“与废奴主义者坚定地站在一起”，不仅要结束奴隶制，而且要消灭种族歧视。声明上写着：“爱尔兰同胞们！平等地对待有色人种，把他们当作你们的手足兄弟。”[12]尽管爱尔兰的许多废奴主义骚动是由都柏林贵格会信徒发起的，但最著名的爱尔兰废奴主义者是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他还领导了大规模的废除《联合法案》运动⁽²⁾，通过结束与英国的联盟来争取爱尔兰的自由。1842年，被称为“解放者”的奥康奈尔发起了请愿，他深知自己的话会疏远部分爱尔兰裔美国人，甚至导致对废除法案斗争的财政资助削减。尽管如此，政治上精明老练的奥康奈尔在爱尔兰裔美国人和废除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仍非常坚定，这表明，他乐观地认为多数美国人最终会选择支持他。[13]另一位伟大的爱尔兰群众领袖、禁酒运动组织者西奥博尔德·马修神父（Father Theobald Mathew），与奥康奈尔一起发起了请愿活动。[14]奥康奈尔认为，爱尔兰裔美国人与所有殖民地人民有诸多共同之处。在深谙如何调动大批爱尔兰民众的人看来，这些爱尔兰裔很可能成为白人至上主义的反对者。[15]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一众激进废奴主义追随者——包括最关心白种工人阶级的加里森派支持者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和约翰·A. 柯林斯，[16]都纷纷紧锣密鼓地组织力量，将“废除”英国殖民主义和“废除”美国奴隶制的支持者团结起来。加里森派在支持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并谴责美国本土主义方面可谓功勋卓著，当5 000多人涌进波士顿的法尼尔大厅（Faneuil Hall），接受请愿并表决通过了解决黑人和爱尔兰人自由问题的决议时，他们的运动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帷幕。[17]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在法尼尔大厅热烈鼓掌表示支持的爱尔兰裔“农民”，并不能代表爱尔兰裔美国人对奴隶制和种族问题的看法。会议才刚刚开始，便有一群费城的爱尔兰裔暴徒在黑人宣传马修神父所热衷的禁酒运动的大厅附近，袭击了正在庆祝西印度群岛解放的黑人，而解放西印度群岛，也正是奥康奈尔所热衷的事业。[18]到1843年，英国欧文派旅行家约翰·芬奇向伦敦读者报道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相较于美国自由州中的其他群体，民主党以及爱尔兰移民中的穷人阶层才是黑人群体最大的敌人”。[19]

奥康奈尔的呼吁和告诫收效甚微。爱尔兰裔美国人和天主教报刊很快就开始攻击奥康奈尔，其中有一些自始至终就认为爱尔兰人的请愿声明都是假的。他们形容奥康奈尔说好听点是受到了他人的误导，说难听点就是一个多事之人，与威胁美国社会团结的宗教怀疑论者沆瀣一气。爱尔兰裔美国人对废除《联合法案》运动的贡献受到了损害，但奥康奈尔拒绝放弃自己坚定的废奴主义立场，不过他确实开始与一些加里森派支持者的非正统宗教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奥康奈尔称看出爱尔兰裔美国人在民族主义斗争中的亲奴性前兆，也未能将其昔日的追随者重新召集到废除奴隶制的旗帜下。他警告道：“倘若你敢支持奴隶制，我们便不再承认你是爱尔兰人。”[20]

但爱尔兰裔美国人早已做出了回应：他们拒绝承认奥康奈尔。对于奥康奈尔的呼吁，爱尔兰裔美国人在一篇由纽约市矿工所写的极为重要且典型的文章中做出了回应，他们言辞犀利地否认了黑人是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兄弟”这种观点，并明确表明了自己作为美国人、作为“这个伟大辉煌的共和国的真正公民”，对美国绝对忠诚。声明中谴责奥康奈尔的讲话是作为局外人在横加干涉，并宣布他们不会与废奴主义者合作。从1843年至1854年，加里森派与奥康奈尔的追随者分别对爱尔兰裔美国人的“亲奴制”立场提出抗议，但都无济于事。[21]他们失败了，这场抗争仅以爱尔兰和美国的废除联合运动力量的削弱告终。1849年马修神父游历美国时，他拒绝与废奴主义者合作，仅仅满足于与酒精的“奴役”作斗争。[22]

1845年后，绝望的爱尔兰移民为逃离饥荒，大批涌入美国，却也未能显著改善爱尔兰裔美国人对黑人的态度。假使这些移民原本在爱尔兰抱有反奴隶制和反种族主义的信念，他们也没有在新大陆传播这些思想。即便是在爱尔兰，1847年奥康奈尔去世后，废奴运动也陷入了困境。相反，爱尔兰裔美国人十分珍视自己的白人身份，因为这层身份赋予了他们政治权利和工作权利。他们坚定地投票支持亲奴制民主党人，反对废除奴隶制并称其为“黑鬼学”（niggerology）。[23]令人震惊的是，作为一个在1828年至1854年间向美国输送的移民比其他任何族群都多的群体，据报道，1850年纽约市前去投票的爱尔兰人不仅高喊着“打倒黑鬼！”，还叫嚣着“让他们滚回非洲，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同样，爱尔兰移民成了加州排华势力的先锋。[24]甚至在1863年纽约市征兵暴动期间，爱尔兰人在带头对黑人发动极其凶残的袭击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在工作中甚至工作外围攻自由黑人的可怕前科，以至于黑人把那些时常扔向他们的碎砖块称作“爱尔兰五彩纸屑”。[25]1865年，英国工人詹姆斯·D. 伯恩（James D. Burn）表示：“一般来说，美国北方人对有色人种都有一种强烈的厌恶感，但爱尔兰裔居民始终是其最可怕的敌人：因为在这两个种族之间，除了鹿与豹子的关系外，不可能存在任何联盟关系。”[26]

爱尔兰裔美国人拒绝走奥康奈尔所描绘的道路，他们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他们不再将其斗争看作是与全世界受殖民群体和有色人种的斗争紧密相连的一部分，反而是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19世纪30年代，正是巴尔的摩码头一位“好心的爱尔兰人”的建议，让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自由求索之路得以继续。而今，他只剩困惑：“为什么一个原本在爱尔兰如此热爱且珍视自由思想的高尚民族，会在这里甘愿成为另一个种族的压迫者？”他不禁又发问，一个“因种族和宗教问题而受到如此无情的迫害和欺辱”的民族，为何会在美国人中率先将人们“对肤色的偏见带到了这样极端而危险的地步”。[27]

因此，爱尔兰工人逐渐变成白种工人的过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爱尔兰移民的白人身份得到了多数美国人的认可，这令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懊恼不已；另一方面，爱尔兰人自己也开始强调其白人身份、坚持白人至上主义，这令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丹尼尔·奥康奈尔恼火不已。爱尔兰人的白人身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得到认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爱尔兰人和其他移民选民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对那些来到工业化美国城市打拼、满心绝望的乡村爱尔兰人（通常是前工业化时代的爱尔兰人）来说，他们迫切地将自己定义为白人，源于这种身份给予他们一种特殊的外界和心理补偿。

爱尔兰与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白人身份起源

丹尼尔·奥康奈尔对支持奴隶制和白人至上主义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曾怒吼：“你们学会此种野蛮行径，绝不是在爱尔兰。”[28]他说得没错。尽管在爱尔兰，废奴运动十分短暂，并且与奥康奈尔的个人魅力和献身精神有很大关系，[29]而且无论美国废奴主义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在爱尔兰的废奴主义问题上夸大了多少，爱尔兰人都不像爱尔兰裔美国人那样拥有强烈的种族意识。虽然大多数爱尔兰居民中并未出现非裔血统，但在这里仍有一些明显的地区性肤色差异。爱尔兰或许也有着悠久的西欧传统，他们会将黑皮肤与邪恶联系起来。在当地的民间信仰中，有证据表明，他们认为魔鬼可以或者把人变成黑皮，或者把人变得黑心，将内心的阴暗裸露出来。[30]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民间传说，一直延续到不久之前，其中就包括讲其祖先刚刚到达美洲时，第一次见到黑人，以为那是魔鬼，惊恐地跳下了船。但是，故事能够在美国如此顽强地流传下来，应该警醒我们，这些故事有可能只是反映了当时抵达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及爱尔兰裔美国人后代的态度。困扰着爱尔兰天主教徒想象的邪恶“种族”，并非黑人和非洲人，而是白人和英国人。[31]

一些说法认为，爱尔兰仍以较为隐晦的方式为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埋下了伏笔。废奴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抱怨，天主教会的等级制度乐观地讲是对奴隶制极致地无声批评，悲观地讲就是从种族主义的角度维护奴隶制。他们谴责爱尔兰人对神父极其忠诚。现代研究甚至认为，爱尔兰人对宗教的服从使之处于“道德发展的幼年期”。[32]这种观点除了能提醒我们反黑人与反爱尔兰人的刻板印象十分接近外，其观点本身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爱尔兰的“宗教改革”起步较晚，发生在马铃薯大饥荒之后、大量移民迁出之时。1815年至1844年间，在爱尔兰人的天主教身份中，政治内涵与宗教内涵不相上下，天主教徒参与的大规模民族主义政治活动具有强烈的非宗教成分。直至1855年，美国的许多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仍是爱尔兰南部和西部传统意义上典型的“缄言者”，即所谓不信教人士。他们很少受到神职人员在种族关系及其他问题上的影响，尽管他们对新教复兴派的仇恨可能使他们更倾向于反对废奴主义。[33]

更具说服力的观点是，过去爱尔兰的天主教使人们对英国事物产生了强烈的仇恨，那么爱尔兰裔美国人因废奴与英国的联系而反对废奴主义也是自然而然的，甚至是出于民族主义情怀的。但此种观点仍有待商榷。爱尔兰裔美国人不假思索地就指责加里森是像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一样的英国人同谋，这也恰恰验证了以上观点，正如他们更愿意接受把美国奴隶制归咎于英国人的观点，因为最初正是英国人把奴隶制强加于美洲殖民地的。[34]然而，至少在奥康奈尔的废奴主义主张仍具影响的时期，也有其他民族主义立场强烈谴责英国通过殖民主义建立奴隶制，但同时还声称，英国解放黑奴应主要归功于英国议会中的爱尔兰议员，并将爱尔兰裔的困境与包括奴隶在内的其他殖民主义受害者的困境联系起来。而在谴责奥康奈尔的时候，那些批判他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却又在某种程度上试图与民族主义运动划清界限，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对这些所谓的“外国人”插手其本国事务带来的影响表示憎恶。弗兰克·默里（Frank Murray）认为，爱尔兰裔美国人强调他们希望得到认可、与其他美国人拥有同等的白人身份，这或许加速了他们的同化进程。[35]

无疑，爱尔兰人的发展背景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悲伤而特殊的氛围，在这仿佛笼罩着黑暗阴霾和重重迷雾的情境下，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白人身份就此形成。至19世纪30年代初，爱尔兰每年的移民人口中，天主教徒的人口超过了新教徒的，国内的农业惨淡、领主所有制及手工业乱象丛生共同导致日益贫困的天主教移民潮大量涌现。在1845年大饥荒开始之前的15年里，尽管选择有限，但爱尔兰移民大多仍有足够的资源来谨慎地决定自己应该在何处定居、从事何种工作。一些人通过为他人工作而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独立”，这鼓舞了他们踏上移民之路。克尔比·米勒称，有证据表明，在这些爱尔兰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设法成了农民。当地研究显示，在爱尔兰大饥荒发生之前到达美洲的人，成为熟练工人的机会比饥荒后逃来的移民要大得多。尽管如此，大饥荒以前抵达美洲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仍大多从事辛苦的非熟练雇佣工作，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或其他欧洲移民相比，这一群体贫困潦倒、技术匮乏，且更多居住在城市。[36]

大饥荒几乎把这种趋势变成了铁律。在1845年至1855年间，有200多万移民离开了爱尔兰，占其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而饥荒导致的死亡人数也超过了100万。仅1849年、1850年和1851年，就有约100万爱尔兰人被逐出家园。饥荒时期，大约四分之三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来到美国，只为寻求一条生路。没有积蓄，他们便几乎无法选择在何处定居。由于没有在劳动力市场上站得住脚的技能傍身，他们在能找得到工作的时候也只能做一些服务、搬运和拖运的苦力活，有时还会从事外包工或学徒工之类的“熟练工种”，但报酬很低。爱尔兰南部和偏僻的西部，是前工业化时期特点最为鲜明、英国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为许多移民提供了容身之所。这些移民大多以爱尔兰盖尔语为母语，从前，他们反对向外移民，认为这是一种“流放”，但现在，他们也伤心地离开了爱尔兰，或许伤心中还带着一丝解脱。尽管遭受饥荒和驱逐的受害者中，那些最穷苦的人已经去了英国，又或是失去了生命，但移民到美国的那部分爱尔兰人仍旧是一贫如洗，常常近乎绝望。他们不久前还是农民，如今却大多沦为劳工和仆人，挤住在美国城市的贫民窟和棚户区里，而那里的大型本土主义政治运动憎恨着他们的宗教、贫穷，甚至是存在。[37]他们往往只是拖着自己孱弱的身躯、揣着旧时的记忆来到这里，这记忆虽然痛苦可怖，但却足以点燃对过去深深的怀恋。他们的人数之众，赋予了他们成为白人的政治可能。他们不顾一切的劳作和殷殷期盼，确保了他们会极尽所能地利用其政治可能性。

爱尔兰人、民主党人以及白人的投票

天主教爱尔兰人成了美国社会的最底层，于是他们迫切地需要盟友甚至保护者。很快，他们便找到了两个不会质疑其白人身份的机构：天主教会和民主党。尽管事实证明，天主教会更加愿意提拔爱尔兰人担任要职——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大多数主教都是爱尔兰人——但民主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所掌握的权力要大得多，且民主党更加倾向于支持奴隶制和白人至上主义。天主教会确实反映了教会成员的种族态度，例如肯塔基州的天主教报纸刊登了遣返逃亡奴隶的公告。纽约教会的出版物通过各种明说暗示，阐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黑人始终是造物主造就他时的模样，既不是原始的高加索人，也不是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人类，而只是黑人”。同时，纽约市天主教会的官方报纸提议，应该把那些向北迁移的被解放奴隶“驱逐出去、监禁起来或是彻底消灭掉”。然而，这些强势且令人难以接受的天主教立场，伴随着提倡改善奴隶困境的微弱呼声，最多只是复制了现有的白人至上主义态度，并未继续推进。[38]但民主党做的却远不止这些。

琼·贝克是一位研究杰克逊时代与南北战争时期民主党的著名历史学家。她敏锐地观察到，民主党以“重塑党派与人民的传统联系，为美国白人男性提供政治民主和包容的爱国主义”的方式重塑了白人形象。这种白人团结和白人“血统”的特权意识，将南方的民主党奴隶主和广大非奴隶白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进一步加强了民主党南北两翼的联系。[39]但很少有学者注意到，民主党人通过强调来自欧洲，特别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是白人，理应享有与其他美国人平等的权利和共同的白人身份，以此掩盖了北方城市普遍存在的民主阶层内部分歧。在几乎没有黑人选民的地区，民主党创造了“白人选票”。

从美国共和政体建立之初，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就造成了政治分裂。“野蛮的爱尔兰人”一词，让人联想到的不是“半野蛮”的天主教徒，就是偶有新教徒在内的政治叛乱分子，这引起了保守的联邦主义政客的特别关注。杰斐逊派民主党人对移民的保护，有助于新移民长久地偏向于民主制度，尽管党派界限还相当模糊。[40]不管怎样，1830年以前，从全国范围来看，移民群体的票向如何并不重要，因为在当时，平均30张选票中只有一张来自非本土美国人。至184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七分之一，而爱尔兰大饥荒导致的人口对外迁移仍在继续。1845年至1854年，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移民人数最多的十年。这些移民人口主要是爱尔兰移民，1820年至1855年间，每年有43%至47%的移民来自爱尔兰。[41]

19世纪30年代初，天主教爱尔兰裔对民主党，特别是对安德鲁·杰克逊的强烈认同，已经在纽约市等城市中心根深蒂固了。尽管民主党现有的城市政治制度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消除了众多工匠支持者对移民的顾虑，但在内战前，爱尔兰天主教徒作为选民、党派成员和政治力量（虽然通常不是政府官员）则受到了民主党人士的欢迎。[42]于是，极易受到本土主义者反对的天主教爱尔兰移民群体，接受了民主党的庇护。由于爱尔兰人在本国缺乏鼓动土地再分配的民族主义传统，人们过于贫穷，无法向西迁移，又或许在大饥荒后厌倦了农场生活，因而面对内战前夕“自由土地”派对于民主党人反对《宅地法》的指责，天主教爱尔兰人丝毫没有动摇。就这样，民主党人和天主教爱尔兰裔美国人结成了长久的同盟关系，产生了强调白人身份重要性的新意识形态。[43]

自19世纪30年代，民主党人就意识到，所有黑人都不适合参与公民活动的观念，可以转变为所有白人都再适合不过了。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发起了一场运动，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剥夺该州黑人的选举权合法化，从而巩固了白人群体的统一战线。美国与墨西哥的冲突，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华人移民的崛起，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民主党在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制定种族计划创造了可能，计划中明确地把所有欧洲移民集合起来，以白人的身份反对“有色人种”。当大多数民主党理论家开始接受多元遗传学思想中有关“黑色人种”和“白色人种”单独创造的观点时，他们也在所谓“白人”的定义中更加明确地包括了爱尔兰人及其他移民。[44]因此，詹姆斯·布坎南⁽³⁾轻蔑地将墨西哥人唤作“杂种”（mongrel），认为他们没有资格享有自由，但同时他又很高兴“美国人”是“融合”了英裔、苏格兰-爱尔兰裔、法裔、威尔士裔、德裔以及爱尔兰裔血统的族群。密苏里州的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曾提及“凯尔特-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按照降序排列，他们优于黄色、棕色和红色等“人种”。19世纪50年代末，凯莱布·顾盛（Caleb Cushing）宣布，他承认“凡是白种人，在血统和种族上皆与我平等，无论他是英格兰的撒克逊人还是爱尔兰的凯尔特人”。接着他又补充道：“但我并不承认美洲的红色人种、亚洲的黄色人种，或是非洲的黑色人种，他们与我身份并不相同。”[45]

19世纪最著名的种族对话要数1858年的林肯—道格拉斯大辩论，民主党领袖史蒂芬·A. 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在辩论中称亚伯拉罕·林肯是“混淆种族之人”。这场大辩论在美国1856年大选后变得更为激烈。这是第一次有大规模的饥荒移民成为选民的大选，当时的国家候选人争相通过防止“白人奴役”问题来极力阐释自己能带给“白人”的利益。[46]用米勒德·菲尔莫尔⁽⁴⁾的话来讲，在这些选举活动中，美国“一无所知党”威胁到了民主党，他们操纵着一个训练有素的工匠，博得了土生土长的工人群体极大的忠诚，而这些工人，他们惧怕移民文化，也惧怕着移民会让手工艺贬值。[47]道格拉斯试图向伊利诺伊州的选民阐明自己的观点，但同时也谈及了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尤其是一个北方政党，民主党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用近来一位传记作家的话来说，他认为“黑人不应享受平等权利，这成了他日后一贯的立场”。[48]道格拉斯甚至将性与政治挂钩，主张“不仅要保护白人血统的纯洁性，还要保护政府的纯洁性……避免任何与劣等人种结合的情况发生”。此外，从与墨西哥的冲突中吸取教训，他补充道，“在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以及西属美洲各殖民地，我们都能看到白人与印第安人、黑人的融合”所导致的结果。道格拉斯信誓旦旦地说，那些参与墨西哥战争的退伍军人也都会支持他有关种族“不纯”影响的言论。他还断言，林肯认为《独立宣言》同样适用于有色人种，这会让那些在他辩论时不停高呼着“白人，白人”的听众，最后落得和斐济岛民一样的地位。[49]值得注意的是，道格拉斯同时还认为，美国人的祖先“并非全是英国人”，还有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国人以及诺曼人的血统，实际上“来自高加索人种的各个分支”。[50]

道格拉斯用高度种族化的政治语言发表着各种言论，这种语言在民主党人甚至其对手中越来越普遍。鉴于黑人实际上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争取白人选票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便是把白人的对手和其思想说成是黑人的。在谈及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支持率时，道格拉斯发现：“在伊利诺伊州的北部地区，当地秉持的完全是黑人信条；到了中部地区，则完美中和了黑人和白人的特点，而当你一路向南去到‘埃及’（即伊利诺伊州南部）时，就几乎都是白人了。”[51]于是在民主党的宣传中，共和党人成了“黑共和党人”，特别是在与天主教爱尔兰裔民主党人的相互交锋中。爱尔兰裔民主党人常常斥责与“黑共和党人”相互勾结、背信弃义的日耳曼“黑荷兰人”或者“红日耳曼人”。[52]

