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

赵锐

简介

林昭（1931——1968年），女，生于江苏苏州，本名彭令昭。1957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被划为“右派”。1960年12月因“《星火》反革命集团案”被捕。1962年3月保外就医，当年11月归案入狱。1965年5月以“反革命罪”获刑二十年，1968年追加为死刑，同年4月29日被击毙于上海。在狱中，林昭为捍卫自由民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极权和人性进行了深入持久的思考，以自己的鲜血等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诗词文章。1979年2月28日，北京大学发出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1981年12月3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为其彻底平反，但大量档案资料至今仍未解密。

作者简介

赵锐，女，1971年3月生于江苏淮阴，199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南京日报报业集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级作家，资深编辑记者。发表作品数百万字，著有散文《看梦》、《单身母亲手记》及传记《吴健雄》等。

电子信箱：chinazhaorui@yahoo.cn

这是一个过于痛苦和黑暗的历史故事。

我之所以坚持写它，

是因为我还相信温暖和光明。

——作 者

自由无价，

生命有涯。

宁为玉碎，

以殉中华。

——林 昭

林昭（1931——1968年），女，生于江苏苏州，本名彭令昭。1957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被划为“右派”。1960年12月因“《星火》反革命集团案”被捕。1962年3月保外就医，当年11月归案入狱。1965年5月以“反革命罪”获刑二十年，1968年追加为死刑，同年4月29日被击毙于上海。在狱中，林昭为捍卫自由民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极权和人性进行了深入持久的思考，以自己的鲜血等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诗词文章。1979年2月28日，北京大学发出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1981年12月3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为其彻底平反，但大量档案资料至今仍未解密。

自序

让我们共同完成

赵 锐

太阳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无需外力，自己就能发出永恒的光明。面对太阳，无论什么样的黑暗都只能匆忙逃遁，因为光明是战胜黑暗的终极力量！

毫无疑问，黑暗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大至茫茫宇宙，小至我们自身，黑暗无处不在。就像撒旦无时不在挑战上帝的权威一样，黑暗事实上就是一个与光明相抗衡的绝对存在。漫漫人生中，我们的心灵常常成为黑暗和光明博弈的战场，一方面我们对光明是如此地饥渴，另一方面我们又常常因为脆弱、因为恐惧、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饱受黑暗的折磨。那么，我们该如何自救？我想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培育属于自己的太阳。如果我们每人心中有轮太阳，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光和热，那还有什么黑暗驱散不了呢？

——之所以生发如上感想，是因为我在写作《林昭传》的过程，被黑暗伤害得无比痛苦和绝望。当我最终战胜黑暗，终于平静地奉献出作品时，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2008年2月，《林昭传》初稿完成。记得当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必须马上写一部美好的东西温暖自己，否则我真吃不消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看昆曲，经常带孩子游戏玩耍，甚至准备为江苏省昆剧院或者再为女儿写一部书。初稿在一二十位师友中流传后，当然得到了一些意见：大家普遍反映我是在以林昭的方式写林昭，言下之意就是感情色彩浓烈了些，仍然没有与历史拉开距离。更有人建议我重新采访，因为我的初稿只是根据二手资料梳理的，而这些资料显然还不够丰富。但当时我实在太累太苦，明知这些意见十分珍贵，却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休整将近半年，其间我阅读了大量心理学和社会学书籍，对人性的黑暗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才于当年8月重新恢复面对《林昭传》的能力。

首先是丰富资料，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对林昭父母的生平进行了求证，并在黄恽先生的帮助下，得到苏州图书馆的相关原始文献；其次是补充采访，从8月至11月，我先后前往湖州、上海、苏州、北京，采访了沈泽宜、倪竞雄、张学群、朱红、甘粹5位前辈，得到大量新鲜资料和感受；然后是阅读和交流，通过对林昭和那个时代多角度、多层面的讨论和思考，我开始努力跳出自我的局限，进一步调整《林昭传》的结构和视角。与许多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我当初对林昭的了解也是支离破碎的。有感于林昭精神的纯粹和崇高，同时也是出于对“圣女”形象的巨大好奇，我决定走近林昭为其立传。可经过一系列的采访和研究，我越来越明白林昭是人不是神，她的殉难是她个人性格、气质、价值取向，尤其是独特行为方式的必然结果。这既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更是一个个人和家庭的悲剧，具有相当的个案特征。她坚持求真的精神的确让人高山仰止，但除了誓死抗争，是否还有其他坚持真理的可能？林昭已意识到近代革命让中国人流了太多的血泪，可她恰恰还是选择了以血为祭的道路，尽管她的选择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毕竟还是她自觉的选择。基督教提倡爱、提倡宽恕，耶稣在被钉死前仍然请求上帝赦免凶手，“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可林昭呢？林昭从来没有怜惜过自己的父母，林昭总是不顾后果咄咄逼人，林昭的偏激、执著与那个时代互为因果，于是最终只能鱼死网破！

正因为林昭的性格是如此地真实和鲜明，所以，熟悉林昭的故旧们都很难准确还原林昭，虽然他们不少人是文章高手。这也就是为什么彭令昭女士一再感慨：熟悉林昭的都不愿再面对，关注林昭的却总是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对这一现象，我现在已十分理解。我想并不是前辈们不愿意面对林昭，据我所知，他们中不少人已经为林昭奉献很多，但由于一来他们自己属于那个年代，二来林昭的“圣女”形象已经在民间形成，他们无法再为自己和林昭确立合适的坐标。是的，近一二十年来，林昭形象“符号化”、“概念化”问题已日渐显现，各色人等都习惯于把林昭树为幌子。这是十分危险的现象，有必要提高警惕。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完全是言论不够自由的结果。如果林昭档案完全解密，如果林昭研究毫无障碍，我相信现在也用不着我在这儿说三道四了。

我在后记里使用了《划不上的句号》这一标题。后记是我完成初稿时草拟的，反映了彼时彼地的心情。现在我要声明，句号是否该划和如何划是需要分别对待的。面对过于沉重和黑暗的历史，以政府为代表的集体力量，有必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逐一解决历史遗案，该划的句号不划不行。但对于我们每个个人，我以为大家可以遵循“宽恕”的原则，让良心做主，给黑暗的历史划上句号。过去我们常说：要把某某“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千百年来我们是否惩罚得太多、宽恕得太少？在采写《林昭传》的过程中，不仅我个人遭遇黑暗的伤害，我也从许多当事人身上感受到历史的沉重和阴冷。由己及人，我想还有多少人的灵魂备受煎熬呢？除了宽恕，还有让心灵安宁的其他法门吗？彭令范女士多次表示要向姐姐说再见——是啊，如果我们始终不能和林昭说再见，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也许将始终陷于历史的泥潭无法自拔。

经过修订，现在呈现给大家的《林昭传》有一个完全开放的结构，它将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四章正文，由作者主笔介绍，涉及林昭的家庭、人生、诗文以及世人对林昭的认识等；二是附件后记，仍由作者提供资料和视角，内容包括林昭年谱、林昭长诗、数篇采访记等，林昭亲友当下的生存状态也是本传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第三部分是本人最看重的，那就是读者您对林昭及本书的评价。我认为我们整个社会对林昭的理解和评价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没有您的参与，《林昭传》永远是不完整的，它的价值也注定是有限的。相信您会赞同并一同完成这部作品！谢谢！

完成这部作品，我也准备与林昭说再见了。我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单身母亲，今生别无他求，唯有两大愿望：抚育女儿健康成长；留一两部经得住淘汰的作品。如果第二个愿望能否实现将由上天决定，那么做称职的母亲将是我惟一的使命。很幸运《林昭传》没有拖延太长时间便公之于众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将依旧继续自己平静而平凡的生活：我要努力工作认真挣钱，我要照顾孩子享受生命，我还要尽快写作下一部作品……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问题，时间长了，我们难免会抱怨、会指责、会憎恶、会逃避。可哪儿有完美的生活？哪儿有完美的人性？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缺点多多的凡夫俗子？接受残缺的生活，坚守自我的良知，就这样陪着女儿慢慢变老吧。

——这样想着，我不禁双手合十，默默祈求林昭保佑我和女儿平安！

2008年11月23日星期日初稿

2009年7月19日星期日修改

目 录

自序：让我们共同完成

引子：五分钱子弹费

第一章：青　春(1931——1954年)

1、儒父侠母

2、投奔革命

3、冷酷的痛快

4、流泪的良知

5、记者生涯

第二章：觉　醒（1955——1959年）

1、红楼林姑娘

2、山雨欲来

3、“五·一九”风暴

4、决不认罪

5、鸡蛋碰石头

第三章：抗　争（1960——1967年）

1、甘入地狱

2、人间何世

3、不作奴才

4、超越愤怒

5、冤字血帕

第四章：活　祭（1968——2008年）

1、血洒龙华

2、无罪平反

3、魂归故里

4、林昭复活

5、空谷回音

附件：

1、林昭年谱（1931——1968年）

2、林昭遗作：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

3、那一代人已渐行渐远——湖州拜访沈泽宜

4、她是那么鲜活的一个人——上海拜访倪竞雄

5、“我从来不赞成秀才造反”——当事人朱红追忆“林黄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6、林昭是为我们去死的——胡杰回顾林昭纪录片的拍摄

7、灵岩山下祭林昭

后记：划不上的句号

引子：五分钱子弹费

关于1968年5月1日的情形，彭令范在当年的日记中曾有详细记录。彭令范是林昭惟一的妹妹，比林昭年幼7岁。身陷“反革命”家庭，彭令范以优异成绩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只能在上海山海关路张家宅地段医院当一名内科医生。当天下午2点多钟，两名公安来到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大院：

“许宪民有吗？林昭家属！”

楼下传来响亮的吆喝声，接着房门上一阵急促的敲打。

“发生了什么事？”躺在藤椅上的母亲闻声立即警觉地坐了起来。

我刚从农村巡回医疗回来休假，正坐在书桌旁看书。

“妞，开门去。”

我默默地将门打开。

“谁是许宪民？”进来一位公安人员，一面问一面用目光向室内一扫。

“我就是，你是什么地方来的……”妈妈有些颤抖地站了起来，她的声音同样地颤抖。

“我们公安局的。你是林昭的母亲吗？你女儿已镇压了，付五分子弹费！”公安人员不耐烦地说。

“什么？”母亲怎么也听不懂他所讲的话。

我的脸色刷一下子变得惨白，但我镇静得毫无表情。

那公安人员接着讲：“快付五分子弹费，你女儿被枪决了。”

我慌忙地拉开抽屉，在几张角票中找出一枚五分镍币递了过去。

母亲一直像石膏一样呆立着，突然地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我手忙脚乱地将她扶起，一面叫着：“妈妈，妈妈，你醒醒，我现在只有你了啊！”

那公安人员不知什么时候走了。

“天啊，上帝哪，我的女儿，我的苹！”妈妈悠悠醒来喃喃地念道，眼睛发直，可没有流泪。

“妈妈你哭呀，你哭出来吧，否则你会受不了的！”

“妞，完了。我早知道最后会是这个下场，但是我总安慰自己，不会的，不可能的，果真如此，是谁杀死了她？不是敌人杀了她，而是我几十年紧紧追随的理想的化身，是我害了她，我真是后悔莫及呀，我为什么从小灌输给她那么多的正义感，那么多的为自由、民主、真理献身的理念？罪魁祸首是我，我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我的苹。”

“你不要讲了，休息一会儿吧。”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我不要休息，我要我的女儿，我的苹，我的一切都跟她去了，这残存的躯体，我还要作什么？今天我才真正了解一个母亲的心。当我哥哥在‘四·一二’事变罹难后，我一直将实情瞒着你外婆，对她说你大舅舅去苏联学习，她有些怀疑，但一直盼望着。他们这些凶手也没有上门来向她要子弹费呀！子弹费，哈哈哈！这是最大讽刺，这个政权竟向我要子弹费，让子弹穿过我亲爱的大女儿的胸膛，上帝惩罚我也未免太过分了！世界上难道真的没有天理、人道和法律了吗？！”她声嘶力竭地嚎叫着。

“妈妈你别说了，是没有的，是没有的。”我有些受不了了。

“他们怎么这样狠心，事先也不通知我。我已经快半年没见到她了，封建时代犯杀罪还允许家属相见，吃一顿断头酒的。我的苹，她受了多少苦啊！”

暴风雨后死一般的寂静是那么难以忍受，或许麻木不仁是一种最廉价的解脱吧。

当天夜里12点钟左右，作家冯英子夫妇已经就寝，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忽然将他们惊醒。

“谁？！” 他们警惕万分地问。

“许宪民。”

冯英子把来客让进屋。屋里太狭小了，他们只能请客人坐在床上。好在许宪民也不是外人，况且半夜来访，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了？深更半夜的，把邻居吵醒可不得了。”冯英子夫人严倩丽挨着许宪民坐下，小心翼翼地询问道。因为冯英子亦为“戴罪之身”，这些年他们夫妇一直分外谨慎。

许宪民呆呆地坐在那儿，好半天，一句话也不说。

“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啊！”冯英子夫妇再三追问。

终于，许宪民开口了：“苹男被枪毙了。”

冯英子夫妇目瞪口呆。

这时候，许宪民忽然间失声痛哭。

冯英子与许宪民相识于1934年，数十年间无论遭遇什么困苦，他从未见许宪民哭过。眼前这个涕泪滂沱的女人似乎与往日坚强干练的许宪民大相径庭，冯英子夫妇明白：这个女人的心彻底碎了！

同样是1968年5月1日深夜，远在新疆焉耆（现为库尔勒地区）劳改的林昭恋人甘粹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噩梦：“我梦见林昭穿了一身白衣服，扶着一口红棺材，面带微笑向我走来。我吓了一跳，正想上前问个究竟。林昭却不言不语，微笑着慢慢离我越来越远。我想追上去，可不一会儿，林昭已经不见了……我从噩梦中猛然惊醒，吓出一身冷汗。”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甘粹心里有不祥的念头，但又不敢相信。第二天，百思不得其解的他急忙找到劳改营一个会解梦的人。此人原为四川峨嵋山的和尚，因为眼看老母饥饿难捺，他悄悄买了一升谷子送给母亲，被抓后获刑十年，转到新疆劳动改造。这个和尚对甘粹说：“梦是反的！你不要乱想，林昭结婚了！棺材代表喜事！”甘粹半信半疑，可又不得不尽量找理由让自己释怀。他想：与林昭分别至今已经八九年了，自己远在新疆，不能陪伴照顾她，她若是真嫁了人，那该替她高兴才是，祝愿她终于找到了幸福！甘粹万没想到，林昭已经在1968年4月29日殒命，她的灵魂走了三天到新疆向他告别了！

没过几天，彭令范意外接到母亲好友朱阿姨的电话。朱阿姨要求彭令范抽空到她家去一趟，并再三叮嘱不要让许宪民知道。

见面没等寒暄，朱阿姨就迫不及待地问：“最近有你姐姐的消息吗？”

彭令范就把5月1日公安上门收取五分钱子弹费的事说了。

朱阿姨一听脸色立马变得惨白，她喃喃低语道：“看来是真的了……”

彭令范不解：“什么真的？”

朱阿姨犹豫了一下，才下决心道：“这事还是告诉你吧，不过你千万得瞒着你妈妈。祥祥前两天看见了……”

原来，朱阿姨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两次在龙华飞机场勤工俭学。4月29日傍晚，祥祥由同学送回家时面无人色，神情呆滞，半晌讲不出话来。朱阿姨追问发生了什么事，护送的同学说：“我们今天在龙华看到枪毙人，是个女的，祥祥看了立即变色，说是认识她的。”等那同学走后，祥祥突然哭了起来，说：“大姐姐被杀害了!”朱阿姨看儿子精神受了刺激，只得尽量安慰他，并照顾他好生休息。第二天，感觉祥祥情绪平稳了些，朱阿姨才敢向他问个究竟。祥祥告诉妈妈，他们一帮勤工俭学的学生在机场做杂务工，每天下午3点左右结束。那天结束后，在机场内多玩了一会儿。到下午3点半左右，突然望见有两辆军用小吉普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反绑着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着东西。他们向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这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开了一枪。她先倒下，然后又慢慢强行爬起来。于是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快疾驰而去。

“祥祥说，他当时几乎叫出大姐姐来。我再三追问他会不会看错？祥祥说：‘绝对不会错！大姐姐有她的特点，只是更瘦了！身上穿的像是医院里的衣服。’”朱阿姨说着长叹一声，“没想到令昭最后竟这么惨！令范，你姐姐一死，你妈的魂也快没了！你可得好好守护她啊！”

彭令范无声地点点头。

又过了几天，彭令范和母亲接到通知：可以到提篮桥监狱去取林昭的遗物。于是，许宪民神情恍惚地跟着二女儿又一次来到那个让她不忍目睹的地方。在门房递上通知单，所有警卫都以奇特的眼神看着她们。彭令范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好奇，因为姐姐林昭在狱中实在是太出名了，恐怕他们谁也没见过这么硬骨头的囚犯，而且还是个柔弱女子。不过，彭令范对他们的眼神无动于衷，她目不斜视、面无表情，只是机械地按照他们的指令行事。许宪民则是一进大门就哽咽不止，她已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个可怕而伤心的地方。她像一个空洞的影子无力地尾随着彭令范，二女儿走到哪儿，她就飘到哪儿。

“林昭？”看到这个名字，狱警把许宪民母女上上下下好好打量了一番，仿佛已经把她们的样子记在心里了，这才不动声色地扔出一只破包裹。

彭令范接过包裹，面无表情地当场打开：里面有一卷旧棉袄，边边角角已完全拆碎检查过，还有一些血迹斑驳的白被单和白布条，不少白布条上留有模糊的血书，剩下的就是几件旧衣服。许宪民一见血书更加无法自持，她怕血！这是女儿的血啊！可怜的孩子，她的血流尽了吗？……彭令范不怕血，她是医生，她可以保持冷静。彭令范反复翻检着这个包裹，试图找出姐姐的遗稿或其他更有纪念意义的遗物，因为她知道姐姐在狱中留有大量文稿，这些文稿是了解姐姐狱中经历的重要资料。结果彭令范没有找到一片纸。她抬头想问狱警，可是当她的眼光与狱警的眼光相遇时，她又习惯地低下头，一句话也没有说——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捆好包裹，彭令范扶着母亲艰难地走出提篮桥监狱。在迈出铁门之后，她恨恨地发下铁誓：“从今往后，再也不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半个月后，母亲的学生黄雪文又悄悄联系了彭令范。黄雪文家住上海虹口区，离提篮桥监狱不远。彭令范到黄雪文家后，黄雪文立刻关上房门告诉她：“前两天在附近一条街的电线杆看到你姐姐的判决书了。你要想去看的话，等天黑了带一只手电筒去，不过千万得小心！”彭令范感激不已。为了看这张判决书，彭令范在黄家紧张而焦急地等待着。夜幕总算降临了，起身望去，窗外的路灯昏黄昏黄的，看不清过往行人的脸。黄雪文拿出准备好的手电筒递给彭令范，彭令范一声不吭，揣着手电筒悄悄往黄雪文指示的那条街道走去。

远远地，她看到那根电线杆上果然贴着一张醒目的白纸。稍稍走近一些，一个硕大的红勾赫然映入眼帘，彭令范只觉得脚下有股寒气直蹿脑门，她不得不停下来喘息一下。环顾四周，彭令范发现路人行色匆匆，并没有一个人注意她。可即便如此，彭令范仍然觉得自己心怀鬼胎，她寻思再往前一步没准就会有人冲过来大喊：“打倒反革命！把反革命家属打翻在地！”她好害怕遭遇他们的拳脚！她假装镇静地故意往另一个方向走了走。

到了街角，她折回身。再三确定无人关注时，她才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头也不回地直往那根贴有布告的电线杆去。来到电线杆下，她打开电筒对准那张布告。“林昭”两个字一下子跳进她眼里，仿佛两颗火星让她感觉到灼伤的疼痛。好半天，彭令范才看清那是一张打印不清的布告，那些生硬的文字就像米饭里的砂石，读起来是那么吃力。

在幽暗的电筒光下，彭令范默默背下那张判决书。

她的心沉沉的，正如死一般寂静的夜晚。

第一章 青 春（1931——1954年）

1、儒父侠母

提起苏州，人们会想起精美的刺绣、温婉的评弹、袖珍的园林、甜腻的糕点、狭窄的街巷，以及莺声燕语、肤如凝脂的江南少女……总之，这个地方给人的印象是典雅的、舒适的、物质的、感官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苏州人的性格中阴柔成份的确占了上风。

然而，如果我们就此以为苏州人生性绵软不刚，那又大错特错了。因为在这个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名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耿介之士实在是代有其人，不甘屈服、拒绝奴役的热血从古到今一直奔流在苏州人的脉管里。远的不说，近300年来耳熟能详的就有明代张溥在《五人墓碑记》中褒扬的五位布衣以及清代的金圣叹等。许多人以为，林昭爽直、率真、刚烈、纯粹，似乎一点都不“苏州”，其实这只能是我们对苏州的理解不够全面罢了。更何况林昭的父亲彭国彦一生坚持君子操守，颇有伯夷叔齐之风，而母亲许宪民又是一位热情侠义、抱定救国使命决不放弃的非凡女性。所以，林昭生来就不可能是一个苏州的小女子。

据林昭妹妹彭令范回忆，父亲彭国彦(1901——1960年) 生于1901年4月22日，祖上数代都是翰林、御史等高官，彭家是个地道的书香门第，祖父从事政法工作，曾担任审判厅厅长、检察长等职。据纪庸《清史世家略记》载，南昌彭氏是个世家，清乾嘉时期，南昌彭元瑞官至太子太保工部尚书，谥号文勤公；其子彭邦畴官至任侍读学士。彭国彦出生在江苏扬州，因父亲在多省市教学谋生，他中学时曾就读南昌、长沙等地，1922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许宪民后来告诉林昭，彭国彦童年没有得到家庭温暖，以至于从小养成孤僻、内向、清高的性格。彭国彦有个弟弟叫彭国珩，当年曾在清华大学从事学生运动，20世纪30年代随聂荣臻南下时牺牲。

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立东南大学入学志愿书等资料显示，彭国彦字雋丞，江西吉安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9月22岁时，为东南大学政治经济系录取，当时的通讯地址为南昌省城磨子巷扫叶山房。1926年彭国彦大学毕业，并留校担任助教。当年，政治经济系毕业生共31人，东南大学全校毕业生共201人。据说彭国彦的毕业论文是《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现未见流传。国立东南大学系南京第一所建制齐备的大学。1920年4月，曾任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校务主任的郭秉文先生提出：“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立南京大学。”张謇、蔡元培、蒋梦麟、江谦、黄炎培等九人十分赞同，十人遂联名上书教育部，倡议建立南京大学。1920年12月，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建立东南大学案，东南大学正式诞生，当时设有23个系科，分别是：国文系、英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地学系、政法系、经济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心理系、教育系、体育系、农艺系、机械工程系、会计系、银行系、工商管理系，这些系科以后均有调整。1921年6月东南大学校董会成立，首任校长为郭秉文先生。1921年12月，南高师并入东大。1928年5月，国立东南大学更名国立中央大学。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东南大学被迫停课。从那以后，彭国彦就离开了东南大学。当年年底，彭国彦生了一场重病，几乎丧命。病愈后，他经过一番慎重考虑，选择投奔冯玉祥将军。从彭国彦一生的价值取向来看，他一直倾向于英美的民主宪政，对主导中国的国、共两派势力都不认可，而冯玉祥将军以廉洁奉公闻名，似乎对他更有感召力。1928年4月，他来到河南郑州投奔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在冯军司令部任上校科长。

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奉行文官选拔制度。1928年9月，江苏省政府第一届文官选试在南京举行，彭国彦闻讯前来应试。时任典试委员的苏州著名文人、“南社”领袖叶楚伧(1887——1946年)对彭国彦十分赏识，将风华正茂的彭国彦选为头名状元。也正因这一关系，彭国彦与叶楚伧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彭国彦后来没少受叶楚伧政敌的攻击，也没少受叶楚伧的关照。彭国彦应试时，江苏省政府主席为钮永建(1870——1965年)。1930年3月，叶楚伧继任江苏省政府主席。

1928年10月，“状元郎”当仁不让就任一等县——苏州吴县县长。彭国彦是国民党的第二任吴县县长，首任王纳善（字引才），继任黄蕴生。据《苏州市志》记载，苏州府城清末辖城区及城厢附郭，城外其余地域均属吴县、长洲县、元和县。民国元年（1912年）1月，将清苏州府三县合并为吴县，11月吴县城厢自治，改称苏州市；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江苏省政府决定成立苏州市，次年12月开始划分苏州市和吴县的分界；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27日，撤消苏州市并入吴县，同年5月16日县市合并。由此可见，吴县与苏州城区在历史上分分合合，有时甚至就是主城区的概念。所以，吴县县长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7月，由胡瀚、何子竞编述的《吴县县政》在谈到江苏县长之任用时这样说：“江苏各县县长之任用，设有甄用委员会，该会由省政府全体委员组织之，开会时以省政府主席为主席。”具有下列资格之一、经江苏甄用委员会甄用存记者，可以遴选为县长：“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修习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哲等学科三年上毕业得有证书者；兼理行政事务三年以上，有荐任以上之资格者；中国国民党员，具有政治学识经验者。”《吴县县政》还记述当时江苏省县长分三等，薪水均400元/月，特别办公费则分为360元/月、300元/月、200元/月。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至十九年（1930年）6月由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编印的《吴县》记载，时任县长的黄蕴生每月经费为2290元。二者之所以有差异，可能前者说的是私人薪金，后者说的是职务权限。但即便是月均400元的收入，在当时也是极其丰厚的。

《苏州市志》记载，彭国彦就任吴县县长始于1928年10月30日，终于1929年7月26日，任期总共9个月。志书没有记载他离任的原因，据林昭妹妹彭令范回忆，其父因为无法适应官场的游戏规则，被人从富庶的江南一路北挤。先迁任无锡江阴（二等县），再北上徐州邳县（三等县），最后干脆两袖清风挂靴回家。1995年版的《邳县志》对彭国彦只有一句简短的记录，证明彭国彦担任该县县长的时间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最后是“因案免职”。到底是因为什么案呢？

原来，彭国彦书生气很足，为人清高严谨，到任后一不拜见乡绅名流，二不顺从世风旧俗。而苏州向来又是一个地方势力盘根错结的地方，他我行我素的作风很快就得罪了以公安局长郑诚元为首的一股力量。尤其复杂的是，这郑诚元系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1902——1946年）的私人，郑缪二人有很深的利益纠葛。有记载，清末民初官员出行一率乘轿，后来即便改良，县太爷府上也不能没有专门的黄包车。可彭国彦年轻气盛，一心倡导新风气，居然不是走路便是骑自行车出行，让保守势力为之侧目。彭县长关心民生，雷厉风行，身上又没有一点官僚气息，苏州百姓对他评价甚高，当时的苏州各类报纸隔三差五都有对他积极改革政务的报道。有报道称，苏州某街半夜失火，彭县长梦中惊醒，立刻冲出门亲自救火，一时传为美谈。

然而，老百姓的口碑却不能挽救彭国彦的政治前途。自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时任县长的彭国彦经常接到上级发布的逮捕命令，他对这种不符合法律程序、随意抓捕的做法极其反感，所以常常阳奉阴为，甚至故意打草惊蛇。1929年，上级有令要求逮捕苏州共青团员、著名的“左倾”人士金家凤。彭国彦知道时任国民党吴县党部秘书的许宪民女士“左倾”，就故意趁许宪民前来公干时抽身离开，让许宪民伺机看到案头的密令。于是，许宪民把消息透露给苏州租界小报的记者，金家凤等人看到报纸消息后，顿时逃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彭国彦执行上级的“禁烟禁赌”命令却十分认真。别的县长唯恐得罪黑社会，“禁烟禁赌”都是走过场，彭国彦却亲自带队下乡。一旦发现地方警察与黑社会勾结为害，彭国彦当即架空了公安局长郑诚元，宣布苏州警察归县长调度。此举让郑诚元无路可逃，也触犯了省民政厅长缪斌的权威。缪斌，无锡人，绰号“小道士”，北伐时担任过第1军副党代表，1928年11月就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职务。此人为人圆滑，官场上很有一套。当时的民政厅负责官员任免，权力很大，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可谓省府第一厅。因此，缪斌连省主席钮永建也未必放在眼里。当时按照旧例，官员就任都要给上司奉送钱财以求关照。彭国彦考取“状元”后，缪斌也曾暗示他按例送钱，被彭国彦断然拒绝。由于彭国彦是首次公开选拔考试的“状元”，缪斌不能不放他出任，但从此视他为冤家对头。忍耐了大半年，缪斌终于以彭国彦行为不检为由，将其就地免职、押解镇江。这缪斌买官卖官贪婪成性，不久终于被撤了职，但吴县县长却再也不属于彭国彦了。

1929 年7 月29日《吴县日报》载：“县长彭国彦突然拿解进省/郑诚元说：彭县长有某种嫌疑/缪厅长说：行为不检违抗命令/第一说事无佐证第二说别有原因/县长彭国彦，自上年十一月一日莅任以来，誉之者固众，而毁之者亦多，昨由省厅密令市县两公安局，旋于下午由郑局长将彭拘捕解省，抵镇江后，即解民厅，发押看守所，分记详情于后。

先是彭县长于前日（念七），曾奉民厅电召，原文略谓‘有事面询，速来镇’，彭奉电后，因是日适患时疫，未能启行，遂即覆以一电，谓‘感电敬悉，本定当夜启程，因患疫恶剧，改定明晨来镇’。至昨（念八）日上午，至车站，又因到站略迟，十时五十六分之特别快车业已开出，于是再由车站折回县府，至下午二时四十分，再往车站，拟乘三时一分之杭青联运快车启程。

本报得讯后之调查 昨日（念八）星期日，各机关循例停止办公，本报记者于下午五时得到此项消息后，即驱车驰往车站，讵至则五时十三分之特快车，已于十分钟前开出，记者所欲面晤而与作简单谈话之彭县长，已于车尘绝迹中，离苏西去，乃急借用车站电话，通知驻锡特约记者，先告以彭 县长拿解进省，车于五时十三分开出，彭身穿纺绸学生装，手挟皮包，所乘之车，为头等车后面一节，二等与三各半之二等车中，请其往无锡车站，候车抵站时，上车见彭，询问二点:1.问彭本人亦知此事原因果属何在;2.问彭被捕解省,有何感想。电毕，已近傍晚六时，遂再雇乘街车，进平门至县公安局，其时郑局长正召见警察第一中队长周惠民，面谕第二中队事件，同时市公安局阊区署长许宝光，亦在旁与郑谈话，记者见郑忙碌异常，因暂行退出，至县政府调查后，再至县公安局。

曾奉电召因病中止 县公安局长前日应召晋省，业志本报，旋于昨（念八）晨返苏，至是郑既随带警队数名，会同阊区警佐张南村，及便衣飞行队多名，跟踪掩捕，其时彭已购就镇江票一纸，登车待发，郑当示以缪厅长之密电，彭至是即俯首无词，随郑等折回阊区，至楼上署长会客室小坐。

跟踪掩捕暂住阊区 县公安局长前日应召晋省，业志本报，旋于昨（念八）晨返苏，至是郑既随带警队数名，会同阊区警佐张南村，及便衣飞行队多名，跟踪掩捕，其时彭已购就镇江票一纸，登车待发，郑当示以缪厅长之密电，彭至是即俯首无词，随郑等折回阊区，至楼上署长会客室小坐。

九时登车张徐偕行 嗣于四时三十分，许署长等雇得马车三辆，将彭押往车站登车，彭与张警佐乘一辆，前行，县公安局看守所长徐衡伯乘一辆居中，许宝光自乘一辆，殿后，另有便衣飞行队十名，随护马车之前后左右，抵站时为四时五十分，乃先至酒排间小事憩息，嗣五时十三分杭青联运特快（即十七号车）于五时零五分进站，徐所长，张警佐第三飞行队士，购二等票二，三等票四，押同彭氏，乘坐第七节爱字七十五号二等车中，迳往镇江，许署长则率同其余飞行队士七名，返至区署。

电告民厅谓已照办 火车在站待常州交车，稍有耽搁。郑局长于扣住彭县长后，当即进城，因手续尚有未了，急致电话于曹站长，请求迟开三十分钟，未邀允准，当火车在站等候交车时，县府第三科长管运京，警察大队长刘英，曾上车见彭，谈话五分钟，其时阊三巡官李承斌，亦预奉区署电令，率警到场照料云。郑局长在城内，得到车已开驶消息后，随即用长途电话，报告镇江缪厅长，略谓“顷奉密令，已照办”云云。

郑局长述嫌疑二点 缪厅长密令内容，大致谓即将彭拘解来省，并接收警察大队。至此事原因，据郑局长告语记者，县警察大队，例应由公安局管辖，其钤记应由省厅颁发，乃彭非特硬将警察局收归县府，且竟由县府颁发大队部钤记，其嫌疑一，近更拟将大队部移驻城外，其嫌疑二。

省厅会议独彭缺席 少顷，郑复继谓，本人前日进省，系奉缪厅长召集开会，当时各县公安局长均到，即系讨论防备八月一日共党暴动之事，嗣后各县公安局长，以警察队已归县政府管辖，县公安局已无实力，缪厅长乃再分电召集各县县长至省开会，讵各县县长都到，独彭一人不到，事前缪厅长，本已接到密报，彭有某种嫌疑，至是怀疑更甚，遂有电令本人将彭拘捕解省之举云。

接收印信电文未到 六时一刻，郑局长至县政府，声言奉缪厅长长途电话关照，县长印信，着令本人暂行保管，言讫，即向管科长索取印信，而管科长则以彭县长既已解省，县府职员，当然不致逃走，但印信则手续方面，须有省方正式公事，始可移交，请郑局长向省厅要得‘着何人将印信交于何人’之正式训令，或县府方面，接到同样之训令，自当遵令交出，郑局长乃再长途电话，请缪厅长颁布上项电令，至今晨一时止，省方此项电令，尚未到苏，故县长印信，昨夜仍在县府。

接收警察队与训话 七时正，郑局长再至警察大队部，实行接收。先与大队长刘英谈话，由刘大队长，将一切文件，当场点交完毕，郑返局后，随于十时许，召集水巡队正副队长第一第二两中队长至局训话，略谓此次奉缪厅长命令，接收大队部，言时并即宣读接收公文报告，计接收大小关防各一颗，洋铁盒一只，并谓此次晋省谒见缪厅长后，缪厅长告以方今国际间时局紧张，各地如吴江江阴无锡等处，亦将为此间防务会议，有所布置，彭县长现已晋省。在新县长未莅任前，警察大队，奉令由本局长负责维持，望各位为系统上着想，遵守纪律，各位尽请安心供职，人员只有局部的变动，并请各位转戒各警，遵守纪律，仍努力于工作云。

车过无锡态度镇静 十一时，本报得无锡特约员电话报告，谓十七号杭青联运特快车于六点八分到达锡站，本人抵车站时，火车方进外扬旗，车停后，即依照所示，上车找寻，见彭态度镇静，乃先询问旁坐随同押送之阊区警佐张南村，张即偕本人下车，在月台谈话五分钟，方将再谒彭氏，而车即开发，致未及与彭接谈云。

八时抵省管押民厅 本报念八日下午十一时镇江专电 彭县长于八时余抵镇，随即管押民政厅看守所，记者得讯，即至民政厅请谒缪厅长，知缪系在私寓，乃再电话询缪，据答，拿办原因，为彭‘行为不检，违抗命令’。再问有无其他，缪不肯说。继又询当夜讯问否，答尚未定。至押解彭氏晋省之张徐二人，因缪尚须问话，十时许尚在民厅，预定晤缪后即返，当夜住城内旅馆中。又彭氏在押，并不优待。

拘捕解省另另碎碎 市公安局司法科长张一新，于下午四时许，亦曾率保安队，拟往车站拘捕彭氏，嗣知彭已扣住，始止，又彭当在阊区临行时，拟电话某处，未许，而郑局长方面，又于今晨一时，将奉令拘解彭氏，及接收大队部情形，电复民厅云，此外另有一事，则有警察第二中队班长数名，前为县政府拘押公安局看守所，昨日已有郑局长释出。”

彭国彦被捕后，《吴县日报》记者为探究竟，7月29日专程前往镇江拜见省政府主席钮永建。钮永建答：“鄙人此事事前绝对未知，即现在亦并不完全明了。此事系民政厅办理，可直接向民厅办理。”并亲写会客单，介绍记者往民政厅。缪斌则对记者解释说：“彭县长逮捕之原因，为违抗命令，即私颁警察大队钤记，大队部成立后，不呈报。均属违抗命令之中。初，彭县长以县长考试第一名来长吴县，颇肯做事，不畏难，不苟安，斌（厅长自称）亦能知之。顾妒忌狭嫌者甚多，时有不利彭之语，传入予耳。如彭县长年少气盛，彭县长国家主义派也，予亦不过一度询查，不予深究，以逞反对彭氏之愿，但亦所以爱护考试人才。夫肯做事之县长，最近华省委视报告后，彭氏竟勾结当地土豪劣绅，群起反对，要求撤消，对于省方令并不执行。玩物至此，且联络地方人士，破坏县政府威信，余如反动嫌疑一项，则尚需派员调查。虽曰，警察大队之收归县政府指挥，及队部迁移城外，至少总有些微嫌疑，但此种事件，谓之为反动嫌疑，未免故入人罪。”缪斌不承认彭国彦被捕与彭郑交恶有关，却再三强调彭“行动乖谬，违抗命令”，他说：“如最近本厅长根据华视察员之报告，记已一过，渠竟运动了许多人来反对，初以彭能办事，所有与郑冲突事件，调查双方，各有是处，我以为均系好官，故亦并不注意，以前有人告发彭为国家主义派，现竟思想不洁，当此时局紧张之时，为官不能如此，行政系统犹如军队组织，工作固宜勇敢，命令亦宜服从，渠之使气，一至于此，非但我厅长不能做，即革命亦将不能进行，为整顿行政纪律计，不得不如此。至此次彭县长奉令拘解来省，外间竟启疑虑，须知事极平常。江北各县县长，且多命令通缉，而撤换萧、周两中队长，渠竟如是不服，擅颁印信更是目无官长，反动嫌疑，据人告密，现待侦查。”

7月30日，省政府会议讨论彭国彦之事。因查无实据，彭国彦被囚两日即获无罪释放，但他却再也当不了吴县县长了。8月2日，缪斌任命黄蕴生为吴县新县长。没过几天，彭国彦从南京回到苏州。1929年，苏州名绅吴子深赴日本考察美术，彭国彦与吴子深颇有交情，卸任后可能受其资助同游日本，亦可能游学英国。8月1日，《吴县日报》记者采访彭国彦后报道：“彭向记者表示，不因挫折而颓唐，不因环境而消极，今后一切朝气及浩然之气，当保守；虚骄浮躁气当革除。并谓在苏数月，愧无建树。此次事件，地方上许多人之关心，颇感谢。大概暂时决脱离政治生活，研究学术，或先往山西乡考察乡政，然后再放洋，目的预拟欧美方面云。彭氏昨游焦山，夜间仍住旅社，定今晨离镇，赴京或上海未定，总之彭虽经此事变，但精神甚好，对客一无牢骚云。”

1930年7月28日，彭国彦和许宪民的婚礼在阊门外苏州饭店举行。来宾数百人，苏州地方名流济济一堂，主婚人即为当地富绅吴子深。新郎在答谢词中回顾了二人相爱的经过，他说：“在彼患难中间，固与宪民女士认识，进而至于订婚，所以择期今日行礼者，志纪念也。际兹时局多故，国难未已，国彦与宪民当各秉素志，不独共同家庭生活，更将一致奋斗，努力革命。”彭国彦与许宪民是如何相识相爱的？许宪民是怎样不寻常的女性？这里且待我们再把目前投向许宪民。

林昭母亲许宪民（1911——1975年）从小就有兼济天下之志。她敢作敢为、积极进取，是苏州20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舞台上一位不容忽视的新女性。林昭的外公在苏州阊门外山塘街开有一家名为“两宜轩”的笺扇庄，他知书达理能画国画。林昭外婆华氏出身无锡农家，她淳朴忠厚，心地善良，明辨是非，正直无私，通情达理，不敬神不怕鬼，对童年的林昭姐妹影响深远。许公与华氏育有二子一女：长子许金元，幼子许润元（后在中央税务局工作，1949年前去台湾），女儿许宪民。林昭母亲许宪民生于1911年阴历十月初五，属猪。

许宪民原名铸元，曾名徐菁。因为家境小康，许宪民得以接受教育，早年就读于苏州乐益女子中学，后转入上海教会学校景贤女中，1927年大革命中还曾短期就读武汉大学。不少人说，许宪民是第一个穿上军装的苏州姑娘。少女时代，大哥许金元是许宪民的偶像。在哥哥的感染下，许宪民1926年即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成为革命的追随者。有一次，苏州人力车工人举行罢工，许宪民在哥哥的带领下拿着喇叭走上街头。她穿着一身红衣在队伍间穿梭来往，喊哑了嗓子跑断了腿，成了世人瞩目的“红衣女郎”。多年后回忆这个场景，许宪民还神情激动地对友人说：“那时候真像疯了似的！其实我当时并不真懂革命，只知道跟着金元大哥摇旗呐喊！”

据《苏州市志》记载，许金元(1906——1927年)又名肖羊，8岁丧父，1923年在苏州萃英中学毕业后，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不久，由恽代英、侯绍裘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期间，许金元用“警予”等笔名在上海《民国日报》由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及一些学生杂志上发表很多文章，针砭时弊，提倡革命文学。1924年夏，他离校返苏，在博文中学任教。同时，他协助侯绍裘在苏州开展筹备国民党市党部的工作，成立了一个区分部。他还联络一批青年成立悟悟社苏州支部，编辑出版《悟悟》杂志，宣传革命文学。这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之一、中共党员叶天底应聘到苏州乐益女中任教。这时，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动领导下，以上海为中心展开了遍及全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当年年底，许金元协同叶天底在苏州发起成立非基督教大同盟苏州支部，二人被推为执行委员。11月底，孙中山北上经过上海，许金元等专程赶往参加欢迎活动。返苏后，许金元等宣传孙中山先生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成立苏州国民会议促进筹备会，他与叶天底等9人被选为委员。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许金元、叶天底等以国民会议促进会名义，联合各进步团体在苏州举行一系列追悼活动。通过活动，吸引了一批青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五卅”前后，成立了由许金元为负责人的苏州国民党第一区党部。

1925年9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在苏州私立乐益女子中学成立，许金元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当时苏州约有中共党员20人。11月24日，国民党苏州市党部成立，许金元当选为常务执行委员。1926年初，侯绍裘、叶天底迫于压力相继离开苏州，许金元接任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他一面继续撰写富有战斗性的文章，一面领导和组织苏州的工农革命运动，并在工人、学生、教员中培养积极分子，吸收为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1926年8月，许金元调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离苏赴沪，不久又被派往广州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蒋介石北伐胜利，在南京就任民国政府中央主席。很快，“四·一二”、“七·一五”事变相继爆发，一度如胶似漆的国共合作宣告破裂。1927年4月，许金元接到侯绍裘电报，要他立即返回江苏，协助主持省党部工作。许金元回到南京后，担任省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和侯绍裘等一起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罪行，组织力量武力反击，并积极参加筹备中共江苏省政府的工作。4月10日晚，在中共南京地委召开紧急会议时，遭侦缉队包围，许金元、侯绍裘等均被逮捕。几天后，他们即被秘密杀害，并被沉尸秦淮河，可怜许金元年仅21岁！今天人们如若参观位于南京城南的雨花台烈士陵园，还能在陈列馆里看到许金元烈士的照片和生平介绍。

《苏州市志》第十三卷记载，许宪民于1927年11月为共青团苏州市（县）委员，1928年后脱离中共党团组织。出版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12月的《吴县党务沿革史略》证实，1929年5月28日至1930年2月13日期间，在乐益女子中学就读的许宪民当选国民党吴县党部执监委员会委员。需要说明的是，许金元兄妹1927年前无论参加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而且根据国共合作的需要，他们和许多党员一样，同时加入了国共两党。国民党人编辑的《吴县党务沿革史略》中这样说：“自十三年（1924年）四月十三日开始秘密活动，至十六年（1927年）三月二十一日党军光复苏地，党务活动遂以公开，经历时凡三载。”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许宪民以国民党员身份继续发展，而许金元却为共产党员身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大哥的牺牲给许宪民沉重打击，她从此与国民党有了家仇血恨。面对含辛茹苦的寡母，许宪民心如刀绞，她不得不哄骗妈妈说大哥到苏联学习去了，以后总有一天会回来看望全家。可怜的母亲将信将疑，但心里一直在默默地盼子早归。1928年至1929年，为报仇血恨，许宪民在镇江参加了国民党改组派，并担任该派常熟县行动委员会主任，策划一系列反蒋活动，一心夺取政权。无奈暴动尚未实施就露出了马脚，该派负责人遭撤职查办，并很快妥协投降。一时间，许宪民苦闷徘徊，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1929年，许宪民担任国民党吴县党部秘书。就在这个时候，担任吴县县长的彭国彦因涉嫌“渎职”，被当局押往镇江。7月28日下午5点13分，一列特快火车从苏州驶出，二等车厢里正坐着由6名警员押解着的彭国彦。许宪民闻讯，赶紧搭乘同一列火车一路随行。《吴县日报》这样报道：“其时有某女士，亦因事乘车晋省，但系乘三等车内，闻讯拟上彭之二等车中，辄为押解彭之徐衡伯等所阻。直至车抵无锡，本报驻锡记者上车谒彭，某女士始得乘机随入，与彭晤面。相对有顷，始由彭发问：‘本人今日解省事，女士亦早有闻否？’答：‘未。’至是徐所长即搀言曰：‘止。女士此行，是否为彼？’随言随以手指彭，某女士曰：‘否，我固有事赴镇，不期而与君等相值者。’彭慨然曰：‘女士毋忧，我心滋宽，此等滋味，不易尝，亦非我投考县长，以至作宰吴邑，历来努力施政时所预料者。但亦可得到一种不易得之经验与教训。我年殊少，此次遭遇，在个人方面，实为一极大之良好教训也。’言讫，微笑。顾其笑态，非通常之笑，若睥睨伴坐者之情形。伴坐之徐衡伯等似觉，乃又叱某女士曰：‘止休，我等奉局长命，停止彭国彦与人谈话，且不得听令彭书写只字，及自由发出一言。’某女士亦微嗔曰：‘若何言，我不犯法，若辈又将奈何我，须知我亦非易欺者。’双方呶呶，几使其他无关系之乘客不耐，而向徐等干涉。嗣天色垂暮，遂由徐唤每客一元二十五分之大菜八客，团坐而食。毕，徐付值。彭谓：‘我与女士之两客，可由我自偿，不劳破钞。’但其时已由徐将款付讫矣。车抵镇江，彭等下车，某女士再拟在站与彭作简单谈话，乞徐少留，不许，而徐一面即令先时派往镇车站守候之飞行队士李广胜胡金华，共唤街车九辆，簇拥彭氏，迳往民厅，某女士伫望有顷，怏怏他去，总之彭一路在车受监视极严，上述仅及万一耳。”

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旅程！尽管他们相识已久，但似乎直到今天才真正互相了解。车到镇江，彭国彦被押往看守所，许宪民一直目送他消失在大墙背后，才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开，并立刻多方疏通关系解救彭国彦。彭国彦获释返苏后，二人交往越发频繁而密切，并最终结为秦晋。许宪民后来告诉林昭，当初与彭国彦定情提出的惟一结婚条件，就是要求彭国彦不为国民党摧残进行人士。

1930年3月15日，叶楚伧就任江苏省主席，彭国彦很快出任省政府秘书。3月20日的《苏州明报》有报道称：“前吴县县长彭国彦氏，在位以崖岸廉政著称，自于去岁七月间，横遭前民政厅长缪斌横加逮捕褫职后即出国东游扶桑养晦。旋复(单人旁加叔)装言旋，息影苏沪，以诗酒自娱，屏绝时事。而叶省委楚伧素重其才，间者叶氏主席省府后，即函召彭氏至省，淠(去三点水)以秘书职务。士为知己者用，故彭氏又重入宦海，将来或有擢迁外放希望云。”果然1931年5月，彭国彦外放就任二等县江阴县县长。但仅仅5个月，他又被贬到苏北的三等县邳县，原因是江阴要塞杨司令指控彭国彦包庇共产党。据悉，彭国彦也的确释放了五六个关押三年多的共产党员，1949年后曾任吴县县长的徐炎、曾任常州专区专员的张志强，都表示是彭国彦释放了自己。杨司令以包庇共产党为由上告，叶楚伧也没有予以深究，只是将彭国彦调至条件更差的邳县。

然而1931年12月，顾祝同接任叶楚伧成为江苏省主席，彭国彦梗直、清廉的秉性又为顾祝同不容。彭国彦要搞乡村自治，与国民党邳县党部关系不和，与当地乡绅的矛盾也很大，有人向顾祝同控告彭国彦贪污渎职。1932年5月，顾祝同不由分说将彭国彦抓捕入狱，还指示手下人要“好好查，查一条算一条”。就这样，彭国彦再次遭遇莫名其妙的牢狱之灾。在镇江的监狱中，他一呆就是28个月，直到1933年陈果夫就任江苏省主席。多亏陈果夫的秘书长罗时实在彭国彦游学英国时尚有旧交，经罗时实帮忙，彭国彦的案子才得以移交检察机关正式立案。1934年9月，彭国彦再次无罪释放。经历这一坎坷，彭国彦脾气变得十分暴躁，许宪民说他“神经完全变了”。之后，彭国彦远离政治，居家翻译英美政治经济学著作，包括凯恩斯、拉斯基等。彭国彦精通英语、俄语，粗通日语，文化修养很深，许宪民曾对林昭说：“你们几个（指儿女）加起来也抵不过你父亲。”

彭国彦与许宪民新婚的日子还算安逸。他们在苏州郊区（今留园附近）的湖田上，建造了自己价廉物美的两层小楼。1931年12月 16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苏州，父亲给这个漂亮的女婴取名彭令昭。令昭者，效学班昭也。在彭国彦心目中，东汉班昭是古往今来难得的一个完美女子：班昭出生世家，父亲班彪位居太史公，与长兄班固合著了传世之作《汉书》，另一位兄长班超出使西域声名远播，班昭自己是皇帝宠幸的婕妤，她写的《女诫》流传甚广，是一部经得住推敲的女性修身教材。彭国彦觉得班昭方方面面都十分光彩，他希望女儿今后能像班昭一样文采斐然、光照青史并且平安幸福。这个彭令昭就是我们今天的传主林昭，她乳名苹男，又名许苹。林昭是她长大后自取的笔名，概因苏州方言中“令”、“林”同音，日长天久，她就把“令昭”改成“林昭”了。在林昭之后，许宪民曾于1935生育过一男孩名叫霖生，不幸一周岁后夭折于苏州儿科医生周颂凡手中。后来，彭国彦夫妇又为林昭增添了妹妹彭令范、弟弟彭恩华。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林昭生于1932年，林昭墓碑上的生年也是1932年，但林昭密友倪竞雄女士及林昭恋人甘粹先生均称，林昭原本属羊，母亲许宪民根据传统习惯，觉得女孩子属羊不吉利，硬将林昭改小了一岁。1932年8月4日，苏州报纸曾报道许宪民带着母亲，抱着出生半年多的女儿前往镇江探监，结果被拒。当时母亲生病，女儿又染了风寒，许宪民一时急得昏倒在地。这一报道也为林昭生于1931年增加了凭证。可怜许宪民与彭国彦婚后没过两天安生日子，丈夫被捕后，他们的家就被封了。总算盼到丈夫出狱，彭国彦变异的性格又让许宪民苦不堪言。

因家中长期只有令昭一个孩子，令昭自小便被“宠坏”了。她天资聪慧又娇弱多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妈妈说令昭就是要月亮，外婆也会想方设法摘给她。父亲在仕途上心灰意冷，很自然地，他把一腔热情和满腹学识都寄托到孩子身上。在父亲的精心栽培下，令昭从小就饱读诗书，对《红楼梦》可以倒背如流。她很小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当地有“神童”之谓。长大以后，令昭和妹妹都越发喜爱文学艺术，但姐妹俩的喜好又有所不同：令昭喜爱杜甫，令范喜爱李白；令昭喜爱鲁迅，令范喜爱巴金；令昭喜爱马雅可夫斯基，令范喜爱莱蒙托夫；令昭喜爱狄更斯的《双城记》，令范喜爱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令昭喜爱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令范喜爱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令昭儿时就以伶牙利齿著称，妹妹记得母亲曾说过：“苹男小时候和小舅舅吵架，能把小舅舅气得只会哭！”妹妹印象中姐姐比较好哭，她的哭是撒娇，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姐姐还喜欢出头露面，当英雄、充好汉，有时候也很矫枉过正。在任何场合下，姐姐永远是主角。姐姐有强烈的正义感、斗争心，胸中燃烧着炽烈的爱或许过分的恨，这是革命者的英雄人物的性格。姐姐也是革命极端主义者，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妥协，没有调和。姐姐的文章和她的性格一样，偏激、辛辣、一针见血，被她嘲弄过的人会感到哭笑不得，当然也有不少人会因此恨她，甚至非要置她于死地不可。姐姐还是个超级浪漫主义者，永远追求爱情，或者说她永远需要被人爱。

令昭幼年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是，母亲将自己和妹妹寄放在苏州濂溪坊31号外婆家，自己常常半夜才回来或者当夜又走了。她知道母亲和那些婆婆妈妈的女人们不一样，但她并不知道母亲到底在忙什么。原来，许宪民成婚后没有走一般女人相夫教子的老路，她心忧天下不舍民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彭国彦对妻子热心政治虽然不以为然，但从不干涉她的人生取舍，于是许宪民婚后继续从事社会事务。另外，许宪民我行我素、风风火火的性格恐怕也远非彭国彦能影响得了。有件不知发生在何时的逸事典型反映了许宪民的为人：有一次，许宪民找某人办事，这人不肯竟躲进了男浴室。许宪民一气之下径自闯进男浴室，将该人赤身裸体地从浴床上拖起来，周围人无不大惊小怪侧目而视！许宪民却毫不在乎，直到该人乖乖跟她走才罢休。

关于彭氏夫妇早期的生活状况，作家冯英子亦留有回忆资料：

1934年，20岁的昆山人冯英子来到苏州《早报》当记者，并第一次来到山塘街彭家作客。那可能正是彭国彦出狱不久，在家当寓公的阶段。因为听说彭公当过县太爷，冯英子满心以为彭府是一处深宅大院，有着里里外外的仆役。及至找到门牌号码，才发现彭宅不过是一幢缩在一家杂货店后面的普通平房。“我进去的时候，彭国彦拿着一本书坐在竹椅上，许宪民手里抱了一个孩子在喂奶，完全是一对生活中常见的夫妇。”通过这次访问，冯英子觉得彭国彦“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书生，有一点威斯敏斯特式的民主思想，但却更多是中国书生的迂，也有点正直。而许宪民呢？她白白胖胖，从表面上看起来，像苏州的市民，然而她热情、豪爽、正直，她关心国家大事。”那时，苏州有一日本租界，在苏州阊门外的日本浪人无不趾高气扬，随时都在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纠纷。许宪民当时就对冯英子说：“你们作记者的，要多多注意这方面的情形啊！”时隔不久，许宪民就同项坚白、谢玉如等发起成立“苏州妇女会”，吸收大量女青年参加，进行救亡的宣传和战地救护训练。抗日战争时期，冯英子走遍西南各地，碰到不少人都是许宪民当年的学生，她们极大多数穿上了戎装，站在抗日战争的前线。

抗战最初的两三年，令昭随同父母一起流亡内地，亲身感受到国破家亡的滋味。在长沙，他们住的地方有一个怪名字“平地一声雷”。有一次一颗炸弹穿过他们的屋顶，打穿楼板，落到地上，竟然没有爆炸。1938年春夏之交，彭国彦曾希望在长沙办一家报纸，后来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办成。这一年，他们的二女儿彭令范出生，彭令范比姐姐年幼7岁。长沙大火后，夫妇俩带着两个孩子退到常德，一家四口行动艰难。这期间，彭国彦的暴躁脾气大概也时有发作，夫妻争吵成了家常便饭。1939年底抵达贵州时，许宪民又怀上了身孕，夫妻商量后决定分道扬镳：彭国彦孤身前往四川投奔叶楚伧，许宪民则带着两个女儿经云南昆明、越南海防然后乘船抵达上海，并于1940年春返回苏州，在娘家暂时落下脚。

1939年，彭国彦来到重庆，就任国民党宣传部编辑专员。此时，叶楚伧官居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国彦负责为叶楚伧处理往来文书。不久，叶楚伧转任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彭国彦又跟着他来到国民党党部，就任文书科长。因为直接进入国民党党部工作，按照国民党的规则，彭国彦不得不于1939年7月加入国民党。对此，他是一百个不情愿，他说过：“在党部，不做党棍就做党混，我两个都不要做。”可迫于谋生等方面的需要，他只能委曲求全。与此同时，许宪民一回苏州即被汪伪特务逮捕，关押于苏州祥符寺巷90号伪特工站。严刑拷打之下，她腹中三个月的胎儿流产。万幸的是因证据不足，不久她就被释放了。1940年至1944年间，许宪民担任总部在兴化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视察，来往苏南各县工作。为工作需要，1940年，许宪民于苏北重新加入了国民党。1942年起，她兼任江苏省三区党员办事处督导，指导上海、松江等八县工作。在被日伪追查的同时，她还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陷害，因为她与中共地下党来往密切，国民党三战区负责人冷欣认定她是共产党，下令逮捕她。许宪民只好在沦陷区四处躲藏，有时深夜才能回家匆忙探望一下老母和幼女。

在外婆的呵护下，令昭姐妹的童年不能不说是温馨。因为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她们的生活远远谈不上富足，但却没有缺衣少食之忧。彭令范回忆，濂溪坊31号外婆家是一所典型的苏州平房，前临街道，背倚小河。“整个房屋由左右两边统厢房卧室和中间客厅组成。大厅前后有两个小天井：前天井前有门房；后天井后面是柴房和灶间，灶间旁有台阶，可拾级到河滩。外婆有时下去洗衣服，我们小孩子则是决不允许的。”

当时，许宪民难得暗地里回家看望亲人，有时几个月不能寄生活费，因此祖孙三人的生活很艰难。但外婆宁愿让妹妹令范受些委屈，也要千方百计买鸡鱼虾蛋给令昭，理由是令昭小时候出麻诊并发肺炎，身体一直不好。外婆常常用面粉调成糊状，在小菜场讨一些咸菜卤加在面糊里，在饭锅上蒸熟了给令范吃，还美其名曰“蟹粉”。令范实在吃腻了，对外婆说：“外婆，既然你没有钱，为什么要每天买蟹粉，又不好吃。”外婆迟疑了一下说：“妞，这不是真蟹粉，这是‘外婆蟹粉’，我知道不好吃，所以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称。乖孩子，你姊姊生病要好营养，我们现在只能苦一些，等你母亲寄钱来，我们就可以不吃蟹粉了。”

许宪民一直把哥哥许金元牺牲的消息瞒着母亲，可怜老人家一闲下来就会与令范念叨：“不知你大舅舅几时回来？你母亲讲他到苏联学习是秘密的，他们会不会骗我，你说呢？”年仅五六岁的令范不禁回答：“我不知道。我晓得你最喜欢大舅舅，其次是我姊姊，然后是小舅舅，再下面或许是我，最后是妈妈，妈妈最没人喜欢。”外婆瞪了令范一眼：“谁说的，你外公最喜欢你母亲，4岁了还经常让她骑在背上玩，还教她在青砖上写大楷，总是夸她如何聪明，将来有出息。”然后又叹了一口气说：“你外公临死前拉着我的手叮嘱，‘宜囡妈，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我去后，你千万不要亏待她。’”

令昭比妹妹年长7岁，但恐怕是从小侍宠而骄的缘故，她谦让妹妹的时候不多。令范曾问母亲，外婆为什么这样喜欢姐姐？许宪民回答：“外婆很寂寞，我们都在外面工作，所以当你姊姊和她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后，外婆就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你姊姊身上了。你姊姊身体不好，很骄，而且有时你姊姊也会讲一些讨好你外婆的话。”令范从不记得姊姊对别人说过任何讨好的话，她觉得或许正是外婆的过分宠爱，造就了姊姊任性、偏执、不容易变通的个性。“客观现实不可能再会有肯替她上天摘月亮的外婆亦步亦趋跟着她，因此遇到变迁，姊姊就难以忍受，最终导致悲剧的极端。”

令范与姐姐真正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太长，而且期间还总是交织着非常复杂的政治、家庭和感情的矛盾，因此她对令昭童年的回忆是零星散乱的。她记得姐妹俩一起偷偷养蚕，每天结伴去采桑叶，将“丑小鸭”似的蚕种养成白白胖胖的蚕宝宝。当匾中铺上一层厚厚的桑叶时，她们高兴地一起倾听蚕吃桑叶时的“沙沙”声。等到蚕织出或红或黄或白的茧子，她们兴奋得欢呼雀跃。令范还记得，有一次与姐姐下象棋，眼看自己的老将已无路可逃，令范就是举棋不下。姐姐耐心地等了好多时候，甚至拿起一本书来看了，令范还是僵持在那里，生气得简直要哭出声来。最后，还是令昭发扬了姐姐的谦让精神，说：“好，就算和棋吧。”令范记忆中，这似乎是姐姐惟一“让”她的故事。令昭爱猫成痴。在苏州濂溪坊时，姐妹俩有一只白脚花狸猫，令昭经常让它晚上睡在床上。后来这猫不慎落入井里淹死，令昭抚尸大哭不已。母亲有时候叫令昭“野猫”，令昭也不生气。令昭的散漫也是有口皆碑的，小时候她的东西摊了一桌子，乱七八糟的，从来找不到，非要令范妹妹帮她找，还要气势汹汹地说：“限你半小时找到，否则……”一般，娴雅的令范总能找到，不与她罗嗦。有一次令范气得“罢工”不干了，两人就哭着找妈妈告状。

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租界。1943年，许宪民以上海贫儿工艺院院务主任的职务为掩护，依然出没于敌人眼皮下。后因不堪日寇纠缠，不得不潜逃离职。许宪民还曾参加抗日游击队，任国民党松沪战区三区特派员。解放后供职国务院的高祖文是许宪民当年的战友，他对令昭特别钟爱，一方面从小看她长大，喜欢她能说会道，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另一方面则是对令昭抗战期间的机警表现印象深刻。他回忆说，有段时间许宪民在上海工作时将令昭带在身边，令昭生病住院，她的病房就成了地下工作的联络点，高祖文等经常在那里与许宪民会面。不料后来有人当了叛徒，令昭的病房立刻被便衣监控，令昭本人甚至也成了人质，由日本宪兵和汉奸看管。有一天，浑然不觉的高祖文一脚闯进病房，等他觉察情况不妙时已无法脱身。这时，病床上的令昭居然镇静地对高祖文说：“您怎么从来不来看我啊？”这话既暗示高祖文不必回答在此遇到什么人，又想让便衣以为高不是母亲的同党。这时令昭年仅十一二岁，她的聪明伶俐、机警灵活，连敌人也觉得这丫头不同寻常。虽然高祖文还是被捕了，这个细节他却一辈子也忘不掉。

1944年，许宪民又落入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虎口，令昭陪同母亲先后两次住过著名的“七十六号”监狱。幸运的是，日伪并没有掌握更多的证据，许宪民的牢狱之灾虽然也吃了不少苦头，但到底有惊无险。出狱后，许宪民被称为“义民”。她孤身前往重庆，多次公开演讲，让后方了解沦陷区民众的苦难，她还接受了中央训练团的集训——这个训练团的校长是蒋介石。1945年再返敌后，许宪民在浙江淳安县王艮仲（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主持的“中国建设服务社”工作。妹妹彭令范回忆，有一阵子她与姐姐逃难淳安郊区一巨大花园宅第中，年幼的彭令范被这远近闻名的“鬼屋”吓得魂不附体，每到夜晚似乎总能听到幽灵们在大厅里欢宴，觥筹交错有声。这时候，只要姐姐令昭向她投来保护性的一瞥，表示“我在这里”，令范顿时便会感到安全，渐渐拥着姐姐沉入梦乡。

抗战分居期间，彭国彦、许宪民夫妇书信往来颇多。1944年前后，彭国彦从后方返回苏州。1945年上半年，他们的独子彭恩华出生。抗战末期，彭国彦对国民党党部的差事忍无可忍，终于调到粮食部田赋管理处工，后又任中央银行设计专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彭国彦跟随中央银行先后来到南京、上海，这段时间，他与许宪民的夫妻关系再次恶化。彭令范回忆，在上海工作期间，中央银行有不公开的福利规定，员工皆可定期分得小金条一块，转手即可获利丰厚。众人求之惟恐不得，彭国彦却认为这是不义之财，断然予以拒绝。

抗战后国民党进行党员登记，彭国彦和许宪民都没有登记，从此“自动离党”与国民党无关。但这并没有影响许宪民的发展，她在苏州倡建公交运输、银行、报刊，历任吴县妇女教养所主任、吴县银行董事、吴县救济院副院长、苏州新苏长途汽车公司经理、《大华报》总经理，还办了许多私人事业，一时间成为苏州名流。1948年，苏州有个叫常东娥的小学教师，被两个有军统背景的人强奸之后杀死，常妈妈奔走呼号毫无结果。许宪民得知后挺身而出，坚决要为常东娥申冤。特务们写信恐吓许宪民，信中还附了一颗子弹。许宪民不为所动，她把这封信在她所办的《大华报》上发表了，舆论一片哗然。在许宪民的鼎力帮助下，常妈妈终于赢得了诉讼。1946年，许宪民出任《大华报》社长，并成功竞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7年春，由史良、李宜文等介绍，许宪民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地下组织，任民盟苏州临时工委委员。

1948年秋，中共中央华中局江南工委派遣陈伟斯到苏州建立情报关系，准备迎接解放军解放。经人介绍，陈伟斯找到了许宪民。许宪民不仅热情接待，还拿出自己积存的200美元为陈伟斯配备了两架电台。这两架电台一架由陈伟斯安放于上海枫林桥，另一架由苏北派来的石云和其妻小范负责，通过许宪民的关系，这架电台被藏在国民党吴江县长沈鹏的苏州太太公馆里。许宪民通过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时认识的张一声（日伪时曾任江阴县县长）、谢燮生（日伪时封锁管理所长）等关系，将当年汪伪江苏省长李士群手下的一批干将几乎都网罗来为中共地下情报所用，甚至将国民党军统江苏情报站的特工头目王文虎也拉了过来。当时，这些职业特工头目常与陈伟斯、石云等见面。许宪民又通过因刺杀孙传芳而名扬天下的施剑翘关系得到许多重要情报，施的弟弟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手下当高参，陈大庆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内部有这样一个暗道！这期间，许宪民又在苏州创办了民盟报纸《光明报》，她通过国民党一个电讯局局长窃听国民党来往电讯交陈伟斯使用，还从工商自卫队里为地下党搞来八九支枪……因其为革命立功颇多，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许宪民担任了苏州汽车公司副经理，民盟苏州市委会、民革苏州市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

1949年上海解放，中央银行留沪人员被收编。彭国彦参加整顿学习后没被留用，他再次失业回到苏州当寓公。许宪民曾经逼他找工作，他说去找过，没人要他。他后来就讲：“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许宪民气道：“伯夷、叔齐，他们都只是一个人，你有一家子人，你要我们都饿死在首阳山吗？”1952年，彭国彦与许宪民协议离婚，彭国彦住丁家巷，许宪民带着孩子住在乔司空巷。1955年，彭国彦“历史反革命”被判刑，他上诉声辩曰：1、历来担任文职，从无反党言论，且公开批评过陈立夫等国民党；2、曾释放过徐炎、张志强等一批共产党员，为共做过贡献；3、解放后一直老老实实，曾经偷听敌台（被林昭举报），现在已改过自新……1956年政治气候转暖，彭国彦侥幸被宣布无罪释放。1958年前后，他再次落网成为“历史反革命”，被判社会管制5年，监外执行。他被赶出原来丁家巷的小洋楼，栖身于一条臭水沟边的毛坯房里。居委会安排他在街道工厂敲松子、糊火柴盒，苏州老人亦曾看过他给人拖煤基、做佛事甚至乞讨为生。彭国彦晚年吃不饱，穿不暖，动辄得咎，了无生趣。1960年11月30日，彭国彦于林昭被捕一个月后，吞食老鼠药自杀身亡。

2、投奔革命

1949年6月底，江南的夏天已经颇为炎热了。这天深夜，彭令范恍惚间在躁热中睁开眼睛，忽然发现窗前有一个黑影！

只见这个黑影拎着包裹，正摩拳擦掌地准备钻窗而逃。

彭令范惊醒了，她一个激灵坐起身。

定睛一看，原来黑影竟是同屋的姐姐彭令昭。

“你做什么？”令范忍不住冲着姐姐大喊一声。

“嘘——！不许响！”

果然是彭令昭，她发现自己暴露了，赶紧试图阻止妹妹。

“你半夜三更不睡觉，想干什么？”令范不依不饶。

“不关你事，你睡你的觉！”令昭低声喝道。说着，她把包裹扔到窗外，并努力缩着身子往窗格的栅栏外钻。

令范明白了，姐姐是想离家出走！18岁的姐姐不久前刚从苏州景海中学毕业，因为成绩优异，父母理所当然希望她报考大学继续深造。只要姐姐愿意，直接出国留学也未尝不可，反正景海本就是教会学校，学校原也有意送学业优异的她出国深造。可出乎大家的意料，姐姐根本不听父母的劝告，她暗暗报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为只为进入这所学校可以很快投身革命！白天家里已经天翻地覆过一次，当姐姐拿着新专的录取通知书向母亲辞行时，母亲急得大叫：“不许去！北大、清华、复旦……什么大学都随你挑，就是不准你上什么专科学校！苹男啊，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是自毁前程啊！”

姐姐当时就和母亲吵了：“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我可不愿躲进大学的象牙塔，读那些不死不活的文字！我要投入生活！我要参加革命！苏南新专并不容易考，上千人报名才录取200个，不少人还是从圣约翰这样的大学退休转考的。苏南新专学制灵活，学以致用，我很快就可以成为出色的记者，这样的学校怎么就比不上大学？”

母亲听了不屑一顾：“什么革命不革命！你才18岁，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一个不上大学的人，还谈什么革命？你懂什么叫革命吗？！”

姐姐急得脸都红了：“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书什么时候都可以读，革命却时不我待。请你们尊重我的决定，上不上大学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情我做主！”

母亲勃然大怒：“你做什么主！翅膀长硬了是吧？马上回你房间！哪儿也不许去！”

家里的事从来都是母亲说了算，令范本来以为这件事既然母亲已经彻底否定，姐姐就算不服气、不甘心也无力回天。令范怎么也不敢相信，姐姐居然会深更半夜离家出走！她吓坏了，她声音有些颤抖地对着黑影道：“你不能走！妈妈要是知道可不得了！你赶快下来，我什么也不说！”

这时，只见窗台上的彭令昭已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钻出半个身子。她根本不理会妹妹的招呼，继续拼命往外挣着。令范赶紧跳下床准备赶窗边拽姐姐。令昭急了，她一攒劲，竟在令范伸手之前钻出了窗子！随即，她轻快地跳下窗台，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地上的包裹。怀抱包裹她转身对令范悄声说：“你回去睡觉！明天妈妈问起，你就说自己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不准现在告诉妈妈，否则我会恨死你的，知道吗？好，再见，我到苏南新专会给你写信的！”说完这话，她猫腰潜身钻进卧室与庭院间的夹弄，小心翼翼地摸着黑往大门去。

这可不是儿戏！尽管姐姐的威胁让令范十分为难，但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令范还是决定向大人汇报！令范赶紧去叫睡在外房的老保姆王妈，王妈当时已经醒了，令范对王妈说：“你去告诉母亲，否则明天她会非常生气的。”于是王妈立刻跑去向许宪民汇报。许宪民三步两步跑到院子里，这时候令昭还未打开大门，母亲一把捉住女儿。

“放开我！让我走！我走了大家清爽！”彭令昭挣扎着，差一点就从许宪民怀里挣脱。

许宪民气坏了：“苹男你疯了！有什么事天亮再说，你不觉得这样很丢人吗！”

论力气，18岁的女儿还远不如母亲。因为女儿自小体弱多病，手无缚鸡之力，而母亲却是丰满强健经历过人生风雨的。所以二人争斗了一会，彭令昭终于敌不过许宪民，她只得渐渐放弃了挣扎，最终被母亲束手就擒。无可奈何地回到刚刚逃离的房间，令昭一眼看到缩在床上的妹妹，顿时咬牙切齿道：“哼，你这个叛徒！奸细！我不会原谅你！”

令范和王妈都一声不吭，假装睡着了不理她。

天气很热，许宪民的心里更热。她焦虑地躺在床上扇着蒲扇，脑海里盘桓着女儿令昭的身影。许宪民很后悔这些年自己忙于所谓的“大事”，竟没有认真关注过孩子们的所思所想。令昭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她文静的外表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非常遗憾，许宪民从来没有与儿女探讨过革命。她总以为孩子们还小，做父母的只要让他们衣食无忧并接受良好的教育就可以了。至于认识社会、理解社会，完全没必要拔苗助长，许宪民以为等他们长大了他们自然会明白。尤其是革命的话题，甚至还不仅是客观忽视，更是主观回避。因为许宪民吃过头脑发热的亏，她不舍得让儿女们重复自己的错误——是啊，假如青春年少时能静心读书，能走进大学校园，她的天空还不知道会有多宽广呢！许宪民从小便是个求知欲极强的人啊，她爱读书，也爱读书的人，当年之所以嫁给彭国彦，不正是喜欢他是个中西合璧、融会贯通的书生吗？

只可惜，她与彭国彦的缘分已尽。经过这些年的风雨，他们已经失去了反蒋的共同点，彭国彦曾指着许宪民说：“你还是回到共产党中去吧，你头脑中一向没有忘记它！”然而，重回中共却不是许宪民的愿望。这些年彭国彦发展得一直不如妻子，这让自视甚高的他隐隐作痛。长期郁郁不得志，他的脾气日渐暴躁。而许宪民也生就争强好胜的性子，两人的冲突因此越发不可收拾。抗战期间彭国彦未能给予妻儿更多的支持和保护，这恐怕也是许宪民心中无法消解的块垒，许宪民有一次写信给朋友抱怨丈夫：“我对他痛恨到了极点，我一连串从抗战到胜利，度过了不少死亡和苦难，总之全要归罪于他！”后来彭国彦虽然回到了妻儿身边，但妻儿对他已经陌生。许宪民后来还是与丈夫正式分居了，令昭准备离家出走时，父亲并不在她身边。解放后彭国彦沦为“反动官僚”，而许宪民好歹还算统战对象，为了儿女的前途，也因为感情已没有维系的必要，他们于1952年冬协议离婚。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此时此刻，许宪民忧心的还是如何劝说令昭回心转意。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革命者，她深深明白，革命当然重要，但这应该是成年人的事。成年人有责任、有义务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殚精竭虑。如果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成年人不能挺直自己的脊梁，如果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非要把成年人必须承担的重量转嫁给孩子，那么，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不仅是可悲的、可怕的，更是罪恶的！令昭是母亲特别的骄傲，许宪民曾多次在朋友面前夸耀女儿能诗能文。令昭追求革命许宪民也不是没有觉察，记得中共地下党员陈伟斯每次来家里来办事，令昭都兴奋异常地跟前跟后。有一次，令昭向陈伟斯打听解放区的事。陈伟斯绘声绘色地向她描述了一番，并表示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区的阳光很快便会照遍全国。令昭听得眼睛发亮，她一脸憧憬地说：“我要是能参军就好了！我将用我的笔见证这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听了这话，许宪民只是莞尔一笑，以为孩子的戏言根本不足挂齿。陈伟斯当时也没往心里去，他笑着回答：“我们来了，不是天快要亮了？要革命有的是机会。”现在回想起这些细节，许宪民总算明白女儿一直都是认真的，她的心其实早已经飞向了理想国。女儿是一只渴望飞翔的小鹰，当妈的明知孩子羽翼尚未丰满且外面正雷雨交加，却怎么也拦不住她……许宪民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想着想着，不知东方既白。

与此同时，彭令昭正热血沸腾地回想着自己近年来的突飞猛进，她恨不得自豪地向全天下宣布：看哪，我是中国最最充满希望的新生代啊！

因为战乱，令昭几乎没有读过小学，她的启蒙教育绝大部分是在家里完成的。1946年，15岁的彭令昭在苏州华关中学（一说萃英中学）高中部就读。父亲的东方浪漫主义和母亲的革命理想主义开始作用于这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女。那时候，彭令昭已经常使用“林昭”这个笔名。她正在学习使用大脑，尽管这个脑子未必都能提供正确的意见，但她仍然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判断，全然听不进不同更不用说相反的声音。这是一种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的成长病，对于这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习惯地称作“青春叛逆”。

青春期孩子难得向父母开启心灵之门，能为其成长作证的只有他们的伙伴。时任班长的同学陆震华对彭令昭的印象是：“她是女生中较小的一个，坐在第一排。座位是一种一人一座的铁木扶手椅，我是近视眼，人虽高一些，也坐第一排，这样和彭令昭相隔不远，成了‘邻居’。突出的印象是常看到她独自坐在那里低头写东西，而且用的纸都很小，一方块一方块的，大概是节约用纸。因而知道她善于写作。不过，写什么内容，往哪里投稿，我不知道，她也不让人看。直到第二学期，她与我《代和代》、《黄昏之泪》那两篇稿子后，我才看到写的是很有思想内容的东西，内心产生了惊异。还有的印象是穿着十分朴素。白皙的脸庞，梳着两根辫子，瘦小的身材，常穿着一件浅紫色方格子的线呢旗袍，脚上一双搭襻布鞋，即使有时穿一双浅口皮革鞋，也是灰不溜秋、皱巴巴的样子。和班里别的讲究穿着的女生，毫无共同之处。看不出她家里是有钱人家或是什么达官显贵之流，谈吐细声细气，很平和，让人感到易接近，没有傲气。不过，非常敏锐，三言两语就能使人感到语中有芒刺，如果缺乏友善之人，就不大敢去领教。也让我感到她人虽小，思想见解却敢说敢为，无人可比。”

15岁的彭令昭在思什么想什么呢？噢，天哪，她居然在费劲地思考五千岁中华老人的命运！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她已经走得比母亲更远！她渴望更多的暴风骤雨，因为她天真地相信只有毁灭一个旧世界，才能创造一个新世界！但如何毁灭旧世界？如何创造新世界呢？彭令昭懵懵懂懂，她还需要费劲地思考。

彭令昭中学时的故事现今只有陆震华的一些记录，陆震华是因为“大地图书馆”才慢慢与彭令昭熟悉的。那时候，陆震华、陆咸、杨彦蘋和彭令昭等人都特别爱看课外书，也都一齐为没那么多书可看而苦恼。当时，陆咸是文心图书馆的干事，他常常带同学进城到护龙街（现人民路）看书。但来来回回太耽误功夫了，时间一长，陆咸干脆提议：“咱们自己办一个图书馆吧！”1946年底，也是“文心”干事的苏高中同学张文英将城外乐安坊的一间小屋提供出来。大家四面八方凑集了一批书，1947年初，大地图书馆正式开张了。为解决购书经费问题，大家还排练了《十字街头》话剧义演筹款。慢慢地，大地图书馆渐渐发展成一批“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与此同时，林宝铨与程伯皋等成立了一文艺团体“文青联谊会”，创办了《初生》月刊，开始向大地同人约稿。彭令昭很快成为月刊的主力，1947年《初生》二、三期上，她以“欧阳英”为笔名发表了文章。

1947年暑假，许宪民发现女儿激进左倾，甚至有投奔苏北革命队伍的念头，当即将她转往有名的教会学校景海女中就读。而彭国彦与景海女中校长江贵云也有交往，自然希望学校对长女有所关照。在景海时，令昭是语言老师陈旭的得意门生，她与另外两位陈姓与鲍姓同学的作文经常得到陈老师的表扬。三位学生为此“明争暗斗”，都希望自己成为老师的“惟一”。令昭特别好强，经常为作文的分数低了一两分耿耿于怀。陈老师觉察后不禁大笑，开导她说：“你们争什么呀，你们的文章完全属于不同的风格，你是杂文，陈是散文，鲍是诗，你们是我这许多年来最好的学生，而且都在同一班级。”因为从小缺乏系统的学校教育，令昭的数学基础较差，她对数学又不感兴趣，据说陈旭先生不得不常到数学老师处通融，请求数学老师让令昭数学及格。此外，令昭的英文课也得到过奖励，景海明知她的名字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还是暗中保护了她，并有意送她到美国读大学。

在景海就读期间，令昭星期天仍回大地图书馆参加活动，但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工作就不排她了。1947年，张嵩发起组织“苏州文艺社”，彭令昭报名参加。这一年，一些文人攻击新文学是“最下流的普罗文学”，是“祸国殃民的文学”，其中一个署名“江南屠夫”的最为起劲。彭令昭以“慕容贞”为笔名在《大江南报》上发表了一篇《我的“讽刺”——“祸国殃民”乎？“福国利民”乎？》的文章对“江南屠夫”进行了反击：“屠夫们在磨刀霍霍，朗朗批评道：‘祸国殃民的文艺！’一面就返身写出‘三角地带’，以最腥臭最狰狞的声音和手势兜售女人的‘秘密’。然而，我们原谅他的——难道他这种‘福国利民’的‘文艺’，不正是从特等的土地上所开出来的‘祸国殃民’（此处疑有脱字）女人的秘密的确值得兜售的吗？难道这样的一种‘花朵’能够在事先不得到地底、事后不得到天空而成为现在这样的‘艳若桃花，美如乳酪’的吗？……”

