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好评如潮

惊人之作！这本揭露安纳瓦迪的作品并不流于残酷的记述，而是用精微的笔法，叙写经过作者深度访查的人物生活。这种强大的文学力量，承袭了她过去优美冷静的散文风格。

——《纽约时报》

经过深入研究与出色书写的好书。凯瑟琳审慎的探访与卓越的文采，让我们对新印度背后这些人物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出版周刊》

一本坚毅、励志、无法抗拒的好书！作者不只呈现了极度艰困的环境中展现的人道情怀，同样重要的是，她激起了读者对此的关注。

——《人物杂志》

本书深刻描述了在混战、贪污与经济动荡的困境中，贫民窟居民如何努力求生，用小说式的叙述呈现了贫民在安纳瓦迪多年来的生活，栩栩如生地记录了这个自给自足但不堪一击的世界。

——《华尔街日报》

形塑角色、聆听对话、感受空间……都是写出好小说的关键元素，然而凯瑟琳竟然拥有了这一切，还写出了一本技压各类小说的非文学著作，叫我这个小说家情何以堪？我十分羡慕这部足以开启一场骇人的旅程，带我们进入都市贫民窟这个陌生世界的作品！这个贫民窟就在我的出生地孟买，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对它所知甚少。

——《波士顿环球报》

太吸引人了！惊人的非文学叙事佳作，不只报道世上某些最贫穷的人如何运用智慧又如何步入罪恶深渊，也刻画了他们人性的最细微处。

——《奥普拉杂志》

一部美妙的报道，透过真实世界的故事来叙说，呈现了印度都市里那些生活动荡、无权无势的人，他们的喜悦与悲伤、忧愁与韧性。这部杰作同时散播智识、掀起讨论、燃起义愤、唤起同情，并将之整合在一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有极受欢迎的导演、有极受欢迎的小说家，但凯瑟琳大概是这世上唯一极受欢迎的记者了。本书融合了作者四年来在孟买贫民窟——安纳瓦迪精深入里的观察，既缜密又贴近真实。

——Salon.com

这本书透过一个全知者的叙事，将悲痛与欢欣交织在每一个细节，读起来就像蕴含了人道关怀精神的小说。

——《芝加哥论坛报》

这个故事很小，书里的角色很小，整本书的格局设定也很小……但聚焦在迷你孟买这座贫民窟里的每一个生命个体上，凯瑟琳精巧地描述了这座现代印度大城市中小人物们的生与死。

——《金融时报》

这部叙述印度贫民窟故事的书，每个细节都刻画得相当精妙。透过这位顶尖记者之笔，我们的性灵获得启发，并很快融入当地生活之中。

——《每日通讯报》

凯瑟琳用她自然且丰沛的同理心，写出了这本毫无偏见的作品，也是它最具吸引力的一点。

——印度《商业标准报》

凯瑟琳是个才华洋溢的讲故事高手，一个择善固执的记者，写了这样一个细腻的故事，让人难以相信它是篇真实的报道文学。这个故事时而蛮横、时而催泪，时而令人苦笑、时而带点诙谐，但总是写得深攫人心。

——《印度德干纪事报》

所有对印度有兴趣的立委、部长、政治人物与官员，都应该来读这本书！它摧毁了我们过去许多的迷思，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

——《印度德干先锋报》

凯瑟琳最厉害之处就在于充满同理心的想象力。本书拥有高水平小说与电影那种细密的观察和巧妙的架构。

——《新共和杂志》

本书直斥官方报道与全球贫困现况的调查数据，她不只见证了官方对于安纳瓦迪居民的不当对待，还尽力救助他们脱离日常的困境。凯瑟琳是少数呈现这种真相的纪实者，她象征了道德的力量，更是能引发回响的艺术家。

——《美国瞭望杂志》

令人惊艳的好书！它在以下几个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用微观之眼来叙写大城市里的底层故事；觉察那些常被主流排除在外的民众的生命、希望与恐惧；讲出一个从未被外国人说过的印度故事。但最突出的就是这部书本身的诞生！

——《丹佛邮报》

凯瑟琳揭开了脏乱之中的人性剧目，用她营造的多元角色，逐步引人入胜。她不只因勇敢地探索这些历尽艰难的生命而获得赞赏，更重要的是，她抓住了我们对这件事的关注。

——《每日新闻》

凯瑟琳是乔治·奥韦尔最棒的助手……不像大多数倾向报道弱势团体的人那样，她不是给予廉价的同情或无谓的义愤，也不是纯粹的左派或右派分子，有的只是深深的同理心。

——《国家邮报》

最好记住它的书名，因为它接下来一定会出现在各大重要文学奖项的名单里。

——《基督科学箴言报》

凯瑟琳对细节的敏感度、微细的笔触与强大的同理心，让这本书成为一本毋庸置疑的杰作。

——《国家杂志》

凯瑟琳的运笔像诗人，讲故事像小说家，报道则像最优秀的新闻记者。如果书能让人死而复生，那么一定就是这部。

——《纽约客》

非常出色的报道文学！本书揭露印度贫困的现况与居民的期望，并叙写他们为逃离穷困所做出的牺牲。

——《外交杂志》

令人讶异不已的震撼佳作！从这些家庭的幸与不幸之中，凯瑟琳超越了我们对于贫穷印度既有的陈腔滥调，转而深究他们的内心、希望与承诺，让你久久难以忘记。

——《Elle杂志》

令人振奋的阅读之旅。

——《Redbook杂志》

本书有如一部情节丰富的小说，作者把极广的议题（例如全球化带来的伤害）赋予人性的一面。

——《娱乐周刊》

即使痛苦、凌虐与污秽，在作者优雅而低调的描写中仍快要将我击溃，我还是无法将这部书放下。这部书的背景发生在孟买国际机场边的贫民窟，是我见过对经济不平等最强烈的控诉之一。

——《我在底层的生活》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

这部书有许多值得喜爱之处：故事奠基于庞大的研究之上，精炼到我们几乎无法察觉到我们吸收了多少知识；优雅又生动的散文，却不会让人迷失于字句之间；最重要的是，孟买贫民窟的贫民们呈现出来的真实与动人。拾荒者、窃贼、非正义的受害者——作者引导着我们进入他们的生活，不让我们离开。这是一部绝棒的书！

——《爱无国界》作者崔西·季德

比尔·盖茨

我去过很多城市的贫民窟，真的很难确切地向亲友们描述那是一番怎样凄凉的景象。如果你想了解关于印度贫民窟生活的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我向你推荐这本书——《地下城》。

这本书的作者凯瑟琳·布，是一位屡次获奖的西方记者。她花了三年的时间深入了解安纳瓦迪的居民。安纳瓦迪是一个有大约三千名居民的贫民窟，位于印度最大城市的污水池边上。凯瑟琳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故事的主线是一个家庭无辜被指控犯罪。他们的故事展现了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们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们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个故事向我们揭示了贫民窟的人们生活是多么坎坷。在安纳瓦迪，剥削和腐败猖獗；假如你属于世界上最贫穷的群体，你在那里就不要奢望有公平甚至是最基本的正义。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纳瓦迪至今仍存在于孟买的豪华酒店丛林当中，这些酒店反映了孟买作为印度最富裕的城市及其商业和娱乐之都的地位。

居住在安纳瓦迪的大多数人来自印度其他地区，这些人怀揣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纷纷来到孟买。然而，我们很难想象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糟糕的生活处境。但是，很多贫困人群是自愿离开农村的，因为至少在贫民窟，他们能得到相对的自由，也有机会做一些新的工作。

安纳瓦迪的很多人靠清除垃圾或偷窃维持生计，因为这是他们能够找到的唯一的赚钱途径。疾病始终伴随着他们，而他们的未来也往往是不可预知的。就像许多贫民窟一样，安纳瓦迪的居民并不拥有他们所居住的土地，所以他们也无从知晓政府什么时候会把他们赶走。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要帮助那里的人们。它提醒我们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平等的事情急待解决。然而，这本书也有令人感到振奋的内容。凯瑟琳在书中展示了人们为了生存而努力奋斗、为了家庭作出牺牲的场景，并且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用创新和创业精神创造了充满活力的地方经济。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安纳瓦迪的故事反映了城市贫民窟日益严重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有超过9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的、人口密集的地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一数字预计将会增加到数十亿。

许多城市中心都准备不足，难以适应现代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甚至无法满足由此产生的一些基本需求。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情况会变得更糟。然而，仅仅依靠捐助机构和政府的帮助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其中涉及很多复杂的地方系统，例如供水、卫生、治安、司法以及教育体系。

凯瑟琳在书中描述，甚至援助机构也可能发生腐败行为。当然，我承认她所列举的两个例子可能会误导读者。我的亲身经历证明，在印度以及其他地方，数以千计的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机构都在为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而辛勤、真诚地工作着。

基金会与很多组织和机构都合作，其中一部分的工作重点就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我们投资于改善贫困人口的卫生设施，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从而改变与安纳瓦迪类似的地区。我们以提高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为首要任务，因为我们深信健康是人们过上富足生活的基石。为了完成这个首要任务，我们投资于疫苗和其他药物，以应对严重影响贫困人口的疾病。同时，我们努力改善妇女和儿童的医疗保障。

所有这些努力都会对城市贫民窟产生影响。毫无疑问，城市贫困的问题是非常独特、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不存在任何快速或简单的解决方案。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世界城市人口将会增加20亿，而这20亿人口将大多产生于城市贫民窟。基金会以及其他捐赠者所面临的挑战是，努力寻求与各国政府合作的途径，通过共同实施援助方案，切实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服务。否则，世界上的城市贫困人口将继续在生活的痛苦与残酷中煎熬。我还探访了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首府勒克瑙（Lucknow）的一个城市贫民窟，继续寻找方法来帮助改善最贫困人口的生活。

劣等公民

在安纳瓦迪，财富不是来自人们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来自他们避开了多少意外和灾难。

01 玫瑰之间

二○○八年七月十七日，孟买

午夜逼近，有个缺了一条腿的女人被严重烧伤，孟买警方找到阿布杜和他的父亲。在国际机场旁的贫民窟小屋里，阿布杜的父母一反常态，三言两语便做出决定：生病的父亲留在这个充斥着垃圾、十一口人共住的铁皮棚屋中，平静地束手就擒；而负责养家的阿布杜必须逃逸。

阿布杜对这个决定的意见，照例未被征询。他的脑袋早已因惊恐而僵滞。他十六岁，也或许是十九岁——他的父母对日期毫无概念。真主安拉以高深莫测的智慧，将他塑造得身材瘦小又神经兮兮。阿布杜总说自己是胆小鬼，根本不知道怎么躲避警察，他所知道的，基本上只有捡破烂。他记忆中的这些年，几乎所有醒着的时光，都在买进有钱人扔弃的东西，并转卖给资源回收者。

此时，阿布杜深知自己必须销声匿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动身逃跑后，又回到家里。他唯一能想到的藏身处，就是躲进他的垃圾堆中。

他把小屋的家门开了条缝。他的家坐落于一排手工草率兴建的房屋中段，他收藏破烂的歪斜棚子就在隔壁。只要能进入这座棚子而不被察觉，幸灾乐祸的邻居就无法向警方告发他。

阿布杜不喜欢那轮月亮，圆满无缺、亮得愚蠢，映着他家门前灰扑扑的空地。空地另一边，则是其余二十多户人家的棚屋。阿布杜担心，还有其他人跟他一样，正在从夹板门后朝外窥伺。这个贫民窟里有些人总盼着他家倒霉，只因为宗教信仰之间旧有的隔阂。另一些人之所以仇恨他家，则是出于现代因素——经济上的眼红。阿布杜从事着许多印度人觉得低贱的拾荒工作，却也将他一大家子的生活提升到一般人家的水平之上。

然而，空地很安静，安静得出奇。这里位于一大泓污水之滨，为贫民窟的东部边界，夜里多半喧闹不堪：人们斗殴、做饭、调笑、洗澡、牧羊、玩板球、在公共水龙头前等水、在小妓院门口排队或者靠睡眠解酒，酒是由与阿布杜相隔两家的一间屋子所分发的。在贫民窟窄巷间稠密拥挤的小屋内，不断累积而成的压力，唯有在“广场”这里才得以缓解。然而，经过一场混战，和那位“独腿婆子”的自焚事件后，人们都纷纷躲回屋内。

此时，除了野猪、水牛以及照例呈“大”字形趴卧在地的酒鬼之外，似乎只有一个人影——一个瘦小、泰然自若的尼泊尔男孩。他抱着膝盖，坐在污水湖畔闪闪发亮的蓝色烟雾中，那是一栋豪华饭店霓虹广告牌的倒映。阿布杜并不在乎尼泊尔男孩看见他躲在这里。这孩子名叫阿达什，不是警方的密探。他只是喜欢在外面待到很晚，躲开他母亲和她每晚的叫嚣。

阿布杜最安全的时刻，莫过于此时。他快速走向垃圾棚子，随手关上身后的门。棚里一片漆黑、老鼠乱窜，却教人放心。他这座小仓库共有三坪多，堆满等待阿布杜处置的物品，高高地堆到漏水的屋顶，有空水瓶、威士忌酒瓶、发霉的报纸、卫生棉条导管、卷起的铝箔纸、被季风雨剥成只剩下伞骨的伞、残破的鞋带、发黄的棉花棒、缠成一团的录音带、曾经包装山寨版芭比的破塑料套，等等。在黑暗中的某处，还有个“芭贝”或“芭芭莉”，似乎在孩子们对失宠玩具的实验中成了残废。这些年来，阿布杜对于避免分心已十分在行，他把这些娃娃胸部朝下放在垃圾堆中。

避开麻烦——这是阿布杜·哈基姆·胡赛因的工作原则，如此强烈秉持的理念，似乎已经烙印在他身上。他的眼窝很深，两颊凹陷，因干活而弓起的身子瘦削结实——在挤满了人的贫民窟巷弄，身材必须小于正常尺寸。他身上的一切几乎都凹了进去，除了突出的耳朵和翘起的头发；每当他拭去额头上的汗水时，还带着一点女孩子气。

在他所居住的贫民窟安纳瓦迪谦卑低调地生活，是件好事。在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繁荣西郊，有三千人挤在三百三十五间小屋的屋内或屋顶上。来自印度各地的移民往来不绝，大多是印度教徒，出身于各个种姓阶级和次阶级。他的周围邻居所属的信仰和文化十分多元，身为贫民窟三十多名穆斯林之一的阿布杜根本无从了解。他只把安纳瓦迪看成一个布满各种新旧论点的陷阱，他必须避免误触地雷，因为安纳瓦迪在商人眼中，正辉煌地坐落在有钱人的垃圾堆中。

阿布杜与其左邻右舍所占用的土地，属于印度机场管理局。贫民窟和国际航厦的入口，仅相隔一条椰子林荫大道。服务机场贵宾的五栋豪华饭店环绕着安纳瓦迪，其中包括四栋华丽的大理石巨型建筑，和一栋拥有蓝色玻璃的君悦酒店。从君悦的顶楼窗户往下看，安纳瓦迪和几个相邻的违章建筑区，宛如从空中落下的村子，掉进新式美丽建筑之间的空隙内。

“我们的四周都是玫瑰，”阿布杜的弟弟穆西这么说，“我们是夹在其中的那堆屎！”

印度在新世纪的经济增长速度迅猛，玫瑰色的公寓和玻璃幕墙办公大楼在国际机场附近拔地而起。某公司总部，被简单地命名为“多多”。越来越多的起重机在盖大楼，其中最高的大楼又干扰了越来越多的飞机降落——这是城市上方一个烟雾笼罩、带动繁荣的障碍物，大把大把的可能性，由此滚落到贫民窟。

每天早晨，成千上万的拾荒者在机场地带呈扇形散开，寻找还卖得出去的过剩物品——孟买每天挤出的八千吨垃圾当中的数磅。这些拾荒者直奔从贴着深色隔热纸的车窗里扔出的皱香烟盒；他们打捞下水道，劫掠垃圾箱里的空水瓶和空啤酒瓶；每天晚上，他们扛着装满垃圾的麻袋，沿着贫民窟的街道归来，就像一群齿牙动摇但一心想赚钱的圣诞老人。

阿布杜在生锈的磅秤前等待。在垃圾处理业的阶级结构中，这孩子比其他拾荒者略胜一筹：他是交易商，经过估价后，买进其他人寻获的东西。他的利润来自于将成批的垃圾卖给几公里外的小型回收厂。

阿布杜的母亲是他家的杀价高手，会朝那些要价太高的拾荒者大发雷霆，而阿布杜说话就较为笨拙缓慢。他比较擅长分类，将收购而来的垃圾划入纸、塑料、金属等六十个类别之一，这个步骤十分关键且严谨。

他的手脚极为利落。六岁左右起，他就一直在为垃圾分类，因为肺结核和长期从事垃圾处理工作已经使他父亲肺部受损。阿布杜在工作中逐渐将动作技能训练得十分纯熟。

“反正你这种脑袋不适合上学。”他的父亲从近来的观察做出结论。阿布杜不确定自己是否受过足够的教育，因此无法判断自己究竟适不适合上学。早些年他坐在教室里，似乎也没学到什么。后来他就一直在干活——把大量的污垢搅入空中、使他的鼻屎变黑的活儿，无聊甚于肮脏的活儿，他料想将从事一辈子的活儿。大多数的日子里，这种前景像被判了刑一样，使他心情沉重；而今晚面对警察的追捕，回去干活却成了他的希望。

相较于垃圾的臭味和阿布杜被吓出的一身汗的味道，“独腿婆子”的焦臭味在棚子里显得比较轻微。汗水弄脏了他的衣服，于是他脱去长裤和上衣，把衣服藏在门边一摞摇摇欲坠的报纸后面。

他的最佳点子，是爬上他那两公尺高、乱糟糟的垃圾堆顶端，然后紧贴着后墙，尽量远离门口。他很灵活，白天能在十五秒之内，登上这座保持巧妙平衡的小丘。然而在黑暗中，只要稍一失足，将导致瓶瓶罐罐滚落下来，由于屋子之间的墙壁薄且相连，这样等于将他的行踪公诸于世。

阿布杜右手边的房子，令人不安地传来平静的鼾声。那是一个刚从农村来的表亲，从他的反应来看，他大概以为城里每天都有妇女被烧吧。阿布杜向左移动，在漆黑中摸索着，寻找一堆蓝色塑料袋。这些袋子布满灰尘，他不喜欢整理这些袋子，但他记得之前把扎成捆的袋子抛在一摞烂纸板上，这样能让人爬起来不出声音。

他在隔开棚子和他家的侧墙附近，找到了袋子和压平的纸箱。他爬了上去，静静等待。纸板压缩，老鼠窜逃，但是没有任何金属掉到地上发出声响。此时，他可以利用侧墙保持身体平衡，同时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

有人在墙的另一边蹭来蹭去，十之八九是他的父亲。这时候，他肯定已经脱去睡衣，把人造纤维衬衫宽松地披在身上，可能正在打量掌心里的烟草。这男人拨弄了一整晚的烟草，把烟草摆弄成圆圈、三角形，再拨回到圆圈。每当他不知如何是好时，便会出现这种动作。

阿布杜又移动了几步，在几声“哐啷”声后来到后墙，躺了下来。现在他很后悔没穿长裤，不只因为蚊子，硬塑料壳包装裂开的边缘，也划破了他的大腿后侧。

弥漫在空气中的烧焦味闻起来苦呛，不像人的皮肉，比较像是煤油和烧熔的拖鞋，即使阿布杜在某个贫民窟巷弄碰巧看见，也不可能弯下身去捡。然而，相较于每天晚上倾倒于安纳瓦迪的饭店腐败的食物（那些食物能养活三百口身上沾满粪便的猪），这股味道宛如柑橘花。他之所以胃痛，是因为他心里知道那股味道是什么东西，是从什么人身上散发出来的。

自八年前全家来到安纳瓦迪的那一天起，阿布杜便认识了“独腿婆子”。他不得不认识她，因为她和他家的棚屋之间，仅相隔一条被单。即使在那时，她的味道也困扰着他。穷归穷，她还是会在身上喷洒香水。阿布杜的母亲身上尽是母乳和炒洋葱的味道，对她这样颇不以为然。

以被单为墙的那些日子，阿布杜相信他的母亲婕若妮萨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是对的，就像现在一样。她对子女们温柔、爱开玩笑，在阿布杜看来，她唯一的大毛病，就是在杀价时使用的语言。尽管以脏话讨价还价是垃圾处理业的常态，他却觉得母亲太过于乐在其中了。

“蠢皮条客！”她假装愤慨地说，“你以为少了你的臭罐子，我的孩子们就会挨饿吗？我真该扒下你的裤子，把你的小弟弟割掉！”

这话可是出自一个在不知名村庄长大、从小被要求身穿蒙面罩袍、对宗教虔诚的女人嘴里。

阿布杜自认是“百分之九十的老古板”，他直言不讳地指责母亲：“要是你爸听见你这样撒泼骂街，他会怎么说？”

“他会用最难听的话骂我，”婕若妮萨答道，“但也是他把我许配给一个病恹恹的老公！我如果像我妈一样，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你们这些孩子肯定会饿死的。”

阿布杜不敢说出他父亲卡拉姆·胡赛因的大毛病：病得没办法整理垃圾，却没病到不能碰他老婆。他从小信奉的伊斯兰瓦哈比（Wahhabi）教派反对节育，婕若妮萨所生的十胎中，有九胎幸存下来。