林肯在审慎回应道格拉斯的种族迫害言论时强调，对黑人具有天生权利的信念并不意味着想要通婚，共和党人能比民主党人更好地保护“白人”的利益，而那些导致种族混合的，是奴隶主而非共和党人。共和党的其他宣传则更为丑恶，他们借着民主党与奴隶制的联系给民主党贴上了“黑鬼党”的标签，又将其亲奴制政策与亲爱尔兰政策联系在一起。反对爱尔兰裔民主党人的日耳曼人也同样对其对手的种族提出了质疑。[53]

雷金纳德·霍斯曼对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的详细研究表明，在挑战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思想，以及主张一个更加先进的、由白人组成的新“美国人种”已经诞生等方面，“爱尔兰或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政客”表现尤为突出。[54]同时，天主教爱尔兰移民也是民主党呼吁将“白人”与“工人”画上等号的最佳受众。戴尔·T. 克诺贝尔（Dale T. Knobel）在《爱尔兰佬与共和国》（Paddy and the Republic）一书中写道：“爱尔兰裔美国人自然会对所有美国民族待遇问题热衷不已，这些对待方式不仅强调了‘种族’的关联性，同时还将爱尔兰人安全地置于占据绝大多数的盎格鲁-凯尔特人群体中。”这本书恰如其分地将纽约市民主党人称作“高加索人”，书中认为，在内战期间保卫“白种工人阶级”最好的方式，就是抨击废奴运动，这一观点尤其赢得了爱尔兰裔读者的青睐。[55]

民主党不断地歌颂着白人身份，这对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来说一定如有神助，尤其是在1845年后，美国的反爱尔兰情绪高涨。到了大饥荒时期，甚至连爱尔兰裔美国人自己也认为，英国长期的压迫使得爱尔兰人陷入了政治“奴役”状态，形成了彻底的经济依赖关系。而在1856年的竞选中，布坎南暗示英国未曾将爱尔兰人变成“奴隶”，这让爱尔兰裔美国人深感恼火。但是，若要争论这一点，同时将爱尔兰人所受到的压迫与非裔的进行比较，就等于放弃了按照共和党标准，爱尔兰裔美国人有资格获得自由的一切主张。纵观爱尔兰人的历史，从过去到现在，似乎满眼都是落魄凄凉。约翰·阿什沃思尖锐地说到，由于很多情况下，爱尔兰裔美国人与自由黑人一样经济无法独立，因而这些移民没有能够证明自己适合获得自由的“实证”，而相比之下，黑人却实实在在地证明了自己不适合成为“真正的美国人”。[56]

由于美国历史上曾接纳了爱尔兰移民，爱尔兰天主教徒与来自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的凯尔特新教徒在文化上又十分接近，而且爱尔兰天主教徒可以凭主流美国“白人”的身份来去自如，使得本土主义者无法对其施展拳脚。因此，面对主张凯尔特人在基因上低人一等的流行民族学理论，反移民的政客们通常不会沉湎于从这些理论上做文章。相反，他们更加关注爱尔兰人对宗教权威的屈从和这个民族自身的堕落，含糊地表示是大饥荒造成了爱尔兰“人种”难以获得自由。一些人不合时宜地拿爱尔兰人和自由黑人做了一番比较，与其说是比较二者的种族类型，倒不如说是就他们能否成为合格的共和国公民而做的记录。[57]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样的黑人领袖通常都避免与天主教发生冲突，而是指出爱尔兰人无知、放纵，常常扮演着“上流社会的走狗”形象，这些都足以证明，爱尔兰天主教徒并未像黑人那样渴望成为共和国公民。[58]

民主党强调，政府内的自然权利“是白人为了谋求其自身利益而制定的”，这种观点吸引了爱尔兰天主教徒，因为如此一来就直接抛掉了爱尔兰人是否具备公民资格的问题。[59]若是在其他情况下，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或许并不会如此迫切地接受“民族与血统相关，而非与种族相关”的论断，这种论断从种族层面把他们与自己原本憎恶的英国人混为了一谈。他们或许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接受“强调‘种族’关联性的美国民族观，将爱尔兰人安全地置于占据绝大多数的盎格鲁-凯尔特人群体中”。[60]但面对内战前美国政治选择有限、风险极高的情况，这样的选择是相当合理的。从爱尔兰人在美国应对工作竞争、适应工业时代道德准则的方式来看，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他们将采纳民主党提出的白人团结的政治主张，甚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

“像黑人一样一味苦干”：爱尔兰人的工作及其白人身份

1856年，当时还是圣路易斯市一名德裔移民铸模工人的亨利·C. 布罗克迈耶（Henry C. Brokmeyer），在日记里写到他的一位德裔美国朋友的疑问：“他为什么不去学一门手艺？那样他不就不必像黑人一样一味苦干了吗？”布罗克迈耶后来不仅摆脱了对雇佣工作的依赖，还最终成了密苏里州的副州长。在日记中，他使用了美国英语中从19世纪30年代起便十分常见的措辞——“黑鬼”。[61]不仅“黑鬼工作”（nigger work）意味着艰苦乏味的劳动，“像黑鬼那样干”（nigger it）也意味着“辛苦劳作”或“受到奴役”。“白人黑鬼”便是指从事艰苦的非熟练工作或处于服从地位的白种工人。[62]

然而并非所有欧洲移民都有这种“学一门手艺”的远见，更不要想他们能拥有一间作坊或农场来争取独立，摆脱“像黑人一样一味苦干”的生活。来自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最有可能实现这种阶层流动，而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最直接面临的问题却是，他们的劳动与“像黑人一样一味苦干”是否有所不同，其中又有何种区别。但相较而言，爱尔兰人面临的问题则要棘手得多。无论是在大饥荒发生之前或是之后，他们没有一技之长的可能性都比德国人要大许多。饥荒时期的爱尔兰人很少能获得农村土地所有权。在大城市里，爱尔兰裔美国男性中成为熟练工人的人口可能只有德裔美国人的一半，而非熟练工人的人数却至少有德裔美国人的两倍之多。而在边城，尽管那里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多的选择吸引了许多爱尔兰人，但爱尔兰人与德国人之间的职业模式并未有多少差异，爱尔兰人仍处于白人社会的最底层。[63]

在一些较大的东部城市，两者之间差距悬殊。据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统计，在1850年，波士顿有22%的德裔移民和6%的天主教爱尔兰移民从事非体力工作；有57%的德国人从事技术行业，而爱尔兰人却只有23%；此外，仍有47%的爱尔兰人并无一技之长，而这一比例在德裔美国人中仅有12%。事实上，汉德林认为，在内战前夕，波士顿的自由黑人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社会上都比爱尔兰人更有保障。1855年，在纽约市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口中，德裔移民约为爱尔兰裔移民的两倍，而在没有任何技能的人口中，爱尔兰裔移民却几乎达到德裔移民的五倍。1860年，在泽西市有一半以上的天主教爱尔兰裔美国工人从事非技术性劳动，而这一比例在德裔美国人中仅占八分之一。[64]此外，许多所谓的“独立”爱尔兰裔美国熟练工人，只是名义上的“独立”熟练工人，其工作状态常常朝不保夕。爱尔兰工匠和一些地区的小雇主大多扎堆在不断衰退的手工行业，他们往往不是做外包工，就是成为被过度剥削的学徒，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只能愈发向从事更低等的工作发展。年复一年，大批爱尔兰裔装卸工人被贬至码头工人的行列，而那些爱尔兰裔小型建筑承包商则被发配到了劳工的行列。[65]

在家政服务行业，爱尔兰裔工人展现了极为出色的工作能力，其中以爱尔兰裔妇女尤为突出。克里斯汀·斯坦塞尔的研究表明，此类工作出现了极其显著的“爱尔兰化”现象，到1850年，纽约市有四分之三的家政从业女性为爱尔兰裔美国人。费伊·杜登（Faye Dudden）的《服务女工》（Serving Women）从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详细论述了同样的趋势。一些旅行家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认为这更将爱尔兰天主教徒置于卑躬屈膝的地位。托马斯·汉密尔顿（Thomas Hamilton）在1834年的文章中写道：“所有未沾染非洲血统的美国人，都认为家政服务是有辱人格的。”他打赌“不管出多少钱，安德鲁·杰克逊都无法从他的选民中找出一个愿意为他刷外套的人”。汉密尔顿表示，那些来自苏格兰和英国的移民不假思索地认同了这种共和党观点，爱尔兰人从事着低三下四的工作。[66]

随着爱尔兰人开始在家政行业占据主导地位，避免用“仆人”（servant）一词形容白人，这一“统治民族”共和主义的做法基本废止。从杰克逊时代起，纽约市的改革者就开始着手重塑以爱尔兰裔为主的“家庭用人”（domestic servant）的言行。托马斯·汉密尔顿的叙述也呼应了这一表达，据杜登所说，即使是单独使用“家政”（domestic）一词，其中也暗含了“仆人”之意。1859年，一位旅行家发现，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仍然避免用低贱的名字称呼与自己背景相同的家庭用人，但理所当然认为“让黑人来做用人，如果不是黑人，那就让爱尔兰人来做”。杜登表示，“帮手很可能会拒绝被称作仆人，但家政工作者往往不得不接受这个称呼”。[67]

由于在美国南部，爱尔兰裔美国工人的先驱常常被宣扬成奴隶的替代品，有时也的确被用来代替奴隶劳动，因而这些爱尔兰裔美国工人还被迫与奴役劳动联系在一起。大批爱尔兰移民在种植园挖沟排水、修建堤坝，有时还负责开拓土地，因为这些工作可能会让那些宝贵的奴隶财产（甚至有人说，还包括骡子）有性命之忧。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在其广为流传的南方旅行说明中，引述了多位南方人的话，他们解释当地爱尔兰劳动力的用途时称：“黑人在这里太值钱了，不能拿他们来冒险；但如果是爱尔兰佬被从船上撞下去了，谁也没有损失。”[68]

从美国初期到内战期间，在那些筋疲力尽的契约奴仆中也常常能看到爱尔兰青年的身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时被称为“爱尔兰奴隶”（Irish slaves），但更多的时候，被称作“受缚小子”（bound boys）。到了19世纪40年代，学徒工的地位不断下降，有时甚至与契约奴没什么分别，慢慢地，学徒工作也成了爱尔兰人的专属。[69]在纽约市，爱尔兰妇女成了最大的妓女群体，或者用19世纪50年代的说法，有时称她们为“白奴”。[70]如此一来，将爱尔兰裔工人称为“爱尔兰黑鬼”，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

爱尔兰裔美国人也正需要这些“黑人工作”。正如南方历史学家U. B. 菲利普斯（U. B. Phillips）所言，爱尔兰人代替奴隶去做的这些危险工作，“吸引了那些靠劳动活命的人，而工作中的危险令那些把劳动做本钱的人望而却步”。同样，对于契约奴役、情色交易、已婚妇女从事家政服务以及其他令爱尔兰裔美国人拼命争夺的艰苦工作，情况可能也是如此。因而，爱尔兰裔美国人无法像其他美国白人那样轻易地说，黑人适合从事低贱卑微的工作。他们痛恨一些上层精英人士评价黑人是更理想的仆人。正如哈西娅·迪纳（Hasia Diner）所说，即使在内战之后，爱尔兰裔的排华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们想保护从事家庭用人工作的爱尔兰妇女免于同华人男性竞争。[71]

通常来说，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关键在于就业竞争。从阿尔本·曼（Albon Man）到布鲁斯·洛里（Bruce Laurie），历史学家们都在强调，爱尔兰工人，尤其是辛辛那提、费城、巴尔的摩等城市的码头工人和造船厂工人，都在竭力阻止黑人成为其工作竞争对手，或是趁罢工之机顶替其工作，其中以纽约市的工人最为代表。特别是在内战期间，爱尔兰裔暴力恐吓黑人工人的直接冲突的确时有发生。洛里认为，在费城，爱尔兰裔黑帮实施种族暴力，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工作，在他看来这是合理的。[72]但是，从爱尔兰工人有时确因工作与黑人大打出手的事实，到爱尔兰种族主义实为就业竞争幌子的说法，是经济决定论者的错误，割裂了历史的各重要阶段。例如，当爱尔兰天主教移民说他们惧怕“劳动融合”时，历史学家为什么要从他们的呼声中听出他们是在强调劳动，而非强调融合？[73]

此外，如果说爱尔兰裔美国人是因为就业竞争而表现得像激进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一样，那么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选择强调与黑人工人之间存在就业竞争，而不是与其他白人竞争？1844年，费城爱尔兰天主教徒围攻黑人，将他们驱离码头的工作岗位，然而就在不久前，在新教徒织布工人的联合行动中，这些爱尔兰天主教徒刚被新教徒从手摇纺织机的织布岗位上驱逐出去。[74]他们为什么不去围攻新教徒？在大多数城市，即使我们只考虑非熟练工作，爱尔兰人所要面对的德裔竞争对手远比黑人多得多。为什么他们对与黑人共事的敌意比对德裔美国人的敌意要强烈许多？事实上，正如哈罗德·布拉克曼（Harold Brackman）所言，在非熟练工作领域，爱尔兰裔美国人所要面对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同样来到美国的爱尔兰人。[75]考虑到爱尔兰“郡县主义”的力量，以及19世纪30年代爱尔兰人内部为争夺运河建设工作而进行派系斗争的模式，为什么是种族成了19世纪50年代及内战期间动员纽约市爱尔兰码头工人最有效的身份，而不是移民时间、所属的郡县甚至是亲属关系网？[76]

总的来说，自由黑人并非爱尔兰人的实际竞争对手。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他们只是城市劳动力中的一小部分，少到在多数中西部城市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充其量只能在经济中占据很小的市场和极少的人口份额，而当时的移民人口却在不断激增。是那些标着“爱尔兰人止步”的歧视损害了爱尔兰人的就业机会。有时，就像1853年《纽约先驱报》（The Herald）上刊登的一则广告所写：“招聘女士：工作内容，常规家政工作；除爱尔兰人外，任何国家或肤色均可”，这样的工作偏见几乎无异于种族歧视。[77]但是，对于当时的自由黑人以及历史学家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爱尔兰裔美国人轻而易举地就将非裔美国人挤出了非熟练工作岗位。例如，至1850年，纽约市从事服务行业的爱尔兰裔美国妇女是黑人妇女的25倍。[78]

爱尔兰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与黑人零星的劳动竞争上，而并未关注与其他白人的长期竞争，因为显然，无论是通过直接行动还是政治行动，黑人都很难进行反击。正如克尔比·米勒所言，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很快就意识到，美国黑人可以“随意欺辱而不用受到任何惩罚”。他们还发现，可以借用工作效率来诋毁自由黑人。即使是在1863年的征兵暴动中爆发了针对黑人的大规模战时暴行，也没有引起任何集会人群的反对，更没有受到市政当局的有力起诉。在纽约，爱尔兰裔美国码头工人打着“全白码头区”运动的旗号，试图将德裔码头工人驱逐出工作岗位，这或许是内战前种族社会结构中最生动有趣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命途多舛的爱尔兰人企图将德国人归为不同肤色的人种。但这也表明，对爱尔兰人来说，相对于自己的爱尔兰人身份，以“白人”的名义捍卫其工作和权利要容易得多。[79]

如果爱尔兰人以其爱尔兰人身份而非白人身份来维护自己的工作权利，便会激起当地工匠们的强烈反对。事实上，到了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南部和北部的一些主要城市，移民占据了大多数或接近大多数的手工业工作岗位。尽管爱尔兰裔美国人大多集中在非熟练劳动上，但他们仍在工匠人口和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人阶级中占据较大比例，其中尤以血汗行业和日渐衰落的行业为典型。[80]本土出生的工匠常常会抱怨爱尔兰裔和德裔移民破坏了手工业行情，这些索要酬劳过低的“美国”工人导致他们的工资也大幅降低。罗伯特·福格尔和W. J. 罗拉鲍（W. J. Rorabaugh）等研究方法各异的历史学家均认为，本土出生的工人将移民与工资螺旋式下降和失去对工作的控制联系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类似的观点将爱尔兰移民与本土出生的纺织女工工资降低、原本前景光明的劳工运动受到破坏联系起来。[81]将爱尔兰移民与当地工人的落魄潦倒联系起来，这绝不是个例。当时，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Edward Everett Hale）发现，随着爱尔兰人的到来，“当地人被推上了工头、主管、技工”等熟练工职位。现代历史学家中也有一些人支持黑尔的观点，但关键在于，许多本土出生的工匠，无论对错，都把爱尔兰人的到来与他们在手工业和工资等方面的不利变化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参与了反移民骚乱和反移民政治运动。于是，爱尔兰人把就业竞争和地区较量塑造成种族问题，而不是民族矛盾，以此来对抗这种本土主义逻辑。[82]

因此，就业之争完美地解释了爱尔兰裔美国人为何会如此推崇白人身份。如果从广义上考虑，这场斗争不仅包括白人与黑人的竞争，也包括白人与白人之间的竞争。同样，我们必须将焦点从就业之争扩大到强调如何界定工作，以便更全面地理解爱尔兰人为何如此拥护白人身份。具体来说，“像黑人一样一味苦干”的阴影笼罩着爱尔兰人。在爱尔兰，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通常把失去一小块土地比喻成“奴隶制”的延续。[83]爱尔兰裔美国人并不介意提及英国对爱尔兰的“奴役”。有时，就好比在1856年的总统竞选中一样，他们还会特别强调这一点。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奥雷斯蒂斯·布朗森以及《工业之声》的劳动改革者等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潜在朋友，都曾间接提到过英国对爱尔兰施行的奴隶制或一些更为糟糕的举措。爱尔兰裔美国人也乐于接受民主党政客的呼吁，他们强调美国面临着“白人奴隶制度”的威胁，面对共和党人试图将“白人奴隶制度”描述为不顾后果地贬低白种工人的言论也保持冷静态度。[84]

但是，很少有爱尔兰人或是其朋友明确谈论一个具体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奴隶制”——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这一拓展式隐喻，远不如人们通常广义上的“白人奴隶制”使用普遍。移民们对逃离爱尔兰的奴隶制度本抱有很大希望，他们不愿承认在这片应许之地⁽⁵⁾上遭遇了彻底的种族压制，而他们在爱尔兰和美国受到的苦难，其实际的区别也无法用“爱尔兰奴隶制”来概括。[85]

最重要的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并不想加强黑人与爱尔兰人之间的普遍联系。即使他们能忍受被称为“白奴”，却依旧无法忍受被称作“爱尔兰黑奴”。当爱尔兰人一遍又一遍，重复着那个关于奴隶抱怨主人对待自己“像爱尔兰人一样”的笑话时，他们的笑声里明显透着一丝紧张。[86]但是，在这样一个将非熟练工作和手工活认定为“黑人工作”的社会里，他们实在难以摆脱从事此类工作带来的心理负担。倘若爱尔兰人能割裂这种联系，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的，便绝不仅仅是相对于黑人的有利地位。如果可能的话，他们须得把所有的黑人，连同他们的记忆一道，从爱尔兰人劳作的地方驱逐出去。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提醒爱尔兰工人，“在承担工作的同时也承载了自甘堕落”。对此爱尔兰工人回应道，他们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全白人的码头区”，彻底摆脱黑人，而不是与非裔美国人“你争我抢”。[87]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他们也需要这样做。

工业准则、性与爱尔兰裔白人身份

围绕民主政治、保障和再定义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工作，一项分析为该群体推崇白人身份做出了重要解释。但这种分析本身，就让不假思索地坚持白人身份的决定显得过于功利。无论是从政治层面还是从心理经济学角度去考量，都无法很好地解释一些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行为，例如，在1863年纽约市征兵暴动中，他们动用私刑处死了自由黑人，并肢解了这些人的尸体。这些因素本身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其他爱尔兰移民对这些罪行如此着迷，又或者为什么这些团体的成员在之后的日子里竭力阻止当局找回尸体。[88]爱尔兰人的白人身份所带给他们的心理补偿，如果严格受控的话，有时是基于理性的选择。但是，它们往往是弗朗茨·法农所说的“恐惧滋生出先于逻辑的想法”的产物，即种族主义者“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到黑人身上”，并对“倘若黑人真的有这些欲望”做出反应时，在其狂热的想法中便滋生出了仇恨。[89]