1948年初，文青联谊会及《初生》杂志正式与大地合并，成立“群联互学会”的团体。《初生》改名《文联》继续出刊。当年春天，吴县中学（今苏州高中）学生唐崇侃等组织了一个“大众读书会”，经常以爬山、郊游等活动为掩护，跑到苏州天平山、狮子山一带去阅读马列毛著作，彭令昭是这个读书会的积极参加者。因影响日益扩大，这个学生团体渐渐引发当局注意。为不惹祸端，当年8月，陆震华等决定缩小规模，不再搞出版物。9月5日，大家开会讨论这个意见，那天彭令昭积极发言，完全赞同加强图书馆工作，不办刊物，提倡多学习、多读书、多交流。这个意见其实是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作出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全大地这块阵地。陆震华本人当然心知肚明，因而对这一意见坚决拥护，但他没想到性格倔强的彭令昭居然也心领神会投了赞成票。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彭令昭暑假转学景海后，就在该校教师、中共地下党员陈邦幸的介绍下，在苏女师支部杨愿老师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陆震华对此有详细的记载，他说1948年9月的一个周末，也就是开过大地改组的馆员大会之后约半个月，彭令昭忽然跑到了陆震华家。他们虽然住得很近，但之前从未往来过。不等陆震华招呼，彭令昭就说有事要告诉他。陆震华问她什么事？彭令昭靠在房门旁，边笑边轻声说：“我已经参加了组织。”那天彭令昭显得特别兴奋也特别清秀，她的头发细细梳理过，发辫上扎着红绸带，她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一条蓝底白点的裙子，一双皮鞋也很光洁。说话时，她的眼睛异常光亮，嘴角露出一个小酒窝，脸颊上泛起红晕，整个人像换了个样子。陆震华高兴地回答彭令昭：“我也参加了组织！”她没有讲自己“已入了党”，陆震华也没有明说他参加的是什么组织，两个人就那么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互相分享着革命同志的快乐。彭令昭的母亲许宪民在竞选国大代表时，曾有人到学校来宣传、拉选票，同学们都知道彭令昭是名门之女。而陆震华记得早在1947年，彭令昭就曾在文章里讲自己的上一代是“腐烂了的木头”，他们在做的是“捞钱，刮地皮”的勾当，他们对青年是“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在青年前进的道路上“安上各式各样的绊脚石”。彭令昭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已不属于“那个营垒”的人，她的入党表明她已经叛离了她出身的那个“阶级”，而属于“劳动人民”。她之所以冒冒失失主动跑到陆家向陆震华泄露这个天大的“机密”，一来自然是她通过与陆震华的相处，认定陆是一个值得信任且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二来也深刻地反映了她内心深处的孤独和躁动：她身边几乎没有可交流的人，而她又是那么地渴望交流！

然而，组织到底是什么？加入组织又意味着什么？不满17周岁的彭令昭显然并没有理解到位。1949年，彭令昭与女友李璧莹因过于活跃，上了国民党苏州城防指挥部的“黑名单”。为了她俩的安全，组织通知她们必须撤离苏州。李璧莹奉命于次日撤往上海，而彭令昭却认为母亲是“国大代表”，自己在苏州是安全的，完全没有必要撤离。彭令昭此举一来严重违反了共产党的纪律，二来根据中共秘密工作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再与其发生关系。就这样，这个年轻的党员忽然间失去了党籍，而且这件事还成为她后来继续投身革命的“污点”。这个天真纯洁的大孩子是多么地悔恨和自责啊！她恨不得把鲜红的心掏给组织，还唯恐组织不要！现在，好不容易机会又来了，苏南新专接纳了她，她还能一错再错地与革命失之交臂吗？不，她必须坚决投入革命的怀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彭令昭仿佛听到了强劲的号角声，她下定决心：到了非与父母决裂不可的时候了！

天亮了，许宪民一脸疲倦地刚刚走出卧室，没想到大女儿已经英姿飒爽地守候在门口。只见她的两条发辫绕成了环状，乌亮亮地垂在肩头，上面飞舞着两只红绸的蝴蝶结。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一条藏青色的工装裤，都是剪裁得体、做工精良，衬托得她越发婷婷玉立。一夜无眠，她的眼睛却是灼灼地亮。她几乎是挑衅地望着母亲，似乎在问：“还要说什么？”

许宪民心想：唉，这个要人命的孩子啊！

无可奈何，母亲与女儿开始了艰难的谈判。

母亲说：“苹男，妈妈是过来人，妈妈什么都懂！想当年妈妈像你这么大时什么梦没做过？那时候妈妈和你金元舅舅走街串巷，到处演讲，到处发动，不比你更革命？那时候为了革命啊，别说读书，连性命都舍得丢掉！你金元舅舅的尸骨不是到现在还找不到吗？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一代能过上好日子吗？我们这个家从来倡导民主。身为母亲，我一向非常尊重你们的意见，鼓励你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但同时父母也有责任和义务保护你们，因为你们是未成年人，是涉世未深的孩子。苹男，我不想干涉你的自由，我只是希望你眼光放长一点，多想想未来……苹男，你聪明伶俐，天生就是读书的料！你不是想当作家吗？那就到名牌大学好好深造几年，你将受益终生！这苏南新专草创没几天，还不知道有没有课桌，你能指望在哪儿学什么？”

女儿说：“谢谢妈妈的苦口婆心！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不是身处这样的时代，我想我一定会去读大学，因为我本来也喜欢读书。我们正经历伟大的变革不是吗？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如果仅仅满足于旁观，我想我这辈子都会后悔的！我是想当作家，我投入生活就是要为以后的写作积累素材。书什么时候都可以读，革命的机会却是稍纵即逝！”

母亲说：“苹男，年轻人是应该不怕苦、多闯荡，但决不是不听人言、自讨苦吃！追求光明我们支持，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到了苏南新专就是到了伊甸园。读大学不是目的，但读大学一定能增强你的思考能力。我和你爸之所以都强调上大学，是因为对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来说，除了继续接受教育，最好不要轻易做什么轻率的决定。苹男，这样好不好？你权且听我们一回，再读一年书。等形势稳定了，我们一定听你的，行吗？还有，苹男，不是我泼你冷水，就凭你这又直又愣的脾气，你出门在外非吃苦头不可！你以为解放区的人都是圣人啊？错！他们大多出身低微、家境贫寒，没几个受过系统教育，稍微识字的就算人才了！你和这样的人为伍……啧啧啧，你想过细节吗？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学习，一起工作。简陋的行军床，疯狂的蚊虫跳蚤，没遮没拦的臭粪坑，个把星期洗不到澡……你想过这些吗？你受得了吗？这苏南新专据说是半军事化管理，经常下乡，居无定所，还不知道吃什么杂烩的大锅饭！你这身体，平时在家一日三餐地照顾着还三天一小病、两天一大病，要是就这么着放到外面去折腾，谁知道会出什么事情？你是想让妈妈为你操心死啊！”

女儿说：“哼，我就知道你们骨子里和他们根本是一样的！你们考虑的从来就是你们自己！是的，他们出身低微，他们言谈举止粗鲁，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但这是谁的错？还不是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的错！是啊，我们真有幸，我们衣食无忧，我们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我们还有权利讨论要不要上大学……面对他们的苦难，我们惭愧还来不及，还有什么值得得意的吗？非常抱歉，以前在你们的羽翼下享受得太多太多，现在是到了我自苦自救的时候了。睡大通铺、吃大锅饭、与蚊虫共舞，这都是我应得的！至于让你们操心，那真是对不住了，你们就当没生这个女儿吧，生病、死亡都由她去！”

话说至此，许宪民只觉得热血上涌，她条件反射地“呼”地一下站起身，条件反射地伸手就是一巴掌。“啪”的一声脆响，许宪民似乎这才明白自己干了什么。她忽然感到疲惫至极，像一件旧衣服似的堆到了椅子上。这时，只见彭令昭异常平静地微笑着，什么话也不说，脸上的指痕清晰可见。

不知道过了多久，彭令昭蓦地擦干眼泪站起身来。

就在她要跑出门时，许宪民喝道：“回来！”

彭令昭停住了脚步。

许宪民伤感而无力地说：“苹男，如果你真的要走的话，以后就不要回来了。”

“好，我就不回来好了。”

“好，你口说无凭，立下字据，今日一去，恩断义绝，活不来往，死不吊孝。”

“我就写！”

说着，她一蹴而就，迅速完成一张作品交给母亲。接着她拿起包裹扬长而去，只留下母亲拿着那张字据，呆呆的，一连好几天没讲几句话。

从那天起，彭令昭就消失了。后来还是苏南新专教务长罗列亲自上门拜访，许宪民才稍许了解一些大女儿的近况。得知令昭在学校以“林昭”自称，并将家庭成分填为“反动官僚”，许宪民大光其火。在许多人做了许多工作后，这对母女后来总算“讲和”了，但林昭给母亲的第一封信就是要钱——也许是遗传了许宪民豪爽大方、不善理财的基因，林昭和妹妹也都花钱如流水。

3、冷酷的痛快

无锡惠山是一个钟灵毓秀的所在，它的美是典型的江南式的：草木葱茏，山石嶙峋，清澈甘甜的泉水择地而出，有“天下第二泉”之美誉。有那么一天，月朗星稀，青山空灵，“天下第二泉”边蹒跚走来一位孤独的盲乐师。沐浴着凄冷的月色，谛听着叮咚的泉水，感受着湿润的山风，盲乐师怀抱二胡静坐成一尊雕塑。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和坎坷的遭遇，盲乐师干枯的眼里忽然盈满泪水。混浊的泪珠从他饱经风霜的脸颊上滚落下来，跌跌撞撞地掉进泉水里。此情此景，怀中的二胡都看见了。感同身受，相伴多年的二胡通灵般引领着盲乐师弹奏出一曲千古绝唱。从此，《二泉映月》那苍凉哀婉、悠远醇厚的旋律响彻了惠山，响彻了无锡，响彻了全国，响彻了世界……

然而，1949年的彭令昭哪里听得懂《二泉映月》？她之所以渴望惠山，仅仅因为那里有苏南新专，而当时的苏南新专对于她简直不亚于延安。奔波在朝圣途中，彭令昭恰如出笼的鸟儿，只觉得满眼新鲜、满腔激情。父母和家庭早已被抛在了脑后，她压根不会想到自己的离家出走给亲人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一路走来，她不停地对自己说：“从现在起，那个具有小资情调的旧彭令昭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新彭令昭！这个彭令昭已经同过去决裂，她摆脱了腐朽的家庭、落后的父母，她正在按照革命者的要求重新塑造自己！”想着想着，她忽然觉得应该从现在改姓更名，因为如果继续再叫彭令昭，实在跟以前没有区别。干脆就自称“林昭”吧，这个笔名是她根据“令昭”的吴语发音转换过来的，不仅简洁清新，而且颇有一点特立独行的意味。过去发表文章时她曾多次署名“林昭”，同学朋友们都认为此名甚雅，她自己也十分喜欢。于是从这天起，彭令昭自称林昭的机会多了起来，但她的大名仍然在正式场合保留着。

虽然掩映在绿树丛中，苏南新专却并不是个世外桃源。林昭一入校门就接到一张政审表格，她必须按照要求把出身、履历等一一向党汇报清楚。为表现革命决心，她自作主张将家庭成份填为“反动官僚”。6月30日晚，学员分组座谈纪念“七一”、“七七”。7月1日正式开学，先学政治经济学，再学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林昭被分配在三班三组。8月1日重新分配，林昭被分配在三班二组，班主任是人高马大、耿直厚道的汉子胡子衡。

苏南新专的前身是华中新专。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不久，范长江等一批新闻工作者从原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向苏北重镇淮阴进军。９月，淮阴解放后的第二天，范长江便带领大家接收敌伪印刷厂，立即重建华中新华社，着手筹备《新华日报》（华中版）的出版和筹建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新专的筹划工作由谢冰岩具体负责。1946年1月24日，在《新华日报》（华中版）上登出了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招生简章。同年2月15日新专在淮阴开学，校长、副校长和教育长分别由华中新华社社长范长江、副社长包之静和秘书长谢冰岩兼任。不久，范长江奉命调到中共南京办事处任新闻发言人，新专校长职务便由恽逸群接任。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是中共在解放区创办较早、时间延续较长的一所“抗大”式的新闻干部学校。

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连同由它改名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共办了4期：第一期（19466年2月至同年5月）在淮阴市区；第二期（复校后第一期，1948年6月至同年11月），大部分时间在射阳县合德镇附近；第三期（复校后第二期，1948年12月至1949年6月），大部分时间在淮安市楚州区板闸镇；第四期（复校后第三期，1949年7月至1950年3月）改名为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在无锡市惠山。苏南新专校长、副校长分别由中共苏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汪海粟、副部长徐进兼任，教育长为罗列。苏南新专有学员220人，设三个班、一个队（电讯队）。三个班每个班60多人，分为七八个小组。第四期是人数最多，机构和人员最为整齐的一期。1950年3月，遵照新闻总署的通知精神，学校停办。在现在的无锡惠山公园内有苏南新闻学校旧址的纪念碑。

“华中——苏南新专”后来涌现出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新华社高级记者徐熊、陆拂如，高级编辑尹崇泾，《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范荣康、原记者部主任林钢，新华日报社高级编辑金靖中、高羽，全国作协文艺评论家、《晚年周扬》一书作者顾骧，作家郑秀章（阿章）、林斤澜、高晓声、陈椿年，翻译家梅汝恺，中国原驻斯里兰卡大使高锷，中宣部原对外宣传局局长田丹，中共江苏省南通市市委书记吴榕等，都曾是华中新专或苏南新专的学员。据了解，当时苏南新专网罗了不少年轻才俊，有一些人甚至放弃了原有的大学。按林昭密友、苏南新专同学倪竞雄老人的说法，就是“新专人的鼻子是朝天的”！苏南新专的教育方式与众不同，校领导大概是出于革命理想主义的考虑，安排8名男生与2名女生同住一个宿舍。倪竞雄老人回忆说，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男女同学相处得很好。

林昭可能是全校年纪最小的女生，因为才貌出众、性格独特，不少同学对她过目不忘。谷天当时在一班，与林昭平时极少接触，但在一些集体场合中，“她那光彩照人的风度，清晰敏锐的思维，以及她那发表在校报《新记者》上的一篇篇清闲的散文、诗歌，总是极强地吸引着我和同学们”，谷天简直觉得她是同学中待时展翅的金凤凰。

李虹岗当年与林昭同在三班，他记得林昭饱满而宽广的前额下，有一双深邃而略带伤感的眼睛，时不时闪烁着难以名状的忧思，隐约含有一种不可言喻的超俗气质。林昭两颊虽有浅浅的笑靥，却常常含有一种漠然、不屑甚至讥讽的笑意。她爱好文学，年少而聪颖，是班里三位“小诗人”之一，人称“才女”。李虹岗记得，为庆祝“八一”建军节，三班组织了一场文艺演出，林昭和女同学们拆下自己的被面缝成舞裙，编排了新疆舞蹈“雅萨松”。在四名演员中，林昭个头最小，她披了件红绸被面，在鼓笛声中唱着舞着，眼神里总流露着淡淡的忧思。当唱到为了爱情宁愿以死相殉的歌词：“你不答应我要求，我从克萨喀河跳下去！”林昭的神情越发低沉哀怨，舞姿也变得恍恍惚惚，不由得让人产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戚戚之情。当时李虹岗想：“她可能成为诗人，但成不了演员。”

同学陈叔方回忆：“林昭思维敏捷，常常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容易引起争论。争论起来，她轻易不肯饶人。因为她待人诚恳、热情，年纪又小，大家也乐意同她争论问题。”有一次学完一个单元后，每人都要作个小结，然后全组人人发言开展批评，最后集中起来形成小组意见。对陈叔方的意见由林昭执笔。只见她一边听大家发言，一边在一个小本子上划杠杠，大家说完了，林昭归纳。林昭写的小组意见文字不多，但说的很多。她联系陈叔方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参加革命的动机，着重批评陈叔方的生活态度“玩世不恭”。说完这四个字，还抬头看了陈叔方一眼，那意思是：“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不服气吗？”像是等着与陈叔方开展争论似的。陈叔方本来对林昭印象一般，至此才对她刮目相看：“感到这位女同学很有点辣椒味，蛮厉害的”。

革命学校的首要任务是革命而不是学习，或者说是在学习中革命、在革命中学习。学习新闻学概念、采访与写作、报纸编辑、文艺政策、报业管理、通讯社工作等专业知识仅六七个月，下乡时间就达四个月。这正对林昭的味口，因为她以前读的书太多了，现在要的就是直面生活。当年8月底，为土改作前期准备，林昭所在的三班学生由胡子衡带队到无锡塘头镇搞反霸、秋征工作，一齐编入苏南土改第五队。时任指导员的李茂章对她的印象是：“人生得清丽，风度飘逸，一口吴语普通话，善谈。话语风趣而又往往尖刻犀利。头上扎着两条和她的人一样清丽的而且非常相配的辫子。与人交谈时，偶尔也在开会时，她会把原本无须再编扎的辫子在末端附近弄开来，再慢慢地编扎起来。微歪着头，扎了这边的又扎那边的。”

同班同学龚振夏回忆，在无锡期间形势还有点紧张，因为当时夜里偶尔还有土匪向我驻地打黑枪。当时他与林昭、周永华三人组成严埭小小组，就住在沿河边的农民家里。农家有位老人，因此早早准备了一口漆黑的棺材竖在墙角。龚振夏是无锡本地人，周永华是武进人，林昭是苏州市人，于是龚振夏自觉应该照护他们二人。然而，他们二人的胆气似乎都比较大，尤其是林昭。上半天，她总是在村头巷上转悠，上身披着龚振夏的一件褪了色的纱卡其中山装，小本本和笔都是捏在手里的。她总是笑眯眯的，问贫访苦，自我改造诚心诚意，不避陌生，男女老少都谈得来，老乡们喊她“小妹妹”或者“苏州姑娘”。12月底返校，评选农村工作模范及思想检查学习，林昭被重新分配在四组。后来一直到毕业，她都在四组。

一连好几个月，林昭没有给家里写一封信。进入农村工作后，尽管林昭深为自己与“反动官僚家庭”一刀两断的壮举得意，但队委和一些师生几次三番听林昭介绍情况后，都不得不认为这个家庭远非劣迹昭彰，林昭如此决绝恐怕会引起坏影响。在他们多次劝说下，林昭终于写了一封家信报告平安，并顺便在信中向父母承认了部分态度、措词的错误。许宪民收到信后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当发现女儿居然给他们烙上了“反动官僚”的红字时，许宪民真是又气又急。更让许宪民不解的是，女儿居然都不叫“彭令昭”了。林昭？难道她姓林吗？！许宪民彻夜未眠，她严肃认真而又真挚诚恳地给女儿回了一封长长的信，林昭第一次了解到：原来父亲早年是学贯中西的状元，他是因为拒绝同流合污才辞官的；原来母亲多年来一直热心国事，她为抗日救国舍生忘死，她还为苏州解放殚精竭虑。那么，父母到底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他们为什么要为国民党卖命，而且母亲还是“可耻”的国大代表？如果说他们是反革命的，又该如何解释他们为革命付出的一切？……林昭想不明白，父母的形象在她眼里既模糊又矛盾，她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像许多革命者一样，做一个忠实于理想的纯粹的人。尽管不明白，父母的宽厚、慈爱和正直还是让这个敏感叛逆的女孩感到温暖，林昭与父母之间的坚冰开始慢慢松动。

经过几个月的速成训练，林昭完成了苏南新专的学业面临毕业。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进新闻单位当编辑记者，另一条是深入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前一条路既体面又顺理成章，不少同学都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林昭却自告奋勇要去土改。1950年5月中旬，林昭与苏南新专一行26人来到苏州吴县报到。留在《苏南日报》工作的同学李虹岗记得，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大家在无锡西河头北岸一幢老式洋楼里，为即将下乡的林昭他们送行。林昭那天意气风发、喜形于色，让李虹岗不敢相认：“不仅能大口饮酒，而且其性格之豪放，抱负之殷切，大有‘乘风破万里浪’之巾帼气概。她一路侃侃而谈，表示通过工作实践、深入生活，希望写出一部反映中国土地革命全过程的文艺作品。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彭令昭会是我们三班的那个女孩子。”

就在土改下乡途中，林昭与同学倪竞雄女士成了挚友。倪竞雄回忆说，她年长林昭一些，之前二人的宿舍相邻。因为互相看不惯，她们之前从来没有什么交往：“我觉得她为人有些做作，好出风头。经常在外面不知道忙什么，总之是很晚才回宿舍。一个大姑娘家也不注意个人卫生，因为回来太晚来不及换洗衣服，她就把汗津津的衣服随便一搭，先找件干的衣服穿了，第二天再把身上这件换下来，又穿起前天晾干了的脏衣服……她爱哭，讲话尖刻，常以讽刺别人为乐；她爱喝酒，自己买酒喝，曾经深更半夜一个人醉倒在田埂上；她嘴馋，自己没钱会向别人借钱买东西吃……”倪竞雄介绍说，当时的土改队伍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来自苏北、山东地区的同志，他们年龄稍长一些；二是苏南工学的学生，他们占大多数；三是他们这些苏南新专的毕业生。土改工作队总共数十人，被分成无锡、苏州两个团。林昭和倪竞雄都在苏州团，他们被发往吴县，由当地县委负责接收。到达的当天，大家被带到一间铺着稻草的大房子，有人告诉他们说当晚就住在这里。大家面面相觑，只得各自打开铺盖睡在稻草上。碰巧，倪竞雄的地铺与林昭的地铺紧挨着。两人面对面躺下后，先是礼貌性地寒暄了几句，随后却越聊越投机，大有相识恨晚之意！倪竞雄向林昭透露，自己之所以投身土改运动，是因为心里有一个作家梦，想像丁玲一样写一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林昭大喜过望说：“我也是啊，如此难得的一个体验生活的机会，怎么能轻易放过呢？我要写一部《中国土改史》呢！”从那天起，二人开始无话不谈，倪竞雄渐渐成了林昭的吻颈之交。

下乡后，林昭所在的十一队被分配到吴县浒关区，参加新合乡重点土改工作。倪竞雄的八队则来到了甪直，她与林昭开始书信频频，双方毫无顾忌，畅所欲言。因为林昭经常咳嗽，有一次倪竞雄弄了点鱼肝油，就夹在普通信封里寄给她，林昭收到后大为感动。因为出身“反动官僚”家庭且平时为人犀利尖刻，林昭投身革命以来始终属于另类人物，但这一次主动参加土改似乎大大增加了她的分值。6 月份全团进行整风运动，林昭顺利转正为团员，她似乎在革命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事实上，林昭的自我改造远比人们想象的更认真、更执著。良好的家庭出身和良好的教育背景成了她的原罪，为缩短自己与革命群众的距离，她每一天都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土改工作队的任务繁重，开始是一个人负责一个组，后来一个人要负责一个村一百多户。晚上常常要忙到十一点钟以后才能睡觉，有时甚至得拖到凌晨一两点钟。生活上也十分艰苦，饮食非常粗糙，但林昭从来没叫过苦，甚至像苦行僧一样甘之如饴。她写信告诉高中同学陆震华说：“下乡后学会了烧菜煮饭，只是我们也没有什么菜可煮，天天青菜籼米饭，吃腻了就把菜和在米里煮菜饭、菜粥。东西贵，难得打牙祭，往往连汤都倒干。这种生活我也过得了。每到夏天，老百姓整天吃玉米、青南瓜，我觉得还是过这样日子好。因为心里平安，不觉得内疚或愧对人民了。”在下农工队之前，她说：“我现在只是没有病倒过而已，身体也不算太好，咳嗽、牙痛现在仍有，有时发发小寒热。但只要我不病倒在床上，这些我是不算病的。”

工作之余，林昭再苦再累也不忘练笔。土改期间，她在《苏南日报》、《苏南大众》上发表了不少通讯报道和诗歌散文等。她的心里一直藏着个作家梦，连土改工作也被她当成了一次难得的生活体验。林昭的才思敏捷是有口皆碑的，她下笔又快又流畅，而且从来不受什么题材、体例的限制。1950年8月，林昭与同学萱如在吴县木渎创作了一首反映农民翻身的长诗《望穿眼睛到今朝》，信天游般朗朗上口的韵律和旗帜鲜明的歌颂主题使得此诗很快流传开来，林昭也成了人所共知的才女：

向日葵向着太阳开，

千万家种田人望土改。

田是伲种田人半条命，

没田没地翻不透身。

一听土改法出来了，

我心花大开眯眯笑。

三十年浸在黄连里，

今朝刚闻着糖味道。

脚踏人家地，头顶人家天，

我客田里种了三十年。

年年勿剩一粒隔年粮，

年年做得腰痛筋骨酸。

两间破房子象猪圈，

黄牛进门身也回不转。

雨天屋里落小雨，

好天也不见太阳面。

只因吃了剥削苦，

旧社会种田人世世穷！

记得民国三十二年春，

大儿子水生发了伤寒症。

雪上加霜难加难，

哪弄来铜钱看毛病。

明知是砒霜也只好咬牙吞下肚，

借了地主郁四福三斗粮。

凑凑当当买药请医生，

好不容易捡回他的命。

年关底边算盘响，

逼债比逼命逼得紧。

“穷人全是贱骨头，

不还债我就把地抽！”

一听抽田一家老小愁，

没田种没有活路走。

我房没一间地又没一亩，

石头实在逼勿出油。

好话说烂嘴唇皮，

让水生做郁家长工去。

明说是工钱抵他债，

利钱年年比工钱大。

两年在郁家当牛马，

水生象是卖给了他。

轻重生活样样身上堆，

一年里难得有天回家来。

生活要做肚皮吃勿饱，

郁家里的狗也比水生吃得好。

总想让水生走出郁家门，

还不清债说不进话。

铁锄硬碰也要坏，

水生到底不是铁打汉。

别人家动动药罐准歇工，

水生有病还要下田去劳动。

大暑天带病去捉麦，

一阵发昏倒在麦田里。

吐血吐了两三日，

没人关心没人理。

等到我得信赶了去看，

水生已经断了一口气！

哪家儿子不是爷娘养？

水生娘哭得昏死过去。

郁四福老贼黄狼叨小鸡：

“你的债就折了棺材费。”

夜里死黑死，日里死白死，

冲天的怨气咽在肚里！

水生进郁家时十九，

年轻力壮象只牛。

死辰光你去摸摸看，

满身骨头碰痛手。

三斗米断送了一条命，

水生死得不闭眼睛。

早晓得宁可他早死的好，

省得他白白地做了二年牛和马。

三十年苦水倒不完，

一提起水生我心里酸。

鸟没翅膀飞不动，

种田人没田样样空。

扒来扒去把地主吃，

儿子也象是替地主生。

走到横头就叹气，

提着锄头手里没劲。

瓦片也有翻身日，

望穿眼睛到今朝。

千言万语并做一句说：

亲爷娘没有共产党好！

三十年苦头吃穿了，

毛主席恩惠比天高。

说起毛泽东，那时候的林昭和绝大多数百姓一样，对这位伟大领袖实在是崇拜备至。1950年6月7日，林昭偶然在苏州一家新华书店看到一张四五寸宽、八九寸高的毛主席彩色像。她当即想买，不曾想店里却缺货，只有样张。于是她只得恳请苏州好友李璧莹代买一张。当时，林昭在心里称毛泽东为亲爱的“父亲”。后来林昭在常州工作，有一次，她在给倪竞雄的信里深情款款地说：“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它却在北京或莫斯科（不从地理上来说），但它并不拒绝将它的光辉指引我。每一想起它，我便感到激动，我常使自己从它取得力量。五反运动开始时我便在心里默念着我们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而写下了我的誓言。”然而，谁能想到，若干年后这位“父亲”却成了林昭最憎恶、最不屑的“独夫”！

1950年10月，参加区典型乡金坞乡土改。11月离浒关转赴太仓，参加城厢镇土改，后又调至典型乡土改并搞土地证典型实验工作，发动群众批斗地主，打击海盗驱除教会。在太仓八里乡工作时，林昭当了一个时期团小组长。在城厢镇工作时，近28人分成4个小组，林昭为小组长之一。时任林昭领导的工作组副组长李茂章回忆说，八里乡是太仓的近郊乡，乡的河对岸是昆山县境内的一个海匪窝点，当地信奉天主教的人很多，土改初期老百姓很难发动。1951年三四月间，土改已进入划分阶级成分的关键阶段，有一天，神父乘着小船来做礼拜了。工作组平时就住在教堂里，可神父一来，老百姓立马把最好吃的东西供奉给他，对着神父顶礼膜拜，根本不听工作组的指挥。几个部队转来的工作组成员沉不住气了，端着枪站在教堂走廊里对着天空“乒乒乓乓”乱打一气，试图搅乱礼拜活动。没想到教徒们在神父的带领下我自岿然不动。他们又指桑骂槐地乱吼一气，却依旧无人搭理。最后，礼拜结束，神父不卑不亢、不温不火地走了出来：“对不起，你们刚才的行为不仅是不礼貌的，而且是违反《共同纲领》的。《共同纲领》是你们共产党和各方人士共纲制订的大法，上面明确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我们今天的礼拜是受《共同纲领》保护的。”

神父的几句话竟然说得现场鸦雀无声，敢于端枪扫射的几名武夫懵了，他们根本不懂《共同纲领》讲了什么，更不懂什么叫做宗教信仰自由。李茂章当时也接不上话来，因为他只学过《共同纲领》的政治、政权和经济政策等方面，对宗教政策却拿捏不准。就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林昭站了出来：“神父先生，您说的很对，《共同纲领》的确保证了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您大概还不知道中央最近又发布了新的通知？为保证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央规定凡是正在进行土改工作的地区，一般宗教活动应该停止。而现在你们的宗教活动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土改工作，神父先生，此等后果对你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这完全出乎神父的意料。他默默地望着林昭迟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直到八里乡土改结束，神父再也没有出现过。李茂章因此对林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林昭对工作高度负责，平时说话得理不饶人，但又刚柔相济、风趣幽默，是一个见多识广、有着大智大勇的姑娘。

的确，那时候的林昭几乎就是完美的革命小将了。变化尤其大的是，过去她还情不自禁地觉得地主可怜、农民粗暴，饱受革命教育之后，她渐渐可以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对“敌人”残酷无情了。比如在太仓城厢镇追缴地主隐藏的米粮时，林昭工作一段时间后便能启发群众说：“政策范围内应拿出来的，一粒米也不能少！”看到地主在人民面前的狼狈相，她心里再也不会有恻隐之情，有的只是冷酷的痛快。秋征工作中，有同志感到“向人家要东西，有理也没理”。林昭不这样看，她说：“群众主动找我去开会，中心谈秋征。我强调‘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强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说明‘合理负担和照顾贫户’，又大略算了算账，要他们村上自评，比比看谁应减免，问题就解决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有理也没理。”当时工作队都发了枪，那年中秋，一男同学因为好奇试放了一枪。林昭严厉地批评他：“这是用来消灭阶级敌人的子弹，浪费了就是犯罪！”对方听了不以为然，林昭急得直哭。

有人说林昭他们冬天逼地主呆在水缸里，冻得地主彻夜嚎叫。这一说法目前尚无资料证实，但从林昭当时的其他做法推测，此事应该极有可能发生。林昭对“阶级敌人”冷酷无情在给陆震华的信中亦有反映，有一次林昭在信中提到“镇反”，她说：“前些日子在（太仓）城镇，‘五一’枪决了十多人，其中一个是我负责的街上的汉奸恶霸地主，我从收集材料，组织控诉，直到提起公审，是我出了一分力送了他的命。枪决后有些人不敢看，我是敢的，我是一个个看那些伏了法的敌人，特别是那个恶霸，看到他们这样死了，心里和直接受害的人民一样扬眉吐气。”

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的另一特征是，林昭对革命群众怀有很深的感情，在对陆震华谈到当年收成时她说：“台风综合年的农作物多少造成了一些损害，但还不算太厉害，棉、稻的丰收还是有望的。当第一次看到农民欢欢喜喜地把雪白的棉花提回家来的时候，我心里也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们虽没有参加生产过程，但却参加了领导生产的过程，从号召扩大棉田，翻掉薄荷，条播，脱草，拔稀，摘头，打叶……一路下来，每一步都曾经过我们的鼓动、教育和组织，现在已经丰收在望，雪白的棉花收到屋里来了，怎不叫人高兴呢！尤其当想到这些棉花将保证千万枚纱锭运转时，更禁不得从心里欢喜出来！”她还无比觉悟地表示： “一个革命工作者，最高兴的事，应该是完成任务，而一个群众工作者，在对待群众的教育中起了作用，推动了工作之后，那应该是更高兴的。”

倪竞雄女士保留了一批林昭土改期间的信件，这批珍贵资料清晰地显现了林昭的纯真和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是林昭的性格特点，当初献身革命是这样，后来反抗极权也是这样。敢爱敢恨，义无反顾，全力以赴——这就是林昭，从不妥协的林昭，从不折中的林昭，从不放弃的林昭。下面的内容摘自林昭当年给倪竞雄女士的部分信件，当时的客观背景是：1951年春，林昭与倪竞雄互相鞭策，积极争取入党。当年3月中旬体检，林昭被发现肺部有阴影，确诊为第一期肺病。

1951年2月10日的信：“客观环境不能不使我们不向前，我相信你并没有自甘落后。但如更为争上游一些，我绝对相你会有更大进步，有时候我会这样想的。我们出来工作八九个月了，八九个月中，我们有所得。但，当我们一旦回去的时候，这些所得是否值得这八九个月的光阴？抑或辜负了？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我心中像烧着一团火。有时候，我深愿过去的日子再回来，让我重过一下过得好些……当然，这只是幻想。”“竞雄，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是也开玩笑也谈正经。谈正经诉心事无妨披肝沥胆，暴露不怕深，批评不怕重。以为如何？——望你举手同意。”

3月8日的信：“对你有些心情，我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不为别的，只为我自己也曾有过相类似的心情。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大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碰几下简直是必然的，早不碰迟也要碰。既碰了，就当它个教训接受下来罢。我想你如果能放下包袱生活和工作，你一定比现在走得更快，这是必然的。”“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家的温情把我抓住了，我想回家……我有一种逃避的心情。回家吧，至少在家里，我可以安定那么几天，让心上的创口结起来。”“此地有位同志有个怪论，认为人是没有感情的。我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讲法，你怕也不会同意……竞雄，我希望你从此能一步步走出来，不要自己把自己关在圈子里头。你不用怀疑走了出来又如何？外面有无数火热的同志的手与同志的心在等着你！人是有感情的。阶级弟兄，革命战友，更是有感情的。”“对于自暴自弃，我想你是指文学事业而谈的。大凡一个人喜欢了什么，不大容易改变。我自15岁开始写稿投稿，至今更坚定献身文化事业的决心。你说心中像燃烧着一堆火。虽然时大时小、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熄灭过。我也和你一样，当想起对我所确立的志愿没有更多努力时，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不过我有决心继续努力，以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永不放弃我的笔。我深深体会到在哪里都不会没材料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丰盛的用之不竭的材料源泉。我宣誓，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不息地为人民的文学事业服务——尽我一点一滴力量。这不是漂亮话，真的，你想一想：个人的名利得失，比之我们整个的事业，是何等渺小不足道！”“我最近调城厢镇工作。近28人分成4个小组。我忝为小组长之一，任重道远曷胜惶悚。在八里乡时当了一个时期团小组长，是第一次干这工作，但对我很有帮助。身体则这晌较坏，咳嗽甚剧，有时发热，胸痛与眼的黑影更使人害怕。真的，我决不愿意让青春消磨在病床上。即使我真病了，我也要工作到最后一刻。也许我比别人活得要短些，但只要生命能被充分利用，早死也不为憾。”“我敢说，我们心中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眼睛仰望着同一指标，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向这方面努力，好吗？我们这挑战不是大吹大擂的，不是患得患失的。我们明确方向后，就竭力向这方面努力。如果做不到，让我们在见面时总结总结，检查检查，争取在1951年入党。好同志，请你伸出应战的手来！”

3月29日的信：“关于爱国主义，我也有你同样的感觉，事实上可说是今日每个中国人的感觉。确实在我心底深处蕴藏着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同样多的对敌人的仇恨。你不这样觉得吗？要以什么去教育群众？教育者自己本身先得懂它。不仅要懂它，还得感受它。懂，只能保证你不说错，感受才可以使你以自己的热情去煽动起别人的热情来。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这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推动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土改）是我们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的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当然我相信你，一定同样有这种感觉，别的人也会有的。怎么不？我们不都是新中国的儿女吗？”“身体问题——我不想告诉你，但亦没法不告诉你。最近已去检查过，透视结果有阴影，是第一期。领导上叫我休养去，我婉谢了，并提出等到城厢镇土改结束时（4月中）再说。你不要责备我不顾身体，事实是，我非到不得已决不愿休息。我们的战士在前线作战负伤不下火线，我认为自己身体尚未到需要马上离开工作去休养的程度。我们这也是战斗岗位啊！……在这生命的春天，季节的春天，要去躺在病床上，那究竟不件有趣的事。”“对入党问题，我思想上并无太大的包袱，一面我认定目标，为它努力，另一面我并不求速成。如果我今天不能入党，这说明我做得不够，我只有有明天更加努力。你对我的评语我诚恳接受。事实上，上次和你挑战的那些话，确也是针对我自己的毛病说的。首先是我应该时刻引为警惕，不要说过即忘。更希望你常常提醒我注意，好吗？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同进步啊。”

4月14日的信：“告诉你，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认为我是坚强而快活的，有时他们惊讶我的劲头。而当我是做到了坚强和愉快之后，病的存在似乎更没关系。我觉得自己现在是比过去坚强了，最具体的表现便是不再哭。告诉你，我一九五一年以来只哭了三次，有一次是在醉后。这话也许听起来有些叫人好笑，但你从记忆里找一下我在新专时候的情形吧，我是不是进步了呢？”“竞雄啊，思想上的洁净真使人心情轻松，仿佛灵魂都充满了光明。你会笑我言不由衷吗？那我分析给你听，家庭包袱我不背的，他们拖腿不能影响我的，恋爱问题我不闹，也不预备闹。即或有时候碰到些孽障，我也能很好掌握自己。我有时候心想（你不要笑），谁要得到我爱是不会太容易了。我不计较级别与薪给，我工作得很快活。我还是热爱着文艺，当写出来的东西受到称赞时，我也高兴，但没有严重的成名思想来苦恼我，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我已经听到入党的要求提高了，条件不同了。如果根据我听到的一些来看，农工团能解决这问题的人就很少。是的，在最初听到的时候，我也有些怨意（只是“意”）。但我为什么要为此发愁、情绪不定呢？这样岂不是只能使我离开党更远一些吗？决不，我只有更积极地工作，为党的事业努力，党不会看不见的，你同意我这样说不？”“你也会有这样的经历的罢：独自走在田野里，看着那蓝蓝的天，轻轻软软的云花慢慢飘过，太阳柔和地照着，微风把青青的麦子掀起一阵阵波浪。那竹林、牛车、茅舍、小河……全都显得那么欣悦而丰富，令你禁不住要喊，啊！春天！”“真的，竞雄，在这季节的春天，生命的春天，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欢唱美好的生活？也许生活不如理想那样美好，但只要你有着一颗快乐的心，生活就会增加光彩的。我们会有一个无限丰富、无限光彩、无限美好的春天，而现在还只是开始。”

……

……

……

1950年5月至1951年5月，林昭共参加四次土改，一次征秋，两次动员参加志愿军，三次发放土地证。1951年10月，苏南区党委通知土改工作团回无锡集中，全体团员进行思想总结后另行分配工作。林昭为期一年半的土改经历告一段落，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

4、流泪的良知

1951年12月21日。无锡东郊工人干校。

当天下午，林昭和好友倪竞雄边走边聊，有说有笑地向听大报告的会场走去。

她们是10月份随土改工作队一齐回到无锡的。之后，林昭回苏州家中小住，11月份又奉命归队集中学习。一转眼，离开惠山已经一年半了。这一年半间，惠山的景物常会在林昭脑海里回映。现在终于回来了，她和倪竞雄在学习间隙徐步在黄公涧畔，吟啸于三茅峰顶，看锡山龙光塔上一抹金黄的残照，听山涧流水低唱淙淙，望太湖水天一色，锦绣江山风光如画。她们重过昔日的山径，重温昔日的长梦，携手度过了好一段快乐悠闲的时光。

更难忘的还有一个难得的休息日。那一天，林昭与倪竞雄相约进城。

“今天可要好好吃个痛快！”林昭说。

“钱呢？”倪竞雄自觉囊中羞涩。

林昭指指手中的一件毛料丝棉背心，簇新的，是妈妈刚寄来的：“卖了它不就有钱了吗？”

林昭当真把背心卖了。她们先到崇安寺，一个个小吃摊挨着吃过去，糖芋头、鸡蛋饼、梅花糕、海棠糕、藕粥……最后到王兴记小笼包、大馄饨。背心换的钱统统吃光，傍晚回来一路上可真开心。

倪竞雄忽然感到有些不安，她问林昭：“要是你妈妈知道这背心的下落，不要气坏了吗？”

林昭笑笑，扮了个鬼脸。

唉，可惜美好的日子总是如此短暂。今天开完土改总结大会，大家就将各奔东西，苏南新专将只能永远留在记忆里了。

林昭和倪竞雄一路聊着正在合作的剧本《翻身乐》，林昭还讲了“原野”的故事，二人很快来到大会场。林昭在十一队，倪竞雄在八队，她们各自入座。不一会儿，报告开始了。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陈部长专程赶到现场作学习总结，这无疑显示了会议规格之高。陈部长宣布土改结束要另行分配工作，他说：“两年来，同志们经过土改运动的锻炼，有不少人入了党，不少人入了团，可也有少数个别人的思想改造成问题……一部分长期病假一时不能好的同志，请他回家休养。还有少数实在不接受教育、思想作风恶劣、两年来进步不多的人，我们要他到另外的地方去改造，进城市工作帮助不了他们。比如大名鼎鼎的彭令昭！她一贯思想作风恶劣……”

倪竞雄脑子“轰”的一声，一片空白。她看见周围坐着的八队队员“唰”地一下全转过头来，目光箭一般射向自己——人人皆知倪竞雄是彭令昭的铁杆啊。而倪竞雄呢，脸热心跳，如坐针毡，仿佛自己被亮了相。散会后走出会场，八队队长看到倪竞雄还意味深长地说：“你啊，跟彭令昭差不多，危险！”

晚饭后，倪竞雄只有一个念头，去看林昭！可当时八队管得严，即使自由活动也要集体出行，休息散步根本不准走过西边那座大桥，而林昭所在的十一队偏偏正在大桥的西边。请假没有获准，倪竞雄一夜没睡好，始终想着林昭如何经受得住这个打击。倪竞雄想起11月8日林昭曾告诉她：“小组里穷追我的历史问题，实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只好割开手指用血写保证书给队长。”当时林昭又流着泪说：“我有时想法很危险，走过小桥时，我如一脚滑下河去，人家也不知道我是故意的。我是心高气傲的人，我活着总不会脱离革命。但一个失去了别人对你信任的人，前途是可悲的。”倪竞雄听了这话心里直发怵。又想起12月12日中午，林昭叫倪竞雄来剪辫子。握着两条又长又粗、又黑又亮的辫子倪竞雄下不了手，林昭却嚷嚷着要斩断三千烦恼丝，逼着倪竞雄动了手。旁观的两个小姑娘急得要哭，直骂倪竞雄是个坏家伙。回想起这一幕幕，倪竞雄心慌不已：天！在上千人的大会上被部长点名批评，别说心高气傲的林昭，就是一般人也受不了啊！万一林昭想不开……

第二天虽然休息，队里却规定不许外出。好不容易上面说可以出去了，倪竞雄马上向十一队飞奔。宿舍里找不到林昭，浴室里也没有。有人塞给倪竞雄一张纸条，说林昭在这里等过她，现在集体看电影去了，林昭要倪竞雄到影院打灯片叫她。倪竞雄心想：你刚被大会点名，现在哪能再这么高调啊！她不敢到影院找林昭，只得怏怏回队。晚饭一过，倪竞雄也不请假就急忙奔到大桥上，想看看是否能发现林昭的身影。夜雾茫茫，什么也看不见。倪竞雄又奔回去，转弯抹角地向组长请了假，再次赶到十一队去找林昭。寝室空空如也。总算有人告诉倪竞雄，十一队全都在饭厅开会。倪竞雄蹑手蹑脚走到饭厅向里面张望，黑压压的人，不知道林昭在哪里。一个声音却清晰地传来：“本来报社要调你去，听到你这样的材料，就不要啦，彭令昭同志……”

倪竞雄在饭厅门外急得团团乱转。终于从里面出来一个人，倪竞雄赶紧叫住他，请他给林昭带个条子，让林昭到桥头找她。寒气逼人的黑夜中，倪竞雄在大桥边徘徊良久，却始终不见林昭前来。唯恐受到组长的责难，倪竞雄不敢再等，只得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一回到队里就听见一群人正在谈论林昭，倪竞雄什么也不想听，什么也听不下去。这一夜倪竞雄依旧失眠，她反复问着一个问题：林昭究竟犯了什么错？！

第三天是星期天，中午聚餐前听说十一队就要开拔离开无锡。倪竞雄想放弃午休赶去送行，可组长不许。正焦急无措，两个小鬼给倪竞雄带来了一张林昭的纸条：“竞，终于缘悭一面，真是遗恨千古。这样分手也好，也许会有很多人（包括新专人）会劝你不必和我接近。不过我相信你的决断，信任你对我的了解。马上就走了，我还能说什么呢？语言在这些时候是多么无力啊！我只有衷心地祝福你，祝你过得好，附一张照片，聊当一面。希望我们的友谊由此得到新生，在这转折点，别为我难过，我会改好的……知即（作者注：意为‘知己即日’）。”

泪水夺眶而出，打湿了纸条。倪竞雄端详着林昭的照片，不知为什么，忽然间竟萌发出生离死别的感觉。

林昭究竟犯了什么错？

她不是已经把心都掏给革命了吗？

为了革命，她几乎抛弃了一切，还需要她怎样呢？

……

……

……

许多年后，当古稀之年的倪竞雄重新面对林昭遗像时，她总算想明白了：林昭啊林昭，你想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心不可谓不诚，志不可谓不坚。你追求进步之愿唯天可表！你对自己要求那么高，总觉自己改造世界观方面做得不够好，为此你常常自责、苦恼。可你知道吗？你的问题不在于别的，正在于你始终没有放弃自我，始终坚持独立思考。你的自我是什么？是嫉恶如仇，是敢爱敢恨，是从善如流，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革命要求的又是什么？是唯命是从，是统一思想，是完全交付，是成王败寇顺昌逆亡。你与革命其实从一开始就南辕北辙！况且，你是那么一个感情丰富、思维活跃的纯真女子，而革命却是那么一架简单生硬、冷酷果敢的暴力机器，不把你磨平碾碎才怪呢！

的确是这样。和所有热血青年一样，林昭最初也不过是一个满脑子乌托邦幻想的盲目革命者。她之所以最终成为英勇悲壮的反抗者、殉道者，虽然有主动舍生取义的成份，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她的性情、理念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都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社会习俗格格不入。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到1951年。

当时，土改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席卷全国每一个村落，镇压反革命运动又轰轰烈烈地撞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组织上特别强调党团员要在认识上、行动上站稳阶级立场，林昭所在的农村工作团十一队动不动就洗脑子、开会议，而林昭因为给父母写信、未划清界线，成了全队的焦点。6月6日，土改队队委、团支部书记等特地赶到十一队所在地“重点”帮助林昭。面对一个接一个的严厉批评，林昭百口莫辩。

有人率先发难：“彭令昭！众所周知，你父亲曾任国民党县太爷，你母亲是国大代表，你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官僚家庭！你到现在还与这样的家庭藕断丝连，这说明了什么？！”

林昭解释：“1949年我离家出走投奔革命。为此，我与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可是后来随新专同学参加农村工作，当时的队委和同志们都认为，我如此决裂地对待一个并不是劣迹昭彰的家庭怕影响不好。在他们的劝说下，我才第一次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与父母打通思想。如果不是同志们的劝说，我那次是根本连信也不愿意写的。”

有人步步紧逼：“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你难道没有被反动官僚父母重新拉下水？”

林昭申辩：“不是这样！后来父母给我回信，告诉我许多我从来不知道的事情。其实他们一直在暗中为革命做事，我父母始终是支持革命、向往光明的！我妈解放后被选为苏州市政协委员，这充分证明党和政府是肯定她、信任她的！至于我父亲，虽然他表现不够积极，但他也是从来不做坏事的，平时就喜欢呆在家里读书，深居简出……”

有人意味深长：“看来你十分理解和同情你的父母嘛，难怪你舍不得与他们划清界限！彭令昭同志，你是革命团员，你可得站稳立场啊！”

林昭反驳：“我不明白，站稳立场就一定要与家庭断绝关系吗？革命团员难道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连爹妈都不要？！”

有人大义凛然：“彭令昭，你放肆！谁说革命团员不要爹妈？我们要的是不拖革命后腿的父母！是不给革命抹黑的父母！你比谁都清楚，与反动父母保持联系就不可能不受他们影响。你一边参加革命一边接受反动信息，你到底居心何在？！”

林昭委屈莫名：“我写信回家是教育他们好好改造，转变立场，难道这也不对吗？”

说着说着，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四座当即震惊，炮轰林昭的人不得不停了嘴。

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多次，差不多每次开会洗脑，林昭都会被大家口诛笔伐。其实这能怪谁呢，谁让你的家庭如此引人注目呢？谁让你的父母如此出类拔萃呢？频繁的政治运动需要大家不停地寻找靶子，不把你当靶子，大家就得朝自己开枪。所以，不攻击你攻击谁呢？再说，攻击你也是为了帮助你，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大家不能见死不救啊。然而，林昭却无法招架同志们的“帮助”。这样的“帮助”不断地伤害着她脆弱的身心，每一次都让她痛苦不已，但已经没有退路了。

经过同志们苦口婆心的“帮助”，林昭后来总算“认识到”：父母确系反革命一类，而母亲只是在表现“进步”罢了。6月19日，她给倪竞雄写信道：“最近为对家庭看法问题，亦曾一度与同志们有过意见分歧，但现在解决了。本来我只单纯地看父母有没有被捕，且近日来信，一改过去落后论调，甚为‘进步’。因此就肯定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启发，才使人认识到为反动派做事且又做得不低，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对人民是绝对没有利的，应该属于反革命分子一类。经过这次的事情，更使我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水平、阶级意识、立场观点离开党的标准还很远，我需要更好地锻炼自己……一个人的改造过程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尤其是我们这些人旧的尾巴太长了，但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党不断教育我们（要）成为新中国的好儿女。”

除了家庭出身这一阴影，林昭耿直率真、豪爽热情、不拘小节的个性也无数次让她遭遇坎坷。事实上她在总结大会上被当众点名，就是没与头头脑脑“搞好关系”，以至被打击报复的直接结果。关于林昭思维和语言的锋利，不少人都印象深刻。作家林斤澜评价当年的林昭说：“那样十七八小小年纪，那样新解放的蓬勃气氛里，就叫‘一根直肠子，一根热肠子’，弄得不合‘革命世故’，总有些愤世嫉俗的样子，仿佛书本上读引过的，在‘五四’前后，叫做‘叛逆的女性’。”正因为如此，当年新专毕业，上下左右临别赠言，曾把一个旧词“反讽”林昭，叫做“生不逢辰”。指导员李茂章说：“林昭很善于和人交谈，在交谈中又往往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从未见过发生面红耳赤的情况，总是在争论中伴随着阵阵笑声。这种争论不分对象，她和我、她和胡子衡都有过。她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说违心话，从不随声附和。”这种性格李茂章、胡子衡能接受欣赏，其他人却未必了，灵敏的嗅觉、世故的头脑让他们不由分说就把林昭归入另册，而心底坦荡的林昭对这一切还浑然不觉。是啊，对陈部长们来说，革命也不过是一种生存方式罢了，除了投机还是投机，与理想无关。而那些革命队伍里的理想主义者呢？经历过一次次“洗脑”、一次次“碰壁”，他们不得不或否定、或放弃、或修正、或沉默。只有林昭，不愿意成为那沉默妥协的大多数！林昭的良知在流泪！

林昭也知道自己长了一张“刀子嘴”。1950年8月19日，在给好友倪竞雄的信中，林昭对此曾作过自嘲，并表示无能为力：“敝队队委（即整风时在农运报上检查过命令主义的）最近双喜临门——一是奉调去党校学习，二是已决定与原籍之黄脸婆及亲生小儿脱离，另娶本队一位身材长长的女同志为妻——你或许又将怪我口角尖刻，但不知怎的，我每提及此辈老兄作的这些孽事，口解就恁怎的也厚道不起来。”“贵队长之‘恋爱条件论’确有些幽默感，当然，若以春秋笔法来批判之，则拆穿了讲也不过只是为自己之娶娘子找充分的理论根据耳。”又一次她竟忍不住大骂“他妈的”：“此地村小，大者七八十户，小者三四十户。敝组负责两个乡，敝人负责一个村。另外，又接到支部委任，要我担负八里乡（敝乡）青年工作之职，我最初当然不胜惊异，坚辞不就。后来支书无奈，只好说了实话：‘你瞧我难呢，没人哪。’我回头一瞧，真的，刚好我们组几位团员同志都分派到另一个乡去了，八里工作组内团员只我一人，别无分出。我笑接受了任务，心里可没作起劲打算。他妈的，原来你们是因为没有人了才用我的！”

下乡土改的这段时间，林昭正值妙龄，风华绝代。相貌脱俗、才情出众的她走到哪里都是风景，招引得不少男人为她坐卧不宁。而林昭和一般女孩子不同，她热情大方、感情脆弱，喜欢结交朋友，不管这人是男是女。林昭有一条“哲学”，她说：“旧社会里认为异性之间无友谊，但这句话肯定的不适用于新社会，更不适用于革命队伍。”1951年，在给中学同学陆震华的最后一封信里她说：“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有什么感情是比同志感情更崇高而又广阔无垠的呢？”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林昭的“哲学”，更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恐怕这些“软问题”也是林昭遭人嫉恨、惹人非议的因素之一。

真正深入林昭内心的仍然只有女友倪竞雄。1950年6月26日，林昭在给倪竞雄的信中提及感情问题：“我自到太仓来后，一向情绪比较平静，心情愉快，但自五月初起，叠遭风波，情绪上又难免起了波动。这事是感情上的孽障，有位同志（比我们高些）三月以来常关心接近我，他的关心较诚挚而不令人作呕，我自亦很感激，当然在感激之余不免有些怀疑。后来他告诉我，在苏州初见我时就对我留意，因为我很像他十多年前病故的爱人。这像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故事，我当时也谅解他这种感情，因之，虽然他是已婚十余年的人，我仍在感情上给他一些慰安——当然这个人亦自有可取，否则，你可以想见，如我之心高气傲，当不肯随便施舍自己的爱情——后来他调离此地，此事在分（组织）合（夫人）交迫之下，就到了结束的阶段。我虽早知这故事总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人在感情问题上，我也吃了很多亏了。但对他动了真感情的人，往往说不起来（这种人也不多，不过二三人而已）。另外也确有为我动情的人，但我又往往不取他们。看你来信，我有一点共鸣，我本来也有此想。一方面觉得在这问题上已冷心到之底，另方面女同志结了婚，总妨碍些工作，我曾以调侃口吻称她们为‘太太’一级干部，自己当然对此有大踌躇。最后，我素来体弱，又患TB，结婚对我殊非所宜。由此种种，我与你想法相同，但这些话我们之间说可以，你不要和别人说，只怕引他人冷语，又何苦来？”

1951年1月11日给倪竞雄信，提及一男士来信表示好感，但林昭对其较反感。这一系列情感波折让林昭对婚姻顾虑重重，为此她曾奉劝过倪竞雄：“所以我倒忠告阁下将来也要三思而行，即使在革命队伍里不会有太不成话的事，但所偶非人倒也事关终身。在这一方面，我至今尚未看见过太好太令人羡慕的典型。这是相当使人寒心的。至此，顺便答复阁下的疑问：你为我后代忧，谢谢，我一辈子没爱人没儿女也决不引为人生遗憾，尤其小孩子，除了画图上的小孩子之外，我不喜欢任何小孩子……”写此信时林昭年方20岁，这些话也算得上是青春少女的“小牢骚”吧。

1951年10月14日，在农村给倪竞雄的最后一信：“竞，我亲爱的：我谨以情书规格来写这封信。晴天霹雳：统统调走……此时我也无暇问别的，但急问：吴江队调了没有？他们说：也在数。哈哈！雀跃三百。旁人说：莫非你有什么亲爱的在吴江八队，我笑道：正是我有一位怪动人的亲爱的在那里。”“说真话，集中并使我怎么愉快。我不想见新专同志，因为心里觉得羞见江东父老（作者注：指没有入党）。惟一安慰，便是可以和你重见。真的，我挺想你的呢。料阁下人非草木，总也不无同感。然而相见在即，快何如之。”“今年2月26日，我与两参土改的军区同志打了个赌，赌得很特别，值得告你一笑。赌的内容是，我五年内是不是会结婚？如果结婚，我就输了；否则他们输了。谁输了，罚二石米的代价请客。彼此约定于1956年2月26日大家碰了头再说——你看好玩吗？我之所以和人家赌，也就是为了心中不以情欲为念。”

其实那个时候，林昭还没有把大多数话讲出来。那个时候林昭对革命还充满幻想，尽管现实一再让她流泪不已，但当时的她还无法理清这千头万绪，她只能私下里反思自己、折磨自己。1950年11月20日，她在给倪竞雄的信中坦陈：“确实，有些话，很多很多话，对于想了解我的人是很丰富的材料。但谁也不会得到它，它们深深地埋在我心里了。”“在我的日记上，满纸不祥之话。没法，似乎一拿起日记，就不禁不由的要发发牢骚，发泄一下落后情绪。反正这东西是不见人的，没人给我戴大帽子。于是日记成了我灵魂的小天地，谁要看到我的日记，他就进入我的心了。”

在土改总结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后，林昭与一系列好工作失之交臂。1952年初，她与同学钱惕明、叶强、陈叔方一起，被分配到常州一家民营小报《常州民报》工作。又过了好几个月，在一次全队的集中检查上，林昭的队长才痛哭流涕地承认，对林昭一直以来有打击报复的成份。1952年3月13日，林昭为此痛苦地致信倪竞雄说：“多少次，在旁人只听到我低声吟唱着什么的时候，我的泪水流向心房。在我脑中常有一个东西梗着：怎么？我真已到了这么不堪救的地步了吗？是的，我对不起党，可是，我也总怀疑是不是有人对不起我。那时的思想之苦痛，不能言矣。我录下了自作的一联联句给你看吧：‘恶名素着／坏事齐归／百身莫赎／百口何辩／谁知清夜泣血／衷心更比黄连苦 真言难说／善行无录／求生不能／求死无术／唯叹罪孽深重／回头已是百年身。”

好一个“百身莫赎，百口何辨”！好一个“求生不能，求死无术”！难道林昭真的已经对革命心灰意冷吗？不，此时此刻的林昭还远没有觉悟。她和那些心地纯善的人一样，只要组织说一句宽慰的话，便立刻把曾经的屈辱抛到了爪洼国，以为那些屈辱都是个别恶劣人的恶意所为，与组织全然无关。林昭是这样向倪竞雄描述领导对她的关心的：“现在我们的直接领导——纺织党委书记——名何希敬，我为请假问题与他谈了好几次。他在百忙中抽出两小时和我详细谈，他问我有什么思想问题，我当然不愿暴露。后来禁不住他诚恳地一问再问……我感于他的诚意，把思想情况都对他暴露了。他说：‘过去对你的问题，领导上是该负责的……而这回你所以想回家，我们应负责任。没能在你病中很好照顾你，所以使你感不到革命队伍的温暖……’你想我说什么呢？竞，我当时是哭了的。当然和队长检查时的哭不同（何还说：我不是某队长），我像是又看到了胡子衡。”

就这样，几句稍微温暖一点的话就让林昭感激涕零精神焕发，她迅速抱病重投组织的怀抱：“我假也没有请，休息两天，就去工作了。自从那天以后，我思想一直平静而且愉快，脑子里再也不想到其他东西，只有工作。我主动的搞工作、作汇报，我的喜乐随工作开展而增加。真的，我很愉快而且安静。我想，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和亲爱的同志们的鼓励下的三五反运动，你知道，亲爱的同志，一个人在复杂尖锐而又艰苦的斗争中，是会有新的发展的——政治上和思想上。”

倪竞雄女士后来证实，林昭土改前后至少有过两次感情波折：其一发生在苏南新专，林昭暗恋为人沉稳的组长，组长则坚持他与林昭只是同学之谊，二人不了了之后，林昭有一段时间相当受伤；其二发生在土改期间，与林昭同队的陈女士若干年后告诉倪竞雄，林昭当时爱上一位大报记者站的负责人，当得知上级要把他调离吴县时，林昭抱着他大哭。此外，也有一些男士主动示爱，却被林昭戏弄。林昭有一次对倪竞雄说，有一男士对她大献殷勤，还留下很多邮票，希望以后多多通信。“你猜怎么着？我就想写一封信，把所有邮票全贴上去，一次性全还给他！后来我想乐得留下自己用，一封信也没有寄给他。”说罢林昭得意得大笑不止。至于在上千人的会议上被当众点名批评，倪竞雄表示是林昭得罪了顶头上司的缘故。原来，林昭的顶头上司看中一位姑娘，他不顾姑娘已有恋爱对象，横刀夺爱。林昭对这类“霸王”作风向来十分反感，没少当面背后地冷嘲热讽，而该上司心胸狭隘，竟在决定林昭命运的时刻送上了一把尖刀。倪竞雄至今坚信，土改被当众点名批评对林昭的伤害，决不逊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

关于林昭的情感，妹妹彭令范在1998年有过相当中肯的评价：“姊姊永远追求爱情或者是她需要被人爱，姊姊是浪漫主义者，有许多‘男朋友’。或者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者人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许她所爱的人并不能给予她同等的爱以回报。或许疯狂爱她的人，她只是淡淡地说：‘我并不爱你。’或许爱她的觉得在热恋中，而她却留下心灵的一角，深深地爱着另一个人。或许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她和某些人能成为亲密的朋友、战斗的伴侣、生命道路上暂时的同行者，或者甚至可以结婚。或许她只是向往那些得不到的爱情，她永远需要有人爱她。她也有那么丰富的感情，在不同时期爱不同的人。但我不知道她是否得到过真正的爱情……”

5、记者生涯

1950年3月，中共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1年底逐渐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但是一直持续到1953年才逐渐结束。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杀人指标，造成“镇反”运动不可避免地扩大化，出现大量冤假错案，草菅人命的现象。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是根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大大高于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另有估计，“镇反”运动实际处决人数高达一两百万。

1950年6月30日，中共颁布《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土改时镇压了一大批“地主”，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到1953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整个土改，全国据统计有200多万“地主”人头落地。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朝鲜战争因此升级。战争期间，中国先后出兵240万人，战场上志愿军数量始终维持在70万人。到1953年7月战争结束，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战斗伤亡36万人，非战斗伤亡41万人，消耗战略物资560万吨，加上被炸毁的总共消耗要达到上千万吨。据准确估计，抗美援朝期间中国总花费高达500至600亿美元。为维持这场战争，中国政府压缩一切开支，把国民收入的50％用在朝鲜战场上，并向苏联借了巨额外债，一直到1960年还没还完。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电影《武训传》上映于1951年初，反映了清末“义丐”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毛泽东认为，电影《武训传》宣传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思想，必须严肃批判。他严厉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对它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他说“一些号称学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并由引得出“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的严重结论。7月23日，《人民日报》又公布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场大批判整整持续一年多，给新中国电影艺术带来毁灭性打击。据统计，1950年，我国拍摄国产故事片29部，1951年仅有1部。1951年至1954年四年中，全国共计拍摄电影16部。

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中央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并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合称“三反”、“五反”运动。中共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开了人与人之间互相揭发、互相陷害和谩骂的先河。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3月28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结合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回头再看，林昭当时所受的委屈确乎小了点。然而，个人的委屈即便再小，也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时代的大悲剧往往皆由个人的小委屈汇聚而成。如果我们无视一个人的小委屈，则所有人遭遇大委屈的日子就不远了。况且，每个人的心灵是如此独特，当哈姆莱特在琢磨“生存还是死亡”时，高尔基在高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林黛玉却在低吟“他日葬侬知是谁”。所以，这些“小委屈”到底对林昭造成了怎样的伤害？我们真的永远无法准确探知。

1952年初，21岁的林昭是被组织派遣到常州工作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各方面急需大量人才。尽管在组织眼里，像林昭这样的知识青年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毕竟是主动投奔组织并接受过教育的，属于“可塑之才”。于是，林昭和苏南新专学生一起，当仁不让成了抢占吴中宣传高地的生力军。

《常州民报》是家规模不大的私营报纸，林昭初来乍到，却始终牢记组织的教导：“我们是党派来的，要宣传好党的主张。”林昭的笔锋向来很健，她很快成了民报的活跃记者，以林昭、小昭、高翔等笔名，在副刊、新闻等版块发表了通讯、诗歌、相声等几十篇作品，如：《在总路线的阳光照耀下前进》、《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林昭采写这样的文章兴致勃勃，她和千千万万正直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那么地渴望民族振兴、期待国家富强。当眼前这个新政党承诺要带领饱受患难的中国人民走向美好未来时，她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个党、不爱戴这个党？当自己与党的一些人发生磨擦时，那也只是这些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而绝不是党的问题。即便对党的一些政策不够理解，她也仍然相信那只是党在某一阶段、某一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所以，尽管这一时期林昭还会经常忍受这样那样的个人委屈，她对党、对革命的信念却从来没有动摇过，以至于经常抱病工作。

林昭自幼体弱多病。离家以后，一方面生活条件有所下降，吃穿住行经常十分简陋，另一方面林昭自己也抱定“苦行僧”思想，妄图以艰苦的生活、忘我的工作来洗刷家庭出身优越的“原罪”，于是她的身体状况越发糟糕，经常日以继夜地咳嗽。期间母亲多次劝说她回家休养，可她总是病刚见好转，就又扑到繁琐的工作上。1952年5月，她在给好友倪竞雄的信中说：“最近一二十天来，很少在半夜以前休息过，有时搞材料直到清晨，白天还得工作或开会。我在睡得最少时不过睡二三小时一天，不过我很愉快。在看到同志们或党国旗和毛主席像的时候，我可以不致如以前那么不敢抬头了。”

林昭诚然是喜爱报纸工作的，她从中学起就参与办报、写稿，对采编可谓是驾轻就熟。但如果这时把她安排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她也一定会热情似火，因为工作在她眼里已得到升华。倪竞雄因怕做财经工作苦闷，林昭为此还专门写信劝她：“姐姐同志，要说干了财经工作就终结了文艺生命，我怎么说不敢同意……就是算盘或商人，行情或业务，也总离不了生活，离不了斗争，离不了群众。既然有生活……都是生活在斗争和群众中，创作的源泉永远无枯竭之理。我觉得在最近一晌我确实是在尽量向‘忘我地工作’努力。如果真是全心全意考虑如何地把工作做得更好，个人是绝对忘得掉的。而真正从心底热爱你的工作，自己也就得到了最大的愉快和安慰。”

通过工作，林昭还觉得灵魂得到了净化：“我这会思想上比以前干净些了，因为以前想的是‘我’怎么样，而现在我想得最多的是工作。我热衷于工作的出发点，在最初只是为了赎罪和忘却，之后工作本身的兴味大大鼓励了我，之后我又把个人爱好结合了进去。你知道我的，我一直深爱艺术并且愿意做一个艺术家。我惊喜地感到群众工作是一门最完整而精致复杂的艺术。这里面有壮丽的画面，有辉煌的文字，有动人的诗篇，有动听的乐曲——有时代的脉搏。我感到做一个这类艺术家的光荣。我衷心的热爱了我的工作。”在民报当记者的日子，民丰纱厂（常州国棉二厂）是林昭经常去采访的基点。第一次接触民族工业，第一次接触产业工人，她觉得哪儿都十分新鲜。工人也喜欢这个漂亮记者的率真勤快，她与工人们结下了深厚情谊，并率先全面介绍了全国劳动模范徐建华的事迹。

苏南新专的几位同学毕业后又成了林昭的同事，他们回忆林昭当时嘴角常常带着微笑，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轻易不放过别人的缺点错误。但因为尖锐的批评总是伴着微笑进行，所以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1953年5月斯大林逝世后，林昭有段时间一直在发辫上扎着两朵白花以示纪念。那时候她身穿花格布上衣，又常常肩披外衣，轻声细步地踱来踱来踱去。同学陈叔方对林昭的三件小事印象深刻。有一次，陈叔方和林昭一同参加一个处理小业主虐待学徒的会议。那时解放伊始，会还开得比较民主。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小业主巧言善辩、八面玲珑地为自己掩饰，而另一方面学徒工却紧张窘迫、表达不清的可笑场面。眼看会场秩序有些混乱，林昭很着急，她当即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径自跑到主席台上交给主持人，意思是要他站稳立场。主持的领导看了条子后点了点头，很快调整了气氛，扭转了会议的局面。陈叔方对林昭处事果断大方的做法十分赞赏。

还有一次，大家在办公室里议论解放军坦克经过市区的事——

“已经解放了，城里又没有敌军，解放军不应该把坦克开进市区。”

“读者反映坦克把路面都压坏了！”

“是啊，几次三番进城，轰隆轰隆的，搅得人心神不宁。”

大家七嘴八舌正说着，林昭路过办公室听见了，她当即停下脚步反驳道：“你们这么说真是对解放军的大不敬！我们的和平是解放军换来的。现在解放军进城，我们欢迎还来不及，怎么还说这些怪话？”

这时，窗外忽然又传来“隆隆”的马达轰鸣声。

“来了！来了！解放军又来了！”有人喊了起来。

林昭闻声迅速来到窗前，她全神贯注观察着一队解放军军车拖着大炮经过街面，一群孩子欢叫着跟在后面跑，车上的解放军战士也挥着手向孩子们打招呼。看着看着，林昭忽然掏出小本子，飞快地写了一首诗。还没等陈叔方反应过来，林昭已经把小本子塞到陈叔方手中。这是一首歌颂解放军、歌颂和平的诗，写到了战争与和平，军人与孩子。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民报副刊上，陈叔方为此十分佩服林昭才思敏捷。

第三件事让陈叔方无言以对。

盛夏的一天，天气很热，饭后尚未上班，陈叔方一个人在办公室休息。

这时，林昭来了，穿了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

陈叔方笑道：“你这件裙子很别致啊！”

林昭淡淡一笑说：“我自己裁剪的。”

说完，她脸色阴暗起来，忿忿不平地对陈叔方说：“难怪领导就不能批评吗？他们怎么像法西斯一样蛮横粗暴呢？！”

然后就把新近发生的一件事告诉了陈叔方。原来在一次开会时，林昭对工作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主持会议的领导当即对她横加指责。林昭不服，争论了一番，领导遂发动大家对她进行现场批判。林昭一气之下退出了会场。没想到领导气极败坏，竟然下令叫几名男同志强行把她架回会场，继续批判！

林昭说着说着，忍不住放声大哭。

陈叔方一时间实在找不到什么言语能够安慰她，只能绞了一把毛巾给林昭擦眼泪，默默地听她讲。

后来陈叔方叹息道：“唉，别哭了，别哭了！哭伤了身子不值得。你就把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吧，不必过于认真。”

哭了半天，林昭发现自己已经让陈叔方十分不安，遂慢慢止住了哭声平静下来。她红肿着一双眼睛抽泣着说：“没有关系的，我说过就算了，自己会处理的。”

陈叔方知道，也许明天林昭又会奋不顾身地投入工作，但她内心的伤痕决不会就此轻易消失。这样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没人说得清。只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事情经常会发生。

2月初，林昭在常州病倒。原准备请假回家休养，后来又放弃了。1952年这一年，林昭极其虚弱，肺病经常发作。直到了6月25日，她在给倪竞雄的信中透露：“本月初为着咳嗽利害，我上医院去检查了一次。我也料得到这回可能会有点儿什么的，因为我咳得很凶，并且胸口常常痛。透视结果，当真是稍微有了些什么，小意思。自经那一天后，我心绪更不宁静了。有时我也会很平静地等待着，感觉‘死’未始不是一种解脱。但在另外一些时候，生的意志强烈地扭住了我，想到自己的生命还那么年轻，想到自己有些才能，我不甘心就这么死去。但是，棣，我得承认，有许多时候我是在糟踏自己，紧张的工作，很少的休息（现在还好些了），反正，肉体的一切痛苦都比心灵的痛苦容易忍受。你记得么，没有蔷薇的春天……活在这没有爱的人间……”面对病痛，林昭表现得是如此坦然。与心灵的痛苦相比，工作之累、肺病之咳似乎都不足挂齿了。

10月2日给倪竞雄信：“我不晓得该怎么说才好，心情很凌乱而离奇，主因是为了与一位同志闹了一顿，事情很小，但他竟大骂了我一顿，甚至说我‘压迫’、‘统治’他云云。真令人啼笑皆非，颇有‘人间何世’之感。因此，棣，殊不痛快。也许这些都不大值得，很可付之一笑，可是我还没有那份儿政治修养（或曰玩世天才）。”

在这封信的后面，林昭抄录了三首自己创作的诗词与倪竞雄分享，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她那难遣的苦闷和忧郁：

（一）

昨夜几番惊梦，

梦里频传乡音，

孤鸿游子意，

秋云故人情。

觉来枕边犹温，

斜月照彻梦痕。

江南无限好，

何时是归程？

（二）

更深凭阑悄立，

万恨千愁牵心。

有泪皆成血，

无泪更吞声。

今宵归梦何处，

故园芳草青青。

秋风深巷里，

寂寞起三更。

（三）

二十年，

一梦过，

宿孽重，

折磨多。

心中更比黄连苦，

徘徊怅望在歧途。

寒风刺骨日又暮，

云里天涯路。

到了秋冬季节，林昭的肺病更严重了，甚至时不时咳出血来。12月10日在给倪竞雄的信中，她说：“十二月一日，我吐了血。起先较厉害，后来少些，吐了一天多，直到二日下午，痰中还有血点。这次吐的全是一点点一丝丝的，好像记得说这比满口血还坏。我休息了两天光景，事实上血还没全止的时候就起床了。”

之所以突变如此，主要是心情的因素：“这一次的吐血，除了身体衰弱，心情忧悒影响很大。在吐血前一晌（约七至十天），我差不多每天都长歌当哭或是背人流泪，感情幽塞得了不得。我对一切都少兴趣，也恨自己……眼看到别人在前进，自己落后，自然也很苦痛。最苦的就是连哭的地方都没有。我只好常常唱一些悲凉的歌以发泄感情。有同志说我的歌声不健康‘像哭一样’，事实上歌声已经混合了我的眼泪。这次吐血好像也并不算意外。棣，你知道吗，那些血，鲜红鲜红的，我就不知道它应当是苦的还是酸的，也许都有在里面。”

这样的凄惨光景除了对好友，就不能对第二个人说了。父母如若知晓，非得奔到常州把她扛回去不可：“病起后，胃口更坏，一直很少好好吃些东西过，饭总是一碗了事，有时一碗也吃不完。有一次到一家面馆里去吃东西，无意间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憔悴无神，脸色惨白像死人一样，一丝血色也没有。以后，每听到别人说我脸色不好，我就会想起自己那天看见的样子，也只有苦笑的份儿了…… ”

在这封信里，林昭隐约涉及到失恋的秘密：“关于爱情，我记得一句话：‘爱只能爱一次，并且是永久的。’我不是一定要为谁守活寡，但我确实已经爱过人，我是很真诚的，别人侮辱了我的爱情，毁坏了我的青春，在我的感情上留下了永恒的创伤。我是个重感情的人，对这类事很难轻之易之，一笑置之。既然我错用了感情，我就让它死在那里——惠山下的故墓上。我没有忘记过那个人，但也没有宽恕他。对某某之流，我不斤斤计较他们了，但也不原谅他们。我对他们有着一种冰冷的憎恶。如果街上碰到，我总想法装不看见，不招呼他们。”

就这样爱恨交织，林昭度过了不同寻常的1952年。1953年，《常州民报》奉命撤销，林昭权且结束了一年有余的记者生涯。根据她长于写作的特点，组织上将她安排到常州市文联工作。当年，全国高等院校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原苏南新专教育长罗列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副主任兼新闻专业负责人。林昭闻讯，沉寂已久的求知欲望一下子又萌发出来。经过这些年的磨砺，她已经在社会这所大学里学习了很多。现在硝烟纷飞的年代已成过去，新中国进入了恢复发展的建设时期，该访求名师、拜读名校了！

好在常州领导批准林昭复习参加高考，罗列老师也向当年的才女发出了真诚邀请。于是，林昭将往日的阴郁和困惑抛之脑后，一门心思沉浸在书本之中。1954年夏天，林昭以江苏省最高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当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以五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华东区部分）》，“彭令昭”的名字位列第十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之内。因属干部，林昭每月工资25元。父母得知，悬了多年的一颗心就此放了下来。他们满心以为22岁的大女儿就此走上了人生的坦途，殊不知林昭的荆棘之旅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 觉 醒（1955——1959年）

1、红楼林姑娘

北京大学，一个多么高贵典雅的名字！一个多少令人神往的圣殿！它是五四的摇篮，它是文明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的见证。蔡元培、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顾颉刚、梅贻琦、傅斯年……把这些北大走出来的民族精英用青铜塑造起来吧！让他们用不朽的灵魂捍卫北大精神的高洁，让他们用青铜的身躯呵护未名湖水的纯净。噢，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在未名湖畔邂逅这些铜像，那与先贤大儒并肩抵足的最后一尊，除了瘦弱清丽的林昭还有谁配呢？！

1954年秋天，林昭千里迢迢从上海赶赴北京。当她一脚踏入北大的世外桃源时，这个中国第一校还古风犹存、旧景尚在。来来往往都是全国各地的天之骄子，低头抬头俱见如雷贯耳的名师大德，林昭不由地想：这才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啊！尽管社会上各式各样的运动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校园毕竟还是校园，无论走到哪里，都自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儒雅和淡定。呼吸着这样的空气，感受着这样的氛围，林昭的心越发宁静。她像一条干渴已久的鱼儿，一遇到大海便立马无影无踪地潜了下去。

北大新闻专业54级有一百多人，大多是调干生和党团员，分为四个班。后来一些“三代清白”的同学被挑选赴东欧留学，剩下的98人合并为三个班，林昭当时在第三班。那时候，她一般总是自称“林昭”。以至于开学两个多月，师生都不知道“彭令昭”到底是哪位。有一天，全年级学生正在阶梯大教室上杨晦先生开设的《文艺学引论》，系办公室的冯世澄先生举着一捆邮包走进来叫道：“彭令昭！彭令昭！谁是彭令昭？你的书到了！”大家正莫名其妙，只见林昭站起身走到冯先生身边认领了邮包。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林姑娘”就是真人不露相的彭令昭啊。

在北大，同学们都喜欢称呼林昭“林姑娘”。因为她来自苏州，恰巧“姓”林，且外貌清灵秀丽，身体弱不禁风，走路一摇三摆，说话嘴不饶人，性格柔中带刚，气质孤芳自赏，兴趣十分广泛，才华百里挑一，简直活脱脱一个生活版的林黛玉。北京学生张玲系北大西语系教授、哈代研究专家张谷若先生的女公子，也是林昭在北大时的闺中密友。见面第一眼，林昭就给张玲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条南式辫子吊在耳际，浅灰蓝色工装裤裁剪合身，白衬衣，体质弱，瘦长脸上长着一对南人那种灵秀的眼睛含着笑。”而同学孙文铄则是开学不久就领教了林昭的“刀子嘴”。那一天，三班同学在未名湖畔的石船上，为赴罗马尼亚留学的杨家春同学开欢送会。林昭唱了一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孙文铄在回宿舍的路上批评她不该唱这首有小资情调的歌，林昭立刻反问：“难道让我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孙文铄顿时哑然，知道这位女同学没那么简单。

不过，就算是在人才济济的北大，林昭的才华也很快脱颖而出。当时读大学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上课全凭听讲记笔记。林昭的笔记是记得最快最好的，字迹清丽，条理分明，成为同学们“对笔记”的样本。同班同学李天宠回忆林昭非常好学，有一次林昭与他一起乘电车返校，两人都没找到座位，只好拉着吊环站着。林昭与李天宠交谈了几句后，就从包里取出一本厚厚的书，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持书，就着车上微弱的灯光看起来了，全然不顾电车的摇晃和震动。还有一次李天宠应邀给同学们讲解围棋，林昭忽然问：“为什么这种棋要叫围棋？”李天宠随即用棋子摆出各种阵势，说明包围与反包围是这种棋的基本战法，所以叫围棋。结合当时正在学习的《矛盾论》，李天宠又阐述了围棋的棋理，以及内线中的外线和外线中的内线等。林昭听得十分入神，马上表示要向他学习。李天宠因此认为，林昭兴趣之广远在一般同学之上。北大四年，李天宠仅到过女生宿舍一次，还是偶然随陆拂为一同前往的。当时林昭正在房间的一角看书，见李天宠他们进来，只随口应酬两句就又沉浸到书里去了。李天宠从来没想到平时热情奔放的林姑娘，竟然也有这样“呆”的时候。

北大教授游国恩先生是当代中国古典文学大师。来自山东青岛的中文系学生张元勋证实，游国恩教授对林昭十分欣赏，曾建议系里将林昭从新闻专业转到文学专业，以后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但最后不知为何没有实现。张元勋回忆，自己有一次到燕东园探望身体不适的游国恩先生。游先生提起林昭顿时赞不绝口，说她勤学多思，是个前途未量的好苗子。张元勋在北大时住在十五斋。当时十五斋还有位新闻专业的男生叫买买提·塔吉里克，据说来北大前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系里指定林昭做买买提的“辅导员”，帮助他学习一些课程难点。林昭因此常来十五斋，与张元勋等也慢慢熟悉起来。张元勋与林昭第一次交往，是在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当时林昭在一盏不太亮的台灯下翻阅着一大堆线装书，张元勋注意到那是《毛诗郑笺》。

