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D.子川、CC、SiriusBlack、青青贝、睡熊

排版：SiriusBlack

制作：CC、Sirius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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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The Germans, 1933-45

by Milton Mayer

Copyright © 1955. 1966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Shangha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前言

第一部分 十个人

克罗嫩贝格

1. 十个人

2. 人们过的生活

3. 希特勒和我

4. “你们会做什么呢？”

5. 入党的人们

6. 阻止共产主义的手段

7. “我们用我们的血脉在思考”

8. 反犹的骗局

9. “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人知道”

10. “我们基督徒有此义务”

11. 战败者的罪行

12. “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13. “但一切都太晚了”

14. 集体的羞辱

15. 复仇者：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

16. 复仇者：约翰·凯斯勒

17：复仇者：日耳曼人的狂热

第二部分 德国人

热浪

18. 没有这种事

19. 高压锅

20. “皮奥里亚高于一切”

21. 居住区中新来的男孩儿

22. 居住区中两个新来的男孩儿

23. “在法国，人像上帝一样啊”

24.但一个人必须相信某种事物

25.随时随地的恐慌

第三部分 动机和对策

审判

26. 破碎的石块

27.解放者

28.再教育者的被再教育

30.刚刚来到世上的人们

31.和平的较量

32.“我们和苏联人是一样的？”

33.马克思与米歇尔的对话

34.后患无穷

致谢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十位纳粹朋友：

卡尔-海因茨·施文克，裁缝

古斯塔夫·施文克，失业的裁缝学徒

卡尔·克林格尔赫弗，木匠

海因里希·达姆，失业的推销员

霍斯特马尔·鲁普雷希特，高中生

海因里希·韦德金德，面包师

汉斯·西蒙，收账员

约翰·凯斯勒，失业的银行职员

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教师

维利·霍夫梅斯特，警察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

“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

1966年版序言

假定时下的一本小册子在一百年或一千年后再版，那它自始就具有永恒性，对此可能没有任何疑问。但如果它十年后就被再版，而且在作者预先根本没有得到告知且对它没有进行伤筋动骨修改的情况下再版，那么，这位作者是幸运的。十年间，“世事”变迁，但没有如作者曾经预示(或似乎预示过）的那样改变。要是他没有写过第一版中的那些文字，那他现在会呈现给读者多好的东西啊 !那就让他做些改动吧，拿出最新稿——出版商对这些琐事非常大度。

我总是极美好地希望，能够做事谨慎。在这一版中，我利用出版商的慷慨，对第一版做了全面修订，我确信这样做是稳妥的。这次修订总共涉及两个词。我在提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时添加了“已故”一词，在抽象地提到现代专政用“斯大林”替换了“马林科夫(Malenkov）”。除此之外，这本书就和第一版没有区别了，如果我必须承认书中尚存错误(以上那两个词除外），那我肯定要承认的。

世事皆变，但有一事例外。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家们(Schoolmen）甚至也承认上帝全能的局限性：上帝不会改变过去。在空闲之时，他会显现过去或者让人们在无意中发现过去，但他不会改变过去。我的10位纳粹朋友在前纳粹时期及纳粹时期的生活——以及像他们一样的其他数百万德国人——与十年和二十年前一样，并将始终如此。就我那时对他们进行生活观察和记述的程度而言，这篇报道早就是完整的。过去十年的诸多事件[包括受发生在以色列的艾希曼(Eichmann）事件的引导而在德国所进行的那些审判]揭示出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我的10位纳粹朋友所描绘的有关他们自己生活的画面。

本书在初版时，受到一些批评家的关注，但完全没有引起公众注意。纳粹主义终结于柏林的地堡中，而且在纽伦堡的法庭上签署了它的死亡证明。它已在轰炸声中灰飞烟灭。现在，只剩下了位于美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碎片瓦砾。美俄两国全副武装地对峙着，并且，武装到牙齿。没人想要倾听已经完全消逝和被完全遗忘的事物——尤其是不想听到数百万人的鲜血却没能换来任何绝对持久的事物。希特勒攻击了文明世界，而文明世界——最幸运的是还包括了野蛮的俄国人——则消灭了他。够了(Basta）。

但是，即便在当时，文明世界已经非常不满于它过去的所作所为，甚至不满意它当时的所作所为，以至于设法停止其在行之事，并对其过去的作为进行长期的思考和审视。纳粹主义是市场上的一剂药物。本书——不止是本书——成为了值得收藏却没有收藏者的藏品。但出版者偶然接到一个人(或一所中学或大学）的询问，后者想拥有它却没能得到。这些询问聚成了一股引人关注的细流。随着“形势”整体变糟，战后的世界变成了战前的世界，解除武装变成了重新武装。在此情形下，出现了一种没有受到过分限制的情绪：它可能有助于查明使“德国人”的行为如其过去一样邪恶的原因。

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中，尽管从没有达到如此令人惊骇的程度，却也曾发生过像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可怕的事情。但在开明自由的基督教社会中——噢，像我们的社会——以前就没出现过那样的事情。如果我们要使这类事情不再发生，至少在基督教社会中不再发生，那么，比起在纽伦堡匆匆挖掘的浅墓而言，略加深入地探究可能是值得的。在长时间的激情和愤怒减弱之后，墨守德国人天生就是人类敌人这一令人满意的教条和一个(两个或三个）疯子可能会创造或会毁灭世界历史这一更令人满意的教条，同样是困难的。这些就是那些眼睛布满血丝的人们遇到的。人类有许多可取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能从争吵中清醒过来。

四个令人惊叹且无可改变的事实促成了上文所述的那种清醒。第一，德国(和波兰，以及其他所有地方）犹太人的死亡，美国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具有人道主义理念的人们一度认为有必要与德国作战来“解救犹太人”。正如最后所证明的那样，那不是解决问题之道(无论多么令人快意，其行为都可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冲动）。第二，希特勒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对整个国家的摧毁，因为总体上，战场只是军事行动的一个次要领域；被摧毁而又(被刚刚摧毁它的那些人）复兴的那个国家现在已是欧洲工业和军事领域的巨人。第三，德国人现在再次成了文明的基督徒——而且不止于此——他们还成了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反对无神论者专制的前线守卫者。第四，在耗费了那么多鲜血和财富，并注入了大量的安慰和财富之后，一直存在着有关“德国问题”——无论它是什么——不曾也不会因为反复使用同一种配药而得到解决的疑虑。

随着20世纪不断加速地制造超出其所能消费的历史，“德国问题”时而成为关注的对象，时而又淡出视线。朝鲜问题被遗忘了，而匈牙利问题、塞浦路斯(Cyprus）问题和苏伊士运河(Suez）问题则成为了新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匈牙利问题、塞浦路斯问题和苏伊士运河问题在不知不觉间被迅速遗忘，而我们所有人则在兴奋地期待着中国西藏和刚果(Congo）；在我们有时间从地图上找到它们(或者说找到印有它们的地图）之前，又爆发了古巴问题。古巴问题平息下来，变成了一种缓慢升级和相互咆哮相结合的事态，越南和罗德西亚(Rhodesia）(或是南罗德西亚？）又支配了我们的情绪。接着是加纳(Ghana）、圭亚那(Guiana）和几内亚(Guinea）。危机成为了我们的日常饮食，并作为外国菜端出来，而且在我们能够吞下(更不用说消化）这些刚刚端到我们面前的东西之前，它们越发呈现出异域风味。美国深深卷入的1958年“黎巴嫩危机”，美国人记住了吗？当然没有。那些岁月，谁会去记呢？谁能记住呢？为什么要去记呢？

“德国问题”则有所不同。它有时离开了舞台中央，但从未完全处于舞台之外。大部分美国人不关注它——他们不可能关注所有事物——除非某种事物一度成了像柏林墙一样的奇观[无论它还意味着什么，柏林墙都是自帕里斯(Paris）夺走海伦(Helen）以来最糟糕的政治过失]。但对欧洲人——包括德国人——来说，德国和德国人在每个季节都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事务。没有忘记1940年夏天的英国人，看到德国新国防军(Wehrmacht）在英国土地上进行演习，会感到惊恐；但他们要是发现有着新领导核心的统一着装的新公民(Bürger），是人们成功构想出来的旨在消除德国征服者不安的一个神话，他们就不会害怕了。

杜默·米歇尔(Dummer Michel）是一位和我的10位纳粹朋友一样的“小人物”，他从未接受上述那个神话。他沉重地迈着正步行走。按照西方世界最低劣的新闻舆论来看，他可能和他以往一样偏狭，一样穿着制服，一样受到庇护。他也许不知道，要求收回奥得河-尼斯河线(Oder-Neisse）以东“失去的土地”的呼声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控制和他一样的人们，而且和要求重新统一的呼声一样，只有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满足上述那种呼声。但他并没有愚蠢透顶。他知道，在他的个人履历中第一次作为工人能够挣到五倍于当兵的收入。他还知道，美国为了在他的国家中维持自己的军事机构享有的特权，而愿意付好价钱给他——当然也愿意保护他免遭戈培尔(Goebbels）曾预言的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的征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五、第六和第七年间，废墟上的德国人只想生存下来。现在，只要生活能够维持下去，他们就想享乐一番——为什么不呢？只要生活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社会主义化的东德人如果能够自上、下或经中间越过柏林墙，他们就可以逃到西柏林(West Berlin）这个繁荣的西方，而后可以到鲁尔(Ruhr）那个更为繁荣的西方；而如果不能越过柏林墙，那他们一有什么，就都会消费掉。只要生活能够维持下去。在慕尼黑的勒文布罗伊凯勒(Löwenbräu Keller），富有胆识的西德人一般会用最后一片面包吸干最后一点肉汁酱，把盘子捡到一边，喝上一杯啤酒，点上一支雪茄，说道，“当我在这儿享受生活的时候”，他拍着自己的胃，“没人能够把它从我这儿夺走”。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秉持民族统一主义的、愤世嫉俗的西方地图制作者们把这片“失去的土地”称为“中德”），充分就业或更充分的就业仍然是事实。但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总会终结——因为它或迟或早总会如此。西德的通胀惊人，以至于不得不削减预算——取消承诺给予公务员和领取养老金的人的预算增长，以抵消通胀的损失。杜默·米歇尔的分红制股票没有上涨(或者说实际上是下降了）。他没有任何津贴，因此没有分享到经济奇迹——除非是把他的境况与二十年前那毁灭的状态进行比较。杜默·米歇尔诚实、勤奋、可靠。在道德水平总体下滑的过程中，他已经很少遇到上述那些品性了，街道旁的废弃物已经改变了德国的外观——在希特勒时代之前(和在当时）是极为高效整洁的。杜默·米歇尔这位传奇的德国工人，他的传奇故事已经抛弃了他(或许这样最好）。

只要生活能够维持下去。我在十年前认识了我的10位纳粹朋友，当时，他们从未相信“那种生活”、那个千年帝国会活得比他们长久——正如它确实没有活过他们一样。希特勒将他们推到了疯狂的顶点并把他们固定在那儿，十二年间天天歇斯底里地向他们吼叫。在经历这一切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心怀忧虑。虽然他们相信纳粹主义——因为他们所有人确实相信它的大部分或全部教义——但在时机适宜时他们仍然会尽其所能地摆脱它。他们中没有人在时机变坏时感到惊骇。

只要生活能够维持下去。作为卫星国成员的东德人有俄国人的支持；我的东德朋友使我相信，在他们中不到30%的人支持那个政权。作为卫星国成员的西德人，在慷慨的美国人的支持下努力经营着他们的工作和贸易，他们知道自己是美国人雇佣的“盾牌”；我的西德朋友使我相信他们中不少于90%的人将支持而且确实支持这种彻头彻尾地无情和虚假的政策要求。在东欧，我的朋友们使我相信，西德和东德是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所有政策和政治不变的核心。

西德人想在核光辉下——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新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拥有他们的地位，来消除他们最近在理想主义的美国人推行非军事化的过程中所遭受的羞辱。而美国人是那么严肃地宣布了他们的理想，而后又那么严肃地推翻了它自己的理想。俄国人阻止美国人让德国人拥有上述地位。但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读到了一个轰动的和权威性的头版头条：“六年前，美国已在德国导弹的顶端安装附加物”，其后是美国政府迄今仍惯用的拒绝证实或否认，随后几天，从华盛顿开始发出一则新闻报告：“国防部发言人昨晚承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九国，包括西德的战斗轰炸机已安装了美国的核弹头。”对它们的使用，仍然掌控在美国人手中——只有恶毒的布尔什维克可能会认为不能仰赖德国人——永远不会失控。

本书在十年前初版时，它以如下言语作为结尾：“让人们放任自流是危险的。但更危险的是逼迫我的10位纳粹朋友和他们的七千万同胞，重新把军国主义者的反共产主义奉为一种民族生活方式。”这一版依然会以这些话语来结束全书。如果说这些文字在十年前具有正当性的话，那么在今天，它们依然具有某种正当性——甚至对我自己的非纳粹国家和非纳粹同胞的未来，也具有某种微弱的相关性。政府已经更为成功地将我的10位纳粹朋友和他们的七千万同胞曾经勇敢地经历过，最终在希特勒时代同样勇敢地忍受过的民族生活方式又强加给了他们。他们中的三分之二接受了军国主义者的反共产主义，另外三分之一接受了军国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这一事实只是一个枝节——虽说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一个灾难性的枝节。对德国人，甚而对世界其余地方的人来说，显而易见又极其糟糕的是德国人暴露在一种如火如荼的狂热中，若是在一个能力较弱的民族中，这种狂热造成自我毁灭的结果都不为过。

现在，德国人似乎没有二十年前那么惊恐。如果确是如此，其原因可能是，在当下其他人要比过去更加担惊受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个世界已经耗资数万亿美元，德国人只花费了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他们的民用企业，包括武器制造，都因之繁荣起来）。过去二十年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使得人们不可能声称奥斯维辛集中营超出了文明人的道德理解力。不久前，《纽约时报》的首席记者在西贡(Saigon）报道说：“在每次战争中，都会出现一个时刻，在那时，对于人类遭受的苦难甚至是毫无必要的暴行，人们往往会漠然待之。在越南，我们可能正在逼近这个时刻。”

德国人仍然是德国人——我们所有人不都是我们自己过去的样子吗？或者说至少没有变得更好吧？谁可能在十年前就料到其他可能的情形呢？但有一些人，他们天真地以为，为了世界的利益，也为了德国人，必须要找到新方法。现在，要说德国人的征服者反倒是找到了一种旧方法——教育者接受再教育——这已经被说得太多了。但是，即使新方法能够被用来教育人，要说德国人在今天要比十年前更难找到导师，也不意味着说出了有价值的主张。

十年前，他们要到哪里找导师呢？除了美国还能到哪里呢？但正是在十年和二十年前，美国空军(用美国自己的词汇）在对东京的大规模闪电袭击中，造成的伤亡超出了“世界历史上的其他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Henry L.Stimson）对美国国内没有公众抗议而感到震惊，他认为，一个没有人质疑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这类行动的国家是有问题的[L.乔瓦尼蒂和F.弗里德：《决定投掷原子弹》，纽约：科沃德·麦卡恩，1965(L. Giovannitti and F. Freed, The Decision to Drop the Bomb,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5）]。

尽管如此，我在十年前认为(并写道）：臆断德国人仍然指望美国人带来光明，这并不是骄狂。现在，如果我能够，我会变换上述那些言语。但我不能。因为我爱我的国家，并且继续守候着它的希望和人们因拥有它而拥有的各种希望。“我们拥有”——且总是“拥有”——“美国人能够完成一些重要事情这样高远的希望。其他所有人，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朋友或我们自己都不能或不会完成那样的事情。”但现实并非如此。对德国人来说的一些重要事情，即使可能已经策划过了，也不得不因更重大的迫切需要而放弃。清晰明确的是，现在不是美国人能够完成事情的时机。如果说那个时机曾经存在过，现在也已经错过了。在美国于德国导弹顶端安装附加物之前的一段时间和在1946年如下布告被钉在美国位于巴本豪森/达姆施塔特(Babenhausen/Darmstadt）的战俘营大门之后的一段时间，时机已经错过了：

无论是党卫军成员维利·舒尔茨(Willi Schulze）还是下士鲁迪·米勒(Rudi Müller），在你们跨出这道大门之时，你们的步伐会把你们引向自由。遗留在你们身后的是数月和数年的奴隶般的屈从、数年的杀戮和数年间人的个性遭受难以置信的羞辱。那个犯有罪行的政权造成了上述的一切，它的拥护者如果他们先前还没有自食恶果——都将难逃正当的惩罚。

你们不要自责。你们受到了蒙骗，盲目地追随了错误教义的呼召。自现在开始，你们在家庭圈子中的生活，能够展现出自由的和泰然自若的情态。你们已经摆脱了那应被诅咒的兵役，摆脱了充满罪恶的德国军国主义。在营房院子里，再不会有无节制的命令催促你们或把你们赶进战场。你们军队身份证的灰烬已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 nwald）和达豪集中营(Dachau）的废墟混合在一起了。

获胜的联合起来的各个国家——经由它们的巨大牺牲——已使你们和你们的后代永远摆脱了兵役，并承担起了保护你们自由的责任。但作为对这种重大牺牲的交换，你们有义务确保在你们祖国永不再出现对服兵役的渴求，确保德国的年轻人永不再为了普鲁士贵族和他们好战的总参谋部的切望而牺牲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而是从现在开始，他们要把他们的力量和天赋奉献给和平目的。

“美国陆军部”签署了这份布告。

前言

作为一位美国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令我感到厌恶。作为一位有着德国血统的美国人，我感到羞耻。作为一位犹太人，我感受到了伤害。而作为一名记者，它强烈地吸引了我。

记者的偏好占了上风——或至少支配我，使我不满意所有对纳粹主义的分析。我想亲眼看一下这类可怕的人：纳粹分子。我想和他交谈并倾听他的话语。我想尝试去理解他。他和我，两者都是人。在拒绝纳粹种族优越论的同时，我不得不承认他有可能就是我的样子；导致他沿着他采取的路线前行的事物也可能会引导我。

伊拉斯漠(Erasmus）说过，人往往在学校里学到榜样，并将不关心其他任何人。如果我能找到纳粹分子曾经的样子并发现他如何变成那个样子，如果我能在一些同胞面前传播他的典型并使他们注意到它，那么，在这个大众革命专政的时代，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促进他们(和我自己的）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

1935年，我在柏林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试图获得一些与阿道夫·希特勒会面的机会。那时，我的良师益友威廉·E.多德(William E.Dodd）是美国驻德国大使，他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但没成功。后来，我在纳粹德国游历并为一份美国杂志供稿。我看到了德国人，看到了那些在我孩提时代游览德国时就已经了解的德国人，我第一次意识到纳粹主义是一次大众运动，而非恶魔似的极少数人对无助的数百万人的专制。于是，我想知道阿道夫·希特勒究竟是不是我想看到的纳粹分子。到战争结束时，我已经识别出了我想看到的那类人：普普通通的德国人。

我想再去趟德国，想要了解那些像我一样有文化修养的、中产阶级的“西方”人，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而没有发生(或者说至少还没发生）在我和我的同胞身上的一些事情。战争之后和我去之前相隔了七年时间。逝去的时间足以使一位美国的非纳粹人士能够与德国的纳粹分子进行交谈，而又还没有长到使我寻求的这类人忘却1933-1945年的各种事件，特别是参与那些事件的内心感受。

我从来没有发现普通的德国人，因为不存在普通的德国人。但我找到了在背景、性格、智识和气质各方面都大不相同的10位德国人，他们共同代表了几百万甚或上千万的德国人，而且他们又极其相似地成为了纳粹分子。找到他们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认识他们了。我自身拥有一种优势：就是我真的想认识他们。在我与美国之友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的长期交往中获得的另一种优势是：我确实相信“上帝”与他们每个人同在。

我的信仰感受到了上帝与我的10位纳粹朋友同在。我的报社培训经历则让我发现他们中还存在着其他一些东西。他们每个人都是善良和邪恶冲动的最不可思议的混合物，他们的生活也是善良和邪恶行为的难以置信的混合体。我情不自禁地喜欢他们。当我与我的10位朋友中的一位或另一位坐着或散步时，几年前我在芝加哥进行新闻报道中获得的激动情绪一次又一次地控制了我。我喜欢阿尔·卡彭(Al Capone），喜欢他对待母亲的方式。他对待他母亲要好于我对待我母亲。

我觉得——而且常常觉得——难以评价我的纳粹朋友们。但我承认，我宁可评价他们也不愿意审视我自己。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我总是能意识到宽恕或至少解释我自己邪恶行为的那些挑衅之事和不利条件。我总是能意识到我做邪恶事情的良好意图和正当理由。今夜，我不想死去，因为我今天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在我看来这些事情十分邪恶——我不得不做乃是为了明天能够完成一些十分良善的事情，它们更能够弥补今天的邪恶行为。但在今夜，我的纳粹朋友们确实死去了，他们的纳粹生活被终止了，他们不能去做本来可以想或不想做的良善事情，不能做本来可以洗清他们所做恶事的善事。

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扩展我的论述范围并意识到，与其说我在审视德国人，不如说我是在审视美国人。现在，我能够更好地理解纳粹主义如何征服了德国——不是从外部进行攻击或自内部进行颠覆，而是通过大吵大嚷。它是大部分德国人所欲之物——或者说，在现实和幻想相结合所造成的压力之下，它是他们开始想要的事物。他们想要它；他们得到了它；而且，他们喜欢它。

返回美国后，我对我的国家有点儿害怕，害怕在现实和幻想结合所造成的压力之下，它可能想要、得到和喜欢的事物。我感到——而且时常感到——我曾遇到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人。在某些情况下，他碰巧在德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会在美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就是我。

如果我——和我的同胞——在什么时候屈从于一连串上述那类情况，那么，没有任何宪法、法律、警察，当然也没有任何军队能够保护我们免遭伤害。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自我伤害，那么，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伤害到他；如果他愿意，他就能够做好事。人们在很久以前所说的话千真万确：民族不是由橡木和岩石，而是由人构成；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

我一时冲动，来到德国，并生活在那里的一个小镇上。哥廷根大学(Göttingen University）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照顾了我的妻子和孩子。1948年到1949年间，他在芝加哥大学做物理学访问教授时，曾和妻子住在我家。我与老朋友詹姆斯·M.里德(James M.Read）通信，他时任美国占领德国高级委员会中的教育与文化关系部门的主管。里德先生和魏茨泽克先生都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主任马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有联系。霍克海姆给我安排了职位。我到德国(以及返回）之后的所作所为要由我自己负责，但去哪里则要由这三位朋友负责。正是他们在一年中安排我尽可能近地与我称为克罗嫩贝格(Kronenberg）镇上的德国人生活在一起，并尽可能避免去征服我的这些“朋友们”。

米尔顿·迈耶

卡梅尔，加利福尼亚

1954年12月25日

第一部分 十个人

克罗嫩贝格

1638年 11月 9日

“听，你们城里人，诚实的人”

现在是晚上十点——大概有十分钟的误差。凯瑟琳教堂的大电子钟刚开始敲钟报时。在它敲第七下和第八下之间，堂区的钟才开始响起。你可能会认为堂区教堂的圣器保管人是被凯瑟琳教堂的钟声叫醒，并赶紧下床，且正好及时抓到钟绳，避免了颜面尽失(像是一个半裸上身，光着脚，在婚礼仪式结束之前到达婚礼现场的人一样）。但你可能错了，因为自从克罗嫩贝格有了两个钟，每个晚上堂区教堂的钟的第一声就总是在凯瑟琳教堂的钟敲过七下之后响起；也许有个原因能够解释，那就是凯瑟琳教堂曾经(直到一个世纪之前的宗教改革）是一个堂区总教堂。

目前，克罗嫩贝格除了有两个教堂钟声和两座教堂之外，还有六千名信众；一所拥有一个神学院和差不多一百名学生的大学；一座建在山顶上的城堡，山上还密密麻麻地建着一个半圆形的城(这座山有些地方很陡，以至于有些房子只能从顶层进入）；山脚下还流淌着一条维尔纳(Werne）河。它因为远离莱茵河，没有通航。但它的水道环绕着漫山遍野的鲜花并与山顶的城堡连成一片，古老木质屋舍的密集山墙一直延绵到城堡公园的边上，鹅卵石铺成的小巷与胡同像是错综复杂的环箍环绕着山坡，使得克罗嫩贝格小镇看上去像是画册似的乡村中一个图画般的城镇。

这个城镇有它自己的麻烦，正如哪个城镇会没有呢？在过去的六个世纪，它曾被易手十二次。曾被炮火猛烈轰击过、被占领过和被解放过，而后又被炮轰和占领过。但它从没有被烧掉；它的可爱(因为它太小才可爱，而不是美丽）可能是让毁坏了那么多古老城镇的火把感到羞愧的原因；现在，即1638年，克罗嫩贝格一直被称作“旧的克罗嫩贝格”，一个古老的地方。

那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The Great War of Europe，指三十年战争）已经打了二十年，不过它可能要结束了；黑森伯爵(the Prince of Hesse）已决定加入《布拉格和约》(Peace of Prague），并要把新教徒的瑞典人逐出天主教帝国。他希望以此向在维也纳的天主教皇帝表示臣服。确实，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刚刚进攻了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随后与信奉新教的瑞典人结成联盟直接对天主教皇帝宣战。但是克罗嫩贝格只是隐约听到这些令人惊叹的事情，谁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王开战，民死亡”，这是克罗嫩贝格的一句很老很老的谚语。

在过去的那些年，处处时艰，克罗嫩贝格亦然；税收和通行费年年攀升，被征进军队中的人、畜和谷物也总是越来越多。但是战争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再从北到南，除了一次被新教徒军队围攻但被击退的之外，这座城镇都幸免劫掠。总之，克罗嫩贝格的人们不能抱怨。他们也不想抱怨。

鼠疫和饥荒再次肆虐克罗嫩贝格——哪儿又能幸免呢？——只要有犹太人，人们又能期待什么呢？1348年的黑死病后，克罗嫩贝格的犹太学校和祷告室被焚烧，犹太人被驱逐。(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往欧洲的所有井中投毒）在其后几年，黑森伯爵的财源拮据，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克罗嫩贝格典当给在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但在1396年，好君主文策斯劳斯(Good King Wenceslaus）宣布基督杀手们的所有债务无效。但这不是此事的结局，因为君主们总是要恢复犹太人的地位，让他们从事那些教会法规(canon law）不允许基督徒们做的银行业生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525年，当时克罗嫩贝格的镇长恳求君主把犹太人再次驱逐出去。“他们购买赃物，”他说，“如果他们走了，就不会再有偷盗。”所以君主又驱逐了犹太人，但是他动用了卡尔五世(Karl V）规定的帝国特权，要求在城镇中保留一些犹太人，条件是他们要交保护费。如果不交保护费，伯爵就会取消对他们的保护。

那是三十年战争前的好时光。现在的日子很难熬，但几乎所有地方的日子都可能比在克罗嫩贝格更差。今晚，市民们和他们的男仆女佣睡眠踏实，或者如他们自己在这一生中有理由期盼的那样宽舒自得。那些夏天在牧场(在11月初还不算冷）吃肥了的牛羊，房子后面畜棚里的猪、鸡、鹅、鸭，都是如此，所有的活物，都在十点时入眠了。

两座教堂的钟声并不和谐悦耳，堂区教堂的钟声是降A基调，而凯瑟琳教堂的钟声是E调。工艺也与三四个世纪前浇铸凯瑟琳钟的有所不同。但是刺耳的钟声，甚至是镇政厅房顶上的公鸡都不足以唤醒克罗嫩贝格的人们。

政厅房顶上的那只公鸡令人惊奇。它常拍打着翅膀，夸张地啼叫，一刻钟的时候叫一声，半小时叫两声，三刻钟叫三声，一小时叫四声——然后每小时重复啼叫一回。如果(实际上它是这么做的）它在十点钟开始打鸣——当时凯瑟琳教堂的钟声已敲完而堂区的钟声刚敲过第六下——那么，犯错的不可能是公鸡，因为打钟的是人，是难免犯错的，但公鸡则是机械的。要说公鸡是错误的，就等于说城镇的钟是错误的，而没人会这么说。

现在，与公鸡刺耳的啼鸣和堂区的最后四下钟声相比，两座钟声音的不协调是无关紧要的，克罗嫩贝格的人们仍在熟睡。他们一直睡到他们体内的生物钟对镇政厅屋顶的打鸣声做出反应为止。很自然，这一反应始于附近的畜棚和门前的庭院，并呈扇形向四周散开，气势宏大地向下遍及到整个克罗嫩贝格山。公鸡叫醒了鸭和鹅，而后是猪和绵羊，接着是牛的骚动和哞哞叫。最后听到的是屋子里的狗叫，但它们一旦开始吠叫，就会是最后停下来的动物。

整个克罗嫩贝格在它那巨大舒适的羽绒床上翻了个身。每一个人都在这一片嘈杂声中半醒过来，直到这一切都结束了还是睡眼惺忪，然后就又回到床上继续睡觉，但已不能完全回到睡眠中了。克罗嫩贝格的人们还不得不忍受他们十点钟的催眠曲，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在一生的每个晚上都要忍受它——守夜人整点报时的喊声(Studenrufe）。

每个晚上，守夜人站在市场中央，直到听不到钟的咔嗒声和牲畜的叫声；他是一位领养老金的老人，穿着制服，披着一件长长的绿大衣，带着高顶绿帽子，喇叭挎在背上，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拄着带有铁制尖头的手杖。在今天，手杖、灯笼、喇叭和守夜人本人越来越用于装饰观赏。他每小时溜一圈，看看是否有火情。在小心翼翼和吝啬小气的克罗嫩贝格，火灾是很少见的，更少见的是猪从圈栏里跑出来。

但是，守夜人有他的尊严，这个人——虽说在那时只是象征性的——有责任照顾他的社区；他不会与大公鸡和鹅竞争。当钟声的最后回响结束——而不是之前——他把喇叭放到嘴唇上，吹十下，然后沿街向下穿过城镇，笨重的靴子踏在鹅卵石上，唱着“克罗嫩贝格人”回去睡觉了：

当然，到这时市政厅的公鸡早已打鸣一次，即十点一刻了。

守夜人高举着他的灯笼，此时，他的同行也穿越在德国的每一个城镇，唱着从十点开始的完全一样的催眠曲。快到十一点(或是过了十一点，谁知道啊？），他回到市场上，当十一点叮叮当当的钟声已敲完，他吹着喇叭又溜了一圈。这次，他没有唱“上帝的十诫己规定”，而是唱着“基督的十一位门徒忠诚地服侍他，愿我们都死而无悔(Elf der Jünger blieben true，Hilf dass wir im Tod ohn' Reu）”；十二点时他唱“十二点让人们结束一天，得享自由，思考永恒(Zwölf，das ist das Ziet der Zeit；Mensch ,bedenk die Ewigkeit）”；凌晨一点他唱“ 独一无二他永存，无限关爱激励你我(Eins ist allein der ew' ge Gott,Der uns trägt aus aller Not）”。

从凌晨一点到曙光破晓，守夜人不再唱了。他的歌没有更多的小节，当然也没有更多的听众。每个小时，在钟声和牲畜安静下来之后，守夜入会吹着喇叭，溜着圈儿，克罗嫩贝格人渐渐睡去。如果有人被吵醒，看到外面的灯光，他就会知道那是谁的灯笼，接着又睡去了。镇上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个人都工作，没有人读书。除了在学校、医院和城堡里，灯芯里的油脂会燃上一两个小时，只够喂饱家畜、修理马具或缝补长筒袜。

就在城墙外，沿着维尔纳河的收费公路在法兰克福大门的地方进入城镇。而在被称为“法兰克福人广场”的一个欣欣向荣的广场四周，矗立着六座新房子。城镇变得越来越大，越过了两个世纪前建的新城墙，同时早已越过了保护它的一堵接一堵的环墙。城镇紧靠着堡垒来保护自己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这是在基督纪年的17世纪中期，人们可以生活在城墙外而没有太多的危险。

在法兰克福人广场的弯角处，有一条宽阔的、没用鹅卵石铺就和无名的——只能叫作“城墙路(Mauerweg）”——道路位于城墙外，并沿着城墙通向西方。同样在弯角处，有一家新建的名叫“猎人宫(Jägerhof）”的客栈——猎人休息地。这家客栈是一座精致的两层楼房，楼上有宽敞的客舍，楼下是一间公用室和一个包间(或叫贵宾房），客栈老板一家住在客栈后面。

今晚，猎人宫的公用室灯火通明。民兵连的老兵们正喝着啤酒，庆祝家乡摆脱维也纳的枷锁并获得解放十五周年。当然，民兵连是爱国的黑森人，但他们当然自始至终是克罗嫩贝格人，正是十五年前的今夜，对克罗嫩贝格的围攻结束了。对于老兵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件，也是一个伟大的纪念日。

正是午夜之后，当时几杯啤酒下肚的老兵们离开猎人宫，他们中一些更爱国的决心继续庆祝活动。客梭的老板不想和这些老兵们或是当局发生矛盾。士兵们刚走，他就从后门进来，掐灭烛火，上床睡觉了。

1938年11月9日

“听，你们城里人，诚实的人”

猎人宫的公用室，位于法兰克福人广场和城墙路的拐角处。它今夜灯火通明，里面挤满了一群老兵，在庆祝家乡摆脱《凡尔赛条约》束缚并获得解放十五周年。它也是慕尼黑“血腥游行”的纪念日。在那次游行中，元首曾被捕入狱。老兵们隶属于纳粹冲锋队(Nazi Sturmabteilung）民兵连，猎人宫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他们通常在周五晚上聚会，而今天是星期三。但是，11月9日——不论它是一周的哪一天——都是民族社会主义党最伟大的庆祝日。l月30日(元首上台的那天）和4月20日(元首的生日）是全国性节日。11月9日是党的节日。

正式的庆祝于晚上七点半在市剧院开始。和往常一样，有太多的演讲，党的诗人之一西格弗里德·鲁佩尔(Siegfried Ruppel）背诵了很多他创作的赞美党的诗。然后，克罗嫩贝格冲锋队的四支骑兵中队身穿制服走向他们通常聚会的地方，预备役的士兵到了猎人休息宫的楼上房间。士兵们被宣布晋升——总是在11月9日然后他们跟着冲锋队队长施文克(Schwenke）走下楼到公用室喝上一两杯啤酒。现在是十点钟。

“听，我们的钟声刚敲过十点”

十点钟，准确地说，如果你想对一下你的手表，你会对照国家电台的整点报时，或是在电话机上拨6，听到本初子午线时间的半分提示音。机械操作的堂区钟声还是在机械操作的凯瑟琳教堂的钟声敲过七下之后开始报时。当堂区的钟声第六响渐弱，市政厅屋顶上的机械般的公鸡开始打鸣，镇上各处的公鸡纷纷回应，几只狗叫起来，远处田里的牛也哞哞叫，然后城镇安静下来。长久以来，两座教堂的钟声和市政厅屋顶上的公鸡在时间上的不一致已经有几个世纪了。

十点钟。巡逻的警察们打开街角的电话亭并报告说“施密特报告，一切正常”，值班的警官说“好的”。除了电影院、客栈、酒店、大学医务所、学生的房间和教授们的工作间外，灯光都渐渐熄灭。在有轨电车里、火车站、十字路口和街角，高挂的灯泡泛着昏暗的灯光。

克罗嫩贝格是一个有着两万人的大学城，它安静狭小——实际上是两个城镇，即大学和市镇，尽管像所有欧洲大陆的大学一样，这所大学也散落在市镇上，而没有一个校园。

在克罗嫩贝格，所有的事情一直都是安安静静的。在通向民族社会主义统治的那些年里，偶尔有街头打斗，并有一两次纳粹分子或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被解散(共产党力量太弱，没组织成一次会议）。在1930年，党服是被禁止的，党员们都身着白衫安静地游行。在1932年，当元首在克罗嫩贝格演讲时，四万人安静地挤进一个设在市镇草地上的超级马戏团的帐篷里聆听他的演说。(纳粹党的露天集会是被禁止的。）就是在元首演说的那一天，纳粹党旗(Swastika Flag）插到了城堡上；在英国或法国，这可能被认为是大学生搞的恶作剧，但在克罗嫩贝格，傲慢地承认自己做过错事的惹是生非者会被重罚。

克罗嫩贝格人安静地喜欢上了纳粹，事情就是这样。在1933年3月的各种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都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票，社会民主党失去了政权。只是在大学里——还不是整所大学——社会民主党的中坚分子一直坚持到最后。在没有工业的克罗嫩贝格，没有工会来支撑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现在，即在1938年，克罗嫩贝格镇的居民和德国其他所有城镇的居民一样，都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纳粹分子。

当然，克罗嫩贝格不能代表德国。它自始就位于黑森境内。黑森是一个保守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落后”的地方；当其他地方的城里人想说一个人很笨时，他们往往会称他是戴眼罩的黑森人，一个“眼瞎的黑森人”。克罗嫩贝格是那么古老和一成不变，且远离大道和高速公路。即便在黑森来说，它都算是保守的了。但正是它的保守主义比城市的激进主义更好地确保了纳粹党的稳定性。而在城市中，昨天咆哮的共产党人成为了今天咆哮的纳粹分子，没人知道他们明天会怎样咆哮。安静的城镇是最好的。

“十诫己规定”

在猎人宫公用室的谈话是(可能是老兵们期待的）关于过去的往事，像往常一样，冲锋队队长施文克讲得实在是太多。但你不得不承认，他很会讲故事；当故事里的一个人物怒吼时，冲锋队队长施文克不说那个人在吼——他自己会真的怒吼起来。他讲述克罗嫩贝格的冲锋队队员在十五年前如何得到命令要他们在11月9日集合起来并等待起义(Putsch）的号令。他们中有185人等着卡车把他们送到法兰克福。他们等了一整天。起义的号令从没传达到，卡车也从没出现过。

“我不是太失望，”施文克说，“时间太早了。我总是这么说。这是身居高位的人面临的麻烦——他们处在元首和像我这样了解人民和局势的人之间。是啊(N’ja，黑森方言），在元首出狱并重组了纳粹党的时候，他只接受那些他认为忠诚于他的人，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选择了最好的人，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

谈话转向了发生在1918年11月9日的另一历史事件，施文克又一次是讲得最多的：“那天晚上我在爱尔福特(Erfurt）值班。一个穿着便服的布尔什维克走到哨所前，想和士兵们攀谈。士兵们推选我做他们的代表。那位布尔什维克说我们应该联合城镇的居民，组织工人和士兵委员会(Workers and Soldiers Council）。我说我们会组织我们自己的委员会，不需要任何红军。他说他们有三门大炮瞄准了哨所，我说我们有两架机关枪瞄准了他们，并且我们能够抓住机会。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炮，我们也没有一架机关枪，但是我把他唬住了。”“我打赌你的确把他唬住了，"一位不经意间从另一群人处加入到谈话中的更年轻的冲锋队队员说道。

不知怎的，谈话拖拉了一个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看来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两天前，德国驻巴黎使馆的参赞冯·拉特(vom Rath）被一个波兰犹太人开枪击倒。德国国家电台立刻发起了反对犹太人的激烈运动。难道全世界的德国人都会成为犹太杀人犯的活靶子吗？难道元首的代表被犹太杂种射倒，德国人就这样无动于衷吗？难道这些杂种(Schweinehunde）要把这笔账一笔勾销吗？德国人民对犹太人渣的愤怒还要再忍下去吗？“如果冯·拉特死了，德国的犹太人就要向德国人有个交代，不是明天，而是现在。德国人已经受够了寄生虫般的暗杀者。”

上述讲话是戈培尔博士(Dr.Goebbels）的作品。大多数人都恨他，没人爱他；即使在施文克的忠诚的圈子里，这位宣传和公共启蒙部部长在暗地里也被称作小丑瘸子(Jupp der Stelzfuss）。大学里的师生不想听这种广播——或者说，如果他们听了，也是在充满恐惧中听着。镇上的人——镇上的人只是听听。随着抗议运动的不断高涨，他们一般会留神倾听。冯·拉特的情况随时在恶化。他肯定会死，而且他真的死了，死在了11月9日，这个德国人历史上最伟大的纪念日。十五年前的这一天，在慕尼黑，祖国的解放者们为了自由而抛洒热血。

整个下午和晚上，收音机里充斥着高音。到这时，《克罗嫩贝格日报》也加入进来。到处都有传言。“将会发生重要的事情。”会是什么事呢？

在市剧院的庆祝活动于当晚早些时候开始，人们没有提及冯拉特或是犹太人，这很奇怪。压抑的情绪在蔓延；在猎人宫，通常是冲锋队队员(尤其是他们）讲述犹太人堕落和冲锋队在与犹太人斗争(Judenkampf）中领导作用的故事。今晚，没人提到犹太人，甚至没人提到巴黎的谋杀。没人知道为什么。“会有事情发生”。但没人知道会是什么事。

“那些守诫的人们将被赦免”

猎人宫的门开着，克罗嫩贝格冲锋队的指挥官和党卫军分队长屈林(Standarten führer Kühling）穿着制服，走了进来。

“立正！”冲锋队队长施文克命令道。

冲锋队的士兵们站了起来。

“希特勒万岁！”冲锋队队长施文克说道，并敬礼。

“希特勒万岁。坐下。”党卫军分队长说，没有回礼。

冲锋队的士兵们坐下。“冲锋队队长，请跟我来一下”，党卫军分队长说道。施文克站起来，向他走去。

党卫军分队长说，“今晚要烧掉犹太会堂”。此时已是午夜。

1. 十个人

1.卡尔-海因茨·施文克，冲锋队队长和守门人

(以前是裁缝），54岁

时间接近1938年11月9日午夜，克罗嫩贝格的党卫军分队长屈林走进位于法兰克福人广场和城墙路弯角处的猎人宫。他说道：“今晚将烧掉犹太会堂。”

根据当时发挥领导作用的人和见证人在十五年后重构的场景，那时在这家客栈的公用室里共有20或25位身穿制服的冲锋队预备连——由50岁以上的人组成——成员，还有5或10位顺便过来的冲锋队其他中队的成员。客栈的老板在1948年证实说，那天晚上没有其他客人，他“进进出出”公用室，没有听到任何谈话，也不记得都有谁在场。

屈林讲完后，冲锋队队长施文克转向公用室的士兵们说：“你们已听到指挥官所说的话了。那些想要帮忙的，跟我到贵宾室。”

指挥官屈林说，“我会回来”，然后离开了客栈。

根据证人证词，在场的一半人跟着施文克到了贵宾室，并关上了门。施文克从里面又打开门，说“不要酒了”，然后再次关上了门。那些留在公用室的人坐在那里静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小声地交谈。他们后来证实他们能听到贵宾室里的谈话，但听不清谈话内容。

20分钟后，党卫军分队长屈林又走进了猎人宫。大约有12个人留在了公用室中，他们正在吃着黄油面包、喝着咖啡、玩着纸牌(Skat）、读着报纸或者只是坐在那儿。他们站起来说道：“希特勒万岁——”

“他们还在里面吗？”指挥官屈林问道。

“是的，指挥官先生。”

屈林打开贵宾室的门，里面的谈话停下了。里面大概也是12个人，他们站起来说：“希特勒万岁——”

“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指挥官在门口说道，“你，冲锋队队长。”

“是，指挥官先生”，施文克答道，“我想派两个人去侦察一下。”

“你带一个人去，队长。”

“是，指挥官先生。嘿，克拉默(Kramer），跟我来。剩下的原地待命。”

“我会回来。”指挥官说道，而后他又离开了。

施文克和克拉默顺着城墙路向西走。走过半个街区，来到舒哈特(Schuchardt）咖啡馆前，他们停下来，站在漆黑的咖啡馆入口处。克拉默仔细看了看街道说“没有警察”。施文克说“没有标志”。

他们穿过街道来到犹太会堂，推开铁栅门，在会堂里四处走动，并试着打开边门和后门。炉子间的门没有上锁，他们走了进去。几分钟后，他们又离开了。当他们又回到猎人宫的贵宾室时，里面的人站起来说，“希特勒万岁——”

“佩希曼(Pechmann）,”施文克说，“我命令你、海内克(Heinecke）和——我看看——多维(Dowe）。上楼。快点。你们”——对其他人说——“仍然原地待命。这是任务，听见了吗？”

包括克拉默在内的五个人上楼到了冲锋队的会议室。几分钟后，他们下楼来。

“我不管，”施文克在说，“我们可以用它。我们必须有可用的东西。”

“但这是地板油，”克拉默说，“而且这是剧院的。”

“我不管，”施文克说，“那是油。这是任务。你听到指挥官说的话了吧，佩希曼。”

“是的，冲锋队队长先生。”佩希曼说。

佩希曼、海内克和多维出发去了剧院，它在猎人宫以西的一个街区。施文克和克拉默回到犹太会堂的炉子间。几分钟后，另外3个冲锋队士兵走进炉子间，抬着4个3加仑的罐子。犹太会堂楼上有脚步声。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佩希曼小声地问施文克，“我明早6点站岗。”

“走吧，你小点声。”施文克说。

“谢谢，队长先生，”佩希曼说。海内克、多维和他一块走了，甚至没有征求冲锋队队长的同意。“嘘——”，施文克说。

战后，佩希曼的证词不利于施文克，但他支持施文克的说法：当冲锋队的士兵们在炉子间的时候，他们听到了犹太会堂楼上有脚步声。施文克否认他与从剧院拿取地板油有任何关系。他说，他只是去侦察了一下。那4个罐子再也没有找到。

大约在午夜12：50，施文克和克拉默回到猎人宫。冲锋队队长走向公用室角落的一张桌子。10分钟过去了。公用室里没人讲话，门后贵宾室的人还在低语。两座教堂的钟声敲过凌晨1点，镇政厅屋顶的公鸡也打过鸣了。而后又是一片寂静。施文克跟克拉默说了什么，而后克拉默离开了客椅。贵宾室的人头也没抬。克拉默回来了，跟施文克说了什么。然后施文克离开了客栈，又立刻回来了。

“冲锋队的士兵们！”他喊道，“犹太会堂着火了！所有人都出去！封锁街道！非常危险啊！”

有人问：“我们该叫消防队吗？”

“一切听我的，”施文克说，“封锁街道！危险！快点！”他转身离开，客栈里的所有冲锋队士兵们跟在他后面。

当最后一个人离开客栈，猎人宫的客栈老板从柜台的转门出来走进公用室。他把临街的门关上，上了锁，关闭了所有的灯，就直接去睡觉了。

2.古斯塔夫·施文克，士兵

(以前是失业的裁缝学徒），26岁

诺伊豪森(Neuhausen）是一个位于玛利亚湖(Mariasee）上狭小的避暑胜地。从位于奥地利南部古老的矿业和纺织城利希(Lich）乘坐载客邮车到那里需要一个小时，坐景区的轮船则需要两个小时(还贵出22美分）。1938年11月9日，除了德国宪兵队的二等兵古斯塔夫·施文克和他刚结婚一个月的新婚妻子之外，黄金天使家庭旅馆(The Pension Goldener Engel）没有其他客人。他们在度蜜月。

事实上，这是自一个月前他们在克罗嫩贝格结婚并在一起待过糟糕的三天以来，他们第一次住在一起。要是古斯塔夫到最后一刻不是决定从利希出发坐景区轮船，而是坐载客邮车并省钱的话，那么就不得不承认他们会在黄金天使家庭旅馆租到了很好的房间。当然，由于是淡季和(在与老板激烈地讨价还价之后，当时新娘就站在一旁）连住三天的特殊折扣(尽管施文克夫妇只打算住两天，他只能离开利希哨所两天时间），他得到了部队优惠价。

婚礼在10月举行之后，他们在克罗嫩贝格度过了糟糕的三天。当时，他们住在新郎家里，与新郎的父母、妹妹以及很小的弟弟生活在一起。新郎的父亲、冲锋队队长施文克曾反对这门亲事，因为新娘的父亲甚至不是纳粹党党员，新娘(据冲锋队队长施文克所知，她从没说过任何事情）实际上可能是纳粹政权的反对者。冲锋队队长施文克夫人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位新娘，说她有“家族的痉挛病史”。在克罗嫩贝格的婚后那三天里，新娘一直在哭(古斯塔夫讨厌她哭），冲锋队队长施文克夫人说，“她控制不住的，可怜的孩子——这是遗传”。

冲锋队队长施文克原本想让他的长子娶一位结实的纳粹女党员——任何一位结实的纳粹女党员。但除了反犹主义之外，他的这个儿子并不热衷于纳粹党的事务。他在1932年愿意加入纳粹党——当时，他的父亲在冲锋队警察组织中给他找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他是高兴的。但那是为了工作。他所关心的是一份工作，任何一份工作。他是一个好孩子，没有他父亲的那种脾气。

这毫不奇怪。从各方面来看，他要是有任何脾气那才是奇迹。

古斯塔夫·施文克22岁时还尿床。

他妈妈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疾病(她自己百病缠身，但是她丈夫“一辈子都没有生过病”，除了在战争中受过伤），她跟克罗嫩贝格的所有人谈论问题孩子古斯塔夫的毛病。克罗嫩贝格的所有人都知道古斯塔夫是个尿床王，古斯塔夫知道他们知道，也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早在12岁之前，古斯塔夫就恨他的妈妈。他爸爸吹声口哨，他就会过去；他妈妈吹一千声，他才会过去。到12岁时，他妈妈怀孕了。她对他说：“如果是小弟弟怎么办？”他说，“如果他晚上哭，我会割断他的喉咙。”小罗伯特出生后，晚上经常哭。他一哭，古斯塔夫就尿床。当然，小罗伯特也尿湿了他的床。“这就是他哭的原因，”他妈妈告诉古斯塔夫，“因为尿了床，他不好意思了。”古斯塔夫可从没哭过。

古斯塔夫放学后，小弟弟坐在儿童车里，他不得不拉着他到处走，其他孩子在旁边叫他是尿床者和保姆。有一天，为了去玩，古斯塔夫撇下坐在儿童车里的小罗伯特，他把童车放在一个长长的石阶头儿上，石阶向下延伸到市场，不知怎地，小车顺着石阶滑落下去。有个人半路截住了，罗伯特摔了下来，大哭。罗伯特没有受伤，但古斯塔夫挨了他一生中最厉害的一顿胖揍。

当古斯塔夫15岁并已成了他父亲的学徒的时候，施文克的裁缝店倒闭了，全家接受失业救济金。正是在那时，古斯塔夫发现他的父亲更热衷于政治而不是工作，为了给自己买身制服或是去慕尼黑、魏玛(Weimar）或纽伦堡参加纳粹党的聚会，这位父亲会抢走全家的口粮。败家的父亲，饥饿的家人。古斯塔夫总是很小气，爱惜食物，不丢一块碎布和一枚钉子；现在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吝啬鬼。不幸的是，即使在他成年时，除了食物、碎布和钉子，他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吝啬鬼。

玛利亚湖的黄金天使家庭旅馆的房间很好，但很贵。然而，一个人不是每天都结婚。当古斯塔夫远离克罗嫩贝格时，花点钱并没有让他感到难受。他对任何事情都感觉不错。远离了克罗嫩贝格，他的新娘不再哭泣，他的母亲不再唠叨，他的父亲不再给他自己买制服，他也不再尿床，儿童车也没有滑下石阶，他不想再回克罗嫩贝格，他也不关心那里的人们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们今晚在做什么。正是在凌晨l点之后，当二等兵古斯塔夫·施文克在提供膳宿的黄金天使家庭旅馆躺在新娘身旁睡着之时，300英里之外的克罗嫩贝格的犹太会堂正熊熊燃烧着。

3.卡尔·克林格尔赫弗，木匠

(也是克罗嫩贝格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队长副官），36岁

在克罗嫩贝格的阿尔特大街(Altstrasse）克林格尔赫弗(CarlKlingelh？fer）的家里，装在他床边的电话响了，是床边的电话，不是墙上的火灾报警器。电话是木匠的姐姐舒哈特夫人(Frau Schuchardt）打来的。她丈夫弗里茨(Fritz）在城墙路上有一家舒哈特咖啡馆。她的声音很低，透着惊恐：“卡尔，犹太会堂着火了，从里面着的。太可怕了”。此时是凌晨1：25。

克林格尔赫弗火速穿好衣服，套上靴子和防火服，骑上他的自行车。他本可以给夜警打个电话，或者在赶往城墙路的途中拉响凯瑟琳教堂前面的警报；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在铺着鹅卵石的阿尔特大街上只能蹬着车缓慢向下骑；但随后，在通往法兰克福人广场的铺着柏油的赫尔曼-戈林大街(Hermann-G？ring-Strasse）和维尔纳路(Werneweg）上，他则以赛车的速度骑行。他(除了会吹长笛和绘画之外）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同时是远足俱乐部的一位老资格会员，36岁时仍有着和小伙子一样的体力。

现场没有警察；冲锋队队员封锁了城墙路。但是，在火场的德国消防员自动有了身着制服的警察的地位。克林格尔赫弗穿过冲锋队设置的警戒线和犹太会堂草坪的大门。烟雾，浓浓的黑烟开始从破碎的窗户冒出。他甚至还没去闻，就知道那是“油”。在冒着浓烟的建筑物另一面，他用于电筒照了照里头。火势在不同的地点燃起来，他从专业的角度判断：这是纵火。

冲锋队队长施文克没有看见克林格尔赫弗跑到大街对面他姐夫的咖啡馆并拍打着店门；当弗里茨·舒哈特(显然是）睡眼惺忪地打开门时，他冲了进去给夜警打了一个电话。“知道了，”夜警说，“你家里的警报器1：38响了。”克林格尔赫弗听到街上的火警铃声，停下来休息了一下。

当第一消防分队停下时，爆出呼的一声巨响；犹太会堂穹顶上的圆花窗已被上升的气流冲破，火星儿飞向空中。阿道夫-希特勒大街(以前叫霍赫大街）建在犹太会堂后面老城墙的废墟上，犹太会堂木质穹顶的顶部和这条街上木质老房子的木瓦盖屋顶一样高。如果上面的房子着火，整个城镇将付之一炬。克林格尔赫弗副官建议消防队长派克罗嫩贝格三支消防队的两支到希特勒大街——他当时太激动，说成了霍赫大街——并电话呼叫8英里外的库梅菲尔德(Kummerfeld）村和11英里外的里克林(Rickling）村的消防队也过来救火。消防队长同意了，克林格尔赫弗拿上一个探照灯从着火的建筑前门破门而入。长凳和祈祷台堆放在祈祷堂的木质讲台中央并散落在其四周。在直升的火焰底部，火燃得最烈。圆顶是由立在讲台四个角的木柱子支撑。在烟火中已看不清楚四根柱子搭起的三角墙，其顶端都被烧黑了。

消防队员克林格尔赫弗感到有点头晕，但他还是沿着地板边沿走进一间较小的屋子，可能是圣器收藏室。屋里面有一个箱子。他打开箱子并用铲子翻了翻里面的东西，是一些祭台布和几套绣花的帷幔。他穿过祈祷堂，走了出来。在大门的草坪前现在站着一名警察——只有一名——克林格尔赫弗把东西交给他。那是凌晨三点整。

直升的火焰没有被扑灭，会堂圆顶现在也是一片通红。伴着一声巨响，圆顶的一部分倒了下来，一团火柱直冲云天。由于那些柱子在燃烧，现在进入祈祷堂会很危险。克林格尔赫弗小心翼翼地走了回来。因为会堂的部分圆顶己烧光了，因此，上面的火焰更加猛烈，不过还能看清楚前面两根柱子的底部。一根大概在4英尺高的地方燃烧着，直径大概2.5英寸左右；另外一根尽管燃烧的高度相同，不过看上去还能撑住。但后面两根已经看不到了。

现在，风更加迅速地吹走了浓烟。克林格尔赫弗拿着探照灯，看到在祈祷堂东面的墙上是一幅用金线绣成的帷慢——和他从箱子里拿出来的那些东西一样。它们都被烧焦了。他看到在帷幔后面的墙里有一些东西。许多年后当我问他是否知道那是什么时，他说“不知道”。而当我告诉他那是约柜时，他说，“约柜……啊呀，啊呀”。他本人曾经是堂区教堂的代表。

4.海因里希·达姆，纳粹党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以前是失业的推销员），28岁

海因里希·达姆(Heinrich Damm）是一位来自农村的青年，尽管迄今为止他在这个城镇已经居住了十年；他从纳粹党周年纪念庆祝晚会回到住处——克罗嫩贝格的纳粹党党部(kreisleitung）阁楼上的公寓——-是9：15，他在9：30上床睡觉。但那天晚上他睡得很轻，城镇上有一些谣言，从党部地下室的冲锋队指挥部传来关于城镇外的人和一些不寻常活动的谣言。他听到楼下有吵闹声，就下了楼。来人是县领导(Kreisleiter）。

“您怎么来了，领导？”达姆问道。(和所有农村人一样，对像导大人这样的新头衔，达姆很不习惯，但没有人在意达姆的情况；在这一组织中，唯有他能处理与农村人之间的关系。）

“有些工作要做。”县领导头也没抬地说道。

达姆回到床上睡觉了。

那是凌晨三点钟，来自某处的一声巨响惊醒了他。希特勒大街方向天空通红，火光冲天。十分钟后——他没有叫醒沉睡中的来自农村的妻子——他赶到了犹太会堂。到处都是冲锋队的士兵和消防员。一个警察正站在大门的草坪前。一些围观的人(对这样一场大火来说，围观的人太少了）站在冲锋队设立的警戒线外。达姆咕哝了一句“白痴”，就回家了。他叫醒妻子并告诉她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你怎么认为，海因里希？”她说。她总是问海因里希对事情的看法。

“白痴，”他说，“他们会烧了我们的指挥部来阻止我们吗？”

电话铃响时，他正在脱衣服。电话是县领导从家里打来的。

“你能开车过来吗，海因里希？我们得去趟农村。”县领导的父亲曾经是一名教授。当他不得不去农村时，他总是带着海因里希·达姆。

在去往紧邻的大城镇施佩尔(Spelle）的路上，他们默不作声。在进入施佩尔的时候，县领导说，“你怎么认为，海因里希？”

“你怎么认为呢，领导？”

“就好像他们过去曾试图用焚烧党部来阻止我们一样。”县领导说。

“天啊，领导，你是对的，”达姆说道，“我从没这么想过，真是白痴。”

“我们必须保护这个县，”当他们把车停在施佩尔的党部门前时，县领导说道，“纳粹省党部头目(Gauleiter）的副官打来电话。帝国元帅(Reichsmarshal）戈林下令德国全境的每个角落必须立刻停止行动。无论谁敢动人民的财产，都必须受到惩罚。”当县领导说“人民的财产”时，达姆看了他一眼，但没有说什么。

他们回到克罗嫩贝格时已是黎明破晓。

“去哪儿，领导？”达姆问道。

“回家。”领导回答道。

当达姆回到卧室时，他的妻子问他，“你怎么认为，海因里希？”

“白痴，”达姆说，是1933年蜂拥加入纳粹党的“三月紫罗兰(March violets）”中的一个白痴，“就好像他们过去曾试图用焚烧党部来阻止我们一样。”

5.霍斯特马尔·鲁普雷希特，高中生，14岁

那声惊醒了海因里希·达姆的犹太会堂圆顶倒塌的巨响，也惊醒了离火灾现场有3个街区远、住在克林小巷(Klinggasse）中的鲁普雷希特一家(Rupprechts）。从他们家二楼的窗户望去，火光冲天。他们从天窗爬到屋顶，看到了会堂熊熊燃烧的半个圆顶。霍斯特的母亲抓着他的手；而他却不喜欢手被抓着。

“亲爱的”，霍斯特的母亲对他的父亲说，“是犹太会堂”。

霍斯特的父亲没有作声。

“当然是犹太会堂，”霍斯特兴奋地说，“犹太佬，见鬼去吧(Juda Verrecke）！”

“安静！”他父亲说道。

“天啊，还没烧完呢，爸爸。”

他爸爸打开了天窗。

“我可以去火灾现场吗，爸爸？他们都在那儿呢，我可以去吗？”

这一家人——霍斯特是独子，同时既是他父亲的家族也是其母亲家族中唯一一位读高中而没有去上职业学校的成员——沿着天窗下到顶楼里。屋内外漆黑一片，霍斯特和他妈妈——仍然抓着他的手——听到他父亲停了下来而没有打开通往楼梯的门。

“他们都在那儿，爸爸。我可以去吗？”

“他们不可能都在那儿，霍斯特马尔。你不可以去那儿。”

这是埃米尔·鲁普雷希特的一次冗长讲话。说它冗长，意味着接下去有着更为冗长的讲话。霍斯特的手在他妈妈的手中停止了扭动。

“你是在哪里学会说‘犹太佬，见鬼去吧'？”他爸爸问道。

“在希特勒青年团(Ha-Jot）。”霍斯特说。

“哦，”他爸爸说，“在希特勒青年团。”

“他们没有教这句话，爸爸，人们只是从青年团那儿听说的。其他孩子都说犹太佬，见鬼去吧。他们都说。”

“就像他们都可能在那儿一样。”他父亲说。

“人们只是听说而己，爸爸，难道你不明白？”

“不明白。”

父亲、母亲和儿子站在那儿。14岁的霍斯特已经长大，他当时不能容忍他父亲所谓的沉默寡言和他母亲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年纪在十四岁的那些人都不能容忍这类事情，霍斯特也不例外。而且他还是希特勒青年团成员。

“霍斯特马尔，”他父亲说(他从不叫他“霍斯特”，霍斯特也无法容忍这一点）,“你知道犹太会堂是什么吗？”

“当然。”霍斯特说。

他爸爸沉默不语。

“儿子，告诉你爸爸它是什么。”鲁普雷希特夫人说，她害怕她丈夫和儿子。

“它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的——教堂。”霍斯特说。

“教堂？”他爸爸问道，“什么是教堂啊，霍斯特马尔？”

“神的殿，爸爸，天哪。”

“神的殿，没有‘爸爸，天哪'。”他父亲说。

“是的，爸爸，神的殿。”

“神的殿？”他爸爸问道。

“是的，爸爸。”

“那么，你，霍斯特马尔，你是想去看看他们烧毁了神的殿？”

“不不，爸爸，天哪，你不懂。你不明白——难道你支持犹太人，爸爸？”

“不，当然不是，儿子，他当然不支持犹太人。”鲁普雷希特夫人说道，她害怕她的丈夫、儿子，害怕上帝和希特勒。

埃米尔·鲁普雷希特打开顶楼房门，一家人走下来返回了卧室。但霍斯特心神不宁——而且很兴奋。从某一方面来说，他感到对不起他爸爸，但从其他方面来说，他有了以前没有过的感受：他爸爸终其一生都是一位机车技师，每月薪水是144美元，是一位有着微不足道的工作、微不足道的妻子和微不足道的房子的微不足道的男人；是一位什么都不会说的男人，因为事实上他什么都说不出来；是一位对政治和世界一无所知的男人，是一位声称是纳粹的男人。他爸爸在1932年秋天加入纳粹党，当时霍斯特是8岁；现在，他明白了他父亲只是一位仿效者(me-tooer）而已。

“你想去看看他们烧毁了神的殿？”人们在晚上放火烧房子，神的殿。霍斯特的房间和他父亲的房间。霍斯特在睡梦中翻来覆去，他醒了过来并感到恐惧。每当晚上感到害怕之时，霍斯特就会瞅一眼父母的卧室，看看他们是否在那儿。现在，他蹑手摄脚地摸到房门并打开它。天色已放亮。他妈妈还躺在床上，他爸爸正坐在窗前的摇椅上。此时是早上5：15。

6.海因里希·韦德金德，面包师，51岁

5：15，早餐小面包圈必须放在烤箱中，六点前必须取出来，以便与男孩们的外出同步。面包师韦德金德(Heinrich Wedekind）穿着拖鞋和长裤，系着围裙(需要换换了），在他位于希特勒大街最西端的面包店后面忙碌着。他把小面包放在烤箱里，而后轻快地走到面包店前面并打开了店门。他抽着雪茄，看了看破晓的黎明。他一直想去他位于镇边的园圃，并在天气变得更冷前给它翻一下土。但黎明时的天空看上去像要下雨。他打算明天再去。

他站在那儿的时候，认识的两个人从旁经过。他们是从法兰克福人广场方向走过来的。他问道，“这个时候，出什么事了？”他们告诉他犹太会堂在夜间被烧毁了。“啊!”他惊呼道，而后返回了他的小面包房。犹太会堂。

在1933年，面包师韦德金德曾担任他街区纳粹党的干事，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曾是一位时髦的冲锋队队员。有一天，他正坐在费尔森酒店(Felsenkeller）喝着啤酒，突然有个人扔石子砸碎了犹太人曼海默(Mannheimer）鞋店的窗户。韦德金德冲进店内并迅速地捡起了收银机中的现金——只是为了保护现金——此时，警察来了。第二天，便衣警察老霍夫梅斯特(Willy Hofmeister）把他叫去，说丢了一些钱。纳粹党保管了那笔钱，但镇上有传言说社会民主党人鲍默特(Baumert）拍下了这位面包师站在收银机前双手抓满钱的快照。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言，但韦德金德一有了好的理由——当时，纳粹党在克罗嫩贝格的手工业和贸易办事处开张，它给韦德金德提供了一份吃力不讨好的调解者的工作——他就离开了冲锋队。