但这欲望究竟是什么？而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在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到黑人身上时，又为什么会衍生出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残暴行为？法农的深入探究，在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颇具价值，因为他的研究既拒绝将白人种族主义简化到其性的层面，同时又不曾回避从性的层面来探讨这一问题。法农认为种族主义将黑人归入“生物学”范畴，从性的角度定义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历史，是自然、情欲、感性和肉欲的集合。[90]于是，与之形象相对的，白人身份就此形成，将他们对于自然和性的焦虑与欲望全都转移到了黑人身上。

对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来说，他们由于失去与自然的联系而产生的焦虑和欲望尤为强烈。虽然结伙劳动、家庭手工业和外出工作制度曾在1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盛行，但内战前，从前工业化时代的农村到在城市环境中与工业资本主义全面对抗，从未有任何一个欧洲移民群体经历过与爱尔兰天主教徒相当的痛苦转变。德裔美国人是最具可比性的群体，他们在奴隶制和白人至上的问题上确实出现了明显的分歧。[91]德裔美国人通常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成为“游手好闲的”工匠后来到美国的，他们逐渐地参与到城市生活和雇佣劳动中来，同时仍然与乡村保持联系。在美国，德裔美国人的城市化程度远远低于爱尔兰人，他们更能保持熟悉的工作节奏，在工作中掌握工艺控制标准，这既是因为有德裔主导的工艺工会地方分会的存在，也因为大量德裔美国雇主采用了德国的劳动流程。[92]

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特别是（但不仅限于）在大饥荒期间，往往直接从乡村地区迁移出去，而在这些地区，容身之所非常重要，这有助于建立与过去的联系、亲属关系甚至是宗教信仰。[93]他们被迫背井离乡，重新安置在与爱尔兰截然不同的地方。爱尔兰裔美国人不仅迁移到了城市，而且搬到了城市中最拥挤的区域，与自然的联系极其脆弱。他们努力保留在城市养猪的权利（在纽约市一直延续到19世纪50年代），还成功获得了屠宰和马匹护理的工作，但这些都不应该掩盖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一般发展轨迹——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从“身处故乡”到“漂泊无依”。一位新英格兰工厂工人回忆说，工厂管理开始逐渐依靠爱尔兰裔天主教劳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并非来自乡下，而是像爱尔兰人一样在城市里生活，他们从不休假，工厂里一年到头都可以靠得上他们”。更准确地说，他们“来自乡下，但却是这个国度的异乡人”。[94]

当然，工业化时代的美国所要求的时间纪律和工作常规化并非没有遭到爱尔兰移民的质疑。从扮作报丧女妖的哀号到恐怖行动，这些受到爱尔兰背景影响的直接行动塑造了美国，特别是在内战后的工人阶级抗议活动。[95]此外，还有许多爱尔兰移民通过非正式行动捍卫其前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方式，拒绝（也无法做到）成为清醒而遵守纪律的工人。正如布鲁斯·洛里所说，大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到来，“改变了传统主义的民族基础”。也就是说，内战前爱尔兰人尤以酗酒、滥交、斗殴和毫无纪律可言的工作习惯而闻名，受到了当时雇主、教育家和改革家的强烈抨击，这些恶习在他们看来道德败坏且影响工作效率。[96]

但是，至关重要的是避免将这种非正式的抵抗浪漫化。爱尔兰人迫切地需要工作，但在城市资本主义环境中工作需要遵守时间纪律和工作纪律。如果爱尔兰移民在某种程度上未能如愿以偿直接成为外派工人，那么他们同样需要在“急行军式”管理风格的环境中工作，例如建筑业、港口装卸与运输业、服务业以及工厂的非熟练劳动等。[97]工厂里那些年轻的爱尔兰契约工、学徒和童工常常受到新教徒雇主的心理打击，这些雇主一心想要改造这些孩子，有时甚至是当着他们父母的面打击他们。[98]当代观察家不仅强调传统主义者那种“喧闹的”爱尔兰工人阶级式言行，还强调了爱尔兰人的屈从、对雇主的忠诚甚至禁欲主义。[99]

不仅传统主义者在工作中的反抗机会受到了限制，在饮酒和性行为等常常让传统主义者充满罪恶感的行为上，当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公然无视新教徒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标准时，他们知道自己的标准也受到了触犯。如果爱尔兰天主教徒在美国酗酒，还怀着对禁酒改革者的仇恨组织政治活动，那他们这样做绝不仅仅是为了延续移民前的生活模式。尽管饮酒是爱尔兰男性社会生活的核心，但在19世纪早期，爱尔兰的人均酒精消费量却低于美国的。[100]此外，来到美国的爱尔兰人虽人数如此之众，但他们却来自一个有着大规模禁酒运动的社会。在传奇人物马修神父的领导下，这场运动席卷了所有郡县，使得爱尔兰的穷人和中产阶级纷纷做出了戒酒的承诺，至少成功降低了饮酒消费。同时，马修神父也在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中备受欢迎。[101]在美国，禁酒运动与新教、本土主义和反奴隶制之间的联系，使爱尔兰天主教移民成了禁酒政治运动的反对者和攻击目标。[102]然而，喝酒绝不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反抗新教或工业纪律的行为中一个无关痛痒的象征。喝酒的人可能更多的是认为自己恶习难改，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新教和工业道德的传统主义反对者。

更令人备受煎熬的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对性的表达。改革家查尔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忧心忡忡地将纽约的爱尔兰移民描述为“自由爱情”主义的实验者。[103]但爱尔兰裔美国人对性的看法，既充满负罪感又颇富冒险精神。两性关系在这个男性人口远远超过女性的移民群体中逐渐形成。由于避免单身女性从事服务业、已婚妇女从事雇佣工作已成为美国人体面的标志，爱尔兰家庭中的妻女，常常为了家庭生计在别人家里劳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到，她们往往是在本土的熟练工人家中工作。男人们经常离开家人外出寻找工作，有的便从此一去不返。妻子或丈夫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苦苦期盼着自己的配偶回来。迫于生计而非欲望，许多移民妇女进入了性交易行业。至少性经历是在非常令人不快的情况下进行的。[104]

此外，爱尔兰人的经历很难培养出性自由的传统。甚至在19世纪中叶爱尔兰的宗教革命之前，人们都极其排斥婚外性行为，其中部分原因是人们重视家庭和继承土地。爱尔兰街头吵吵闹闹的乐队、“低俗音乐”小调都暴露和嘲讽着他们的世风日下。这些旧习在美国仍在继续，有爱尔兰裔天主教读者的报纸传达着新教改革者的担忧，即“罪恶、放荡和犯罪已摧毁了人们对‘白人妇女’角色所有自然和真实的看法”。[105]在内战前纽约市一个爱尔兰人聚居的区域，一家舞厅和性交易场所向顾客赠送《圣经》。维护“传统主义”作风，同时相信这种行为是不可辩白的，这也构成了爱尔兰移民文化的基本特征。[106]

乔治·拉威克认为，典型的早期资产阶级种族主义者，“将其从前的生活幻想成一部色情作品”并投射到黑人身上，从而构建起全新的白人身份，这一论点可以扩展到思考工人阶级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种族主义，他们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创造出色情作品，时而是现在，时而是过去。[107]爱尔兰移民试图将自己前工业化时代的行为，甚至是对过去的渴望，定义为“黑人”行为，从而解决了他们与土地和自然节奏脱节的问题。当爱尔兰移民黑面演员演唱《带我回弗吉尼故乡》时，他们都表达出了失落和被放逐的伤感情绪，同时也通过黑脸扮相，让自己远离这些情绪。[108]爱尔兰移民一直认为非裔美国工人好吃懒做、目光短浅且极不负责任。移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人们也这样描述自己，而这些评价，不仅来自政敌也来自他们自己的报纸，这让他们忧虑不已，担心是否需要在新移民中树立起“职业道德”。[109]

因而，当自由黑人戏剧般地打破了爱尔兰裔美国人对他们举止散漫、仍像前工业时代那样落后的印象时（例如自由黑人举行禁酒游行），移民暴徒便随时准备群起而攻之。但同样受到攻击的，还有那些黑人同爱尔兰人一起喝酒、密谋、玩闹、亲热和生活的地方。这种群体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黑社会的暴力行径，也反映了犯罪和恶行是各种族与些许自由相交织的舞台。[110]但是，爱尔兰裔美国人蛮横地攻击黑人与其爱尔兰同胞共同的乐趣，例如，1863年纽约市的暴徒不仅将其愤怒演变为谋杀非裔美国人、破坏性交易场所，还毁坏了大量乐器，也表明爱尔兰人坚持将黑人定义为前工业化时代的“他者”，这种立场是多么地虚假刻意，脆弱得不堪一击。[111]

但是，爱尔兰移民越是疯狂地试图与黑人保持距离，他们对非裔美国人那掺杂着迷恋与厌恶的态度就越发欲盖弥彰。支持爱尔兰裔的民主党政客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内战，指责共和党和废奴主义者“对黑人念念不忘”。[112]但是与爱尔兰移民的来回喊话，暴露了爱尔兰移民对种族，特别是对种族混同几乎偏执的关注，这是反奴隶制力量所无法与之匹敌的。未能建立起种族障碍将自由黑人排除在“白人”工作之外，这不仅预示着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所担心的种族融合的工作场所正在出现，也预示着两性关系出现“劳工融合”。[113]同样地，赋予黑人任何自然权利或主张解放奴隶都被谴责是“政治融合”。约翰·H. 范·埃弗里（John H. Van Evrie）的《纽约日志》（New York Day Book）打着高加索人和“白人报纸”的噱头吸引了一众爱尔兰裔美国人，该报纸中劝告“生产阶级”的读者，应该马上杀了你们的孩子们，总好过把他们交给所谓“公正的自由”，好过面对随之而来的“与黑人的融合”。[114]

民主党人的跨种族性幻想时常集中在那些反奴隶制的领导人身上。霍勒斯·格里利、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林肯和年轻漂亮的废奴主义演说家安娜·狄金森（Anna Dickinson）都是令小册子作者和黑面表演者极度着迷的对象。《纽约日志》上的一则关于1864年的小册子《异族通婚——千年废奴之路》（Miscegenation; or, The Millennium of Abolition）的衍生广告，也向人们传达了这种政治宣传的几个共同特征。其中包括解放黑奴会改变种族地位，会让贫穷的白人受到奴役，而反对奴隶制的德国人已经断绝了他们与白人的联系等观点。[115]最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展示了他们对黑人性欲和情欲的反思所产生的偷窥乐趣。在描述一个场景时，画面时而慵懒，时而狂热：

萨姆纳正在向总统介绍一位身材魁梧的“有色人种女士”；一个大块头黑人正在亲吻一个年轻的女人（白人）；而女讲师迪金森坐在一个黑人兄弟的膝盖上，催促他去听自己的讲座；而格里利，正和一个体形怪异的非洲女性一起吃冰激凌，欣喜若狂……背景是一辆马车，车里坐着黑人，还有白人司机和仆人；一个白人女仆正拉着一个黑人婴儿；而一个新来的德国人，他环视着整个场景，惊声喊道：“天哪，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116]

另一个幻想的场景也同样频繁地出现。在这个场景中，从林肯到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再到辛顿·罗恩·黑尔珀（Hinton Rowan Helper），这些反奴隶制力量的目标是种族间的性爱，尤其是爱尔兰人与黑人的性爱。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幻想也被用来解释真正的爱尔兰与黑人私通。例如，《纽约日志》就“黑人与白人女性结合”而指责“共和党黑人”，他们称这种关系是“欲望，但却是病态而又令人深恶痛绝的欲望”。报道称，在以爱尔兰人为主的五点区，“白人、黑人和混血儿很容易‘通婚’”，同时将这种关系归咎于受“废除奴隶制主张”的影响。[117]

概括地讲，反奴隶制的阴谋迫使爱尔兰人与黑人发生亲密关系，这种观点使政治阴谋论者以与性高度相关的形式再现了游艺表演的魅力。这可以反映出爱尔兰人与黑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看出爱尔兰人想要夺回他们已定义为“黑人”的那一部分特性，同时又极力否认自己与非裔美国人有任何密切关系。人们可以肆意想象——如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的社论中所列举的例子，“‘奢侈的亲黑人主义’在合理增长”，打破了乱伦禁忌，把所有的罪恶都推给了黑人和“共和党黑人”。[118]

“异族通婚”一词，从其进入美国为人们所广泛使用，到成为1864年总统竞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一过程极具启发意义。创造这个词的是爱尔兰移民、民主党人D. G. 克罗利（D. G. Croly）及他的合著者乔治·韦克曼（George Wakeman），他们在1863年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名为《异族通婚：种族融合理论，适用于美国白人与黑人》（Miscegenation: The Theory of the Blending of the Races, Applied to the American White Man and Negro）。克罗利和韦克曼将拉丁语单词中的“miscere”（混合）和“genus”（种族）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单词，取代了之前“种族融合”（amalgamation）一词的表达。[119]“异族通婚”一词的科学光环赋予了它优势，成功地将美国的“混血化”现象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按照民主党种族主义者的逻辑，1864年，共和党的政策曾威胁要建立一个“混血”国家。但克罗利和韦克曼并未炫耀这个语言创造。相反，他们匿名创作了这本小册子，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冒充支持共和党的废奴主义者，表示他们认为种族混同是“混合了丰富多样的血液”。克罗利随后还向著名的反奴隶制领导人寄送了小册子的副本。他希望能够获得非奴隶制群体对理论的支持，如此一来便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让共和党人难堪。[120]

西德尼·卡普兰（Sidney Kaplan）对这本小册子的精彩论述表明，“爱尔兰劳动人民与黑人的特殊关系”构成了这场骗局的核心。《异族通婚》的作者声称，爱尔兰与黑人混血已经非常普遍了。他们还特别强调，“黑人男人与爱尔兰白人女性的夫妻关系让双方都很愉快”。此外，当黑人和爱尔兰人组成“异族通婚联盟”时，将“为爱尔兰人提供无限的服务……一个比黑人更野蛮、文明程度更低的种族将由此诞生”。[121]

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卑鄙伎俩，“异族通婚”曾取得过短暂的成功，激起了爱尔兰人和其他白种工人的强烈抵制。这一场骗局的有效性取决于克罗利和韦克曼的看法，其受众不仅要相信共和党的阴谋，还要对爱尔兰人与黑人的性设想十分着迷。但奇怪的是，克罗利在纽约《世界报》的一篇社论中抨击了自己匿名发表的小册子，表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创作并出版他脑子里的畸形思想”，而匿名则保护了这背后阴险狡诈的作者。[122]值得一提的是，在构建黑人形象的过程中，爱尔兰移民和白人可以随意地沉溺于自己想象中的“各种畸形”欲望，又或是尽情地表达自己完全可以理解的渴望，而完全不必承认这些都是其自身真真切切的情绪。

注释

[1] Dale T. Knobel, Paddy and the Republic: 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 in Antebellum America, Middletown, Conn. 1986, 82–99; Herbert G. Gutman,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1750–1925, New York 1976, 298–301 and 303; William E. Gienapp, The Origins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1852–1856, New York 1987, 31.

[2] 关于“爱尔兰人”和“黑鬼”的引述，参见Carl Wittke, The Irish in America, Baton Rouge, La. 1956, 125。Compare Matilda Houstoun, Hesperos; or, Travels in the West, London 1850, 1: 179。关于斯特朗，参见Knobel, Paddy and the Republic, 87, and George Templeton Strong, The Diary of George Templeton Strong: The Civil War, 1860–1865, Allan Nevins and Milton Halsey Thomas, eds, New York 1952, 342 and 345。另参见Harold David Brackman, ‘The Ebb and Flow of Conflict: A History of Black-Jewish Relations Through 190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1977), 232–234。

[3] Ira Berlin and Herbert G. Gutman, ‘Natives and Immigrants, Free Men and Slaves: Urban Workingmen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8(December 1983): 1187.

[4] Reginald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 Cambridge, Mass. 1981, 131; Knobel, Paddy and the Republic, 123–124 and 129–130; [David Goodman Croly and George Wakeman], Miscegenation: The Theory of the Blending of the Races, Applied to the American White Man and Negro, New York 1863, 29–31; Brackman, ‘Ebb and Flow’, 233.

[5] Harper’s Weekly 12 (5 September 1868): 568; Knobel, Paddy and the Republic, 90, and cartoons between pp. 156 and 157; Iver Bernstein, The New York City Draft Riots: Their Significance for America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90, sixth page of cartoons between pp. 124 and 125.

[6] Kerby A. Miller, ‘Green over Black: The Origins of Irish-American Racism’, (Unpublished paper, 1969), 2–16;米勒出众的论文极大地丰富了本章的内容。Leon F.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The Negro in the Free States, 1790–1860, Chicago, 1961, 155; Robert Ernst, Immigrant Life in New York City, 1825–1863, New Nork 1949, 66–67; Paul A. Gilje, The Road to Mobocracy: Popular Disorder in New York City, 1763–1834, Chapel Hill, N.C. 1987, 160–161.

[7] Frederick Douglass,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New York 1973 (1845): 14 and 106; Douglass, 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 Chicago 1970 (1855), 76:此处特别感谢斯特林·斯塔基提供的参考依据。

[8] Oscar 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A Study in Acculturation, New York 1977, 186.

[9] Vincent Edward Powers, ‘“Invisible Immigrants”: The Pre-Famine Irish Community in Worcester, Massachusetts, From 1826 to 1860’ (Ph.D. dissertation, Clark University, 1976): 262–263; Dennis Clark, ‘Urban Blacks and Irishmen: Brothers in Prejudice’, in Miriam Ershkowitz and Joseph Zikmund Ⅱ, eds, Black Politics in Philadelphia, New York 1973, 20–21; Berlin and Gutman, ‘Natives and Immigrants’, 1196.

[10] Robert Cantwell, Bluegrass Breakdown: The Making of the Old Southern Sound, Urbana, Ill. 1984, 259; Alessandra Lorini, ‘Festive Crowd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ime, Space, Work and Leisure in Pre-Industrial America, University of Paris Ⅶ, June 1987); Powers, ‘“Invisible Immigrants”’, 262–263; ‘“Irish Mornings and African Days”: An Interview with Leni Sloan’, Callahan’s Irish Quarterly, 2 (Spring 1982): 49–53; Miller, ‘Green over Black’, 72–73.

[11] John Barclay Jentz, ‘Artisans, Evangelicals, and the C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Labor and Abolitionist Movements in New York City’ (Ph.D. disser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77), 246; Leonard L. Richards, Gentlemen of Property and Standing: Anti-Abolition Mobs in Jacksonian America, Oxford 1970, 143.

[12] Daniel O’Connell, Daniel O’Connell upon American Slavery, New York 1860, 38–40, emphasis original; Gilbert Osofcky, ‘Abolitionists, Irish Immigrants and the Dilemmas of Romantic National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0 (October 1975): 889–897.

[13] Osofsky, ‘Romantic Nationalism’, 892–903; Joseph M. Hernon, Jr., Celts, Catholics and Copperheads: Ireland Views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olumbus, Ohio 1968, 59–64.

[14] Madeleine Hooke Rice, American Catholic Opinion in the Slavery Controversy, New York 1944, 81–82.

[15] Osofsky, ‘Romantic Nationalism’, 893.

[16] Ibid., 893, 894 and 897; Eric Foner, ‘Abolitionism and the Labor Movement in Antebellum America’, in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80, 67–71.

[17] Osofsky, ‘Romantic Nationalism’, 899–901.

[18] Bruce Laurie, Working People of Philadelphia, 1800–1850, Philadelphia 1980, 124.

[19] John R. Commons et al.,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Cleveland 1910, 7: 60–61.

[20] Osofsky, ‘Romantic Nationalism’, 905 and 897–906 passim.

[21] Ibid., 902 and 899–905 passim; 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133; Hemon, Celts, Catholics and Copperheads, 62–65.

[22] John Francis Maguire, Father Mathew: A Biography, London 1864, 470–472.

[23] Hernon, Celts, Catholics and Copperheads, 64; 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132;Kerby A. 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Ireland and the Irish Exodus to North America, New York 1985, 328–331.

[24] 引自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163; Knobel, Paddy and the Republic, 13–14; 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197–204; Ralph Mann, ‘Community Change and Caucasian Attitudes toward the Chinese: The Case of Two California Mining Towns, 1850–1870’in Milton Cantor, ed., American Workingclass Culture: Explorations in American Labor and Social History, Westport, Conn. 1976, 410 and 416–417。

[25] Laurie, Working People, 124–125 and 156–158; Albon P. Man, Jr., ‘Labor Competition and the New York City Draft Riots of 1863’,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36 (October 1951): 376–405; Brackman, ‘Ebb and Flow’, 325，以及本书第五章。

[26] James D. Burn, Three Years among the Working Cla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War, London 1865, xiv.