婕若妮萨每次怀孕便安慰自己，她在生产未来的劳动力。阿布杜是目前的劳动力，新的弟弟妹妹却使他越来越焦虑。他时时出错，付给拾荒者一大笔钱，只换来一袋袋不值钱的东西。

“放慢你的速度，”他父亲委婉地告诉他。“应用你的鼻子、嘴巴、耳朵，不要只靠磅秤。”用钉子敲打废铁，从声音分辨是什么材料。咀嚼塑料，可以区分等级。如果是硬塑料，就折成两半，吸吸味道，气味清香的是质地优良的聚氨酯。

阿布杜逐渐变得得心应手。从某一年开始，他们家吃饱饭的问题解决了。又一年过去，家更像个家了。那堵墙从被单换成铝片，而后又换成废砖，使他家成为整排屋子中最结实的一间。当他考虑改用砖墙时，心头涌现复杂的情绪：一是感到自豪；二是害怕砖头质量太差，墙可能会倒塌；三是感到解脱了。他和“独腿婆子”之间，如今终于有了七公分的屏障。那婆子会趁她丈夫在其他地方整理破烂时偷汉子。

近几个月来，阿布杜只有在她拄着铁拐杖，“咯登咯登”地朝市场或公厕前进时，才有机会看到她。“独腿婆子”的拐杖似乎太短了，因为她在走路时臀部会翘起，做出某种开开关关的动作，引人发笑。唇膏一事更是令大家哄堂大笑。“她特地抹了唇膏，只为了去拉屎？”她的嘴唇有时涂成橘色，有时涂成紫红色，仿佛她爬上里拉饭店旁的蒲桃树，把果子吃得干干净净。

“独腿婆子”名叫希塔。她的皮肤白皙，这通常是一大优势，可惜一条短小的腿，砍低了她的聘金。她那信奉印度教的父母，接受了他们唯一的提亲对象：一个穷困、不起眼、工作卖力、年迈的穆斯林。

“就是个半死不活的人啦，可是除了他，还有谁要我女儿？”她的母亲皱着眉说。这个不匹配的丈夫将她改名为法蒂玛，婚后生下三个骨瘦如柴的女儿。身体最虚弱的女儿在家中的桶子里溺毙，法蒂玛似乎毫不伤心，这使大家议论纷纷。几天后，她从她的屋子里出来，臀部依然突进突出，用她金光闪烁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男人瞧。

安纳瓦迪近来有太多的梦想，在阿布杜看来似乎如此。在印度渐趋繁荣的同时，坦然接受自身的种姓阶级和神明赋予的人生等旧思想，也逐渐由改造世界的信念取而代之。安纳瓦迪的居民们如今不时谈起更美好的生活，仿佛命运之神只是周日偶尔来访的表亲，仿佛未来将和过去迥然不同。

像阿布杜的弟弟穆西，将来就不打算与垃圾为伍。他想象自己身穿浆挺的制服，到豪华饭店上班。他听说服务生整天不是把牙签插在一块块奶酪上，就是把刀叉摆在餐桌上。他要那样一份干干净净的工作。“看我的，”有一次他朝他母亲嚷道，“我将来的浴室会和这间屋子一样大！”

拉贾·坎伯是个身体虚弱的厕所清洁工，住在阿布杜家后面的巷子里，他的梦想是健康重生。一副修复心脏的心瓣膜，能使他继续活下去，完成抚养子女的使命。十五岁的米娜住在街角，她渴望尝试在电视连续剧里看到的自由和冒险的滋味，而不是媒妁婚姻和唯家是从。十二岁的苏尼尔是拾荒者，身材矮小，他想要吃得饱，让自己开始长大。阿莎是女人中的斗鸡，住在公厕旁，她的野心不太一样：她渴望成为安纳瓦迪的第一位女贫民窟主，而后随着这座城市势不可当的贪腐潮流，迈入中产阶级。她那十几岁的女儿曼竹，则认为自己的个人目标更为高尚：成为安纳瓦迪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这些梦想家当中最荒诞可笑的就属“独腿婆子”，每个人都如此认为。她最大的兴趣是婚外性关系，而且不只是为了零用钱。这一点，她的邻居们倒能理解。只不过，“独腿婆子”还想超越如其绰号的苦难，她想要别人尊重她，认为她有魅力。但安纳瓦迪居民都认为，一个瘸子不该抱有这样的奢望。

阿布杜的梦想则是：有个完全不懂“皮条客”和“傻×”这些字眼、不在意他身上味道的老婆，最终和他一起到某个地方安家，除安纳瓦迪以外的任何地方。就像其他贫民窟居民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梦想。

警察来到安纳瓦迪，穿过广场朝阿布杜家走来。肯定是警察。除了他们，没有哪一户贫民窟居民能有如此十足的把握。

阿布杜家认识当地警察局的许多警察，多到让他们害怕整个警方。警官们得知贫民窟哪户人家赚了钱，每两天就会上门收些保护费。其中最可恨的是帕瓦警官，他对在君悦附近卖花的小笛帕相当残暴。不过，他们大多数人，只会高高兴兴地把鼻涕擤在你的最后一块面包上。

阿布杜一直在准备迎接警察进他家门的这一刻，准备听到钢制容器猛烈翻倒，小孩高声尖叫的声音。然而，两名警察十分平静，甚至友善地转达重要的事实：“独腿婆子”幸免于难，躺在医院病床上指控阿布杜、他的姐姐和父亲殴打她，并且放火烧她。

阿布杜后来回想起来，警察说的话就像发高烧时做的梦，缓缓地穿入仓库墙壁。这么说来，他的姐姐喀卡珊也遭到了指控。为此，他诅咒“独腿婆子”早点丧命，随后又希望自己没诅咒她死。“独腿婆子”万一死了，他家只会更惨。

在安纳瓦迪或孟买的任何一个贫民窟当穷人，注定得犯下某种罪过。阿布杜偶尔会购买拾荒者偷来的金属片，这无疑是非法买卖；甚至仅仅住在安纳瓦迪就不合法，因为机场管理局一直想把像他这样的违建户驱逐出境。然而，他和他家人并没有放火烧“独腿婆子”，她是放火自焚。

阿布杜的父亲以喘而虚弱的声音，表明他的一家人是无辜的。警察把他带出屋子。其中一个警察高声大嗓地问道：“那你儿子在哪？”警官的音量并不是为了彰显权威，而是尝试让自己的声音在阿布杜母亲的哭喊声中能被听到。

婕若妮萨·胡赛因即使在好日子里，也是眼泪制造机，这是她开启话头的首要方式之一。然而现在，孩子们的抽泣使她哭得更厉害了。家中小孩子们对父亲的爱，比起阿布杜对他的爱更为纯粹，他们不会忘记警察带走他们父亲的这个夜晚。

时间慢慢过去，哭喊声平息了。“他过半个小时就回来。”母亲提高语调告诉孩子们，这是她撒谎时的语调之一。“就回来”这几个字使阿布杜振作起来。警察带走父亲后，显然已经离开安纳瓦迪。

阿布杜不排除警察回来搜捕他的可能性，不过，依他对孟买警察能耐的了解，他们更有可能今晚就此收工。这多给了他三四个钟头的黑夜时间，计划一场比躲进隔壁棚子更明智的逃亡。

他觉得自己并非缺乏胆量，他私底下甚至怀有某种虚荣心，认为垃圾分类的工作使他的双手具有杀伤力，使他能够和李小龙一样，把砖头劈成两半。“那我们去找块砖头吧。”一个曾经傻头傻脑相信他的女孩说道，阿布杜只是结结巴巴地蒙混过去。劈砖头的信念他只想埋藏于心，不想予以验证。

他的弟弟穆西小他两岁，却比他勇敢得多，不会做躲进垃圾堆一类的事。穆西喜欢看宝莱坞电影中，袒露胸膛的逃犯从高高的窗户跳出去，跑过行驶中的火车厢顶部；后方追捕的警察开枪射击，却没击中目标。相反地，阿布杜会过分认真地看待电影中的各种危险。他还在努力让别人忘记那一夜——当时他陪同另一个男孩到一公里半以外的棚屋看盗版录像带，那部片子讲述一栋豪宅的地下室住了只橘色皮毛、吃人肉维生的怪物。电影结束时，他不得不付二十卢比给主人，让他睡在他家地板上，因为他的双腿已经吓得发僵，没办法走回家。

尽管被其他男孩目睹了他的恐惧，令他感到羞愧；阿布杜却也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恐惧很正常。在处理报纸或罐头这种触觉比视觉更重要的工作时，他会借机研究他的邻居。这个习惯既能打发时间，同时也让他研究出各种理论，其中一个理论逐渐凌驾于其他之上：在他看来，在安纳瓦迪，财富不是来自人们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来自他们避开了多少意外和灾难。所谓体面的生活，是指你没被火车撞上、没得罪贫民窟主、没染上疟疾。他虽然遗憾自己没能聪明点，却相信自己拥有一项堪称宝贵的特质，极适合他所居住的环境，那就是他很有警觉心。

“我可以眼观六路”是他的另一种说法。他相信自己能预知灾难，还有足够的时间逃跑；而“独腿婆子”的自焚事件，使他的眼睛头一次遭到蒙蔽。

“几点钟了？”一个叫辛席亚的邻居在广场嚷叫：“警察怎没逮捕他们家其他人？”辛席亚是“独腿婆子”法蒂玛的密友，她打从自家的垃圾生意失败后，便对阿布杜家不屑一顾。“我们去警察局示威，叫警察过来带走他们！”她吆喝其他居民，而阿布杜家只传来一片寂静。

过了一会儿，谢天谢地，辛席亚终于闭了嘴。似乎没有任何公众声浪支持示威游行，倒是有人对辛席亚吵醒大家感到气恼。阿布杜感觉今晚的紧张终于缓解下来，直到钢锅开始在他四周“砰砰”作响。他惊醒过来，十分困惑。

灿灿金光透过门缝流泻进来，却不是他那座垃圾棚子的门，他用了一分钟时间才知道门的所在。他已经穿上裤子，此时似乎身在广场对面的穆斯林年轻厨子屋里。现在是早晨，他四周的铿锵响声，是安纳瓦迪居民们在相邻的棚屋里煮早餐。

他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穿过广场，来到这间屋子？恐慌让阿布杜的记忆缺了一大块，使他永远无法确知这晚的最后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事。唯一清楚的是，在他这一生最严峻的状况下，一个急需勇气和冒险心的时刻，他在安纳瓦迪待了下来，然后就睡着了。顿时，他知道自己应当采取行动：去找他的母亲。在证明自己是个不中用的逃犯后，他需要她告诉他该怎么做。

“快跑，”婕若妮萨·胡赛因下达指示，“尽快！”

阿布杜抓起一件干净衬衫，飞奔而去，越过空地，沿着弯来绕去的棚屋巷弄，他来到一条碎石路。垃圾和水牛，在贫民窟这边。玻璃闪耀的君悦酒店，在另一边。他边跑，边摸弄衬衫的扣子。经过将近两百公尺，他来到通往机场的宽阔大道，路旁是百花争艳的花园，这城市美丽的一面，他几乎不认得。

楼下入境。楼上出境。阿布杜走第三条路，沿着一道长长的蓝白色铝制护栏奔跑，电钻在围栏后隆隆作响，正在为漂亮的新航厦打地基。阿布杜有时会尝试为航厦的安全围栏估价：如果把两片铝板偷出来卖，足以让一个捡垃圾的男孩休息一年，而且不愁吃穿。

他继续跑，黑黄色出租车在毒辣的朝阳下闪闪发亮，他在车子排班的场地向右急转，然后再右转，进入一条弯曲的绿茵车道，茂密的树枝低垂下来。再右转一次，他来到了萨哈警察局。

婕若妮萨从他儿子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这孩子对于躲警察非常焦虑。她自己一醒来时的恐惧则是，警察为了惩罚阿布杜脱逃，将痛打她丈夫。

保护生病的父亲不被警察揍，是长子的责任；阿布杜将履行他的责任，并且可以说是欣然接受。有罪的人才需要躲起来；无辜的他，想让事实的印章盖在他额头上。因此他别无他法，只能服从盖章的当局——服从法律，服从审判，服从他有限的一生中没有理由相信的东西。然而现在，他将试着去相信。

一位佩戴肩章、穿卡其制服的警察，坐在灰色金属桌后方。他一看到阿布杜，便大吃一惊地站了起来。在他的小胡子下方，有着厚得像鱼一样的嘴唇，阿布杜往后将记得这两瓣嘴唇——记得在他露出笑容前，那微微开启的模样。

02 机场边的贫民窟

让鱼唇警员和阿布杜在警察局相遇这一刻，暂时定格。接着倒带，看阿布杜从警察局和机场倒着跑出来，朝着家跑去。看身穿粉红花罩衫的身障女人被火焰吞噬，火焰逐渐化为乌有，只留下地上的火柴盒。看几分钟之前的法蒂玛，随着一首嘶哑的情歌拄着拐杖跳舞，她秀气的五官完好无损。继续倒带，回到七个月前，停在二○○八年元月一个平常的日子。自一个小贫民窟，出现在拥有全球三分之一贫穷人口的国家中最大的城市以来，这几乎是充满希望的一季。如今发展建设和流通货币，已让这个国家冲昏了脑袋。

黎明在狂风中到来，这在元月并不罕见，这是风筝绊在树上和伤风感冒的月份。阿布杜家由于地板空间有限，不够让全部的家庭成员躺下来，阿布杜因此睡在砂砾遍布的广场，这里多年来一直充当他的床。他的母亲小心翼翼地跨过阿布杜的弟弟们，然后弯下身来，伏在他的耳边，“醒醒，你这傻瓜！”她充满活力地说，“你以为你的工作是做梦吗？”

出于迷信，婕若妮萨注意到，家里赚最多钱的日子，有时就发生在她辱骂过大儿子之后。元月的收入，对他们家打算逃离安纳瓦迪的最新计划至关重要，因此她决定把咒骂当成例行公事。

阿布杜几乎没有怨言地起床，因为他母亲只能忍受她自己的牢骚。更何况，这段缓缓行进的时光，是他最不憎恨安纳瓦迪的时刻。黯淡的阳光在污水湖上投下闪闪银光。鹦鹉在湖的另一头筑巢，在喷射客机的噪音，仍可听见它们的叫声。在有些由宽胶带和绳子粘捆在一起的棚屋外头，他的邻居们正用湿破布仔细擦洗身体。穿制服、系领带的小学生们，正从公共水龙头处拖运一桶桶水。一支懒洋洋的队伍，从公厕的橘色水泥砖延伸出来，就连山羊也睡眼惺忪。在这相亲相爱的时刻过后，他们随即展开对微小市场利益的积极追求。

建筑工人陆续前往一个拥挤的路口，这是监工人员挑选临时工的地方。年轻女孩们开始把金盏花串成花环，好在交通繁忙的机场大道上兜售。年长的妇女，把布块缝在粉红色和蓝色相间的棉被上，给一家公司论件计酬。在一家闷热的小型塑模工厂，袒露胸膛的的男人扳动机件，把彩色珠子变成挂在后视镜上的装饰品——笑盈盈的鸭子和粉红色的猫，脖子上戴着珠宝，他们想不出有哪个人、在哪个地方会购买到这些东西。阿布杜蹲伏在广场上，开始整理两个礼拜以来购买的垃圾，脏兮兮的衬衫贴在他一节节的脊椎骨上。

对待左邻右舍，他普遍采用的方式是：“我越是了解你，就越讨厌你，你也会越讨厌我。因此，就让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吧。”然而，即使像这天早晨一样自己埋头干活，他还是能够想象，安纳瓦迪乡亲们都在他身旁一起努力。

安纳瓦迪坐落于距萨哈机场大道近两百公尺处，新旧印度在这段路上彼此冲撞，延迟了新印度的发展。休旅车司机朝着从贫民窟某家鸡店骑单车出来的一排送货工猛按喇叭，他们每个人载送三百颗一架的鸡蛋。在孟买众多的贫民窟当中，安纳瓦迪本身并无特别之处。每间屋子都歪歪斜斜，因此不太歪斜的屋子看起来就像正的，污水和疾病看起来就像生活的一部分。

这座贫民窟，在一九九一年由一群民工所建，他们是从印度南部坦米尔纳德邦（Tami lNadu）用卡车运来修复国际机场跑道的。工作完成后，他们决定在机场附近诱人的建筑前景中待下来。在一个几无闲置空地的地区，国际航厦对街的一小片积水、群蛇遍布的灌木地，似乎是不错的居住之处。

其他穷人认为这块地太过潮湿，不宜居住，坦米尔人却着手干活，砍倒窝藏群蛇的灌木，挖出较干燥地区的土壤，填入泥泞之中。一个月后，他们的竹竿插在地上时，终于不再扑通倒下。他们把空水泥包装袋挂在竹竿上当做掩护，一个聚居区于焉成形。邻近贫民区的居民把它取名为安纳瓦迪——意为“安纳之地”，坦米尔人尊称老兄为“安纳”。事实上，对坦米尔移民的各种贬称，流传得更为广泛。然而，其他穷人目睹了坦米尔人用他们的血汗，将沼泽打造成结实的土地的过程，如此的劳苦赢得了某种敬重。

十七年后，这一贫民窟里，几乎没有任何人在印度标准下将其算做贫穷。相反地，安纳瓦迪居民属于一九九一年以来摆脱贫穷的约一千万印度人口之列。当时，约莫就在这个小贫民窟成立之时，中央政府拥抱了经济改革，安纳瓦迪居民因而成为全球市场资本主义史中最激励人心的成功故事之一，一个仍然继续发展的故事。

的确，贫民窟的三千居民中，仅六人有固定工作（其他人，就像百分之八十五的印度劳工，都属于非正规、无组织的经济体系）。的确，有些居民必须诱捕老鼠和青蛙，油炸后当晚餐吃；有些居民甚至吃污水湖畔的灌草丛。这些可怜人为他们的邻居们做出难以算计的贡献——让那些不炸老鼠、不吃杂草的贫民窟居民，感受到他们自己有多么上进。

机场和酒店在冬季排放垃圾，这是观光旅游、商务旅游和社交联姻的高峰期。二○○八年的大量排放，则反映出空前高涨的股市行情。对阿布杜来说更好的是，疯狂建设使全球废金属价值飙涨。这对一个孟买垃圾交易商来说是件开心的事，虽然这并不是路人对阿布杜的称呼。有人就直呼他垃圾。

今晨，阿布杜从他的破烂堆中挑捡平头钉和螺丝钉时，一边努力注意安纳瓦迪的山羊，这些羊喜欢瓶罐残留物和标签底下的浆糊味。阿布杜通常不在乎这些羊在旁边嗅来嗅去，可是近来它们拉出的都是液态粪便，相当恼人。

这些山羊归一个家里经营妓院的穆斯林男人所有，他认为他手下的妓女都在装病。为了扩充经济来源，他饲养山羊，以便在斋月结束的宰牲节庆典上出售。然而，这些羊和那些小姐们一样令人头痛。他拥有的二十二只羊，已经死了十二只，幸存的几只则有肠道疾病。这位妓院老板怪罪于经营当地酿酒店的坦米尔人施行了巫术，还有人怀疑是山羊的饮用水源有问题，也就是那片污水湖。

深夜，建设现代化机场的承包商，会往湖中倾倒东西。安纳瓦迪居民也把东西倒在那里；最近一次，是十二只山羊的腐烂尸体。那一池水，让睡在浅滩的猪狗从水里爬出来时，肚子染成了蓝色。不过，除了疟蚊，倒是有些生物在湖中幸存下来。随着清晨将近，一个渔夫涉水而过，一只手推开烟盒和蓝色塑料袋，另一只手用网子在水面泛起涟漪。他将把捕获物拿到玛洛市场磨成鱼油，这种保健产品如今在西方极受重视，因此需求骤增。

阿布杜起身甩动痉挛的小腿时，吃惊地发觉天空像机翼一样呈现褐色，阳光透过污染的雾气，显示午后的来临。整理垃圾时，他总习惯性地忘记时间。他的小妹妹们正在和“独腿婆子”的女儿们，坐在一张轮椅上嬉戏，这个轮椅是用一张破塑料躺椅镶上生锈的单车轮子组合而成的。已经放学回家的九年级学生穆西，摊开四肢靠在家门口，摆在腿上的数学课本连一眼都没看。

穆西正不耐烦地等着他的好友拉坞，这个住在仅隔几户人家远的印度教男孩，已成为安纳瓦迪的风云人物。这个月，拉坞做了穆西梦寐以求的事：打破贫民窟世界和有钱人世界之间的隔阂。

拉坞的母亲阿莎是幼儿园老师，和当地的政客与警察有微妙的关系。她设法帮他弄到洲际酒店几个晚上的临时工作，就在污水湖对岸。拉坞这样一个大饼脸、龅牙的九年级学生，因此目睹了上流城市的富裕。

终于，拉坞走过来了，穿着一套由这个好运气带来的奖金购买的衣服：休闲低腰短裤，闪闪发亮、回收重量可观的椭圆扣环皮带，拉到眼睛的黑色绒线帽。拉坞称之为“嘻哈风”。前一天是“圣雄”甘地遇刺六十周年，印度精英分子过去认为，在这个国定假日搞豪华派对颇为庸俗。然而，当时拉坞却在洲际酒店的一场疯狂盛宴中干活，他知道穆西非常想知道当时的每一个细节。