当韦德金德从火上取下面包圈时，他想要去看看犹太人教堂被烧毁的情况，但他转念一想，去菜园工作可能更好。找麻烦没有好处；鞋店一事已经足够了。他明天会顺道过去，在步行去法兰克福人广场的路上正好经过那儿，可以好好看一下。这就是韦德金德看待犹太会堂被烧的态度。

就这样，他做好了面包圈，上楼和妻子一起吃早餐。他从不和他的妻子或儿子或女儿交谈。他妻子正好和他一样又粗又壮，也在为纳粹党做社会工作；他儿媳抱怨丈夫在面包店的收入低；他女儿惹了麻烦，无法摆脱。事实是面包师韦德金德根本不是一个活泼的人。他是一个面包师，他烘烤面包。他每个月都会浏览《面包师》月刊(Master-Baker），每天都会阅读《克罗嫩贝格日报》的标题。他有一本《我的奋斗》(Mein Kampf）(谁没有呢？），但他从未打开过(谁打开过呢？）。

如果韦德金德是一位具有深刻反思力的人的话，那么，在他吃早饭的过程中，他也许会自言自语道：这辈子就是劳作啊。来生——要是人们能确切地知道该有多好——会不同。这一生，在艰难时期，你会没有报酬地工作；在大好时期，你会有报酬地工作。但是，无论是在艰难还是大好时期，你都要工作。这些年是大好时期。政权？——政权允诺给人民面包，而我烘烤面包。“千年帝国”？——如果它能持续千年，那很好；一百年，那很好；十年，也很好。

现在是早上6：15。

天开始下雨。韦德金德无论如何都要去他乡下的菜园了。

7.汉斯·西蒙，收账员，42岁

汉斯·西蒙(Hans Simon）在6：15起床。和往常一样，他刮胡子，给他的小八字须打蜡和吃早饭。在此过程中，他评论世界局势。和往常一样，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是他的听众。而后他(推开身后的房门）离家前往市镇的电力工程去收听他的清晨号令。他坚定地向前骑行，从不偏离方向，专心地思考着世界局势。

他有权这样做。纳粹党支部领导人西蒙——支部领导人是纳粹党内的最低头衔——是德国第一批纳粹分子之一，是克罗嫩贝格的第一位纳粹党党员。冲锋队队长施文克，即那位破产的裁缝，总是声称他是第一个。他一直谈论我们这些党的老战士，但他从来没有提供他的党员编号，也没有人见过他那金色的党徽。西蒙则在他的夹克上戴着那枚徽章，每个人都能看到它。而且在每个月的13号，他都会在党部的楼梯下走过，等等，他还会说“对我来说，13不意味着任何不幸。我的党员编号是5813，是第5813位加入纳粹党的党员。在此之前，我是元首的争取自由运动(Freiheitsbewegung）发生在血腥的慕尼黑游行之前——的一位成员。”

汉斯·西蒙思考着上述那些问题，过了维尔纳桥并进入了法兰克福人广场，他看到一辆消防车已阻塞了半个城墙路，冲锋队队员阻拦了一小群人。天下着毛毛雨，但这位收账员决定骑车到现场看看；那可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事件。

犹太会堂已经看不见了。外墙和木制穹顶残留下来，还冒着烟。现场有一位警察，他站在围着草坪的铁栅栏的大门外。一位皮包骨头的老妇人喋喋不休地对每位可能听到的人说着：“一座教堂，一座教堂，一座教堂啊”，她一直说着。冲锋队队员回答了她，其他人都没说什么。

“一座犹太人的教堂。”一位冲锋队队员说。

“那实际上不是一座教堂。”另一位队员说。

“你为什么不参加进来，奥蒂(Auntie）？”

“你可是一位犹太姑娘啊。”

“一座教堂，一座教堂，一座教堂啊。”那位老妇人一直唠叨着。

收账员西蒙的党员编号是5813，并佩戴有金色的党徽。他在雨中骑行前去收听他清晨的号令，同时思考着世界局势。此时是早晨7：30。

8.约翰·凯斯勒，劳工阵线督察员

(先前是失业的银行职员），46岁

早上7：30，督察员凯斯勒(Johann Kessler）从由库默菲尔德(Kummerfeld）开来的地方列车上下来，步行前往他位于赫尔曼-戈林大街的劳工阵线(Labor Front）办公室。他在7：40就到了那儿(他在8点才上班），皮希特(Picht）进到办公室并说道，“你听说了吗？他们昨晚烧毁了这里和全国各地的犹太会堂。”

凯斯勒和皮希特叫上奥伊勒(Euler），三个人一起出去了。他们沿着维尔纳路向下步行到了细雨中的法兰克福人广场和城墙路。确实是啊，那里仍冒着烟。

在走到返回办公室要经过的维尔路之前，他们没人说话。其后，凯斯勒这位天主教的叛教者——他在纳粹信仰运动中进行“布道”——说道：

“这是一个变化，一个大的变化。”

“烧毁财产，”皮希特晃着脑袋说道，“无论那是一座教堂还是任何东西，都是烧毁财产啊。”

“这会使外国人不爱我们。”奥伊勒说。

“他们现在爱我们吗？”皮希特问道。奥伊勒没有回答。

“一个大变化，”凯斯勒又说了一遍，“一次进化(eine Evolution）。”凯斯勒喜欢用华丽的辞藻。

在他们前面，凯瑟琳教堂的牧师特雷思科(Tresckow）也在缓慢地步行离开火灾现场。他是一位始终不涉足政治的老人。“牧师也在窥看”，奥伊勒说道。正好在这个时候，他们身后传来一声吼叫：

“下一个是凯瑟琳教堂！”

皮希特和奥伊勒抬眼看了看对方，但凯斯勒，那位天主教的叛教者则快速地停了下来并回头看去。街道两边的人们都急匆匆地赶去工作。除了凯斯勒外，没人停下来或抬眼四看。特雷思科牧师正慢慢地向前走着。

9.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中学教师，34岁

“参议教师先生(Herr Studienrat），参议教师先生！”参议教师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ndt）等着普费弗曼(Pfeffermann）赶上他。普费弗曼现在是一名大学生，但在古典高中读书时，他是希尔德布兰特的一名学生。尽管希尔德布兰特是个纳粹分子，一个喜欢卖弄的纳粹分子，但他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他真的了解文学和音乐，是一位真正的欧洲大陆人。甚至有人说过——但没人确知——在来到克罗嫩贝格之前，他曾是一位反纳粹人士，而且多亏了他父亲——一位上了年纪的陆军上校——的个人影响才幸存下来。普费弗曼是一位混血儿(他父亲因为婚姻而成了一位犹太人，这使事情变得更糟），希尔德布兰特与他交谈时是那么焦虑不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尽管这位老师当然喜欢他的这位学生。

“您听说了吗，参议教师先生？他们已经烧毁了犹太会堂。”

“犹太会堂？”

“是的。”

“你当时在那儿吗？”

“没在。您有空去看看吗？”

在这个早上，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是有时间的；他文学课上的学生们正在作答他们的考试题，而在考试那几天，他总是会晚到来表明他对他们的信任。他犹豫了一会儿，开始脸红，而后说道，“是的，我有时间。”

他们到那儿的时候是8：45左右。火已经几乎燃尽，但透过那座建筑半塌下的穹顶，烟还在冒着。有一辆消防车停在城墙路上，有一辆停在希特勒大街上，都不再喷射水了。天下着毛毛雨。

“犹太会堂。”普费弗曼摇着头说道。

希尔德布兰特红着脸，什么都没说。美国人亨德森(Henderson）是一位轻松欢快且抱有梦想的年轻人，他正在克罗嫩贝格大学学习(不是很用功），他以前通过普费弗曼与希尔德布兰特相识。此刻，他向他们这里走过来；他说了声早上好但没握手(美国人的风格），并用德语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参议教师先生？”希尔德布兰特摇摇头，没有回答。他感到自己脸红了，而能感到自己脸红，意味着红得很厉害了。

当希尔德布兰特走进教室时，班上的学生暂停作答起立，直到他说了早上好并在他的桌子旁坐下为止。他打开公文包拿出一本封皮为简朴的纸质包装的法文版《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并读了起来，而他的学生们则继续作答考试题。

无一例外都是烈火，到处都是烈火。国会大厦的烈火。柯尼希斯贝格(Königsberg）阅兵广场上焚书的火焰。在1933年，那时希尔德布兰特是一位反纳粹人士，一个每天都要阅读《巴塞尔通讯》(Baseler Nachrichter）和《时代》(Le Temps）甚至偶尔会阅读(有很大困难，因为他的英语较差）《英国泰晤士报》(Times of London）的人。现在，他是一位纳粹分子，他在读简装法文版的《罪与罚》。现在，他是一位纳粹分子，而纳粹分子们在焚烧犹太会堂。

中午的铃声响了。学生们把他们的考试卷交到希尔德布兰特的桌子上，每个人都说：“上午好，参议教师先生。”但这位参议教师读着他那本简装书，没有抬头看他们。

10.维利·霍夫梅斯特，警察，57岁

时值中午，克罗嫩贝格侦查局的便衣警察霍夫梅斯特正骑行穿过维尔纳桥，前去工作。周四上午本是他画画的时间，但人不能在雨中作画。霍夫梅斯特患有慢性铅中毒；他被允许每周在户外作画一次。他的绘画属于油画，像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的作品一样。有批评者根据他们作品涉及的主题、色调和技巧而称之为“月份牌画”，但他们擅长这类绘画且画得很精美。

维利·霍夫梅斯特在28岁时不得不放弃风景画这一职业。1908年，他成了克罗嫩贝格的一名警察，最初是做交警，而后做刑警。这种生活并不糟糕。在30年中，克罗嫩贝格只发生过3次谋杀案，其中只有一次是凶杀(另外两次是性欲狂的案子）。再过3年，他就要退休，可领取全额养老金。生活不会糟糕的；但维利·霍夫梅斯特还想去画画。

当妻子(每周四，她都会让他晚起床，并让他休息）告诉他法兰克福人广场附近出现了烟雾，霍夫梅斯特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昨天上午，银行前主管奥斯卡·罗森塔尔(Oskar Rosenthal）来到他办公室，站在他一边，握着他的手说道，根据纳粹的报告，“我是犹太人，奥斯卡·以色列·罗森——”

“请，请，主管先生，”霍夫梅斯特对这位银行前主管说道，“请坐下说，好吗？”当罗森塔尔——克罗嫩贝格犹太会堂委员会主席——告诉他昨晚有很多窗户被砸碎了，而且看门人报告说闻到了汽油味儿的时候，霍夫梅斯特对这位老人说：

“主管先生，有人会立刻去调查，尤其是汽油味儿。窗户——这个，这类事情有点儿困难，您知道昨天巴黎的枪击事件吧。”

“我理解，刑事侦查员先生。”罗森塔尔说。

“就这样，”刑事侦查员霍夫梅斯特说着站起身来，“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我去叫速记员，您可以口述一份有关汽油味儿和窗户的案情报告，而后我们立案。”

“不，不，刑事侦查员先生，”罗森塔尔说，“我不想写案情报告，当然也不需要控诉。”

“但是，”霍夫梅斯特说，“必须得写案情报告啊。”

“不，真的，”罗森塔尔起身说道，“从我们的——从我的——角度来说，根本没有必要。我还是非常不想写案情报告。”

“但必须得有一份案情报告，主管先生。”霍夫梅斯特说。

“除非您坚持，刑事侦查员先生。”罗森塔尔说。

这位老警察搓着他精修过的臼胡子，说道：“主管先生，在我们做过调查之后，我自己来写案情报告。会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他把手伸向那位银行前主管，说道：“谢谢，主管先生。”

这位犹太老人伸出手，说“谢谢，刑事侦查员先生”，而后离开了。

霍夫梅斯特派了一名警察去犹太会堂进行调查，在结束一天的工作起身回家前，他写了份案情报告，并把它放在了克罗嫩贝格的警察档案中。7年后，当美军进入克罗嫩贝格时，他们在警察局后面的小巷中找到了那些没有被完全烧毁的档案。报告上注明的日期是1938年11月9日，内容如下：

“犹太会堂，城墙路，窗户破碎的案情报告，等等。”

“现场调查证实了如下细节：11月8日晚，位于城墙路上的犹太会堂的7扇窗玻璃被不明身份的人投掷石块打碎。一些石块落在了祈祷堂里，一些落在了草坪上。在这座建筑东南方的山墙边上，就是在通向暖气炉室的窗户——我们发现这扇窗户也碎了——外面，有两个酒瓶子的残片。这两个瓶子显然装满了某种液体，用纸和碎布条塞住并点燃。在玻璃渣子上和最近的周围地区仍然有那种液体的味道。种种迹象表明爆炸的范围很小，就是说影响是有限的。除了使墙变黑了之外，没发现这座建筑物的损坏。”

“从犯罪学的角度来说，不存在有价值的线索。”

“直到下午5：20，没有找到犯罪分子，刻不容缓。”

“那些利益受损的人们，他们没有提出任何调查的要求。”

昨天下午和现在——他骑车通过维尔纳桥——警察霍夫梅斯特有些担心。案情报告在昨天下午6点前已经传给了交警和刑警部门的警长，霍夫梅斯特确信晚上一定会有穿着制服的警察保护那座建筑。冲锋队——当然正是冲锋队——不喜欢警察，警察也看不起冲锋队队员。因此，一定会有麻烦。霍夫梅斯特决定去犹太会堂看看。

在那里，到处都是冲锋队队员，只有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察，即交警鲍曼(Baumann），他站在犹太会堂的门前。霍夫梅斯特与他谈话，鲍曼回答着。霍夫梅斯特问他一些事情，鲍曼回答时耸着肩。霍夫梅斯特而后走开了。

“希特勒万岁，刑事侦查员先生！”

说话人是施文克，那位冲锋队队长。“早上好！”霍夫梅斯特说着骑上了自行车。施文克，冲锋队队长。在1931年时，霍夫梅斯特曾被指派去搜查施文克的公寓来找寻冲锋队非法持有武器的证据。施文克曾说，“刑事侦查员先生，您在我的信件中什么都没找到；您认为您会在我的公寓里找到一些东西？”施文克，纳粹分子。现在，霍夫梅斯特就是纳粹分子，施文克和霍夫梅斯特都是纳粹分子。这位老警察再有3年就退休了，而后拥有养老金，而且医生说如果不工作的话，他可以画画。

在办公室，霍夫梅斯特被告知去向警长汇报。

“刑事侦查员先生，”警长——一位年轻人——说道，“我这里有一道命令要执行。我会读给您听，而后我要求您自己读一遍并在上面签名。”

“‘签名'，警长先生？”霍夫梅斯特说。

“签名，刑事侦查员先生。”

这项命令要求克罗嫩贝格所有年龄在十八岁到六十五岁之间的犹太男性都要接受保护性羁押。该命令刻不容缓——1938年11月10日——的午夜前有刑警(在德国，他们一直可以在没有逮捕状的情况下进行拘捕）执行。刑事侦查员霍夫梅斯特要把如下这些人——即名字首字母从F一直到M的人们——送到镇政厅的贮藏室，那里将被用作羁押地，因为缺少可用于羁押的地方。

“清楚了吗，刑事侦查员先生？”

“是的，警长先生。”

“你要一直坚守岗位，直到你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处于羁押之中，而后你可以结束加班。”

“是，警长先生。”霍夫梅斯特拿了他的名单开始了他的巡逻。他没有骑车，也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那是一个漫长的下午。要不是名单上的每个人都在家的话，也许会更漫长；自昨晚以来，克罗嫩贝格的犹太人都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宅院。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漫长的下午。当警察霍夫梅斯特敲响萨罗·马罗威茨(Salo Marowitz）裁缝店旁边的公寓门铃时，都快到晚上9点了。

马罗威茨打开门，说，“请进，刑事侦查员先生。”

“谢谢，马罗戚茨先生。”

在客厅的桌子上和刻有郁金香花的绿玻璃枝形吊灯下面，有一个已经锁好的旅行箱。在沙发上，放着男人的衣服和帽子。

“马罗威茨先生——”

“请坐下，好吗？刑事侦查员先生。”

“我——谢谢，就一会儿，马罗戚茨先生。”

“您是来羁押我的，刑事侦查员先生。”

“是的，马罗威茨先生。只是为了你的安全——”

“我理解，刑事侦查员先生。我们走吗？”

“是的，如果您不介意……我想问一下，您可否带上毛毯、食物和一点钱？”

“钱，带了，但没带毛毯。如果有必要，我妻子会给我送饭的。”“为什么不带一条毛毯呢，只带一条，也许要带一些面包、香肠或其他东西，马罗威茨先生？您明白，我不想——”

“谢谢，刑事侦查员先生……孩子妈妈，进来向刑事侦查员霍夫梅斯特道声晚安。”

另一个房间发出了一声“不”。

“对不起，刑事侦查员先生。我太太今晚不太舒服。我会带上毛毯和食物。”

霍夫梅斯特独自坐在屋子里。有人从外面打开了公寓的门锁。裁缝十七岁的混血儿萨穆埃尔(Samuel）走了进来。

“您好，刑事侦查员先生。我今天下午在犹太会堂见到了格奥尔格(Georg）。他们作为一种安全措施而烧毁了它。”

“我知道。”霍夫梅斯特说；格奥尔格是他最小的儿子。

“您不可能每天都看到类似的事物。”萨穆埃尔说。

“是的，不会每天都看到。”霍夫梅斯特说。

“格奥尔格说他有确信我能加入到陆军航空兵团，他们录取有半个犹太血统的人。他会去说——嗨，爸爸，拿毛毯干什么啊，您要去哪儿？”

“哦，萨穆埃尔，我要去外面过夜。”

“去哪儿？”

“在镇政厅。霍夫梅斯特先生会和我一起去。”

“哦？”男孩儿停顿了一下，“我可以一起去？”

“哦——”

“噢，可以的，”霍夫梅斯特说，“就一段路，我们可以一起走去。”

“好的，”马罗威茨说，“喝一杯酒，刑事侦查员先生？”

“不，谢谢，马罗威茨先生。是在上班呢，您知道的。也许只是——不。但不管怎样，都谢谢您。谢谢您的酒。”

萨穆埃尔提着他爸爸的旅行箱，走在两位年长者中间。三个人向上爬行了几条街道，绕过几个街角，上了一些台阶，到了通过镇政厅的市场。

“我们在以蜗牛的速度行走啊。”萨穆埃尔说。

“霍夫梅斯特先生和我要比你年纪大，儿子，是的吧，刑事侦查员先生？”

“是的，马罗威茨先生，”霍夫梅斯特说，“是的，我们年纪大啊。”而后他停下来说道，“我有点儿喘不过来气，请您别介意，马罗威茨先生。我今晚很疲惫。如果您和萨穆埃尔愿意在前面走，我会在后面跟上你。”

2. 人们过的生活

这10个人都是“小人物”；只有希尔德布兰特先生，即那位教师，在社区中有那么一点儿重要地位。我在说“小人物”时，不仅在意指各地的大众媒体和竞选演说所旨在影响的那些人，而且特指在德国这个社会分层明显的国家中，那些以“小人物”的方式思考自我的人们。在我们的讨论中，我的10位纳粹朋友，他们每个人——包括希尔德布兰特——都一再说“我们是小人物”。

在美国，不存在——或被压抑——上述的那种自我意识。属于我们文化的欧洲学生们都把我们的平等主义引为一种追求，而且是一种昂贵的追求，它造就了一个与其选民没有明显不同的国家领导层。如果每个人都是小人物，那就没有人是小人物。但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包含了精英和奴隶的两种冲力。当“大人物们”，比如兴登堡(Hindenburg）们、诺伊拉特(Neuraths）们、沙赫特(Schacht）们，甚至是霍亨索伦(Hohenzollern）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西蒙先生，即那位收账员说道，“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

谈论“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外国人往往会漏掉关键点，那位年纪较小的施文克说它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一个属于“像我一样的小人物的政党。另外一个这样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了”。皇帝和元首都需要德国人中的小人物意识，但元首在贬低大人物的同时，却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为争取选票而哗众取宠的持民主立场的政客和表现得过度亲民的人们做着同样的事，但如果由一位专制的统治者来做，就会更为有效。我的朋友们都是小人物——像元首本人一样。

这10个人都不是卓越之辈。他们不具影响力。他们不是舆论的制造者。没人因为他们对产品的评价会提高产品的销售额而给他们提供任何事物的免费样品。他们的重要性在于如下事实：上帝——正如林肯讲述普通人一样——创造了数量庞大的他们。在一个有着7 000万人口的国家中，他们的人数超过了6 900万。他们是纳粹分子，他们是小人物。如果说在他们自己的圈子外他们曾表达过个人观点的话，那么，那些地位较高的人物也曾礼貌地假装倾听，但不曾要求他们详加阐述。

在一年时间里，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在非正式的场合中——包括一起进餐；喝上“一杯酒”，或者更可贵的是喝上一杯咖啡；互相家访(包括孩子们）；长距离和轻松的每晚、每周六下午或周日的散步——我的10位朋友中没有人认为这些事可能与一位美国人一起完成。他们中没有人与美国人有过任何非正式的交往。那位老师除外，他曾在法国待了很长时间。他们中没有人作为平民百姓而去过美国或英国或德国之外的其他地方。他们都不会讲英语。

在以上的各种情况下，为把与他们的关系确立下来，我经历了相当大的困难，都通过第三(第四或第五）人使他们相信我虔诚的信仰和好意。他们10个人——可能除了面包师韦德金德——看来迟早都会接受我关于我使命的说明：作为一个有着德国人血统的个人，我来到德国，是要把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故事带回美国，其最终目标是在我的美国同胞中确立对德国的更好理解。这种说明是真切的，我在德国的学术地位影响了他们。但我最有利的条件是我完全不懂德语——除了那位老师之外(他能讲法语），德语是他们每个人能说的唯一的语言。他们是我的老师。“亲爱的，”老裁缝施文克对他的妻子喊道，“来听听教授先生说‘再见'的语气啊！”我的朋友们有充裕的时间来展现他们的教学方法和对教授先生的耐心，后者学得很慢，但性情温和友善。

我确实向他们10个人隐瞒了两个关键问题：按照我德国同事和朋友们的建议，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是一位犹太人；我也没有告诉他们除了与他们的私下谈话之外，我有关于他们的其他资料来源。

我认为我现在可以称他们为我的朋友了——那位面包师除外。我认为他们中有四人，即裁缝施文克、他的儿子古斯塔夫、银行职员凯斯勒和教师希尔德布兰特(也许还有警察霍夫梅斯特）,完整地按事情的本来面目向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从性情方面来说，除那位教师、学生和银行职员之外，他们中没有人能够完全流利地进行讲述。但他们10个人中，也没有人故意向我撒谎(按我的判断），也许面包师韦德金德和裁缝施文克除外，后者是10个人中唯一一位在犹太会堂纵火案中扮演角色之人。我发现在几个月的谈话中，他们个人的叙述中不存在任何不可忍受的不一致或矛盾之处。对我而言，记忆中的小差错、正常的拘谨，尤其是像他们的故事那样的灾难性经历中固有的混乱和压抑，看来都能解释我观察到的那些微小的不一致和矛盾。无论如何，我不能试图阻止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我的10位纳粹朋友中只有一位和我们——你和我——一样看待纳粹主义，看待纳粹主义的各个方面。此人是教师希尔德布兰特。甚至是他在那时也相信，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纳粹主义纲和实践的一部分属于“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个人，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的9个人，并不知道1933年前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他们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现在他们也不了解它。他们曾了解到或现在知道的纳粹主义，和我们曾经了解到和现在知道的不一样。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它。

按照我了解到的纳粹主义，它是赤裸裸的和彻底的专制主义。它侮辱其追随者的人格，同样奴役了其反对者和追随者；日常生活——私人的和公共的——中的恐怖主义和恐怖；社会交往的每个层面上私人的和群氓的非正义行为；侧面攻击上帝，正面攻击人的价值和这种价值暗含的各种权利。这9个普通的德国人完全不是以此方式来理解它，而且，现在他们仍然不是以此方式来认识它。如果说我们关于民族社会主义的观点有点儿简单，他们的观点同样如此。一种独裁统治？是的，当然是一种独裁统治，像我们父母知道的那些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统治一样。但像你们美国人使用的那个术语，极权统治？那是胡说八道。

当我问面包师韦德金德先生他为什么相信民族社会主义时，他说：“因为它承诺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它做到了。但我从未想象到它会导致的后果。没有人会想象得到。”

我认为我找到了宝藏。我说，“‘它会导致的后果’是什么意思，韦先生？”“战争，”他说，“没人会曾想象到它会导致战争”。

民族社会主义的邪恶始于1939年11月l日，这是我的那位面包师朋友的观点。

不要忘记——这9位德国人都不曾去国外游历(战争期间外）；他们不了解外国人或没有与之交谈过或阅读过外国报刊杂志；在收听外国广播合法时，他们不曾收听过；当不合法时，他们也没收听过(十分奇怪的是，那位警察是个例外）。和他们同时代的法国人或美国人一样，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正如他们认为的，除了从德国的敌人那里听到之外，他们不曾听说任何关于纳粹政权的邪恶事情，而德国人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俄国人和美国人谈论着关于我们的一切事物，”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说，“现在他们谈论着彼此”。

人们首先思考的是他们过的生活和他们看到的事物；而在他们看到的事物中，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我的9位朋友——甚至是第10位朋友，那位老师——在他们了解纳粹主义的过程中，他们受到了它的启迪，而且它使他们活跃起来。现在，他们回顾过去仍然——当然是他们中的9个人——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工作和工作保障，孩子们有夏令营，有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不让他们靠近街道。作为一位母亲，她都想知道什么呢？她想知道她的孩子们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他们在干什么。在纳粹统治的那些日子中，她知道或她认为她知道；这有什么不同呢？同样，家里的事情也在变得更好，而当家庭的事情变得更好有稳定工作时，一位丈夫或父亲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吗？

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对那些从没梦想过在国内或国外有真正假期的人来说，在“欢乐带来力量”的项目中，他们有非常棒的10美元家庭假期旅行，夏天去挪威，冬天去西班牙。在克罗嫩贝格，“没有人”(我的朋友们了解到没有人）受过冻，没有人挨过饿，没有人患病而未得到照顾。因为人们彼此相识，他们认识他们自己的邻人，知道他们自己的地位和职业、他们自己的政治(或非政治）观点、他们自己的宗教和种族。到处都在宣传新秩序的所有恩惠，这影响和打动了“每个人”。

也存在着恐怖，但没有地方公告这些恐怖，它们就没有影响到“任何人”。偶尔(只是偶尔）个别致力于改革或引起轰动的美国报纸会揭露这个国家地方监狱中的非人境况；但当德国存在上述这类情况时(德国的报纸要比美国少得多），我的朋友中没有人曾读过这类报纸，而现在，那类情况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任何恐怖曾侵扰过我的10位朋友的日常生活或曾引起他们的注意。在我的朋友中的一位或另一位有几次经过克罗嫩贝格的街道时，也曾遇到过“某种麻烦事”，但警察会驱散人群，当地的报纸也不会有任何报道。你和我往往会把“街道上的某种麻烦事”留给警察处理，我的克罗嫩贝格的朋友们也是一样。

现实的人们生活在现实的社区中，他们的真实生活与希特勒和罗斯福无关，或者说与希特勒和罗斯福正在做的事无关。人们不是经常会遭遇国家。在1938年11月10日，即犹太会堂纵火案之后的一天，一家美国通讯社报道了发生在柏林郊区的一个小事件。一群孩子在从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犹太人的糖果店中搬运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着褐色衫围成了一圈的冲锋队队员）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而后转向了父母们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他们离开了。人——以父母的身份——遇到了表现为冲锋队形式的国家。但可疑的是，人是否知道国家，毕竟冲锋队队员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进行干预。

在1938年11月11日发行的《克罗嫩贝格报》第4页下端，一个很小的标题“保护性羁押(Schutzhaft）”下刊登了如下报道：“为了保障他们自身的安全，一些男性犹太人昨晚被羁押。今天上午，他们被送离这座城市。”我把这份报纸出示给我的10位朋友中的每一位。他们中没有人——包括那位教师——记得曾看过它或类似的任何东西。

1933年、1934年、1935年、1936年、1937年、1938年和1939年——直到该年的9月1日，当时，政府元首告知他们，波兰进攻了他们的国家——在民族社会主义的统治下，我的朋友们的小日子一如既往地持续着，反倒是变得更好了，而且一直在变得更好，面包和黄油、住房、健康、希望和新秩序能够影响到他们的所有方面都在变好。有一位反纳粹的妇女说，“德国之外的人们看来是无法理解上述那一切的。”她在1943年曾被监禁，表面上看是因为收听外国广播，但实际上是因为隐藏了犹太人(在技术上讲是不违法的）。她接着说，“我记得在1938年的一次纳粹纪念活动期间，我站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街角，在经过多年绝望之后那种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和新的希望，在经过多年的理想破灭之后那种新的信念，也使我几近狂热。让我试着告诉你那时的德国像什么：我与我的一位犹太朋友和她的13岁女儿一起坐在影院里，屏幕上突然出现纳粹游行，那位女孩抓住她妈妈的胳膊，低声说道，‘唉，妈妈，妈妈，如果我不是犹太人，我想我会是一名纳粹！'德国之外的人们看来不会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与其他每一种语言相似，德语中有一些极好的表述性短语是无法翻译的，wildgewordene Spiessbürger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意思大体上是“小人物往往会成为狂徒”。这类人也许会自发地使用那个借用且已德语化的术语：狂热的信仰者(Fanatiker）。这个术语不会与流氓无赖(Spitzbuben）或受雇的暴徒打手(Bluthunde）相混淆。当我问(反纳粹人士和纳粹分子）在第三帝国时期有多少真正的狂热信仰者，有多少小人物成了狂徒时，他们说这类危险人物从未超过100万。必须铭记的是——尤其是与俄国的共产主义，甚至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有关——民族社会主义运动都早早结束了；它从未有机会培养属于它自己的一整代人。

7000万德国人中剩余的人起了什么作用呢？从任何积极的意义上说，在极权主义这架机器中，他们甚至连轮齿都算不上。一个像我们自己一样的民族，只是通过道听途说或其受害者或反对者的描述了解到这类制度，而且往往倾向于夸大极权主义统治下人和国家的实际关系。那些痛恨法律的人们，往往觉得法律是可憎的。但谁痛恨法律呢？在纳粹德国，参加共产党的会议或阅读《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是危险的，但谁会想去参加共产党的会议或阅读《曼彻斯特卫报》呢？

在1950年代的美国，一方面，人们听说不信任、猜疑和恐惧征服了这个国家，而在另一方面，没有人感到害怕，没有人诽谤，诽谤也没有伤害到谁。真相在哪儿呢？在纳粹德国，真相在哪儿呢？我的10位纳粹朋友——那位秘密的民主主义者希尔德布兰特除外——都不知道他们自己生活中或与他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人中间存在着不信任、猜疑和恐惧；他们没有被诽谤或伤害。他们的世界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内部，在纳粹共同体的内部，他们只知道友情和日常生活的日常关切。他们害怕“布尔什维克”而非害怕彼此，他们的恐惧是德国——这个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即幸福的纳粹共同体——整体公认的恐惧。他们从未去过、看过或听过这个共同体之外的地方；他们没有机会。

德国的那种纳粹主义意味着不信任、猜疑、恐惧、诽谤和迫害，我们是从带给我们有关纳粹主义信息的那些人那里获悉的。这些人包括社会生活处在纳粹共同体之外且是纳粹主义受害者和反对者，其本身是非纳粹或反纳粹人士的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同情心当然在受害者和反对者一边。这些人从非纳粹的角度来判断德国的生活。存在着两种真相，而且它们并不相互对立：纳粹分子是快乐的真相与非纳粹人士是不快乐的真相。在1950年代的美国——我没有想要暗指这两种情形是相似的，甚或是可以进行相关比较的——那些没有持异见或没有同持异见者交往的人们，除了庞大的共同体中那些持异见者的不信任和猜疑之外，他们没看到任何不信任或猜疑，而那些持异见者或相信有权持异见的人看到的只有不信任和猜疑，并感受到了摧残。正如存在着两个美国一样，按照一种明确得多的划界方式，同样存在着两个德国。所以，正像存在着当一个人害怕警察巡逻而另一个人会向警察挥手“问好”这种情况一样，每个国家中都存在着两个国度。

在二战后俄共化了的东德，国有工厂的个人一般被迫一周参加一次长达2个小时的会议，其目的我们称之为的“灌输”或“洗脑”，而共产党员则称之为“教育”。除了开会和纳税之外，他们没有被强迫做更多的事；他们认为服兵役、当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给是理所当然的(谁不这样认为呢？）。当然，布告、报纸、收音机和公共广播系统会耸人听闻地向他们宣布一些信息(为了一种或另一种目的，谁没有被这样告知过呢？），但他们却不为所动。

大部分德国人——-差不多是他们所有人，在纳粹主义统治12年后——在上述那些强制中，并没有经历任何无节制的事情。甚至在二战前的纳粹主义统治时期，纳粹党党员只是被要求把每周五晚上和周日上午奉献给党和公共事务。除了上述那一点之外，对于那些雄心勃勃和政治上受到怀疑的人来说，服务于专制政权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专制政权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一个家庭和在音乐协会(Singverein）或体育协会(Turnverein）有体面地位的人们提出要求。我在克罗嫩贝格遇到过几个公务员，他们从没加入过纳粹党，也没被打扰过；他们是从没加入过任何党派，没人希望他们加入——也从没被提拔过的那种人；我碰到过一位牧师，尽管他拒绝让他的孩子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少女团(German Maidens）——一直到其成员身份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物-——但他从没受到过迫害。

这就是当地的情况。甚至在极权主义统治下，这些情况也控制着公共权威对个人的适用。它们与其他地方的情形十分不同，大大超出了我曾想象的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的事物的可能性。除了当地长宫是狂热的信仰者外，他们几乎总是倾向于放宽中央的控制(正如其他地方的地方法院一般会放宽法制原则）。而当地长官是狂热的信仰者的例证则属于例外；他们为了有效地完成任务不得不成为地方上受欢迎的人物。

在纳粹分子掌控德国的整整12年中，牧师威廉·门申(Wilhelm Mensching）都在下萨克森(Lower Saxony）州佩岑(Petzen）村向他的一小群教众宣传反纳粹主义。每周日上午，他都会站在他的讲坛上，回答村长——一位“纳粹党的老战士”——每周六晚上在市场上所做的讲话。门申从未被粗暴地对待。当盖世太保从汉诺威来逮捕他时，村长去到省党部头目(Gauleiter）那里反对他们的行为，结果就没对门申实施逮捕。威廉·门申“一直”是佩岑村的牧师，搅扰他就是对佩岑村格局不可容忍的搅扰，门申和村长都知道这一点。

在德国，没有成千上万个门申式的人物，这完全是因为不会每天都有这类人出生，而且德国(和其他地方）的教堂无法供养他们的成长。但是，有数十位门申式的人物就足以说明问题。毫无疑问，民族社会主义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它那庞大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把人整合进国家之中；其中还有6年处于战争之中，在此期间，一体化的速度可能而且确实是被大大加快了。但是，所有的现代专制者都超越于政治之上，在实现一体化的过程中证明他们都是老练的政客。他们知道——无需阅读佛罗伦萨理论家们的著作——政客们承担不起被痛恨的代价。专制政权会不惜一切代价迫使类似尼莫拉(Niemöller）一样的牧师闭嘴；这位德国最著名的牧师曾说，“上帝是我的元首”。他向一个国家甚至是世界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以强硬的方式处理他。但有一些温和的方式(最温和的是忽视牧师们）能够把数十位门申式牧师的影响限定在他们各自的乡村中，而无需采取会使正直的村民感到吃惊——且会使他们说“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措施。

不能指望普通人——包括普通的德国人——容忍违反了有关平常情理的平常意识的行为，除非已成功地提前把受害者指责为人民、国家、种族和宗教的敌人。或者说，如果他们不是敌人(这是后来出现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一定是共同体中外在于共同纽带的一个要素，是同质性——到处都是同样安宁的境况——中的一种腐蚀性酵素。在希特勒主义之前，德国人在平淡无奇中接受并实践的社会反犹主义，已经逐步削弱了他们的平常情理对即将到来的污辱和迫害的抵抗。

在新英格兰一些舒适宜人的度假市镇上，美国人已看到过写有“精选顾客”或“非犹太白人专用”的标牌。他们已经习惯于看到这类标牌，习惯到——除非他们是非高加索人或可能是非“雅利安人”——熟视无睹而且在不经意间就已接受它们的程度。在南部腹地的一些不那么舒适宜人的出产棉籽油的市镇，人们看到写有“白人”、“有色人”和“黑鬼，不要让日落到你那里”等各种内容的标牌时，也都习以为常，他们不会注意到那些内容，除非他们是非高加索人抑或是美国北方人。在纳粹统治前的德国，存在着足够多的这类标牌(字面的和比喻的），也存在着足够多的对它们的屈服，以至于在1933年乡村突然大量出现写有“此处不要犹太人(Juden hier unerwünscht）”的标牌时，德国人没有注意到它们。因此，政治体与人体的情况一样，屈服于较温和的放纵往往是在为屈服于更致命的事物铺路。

使专制者担忧的是实际上的反抗，而不是缺乏被要求去完成专制政权之邪恶事务的少数人手。纳粹分子不得不估量的是，凶暴的行为会唤起共同体意识到它的道德传统的那个临界时刻。因为国家紧急状态，或者说冷战的时刻可能在前移，所以，前述的那个时刻也可能会前移，而且在热战中可能会进一步前移。但一般都维持在专制者始终在接近但从未跨越的那个时刻。如果专制者的算计过于落后于民众的性情，他往往会面临宫延政变(Putsch）；如果过于超前，则会面临大众革命。

至少从这种不可诉讼的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整体德国人是有罪的：对于他们不赞同的事物，他们没有进行任何反抗或尝试进行反抗。两种情况要除外：一是被放弃的安乐死术，二是中途失败了的由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领导的异教徒“信仰运动”。

地方上的暴徒可以痛打共产党员或社会民主党人，可以亵渎犹太人的基地或在夜里砸碎犹太人的窗户；受到盖世太保监控的地方警察会对袭击进行常规的但始终是失败的调查；但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一般要求都会得到满足。克罗嫩贝格人是日子过得去的民众，他们也许会在床上翻个身——而后继续睡觉。

烧毁犹太会堂则是一件非同寻常之事，它隐秘地和几乎是危险地接近了可能唤起共同体的那个临界时刻。虽说不是一次渎神行为，但这毕竟是对有价物品的非法破坏，是对德国人财产观(比我们的要更强烈），同样是对维持这项法律的权威之责任(比我们的更严厉）的公开冒犯。当克罗嫩贝格的犹太会堂被烧毁时，当地的冲锋队队员们(包括裁缝施文克，我的朋友）只是被顺带地征用；是来自四十英里外一座大城市的那些外来者计划和指挥了这次纵火。在美国的歹徒从纽约运送杀手到芝加哥——-或者相反——这一模式中，地方官员无能为力，共同体对这种转移也没有办法。

德国人的共同体——除了那100万左右操控着整架纳粹主义机器的人之外，7000万德国人中其余的人除了不能介入外，在其他方面也是无所事事；除了他们持续做的事情——纳税、阅读当地报纸和收听广播——之外，绝对不能指望他们做任何事情。每个人都会参加在地方上的国家盛典庆祝活动——难道不是所有的学校和商店都会因皇帝的生日而关门吗？——他们同样也会参加。在美国，你的妻子收集或分发衣物，把每周一个下午贡献给红十字会或孤儿院或医院；在德国，妻子们在纳粹的妇女联盟(Frauenbund）中出于相同的原因做着同样的事情。像红十字会一样，妇女联盟也是爱国的和博爱的；您的妻子是否曾要求红十字会将“黑人”血浆与“白人”的隔离开来？

在德国，无论是否处于独裁统治之下，人们都专心于自己的事务。使得美国人能够从事各种建设性、娱乐性或破坏性的业余且冷门研究的不受管控的休闲，对大部分的德国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休息日，人们不会不怕麻烦地“去找麻烦”——在德国，自找麻烦的人要比在美国的少。和我们一样，德国人没有被要求与不墨守陈规的个人或组织交往。他们要比我们更少致力于反对政府。很鲜有美国人对政府说“不”——更少有德国人会这样做。我的10位朋友中没有人曾对纳粹政府说“不”，他们中只有一位，即老师希尔德布兰特想过说“不”。

在任何时候，想对政府说“不”的人多半是在事前——并非清一色的-——在政治上具有蓄意冲动原型的人。但在希特勒的德国，这类人要么是纳粹分子，要么是反纳粹人士。如果他们是纳粹分子，他们已心甘情愿地对政府说“是”；如果他们是反纳粹人士，那么，他们过往的履历——像那位教师的一样——则笼罩在他们头顶。这些大量的且唯一可能进行抗议的德国人，非但没有进行抗议，他们反倒有着最强大的服从动机。他们与麦卡锡支配下的的一些美国人一样，这些人年轻时曾是共产党员，他们现在希望他们的过去被确定无疑地埋葬掉，他们的唯一关切是他们的名字是否出现在每天非美活动的证词中。在所有美国人中，这些人在当时是最不可能参与抗议或反对活动的。“我还活着，我对此一直惊讶不已，”希尔德布兰特先生说道，“当某些事情发生在其他某个人身上而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时，我会禁不住欣喜雀跃。和后来发生的事一样，当炸弹击中另一座城市或另一座不是你的房屋时，你感到欣慰和感激。”“更多的是你自己的欣慰而不是你对其他的人抱歉？”“是的，事实就是这样，是的。你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教授先生，但我不能确定在你直面我所经历的情况之前，你是否能了解它。”

你对犹太人感到抱歉，在每个正式场合，他们都不得不自报身份，每个犹太男性都要在他们的名字中添写上“以色列”，每个犹太女性都要添写上“撒拉”；更为抱歉的是，在后来，他们都失去了工作和家庭，他们必须向警察报到；更要抱歉的还有他们不得不离开家园，他们被送往集中营，并在那里遭受奴役和杀戮。但是——难道你没有为你不是犹太人感到欣喜？当事情发生在数以千计和成千上万名非犹太人身上时，而且是如其所是地发生时，你们感到抱歉和更为恐惧。但是，难道你没有感到欣喜因事情没有发生在你——一个非犹太人身上？这不可能是最为高贵的一类欣喜，但你们却暗自庆幸和小心谨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小心。

那些早年从布痕瓦尔德返回的人承诺——正如每个德国监狱中的每位犯人始终必须对其获释要做出的承诺——不谈论他们的狱中经历。你们不该履行这种承诺，你们应该把你们的经历告诉你们的同胞；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可能会拯救你们的国家，尽管运气完全不在你们这一边。但你们没有这样做。你们告诉了你们的妻子或你们的父亲，并命令他们誓守秘密。这样，尽管有数百万人在猜测，但只有数千人知道真相。你们想重回布痕瓦尔德吗？你们这次想使待遇变得更糟糕吗？难道你对那些被丢弃在那里的人不感到内疚？难道你不是在为自己离开了那里而欣慰？

“这就是事物运行的方式 （So war die Sache）。”“在整个共同体几乎以一种方式感知和思考——或至少是以一种方式谈话和行动的地方，以不同方式说话或做事意味着一种内部流亡，而大部分人认为进行内部流亡是乏味和令人生厌的，尽管不涉及法律惩罚问题。啊呀，如果你终生都是一位持异见者或激进主义者或是一位众所周知的罪犯，那么，内部流放并不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但是，你——你和我——习惯了对每个人说“您好”和使每个人对你说“您好”。你看着每个人的眼睛，尽管你的眼神可能木然，但他们却是清醒的。你在共同体中受到尊重。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态度与共同体是一样的。但共同体的态度就应受到尊重吗？这不是问题所在。

我们——你和我——都渴望以共同体为根基的共同体的赞同。我们不想要罪犯的赞同，但共同体决定什么是和什么不是犯罪。这是一个牢笼。你和我——以及我的10位纳粹朋友——都处在这牢笼之中。这与对自己或家人的安全、或工作或财产都没直接关联。我可能拥有上述那一切，且从未失去它们，但我仍可能处于流亡之中。共同体中的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是谁或为什么无关紧要）在告诉别人我是一个说谎者或骗子——或是一个共产党员。明天，我从没要与之建立更亲密友情的某个人——我从未喜欢过他，从未真心尊重过他——从我身边走过而没有向我说“您好”。我在共同体内就被流放和被孤立了。除非我习惯了做一位持异见者或隐士或一个势利小人，否则，我的安全就取决于数量众多的人们了；明天从身边经过的那个人——尽管他过去总是对我说“您好”，却从未帮过我一点儿忙——他一个人就能降低我的安全感。

在你和我称为生活恩惠的事物中——包括整体地和不加批判地对无差别共同体的接受——我的10位朋友中的每个人的境况都比以前有所好转。裁缝施文克除外，他曾拥有自己的商店而现在则是一位学校的看门人。不止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而且他们所有的朋友、“整个”共同体、寡妇和孤儿、老人、病人和穷人，生活条件都有所改善。自从反动的容克贵族俾斯麦推行社会立法来阻止社会民主以来，德国就一直被许多美国人称为福利国家。在一战后的崩溃中，再有在1920年代末的崩溃中，魏玛共和国没能维持其社会服务。而纳粹主义不仅恢复而且扩展了各项社会服务；那些服务要比以前，当然也比它之后的都更广泛。而且社会服务不仅限于纳粹党党员；只有政权的“敌人”被排除在外。

二战是残酷和艰难的，尽管在轰炸成为常态之前，还没有哪个地方的残酷和艰难境况和一战时相近。在一战期间，德国政府没有预料到封锁，而平民百姓则吃橡实度日；在这一次，被德国征服的国家的人民在挨饿，而政府则为德国人提供食物。但我的朋友们在谈论“纳粹时代”时，他们不是在意指1939年到 1945年。他们意指的是1933年到1939年。当有人认为他不会再经历同样的境况时——正如1945年后的德国——他一生中的最好时光就在回顾过去中变得更美好了。

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

“是的，”那位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先生说，“那是最好的时光。”一战结束后，德国家庭开始只能有两个孩子。这是有害和邪恶的，对家人、婚姻、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是有害和邪恶的。德国到了行将灭亡的地步，我们相信希特勒在谈论的那种力量。他正在谈论它。1933年以后，我们有了更多的孩子。人们看到了未来。贫富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小了，人们到处都能看到未来，每个人都有机会。在1935年，我接管了我爸爸的商店并得到了2000美金的政府贷款。闻所未闻啊！

“出色而有力的发展与我们拥有一个民主政体或独裁政府或其他什么的无关。政府形式与上述发展无关。人们有少许钱财，有机会，他们不关注任何体制问题。我以为，在体制内部，你会看到收益。在体制之外，在你不能因体制而有收益时，你往往就会看到缺点和错误。我认为这就是现在在俄国运行的生活方式，这是时时处处在运行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是吗？‘因为这一切，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元首’，学校中的孩子们都这么说。现在他们说，‘我们感谢美国人。’如果共产主义来了，他们会说，‘我们感谢斯大林。’这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我自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但他做到了。

克林格尔赫弗先生计算着他的收益。谁没计算呢？

我以为这可能是亲纳粹的宣传。就人们的态度是事实而且是决定性的事实来说，克林格尔赫弗先生的观点也是一种事实。任何占领都不能——或不曾——把我的朋友们锻造成反纳粹人士。他们眼前的那些拒绝承认在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他们曾度过的生活岁月的证据，是完全不充分的。在所有可预见的将来，难以看到任何一届德国政府统治下（更不用说任何占领了）的任何“恢复”能够使那些证据充分起来。从最乐观的方面来看，直到人们（或至少是我的朋友这些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价值观的那一时刻，“事情”才有可能在某一天会变得和希特勒统治时期一样的“美好”。根据我朋友们的观点，虽然他们曾拥有过我们拥有的自由，但我们称之为自由的事物也不能成为适宜的替代品，因为他们曾拥有一切而又失去了一切。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奴隶的人往往不会知道他们被解放了。

3. 希特勒和我

这9位普通的德国人（甚至是第10位，即希尔德布兰特先生在这一点上也不是绝对坚定的）过去或现在都不认为，由于他们那时相信了（现在仍然相信）希特勒就职总理4个星期后宣称的国家紧急状态，其人权——就他们自己的情形而言——受到了侵犯甚或轻微的禁止。这10个人中只有两人——希尔德布兰特，当然还有那位收账员西蒙——认为从任何角度来说这种体制都是压制性的。西蒙先生认为正是因为他好论辩的“民主”倾向使得他在纳粹党内只升到了最低的官阶，即支部领导人，尽管在德国，他是最早的纳粹党党员之一。但他从未疏离于他的政党信念或政党的领袖，他仍然认为是“小希特勒们”在地方上歪曲和滥用了纳粹党的原则。

“小希特勒们”不停地一再出现在我与我朋友们的谈话中。这不是贬损希特勒——恰恰相反。“小希特勒们”是你知道或常常听到其他人谈论的那些地方或州级官员及其同伙们。你知道（或有理由相信）他们并不比你影响更大或更优秀；你厌恶他们对元首的模仿，尤其厌恶他们对元首的确定性和源于确定性的专断性的模仿。但是，由于整个党内通行的那种古老的军事性命令原则，你对此无能为力，只能晚上做梦施密特——某个小希特勒——在公众面前遭到彻底失败，你在欢呼中被选中来替代他。

甚至在今天，我的10位朋友中也没人把道德邪恶归因于希特勒，尽管他们大部分人（事后）都认为他犯了即使他们自己在当时也可能犯的致命的战略性错误。他最大的错误是对顾问的挑选——他们都假惺惺地称颂元首轻信和忠诚的德性，称颂他对邪恶知识的一无所知。对于那些听到富兰克林·罗斯福（F.D.R.）或艾森豪威尔（Ike）的支持者解释事情如何失败的人来说，上述说法是完全常见的。

我们把我们的信念确定在一位父亲式的人物身上——或一位父亲或一位母亲或一位妻子身上——我们必须确保信念的稳定性，直到有不可宽恕的错误（一位父亲、母亲或妻子的什么错误是不可宽恕的呢？）瞬间且彻底地摧毁了他。这个人物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们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且通过认同作用，我们自己就成了那个样子。除了要销毁不可宽恕之错误的证据外，任何对该人物的放弃都是在暗示自我有罪，都是对一个人的最好的和未实现的自我的自我控诉。这样说来，希特勒被他的下属，被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无足轻重的纳粹分子们出卖了。他们可能痛博尔曼（Bormann）和戈培尔——痛恨博尔曼是因为他在纳粹末期登上的权力宝座，而他们对纳粹末期感到羞耻；痛恨戈培尔是因为他是一个有着“犹太人心灵”，就是说有着不同于他们的信口开河和狡诈心灵的矮子。他们可能恨吃人的野兽希姆莱（Himmler）,那首先是因为他冷血嗜杀，而他们不会做那种事。但他们可能不恨希特勒或他们自己。

我的10位小人物中最卑鄙可耻的那位，即裁缝施文克说：“你明白的，在政权内部一直存在着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他们以不正当的手段与他斗争。我厌恶希姆莱，也讨厌戈培尔。如果希特勒被告知真相，事情就会有所不同。因为“希特勒”读懂了“我”。

“有民主精神”的收账员和老战士西蒙问道：“屠杀犹太人？是的，那是错误的，除非他们在战争期间犯有叛国罪。他们当然犯下了这种罪行。如果我是一个犹太人，我会自我了断。尽管如此，杀犹太人是错误的，但有人说发生过屠杀，而有人说没有发生过。你可能会给我看头骨和鞋子的图片，但这不能证明发生过屠杀。而且我要告诉你下面这个事实——那是希姆莱干的，希特勒与此事毫无关系。”

“你认为他知道此事？”

“我不知道，嗨，我从不知道。”

希特勒以死拯救了我朋友最好的自我。

银行职员凯斯勒是一位天生雄辩滔滔的小人物，他成了纳粹党在县上的官方发言人。除了那位部分地和秘密地反纳粹的教师之外，看来只有他对希特勒的个人和公共美德存有些许怀疑但事实上他可能也是在投射他自己的经历：“希特勒是一位令人痴迷的政治演说家，一位天生的演讲者。我认为他被其激情带离了真相，甚至是带离了真理。即使如此，他始终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些玩弄阴谋诡计的人：希姆莱、戈培尔、罗森伯格和博尔曼，他们把他宣传成了天定之人，”销售员达姆，即那位克罗嫩贝格的纳粹党办公室主任说道，“他们非常熟练地进行宣传，以致希特勒自己最后都相信他是天定之人了。从那时起，他生活在幻觉的世界中。请注意，这是发生在一位出色伟大的人身上的事情。"它也可能发生在我，海因里希·达姆身上。

这些信徒（就信徒而言，他们当然是）看来和我们中的那些富兰克林·罗斯福或艾森豪威尔的信徒一样，都不是拜神者——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少虔敬。希特勒是一个人，一个像我们自己一样的人，一位小人物，在他为其所为的过程中，他成为了“你们美国人”所谈论的民主的一个证明，成为了我们小人物有能力变得伟大并统治整个世界的一个证明。一个像我们一样的小人物。这样一个最惑人心的专制者的现代样板，是柏拉图笔下暴民民主的“人民之友”。这些希特勒们、斯大林们和墨索里尼们都是自命不凡的普通人，而粗通文墨的希特勒是这种人的最众所周知的一位。

国王们和皇帝们受到上帝恩典的控制，而希特勒们只受他们自己控制。上帝的恩典把父亲置于其孩子们之上，并按照孩子们的利益对他们进行控制。父亲们被明确地和无可辩驳地赋予了与其职能相一致的智慧，他们的手杖（或餐巾环或摇椅）像皇帝的王冠一样，使他们与其孩子完全区分开来。但这些希特勒们则穿着战壤雨衣。他们真的是父亲式的人物吗？抑或领袖和父亲是两个在潜意识中可以区分的存在？

在心理分析的术语中，最新的分析技巧是“卡里斯玛型（charismtic）领袖”。它似乎意味着（如果说“卡里斯玛的”来源于希腊语神授的能力的话）这个领袖被给予了照顾其民众的权力。皇帝和希特勒都“照顾了”他的民众，但皇帝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他不必亲吻婴儿；不必做任何事情。父亲中最完美的那位生活在远方，在波茨坦（Potsdam）；在一生中可能会在某次盛大阅兵中看到他一或两次或根本就不曾见到。与你自己生物学上的父亲不同，他从不会因琐事或不公正而惩罚你。与你自己生物学上的父亲不同，他会听任你在你私人的生活中“败坏”，听任你打你的妻子或醉酒或做卑鄙的工作，而从不鞭打你或收回他的爱。

我的朋友们有7位（较年长的那7位）是在稳定的社会中成民起来的，他们的完美父亲在波茨坦，而他们的不完美父亲则在家中。这7入中的一位，即银行职员凯斯勒先生很早就成了孤儿并由他母亲养大。其他 6入中至少有4人害怕或痛恨（或既害怕也痛恨）他们的父亲，我可以有一定把握地指出在这7个人中，只有希尔德布兰特既不害怕也不痛恨他的父亲。

老裁缝施文克仍然痛恨他父亲。后者还健在，已经 93岁了，住在附近的乡村里；这些年里，施文克没去看过他。他在心里一直痛恨他父亲——“他酬酒”，“他虐待我圣洁的母亲”——最后，在他父亲命令他要一直服务于一位虐待他的裁缝师傅之后，他公开地恨他父亲并逃离了家庭参军去了。海因里希·达姆，即那位乡村男孩儿，他也害怕他父亲。后者除了是一位野心勃勃和贪得无庆的农场主外，还是这个乡村的客钱老板。在田地里辛苦劳作一天后，他还能应付试图阻止他在午夜关闭客钱随便什么样的6个酒徒。达姆记得他爸爸强迫他身怀六甲的妈妈去赚钱直到她累倒；在几年后她去世时，他爸爸说，“我猜是我让她劳累过度了。”但这个儿子太害怕他父亲了（现在仍然是），都不会恨他了。

与之相比，我的朋友中有5人的孩子现在是10多岁或接近这个年龄段，他们都对他们自己孩子的活泼元礼和独立感到惊讶。比之于“不同意”或“感到怨恨”，“感到惊讶”更恰当地描述出了他们的态度。更年轻的施文克摇着脑袋说，“如果我像我的孩子和我谈话的方式与我父亲谈话，他——那位老裁缝——一会杀了我。”“现在完全不同了，”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说，“在我是孩子时，让我说话时我才说话；要不然，就永不开口。现在，我的孩子们凡事都与我争论，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我妻子是老大啊。”他笑道。变革（看上去是一场根本的变革）的线索可能就是德国妇女，特别是妻子们的解放——纳粹主义曾力图压制这种解放。现在和以前一样，德国的孩子看来都几乎完全交给母亲看管；甚至在我的非纳粹朋友中，父子的关系一般都要比我们的更为疏远。但是，在过去，母亲是把父亲的意志施行于孩子身上，而现在，她似乎是把自己的意志施行于孩子身上了。

毫无疑问，我的朋友中最年轻的几位都是在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中被教养长大的。在那种社会里，不仅是皇帝，而且是亲生父亲都已被强行移离原位。我的朋友们都失去了工作或家庭或社会地位或安全，他们的孩子都知道这一点。皇帝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人物了，已随风而逝，没人以为他会卷土重来。

真正的父亲式人物一般是真实的人物，是理想本体的体现。威廉二世（Wilhelm II）作为一个统治者或一个人，无论是好是坏与他的地位无关。一个人的亲生父亲的失败只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态度，但一位父亲式人物的失败——像童话中皇帝的新装一样——就超出了其臣民所遵守的推定。在一战前的德国，有勇敢的知识分子抨击皇帝的政策，但我的朋友们都不是勇敢的知识分子。

一个人不能贸然地评判真正的父亲式人物。一个人无法而且他也不愿——评定他的亲生父亲。但一个人可以按照他自己关于成功和失败的标准来判断像他自己一样的人。直到1943年或1944年，希特勒都是一位成功人士。在通往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的征途中，他展现出了整个世界历史上只有6个人才具有的那种天才，一种克服了只有在公共事务中才会出现的困难，并在公共事务中不断地取得成功的天才。我的朋友们都会毫不迟疑地——每位战士都是一位军事专家，而每个德国人都是一个战士指明他入侵波兰（或他决定入侵的时间或方式）、或者还有进攻他曾异常卓绝地使其军队丧失机动性的苏联、抑或他本身与意大利结盟或过快占领世界，都是错误的。但这些错误都是战略判断上的错误。我——我的朋友们说——本人也可能犯那些错误。拿破仑就犯过那些错误。

我的朋友们为希特勒感到遗憾，与我们对自己的国家领袖们的遗憾是一样的，他们的天才在毁灭中达到了顶峰；这类天才一定都建好了自己的石棺，并有政党仆从无所顾忌地相助，后者认为自己掌握着下次竞选的基本资料。我的纳粹朋友们没有神化或（如果说能够做出区分的话）崇拜希特勒。他们从未质疑过他有绝对的权利或权力进行绝对的统治。但他们不认为他——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认为——是元首和领袖，这不只是因为占领军的再教育者禁止使用这个词。他们认为他是希特勒，而且无论他们梦想复兴什么，他们没有梦想复兴希特勒主义。

尽管他们富有浪漫情结，但他们不是上述那种浪漫主义者。他们没有压抑对他的名字的使用；在有机会时他们会说起它。但很少有机会。这些天来，德国的老兵们除了在炉上燃火和讲故事外，他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最使我的朋友们吃惊的莫过于听到美国人仍在思考希特勒的幸存问题，思考他活在阿根廷或西班牙或他的个人精神仍然活在德国。他活过、成功过、失败过和死过，且现在死了。

1939年，1941年，直到1943年，阿道夫·希特勒对德国是有贡献的——按照我朋友们的观点——这取决于个人对希特勒战略的估价。在那之后——你只需看看德国，“看看我们，教授先生”，你会看到他给德国带来的伤害了。希特勒会属于几个时代；而他身后留下的事物则属于我的那些在废墟中挣扎的朋友们。在遥远的未来，他可能会复活，但我不这样认为；遥远的未来不可能让国处于和它过去或现在一样的状态。

4. “你们会做什么呢？”

我的10位朋友都不曾遇到过任何与流放制度或集中营的运作有关的人。就他们的私人关系基础来说，他们都不曾认识与盖世太保、安全机构（Sicherheitsdienst）或突击队（Einsatzgruppen）（占领军独立小分队，他们在德军东进之后执行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杀）有关的人。他们也都不曾认识如下之入——这些人认识与上述那些犯下累累暴行的机构有关的人。警察霍夫梅斯特曾不得不因“保护性羁押”或“重新安置”而逮捕犹太人，他认为“给予犹太人土地，他们可在那里用其双手而非金钱工作”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即便是他也从不曾认识一个其耻辱或无耻可能使他受到指摘的人。如果他与上述那些人面对面站着，他也不会认识他们。克罗嫩贝格的警长让他签署逮捕犹太人的命令这个事实，只是告诉他警长本人害怕给“上司”招惹麻烦。

在战争结束前60天的时间里，教师希尔德布兰特当时是军队分支营地的中尉，他控制着这个处于解体中的营地O营地医生通知他一个配属于该营地的一位党卫军成员发疯了，因为他想起了他曾在“东部”射杀过犹太人。这是我的所有纳粹朋友们最接近于谈论听说过民族社会主义进行过系统性大屠杀的一次。

我说这10个人都不认识上述那类人，而且如果说他们中没有人认识，那么，那7000万德国人中也极少有人会认识。这个比例——在克罗嫩贝格是十分之一——估计在克罗嫩贝格大学的那些更有知识或更敏感更老练的人中，或在人际交往更广泛或耳闻更多的大城市中，当然会更高。但我必须指明我所说的“认识”的含义。

我所说的认识意指知晓，有约束力的知晓。在专制政体中，想要进行抗议或采取更强烈形式的行为的人，往往需要比在民主政体下有更多的确定性。即便他们有把握，他们仍可能不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我认为，就我的10位朋友的情况来说，他们就没采取过行动）；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通过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渠道听说的个人事例，你把6个实例放在一起思考而对总的形势进行的猜测，某人告诉你他相信的事物，这都是实情——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令人信服。你在道德上可能是“有把握的”，你可能对你自己的心灵感到满意。但道德上的有把握和精神满足都比不上有约束力的知晓重要。你和你的邻居不期望你知道的、不期望你奉行的，而且就这类事来说，你也不期望他们知道和奉行的，才是有约束力的知晓。

参与那凶残体制运行的人——他们会还是不会告诉他们的妻子呢？实际上在德国，丈夫不想把烦心事告诉妻子的可能性和我们会告诉妻子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即便他们告诉了妻子，但他们的妻子却不会告诉其他人，其他人也不会告诉他们的妻子；委婉地说，他们的工作具有机密性。就这类工作而言，如果人们谈论它，他们就会失去其工作。在纳粹主义统治之下，他们失去的不只是工作。我不是在说，我谈论的那些人，那些掌握第一手信息的人，无论如何都反对纳粹体制，甚或憎恶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我是在说按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的话说——这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自愿或非自愿地从事的工作越是应受指责，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越是如此。

我把这个观点应用在克罗嫩贝格的裁缝马罗威茨身上。他是从布痕瓦尔德回来后仍住在当地的一个犹太人。在1939年，他一获释就被禁止谈论他的经历，为免得他可能变得轻率和愚笨，他被迫每天向警察报告（只是报告）。他向谁讲述他在布痕瓦尔德的经历呢？他的妻子和“几个我最亲密的朋友——当然是犹太人了”。

“到战争结束时，整件事在克罗嫩贝格是如何广为人知的呢？”

“你指的是那些谣言？”

“不是——是整件事，或任何事情是如何广为人知的呢？”

“哦，广泛，非常广泛。”

“如何达到的呢？”

“哦，不知是什么原因，事情总是会静悄悄地和拐弯抹角地泄露出去。这样，人们就听到了谣言，他们就能够猜测其余的情节了。当然，大多数人不相信犹太人或这个政权其他反对者的故事。他们会自然地以为那类人都在夸大其词。"

谣言和猜测足以使一个人认识到他是否非常想知道或至少是相信它们，且始终会影响到那些被“自然地”怀疑为是在夸大其词的人。戈培尔的那位在宣传部中直接负责广播的下属，在纽伦堡作证说他曾听说过用毒气杀死犹太人一事，并向戈培尔做过汇报。戈培尔说那是假的，是“敌人的宣传”，而这就是此事的结果。纽伦堡法庭接受了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证词并宣告他无罪。我在克罗贝格的10位朋友——克罗嫩贝格的其他人一样——都不是那位内阁部长的直接下属。如果说反纳粹人士没有拒绝过那些谣言——他们当然也没有接受它们——那么，可以说他们和纳粹分子一样听任谣言传播。作为一个在为生存而战斗的国家的一员，作为有儿孙或兄弟在战争中死去的一个人，谁会想去倾听，更不用说去重复实际上听起来像是敌人宣传的东西呢？

谁想去调查那些报道呢？谁会去“找麻烦”呢？在政府实行专制统治的情况下，谁会带头开始（如何开始呢）搜查怀疑政府恶行的报道呢？在动荡和战争时期，谁会首先忙于研究那些真实的或谣传的、完全在其自身生活之外、在其圈子之外，尤其是在其自己权力之外的恶行呢？如果人们找到了，最后又能怎么样呢？