[27] Douglass, Narrative, 44; Douglass, as quoted in Albon P. Man, Jr., ‘The Irish in New York in the Early Eighteen-Sixties’,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7 (September 1950): 97–98; Douglass, The Life and Times of Frederick Douglass: Written by Himself, New York 1962 (1881): 546.

[28] 引自George Potter, To the Golden Door: The Story of the Irish in Ireland and America,Boston 1960, 372。

[29] Hernon, Celts, Catholics and Copperheads, 62 and 67; Osofeky, ‘Romantic Nationalism’, 907–908; David Brion Davis, Slavery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1984, 185.

[30] 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235, 248 and 305; Miller, ‘Green over Black’, 10 and 90 n24.

[31] Potter, Golden Door, 373; Jo Ellen McNergney Vinyard, ‘The Irish on the Urban Frontier: Detroit, 1850–188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2), 220;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305.

[32] Osofsky, ‘Romantic Nationalism’, 906 and 908; Rice, American Catholic Opinion, 25–109; Miller, ‘Green over Black’, 23–25; Paul Blanshard, The Irish and Catholic Power, Boston 1953, 14–27 and 168–169.

[33] Jay P. Dolan, The Immigrant Church: New York’s Irish and German Catholics, 1815–1865, Baltimore 1975, 58; 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247, 291, 327; Potter, Golden Door, 374–376; Osofeky, ‘Romantic Nationalism’, 893; Emmet Larkin, ‘The Devotional Revolution in Ireland, 1850–1875’,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7 (June 1972): 625–652.

[34] Florence E. Gibson, The Attitudes of the New York Irish Toward State and National Affairs, 1848–1892, New York 1951, 52–53 and 117; Rice, American Catholic Opinion, 103–104, n. 61.

[35] Frank Murray, ‘The Irish and Afro-Americans in US History’, Freedomways 22 (First Quarter 1982): 27–28; Osofsky, ‘Romantic Nationalism’, 892–893; Potter, Golden Door, 372．另参见Dennis Clark, Hibernia America: The Irish and Regional Cultures, New York 1986, 93–116,关于避免与奴隶混淆的愿望如何“赋予了南方爱尔兰工人一种特殊的个人主义”的论述，特别参见p. 112 n20。

[36] 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198–201 and 263–275, quoted from 198; Carol Groneman Pernicone, ‘The “Bloody Ould Sixth”: A Social Analysis of a New York City Working Class Community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1973), 114–115; Vinyard, ‘Irish on the Urban Frontier’, 38–41; Laurie, Working People, 147; Powers, ‘“Invisible immigrants”’，286–429.

[37] 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43–46; Rorabaugh, Craft Apprentice, 133 and 168–171.

[38] Wittke, Irish in America, 127;引自Miller, ‘Green over Black’, 25; Brackman, ‘Ebb and Flow’, 317; John C. Murphy, An Analysis of the Attitudes of American Catholics toward the Immigrant and the Negro, 1825–1925, Washington, D.C. 1940, 40–41,50–51;另参见Rice, American Catholic Opinion, passim。

[39] Jean Baker, Affairs of Part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Northern Democrat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thaca, N.Y. 1983, 180; George M. Frede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New York 1971, 90–91.

[40] 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188–190; Dennis Clark, The Irish 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1973, 15.

[41] A.T. Lane, Solidarity or Survival?: American Labor and European Immigrants, 1830–1924, New York 1987, 27; David Montgomery, ‘The Irish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in David Doyle and Owen Dudley Edwards, eds, America and Ireland, 1776–1976, Westport, Conn. 1980, 205.

[42] 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328–331; Clark, Philadelphia, 117.

[43] Eric Foner, ‘Class, Ethnicity and Radicalism in the Gilded Age: The Land League and Irish-America’, in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80, 153–161; Miller, ‘Green over Black’, 19.

[44] Lee Benson, 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as a Test Case, New York 1961, 318–320;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84–87; 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1964, 133–134; Baker, Affairs of Party, 179; Frederickson, Black Image, 90–91.

[45] Horsman, Race and Manifist Destiny, 250–253,其中提及了引述内容。

[46] 见Bernard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New York 1955, 151–153; Joseph Raybeck, ‘The American Workingman and the Antislavery Crusad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 (1943): 161–162, and Chapter 4, n102。

[47] W.J. Rorabaugh, The Craft Apprentice from Franklin to the Machine Age in America,New York 1986, 168–171; Michael Holt,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 New York 1978, 176.

[48] Robert W. Johannsen, Stephen A. Douglas, New York 1973, 571.

[49] Paul M. Angle, ed., Created Equal: The Complete Lincoln-Douglas Debates of 1858, Chicago 1958, 22–23, 64 and 156.

[50] 引自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251。

[51] 引自Johannsen, Douglas, 726。

[52] Rice, American Catholic Opinion, 101; Steven Rowan and James Neal Primm, eds, Germans for a Free Missouri: Translations from the St. Louis Radical Press, Columbia, Mo. 1983, 194; Ronald P. Formisano, The Birth of Mass Political Parties: Michigan,1827–1861, Princeton, N.J. 1971, 287–288; Forrest G. Wood, Black Scare: The Racist Response to Eman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Calif. 1970, 18; 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145; Carl Wittke, Refugees of Revolution: The German Forty-Eighters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1952, 207; Holt, Political Crisis, 187; Vinyard, ‘Irish on the Urban Frontier’, 224; Bernstein, Draft Riots, 33.

[53]　的确，内战前的许多政治活动都围绕着证明一个人的白人身份展开，因此埃里克·方纳等人最近提出的关于政治史的有力呼吁，即考虑阶级如何与民族文化变量相互作用，应该辅之以考虑种族如何成为民族文化和阶级的象征。参见Eric Foner, ‘Cause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Recent Interpretations and 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80, 17–19; Richard N. Current, e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Abraham Lincoln, Indianapolis, Ind. 1967, 48, 91 and 105; Hinton R. Helper, The Impending Crisis of the South, New York, 1857, 169 and 173; Formisano, Political Parties, 303, n32; Eric Foner, ‘Racial Attitudes of the New York Free Soiler’, in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Age of Civil War, New York 1980, 82–83; Kathleen Conzen, Immigrant Milwaukee: Accommodation in a Frontier City, 1836–1860, Cambridge, Mass. 1976, 216。

[54]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250.

[55] Knobel, Paddy and the Republic, 178–179; Baker, Affairs of Party, 180; Wood, Black Scare, 23.

[56] John Ashworth, “Agrarians” and “Aristocrats”: Pa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7–1846, New York 1983, 221–223; Gibson, New York Irish, 86–89.

[57] Knobel, Paddy and the Republic, Chapter 5, esp. 154–164; Thomas E Gossett,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 Dallas, Tex. 1964, 96–97.关于爱尔兰天主教徒不以天主教徒身份“通过”的可能，参见Reverend John O’Hanlon, The Irish Emigrant’s Guide for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1851, 174。关于就公民身份问题，黑人优于爱尔兰人的说法，参见Marvin E. Gettleman, The Dorr Rebellion: A Stud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1833–1849, New York 1973, 130。

[58] 见Jay Rubin, ‘Black Nativism: The European Immigrant in Negro Thought, 1830–1860’, Phylon 39 (1978): 193–203, with Douglass quoted on p. 199。

[59] 引自Stephen A. Douglas, as in Johannsen, Douglas, 642。

[60] Potter, Golden Door, 239–240; Miller, ‘Green over Black’, 30–31; Knobel, Paddy and the Republic, 156 and 178–179.

[61] Henry C. Brokmeyer, A Mechanic’s Diary, Washington, D.C. 1910, 33．另参见第112页。

[62] DA, 2: 1120 and 2: 1867; DAE, 4: 2479; Wittke, Irish in America, 125; Berlin and Gutman, ‘Natives and Immigrants’, 1188; Ira 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 Free Blacks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New York 1974, 234–240.

[63] Nora Faries, ‘Occupational Patterns of German-Americans in Nineteenth-Century Cities’, in Harmut Keil, ed., German Workers’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 to 1920, Washington, D.C. 1988, 37–51, esp. 39; Conzen, Immigrant Milwaukee, 73.

[64] 见注释63，及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59, 69–70, 133 and 250–252; Robert Ernst, Immigrant Life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1949, 214–217。

[65] 见Susan E. Hirsch, Roots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rafts in Newark, 1800–1860, Philadelphia 1978, 47; Rorabaugh, Craft Apprentice, 133 and 140; Laurie, Working People, 159; Pernicone, ‘The “Bloody Ould Sixth”’, 114–116; Bernstein, Draft Riots, 118–119。

[66] Christine Stansell, City of Women: 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 1789–1860, New York 1986, 156–161; Faye Dudden, Serving Women: Household Servi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Middletown, Conn. 1983, 5–6; Thomas Hamilton, Men and Manners in America, Edinburgh 1834, 1: 104–107; William Hancock, An Emigrant’s Five Years in the Free States of America, London 1860, 41.

[67] Dudden, Serving Women, 5–6; Hamilton, Men and Manners, 1: 104–107; Charles Mackay, Life and Liberty in America, London 1859, 1: 243; Stansell, City of Women, 164; Ernst, Immigrant Life, 65; 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61; Formisano, Political Parties, 181.

[68] Roger W. Shugg, Origins of Class Struggle in Louisiana, Baton Rouge, La. 1968, 90–93; Cedric A. Yeo, ‘The Economics of Roman and American Slavery’, Finanzarchiv 13 (1952): 466; Frederick Law Olmsted, A Journey to the Seaboard Slave States: In the Years 1853–1854, with Remarks on Their Economy, New York 1904, 100–101.

[69] Dennis Clark, ‘Babes in Bondage: Indentured Irish Children in Philadelph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01 (October 1977): 475–486; Rorabaugh, Craft Apprentice, 133, 140 and 167–170; Clark, Irish in Philadelphia, 120; AG, 1: 58 and 94.

[70] Stansell, City of Women, 178; S.B. Flexner and H. Wentworth, ed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Slang, New York 1975, 577; OED2, 12: 75.

[71] Ulrich Bonnell Phillips,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1918, 302–303; Ernst, Immigrant Life, 67; Hasia Diner, Erin’s Daughters in America: Irish Immigrant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1983, 91–93.

[72] Man, ‘Irish in New York’, esp. 88–89; Man, ‘Labor Competition and the New York City Draft Riots of 1863’,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36 (October 1951): 376–405;V. Jacque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The Midwest and the Negro During the Civil War, Chicago 1967, 5; Laurie, Working People, 65–66 and 157; Steven J. Ross, Workers on the Edge: Work, Leisure and Politics in Industrializing Cincinnati, 1788–1890, New York 1985, 195; Philip S. Foner and Ronald L. Lewis, eds, The Black Work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Philadelphia 1978, 1: 274–277; Philip S. Foner, Organized Labor and the Black Worker, New York 1976, 11.

[73] The Metropolitan Record, 14 December 1861: Miller, ‘Green over Black’, 69中有引用; Litwack’s valuable North of Slavery: The Negro in the Free States, 1790–1860, 161–166中，将就业竞争问题与爱尔兰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看得过于简单。

[74] Laurie, Working People, 124.

[75] Brackman, ‘Ebb and Flow’, 235–238; Leonard P. Curry, The Free Black in Urban America, 1800–1850, Chicago 1981, 3–8, 14–36, 80, 259–261 and 293 n34.另见前文注释63。

[76] Peter Way, ‘Shovel and Shamrock: Irish Workers and Labor Violence in the Digging of the Chesapeake and Ohio Canal’, Labor History 30 (Fall 1989): 498, 504–505;O’Hanlon, Irish Emigrant’s Guide, 82–84; 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322; Miller,‘Green over Black’, 52; Ernst, Immigrant Life, 105.

[77] Robert Ernst, ‘The Economic Status of New York City, 1850–1863’, Negro History Bulletin 12 (March 1949): 140,引自New York Herald; 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62。

[78] Stansell, City of Women, 156–157; Philip S. Foner, ed.,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1950, 2: 249–250;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165–166;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7: 60–61; Ernst, Immigrant Life, 131–133;Charles H. Wesley, Negro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25, New York 1927, 31–32; Rubin, ‘Black Nativism’, 199.

[79] Miller, ‘Green over Black’, 18, 35; Bernstein, Draft Riots, 28, 119–120, 191–192 and 318, n88; Foner and Lewis, Black Worker, 1: 164.

[80] Berlin and Gutman, ‘Natives and Immigrants’, esp. 1191; Hirsch, Roots, 47;Rorabaugh, Craft Apprentice, 133 and 140; Wilentz, Chants Democatic, 118–119;Lane, Solidarity or Survival?, 28.

[81] Lane, Solidarity or Survival?, 24–30; Ernst, Immigrant Life, 103 and 261 n53;Rorabaugh, Craft Apprentice, 133, 140 and 167–171; Robert W. Fogel,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New York 1989, 354–369;关于工厂，参见Norman Ware, The Indtistrial Worker, 1840–1860, Boston 1924, 80–88,更细微的差别，可参见Thomas Dublin, ‘Women, Work and the Family: Female Operatives in the Lowell Mills, 1830–1860’, Feminist Studies 3 (Fall 1975): 34–37;Jonathan Prude, The Coming of Industrial Order: Town and Factory Life in Rural Massachusetts, 1810–1860, Cambridge, Mass. 1983, 190 and 215; H.M. Gitelman,‘The Waltham System and the Coming of the Irish’, Labor History 8 (Fall 1967): 227–253。

[82] 见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84; Gitelman, ‘Coming’, passim; David Montgomery, ‘The Shuttle and the Cross: Weavers and Artisans in the Kensington Riots of 1844’,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5 (1972): 411–446。

[83] 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202 and 212, and Frank Walsh, ‘Who Spoke for Boston’s Irish? The Boston Pilo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10 (Fall 1982): 27.

[84] Gibson, New York Irish, 86–87; Edward Everett Hale, Letters on Irish Immigration, Boston 1852, 8; Voice of Industry, 7 May 1847; Thomas Ainge Devyr, The Odd Book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r, ‘Chivalry’ in Modern Days, Greenpoint, N.Y. 1882, 103;Irish American, 21 January 1860; Murphy, Attitudes of American Catholics, 40–41;以及本书第五章。

[85] Douglass, as reprinted in Herbert Aptheker,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Negro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51, 1: 312; Miller, ‘Green over Black’, 81–83．另参见Devyr, Odd Book, 164 and 168。

[86] Wittke, Irish, 125; Rubin, ‘Black Nativism’, 199; Freeman’s Journal (New York), 4 November 1843.

[87] 在这方面颇有启发性的是保罗·A. 吉尔杰（Paul A. Gilje）对战前种族主义的评论，他认为战前种族主义一定程度上是对非技工群体普遍的仇恨和蔑视，而爱尔兰裔便将之转移到了黑人身上。见Gilje, The Road to Mobocracy: Popular Disorder in New York City, 1763–1834, Chapel Hill, N.C. 1987, 165;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66 and 106。有关道格拉斯，参见P. Foner, ed., Life and Writings, 2: 249–250。

[88] Bernstein, Draft Riots, esp. 28–31 and 61 and Herbert Asbury, The Gangs of New York: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Underworld, New York 1928, 148–149.

[89] Frantz Fanon, Black Skins, White Masks, New York 1967, 159 and 165.

[90] Ibid., 159–166.

[91] 关于德裔美国人的职业结构及其反奴隶制主张，参见Ralf Vagner, ‘Turner Societies and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in Harmut Keil, ed., German Workers’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 to 1920, Washington, D.C, 1988, 226–228; Bruce Carlan Levine, ‘“In the Spirit of 1848”: German-Americans and the Fight over Slavery’s Expans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1980); Fairies, ‘Occupational Patterns’, in Keil, ed., German Workers’ Culture, 37–51; Carl Wittke, Against the Current: The Life of Karl Heinzen, Chicago 1945; James M. Berquist,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Slavery Crisis and the German-Americans’, in Randall M. Miller, ed., States of Progress: Germans and Blacks in America Over 300 Years, Philadelphia 1989, 55–71。

[92] Levine, ‘Spirit of 1848’, 60 and 62; Alexander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 1971, 28–29;Mack Walker, Germany and the Emigration, 1816–1885, Cambridge, Mass. 1964;Stanley Nadel, ‘Kleindeutschland: New York City’s Germans, 1845–1880’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81).

[93] Clark, Irish in Philadelphia, 26–27; 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251, and ‘Green over Black’, 48.

[94] 引自Herbert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New York 1976, 21;另参见第63页; Bernstein, Draft Riots, 30; Ernst, Immigrant Life, 71。

[95]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43–44 and 63–64; Wayne G. Broehl, Jr., The Molly Maguires, Cambridge, Mass. 1974.

[96] Laurie, Working People, 147，以及前文注释1与注释2。有关工作效率与改革，参见Michael Katz, The Irony of Early School Reform: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Massachusetts, Cambridge, Mass. 1968, and David J. Rothman, The Discovery of the Asylum: Social Order and Disorder in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71。

[97] Laurie, Working People, 159; Bernstein, Draft Riots, 78–124，以及前文注释63—66。关于爱尔兰劳工号子，参见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270 and 274。

[98] Clark, ‘Babes in Bondage’, 482; Prude, Coming, 117–118 and 215.

[99]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67;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21；Commons et al., Documentary History, 2: 183; P. Foner, Life and Writing, 2: 249–250; Shugg, Class Struggle, 93–119.

[100] W.J. Rorabaugh, The Alcoholic Republic: An American Tradition, New York 1979, 10;James Barrett, ‘Why Paddy Drank: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Whiskey in Prefamine Ireland’,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11 (1977): 17–28.

[101] 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241, 247, 249–250, 290 and 306; Maguire, Father Mathew, 470ff.

[102]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Oxford 1970, 230–239.

[103] Charles Loring Brace, The Dangerous Classes of New York, and Twenty Years Work among Them, New York 1872, 41．另参见Louis Don Scisco, Political Nativism in New York State, New York 1901, 18, and John D’Emilio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88, 87。

[104] Stansell, City of Women, 83 and 178; Miller, ‘Green over Black’, 72; Hirsch, Roots, 57; Brace, Dangerous Classes, 41–42; D’Emilio and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136; Diner, Erin’s Daughters, 58; Elizabeth Blackmar, Manhattan for Rent, 1785–1850, Ithaca, N.Y. 1989, 121.

[105] Evening Day Book (New York), 11 May 1858, Miller, ‘Green over Black’, 72–73中做了引述; William V. Shannon, The American Irish, New York 1963, 20–23;D’Emilio and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82。

[106] Asbury, Gangs, 56–60.

[107] George P. Rawick, From Sundown to Sunup: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Community, Westport, Conn. 1972, 132–133.

[108] ‘Irish Mornings and African Days on the Old Minstrel Stage’, Callahan’s Irish Quarterly 2 (Spring 1982): 49–53.《带我回弗吉尼故乡》中可能出现的性暗示双关语同样值得关注。

[109] Miller, ‘Green over Black’, 42; Walsh, ‘Boston Pilot’, 27; O’Hanlon, Irish Emigrant’s Guide, 199–202.

[110] 见本书第五章注释60，及C. Vann Woodward, 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 New York 1966, 15。

[111] Bernstein, Draft Riots, 32–34 and passim.

[112] Forrest G. Wood, Black Scare: The Racist Response to Eman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n, Berkeley, Calif. 1970, 2; L. Seaman, What Miscegenation Is and What We Are to Expect, Now That Mr Lincoln Is Re-elected, New York 1864, 8.

[113] Metropolitan Record (New York), 14 December 1861．另参见Sidney Kaplan, ‘The Miscegenation Issue in the Election of 2864’,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34 (July 1949): 318。

[114] Man, ‘Irish in New York’, 100; Kaplan, ‘Miscegenation Issue’, 321–322，以及前文注释49。

[115] Wood, Black Scare, 59–60 and 73; Kaplan, ‘Miscegenation Issue’, 275 and 316；Alexander Saxton, ‘Blackface Minstrelsy and Jacksonian Ideology’, American Quarterly 27 (March 1975): 22–23.关于认为解放黑人将彻底颠覆白人的角色，甚至奴役白人的论调，参见Baker, Affairs of Party, 251–253; Seaman, What Miscegenation Is, 4–5; Potter, Golden Door, 377; Miller, ‘Green over Black’, 46, 64 and 99; Wood, Black Scare, 10。

[116] 引自Kaplan, ‘Miscegenation Issue’, 316。

[117] 引自Miller, ‘Green over Black’, 68 and 73;另参见Hernon, Celts, Catholics and Copperheads, 65; Democratic Campaign Document No. 11, New York 1864, 2–3;Kaplan, ‘Miscegenation Issue’, 320。

[118] 见Kaplan, ‘Miscegenation Issue’, 325，引述内容见第309页。

[119] [Croly and Wakeman], Miscegenation, ii; Wood, Black Scare, 54–58; Kaplan, ‘Miscegenation Issue’, 278 n6.