“穆西，我真的没骗你，”拉坞咧嘴笑说，“在我负责的大厅，有五百个穿得很少的女人，好像她们出门前忘了把下半身穿上！”

“啊，那时候我在哪里啊？”穆西说，“快跟我说，有没有名人？”

“每个人都是名人！那是一场宝莱坞派对，有几个明星在绳子后面的贵宾区，不过，约翰·亚伯拉罕（John Abraham）就在我附近，穿着黑色厚大衣在我面前抽烟。他老婆碧帕莎（Bipasha）据说也在，不过我不确定那真的是她，还是只是某个美女明星，因为万一经理看见你盯着宾客看，他就会把你开除，没收你全部的薪水——他们在派对开始前跟我们说了二十次，好像把我们当白痴！你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餐桌和地毯上，当你看见一个脏盘子或一条脏餐巾，必须赶紧拿走扔进垃圾箱里。喔，那间大厅真漂亮。我们先铺上厚厚的白地毯，厚到你踩上去立刻就会陷下去。然后他们点起白色蜡烛，让房间变暗，像迪斯科舞厅一样；厨师在一张桌子上，摆了两只用加味冰块雕成的大海豚，其中一只海豚的眼睛是樱桃……”

“笨蛋，别管海豚，跟我说说那些女人，”穆西抗议道，“她们穿那样，就是要让别人看的吧？”

“说真的，你不能看啦，就连待在有钱人的厕所都不行，你会被保安人员撵出去。不过，工作人员的厕所倒是很好，有印度式或美式供你选择。”爱国的拉坞选择在地上有排水孔的印度式厕所小便。

其他男孩也到胡赛因家门外，和拉坞会合。安纳瓦迪居民们喜欢谈论饭店和饭店里可能发生的奢靡活动。一个被药物搞得昏头昏脑的拾荒者曾指着饭店说：“我知道你们千方百计想谋害我，你这狗娘养的君悦！”不过，拉坞的叙述别有价值，因为他不说谎话，或至少二十句话当中不超过一句谎话；加上他的性格开朗，使他的特权并未引起其他男孩的痛恨。

拉坞大方地坦承，与洲际酒店的正职人员相比，他不过是无名之辈。许多服务生都是大学学历、身材高大、浅肤色，拥有闪闪发亮的手机，能用来当梳理头发时的镜子。有些服务生嘲笑拉坞涂成蓝色的长拇指指甲，然而在安纳瓦迪，这可是男子气概的象征。他剪了指甲后，他们又取笑他的说话方式。安纳瓦迪对有钱人的敬语“沙巴”（sa’ab），在城里的富人区不是妥当的称呼。他向朋友们报告：“那里的服务生说，这让你听起来很不入流，像流氓一样。“阁下”（sir）才是正确的说法。”

“阁——下。”有人说道，把sir的r发成长长的卷舌音，随后，大家都开始念这个字，一同哈哈大笑。

男孩们站得很近，尽管广场空间很大。对于挨着彼此挤在房子里睡觉的人来说，皮肤碰皮肤的感觉肯定是一种习惯。阿布杜绕过他们，在广场上弄翻了抱在怀中的一堆破行李牌，他一路追赶被吹走的牌子。其他男孩没理会他。阿布杜不太讲话，就算讲话，也像是私下计划了好几个星期才说出来的话。倘若他知道怎么讲一则好故事，或许他可以有一两个朋友。

有一回，为了改正自己的缺点，他扯了个谎，说他亲自去过洲际酒店，宝莱坞电影《迎宾》（Welcome）当时在那里拍摄，他还看见卡翠娜·凯芙（Katrina Kaif）穿着一身白。这是个站不住脚的谎言，立即被拉坞看穿。不过，每次拉坞带来的最新消息，都有利于阿布杜丰富他未来的谎言。

一个尼泊尔男孩问起酒店里的女人。透过酒店围墙的板条，他曾经看见一些女人在抽烟，等候她们的司机把车停在门口。“她们抽的不是一根烟，是很多根烟！这些女人是从哪个村子来的？”

“听着，蠢小子，”拉坞说，“白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你如果连这基本的东西都不晓得，你真的是乡巴佬。”

“哪些国家？美国吗？”

拉坞说不上来。“不过，酒店的客人也有很多印度人，我向你保证。”那些都是体型健康的印度人，个头又大又胖，不像尼泊尔男孩和这里的许多孩子一样瘦弱矮小。

拉坞的第一份工作是服务于洲际酒店的除夕派对。孟买诸多豪华饭店都有众所周知的新年狂欢会，拾荒者往往可以从那里抱回一堆被丢弃的小册子。

下榻皇家美丽殿酒店，风光庆祝二○○八年！漫步在充满着艺术、音乐和食物的巴黎街头，与现场表演一同绽放光芒。预定你的通行证吧，一路顺风！每对佳偶一万两千卢比，包含香槟。

广告单以铜板纸印刷，回收商每公斤给两卢比，相当于四美分。

拉坞对于有钱人的新年仪式感到腻了。“低能，”他下结论说，“还不就是大家喝酒跳舞，站在那里做愚蠢的事，就像这里的人每天晚上做的一样。”

“酒店那些人喝酒的时候变得很奇怪，”他告诉他的朋友们，“昨天晚上派对结束时，有个男主人长得很英俊，穿很贵的布料制成的条纹西装。他喝得醉醺醺的，开始把面包塞进裤子和西装上衣的口袋，然后他又直接往裤子里继续塞面包卷！面包掉在地上，他就钻到桌子底下去捡。有个服务生说，这家伙从前肯定饿过肚子，是威士忌酒让他想起过去。哪天我变得很有钱，能住大酒店的话，我才不会当这种窝囊废！”

穆西笑了，问起许多人在二○○八年的孟买问过自己的问题：“那么你打算做什么，阁——下，才能在这样的酒店让人款待？”

拉坞没有回答，径直离去，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在安纳瓦迪入口处一棵菩提树上勾破的塑料绿风筝。风筝看起来是破了，但只要把风筝的骨架压直，他估计能以两卢比的价格转卖出去。他只须趁着其他嗜钱如命的男孩尚未产生这种念头之前拿到它。

拉坞从他母亲阿莎身上学到这套连续创业法则。阿莎这个女人让阿布杜的父母有点恐惧，她是湿婆神军（Shiv Sena）政党的忠实拥护者，该党的主要成员是出生于孟买所在地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印度教徒。

随着大孟买地区的人口朝两千万迈进，就业和住屋竞争日趋激烈，湿婆神军党指责外邦移民夺去理当属于本地人的种种机会（该党年近九旬的创始人萨克雷〔Bal Thackeray〕，依然对希特勒的种族净化方案情有独钟）。湿婆神军党目前的鼓动目标，是清除孟买境内来自北印度各邦贫穷的移民；其对孟买少数穆斯林的仇恨，更是由来已久，且持更暴力的立场。这使得阿布杜这一家立根于北部乌塔普拉德许邦（Uttar Pradesh）的穆斯林人，蒙受双重的质疑。

然而，拉坞和穆西之间的友谊，超越了种族、宗教和政治。穆西有时只是为了逗乐拉坞，便抡起拳头，高喊湿婆神军党的问候语：“马哈拉施特拉万岁（Jai Maharashtra）！”这两个九年级学生外表甚至有点相像，因为他们决定把前额头发留长为蓬松的刘海儿，在眼睛的部分撩开，像电影男主角阿杰·德乌根（Ajay Devgan）一样。

阿布杜很羡慕他们那么亲近。他唯一所谓的朋友，是十五岁的流浪儿卡鲁，他在机场附近打劫回收筒。不过，卡鲁却在阿布杜入睡后的晚上干活，况且他们也已经很少讲话。

阿布杜对他两岁的弟弟拉鲁怀有深厚的感情，这让他担心了起来。听着宝莱坞情歌，他断定自己的心已经变得太狭窄，从未非常渴望得到一个女孩；即使他确信他爱他的母亲，但那并不是一股强烈涌出的感觉。然而，单是看着拉鲁，他就会泪眼汪汪。阿布杜畏缩不前，拉鲁却无畏无惧。他的脸颊和后脑勺上，有许多因老鼠咬过而肿起来的伤口。

该如何是好？仓库变得越来越满，在高峰期这几个月，垃圾堆积在他们的棚屋里，也引来了许多老鼠。可是如果阿布杜把垃圾留在户外，就会被拾荒者偷走，而他不愿购买两次相同的垃圾。

下午三点，阿布杜正在给瓶盖分类，这是个麻烦的差事。有些瓶盖有塑料内里，必须剥除后才能归类于铝制品。有钱人的垃圾一年比一年复杂，充斥着混合材料、杂质和冒牌货。有些看起来像木头的板子，里头灌的是塑料。他该如何分类菜瓜布？回收厂的老板要求同一类的垃圾不能掺杂其他东西。

他的母亲蹲在他旁边，拿石块擦洗脏衣服，一边瞪着在门口打盹的穆西。“怎么，学校放假啊？”她问道。

婕若妮萨指望穆西能在三流的乌尔都私立语言学校考过九年级，为此，他们一年须缴三百卢比的学费。他们不得不缴钱，因为印度政府还没有能力提供普及的教育机会。机场附近的免费市立学校止于八年级，学校的老师还经常不去授课。

“不念书，就帮你哥的忙。”婕若妮萨对穆西说道。穆西看了一眼阿布杜的回收物后，便打开他的数学课本。

近来，就连看着垃圾，也让穆西感到沮丧。对于弟弟这样的转变，阿布杜尽量不让自己产生不满。非但如此，他还试着和他父母怀有相同的希望：待他弟弟念完中学，他那不得了的才智和魅力，将战胜身为穆斯林在就业市场的不利条件。虽然孟买被认为比任何其他印度城市更国际化、更重视人才，穆斯林依然被摒除在许多好工作之外，包括穆西渴望的某些豪华饭店的工作。

阿布杜明白，在一个多种语言并行的城市，人们也将他们自己分类，就像分类垃圾那样，同类归同类。孟买的人太多，不可能人人都有工作，因此，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昆比（Kunbi）阶级的印度教徒，怎么会不雇用来自同邦的其他昆比阶级，而去雇用一名垃圾相关产业出身的穆斯林？但穆西说，如今大家都混为一体，旧有的偏见已逐渐消失，只是阿布杜不明白而已，因为他成天把头埋在他的垃圾堆中。

此刻，阿布杜要尽可能在天黑前完成工作，因为黄昏时分，魁梧的印度教男孩们便开始在广场上打板球，朝他分类成堆的垃圾瞄击，有时还瞄准他的头。尽管板球手们严酷地考验着阿布杜的不对抗政策，但他只和两个十岁的孩子发生过一次肢体冲突，因为他们侵占了他弟弟的地盘。而这些板球手，则用他们的球拍把另一个穆斯林孩子的脑袋砸个粉碎，之后把他送进了医院。

在阿布杜的头顶上空，拉坞正在另一棵树的树枝间跳上跳下，尝试解开另一个可供转售的风筝。树上的叶子像安纳瓦迪的许多东西一样，因为从附近水泥工厂吹来的砂石而呈现灰色。“吸进去不会死”老前辈向那些为浓浊空气发愁、眼睛泛红的新来者担保。然而，人们似乎不断地因病丧命，包括未经治疗的哮喘、肺阻塞、肺结核。阿布杜的父亲无业在家闲荡，却提出了真正让人感到安慰的论点：水泥工厂和其他一切建设，都为这个新兴机场城市带来更多的工作；毁坏的肺，则是必须为进步付出的代价。

下午六点，阿布杜心满意足地站起身来。他击败了板球手们，在他的面前，摆好了十四大袋整理好的垃圾。四周的饭店冒出团团烟雾，通常傍晚他们以烟熏法驱赶蚊子。阿布杜和他的两个弟弟，将袋子拖上一辆莱姆绿的破三轮老爷车。这辆小车是胡赛因家最重要的财产之一，能让阿布杜把垃圾运交给回收商。这时，他来到机场大道，进入这座喇叭鸣响的城市剧院。

四轮车、脚踏车、公交车、摩托车、成千上万的行人……由于里拉酒店花园旁的严重交通堵塞，阿布杜花了一个多钟头才开了近五公里。在饭店街角，一辆辆欧洲轿车在一家名为“汽车温泉”的公司前等候维修。城内的一段铁路系统在此修建，是为了搭配在机场大道上方逐渐凌空而起的高架快速道路。阿布杜担心在车阵中用光汽油，不过，在天黑前的最后一道光线中，他那喘着气的老爷车，总算来到名为萨基纳卡的大贫民窟。

在萨基纳卡成片的棚子中，有熔解金属和粉碎塑料的机器，使用这些机器的所有人，身穿浆洗过的白色长衬衫，宣告业主和他们这一肮脏行业之间的距离。工厂有些工人的脸因炭尘而染黑，他们的肺肯定也因铁屑而变黑。几星期前，阿布杜眼见一个男孩把塑料放进粉碎机时，一只手硬生生地被截断。男孩眼里含着泪水，却没有尖叫，只是站在那里，任截断的手流着血。他的谋生能力从此结束，于是向工厂老板表示歉意：“沙巴，对不起，”他对穿白衣的男人说，“我不会报告这件事，给你添麻烦。请你放心。”

尽管穆西提过当前的进步，印度依然让一个人清楚自己的地位。阿布杜认为，希望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只是一种幼稚的消遣，就好比想把你的名字写在一碗融化的雪糕里。他在他生来所属的这个被轻蔑的行业里，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而这份工作也终于不再无利可图。他决心带着完好的双手和满口袋的钱回到家里。他对他的商品所做的估价大致正确；旺季的可回收物，结合火热的国际市场，带来了一笔安纳瓦迪居民难以想象的收入。他每天赚五百卢比，相当于十一美元，这个数字已足以实行逃离安纳瓦迪的计划。

03 穷人区的统治者

在那个充满希望的冬季，拉坞的母亲阿莎留意到：安纳瓦迪的贫民窟主罗勃·皮雷变得疯狂又虔诚！他殴打他的第二任老婆，但让她活了下来。他在他的屋外立了个基督教神龛，而后又立了第二个神龛，献给一位印度教女神。每个周六，他在这些神龛前，合上他的胖手祈祷，施茶水面包给饥饿的孩子，借以抵消过去所犯的罪行。平日，他便和他养在贫民窟的九匹马相互交流，消磨懒散的时光，其中两匹马被他画上条纹，扮成斑马。罗勃把假斑马连同一辆拉车，出租给中产阶级孩子们的生日派对——他改做这种诚实的生意，进行审判的诸神或许会看在眼里，他如此想道。

在这洗心革面的过程中，三十九岁的阿莎·瓦根卡看见了机会。就在罗勃对权力失去胃口的当儿，她倒发现了自己对权力的兴趣——让别人去串金盏花环，让别人去整理垃圾吧！为了想剥削安纳瓦迪的上流人士，以及想存活下来的劣等公民，她要成为有头有脸的女人。

贫民窟主是个非官方职位，不过居民们都知道这项职务由谁担任——地方政客和警察依当局利益挑选出来的管理人。即使在急遽现代化的印度，女性贫民窟主依然相对罕见，而成功取得这项权力的女人，一般不是继承了土地权，就是替补有权有势的丈夫。

阿莎没有土地权。她的丈夫是个酒鬼，一名流动建筑工，完全缺乏野心。她负责抚养他们的三个孩子，直到如今他们已长成青少年，因此没几个邻居把她想成是任何人的老婆。她就是阿莎而已，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情况若不是这样，她或许没机会认清自己的脑袋想要什么。

罗勃对安纳瓦迪历史的主要贡献，是把阿莎和其他马哈拉施特拉邦民带进贫民窟，以配合湿婆神军党实施扩大其机场投票区域的计划。他们以提供公用供水系统为诱饵，到了二○○二年，马哈拉施特拉邦民的势力已超越当初开垦这块地的坦米尔劳工。然而，在一个几乎没人有固定工作的贫民窟，保持多数并非易事。人们来来去去，在兴隆的秘密交易中出售或出租他们的屋子；到了二○○八年初，湿婆神军党所抨击的北印度移民已成为多数。不仅阿莎明白，安纳瓦迪所在的七十六选区选出的市政代表也很明白：罗勃如今只在乎他的斑马，他已经对湿婆神军和贫民窟失去兴趣。

市政代表萨旺是个满脸脂粉、染发、戴飞行员太阳眼镜、足智多谋的男人。尽管接替罗勃成为贫民窟主的人选，显然是善于辞令的湿婆神军激进分子阿维纳什，然而阿维纳什心有旁骛，无法为市政代表谋取利益。他为了让他的儿子上私立学校，从早到晚都忙着整治饭店的化粪系统。

阿莎则不一样，她有的是时间。她在一家大型市立学校兼差幼儿园教师，报酬虽不高，却是市政代表帮她取得的闲差事，完全无视她只有七年级学历的事实。为了报答，她把大量的上课时间花在讲手机上，处理湿婆神军党的政务活动。她能动员左右邻居参加投票，也能调动一百个妇女进行最后一刻的抗议游行。市政代表认为她能做更多的事，便叫她解决安纳瓦迪的一个琐碎问题，然后叫她解决另一个不那么琐碎的问题，接着又是另一个完全不琐碎的问题——那时他还送了一束花给她，使他的胖太太开始对她很不友善。

阿莎把这些事情视为即将取得胜利的迹象。来到安纳瓦迪八年后，她把改善经济的希望寄托到政治工作上，现在她终于有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赞助人。她猜想，总有一天，就连安纳瓦迪的男人也必须承认，她已慢慢成为这个熏臭之地当中最有权有势的人物。

刚开始，有许多男人对她虎视眈眈。在打量过她的大胸脯和她那瘦小的酒鬼丈夫之后，他们提出或许能让她的孩子们缓解贫困的娱乐活动。某天傍晚，当她在水龙头前装满水罐时，咄咄逼人的罗勃直截了当地提出建议。阿莎放下水罐，冷冷地回答：“你想干嘛就告诉我吧，畜生！我是不是该脱个精光，立刻跳支舞给你看？”从来没有其他女人，曾对贫民窟主罗勃那样说话。

阿莎自小在马哈拉施特拉东北部一个贫穷农村的田里干活，培养出一副伶牙俐齿。和好色的男人一起工作，犀利的措词是有效的防御方式。谨慎和精明这些对驾驭贫民窟非常有用的特质，则是她来到城市后学会的东西。

孟买是个充满希望和抱负的城市，而阿莎已经看到有利可图的必然发展：孟买也将成为怨愤和妒羡日益加深的地方。在这能够致富的不平等城市，有哪个人不把自己的不满怪罪到其他人身上？有钱的市民指责贫民窟居民把孟买搞得肮脏污秽、不宜居住，尽管这些供过于求的人力使他们的女佣和司机一直保持极低工资。贫民窟居民则抱怨有钱人设置的种种障碍，让他们分享不到更多利益。

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在抱怨他们的左邻右舍。然而，在这二十一世纪的城市，为解决纷争而联合起来上街示威的人却越来越少。在基于阶级、种族和宗教的群体认同逐渐削弱的同时，愤怒和希望亦变成私有化，就像孟买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如此一来，对精明调解人的需求亦随之增加——在这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这些人体缓冲器，必须为人们的冲突与利益争夺而奔走。

当然，一段时间过后，许多缓冲器便失去了弹性。可谁又能说，一个女人家，一个相对的新手，无法证明她能维持得更久呢？阿莎的确有帮助邻人解决问题的天赋。如今市政代表也听取她的意见，她便能以解决更多问题来赚取回扣。等她真正拥有对贫民窟的控制权，她便能自己制造问题来解决——通过观察市政代表，她学会了这种有利可图的手段。

那种打消罗勃的罪恶感，是对于成功走后门的一种障碍，阿莎视之为奢侈的情绪。“贪腐，一切都是贪腐造成的。”她对她的孩子们说道，一边拍动她的双手，好似两只振翅而飞的鸟儿。

某天下午，阿莎教完书回家，看见请愿者靠着她屋子的墙站成一排时，她并没有加快步伐。她从市政代表身上，学会了让大家焦急等候的心理战术。她只向访客们点了个头，便走到屋后的蕾丝帘子后，解开她上班穿的深红色纱丽。

如今她年纪大了，她的眼睛比胸脯更引人注目。她能够立即让眼睛成为武器，哪个男孩被她瞧见张嘴注视她那漂亮的十九岁女儿曼竹，都会像遭到攻击一样败退而逃。

阿莎算钱时会眯起眼睛，而大多数时间她都在算钱，安纳瓦迪居民便在背后叫她“眯眯眼”。事实上，她的眼睛炯炯有神。多数人的眼睛，都会因岁月和失意而呆滞；可阿莎的眼睛，如今比她年轻时代的相片中还要光彩许多。那张照片里的阿莎，是一个高个子、驼背、瘦弱的农家女孩，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刚刚走入一场灾难性的婚姻——阿莎看那张照片时总是大笑。

她从帘子后走出来，穿着一件走样的家居服，这又是从市政代表那儿学得的战略。他经常坐镇于他那淡紫色墙壁、淡紫色装潢的客厅，穿着汗衫，腰布仅盖住他的双腿，而他的请愿者们则身穿人造纤维西装，滴着涔涔汗水。他好像在大声说：你们担忧的事对我无足轻重，我才懒得费心打扮。