一起从图书馆出来后，走在南阁、北阁旁的幽静小路上，林昭若有所思地对张元勋说：“《豳风·七月》：‘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说的是什么？我看说的是女奴隶为奴隶主小姐作陪嫁奴隶的制度。她们陪嫁异国，就永远不会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伤悲’。古代学者早就指出：‘妇人谓嫁为归。’还说：‘诸侯之女称公子也。’可见‘公子’是贵族小姐，不是少爷。现在许多注本都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公子掳去，受到侮辱。’这岂不荒唐！”林昭又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我看整篇《七月》几乎用了极大篇幅描写了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林昭的观点让张元勋耳目一新，他当即明白游先生为什么对林昭褒奖有加了。张元勋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与沈泽宜放出了“第一枪”，成了北大“五·一九”运动的出头鸟。林昭入狱后，张元勋曾以“未婚夫”的身份冒险探监。

游先生对林昭的看重，后来也得到杨晦先生的证实。1980年12月12日，林昭平反追悼大会在北大举行的次日，张元勋和林昭妹妹彭令范一起拜访恩师杨晦先生。86岁的杨晦先生老泪纵横地告诉二人：“当年在讨论逮捕张元勋时，我是坚决反对的；当年在讨论游先生建议将林昭调入文学专业时，我是坚决同意的。”先生叹息道：“我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里难过！”稍停又说：“林昭是游先生看重的学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学术讲演，都是即席发挥，没写讲稿，事后都是根据林昭的记录整理成文的，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运动，林昭可能会成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专业也无妨于此！”

其实，林昭的才华哪里仅仅展现在古典文学一端呢？她从小就有成为作家的宏图大志，十来岁著文发表时已颇有文采。后来进入苏南新专学新闻、进入《常州民报》当记者，她又把新闻干得有声有色。就读北大新闻专业后，林昭满怀希望要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她的写作计划满满一大堆：要为瞎子阿炳写传记、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电影、要写一本《中国土改史》……而因为古、近、今体兼能，下笔有如神助，入学不过数月，她在北大诗坛便独领风骚！

1955年春天，北大学生会设立“群众文化部”，大力组建名目繁多的文学艺术社团，包括国乐社、西乐社、舞蹈社、戏剧社、美术社、武术社及北大诗社等。北大诗社集中了北大著名学生诗人，当时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赵曙光，社员有古典派诗人崔道怡，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抒情诗人薛雪，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林昭是诗词文赋俱佳，古今中外皆能，是这帮莘莘学子中少见的“全才”。林姑娘的美名由此兴焉！诗友聚会正仿佛大观园里的结社，每一次都热闹非凡、意趣盎然。林昭极爱与人斗嘴，她一出场必有一番舌战，有时候是争执，有时候是讨论；有时候猜灯谜，有时候忆亡书；有时候联诗句，有时候议古今……总之，非得把气氛弄热火了不可！那真是一段值得珍藏的黄金岁月啊。

北大诗社自成立起即出版月刊《北大诗刊》。初为32开小本，自1956年改为16开本，林昭与张元勋都被任命为编辑部成员，经常与校印刷厂打交道。林昭校对清样极其认真，往往在车间一呆就是半天，当时的厂长唐海宽先生对她的认真与细心佩服不已。1955年12月31日下午，全校已经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快乐里，林昭还在印刷厂的办公室里对《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的清样作最后校对。那一期张元勋和林昭同为责任编辑，走出印刷厂的大门时，夜幕已经降临，校园里播放着悠扬优美的轻音乐舞曲，学生餐厅的除夕聚餐宴会已将结束。来到大饭厅时，工人们已经在收拾餐桌，迎新年通宵化妆舞会马上就要在装饰一新的餐厅开始了！林昭和张元勋赶紧从窗口要了两份菜，两个人坐在角落里匆匆打发了肚子。元旦一大早，林昭和张元勋又及时赶到印刷厂，取走工人师傅连夜加班印刷出来的《新年专号》。专号封面为粉红色胶版纸，上面是一张林昭精心选择的刻纸图案：一个小女孩开心地提着一盏美丽的灯笼……

林昭对学习、对工作的认真还另有所表。当时林昭在《北大诗刊》只是兼职编辑，她的主要精力还在校刊编辑部，和女友张玲等负责校刊的文艺副刊。那时候，张元勋与林昭已经相当熟识了，可每回张元勋给校刊编辑部投稿，林昭都要品头论足一番，从不网开一面！有一次张元勋写了一组短诗，共三首，题为《阳春三弄》。自我感觉良好地送到林昭面前，林昭却大笔一挥说：“不用！”而且还这样那样地批评，让张元勋好不难堪。后来还是张玲施以援手，三首择其一而发之，还鼓励张元勋说：“忽然，夜风把湖心吹起涟漪，/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这大约是受了林庚先生诗风的影响吧！”即便如此，张元勋对林昭、张玲二位也不得不服，要知道她俩当时已频频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知名报刊发表诗歌了！林昭那首声援埃及、反对英美占领苏黎士运河的诗，张元勋还背得出来呢。

1956年秋，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这就是后来闻名一时的校园期刊《红楼》。《红楼》问世，《北大诗刊》停办。对编委会成员作了增补后，《红楼》公布了如下编辑阵容：

主 编：乐黛云

副主编：康式昭、张钟

编 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按年级高低顺序排列）。

林昭自此退出了校刊编辑部。加入《红楼》后，“红楼里的林姑娘”这一称谓越发地有名有实了。《红楼》编辑部一直没有自己的专用办公室，每次开编委会，都是临时借用学生会、团委会甚至党委会的办公室。而平时修改文稿、校对清样，一般都在林昭的宿舍——文科女生宿舍二十七斋二楼。一间宿舍住着八名女生，除了林昭，同舍的张玲、韩其慧后来也被打成“右派”，韩其慧最后早死于新疆。

1957年元旦，《红楼》创刊号散发着油墨芳香出现在北大学子面前，扉页是著名诗人林庚先生专为杂志创作的新诗：

红　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青

林昭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组诗《旅大行》，是其1956年暑假旅顺、大连旅行回来创作的。幸得诗人马嘶非常不易地保存了一张剪报，让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组诗的一首：

坦　克

一辆披甲的坦克巍然兀立，

在军事博物馆门前广场中，

炮口威严地向着前方直指，

九颗红星记录了它的战功。

传说它曾走过漫长的道路，

从柏林胜利进军到远东，

它辗碎了九辆法西斯坦克，

它的名字是军团的光荣。

当年是它首先冲入旅大，

把自由的欢乐带给群众。

人民要求让它留在这里，

纪念那苏军——解放的英雄。

它身边常有人徘徊不去，

传说也越来越增加内容，

人们满怀着深情与感激，

爱它——和它的千万个弟兄。

1956年8月 旅大

还有一首《石狮》亦创作于这一阶段，但具体背景已语焉不详：

石　狮

石狮你产自何处深山，

天安门前蹲踞了几十百载？

封建时代你年年看“丹凤颁诏”

五四，你却作了大会的讲坛。

当年示威的队伍向广场涌来，

年青人跳上狮座振臂高喊：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巴黎和会上起一声巨雷。

人们惊异地传说：石狮都在吼叫，

要把沉沦的民族魂唤回……

四十年风霜雨雪，你仍然健在；

阳光的节日，天安门红旗招展；

你看欢乐的队伍狂潮般从身边涌过，

对脱下镣铐的自由人民睁着笑眼。

啊，我的祖国，东亚威严的醒狮，

她不也正睁着自豪的笑眼看世界！

《红楼》第二期于1957年3月1日出版，林昭与张元勋担任责任编辑。林昭在《编后记》中写道：“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在这一期里，林昭发表了诗作《姑娘说——调侃“奖章诗”的作者们》：

姑娘说

调侃“奖章诗”的作者们

你说你在田边、路上、课堂里……遇见了我，

你马上就被我吸引住了目光，

因为我头发这么黑，眼睛这么亮，

“最主要之点”，我胸前挂着一枚奖章。

在田边我一定挂着劳动英雄奖章，

在道上大约挂着先进工作者奖章，

在课堂里当然是三好学生奖章，

如果在操场上，那就是劳卫一级证章。

你说你感到激动，似痴似狂，

爱情烧灼着你的胸膛，

但是你一句都不表白，

只因为我胸前有一枚奖章。

于是你变得苦恼而又懊丧，

怨恨自己工作不好，学习不强，

多没出息呵，胸前光荡荡，

配不上我这个戴奖章的姑娘。

亲爱的作者，你干吗非得要

在我胸前缀上各式各样的奖章？

你那可怜的抒情诗啊，

为什么总只能粘在奖章上？

看着你的诗，我不由得悲伤地想，

谁知道吸引你的是我，还是奖章！

假若这世界上没有了奖章这件东西，

难道你再无法把爱情歌唱？

《红楼》第三期是纪念“五四”专刊。编辑部成员几乎人人动手，争先恐后地奉献出最好的作品，其中自然少不了林昭。“五四”传统让大家激情澎湃，数十首诗歌如潮水般汇集而来，一下子就让“五四”专刊成了诗歌专刊——是啊是啊，没有诗歌的“五四”还称得上“五四”吗？没有诗歌的青年还称得上青年吗？让“五四”成为青年的热血吧，让诗歌成为青年的呐喊！

1957年5月4日上午，《红楼·五四专刊》在燕园隆重发行。首印一万册，一会儿便一抢而空。当天晚上，在北大东操场上，“五四”营火晚会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举行。北大党委书记在主席台上把第一支火炬点燃，递给站在台前二级台阶上等待着的一位同学。那同学接了火炬，转身将主席台下的数十支火炬一一点燃。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顷刻间整个操场成了一个火炬的海洋！火光映照着一张张年轻的脸，在这些脸上充满了渴望、激情和憧憬：啊！时代已经把“五四”的火种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能把自由、民主、独立的精神薪火相传下去吗？

掌声响起，欢呼暂息，“北大五四诗歌朗诵会”开始了！

诗歌朗读团的成员们早已把《红楼·五四专刊》的内容背得烂熟于胸。这时，只见他们训练有素地走上前台，款款深情地朗诵着一首首或激昂、或愤怒、或飘逸、或柔情的诗歌。在上千支火炬组成的光明之海里，这些诗歌引领着八千学子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那一天，林昭作为朗诵会的顾问，一直坚守在主席台的南侧。

面对着这光海、火海、诗海和人海，林昭静默着、沉思着。

最后，人们把火炬堆成一座火山！

冲天烈焰让八千学子热血沸腾，大家载歌载舞、纵情欢唱，直到晨曦微露、余烬渐熄，才依依不舍地渐次离去。

林昭与张元勋等人返回宿舍时已是5月5日的早晨，这天是星期天，不用上课。

天亮了，但整个校园仍然沉浸在梦乡之中，连晨曲也破例没有播放，实在是罕见的安静！

——噢，好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啊！

2、山雨欲来

1957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也是包括林昭在内55万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转折。

这一年的阳历除夕夜给张元勋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用诗情画意的语言描述了当天的场面——

1956年12月31日的夜晚，北大燕园内灯光如昼，可容纳八千人的大小餐厅，学生宴会之后，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空间是被香水喷过了的，弥漫着茉莉、玫瑰的芬芳！“迎接伟大的1957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夺目、充满伟大希望、铸定灿烂前途的日子！

其实正值严冬，北京的冬季其实奇寒，而北大儿女们的脸上都蒸腾着汗气。舞厅内灯光微暗而柔美，姑娘们的脸上大约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涂过了，在微暗的灯光中，却成了黑色。林昭与张玲也在这“无忧之境”飞翔。这八千北大学子不是楚之骄兵，而是天之骄子！

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典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响到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这八千子弟的第一句高呼，呼的是什么？是——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便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这位慈祥、正直、爱国、渊博的老人与长者，他又何曾料到这样的坦率、真诚、融洽、无虑的聚会，以后竟不会再有了！永远也没有了！他何曾料到：再过四个半月、五个月，这个栽着郁郁葱葱的针松圣诞树的大厅里，这悬挂着十个赫然金色大字的北京大学的天堂里会降下宙斯神火！一场史无前例的“引蛇出洞”之战，竟会在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决死之战、与国内蒋家骄兵的决死之战告捷八年之后，在新中国的复苏未久的战火焦土上展开，会在这八千“天之骄子”中展开！其心之快，其志之壹，可谓任何“回天之力”皆已不存！这是为马老所不曾料到的！于是，就在这八千骄子之中竟有1500人中计罹难，更有如林昭这样的正直、热忱、赤诚、爱国的青年男女死于枪杀，更不用详说那一支被逮捕、被开除、被远放、被驱走的不幸大军，他们浪迹天涯，背亲离戚，在荒原绝域、饥寒劳苦中熬尽了青春岁月，有的折磨摧残、英年而逝，有的苟活幸存也憔悴若痴，且年及衰颓、孑然孤苦，苍天不助！——在这1956年的除夕之夜，时光流向1957年元旦的临界时刻，这是马老，也是所有的人所不曾料到的！

马老的绍兴乡音未改，高呼着：“兄弟我给大家拜年！”一个穿着大红毛线衣、白色长裙的女同学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鲜花“项链”恭敬地戴在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掌声、欢呼声混成海洋！这时，马老率领校领导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学生中间，舞曲又重新响起，一个男同学跟在他的背后，把双手放在马老的双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则又跟在这个男同学的背后，也把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条“人链”连结而成，又似一列列火车，在祖国的土地上快跑。马老是火车头，在舞曲的优美的节奏里，他带领着这支中国一流的科学大军向前快跑！他率队而行，开始只在边缘，队伍像一条长龙蜿蜒蠕动，缠绕婆娑，光怪斑澜！他逐渐向中心盘旋，于是八千人组成的长龙，形成一个极大同心圆，又像一个极大的漩涡，八千骄子都坠入其中，而马老在这漩涡的最中心，豪情无限！

然而现实远没有回忆的那么美好，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悲剧，早在50年代初期便已初露端倪。及至1957年演变出“反右运动”、1966年演变出“文化大革命”，都无非是量变的过程而已。到了2008年的今天，随着国际形势的改变，随着专家学者对历史研究的深入，随着苏俄等国“绝密”文件的公开，我们不难洞悉那纠葛缠绕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真相。身陷历史泥潭者除了郁闷还是郁闷，而一旦把中国的活剧扩展到国际舞台上，我们便可以像疱丁解牛般打开那一个个历史死结。

1953年3月5日，共产国际的“铁腕老大”斯大林因病去世。同年9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世界格局开始悄然变动。

1954年，胡风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随即被毛泽东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胡风原名张光人，早年投身中共领导的文艺活动，但他在文艺思想方面同其他人有明显分歧，为此在建国初期曾受到文艺界批判。1954年7月22日，胡风向中央递交了后来被称为“三十万言书”的报告，详细陈述了他的文艺理论主张和对党的文艺政策的一些看法。1955年1月至5月，中国文艺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并由此发展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55年5月17日，胡风被公安部门逮捕。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批材料主要包括胡风与别人的一些通信。报纸另附了《编者按》指出，胡风恶毒地污蔑中国共产党，污蔑党的文艺方针，秘密地有计划地组织反党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猖狂进攻。这批材料公布后，国内掀起了批判胡风的高潮。从1955年1月到1957年底，全国有21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其中逮捕92人，隔离72人。正式确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绝大多数人在铁窗里度过了冤案岁月。胡风本人在“文革”中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彻底平反出狱时已精神失常。

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象，谴责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以及盲目的工业化措施。报告提出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赫鲁晓夫报告在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举世为之哗然。

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市（Ponznan）的“斯大林工厂”爆发了罢工游行，导致五十多名工人死亡。在全国此起彼伏的反抗局势下，10月，波兰执政的统一工人党决定召开中央全会改组政治局，推举1948年被逐出中央的前波共总书记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重新上台执政。哥穆尔卡追求独立于莫斯科的民族主义政策，因此斯大林时期遭到监禁。波共让哥穆尔卡复出的做法遭到苏联的反对，赫鲁晓夫强行干涉，并调动军队打算武力解决问题，两国几乎发生大规模流血惨剧。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波兰事件”。

1956年10月22日，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向匈党中央提出“十点要求”，要求将拉科西开除出党，由纳吉出任总理，按平等自主原则调整匈苏关系等。10月23日下午，布达佩斯高校学生开始游行示威，工人和市民陆续加入，一些示威者与保安部队发生了冲突。匈牙利人民要求的不仅是民族主义，而是直接推翻共产党统治。为此苏联进行了血腥镇压，于11月4日出兵平息了骚乱，纳吉被捕并被处死。在整个事变过程中，约有4000余名匈牙利人丧生，直接经济损失达220亿福林。1989年之前，匈牙利政府一直认为这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1989年为事件平反，认为它属于“人民起义”。“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正在中国访问的一个匈牙利文艺团体无法回国，不得不在中国继续演出。在此期间，该团曾到北大演出，匈牙利人的茫然、无助让北大学生十分震撼。

北京大学是一所国际性大学，既有来自苏联、东欧等兄弟国家的留学生，也有海外华侨慕名而来，同时它还是高级干部子女云集之地。再加上自觉承担民族使命的“五四”传统一直绵延不息，因此，不管是国外政治大事，还是国内小道消息，都会在第一时间在燕园悄然风行。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发布“秘密报告”后，世界各大媒体都以最快的速度铺天盖地地报道这枚“重镑炸弹”。可中国大陆的所有“喉舌”，连一个字也没有泄露，大大小小的报纸杂志仍然千篇一律地传递着党的声音。然而，冰山的一角还是不可遮挡地暴露了，北大学子被震得目瞪口呆。

林昭的同学、中文系归国华侨陈茂强熟谙英文和印尼文，通达俄语和法语。1957年春，他秉承支部领导的意图借出了英国的《工人日报》，翻译了“秘密报告”。当时听报告的人，本班的、外班的、外系的同学挤满了屋子和走廊，他边读原文边翻译。赫鲁晓夫说：“我们之所以作秘密报告，是因为我们不能在敌人面前公开洗自己的臭脚布。”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一个暴君，一个嗜杀狂，是一个独夫，是淫棍，他把列宁时代的党中央委员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清洗、杀害了98%；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谁反斯大林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祖国；赫鲁晓夫说斯大林靠着地球仪指挥战争，根据纪录影片来指挥农业；赫鲁晓夫说在斯大林的想象中，集体农庄庄员家庭会餐时，肥鹅压塌了庄园的餐桌……

北大“右派”学生陈奉孝也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数学系年轻助教任大熊从图书馆借了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那上面刊有这份报告，因为文章比较长，由任大熊、陶懋颀和我三人各取一部分翻译了出来。整风运动开始后，认识了林希翎。她说她能搞到这份报告，中央委员都有，她的男友是胡耀邦的机要秘书，可以弄出来看看。后来她真的把这份报告拿给我们看了，我们将它与我们翻译的核对一下，准备以《广场》特刊发表。后来反右开始，《广场》仅出了一期就夭折了，这份报告始终也没刊印出来。当然，后来中苏两党决裂，中国报纸也全文登载了这份报告。不过这件事成了任、陶、林和我的一大罪状。林的男友以泄密罪被判七年徒刑，任大熊被判无期，后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陶先生也被打成右派，受了不少磨难。”林希翎是由部队调干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保送生。1957年前后,她已从新闻系毕业并当过一段《中国青年报》的实习记者，又回到人大读法律系的研究生。后来，林希翎在1957年四处演讲，成了家喻户晓的学生“右派”。至今仍然活在世上没有改正的“右派”，只有林希翎一人。她真名程海果，林希翎是她的笔名。

“秘密报告”及东欧事件仿佛一盆凉水迎头浇来，让林昭这些天真的青年清醒了不少，并促使他们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斯大林这一巨大偶像轰然倒塌，想起当年头系白丝带祭奠斯大林，想起自己经历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反思自己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林昭渐渐发现自己的爱与恨是一盆浆糊，甚至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出现了混乱。她回忆起土改时有人曾逼迫她揭发父母的问题，她不得不写了一些无中生有的材料。为了应付经常不断的“洗脑”，她也学会了口是心非、上纲上线。难道革命就是要把人变成非人吗？难道共产党就是要推行强权政治吗？难道共产党人就是错了也是对的吗？……想到这里，她不禁哭了，她不由地在给母亲的信中忏悔道：“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她向母亲发誓：“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大学期间，林昭与父母的关系进一步缓合。母亲许宪民曾到北京探望过女儿，并给其好友张玲等带来了江南美食。

后来，林昭曾对甘粹忆及自己对斯大林的反思：“我过去对斯大林印象很好，苏共中央对斯大林的批判，我还很生气。但到我看到这个秘密报告以后，才看穿了斯大林，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暴君。基洛夫被刺死和斯大林有关，他又利用这事件进行红色恐怖，制造列宁格勒事件杀党政军领导人。斯大林在自己的后半生中大搞个人崇拜，一个人说了算，独断独行，将肃反扩大煞费苦心，杀了77万人，其中至少有72万人是冤枉的。我很同意南斯拉夫关于个人崇拜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的意见。人们骂铁托·卡德尔是修正主义，可是论点苍白无力！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中国也在搞个人崇拜，臧克家说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还是伟大的诗人。奉承为伟大的诗人，多肉麻！又有人说毛泽东是书法家，说他的字最好，我看不见得。总之，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样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主义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毫无疑问，林昭不可能把这些想法表现出来。无话不说的好友倪竞雄已不在身边，其他朋友一时间还无法交流如此深刻的问题。因此，她只能更深地埋藏自己。学长马嘶也是当年《红楼》编辑部的成员，他印象林昭那些年很沉静，郁郁寡欢的，真有些像寄居在贾府中的林妹妹。除了思想上的痛苦，林昭还有感情上的痛苦。在北大，林昭暗恋上才华横溢的中文系男生沈泽宜，而且一恋就是三年，但沈泽宜却对林昭“不来电”。而有其他男生向林昭示好时，林昭又无动于衷。林昭因此很受伤害。有一阵子，林昭变化明显，由风趣机巧变得沉默寡言，羸弱的身体越发显得单薄，脸色经常是病态地苍白。她平时酒量不小，那段日子更要时不时地以酒浇愁。张玲忙碌无暇，她就形单影只地独来独往，有时在未名湖畔把酒迎风长歌当哭，有时在圆明园废墟上孤身徘徊直到深夜……这些表现自然被那些“积极上进”的人看在眼里，组织于是动辄找林昭谈话，或语重心长，或劈头盖脸。总之是批评她有“小资产阶段情调”，离党的要求越来越远，警告她“不要与单纯的小青年过于接近，以免对人家有不良影响”。这些打击让林昭难以为继，有一天她不得不在宿舍里“黛玉焚稿”，一边哭一边把珍爱的日记一页页烧毁！

沈泽宜晚年在回忆录《北大，五月十九日》中专门写有《我和林昭》一章，他这样描写了与林昭“摊牌”的经过：

57年早春的日子，具体是哪天现已忘却。地点是在27斋女生宿舍后面通往棉花地操场的路边，旁边是一大堆供修建用的两三米长的圆木料，上面还覆盖着残雪。这点我记得非常清楚，因此可以断定是开学不久一个早春的日子。

两人见面后，有一段时间默默无言；然后林昭开始说话。她把自从遇我以来三年中积聚在心的情感用简单明确的话一次性倾吐，期望能得到我的回应。现在，轮到我来正视事关两人命运的重大问题了，我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窘境。窘境不在于决定本身，而在于我应该怎样回答才不致让林昭伤得太深。想了想之后，我不得不说出一个残酷的决定。我对林昭说她的错爱让我满心感激，跟她的友谊是我迄今为止短暂的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但我的确从来没有往其他方面想，而我自己也深陷在爱的苦恼之中，不得不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希望两人之间仍然能够保持像过去那样的友谊。

林昭听后，眼泪开始默默流淌，然后指着身边的那堆木料直呼我的名字说：‘沈泽宜，我现在正站在山洪冲下的一张木筏上，我不知道它会把我冲到那里去。你正巧站在岸边，一伸手就可以把我拉上来——可是你不肯。’

如此沉痛的话语从林昭的口中说出，我觉得全身震动，心里难过得想哭。但我又怎么能够虚伪地接受她的爱，或者模棱两可地加以敷衍、搪塞？我是万不得已才狠狠心说‘不’的，不忍林昭在无望的等候中空耗年华。如此漫长的三年对林昭来说是一场苦心孤诣的空白等候，完全有权得到的幸福如今成了一地碎片。罪魁祸首是我，而我是无辜的。在我和林昭之间，三年来我所小心维护的是一份珍贵的友谊，而在友谊和爱情之间，我无法也不想跨越这段距离。

《红楼》创刊号是1957年元旦之晨与北大师生见面的。在刚刚结束了新年通宵舞会的大餐厅门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红楼》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人围了一圈，人人争购新期刊。林昭与发行组组长李鑫与其他同学一起在那里忙碌着，内心洋溢着成功的满足和喜悦。创刊号的封面采用了一幅木刻版画：一个头戴草帽的牧羊人驱赶着羊群走下山岗，他抬头侧望天空，仿佛正在观察云情判断天气。此时此刻，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若隐若现的雷声仿佛远远地传来……而版画题目则是意味深长的“山雨欲来”四个字。现在已无人说得清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张木刻作为《红楼》创刊号的封面，但图文相联，不正应了“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古诗吗？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莫非有人已经预见到1957年必将是个风雨大作的年代？山雨欲来，山雨欲来，“反右运动”是怎样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怪诞风雨啊！这一封面给读者留下了不俗的印象。没过多久，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冯三浩等八人，还以“山雨欲来风满楼”八字打头，联合创作了一首盛赞《红楼》创刊的诗。诗云：

山外迷茫青峰暗

雨云汹涌似波澜

欲为燕园浇春色

来滋百卉美江山

风出谷中清且冽

满地新苗尽开颜

楼头诗客豪兴起

赋就红楼诵再三

尽管上天以各种方式发出了“山雨欲来”的警告，甚至不惜假借某位编辑的手，让《红楼》创刊号发出了“山雨欲来”的呼号，但是执迷不悟的人们仍然无可挽回地走向自己的悲剧，直到凄风苦雨把五十五万华夏精英逼至绝境。

关于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反右“阳谋”，现在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常识性史实：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人士众多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四小时的话。他首先批评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他说中国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要大家起来批评共产党、监督共产党，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表现得真挚恳切，仿佛民主党派如果不批评共产党，就是不真心拥护共产党；全国人民如果不监督共产党，就是不把民族的利益放在心上。这次讲话的录音事后还专门扩散出去，放给不在场的民主党派人士听。

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再次对民主党派讲话，请他们批评中共，特别声明“言者无罪”。

1957年3 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当年要在党内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鼓励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向共产党提意见或建议，揭开“鸣放”序幕。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容易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

1957年5月4日，毛泽东发布“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中共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

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阴谋开始只对少数亲信透露过，其中包括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57年4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对柯庆施等人说，他欢迎批评共产党的讲话已经使知识分子从犹豫变得开朗，开始“鸣放”了。他说：“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让他们骂几个月！”“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说明之所以允许报纸刊登鸣放言论，“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指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5月1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表示全党对批评暂时不要批驳，以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毛泽东的“阳谋”是如此奏效，以至于全国人民都欢喜雀跃，以为自由民主的春天终于来到！

此时此刻，林昭的内心虽然仍有隐痛，但还都在她可以忍受、可以逃避的范围。无论如何，生活还在继续，春天毕竟美好！她还对未来充满希望！1957年4月26日，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之际，林昭在悼念文章中充满激情地写道：“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片光明来！”

因为《红楼》的一些作者将要毕业，马嘶等几位学长编委也离校在即，“五四”之后，大家酝酿着搞一个联欢活动，并一致同意游览颐和园。5月12日是5月5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但那天中文系要开运动会。除了西文系的王克武，其他《红楼》成员全是中文系学生，自然一个不能少都得参加运动会。这样一来，游园只能后推到下一个星期日——5月19日。

5月19日那天春光明媚，气候宜人。马嘶、李任、孙克恒、薛雪、康式昭、谢冕、任彦芳、杜文堂、张钟、林昭、张元勋，11位北大诗人从西校门出发，乘332路公交车来到颐和园。入园后，大家沿着知春亭向北，经长廊至排云殿，登佛香阁至智慧海再至后山。最后，经过苏州河，从后门步出颐和园，然后乘车返校。回校已是傍晚5点多，正是师生晚饭的高峰期。

那天林昭带了个120相机，一路上给大家拍了很多照片。现在只有一张知春亭畔的合影幸存在张元勋手中。这张照片成了历史的见证：林昭他们曾经有过宁静的校园时光，那是在1957年5月19日之前。

3、“五·一九”风暴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

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

太阳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

无法遮拦，

因为

它的火种

来自——

“五四”！！！

是时候了，

向着我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这首诗名为《是时候了》。

这首诗收进了《中国新文学大系》。

这首诗后来成为北大“五·一九”运动的标志。

1957年5月19日，这首诗发表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山墙上。

这面山墙很著名，它有个约定俗成的称呼叫“三角地”。

1957年5月19日中午，一幅白底红字的标语垂直悬挂在大饭厅朝南的窗户上，这是北大“五·一九”运动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匿名写的，落款是“历史系一群学生”。没有标题，内容是：“全国开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因为正值开饭之时，这张突如其来的大字报自然吸引许多同学围观。

数学系学生陈奉孝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回宿舍约集了张景中、杨路、钱如平等人写了另一张大字报，标题为《自由论坛》，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五项主张。

哲学系的龙英华在大饭厅马路东面简易宿舍墙上，贴出了一张简明扼要的大字报《一个大胆的倡议》，建议开辟民主墙，以便同学们各抒己见，助党整风。还有人在大饭厅东墙偏北角落里张贴了一一张信纸般大小的“小字报”，标题是《向党委的宗派主义倾向进一言》。内容涉及到北大学生几乎人人关心的一个话题，即留学生选派问题。文章说选派留学生第一关要过的是政审关，那些被选中的幸运儿在班上的成绩大多中偏下。如果派出去的是这样一些留学生，怎么能够把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多快好省地介绍到我国来？再说把成绩优异的学生排除在外，将严重影响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违反了对青年学生一视同仁的原则。

这下炸了锅了！傍晚，前来就餐的学生里三层外三层把“三角地”围了个水泄不通，不少人是端着饭碗边吃、边看、边议论。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沈泽宜也端着饭碗挤在人群中，看到大字报他心绪难宁，产生了想说话的强烈愿望，而且首先想到的是写诗。

沈泽宜，1933年生于浙江湖州，1953年考入北大西语系，1954年转至中文系。他英俊儒雅、能歌善舞，曾荣获北大跳高冠军，还曾连续两年以全优成绩作为校级优秀生受表彰。林昭暗恋这个才子三年，沈泽宜却始终视她为诗才杰出的学姐。1957年春，沈泽宜因急性阑尾炎入院开刀，林昭每天默默前往医院打探，却不让沈泽宜知晓。这段感情在沈泽宜明确谢拒后，不得不无奈结束。1979年，当沈泽宜意外获悉林昭早已命归黄泉后，他陷入深深的悔恨中：“要是早知道林昭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当初两个人在五七年春天的那次对话我完全可能有另一种决定……”

当天下午6点多多钟，沈泽宜与好友张元勋将合作的长诗张贴在大饭厅东墙。横空出世的《是时候了》顿时在北大掀起十二级巨浪！这首诗激情洋溢，号召人们是时候了，去参加战斗，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三害”发起猛攻。《是时候了》文采斐然、激情万丈，不少人看了拍手叫好，称赞张、沈二人是才子。也有人心里犯起嘀咕，摩拳擦掌准备反击。

5月20日下午，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又贴出一张令人惊疑的大字报《一株毒草》。他说共产党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鸣放中难免有毒草出现，怎么办？把毒草锄掉当作肥料就是了。这张大字报是从哲学上来批判“三害”，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的。谭天荣平时酷爱哲学，读过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大量经典著作。当时有人找他辩论，他能背出大段的原文，并指出在哪本书的哪一页，这的确使不少人惊叹不已。这张大字报不仅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也引起了不少老教授的兴趣。

相隔一两天，哲学系又冒出了龙英华和叶予胜。特别是龙英华，他跟谭天荣一样，也从哲学角度论述“三害”产生的根源并进行批判，立论之严谨似乎比谭天荣更具说服力，故人称“小小考茨基”。不久，物理系沈迪克（化名谈谈）贴出大字报批判北大党委的宗派主义，严仲强贴出大字报《自由主义者宣言》，对共产党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批判，提倡思想自由。刘奇弟在大饭厅南门贴出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取名为《为胡风招幡》，要求为胡风平反，因为当时谣传胡风已死在天津监狱。

与此同时，西语系又搞了一个“三害”控诉会。组织者是贺永增和助教周铎，控诉人是一年级新生顾文选。顾文选原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全国肃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曾亲眼看到大量无辜者受牵连遭迫害。顾文选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遭受严刑拷打。幸而中共后来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口号，顾文选才侥幸获释，最终有机会以社会青年身份考上北大。顾文选的控诉实际上是揭露公安系统的残暴，听得与会同学都哭了。

化学系的李燕生非常喜爱文学，能背诵大量的古诗词。他模仿“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的古诗，改写了一首“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处空余民主楼”的诗贴在了山墙上，别人的大字报想盖也盖不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夜，李燕生还用扫帚蘸着石灰水，在好几条马路上写了“民主路”、“自由路”等。

然后，谭天荣继续贴他的《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退回声明》。他在广场上发表演说并与人辩论，认为现在的一些做法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很多人没有读过马恩原著却对经典断章取义、妄加解释，这些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谭天荣一石激起千层浪，马上成为全校的焦点人物。

……

……

……

北大沸腾了！

北大爆发了！

北大燃烧了！

自5月19日起，北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三五成群的学生，大家在议论、在争辩、在思索、在观察……第三阅览室平时人满为患，有同学为了早占一个座位，开饭前就把书包提前放下。可5月19日以来，第三阅览室差不多总有一半的座位空着。是啊，这不是静心读书的时候，这是参与历史、书写历史、改变历史的时候。面对一张张把问题推向深入的大字报，大家每天都忍不住扪心自问：身为北大学子，你准备好了吗？民主运动如火如荼，你能为民主奉献什么呢？是的，这是一场民主运动。北大学子从一开始就让“五·一九”具备了历史的高度！

在这些率先鸣叫的“出头鸟”中，沈泽宜、张元勋和谭天荣都是林昭的挚友。早在1954年秋天的“迎新舞会”上，林昭即与来自湖南的“穷小子”谭天荣相识。林昭对谭天荣颇为欣赏，慢慢地二人以姐弟互称。谭天荣回忆：“在林昭和我的谈话中，大部分时间是她说我听。我喜欢她说的内容，更喜欢她那新闻报道式的简捷的叙述方式，还有她那悦耳的口音，那是苏州方言与普通话的一种奇特的结合。我说话的时间不多，她似乎也喜欢听我说话，至于我说的内容，倒未必给她留下多深的印象。她的话题源源不断，很少接我的话茬。”“她似乎能背诵整部《红楼梦》，我也看过《水浒传》的各种版本，谈起中国的经典名著，似乎旗鼓相当。后来谈到哲学，我就成了‘梅兰芳’了。”谭天荣记得林昭说过她妈妈极为能干，她弟弟聪明绝顶，她还有一个妹妹，很注意打扮。有一次，林昭给谭天荣看一封弟弟的来信，上面有妹妹的批语。弟弟说：“姐姐有了稿费，别忘了给弟弟一点。”妹妹对此的批语是：“无耻之尤！”后面还署名“妞”。林昭说：“家里确实困难，但妈妈对弟弟也太严了。”林昭说她很喜欢猫，她家里的人有时也称她为猫。她说有一次把弟弟惹急了，弟弟冲着她狠狠地说：“杀猫吃猫肉！”林昭说她曾经有一个小名叫“苹苹”，她很喜欢这个“苹”字，似乎对“苹”、“萍”、“颦”、“蘋”等字都有好感。

林昭与谭天荣有过几次长谈，一起讨论过辩证法等哲学问题。1956年秋天，谭天荣正在研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有一次谭天荣对林昭说，在自然科学领域，关键在于掌握辩证法，而现在唯物与唯心的对立强调得有些过分了。林昭说，在英语中“唯心主义”与“理想主义”是同一个字，唯心主义者往往更看重精神，也更心软。谭天荣微微一笑，不置可否，然后他问林昭怎么理解辩证法。林昭的回答可以通过政治课考试，显然是读过《联共党史》。

谭天荣又问：“你不是很会举例吗？能不能举一个用辩证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

林昭微笑着说：“你能举例子，是吗？”

谭天荣说：“昨天我从《自然辩证法》读到一个例子：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对立的运动在先进民族的一切存亡危机的时代表现得特别显著。在这个时候，一个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非此即彼！1851年，法国资产阶级就走到了他们意料不到的岔路口：或者是帝制复辟和一群流氓对法国的剥削，或者是‘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群流氓面前，以便在他们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恩格斯这里说的是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通过政变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历史事件。”

林昭皱了皱眉头：“在我的印象里，‘非此即彼’是一种反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无论什么事，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没有中间状态。照你这么说，‘非此即彼’倒是辩证法的一个特征了。”

谭天荣说：“恩格斯也说过，除了‘非此即彼’，辩证法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互相过渡。但是，恩格斯在这里说的不是思想方法，而是历史进程。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当一个社会面临‘非此即彼’的岔路口时，事变的结局往往取决于微小的偶然因素，这种微小的偶然因素甚至可能是某一当事人的‘一念之差’。”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说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吗？照你这么说，‘伟大人物’能改变历史的方向了。”

“我没有见过马克思或恩格斯在什么地方把‘人民群众’和‘伟大人物’对立起来。但我倒是常常听说，历史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吗？”

“是的，恩格斯说过：‘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这不是矛盾吗？既然某一伟大人物的一念之差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进程还有什么规律可言呢？”

“问题就在这里，辩证法不是研究矛盾的吗？我对‘正与负’‘阴电与阴电’等抽象的矛盾没有兴趣，只有刚才的我们说的那种问题才引起我的思考。”

“你解决了这一问题吗？”

“是的。”

……

……

……

谭天荣的“马克思主义”让林昭闻所未闻。林昭喜欢喝酒，高兴时喝上一杯，难受时也喝上一杯。下一次谈话时她喝了一点酒，借着酒兴对谭天荣说：“我很佩服你的才能，可就不知道你有几分真才实学，几分言过其实。我周围都是才气横溢的人，无一例外，但都是学文的，你是我的第一个理科的朋友。”

1957年春天，林昭与谭天荣又有过一次长谈。那天林昭问谭天荣：“你们物理系不是学习负担很重吗？你怎么有时间读那么多经典著作？”

谭天荣答：“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的中心点是辩证法。不掌握辩证法，读多少遍也不得要领，掌握了辩证法，读起来就能过目不忘。我认为自己掌握了辩证法。其实，我并没有用很多时间读经典著作，读的经典著作也不多。但我相信自己读一点，就懂了一点。”

“你是怎么掌握辩证法的呢？”

“通过物理学的发现。”

“你在物理学上有新发现吗？”

“有！”

谭天荣以为林昭的嘲笑会接踵而来，但她没有。她的眼睛突然变得阴暗而抑郁，似乎从心的深处涌现出一种难言的悲哀。过了一会，她问：“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痛苦在身体里翻滚，似乎只要割开一个口子，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谭天荣无语。

林昭说：“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名扬天下，大有作为。我想那时你的妻子不会是我，我只希望你别忘了我这个姐姐。”

谭天荣无语。

这次谈话没多久，谭天荣即公开在校园里张帖大字报、发表演说。林昭由此更对这个小弟刮目相看，她认为谭天荣独立思考、不墨守成规，是一个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敢于触动权威、富于创造性的人。1957年5月22日，林昭在日记中写道：

昨天晚上，谭天荣在学校的广场上发表了令人神往的演说，并和一些同学展开辩论。今天这种方式便推广了。学生会设立了有扩音器的辩论台，到处是一团团的人群，有的边拿着饭碗边听演说。演说者针锋相对、慷慨激昂、畅所欲言。听众多至千人，少则数十人。群众高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这里真正贯彻了。人们提出了多少值得党深思的问题啊！

在辩论会上，谭天荣发表了他的一些别开生面的见解。他说：“……我曾痛苦地思考过，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经典著作。我发现一八九五年以后，马克思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而毛泽东的‘再论’都把它归结为‘人们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我是从物理学本身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已经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沫若等，在哲学科学和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世界，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

接着，谭天荣又说道：“我们现在正处在各种发展的质变阶段，私有制向公有制复归，教条主义与反教条主义二条战线的斗争。在中国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之相互渗透。在这伟大的转变时期，在我看来，现在有三种力量已经形成了一支可怕的百万大军：

1、那些认识了历史必然性，为真理而战的战士。

2、那些象树叶一样被蹂躏的人们（无辜的被损害者）。

3、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的魔鬼们。

这支百万大军在一切领域内为自己开辟道路，谁要是阻挠，就是毁灭，一丝一毫也不差的毁灭。我们——青年同学应该属于第一种人。我们有责任在大力支援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学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让我们行动起来吧！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既然我们的愿望是合乎理性的，那么它早晚会实现的。我们没有权利有一分钟放松战斗，不要动摇，不要胆怯，不要怀疑，咬紧牙关，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自由、理性、人权万岁！……”

偏激到狂热程度的谭天荣使我发生了兴趣。我不能不震惊，面前也许是个不平凡的人。他能独立思想，不墨守陈规，敢于提出自己新颖的见解，敢于触动权威；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如果说世界上有天才的话，这或许就是天才的起点。是的，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科学向前推进一步以至一百步。教条主义者除了学舌的鹦鹉那样，不问什么时候都重复徉 “八点钟、八点钟”以外，还能给人们什么呢？我满怀喜悦地注视着这位同学，他微黑的脸孔架着黑框眼镜，眼里射出桀傲不驯的光芒。

“五·一九”以后，林昭和谭天荣同时被卷入狂潮，处在风口浪尖上，甚至连见面点头的机会都很少。直到“反右”运动晚期都被划为“右派”，才重新有过约会。记得在一次舞会上，二人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

在罕见的“五·一九”暴风雨中，林昭在干吗？她会袖手旁观吗？当然不会！以她的性格，她必然会在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林昭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昨天出现了第一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党整风的建议……夜里，大饭厅前出现了更多的大字报。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5月20日，中文系新闻专业一年级三班部分同学贴出长诗《我们的歌》，明确反击《是时候了》。林昭不满《我们的歌》那种专横跋扈的态度，为表示对沈泽宜、张元勋的支持，她连夜写出长诗《这是什么歌》，凌晨贴于东墙。第二天，《我们的歌》作者发表声明“休战”，“诗战”至此告一段落。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56级学生韩乐群在日记中存留了林昭的《这是什么歌》：

这是什么歌

这是什么调子

“我们的歌”唱者

请原谅

我

（并且

还不只我一个）

指责这种凌人的盛气

他们是不是

你的伙伴，你的同志

“为什么

不能用

柔和的调子”

为什么

非得搬出

这么一大堆

吓坏人的名词

疯狂、歇斯底里……

几乎，就差一句

“反革命分子”

是啊，也许

你不曾有过

那样的日子——

背负着沉重的

歧视、冷淡和怀疑

在

凝定的孤寂里

惘然徘徊

不知道哪儿有

不沉的水

不眠的长夜

一口口

独自吞着苦泪

也许你

一直在青云里

什么是不平、愤慨 忧伤

和你全无关系

所以你缺乏那根

“沉重的琴弦”

也怪不得你

教育关怀我成长的

也是

共产党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党只教我唱道

“咕咕咕，叽叽叽

你真光明，真美丽”

如果，他真受过委屈

就让那基调

“仿佛是白毛女伸冤”

又有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

“和昨天对比”

难道说

只要比昨天好一点

就完全合理

对党的

缺点

要不要“高声疾呼”急雨

我没有考虑

但是，同志，对于你

如果有一阵急雨

当作你的清凉剂

我倒觉得那是

再好不过的事体

是时候了！

“要严肃地想一想”

应该怎样正确地

帮助同志

如果我们爱同志

“首先想到的”

就会是亲切的帮助

而不醉心于

指手划脚的

满脸义愤的

煞有介事的

自鸣得意

真理的力量

决不在于

维护真理者

姿态的傲慢

因为你

（即使你当仁不让

舍我其谁）

毕竟不能代表真理

大概在5月23日前后，沈泽宜和张元勋又在民主墙上张贴一期新的大字报。二人跳上跳下忙得正欢，林昭忽然来到他们面前，帮忙把糊好的纸一张接一张递到沈泽宜手上。那天，林昭上穿一件长袖白衬衣，下穿一条带背带的浅灰色工装裤，左右两根小辫，清新素雅，神态自若，甚至眼含微笑。在整个运动期间，沈泽宜对林昭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他觉得林昭已经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更不能因政治运动遭受连累。而且按他当时的观点，本应受到呵护的女生最好在一旁观看，能默默表示理解和支持已经足够。没想到，林昭却公然站到他们旁边，还笑着说：“你们两个桀傲不逊的叛逆者，写的字怎么那么规矩？”这是林昭留在沈泽宜耳中最后的话，当时他心里一动：“当时正是两军对垒、论战剧烈的时候，已经有人把我们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这样紧急关头，曾被我婉拒的林昭却和我站在一起！我重新打量眼前的林昭，三年来我是否从未触摸到她性格中最宝贵的东西？是否完全漠视了她内心奇特的光辉？我是否对她做了一件世上最愚蠢的事情？这样的念头虽只一闪而过，但一股爱与感激的热流已让我全身觉得温暖。”

经过一段时间各行其事的“争鸣”，北大“右派”学生有了自己的统一组织“百花学社”，社长谭天荣，社刊为张元勋主编的《广场》杂志。《百花学社成立宣言》表示，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底。《广场》则宣称其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传统，提倡学术自由，不论右派的文章和反右派的文章，凡是有一定水平的都登。张元勋向林昭约稿，林昭也非常支持地以“任锋”为笔名，为《广场》写了长诗《党，我呼唤》。林昭还公开发表其他文章和诗歌，称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北大得到了贯彻落实。“右派”厉兵秣马，“左派”也没有闲着。事实上早在第一张大字报面世，北大“左派”就没有一天停止过对“右派”的攻击。张元勋的回忆录里留下了这样一个典型场景，那一天林昭公开捍卫张元勋的言论自由。谁知道一语成谶，“刀在口上”成了她惨烈命运的预言：

1957年5月22日，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在进行。方圆一百米之内全是人，夜色浓黑，正是“月黑雁飞高”的夜晚，大有“闻其声不见其人”之状。短兵相接，发言者站的是饭厅的餐桌，大家都正年轻，无需阶梯，一抬腿便可迈上。讲毕，一步便可跳下，几经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顿足，往往语未毕讲话者便与桌子一起倒翻于地。于是第二张餐桌又继而用之。据餐厅管理员说，那一夜十余张餐桌报废。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三天来的文字交锋，激化成当面相稽。那一夜，已经形成了“群体力量”的“反右派斗争”大会。所谓“群体力量”是说一群后来标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时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论”反击。一些发言已提到“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严肃课题，开后来扣帽子恶劣行径的先河。

正当“左派”群起攻击张元勋的时候，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此前的男声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颇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新意，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化作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勿庸再问。

“我是林昭！那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这天夜间，林昭在未名湖畔的迷茫夜色中向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23日，张玲问张元勋：“林昭昨夜喝了多少酒？”张元勋愕然。张玲接着说：“她还醉着，枕头上全是红色的酒。”这次酩酊大醉让林昭僵卧了两天。苏醒后，她在一张破纸上写了十二个字：“天之杌我，如不我克！此责其谁？”“天之杌我，如不我克”语出《诗经·小雅·正月》。《正月》是一首忧愤之诗，诗人忧国哀民，愤恨小人当道，遂发出了孤独无援、进退维谷的呼号。而从那天起，林昭忽然一改往日的凌厉，她什么话也不说，什么文也不写，每日把自己封闭在幽静似铁、霉味可人的善本书库里静读。

就在林昭醉卧未醒的时候，23日，“左派”学生江枫以《致林昭同志》为题贴出了大字报。江枫不久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接着，林昭开始在班级里遭受批斗：

向左！

向左！！

向左！！！

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

举起我们的枪口：

向右！

向右！！

向右！！！

5月23日，林希翎来北京大学演讲，林昭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

林希翎，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姑娘，今天来到我们学校参加三千人的辩论，发表了许多令人吃惊、羡佩、高妙的言论。她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装，她讲了一会儿，脱掉外衣，露出白色的水手上装，头上翘着两只白蝴蝶结，一口气讲了十三个问题。她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不同意，有的高级干部还中途退席。因此，中央最近就要‘收’了……一切统治者都有共性的局限性，一旦执政就要镇压人民……我们现在过的不是真正人的生活。她认为整风是改良，我们不要改良！要作根本的改革。林希翎的讲话把未名湖的风浪推向了高潮。有人反对她，说她是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动性言论。但也有人称赞她，甚至高喊‘林希翎万岁！’说什么‘我愿和美丽的林希翎携手前进’。总之，她一夜之间成了新闻人物，成为大家谈话、辩论的中心。

林希翎的确是一个相当‘泼’的姑娘，尽管她的讲话、措词比较尖刻，情绪偏激，有些地方说得太过分，不够严肃，但我认为她的心是善良的，是有着一股对于黑暗和丑恶的憎恨，以及对于美好社会生活追求的热情，这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特性。人类的心灵应当一代比一代美好，正是依靠这种美好的心灵，我们才能够把人类引向共产主义。当然，我们年轻人是狂热的，不成熟。但是，在生活的浪涛中，我们会成熟起来。现在主要任务应当是广泛开展自由争论，全面揭露矛盾，使人民从盲从的睡梦中苏醒过来，根除三害，拥护一个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及一个最正确的领导。在我们的国土上建设成为方志敏烈士所说的‘到处都是活泼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代替了悲叹，笑脸代替了苦脸，富裕代替了贫穷，健康代替了疾苦，智慧代替了愚昧，友爱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代替了死亡之悲哀，明媚的花园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5月25日林昭日记记录了刘奇弟大字报及其引发的争论：

……昨晚十一点开全校党员大会，十二点才散会。据回到宿舍的某同学（党员）谈：会上，党委书记江隆基对当前整风情况作了分析，认为：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体党员虚心耐心地吸取群众的意见，不要沉不住气，要继续支持大鸣大放。

这两天来，的确大鸣大放了。同学们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大字报的墙上贴出了刘奇弟同学为胡风鸣不平的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分子》：

风啊！风啊！

为何今才整？！

人啊！人啊！

为何还不醒？！

铁窗禁贤良，

天昏地也暗。

忠臣血洒地，

鬼神俱哭泣！

刘奇弟同学这张大字报一贴出，就遭到一些正统先生们的谩骂和攻击，可又不敢公然亮出自己，署名“佚名”的人写了一张《为胡风先生不平的不平》的大字报，偷偷地贴在刘奇弟大字报的旁边，其内容是：

听啊，听啊！

满耳“呼冤”声。

人啊，人啊！

为何不醒？！

“铁窗禁贤良”

——关得好！该关就关；

“天昏地也暗”

——说得对！不敢见天；

“忠臣血洒地”

——杀得好！以血还血；

“鬼神俱哭泣”

——痛哭吧！同“命”相怜！

……

辩论会、讲演会继续在开。刊物如雨后春笋，有大字墙报《广场》、《自由论坛》；油印小报有《五月》、《观察家》、《红楼报》、《除三害》、《春雷》、《助整风》、《争鸣》、《百花坛》。这些都是同学们自己凑资出版的同仁刊物。突破教条主义框子，思想有如春水，饱含生气。喧嚷着、汹涌着，在一切领域内蔓延起来，而且在一点上汇流——探索党内三个主义的根源，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有人高呼：“不要党天下，不要专政，要民主、自由、思想解放，要真正的美好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不仅表达了同学们自己的生活抱负和沮丧心情，还道出了整个中国大学生们的生活目标和痛苦心情。成百上千张大字报和讽刺党员干部的漫画贴满了饭堂、宿舍、和教室的墙壁。还举行了好几百次公开集会来批评党的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使同学们感到不安的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共产党领导，而是党对教育机构的管理，党的干部的傲慢态度和特权享受，重视“红”而忽视“才”，盲目吹捧苏联和反对学习西方，事无巨细都照搬苏联那一套，以及在胡风事件问题上做得过火。

与此同时，在中共的一再鼓励下，社会各界的“鸣放”正热火朝天。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中央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开会13次，有70余人次作了发言。在座谈会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共开会25次，有 108人次发言。《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5月21日，章伯均提出“政治设计院”的设想。

5月22日，龙云发表“反苏言论”，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

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发表演说，抨击中共实行封建社会主义。

5月24日，清华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

5月25日，北大校党委书记江隆基作了讲话，认为北大的运动基本上健康的，要求全体党员虚心耐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要沉不住气，要继续支持大鸣大放。但5月26日，广场即出现了“反对恶意煽动诽谤！”“马列主义卫道者万岁！”等标语，出现了新的辩论。5月29日上午，《红楼》编辑部举行了隆重的会议，宣布开除张元勋与李任出编会委，因为二人参与了“右派”刊物《广场》，张元勋还是《广场》主编。

5月30日，人大讲师葛佩琦鸣放言论被指为“杀共产党人”见报。

6月1日，储安平抨击中共实行“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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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毛泽东却在悄悄收紧他“诱敌深入”的大网。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提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问题和“引蛇出洞”的策略。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而正式敲响了围剿右派分子锣鼓。这一社论标志着大鸣大放结束，反右斗争开始。

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指示“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

在这种形势下，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陈奉孝、刘奇弟、王国乡、林昭等学生立马成为北大首批“右派”，林昭还被开除团籍，保留学籍，劳动查看。“反右”期间，《红楼》杂志刊登过几篇声讨林昭的文章，如：《翩然“红楼”座上客 竟是“广场”幕后人——如此林昭真面目》、《幕，拉开来！——林昭是“广场”的幕后谋士》、《林昭，什么时候摇身一变？》和《评“党，我呼唤”》。根据这些文章，有人后来总结了林昭的“右派”罪行，主要有如下内容：

《是时候了》发表后，林昭写了《这是什么歌》的长诗支持张元勋，而当中文系三年级的党员准备批驳张元勋的时候，林昭说“你们共产党员就会拿着大棒等着打人”；

她在十六斋前宣称：党团员存在“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她还在十斋当面骂过江枫同学是“教条主义的看家狗”；

刘奇弟说“铁窗禁贤良，忠臣血洒地”，林昭认为“刘奇弟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她在背后不是说党对整风没诚意，就是说哪个党员不顾人家死活；

她不但以言论支持《广场》，还以行动投入了维护《广场》的战斗。她亲自为《广场》写了《党，我呼唤》一诗。为了《广场》她不辞劳苦地从实习的报社三天两头跑回学校与张元勋筹谋划策，张元勋也几次到报社去向她请教；

林昭名义上是《红楼》的编辑，但当张元勋要退出《红楼》另立“广场诗派”时，林昭反对，认为应该留下来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红楼》，削弱党对《红楼》的领导；

《红楼》选编“整风运动特辑”时，她主张将张元勋的《是时候了》和王国乡的《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白》以及《一个落后分子的自白》收入。她还推荐右派词人戴佳珊的作品，因为她特别欣赏“官僚主义今犹存，只是招牌改”这样的句子；

这几天，她一会哭，一会高声朗诵《狂人日记》，诬蔑那些批评她的同志是在她身上跳舞，而且把鞋底上的血渍抹在她脸上；

在肃反运动的时候，她深夜坐在未名湖边，大声朗诵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发泄不平。其实她不是“上下求索”，而是“左右求索”；

整风运动以来，她愤怒一阵，沉默一阵，一会儿高呼：“我是剑，我是火焰”，一会儿又转过头来问：“你们党员对我的看法怎么样？”

林昭以“任锋”笔名发表的《党，我呼唤》是一首含有怨意的诗。全诗用呜咽的哀哀欲绝的调子哭诉解放后遭遇的不幸，说“奇怪的谴责像马刀砍来，我年青的心伤痕斑斑”；

战斗的队伍容不得叛徒，《红楼》应该将林昭清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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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决不认罪

1957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

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1957年6月1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以总指挥的身份作了《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接着便在青岛举行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报告，部署全国的反右运动。

195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又在《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中着重强调右派划得太少，要求对“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

1957年6 月29日，经毛泽东批改发出的《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说：“对极右分子必须打得准，打得狠，来不得温情主义。”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公开点名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和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

1957年7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江苏《新华日报》社论《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讲到了北大的反右运动：“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当天毛泽东向党内通报说：“右派骨干人数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从估计全国极右分子约4000人，到估计约有8000人，其间相隔仅短短10天。

195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这场运动必须在中央、省、市一级单位和地、县两级同时深入下去。

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主持国家机关党委、全国总工会和高级党校三个单位的整风。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整风运动工作报告》，大力批判党内“温情主义”。指出：“这次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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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半个世纪，当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1957年的寒冷仍然会从字里行间向我们袭来。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恐怕很难想象，那是怎样一种恐怖和残酷！

北大的“反右”运动也是从1957年6月8日正式开始的。《人民日报》社论甫一问世，正对着大饭厅的十六斋北墙上便出现了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这时候，陈奉孝等几个活跃“右派”仍然没有认清形势，还在继续活动。为此，彭真一度亲临北大直接秘密指挥。没过多久，强硬派新校长陆平走马上任。7月初，陆平在北大第一次公开亮相，他在大饭厅举行的全校大会上发出警告：“右派分子要悬崖勒马，否则矛盾性质就要变质！”他正讲着话，不知谁把一只暖水瓶不小心弄倒了，寂静的会场顿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有人趁势叫喊：“右派分子放炸弹了！”全场一片哗然，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针对陆平的讲话，第二天，陈奉孝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如此伎俩》。大字报是对全校“右派”说的，意思是保守派的凶相露出来了，他们可能要采取镇压措施抓人了，但我们决不后退，要让民主的烈火把保守派烧尽！但是，陆平可不是温情主义者，在他的凌厉攻势下，北大“右派”阵营迅速土崩瓦解。经过极其痛苦的挣扎，在亲人的劝解和压力下，沈泽宜天真地以为牺牲自己可以拯救大家，于是他第一个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毁灭自我的“深刻”检讨，并宣布跟张元勋绝交。那段时间，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层出不穷，各系科、各教室都能看到“左派”理直气壮地打骂、污辱“右派”，“右派”只能弯腰低头连连认罪。可即便如此还过不了关，有的“右派”检讨了十遍八遍，还是被认为“态度不老实”，于是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当时拒不检讨的“死硬分子”只有五人，他们是刘奇弟、谭天荣、严仲强、陈奉孝、梁世辉。尤其是陈奉孝，在仅有的一次批判会上，陈奉孝不但不检讨，反而强调百花学社的一切活动都是合法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尽管如此，陈奉孝还是充分意识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开始酝酿逃亡。结果他只逃到天津就被抓捕归案，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

林昭从6月8日起就懵了：领袖啊领袖，当初不是您情真意切地恳请大家提意见的吗？怎么现在又出尔反尔地承认是什么“阳谋”呢？还说什么要“引蛇出洞”！还说什么要“内外夹击”！领袖啊领袖，我林昭是把共产党当母、把您毛主席当父的啊。如果能够，我情愿把自己的一颗红心、一腔热血献给您，可您却要把自己的赤子视作蛇蝎吗？天哪天哪，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6月10日，林昭在日记中写道：

彷徨，苦闷。

前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其用意不难理解，它说随着整风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提出要帮助党整风，必须先击退怪影。把一些敢说敢为的人说成是神经错乱，大喊大叫的“狂人”，是“疯子”和“魔鬼”。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不是。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叫喊根除三害，叫喊改革，是为着更美好更理想的明天。是的，我们国家确实比过去好多了，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们的街头上再没有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在矿工的头上再没有把头的皮鞭施展淫威；在广阔的大地上再没有杨白劳的苦难，农民们在合作社的田野上自由的呼吸……这些都是铁的事实。但是，我们今天的制度不是最理想的。它年轻，它有伟大的生命力不正是它本身决定了它能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它的前途不就是千百万人所向往的共产主义。是的，我们对现状是不满足的，不正是为迎接更大的胜利，党才发起了这场伟大的民主专政，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党啊，您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对母亲不必要歌功颂德，母亲最爱听的是她的毛病。因为爱的深沉，才恨得更狠，对爬在母亲身上的病菌更不能容忍。为了母亲能更好地领我们前进，母亲的病就是我们自己的病，让我们帮助母亲清除毒菌。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甚至一脚把孩子抛入“反革命”的泥坑。我要吼叫，决不允许！可悲的事终于发生，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两天来的局势，是在全国范围内有意识地收缩这次民主运动了，组织和号召开展所谓的反右派斗争。看来，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们将大难临装头、在劫难逃了。悲剧，历史的悲剧。

当林昭发现自己忽然有一天也成了反革命“右派”时，她崩溃了！她想不通，她到处找人哭诉。“右派”帽子如泰山压顶，让她觉得不堪重负、屈辱难当！她憎恶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左派”，眼看着他们满嘴高调、面无人色地打击正直师生，她心如刀绞地向当年曾执教苏南新专的师长罗列发出“责难”：“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有教我如何做人？！”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睡，终日泪流满面。一天夜里，她吞服了大量安眠药准备自杀，她在绝命书中表白：“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不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同宿舍同学发现林昭自杀赶紧呼救，林昭因此捡回一命。恢复神志后，面对“左派”的丑恶嘴脸，林昭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

上面认定林昭在顽固对抗，态度极其恶劣，遂宣布加重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居然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这种行为的结果可想而知，林昭面临更大的险恶，有人要将她发配出校劳动改造。副系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劳动教养可能会把她折磨死，于是冒险出面担保。最后非常幸运地，林昭得以留在北大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同时被指定在苗圃劳动。经过生与死的考验，林昭渐渐冷静起来。她不再自我折磨，因为她发现这一切决非她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她决心认真探究悲剧的原因。

暴风骤雨过后，漫长的暑假接踵而来，校园里很快空空如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平安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张元勋被通知“留校等候处理”，每天都有两位同学寸步不离地盯着他。有一天，张元勋在校园里意外地遇见了林昭。林昭告诉他，最近一直独自躲在宿里读线装书，8月间要到《中国青年报》社实习，实习完回上海。说着，她给张元勋留下电话号码，并嘱咐他有空主动联系。过了一段时间，负责监管张元勋的两位同学渐渐有所放松，只要张元勋晚上能回宿舍，他们就不再如影随形。于是，张元勋便常到东单十三条《中国青年报》社与林昭见面。校内十八斋东门外有一部免费电话，张元勋几乎每天都要与林昭通话。林昭有空也约张元勋进城，每次相约一般都在下午。午夜回城，张元勋只能徒步返校。

8月中旬实习结束，林昭即将返沪。临行前的晚上，林昭与张元勋在十三条西口相约见面。然后二人一同步行到什剎海，在星光下荡舟畅谈。那一天林昭告诉张元勋：编辑部转来一部长篇小说手稿，题为《青春之歌》，其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女学生，也是在学生运动中遭受波折。第二天林昭离京而去，个把月杳无音信。直到中秋节后，张元勋才意外收到她一则短信：原来回家后她大病一场，咯血甚烈，被迫在家休养。随信而来的还有一首小诗：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知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在这首诗里，病养中的林昭已敏感地预感到大难将临，遂有“水深浪阔君知否”一问。然而此时的张元勋还不以为然，他盲目乐观地以为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账算清了，反而有了一点轻松之感。1957年下半年，全国“反右”斗争未歇，北大各系班组正在向纵深搜求，忙着挖（右）、划（右）、批（右）、斗（右）。这时候，“右派”已成过街老鼠。不管是什么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你被人家认出是“右派”，你就可能被当场喝令“站住”。然后，你就必须原地待命，听人凌辱、刁难、责骂甚至攻击。如果引发众人围观，如果大家“同仇敌忾”，那你必然会被唾沫淹没，被拳脚击垮。要是你敢稍稍反抗，那好吧，众人一定会一人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当年秋天刚刚入学的57级新生尤其恶劣，一些人很为自己没赶上“反右”高潮而遗憾，现在有了“痛打落水狗”的机会，立刻表现出惊人的勇敢与兴致。张元勋有几次在从餐厅走回宿舍的路上被他们认出，这帮少年遂堵截住张元勋，用中学生的腔调呵斥，踢掉张元勋手中的搪瓷碗，一边说着：“饿死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一边用脚把饭碗狠狠跺扁，大骂而去。除了这帮少年，更多的人因为害怕麻烦，一见“右派”就退避三舍，仿佛他们都是瘟神。“右派”之间呢，已没有谁敢私自来往，万一路上遇见了，也不敢当面寒暄，只能“道路以目”而已！

12月的一天，寒气凛冽，张元勋独自由西校门步出，向北往圆明园方向走去。在寂静无人的小路上，他遇到了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右派”张志华。见四下无人，张志华悄悄对张元勋说：“林昭回来了。今天上大课，竟与林昭坐于比邻。”得知这个消息，张元勋一直希望也遇到林昭，但直到12月21日他们才邂逅于一家小书店。

那是星期六的晚上，张元勋独自从南校门走到海淀。1957年时的海淀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条南北的泥路坎坷而狭窄。一到夜晚，连路灯也没有，只有几家小店铺的门内闪出微弱的电灯光。坐落于路西的新华书店由于北大学生经常光顾，因而也是海淀惟一热闹的地方。书店很小，狭窄的店堂里迎门摆着个两米见方的案子，上面摆满书刊。当时张元勋正挤在人群中漫无目的地翻阅，无意间一抬头，竟与对面的林昭四目相遇。只见林昭围着白围巾、戴着白口罩，只露着一双眼睛黑漆漆地望着张元勋。

四下里全是北大学生，二人不敢造次。林昭当即转身走出书店，向北进入一条极狭窄的小胡同，张元勋心领神会地默默随行。胡同又黑又长，脚下坎坎坷坷。一直走了许久才见一片星空，眼前是西郊收割完的稻田，一片平阔的广野。林昭停下脚步，对张元勋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作好被捕的思想准备。你记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于是她说了两个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她叫张元勋也讲清自己在青岛的住址以及张元勋哥哥的名字。二人各自把地址强记在心，然后又穿过狭窄曲折的小胡同回到海淀大街。

万籁俱寂，一片漆黑，但大约百米之外，便到了北大西南围墙之外。在一盏路灯下，二人不约而同地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头巾，张元勋看到她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上系着白色的蝴蝶结，她的面色苍白，在路灯的微光下更显得清瘦。林昭说：“星期三要到北海医院去查身体，星期三之后再见面。”说完，她礼节性地嫣然一笑，于是二人分别：林昭向东往南校门，张元勋向北往西校门。四天后，即1957年12月25日清晨，张元勋因试图叛逃以及参加“反革命”组织等罪行被秘密逮捕。八年刑满后，又被强留在劳改队里“继续改造”。

在学校苗圃劳动期间，林昭与谭天荣意外地有了很多见面机会。谭天荣对林昭说：“在鸣放时，我并没有说出我的全部观点。对人们所敬的神，我也没有少烧香。如果说还有些不敬之处，也不过是对列宁略有微辞，而且也仅限于在学术范围之内，甚至连斯大林我也尽量为他辩护。凡是我自己认为对党对社会主义可能不利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早知道落下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不如早打正经主意。”林昭点头称是。他们一起参加“灭四害”劳动时，一天用脸盆沾满肥皂扑杀蚊虫，林昭笑着对谭天荣说：“这个党真是疯了！”谭天荣目瞪口呆，不知道回答什么才好，因为当时即便激进如他，也从来没想过“这个党疯了”。林昭对自己在鸣放中的表现似乎很满意，她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以后，我妈妈用惊奇和欣赏的眼睛端详我，好像说：‘什么时候你变得这样成熟了。’我现在才真正知道‘右派’这一桂冠的份量。无论如何，这一个回合我是输了，但这不算完。‘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不久，谭天荣被捕入狱。

张元勋、谭天荣等知交“走”后，羊华荣成了林昭又一个朋友。

羊华荣是江苏常州人，与林昭在苏南新专和北京大学两度同窗，1957年在北大又一同被划为“右派”，相似的经历和处境让他们同病相怜。羊华荣回忆说：“1957年冬天，当时北大反右高潮已过，学校将放寒假，校方对右派的监管相对放松，这就使我们有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机会。林昭是北大知名的右派之一，她的行动易被人注意，故我与林昭相约，每天黄昏在校外相见。我们有时相约在颐和园或圆明园遗址，有时相约在僻静的小酒店里，但大都相约在附近的田野中。北京的冬夜很冷，有风的时候更冷。当时林昭有肺病，弱不禁风，我们只能在荒坟和密林中寻找一些略可避风的地方。北大宿舍有暖气，但林昭宁肯在寒风中发抖，也不愿早些回到宿舍去，因为只有这一黄昏时刻，我们才能自由地谈天说地，尽情地嬉笑怒骂，才能忘记白天的一切烦恼，静静地欣赏茫茫的夜色。从1957年冬天到来年的春天，我们风雨无阻，共同度过了一百多个难忘的黄昏。”

羊华荣过去与林昭虽熟，但彼此并无深交。现在林昭在他面前倾诉一切，羊华荣才发现林昭是一位单纯而缺乏世故的姑娘：“她坦诚善良，但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显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她对很多事看不惯，想不通。我比她年长，社会经历比她丰富，虽对反右不满，但并未为此而悲伤。”很自然地，羊华荣充当了劝导者的角色。

有一次，林昭忧伤地说：“反右伤害了年轻人的心。”

羊华荣笑笑说：“年轻人的心值多少钱一斤啊。当权者可不管什么心呀情呀的，这是诗人的语言。”

羊华荣接着劝林昭，不要把目前的一切看得太认真，时间会把一切都冲淡的，不值得为此烦恼。有一次他们议论天下英雄，认为自古以来成功的大英雄也必是大流氓，他们有一共同的特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不信守什么仁义道德。他们分析了刘邦、曹操、朱元璋等历代的大人物，几乎很少有例外。相处一段时间后，林昭的情绪有所好转，心情逐渐开朗。有一天，林昭握着羊华荣的手说：“你真像我的大哥。”羊华荣很高兴，他说：“那我就认你这位妹妹吧，但我已经有一位妹妹了，就称你二妹吧。”从此，羊华荣称林昭二妹。林昭则称羊华荣为兄，自称弟。

一天黄昏，林昭意外地穿了一件红色呢外衣，并告诉羊华荣：“这是我自己设计和缝制的，尚未完工，穿来请你看看，是否合身。”羊华荣顺口夸了几句，打趣说：“穿锦衣而夜行，惜哉！”林昭答道：“不见天日，奈何！”还有一天晚上，他们在荒坟中聊天。荒坟外有条小路，路过的人听到荒坟中有声音，吓得回头就跑。羊华荣说：“这下我们变成鬼了！”林昭笑笑说：“谁也没有把我们当人，是鬼，人们还敬畏三分，做人不如做鬼！”说着她拍拍坟头说：“孤魂野鬼们，来吧，来和我们共度良宵！”然后，她还讲了个人鬼相恋的故事。

在刮大风或下雨的时候，他们常躲进小酒店，一杯浊酒，几碟小菜，边饮边聊。有时还向店家借来象棋，边下边饮。林昭棋艺不如羊华荣，但酒量比羊华荣大，喝多了脸不红反白。而且她喝酒还能自控，从未见过她喝醉过。即使多喝一点，也从未见她说过酒话。有次从酒店出来时，羊华荣先取下自己的外衣，林昭批评他应先为女士取衣，再取自己的。羊华荣抱歉说：“恕我不知姑苏闺秀们的规矩。”林昭笑笑说：“在女孩子面前就得学点规矩。”

月色可餐的夜晚，他们有时在颐和园十七孔桥赏月。有一天，羊华荣看到万寿山雾气朦胧，宛若仙境，遂问林昭：“凡人想做神仙，神仙又想下凡，究竟是天上好，还是人间好？”林昭沉思片刻后说：“彼此彼此，人间到处都是专制，天上也等级森严，决非一片净土，否则养那么多天兵天将干什么？反正没有极乐世界！”羊华荣说：“极乐世界，及时行乐也。此时此刻，此情此境，岂非一片净土？岂非极乐世界？”林昭说：“这是自得其乐而已。但你说得有点道理，净土在心中，极乐世界在身边，当从自身去寻求。”

又一次在圆明园散步，在一片断垣败壁中，林昭一边吟诵着曹操的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一边捡起一块石头问道：“你来自哪座仙山，为什么流落到人间？你经历了多少人间荣华，又承受了多少人间辛酸？你在沉思什么？你为什么默默不语？”羊华荣道：“你作一篇《石问》吧。”林昭认真回答：“这里的石头都有灵性，上面都刻着一部《石头记》，只是我们读不懂罢了。”

还有一次，二人谈到“右派”被捕问题。林昭坦然道：“牢狱的大门为右派敞开着！牢狱是人盖的，也是人坐的。右派既然还是人，坐坐牢亦无所谓。”羊华荣正为她的言论惊诧不已，林昭又笑道：“牢狱可以毁掉人，亦可以造就人，古今中外有很多名人就坐过牢，还有些因坐牢而名闻于世！”羊华荣道：“难道你想因此闻名？这个名可不是好出的！”林昭正色道：“这可由不得我！”

类似的话林昭也曾对“右派”同学赵雷说过。在毕业离校前夕，赵雷和林昭也经常相约去圆明园等地游逛闲谈。赵雷清晰地记得林昭说过：“我当右派不冤枉，但干的右派活动太少有点冤枉。要想改造社会，不干则已，干就要往大里干，绝不低头屈服！”

1958年3月28日，羊华荣被发配到北京山区劳动。临行前，林昭与他在颐和园畅游终日，并在园外酒店饮酒至深夜。林昭送羊华荣一张照片，照片是在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拍的，照片上她身穿中式蓝布上衣，围白围巾，两条发辫上扎着白色蝴蝶结。照片背面题：“什么是美，生活本身。”林昭还即席作诗以表送别：

百丈狂飙卷黄尘，三月向尽未知春。

柳条犹悴不堪折，一团乱丝送行人。

握手笑谈释离情，登临放歌入青云。

今日壶觞一醉别，明朝关山万里行。

好去陇头荷犁杖，莫向樽前计归程。

自是圣君怜才子，故曳泥涂备大任。

羊华荣离京后，林昭起初一直与他保持着书信往来，还断断续续寄去一些新作的诗文。后来林昭发现信件被人拆看，二人联系渐疏。下面这首诗系林昭1958年夏初所作，是羊华荣历经“文革”磨难存留下来的。“埋骨何须定北邙，铭幽宁教笔低昂。平生磊落巍奇气，化作清风意更长”，这哪里像一个弱女子的手笔？这分明是一个战士的慷憾宣言啊：

埋骨何须定北邙，铭幽宁教笔低昂。

平生磊落巍奇气，化作清风意更长。

相对牛衣涕泪真，百年瞬息志难伸。

只今唯有心头血，洒向重泉闪碧燐。

盲人瞎马夜深池，一哭同声任所之。

未必阳乌终匿影，楚天云雨到今疑。

涕泪横流礼法章，缘何交臂失三车。

世尊悲愿周沙界，其奈梗顽不忆家。

花谢花开岁屡更，是周是蝶不分明。

此身行作沟中瘠，犹对西风吊落英。

欲赋莼羹笔未娴，软红尘里且偷闲。

玉鱼金盏时时击，猿鹤何犹恋故山。

与1957年的热情似火大相径庭，1958年的元旦在狂风暴雪中悄然来临。这一年林昭26岁，她开始懂得什么是成熟，她开始学会该怎样思考。然而，聆听着1958年的新年钟声，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即将来临的是怎样的灭顶之灾。据后来统计，1957年全国共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北大到底抓了多少右派？目前至少有两种说法。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大抓了699名右派，其中589人是学生，110人是教职员。当时全校学生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北大被打成右派的人数被记为716。（《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转引自王友琴《程贤策之死》）。张元勋在《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丁抒在《阳谋》中则说北大总共抓了1500余人。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因为抓的“右派”比例仅为6.5％，被中央视为“反右”不力，党委书记职务被后来的陆平接替。陆书记又抓了一批“右派”，使“右派”总数达到师生总数的15％。数字有出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右派”是分为不同等级的，有“右派”和“极右派”，还有“中右”和“右倾”，其中后两类有时不归入“右派”之中。

“右派”受到六个不同等级的处理：第一级最严重，要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第二级撤销职务，监督劳动；第三级撤销职务，留用察看；第四级撤销职务，另行分配；第五级降薪降职；第六级作“中右份子”处理，免于处分。（195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份子处理原则规定》，转引自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被开除公职、送到劳改农场甚至监狱的，绝大多数是学生。而那些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洗礼”的大知识分子，尽管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但多数没有被发配。“右派”学生有一些还是误入“罗网”的。数学力学系四年级的李力当时是班长，系党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毕业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学生“右派”悲惨一生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北大历史系三年级学生沈元，上海人，戴一副近视眼镜，身体孱弱，面皮白净。他向组织请求回家自谋生路，随后隐居北京姑母家闭门读书。1963年不耐寂寞，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洪秀全》等文章，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文革风起，邓拓自杀，批《三家村》牵出了沈元。一天傍晚，沈元用鞋油把脸涂黑，化装成黑人，欲闯非洲某国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被哨兵捕获后，30岁的沈元很快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新婚不久的表妹当场晕了过去。

哲学系学生黄宗羲被杀于1958年。临刑前他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顾文选，因“控诉会”而获罪，被判刑入狱。1966年夏，他从河北某劳改农场越狱逃亡，历经千难万险居然到了北朝鲜。自不用说，很快被引渡回国枪毙。

化学系学生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他的遗体由妹妹领走，掩埋于四川盆地。

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因为替胡风鸣冤叫屈，被打成“极右派”，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他在狱中绝食，狱卒就用铁棍橇他的嘴，将他的牙齿大部分橇掉。刘奇弟最终绝食而死。

22岁的韩其慧与林昭同班，是全班年龄最小的。打成“右派”后，她被发配到新疆偏僻小县参加劳动。在西去的列车上，同行的刑事犯将其强暴。她向监管人员哭诉，却被喝斥：“该打！不许你这右派分子翻案！”到了发配地，她几乎失去活着的勇气。幸有一光棍汉保护，她感恩戴德以身相许，和那人生了两个孩子。后来落实政策，她被分到公社托儿所当阿姨。在同学帮助下，她最后得以调进县城的中学教书，不到60岁就与世长辞。

杨吉林被发配到东北的深山老林劳改。若干年后摘掉“右派”帽子，改在农场种药材。孤独寂寞里，他染上了烟瘾，非劲头极大的关东莫合烟不行。因为有了这项开销，他每月剩不下多少钱。53岁他在某小县药材公司当了职员，恢复了原工资。他一辈子没成家，常常一个人坐在原野上看夕阳。他跟树说话，跟草说话，跟花说话，忧郁从他身上要流下来。最后，也是孤苦伶仃地离世。

刘秉彝1962年从劳动教养队放出来后，回了故乡浙江温州。他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为了吃饱饭，他什么活都干，一直挣扎在生活的最底层，与肺结核病为伴。最后也没活过60岁。

王一民，北大经济系三年级学生。调干生，瘦高个子，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那时“右派”在劳动之余，还担负着包干扫盲任务。这王一民教一青年农妇识字，他工作很认真。这天晚饭后，王一民又去了农妇家。农妇正低头做活，没有发现王的到来。等听到响声，猛转身抬头，就见王一民咧嘴一笑，一对高度近视眼镜在昏黄的灯光下十分怪异。农妇吓了一跳，不禁“啊”地喊了一声。正巧农妇的丈夫回了家，他一把卡住王的脖子，厉声问：“你他妈想干什么？！”第二天，王一民因“流氓罪”被押送到劳改农场。

……

……

……

每一个“右派”都有一部血泪史。

如果把55万“右派”的经历如实记录下来，那真是罄竹难书的苦难啊！

1957年，一个滴血浸泪的年代！

5、鸡蛋碰石头

如果一切正常，1958年将是林昭学满毕业的年份。饱读四年，她已经积累了丰厚的学识。如果一切正常，她必然会成为一流媒体的一流记者，奔走在960万平方公里上，用自己的如椽之笔写下激动人心的文章；如果一切正常，她必然会成为冠盖京城的诗人作家，频频现身著名的报刊和集会，用她那出类拔萃的天赋震撼芸芸众生的灵魂；如果一切正常，她应该还会与志同道合的伴侣结婚生子，以她的赤诚、纯粹和果敢，她怎么会不成为一位令人尊敬的好妻子、好母亲呢？……然而，没有“如果”。既然历史已经做出了令人心痛的拣选，林昭便只能义无反顾地一步步走上祭坛，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奉献给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奉献给她深爱着的这片华夏热土！

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人大新闻系资料室来到张自忠路三号大院，住一间单人宿舍。张自忠路三号大院原来叫铁狮子胡同一号，清朝时是个王府，院门口有两只威严的大狮子。慈禧太后时将海军部设在这里，院子里有花园有楼房，是个十分雅致的地方。民国初期，这里成了段祺瑞总统府的所在地。1926年3月18日，院门口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为此写下著名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解放以后，中国人民大学有两个校舍，一个在西郊，另一个就是城里的铁一号大院。铁一号大院有人大的两个科系，即新闻系和历史档案系。林昭的工作是为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旧报纸、编卡片。资料室由一位延安时期的老革命负责，她就是刘少奇的前妻、时年33岁的王前女士。

1949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的得力干将，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旗手。1922年刘少奇与毛泽东初会长沙，以后两人成为红、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中共中央七大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将毛泽东思想贯穿于党章。直到“文革”前，毛泽东很明确地说他的继承人“很清楚，是刘少奇”。然而，“三年自然灾害”让刘少奇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客观谈到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大胆分析了1958年以来的错误，并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著名观点：一是成绩缺点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二是困难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然而，毛泽东却由此对刘少奇产生了芥蒂和警惕，认为有一股势力要否定“三面红旗”。加之联想到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名义下否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出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让毛泽东担心其身后中国也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到1965年时，毛泽东判定这个国家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他的、马列主义的，另一个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的。这也是毛泽东后来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