[120] Kaplan, ‘Miscegenation Issue’, 278 n6; [Croly and Wakeman], Miscegenation, 18.

[121] [Croly and Wakeman], Miscegenation, 29–31; Kaplan, ‘Miscegenation Issue’, 281.

[122] 引自Kaplan, ‘Miscegenation Issue’, 308。

(1)　“南卡菲”（Southern Cuffee）和“北帕迪”（Northern Paddy）分别指南方黑人和北方的爱尔兰人，均为当时对他们的蔑称。

(2)　废除《联合法案》运动（Repeal campaign）：19世纪40年代早期由爱尔兰政治家丹尼尔·奥康奈尔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目标是通过废除1800年通过的《联合法案》来断绝与英国的政治联系。

(3)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美国第15任总统（1857—1861年），其移民先祖来自爱尔兰。

(4)　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美国第13任总统（1850—1853年）。

(5)　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出自《旧约·创世记》，记载了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由于虔敬上帝，上帝与之立约，其后裔将拥有流牛奶与蜜之地。

第四部分　《解放宣言》的限制与白人工人阶层的命运

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青的生命。⁽¹⁾

——1867年，卡尔·马克思

到1876年，这个国家在情感和智力上的倒退，让人们难以想象十年前，大多数的人相信人生而平等。

——1935年，W.E.B. 杜波依斯

(1)　中译见［德］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79页。

第八章　结语：新生活与旧习气

1877年，当美国爆发铁路大罢工时，圣路易斯市的工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人委员会控制了整座城市近一周的时间，起初，他们似乎有意将两个种族共存作为这场罢工的战略核心。在一次早期的罢工会议上，当一位黑人演讲者问白人是否会支持黑人工人的需求时，人群中的白人高喊道：“我们会的！”。负责罢工的执行委员会和第一个与市长谈判的代表团都是种族融合的队伍。他们无疑有充分的理由去质疑种族分裂。如果重建时期未曾以1876年大选中的妥协画上句号，那么那些曾威胁并最终破坏了罢工的军队，或许本可以保护南方黑人的公民权利。而这支军队，可能早晚都参加了反印第安战争。美国周刊《劳动旗帜》（Labor Standard）吹嘘道：“白人与黑人工人站在一起，并肩奋斗。劳动没有肤色、信仰或是国籍之分。”[1]

但是，据圣路易斯当地的新闻报道，一爱尔兰裔美国工人将罢工归咎于“黑人”（naygurs），白人罢工领袖也越来越排斥黑人参与，并将斗争重新定义为“白人劳工”的斗争。罢工委员会似乎还计划任命500名“特殊警力”来“清除黑人暴徒”，但这一计划随着罢工突然中断而未能实现。据执行委员会领导人艾伯特·柯林（Albert Currlin）回忆，领导层放弃了公开动员工人群体，是因为他们不想被看作是“一帮黑人”。这种认识十分重要，因为有力证据表明，四处巡视、让罢工不断扩散的罢工“纠察队”并非主要是黑人，而是由大量非熟练工人组成的联合群体。[2]在1877年起义的另一个中心旧金山，社会主义者发起了一场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并力图将铁路国有化，但排华协会在这场罢工中掌握了主动权。这些协会历来受到亚历山大·萨克斯顿所说的“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支持”，于是在“1877年七月事件”，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将这场罢工转变为排华大屠杀。[3]

这些悲剧可能会让我们忽视其反映的变化。尽管在圣路易斯市，黑人劳工与白人劳工的团结不堪一击，但总的来说这仍是众望所归且至关重要的，这一想法基本上是内战后的创新。例如，在1835年的费城大罢工中，黑人工人可以加入示威游行的队伍，这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4]在圣路易斯市的大罢工中，起初人们不仅鼓励黑人参与，甚至鼓励黑人领导这场大罢工。而在内战前，几乎从未有劳工活动家指出黑人工会与白人工会的团结有何重要意义。从1800年至内战时期，有记录的双方联合行动可能不足十几次。这些尝试从狭隘的功利主义出发，为双方联合找到了暂时的理由，却也注定了最终会走向失败。[5]

在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波士顿《每日晚间之声》（Boston Daily Evening Voice）、新奥尔良《论坛报》（New Orleans Tribune）、圣路易斯《日报》（St. Louis Daily Press）和芝加哥《工人鼓动报》（Chicago Workingmen’s Advocate）等报纸纷纷强调，白人工人与黑人工人的分裂只会有利于资本的发展。[6]团结仍旧符合实际需要，白人劳工领袖发问道：“我们是要让黑人工人成为我们的朋友，还是放任资本将其变成对抗我们的主力。”但同时，正如马克思所说，内战和解放运动也给工人阶级运动注入了一股强劲的“道德动力”。反奴隶制的杰出人物不仅受到了劳工阵营的欢迎，还得到了各工人组织的拥护。[7]最令人惊讶的是，由废奴主义者转变为劳工改革者的温德尔·菲利普斯成了美国众多爱尔兰裔听众争相追捧的演讲者之一。1863年纽约市的征兵暴动和反黑人暴乱发生的八年后，在纽约市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游行队伍中，非裔美国工人听到了前来观看游行队伍的白人群众在高声欢呼。[8]

变化之中亦有不变之处。美国全国劳工工会最伟大的领袖威廉·西尔维斯（William Sylvis）一面争取团结“我国的劳动人民，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一面又痛斥那些有女儿的白人是“在客厅里取悦年轻的黑人绅士”。同样，全国劳工工会既主张“在劳工权利问题上，没有肤色和性别之分”，却又忽视了推动当地种族融合、争取黑人的公民权利。[9]尽管有关黑人与白人团结的必要性这类话题迅速升温，但联合罢工和联合工会却仍发展缓慢。在内战期间，种族暴乱和针对黑人工人的仇恨袭击远比两个种族联合的劳工斗争更为普遍，甚至在美国重建时期，两个种族联合的组织复苏，但也只是缓慢地发展到了除码头区以外的地方，通常多在南部地区。埃里克·方纳不久前评论道：“北方劳工运动未能将自己的愿望和利益与那些前奴隶的渴望及所求联系起来。”[10]尽管如此，北方劳工运动在这条道路上的尝试，也足以将其明显区别于内战前的劳工运动。

同样有所区别的，还有内战后白人劳工运动的规模、斗争性以及实力。圣路易斯和旧金山事件仅仅是美国第一次全国性罢工运动的一部分，全国劳工工会的摇摆不定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至少可以说是全国性的劳工组织迅速形成了。到内战结束时，那些已经取得或甚至尚未实现十小时工作日的工人，几乎一夜之间就投身到了“八小时联盟”中。城市的主要工会力量空前壮大，尤其以纽约和芝加哥的工会为代表。[11]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一段人们大量引用的话将黑人解放与白人劳工的崛起联系起来印证了一种巧合，或者，这只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

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处于残废状态，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的。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青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12]

可为什么呢？为什么黑人的自由一定要同工人阶级白人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呢？又为什么像乔治·拉威克所说，“黑人争取平等所带来的压力”会普遍“加剧”阶级冲突呢？[13]内战前，德裔美国激进分子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卡尔·海因岑（Karl Heinzen）以及劳工废奴主义者约翰·A. 柯林斯等重要人物认为，废除奴隶制应是那些认为白种工人应享有自由的人的必要关切，但其观点并未得到人们的认同。[14]到内战爆发之前，更为常见的是，劳工领袖及备受欢迎的政治领袖预言，黑人解放必然意味着白人会沦为奴隶。[15]如果美国重建时期证明，马克思与亲奴隶制的民主党人在路径上看上去有相似性，那么黑人的自由与白人劳工流动之间的联系仍有待解释。有关两个种族共同参与的组织，其相关记录极其匮乏，因而我们无法由此概括得出，黑人与白人的团结能自然而然地将劳工置于一个更好的战略位置来抨击资本。本章结语从更广泛的角度给出了解答，美国内战和黑奴解放运动剥夺了白种工人从定义自己为“非奴隶”的身份中获得满足的能力，同时又对以“非黑人”为中心的自我定义提出了质疑。白人身份所带来的重荷并未完全消除，但从内战中成长起来的白种工人的“新生活”，以及白人身份再次发挥作用、继续给各肤色工人压上沉沉重担的方式，都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白人之战

1860年选举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1856年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均打着捍卫“自由白人劳工”的旗号争夺选票。[16]人们不可能从政治层面挑战白人身份，正如他们也不可能从正面攻击奴隶制一样。但是，为了限制奴隶制的扩张，从而为自由白人劳工拯救美国西部地区，林肯与共和党人自相矛盾地为美国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的去种族化创造了可能性。迈克尔·霍尔特（Michael Holt）发现，共和党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将局部冲突的焦点由黑人奴隶制转向了共和制”，吸引了那些希望“拯救共和国免于陷入南方阴谋、保护自己不受奴役但并非要结束黑人奴隶制”之人的选票。[17]这些主张既呼吁白人身份，同时又矛盾地对白人身份提出质疑。而人们对于南方的控诉，既包含文化层面，也包含政治层面，他们认为该地区既反民主又反动，既挥霍又放纵，且十分懒惰、毫无效率可言。[18]很大程度上，北方工人接受了这种对南方的批判，他们将所有南方人，无论白人或是黑人（而不是南方和北方的所有黑人），变成了他们投射自身的恐惧和渴望的负面参照。此外，林肯巧妙地维护了共和党的立场，反驳了民主党所谓凡抨击奴隶制扩张的行为都是支持“政治上的种族融合”的指控，同时他也指出，捍卫白人权利亦是有限度的。史蒂芬·A. 道格拉斯讽刺林肯是希望看到黑人参与投票或促进异族通婚，但林肯否认了这种说法，表示他坚持白人共和主义，支持黑人有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在通过殖民定居之前可获得非常有限的临时公民身份。[19]

美国内战前，工人阶级白人身份的完美形象尚未出现较大裂痕。反南方阵营对奴隶主阴谋的批判，或认为黑人控制自己的劳动是其应有权利的观点，即便是在北方也并未得到工人的完全认同。1860年的总统选举中，北方工人阶级的选票在林肯、道格拉斯及其他候选人中出现了分歧，而共和党人在爱尔兰裔美国工人中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战争前夕，最接近工人阶级白人直接评价奴隶制的“独立运动”，是工人群体大规模的和平动员，他们并不认为解放黑奴与白人劳工的自由有丝毫的联系，相反，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表示，自己“厌倦了奴隶制问题，这与我们毫无瓜葛”。[20]

只要内战仍如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是“双方为从奴隶制中谋利”的战争，[21]那么白种工人围绕白人身份来建构自己身份的倾向就不会受到任何触动，甚至还可能会加剧。南方阵营在独立的联盟国中为维护奴隶制而战，而北方阵营也宣布愿意在现有范围内维护奴隶制，如此看来，解放黑奴的壮丽宏图丝毫没有显现出来。但是，解放黑奴的威胁，以及这场战争究其根源的确是因奴隶制而起的现实，都未能逃过北方民主党媒体、游艺表演者乃至在军中受苦受难的工人和农民的眼睛。北方白种工人——无论是熟练工还是非熟练工，移民至此还是土生土长，都纷纷团结起来保卫这个共和国，建立了劳工组织，既是工人“联合”（union），又是北方“联邦”（Union）。但当工人们开始衡量自己所做出的牺牲时，他们心底却滋生出了一些不满：他们作为白人受到了各种压榨和剥削，而如今自己争取到的利益却正在或即将惠及众多黑人群体。[22]

战争初期，种族间的就业竞争问题更加迫在眉睫。于是民主党人预测，将会有大量的前奴隶涌入北方地区，这要么是战时逃亡所致，要么就是因为共和党可能会决定解放黑奴。认为共和党“支持废奴的资本家”企图阴谋发动“自由人大军”、涌入北方地区争夺白人工作的想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体完整，特别是当一些激进的共和党报刊和政客不假思索地支持将解放黑奴作为一项战争措施来利用。[23]1862年，“偷渡”前奴隶进入伊利诺伊州激起了社会的广泛指责，人们认为这分明是对“白人劳工”的背叛，因而同年，伊利诺伊州的士兵投票赞成在州宪法中加入针对黑人的排斥条款。[24]因预见到了解放黑奴而爆发的种族骚乱，表达了白种工人对于就业竞争的恐惧，即便是在被解放人口大量外流、不太可能引起人口迅速膨胀的城市，这种恐惧情绪也在四处蔓延着。解放黑奴前，反对黑人就业的仇恨袭击和白人对黑人工人的人身攻击就已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在布鲁克林、纽约市和辛辛那提频频出现，就连芝加哥、底特律、波士顿甚至圣保罗等城市也多有发生。[25]

然而，只关注工作竞争，而忽视滥用白种工人身份，即便在这一时期，也是错误的。威利斯顿·H. 洛夫顿（Williston H. Lofton）在很久以前便表明，竞争或许不会加剧，因为战争期间军队的人力需求、死亡人数以及欧洲移民的枯竭，足以弥补少数前奴隶向北迁移造成的人口变化。[26]即使我们承认白种工人有理由长期担心与近400万被解放的人口竞争，但仍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担心往往并非只与工作有关。相反，他们始终与各种恐惧如影随形，从政治平等到不同种族的结合，乃至对白人妇女开始把头发卷成“非洲式”（à la d’Afrique）的奇怪恐惧。[27]

这场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显然给生活艰辛的穷人和移民的北方佬士兵造成了比富人更严重的损失，加剧了人们对于白人成为受害者的担忧。据密歇根下士马里昂·芒森（Marion Munson）报道，联邦军的普通士兵不想“为了该死的黑人去过艰苦的军旅生活，甚至还要冒着中弹的危险”。[28]士兵们丢下妻子和情人去艰险恶劣的环境打仗，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性焦虑”。菲利普·肖·帕鲁丹（Philip Shaw Paludan）发现，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利用这种焦虑情绪，将黑人塑造成“搂抱着年轻白人女性的野兽，而这些女性通常默许了民主党所谓的恐怖行径，这也体现了人们的焦虑之深”。强调非裔美国人野蛮的性行为的新闻报道也同时铺天盖地而来，声势之浩大几乎前所未有。[29]

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战争未能产生决定性的变化，使白人身份不再成为人们重视的北方工人阶级的身份依据。当然，反对南方联盟之声甚嚣尘上，尽管天主教会仍强烈反对解放黑奴，但一些代表部分工人阶级宗教信仰的新教教派，声明支持立即废除奴隶制。[30]然而这些变化并未从根本上直接挑战“统治民族”共和主义的逻辑，质疑其将黑人身份等同于依赖关系和奴性、进而会威胁到白人自由的论断。即使是奴隶奋力逃离奴役的英勇壮举，也常常被人们刻画得如此胆小懦弱、迷茫而又懒散。黑面游艺表演的歌曲再现了“种植园黑人”的形象，又描绘了亚历山大·萨克斯顿所说的，奴隶们“痛惜着那场莫名其妙的‘白人’战争”。为了自由而发起的运动，很容易被看作是在规避危险：“那些黑人，在种植园里采摘棉花，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当他们闻到硝烟的味道，你看他们是如何奔向霍勒斯·格里利的。”一些报纸曾表示逃亡到此的前奴隶将会是“白人”工作的强大竞争对手，而如今，也正是这些报纸，自相矛盾地报道了逃往联邦军营的黑人试图逃避工作。[31]

在白人身份中求解放

然而，奴隶为了争取自由而发起的运动，为北方工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使他们看到了黑人获得自由能实际增进白人的福祉。流行歌曲《黑人有权为国捐躯》（“Sambo’s Right to Be Kilt”）中冷酷的字眼最能体现这种联系。这首歌的作者查尔斯·格雷厄姆·哈尔平（Charles Graham Halpine）在内战前曾担任P. T. 巴纳姆的私人秘书。1862年，作为一名参谋，他曾准备召集第一批黑人士兵加入联邦军队。哈尔平意识到，那些奉行种族隔离主张的普通士兵强烈反对在两个种族混杂的军队中服役，因此他借用化名“二等兵迈尔斯·奥赖利”（Private Miles O’Reilly）写下了这首歌，向人们说明是如何从盘算着拯救白人性命，到得出逃亡的奴隶应该当兵的结论：

有人告诉我，

让那些黑鬼参战，

这是一种耻辱，

而为国捐躯的工作，

也只应属于白人。

但于我而言，我以灵魂发誓！

我们在这里如此自由，

无论是哪一天，每分每秒

我情愿中弹的是黑人，而不是我自己。[32]

哈尔平的歌词远比普通士兵和北方民众的观念超前，那些士兵和民众最终也不过是渐渐地接受了逃亡奴隶参战可以缩短战争时间的观点。白人士兵往往是对解放黑奴持反对意见最为强烈的一方，但这些士兵逐渐接受了黑人参军，先是接受了他们在营地周围工作，后来慢慢成为作战部队。而一旦开始接受黑人的加入，面对死亡和叛军，共同的敌人让白人士兵对黑人士兵产生了一丝极其偏颇而又勉强的尊重，这或许仍会削弱他们根深蒂固的种族区别对待意识，即便黑人与白人所说的语言有所不同。哈尔平写道：

那些反对黑人之辈

应该站出来代替他去战斗；

宁可有黑色的皮肤，

总好过脆弱不堪的白人。

黑人的肤色就好像黑桃王牌，

他伏在稻草之下，

手指可以扣动扳机，

眼睛直视着枪管瞄准镜。

解放奴隶进一步为黑人参军创造了诸多可能，同时也对“只有拥有白人身份，才意味着拥有工人的自由和尊严”这样的观点提出了更广泛的挑战。[33]但与此同时，更广泛的变革也在酝酿之中。

1866年，在约瑟夫·魏德迈去世前不久，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美国内战军官、共和党政治家，在圣路易斯市的《西方邮报》（Westliche Post）上写道：

随着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进行，劳工问题，即现代劳工问题（有关雇佣劳工，也就是人们委婉地称呼为“自由劳工”的相关问题）进入人们的视线，走上了社会论坛，它摆脱了在这片大陆上迄今为止一直作为次要特征存在的角色，上升为一个社会问题。[34]

魏德迈对1863年至1866年间美国劳工发生的巨大变化所做的精彩记述，略过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正是1863年至1865年间奴隶的大规模解放，让雇佣劳工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激起了整个工人阶级的期望和潜力，又为八小时运动的成功实现创造了可能。林肯放弃了保留奴隶制而与南方蓄奴力量作战的尝试，事实上，他在《解放宣言》中承认了联邦政府未能迅速打败南方军的失败，也承认了奴隶们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所做的至关重要的努力，他们将这场南北战争变成了一场革命。林肯的命令以及后来延伸到《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中的条款，规定了苏联革命前历史上最大革命性的无偿没收财产（即奴隶）。

在其他方面，解放黑奴的事实也让人们开始对惯于将黑人身份与奴性等同起来的倾向提出尖锐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北方流行文化承认黑人不仅从此获得了自由，而且也开始解放自己。即使是在黑面游艺表演中，也偶尔能捕捉到解放黑奴的戏码：

我们有锄头，我们有犁，

我们有双手去耕耘；

我们卖猪，我们卖牛，

但永远不再怕被卖为奴。

其他一些歌曲还奇怪地要求白人观众把这位黑面表演者看作真正的黑人，并与他一道反抗（南方）白人：

我们要去拿下南方，

把他们都扔到铁路上，

那白人都想赢得胜利，

但是黑人从不会失利；

他们肯定以为是约翰·布朗来了

以为他又要来一次突袭；

所以快来吧，有色人种兄弟，

快来加入我们的黑色劲旅。

与此同时，白人作曲家亨利·C. 沃克（Henry C. Work）的《王国降临》（“Kingdom Coming”）和《巴比伦陷落》（“Babylon Is Fallen”）两首曲子备受赞誉，歌曲中赞美了南方的转变。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后者的受欢迎程度是任何反黑人的战争歌曲所无法比拟的，歌中对美国南部局势扭转给黑人带来的喜悦感同身受：“我们将翻身做主人，他将成为奴仆。”[35]