假定你在一个假想的美国社区中通过第二手甚或第一手信息听说了经常虐待或折磨一个人的例证。你讲给一位朋友并试图劝说他相信警察是腐败的。他不相信你。他想要第一手的——如果你是通过第二手的方式得到的例证——或至少是第二手的证据。你去求助提供给你最初信息的那个人，他告诉你这个故事只是因为他绝对信任你。你现在想让他告诉一个他不信任的人，一位警察的朋友。他拒绝了。而且他警告你如果你把他的名字用作证明这个故事的权威理由，他会拒绝承认的。而后，你会受到怀疑，会被怀疑在传播不利于警察的虚假谣言。凑巧的是，这个假想的美国社区中的警察确实是一伙腐败分子，他们会以某种方式“收拾”你。

因此，一个人在纳粹德国找到了，最后又能怎么样呢（那里没有假想的美国社区）？人们最终知道了又能怎样？知道后又能做什么？

“人们对此是什么都做不了啊。”我在与我的每位朋友的讨论中都会殊途同归一再地谈到这个关键问题，都会得到这种同样的措辞；这个问题也一再以这些有罪之人天真烂漫的样态出现在我前。他们对没有经验的人们发问：“你们会做什么呢”的时候，他们的特征始终是天真地睁大着眼睛。

在斯多哥尔摩、安卡拉和埃尔帕索（El Paso），革命英雄、圣徒和殉教者，或者如果你愿意说是麻烦制造者们，他们在人口中能占多大比例？在美国，我们不曾有德国人的经历。在德国，甚至是私人性的抗议都是危险的，私密的信息甚至可能被逼取；但是在战争期间，如果公开并正式地告知因为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或夏洛特（Charlotte）的好公民，有11.2万他的美国同胞，即那些在美国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在没有逮捕令状的情况下被逮捕，并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被送往再安置中心，我们能期望他做什么呢？人们对此是什么都做不了——甚至是美国最高法院也无能为力，它认为这项行动在军队的权力范围之内——元论如何，明尼阿波利斯或夏洛特的好公民有他自己的烦心事。

我认为，正是这一点——他们有自己的烦心事——最终解释了我的朋友们没能“做一些事情”甚或是不了解一些事情。一个人只能承担那么点责任。如果试图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会崩溃的；因此，为了使自己免于崩溃，他拒绝承担超出其能力的责任。不管怎样，他都必须承担责任，那些在正常情形下已经足够沉重的责任，在巨大的变革时代——无论是邪恶的还是美好的时代都会有所强化甚至是成倍地强化。我的朋友们已经承担了足够多的正常责任。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位出色的户主，而且都是——可能裁缝施文克是个例外——正常的有固定职业之人。但他们都不习惯承担公共责任。

纳粹主义强加给他们的公共责任——在他们选择成为纳粹分子时，他们并不情愿承担它们——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在开始时，他们不知道或者说没有想到他们必须要传递令其内疚的信息或承载着令其内疚的良心。而所有的思想或情感（不是说行动）类型的反纳粹主义，都会要求他们选择给自身施加超出其限度的负担，但作为孤立的个人，他们已经承载了比他们所习惯的更为沉重的负担。我认为，这始终是具有自愿性质的公共责任的实情在德国、美国和任何一个地方——这种公共责任从最好的情况来说会承诺一种延迟的奖励，而从最糟糕的情况来说则是一种迫近的惩罚。

美国人要比德国人更为习惯自愿性质的责任，但在美国那里，拒绝的原则也是有效的，尽管负担的责任的限度要更为巨大。我的私人的和指定的公共责任合在一起的负担越大，我承担自愿性的公共责任的推动力就会越弱；如果我要建造一座新房子并必须去民防部门注册的话，我负责的男孩俱乐部的工作就会受到妨碍。而在纳粹专制政体下的反纳粹主义，不是任何一家男孩俱乐部的工作那样简单。

负责任的人从不会逃避责任，因此，如果他们拒绝接受责任，那么，他们往往会否定掉它。他们会不再谈论它。他们会使自己完全摆脱对他们应该、但他们不能与之斗争的邪恶之事的思考。他们的否定强迫他们超脱。一个好人——甚至是一个好的美国人——因一件重要的任务而跑着去赶火车，他不得不忽视街上有人在打狗而专注于赶火车；而一旦上了车，他又不得不考虑他必须要完成的这项任务中的某些事情，而不是去考虑虽然他的任务非常重要，但对那条被打的狗，他什么都没去做。如果他跑得足够快，当他经过时，他甚至不会注意到打狗一事。

针对数量上日益增长的守法的和违法的美国人，联邦调查局以极快的速度形成了一套关于他们的核心履历体系，这在美国是新鲜事物。但在德国，这巳非常老套，除了使纳粹政府更容易追踪和查明任何德国人的全部生活经历之外，它与民族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德国制度——在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法国也存在着同样的制度——由于德国人的缘故而特别高效。美国的游客都熟悉在欧洲大陆的旅馆服务台前，他们在形式上（pro forma）都要填写由警方制作的身份卡。本国居民在他们开始定居在德国某个市镇或离开时，不需填写身份卡；他们要向警察填写一份生活经历表。

警察霍夫梅斯特热情地向我解释了身份制度在纳粹主义之前、在其期间和其后是如何彻底地像罗网一样覆盖整个德国的。每个市镇都有一个罪犯登记处，那里存有出生在该镇（无论他现在是否在此生活）且曾惹过“麻烦”的每个人的履历，而且始终是最新的履历；此外，登记处还存有所有曾在该镇上有过犯罪行为（或被捕）无论他们是否在这里出生——的人的履历。“细想一下就明白了，”曾是一位并不热情的纳粹分子的警察霍夫梅斯特说，“在现在的德国，任何人想逃避或‘丢弃'自我——而且过去一直如此——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我的朋友，法律和秩序始终在起支配作用。”

一个人一旦与警察发生冲突，逃避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以前曾与他们有过冲突（或者说如果你怀疑曾受到他们的怀疑）,那么，较为有效的方法是投其所好地与他们接触；最好的方法是永远彻底地不与他们接触。不要看街道上打狗或打妻子或打犹太人或其他任何事情。你有你自己的麻烦事。

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麻烦事。大型的特施和施塔贝诺化工厂（chemicals plant of Tesh & Stabinow）距离克罗嫩贝格有两百英里。在1942年，该厂经理——他可不像我的朋友们，不是一位“小人物，而是一位经理”——得到了政府关于齐克隆-B（Cyc1on-B）氢氰酸毒气的第一道命令。这种毒气可以用作杀虫剂，但不会被用作杀虫剂（尤其是因为命令被“列为”机密等级）。当时，特施和施塔贝诺化工厂一直在为军队中化学战部门生产毒气，而且为了沟通方便，已有一位工兵上校被配属于该厂。但这道命令不是为了军队，而且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这位经理可能听说过或猜测到了那著名的“犹太问题的最后解决”是通过毒气导致大规模的死亡，齐克隆-B是为这一有限目标而进行最合适的配制。我们在纽伦堡获悉整个灭亡方案是没有书面命令进行指示的，这本身就是一项引人注目的事实；还有，某位职务是为政府购买毒气的大人物可能会听说或猜到这道命令。也许，那位经理把那道命令给那位上校看过，后者也不是一位“小”人物。

这两位大人物——不是小人物，不是像我认识的纳粹分子——那时在他们的办公桌间是如何对待这道政府命令的呢？

他们说了什么呢？

他们没说什么呢？

这是我们在纽伦堡没有找到的东西。这是我们在纽伦堡永远不会找到的东西。这是我们不得不进行想象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如何进行想象呢？——我们不是上校们或经理们或是身份大或小的纳粹分子们，我们之间的办公桌上没有某道政府命令，我们要如何进行想象呢？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麻烦事。

我的 10位纳粹朋友都不曾了解——我估计他们不了解——这些庞大的犯有反人类罪的政府体制。按照我们适用于我们自身的标准，可能（我相信，完全可能）除裁缝和冲锋队队长施文克以外，他们中没有人曾做过我们应该称之为错误的任何事。这些人毕竟像我们一样，都是值得尊敬的人。在1938年犹太会堂纵火案的前一天，前银行职员凯斯勒告诉他的犹太朋友前银行总管罗森塔尔，“纳粹党内有像我一样”具有道德和宗教情感的人们，“你会看到，事态会变得更好的”。教师希尔德布兰特认为，受制于在纳粹主义之前就盛行于德国的各种情况，人们不可能不预料到纳粹运动会是一场在傻瓜和恶棍领导下的无产者和激进主义者的运动，“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正派公民加入其中，它一定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并进入有产阶级的发展阶段。法国革命毕竟也出现过它的罗伯斯庇尔们，不是吗？”

我的朋友们是他们所说的那类人；他们算计错了，但他们确实是他们所说的那类人。那位有着道德和宗教情感的银行职员，在那致命性的错误算计的基础上，竭力鼓吹着最野蛮的异教信仰。那位正派的有产阶级教师，要教授由纳粹的学校理事会提供的纳粹课本上的“纳粹文学”。教师们教授他们被告知要教授的东西，否则就得离职。而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几年，辞去一个公共职位意味着失业；后来，如果一个人有反纳粹的政治经历，那意味着会被送往集中营。“一旦加入纳粹党”，面包师韦德金德说，谁都不会说他曾想退出该组织，“你不会轻易退出的”。始终对政治没兴趣的人可能会错误地“退出”；但已经承担公民的政治责任的人则不会“退出”，永远不会。自1908年以来，警察霍夫梅斯特就一直在克罗嫩贝格尽职地工作；1938年，他在履职时被命令去逮捕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逮捕的那些犹太人中有一位就是裁缝马罗威茨，后者称他是一位“正派人”——马罗威茨用的是正直高尚的（anstandig）这个词。

上述的一切，一点儿都没有减少纳粹恶行的数量和可怕程度；它倒是减少了纳粹分子中作恶者的数量和可怕程度。在一个因其公务员的高效和忠诚而著称的国家中，纳粹动用很少很少的人就操控了所有一切。1933年初，在克罗嫩贝格镇政厅的万众忠诚宣誓仪式上，警察霍夫梅斯特宣誓忠诚子元首。全体公务员都分享并聆听过陆军元帅戈林本人的那份文电：“元首知道每位公务员都会忠诚于誓言。”而他们确实忠诚于神圣的誓言，它使德国人极度地自我约束，以致对希特勒的最后反抗——突发于1944年7月20日——事前就失去了许多对纳粹充满仇恨的反纳粹军官，这些人只是不愿违背他们的誓言。做出暗杀希特勒的反抗阴谋而不是逮捕并定其罪的决定，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直到希特勒死去，宣誓对元首的效忠限制住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

由于公务员和军人的绝对“忠诚”，因此，在行政层面上只是动用了非常少的人和7000万德国人中很少的人——至多100万——就执行了整个纳粹大迫害计划；这100万人包括有前科的罪犯、无前科的罪犯、台球房中的恶棍、心灰意冷的年轻的求职者，每个大国都有它这样的100万人。德国——尤其是在它的北部和东部——拥有全是同龄的复员士兵，他们在东欧和亚洲要比在其他地方更为知名，他们会被野蛮地养育而成准农奴式（Bauernknechte）的农场工人，直到一战结束时，地主一直拥有对他们几乎绝对的封建管辖权。

那位具有“民主精神”，就是说喜好辩论的收账员西蒙先生，对1942年从我们的西海岸大规模驱逐日裔美国人一事非常感兴哩。他以前没有听说过此事。当我告诉他西海岸军队指挥官声明“日本佬就是日本佬”时，他用拳头敲着桌子说道，“你说得对啊。日本佬就是日本佬，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德国人就是德国人”，我说。“那当然，”这位德国人骄傲地说，“这是血脉问题。”

他问我是否认识与西海岸驱逐有关的任何人。当我说“不认识”时，他问我在这一事件上有过哪些作为。当我说“毫无作为”时，他洋洋得意地说，“在你们那里，你通过你们的政府和媒体能够公开获悉上述所有事情。而我们不能通过我们的政府和媒体了解任何事情。和你们的情况一样，没有要求我们去做任何事情——就我们的情况来说，甚至不要求知晓。您知道那些您认为错误的事情——您确实认为它们错了，不是吗，教授先生？”“是的。”“唉！你却什么都没做。我们听说了或猜到了，我们也什么都没做。因此，到处都是一样啊。”当我抗议说日裔美国人没有受到像犹太人那样的待遇时，他说，“如果说他们没有遭受过犹太人那样的虐待——那么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对待？难道您不认为遭受了某种虐待或没有遭受虐待的想法在这两种情况中是一回事吗？”

“很早的时候，”他接着说，“那还是在1933年的春天，我们的一位冲锋队领导抗议撤销市长的职务。市长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一位正直的真正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的人士。那位冲锋队领导被逮捕并被带走了。请注意，那是发生在冲锋队仍然在这个政权中有着巨大权力的时候。他再也没回来。他的家人仍住在这里。我们听说过他被判有罪，但从未听说是因为什么。不存在对国家敌人的公开审判。据说没那必要；他们已经丧失他们在这方面的权利。”“这是法律问题，如果法庭说是这样的，那么它就是这样，是吧（gell）？”是吧是口头语“是这样吗？”、“不是吗？”和“是不（n'est-ce pas）？”的方言，黑森的市镇民众喜欢使用它。

规划和指导着每个层次的，是顶层的几百个人；监督和控制（在政策中不存在一种声音）着每个层面的是几千个人；数万名专业人员（教师、律师、新闻记者、科学家、艺术家、演员、运动员和社会工作者）热切地履行职责，或至少是不愿意放弃工作或不愿意进行反抗；近百万Pöbel——这个词听起来像“人民”，而实际的意思是“暴民”——做着我们称为肮脏工作的事情，范围从谋杀、拷打、抢劫和纵火到那次可能是纳粹历史上以非人道的方式雇佣了最多德国人的有组织活动——即在1933年4月的那次联合抵制中，国人像“哨兵”一样站在犹太人的商店和办公室前。

剩余的数百万人呢？

他们只需一如既往地生活并躲开麻烦。还有比这更容易的吗？“只有共产党员身陷麻烦之中。”西蒙先生说。“但在俄国，”我说，“只有反共产主义者身陷麻烦之中”。“这就是生活之道。”西蒙先生说。

“但是，”我说，“除了共产党员，还有社会党人、犹太人和这个政权在宗教上的反对者们，他们也‘身陷麻烦之中’，不是吗？”“哦，是的，”西蒙先生坦诚地说，“但那是后来发生的事，我的意思是指刚开始时的情况。”

只有共产党员身陷麻烦之中。其他数百万德国人呢？在国家的重大庆典活动中——在这样一个国家，尤其是在德国，这类活动是非常频繁的——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少女团要爬到山上再爬下来。劳动组织（Arbeitsfront，国家雇主-雇员事务处）打发工人们去观看冲锋队的行军，正像在华盛顿的政府工作人员被放了半天假去壮大（毋宁说是加入）沿着首都街道站立的人群，来欢迎土耳其总理或埃塞俄比亚皇帝；在纳粹德国，去壮大人群是强制性的。那些身着制服的人每周日都会在人群中趾高气扬地阔步行进，而且从周五晚上冲锋队开会后回到家，他们会告诉他们妻子在大街上与一位犹太熟人擦肩而过，也只是向他点了点头。他们的妻子说，“Gut”。在德语中，“Gut”可能是“好的”之意，也可能是“是的”的意思。

5. 入党的人们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党员身份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像许多组织的成员身份一样，它是为了剌激非成员胃口而设定的一种限制，这样一来，非成员就因此种限制而被排除在外。这是一种久已存在和每位不动产创办者都熟知的限制。希特勒在1924年12月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时宣布，他只会接受其以前追随者中的35%，而这就是使他的追随者们100%地再次紧跟他所动用的全部招数。

1933年3月，在获胜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开放其党员身份时，数百万人加入了该党。这些“三月紫罗兰”——正如老纳粹分子和年纪大的反纳粹人士轻蔑地称谓他们那样——是赶时髦的家伙们。希特勒从未信任过他们，他们中也很少人曾爬升到高位。希特勒是正确的；“三月紫罗兰们”出于好的、坏的、纳粹的、非纳粹的，甚至是反纳粹的理由而加入纳粹党；他们在党内的第X号排位是根本没有任何原因的——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争相入党。

我的意思不是说纳粹党的党员身份，与在美国的标签节上购买一枚标签是一样的，但也不是没有相似之处。纳粹的街区干事制度不同于美国的民防组织，但也不是完全不能进行比较。那些做事勤快卖力的人——无论他们是好是坏——明显是克罗嫩伯格街区干事中的少数，他们趾高气扬、自吹自擂、横行霸道、歧视他人，威胁要进行告发，而且偶尔确实进行告发。但绝大部分人的工作是送达会议通知或募捐和不在官方的失职记录上留名。在二战后美国占领克罗嫩贝格期间，美国支持项目的一些最热心的组织者都是纳粹支持项目的最热心的组织者。这类人中的一些人试图掩盖过去的罪行或错误；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任何人支持项目最热心的组织者而已。

人们加入纳粹党是为了得到一份工作或保住一份工作或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或使自己避免得到一份更糟糕的工作，或得到一份合同或保住一份合同、一位主顾、一位委托人或一位病人。最终，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在为国家工作。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非政治和非党派的公务员传统被打破了。纳粹分子完成了社会民主党人开始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政治化过程。

估计有一半的公务员不得不加入纳粹党，否则就会丢掉工作，这一结论并非草率。另一半也在谨慎稳妥地做着同样的事，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公务员都加入了纳粹党。只靠养老金过活的中央和省政府及市政厅中的专业人员，他们不会抗拒党员身份（虽说他们曾想过那样做），同样也不会抗拒我们自己坦慕尼协会中的“回扣”。在美国，强迫州的领薪金者用他们年薪的1%或2%来支持掌权的政党，这一虽不光彩但却由来已久的手段被通俗地称为“挥舞权杖”。在1954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承认他那里在执行着这一制度，他说，存在“挥舞权杖”一事；但他说，所有捐款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州雇员因没有捐款而被解雇。

《匹茨堡邮报》（Pittsburgh Post-Gazette）以社论的形式写道，“州长的惩罚当然不会像他所用的‘自愿’这个词所表明的那样天真。”“当你的政治老板们——即那些让你得到公职的人——要求你为政党的福祉捐款时，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少存在‘自愿的’。没错，你不必捐款，但如果你有一丁点儿脑子或雄心壮志，你最好还是捐款为上。被政治老板认为不合作，对于晋升甚或持守一个老板权限内给予的职位，可不是最佳方法。”和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党员身份是正式的，政党得到日常会费的支持。如果你是一名政府雇员，你不必加入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但是，如果你有一丁点儿脑子或雄心壮志，你最好还是加入该党。

尽管在六起轰动性的案件中，战后西德外交部中数百名前纳粹分子身份的曝光，揭示出纳粹主义真正渗入了阿登纳（Adenauer）政权之中，但从其他方面来说，这却没有告诉我们：在纳粹主义之前、之中和之后，这些人在该部门是高官、速记员还是信使；抑或他们中有多少人（如果有的话）加入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为了掩盖他们的反纳粹主义，缓和非人道政策的执行；甚或是从内部参加期望中（或只是梦想中）的反叛。

我们以最近去世的埃内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acker）为例。1934年，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将魏茨泽克由驻瑞士公使提拔为外交国务秘书。他不仅成为了一位纳粹；而且他还接受了身着黑衫的纳粹党卫军中的陆军准将头衔。作为里宾特洛甫的国务秘书，他签署了放逐成千上万名犹太人并导致他们遭受奴役和死亡的文件。在纽伦堡，来自美国的公诉人称他是“魔鬼的国务秘书”与“谋杀主谋的一个合体”。一家美国法庭判处他犯有反人类罪。

在犹太人问题上，魏茨泽克当然是一个纳粹。但在对他的审判过程中，各个盟国（包括美国）的外交官们都证明他痛恨纳粹主义；德国所有幸存下来的反纳粹运动的领导人都证实得到过他的支持和鼓励；盟国的一些著名教士、学者、科学家和国际红十字会的管理人，也都证明他曾不屈不挠地努力减轻纳粹明令要造成的伤害或规避纳粹的指令。挪威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和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主席、首席主教伯格拉夫（Berggrav）说，“冯·魏茨泽克不是一名纳粹；他是一位反纳粹人士。我了解这个人灵魂的本质特性。我目睹过他遭受的困难和提供的服务。如果说他应被判有罪的话，那我们都应被判有罪。”

和“魔鬼的国务秘书”一样，像“纳粹教师”、“纳粹演员”、“纳粹新闻记者”、“纳粹律师”，甚至是“纳粹牧师”等表述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各个地方的各个政权统治之下，大部分教师都在教授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和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的3R原则。大部分演员都在找工作。大部分新闻记者都在报道火灾或意外事故（大部分律师会紧随而至）或写作管理者想要什么和谁想成为管理者的文章。在德国，大部分牧师一直在布道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而他们并没有看到过——谁看到过呢？——基督每天都在他们周围被折磨。

在美国，有许多律师强烈反对美国律师协会的政策和纲领，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从事法律工作，他们最好是美国律师协会成员单位的一位会员。在美国有更多的医生更为强烈地反对美国医药协会的政策，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从事医药行业，他们最好成为美国医药协会成员单位的一员。他们可能只是，而且可能是不情愿地支付会费，但记录会显示他们是协会的成员。对于组织以他们的名义宣布的政策，他们一般以官方身份表示“歉疚”。在纳粹国，专业组织都被“囊括”进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个组织之中。

“情况就是这样”，我在德国的所有纳粹朋友（和大部分但非全部反纳粹的朋友）和熟人都说道，而且他们总是叹息地指出，“你不相信这一点，是吗？”

有位反纳粹人士是一名铁路工人的儿子。他向我讲述了他父亲的故事。1931年，德国国有铁路因萧条而解雇工人。舍费尔（Schafer）先生对政治没兴趣，但他听说他的顶头上司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于是，他自己为了保住工作也加入了该党。战争爆发之后很久，他获悉他的顶头上司是一位反纳粹人士，后者也是为了保住工作而加入纳粹党的，因为他的老板——区段段长——是一位忠诚的纳粹分子。舍费尔先生的顶头上司认为他加入了纳粹党，背叛了信仰，因此试图在暗地里解雇他——但没有成功，因为区段段长在保护纳粹分子。在克罗嫩贝格的这个事例中，“情况就是这样”——也许在不止一个事例中，而且不止在克罗贝格，情况都是这样。

所有这一切都不意味着在德国存在着任何针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大众反抗——如果说反抗的意思不只是缺乏热情的话。人们还不曾做出任何努力来发现大众反抗的真正范围。也许，任何努力都是不可行的。但我们知道，在1939年之前且在德国境外，针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大众反抗规模是如此之小，而在德国境外进行反抗比在其境内危险要更小。正如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所说，那些生活在这个体制之外和不是其受益者的那些人，能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罪恶。那些目睹过或正在目睹纳粹体制罪恶的人们，他们中有多少人在事实上大声疾呼他们自己的政府向该体制的受害者提供救济？至少有几百万德国人能够听到外商提振他们反抗士气的声音：他们从美国那里听到了少许声音，而他们从英国和法国——德国人可能更近距离倾听的地方——听到的声音却还更少。在德国境外的道德义愤是自由的，但却很少出现。

在纳粹党内，非党员身份和党员身份意味着同样的事物。正如一些人出于好的、坏的理由，甚至没有任何理由而加入纳粹党一样，一些人也出于好的、坏的理由，甚至没有任何理由根本就不加入纳粹党。“在战后”，那位教师希尔德布兰特先生说，“纳粹党内的每位非党员”都成了“反纳粹的英雄”。这些英雄中的一部分人没成为纳粹只是因为每月60分的会费，没有其他任何原因。“反抗？”那位好辩的收账员西蒙先生说道。“‘反抗’是什么意思呢？”他们都在说，“可怜的犹太人”。所有的罪犯都没有加入纳粹党，那是因为他们都在“潜逃之中”——而现在，他们都成了“反纳粹的受迫害者”。

达姆先生曾官升至克罗嫩贝格纳粹党党部的办公室主任。“我是一名烟草销售员，”他说，“但在1930年，在国家的烟草税提高到100%时，我被解雇了。我立刻向劳工办公室打报告并写信申请各种工作，但我没有得到任何工作。起初，我得到了失业补偿金，但随后我被告知我可以返回我在农村的老家，并靠我父亲的农场——我父亲去世的话，我的长兄会拥有它——生活，因为我仍是单身。这就是1932年春天时的情况，当时来自克罗嫩贝格的纳粹党员在乡村啤酒馆举办了一场招收党员的晚会。只允许每户的一名成员报名。我的家人都同意我成为纳粹党员，我也同意。为什么不呢？顺便说一下，教授先生，远至任何人能够记起的时期，纳粹党是唯——个曾在我们村举行招募会议的政党。”

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在谈到不想加入纳粹党，以免“有一天会发生一些重要事情”，但在事情进展顺利时却想让所有人知道他们是最忠诚的纳粹人士的那些人时，充满鄙夷。“我的姐夫舒哈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城墙路上有一家咖啡店。我过去常与他争论——不是加入，不是，而是支持或反对某些事物。他总是说由于‘生意的原因’，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他的心当然属于纳粹党。因此，他大量捐助冬天救济行动，一直悬挂着党旗，每天说‘希特勒万岁’上千次。但在其后，在美国人到来时，他就不是一个纳粹了，他从来没有加入过该党。这类人总是要两面派。你羡慕他们，羡慕他们的狡猾。但你不会喜欢他们，不是吗？”“是的。”我说道。

在我与克林格尔赫弗会面期间或之后不久，我会写下我们交谈的日记。日记中一再引述他说的话：“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重于一切（Die freiwillige Feuerwehr über alles）”和“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就是我的生活（Mein Leben fur die freiwillige Feuerwehr）！”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日记，这位热情的中年德国细木工人竟和男孩子一样痴迷于消防队。像德国所有人口少于十万的城市一样，克罗贝格也有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在1927年，消防队的头头要求我的朋友克林格尔赫弗加入，因为队里缺少一位吹号手。那时候，每个街区都有一个消防吹号子。这个吹号子在他的卧室里装有一个报警器，每当报警器响起，他就对着窗外吹号，叫醒街区的其他消防员（其他所有人）。这样，在那时，对吹号而不是灭火感兴趣的克林格尔赫弗就加入了这个消防队。“说实在的，这就是我，我总是会加入所有组织。”

从1932年——当时是魏玛共和国统治时期开始，克林格尔赫弗每年夏天都会离开他的商店两周，自费参加针对消防员的国家培训班。在1933年，他已是这个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的一个小队长，当时纳粹已经掌权。一些“同伴”说，在消防队里党员会得到优先提拔。“你看看”，他说，“在希特勒时代之前，消防员选择他们自己的领导，但在1933年之后，提拔要由消防分队的头头们推荐并必须得到市长的批准。当然，市长是纳粹。老队长——他不是纳粹——在1934年辞职时，那个被从分队长提拔上来取代他的人也是一位纳粹。这样，我就加入了纳粹党。除此之外，我认为这个党是一个好事物。”

“如果不是为了消防队，你会加入纳粹党吗？”

“当时不会，后来，也许会的；哦，是的，当然会。但不是在那时。”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我反对一党制国家。这是一个原因。而且我不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法国人也是人，正如我一样。这是另外一个原因。种族政治没有意义；不再存在纯粹的种族，从动植物那里、从人与人彼此都有亲戚关系的乡村中那些精神病和弱智那里，我们知道了近亲繁殖无论如何都是邪恶的。这是又一个原因。我们谈论过候鸟协会（Wandervogel）中所有的事情，我年轻时曾远足跨过边境一小段距离，进入到法国和瑞士境内。”

“哦，”我说，“您给了我3个没成为纳粹的很好的理由。”

“但我还是加入了那个政党啊！”他纵情地笑着，我和他一起笑着。

他刚一成为纳粹党员就被要求加入冲锋队并担任街区主任。“我说‘不’。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更为重要，我是这样说的。冲锋队不喜欢消防队，而且他们也是这样说的，”他又笑了起来，“但直到（什么时候）1934年，是的，直到清洗罗姆（Röhm）之后的重组之前，我们都是独立的。此后，我们听说所有的消防队要么成为冲队的技术连，要么成为警察的分队。在那年夏天的消防队员培训班里，我们被要求回答更喜欢哪一种。当时有 50人在接受培训，黑森州每县一人。他们50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态度他们两者都不要，他们想保持独立。”

“我们就是那样说的，是的。那年秋天，警察开始指挥我们，我们的名字被改为‘灭火警察’。教授先生，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他又笑了。

“糟透了。”我说道，并和他一起笑了起来。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哦，至少不是被冲锋队控制。我被提拔为新队长的副手。1938年底，像克罗嫩贝格这样市镇的警察都受党卫军控制，因此，我们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也就成为了纳粹党卫军的一部分！教授先生，您怎么认为？”

“你那时是怎么想的？”

“人们在口袋里把拳头攥紧”。他当时没有笑，我也一样。过了一会儿，他又活跃起来，微笑着说道，“但是，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重于一切！”

在另外一个场合，克林格尔赫弗说道，“反抗”？“有谁知道如何反抗？有谁知道其他某个人反抗或不反抗什么？一个人说他反抗或不反抗取决于环境，在哪里、何时反抗，反抗谁和他如何表述反抗。而后，想必你仍然猜测他为什么说其所说。同样，即便在行动中，情况也是如此。在1944年，极少数的几个人试图杀死希特勒并控制政府，他们当然是在‘反抗’但他们为什么反抗呢？一些人痛恨民族社会主义的独裁统治，一些人痛恨它的民主，一些人就他们个人来说雄心勃勃或充满嫉妒，一些人想让军队控制国家，也许还有一些人为了逃避犯罪的惩罚而只有通过改变政府来达到目的。我确信，有一些人是纯洁和高贵的。但所有这些人都采取了行动。”

“那么，克罗嫩贝格这里的情况呢？”

“在克罗嫩贝格这里？哦，我们有两万人口。在这两万人中，有多少人反抗过呢？你怎么才能知道呢？我又怎么才能知道呢？如果你问我有多少人从事秘密反抗这种重要事情——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严重危险，我会说，哦，有20人吧。那么有多少人公开地且仅仅是出于良好动机而做类似反抗的事情呢？也许是5个，也许是2个。这就是当时人们的情况。”

“克林格尔赫弗先生，您总是说‘这就是当时人们的情况’”，我说道。“你确信这就是当时人们的情况？”

“这就是这里的人们当时的情况，”他说，“在美国，人们的情况有所不同吗？”

辩解，辩解，辩解，是为德国人进行无罪辩解；也是对如下人们进行的无罪辩解：在古时，当人们被要求回答他是更愿意执行任务还是遭受不公正待遇，他答道，“我宁可两者都不要”。每个德国人都不得不做出令人痛苦的致命选择——不论他是否知道他在做出选择——是一种我们美国人从没直面过的选择。但毫无疑问，在私人和职业生活中，我们每天也会面对同样的选择，尽管不会那么令人痛苦。从总体上看，我们发现钦佩苏格拉底要比嫉妒他更容易；膜拜耶稣受难像——尤其是在阴云密布的周日——要比携带它更容易。这一事实尽管是陈词滥调，但不能否定它是真实的。在柏林，有一位还很年轻的演员，自战争爆发以来他就被禁止就业，他告诉我：“我在国内扮演希特勒或为他而战死于俄国之间进行选择。我不愿意为他而死在俄国，不是因为我是一位反纳粹人士（我不是），而是因为我不是一个英雄。如果我想为希特勒或我们的祖国战死——你理解的，在战争中这是一回事——我不会等着被强征入伍，我会像任何一个爱国者一样主动从军。教授先生，告诉我”——他非常有礼貌，没有问我在我身处的环境中我都做了什么——“在我身处的环境中，您会怎么做？”

6. 阻止共产主义的手段

我的朋友凯斯勒先生以前曾是天主教徒，他来自南德的与巴伐利亚临近的符腾堡（Württemberg）州。他说，“纳粹开始于慕尼黑”，它是“德国最有艺术气息、有教养和信仰天主教的城市，是一座充满着艺术、歌声、爱和舒适的城市，是德国唯——座所有外国游客毫无例外一定会游览的城市。在慕尼黑，纳粹有了其开端，一次没有任何世界观指导的纯粹的地方性事件。在慕尼黑之外，没人关注过它。只是在该事件传播开来并站稳脚跟之后，巴伐利亚人才问道，‘谁是希特勒？这个有着花哨名字的政党是干什么的？它的背景是什么？’”

“和其他数百万士兵一样，希特勒出身低微，只是他有着一份大众情怀，而且他能够充满激情地演讲。人们根本没有关注过纳粹党的纲领本身。他们参加集会仅仅是为了听到某些新东西或任何新东西。他们对经济形势感到绝望，‘一个新德国’听起来很不错；但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任何深刻或广泛的观点。希特勒一直在谈论反对政府，反对那场失掉的战争，反对和平条约，反对失业。等到知识分子追问，‘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的时候，希特勒的观点已在普通人中有了坚实的基础。纳粹党是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政党，是控制社会秩序的个人政党；它不是为知识分子们服务。”

“德国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糟。人们日常生活背后的那些事物——生活的真正的根基——都已经垮掉了。看看自杀的情况！看看道德败坏的情况！人们需要某些激进的事物，需要一种根本的改变。这种需要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共产主义形式，在中德、在工业区和北部的城市中尤其如此。这不是希特勒的发明；这是社会的真实情形。在像美国一样的国家中，没有共产主义乃是因为不存在对激进变革的渴望。”

“希特勒主义不得不以同样激进的事物来应对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总是动用暴力；希特勒主义就以暴力回应之。在大众的思想中，一直清晰和强烈的是，共产主义真正绝对的敌人是民族社会主义，后者是唯一能以同样手段应对它的敌人。如果你想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德国——毫无疑问要完成此事——你就要依靠民族社会主义。1932年时纳粹的口号是‘如果你要你的国家变成布尔什维克，请投票给共产党人；如果你想一直做自由的德国人，请投票给纳粹’。”

“介于这两个磨盘之间的各中间政党，在上述两种激进主义之间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它们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是中产者，是那些通过议会持续决定事情的‘优雅正经’的人；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想要维持现状，或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只是想修正现状。”

“我想问问美国的中产者：当你们的国家处于这种状态时，你们会做些什么呢？被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独裁统治或由之毁灭？布尔什维主义看似是灵魂的奴役和死亡。你是否赞同纳粹主义都无关紧要。纳粹主义看上去只是一种防御。你们面临选择。”

“我宁愿两者都不要。”我说道。

“当然了，教授先生，您是一位中产者。我也曾是。请记住，我曾是一位银行职员。”

我的10位朋友中只有裁缝施文克和收账员西蒙——这两位老兵——两人想成为纳粹分子而没有其他任何想法。他们两人都确信——现在仍然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是德国，因此是他们自己摆脱共产主义的救星，而且他们像那位更为敏感的银行职员一样，都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意味着“灵魂的死亡”。"布尔什维主义"来自外部，来自属于俄国的野蛮世界；而它的敌人，纳粹主义则是属于德国，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宁愿选择纳粹主义。

他们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吗？他们不知道：我的朋友们都不知道。除了凯斯勒先生、教师希尔德布兰特和年轻的霍斯特马尔·鲁普雷希特（他在1941年入读大学之后）之外，其余人都确信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个幽灵，而且在他们的想象中，它有着躯体。他们认为：不仅共产党员，而且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当然还有犹太人、吉卡赛人、隔壁邻居——他的狗咬了他们——和他的狗都信奉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是他们过去、现在和可能发生的所有磨难的混杂在一起的根本原因。但在1930年或1931年之前，除了裁缝施文克和收账员西蒙之外，我的10位朋友中没有人仇恨过任何共产党人（在克罗嫩贝格这个没有工业的小地方，共产党人是很少的），或把他们视为幽灵；这些人是亲人般的邻居，他们不会闯入你的房子并烧掉它。在1933年或1934年之后，同样是这些邻居则因其“身份”而被视为那个幽灵之愚蠢的乔装打扮过的走狗。布尔什维主义的幽灵践踏了我的所有有产朋友的财产观，践踏了那些失去社会地位（déclassé）的中产者的阶级观，践踏了前皇帝手下那些无助的臣民的政治观，践踏了那些在形式上（proforma）按时去教堂礼拜的人们的宗教观，践踏了那些声望是无可指摘的人们的道德观。它意味着“灵魂的死亡”。

问题不在于共产主义是否威胁了德国，因为随着德国局势的不断恶化，共产主义当然威胁到了或不久就会威胁这个国家；问在于德国人是否确信共产主义威胁了德国。他们相信了。借由像1933年的国会大厦纵火案（Reichstag fire）这样的手段，德国人最终非常确信纳粹有能力把反共产主义确立为一种宗教，一种独自可以免于被质疑和就其本身而言是正当合理的宗教。1937年，在罗马教皇抨击民族社会主义的“谬误”时，纳粹政府为其政策进行辩解的是一份外交照会，它指责教皇“给了在前线防御布尔什维主义的世界性威胁以危险的一击”。

那些不惜做任何事情、成为任何类型的人和加入任何组织来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德国人，最终都成了纳粹分子。而且纳粹主义确实阻止了布尔什维主义。它是如何阻止布尔什维主义，采取的手段和结果是什么，都无关紧要——至少不足以使他们疏远纳粹主义。它的缺点，无论是温和的还是可怕的；它的自相矛盾的说法，无论是微小的还是灾难性的，都不曾使他们动摇。对他们来说，那时和现在一样，纳粹主义信守了它的承诺。

我的10位朋友中有3人在加入纳粹时处于失业状态。他们是银行职员凯斯勒、销售员达姆和裁缝的学徒，即施文克先生的儿子古斯塔夫。前两位在当时是人到中年且有家室。我认为，在所有这3个事例中，他们加入纳粹党都是因为他们失业了——这绝不是说如果他们没失业，他们就不会加入纳粹党。裁缝施文克和收账员西蒙这两位老战士在1925年入党，当时他们两人都有工作（裁缝是自雇者），但刚刚结束的通货膨胀使他们（和几乎所有其他的德国小资产者）沦落到了几近饥饿的境地。

那位老警察维利·霍夫梅斯特在1937年入党，因为新的警察局长说所有人都必须加入。当我问他他是否可以回绝时，他说，“我不是百万富翁”。（他是国家秘密警察或者叫负责侦探的警察在克罗嫩贝格的5名成员之一，不管他们愿不愿意，该部门随后配属给盖世太保，正如由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被置于党卫军控制之下）那位学生霍斯特马尔·鲁普雷希特自他8岁起在希特勒少年团——希特勒青年团的“预备”组织——中就是一名纳粹了；他的雄心壮志（他实现了）是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名领导人；在美国，他也一定会成为童子军小队长。

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先生和面包师韦德金德先生是这10入中最积极的两位教徒，他们两人都是他们堂区教堂的代表，而且是现在（我认为在过去亦然）最为看重“每个人都这样做事”这类主题的两个人。（他们两人都是“三月紫罗兰”一类的党员）在这10个人中，他们是两位零售商的事实元疑有助于他们对于与纳粹党——正如他们与教会——共生共荣[与时俱进（Mitschwimmen）是他们每个人都用的术语 ]的迫切要求具有敏感性；这位细木工坦率地承认他的教会活动“没有伤害到”他“制作棺材”，尽管他和我都没有指明，他之所以是一位教徒是由于成为教徒是一份好生意。

在他们入党之前或后来他们作为党员期间，克林格尔赫弗和韦德金德都没有读过纳粹党党纲，那具有历史意义的“二十五点”。（这10入中只有那位老师曾读过）但和纳粹运动最初几年中那些最忠诚的按时去教堂礼拜的人们一样，他们两人也被纳粹党纲为德国要求“积极的基督教”而热切地感动了，我的每位朋友都听到过这种要求。在1937年，当时教会-政党之间的斗争变得紧张起来，这位面包师离开了堂区委员会。他说，作为一位“正直的纳粹党员”，他自愿离开，因为他感到对纳粹党的忠诚危及到了他在委员会中的地位；他的本堂牧师批准了他的要求。但他并没有离开教会。克林格尔赫弗先生——“我总是会加入各种组织”——至死都一直是堂区委员。

我的这10位朋友，包括那位老于世故的希尔德布兰特，都受到了德国人称为群众运动（Bewegung）的这种意识的影响。群众运动是巨大的人海，是超党派和超政治的事物，是一股当时不会引发分析或事后也不会失效的浪潮。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狂犬病的受害者。他们同样也都是经济困难的受害者，更糟糕的是，他们还是经济绝望的受害者。而且，他们更容易把他们遭受的绝望等同于他们国家的无望。但他们也是探求者和国家的支持者——行动者，不只是承受者。

他们的国家被从外部撕裂了，当然，它被更残忍地从内部了。自1918年以来，德国人之间就一直进行着激烈争吵，而且越发尖锐和充满仇恨。在分化的过程中，作为德国人的原则实际上被逐步摒弃了，而这种原则在侮斯麦统治下刚刚形成，人们曾非常心爱地持守它，生怕失掉它。国家的统一和国家全体人民的统一，只有按照作为德国人这一原则才有可能实现。在老牌政党和老牌政党的政客们之间的破坏性斗争中，在撕碎支持上述那一原则的神秘结构的过程中，我的10位朋友——甚至包括那位狂热的老施文克——和旁观者们都问道，“德国在哪儿呢？”纳粹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希特勒知道这一问题，而且知道我的朋友们最在乎这个问题，在乎对德国这个共同体——人在其中能够知道他过去和现在的归属和自我认同——的认同。这是任何一个非德国人可能立刻就能看出怎么回事的一种运动；这是使我的朋友们恢复元气的运动，一如看到家的情景使迷失的孩子恢复元气；或女妖洛勒赖（Lorelei）的美丽——人们看到她高坐在莱茵河上，在使人惊奇的晚霞中用一把金制梳子梳理着她的一头金发——使水手着魔并忽视了水下的岩石。

按照我的朋友们的观点，民族社会主义极度厌恶议会政治、议会辩论和议会统治——厌恶各政党和各分裂出来的小政党之间的讨价还价，厌恶它们的联合、混乱和密谋。它是普通人拒绝“恶棍们”的最终成果。它的主题是“把他们都扔出去”。在1920年代，我的朋友们都像观看摔跤比赛的观众一样，他们都怀疑在咕哝声和呻吟声、扭打和流汗的背后，比赛的结果已被“内定”，都怀疑参赛者只是在假装表演着摔打。在一个政党或阴谋小集团“揭露”另一个政党或阴谋小集团的过程中出现的丑闻，折磨着这个国家，这使我的朋友们失望并进而厌恶。（在1954年的美国，针对那场著名的军方-麦卡锡听证会的抗议，人们能体会到一些上述那类反应——不是抗议一方或另一方，而是抗议“整件事情”，认为这是 “令人厌恶的”或“可耻的”。）

在德国这艘船于风浪中抖动不己之时，那些独自带着救生工具的官员们，还站在桥上争论着他们的特权。我的朋友们发现非共产党和非纳粹的领导人都不反对内阁部长们3.5万德国马克的薪水，只有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反对之。对那位迟钝的收账员西和那位敏感的警察霍夫梅斯特来说，纳粹主义最最令人难以接受和失望的是，希特勒曾承诺任何官员的收入每月不得超过1000德国马克，但他失言了。

我的朋友们想净化德国，想净化这个国家中的政客，所有的政客。他们想要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领袖来取代那些不具代表性的代表们。希特勒是一位纯粹的人、一位反政客的人、一位没有受到“政治”——只是进行腐败的幌子——玷污的人。1950年代初期发生在美国的那起“相皮上衣”丑闻，在1930年代初期的柏林也发生过一起与其极为相似的事件。当时，身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市长的妻子接受了一个与该市做生意的人送来的一件皮上衣，纳粹就把市长职位的竞选活动集中在这件事上。

反对“整群政客”、“全部政客”和“全部事务”，反对所有参与议会的政客和政党，我的朋友们唤起了希特勒主义，而后者确实推进了议会政治所有的一切。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在1934年6月30日清洗罗姆中达到顶峰，斗争的实质也是议会式的和派系性质的，但我的朋友们从来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把罗姆事件视为对道德堕落者的清洗，而且即使他们瞥见了官方宣传背后的真相，元首以迅疾和令人敬畏的采取武力行动这一事实也消除了他们刚刚开始的关切，与罗姆的“争论”已然结束；元首把这个国家和国民团结在了一起。

这就是使我的朋友们恢复了元气并使他们着魔的群众运动。那些在开始时全面经历过此种运动的德国人——不是很多，我认为在任何地方永远都不会很多——称希特勒为捕鼠者（Rattenfänger）。

每个美国孩子都读过《哈姆林的花衣魔笛手》（Pied-Piper of Hamlin）。每个德国孩子也都读它。在德语中，它的标题是《哈默尔恩的捕鼠者》（Der Rattenfänger von Hameln）。

7. “我们用我们的血脉在思考”

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在1937年加入纳粹党。他可能不是我的10位朋友中唯——位因害怕而入党的人，但他可能是他们中唯——位那时和现在都知道，而且他一直这样说，害怕——害怕和好处——是他的入党原因。（他说，“一个人要怎样才能区分开害怕和好处呢？”）1935年，他静悄悄地来到黑森，在此之前，他是东普鲁士的一位反纳粹人士，一位温和但活跃的民主人士。他的过去难以抛却，他在克罗嫩贝格的文实中学（Realgymnasium）找到了一份教授文学和法语的工作。作为一位反纳粹的和有教养的人士，他比大部分人都更清晰地意识到了指导其行动历程的基本考量。不过，一旦他身处这个制度之中，他也成为了披着狼皮的绵羊，发现了在这个制度里存在着某些极好的事物。

“也许，”他说，“是因为我无意识地想证明我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做到了。但我现在也这样讲述它，也这样理解它。在这个制度中，有许多好事物，伟大的事物——但这个制度本身则是邪恶的。”

“比如说？”

“您说的邪恶事物是？”

“不，我知道那些邪恶之事，关于那些好事物，伟大的事物。”

“也许我该用单数好事而不是复数许多好事来说明它。在我的一生中，在那些地位比我低或比我高的阶级的入中间，我第一次真正成为了与他们具有同等地位的人。而在皇帝时代或魏玛时代，他们总是看扁我或仰视我，但从未正视过我。在劳工阵线我代表教师协会——我开始直接了解这类人群，了解他们的生活，也让他们了解我的生活。甚至在美国——也许啊；我从来没去过那儿——我怀疑，谈论‘普通人’的教师从不认识一个普通人，从未真正认识一个普通人，甚至他自己都不是出身自普通人群，就和我一样，我的父亲是一位军官。民族社会主义打破这种区分，阶级区分。民主——像我们拥有的这种民主——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它目前也没在致力于此事。”

“韦德金德，那位面包师，”我说，“告诉过我在劳工阵线中，‘我们这些淳朴的工人阶级是如何与那些学富五车的人并肩站着的’。”

“我记得韦德金德，”那位教师说，“在入党前我不认识他，现在我也不认识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等级比我低。面包师是无足轻重的，而教师则很重要；而在劳工阵线中，我们一道都属于要人物，我们有一些共同点。在那些日子中，我们彼此了解。教授先生，您理解这一切吗？”

“是的，我理解，因为您称我为‘教授先生’。”我笑着说道。

“是的，那位面包师称我为‘参议教师’——这是我的职衔和我称您为‘教授先生’。这意味着我认可了那位面包师和您认可了我。”

“在美国，面包师和教师都不会称一位教授为‘教授’的。”我说道。

“从来没有？”

“很少。我记不起曾经被称为‘教授’，我的朋友们除外，在争论中，他们可能会挖苦地说，‘教授，您疯了’。”

他说，“在德国或欧洲其他任何地方就我所知，甚至在英国从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在纳粹主义之前的德国，称呼总是真实地反映出了阶级差异，现在又是这样了。”

我告诉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我有一位德国朋友，他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他最近向我讲述了一件事。他离开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次科学大会，返回德国，途中有一位美国同事与他同游。在荷德边境，这位美国人发现他的护照丢了。我的朋友观察到荷兰和德国的护照检查员都已人过中年，显然是帝国时代的遗老。他对他们两人说，“先生们，我是卡尔·奥托博士（Doktor Karl Otto）、冯·G·男爵（Baron von G），我向你们保证W教授拥有一本具有法律效力的、得到严格审核签发的护照，但他弄丢了。我个人负责W教授的过境问题。”“这是一次赌博”，这位物理学家在向我描述这件事时说道，“但我们成功了。一个男爵、博士和教授的话使两位老检查员无视了他们的明确职责。W，随我来。W被惊呆了。”

“W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给希尔德布兰特讲这个故事时，他问道。“因为，”我说，“在美国，每位附带着表演的药品销售员都会称自己是‘教授’，一个称自己是‘男爵’或‘伯爵’的人，显然就是个骗子。美国的护照检查员会转向他的一位同事，说道，‘乔，这儿来了位让人笑掉大牙的人。这位‘教授’想进来但他没带护照。‘教授’您是兜售什么的？可卡因？”

“您有点儿夸张？”那位教师说。

“有点儿，”我说，“但只是有点儿。”

“我理解，”他说，“这是你们美国人的那种绝对平等的情感体现，在我们这里从未存在过。但在纳粹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民主，而且是真实的。我的——我该如何表述它呢——地位比我低的人接受了我。”

地位比我低的人接受了我。

这位教师发现自己在纳粹德国——我敢说，和在任何新出现极权主义国家中所有教师的自我发现一样——身处一种独特的境况之中。这种境况对他构成了一种其他类别的工人所不知道（或他们知道时要更少痛苦）的强制。在德国这个共同体中，民族社会主义的发展伴随着教育这份职业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被替代了。在欧洲各地，教师要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受到更高程度的尊重，收入也更高。此外，在欧洲，教师接受的教育大大超过了他们几乎所有同胞的财力，而身为教师这一事实被认为是他们家族富庶的证据。几乎和在美国一样，在欧洲，富人受到高度尊重，收入也高。

在德国的一些小共同体，即在乡村甚至是乡镇中，教师和牧师这两类德高望重的人巍然独立，地位要高于镇长或商人。由于教会一国家的同一性，作为共同体道德和文化，以及宗教和智识生活的决定者，他们往往会站在一起。在每两个周日才会有一位访问牧师到来的乡村，教师“自然”要替代牧师来主持布道。直到1918年，宗教教育一直是官方小学教育的一个要素。教师几乎就是乡村教堂的组织者。

牧师审理老人的事情，教师则审理年轻人以及年轻人与老人之间关系的事情。在乡村，父母们确实仍然害怕教师。如果哪天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好，那么，当晚教师来敲门，就意味着父母必须承诺立刻采取具体的惩罚行动。这次访问不是社交性的，在教师走进房间时，母亲和父亲要站起来。如果在某个更欢乐的场合，教师愿意接受社交性的邀访，那么，房间要清扫干净且要暖和，蛋糕要烘烤好，好酒要端出来。

在裁缝施文克的童年时期——19世纪末——他的教师“一生”都在那个乡村。这位教师可能是直接从教师学院来到乡村，或者他年轻时在安顿定居下来之前曾做过一或两次改变。巡游两到三个乡村的牧师更有可能变换住所，甚或沿着职业阶梯攀升。年轻的卡尔-海因茨·施文克的教师曾教过卡尔-海因茨的父亲，甚至教过一些乡村孩子的祖父母；那些已成为父母和祖父母的人看到他们的教师来到门口都会变得安静下来。在乡村，父母们可能与牧师没有密切关系，但他们难免与教师建立紧密关系，因为教师除了从那些玩世不恭的子女那里知道一些家庭秘密，人们还不得不叫他来帮助处理像超出了父亲能够控制或他自信能办理的那类事务，尤其是官方事务。

在卡尔-海因茨的乡村，在夏天的晚上9点和在冬天的傍晚，教师会在各条街道上搜寻。如果他在街上发现孩子，那么，当晚人们就会听到他的敲门声。按照教师自己的想法，他本人使用他的藤条（Rohrstock）来执行纪律。虽说这根藤条是由一根橡木校制成，但在教师离开房间时，孩子们可能会把它切成一段 一段的；在使用时，它就会变成碎片飞散到四处。但是，在明智地处理不断成长的三代人的过程中，皮奇先生（那位教师）有了一根竹杖。除了更难切割之外，它比擦木有着更大的弹性，可以给辱骂添加上伤痕。

在这位未来的冲锋队队长施文克11岁时，有一天下午，他逃学去从事了一项革命性的行动：偷樱桃。那天晚上，皮奇先生访问了施文克家。卡尔一海因茨是幸运的，那晚他父亲外出了。因为他父亲和所有规模很小的农场主一样，经常离家为其他农场主工作。施文克的母亲揍了这个逃学的孩子一顿。施文克之幸运在于如下事实：他妈妈打他就意味着她不会告诉他爸爸，他爸爸打他会更狠。但好运气没能持续下去，因为皮奇先生知道施文克的爸爸不在家，她妈妈的双手有时会叫人难以置信地用力轻微。第二天早上，在学校开门时，卡尔-海因获得到了竹杖的待遇。这顿痛打非常残酷，以致男孩咬了教师的大腿；接下来教师打得更狠。“更狠了？”我问道。“更狠了”，这位老裁缝说，“全班同学只是痛苦地号哭，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老家伙皮奇”，克罗嫩贝格犹太会堂的纵火犯继续说道，“是个十足的魔鬼”。

这位十足的魔鬼也曾淋洒过恩泽，但从没有落到卡尔一海因茨头上，因为他学习不好。那些受宠的孩子可能是学习最好的学生，也可能是来自最好家庭的学习最差的学生。他们被允许每天离开学校半小时，依次到教师家里给他擦鞋。父母知道这件事吗？当然知道。孩子们得到报酬了吗？当然没有。父母和孩子怎么评价这件事？他们没考虑过它。

在1918年到1933年的“民主”岁月中，教师在德国共同体中起到的权威性的，不是说是专制性的作用，几乎没有下降。对于中小学教师是不称职的人的美国传统来说，这种作用是完全陌生的[《睡谷的传说》（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中的伊卡博德·克莱恩（Ichabod Crane）的生活经历即是明证]。在德国，教师曾经是，现在也经常是社区中唯——位就读过非职业中等学校的人；其他每个人能读会写这个事实，实际上不意味着村民不把重要的文件拿到教师面前，由他来恰当地阅读或书写。教师完全有可能是村里唯——位大学毕业生。无论就学识还是流动性来说，他当然是村里最重要的见多识广者。有两或三个商人可能更富有，地主当然也有可能，但他们都不会在旅游上浪费金钱。在美国，没有任何专业人员拥有德国教师取得的地位，正如希尔德布兰特先生获得参议教师（它的意思是中学高级教师）这个头衔那样。该称号差不多等同于终身职位和养老金，是任何一位美国教师做梦都想不到的显赫地位。

作为共同体中得到认可的智力宝库，教师可能是政治保守主义者，不受改革者的影响。作为一个人，尽管教师有着相当不错的收入，但他们仍然要依赖国家的薪水生活，他们还更有可能想使自己与共同体中最富有的成员打成一片，后者能够因其孩子们的特殊课程而支付给他们报酬。作为国家雇员，教师不可能不赞同侮斯麦的政策。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不会成为政治领导者、积极的与者甚或是自觉的政治支持者。他们超越政治，不仅是因为公共服务是超越政治的，而且是因为才智是超越政治的。他们的事务，他们在共同体中的事务只是思考，正如钉马掌的人的事务仅仅是钉马掌一样。门外汉不可以擅自给专家们提意见，更不用说命令他们了。尽管德国教育历史性地毫无生气——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学术界的不负责任——但在前希特勒的共同体中，也存在着一种独立却也是僵化和浅薄的精神状态。

这是精神状态——元论它多么脆弱——是一道壁垒，不是对抗纳粹主义的，而是对抗纳粹主义从实践到理论变迁的壁垒。与现代共产主义不同，因为纳粹主义开始于实践。因为纳粹的群众运动在开始时属于非智识范围，当时它只是一种实践活动，而在它能够理论化之前，它不得不表现为反智的形式，墨索里尼的官方哲学家吉奥瓦尼·真蒂利（Giovanni Gentile）对法西斯主义的讲述，可能更适合纳粹理论：“我们用我们的血脉思考”。教授、中学教师，甚至是乡村小学教师所阐述的专业思维，都必然会否认纳粹的历史观、经济学、文学、艺术、哲学、政治学、生物学和教育本身。

这样，纳粹主义在从实践到理论前行的过程中，就不得不否定专业思维，但接下来（这第二个过程从未完成）为了填补空白，它又不得不建立它自己的专家思维——就是说，不得不发现水平较差和不负责任的人，但他们的观点欺骗性地——或更糟糕的是真正地与纳粹党的路线相一致。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牧师因其对政治不感兴趣而符合纳粹的要求。但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校长，恰恰因为其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从一开始就是个危险人物。他本人不会造反，他也不会——如果他能控制的话——教授造反，但他难免是危险的——如果他不继续教授正确的东西的话。为了成为一种理论而不仅仅是一项实践，民族社会主义需要摧毁学术的独立。

在纳粹的群众运动兴起的那些年中，它逐步使共同体对教师的态度由尊敬和羡慕转为怨恨，由信任和害怕变为怀疑。这种发展变化看来是内在的；它不需要任何计划，也确实没有任何计划。因为纳粹强调的非智识品性（爱国主义、忠诚、责任、纯洁、劳动、简朴、“血脉”和“民族性”）巳渗入了整个德国，并提升了“小人物”的自尊，学术职业被从社会的中心推到了边缘。德国在准备砍掉它自己的头脑。到1933年，我的10位朋友中至少有5位（我觉得有6或7人）把“知识分子”视为不可靠之人；而且在所有不可靠的人中，他们认为大学教师的地位最为有害和阴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裁缝施文克就曾给克罗嫩贝格大学一些富庶的教授们做过衣服。当然正如他所做的那样，他仇视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但他也对自己身为裁缝，拥有为名人做衣服的收益而感到自豪并常自夸。在1925年，当时他正在挨饿并加入了新的政治运动，尽管教授们不再能命令裁缝制作衣服，但他们仍拥有着清闲且报酬丰厚的职位，而且他不再能与他们打成一片了；他们的地位在下降，这和他一样，但要比他的下降更大。在1927年，他离开了纳粹党，希望重新赢得他们的光顾；他自己说这就是他脱党的原因。但他称为“抵制”的东西持续存在下来（当然，部分是因为成衣已经取代了在裁缝那里定制衣服）。

裁缝施文克在1931年重新加入了纳粹党。从总体上看，纳粹对他的信仰灌输和他的个人经历一道唤醒了他对教授们的敌意。他告诉我，在克罗嫩贝格，许多教授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没人是）。同样在1933年，纳粹党掌握了政权，施文克被给予了一份学校看门人的工作——当然有房屋主管的头衔——和指挥冲锋队地方预备队。自那个时刻以来，他就毫不费力地把学者们（在他们是主时，他们无疑一直光顾他的裁缝店）完全置于他现在代表的伟大共同体、新德国的辖区之外了。

当然，他对新德国或他自己都没有把握；在成为卡尔-海因茨·施文克五十年后，他仍然是卡尔-海因茨·施文克，教授先生还是教授先生。新德国当然是施文克的德国，但教授先生则拥有一些新德国人没有的东西，一些德国人的东西。1933年之后和之前一样，裁缝施文克都得对教授先生表示尊重；他一直在快乐地认为如下新发现是真实的：在裁缝施文克代表的新德国的严密监督下，一半的学者是叛徒；另一半则是能够得到宽容的易受愚弄之辈和笨蛋。他们会说，听您的吩咐，先生。

8. 反犹的骗局

裁缝的儿子古斯塔夫·施文克在20岁时成为了一名纳粹。那一年是1932年。他父亲的生意早已失败；而他自己在成为他父亲的学徒之后，就从未找过工作。在他16岁、17岁、18岁和19岁时，这个身体强壮、聪明伶俐并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人，却完全没有任何工作可做。在这4年中，他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年轻人一样，步行从一个乡村到另一个乡村去找工作。在这期间，除了偶尔和临时性的工作外，他在路上曾得到过2个月的政府工作救助服务，提供食宿和每周2美元。那时，他的“老毛病”尿床又犯了，不得不回家并重新开始。但他从未成为一个流浪汉或打架斗殴之人；他只睡在青年旅馆或田地中。而后，在1932年，为了点儿零用钱和一套制服——以及无忧无虑的一份公职，古斯塔夫·施文克成为了冲锋队下辖的一名警察。

古斯塔夫·施文克想要的，而且是他想要的唯一事物是安全。他想要的工作，他曾经想要的唯一工作是国家提供的工作，任何由国家提供的工作，而且提供终身职位、保险和养老金的工作。我认为，在1912年德国出生的男孩子中，古斯塔夫不会是想要安全并认为他——直到1933年——永不会拥有安全的唯——位。在他得到这份工作之时，在1935年纳粹党的警察被并入军队警察之时，他终于梦想成真了。他终于有了归属。他终于是一个男人了。

在孩提时期，古斯塔夫依恋他父亲，很少靠近他母亲。每天下午，他总是在房前他父亲的作坊中做着家务。在那里，他父亲的男子汉气概滋养着他。那种气概表现为政治权力，并迫使他母亲——表现为家庭权力的女性气质——折服。在他7岁时听他父亲说魏玛宪法肮脏卑鄙。因此，古斯塔夫痛恨这部宪法（他并不知道魏玛宪法是什么）。在他11岁时，有位顾客来取一件8天前定做的价值8000德国马克的衣服；而现在，8天后8000德国马克能买到一磅黄油；当时，古斯塔夫问父亲是什么导致了通货膨胀，父亲说，“是犹太人”。于是，古斯塔夫痛恨犹太人。（他不认识任何一位犹太人，而如果他认识，他也不会打扰他们。他爸爸则会。）

老卡尔-海因茨·施文克是一战前“黄金时代”的产物。正如他所说，即便在黄金时代，他也“只是一个裁缝”。“但在我结婚时，我自己有10套衣服。”这位上了年纪铁褐色脸庞的孰绎子弟说道。“25年后，在他们的‘民主’于1918年征服我时，我没了套服，一套都没有了。我只有运动衫和裤子。甚至我的军装都穿破了，奖也都卖了。我一无所有了。那时，我突然被需要了。民族社会主义为我提供了一个职位，我一无所有——但在那时，我被需要了。”

“而现在，”我说，“您又潦倒到只有运动衫和裤子了。”

“是的，”他说，“现在，他们的‘民主’又征服我了。”

“民族社会主义，”我温和地说，“可没留给他们敌人那么多东西。”“他们自作自受。您看看他们的‘民主’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啊。”施文克先生说的“他们”总指的是犹太人。他是我的10位朋友中最质朴的一位，是一位才智有限的人。尽管他可能知道一些事实，但他能够把事实讲述得没有任何用处；他既不能记住也不能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他能够喋喋不休地讲话，但却不能倾听。我就让他不停地讲。

“他们说有600万犹太人被杀”——不是“我们”甚至不是“纳粹”杀了他们——“当您看看现在全世界有多少犹太人时，您会发现，恰好和以往一样多。在美国就有1500万……”

“我认为，只有600万或800万。”我说。“这当然是他们告诉您的数字了。您知道现在在俄国有多少犹太人？他们控制着政府、金钱、所有事物和每个地方。”

我想告诉他一个故事，但我没有。这是一则在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有一位犹太人在乘坐有轨电车时阅读希特勒的报纸《民族观察者》（Völkische Beobachter）的故事。一位非犹太熟人坐在他身边问道，“你怎么会读《观察者》呢？”“看看啊，”这位犹太人说，“我整天在工厂里工作，而在回到家时，我妻子会不停地向我抱怨，孩子们病了，而且没钱买食物。我在回家的路上该做什么呢？读犹太人的报纸？那上面是：‘在罗马尼亚的大屠杀’、‘犹太人在波兰被谋杀’和‘反犹太人的新法律’。不，先生，一天就半个小时在有轨电车上，我会读《观察者》，它上面写的是：‘犹太人是世界资本家’、‘犹太人控制着俄国’和‘犹太人统治着英国’。他们在谈论的是我。一天有半个小时，我成为了一位重要人物。别管我了，朋友。”

民族社会主义主张反犹主义。除了反犹主义和具有现代化的便利条件之外，民族社会主义的特性和在它之前的上千种专制特性是一样的。传统的反犹主义——尼采称之为“反犹的骗局”，而尼采因其超人学说而为纳粹分子所深爱——在从整体上软化德国人的态度并在接受纳粹主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是偏见本身，而是隔离，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纯粹的隔离使纳粹主义具有了可能性。在克罗嫩贝格这个有着2万人口的市镇，包括一个有900年历史的犹太社区，计有600或800个犹太人生活在镇上，但我的10位朋友除了教师希尔德布兰特先生之外，都不曾详细地了解过任何一位犹太人。在一个多世纪前，犹太人社区那些最后的痕迹都已消失了。在这个小镇上，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代一代地一直生活在一起，但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墙，尽管“早上好”和“晚上好”等话语也会被说来说去。

我的10位朋友作为买者和卖者，都和犹太人有生意关系。犹太珠宝商施普林格（Springer）甚至是和施文克父子一道，都是镇合唱俱乐部的成员。“我是从施普林格那里给玛什（Mushi）买的结戒指。”老裁缝拍着他老伴儿的手说道。

“为什么从一个犹太人手中购买呢？”我问道。

“是啊，”这位犹太会堂纵火犯说，“我们总是与施普林格做生意。就一位犹太人来说，他算是体面的。”我想起了塔西馆对这位黑森裁缝祖先的评论：“就日耳曼人来说，黑森人算是聪明有才智的。”