王前是河北省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延安时期投奔革命。1941年，时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第四次结婚，当时妻子王前年仅16岁，系军部护士。婚后，王前为刘少奇生育一男一女，即刘少奇的次女刘涛、三子刘允真。1947年3月，因长期性格不和，二人离婚。后来刘少奇再娶，王前则与聂真（1957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组了家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聂真的妹妹聂元梓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离婚后，刘少奇长期不让刘涛、刘允真姐弟同王前见面。王前为此悄悄给刘涛写信，希望母女俩能背着刘少奇见一次。但这封信被刘少奇截获，他专门写信痛斥王前，因此极大地伤害了王前的感情。直到1967年元旦，刘涛和刘允真才第一次访问生母。姐弟俩根据生母提供的材料，写出了揭露、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说刘少奇在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时，曾经将组织经费打了一只金鞋拔子并据为己有。大字报还提到王前揭发刘少奇同她结婚时隐瞒了年龄，王前直到1945年才知道刘少奇比她大了二三十岁。还有当时批判刘少奇的那句著名语录“吃小亏占大便宜”，也是王前通过子女揭发出来的。这些从亲生骨肉嘴里揭发出来的“罪行”，令刘少奇百口莫辩。

王前与林昭一见如故，她十分同情林昭的遭遇，对体弱多病的林昭关照甚多。于是，林昭得以在大学校园里享受难得的清静。这段时间，她认真研究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共产主义进行着深入的思考。她撰写了长诗《海鸥》，并反复修改该诗，将它寄给“右派”同学孙复等分享。她还一直没放下刚进北大时的心愿，将鲁迅小说《伤逝》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反右”还没收尾，“大跃进”又接踵而来。如果说“反右”运动因打击了五十五万知识分子，从而对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进行了一次伤筋动骨的摧残，那么，“大跃进”运动则让原本就十分薄弱的经济基础摇摇欲坠，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并直接导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把1956年“反冒进”说成是“右倾”、“促退”，进而提出了“大跃进”概念。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重申要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南宁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5至10年内超过当地农业产值，在5至8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苦战3年使大部分地区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宣布：“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迸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继续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标志着“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当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并批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到了6月17日，计委又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并要求尽快把文件精神传达到基层。7月，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放出“卫星”，宣布早稻亩产15361斤。随即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 %，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老百姓因此开始缺衣少食。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止。

尽管已经沦落为阶下囚，尽管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可如此群魔乱舞的现实，还是让林昭无可遏制地痛苦、忧虑和彷徨。是啊，从屈原到范仲淹到顾炎武到孙中山，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到“自由、民主、博爱”，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管里自古以来就奔涌着忧国忧民的热血，林昭怎么可能面对民族的苦难无动于衷？1958年岁末，林昭在给羊华荣的信中附了一首诗，这首诗准确清晰地反映了她当时苦闷难当的状态，她感觉“瓮飧粒粒皆是石，嗟来之食苦似辛”，她发现“天地虽大无所哭，何处容我一放声”：

幽怀固结日如年，班笈狂草说桑田。

满篇淋漓谁识得，血痕泪迹间相连。

凄风凉月夜深沉，泪落比窗噤若喑。

心事如潮凭谁诉，一灯昏处似山林。

江南霪雨塞北沙，十年湖海到天涯。

岁暮归程故难计，茫茫何处是儿家。

岂为关山路莫通，孤穷如何返江东。

回忆父老牵衣日，肠断眼枯立西风。

痼疾缠身念半空，苟延尚亦业未终。

对镜时见胭脂色，不是妍容是病容。

斗米折腰亦自轻，日傍门户低头行。

瓮飧粒粒皆是石，嗟来之食苦似辛。

衷肠百结万恨生，强颜迎人笑不成。

天地虽大无所哭，何处容我一放声。

剧痛摧心真若痴，谁怜荒郊独行时。

寥落那得应制笔，此是蔡琰悲愤诗。

痛则痛矣，林昭却并不放弃自我随波逐流，她始终一边坚持思考，一边探寻出路。林昭的精神状态给身边人留下了清晰印象。北大同学刘发清回忆，当年林昭在他即将沉沦的时候鼓励了他，更在他几乎绝命的时候搭救了他，为只为林昭坚信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旅人”，有必要互相帮助扶持。1958年7月，毕业分配方案已经公布，因为有“右派”帽子，刘发清被迫主动报名支边大西北。前途未卜，凶多吉少，刘发清心情十分恶劣。一天傍晚，刘发清正低头在校园里走着，忽听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发清到哪里去？”抬头一看，竟是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

“别开玩笑了，我想回校去。”刘发清愁眉苦脸地回答。

“嘿！”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去吃晚饭？”

“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刘发清望见林昭明亮的眼睛里含着几分讽刺的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

“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

“哼！饭要吃，而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她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刘发清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

饭馆顾客不多。林昭找了个角落坐下，刘发清没精打采坐在对面。刘发清再次表示没有胃口，林昭却向服务员要了一碗肉丝面，举起筷子哈哈地笑道：“你不吃，我可要吃。”她一边吃，一边告诉刘发清：“我当‘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整天以泪洗面。人们说我在流泪，其实我心在流血！我甚至曾经自杀！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她停下筷子，严肃地说：“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从饭馆出来已日薄黄昏，林昭建议：“喂，我们逛逛颐和园去吧。”

刘发清犹豫了一会儿说：“算了，时间不早，我们还是回校吧！”

刘发清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主要是害怕被人看见，以为两个“右派”在一块搞什么“阴谋活动”。林昭望了刘发清一眼，什么也没有说，进校后二人就此告别。让刘发清没齿难忘的是，1960年的一个春日，当他正因水肿病发作在一边远农场陷于绝望时，林昭给他寄来了30斤全国通用粮票，让他从死亡的边缘挣扎回来。林昭在信中说：“知你处境十分困难，我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可是我饭量不大，吃得少，因而有点节余，凑了这么一些，略表寸心，幸勿见外……”刘发清的眼泪滚滚而下，他赶紧回信表示万分感激，信中还真诚敦促林昭“认真改造”，祝愿她“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不久林昭复信说，此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至于足下所说“认真改造”云云，则“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条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从刘发清的回忆可以看出，林昭当时已经挣扎出泥潭，开始理性地面对现实。

人大期间，真正与林昭朝夕相处的除了王前，还有一位男士。他就是甘粹，林昭惟一认可的“未婚夫”。甘粹，原名甘大颎，1932年12月生于湖北武口，属猴，比林昭小一岁。其父母均为浙江绍兴人，父亲曾任中国银行汉口分行襄理，母亲系家庭主妇。甘粹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儿时家境富裕。抗战期间，甘粹随父母内迁四川，在当地读了小学。父亲抗战期间早逝，抗战胜利后，甘粹兄妹随母亲回到上海，甘粹在上海读高中。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17岁的甘粹看到报纸上刘邓大军的招生广告怦然心动，就瞒着母亲改名“甘粹”偷偷报了名。名单发布，母亲再想阻拦已没有办法，从此革命队伍里多了个新战士甘粹。甘粹在南京学习了三个月，然后随二野西南服务团进军四川。“我们从南京出发，坐火车到武汉，过长江，再坐一段火车到桃源，从湖南经过贵州，到四川。走了两千五百里，还背了背包。我参军几个月就全国解放了。”

作为青年干部，甘粹开始在四川万县地委群运部工作，负责征粮剿匪、土地改革等，与林昭当年的经历十分相似。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成立，吴玉章任第一任校长。这所大学是在老解放区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全国招生100人，其中四川有5个名额，而万县所在的重庆地区得到2个名额。在报考的200多人中，甘粹脱颖而出一举得中，成为当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调干生。大学一二年级，甘粹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平时非常用功，每门功课都是5分。

1957年，甘粹没有发表一点意见，也没有写一张大字报，但最后还是没有逃脱“右派”的命运。为什么呢？甘粹是这样回忆的：“我们那个班叫中央班——中央报纸的记者编辑班，我们那些女同学都是中央报刊头头的爱人；有一个礼拜六，我就到人民日报同学赵培兰家里去玩，他的爱人就是李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他就跟我讲，现在中央‘放’，让这些民主党派人士说，将来要反攻的。他说我们现在人民日报社论都写好了——他说的就是第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9号还是几号发表的吧，反正我这就是5月份事。所以人民大学鸣放的时候，我就知道（鸣放者将来）要倒霉的，所以我没有说话——但是，我的内心里头对（后来）所谓这些‘右派’讲的话，是同情、支持的。

“那时我还是人民大学（城区）学生会的秘书长，‘右派’林希翎这些都发言以后，学校就组织反击。反击那时开始呀——后来不是这样——开始呀，党组织、青年团都不出面。那时不是叫大辩论吗？群众自己的辩论嘛，就由学生会出面来组织辩论：名字叫辩论，实际上就是批判。那时候我是学生会秘书长，所以城里的辩论会就由我来主持。这都是准备好了的，这些党员下面的稿子都是写好了的。我简单的开场白之后，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上去发言，批判林希翎；林希翎就在主席旁边站着——不是坐着：批判她。

“我记得很清楚，前面七个发言发完了之后，林希翎就问我——因为我是主持会议的：‘我有没有发言权？’我说：‘你当然有啊，辩论嘛，她说了你，你也可以说！’我就安排了她发言了。她一发言，下面就不干了，下面都是些左派学生。不干了我就说：‘咱们要民主嘛，只准你们说不准她说，这也不对嘛！’这样就把会议压住，让林希翎发言，那天具体讲什么我讲不出来了。那天，人民大学的副校长聂真就在咱们后台。那时林希翎讲讲就拿出一份红头文件，就是赫鲁晓夫的报告！她说：‘我给你们念一念赫鲁晓夫报告！’

“这下炸了！聂真在后台马上说：‘不能让她再念这个东西了！’这样，下面‘左派’就上台去把林希翎麦克风抢了。林希翎被抢了麦克风，被推下台以后，我就愤然跳下台不主持了，那会议也就乱了。当然我不主持了学生会还有其他人，还有主席，接着还会有人上台批判她……我被打‘右派’，主要就是同情、支持林希翎。第一次打‘右派’，并没有打到我，因为我没有大字报，也没有鸣放……后来人民大学‘反右’从老师学生里头反了200个‘右派’，没有完成上面给的任务。后来‘反右’结束了以后，到58年开春过年前后——人民大学又补充反了200个‘右派’。那次反了后就草草收场。我呢，就是后来这补充200个右派里头的。准备好了给我贴了张大字报，‘甘粹是右派’，班里开会，批判我一下就完了，就宣布我是‘右派’，另外宣布开除党籍——我是54年在报社入党的。

“打了右派以后，到1958年——正是大学四年级，是半年到中央报社实习，半年写论文。我是右派，又开除了党籍了，所以没法实习去，就留在学校里头。留在学校里头也不能让你闲着呀，就到资料室去。原来林昭从北大转到人民大学来，就在资料室。那时我不认识她。但有时劳动的时候见过她。什么劳动呢？人民大学打扫卫生呀，捡西瓜皮呀，把新闻系右派十几二十个人集中一起。那时林昭也来，也跟我们一块，但是不认识她，面孔是陌生的。那时我们也不会（互相）去问你是哪里的，都耷拉个脑袋，低着头，在校园里抬不起头来，同学老师都不理我们，我们就打扫卫生呀，捡西瓜皮呀这些……我是去资料室才认识林昭的。资料室实际就两个人：就是一个王前，还有就是林昭；我去了以后就变成三个人——由王前领导林昭和我。”

甘粹到资料室的第一天，看见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女孩子，拿着热水瓶去打开水。他上前问道：“王前在吗？”

女孩子回答：“王前不在，她九点钟才来，你是干什么的？”

甘粹说：“我来资料室工作。你呢？”

她说：“我在这儿工作。”

甘粹问：“你是哪儿的？”

她说：“我是北大的。”

9点钟，王前来了，甘粹向她报到。王前介绍甘粹与林昭正式认识后，就安排任务。后来王前还对甘粹说：“你是男同学，林昭的身体不好，有些事情，比如在办公室打扫卫生什么的，你多做一点。”甘粹对林昭的第一印象：她是典型的南方姑娘，身体比较瘦弱，形象就像林黛玉似的，瘦瘦的。说话有苏州口音，很好听。神态有些忧郁，不大说话，问一句才说一句。

林昭平时喜欢看古代笔记小说，她对典籍非常熟悉，曾推荐甘粹看当时的禁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著名小说《十日谈》才以及古典小说《金瓶梅》等。甘粹记得开始工作后，每到星期六早上，林昭就说下午有事，要提前下班。后来熟悉后，甘粹问她到哪里去，她便坦陈说是去看谭天荣去了。谭天荣当时被关在北京西郊的监狱，林昭每个星期都买了点心去看他。然而，当20年后甘粹在林昭追悼会上提起此事，谭天荣却黯然神伤地表示：“我一点都不知道……”

甘粹无师自通地会拉二胡，别的曲子不会，就会拉刘天华的《病中吟》。晚上，人人下班了，甘粹就在楼下，坐在栏干上拉二胡。林昭开始并不知道是谁拉的，她只觉得悲凄的琴声将她带回千里外的江南。在无锡惠山，在二泉旁边，林昭仿佛看见瞎子阿炳正在清冷的月色下演奏《二泉映月》，林昭还仿佛看见两名十七八的少女正在山林间嬉戏畅谈——噢，那不正是当年的倪竞雄和自己吗？噢噢，十年一觉扬州梦，竟如同天上人间！从梦中惊醒，林昭有一天终于发现拉二胡的竟是平时闷声不响的甘粹，她忍不住轻声赞道：“你二胡拉得真好……”

甘粹腼腆一笑：“拉着玩的。”

甘粹一直十分仰慕林昭的才华。从那以后，他更加有意识地拉起《病中吟》。这哀婉的音乐慰藉着两颗伤痕累累的心灵，让他们在清冷的北国感受到些许温暖。

秋冬时节，全国各地都在大炼钢铁，铁狮子胡同一号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二十四小时值班。新闻系和历史档案系的“右派”晚上也闲不下来，要守在炉边，林昭和甘粹概莫能外。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超英赶美”，林昭一听这话就笑，甘粹对此心领神会。这一年林昭的病情又一次恶化，入冬以后经常咯血，有时卧床不起。林昭不来上班，总是甘粹第一个发现。王前并不是每天来，有时候来看看就走了。甘粹去看林昭，发现她那个宿舍没有暖气，很冷。不像资料室，有煤烧。甘粹就去行政处要煤，把煤搬到二楼，帮她升火取暖。林昭还没有饭吃，甘粹又给她弄吃的、帮她打水。食堂的伙食很粗糙，平时总是玉米面窝窝头加稀饭，林昭没有胃口，根本吃不下。甘粹打听到几站路外有一个广东粥店，早上供应的肉粥一毛五分钱一碗，非常贵，非常好吃。甘粹毫不犹豫，每天早上乘三站路，买粥回来给林昭吃。这样坚持了个把月，直到林昭病体稍安。甘粹回忆说：“以前在北大，她（生病）有人帮忙。现在是右派，没有人敢来。咱们是同病相怜，慢慢地，就产生了感情。她爱叫我‘甘子’，我则叫她‘猫咪’，因为她特别爱猫。”

每个星期日林昭都起得很早，哪怕身体还十分虚弱，她也穿戴整齐准点出门。后来甘粹知道她是去教堂作礼拜，顿时感到十分好奇，因为他无法想象性格刚烈如林昭者，竟也有温顺驯服如羔羊的时候，这上帝到底有多神奇？甘粹并不打听，只是默默地为林昭望风、打掩护。熟识后，林昭慢慢告诉甘粹：自己少年时就读于教会学校，当时每个星期日所有学生都必须到教学作礼拜，而平时也会有很多机会接触中外信徒，所以她从小对基督精神就不陌生。只是那时候觉得革命理想压倒一切，年轻人必须承担起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于是毅然唱起歌军投奔革命。从那以后，自己的字典里遂不再有“教堂”、“神父”、“圣经”这些字眼，取而代之的是“组织”、“党”、“主义”。然而不久前途经王府井附近的一所中学（现北京二十五中），林昭忽然听到一阵久违的歌声。这歌声若隐若现、如泣如诉，圣洁如白云，崇高如天堂，仿佛一道阳光穿透阴霾直达人心，林昭立马泪如雨下。她急忙转身追寻那歌声而去，这才发现在这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还有教堂像挪亚方舟般收容着孤苦无助的人们。站在人群里谛听圣歌，林昭觉得自己的灵魂总算得到了清洁，她不禁又一次感动得流下泪来……

说到这里，林昭不由深情地吟唱起一首圣诗：

弃恶从善必蒙福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糠秕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你看这诗多美、多直接、多干净啊！一目了然，干干脆脆。‘他要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能够像大树这样宁静吗？我们能够像圣徒这样纯粹吗？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让每个人都登台亮相了，我们哪一个人没有说谎、哪一个人没有做不义之事呢？我们为什么经受不住良知的考验呢？”林昭说着说着，又猛烈咳嗽起来。

甘粹叹息着递上茶杯道：“别激动，喝点水吧……是啊，一个人不说谎、不做违心之事是多么困难，又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坚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那这个‘反右’运动怎么能折腾起来呢？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只有一种人，这个世界永远都会有人犯罪！”

林昭喘息了一阵终于平静下来，她又款款地吟诵起另一首诗：

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

（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

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

我的嘴决不说非义之言；

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

我断不以你们为是，

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

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

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

林昭说：“这首诗让我惭愧不已！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我曾说过多少不义之言、诡诈之语啊！他们就是那么一帮魔鬼：你越作贱自己、作贱亲人，他们越高兴；你越颠倒黑白、口是心非，他们越满意；你越不要尊严、放弃真理，他们越认可。他们要的就是奴才！就是太监！就是没有人性的机器！不，我不愿意再被他们左右！从今以后，我以我的良心发誓：‘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

林昭的话让甘粹不安而佩服。他很清楚这姑娘十分危险，在这个混乱莫名的时代，跟她在一起会有不可预测的麻烦和问题。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被她吸引着，情不自禁地想要守护在她身边，听她说一些大逆不道的“反动言论”，帮她处理一些力所能及的生活琐事。他觉得林昭实在太需要保护了，无论是她羸弱的身体还是跳跃的思想，都需要有一个柔软的缓冲地带，而他愿意承担这样的重任。慢慢地，甘粹开始陪同林昭去教堂作礼拜。甘粹本来以为，去教堂的都是些老头老太和小孩子，可实际上他发现很多都是年青，还有大使馆的人。林昭会英语，每次去教堂，她都会习惯性地与一些外国人士，甘粹听不懂，他知道林昭是想通过这些外国人得到一些资讯。甘粹还经常在领导和同事面前给林昭打掩护，让她能安全地会见一些有思想的朋友。

有一次礼拜结束，他们一路谈论着《圣经》、谈论着旧事，不由地从王府井一直漫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着大而无当的空旷广场，面对着古朴端庄的天安门城楼，林昭忽然感慨万千。她一步步迈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情不自禁地抚摸起栩栩如生的汉白玉浮雕：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百万大军渡长江。历史的风云在她手掌下涌动着、变幻着、撞击着，让她血脉贲张难以自持，林昭忍不住问甘粹：“你说什么叫‘烈士’？从1840年到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成了‘烈士’？”

甘粹苦笑着摇摇头：“少说也成百上千万吧，没准上亿呢——唉，多少鲜血啊！”

林昭接着说：“谭嗣同、秋瑾、陈天华、杨靖宇、赵一曼、江竹筠……大烈士还有机会留下姓名，让后代人纪念、评说。那些尘土一样的小烈士呢？我去过南京的灵谷寺，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无梁殿，专门供奉北伐烈士灵位的。天哪，那殿壁上黑压压刻满了烈士名单啊！你想想，一个名字还占不到拇指大块地方，那整整几面殿壁，一共会有多少名字啊！我当时惊呆了，我想这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是谁？他是广东人、福建人还是湖南人、湖北人？他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他读过书上过学吗？他恋爱了吗？结婚了吗？他怎么死的？子弹从他的什么地方钻了进去？他离开这个世界前是什么状态？他的骨灰在哪儿？他的亲人如何看待他的死亡？……那天我伫立在无梁殿里久久不能平静。我想，从鸦片战争到北伐战争，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中国这一个世纪死了多少人啊！这一个世纪，中国人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地都为了什么呢？难道这么多人死了，就换来这一块冷冰冰、硬梆梆的纪念碑？”林昭一边说，一边抬头仰望着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叹息不已。

甘粹笑道：“怎么就一块纪念碑呢？不是终于有了人民共和国嘛。”甘粹说着模仿起毛泽东的湖南口音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林昭“哼”了一声：“这共和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是每个人都获得了解放？还是只有一部分人得到了解放？我怎么感觉这共和国只是某些人的遮羞布？他们把老百姓当成了炮灰，自己却摇身一变，成了不穿龙袍的现代皇帝！”

甘粹警惕地四下张望了一下，他一边用眼色制止林昭，一边轻声喝斥道：“你不要命了？！这种话也敢在这个地方随便乱说！要是被谁听见，你立马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好在四周并没有那么长的耳朵，甘粹放下一颗心，随即安慰林昭道：“牢骚发发也就罢了，咱们都是人微言轻的草民，能怎么着呢？旷世英雄诸葛孔明，尚且也只能‘苛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你我还能扭转乾坤不成？你不要碰硬，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

甘粹没想到林昭对自己的这番“劝导”极为反感，她狠狠地击打着纪念碑，义正词严地回答：“不，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

甘粹道：“你不要太天真。现在不是军伐时代，就算你有十万人造反，现在交通工具比较发达，共产党会调兵遣将，那个省那个县造反，马上可以镇压。已经戴了‘右派’这个紧箍咒，你就老老实实实呆着吧！”

说起“反右”，林昭感叹地说：“我们是好心提意见，想帮助党改掉缺点，促进更快的进步。其实，按社会分工，那主要不是我们学生的事，我们没有直接的、功利的目的。我们追求更高的价值标准，那就是民主与科学。我绝不悔恨把我打成‘右派’，这不过是时代的悲剧。这只能证明：今天的事业将比过去更加伟大；今天的任务比昨天更加艰巨，我们要把千百年来人类的理想，百十年来先烈们的梦，实现在中国的泥土上。让我们学习前人英雄的榜样，进！进！进！”

望着林昭清瘦的身影，甘粹哑口无言。他真是不明白，这姑娘怎么会这么执著、这么无畏？她那单薄的身体里，怎么会蕴藏着那么巨大的力量？也正是从这一刻起，甘粹下定决心：绝不能任着她往石头上撞，只要我在一天，就要保护她一天！

那年冬天，有一天，林昭忽然对甘粹说：“我刚写了一首歌，叫《呼唤》。唱给你听好不好？”说着，她用低沉的女中音深情款款地唱了起来：

呼　唤

在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着您。

窗外是夜，

怒吼的风，

淋漓的雨滴。

但是我的心啊，

飞出去寻找您。

我对着虚空呼唤：

“您在哪里？

您在哪里？”

为什么我找不到你？！

您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还是沉埋在冰冷的狱底？

兄弟！兄弟！

我的心灵为您流血，

我的呼声追寻着您！

您在哪里？

您在哪里？

甘粹问：“这首歌是写给谁的？”

林昭道：“是写给难友的。1957年所有落难者，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啊！唉，北大右派同学，能联系的我一直保持着联系。从他们的信中我知道，他们境遇很糟，物质极端匮乏，精神极端萎靡。不是在荒野餐风露宿，就是在边疆饱受欺凌。更有一些人，自从被捕就生死两茫茫……他们让我想起了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一群自觉背负民族十字架的精神贵族！可是，我却不能与他们为伴！一想到他们，我便寝食难安。我觉得自己留在京城里真是好惭愧！我尽力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可是这微不足道的鼓励和帮助有什么用呢？可是，除了这微不足道的鼓励和帮助，我还能做什么？”

甘粹道：“你不必这么自责。这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我们都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况且你还远远不止问心无愧，你已经做了那么多。你的心不是已经飞出去寻找他们了吗？他们能感受到你的温暖，我相信。”

林昭道：“唉！如果我与他们一道入狱，也许我反倒好受些！妈妈说，像我这样的身体，放逐出去肯定活不了多久。妈妈哪里知道，我真恨不得死在流放的路上，像十二党人死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中一样——那才叫死得其所啊！”

甘粹道：“并不是所有战士都必须死在战场上。上帝既然没有安排你流放和入狱，他自有他的主意。你就接受上帝的拣选吧。”

林昭“扑哧”一笑：“看来你已经深得基督精神了！真是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你喜欢这首歌吗？我教你唱？”

甘粹点点头。于是，林昭便一字一句地教甘粹，直到甘粹把这首歌深深地刻进了脑海。

冬去春来，1959年，林昭28岁了。这年春天，“两个右派谈恋爱”的风言风雨开始在校园里传播。终于有一天，新闻系党支部正式警告甘粹：“你与林昭不能这样接近！”没多久，干脆直接下命令曰：“右派分子不准谈恋爱！”

林昭得知此事哈哈大笑，她问甘粹：“你怕吗？”

甘粹说：“你不怕，我更不怕！”

林昭说：“那好，他们越不准，我们越要做给他们看！”

于是两个年轻人根本不管别人的异样眼光，公然手拉着手在大院里散步，在水池边徘徊，林昭甚至正式称甘粹为“未婚夫”。他们出双入对谈笑风生，俨然将冷漠的校园变成了浪漫的世外桃源。

甘粹回忆说：“因为是调干生，当时我每月有29元的补助。林昭已经毕业，因为是‘右派’，工作但不拿工资，每月有25元生活费。谈恋爱期间，我们花销很大，每个月都紧巴巴的。我们经常逛街、逛公园、下馆子，林昭总是很大方。当时崇文门附近的新侨饭店就很高档。有一天我们逛到那里，林昭要进去吃饭。菜单拿来一看，我们发现两人身上的钱加起来只有一块五毛，只够点一个红烧鱼头的。于是我们就点了一个菜、两碗饭——这个细节我记得非常清楚。林昭还常去王府井和平饭店的咖啡馆，那个地方现在也是个高档场所。林昭当时穿着很朴素，但很讲究。她会自己改衣服，敢穿一些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比如她与我合影时穿了一件色彩很艳丽的旗袍。那时一般女性都穿列宁装、干部服什么的，谁还敢穿旗袍啊，还是花的？林昭就敢！那件旗袍是很高档的，做工非常好，可就是因为不合时宜了，林昭买得很便宜。”

钱不够花怎么办？甘粹就悄悄地卖书。“有些品相好一些的书，二三折就卖给中国书店了。最后书卖得差不多，我不得不把一块瑞士手表卖了。那块表是我进军大西南经过汉口时，我二哥送的。我二哥当时在一家洋行工作，这块表花了他一个月的薪水，后来卖了90块钱。这已经是我最后能卖的东西了，再往下怎么办？我也没想过，当时就是觉得愿意为林昭这么做，因为我就是爱她。”甘粹说那时常与林昭逛瓷器店。林昭懂瓷器，那时市面上清朝的旧瓷器很多，一只光绪年间的盘子，就卖一块钱。两人淘宝似的搜集了两大箱清朝瓷器，可惜后来劳燕分飞，两箱宝贝存放在林昭宿舍无人托付，也不知最终落入谁人之手。

这年春天，在上海长江航务局工作的甘粹大哥被单位派往北京培训。在京期间，甘粹正式将林昭作为“对象”介绍给大哥。二人陪同大哥游览了京城的名胜古迹，并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1959年端午节前后，倪竞雄为创作沪剧《蔡文姬》出差北京，与林昭朝夕相处了个把月。1953年，倪竞雄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在京期间她经常前往北大看望林昭。1956年于中戏提前毕业后，倪竞雄成为上海沪剧团编剧。1959年姐妹再度相遇，二人的境遇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倪竞雄回忆说，再见林昭时发现她的情绪并不坏，还热心地帮倪竞雄搜集了很多蔡文姬的资料。有一天，二人正在一咖啡馆小坐，林昭忽然叫来甘粹。倪竞雄问：“谁啊？”林昭回答：“你未来的妹夫啊！”倪竞雄不以为然地道：“别开玩笑了！”因为话不投机，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谈论过甘粹。

林昭少年时即喜欢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从不顾忌对方是男是女。从中学时代的陆震华、倪竞雄，到大学时代的张玲、李雪琴、谭天荣、张元勋、羊华荣，再到毕业后的王前、甘粹等等，林昭的朋友不可谓不多。从现存照片来看，林昭与友人的合影也占相当比例。由此可见，友谊始终是林昭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同学羊华荣回忆，林昭曾与他谈论过爱情、婚姻的话题：“她曾说过，她过去没有真正的恋人，只是有一些谈得来或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有人曾向她表示过好感，她也婉拒了。”羊华荣认为，“林昭思想比较开放，喜交往，不耐寂寞，需要知音，甚至需要关怀与爱，但对她来说，这未必就是爱情。”“她不是传统型的女性，她在恋爱、婚姻等问题上似无一个固定的模式。有次她谈到北大一对恋人均被打成‘右派’后，他们蔑视一切，冲破阻力，登记结婚了。她对他们的浪漫与勇气大为赞赏。她也讲一些爱情故事，但大都是浪漫式的恋情，这或许是她恋爱观的反映。”之所以与甘粹“弄假成真”，一方面自然是甘粹的真诚让林昭获得了很多安慰，但另一方面也是其逆反性格使然，她必须要以一种姿态反抗这个社会。

当年6月，甘粹即将大学毕业。林昭对甘粹说：“我们不能结婚，这样会害了你。”但甘粹坚信自己可以照顾林昭，并使她不会过早出事，同时甘粹也怀着一线希望，以为校方能考虑他们的感情现实，毕业时不会把他分配得太远。于是，他正式向组织申请结婚。结果组织不仅断然拒绝，还把他发配到遥远的新疆。8月公布名单，要求所有学生9月1日前离校报到。但直到1959年9月26日将林昭送回返沪的火车，甘粹才独自踏上西行之路。

从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一直咯血不断。她向校方请假，要求回上海治病休养，校方不准。甘粹去向既定，林昭心情恶劣病情加重，几乎不能正常生活。经当时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亲自批示，林昭终于得以回沪养病。临行前，林昭把文稿寄存在后任北京政协副主席的罗青先生家中。可惜“文革”开始后，由于害怕惹祸，罗青将这些文稿全部烧毁了。林昭与王前女士依依惜别，她们合拍了一张四寸半身照片。照片上，林昭与王前并肩而坐，都有微笑，却是笑得那样惨淡，那样凄然！照片背后，林昭题写了一首绝句：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1959年9月26日，甘粹送林昭回上海。甘粹在回忆录中还原当时的情景：

我们心中积满了阴霾，长久地凝立在月台上，离别的苦痛灼烫着我们的胸怀，灼烫着我们的脸颊。林昭说：‘甘子，我爱你。是我害了你。我早就说过，他们会这样来整我们的，把你分配到最远的边区去的。’

“不，别这样说，我不怕他们！我们总有一天会相聚在一起的！”

“不，我怕， 我怕你回不来了！”

我没有，从来没有见到过她一对这样颤抖和痉挛的眼睛，看着她那寒栗悚惧的神情，我突然觉得整座月台里其他一切全都死灭僵凝了。尽管四周营营扰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挤满了上车和送客的人群——所有这些动荡嗡冲神经的纷乱景气对我全不存在，我紧紧握着她那喘息急不可待的手，激动地说道：“会的，会有一天会回来的！”

“太残酷了，太残酷了呀！”林昭极度悲伤，两眼含着泪水，瞧着我嘶哑地说道：“一切就都完了……”

“什么一切都完了呢？我们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怎么能说一切都完了呢？无论怎样，我们的心不是已经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么！”我激动地现出要把内心所积压的一切全部都吐露出来。

“你有回来的可能吗？”

“会有的，我一定会回来，一定要回来的……你一定要等着那个时候。”说着，我流下了眼泪。

林昭也流着泪，我们将面颊贴近，相互紧紧拥抱着，两人的泪水融合在一起，沾湿了两人的衣襟。

车站上的铃声响了，这铃声好象箭一样刺穿着我俩的心房，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生怕要被人拆散了似的。

她不停地说道：“我们不能分离，甘子，你不能走啊！”

性格一向倔强的她，从不落泪的她，这时也流出了两行炽热的泪水。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泪水。

我更加紧紧地抱住她，啜泣地说道：“你别哭！你别哭！”其实，我的泪水也盈眶夺目而涕下了，我也在哭啊！

火车鸣叫一声，我们才从悲痛中清醒过来，我不得不离开她的怀抱，踏上了车厢门的踏板。她摇曳着手中已被泪水湿透的手绢，发狂地喊道：“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你一定要回来呀！”

1959年10月1日，甘粹经过长途跋涉，艰难地抵达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自治区人事部门将他分配到焉耆蒙古自治州兵团农三师（现为库尔勒地区）。甘粹到了兵团农三师，发现该兵团系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制，仍由国民党军官担任连长等职务。此外，还汇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获十年以上徒刑的劳改犯。大家开荒种地，实际上就等于是劳动改造。甘粹卖掉了所有行李，冒险逃回上海找到林昭以及自己的哥哥、妹妹，打算就此“黑”在上海。不料许宪民坚决反对他们的婚姻，而此时的林昭生活全赖母亲资助，也不便为此违抗母亲。二人天天在上海街头漫步，面对滔滔的黄浦江水，心里面感觉非常凄凉。甘粹在上海逗留了一星期，星期天还陪同林昭前往乌鲁木齐路教堂作礼拜。万般无奈，最后身无分文的甘粹在兄长和妹妹的资助下配齐了被褥，不得不黯然重返新疆。从此，他在那里度过了地狱般的20年。

回沪后，林昭和母亲、弟弟居住在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许宪民在苏州另有居所，林昭有时也往返于苏州、上海之间。许宪民对林昭婚姻的干涉决不是偶然的。若干年后，作家王若望偶然间曾给林昭妹妹彭令范介绍过男友。徐建在国防工业飞机修理厂任工会文教部长，曾邀请王若望到该厂去演讲过一次，他又在黑板报出过特刊。反“右”时，徐建被说成是大“右派”王若望打入要害部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爪牙，扣上“右派”帽子，撵出“要害部门”调至浦东一家玻璃厂，交群众监督改造。这样一来，徐建与王若望反而更走近了。徐建拜访王若望多次，有一次他提到玻璃厂没有女工。王若望冰雪聪明，明白这是光棍汉嘤嘤求偶的暗示。对这一类婆婆妈妈的事从来不热心的王若望，由于内心浮起负疚的歉意，甚愿将功补过。

王若望亲家高先生想起朋友许宪民的二女儿彭令范尚待字闺中，将他们撮合到一起后二人很快恋爱。王若望看到徐建赠给彭令范一件别出心裁的信物：细工打磨两块不锈钢组合成一个心形。令范对才华出众的徐建十分满意，双方已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可最终却被母亲许宪民活生生拆散。王若望回忆，有一次许老太头上裹着黑纱巾，满脸肃杀、不声不响地站在王若望宿舍门口，却就是不肯进门。她气咻咻地埋怨王若望做的媒：“我怎能接受一个‘右派’女婿呢？她爸爸遭镇压害了我一家子，难道还不够呀！”言下之意，女婿千般好，万般好，头上有一顶右派帽子就不是“人”！王若望对此深为理解，他说：“这就是看不见摸不着而威力无比的‘政治因素’了。设身处地为令范的妈妈想想，那个‘政治因素’确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在那个时候，便有‘遂使天下父母心，有女不嫁黑五郎’的无穷感叹，‘黑五郎’即指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是也。”结果，彭令范终身未嫁。

林昭出事后，许宪民常后悔把她从北京接回上海，但彭令范却认为以姐姐的个性，任何地方都一样，结局不会改变：“姐姐不论在划了‘右派’之前还是之后，她的思想是不变的。她是一个革命极端主义者，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妥协，没有调和，‘不自由，毋宁死’。她的志向是要改变社会，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甚至要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即使她的思维逻辑并不完全合理，但她认为合理的制度也尚有争议之处，她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甘粹在新疆开始与林昭保持着通信，后来林昭没有回信，甘粹觉得很奇怪，也很想念她。到了1960年下半年，兵团农场有一个上海支边青年要回家探亲。临行前他偷偷对甘粹说：“我回去就不回来了。”甘粹拜托他回上海后看望林昭，他答应了。这位朋友走后很久，给甘粹写了一封信。因为甘粹的信都要被拆阅检查，所以他在信里用隐语说：“我去看了林昭，她病重住院，一时是不会好的。”这封信甘粹看懂了，更加为林昭担心。

到新疆后，甘粹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到“五一”、“十一”这几个重大节日，他要给中央组织部写申诉信，这个习惯坚持了20年。所以，他对1968年5月1日晚上梦见昭手扶棺材的噩梦记忆深刻。许多年过去了，甘粹重返京城已是苍苍老者，这时候他方得知爱人早已魂断天涯，而1968年5月1日晚上，她是特意前往新疆向他告别的！

1980年在林昭追悼会上，甘粹遇见林昭的亲人和故旧。说起与林昭的恋情，一些人似有疑虑，甘粹忍不住问倪竞雄：林昭到底爱没爱过自己？倪竞雄思考了很久，认真回了一封信：“……你爱林昭我知道，1959年我去北京与林昭见面时，她突然告诉我要介绍一个妹夫与我见面，我以为她是戏言。后来，她真的把你介绍给我，我们三人在王府井叙了一下。之后，我还是不甚相信，她却认真地说：‘我将与他结婚。’因为我毫无思想准备，对你又不了解，对这突然消息表示惊诧。你当时给我的印象：你比她似乎小得多（感觉上好象小了几岁），我有点不信。我与林昭是知己，她过去几次罗曼谛克的遭遇我有所知。我的印象中，她好象喜欢恋爱而并不想匆匆结婚，她常常在幻想中遨游，而并不现实。同时她也不是恋爱专一主义者（我并不是说她恋爱态度不严肃，我也不赞成那种从一而终的古板观念），她可以在某一段时期挚爱一个人，但若在另一种特定环境中相遇了另一种触动她感情的人，她也会幻想连篇而投入情网。她是一个诗人的气质，因此她与你曾经相爱，后为有所变迁不能说那段相爱之期是一场戏。所以对你向我提出的问题，很难简单地回答是或否。你应该相信你们曾经相爱而不是你单恋。至于后来的变迁实在太悲惨了，你还能要求她什么呢？她把全身心扑在“政治”上了，感情、爱情也都集中到她的政治主张上去了，真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呀。要谈林昭这个人，特别是她的爱情方面，不是几页信纸所能详尽的……”

2000年前后，孤独沉默了无数个岁月，当独立制片人胡杰辗转找到他时，须发尽白的甘粹面对镜头唱起一首歌：“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您。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您。我对着虚空呼唤：‘您在哪里？您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你？！……”

甘粹自己唱得十分平静，却听得人肝胆欲碎，仿佛一声声呼唤到人的灵魂里。

是啊，除了甘粹，这世上已没有第二人会唱这首歌、能唱这首歌了。上帝能否告诉我们，这首歌伴随甘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第三章 抗 争（1960——1967年）

1﹑甘入地狱

正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插遍全国的时候，自然规律的无情报复开始了：

从1959年起，中国出现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史称“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1960年，1961年，持续的大面积饥馑饿死了成千上万人，其中无辜农民占了绝大多数。种种惨象让50岁以上的中国人回忆起来，至今仍不寒而栗。关于这三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官方至今尚无正式统计发布。西安交通大学的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这三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的推算是，这三年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2008年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又有最新研究，作者杨继绳先生“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且不论死亡人口的准确数字，“三年自然灾害”无疑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中共当时告知百姓，年年饥馑是因为接连遭遇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而且“修正主义”的苏联政府又雪上加霜：在关键时刻背信弃义，撕毁了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但近年来有人研究证明，那三年中国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和1961年，中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达到了最高峰。

无法回避的灾情让中共高层感到无助和困惑。在这样的背景下，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江西庐山举行。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读书、形势和今年的任务等19个问题，讲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在执行政策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准备经过讨论，形成《纪要》发给全党。讨论中对国内形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左”的倾向仍是主要的，要继续反“左”纠“右”；另一种则认为形势很好，不愿听对“左”的倾向的批评。一些人感到会议有压力，认为民主气氛不够。7月10日下午，毛泽东讲话，谈了形势、团结等问题。强调总路线是正确的，从全局来看，成绩与缺点错误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批驳了得不偿失的说法。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看到这种情况，又听说会议安排到7月15日为止，担心匆忙结束无法直抒己见，遂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万言书”。彭德怀在肯定“大跃进”的同时，指出了“浮夸风”等问题，认为“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人员，会议随即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黄克诚、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张闻天更是明确支持彭德怀，不同意有些人对这封信的非难。

从7月23日起，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毛泽东还严肃地提出了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从此，庐山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2日至16日，中共又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４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随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一系列文件，把“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国。庐山会议消息传出，举国哗然！

上海养病期间，林昭通过北大同学孙复认识其在兰州大学就读的哥哥孙和，又通过孙和辗转结识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张春元、顾雁等。张春元，河南人，志愿军军官，后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顾雁，1935年生，上海南汇县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时为兰州大学物理系硕士研究生，1958年沦为“右派”，他与张春元在甘肃天水劳教时结下深厚友谊。张春元非常欣赏林昭的诗作，1959年下半年，张春元专程来沪会晤林昭，二人相谈甚欢。林昭对张春元十分敬服，称其是“我们时代的主将”。临走前，林昭将《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和自己创作的长诗《海鸥之歌》送给张春元。后来，张春元、顾雁参照《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写成《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公然提出“要在中国实现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张春元提出创办刊物传播思想，顾雁、徐诚等表示赞成。

1960年初夏，面对饿殍遍野的惨痛现实，在甘肃农村劳改的张春元等人忍无可忍，冒着生命危险凑钱买了一部油印机，印刷了一份简陋的八开小刊物《星火》。据现有资料，《星火》可能收录了七篇文章，分别是：一，顾雁的《放弃幻想 准备战斗》；二，张春元的《粮食问题》；三，苗庆久、向承鉴的《目前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四，胡晓愚《右倾机会主义赫鲁晓夫》；五，张春元的《农民、农奴和奴隶》；六，苗庆久的《右倾的由来》；七，林昭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然后，他们四处搜集各地党政负责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名字，企图将《星火》杂志和一封公开信发送给中共各省（市）委书记，呼吁他们正视恶劣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借鉴参考南斯拉夫模式，努力遏止中共的极左政策。在这封信中，他们明确表示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遭到不公正批判、罢官是不正确的，中共应该正视“三面红旗”下的贫困和灾难，“大跃进”是反科学的，否定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是否定事实，也否定科学、民主，并由此提出“还我民主，还我科学”等口号。

然而，还没等张春元落实计划，已经被人告发。“《星火》反革命集团案”浮出水面！性质严重！情节恶劣！7月，张春元被捕。9月30日，与张春元一起劳改的学生、教师39人全部被捕。支持他们的数十名当地农民一起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对他们表示过同情的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

这一年，母亲许宪民发现林昭结交“右派”，护女心切的立刻将她送回苏州。在苏州，林昭与父亲经常相见，父女共同度过了一段珍贵的平静时光。经历了这些年的狂飙突进，林昭第一次与父亲进行了认真的交谈。彭国彦一辈子崇尚西方法治，他厌恶一切的激进和煽动，认为那不是浅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他对林昭说：“利用青年人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政治是骗局，尔虞我诈！”林昭过去对父亲的迂腐和沉闷一向极不耐烦，但现在她开始醒悟，也许父亲这代人的追求才是根本的和具有建设意义的。这些交谈促使她进一步反思自己的革命热情，反思国家的前途。

当远在甘肃的张春元案发时，林昭有相当一段时间一无所知。秋天，林昭给张元勋家写信表示问候。张元勋哥哥唯恐其中有诈，要求林昭寄一张照片。不久林昭寄去照片，背面题诗一首。这首诗是目前所知林昭1960年的惟一作品：

楚头吴尾劳相关，

顾影低徊敛鬓鬟；

困顿波涛佳岁月，

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

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

笑君犹自问庐山。

10月，上海警方着手抓捕“星火案”成员。林昭因为在《星火》上刊发诗歌，理所当然成了张春元的“反革命同党”。与此同时，顾雁在浦东红桥老家养病时被捕。若干年后顾雁彻底平反，他重拾本行，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在接受胡杰采访时，顾雁说当时参与《星火》很清楚可能会有什么后果：“我一朋友公开给《红旗》杂志投稿，表达不同意见，尚且被抓起来了，判了十年。我们这么做当然是知道后果的，但是觉得不做不行，总要有人出来。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出来时，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总有第一个人，鲁迅讲，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

“林昭！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宣布你被捕了！”

10月24日，林昭正住在母亲位于苏州的家。全家人惊得目瞪口呆，只有林昭面色如常，仿佛她等候这一天已经多时了。公安虎着脸把小屋翻了个底朝天，连放在窗台上的食品罐头也不放过，不仅打开来看了又看，还拿根筷子戳进去搅了搅。

林昭忍无可忍地讥讽道：“如果我有能耐将情报藏在罐头里，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

公安闻言勃然大怒：“现行反革命林昭，现在没你说话的份！你给我老实点！”

谁也没想到，父亲彭国彦恰巧在此时此刻进了门。看到这场面，他立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道：“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说着踉跄离去。

1960年11月30日，彭国彦吞食老鼠药自杀身亡，终年60岁。

许多年后，倪竞雄与苏南新专同学张学群试图在苏州寻访彭国彦的踪影。经多方努力，他们找到几位彭国彦当年的老邻居。据了解，彭国彦晚年性格乖戾、生活落魄，因为没有固定收入，只能勉强在一处窝棚里栖身。后来，他被迫跟着一位念佛老婆婆，通过为人唱经念佛讨口饭吃。落到这种光景了，他还动不动就与人争吵，最后弄得连念佛婆婆也不肯收留他。可怜这位风光一时的彭状元一度甚至行乞为生！

2004年，彭令范回忆父亲自杀前：“我母亲突然从床上摔下来，那时候我跟她一个房间。我觉得很奇怪，她就这么平躺着，摔到床旁边地下。好像什么人把他她拎起来，再摆下去。声音很大。我醒来后，她就讲：‘不好，预感不好，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不晓得你姐姐有什么事。’我也觉得很奇怪：母亲怎么这样摔下来？过了两天，苏州打电话来，叫我母亲去，说我父亲自杀了。”彭令范说：“我母亲和我父亲，他们本来是彼此相爱的。他们都是好人，但是两人个性不同，我母亲个性开朗，她就像男的一样，她跟所有的人来往，也在男人当中从事社会活动，笑起来无拘无束，她不喜欢像我父亲那样。我父亲就比较内向，讲得好一点就是比较学者气质。我父亲的脾气很不好，所以他们的感情，后来因为种种关系，不是怎么好。但是当我父亲去世以后呢，我母亲可能觉得有一种罪恶感。可能想她没有给我父亲更多帮助。她就老是讲我父亲怎么好，以前我从来听不到。母亲说：‘你父亲的学问，你们三个人(指林昭、我和弟弟恩华)加起来也没有他好。’‘你们对我呀，真是没有你父亲对我好。’我父亲更没有听到过母亲讲这些话。无论如何，母亲对我父亲的怀念是很深的。”

林昭入狱后，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母亲许宪民千方百计想得到一些消息，但多方奔走毫无结果。1961年，林昭转入上海静安分局关押。入狱一年多后才有信出来，说亲人可以送一些钱和物品。许宪民大喜过望，赶紧前往探监。然而许宪民每次探监都很沮丧，因为得知林昭在里面“表现很坏”。

在狱中，林昭遇到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俞以勒。俞以勒是因为信仰问题入狱的，一度她们被拘禁在同一囚室。俞以勒的父亲是传教士，1949年前去了美国，把俞以勒一人留在大陆。因为拒绝否认上帝，俞以勒被投入了监狱。后来，俞以勒的一个妹夫成为尼克松时代的白宫记者，在随尼克松访华时点名要见俞以勒，但没见着。然后妹夫又借去南斯拉夫的机会转道上海，这才找到了俞以勒，并了解到她多年来的苦难。俞以勒摘帽后，于上世纪80年代赴美国与亲人团聚。

1950年4月，广东顺德的吴耀宗等教会领袖谒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经过三次详谈，双方决定根据“自治、自养、自传”的方针，发起“三自爱国运动”。会后，由吴耀宗起草《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中国各教派教会领袖40人率先在《宣言》上签名，后全国各地签名者有1500多人。《人民日报》于1950年9月23日刊登此消息时配发社论，积极表示支持。从此，中国基督教会与梵蒂冈不再联系。从此，外国教职人士不断被清理、驱逐出国门，本土信徒则不是被迫放弃信仰，就是被迫顺从“三自”，否则便像俞以勒一样受监禁、受打压，不知道路在何方。不过即便如此，俞以勒还是决定坚持正信。于是，她每天在狱中祷告：祈求上帝宽恕犯罪的人们，祈求上帝降福苦难的世界，祈求上帝给自己更多的考验……俞以勒的遭遇让林昭进一步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反右”运动这么简单，背后还有更多需要思考的问题。

1961年12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开会改组甘肃省委，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此前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批评他们的极左错误。据说钱瑛曾过问“《星火》反革命集团”案，建议从宽处理。但该案还是有十几人被判了重刑，其中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苗新久20年，向承鉴18年，谭蝉雪、胡晓愚、何之明各15年，顾雁17年，徐诚10年以上，杨贤勇10年，陈德根7年，杜映华5年，当地四十多岁的农民刘武雄12年。

1962年3月5日，在许宪民的多方努力下，监狱同意林昭保外就医。关于同意林昭保外就医另有一说法，即“星火案”主犯张春元被捕后逃脱，警方有意放林昭出狱当诱饵，以便张春元与林昭“接头”时一网打尽。现经胡杰先生研究证明，张春元逃亡期间的确试图联系林昭，但未果，后张春元在浙江杭州再次被捕。林昭对出狱极不配合。当母亲和妹妹彭令范去上海静安分局接林昭时，林昭坚决不肯回家，她对母亲说：“你怎么这么天真！他们放我出去仍要抓我进来的，何必多此一举！”林昭拖住了桌子腿执意不走，母亲和妹妹无奈，最后只得请一位朋友家的花匠来，硬把她按上三轮车载回家里。

在亲人照料下，林昭出狱后情绪渐渐好转。据妹妹彭令范回忆，林昭当时曾提到毛泽东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亲自审问过她，因许宪民和彭令范都不敢再听下去，林昭也就没有继续讲。这个说法现在无法证实。1962年3月底，林昭对片警说，随时准备重返监狱。她几次三番打好包裹去公安局门口要求入狱，不让进还静坐，每次都由母亲和妹妹强制领回家。林昭说真理在自己一边，不怕把牢底坐穿。但这段时间，林昭经常和母亲发生冲突，有时为了生活细节，有时为了经济和前途。有一天深夜，母亲许宪民数落了林昭几句，林昭就说：“你要我走，我就走好了！”说完就往外跑。母亲急忙叫彭令范：“快跟着她！”彭令范只好立刻追着林昭下楼。林昭说什么也不肯回来，两人在街上僵持了好一会儿，彭令范无奈地恳请她：“姐姐回去吧，夜深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又过了一会儿，林昭才慢慢地回家。可以想见，林昭这段时间的心绪是十分复杂和混乱的。

从当年早春起，林昭坚持到顾雁家中探望其亲人，直到再次入狱。她和顾雁的父亲因此成了忘年交，顾父早年留学法国，是一位梦想实业强国富民的工程师。林昭再次入狱后，顾雁的哥哥顾鸿将当时家喻户晓的卡斯特罗著作《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寄给法院，并将“无罪”二字用红笔划出。顾雁的弟弟顾麋则在日记中表达抗议。后来，顾鸿、顾麋因此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在顾麋的印象中，林昭是个“对别人富有同情心、爱护心，是个热爱生活、向往幸福的知识女性。”

1962年春天在上海时，有一天林昭特意去找好友倪竞雄叙旧。倪竞雄后来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编剧。林昭来到倪竞雄居住的亭子间，走到半楼梯她就抬头问：“我从‘那种地方’来，你怕不怕？”

倪竞雄答：“老同学嘛，怕什么！”

二人见面，林昭没有谈“那种地方”的情形，也不谈被牵连进去的案情，只是叙旧。她想拉倪竞雄一起去见原苏南新专三班辅导员、现在《解放日报》工作的胡子衡。倪竞雄因忙于写剧本，林昭下午就一个人去了。回来她得意地对倪竞雄说：“我见到了老胡，与他争论。我问他：‘什么是新闻自由？我想办报，你们允许不允许？’我还对他说：‘新专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教会我们做人不好，害得我们出去老是碰壁！’把老胡气得要命！”胡子衡后来向倪竞雄抱怨，说林昭当时就在他办公室拍桌子喊叫，全然不顾众目睽睽！要知道那可是《解放日报》编辑部啊！

得知倪竞雄正在撰写歌颂人民公社的剧本，林昭忍不住告诉她许多人民公社的阴暗面，说内地有的地方大片饿死人，还说批判彭德怀是错误的。

倪竞雄本来就是奉命写作，她无奈地说：“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满国民党腐败才去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能回到过去？”

林昭摇摇头说：“你是好人，无论共产党有多少缺点错误，你总以善良的愿望去为它辩解。”从此不再与倪竞雄谈这些话题。

1962年7月，林昭给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呼吁他效仿蔡元培校长，主持公义，营救被迫害的学生。写完后，她将此信与平时写的一部诗稿托顾雁父亲暂时保存。养病期间，林昭还完成了30万字的《狱中回忆录》，惜后来只存残稿。林昭居家时，曾抄写了一首预示前途必死的诗，这首诗是汪精卫写的：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

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

这年夏天，林昭又被母亲送回苏州监管起来。谁知林昭却是闲不住的，她经常在外面与人聊天，而且一旦得知对方也是“右派”，就立刻引为同道。在她心目中，全国55万“右派”似乎都跟她同呼吸、共命运。正是在苏州观前街闲逛时，有一天，林昭邂逅书生朱红。朱红当时在观前街摆了个旧书摊，他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面前的书摊上颇有一些不俗的文学书籍。“一看就知道，你以前不是干这个的吧？”林昭顺势与他攀谈起来，并很快得知朱红是刚刚“摘帽”的“右派”，因为回城后衣食无着，不得不权且摆个书摊混混日子。

原来这朱红是苏州本地人氏，生于1936年，落难前在苏北泗阳任中学教师。朱红颇读过一些书，并喜欢舞文弄墨、写稿发表。也是因为文章惹祸，最后竟被戴上“右派”帽子劳动教养。在苏北农场，他与难兄难弟们风餐露宿，可谓吃尽了苦头，差点没把小命丢在那儿。好在1961年12月摘帽解放，且很快得以返回故乡。“人是自由了，心却自由不起来。”朱红苦恼地告诉林昭，工作没了，家里弟妹又多，父亲退休工资不多，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一个大男人不能长期在家里吃闲饭。可除了摆书摊混口饭吃，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现在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了。

林昭一听，当即叹息一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两人交往不久，朱红表示要将难友黄政介绍给林昭，因为黄政也是个有思想的人。黄政祖籍安徽砀山，生于1935年，从小在苏州长大。他16岁参军，去过朝鲜，当过志愿军战士。1956年复员回苏州，在苏州防疫站工作。1957年参加大鸣大放，因对共产党肃反、工资改革、少数党员干部作风问题提了些意见，于1957年11月被划为“右派”。1958年2月7日被宣布“开除军籍、剥夺荣誉、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1958年8月，他被武装押解到苏北一农场劳教，直到1960年12月1日“摘帽解放”。正是在农场劳教期间，朱红与黄政相识相知，两人成为朋友。1961年12月28日，两人同获自由结伴返乡，随后各自谋生。1962年7月，黄政从安徽老家回到位于苏州，看到难友朱红在观前街摆摊。

1962年七八月间，黄政好几次看到朱红书摊前站着一位烫发的、穿着花旗袍的年轻女子，遂问朱红是否谈对象了。朱红透露说：“她叫林昭，北大新闻系学生，也是‘右派’。她与北大‘右派’谭天荣、人大‘右派’林希翎都认识。她对时政很不满，思想很激烈，许多观点与你很相似，我已将你的情况向她介绍过了，她很想认识你，我想你们一定会谈得来的。不过，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你不会见怪吧。”就这样，过几天朱红收摊后就将林昭带进黄政家。当天，林昭仍然穿着旗袍，头上戴着小白花。林昭与黄政相识没几天，朱红对黄政说：“在苏州生活总有困难，我大弟弟在北京工作，我去投奔他，生活不会成问题，这样也可以减轻苏州家中负担。你和林昭已经见面认识了，以后她会来找你的。”

1962年8月29日，林昭案初审开庭。初审没有结论，林昭态度“极其恶劣”。休庭后，母亲又把林昭带回苏州。朱红到北京去了，9月7日，林昭独自来找黄政，邀黄政一起出去转转，两人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似的谈得很多。此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相约先后去了苏州大公园、城东动物园、盘门城墙根、何山、枫桥等风景点。他们总是边走边谈，谈彼此的经历和家庭情况，被打成“右派”的经过以及种种不幸遭遇，谈得更多的国际国内局势，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种种弊端。在谈到北大“五·一九”运动的前前后后时，林昭时而激动时而痛切。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两人的共鸣越来越多。最后，由林昭提出，两人共同商定起草了一份《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共有八项政治主张：

1、国家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

2、国家应实行总统负责制；

3、国家应实行军队国家化；

4、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化；

5、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

6、国家允许私人开业，个体经营工商业；

7、国家应对负有民愤者实行惩治；

8、应当争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国家援助。

此外，两人还制订了《行动计划》、《初期组织形式》等文件，并为以后联络约定了方法：以《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为密码，将页、行、字数谱成乐曲。林昭还托黄政代为保存《答辩书》、《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给大哥张春元的一封信，林昭自制的一些揭露和抨击时政的漫画、卡片等文件物品，以及七八个原北大、兰大“右派”同学的名单和通信地址。为以后活动方便，林昭希望黄政为她搞个证件，她还将自己的几张照片送给黄政作为纪念。两人还将相关文件各自抄写了一份交换保存，以证实彼此和彼此对组织的忠诚。相处二十多天，黄政充分感觉到林昭一个才华横溢、文学修养极高、思维敏捷、能言善辩的奇女子，更是一个政治敏感性强、忧国忧民、满腔激情、敢为国家命运赴汤蹈火的女豪杰。因为朱红热情相邀，也因为朱红位于萧家巷的家深宅大院的，看起来比较安全，黄政把这些重要文件长期寄存在朱红家。

林昭在苏州期间，还与一位故人有过知心交谈，他就是被林昭视为兄长的羊华荣。1962年暑假，羊华荣结束劳动回到常州老家，意外收到林昭寄来的信。林昭是根据1950年苏南新专同学录的地址发信的，怕羊华荣收不到，信写得很简短。自从发现信件被人拆看，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一转眼已经有两年了。

羊华荣得到林昭消息喜出望外，几天后就前往上海寻找林昭。林昭家的老保姆告诉他，林昭已去苏州照顾生病的母亲。羊华荣随即转往苏州，找到林昭的住址。门内有位中年妇女，后来知道她是林昭家的房东。这位中年妇女上下打量羊华荣一番，冷冷地说：“不知道，这里没有这个人。”羊华荣再三解释，竭力表明自己不是坏人，但这位妇女坚持说不知道。正当羊华荣为难之际，屏风后出来一中年男子，他略略讯问了羊华荣的情况，说林昭到医院探望母亲去了，并把去医院的路线告诉了羊华荣。羊华荣这时越发意识到林昭处境不妙。

羊华荣在医院顺利见到了林昭，发现她比过去胖了些，身体似乎好很多，穿着合身的旗袍，烫了头发，看上去挺精神，已非昔日瘦弱多病的林妹妹形象，让羊华荣几乎不敢相认。林昭非常高兴地把羊华荣介绍给母亲，然后与羊华荣从医院来到人民公园，二人在树阴下畅谈了别后的情景。

林昭说：“我和兰州大学的‘右派’在一起聊聊天，发发牢骚，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了，现在保释在外养病，不知何时还把我请回去！好在我们当年在北大探讨过牢狱问题，我思想上早有准备，进去后倒并不感到恐惧。告诉你，我在狱中可长了不少见识，学会了戴着手铐梳头、吃饭、搞卫生！我在狱中高唱《古怪歌》，可把狱警急坏了，他跳着脚破口大骂！嘻嘻，有个审讯人员挺有风度，如果他不是逼我招供，我也许会爱上他……”

林昭说着说着，不由得又谈到对社会的不满，谈到目前交往的朋友，也谈到思想上的矛盾。“有时真想做个不问世事，只管做饭洗衣的家庭妇女。”她叹息道。

羊华荣笑笑说：“恐怕你未必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

林昭说：“不一定。我还是会做家务的。”

羊华荣看到林昭头发上戴了一朵小白花，问她为谁而戴。

林昭说是父亲。

羊华荣说：“过去你不愿提你父亲，现在怎么成了孝女？”

林昭只是笑笑，不吭声。

第二天，他们相约拙政园，边聊边游。中午天气炎热，园中几乎没有游人，只有知了在树上不停地高声唱着。他们在一个僻静的小亭中坐下，有意无意地共同回味着一些难忘的往事。

小憩片刻后，林昭若有所思，用手指不停地在石桌上划着什么。

羊华荣问她，她说：“划八卦。”

羊华荣说：“那你不成了狗头军师？”

林昭笑道：“是羊头军师。”

然后，她认真地谈了一些想法。大意是当前百姓吃不饱，饿死了好多人，人们对当局不满，到处有人反抗，社会很不稳定，她不满当前的社会，决心要为自由民主而斗争，希望羊华荣能和她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她的活动。

羊华荣之前已隐约感到林昭可能在参与某些活动，现在终于讲明了。他沉默片刻后，明确地说：“我同意你的有些观点，但不支持你的任何活动。”

他又接着解释说：“我在大山里劳动数年，虽生活艰苦，但那里的景色秀美，我已迷上那些山山水水，今后将寄情于山水之间，对政治已没有兴趣。”

林昭很失望，认为羊华荣是逃避现实，并挖苦他说：“哀莫大于心死！”

羊华荣反驳：“大道得从心死后，心不死何以成大道？你始终纠缠于是是非非的圈子中，不能超脱，根子就在于心不死。现在是夏天，天气太热，但不久就会有一个凉爽的秋天。政治亦然，有它自身演变的规律，凡事当待时而动。你具有诗人的气质，不具有政治家的气质，诗人讲真情，政治家讲假意，你太真，不宜搞政治，否则必然吃亏！”

那一天他们谈了很多，羊华荣竭力想说服她，要她处处谨慎小心，凡事三思而行，希望她能平安地度过这段艰难的岁月。林昭则不断地批评羊华荣是消极逃避，明哲保身。

最后，羊华荣说：“你目前的处境不仅困难，而且非常危险，出路只有两条：一是走，设法去香港，那里可能有一片自由的天地，但去亦非易事；二是韬晦，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但必须要像个顺民。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能凭一时意气，知不可为而强为之。你当杜门不出，埋头研究文学，既可掩饰自己，精神亦有寄托，且可有所收获，此乃一举三得之上策。”

林昭承认羊华荣说的有道理，但同时又表示难以做到。

晚饭后，他们在人民公园乘凉，一直闲聊到深夜。

第三天上午，他们相约游览新开放的网师园。那天，林昭送羊华荣一枚自制的书签，这枚书签题为《铁窗之花》。书签的八分之七均涂成黑色，却在右下角画了一朵小红花，小红花上画两条黑线，象征铁窗。由于红黑对比鲜明，在浓重的黑色压迫下，此花显得特别鲜艳和倔强。中午，二人在一家小饭店里饮酒。林昭告诉羊华荣，她被捕抄家时，羊华荣的两封信也被抄去了。审讯人员要她交待这方面的情况，被她含糊应付过去。好在信中只有一些日常问候话语，因而也未深究。还有其他一些朋友，包括张春元和顾雁，审讯人员经常刑讯逼供，但她宁愿自己多受些皮肉之苦，也决不肯连累、出卖朋友。

林昭的话让羊华荣分外感动和震惊，因为他十分清楚，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打个喷嚏都可能获罪，而自己与林昭在一起时讲了多少离经叛道的话啊！如果林昭在审讯时稍微不慎或为了坦白从宽吐露一些话语，都有可能让羊华荣和其他朋友经历牢狱之灾。但林昭没有这样做，她有一颗高洁侠义的心！与羊华荣面谈时，林昭几次提及一位卖书的“右派”朋友（即朱红），说一些从他那里听来的小道消息以及对社会的各种议论。羊华荣问林昭对这些朋友是否很了解，林昭摇摇头。羊华荣赶紧提醒林昭交友要谨慎，不要轻信，没准她周围已经有了一张无形的网。

这次见面，羊华荣发现林昭比两年前更坚强、也更执著了。羊华荣满心以为，自己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可以让林昭理智些、务实些。但当他踏上火车与林昭挥手告别时，他忽然意识到，也许林昭已经走上了另一条路？这条路沟壑纵横、荆棘遍野，一般人连望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林昭却拉也拉不住地要跑过去……望着林昭渐渐远去的身影，羊华荣的心里充满了忧虑。

1962年9月，林昭在上海淮海中路与无国籍侨民阿诺·纽门联系，要求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四篇文章带到海外发表。9月下旬，林昭告诉黄政：“上海已经来过三次传票，要我回上海去。”9月27日左右，林昭离苏返沪，开始还有书信往来，11月底就再没有消息了。11月8日，林昭“以扩充反革命组织罪”再度入狱，被囚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亲人不许探监。12月，被送往上海精神病院作鉴定，由当时精神病院院长粟宗华亲自为她做精神分析。

当年的《二医战报》批判粟宗华的专辑中摘录了粟与林昭的对话，林昭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年轻人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政治是骗局，尔虞我诈。我一直不信，当悟出真理时，已太迟了，现在我已超过了受骗的年龄，但尚未到达骗人的阶段。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粟宗华诊断林昭有精神病，但后来他因林昭及陆定一夫人严慰冰两个鉴定，被指责“包庇反革命，想用精神不正常开脱严慰冰和林昭的滔天罪行”。

林昭入狱后，浑然不知的倪竞雄有一次又到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找她。开门的是彭令范，她冷冷地说：“你怎么又来了？你再也不能来了。她又进去了，比上次还重。”倪竞雄说自从林昭出事，许宪民恨不得把林昭关在家里与世隔绝，所以每次见到不管什么人来找林昭，脸色都非常冷淡。得知林昭再次入狱，倪竞雄再也不敢上门，她后来还是从红卫兵小将口中得知林昭获刑20年。

1963年在提篮桥监狱，当局安排刑事犯张姑娘与林昭同一囚室。久而久之，张姑娘获得林昭的信任。1963年7月，张姑娘出狱后，立刻按照林昭提供的线索联系顾雁家人，并与7月27日来到苏州面见朱红和黄政。当时，朱红早已从北京回到苏州，仍在黄政家门口摆书摊。张姑娘带来一首林昭亲笔写的诗词作证明，随后就与朱红、黄政继续“活动”：写传单、刻蜡纸、准备散发……1963年10月3日凌晨，黄政被捕，后获刑15年。林昭因此精神受到强烈刺激，经常气得在监狱里破口大骂！

1963年8月8日，林昭从提篮桥监狱移拘上海第一看守所。

1964年12月2日，林昭接到起诉书。

1964年12月5日，林昭出庭受审。

1965年5月31日，林昭案再一次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由上海第一看守所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女监。

……

……

……

本来林昭在“星火案”中并非主角，况且囚禁一年后又获“保外就医”之优待。就算组织了个“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仅就案情来说，也不至于被判20年重刑，因为后期的“反革命”行动基本为黄政等人所为，与林昭关系不大。许宪民当时就曾向有关部门申诉：为什么主犯才判十几年，女儿却被判20年？有关部门回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第一看守所狱警对林昭有形象的评价：“有那么股子劲儿。比你反动的人多的是！多得很！你不过有那么一股子劲儿罢了！”

林昭对此还作了阐发：“那么一股子劲儿！更正确地说或许应该称之为斗争性罢？想当初这个年轻的叛逆者早就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战友们说过：犹如‘与打击者以打击’这著名的口号一样，我们的行动准则应该是：与斗争者以斗争！只要斗争尚在继续。只要我们一息尚存！而且在我认为这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气可鼓而不可泄，只要这股子‘劲儿’存在，不论是处在看来如何优劣悬殊、众寡不敌、乃至几同束手的局面之下，人们也仍旧可以找得到进行斗争的各种方式以及策略——合法、非法、非法中的合法或合法中的非法。就我们，当代中国大陆青春代自由志士所必需面对的极端复杂、极其艰苦的斗争形势来看更是如此！一切方式方法本身都并无‘阶级性’，前人撒土迷不了后人的眼睛；但也应该必需根据不同的时代条件——时代特征来加以创造发展而使之花样翻新。”

是的，林昭是不顾母亲哭泣、不听朋友劝阻，义无反顾一步步把自己送上祭坛的。

她为什么要如此决绝地坚持反抗和斗争？

她当真一点不吝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吗？

后来，林昭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用一个故事进行了表白：“林肯青年时期在当农场雇工的时候，有天傍晚赶着车去同伴家参加婚礼，途中经过一个泥沼，看见一口猪陷在里面挣扎；身子已经沉下一半去了，眼看快遭灭顶之祸。林肯停了车，想下去把它扯上干地来，一低头看着自己刚换上的一套齐整衣服，不免迟疑，便又赶起车走了。走了半里，一里，两里……耳边似乎一直听得那口猪在叫，终于还是调车回头找到那个泥沼边去。那时泥浆已经快没到了猪的下额，它可还在那里不知死活地扭来扭去只是不肯‘听话’。林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沾成了个泥人，最后总算使劲儿把它扯了上来。事后人们称赞他的行为，但也有人说他做的不值。他道：‘我不是为那口猪，我为我自己的良心！’

“这个青年对于伟人林肯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望尘莫及而心向往之。而这个小故事也便带给我一种来自上方的启示与安慰。伟人林肯之别的一切，林昭都不肯望其项背，但在这一点上或可勉作比拟：是的，我也不是为那口猪，而是为我自己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猪它知道什么好歹，更知道什么死活？无论谁个处在那种情形下动手去扯时，未必还承望那口猪日后给他送上一面衔威救命之恩的锦旗呀！何况在猪来说，可能只觉得那愈陷愈深直至要毫不容情地使它灭顶的泥沼，是温暖已极、美好无比的安乐窝，而反倒会在那顽蠢不化的猪脑袋里怪着死命要扯它上岸来的人为多事！这么地咬他几口，踢他几脚乃至甩他一身泥浆等等，就也都可谓是毫不奇怪的了！

“我扯它因为我的主人要扯它。可是，真好重的一口猪呵！而且还不知死活地一股劲儿直恋恋于行将最终埋藏它的那一潭子臭泥浆，横扯不起，竖扯不上，再扯它还发狠咬人！当然，不是我独个儿在扯，我与日俱增从没想到过独力可以扯起它；然而，主人看到的，我确实也在相当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忠诚地尽到了自己的力量！

“尽这份力量是为我自己基督徒的良心，而不是为那口猪！我更从未指望过它哪怕是，比如说，甩一甩猪尾巴以表感谢；但我即使有亏负于天下人至少无所亏负于那口猪！那口我奉着主命用力去扯的，陷在泥沼里行将没顶却还不知死活地恋着臭泥浆直在那里龇牙咬人的笨重、肮脏而更顽蠢的猪！”

——这就是林昭的解释了。却原来，林昭为了良心甘愿付出一切。

林昭第二次入狱不久，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了“四清运动”。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前十条”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文件传达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贯彻“前十条”的指导思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又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规定将两个“十条”印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并在党内外宣读。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清运动”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三年自然灾害”等责任推到了按令而行的基层干部身上，这一方面使走投无路的普通百姓出了一口气，另一方面也让相当一批小干部遭到处理和打击。“四清运动”实际上为“文革”的发动作了准备。

2、人间何世

提篮桥监狱坐落于上海华德路117号（今长阳路147号)，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英国驻新加坡工程处设计中标，当年年底动工兴建，启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到1935年时基本定型，占地60．4亩，拥有10幢4到6层监楼，近4000间囚室，还有工场、医院、炊场、办公楼等，共有建筑面积7万多平方米。监狱四周有5米多高的围墙，内部除普通监室外，另建有“橡皮监”（防暴监房）、“风波亭”（禁闭室)、“室内刑场”(绞刑房)和室外刑场等特种设施。每个监房只有３.３平米，却能关押２至３名犯人。监狱最初的主要关押对象为上海公共租界内判处徒刑的中国籍犯人，开始均收押男犯，从1904年起兼收女犯，1906年停止，1943年8月恢复收押女犯。从1935年9月起，也关押外国籍犯人。由于建筑精良，规模宏大，犯人收押最多可达8000多人，因而提篮桥有“远东第一监狱”、“东方巴士底”之称。

提篮桥监狱自启用以来，先后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日本人、汪伪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管理。监狱看守最初皆为印度人，1930年前后始招收中国籍看守。监狱对犯人公开使用肉刑，体罚虐待，生活条件极差，犯人死亡率很高。1943年8月，汪伪政府接管监狱，开始由中国人管理，狱内各种司法文书表册由英文改为中文。当时全监4561名犯人中患有各种疾病的有1068人，当月死亡43人。翌年1月，监狱当局在日本人的指使下，抽调500余名犯人，去浙江嵊泗为日军修筑军事设施，由于劳役繁重和日军残酷虐待，犯人伤亡惨重，还有50多人双目失明。l947年11月，监狱当局克扣囚粮，犯人发生骚乱，此事曾轰动上海。

提篮桥监狱囚禁过不少中国近、现代著名人物，早期有章太炎、邹容，其中邹容1905年4月暴死狱中。中共党员入狱的也大有人在，如任弼时(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张爱萍(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曹荻秋(曾任上海市市长)、许亚(曾任福建省副省长)、阿英(著名作家)、周立波(曾任湖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等。这些党员大多数使用了化名，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因而得以化险为夷。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先后关押过数百名日本战犯，内有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日本驻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中将、日本驻台湾第10军区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等。1946年初，盟军在狱内设立军事法庭，审判过47名日本战犯，这是当时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共接管提篮桥监狱。7月1日，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从苏州转监提篮桥，直到1959年6月17日病逝。

因为拒不认罪，林昭在狱中饱受摧残。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林昭描述了她被酷刑折磨的种种惨状：

年轻人才到第一看守所未久，也在镣铐之下就已经以自己的鲜血向人们作了宣告：监狱是我的反抗阵地。然则既进入了阵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言以蔽之：战斗而已。这战斗较之反右以后绝然投身于反对现实的政治活动同其性质，可是更高了一些，高就高在其自学程度已经更为强烈而且清醒。从乍到第一看守所的第一天，便闻到一种气味：很不好闻，因为很恶劣。而仅仅是三天以后，人们便以十分性格化的典型语言对它作了说明：“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哦，原来贵党的“镇压反革命”或诸如此类的政令条例中居然还有这么一条叫是黄毛丫头必须制服！那好，既然堂堂第一看守所不惜找上了要与这个黄毛丫头较劲儿，则区区黄毛丫头除了奉陪而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是故年轻人在盛气之下立即给以十分干脆的针锋相对的回答：“你就制服了我？我倒也不相信！”

而贵第一看守所对于这个负病已久体质十分衰弱的青年——通常我还只不大愿意强调自己的性别，尽管在文明人看来那也必然要被列为不可忽略的一点事实！——又做下了一些什么呢？不计其数的人身侵犯！骇人听闻的非刑虐待！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天哪天哪！真正地狱莫及，人间何世！而当这个被百般惨毒折磨得忍无可忍的年轻人为此提出激愤的抗议时，人们竟还恬不知耻地答道：“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幅又不曾有过规定！”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然则先生们若能使那劳什子的什么全国人大就手铐的使用问题通过一项决议而略为规定一个范围，怕的也就已经阴功积德而泽及子孙。不过也还是未必有用，莫说全国人大那只破壳，即使贵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明确规定手铐的使用应如何如何，对于你们党内的太上皇——秘密特务们也不会具有一丝一毫的约束力。是所以人称红色中国为警察国家，而我更直指之为恐怖统治！

这样的折磨让林昭痛不欲生，以至于她恨不得早求一死。为此，她还预言了自己将来自行承担死刑费的事：

林昭可早把话说在前头，有得这么“抬举”我（指反铐），不如干脆赐我一死，我倒感到成全。民间本有传说，死刑犯受的子弹，应由自己出钱，而一颗子弹一毛五，我就自费买了也没问题，只要给人一个死法。当年一看到阮（北大同学）临刑前的照片后，这个冤痛莫诉的青年人（指自己）顿时热泪滂沱地对同室难友说，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中的幸事。而林昭的血，是一点一滴淌在无人看见的阴暗角落……”

除了肉体的痛苦，林昭还要面对个别狱警对其女性尊严的侵犯和践踏：

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对于这名为反抗者的女囚之想入非非的邪念是早就露头了，远的不说，但从这个年轻人到了第一看守所的第一次审讯中起，人们嘴巴上那些不干不净不三不四的、意在戏弄的鬼话老也没断过，为此我还曾正式提出过抗议，并且在我的坚持之下把这抗议记在笔录之上！那可是一份挺好看的笔录！我请问审讯者凭什么欺负人？政治活动与我的性别有何关系？等等。我坚持要记下我的原话否则拒绝在笔录上签字！这一支小小的插曲虽然对遏制人们的邪意未必曾经起到过怎样的作用，但多少可以显示年轻的反抗者在立身敦品这方面对于自己的要求，特别因为我与人们是政治关系！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不能不持比在其他一般情况下□□(作者注：此处文字辨认不清,下文凡出现□者与此同。)严肃审慎的态度！更何况有许多理即使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完全不应该，完全要受到指责的！反言之，也许有些在一般情况之下应被指责的事到了政治领域里，披上了政治外衣之后，竟就公然地可以使得可以行得，其中也包括这个青年反抗者所遇到的事，但那至少不可能发生在林昭身上！又得说那一句了：上帝不许！

在人们说来，是早已对这个年轻人计划好了一盘棋：先则企图使我失志，为此而其所作为真至于无可不用其极……在给我戴上两副反铐并以防止自杀为藉口，公然把特务派入监房对我日夜进行虐待、侮辱、谩骂、殴打，直到逼使我愤吞药皂求死，而且几乎已经濒死以后，还要继续逼迫我对于——首先是呼吁书的问题具供！我具了！先生们，我具了——一份血的供辞！

失志之计不遂，乃反谋使我失节——合二而一，殊途同归！倘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则政治问题迎刃而解。反之，倘偌(若)政治问题能够遂愿，则这个目的亦唾手可得，好心思！——好算盘：也叫天意弄人，这个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青年反抗者偏偏是个女子！在林昭自己则更已不止一次地在如焚如炽的悲愤之中痛切自伤道：已不幸青衫热血误此身，更不幸教生为女儿身，呜呼！呜呼！徒唤奈何！

既反谋使我失节矣，则为此更至于无所不用其极！——在第一看守所对人们每道：“那么些犯人，谁跟你似的？我们对别人都像对你一样么？”意谓对我的诸般非刑凌虐、非法残害都有着极为充分的理由，而这理由就在于我本身！我是不曾得有全面览察第一看守所之所有犯人的机会，不知道谁个跟我似的，更不知道对别人是否像对我一样。反正在第一看守所围墙以内屈沉的冤苦够多，而非刑的使用尤属不少。但也或许这名青年反抗者确是不胜荣幸地躬逢了其盛！

下面这段文字是狱警与林昭一段对话的记录，其中的阴森、恐怖让人不寒而栗：

要求让家属接济送物，一天天挨啊挨到二月十六日，知道这年轻人要毛了的时候才勉强同意。我可也不是按着什么意图而只是按着本身需要开出了所要物品的单子。之后两天，二月二十日，人们藉着我借针与剪子——特别是借剪子因为可能是与日俱增其需要监督——的机会，站在门旁瞅着，似乎是十分自然地开始了那场明明是经过你们计划的谈话……

“还需要些什么？看你要那些接济物品都不是怎么必需的。（张望着屋里）还缺……？我看什么都不缺少了！”

我起初光顾着剪我那些拆了的布片儿而没有理他，听他越问越认真，越问越带劲儿，乃抬起头来深深地盯了他一眼反问道：“你是真的问我还缺少什么？”

“嗯。”

我动也不动地盯着他的眼睛答道：“还缺少一点米汤！”说罢便又低下头去比着样子对付那些吊死鬼。

“米汤？——灌吗！（意指鼻饲）灌着还省了牙刷呢！”

灌不灌倒也没啥，只要咱们大家都把意思表达清楚了就行。

布片还没剪完，谈话也仍在进行。虽然进行得不是那么够了顺畅，也正如我手里那一堆片儿任怎么着也拼凑不到一起去似的叫人恼火。我乃发□那些乱糟糟有布片儿道：“真没有办法，又要顾着里子，又要顾个面子！……叫人真是没有办法！”

“你还没有办法？你那点子挺多吗！”

点子多少另一回事，可有碰上了云云等等的那些鬼招，就硬是比之又要面子又要里子更加叫人没有办法！那除了开宗明义的：“还需要什么？”还又来了：“……我们干什么都得要是自愿的，没有不自愿的！”而当我声明自己不是一条鱼——不是可以曾当作或种钓取对象的一条鱼时（过去已经说过这话，故以下所引的那句答语也跑不了是先已同样地准备在那里的！），人们竟分外露骨地恶谑道：“鱼还离不了水沆(坑)！”

布片凑付着好歹剪完了，人们拿过剪子走掉了。剩下这个早就该死一直苟活下来的年轻人独自坐在那间不比一张双人床更大的小室里陷入了精神恍惚的痛苦沉思：这么一场谈话，从第一句就不上路，中间插话不上路，直到最后叶落归根还是一个不上路，是代替下场诗的聊以鲜明的玩笑吗！哎呀，我可不能够这样去考虑问题的呀！这样考虑问题那太危险了，我当它真是当它假？真与假在一定条件下本来得以互相转化，更何况狗熊式地不甘被动之人们是如此锲而不舍地纠缠呢？！不，我不能当它假的，我只能当它真的！那么，既然已经一再严肃地声明了自己不是一条鱼，我又怎么能在如此之露骨的——不是什么暗示而简直是明示之下，仿佛已颇会心默契了似地睁着眼睛去吞钓饵呢。想着想着我一时自怨自艾起来：碰上了撒旦门中的恶鬼，上帝仆人所秉的人性与所本的良心在某些时候竟然也可以，也会得成为如此之可怕的一种缺点的，我还能再向何处去求退步呢！我怔怔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又一次陷入了自从去年十一月十日被扯到那间小室中并且在镣铐之下割破脉管，以后经常的我站在□的深度的麻木状态，靠门那一堵窄窄的西壁下端，水泥□墙上写着几行□寸的血字：“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在生一日，她必需保存我的理智，与同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阴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似乎真地要疯狂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我也不愿意疯呀！……