几十年来形成的白人至上主义习气，必然会为重新思考工人阶级种族关系的所有尝试带来重重困难，时时阻碍进步。1863年纽约市的征兵种族骚乱以及1864年总统竞选中发生的恶性种族迫害，在某种程度上把工人阶级的种族主义推上了新的高度。[36]但是，如果北方白种工人对有色人种的新态度只是在缓慢与矛盾中形成，【3】那么解放黑人，对于工人群体如何看待自己产生了极为一致且深刻的变化。白人身份，不再会为他们带来明确的自我满足感。与奴隶对立，不再能将白人定义为“自由劳工”。那些曾被认为是集合了奴性、惰性、本性和感性的非裔美国人，再也不能与白人劳工形成如此强烈鲜明的对比，他们再也不是白人工人向往却又鄙视的价值观宝库了。

在内战后期，特别是在美国北方，工人阶级普遍意识到解放黑奴是一种“模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威胁。白人工人开始像自由民一样，将内战看作是一种“庆祝活动”（jubilee），用底特律劳工领袖理查德·特雷维利克（Richard Trevellick）的话来讲——希望“我们即将获得解放”。[37]工人们高唱着《约翰·布朗的尸体》（“John Brown’s Body”）当作劳动号子，而对于像“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Dred Scott decisions）这样于劳工不利的司法判决，他们也及时做出回应。[38]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显然是夸张的措辞和自然的影射。但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新千年的希望，这希望虽生发于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中，却见证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转变——数百万的黑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饱受奴隶制压迫，到拥有《宪法》赋予的充分权利。八小时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劳工领袖艾拉·斯图尔德（Ira Steward），据说曾与约翰·布朗在堪萨斯州并肩作战，他称赞缩短工作日是劳工最终寻求“完全解放不可或缺的第一步”。还有一点不容小觑，提出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保证了工人对自己时间的掌控，确保了拥有家庭教育成长和教育成就的机会，其意义就好比解放之于奴隶。正如肯尼斯·方斯-沃尔夫（Kenneth Fones-Wolf）所说，斯图尔德非但没有鼓吹“统治民族”共和主义，反而在批判“雇佣奴役”时，不断引用废奴主义者有关平等的一些言论，以便人们理解他所要表达的观点。斯图尔德是一位主张人人平等的杰出榜样、一位优秀的领导者，从波士顿的同盟组织，到将具体的废奴主义思想融入维护劳工改革的事业中，他都付出了非凡的努力。他也是同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劳工思想家，在这一时期，他认为劳工自由来自黑人解放的有力主张，至少挑战了那个时代所谓“黑人解放就意味着白人堕落”的观点。[39]

白种工人主义遗留问题

黑奴解放、劳工热潮以及福里斯特·伍德（Forrest Wood）所说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休止”，在如此鼓舞人心的基调上，结束这个一再上演的悲剧故事，对人们来说简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我们无疑应该受到1863年后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的启发，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黑人的自我活动为所有劳工运动率先铺平了道路。此外，黑人解放运动的结果让我们看到了乐观的一面，即从工人阶级的白人身份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像黑面游艺表演这样的形式，在其对黑人的憎恶中也深深地掺杂了对黑人价值观的向往。在这用压迫筑起的巨坝之后，白人身份逐渐形成，而当这大坝开始破裂，白人身份便被那迅猛洪水一冲而散，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如今，它们可能就在破碎。[40]

黑人解放、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以及公民身份，这一切保证了白种工人再也无法以过去同样的方式看待非裔美国人或他们自己。然而，白人身份带来的一些习气以及塑造白人身份的环境依然存在，这最多也就确保白种工人充其量只是黑人争取自由的不确定盟友，也决定了他们无法为自己树立全新的解放理念。白种工人，依旧从种族的角度看待战争与解放，他们常常不愿把黑人的军事活动和黑人逃离奴隶制的行为看作是对战争的贡献，因为他们担心这意味着会削弱“白人”的地位。[41]战争结束后，共和党激进派本有可能在权利平等和八小时工作日的基础上，暂时将黑人与大量北方白种工人联合起来。但这种可能性同时从两端破灭了。大卫·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出色地证明了，激进派并没有果断地接受八小时工作日及其他劳工改革。这些措施违背了他们将自由劳工等同于政府不干预劳资关系（特别是不受亲劳工派干预）的愿望。[42]但是，在工业化的北方，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也使激进派与劳工之间的合作走向失败。内战后，在纽约州等地，反对黑人获得选举权的呼声极高。[43]此外，除了像受人尊敬的威廉·海顿和以波士顿《每日晚间之声》为阵地的人这样的少数例子外，劳工激进分子并未煽动没收叛军的土地，并将其划分给自由民。那些认为前奴隶很有可能极具依赖性的人，回避促成对黑人利好的土地改革政策，他们最终帮助创造了让黑人形成依赖关系的条件。[44]

1865年，圣路易斯市的一个小事件引发了诸多更大的悲剧。当地印刷工人暂停工作，反抗三大主流报纸，于是他们开始合作出版了自己的报刊——圣路易斯《日报》。很快，他们就注意到了黑人替补工人：

昨天，雇用了一个黑人，他被安排在一个白人旁边工作。我们在此对这位白人致以歉意，但还是要说，这个黑人自我清洁很到位，工作也不至于努力到大汗淋漓，因此不会散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气味。[45]

这些奇怪而又隐晦的言辞贯穿了圣路易斯《日报》的社论。该报纸试图做到完全的平等主义，主张“从道德和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提高黑人地位的政策可能是无可置疑的”，随即又补充说道，“但同一个党派（共和党人）怎么能贬低劳动者呢？”。然而不到两周，他们的侧重点就完全不同了，共和党激进派被形容是“对劣等人种多愁善感、充满同情，却容忍白人妇女在忍饥挨饿”。他们发现前奴隶“无知、温顺，很容易被居心叵测的人牵着鼻子走”，于是通过平衡立场来解决“黑人问题”，报刊声称“黑人即使不能达到与白人平等的地位，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至少可以要求获得平等的特权”，与此同时，还安慰人似的宣传“就目前而言，我们已经为黑人做得够多了”。[46]鉴于那时为1865年夏末，这样的立场意味着他们不仅反对土地改革，而且还反对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支持黑人教育、帮助他们进步。像许多其他美国白人一样，圣路易斯《日报》的作者虽然能够接受黑人拥有自然权利，但始终认为白人至上主义才是正确或必要的。其立场，得到了那些曾支持将自由黑人殖民化的共和党人的认同，也得到了民主党人的拥护，还包括像当时经营圣路易斯《日报》的一众劳工民主党人。驳回所有黑人对自然权利的主张，不再只惹来民主党人的嘲笑，但这种变化有时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例如，1862年的波士顿《领航报》（Boston Pilot）表示，“黑人确实是不幸的，他们的胸膛里同样跳动着人类的共同权利；但是，在白人的国度里，白人完成了一切劳动，而黑人却什么都没做，他又有什么权利要求平等或被人接纳呢。”[47]

圣路易斯市的例子也引发了一系列其他问题，进一步割裂了白人与黑人劳工的关系。无论是对参与印刷工人罢工运动的黑人大肆诋毁，还是随后对拒绝参与圣路易斯煤气工人罢工的黑人的些许赞扬，均透露了在美国重建时期，工会的立场在全国范围内根深蒂固：非裔美国人想要和白人一样从事熟练工作，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而他们在罢工期间抢走白人的工作，更是罪不可恕。正如行业工会强化了白人至上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将非熟练劳动与卑微低劣画上等号，导致许多行业都难以实现不同种族共同工作的局面，进而加速了杜波依斯所说的“行业联盟和种族联盟”的形成。这一点在内战后的南北方均是如此。不过，内战后南方地区的种族与劳工变化不同，因而未来有必要对此进一步展开单独研究。[48]

所谓“黑老鼠”与“白种人”同工的罢工问题爆发，同时对聘用“女印刷工”会削弱整个行业的攻击也甚嚣尘上，这并非偶然。[49]内战后，“充满男子气概的熟练工”形象对于组织白人劳工至关重要，正如蒙哥马利所说，他们期望这一形象无论从民族还是种族意义上讲，都能符合“男子气概”的行为准则。下面这首劳动诗描写了19世纪末铁匠们签署工会后的联欢活动，将男子气概中的种族排外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最后一句诗也表明，在美国，种族排斥是被认可的：

没有人会邀请奴隶或者“塔利·安内斯”那样的男人，

匈牙利人和长着长辫子、摇着扇子的中国男人也不受欢迎。

不，每个拿到“通行证”的男人都该是工会成员；

黑脸羊也没资格参加只属于工人的庆典。[50]

内战后的劳工运动中贯穿着两个主题，即：使用种族语言和种族主义先例来对抗深色皮肤的种族群体，阻碍他们进步，也阻碍黑人与新移民族裔的平等。加利福尼亚州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那里的华人劳工人数众多，而对“白人身份”的定义早在该州成立之前就成了一个重要议题，它不仅牵扯到黑人和亚洲人的地位，而且涉及当地印第安人和混杂的墨西哥人、印第安人以及西班牙人的地位。当时加利福尼亚州的劳工运动和排华运动在时间上几乎完全一致，基本无法对二者进行区分，而种族排斥问题则在某些关键点为劳工的团结奠定了基础。[51]除了加利福尼亚州之外，排华运动还在芝加哥和马萨诸塞州等地区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反响，但在这些地区，所谓“华人蜂拥而至”的情况充其量只是轻微地或偶然地出现。爱尔兰人不久前才刚刚赢得了白人身份，他们最先发问道：“像他这样的人在这里做什么工作？”[52]有些黑人甚至试图加入排华运动，将运动的重点从捍卫白人身份转变为捍卫美国主义。[53]但总的来说，华人和非裔美国人被归为一类，华人常常扮演着非白人、“奴隶”，甚至黑人角色。[54]尽管华人长期以来受到的指责最多，人们称他们“只赚不花”，拖了美国生活水平的后腿，但白种工人满是戒心的“男子气概”和对反黑人态度的渴望贯穿在排华宣传中，“天朝子民”被指控大量引诱白人妇女、导致鸦片成瘾泛滥。[55]

显而易见，华人在当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采矿与铁路建设方面更是功不可没，因此劳工激进分子对华人的攻击引发了亚历山大·萨克斯顿所谓的“理论与道德上的困境”，颂扬劳工权利与尊严的华丽辞藻也随之蒙上阴影。杜波依斯指出，此类困境源于白人的反黑人种族主义。用种族排外主义团结白种工人，再为了实现阶级目标抛弃种族排外的观点，这种方法绝不能轻易尝试。萨克斯顿认为，“手段往往最终会演变成一种习惯”。[56]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欧洲南部或东部的移民大量涌入，他们显然绝不会被明确地当作白人对待。于是，一贯从种族的角度质疑新来者是否合格的做法，又延伸到了在劳工运动中是否接纳这些移民的问题上。[57]继爱尔兰人的悲惨遭遇之后，来到美国的移民群体身上仍在不断上演着接受了白人身份后却又面临着被当作非白人迫害的悲剧。

圣路易斯印刷工人罢工带来的最后一个影响甚为微妙，却无处不在且至关重要。三言两语，满是讽刺意味，白人们仍旧指责着黑人工人不努力工作，这表明了白人仍可以黑人作为反面教材，来达成他们所认可的稳定甚至严苛的劳动。白种工人蔑视黑人，既认为他们懒惰，又矛盾地认为他们对待过分繁重的“黑人工作”过于顺从。很少有人认为尤金·D. 吉诺维斯（Eugene D. Genovese）所说的“黑人职业伦理观”中或许蕴藏着一些重大价值，它很像大多数白人平民近来已然摒弃而许多白人移民仍然遵循的职业道德规范。相比其他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在大规模劳工管理系统化、成功抵抗严苛管理方面有着最丰富的经验，但却很少有白人劳工意识到黑人能够教给他们多少。正如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馈赠》（The Gift of Black Folk）中的一段引人入胜而富有情调的文字所述，非裔美国人对劳动抱有一种独特的态度：

黑人奴隶给普通劳动注入了某些尚未充分实现的新的精神财富。带着对世界之美的感性认识，热带之子不会像北欧劳工那样轻易地沦为机械的驮马。他赋予了现代体力劳动全新的生命价值。[58]

然而，白人劳工却对这份馈赠如此地不屑一顾。

美国重建中期，铺铁轨和隧道的黑人工人约翰·亨利（John Henry）的民间故事名传后世。《约翰·亨利》这首歌记录了他自由奔放的生活和他与新发明的蒸汽钻的史诗般的对抗，他几乎是黑人职业道德的化身。皮特·西格（Pete Seeger）评论道，这首歌“基本上采用了欧洲的乐章形式，但旋律和节奏更近似于非洲风格而不是欧洲风格”。一些向早期民俗学家提供资料的人甚至将约翰·亨利描述为白人。但是，正如盖伊·约翰逊（Guy Johnson）在其经典研究中所述：“无论最初关于约翰·亨利的设想和民谣的起源是什么，黑人几乎完全肩负起了保存并传播这个传奇故事的任务。”[59]约翰·亨利不可能没有种族，也不可能既是白人又是黑人。令人遗憾的是，即使谱写出了《约翰·亨利》这样的动人歌曲，白种工人仍然极力想把约翰·亨利也挡在劳工团体的门外。

注释

[1] David R. Roediger, ‘“Not Only the Ruling Classes to Overcome, But Also the So-Called Mob”: Class, Skill and Community in the St. Louis General Strike of 1877’,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 (Winter 1985): 213–239; St. Louis Dispatch, 23 July 1877;Labor Standard, 26 August 1877.

[2] St. Louis Globe Democrat, 26–28 July 1877; David Thayer Burbank, Reign of the Rabble, New York 1966, 151; St. Louis Times, 4 August 1877; Roediger, ‘“So-Called Mob”’, 225.

[3] Alexander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 1971, 113–116.

[4] Susan Davis, Parades and Power: Street Theat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1986, 135–136.

[5] Leon F.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The Negro in the Free States, Chicago l961, esp. 165;Philip S. Foner and Ronald L. Lewis, eds, The Black Work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Philadelphia 1978, 1: 190–196; Philip S. Foner, Organized Labor and the Black Worker, 1619–1973, New York 1976, 4–11.

[6] P. Foner and Lewis, Black Worker, 1: 390–406 and 2: 274–275; David R. Roediger,‘Racism, Reconstruction and the Labor Pres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t. Louis Daily Press, 1864–1866’, Science and Society 42 (Summer 1978): 173–175.

[7] John R. Commons et al.,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Cleveland 1910, 9: 157–160; Saul K. Padover, ed., Karl Marx: On America and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72, 274–275 and 244; David Montgomery, Beyond Equality: Labor and the Radical Republicans, 1862–1872, New York 1967, 123–124; Boston Daily Evening Voice, 12 October 1865.

[8] David R. Roediger, ‘What Was the Labor Movement? Organization and the St. Louis General Strike of 1877’, Mid-America, 67 (January 1985): 47; Gilbert Osofsky,‘Abolitionists, Irish Immigrant and the Dilemmas of Romantic National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0 (October 1975): 893; Iver Bernstein, The New York City Draft Riots: Their Significance for America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90, 233–234 and passim; P. Foner and Lewis, Black Worker, 2: 279.

[9] P. Foner, Organized Labor, 23 and 26; James C. Sylvis, ed., The Life, Speeches and Essays of William H. Sylvis, Philadelphia 1872, 339–346.

[10]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New York 1988, 480; P. Foner and Lewis, Black Worker, 1: 269–285, 352, 358–359, 392 and 398;2: 279, 282–286; P. Foner, Organized Labor, 22.

[11] 见David R. Roediger and Philip S. Foner, Our Own Time: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r and the Working Day, London 1989, 81–122。

[12]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967, 1: 301.（中译见［德］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第279—280页。）

[13] George P. Rawick, From Sundown to Sunup: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Community, Westport, Conn. 1972, 159.

[14] Karl Obermann, Joseph Weydemeyer: Pioneer of American Socialism, New York 1947, 103，他在Joseph Weydemeyer: Ein Lebensbild, 1818–1866, Berlin 1968, 342–344中做了更详细的论述; Carl Wittke, Against the Current: The Life of Karl Heinzen, Chicago 1945, 172–176; Herbert Shapiro, ‘Labor and Antislavery: Reflections on the Literature’, Nature, Society and Thought 2 (1989): 482。

[15] 见本书第四章，及Forrest G. Wood, Black Scare: The Racist Response to Eman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Calif. 1970, 22 and 35; L. Seaman, What Miscegenation Is and What We Are to Expect, Now That Mr Lincoln Is Re-elected, New York 1864?, 5–6;V. Jacque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The Midwest and the Negro during the Civil War, Chicago 1967, 54–55。

[16]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70, 262–269;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3–4.

[17] Michael Holt,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 New York 1978, 216–217.

[18] 见Ronald Walters, ‘The Erotic South: Civilization and Sexuality in American Abolitionism’, American Quarterly 25 (May 1973): 177–201。

[19] E. Foner, Free Soil, 267–300.方纳与奥利维亚·马奥尼（Olivia Mahoney）在芝加哥历史学会的永久性“房屋分割”展览中对这一点进行了精彩的论述。

[20] P. Foner, Organized Labor, 12,其中提及了1860年波士顿一些人的观点; Bernstein, Draft Riots, 99–101。

[21] W.E.B.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New York 1971 (1935), 61,其中引述了道格拉斯的话，能够明显反映其观点。

[22] David Montgomery,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Oxford 1987, 18; Montgomery, Beyond Equality, 93–101; Finchers’ Trades Review, 1 October 1864; St. Louis Daily Press, 5 November 1865; Roediger and P. Foner, Our Own Time, 83; Jean H. Baker, Affairs of Part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Northern Democrat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thaca, N.Y. 1983, 250–253.

[23] P. Foncr, Organized Labor, 14;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5–6 and 82.

[24]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17 and 92 n 26.

[25] Williston Lofton, ‘Northern Labor and the Negro during the Civil War’,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34 (July 1949): 259–262;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35 and 89; David A. Gerber, Black Ohio and the Color Line, 1860–1915, Urbana, Ill. 1976, 28; P. Foner and Lewis, Black Worker, 1: 276–285; Joseph M. Hernon, Jr., Celts, Catholics and Copperheads: Ireland Views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olumbus, Ohio 1968, 19.

[26] Lofton, ‘Northern Labor’, 252–256.

[27] Wood, Black Scare中详述了人们的各种恐惧。有关发型问题，参见L. Seaman, Miscegenation, 5。另参见Baker, Affairs of Party, 251。

[28] Randall C. Jamerson, The Private Civil War: Popular Thought during the Sectional Conflict, Baton Rouge, La. 1988, 93–103 with the quote from p. 103;有关不同阶级及其伤亡情况，参见Maris A. Vinovskis, ‘Have Social Historians Lost the Civil War?Some Preliminary Democraphic Speculation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 (June 1989): 49。

[29] Philip Shaw Paludan, “A People’s Contest” : The Union and Civil War, 1861–1865, New York 1988, 95; Kerby A. Miller, ‘Green over Black: The Origins of Irish-American Racism’ (Unpublished paper, 1969), 73; Wood, Black Scare, 25–29 and 64–65.

[30]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59 and 138–139; John C. Murphy, An Analysis of the Attitudes of American Catholics toward the Immigrant and the Negro, 1825–1925, Washington, D.C. 1940, 50–51 and 71–79.

[31] Alexander Saxton, ‘Blackface Minstrelsy and Jacksonian Ideology’, American Quarterly 27 (March 1975): 21–22; John W. Blassingame, Black New Orleans, 1860–1880, Chicago 1976), 27;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7–8.

[32] Irwin Silber, ed., Songs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60, 308–309 and 328–330.

[33] Jimerson, Private Civil War, 92–111; Gerald F. Linderman, Embattled Courage: The Experience of Combat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4: 247–248; Leon F. Litwack, Been in the Storm So Long: The Aftermath of Slavery, New York 1979, 71–72; James I. Robertson, Jr., Soldiers Blue and Gray, Columbia, S.C. 1988, 30–35; Bell Irvin Wiley, The Life of Billy Yank: The Common Soldier in the Civil War, Indianapolis, Ind. 1952, 40–43,引述内容见Silber, Songs of the Civil War, 330。

[34] 1866年8月8日，圣路易斯《日报》翻译并刊登了这篇文章。

[35] Buckley’s Melodist, Boston 1864, 23–24 and 109; Silber, Songs of the Civil War, 306–307;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55–127,该书为关于黑奴解放的经典著作，论述了白人对废除奴隶制的普遍态度的逐渐转变。

[36] 关于暴动，参见Bernstein, New York Draft Riots,有关1864年大选，参见Wood, Black Scare, 53–79 and Sidney Kaplan, ‘The Miscegenation Issue in the Election of 1864’,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34 (July 1949): 274–343。

[37] Albert Blum and Dan Georgakas, 24; Philip S. Foner, ed., ‘Songs of the Eight-Hour Movement’, Labor History 13 (1972): 574–580中引述了特雷维利克的话;George McNeill, ‘The Labor Movement of 1878 in Chicago’ (Unpublished MS,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in Madison, 1878)。

[38] 见注释37，Foner and McNeill reference and David R. Roediger, ‘Ira Steward and the Antislavery Origins of American Eight-Hour Theory’, Labor History 27 (Summer 1986): 423。

[39] Roediger, ‘Steward’, 411 and passim; Steward, Poverty, Boston 1873, preface;Commons et al., Documentatary History, 9: 288–289; Kenneth Fones-Wolf, ‘Boston Eight Hour Men, New York Marxist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Union’, Historical Journal of Massachusetts 9 (1981): 48.