阿莎在地板上坐下，接过曼竹端来的茶杯，点头让她的第一个邻居开口说话。一个满脸皱纹、容颜美丽的老妇人，一头缠结成圈的银发，她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过来请求帮忙。她哭着表达感激，因为三年前的这天，阿莎帮她找到一份市政府的临时工作——从堵住的下水道把垃圾捞出来，一天赚九十卢比。在阿莎还不太懂争取利益之前，已做过许多诸如此类的免费服务。

老妇人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为阿莎买了件廉价的绿色纱丽。虽然阿莎不喜欢这种颜色，但让其他访客听见老妇人的祝福，看她把额头按在阿莎的光脚上，也是好事。

接下来开口说话的，是另一个哭哭啼啼的人：一个肥胖的艳舞女郎，她丢了酒吧的工作，目前靠着当已婚警察的情妇，勉强过日子。由于她必须在与母亲和子女合住的小屋里接待警察，把家里的人搞得歇斯底里。“他说这些闹剧让他不打算再过来了，那我们要吃什么？”

阿莎啧了两声。一场道德宣传运动把性工作者逐出机场地区，因此安纳瓦迪俗称的“外围妇女”，如今要满足她们的客户，只有三个糟糕的选择：在她们自家的屋里；在每晚停在安纳瓦迪外围的一排卡车后方；或者在弥漫着山羊味的一房式妓院当中。

阿莎迅速地给出建议：“更清楚地跟你的家人说明这段奸情的长远利益。这位警官现在或许没给你太多钱，不过往后，他可能会帮你整修屋子。告诉他们少安勿躁，拭目以待。”

她一边说，指尖一边划过她家中橘色的新陶瓷地砖。八年前，当安纳瓦迪仍是简陋的营地时，她的三个孩子曾跳到卡车后车厢，盗取木头和铝片，一家人拿槌子把这些东西钉成一间棚屋。如今，他们的棚屋有灰泥墙、吊扇、使用电蜡烛的木制神龛和一个虽然有故障但代表崇高社会地位的冰箱。不过，这地方又窄又挤。这是交换条件的结果：为了筹集装修资金，让左邻右舍相信她节节上升的地位，她把一块块生活空间出租给一些刚到孟买、川流不息的新来者。流动房客分别住在边房、后厅和屋顶上。

尽管湿婆神军党仇视这些移民，阿莎却一向讲究务实多过意识形态，她认为赚钱机会无分大小。“何必在乎别人叫我们守财奴？”她对她的孩子们说。赚钱就如村里的人所说：滴水成湖。

“快点，还有人等着见我。”阿莎对着手机说。电话那端是让她妒忌的妹妹，她的妹夫是个勤奋工作的司机，他们在附近贫民窟的棚屋，有一套立体音响和四条毛茸茸的白狗，只是玩赏之用。阿莎感到安慰的是，她妹妹的女儿姿色平凡、反应慢，比不上曼竹；曼竹是安纳瓦迪唯一一个上大学的女孩，此刻她正在揉面团做晚餐，装作没在偷听她母亲谈话。

阿莎的妹妹一直想走入调解行业，在她的贫民窟，有个印度教女孩和一个穆斯林男孩私奔，她在这件事上看到了机会。阿莎走到屋外，放低声音。“关键在于，”她建议她妹妹，“你可以向女孩的家人要钱，但千万别说是你要的钱。告诉他们，是警察要的钱。我得走了。”

阿莎回来时，一个老朋友拉贾·坎伯全身紧张起来，因为轮到他说话了。阿莎和坎伯先生同时来到安纳瓦迪，他们的孩子从小一起长大。现在，坎伯先生看起来令人同情，尤其是那膝盖瘤和凹陷的眼窝。他指望阿莎救他的命。

坎伯先生在一个比阿莎更贫困的环境中长大：弃婴、住人行道、做无望的工作，包括辛辛苦苦走到一家家公司，推销塞进电话筒里的香氛巾，赚取最微薄的佣金。“来张电话香氛巾吧，沙巴？可以隐藏热天的臭味喔！”然而，他在三十几岁时碰上了好运。他在火车站的小食亭工作时，一个在市政府担任维修工的老顾客，渐渐喜欢并同情他。没过多久，这个人赐予坎伯先生他自己的姓氏、一个老婆，和孟买每个穷人梦寐以求的固定工作。

那份工作是清理公厕，并篡改他的恩人和其他清洁工的工作时间表，让他们在领取市政府薪资的同时，还能接其他工作。这项职责使坎伯先生备感荣幸。他和老婆生了三个子女，为他们的屋子砌上砖墙，还在一面墙上帮两只宠物鸽安装了鸟笼（他住在人行道上的那些年，培养出对鸟的喜爱）。坎伯先生是安纳瓦迪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个值得冠上“老爷”或“先生”等头衔的人物——直到有一天，他在清理粪坑时倒了下去。

他的心脏状况不佳。卫生部门给资打发了他，说只要他更换一副新的心瓣膜，并取得医师许可，他就能回去上班。照理说，孟买的公立医院应当以极低的费用做这类手术，但医院的外科医生会私下索要红包。“六万卢比。”锡安医院的医生说道。库柏医院的医生索要更多。

安纳瓦迪每两个逐步往上爬的人当中，便有一个陷入灾难，可是坎伯先生仍有希望。过去两个月来，他拖着辜负他的那副身子，出门请求政客、慈善机构和企业捐助他的心瓣膜基金。市政代表提供三百卢比，一家油漆工厂的主管捐出一千卢比。经过数百次恳求后，他还缺四万卢比。

此时，他咧着嘴朝阿莎微笑，十颗方方正正的黄牙，在他憔悴的脸上显得巨大。“我不要别人施舍我，”他说，“我只想把心脏医好，让我能继续工作，看着我的孩子成家。能不能请你帮我安排一笔政府贷款？”

他得知阿莎在一起贪污案当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起贪污案涉及新德里中央政府为了让更多民众参与经济增长而制定的诸多脱贫计划之一。政府以补助利率，借钱帮助贫穷的企业家，开创制造就业机会的事业。不过，这些新公司可能纯属虚构。一个贫民窟居民可以为假想的事业申请贷款，由一名地方政府官员确认这能带给穷困的小区多少就业机会，再由邦属丹纳银行（DenaBank）的主管予以批准。而后，官员和银行经理便能分得一部分贷款。与银行经理友好的阿莎，则帮忙挑选能获取贷款的安纳瓦迪居民，期望她自己也能分得一杯羹。

坎伯先生决定把他的假想事业定为小食亭，就像他碰上厄运前从事的工作一样。如果他获得五万卢比的贷款，从中各付五千给阿莎、银行经理和政府官员，他的心瓣膜基金就只短缺五千卢比，可以借高利贷补齐。

“你也看到我的状况了，阿莎，”他说，“我没工作，没收入，除非动手术。如果我不动手术的话————你懂的。”

她打量他一番，发出她思考时经常发出的呿呿声。“是啊，我看得出你状况不佳，”她过了一分钟才说，“我认为，你应该去庙里。不，去找我的圣人加贾南神圣法王（Gajanan Maharj），向它祈祷。”

他惊呆了。“祈祷？”

“是啊，你应该每天为你的梦想祈祷。祈祷一笔贷款，祈祷身体健康————向这位圣人祈祷。保持希望，请求他帮忙，或许你能如愿以偿。”

阿莎的女儿曼竹倒抽了口气。在成长过程中，她有时会希望慈祥的坎伯先生是她的父亲。她了解，正如坎伯先生所了解的那样：当阿莎要他去庙里向圣人祈祷时，意思就是，提出更好的价钱再来。

“但我们是朋友啊！你认识我，所以我以为……”坎伯先生的声音沙哑得就像吞了一把沙子。

“安排贷款不是简单的事。正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要神明帮助你，让你一生幸福长寿。”

坎伯先生一拐一拐地走开。阿莎相信他在去任何一座庙前，会回来找她。一个垂死的人希望活下去，理当花一大笔钱。

近来，阿莎自己都懒得上庙里去。她自认是虔诚的女人，但最近几个星期，她注意到，不论她是否祈祷或斋戒，她都能从神明那儿实现所求。有一阵子，她打算诅咒一个女邻居，那邻居恶言攻击阿莎和市政代表的关系，可阿莎尚未这么做，女邻居的丈夫就病倒了，她的大儿子被车撞，小儿子从摩托车上摔下来。阿莎从这件事和其他证据中得出结论：她掉进了一个幸运的旋涡当中，或许正是坎伯先生最近刚让出来的地盘。

在房间另一头，她的女儿正在发脾气，那种文静的脾气，也是曼竹发过的唯一一种脾气。她把切碎的洋葱扔进煎锅，使劲过猛，让一些洋葱末弹了出来，掉在地上。阿莎扬起眉毛。今晚，这女孩即将溜出门去，在脏臭不堪的公厕和她的朋友米娜碰面，而且肯定会为她母亲对一个邻居见死不救而哭泣。阿莎本来不该知道这些在公厕里的谈话，然而，在安纳瓦迪发生的事，最后很少不传回她这里。

阿莎非常满意曼竹的顺从、她那地方公认的美貌，以及为家里带来莎士比亚作品中“泰坦妮亚”（Titania）和“苔丝狄梦娜”（Desdemona）等陌生名词的大学学历。不过，阿莎认为曼竹的多愁善感，显示她对子女管教的失败。这女孩利用下午的时间，教几个安纳瓦迪最穷的孩子学英语。这份工作起初是阿莎的主意，因为一个月能挣得三百卢比；可现在，曼竹却老在谈某个孩子遭继母毒打的事。

阿莎了解她自身的诸多矛盾，像她或许以让儿女免于困苦为荣，却也同时怨恨他们可以免于困苦。阿莎童年粮食匮乏时，家里的女孩子都挨饿过日子。虽然大多数人将饥饿视为肚皮的事，阿莎记得的却是口里的味道——一种会钻进舌头里的怪味，几十年后，有时在她吞咽时依然挥之不去。在阿莎试着描述的时候，曼竹以同情的目光看着她母亲，却无法理解。

尽管阿莎习惯从左邻右舍的投诉中，看到赚钱的机会，不过到目前为止，大都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方说，婕若妮萨·胡赛因和“独腿婆子”法蒂玛为了谁的小孩掐了谁的小孩而争吵。两个女人，阿莎都讨厌。法蒂玛会拿拐杖揍她的孩子，而婕若妮萨则臭屁得叫人受不了。三年前，在一场致命的季风雨中，胡赛因一家无家可归，那时拉坞还惟妙惟肖地模仿婕若妮萨的抽泣。如今，她和她那孤僻的儿子阿布杜据说已经赚了不少钱。“脏钱！暴发户！”阿莎如此骂道。她自己的抱负建立在脱贫问题上，而非垃圾之上。

一个政府资助的妇女互助组织看起来颇有前途，因为此时她已懂得游戏规则。这项计划原打算鼓励有财务困难的妇女，把她们的积蓄凑在一起，在需要时为彼此提供低息贷款。但阿莎的互助组织更喜欢把凑集的钱，以高利息贷给她们排除在组织之外更穷困的妇女——买纱丽给她的下水道老清洁妇就是一例。

尽管如此，当外国记者来到孟买，欲了解互助组织是否确实赋予妇女力量时，政府官员有时就带他们去见阿莎。她的职责是随意挑一群女性邻居，在官员讲述她们的组织如何使她们脱离贫困时，装出矜持的微笑。曼竹接着被带出来，阿莎则说出决定性的句子：“现在，我的女儿即将念大学，不依靠任何男人。”她说出这句话时，外国女人总是激昂不已。

“大人物们总以为，我们因为穷，就懂得不多。”她对她的孩子们说。其实阿莎懂得很多，她是一场建构梦想的全国性运动当中的一员，在这场运动中，印度的许多老问题如贫穷、疾病、文盲、童工等，都得到积极的解决。与此同时，贪腐以及较不弱势者对弱势者的剥削等其余的老问题，则在极少受到干预的情况下持续运作。

在印度的部分精英之间，贪腐这个词全然只有负面意义，会阻挠印度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努力。然而，在一个被贪腐窃取了许多机会的国家，贪腐对穷人而言，反倒是仍未消失的一个真正机会。

曼竹做完饭时，阿莎打开她的电视，这可是安纳瓦迪的第一台电视机，尽管颜色很早就出了问题。桃红色的新闻播报员正在播出拉希米（Lakshmi）宝宝的最新近况，这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生来有八只手脚，恰如其分地以印度教多臂女神的名字取名。几个月前，班加罗尔（Bangalore）一支精锐的外科医师小组为她进行截肢手术。这则新闻报道遵循一贯的脚本：医疗技术的奇迹，外科医师的英勇行为，两岁小女孩的居家短片。照理说，女孩应当快乐又正常。然而，即使在坏了的电视屏幕上，也看得出女孩状况不佳。阿莎认为，原本这家人的经济状况可以好一些，只要他们让拉希米去马戏团表演，而不是让她动手术。不过，也正是这种医疗发展的报道，能进一步煽动观看同一个马拉地语（Marathi）频道的坎伯先生。

安纳瓦迪的每个人，都希望出现一个能够改变一生的奇迹——据说发生在新兴印度的奇迹。他们想从无名小卒变成超级英雄，而且一蹴而就。阿莎相信新兴印度的奇迹，却认为这些奇迹只会逐步发生，因为超越左邻右舍的优势，会慢慢累积为更大的优势。

她的长远目标是，不仅成为贫民窟主，还要成为七十六选区的市政代表。印度蜚声国际的进步立法，让这个梦想仿佛有成真的可能。为确保妇女在印度治理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党必须只提名女性候选人参加某些选举。上回七十六选区举行全女性投票时，市政代表萨旺推举他家的女佣，结果女佣胜选，他于是继续管理该选区。阿莎认为，下回的全女性选举，他倒不如挑她出来竞选，因为他新请的女佣是聋哑人士，很适合为他保守秘密，却不太适合竞选活动。

七十六选区有许多贫民窟比她的规模更大，不过，阿莎刚刚跨出了第一步，在安纳瓦迪以外建立起名声：砸钱打造一面大型塑料旗帜，旗帜上写着她的名字、贴着她的彩色照片，和她作为湿婆神军党妇女派系代表的一系列成就。这面旗帜目前挂在一公里外的露天市场。遗憾的是，她必须把湿婆神军党其他三名妇女的照片加进去，市政代表已经多次对她的独占功劳发出警告。

“但是我必须付全部的钱啊！”阿莎对丈夫诉苦。他在晚餐出现时，不再是醉得想揍人，而是醉得乐陶陶，这种改变叫人放心。“其他女人仍然是乡下人心态，”她告诉他，“她们不了解，一开始多花点钱，之后你能得到更多。”

拉坞和她最小的儿子甘尼许也进来了。阿莎站起身来，笑着把拉坞的休闲短裤往上拉。“我知道这是流行，你的流行，美国流行，”她说，“只不过，还是蠢得很。”他们各自拿了一盘扁豆、煮糊的蔬菜和形状古怪的小麦烤饼，清淡无味的饭菜，或许是曼竹对坎伯先生一事表达的无言抗议。

阿莎知道，由于她的计谋和她的非法交易，以及她与市政代表、警察和政府官员商量计划的夜间会议，她的女儿会以此来评价她。然而，让曼竹不屑一顾的政治，却为她买来大学教育的机会，或许哪天还能把他们提升到中产阶级。

“我是不是需要再教你一遍，怎么把烤饼做成圆形？”阿莎逗她的女儿说，开心地拿起一个烤饼，“我说，你做出这么奇形怪状的饼，谁愿意娶你啊？”

在阿莎指间晃动的烤饼，形状是如此惨不忍睹，连曼竹都忍不住笑起来，这让阿莎误以为，她的女儿已经把坎伯先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04 废墟中的拾荒者

阿布杜老是神经紧张，二○○八年二月，他在拾荒者的眼中更是如此：他把口袋里的钱币弄得叮当响，抖着腿仿佛准备飞奔，嚼着火柴棒时舌头在牙齿后方做古怪的动作。当时在全城各处，马哈拉施特拉邦年轻人组成的帮派开始殴打来自北部、被称为拜亚人（bhaiyas）的移民，想把他们逐出城去，以缓解工作竞争的压力。

阿布杜虽生于孟买，他的父亲却来自北部，因此他们家理所当然地成了挞伐的对象。高喊“打倒拜亚人！”的暴民，穿过机场附近的贫民窟，洗劫北印人的小商店，烧毁北印司机的出租车，扣押流动小贩陈列在毯子上的货物。

这些穷人反对穷人的暴乱，并非自发性的群众示威，以抗议城市缺乏工作机会。在现代化的孟买，暴乱鲜少由此而生。相反地，这场反移民活动的策划者，是上流城市的一名有志政客——湿婆神军党创始人的侄儿。他想让选民看见，他成立的新政党，甚至比湿婆神军党更厌恶阿布杜这些拜亚人。

阿布杜暂时停止干活，待在家中避开暴乱，流动的拾荒者们则不断带来骇人听闻的暴动报道：有人肋骨断裂，有人头部被踹，还有两个男人被焚……“够了，”阿布杜在某天夜里喊了出来，“能不能别再讲这些？这些暴乱只是一场表演，只是几个混账东西吵吵闹闹，吓唬民众罢了。”

阿布杜复述他父亲卡拉姆安慰他的话。卡拉姆要他的孩子们对这类无能为力的状况，保持无动于衷。尽管卡拉姆和婕若妮萨时而低声谈论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年间发生于孟买、以及二○○二年发生于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印度教民和穆斯林冲突，他们仍然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向他们灌输关于印度的爱国歌曲，在这些歌曲里，由一千个种族、信仰、语言和阶级组成的性情宽厚的人民，彼此和睦相处。

我们的印度，比全世界更美好

我们这些夜莺，居住在这个花园

这首以乌尔都语大诗人伊喀巴尔（Iqbal）的诗句改编而成的歌曲，会在每回卡拉姆的手机响起时播放。“首先，这些孩子得学会找饭吃，”他告诉他老婆，“等他们长大，再去为其他事操心。”

然而，擅于察言观色的十二岁拾荒者苏尼尔·夏玛，能够解读阿布杜嘴里疯狂嚼动的火柴棒。他知道，这个垃圾分类者已经开始感到担心。

印度拜亚人苏尼尔，思量着阿布杜这个人，他认为阿布杜比安纳瓦迪其他任何人干活干得更辛苦。“他从早到晚都在埋头苦干。”苏尼尔有一回在大太阳底下看见这个垃圾分类者的脸，不由大吃一惊。除了那双孩子的眼睛像钥匙孔一样乌黑，阿布杜在他看来，简直就像个沮丧的老人。

苏尼尔这个男孩是个小不点儿，甚至比阿布杜更瘦小，不过，他认为自己比其他拾荒者更世故。以他的年纪来说，他尤其擅长觉察别人的动机。这是他断断续续地待在圣三一侍女会（Handmaids of the Blessed Trinity）孤儿院期间学得的本领。

苏尼尔虽不是孤儿，却明白“爱滋孤儿”以及“我曾在特蕾莎修女身边当助手”这些话，有助于管理圣三一侍女会儿童之家的宝丽修女从老外那里弄到钱。他知道为什么他和其他孩子，只有在摄影记者来访时，才吃得到冰激凌；也知道为什么捐给孩子们的食物和衣服，会在孤儿院大门外偷偷转卖出去。苏尼尔发现人们行为背后隐藏的原因时，极少动怒。认识世界赤裸裸的运作方式，让他觉得能借此保护自己。

当宝丽修女断定十一岁以上的男孩不易管理，苏尼尔因而被赶到街上时，他尝试专心于在她照管下所学会的东西。他已经学会马拉地语，学得就像他的印度母语一样好，还学会用英语数到一百、在世界地图上找到印度，以及一点乘法。他还知道，修女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么与众不同。

他的妹妹苏妮塔小他两岁，不想独自待在孤儿院，因此他们一起走回安纳瓦迪，他们的母亲很早以前就因肺结核死在那里。他们的父亲仍在安纳瓦迪最脏臭的巷弄租屋居住，野猪在那条巷子饱食腐烂的饭店食物。屋子长三公尺、宽两公尺，肮脏、黑暗、塞满做饭用的柴火，苏尼尔对这屋子，几乎像对他的父亲一样感到羞耻。

这个男人喝醉时浑身炉子味，没喝醉时则从事修路，为了再一次喝得浑身炉子味，他很少留下吃饭钱。只有苏尼尔一个人照应苏妮塔。在他五六岁时，有一回，她走失了一个星期，从那之后，他一直小心别再让她走失。

苏妮塔走丢，是苏尼尔少数记忆清晰的儿时回忆之一，拉坞的母亲阿莎相当于心不忍。那时她突然成了他的盟友，在城南找到苏妮塔，然后冲进他父亲屋里，说像他这样酗酒，他的孩子们会活不下去的。没多久，苏尼尔和苏妮塔横过机场大道，各牵着阿莎的一只手，仿佛他们是相处许久的家人。然而，当他们来到孤儿院的黑色铁门前，阿莎就把他们的手放开，转身离去。