人们拿晚饭来的时候，就是发现我在那种状态里：木然蹲坐在门首，发直的眼光怔视着墙壁——怔视着去年十一月十日割破脉管后染在那里的一滩斑斓惨腐的血痕；无声的冷泪不能自察地一滴接着一滴流下面颊。开窗的声音打破了我的麻木状态，我举首一望，对着启开的小窗失声哽咽而泪落如雨。

手铐、鼻饲、饥饿、严寒……是谁创造了那么多令人发指的方法？却原来一个人折磨起另一个人来可以如此地花样百出啊：

在这一场心照不宣的格斗里，那恼羞成怒的人们之虐待手段如上无不用其极：不与流质强作鼻饲至于折磨得人吐血，用来沙尔溶液浸泡鼻饲之橡皮管以加深机体部分感受的痛楚或兼作某种可疑的威胁，一再□然强行取走借与的被子使之受冻不得眠息，又非法而更无理地扣留着个人原在狱中的常穿着使用的一应衣裳，至于屡索不给，甚至区区一把梳子都要讨要了十八天方始取得，才一梳而日夜滚在土积尘中□结不解的头发如团团乌云应手而下，大约三星期或更多几天以后拿来了被截留在原来囚牢中的衣物，但为了施行精神虐待而恶毒刺激这个不驯从的囚犯，除重又扣下□已给回的纸笔及成与未成的文字草稿等而外，人们甚至不曾忘记特意地掠走我长日积存在那里的一束自己的头发！是么，头发在一定情况下确实亦得作为指控人们进行人身侵犯的某种特证，但掠走了头发是不是就能够抹掉那许多恶毒侵虐的事实呢？！而且请人们莫要忘记：这所说等等还都是发生在镣铐之下的呢！这第四次的镣铐从去年十一月十日延续到今年五月二十六日，即先生们之伪法院“宣判”的前三天！不知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今日，可能够□□全国纪录乃至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荣誉。”

只有对深爱自己的母亲，林昭才可以耍耍性子发发嗲。她像个孩子似的要这要那，根本不知道母亲当时是多么困难：

给我些钱，日用品：牙膏、毛巾有素色儿童巾便可，□的得那多水……需要二字怎么讲呢？较迫切的是毛线袜子，家里记得还有几双，你们反正都不穿的啦。衬衣还是有一件呢是吧？面盆、杯子、旧衣裤、旧布、席子，我的席子给他们踏上了脚印丢在一边儿呢！丰收双色圆珠笔芯、练习薄、笔记薄、打字纸、信封信纸、这样儿的蓝格报告纸、草纸、牙刷二把、筷子、塑料手提袋，以及前此信上要而未来的东西。小皮箱也拿给我好了，我放东西。

因为缺衣少食，林昭忽然间成了贪得无厌的饕餮，她是那么地渴望吃！于是，她用俏皮生动的语句给妈妈写了一封世间罕见的索食信。可是，这样的信哪个母亲能读得下去？那可是字字血、声声泪！如果林昭不是苦到极点，她怎会写下如此让人欲哭无泪的文字：

见不见的你弄些东西斋斋我，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猪头，再熬一二瓶猪油，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前晌有些消化性腹泻，但吃了些油质食物反而好些，因缺少脂肪，肠子能力蠕动可能倒是引起消化性腹泻的原因，你不用吓怕，吃不死的！

鱼也别少了我的，你给我多蒸上些咸带鱼，鲜鲳鱼，鳜鱼要整条的，鲫鱼串汤，青鱼的蒸——总要白蒸，不要煎煮。再弄点鲞鱼下饭。

月饼、年糕、馄饨、水饺、春卷、锅贴、两面黄炒面、粽子、团子、粢饭糕、臭豆腐干、面包、饼干、水果蛋糕、绿豆糕、酒酿饼、咖喱饭、油球、伦□糕、开口笑。粮票不够你们化缘去。

酥糖、花生、蜂蜜、枇杷膏、烤夫、面筋、油豆腐塞肉、蛋饺，蛋炒饭要加什锦。

香肠、腊肠、红肠、腊肝、金银肝、鸭肫肝、猪舌头。

黄鳝不要，要鳗鱼和甲鱼。统统白蒸清炖，整锅子拿来，锅子还你。

——等等，放在汽车上装得来好了。斋斋我，第一要紧是猪头三牲，晓得吧妈妈？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猪头！肉松买福建式的，油多一些。

买几只文旦给我，要大，装在网袋里好了。咸蛋买臭的，因可下饭，装在蒲包里。煮的东西都不要切。

哦，别忘了，还要些罐头。昨天买到一个，酱汁肉，半斤，吃得□然勿□嵌着牙缝！别的——慢慢要罢。

嘿！写完了自己看看一笑！——尘世几逢开口笑，小花须插满头归！还有哩：举世皆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

致以女儿的爱恋，我的妈妈！

不让你来，你看见到我的信请略写几笔寄我，亲爱的妈妈，我不相信他们。

一月十四日灯下

据林昭妹妹彭令范回忆，经年累月的折磨让林昭变得敏感而脆弱，她敌视所有警方人员，根本不相信他们中还有人性未泯者。比如第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林昭便对着主治大夫大骂一通：“哎，你这位医生，是救人的还是杀人的?像你这种人会有人道主义吗？你不要碰我！”第二次进来，她对主治大夫的看法渐渐改变了。大夫对林昭轻轻地说：“请你安静些，在这里多住几天，这里毕竟是医院。”说完就悄悄地走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以后他总是暗中设法在一定范围内照顾她，尽量地给予方便。林昭的名字从一所到静安分局监狱都是赫赫有名的，监狱中的人都知道。在分局监狱，还有一位狱警老人对林昭也非常好。起先她还同他闹，老人等她发作完后一面摇头一面说：“你何必生这么大气呢？留些精神吧，已经够你受了。”林昭遇到医生和这位老人时，少受不少痛苦。

但也仅此而已。更多的时候，反抗只会让她生不如死，而这些毫不间断、毫不掩饰的反抗又增加了她的“罪状”。1966年12月，监狱准备为林昭加刑，他们认为林昭服刑改造期间又犯下了“新罪行”，如：疯狂攻击、漫骂和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极端敌视和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呼喊反动口号，捣乱监房秩序，公开将“冤”、“人间何世暗无天日”、“天人鉴照血海沉冤”等等挂在监室铁门上；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认罪，对抗管教，抗拒改造等等。据监狱工作人员反映，林昭平时经常大声呼喊“冤枉”，用血写下“不白之冤”等字样，千万次地使用极其刻薄和恶毒的语言侮辱咒骂预审、管教工作人员，公开把绣有“冤”字的毛巾、黑纱缠在头上、绕在臂上，用血写成“冤”字贴在墙上，挂在门上，多次准备跳楼、上吊，砸碎玻璃窗，用碎玻璃划破静脉企图自杀……

3、不作奴才

1960年10月24日第一次被捕，1962年3月5日保外就医，1962年11月8日再次入狱，1968年4月29日被毙——林昭在狱中度过了差不多7年的光阴。除了以行动抗争，7年间林昭还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诗词文章，其中血书占了相当大比例！

早在1961年被拘于第一看守所时，林昭就一次次写信向家人索要白被单，后来才知道白被单被她撕成条条用来写血书。1962年保外就医期间，林昭总要告诉母亲和妹妹狱中的事情，还给她们“表演”反铐180天期间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和大小便等。母亲和妹妹不忍看，林昭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二十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母亲和妹妹问林昭为什么要这么多白被单，林昭支吾其辞。当她们看到她手腕部有血迹斑斑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她衣袖拉起来，这才发现其手臂上全是密集的切口疤痕。母亲当时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为什么要写血书?林昭对妹妹说：“如果需要，我还是要写血书，因为让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

1965年6月1日，当《判决书》送达时，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做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林昭 主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从那以后，她的反抗更加坚决。林昭妹妹彭令范回忆，林昭对有些看守人员深恶痛绝。尤其是在第一看守所时，有一个女狱警非常残忍，林昭称她为“不中用的警犬”。无论被关押在哪儿，林昭都会针锋相对地指责那些虐待犯人的非人道行为，有时整天大呼“犯人也要吃饱饭”等等，直到呼叫得声嘶力竭。第一看守所“政治犯”居多，大都一一单独囚禁。开始林昭的斗争影响还不大，但很快她就成了尽人皆知的“名囚”。由于她的“不安分”，个别狱警对她恨之入骨。林昭常在他们当班时高唱革命歌曲，大声要求给囚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合理待遇。如果他们不理，她会整夜敲打狱门。

1963年，难友基督徒俞以勒出狱以后，专门到彭令范所在的医院看病，她们相约第二天早晨六点在陕北菜场见面。俞以勒告诉彭令范：“管理人员认为，一个偏激的反革命和一个入魔的基督徒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时呢，还约好用密码通消息，用敲击和停顿代表英文字母。不久呢，当局将我们分开。几个月以后呢，又巧遇在邻室。密码就用上了。”俞以勒还透露，林昭经常在狱中高唱革命歌曲，大声要求给囚犯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合理的待遇。如果狱警不理，她会整夜敲打狱门。这样的反抗和对立让林昭多吃了很多苦头，但林昭毫不在乎，仍然坚持着。比如有一次，狱中伙食忽然少了，也根本没有所谓二周一次的“改善生活”，林昭就发动其他人拒绝用餐，并带头喊口号。跟她喊口号的并不太多，于是她立即引吭高唱《国际歌》。这一下所有的犯人都高声附和，狱中仿佛沸腾起来了，狱方立即以绝食为借口将她送进监狱医院。另外，林昭也的确经常绝食抗争，害得狱方不得不把她送往监狱医院吊盐水。俞以勒还特别强调：林昭写血书！一度纸笔都给没收以后，她就更多地写血书。她用牙刷柄在水门汀上磨尖以后刺破血管，用血写在白的被单上。俞以勒说：“林昭很勇敢，但是情况每况愈下。”

林昭一共给《人民日报》写过三次信，其中两次是血书。现在流传出来的第三封信长达14万字，是迄今最能体现林昭思想高度的材料。在这封信里，林昭自称“年青人”、“年轻的反抗者”，她对专制、对极权、对人性作了极其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充分表达了自己不愿作暴政奴才，不愿卑躬屈膝、苟且偷生的决心。以下为信件篇章摘录：

在这个肇始以来一直以其崇高勇烈的人道激情深深叩动每个爱自由者之心弦的著名的日子里，我——奇怪的读者又开始起稿给你们写信，假如这久被折磨的衰弱负病之躯的记忆还不曾十分丧失了其准确性的话，那末我记得这是法国大革命首义的日子！就在今天——七月十四日，再也不堪专制压迫的愤怒的巴黎市民奋起攻破了封建王朝的黑暗堡垒和暴力中心巴士底狱！而作为欧洲中世纪时代的葬歌和人权世纪黎明的基调，那震撼寰区深入人心的举世闻名的、我的战斗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乃从此被战斗者的鲜血焕然大书于人类编年史的篇页之上。

光华灿烂的历史！血腥惨腐的现实！面对着现实回顾历史更觉其灿烂，而缅怀历史审察现实却益显得惨厉了！

我是你们这统治下的一名反抗者而且正在牢狱之中——于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二月羁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期间曾两次给你们写信：信是以自己的鲜血所写，因为当时我被非法地剥夺了纸笔！——沙皇昔年对于诗人莱尼斯的管制方法之一，尽管它彼时行之于莱尼斯就似乎并十分有效，而如今行之于这个青年反抗者便更不见得有效！

我们是“楼梯上打架”的“阶级斗争”理论制造者以及崇奉者呢！但不管理论制造得如何完美也罢，倘然存在的客观事实不能如理论那样地完美，则任何一个体温正常不发高烧的人都只能从不是那么完美的实际出发而断乎无法、断然不能从看来相当完美的理论出发！

按着你们的报纸——无论如何它只是装饰门面的；而对于恐怖统治极权制度来说，在某许多时候对事物的装饰价值与实用价值虽似注重，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还只是那些隐在招牌背面的实用性的事物，而断不是那些安在招牌正面的装饰性的事物。

由于你们的秘密特务一手遮尽天下耳目，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流血的后果！——死人！而且遭害冤死的恐怕还不止一个人！死了这个反抗者倒又罢啊，可惜，先生们，含冤惨死者是你们的中央委员哩，似这等贻笑千古、遗臭万年的奇谈惨事，可也真叫这个插标卖首、不畏死的青年反抗者说着牙疼，丢丑啊！先生们，连你们祖宗亡人马克思的丑都被这一帮无赖子孙丢完了！他日鸣呼哀哉之后，下到地狱里去可是归不得宗，认不得祖呢！

写于去年十二月间的第一封信（血书，下同）比较长，内容主要是看到解放日报“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的综述之后，出于对祖国文物古迹的痛惜心情与责任感而向你们发出的“抢救文化！”的呼吁！——一个正被着非刑残害的青年反抗者、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在桎梏下以自己之鲜洁的热血向人们发出的迫切的呼吁！

写于今年二月初的第二封信是短得多。在那封信里我主要说明：本来想向你们反映一下情况：——“你们、贵党的监狱办得不成句话了！他日写到世界监狱史上去丢煞了中国人的脸！好在一腔赤血尚未沥流于祖国大地翻为万丈碧涛，献作自由祭，慢慢倒出来怕还不上十瓶八瓶的哩！”

在今日的中国大陆上固然早已找不到一名职业或业余的律师，也更已经找不到了那怕就是一个真正无愧于记者称号的记者！假如人们看到那两份血的写件，则不论他是什么“阶级”，什么“立场”，只要他还是一个多少有点人味儿的“人”，就一定可以据而作出判断：这个青年反抗者所遭遇着的种种，不仅情况至为严重，以其性质而论，且是极其恶劣的！

回顾“思想日记”，我每会对自己作一个寂寞的——嘲讽的、惨痛的微笑！我嘲笑它的作者！将来更多的人们不难由它看出那作者还是个何等天真稚气的年青人！客观主义地评论一句：年青的作者不论于其举动本身或于其文章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大致堪称表现了敢有作为，敢于承担的胆力与毅力与魄力，但毕竟还是相当缺乏锻炼，更其不够老练的。总之，坚定与幼稚二者交集于这年青的作者一身。这对日后事态的发展也起着相当的作用：因为幼稚，人们乃得以哄弄而障蔽之于一时；但是因为坚定，这哄弄与障蔽又无法持久。这同时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以往多年中，统治者那方面的种种计谋，每能尚称顺利地进行一个长短不等的时期：缺乏政治经验的年青人对于复杂更且深险的客观情况，需要有自己的认识过程——观察、思考、分析、判断。诚然在某许多时候这反抗者对于某许多事物的反映倒也还算灵敏而迅速，然而每当又一个战略阶段临到时，总还需要对情况加以重新判断和重新认识。

即使自从反右以来，对于林昭，为人的门尽管关闭，为狗的门却一直是敞开着的！

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还是一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经日益深化地看了伪善画皮义下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政治思想的坚定一面也就是根源于此：靠观念。一九六三年初到第一看守所不久，我就向审讯者说过：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记得他当时倒居然还——虽然也许不过一种欲擒故纵的方式方法——对我这话表示首肯而承认我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哩！

对统治者虽然略存却并不抱幻想。而且这希望之由来，说到头，仍不过是基于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之国家观念的立场！因为摆在人们面前的形势对于无论谁个来说，可谓都已经不止是“三年早知道”的了！……我总认为：东亚病夫之老大溃弱的病根，归结到一点上无非是：人们——各式各样的人们在长时期的封建统治专制压迫之束缚与影响下，大都缺少国家观念。因为首先就缺少天下为公、兴亡有责的政治自觉性！也所以偌大祖国老是呈现着一盘散沙之局！不么？既缺少国家观念，民族的团结自然也就没了最重要的基础。

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啊！！！是故当读着辛亥革命先驱者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不知多少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了篇幅！哀哉！杀身成仁的先行的烈士！哀哉！五千年文明灿烂的青史！哀哉！我中华民族浩荡越发巍如河岳焕同日星的正气。

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之余地！从这一点上来说，作为一名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林昭与共产党之间可谓找不到一句共同语言！唯一总算都是中国人！而也只因为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出发，在林昭个人来说，除了在某些时候当作合法斗争的策略之外，确实也不能不从祖国的根本利益来深思而评虑许多问题：这便自然造成我在以往所历斗争全过程中之又坚决又诚恳的一贯态度！作为反抗者对于同民族之极权统治者所持的这种态度，应该说是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

当深思着所发生这种种一切之时，我自己不无感慨地发现：从上述那样一种坚决而诚恳的基本立场、根本态度出发，在同时代人及我个人之艰苦的斗争中自己竟然逐渐形成了颇称完整的一套东西！——从原则、方针、路线直到策略、方式、方法。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青春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时或用以检验、分析以到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而纵然已经被执政者逼上梁山而逼得投进了政治领域，我们之悲壮惨烈得史无前例、前无古人的斗争也是断乎不可能以着理性来进行的哩！

在政治斗争中也是互相转化的：你真，别人就假了；你假，别人就真。倘偌(若)这个青年反抗者竟表现出某种可以默然接受精神病患者之鉴定的倾向，那么想出这样一着高棋来的人们当然也就颇堪自喜于未曾白绞脑汁。然而此计又不成——上帝不许！年青人丝毫不谢这种阴险的、可疑的‘善意’，而只愤怒地认为是对于反抗者的莫大侮辱！

想当初这个年青人开始追随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三字还只意味着迫害、逮捕、监禁、枪杀等等，而并不意味着什么“信任”、“可靠”、“提拔”乃至如“五·一九”战友当年所指斥的“米饭与肉汤的香味！”故这丹心一点就是青年的激情而非政客的理性！

而当时踞着全国执政地位的国民党，既没本事控制而稳定国内政局，甚至缺乏能耐为莘莘学子提供一个得以安定读书的环境，遂致无数热血青年误中煽动，抛荒学业不事正务卷入政治漩涡而沦为野心家们的工具！已至如此地步，尚且安抚无术而只镇压有方。不么？当初这个青年——这个少年便也是上过城防指挥部黑名单的学生之一！政治是肮脏的，然而青年是纯洁的，国民党既没有权利责备当时即千千万万天真、无邪、纯洁，血气方刚的受煽惑而被利用的青年，当然也没有权利独来责备林昭！

我们这些被当时之某许多人笑骂为“小神经病”的年青人披星戴月、胼手胝足地在当开疆辟土的无名英雄？！在所谓“国家”、“社会”、“人民”等诸般崇高要领的鼓舞（迷惑！）之下，这些年青人慷慨无私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将自己最最珍贵的青春岁月掷诸尘□，而正是这千千万万天真热情的青年不辞辛劳、不计待遇去踊跃担负了最艰苦也最具体的基层第一线的工作，才使共产党弥补了政治干部不足的严重缺憾，并使这个政权得以有效地自下而上获得巩固！

反右——那腥风血雨惨厉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许多人也在这个青年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划出了一道鸿沟！而这回事当然是共产党错的！不仅错，而且大错特错！

为什么对客观事态的严重程度估计十分不足呢？又为什么不先从主观上准备着比较良好的政治风度呢？当然这两者也互相关联着，而其根本原因便是：只有方式而毫无诚意，故闹到临了便也成了那么一回叶公好龙的可悲的笑话，弄得无以自圆其说了，更只好恬不知耻地强颜解嘲曰：完全正确，这正是一个圈套，目的为诱敌深入，等等。顺便说一句：我于此等地方也每每恨得牙痛不已！做错事情任何人都在所难免，最最不可原谅的倒是这种曲为诡词、以文过饰非的做法！这比之单纯地做错事情或害怕认错更要恶劣到不知多少倍哩！几时共产党能把这一点改掉，则也许可以比较出息了！

每当想起那惨厉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腑而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只要提到、看到或听到这个年份都会立即使我条件反射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呢！假如说在这以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已经被摧残殆尽的了！而先生们的贵报又是何其杀气腾腾地每天每日焕发着血腥味儿呵！多少次我于早晨起来怀着比较殷切或比较淡薄的希望伸手拿起贵报，努力想从新闻中、标题上或那怕是字里行间找出一点点明智的——理性的气息，可是多少次我所得到的只是失望！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根本没有！

“伟大、正确、英明”或者诸如此类的先生们，梁山是给你们逼上的，这个青年曾怀着善良的希望等待你们——我寻找你们的那怕是一点点明智的流露直到最后一刻？但在完全绝望之后，我当然不得不毅然抉择反抗的道路！我可以怀抱着善良的希望，即无法怀抱空虚的幻想！生活在现实之中怎么可能靠幻想来过日子呢？而当时先生们的贵党又造成了一个何其悖谬、何其惨痛的鲜血淋漓的现实啊！面对着那档沉痛的政治现实，面对着那样惨痛的家国之苦难，面对着那样汪洋巨涯的师长辈和同时代人的血泪，作为一个未被死灭的良知与如焚如炽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青人，除了义无反顾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反抗者的誓言化为行动而外，还有什么是他更应该做的事情呢？！这其间应该受到严厉责备的究竟是年青人还是执政者呢？！

真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我攻击反右那回臭名远扬的丑剧都从不强调什么个人的委屈之类。个人纵有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委屈，总不过是中国大陆知识界与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泪汪洋之中一滴水罢！

假如先生们能够推出你们那个自欺欺人的所谓阶级观念也者的圈子而发那怕一句通达平允之论，则这原是个不成其为的问题；假如先生们为愁骨灰盒子装不满而非要抱住了那个楼梯上打架的“阶级观念”以当随身殉葬之具的，那么即待来世听天下人公论公断！

先生们，林昭早已准备好了负责而且不惜负责到底！我很知道——毫不含糊地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

天下者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政治斗争从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还想如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可是行不通也！

生殖器崇拜的图腾时代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早已成为陈迹了！我们不承认世间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脑袋，即如不承认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卵袋！

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于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为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沾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而滋润着、灌溉着、培植着它的这一些中国人的血海里我辈青年所流的血，更是无量无际汪洋巨洋！

这颗一次次在剧痛中麻木却又一次次苏醒于剧痛的悲愤的心是如此疲倦，以致它每每情不自禁地渴望着休息！……惨厉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又断然不能任自己陷于麻木；为要脱出麻木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样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手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青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但是，罢了，这些话本不该写在此地，因为它们已经或含着人性气息而颇越出了楼梯上打架的范畴；但或许也不妨写上以为后人他年研究林昭提供某些旁证，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作为反抗者且又反抗着如此一个充满罪恶沾满血污的不义的暴政，本来可谓是一个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之局；年青的反抗者们包括林昭个人在这一点上毫无幻想：泾渭分明，灭此朝食！然而这个青年既怀着由于酷爱文学所培养起来的灵魂深处那一份人性，又由于受到时代、家庭、师长、知识、职业等种种方面的影响，从少年时期甚或从童年时期起思想就一直比较复杂；于是——过去在“思想日记”里乃至在其他地方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在义无反顾地毅然走上反抗道路的同时，不免对有许多问题想得更多或者说更深了一些。而这些思索，这些考虑，又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我们斗争之目的及意义！……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要领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面临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风云局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

自由，诚如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所说：它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何况——这一点不知哪位伟大的美国人可也有些体会及之，反正事实就是：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权力可以作为一种辅佐，特别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可是不能当作决定的因素；怎么能够想象：只要凭着政权的力量就可以在生活中建立并确立我们所向往、所追求的东西呢？

对于我们——中国青春代自由志士的斗争来说，的确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局面！极集暴政必败这是毫无怀疑之余地的，然而作为我们来讲……更必须对这问题持一种清醒、冷静、通达而更明智的态度，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而丧失或至少降低了我们之艰苦战斗的意义！而且政权的归属诚然相当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之下，可是，说到头，我们所从事这场战斗之崇高的整体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泛泛地着眼于政权！

这青年对于执政者一贯所抱之祗恶又坚决的态度到底根由着什么？先生们，根由着的是个人对于祖国政治现实之比较清醒、冷静、客观而且公正的估价，次则是对于人类世界文明公义的确定的认识与深切的信任！

从个人所历这些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我对于当前政治现实的认识是愈来愈深入本质而接触核心！随着认识的深化，每使我从心底深处愕然震惊，但觉寒冷彻骨，沉痛欲绝而悲愤无已！这样多的罪恶！——这样污秽！——这样暴虐！——这样酷厉！——这样残忍！——这样恶毒！——这样惨无人道！

在政治态度并无任何值得加以指责的错误！而作为这青春代的一分子，林昭个人同样并无任何值得加以指责的错误！而且，又得说了：谁个能够，谁个配来指责我们呢？陈腐无能不能维持民国法统于不黎的国民党人吗？！极权暴虐只知以血与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共产党人吗？低首下心，奴颜婢膝、唯求分得半盏残羹一口冷饭的“民主人士”吗？怅吟式征潜歌暴离但望神兵一朝自天而降的“社会贤达”吗？！平时毅士横议恣谈志孝一到考验临来面前便噤若寒蝉、肃如金人、惟愿苛全性命的“学界先彦”吗？！上焉洁身自好求其独善、下焉寄人篱下求食高门而根本态度同为管自己在云端里看厮杀却全不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责任的“海外名流吗”？！彼苍昊天！始祖轩辕！哀哀我中华民族寂寞在极权暴政高压统治之下的正气，如今是只不过维持在这一辈于惨重苦难滔天血泪中，以无比凌厉的杀身成仁的勇略毅力为还我人权自由而作殊死决斗的青春代身上呀！

林昭从也不曾放弃过自己的思想原则！这原则我通常把它简单地归纳为两句话：“祖国至上！自由万岁！”或者在前面再加上两句：“公义永存！青春必胜！”

我相信：一切存有哪怕一点点民族观念者都不会认为林昭写“思想日记”这战略行动本身是一个错误！此外，相信一切怀有哪怕是一点点基督精神者，同样也都不会认为它是一个错误。

在宣布假释的当时，我立即启问那位先生：请说说清楚还要我回来不了？假如还要我回来，那末这番周折大可免了，问题并未得到正面答复，但林昭的态度自谓够了明朗，这是第一。而回家不久以后，即上述一九六二年三月底或最多四月初，找户籍先生作第一次正式谈话之时，我便指请他看：我的衣着什物业已统统收拾在墙角里“时刻准备着”！他笑道：这恐怕不必要了吧！我坚持道：可是，案子犹未处理呢！既然其他人还在里面，林昭便只能作如此准备！……这是第二。

致函北大校长并非错误——附带声明：先生们，从现在起，这所谓错误云，就仅不过是，而且也只应该是针对着你们来说的了！理由：第一，陆平是你们的北大校长，林昭既未写信给胡适之或蒋梦麟，甚至都未写给过了时的马老寅初！第二，信中尽管不能不以严厉的语气激切的辞句，因为这个满怀沉痛的年青人不能无动于我们同时代人惨烈的鲜血与深重的苦难，却到底还是提出了某种希望，甚至提出了和解方案——请校长效法蔡元培先生的榜样，保释“五·一九”以来的被捕者与被迫害者，让我们回到母校继续未竟的学业。作为年青人这样一种善良而本分的要求又有什么可以责备之处呢？难道这不是我们莘莘学子青春生活中所应有的最低权利吗？！而且第三，早在写信之前这个屡次催请仍无回音得着的年青人先已通过户籍警向当局打了招呼：我要告状！当然此语涵义还不仅仅指着致函陆平而言；而所得的答语是：“你告去吧！上哪儿能告都成。”那末很好，说告就告，林昭多会也不喜欢虚声唬人！

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并不只是漂浮在太空之中的一个椭园的球体而已，它上面还充满着生物甚至还充满高等的理性生物——人类哩！即算咱们这反抗者与统治者是楼梯上打架的两对面，各执一词无有客观性，那也愿得来日请天下人公断罢了！事实胜于雄辩，因在生前送了一回火腿而乃大受人们作兴的迅翁也引过这句话：墨写谎言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然则中国这一辈苦难的青春代以及林昭个人以鲜血写下的这许多确定真切至于毫不含糊的事实，决不可能被遮掩于、歪曲于任何墨写或墨水所写的伪善的谎言！看吧，看吧！一切长着眼睛的人都来看吧！我们这些生命树上的青发蓓蕾，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他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之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更莫说是先生们案头瓶子里那种成份可疑气味不妙的墨水了！

自由战士的原则是要争取民主权利。魔鬼政客的原则那大致是要维护极权统治。

“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倒要爬到我的头上去了！”“你把谁也不放在眼睛里！”“难道我（“政府”）怕你？”“你小看我——们不曾见过世面！”……等等、等等，真也说不尽言！试质满天下人无有谁个谓曰这样一些语言是政治斗争的语言。

从入了第一看守所之大门的那天起，是不胜荣幸地被人们一“抬”再“抬”，甚而至于即如人们后来所说那样：“已经把你抬到桌面上来了！”惜哉如故里乡谚所谓：俏眉眼做给瞎子看！也因为作死的黄毛丫头其位本不在桌底下啃骨头，故对于获得抬到桌面上舐盆子之机会简直全然无动于衷！不但无动于衷而已，且如人们申申而告的那样，叫是“不识抬举！”年青人性悲气烈、行刚志决，而未□□□赤子，任教身在局中，咬定了个真字，做得煞有介事地浑忘了天下事无非是戏，诚然也不大有趣，更兼不足为训；却是已经在利害两个字里打了几十年滚的人们平时也颇夸谈几句唯物论辩证法之类的，怎么连最基本的一条即客观存在不由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都忘象压根儿不曾懂得呢？！天下之大本来无奇不有，既然百分之五都会得有，那末十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当然也会得有！假如反抗者全是一些不识“抬举”而乐于被抬上桌面上舐盆子的政客——全是颇有“风度”的“政治家”，则统治者的监狱、刑具以至屠刀等等又将要来何用？

一切以为标榜的什么调查研究之类等等也所谓全属瞎说！调查已不免偏听偏信，先入为主，研究更得以颠之倒之，大小由之；弄到头，其意义至不过是给那个用以代替客观世界的主观杠杠上一些花花绿绿的装饰音符！这样一种毫不懂得尊重客观存在之本来面目的思想方法，正与那个极端妄悖的唯我独尊的——病态地自大狂至“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精神状态密切无间地相得益彰。

怕只怕虽是盲人而自以为巨眼，虽是瞎马而自以为神骏，虽是夜半而自以为白日，虽是深池而自以为平地，再加上那么个悖谬已极地昂扬着的“精神状态”：天地人物统统不在眼下，鬼哭神号充耳不闻，只知道“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反正“圣天子百灵相助！没事！”我来了！“而放着□头穷冲不已，则不落水亦必撞山，总要到死非正命而后已。……此谓之主观主义害死人！害死自个那叫活该，最可怕的是在害死他自个之前先已经害死了以及至少害苦了许多人！

牺牲在早已自许作殉道者的个人来说，正好作为斗争之一个无比光辉的顶点！是书生之傻气，非政客之韬略；然而，即此一端，不仅已判清浊，甚且在某种程度上已分高下，因为其间存在着感性与理性，天道与人道的差别！

有可比的，有不可比的。若谓打得完蒋家大军者必能制胜于“黄毛丫头”，是便不可以比！何也？古有明训：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假如我是山，我就要立刻倒下来把万恶的凶手埋葬——把他们的骨头都砸成粉沫；假如我是海，我就要立刻咆哮着发出控诉的巨响而掀起拍天的波浪；假如我是火，我就要轰然如爆炸般地延烧开来，使他们淹没在烈焰的汪洋；假如我是铁，我就要把自己化为一柄人世间最最森冷、最最锋利的刀剑，而向那杀不可恕的恶徒送去他那份所应得的当作惩罚的死亡。但我只是一个被着镣铐且在绝食之中的负病而衰弱的囚人，那么我所能做的也只是用我的眼睛、用我的眼光追视着那个站在我面前传来这句话的□□，也许我这些心情已经全部从我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了吧，也许我的眼光比山更峭峻、比海更深沉、比火更炽热、比铁更森冷吧。

事实是世间□□一切道理的基础！象你们的秘密特务所说：道理（“道理”！）竟然也是有“阶级性”的！我不知道有“阶级性”的“道理”那是一些什么“道理”，但我当时也就说了：纵然“道理”有“阶级性”，事实可是一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阶级性”的，除非先生们或贵党的秘密特务们去把事实也加了括号，但那样的话又违反了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因为加上括号的“事实”其意义已全不等于真正的事实！

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具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在这个“江山如此多娇”的野心家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龙蟠虎踞今胜昔”的自鸣得意，“六亿神州颂舜尧”的自我吹嘘，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残忍等等而外，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十一月十日之在小室中以玻璃片割裂左腕求死之举，姑且就算林昭“自己找的！”是的，那时除了痛愿立时立刻将生命视为一个最强烈的悲愤的抗议而外，也可谓百虑俱寂而万念皆灰！从那以后的两三天里人们暗示了可以和解，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地叨咕着一句：——基本条件或说根本原则，即是要我“听话！”“那你总该听话了罢”……“听话？”——“听”什么“话”？！当时林昭一是茫然不晓人们究竟要教我“听”什么“话”？二是守着我自己的立场自己对什么“话”都无法“听”，那怕就是乍“听”上去似乎很普通的“话”，比如：“我教你坐在这里，别要坐在那里！”因为我不懂得什么是这些话背后的真正意义！即不去深论它们那作为某种可疑的暗示之一面而仅只直接地、简单地，论着它们的表面，林昭也不愿承担任何义务于扮演一个驯服的办犯之角色！——向来不愿扮演，处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更不能扮演！理由也很简单：假如说我所从事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向来都极其严肃地要求我对人们明白显示自己坚定的意志，则当时所面临的情况就更无比严格地要求我使人们明白看到个人意志之坚定的程度！

林昭年轻幼稚、气决性刚，入所迄今一年于□，只知坚持斗争，不知何谓胡闹，更不知斗争之别名竟是胡闹！政府所作诸般处治若为镇压斗争，林昭含笑甘受死亦无憾，若系对付胡闹，则林昭是百思不得其解，抑止死不瞑目！尚希政府（！）有以教我！

你们为了什么？你们为的是一张皇位上坐不下两个皇帝！我们又为什么？我们为的是使中国从此永远不要再有皇帝！

假如说在一般情况之下极权统治者所玩弄的这个“法”字是虚伪得令人发笑，则在这等情况下贵所的“法”字岂不更是污秽得令人作呕吗？那么，已经处在了某种可耻勾当之谋算对象之地位上的反抗者，在如此之虚伪而更如此之污秽的“法”字之前，难道就不能够试作任何努力去讨取公道，那怕就只是光向统治群中的任一人去讨取公道吗？即便就作为合法斗争之一论亦得，难道这个所谓的“法”字放置在反抗者的斗争里不要比放置在统治者——独裁者的阴谋中更加尊严而且更加实在一点吗！

近些年来在与先生们的秘密特务扭成一团的过程之中，这个年青人已经相当深地察见：这些满口自称得大言不惭地欺天灭地非圣诬鬼的所谓“无神论者”，其内心世界之——之……之什么呢？也只好权且说声之“迷信”罢，之“迷信”的程度那是，在有许多地方竟然远远地超过于某一些宗教徒！别国比如苏联怎么样我不是那么挺清楚，虽然也道赫鲁晓夫经常呼唤着而且似乎还并不是非常儿戏地呼唤着上帝；至少在中国，情形就是如此：似乎都再没有比先生们这些口口声声扬言无神的“无神论者”——“无神论者”更加确知有神的了！先生们在你们那深闭固藏的内心世界里明明白白地确知有神，有□、有□、有怪、有魂、有地、有天！——有天主即有天帝，因而确知有天命、有天□、有天杀、有……

……

……

……

4、超越愤怒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深陷政治运动的泥潭，自我保全尚且困难的时候，林昭却全然不顾自己和亲人的安危，自觉承担起一个思想者的神圣使命。她先知一般发出惊世骇俗的呼号，让整个中国都为之颤栗！值得注意的是，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林昭多次使用了“极权”这个概念。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概念别说在封闭的中国大陆，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新兴的，只有部分先知先觉的学者对极权主义有所认识。至于大陆知识分子对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学习，那已经是20世纪末的事情了。

“极权主义”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权力无所不在。不过这个权力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国家、集体层面的权，或者叫公权力。“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出现于1925年，当时墨索里尼曾用“总体国家”（totalitarian state）来表达他的蓝图。后来，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对极权主义作过解析。卡尔·波普尔在区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基础上，将极权主义政治的思想来源一直追溯到柏拉图与黑格尔。1944年，哈耶克在巨著《通往奴役之路》揭示了所谓“国家干预”、“计划经济”所存在的巨大危险，认为经济活动中的垄断控制，会导致所有领域的控制包括私人生活，丧失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是一个社会进入全面奴役的起点。汉娜·阿伦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被公认为是极权主义研究的开山之作，主要是研究纳粹主义的成因。

一般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专制政体。在此种政体下，国家笼罩于社会各个层面，包括其公民的日常生活。极权主义政府不仅要控制所有的经济、政治事务，还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见、价值和信仰，从而消弭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切分别。公民对国家的义务成为共同体首要的关注所在，而国家的目标则用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替代现存社会。不同的极权主义制度有不尽相同的意识形态目标。历史上的独裁者为实现对被统治者的控制，不惜运用一切手段，比如秘密警察和军队。然而只有借助于现代技术，政府才得以有可能全面控制社会。因此，极权主义乃是现代才出现的现象。

据了解，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讲演。他在此讲演中指出，当前极权主义和民主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计划周密指导有方的极权主义向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基础的进攻……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是由宪法组成的政府与专制独裁的淫威的冲突，是人民自由开明的意志的表达与对政党及‘领袖’无条件盲目服从的冲突。”在此次演说中胡适还引述美国政治家Max　Eastman对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的概括。胡适认为，不管哪个政权只要具备这二十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便具二十份之一的极权主义本质。这二十个特征是——

1、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

2、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

3、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4、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5、神化“领袖”，把领袖当作一般信仰的中心；

6、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和欺骗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7、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8、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9、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10、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11、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12、破坏政治信义，使用虚伪和伪善的手段蒙蔽人民；

13、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罪恶行为；

14、鼓励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5、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6、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17、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

18、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到处滥用；

19、禁止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20、工农商各行各业皆受执政党领袖统制。

自由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天敌。这一资料证明，胡适先生不仅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行者，也是反极权主义的倡导者。林昭何时接触“极权主义”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林昭在身陷囹圄前曾敏锐地关注过世界前沿思想。当她发现当下的中国与哲学家定义的极权社会并无二致时，她立马不再彷徨困惑。从此，她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让她能够在世界屋脊般的新高度审视杂乱无章的现实。

如果说林昭反极权主义思想是她及时吸收人类最新思想的结果的话，那么，林昭思想还有另一个更为博大精深的源泉——基督教精神。甘粹先生证实，林昭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劳动期间，每个礼拜天都风雨无阻地前往教堂，他们在一起经常谈论《圣经》和基督教的话题。基督徒俞以勒女士也证实，林昭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与她同室囚禁时，两人最喜欢的事就是一起背诵《圣经》，一起探讨基督精神。林昭本人更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一次又一次提及基督精神，她始终敦促自己必须以德抱怨，哪怕面对仇敌！哪怕饱受欺凌！哪怕伤痕累累！以下几段文字摘自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青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被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更简单的道路呢？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凌霜劲节千钧义，捍刃英谋一念仁！”（《秋声辞》）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仁心呵！为什么我要怀抱乃至于对你们怀抱这么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仁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因为是本着天父所赋与的恻隐、悲悯与良知，难道这就构成了我的错误吗！

然而我所谨守、属守而且坚守的始终只是上帝仆人的立场！既然主人的仁心并非一种错误，则仆人的仁心本系仰体无心，自亦不构成错误！是的，我没有错误，作为一员自由战士没有什么错误！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我没有什么错误！而作为一名基督亲兵，我更没有什么错误！

宇宙之主是仁爱无匹的！她的仁爱慈悲甚至临到你们这样一些充满罪恶渍透血腥的魔鬼门徒的灵魂，若不是由于无心仁慈垂怜一再宽贷期限等待你们痛悔，先生们，先生们哪，你们早就彻彻底底地毁灭了！可记得上主的一位忠仆在一九六一年联合国大会上关于所谓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发言吗？他说：到了今天，北平还在重复一项早已陈旧的原则即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是，人们要是都只遵循这项原则的话，那就无需乎再有任何讨论，而这个世界也早就布满了放射性的灰尘！……文字或有出入，但大旨绝无错误，我的记忆几乎象他的语言一样清楚！

我对于当前现实那不绝如缕的一份感情真正是受到了残酷的考验，而且这种考验还回环往复地不断加重着！所以有些时候我也不免真地怀疑起来而暗暗祈问道：天父啊，上帝啊，这样一些人，象这样一些戾气所钟流毒世界的人到底还有救药么！

在接触你们之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惨厉的权力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里，我仍然还察见到、还不全忽略是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现露出来的人性的闪光，从而察见在你们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着未尽灭绝的人性！在那些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我哭你们之摆脱不了罪恶，而乃被它那可怕的重量拖着愈来愈深地沉入灭亡之泥沼的血污的灵魂！你们看到这里想来是无动于衷的，但我写到这里时眼眶已经又涌上了灼热的泪水！先生们啊，奴役他人者必不能自由，这特别对于你们来说是一条如何无情地确实的真理呵！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打开《圣经》，我们会在《马太福音》中发现这样的经文：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是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在《罗马书》中又有这样的经文：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合、可喜悦的旨意。”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待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对比《圣经》和林昭的《信》，我们不难发现字里行间是何其地气韵神通！却原来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宽容、坚守、爱……这些文字中，林昭已不再愤怒，她超越了愤怒！

除了《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林昭在狱中还留下了大量的诗词。这些诗词有的完整地写在纸上，有的一段段写在白床单上，有的急就章似地写在墙壁上，有的只言片语挂在监狱的门窗上！这些诗词部分为墨水所记，但更多的是或浓或淡的血书！关于林昭这些年到底写了多少文字，狱方后来的加刑材料可作参考：“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如《灵耦絮语》（约18万字 1965年5至12月写完）、《基督还在世上》、《不是练习——也是练习》（1966年6月8日写）、《练习二》（1966年6月27日）、《练习三》、《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1966年5月）、《囚室哀志》、《秋声辞》、《自诔》、《血诗题衣》、《血衣题跋》等数十万字，及《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1965年7月14日至1965年12月5日写完，共约14万字）。”

因林昭的档案至今仍未解密，目前无人能将林昭的作品整理清晰，所以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只能是一些残章断片，而且即便这些残章断片也来之不易，且将胡杰等诸位整理出来的林昭狱中诗公布如下：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约作于1962年）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文雅。

人血不是水，

滔滔流成河！

……

下面这首诗显然系林昭自戕滴血时所作，她是把自己的鲜血当成了祭品：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下面这首无题诗表达了林昭对苦难深重之祖国的挚爱：

啊，大地

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

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

为什么你血泪成河？

为什么你常遭乱离？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自由颂》四首为林昭狱中绝食苏醒后所作，系血书题于墙壁。题目为后人流传中添加：

生命我所重，爱情弥足珍；但为自由故，敢惜而牺牲。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如囚。

生命蕴华彩，爱情熠奇光；献作自由祭，地久并天长。

1963年6月19日写有《绝食书》，内有词句如下：

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另有其他诗作分别如下：

秋声辞（并序）

在狱三秋，诧傺长恨；秋心秋绪，郁作秋声。即用鉴湖女侠断句为韵，并作辘轳体敷陈其意，有愿补石，不避绩□，回环往复，声气尚应，后生其再来人欤？抑前览录烈之荫也！哀时明志未辨今昔，成仁取义，誓继踵武！

一九六三年十月　林昭自志

秋风秋雨愁煞人，凭对遥天吊荆榛。

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粱贫。

为恶寂寞求同气，敢避艰难惜一身。

夜夜肠回寒气淫，丹心未忍逐青磷！

劫里芳草不成春，秋风秋雨愁煞人。

青衫泪绝朱颜悴，碧血花摧白发新。

决死精卫战浩荡，伤心子规哭沉沦。

齐家报国犹虚说，愧负望殷父老亲。

哀江南赋墨浩尘，抱恨楚囚志未伸。

霾露霾霜瘦生气，秋风秋雨愁煞人。

宁随黎庶盟朝日，岂戴独夫践亡魂。

唱彻招魂金铁寂，肝肠百沸温罗巾。

忧患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

吞声谁复思候□，蹈海我终不帝秦。

赤水赤原病休国，秋风秋雨愁煞人。

此身定化干城剑，贯日横空泣鬼神。

浩歌慷慨夺江津，最是知音第五伦。

翰墨请缨彰素志，榛苓补石证前因。

凌霜劲节千钧义，挥刃英谋一念仁。

莫笑猖狂乔作态，秋风秋雨愁煞人。

自　诔

（１９６４年２月 血书）

眼枯见骨，心死成灰，抱病郁痛，天乎冤哉！

家国多难，予生也哀，素丝欺墨，歧途方回！

失足自怜，回头百年，初心似水，指证苍天！

永昼频迫，夙夜尤煎，意存碧落，恨穷黄泉。

作贼奈何，百身莫赎，坐令我众，遘此楚毒。

风尘寂寞，天涯沦落，黍离歌残，铜驼没绿。

故剑茫茫，故园苍苍，举世无道，我适何邦。

穷途猖狂，载哭兴亡，九畹荒秽，五内摧伤，

百虑重忧，谓我何求，恸念来日，血泪交流。

已歌燕市，无惭楚囚，子期不见，江波悠游。

恶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

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

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山川桴鼓，河岳鸣笳，魂化杜鹃，肠断桑麻。

风雨长宵，平旦匪遥，捐生取义，岂俟来朝。

志节皓皓，行状皎皎，正气凛冽，清名孔昭。

1964年，林昭在狱中想起英年早逝的舅舅，写下了《家祭》一诗：

家　祭

四月十二日——沉埋在灰尘中的日期，

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

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

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却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

血诗题衣（并跋）

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鼎镬罗前安足论，此身未惜叩天阍。

桑麻掩绝中原里，邦国缪凋大地昏。

遗老长吟怀彼黍，逐臣痛哭赋招魂。

治平从得何相负，请化阳春照□盆。

惊飓为我自天来，一曲清笳动地哀。

墨菊素心侵夜时，寒梅铁骨凛霜开。

补成完宇苏民园，挽得狂澜免劫灰。

万木森书非佳兆，九州生气恃风雷。

铁铸九州血泪滔，知君潜忏故封刀。

百年基业于雄杰，万古云霄一羽毛。

愿释前仇归宿怨，更留余地容新苗。

彼苍浩渺真无极，莫与天公试比高。

多情每笑钟离存，忧国何因自呈身。

巾帼从无儿女想，冕旒合与江山亲。

茹冰苦志应穿石，守玉清操岂染尘。

幸惜令名全圣德，贞娥匪比息夫人。

永夜沉吟彻骨寒，瑶琴寂寞对谁弹。

心存得失崇朝计，情怯是非来日难。

怨毒遍栽根颇固，虎狼近伺意何闲。

英雄暮年要深省，正视前途十八难。

虚名实祸误苍生，底事猖狂好谈兵。

罪己布公称大勇，归仁谢谤见真明。

舆论士气必张护，民择世潮毋玩轻。

天道无亲常与善，休问耕耘问收成。

李洪三世悼终年，历劫再来日未曛。

伐罪亲仁先复礼，洗心偃武以修文。

众生堪念当离历，昊帝垂怜犹待君。

宝筏迷津迅受渡，好成正果上青云。

东海沧波万顷愁，孤飞冤禽恨悠悠。

悲亲位异难安魄，愧我项存未断头。

桑梓与荣便足愿，邦家丰乐更何求。

微明不邀震聪虑，一腔沸血烛天流。

１９６５年３月５日林昭自题于狱中：

无题九章，以当绝命，自传身也，更痛家国。

殉道有志，弘道无得，肝肠百回，泪尽继血。

苟延为公，尽命完节，后事再来，海天空阔。

瑶琴韵断，悲笳声咽，昊帝灵爽，怜儿清烈。

１９６５年３月７日再题：

残喘赘疣，夙愿取义，敢谓成仁，自云知耻。

立身敦品，千秋清议，生也何欢，大节正气。

三军夺帅，匹夫励志，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日月经天，江河在地，君王不谅，有死而已。

戴着镣铐写字本来要点功夫，况且那天是写在软和的布片上，又是写诗章……在那件白衬衣上题写了无题九章以及第一段跋语，又在前身左右洒下了斑斑如热泪的满襟血点，之后用一张纸把它包成小卷儿，缚牢，放在一边。这么差不多一整天我一声儿没出。

——摘自林昭书信

狱中血书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

有德者居中之，

无德者失之。

悼陆有松

碧血盈襟，耿耿此心，

曾未惜死，苟活至今。

（1965年11月11日 狱中）

挂在监狱铁门上的诗

天人鉴照，血海沉寂，

人间何世，暗无天日。

（1965年12月3日 狱中）

血题监狱壁

“求全必不能全，苟安必不得安。”

“国恨家仇”

（1966年11月23日 狱中）

残章之一

当复仇的大地血海潮起，

逐食的鸦群啊何枝可栖？

……想到一个问题我每打冷噤，

天哪！谁知道你们将来怎么死？……

残章之二

苦难的青春那得归宿，

炼狱呵，你是战斗者的家。

另据统计，林昭1961年写有组诗《牢狱之花》、《思想日记》等；1962年写有《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狱外养病期间写成30万字的《狱中回忆录》等。此外，还有《囚室哀志》等。

《灵耦絮语》是林昭少数“大部头”作品之一。全文18万字，系林昭1965年在狱中花费大半年时间辛苦写成。1964年前后，林昭曾多次给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申诉状，指望柯庆施为自己伸冤平反。而林昭之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柯庆施身上，与母亲许宪民也许不无关系，因为许宪民一直在千方百计营救女儿。当然，真实原因还待考证。1965年4月9日，已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忽然在成都病亡。由于自己曾被人在稀饭中下毒，导致腹泻不止，林昭遂怀疑柯庆施亦为人陷害致死，甚至怀疑柯庆施是被自己的案子拖累遭殃。于是，林昭怀着悲愤的心情“以身相许”，甘愿与黄泉之下的柯庆施配成“冥婚”，以柯氏“未亡人”的身份写下了表达控诉之情的《灵耦絮语》一书。

柯庆施是什么人呢？据官方史料记载：柯庆施（1902——1965年），安徽歙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0年至1936年，在上海、南京、武汉、安徽等地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兵运工作，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建国后，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第八届政治局委员。

若干研究文章都表明，柯庆施是中共资深人士，但其投身革命多年却一直未得重任。1949年后，柯庆施忽然乘上了直升飞机，没用几年即荣升上海市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甚至有直接取代周恩来的传说。柯庆施之所以时来运转，是他终于懂得如何向毛泽东“投怀送抱”，摇身一变即成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这样的人不是极权主义的帮凶，至少也是个善于骑墙的“两面派”，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不应该与林昭划归到一起。那么，林昭为什么要为柯庆施写下《灵耦絮语》呢？笔者认为，答案无非两个：一是柯庆施的确曾过问林昭案，以至于林昭对其抱有幻想；二是柯庆施根本与林昭案无关，林昭因长期经历非人折腾已心出幻觉。众所周知，另一位反抗专制的伟大女性张志新在狱被殴打、被刑罚、被强奸，张志新很快精神失常，最后甚至经常以馒头自蘸经血吞食！林昭在狱中遭遇的痛苦已非常人所能忍受，她一个弱女子何以能堪？由于林昭一直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激烈反抗，事实上早在1962年年底，狱方即安排上海精神病院院长粟宗华亲自给她作鉴定。粟宗华当时判定林昭精神不正常，但这个判定并未被采纳。而“文化大革命”中，粟宗华却因这件事被指称“包庇反革命分子”。受到批斗后，他抑郁成疾，含恨而终。

林昭当然是不承认自己有病的，她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记录道：“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初次开庭时已经来了可以领会的暗示：‘你有病吗？有什么病？’可是，十二分抱歉，可敬的先生们，管有什么病也得，这与咱们的楼梯上打架反正是牵扯不上的两码事呢。可能这个年青人在反右以及其后的许多事情重重刺激之下有了或有过某种精神异常现象，但至少并不比先生们更加精神异常得厉害！真的，到了今日之下我于这一点是理解得分外地深刻：先生们之那家贵党的党内生活原来是如此惊人地恐怖与黑暗的呀！怪不得先生们发精神病的百分比那么高呢！……”她又解释说：“诚如某些人对我所说那样：十数年来在极权统治那窒息性的高压手段之下，中国大陆上敢于面揭其短、面斥其非者未知有几。故在统治者眼中看出来，这个誓不畏死、与虎谋皮的青年人恐怕也确乎是有‘精神病’的！否则又将如何解释自己掌着生杀之权的赫赫威势竟尔悲惨地失效这样一种令人遗憾的事实呢？！”可是她又说：“精神病院那怎么也不是我安身之处！何况，倘若作者竟在精神病院里，看见呼吁书的人们将会对它怎么说呢？当然从它本身包括它的附件来看人们也未必就真会想信作者是一个精神病人，不过——罢了，我总之还只是到监狱中去更好！”最后她说：“我只凭感性与直觉行事：是非之间无他途，不成功即成仁；兵来将挡水来土堰，大义所在不惜身命，头颅可抛、热血可洒，他何足计？！是故从也不去跟作游戏似地横拟一种方案，□□一个可能——只知为公大义，不知机会主义！”

林昭后来究竟有病没病？这个秘密只有等那些尘封已久的档案公开后才能大白于天下。也只有等到那一天，林昭的所有诗文才能任由我们仔细研读。也只有等到那一天，林昭所受的苦、所流的血才能由我们一一辨别清楚。

5、冤字血帕

林昭入狱期间，张元勋是惟一入狱探望的故旧。这次经历让张元勋没齿难忘！后来他多次在多个场合描述他与林昭晤面的情景，因为他目睹了一出人间惨剧！会晤了一位当代窦娥！

1965年12月24日，张元勋八年刑满释放，又被强留在劳改队“继续改造”。但毕竟算“刑满释放”了，可以一年探亲一次，可以与外界通信，只是信写完后不准封口，必须交给管教干部审查，由他们寄出。

张元勋当即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恢复联系。由于许宪民的名字不像女性，加上她字迹雄劲、语言苍老，管教干部以为许宪民是一个“老头子”，于是免去了许多纠缠。而且他们通信时还有意使用一些文言和典故，这样一来，那些文化水平低劣的管教人员更是如对天书。张元勋与许宪民互相之间却十分默契，他们终于商定行程：1966年的４月底或５月初，张元勋到上海探望林昭。张元勋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遂建议许宪民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就说张元勋是林昭的“未婚夫”。让张元勋喜出望外的是，这一极其勉强的计策居然奏效。当狱方问林昭张元勋是谁时，林昭心领神会地回答：“未婚夫。”而狱方居然破例通过了“未婚夫”的探监申请！

张元勋出狱后，哥哥曾告诉他：“1960年的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的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你被关押着，唯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其中有诈，我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不久，就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哥哥还说：“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他内疚地说：“是我把她拒于千里之外。早知她当时和以后的处境，无论如何也得叫她来青岛：避难也好，探访也好，或者能够躲过那次灭顶之灾。”其实张兄的内疚是多余的，事实上林昭尚未收到这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更谈不上回信了。

得到狱方的恩准后，张元勋开始数着指头盼望探监的日子，他很想劝导林昭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尽管他深知林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还是忍不住这么奢望着！终于有一天，彭令范打来电话告知接见日期，说：“他们定在6号！”

1966年5月6日上午８点，张元勋与许宪民一同来到提篮桥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向里面打电话，他们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姓段的副狱长与张元勋谈话，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这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幡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

张元勋不停地点头。

段副狱长又说：“经过研究，这次接见定为两次：今天和明天两个上午。”

他的话极简要，然后就引导张元勋他们向狱内走去。来到一个大院，高大的黑铁门迎面而立，这便是真正的牢房总外门了。铁门是南向的，其东侧就是接见室。段副狱长把张元勋们带到室内，又引进内室。内室西窗下放着联椅及一张长案，案子这边摆着大约十余排联椅，仿佛一个会议室。案子的南端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五十公分、设有两级台阶的木制“讲坛”，上面摆着犹如大学课堂上的“讲台”，又像是商店里的柜台，柜台后面也放着联椅。

这时，段副狱长让张元勋坐在西窗的联椅上。他坐在张元勋右侧，许宪民坐在长案一端的单人木椅上。不一会儿，进来三名男警官，段副狱长介绍说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说罢，段副狱长告辞离去，三警官列坐在张元勋的两侧。又过了一会儿，几名年轻的便装女子又走了进来。她们登上“讲坛”，在“柜台”后的长联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张元勋。再一会儿，一列佩着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长联椅上，都表情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张元勋！

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

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

张元勋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

林昭终于走进了接见室！她的脸苍白而瘦削，窄窄的鼻梁及双颊上散落着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不由地让张元勋回想起她那花一样的当年！林昭披散着一头乱发，长长的，一直覆盖到腰部。过去她有满头乌云，可现在竟然已经一半白发！衣着更是离奇骇人，上身披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小翻领夹衣，下身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引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林昭一进门，就向张元勋嫣然一笑！

所有人都被林昭的这一笑惊诧着、困惑着，甚至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张元勋：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这样笑过！

张元勋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着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狱医一直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佩枪的警察。林昭隔着案子坐在张元勋对面。文雅的女狱医与佩枪警察则坐在林昭两侧，与张元勋面面相觑。坐在张元勋身边的一管教干部进行了开场白，他先向林昭发出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

“乏味之至！”话未说完，便被林昭大声打断。

但管教干部并未激怒，他望着张元勋说：“这是常事。”

林昭不屑一顿地抬手指向周围，问张元勋：“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

张元勋不敢接话，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那些“大人”。张元勋此刻最怕的是接见被中途停止！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张元勋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

既然如此，张元勋乃小心回答：“队长。”

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朱先生说过人可以变成‘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

然后她又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

这些话让张元勋大惊失色，但他还是尽量作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并故意把话题引开。张元勋说：“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

林昭立马回答：“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

稍停，她又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

张元勋答：“５月４日。”

林昭接着问：“家里都好吗？”

张元勋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

林昭打断了张元勋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一边说一边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她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

可以想象，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肉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为了“立功”，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

林昭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

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开给张元勋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

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

张元勋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

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

林昭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张元勋：“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

张元勋点了点头。一直故作镇静的管教干部终于按捺不住，他们向张元勋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张元勋赶紧插嘴道：“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

“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稍停，林昭语调低沉地说：“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说完即泪如雨下，最后痛哭失声无法再说下去。

许宪民先生始终尽量保持着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她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惟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

“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噎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接见结束后管教干部告诉张元勋：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林昭这样哭过，这实在是五六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平静下来，张元勋对林昭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

林昭这才注视着那个放在案上的大提包。这是张元勋昨天从淮海路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种蛋糕、八斤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桔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张元勋先把那个大提包推到身旁的管教干部面前，由这位干部一件一件地取出来放到案子上，再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焊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十几次。检查完毕，张元勋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面前。

林昭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张元勋，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

张元勋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

林昭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狱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

女狱医向室外一挥手，立即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只暖瓶和一个茶杯。女狱医把杯中倒满开水递给林昭，林昭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

张元勋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蓝桥会”是一个流传甚广的古代故事，描述裴航与云英忠贞不渝的爱情，他们约会于蓝桥驿。因“提篮桥”与“蓝桥驿”正好同音而巧合，所以张元勋想起了这个典故。

林昭听了莞尔一笑，接着说：“又是‘井台会’。”“井台会”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认母”的故事。林昭这么说是指探监的不仅有张元勋，还有许宪民，这也是母女之会。

这时，张元勋身旁的管教干部宣布：“已经中午11点了。”

林昭闻言，起身向张元勋招手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

张元勋正迟疑间，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对张元勋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

张元勋于是绕过案子坐到林昭对面。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的人都似乎怀以极大的兴致欣赏着，连那威严的武警脸上也浮现着松弛的表情，踞于“讲坛”上的四女子，则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地、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简短地窃窃私语。

林昭沉吟半晌，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地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她慢慢地、一句一词地边念边讲。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找，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张元勋。张元勋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人向张元勋挥一挥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

张元勋把那“纸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张元勋记得兄长说过，1960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夹寄过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着一艘帆船，还有一行字，写着“直挂云帆济沧海”。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漂落到这里！

张元勋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林昭说：“送给你吧。”

林昭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当她忽然看见笔上刻着“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这时，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

张元勋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还要来。”

林昭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时一样，由女狱医搀扶着，佩枪的警察押在后面。随后是四便衣女子、列队的武警，最后才是张元勋与管教干部。管教干部依然很客气，对张元勋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烦，不愿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着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个聪明人，很少见。”

他们边说边走。将出屋门时，张元勋不禁反观这难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洇血的卫生纸片！走到院子里，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着旧布包、卫生纸和那一包食品，正凝望着张元勋与许宪民。但当时张元勋并没有悲戚，满心以为明天还能再见。只见林昭身后那一扇小门开了，她几乎是退着迈进那铁门，依然微笑着望着他们。直到小铁门徐徐关闭，张元勋和许宪民还兀自呆立在悄无声息的大院里。

“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张元勋这才恍如梦醒，意识到管教干部还站在身旁。这位管教干部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地说：“Ｘ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

张元勋他们随着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二门里的那间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了他们。这干部不同凡响，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光洁而白皙，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

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让张元勋他们坐下，自己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随后直截了当地劈头便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张元勋仿佛遭遇晴天霹雳！稍停，他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沉默片刻，他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张元勋斗胆发问：“报告Ｘ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份子鸣不平。”该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张元勋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在监狱大门外等候公交汽车时，张元勋站着站着，眼泪忽然从眼睛、鼻子和喉咙里汹涌而出！许宪民先生则拄着手杖，无动于衷地站着。

这天下午，张元勋跑遍了上海各大食品公司，中、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着“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在那个时候，“大白兔”奶糖是容易找到的，而“猫头”图案却无处寻觅。1967年的5月1日，张元勋又偷偷来到上海，想与许宪民先生再次前往提篮桥监狱探监，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许宪民之所以一言不发是有原因的。据林昭妹妹彭令范回忆，母亲为劝说林昭曾经煞费苦心。1966年，有一次彭令范陪同母亲一起去探监。狱方再次希望亲人能说服林昭认错，心乱如麻的母亲舍不得女儿一心向死，于是再次百般劝解。可是任凭母亲说得口干舌躁，林昭却什么都听不进去。

林昭对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天真？他们是不会放我过门的，我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中！”

母亲说：“你可以不让自己死在他们手中，眼光放得远些。”

林昭回答：“这是不可能的！”

母亲又气又急，提高了声音说：“苹男，你脑子放清楚一些，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母亲还未说完，林昭毫不犹豫地接口道：“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狱内是一片肃杀，狱外是一片混乱！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

《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并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此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在华夏大地愈演愈烈！

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随之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火拼，北京甚至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经过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血腥的夺权斗争，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正式写入党章。

1971年9月13日，因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林彪被迫率领夫人叶群、儿子林立果驾机出逃，最终机毁人亡，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

直到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才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彭令范是1966年底最后一次见到林昭的。当时母亲许宪民已经被编入“学生班”接受批判，彭令范接到监狱通知后只能孤身前往。探监的那天正逢全市大游行，上海公交车全部停开，彭令范不得不从早晨8点步行5个多小时，才抵达提篮桥监狱。直等到所有探监家属都走光了，林昭才获准出来。仍然是一身缟素，上身白衬衣，下身一条白床单做成的长裙，长发从头顶部扎起一把拖在一边，就像京剧中旦角受刑时的打扮。额头用一块白布条围住，上面用血写了一个“冤”字。彭令范轻声叫了一声：“姐姐。”

林昭问：“怎么妈妈没有来？”她已经有些不高兴了。

彭令范说：“妈妈在苏州，不能来。”

林昭问：“你带来什么东西，我要的席呢？”

彭令范说：“我没有钱买。”

林昭说：“哼，母亲不在，你就用不着来看我。”

说完转身就往回跑，看也不看妹妹一眼。彭令范把旅行袋交给看守，仍呆呆地坐在那里，最后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去的。彭令范没有想到这是她们姐妹的最后一面，而且姐姐还生自己的气，她根本不知道狱外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吧……

第四章 活 祭（1968——2008年）

1、血洒龙华

1964年12月2日，林昭案在审期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将起诉书送达林昭，林昭立刻对此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下文即为这篇流传甚广的《对判决书的批判》，其中宋体部分为起诉书内容，括号内楷体部分为林昭的批注：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64）沪静检诉字第一线23号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林昭，业经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侦察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被告林昭，原名彭令昭，又名许苹，化名吕明，女，三十二岁（注曰：应为三十岁）。江苏苏州市人，官僚资产阶级出身（注曰：不知所云），学生成人大学文化（注曰：就是一九五七年给你们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也者迫害中断了学业的！）住苏州乔司空巷十五号，上海住址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号。一九五0年起参加土改、五反工作队（注曰：确证这名“被告”一未经约受训、二非台北派遣，而是当初被你们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一九五四年考取北京大学新闻系（注曰：应为中国文学新闻专业）。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注曰：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灭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注曰：多谢留情从宽！但也是你们未曾真正掌握得林昭当时的全部活动之故！）一九五九年因病来沪休养，一九六0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捕。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注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捉影捕风，白日见鬼！估价恁高了！其实不过是我辈一些黄毛丫头、黄口小子凑起来的无聊儿戏而已！）主犯林昭犯有组织反革命集体、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勾结帝国主义为敌人供给情报、策划偷越国境和煽动在押犯人暴动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罪行。（注曰：官僚昏逆，语无伦次，都是抬高了黄毛丫头的声价，三生有幸，不胜荣幸！）

早在一九五七年，我党整风期间，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学就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注曰：岂仅参加而已哉！据说还是“广场”集体的“幕后军师”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注曰：借用我们少年英雄中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被告以“宁进监狱”的反动立场在幕后为反动集团出谋划策，积极活动（注曰：果然“幕后”来了！没有关系，既有监狱，则总得有人进去坐坐。否则你们这些特务伪职人员岂不要面临失业恐慌？）而沦为右派，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与“广场”反动集团中的右派分子预谋（注曰：见笑大方得聚聚连文法都不曾通！好象在“广场”编辑部用其一切外围组织里居然还剩着个把没被你们冠以所谓“右派分子”的称事号者似地！），由右派分子陈奉孝偷越国境勾结帝国主义。（注曰：一切国家的革命都少不了争取外援，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而且不仅是作为概念上的整体！更因为人类解放的正义事业，从来不分彼我！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国父孙中山先生起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过遵着前人的榜样而已！）陈奉孝正在实施偷渡时，被公安机关逮捕。以后，张元勋等反革命分子也相继被公安厅机关逮捕后（注曰：当时我们缺乏一些斗争经验。在与此阴险刁徒老奸巨滑、诡谋多端、手段恶毒的极权统治者作交手战之过程中，这一个弱点就益发突出，并在一窍不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失败。但这并没有对《判决书》的批判什么值得奇怪之处。更其不是我们的耻辱！初生之犊，虽败犹荣！）被告竟隐蔽地继续活动（注曰：我尽自己之一份力量，做成应该做的事情！）她通过右派分子孙和的关系，于一九五八年认识了兰州大学右派分子张春元（注曰：是我们同时代人中的将才！），林昭代表“广场”反革命集团（注曰：“五一九”的旗帜决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决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决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将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同张春元和继而认识的右派分子顾雁、谭蝉雪、功庆文等人联系，采取通讯、串连的方法，组成反革命集团（注曰：造反没有公式的！伪善的语言才公式化得可憎！）张春元同被告商议确定了组织名称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自赞曰：是名清新可喜不落陈套！），要以反革命武装推翻人民政府为目的（嘲曰：你们除了武装就是武装，只晓得武装，别的你们还晓得什么？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将来倘或无子无孙，大约也只消到枪杆子里去“出”！），他们在上海、苏州等地，多次聚会商讨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以进行造谣污蔑和颠覆人民政权的宣传鼓动（注曰：其实那才不过是一本极其泛泛的油印小册子，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不知多少象这样的小册子！——由学生和一般社会青年出版的，而其内容对于当时现实的针对性及批判不知要比《星火》强烈而尖锐到几多！可能是因为蒋介石并不实行粮食统制政策，所以他们的警察特务总算也还不饿得发烧而不曾去找那些出版者的晦气！），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海鸥”，为张春元印成宣传品，“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则登左边于《星火》第一期上（注曰：竟然连普洛米修士与海鸥都要“反革命”，可见这一“革命”之该反而且非反不可已到了什么程度！）；被告又接受了能使在全国各地散发《星火》而收集我各地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的任务，妄图以此策动我公职人员反对党的领导（注曰：管是什么“人员”也罢，好象人们对于尔等之“领导”的反对竟然还需要“策动”似地！未免太嫌自作多情了罢！）。该反革命集团为了继续要同国外帝国主义勾结，派遣谭蝉雪偷渡去香港，当谭蝉雪实施偷渡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后，被告同顾雁共商对策，销毁罪证。（天哪！居然也知道标点中除了逗号之外还有句号的！那么早该用上了！这么一大段儿撇撇撇一直撇下来，看看那累哪！“被告”未敢设想拟稿者是如此一通到底的通才，我还道那架打字机上凑巧缺了个“。”——句号铅字呢！）

被告林昭，由于其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注曰：狗屁不通之外，更兼无理可恼！）和父亲彭国彦因反革命案被打击后，于一九六0年畏罪自杀身死（注曰：一派胡言，文过饰非，可恨可恼！即是也听见得耳熟能详了：凡所有自杀者大略都是“畏罪”所致！若果如此，则至少也说明了一点：我们这个美好制度之下的活“罪”比之死“罪”还要可怕而可“畏”得多！）因此对我党和人民政府抱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注曰：“楼梯上打架”的仇恨罢了，何“阶级”之有？）在逮捕以后，就一直不思坦白认罪（注曰：你们如此罪恶滔天还不肯认，林昭反抗无罪，当然不认！）后因患肺病，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政府准于保外就医。（注曰：是你们叫人“保外就医”去的！没有谁个求“谁”！）但被告仍坚持反动立场（注曰：从“反右”以来迄于今以至将来，林昭永远只此一个立场！）在保外就医期间，继续进行以下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写了一封恐吓信给北大校长陆平（嘲曰：语妙天下！岂但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恐吓信！其神经衰弱精神错乱之程度确是应该去精神病院作特别治疗了！不仅需作住院鉴定而已！）信中自称是右派“群体中的一分子”（注曰：事实如此！），恶毒地咒骂我党和人民政府是“伪政”（注曰：事实如此！）污蔑我反右斗争，狂妄地宣称“我们是不会后退的，要以最后的一息献给战斗”等。（注曰：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还用书面答辩的形式，将反革命文章寄给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注曰：否，是通过你们的户籍警先生传递而去的！）文中造谣攻击政府镇压反革命是惩办了“善良”的人（注曰：文中所“造”之“谣”颇多，似是而非地摘此区区一语全未概括得了！那份书面答辩提纲契领者三，记忆犹新，不妨在此回顾一下：第一，极权统治下的“反革命”这个名词，缺乏最最起码的原则性与严肃性！第二，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第三，特别对于我们这代青年来说，问题完全不是我们对统治者犯下了应该受到严肃谴责的罪行！）并扬言要“誓死反对”社会主义。（注曰：象这样的“社会主义”若还不该誓死反对，则诚恐普天下更无他得人们誓死反对之物！）被告还在医院（敬问曰：什么医院？何不明写？）的墙上也涂“自由吟”等反革命诗词。（注曰：“吟”及“自由”即是“反”了“革命”，真是大堪发蒙！那首诗并不长，完全可以背诵而添录于此以当“反革命”的注解之一。诗共五章，首章引着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当主题，以下各章反复和咏叹，依次是：

生命我所重，爱情弥足珍；

但为自由故，敢惜而牺牲。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如囚。

生命蕴华彩，爱情熠奇光；

献作自由祭，地久并天长。

他日倒也请天下人评评看，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诗词”！？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并不见得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更陈旧、更落后和更反动的！）

二、为了扩充反革命组织，又在苏州发展了右派分子黄政、朱泓参加，同黄政一起制定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政治纲领”和“盟章”（注曰：管它何“纲”何“章”，总是本人手笔，未便由他人掠美。）确定了以右派分子为主要发展对象，凡是右派分子均可担任“盟的各级组织核心”的组织路线（注曰：不像你们所说的这么简单，“右派分子”们也是千差万别的；但这一组织基础系先生们的贵党之所制造而提供，后来人谨表谢意！），和实行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注曰：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三、为要同帝国主义勾结，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本市淮海中路主动勾搭（注曰：恶俗已极，其心可诛——言为心声，说明不知人间更有羞耻事！）无国籍侨民阿诺，要他帮助其偷渡出境（注曰：无是事，且无是想！林昭的戏不是如此唱法的！要如此唱法倒也简单了！）被告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四篇反革命文章（注曰：答辩姑置勿论，连给你们的委派之校长的呼吁都是“反革命文章”，说明先生们真正已经苦苫魂昏迷得丧失起码的理性！）交给阿诺，要他设法带往国外发表，妄图在国际上扩大反对我党我国的影响。（注曰：岂敢，也不过是尽力而为地做一些自己所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告被收监羁押。（注曰：收押日期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八日，由你们当庭宣告，事实俱在，怎么可以移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去呢？这一个多月里已被“收监羁押”的“被告”又到何处去了呢？）竟仍坚持反动立场（注曰：早已说过了。我只有一个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注曰：自作多情得令人恶心！“人民”在公厕里！此外更无“人民”的气味可言！）在监所中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注曰：林昭曾说之至再，监狱不是争取入党的地方！）向在押的诈骗犯张如一（注曰：又是故意给人脸上抹黑！她是政治犯呢！）灌输了反动思想（注曰：胡言乱语！除了你们靠此混饭吃的那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者，更无其他任何思想是需要“灌输”或可以“灌输”的！）并发展她参加“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注曰：还公然举行了加盟仪式呢！），告诉她联络暗号，布置她在刑满出狱后，到苏州找黄政联系，以共谋反革命活动（注曰：绝妙的小说情节！），还教唆张如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动摇信念”。（注曰：其实，说过的话也不少，随便找两句出来便得，何必臆造呢？）同时，在监狱中又用高声呼喊的方法，煽动在押人犯暴动。（嘲曰：夫自有政治起诉以来，未有如此之妙文也！岂惟捧腹，直堪喷饭！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所谓的法庭受审时首先便指出：“起诉书”上漏列了我曾在监狱中建立一个军械局与三座兵工厂，两个军火仓库的重要事实！几曾听到过光凭口舌可以进行暴乱呢？敢则那所谓的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等等全凭口舌来进行的吗？怪不得人家说共产党的天下是靠嘴巴得来的！）还先后出了恶毒污蔑我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题为《牢狱之花》（注曰：“牢狱之花”有一百多篇！还是一九六一年写起的，你们可见寥寥几篇？怕也不过晚饭片段引文之中见了一个题目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吧？是不在吠影的一犬之列而只当为吠声的百犬之属！）《提篮桥的黎明》、《血花》等等的反革命诗词、歌曲、标语、口号。（注曰：还有小说、戏剧、论文、散文纲要、传单、信札、照会、宣言、讲稿、呼吁、抗议……种种繁多未及备载。总之，当世奇才，一代完人！）被告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注曰：应为十九日）写的《绝食书》中，狂妄地说：“一息尚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注曰：是有这话不假，皇天后土共闻！）一系例（注曰：应为一系列。）事实，完全证明被告林昭是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注曰：除了“人民”两字尚待登报招寻而外，这一论断本身却也大大值得年轻的反抗者引为无上荣誉！）

上述事实，有各地群众的检举揭发（注曰：算了吧！哪有这么回事，影儿都没有！），经上海、苏州、天水等地公安机关的严密侦讯，搜集到林昭所收集起来而要的我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名单，及反革命集团成员间来往信件，还有反革命刊物《星火》等宣传品，有被告同黄政写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政治纲领（注曰：说了是我写的不赖！），有监所和医院（敬问曰：到底什么医院？真正现丑丢人！）转来的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诗词、信件等，有反革命集团成员张元勋、顾雁、梁炎武、谭蝉雪、苗庆之、孙和、黄政、朱明、张如一等人和帝国主义间谍阿诺的供词，及同监在押犯人（注曰：要么是你们的狗！）的揭发、等等。大量人证、物证。（注曰：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是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要说“证”哩，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初次被传出庭时，当场交上的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不知是否亦在“罪证”之列？而应明白列入，不在则当于掷远，为感！）

如上所述，本院确认：被告林昭长期来坚持与我党和人民为敌的立场，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共谋出版《星火》刊物，进行造谣煽动，阴谋偷越边境投敌（注曰：是可忍孰不可忍：祖国不是你们缔造的！她倒只是被你们所败坏！）在保外就医期间和在监所中进行了一系例（注曰：又是“一系例”，看来打字机上刚缺“列”字！）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勾结帝国主义作反革命的垂死挣扎（注曰：比如写出此等语妙天下的所谓“起诉书”来，便即垂死挣扎的好例！）实属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为此，本院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一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比照第七条第二款、第一款和第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严惩。（注曰：官话连篇，不知所云！赏闻有酷喜放屁者作打油诗曰：屁乃肚中之气，哪有不放之理？谁要干涉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份所谓的“起诉书”大致亦可作如是观。）

附：被告林昭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移送被告的侦讯案卷八册；随案附送大批罪证。（注曰：不知前述那册“世界民权运动史”可在其内，那是我的书，我还要呢！慎毋遗失为便！）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收到。

林昭 自志

1965年5月31日，第一次判决，林昭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6月1日，林昭刺破手指，以鲜血写下了《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1966年12月，监狱准备为林昭加刑，他们起草了一份报告，认为林昭服刑期间又增加了几条罪行：疯狂地攻击、漫骂和污蔑伟大领袖；敌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呼喊反动口号，捣乱监房秩序；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认罪，对抗管教，抗拒改造。

1968年4月，林昭从有期徒刑20年加判为死刑。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据彭令范若干年后访问熟悉林昭的狱医所知，1968年4月29日上午，林昭在监狱医院治病时，三四个武装人员直冲进病房，把正在吊葡萄糖的林昭从病床上强拉起来，大叫道：“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要求：“让我换件衣服。”被拒绝，随即被架走。林昭在门口还对护士说：“请向Ⅹ医师告别。”此时，这位医生正浑身发抖地躲在林昭病房的隔壁，不敢出来。他后来对彭令范说：“当了一辈子狱医，还没见过这样把病人抓走行刑的。”他还说有一次林昭大咯血来诊，她瘦得已经让医生认不出来了。医生悄悄地对她说：“唉，你又何苦呢！”林昭轻轻回答：“宁为玉碎。”

林昭当天被秘密处决。死时体重不足70磅。

林昭行刑后几天，有人转告彭令范，同狱一犯人在一次公审大会上看到审判林昭的经过：“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为林昭在狱中无人不晓，犯人们见到她出来都呆住了。林昭被带出来时，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着张口的程度的大小而伸缩，专防囚犯喊口号用的。因此她越想张口，塞子就越大，整个面颊都会鼓满起来。另外还可以依稀看到她颈部的绳子，这是用来扣紧喉管防止发声的。这些都是监狱对特别‘危险’的囚犯的处理办法，不过双管齐下尚属罕见。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她眼中燃烧着怒火，许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难过。按照常规，狱中公审大会开始时，只要囚犯一押上台，下面犯人们便要大声呼喊口号，但是那天审林昭时竟寂静无声。主持人立即大怒，吼道：‘你们这些囚犯们都死了吗？’然后就领头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而和者却并不很热烈。”

类似的酷烈不仅发生在上海。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12月14日，31岁的李九莲在江西赣州被执行死刑。那天，在赣州体育场召开了公判大会。身着黑色囚服的李九莲五花大绑被押进会场，四人按跪，脚上哗哗铁镣，背插亡命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为避免她在大庭广众之前分辨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与沈阳张志新行刑前被割断喉管“异曲同工”。10时许，李九莲被押往西郊通天岩下。临刑前她昂首不跪，行刑者射弹击腿。她一边不支跪下，一边慢慢地回过头来，像是盯了行刑者一眼。枪声又响了！新华社记者的一张照片显示，李九莲死后蜷卧在两颗松树之间，偏过来的脸上，眉头紧皱，双眼微睁，鼻子在流血，半张的嘴角也在流血。李九莲死后无人收尸，赣南机械厂的退休老工人何康贤凌辱了李九莲的尸体，并把她的乳房和阴部割下来带回了家。

在李九莲被杀4个月后，即1978年4月30日，同情李九莲的赣州女子钟海源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恶毒攻击华主席”。为给南昌某肾功能衰竭的高干子弟提供活体肾源，钟海源在游街时就被隔着短大衣捅进一根又长又粗的针管，直插肾脏。钟海源当时嘴被堵住，全身剧烈地颤抖。到了刑场，副营长故意朝钟海源右背打了一枪。然后由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几个医务人员把她迅速抬进一辆篷布军车，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活着剖取钟海源的肾。一缕缕鲜血溢满了车厢底板，滴滴嗒嗒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里太滑，一军医用拖把来回擦着底板上的血，之后又挤进一个塑料桶里。几次之后，竟盛满了半桶血……

1968年8月，张元勋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接受了管教干部的通知：

“林昭已于今年5月1日枪决！你有什么想法？”

张元勋面无表情地回答：“没有想法！”

2004年，一位不愿意面对摄像机镜头而且身体有病的老人，向胡杰先生讲述了1968年初春，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见到林昭的情景。这位老人当年也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后来被安排“立功赎罪”从事狱中清洁工作，因而他得以在监狱内部自由走动：