[40] David R. Roediger, ‘Notes on Working Class Racism: A Tribute to George Rawick’, in David R. Roediger and Don Fitz, eds, Within the Shell of the Old: Essays on Workers’Self-Organization, Chicago 1990, 11–16; Rawick, Sundown, 158; Wood, Black Scare, 79.

[41] Democratic Campaign Document No. 11; or, Miscegenation Indorsed by the Republican Party, New York 1864, 2–3; Randall M. Miller and Jon W. Zophy, ‘Unwelcome Allies: Billy Yank and the Black Soldier’, Phylon 34 (1978): 238–240，以及前文注释33。

[42] Montgomery, Beyond Equality, esp. 230–386.

[43] Leslie H. Fishel, Jr., ‘Northern Prejudice and Negro Suffrage, 1865–1870’,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34 (1954): 14–15, 21–26; Montgomery, Beyond Equality, 186–187;Michael Allen Gordon,‘Studies in Irish and Irish-American Thought and Behavior in Gilded Age New York Cit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1977), 19;Phyllis F. Field, The Politics of Race in New York: The Struggle for Black Suffrage in the Civil War Era, Ithaca, N.Y. 1982, 117–123.

[44] 见The Equality of All Men before the Law, Claimed and Defended in Speeches by Hon. William D. Kelley, Wendell Phillips and Frederick Douglass and Letters from Elizur Wright and Wm. Heighton, Boston 1865, 42–43; Philip S. Foner, ‘A Labor Voice for Black Equality: The Boston Daily Evening Voice, 1864–1867’, Science and Society 38(1974): 304–325。

[45] St. Louis Daily Press, 17, 18, 24, and 28 December 1864.

[46] St. Louis Daily Press, 14 March, 26 May, 6 and 17 August and 11 October 1865.

[47] St. Louis Daily Press, 2 August 1865; P. Foner and Lewis, Black Worker, 1: 270–271;compare David Warren Bowen, Andrew Johnson and the Negro, Knoxville, Tenn. 1989, 118.

[48]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596; Saxton, Indispensable Enemy, 268–273.关于种族、罢工以及内战后工会对黑人的排斥，参见Sterling D. Spero and Abram L. Harris, The Black Worker, New York 1969, 18–35; P. Foner, Organized Labor, 27–29 and 82–107。

[49] Roediger, ‘Racism, Reconstruction and the Labor Press’, 164 and 168.

[50] David Montgomery,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The Workplace, the State and American Labor Activism, 1865–1925, Cambridge, Mass. 1987, 25,其中引用了“炼铁诗人”迈克尔·麦戈文（Michael McGovern）的这首诗。关于“庆典”的使用值得一提，它见证了解放。John R. Commons, Races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 New York 1913, 48–49，书中再现了工匠工人运动中对于非裔美国人缺乏“男子气概”的观点。关于“黑脸羊”及其在美国和英国早期的使用，参见Mary Ellen Freifeld,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es’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80), 523。

[51] Saxton, Indispensable Enemy, 19–20 and passim; Eugene W. Berwanger, The Frontier against Slavery: Western Anti-Negro Prejudice and the Slavery Extension Controversy, Urbana, Ill. 1967, 60–75.

[52] Robert D. Parmet, Labor and Immigration in Industrial America, Boston 1981, 29 and 28–30 passim; Stuart Creighton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Chinese, 1785–1882, Berkeley, Calif. 1969, 176–201; Wood, Black Scare, 98, 100–101. 其中第98页提及爱尔兰人的话。

[53] Arnold Shankman, Ambivalent Friends: Afro-Americans View the Immigrant, Westport, Conn. 1982, 8.

[54] 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1850–1870, Cambridge, Mass. 1964, 133–134; Miller, Unwelcome Immigrant, 178, 180 and 198;Saxton, Indispensable Enemy, 260; Parmet, Labor and Immigration, 30.

[55] Wood, Black Scare, 99–101; Parmet, Labor and Immigration, 29–30; Shankman, Ambivalent Friends, 19; Miller, Unwelcome Immigrants, 180–183; Bernstein, Draft Riots, 227; J. Sakai, The Mythology of the White Proletariat, Chicago 1983, 35–37.

[56] Saxton, Indispensable Enemy, 265–267; Du Bois, The World and Africa: An Inquiry into the Part Which Africa Has Played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1965, 18–21.

[57] Saxton, Indispensable Enemy, 275–278; Gwendolyn Mink, Old Labor and New Immigrant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Union, Party and State, 1875–1920, Ithaca, N.Y. 1986; Herbert Hill, ‘Race, Ethnicity and Organized Labor’, New Politics(Winter 1987): 37–42.

[58] Eugene D.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New York 1974, 285–324; Du Bois, The Gift of Black Folk, Millwood, N.Y. 1975 (1924), 53–54;另参见Edward L. Pierce, ‘The Freedmen at Port Royal’, Atlantic Monthly 12 (September 1863): 301; and P. Foner and Lewis, Black Worker, 2: 295; R. Keith Aufhauser, ‘Slavery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December 1973): 811–824。感谢斯特林·斯塔基提供皮尔斯的相关资料。

[59] Pete Seeger, ‘Appleseeds’, Sing-Out! 34 (Winter 1989): 53–54; Guy B. Johnson, John Henry: Tracking Down a Negro Legend, Chapel Hill, N.C. 1929, vii, 3, 20–32, 146 and passim; Brett Williams, John Henry: A Bio-Bibliography, Westport, Conn. 1983, vii and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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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ending Critical Studies of Whiteness But Not Whiteness Studies.’ Souls 4(Fall 2002): 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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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ications of Whiteness.’ The Chronicle Review (July 14 2006): B-6 to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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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ant, Howard. ‘Behind Blue Eyes: Whiteness and Contemporary US Racial Politics.’ New Left Review 225 (September–October 1997): 73–89.

索引

abolition 废除奴隶制

and wage labor 废奴与雇佣劳动

of slavery in North 废除北方奴隶制

artisan support of 支持废奴的工匠

Melville on 梅尔维尔的废奴观点

connections with white workers’consciousness 与白种工人意识的关系

support for Ireland 爱尔兰支持废奴

Irish-American rejection of 爱尔兰裔美国人反对废奴

see also emancipation,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另参见“解放”“《解放宣言》”

Adams, John 约翰·亚当斯

Address to the Workingmen of New England(Luther)《对新英格兰工人的讲话》（路德）

African-American 非裔美国人，see Blacks 参见“黑人”

African Grove Theatre 非洲格罗夫剧院

Aldridge, Ira 艾拉·奥尔德里奇

Ali, Muhammad 穆罕默德·阿里

“All Coons Look Alike to Me”《黑人在我眼里都一个样儿》

amalgamation 种族融合

Stephen A. Douglas on 史蒂芬·A. 道格拉斯的种族融合观点

whiteness and 白人身份与种族融合

Civil War and 美国内战与种族融合

see also miscegenation 另参见“异族通婚”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

sets stage for white workers’ emergence 美国革命为白种工人的出现创造条件

see also republicanism 另参见“共和主义”

America’s Own and Fireman’s Journal《美国立场与消防员杂志》

Anglo-Saxonism 盎格鲁-撒克逊主义

Anti-Chinese movement 排华运动

Aptheker, Herbert 赫伯特·阿普特克

Arnesen, Eric 艾瑞克·阿内森

artisans 工匠：

early opponents of slavery among 早期工匠反对奴隶制

Black 黑人工匠

opportunities for independence among 工匠争取独立的机会

origins in indentured servitude 契约奴役下的工匠起源

and abolition 工匠与废除奴隶制

and threats to independence of 对工匠独立的威胁

oppose race riots 工匠反对种族骚乱

and minstrelsy 工匠与黑面游艺表演

nativism among 工匠中的排外主义

see also labor movement 另参见“劳工运动”

Ashworth, John 约翰·阿什沃思

associationist movement 联想主义运动

Attucks, Crispus 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

Aunt Jemima 杰迈玛阿姨

“Babylon Is Fallen” (Work)《巴比伦陷落》（沃克）

“Back Side Albany”《奥尔巴尼的背后》

Bagley, Sarah 莎拉·巴格利

Baker, Jean 琼·贝克

Bakhtin, Mikhail 米哈伊尔·巴赫金

Baldwin, James 詹姆斯·鲍德温

Barnum, P. T. P. T. 巴纳姆

Beale, Paul 保罗·比尔

Bellamy, Edward 爱德华·贝拉米

Benton, Thomas Hart 托马斯·哈特·本顿

Berlin, Ira 伊拉·伯林

Berry, Chuck 查克·贝瑞

Black Hawk 黑鹰

Black Reconstruction (Du Bois)《黑人的重建》（杜波依斯）

Blackface 黑脸扮相：

among white crowds 白人群体中的黑脸扮相

and minstrel masks 黑脸扮相与黑面游艺表演装扮

seen psychoanalytically 从精神分析层面看黑脸扮相

see also minstrelsy 另参见“黑面表演”

Blacks 黑人：

driven from Independence Day celebrations 黑人被从独立日庆典上驱离

as opposites of freemen 黑人与“自由人”对立

on stage 舞台上的黑人

and cultural superiority 黑人与文化优势

music of, admired 人们所欣赏的黑人音乐

as strikebreakers 代替罢工者工作的黑人

powerlessness of 黑人群体的无能为力

Lincoln and Douglas on 林肯与道格拉斯就黑人问题的观点

self-liberation in Civil War 内战中的黑人自我解放

link to servility cut 黑人与奴性的联系

work ethic of 黑人职业伦理观

see also free Blacks, race relations, slavery, slaves 另参见“自由黑人”“种族关系”“奴隶制”“奴隶”

Black-white unity 黑人-白人团结

Boeke, Julius 尤利乌斯·博克

boss 老板

Boston 波士顿

Boston Daily Evening Voice 波士顿《每日晚间之声》

Boston Pilot波士顿《领航报》

Boston Tea Party 波士顿倾茶事件

Brace, Charles Loring 查尔斯·洛林·布雷斯

Brackman, Harold 哈罗德·布拉克曼

Briggs, Cyril 西里尔·布里格斯

British immigrants 英国移民

Brokmeyer, Henry C. 亨利·C. 布罗克迈耶

Brooklyn 布鲁克林

brothels 妓院

Browder, Earl 厄尔·白劳德

Brown, John 约翰·布朗

Brown, William Wells 威廉·威尔斯·布朗

Brownson, Orestes 奥雷斯蒂斯·布朗森

Buchanan, James 詹姆斯·布坎南

buck 雄鹿

Burn, James D. 詹姆斯·D. 伯恩

Cairo, Illinois 伊利诺伊州开罗市

Calhoun, John C. 约翰·C. 卡尔霍恩

callithumpian bands 喧闹的游行乐队

Campbell, John 约翰·坎贝尔

Carby, Hazel 黑泽尔·卡比

cartmen 马车夫

see also freemen 另参见“自由人”

Caucasian 高加索人

Census Bureau 美国人口普查局

Chartism 宪章派

Chicago 芝加哥

Chicago Workingmen’s Advocate 芝加哥《工人鼓动报》

child labor 童工：

compared to slavery 与奴隶主的比较

chimney sweeps 烟囱清扫工

Christmas 圣诞节

Christy Minstrels 黑面歌舞团

Cincinnati 辛辛那提

Civil War 美国内战：

minstrelsy in 内战中的黑面游艺表演

and white labor 美国内战与白人劳工

see also emancipation 另参见“解放”

class formation 阶级形成：

and whiteness 阶级形成与白人身份

and minstrelsy 阶级形成与黑面表演

coffin handbill 棺材传单

Collins, John A. 约翰·A.柯林斯

Commerford, John 约翰·康默福德

Commons, John R. 约翰·R. 康姆斯

Communist Party (USA) 美国共产党

Confidence-Man, The (Melville)《骗子》（梅尔维尔）

Congo Square,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刚果广场

Constitution, US 美国宪法

coon 浣熊

Cooper, James Fenimore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

cordwainers 鞋匠

Cox, Oliver Cromwell 奥利弗·克伦威尔·库克斯

craft unions 行业工会

Crockett, Davy 大卫·克洛科特

Croly, D. G. D. G. 克罗利

crowds 游行队伍：

and race-mixing 游行队伍与种族混同

and mobbings 游行队伍与暴徒

see also riots 另参见“暴乱”

Cunliffe, Marcus 马库斯·坎利夫

Currlin, Albert 艾伯特·柯林

Cushing, Caleb 凯莱布·顾盛

Dalby, David 大卫·多尔比

Dana, Richard Henry 理查德·亨利·达纳

dancing 舞蹈

Davis, David Brion 大卫·布莱恩·戴维斯

Davis, Susan G. 苏珊·G. 戴维斯

Dawley, Alan 艾伦·道利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独立宣言》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

ties of labor activists to 民主党与劳工激进分子的联系

use White Slavery metaphor 民主党对“白人奴隶制”隐喻的使用

supported by Campbell 坎贝尔支持民主党

and antiaristocratic racism 民主党与反贵族种族主义

and Evans 民主党与埃文斯

appeals for white, Irish votes 民主党争取白人与爱尔兰裔选票

racism of 民主党的种族主义思想

race-baiting by, in Civil War 内战期间民主党的种族迫害行为

de Tocqueville, Alexis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DeVere, M. Schele M. 谢勒·德维尔

Dickinson, Anna 安娜·狄金森

Diner, Hasia 哈西娅·迪纳

disfranchisement 剥夺公民权

in New York 纽约州的主张

in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州的主张

in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州的主张

Dixon,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狄克逊

domestic service 家政服务

see also help 另参见“帮工”

Dorr, Thomas 托马斯·多尔

Douglas, Stephen A. 史蒂芬·A. 道格拉斯

Douglass,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Douglass, H. Ford H. 福特·道格拉斯

Dover, 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州多佛市

Du Bois, W. E. B. W. E. B. 杜波依斯

Duke, David 大卫·杜克

Dudden, Faye 费伊·杜登

Dutch 荷兰语

Edwards, Richard 理查德·爱德华兹

Eight-hour Leagues 八小时联盟

Eight-hour Movement 八小时工作日运动

Ellison, Ralph 拉尔夫·埃里森

emancipation 解放：

of slaves linked to whites’ freedom 与白人自由相关联的解放黑奴运动

and free white labor 解放黑奴与自由白人劳工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解放宣言》

Evans, George Henry 乔治·亨利·埃文斯

abolitionism of 乔治·亨利·埃文斯的废奴主义主张

on whites as “slaves”其关于白人被称作“奴隶”的观点

see also wages slavery, white slavery 另参见“雇佣奴隶制”“白人奴隶制”

“Factory Girl, The”《工厂女孩》

factory system 工厂制度

Fanon, Frantz 弗朗茨·法农

Fields, Barbara 芭芭拉·菲尔兹

Fillmore, Millard 米勒德·菲尔莫尔

Finch, John 约翰·芬奇

Fisk, Theophilus 西奥菲勒斯·菲斯克

Fitzhugh, George 乔治·菲茨赫

Flint, James 詹姆斯·弗林特

Fogel, Robert 罗伯特·福格尔

Foner, Eric 埃里克·方纳

Foner, Philip S. 菲利普·S. 方纳

France 法国

Fredrickson, George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

Franklin, 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free Blacks 自由黑人

supported by Evans 埃文斯支持自由黑人

temperance halls and churches mobbed 戒酒楼和教堂被袭

Irish expectations 爱尔兰人对自由黑人的期望

Free Enquirer《自由问询者报》

free labor自由劳工

popularity of in 1850s 19世纪50 年代“自由劳工”一词的普及

as free white labor “自由劳工”局限为“自由白人劳工”

and Civil War “自由劳工”与美国内战

and 1860 election “自由劳工”与1860年大选

see also slavery, republicanism 另参见“奴隶制”“共和主义”

Freedmen’s Bureau 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

freeman 自由人

From Sundown to Sunup (Rawick)《从日落到日出》（拉威克）

Fusco, Coco 可可·福斯科

Garrard, Lewis 刘易斯·加勒德

Garrison, William Lloyd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

gender 性别

and whiteness 性别与白人身份

and cross-dressing in blackface 性别与黑面表演中的异性装扮

in minstrelsy 黑面表演中的性别

Irish and 爱尔兰裔与性别

see also manliness, sexuality, women workers 另参见“男子气概”“性”“女工”

Genovese, Eugene D. 尤金·D. 吉诺维斯

Germans and German-American 德国人与德裔美国人

Gift of Black Folk, The (Du Bois)《黑人的馈赠》（杜波依斯）

Gordon, David 大卫·戈登

Gossett, Thomas 托马斯·戈塞特

Grayson, William 威廉·格雷森

Great Britain 英国

Great Famine (Ireland)（爱尔兰）大饥荒

Greeley, Horace 霍勒斯·格里利

Green, Archie 阿奇·格林

Grimsted, David 大卫·格里姆斯特德

Gutman, Herbert 赫伯特·古特曼

Hale, Edward Everett 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

Halle, David 大卫·哈勒

Hall, Gus 格斯·霍尔

Halpine, Charles Graham (“Private Miles O’Reilly”) 查尔斯·格雷厄姆·哈尔平（化名“二等兵迈尔斯·奥赖利”）

Hamilton, Thomas 托马斯·汉密尔顿

Handlin, Oscar 奥斯卡·汉德林

Hawkins, Michael 迈克尔·霍金斯

Hearn, Lafcadio 拉夫卡迪奥·赫恩

Hegel, G. W. F. G. W. F. 黑格尔

Heighton, William 威廉·海顿

Heinzen, Karl 卡尔·海因岑

help 帮工

Hernton, Calvin C. 卡尔文·C. 赫尔顿

herrenvolk republicanism “统治民族”共和主义

preferable as a concept to herrenvolk democracy “统治民族”共和主义相较于“统治民族民主”是更为恰当的概念

Higginson, Thomas Wentworth 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

Hill, Herbert 赫伯特·希尔

hired man (and woman or hand) 雇佣（或女佣、帮手）

hireling 雇工

Hireling and the Slave, The (Grayson)《佣兵与奴隶》（格雷森）

Hogan, Ernest 欧内斯特·霍根

Holmes, Isaac 艾萨克·霍姆斯

Holt, Michael 迈克尔·霍尔特

Honey, Michael 迈克尔·霍尼

Hooks, Bell 贝尔·胡克斯

Hopkins, Stephen 史蒂芬·霍普金斯

Horowitz, Roger 罗杰·霍罗威茨

Horsman, Reginald 雷金纳德·霍斯曼

Hudlin, Dick 迪克·哈德林

Huggins, Nathan 内森·哈金斯

immigration 移民

see also under specific immigrant group另参见特定移民群体语境下的释义

imprisonment for debt 债务监禁

indentured servitude 契约奴役

compared to chattel slavery 契约奴役与动产奴隶制相比

decline of 契约奴役的减少

independence 独立

see also republicanism 另参见“共和主义”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

Indians 印第安人，see Native Americans 参见“美洲原住民”

Industrial Congress 行业代表大会

The Industrial Worker (Ware)《产业工人》（威尔）

Irish 爱尔兰人

in minstrelsy 黑面表演中的爱尔兰人

victimized by racist stereotypes 遭受种族刻板印象对待的爱尔兰人

shared experiences with Blacks 与黑人分享经验的爱尔兰人

considered potential supporters by abolitionists 爱尔兰人被废奴主义者视为潜在支持者

reject abolitionism in US 爱尔兰人在美国反对废奴主义

racism and whiteness among 爱尔兰人间的种族主义与白人身份

background in Ireland 在爱尔兰的发展背景

relationship to Democrats 爱尔兰人与民主党人的关系

and job competition with Blacks 爱尔兰裔与黑人的工作竞争

associated with slaves 爱尔兰人协助奴隶

desire to distance selves from Blacks 爱尔兰人试图与黑人划清界限

whiteness of as displaced eroticism 爱尔兰人追求白人身份取代纵情声色

in blackface 化着黑脸扮相的爱尔兰人

sexuality and 性与爱尔兰人

in 1860 election 1860年大选中的爱尔兰裔美国人

and Chinese 爱尔兰裔与华裔

Jackson, Andrew 安德鲁·杰克逊

James, C. L. R. C. L. R.詹姆斯

Janiewski, Dolores 多洛丽丝·贾尼夫斯基

Janson, Charles W. 查尔斯·W. 詹森

Jefferson, 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Jentz, John 约翰·詹茨