之后几年，苏尼尔不时地回到安纳瓦迪──每当他罹患水痘、黄疸或其他对宝丽修女的被监护人造成健康威胁的身体状况时。于是，他对这几段过渡时期已经习以为常：他重新习惯拾荒工作，习惯老鼠在他睡觉时从柴堆里冒出来咬他，习惯几乎持续不断的饥饿状态。过去，苏尼尔和苏妮塔在晚餐时间，会默默站在他们的邻居屋外，总有怜悯他们的妇女端着盘子走出来。苏妮塔如今仍能实行这个方法，可苏尼尔已经超过接受施舍的年龄了。十二岁的他，看起来更接近九岁，这虽使他的男性自尊心受到伤害，却至少有可能带来实际的帮助。然而，现在再也没有人同情他了。

他很在意只有在吃饭时间得不到同情。在孤儿院，当有钱的白人妇女来访时，苏尼尔拒绝向她们讨钱。相反地，他内心隐藏了一种想法：其中一个妇女或许会挑他出来，奖励他高贵的自制精神。多年来，他一直在等待这位独具慧眼的访客和他目光相遇；他打算自我介绍说他叫“桑尼”，老外可能喜欢的名字。终于，他渐渐察觉到他的希望不可能实现，他在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众当中，只不过是一张模糊的脸孔。后来，不向任何人要任何东西的习惯，已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

在他返家后的最初几个星期，由于疏于锻炼拾荒技能，他必须从正在睡觉的父亲脚上脱下凉鞋，卖给阿布杜，换取食物。待他父亲醒来，狠狠修理他一顿时，他已经吃掉了五个小餐包。又有一天，他卖了他父亲的烧菜锅。他用自己的凉鞋换来米粮，最后能卖的东西所剩无几。饥饿得难受，可借由吸烟屁股来缓解，或者躺下来也行。不过，没有一件事能够减轻他对于饥饿造成发育不良的恐惧。

苏尼尔继承了他父亲的厚唇、分得很开的眼睛，以及从额头往上勾的密发（他父亲的一大特点是，即使把头浸到水沟里，他的头发仍然很好看）。然而苏尼尔担心，他也继承了父亲的瘦小。

一年前在孤儿院时，他就停止生长了。他试着相信，他的身体只是停顿下来，在某种剧烈的增长之前积聚能量。然而，苏妮塔后来长得比他更高。

为了推动他的身体成长，他发现自己必须成为更好的拾荒者，而不去顾忌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的职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毁坏一个人的身体。钻进垃圾箱的擦伤造成感染；蛆钻进皮肤破裂的地方；虱子在头发上定居，坏疽蚕食手指头；小腿肿成树干那样粗。阿布杜和他的弟弟们时常打赌，谁是下一个死去的拾荒者。

苏尼尔有自己的猜测：那个责备饭店、相信凯悦想把他害死的疯子。

“我想他的大限已到。”他对阿布杜说道。可是阿布杜说，应当是眼睛由黄转橘的一个坦米尔拾荒者，结果阿布杜猜对了。

像大多数拾荒者一样，苏尼尔知道自己在经常出入机场的人看来是什么样子：光着脚丫、一身肮脏、可怜兮兮。冬天结束前，为了对抗这种想象出来的蔑视，他练出一种豪迈的步伐，专门在机场大道上使用。那是在上学途中的男孩的走法，不慌不忙，东游西荡。在他每天固定行走的第一段路程上，他的袋子仍是空的，因此可夹在腋下，或像超级英雄的斗篷般披在肩上。当宝丽修女搭乘司机接送的白色面包车经过时，还可以罩在头上掩饰自己。他现在把她想成了“宝丽马桶”（Paulette-Toilet）修女。他想象她坐在车上，沿着机场大道寻找比他更有可为的孩子。

清晨的这条路上，衣着讲究的年轻妇女，从公车站赶往饭店上班，拎着比家庭神龛还大的手提包。他不喜欢在拥挤的人行道上碰上这些包包，这些包包足以把一个孩子撞倒在街上。但在黎明时分，感觉这座城市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每一个人。他不仅无须被川流的行人推着走，还能在机场新装设于路边的花园内四处搜寻。他是攀爬专家，打算在椰子树结果时好好施展身手，他会小心避免踩到百合花丛后方那些神智恍惚的枯瘦毒虫。

他觉得很有意思，从机场大道上，此时只看得见安纳瓦迪的缕缕炊烟。机场的人在多数驾驶人转入国际航厦前的贫民窟旁边架设了高大闪亮的铝制护栏。从另一个方向来到航厦的驾驶人，只看得到一道墙，墙上盖满金黄色的广告。那是意大利地砖的广告，该公司打出的口号横跨整面墙壁：“永恒美丽永恒美丽永恒美丽”。苏尼尔经常走在“永恒美丽”的墙顶上审视垃圾，可机场大道却干净得让他一无所获。

对捡破烂的人来说，航空货运装卸货物的所在道路，是最有利可图、也因此最具竞争性的机场区域。这个地方挤满了卡车、货车间、多得泛滥的垃圾箱和小快餐店，每个星期都被更多的拾荒者占据。有些人亮出刀子，好让苏尼尔不能接近富有潜力的垃圾箱；更多时候，他们会等他的袋子装满后，再踢他一脚，抢走袋子。传统上专事捡破烂的马螳（Matang）阶层妇女，则会向他扔石头。

马螳妇女身穿红绿色纱丽干活，鼻子镶着珠宝，回到安纳瓦迪排队把袋子放在秤上称重时，都对苏尼尔很好。然而，其他阶级的人，逐渐挤占了马螳人历来的谋生之道，因为稳定的工作很难找到，而垃圾则始终存在。对马螳人而言，像苏尼尔这种属于乌塔普拉德许邦某木工阶层的人，是货运大道（Cargo Road）上的入侵者。

对马螳人以及苏尼尔来说，更糟糕的是垃圾业日趋激烈的竞争。一批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努力保持国际航厦附近的清洁；大型回收公司则取得多数豪华饭店的垃圾。“那是一笔难以估计的财富。”阿布杜说。在街上，市政府的新垃圾车来回行驶，还有以宝莱坞女主角代言的公民运动，皆试图反击孟买这个肮脏城市的恶名。垃圾箱上方新潮的橘色告示，发出“打扫干净”的命令。一些自由拾荒者担心，他们可能不久就要失业。

苏尼尔在残酷的一天结束时，把他尚未被人抢走的垃圾卖给阿布杜。马螳人一天平均赚四十卢比，他的收入却鲜少超过十五卢比，大约相当于美元三十三分。苏尼尔认为，除非他发现其他人尚未想到的捡垃圾地点，否则他永远都无法长高，因此，他渐渐地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其他拾荒者身上，转而留意扔弃东西的人。安纳瓦迪的乌鸦正是这么做的：盘旋观察后，再试图攫取。

有钱的旅客的确会在国际航厦外扔弃垃圾，可是，机场维安人员会驱逐向此靠近的拾荒者，即使是年纪小的拾荒者也一样。而他们只是想听听列出降落班机的告示板，是否像安纳瓦迪老一辈人所说的，在更新时卡卡作响。盖新航厦的建筑工人也留下了垃圾，可他们的工地围有蓝白相间的铝制护栏，无法提供攀爬所需的附着力。位于机场范围的萨哈警察局，里头的警察也会制造源源不断的垃圾，然而，就像安纳瓦迪的多数人一样，苏尼尔害怕警察。他于是把注意力放在警察局旁边的一个出租车招呼站。

招呼站的一个小吃摊，为等候机场来客的司机提供服务。大多数司机大口喝完塑料杯里的茶，吃完咖哩饺后，便把垃圾丢在脚边。这块精华地段隶属于其他拾荒者，然而苏尼尔留意到，并非所有的司机都有相同的行为。

有些出租车司机把他们的杯子罐子，扔过小吃摊后面的一道矮石墙。在墙外的底下二十公尺处是米提河（Mithi River）——事实上是机场扩建时，河流被重新导向的水泥网关。司机们或许以为他们的垃圾掉进水里、漂流而去，但是苏尼尔爬过墙去，发现墙外底下一公尺半的地方，是狭窄的岩架。扔过墙的垃圾总是被风吹了回来，落在这道岩架上。这里的空间能让一个小男孩保持平衡。

当然，他一旦失足，就会掉进河里。苏尼尔会游泳，他是在瑙帕达（Naupada）学会的，瑙帕达是洲际酒店旁边的贫民窟，每年的雨季都会涨水。不过，他从没听说过有谁在瑙帕达溺毙。瑙帕达是当地人所谓的戏水场所，而水流反常的米提河，则是尸体难以计数的地方。跳过几次后，他开始相信自己的腿脚了。

岩架从出租车招呼站延伸一百二十公尺，到达一个交流道，驶上交流道的人，有时会慢下来，指着高高蹲在河水上方的他。他喜欢让其他人从远处看他在岩架上干活。其实，比起在货运大道干活，或在暴民高喊“打倒拜亚人！”的暴乱中拾荒，这是比较安全的工作。为了不当矮子，他愿意冒险。他在岩架上移动时，他的袋子成了累赘，但他学会只专注于眼前的垃圾，不看下面也不看前方。

三月，暴乱结束了，其造成的深远效应，逐渐在安纳瓦迪这些贫民窟浮现出来。许多北印度人已经两个礼拜不敢干活。由于这些人缺乏收入，新政党马哈拉施特拉复兴军党（Maharashtra Navnirman Sena）把他们从孟买铲除的希望也开始实现。

阿布杜的父母把他们屋后一间一坪多的房间，出租给来自北部比哈尔一名嘟嘟车司机的大家庭。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苦恼的司机太太来看阿布杜的母亲。婕若妮萨把她的两岁儿子拉鲁抱在怀里，听她的房客把话说完。

这个女人的丈夫和他的兄弟，以两百卢比的日租，租下他们的嘟嘟车。暴动期间他们虽未上工，却仍须缴付出租车租金。如今他们没钱加油，也缴不出他们拖欠胡赛因家的租金。她请求婕若妮萨宽宏大量。“我还能怎么办呢？请别把我们撵出去！”

“哎，暴动伤害的是我们大家，”婕若妮萨说，“阿布杜也一样得停工，我有什么好瞒你的？你知道我孩子他爸的健康状况，我们自己再过四天，也得去睡人行道了。”她喜欢向她的邻居、拾荒者和前来收贿的警察，夸大她的贫穷。

“可是你们的生意能让你们继续过下去，”比哈尔女人一边说道，一边抚弄着披在她头上的绿纱尾端，“你们的房子也还在。你知道我们怎么过日子的，我们得赚钱才能吃饭。你也看见我老公辛辛苦苦干活，我的子女都是好孩子。”她的二儿子是阿莎的女儿曼竹开办的小型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每个英文字母，他都知道一个英文单词：慢跑（jog）、风筝（kite）、狮子（lion）、金盏花（marigold）、夜晚（night）、猫头鹰（owl）、锅子（pot）、女王（queen）、蔷薇（rose）。

婕若妮萨尝试把话题引向政治。“安拉，去他们的湿婆神军党，还有那叫什么来着的新党！这些年来，他们一直想赶我们走，我们辛辛苦苦干活，谁靠他们施舍啦？他们从没有把食物放在我们的盘子上，他们只会过来搞些没用的娱乐节目。”

比哈尔女人的纱丽尾端，此刻已被她揉成一团。她不想谈论政治，尤其是和聊起天来没完没了的婕若妮萨。她端详着墙上鼓起喉咙的蜥蜴，最后，她打断她的女房东。“听听你的心怎么说吧！我不怕带孩子们回乡下，在我的乡亲父老面前丢人，至少我可以在那儿种粮食。可我的老公和他兄弟怎么办？难道让他们流落街头？”她盯着婕若妮萨的脸，直到这个穆斯林女人别开眼去。

阿布杜的母亲就像拾荒者们说的那样：即使有十个男人拖住她，她也不会掏出一毛钱来。比哈尔女人泪水盈眶的当儿，婕若妮萨轻摇怀里的拉鲁，为他唱歌。拾荒者也常说：她把那个被宠坏的大婴儿，像盾牌一样穿在身上。于是，最后那个比哈尔男人流落街头，老婆和孩子则搭了三天的火车回到乡下。

“她说听听你的心怎么说，我的确听了啊。”几天后，婕若妮萨告诉阿布杜，“我的心告诉我，如果我们放了这笔钱，瓦塞那块地的下一次分期付款，我们怎么缴？万一你爹又回医院去，那可怎么办？我们好不容易赚了点钱，可一旦我们开始以为我们有了保障，就可能永远困在安纳瓦迪打苍蝇。”

“雨季过后，新人会来到这里。”阿布杜告诉苏尼尔和其他拾荒者，因为他父亲这么说：“除了这里，他们还能上哪里去？”对移民来说，这是个艰辛的城市，有时甚至堪称可怕，却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好。

几十年来，安纳瓦迪赖以维生的机场，一直是修补胶带、摇晃的厕所和混乱无章的领地。如今，政府借着国际竞争的名义，让这里私有化。新的管理财团，由讲究形象的企业集团GVK领军，负责兴建一座漂亮、超高效率的新航厦——这一建筑杰作，能让旅客留下孟买成为国际城市的印象。新的管理集团同时接受委托，拆除当初在机场闲置地兴建的安纳瓦迪和其他三十个违章建筑区。尽管机场贫民窟拆除运动已经提出并搁置了数十年，GVK和政府似乎开始准备把这件事完成。

从约九万户违章住家手中收回土地的原因之一，是保护机场外围。原因之二则是土地的价值，因为这个棚屋遍布的空间，经过纵向开发后，可赚得巨额利润。原因之三，在一个以孔雀羽毛作为“印度新门户”标志的机场当中，则是民族自尊心。快速全球化对印度造成的改变之一，即是他们对贫民窟问题更加敏感。

当美国和英国各大银行纷纷破产时，惶惶不安的资金流向了东方。新加坡和上海日趋繁荣，孟买赚的钱却不太多。虽然拥有大量年轻、廉价、可供训练的劳工，然而，这个印度金融中心又被称做“贫窟买”（Slumbai）的事实，也暗藏着机会成本。经济虽然增长，大孟买地区却有半数以上的居民居住在临时住屋。在孟买机场走下飞机的国际商人，有的以嫌恶的目光看待贫民窟景观，有的则为之而产生怜悯，但他们几乎都不会认为这里是个运作顺利、管理良好的城市。

安纳瓦迪居民知道他们的小区普遍被视为一大祸患，而他们的家，就像他们的工作一样，都只是临时性的而已。然而，他们仍死守的这半亩地，对他们而言是三个不同区域。阿布杜和拉坞住在最古老、最好的坦米塞纳-马恩省加（Tamil Sai Nagar）区，也是公厕所在地。苏尼尔居住的地段比较贫穷简陋，是由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农村地区的达利人（Dalits）所建（达利人是印度种姓制度最受压抑的阶层，曾被称为贱民，位于社会最底层）。安纳瓦迪的达利人，称他们的贫民窟巷弄为果坦纳加（Gautam Nagar），是以在机场管理局的定期拆除工作中死于肺炎的八岁男孩的名字命名的。

安纳瓦迪的第三区，是位于贫民窟入口处的坑洼路段，也是许多拾荒者的居住之处。拾荒者睡在他们的垃圾袋上，以防被其他拾荒者偷去。

小偷睡在车辙道上。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机场四周的建筑工地，建筑工有时会对螺丝、钢条和钉子掉以轻心。机场私有化之前，许多小偷曾在那儿干活，帮助旅客把行李搬上车，换取小费。然而，使国际航厦区几乎和豪华酒店区一样赏心悦目的改造计划，也使下层社会的搬运工被驱逐出境，连同抱着婴儿乞讨牛奶钱的母亲们，以及叫卖小神像的孩童。

由行李搬运工化身的小偷，比苏尼尔这些捡垃圾的人多赚一点，他们会拿出大部分的钱到一个中国女人在机场大道上摆的摊位买宫保鸡丁饭。他们通常以Eraz-Ex这种印度的立可白，结束他们的晚餐。办公大楼的人会把还没用完的Eraz-Ex瓶子扔掉，安纳瓦迪的街童们知道这些残渣的价值。把它用唾液稀释后，涂在抹布上，吸进去——这一剂药，将使你敢于从事午夜过后的活儿。

然而，吸入Eraz-Ex可能造成长远的问题。阿布杜曾对苏尼尔指出，吸食者不是骨瘦如柴，就是肚子里长出又大又麻烦的肿瘤。

阿布杜对这些身材矮小的拾荒者隐约感到怜惜。不同寻常的东西，能让这些孩子兴奋不已，比如他最近在机场工人的流动餐饮站外看到的一张城市地图。回到安纳瓦迪后，苏尼尔谈论那张地图的口气，就好像他在水沟里找到一块金砖，别的拾荒者却不感兴趣，这让他似乎觉得吃惊。阿布杜明白其他人对自己的发现无动于衷的那种困惑，所以他早已不再阐明自己的个人爱好，他估计苏尼尔总有一天也会体会到自己的孤独。

至于苏尼尔，他必然会注意到，那些吸毒的小偷，比清醒、勤苦的阿布杜过得更快活。春天到来时，他们闹哄哄地聚集在安纳瓦迪的第一个游乐场，那是路边的一个窝棚，内有两台巨大的红色电动游乐器。

游乐场是一个老坦米尔人的廉价促销品，用来与阿布杜争夺拾荒者的货物。这个坦米尔家伙几乎和阿莎一样聪明，他借给拾荒者玩“炸弹超人”和“越南大战三”所需的一卢比，借给他们肥皂、借给他们钱买东西吃，还借给小偷剪开铁丝网或掰开轮轴盖的工具。由于受惠于他，拾荒者和小偷就得把货品卖给他。

胡赛因家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某天夜里为了报复，穆西闯进游乐场，清空了游乐器的投币盒。老坦米尔人发现肇事者时不禁大笑，因为游乐场的营收，比起他从赃物取得的报酬，简直微不足道。

在苏尼尔眼中，有个街童和其他人不同：一个鬼精灵的十五岁孩子，名叫卡鲁，是阿布杜最亲近的朋友。卡鲁嘲笑游乐场男主人穿的腰布太短，也不认同他说阿布杜这些人都是磅秤底下藏了磁铁的骗子。卡鲁的偷窃专业，在于经常装有废铝的机场回收筒。虽然回收筒位在有刺铁丝网保护的围场内，他对疼痛的容忍力却是个传奇。多亏Eraz-Ex同时也被当地人拿来治疗铁丝网刺伤，他可以在一个晚上越过围栏三个来回。把废金属卖给阿布杜后，他有时会塞给苏尼尔几卢比买东西吃。

像苏尼尔一样，卡鲁幼年丧母，从十岁就开始工作。其中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戒备森严的当地工厂打磨钻石，让其他男孩一想到就非常激动。

“为什么不把钻石塞进你的耳朵？”

“或是把十颗钻石塞进你的屁眼？”

卡鲁每天工作结束后必须通过钻石检测器的说法，他们完全不以为然。

苏尼尔喜爱卡鲁的一点，就是他能活灵活现地演绎他曾看过的电影，让从没去过戏院的小孩子观赏。卡鲁能够尖着嗓门，操着类似孟加拉国语的腔调，变身为宝莱坞恐怖片《古宅风云》（Bhool Bhulaiya）中被鬼附身的女人。带着喉音，用类似华语的腔调，他便成为《龙争虎斗》（Enter the Dragon）当中的李小龙。尽管一再有人请求，他却拒绝再演《金刚》。演《爱在宝莱坞》（Om Shanti Om）里的荻皮卡（Deepika），更使他高兴。“美女明星！”他摇曳生姿地说道，“只有她能把那些老式的衣服穿得那么美！”

卡鲁本身相貌平平，如果把那张脸的五官分别拆解，就是小眼睛、塌鼻子、尖下巴、黑皮肤。别的街童给他取了“卡鲁”这个绰号，意思是“黑小子”，这可不是恭维。但他有地位，不仅由于他对疼痛的容忍力，还有他制造乐趣的才能。当他对模仿电影明星感到厌倦，他便扮演安纳瓦迪著名的怪人，包括涂唇膏、走路时臀部突出的“独腿婆子”。她最近搞上了一个有海洛因毒瘾的街童。街童能有艳遇，即使是跟“独腿婆子”这样的身障女人，也是求之不得。

苏尼尔经常偷听卡鲁入夜后的交谈，因此得知警察有时建议街童去附近的仓库和工地偷些建材，再让警察从中获利。某天午夜，苏尼尔无意中听到卡鲁异常严肃地向阿布杜说起，他在机场附近搞砸的一次行窃探险。

一名警察告诉他去一个工业用地，地上有金属，但没有铁丝围栏，卡鲁称之为“工作间”。他晚上十一点过去，看到几片废铁，却被一个警卫追赶，于是他把铁片扔在杂草丛中，跑回家去。

“要是天亮前不去拿铁片，别的男孩就会找到，”卡鲁对阿布杜说，“可我累得要命，现在没办法回去。”

“那就叫这里的某个男孩待会儿叫醒你。”阿布杜建议。

然而其他男孩神智恍惚，也没什么时间概念。

“我可以叫醒你。”苏尼尔主动提议，反正他屋里的老鼠让他睡不着觉。

“那好，”卡鲁说，“凌晨三点过来，你要是不来，我就完了。”