在好多年中，我的10位朋友中有7人都认识施普林格，在我打断他们7个人对犹太人的指责，并问他们是否曾认识一个体面的犹太人时，他们都首先提到了施普林格的名字。他们与他做生意，与他一起唱歌，一起行军（在老兵组织中），但他从没有到过他们任何一个人家中，他们也没人曾到过他的家中。他们没人知道他有几个孩子或他的祖先来自哪里。“他现在情况怎么样？”我问。

“哦，他走了。”

“去哪儿了呢？”

“我不知道。也许去了南美。早就走了”——这意思是在1938年烧毁犹太会堂之前——他们许多人都去了南美或某个地方。他们7个人都不知道施普林格现在的情况。那位学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霍斯特·鲁普雷希特，他曾生活在犹太会堂和希伯来语学校的街角。我问他在孩提时代是否有犹太朋友。“当然，”他立刻说道，“我从来没有和犹太男孩打过架。”

“我指的不是这种事，”我说，“我的意思是你和任何一位犹太男孩儿一起玩过吗？”“哦，没有。”他说。“为什么不一起玩呢？”“为什么不？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玩，而我们则在一起玩。”在中世纪，犹太人为了保护其教会不得不把自己隔离起来，正如在前君士坦丁的罗马基督徒（和犹太人）不得不做的那样。在中世纪，非犹太人确认并逐步实行了这种隔离。在拿破仑统治之下，随着德国整齐划一的犹太人区被清除隔离的因果条件已经几近不存在了。在18世纪末，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把《摩西五经》（Pentateuch）翻译成了路德的高地德语，这极大地减少了（而且是在通往根除的道路上）语言隔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济、教育和职业方面的正式限制条件都已被逐步取消（在一战后，军队和上层行政部门中的限制也被最后取消）。

随着对犹太人限制条件的消失，犹太人也消失了。他们的人数从未超过德国人口的1%。除了意大利以外，在现代德国，犹太人脱离犹太教的比率要高于其他任何地方。在一战后，社会科学家们预言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在德国将不会再有犹太人了。从正统犹太教信仰发展到不可知论（借由“自由主义”）是犹太人消失的最大因素，而在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改信名义上的新教，甚至是天主教的背后，则有着经济上，更重要的是社会上的好处。在大学和各种职场，犹太人的改宗往往在一定范围内消除了“冰冷”的歧视。贵族、军官和教授把女儿嫁给富有的犹太家庭，尽管动机并不总是因为金钱；结果，许多犹太人背弃了其信仰，并尽可能快和远地逃离其信仰，而且地位高的非犹太人拥有的不仅是富裕的，而且是有教养的和年轻貌美的女性。这当然没有影响到“小人物”，除了在听到上述那些事会使他们更有点痛恨“犹太财阀统治”。而听到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之间通婚而没有考虑到宗教差异，他们也平静不下来。

这样，犹太人通过弃教或改宗方式的“自我消灭”，减少了犹太人的数量但没有减轻反犹主义；而是恰恰相反。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他在出生前四年，那个国家主要的反犹主义者冯·舍纳勒尔（Von Schönerer）说道，“一个人说他是犹太教徒还是基督徒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种族已使他堕落（Ob jud ,ob Christ ist einerlei , in der Rasse liegt die Schweinerei）。”改宗和通婚只是把重点从经济和社会领域转移到了以种族为基础的仇恨。而且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小人物的反犹主义以新的致命的形式活跃起来。这些小人物，无论他们是或不是其他任何事物，但他们拥有日耳曼人的血脉。在一战前很久，在中下阶级的度假地——比如博尔卡姆（Borkum）岛——就开始叫嚣要清洗犹太人（judenfrei）了。

尽管犹太人的解放开始于18、19世纪，但是，他们毕竟在数个世纪中被排除在体面的职业之外，他们早已致力于那些没有被组织成行会或协会，没有排除犹太人的“自由职业”。这些职业包括医药、法律、新闻、教书、研究，当然大部分是商品零售业（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犹太人中那些更为贫穷的，在他们被驱逐出市镇之时，都转向了唯一可能的职业，即零售业的鼻祖：沿街叫卖）。这样，在一战后那些通货膨胀的年月中，犹太人总体上的境况要好一些，因为他们中依靠工资、薪金或养老金等固定货币收入的人数比例要比非犹太人小。在纳粹主义之前，克罗嫩贝格的“老”犹太人们生活得几乎都很“舒适”。在克罗嫩贝格，没人是富裕的。

除了“老”犹太人之外，还有“新”犹太人，他们主要是在一战后从波兰迁移而来。这些“新”犹太人讲意第绪语而非德语，他们竭尽全力地过活——这可能意味着沿街叫卖，也可能意味着拉皮条，还有可能意味着各种最低下和混乱的投机。在克罗嫩贝格的犹太社区，很少有“东方人”——或像“老”犹太人称他们为“犹太佬（kike）”。当然，是有一些“犹太佬”的。

裁缝萨罗·马罗威茨曾是一位俄国士兵。一战后在从德国战俘集中营被释放出来后，他娶了一位“雅利安人”的妻子。他诚实，受人尊重，是一个好人和好的犹太人，但他是（像克罗嫩贝格的“老”犹太人说的那样）一位“犹太佬”。毫无疑问，马罗威茨夫妇的大儿子在他们结婚前就出生了。在“老”的德国犹太人中，这类丑闻是难以忍受的，因为甚至在战后那些年中，他们的私生子率也几乎是零。不过，马罗威茨还是一位诚实的人。

来自披兰的利普斯基（Lipsky）三兄弟也是诚实的人，但他们的职业更不体面。他们沿街兜售小件日用品，他们几乎没有尊严。也许，对于尊严的拥有，他们还负担不起。他们都不太聪明。即使他们知道裁缝施文克是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但他们仍然到他家，试图卖给他肥皂。他总是叫他们的名字并当着他们的面砰地关上门，但他们总会返回来。那位年纪最小的利普斯基不知怎地还得了一个好听的德国名字布鲁诺，他腰部以下都严重伤残，走路时不由自主地把腿划到前面，这足以让孩子们大笑不止。早在1920年代，当时德国国防军（Reichswehr）大概被限定在10万人以内。克罗嫩贝格有一支“非军事”的部队，他们身着白衫进行训练，布鲁诺坚持在他们旁边行走，吹着口哨。后来，要是冲锋队允许他的话，他也会和他们一起行军。他很不聪明。

在纳粹主义之前，克罗嫩贝格的犹太人在快速地消失着。1933年之后，他们开始从克罗嫩贝格移走，从德国移走。他们中的大部分继续留住一段时间——他们不相信“纳粹”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1938年末犹太会堂被烧毁和大屠杀法的通过。在小镇上，犹太社区作为一种正式的组织，通过选择、遗传、惯性或社会强制，几乎每个犹太人都会是它的一个成员。但在1933年之前，犹太社区就在逐步缩小了。

克罗嫩贝格犹太人的减少，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像这个市本身一样，犹太社区保守、老派和虔诚。自一战以来，更为年轻的一代一直在拒绝周二和周四的祈祷仪式，拒绝在逾越节的仪式上的长方形披巾和白色的柯提尔（Kitl），甚至拒绝学习希伯来语。他们确实几乎都就读于犹太会堂的学校而非公立学校；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刚刚逝去的岁月——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当时是公立学校活动项目的一部分——的残余。看看那位珠宝商施普林格：他是犹太社区的一员，是的，但在他父亲于1920年代去世时，他是用德语而非希伯来语在墓碑上刻写碑文！

1920年代，在上述那种压力之下，克罗嫩贝格的犹太会堂开始实行新的和更为人接受的“德国”习俗，并抛弃了一些老旧的圣餐和礼拜仪式。它变得更开明了。在纳粹掌握政权之时，这家犹太会堂的司事是一位非犹太人，他只在6户仍然严守安息日禁止工作的教徒家里点上炉火，而犹太人所有的商店都在周六营业和周日休息，和非犹太人完全一样。

对自由主义的让步没能阻止住克罗嫩贝格犹太教徒人数的少。不过，在1933年之后，教徒人数叉开始增长，尽管很多教徒正在外迁也是事实。一些留下来而且曾放弃了犹太教信仰的人又恢复了信仰。由于不断地拒绝加入教会所强加的要求，造成犹太人的施舍行为当然比以前更为积极，而且孩子们（如果他们就读于公立学校但没有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那么，在其他同学被打发去进行庆祝活动时，他们就不得不孤独地留在教室里）又都返回了犹太会堂的学校。

在德国，犹太人确实在不断消失；而至少在上层文化和社会中，又在不断融合和增长。但犹太人和德国“小人物”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却和以往一样高大，这是一道双面墙。这不是一个简单而明确的排斥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双向隔离的问题，是一个镇上两个社区的独立存在问题，这一境况使德国小镇的局势不同于——比如说——美国的反犹主义。

在希特勒出生之前的这种隔离状态中，反犹主义这个魔鬼在小睡，却在小睡中锻造好了它的肌膛。“在我是个孩子时，”被他的老师用藤条打过的那位老裁缝说，“在村里大概有6个犹太男孩，他们有自己的学校，他们学习意第绪语……

”希伯来语。”我说。

“希伯来语，就算是希伯来语吧。他们用这种语言彼此交谈，德国孩子无法理解他们。他们能理解我们，但我们不能理解他们。当有麻烦时，只是孩子们的麻烦，他们会用意第绪语彼此交谈。这使人感到恐惧；您懂我的意思吗？”我说我明白。我真的明白！

我的朋友凯斯勒，即那位以前的银行职员，孩提时代生活在符腾堡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乡村，当时有一位犹太货郎每月来村里一次。这位货郎为村民处理他们的所有事务，包括银行业务，但不收取费用。作为交换，在他每月的来访过程中他轮流在村民家中待上两或三天。“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他就像一位家庭成员，”凯斯勒先生说，“除了一件事。晚饭后，在我们阅读圣徒的生活故事时，那位货郎会走到房间的角落，面对墙站在那儿，披着一个方形披肩，额头上缠着一个带子，说着与我们不同的祈祷文。从某种角度说，这一定使我们感到害怕，因为我记得我妈妈说不要害怕——因为他是犹太人，因此，他才那样做。我不知道‘犹太人’指的是什么。”

“在许多年后，在一战后，当我第一次在慕尼黑听到纳粹的宣传时，我只记起了他。而且我记得我是怎样地害怕——也许只是感到惊奇，但我认为对孩子们来说，害怕和惊奇是一回事——当犹太人站在墙角，面对着墙，额头上缠着一条带子，用意第绪语说着我们不能理解的祈祷文时。”

“用希伯来语。”我说。

“是的，用希伯来语。”

“你对那位货郎的记忆使你成为反犹主义者？”

“没有——直到我听过反犹主义的宣传。人们认为犹太人做了那位货郎从未做过的可怕的事情。尽管在他祈祷时，我确实被他吓住了，但我认为从其他方面来看，我真的爱他。纳粹的宣传没有使我把他看成是那位我认识的他，反倒是把他看成了一个犹太人。正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单独祷告，使我们惊恐。因此，我认为归根结底，对那位货郎的记忆是我反犹的一部分。要是把我自己重置于那个乡村，我还是会被他吓着。我会听到母亲说不要害怕。”

9. “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人知道”

对于你不认识的人，对于你没兴趣的人，对于你从未谈论过其事务的人，在他们搬离你的社区时，你不会注意到他们在离去或已离去。此外，在公共舆论（和政府本身）贬低他们时，更有可能的是你不会注意到他们的离开，或者说即便你注意到了，你也会忘记这种事。在一个白人居住区，对一个我们只是根据外表而认识且要搬离的黑人邻居，我们白人中有多少人对他的目的地感兴趣呢？也许他是被迫搬家；对我们来说，这种可能至少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特别敏感，如果我们感到我们做了一件无法弥补的错事，那么，听说这位黑人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或听说无论他去哪儿他都会更高兴，他都会和”他自己的人在一起”，甚至听说他因搬迁得到了一大笔补助费，这些都会令人感到欣慰。

我的10位纳粹朋友中有4人——那位裁缝和他的儿子、面包师和收账员——说只有被送往集中营（Kah-Zed）的犹太人才是叛徒。其余的则被允许携带财产离开，而且在他们不得不出售生意的时候，“法庭”或“财政部门”会按市场价付给他们钱款。“我听说晚离开的犹太人只能随身携带到或100马克”，我对那位裁说，他正在谈论“法庭”。“我不知道这事。”他说，“我该知道吗？”片刻之前，他还“知道”有关“法庭”的事情，但我没提醒他。“我听说”，我对在谈论“财政部门”的收账员西蒙先生说道，“犹太人只能随身带有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哦，为什么不这样呢？”西蒙说，“如果他们想离开，国家有权分享他们的财富。毕竟他们是在这里的钱。”

我认为，事实是我的朋友们真的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但他们真的不知道。在当时，只要他们非常想知的话，他们是有可能发现真相的。谁想知道呢？我们白人——在黑人搬离时——他们想知道他为什么搬离或搬到哪儿或搬家时带走哪些东西吗？那位教师、那位学生、那位细木工和那位银行职员，至少这四个人怀疑“市场价”神话的真相。而那位警察，在与他交谈5分钟后，你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全部有形动产托付给他，他轻蔑地谈论起那些“白种犹太人”，他们是残忍的掠夺者，贪婪地扑向犹太人不得不仓促出售的财物上。在那时，我的朋友中有4人怀疑真相；他们该做什么呢？

“您会做什么呢，教授先生？”请记住：除了那位教师之外，我的10位朋友中有9人不了解任何一个犹太人，不关心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出现在纳粹主义之前。这以后，他们的政府依法执行着针对犹太人的纲领。仅仅是打探就意味着在抨击政府的正义。那意味着大或小、政治或社会的风险。那意味着危及人民的利益，这是每个人无论如何不会喜欢的。除了那种认真对待《马太福音》第5章的热诚的基督徒，有谁会愿意承受这种打探的风险呢？如果打探会发现不公正，那么有谁愿意承受抗议带来的惩罚呢？我抱歉地说，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这样热诚的基督徒。

但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都是教会的堂区代表，他和我遇到过的大多数堂区代表一样，都是热诚的基督徒。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他对放松的看法就是转向宗教问题。“我知道宗教问题不是您感兴趣的，教授先生，但我喜欢您的观点。”有一天，就当作是休息，我们一起反复阅读《马太福音》第24章。（我没有说我是否感兴趣，但我，确实要指出的是，与一位德国朋友大声朗读提高了我的德语水平）为了改进我的德语，我从《马太福音》第24章第9节读到第13节：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那时，必有许多人被陷害，也要彼此背叛。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

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我停下来，抬头望了望天，而后看着克林格尔赫弗先生。他的头——我的这位感情奔放的朋友，“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就是我的生活”——低垂着。我等待着。他没有抬头，说道：“教授先生，这难啊，这太难了啊。”

这是很难。据说在最顺利的情况下都难以成为甚至想成为一个基督徒。而纳粹德国的情况并不是最顺利的。且请想一下：由于在“自由职业”中犹太人占有如此高的比例，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如下这样的人：人们因已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因做买卖或者说因医疗护理而亏欠他们钱款。现在在美国，我就不能毫无困难地支付医生的账款。我的医生是一位好心人，但他的那些账款——无论多么低——都太高了；首先，我不想生病，而且现在我身体不错，我希望不必购买自己不再需要的医疗护理。说真的，我希望我的医生、我的牙医、我的零售店主、我的律师和给我修理手表的钟表商，都身体健康。如果他们中有人是犹太人，我还是要祝福他们身体健康，因为我不是反犹主义者。（我的纳粹朋友们都是啊！）

现在，让我们想象犹太人在尽他们所能地快速移离美国。他们不计损失地变卖他们的财产，并要在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内收能够收回的债款。他们不会为小笔债款操心。他们可能会送发一个账单，并在账单上写下“请”字；但我在这个月内不能支付债款。我难以避免地会想我的犹太牙医或医生或商店店主是否在考虑移民，是否料理妥当了他的事务，是否关闭了他的办公室或商店，是否盘出店面（如果他卖掉了未收回的账单，那么，我在将来某一天还可能不得不支付我的债款），是否举家和他一起迁移，是否丧失了公民权和他依凭账单而纠缠我的权力。当然，我也是一个好心人，也会这样说，“如有可能，我会支付账款的。”

但我不会支付。我不必支付。我知道我不必支付，尽管在我清醒和知廉耻的时刻，也不可能不知道我必须支付。但是——唉，要是那位医生和他的账单，那位牙医和他的账单真的不存在呢！有位犹太医生在1936年离开了克罗嫩贝格。返回美国之后，我得以和他交谈，我当时间他是什么决定了他在1936年的历程。他给了我一些令人满意的理由，又补充说：“我记得那个让我做出决定的场合。当时我在法兰克福火车站的一个公用电话亭中，听到隔壁有人说，‘不要还他钱。请不要还他。不要与他争论。不要称呼他的名字。别费口舌。要有礼貌，但不要还他钱。记住我的话一一在接下来的 6个月或 1年中，你根本不必还债。不要接近他。’情况大体就这样。他没有提到‘犹太人’。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甚至不知道他在谈论什么。但那件事使我下定了决心。我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找到了一位在美国的保证人并收拾好了一切。我发出了账单，有一些人还了款，其中有人还了全部，有人还了一部分。我收取了超过一半的债款。这些人毕竟是我的病人，他们是体面的人。在 1936年移民还是很早的。当然，后来情况就不同了。”

1934年，我拜访过我的一家远亲，他们生活在汉诺威之外的一个乡村。这些犹太人都是小店主；他们已在那里生活了 7个世纪，但因人数太少而没能组成一个正式的犹太社区。在艾希多尔夫 （Eichdorf） ，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也没有通婚）。在纳粹统治的最初那几年中，他们的非犹太朋友继续公开地与他们做生意，后来则秘密地来往。在街上喊他们名字的孩子——是从孩子开始的一一会被带回家打屁股。除了少数几个官员和极个别的年轻的小流氓外，村民们完全没有任由纳粹主义在艾希多尔夫发展。

9年后，即 1943年，艾希多尔夫的犹太人被“送走”了。在这样一个小共同体中，他们不可能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被“送走”。二战后，他们的一位邻居讲述了这件事：“每个人都知道，但没人在街上露面。一些人从窗帘后偷看，不是许多人。”

“你呢？”

“我没有。”

“为什么不看看呢？”

“为什么？看看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克罗嫩贝格的面积要更大些。我的 10位朋友不曾目睹过犹太人成群地离开。没人要求他们去看。他们 10人中只有警察霍夫梅斯特知道犹太人离开的细节，但他只知道他们离开了，却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只有那位教师希尔德布兰特先生后来曾和一些犹太人通过信或知道他们的情况。自 1933年以来，每个人知道犹太人在搬离。我的 10位朋友都听说过这些或那些犹太人在离开或已离开。一位犹太妇女来韦德金德先生的面包房还债款，并要确信她不再欠他任何东西。“您要离开？”他问道。“是的。”她回答道。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对话。在战争期间，我的朋友中有 3人曾听说，有一天的黎明时分，有一公交车的犹太人离开克罗嫩贝格的市场。这就是那次事情的全部。

战争开始后不久，有人看见了一群犹太人在街上工作，他们把大块木料放在运木车的轨道上（现在除了普通劳动外，犹太人被禁止从事任何其他工作）。霍夫梅斯特向他认识的一些人挥手问候，但没有与他们交谈。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向他认识的一位律师一一曾是那位细木工的一个客户一一打招呼。“你没有问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说。

“没有问，我知道的。”

“怎么知道的？”

“每个人都知道。”

“怎么知道的呢？”

“哦——我们只是知道而已。”

“您和他说了什么呢？”

“我问他还好吗，他说，‘很好’。他看上去不错。”

“您和他握手了吗？”

“没有……一个人不可以和一个双手忙碌的人握手，不是吗？”

“不，这不是在美国，但你们德国人总是非常频繁地握手。我以为也许……顺便问一下，克林格尔赫弗先生，您认为您在街上和他交谈，您是否很勇敢呢？”

“勇敢？不，不勇敢。也许，有点儿勇敢。不，不是真正的勇敢。大家都知道我的忠诚。”

那位失业的银行职员凯斯勒先生曾官至纳粹党在克罗嫩贝格的发言人和当地劳工阵线的部门领导。他曾看见施泰因（Stein）和自己一样，在克罗嫩贝格站台上等候北上的列车。在商业领域中，他非常了解施泰因。在他失业时，为了帮他脱离困境，施泰因一直雇他来审查自己干货店的账册。这个犹太人是位老人。站台上的事发生在一一什么时候？——1939年初期。“他假装没看见我。也许他认为那会使我尴尬，或只是认为我不想与他交谈。他错了；我不是一个狂热的信徒。最后，我走上前去与他握手，问他还好吗。他说，‘还好’。我不能问他的生意如何，因为我知道他已经卖掉了。而后，在火车要来时，我问道，‘施泰因先生，您要离开吗？’他当然要离开了，否则他就不会在这儿等车了，但一个人可能会离开一天或是永远离开；我没有问这个问题。我说，‘施泰因先生，您要离开吗？’他说，‘是的’，而后我说道，‘那么，再见了’。我伸出手，但他已经转过脸去。”

“你们两人都上车了吗？”

“是啊。”

“一起上的车？”

“没有。他上了车尾那节无烟车厢，我上了一节吸烟车厢。”

“你吸烟？”

“不。”

我没有提出要记录犹太人和我 10位朋友中每个人的谈话。大概在第二次谈话开始到第四次谈话结束之间，除了希尔德布兰特太太、凯斯勒和克林格尔赫弗之外，他们每个人都会插入这个话题，并一再地提到它。我要问裁缝施文克，“您喜欢纲领中的二十五点吗？”“纳粹党纲吗？”他问道。“是的，它很不错，很不错。比如，对待犹太人问题上……”（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说他从未看过纳粹党纲。）

这 10个人中，只有那位教师希尔德布兰特不是反犹主义者。那位警察是个老好人，他不想成为反犹主义者，但他却是反犹主义者。那名学生，年轻的鲁普雷希特认为他自己不是反犹主义者，但就他的情况来看，我根本无法相信他说的话。他能说会道。凯斯勒和克林格尔赫弗是我的朋友中有着最深情感的两位（希尔德布兰特除外），他们也最为温和；他们的反犹主义根本不是“激进的”，差不多完全是出于经济原因和“理性的”。

克林格尔赫弗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做了一位细木工。父亲告诉他犹太人都很好，“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是人。但在金钱问题上你不能信任他们，就这么多。如果你去一位犹太人那里做生意，这是一回事，但如果一位犹太人来你这里做生意，则是另一回事。”

“您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我问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记得我父亲告诉过我有关摩西的事。摩西的皮革店在巴恩霍夫大街（Bahnhofstrasse）上。我父亲为他做一些活计，他们相处得很好。只是摩西是在每周日结账，而且他总是支付‘整数’，没有一个子儿的芬尼。他还总是扣除 3%。”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猜这是他的习惯。因为我父亲总是整理好他的账目，以便那 3%已算进来了。你可以说这是‘在欺骗骗子’，但实际情况不是那样。摩西是个好人。我父亲喜欢他，但也总是说在金钱问题上不要相信犹太人。他是对的。”

“你曾被犹太人骗过吗？”“没有，但那正是因为我被警告过和我小心谨慎啊。如果你小心翼翼，你就不会和他们有麻烦了。”

“您对弗罗伊登塔尔（Freudenthal）教授也小心翼翼吗？”（弗罗伊登塔尔在 1933年自杀身亡，他是克林格尔赫弗的一位顾客，曾送给后者结婚礼物，一件我这位朋友引以自豪的印有钢琴图案的方形披肩。）

“不，对他您不必小心。”

前银行职员的想法要比那位细木工的更大气一些。犹太人过多地聚积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权力；“他们在经济上的权力应下降到与他们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相适宜。”

“该如何做到呢？”“这事，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应该找到一种方法，而不是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或虐待他们。”

“犹太人错误地动用了这种权力吗？”

“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的。我认为任何人都会这样认为，尤其是那些被人轻视的人们，就像被犹太人轻视了一样。但对犹太人来说，这看上去很不幸。”

“你的意思是他们把一种‘犹太精神’引入了经济生活？我曾听到其他民族社会主义者这样说过。”

“哦，那当然是宣传，是整个‘种族’事物的一部分，但我不会那样说。存在还是不存在一种‘犹太精神’无关紧要，但一些犹太人的积极进取和竞争性无疑导致了一些弊病一一比如，仅仅是为了多卖些报纸和杂志而导致在出版物中出现色情描写。”

“一些犹太人。”我说。

“哦，是的，是一些犹太人，不是全部。”

“和一些非犹太人。”

“当然。这就是我不喜欢说‘犹太精神’的原因。但从比例上看，参与这些事情的犹太人要远多于非犹太人。这是我的意思。”

自民族社会主义垮台以来，我的 10位朋友都没有改变过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我相信，那 5位（或 6位，如果把年轻的鲁普希特包括在内的话）极端的反犹主义者现在没有比以前多一点儿或少一点儿极端。事实上，使我惊讶的是，随着战争的失败和他们生活受到严重的损害，他们没有变得更极端。通过武力而打败纳粹主义，这当然不会使纳粹分子们更多地爱犹太人；正相反，是更少地爱犹太人了。他们国家的被摧毁和他们的征服者强迫他们向以色列的犹太人支付 7.5亿美元作为损害赔偿，都不会使他们更多地爱犹太人。这 5位极端主义者从没有看到过当地美国人之家（Amerika -Haus）或任何其他“再教育”机构的内情，也永远不会看到。

他们一一在某种程度上说一一甚至还有那位银行职员、那位细木工和那位警察，都尽最大努力使我相信犹太人就像纳粹所说的那样邪恶。我顺从地坐着，偶尔问一个暴露出我头脑简单的问题，而我的朋友们则会坚持他们的争论。如果我转移一下他们的注意力，他们也会重回到这种争论上来。看来他们留存下来的唯一激情就是反犹主义，是唯一还能温暖他们的火焰。在他们不断争论的过程中，我想到了一种惯常的分析：我们不得不证明，我们伤害那些我们伤害过的人是正当的，或者说为了把其他人牵扯进我们的罪恶之中，我们不得不劝服他们接受我们的罪恶观。我想了一会儿，但几乎什么都没说，我能说什么呢？

10. “我们基督徒有此义务”

那位收账员西蒙先生要来看我。他给我妻子带了一些郁金香，因为我在去他家时曾给他的妻子带去了一些糖果。我们——他和我一一喝着咖啡，因为在他家时，我们（更确切地说，是我；他绝对滴酒不沾，“像希特勒一样”）总是喝酒。他对发现有关美国的真相，至少是谈论那些真相很感兴趣。我告诉他在我们的联邦体制内保留给州的权力等事情。

“教授先生，在美国，您认识一些犹太人吗？”他问道。

“哦，是的，”我说，“认识许多，非常多的犹太人。在美国，正像其他人一样，他们生活在我们之中。”

“不像黑人一样，”这位老战士说，“但是，”他接着说道，“我想问您关于犹太人的事情。在你们那儿，当您看见一个犹太人时，您总能认出他是犹太人吗？在我们这儿，我们总是能够。”

“你们怎么能辨识出来呢？”我问道。“他们有时看上去和你我一样啊。”

“当然，”他说，“有时是的。但不是通过外表来辨识。德国人能够辨识出来，而且总能做到。”

“哦，”我像一个自言自语的人一样说道，“您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是的。”他说。

于是，我问道，“西蒙先生，如果您看到耶稣，您能认出他是一位犹太人吗？”

“我想会的，”他说，“如果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话。但耶稣是犹太人吗？如果他是，那为什么犹太人却杀害了他？您能告诉我原因吗？”一一他马上接着说道——“我从没听到一位牧师说耶稣是犹太人。许多科学家说他不是。我听到希特勒本人说耶稣是罗马军队中一位希腊士兵的儿子。”

“我可从来没昕说过。”我说道。我在撒谎。赖因霍尔德·哈尼施 （Reinhold Hanisch）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希特勒在 1910年时曾向他说过这种观点，当时他们一起住在维也纳的一家廉价旅馆里。

“是吗？”西蒙先生说，“教授先生您知道吗，犹太人有一本被称为《塔木德》的秘密《圣经》。也许您也从来没听说过，但它是真的存在着。当然，犹太人否认这一点。您只要问一位犹太人关于《塔木德》的事，在他说《塔木德》不存在时盯着他看。但每个德国人都知道关于它的事情；我自己还见过《塔木德》。在它里面有犹太人仪式性的杀戮和其他所有事情。它告诉犹太人一一请注意，我不知道犹太人是在多少个世纪前写出了《塔木德》一一他们必须与日耳曼妇女结婚来削弱日耳曼种族。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想我要给克罗嫩贝格大学的神学系主任打个电话，请他带一本德语的《塔木德》到我住处来，即使现在是周日晚上，而且刮着风。我对自己说，我这样做要好于告诉他我是犹太人。我对自己说，如果现在告诉他我是犹太人，他会为我先前欺骗他而大发雷霆，这样我将没有机会向他指明在我看到一个犹太人时，我无法辨认出他来。我首先需要一点儿时间仔细考虑一下西蒙先生提出的问题。

“您说，”我懒散地问道，“您看见过那个……那个……”

“《塔木德》，”这位身材矮小、戴着眼镜，并渴望长有浓密八字胡（他胡子很稀疏）的收账员说，“但是，教授先生，一定要小心，以便他们不能愚弄你。我曾看过真的《塔木德》。如果您阻止犹太人，他们就会把假的让您看。甚至在你们自己的大学里，您会发现有些教授付钱给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会告诉您他们给您看的《塔木德》是真的。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教授。当然，现在也遇到过。”

我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想还是不要打电话给那位主任了。我稍后说道，“西蒙先生，我们必须谈论更多话题。”我认为，这一代西蒙先生的家人身处令人困惑的境况之中，他们与他们“真的”《塔木德》生活在一起，而我们将不得不面对更多代的西蒙先生的家人，他们一一在某种程度上说在没人领导或驱赶他们的情况下源于上述境况。

我要去拜访裁缝施文克，我那位精力充沛信仰狂热的老朋友。他穿着运动衫和裤子，我们的一顿饭就是喝着汤和吃着未涂黄油的面包，德国的乡村面包就是这个样子，似乎不很松软。他的妻子烤了一块蛋糕，我带来了茶叶。“这样，”我说，“我们已经谈到了您父亲在人生最后阶段的生活故事，这把我们带到了您的所有祖先一一您父母两个家系的一一直到您的故事的最后部分。施文克先生，我感到惊讶不已，对于先前许多代的人们，您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那么多的情况。”

“这是我们德国人的生活方式，”我的朋友说，“我们为我们的家族感到骄傲。美国人拿走了我的《圣经》一一当然，他们是派一个犹太人来干这事的一一否则我能准确地为您提供所有日期 ：出生、受洗、结婚、生孩子和死亡。”

“您的家族，”我十分小心地说道，“似乎总是那么幸运。从没遇到过任何大麻烦，从未失去过房屋或土地。一个非同寻常的家族，总是有如此好的运气。”

“总是的，总是的，”那位裁缝说，“我们可以回溯到久远一一直到我自己的坏运气一一我的父亲、祖父和曾祖，他们一直都有着很好的运气。”

这种交流出现在我们的第四次谈话中。在我们第二次谈话的过程中，即在我们开始异乎寻常地研究他祖先生活之前很久，他谈论过犹太人的事情，并说道，“甚至在纳粹统治之前，我也有足够的理由痛恨他们，因为许多代前他们毁损我祖先的手段。犹太人偷走我祖先的所有东西，并毁灭了它们”，身为孝顺的后人，他面露怒色。

我认为在我们的第二次和第四次谈话中，我的朋友相信他所说的事情一一在他说的时候。我本可以指明其中的矛盾之处。但那不会使他的反犹主义情绪变得更少，除此之外，人们的生活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是的样子。因此，我没有说什么。

我要去拜访达姆先生。按照黑森的长子继承制，他的长兄注定要得到他家的农场。这位乡村的男孩儿来到克罗嫩贝格并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萧条期间，他失业并返回了家。而在 1932年纳粹分子在他的村庄举行的“招募晚会”上，他加入了纳粹党，并官至克罗嫩贝格党部的办公室主任。他所在的那个乡村举行建立 1200周年纪念活动，我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达姆的家人自公元 808年开始就在此生活。

“是的，”达姆先生说，“我的家人始终是伟大的反犹主义者。我父亲和祖父都是柏克尔（B.ckel）博士的追随者。而早在 19世纪 80年代，柏克尔博士就已经在黑森建立了反犹主义政党。我们过去曾拥有该党党旗，上面刻着反犹主义的文字 ：‘摆脱犹太人，拥有自由’，但美国人拿走了那面党旗。”

“您曾与犹太人打过交道吗？”我说。

“一直在打交道，”他说，“在乡村，我们不得不与犹太人交往。在柏克尔博士建立农场主信用联盟一一它是反犹的，把农场主从犹太人手中解救了出来一一之前，我们完全受牛贩子们的摆布。他们都是犹太人，而且都在一起工作。”

“达姆先生，您是如何知道他们都在一起工作的？”

“他们总是那样。他们完全控制了我们。您知道他们中有个人曾做了什么事吗？他从我父亲这里买了一头牛犊，而后把它牵到镇上，卖给了我父亲的表兄。他就这样赚了钱。”

“是吗，”我说，“但这就是利润体系啊。您相信利润体系，是吧？您当然不是共产主义者!”“当然了，”他说，“但只要想一想一一竟然卖给了我父亲的表兄。如果我父亲知道他的表兄想要一头牛犊，他本可以自己卖而不需要犹太人的介入。”

“啊……”我说。

“教授先生，看看啊，一个犹太人买了一头牛。在他买走它时，真是糟透了，所有麻烦事都与此有关。那个犹太人不是买它当作礼物。这样，他为那头牛支付了几马克。而后，他把它带到下一个农场主那里，把它卖掉了。它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一头牛。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明白的，”我说道，当时我心里想起了“美国人的方式”，就满脸微笑地接着问道，“但是，难道你们德国人，就是非犹太人，不是尽可能地低买高卖吗？”

“是的，但事情是这样。教授先生，请看一看，”他耐心地接着说道，“德国人不能彼此做生意。他们之间总是存在着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商人，从没有过工人或农场主。每个小孩儿都知道这一点。所有的商业都被犹太人控制。我们贫穷的德国人”一一他是在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称为“天才种族”的人们一一“能做什么呢？”

我喜欢达姆先生。他是一位常把非正经事当成职业的粗人一一纳粹党曾利用他在农场主中开展党务工作，他能讲他们的“语言”，就是说能够说出他们的“心思和想法”一一但他仍然是一个粗人。还有一次，他来镇上看我；更确切地说，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交谈，所以，我做东在克罗嫩贝格最好的饭店请他吃了一顿1美元的奢华正餐。我把话题带回了我们第一次谈话探讨的内容。在那次谈话中，他告诉我，在他们纳粹党的省分部 （Gau）中所有拒绝抛弃教会的人里，他是唯一一位专区政府的负责人（Kreisarntsleiter）。 “我告诉他们，我生于教会，”他说，“我也会死于教会，但不是在‘德国人的教会’，是基督徒的教会。”

“现在，”在正餐后我们一起吸烟的过程中，我说，“在美国，有许多基督徒不能理解的是，你们德国的基督徒是如何接受对犹太人的迫害的呢，无论他们是多么邪恶？作为基督徒，你们怎么能够忍受呢？”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主题上采取主动。“犹太人？”一一他说一一“但是，犹太人是基督教的敌人。其他人可能有其他理由消灭他们，但我们基督徒背负消灭他们的基督教的义务。教授先生，想必您知道犹太人是如何背叛我们的主的吧？”

我的 10位朋友都对纳粹的种族理论本身没有一点儿兴趣。他们中有 5人，包括那位细木工，在我提到它时都大笑不止。克林格尔赫弗说，“那是胡说八道”，是说给“党卫军和大学师生们的。看看我脑袋的形状：像谷仓的侧面一样宽。再看看我那长着黑发的妻子。 您以为我们不是德国人？不；他们把种族理论交给党卫军和大学生。那些党卫军中的‘精华们 ’（Flott，我的朋友们是在嘲讽）会相信任何使他们伟大的事物，大学生则会相信任何复杂难解的事物。教授们也是如此。您见过那份‘种族纯度图表’吗？”“是的。”我说。“嗯，这么说您都知道了。一整套体系。您知道，我们德国人喜欢体系。如果您只看图表中那些黑的、白的和形形色色的圆圈，而不看真实的人，那么它是完全能拼合在一起的，因此它是科学，是体系和科学。这种蠢事，他们不会教给我们这些小人物的。他们甚至没尝试过。”

我的朋友们过去相信的一一而且一直相信的一一是一种逐步形成的传说。这种传说对他们来说，就像樱桃树的故事对我们而言一样不存在自我内疚感。在他们的那种境况中，他们只能和“小人物”和“小民族”一样尊重自我。因为除了是德国人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在与那些不是德国人和日耳曼血统比他们要少的人们在一起时，民族传说就尤为珍贵了。

没有人向我的朋友们证明过纳粹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是错误的。没有人能够。纳粹所说的真与假，我的极端主义的朋友们所信的真与假，都是无形的，是超自然的无形事物。完全不存在任何解决它的方法，没有任何方法，至少采用逻辑和实证的方法是无济于事的。那位收账员告诉我犹太人肮脏不堪，在他孩提时代的镇上，一个犹太妇女的家中像猪圈一样；而那位面包师则告诉我犹太人对洁净的狂热是对“德国人”一种永久的污辱，因为德国人已经够干净的了。如果说存在着真相，那么，知晓真相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不时地、尽管总是犹豫不定地认为，也许是中世纪把犹太人排除在公民权和占用土地之外，接下来在 1 648年之后又把他们排除在行会的学徒资格之外，以及数千年来把他们限制在放债这种业务之中一一这伴有卑鄙的债权人对抗侠义的债务人的风险，这些可能迫使在欧洲早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大部分犹太人把狡诈作为自我幸存的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中，随之而来的智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会在任何一个民族中形成相当多具有非同寻常高贵特质的和非同寻常卑贱特质的人群。犹太人在被迫从事的边缘职业中形成的与众不同的特性，随着大共同体清除掉那些产生它的不利条件而消失了。我提醒那位银行职员凯斯勒，现在禁止犹太人担任银行总裁的基督徒们，他们的祖先曾强迫犹太人担任此职。他是来自符腾堡的斯瓦比亚人 （Swabian）。正如塔西伯所说，“就日耳曼人来说”，斯瓦比亚人算是幽默的。他体会出了这个笑话的深意。

在我讲述这些事情时，我的10位朋友没人与我争论。除了那位银行职员，当然还有那位教师外，他们也没听我说话。他们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已记住了这些事情。但是，有些事情，每个人都知道，但却没有人能够记住它们。 1941年 12月 8日的美国，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了日本人或说日本佬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和奸诈危险的民族吗？

1935年在柏林的美国大使馆中，一位德国外交部新闻处的官员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北海镇（North Sea town）的故事。北海镇从没有过一个犹太人。在戈培尔宣称 1933年 4月要抵制犹太人时，该镇镇长给他发了一份电报：“为了我们能够进行抵制，请打发一个犹太人过来。”

11. 战败者的罪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很久，盟国就已决定，如果它们赢得战争，它们将不会再把“战争罪责”条款（德国人会再次拒绝）写入和平条约。这一次它们将会按照国际法，通过大量的法律程序证明德国人有罪，并使他们相信他们有罪。这一次，除了违反和平条约之外，德国人的罪行还包括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开庭那天，美方的公诉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称这一时刻是“历史上罕见的关键时刻”，而在纳粹领袖们被绞死后的一天， 《纽约时报》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了拥有全球性道德的新时代”。

纳粹领袖被绞死了，但他们却没有被感动过。在对他们起诉的过程中，他们辩护说自己都是按照命令行事（难道纳粹德国不是一个专制国家吗？）；而且如果说每个人都有罪，那么审判他们的法官就和自己一样是有罪的（尤其是俄国人；他们问道，为什么法庭不坚持它已做出的是德国人而非俄国人在卡廷森林屠杀了波兰官员的指控？）；国际法只是类推为法律，它没有被编篡成典，而即便被编篡成典，它也不能超越国内法（显然，他们没有违反国内法） ， 即便它被编篡成典且超越了国内法，对于一个讼案来说，它也不能允许一方来审判另一方或只把一方而非双方送到法院审理。

有一些美国人想知道，对于人类拥有的这个全球性道德的新时代来说，纽伦堡绞刑架是否是一个足够宽敞的入口。但在 1946年，这类好奇者不是很多。大部分人对纽伦堡审判感到满意，即使他们没有分享到大法官杰克逊那过早的狂喜。但在接下来的纽伦堡“国际”审判中，美国在未与盟国合作的情况下，总共将 12名纳粹战犯处以死刑。在经过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这场“庞大表演”之后，不仅其他 3个欧洲盟国政府，大部分美国公民也都失去了对纽伦堡的兴趣。纽伦堡审判已是木已成舟一一最坏也就是覆水难收。

但对德国人，而且不仅是对他们中的纳粹分子来说，纽伦堡审判虽不至于令人痛苦不堪，但却是令人憎恶和厚颜无耻的。就我的 10位朋友来说，使他们相信他们有罪的纽伦堡审判方式是失败的。这不是说纽伦堡审判没有达到目标，而只是说它根本没有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它被视为对失掉战争者的一种附带惩罚，是再次像扭转螺丝钉一样地施加压力。

我的朋友们都说他们是小人物；对于这个国家幸存下来的最高级别的部长们没有忏悔过的那些国家行为（他们没任何决定权的独裁国家的行为），他们为什么要忏悔？忏悔不是必不可少，甚至不是基本需要，无论如何不属于法律诉讼程序，更不用说是属于军事项目了。如果倡导者在控诉我们都是罪人的过程中加以规定，那么忏悔会被有效地加以强调，但纽伦堡审判的控诉中没有做出这类规定。

如果说在历史上的每次战争结束之后，战败者在没有正式有罪调查的情况下就受到了粗暴对待，那么，上次战争结束后在正式调查基础上德国人得到的待遇，也许该使我的朋友们受到感动。但实际上，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在付出战败者通常的代价。在美国的公诉人抱怨审判的拖延，并指出诉讼程序每天耗费其政府数千美元时，戈林在被告席上对身边的人说，“绞死我们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钱？”在无可挽回的 5年之后，我们派到德国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的那个人一一前高级专员麦克罗伊（McCloy）——发现自己被再教育了，他说 ：“回首过去”，“我多希望我们能够设立一个不仅仅由胜利者组成的法庭。”我们为什么没做到呢？

1 950年 10月，美国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批准了一套诉讼程序，它以纽伦堡审判为模板，旨在赢得朝鲜战争后对朝鲜和中国的战犯进行审判。法律团队急速地穿越了朝鲜半岛，远至鸭绿江（Yalu River） ，随行的还有电影摄制者。一年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指挥官马修·李奇微 （Mauhew Ridgway）将军说，在联合国监管的范围内，需要按战争罪起诉的有 “400个案件和 126个嫌犯”。但在一年后，朝鲜和中国的战犯们都回家了，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被绞死。身为国际法方向律师的国务卿杜勒斯 （Dulles）宣布了一条好消息一一他是这样说的一一朝鲜和中国的指挥官已经同意释放被控犯有战争罪的敌方人员，条件是联合国军指挥官同意释放被控犯有战争罪的敌方人员。“历史上的罕见时刻”已经过去了，美国也没有赢得朝鲜战争。像国际征服一样，国际法在它能够运作之前，需要战败者的存在。

战败者难以相信他们是有罪的。正如他们对罪行的理解一样，对他们自己的真正的或被指控的罪行而言，他们在战败中所经历的苦难，就是赎罪和补偿，而且是更多的赎罪和补偿。小巷中男孩子打架的情形就是这样。受虐者或被血腥征服者很少崇高到足以承认他罪有应得对于他受到的所有惩罚，他会说，“饶了我吧”一一很少会承认他应该受到更多的惩罚。人们不该如此行事，但他们有时就是这样做事，我的朋友们也是。

教训畜生一样的人的一项原则是，为了使惩罚具有效力，犯法者必须罪与罚相结合。你必须在行动的现场抓住他，否则他就会忘记他的所作所为，而惩罚似乎就是在虐待他了。人们还有一种从他们遭受伤害而非施加伤害时起来确定有罪和无罪日期的方法。在和我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无论我把历史回溯得有多么遥远，他们总是想从自己或国家的创痛开始书写历史。当我提到 1939年，他们就会提到 1945年；当我提到 1914年，他们就会提到 1918年；当我提到 1871年，他们就会提到 1809年。作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我知道一战后有一个要求德国支付战争赔款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 ，还有一个放宽了赔偿限制的《杨格计划》 （Young Plan）。但是我的 10位朋友中却有 7人一一他们中有 5人的读书时间限于 6年制平民学校——知道《杨格计划》的赔款一直要持续到 1988年。“到那时，”警察霍夫梅斯特说，“我的儿子都要 80岁了。”

我在德国的美国同胞们都厌恶德国人的自哀自怜。一位占领军的官员说，“我可以简洁地告诉您关于他们的事。他们像狗一样。如果你不踢它们，它们就会咬你；而如果你踢它们，它们就会嗷嗷直叫。”美国占领军中的一位法官试着改变思路。“这一招很灵，”他说，“某个德国人一开始哼哼唧唧地诉说，我知道我想要让他觉得内疚。可是他们都哼哼唧唧地诉说。他们都有个人问题要倾诉，以此来博取同情。好吧，他们都遇到了倒霉事。但是他们首先让其他人遭受了更大的厄运啊!当然，他们把这事给忘了。”

这位法官是在均衡不等价的事物。德国人遭受的厄运，他们体会到了，而他们带给不认识的那些人的厄运，那些人体会到了；德国人甚至不相信是他们带给了那些人厄运。在失去事业、家庭和财产之后，达姆先生现在成了一名“黑工”一一就是不被官方认可的工人一一每月挣 47美元。他没有看到过去他抵制犹太人与现在他的孩子的营养不良之间的对等关系。他没有看到犹太人的杀戮乃是他合法行动的最终结果；此外，像希特勒之外的每个人一样，达姆先生从希特勒，这位政府首脑那里得到了抵制犹太人的授权，而希特勒则从德国人民那里得到了授权。

我确信裁缝施文克参与并且是有准备地参与了烧毁克罗嫩贝格犹太会堂一事。请看看他理解罪行（他否认之）的可能方式：他是一个被极端不幸激怒的人，"犹太人"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他是众多这类人中的一个；他是一个追随者，而非一个领导者；在纳粹德国时期，他是一位爱国者，而遭受伤害的是德国这座巨厦，等等。他遭受的痛苦（他承认）是人到暮年却被监禁三载，失去了工作、健康、家庭、财产和谋生以免于饥饿的机会。正义没能战胜造成纳粹残暴的那种精神一一它怎么能够做到呢？一一但按照施文克先生的观点，正义以可怕的复仇方式压倒了他。

因为这 10位朋友都告诉过我他们遭遇的麻烦，他们 10个人都不停地哼哼唧唧地哀诉。因此，我赞同那位美国人的抱怨。在克罗嫩贝格有位制鞋匠，他享有哲学家的美誉，而且这样说他是有理由的。他说，“刚才在您进来之前，我正在收昕一场在苏黎世举行的德国对瑞士的足球比赛。瑞士球队被打败了，而且是在比赛接近结束的时候。在比赛过程中，德国队似乎被吹了几次犯规，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瑞士的讲解员没有抬高音调地说，‘客队被吹了一次犯规’，而后接着解说了。如果情况颠倒过来而且比赛在德国进行，您知道德国的讲解员会说些什么？‘再对瑞士人犯规一次 !’而且他会使‘瑞士人（Schweitzer） ，这个词的发音听上去像‘猪猡（Schwein）’，那个词一样。他会点出那位犯规的瑞士球员的名字并说道，‘这个巴尔茨（Baltz）是犯过规……的同一个巴尔茨’，等等。您理解吗？这就是我们的麻烦所在”。

战争看上去就是德国人的体育运动一一虽然不仅仅是他们的一一而德国人似乎是糟糕的运动爱好者。那位面包师韦德金德没有研读过古罗马人，但他对德国人这个问题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丘吉尔在战争刚刚开始时向英国人承诺要不惜以‘血与泪’的代价赢得胜利。在德国，你从不会听到这样的话。您可能在战争要结束时听到，而且甚至在那时你仍然会听到我将要赢得战争。我们打赢了所有的战役，您知道；我们只是失掉了战争。我们不是好的战败者。我不了解你们的事。你们从未失败过，是吗？”

美国人没有遇到过德国人那样的麻烦，也许是幸运，也许是因为美国人没有像德国人那样给其他人制造过麻烦。美国人没有受到过伤害，而且他们也没有感觉到被伤害。如果他们受到了伤害，他们也不会表现出那种典型的哼哼唧唧的倾诉。在所有那种哼哼唧唧的倾诉中，都有着一种不合适的孩子气，而一个人自视为“小”是不能减少这种孩子气的。美国人可能会感到无助，但他们不知道去哀诉。英国人坚硬的上嘴唇也许是一种民族的做作，但美国人却保留了下来。那些因为某人告诉他们要（或没有告诉他们不要）进行猛烈抨击的德国人，在有人反击他们时，就会感到受到了冒犯。德国人要比其他民族更为努力地培养牺牲和忍耐精神，并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利弊并存的成功。

我的纳粹朋友们对自己的遭遇愤愤不平，因为他们受到了错误的伤害；你要知道，他们确实受到了错误的伤害 ；在这一生中，每个人都会受到错误的伤害。与过去两千年中远离了战争的某些地方相比，德国似乎积聚了更多的错误伤害一一遭受了伤害，就是说要比施加伤害更为沉重。因此，德国人都在哼哼唧唧地倾诉。但也有位女士告诉我，“这是我自己的错，我本该更勇敢些”；还有男人说， “我本该有十足的男子汉气概在一开始时就说‘不’”；再有那位牧师，他在 1944年那次政变失败后站在断头台上对昕他忏悔的神父说，“神父啊，我马上就会知道得比您多” ——这些人也都是德国人。

作为一个德国人可能使得哼哼唧唧地倾诉变得更容易些，但不是不可避免。在 1945年 10月，德国的忏悔教派一一曾公然蔑视希特勒的 “德国的基督徒”主张的那个“教会中的教会”一一发表了“斯图加特忏悔书”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与我们的人民一起身陷巨大的苦难之中，同时也与他们身陷巨大的罪行之中。我们怀着极大的悲痛指出，是我们给许多民族和国家带去了无尽的苦难。我们以整个教会的名义，宣布那些我们经常在教众面前声明过的事物。在许多年来，我们在民族社会主义这个暴力政权中发现了对一种精神的可怕表述，我们确实以耶稣基督之名反抗它，但我们也控诉自己没有更勇敢地做见证 ……”这些也是德国人讲的话语。

在纽伦堡，惩罚作恶者而不伤害战败者的司法努力——当惩罚和伤害意味着同一回事，战败者和作恶者是同一拨人时一一是完全不可能成功的。使我的 10位朋友相信他们是作恶者的努力是更不可能成功的。要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为成功地完成上述努力，还是存在着一种极为微弱的可能性的：或许可以利用德国人对“日耳曼精神”的忠诚，并劝服他们这种精神是邪恶的而非公正的。如何着手做这件事呢？我不知道。当然不要通过苛待他们的方式；纳粹使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犹太人，却没能说服他们相信任何事情。

12. “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一般说来，试图说服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罪行感到内疚，存在着一种特别不利的条件。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德国人民从没有对他们的政府承担过主权者的责任。自治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政府只是自己的代理人，是他们手中一件具有活力的工具。如果政府没能满足他们的目标，他们就会抛弃它并试用一个新政府。作为委托人的他们组成了国家，而他们的部长们要照顾他们。我在德国的纳粹朋友一一和我的大部分非纳粹朋友一一完全不能理这种政府观：一件今天存在明天又会消失的工具代表了社会的永久事实和人民的意志，政府必须被具体化。而按照他们的观点，宣称政府必须具体体现为法律，就意味着大量的官样文章；法律要人来执行（纳粹甚至没有费心去废除魏玛宪法）。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一种我的朋友们从未经历过的君主制，他们可能能够理解它，但会遇到最大的困难；而我们的宪政民主制，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这似乎是说我的朋友们想要专制统治。如果我就我们所指的专制主义来说，他们想要的不是统治者的压制，而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独立权。

这不意味着极权主义，也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反抗。它意味着反抗被限定在总方针之下的那些事物中；在没有得到帝国议会意见的情况下，俾斯麦不能进行统治；而在没有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德国皇帝能够进行统治，并且在他最后做出抉择之时，在没有傅斯麦同意的情况下，他也能够进行统治。有一则讲述奥匈帝国那位末代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的故事。他外貌出众，留着伯恩赛德式的连鬓大白胡子。有一次，他接待了一个反对派代表团并听取了他们的要求，而后他转向他的首相并说：“这不是反抗——这是派系对立!”我现在觉得我的那位警察朋友维利·霍夫梅斯特长得像弗朗茨·约瑟夫。他告诉我说，除非在个人处于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德国警察从不会动用枪支。1"哦，“我说，“如果您命令一部车停下来而它没有，您不会开枪吗？”“我们不会，”他说，“但如果您命令一部车停下来，它会停下来的。”反抗 !？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1890年，随着俾斯麦的离职，德国皇帝使多部反社会党人的法律失去了效力。在一代人的时间中，社会民主党自身的法律地位从一个革命性的地下党转变为了一个体制内的政党，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当然是一个十分激进的改良主义政党。但和英国甚至奥地利的政党一样，它不是一个为改变统治根基而有着自己独立纲领的反对党了。

在 1914年，社会民主党人支持皇帝的战争信贷要求，并宣告德国正在进行一场防御战一一“在此危急时刻，我们不能弃我们的祖国于不顾”。一代人之后，即在它的国家弃它于不顾之后，这个政党甚至比阿登纳政府的反社会党人联盟更加民族主义化；社会党的领袖舒马赫（Schumacher）说道 ：“人们永远不会再看到社会民主党人比他们的对手更少民族主义情操。”一一过去他们曾称颂过“人类的共和国和世界议会”。

1918年之后，德国“地下”军队的形成就得到了社会民主党人泽韦林（Severing）领导的帝国战争部的批准和支持，而且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只有这位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坚持进行抵抗。在德国，像所有其余在纳粹之前成立的左翼、右翼和持中间立场的政党一样，社会民主党本身也没有能够提供针对纳粹分子和共产党人的独立替代纲领。纳粹和共产党都准备按它们自己的纲领进行统治，任何久已过时的对超政治主权传统的屈从都无法限制它们。“就布尔什维克来说，有一件事你不得不指明，”那位纳粹的狂热信徒施文克说道，“他们的‘反对’有四分之三都不会是‘赞成’（反对就是反对，不是做样子）”。

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帝国议会只有四分之一的代表是社会民主党人。当时，代表们不领薪水，议会统治是富人的游戏。也是在那时的德国，成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几乎与三十年后在美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一样邪恶。和在俾斯麦统治下一样，在那些年月中，社会民主党人仍然被视为叛徒，这个未来的忠实的反对党为了改变他们国家的特性和统治基础而战斗。他们的工人教育运动，尽管（与我们自己的成人培训计划不同）是一种有着特殊社会目的的教育，但却是欧洲最先进和最广泛的教育运动。他们的工会和工会中的人们都具有政治意识和进取心。与生来就拥有公民权的美国工人不同，德国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都必须为获得公民权而斗争。就在他们变得受到尊重和有了好名声之前，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己在三分之一的德国人中形成了一种进行根本变革的力量。社会民主党人最后通过支持战争而获得的这份尊重和好名声，扼杀了上述那种力量，并把它的遗迹留给了纳粹分子和共产党人。

在我们的时代，战胜德国的敌人有两次一一分别在魏玛和波恩——试图彻底颠覆德国，任用没有统治力的政府（正如我的纳粹朋友们经历过的）。希特勒把德国翻转回来（一如他们认为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主权者，大众对他的广泛支持，部分原因仅仅是由于他是一位独立的主权者。这就是统治力。

如果取消在其背后对它的支持，波恩共和国（西德）迟早必然会和魏玛共和国一样垮台，这不是因为德国人觉得它暴虐不公正，而是他们觉得它没有统治力（nonregnum）。这位总理（阿登纳）是一位完全受政党政客控制的政党政客。就对人民负责的程度来说，这些政客们的权力，因此还有总理的权力都来自那些一一按他们自己的想法一一距离最高权力最远的人们。我的一位 50岁的非纳粹熟人记起了在她十几岁时，在现代化的威斯特法利亚 （Westphalia）而非德国封建的东部或专制的南部，当朝臣们的车辆空车驶过时，农民们也会脱帽致敬。警察霍夫梅斯特告诉我，“归根结底，向一个懂得如何统治的人支付 2000万马克要比向 5000人每人支付 1万马克更便宜。”

俾斯麦首相统治德国，他是一位铁血首相。但德意志帝国的国王一一皇帝能够辞退并且确实辞退了他，能够使用并且使用了王权的独立性（俾斯麦强化了它，因其痛恨议会政体）对欧洲发动一场疯狂的攻击，他认为这是德国人民的利益所在。皇帝可能是错误的。俾斯麦也许是正确的，但德国人民认为皇帝的职责就是通知他们，在他命令他们战斗的时候，他们就要去战斗。没有桂冠的美国人和英国的桂冠诗人们（尽管是后者指明的）都不认为分析讨原因不是他们的职责。但我的纳粹朋友和一些非纳粹朋友却都相信这一点：“国王引发战争，人民征战而亡”。这些德国人是出色的士兵；他们只是缺少俾斯麦指明他们（和所有德国人）缺少的东西，即“公民的勇气”，一种能够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统治别人而是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

这不意味着我的纳粹朋友或非纳粹朋友是邪恶之人（他们可能是邪恶的，但如果他们是，那也是由于其他原因）。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史与我们不同一一我们应该说“落后于”我们的政治史。我给落后于加上引号，是因为我的朋友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要比我们更不愿意把年代的变化等同于进步。他们没有阅读过希腊人的历史，但他们使用了希腊人用以反对民主的所有论点。那位好辩的收账员想谈论美国，他在《卢克纳》（Luckner）中曾阅读到它。他说，“在你们的政府中，没有任何人拥有管辖权，除非出现紧急情况，否则在一个广阔、富饶和空旷的土地上，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此后，你们突然确立了管辖权。你们自夸说甚至在战争期间你们都在进行选举，但在战争中你们却从未更换过政府；于是你们会说，‘不能中途换帅，（在德国，我们做着同样的事）；你们没有换帅。我们不假装说我们能够换帅。”

这也不意味着我的纳粹朋友或非纳粹朋友没有政治意识。绝非如此。他们的谈话要比我们的更具有政治性，他们对待政治事务，具有一种叔本华（Schopenhauer）称之为极严肃的态度。与我们相比，德国报刊给政治事务留出了更多版面，而且报刊的政治争论更多的是政治结局而不是政治人物的人格。在我们第一次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朋友们更愿意谈论凡尔赛（Versailles）或波兰走廊 （Polish Corridor） ，而不愿意谈论他们自己，当时我觉得他们是在逃避他们的罪行。我错了。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重要的，他们对像凡尔赛和波兰走廊一样的重要事物感兴趣。

无须多说，认为我的德国朋友们不关心政治，是对他们的污蔑。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一样，德国人出来参与政治集会、政治讨论、地方选举和大选的人数要远远多于美国人。德国人的政治冷漠（与美国人相比）体现在更深的层面。他们通常缺少美国人（和英国人、法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及瑞士人）拥有的那种政治权力意识。他们认为国家是那么地崇高壮丽，而自己是如此无足轻重，他们不可能把自己与国家的实际运行联系在一起。

不过，我的一位非纳粹朋友在为他的同胞辩护时——至少是针对美国人，虽然不是针对其余的欧洲人一一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观点：“我们的情况不同于你们，一如城市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农村一样。可以说，我们的情况极为复杂、困难和微妙，而你们的（至少直到最近）几乎是田园牧歌、原始自然、清新质朴。和你们的情况之于你们相比，我们更难理解我们的情况。因此，就理解各自国家的情况来说，与你们相比，我们的‘普通公民’感到更不够格。”但与在裁缝、烘烤或细木加工业中一样，恰恰是在商业、工业、金融、教育、教会和新闻出版业中，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并把自己的职业限定在专长（Fach，意思是粗略的分工和专长）中，对政治不感兴趣或更确切地说是不相信政治的人们也是普遍存在的。

德国的大学里到处都是研究刚果阿鲁维米河流域（Aruwimi Congo）阿卡族俾格米人 （Akka Pygmies）的专家，但除了在超然冷漠的理论层面之外，专家们的政治思维封闭僵化。在整个黑森州，没有一所大学提供政治学这门课程。德国的大学以神学开始其活动历程。德国的神学则以那场重大争论一一路德一梅兰希顿一茨温利（Luther-Melanchthon-Zwingli）关于圣餐的争论一一而开始其存在，路德曾将“这是我的身体” （Hoc est corpus meum）这几个字大大地刻在了马尔堡 （Marburg）的一个石碑上，他坚信“这是我的身体”的字面意义，但那场争论摒弃了他的这种主张。德国的教会与这个世界相脱离，社会福音没有进入德国人的布道中，布道被严格地与神学隔离开来（而预言则被与布道和神学区分开来）。

与教会和大学不同，新闻出版业不在国家的体制之内，但在一个压制性的权力从未被废除的国家里，它的特征是谨慎小心和了无生气。直到在 1920年代被 I. G .法尔本公司（I. G. Farben）这家垄断企业经营之前。《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一家非常保守但着重文化情趣的报纸，而一些地方性的报纸甚至没有文化趣味。绝大多数工会都属于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个事实根本没有指明德国工人的广泛性问题 ；领导层独立于工会成员的程度就和美国一些更加臭名昭著的工会的情况一样。在德国，是领导层下令举行罢工，而不是投票决定罢工；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这些“好公民”在儿子未做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就被吸纳进了纳粹的劳工阵线。除了那些通过宫廷秘密小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大型商业、工业和金融联合型企业，帝国 （Kaiserreich）的工头们和他们的工人一样在政治上都不够活跃。一位前纳粹的普鲁士内阁成员被问及是什么导致了纳粹主义时说：“导致纳粹主义的是柏林的那些俱乐部会员们，当有人问他们有关 1930年纳粹的威胁时，他们从午餐后斯凯特牌的游戏中抬起头，回答说，‘原因在政府那里’。”

如果与一位美国人争论，你可以礼貌地问他，“好吧一一如果您是总统，您会怎么做呢？”你不能问我的任何一位纳粹朋友如果他是元首或皇帝，他会怎么做？对我的朋友们来说，公民可能成为国家的真正首脑这种观念是没有任何现实性的。“根本不可能”，那位收账员西蒙先生说，然后他接着教育我关于合法性方面的问题。希特勒是被任命为国家元首的。德国真正的统治者是君主。德国的第一位总统艾伯特（Ebert）根本不是民选的，第二任（即最后一任）总统兴登堡也不是真正选举出来的，而是被德国人民挑选出来作为君主制的护卫者。像所有认为当下令人生厌而未来没有指望的人们一样，我的朋友们总是回首过去。在回首过去的历程中，他们看到自己被一位独立的主权者统治，而且统治得很好。到目前为止，他们体验到的自治的外在形式在事实上没能使他们倾向于自治。

在他们看来，公民本身是国家首脑的观念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我把一篇准备好的讲稿读给我的 3位朋友，讲稿中指明我拥有公民职位，是美国的最高官员。我用的是国民 （Staatsbürger）这个词，他们 3人用同样的话语说道，“但国民根本不是任何职位啊。”在美国，我们国民是一种职位。“但在美国，它真的是最高职位，”我说，“公民就是元首，就是君主。如果我说‘拥有最高权力的国民’是不是更清楚些？”

“当然是更清楚了，”那位银行职员凯斯勒先生说，“但却更错了，教授先生，如果我可以是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国民的话。这两个词不能放在一起使用。这不是德国人拥有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公民是统治者，但有着数百万公民，因此，那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就不可能存在任何规则和统治。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首脑，而不是 100万个或 5000万个或 l亿个首脑。如果你们‘拥有最高权力的公民’中有一人不喜欢法律，你们会允许他违反它吗？如果不，那你们‘拥有最高权力的公民’就只是一个神话。你们就像我们一样，被真正的统治者统治着。但你们的理论不承认这个事实。”

“我昕说过关于美国的许多事情，”警察霍夫梅斯特说，“不仅是现在，而且一辈子一直都在听着，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亲戚去了美国。现在在德国，我们总是说，‘君主制或无政府状态（Monarchie oder Anarchie）’，二者之间只能选择一种，而无政府状态就是群氓统治。我们听说你们美国的一些城市被流氓和不正直的政客们一起统治，他们窃取人们的金钱，却给人们提供糟糕的服务、质量低劣的铁路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还总是向人们索要高质量铁路或下水道的价钱。在德国，无论是在皇帝统治还是希特勒统治时期，我们从来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不是群氓统治也是类似的一种统治。”