Jersey City, N. J. 新泽西州泽西市

Jim Crow 吉姆·克劳

job competition 就业竞争

“John Henry”《约翰·亨利》

Johnson, Guy 盖伊·约翰逊

Johnson, Paul 保罗·约翰逊

Johnson, Richard 理查德·约翰逊

Johnson, Samuel 塞缪尔·约翰逊

Johnstone, Jack 杰克·约翰斯顿

Jordan, Winthrop 温思罗普·乔丹

Jubilee 庆祝活动

Kaplan, Sidney 西德尼·卡普兰

Kelley, Robin D. G. 罗宾·D. G. 凯利

Key, Francis Scott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

kidnapping 绑架

“Kingdom Coming” (Work)《王国降临》（沃克）

Knobel, Dale T. 戴尔·T. 克诺贝尔

Kovel, Joel 乔尔·科维尔

Ku Klux Klan 三K党

labor discipline 劳动纪律

labor movement 劳工运动

cautiously compares whites workers and slaves 谨慎地将白种工人与奴隶做比较

considers slavery 思考奴隶制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美国内战与重建时期的劳工运动

see also strikes, trade unions 另参见“罢工”“工会”

Labor Standard 《劳动旗帜》

land 土地

see also Native Americans 另参见“美洲原住民”

language 语言：

and whiteness 语言与白人身份

shaped by republicanism and slavery 受共和主义与奴隶制影响的语言

see also under individual words including buck, coon, freeman, help, hired, master, wage slavery, white slavery 另参见行业用语语境下的释义，包括“雄鹿”“浣熊”“自由人”“帮工”“雇佣”“主人”“雇佣奴隶制”“白人奴隶制”

Las Casas, Bartolomé de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Laurie, Bruce 布鲁斯·洛里

Lee, Arthur 阿瑟·李

Leggett, William 威廉·莱格特

Leslie, Joshua 乔舒亚·莱斯利

Letwin, Dan 丹·莱特温

Levine, Lawrence 劳伦斯·莱文

Liberator, The 《解放者报》

Lincoln, 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Lipsitz, George 乔治·利普希茨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Lofton, Williston H. 威利斯顿·H. 洛夫顿

London Illustrated News 《伦敦新闻画报》

Lowell, James Russell 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

Lowell,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

Luther, Seth 塞思·路德

Lynn,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林恩市

Mackay, Charles 查尔斯·麦凯

MacLeod, Duncan 邓肯·麦克劳德

Magdol, Edward 爱德华·马格多尔

Mair, Marian 玛丽安·梅尔

Man, The 《工人报》

Man, Albon 阿尔本·曼

Man, Thomas 托马斯·曼

Mandel, Bernard 伯纳德·曼德尔

manliness 男子气概

see also gender 另参见“性别”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and race 马克思主义与种族

master 主人

master mechanic 技工工长

Mathew, Father Theobald 西奥博尔德·马修神父

Matthews, Albert 艾伯特·马修斯

Mechanic 《技工》

Mechanics’ Bell 技工钟

Mechanics’ Free Press 《技工自由报》

Melville, Herman 赫尔曼·梅尔维尔

Mexico and Mexicans 墨西哥与墨西哥人

militia days 民兵日

Miller, Kerby 克尔比·米勒

Mink, Gwendolyn 格温多琳·明克

minstrelsy 黑面表演

and mechanics 黑面表演与技工群体

and contact with Black music 黑面表演与黑人音乐的联系

and whiteness 黑面表演与白人身份

and creation of white working class culture 黑面表演与白种工人阶级文化的创造

and nostalgia for rural life 黑面表演与怀念乡村生活

and expansionism 黑面表演与扩张主义

and work 黑面表演与工作

sentimentality in 黑面表演中的多愁善感

and social criticism 黑面表演与社会批判

and racism 黑面表演与种族主义

and Black music 黑面表演与黑人音乐

on Civil War 黑面表演中关于内战的内容

see also blackface 另参见“黑脸扮相”

miscegenation 异族通婚：

coinage of “异族通婚”一词的创造

Miscegenation (Croly and Wakeman) 《异族通婚》（克罗利和韦克曼）

Montgomery, David 大卫·蒙哥马利

Moore, Ely 埃利·摩尔

Morgan, Edmund 埃德蒙·摩根

Morrison, Toni 托尼·莫里森

Mose 莫斯

Munson, Marion 马里昂·芒森

Nash, Gary 加里·纳什

Nashville 纳什维尔

National Labor Union 全国劳工工会

National Reformers 全国改革协会

National Trades’ Union 全国工会大会

National Trades’ Union 《全国工会报》

Native Americans 美洲原住民

and white racial reformation 美洲原住民与白种人形成

Evans’s support of 埃文斯支持美洲原住民

whites impersonate 白人模仿美洲原住民

see also land 另参见“土地”

nativism 本土主义

Negro Election Day 黑人选举日

New England Offering 《新英格兰报》

new labor history 新劳工史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市

New Orleans Tribune 新奥尔良《论坛报》

New York City 纽约市

New York City Draft Riots (1863) 1863 年纽约市征兵暴动

New York Day Book 《纽约日志》

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

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Abolition of All Slavery 纽约反奴隶制协会

New York World 纽约《世界报》

Newhall, James 詹姆斯·纽霍尔

nigger drunk 酩酊大醉

nigger night 周六晚上

nigger work 黑鬼工作

Oastler, Richard 理查德·奥斯特勒

O’Connell, Daniel 丹尼尔·奥康奈尔

O’Reilly, Miles 迈尔斯·奥赖利，see Charles Graham Halpine 参见“查尔斯·格雷厄姆·哈尔平”

Olmsted, Frederick Law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Othello 《奥赛罗》

Owen, Robert Dale 罗伯特·戴尔·欧文

Paddy and the Republic (Knobel)《爱尔兰佬与共和国》（克诺贝尔）

Paine, Tom 汤姆·潘恩

Painter, Nell Irvin 内尔·欧文·佩特

Paludan, Philip Shaw 菲利普·肖·帕鲁丹

Parkinson, Richard 理查德·帕金森

penny press 廉价报刊

Pessen, Edward 爱德华·佩森

Philadelphia 费城

Phillips, U. B. U. B. 菲利普斯

Phillips, Wendell 温德尔·菲利普斯

Pinkster 五旬节

Plebeian, The 《平民报》

Pollard, Sidney 西德尼·波拉德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Priestcraft Unmasked (Fisk)《揭开宗教权术的面具》（菲斯克）

proslavery 亲奴隶制

prostitutes 妓女

see also brothels, white slavery 另参见“妓院”“白人奴隶制”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市

race 种族：

joins with slavery in shaping language 种族和奴隶制共同影响语言的发展

see also race relations, racism, whiteness 另参见“种族关系”“种族主义”“白人身份”

race relations 种族关系：

mixing among lower orders 种族关系在下层社会相互混杂

see also race, racism, riots, whiteness 另参见“种族”“种族主义”“暴乱”“白人身份”

racism 种族主义：

in the author’s childhood 作者童年经历的种族主义

and Marxism 种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and economic determinism 种族主义与经济决定论

in early America 美国早期的种族主义

origins of, debated 关于种族主义起源的争论

in antebellum North 内战前的美国北方种族主义

rebelliousness and 反抗权威与种族主义

minstrelsy and 黑面表演与种族主义

and limits of white emancipation 种族主义与白人解放的局限性

see also Native Americans, race, race relations, riots, whiteness 另参见“美洲原住民”“种族”“种族关系”“暴乱”“白人身份”

Radical Republicans 共和党激进派

Rawick, George 乔治·拉威克

Reconstruction 美国重建时期

red nigger 红黑鬼

Reich, Michael 迈克尔·里奇

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

and Evans 共和党与埃文斯

in 1856 election 1856年美国大选中的共和党

appeals to whiteness 共和党呼吁白人身份

and 1860 election 共和党与1860年大选

see also Abraham Lincoln 另参见“亚伯拉罕·林肯”

republicanism 共和主义

and independence 共和主义与独立

and defense of slavery 共和主义与维护奴隶制

“new labor history” and “新劳工史”与共和主义

structures languages of class 共和主义建构阶级语言

race and 种族与共和主义

links to manliness 共和主义与男子气概的联系

citizenship, whiteness and 公民身份、白人身份与共和主义

and plots to “enslave” whites 共和主义与“奴役”白人的阴谋

and leisure 共和主义与休闲

producer ethic and 生产者道德准则与共和主义

incompatible with white slavery 共和主义与白人奴隶制相矛盾

and Black “anticitizens” 共和主义与黑人“反公民分子”

revivalism 复兴运动

Rice, Thomas Dartmouth (Daddy) 托马斯·达特茅斯·赖斯（又名“赖斯老爹”）

riots 暴乱

targets of 暴乱目标

and working class racism 暴乱与工薪阶层种族主义

composition of 暴乱构成

and vulnerability of Blacks 暴乱与黑人的软弱

Rodgers, Daniel 丹尼尔·罗杰斯

Rorabaugh, W. J. W. J. 罗拉鲍

Rosswurm, Steven 史蒂文·罗斯沃姆

Rowe, G. S. G. S. 罗韦

St. Louis 圣路易斯市

St. Louis Daily Press 圣路易斯《日报》

St. Louis Westliche Post 圣路易斯《西方邮报》

St. Paul, Minn.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Salmon, Lucy 露西·萨尔蒙

San Francisco 旧金山市

“Sambo’s Right to Be Kilt” (Halpine)《黑人有权为国捐躯》（哈尔平）

Scandinavians 斯堪的纳维亚人

Saxton, Alexander 亚历山大·萨克斯顿

Seeger, Pete 皮特·西格

segmentation theories 分割理论

Sentinel 《哨兵报》

servant 仆人

implies slavery 暗指“奴隶制”

used to refer to Irish 曾用来形容爱尔兰人

settler colonialism 移民殖民主义

see also Native Americans 另参见“美洲原住民”

sexuality 性

and eroticism in minstrelsy 黑面表演中的性与色情

and the Irish 性与爱尔兰人

see also gender, prostitution 另参见“性别”“性交易”

Shakespeare, 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Shapiro, Herbert 赫伯特·夏皮罗

Simpson, Stephen 斯蒂芬·辛普森

Slamm, Levi 莱维·斯拉姆

slave labor 奴隶劳工：

artisan opposition to competing with 工匠反对与奴隶劳工竞争

see also slavery, slaves 另参见“奴隶制”“奴隶”

slave revolts 奴隶起义

slavery 奴隶制：

applied to political oppression 将奴隶制用于政治压迫

as opposite of political liberty 奴隶制与政治自由相对

and threats to whites’ liberty 奴隶制与对白人自由的威胁

and Jacksonianism 奴隶制与杰克逊主义

and race 奴隶制与种族

compared to wage labor 奴隶制与雇佣劳工相比较

and British oppression in Ireland 奴隶制与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

and Civil War 奴隶制与美国内战

see also race, slave labor, slavery of wages, wage slavery, white slavery另参见“种族”“奴隶劳工”“工资奴隶制”“雇佣奴隶制”“白人奴隶制”

slavery of wages 工资奴隶制

slaves 奴隶：

thought to have much leisure 奴隶被认为有很多闲暇时间

contrasted to wage workers 将奴隶与雇佣工人相比

in minstrelsy 黑面表演中的奴隶形象

see also slave labor, slavery另参见“奴隶劳工”“奴隶制”

Sloan, Leni 莱尼·斯隆

Smith, Abbott 阿博特·史密斯

Smith, Warren 沃伦·史密斯

socialism 社会主义，utopian 乌托邦

Souls of Black Folk, The (Du Bois)《黑人的灵魂》（杜波依斯）

South Africa 南非

Southern whites 南方白人

split labor market theories 区隔劳动市场理论

Stansell, Christine 克里斯汀·斯坦塞尔

Steward, Ira 艾拉·斯图尔德

Stowe, William F. 威廉·F. 斯托

strikebreaking 破坏罢工

strikes 罢工

Strong, George Templeton 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

Stuckey, Sterling 斯特林·斯塔基

Sumner, Charles 查尔斯·萨姆纳

Sylvis, William 威廉·西尔维斯

Temperance 禁酒运动

“Ten-Hour Circular” “十小时工作制传单”

tenants 佃农

see also land 另参见“土地”

Theory of Equality, A 《平等论》

Thompson, E. P. E. P. 汤普森

Tise, Larry E. 拉里·E. 蒂斯

Toll, Robert 罗伯特·托尔

trade unions 工会

see also labor movement 另参见“劳工运动”

Trevellick, Richard 理查德·特雷维利克

Trollope, Frances 弗朗西斯·特罗洛普

Trotter, Joseph 约瑟夫·特罗特

Turner, Nat 纳特·特纳

Twain, Mark 马克·吐温

Tyler, John 约翰·泰勒

van den Berghe, Pierre L. 皮埃尔·L. 范登伯格

Van Der Zee, John 约翰·范德泽

Van Evrie, John H. 约翰·H. 范·埃弗里

Vaughn, Alden 奥尔登·沃恩

Victoria, Queen 维多利亚女王

Virginia 弗吉尼亚州

Voice of Industry 《工业之声》

Wade, Melvin 梅尔文·韦德

wage labor 雇佣劳工：

and industrial morality 雇佣劳工与行业道德准则

see also wage slavery 另参见“雇佣奴隶制”

wage and wages slavery 工资与雇佣奴隶制

see also wage labor, white slavery 另参见“雇佣劳工”“白人奴隶制”

“Wake Up, Mose” 《醒醒，莫斯》

Wakeman, George 乔治·韦克曼

Wallace, George 乔治·华莱士

Walsh, Mike 迈克·沃尔什

War of 1812 1812年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

Ware, Norman 诺曼·威尔

waterfront workers 码头工人

Watts, Steven 史蒂文·沃茨

Wah-to-Yah (Garrard)《从惊叹到淡然》（加勒德）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Webster, Noah 诺亚·韦伯斯特

Weir, Stan 斯坦·威尔

West, William 威廉·韦斯特

Weydemeyer, Joseph 约瑟夫·魏德迈

Whigs 辉格党

white 白人：

origins of term “白人”一词的起源

white nigger “白皮黑鬼”

see also white slavery 另参见“白人奴隶制”

white slavery 白人奴隶制

relative popularity of term in US 白人奴隶制在美国相对普遍地使用

origins of “白人奴隶制”一词的起源

and wage slavery 白人奴隶制与雇佣奴隶制

connected to prostitution 白人奴隶制与性交易的联系

and proslavery thought 白人奴隶制与亲奴隶制思想

and George Henry Evans 白人奴隶制与乔治·亨利·埃文斯

eclipsed by free labor 白人奴隶制因自由劳工而逐渐消失

and the Irish 白人奴隶制与爱尔兰人

see also wage slavery, white, whiteness另参见“雇佣奴隶制”“白人”“白人身份”

white worker 白种工人：

as “natural” category 白种工人作为“自然”分类

coming of 白种工人的产生

and language of race and class 白种工人和种族与阶级语言

see also white, white slavery, whiteness 另参见“白人”“白人奴隶制”“白人身份”

whiteness 白人身份：

as a problem 白人身份问题

Civil War and 美国内战与白人身份

see also race, white, white slavery, white worker 另参见“种族”“白人”“白人奴隶制”“白种工人”

Whitlock, Billy 比利·惠特洛克

Whitman, Walt 沃尔特·惠特曼

Wilentz, Sean 肖恩·威伦茨

Williams, Raymond 雷蒙德·威廉斯

Winans, Robert 罗伯特·怀南斯

women workers 女工

compared to slaves 女工与奴隶做比较

and abolitionism 女工与废奴主义

see also gender 另参见“性别”

women’s rights movement 妇女投票权运动

Wood, Forrest 福里斯特·伍德

Worcester,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

work 工作：

and whiteness 工作与白人身份

see also entries under labor 另参见“劳工”相关条目

Work, Henry C. 亨利·C. 沃克

Working Man’s Advocate 《工人鼓动报》

Working Man’s Manual (Simpson)《工人手册》（辛普森）

workingmen 劳动者

see also gender, manliness 另参见“性别”“男子气概”

Working Men’s party (Philadelphia) 费城工人党

Wright, Frances 弗朗西斯·赖特

Zahler, Helene 海伦·萨莱尔

Zip Coon 齐普·库恩

译后记

一艘艘船，载着肤色各异的人们漂洋过海，来到他们心中的希望之地，当然，这或许仅仅对少数人而言是如此。他们或许惶恐，或许痛苦，又或许抱着重新开始的忐忑心情。他们来到这片大陆，从一无所有，到为自己的身份认知抗争。长久以来，“学术界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身上”，人们似乎忘记了，这背后，对于那些从种族主义中获利的所谓白人群体，其社会地位和生存处境亦影响深远。《白人的工资》从白人的视角解读美洲大陆上各色人种的文化碰撞与交融，讲述了300多年各族裔与阶层之间的博弈。大卫·罗迪格并未书写血淋淋的战争史实，但全书字里行间俱是人们的辛酸与泪水，还有这些情绪之下仍旧存留的乐观与希冀。

本书从文化、语言、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多个角度，见证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转变”，数百万黑奴从饱受压迫到拥有权利，各个族裔历经波折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作为译者，亦作为读者，仿佛也同他们一样，在黑暗中擎着火把踽踽独行，走过了漫长的数百年时光。

罗迪格从其童年片段入手，以一个时代亲历者的视角，从懵懂孩童到逐步深挖社会现象的学者，由浅入深，带我们一步步探究根植于美国社会数百年的种族与阶级矛盾。语言是筑起文化与交流的基石，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往往直接或间接地映射着一个群体的思想。时代或许远去，但铭刻在历史记忆中的诗歌、表演或是一个看似惯常的称谓，仍生动地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深挖这些用语背后的历史渊源，能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美洲大陆上的某些异质文化，了解其因何产生，又有何变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大团结的国度，民族虽多，但从所谓“人种”的角度讲，却并无过多差异。各民族之间的文化、风俗虽不同，但历经千百年的时间洗礼后，我们已然学会了相互尊重、学会了沟通与包容。因而，所谓“白人身份”，与我们似乎相距甚远。理解为何“白人身份”对北美洲白色人种如此重要，便成了我们理解其百年来乃至当今社会的各种矛盾的首要问题。大卫·罗迪格从节日庆典中黑人群体的影响力，到工业时代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就业竞争等现象，深入地解读了“白人身份”为白种工人群体带来的社会和心理代偿，构成了所谓“白人的工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白人的工资”和“白人身份”贯穿全书，让我们得以从第一视角，了解白种工人，特别是爱尔兰裔白种工人，是怎样从逃离家园的流民，从尚不如黑人奴隶的“下等白人”，在与各族裔的竞争中，一步步成为共和党乃至美国中上阶层的主要群体。

《白人的工资》虽以“白人”的视角出发，却未曾局限于白人群体。它是一个社会中文化、语言、政治、经济、法律的缩影，是融合了多族裔的文化大百科。时至今日，种族与阶级之间的拉扯仍在上演。但读罢《白人的工资》，似乎一点点揭开了这些纠葛背后的历史渊源，使人深刻认识到，平等，在当今社会是多么难能可贵。

翻译这样一本涉及年代久远且文化差异巨大的历史著作，对于译者而言颇有挑战。书中提及的一些专业术语、节日传统、文化庆典和特定用语，其时代背景大多是17—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词汇的查找难度始终是困扰译者的问题之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结合原著相关注释，查阅了大量参考文献、曲谱等内容，也询问了一些国际友人，但时间有限，因而有些词汇终无法刨根问底至寻找到确切的答案。其中个别词汇的翻译是基于译者参考相关英文文献，从只言片语中分析总结而成，因而译文可能存在一定的出入，敬请见谅。译本经译者和编辑多次审校，但难免可能存在错漏之处，还请读者不吝指出。

最后，感谢世纪文景的各位编辑，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和认真负责的态度，该译本无法呈现在读者们的面前。

译者

2022年1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