老人：第三中队仅仅有三个楼面是关人的，四楼、五楼是空在那里。那么，当时林昭是从女犯监狱转过来的。为什么呢？就是她大叫大闹，影响周围的环境。（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把她中转到三中队的五楼。因为五楼没人啊，她是单独的一间，禁闭在那里面，有时候晚上她就大喊大叫。

胡杰：她喊什么呢？

老人：喊的就是攻击政府，攻击领袖，就是喊这些口号。因为我是牢狱犯，所以有时上去送饭，就看到过她。她头上戴了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做的都是像棉花做起来的一个头套。那么眼睛也看的出的。

胡杰：她戴一个头套是吧？

老人：对！对！对！

胡杰：一直包着头发吗？

老人：整个头都包着。

胡杰：噢，整个头都包着，就是光露一个眼睛是吧？

老人：是一条缝。

胡杰：噢，就一条缝，你就光能看到她的眼睛？

老人：对！一条缝。主要作用就是把她的声音压低。压低那个声音，虽然听得到，但是好像捂住一样，就是很轻。

胡杰：这个是专门给她做的还是监狱就有这个东西？

老人：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

胡杰：当时她戴的时候是不是头显的很膨大？

老人：嗳，很膨大的。

胡杰：她就光露了两个眼睛？

老人：嗳，两个眼睛。

胡杰：当时这个地方的鼻子是怎么回事呢？

老人：鼻子看不见。

胡杰：鼻子看不见，但这是一个鼻孔是吧，它是不是弄个眼儿了，鼻孔怎么出气呢？

老人：我估计它没有眼儿，

胡杰：噢，她本身就是靠眼睛这个的缝隙出气？

老人：是。

胡杰：噢，就是这个缝隙出气的。

老人：主要这个嘴巴收紧了。

胡杰：噢，就是它这个地方绷的很紧？

老人：是，是。

胡杰：当时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就是林昭呢？

老人：因为开批斗会，广播大会，政府就是做报告，就是作为反改造分子林昭怎么、怎么，政府介绍的。她是上海市监狱中有名的女犯人中的反改造分子。多次介绍的。

胡杰：当时你是怎么看到她的呢？是从门缝里看到她的？

老人：不是门缝里，监牢前面都是铁栏杆，透开的。

胡杰：那她穿的什么衣服呢？

老人：穿的衣服……年头多了，回忆不起来了。好像是棉袄。噢，穿的是棉袄。

胡杰：为什么她自己解不开呢？

老人：它这个地方全部都封起来。

胡杰：噢，就是后头全用绳子系的死死的？

老人：没办法打开的。

胡杰：那她这样吃饭怎么办？

老人：吃饭时拿下来。

胡杰：谁给她拿下呢？

老人：有女的犯人。

2、无罪平反

正如母亲预言的那样，林昭殉道不仅没有哀荣，反而给其一家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父亲自杀后，林昭在监牢里设置了灵位，她在心里深深地怀念着父亲，并采取了多种方式祭奠他。可幸存的母亲又该如何怜惜呢？在林昭的眼里，母亲似乎永远是坚强的，母亲永远不会倒下，她会永远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其实林昭哪里知道，许宪民这些年来一直是徘徊在生命的边缘啊！之所以仍然保持站立的姿式，是因为许宪民有着强烈的信念：只要自己坚持，女儿就还有生的希望，这个家就还有生的希望！

早在1957年林昭成为“右派”后，许宪民就受到冲击，工资由300元减到200元、120元。她自己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长期依赖药物，但当时除了彭令范工作可以独立，林昭和弟弟都需要母亲继续抚育，再加上许宪民不擅理财，最后终于到了山穷水尽、无钱看病的地步。有一次，她不得不向陈伟斯讨要解放前支援他买电台的200美元，问能不能还她一点应应急？经陈伟斯多方努力，在有关领导特批下，许宪民总算度过难关。彭令范说，60年代林昭再次入狱后，许宪民曾在一家庭教会接受基督教洗礼，“受洗是在一个家庭的浴室里。那时候，有一批基督徒会到我们家里来，念圣经。有时候，我母亲就到他们家，我也跟她去过几次。但是，时间不长，后来就文化大革命了。”文革爆发，许宪民被批斗、抄家、停发工资。1966年9月，她服药自杀，后获救。之后，苏州统战部考虑她为革命作过贡献，每月发给她生活费30元，她还要用这30元对付林昭和儿子彭恩华。

据了解，许宪民的独子彭恩华从小聪明绝顶，许宪民夫妇对他宠爱有加，专门约请很多教师在家辅导他。因此，彭恩华虽未上过什么学，却知识广博，精通两门外语。解放后，彭恩华的灿烂前程被家庭毁于一旦，这个高大粗壮的小伙子空怀一腔抱负，有段时间却只能在浴室里做浴工。长期的非正常生活让他完全变态、扭曲，他开始结交一些狐朋狗友，并与亲人为敌。许宪民晚年除了为林昭焦虑，更是饱受儿子的折磨！

1968年年初，林昭的好友羊华荣到上海探望许宪民。许宪民谈到林昭几年前在狱中上过同室女犯小张的当，林昭为此大受刺激。许宪民女士说着，随手拿出一封林昭写的信给羊华荣看。信的内容很简单，大概是说她身体不好，例假已两月未来，给她带点日用品去。

许宪民忧郁地对羊华荣说：“前次去探监，监中管理人员说：‘你女儿不会好了，不用再给她送东西。’我现在真不知怎么办？我感到林昭受刺激后，精神上有些不正常，想以这个理由保她出来就医，但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恐怕也办不到。”羊华荣得知许宪民这些年为林昭案东奔西跑，真可谓求遍了人，用尽了钱！不久前她还把林昭的文稿交给上海的一支造反派，试图利用造反派之间的矛盾为林昭求得一条生路。然而，竹篮打水一场空！许宪民的良苦用心毫无结果。后来钱用完了，林昭的文稿也丢失了。羊华荣眼看着许宪民一天天苍老、衰落下去，却不知如何才能安慰这位可怜的老人！

作家王若望在自传中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述：“我从《井冈山造反报》上看到了一条好消息，报导中央文革小组两个红人，接见一名姓钱的戴过‘右派’帽子的地主分子，解释钱某的地主分子是错划，‘右派’分子是一场误会，中央文革小组两个领导才召见他云云。这条喜讯教我喜出望外，中央文革小组中有一位王力同志，我认识他。联系到林昭的冤案，我忽发奇想，把这一期《井冈山造反报》送到许老太那里。她大喜过望，竭力支持我的计划。于是联系五个青年朋友，她们皆参加过第一期的红卫兵队伍，我至今记得他们的名字：俞建民，金龙、银龙兄弟等。他们带了我写给中央文革副组长王力为林昭说情的信，路费由许老太出，前往北京，上访中央文革。结果可想而知，这几位红卫兵被中央文革联络小组当场撵了出来，可说是无功而返。这一步棋大大的错了，说明我的天真幼稚，而且中央文革将王若望的信件存档，留下王某为右派份子翻案的笔迹，两年以后我被拘捕入狱，这条事实成了罪状一条。”

见证了许宪民苍凉晚境的还有她的故交、作家冯英子先生。冯英子早年在苏州当记者时，曾慕名拜访姑苏女界名流许宪民，许宪民当时不同凡俗的风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67年，在上海《新民晚报》供职的冯英子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造反派的攻击，许宪民也受到牵连。一天晚上，造反派在许宪民家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折腾到深夜。箱子只只撬开，书籍、杂物丢了满地，狼藉不堪，许宪民对此却没有任何抱怨。甚至当冯英子的住处缩小到只有八九平方米，连三张吃饭的桌子也无法放进去时，许宪民还经常去坐坐。冯英子后来去了“五七干校”，二人还经常有着来往。有一次许宪民告诉冯英子，有两个人曾向她“外调”，查问冯英子同特务的关系。许宪民回答，自打认识冯英子，就知道特务一直盯着他。至于他同特务有什么关系，却没有听说过。许宪民的侠义让冯英子十分敬重，因而对她的个人境遇也十分关心。据冯英子介绍，“文革”中许宪民被揪回苏州，批斗、折腾，折腾、批斗，最后竟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一个月发30元生活费。困顿的生活，艰难的岁月，一步一步把她推向下坡，发展到衣食不给的地步。有一次到她家中去看她，发现床上只有两条棉胎，连被面和被里也没有了。

1968年林昭遇害后，许宪民五内俱焚，欲哭无泪。整整一个晚上，徘徊在苏州河的边上，几次想纵身一跃，了此残生。也不知什么原因仍然鼓起了她求生的勇气，第二天还是拖着疲乏的身子摸回空无一人的家中。林昭死后，彭恩华对母亲的折磨变本加厉。从1972年5月16日至1975年6月14日，彭恩华9次毒打母亲，有一次几乎将母亲打死！许宪民多次向邻居、居委会和派出所求救，但没有一点用处。许宪民被逼无奈，不得不起草了一份厚厚的遗书《我为什么被亲生儿子毒打九次》，一式数份分寄友人作为凭证，冯英子等人至今仍存留着这份让人唏嘘的遗书。

在信中，许宪民说儿子一向对她自称“老爹”或“你老爹”，称呼姐姐彭令范为“老处女”。儿子威胁母亲说：“我要叫你看见我的影子就发抖！”“你会死在路上的，你自己还不明白是怎样死法的！”“你能够接受彻底投降，那就让你安安逸逸活下去。”许宪民一一列举彭恩华的暴行：“73年3月30日，他下班回来，进门就猛击我头部右脑，昏迷二日夜。4月5日他半夜起床，脱下裤子立在我床边大小便，又把我盖的棉被乱揩得多是粪尿。我即逃出，治保王师傅叫我到豆腐浆店内坐过夜。后由王师傅等动员我住外边，因彭恩华凶暴地表示要杀掉我……”“75年5月22日晚上11点装醉回来，我已睡。他进门就打头部，又是用拳猛击。我逃外报告王师傅及派出所，即昏昏沉沉，行走也脚软。经路人陪往瑞金医院急诊，检查右瞳孔放大，鼻唇又不对称……从此恶心很利害，饮食有限，多食即吐。医生嘱我明天来门诊眼科及神经科，再作检查。但我全身乏力，没去门诊，医生说是脑震荡。”许宪民痛不欲生：“我不幸而作了坏分子的母亲，所付出的代价太残酷了。同时，以腐朽的资产阶级教育方式宠爱下一代，种了恶因，今天该自食恶果。”许宪民对友人说：我决不会自杀，如果哪天我莫名其妙死了，肯定是那个逆子打死的！你们要为我伸冤！由于彭令范难得回家，1971年2月15日又正式把户口迁到医院宿舍，许宪民无处可逃，只得在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与彭恩华度日如年！

大概是1973年的秋天吧，冯英子从“五七干校”回上海休假：

一天，我正在复兴中路陕西路附近遛达，忽然有一个疯婆子向我迎面走来，她同我擦身而过之后，回过头来向我招呼：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大吃一惊，赶忙回过头去。只见她披着一头乱发，穿着一套油渍斑斑的破衣，在秋风中显得很萧瑟的样子，脚上的鞋子已经没有跟了，那毫无血色的面孔上，嵌着一对目光迟钝，满含忧伤的眼珠。她说话时环顾左右，带着一点恐怖神情，那样子有点像《祝福》中暮年的祥林嫂。但是我终于认出来了，她是许宪民。

“大姐，是你！”

我惊诧得不知所以，看到许宪民变成如此模样，一种刻骨的悲哀，油然而生。但不等我说话，她已经加快脚步，走到马路对面去了，很明显，她是避着我，也怕连累我，因为她那时头上带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这个从1925——1927年大革命开始，就献身于社会的人，这个为中华民族自由和独立奋斗了一生的人，竟然是“历史反革命”，什么是历史呢？难道可以由“造反派”随意制造的吗？一个民族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讲呢？看到了许宪民之后，我一连不安了几天。　　过了一年多，我离开了“五七干校”，搬了家，有一天借了辆黄鱼车去运点东西，在延安路茂名路口，碰到许宪民的儿子，他告诉我说：“妈妈死了。”几乎如一个晴天霹雳，这时我才想到，那次在复兴中路上的邂逅，竟然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彭令范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在1975年的早春。有一天晚上，许宪民在彭令范供职的医院弄堂口等女儿。

“是你吗？妞，你瘦了。”许宪民面容憔悴地说。

“妈妈，你怎么来的？”彭令范很惊诧被监控的母亲还能自由行动。

“我溜出来一下。我要和你讲一件事，我准备去派出所……”许宪民随即向女儿控诉了儿子的种种逆行。

彭令范迟疑了几秒种，然后说：“我觉得没有必要使‘亲者痛，仇者快’，再说这是个人的事，他们也不会相信你，而且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在目前情况下，丝毫不会有所改变。”

“或许你是对的，你仍很顾全大局。”许宪民似乎接受了女儿的看法，“你不在家，我的坦白交待也没有以前写得好。”

母女俩又谈了好一会儿，许宪民似乎仍很乐观。天色已晚，最后彭令范送母亲乘公共汽车回茂名路，许宪民告别前叮嘱女儿说：“你回去吧，明天还要上班，自己当心，我找机会再来看你。这些年也苦了你，我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1975年11月24日，许宪民忽然在距离上海外滩不远的42路车终点站昏倒。由行人送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因是“反革命”，医院不予抢救，第二天逝世。

没过多久，公安局找到林昭妹妹彭令范和弟弟彭恩华，不准立即火葬母亲，并声势汹汹地说：

“你母亲怎么死的？是自杀的！”

“你父亲是自杀的反革命。你姐姐是镇压的反革命。如果你母亲也是自杀的反革命，你得想一想自己的后果！”

彭令范回答：“我不能选择我的家庭，我也不能对他们所作的事负责。只要我自己在政治、经济、生活上没有任何问题，我不知道你讲什么‘后果’。”

公安马上讲：“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公安提出要做尸体解剖，彭令范没有签字。两天后通知火葬，遗体已经在火葬场，彭令范发现母亲遗体的胃部和头部都有很长的缝线。母亲去世不久，彭令范精神崩溃，她发热不退，血内化学物质平衡失调，经常梦到父亲、母亲和姐姐血染满身，然后惨叫着醒来！ 1976年6月，彭令范入住上海市瑞金医院，没有医生能确诊彭令范生了什么怪病。多年后移居美国，彭令范才听说有一种病叫作“创伤后综合症”，会变精神病的。

……

……

……

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终年78岁。

1976年7月6日，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逝世，终年90岁。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终年83岁。

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帅联合继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逮捕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洪文，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以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姚文元，其中江青系毛泽东遗孀，另三人皆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军人物——一个号称“四人帮”的政治团伙被“粉碎”了，全国紧接着开始大规模的清理整顿，给几十年来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击的人“平反昭雪”。

转眼到了1979年，林昭冥寿48岁。当年2月28日，北京大学发出了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在这样的背景下，林昭妹妹彭令范想起在瑞金医院住院时，与时任二医大院长兼党委书记的“走资派”关子展有过交往，而此时关子展改正后已调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她遂向关子展写信，提出对林昭案件平反复查的要求。案件被高院受理后，转发上海市静安区中级法院院长赵凤岱承办。

有一天彭令范接到上海市公安局的电话，此人未透露姓名，但他在位于外滩的办公室告诉彭令范：林昭的案件自始至终在公安局内部有两派意见，从判刑处理、执行到目前平反复查，其分歧之大不可调和！有不在少数的人为林昭事被反对派打下去，甚至有的已去世。因此在公安局内部大家心照不宣，林昭案件无人敢过问，法院更不想插手。林昭判死刑立即执行是上级批准的，而平反复查却让静安区中级法院负责，静安区中级法院稍为了解内情的人也找出种种理由不沾边，赵凤岱是从虹口借调的。知情人都认为林昭平反是不可能的。

彭令范当时道：“这或许就是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吧。”

他说：“真理只有一条。”接着他又提到公安内部有些主张对林昭从重处理的人，现仍居高位，因此他也深感此案非常棘手。

彭令范说：“林昭曾反复强调‘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不过历史是缓慢的。感谢你从另一角度告诉我林昭案便的复杂情况。”

在整个谈话中，他有时似乎有些紧张，最后他说：“听说你记忆力极好，但不必记得我们的谈话。”

彭令范说：“请放心，我的记忆力是有选择性的。”

此人将林昭的两本日记还给彭令范作为纪念，日记内容极少涉及政治，看来他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这是流传出来的极其有限的林昭狱中资料。

在此期间，彭令范还直接前往提篮桥监狱，寻访给林昭看病的医生。该医生说林昭是一个“任性”的女孩子，有极强的煽动性。在治疗中稍有一些恢复，就又宣传起她的政治主张来。她能说会道，影响很大，文笔又好，刚好一点就“上书”、“参本”忙个不停。她来住医院起先主要是因绝食而抢救，后来几次是因写血书切得太深而流血不止，也有因咯血不止而入院的。他说林昭去精神病院鉴定也是他提出来的，因为他觉得她的思维有时给折磨得不正常。他因为“包庇”林昭被“靠边站”，后又弄去劳动了一年多。他说这也许是一生所做的惟一不违心的事。

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通过了“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以精神病为由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法官将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发还给彭令范，但仍对她的遗体下落不作解释。以下为435号判决书：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

林昭，又名彭令昭、许苹，女，1932年生，江苏省苏州市人，原系北京大学学生。林昭于1965年5月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1968年4月29日，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现经本院复查查明，林昭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因精神上受到刺激，1959年8月开始就患了精神病，此后曾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并非犯罪行为。1965年对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显属不当，予以纠正。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等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重新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1]字第16号两次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1980年8月22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章)

对这一结论，陈奎德后来曾撰文感慨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时，在关押和杀害林昭的五六十年代，林昭必须是理智正常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在今天，在平反‘冤假错案’及其之后的日子里，林昭又必须是病人且必须是精神病患者！”陈奎德由此联想到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文明与疯狂》一书中的研究。陈奎德相信林昭是一类似欧洲中古时期的“疯子”。那时的“疯人”虽异于普通人，然而绝对不被鄙视。实际上，他（她）们被认为是上邀天宠的一个特殊阶级，与尘世之外的神秘世界保有接触。他（她）们赋有赤子之心，能够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在日常事务上他们傻傻的，很不精明，然而却受到上帝的祝福，拥有常人所没有的大智慧。林昭那种特立独行，在狱中声称“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的义无反顾的个性，那不计利害、不顾环境、不管众议、言人不言的秉赋，使人不由想到中古那些拥有赤子之心的“疯子”。

陈奎德还说，就是在现代，关于精神病患者与精神超凡出众者的界限，也并非那样绝对清楚。最典型的就是开启现代主义潮流的作家卡夫卡。在常人看来，卡夫卡肯定精神有些不正常。事实上，他也确实在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眼睛观察世界，观察自我，反复怀疑。因此他的人物与场景，在后人看来，总是那样迷濛、复杂、深邃、神秘。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曾经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人类历史上300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得出的结论是：具有严重精神病理毛病的名人所占比例极大。在思想家中有26％，如尼采、罗素、卢梭、叔本华等；在作曲家中有31％，如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舒曼、贝多芬、莫扎特等；在画家中有37％，如梵高、毕加索等；在小说家中有46％，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劳伦斯、卡夫卡、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托马斯·曼等等。难怪米歇尔·福柯要说：“禁止发疯如同禁止发言”了！

有感于林昭殉难的壮烈，1980年12月11日，师友们在北京市北新桥东三条胡同的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小会议室，为林昭举行了平反追悼大会。追悼会现场庄严肃穆，林昭1951年土改时期身着军便装的照片被作为遗像安置在正中。照片上的林昭扎着两根长长的辫子，那清纯如水的眼神让人不忍直视。林昭遗像周围是菊花和翠柏编织的花圈，会场四周陈列、悬挂着鲜花和挽联，以及题为《她曾经和我们在一起》的一组林昭学生时代照片。但本该陈放骨灰的地方却只有一个白色的方盒，里面放着母亲许宪民珍藏着的一缕长发，一缕林昭花白的头发！

上午10点，在《光荣的牺牲》乐曲声中，全体肃立，向林昭遗像致哀。前苏南新专教育长、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林昭的恩师罗列先生首先致悼词，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昭旧交王前女士的丈夫聂真先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罗青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先生（林昭的堂舅）讲了话。发言的还有苏南新专学生会主席、作家林斤澜，苏南新专在沪同学代表倪竞雄，苏南新专在锡同学代表金易东，人民大学同学甘粹，北京大学同学张玲、邓荫柯、王瑾希、张元勋、陆拂为和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彭令范在追悼会上泪流满面，她发表了令人心碎的讲话。张元勋则向与会人员描述了自己探监的情形，并展示了林昭赠送的那枚糖纸帆船！

林昭的老师杨晦、杨伯峻、乐黛云、于效谦、张隆栋、伍福强，新专同学朱宝寨、林楚平、谷飞、董二周、焦玉英、肖风、唐绥臣，北大同学刘绍棠、张钟、曹先擢、杨扬、吴翼明、宁凡、张智楚、吴尚宇、文秉勋、张佳佩等八十多人参加了悼念活动。悼念会筹备组收到上海、常州、无锡、南京、杭州、广州、梅县、长沙、兰州、哈尔滨、长春、成都、乌鲁木齐、太原、银川、盐池等地发来的唁电唁函三十余份，挽联和挽诗三十余副（首）。北大教授张谷若、上海《解放日报》胡子衡、江苏省作协高晓声、陈椿年等都撰写了挽联。

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上联是：“？”，下联是：“！”。没人记得这副挽联的作者，但与会者都承认，这的确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也是对他们所共同经历的那个时代一幅含义最深刻的挽联。

在纪念林昭的挽诗中，邓萌柯的一组诗歌对林昭的一生进行了点评，其中《你的选择》一诗曰：

在专制和自由之间

你选择了自由

在蒙昧和真理之间

你选择了真理

在邪恶和正义之间

你选择了正义

你忍受和反抗之间

你选择了反抗

你屈服和死亡之间

你选择了死亡

诗人郭煌后来也以魔幻的手法，创作了林昭亲临追悼会现场的诗作《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活着走进会场——奇观一瞬》，诗人以林昭的口吻曰：

过去我曾多次抗争仍然呐喊：我无罪！

今天我仍然抗争仍然呐喊：我无罪！

不能容忍错杀无辜者逍遥法外，

不能让智者稚嫩的鲜血浇筑愚者向上爬的官梯，

我提来一坛沉甸甸的我自己的血，

搜寻，

泼向当年决定枪杀我的那个恶人！

——历史应该制定这样一部法律：

对错杀无辜者应该严肃追究刑事责任！

时隔不久，1981年岁首，在官方审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政治氛围中，一篇极具份量的报告文学《历史的审判》发表于1981年1月27日的《人民日报》。此文为新华社社长穆青、副社长郭超人以及新华社资深记者、林昭苏南新专和北大两届同学陆拂为共同创作，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有一段文字这样谈到林昭：

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一个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四月二十九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

这是林昭遇害13年后第一次为社会关注。据说这段文字为林昭获得彻底平反起了推动作用。

在《人民日报》报道的鼓舞下，与林昭一家有着多年交情的陈伟斯先生凭借其法治记者的独特身份，首次对林昭案进行了深入采访。在当时社会各界争相控诉“四人帮”的特殊背景下，陈伟斯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半天时间，他看到了封锁于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的林昭档案。陈伟斯为林昭的思想震撼，迫于各种考虑，很多重要材料他不敢写出来。1981年3月，长篇报道《林昭之死》发表于《民主与法制》杂志第三期。这是官方媒体第一篇详细介绍林昭家世、事迹、死难经过的文章，对她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坚贞不屈的品质给予高度评价。随后不久，林昭档案便被再次密封。陈伟斯透露，他亲眼看到关于林昭的材料足足装了一个小房间！2004年4月份在苏州讨论会上，另有林昭同学表示，为写《苏州地方志》到上海法院收集林昭的材料，才知道有四大箱东西属于“五十年绝密”。

1981年12月3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判，宣布林昭无罪，彻底平反。以下为2346号判决书：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1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

林昭，又名彭令昭、许苹，女，1932年生，江苏省苏州市人，原系北京大学学生。林昭因被控反革命案，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5年5月以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在押期间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68年4月29日以1967年度沪中刑[1]字第16号判决按反革命罪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经本院于1980年8月22日复查，以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撤销上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两次判决。对林昭宣告无罪在案。经本院院长发现，本案改判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仍属不当。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

现经本院再审查明，林昭于1958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于是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1968年林昭在被错判服刑期间，又先后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等表示不服，按林昭以上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而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均以反革命定罪，处刑是错误的。本院于1980年8月22日复查改判时，否定林昭犯有反革命罪，撤销原来两个错误判决，对林昭宣告无罪，是正确的。但据以宣告无罪的理由是说林昭因患有精神病，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如上所述，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反罪，故本院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1)字第16号和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静刑字第171号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1981年1月25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以下姓名需校对)审判长 佟介凡

审判员 阮时平

代理审判员 王玉义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1981年12月30日

书记员 丁幼玲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章）

3、魂归故里

1979年7月1日，历经沧桑三十年，苏南新专部分师友首次聚集无锡惠山，倪竞雄携彭令范一同前来。当时林昭案还未平反，大家眼看与林昭长相酷似的彭令范瘦弱伶仃、面容苍白，都不敢在她面前提及林昭的往事，更不敢打听案情的经过。只是纷纷向她敬酒，告诉她大家都甘愿做她的至亲兄姊！

1981年清明节，彭令范自称“林凡”，填写三阕《烛影摇红·忆故人》，分别凭吊早亡的舅舅、姐姐和母亲，其中怀念林昭的词如下：

血染芳华，恩情已断何心报！

浮生尝爱梦魂残，愁泣霜枝傲。

千古空名焕耀，

几人留，山河共吊！

曲终还散，泪墨尘埃，神嗟天笑！

1982年４月，彭令范用母亲许宪民平反补发的部分工资，同时接受了林昭苏南新专等故旧的一片心意，在苏州灵岩山宋代名将韩世忠墓旁的安息园，为林昭及父母选择了两穴墓地。当时三人的骨灰均下落不明，林昭墓中只有一缕她的头发和一方她曾戴过的丝巾。当时以为“他日红花发，认取血泪斑”的诗句是林昭所作，遂把这两句诗刻在林昭墓碑上。

1984年5月，新专百人惠山下再次聚首，大家特意邀请彭令范同游太湖。这时，林昭案平反数年，彭令范总算从经年的痛苦中稍稍挣扎出来，她脸颊比以前滋润了一点，也经常会出现些笑容。当“梁溪”号游艇在太湖上奔驰时，只见彭令范凝视着飞溅的浪花若有所思。事后，她专门给新专校友寄来了诗篇《代林昭寄语》：

我化作浪花

伴送着你们的笑语，

得到了慰藉。

我化作小草

跟随着你们的足迹，

我长遍天涯。

我化作清风

在你们身边轻轻地说着悄悄话：

“……祝你幸福！”

我化作泥土

融化在我挚爱的大地。

我是爱你们的，

可是……

又过了五年，1989年10月，新专校友第三次聚集无锡。当“湖州号”游艇载着大家向湖心三山驶去时，忽然一阵风起，清凉的湖水飞上船舱，溅湿了人们的脸庞和衣裳。这时，倪竞雄双手蒙脸向着太湖呼号：“令昭，令昭，你来啦！你来看我们啦！”泪水从她的指缝流淌下来，让在场同学无语凝噎！

那时候，彭令范已于1985年怀揣二十美元只身赴美攻读老年医学。后来，她获得美国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两个硕士学位。由于成绩优秀，她的名字被列入全国大专院校《名人录》，这是美国大学生的最高荣誉。彭令范还将作于1984年清明节的一阕《鹧鹕天·回忆》翻译成英语发表，获得全美大学生诗作竞赛特奖。这阙词很可能是令范赴美前在苏州灵岩墓地向姐姐告别时所作：

数尽平生事事哀，黄昏烟雨怯重来。

身随柳絮丝丝袅，心共熏香寸寸灰。

清楚断，意徘徊，故乡明月冷苍苔。

无言剩得钟声起，万念侵雪暮色催。

后来，彭令范定居巴尔的摩。她加入了美国籍，在一家大学做研究工作。中年从零开始另一种生活和职业，彭令范有难言的痛苦和空虚，但她始终顽强地坚持着。她说：“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平庸之辈和失败者，甚至还不甘心像茨威格那样留下‘遗书’，我的最终一切有赖超自然的控制。”

1998年，时值北大建校100周年，林昭逝世30周年。武汉《今日名流》杂志刊出一组“北京大学优秀儿女”专稿，其中包括彭令范撰写的纪念文章：《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彭令范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新世纪的宠儿们，当你们沐浴于阳光灿烂、欢乐充盈的新时代，是否会留下神圣的一角来悼念林昭‘未完成’的杰作呢？一切认识林昭的人，请在你们繁忙的生活中留下几分钟来悼念她吧。她是爱你们的，这种爱，我认为远远超过我们姐妹之情。在我失去姐姐之后，感谢你们把我当作你们自己的妹妹一样。当我第一次听到姐姐的新专同学陈祥荪对我说，令范，林昭已不在，而你是我们大家的妹妹。我听了很是感动的。无论生活多么不公平，无论人性多么险恶，那一道人性至善、充满希望的圣光永远存在。姐姐，安息吧！”

彭令范2002年罹患忧郁症，痛苦不堪，一直在接受治疗。2004年，彭令范在巴尔的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医生，我救过很多人，但我救不了母亲、更救不了姐姐！这些年我常常在梦中见到血淋淋的亲人……在茫茫神州，再也找不到一个像当年‘右派’分子那样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的优秀儿女了！”她还曾说：“相见则是缘，能成为亲姐妹当然更是缘分。不过我不相信来世，就像歌德说过的，如果是幸福的、快乐的一生，此生已足；要是痛苦、坎坷的一生，又何必再来？幽冥异路，我和林昭姐妹一场也就从此终止了。深深的遗憾也难以弥补，淡淡的欢乐已不再复现。”后来，彭令范以自己家族的经历写作了一本《忏悔录》，但至今未见该书流传。

林昭及其父母的骨灰事实上一直存放在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住所。但因为彭恩华与彭令范后来反目成仇没有往来，所以一直没有第二人知道确切消息。彭恩华“文革”中坚决与家庭划清界线，之后也几乎不介入与家庭有关的活动。他未受过完整的教育，但1980年前后，却一举考中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彭恩华的第一任妻子是著名演员刘琼的女儿，二人育有一子。离婚后，彭恩华只身移民美国，有人因此说他“抛妻离子”。彭恩华出国不久，前妻亦办成赴美手续。因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住所系公房，需要在出国前移交有关部门，前妻不得不代彭恩华整理房间。她发现三只骨灰盒，在无人可托的情况下，1993年她将其与自家亲人骨灰一起，寄存于上海息园。彭恩华在美国重新结婚生子，不料因病早逝。2000年，彭恩华前妻刘女士回国探亲，她偶然得知自家多年故交许觉民竟是林昭堂舅，赶紧说出三只骨灰盒的事。林昭及其父母骨灰的下落这才水落石出！

得知消息后，倪竞雄女士与友人许宛云等结伴前往息园证实。她们果然找到林昭的骨灰盒，打开骨灰盒，她们先看到一个黄色仿丝绸料子的小包裹；打开黄色包裹，有一个红布口袋；找开红布口袋，里面是灰白色的骨灰，还有一根稍长一点的骨头，仿佛是小臂上的。红布口袋旁边，还有一个由旧《解放日报》包裹着的纸包，里面有一缕黑白相间的长发。倪竞雄说林昭的头发又黑又粗，她1962年最后与林昭见面时，林昭还没有一根白发……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安葬仪式在苏州灵岩举行。

这一天恰是林昭父亲彭国彦的生日。

林昭墓地位于苏州灵岩山南麓，安息公墓老区最高一层左端。墓左侧翠柏已经成荫，左后的香樟树长高到八九米了。墓后层层渐高的山坡郁郁葱葱，掩映着点点鹅黄、嫣红，让人不能不赞叹苏州到处是风景！

仪式由林昭的堂舅许觉民和妹妹彭令范主持，林昭故旧共56人到场。

林昭堂舅许觉民先生主祭，他宣读祭文曰：

林昭，今天是我们将你的骨灰下葬的一天。你离别人世已经有36年了，经悠悠岁月才找到你的骨灰。骨灰盒中还有你母亲保留下你的一缕头发，一块你随身用的丝巾，现在随着你的英魂一起下葬了。林昭，你被迫害的痛苦，如此的深重呵！

现在，聚集在你墓前的，有你在新专的同学、北京大学的同学和你的亲友们。我们都怀着极其沉痛的敬仰的心情向你祭奠。苍天茫茫，痛心如割，林昭，你安静地长眠吧！

你的墓旁，是你父母彭国彦、许宪民二先生的墓地，他们所受的冤屈与痛苦为我们所深知，这里我们同时向他们两位的英灵致以深切的悼念。

你走过的那个世纪是个悲惨的世纪。在那些黑暗的年代，不少先驱者为了追求真理奋斗不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你的生命之被摧残分外地惨烈，我们完全理解和敬佩你视死如归的精神。你的不屈，你在监狱和就义前的英勇姿态，你追求真理的锲而不舍的意志，永远教育着我们，我们永远永远地不会忘记你！

明人黄宗羲的诗句中有‘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你的弦歌至今不绝在祖国大地上传播。

林昭，你长眠吧！

新专、北大部分同学及亲友同祭

2004年4月22日

读完祭文，林昭妹妹彭令范发言，她说：

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也是一个‘特殊’的世纪，但毕竟是一个希望的世纪。列宁讲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西方哲学家承认的‘智者能宽恕但不会忘记’，对我们许多人来讲过去也不是那么容易遗忘，但需要有一个终结，将痛苦的过去寄存在我们灵魂深处，同时也使逝去的灵魂安息。这不仅是对死者的怀念和尊敬，也是对生者的尊崇和赞美。

历史无情，在二十世纪中许多人生长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躬逢难以想象的历史时期，丧失了应有的一切，包括生命。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这是我们民族的命运。历史本身不向任何人负责，也不承认错误，即使它能承认错误，也不能纠正错误，如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话，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对历史负有一定的责任，或许我们应该想一想，一个人在反复重视它错误的历史中起了什么作用，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希望人们能多一些人性，人性的理解德行；人性的良善、真诚，人性的宽容和爱，无论是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首先应该是一个具有人性的真正的人，有人性、有灵魂、有良知、有思想、有智慧、有理性、有感情的人，这样的人类才有希望，我父母和姊姊也得在这希望中安息，年轻的一代也将在这希望中有他们光辉的未来。

谢谢！上帝祝福你们！

然后是新专同学、北大同学发言和北大同学诗歌朗诵。其中谭天荣代表北京大学部分同学发言曰：

同学们：

今天，我们从四面八方，被正义和良知召唤到这里来参加林昭的骨灰的下葬仪式。林昭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学，更是我们的英雄、我们的良心、勇气和骄傲。

从我国近代屈指可数的女英雄中，处于新时代的林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价值，那就是闪耀在她身上的启蒙色彩。她的思想如同锋利的宝剑，撕破了现代迷信的一角。一个纤弱女子的鲜血，正在促进一个民族的觉醒。

林昭曾经是五七战士，她的思想的飞跃离不开那个不平凡的夏天。历史已经证明，当年北大的五一九运动的精神是五四精神的继续与发扬。

今天，随着骨灰的下葬，林昭漂泊的灵魂终于找到一块栖息之地。作为生者，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拒绝遗忘。

林昭，我的姐姐：在我们临别的时候，你曾经对我说：“这一场较量我是输了。但这不算完。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姐姐，你的凌云壮志，今天正在实现。虽然很慢很慢，离完全实现实现还很远很远，但毕竟在一步步地实现。姐姐，我知道你无意自比黄巢，但“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句话对你还是有现实意义。当年，每一个无赖都敢嘲笑你、凌辱你。而今天，在你离开人世36年以后，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从心里佩服你。你是女中丈夫，你是巾帼英雄。你是剑，你是火焰。你是新时代的秋瑾，你是体制外的张志新。不！你就是林昭，你是无与伦比的林昭。

谭天荣成为“右派”后被劳动教养11年，又被遣送回家乡10年。平反后在兰州大学、青岛大学任职，成为物理系教授。他谈到对林昭的认识时说：“林昭最大特点是十分真诚，所以她也特别痛苦。有人说，她的整个生命像诗一般。当然，她那么年轻就去世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她能做的，她都做了，甚至于在监狱里她还写了那么多东西。有人把林昭与张志新相提并论，我觉得她们是不同的。可以这么说，张志新是体制内的，林昭是体制外的。”林昭一位女同学也说：“林昭本人确实是一首诗，一朵花一样。她长得也漂亮，人是相当的高贵，平常说话都像诗一样，后来到这个地步，与她的品质有关系，她是不愿意苟且偷生的。”

随后，安放林昭及其父母骨灰。林昭父母的墓就在林昭墓的右侧，他们是紧靠在一起的。林昭墓原为衣冠冢，其中仅埋着林昭的一缕头发和她用过的一块头巾，现在这两样仍放在骨灰盒里边。墓碑正面刻有“林昭之墓”四个红字。背面原刻的诗改掉了，换成了更能代表林昭思想的四言绝句：“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林昭／1964年2月”。

骨灰安葬仪式后召开了座谈会，与会一同学介绍说：“（主要是）缅怀林昭，发扬林昭精神。大家各自按照自己的认识水平、自己的良心去做自己的事情吧。我想，恐怕还是会有很多人会写一些纪念林昭的文章的。我们不搞任何组织，大家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告慰林昭的在天之灵吧！我希望林昭精神能够发扬光大。张志新被追认为烈士，我无意贬低她，她也很了不起。但张志新的觉悟比林昭迟，牺牲也比林昭晚。也有人把林昭比作古代窦娥，但窦娥因个人冤屈而冤气冲天，林昭是为中华民族人民争自由，这是不好相比的。也有人把她同秋瑾相比，秋瑾烈士我们非常崇敬，但秋瑾烈士1903年就义时，至少绝大部分仁人志士认为应当推翻清王朝，但是林昭是在‘红太阳’上升阶段，提出这些观点是非常了不起的。林昭精神应该得到应有的地位，大大发扬光大。甚至我们今天下午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林昭精神的研究会’等等。”

2004年以来，每年都会有不数人自发前往苏州祭拜林昭。安息墓园的村妇说，无论清明中秋，还是别的什么日子，林昭墓常有人祭奠。老妇为此纳闷地向大家打听：这林昭到底是啥人啊？为啥有这许多亲戚呢？

4、林昭复活

2004年7月，作家摩罗根据所掌握的材料，梳理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以来知识界逐渐勾描出的林昭形象，并逐渐将这形象推到世人面前的过程。在摩罗工作的基础上，笔者又对林昭复活的历程进行了补充整理，公布如下：

1979年 　2月28日，北京大学发出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在此背景下，林昭妹妹彭令范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要求复查林昭案。案件被高院受理后，转发上海市静安区中级法院院长赵凤岱承办。

1980年 　8月22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复查以精神病为由对林昭宣告无罪。

12月11日，林昭追悼会在北京举行，80多人参加，罗列致悼词。这一年，官方大规模地为几十年来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遭遇打击的人物平反昭雪。

1981年　　在官方审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政治氛围中，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写作了报告文学《历史的审判》，发表在1981年1月27日《人民日报》上，其中有一段文字谈到林昭。这区区几百字是林昭被害13年后这个社会第一次对她投来的关注。据说这段文字为林昭彻底获得平反起了推动作用。

陈伟斯《林昭之死》，发表于上海《民主与法制》1981年3期。这是第一篇详细介绍林昭家世、事迹、死难经过的文章，对她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坚贞不屈的品质给予高度评价。

12月30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复判林昭案件，宣布林昭无罪，为林昭平反。

1988年　　刘发清《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刊于《随笔》1988年1期。

1993年　　11月17日，郭煌在读到杜烽介绍林昭追悼会的文章《一个不平常的追悼会》之后，匆匆写了诗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活着走进会场——奇观一瞬》，用非现实的写法，描述林昭本人走进自己的追悼会现场，反复宣告自己无罪，并说：“不能容忍错杀无辜者逍遥法外，不能让智者稚嫩的鲜血浇筑愚者向上爬的官梯。”

1995年　　春节，冯英子写作《有关林昭的母亲许宪民的回忆文章——许宪民二十年祭》，

1998年　　1998年是北大校庆一百周年，也是林昭蒙难30周年。影响巨大的《南方周末》在这一年先后五次发表关于林昭的文章：

5月29日，《南方周末》人物版发表《没有哀荣——林昭》，在北大百年校庆的高潮中，文章询问道：“正在欢庆北大百年校庆的北大人，不知是否还记得他们的优秀女儿——林昭罹难的日子。”在赞颂了林昭的献身精神之后，接着说：“1981年，林昭冤案平反，但她没有获得如张志新般的哀荣。让我们记住林昭！”

7月10日，《南方周末》人物版发表吴浪文章《被埋葬的诗章——追忆林昭》。

9月4日，《南方周末》发表了邱隐帆《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纪念林昭这位令人尊敬的自由战士》，文章公布了丁芸女士的狱中日记，称丁芸是林昭少年时期的同学，后来又恰好囚禁在同一间囚室，与林昭一起经历了那段阴暗的日子。不过林昭的北大同学张元勋认为日记及其作者身份都是假造的。虽然其真实性受到质疑，但是文章对于林昭的命运和遭遇的详细描述，却借助《南方周末》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深切关注。

后来编辑小巴子在《高贵的林昭》一文中说：“邱隐帆先生早年曾参加地下党，1949年后在苏州市公安局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平反后，他开始收集有关林昭的材料，访问过一些林昭的亲属和友人，其中包括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任助教的彭恩华（系林昭之弟），以及林昭在苏州萃英中学读书时的同窗陆震华等，同时收集了各报刊上关于林昭的文章，这几乎成了他退休之后的精神支柱。编者到苏州拜访他时，他翻出了这些年收集和写就的文章，尽管由于年代的久远，许多当事人的离去，他的文章难免在某些细节上与事实有出入，但老人为能在晚年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而感到自豪。”

12月1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徐列的专访《张元勋：从绚烂回归平淡》。张元勋深情回忆了她与林昭的交往和以未婚夫身份去监狱探望林昭的经过。张元勋说：“在57年的北大人中，能够合乎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的，恐怕只有林昭一人。”张元勋认为林昭之死至今依然还是一个谜，甚至觉得电视剧《我爱我家》中一位演员与林昭酷似。但在第二年写作的长文《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作者没有坚持这种猜测。

12月25日，《南方周末》发表编辑小巴子《高贵的林昭》，文章称赞林昭“这是我们民族半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一根孤独的标杆。即使像我这样麻木已久的心，今年以来也不能不为林昭而一次次地震动。她使我看到，我们活得多么渺小和萎琐。”并质询道：“为什么没有一个刽子手良心发现，说一声是我杀死了张志新，是我杀死了林昭？真的，我一直在等这样一个声音，像等待世纪末应运而生的民族英雄。但是，仍然没有见到忏悔，没见到良心发现……因此我深深地忧虑着：一个隐恶的民族心理，会不会是反复作恶的心理基础？”

除此之外，《南方周末》还在1998年11月13日发表了当年北大的右派学生陈奉孝、张元勋、周振礼的文章《读〈原上草〉有感》，将读者带到了林昭最初罹难的那个年头：1957。

这一年其他出版物中回忆和谈论林昭的文章还有以下一些：

4月25日，陈伟斯写作《应共冤魂语 投书寄灵岩——林昭三十年祭》。

由著名作家方方主编的《今日名流》杂志，1998年第5期发表了林昭的妹妹彭令范的文章《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这是林昭亲属第一次公开发表悼念文章。

9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牛汉、邓九平主编的《思忆文丛》三卷。这套集中讨论1957年反右运动并展示右派分子悲惨命运的丛书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荆棘路》收录了林昭的北大同学刘发清的文章《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

这一年，余杰以《思忆文丛》的材料为依据，写了《若为自由故》，对林昭追求自由的高贵精神予以高度评价。文章发表在当时令人注目的《方法》杂志上，后收录在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的余杰个人文集《说还是不说》中。

1999年　　《今日名流》杂志于2期再发彭令范的《我的姐姐林昭》。这篇影响巨大的文章全面记述了林昭蒙难的经过以及他们一家因此蒙受的巨大折磨与痛苦，同时还介绍了间接获悉的林昭遇难经过。主编方方还发表了自己的文章《林昭的光芒》：“林昭在前，我们怎能不无数次地反思……反思我们自己。偶尔的时候，也摊开自己的双手，思忖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

前一年，《北京文学》杂志编辑李静女士向林昭的同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张元勋反复约稿，请他撰写回忆林昭的文章。张元勋写作了长文《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完稿时间是1999年1月18日。但是约稿的杂志因故没有发表这篇文章。

林昭北大同学张玲写作《幽明心语——忆林昭》，文末注明写作时间“1999年5月1日，林昭三十二年忌辰后二日”。

9月，刘智峰主编的《精神的光芒——一代人的心灵历史》由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九章《思想的殉难者》是关于林昭的专章，发表了方方《林昭的光芒》，彭令范《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的姐姐林昭》，刘发清《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共四篇文章。

9月29日，林昭中学同学陆震华撰写《林昭三十一年祭》一文，他在文末向上海的法院和主管部门呼吁：“当你们看到这些纪念文字后，你们能否做些什么？你们既让人们知道林昭不是因反革命而死，那么为什么又不能公布其案情和她的被害真相呢？我还想对林昭的同学，朋友，师长和前辈们说，不管将来怎样，你们可否把林昭留在你们那里的遗墨或事迹，哪怕是点点滴滴，也贡献出来，集中起来，托一位林昭的挚友和亲人，曾经帮助过林昭，有力量的人组织这些材料，与有关方面联系，汇集这些材料。为死者争得永生！”

2000年　　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林昭的舅舅许觉民先生编选的怀念林昭的著作《林昭，不再被遗忘》，全书18万字。该书是李辉主编的《历史备忘书系》的一种，除了李辉的总序和许觉民的《前言》，收录了26篇文章和4组诗歌，另有附文一篇，附录一篇。

《今日名流》2期刊出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与此同时，南方周末解密版之“链接”栏目发表如下消息：“《今日名流》2000年第2期《最知情者的回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作者是张元勋，本报曾发过对他的专访。全文近三万字，看来和着作者的血泪，极具冲击力；而反右前夕及期间北大独特的风习以及林昭罹难全程的事实，更具冲击力。”许多读者借助这条消息的提示寻读张元勋的文章。之后，《今日名流》遭停刊整顿，主编方方被撤职。

12月8日，为纪念彭令昭而建《彭令昭——林昭——永远的林昭》网上纪念馆，该馆二级域名是www.linzhao.netor.com。

2001年　　网上出现林昭的几首遗诗，尽管主要是残片，还是传达了相当多的信息。摩罗读诗后写下一篇千字文感想《林昭的思想高度》，其中有言：“林昭将她写给这个世界的书信命名为‘情书’，表明了她对每一个同代人和后来人的爱。那位研究林昭的朋友还说，林昭在戴着右派帽子劳改的那几年，老是谈到上帝问题和基督教问题，并皈依了基督教。这更加激起我对林昭精神世界的种种猜测。直到去年，我才感到读书界第一次有成批学子正在关注终极价值和精神出路问题。也许林昭40年前就已经在这方面思考得很多。如果是这样，林昭对于我们的意义，就决不只是什么反抗的激情与牺牲的勇气，而是我们最可仰承的最直接的精神资源。这样的资源决不应该无限期地封存在历史的尘埃中，而应该尽早返回到世人的手中和心中。”

2002年　　4月，为了纪念林昭冥寿70周岁、遇难34周年，《中国评论网》组织几位作者撰写纪念文章，编发了《拒绝遗忘：纪念林昭特辑》，其中的文章有：

钱理群《面对血写的文字——初读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肖雪慧《历史还在忍辱含垢》

摩 罗《林昭年谱初稿》

金 雁《历史不能忘记》

秦 晖《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

荒 林《是一颗，不是两颗》

由一家媒体组织多位学人撰文阐释林昭的思想贡献和精神意义，这在中国文化界可能是第一次。

7月，一直在采访拍摄林昭事件的独立制片人胡杰写作了《林昭年表及相关事件》。其中关于林昭早期生活的许多材料特别宝贵。

8月3日，摩罗在郑州作家协会以《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为题发表演讲，其中涉及林昭的内容甚多：“那个时代寻找人的尊严的最响亮的声音，我认为是诗人黄翔和政治反抗者林昭分别喊出来的。”“我们当下的中国文化界，还没有出现林昭这样的具有超越性和建设性的言论。林昭的思想到现在还是最‘先锋’、最‘前卫’的。而且她的思想是封存得最严密的对象之一，真是令人悲哀。”

8月16日，余杰写作《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一文。具有针对性地强调林昭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

这一年，网上流传着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丁抒先生文章《林昭与〈星火〉杂志》。

2003年　　林昭网上纪念馆成了众多网民了解林昭、感染她的浩气、仰承她的精神资源的空间。这里援引网上林昭纪念馆的两则留言，以见一斑：4月30日，网民萨哈夫发言：“我为抗非典而戴上口罩，但口罩无法掩饰我内心的虚弱，我需要呼吸！今天我是偶然来到这里！我惭愧，为我的无知；更为造成我无知的现实而悲哀。但我们不应忘记，做一个真正的人是何等艰辛，但又何等重要。”6月22日，网民omc发言：“对于林昭事件，我们所应负的，不是国家、民族、社会、组织和集体的责任，而是直接的个人责任——即个人直接面对上帝。”

9月8日，由独立制片人胡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在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家中首次亮相。崔卫平女士是国内系统介绍极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之一，翻译有《哈维尔文集》等。她在评价这部片子时说：“如果看过《圣女贞德》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中国圣女贞德的故事。林昭年轻、漂亮、尊贵、优雅，如果她不走上这条道路，凭她的聪慧、能力、美貌，她会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她完全是为了服从她心中的真理，献身于这一真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不习惯于找出其中的逻辑。看过这部片子会发现真的有人为真理而存在，为真理而斗争，献出自己非常宝贵的、美丽的生命。”

2004年　　2004年成为林昭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林昭骨灰重新露面，林昭的亲友和同学为骨灰举行了安葬仪式，第二个原因是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在海内外悄然流传。胡杰完全是以林昭精神在拍摄林昭，他代表了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真相的寻找和对于血腥记忆的捍卫。他的努力是对林昭精神的最直接的继承。当我们观看这部片子时，打动我们的不只是林昭，而是由林昭和胡杰构成的一种精神血统，一条精神链条。

3月7日，广州中山大学多媒体教室，艾晓明教授组织一些学人观看胡杰拍摄的电视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艾晓明记述道：“2004年三八前夕，我们以‘再现妇女和其他边缘人群’为主题放映了纪录片独立制片人胡杰的一系列作品，包括《平原上的山歌》，还有《寻找林昭》。后来，广东美术馆、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分别邀请胡杰去放映了这些作品。我听说林昭的老同学，一些白发老人纷纷赶来，他们看完后拥着胡杰哭了。我想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青年时代的影像，看到自己的追求、牺牲被后一代的人所承认和尊重，他们感到自己的生命被肯定了。”之后，中山大学网站性别教育论坛组织了《林昭纪念专辑》。

3月13日，一批上海“关天茶社”网友举行去苏州祭扫林昭墓的活动。在上海上车的一共有32位网友，他们在车上观看了胡杰拍摄的《寻找林昭的灵魂》。他们来到林昭墓地时，遇上包括胡杰在内的来自苏州和南京的十几位朋友。他们共同缅怀林昭，对胡杰的工作表示隆重感谢，并捐款支持《寻找林昭的灵魂》的后期制作。事后，网友“孤灯下97”发表《周六我们祭扫林昭墓》、“天高地厚”发表《这是一次团结的春游胜利的春游》，记述了他们组织祭扫林昭墓活动遇到重重阻碍、最后终于成行的经过，以及扫墓活动的具体情形。

3月20日，五柳村网站收到林昭北大同学谭天荣撰写的回忆文章《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回忆林昭》，并及时在网站发表。五柳村网站系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学者陶世龙主持，该网站设有“纪念林昭专辑”。

3月30日，五柳村网站发表林昭同班同学赵雷回忆文章《未名湖畔之梦》。这篇文章最后一次改定是2004年2月。

4月13日，五柳村网站发表章立凡于前一天写成的文章《中国有北大，北大有林昭》。

4月22日，林昭骨灰安葬仪式在苏州灵岩山举行。

4月，林昭遇难36周年之际，广州《南风窗》杂志发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的文章《寻找林昭的灵魂》，文章说：胡杰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将被遗忘的林昭鲜活地带回到人们当中来，让这个精神上的冤魂、孤魂重新回到亲人们的怀抱；表彰她的业绩，使她成为民族精神、道德上不可或缺的资源。如果我们相信在我们的世俗生活之上还可能有另外一种生活，那是一种世俗语言甚至无法与之对话的精神生活，那么，我们就要在女英雄林昭和有关林昭的这部影片面前，有所克制，学习用心灵来感受、承受。”

5月19日，彭令范写作广播稿《我的姐姐林昭》。

6月9日，老酷在《真名网》发表《纪念林昭——一篇迟到的悼文》，文章指出：“在内心深处，我是把林昭放在圣女的高度上来仰视的……林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无论把她放在基督教历史上，还是放在中国思想史上看，她的特殊性都不可忽视……林昭自然不是天才和大师，她称不上文学家，也算不上思想家，但是跟鲁迅相比，她却拥有鲁迅所不具备的两个优点：一是她的思想认识到了根子上，通过基督教，她懂得了‘不以暴力抗恶’的伟大意义，而且懂得了一切都只能由个人来担当，而不是什么‘被发动起来的人民’；二是她以自己无所畏惧的勇气把这种思想付诸了在当时看是飞蛾扑火、现在看却是雷霆万钧的有力行动。”

6月17日，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女士在《世纪中国》网站发表《林昭给我们的精神挑战——给友人谈林昭》，盛赞“林昭保存了她诗意的想象和美感。林昭以诗篇雕刻灵魂，日复一日地铭刻人性的力量，捍卫和强化她的精神意志。我相信这种美是林昭的武器和旗帜，她以此抵御暴力和人性扭曲。”同时也提出了作为一个女性和一个女性研究者所体会到的独特问题。她说：“我感觉这里有纪录片作者理解林昭的限度，作为一个男性艺术家，为着体现林昭精神的纯粹而升华了她的肉体，把林昭的生命经验多少有点提纯而简化了。这样一来，影片本身也要支付分量不小的一个代价，因为这种提纯造成距离：一边是疏离了林昭本人、一个青春年华的女子每天都要承受的、作为女人的身体经验；一边是疏离了观众——有着男性的身体或女性的身体，有着同样的食欲、性欲、生死爱欲的凡人的身体感觉。我们理解林昭不是光凭理念的，正如林昭成就她的信仰，也不是空穴来风；她以自己的青丝白发、伤痕眼泪、涌流或枯竭的经血、背拷180天的所有创痛以及狱中每一天每一分钟的肉搏……拷问我们对身体和精神的理解。林昭的血不是象征性的血，是她千百次疼痛着刺破自己、手臂创痕累累的血。正如友人吴敏回应这篇文章时说，因为精神上的剧痛远远超过了肉体，林昭承受了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肉体之痛。而我还要说，她的身体，是‘被着镣铐且在绝食之中的负病而衰弱的囚人’的身体，是在‘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的身体；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先哲中最脆弱的身体啊。在她之前，有过张中晓；与她同时者，有过顾准、遇罗克。可是我们何尝有过林昭这样在镣铐下、在不过双人床大小的囚室中，以血书写了几十万思想檄文的身体？假如林昭可以变成我们的精神遗产，她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肉体的实践。林昭挑战了我们所有人理解女性的政治生命、思想生命和肉体生命的限度。”

８月11日，影响巨大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在B1版，以整版3万字的篇幅，刊登了记者江菲采写的通讯《寻找林昭》。版面正中，是一张林昭的大幅黑白照片，她凝视着我们，也凝视着中国的历史和未来。在通讯结尾处，江菲引用了穆青等人1981年作《历史的审判》中的一段话：“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以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9月，南京紫金网率先在大陆本土开设了“林昭专题”。该专题全面收录了当时可见的关于林昭的大部分资料和评论文章，其中著名诗人赵恺的诗歌《血字——林昭祭》及笔者的散文《胡杰寻找的不仅仅是林昭》皆为紫金网首发。

2005年　　春末夏初，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青年教师卢雪松在课堂上放映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遭学生举报后被停课处罚。卢雪松199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随即来到艺术学院从教。卢雪松说自己只是一个企盼社会进步、政策开明、文化昌荣的年轻公民，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她声辩，在课堂上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国内公开出版的，涉及互联网的内容都是在国内ICP登记的网站上下载的”。尽管如此，卢雪松后因多种原因，还是被留校“劳动教养”一年，每月只发有限的生活费。到第二年“劳教”结束时，卢雪松失去了教职，被分配到校图书馆工作。

6月7日，卢雪松给学院刘书记第三次写信沟通，该信在网上流传甚广：“在工作岗位上，我深深感到学生们创造力的萎缩、责任感的丧失与人文关怀的缺位。我能够理解，在一个填鸭与灌输的教育传统中，在一个迷恋整齐划一、恐惧活泼生动的文化环境中，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与发展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我所能做的，就只有承担启蒙的责任，锻炼清醒的心智，激发创造的激情。我相信，一个优秀的艺术工作者必是一个真实的人，清醒的人，坚定的人；一个对未来有理想、对现实有反省、对社会有责任的人。”“《寻找林昭的灵魂》是这两年电影界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也是我授课中的一个亮点、一个重点。在我看来，烈士林昭，一个思想家、一个勇士、一个自由之魂，她的尘封多年的惨烈故事，本就应该是值得一个民族为之纪念、为之动容的。它的多年尘封与重见天日，更是一个教师、特别是一个讲《传播学》的教师绝对不应当错过的话题。”“出于良知与我做人的准则，在大多数人平庸地选择了苟且时，我选择了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无疑这是一种冒险，但灵魂安宁，我无悔。

7月28日，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写于7月23日的文章《保卫灵魂自由的姿态——读卢雪松的一封信》出现在博客中国网站。艾晓明女士说：“时值21世纪，林昭不幸遇害将近四十周年。她的灵魂如今正在我们浸透苦难的国土发芽，它势必要在年轻的心灵中绽放花朵。正是她的不屈不挠、她的遗世独立，构成了她的灵魂那种难以抗拒的美感，这种精神的魅力，当年的囚牢都没有能够锁闭，今天难道还有什么人可以阻止它的成长和壮大呢？”

“卢雪松事件”发生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撰写了文章《谁停卢老师的课谁负责》，该文发表于7月31日的《新京报》。崔卫平女士认为：“应该允许有同学对《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纪录片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而且将这种不认同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对于一部作品存在不同的看法，这是天经地义的。”“校方对于秘密汇报问题的学生，应该劝他们向老师当面提出问题，将他们汇报的问题重新放回到同学老师中去，进行更加公开广泛的讨论，也许每个人都从这个讨论中得到不同的视野，调整了自己的立场。”“领导不喜欢这部影片那是他的自由，人们也不必因此而探讨他的灵魂高下；但他若是以为自己的权力大，思想肯定比别人更正确一些，意见也就比别人更高明一些，那就大错特错了；而进一步，他若是运用手中的权力对于不同思想进行处罚，以行政手段对‘思想问题’进行压制和打击，那他就在扮演着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裁判官的角色，就在逾出他手中权力的界限，做他不应该、也无权去做的事情了。这样的做法，不会为任何有权力的一方增添威信，不能说服人和收到任何正面的效果，相反，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里，无疑是一桩极为不光彩的事情。”

11月23日，崔卫平又在个人博客里发布了自己撰写于8月16日的文章《卢雪松时代：朝向良心自由的时代》，文章说：“卢雪松所开始的时代，将是一个说真话的时代，是一个良心自由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接受自己认为的善的指引，不屈服别人赋予的善的时代。用康德的话来说，是一个‘没有人能强迫我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的时代。”

4月5日，清明节，网友“北国游子”前往往苏州灵岩山。他给林昭献上祭酒，并与林昭进行了心灵对话，最后在同程网个人博客中发布了《祭扫林昭墓补记》一文。博客附有详细的引导扫墓的照片。当天，“北国游子”来到林昭墓时，发现已有人先他一步奉献了花篮。另有一叠打印的祭文，落款为“清泉水作／满洲战神致／2006年清明”，然后是一个篆章。北国游子有感于祭文的深情，遂抄录该祭文发布到网上。

当年下半年，笔者开始研究林昭资料，准备写作林昭传。

2006年　　2月，由许觉民主编的《走近林昭》一书，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2007年　　笔者从当年春天起开始撰写《林昭传》。

2008年　　当年为林昭殉难四十周年。为此，林昭故旧们准备在4月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但该活动因多方力量阻挠而流产。4月29日林昭祭日，80高龄的倪竞雄女士孤身一人前往苏州扫墓。她看到原有的一些指示牌都不见了，但林昭墓上仍有许多鲜花和挽联。倪竞雄女士还欣慰地遇到一些“80后”的年轻大学生。

与此同时，傅国涌在个人博客中发表纪念长文《向死而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5月1日24版，《南方周末》发表傅国涌纪念文章《读林昭十四万言书》。不久，由傅国涌主编的公益纪念文集《林昭之死》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傅国涌在后记中这样说：“出现在这本《林昭四十年祭》中的28位作者，年龄最大的许良英先生是1920年生人，年龄最小的是四位1990年出生的高三学生，30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都齐了。这是几代中国人在林昭被杀40年后第一次集中表达对她的缅怀和理解。”

以下为《林昭之死》目录：

傅國湧《林昭四十年祭》

許良英《林昭，中國的布魯諾永生！》

金　钟《难忘过去，告别过去——专访彭令范》

錢理群《“殉道者”林昭》

蔡咏梅《把英雄还给我们的民族》

蔡朝陽《我們與林昭的距離》

童小狐《往天堂的路一個人》

唐　磬《和母親崔衛平談林昭》

胡發雲《林昭，我們如何愛你》

王　康《遙祭林昭》

張　鳴《一根火柴的光，能照亮黑暗嗎？》

李新宇《關於林昭的感想》

周　實《风雨夜，讀林昭》

邢小群《林昭與當代大學生》

鄭書空《〈尋找林昭的靈魂〉的教育學意義》

王東成《愛裏沒有懼怕》

肖雪慧《歷史還在忍辱含垢》

胡　傑《關於〈尋找林昭的靈魂〉》

丁　東《林昭的悲劇和幸運》

崔衛平《傳唱英雄的故事》

艾曉明《林昭給我們的精神挑戰》

林　達《林昭在為我們尋找》

吳北辰《表面的和平》

何　圍《聖徒的靈魂》

謝　宇《她和她的勇氣》

楊文理《四十年》

謝　泳《〈紅樓〉雜誌中所見林昭史料》

傅國湧《光榮與屈辱——讀林昭批註的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

摩　羅《聖女林昭復活記》

附錄：胡傑《〈尋找林昭的靈魂〉紀錄片文字》

後記：傅國湧

１０月，黄河清先生完成《话说林昭》一书并在网上流传。他自撰序言《五十五萬顆星星中最亮的一顆星星》曰：“五十五萬右派唯一絕不檢討的北大才女！三顆子彈殺害於上海龍華機場的蘇州俠女！獄中刺臂血墨間書二十萬字揭批毛澤東的烈女！偉大領袖毛主席御審制不服 ‘黃毛丫頭’的聖女！中華民族當代才勝班昭烈逾秋瑾理媲李贄的第一美女！林昭之美，美在內，不美在外；美在心，不美在貌；美在質，不美在形；美在直，不美在曲；美在呐喊，不美在囁嚅；美在傾訴，不美在沉默；美在沉默，不美在噤聲；美在風範，不美在扮相；美在陽世，美在九泉，美在人心，美在思想，美在精神，美在原則，美在青史，美在天地蒼穹！”

以下为《话说林昭》的篇目：

第一回　　三聲槍響，魔爪奪千古一魄／五分幣索，狗臉生六月之霜

第二回　　虔誠革命，絕親情離家棄母／熱愛領袖，鬧土改認賊作父

第三回　　舌戰神父，李茂章大耍無賴／缸凍地主，彭令昭竟呼痛快

第四回　　錦裘換錢，豪爽女飲酒啖肉／丹心獻黨，忠誠兒挨批受屈

第五回　　江蘇狀元，俏林昭金榜題名／北大才女，美燕園紅樓吟詩

第六回　　草長鶯飛，前程認陽關大道／風詭雲譎，結局陷陰謀深淵

第七回　　牛虻亞瑟，砸泥架十字碎心／精衛林昭，吞火柴百死煉魂

第八回　　北大人大，憐苦楚王前吳老／友情愛情，共患難甘粹羊君

第九回　　餓殍遍野，三十斤糧票續命／羸身憫人，五六個男女拯民

第十回　　鋃鐺入獄，處囹圄大徹透悟／慷慨高歌，纏鐐銬破鎖裂枷

第十一回　　保外就醫，醫身莫如醫國重／返獄如歸，此心要坐此牢穿

第十二回　　姑蘇巾幗，懷仁義愛人勝己／提籃俠女，念家國取義捨生

第十三回　　花生奪命，柯慶施遽死成都／血書存疑，毛澤東御審林昭

第十四回　　針砭假面，斥幫閒言正辭嚴／鞭辟入裏，析弊端論國議政

第十五回　　革命食子，父母女一門三烈／鬥爭戕民，知識人九折十磨

第十六回　　碑文誤鑿，嘆寂寞百千遺憾／血漬真染，最慘烈廿萬字仁

第十七回　　覓骨藏墨，許宛雲熱腸滬女／安魂入土，美若虹古道賽男

第十八回　　改判撲朔，廿天內烈女獲死／究因迷離，卅載後義士揭謎

第十九回　　年譜簡編，字句逗心鐫史刻／文集倩影，精氣神天存地留

附錄一：林昭文存目錄初編

附錄二：林昭古詩集錦

附錄三：林昭：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

附錄四：林昭在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上的批語

附錄五：林昭在判決書後的聲明

後記

10月，胡杰先生应邀访美期间拜访了林昭妹妹彭令范女士。彭令范女士介绍，她正在誊抄保存在她手中的林昭日记等资料。2004年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张敏采访时，彭令范女士曾表示自己百年后将焚毁这些资料，但现在她已经改变主意，决定百年后将把资料奉献给图书馆收藏。彭令范女士透露：自己在抄写林昭日记时，一次又一次感到惊心动魄，并由此回想起很多遗忘的旧事。她提到林昭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个细节，即林昭在狱中屡次高喊“反动”口号，狱方无计可施，遂拉了一帮囚犯在林昭牢房前高喊“打倒林昭”等口号，以此打压林昭，林昭则讥笑说：“我搞群众运动比你们早多了！”彭令范还意味深长地说，林昭遇难仅两三天，上海即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审会，“镇压”了一批“反革命”，而林昭却是在此之前悄悄枪毙的。为什么不让“罪大恶极”的林昭在群众集会上亮相？决定枪毙林昭的命令直接来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吗？……尽管自己对真相也不是很清楚，但林昭案肯定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年底，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笔者完成30万字的《林昭传》。

5、空谷回音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林昭的思想价值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其中比较全面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傅国涌先生的《林昭让所有苟活者失去了生命的重量》。2004年9月11日，作家傅国涌流泪看完林昭纪录片，他认为林昭是中华民族的自由女神，是本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是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无可争议的象征。林昭永远不会死！我们永远能听到她的空谷回音！

傅国涌先生说：“她才是20世纪后半叶本民族最优秀的知识份子。她坚决不向极权、暴政低头，以生命反抗极权、暴政，被虐杀的命运便已注定。但她以自己肉体的死赢得了精神的生，她身上有一股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足以抗衡一切绝对无情、武装到牙齿的世俗力量，尽管世俗的专横力量可以像捏死蚂蚁一样，毁灭她36岁年轻的躯体，还要无耻地向她的母亲、家人收取5分钱的子弹钱，但她的精神依然挺立在历史的天幕下，随著时光的流逝，日益显示出她的人格力量的强大，让我们这个卑微的民族看到最后一线希望。

“仅凭纪录片摘录的片言只语、零星的文字，我敢说她的思想不仅足以与比她晚了将近十年才觉醒的顾准相媲美，不少方面甚至超过了顾准。如果说她在1957年的北大校园里公开提出‘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时，她对这个制度、对那个时代的认识还是朦胧、模糊的，那么在60年代初，当她身陷囹圄，遭受种种世人难以想像的迫害、摧残时，她对自由的理解、他对奴役制度的思考等等，几乎都达到了与我们现在相对接的认识水平。”

“她一次次地反复使用人性、人心、良知、良心这些词汇，她不断地向暴政、极权、极权制度、极权统治、奴役制度开火，哪怕被压成齑粉也决不畏缩，因为她深深地认识到毒蛇般的极权专政不但‘断送着民族的正气’，而且‘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是‘玷污了祖国的名字、加剧著时代的动荡’。她有着火一样的热情，对她栖身的这片大地怀有始终如一的爱。 ”

“有些人为林昭之死感到惋惜、悲伤的同时，责怪她为什么求死而不求生，对她的牺牲不以为然。林昭的血书、诗歌，她一次次的抗争、呼号都表明，她在意的是情操、大节、正气，她追求的是做人的尊严，她决不会为了苟全性命而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停止她对暴政的反抗，更不会改变她的思想。她渴望生，渴望幸福、自由、爱情、友谊，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一切，为此她不能选择偷生。她热切地向往投身于‘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在一个人奴役人的制度下，她的所有追求无疑都是有罪的。不是她决意要为自己的信仰、理想献出宝贵的不可复制的生命，而是罪恶的制度绝对容忍不了她。最后她寻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被残酷的枪声剥夺，她的生命之帆被恐怖的极权折断。与其说是她求死，不如说她是为了生而死的。我永远忘不了林昭在狱中送给张元勋的那个帆船，小小的帆船在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是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未来生活的真诚期盼，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哪怕到最后一刻，她也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信念，但这一切永远不会成为她在精神上屈服、下跪的理由。当然，她也不畏惧流血──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较为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40年后，当我们听到这样前瞻性的声音，不得不惊讶于她穿透历史的思想能力，不得不震撼于她具有宗教情怀的极为明晰的理性，她的思想使她获得了任何黑暗的暴政所难以战胜的一种力量，这是子弹打不倒的力量。她从不乞求暴政对赐给她自由，她不要廉价的‘解放’，她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要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抗拒，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能仰赖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打开，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极为黑暗的年代，林昭血写的诗歌、书信、文章几乎成了惟一的亮色，她与张中晓、顾准等思想者不一样，她更是一个行动者，她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思想，像自己的思想那样生活，她的思想从来不属于抽屉，她的血书从来都是一种战斗，她是一个战斗的民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一个自由战士。她不仅以她的思想，而且以她的行动击退了一个可诅咒的时代，尽管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青史无情也有情，那些蝇营狗苟的学者名流、脑满肠肥的大亨官僚终将成为一抔粪土，最多在历史的长夜中化为蚊子、蛆虫，而林昭永远站立着，她的文字浸透著殷红的血迹，穿透了一切时空的限制。她是中华民族的自由女神，是本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是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无可争议的象征，她举起的火炬不会因为她被枪杀而熄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林昭不死！”

2007年1月19日，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在其个人博客里，发布了《与“80年代后”女儿谈林昭》的帖子。这是一段母女间的私人对话，更是一段21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唐 磬：你特别将林昭称为“圣女”，你是怎么理解“圣女”的？

崔卫平：首先我想到了圣女贞德。贞德被宗教法庭判死刑，并不是因为她率军打仗，而是因为她认为有天使在她耳边说，她就是上帝选中的那个人。她不通过教会把自己直接和上帝联系起来了，因此教会所对她独立的灵魂做出惩罚。她身上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另一个就是她独立的灵魂和精神。

林昭同样有一个独立的头脑和灵魂。在当时高度的精神压制和言论压制的环境中，她独立的头脑就是此后她一系列行为的开端。在她坚持真理的过程当中，林昭显示了常人不拥有的勇气，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和磨难，因为这种对真理的忠贞不渝，所以我称她为“圣女”。

唐 磬：那个收五分钱子弹费的人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崔卫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比较复杂。在一种极端特殊的情况下，由于环境的封闭或者信息的误导，人们太有可能对事情做出错误的判断。这是一个认识层面的问题。除了认识层面，还有一些生存的问题。出于生存的恐惧，或者某些利益的诱使，使得某个人不能公开地表达他对某个事情的看法，所以我们不敢肯定这个收子弹的人到底知不知道。而大多的情况是由于某种环境原因，人变得在良心方面很麻木、很迟钝。也许，这个收子弹费的人无法感知到他的行为会让一个母亲晕倒过去。但是，这个细节主要说的是当时那种制度的野蛮，不是这个人的问题。

唐 磬：林昭是一个个人，收子弹费的也是一个个人，他也应该拥有和林昭一样独立的判断能力啊。

崔卫平：你想想看，假如人在日常生活里每天做一点不大不小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他就习惯性地按照别人给他安排的轨道去走，而不再去拷问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个人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人，他没有想过自己思想感情的出发点，他要什么，他想要过哪一种生活，他的生命应该怎样打开；哪些东西是他独特的，哪些东西是他用生命去捍卫的，他没有体验过生命的力量，没有体验过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任，需要自己给自己做出交代的那种责任感。林昭是独立的，有个人的灵魂，而这个人却只是一个机器的工具。

现在的环境不像林昭当时那么极端，但是人们也是随时随地干一些不大不小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这似乎成了一种不加思考的习惯性的行为。比如我在电影学院教艺术概论的课，有些学生不喜欢这些课，我认为他们不来上课是可以理解的，来考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至于在考试前拼命琢磨我的意图，想方设法考高分，结果大多数都考试到80分以上我就很难理解了。你可以考60分嘛，多出来的二三十分完全可以不要，这属于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撒谎。有些撒谎是有理由的，有些撒谎是没有理由的，这些谎言就是一种习惯性行为。

唐 磬：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英雄是做一些常人不能做的事的人，那么和过去相比，现在的英雄不需要和别人打仗，他们更多是和自己打仗，是和自己的愚昧无知进行斗争。

崔卫平：你这样说很有道理，但是你说的与自己打仗，在我看来还是和一种比自己更强大的社会的力量做斗争。认同你的愚蠢行为，支配你的愚蠢行为的仍然是大于个人，高于个人的社会力量。

唐 磬：林昭之所以能一直坚持这么做，是不是和她的基督教徒身份也有关系？

崔卫平：即使是基督徒，把自己交给信仰也是一种过程。信仰给了她支撑的力量，忍受痛苦的勇气和坚持下去的毅力，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看来，她并不是为信仰而斗争，她为之斗争的是她所认定的东西，即人应当是按照自己良心说话的，不能歪曲事实，她是坚信人的基本良知，而基督教的信仰加强了她的力量。在这点上林昭给良知是给加冕，是赋予了人类良知以荣耀。她之所以令我们感动，正是因为她触动了我们的良知，在面对她的同时，面对自己的良知。

唐 磬：我们很多人似乎只在读林昭故事的瞬间良知得到了唤醒，一旦背过身去，会又去做一些不大不小违背自己意愿和良知的事情。我们似乎只会大问题上奉献我们的良知，可回到日常生活，良知就又睡着了。

崔卫平：良知不是只有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或者有关国家、历史的问题上才能体现出来，它化解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上。良知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视察，是由自己来审定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仅仅只是分寸问题。一句话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一个神情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表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按照它真实的样子，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地把它说出来？包括某句话怎么说，在什么时候说，怎么更有分寸地来说，这都是些衡量的问题，尺度的问题。良知是使一个人获得自己不大不小的尺度：他不比自己多，不比自己少；不比别人多，不比别人少，恰如其分地正好就是自己。无论是鄙薄别人、蔑视别人还是自轻自贱，都是失去分寸，都是在有意无意地涂改着事情的原样。

唐 磬：也就是说良知作为一种普遍尺度，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崔卫平：对。比如人们都林昭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她是个很有美感的人，她穿衣服很好看，这都说明她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知道尺度的人，而不是“荒原中的英雄”。再比如朋友们都说她有情有义，并且不止一个男人对她产生爱意，又说明她也是个很自爱的一个人。只有一个自爱的人才能去爱真理。在她身上我们看不出矫柔造作之气，她是一种天然质朴的美，她一贯如此，在做那些常人不能做的事情之前，她的个人生活是比较结实的，较少漏洞的，她对自己始终有一个较高的评价，而不是只有在重大事情上才交出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说她心气傲，那是因为她谨慎而完美地完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唐 磬：而并不是只有英雄才能这样做？

崔卫平：当然。我们可以一辈子也遇不到让自己当英雄的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可能要求我们每个人付出非凡的勇气或者精力，但是我们有权，也有义务拥有一个比较结实的，不那么前后不一致，不那么漏洞百出，不那么互相矛盾的人生。这是林昭带来的一个很好的启迪。

唐 磬：和母亲的讨论因为要去吃午饭只好就到此中断。尽管时间很短，但是我想在我们的讨论中我已经得出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是的，她平静的高贵是任何人都能在她的故事中感受到的，她透明的良知是任何人都能为之感到震撼的，她用自己的生命发起的对专制的责难是任何人都会引起共鸣的，但是如果仅仅在此停留，那么林昭的死就仅仅变成了一种对于历史的反省和为了后人的教训而作出的牺牲，变成了一座高高悬挂的明灯，这种明灯却还是只有在我们想打开开关的时候才会发光。不，她不仅是在质问和敲打那个扭曲的社会，更是在质问和敲打造成那个社会的所有人，以及，现在像我们这样阅读她的所有人。她激起的不应该仅仅是对极权统治的怒气或者对她逝去的惋惜，还有我们以她为镜对自己的反省。更关键的是，这种反省并不是一时兴起，并不是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所产生的冲动，而是即使背对着她也能一直保持的清醒。

关于林昭产生的感慨已经太多了，我只想在感慨之余补充一句，不要愤慨那收五分钱子弹费的人，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良知始终明亮，那么我们自己也就和收五分钱子弹费没什么区别。甚至在这种良知的忽明忽暗当中，比那个人还要可笑可悲。

2004年秋，笔者辗转获得胡杰纪录片的一个版本《寻访林昭》。在一个寂静无声的深夜看完后，我只觉得浑身寒冷！彻骨的寒冷！泪水不知不觉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想嚎啕大哭，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只得任凭两行清泪静静地流淌着。心中郁闷无法排遣，我在居室的大厅里走来走去，一直走到晨曦微明……后来，我写下了一篇观后感《胡杰寻找的不仅仅是林昭》，挂在紫金网（www.zijin.net）的个人博客上。没想到日后它被广泛传播，似乎比我的其他文章影响都大得多。现在谨把该文链接于此，权且作为结束此《林昭传》的文字。但愿我们今后都能像林昭一样敢于直面自己的良心。拯救自己的永远只有自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公元前548年，大臣崔杼杀害了当朝的齐庄公。国君杀得，就没有什么人杀不得。一时间，齐国血雨腥风、人人自危。尽管崔杼哗变是被齐庄公赐他的“绿帽子”所激，但齐太史公还是毫不留情地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二话没说，杀了太史公。继任的是死者弟弟，他再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便再杀。三弟还书：“崔杼弑其君！”就在崔杼为杀与不杀犹豫不决的时候，南史氏也收拾行装准备前仆后继。崔杼终于害怕了！他没有敢杀第三位太史公，“崔杼弑其君”这五个汉字就这样滴着鲜血载入了史册！公元前548年的齐太史公也许未必意识到捍卫历史的尊严实等于捍卫民族的未来，但他们显然深深懂得：历史一旦突破真实这一底线，将会把人类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时间到了公元二十世纪，历史失真，民族失忆。然而小草又总想发芽，小溪又总想奔腾，小鸟又总想飞翔，人，总渴望思考些什么，探求些什么，发现些什么，独立制片人胡杰便是其中之一。５年光阴，行程万里，苦苦寻访了80多位心灵结冰、嘴唇上锁的老人，46岁的胡杰倾家荡产只做了一件事：复活林昭！2004年11月的那个深夜，当我全身冰凉地看完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我忽然想起殉难于公元前548年的齐太史公。我感觉林昭的血和太史公的血流到了一起，涓涓的，不知道要流向何方。仰望黑幕沉沉的苍穹我欲哭无泪：漫长而沉重的中国历史啊，为什么你的每一页都浸透着鲜血？苦难而隐忍的中国人民啊，为什么你的每一代都有着相似的不幸？

我出生于1971年，是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成长起来的一代。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受过相对系统而完整的现代教育，时间长达15年！可是，我的课本里竟然没有反右斗争、竟然没有文化大革命。除了道听途说、断章取义、猜想臆测、似是而非，我没有正常渠道可以了解新中国的历史。于是，直到开始工作、走上社会，我仍然天真地以为1949年以后的一次次天灾人祸，都只是意外。只是偶然，至多也是少数别有用心者祸国殃民的结果。然而，真相终于还是接二连三地浮出了水面，我就像泰坦尼克号遭遇了冰山，转瞬间便成了一条无处搁浅的破船。问号，问号，到处都是问号；虚伪，虚伪，无处不是虚伪。历经３０多年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忽然好似那艘泰坦尼克号。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大脑被格式化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空白一片。希望思考，希望希望，但不知道该思考些什么，不知道该相信些什么和如何相信？除了相信太阳明天依然会升起，地球明天依然会转动，还有什么敢于轻信的东西？

哲学把这种空白叫做幻灭。

胡杰想必也有过幻灭。“林昭？那是谁？”5年前的胡杰曾经这样无知地询问过朋友。当他明白自己的无知完全是集体失忆的结果时，他坐不住了。为什么反右运动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却好像完全不存在一样？为什么林昭冤案平反了20多年人们却仍然讳莫如深？为什么总有人在有意无意地制造和兜售人血馒头？为什么人血馒头在21世纪仍有广阔的市场？无知者可悯，失忆者可悲，因失忆而无知者可悯又可悲！幻灭之后，胡杰义无反顾承担起还原历史的职责，他选择用镜头寻找林昭的灵魂。