西蒙先生没能总是记住称我为教授。他说，“您认为，存在着一种专制统治，它曾存在于我们这里。但你们可能也有一种专制统治，它不是由你们人民中的最优秀者，而是由你们所有人或者其中的多数来实行。难道这不也是一种可能吗？”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我说，“但却难以置信。我要指明的是民族社会主义存在着一些由多数进行专制统治的要素。”

“是的，"西蒙先生说，"但你们美国通过的禁止饮酒的法律是怎么回事，难道那不是一种多数的专制统治？”

我做着解释，我们继续交谈，但我的这位朋友在试图证明一种观点。在田纳西，一种合法的群氓统治禁止教授进化论；在加利福尼亚（此后很久），它禁止教授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宗旨中的国际主义。我的纳粹朋友没有听说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这位自由主义的哲学家担忧的“多数的暴政”；西蒙先生也没有昕说过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令人惊异的名言：“先生，你们的‘人民’是一只巨兽。”

我认为，说我的朋友们不负责任，至少没有附带说明这种作为道德失败的不负责任，可能至少部分地是无需负责的结果一一这是历史事实一一是不公平的。“昧着良心”和“没有良心意识”之间存在着差异。德国人的行为中没有良心意识的模式典范过去是（现在也是）公务员。在这个世界上，即便在其繁荣时期，失去工作的前景也是可怕的，因此公务员的安全和地位就成了这个世界上“小人物”的梦想。德国公务员的高贵地位是硬币的一面，而它培育和提升了整个没有良心意识的公民阶级，造成公民们听不到、看不见也说不出任何未尽职责之事，这是硬币的另一面。一位公务员的见习期艰辛且漫长，一个被认为勉强和过于谨慎履职的人是永远不会被证明为合格的；他会继续被留为雇员。德国银行的雇员们不是公务员，但他们自称为银行公务员，只是为了凸显他们小小的自豪感。

这种巨大的等级体系，它以盲目的顺从为基础，把推卸责任的本能助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这一体系中，第三梯级的人从不敢想象第二梯级的人会命令他做那些错事，因为毕竟第二梯级的人要对第一梯级的人负责。我的一位朋友一一他的幽默感令人吃惊（“就德国人来说”） 说，“如果你问邮递员他是否认为明天会下雨（明天是共产党人游行的日子，而共产党人是非法的）， 他会说声请原谅，而后离开，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要得到顶头上司的允许才能回答，而他的上司会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这个问题，直到该问题到了一位有着独立道德责任感的官员那里为止。这位官员敢于解决掉这个问题而不是把它呈报给更高级别的官员。到了这时，那位邮递员能够告诉你他不清楚这件事，但时间已是后天了。”

学会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会习惯这种生活，甚至会变得喜欢上它。这也是可以操作的；至少在有限的领域中，良好的纪律会造就出和良好的自律一样的行为举止。这一规划的唯一缺陷是总是按照被告知的方式做事的人，在没人告知的情况下就会不知道要做什么。由于没有做决定的思考习惯，因此他们一般就会轻率地出决定（在他们必须为自己做出决定的时候）。如果他们被禁止殴打犹太人，他们就会得知不去想做这种事的方法，些想殴打犹太人的自由人从不会知道的一些东西；如果允许他们殴打犹太人，那么，他们发泄出的那被压抑的殴打犹太人的欲望，会使他们成为疯子和狂人。

不是所有德国人都具有“专制人格”，我认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此种人格。尽管事实上存在着允许德国人关心国家事务的一些空隙，但是在数个世纪中，德国人的生活模式一直是不问国事，这使得一些秉持自由思想的人不得不放弃问国事的行为或离开。曾说过“宁要不公正也不要混乱无序”的歌德（Goethe） ，到赞美政治冷摸的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德国的知识分子正像德·斯塔尔夫人（Mme de Staël）描述 1810年时的德国所说的那样，在“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中”，他们设法“完全不受政治影响”地生活。而那些力图在参与政治中生活的人们，都过得很差。

其他国家都把它们最差的人打发掉。德国则使它最好的人离去一一更确切地说是驱逐出去。在首相梅特捏（Metternich） 1819 年的美因茨委员会 （Mainz Commission，当时的非德行动委员会）和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在 1888年的最后一次修订之间，仅仅去美国的大约就有 450万德国人，这些人中有 77万是在 1848年革命遭到镇压之后前往美国的。在每次反抗独裁统治的运动失败之后，一波接一波的人一一无论他们去往何方一一汇聚成移民中的精华。他们寄回家的信件引来了他们亲朋新的更大规模的移民潮，这些人多半是受经济机会而非政治希望或迫不得己的驱动，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属于那些政治自由主义导致移民的家庭或圈子。留下来的主要是那些自愿或因此看不到任何出路而顺从的人们。为了下一代，留下来也可以追求梦想，而梦想总是在它破碎时变得更疯狂，会造成新的战争的爆发、新的镇压和新的移民。民族社会主义则把梦想和因循守旧一起卷进了穷凶极恶的事物之中。

大概在宾夕法尼亚或阿根廷或威斯康辛或中国，每一代都会有新领导层出现。但数百万热爱自由的德国人却始终没有变化，尽管他们都热爱自由一一他们爱自由的方式多种多样。这样，在整个德国，就和在那些有教养的民族中存在着压迫的每个地方一样，人们过去曾经、现在仍然会比在没有受过压迫的人一一比如说美国人一一中遇到更多的差异性、更多的个体性；会在娱乐、艺术、政治党徒、报刊的政治观点中遇到更多变化；总之，与自由人国度相比，人们会在不加思考就服从的国度中遇到更多个体性、独立性、冥顽不化的人和理想化的人。自由的美国人都读同样的报纸，穿同样的衣服，投票支持两个同样赞同轮流执政的政党；而德国人则穿着随意，他们自由地阅读不同的报纸，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投票，但就他们的唯命是从来说，他们是一样的。

这些从来不知道拥有最高权力的公民之责任的人们，他们会内疚什么呢？会立刻对 1933年 1月 30日没有承担起责任内疚吗？他们的罪行就是他们民族的历史。所有的罪行一一除了其中 100万人左右（这些人的罪行也在某种程度上）一一都已在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之前犯下了。在德国，我的 10位朋友都乐于承认这种身为德国人的罪行。

“这是我们德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位老战士西蒙先生说道。

“但是，”我说，"这是一个优等种族（Herrenrasse）吗？"

“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说是的，”他说，“我们还勤奋和守秩序。但我们在如下这个方面是不幸的：我们没能统治我们自己；我们要铁腕统治。”

“为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我们德国人的生活方式。”

“这又是在自怜自哀，当然部分地是在自我开脱，这是一条捷径。我的朋友们不可能呈献值得赞美的人生画面。但没能呈献值得赞美的人生画面并不是一种反人类罪。也许，应该呈献值得赞美的人生画面。”

13. “但一切都太晚了”

我有一位同事，他是文献学家。“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曾说，“在 1933年之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在不断地扩大。只要想想，在德国这里，政府从一开始就和人民之间有那么远的距离。而这距离一直在变得越来越远。您知道，告诉人们这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是真正的民主，或者说征召他们进入民防体系，甚或让他们去投票，这些都不能使人们接近他们的政府。所有这一切和知道谁在掌权存在很少或者说完全没有关系。”

“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人们逐渐地、一点一点地习惯于被出其不意的统治；习惯于接受秘密和审慎地做出的决定；习惯于相信情况非常复杂，因此政府不得不根据那些人们无法理解的信息采取行动，或者情况十分危险，即使人们能够理解这些信息，但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政府也不能透露它们。人们对希特勒的认同感和对他的信任，使得扩大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变得更为容易，而且也使那些要不然会对政府产生忧虑的人放下心来。”

“这种政府与人民的间隔，这种间距的不断扩大，发生得如此渐进，如此令人无法察觉，每一步都被伪装成（甚至可能是无意地）一个临时的应急举措，或是伴随着真诚的爱国热忱，或是具有真正的社会目标。而所有这些危机和变革（也是真实的变革）牵扯了人们如此多的精力，以至于他们无法看到底下缓慢的变化，政府统治的整个过程变得离他们越来越遥远。”

“当我说中高地德语研究是我的生命的时候，你应该会理解我。它是我关心的一切。我是位学者，是位专家。然后，我突然投入到全新的行动中，整个大学都被拖进了新的危局中；集会、协商会、谈话和各种仪式，尤其是各种要充实完善的文件、报告、目录、列表和调查问卷。而除此之外，还有共同体的一些要求和那些以前从没有过或者不曾重要的，但现在人们必须或者‘被指望’参加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繁文缚节，但耗费了人们的全部精力，完全挤压掉了人们真正想做的工作。您现在能够理解在那个时候不去思考根本性的事物是多么容易。人们没有时间。”

我说 ：“这也是我一位面包师朋友说的，‘人没有时间去思考，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啊’。”

“您的面包师朋友说得没错，”我的同事说，“独裁统治和它形成的整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独裁统治给那些反正也不想思考的人提供了一个不思考的借口。我说的不是您所说的‘小人物’、您的面包师等等 ；请注意，我说的是我的同事们和我自己，学者们。我们中的大多数不想思考根本事物，也从未思考过。没有必要。纳粹给了我们一些可怕的和根本性的事情去思考——我们是正派人一一使我们忙于应对那些不断的变化和‘危机’，同时用国内外‘国家敌人’的阴谋诡计震慑住我们，是的，是震慑住，弄得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我们周围那些在逐步扩大的可怕事情。我猜想在潜意识里面，我们都很感激。谁希望思考呢？”

“生活在这样一个历程之中，人们绝对不可能注意到独裁统治——请试着相信我一一除非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比起我们大多数人有机会形成的高出许多。每一步都那么不起眼，那么微不足道，解释得那么合理，或者说有时候的‘抱歉’说得那么到位，以至于除非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超然于整个过程，除非一个人能够从本质上理解整个事态，否则，所有这些爱国的德国人不可能憎恶的‘小措施’总有一天一定会发挥主导作用。就像一个农民不会在他的田地里看着庄稼成长一样，人们也不会一天天看着独裁统治发展。总有一天它会骑到人们的头上。”

“如何在普通人中，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入中间，避免这样的事呢？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明白。自从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以来，我多次思考如下这一对格言——‘抗拒开端 （Principiis obsta）’和‘考虑结局 （Finem respice）’。但是一个人必须要能够预见到结局，他才能去抗拒甚或去经历开端。一个人必须要清晰而确切地预见到结局，但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这些事态发展到极端之前，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它们没有发生变化，但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指望着那个‘也许’。”

“您的‘小人物’，您的纳粹朋友们，他们原则上都不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才是罪行更严重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的更多（这样说有些言过其实），而是我们更敏感。尼默勒（Niemöller）牧师说出了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人想要说出的话 （这些话对于他自己来说倒是太谦虚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当纳粹袭击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有些不安，但是毕竟他不是共产党，于是他什么也没做 ；然后他们攻击社会党人，他更不安了，但他不是社会党，他还是没有做什么；纳粹接着攻击学校、新闻出版、犹太人，等等。他一直是感到更加不安，但还是什么也没做。到后来，他们攻击教会，而他是一位教徒，他做了些事——但到那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是啊。”我说。

“您看看，”我的同事接着说，“一个人全然不知道走向哪里，该如何走。相信我，这是真的。每一次行动元每一次时机都比上次更糟，但只是更糟一小点。你等着下一次和下一次的下一次。你等着一次令人震惊的重大时刻，你想着其他人在这种震惊发生的时候，会和你一起进行某种抵抗。你仅仅是不想行动，甚或说话；你不想‘背离你的常态去惹麻烦’。为什么不？一一好吧，你不习惯这样做。束缚住你的不仅仅是恐惧，独自站出来的恐惧；而且还有真正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不是有所减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开心。一个人听不到抗议声，显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议。您知道，在法国或者意大利，就会有反对政府的口号涂在墙上或者篱笆上 ；在德国，也许在大城市以外，就完全没有这些东西了。在大学这个共同体中，在您自己的圈子里面，您和您的同事们私下聊天，其中有些人肯定和你有同感，但他们怎么说？他们说，‘还不算太坏’，‘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祀人忧天啊’。”

“你在危言耸听。你说种瓜必然会得瓜，可你没法证明。这些是开端，没错；但当你还没有知道结局的时候，你怎么能确切地知道，抑或是猜测到结局呢？一边是法律、政权和纳粹党，您的那些敌人在恐吓你。在另外一边，您的同事们嘲笑您悲观甚至神经质。剩下就是您的一些密友了，他们是一些自然地认为您素来就是这样想事情的人。”

“可您的朋友现在少得多了。有些人不经意间已经去了别的地方，有些人则沉浸在自己的工作里。您在开会或者聚会的时候，不再看到像以前那么多朋友。非正式的团体变得更小了，小的组织参加人数在下降，而这些小组织本身也在萎缩。现在，在您的老朋友们的小型聚会中，您感到你们都在自言自语，感到您与现实世界隔离了。这更进一步地削弱了您的自信心，并成了进一步阻遏您做事一一做什么呢一一的一个要素。在所有时候，较为清晰的是如果你要做事，你必须创造出一个做事的时机，而那样做的话，很显然您就是个麻烦制造者。所以您就等着，您就接着等下去。”

"可是那个令人震惊的时刻，那个千千万万人会和您一起行动的时刻，从来没有到来过。这才是困难之处。如果这整个政权的最后和最恶劣的行径是在他们最初和最轻微的行径之后马上就发生了的话，是足以令数千人甚至令几百万人感到震惊一一让我们假设， 1943年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这次事件，紧接着发生在 1933年那件把‘德国人商铺’的标签贴在非犹太人店铺的窗户上之后。可是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两件事之间共发生过数百个小步骤，有些根本无从察觉，每个小步骤都让你做好准备，不会被下一个小步骤震住。步骤 C并不比步骤 B坏很多，而且，您没有在发生步骤 B的时候进行抵抗，那为什么要在步骤 C的时候这样做呢？于是接下来是步骤 D。”

“于是，有一天，太晚了，您的那些信条一一如果您曾经感受到过一一全都涌了上来。这种自我欺骗的重负已变得如此沉重，一件很小的事情就会把您压垮。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是我的儿子，他仅仅是个婴儿，就已经会说‘犹太猪猡’。您就会看到您眼皮底下所有的事情，所有所有的事情，都彻底改变了。您所生活的世界一一您的国家和人民一一完全不再是你出生时候的那个世界了。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一一房子、商店、工作、吃饭时间、访问、音乐会、电影院和假期一一都还在那里，都还一点没有变，都让您安心。但是，精神上的东西，那些您从没注意到的东西一一因为您犯了把它等同于形式上的东西这一终生的错误一一已经被改变了。您现在生活在一个仇恨和恐惧的世界里，而那些仇恨和恐惧的人们，他们自己实际上也不了解这个世界；当每个人都被改变了的时候，就没有人觉得被改变了。您生活其中的那套体系，甚至不对上帝负责就能够进行统治。这套体系自己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打算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为了维系自己，它不得不这样一路走下去。”

“您自己几乎就这样一路走下来。生活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一个流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系列动作和事件的组合体。生活流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裹挟着您，而您这边完全不费任何力气。在这个新的层次，您生活着，您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观和新的信条。您已经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无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经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辈——即使是在德国一一都无法想象的事情。”

“顷刻之间，整个体系垮塌了。您看清了您的样子、您的所作所为，或者更准确地说，您没有做的那些事（因为对我们大多数人的要求就是：什么也别做）。您想起了大学里您所在系的那些早会，在会上，如果有一个人站着，大概其他人也会站着，但没有一个人站着。一件小事，雇这个人还是那个人的一件小事，而您雇了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您现在想起来了每件事，您的心碎了。太晚了。您已经妥协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

“然后怎样？那时您想必会自杀。有些人这样做了。或者‘调整’您的信条。很多人尝试着这样做，而且在我看来有些人成功了；可我没有。要不然就学会在羞辱中度过余生。在那种环境下，这最后一种方式可能已经算是最接近英雄主义的了：羞辱。很多德国人变成了这种可怜的英雄，我认为，比世人知道的或者想知道的还要多很多。”

我什么也没说。我也想不到能说什么。

“我可以告诉您，”我的同事继续说道，“莱比锡（Leipzig）一位法官的事情。除了表面上的样子之外，他不是纳粹分子，但他肯定也不是位反纳粹人士。他只是一个法宫。在 1942年或者 1943年，我记得是 1943年初，他在一个案子中审理一位犹太人。这个案子只是凑巧牵扯到一个‘雅利安人’的妇女。这就成了一个‘民族伤害’案件，是纳粹党特别期望严惩的重要案件。不过，在这个案子中，这个法官是有权给这个人定个‘非种族’罪，从而把他送进一个一般监狱长期服刑，这样可以使他免于被纳粹党‘处理’，而被纳粹党‘处理’则意味着集中营，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流放和死亡。但是，按照这个法宫的观点，这个犹太人没有犯‘非种族’的指控，于是，作为一个正直的法官，他宣告这个人无罪。当然，这个犹太人一离开法院，就被纳粹抓走了。”

“那个法官呢？”

“哦，对了，那个法官。他没法从他的良心上抹掉这个案子一一-别忘了，在这个案子里他宣告了一个无辜的人无罪。他觉得他应该给这个人定罪从而使得他免于被纳粹党抓走，可他怎么能给一个无辜的人定罪呢？这件事让他越来越难受，他不得不谈论这件事，先是说给家人，然后说给他的朋友，接着说给他的熟人（我就是这么听到这件事的）。在 1944年的政变后，他们逮捕了他。此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我什么也没说。

“战争一开始，”我的同事继续说道，“随着抵抗、抗议、批评、抱怨而招致最严重惩罚的可能性就上升了几倍。仅仅是不够积极，或者在公众面前表现得不够积极，就是‘失败主义的态度和行为’。你可以假定他们肯定准备了些名单，上面列着那些他们胜利之后准备‘对付’的人。戈培尔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很精明的。他不停地保证要进行一个‘胜利在欢’，来‘照顾’那些自以为他们的‘叛国态度’能逃脱别人注意的人。他确实不是随便说说；可不仅仅是宣传。这就足以让人打消任何不确定的念头了。”

“战争一开始，政府可以做任何‘必须’的事来赢得战争；‘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就是这样的事。犹太人问题可是连纳粹一一即使是纳粹一一都一直在说但从来没敢‘解决’的问题，直到战争和它的‘必要性’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处理犹太人了。国外的人以为那场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可以帮助犹太人，可他们错了。在德国，那些在战争开始后还想着抱怨、抗议和抵抗的人，在赌德国输掉这场战争。这是一次漫长的赌博。没有多少人赢得了这次赌博。”

14. 集体的羞辱

有一天，我的同事又回到了“那种可怜的英雄主义 ：羞辱”这个话题上来。“羞辱之痛往往会被铭刻在内心深处或不被铭记。如果它没被铭记，那意味着一个人一受到伤害，他自己就能够摆脱掉它 （当然和在总体战中一样，在家里，一个人的财产、地位和人品也有可能受到伤害）。如果它被铭记，被十分沉重地铭记，那它就是一种自杀的形式；正是这种情况造成我认识的一些人在后来加入了纳粹党，一种自我抛弃的行为。您的‘小人物’中也许没有人……”

“是的，他们没有羞辱之痛。”我说。

“但一个人并不容易体会到这种羞辱，”我的同事说，“这种极度的羞辱。在德国，自从纳粹党的统治确立下来，并且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许多人来说，他们要加入纳粹党、要从内部改造它的言论，其外在形式就体现出这种极度的羞辱。但为了发挥作用，他们首先必须被接纳……”

“哦，起到作用，”我说，“我听我的那位教师朋友说起过。为了发挥作用，他做了要求他做的所有事情，当然了，他没能发挥作用。他现在知道了这一点。但在那时，他抱有能够反对暴行的希望。”

“是的，我们一直希望反对的是暴行，而不是反对形成 A，B，C，D那最初几个步骤的整个纲领和整体的精神状态，但暴行必然来自于它们之中。‘反对暴行’要比反对整体的精神状态更容易，对于前者，一个人当然可以什么都不做；但对于后者，一个人可能每天都得做些事。”

“我的‘小人物们’都反对暴行，至少是最恶劣的暴行，”我说，“他们中最好的两个人，即那位教师和银行职员都把暴行归咎于那些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激进分子，当时，人们无需对运动担责因而吸引了许多不计后果的家伙……”

“是的，”我的同事摇着脑袋说道，“‘暴行’和‘激进分子’我们都在非常秘密地反对他们。因此，您的那两位‘小人物’认为他们必须和好人、好的德国人，甚至是好的基督徒一样加入纳粹党，而且当他们中有足够多的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能改变纳粹党。他们要‘从内部打开通道’。‘大人物们’也以惯常的真诚告诉自己有关暴行和激进分子的事情，这种真诚要求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抛弃小的信条，逐步摒弃所有美好的事物。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您知道，”他接着说，“如果那些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指的是历史运动，而不是对单一事件或事态发展的叙述一一的人们，如果像这样的人都不加以反对或进行抗议，那么，那些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的人是无法指望的。从历史运动这一意义上来说，您估计在美国能有多少人理解呢？”随着历史运动的加速和那些不能理解这一运动的人像我们的人民一样因恐惧而发狂，并被纳入庞大的“爱国”群氓中，那他们何时才能理解此前没能理解的事物呢？

“在这里，在——哦一一在 1938年末之后，在那个烧毁犹太会堂的夜晚和随后发生的那些事之后，我们认识到了一一我坦率地指明这一点一一得放弃试图使他们理解历史运动的努力。甚至在战争开始前，那些身为老师的人，那些对教育的信念就是他们全部信念的人就已经放弃了，他们看不到任何理解，看不到为理解留有任何空间，只看到事态必然按照它自己的路线发展，首先将它的受害者，接着把它的设计者，其后把余下的我们都推向毁灭。这不意味着投降：它意味着保存精力，意味着小人物尽其所能（因为做什么都太晚了!）一一做事要耗费精力一一来宽慰当下的受害者（哪怕是在街上向他生硬地说声‘您好’!） ，阻止或至少延迟下一位受害者的毁灭（哪怕是在国外写一封‘非政治’的信件邀请某个人移民!）。”

“是呀。”我说。“您是说这没什么了不起”一一我力图提出异议-一“但我认为这样的环境准备让普通人去做的事情，已经超出了日常生活。”他的妻子也在场。“我相信，”她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她显然指的是盎格鲁人而不是撒克逊人一一“具有一些特性，这使得他们更少受到我们德国人无法抗拒事物的影响。”

“这类特性都包括什么呢？”我问道。

“哦，我觉得首要的是先见之明。也许较为短暂的历史使得你们更容易向前看而不是一直回首过去。从某种角度说，你们面临着比我们更小的压力。你们可以更自由地一一我当然不是指法律上的一一放眼长远。”在德国，在我与人多次的交谈中，这是第一次谈话的焦点落在“压力”这个词上。

我的另外一位同事使我更接近了问题的核心——更接近问题的要害了。就职业来说，他是一位化学工程师。在认识他之前，已有人告诉我“他是德国人中的稀有人物一一一个欧洲人”。有一天我对他说一一当时我们已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一一“现在告诉我吧，人们是如何失去这个世界的呢？”

“这——”他说，“说起来很简单，比你认为的要更容易。在德国，在 1935年的一天，人们就已经失去了这个世界。是我失去了它。我告诉你整个过程。”

“我受雇于一家国防厂（当然就是一家战争工厂，但总是被称为国防厂）。1935年是《国防法》——一部‘全民皆兵’的法律通过的一年。按照这部法律，我被要求进行忠诚宣誓。我说不想这样；我从良心上反对这部法律。我被给了 24小时去‘反复想想’。在这 24小时里，我失去了这个世界。”

“是吗？”我说。

“您知道，拒绝就意味着要失去工作，当然不是去蹲监狱或类似的任何事情（后来的处罚就更严厉了，但这只是在 1935年）。但失去工作意味着我将无法得到另外一份工作。无论我去哪儿，都会被人追问为什么失去了以前的工作，而当我说出原因时，我一定会被拒绝提供工作。没人会雇用一个‘布尔什维克’。当然我不是布尔什维克，但您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我说。“我尽力不去想我自己或我的家人。无论如何，我可以离开这个国家，我能够在其他某个地方的工业或教育领域找份工作。”

“我尽力思考的是，如果事情在后来变得更糟糕的话，我可能会给人们提供一些帮助。在科学和学术圈子中，我拥有众多朋友，也包括许多可能会身陷困境中的犹太人和‘雅利安人’。如果我宣誓并保住我的工作，那么从某种角度说，随着事态的持续发展，我可能会有用武之地。如果我拒绝宣誓，即便我留在这个国家，对我的朋友们来说，我必然也是毫无用处了。我自身就会处于他们的危局之中。”

“第二天，经过‘反复思考’，我说我会在精神上有所保留的情况下宣誓。宣誓以‘我对上帝发誓’这些话语开始，我明白没有任何人和政府有权压制我的良心。我在精神上的保留没能引起执行宣誓的官员的兴趣。他说，‘您宣誓吗？’接着我进行了宣誓。那一天，我失去了这个世界，是我失去了它。”

我说，“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您认为您不该宣誓？”

“是的。”

“但是，”我说，“您后来确实救了许多人的性命。您给您朋友们的帮助可能比您曾经梦想的还要大啊（直到 1943年被捕和被监禁之前，我朋友的公寓一直是逃犯们的藏身之所）。”

“为了论证下去，”他说，“我同意我后来救了许多人性命的说法，是的，我救了许多人。”

“如果您在 1935年拒绝宣誓的话，您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

“是的。”

“您还是认为您不该宣誓？”

“是的。“

“我不明白了。”我说。

“也许您会理解，”他说，“但您一定不要忘记您是一个美国人。我就是这个意思，真的。美国人自始至终从不曾彻底地体验过类似事物。这是问题的关键。”

“您一定要解释一下。”我说。

“当然，我一定要解释。首先，存在着一个更小的恶的问题。如果我后来没能帮助我的朋友，那么与之相比，宣誓不是那么邪恶。但宣誓的邪恶是确定的和直接的，而帮助我的朋友们则是未来之事，因而是不确定的。我不得不在当时当地犯下明确的恶，以期得到未来的一个可能的善。善要重于恶；但善只是一个希望，恶则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说，“您的希望实现了啊!您得以有机会帮助您的朋友们。”

“是的，”他说，“但您必须承认这份希望也有可能实现不了一一或是由于超出我的控制的原因，或是因为我后来变得害怕了，甚至是因为我一直都很害怕，在最初宣誓时我只是在欺骗我自己。”

“但这不是要点所在。我们都知道有关更小的恶的问题；在德国，我们认为与希特勒相比，兴登堡是更小的恶，可最终我们得到了他们两个人。但这不是我说美国人不能理解的原因。不是，要点在于有多少无辜的人被纳粹分子杀害，您估计有多少？”

“有人告诉我们，单单是犹太人就有 600万。”

“好吧，这可能是夸大其词。这不包括非犹太人，想必被纳粹分子杀害的非犹太人也有成千上万，甚至几百万。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说总共有 300万无辜的人被杀害，怎么样？”

我点点头。

“您想估计一下我救了多少无辜的人吗？”

“您比我更清楚。”我说。

“嗯，”他说，“也许是 5个或 10个，没人能知道。但仅仅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说有 100个或 1 000个，怎么样？”

我点点头。

“更好的情况是能拯救所有 3 00万而不只是 100或 1 000个人，是吗？”

“当然。”

“那么，这就是我的观点。如果我拒绝忠诚宣誓，我会拯救所有 300万人。”

“您在开玩笑吧。”我说。

“不是。”

“您不是要告诉我在 1935年您的拒绝将会推翻那个政权吧？”

“不是。”

“或者说会有其他人追随您这个榜样？”

“不是。”

“我无法理解。”

“您是个美国人，”他又一次笑着说道，“我会解释的。在 1935年的德国，我是如下这类人的完美典范：由于他们在出身、教育和地位上具有的一切优势，他们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能进行统治（或者说能够轻易地进行统治）。在 1935年，如果我拒绝宣誓，那意味着在整个德国有成千上万个像我一样的人会拒绝宣誓。他们的拒绝又会激励数百万人。这样的话，那个政权就会被推翻，或更确切地说，它压根就从不会掌权。我在 1935年没有准备进行抵抗这个事实，意味着在德国所有数千位、成千上万位像我一样的人也没有准备进行抵抗，而这些成千上万名像我一样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或重大潜在影响力的人物。‘我们就这样失去了这个世界’。”

“您是认真的吗？”我问道。

“绝对的，”他说，“我拯救的那数百条性命一一或随您这么说，1 000个或 10个人的性命一一他们代表着什么呢？整个可怕的邪恶之海的一点儿小水花儿，如果在 1935年时我的信仰足够坚定，那时，我也许能够阻止整个邪恶。”

“您的信仰？”

“我的信仰。我相信我无法‘移动群山’。在说‘不’的那天，我拥有着信仰。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在接下来的那 24小时里，我失去了信仰。这样，在接下来的这 10年里，我能够移动的只有蚁冢，而不是群山了。”

“在第一天时您的信仰怎么就能够保持住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说，"您知道吗？”

“我是一个美国人。”我说。

我的朋友笑了。“因此，您相信教育。”

“是的。”我说。

“我的教育没有帮助我，”他说，“我有着比大多数人曾拥有的或将拥有的更广泛和更好的教育。结果，与我是一个无知之人所可能做的相比，教育给予我的一切，使我更轻易地把我丧失信仰的状态理性化了。我想，这就是那个时候德国全体有教养的人的境况。他们的抵抗并不比其他人更强烈。”

从我与那位文献学家和那位工程师的谈话中，我想到了我的 10位纳粹朋友，想到了集体罪行这个概念从根本上说就是语义学上的一个失败。真正造成影响的是集体的羞耻。集体的羞耻是可能的，但却不能被强迫。羞耻是一种存在状态，而罪行则是法律实。一个过路的人不可能因其未能设法阻止一次私刑而感到有罪。他只可能因没能做到而感到羞愧。

甚至一个像美国人一样拥有最高权力的自治的公民，也不可能因为没能设法阻止一次国家行为而感到有罪。比如说轰炸广岛 （Hiroshima）一事，它违反了《海牙公约》 （Hague Regulations）。美国人是对他们政府拥有最高权力的公民，而他们的政府又是该公约的签字国，那么，把抗议的美国人带离街道并对他们进行指控，这本身就是纳粹主义行径。相对于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公民，一个独裁统治下的臣民对国家行为感到有罪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在国家要求他一一作为私人和个体的他一一去做一件他认为似乎是犯罪之事时，拒绝去做的惩罚将是十分严厉的，但普通法则会以强迫为由而判他无罪。“我很幸运，”那位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说，“我不必去做任何错事。”

集体的羞耻是另外一回事，但它需要的不仅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公民身份这一事实，而且需要最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我的 10位朋友中，我没有发现多少集体羞耻意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总统要求德国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使用过“集体的羞耻”这一表述方式。但一个总统如何能够有效地要求人民感到羞耻呢？

至于那位大学生和希特勒青年团领袖霍斯特·鲁普雷希特，他为纳粹主义的罪孽、德国的罪孽和所有德国人的罪孽而责备过自己，但他的认罪（mea culpa）一点儿都不令人信服：在 1933年时，他是个 8岁的孩子。我认为他的公开表白是许多非德国人想从每个德国人嘴中听到的：“不，不，不是希特勒、戈林和其余的人，而是我们德国人，我们中的每个人犯下了罪行，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深重”；但我认为那些非德国人在听到这种论调时，他们会和我一样感到失望。在纽伦堡对年轻的鲁普雷希特的最高长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的审判中，这位纳粹青年团的领导人说，“这是我的罪过，我必须在上帝和日耳曼民族面前承担起这份罪责。我曾教育德国的年轻人要成为一个我认为是无可指摘的人，但我却是一个杀人无数的杀人犯。”难道不正是这个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把希特勒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儿子”和“牧养群星的天才”吗？不正是他曾说圣坛不在教堂里而是在费尔德赫恩大厅（Feldherrn Hall）一一 1923年的希特勒起义结束于此——的台阶上吗？正是同一个人。人们何时何处以及如何才能发现一个无可指摘的人是一个杀人无数的杀人犯呢？难道要在他的眼睛上方戴上刽子手的头巾，人们才能把他认出来？

我在我的 10位朋友中感觉到的是类似遗憾的事物，为那些他们没能完成、已完成或不得不完成的事物而遗憾。我认为，他们 10个人甚至是那位裁缝现在都对折磨和屠杀无辜者感到后悔和难过一一不过，不是对驱逐出境、“再安置”甚或是没收财产感到后悔（我的朋友们都失去了他们自己的财产，他们不是曾对自己感到难过吗？除了他们自己又有谁对他们感到难过呢？）。那 6位极端分子都说消灭犹太人“是错误的”或“做得太极端了”，就好像是在说“对于终究应该遭受十分严厉惩罚的人来说，毒气室是有点儿太过严厉了。”

不是自 1939年而是自 1933年以来，我的 10位朋友都被告知，他们的民族在为生存而战。他们相信自我保全是第一自然法则，是各个民族和所有兽群本性中的第一本性。就此信条来说，他们不对吗？如果说他们错了，他们也没有在那些认为该信条是错误的民族（他们自己的或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中看到任何正确的东西。一旦真枪实弹地打起来，他们的处境就会像这个政权的秘密敌人一一我的同事们描述过的处境一样：这个民族或者说这个民族中的每个人都没有更多的、要证明其正当的需要了。这个民族在切实地为其实际生存而战一一“他们或我们”。事情的进展，“事情”意味着什么，它包括了什么样的暴行，这些都完全取决于战斗的变化。

那位裁缝施文克先生曾为拒绝一位犹太老熟人给他点烟而骄傲，曾公开地为烧毁犹太会堂而高兴，但即便是他，在提到毒气室时也说道，“如果发生了那种事，那它是不对的。但我相信它没发生过。”如果说他能够承认那种事情确实发生过，他也必然会确认它是正确的，会去证明它，会捂着他那擦伤的部位吼叫着，会怀着更大的痛苦反对那些受害者，甚至会把他还没有梦到过的一些行归咎于他们。

我们不会喜欢，并且我也很不喜欢的，是这些人的虚伪。我想听到他们忏悔。他们或他们的一些同胞以及他们国家的政府，违反了基督教的、文明的和合法生活的戒律，这是十分邪恶的；而真正令人苦恼的是他们不正视或不愿谈论此事。我想让他们不要为减轻罪责寻找任何借口。我想要他们说，“我过去知道，并始终知道那完全是一种非基督教的、不文明的和违法的生活，可在我迷恋邪恶的过程中，我却假装过着一种基督教的、文明的和合法的生活。我恳求每位德国人，首先是我自己，对一种虚伪的生活感到内疚。我堕落了。”

我的朋友克林格尔赫弗在说“我一直说纳粹不会带来好结果，而它真的没带来好结果”时，总是带着悲戚戚的假面具，我不喜欢他的样子。他那志愿消防队员的奔放的热情突然就消失了，现在，他就像一个表演莫里哀（Molière）作品的一人剧团，谨慎地面带忧思地从舞台侧翼走出来。我想对他说，“你这个杂种，如果纳粹失败了，你说的和你对自己说的是它不会带来好结果。它确实失败了。如果它赢了的话，你就会和他们中其他人一起饮血了。”但这有什么用呢？

我想要我的朋友们不仅感到难过，而且感到他们一直是邪恶的，现在也是邪恶的，并为之忏悔。我想要他们组成一个低劣的种族，一个自卑自贱的种族，这样我就可以端坐着，宽宏大量一一与长官身份相宜一一和恶言恶语地指责他们，可以选择让他们在公开的羞耻和私下的折磨中苟活。我想成为上帝，不仅是力量上的，而且是正义和仁慈方面的上帝。摧毁纳粹主义是我命定之事。

但我不是上帝。我自己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为民族主义的许多虚伪之处感到内疚，而那些虚伪的唯一正当理由比德国人的虚伪要更为恶劣。在我的法律和实践中，我比他们要少兽性，这并不能使我比他们更近于上帝，因为我们的差异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性质上的。我自己国家反对外国人和公民的种族主义立法和实践属于这整个虚伪的罗网。如果我辩称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美国，种族主义令人惊叹地减少了，各种善的力量在变得越发强大，那么，我要如何回应我的朋友希尔德布兰特和凯斯勒的观点呢？他们相信或假装相信，在像他们自己一样体面的人看来，民族社会主义的渗透活动，最终减少甚至是消灭了各种邪恶。

麻烦在于这些民族主义的虚伪都是国家或其文化的行为，我自己并没有被要求亲自用双手去实践。我无疑为它们感到难过，非常难过。但我至少没有感觉自己是个坏人，我不想因它们而被惩罚。如果我像我的那位年轻朋友鲁普雷希特那样顿足捶胸，并说道，“是我，是我，是我犯的罪”，那么，这恰恰似乎就像他在我看来的那样矫揉造作。我想听到的或者应该做出的忏悔昕上去并不真实。

因为（尽管我想宽宏大量地宽恕我的朋友们）我不想一段时间后由于让他们逃避了他们非英雄主义的后果而不得不责备自己，因此，我真正想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承认在当时十分愿意把自己抛在国家这架镶有尖状物车轮的铁血战车之下。但我的朋友中没人承认这件事，对此，我不能原谅他们。他们都十分不愿意承认。

15. 复仇者：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

我如何知道或如何查明我的朋友们遭受了多少苦难 （如果他们真的遭受过的话），或者说我如何知道或查明他们是否遭受了足够多的苦难。如果按传统的教诲所说“苦难成全人”，那么我可以认为我的朋友中就没人遭受过足够多的苦难，因为即便根据我对他们不完全的了解，他们中没有人是完美的。

他们中有 7人回避了我的问题。在过去几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十分小心地设计问题并以不同方式向他们提出。我的这个问题是，“按照您对正确与错误的理解，您做过什么错事吗？您没做过的正确的事是什么呢？”本能立刻开始发挥作用，它围绕着我们每个人的自爱而瞬间建起堡垒。作为对我的问题的回应，我的朋友们谈到了合不合法的事情，广受欢迎或不得人心的事情，其他人做没做过的事情，因激怒或未受激惹而做的事情。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些事情。“谁能知道隐秘的心灵呢？”我想设法知道隐秘的心灵；我知道关于凡尔赛、波兰走廊和通胀、失业、共产党人、犹太人和《塔木德》的所有事情。

我的第 8位朋友，那位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年轻的鲁普雷希特，他承担起了（或假装承担起了）整个希特勒政权自始至终的所有不公正，但他和施文克先生一样都没能使我获益更多。当最后我得以把他从凡尔赛和波兰走廊等等问题转移到坚持追问的最末一个问题时，那位老冲锋队队员说道，“我从没有对任何人做过任何错事”。“从没有？”我完全是自言自语地问道。“从没有”，他也完全是自言自语。但我的两位朋友，那位教师希尔德布兰特先生和银行职员凯斯勒先生，在我没有向他们提出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在空闲时用自己的方式启发了我。

希尔德布兰特说过，害怕和好处是他在 1937年成为了一名纳粹党党员一一更确切地说是后期的“三月紫罗兰”一一的原因。我在另外一个场合问过他，“还有其他的入党原因吗？”他说没有，而脸却开始红了。他开始说“我”，接着整个脸都红了，又说道，“没有，没有其他原因”。而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知道了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成为纳粹分子的所有原因了。

“我本可以应付过去而不加入的，”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不知道。我本可以利用我的机会。其他人做到了，我指的是那所高中的其他教师。”

“有多少人？”

“让我想想。我们有 35位教师。只有 4个人，哦， 5个人，是信仰绝对坚定的纳粹分子。但是，这 5个人中有 l个人，人们是可以和他在教师会议室中争辩的；只有这 1个人是真正狂热的信徒，他可能会向当局告发某个同事。”

“他做过吗？”

“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做过，但我们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他。" 2

“35个人中有多少人从未加入过纳粹党？”

“有 5人，但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 5人中有 3个人是真正笃信宗教的。教师们当然都是新教徒，但至多有 6个人是真的笃信宗教；这几个人都是反纳粹人士，但 6个人中只有 3个人坚持住了。这 3个人中有一人是历史教师（现在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他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一个真正的普鲁士人，但也是一个坚定的教徒。他的信仰接近反纳粹的忏悔教派，但他当然不可能加入这个教派，否则他会失掉工作。接下来是一位神学教师，他也教授现代语言；他是那所学校中最好的教师，除了宗教上的对立外，关于外国文化的知识也使他成了一位反纳粹人士。第三位是名数学教师，他绝对脱俗且极为虔诚，是莫拉维亚教派 （Moravian sect）的一名信徒。”

“有 2人既不笃信宗教也没加入纳粹党？”

“其中一位是历史学家。他不是无神论者，您理解的，他只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是一个不加入任何组织的人。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他强烈地批评纳粹主义，但总是在一种超然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批判。没有人能打扰到他，也没有人注意他；反之亦然。另外一个无宗教信仰者真的是他们所有人中最确凿无疑的一位纳粹主义的信徒。他是一位生物学家，他反对任何的宗教背景。他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把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曲解为纳粹的种族主义一一在相信纳粹主义的这整个学校中，他只是一位教师。”

“那他为什么没有加入纳粹党呢？”

“他痛恨纳粹党在县上的领导。这位领导的父亲是位神学家，领导本人也从未脱离过教会。仇恨是相互的。这就是那位生物学家从未加入纳粹党的原因。现在，他是一位‘反纳粹人士’。”

“您呢？”

“是的，”他脸又红了一点儿，说道，“我加入了。当然，我在东普鲁士有不为人知的经历。各种烦心事都已经被埋葬掉了，但一一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在 1930年，我积极参与老的国家党 （Staatspartei） ，即社会党继承者的活动。 1930年之后，我定期在当地的平民中学和成人教育活动中做讲座，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创办了这些活动，参加者也多是这些人。在广播里，我的图书评介栏目曾赞扬过纳粹掌权后‘被判犯有叛国罪’的作家们的作品。”

“在 8年的时间里，我成了一位非正式聘任的中学高级教师。它不需要任何任期要求。 1933年之后，我的名字甚至没有被包括在参议教师候选人的名单中，通常一位教师在 5年中学教学之后，就会被授予这个职称。那年春天，纳粹控制了政权。我被从我的广播节目和成人学校的讲师职位上解聘了。其后，我从城市辗转到一个又一个小学校。于是我辞职了，并悄悄地来到黑森这儿。我父亲通过他在军队中的一位老朋友为我在克罗嫩贝格谋得一个职位。但我仍没有得到提拔，我担心他们对某些事起了疑心。我等了两年，而后加入了纳粹党。我被提升为参议教师，我结了婚。”

“希尔德布兰特夫人？”我说。我盯着他的脸，等着看他脸红，但他的脸色没有任何变化；看来那位女士（无论她是谁）不是现任希尔德布兰特夫人。

“艾娃（Eva）正好和我走了相反的路线。在 1933年，她支持希特勒。当然，她比我更年轻，她的家庭属于小贵族阶层。她的家人都是老的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这个政党最后都支持了纳粹。但她崇拜基尔（Kiel）的犹太教授纽曼（Neumann）一一谁不崇拜呢？一一在焚书那一天，他吩咐他的哲学研讨班上的秘书把他的书送给学生们。艾娃得到了三本纽曼自己的书，她最自豪的财产但她仍然相信纳粹主义。她是我们称为被施了魔法 （begeistert）的那类人。”

“1938年在卡塞尔（Kassel） ，为官员们及其家庭准备的赌场中，我们第一次相遇了。年轻人一一我们都已不再年轻了一一都跟着他们的父母来到这里。我和我的父母在一起，她和她的父母在一起；我们两人的父亲都是退休官员，而且是老熟人。这次相遇恰好发生在 l月 30日，即希特勒掌权的纪念日，但这只是一个巧合。赌场中的社交圈子绝不属于纳粹。我们一起跳舞，我不太会跳”一一他脸红了，但只是一点点儿——“但一个月后，我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演讲，她也来了，并且‘迷恋上了我’。”

“我已经是一个纳粹党党员。她从内心里讲真的对政治没有兴趣。这很有趣。根据我对政治的了解，我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纳粹，而她则相反。在 1938年底犹太会堂被烧毁之后，她成了一个坚定的反纳粹人士。她拿出纽曼的书，哭泣着。我跟她说她不能理解这些事情。她也不想理解，但她对它们的了解和感知要好于我一一或者说要好于我愿意对它们的了解和感知。从那时起一直到我 1939年参军，我们一直在争吵。但现在一切都好了。” （过去也都很好。我经常遇到希尔德布兰特的家人。）

“当然，她从没有退党。她也是直到 1937年才入的党；她是一位教师，做教师是为了保住工作。但女人要比男人更勇敢，您不这样认为吗？”

“是的，”我说（仍想知道除了“害怕和好处”，还有什么使得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成为了一个纳粹分子）。

“那是因为一一嗯，她们应对事物的方式与男人不同。她们认为男人会找到一种支撑家庭的方式。她们能够成为比男人更为坚定的纳粹分子或反纳粹人士，而无需过多考虑养家一事。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如此。”我觉得我最终看到他脸上的一抹微红，但当时是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开了灯。

希尔德布兰特对于他“纳粹”的文学教学工作，没有任何负罪感。“人们可以谈论课本之外的其他事物，有一些被忽视了的‘非德’文学，我们可以在课堂上公开阅读，比如莱辛的《智者纳坦》 （Nathan the Wise）。《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也在此列；它没有被明确禁止，但每个人都知道纳粹痛恨托马斯·曼。”

“一些同学会私下阅读犹太作家的作品一一无须说，像沃瑟曼（Wasserman）、沃菲尔（Werfel）和茨戚格（Zweig）等作家的作品，他们是不会读的一一并且把关于它们的论文交给我，我承认它们的学分，尽管我们不能在课堂上讨论它们。我给他们提供一些法国和英国的文学，比以前还要多，虽然这样做事属于那些含糊地背叛‘新精神’中的一种，但仍没有被明确禁止。当然，为了保护我自己（但我以一种希望同学们能够识破它的方式进行表述），我总是说我们阅读的这些外国作品只是对德国文学的一种回应。因此，教授先生，您看看，一个人甚至能够，比如说隐秘地展现某种一一某种独立。”

“我理解。”我说。

“许多学生一一他们中最优秀的一一理解在上述所有事情中正在发生着什么。那是一种我们一一我和他们一起一一都在玩的哑剧游戏。我想，最坏的效果是使最好的学生变得愤世嫉俗。但在那时，它使得教师们也变得愤世嫉俗了。您在当今德国最优秀的青年男女中看到的愤世嫉俗，我认为，其原因之一就在那些年的课堂上。”

“在最优秀的青年男女中？”

“是的。其他人，也就是绝大部分青年男女的理想现在都破灭了，但这是另外一回事。您明白，在那些年中，年轻人，是的，还有老年人被引导到了另一个极端上去。德国之外的人看来会认为‘德国人’已开始相信所有被告知的事物，相信所有被认为是真的可怕的胡言乱语。这样认为的话，将是一个低劣的、十分危险的错误。我认为，事实是大部分德国人开始相信一切，绝对地相信一切；但剩下的人，那些看穿了胡言乱语的人，开始不相信一切，绝对地不相信一切。这最后的最优秀的人们一一年轻的和年老的——就是现在的愤世嫉俗者。”

“那么，其他人呢，那些相信一切的人呢？”

“嗯，我猜想你会觉得他们中的老年人现在毫无希望了。他们中较为年轻的人一一那时，他们是十几岁一一对于他们，除了他们已失去了旧有的幻想且看不到任何新的变化，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从现在开始的十或二十年，对于他们和世界来说，都是危险的。从某种角度说，他们需要，哎，需要重生。”

我恳请希尔德布兰特先生能够再收集一下他自己的"哑剧游戏"的具体例子，在我们下一次见面时，他谈到了它们。 “比如就莎士比亚的作品来说，得到推荐的只有《麦克白》 （Macbeth） ，当然还有我从未布置过的《威尼斯商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但当局也没有禁止阅读莎士比亚的任何作品，尽管《哈姆雷特》（Hamlet）被痛斥为体现了‘灵魂的软弱’。纳粹分子谴责这种体现在像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和托尔斯泰（Tolstoi）等俄罗斯作家中的灵魂的软弱，谴责那种在托尔斯泰作品中甚至发展为极端和平主义的‘斯拉夫人软弱的灵魂’。这样，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我可以布置阅读《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我不会为学生阅读这部作品感到忧虑，正因如此，我才可以向学生们讲述‘由门德尔松为这部作品创作的音乐。您的父母都会知道这首乐曲。门德尔松是位犹太人。我们不再演奏他的音乐’也许这没什么好说的，但却十分重要，您不这样认为吗？”

“是的，”我说，“当然这样认为……告诉我，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朱利叶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情况怎么样？”他笑得非常非常古怪。 “ 《朱利叶斯·凯撒》？没有……没有布置给学生。”

“它被禁了？”

“我记得没有。但它的情况有所不同。统治者不是具体而明确地管控每件事物，情况始终如此。《朱利叶斯·凯撒》与上述那些作品根本不同。在‘日耳曼精神’的限度内，教师来酌定要选择的事物。这完全是迫不得已的，教师只得小心翼翼。如果教师本人想要知道到底是否会有人反对给定的书籍的话，他就会明智地不用这本书。您明白的，这种威胁形式比任何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确定的作品名册都更为有力。从政权的观点来说，它的这种运行方式显然是非常聪明和有成效的。教师不得不做出选择并承担后果；这使得他一直都十分谨慎。”

在另外一个场合，我问道，“您谈到过把犹太作家创作的作品送给了一些学生，您如何知道您可以信任的那些学生不会告发您呢？”

“哦，我一般是逐一加以判断。大体上可以说，把这类书送给混血儿（有一半犹太血统的混血儿）和那些来自知名的自由主义者家庭的学生，我是安全的。到当时为止仍受到怀疑的人们从不会告发我，因为他们是不被信任的人，就是说，他们显然无法谋求到当局的注意。这就像向犹太人抱怨这个政权一样安全。”

“我能想象得到，”我说，“有些犹太人会憎恨成为某些人私下寻求某种安慰的对象，后者内心中有一些他们不敢公开言说的事情。”我知道他会脸色略红一下，他确实脸红了。“是的，我认为大部分犹太人憎恨、非常强烈地憎恨这种情况。这就是一些人没有这样行事的原因。”

“是的。”我说。

“在那个时代，”他接着说道，“某个学生可能会告发我，但却难以提出不利于我的理由，因为我做这些事的方式非常聪明。而且即便我被告发了，如果我的过去没有被揭露出来，那么我几乎一定能够逃脱惩罚，因为我是一名纳粹党党员。您可能会说这是一种文饰作用一一我自己知道，这是一种文饰作用一一但一名纳粹党党员能够做某些事情而不受处分，不是能做很多事情，而是某些事。一位非纳粹人士是不敢违反那些规则的。至少我们学校里没人敢。”

“各个班级中没有密探吗？”我问道。

“没有，除非学生自愿成为告密者。当然，那个政权把告密者视为爱国者，但您知道学生的感受如何；年轻人鄙视那种事。在我们学校里，肯定没有任何密探甚至一般的告密者，我没听说过。无论如何，在战前是没有的。而且在战争期间也一定是没有的（尽管在 1940年法国陷落后，要不是因为休假，我会去参军的）。在战争期间，甚至是反纳粹的教师们也都不批评这个政权了。我们成了 ‘一个民族’。在那时，我们不能将政权和我们的国家区分开来。”

“7月 20日的那些谋反者做到了。”

“是的……是的，他们做到了。他们做到了。”

我知道他会脸红，因为他很容易脸红，但我没有抬头看他。我在等待一一也许在当时和此后很久，他的脸红只是我的想象而已一一某件聊以自慰的事情会让他的脸红透。我要等很长一段时间。

他向我展示了一份 1938年颁布的关于高级中学教学的政府手册。这份文献中有如下的说法：“当然，只应挑选能够指明新国发展方向、有助于为新世界观做准备或为其最内在的意志提供例证的文章。因为在教育上我们只承认体质强健和精力充沛者具有价值，因此，必须避免所有会弱化或阻止男子汉气概的事物。依据对条顿主义的鲜明认识，种族思想、就最为强劲清晰地显现出来。”于是，如下问题明显地被视为了研究对象 ：“作为命运和斗争共同体的民族、为生存空间而斗争、军队（陆海空军）、英雄主义、战争诗篇、作为传奇人物和道德力量的世界战争中的士兵、世界战争中的妇女、纳粹党奋斗的共同体、领导地位和同志关系、德意志民族在我们边境和境外进行的战斗，还有殖民地。”

“就这些，”希尔德布兰特先生说，“当然，尽管在纳粹的教师组织（Lehrerbund）的出版物或各种会议上，都会对这些事物做详细解释，但仍不够细致，而且都很凌乱和含混。按照这些话题，一位老师几乎可以教授任何东西一一也许《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是个例外 ! "

“为什么会如此凌乱呢？”我问道。

“部分原因在于中学的纳粹化是公认的难题。从职业的角度来说，与小学相比，中学是一种更强更好的有机组织。在小学，教师们更无保障也更易受到影响，因为他们一一必须教授所有课程完全没有受过任何培训。这种文化程度不高的境况使得小学教师成为纳粹最好的材料；纳粹分子能够迅速地把所有事物‘教授’给他们。当时我们有一个笑话 ：‘什么是速度呢’一一‘速度就是一瞬间，它短到小学教师没时间改变他的政治立场’。”

“在当时，小学对纳粹政权来说也更加重要。小学能够影响到国家的所有孩子，而在高中，只能影响到其中的四分之一。因此，纳粹必须首先将小学纳入规范之中，其后才是中学。他们从没能完成这项任务，但要是再有 10年，甚或是 5年，他们就会完成这项工作。”

“这么快？”

“就是这么快。我可以说会在一夜之间。在一个专制政体中，反抗的力度是很低的。甚至就文化事务来说，纳粹政权是或者说会成为一个高效的专制政体。起初，它在文化方面是最软弱的，因为除了像罗森伯格一样的几个怪物之外，最年长和最受信任的纳粹分子们都是没有教养的。无论在何处，当出现一位‘应该奖赏的’党员而无法为他找到其他安身之处时，他就会被丢弃到教育领域。从教育部长鲁斯特（Rust）以下，纳粹的‘教育工作者’都是文盲。他们不知道想要什么或到哪里去找到想要的东西。把政治或商业领域中一些无知的‘可靠分子’安置为教育工作者的领导，也是纳粹羞辱教育并使其受到大众蔑视的方法的一部分。”

“那时，纳粹党主管教育的头头们自己也不知道党的路线何时会发生改变，他们担心当发生改变时会被发现站到了错误的一方。尽管每位作家都可能突然被证明是‘堕落之人’，但在我偶然听说歌德的大部分作品现在成了反纳粹的象征时，我想到的是他的所有作品（当然了，几乎是全部）都曾被推荐过。他的普救论并不有力或直接，不足以令民族社会主义者感到不安。我的意思并不是认为这位最伟大的天才无足轻重，但如果他能多活一个世纪的话，他也许会期望重写每个字词，这样纳粹就不会利用他了。”

“那可能会毁掉他的诗歌啊，参议教师先生。”

他嘲笑我讲话的样子，并强调自己的说法：“是的，教授先生，但现在我们听上去是在课堂上了。我在说，哦，是的，再说纳粹党路线的突然变化，您知道除了像 1939年《苏德秘密协定》这种重大的变化外，没有太多突然的变化，而且它们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困难在于无法预测到变化的发生。在世的作家们，除非他们是纳粹党的御用文人，否则根本不可能得到推荐，因为他们可能会变成反纳粹人士或被发现已是反纳粹人士或共产主义者。”

“纳粹在意的不是一个人写了什么，而是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或被指控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比如，汉斯·格里姆（Hans Grimm）曾因他的小说《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 （Volk ohne Raum）而成为纳粹名副其实的宠儿；此后，他成了纳粹的批评者并不得不面对强烈谴责，他的多部书籍也因之被禁一一无论书中包含了什么内容。顺便说一下，在战争期间，甚至连《威廉·特尔》（Wilhelm Tell）也突然被禁，当时人们认为瑞士可能会受到攻击。”

“历史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的教学规划设计得要比文学的更为精心和严格。纳粹确实重写了这些科目。它们必须被重写。但文学不可能为了满足命令的要求而被轻易地重写。这些被重写的科目都是最恶劣的胡言乱语，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教师们和最好的学生们的犬儒主义也是最糟糕的。每位要毕业的学生都不得不参加生物学考试，而生物学课程被用以证明遗传就是一切，完全是对孟德尔学说的歪曲，当然这类技术是有效的，因为学生们以前从没接触过它们。”

“但数学却是最有趣的例子。您会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用来处理这一‘纯粹的’科目，但正是这个科目被十分聪明地处理了，因此，我常常想知道纳粹党内是谁这么聪明呢？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的妻子艾娃教数学。教师布置的问题都是规定好的，但它们几乎都摘自像弹道学或军事部署这类科目，或摘自以纳粹的纪念碑或纪念馆作为范例的建筑学，或摘自利率一一‘一个犹太人以 12%的利息出借 500德国马克……’——或摘自人口比例。学生们会被布置如下问题 ：勾画出欧洲的‘条顿’、‘罗马’和‘斯拉夫’民族的人口曲线；同时还要回答下面的问题：到 1960年，他们的相对规模会是什么情形？对于条顿民族来说，你在这个问题中辨识出了什么危险？”

“实际上，所有事情都取决于校长，就是说，一切都取决于课本之外。我们的校长当然是一个纳粹分子，但不是一个真正的纳粹分子、狂热的信仰者。在行政区的负责人来检查时，校长会告诉他一切都好，而负责人太忙且在学术上又太不自信，因此不会进行更严密的查看。如果所有事情指的是没有谈论或教授反政府，那么一切都好。这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我认为各地尽然。”

我觉得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最艰难的经历发生在他学校工作之外的某些地方。他曾非常随意地告诉我，与党内同僚们坐在一家咖啡馆内，听着他们粗鲁狂怒地辱骂犹太人，是多么地困难。“我会坐在那儿，”他说，“但会-言不发。这不是什么豪迈之举，不过却是一种重要姿态，多少重要的姿态。一个像您的朋友施文克一样野蛮的狂热信徒看到我从没说过任何赞同的话，可能已经打算要告发我了。我那要命的过去可能会暴露出来。”

在 1938年，有一次他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的一个咖啡馆里看到了一家来自克罗嫩贝格的犹太人。“我佩戴着我的党徽，和一些纳粹党员坐在一起。您理解的，我自豪地戴着党徽。它表明我‘有所归属’，在感到被排斥和孤立之后不久，这种‘归属’的快乐是十分巨大的。也许在美国，你们不会有这种感觉。在那种情况下，你会感到非常幸运，但同时你也可能会难以理解那些像我一样入党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还是不想让那些来自我们市镇的犹太人看见我佩戴党徽。除了一些特殊事件之外一一那些场合不会有犹太人一一我在家里从没戴过。制服和党徽本身是一种反犹主义的标志，而我不是一个一一一个反犹主义者。让犹太人看见我穿戴它们，对我是一种伤害。因此，当我在咖啡馆里看到这些犹太人时，我尽力坐着，这样他们就不会看到我。现在想到这件事，我仍然感到脸红。”

“他们看见您了吗？”

“我觉得他们没有。”他红着脸说道。

我认为这次脸红表明如果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有秘密的话，那我可能已经触碰到了这个秘密二但我采取这种方法结果证明是无用的。

在后来的一次交谈中，我问道：“您是在什么时候真正对民族社会主义不再抱有幻想的？”他的脸又红了，这一次红得更厉害。“只是在战争爆发之后一一真的。”

“这使我感到灰心，”我说，“因为您比大部分人要更为敏感，这使我意识到在那样的条件下，人们，甚至是敏感的人要看清他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一定是非常困难的。”他的脸一直红着，但我的脸红探测器（blush-detector）告诉我他脸红的原因不在于我所说的问跑。

“一切都被很好地伪装起来，”他说，“好人总是与坏人和无辜者混杂在一起，通过做像在课堂上谈论门德尔松这样个别的小事情，你可以告诉自己你在解救坏人。”

“您就是这样做的。”我说。

“不，不!”他摇着头说道，“但也属于您讲述的那种类型。不，如果我告诉您我一直是一位反纳粹人士，我始终认为是并感觉是一位反纳粹人士的话，我是在对您撒谎。现在，表明‘反纳粹’甚至是相信纳粹，都很容易。 1 933年之前，我当然是一位反纳粹人士，但此后一一只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我才又一次成了一位反纳粹人士。”

“我自我愚弄。我不得不这样。每个人都不得不如此。如果善良的人再好上一倍，恶人只有他自己一半那样坏，那么，我仍然会始终像我开始所做的那样去理解纳粹，因为如你所说我非常敏感。但我不想去理解它，因为那时我不得不考虑理解它的后果，理解它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和我必须做什么才能体面地生活。我想要我的家庭和家人、我的工作、我的职业和在共同体中的地位。我想每晚能够睡着觉……”

“您不是都得到了吗？”我问道。

“在我决定是否加入纳粹党的那段时间里，我没能睡好觉；但在做出决定之后，情况就好些了，而且始终比较好。我享受在学校里做过的那些小事，享受对纳粹党的‘蔑视’，不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当然了，也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我证明了我是聪明的，尤其是因为我有了‘归属’。我属于新的‘贵族阶层’。这个阶层的人能够做成一些事，仅仅是因为他们属于这个阶层；而通常仅仅是做成一些事就能证明他们出身高贵，甚至他们自己就是高贵的。这样，我就安然入睡了。”

在我们的多次交谈行将结束之际，我问道，“您在巴登-巴登啡馆里见到的那些犹太人，当时您设法没让他们看到您；他们是谁啊，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您还记得吗？”

我的脸红探测器的指针跳了一下。“是的，是的，我当然记得。他们是我的一一我的亲戚沃尔夫（Wolff）一家的朋友。”

“沃尔夫？”

“是的。”

“在克罗嫩贝格这里？”

“是的。在大学。”

“沃尔夫教授？埃伯哈特·沃尔夫 （Eberhard Wolff）？”

“是的。”

“但他是犹太人啊。”

“是的。”

“他们怎么会和您是亲戚呢，希尔德布兰特先生？”

“哦，不是根据血统。沃尔夫先生是犹太人，他的妻子有四分之三的犹太血统。他们的儿子埃里希 （Erich）和我的表妹西比拉（Sibylle）是夫妻。”

“西比拉，”我说，“这太奇妙了……”

我的两个儿子闯进屋里，来取他们的午后糕点。由于是美国小男孩，他们没有说“您好，希尔德布兰特先生”，说的是“您好”；但如果是德国的小男孩，那他们在得到糕点前，必须得体地与四周所有人握手。

在拜访了几次之后，我又提到了沃尔夫家族，而那枚指针也跳动了一下。沃尔夫家族与德国最著名的犹太名字密切相关，在这个大家族中，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通婚早已司空见惯。沃尔夫一家在克罗嫩贝格的宅院是一处庞大且古老的建筑群，坐落在那座城堡之外山顶上的施洛斯路（Schlossweg） ，那块区域树木茂盛、美丽宜人，有着许多古老的富丽堂皇的建筑。我知道那位年迈的沃尔夫教授的夫人（格海姆拉特·沃尔夫夫人，她那著名的丈夫还享有“枢密大臣”或杰出教授的赫赫声名）仍然健在，她与一位仆人一起孤独地生活在家族的宅院中。

我没费多大力气就获悉了（更确切地说，希尔德布兰特先生自豪地谈论下面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他的脸一直红着），是希尔德布兰特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拯救了沃尔夫一家人的房宅。他筹划了一种虚假的出售方式，把该房宅的所有权转让给了另外一位法律意义上的“雅利安人”。在加入纳粹党之前，希尔德布兰特曾是沃尔夫家的常客；此后他造访的频率有所下降，最后在房宅所有权转让的时候，他彻底不去了，尽管沃尔夫一家人仍然住在那里。为什么呢？

“我感到不舒服，”这位教师说，“您很可能会猜想出来这一点。我想谈论当前形势并力图解释我的立场，但沃尔夫教授-一一他已经很老了一一从不让我谈论这类事情。他不能容忍谈论民族社会主义，无论是支持它还是反对它。”

“在沃尔夫家中，我总是感到非常自在。每位到他家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它就像过去时代的书籍、音乐、诗歌和艺术-样，昔日时光，而且它从未改变。但加入纳粹党之后，我感到了格格不入。当其他人都在那儿一一那是座大房子，有许多朋友一一时，我知道我始终是唯一一个纳粹分子，其他人当然都不是公开的反纳粹人士，但他们在那儿这一事实就己说明了一切。谈话总是规避政治。在那段岁月，到处都是如此。情况是——嗯，充其量只是当有人谈论反政权的一些事时，如果你不在场，那时就不会有任何危险的事物会强加到你头上。因此，没人谈论政治，反纳粹人士中也没人谈论政治。”

“在加人纳粹党之后，当我独自在那儿时，情况就更糟糕了。我与教授下棋或我们一起听音乐。他从来不讲话，除非礼貌地讲几句。至于说我的感受如何（至少力图要说出来），我知道我不能讲出来的。这样，拜访就变成了形式，而后就停止了。”

“但您救过他们的房宅。”

“是的。”

“这难道没能使您感到更好受些？”

“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和他在一起时，我想说出我的感受，但他不让我说。”