卡鲁说“完了”时的语气轻描淡写，一如他对其他事情的态度，苏尼尔却放在心上。他躺在广场上，离阿布杜几步远的地方，通过月亮的运行来监测时间。在他所推算出来的凌晨三点，发现卡鲁蜷着身子睡在一辆嘟嘟车后座上。十五岁的卡鲁站起身来，抹抹嘴唇，说：“原本要跟我去的男孩已经精神恍惚，那你来不来？”

苏尼尔吃了一惊，随即感到荣幸。

“你怕水吗？”卡鲁问道。

“我会游泳，我在瑙帕达游过。”

“你有没有床单？”

苏尼尔有的就是床单。他跑去拿来，而后跟随卡鲁来到机场大道。两个孩子过马路时，苏尼尔把自己裹在床单里。他浑身发抖，尽管这天晚上并不冷。卡鲁转头笑着说：“你这样想吓人啊！大家会以为你是鬼哩！”苏尼尔这才不情愿地把床单包成一团夹在腋下。不久他们来到通往国际航厦的马路上。

这时仍然有车从机场出来。“从欧洲和美国抵达的班机。”卡鲁说道。在搬运行李期间，他得悉航班时刻，以及世界各大城市的名字。他说小费给得最多的前三名是沙乌地人、美国人和德国人。

经过闪闪发亮的“出境”招牌，和几道写有“旅途愉快”的维安路障，两个孩子沿着一条工程车专用、铺了一半的路跑去，随后转进一条黑漆漆的小路。苏尼尔能摸黑而行。过了几道高栅栏（飞机餐就在那后面制作），来到一个户外厕所，他经常在这儿发现空水瓶。两个男孩迅速跑过这块荒地。此时，他们站在一条米提河溢流流入的宽沟。苏尼尔不时到这儿来抓鲶鱼，带回贫民窟出售。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水是蓝的，“像游泳池的水一样。”他说道。后来水变得又黑又臭，不过，鱼尝起来依然香甜。

宽沟对岸的右手边是安全围墙，保护灯火通明的飞机棚。喷气式客机一一驶进棚内过夜。沟渠最左边，便是卡鲁说他们即将去的地方，昏暗而寂静。苏尼尔看见一棵细长的菩提树，以及在树后若隐若现的几栋像棚子似的大型建筑。卡鲁跳进发出恶臭的水中，朝这些建筑物划去。苏尼尔也游了起来，随后看见卡鲁涉水而过，于是也涉水过去。沟里的水流徐缓，毕竟雨季已过了九个月。不过，苏尼尔向岸上爬去时，仍感觉到液体冲撞着肚皮。

卡鲁所谓的“工作间”，是一个新的大型工业区，负责矿石熔炼，生产塑化剂和润滑油，还有一家名为“吾家金饰有限公司”的企业。其中几间仓库前方的淡蓝色灯光，照亮身穿制服的警卫身影，他们的影子像有九公尺那么长。

苏尼尔很想潜回水中，不过，卡鲁已经计划好迂回的路线，可以前往他藏铁片的杂草丛。“警卫不会看见的，”他说，“简单得很。”结果的确如此。

草丛中的铁片，在苏尼尔看来就像哑铃，举起来的时候，感觉也像哑铃。这也是今晚唯一伤脑筋的问题：两个男生游着泳，搬得动多少重量？他们把床单拧成吊索，决定每人运三块铁片。

他们拿着这些货物，摇摇晃晃地离去，十五分钟后，浑身湿透地回到安纳瓦迪。阿布杜天亮醒来时，以三百八十卢比买下铁片，苏尼尔分到三分之一的利润。警员拿了多少，苏尼尔不敢肯定。卡鲁对他的获利似乎默默表示满意。对苏尼尔而言，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笔可支配所得。

这会儿该去“粉红有声片城”（Pinky Talkie Town）了。卡鲁带头来到电影院，这儿的地毯极其干净的程度迷住了苏尼尔。午间上映的电影是一部美国片，男主角名叫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在电影里，他似乎是纽约一场瘟疫中仅存的人类。一只母狗也在这场瘟疫中幸免于难，成为男主角的朋友。它是黄色皮毛的狗，背上有个大斑点，像马鞍一样，男主角会跟它说话，仿佛它都听得懂。接近结尾时，男主角却掐死了它。

苏尼尔猜想男主角杀死他唯一的朋友，必然有个动机。除了瘟疫，还有一个鬼魂和一场爆炸，虽然这些事件肯定是男主角下决定的因素，苏尼尔却弄不懂逻辑推理。当他从黑暗的戏院步入春日下午的烈日之中，背叛母狗的行为使他感到厌恶，直到吃得肚子鼓胀后，他的心情才稍微恢复。

几个星期后，卡鲁又一次请他帮忙，苏尼尔想到其他小偷可以狼吞虎咽地吃宫保鸡丁饭，却也开始比较这个有潜力的职业与导致蛆虫、脓肿和橘色眼睛的捡破烂活儿之间孰优孰劣。他心想，从目前看来，最好还是坚守自己的垃圾箱和岩架。

阿布杜对苏尼尔做出的选择，似乎松了口气，尽管苏尼尔一直无法完全搞懂这个像老头子的男孩在想什么。卡鲁也没逼他，这也好，因为苏尼尔不知道其他人能不能明白他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在他一生中赚最多钱的那天，他并没有达到其他男孩所谓“充满喜悦”的兴奋状态，那只被掐死的母狗只是部分原因。他有时说起身为拾荒者，会说“我不喜欢我自己，干这份活儿像一种侮辱”。但他认为，当个小偷，他很可能更不喜欢自己。况且，卡鲁和萨哈警察局打的交道，令他感到不安。

往后，苏尼尔将逐渐了解孟买警察左右安纳瓦迪街童的权力程度。不过目前，尽管他擅于推敲他人的动机，却也只能断定，卡鲁那份夜间工作的背后运作，并非他的理解能力所及。

05 第一个女大学生

《黛洛维夫人》（Mrs.Dalloway）的情节，在阿莎的女儿曼竹看来毫无道理。她读着大学课本，觉得懒洋洋提不起劲，担心自己又患上登革热或疟疾，毕竟她住在距离蚊虫嗡嗡作响的污水湖仅九公尺的地方。“不可能。”她断定，只是天气的问题而已。才春天而已，却已经烈日炎炎，如刀的尖锐白光刺痛着眼睛，使安纳瓦迪的水牛提早发情。曼竹觉得她母亲看起来同样疲乏，不过，那或许是因为市政代表萨旺在法庭被指控选举舞弊的关系，阿莎还指望他能让她登上贫民窟主的位置。

曼竹第一次问起这个传言时，阿莎只是耸耸肩。毕竟这位赞助人先前曾让两起谋杀指控销声匿迹。正如市政代表所说的“在孟买，所有案件都可以处理”。他的肚子看起来已经比胸肌还大，紧绷的领子似乎和天气不太协调。

正如印度政府只允许妇女参加某些竞选一样，为了增加向来不被接纳的族群在印度政党的人数，某些选举也只保留给低种姓候选人参选。在前一年七十六选区所进行的这类选举中，市政代表轻松获胜。然而，萨旺并非低种姓人士，他只是假造一份新的种姓证明书、新的出生地和新的祖先，以符合候选人资格。在其他选区，至少有十名候选人也这么做，多数是湿婆神军党。

但是，七十六选区的国大党（Congress Party）候选人，是得票数第二的地道低种姓人士，如今到高等法院提交萨旺伪造文书的证据，请求法官扭转选举结果。突然间，市政代表觉得有必要向市民表达敬意。他治理这一选区已逾十年，对于以前的嘟嘟车行驶和处理过的琐碎案件几乎记不得了。因此，他开始造访该选区的贫民窟，领受选民的爱，希望多少把伪造文书的事压下去。

下一站轮到安纳瓦迪。于是阿莎和曼竹得把贫民窟居民，聚集到污水湖旁的粉红色寺庙，和他一起祈祷胜诉。

他下达的命令使阿莎感到进退两难。现在正是学校考试期间，由于怕孩子丢下课本，父母都不愿意离开屋子。然而，她必须施展自己的影响力，确保体面的出席人数。

在指定的那天太阳落山时，萨旺穿着一身无可挑剔的白色狩猎装，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大步跨入安纳瓦迪。苏尼尔和其他拾荒者从远处看得目瞪口呆。市政代表会用警察那种大跨步走法，仿佛他的大腿赘肉多到无法正常走路。他头发上抹的油，也多到足以炒蒜头。

市政代表赞许曼竹和她的朋友米娜为典礼制作的油饼。对于小庙里的装饰，他也很满意，是一张老旧的金属课桌。当初兴建安纳瓦迪的坦米尔建筑工人筑起这间小屋，供奉抵抗瘟疫的马里安曼（Mariamma）女神，米娜的父母也参与其中。在萨旺的认可下，阿莎帮马哈拉施特拉人取得了这里的控制权，此后，粉红小庙多数时候总是锁起来。这天下午，米娜和曼竹把小庙好好擦洗了一番，死苍蝇和老鼠粪都不见了，新的神像闪闪发亮。

“把大家叫来，晚饭后，我会过来讲话。”市政代表告诉阿莎，随后，他和随从们搭乘休旅车离去。晚间八点，阿莎敲打庙钟，不久庙里便挤满了人。一名塔布拉鼓手轻轻敲鼓，阿莎则在课桌旁打点自己，把自己最好的纱丽穿出来，十多盏许愿烛照在纱丽的金色镶边上。

庙里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阿莎在内，都是真正的低种姓阶级，大多数是湿婆神军党打算逐出孟买的移民。然而，居民到这里来，并不只是害怕惹恼阿莎，更是出于对市政代表本人的信任。

他们清楚萨旺的贪腐，也认为他的确伪造了种姓证明书。“但是只有他一个人，亲自来到这里。”安纳瓦迪的居民们说道。每次选举前，他便利用公款，或者向著名的美国基督教慈善机构“宣明会”（World Vision）索取资助，提供安纳瓦迪某项设施——公厕、旗竿、水沟、污水湖旁的水泥平台，也是他来这里时通常站的地方。他每次来访便告诉居民，他多么全力抗争，才延后了机场当局的推土机前来，那些推土机曾在二○○一至二○○四年间将住屋夷为平地。在机场现代化以及治理孟买的过程中，市政代表只是个小角色，一个填补空位的政客。然而，在安纳瓦迪居民对政治的想象中，他比印度总理更为重要。他需要他们的选票；他们则必须相信，他有能力保护他们。

“他什么时候来？”大家问道。

“马上就到。”阿莎保证。挤满人的小庙，随着流溢的汗水发出体臭。贫民窟住家，包括寺庙在内，几乎把整个城市的热度都吸聚进来了；但是在头一个小时，没有人表现出痛苦的神情。下一个小时，庙里的叹息声则不绝于耳。

安纳瓦迪居民的时间很宝贵，即使是对孩子的考试不觉得紧张的人也一样。他们天亮时就得干活，打扫房子，给孩子们洗澡；最重要的是，必须赶往贫民窟水流涓细的水龙头前，趁它尚未流干净尽快打水，这得花数个钟头排队。市政当局早晚把水送到安纳瓦迪的六个水龙头，各持续一个半小时。湿婆神军党的人将水龙头占为己有，向左邻右舍收取使用费，这些水掮客虽然令人愤慨，却比不肖的“宣明会”社工好得多，那些社工为新的水龙头向安纳瓦迪居民募款，拿了钱后就逃之夭夭。

晚上十点钟，阿莎纱丽上衣的脖子和腋下部位已经汗水涔涔，不过，她终于用电话联络上萨旺的司机。“他就在路上。”她告诉群众，随后带大家一起祈祷，以便在市政代表抵达时，能看见居民们在虔心祷告。

晚间十一点钟，他仍未到。阿莎对她的女儿做手势：“把食物拿过来。”曼竹准备的饭菜，原打算典礼后再吃，可是大家已开始离去，而市政代表和司机都没有再接电话。

本打算等典礼结束，吃过东西就回家的人，仅剩下十来个人留在庙里，而且多半是一事无成的醉汉。阿莎的神色不再镇定。

离去的人会说，阿莎答应送市政代表过来，却没能遵守诺言；更糟的是，萨旺抵达时将发现庙里空无一人。这场灾难，只有她一个人将受到谴责。他给她的微笑，只能被解读为一种侮辱。他会说，她得不到居民的敬重，说安纳瓦迪还没做好迎接女贫民窟主的准备。不用说，他一定会提及其他多少个贫民窟、聚集了多少人、晚会办得多么圆满成功。

正当阿莎怨愤地向她的女儿陈述这些可能性时，一个年轻漂亮的阉人踱入安纳瓦迪。他看见空空的庙里灯光闪烁、一名鼓手闲坐在那里，于是走了进去，跳起舞来。

阉人留着一头长而浓密的卷发，睫毛长到触及眉毛，手腕上戴着廉价的金属手镯，臀部开始慢慢摇来晃去。他伸出如雕像般静止不动的手臂，他的腿却像蛇一般扭动。鼓手也跟着活跃了起来。曼竹看得瞠目结舌，阉人的上半身和下半身仿佛由不同的控制器操纵。他停下来用牙齿叼住一盏许愿烛，而后开始旋转，弄熄了火焰。

阉人或称“海吉拉斯”（hijras），在孟买既令人惧怕，亦被奉为偶像。他们非常不幸，因为性别不明，而这种厄运又被认为有传染性；所以当阉人来到你家门口，你得付给他们钱，请他们走开。如果你要他们丢颗椰子到你的仇人面前，就多付点钱。只不过椰子一旦掷出，厄运便会从此跟随，即使你的仇人雇请宗师点三炷香，插在一杯米中，撒上朱砂，亦于事无补。

安纳瓦迪住了六个阉人，化了妆的脸庞写着无尽的风霜。其中几个跟着那位年轻的阉人进到庙里。然而，这位年轻的阉人是外地人，毫无瑕疵，他的女性化并不在于他的衣着和脂粉，而在于他脸上某种无以名之的东西。他不要别人给钱请他走开。此刻他旋转得如此之快，使他的头发几乎与地面垂直，他的汗水溅在贫民窟居民的脸上，这些居民回到庙里来，流连忘返。

他手脚着地，弓起背，屁股高高翘在空中，随后唱出嘹亮的高音，和他身体的抽动一同起伏。他叫苏腊吉（Suraj），十八岁。阿莎的儿子拉坞立即猜到其他人所没猜到的：在紧身牛仔裤底下，苏腊吉的身体依然完整如初。只是令他的母亲和姊妹们感到心碎的是，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四分之三的女儿身，四分之一的男儿身。现在，他会到各个贫民窟跳舞，卖力到令他胃肠发疼的程度，以赚取小费过日子。像阿莎一样，他也想在七十六选区闯出名气。

两个女人涌向前去，和阉人一起转了起来，红绿交杂，模糊一片。而后，阉人瘫倒在地。大家倒抽口气，怀疑他疾病发作，直到他宣布体内的女神有话要说：“叶蓝玛（Yellamma）女神说，带一片苦楝叶给她，她就回答你有关未来的问题！”

阿莎皱皱眉头。万一萨旺到的时候看见这种表演怎么办？随后她暗自断定，这总比看见一座空无一人的庙要好些。人们仍陆续往这里聚集，跳起来、伸着脖子争睹阉人。街童出来了，妓院老板和他的客户们也走了出来。斑马主人罗勃的儿子们，在广场上放火烧两个轮胎，使气氛更加热闹，而在庙里，大家纷纷向被女神附身的阉人提出问题。

“我该不该贷款修我的房子？”“我该不该付钱给那个说能帮我找到工作的男人？”“我要怎么负担我女儿的婚礼开销？”“我儿子将来会怎样？”许多人关注孩子们能否通过考试，有个问题关于心瓣膜的，还有许多问题是关于机场管理局的：“机场那些人什么时候会破坏我们的房子？”女神或许比市政代表萨旺知道得更多。

阉人的答复有如呓语、或谁都听不懂的神言神语，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声音——无论是女神或阉人的声音，都具有一种催眠力，听起来像是祝福。

此时大家提出他们的疑问，在广场对面胡赛因家的屋内，也听得见叫喊声。

“这是在搞什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闭嘴？”阿布杜的弟弟穆西叫道，把额头顶在他的数学课本上，不知道要怎么准备他的九年级考试。他的父亲来回踱步，咒骂市政代表和安纳瓦迪的印度教徒：“这些好吃懒做、崇拜偶像的人，每年一百个节日，都用他们的噪声让我们受罪，今天甚至还不是节日，他们却跳舞跳得昏了头……怪胎！”

安纳瓦迪文化程度最高的学生，是二十一岁的普拉卡什，他住的地方和庙的距离仅隔五户人家。他坐在家中，把经济学课本放在腿上，双手抱着脑袋。两颗泪水滚落在他的手指间。他至关重要的大学毕业期末考试，被一个旋舞的阉人给毁了。他打算一有机会，就逃到班加罗尔去，他认为那座城市比较尊重学者。

凌晨一点，市政代表接了电话。他不来了，因为要会见更重要的人让他分不开身。不过，他对阿莎很满意，因为他以为电话那头传来的热闹喧嚣，是整个安纳瓦迪正在共同向他致意。

阿莎的好运再度降临。“到里面去吧。”她对曼竹说。

“这就来，”曼竹茫然说道，她的眼睛仍盯着汗湿的阉人，“不过，妈，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安纳瓦迪的居民一致认为，从曼竹的长相、她母亲的政治关系以及她累人的每日行程来看，她实在太过乖巧温顺了。早上，她去大学念书；下午，在住家的棚屋里，她管理贫民窟唯一的学校；其他的时间，她为一家五口提供烧饭、打扫、打水和洗衣等服务。这些义务，是以每晚只睡四个小时的代价来完成的，且鲜少对她的性情造成影响。不过今年春天，因为一连串神秘的感染和发烧，她的沉着开始受到考验。

阿莎担心她女儿的身体燥热起来，将使她失去贞节的风险提高。但曼竹没有危险之虞。她从少女时期，就让自己变成举止得当、仪态庄重的典范，这些都是她认为母亲所欠缺的风度。

一天下午，她的弟弟拉坞站在墙上的小镜子前，一面用曼竹的“白雪公主”（Fair and Lovely）美白霜按摩他的脸，一面通过布满褐色斑点的镜子审视曼竹。她跪在地板上，黑亮的辫子披在肩上，脸上挂着越来越绝望的神情，一面低诵英文字。

“你脸上是什么表情啊？”拉坞说道。

曼竹抬起头来：“拉坞，不要涂那么多面霜！”

“白雪公主”面霜对保持她的浅肤色至关重要，对于她在婚姻市场的地位亦起着关键作用，不过，拉坞和他们的弟弟甘尼许，比她涂得还多。

拉坞转开电视，电视上的卡通鼠杰利（Jerry）以鞋油作为掩护，正在说服汤姆猫，他已经吞下足以炸毁一座城市的炸弹。曼竹看了一会儿之后，又叹了口气。“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说，“我的学生一个小时内就要过来，而我自己的工作进度却还落后。我的计算机老师说：‘问问你母亲要你做哪件事：你的修图软件作业，还是你的家事？’否则他就要让我挂科。我有没有跟你说昨天在心理学课堂上发生的事？我把钱包摆在课桌底下，去了趟洗手间，有人就把钱给偷走了。什么样的人啊！别的女生可是比我还有钱哪。算了，我何必费心跟你说这些，你的眼睛一直盯着电视看，连听也没在听。”

“我在听啦，”拉坞抗议道，“只是你的压力这么多，我不晓得该去想哪个。”

拉坞也有他自己的压力，必须在九年级的考试和酒店的晚班兼差之间保持平衡。现在，他已能熟练地模仿洲际酒店服务生在接近房客时，脸上装出的表情。你必须抬头挺胸地说：“我反应机灵，乐于助人，”同时卑躬屈膝地说，“只要你喜欢，先生，我随时可以消失。”他拥有一张开朗的脸和一双好奇的眼睛，能快速得到安纳瓦迪的女生认同。不过，他觉得一张经过好好打理的脸，能让他免于在最近的一次酒店派对中丢脸。

那次派对出现问题始于一名DJ，午夜过后，他开始随兴所至地点播歌曲。先是克里斯廷（Christina Aguilera）的流行歌《我很美丽，不管他们怎么说……》，紧接着是《站起来》（RiseUp），是拉坞目前最爱的舞曲。

站起来！别再倒下去

站起来！我打破枷锁许久许久

舞曲的英语歌词对他没有意义，倒是低音部分令他倾心。每回听到，都让他内心震荡。当第一段回音震荡的合音，通过酒店的喇叭传出来时，他本来可以微笑，或用一只脚轻轻打拍子。但突然间，两个年轻的酒店宾客拉着他的胳膊，请他示范几个“孟买动作”。

大家都知道，烂醉如泥的白种人小费给得很大方。于是他自认谨慎地示范起几个步法——不用肩膀和手，只用头和脚。

“你疯了吗，蠢货？”

酒店的一名上司扯住他，其余的经理也从房间另一头跑过来，仿佛他拿着叉子捅了宝莱坞明星一下似的。在他被拉着脚跟拖进垃圾间时，职员工们都在窃笑。直到回家心绪逐渐平复后，他才找到可用来捍卫自己的论点：假使酒店工作的第一条法规是不准盯着宾客看，那第二条法规难道不是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吗？