2004年８月１１日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是这样描述胡杰探寻真相之艰辛的：“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寻找并说服他们接受这一部历史纪录片，就像他们幸存于那个时代一样艰难。面对胡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没有人愿意向胡杰敞开心扉，他们情愿失忆也不愿意敞开心扉，他们情愿苟活也不愿意敞开心扉。沉默是他们的权利，惟一的权利。关于林昭，知情者的嘴巴已经紧闭了几十年，即使是对家人也很少提起。“一个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关在防盗门外，隔着铁栅栏，严厉而冷漠地说了４０分钟拒绝的话。”可是他最后还是打开了铁门，打开铁门时他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林昭，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另一坚决拒绝胡杰的老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后见他一面。他原准备臭骂胡杰一顿便坦然回家，后来却流着热泪接受了胡杰的拍摄，理由也只有一个：因为林昭！尽管最终还是挖开了记忆的坟墓，但仍然有不止一位受访者恳求胡杰：“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太残忍了！”更多的人早已不会流泪，一位曾因“反革命罪”入狱１４年的老人对胡杰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说着说着，他伤感地笑了，他平静地反问胡杰：“你说，说这些有什么意义？教训吗？给谁的教训？”

意义？说出真相本身不就是意义？追索、发掘、保存、传播真相，不就是意义！我理解老人的微笑，我尊重老人那貌似怯懦的退却自卫，但事实证明，《寻找林昭》已经完全超越了一部纪录片的意义。在胡杰镜头的引领下，每一个观众都不仅踏上了寻找林昭之路，更踏上了寻找自己迷失已久的记忆和良知之路。在寻找林昭灵魂的道路上，胡杰不仅不会就此回头，而且只会越走越远。只有当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再追问“林昭是谁”时，胡杰的使命才会真正结束。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林昭的血才没有白流！

这不是意义吗？

写到这里，我忽然注意到胡杰是公元１９５８年出生于山东济南的。只可惜殉难于公元前５４８年的齐太史公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姓不姓胡？这是亘古之谜。

魂兮归来，齐太史公！

魂兮归来，圣女林昭！

魂兮归来，中华民族的精神！

（2008年2月7日初稿，2009年1月6日五稿改定）

附件一：林昭年谱（1931——1968年）

赵 锐 汇编

1931年12月16日出生在苏州。父亲彭国彦是江西吉安人，毕业于东南大学政治经济系，江苏省首次文官考试获得头名，后出任吴县县长、江阴县长、邳县县长等，为人耿介清高。母亲许宪民是苏州人，系当地女界名流，曾交叉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性格热情豪爽。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许宪民一度担任苏州汽车公司副经理、民盟苏州市委会、民革苏州市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父亲希望长女效学班昭，故取名彭令昭。乳名苹男，又名许苹。林昭有一妹彭令范，一弟彭恩华。

大舅舅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青年部长，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1岁。

小舅舅许润元，在中央税务局工作，1949年前去台湾。

小叔叔彭国珩，中共党员，在清华大学搞学生运动，后随聂荣臻南下，30年代牺牲。

堂舅舅许觉民，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2007年病逝。

有多种资料证实林昭实际生于1931年，属羊。因母亲许宪民嫌属羊不吉利，故意推后了一年，所以一般流传其生年皆为1932年。

1932年 1岁 1932年5月，父亲彭国彦遭遇牢狱之灾，母亲曾抱着五六个月的林昭前往镇江探监，期间林昭重病。因家境突变，林昭幼年体弱多病，林昭多由外婆照顾。

1934年 3岁 母亲许宪民同项坚白、谢玉如等，发起成立“苏州妇女会”，吸收大量女青年参加，进行救亡的宣传和战地救护训练。父亲彭国彦当年9月无罪释放。经历这一坎坷，彭国彦脾气变得十分暴躁，许宪民说他“神经完全变了”。外婆对林昭宠爱无比。

1938年 7岁 母亲信佛，林昭曾跟母亲去灵岩山方丈处，母亲把她放在庙中小住数日。她曾悄悄地对方丈说：“我猜你晚上偷偷摸摸吃肉。”方丈大笑。当年春夏之交，林昭随父母逃亡到长沙。

1939年 8岁 大概就在1938年与1939年之间，冯英子接到许宪民的来信，她说长沙大火后，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孩子退到常德，小的还在吃奶，一家四口行动艰难，因此她决心经由海防，返回上海，再到苏州去。许宪民说只要一息尚存，总是会战斗下去的。1939年底，全家在贵州分道扬镳，彭国彦只身赴蜀，许宪民带着两个女儿于1940年春返回沦陷区。

1940年 9岁 母亲许宪民刚回苏州，即被汪伪特务逮捕，关押于苏州祥符寺巷90号伪特工站。因遭刑罚，致腹中三个月胎儿流产。幸运出狱后，许宪民在兴化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任视察，来往苏南各县工作。与此同时，许宪民也受到国民党怀疑，以为她与中共地下党来往密切。国民党三战区负责人冷欣下令逮捕她，她只好在沦陷区到处躲藏，有时深夜回来探望一眼母亲和女儿。这段时间林昭和妹妹由外婆抚育，外婆尽力给体弱的林昭增加营养。

1942年 11岁 母亲许宪民兼任江苏省三区党务办事处督导，指导上海、松江等八县工作。林昭与妹妹仍居苏州外婆家。

1943年 12岁 母亲许宪民以上海贫儿工艺院院务主任的职务为掩护，担任国民党松沪战区三区特派员，后因不堪日寇纠缠而潜逃离职。林昭曾随母亲居上海。

1944年 13岁 母亲许宪民又被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拘捕，林昭随母亲入狱。获释后，许宪民被送到重庆中央训练团第27期党政班受训。大概就在这一年，林昭曾因病住进同德医院，她的病房就成了地下工作联络点。后来因出了叛徒，病房便被便衣监控，病中的林昭虽如同人质，但仍能机智应对保护母亲及其战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5年 14岁 母亲许宪民再返沦陷区，在浙江淳安县王艮仲（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主持的“中国建设服务社”工作。10月，冯英子到苏州，又见到了许宪民。那时彭家住在濂溪坊许宪民的娘家，是一幢单开间的平房。冯英子觉得许宪民变化不大，只是好像有点发福了。冯英子从别人嘴里知道许宪民几年间吃足苦头，受尽折磨。林昭父亲彭国彦光复后任中央银行专员。

1946年 15岁 在苏州华关中学（一说萃英中学）读高一。林昭与同学陆震华、陆咸、杨彦蘋等创办了“大地图书馆”，开始以笔名“林昭”写作。当年，母亲许宪民任吴县银行常务董事、吴县妇女会理事长、新苏长途汽车公司副经理，逐步脱离国民党。

1947年 16岁 年初，林昭与一批进步学生办起大地图书馆。与此同时，林宝铨与程伯皋等成立了一文艺团体“文青联谊会”，创办了《初生》月刊，林昭以“欧阳英”为笔名在二、三两期上发表文章。

当年暑假，林昭转学有名的教会学校景海女中读高二，星期天仍回大地图书馆参加活动。母亲许宪民由史良、李文宜介绍，参加地下民盟，任民盟苏州临时工委委员，后在民盟支持下竞选国大代表成功。

1948年 17岁 陆震华证实，当年暑假林昭转学景海后，就在该校教师陈邦幸（中共地下党员）的介绍下，在苏女师支部杨愿老师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景海女中，林昭深受语言老师陈旭赏识，英文也得到奖励，但数学成绩较差。林昭父亲与景海女中校长江贵云相识，希望学校对女儿有所照顾，学校也的确保护了名列“黑名单”的她，并准备送她到美国读大学。

当年春天，吴县中学（今苏州高中）学生唐崇侃等组织了一个“大众读书会”，经常以爬山、郊游等活动为掩护，跑到苏州天平山、狮子山一带去阅读马列毛著作，林昭是这个读书会的积极参加者。

当年秋，母亲许宪民与中共地下党陈伟斯接触，为其提供很多帮助，她还创办了民盟报纸《光明报》。

1949年 18岁 与李璧莹上了国民党苏州城防指挥部的“黑名单”。组织通知她们必须撤离苏州，林昭认为母亲是“国大代表”，不用撤离。从此林昭失去了党籍，这件事成为她后来继续投身革命的“污点”，以至她相当长时间里有沉重的自责心理。

景海女中毕业，父母希望林昭考大学，林昭却渴望早日投身“火热的革命工作”，考取了位于无锡的中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深夜离家出走被母亲追回，当年7月1日，在给母亲写下“活不来往，死不吊孝”的字据后，义无反顾投奔革命。在苏南新专填表时，为表现“革命决心”，自作主张将家庭成份填为“反动官僚”，母亲后来得知后很生气。在苏南新专三班学习专业知识仅六七个月，下乡时间就达四个月。

林昭父母本来政见就不尽相同，后来更因林昭产生矛盾。他们在此前后分居，父亲散居苏州。母亲在苏州乔司空巷15号和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各有住所。解放后，报纸停办，许宪民被另眼相看，一度无比消沉。父亲彭国彦则生活潦倒，脾气越发暴躁。

1950年 19岁 1至3月，在苏南新专业务学习，新闻学概念、采访与写作、报纸编辑、文艺政策、报业管理、通讯社工作。4月“共同纲领”学习。5月苏南新专毕业，林昭志愿去农村参加土改运动。5月中旬正式下乡。6 月参加全团整风，林昭团员转正。8月，与同学吴萱如在吴县木渎作长诗《望穿眼睛到今朝》。

1951年 20岁 积极争取入党。3月中旬体检，发现肺部有阴影，是第一期肺病。领导让其休息，但林昭认为“我们的战士在前线负伤不下火线”，“这也是战斗的岗位”。1950年5月至1951年5月，共参加四次土改，一次征秋，两次动员参加志愿军，三次发放土地证。10月，土改工作队回无锡集中，林昭因为对个别领导有意见而被点名批评，之后林昭回苏州家中小住。11月，全体队员在无锡东郊工人干校集中进行土改学习。12月21日，省委组织部陈部长在全体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林昭，林昭深受打击。

1952年 21岁 被分配到《常州民报》工作。2月初在常州病倒，当年身体虚弱，经常犯病。民报是家私营报纸，林昭担任副刊编辑，以林昭、小昭、高翔等笔名发表了通讯、诗歌、相声等几十篇作品，如《在总路线的阳光照耀下前进》、《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民丰纱厂（常州国棉二厂）是她常去采访的基点，率先全面介绍了全国劳动模范徐建华。

当年冬天，父母协议离婚。许宪民带3个子女迁居上海，但她的工作和组织关系仍在苏州。

1953年 22岁 在《常州民报》工作，前后将近两年。《常州民报》撤销后转至常州市文联工作。当年，全国高等院校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原苏南新专教育长罗列调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主任兼新闻专业负责人。领导批准林昭复习参加高考。当年3月5日，斯大林因病去世。同年9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林昭为纪念斯大林，一段时间曾在发梢上扎白色丝带。

1954年 23岁 夏天，以江苏省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当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7至11版《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华东区部分）》在第十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生中有“彭令昭”的名字。因属干部，林昭每月工资25元。入校后，林昭很受人注目，人称“林姑娘”。因常以“林昭”自称，老师和同学们一度不知道她的本名，以后林昭的名字基本代表了彭令昭。

1955年 24岁 参与北大诗社等学生社团。林昭以古、近、今体兼能，诗、词、文俱佳在诗社占得一席，“林姑娘”的美称由此兴焉。北大诗社自当年春天出版月刊《北大诗刊》。林昭当时在《北大诗刊》只是兼职，她同时还在校刊编辑部任职。二年级开学，林昭剪掉辫子烫起头发，穿上时新的衣服。当年，毛泽东发起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后，林昭渐渐发现自己的爱与恨是一盆浆糊，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忏悔道：“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她向母亲发誓：“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1956年 25岁 秋天，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即后来著名的《红楼》。《北大诗刊》因此停办，并对其编委会成员作了增补，林昭名列其间。这一年创作诗歌颇多。1954年学校迎新舞会上结识谭天荣，从当年夏天起开始叫谭天荣“小弟”，谭天荣称林昭“姐姐”。

当年，母亲许宪民由民盟转入民革。

1957年 26岁 当年春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求各界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5月19日，北大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当天傍晚，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沈泽宜、张元勋贴出长诗《是时候了》。随后，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发表了《一株毒草》、《二株毒草》等大字报，并在广场上发表演说、与人辩论，北大民主活动风起云涌。５月２０日，林昭写了《这是什么歌》的长诗支持张元勋。不久，谭天荣、张元勋、陈奉孝等学生组织成立了“百花学社”，准备创办刊物《广场》。林昭支持《广场》的出版，以笔名“任锋”为《广场》写了《党，我呼唤》一诗，还公开发表其他文章和诗歌，称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北大得到了贯彻落实。

当年夏天，“反右运动”开始，谭天荣、沈泽宜、张元勋等后来成为北大首批“右派”。林昭系第二批“右派”，她被开除团籍，保留学藉，劳动查看。北大当时有8000师生，共有1500人成了“右派”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林昭吞服了两盒火柴头自杀，获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因态度恶劣，林昭被判劳教三年。罗列老师怜其体弱多病，经常咳血，冒险为之说情，没有发配到西北劳改，而是留校在苗圃劳动，以便群众“监督改造”。

当年8月，林昭在中国青年报实习。8月中旬实习结束回上海，假期病发，咯血甚烈。

12月21日晚上，林昭让张元勋做好被捕准备，并与张元勋互换了家庭地址，商定二人不管经历多少磨难也不能失去联系。12月25日清晨，张元勋因涉及“七人集团”及欲往英国代办处政治避难未果，以“参加反革命集团”被秘密逮捕。1965年12月24日刑满释放，然后留在劳改队“继续改造”。直到1979年11月24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平反。

1958年 27岁 春末，好友羊华荣到山区劳动。二人始有书信往来，后林昭发现信件被人拆看，二人联系渐疏。

6月21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工作由王前女士（国家主席刘少奇前妻）领导，王女士对她颇为照顾。还有一位同伴是人民大学学生、也戴上“右派”帽子的甘粹。甘粹17岁参加刘邓的二野，随军在四川万县从事群众工作，1955年考中人民大学新闻系。期间，林昭研究《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写长诗《海鸥之歌》，改编鲁迅的小说《伤逝》为电影剧本。反复修改长诗《海鸥之歌》，并寄给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孙和。孙和的妹妹孙复系北大中文系林昭同学，孙和是从妹妹处得知林昭及其《海鸥之歌》，并主动与林昭联系。经孙和介绍，林昭与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结识。

秋冬之时，院里垒起炼铁小高炉，林昭也参加了值班。每个星期日林昭都起得很早，后来甘粹知道她是去教堂作礼拜。入冬，林昭常生病，有时卧床不起，甘粹为林昭灌开水、打饭、弄炉子，二人感情加深。甘粹星期日陪林昭去教堂作礼拜，林昭给他讲《圣经》，同时会见一些有思想的人。甘粹常给林昭望风或掩护林昭去校外活动。为纪念难友，林昭创作了一首歌《呼唤》，并教甘粹唱。这期间，她时常徘徊于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甘粹劝她不要碰硬，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她立刻严正地回答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

7月，北大“右派”同学刘发清毕业到大西北。林昭请他吃饭，鼓励他说自己已经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林昭成“右派”后，许宪民也受到冲击，工资由300元减至200元、120元，身心交瘁。

1959年 28岁 当年春天，校方风闻林昭与甘粹在谈恋爱。新闻系党支部警告甘粹：右派不能谈恋爱。林昭得知此事便拉甘粹手去院中散步，始称甘粹为未婚夫。

6月，林昭对甘粹说：“我们不能结婚，这样会害了你。”甘粹认为他可以照顾林昭并使她不会过早出事。甘粹向校方提出结婚，被拒绝。

9月，组织上把甘粹发配到新疆劳改农场。林昭心情恶劣，病情加重。因支气管扩张经常咯血，申请回母亲身边养病。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批准了林昭的请假要求，母亲许宪民特来北京接林昭回上海养病。临行前与王前女士依依惜别，合影留念。林昭把文稿寄存在北京政协副主席罗青家中，文革开始后，由于害怕惹祸罗将其全部烧毁。

10月，甘粹在到新疆后发现去的地方是劳改队，又逃回上海去见林昭，林昭母亲坚决反对他们的婚姻。礼拜天他们同去乌鲁木齐路教堂作礼拜，一星期后没有户口和任何生活来源的甘粹重返新疆。林昭和母亲、弟弟住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妹妹彭令范工作后经常住宿舍。

上海养病期间，林昭结识兰州大学物理系“右派”研究生顾雁，并通过顾雁再次与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建立联系。张春元，河南人，志愿军军官，后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林昭称张是我们时代的主将。顾雁，1935年生，上海南汇县人，1957年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后为兰州大学物理系研究生，1958年沦为“右派”。张春元专程来沪会晤林昭，张回兰州前，林昭将《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和长诗《海鸥之歌》送给张春元，张春元极为欣赏。后来，张春元、顾雁参照此书，写成《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公然提出“要在中国实现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将林昭的《海鸥之歌》单独油印成宣传资料。张春元提出创办刊物传播思想，顾雁、徐诚等虽然明知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但为了中国的前途、民族的未来，还是积极参与其中。

1960年 29岁 是年，中国大地饥荒蔓延，饿殍遍野。在甘肃天水劳动改造的张春元等人凑钱买了一部油印机，油印了首期自办刊物《星火》，其中发表了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然后，他们四处搜集各地党政负责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字，企图将一封公开信发送给中共各省（市）委书记，呼吁他们正视恶劣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借鉴参考南斯拉夫模式，努力遏止中共的极左政策。在这封信中，他们明确表示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遭到不公正批判、罢官是不正确的，中共应该正视“三面红旗”下的贫困和灾难，“大跃进”是反科学的，否定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是否定事实，也否定科学、民主，并由此提出“还我民主，还我科学”等口号。结果很快就东窗事发。

当年春天，远在大西北的“右派”同学刘发清正因饥饿而绝望，忽然收到林昭寄来的30多斤全国通用粮票。刘发清回信表示感谢，并认真敦促她“认真改造”。不久，林昭复信说此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至于足下所说“认真改造”云云，则“你我都是共坐一条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这一时期林昭常住在苏州和父亲在一起，她第一次认真的和不倾向共产主义而崇尚西方法治的父亲平心静气地交谈，醒悟到父辈一代人的追求，对自己的革命热情进行了反思。初夏，张春元、顾雁策划向各位中央委员发信告诉他们全国的工业、农业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情况。

7月，张春元被捕。

9月30日，与张春元一起劳改的学生、教师39人被捕，支持他们的数十名当地农民一起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对他们表示过同情的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秋天，林昭给张元勋家写信表示问候。张元勋哥哥唯恐其中有诈，要求林昭寄照片一张，不久林昭寄来照片，背面题诗一首。

10月24日，林昭“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在苏州被捕入狱。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亲人音信全无。母亲千方百计想得到一些消息，但多方奔走毫无结果。逮捕时恰好父亲彭彦国进门，他立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道：“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说着踉跄离去。11月30日，他吞食老鼠药自杀身亡。与此同时，顾雁在浦东红桥老家养病时被捕。

1961年 30岁 转入上海静安分局关押。入狱一年多后才有信出来，说亲人可以送一些钱和物品。母亲每次探监都很沮丧，因为得知林昭在里面“表现很坏”。林昭则一次次写信向家人索要白被单，后来才知道白被单被她撕成条条用来写血书。写下组诗《牢狱之花》、《思想日记》等。

5月，与虔诚的基督徒俞以勒同囚一室，她们成了好朋友。俞以勒说林昭经常在狱中高唱革命歌曲，大声要求给囚犯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合理的待遇。如果狱警不理，林昭会整夜敲打狱门。

12月初， “《星火》反革命集团”案有十几人被判了重刑。其中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

1962年 31岁 3月5日，在母亲的努力下，当局同意林昭保外就医。母亲和妹妹彭令范去上海静安分局接林昭，林昭坚决不肯回家，她对母亲说：“你怎么这么天真，他们放我出去仍要抓我进来的，何必多此一举！”林昭拖住了桌子腿执意不走，母亲和妹妹无奈，最后只得请一位朋友家的花匠来，硬把她按上三轮车载回家里。

回家后在亲人照料下情绪渐渐好转，烫了头发，身体也稍胖起来。在家她总要告诉母亲和妹妹狱中和上海第一看守所的事，给她们“表演”反铐180天期间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和大小便。母亲和妹妹不忍看，林昭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二十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母亲和妹妹问林昭为什么要这么多白被单，林昭支吾其辞。当她们看到她手腕部有血迹斑斑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她衣袖拉起来，这才发现其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亲当时放声大哭。林昭曾对妹妹说：“如果需要，我还是要写血书，因为让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

据妹妹彭令范回忆，林昭当时曾提到说毛泽东在一所审问过她，因许宪民和彭令范都不敢再听下去，林昭也就没有继续讲。在上海保外就医期间，林昭专门到《解放日报》找到原苏南新专三班辅导员胡子衡，问他：“什么是新闻自由？我想办报，你们允许不允许？”还说：“新专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教会我们做人不好，害得我们出去老是碰壁！”

3月底，对片警说随时准备重返监狱。曾几次三番打好包裹去公安局门口要求入狱，不让进还静坐，每次都由母亲和妹妹强领回家。林昭说真理在自己一边，不怕把牢底坐穿。从早春起，到顾雁家中探望其亲人，直到再次入狱。她和顾雁的父亲成为忘年之交，顾父系早年留学法国梦想实业强国富民的工程师。林昭再次入狱后，顾雁的哥哥顾鸿将当时家喻户晓的卡斯特罗著作《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寄给法院，并将“无罪”二字用红笔划出。顾雁的弟弟顾麋则在日记中表达抗议。顾鸿、顾麋因此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顾麋认为林昭“对别人富有同情心、爱护心，是个热爱生活、向往幸福的知识女性。”

春天，与好友倪竞雄见面。知道倪在写歌颂人民公社的戏，林昭忍不住告诉她许多人民公社的阴暗面，说内地有的地方大片饿死人。倪竞雄说：“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满国民党腐败才去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能回到过去？”林昭摇摇头说：“你是好人，无论共产党有多少缺点错误，你总以善良的愿望去为它辩解。”从此不再与倪谈这些话题。

7月，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效仿蔡元培校长，主持公义，营救被迫害的学生，将此信交由户籍警转递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同时将此信与平时写的一部诗稿托顾雁父亲暂保存。养病期间写成30万字的《狱中回忆录》，惜后来只存残稿。陈伟斯先生80年代初采访时，在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看到一首林昭以手代笔、以血代墨写下的《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可能是这段时间所作。

母亲为使林昭远离是非之地，将她带回苏州监管。不料，正是在苏州观前街，林昭邂逅在此摆摊卖书的“摘帽右派”朱红，并通过朱红介绍认识另一“摘帽右派”黄政。

夏天，北大好友羊华荣前往苏州会见林昭。林昭明确告诉羊华荣，她不满当前的社会，决心要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羊华荣表示不支持她的任何活动，劝她不要纠缠于是是非非的圈子中。林昭则说：“哀莫大于心死。”临别，林昭赠羊华荣一张自绘的题为《铁窗之花》的书签。

8月29日，初审开庭。林昭在上海出庭后再次返苏。

9月，林昭在苏州与黄政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提出政党、军队、经济、外交等全面改革的八项纲领。林昭还制订了《行动计划》、《初期组织形式》等文件，并为以后联系约定了方式方法。她将给大哥（即张春元）的一封信，以及自制的一些揭露和抨击时政的漫画、卡片等物品托黄政代为保存，并交给黄政一份原北大、兰大“右派”同学的名单和通信处（约七八人）。出于对朱红的绝对信任，黄政一直通过书信将与林昭活动的细节告知远在北京的朱红，并将上述重要文件等收藏在朱红家。通过与林昭的交往，黄政感到林昭是一位才华横溢、文学修养极高、思维敏捷、能言善辩的奇女子，更是一个政治感性强、忧国忧民、满腔激情、敢为国家命运赴汤蹈火的女豪杰。9月，林昭在上海市淮海中路与无国籍侨民阿诺·纽门联系，要求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四篇文章带到海外发表。9月27日左右，林昭为三次传票所迫返回上海。

10月3日，黄政被安置在一家服装厂就业。

11月8日林昭再次入狱，被囚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亲人不许探监。

12月，狱方安排林昭去上海精神病院作精神鉴定，院长粟宗华亲自判定她精神不正常。文革中粟宗华因此被指称“包庇反革命分子”，抑郁成疾，含恨而终。

1963年 32岁 6月18日，写《绝食书》。刑事犯张姑娘与林昭关在同一囚室，获得林昭信任。

7月18日，张姑娘释放后，先后到上海顾雁父亲家借书、借钱打探消息。7月27日又前往苏州与朱红、黄政等建立联系，共同起草传单、编印宣传小册子、搞地下印刷机等，继续进行一系列“反革命”活动。

8月8日，林昭从上海市监狱（已经关押8个半月）移拘上海第一看守所。

10月，借秋瑾的断句为韵，林昭血写立志成仁之义的《秋声辞》，又写《自诔》、《血诗题花》。10月3日，黄政被捕入狱，与林昭成了“同案犯”，后获刑15年。据悉，林昭在狱中得知上当受骗后，精神受到极大刺激。

11月24日，林昭写《囚室哀志》。

难友基督徒俞以勒出狱以后，专门到彭令范所在的医院看病，她们相约第二天早晨六点在陕北菜场见面。俞以勒特别强调，林昭写血书，一度纸笔都给没收以后，她就更多的写血书，用牙刷柄在水门汀上磨尖以后刺破血管，用血写在白的被单上。俞以勒说：“林昭很勇敢，但是情况每况愈下。”

1964年 33岁 2月5日，林昭吞食药皂自杀，未遂。

3月，致信审讯者。

9月26日，纸笔被狱方收缴，无法书写，此后一直用血书写。

11月4日，谢绝营养荤菜。11月9日，与狱方谈话不投机，第四次加戴手铐，延续到1965年5月26日才取消。11月10日，以玻璃片割破左腕血管自杀未遂，是日起绝食10日。

12月2日，接到起诉书。12月5日，出庭受审。12月6日，第一封致上海地方长官柯庆施的血书托检察院转送。12月，第一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无回音。12月24日，写对《起诉书的批判》。这一年张春元被枪杀。当年在狱中为怀念“四·一二”中牺牲的舅舅写了一首诗《家祭》。

1965年 34岁 1月5日，索要进食筷子。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兼任国务院副总理，林昭开始向柯庆施申诉。1月底，有材料说她遭到狱卒施暴，待证实。

2月20日，狱方与林昭谈话。2月21日，早晨开始拒食。2月至3月，第二次给《人民日报》写血书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无回音。此信附有一封呼吁书，要求转给正在给非洲人效力的日本律师长野同治和智利记者罗哈斯，希望引起国际正义力量对自己的事业和案情的关注。

3月，血书组诗《血衣题诗》。3月3日，第二封致上海地方最高长官柯庆施的信交出。3月6日，交上血写的绝食书，狱方鼻饲流质，直到5月31日绝食80天，此间天天写血书。到上海第一监狱22个月，仅于1964年11月5日家人送了一回副食品。3月21日，从狱方米汤中闻出米沙尔气味，喝后腹泻，疑心有毒。以后经常因喝米汤腹泻或腹痛。3月23日，林昭开始血书《告人类》。3月25日，身体极为虚弱，以来月经为由要求输液，未允。

4月5日，上午11时喝狱方米汤，5分钟后腹泻，疑心有毒。4月5日，上海地方最高长官、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发病，9日下午逝世。林昭觉得柯庆施之死含有政治阴谋，以为是因自己的上诉信引起。3月至5月，一个半月没有张口说话。

5月31日，再一次开庭审判，以“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由上海第一看守所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女监。

6月1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血衣题跋》可能写于当年八九月间。5月至12月，写成《灵耦絮语》18万字。

7月14日至12月5日，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申诉案情并陈述政治思想，系统而坚决地批判了“阶级斗争”学说（戏称为“楼梯上打架”的理论）和极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长达14万字。她在信中一再表示赞同这样的观点：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并作了这样的发挥：“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在该信中，林昭还写道狱警对她的折磨以及她所做的种种反抗。这是目前流传出来的少数狱中材料之一。

林昭未向亲人透露是否信奉基督教，但她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以及日记中都写了“主历”，她在信中也经常提到“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还有“基督亲兵”、“作为一个基督徒”等等。

1966年 35岁 林昭在提篮桥监狱时，有一次母亲又一次劝她不要给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林昭毫不犹豫地回答：“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5月6日，刚刚刑满释放仍在监督劳动的林昭挚友张元勋偷偷来到上海，以“未婚夫”身份偕同林昭母亲许宪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林昭。张元勋看到林昭浑身缟素，长发从头顶部扎起一把拖在一边，像京戏中旦角受刑时的打扮，额头用一块白布围住，上用血写了一个“冤”字。二人进行了令张元勋刻骨铭心的交谈。5月，林昭完成《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诗稿。

6月，完成《 基督还在世上》长诗。6月8日至27日完成《不是练习——也是练习》长诗。

年底，妹妹彭令范最后一次探监。当年12月，监狱准备为林昭加刑。

母亲许宪民在文革中被批斗、殴打、抄家，并被停发工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当年9月，许宪民服利眠灵自杀，后获救。

1967年 36岁 5月1日，正在监督劳动的张元勋再一次偷偷来到上海，偕同许宪民来到提篮桥监狱要求探望林昭。传达室告曰：“监狱已经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1968年 37岁 年初，好友羊华荣到上海探望林昭母亲许宪民女士。许宪民谈到小张之事，说林昭得知受骗后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在狱中破口大骂。羊华荣认为林昭为人过于单纯，几次上别人的当。还得知其母把林昭书稿交上海造反派，他们要为林昭平反，后来钱用完了，书稿也丢失了。

4月29日，林昭从有期徒刑20年加判为死刑。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天，林昭被从病床上架起，秘密处决。当时体重不足70磅。

5月1日下午2时，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被镇压。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林昭的妹妹彭令范送上5分钱，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当场昏厥。许宪民万念俱灰，从1972年9月26日至1975年6月14日，又连续9次被儿子彭恩华毒打，多次离家出走。1975年11月24日，许宪民摔倒在离上海外滩不远的42路终点站附近，由行人送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因是“反革命”，医院不予抢救，第二天逝世。

妹妹彭令范1985年带着二十美金前往美国，后多次回国参加悼念林昭的活动，发表过《我的姐姐林昭》等数篇纪念文章。彭令范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从文革到1985年赴美之前，长期在“上海山海关路张家宅地段医院”当内科医生。出国后，在美国德州达拉斯和霍普金斯大学获两个硕士学位，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研究技术员。现定居巴尔的摩，加入了美国籍。彭令范常在梦中见到血淋淋的亲人，长期饱受忧郁症折磨。在沉默了许多年之后，彭令范以自己家族的经历写作了一本《忏悔录》，但至今未见流传。林昭弟弟彭恩华早年坚决与家庭划清界线并残酷虐待母亲，后也移民美国，现已身故。

附件二：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

林　昭

（一）

阿波罗的金车渐渐驶近，

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岭迎着朝曦，

悬崖上，普洛米修士已经苏醒。

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地平线上疾射出两点流星：

——来了，那宙斯的惩罚使者，

牠们哪天都不误时辰。

……娇丽的早晨，你几时才能

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

钉住的镣链像冰冷的巨蛇，

捆得他浑身麻木而疼痛。

呼一声拍起翅膀，他身旁

落下了两团狰狞的乌云，

铜爪猛扎进他的肋骨，

他沉默着，把牙齿咬紧。

牠们急一嘴慢一嘴啄着，

凝结的创口又鲜血殷殷，

胸膛上裂成了锯形的长孔

袒露出一颗焰腾腾的心。

兀鹰们停了停，像是在休息，

尽管这种虐杀并不很疲困，

——有的是时间，做什么着急

他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

啊，这难忍的绝望的等待，

他真想喊：“快些，不要磨人”

但他终于只保守着静默，

谁还能指望鹰犬有人性？

戏弄牺牲者对牺牲者是残酷，

对戏弄者却是游戏，刺激而高兴。

一下，啄着了他活生生的心，

他痉挛起来，觉得胸膛里

敲进了一根烧红的长钉；

一下，一下，又一下，再一下，

兀鹰们贪婪地啄咬又吞吃，

新鲜的热血使它们酩酊。

赤血塗红了鹰隼的利喙，

它们争夺着，撕咬那颗心，

它已经成为一团变形的血肉，

只还微微跃动着，颤现着生命。

痛楚灼烙着他每一根神经，

他喘息着，冷汗如水般流淋，

那儿有空气啊，他吸入的每一口，

都只是千万只纤细的银针。

佝曲的鹰爪插透了手臂，

紧叩的牙齿咬穿了嘴唇，

但受难者像岩石般静默，

听不到一声叹息或呻吟。

镣铐的边缘割碎了皮肉，

岩石的锋棱磨烂了骨筋，

大地上形成了锈色的影像，

勾下了受难者巍然的身形。

对这苍穹他抬起双眼，

天，你要作这些暴行的见证，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

云空中显现着宙斯的笑影。

让他笑吧，如果他再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来对我泄恨，

如果他除此以外就再不能够

表现他君临万方的赫赫威灵；

如果他必需以鹰隼的牙爪，

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握着雷霆的大神，

宙斯，我对你有些怜悯；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普洛米修士微微地一笑，

宙斯居然也显示了困窘。

“闲话且慢说，普洛米修士，

接受不接受，你赶快决定。”

“我不能。”普洛米修士答道，

平静地直视宙斯的眼睛。

“火本来只应该属于人类，

怎能够把它永藏在天庭？

哪怕是没有我偷下火种，

人们自己也找得到光明。”

“人有了屋子怎会再钻洞？

鸟进了森林怎会再投笼？

有了火就会有火种留下，

飓风刮不灭，洪水淹不尽。”

“火将要把人类引向解放，

我劝你再不必白白劳神，

无论怎么样，无论那一个

想消灭人间的火已经不成。”

“神族这样的统治那能持久，

你难道听不见这遍野怨声？

贱民的血泪会把众神淹死，

奥林匹斯宫殿将化作灰尘！”

“何必问未来暴动谁是首领

要伸张正义的都是你敌人

你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说不定杀你的就是你至亲。”

“住口！停止你恶毒的诅咒，”

宙斯两眼冒火脸色变青，

他扬起雷电槌劈空一击，

平地上霹雳起山摇地震。

“警告你，我不会轻易饶恕，

切莫要太信任我的宽仁！”

“谁会把你和宽仁联到一起，

那简直辱没了宙斯的英名。”

“用不着再跟我说长道短，

一句话：你到底答不答应？”

“重要的并不是我的意愿，

我无法改变事情的进程。”

“你就这么肯定我们要失败，

哼，瞧着吧，神族将万世永存。”

“何必还重复陈旧的神话，

问问你自己可把它当真。”

“谁道我胜不过贱民叛徒？

谁敢造反我就把它荡平！”

“我知道在这方面你最英武，

但走多了夜路准碰上冤魂。”

“你只能用诅咒来安慰自己，”

“这不是诅咒，而是未来的显影。”

“未来怎样已经与你无涉，

你还是老想法救救自身。”

“你可以把我磨碎，只要你高兴，

但丝毫救不了你们的危运。”

“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岩石？”

“不，是真理保守了它的坚贞。”

“这么说你要与我为敌到底。”

“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

“我叫你到地狱里去见鬼！”

宙斯怒火万丈吼了一声，

雷电槌对准普洛米修士打击，

只听得轰隆隆像地裂天崩。

半边山峰向深谷里倒下，

满空中飞沙走石伴着雷鸣，

电光像妖蛇在黑云中乱闪，

真好比世界末日地狱现形。

宙斯挥动着手中的槌子，

狞笑着腾身飞上了层云，

“谁说我惩治不了你？等着！

不叫你死，剥皮抽你的筋！”

对于被锁链捆绑的勇士，

对于失去抵抗能力的囚人，

对于一切不幸被俘的仇敌，

你们的英武确实无可比伦。

是听清了受难者无言的心声，

还是辛辣的味觉使它们眩晕

它们激怒了，猛一下四爪齐伸，

那颗伤残的心便被扯作两份。

普洛米修士昏晕了，他好像

忽然向暗黑的深渊下沉，

胸膛里有一团地狱的烙铁，

烧烤着，使他的呼吸因而停顿。

（二）

高加索山岭清凉的微风，

亲吻着囚徒焦裂的嘴唇，

花岗岩也在颤动而叹息，

它想把普洛米修士摇醒。

山林女神们悄然地飞落，

像朵朵轻盈美丽的彩云，

用她们柔软湿润的长发，

揩拭受难者胸前的血腥。

她们的眼眶里满含泪水，

她们的声音像山泉低吟——

醒来，醒来啊，可敬的囚人，

生命在呼唤着，你要回应。

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忽然间正北方响起雷声，

太阳隐、乌云翻、惨雾雰雰，

女神们惊叫了一声“宙斯！”

仓惶地四散隐没了身形。

来了，轻车简从的宙斯，

两肩上栖息着那对兀鹰，

他在普洛米修士头边降落，

俯下身察看囚徒的创痕。

看着那纹丝无损的锁链，

看着那血锈班班的岩层，

唇边泛起一个满意的微笑，

他嘲弄地问道：“怎么样，嗯？”

……囚徒从容地看了他一眼

目光是那么锋利和坚定，

宙斯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觉得在他面前无处存身。

尽管他全身被钉在岩上，

能动弹的只有嘴巴眼睛；

尽管他躺在这穷山僻野，

远离开人群，无助而孤零。

但这些都安慰不了宙斯，

对着他只觉得刺促不宁，

——他到底保有着什么力量，

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

“怎么样？”他又重复了一句，

口气已变得亲切而和温，

山顶上是不是嫌冷了一些？

不过这空气倒真叫清新。

“可恨是这两头秃毛孽畜，

闻到点血就说啥都不听，

我早已叫它们适当照顾，

不知道它们有没有遵行。”

“有什么要求你不妨提出，

能够办到的我总可答应……”

普洛米修士静静地回答：

“多谢你无微不至的关心。”

“有什么要求：囚犯——就是囚犯

锁链和兀鹰都无非本份。

只望你收起些伪善，行么？

那对我真胜似任何酷刑。”

宙斯装作像不曾听清，

“阿？——我看你有些情绪低沉，。

那又何必呢？回头处是岸，

不怕有多大罪悔过就成。

“你不想再回到奥林比斯，

在天上享受那安富尊荣？

你不想重新进入神族家，

和我们同优游欢乐升平？”

“可以答复你，宙斯，我不想，

我厌恶你们的歌舞升平，

今天我遭受着囚禁迫害，

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好吧。那你总还希望自由，

总也想解除惩罚和监禁，

难道你不响往像常时日，

随心意飞天过海追风驾云。

“长话短说罢，你到底要怎么？

是的！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

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

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

“不过是这样，普洛米修士，

我们不愿人间留半点火星，

火只该供天神焚香燔食，

那能够给贱民取暖照明！

“当初是你从天上偷下火种，

现在也由你去消灭干净，

为了奥林比斯神族的利益，

你应当负起这严重的责任。

“还有，由于你那前知的能力，

（宙斯矜持地咳嗽了一声），

据说你预知神族的毁灭，

知道谁将是暴乱的首领。“

“我们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要推翻神族—— 梦也作不成，

我们将统治宇宙万年，

永保着至高无上的权能。

“但也许真有那样的狂徒，

竟想叫太阳从西边上升——

如果你确有所知就该实说，

让我们早下手惩治叛臣。

“普洛米修士，你怎不想想，

你属于神族，并不是凡人。

大河干池塘里也要见底，

树倒了枝和叶怎能生存！”

“那么你已经感到了不稳，

是吗？宙斯，这个真是新闻。”

然而他总还是不大痛快，

甚至不感到复仇的欢欣——

……一种阴冷的绝望、恐惧，

深深地盘踞在他的心胸……

（三）

紫色的黄昏向山后沉落，

灰暗的暮霭一点点加深，

残损的山峰却依然屹立，

夜空衬出它深黑的剪影。

普洛米修士悠悠地醒转，

头颅里一阵阵嗡嗡乱鸣，

砂石埋没了他半个身子，

血污糊住了他一双眼睛。

头上有温热的液体流下，

鼻孔里扑入浓厚的血腥，

他伸出浮肿而木浊的舌头，

舔着自己的血来润湿嘴唇。

他用力撑开粘连的眼皮，

看见了几点稀起的际星，

下弦月淡淡地挂在天际，

夜风送来了果树的清芬。

啊，夜，你是多么宁静，

大地啊，你睡得多么深沉。

越过广袤的空间，我看见，

五谷的田野，繁花和森林，

江湖水滟滟似银，大地母亲，

你好像披着幅奇丽的绣锦。

从远古到如今，你每时每日

滋养哺育着亿万的生灵。

多少人辛勤地开阔与垦植，

大地，你一天天焕发着青春。

可是为什么，你年年血泪，

只是给众神贡献出祭品！

我喝过流在你身上的水，

清澈的水是那么苦涩而酸辛，

你胸中迸发出沉重的叹息，

你憔悴，还有你的子孙。

什么时候，大地，你才能新生，

能够理解被榨取的命运，

啊！万能的人类永恒的母亲

我胸中澎湃着对你的爱情，

我知道，一旦你开始觉醒和翻腾，

巍峨的奥林比斯将冰消雪崩——

远远地，在沉睡的大地上，

暗黑中出现了一线光明，

“火”，普洛米修士微笑地想着，

痛楚、饥渴霎时都忘个干净。

那一点化成三点、七点、无数，

像大群飞萤在原野上落定，

但它们是那么皎红而灼热，

使星月都黯然失去了晶莹。

这么多了……好快，连我都难相信，

它们就来自我那粒小小的火星，

半粒火点燃了千百万亿处，

光明，你的生命力有多么旺盛，

燃烧吧，火啊！在囚禁中。

我祝愿你——

燃烧在正直的书生的灯盏里，

让他们凭你诵读真理的字行，

把血写的诗篇一代代留下，

为历史悲剧作无情的见证。

燃烧在正义的战士的火炬上，

指引他们英勇地战斗行军，

把火种遍撒到万方万处，

直到最后一仗都凯旋得胜，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火啊，你要燃烧在每一具

炉灶里，

叫寒冷、饥饿永离开人们，

让孩子拍起手在炉前跳舞，

老年人围着火笑语殷殷……。

凝望那大野上满地灯火，

臆想着未来光辉的前景，

就像正遨游在浩渺的太空，

他觉得精神昂扬而振奋。

今晚有多少人在灯下奋笔，

记载人民的苦难和觉醒，

多少人正对灯拔剑起舞，

火光映红了多少颗急跳的心！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

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民，

作为一个弟兄，我深情地

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

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

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

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

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

斗争！

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

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

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

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雅典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

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

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

锁链也将同时消失，像日光

下的寒冰。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们一起，为着那，

奥林比斯的覆灭而凯歌欢庆……

在澎湃如潮的灼热的激情里，

普洛米修士翘望着黎明。

他彻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

倾听那儿有第一声鸡鸣。

这些黎明仍会有兀鹰飞来，

但他将含笑忍受一切非刑。

因为随着每一个血腥的日子，

那个真正的黎明正刻刻迫近……

[注1]：此诗原载1960年1月“地下”出版刊物《星火》第一期。2004年初，当两个诗人发现此诗时，是在一个很小的影印件上，有些字迹已经十分模糊。2004年6月6日帼馨、雯锐录入，小草校对。8月蕴珠再校，9月蜀慧再校，11月甘粹再校，使其基本完稿。2007年友人发现新稿，胡杰和芬芬再校，基本弥补缺字，比原稿增加五行。

[注2]：2004年5月，女诗人蕴珠在发现这首诗歌时，当晚彻夜难安，赋《酹江月·解读林昭及诗作<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高加索岭,任兀鹰啄食,殷殷心血。窃火照红千万户，想见女中人杰。皓月清霜，丰城剑气，万里寒光彻。英灵何处，壮怀欲向谁说。　　闻道主宰强权，风云叱吒，造尽诸般孽。冷眼刑场寒涩刃，正气总能昭雪。填海移山，补天逐日，终究乾坤缺。人间何世，有人涕泪如泄。”

附件三：那一代人已渐行渐远——湖州拜访沈泽宜

赵 锐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

泻到纸上！

……

稍微熟悉当代史的人想必都知道，这首诗名叫《是时候了》。1957年5月19日下午6点多钟，这首诗率先发表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作者沈泽宜和张元勋是两个激情澎湃的年轻人，当时他们年仅24岁，同为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那天傍晚，当他们兴冲冲把诗稿以“大字报”形式张贴上墙时，他们并没有想到此举会载入史册，没有想到这首诗日后会与影响深远的“反右运动”血肉相联。当然，也正是这首诗让沈泽宜和张元勋九死一生，那血泪斑驳的人生轨迹让人欲说还休。往事不堪回首，时隔半个世纪，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代才俊都已“发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他们如何打发自己的风烛残年？他们如何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他们面对上帝时是否无怨无悔呢？……一想到这些问题，我的思绪顿时就乱了，脑子如浓雾迷漫的秋天一般混沌不堪。

我是为了研究林昭联系沈泽宜先生的。林昭是北大著名才女，1957年成为55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后来又升级为“反革命”。1968年4月29日，在狱中抗争六七年，留下数十万字血书，37岁的她血洒上海龙华。1981年12月3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为林昭彻底平反，但关于她的大量卷宗至今没有解密。2004年，胡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悄然流传，我和千千万万懵懂无知者一样，始而因震撼而失语，继而因痛苦而迷茫。2006年，我决定写作《林昭传》，希望文字版的林昭与视频版的林昭能互为补充，林昭的内涵能得到进一步挖掘。2008年2月，匆匆完成20余万字的传记初稿，我筋疲力尽仿佛刚刚泅过英吉利海峡。因为题材过于沉重和深邃，大概有两三个月时间，我既难以自拔又忐忑不安，内心非常渴望有人能帮我化解、分担，更渴望有忠厚长者能高屋建瓴地指点迷津。

就在这当口，机缘巧合，我非常偶然地与一位诗人兄长聊起了这事。他立刻建议：“你不去找沈泽宜吗？他在浙江湖州，离南京不远，身体也很好，肯定什么话都会跟你讲的。”诗人兄长一个电话就帮我打听到沈老的手机，我顿时喜出望外。一直风闻沈泽宜是林昭暗恋的才子，但我并没有得到证实，不知道沈泽宜对这事会怎么说？感谢现代化，一个短信就与沈先生接上了头，一个邮件就把20万字的稿件发了出去。75岁的老人了，居然与我们同步使用手机和电脑，这个沈先生可真不简单！更不简单的是，头天发信第二天回复，他说：“稿件看了两遍，有一些想法可能当面交流比较好，你能不能到湖州来？”我当然愿意当面向他老人家请教，于是从春天起便着手安排湖州之行。然而，一会儿是他外出，一会儿是我忙碌。等我们最终敲定行程时，已是暑热难当的8月。

2008年8月20日，星期三。我清晨即起，顺利搭上7点钟发往湖州的大巴。沪宁高速一路风景如画，大巴风驰电掣，10点已抵湖州。根据沈先生之前的指点，我登上24路公交车并给他发短信。短信刚发出，沈先生的电话来了：“你到哪儿了？啊呀，我今天上班，现正在湖州师范学院呢。这样吧，你到湖州中学下车后原地等我，我来接你。”人地生疏，我只好听从老人的安排。24路车从开阔宽敞的新城渐渐驶入洁净整齐的老城，与南京大都市千篇一律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不同，湖州的街景无处不透着江南水乡特有的妩媚和温柔：窄窄的街巷，低垂的杨柳，林立的店铺，以及古风尚存的小桥流水……湖州旧名吴兴，自古以来就是富庶的鱼米之乡，有“丝绸之府”的美称，更是人文荟萃之所。能在这样的地方颐养天年，我想就是换作神仙也没人愿干吧！

在湖州中学站下了车，我一下子就被那浓荫环绕的运动场吸引了。隔着精致的铁栅栏望去，只见两三个孩子正在操场边玩着器械。除了他们，静静的校园再无旁人。校门极气派，“浙江省湖州中学”几个大字金光闪闪——没说的，这一定是当地最好的中学，不是百年老校就是省级重点，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正琢磨着，一辆红色面包车忽然驶到了校门口，并打招呼似的响了两声喇叭。我定睛一看，一位老人正打开车门向我招手。我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中看到过沈先生，此时此刻，这位老人的头发虽然更少，而且全白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可不就是沈先生嘛！等我跑到跟前，沈先生热情地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了声：“上车吧！”

因为林昭，因为我父亲也是诗人和“右派”，我们一见如故。

我问：“怎么，您现在还在上班吗？”

他说：“是啊，秋天学校要搞五十周年校庆，现正在编辑校史。他们让我担任终审，我最近每天都要到学校来，上半天班！下学期他们还要我带课呢！每星期四节课！”

我啧啧连声：“您身体真棒啊！”

他似乎有些得意：“反正思维很清晰，身体也还说得过去。给年轻人上上课，自己也会感觉年轻些。你父亲身体怎么样？他多大了？”

我告诉他父亲赵恺今年整70，除了多年的糖尿病，其他还好，今年5月还曾代表中国远赴以色列参加国际诗歌节：“昨天他给我发短信，说最近正在研究林庚先生呢。”

沈先生笑了：“林庚先生是我的老师。要不是1957年，我可能就会成为林庚先生的助手了。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跟林庚先生学诗……”

这个话题似乎有些伤感，我接口道：“我父亲19岁成为‘右派’。他跟你们不同，他在基层，并没有你们的那些言行，可以说是莫名其妙成为‘右派’的。基层划‘右派’有很多个人恩怨的因素在里面。”

他说：“是这样！往往是报私仇、泄私愤！落井下石者有之，故意栽赃者有之……否则哪会有55万的‘右派’呢！”

说话间，已到了沈先生的楼下。司机把我们送到马上就走了，沈先生介绍说：学校每天都派车接送他上下班，校领导对他这个老教授挺关照。沈先生家在二楼，进了门，是一个正常装修的宽敞套间，大概三室两厅的样子。我记得纪录片里，沈先生的蜗居似乎在一条里弄，家十分拥挤，密密麻麻，全是书堆。沈先生说：对，那是靠近学校的一处房子，52平米。他在那儿住了很多年，7年前好不容易获得新房，终于拥有一处像样的家。一个清秀的小姑娘闻声出来向我们打招呼，沈先生说这是保姆的女儿，今年已经考上湖州师院中文系，开学就是他的学生了。小姑娘给我们倒了水，不一会儿就出门了。

我说：“这些孩子真幸福，能听您老给他们讲课。”

沈先生说：“我也愿意给他们多指引几扇门，以后进哪扇门钻研，就靠他们自己了。我们当年也是这样，老师尽量多地让我们开阔眼界。我们当年的老师可都是一流学者，阵容非常齐整，后来的硕士博士也未必比得上我们！”

我问：“您是哪一届的？”

沈先生答：“我本来是53届的，1953年考上北大西语系。我当时的理想是像五四时代学者一样，精通一两门外语，并在文学上有造诣。谁知第二年，西语系主任、著名诗人冯至先生特意找我与另两位同学谈话，说我更适宜从事文学，劝我转到中文系。于是1954年我又重新到中文系一年级就读，我在1班，张元勋在2班。我本来就喜爱文学，而西语系偏重语法、语音训练，与我的作家梦有距离，所以转系也正如我愿。只是后来经人提醒才明白，人家让我们转系是因为我们家庭成份不好，将来不宜做外交人才，冯至先生恐怕也是十分无奈才婉转地说出那番话……”

我问：“那您家是什么成份呢？”

沈先生解释道：“我家在湖州算小康吧。父亲是湖州汽车站站长，六代单传，沈家没有什么势力。但我母亲陈氏，是湖州的一个大家族。明代时陈氏家族在江西义门聚族而居，人数多达四千，为中国历代之冠。后来皇帝得知有此‘国中之国’吓了一跳，硬是找了借口把这个家族拆散了。于是，一支陈氏迁居到了湖州。民国初年，陈氏家族出了个孙中山的铁杆兄弟陈其美。陈其美对孙中山赤胆忠心，又一手提携了蒋介石，所以孙中山和蒋介石都对陈其美非常敬重。我母亲是陈其美视如己出的堂侄女，是陈果夫、陈立夫的堂妹。陈立夫先生还是我的义父。我舅舅陈祖东先生曾做过上海龙华机场的总工程师。国民政府东渡台湾前夕，陈立夫让祖东舅舅和他乘同一辆小车撤到广州，在即将登上海轮的最后一分钟，祖东舅舅突然决定留在大陆不走了。解放后，他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担任教授。他的儿子、我的表弟陈旭，后来成为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他就住在南京，我去年还曾去看望他。”

沈先生说着起身进了书房，转而拿出一叠厚厚的打印稿：“这是我写的回忆录，25万字，目前还未能出版。你想知道的大概都在里面，包括林昭。”

我说：“太好了！我看过张元勋先生的回忆录《北大一九五七》……”

沈先生打断我的话说：“那本书问题不少！写回忆录最重要的是真实，要像卢梭写《忏悔录》一样，敢于剖析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灿烂辉煌要写，走麦城也要写，而且决不能‘爱者欲其生，恶者欲其死’。我希望对我的文字字字负责，为此我走访了很多老同学，并请他们就书稿提意见。反正当事人大都仍然健在，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容混淆。”

沈先生又说：“我当年之所以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是因为父亲和舅舅要求我必须一人做事一人当。当时谁知道‘反右’会走到哪一步啊？谁知道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阳谋’呢？包括林昭，我们当时都是真心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都是把毛泽东视为父亲的。既然这样，孩子向大人认个错有什么要紧！父亲来信说，第一张大字报是我写的，第一把火是我放的，影响和连累了这么多同学，现在就应当由我来带头认错，带头收回影响。还说我是《广场》副主编，我应当主动承担责任而不能把它往下面推，否则怎么去面对那么多同学和他们的家长？舅舅还说：‘就算共产党委屈了你，你也应该服从；现在党要求你承认错误，就应当承认错误。你如果能勇敢地担起责任来，带头认错，受你影响的同学责任就会轻一些，认错也会容易一些，不至于有太多的人受你牵连。要是你们固执到底，矛盾一旦变成对抗性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沈先生接着说：“张元勋最伟大的事是后来到狱中探望林昭！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辉煌！说到林昭，她当年暗恋我，我开始并不知道，后来她主动找人跟我说。这事张元勋和一些同学都知道。林昭是北大第一才女，瘦弱、文气、有思想，我对她非常敬重，视她为学姐，但我觉得我们的性格并不相合。她平时比较忧郁、沉默，而我当时比较喜欢那种‘阳光女孩’。我功课全优，连续两年作为校级优秀生受表彰；我大学时是热爱体育，曾获过北大跳高冠军；我酷爱唱歌，是北大合唱团的领唱；我还热衷写诗……有一天，我在一段湖畔小路上放声唱起了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一曲终了，发现一二十米的对面林昭正巧向我走来，她脸上飞起红云，神色与往常有异。我反应迟钝，并未在意，简单问候之后便擦肩而过。这样一次邂逅，这样一个偶然的细节，被我忘得精光，林昭却记住了许多年……要是早知道林昭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我肯定会接受她对我的感情。后来，她与谭天荣一起在校园里劳动。再后来就是张元勋以‘未婚夫’的名义探监——林昭在北大时，和她交往最多、互相影响的有我、张元勋、谭天荣等三人。”

谈话至此已是中午时分，沈先生非要请我出去吃饭。他说平时都是保姆烧饭烧菜，今天保姆有事外出，我又是远道而来，他理所当然应该请客。出门时，我顺口问他儿女是否不在身边？沈先生当即笑道：“儿女？我一辈子没有结婚，哪来的儿女哟……”一句话说得我心里隐隐作痛。一路上，沈先生边走边介绍那几位难兄难弟的近况：“谭天荣是从青岛大学物理系退休的，现在恐怕没什么事了，孤身一人住一间40多平米的宿舍。他比我强，80年代改正后还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后来就一直独身。张元勋的老婆比他年轻很多，虽然文化偏低，但对他真的照顾得很好。他们有个儿子，现在大概也有二十五六岁了，我上次到曲阜还在他们家吃了饭。当时张元勋的回忆录已经快出版了，可他见面时却连一个字也没提起……唉，大家都经历了那么磨难，现在行将就木了，还争什么荣耀呢？”

我问：“张元勋为什么还没毕业就逮捕了？您后来到了哪儿？坐过牢吗？”

沈先生答：“张元勋被捕是因为他试图‘叛逃’，并且还参与过一个‘西山会议派’，决不仅仅是因为写大字报和办《广场》。我58年毕业后，被打发到陕西的一个边远乡镇，在那儿一呆就是11年。后来因为写诗，被抓起来批斗、坐牢，然后打回原籍。1969年我回到湖州时，一没工作，二没财产，36岁的人了，还要靠父亲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在湖州打了十几年零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80年代‘右派’改正，才渐渐有了工作，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

我问：“这些您在回忆录里都写了吗？”

沈先生答：“这些记忆我都留在回忆录里了。给你看的回忆录主要是针对1957年的，尤其是关于‘五·一九’运动的前前后后。当初我曾犹豫是否以事实为依据写一部小说？后来我否定了这个想法，仍然决定写一部纪实作品，因为我觉得中国太需要真相了。我的回忆也许并不是绝对的真实，因为毕竟年代久远了，而且经过两次抄家，我手上几乎没留下什么资料，连一张当年的照片都没有，但这些事实都是我留在脑子里，是我认为最接近真相的东西。多年来，我一直把最重要的东西保存在头脑里，我的诗、文章，我的记忆，我的情感……脑子里的东西是他们剥夺不了的！所以，我的记忆力要比一般人强些。”

这话让我想起了索尔仁尼琴。狱中八年，索尔仁尼琴醒里梦里都在写诗，他把所有的诗句都刻在脑海里。写作上百万字的《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却没有机会把文稿聚集在一起，总是东塞一章、西藏一节。为了写作，索尔仁尼琴有相当长时间不敢结婚，因为他害怕身边人泄露自己的惊天秘密！天哪，沈先生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吗？中国现在还有索尔仁尼琴吗？孕育索尔仁尼琴，到底是中国的荣耀还是耻辱呢？从索尔仁尼琴我又想到林昭，我问沈先生：“如果没有索尔仁尼琴忍辱负重、苟且偷生，世界上就不会有《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不是索尔仁尼琴一个人的，是那个时代的。无论如何，林昭的人生都过于惨烈了，否则也许我们也会有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沈先生叹息道：“这就是各人的命运不同了，他们的意义也各有千秋。中国人的苦难决不亚于俄国人，中国一定会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自己的《古拉格群岛》！”

在小区附近的小餐厅落座，沈先生为我点了三个菜：生炒黑鱼片、油爆湖虾、西红柿蛋汤，都是水乡的特色。菜上得快，口味也相当不错。没有其他客人需要服务，老板和老板娘转而盯起了电视。电视上正在直播奥运会比赛，中国似乎又收获了金牌。以精彩赛事为背景，我和沈先生兴之所至，边吃边聊。

我问：“据您所知，像您这样写回忆录的多吗？”

沈先生答：“或多或少有一些，但总体来说还远远不够！张元勋和我是写了书的，陈奉孝、谭天荣他们陆陆续续写了文章。我早说过，北大至少应该出一百本这样的回忆录，中国应该更多！对‘右派’，我提出了‘平反’、‘赔偿’两个问题。为此，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发出了第一声呐喊。我希望有更多的‘右派’加入其中，每个人都切实、平和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我说：“是啊，如果你们不留下第一手资料，我们后人还如何了解历史呢？现在大家都已是垂暮老人，时不我待啊！”

沈先生说：“19年前，有一次我在北大演讲，问在场的北大男、女生和青年教师，知不知道许多年前就在北大，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悲剧？下面一片惊讶的声音：谁都不知道！也难怪这些小师弟小师妹一问三不知，没有人告诉他们啊……只可惜真正能反思的人太少了。有的人没有这个能力，有的人身体状况不允许，还有的人甚至已经失去了勇气。除了这本，我还会有第二本回忆录，下面这本我会写到第二次牢狱生活……”

我沉默良久，又问：“您觉得在您一生中，哪段历程是最艰难的？”

他轻描淡写地答：“都差不多，没有最艰难的。我一直没有放弃过。”

沉吟片刻，他忽然说：“我曾写过一首诗，《我被押进土牢等待处决》。你听，是这样的。”说着，他深情款款地朗诵道——

我被押进土牢等待处决

西塞娜热泪交流前来探监

法官，她父亲慌忙赶来阻拦

痛骂女儿竟敢爱上一个囚犯

爸爸，她说，你总把那样的人送上断头台

姑息、纵容真正的恶棍

你信奉的从来就不是法律

还自以为执法如山济世救民

是的，爸爸，我爱他如同热爱真理

他爱这个国家些黎民

我知道你既不相信更不会改

我只能用生命为他作证

说完，她双手捧下了头颅

我听见处子的血潮水般从大地流过

他说：“我就是那个囚犯，那个永远的囚犯！而有人自以为是严明的法官，殊不知由于法律本身千疮百孔、矛盾百出，他们越是严格执法，越是会伤害正直善良的人。还有一首《今夜，请一起守护这盏灯》，你听！”他又接着朗诵道——

今夜，请一起守护这盏灯

让我们用生命的油膏供养它

只要这盏灯还亮着

世界就不会永远由黑夜看管

请紧紧依偎在我胸口

那样，寒冷就无法走近

我们将更真实地感知

黑暗中自有珍贵的生命

他们都是我们的姐妹兄弟

从最大的行星到最小的花朵

大家以光茫和芬芳相爱

纵然有的辉煌有的微弱

黎明到来时我可能已经沉沉睡去

西塞娜，请你别忘了把我唤起

他说：“‘黎明到来时我可能已经沉沉睡去’，意思是我可能已经死亡。‘西塞娜，请你别忘了把我唤起’，就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意思。”

我默默地点点头，心里流淌着无声的血泪。我对舍生取义一直情有独钟，自从有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林昭，更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五体投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既然我们可以选择壮烈，为什么我们还要说“不”呢？可是，就在我谛听老人吟诗的刹那，我忽然意识到：活着决不比死亡容易，只要你不放弃！道理我早懂，但这一刹那，我却是那样地感同身受、刻骨铭心！许多年前，冰心老人在我父亲纪念册上写过：“年轻时会写点诗的都是诗人，是不是真正的诗人，要看他年老的时候。”眼前这位老人是不是真正的诗人？你看你看，他正对我深情款款地吟诗，他的头颅雪一样白，他的眼睛星一样亮，他的诗歌火一样热啊……我差点流下泪来。

餐毕回家，我惊讶地发现沈先生居然没有锁门。他不以为然地说：“没人会光顾，也没什么值得拿的！”他从卧室里取出两本新出的诗集送给我和我父亲：《西塞娜十四行》，2008年1月漓江出版社新版，屠岸先生序。他在扉页认真题了字，并盖上一枚鲜红的印章。他说现在出版很难，这本诗集是自费出的，终审后出版社非要他换掉四首诗，经反复争取，最后保留了两首。他说这辈子大概写了近千首诗，记得起来、能搜集起来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这本诗集出版后，还准备再整理一部诗集。他说：“一辈子两本诗集，够了。”

我将沈先生的回忆录拷进优盘带走，然后请他为林昭写点什么。他想了想，在我本子上写道：“关于林昭：作为个体生命林昭的一生太惨痛，惨痛到我不愿意细说的程度。但作为一个有良知和勇气的北大学生，她是我们中一个最伟大的代表，在她身上记录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深重的苦难。作为一个实有的象征，她是使所有志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志士仁人的一个永垂不朽的榜样。而榜样的力量应该是无穷的。沈泽宜2008.8.20.”

我想翻拍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他说所有照片都荡然无存，只有一张保存在亲戚那儿，后来亲戚又转送了回来。不一会儿，他居然在卧室找出那张两寸的黑白照片。我想翻拍，他说送给你吧，照片是在陕西拍的，大概28岁左右，跟大学时差不多。沈先生邀我在湖州逗留一晚，说既然来了就是我的客人，明天再回去吧。我一再谢绝，这次他没有坚持挽留，但坚持一定要送我到公交车站。在车站，我们终于找到一位姑娘帮我们合了影。最后，沈先生详细向我指点了公交线路，我们该告别了。这时，沈先生一下子张开臂膀拥抱了我，他说：“小赵，谢谢你！再见了！”我又一次差点落泪，依偎他仿佛依偎父亲，我感到无比温暖和安全。我说：“回去就发照片给您，我会再与您联系的，您多保重！”他点点头，挥手告别后转身离去。可不一会儿，他又折转回来，掏出两枚硬币硬塞给我：“有零钱坐车吗？拿着吧！”

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我想：叨扰了这老半天，该我谢他才对啊，怎么他老人家反而谢我呢？是谢我大老远赶来看他，为他寂寞的晚年增加了些许亮色？还是谢我研究林昭，决心把林昭的故事传播得更远？是谢我没有像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漠视他们的苦难？还是谢我尊重他们的人生历程，并渴望像他们一样理解生命的意义？是谢我终于鼓足勇气叩响历史之门？还是谢我总算能够心平气和地倾听老人的声音？——噢！我亲爱的父亲！你们的苦难何尝不是我们的苦难？你们的尊严同样也是我们的尊严！我们是你们的子子孙孙，只要你们一天不自由，我们就一天饱受奴役，无论我们的身躯行走在天涯还是海角！

回到南京的当天夜里，我在电脑上阅读沈先生25万字的《北大，五月十九日》。有一段关于泰山日出的回忆让我过目难忘。那是1957年暑假，经过全校大会上自杀式的“沉痛检讨”，沈先生一度万念俱灰。回家途经泰安，同学相约登泰山看日出，于是他们一行四人连夜登顶，并在大自然的纯净中拯救了自己：“这次泰山日出对我的意义非比寻常。在命运大逆转的此后岁月里，无论在阴森的牢狱、戴了手铐被猴子般从一个市集游斗到另一个市集的日子，还是情感骤遭毁灭性打击、手脚冰凉地躺在床上直抖的濒临绝望的生死关头，这轮我青年时代的太阳就会在心中缓缓升起，以它的无穷热力温暖我受创的灵魂，徐徐打开我头顶的天空，让我重见它的辽阔、自由和美丽。这是我九死一生、决不言败的最深刻原因之一。”

我又打开散发着油墨芳香的《西塞娜十四行》，沈先生在后记中写道：“我一生多难，情感生活也连带备受创伤，不忍回首。但作为一个诗人，如果不敢公开自己的情感隐秘，乃是一种自私行为，是对读者的不信任，剥夺了他们从一个至关重要的窗口眺望我内心世界的可能性，这是不可以的。”“既然一生都只是一场空白等候，那么就让我把原本应该奉献给一位女性的赞美与感激之情，转而奉献给所有我始终仰望却无法接近的女性群体，让这永恒女性的救赎之光抚平我创伤，洁净我灵魂，引领我上升。这就是一部《西塞娜十四行》的来由，它就是我吐出的丝。”关于“西塞娜”，沈先生解释：这是一个呼告语，她是一个中国女孩的名字，她生长在西塞山前的广漠水陆地区。“西塞”采自唐代湖州诗人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作为复姓；“娜”采自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狐女娇娜的名字，“娇娜既为我所热爱，又为我所崇奉。”

今夜，请一起守护这盏灯

让我们用生命的油膏供养它

只要这盏灯还亮着

世界就不会永远由黑夜看管

再次吟诵这首诗，我终于泪如雨下。那一代人已经渐行渐远了，但他们的背景仍然没有走出我们的视线。我想告诉远方的老人：我就是你的西塞娜啊，我的父亲！

附件四：她是那么鲜活的一个人——上海拜访倪竞雄

赵 锐

临行前，我郑重其事地嘱咐不足6岁的女儿：“到上海后，我要先工作至少半天，然后才能陪你，知道吗？拜托你一定要听话，我也一定争取早点完成工作！”

女儿郑重其事地点头说“嗯”，却又问：“你不是放假吗？怎么到上海还要工作呢？”

我说：“妈妈在写一本书《林昭传》，必须要到上海采访一位老奶奶。这位老奶奶已经80岁了，她是林昭的同学、好朋友，她知道很多林昭的事情。我一直想采访她，却一直没有时间。现在正好我们俩都有假，跑一趟，你感受了火车、见识了上海，我完成了采访，这不是‘两全其美’嘛。告诉你，我们要坐的‘动车’可是最好的火车，快得不得了噢！”

女儿问：“林昭是谁？”

我说：“林昭是50年前北京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很聪明。后来因为坚持一些她认为正确的想法，不肯‘认错’，1968年被枪毙了。当时才36岁，比妈妈还年轻呢。”

女儿叹息：“这么可怜啊！那她到底有没有错呢？”

我说：“她没有错。当时很多人都假装认错，就像《皇帝的新装》里很多人假装看见了新衣服一样。只有林昭坚决不肯，她就是那说真话的孩子，憋不住地要喊：‘皇帝什么衣服都没穿！’所以，她后来吃了很多苦，直到被杀……过了很多年，才给她平反，承认她其实并没有错。”

女儿问：“林昭要是活着，现在多大年纪呢？”

我说：“跟上海这位老奶奶差不多吧，也快80岁了。她比外公大！”

女儿惊叹：“那也是老奶奶了！”然后，她再次郑重其事地点点头道：“好吧，那你到上海就先抓紧工作吧，等你工作完了再陪我玩！”

我感激地搂着女儿亲了又亲。这些年难为她经常陪我工作，无论这工作多么乏味，她都像个“小尾巴”似的如影随形，你说我不溺爱她、不补偿她行吗？于是我讨好地对她说：“好！一定！我们去看东方明珠！去野生动物园或科技馆！”

——就这样，2008年8月26日，我和女儿起了个大早，赶着8点02分的动车直奔上海。之前已经与倪竞雄老人联系再三，她帮我们预订了一家离她很近的招待所。

最早获悉倪竞雄老人，是通过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片子里她看上去也就60来岁的样子，一头黑发，身轻如燕。我对她那平静的语气和表情印象很深，始终只是有节制地叙述着、引领着，哪怕将胡杰的镜头重新带回上海茂名南路的林昭故居，哪怕镜头里的时间、空间将我们的心搅成了乱麻，她也仍然一脸的从容澹定。完成《林昭传》初稿后，我与她取得联系。老人开始在电话里显得既冷静又警惕：“你为什么要写林昭？”她的清晰、简洁和干脆即便是隔着电波，我也能感觉得到。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一时不知如何对答。将初稿打印成册寄往上海后，我就没再与她通话，直到8月中旬准备前往沪上面见。“好呀，我等着你。”她清晰、简洁而干脆地说，然后就在电话里详细指点路线。

一路无话。中午时分，我和女儿安抵竞雄老人为我们预订的招待所。下午两点，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倪家。果然近在咫尺，几乎一出门就到。在三幢高层建筑中，我很容易就找到老人的家。“来了！”有人回应我的电铃。不一会儿，门开了。面前的老人一头花白短发，背有些伛偻，但举手投足都是轻快便捷的——她就是林昭的“闺密”倪竞雄了。

这是一处装修简单、结构紧凑的三居室套房：老人和一位安徽阿姨各居一小间，还有一小间算是起居室吧。一进老人卧室，我就在门边几柜上看到了林昭的照片。照片上的林昭扎着一对白蝴蝶结，穿着一身敞开怀的军便服，侧着身子，叉着腰，微笑着。照片六七寸的样子，放在一个木质相框里。相框前有一只玻璃珠串成的粉色小猫，就是近年来流行于中年妇女中的那种珠串工艺品。我没想到这么快就与林昭邂逅了，这让我意识到：在倪竞雄的时空里，林昭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我和林昭都喜欢猫，可以说是一对猫痴！”老人对我解释那只粉色珠猫，“是一位熟人编了送给我的，我就放在林昭像前了。”

没想到，女儿对这类小玩意一向情有独钟，我还未及搭话，她已一把抓住珠猫，并兴致很高地向老人炫耀道：“我家也养了一只猫！一只小草猫，花的！”

我赶紧低声喝斥女儿，让她马上把珠猫还归原处。女儿似乎不舍，迟迟不肯听从我的指令，而这时候老人却接口道：“你也喜欢猫是吧？这个喜欢就送给你吧，你拿去玩吧！”

我尴尬极了。祭奠林昭的工艺品怎么能给小孩子随便当玩具呢？况且我深知我女儿，从来只有三分钟热度，不管什么奇珍异宝，转脸就不知所踪。这样有意义的纪念品若是归了她，还不跟那些缺衣少鞋的芭比们一个下场？然而此情此景我不便发作，而且为了尽快与老人对话，我还必须想法让小家伙立马安静下来。也许竞雄老人也是同样的想法吧，她一口咬定要把珠猫送我女儿，而小家伙听到这话，竟真的同意自己一边玩会去了。

“没关系，可以再请人家帮我编一只！”老人一边宽慰我，一边邀我坐下。

我拿出纸笔静静坐着，等待着老人的回忆。

老人似乎正在搜索一个起点，迟疑了一会儿，她叹息道：“在你们的眼中，林昭有这样那样的思想、才华，那么不平常的人生，那么了不起的举动……可在我眼中，她就是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睁眼闭眼，音容笑貌都在面前……这么多年了，好像一点没变……”

顿了一会儿，老人接着说：“我跟林昭不一样，她是那样一个家庭出身，有那样不同寻常的父母。我家是草根，父母都是没有文化的。爷爷奶奶把我养到14岁才把我送到上海父母身边，用现在的话说，我父母当时在上海是‘打工’的，勉强维持生活。48年春，父亲对我说：‘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了，不能再养了……’他的意思是赶我出门。林昭是自己逃离家庭，我和她不一样，我是因为家里穷，被父亲赶着离家的。所以，虽然我这个人这辈子做事算不上积极，作为一个离休干部，却没有入过党，但我对新社会、对共产党是衷心拥护的，所以我不会像林昭那样思考那么多。”随即，老人向我介绍了她的旧事，一个那个年代贫困家庭的辛酸。当说起早逝的妹妹时，她的心显然至今仍在隐隐作痛。

1949年，倪竞雄与林昭相识在苏南新专。“当时新专是8个男生、2个女生一个居住区，我与林昭的宿舍隔壁隔，但在校时没什么交往，我们两人互相有些看不惯。”竞雄老人说，林昭喜欢抛头露面，在新专是个风云人物，而自己性情沉静一些，跟她有些不一样。“有一次林昭写了一出方言剧，我是这出戏的主演，但即便这样，我们当时还是没什么交情。”

“您当时不喜欢她是吗？”我问。

老人摇头道：“不太喜欢。我觉得她有时有些做作、不爱卫生……她爱哭，讲话尖刻，爱与人斗嘴；爱喝酒，酒量又不大，一个人喝醉了躺倒在田埂上；嘴馋，没钱会向人借钱买吃的……跟你讲啊，她整天风风火火的，每天一大早出去，到很晚才回宿舍，弄得一身汗津津的。因为天太晚了，可能不及时换洗衣服吧，她就把汗湿的衣服随便搭在一个什么地方，先找件干的换了。第二天一早又出去，晚上又是很晚才回来，然后再把昨天晾干的衣服穿上，再把身上这件湿的再挂起来……这么两件脏衣服轮着穿，她就能做得出来！……”

“她不讲究穿着吗？我看很多资料说她很爱打扮啊，平时还扎蝴蝶结。”我问。

老人依旧摇着头：“她呀，什么都随着她的性子。打扮起来也是讲究得不得了，但大多数时候她是顾不了这许多的。她长得不算漂亮，彭令范漂亮。记得1959年吧，我到北京为沪剧改编《蔡文姬》搜集资料，她当时在人民大学资料室。有一次我约她出去玩，看到她脖子上黑乎乎的，像是没洗干净，我说她：‘你呀怎么脖子修烟囱管呢！’她略显不好意思地说：‘你这促狭鬼！’——她呀，就是这么不注意小节，所以当时有些女生不喜欢她。不过呢，我跟她也差不了多少，我也是个对穿着打扮大大咧咧的一个人。在土改队时，有一次我的鞋子穿破了，脚趾都露出来，我们组长就指着我说：‘你看看你，一个大姑娘家，就穿这种鞋子啊？真是冤枉做了个女孩啊！’——我和林昭心思好像都不在这方面，经常注意不到。”

“那您和林昭是如何成为朋友的呢？”我问。

“我与她的缘分啊，是后来土改下乡以后。1950年，苏南新专毕业，我和林昭都报名参加了土改队。本来要分配我到上海《海员报》的，我没去。林昭本来可以分配去文联的，她也没有去。我们当时都有作家梦，这是我和林昭志愿参加土改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理由。当时我们都希望通过土改，能写一部像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那样的作品。52个人，无锡团一半，苏州团一半。我和林昭都在苏州团，我们一齐来到吴县，由吴县县委接待。县里呢，就把我们安排在一间仓库里，让我们在有很多小虫的稻草上打地铺。那天晚上，我和林昭的地铺正好挨在一起。我们从发牢骚开始越说越投机，第二天一早，竟都有相识恨晚的意思！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后来分组下乡，我在甪直，她在浒关，我们开始通信。她肺不好，经常咳嗽。有一次，我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点鱼肝油，就夹在一般信封里寄给她了，傻乎乎的。她收到后大为感动！我们的友谊越来越密切了！”

“您说您与林昭的性格、出身、观点都不尽相同，那你们友谊的基础是什么呢？”我问。

“我也说不清。她有点怪，我也有点怪，可能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一对怪人。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谈，那个年纪，我们的共同话题之一是恋爱。有一次回无锡休整，她非要在一片油菜花地里照相。后来知道，那片油菜花地可能留下了她一段情感记忆。”

“当时你们都在恋爱吗？”我问。

“可能她觉得自己是在恋爱吧。她同她的组长接触较密切，认为人家对她很关心，双方已经是恋爱关系。但人家后来明确回答没有，只因为自己是组长，才与她走得近些。我后来为这事专门当面问过这位组长，那已经是退休以后的事了，人家还是摇头。她经常会这样，自己的感觉来了，就以为是那么回事。我和她都热爱文学，我是非常非常理解她这种状态。土改时，有一个记者追求她，给她留了很多邮票，让她专门用来写信给他。有一次她告诉我：‘你猜怎么着？我就想写一封信，把所有邮票全贴上去，一次性全还给他！后来我想乐得留下自己用，一封信也没有寄给他。’说完她那个得意啊！就像小孩子恶作剧成功了似的！我当时与一位同学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到土改结束时也结束了，很痛苦。林昭因此经常为我打抱不平，有一次，她当着那位同学的面趾高气扬地说：‘倪姐什么都好，就是眼睛长得不好！看人看走了眼！’她就这么当面讥讽他为我出气，人越多她越来劲，骂完了自己还特别得意。”

“经常不让人下台阶是吗？所以大家都觉得她刻薄？”我问。

“是啊，她说话是只管自己痛快，不管别人受不受得了的。包括对我们队长，也会当面挖苦人家，人家也拿她没办法。我当时跟她也差不了多少啊，有一次我们队长在当众讲话，好像在讲解政策什么的。我也不知怎的，忽然就站起来说：‘你说的也未必是真理啊！’组长当时就愣在那儿了，后来他气得骂我：‘你就不能会后找我单独说啊？！’唉，我现在要是从头再活一遍，肯定会比那时候聪明得多！”

“那林昭后来被当众点名批评，是不是就因为这些小节呢？”我问。

“因为她得罪了顶头上司啊。我们队长为人宽厚，没有为一两句话与我们过不去，林昭没我幸运。”

“批评她的陈部长是谁？”我问。

“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啊。”

“那也算高层领导了。陈部长不可能认识林昭吧？难道林昭真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值得在上千人的总结大会上批评？”我问。

“还不是她顶头上司汇报的嘛，要不然陈部长哪会知道有个林昭！当时不是刚解放嘛，很多干部喜新厌旧，看到城里漂亮姑娘就想把自家农村老婆换掉。我和林昭都特别反感这个，人前人后说了些抨击此类现象的话，让这些头头们记恨在心了。林昭的顶头上司也是，看中一个姑娘，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非横刀夺爱不可。林昭对此深恶痛绝，曾公开表示了气愤，这应该是她与顶头上司结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一直认为，土改总结大会上被当众点名批评，对林昭的影响不亚于1957年‘反右’！当时我真担心她会想不开啊……”

老人告诉我，林昭平时情绪容易波动，她是个非常敏感而脆弱的人，文学气质很浓，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哭，她说过“如果我滑进水里也没人知道真相”之类的话。那天总结大会后，她想方设法要见林昭都没能如愿。最后，她只收到一张林昭的字条和照片。老人说，林昭其实是1931年生的，属羊，比自己小两岁。因为母亲许宪民觉得女孩子属羊不吉利，就把岁数改了一年，但现在似乎已经将错就错了。

正聊着，女儿忽然跑过来赖到我怀里，她开始不耐烦了：“你还工作完了？我们走吧！”

我觉得与竞雄老人意犹未尽，但一看时间，居然已经傍晚了。唯恐老人身体不适，我想还是及时刹住才好。“我明天上午再来好吗？您身体吃得消吗？”我问。

“可以。明天我再想想跟你谈些什么。”说着，她起身送我们出门。

女儿似乎想把那只粉色珠猫带走，被我发现后当即制止。竞雄老人仍然坚持：“送给你啦！”我说反正明天还要来呢，明天再说吧。女儿还算识趣，只带走一袋奶奶送的牛肉干。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按响竞雄老人家的门铃。

女儿熟门熟路，一进门便再次拿起那只粉色珠猫——我晕！

再次迁就，女儿再次让我与老人静谈。

竞雄老人戴起眼镜，拿起本子对我说：“昨晚我想起几个问题，必须跟你说一下。一是，林昭被处决后许宪民的反应。这个是冯英子的夫人严倩丽对我说的。当天夜里十二点钟左右，当时大家都已经睡下了，许宪民一个人跑到冯英子家，往床上一坐，一声不吭。他们再三追问，许宪民才说：‘苹男被枪毙了。’然后失声痛哭。”