在我们的最后一次访谈中一一希尔德布兰特先生在我家——他说，“迈耶先生”（在我的帮助下，他不再称我为“教授先生”了），“还有另外一些事，我该讲给您听。”

“请!”我说。他的脸又红了。

“那是在 1940年底，当时我请假回家。我妻子怀孕已近 8个月了，我们生活在两间配有家具的房子里。住处非常狭窄。我们听说有一所公寓是现成可使用的，但只是在去那儿的途中，我们才知道那是律师施特恩 （Stern）博士的公寓。您昕说过他吗？”

“是的，”我说，“那位办公室主任达姆先生曾告诉过我，他曾拯救过施特恩一家的公寓，当时冲锋队的领导人试图占有它。警察霍夫梅斯特也提到过他们。”

他脸上的红晕明显加重。“霍夫梅斯特告诉过您一一驱逐施特恩一家的事吗？”“没有，除了说他们被驱逐以及他对此感到多么难过。”我觉得他脸上的红晕略微消退了一些。

“嗯，”希尔德布兰特说，“那是一座漂亮的公寓。我们十分友好地与施特恩一家人 （他妻子和女儿都在场）讲话，他们对我们也十分友好。我们说不是作为纳粹来这里，我们解释了我们的处境。显然，他们相信了我们。施特恩博士说他想尽可能地搬到离他的亲朋更近的地方（克罗嫩贝格的大部分犹太人都已经搬到了老旧的贝特霍尔德大街；我忘记了纳粹给它起的新名字，但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和强制居住的犹太人聚居区）。”

“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在当时施特恩博士的委托人只可能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变得非常贫穷，他或许不再能支付得了公寓的费用了。我感到难过，十分难过，艾娃的感觉更糟糕；她已经成为了一位非常坚定的反纳粹人士。在这件事上，她感到她的境况要对驱逐这些人离开他们的家园负责，因为我们如此不体面地想要一所公寓。这令人十分尴尬。‘还有，’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们不占有它，另外某个人也会占有的。’正是在那时，施特恩博士说：‘如果你们不占有它，参议教师先生，另外某个人也会占有的。’这样，我们一一我们占有了它。”

他的脸一直红着，没有变化。

又接近晚上了，房间变得昏暗起来。我在我的记亿和想象中摸索着。有一些与犹太人，与沃尔夫一家人，可能还与施特恩一家人有关的事物，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想（或不想）告诉我。

“沃尔夫一家人，”我试探着问道，“您说您和他们是亲戚，这是怎么回事啊？”

“埃里希·沃尔夫，埃伯哈特的儿子，”这位教师说，“他是一位律师。但他想成为一位音乐家。他弹奏钢琴，我拉小提琴。我在克罗嫩贝格的最初两年中一一在我加入纳粹党之前一一我们有时一起表演二重奏。他和我表妹结了婚。”

“当然，”我说，“西比拉，美丽的名字。”

我不需要灯光；我能够感受到热度。

“埃里希的情况怎么样？”我问道。

“他在 1939年时去了意大利，死在那里。死于心脏病发作，或是自杀。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原因。”

“他的妻子西比拉呢？”

这是问题所在。

“她留在了这儿。”

“在您停止看望沃尔夫一家人之后，您见到过她吗？”

“是的。”

“她对您是纳粹党员的感受如何呢？”

“她一一她建议我加入。不完全是建议，而是接受了我的理由。她目睹了事态的紧迫性。她同意我可以以上述那种方式帮助沃尔夫一家。我要不断地告诉他们一一通过她一一所有的事态发展、所有的危险以及我能做的事情。她认为这可能是有帮助的。在一定程度上吧。”

“在一定程度上？”

“是的。”

“当然是她不断地去探望她的公公和婆婆？”

“哦，是的。我们要谈话了，她就会说‘现在您一定要原谅我，我要去施洛斯路，去沃尔夫家，去变戏法 （gaukeln）’。变戏法意味着‘耍花招’，但也意味着‘没有实质内容的谈话’和‘旁敲侧击’。这意味着她要去沃尔夫家，还要假装——当时当地，人们总是这样做事——万事始终如常。”

“您是否知道她向沃尔夫一家谈论过您？”

“她——尝试过。”

“但在您加入纳粹党或安排‘出售’了他们的房子之后，您自己再也没见过他们？”

“不是啊——见过一次。就是那次在巴登—巴登的咖啡馆中，我看到了他们，我告诉过您，我看到的是他们的朋友。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

“那是在什么时候？”

“在 1939年，恰好是在战争爆发前。我知道他们在那儿，因为我妻子、西比拉和我一起驾车前往巴登—巴登，我们在找到房间后再次乘坐西比拉的车外出，在另外一家旅馆前，西比拉停了下来并对我说，‘您现在最好离开’。她的意思是沃尔夫一家在这里，她不想让他们与我狭路相逢。”

“或者说，也许她不想让您与他们狭路相逢。”

“是的。”

“您认为西比拉宁愿您没有加入纳粹党，甚至没有帮忙保护沃尔夫一家？”

“我想是这样，是的……是的。”

“您认为她是正确的吗，希尔德布兰特先生？”

“我……我不知道，教授先生。 ”（我注意到了他重又称呼我“教授先生”之间的停顿。）

“我想见见她。”我说。

“她死了。”希尔德布兰特先生说。

现在，房间里已经暗了下来，但我仍努力记着笔记，仅仅是用以提醒我的只言片语（记者通用的方法），这样我以后就能够充实完备它们。在黑暗中，我继续在整张纸上写着字。

“死了？”

“是的，迈耶先生。她做‘地下’工作，帮助人们逃离德国。这是她留下来的原因。她的丈夫有一多半的犹太血统；他不可能帮助她。 1942年，在施特恩一家被驱逐和送到特雷西恩斯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以及其后被送往‘东方’的集中营之前，她一直在设法安排他们逃到意大利。想必是在瑞士和意大利边界的某个地方，盖世太保抓到了她。”

“之后呢？”

“她的家人被告知她被捕并在康斯坦茨(Constance）的监狱中上吊自尽了。”

“她上吊自尽？”

“不。”这消息来的太突然了。”不，她不会吊死自己。除非——除非事态发展到她知道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她会吐露秘密并危及其他人的地步。”

现在我都无法看清希尔德布兰特先生了。

“她有——他们有——孩子吗？”

“有一个儿子。 ”

“他怎么样？”

“我……”他停顿了一下而后接着说，“我……我收养了他，这样，我被指定为他的监护人。现在，他在大学读书。 ”

我妻子敲门说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并问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是否留下来共进晚餐。他说，“不了”。我没有开灯，和他一起走到了前门。

16. 复仇者：约翰·凯斯勒

“我仍然认为，”凯斯勒先生说，“民族社会主义对德国是有好处的。”

“那它对您有好处吗？”我抱着极小的希望问道。

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我问道，“如果说它对德国有好处？”

“教授先生，也许在某一天，我们再谈论这件事。 ”

一个月后的一天，我们探讨了此事。他突然吐露了心声：”民族社会主义使我丧失了灵魂。我亵渎了上帝。那些年的每个晚上，我都在亵渎上帝；我和孩子们一起念着祈祷文；我徒劳地念着主的名。我想让孩子们成为基督徒，而我自己却背弃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约翰·凯斯勒出生在南德符腾堡的一个天主教乡村，并被教育成了一位天主教徒。他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次子；他的长兄将继承凯斯勒家的房宅。他本人想要去学习。 9岁时，他到村里的牧师那里，请求他教自己拉丁文。 10岁时，他想成为一名修道士，他坚持要求他母亲（当时，他父亲己去世了）让牧师把他送到附近的一家本尼迪克特修道院。修道士们对他非常友好，但那里没有其他孩子，而且他必须在半夜起床，在拂晓做弥撒。当一周的生活行将结束时，他想回家了。修道士们告诉他到 18岁时，如果他想的话，他就可以回到修道院。

在 18岁时，他成了一名士兵。在 17岁时，他已是一名银行职员了，在镇上过着一种虚荣的生活。一战开始那天，他应征入伍并在整个战争中都是一名陆军常备兵。在休战协定之后，他参与镇压了发生在慕尼黑的共产党叛乱。此后他复员并在法兰克福安顿下来，且在失业一年后再次得到了银行职员这份工作。在 1931年的萧条中，他又一次失去了工作，并搬到了一个正好位于克罗嫩贝格外面的乡村并在那里工作了一年，职务是一个庄园的管家，而后他又失业了。

他非常高兴能与一位漂亮时髦的、有着出色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新教徒结婚。她从未皈依天主教教义，但他却一直是一名天主教徒，当然要比孩童时少了些热诚。凯斯勒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是按照天主教信仰进行教育。像每个好女人一样，凯斯勒夫人尊重丈夫和他的愿望；像每个好男人一样，凯斯勒先生比我北德的所有朋友都更爱他的孩子们。

凯斯勒先生有着迷人的个性。在没文化的人中间，他是粗通文墨之人；他是一位广受欢迎的公共演说者，具有跌宕起伏和言简意赅的美国独立日的演讲风格；他还是婚礼和生日庆典、老兵会议和民族主义者的屈夫霍伊泽联盟(Kyffhäuserbund）集会上的宠儿。在政治上，他是一位正直的天主教温和主义者，属于中间派中保守的、支持神职人员和农业的派系，而不属于中间派中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的派系。但在 1933年，为了得到一份工作他加入纳粹党，他对此没有任何内疚感。他被安置在克罗嫩贝格劳工阵线办公室的人事部门工作他隶属于这个部门，同时被任命为面向整个县的几个“纳粹党演说家”中的一员，他成为了一位可以在小镇的各种会议上大声演讲的小人物。

他被允许发表关于纳粹党的历史、德国历史和文化的演讲，但从未接到（或要求过）特殊的许可命令他代表纳粹党发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演讲。每个周日上午 10点，纳粹党会在当地的戏院举行一个两小时的礼拜仪式。它不完全是一种宗教仪式，尽管演讲者们尤其是纳粹党演说家凯斯勒通常采取宗教的、更严格地说是教会的主题。

那些参加周日上午礼拜仪式的人和那些对他们演讲的人一样，都知道他们此时本应在教堂礼拜；至少时间上是冲突的。在教会与纳粹党之间的分裂于1936年开始发展之后，纳粹党的礼拜越发仪式化，更加具体地成为教会的替代物。一两年后，当教会和纳粹党的关系变得势不两立时，司空见惯的事情是在纳粹党的礼拜结束后，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吵闹着（甚至是唱着歌）游行经过正在进行礼拜的各个教堂一一教堂的礼拜于 11点开始。在纳粹党周日上午的会议上，凯斯勒成为了附近地区最受欢迎的演说者。

1938年的一天，凯斯勒被要求为一个纳粹分子举行一场日耳曼民族信仰运动的葬礼。这个人死于纳粹官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领导的新的种族主义者—自然主义者之北欧日耳曼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在克罗嫩贝格，没有一个牧师能举行这样一个仪式，甚至是纳粹分子韦伯 （Weber）都无法进行；罗森伯格的信仰运动是纯粹的异教信仰，它把太阳这个星体视为其象征的核心。甚至对纳粹主义来说，罗森伯格的信仰运动都是激进的。

这位在孩提时曾想成为一名修道士的男人，这位母亲临终时把她的弥撒书放在他手中说道“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永远不要停止祷告”的男人，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时刻。纳粹党的县领导本人没有抛弃新教，他没有命令或要求凯斯勒操办这个仪式。恰恰是纳粹党内的那些激进分子对他施压，而在天赋和情感方面，凯斯勒的地位比他们都要高。但对于一个曾想象成为修道士或某类神职人员的人来说，这是一次机会，此外，“没有其他人会操办这个仪式。成为基督徒是我的动力的一部分。但这个仪式一一这个仪式不是”。

那个晚上，当凯斯勒回到家时，他告诉妻子他已经放弃了天主教，并请求她和孩子们一起念祈祷文。她看着他，什么都没说。她洗完碗碟，然后迅速地去了孩子们的房间，当时能够听到两个孩子反复吟唱同一句话的声音。在他们为父亲进来做祈祷而做准备的过程中，他们总是唱着：“要到父亲请求上帝保护他们的灵魂，孩子才会睡。”凯斯勒把妻子推到后面，自己走了进去，念着祈祷文，并用通常言辞结束祈祷，“以主耶稣之名”。

那个晚上，他没有对妻子说起更多的事，他去了堂区牧师那里并告诉后者他不再是基督徒了。“我要告诉他关于那个葬礼的事，但他却跪下祈祷……”

“您呢？”

“跪下吗？”

“是的。”

“我没有。”

“您祈祷了？”

“没有。没有，我没有祈祷。我一直等到他站起来，然后我离开了。”

“您想要告诉他关于孩子们析祷的事吗？”

“我吗？”

“我没有。”

“我回家了，”凯斯勒先生接着说，“我把事情告诉了妻子，和她谈了几乎整个晚上。对她来说，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因为她与教会没有关系。她对政治或历史没有兴趣。我曾读过信仰运动的‘圣经’，即罗森伯格的《二十世纪的神话》（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这本书被列入了教廷禁书目录之中，尽管我可以从我的牧师那里得到许可来阅读它，但我懒得去读也不想读。自从成为一个纳粹分子以来，我心里就转而反对教会，反对政治教会，反对作为一种统治形式的罗马教廷。卡诺萨（Canossa）、德国皇帝反抗教皇的斗争、德国和德国人摆脱外部统治的权利一一这一直是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仍然以此方式思考问题。”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妻子。她没说几句话，几乎什么都没说。只是在要结束时，她问道，‘孩子们怎么办？’而后她补充了《圣经》中的一句话，‘父亲的祈祷和祝福，营造孩子们的家庭’。”

他接着说道，“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会怎么样呢？”他一会儿情绪激昂，一会儿又进行道德说教。“他们不再能去教堂或主日学校了，而公立学校的教学对于孩子们的道德养成和发展是不够的。我后来与教师们多次谈论此事，但从未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血脉和祖国 （Blut und Boden）是植物、动物和自然永恒的生命所在一一但那只是宗教历程的一部分；它不代表宗教。 ”

“我告诉我妻子，‘在他们十二三岁时，他们会自己做出决定’。在我说让他们自己决定时，我知道这是一个谎言，从实质上说，是那个控制着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们能够自我教育的谎言。没有宗教信仰而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不可能为自己选定宗教信仰；认为人们能够明智地在他们了解的事物与不了解的事物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一种谬论。这是，这是我的一个借口，这是宽恕我的一线希望。我希望他们会找到我失去的，我希望他们，我的孩子们宽恕我！”

“那个晚上，在我最后结束谈话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此后也不曾有的疲倦。我告诉自己——不是妻子——在灵魂上，我仍然可以是一个基督徒。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第二天，我到县行政委员会成员面前宣布了我抛弃教会的打算。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自此之后，我无片刻宁日……”

“直到战争结束之后？”

“战争与这种感觉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意思是直到现在，在事态被再次改变的现在。”

“您的意思是，因为纳粹已被打败，外部世界已经改变，内在的事物也已改变？教授先生，有些事物不会轻易改变的。在我说‘自此之后我无片刻宁日’的时候，我的意思是那件事情之后的每个时刻，包括目前这个时刻。”

在接下来的 6年中，凯斯勒先生越来越经常地被叫去操办日耳曼信仰运动的葬礼、洗礼甚至婚礼。当然就葬礼来说，没有任何宗教礼拜仪式，只是一个在墓地的祭拜仪式；没有布道，反倒是有演讲；“没有《圣经》，从没有有关上帝或灵魂的话语，葬礼就以这种最清晰的内涵否定个人的整个来世”。洗礼是把自然赞美为生命之源，把孩子的父亲颂扬为“生命的赐予者”，而婚礼则是新婚夫妻成为“德国人”。

“但是，”凯斯勒先生说，“人毕竟是人，在死亡面前，必须得到安慰，而在面对生活时，必须有人使他保持清醒。那些抛弃了教会——福音派的或天主教的——人们无处可去，而且无人——没有牧师帮助他们。”

“但市婚姻办公室操办过多场婚礼，难道人们没去参加？”

“参加了，但德国人笃信宗教，包括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尤其是死亡方面。在战争期间，医院里的情况非常艰难。如果某位伤兵在死前公开承认属于教会，抑或死前失去了知觉，而且他的宗教信仰无人知晓，那教会都会埋葬他。但如果他们死前宣称已放弃教会，而他们的身份没人知道或无法找到他们的亲戚，那医院就会打电话给纳粹党办公室，他们就会要求我去主持葬礼仪式。”

“即使他们没有被认出是信仰运动的成员？”

“即使如此。即使他们没有被认出是信仰运动的成员。就我们所知，很少有人是信仰运动的成员。但如果是脱离了教会的人死去，那要如何处理呢？我们愿意处理这类事情。我自己就很愿意，尽管我知道这是渎神之举；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堕落到愿意主持那种‘仪式’了。”

“在 1933年以前，数百万人抛弃了教会——新教徒要远远多于天主教徒。当然，不只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而是整体来看人们都是如此。自 1918年以来，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并且人数越来越多。尤其是新教徒，他们不再相信教会，因为新教徒的教会是官方教会，是国家的教会，教会的首脑是普鲁士国王，他正好是皇帝，德国皇帝。随着皇帝下台，新教徒的教会不知道要立于何处，就好像上帝也逃到了荷兰一样。只是当纳粹的旗帜在它上方飘舞之时，它才再一次知道（或认为它知道）该立于何处。”

“天主教会则有所不同，它的首脑和中枢系统都位于德国之外。德国的天主教徒——如果您把奥地利包括在内的话，德国算是半个天主教国家——有一个效忠对象，尽管它不是世俗的，但却有一个世俗的首都罗马。这种‘分裂的忠诚’为纳粹所痛恨，我也和他们一样痛恨这种忠诚。但正是这种‘对外国的忠诚’为天主教徒提供了抵抗纳粹主义的更大的可能性。”

“不过，这，”我说，“没有实现啊！”

“是没有实现，”凯斯勒先生说，“在大众和神父中间没有实现，但这有另外的原因。而且，如果有一位进行抵抗的新教高级教士，那您会发现，就会有两位或三位或四位天主教的高级教士在进行抵抗。”

“除了在乡村和信奉天主教教义的人，只有妇女尤其是老年妇女非常虔诚；在某种程度上说，即便在德国这也是事实。新教的大教堂几乎是空无一人地矗立着，有时候去那儿的游客要多于教友。为了孩子的缘故，妇女们设法让丈夫和她们一起去参加宗教仪式，但一直没能获得成功。布道始终是单调乏味、毫无生气的。在当时，对人们的生活来说，它们已不具有任何重要意义以及任何舒适感和相关性。”

“麻烦在于教会——天主教的和新教的——得到了税收支持。因此，它不必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去考虑人民的必需品或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当人民的必需品和需要发生了改变，教会尤其是新教教会并不知道。只是在乡村（那些仍能养活一个驻堂牧师的乡村），人民和教会之间还有着真正的联系。除此之外，只有少数年轻且热心的牧师有时会来拜访他们堂区的居民，他们患大病期间除外。如果你偶尔想见见你的牧师，你不得不在他的探访时间一一类似于工人的工作时间——去拜访他，正如你去看牙医，在你说病情的时候，他会看他的手表；或许你会被告知下周同一时间再来。有例外，许多例外，比如说整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但总体上说，新教的神职人员的行为就像高级公务员，毕竟他们都是高级人士。”

“我的意思不是说天主教徒更好，天主教徒当然和新教徒一样没有抵抗纳粹主义。但这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它造成最后和最坏的后果一一就是神父与人民的关系密切。在德国这个国家里，毕竟神父和人民一样没有地位。在一战后的那些年，你不会在天主教徒的乡村中发现一位共产党人；每个人都是天主教中心党 （Catholic Center Party）的成员；在福音派的城镇尤其是工人生活的那些城镇中，情况就不同了。比如在威斯特伐利亚，你会发现工人们是一派，牧师们则是另一派；牧师不是人民中的一员，而神父则是。”

“那您会问，但为什么是天主教徒接受了纳粹的观点？为什么神父们没能像控制他们拒绝共产主义那样控制住呢？答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共产主义主张无神论，而纳粹主义是它的敌人，而且据称是宗教的捍卫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听说在今天的意大利和法国，有些神父实际上是共产党员，有人告诉我，任何人在那些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种事情。同样，在纳粹德国，神父也无法阻止广大民众接受纳粹主义，它的吸引力是那么巨大，正是这些不会抛弃其信徒的神父，也跟着一起接受了纳粹主义。”

对上述这一切，我都有所了解。我的资料的权威来源是警察维利·霍夫梅斯特。在 1936年或 1937年，克罗嫩贝格的每个侦探都被公开地指派到当地的教堂去做观察员，并汇报各种布道的“忠诚”情况。此外，又安排了一个盖世太保的代表来汇报侦探报告的“忠诚度”一一上面以为侦探们不知道此事，但实际上他们是知道的。在教会和纳粹党冲突达到顶点的那一天，霍夫梅斯特被命令去通知法贝尔（Faber）牧师一一霍夫梅斯特负责汇报法贝尔牧师的布道一一在下周日的讲坛上，一定不要宣读新教的主教们送来的牧师信件，而法贝尔牧师本来是要宣读的。

令警察霍夫梅斯特感到恐惧的是，法贝尔牧师冷静地告诉他，是教会而不是国家可以决定在讲坛上要讲什么。霍夫梅斯特尽力“劝导”，（15年后，他也以此方式说明过此事）这位神职人员，并告知他会有一位盖世太保的代表在现场，而且如果要宣读那封信的话，他们两人即法贝尔和霍夫梅斯特都会惹祸上身。法贝尔说霍夫梅斯特您务必照顾好自己，然后起身，结束了这次面谈。

霍夫梅斯特绝不是一个赤诚的纳粹分子。令我吃惊的是， 15 年后他仍然对那位牧师违抗“法律”也就是当局的“法律”感到愤恨。那时和现在一样，他都不羡慕法贝尔的英雄之举——在讲坛上宣读那封信。霍夫梅斯特本人由于向那位牧师透漏了会有盖世太保的人在现场而违反了“法律”，就是违反了他的长官们告诉他要做的事情。而那位牧师却愿意使一个无辜的人和他一起陷于险境之中。“这就像挨了一记耳光一样。”霍夫梅斯特说。我意识到在警察国家，甚至是警察也可能会面临艰难时刻。

我起初无法理解为什么霍夫梅斯特执意不敬佩那位牧师的巨大勇气。我一再追问此事才知道那位警察一直不喜欢那位伟大的牧师。“对我们来说，他太高傲和强势了。您知道，一位神学家总是在人民之上。我是他教堂的一员，您理解的。在过去那些年里，他一直是我的牧师。但这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我去他那儿——这是早些年前的事——请求他到我家给我女儿施洗礼和取名字。他说，‘当然可以，但这要收费的，因为要去你家那里。’就一个医生一样，比一个正经的医生还恶劣。”

“仪式结束后，我妻子给法贝尔和他的助手献上酒和蛋糕。那位助手愉快地接受了。但牧师却说‘不要’，他不要任何东西。那位助手一喝完酒，法贝尔就说他们得走了。但我说按照习俗，为小孩儿施洗礼的仪式，客人们是不可以拿着不成对的酒杯‘尴尬地（Schief）’离开的。那位助手端着他的酒杯，但法贝尔什么都没有。我问法贝尔，依照习俗施洗礼一次要支付多少钱。他说 3马克，因此我把一枚 3马克的硬币放在他面前，把一张 5马克的纸币放在那位助手面前。这就是我感受到的事情，伟大的法贝尔就是这种基督徒啊！”

“克罗嫩贝格的牧师都这样吗？”

“或多或少都是这样，但不全是。有一位韦伯牧师，就是成了纳粹分子的那位，他是一个友善的人，确实得到了人们的爱戴，甚至那些不赞同他的人也喜爱他。随便问一个人，有一位天主教神父，保施神父 （Father Pausch） ，他是一位你可以交谈的人。你要是去拜访他，他会带你进到会客室，你会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放着一盒打开的雪茄。管家会端上酒和酒杯，神父给你点上雪茄，你可以坐着和他谈论形势，是的，甚至谈论你的问题，尽管你不相信他那套信仰。他会谈到他的麻烦。在政府禁止继续在教会学校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保施神父接受了这个要求（他还能做什么呢？），并对我说，‘这是我最伤心的一天。’那是一个你会同情和支持的人，一个像你自己一样的人。”

这样，根据我的新教朋友霍夫梅斯特的看法，我了解到了新教和天主教神职人员，至少是一位新教神职人员和一位天主教神职人员一一英勇的法贝尔牧师和胆怯的保施神父——的一些事情。天主教徒或者说以前的天主教徒凯斯勒先生告诉我的事情，似乎是完全可信的。

“民族社会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凯斯勒先生说，“根本没有费力去使人民脱离教会。恰恰相反。您知道，正好和美国的情况一样，魏玛共和国使教会和国家分离。而牧师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支持纳粹，是希望将二者重新统一起来并重组教会。当然，纳粹党对‘积极的基督教’的需要是明确的，正因如此，在纳粹政权最初的几年中，许多已经脱离了教会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又匆忙地加入了教会，作为一种‘遮掩’和证明他们不是左翼人士的手段。”

“但不久之后，纳粹党自己的精神态度独立填补了人们生活中的精神空地。这正是教会的失败所在。人们开始从教会一一从精神态度上看，他们已经抛弃了教会一一转向了纳粹党。教会为此而指责纳粹党，但在开始时，这根本不是纳粹党的过错。教会创造了这个真空，而纳粹党最终利用了它。”

“从表面上看，存在着其他一些事，但处于底层的则是上述那种情况。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斗争表面上始于‘犹太人问题’，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这场斗争不是才开始两或三年。纳粹党没有预料到教会会采取反对反犹主义这样的立场，除了一些个人之外，他们确实没有料到这一点。于是纳粹党声明，受洗的犹太人和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而且把犹太人从神职人员中清除出去，可能也要从教会中驱逐掉。当然这是一个错误，但纳粹党不得不发表这个声明以保持它的一贯性。教会不得不进行抵抗，即便它要维持作为基督教义的假象；基督教是要传布福音的，它的职责是说服所有的灵魂皈依基督。”

“斗争一开始，教会领袖就指责纳粹党诱使人们脱离教会。最后的情况确实如此，但那是麻烦出现之后的事情。当一个脱离教会的人死去了，教会中人们会说，没人埋葬他是纳粹党的过错。对纳粹党来说这看起来非常糟糕，您能理解这一点，我是一个党员。”

“首先是一个党员还是一个基督徒？”

“在那时，首先是个党员。”

“那么现在呢？”

“现在？——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但是，”凯斯勒先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那不只是一类对纳粹党来说看似怎么样的事情，它还意味着其他一些事情。您可能会问为什么在一个脱离了教会的士兵死去时，医院会打电话给纳粹党办公室。那是因为在面临因国家重建而造成的所有困难时，人民都会打电话给纳粹党，而纳粹党总是会提供帮助。这种模式一开始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不久确立下来的。总是能提供帮助一一这使得纳粹党变得非常强大。纳粹党在宗教事务、家庭问题乃至所有事情上，都能提供帮助。它确实在监管人们的生活，但不是监视他们，而是在照管他们。”

“您知道，教授先生，我们被告知每个落地的麻雀都会得到上帝的看护；我在讲述如下事情时不是轻率和容易被接受的 ：每个‘遇到麻烦’的人，他生病或陷于贫困之中、失去工作或房子，都会得到纳粹党的照顾。在德国，此前从没有一个组织做过这些事情，也许其他地方也没有。说真的，对人们来说，这样一个组织是无法抗拒的。在德国，处于困境中的每个人都不会孤独无援……”

“除了‘低等种族’和那个政权的反对者。”我说。

“当然，”他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人数极少，处在社会之外，‘超出常理’，没人会考虑他们。”

“但这些人也是‘麻雀’啊！”

“是的。”他说。

“这些可能是耶稣谈到的‘他们中的最卑微者’吗？”我说。

“教授先生，我们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犯了错，我们有罪，但我们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在我们自己的民族中，在各个地方，在遵守法律且不是犹太人或吉卜赛人等的普通人中，我们都看到了‘他们中的最卑微者’。在‘雅利安人’的普通人中，也有着‘他们中的最卑微者’。起初有数百万——600万失业者。这些‘最卑微者’，不是所有的‘最卑微者’而是他们中大部分最终都转而支持了某种事物。”

“您说，‘极权主义’，是的，是极权主义，但也许您从未孤零零地处于失业、疾病或一贫如洗的状态之中；或者说如果您曾有此经历，它可能也从未漫长、漫长到让您放弃了希望的程度。因此（教授先生，您要原谅我），您会很容易地说道，‘极权主义——我反对’。但在另一方面，我谈到的这一方面是德国之外的人从未看到过或许也从不想要看到的。在今天的德国，没人会说起它。但是，请相信我的话，在德国，也不会有人会忘记它。”

“在劳工阵线，给每个人安排工作一直是我们的责任和关切。在克罗嫩贝格，一家咖啡馆的主人试图虐待我安排的一个女孩儿。她来到我这里。我警告了那个男人。他再次犯错，我关了他的咖啡馆。极权吗？——是的，当然是的。他是纳粹党的一名老战士。在审讯的过程中，那个人对我说，‘您对待我就好像我是一个犹太人一样。你会为此而失掉你的工作的。’他就此事向纳粹党专区办公室提出意见，但没有成功。这不是一件例外的事情。极权主义？一一是的，但我为此感到自豪。”

这位纳粹党的演说家慢慢地又开始高谈阔论起来。“是的，”我说，“我能理解这件事。但是一一您孩子的情况怎么样？”我没能抵住要挫挫他傲气的诱惑；我很抱歉，但太迟了。这位纳粹党的演说家变得有气无力了，这一次他成了约翰·凯斯勒。

“孩子们，”他说，“是啊，孩子们。”

“对不起，凯斯勒先生。”我说。

“没关系，”他说，“没什么好抱歉的。孩子们啊。”

“在那个晚上之后，是您妻子和他们一起念祈祷文吗？”

“不是，是我在做。我必须和他们一起念祈祷文，教授先生，我必须这样。他们太年轻了，还不能理解，难道您不明白吗？”

“理解什么？”

“理解他们的父亲在做的事情。我不得不与他们一起念祈祷文，而且我不能与任何人谈论此事。不是因为危险，不是因为那种总是意味着危险的事物，而是因为羞耻。这是一条孤独的道路，而且我认为，是一条比从来什么都不相信还要孤独的道路。”

“您曾以其他方式进行过祈祷吗？”

“是的，在信仰运动的葬礼上。在我的讲话要结束之时——您知道，我会说这个人是多么好的一位同志，多么好的一个丈夫和父亲，他对我们的事业和国家是多么忠诚——我会念主祷文。”

“大声地念？”

“哦，不是的。这是不同的，您知道的。”

“那怎么念呢？”

“嗯，每个人对自己和上帝的所作所为，上帝都能负载起来，每个人自己并不重要。但是，一个人对待孩子 ……”

他突然停了下来，我没说什么，然后他接着说，“在那些年里的每个夜晚，实际上是在我离家前的最后那个夜晚。我们所有人，即便是老年人都会被告知向北进军，战斗至死。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开始向北行进，而后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投降了。也就是在那个夜晚，我想到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孩子们了，在亲吻妻子之后，我和他们一起念祈祷文。”

“您妻子说过什么吗？”“在那个晚上之后，我妻子对此事从没说过只言片语，从没。在那些年中，我们没再谈论过此事。但她知道一切。”“那您呢？您一直知道您在亵渎上帝？”“一直知道。我一直知道我在被诅咒，每天都在被更猛烈地诅咒着。但我想让我的孩子们成为基督徒。”

“为什么呢，凯斯勒先生？”

“为什么人们都想让他的孩子们比自己更优秀呢？”

在那个晚上，她的丈夫离家并被逮捕。在此事发生一个月之后，凯斯勒夫人去见堂区的神父，为年纪大一些的那个孩子、女孩儿玛利亚请求领受圣餐。她无法确定丈夫身在何处，而且她认为，即便他还活着，她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她听说曾经身为纳粹党演说家的所有人都将自然地被列为战犯。 3天后，她得到消息说他被关押在达姆施塔特的监狱里，她去看他。她告诉他她所做的事情。他哭了。“为什么？”我问道。

“因为上帝宽恕了我，一个罪人。我该被诅咒。我的所作所为，和他们一起的所作所为，我都该被诅咒。但上帝甚至宽恕了该被诅咒的人。”

“凯斯勒先生，难道人不总是可以获得拯救吗？”

“我不再相信这种说法。实际上我从不相信它。信仰运动拒绝相信救世主。”

现在，在每个周日，凯斯勒先生已经长大的女儿和即将长大的儿子，会和教友们一起在堂区教堂中做礼拜。玛利亚（和欧洲的许多女孩一样，但和德国的大部分女孩不同）会拉小提琴。那个男孩汉斯(Hans）像他那位纳粹党演说家父亲一样，有着深沉的声音，他在唱诗班上唱歌。那位纳粹党演说家现在在村上饲料商店的发货处工作，他经常独自一人去教堂并坐在后面，坐在教友的外面。他没有请求教会重新接纳他，那位牧师（他本人曾是一个纳粹分子）与他握手但从未交谈过。凯斯勒先生告诉我，那位牧师曾对玛利亚说，“上帝可以等着。上帝会等着我。”约翰·凯斯勒于1945年7月3日为美国军事当局写下的个人生平记录中，把他的宗教信仰说成是无教派的上帝信仰者。

17：复仇者：日耳曼人的狂热

塔西佗曾以华丽的辞藻写道 ：“日耳曼尼亚是一片可怕的蛮荒之地，那里气候严寒，凄凉得没有什么壮观景色或无法耕种。谁会愿意离开亚细亚和阿非利加迁居到那儿呢？”德国人的反应是明显的 ：日耳曼人。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反应；其他民族生活在更蛮荒的地方，但却没有陷入困境中。但就民族主义者的浪漫主义来说，德国人的反应就发挥了作用。

浪漫主义构成了人们梦想的材料。民族社会主义是这类材料的一部分，它不是截取自内在的罪恶和“先天的罪行”，而是截取于摆脱不得不忍受而又无法忍受的境况的梦想。因为在德国，这些境况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令人无法忍受，因此，除了德国人，谁还会自我牺牲地试图使人类脱离人的境况呢？

在他们的梦想中，我的朋友们完全把基督徒对其同胞的义务——通过上帝，他把自我等同于他的同胞，等同于真实世界中真实的人，等同于软弱和反复无常的人——转变为创造“想象中的人”、“像上帝一样的人”和“曾经是的人”，“日耳曼人”这一彻底超验的义务（比十字架强加于人的沉重得多）。他们现在都很后悔。我们必须记住种族的完善只是道德完善的一种手段——毫无疑问是一种手段。道德的完善是可能的。在德国，道德的完善会缓解各地人们的生存境况，甚至是那些因品性低下而无力完善的人们，也必须把这种缓和剂强加给他们。

我的1 0位纳粹朋友中有 7人都听到过一个笑话——它缘起于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并都很喜欢它 ：“雅利安人长得什么样？”“他像希特勒一样高，像戈培尔一样肤白发黄，像戈林一样轻巧灵活。”他们也嘲笑大众的雅利安化，先是嘲笑意大利人，而后又嘲笑日本人的雅利安化。他们都知道“雅利安人”与犹太人没什么差异，犹太人与纳粹分子也没什么不同。我的 10位朋友中有 6人身高完全在中等之下。他们中有 7人头发是黑色的，至少有 7人的手指头是比较短的，至少有 7人的脑宽远远偏离了“北欧日耳曼人的长头颅”的标准。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它们都只是事实和议会上争辩的无足轻重的反对意见而已。

德国哲学家说，德国人拥有昨天和明天，但没有今天。我的10位朋友身上的“日耳曼精神”，体现在整个日耳曼民族的不间断的困难和牺牲的历史中，它最迟在明天就会孕育出昨天“金发碧眼和高大”的日耳曼人——在正好是黑发矮胖的圣朱利叶斯（朱利叶斯 ·凯撒）看来，他就是这个样子。过于心事重重的人们可能——不仅可能而且必定——会做这样的梦。

瓦格纳歌剧中像神一样的人和浮士德式像天使一样的人，充斥于如下这些不切实际的生活中——那些人会把裁缝从他那冒着热气的工作台前唤醒，会把农民的男孩子从那使他起了水泡的犁把手边解放出来，会为商店职员火热的双足配上带翅膀的凉鞋，并把他们都送到黑森林（它在德国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黑暗）。到了那儿，就只剩下刀剑、盾牌和头盔的他们，劈开了一条通往山顶的道路。而在山顶上，他们以沃尔珀吉斯 —瓦特堡(Walpurgis –Warburg）合体的方式，以闪电般的速度投掷出日耳曼人—基督徒的火焰，驱散黑暗和它的魔鬼们。

狂怒的军人 (Wütende  Heer）、荒野猎人 (Wilde Jagd）和亨茨曼 (Huntsman）笔下夜间骑行的野蛮的群氓(Wi1d Horde）们，都威胁到德意志这个地方的逐步发展，因此，在那神圣的森林中，永远都不允许熄灭那受到保护的火焰。 1951年，一位德国市长在该市的广场上烧毁了一些去纳粹化的档案。 1952年，柏林警察举办了自纳粹统治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炬表演。 1953年，一位德国的和平主义者一一请注意，一位和平主义者——在汉堡公开焚烧了与盟国的“合约协议”。在整个德国，在秋日的农家节日和春天的学校节日上，庆祝的高潮都是升起篝火狂欢的那一刻。 1933年，反基督教的人们为了把德国从激进的犹太人手中解放出来，在普鲁士焚烧了一堆书籍； 1817年，基督徒为了把德国从反动的普鲁士人手中解放出来，在萨克森—魏玛(Saxe—Weimar）烧毁了一堆书籍。

1934年 6月 29日夜，在莱茵河畔古德斯堡 （Godesberg）一家旅馆的阳台上，阿道夫 ·希特勒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那个晚上，这位元首独自坐在那儿，注视着他眼前草坪上的数千民众；为了向他表示敬意，他们每个人都手握一支火把，数千支火把一起组成了一个火光冲天的卐字符。元首凝视着那火光，做出了将纳粹党领导层的大部分人予以消灭的决定。他离开阳台，征用了一架飞机，并于午夜飞往慕尼黑。第二天，即 1934年 6月 30日那个“血腥日子”的早晨，希特勒在全国范围内清洗了纳粹冲锋队的领导。

曾经遭受过洪水涤荡的世界终究会再次遭受更无法避免的战火的洗劫，万物终会焚毁殆尽。邪恶和残暴深深地渗入进了“日耳曼精神”之中。“麦克斯和莫里茨 （Max and Moritz）”这两个小魔头，是我们连环画中恶作剧的制造者在德国人中的翻版，但他们专门做的那些大坏事，是派克笔下的淘气鬼(Peck’s Bad Boy）、凯尤·马林斯 （Kayo Mullins）和淘气鬼丹尼斯 （Dennis the Menace）做梦都想不到和无望企及的。从“麦克斯和莫里茨”回溯到马丁·路德的道路是漫长的，但不是无迹可寻。马丁·路德曾引发符腾堡的学生焚烧使教会分裂的教皇诏书。从其形成上看，路德的宗教改革属于自由意志论的范畴，它把德意志民族的宗教信仰从存在于罗马天主教普救论的光明中驱赶出来，用一种仍然蔑视神学渗透的阴暗取而代之；它使好斗的教派 （Church Militant）服从教会的军事组织；并重建了由爱国者族群组成的教派。

当路德这位奥古斯丁修会的修道士声明，“这就是我的立场，不可改变”，并公然蔑视现世最具影响力的机构时，那是令人敬畏的英勇之举，何等的激动人心。但在他认定，“有求你的，就给他”的意思不是给他所求的，而是给他对他有好处的事物时，就少了些英勇的内涵，更少了激动人心的力量，反倒是将要到来的德国的一个征兆。使英格兰人皈依基督教用了 1个世纪的时间；使德意志人皈依基督教则用了 7个世纪的时间；在德意志这块土地上，迟至 11世纪末，这种新的信仰在有些地区就已经完全消失了。

我的朋友凯斯勒是正确的。天主教徒抵抗的不是独裁统治，而是民族主义者的独裁统治，是种族主义和偶像崇拜；虽说不是非常明显，但他们要比信奉新教教义的人进行了更有力的抵抗。天主教徒们显现出的力量是天主教会的力量；而新教教派显现出的力量则是德国国家的力量，这种力量统治着其人口的一半几乎是天主教徒的国家。在新教的北部，人们一般会说“您好(Guten Tag）”；而在天主教的南部，人们则往往会说“上帝与您同在 (Grüss Gott） ”。从“上帝与您同在”换成“希特勒万岁”要比从“您好”换成“希特勒万岁”稍微难一些（不是很难，但稍微难一些）。

在一个官方教会是新教的国家中，天主教徒都无可奈何地成为了新教徒。 俾斯麦以及罗森伯格和戈培尔（他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而关于天主教徒，他曾写道，“等战争结束时”，“我们要处理这帮信奉天主教教义的家伙们”）发起的反天主教的运动，多少教会了天主教徒在严峻的考验中如何危险地生活并快乐地坚持信仰。按照一般的估计，在德国那些名义上的新教徒中，过去（现在亦然）只有 10%是自愿地信奉官方教会的，至少在克罗嫩贝格，这一数字是不低的。直到黑森伯爵于 1521年信奉新教教义并镇压天主教的敬神活动之前，克罗嫩贝格人百分百地都是天主教徒；从那时起，他们就百分百地都是新教徒了。 1945年之后，在美军占领期间，在同一家剧院中，礼拜时间播放的流行影片取代纳粹主日早上的异教礼拜，但没有任何新教徒进行过抗议。

路德的这一黑暗教派不是来源于面包和酒，而是来源于铁和血，因此远离了从其中产生（若不是滋生的话）了总教会的普遍的顺从和普遍的信奉。甚至在路德活着的时候，这一教派已经失去了自由意志论的冲动，但从来没能把德国的“小人物们”从对黑暗的魔鬼般的恐怖中解放出来。他们无法抗拒持火把的领袖，因为后者手持火把能够把黑暗变成白昼。我与一位乡村牧师交谈过几次，他是一位反纳粹人士，不曾质疑“我们要服从上帝而非人类”这句经文，却固执地摇着头并一再提到另一句经文 ：“顺从上帝指定的掌权者”。他的 3个年龄大的儿子都命丧于德军入侵俄国的征途中；他流着泪说，他永远不会让“他们”带走他最后一个儿子库尔特 （Kurt）；但恐怕他是做不到的。

这样，在追求完美自由的过程中自由地栽植下的基督之树，在奥丁 （Odin）这棵橡树旁长得虚弱且干枯。但它在成长。信徒、不信者和不可知论者、大人物和小人物、虚弱的和强壮的人们、好人和坏人，他们使我确信有一种情况会使纳粹主义比它所是的情形还要更恶劣：基督教会的不存在。

裁缝施文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他可能也不是一位基督徒；他可能也不想成为一位基督徒；但他不能忍受对着镜子说，“我不是基督徒”。只要他不能忍受这一点，那就意味着无论多么艰难或几近无望，他都为他的心留有一条出路，而如果没有基督教会拥有他，他的心就会封闭起来。他向我保证，他“一直都十分虔诚”，而且在他谈到各种美德时总会补充说道，“我们整个家族始终都非常虔诚”。作为他笃信宗教的证据，他教给我在六十年前坚信礼班上唱过的两首赞美诗：坚信礼开始时唱的“我爱你，我万能的主”和结束时唱的“请您握住我的手”。对于一个在一次战争中受过几乎致命的伤害，并在一个又一个的监狱中服刑 3年的 71岁老人来说，他的男中音还是非常美妙动听的。

“情况就是这样，”他说，“新的民族社会主义的信仰相信上帝但不相信基督的神性。这是对纳粹信仰最简洁的表述。 ”

我感谢他做这样简洁的表述。他接着说道，“我们小人物不知道是否要相信它。（在“非常严格地恪守教规的”基督教确立千年之后）‘我们还在自问，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有人相信这一条道路，有人则相信另一条道路，但却从未被选定过。也许，如果他们赢得了战争，他们会最终把它确定下来。”

“谁来确定？”

“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但他们自己似乎还没拿定主意。人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在我的 9位新教朋友中，这位“十分虔诚”的粗野老人是唯一一位脱离教会之人。但他没有改信异教的信仰运动，也根本不是因宗教原因而叛教。似乎是在 1934年，有一位年轻潇洒的冲锋队队员想要结婚（施文克的妻子打断说，“他不得不结婚”） ，他告诉牧师他想穿他那件好看的冲锋队制服结婚。牧师拒绝了。这样，裁缝施文克——当时是冲锋队队长的施文克——写信给那位牧师，说这个年轻人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衣服。“他没钱？”我问道。“不是的。”施文克说。“也许是没钱。”施文克夫人说道。那位牧师于是就同意了年轻人穿制服结婚。

在一个约定的主日，在完成常规的执勤之后，施文克带着都身着制服的冲锋队队员，走进了教堂的门廊。当时，已进入了圣器室的牧师又走了出来，看着这群冲锋队队员。他站在圣坛前等着结婚的情侣面前，对教众说道，“这是哪类业务啊？”而后，他简单且不友好地主持了婚礼。待结束时，施文克试图和他说话，但他拒绝了。

纳粹党分区办公室听说了这件事情，它建议裁缝向牧师道歉，但裁缝拒绝了。而后，教会的分区会议又得知了此事，首席牧师把裁缝找来并建议他道歉。“他没有说我必须道歉，因此，我就没去道歉。但整个事情令我感到恶心和愤慨，于是我就放弃了我在教堂的成员身份。这是我做事的方式；我们整个家族的做事方式。我发动了一场请愿要求那位牧师离开他的教堂——他女儿嫁给了一位有着一半犹太血统的男人——一年后，他得到了退职金。无论如何，那就是牧师们想要的一切。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们只是为了薪水和养老金而工作。如果不给他们支付报酬，他们才不会工作呢。”

我有一位熟人是当地的一位牧师，他知道我一直在与那位裁缝谈话。在那次交谈的几天之后，这位牧师来探望我，并询问我是否认为施文克先生是一位基督徒，“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我知道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他向教会会议申请重新加入教会。”

“我要猜一猜，”我说，“他一如既往地都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但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

“那不足以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这位牧师说。

“如果他不是一位基督徒，他为什么要重新加入教会呢？”我问道。

“最有可能的是，”这位牧师——他是一位聪明的年轻人——说道，“让教会为他承载自己的负担。 ”

“难道那不是教会支持做的事情吗？”我同样聪明地问道。

“哦，是的，”这位最近去了美国的年轻聪明的牧师说道，“但在德国，有太多负担了。对我们德国人来说，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说话间，他递给我一支美国雪茄。

第二部分 德国人

热浪

许多干扰性的事件几乎把 1907年 6月 14日的灾难从最痛苦的记忆中抹除掉了，那一天，史上最严重的热浪重创了整个温带地区。尽管有轨电车上乘客所受的痛苦一般都被记录在各种新闻中，但就我所知，从未有新闻报道过那独一无二的日子中发生的那些最独特事件（或者说一堆事件）中的任何一起。新闻报道忽视了——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些天中，尤其是 6月 1 4日那一天世界各地的有轨电车上安放的告示牌这一事实，告示牌上写着 ：“请不要在 6月 15日前打开窗户”。

在米兰市中心，电车绕着大教堂（Duomo）行驶，有位意大利人向有轨电车窗户投掷石块，而后跑掉了。

在巴塞罗那，有位西班牙人睡着了，坐到了线路终点。

在利兹 （Leeds），有位英国乘客在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件中呼吁《约克郡邮报》(Yorkshire Post）关注局势，在这封信被《泰晤士报》得到后，议会的辩论随之展开，这造成了自由党政府的垮台——貌似就是因为车窗管理的问题。

在格拉茨(Graz） ，有轨电车的车窗尽管是封闭的，但却非常破败，清风都能吹破它们，因此没有奥地利人被闷死。

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地面公交线路被出售给了一家土耳其的辛迪加，据可靠的报道说这代表了政府的利益 ……

在里昂 （Lyon），一位有轨电车的乘客哭喊着“自由 （Liberté）”用拳头砸破车窗。看着他流血的手，在那个梦幻般的别具一格的城市广场 （Place de Ville）上，里昂人造反了。

在一次紧急会议上，瑞士内阁命令立刻在所有市政有轨车道上安装电扇。

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首都，天气凉爽，实际上有点儿闷热。

在美国的奥马哈(Omaha） ，有位美国人打开了有轨电车的车窗。

在汉诺威，有位德国人看到了那个告示牌，查看了一下他那机械的袖珍日历，而后舒服地坐回了他的位子上，穿着的上衣没有脱下，而且还看着报纸；但那天晚上，他打了他的小儿子；而在 20年后，那个被打的男孩子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18. 没有这种事

这是一篇关于现代人信仰的报道，一篇因受到怀疑有人认为不存在像民族性格这样的事物——而越发激烈地坚持其观点的报道。可能没有什么事物能够用来讲述整个民族，比如，在美国，就没有事物能够讲述所有的黑人、犹太人或天主教徒。和关于其他更古老信仰的报道一样，由于战争持续的原因，这篇报道当然可能（各地都一样）暂时无法发挥其作用。乔治·华盛顿曾说新英格兰人是“一个极为肮脏和卑鄙下流的民族”；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说法国人是“人类的公敌”；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则说英国人“是这样一个种族，你只有在首先敲掉他们的牙齿之后，才能与他们交谈”。不仅是非文明时代的文明人或文明时代的不文明人曾讲过这样的话，而且在西海岸地区美国指挥官内森 ·德威特(Nathan DeWitt）将军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他在 1942年时指出，“日本佬就是日本佬，这与他是否是美国公民没有什么关系。你不可能给他一张身份证件就能改变他。日本民族是一个敌对的民族。”

1933年到 1945年间发生的那些最离奇古怪的事情——以党派的激情讲述的事情，其中一些有时是错误的——都被说成是整个德意志民族所为。尽管人们讲述的一些事情的政治后果是不幸的，但我认为概述一下德国人还是正确的。存在着民族性格这样一种事物，虽然纳粹分子也说存在着这一事物。

这不是说民族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界限限定了民族性格，也不是说被牵扯进民族、种族或宗教的每位成员都会在同一程度上甚或在任何程度上显出了该性格。它只是意味着能够在各地的绝大部分斯洛波维亚人(Slobovian ，假定的）中发现一种十分明显的对外在事物和内心世界的看法(outlook and inlook）。尽管在斯洛波维亚的各族群自身中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上述这种看法本身一般会明显地体现在斯洛波维亚人和斯洛波维亚民族身上。它只是意味着至少在探究某种共同的事物，甚至是特有的共同事物，比如说德国人中特有的共同事物方面，我们是有着足够理由的。

就民族性格来说，我们发现的当然不是给予任一个民族的全体人民有权对其他任何民族的全体人民为所欲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全体人民在他们集体生存的整个历程中，显示出高于其他所有民族的道德优越性。用无辜的犹太人的人皮制成灯罩的那个妇女是一个德国人，但用无辜的印第安人的头皮制成毛毯的那个男人则是一个美国人。如果说每个美国人都因之无法与众不同，那么，每个德国人也是如此。如果说存在着独一无二的清白的德意志民族或美利坚民族，那么，造成这种最大的错误原因向来就在于把民族性格这一事实与对民族中全体民众做一些事情的权利，或者说更糟糕的是义务混为一谈了。柏克（Burk e）在代表美洲殖民者讲话时，他没有说他不能让自己描述全体人民的特性；他说他不能让自己谴责他们。

从民族性格这一事实中也不能得出各种民族特性是固有的或不可抹除的结论。从罗慕卢斯(Romulus）到罗慕卢斯·奥古斯都 （Romulus Augustus），罗马人的性格当然发生了改变。在几个世纪前，西班牙人曾令全世界感到恐怖；其后不久，瑞典人则成了那个样子。美国人曾经是那么节制、虔敬和贫穷。吉本（Gibbon）在他的一个粗鲁但却讨人喜欢的注释中说道，“要是我们的古物收藏家们，能够屈尊深思并意识到相似的条件自然会形成相似的仪礼”的话，那么，“后天习得的大部分轻浮的行为就都可以被避免了。”

这位不久前控诉德意志民族具有先天罪行的著名的英国人，他忽视了那些可敬的英国历史学家们的如下观点：英国人的主流性格根本不是凯尔特人的，而是日耳曼人的性格；更不用说吉本还忽视了 1870年 11月11日《泰晤士报》上刊载的一封致编辑的信，其内容如下：

那个高贵、耐心、深刻、虔诚和团结的德意志，最终会紧密地联合成一个国家，成为欧陆的女王，取代那个喜好自吹自擂、十分自负、比比画画、动辄争吵、焦躁不安和过于敏感的法兰西，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我所处时代发生的最充满希望的众所周知的事实。

敬启

T.卡莱尔(T. Carlyle）

没有必要恶意考量德国人的动机和对策，而且这类考量也没有必要涉及亲德或恐德心理。在欧洲，尘埃未定，德国和德国人再次成为了没有解决和可能无法解决的头等大事。在目前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如果德国借专制主义或现政府而得到统一，那么就会有充足的基础预测欧洲，也许还有世界之不久的将来。但德国被分了，德国人也被分裂了，甚至德语也被分裂了。6000万德国人身处在战前和平的那种不流血的战场中。战斗者没有时间去探究他们所追求的战利品的性质，虽然这种探究也许会助长他们的追求。对他们来说，在他们各自的渴望中，德国就等于许多基地，许多产品或潜在的产品和由许多人组成的许多部队。但像俄国、美国或斯洛波维亚一样，德国也是一件特殊的事物，德国就是德国人的。

德国在1933年到1945年间的国家行为，显示出的是一种几乎平淡无奇的民族性格。有100万左右德国人逃离或设法逃离了纳粹统治，有许多人在原则上反对民族社会主义。也许有100多万人在国内与纳粹主义进行斗争，或设法与之进行斗争。有几百万人不喜欢它。但有许多德国人喜欢它（不只是喜欢它的一些方面，而是喜欢它的全部），而且可以公正地说这代表了那个时代主导性的民族性格。源自于日耳曼人的性格并形成于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是现代人制造出的最邪恶的东西。

它当然要比共产主义还邪恶，因为判断它们谁更邪恶的，不是证明它们正当或谴责它们的政治制度的实践，而是它们各自的原则。从原则上说，共产主义自认为代表了地球上受苦受难的人，而且没有将任何人生来就排除在共产主义者的救赎之外；从范畴对比并就其本质来说，纳粹分子则把自己看作是地球上的精英人物，并要把地球上各种各样的人都送进地狱。就西方基督徒目前的心境来看，这两种极权主义之间的这些差异可能无法引起多少兴趣；但这些仍然是它们之间的不同。

民族社会主义也可能出现在现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但这种事尚未发生。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德国所特有的事物。按一般的标准，它要求的欺骗和自我欺骗，需要一个民族具有十分高级的文明。德国的音乐和艺术、德国的纯文学和哲学、德国的科学和技术、德国的神学和教育（尤其是最高层次的教育）都是西方成就的主要部分。德国人的诚实、勤奋、家庭美德和文官政府也是德国人所定居的其他西方国家的骄傲。“我认为，”从没有离开过祖国的卡尔·赫尔曼（Karl Hermann）教授说道，“甚至在现在，外部世界也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些非纳粹人士在 1933年是多么惊讶不已。当大众独裁统治在俄国出现，而后在意大利，我们彼此相告，‘那是发生在落后国家的事情。尽管我们面临各种困难，但我们是幸运的，那种事情不可能在我们这里发生’。但它发生了，而且要比其他地方都恶劣，我认为所有的解释都留下了一些未解之谜。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仍然不相信，仍然会说，‘德国——不，不是德国’。”

德国人抗拒对社会行为进行完全简便的分析。他们发展历程中的每一重要因素都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但至少在最近，那些民族的行为没有像德国人那样邪恶。认为他们很晚才成为基督徒的观点，是过于简单了；斯堪的纳维亚人也是很晚才基督教化的。认为与基督教有关或无关的平等对德国来说是新鲜事物的观点，也同样是不正确的；16世纪的农民战争 （Peasant Wars）当然是平等主义的。德意志人很晚才组成国家，这是事实，但比较而言，瑞士人也是很晚才组成国家的，意大利人同样是如此。工业化是在一个世纪之后传播到德国，但传播到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的时间要更晚，它迄今还没影响到印度。

所有这些与德国人有关的“很晚”，都是不重要的，或者说，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不具有决定意义的。剩下的唯一一个容易推断出的结论是，关于德国人，不只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事物，而且存在着一些独有的不同事物。这个容易推断出的结论的一个较小的后果是关于德国人理论的激增，关于支持或毁灭他们研究的激增。在德国，这种激增已经达到了如下程度：研究德国人成为了人数最密集的独特职业。外国人（法国人除外，他们对德国人没有兴趣）在这个国家待上一周，肯定会染上致命的理论瘾。

但这个容易推断出的结论的重大后果则是形成了某种更为可怕的事物——就是说，德国人自己接受了这个后果。正如我们所知，德国人对任何事情都不会三心二意。关于德国人中存在着不同事物的理论——更确切地说是激情；因为在德国人掌握了理论时，理论就变成了激情——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源泉。而现在，纳粹、非纳粹、反纳粹和前纳粹都渗透进了德国文化之中。纳粹把“日耳曼精神”的存在假想为一种独特的，尤其是令人十分侧目的事物。克罗齐（Croce）是一位公开钦佩德国人的学者，他注意到国各地的碑文上都刻有德国人的忠诚（deutsche Treue）、德国人的英勇（deutsche Tapferkeit）和德国人的慷慨 （deutsche Grossmut） ，并错误地断定德国人“把人类共有的所有美德都收为己有了”。

德国人把一种独特的精神归给了他们自己，而把其他非日耳曼的（在这一狭隘的自豪感的基础上）和低劣的精神注入进了其他民族之中。不能用世俗的言辞来理解犹太人的行为，也不能在犹太人之间区分开他们的行为；“犹太精神”是借助对从摩西到以斯拉 （Esdras）的古人的误读而含糊维持着的一个概念，但它却足以解释犹太人的行为。如果某位犹太人或者是某位英国人甚或一条鳄鱼的行为得体——因为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类人所具有的独特精神就不能解释这一行为了，它会被草率地理解为偏离了常规。世界上其余的人都成了“日耳曼精神”幻想的受害者，最终他们以同样但却对立的反应方式承认“日耳曼精神”是一种实有的、独特的和十分引人侧目的事物，但总体上看也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事物。

在德国人内心中，这种“日耳曼精神”已被视为固有的和不可抹除的，它创造出——正如每个这样的概念必然会创造出——一个独立于常识和平常经历的世界。这种“日耳曼精神”创造出了不受历史限制的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毫无疑问，它同样创造出了不受生物学限制的德意志种族主义。但是，是什么创造出了“日耳曼精神”呢？

19. 高压锅

在美国，我有一位朋友，我曾同他就重刑犯的无法确定刑期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他本人是所有监禁类型的反对者，而且在监狱管理学领域，他也算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权威。如他所述，在他的时代，他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逃离过 6家监狱和教养所。我遇到他时，他正在去往一家位于伊利诺伊州梅纳德（Menard）关押精神病罪犯的公共机构的路上。没有人能够从该机构中逃离出来。我的朋友做到了，几个月后，在我最后一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时，他是在阿尔卡特罗兹（Alcatraz）。

“我告诉您，”巴兹尔·班哈特（Basil Banghart）——这是他的名字——说道，“无法确定刑期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您命令我去捡起一块大石块并把它搬走，我问道，‘搬到哪儿啊’？您说，‘那堆石块那儿’。那堆石块有 1英里或 2英里或 5英里远，而后我问道，‘这样我就可以放下了吧’？您说，‘好的’。我可以捡起并搬走那块石块。但是如果我问道，‘搬到哪儿啊’？而您说，‘直到我命令你，你才可以放下’，嗨，那我搬不动它。我在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玛丽埃塔大街的美国联邦监狱中遇到过一位当地人，我上面说的情况就是他的亲身经历。我正好是太虚弱了，搬不动那块石块。”

我的10位纳粹朋友中的每个人，我遇到过的所有德国人中绝大部分，无论他们的政治经历、财富、地位或教养如何，在我看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负载着过重的东西，用巴兹尔 ·班哈特口中的那位当地人的话说，就是他们都太虚弱了，搬不动东西了。在德国人中间，看来存在着某种沉重的东西——毫无疑问，那种沉重的东西不是存在于他们所有的人中，也不是在同等程度上和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于那些拥有它的人们中间。他们中有多少人感到沉重？他们有多沉重？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正如曾从公交车上走下来的游客都观察到的一样）德国人中似乎存在着某种沉重的东西。

他们的水果布丁，他们的礼拜仪式，他们的闪电战（Blitzkrieg） 是沉重的。他们的幽默也是沉重的。他们甚至有幸灾乐祸这样一个专用词。他们的点头和争吵是沉重的，他们的歌剧（尤其是他们的轻歌剧）是沉重的。他们的诗歌也是沉重的，几乎只有歌德是个例外 [而他也并非总是个例外；请读读他的《魔王》（Erlkönig）]。有些幻想家们甚至说德国女人的双腿——在这方面，马里内·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是个例外，一如歌德在诗歌领域一样——也是沉重的。

我们争吵起来；我的德国朋友们猛敲桌子（我记下了他们猛敲桌子这个事实），并问我们是否会认为莫扎特（Mozart）是沉重的？不，我们不会。我们会认为他来自维也纳。我们是否会认为斯特凡·乔治 （Stefan Georg）是沉重的？不，我们不会。我们会认为他被放逐到了瑞士。那我们谈论的“德国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如果有个人说“美国人”都是财迷，那我们怎么会喜欢他呢？（我听到了一声“他们是”的叫喊，那声音盖过了我们的吵闹）我们怎么会喜欢他呢？——根本不会喜欢，但我们要怎么才能判断我们自己的痴狂呢？

为什么德国人的政治如此令人绝望地沉重？为什么他们的学术如此不可置信地沉重？为什么他们的哲学——其核心术语是意志、责任和命运——比他们的公法和公共喷泉更沉重？他们的语言——在马克·吐温的那篇《可怕的德语？》(The Awful German Language？）之后，剩下要说的是——沉重到了极度恐怖的程度，要是没人在后面助推的话，你是无法开始学习它的。 Strč prst skrz krk 是捷克语，其含义是“用手指戳穿喉咙”，毫无疑问，这已经有点儿沉重了，但德语的“报告，那，那那，那那那苹果被偷了 （Die，die  die ，die Äpfel gestohlen haben ，anzeigen）” ，几乎不可能指明究竟是”谁报告了那些偷苹果的贼”。

你可能会说你不认为德国人是愚笨乏味的（正如你会这样说瑞典人），因为他们能够到最荒凉的地方远足；或者你不认为他们是自鸣得意的（正如你会这样说瑞士人），因为他们最为局促不安；或者你不认为他们是在虚夸地矜持寡言（正如你会这样说英国人），因为德国人的自负一直是牛气冲天的 [数个世纪里，巴黎的裁缝们都知道，女人高耸的胸部通常被称为普鲁士式的（à la prussienne）] ；或者你不认为他们是冷淡执拗的（或者当他们和我们是一派时，说成恬淡坚忍的）（正如你会这样说俄国人），因为他们不停地抱怨。匈牙利人的郁郁寡欢和喜怒无常被认为存在着某种迷人的东西，但在德国人中，这种郁郁寡欢和喜怒无常却是躁狂抑郁和令人沮丧的。让德国人快步行走或跳舞，让他们咆哮或唱歌，那么，人们就会发现德国人中存在某种沉重的东西。 德国人放在他妻子和孩子、他的狗、他自己和他敌人身上的手是沉重的。正如我们所知，他的脚后跟是沉重的，甚至在去森林中捡蘑菇的路上，他的步态也是沉重的。他的森林和他的冬天，他的整个世界都是沉重的。德国人——当然，包括各个领域的在内，有几百万人是例外——似乎是一类沉重的、非常沉重的人。一个一面与丹麦人、另一面与法国人、再一面与波兰人、又一面与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生活在一起的民族，怎么会形成一个与邻居们有着如此巨大差异的国家呢？只有瑞士北方的人们和莱茵河畔的荷兰人与他们非常相像，这两者也确实喜欢被看作是德国人。

上述这个关于德国人特性的目录，当然是有点儿略显狂妄的夸大其词。人与人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全部差异都被忽略了。

德国的摩泽尔葡萄酒(Moselwein）与河对岸法国的度数是一样的低；歌德和迪特里希都是德国人，要是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和城镇的话，他们也许会是很好的朋友。谁没见过从锁骨到枕部是单一平面的苏格兰人或孟加拉人呢——或者看到过有着同样骨架的德国人，谁还会说“看看德国人的脖子”呢？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假定德国人中似乎存在着某种沉重的东西。

这种沉重有其自身的特性。它不意味着稳健团结，因为在人类这一复合物中，德国人最变化无常；也不意味着平静休息，因为德国人是做事最为卖力的人群。它不是一种只是尽其所能地四处蔓延并与万有引力修好的无用的重物。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活着的特性，像一堵支撑墙一样，施加着永久的推动力，同时必然包含了永久的限制。它把压力和随之而来的反压力都引入了歧途，而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至少要比其他任何不成熟的观念更好地）解释了德国人对内独裁统治和对外进行侵略的原因。