随着卡通汤姆猫把房子炸成碎片，拉坞转头继续照镜子，曼竹开始读她主修的英国文学。今天的作业是十八世纪的复辟时期戏剧，以及康格里夫（Congreve）的《如此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

曼竹没读过《如此世道》，她的教授也不指望她读。除了主要由高种姓、有钱学生组成的一流大学，印度的文科教育都是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在她那个水平平庸、狮子会创立的女子学院，老师只要求她熟记课程大纲中每部文学作品的故事梗概，然后在学校的考试以及后来的邦考中重写一遍。曼竹有背诵的天分，她称之为“用心熟记”。不过，她发现这种方法很难用在《如此世道》中的人物上。

“米勒曼特（Millament）、米拉贝尔（Mirabell）、佩图蓝（Petulant）——你听说过这些名字吗？而且还有更多更多，”过一会儿，她对拉坞说，“每个人都在说谎，拐骗别人的钱，但老师写的故事内容让我无法理解。”

“爱即服从”是问题所在。虽然她从未和同龄的男生牵过手，“爱”这个字却让她充满信心。然而，“服从”这两个字带来的只是她对母亲的气恼，她母亲并未遵守诺言，买一本英语－马拉地语辞典给曼竹。拉坞和她母亲都不懂英语，但这种印度前殖民者的语言，被公认为是在办公室和酒店找到一份好差事的必要条件，这令他们很不服气，马拉地语不也一样值得推崇？

对曼竹而言，英语的重要性，是随着她大印度的更加全球化、由更精英领导而来，不管是借由研读康格里夫、在英语口语班或国际客服人员训练班练习美国大通银行Visa卡的对话，都可以学习这种语言。“具备英语能力”这种彰显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纸证书，乃是脱离贫民窟的可能跳板。曼竹的英语依然有点钝，但已经很不错，足以在安纳瓦迪排名第二。

英语讲得最好的是普拉卡什，住在寺庙附近的经济学学生。在安纳瓦迪年轻人结构复杂的社会层级中，普拉卡什是顶尖等级的人。这种层级如今不太建立于种姓之上，而是建立在未来的经济前途上。他一度曾是中产阶级，在私立好学校念书，后来他父亲被火车撞了。于是他利用空闲时间，为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ICICI）卖共同基金，打电话给不认识的人，赚取微不足道的佣金。

曼竹猜想，普拉卡什应当知道“服从”这词的意思，不过她没跟他讲过话。贫民窟的年轻女孩，对于与男性之间每一个可能互动的价值，以及可能引发的谣言，都必须予以权衡。已经有人在议论，一个板球手弄到她的相片，还加上心形护膜。因此当她到屋外搓洗衣服时，她瞥也不瞥在屋外念书的大学同学，尽管距离仅数公尺之遥。

“米拉贝尔，花花公子。米勒曼特，情郎。费诺尔先生，戴绿帽。”她喃喃说着片段的情节摘要，一边拿石块搓洗她母亲的大内裤和她父亲的小衬衫。

“错了，米拉是情郎。”她把拧干的衣服拿进屋里，晾在墙上的绳子上。部分墙壁只到距离屋顶半公尺的地方，她父亲已经承诺要把缝隙堵起来很久了。不过，那就像要她母亲带一本英语－马拉地语辞典回家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

她一边清理两口瓦斯炉，一边背诵：“作品主题是爱情、社会地位和财富。”上百只蟑螂散布各处。她跨过此时睡在地板上的拉坞，把一些食物残渣拿出去，倒进污水湖，炎热的季节让湖水充斥一大片布袋莲。

“米拉贝尔通过和美人儿米勒曼特的婚姻，寻求社会优势。”

当曼竹背诵的时候，经常想象自己处在女主角的地位，可这位女子米勒曼特却使她无动于衷——她既有钱又独立，有资格商议自己的婚姻，却总是在发牢骚。曼竹大学毕业后想当老师，但她最怕的是，她母亲一气之下，可能把她嫁给某个认为女人不该工作的乡下小子。那她这辈子，都得做她现在所做的事：打扫屋外吹进来的灰尘、拖地，然后再打扫在她拖地时吹进来的灰尘。

“在康格里夫的戏剧中，财富比爱情重要。”

这是她母亲的立场，显而易见。曼竹的小弟甘尼许在家门前放置一小批杂货，这是阿莎最近的创业方案，却未能成功。为了开店，她弄到坎伯先生原本希望能资助他心瓣膜的政府贷款。阿莎打算让她老公经营这家店，他却把所得贷款，拿去在上工时喝得烂醉。他现在正醉倒在甘尼许脚边。

曼竹对金钱不感兴趣。她渴望美德，这种渴望部分是出于恐惧。读书时，她有时会抚弄脖子上多年前的伤疤：那天晚上，她偷了母亲的钱买巧克力，阿莎便拿着斧头挥砍她。不过，曼竹为善的欲望也是一种反抗，用来谴责一个据说靠着行为不端而得到电视机和其他好处的母亲。

曼竹展现情操的工具，是她每天下午在家管理的学校。学校由中央政府资助，透过一个天主教慈善机构运作，阿莎是公定的老师。但她终日忙于湿婆神军党务，因此曼竹从七年级开始便帮忙给学生授课，她的全心全意付出，很让她的母亲气恼。虽然阿莎对于学校给家里带来的小额津贴觉得满意，她却认为曼竹应当只在督学前来视察的日子授课，像其他许多家教老师那样。

中央政府称呼曼竹的这些学校为“过渡学校”。她的工作简而言之，是给童工或因家务责任待在家里的女孩子，每天提供两小时的课程，以便让他们适应、想接受正规教育。激发他们的热情并不难，因为每一个贫民窟居民都知道，摆脱贫穷主要有三个途径：找一份事业，像胡赛因家找到的垃圾事业；政治和贪腐，像阿莎所寄予的希望；还有教育。贫民窟里，有几十个父母为了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只靠煎饼加盐度日。

过去五年里，机场周边开了一百多所学校，有些是高学费的好学校，有些是骗局，有些则像曼竹的家教班，由不合格的青少年授课。不过大家都了解，所有的学校都比玛洛市立学校（Marol Municipal）要好些，阿莎是该校的约聘教师。该邦有近六成的公立学校老师未完成大学学业，许多长聘教师为了稳固教职，会私下给学校官员送上大红包。市政代表便属于宁可充分利用这些放牛学校，也不愿对其予以改革的政客。他开办了自己的私立学校，由他人挂名。

“在玛洛学校，我们玩游戏，下课休息，再玩游戏，然后吃午餐。”这是尼泊尔男孩阿达许对公立学校课程的描述。免费午餐是其吸引力之所在。阿达许平时下课后，会来到曼竹的家教班，因为她至少还会教些东西——往往是她在大学念书尝试背诵的故事摘要。她的学生们对于《黛洛维夫人》的情节并不比她了解，不过，他们了解奥赛罗（Othello）因为他的黑皮肤，而不受人信任。

此刻，一个学生飞也似地奔进她的屋内，速度之快，使钉在墙上的萨克雷海报飘落下来。“德昀（Devo）！你来早了！”曼竹指责道，“你还忘了脱鞋！”

随后，她的眼光从地上的泥印，挪到他那满是血的脸上。

“啊，”男孩抱着脑袋说，“有一辆出租车……”

安纳瓦迪的孩子们经常在混乱的马路上被车撞，通常是在过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到玛洛市立学校上学时。新手边开车边使用手机，可能是一种致命的组合动作。曼竹跳了起来，抓起炉边的姜黄，把黄色粉末倒在德昀的头上。姜黄不仅对于伤口，对准备结婚的新娘也有好处。她涂上姜黄香料，直到它和血融拌成鲜橘色的糊状，然后用力按压。在她检查是否已经止血时，德昀的独眼寡母走进门来，挥舞着三十公分长的金属条。

“没有车会撞上你！也没有神会救你！你闯到马路上那样走来走去，现在，我就亲自让你死在我手里！”

德昀冲到曼竹家的木制储物柜底下，发出痛不欲生的嚎叫。他的母亲把他拖了出来，开始用金属条抽他。

“不！”曼竹说，“别打头！别打他受伤的地方！”

“我要打掉你的牙齿！我要让你皮肉发红！”德昀的母亲喊道。在安纳瓦迪，最快速的倾家荡产方式，不是受伤就是生病，而这女人因为借高利贷，支付她已故丈夫最后一程的医疗费，已经负债累累。“万一司机把你撞得更严重，我要怎么付医疗费？告诉我，德昀！我有没有半毛钱救你的命？”

“住手！”曼竹叫道，并尝试抓住女人的手，却未能成功。拉坞这会儿已经醒过来，翻翻白眼。他认为，家教学校是家庭番石榴剧的首选之地。在心平气和的时候，曼竹可能会主张，父母在一个似乎危险倍增、而他们尚未完全了解的城市里，会害怕管不住孩子。虽然曼竹厌恶任何类型的暴力，但偶尔的鞭打，就像她母亲偶尔拿斧头劈砍一样，能有效地让孩子乖乖地待在家中。

然而，德昀的母亲如今已顾不得建设性的教导，于是曼竹扑到两人中间，设法抱住德昀的母亲。

“你保证，”曼竹喘着气对德昀说，“不再闯到马路上去。”

“好。”他爬了起来，发出阵阵呜咽。

离开前，他的母亲用她那只独眼，望着曼竹说：“明天他如果不来这里和你坐下来念书，我就打断他的腿，把煤油浇在他脸上！”

曼竹再次为男孩的伤口止血时，一个小女生责备说：“老师，你上课迟到了。”

曼竹解开她身上尽是鲜血和香料的披肩：“来，我们去找其他人吧。”如果她把学生们留在屋子里，他们有可能像她的弟弟们胡乱地涂抹“白雪公主”面霜一样放肆。

每当曼竹从屋里出来时，看起来总是很生气。因此，凡是离开她家的人都要紧闭嘴唇，除非他们想吃进一嘴苍蝇。贫民窟里只有这些苍蝇对她母亲新商店里的走味商品感兴趣。“同学们，来吧！”她吆喝道，一边穿过广场，轻轻绕过阿布杜分类完成的垃圾堆。她知道阿布杜是谁，因为拉坞和他的弟弟穆西形影不离。不过，她当然没和他说话。据她所知，这个垃圾小子不跟任何人说话。

“孩子们，快点，”她喊道，一边拍手，一边转入一条贫民窟巷弄，“快点！时间晚了！”她的职责是要赶学生上课，这让她颇伤脑筋。他们不是该主动出现才对吗？

但事实上，她喜欢出走出门来，朝各家门口窥视，搜集左邻右舍的八卦，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老师的地位使她免于被人说长道短。今天的八卦和宣传本田机车的写字板有关，那是由阿肯色州西罗亚泉（Siloam Springs）一家经销商提供的。“宣明会”慈善机构原本打算把写字板当礼物，送给安纳瓦迪的三十多个助养儿童，但这些写字板却被指派发送的社工人员囤积起来。曼竹每回听说她的母亲没在当地丑闻中扮演关键角色，总是如释重负。

她的学生，大多是十二岁以下的女孩，此时正陆续从屋子里走出来。他们被阳光晒白的衣服，有些拉链坏了，露出瘦骨嶙峋的背部。曼竹不担心小莎妲（Sharda），这女孩生来就骨瘦如柴，跟她母亲一样，她的母亲先前在马路上敲石头，后来肺也毁了。拉希米（Lakshmi）的情况很悲惨，她的继母把家里的食物全留给她自己的子女。妓院老板的十一岁女儿，穿着紧身黑短裤，戴着摇来荡去的耳环，后面跟着她的弟弟。两个孩子在嫖客到他们家时，喜欢跑到屋外，尤其当嫖客嫖的是他们的母亲时。对这些孩子当中的许多人来说，曼竹的小小学校并非过渡学校，而是他们能得到的全部教育。

这班人随后朝曼竹的秘密学生——好友米娜家前进。米娜的父母对于女孩子的教育固守旧有传统，认为太有学问会让女孩子不够温驯。然而，曼竹一直偷偷教米娜英语。

十五岁的米娜是安纳瓦迪第一个诞生的女娃，在她父母帮忙把沼泽改建成贫民窟的两年后出生。她是贱民阶层，曼竹则属相对稍高的昆比务农阶层。像大多数的安纳瓦迪居民一样，这两个女孩也认为长辈对阶层的注重，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文化遗物。曼竹和米娜成为朋友，是因为她们都喜欢跳舞；能够继续当朋友，则是因为她们能守住对方的秘密。

此时，看见曼竹在她家门口，米娜露出一丝微笑，但不是她那种爽朗灿烂、电影明星似的笑容——其他女孩子试图模仿却未能成功的笑容。今天的微笑是“回去吧”的版本，表明她正被关禁闭，只能去打水或上厕所。她的“罪行”一如往常，是因没对她的兄弟和父母保持沉默。她为什么不能在广场上听男生们谈论酒店的事？她为什么不能上学？白天她乖乖料理家务，可到了晚上，她有时会克制不住愤怒而爆发，她的母亲和兄弟于是觉得非揍她一顿不可。她这样的行为，有可能破坏他们在坦米尔纳德邦乡下为她安排好的婚事。

曼竹经常劝告米娜，要像她一样，把不满埋在心底。不过，米娜的反抗举动，却触动了曼竹的内心某处。今天早晨，当曼竹准备去大学念书时，贴在她额头上的银色眉心贴（bindi）滑了下去，落在颈凹处闪闪发光，看起来很美。阿莎已经出门干活，所以曼竹没去动它。一个女孩就算样子不完美，还是可以贞淑贤慧的。

回到屋里，她的学生们在沾血的地板上坐下。

“同学们午安！”她用英语说道。

“老师午安！”孩子们以震耳欲聋的音量回喊道。

她停了下来，不确定接下来该做什么。她对《如此世道》不够了解，无法和她的学生们钻研故事情节。那得留到她做晚饭的时候，在她的母亲为了父亲喝醉而和他吵起来之前，再行消化。

这天的正式作业，是水果的英文名称——苹果、香蕉、芒果、木瓜。她打算循序渐进，在复习过前一课教过的汽车、火车和飞机之后，再进行到这里。不过由于一开始孩子们仍在嬉闹，得先来个十分钟的“头儿肩膀膝脚趾”，消耗他们的体力。

一如平常的这个时刻，学生们的诵唱声在广场回荡。小拾荒者苏尼尔在把他的货物卖给阿布杜时，喜欢偷听他们上课。一月份，他曾在曼竹的课堂坐了几天，熟悉一闪一闪小星星的英文歌，而后，他觉得还是把时间花在为食物努力比较好。他如今认为，曼竹的学校，只是在屋子里玩无聊的游戏而已。

阿布杜认为，曼竹是安纳瓦迪几乎拥有一切的女孩，对于小男孩苏尼尔的优越感，他只感到纳闷。在“独腿婆子”自焚事件发生、一切改观之前，阿布杜最骄傲的就是能够预测其他人的命运，尤其是拾荒者。不过，苏尼尔的未来很难看见。虽然遭到轻蔑是促使人改变的力量，然而捡垃圾的差事，尚未污染苏尼尔的心灵；只要他依然觉得，背诵“苹果的苹，Apple的A”或许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些许改变。

引火自焚

印度刑事司法制度就像垃圾市场一样：清白或有罪，就像一公斤塑料袋一样，可供买卖。

06 两个家庭的伤口

起初，“独腿婆子”法蒂玛以兄妹的心态，去爱她那上了年纪的穷丈夫。婚后，她才得知其他方式的恋爱。这种爱的滋味是莫大的发现，无法隐藏。到她三十五岁左右，安纳瓦迪居民公认她的性需求就像她的唇膏一样明目张胆。如果她是正常的女人，她的风流韵事可能就是纯粹的丑闻；而她的身体缺陷，则使这些韵事成为笑话。还有她那蔚为奇观的发飙场景，为安纳瓦迪的许多傍晚带来活力。

鉴于生来膝盖以下变成鳍状肢所承受的侮辱，法蒂玛早年即把她的语言兵工厂提升至炉火纯青的地步。三十岁时，她的骂人功力甚至凌驾于婕若妮萨之上。当一项政府措施提供她一副金属拐杖时，她形同具备双重武装。肩膀强而有力的她，会举起拐杖使劲朝她认为无礼的邻居打下去。她还能神奇地瞄准目标，甩出拐杖。“一定是私酒。”有些人窃窃私语，为她发作的脾气提出解释；尽管整个安纳瓦迪的私酒，还没多到能让法蒂玛保持这种火爆脾气的程度。

她有残缺，她直言不讳地承认。她不识字，这点她也承认。然而，如果说她的脾气无礼又野蛮，那简直是一派胡言。她的愤慨，绝大部分来自她后来的觉醒——自己和任何人一样都是人。

有时候，共度午后的男人会留给她钱；但多数人穷得没钱给她。然而，即使是当中最穷的人，也帮她领会到她父母从她手上夺走的东西——那两个感到羞耻、本身也同样令人羞耻的父母，把法蒂玛这个身障女儿藏在屋里。

看着她的兄弟姊妹跑去上学，放学回家接受父母的爱，是她每天必须承受的惩罚。“我那时多么憎恨自己，”法蒂玛告诉让她既信赖又恼恨的婕若妮萨，“我听到的，全是我的出生是个错误。”如今，当她母亲搭火车到城市这头拜访时，总要把法蒂玛妹妹拍摄的艺术照拿出来传阅——她是一个双腿健全的美人，戴着光彩夺目的鼻饰。“这是个好女孩，”她母亲喜欢这么说，“瞧她多么好看，皮肤又白。”

“像‘独腿婆子’那样的成长过程，她本来可以变得更坏。”婕若妮萨对阿布杜说道，尽管她私下认为，一个成年妇女还在抱怨自己的童年，不免稍嫌任性。婕若妮萨不禁讲起自己早年在巴基斯坦吃“水泡麦壳汤”的日子，而后媒妁婚姻才使她越过边境，来到这里。安纳瓦迪很少女人有甜蜜的年轻时代可供回顾。不过，法蒂玛认为，早年的坎坷岁月，该用几年的好日子加以平衡，而她根本还没有享受到。

她没兴趣扮演某些慈善家期待身障人士扮演的角色：曳足而行、心怀感激。想在贫民窟维持尊严已经很不容易，就连吃苦耐劳的女人，也因料理家务搞得筋疲力竭。雨季期间，法蒂玛的早晨往往这么展开：用一条腿和两支拐杖，拿重达十二磅的水瓶装着帮浦汲来的水，踩着泥泞滑溜的道路，然后“啪搭”一声跌倒在地。此外还有她追赶不上的小女儿们——那些贫困又放纵的小家伙，让她在追赶之中丑态百出。唯有在老公上工去、女儿上学去之后，别的男人来访，她才会感觉自己献出的身体部位，比她欠缺的部位更来得重要。

六月，为期四个月的雨季就此展开，每个怀有危机意识的安纳瓦迪居民都忧心忡忡。这处贫民窟是个淹水盆，四面环有高墙和成堆非法倾倒的建筑碎石。二○○五年一场让整个城市陷于停顿的洪灾，使法蒂玛家失去大部分财物，就像胡赛因家和其他许多安纳瓦迪居民一样。两个居民淹死——原本可能淹死更多人，多亏兴建洲际酒店加盖区域的建筑工提供绳子，把贫民窟居民拖离洪水，送到安全地带。

今年，云层提早出现，雨水像铁钉一样倾盆而下，持续一个礼拜。安纳瓦迪外围的建筑工程停顿下来，领日薪的工人做好挨饿的准备。棚屋墙壁因发霉而变绿变黑，公厕的秽物排向广场，霉菌如同小型雕塑般从脚上突出──这对有戴脚趾环传统的人来说尤为痛苦。

“这双脚会害死我。”一个妇女说道，她在雨中排队打水，脚上的霉菌像蝴蝶翅膀一样呈扇形散开，“照我的孩子们那样吃法，我存的米可撑不到两个星期。”随着季节性的牢骚越演越烈，在她身后的妇女说道：“我不想跟我老公一起在家困好几个月。”“至少你老公不是坎伯先生，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那边‘心瓣膜’。”然而，就在妇女们渐渐融入发雨季牢骚的节奏中，雨停了，由淡黄色的太阳所取代。随后，妇女们又希望再度下雨；在她们看来，这么多天没下雨，似乎有违天理。

孩子们则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雨停。新的学年即将开始，好天气容许他们最后一次大玩特玩。阿布杜的弟弟穆西，利用旗竿和破裂的自行车内胎，在广场发起巨型套圈游戏。

“算你侥幸。”穆西对拉坞说道，拉坞的内胎一抖一抖地滑下旗竿。

“才不是侥幸，”拉坞抗议道，其他男孩则群起欢呼，捶打他的背，“看我的，我可以再来一遍！”

婕若妮萨出来看他们玩，她看着她生气勃勃的儿子，一边拭去眼泪。穆西似乎已经忘记他没通过九年级考试这件事给家里蒙上的阴影。她一直认为他是她最聪明的孩子，甚至希望他将来能当上医生。如今，他突如其来的失败，使家庭危机晋升为三个，另外两个是：她的丈夫在医院与死神抗争；还有她的大女儿喀卡珊，结婚一年就离开了自己的丈夫。