据介绍，林昭妹妹彭令范工作后一般住宿舍，偶尔回家看望母亲，许宪民平时一直与儿子彭恩华住在茂名南路159弄。1949年后，因为接二连三遭遇变故，林昭一家变得伤痕累累，每个人都曾经历不可想象的炼狱，每个人都曾忍受难以描绘的磨难。于是，这一家人的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也是我们常人不可理喻地复杂和怪异。经过竞雄老人不厌其烦的解释，我总算大致明白许宪民晚年为什么如此凄凉，也总算弄清楚林昭及其父母的骨灰如何会失而复得——天哪，林昭背后的故事决不比林昭本身更简单！那是一个巨大时代投射下来的巨大阴影，且不说我们的父辈，即便是我们，又哪里容易走得出噢！

竞雄老人告诉我：“2000年，得知林昭骨灰下落后，我和小许专门跑到息园验证。我们找到了骨灰盒，打开后，是一个黄色的、那种仿丝绸的布包。再打开，有一个红布口袋。红布口袋里是骨灰，还有一根骨头，那么长（她比划了一下），好像是臂膀上的。”

我点点头：“胡杰的纪录片里有这个镜头，他还拍到头发……”

“胡杰是后来自己去的，是我告诉他的。红布袋旁边有一个用当年《解放日报》包裹着的一把头发，差不多半是白发……那头发很粗。我知道林昭的头发是很粗的……以前有一次她哭闹着要我帮她剪去三千烦恼丝，她发丝是很粗的……”竞雄老人回忆最后一次与林昭见面，是1962年她保外就医的时候，当时林昭还没有一根白发。

“土改结束后，您与林昭联系多吗？她后来去了常州，您到哪儿了？”我问。

“她到常州报社工作，我到了南京交通厅。因为不喜欢这工作，还是想当作家，1953年我就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学编剧。林昭1954年参加高考，当时我老公还帮她复习迎考。她上北大后，我们在北京经常见面，星期六我常都到北大去，睡在她宿舍。她进城很少，一般都是我去。1956年中戏领导要我们深入生活，把我们这届提前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上海沪剧院当编剧。要不是正好提前毕业，我1957年肯定也跑不掉的。1959年，我到北京为沪剧改编《蔡文姬》搜集资料，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吧，在北京呆了一个月，和她经常见面。当时她在人大资料室，已经是‘右派’了。但当时她情绪一直很好，很轻松，她还在咖啡馆里让我见了甘粹。我当时没把这事当真，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呢也没有细说。然后就是1962年上半年在上海，她忽然来亭子间找我。当时她烫了头发，看上去挺精神，在楼下就问我；‘我从哪种地方来，你害不害怕？’我说：‘老同学了，怕什么。’那段时间我们见面不少，她还告诉我到《解放日报》找胡子衡，骂老胡没教我们怎么做人。后来老胡跟我抱怨，说林昭在办公室拍桌子打板凳，不管不顾什么话都说，他都怕死了……再后来，大概是1962年下半年吧，有一次我到茂名南路找她，彭令范开的门，她一见我就说：‘你怎么还来？你再也不能来了，她又进去了。’我问：‘这次怎么样？’她说：‘比上次更重。’我一听就明白了，后来就再也没有找过她。她被判20年的消息，还是文革中红卫兵小将告诉我的。”

“彭令范不愿意您上门是吗？”我问。

“她唯恐连累我吧。其实许宪民一直是想看住林昭的，谁找林昭她都不高兴，恨不得把林昭锁在家里，她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出事。每次到她家，许宪民脸色都不太好，现在彭令范既然这么说，我自然不好再上门。文革中红卫兵小将找到我后，我不得不毁掉一批书信，包括林昭‘反右’前后的一批书信。真是非常可惜！除了这批信件，她给我的其他信件我都收得好好的。”

“您与林昭交往了这么长时间，您觉得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对情感有什么看法？您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她是否对这种正常的家庭生活表示过向往呢？”我问。

“她这个人啊，比较率真、热情，一根直肠子，这点像她妈妈。脾气，像她父亲，认死理。会使小性子，但还是讲道理的。情感方面，她是受文学影响太深了，追求浪漫，感情来得快，可以有很多的激情。1953年我上中戏，是带着肚子去，后来生了个儿子。在上海坐月子期间，她跑到我家来陪我。我家房子很挤，有妈妈、老公还有一个哇哇哭的小宝宝。她也不嫌烦，非要打地铺睡在我家。她这个人很‘普罗’的，可以睡在地上，可以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像彭令范，有贵族气息……他们家人脾气有些怪。80年代，我曾和苏州的新专同学张学群一起寻访她爸爸的遗踪。当时好多旧房子都拆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几位老邻居。彭国彦和许宪民离婚后居无定所，后来就住在一个小棚棚里，在一条小河旁……一个80多岁的念佛老太太说，彭国彦最后为混口饭吃，就跟着她们一起东家跑西家跑念佛。这种状况了，他还跟人家吵架，弄得念佛老太太都赶他走。彭国彦孤傲乖戾，命运多舛。彭恩华则是另一种类型，许宪民留有遗书《我为什么被亲生儿子毒打九次》……胡杰把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的信》散出去了，还有什么人传出有关林昭的信息，彭令范就来信或来电质问我，好像什么事情都该由我负责似的。从知道确切信息后找到令范，到一起到北京参加林昭追悼会，再到1984年12月令范出国为她送行，我都把令范当作妹妹，她也当我姐姐。出国后一直通信到2004年，不知为什么，她最后那封信上说曾与我有过一‘缘份’，但‘情缘二字怎分别，情与天地共存，缘则有时而灭’，可能是缘尽而情灭了，所以今年5月她回国扫墓来上海会友，连个电话也不打，我已足80岁老人了……她的心真够冷的了。”

我越发无语。

“林昭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你说她有这样问题也好，那样毛病也好，她的光辉也是谁也掩饰不了的！她确实是一个求真的人，为真理不惜生命！有不少人试图将她神化，把这样那样的光环套到她头上，我是很不以为然的。还有人更恶劣，试图利用林昭哗众取宠，甚至不惜虚构一些情节……”

我十分赞同：“我认为应该尽量还原真相。事实上历史已经是不可能完全还原的了，哪怕就是当事人，他的回忆也可能有误差，更何况他的感受、他的观点也在不时地变化。正因为还原是如此困难，我们才需要做出很多努力，将覆盖在史实上的尘埃一点点清理干净。”

“所以，你写林昭传要仔细核实资料，不能完全相信当事人的回忆。”

停了一会儿，竞雄老人忽然问我：“你怎么看待林昭信教的问题？”

我说：“我觉得她是一个感性的人，她的信仰也是感性的，并不是一般基督徒的那种，也不是教会常规理解的那种。”

竞雄老人点点头：“她的基督教是她自己的基督教。基督教也未必就代表真理，西方中世纪的黑暗不就是基督教会带来的吗？那残酷、那血腥，也不亚于其他专制势力吧？所以，后来有教会的人来找我，向我了解林昭作为教徒的情况，我都一一谢绝了。信不信教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林昭找到了一个精神支点，坚持了真理。”

我问：“您刚才说了第一个问题，昨晚您还想到什么问题呢？”

竞雄老人又戴起眼镜、拿起本子看了一眼，说：“第二个问题，林昭为什么对柯庆施产生幻想？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回避不掉。她在狱中写了数十万的文字，自比柯庆施的‘未亡人’，这不是简单可以回避的。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也没有想通。也许是许宪民给林昭透露过信息，让林昭对柯庆施给她平反充满希望？许宪民是个能量很大的人，她后来为解救林昭可谓挖空了心思，不排除搭上柯庆施这条线的可能。否则林昭在狱中，消息隔绝，凭什么知道柯庆施？凭什么对柯庆施有那么多的激情？”

我点点头说：“这些只有等林昭的档案解禁才能真相大白。”

竞雄老人也点点头说：“档案反正在那儿，五十解禁也罢，一百年解禁也罢，反正白纸黑字在那儿了，改变不了。这些我是不担心的，我担心的是活人这块。陈伟斯先生看过林昭的档案，后来好多东西还没来得及写，人就走掉了，我好后悔当初没有盯他盯得更紧些。现在许觉民也走掉了，下面还不知道由谁来整理林昭的资料。这些年我还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把林昭搬上舞台！我觉得林昭这个形象太适合芭蕾表现了！为此，我曾找到舞剧的编导，向他介绍林昭。他开始非常感兴趣，后来了解得多了知道这事麻烦多，就不肯再继续下去了。你觉得林昭要是上了舞台，是不是很精彩呢？”

这时，女儿又回来了。她刚才和阿姨在楼下玩，被蚊子咬了个包，赶紧跑来给我看。我给她擦了风油精，安慰两句，想劝她再给我一点时间。竞雄老人趁隙起身离去，不一会儿转来，手里多了个小瓶。“这是林昭的骨灰。”她说，“那天悄悄收了一点。”我请她举着小瓶让我拍张照，她同意了，一个古稀老人手举亡友骨灰小瓶的照片让我颤栗！她又拿出一只小塑料袋，里面有一朵枯黄的干花：“这是林昭追悼会上的花。”我把这朵干花放在案上。当镜头对着它时，我想当初它一定娇嫩欲滴吧。竞雄老人还把张学群的文章给我看，张学群先生亦为苏南新专林昭同学，后供职于苏州图书馆、苏州文史馆。因为工作的便利，张先生有幸见识过彭国彦、许宪民的许多档案，他还不辞劳苦多方查找资料，对林昭父母的生平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梳理，写成《一家两代 碧血鸣啼——记林昭姐妹的双亲》一文。可惜这篇文章至今没有机会公开，以至于人们对林昭父母至今仍有许多讹传。

时至中午，竞雄老人留我们午饭。为抄录一些资料，我听从了她的安排。

“您和林昭，平时一般说上海话还是普通话啊?”我问。

“我们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有时是上海话，有时是普通话，有时是苏州话。她平时讲话是苏州口音的普通话。”竞雄老人息了会，又说：“今年是林昭殉难40周年，本来想在苏州灵岩组织集体活动的，后来障碍重重，不得不取消了。”竞雄老人取出几张照片，“我去了。我看到墓地上有很多鲜花、挽联、挽幛什么的，显然很多人自己慕名而去了。我还看到有很多年轻人，20来岁的年轻人，大学生，他们也去了。看到年轻人关心林昭，我真的很高兴！一些年轻人没想到还有我这样的老人去扫墓，他们问我是谁，与我拍照。你看就是这照片。”

我看到竞雄老人面色凄凉地坐在墓边，那一脸深刻的悲哀、孤独和执著，让人看一眼就冷到心里去！可怜的老人啊！

“在墓地上，我哭了……以前我给她扫墓哭得不多，但这次我忍不住哭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委屈，林昭委屈，我自己也委屈……”她不住地摇着头说。

我简直听不下去了！幸亏还有女儿偎在怀里，她温暖的身体、娇美的面容提醒我：必须保持理性！必须保持距离！

“昨晚我躺在床上，忽然想到几句话，就随手记在本子上了。我说林昭啊林昭，你做什么都做到了极致：做朋友，你把我们逼到了极致；做囚犯，你把敌人逼到了极致；做儿女，你把父母逼到了极致，你真是大大的不孝啊……”竞雄老人欲哭无泪。几柜上的林昭默然微笑着，仿佛在对老人说：呵呵，倪姐，还是你最了解我呢！

“妈妈，我们走吧！我累了，想睡觉啦！”女儿忍耐不住，开始发动总攻击了。

我向竞雄老人告辞。这一上午的对话，实在是太辛苦！这几小时难道是整整40年的高度浓缩吗？得知即将离开，女儿竟然又把视线投向了那只珠猫——她一直念念不忘呢！竞雄老人当即明白了：“说送给你就送给你了，拿着！”她不由分说，把那只珠猫塞进女儿手里。女儿大喜，还兴高采烈地提出新的要求：“让我在那些猫前拍张照吧！”原来，她又看中了竞雄老人贴在一个柜子上的群猫图。于是，我又等她在群猫图前摆了个POSE，顺便又请女儿帮我和竞雄老人合了影。说起猫，竞雄老人又道：“我为猫犯起痴来，那也是少有！曾经有只猫走失了，我特意跑到上海的猫市，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找，拜托猫贩子帮忙……林昭爱猫不亚于我……”

竞雄老人坚持要送我们下楼，她说必须天天沾点地气保证健康。好在有电梯，上下楼非常方便。在小区里发现运动器械，女儿看到了就不肯走，非要把每种器械都玩一遍不可。竞雄老人就陪在旁边，一边与我闲聊，一边轻描淡写地描述了她的大半辈子：儿子刚刚学步，丈夫就另有所钟闹着离婚。1957年，丈夫成了“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他们的婚姻也就此解体。而母亲当时又患癌症，自己找遍熟人借贷才让母亲多活了几十年，子孙三代就这么相依为命挺过来了，现在孙子已经25岁。可悲的是，等到80年代平反改正时，孩子父亲已经精神失常，晚年过得很凄惨，前年已逝世了……

当天下午，我带着女儿在招待所休息了好久，才感觉稍稍恢复了元气。然后我们去南京路。在灯火辉煌的黄埔江边，我和女儿第一次看到东方明珠，我们都很开心，我们很晚才赶回去睡觉。第二天清晨，我迷迷糊糊被房间的电话吵醒，没想到是竞雄老人打来的。“你们昨晚出去玩了是吗？我打电话你们不在，我又想起几个问题要告诉你。”接着，她依旧用清晰、简洁而干脆的语气，对我解释了一些事情。我不喜欢制造离别之情，所以当她问我们何时离沪时，我赶紧说：“我会再给您打电话的，回去就把照片寄给您。如果需要，我过段时间再来。”

果然不出所料，还没等回到南京，女儿就已经把珠猫忘到了爪哇国。在上海科技馆疯玩一天，我和她都眼花缭乱、筋疲力尽。面对高科技、全仿真的非洲大陆、热带丛林，我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完全失重般不知今夕何夕！直到回家，直到把粉色珠猫放在案头，我才又找回那种心脏在胸腔里跳动的感觉——这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我向女儿讨要珠猫，她一点也没犹豫就答应了。面对这个不同凡响的纪念品，我不由地对女儿谢三谢四。女儿却得意地说：“幸亏我看中了吧。喜欢就送给你好，谁让你是我妈妈呢！”

附件五：“我从来不赞成秀才造反”——当事人朱红追忆“林黄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赵 锐

朱红，原名朱弘。1936年10月生，苏州市人。扬州师专毕业，早年任教于苏北泗阳县中心小学、洋河中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诗歌学会会长。现任《苏州杂志》副主编。1981年荣获首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诗歌代表作有《那时我正年轻》、《初夏》、《晚播者之歌》等。出版的作品有：《装鬼的故事》、《初夏的凤蝶》、《剪影者的世界》、《寻找苏州》、《话本苏州简史》等。

1962年夏，朱红先生在苏州北局邂逅保外就医的林昭。后在朱红介绍下，林昭又结识黄政。1962年8月，朱红离开苏州去北京等地，其间林昭与黄政共同起草了一份《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提出八项政治主张等。1962年11月，林昭再度入狱。1963年10月3日，黄政被捕，后以“反革命罪”获刑15年。1968年“清队”时，朱红被定为“林黄反革命集团漏网分子”，监督劳动，直到1979年6月平反。迫于历史原因，朱红先生多年来保持沉默。2008年10月1日，朱红先生在苏州家中正式接受笔者采访，首次详细追忆与林昭交往的前前后后，以及黄政先生蒙冤入狱的鲜为人知的细节。

关于这一旧事，黄政先生亦曾写有《林昭第二次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一文，收录于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2月初版的《走近林昭》（许觉民/编）一书中。二位先生的回忆总体脉络一致，但细节方面仍有诸多差异，笔者将把这些差异标注出来附于文中。因年代久远，朱红先生不能保证所有回忆都准确无误，且存此留待后人考证。本访谈已经朱红先生审定。以下对话朱红先生简称“朱”，笔者简称“赵”。

赵：您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吧？

朱：对。我从小生长在苏州。解放前我虽然年纪还小，但还是深切感受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抗战胜利后，我们沦陷区百姓本来是盼星星、盼月亮盼国民党回来，可国民党回来后反而更加民不聊生。我就记得母亲叫我去买米，迟一步那价格就变了，一天涨三次，这日子还怎么过？所以，苏州老百姓绝大多数都是拥护共产党、盼望解放的，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我算是长在红旗下的，1949年至1952年在苏州中学就读，接受的是党的教育，还入了共青团。那时候也有一些政治运动，像“三反”、“五反”什么的，但跟我关系不大。对我这一生影响深远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

赵：那您是如何成为“右派”的呢？

朱：高中毕业，学校推荐我列入留苏预备生名单。经政审，发现我的社会关系有问题，于是改到扬州师专，毕业后在淮阴泗阳县中学、洋河中学任教。1957年“反右”时，我是洋河中学的教师。当时我喜欢写东西，到处投稿。有一个《寓言四则》，发表在安徽的《江淮文学》上。《江淮文学》的主编叫戴岳，没想到，1957年《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戴岳及其主持的《江淮文学》，指责《江淮文学》发表了一系列“毒草”，我那个四则小寓言也名列其中，我就在劫难逃了……

（黄政回忆：朱红先生是“因为在大鸣大放中对苏联老大哥有些做法提了意见，以反苏言论被戴上右派帽子送来劳教的。”）

赵：打成“右派”后您被劳教了是吗？您与黄政就是在劳改农场认识的？

朱：是的，我被送劳动教养。开始没有时间期限，只说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解教，实际上改造了三年半。1958年在东台弶港农场，就与黄政认识了，但当时我们关系一般。1959年至1961年11月，我们又被发配到滨海的潮河农场，与各类刑事犯分散编组，“右派”在农场的地位连刑事犯都不如。在潮河农场，我与黄政同在三大队二中队，黄政任一个组的组长，我任中队统计。1960年是饥饿最严重的一年，农场差不多天天死人，最多的一天能饿死十几个！我们当时是睡在一个大坑上，每人只有45公分宽的铺位。经常一觉醒来发现旁边的人不动了，再一拉，原来是死了！我们当时还嘀咕：是不是上面有计划地要把“右派”饿死啊？话传出去，农场领导居然没有上纲上线，反而专门跑来跟我们解释，说是国家遇到了“自然灾害”，“苏修”又逼债，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可谓是九死一生。

（黄政回忆：“开始，我们分别在两个工棚，只是认识而已。后来在1959年3月间，劳教人员愈来愈多，人满为患，有一批人被调押到滨海大有农场四分场。我和朱红都编在二中队，同住一间五十多米长的大工棚里，劳动中接触多了，彼此了解也多了。我们都喜欢看书，很谈得来。他是中学教师，身体较瘦弱，文弱书生模样。我身体较扎实，在劳动中尽量帮助他。我俩成了知心朋友，莫逆之交。”）

赵：您本来的名字是“弘”，后来听说就是在农场改成“红”的，为什么？

朱：一个中队副不认识“弘”嘛，每次点名都叫不出，干脆把我名字改了，还说你们这些人只专不红，应该又专红又专！

赵：1961年您与黄政一起被摘了“右派”帽子，你们一起结伴回到了苏州是吗？

朱：我们的劳教本来都是无期限的，但1961年形势有所缓和，“右派”开始分批摘帽，1961年11月，我和黄政都获得了自由。开始我们都很兴奋啊！可一回到苏州，残酷的现实又给了我们当头一击：没有工作，我们只能靠打短工过活。我挖过河泥，铺过马路。我家有9人，我是长子。我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全家就靠父亲一人的薪金撑着，非常艰难。

（黄政回忆：“61年12月28日，我和朱红同一天被释放离开农场，回苏州途中，我们一起游玩了扬州瘦西湖、镇江伯勋公园等地后回家。”）

赵：您回苏州后在黄政家门口摆旧书摊生活是吗？

朱：黄政父亲解放前担任国民党侦缉队长，解放后死在劳改农场。继母是被捕的共产党员，跟黄父结婚才活了下来，解放后开除回家，在居民生活服务站工作。黄政回苏州后没地方住，经继母求人，居委会同意他在生活服务站里勉强摆个床铺安身。那生活服务站位于北局，是苏州的闹市区，离我家也不远。1962年六七月间，我实在找不到工作，就把家里的旧书搜罗到一起，在那个生活服务站门口摆了个摊。我有个手艺，会剪影，北局人来人往的，我剪个纸、卖个书，勉强混口饭吃吧。那时候摆摊设点还不受控制，很多人这么做。

（黄政回忆：“我家住在观前街闹市区，是沿街房，我回家时看到朱红在我家门口摆了一个旧书摊。母亲告诉我：‘朱红没有工作，家中弟弟妹妹又多，父亲退休工资不高，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不能长期靠家里养着。他求我让他在我家门口摆个旧书摊，混口饭吃。我看他可怜，同意了。’母亲心善，我讲义气，当然就支持了他。又哪里会想到隐伏着危机呢！”）

赵：您就是在书摊上认识林昭的吗？是什么时候，前后经过是怎样的呢？

朱：大概是1962年六七月间吧，有一天，一个女的来到我书摊前，穿着改良的旗袍，烫着头发。她在那儿翻了会书，然后对我说：“你像个学生，你是不是遭遇什么挫折？”我说这个说来话长，我现在做生意，你要有兴趣就等我收摊再说。收摊后，她果然又来找我，我就跟她一起到公园边走边谈。她告诉她叫林昭，是北大“右派”学生等等。她有一次还告诉我她母亲叫许宪民什么的，许宪民是苏州名人，我早就知道的。其实林昭当时跟我讲话时，书摊旁还有一个矮个子的男人，只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在意。

赵：你们在一起谈了些什么呢？

朱：和林昭第一次谈话十分愉快，后来林昭就经常来找我，于是我每天一收摊就跟她走了。我们有时候到公园，有时候到公墓，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谈话可以尽兴，根本没想到后面一直有“尾巴”。后来我被抓，公安当即拿出一个本子读给我听：“某年某月某日，朱红和林昭几点钟到公墓，几点钟离开……”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主要是议论时局啊，“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什么都谈，不过我与林昭的观点并不相同。

我对自己成为“右派”其实很不理解，你想啊，我一直是受党的培养，对党是一腔热诚，结果却吃了三年半的官司，受了那么多苦。我是了解党史的，我想党在历史上也走过许多弯路，一会儿反“左倾”，一会儿反“右倾”，没准现在也是在走弯路吧。无论如何，我还是相信党的高层领导的，对毛主席、对那些元帅将领啊，都十分崇拜。我想他们能把江山都打下来，不会不意识到当前的这些问题吧？党迟早会改正错误，尤其是基层执行方面的偏差，我想总会甄别纠偏的。我对“反右”等问题的态度主要是这样。

林昭却不然。她认为“反右”就是取消民主，这样下去毛泽东就会走独裁之路。“大跃进”是“反右”的直接结果，因为没有监督，什么错误都可能发生，这是制度出了毛病。她认为毛泽东就是学了斯大林的独裁！林昭说什么都是一针见血。对于人民公社，我们当时都认为农民有组织了，吃饭有食堂，医疗有保障，挺好啊！她却说这是一种奴役制度！你剥夺了农民的土地，限制了农民的流动，让农民的依附性更严重，实质上等于把自由农民变成了农奴——你看看，她居然那个时候就能有这样的见解，而且敢于表达出来！

还有个不同，就是我们一般发牢骚啊什么的，只敢谈谈现象，决不敢往深里说的。讲到毛泽东，我就不敢。林昭敢！她说对于独裁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等，等他死掉，像斯大林，死掉了才有可能松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推翻，像希特勒，用武力解决。她认为现在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大家应该起来推翻统治，解放自己。这个我是不同意的，我就劝她：“无产阶级专政很厉害的，现实不是你以为的共产党管不住了、失控了，而是管得相当严密。共产党是搞群众运动出身的，连居委会都发动起来了，我们都逃不脱的。”我还告诉她共产党当年搞革命有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金钱、武器、人力，无所不包。你现在秀才造反一无所有，不仅没有一点用处，反而会把自己弄得很危险，何苦呢？所以呢，我就劝她成个家，先把日子过起来，慢慢等着。她不同意，她认为共产党已经失去了民心。

赵：林昭与您谈过对婚姻的态度吗？

朱：我听她说“反右”后她有过结婚的想法，所以劝她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成家，看看再说。林昭说：“凡是爱我的人都是不幸福的。”她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她一心就想革命。我劳教了三年半，吃过了苦头，下面就想安安生生过日子，不想折腾什么事。

赵：林昭跟您提到过张春元吗？

朱：提起过。她说现在就有职业的革命家，比如春元大哥。她对张春元很佩服，说他正逃亡在外。

赵：大概过了多久您把林昭介绍给黄政认识？

朱：没过多久，大概不到半个月吧。是这样的，生活服务区旁边有个理发店，店里人看我每天都跟一女的约会，就传言我谈恋爱了。这话传到黄政耳里，他也来问我，我就把林昭跟他说了。我说林昭很有思想，你们肯定也谈得来。介绍他们认识后，我们三个人经常一起谈话。黄政很赞成林昭，认为林昭分析的对，要行动。我说服不了他们，而且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有一天晚上林昭离开我家，我见天晚了要送她，她不要送。送她出门时，我发现巷子口有两个人。你说这么晚了，哪来的两个人守在巷子口啊？（赵：您跟林昭说了吗？）我没说。因为林昭对此一直不以为然的，我怕说了她反而会怪我疑神疑鬼。她觉得只要没证据就行，说话不被别人听见就好了。

（黄政回忆：“就在当年七八月间，一天傍晚回家，看见朱红书摊上站着一位烫发的穿白底蓝花旗袍的年轻女子在翻着书籍，几天后又看见她穿着白上衣，黑绸长裤正在与朱红聊天。之后有几天朱戏不来摆摊不知去向。之后见了朱红问及那女子是谁，朱红告诉我：‘她叫林昭，北大新闻系学生，也是右派，她与北大右派谭天荣、人大右派林希翎都认识。她对时政不满，思想很激烈，许多观点与你很相似，我已将你的情况向她介绍过了，她很想认识你，我想你们一事实上会谈得来的。不过，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你不会见怪吧。’数日后，朱红收摊后将林昭带进我的居室。那天，林昭穿的旗袍，头上戴着小白花。”）

赵：林昭与黄政认识后，你们的分歧越来越大？

朱：是的。当时我与林昭之间诗信往来很多的，后来都失散了。有一首诗至今还记得，也就是1962年七八月间吧，我给林昭写了一首诗：“……心灵的创口好容易愈合/不再想接受刀刃的亲吻/你说是笔尖会抱成火焰/我却知锁链声铿锵动听/可以浪迹天涯四海为家/也能困居小楼固穷安贫/你看这小天地有多安谧/洋溢着醉后朦胧的温馨/你若知醒后痛苦的逆喀/又何苦噀水来把我喷醒。”我还在这首诗上盖了个自制的图章：“谨慎小心”。林昭也回了一首诗，这诗后来给公安搜走了，原诗我不记得，主要意思是不管如何都一样是死，最后一句是“因为你有该死的灵魂”。她用红笔画了个图章，是篆字的“大吉祥”。你看，我们的分歧在诗里表达得一清二楚！

赵：后来您就到北京去了是吗？您到北京是为了逃避林昭他们，还是别有原因？

朱：我到北京主要是为了寻找出路。因为当时听说新疆什么的，不要户口也能找工作，很缺劳力，我就想离开苏州四处看看。因为有个兄弟在北京，就想一路荡到北京找他商量一下再说。我不是会剪影嘛，也能打零工，心想混口饭吃应该不成问题。8月份，我告诉林昭、黄政我要离苏，林昭前来告别。就在那天晚上，她才告诉她是有案在身，现在保外就医。之前她只说是北大学生“右派”，坐牢什么的根本没提，可能是怕吓着我们。她说是看了铁托的演说，寄希望于南斯拉夫，写了一份什么东西被抓的。她仍然决心抗争到底，她说：“我要学习我舅舅，干革命是不能怕牺牲的。”她思想的确很超前，太超前了！

（黄政回忆：“朱红正式向我介绍了林昭，我们从此相识了。当天没有多谈什么，奇怪的是几天后朱红忽然对我说：‘在苏州生活总有困难，我大弟弟在北京工作，我去投奔他，生活不会有问题，这样也可以减轻苏州家中负担。’朱红要走，我感到意外，他从未对我说起过有个弟弟在北京。朱红又说：‘你和林昭已经见面认识了，以后她会来找你的。’此后，朱红不见了，到北京找他弟弟去了。）

赵：您离开苏州后，林昭与黄政就起草了一些政治文件。黄政说后来都写信告诉您了，你们之间通信多吗？

朱：我一路边走边看，发现外面的情形并不是传说的那样，到处都管得很紧，工作也并不好找。大饥荒的时候，河北一个村子饿死半村人，为什么？就是因为不准村民外出乞讨！连讨饭的自由都没有，还谈什么工作呢。流动根本是不可能的。我大概9月底才到北京，因为我记得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大典，我还写信告诉黄政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广场上放烟花，那烟花有白绸子的降落伞，白绸子比手帕还大，大家都去抢！黄政回信说，苏州统战部在给摘帽“右派”安排工作，你赶快回来吧。我接信就马上回来了。我和黄政通信也就两三次吧，不可能多，因为我不写信他也不知道我地址嘛。我还记得在北京剪影，被派出所抓了。幸亏我口袋里还有一个洋河中学的工作证，跟他们解释说学校解散，要自谋出路，公安才放了我，让我趁早回家。

（黄政回忆：“朱红从62年8月至11月底，一直在北京弟弟处，这段时间我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因为我信任他，所以我和林昭在苏州的活动情况，全都在信中告诉给他，他也从没有在回信中表示过反对或劝阻，而且所有林昭交给我的文件材料以及我们的纲领计划统统打成纸包，蜡封好后交给朱红的妹妹保存。只有一次朱红来信中说起过：他弟弟曾拆阅过一封我寄去的信，他弟弟有责怪之意，经他解释后也就过去了。”）

赵：回到苏州是什么时候呢？当时是什么情况？

朱：我11月底回苏州的，当时黄政已经在服装厂工作。我到统战部一问，人家说现在政策变了，统战部不管“右派”分配的事了，统一由公安局管。我垂头丧气，只得继续打零工混饭吃。林昭当时已经回上海归案了，林昭一走黄政也没什么事，再加上他有了工作，我们也难得碰头。

（黄政回忆：“有一天朱红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林昭曾经送过我几本北京大学出的《红楼》刊物，是林昭参加编的，我与林昭接触中，很知心，我曾向她求过婚，她没有同意。’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当时想无非表示他与林昭关系比我与林昭更深吧。”）

赵：林昭和黄政他们有一包材料，后来是寄存在你们家的是吗？

朱：对。我回来后黄政告诉我，我走后他与林昭谈得很投机，都认为要推翻毛泽东政权。他给我看了他们起草的“自由联盟”纲领。我看了吃了一惊，第一感觉这是“秀才造反”、“以卵击石”，第二觉得这东西要惹祸，有危险，因此劝他们销毁。我说你们纸上谈兵，你光棍一个，无牵无挂，我一家9口，我又是长子，我可比不得你。黄政在生活服务部只有一个床铺，那儿人来人往的，不可能安全。1963年上半年，黄政想把一包东西放我家，其中有三样东西：一是“纲领”，二是他的日记，三是林昭在法庭的辩护书。我想黄政要是出事，我肯定也跑不掉，就同意了。我把那包东西藏在我家后院堆杂物的一个旮旯里，一般人不可能找到。

(黄政回忆:这包材料包括“纲领”、“行动计划”、“初期组织形式”，给张春元的一封信，林昭自制的一些揭露和抨击时政的漫画、卡片，以及七八个原北大、兰大“右派”同学的名单和通信处等。)

赵：后来您让黄政把东西取走，但过了一阵子又拿回去了，这是为什么？

朱：1963年6月，居委会给我介绍了工作，在印花厂当临时工。我很高兴，天天工作什么事都不想了。我进厂不久，有一天休息，忽然两个公安到我家来，一个是我们的片警姓朱，另一个是我们厂的警察姓仲。他们说你以前摆过旧书摊，我们来帮你清理一下是否有反动黄色书籍？说着不由分说就进了我房间。我看他们只查我的房间，而且翻得很仔细，读书笔记都拿起来翻看，我就疑心是黄政那包东西出事了。后来他们拿走两本书，一本《老残游记》，一本《永安月刊》。拿《永安月刊》可能是因为上面有一幅世界名画的裸女，拿《老残游记》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事后我跟黄政讲这事，我说你肯定跟别人走露了风声。他说没有，不会有事。我还是觉得不安全，让他把东西拿走。黄政也的确拿走了，但他没存放在生活服务部，而是寄存在一位女同事家。

（黄政回忆：“1963年初夏的一天，朱红脸色紧张地告诉我：‘昨天某某派出所把我叫去查问，说有人检举我买卖黄色书刊，经过我解释才放了我。’之后不久，他就被安置到一家塑料印花厂搞花样设计工作，挺不错的。我为他祝贺之余，想到过一点疑问：朱红这样一个外地开除的摘帽右派，解教分子，能允许他在苏州闹市区公开摆书摊不交税、不纳捐……难道仅仅是‘给出路’的政策吗？有否其他原因呢？我当时可没有往更深处想，如果想了，也许……”黄政又忆：“1963年9月初一天，朱红很紧张地对我说：公安局已么我家楼上搜查我的书柜，翻找什么黄色书刊，结果没有查出什么来，幸好没有到中间那间房内搜查，就走了。‘你那包东西再藏在那里就很不安全，你就快点想办法搬回去，另外再找个地方藏起来才好。’”……那包纸包在朱红那里藏了一年，取出来时那纸包上扎线已断裂重新接过，原来蜡封印记已被拆碎散开了。问及朱红：‘怎么开封了？’他说是老鼠啃了扎带上的蜡封。”）

赵：然后又发现了什么事呢？

朱：过了几天，我在上班路上被一个穿便衣的男人拦住。他说：“你认识我吗？有位同志有重要的事要找你谈谈。”我说我要上班，我也不认识你。他说：“我们已经跟你厂长富惠英打过招呼了。”说着他掏出一个证件，在我面前晃一下。我没办法，只好跟着他走。在豆粉弄一间民房前停住，让我进去。我有些害怕，不肯进，他就把我推了进去。我看见那房里放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有一个男人已经在里面候着，也穿着便衣。

这个男人说：“你认识我吗？”我摇摇头。他说：“你仔细看看，你那个书摊我去过多次，林昭看书我就在旁边。”后来我知道这个人姓王，是公安局的科长。刚才那个路上拦住我的姓殷，是王的手下。王科长让我交待，我说我们是发过牢骚，因为“右派”摘帽，你们也不给安排工作，几乎没饭吃，所以想法总归有点的，但现在我和黄政都有了工作，大家都忙，见面也很少了。王科长说：“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吧。你知道林昭是怎么回事吗？我来说给你听。”于是他详细讲述了林昭的入狱经过，并表示凡是林昭接触的人公安都掌握得清清楚楚。说着，王科长拿出一个本子，把跟踪我们的记录一五一十地一一报来。我听得目瞪口呆！王科长说：“这个事情很严重。你是一时糊涂，跟他们交了朋友。他们在搞反革命组织，你不要把自己跟他们绑到一条船上。林昭到一个地方就要搞反革命组织，害了不少人。你要好好交待！”

谈了一上午，我没有交待。中午，他们买了面条来给我吃，下午接着谈。我在压力下，不得不如实交待了。我说他们也仅仅是纸上谈兵，据我所知，林昭和黄政的这个组织没有人，就他们两个。现在林昭入狱了，黄政有了工作，他也不瞎跑了。王科长不信：“你不要为他们狡辩，再说，你窝藏反革命文件有没有罪？你知情不报是立场模糊，我们要挽救你，你要不交出来问题就更严重了。”我说东西不在我这里，已经退还给黄政了。事后我得知，黄政还给别人看过“纲领”，一个姓苏的后来也跟我一样被抓起来审问过，因为查无实证又放了。

公安为什么会到我家搜查呢？又为什么先审问我呢？其实林昭一直是处于公安监控当中的，她自己并不知道，她到哪儿公安都盯着。公安以为林昭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全国性的“反革命组织”，所以想通过林昭拔出萝卜带出泥，把这个组织来个“一网打尽”，可没想到林昭入狱黄政就没行动了。我和黄政另外还有个熟人，姓周，是在农场认识的，和我们有来往。1963年上半年，这姓周的因收听“敌台”被抓，他交待说黄政和朱红有秘密活动，这是我事后听公安局的人说的。

下面，我就被控制了。王科长要求我：写书面材料把问题交待清楚，然后要立功赎罪。王科长说：“今后你要与黄政继续保持接触，不要惊动他，他要做什么你都顺着他，不要反对。你下面将归殷同志指挥。”以后直到黄政被捕，我的行动都是按照公的布置做的。

赵：然后您就向黄政要回了那包文件？您从来没有动员他毁掉这包东西吗？林昭入狱，黄政也不想继续做什么，保留这包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呢？

朱：我没有动员他毁过。之前因为觉得那是他自己的事，里面有他的日记，还有林昭托他保管的一些资料。公安摊牌后更不敢毁了，因为那是罪证，他要是毁了很可能就全是我的事，我吃不了兜着走！后来，我就去找黄政，劝他继续把那包东西藏在我家。他也觉得藏我家最好，就又拿来了，我仍然把它藏在后院的旮旯里。公安要求我不准动那包东西，他们担心黄政回来查看，发现破绽。

（黄政回忆：“拿回这包东西以后，我费尽心思，几经周折，自己家处于沿街闹市区，根本不能藏，只好暂存在女友处，放了几天又怕连累女友又取回来，放到自己工作的厂里木箱中。过了半个月左右，朱红忽然又对我说：‘我家已安全了，你把纸包交给我吧，我把它藏在后院破墙洞里，谁也不会知道的。’当时我就产生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本来早有这个打算，又何必让我拿来拿去瞎折腾呢，虽然心中不悦，但出于无奈只好再把纸包交给了朱红收藏。”1963年9月，我单位厂领导忽然免去我统计员的工作，调我去学徒车间，学车工、当工人。原来当统计员可以满厂跑来跑去，去学车工不可能离开车床，限制在小小的空间里行动不自由了，我有一种不祥预感。）

赵：上海的林昭狱友张姑娘是怎么回事呢？她是先与你们谁联系的呢？

朱：1963年7月，张姑娘给我和黄政都写了信，说是林昭的狱友，刚被放出来，受林昭之托要来苏州看望我们。黄政收到信就告诉我了。我呢，没收到信，因为信是写着我妹妹的地址，林昭常来我家，与我妹妹也熟的。我妹妹看到这封信莫名其妙的，以为是谁骚扰她，当即就撕了，根本没跟我说。听黄政一说，我不希望他与林昭再有联系，这不是节外生枝嘛。我不想见张姑娘，黄政非要去火车站接站。我只好出了个主意，陪他一起去。在火车站，我们看到张姑娘下了火车。我看她十八九岁的样子，皮肤稍黑，圆脸，中等身材，气色非常好。我当时感觉不对，就对黄政说：“我看她不像狱里刚放出来的样子。你看林昭坐过牢，面孔多苍白啊。这张姑娘气色太好啦！像个女八路！”黄政给我一说，也不敢贸然上前相认。没想到，我们刚回到我家，张姑娘居然找上门来，一下子三个人就碰了头。张姑娘说第二天就要回沪，她是受林昭之托前来看看，并说林昭在狱中很好。

（黄政回忆：“1963年7月下旬一天厂休日，我在公园外报栏看报，朱红突然在几米外大声喊我：‘黄政，上海有人来信啦！’当时我对他在大庭广众毫无顾忌地喊叫很不满，当场责怪了他，他却嬉皮笑脸地将上海来信给我看并说：‘上海有人要来看我们，还要带来林昭的口信呢！’看信封发信地址是上海郊县某某厂C某某。从信中知道，来者是林昭在牢里的狱友，由朱红给她回了信，并约好在车站接她的暗号。7月27日上午，我和朱红在车站南面的面摊上等候，发现有二三个人面孔似曾相识，正朝我们望着，感觉不对，改在车站出口处等。一会儿见有一个圆脸女青年，扎着羊角辫子，手提一只网篮，上面放着一本《红岩》，我们知道就是要等的人，但又不敢马上招呼，返身离开车站，准备回朱红家中等候，因为那女子知道朱红家地址。当时车站出来还没有直接公交车可乘，决定由朱红打车先回家，我步行赶去。在走到平门桥时，见那女子坐着黄包车进城了。待我赶到朱红家中时，那姑娘已经和朱红谈过了。朱红从楼上下来单独对我说：‘来人可信，是林昭狱中难友，带有一首林昭亲笔诗词作证明，确系林昭笔迹。’我匆匆看了一眼那张小纸条，朱红就收回了，我也未曾多想。朱红又对我说：‘我已和张姑娘谈过了，叫她下来和你见面，你们可以到外面找个园林多谈谈，我就不陪你们了。’……这位姑娘当天下午就回转，这是她第一次来。从这位姑娘来的那天起，朱红对‘组织活动’表现得很积极，但有些异常。”

赵：黄政回忆说，这位张姑娘来苏州不止一次，她反复探问黄政做了些什么事，并督促他继续采取行动，您对张姑娘的这些细节有记忆吗？

朱：我不记得张姑娘到底来苏州几次，好像就两次吧。她跟黄政谈了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她没跟我说过这些话，第一次说了一些话就走了，第二次她在苏州呆了一个晚上再加一个半天。我们三个人并没有一直在一起，她有时候是单独与黄政在一起的。

赵：人们怀疑张姑娘是公安的“卧底”，林昭后来得知受骗，曾气得破口大骂，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您对这些情况了解吗？

朱：我不了解。张姑娘是什么身份，我至今不敢确认，但我的确当时就觉得她不像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囚犯。

赵：那张姑娘离苏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朱：张姑娘离苏之前的晚上，黄政又想起印传单的事。我会刻钢板，黄政不会，63年上半年他就想要我帮他刻钢板，我坚决不干。现在公安不是要我顺着他嘛，这次我就没有阻拦。我说我想想吧，一会儿告诉你。当时已经天晚了，我拿不定主意，只好悄悄打电话问公安怎么办。殷同志把我叫过去，王科长亲自当面布置，要我按黄政的意思办。他要刻什么就刻什么，只是务必要黄政自己留下笔迹，唯恐他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

当天晚上，我们就在黄政栖身的生活服务部刻钢板。半夜三更，我说我累了，要黄政刻几个字。黄政不肯，说字难看。我没办法，只好继续刻。一直到最后该落款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如何落款，还是你自己刻吧。黄政这才动手刻了一行字，算留下了证据。

（黄政回忆：“张姑娘来苏州之后朱红对我说：‘以后要加强组织活动，搞点宣传，以扩大组织影响。印传单、编印宣传小册子，搞地下印刷机。’他又热心地提出：‘我家独门独院，前院第二进有间东屋，天井内有口枯井，我们可以把井中破砖碎瓦清除掉，再向四周边上挖大些,就是一间真正的地下室,放台印刷机就可以大力开展活动了。’他认真地领我去他家东屋天井察看那口枯井……”

黄政又忆：“朱红表现出异常的积极性，提出成立三人小组，即他与我以及上海的张姑娘，开始行动，写传单搞宣传材料，为求得统一意见，发信通知张姑娘在国庆节前再来苏一趟，碰头共商大计。9月30日，张姑娘如约而来，还带了一盒月饼送给我们，因为当年10月2日是中秋节。我们三人商定印发传单，在国庆期间用邮寄方式在苏、沪两地散发，寄发对象是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知名人士。传单内容三人讨论后由我执笔起草，张姑娘当天住苏州的旅馆里，等传单印好后她带上20份回上海去散发。10月1日，我伏案起草传单，朱红陪张姑娘逛街，顺便购买油光纸、油墨、橡皮刷子、蜡纸等物品。没有钱买油印机，朱红拍胸由他解决，他说他家里有钢板铁笔，不用油印机也会想办法印出来的。”）

赵：黄政刻钢板准备印传单吗？传单上有什么内容？他准备做什么呢？

朱：他就是要印传单啊。他的想法很简单，想多印些传单，发动群众。传单上无非是一些鼓动的话，对时局的批判什么的。他准备自己散一部分传单，交一部分给张姑娘，让她分头散发，以为散发得一广，公安不知道源头在哪儿，会引起全国影响。

（黄政回忆：“10月2日，传单稿子我还在修改，张姑娘与朱红又上街谈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写的两份传单《给统治者的一封公开信》、《告人民大众书》给朱红与张姑娘看了都表示同意，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表示通过。其实传单内容也不过是向政府提几条意见而已。当天黄昏时分，我考虑自己家在闹市，夜里刻蜡纸印刷不安全，向朱红提出他家深宅大院晚上在他家刻印比较妥当。朱红一口拒绝说，家中弟妹多不方便，他建议到另一位朋友家去结果那位朋友也不敢答允，最后只好仍在我家中连夜刻印。朱红很熟练地又刻又印，到半夜十二点，我们都累了，我叫朱红回家休息，他临走看了我一眼说：‘你很穷一直没有钱，现在我有点钱了，给你点吧。’我不好意思接受他的钱，但当时很受感动。”）

赵：然后呢？

朱：做完这些事我就离开了。一出服务社的门，我就看到周围全是公安。他们放我走了，等我一走，就动手抓捕黄政……

（黄政回忆：“朱红走后，我也休息了。10月3日晨7点多，我正在沉睡中，忽听有人叫姓黄的接公用电话。我起身去接电话，外面阴冷天气，我出门又回家添了件衣服。刚走出不远，就被三四个从背后窜出来的人抓住左右臂，立即被反铐上了。接着被押上公安局的吉普车，直开到看守所。”）

赵：黄政就此认为您出卖了他是吗？

朱：黄政被抓后，有一次家属探监，他问朱红在哪儿。家属说朱红在外面，好好的。他就认定是我出卖了他，甚至认为一开始我就和公安局有联系。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公安内部出现分歧，有人把我的材料提供给厂里，我被打成“林黄反革命集团”成员，在厂里监督劳动，差点没被整死。我要是公安的人，他们哪会这样对我？

赵：林昭事件后来还给您什么影响？

朱：1963年上半年林昭在狱中时，有一次我出差上海，黄政要我到林昭家中探问情况。我不大想去，就以时间太紧推脱过去。后来黄政非拉着我一起去不可，我们一起来到上海茂名南路林昭家，见到林昭妹妹彭令范。彭令范告诉我们林昭在法庭上抗争，母亲当场昏倒。黄政当时是很佩服林昭，愿意跟林昭冒险的。我后来就没有林昭消息，直到穆青文章发表之后，才得知她遇害。我开始了反思，对她坚持真理、敢作敢为的精神也是十分景仰，我写了组诗，后来发表在《诗刊》上。（黄政回忆：“朱红告诉我，在林昭回上海之后这段时间里，他曾去过林昭在上海的家，他说：‘林昭家规矩蛮大，有佣人，见过她妹妹，她妹妹架子很大，不理我，我没有打听到林昭在狱中的情况，很无奈，也很生气。’朱红为什么要去呢？）

1985年，我获全国新诗奖后，诗刊社组织出版获奖诗人诗集。当时我另外还有一本诗集计划在南京出版。可等了很久，书稿被退了。我很惊讶，一打听才知道有人告发我，说我1963年有“问题”，具体说法我不知道。我写信给省作协党组请求调查，省作协党组为此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到苏州来。调查后诗集就顺利出版了，调查组对我说：“你只是被迫作了交待。”

赵：您平反后没有找黄政解释吗？

朱：1979年3月，我“右派”改正。1979年6月，公安到厂里找到我，在政工科宣布“林黄反革命集团成员”不成立，所有档案全部销毁。当时全部销毁是怕产生影响，现在看来还不如保留档案的好，是是非非一目了然。黄政是1978年出狱的，坐满了15年牢，可惜平反对他太迟了些。平反之后，我知黄政已回苏州，便想告诉他内情，但不知是否允许。到公安局一问，负责此案的人都调离了，没有答复。后与一位姓许的公安干部有工作接触，他知道此事。我告诉许公安报上有文章纪念林昭，他说上级对此事还没有正式的说法，并问我是否与黄见过面，两人说了些什么。据此迹象，我觉得还是不要找黄为好。还有一件事顺便说说，黄政被捕后要我寄点钱给他，我准备送去，王科长认为这是没有彻底划清界线的表现，为了教育我，便透露了黄政的交待。黄政说林昭是朱红介绍给他的，他是被拖入水的，主意都是朱红出的云云。当然，如果黄政真的这样说，也是不得已的。

（黄政回忆：“我在审讯中这样回答：‘我之所以走这条道路，一切都是你们培养、教育的结果。认识林昭是朱红介绍的！’他们急忙制止说：‘朱红的事我们清楚，不用你讲，你只谈自己的事！’”）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林黄案逐渐浮出水面，有人疑我作了告发。老实说，这是高估了我的“觉悟”。当时我的思想与林黄有不少共鸣，根本不可能有告发之念，我被抓就是因为“知情不报”。但我不赞成他们与党和政府对抗，搞什么组织纲领。因此我自恃“清白”，把交往经过作了交待。在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我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2000年后，陆续有人向人了解此事，有两位还是林昭的老同学。我虽不知公安局的态度，但我年事已高，再不说要带进骨灰匣了。作为知情者，也该对历史有个交代，所以都据实以告。不过我对此案也是全清楚，比如我与林昭在1962年8月分别后再未见面，林黄在苏州搞联盟纲领时我在外地，根本不知情，为何公安不抓黄而先抓我？黄把日记等一包东西交我密藏，不久就有两名民警来查抄，说明公安已侦知。此线索何来？我曾怀疑与一个姓周的有关，他与我们有交往，因收听敌台被拘，释放后就不见人影了，接着就是我家被查抄。80年代我到上海找到了他，问他始终不吭声。不知他是为保密所限，还是不想告诉我。还有张姑娘第一次来有林昭写的条子，第二次来不知为什么，黄政被捕后就此音讯全无。她到底是什么角色？这些疑问恐怕要等档案解密后才能知道。

2008年10月 5日完稿

2008年10月23日修改

附件六：林昭是为我们去死的——胡杰回顾林昭纪录片的拍摄

赵 锐

胡杰，1958年生，祖籍山东济南。当兵15年，曾任空军某部飞机机械师、连指导员等。1995年拍摄第一部纪录片《圆明园的艺术家》，后又陆续推出《远山》、《媒婆》、《平原上的山歌》等反映底层生活的纪录片。1999年起，胡杰开始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挖掘林昭故事，历经4年、辗转上万公里，自费采访七八十位知情人士。2003年9月8日，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在北京民间小范围试映，很快不胫而走，影响遍及海内外。林昭成为胡杰的里程碑，从此，他开始抢救性地采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故事，拍摄了《为革命画画》、《我虽死去》、《国营东风农场》、《粮食关纪念碑》等纪录片。 2008年12月26日，笔者在南京胡杰先生家中进行了访谈，正巧他的夫人江芬芬女士也在。胡杰先生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以及拍摄林昭的前前后后。以下对话,笔者简称“赵”，胡杰简称“胡”，江芬芬简称“江”。

赵：胡老师，感谢您接受访谈，更感谢您为复活林昭所做的贡献！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您的杰出工作，林昭很有可能就被历史长河无情淹没了。我知道您为人一向非常低调，只愿向世人展示作品，而不愿意过多地展示自己。现在有这样一个访谈机会，我想好好问问您,您究竟有过怎样的经历，促使您拍摄了《寻找林昭的灵魂》？

胡：我当兵15年，应该说这15年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首先是对生活的态度方面。1976年当兵之前，我是个工人。1982年，我在军队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入党算比较晚的，因为他们对城市兵一般都会有一些偏见，认为他们耍小聪明、不能吃苦，革命意志不够坚定。需要比农村兵多一些考验。那时有个可笑的事：1978年的时候，全国已经恢复高考，我偷学英语的事被同屋告发，结果指导员在全连面前质问我：是不是要投敌叛国！所以我是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先提为军官再入党的。那时的观念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比生命本身还重要。我那时也非常的严肃，我认为入了党就是加入了敢死队，责任大于生命。我笃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宗旨，也和我的精神信仰是一致的。我现在依然相信这个宗旨，因为它的本质是公义。

我在连队一呆就是8年。从士兵到机械师到分队长。1985年，我就考了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后来我又当了连队指导员。

赵：您的家庭是怎样的呢？家庭成员中有“右派”或其他受打击的什么“分子”吗？

胡：我的家里没有“右派”。我父母都是医生，父亲是部队医生，母亲是地方医生。因为母亲的出身不好，所以她特别积极工作，一辈子都在要求入党。她说：是为了将来孩子们不受气。父母在政治上都没有给我什么影响。我从小喜爱画画，这是受我外公影响。他的山水画画得非常好。1949年前当过法官，1949年后就“失业”了。我舅舅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文革时被打成“牛鬼蛇神”。他对现实的思考对我影响较大。

（江：我觉得他受父亲这方面影响不大，因为他父亲在部队，长年在外面。他主要是母亲这方面，而且主要是人文方面的影响。）

赵：这就是说，您早期的生活一直处于正常轨道当中。您什么时候接触纪录片的呢？

胡：上海空军政治学院毕业后，我不是当了指导员嘛，算是接触到宣传工作了，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画画、摄影、读书。1989年底，我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油画进修班，在北京学习了两年，认识了一批北京的自由艺术家。1992年我从部队转业，在江苏农垦搞广告宣传。但很快我就办了停薪留职，1993年又回到北京。当时圆明园地区聚集着一批画家，形成一个有名的“画家村”，我当时也住在那里，搞油画。

（江：他是从来不顾家的，在部队时一有假，就跑到西藏啊、青海啊、三峡啊什么地方。调回南京后，还是经常往外跑。在南京也闲不下来，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去看战友，居然从市区一直骑到龙潭，有五十公里呢，他就能那么骑过去，很晚很晚才回来！）

是的，我喜欢一个人东奔西跑，可以感受很多东西。1981年我利用第一次探亲假一个人走了三峡。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很多底层的人群，看到那么多贫困、痛苦。有一天下大雨，我来到长江边一个农民家。那个家真是穷啊，那天夜里突然下起了大雨，到处都漏雨，大的哭、小的叫，乱成了一团糟。他们把家里仅有的一床新被子给我盖，他们全都盖破破烂烂的被子。家里没有吃的，他们要到邻居家借面、挖野菜给我做饭吃。当时我很震惊，因为现实跟自己以前所接受的教育反差太大，而且这种贫穷不是个别现象。第二天，我给他们留了钱，还到村里惟一的小卖店买点食品。没想到小店可买的只有糖，我只好为他们买了点糖。在长江边，我还看到很多很多那些拉纤人、搬运工，就像过去黑白片里看到的“万恶的旧社会”。我要拍照，他们还阻止我，说你这不是丢社会主义的脸吗？我当时也相信拍这些片子是丢社会主义脸，我举起相机时心里就咚咚地跳。但我当时没有思考的资源，我崇尚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所以我一开始就把镜头对准了底层人。

赵：您的第一部片子是如何诞生的？后来您就专心拍片了吗？

胡：我在圆明园认识一个搞纪录片的朋友叫季丹，她鼓动我拍纪录片。1995年初，我妹妹为我买了部家用的小摄像机，第一部片子拍的是《圆明园的艺术家》。拍这个片子比较凑巧，当时北京市有个驱除圆明园画家的行动，那时我已经在村子里住了两年了，手上正好有新买的摄像机，就顺便拍了。村子里有两百多画家，我就拍了几个比较熟悉的，拍他们的搬家的经历和后来他们的漂泊生活。没想到这个片子后来变得很重要，因为当时有摄像机的人不多，能够记录中国当代艺术那个重要“点”的就更少。大家看了，觉得很珍贵。

圆明园的画家被驱散后，我也没有住的地方了。我想到哪儿去呢？我想起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时，有一次去青海写生，见过一帮煤矿工人。他们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全是黑黑的，不洗澡，因为他们那儿没水。当他们从煤洞里爬出来时，你会觉得他们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他们不仅对我构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而且感到人性的屈辱。所以我就过去了。这次是真正有意识地去拍一部纪录片，我拍得也不顺利。我不能天天到那个煤矿上去，矿上的管理人员刁难不让拍，我只能白天躲在矿工的住地或别的什么地方，想好了怎么拍，然后避开矿上的领导去偷拍。当时一个录像带要100多块钱，我是完全自费，当时拍了5个小时的素材，还没有把我的计划拍完就被追杀出来，后来编了40分钟，这部片子就是《远山》。这次经历加深了我对现实与电影的理解。回来以后，我就拍了挺多的片子，比如《媒婆》等，还拍了一系列农民工进城打工。

（江：他那时候拍了城市拆迁的、捡破烂的、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很多，都是边缘的、社会底层的故事。）

赵：您是如何接触到林昭故事的？后来为什么辞职？是因为拍摄林昭辞职的吗？

胡：1999年的上半年，在与朋友的闲聊中，我听说了林昭。朋友说她在监狱中是用自己的血写诗的，我很震动。用血写诗，这种方式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是个艺术家。但又是什么原因要用“血”这样极致的方式去表达呢？她一定有一种我们常人无法知道的而且是极端彻骨铭心的、决绝的、超越了肉体的东西。另外，她是在监狱中。这个监狱不就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军人，我们的战友们尽心尽责拿着自动步枪站岗警卫的地方吗？她如果没有大冤情、大真诚、大彻悟，她值得用血写诗吗？我觉得要拍这个纪录片。（江：如果要算历史片，这是他的第一个。）

辞职是这样的。1997年我应聘到新华社江苏分社，在那里的《领导参考》影视编辑部工作。1999年6月15日，分社的一个领导找我谈话，说我有两个选择，辞职或开除。具体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他问：“你觉得你这样做值吗？”我说：“值。”他说：“那就好。”他还有点抱歉地说：“我们顶不住。”我觉得我要有尊严地离开这里，我选择了辞职。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恐怕真是上帝的安排，我怪异地被这个体制抛了出来，抛到了一个专制制度的体验场，我像一个角斗士一样不得不接受这个状态。这就是上帝的安排，我拥有了自由和时间，可以咬紧牙关专心地去拍摄林昭了。

赵：您拍摄林昭那么多年，有什么样的心理感受呢？

胡：当时我就感觉到，我从事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它完全颠覆了你的历史知识。有些人拒绝我的采访，他们不敢说。我采访的是一些被抓起来过的人，是些“右派”，而且他们都是很有思想和才华的人，这逐渐让我理解了那个极权社会的荒谬以及林昭的高尚。尤其是当我找到了林昭在监狱中写的诗歌与信件，不仅她的思想让我惊心动魄，她的文笔也让我惊心动魄。她深厚的思想和勇烈的文笔都站在了中国历史的地平线上。（江：他那个时候呢，回来什么也不讲。我是后来帮他打字时，几盘磁带打开来，你就能感觉到的确是非常危险。）这个历史是我过去根本不了解的历史，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讲述着自己的经验，每一个都讲得那么沉重。我就是从这些采访中开始了解1949年之后的历史，我感觉到这不仅仅是纪录片的工作，这个纪录片它推开了一扇封闭的历史之门。

我意识到它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可能当局知道了就会把我投进监狱。那时，我就在这种状态下工作着。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个有利于创造的气氛，不要说没有功利色彩，就是其他的想法你都没有。你只是觉得这个历史太重要了。每次我平安地回来，我就觉得很幸运，这一天过得很幸福。同时还有个念头，就是这个片子要尽早地出来、尽早地出来。所以这个片子拍到我认为可以编辑的时候，我就赶快地去编。（江：那时候他还没有编辑机，他是跟母亲借了四万钱，跟我借了一万，然后就买了台编辑机。买完以后他就抓紧编，编完之后我才知道他在做什么。）编完之后，我松了口气。我想我要把它保留到朋友家，有了这部片子，哪怕我死了都值！

赵：林昭片子第一次公映是在哪里？

胡：后来我就拿到北京去。朋友何杨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经他联系，2003年9月8日，我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家里，首次放映了这个片子。崔卫平当时请了几个朋友，包括钱理群、丁东、郝建，还有张献民等七八人，还有何杨的朋友王奕。（江：他当时刚编出来，没有朋友，没有圈子，自己知道它重要，但同时也希望别人能提点意见。）

看完片子讨论时，观点冲突非常激烈。尤其是几个年轻人，他们大都从技术角度来讲，说你技术粗糙，说你太煽情不是纪录片……但丁东先生、王奕女士充分肯定了这个影片的意义。很快讨论就戛然而止，因为崔卫平接到一个电话，她抱歉地说要我们马上离开。后来，崔老师告诉我：不是因为知道了在他们家放映这个片子，而是她刚自费出了一本《哈维尔文集》，被说成是非法出版物，要到他们家查。因为这个电话，结果大家就迅速撤离。当时对他们提的一些意见，我认真思考并进行了修改。其实我当时处在这种非常悲凉的情绪当中，你不知道你的情感与观众交流时会有多大差异，观众是带着批判的眼光看的。

赵：片子就是这样传播出去的呢？

胡：后来丁东拿着片子到了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播放。从那开始就传出去了。我当时拿出去给别人看还有另一个想法：只有传播出去，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后来中山大学的教授艾晓明看了这个片子，就邀请我到了广州，她在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上举办了一个“妇女影像与纪录片”的放映周，放了我的几个片子，其中一个就是《寻找林昭的灵魂》。那天她请了很多很多人，其中包括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这个人很有魄力，放映结束后，他当众宣布邀请我去广东美术馆放映。那天礼堂坐得很满，他还邀请了几个老北大的人，其中就有林昭的同学。在传播的过程中，有一些人会给我来电话，提供信息，也认识了很多人，包括谭蝉雪，也是后来采访的。2004年，有一位老人说他在狱中见过林昭，就是后来我画的罩着面罩的那个场景。2005年，我又编辑了一次。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再编一次。

赵：拍摄林昭给您带来了什么？您是否从此就成为历史的抢救者？

胡：我不敢说我是什么历史的抢救者，我只是通过纪录片呈现了在那个历史中的一个真诚的、敢于面对暴政独立思考、敢说真话、敢说常识的一个个体生命。也使我理解了这个灿烂的灵魂，这个灵魂啊，让没有人性的、残暴的、屈辱的历史有了一丝希望的光芒。在这么黑暗的时代，她活的太精彩了。通过这个片子，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东西是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在拍摄时，总觉得林昭是为我们去死的。她用她的独立思考、用她的生命在拯救我们，告诉我们人的含义是什么?（江：今年我们应邀出访美国，得知美国有个历史学分支，叫作影视史学。我觉得胡杰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所以，后来我又拍了《我虽死去》、《国营东风农场》、《粮食关纪念碑》等等，我想那个历史急需生命细节的见证。

2009年1月6日修改

附件七：灵岩山下祭林昭

赵 锐

完成书稿，一定要到苏州祭拜林昭——这是我三年前决定写作《林昭传》时许下的一个心愿。现在《林昭传》终于问世，2009年4月21日，我终于得以前往苏州。

因为有苏州朋友黄恽和老同学翠翠接应，所以一下火车，我们便驱车直奔位于木渎的灵岩山。以前在网上见过不少指点线路的照片，印象中一直以为安息公墓是在偏远的乡下。其实不然，现在的苏州早已突破了小桥流水的老城区格局，诸多传统乡镇与新市区连为一体。比如这名气颇大的木渎镇，如今即隶属繁华的吴中区。从火车站出发上高速公路，不过二三十分钟，翠绿的灵岩山便扑面而来。真是快得令人惊讶！

黄恽先生是地道的木渎人氏。他说小时候经常放学后与同学结伴上灵岩山，一圈玩下来，还赶得及回家吃晚饭。现在的灵岩山仿佛苏州的后花园，就像南京人动辄便爬紫金山一样，苏州人闲也没事，也会到虎丘、灵岩山这些城郊景点散散心。灵岩山有一座年代颇远的灵岩寺，据说香火颇旺，求签颇灵验。该寺住持坚持门票仅收一元钱，物价局劝其涨价竟被谢绝，所以深得民心。

顺着灵岩山往藏书方向继续前行，不一会儿便见右侧一条“丁”字路指向山里。黄恽先生说：“就是这条路，快到了。”我急了：“花还没买呢，怎么办啊？”说话间，翠翠的车已经驶入山脚小路，一座黄墙围绕的墓园出现在眼前。黄墙上的斗大黑字证明，这就是网上祭扫林昭必然会提到的标志性建筑——南宋名将韩世忠墓。黄恽介绍说，韩世忠墓园原来规模很大，其墓碑之巨大冠盖江南，碑文密密麻麻，长达上万字。惜乎巨碑毁于“文革”，现仅存几截断石在安息公墓中，眼前之韩墓可谓今非昔比。因为修路，韩墓前土石成堆，很难通行。“看来前面不会有花了，我们还是回头吧。既然你大老远赶来，索性把心愿圆满了吧！”翠翠当机立断，调转车头一路寻找鲜花。在木渎老街，我们总算买到一束白花和一小瓶白酒——她是习惯于借酒浇愁的。白菊和白玫瑰都是我喜欢的，我想只有这纯粹的洁白才配得上林昭。

原路返回，我们在韩墓旁的一座小厂房前停了车。立刻有村民上来收费并问我们祭扫谁，要不要香烛？黄恽用木渎话回答：是祭扫林昭的，不要香烛。于是几个村民当即点头附和：“噢，来看林昭啊。林昭是不用香烛的，只用鲜花就好了。”看他们熟悉的样子，显然林昭是这里的名人。黄恽问最近来看林昭的多吗？村民说：“多啊，每天都有。今天你们已经是第三拨了。昨天大雨，还有人来看她呢。”说着又来了几个巧舌如簧的村妇，簇拥着我们沿厂房边的小路进山。我听不懂她们的木渎话，心想村民咋这么热情？难道他们也以林昭安息于此为荣吗？没走几路，又看见安息墓园办事处了。其简陋和质朴，跟网上看到的完全一样。经过办事处，树阴越来越密，山势越来越高，墓园的氛围也越来越浓烈。四周一片寂静，唯有身边的村妇仍在喋喋不休。

“她们在说什么？”我问黄恽。黄恽告诉我，村妇们之所以纠缠主要是想讨钱：她们反复唠叨可以帮我们引路、清扫，指点我们祭扫的规矩、习俗等等。“安息墓园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发的，早就没有空穴了。因为缺乏管理，附近村民遂成群结队向扫墓人要钱，清明时节可是他们挣外块的旺季呢。”我以为此乃木渎旧俗，黄恽却说并非如此，也就是这些年冒头的现象。他一边解释一边带着我们试图摆脱村妇，可村妇们却是不依不饶，前后左右将我们团团围住。吃力地捕捉她们的吴语，再加上黄恽断断续续的翻译，我渐次明白林昭是安息公墓名头最响的墓主，附近村民无一不晓。她们说去年林昭40周年祭日前后，有关部门在林昭墓附近安装了摄像探头，时不时会有人过来看一看情况。去年4月29日那两天，安息公墓便衣如云，可着实热闹了一阵子。因为来的人太多，还有人在林昭墓前放映过那个著名的纪录片，所以现在村民们都十分熟悉林昭的故事。

路过韩世忠巨大的残碑，渐渐地，山路两边的墓碑密集起来。都是寻常百姓的墓穴，都是那种老旧的样式：一块竖长方形的石碑，上面用或红或黑的字，竖写着墓主身份，然后落款子辈孙辈等。事实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扫墓。我爷爷丧生抗战乱世，奶奶飘洋过海下落不明，外公外婆倒是建国后死的，但坟墓早在城市改造中填平了，所以我们家素无扫墓上坟的传统。以前采访去过南京雨花功德园，那是一处现代墓园，主墓区仿照西方：没有高耸的石碑，没有或圆或方的坟头，取而代之以平整黑亮的大理石。现在乍然置身这样一个碑石林立的传统墓园，不能说没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在身边叽喳的村妇让这种异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于是一时间心里竟空洞洞的。

“到了，就在那儿！”黄恽一指路右，我抬眼与“林昭”两个字不期而遇——噢，林昭，我们终于见面了！尽管是第一次来，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一切都与我熟悉的一样，那墓石，那字体，那山林，那空气……她的墓前已经有一束鲜花。同时，墓基上有一份装在塑料袋里的祭文，用小石块压着。打开塑料袋，黄恽取出打印的满满两页祭文，我看到落款是一位昆山的施姓朋友。村妇们三三两两在旁边陪着，不时有人指点我这样那样。在她们的围观下祭奠我始料不及，但她们显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好了，你总算到了。”翠翠对我说。我点点头，将洁白的花献给林昭，然后双手合十，闭上双目，深深地对着墓碑三鞠躬。没有说什么，真的，我什么也没有说，甚至心里也是一片空白，只是想默默告诉她：我来了！我来看望您了！我向您致敬了！我完成《林昭传》了！……没有什么好说的。是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该说都在《林昭传》里说了，已经说得太多了……

“你该把酒洒在墓的周围。”“你要把花瓣洒在碑石上。”在村妇们的七嘴八舌中，我一一照做，把美丽的花瓣先洒在林昭墓上，再洒在其父母彭国彦和许宪民的合葬墓上。“你们生养了一个多么奇特、多么杰出的女儿啊！”我默念着，感慨不已。我并不知道我的祭拜是否符合礼仪，我只是遵照村妇们的指点做了。原本想与黄恽、翠翠一起在墓边坐坐，无奈村妇根本不容你安静。“好了好了，3块钱一个，你们走人吧。”黄恽一妥协，她们立马微笑着不吱声了。一共6个，没有18元现金。她们说4块钱一个好了。于是交出24元。两讫。“噢对了，探头在哪儿呢？”我忽然想起这个问题。“喏，不在那儿吗？”顺着她们的手望去，果然在路中间的一根电线杆上发现了它。呵呵！

好了，就这样吧。我们又在村妇们的簇拥下下得山来。走着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村妇们居然一个个都没影子了。“好奇特的民俗啊！”我笑道。“哪里是民俗，就是没人管理闹的。”黄恽试图解释。但我仍然觉得这就是民俗，许多人坚持的一种习惯，时间长了不就成了民俗了吗？墓地上装探头，也许将来也会成为一种民俗？天知道！我早已与林昭说过再见。那一天离开灵岩山时，我没有与她再一次告别，因为冥冥之中我似乎觉得，以后也许还会与她相遇的。不知何时，不知何地，只是这么觉得而已。

后记一：划不上的句号

赵 锐

2008年2月7日，农历大年初一。

当我为这本不同寻常的传记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心中忽然充满莫名的惶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为林昭作传？我不知道这部作品能否展现林昭灿烂的一生？我不知道还有多少秘密深锁在法院档案室？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敢直面人性的黑暗，宁愿把耻辱带进火葬场，也不肯张开紧闭了四五十年的一张薄唇？……

决定写作林昭传是在2006年末。

2007年我36岁，正是林昭殉难的年纪。

毫无疑问，如果不曾邂逅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根本不会逼迫自己进行如此艰辛的心灵之旅；如果不是正巧与胡杰先生同居南京，我也未必会有机缘继续追寻林昭的一生。所以，当我决定在36岁这年完成林昭传时，我不得不承认冥冥中似乎自有天意。

材料当然是有限的，而且非常零乱。研读、梳理这些材料花费了数月，最终整理出数万字的《林昭年谱》。以此为脉胳，我草拟出提纲，并在2007年初开始写作。然而，尽管早已将现有的材料烂熟于胸，尽管早已有勇气承担一切的痛苦，但是当写作三万余字后，我还是不堪现实和内心的压力，将林昭传放到了一边。

所谓现实的压力，是指我赖以谋生的工作。2006年岁末年初，突如其来的报业改革让我入不敷出、走投无路，根本无法养育年仅四岁的孩子。鼓足勇气敲遍所有领导的大门，在那一间间宽敞豪华的办公室里，我再一次感受到观看《寻找林昭的灵魂》时的寒冷。我想：林昭的悲剧怎么可能不发生呢？如果人类不努力确保制度的公平正义，那么，仅凭个人的道德自律、良心发现，我们何时能避免这样那样的野蛮和残酷？

所谓内心的压力，是指林昭带来的压抑。越研究林昭我越绝望难当，无论从成长经历还是从性格特征来看，林昭都实在是个单纯透顶的人，她的心真好比是水晶做的！我不懂这样的人为什么就不为世容？况且她其实是那么地年轻气盛，她的言行自始至终都带着极其鲜明的青春色彩！这样的人就算任她“反抗”又能怎么样呢？就凭她的羸弱之躬，就凭她的热血激情，她撼得动“巨无霸”的国家机器吗？容不下这样一个弱女子，到底是谁的错！

林昭的血泪控诉让我一次次毛骨悚然！正铐、反铐、殴打、辱骂、强奸、下毒……这一个个恐怖词语让我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凌迟、欧洲中世纪的火刑，联想到纳粹德国将狱太人的皮肤制成艺术品，联想到国民党刽子手将一根根竹签刺进江姐的手指……噢噢，令人发指的暴力啊！令人发指的黑暗啊！是的，林昭的被虐杀决不仅仅是那几个施暴狱警的耻辱，甚至也不仅仅是提篮桥监狱、上海司法部门的耻辱。这是中国的耻辱！是20世纪60年代的耻辱！是包括你我他在内的全人类的耻辱！是的，只要偌大地球还有一寸土地见不到文明之光，我们身而为人就将永远蒙羞！

除了还有羞辱还有惭愧。过去，我曾在很多场合引用过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神父的话：“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可是现在面对林昭，我却再也没有重述神父名言的勇气。林昭为真理在所不惜，我却会忍不住偷偷溜出这样的念头：与孩子相比，真理又算得了什么？生为母亲，我宁愿委曲求全！我知道与林昭的伟大相比，自己问心有愧，但我仍然必须坦白承认：我做不到，我恐怕真的做不到……

春去冬来，转眼到了2007年年末。大半年时间，我没有写作林昭传。这大半年里，我忙生存、忙孩子、忙应付，也忙里偷闲地忙着思考那些让林昭、也让我困惑的种种问题。时间让我获得了足够的从容和镇定，当我重新打开电脑审视年初的写作提纲时，我发现自己终于可以以一个传记作者的心态面对林昭——我得救了！

于是白天上班晚上写作。

于是五天上班两天写作。

于是平时上班节日写作。

——两个月不到十五万字完成，一个我从未有过的新纪录诞生！

初稿写就，我已经安然度过36岁本命年。在电脑上翻阅着这部作品，我惶惑之余不由得深深感动了。当我划上全书最后一个句号，当我与农历丁亥年挥手告别时，我觉得自己终于是长大了。感谢林昭陪伴我走过这酸甜苦辣的一年，感谢林昭给予我坚持下去的勇气、智慧和信念。林昭女士，2008年4月29日，您殉难整整四十周年了！我很自豪很欣慰，能为这个特殊日子献上祭品。待到春暖花开之日，我愿前往苏州灵岩山，我愿跪在您的墓前献上一束白菊，我愿将这部作品化作纸钱祭奠您的英灵……

当然，说到底，这部作品的句号其实是划不上的。首先是资料有待进一步完善，其次是人类的黑暗也许会与日月共存。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办法是公布我的信箱。我希望任何了解林昭信息的读者给chinazhaorui@yahoo.cn发送邮件，以便我今后有机会修订、完善这部作品。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办法是期待更多人写更多抗争黑暗、驱散黑暗的书。毫无疑问，光明多一点，黑暗就少一点；人性多一点，野蛮就少一点；文明多一点，残暴就少一点。人类就是这么着一代代逐步趋向理性、趋向文明的。

需要说明的是，仿照司马迁撰写不朽诗篇《史记》的方法，我在一些章节采取了虚构和描述的手法，合理虚构的部分如下：林昭投奔革命前与许宪民的对话，甘粹与林昭的部分对话等。这主要是出于行文生动的考虑，敬请读者理解。但全书绝大部分场景、细节和对话均出自当事人回忆，决非作者想象。此外，写作本书得到了以下诸位师友的帮助和鼓励，他们是：胡杰先生、紫竹先生、许红健女士、徐忆农女士、范泓先生、邵建先生、夏蓓女士、石湾先生、彭明亮先生、王昕女士、倪竞雄女士、张学群先生、朱红先生、甘粹先生、潘翠英女士、潘华露先生、尤岩女士、黄恽先生、王少磊先生，在此我深鞠一躬表达谢意！父母的支持也给了我很大力量，谢谢你们！参考引用资料如下，一并列出以示感谢：

1、《林昭，不再被遗忘》（许觉民/编，200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子目如下）：

陈伟斯《林昭之死》

林斤澜《玫瑰花》

方 方《林昭的光芒》

冯英子《悼许宪民、林昭》

陈伟斯《应共冤魂语 投书寄灵岩——林昭三十年祭》

陈 箴《追求与幻灭》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上）》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下）》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张 玲《幽明心语——忆林昭》

羊华荣《回首往事》

孙文铄《血溅罗裙直道存》

马 嘶《文弱女子性刚烈——忆林昭》

刘发清《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

倪竞雄《沙雕美食 遥寄英灵》

甘 粹《北大魂——林昭》

林斤澜《读〈我的姐姐林昭〉》

黄 政《故乡人民的骄傲》

陆震华《林昭三十一年祭》

李虹岗《化作春风意更长》

顾 麋《不可多得的才女——林昭》

李茂章《流芳千古》

钱惕明、史洪、叶强、王润《今日红花发》

陈淑方《林昭二三事》

羊华荣《林昭的欣慰和遗憾》

谷 天《林昭，您在哪里！》

沈如英《无声的歌》（诗歌）

朱怀真《悼林昭七律二首》（诗歌）

邓荫柯《献给林昭》（诗歌）

郭 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活着走进会场——奇观一瞬》（诗歌，本诗附有杜烽文章《一个不平常的追悼会》）

附录：《林昭追悼会纪实》

2、《走近林昭》（许觉民/编，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2月初版，子目如下）：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系列序

潘耀明《留住〈垓下的歌声〉——〈往事并不如烟〉系列缘起》

林昭小传

陈伟斯《林昭之死》

彭令范《反右派运动纪念日》

彭令范《 在思想的炼狱中永生》

彭令范《我的姊姊林昭》

彭令范《日记一页》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黄 政《林昭第二次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

沈泽宜《我和林昭》

谭天荣《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回忆林昭》

林 木《灵岩山下林昭魂》

章立凡《中国有北大，北大有林昭》

丁子霖《解读林昭之死》

黄宗江《天问——再祭林昭、张志新……》

钱理群《面对血写的文字——初读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

谢 冕《怀念林昭》

陈伟斯《应共冤魂语 投书寄灵岩——林昭三十年祭》

马 嘶《林昭的人性光辉》

范 泓《林昭之死与我们这代人》

沈立人《秋瑾和林昭》

林昭骨灰安葬仪式特辑：

许觉民《林昭骨灰安葬记》

林昭骨灰安葬祭文

林昭之妹彭令范致辞

新专同学吴祥钧致辞

北大同学谭天荣致辞

林昭亲友许宛云致辞

张玲《雨雪祭（诗）》

附录：林昭年表

后记

3、摩罗先生草编《林昭年谱》；

4、胡杰先生草编《林昭年谱》；

5、《北大一九五七》（张元勋/著，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12月版）；

6、《北大，五月十九日》（沈泽宜/著，待出版）；

7、《北大魂》（甘粹/著，未公开）

8、胡杰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

9、张学群《一家两代 碧血鹃啼——记林昭姊妹的双亲》；

10、彭令范《廿载生死两茫茫》（原载1996年《苏州杂志》2期）；

11、彭令范《和外婆一起度过的日子》（原载《苏州杂志》1996年3期）；

12、《林昭胞妹彭令范访谈录》（自由亚洲电台2004年9月4日访谈）；

13、1930年前后《吴县日报》；

14、1930年前后《苏州明报》；

15、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

16、赵雷《未名湖畔之梦》；

17、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18、梁丽芳《林昭与甘粹的爱情》（原载《开放杂志》2005年2月号）；

19、祭园守园人《情觞“铁一号”——林昭与甘粹缘中缘》

20、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历史的审判》（原载1981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21、金钟《巴尔的摩之行──写在访问彭令范之前》；

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立东南大学相关资料；

23、《吴县党务沿革史略》（薄公雷/辑，民国十九年十二月版）；

24、《吴县教育一览》（吴县教育局民国二十三年编印）；

25、《吴县县政》（胡瀚、何子竞/编述，民国二十一年七月）；

26、《吴县》（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民国十九年编印）；

27、《中共江苏党史大事记（1919——194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6月1版）；

28、《光辉的战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在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1版）；

29、《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

30、《邳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2月1版）；

31、陈坚《历史上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

32、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等遗稿若干；

33、若干网络资料等。

全文若有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指正！因为这本书的句号是划不上的。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除夕夜偶然看到一组电视节目。是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的“2007年世界电影回顾”。让人惊讶的是，美伊战争似乎还是昨天的事，美国导演居然已经拍出好几部反思战争的电影。而韩国艺术家也对轰动一时的“光洲事件”进行了真实的还原，推出令人回味无穷的历史大片。解说员说，这体现了艺术家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为人们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独特的角度。这一片断让我一下子联想到正在写作的林昭，我想：林昭案已经是近半个世纪前的陈年往事了，可仍然有很多人没有勇气让它大白于天下，那么多发黄发脆的纸张到底还要尘封多久呢？中华民族如果只能以回避、遗忘的态度面对历史，那还能指望子孙后代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未来吗？多么希望我们能一个一个地给历史事件划上句号啊！可我们能够做到吗？……

2008年2月9日23：23于南京御河苑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

自序

目 录

引子：五分钱子弹费

第一章 青 春（1931——1954年）

1、儒父侠母

2、投奔革命

3、冷酷的痛快

4、流泪的良知

5、记者生涯

第二章 觉 醒（1955——1959年）

1、红楼林姑娘

2、山雨欲来

3、“五·一九”风暴

4、决不认罪

5、鸡蛋碰石头

第三章 抗 争（1960——1967年）

1﹑甘入地狱

2、人间何世

3、不作奴才

4、超越愤怒

5、冤字血帕

第四章 活 祭（1968——2008年）

1、血洒龙华

2、无罪平反

3、魂归故里

4、林昭复活

5、空谷回音

附件一：林昭年谱（1931——1968年）

附件二：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

附件三：那一代人已渐行渐远——湖州拜访沈泽宜

附件四：她是那么鲜活的一个人——上海拜访倪竞雄

附件五：“我从来不赞成秀才造反”——当事人朱红追忆“林黄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附件六：林昭是为我们去死的——胡杰回顾林昭纪录片的拍摄

附件七：灵岩山下祭林昭

后记一：划不上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