当然，我们在谈论的是活着的物质，人；把“日耳曼精神”比作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互动（除了明显的不同之外）一定是有缺点的。任何从单一条件或一组条件的角度来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无论如何都是过于简化了，而且可能是不切实际或似是而非。尽管对类比的使用不会造成任何持久的危害，但我们在使用它的过程中，要记住类比和幻想往往是同类。

要尝试在压力和反压力的基础上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需要先行承认心理压力和“现实”压力一样是完全真实的。德国人的心理压力从一开始就超过了他们的那份“现实”压力。很抱歉，我不得不指出希特勒曾说过德国被包围了，为此，我很抱歉，我不得不说希特勒是正确的。德国有着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长的边界——而且都是没有确定下来的“软”边界——和都要多的具有不同历史的邻国。它的人民起初是通过敌对势力入侵其家园才知道这个世界，并为这个世界所了解。

自西班牙人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以来，德意志人就无意识地——自拿破仑帝国垮台以来，他们有意识地——通过准备侵略和通过侵略来防范自己被敌对势力入侵。根据 1805年的《普雷斯堡和约》 （Peace of Pressburg），欧洲压力的全部重心都落在未来的德意志国家头上，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来。从黎塞留(Richelieu）到巴尔都(Barthou） ，法国政策的第一原则就是包围德国；自 1945年后两国关系首次亲密起来（rapprochement）并取得极为蓬勃的发展以来，法国支持“舒曼计划（Schuman Plan）”的内阁下台次数间接表明了那一原则仍在发挥作用。

自 17世纪以来，北海 (The North Sea）就一直是德意志的“北方战线”，而绝不是一个开放的海岸。敌对的丹麦和不友好的（经常也是敌对的）荷兰在英国和瑞典的幕后支持下，曾包围了这个德意志的出海口。在 18世纪，法国人控制了北海；在 19世纪，英国人又封锁了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central powers）”被双重包围而告终，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处在了更中心的位置。奥地利—匈牙利的分立、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走廊的建立从地理上包围了它，而把德国和俄国排除在外的世界联盟从政治上包围了它。起初推动纳粹分子的不是反犹主义或社会主义或新政 （New Order） ，他们的口号是“砸碎凡尔赛的枷锁”。老弗里茨(Der alte Fritz，腓特烈大帝的绰号）在 1756年时通过与俄国的和解，在那个圈子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就打破了它；而这个小鬼阿道夫（希特勒）不得不从这个已经封闭的圈子那里开始其历程。

在 1888年，时为王子的威廉二世写信给俾斯麦，认为俄国“只是在等待有利的时机，并与 [法兰西]共和国结盟来攻击我们”。俾斯麦不赞同他的说法，但在一年前，为了预防两线作战，他与沙皇签署秘密条约，同意支持后者占领黑海的人海口。他后来写道，当威廉控诉他亲俄时，“我那时梦到了我们与俄国的结盟失败”，“我尖叫着醒来”。他有理由因恐惧而尖叫；他的被解职和威廉对他政策的放弃，导致了法俄联盟 （entente）的形成和德意志帝国的垮台。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认为是德国人进行侵略的事情，德国人却认为那是他们在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这种解放与个人自由和发生在波兰或阿比西尼亚或韩国的解放都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想要属于其他人的东西，”一则故事中的一位农民说道，“我只想要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每一次侵略都是一次防御——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是不成熟的防御——包括 1939年 9月 1日的侵略。难道不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在 7月和 8月狂热地对莫斯科示好，使得整个欧洲变得紧张起来了吗？难道他们是在听任他们与共产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分歧牵累到他们？为什么会是德国人？谁（当然除了那些阅读和编写报纸的幼稚之辈）会以为意识形态与紧张局势有关系呢？在经历艰难的 12年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舒马赫先生在德意志联邦议院（German Bundestag）起立发言，指出：“如果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要向东进攻以保卫德国，那么德国军队有所贡献是合情合理的。”

“以进攻的方式保卫德国。”威廉的“阳光下的地盘”的借口和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是一致的。在 1914年，德国庞大的经济规模支配了欧洲大陆；而在 1939年，德国的人口密度比英国要低。问题与人口密度、经济，更不用说殖民地有一些关系，但只是一些关系而已。德国需要的是阳光下的每一处地方，所有的生存空间。一个做梦都认为他无法在电话亭中呼吸的人，也是不能在马戏团的帐篷中呼吸的。俾斯麦的噩梦是德国永久的噩梦。

侵略理论是一种有意识和有目的的德国历史模式，其支持者——更有那些提出侵略乃是德国人本性的人——总是难以解释俾斯麦对殖民扩张和泛日耳曼主义的冷漠。他把德国武装到牙齿，而且除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和阿道夫·希特勒之外，他比历史上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快地缔造了一个赤裸裸的强权国家，那么，他的目标是什么呢？他的目标从未动摇过，此目标就是使德意志帝国永久存在，而他自认为能够完成这个目标，权力，甚至是战争都是他实现目标的手段。

外部压力——真实的抑或是想象的，都无关紧要——形成了德国人刻板性的反压力和德国人的突然爆发，形成了德国这个高压锅有序和易爆的习性。刻板性有多刻板，爆发的规模有多大？答案是 ：压力有多大？问问高压锅中的胡萝卜，它想出去的距离有多远；或者问问德国的独裁者，他为他的需求设定的界限在哪里？从“德国高于一切（联邦高于各州）” ，这一林肯式的意识不可避免地会转变为统治世界这一后来的含义。认为我们近来了解的德国还不至于控制世界或停在那儿，想要控制世界，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一个做噩梦的人，当他大喊“我没法呼吸啊”，他到底需要多少新鲜空气呢？

除了胡萝卜外，我们在高压锅中还能发现什么呢？我们发现了完善的组织模式，不论是街道清洗部门、教会，还是集中营、黑格尔的道德上绝对的国家秩序和康德的道德上绝对的宇宙秩序中都存在着那种组织模式。谁曾像德国人一样探求星空，并把抑制着人的心灵和约束着有理智的人——这个步履蹒跚的受造物——的现实束缚都砸得七零八落呢？哈姆雷特和希特勒都认为，现实的沉浮不定造就了我们所有人中的哈姆雷特们——懦夫们，但希特勒曾焚烧过《哈姆雷特》。希特勒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自由的人们要摸索着解决的所有问题，但他没能解决钳制住其人民的那些问题；他把它们压了下来。他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我问过我的朋友西蒙，就是那位“有民主精神”的收账员，他最喜欢希特勒的什么。“啊，”他立刻说道，“他的‘要么这样一要么那样 (So-order so）’ ，和他的‘无论做什么，我都要随心所欲’。”

20. “皮奥里亚高于一切”

试想德国是一座因四面八方涌来的洪水或大火而与世隔绝的城市。市长宣布了戒严令，暂时停止了各委员会或会社的争论。他动员民众，并给每部分人都分配了任务。一半的公民立刻直接地参与了公共事务。每项私人的行为——打一个电话、使用一下电灯和一位医生提供服务——都成了公共行为。每一项私人权利——散步、参加会议和操作印刷机——都成了公共权利。每个私人机构——医院、教堂和俱乐部——都成了公共机构。尽管除了迫切的压力之外，我们从没想到要以其他名目称呼上述的情况，但我们已经了解了极权主义的整体方案。

个人没有小声抱怨，甚至是不假思索地就放弃了他的个性——放弃的不只是他个人的习惯和爱好，而且还有他个人的职业、他对个人家庭的关切和他个人的需要。部落这种原始的共同体重新出现了，它的首要职能就是保护其所有成员。每个前一天还有着正常人格的人，现在都变成了有着“权威型人格”的人。少数桀骜不驯之人，因其忽视或辜负了他们的责任而必须受到惩罚。少数群体——反社会的人、呐喊着争取自由的人、穷人中的煽动者和众所周知的犯罪团伙——必须被监视，如有必要则必须被控制起来。至于剩下的公民——人口中 95%左右的人——责任现在成为了他们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事实。他们起初是笨拙地，但不久就令人惊奇地、自动地服从了。

共同体突然成为一个有机体，一个单一的身体和单一的灵魂，它为了自身的目标而吞噬着它的所有成员。在紧急状态存续期间，城市不是为公民而存在，反倒是公民为城市而存在。城市被围攻得越厉害，其公民就会越努力地为之工作，而且为了城市的利益，他们会越发地高产和高效。城市的骄傲是最高的骄傲，因为人们所有的巨大努力，其最终目的就是保住城市。现在，勤恳和专注是最高的美德，公共利益是最高的利益。（德国人民，他们的国家把世界搅扰得凌乱不堪，但他们却建立起了世界上秩序最好的城市：在美国和德国的像密尔沃基一样的许多城市，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如果紧急状态持续存在的时间不是几个星期、几个月，甚或是几年，而是几代人和几个世纪，那情况会怎么样呢？没有得到过缓解和宽慰的牺牲需要有效的和以牙还牙式的补偿。皮奥里亚(Peoria）——假设皮奥里亚是我们的被围攻的城市——逐渐地被认为是一座不同于昆西 （Quincy）、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和迪凯特（Decatur）的城市。对皮奥里亚人来说，它意味着某种特殊的东西，如果我们必须指明的话，它意味着某种英雄式的东西。一旦稍微地思考一下皮奥里亚的建城故事，就会揭示出我们的城市自始就不是一座普通城市。结果，传说成了事实。难怪皮奥里亚经受住了考验并一直坚持存在了下来；看看组成皮奥里亚人的材料，过去始终是这类材料。皮奥里亚人是优等民族，他们有着优等的血液和骨质。他们的幸存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回忆说，他们的祖先为了对抗最可怕的纷争而建立了这座城市；他们的后代为了对抗仍然是较为可怕的纷争，会把它传承下去。会存在一个新的皮奥里亚，一个更伟大的皮奥里亚，一个千年的皮奥里亚。世界将会盛传它那亘古不朽的声名，会拜倒在它高耸入云的塔楼前。皮奥里亚会成为人类的典范；对于一个已变得愚蠢、堕落，受财阀控制，并饱受腐败和寄生虫蹂躏的世界——腐败往往伴随着它——来说，皮奥里亚人的勇气、坚忍和爱国主义都成为了它的模范，因为这个世界从没有一个地方像皮奥里亚那样经受过考验。

与此同时，皮奥里亚人经受过考验并被证明是忠诚可靠的，他们献身于他们的城市，从不冷待它；他们把皮奥里亚最好的方面展现给世界；他们一直经历并赞美着它的那些荣耀，那么，在我们斗争的时刻，在我们永久的斗争历程中，在我们充满危险的处境中，除了皮奥里亚人外，我们还能称谁为舵手呢？我们需要老近卫军而不是先锋派；需要做事的人而不是无所事事的人；需要清晰的思想者而不是怀疑论者；需要相信皮奥里亚的人而不是抱怨者和怪人。我们不想要那些总是想改造皮奥里亚并把我们的试验看做是他们机会的人；皮奥里亚永远不会为制造分裂提供任何机会。

在皮奥里亚，一个国家所尊重的事物都会得到培育和鼓励。我们要把什么教给那些将追随我们的皮奥里亚的年轻人呢？我们要把什么样的生活提供给他们来作为最高级的生活呢？——嗨，在像皮奥里亚这样一个被压迫和围攻的城市，他们不得不为了传承他们的城市而过活。了无生气和软弱无力之辈必须被抛弃，此外，那些会浪费人们时间和精力，转移他们对其城市首要需求的关注，降低他们的品位和道德与士气的涉猎书籍、趋附时尚和自由思考，也要被摒弃掉。如同丹尼尔·韦伯斯特 （Daniel Webster）会指明的那样，皮奥里亚主义意味着坦率、坚定、内在的坚强、精力旺盛、没有怀疑和专心一致；意味着忠诚可靠、严格、吃苦耐劳、质朴、勇敢、洁净和真诚。对我们人民的所有影响（尤其是对我们年轻人的影响）都将是皮奥里亚式的。

我们皮奥里亚人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生活。如果我们能够像其他人一样生活，那我们就不是皮奥里亚人了。看看它们——昆西、斯普林菲尔德和迪凯特——对像我们城市进行的那种斗争，竟然令人绝望地毫无准备；看看它们计较于琐事的议会制政体 [《租借法案》(Lend-Lease）的争论和军方 — 麦卡锡的听证会]；看看它们民主的腐败 [蒂波特山油田丑闻（Teapot Dome）和五厘掮客（five-per-centers）] ；看看它们那具有腐蚀性的个人主义 [汤米·曼维尔（Tommy Manville）和 H. D.梭罗(H. D. Thoreau）] ；看看它们的人膘体壮而皮奥里亚人却在忍饥挨饿；看看它们自私地利用皮奥里亚的衰弱。昆西、斯普林菲尔德和迪凯特始终都痛恨皮奥里亚。为什么呢？答案突然明确起来 ：因为我们比它们更优秀。

为什么受英国人鼓动的波兰人或受俄国人怂恿的塞尔维亚人会发动针对德国的世界大战呢？我最初以为我的10位纳粹朋友——那位教师，而且在较小程度上还有那位细木工和银行职员都要排除在外——他们沙文主义的吹牛类型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后来，我记起了在我童年生活的卡柳梅特大街上，我家所在的居住区中有位“新来的男孩儿”，被居住区中的一伙儿人围住了，他就试图厚着脸皮熬过去。“我打赌我爸爸能打败你爸爸。”“我的祖国能够打败你的祖国。”

“整个世界始终都在嫉妒德国”，我的那位收账员朋友说道，“为什么不呢？——我们德国人在一切事情上都是领导者。”

我的那位裁缝朋友是我的 10位朋友中唯一一位该被称为笨蛋的人，而且是一个懒惰的笨蛋。“我们德国人，”他说道，“我们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是工作最勤奋的民族。他们痛恨我们，还有什么奇怪的呢？您曾看到过一个犹太人或英国人不必工作时，他还在工作吗？”

“我们不得不完全独自与整个世界战斗两次，”那位面包师说，“意大利人或日本人有什么用处呢？”

而且我总是会预料到那位裁缝会彻底采取如下主张：“那两次战争我们都赢了，但两次我们都遭到了背叛。”

21. 居住区中新来的男孩儿

德国是西方世界这个居住区中的那位“新来的男孩儿”。一战的一个持久的后果是德国的统一。直到战争爆发时，德国的一些州还有它们自己的国王、法庭、军队、驻外大使和邮政系统。甚至战争也没能完成统一。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彼此仇恨，它们二者一个从右翼一个从左翼，公然反抗魏玛共和国，却没受到任何惩罚。

国家地位是由普鲁士在 1871年从表面上强加给众多“拥有主权的德意志人的国家”，其中符腾堡的国王曾在半个世纪前说过，“对德意志来说，普鲁士是和阿尔萨斯一样小的成员”。1870年时尚不存在的德国完全是由外国人组成，从族裔和历史来看，他们就是一个大杂烩，因此，一个东普鲁士人或巴伐利亚人被视为一个德国人，但也完全可能被看作是一个波兰人或奥地利人。只能通过语言把德国人区分出来，但并不总是有效；低地的德国人和高地的德国人之间就像德国人和荷兰人之间一样，都不能理解对方。

语言本身——莱布尼茨(Leibniz）称之为大杂烩(Mischm—asch）——反映出了德国人是混种，精英层把这种“不光彩”传到了大众身上。“我从未读过一本德语书”，所有德国英雄中最伟大的那位（指腓特烈大帝）在 18世纪末吹嘘道。他的朋友伏尔泰从普鲁士的宫廷写信给家人，信中说道，“我们都用法语交谈，德语留给陆军士兵和骑兵们去说了。”纳粹前的民族主义试图把“外来词”——甚至像电话机(Telefon）这样在欧洲普遍使用的术语——从德语中清除出去，纳粹的民族主义强化了这一运动，但都劳而无功，德语仍然是一个大杂烩。

德意志民族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设法创造出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古老的德意志各国的独立地位，自有其价值，尽管它使得那荒唐的四分五裂长期存在下来，尽管存在着众多保守僵化的贵族和他们的卢里坦尼亚（Ruritania）宫廷，在笨拙地模仿久逝的凡尔赛宫的礼俗。但在这类国王的统治下，在他们为牟取私利而进行的赞助支持下，德意志的文化得以繁荣（无疑，受到了那些想入非非的国王们的怪念头的支配），而且变得伟大起来。歌德曾对埃克曼(Eckerman）说过，穿越 36个国家，而旅行箱没有被检查 36次，会是非常惬意的，“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德国是一个服务于整个民族的大都市，而且这个大都市会鼓励天才的发展，推动人民的福祉，那他就错了”。

德意志的国家化尽管发生得太晚，以致无法起到国家化在其他地方曾起到的历史作用，但它是不会停下来的。自由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ch）在写给其朋友弗里德里希·卡普 (Friedrich Kapp）的信中说道，“除非统一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否则我不会提供一丁点儿的支持”。卡普是”1848年革命的参与者（Forty-eighter） ”，他离开了他的祖国去寻求自由。他在美国回信给费尔巴哈，“毫无疑问，俾斯麦而不是民主人士取得的这种宏大的统一、与反动的容克贵族和旧普鲁士官僚们的统治，都是令人生厌的。但是，难道不是取得了那些成果了吗？谁对这一伟大成就负责，还重要吗？”

德国已是一个国家，但在 1871年时，它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国家；在 1914年和 1918年时，它仍然没有成熟。像所有的暴发户一样，德意志这个国家过去有、现在仍然有一种内在的不可遏制的冲动来展现它的财富和它的国家地位，它极为害怕失去这个国家，不只是害怕被从外部肢解，更害怕内部的分崩离析。英国人和法国人都知道他们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我问一位丹麦的共产党员，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丹麦人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时，他说道，“一个多么愚蠢的问题啊；每个丹麦人都是丹麦人。”但德国人却不得不一再被确证他是一个德国人。德国这个高压锅，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支撑它的猛烈、聚合和狂热的火焰。

至少直到最近，俄国和美国都不曾有过德意志民族主义那种特殊的经历，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更漫长的国家史，部分是因为它们的孤立。像泛斯拉夫主义和泛美主义这另外两种“泛主义”一样，扩张主义的泛日耳曼主义也是担忧分裂的结果，这一点都不自相矛盾。只要自我感觉脆弱的德国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这两者同样多、同样重要——的威胁，它就会威胁这个世界，那些把德国人分为我们的朋友和他们的朋友的外国政治家们，最好还是当心那些既不是我们的朋友，也不是他们的朋友的德国人，或者说他们今天持一种主张，明天持另一种主张，他们想的是德国，而不是什么民主或共产主义。

正如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是要设法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一样，意志的种族主义同样是要在一个地区性的群体中创造出一个种族，但根据纳粹之前的所有标准，这个群体中没人属于北欧的日耳曼人。除了俄罗斯人和美国人之外，德国人中族裔的多样性要比世界上的其他任何民族都复杂。

实际上，我的 10位朋友中没人符合甚或接近北欧日耳曼人的标准，他们也拒绝相信他们自己的“雅利安主义”。但他们确实相信一种种族主义的“日耳曼主义”，一种生物学化的神秘性。我惊讶地发现不仅仅是他们相信这种神秘性。有一位前纳粹时期的大学毕业生，她是一位反纳粹的知识分子。在我问她在克罗嫩贝格还有多少犹太人时，她说道，“几乎没有了——但即使是这样，您也必须利用生物学和历史、宗教方面的资料去确切地查明一下。”

我的朋友西蒙秘藏着《塔木德》，在他告诉我犹太人施普林格真的是一个体面的人时，我问他如果“犹太精神”事关血脉问题，那么一个体面的犹太人会是什么样子呢？他答道，“当然是血脉问题。它可能会跳过一代人”——西蒙一定没有读过孟德尔的著作——“但会出现在下一代人身上。只有当犹太血液的比例足够小的时候，它就不再会威胁到德意志的民族性(Deutschtum）了。”“那必须要多小呢”？我问道。“科学家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说。

专注于种族“污染”的不只是西蒙先生。那位裁缝的儿子施文克也经常谈到“种族的伤害”、异性的“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和纳粹党卫军的特殊职责。在谈及性关系时，小施文克和西蒙怀有某种真正的恐惧，而且我感觉还总是掺杂着一些兴奋。他们两人告诉我，为了实现“奸污”日耳曼女性这一明确的目标，犹太户主总是雇用“日耳曼”女仆（这多半是事实，因为女仆大多来自农家或无技术的工人阶级）。当然，施文克和西蒙都没有任何证据。

有一次——就我所知，只有一次——人们看到有个犹太人着一块三明治式广告牌，步行穿过克罗嫩贝格的各条街道。牌子上写着，“我诱奸了一位雅利安少女 （Ich habe ein aryanisches Mädchen beschändet）”。

“没人看他。”警察霍夫梅斯特说道。

“为什么？”

“大家都为他感到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胡说八道——低劣的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是的。那是个犹太男孩儿。他有一个日耳曼的”——那位警察的意思是非犹太的——“女友。他们吵架了。这事是可能发生的。他们叫着对方的名字，而后相互威胁。当时，他们相互痛恨，尽管他们可能还爱着彼此；教授先生，您知道，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她威胁要去告发他。他激怒她去做，她真的去告发他了。但这——这是胡来。 ”

对于吉卜赛人，警察霍夫梅斯特则少了一些内疚。而吉卜赛人所受的待遇——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比犹太人所遭受的要更骇人听闻，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为他们呐喊的声音。警察霍夫梅斯特说，吉卜赛人是二等人，是人下人(Menschen zweiten Grades）。他不会这样说犹太人的。“这种想法，”他说，“是要保存纯正的吉卜赛人，”生物学意义上纯正的吉卜赛人，就是说，“如有可能，就要确保不触动他们，当然，他们都处在德国人的权利架构之外。但吉卜赛人通过混居而造成的混血杂交(Mischlinge），是种族面临的一大危险。吉卜赛人的血液”——我想起了华尔兹舞——“是低劣的”。这是一个好人的谈话，他认为他相信“血脉”而非社会的决定性。他接着说道，“人们还是为他们感到难过，为他们不得不生活其中的处境，为他们不能给他们孩子提供房子或城镇或适当的必需品而难过。”

“您必须承认，教授先生，”面包师韦德金德说道，“希特勒清除了乞丐和犹太人。这是件好事。吉卜赛人有许多孩子，其中有些孩子十分可爱，但他们却教孩子们行骗和偷窃。在我童年的乡村中，当有吉卜赛人在的时候，我们会锁上房门；而在其他时候，就都不用锁门。他们是一个外来的种族，有着完全不同的血液。”他也没有说我必须承认在清除犹太人方面，希特勒干了一件好事。

我认为使警察霍夫梅斯特和面包师韦德金德忧虑的是他们自己的常识。犹太人在“德国人”所擅长的每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我的朋友们中引发了一种本质上类似精神分裂的状态。像他们日耳曼人一样，劣等种族的犹太人也同样是优秀的。要是就魔鬼的定义来说，它除了低劣之外，还不能能力超凡，那么，吉卜赛人倒是成为日耳曼种族主义的更为合适的魔鬼了。吉卜赛人极为低劣，但在德国人看来他们也不是什么超人。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完全是那种卑鄙的恶魔。要是想把犹太人与日耳曼人区分开的话，犹太人就必须成为那种卑鄙的恶魔。

22. 居住区中两个新来的男孩儿

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愿意煽动和利用——但总是谴责——反犹主义。在德国，而且仅仅是在德国，反犹主义成了公共政策的基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想到了一种假说：内战和兄弟阋墙所特有的残忍。这一假说不是我的首创；劳施宁（Rauschning）说希特勒曾告诉他，日耳曼人和犹太人不能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彼此太相像了。

日耳曼人和犹太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和明显的差异，因为犹太人是少数、散居，有着古老的文明，起源于南方，而日耳曼人是多数、聚居、原始和起源于北方。犹太人比日耳曼人有着更高雅的品位并更爱奢侈享受，这只是他们地理上的起源和文化古老的结果。他们比日耳曼人更难于捉摸，这也只不过部分是他们地理上的起源、部分是他们无法自卫的结果。他们被激发出的对个人独立的激情——日耳曼人则没有——也只是世界性贱民主义的结果；他们对公正的兴趣——这在日耳曼人中远没有如此突出——仅仅是贱民主义不公正的结果。

不存在（或直到最近）任何犹太国家来承受压力并随之把压力施加给其成员和外部世界。个体的犹太人是压力的客体和主体，但就德国的情况来说，承受和施加压力的则是民族国家。在第一个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境内的大迁移为德国的浪漫主义和德国的侵略成性做好了准备。好斗的、焦躁贪婪得无可救药的德意志民族史从一开始就把德国拖进了深渊。个体的犹太人的历史与此类似。但是，德意志民族借由压力而能够寻求到的东西——它的复兴和它的“地盘”——每个犹太人不得不通过快速迁移去求索。

被驱散而散居的犹太人一度是比日耳曼人还要凶残的部落成员，他们后来的处境迫使他们成了四海为家者。孤立的犹太人所面临的这种迫不得已的世界主义，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后果。和在德国一样，犹太人受到每个国家的压迫，他们必定会成为国家的改革者；他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孤立和压迫，也必定会成为这个世界的改革者。与此同时，犹太人也必然是适应性最强的人。除了他们的宗教以外——在现代西方，宗教已变得软弱无力——没有任何连续性的人格类型能够控制和塑造他们。当战争、革命、饥荒、专制和迫害横扫他时，他无所坚持，没有依靠，无处躲藏，只有求助于上帝。

德国人拥有德国。德国的个人世世代代毫无变化地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他们自己的人民中和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没有任何进行适应和调整的需要，因此，从未形成和发展出适应性。犹太人生活中的核心问题我必须指出尽管时代在变化，这个问题却从未改变过——在德国人中是不存在的。

在 20世纪下半叶，从克罗嫩贝格山顶的城堡上，人们仍然能够看到德国的乡下人——穿着配有深色裙子的外套（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穿戴工作裙的方式不同），一群公牛（经常还有妇女和孩子）拖着一个放在水车上的有齿孔的奶酪桶来回灌溉着田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惊扰了这片小山谷；在一个有着 1000人的村庄中，有人在该村教堂的墙壁上查出有 100个属于一战的纪念花圈。年轻一代的农民开始移往城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克罗嫩贝格这个城镇炸得一团糟，城市居民逃离了他们的住所，挤在火车里和公路上。

1918年之后，墨守成规和固守家园的德国人，无法适应强加给他们的新形势，他们不切实际和毫无意义地转而希望恢复旧秩序，但却发现自己茫然不知所措，而且越发无助；与此同时，犹太人却适得其所，最为兴盛，这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缺点（或美德），而是变化中的形势要求迅速和根本的调整和适应。蒙森(Theodor  Mommsen）本该说犹太人能够——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把自我调整为罗马帝国的一种“腐败元素”，正如他们能够把自己调整为其他任何国家的“腐败元素”一样，而不该说犹太人就是罗马帝国境内的“腐败元素”。

在1918年和 1933年之间，在一种重视鼓励速度却不利于卸载压力的局势中，在不断分化的德国，犹太人，这些处于边缘的人们，这些不切实际做白日梦的家伙们，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取得的成就看上去和超人取得的成就一样，这非常危险。但是，难道不是德国人想成为超人吗？——非常正确。在上述秩序中，犹太人非法使用了这一角色，必须把那种秩序翻转过来，要重新解释超人特有的标准以与德国人相称。超人和德国人不是要适应这个世界，他们是要改变这个世界。要么这样—要么那样。

数个世纪里对权力的屈服已把德国人敲打成了顺民，他们无法与狡猾的犹太人竞争。德国，这个处于边缘的国家，始终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但德国人不是这样。德国人只是必须按照他们被告知的那样来行事，但是，按照他们被告知的来行事，对犹太人来说则是致命的。正如德意志民族国家所做的那样，犹太人也不得不进行冒险或投机。但作为个体的德国人，除非他是个疯狂的醉鬼，他是可以不去冒险或投机的。犹太人不喝酒；他们必须保持清醒地活着。德意志国家为了使自身轻松起来却不得不喝饮一些东西，可是，国家除了饮血，还能喝其他东西吗？

在德国或英国或俄国，事实上在除了他们业已丧失的家园外的所有地方，犹太人都不得不像羽毛一样轻灵，像风一样快捷。像德国一样——但与德国人不同——犹太人被充满敌意的邻居包围着。像德意志国家一样，他们不得不进行战斗——如果可能，就体面地进行战斗；如果有必要，那就不知羞耻地进行战斗。像德意志国家一样，犹太人被迫处于各种极端状态，被迫处于各种超出了善恶范畴的状态；而且他们的处境在心中唤起了继续生存而要求他们必须具备的所有天赋。摩西·门德尔松和犹太的妓院老板都是犹太人，正如席勒的德国和施特赖歇尔（Streicher）的德国都是德国一样。德国是万国中的犹太人。

“他们总是坚持某种东西。”马焦雷湖(Lago Maggiore）畔的一个年久失修但始终时尚的度假旅馆的女老板说道。她讲的是集体意义上的德国人。“人们不能只是讲述那些德国人似乎坚持的东西。除了他们会不舒服之外，他们一定会耍弄手腕使其余的客人不舒服。犹太人一样。”“什么？”我问道，并感受到了一种集体性的侮辱。她笑了。“不是所有的犹太人，”她说，“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那样；只是他们的人数足够多，总是使人们想到 ‘德国人’。也许我存有偏见。我自己是半个德国人。”

在幻想和现实中，犹太人和德意志国家都一直受到围攻，这样，在它们中间就形成了优越感和弥赛亚主义这种具有补偿意义的主张；它们中的每一方都一定要拯救这个世界；只有这样，只有拯救世界，德国和犹太人才能得到拯救。但两者都不是福音的传布者。皈依（意味着谦卑）和爱（意味着顺从）在两者的天职中都没有任何地位。始终保持未变的选择是要进行统治；当然，统治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在德国人中，未来的受益者毫不让步地强加给恩人们的那些必要手段，近来被视为是种族灭绝。但犹太人完全了解种族灭绝，而且，如果说继续生存需要一些过分的措施，那么，拯救整个世界则使得采用它们变得高贵起来。

对于其他所受压力较小的民族来说，犹太人反对通婚的偏见是难以理解的。在西方人中，只有纳粹分子也抱有这种偏见。和基督徒中的情况一样，教义限制不难处理，皈依就可以解除有关婚姻的禁令。对纳粹分子来说，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而对犹太人来说，非犹太人永远是非犹太人。在这两种情形中，不可避免地会推断出存在污染的结论。纳粹（他们只是被剥夺了宗教信仰的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没有任何把握主张造成灭种危险的污染能够减弱或消散掉；这两者的首要关切是纯洁。除了德国人和犹太人外，其他民族都会承认这种对纯洁的僭取是厚颜无耻的。但其他民族都生活在一种不同于犹太人和德国人的世界中。犹太人和德国人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

德国的犹太人是完美的德国人。我猜想，德国专家引用《犹太百科全书》（Jewish Encyclopaedia）的次数要50倍于世界其他地区所有犹太人引用次数的总和。难道历史上还有比俾斯麦的顾问犹太人布莱希罗德(Bleichröder）和威廉二世的顾问犹太人巴林(Ball-in）”更优秀的”德国人吗？除了犹太人施塔尔(Stahl）外，还有谁为我们称为德国“普鲁士主义”的东西奠定了宪政基础？正是德国的犹太人——他们是少数——迟早会控制以色列；我们已经听说，以色列出现了我们认为是德国独有的极端主义倾向，就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 （Bruno Bettelham）教授在布痕瓦尔德的犹太犯人中观察到的那种体现“纳粹分子”行为的倾向。

这些犹太人是多么爱他们的德国啊！为了德国，他们愿意放弃他们的犹太教！在他们身处德国之外的地方时，他们看上去多么像德国人，以致在一战中，协约国的各个国家都怀疑犹太人是亲德的！他们无法相信 1933年以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继续留在德国，直到 1936年、 1938年、 1942年，直到……他们告诉自己，这种事情不会持续下去的。是什么使他们认为这种事情不会持续下去呢？嗨，这是德国，这是他们的德国。现在，在英国、美国、法国、巴西和墨西哥，出现了一类新犹太人，他们在谈论几年前还是他们挚爱的那个国家的同胞时，已经学会了说“德国人”，学会了把德国人与犹太人区分开来，就像希特勒所做的那样。

“洛勒赖”之歌，即那首莱茵河女妖——使船夫们倾倒并使之遇难——之歌，不只是现在或过去，而且始终是德国人中最流行的歌曲；其流行的程度，致使纳粹都没敢把它从歌曲集中删掉。他们保留了那首歌，但附加了令人惊叹的一行字：作者不详。每个德国人都知道，这首在所有德国流行歌曲中最德国化的歌曲，其作者是海因里希·海涅 （Heinrich Heine）。它使海捏，这位德意志的犹太人在流亡中写道：

我曾有一个美丽的祖国，

橡树亭亭/玉立在那里，紫罗兰轻轻摇曳，

这已成梦影。

她给我德国式亲吻，她用德语，

（那么好听，真难以置信）

对我说，“我喜爱你 ！”

这已成梦影。

翻译成英语已无法表达出原文的优美内涵。

[ Ich hatte einst ein Schönes Vaterland.

Der wuchs dort so hoch ,die Veilchen nickten sanft.

Es war ein Traum

Das küsste mich auf deutsch und sprach auf deutsch

(Man glaubt es kaum,

Wie gut es klang）das Wort,”Ich liebe dich!”

Es war ein Traum. ]

它使海因里希·海涅，这位犹太裔的德意志人写道 ：“死好于生，最好是从未生过。”在反对德国和犹太人的世人——还有他们自己？——看来，德国和犹太人似乎是无法毁灭的。纳粹对“犹太问题”的“最后解决”是对犹太人的毁灭，正如摩根索的支持者们校对(Morgenthauites）提出的这个世界关于“德国问题”的“最后解决”，是对德国的毁灭一样。我们可以臆断，迫使德国沦落为一个原始的小农国家的摩根索方案，与迫使德国的犹太人成为原始的、私人的和在土地上耕作的小农的纳粹方案一样，都不是终极性的。这个世界已经非常文明，不会按摩根索方案去处理（或尝试处理）德国，尽管纳粹并不文明，但正如世界没能成功地降低德国的地位一样，纳粹也没能成功地降低犹太人的地位。在 1945年战争失败几年之后，德国的复兴就成为了世界奇迹。在最高级和最低级的工作领域，留在德国的2万名犹太人中会出现比以往更大的差异。

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相比于离开祖国并散居在各种敌对环境中已有两千年的犹太人来说，德国的幸存是更容易理解的。犹太人一直幸存下来。他们的幸存，也许是为使德国的幸存和我们近来了解到的德国的幸存，能够向世人证明这个世界上存在事物的复杂性超出了我们能看到的范围。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分析，或社会—心理学的曲线绘制可能都无法全面详尽地解释幸存了；该隐（Cain）回答上帝的问话，也可能是确当的。

《犹太简报》(jüdisches Nachrichtenblatt）是由德国的犹太人按照纳粹政府的命令而出版的一份周报，旨在将纳粹的“指令”传达给那些活着的纳粹受害者们。随着犹太人的灾难——和德国的灾难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中接近了顶点，该报在版面、内容，最后是出版次数方面都有所压缩。指定给它的纸张质量也有所下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希望按其原来样式公开一则故事，它刊载在比1943年3月 5日那期《简报》寿命要长的一张报纸的反面右下角，版面有乐谱纸大小，内容如下：

发生的每件事都完全是出于好意

我们知道，上帝送给我们的任何东西都是好的，无论它在我们看来可能有多好或多坏。

一位虔诚的人来到一座城门已关闭的城市。没人开门让他进去。尽管饥渴难耐，他也不得不在城门外熬过一夜。他仍然说，“上帝送给我们的任何东西都是好的”，而后他躺下睡觉了。

他的驴子站在他旁边，而且他点亮了灯笼以防范黑夜中的各种危险。但一阵狂风吹来，熄灭了灯笼。接着，在这位虔诚的人睡着时，一只狮子出现了，并把他的驴子撕成了碎片。他醒来后看到自己的困境，说道，“上帝送给我们的任何东西都是好的”，而后安静地等待着日出。

天亮了。这位虔诚的人发现城门大开，城市变成了废墟，遭受了洗劫。一伙强盗在夜间袭击了这座城市，杀死了一些市民，并控制了剩余的人。这位虔诚的人得救了。“难道我不是说过， ”他自言自语道，“上帝送给我们的任何东西都是好的？我们必须等待，直到清晨，那时，我们就会理解了黑夜的意义。”

（摘自《塔木德》）

23. “在法国，人像上帝一样啊”

压力下的物质往往会移向远端的位置，而且当它们改变位置时，一般会从一端移换到另一端。压力下的人往往会逐步丧失对他们的精神、同情心（他们不会付出，也不会索取）、安宁、甜美、质朴和敏锐之细微变化的感觉。他们的反应已经模式化；和橡皮球一样（我们假定橡皮球具有“生命”，因为它们能以如此充足的弹力对外部活生生的冲力做出反应），它们被弹得越猛烈，它们跳得越高。像橡皮球一样的那类人，如果他们被告知不许去砍倒一棵树的话，他们就不会去砍倒一棵树，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被告知不许去杀人的话，他们就可能去杀人。

为了德国的利益，能够即刻做出自我牺牲的德国人，恰恰就是那些日常生活中自负自私得令世人错愕的德国人。正如人们经常观察到的那样，这种总是“被理想化”（就是被浪漫化）的自负，是德国哲学的真正核心；但它也是日常生活中习惯性的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的基础。就好像人的心中只有无私一样；压力需要德国人的无私，以致他们处于一种几乎没有自愿选择的境况之中。

我知道，在一个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中，对他人表现得漠不关心，这在各地都是司空见惯的。比如说，美国人往往会在深更半夜打开旅馆房间的收音机。当然，英国人也许是个例外。但是，所有地方的人们——甚至在英国人中——都不像德国人那样严格死板地强调“规矩”；这些成群结队地为族群奉献牺牲的人，却始终没有在公交车、有轨电车或火车上为老年人让座，我在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如此众多的老年人，他们步履蹒跚地行走在火车上，沉重的箱子掉到地上，但那些两手空空的人却从不曾提供一点儿帮助，我在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始终不愿现场协助处理意外事故或干预一下街头孩子们的打斗，我在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但德国人的旅馆、饭店和商店的服务则是高质量的。对于街道上的那些小事，工作或家庭中那些较大的事务和国家中的重大事务，德国人一般都是“自扫门前雪”。

德国人冷酷坚定地专注于他们自身，极为严肃和死一般地单调（只有德国人才能不对希特勒感到厌倦）；他们紧张、匆忙，不会轻松自在；被特定的目标折磨，总是被逼到一定程度才会做事；把午睡看得像圣餐一样，意图坚定且紧迫；他们嘲笑，而且并不总是彬彬有礼地嘲笑法国人坐在咖啡馆中“无所事事”[在法国，人就像上帝一样啊，这是“无忧无虑”一词的德语表述]，他们嘲笑意大利人在没完没了的宴会上的喋喋不休；要是没有忧愁或失意引发的狂怒，他们就无法安静下来；他们永不满足地渴求着思想的高度或深度，渴求着完全清醒或酩酊大醉；他们始终坚持认为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而后又抱怨困难；他们反应迟钝或反应过火；他们枯燥乏味、反复无常；他们脾气暴躁，是“胃病”的发现者和主要的患者；除非他们生气或狂欢，否则他们就会痛苦不已、疲惫不堪，难以保持完全的清醒——尽管明显有些夸张，尽管存在着众多的例外和矛盾，还有更多的变异，但上述那些特征就是压力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不幸所在。

压力下的人们首先是丧失了人性，其后才会道德堕落并陷入混乱之中。组织化和专业化、体系、次级体系和超级体系都是极权主义精神的结果，而不是动因。民族社会主义没有使人们不自由；是不自由使人们成为了民族社会主义者。

自由只是一种选择的习惯。在现代生活中，选择异常广泛。每天开始时，要在是先系左鞋带还是右鞋带之间进行选择；而每天结束时，要在是尊崇还是忽视上帝的恩典之间进行选择。压力强制性地压缩了人们的选择范围。在轻微的压力下，人们可以无忧虑地牺牲掉那些无足轻重的选择。但恰恰是在最沉重的压力下，人们牺牲掉了最重大的选择，因为选择，只有选择才能告知人们，他们是人，不是机器。

进行选择的基本要素是常识，但压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识，因为他们与正常的境况隔绝了（处于被围攻的“皮奥里亚”之中）。人们受到的挤压越猛烈，他们就越难进行推断。他们必然会越难进行推断。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变成不讲道理的人；因为讲道理是属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理智，而“皮奥里亚”处于这个世界之外。

被围攻的知识界狂怒地发挥着作用，总的智力水平下降了。理论被设计成最宏大的秩序和最庞大的复杂体，这些理论要求只承认它们形成于其中的各种非世界性和理念。控制着我们时代的两种极端学说——否定人的内心存在任何事物的马克思学说和否定人的内心之外存在任何事物的弗洛伊德学说——都形成于德国。如果你只承认马克思“人的本质不具有任何现实性”或弗洛伊德的“良心不过是对共同体的畏惧”的观点，那么，你就会觉得它们有着不容抗拒的科学性。

在这类建造精美的高塔中，一个人（甚或整个社会）也许能够生活下去，但他一定不要向下俯瞰塔边，否则他会看到不存在任何根基。虚构的东西是华美的；就他们的专注点来说，德国人在处理小事情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但在他们忽视的大事情方面、在那些根本和致命的问题方面，他们反倒是马马虎虎的。那个瓦格纳应该是一个粗俗的反犹主义者（或是骑在犹太人的头上，或是给犹太人的鼻子带上圆环，或是任何一种情形），这是一回事；他“只是一位天才”。但是，德国那两位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一位是特赖奇克，他应该是一位贪得无厌的沙文主义者，另一位是蒙森，他竟然会在朱利叶斯·凯撒身上发现“完美无缺的人”——这些则是另外一回事了。马克斯·韦伯可能是“社会学之父”，但他却没能在学生决斗的机制中看出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不健康的东西。

在爱因斯坦构想出原子弹时，他“只是一位科学家”，而现在，在他垂暮之年时，他看着他完成的事物而潸然泪下，那么，这个爱因斯坦到底是谁呢？他是德国的专家，他一直“专心于他的”——高级——“事务”；他的裁缝则始终专心于他的低级事务，但他们同样都没能抵制住浪漫主义。像克罗嫩贝格的邮局职员——他在手背上弄湿邮票的方法是绝不会犯错的——一样，这位爱因斯坦也是压力的成品，是一位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被包围的、处于包围压力下且被分层的德国人的心灵，在那些没有生命力的关于人与社会理论的生产中，在舔舐邮票的不朽的方法中，在杀人的机器中，吞灭了自我。至于其他方面——具有活力的领域——德国人不得不依靠他们的理想。

24.但一个人必须相信某种事物

德国人的理想是危险的；当德国人的理想没有控制他们的实践时，他们的实践并不比其他人的更好或更糟。德国人是在哪里获得他们理想的呢？“激情，”桑塔耶那（Santayana）指出，“是德国人称为理想的事物的古老和合适的名字。”这些理想主义者，是他们自己或其他人激情的奴隶。在公元9年和公元1555年，他们曾两次与罗马分道扬镳：公元9年，日耳曼人驱赶了世俗欧洲的奠基者；公元1555年，他们自身又拒绝了一种世界观，而自希腊-希伯来世界与叙利亚和埃及决裂以来，地中海时代的各国就已把该世界观融进了意大利。这套清晰且充满希望的世界观仰赖个人责任这一信条。该信条是我们文明首要的假设事实。对此世界观的拒绝使德国处于独特的无根状态。

像情感一样，德国人的思想也深深扎根于无责任意识的土壤中，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明智的怀疑论”是其精华。德国人不仅在物理学或政治学领域，而且就认识论本身来说，他们都长于制造弗兰肯斯泰因创造出的怪物（Frankenstein's monsters）。思想就是一切，但却存在着上千种思考方式。与另一个人的思想相比，某位思想家可能会认为他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不存在衡量二者的任何现实标准，只有“体系”的内在一致性。与此同时，就体系本身来说，其他人的体系并不优于他的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说，思想的优势在于思想家。

“一个陈腐的、令人恶心的、可憎的、无知的、毫无智慧（esprit）却假冒内行的骗子，他以空前的傲慢草率地创作出一堆毫无意义的空话和蠢话。他的腐败的信徒们吹嘘的……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最为空洞的词组大杂烩，虽曾满足了一些笨蛋……但却令人厌恶……让人想起了疯人疯语。“这是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叔本华对另一位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批判。歌德抱怨的德国人中那种“学究式的傲慢”，不是对西方人共有的信条的自信，而是反对此信条的那些人的自信。像所有人一样，他们也需要依靠信条生活，但他们只依靠他们自己的信条。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学校”；你不必去德国获得教育，但你要去德国了解一种人，或更确切地说是了解一种精神。典型的德国教授并不了解学生或满足他们的要求（德国大学没有设立学生事务主任或指导教师）。德国的教授是思想家，是不断进行思考的教师。

德国人的思想拒绝停泊在西方人的信条中，它没有阻碍地冲入了云层。气球在各地向上飞升。幸运的少数人会乘坐哪个吊篮是一个幻想和偏爱的问题；他们一旦离开地面，就都同样不易受到地面现实的影响。“他站在高处，”那位老警察维利·霍夫梅斯特说道，“我站在地上。我无法与他争论。我并不愚蠢，但他耗尽一生的时光进行研究。他懂了，可我不懂。他在把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人与那些有教养的人进行比较。”

位于底层的是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人，是数百万有朝一日会成为纳粹的人，是“小人物们”。正如巴尔扎克（Balzac）所阐述的，这些小人物被送到这个世界上来，似乎是就为了增加群众的数量。我第一次到德国时，曾请求一位德国神学家帮我寻找一位这样的“小人物”，一位民族社会主义使他遭遇了内心冲突的“小人物”。这位神学家回答说：“内心冲突？——他们完全没有内心冲突。他们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德国的思想高高在上，远离了那些小人物，为特殊阶层所拥有。 8年级以上的教育体系、戏剧舞台、交响乐团和书店都是为特殊阶层而存在的。至于其余的人——那就让德国最最伟大的学者（指歌德）来说说他们的命运吧：

懂科学者，懂艺术，

他也会理解宗教；

不懂科学者，不懂艺术，

就让他成为虔诚的信徒吧。

对剩余的人来说，他们有教堂和天堂与家庭的歌曲。复活节那天，在克罗嫩贝格大学礼堂举办的克罗嫩贝格合唱会上，我没有看到一位我学术上的同事。但我的10位“小人物”中有8人在现场。

就大人物影响小人物的程度来说，前者就是要使后者相信，他们自己无法理解的思想意味着一切。除了明智的怀疑论之外，还存在着愚蠢的怀疑论，而且在很久以前，尼采就已经明确地指出，从总体上说德国人都是怀疑论者。实际上，在纳粹向那些总是轻信的人承诺德军是不可战胜的时候，各个教堂的影响范围就已经缩小了，教堂变得日渐空荡。而当德军被证明是可击败的时候，教堂还是失去了更多的轻信者。

不信仰向善宗教的人们，就会去信仰邪恶的宗教。他们总会信仰一种宗教；他们要相信某种事物。其他地方的人们——不只是德国人——也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无论与德国人承受的压力相比，它有多轻微。希特勒主义是大众追逐的一种信条，一种罗马人没能驱除掉的野蛮信条，一种属于部落的信条，一种只给予承认该部落重要且是该部落成员的每个人以重要地位的信条。我的10位纳粹朋友——和其余的7000万德国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蜂拥着奔向它。德国的思想没有费心去带领大众一起飞翔。它把他们留在了地面。现在，德国的小人物们又一次回到了地面，并在古老理想的外壳四周，寻觅着核心的事物。

在希特勒赢得他们支持的时候，德国人的情感状态是不健全的。被围攻城市的生活，甚至是娱乐，都无法让人感到宽慰，都是那么刻板。幸福被草率地认为是无法获取的——德语中幸福这个词源自幸运（Glück）一词——于是，追求幸福被鄙视为堕落。但是，发疯发狂的却正是这些义务的承担者而非快乐的追求者们。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德国人没有进行表达的渴望。交谈的减少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各地，最现代的大众沟通手段已取代了交谈；但压抑这种痼疾则是另外一回事。压抑和寡言拘谨不是一回事，正如否定（在这一点上，德国人是无可匹敌的）和自我否定不是一回事一样。

在一种令人窒息和受限制的氛围中，在这片充溢着德国人情感的贫瘠土地上，“德国人的”那种普遍的、谨小慎微的和内向的思维方式繁盛了起来。民族社会主义使这片土地果实累累，它突然间释放出火与血一样的赤热力量。

25.随时随地的恐慌

在克罗嫩贝格，有一个周六的下午，当我们外出做客回到家中，发现房间被弄得乱七八糟，3位油漆工喝得酩酊大醉，原来他们在中午休息时，在我们的房间中找到了一些白兰地。身高5英尺的坦特·克特（Tante Käthe）是我们的管家，她与我们在一起。她把拖把和扫帚递给他们，并说道，“打扫干净，然后滚出去。”他们立刻清醒过来，一言不发地打扫完，接着就离开了。周一上午，他们回来工作，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脸上没有一丝羞愧之色，或真诚地眨眼表示一下歉意。

德国人的速度属于那种压力下释放的初始速度，很快就失去了冲力。而后压力又恢复了它的权威，德国人重又表现为他们所是的样子：严肃冷静，一种沉重、非常沉重的人。在压力下，他们过分地顺从，也过分地自信，其实质就是过分。1938年11月9日，烧毁犹太会堂的口令传遍了全国，100万人就像从玩具盒中释放出的玩偶一样，立刻展开了行动。第二天早上，按照戈林的命令，这100万人被迫退回玩具盒，并都放下了火把。另外的6900万人没有过多地考虑过昨夜发生的事情，他们以沉默的方式斥责那100万人；而纵火、抢劫、奴役、拷打和谋杀等行为都是以合法的形式、在纪律和秩序的范围内进行的。

纪律和秩序。我的两位朋友警察霍夫梅斯特和裁缝施文克，他们彼此厌恨并代表着两种不相容的道德观，但他们都同意：“只要你遵守纪律和秩序，那么，你称这套法制是民主或独裁或其他什么东西，这都无关紧要”。那位敏感的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和那位迟钝的收账员西蒙也都说过同样的话。在一种长期被围困的状态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道德，也不是宗教，而是守法。而守法的明证是秩序。法律和秩序不是两回事而是一回事。

贝尔森（Belsen）毒气室为德国人所特有，而乌克兰的那些临时性的杀人坑则是纳粹所为。这两者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像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德国人的其他所有的动乱一样，纳粹主义也包含了一些临时性的革命要素。但纳粹主义总是与军队处于冲突之中。军队属于德国。1 944年7月20日的那起反对希特勒的政变，其事实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能够找到一伙儿军官实施政变，在于它计划得如此草率，在于它竟然发生了，而不在于它的失败或它可能会获成功。它被视为一种背叛。它所代表的是一种非德国人的行为。

真正的德国人的行为是依法地、有条不紊地和严格地协调一致地对“民族的敌人”进行冷漠的大屠杀和系统性的迫害。当你把“冷漠的”和“大屠杀”联结在一起时——它们似乎无法联结在一起——你就明白了纳粹德国这个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变得无法无天、它的各个部件能够极妙地协调运作的原因了。曾被德国入侵的人都一致证明，征服者是没有人性的，他们随时随地会由盛怒转为拘礼，由烈火变为玄冰，反反复复，这取决于他们是遵守命令还是违抗命令。某个囚犯恳求说他有妻子和孩子，这可能会令一个纳粹分子动容；但一个德国人会说，“我也有妻子和孩子”。

德国人没有冷静和坚定一贯的不服从的能力——对于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由人来说，这非常重要——是他们国家历史的关键所在。德国经常发生反革命，但从未发生过革命。德国人称为革命的，美国人往往称之为政变。“德国革命者，”列宁说过，“没能占领火车站，是因为他们没买到站台票”——允许旅客进入火车棚的10芬尼的车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二者都是反改革的[路德的“农民”起义终结于路德的《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Against the murderous and Rapacious Hordes of the Peasants）]。反拿破仑的德国解放战争又使德国负担起了和平时代征兵的重任，而且1871年帝国的革命性统一又是由反动的普鲁士容克贵族完成的。

德国人的突围——称之为解放、侵略或随你怎么称谓——是一种周期性的类偏执狂式的恐慌。在间歇期，外部的压力意外生成并由德国传导给德国人，这样，下一次恐慌就在纪律和秩序中无声地、毫无征兆地发生了。谴责德国——更不用说德国人了——就是要谴责他们惹是生非造成的后果。以为将毁灭、战败、瓜分、外国统治和冷战等压力叠加在已存在的那些压力之上，“德国人的突围”就不会再发生，这是异想天开。它不仅会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除非7000万德国人的生活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除非他们找到一种“人们在法国就像上帝一样”的生活方式。

第三部分 动机和对策

审判

1948年11月9日

“听着，你们城里人，诚实的人”

上午10点，正是在克罗嫩贝格那座城堡下的法院大楼中，黑森州某区法院的三位法官走上法官席，宣读判决。除了被告、他们的律师和一些被告的少数近亲属外，法庭几乎是空的，因为事实是在克罗嫩贝格，没人对这个未决的案件有多大兴趣。

克罗嫩贝格是一个安静的市镇。在德国有（或者说曾经有）许多古老安静的“图画书似的市镇”，克罗嫩贝格是其中之一。现在，这些市镇中的大多数都遭到了部分破坏，一些被彻底摧毁。但古老的克罗嫩贝格却只受到了轻微伤害（在历次战争中它的情况总是如此）。就像所有受到轻微伤害的市镇一样，克罗嫩贝格的战前人口几乎增加了2倍，在火车站附近和沿着维尔纳河的低地，建起了许多棚屋和茅舍，而这在画册中是看不到的。

克罗嫩贝格没能保持住它的画似的风貌，想必是情有可原的。你看看，现在没有一个游客。（谁会来德国呢？）克罗嫩贝格人——甚至是那些有点积蓄刚刚因货币稳定政策而化为乌有的人——最关心的是活命。市镇破败不堪，十分破旧，在犹太会堂矗立的那块地上，杂草丛生，高过人头，圈围着那块地的铁栅栏锈迹斑斑。

但在克罗嫩贝格，战争中却很少有房屋被炸毁。有两三次，几架飞机夜间在镇上空盘旋，烧毁了镇中心的几栋房屋并扫射了街道。在古老、安静和没有工业的克罗嫩贝格小城中，这些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但有一天除外，当时轰炸目标明显是火车站的轰炸机，最终却点燃了距离火车站一英里的大学眼科诊所，烧死了53位蒙着眼睛的病人。

无法完整地估量处于崩溃中的人们所遭受的损失，但他们还是可以从连年的夜复一夜的空袭警报、从没施行巴氏消毒的牛奶价格、从花费他们工作一天的收入买到却在一小时内用尽的一包引火柴，来估量他们遭受的损失。克罗嫩贝格人都已疲惫不堪，疲惫到无法登上位于山中城堡的法庭，去再次完整地聆听关于焚烧犹太会堂这个案件。

3位法官沉默地静坐着，直到凯瑟琳教堂的钟声、堂区教堂的钟声和镇政厅房顶上的公鸡并不同步地报时，现在是10点钟了。接下来，那位地位较高的法官先与坐在他左右两侧的同事相互点点头，开始宣读判决书：

“缘起于1938年11月9日犹太会堂纵火的案件中，这是第一个由德国法庭实施充分的司法管辖权并进行判决的案件。以前的那些案件都是由占领德国的美国最高指挥部按照去纳粹化的程序进行宣判的……

“和先前所有案件中的被告一样，本案中的每个被告都认为他是在按照上级的指令行事。上级的指令不能构成对反人类罪的辩护，这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主张的信条。对本法庭来说，这一信条不无瑕疵。公民必须遵守法律和服从执法的官员，否则，无政府状态就会占据上风。不过，任何人都不可以犯反人类罪。在这个方面，我们存在着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

“但在目前的这个案件中，控诉的实情不需要澄清上述信条或解决上述明显的自相矛盾。因此，我们可以进行判决。

“在这个案件中，我们不知道谁下达了最初的命令或它是否被下达。我们知道，在1938年11月9日晚，德国境内有583座犹太会堂被摧毁，本法庭从司法角度提请注意如下事实:这类案件给德意志民族带来耻辱，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可悲地误解了德国人的性格。

“在眼前这个案件中，有一个证据，本法庭没有排除之，即本案或先前的那些案件中任何一位被告接近犯罪现场之前，犹太会堂已经燃烧了几十分钟，甚至是几小时。看来这可能是事实，但现在，要指证更多的犯法者，似乎也不可能。各种与此相关的官方和非官方记录的大部分，似乎都已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争即将结束时被毁灭了。

“但这里对暴民破坏和平和纵火犯罪的指控，不要求我们回答许多可能永远都无法回答的问题。根据法令，参与此事就应受到处罚。如果说法庭允许重提按上级命令行事的权利，那就可以说，法庭已经考虑到了自愿甚或是热切地执行那类命令的证据。在一些实例中，人们已经找到了这类自愿和热切……

“在焚烧犹太会堂这一犯罪行为发生的前几天，人们不得不预想，而且总体上预料到了如果受伤的驻巴黎的外交参赞冯拉特死亡的话，将会发生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举措。那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且人为制造出来的紧张，在竭力寻求释放。那类保障日常公共秩序的机构，比如说警察，也应防范重大危险。但那些警察本人要么具有反犹主义倾向，要么冷眼旁观、无动于衷。

“有人证实，没有警察出现在犯罪现场；是的，从司法的角度来说，我们不知道在现场到底有没有警察。在那种情况下，一群人——即便是两个人——尤其是在他们身着冲锋队制服的情况下，没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反抗，是完全正常的。最小的群体都能够对公共秩序造成威胁。他们会考虑到如下事实：最高行政当局会赞同他们采取的措施，而负责保障公共秩序的机构不会动用武器对付他们。

“在做出处罚的过程中，本法庭已经考虑到，除了那些因政治行动引发的罪行外，各个被告从未被判有其他任何罪行。此种考量被认为有利于做宽大处理。他们不属于‘犯罪阶级'。他们都是好公民，而且就我们面前的记录来看，都是正直体面之人。政治激情使人们成为了罪犯。身为纳粹党的成员和冲锋队的队员，年复一年的宣传征服了他们。他们的教育水平都不高，尽管都能读会写，而且在童年时代的学校中都接受过宗教培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样说是因为，看来作为个人，在尊重那些与他们信仰不同的人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采取负责的立场。

“在被告们犯下这次罪行的时期，这个国家的领袖并不惩罚对那些不受欢迎的个人或群体或他们财产的攻击，而且在这种意义上说是支持甚至是激励这种攻击。此外，这个国家许多最高级官员为了他们自己在政治上能够广受欢迎，以最猛烈地谴责那些不受欢迎的个人或群体的方式，相互竞争，这样就唤起了那些期望官员们提供忠告和方向的普通公民的激情。

“不过，在本案中，有些事实则不支持做宽大处理。

“在由犹太会堂纵火这一犯罪行为引发的所有案件中，几乎所有的被告都相互指责（而且为了证明自己无罪或获取好处而相互指控对方）。这可不是德国人能够引以为傲的景观。这影响到了本法庭，而且显然也影响了其他想消除所有指责和反指责负担的法庭。

“此外，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被告都存在着种种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们都说他们无法记起在较早的审判程序中说过什么；或者会说对他们而言，这些有待裁决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他们无法确证任何事情；或者会说后来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过太多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被从监狱带到这里的证人卡尔-海因茨·施文克就曾令自己出尽洋相，他正因在纵火案中扮演的角色而服刑3年。他声称他是个老人，无法清晰地记起往事；与此同时，他又一再主张自己应被视为体面正直之人，因为他是个基督徒，并已申请重新加入他在纳粹统治时期离开过的福音派教会。但是，要是认真对待他的前一主张，那就能够否定他的后一主张。如果说一个68岁的、身体显然健康的人太老了，无法对他过去的行为负责，那他可能也同样是太老了，不会知道基督徒意味着什么……

“真实的情况是，在1938年11月9日之后的政治与战争的时运中，在本案和因那次纵火犯罪引起的其他案件中的所有被告，都经受了失去财产、自由或健康或三者都丧失的痛苦。但是，他们那些没有犯过任何罪行的同胞们，包括那些具有犹太血统或犹太教信仰的同胞们，也都经受了上述痛苦。如果本法庭能够使历史倒转，它会去做；同样，如果被告们能够令历史倒转，毫无疑问，他们也会做；但本法庭和被告们都不可能使历史倒转。

“但是，对这些被告的惩罚不会恢复已失去的财产权、已失去的人权和后来失去的那些生命，不会恢复我们人民中的许多人，包括各位被告业已抛弃的声誉和人性。而抛弃的声誉和人性，导致了其他那些价值的丧失，并使我们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文明蒙羞……

“因为首犯（就我们掌握的证据来说），即前冲锋队队长施文克已因此罪行被判三年徒刑，眼前的这些被告，他们的作用是辅助他，故应受到更轻的刑罚。因此，本庭……”

26. 破碎的石块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下午，我们7岁的孩子迪肯（Dicken）正在我们位于克罗嫩贝格的房屋外的小巷中玩耍，当时有4架美国喷气式飞机组成的空军小分队呼啸着飞临该镇上空，盘旋着，而后离开了。这是我们在克罗嫩贝格上空看到或听到的第一批飞机（任何类型的），也是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或听到的第一批喷气式飞机。每个人都跑到窗前。我们看到在楼下，迪肯那些6岁、7岁和8岁的玩伴们，都像他一样惊讶得目瞪口呆。当时在小巷中还有一些年龄稍大的，10岁或11岁的孩子们在玩耍。这些稍大一点儿的孩子们惊恐万状，号叫着跑开了，他们的手紧抱着头顶。当迪肯进到屋里时，他问道，“你们看到喷气式飞机了吗？”我们说，“看到了”。迪肯问道，“为什么那些年龄大的男孩儿和女孩儿都跑了？”

1939年到1945年间的战争，最终降临到“战士”——德国人——的国土上。从1943年起，即在赫尔曼·戈林（他在1941年时曾说，“如果有一枚炸弹落在德国，他就改名为赫尔曼·迈尔”）变成了赫尔曼·迈尔（Hermann Meyer）之后，战争就进入了战士的住宅中，与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吃喝，睡在他们床上，接管他们孩子的教育、对病人的照顾和埋葬他们的生活。1945年5月9日，德国成为了一个遍地都是碎石瓦块的世界。

在1945年5月9日，不再有纳粹分子、非纳粹分子和反纳粹人士。只存在着人民，他们所有人必定会为某些事感到内疚，也必定会对某些事无所意识，他们从那个真实的千年帝国——那个花费了千年，一石一瓦建起来的帝国——的破碎的石块中走出来。

那些石块曾经都是住宅——不是军工厂或变电站，而是住宅。在沃尔姆斯（Worms）城，铁路的圆形机车库奇迹般地没有受到损害，而在半英里之外，则矗立着整排整排的墙壁，它们曾经是公寓房。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法兰克福，世界染料托拉斯的总部大楼I.G.霍赫豪斯（I.G.Hochhaus）没有受到破坏；在柏林，专利局也安然无恙。德国各地的情况都是如此，因为这场战争是针对住宅的战争。一次突袭就毁掉了弗莱堡的三分之一；德累斯顿在24小时内被破坏殆尽。汉堡！慕尼黑！鹿特丹！华沙！考文垂！斯大林格勒！美国人怎么能够理解？他们不可能理解。

每年有五分之一会更换其住所的美国人，每五十年就会建造出一个全新的美国的美国人，参观过安蒂特姆（Antietam）战场、葛底斯堡（Gettysburg）战场和布尔河（Bull Run）战场的美国人——怎么能够理解那个一度曾是住宅的破碎石块的世界？住宅就意味着民众。针对住宅的战争就是针对民众的战争。“战略性轰炸”是一个卑鄙的战争笑话；战略是要打击铁路、电厂和工厂——最后是住宅。一直到1944年底钢制品被彻底摧毁之前，为了保证每条铁路处于运行状态，德国人在各个调车场都备有4条铁轨。在一个调车场被击中后的2到6小时内，铁路会再次通行。但没睡觉的工人们无法那么快地行动起来，受到惊吓的工人们行动得更为缓慢，而没了家（也许是没了妻子或孩子）的工人们则根本不能快速行动。

参观他们内战战场的美国人不会明白，炸弹带来的最大收益不是夺去一个人的生命和工作，而是使他积累的关于生活和工作的理由失去意义。在第一种情况下，他只是一个死了的敌人；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则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同盟者。在这场第一次降临到德国的“战士”头上的战争中，客厅成了首要的军事设施，而客厅墙壁上的图片则成了首要的军事目标。如果炸弹能够击中工厂工人的客厅，它就能够毁掉这家工厂。赢得战争的手段是击中工人、矿工和士兵客厅墙壁上的图片。在柏林或克罗嫩贝格一英里或两英里甚或五英里高的上空进行投射的轰炸员几乎没有打偏目标的。

言语没有价值，一幅图片价值千言万语；而图片也没有价值，眼见未必为实。对一个人来说，只有身临其境，只有被击中或没被击中而慌不择路，只有被半小时前或半分钟后可能发生的事情终生折磨，这类事才最具价值。可能会抢救出一本书、一双鞋、一位母亲或一个孩子又或一本护照。或者说如果放弃一双鞋，也许能救出一个孩子；或者说如果舍弃一个孩子，可能会救出一位母亲。

像“击中”、“得到了”、“完蛋了”、“被打倒了”等单词和短语，谈论职业拳击赛或游乐园中的10分钱打3个球的游戏是不错的。这类词所能指明的一切，就是斯图加特受到“打击”或不莱梅（或考文垂或斯大林格勒或首尔）遭到“沉重打击”。就好像说耶稣在做木工活的过程中，钉子穿透了他的手一样。根本就不如不说。

因战争而遭受打击的那些住宅——甚至是那些经济型公寓（tenement houses）——都是由石头或巨型木材建造而成，而且都是用平滑的防水灰泥镶边和盖顶。在德国，没有农村的贫民窟，没有凸出的、倾斜的或坍塌的牲口棚，没有沥青油纸或护墙楔形板的简陋木屋，没有被弃的宅基地、生锈的栅栏和堆积如山的锈迹斑斑的汽车，没有留下任何会生锈和需要消除的东西。建造的每样东西都能存续到最后一代人。也许这已经就是最后一代人了。

27.解放者

在1945年，击败德国和德国人并不是要缓解塑造了他们的那些压力，而且战胜的一方也确实没有去做。相反，它必然将新的压力——有罪裁决和惩罚程序——添加在那些形成了极权主义和侵略的旧的压力之上。首先是国家本身的分割，而后是国家商业和工业的分割、修复的费用、巨额赔款、占领的费用和盟国的占领。

如果说有哪次占领具有成功可能性的话，那应该就是美国（有时被称为盟国）对西德的占领了。同一般的占领相比，美国的占领有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温和的占领。这部分是因为美国人在历史上的幸运已在他们中养育出了温厚的性情；同时也因为被占领者原来与占领者一样，有着相同的品位和性情，他们甚至就是兄弟。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位不把和平定义为秩序或民主或投票的人来说，现在非常清晰的是，美国的占领确实是失败了。它的失败是因为它是一种占领，任何占领都没有成功的机会。

在美军进驻克罗嫩贝格的那天，一位陆军中士乘坐一辆吉普车穿过这个城镇，并指定了几处战略位置利于负责维护治安的军队占用的住宅。有一所住宅属于一位有着2个婴儿的妇女。在几个小时之内，她与她的孩子们一起，还有她的家具都被扔到了大街上。她向那位负责此次驱逐行动的下士说话，用英语向他解释她不是纳粹，而是反纳粹的。那位下士的答复并不友好。他说，“太糟糕了，女士”。

这是太糟糕了，女士，但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次占领，更糟糕的还是一次文明的占领。就这次占领的本身来说，它违背了马基雅维利那不可违背的指令：要么解放，要么就灭绝被征服的人民，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采取不彻底的措施激怒他们。美国占领军采取的不彻底措施部分是公正的，但也有部分是不公正的。这些文明的举措怎么就会产生完全相反的后果呢？

美国人决定对纳粹主义采取某些措施，这意味着要对大约2500万德国人的每一位采取某些措施。这需要雇用成千上万名德国人的同胞，美国人必然是十分仓促地选择这些德国人的，他们自己就是被非常草率地选中的。这意味着美国占领军周围存在着许多邪恶的家伙们。由于其自身的重要性，去纳粹化在它不光彩地停止之前很久，就已经变成了无底的沼泽。因为没有档案记录——先是在纳粹分子，接下来是在反纳粹人士席卷德国的过程中，反纳粹和纳粹的档案都被摧毁了——被告无一例外地都控诉指控者。这是大显威力和报仇雪恨的良机。每一方的誓词都堆积得能触到天堂——那是他们对着发誓的地方。在二战后的8年时间中，克罗嫩贝格大学仍然有160起诽谤案没有判决，都是教员之间相互提起的诉讼。

当然，美国军事占领当局表现出了德拉古式的严酷（Draconian）。你不能教导人们周三去恨和杀戮，周四又去爱和呵护。但到1948年，那些想参与惩罚德国人的美国人，都已经喝足了鲜血，并都回国了。以文官来取代对被占德国的军事控制，事态出现了好转。不幸的是（而且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官控制的到来，与战争的爆发——美苏之间的冷战——在时间上相一致。

负责占领德国的文官高级专员公署在新形势的影响下开始了它的工作。美国高级专员麦克洛伊（McCloy）对余下的被判处死刑的28个纳粹分子中的21个做了减刑处理，并有力地推动了业已制定的“再定向和再教育”方案——该方案制定于1945年后到1948年前这段时期，有着无与伦比的细节。但这个勇敢的新方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在朝鲜战争开始的1950年和那些梦想家从美国政府消失的1952年之间，该方案一直在被较为无力地艰难缓慢地实践着。

在1952年，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该方案被终止执行。高级专员公署的各个地方“居民办公室”又恢复了它们作为美军分支机构这一先前的地位。那些来来去去并由德国人支付费用的再教育者和再定向者，都离开了。德美青年中心和德美妇女俱乐部都悄悄地关门了。由德国“对等”基金会和美国演讲协会捐建的新医院和学校都停办了。美国通知在德的美国占领军官兵，他们现在已是“在德美国国防军成员”。只有美国国务院的宣传机构——美国信息中心（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Centers）或美国之家（Amerika-Häuser）——仍然标示着那里是改造德国人性格的地方。

1950年中到1954年中，美国高级专员公署和相关机构的预算被削减了75%，人员由2264名美国人和12131名德国人削减到780名美国人和3650名德国人。更引人注目的是，任务是服务于再教育者紧急需要的汽车数量，由1952年中的1545部减少到1954年中的251部。文官行动的减少，与在德国的美国军事机构尽可能快速的重新部署是十分不匹配的。1954年秋天，尽管重新武装德国还没有合法化，罗伯特•S•艾伦（Robert S. Allen）就已在他的华盛顿的专栏中报道说，除了美国在德国的所有武装部队和设备外，美国将为德国的6个陆军师建造价值2.5亿美元的武器储备和价值1亿美元的食品储备。

美国占领的失败与德国人对它的抵抗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关系。除了他们的无能为力、饥饿和占领军的绝对控制之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德国人是被弄得精疲力尽了。我的10位纳粹朋友都明确宣布他们永不再加入政党，任何政党。总是轻信和顺从的德国人，又刚刚经受了12年的完全轻信和完全顺从的强化训练。占领者发现他们温顺得不可思议，甚至是没有怨恨；德国人似乎天生就是如此。

对于由美国人黑市引发的普遍的政府与社会腐败——有些腐败在第三帝国都闻所未闻——他们实际上毫不关心。他们这些正直的德国人不会去抱怨他们新统治者的品行。因为贫穷，他们也会抱怨不得不花50分买一包雪茄，而来使他们民主化的富人们却只需花10分钱，但美国的雪茄很快就使黑市饱和，他们的抱怨也就不重要了。富有的美国人变得更富有，而贫穷的德国人则以德国法定价格的一半买到了好咖啡。三分之一的德国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了黑市的受益者。在几年间，他们——这些曾经狂妄地自以为诚实的市民——就对骇人昕闻的金融丑闻麻木不仁了。1953年，美国国务院在“莱茵河畔的西切斯特（Westchester）为美国官员建造住宅——包括5栋价值各10万和l栋价值24万美元的住宅——这甚至没有在联邦议院中激起反对。难道德国的统治者们不一直都是国王吗？

就问题的本质来说，美军占领的失败也许难以避免。但占领者本可以减缓失败的痛苦，而这种减缓要求征服者去做一些他们在历史上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必须停止做那些他们在做的事情，并追问自己一些问题，一些难题，比如：德国人的性格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那种样态的？那种性格样态的问题是什么？有更好的性格样态吗？如果有，人们可以为它做些什么？

28.再教育者的被再教育

从一开始，美国的军事占领就是一种非民主的实践典型和高压推销的示范。但买主在哪儿呢？除了希尔德布兰特先生外，我的10位朋友没有人曾利用过克罗嫩贝格的美国之家提供的资料，而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是他们10人中唯一一位不需要被说服就接受了民主之人。除了那些反复观看免费风光片《科罗拉多大峡谷》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孩子们，美国之家的主顾主要是以前的亲美者和写作有关美国问题论文的学生们，而这些问题也是由那些匆匆忙忙就被美国化的教育者们布置给学生们的。在受到麦卡锡主义攻击之前的1952年，美国之家仍然供应各类美国书籍，遗憾的是都是英文书籍。我的朋友们无法阅读——或者说烧毁——它们，他们也曾无法阅读当时在纳粹控制的柏林能够看到的反纳粹的《纽约时报》。

德国人需要的是看看民主是什么样子，而不是聆听对它的吹捧。但我在克罗嫩贝格的那一年中，没有一次引起争论的公共辩论是由美国人赞助或控制的。在几英里外的东德，共产主义者正在竭力鼓吹共产主义；在克罗嫩贝格，美国人则在大肆吹嘘美利坚主义；不久前，就是在这两个地方，纳粹分子曾点燃火炬号召为纳粹主义而奋战。德国人嗜好——用他们自己文雅的说法——击打、吹奏和点火的感觉。

在1945年之后，要是德国人能够开始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开始评价纳粹主义，反思他们迄今所经历过的恩惠和灾祸。但他们必须首先亲眼看到另一种生活方式运行的情况，而后才会被它的实践所吸引。他们开始时——或第二次——必定会笨拙地施行它，但有谁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形呢？他们可能会误解它，甚至是误用它。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途径发现它的实情吗？当我的小儿子切掉猫尾巴时，我说，“什么时候你才能学会做一个好男孩儿呢？”他答道，“我知道了——你已经告诉过我无数次了。”

自由是一项有风险的事务。在我第一次让我的小儿子独自一人横穿马路时，我是在拿他的生命来冒险，但只有我这样做，他才会发展出独自过马路的能力。因此，美国占领当局为后纳粹时期的德国人选择自由，是充满了危险的；甚至是我的反纳粹朋友们，尽管他们是彻彻底底的德国人，也反对给予“新纳粹分子”以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但对自由的恐惧，尽管它蕴含着各种危险，则首先使德国人陷入困境之中。如果美国人决定他们无法为德国人“提供”自由，他们就是在认定希特勒是正确的。

在一个自由的平台上自由地探讨，是自由社会有别于奴隶社会的唯一实践。如果说战后的德国人需要武力，那么，他们需要它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保证进行公开讨论的平台的自由，而在德国，从来没有为了这个目标而动用过武力。他们需要的是市镇会议，是聚众闲聊的地方——是去看、听，最终是在他们自己的内心成为反极权主义这场战争中的一员。他们需要的不是《科罗拉多大峡谷》和《尼亚加拉大瀑布》，而是在精神病院广场上的周日下午讨论会，是对美国当局呐喊：“让他说话，让他说话”。

我的朋友老警察维利·霍夫梅斯特，对美国在战争期间没有查禁《我的奋斗》感到惊愕，并不断地提到他的惊愕。德国人需要的是学习说话和应答，这是非常紧迫的需要，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任何努力、花费和军队都不能帮助他们。在美国之家和由美国人控制的所有其他的公开讨论场合，他们听到了论歌德对埃德加•A.格斯特（Edgar A. Guest）的恩泽的讲座，学会了要听从比他们更优秀的人这一古老的、非常古老的日耳曼人的经验，那些人会告诉他们，对他们来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伟大的，什么是既好又伟大的。

在美军占领的整个时期，德国人需要的是美国人所特有的那种民族传统：在一种不是权威制约而是心灵活力的框架内进行争论和连续不断的交谈。另外，他们需要的其他事物，他们拥有足够的天赋为自己创造出来。

为什么美国竟会在1945年试图输出自由，而且首先是输向一个习惯于挥霍他们自己自由和吞噬其他民族自由的民族？这个问题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价值。但在1945年，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是太晚了。美军的占领给占领的历史添加了新的内容：理想主义。它所试图完成的事情超出了惩罚、收款和控制：它试图使德国人文明化。

欧洲的两个摇摇欲坠的古老文明国家，即法国和英国，对它们认为不可能实现的雄心壮志，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在每一个转折关头，它们都行动缓慢。但在德国的舞台上，出现了两个新的文明国家，即美国和苏联。它们秉奉冲突的文明观，对它们各自控制的区域充满了激情。要是它们中的一方不想如此，另一方的激情也会迫使它这样行事。

在被分裂的德国的东西边界，这两种新文明相遇了，它们每一方都致力于世界革命。它们二者都长期处于孤立状态，只是在现在的对抗中，才被迫思考它们承担的义务。美国的《独立宣言》没有说所有的英国人——或他们的海外殖民者——生而平等。它说的是所有人都生而平等，而且具有一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共产党宣言》也宣称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但它否定神的创造，并剥夺了人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如果那两场革命没能在这两个资源富饶的世界强权那里找到根基的话，避免这场沿着德国中部而展开的争吵，也许会成为1945年历史的一部分。

现在，使文明化变得异常艰难的是，即便原始人承认他们自己的处境是原始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承认这一点），他们也并不总是承认文明人的境况就是优越的。比如，德国人认为他们自己而非其他人是优越的。此外，怀疑和新近记忆中的事件所强化的怀疑总是会毁损完美无缺的文明化意图。战败不是文明化或再教育或再定向之最好的和直接的起始行为。在一段时间里，要后纳粹时期的德国人相信那些如此血腥地击败他们，并把他们的国家夷为平地的人，其现在的所作所为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或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是有困难的。甚至在真正和平时期的环境中，问题的本质也不利于我们。当然了，在1948年之后，我们就没再有那种环境了。

尽管美国占领当局认识到用10个世纪的时间完成的事物无法在10天内被废除掉，但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可能会取得一些微小进步的。在德国，随着惩罚、收款和控制造成的痛苦得到缓解，对美国进行世界革命这一努力的接受度，可能会有所提高；而且，要是美国国内的新孤立主义情绪不放弃它的话，这种努力本身可能会变得更令人充满了想象。到1948年，出现了许多有希望的迹象。除了官方声明，每个西德人都不会说他的政府是自由的，更不用说是民主了，但到处都能听到像“自由”和“民主”这样的词汇，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人中。

公立学校堆满了赞美自由、自由企业，尤其是赞美和平的免费书籍、电影和演讲稿。和他们的兄长们熟记民族社会主义的恩泽一样，学生们也在勤奋和一丝不苟地熟记着民主带来的恩惠。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片土地上，许多私立小学和中学再次活跃起来。而公立学校的改革始终是源于它们。

詹姆斯•M.瑞德（James M.Read）在1951年辞去美国高级专员公署教育主管这一职位时，曾十分慎重地指出，就大学来说“还难以预测……但已迈出了第一步。”在10岁、11岁的孩子们中，还是要把好知识与坏知识区分开来。虽然高等教育仍然与四分之三的人的孩子无关，但西德大学和正在它们那里完成学业的大部分学生，都不必再对共产党的指控——西德的大学把工人的子女完全排除在外，而东德的大学则重视贫困，并把它视为准入条件——低头认罪。各大学都设立了政治科学或社会研究的教授职位，在美国和英国的占领区[甚至是在法国占领区的图宾根（Tübingen）]，有五六所大学在政府支持下或至少是在政府容忍下，努力引进有关专业课程初级知识的普通教育项目。

在1948年，除了官方的报告，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说他们已经给德国人的国民性格带来了变革或者说已将变革嵌入了德国人的国民性格之中。当然，军国主义这一点是个例外。在1944年，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SHEAF）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告诉亨利·摩根索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德国制造战争的势力必须被根除”，当时在场和不在场的人们都赞同他的观点。根据一项“德国的去纳粹化和非军事化”的法令，美国人审讯了大约1300万德国人，并对其中大约350万人提起诉讼。1946年，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在他的斯图加特演讲中，重申了德国必须永久非军事化的波茨坦原则，并进一步指出：“在东西方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德国要是成为马前卒或同伙，既不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也不利于世界和平”。1949年，新成立的波恩政府庄重承诺“决心维持联邦境内的非军事化，并在其权限范围内动用各种手段防止再建任何武装力量”。

德国人每到一地，都会被告知美国人的理想主义最终会一劳永逸地把他们从军国主义的灾祸、从军国主义造成的财产损失和生命代价、从军国主义把他们的地位贬低为营房的奴才的损害中解放出来。看来他们迅速地相信了他们被告知的事物，也许这倒是该令人不安的。

很难夸大美国人的这种理想给德国人留下的印象，当然，这是德国人自己在经历1914到1945年的第二次三十年战争后所赞成的一种印象。“德国人表现得对服兵役没有任何渴望”，高级专员麦克洛伊报告说。“在德国人的生活中，不喜欢服兵役，这本身就是新鲜事物。”随后在1948年，随着冷战在柏林不断升温，美国人的理想突然间就被彻底改变了。

29.不情愿的不死鸟

在1948年末，人们听到的第一个温和的建议是武装西德的警察，理由是苏联人已经武装了东德的警察力量。但这次微不足道的针锋相对很快就让位给了号召组建12个西德师。“德国人都是伟大的战士，”来自俄克拉荷马的参议员托马斯说道，“如果美国卷入一场战争，那么，我们需要很多战士。”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斯（Collins）将军说，“如果我们派遣军队，是足以应对战争的。可我们的孩子们决不能再在欧洲流血牺牲。”此后不久，《纽约时报》用纯粹美国人的方式写道：“美国有权要求与它的花费等值的战斗。”

但是不死鸟没有表现出丝毫想从灰烬中起身的意向。“战士”已经厌倦、全然厌倦战争了。1950年，北约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感到有责任消除他们的疑虑。他指出：“如果盟国要重新武装德国人，他们就要拒绝履行一系列协议。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官方都已宣称，它们没有考虑过采取这类行动。”北约同样没有考虑过。德国人太累了，他们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太累了，这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感到震动。晚至1951年，他通知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他不想“在我指挥的军队中有不情愿的几个师”。

不过，他会得到德国的战士们。西德的安全部长——当然，没有战争部——宣布德国要强制征召30万到40万人（伍德罗·威尔逊曾把和平时期征兵称为普鲁士主义的恶之根)。当德国人（不用说还有法国人）被说服接受美国的“合约”时，除了和平时期征兵外还将组建9个新的坦克师，“德国军团将直接安排它自己的7.5万名空军和1500架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这个“德国军团”（那位安全部长无需补充说明）将和希特勒于1939年进攻西方时的武装力量一样强大。而且[那位安全部长同样无需补充说明，但普列文计划（Pleven Plan）己有表述]，欧洲防御共同体的各国军队“在开始时”将由各国而非各国间联合指挥。

在朝鲜战争真正开始后的几个月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长们都照会了——没有表达他们各自的观点——德国和其他地方表达的支持德国加入一支一体化武装力量的观点。在德国或其他地方，这些观点并不局限于政府或军事圈子。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具有国际视野但十分保守的《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上写道，他确信，“作为一个国家的德国可以被说服自愿加入西方联盟，只要我们能够向他们证明：我们拥有军事力量，而且直接并迅速地把战争扩大到维斯瓦河（Vistula River）的那一边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不是第一次要把战争直接和迅速地扩大到维斯瓦河的那一边；上一次这样行事的是希特勒。）在德国，非常保守的民族主义报纸《斯图加特报》（Stuttgart Zeitung）认为，“很有可能发生的是，作为一个盟国，英国对美国的价值不久将急剧贬值。对我们德国人来说，这极为重要……如果英美间的摩擦不断加剧，如果英国的地位变得更加贫弱，那么，我们可以期望美国可能会给予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角色以日益重要的地位。”

德国最高法院曾不同意裁定由1945年的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宪法允许德国再军事化，但在1953年选举之后，阿登纳政府在议会中有足够的权力推翻法院的上述裁定（同样的事情也在日本上演，永远禁止军事化的新宪法，实际上不得不对之进行修正）。美国高级专员代表海斯（Hays）将军指出，德国工业能够在“接到命令的6到9个月内”开始制造军事装备。1953年，位于埃森（Essen）的曾为纳粹制造战争机器的克虏伯公司（Krupp Company）展示了各种全新的工具生产线，包括配有旋转枪架的炮台。1954年秋，外援局局长施塔森（Stassen）告诉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一旦得到许可，你们会看到现代史上以最快速度建设一支军队的奇迹。所必需的装备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其中的大部分都由美国供应。”

与此同时，西德“可口可乐园区”的一切事物都发生了变化。美国人留下的用于再教育和再定向的机车都被彻底改装，以用于新的德国国防军（Wehrmacht）的作战。关于军国主义带来灾祸的图片，墨迹还未干，就已经被从墙上弄了下来；而那幅保卫祖国的旧作，还未布满灰尘，又被重新挂了起来。大量的反共产主义的事情还是可以说，可以做。但是，在德国人再教育这个问题上，再没有多少事可以做了。他们再教育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如下主题：军国主义是德国极权主义、德国战争和德国毁灭的根源。

到处都存在着障碍。1952年，在法兰克福的一次骚乱中，德国警察重新恢复了德国青年联盟（Bund Deutscher Jugend）的快速特警队，该组织的专长就是骚扰和驱散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中间人士的集会。几周后，黑森州州长齐恩（Zinn）宣布德国青年联盟是由“美国创建并得到它的财政支持”，他同时声称，遵照美国的命令，该组织设立了一个“技术部门”，并运作起来以防共产党的入侵。这个“技术部门”由一二千名军衔达到上校级别的前德国军官组成，所有人的年龄都在35岁以上。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前纳粹党卫军成员（在纽伦堡审判中，仅仅是身着黑衣的党卫军成员就要被定为罪犯）。在奥登林山（Odenwald），一个由美军守卫的伪装过的堆放木材的营地中，该部门的成员都在接受训练，并配备了各种轻型武器。

最令州长齐恩——他是一位社民党人——感到不安和愤慨的是这个“技术部门”有一份要清除西德“不可靠人士”的名单。名单上列有15位共产党员和80位社会民主党人——包括了后一政党所有的全国领导人。此外，还包括了德国议会中的那唯一一位犹太议员。州长齐恩指出，这个“技术部门”每月花费美国纳税人1.1万美元。美国驻德战区的高级专员公署对它一无所知。北约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或美国总统杜鲁门，当然还有德国总理阿登纳对此也毫不知情。

但其他人都对它有所了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它。据传美国国会的部门拨款中完全隐瞒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五亿元预算。“人们可能会想当然地以为，”亲西方的《法兰克福评论》（Frankfurter Rundschau）指出，“那些暗中活动的美国保证人对许多暗杀计划并不知情。然而，他们对纳粹分子地下运动的支持，一定造成了对美国官员的不信任。我们拒绝在纳粹主义的帮助下与斯大林主义进行斗争。”

当然，这只是一道障碍。德国人已被教导不要有好记性。尽管如此——在前述那次骚乱中，被称为西德的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的奥托·约翰（Otto John）博士随之失踪了，但在两年后，有人发现他又在东德现身。他不喜欢纳粹，并一直与南德工业发展组织（South Germ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存在着纷争。正如后来所发现的那样，这个发展组织坐落在美军占领区中一个叫普拉西（Pullach）的梦幻般的巴伐利亚乡村，占地30英亩，四周围着带刺的铁丝。该组织在苏联形成了一个有4000名特工的间谍网。根据1954年8月27日《巴黎报》（Paris Presse）——该报立场温和，属中偏右——的说法，发展那个间谍网的费用是每年600万美元。南德工业发展组织主任是前准将、二战期间纳粹在苏联的情报头子莱因哈特·格伦（Rheinhardt Gehlen）。《巴黎报》指出，他的新职业就是“为美国而继续完成他开始时为希特勒所做的工作”。

当然，这只是一道障碍，但对于啜泣的理想主义来说，这类障碍则是致命的。德国人已被教导不要有好记性，但有少数人，他们的记忆会令他们完全想起那个前德国上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曾劝说协约国，让他的“自由运动”成员动用几条生锈的老枪击退在巴伐利亚的共产党人。这个上尉的名字是罗姆，恩斯特·罗姆。不正是这个恩斯特·罗姆创建了纳粹党吗？

30.刚刚来到世上的人们

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刚刚来到世上。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确是如此，而且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在西德安全部长宣布重新军事化的细节——包括和平时期征兵——之时，伦敦《观察家报》（Observer）的通讯员报道说，根据民意测验，支持为德国国防做贡献的人数比例下降到15%以下；公开反对重新军事化的比例，在总的人群中是40%到50%，在直接相关的年龄群，即青年人中，则接近75%。在德国3所大学进行的学生民意测验——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或监督——表明，学生们几乎全体一致地反对重新军事化，这样，民意测验的科学基础是无可置疑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在只知战争的恐怖而不知其辉煌的这一代德国人中，1948年前的美军占领已在他们心中植下了一种在德国是全新的理想。

美国为德国学生、教授、新闻记者和官员提供的“交换项目”，从一开始就要进行审查，只把亲美国的德国人带到美国。现在——1948年之后——申请者要被问到他们如何评价他们国家的重新军事化。“我反对这项举措，”一位被交换项目接收的中学毕业班学生告诉我，“但我说了，我支持重新军事化。您知道，在我参加交换项目考试前的一个月，我们文实中学毕业班90%的同学都在反对重新军事化的请愿书上签了名。我的名字也在请愿书上，但我以为我们镇上的美国官员没有把请愿书送到法兰克福的美国考官那里，看来我是对的。”

我问道，“你为什么会猜到请愿书从未被送到法兰克福呢？”

“因为每个人在向他的长官讲话时，一般都会说长官想听的事情。在法兰克福的长官不会想听到反对重新军事化的言辞。教授，您看看，在德国，我们习惯了这种方式。”

德国的新教和天主教，尤其是反纳粹的宣信教派（Confessional Church）——它是“新教中的教派”，是德国新教中最具力量和信众最多的一支——的教士们，领导年轻人抵抗重新军事化。在1950年中期，宣信教会会议秘书默克尔斯基（Mochalski）牧师刚一建立反对重新军事化的达姆施塔特行动团体（Darmstadt Action Groups），该运动就从达姆施塔特技术学院蔓延到了法兰克福、美因茨、海德堡、图宾根和弗莱堡的大学。美国驻法兰克福的领事“警告”美国人要避开达姆施塔特行动团体这个“被共产党人控制的工具”，而在美国人要求看看证据时，他们被告知，“这是不可能的。证据已被列为保密项目。”

尼默勒-海涅曼-韦塞尔（Niemöller-Heinemann-Wessel）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团体反军事化的会议通知，被一群身份不明的罪犯撕了下来。但在1952年末的克罗嫩贝格，许多巨幅海报张贴在户外报刊亭或公用电话亭上。海报上描画的是一只刺有锤子和镰刀的毛茸茸的红手，抓着一个女人瘦白的胳臂，说明文字是“妻子大人，‘我不想在下次战争中作战'先生（Deine Frau,Herr Ohne Mich）！”人们不知道这些海报的来源，警察一般会把它们没收。但它们没被充公。“我们也习惯了这种方式，”我的那位交换生朋友说道，“也许这类海报被留在了戈培尔博士的陈列室了。”

在德国，在一个宁可求助于最荒诞信念也不愿相信任何事物的民族中，存在着愤世嫉俗，最深刻的愤世嫉俗；在年轻人中存在着愤世嫉俗，而青年时代是为理想而奋斗的时代。不是他们的长辈们不那么愤世嫉俗了，而是后者的年纪已经到了幡然悔悟的阶段。“我以为，”我的那位朋友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说，“‘德国去纳粹化和非军事化占领法'被废除了，现在我们要被重新军事化。难道我们也要被重新纳粹化吗？”

他们会被重新纳粹化吗？德国人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转变，即由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也许要好于他们自己的观点，转变为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确实很好，但并不比他们更好的观点。尽管受到占领当局的控制，但德国的报刊花了大量篇幅来发布新闻，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它们使用极多的版面报道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进展，尤其是报道进入美国之家的各个图书馆焚书的情况。胆子更大的报纸则以社论形式阐述自己的立场，反共的《慕尼黑水星报》（Münchner Merkur）提名麦卡锡参议员为共产党荣誉党员；反共的《威悉信使报》（Weser-Kurier）则指出，戈培尔会欣赏这位来自威斯康星的参议员；“在德国，我们，”反共的《曼海姆早报》（Mannheimer Morgen）写道，“在德国，整群的麦卡锡们试图控制我们的思想，我们上一次（指纳粹统治）就已经受够了这类事情。”

一些德国人是傻瓜，但并不都是。

31.和平的较量

有一则新的德国笑话：“德国人对局势的感觉如何？”——“哦，两条狗之间的骨头，会有什么感觉呢？”压力，又是压力，战争、破坏和战败都没能缓解的所有旧压力之上的新压力。纳粹的战斗口号是“德国，觉醒！”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也喊着同样的口号。德国人迟早会屈从于新的压力。再教育德国人接受军国主义，当然要比再教育他们远离它更容易。“我希望，”一位德国牧师说，“我们德国人不会如此轻易地相信军国主义了。”

对于最近成为了世上不可接触者的德国人，无论他们去向哪里，为了再次进行战争，大国都会需要、想要并追逐他们，由此造成的压力的结果，人们只能进行猜测，但往往都能猜中。“德国的悲剧，”德国尚健在的伟大作家之一赖因霍尔德·施奈德（Reinhold Schneider）说，“一如既往地严重。悲剧在于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被认为拥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无论是音乐还是艺术、宗教或文学——几乎只能根据可以想象得到的政治关系来进行评价。最折磨人的和牵强附会的结论都出自如下作品：它们只是出于急切地想创造或——如果它们有具体目标的话——扩展人类精神的范围而被创作出来。我当然知道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但是采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的一切都是伟大的政治而最终只是经济活动的一桩小事，看来西方正在依此行事，就是要背弃某种会使世界陷入困境的事物，当然也意味着背弃早前的希望：在人类这种具有可塑性的存在物中，某些新事物可能会从德国经历的痛苦中形成。”

上文是一种对重新军事化态度的表述方式，但并没有很多人以此方式进行表达。很多人把重新军事化视为拥有主权的唯一途径，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很多人把它视为获得职业行动的一种方式，他们是前官员；还有很多人把它看作是找工作的一种手段，他们是失业者；还有大约上千万的“被驱逐者”（不曾有人尽心力去计算他们的人数），他们是受到战胜者的强迫而从被解放的国家进入德国的。在波茨坦会议上，战胜者确定希特勒终究是正确的：存在着像“德意志种族”这样的事物。在波茨坦会议上，其成员被列为“德意志族群”，他们必须生活在德国。就支持发动针对苏联的战争来说，被驱逐者是一支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力量，他们把对苏战争视为是返回故乡的唯一希望。

在德国人中，不断增长的还是那个最强烈的压力，重新统一他们国家的压力，它肯定要比重新获取在20年代失去的殖民地的压力强烈得多。西（和东）德人在德国曾控制的西非没有亲属，但他们在东（和西）德都有亲属。新希特勒主义——如果说它要在西德复活的话——只需在它的党纲中写上一条：重新统一。1953年，西德人再次选举阿登纳为总理，他按照美国人的方式（à l' Américaine）告诉人们，“我们谈论了许多有关统一的事情。让我们谈谈解放吧。”但是，在德国，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每当有哪位演讲者使用统一（Einheit）这个词而不论他如何使用它，他都会被运动场上那种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所打断。

统一也是纳粹惯用的一个术语。更遗憾的是，在整个东德受到痛恨的共产党人把统一与和平一起，写在了面朝西德的墙上和告示牌上。东部和西部的德国人都想要美国人离开德国——在苏联人离开五分钟后。但在上次战争中失去了1700万人民的苏联人是不会离开的；美国人也不会离开，他们不想在下次战争中失去1700万人民。占领——西部和东部一样——是一个强权问题。强权是一个德国人不需要被再教育或再定向就能理解的重大事物。

东部的德国人似乎并不相信他们会从苏联人那里得到统一与和平。美国人也没有向西部的德国人谈及统一与和平。他们谈及的是防卫，无偿地为西德提供防卫。嗯，德国人也想要防卫，尤其是要防卫“布尔什维主义”。但防卫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在1914年和1939年给他们提供的东西，而在1914年和1939年，防卫意味着战争。德国人不想要战争。他们不想不惜一切代价地争取和平，但他们也不想要以死亡为代价的战争。在他们被允许思考战争问题时，他们认为他们将不得不付出死亡的代价。

在德国国内，德国人的两难困境也许是最严重的。但实际上这不是德国的困境，这是一个欧洲的困境。如果防卫意味着死亡，那么，人们不得不十分认真地思考防卫问题。但是，德国人能够最敏锐地看到这个困境，因为他们看到美国人和苏联人已经达成一致，如果美苏之间不得不进行战争，它们二者都更愿意在德国境内作战。德国人能够看到，无论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哪里结束，它都将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开始，他们那破碎的石块会化为灰烬。

1953年，在阿登纳的保守联盟再次当选的过程中，核心问题是经济。几乎一半的联邦政府预算都用在了社会服务方面。国家的补助金或救济直接供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在欧洲胜利日之后的那一天，仍然有五分之四的人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支持。在1953年，德国人甚至没有心情为一位瘦弱的圣诞老人拍照。在1954年的秋季选举中，情绪——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注的焦点——发生了变化。在各地，甚至是在天主教的巴伐利亚，阿登纳都失去了支持，而且从根本上失去了支持。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是表面上拥有一支国际部队的“欧洲防卫共同体”解体了。在来自美国最强烈的压力下，阿登纳政府按照新的“伦敦协定”，正在试图交付一支配有德国参谋的德国军队。

不死鸟疲惫不堪地拖行着它的巨爪。1954年夏天，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从他的出生地访问归来并做了报告说，他在许多不同类型的人面前提出德国重整军备这个问题。“我发现只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它，他也完全支持阿登纳政府，”摩根索补充道，“所有4位仍健在的德国前总理，从极右的巴本（Papen）到极左的维尔特（Wirth），他们代表着政治谱系中最多样化的观点。但他们都宣布反对波恩政权的西方取向。”1954-1955年冬天，西德的“安全部长”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劝说年轻人自愿登记加入这支万一需要的“防卫力量”。在科隆（Cologne）的群众集会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那位安全部长“发现，相比于其他任何事物，在这件事上，有更多出于良心的反对者。在西德的一些关键区域进行的调查表明，科隆年轻人的态度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具有代表性。几乎没有人报名。反军国主义突然间成为了最得人心的政治议题之一”。

“出于良心地反对”志愿当兵，当然不意味着“出于良心地反对”强制征兵。“实际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在西德没人认真地质疑过这个国家可以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手段拥有一支军队。但变得明显起来的是，未来的德国士兵会非常不同于1870年、1914年和1939年时参战的德国军队。”我在柏林曾与一位匿名官员交谈过，他说，“打仗？当然，德国人会进行战斗。但他们会打一场疲劳的战争，就是法国人在1940年打仗的那种方式。”

完全不必感到奇怪，德国人想要活着。他们想好好地生活，但不管怎样，他们是想活下去，无论是好还是坏。他们的态度可能是胆怯的；也许他们应该站着死而不该跪着活。但他们没有。与没有那两种经历的我们不同；那两种情形，他们都曾经历过。他们始终是我们称为奴隶的那种人，而我们从未做过奴隶。他们发现，我们称为奴隶制的事物要比死亡少一些可憎之处。他们痛恨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名义下的——但他们不喜欢我们称为自由且足以为之去死的那一事物。如果他们喜欢，他们就会反对希特勒并为自由而死了。

那些在东西德之间的难民流和东德的暴乱中看到了热爱自由的美国人，需要提醒一下自己，那些东德人于1933年到1945年间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生活了十二年，并喜欢上了那种统治。他们甚至没有称之为奴隶制。相比于现在从东德来到西德的那些人，他们中那些痛恨极权主义统治的人们（当然，这样的人有许多）能够以更体面的方式移居外国。但是，除了那些被极权主义专制统治驱逐出去的人之外，在那十二年中，移民的人数几乎是零。

32.“我们和苏联人是一样的？”

在19世纪的欧洲，只有3个专制统治的巨大堡垒——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没有受到触动。用我们时代的术语来说，在这3个位于欧洲东部的大国中间，服务于农业和军事贵族、并有一个俯首帖耳的教会附于其上的后封建的专制主义模式，仍然残存于西方。德国的王室偏爱英国和法国——它与后两者统治家族的联姻——很容易给世人一个西方取向的印象，俾斯麦统治下新帝国那宏伟的工业化又强化了这一印象。但对于欧洲的未来来说，德国学术界对俄国的长期不断的倾注（反之亦然）可能是一个比宫廷社会中那些恶作剧要更好的线索。

从主观上说，俄国（其历史被浓缩为寻找一处温水港）和德国是两个穷国，在漫长的历史上，两国行为相似，且多有合作。它们的历史都开始于后中世纪的大陆殖民化（包括令它们愉快的六次瓜分波兰）和它们没能（或者说没有能力）在海外进行殖民。俾斯麦支持俄国对黑海的野心、德国总参谋部支持十月革命、《拉巴洛条约》（Rapallo）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所有这些都可以被完全正确地视为德国的政策陷入了钳形的局势之中。但德俄之间的关系，总是比它们每一方与欧洲其他大国的关系要更愉快。在刚刚过去的那些事件背后，是德意志商人和农民长达5个世纪对西斯拉夫世界引人注目的和平渗透，和与之同时发生的斯拉夫人对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地区人性情的影响。

我们近来才发现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本质上的相似性，也许是德国人“先进的”境况，也许是苏联共产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混淆，也许是这二者一起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但反犹主义的循环历程本身——从14世纪的德国到俄国（中经18世纪末对波兰的瓜分），在19世纪由俄国到奥地利，在20世纪从奥地利回到德国——应该是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泛俄罗斯民族主义这种独有的意气相投的一个标志。但直到1930年代民族社会主义征服了德国之时，我们才惊异地发现，和在俄国人中一样，那种原始的“民族家庭”和部落的民众意识（herd sense）已深深地嵌入了德国人的心中。

一些德国人还没有发现这一点。在汉堡，我与一群学生聚会，谈论的话题转到了苏联。“你不了解俄国人。”一个学生说道。他显然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全体学生在讲话。“我估计你们都不了解俄国人。我了解他们。他们没有自由观念，即便他们拥有了自由，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他们是一群原始的、动物一样的人。他们简直没有人性或人权的概念。我有一位朋友，他曾深陷苏联人的集中营里。在那里，苏联人的所作所为是骇人昕闻的。你们不会相信的。”另一位同学大声说道，“我有一位朋友，他曾深陷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在那里，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是骇人听闻的。你们不会相信的。”前一位同学被激怒了。“你在说，”他大吼道，“我们和苏联人是一样的？”

33.马克思与米歇尔的对话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两个俄国人打架时，他们会撕扯彼此的衣服，而后握手言和；而当两个德国人打架时，他们会杀死对方，但不会丢掉一个纽扣。”德国的资产者形成得很晚——俄国的从未形成——因此，他们的私人财产意识和孩子们的一样，过于发达了。但1914——1945年的三十年战争，使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尤其是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化了。和在1919-1923年一样（不过，当时拥有库存的零售商都幸存了下来），在1945-1948年的通货膨胀中，农场主们不仅没有衰退，而且用食品换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他们的猪圈里甚至存放着波斯地毯”。其后两次的货币改革重创了农场主们，他们也步资本家阶级的后尘，开始了他们走向没落的历程。

地位较高的资产者是最早、最严厉和最持久地被无产阶级化的人。他们可能还没认识到这一点。施密特博士先生或施密特律师先生或施密特教授先生或施密特建筑师先生或施密特工程师先生，他仍然拥有他的职业头衔，他的头衔就是他的财产，这和西方世界中的其他地方都不一样。但在社会等级中，他没有不动产，没有被给予明确的股份。他能出卖的只有他的劳动力。马克思在对他谈话。

在克罗嫩贝格，一位大学系主任一家有4个成年人和2个孩子，住在一个四居室的公寓中，没有热水和集中供热。战争之后8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家人一直开心地接受那些赠送来的、穿过的衣物和那些点点滴滴的施舍。当时，我看到他过滤着烟斗中残余的烟丝，寻找着那些不曾烧过的片片烟叶。我看到他妻子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着茶叶。在克罗嫩贝格的一年中，我只遇到过一个有私家汽车的人，没见过一台冰箱。鸡蛋都由单位出售：谁有钱一次买6个鸡蛋呢？或者说，谁有地方给鸡蛋保鲜呢？

我的大儿子在一所学校读6年级，该学校坐落在我们有产者的、无工业的和县政府所在地的一个镇上，位于一个肥沃的山谷中。在战争之后的8年中，他班上有10%的同学不吃早餐就上学；还有10%的同学带着没有涂奶酪的面包；另有10%的同学带的面包上涂着脱脂的奶酪；只有最上层的30%的学生能够喝到各类牛奶或替代牛奶的饮料。我的小儿子在l年级，他把他的新朋友比嫩特（Bienet）带到家里并给了后者一个香蕉。比嫩特连皮一起吃了下去。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复兴的”德国，西德。那里的生活水平一直比东德高，现在当然更要高出许多。在“复兴的”德国的一个森林环绕的小镇，冬天里只有厨房是热的，因为没有买引火柴的那几分钱。我的纳粹朋友，那位年轻的施文克建议我用布制的雪茄卷烟机，不要用塑料的卷烟机。我问为什么，他说布制的要比另一种便直2.5分钱。

当然，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也有貂皮上衣；在巴登-巴登，人们也在夜以继日地加工包装着红与黑纸牌（Rouge-et-Noir）（按照德国人对它的称呼）；在柏林，也有超长的妨碍交通的奔驰豪华高级轿车。但在豪华高级轿车从你身旁经过的同时，你也会看到各色人等，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在垃圾桶中寻找着东西（就好像德国人垃圾桶中能够找到各种能吃的东西一样！）。任何地方的人们都不会质疑如下主张：西德的贫富差距要比纳粹统治时期大得多。

“产品产量已是战前的150%。”但重要的是生产了什么和销往哪里。“复兴”中的德国生产的不是家用消费品；机器工具是难以下咽的。像高涨的（虽说不是很高）东德经济一样，高涨的西德经济也是人为的产物，是一项党派性的、冷战需要的和政府投资剌激的运作。为了积聚黄金和美元结存，税收优惠（最终都由德国喜剧中的标准傻瓜米歇尔支付了）都被给了出口者。I.G.法尔本化学联合企业的一些单位，在战后曾被解散了，现在的规模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一家打印机制造厂在向139个国家出口产品。

“产品产量已是战前的150%。”但2万名大众公司的雇员（包括管理人员）中只有2%的人能够支付得起驾驶他们自己生产的汽车。在“产品产量已是战前150%”的1953年，西德人的工业工资不到美国人的四分之一，生活水平要比军备负担沉重的法国低15%，人均肉类消费（未定量供应）要低于厉行节俭的英国人的消费量（定量供应）。“产品产量已是战前的150%”并没有被用在5000万西德人身上。

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德国是唯一一个不享有将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军事机构这种主权特权的国家，它建造的单元房要6倍于“战胜国”法国所建造的，但仍然缺少400万套，住房还是要定量供应，最高目标是一室一人。众所周知，西德的失业数据是不可靠的，在可能的200万人到不可能的100万人之间。没有确切的数据能区分开兼职就业和完全就业，关于那1000万“被驱逐者”，也没有任何确切的数据。

存在着一些简单的区分。一个人步行穿过柏林的波茨坦广场，就可以——不禁就会——做出那些区分。在共产党控制的东柏林，没有工人是自由的——或失业的；在资本家控制的西柏林——每4个工人中就有1人失业——但却是自由的。在克罗嫩贝格，那里没有重工业，普通劳动者（因“被驱逐者”而增加了）的失业率在1953年是20%。一个失业的白领工人，一个房间中住着他一家四口，他每月能得到31.74美元的救济。他要把其中的四分之一用于支付房租，其中的一半用于购买食品，为所有制成品（包括燃料和衣服）支付的费用和我们一样多。我们10分一条的肥皂，在西德要花上20分。

随着德国材料价格的上涨，德国人正在经历着货币的贬值。一位补鞋匠要花费半个小时修鞋，但不需要皮革或橡胶，那么费用是12分钱；但如果他工作10分钟，给一双鞋镶上鞋底前掌和后跟的话，费用就是2.25美元。德国人民（不要与德国出口和德国工业相混淆）还没有恢复过来。美国的援助没有使他们恢复过来。的确，“他们”得到了30亿美元的援助；他们（没有引号）也支付了100亿美元的占领费，这也是真的。而且，无论援助采取了什么形式，也无论有哪些人得到了援助，根据马歇尔计划和它的后续安排，每个德国人得到了28美元的援助，而每个英国人得到的是63美元，每个法国人得到的是65美元。

在德国，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恢复——不是被毁城市的惊人重建，而是居住其中的人们的重建——都是7000万德国米歇尔们辛苦劳作的结果。我们的管家坦特·克特就是这些米歇尔中的一员。“工作和存钱，米歇尔。”坦特·克特工作过，也存过钱。她工作过两次，每次她的存款都接近2000美元，而每一次——即在1918年之后和1945年之后——她的2000美元都被通胀掉了。坦特·克特只会读写古老的德文字母，不会读写多少东西。她甚至不知道（和那位补鞋匠一样，他的那些材料比他自己还值钱）马克思在和她对话。

在1914年到1945年的整个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期间，在德国人的心中，他们敏锐的财产权意识和他们同样敏锐的安全意识一直处于冲突之中。安全意识获胜了。在本世纪初，德国人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非同寻常的。在1871年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中，社会民主党拥有2个席位；在1903年，它拥有81个席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拥有110个席位，并已成为这个国家最强大的政党。在1932年，反资本主义的势力——中左的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纳粹（最后提到的纳粹，它从德国资本那里得到了私人支持）——控制了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三分之二的席位。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以来，无论是在“大好”时代还是在“糟糕”的岁月，对德国人，尤其是德国中产阶级，最为重要的是对德国中上层阶级财产的剥夺，就一直在无情地进行中，并趋向于完成。没有了财产的资产者没有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但他们的运气迟早会抛弃他们。他一般生活在（如果说他们在年龄很大的时候去世）对第一帝国黄金时代的回忆中。但这类人的孙子们，甚至可能就是他的孩子们，就已经失去了那些记忆，没有了维持他们幻想的个人记忆。如果局势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非常糟糕的话，如果3户人家只有一个大门，如果他们继续使用上面刻着那个家族名字的世袭门牌，那么，这些看来都是会引人焦虑的不相称的东西。这样，那位有产者的孙子——或儿子——会摘下那个门牌。马克思在与他对话。

马克思并不关心，在这次或那次爆发的战争中，或在此地或彼地，一个人自称是纳粹、法西斯分子、共产党员、民族主义者或怪人。马克思谈论的是他们赤裸裸的生存境况，不是他们翻领上的那个徽章。“战前的150%”，这是那些死去的金融家们的鬼话。没有什么比战争更花费金钱，无论谁赢谁输。没有什么比战争更能大规模地制造无产者，无论谁赢谁输。马克思在与住宅和存款都灰飞烟灭的那个人、在与能够出卖的只有劳动力的那个人交谈。让那些死去的金融家们谈论“战前的150%”吧。马克思知道，英国和法国的生产力远没有被摧毁，几乎没有受到过影响，但始终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在破碎的石块中，在弯曲的钢铁中、在被烧尽的店铺中和在透水的矿山中，站立着新的元产者：德国人。

不要忘记——按照欧洲的标准，德国人曾经非常富有，但现在，他们十分贫困。主观上说，他们现在似乎比那些一直贫困的人的境况还要糟糕。他们在接近那个阶段——人们往往并不知道问题所在——到那时，他们会知道他们是他们已是的人：无产者。在1945年到1955年间，仅仅是维持占领这个国家军事力量的费用，每个月就要花掉米歇尔们1.55亿美元。他们一得到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就是他们要为“欧洲防务”做出防务贡献，他们每月就要花费2.15亿美元，这仅仅是开始。

米歇尔痛恨共产主义和它名义下的统治。但希特勒在民族社会主义的名义下使他共产主义化了，而他从未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这种落魄的过程——不是一直处于底层而是落魄的过程——持续下去的话，米歇尔会信奉某种新的还未公开的“反共产主义”。但正如民族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一样，在随着人的价值的下降，价值不断上升的物质只有以集体形式才会越发具有效力的情况下，反共产主义也会是共产主义，而且是更高级的共产主义。当1914年到1945年仇恨逐渐消失后，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种共产主义不会成为苏联人的或苏联人-德国人的共产主义，不会成为这两个穷国——它们和所有穷国一样，都梦想着成为富国——的第三个《拉巴洛条约》。当然存在着签署第三个《拉巴洛条约》的各方彼此摧毁的可能性（丘吉尔曾对此打赌，但他又输了）；而这种可能性一直是富人们的梦想。

资产者的骄傲、头衔、门牌和高级官员从低级官员那里得到的恭敬，继续存在于德国和苏联之间，但骄傲、头衔、门牌和恭敬都处在颓势之中。战争后期德国人在苏联所做的事——和后来苏联人在德国所做的事——也会继续存在于它们之间。纳粹政府和后来美军占领当局的反共产主义口号，已灌输进了德国人的心中，这些也会在一段时间内留存在他们的记忆中。但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的向东看战略会比纳粹和美军占领当局更长久。“每个人都知道，”现实主义者沃尔特·李普曼在1954年末说道，“德国国内倾向于这一协定”——西德和苏联之间——“的拉力一定十分强大，而且随着德国凭借自身的实力而获得巨大的军事力量，这种拉力一直都非常强大。苏联人，”他接着说道，“握有许多对付德国人的重大优势：统一、从占领区撤军、修正边界、重新安置被驱逐的难民、贸易和对欧洲命运的重大的政治影响。”这位现实主义者本可以更现实些，并补充说道，相比于1914年或1939年，现在，马克思在向更多的德国人讲话。

34.后患无穷

缓解压力的方式就是要去缓解压力。如果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对德国、因此是对欧洲和文明的拯救，每项措施的试用都必须符合那位己故的印度总理竭力主张的标准：“它是否加剧了紧张？”这一标准中暗含着放弃对公理和强权的关注，对此感到悲叹的西方人必定会眯起他们的眼睛，注视东方并保持警惕。如果说德国人使世界其余的人遭受痛苦，是因为他们自己遭受了痛苦；而如果说他们自己遭受痛苦是因为他们处在压力之下，那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压力从他们身上卸下来。像公理和强权这类美妙的东西就必须等一等了。

把压力从他们身上卸下来，他们可能会变得令人难以容忍。但对他们施加压力，他们也会变得令人不堪忍受。把压力从他们身上卸下来，他们可能会声称他们赢得了上次战争。但这要好于他们声称他们要赢得下一次战争。把压力从他们身上卸下来，他们可能会重新武装起来。但无论如何，他们总会重新武装起来。把压力从他们身上卸下来，他们可能会变成共产党人。但他们确实成为了纳粹分子。

麻烦在于，救济德国人估计需要世界的先行重建。要启动——甚至是思考——一项救济计划，必须有这样一个世界：对于在口头上追问德国人是否因其罪行而得到特殊关照，他们是否会因为失掉了他们发动的战争而进行报复的提议，它不予回应。必须有一个世界，它不鼠目寸光，它能放眼全局，揆诸过去和将来。必须有一个具有世界观的世界。

考虑到这不是那种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或者不是那种我们不久可能会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前文的论述意味着是在做分外之事。但一个愿意减轻德国人压力的世界，它自身必须是一个没有压力的世界，一个能够自由呼吸的世界。我们远远没有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现在使世界分裂的两个霸权国，都受到了那种把德国带至目前境况的多疑的恐慌的伤害，为了包围它们的包围者，它们二者都牺牲了所有其他目标。至少就这一方面来说，戈培尔的有悖常情的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他说道：“即便我们输了，我们也会赢得胜利，因为我们的理想将会渗入敌人的心脏。”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生活的世界——像在欧洲建立欧洲合众国和在地球上建立世界联邦主义这样的梦想，都不是多么遥远和先进的想法了。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欧洲联盟运动在且仅在非政府的知识分子中，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得到了广泛支持。在慕尼黑大学的随机抽样调查中，有88%的学生赞同“欧洲统一”胜于“德国主权”。但“欧洲统一”对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事物——对一些人来说，它意味着和平；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则意味着战争。它是一个比民主更为模糊和更有局限性的事物。在世界斗争的背景下，欧洲联盟首先意味着非共产主义欧洲的军事联盟；其次是经济联盟（目前得到两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和一位年老的卡特尔主义者的支持）；最后是政治联盟，虽然曾经存在过。即便联盟形成了，但任何使德国处于分裂状态的联盟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使俄国人对救济德国人产生兴趣，是存在着可能性的，毕竟前者发明了俄国的轮盘赌。因为德国人现在感觉到，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感觉到俄国人害怕他们。“现在清楚的是，”《英国泰晤士报》在1954年时曾指出，“从与它们国家利益相符的关系来说，苏联和西方都不可能同意德国统一。”西方防卫的关键是西德的合作——这仍然是苏联恐惧的核心所在。西方的主要焦虑——苏联军队部署在欧洲的心脏——按苏联的观点则是苏联安全不可或缺的条件。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这两种恐怖都不能被贬损为仅仅是宣传。

在这样一个世界的这样一种局面中，美国可能做的事情是掌握主动权，提议在可谈判的条件下实现德国重新统一；同时，为了满足苏联人——根据协议，他们的利益要得到满足（至少是不受到损害）——美国不得不牺牲它直接的国家利益。如果说以前从没有哪个国家做过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一个国家从没为了推进另外的利益而牺牲它直接的国家利益——那么，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要如此行事，它建立在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之上：不惜牺牲直接的国家利益而救济德国人，将为拯救文明创造出可能性。

在任何情况下，对德国人进行治疗，都不会是没有代价的，也不会有任何处方能够确保治愈。如果德国被认为，而且是错误地被认为是某国的仆从国——正如它现在看上去就是一样——那么，就不会有人费尽心力地为它做任何事情，除了为它备战，包括内战。战争对德国人没有好处。只要利益相关的大国决定，根本的和最高的自我利益要比直接的自我利益更引人关注，它们就会对减轻德国人的压力产生兴趣。但是让各大国亲自承担起救济，又是根本不可行的。从伪装成（不成功地）仁慈的剥削快速地转变为真正的仁慈规划，只会使德国人感到不可思议。

在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和切身经历后，已退休的美国驻德占领区的高级专员麦克洛伊先生断定，要是允许几位中立者坐在1946年纽伦堡法庭的法官席上，可能会有所助益。在1946年，有些人曾提议在纽伦堡法庭设立中立的法官席，但没人听信他们。现在听信为时已晚。但听信那些现在提出了在东西柏林的边界安排中立者的人们，还来得及。

找到一条重新统一德国的途径，西方——或者说对美国——遭受的损失是巨大的。一个统一的德国，尽管它会反共产主义，但它也会被社会民主党人控制，因为东德五分之四的人是社会民主党人。而一些美国人不喜欢社会主义。此外，“放弃”德国意味着美国将丧失颜面，这对西方人来说是最大的打击。最糟糕的是，这意味着至少在欧洲要放弃目前这一整套依靠武力维持的遏制政策，意味着放弃现在通过颠覆和造反来实现全部解放的雄心壮志。它意味着无论在何地，无论动用什么手段，共产主义者的扩张将会被终止——假定军事手段能够阻止这类事情——但维斯瓦河、奥得河、易北河或莱茵河上的战争无法阻止德国的重新统一。而德国的重新统一还意味着霸权国将无法“控制”欧洲。

但这种必须依赖德国人“控制”德国的另类愿景，也没有多少吸引力。德国人还没有——在接下来的6个月或6年中也不会——被从第一流的极权主义者改造为第一流的自由人。每当我们记起德国人直到最近都是而且习惯上一直是极权主义者，或至少行极权主义之事时，那么，看来几乎不值得费力把他们从共产主义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尽管他们一定会维护我们的利益。

不过，在这种悲哀的环境中，在这种任何真正的救济计划可能都非常不现实且不值得思考的环境中，美国至少可以避免做一些事情，从而不被指责为乌托邦主义。在1953年德国选举前夕，《纽约时报》的一条标题新闻写道，“美国审视了对东德人的食品援助。权衡着运送过剩库存去帮助阿登纳并使苏联人窘迫的计划”。两周后，柏林新教大教堂的海因里希·格吕贝尔（Heinrich Grüber）教长对他的教众说道，“如果执行一项慈善项目却没有真正的爱的精神，那么，神恩往往会变成诅咒。我们很高兴与那些致力于减缓贫困的人合作，我们的条件仅仅是他们做这项工作时不要有精神上的异议和不光明正大的意图。但对于那些把慈善工作用于掩饰其政治和宣传战的人或大国，我们拒绝与之合作。”

在一个充满饥饿的世界中，一个充斥着没有市场销路过剩产品的国家，还在力图利用另一个国家在两三周内赢得一次选举的渴望，它是永远不会去救济另一个国家的。作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一个试图这样做事的国家是在试图做它不该做的事。“美国之音”没有播报《纽约时报》的标题新闻或格吕贝尔教长的布道。与想去寻找从德国人身上卸下压力的方法相比，找到那些方法是根本不难的。

有一则故事——我们可以希望它是杜撰的——讲的是很久以前的一天，约翰·杜威的一位朋友在街上遇到了他和他的小儿子，当时天在刮着风下着雨。杜威的小儿子光着脚站在一个水坑里，而杜威正在岸上看着他。“你最好让孩子离开那水坑，”那位朋友说，“否则他会得肺炎的。”“我知道，”这位哲学家说，“我在尽我所能地快速完成此事啊。我在尽力盘算出一个使他想要离开那个水坑的方法。”看来美国政府不可能利用德国人感染肺炎这个机会了。它要考虑到他们的健康——更不用说它自己的健康了。如果说我们的政府出于国家的理由无法向德国人示范民主的话，那么，为了将来某一天德国人能够喜欢上民主，私人机构仍然可以努力为之。比如说，没有任何德国或美国的法律阻止在德国的每个美国之家的街对面建立国家统一之家（Vereinigte-Staaten-Haus）。有大量的空闲地块。美国之家可以宣传自由讲座，国家统一之家则可以宣传自由辩论。

压力下的孩子往往行为不端。压力越大，行为不端的情况就越严重。受到影响的孩子可能属于安静的那类人，但有一天他会烧掉整座房屋。如果我们是他的父母，通过忽视他那些较轻微的破坏性行为，通过给他树立好的榜样，通过爱他，如果可能，我们可以帮助他卸掉压力，并使他得到解脱。只要承认父母的权威——而且只有在他确实承认父母权威的情况下——他才可能得到温和的调控。德国人不承认我们父母式的权威，无论他们的举止可能有多端正，他们遵照错误的比喻而行动的危险都是值得注意的。而且，他们的破坏性行为很少是较为轻微的，爱他们一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治疗的方法可能大体相似。至少，打德国人和打孩子会产生同样的后果。

在德国，美国声名赫赫。在德国人中，它通常被亲切地称为“小德国”，我的10位纳粹朋友，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或多个亲戚——都不是远亲，都是像第二代的堂表兄弟或叔伯舅父一样的亲戚——移民去了美国。甚至是现在，臆断德国人在指望我们提供光明，可能并不是傲慢之词。如果德国人确实有所期待，如果我们美国人能够展现一些拯救强迫症孩子时所具有的那种同情心，那么，事情就会好起来。似乎那些应该去做的大事情出于国家的理由而无法去做，因为如果不能完成它们往往意味着国家的毁灭。那么，一直紧要的可能是做小事。圣弗朗西斯（St.Francis）的话语——“我以小事来寻你（I come to you in little things）”——仍然是治疗德国人的一条线索。

但是，也许我们无法为德国人做任何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其他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应听之任之。任何人都能完成事关他人之事这一命题是绝对无法证明的。治疗身体的医生有许许多多，却没有能够治疗灵魂或心灵的医生。一位伟大的心理分析师曾骄傲地指着他的前病人说道：“他过去一直是这个镇上最不幸福的无赖。现在他则是这个镇上最快乐的人。”除非依靠他们的榜样力量，否则，整个一个民族去帮助另外一个民族改变其性格是几乎不可能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直到1945年，这种方式从未被试用的原因。千分之一的机会也要略好于完全没有机会。让人们放任自流是危险的。但更危险的是迫使我的10位纳粹朋友和他们的7000万同胞，重新把军国主义者的反共产主义奉为一种民族的生活方式。

致谢

我对许多人心怀感激，当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无需为我在本书中说过的任何事情负任何责任：

那些认为我可能会在德国发现少许重要事物的朋友们，特别是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M.哈钦斯（Robert M.Hutchins）、哈弗特学院（Haverford College）的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和道格拉斯·斯蒂尔（Douglas Steere）；惟爱社（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的A.J.马斯特（A.J.Muste）和《进步主义者》杂志（The Progressive）的编辑莫里斯•H.鲁宾（Morris H.Rubin）。

我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院的同事们，尤其是弗雷德里克·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教授，我是他的“婴儿”，从头至尾，他都在激励并引导着我，为我难过，为我祈祷，因我而向他人致歉。

我在克罗嫩贝格的两位热诚的助手（或许称为“奴隶”会更确切些），艾娃·赫尔曼（Eva Hermann）女士和玛尔塔·科赫（Martha Koch）女士。

我在克罗嫩贝格的三位热情的朋友，吉塞拉·普里姆（Gisela Prym）博士小姐、莱奥诺拉·巴拉·卡亚尔德（Leonora Balla Cayard）博士和霍斯特马尔·施陶贝尔（Horstmar Stauber）。

在我检查笔记的过程中，马萨诸塞州剑桥（和克罗嫩贝格）的约翰•K.迪金森(John K.Dickinson)看来已经完成了包含在本书中的所有研究；而在1954年，在我检查手稿，为本书各个部分做准备并在《哈珀斯月刊》（Harper's Magazine）进行连载的过程中，已故的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似乎就已经完成了有关本书主题的所有写作。

在我“窃取”的众多其他学者的财富中，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H.洛伊（Robert H.Lowie）的非凡研究《德国人民：直到1914年的一幅社会画像》（The German People: A Social Portrait to 1914）, 是最为弥足珍贵的。

我在加利福尼亚卡梅尔(Carmel)和蒙特雷(Monterey)的朋友们:伊莎贝尔·迪瓦思(Isabel Devine)、路易斯·冯·佩斯凯(Louise von Peski)、珍妮特·法尔(Janet Farr)、马里恩·张伯伦(Marion Chamberlain)、莱塞尔·沃兹曼( Liesel Wurzmann)、弗里茨·沃兹曼(Fritz Wurzmann)、查尔斯·莫勒(Charles Mohler)、哈伦·沃特金斯（Harlan Watkins）、伊弗雷姆·多纳（Ephraim Doner）、弗朗西斯·帕姆斯（Francis Palms）、布鲁诺·阿德里亚尼（Bruno Adriani）博士和已故的R.埃利斯·罗伯茨（R.Ellis Roberts）。

芝加哥的老罗伯特•C.麦克纳马拉（Robert C.McNamara,Jr.）。

我女儿朱莉（Julie），她校正了我那支离破碎的德语，尤其是海涅作品和《塔木德》中的德语。

我母亲，她觉得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学到少许重要的东西。玛蒂（Mutti），我的爱人。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第一部分 十个人

克罗嫩贝格

1. 十个人

2. 人们过的生活

3. 希特勒和我

4. “你们会做什么呢？”

5. 入党的人们

6. 阻止共产主义的手段

7. “我们用我们的血脉在思考”

8. 反犹的骗局

9. “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人知道”

10. “我们基督徒有此义务”

11. 战败者的罪行

12. “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13. “但一切都太晚了”

14. 集体的羞辱

15. 复仇者：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

16. 复仇者：约翰·凯斯勒

17：复仇者：日耳曼人的狂热

第二部分 德国人

热浪

18. 没有这种事

19. 高压锅

20. “皮奥里亚高于一切”

21. 居住区中新来的男孩儿

22. 居住区中两个新来的男孩儿

23. “在法国，人像上帝一样啊”

24.但一个人必须相信某种事物

25.随时随地的恐慌

第三部分 动机和对策

审判

26. 破碎的石块

27.解放者

28.再教育者的被再教育

30.刚刚来到世上的人们

31.和平的较量

32.“我们和苏联人是一样的？”

33.马克思与米歇尔的对话

34.后患无穷

致谢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第一部分 十个人

克罗嫩贝格

1. 十个人

2. 人们过的生活

3. 希特勒和我

4. “你们会做什么呢？”

5. 入党的人们

6. 阻止共产主义的手段

7. “我们用我们的血脉在思考”

8. 反犹的骗局

9. “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人知道”

10. “我们基督徒有此义务”

11. 战败者的罪行

12. “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13. “但一切都太晚了”

14. 集体的羞辱

15. 复仇者：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

16. 复仇者：约翰·凯斯勒

17：复仇者：日耳曼人的狂热

第二部分 德国人

热浪

18. 没有这种事

19. 高压锅

20. “皮奥里亚高于一切”

21. 居住区中新来的男孩儿

22. 居住区中两个新来的男孩儿

23. “在法国，人像上帝一样啊”

24.但一个人必须相信某种事物

25.随时随地的恐慌

第三部分 动机和对策

审判

26. 破碎的石块

27.解放者

28.再教育者的被再教育

30.刚刚来到世上的人们

31.和平的较量

32.“我们和苏联人是一样的？”

33.马克思与米歇尔的对话

34.后患无穷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