穆西的欢天喜地，和他姐姐的返家大有关系。胡赛因家的每个孩子都很高兴看到她。不只是因为她能代替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代替待在医院的母亲烧饭打扫。对弟弟妹妹们来说，喀卡珊就像第二个母亲，而且比真正的母亲更有条理、更有活力。不过，她回来时，眼里带着心痛的神情。

喀卡珊的丈夫也是她的表哥。婕若妮萨和她的一个姐姐，在她们的孩子两岁时，安排了这门婚事。然而他手机里的亲密照片，让婚后一直困扰喀卡珊的问题得到了答案，即使照片里的人并不比她漂亮——她的新婚丈夫为什么不想做爱？“有一次他告诉我：‘因为你很早睡。’于是我很晚才睡，”她对她母亲说，“后来，他晚上不再回家。他说：‘不要指责我，你没权力管我。’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她婆家的妇女施行严格的深闺制度（purdah），也就是足不出户，除非由男性陪同。因此我窝在家里，完全依赖这个男人，”她说，“结果发现，他的心从来没跟我在一起过。”

婕若妮萨希望喀卡珊能让女婿迷途知返，可对于她女儿最紧迫的问题──“怎么可能强迫一个人来爱我？”——对此她没有答案，因为她自己丈夫卡拉姆的缺点，并不包括缺少爱。

喀卡珊的返家，吸引了印度教板球手们的注意，他们断定，这位穆斯林女孩光彩照人的容貌，胜过她食用山羊和住在垃圾堆的污点，即使现在她已被认定不是处女。男人盯着她的屋子瞧；喀卡珊则别开眼去。有时为了寻求平静，她恨不得自己其貌不扬。

婕若妮萨责怪法蒂玛把那些发情的公狗引到他们家门口。她曾经揍跑法蒂玛的一个情人，他不断地绕过来色眯眯地看着她的女儿，可他有吸食海洛因的恶习，因此身体软弱无力，若换作其他男人则有可能还击，法蒂玛也可能找她麻烦。喀卡珊遭受的打击、穆西的失败、要她照顾的学步儿、住院的丈夫，还有她持续不退的低烧，凡此种种，都让婕若妮萨已经没精神和“独腿婆子”争斗了。

婕若妮萨试着不去评断法蒂玛的私德，她知道这个女人渴望被爱被尊重。然而，当婕若妮萨想到法蒂玛的孩子们时，她的尊重便流失殆尽。近来，法蒂玛会拿拐杖扑向她八岁的孩子努俪，使劲之猛，让婕若妮萨和另一位妇女不得不出面拦阻。还有法蒂玛的两岁女儿美迪纳，这个小女孩罹患肺结核后，法蒂玛一直担心自己被感染。随后，美迪纳就溺死在水桶里。

“事情发生时，我正在厕所。”法蒂玛对婕若妮萨声称，而他们共享的墙壁却泄露了秘密——美迪纳溺死在那很小的屋里时，法蒂玛和她母亲正在屋内。法蒂玛六岁的女儿希娜也在现场，事后她说：“那天之前，美迪纳一直是很乖的妹妹。”

婕若妮萨出了寿衣和墓地的钱，她试着说服自己，美迪纳的死实际上是一场意外。她想到她自己的孩子，想到她有一半时间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一天，警方派人来到安纳瓦迪，询问美迪纳的死，审问很快就结束。贫民窟的女孩子不断地在各种可疑情况下死亡，只因为大多数贫民窟家庭，都不像有钱人家负担得起超声波费用，能在女婴出生前把她堕掉。有时身体不好的男女孩童也会被处理掉，因为庞大的医疗费将导致其破产。

一岁的丹努什住的地方，和胡赛因家隔两条巷子，他在他诞生的肮脏公立医院受到感染。他的皮肤剥落，碰到床单便尖叫不已。他的父母连续借高利贷，花了一万五千卢比，希望治好他。然而，三月的某天晚上，他的父亲把老婆打了回去，将一锅沸腾的扁豆，倒在莎丽吊床里的丹努什身上。阿莎的儿子拉坞奋然插手这桩恐怖事件，跑去叫警察来。婕若妮萨为此对他钦佩不已，丹努什送医后幸免于死。如今，婕若妮萨每次看见他便感到痛心：在那张烙着烫伤疤痕的脸上，有着一只严峻、不眨眼的眼睛。

美迪纳溺死后，法蒂玛似乎异乎寻常地快活。妇女们把她说得坏到不行，她不怎么在乎。她画上夸张的黑色眉毛，脸颊搽上粉，还姘上一串新情人。“花个五十卢比，变成白皙淑女。”胡赛因家的男孩子窃窃私语。

“你看见那小子和他朋友看我的样子吧？”法蒂玛总是对婕若妮萨说，“你嫉妒吗？没有男人会看你一眼。”她告诉这位邻居，她请进家中的男人觉得她很美，还说整个印度没有任何女人比得上她，说她应该过更好的生活。

胡赛因家对法蒂玛的丈夫感到同情，他在另一个贫民窟分类垃圾，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天赚一百卢比。穆西直截了当地说：“她把那老头子当旧鞋对待。”那只“旧鞋”经常过来抱怨他那性情乖张的老婆，有天晚上，婕若妮萨跟他打趣说：“傻瓜，你结婚以前应该先来问我。我能给你挑个两条腿的女人，好好抚养你的孩子，好好料理家事。”

结果她错了。墙很薄，法蒂玛跑过来当着她的面，挥舞着拐杖大骂：“你是什么人，敢说我是恶妻！”

尽管如此，法蒂玛跟她老公吵架时，仍然会呼喊婕若妮萨的名字，婕若妮萨也总是及时赶到她家，叹着气，拉开这对怨偶，就像她在开斋节和其他穆斯林节日，请他们过来一起吃她做的咖哩羊肉之前，也会叹气一样。虐待小孩的法蒂玛一家、可耻的妓院老板一家——她在安纳瓦迪的穆斯林同胞就是这些。

“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不易折。”她对她的孩子们说，“家人，还有和我们信仰相同的人，都是这样。即使有小小的分歧，穆斯林还是必须团结起来，一起面对大苦大难，一同庆祝开斋节。”

乌云笼罩在城西的山丘上空，但并未下雨。安纳瓦迪的孩子们继续朝旗杆丢掷内胎。七月的一天早晨，阿布杜的父亲从门口看着孩子们游戏，光采焕发。他的衬衫宽松地挂在身上，就像往常一样，不过，法蒂玛和其他邻居看见他的脸时，感到惊讶。垃圾的收益，支付了他在私立小医院住院两星期的费用，他在那里呼吸的是氧气，而不是贫民窟的脏空气，因此卡拉姆容光焕发，看起来焕然一新。

“我不敢相信，”经营酿酒店的坦米尔女人对婕若妮萨说，“他的脸年轻了十岁！他看起来就像宝莱坞男主角萨尔曼·汗！”

“他看起来是该不错，”婕若妮萨说，“我们付给医院两万卢比呢。不过说真的，他变得年轻极了，像个小伙子一样！我从眼角瞧见他就在想，我的妈呀，我忘了我还有另一个孩子，现在我得安排另一桩婚事啦！天晓得，我已经有很多婚事得去安排。”

下一桩婚事将是阿布杜。虽然财务方面仍有待克服，她和她丈夫却已商定一名合适的对象，是萨基纳卡一名废金属商的十六岁女儿，萨基纳卡是阿布杜出售货物的工业贫民区。她是个标致的女孩，没有明显的胎记，最重要的是，她能够忍受肮脏。她来过家里三次，穿蒙面罩袍，显得很端庄，后面跟着她的妹妹。在穆西看来，这位妹妹相当火辣，为表示对她的赞赏，他在屋前画了一颗大大的红心。

穆西自称渴望结婚。有一天，远在他父亲听力所及范围之外，他说：“妈，我要一个像你一样的老婆，活儿全由她干，我什么也不做。”阿布杜则对结婚持谨慎态度，就像他对其他一切事物的态度一样。

“我经常听说爱这玩意，因此我想我懂吧，可我却感觉不到，我自己也不清楚原因，”他感到烦恼，“这些人爱来爱去，然后女朋友跑掉，就用刀片割自己的手臂，把香烟头摁在手上弄熄，他们不吃不睡，只是唱歌——他们的心肯定跟我的不一样。”

他告诉他的父母：“你不会把烫熨斗握在手上，不是吗？你会先让它冷却。你会慢慢考虑。”

“我觉得我们该赶紧让他娶老婆。”婕若妮萨在她丈夫从医院回家几天后，一边做午饭一边对他说道。他要求吃肉好增强体力，所以她蹲在地上边帮拉鲁哺乳，边熬煮软骨炖汤，“我觉得，婚姻能让他快乐起来。他内心有太多不安——我想，他只要待在安纳瓦迪，一天都不会快乐。”

“住在这地方，谁快乐得起来？”她的丈夫答道，一边从他挂在墙上的塑料药袋掏出银箔纸包的皮质类固醇，“我快乐吗？我们身边全是三流的人，没有半个人能和我谈话。这里有谁知道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他们只知道彼此的事情，可我没向你抱怨。阿布杜又何必抱怨？”

“你懂自己的儿子吗？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干他的活，做我们要他做的事。可为什么只有他妈看得出他不快乐？”

“我们到瓦塞后，他会快乐些。”他答道。

“到瓦塞快乐些。”她悄声重复他的话，用的是讽刺的语气，他选择不予理会。

他们在一月份缴了瓦塞那一小块土地的订金，那里位于离市区一个半小时远的郊区，是个由建筑供货商和工业回收商所组成的小区。其中许多居民是来自乌塔普拉德许邦的穆斯林人，那也是卡拉姆长大的地方，在尼泊尔边界。他从一个穆斯林开发商那儿得知瓦塞这个小区，此人相当热衷于宗教研究，被穆西和阿布杜称之为长老，经常翻着白眼。

卡拉姆头一次参观该地时，被一群手里攥着报纸、在茶摊谈笑风生的男人所吸引。

从茶摊盘旋而上的沙土路，到处是鸡，令他想起他的家乡。他并不留恋他出生的那个村庄，因为除了甘蔗田外，那里的工作机会很少，而且孩童死亡率在印度名列前茅。不过，他觉得四周被富裕包围的城市贫民窟，使孩子们变得瞧不起他们的父母——“因为我们买不起名牌服饰和车子。”他庆幸穆西只是懒散而已，而不是个性反叛的Eraz-Ex吸食者，不过，穆西底下还有另外六个孩子。对卡拉姆而言，瓦塞是城乡兼具、机运和敬老尊贤得以两相融合的理想居处。

“至少他们不会因宗教受人侮辱。”他对他的妻子说道。

婕若妮萨觉得把他们对孩子的梦想，寄托在仅拥有部分所有权，甚至连四根竹竿撑起油布的睡觉地方都没有的一小块土地上，未免言之过早。“这是我们的幽灵屋。”她习惯这样称呼那块地，但她允许他付订金。他总是向她征求财务方面的决策，因为他不听她劝的那两回，结果都极其悲惨。可是，他还没有带她去看那块地，这使她相当恼怒。

“有这些孩子要照顾，我怎么带你去？”他已经说了一整年。然而，即使这会儿有喀卡珊帮忙，她仍未看到那个地方。她猜想，该小区是否和他的家乡十分相像，让他也像住在那儿的保守的穆斯林那样思考。

在婕若妮萨的丈夫住院治疗前，开发商曾来讨论购地付款事宜。她身穿蒙面罩袍，提供茶水，然后蹲坐在一角，就像她母亲在巴基斯坦时那样。全身包着罩袍，不得被家人以外的男人看到。婕若妮萨当时以为她就要如此度过她的成年生活。然而，嫁到乌塔普拉德许邦之后不久，她可以在晚间、在男人群当中，到甘蔗田里干活。她不断祈祷她丈夫的肺结核病情能有所缓和，让她能重返深闺生活。“那时候我甚至没办法开口说话，”她对她的孩子们说，“整个世界都让我害怕。”有个男人代她面对周围的世界，让她觉得很不错。

喀卡珊出生后，她不再祈求重返深闺。她相信应当把重点放在对安拉的请求上，每回只麻烦它一件事。因此她为喀卡珊的健康祈祷，而后为阿布杜的健康祈祷，他出生于洲际酒店旁的土堆中。他的丈夫带着全家人来到孟买，希望找到比务农容易挣钱的工作。租辆手推车，将垃圾运给回收商，就是他所能找到的工作。

阿布杜是个脾气不好的宝宝，时常拒绝吸吮母亲的乳汁。不过，不像他的下一个弟弟那样，他活了下来。随后，穆西出生了，又胖又俊，之后六个同样健康的孩子继之而来。婕若妮萨生活中最大的满足，莫过于她的孩子们都像她一样，身强体壮，而不像她的丈夫。在阿布杜之后，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矮个子。

再过不久，其中一个小儿子就能证明自己足够能干，可以胜任她在阿布杜事业中扮演的角色——同拾荒者、小偷和警察交涉谈判。而后，她便能心满意足地待在家中。至于重返深闺生活，她后来才意识到，这在瓦塞或许难以避免，而她丈夫居高临下的态度可能因此加剧，这一点，让偶尔必须朝他嚷嚷的她很受不了。

“我只是不识字，你就让大家以为你是这个家的英雄，而我什么都不是，”她最近对他说，“就好像我如果没有你，就只能困在娘胎里出不来似的！去吧，你就继续当你的名流贵族，可别忘了都是我一个人在打理一切！”

安纳瓦迪没有一味批评的保守穆斯林，这使她能视需要对她丈夫大吼大叫，同时也让她能够工作，养活她的孩子。放弃这些自由，是极其痛苦的事。

“在你心里，你已经搬到瓦塞去了，”她对她丈夫说道，一边舀出炖汤，用住在狭小、人口过多的屋子里的人所培养出的简洁动作递了过去，“也许你应该行李收收就走人，然后去沙乌地——喔，你在那里真可以好好放松！不过，这个房子可是你老婆和孩子住的地方，你看看，你那位长老过来的时候，你还觉得难为情哩！”

洪水使墙壁肿胀，留下水渍。石板地凹凸不平，每个角落都囤积着回收物。更多的回收物存放在一张铁床底下，床是他们最近才买的，因为卡拉姆睡在高于垃圾三十公分的地方时，呼吸问题能得到改善。不过，假使他像蝙蝠一样睡在天花板上，也避不开各种臭味：垃圾味、混浊的油烟味，以及十一个人因缺乏足够的水清洗而散发的味道。

“我也想离开这个地方，”婕若妮萨说，“可你的孩子们要在哪儿长大？幽灵屋里吗？”

他看着她，感到困惑。昨天整个晚上，和今天整个上午，她一直非常激动。

然而，婕若妮萨自有主意，在她丈夫出院时，她感受到一种关键性的时刻来临。那不关乎月亮和星座的位置，而是关乎生命的短暂降雨的中断。

“你记不记得你住院时多么焦虑？”她说，“你那时候在想，万一离开这个家怎么办？”当时他告诉她：“我担心上天在召唤我。”

卡拉姆点点头，皱着眉头：“所以呢？”

“这回它饶过了你，”她稍微停顿，“我是不是为这个家努力干活？我有没有要求穿金戴银？”

“没有，”她丈夫承认道，“你没要求。”

她越来越不确定她想去瓦塞，越来越不确定她丈夫能活着去那里。她想，借用她孩子们充沛的活力，可以在这儿有个更干净的家。她要一座能让她做饭的石架子，而不是捡来的三夹板，没有老鼠侵扰。她想要一扇小窗户可以排放油烟，因为油烟会导致小孩们也像父亲一样咳嗽起来。至于地板，她想要能擦得干净的瓷砖，像在“永恒美丽”墙上广告中展示的那些瓷砖，而不是每道沟纹都藏污纳垢的破水泥地。随着这些小小的改善，她想她的孩子们或许能在安纳瓦迪过得健健康康的。

在她尚未讲完她的请求前，她的丈夫即表示同意，因而启动了一连串连锁事件，将对两个家庭造成永远的伤害。胡赛因家将把他们的部分积蓄，花在建造一个像样的房子上。次日，卡拉姆照例表现得就像翻修住屋是他自己的主意一样，但在这种情况下，开心的老婆也不在乎老公怎么胡说八道了。

07 被称为窗户的洞

胡赛因家的小孩知道翻新屋子是严肃的事，因为父母让他们待在家不去上学，而学校如今已经开学。随后三天，连六岁的小孩也被分派工作。首先是把屋里的所有家当拖到广场上。先拖出生锈的铁床，而后卡拉姆和婕若妮萨坐下来，看守他们的家当，以防路人偷窃，一边看着阿布杜指挥他的兄弟劳动军。

“终于，我的厨房！”婕若妮萨说道，紧靠着她的丈夫，她的头巾滑落到肩膀上。

“你看阿塔尔，”过一会儿卡拉姆说道，他们的第三个儿子正使劲搅拌水泥，以免在当天逼人的暑热中凝固，“我对他不抱希望，他没长脑子。八年级了，还不会写数字八。好在他肯干，像阿布杜一样，不怕吃苦。”

“他不会有问题的。”婕若妮萨表示同意。他们的第五个儿子萨夫达尔，才是她担心的孩子。他爱幻想，不切实际，就像她丈夫一样。他喜欢青蛙，有时会游过污水湖追捕。在他游完回来之后，没人愿意睡在他旁边。

阿莎的丈夫马哈德奥出现在铁床边。他的身材瘦小干瘪，清醒时只会说单音词，自阿莎找到一个更聪明的藏钱包处，他便一直清醒至今。为了缓解此种痛苦，他向胡赛因家提供他的施工技能，以换取一百卢比。

不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的阿布杜，很乐意马哈德奥助他一臂之力。那户人家，唯有阿莎一个人让他感到不安。“我觉得她的野心使她发狂，”前几天晚上阿布杜的父亲说，“她想要一种辉煌灿烂的公众生活，想当大政客，可她的私人生活却丢脸得很。她以为大家听不见她晚上和老公吵架声啊？”他们的争吵确实和“独腿婆子”法蒂玛夫妻一样大声。根据传闻，吵赢的人总是阿莎。

马哈德奥和胡赛因家小孩一同干活时，曼竹的几个学生感到好奇，晃了过来。曼竹不久就要叫他们去上课，不过在此期间，他们细细审视胡赛因家堆在广场上的家当，大人们也过来参观。只有少数几个邻居去过胡赛因家，不过，从那一堆家当判断，这一户穆斯林拾荒者家的生活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宽裕。

许多安纳瓦迪居民都还记得，胡赛因家在二○○五年的水灾中丧失了多少东西。他们最小的女儿几乎溺死，他们的衣服、米粮和五千卢比的积蓄全被水冲走。而今，他们有个粗工制作的木头衣柜，比阿莎的柜子大上两倍；一台分期付款购买的小电视机；两条厚棉被，一条蓝白格纹、一条巧克力色。还有十一个不锈钢盘、五口锅子，以及新鲜豆蔻和肉桂，比大多数安纳瓦迪居民使用的香料好。再来是一面破裂的镜子、一条百利美发乳、一大袋药品，然后是生锈的铁床。贫民窟的大多数人，就连阿莎都得睡在地板上。

“看见我们在翻修房子，每个人都嫉妒我们。”喀卡珊对一个刚从乡下过来的表亲说道。

“那就让他们嫉妒吧，”婕若妮萨嚷道，“我们既然日子好过一点，为什么不该住好一点的屋子？”不过，她仍然决定在翻修工程期间，把电视机托给妓院老板保管。

没有一个旁观者质疑，既然机场当局可能拆除屋子，何必翻修？这里几乎所有的人，若有能力修缮屋子就会去做，不仅为了追求更好的卫生、防范雨季，还为了避免机场当局迫害。大家认为，倘若推土机来摧毁贫民窟，拥有一间像样的屋子就是一种保障。马哈拉施特拉邦曾经承诺，二○○○年来在机场地区非法居住的家庭，将被迁往公寓大楼。对安纳瓦迪居民而言，一户人家的屋子如果不易铲除，当局承认其机场用地所有权的机会便能提高。也正因如此，他们愿意把钱花在将被摧毁的屋子上。

对阿布杜而言，翻修住屋似乎是不智之举，原因和机场当局并不相干。这在他看来，就像站在屋顶上，吹嘘自己家赚的钱比别人家要多。有必要这样火上加油吗？他母亲的新地砖，到头来还不是堆满破烂。

倘若家庭经费由他支配，他会买个iPod。穆西跟他说过iPod这玩意，阿布杜尽管对音乐所知甚少，却为这个想法而陶醉：一台小小的机器，让你只听得到想听的声音，还能淹没邻居的声音。

排放油烟的窗户，在第一天完成。第二天，孩子们敲碎裂开的石板地，把地面整平，准备铺上地砖。“陶瓷地砖。”婕若妮萨嘱咐她丈夫，他感觉身体已经康复，能出门购买瓷砖。两岁的拉鲁无法参与翻修工程，因此怏怏不乐，为了父亲重大的出行，他拿抹布帮他擦鞋。午后不久，卡拉姆把两千卢比放进口袋，动身前往萨基纳卡一家小瓷砖店。阿布杜很高兴地看他父亲出去。拖延是他父亲的专长，阿布杜希望能在天黑前完工。

“你们家敲击声太大了！我听不见收音机声！”没过多久，法蒂玛便隔着墙壁喊了起来。胡赛因家年纪还小的男孩们面面相觑，觉得好笑。前三回他们对屋子进行小幅的修缮，每回她都发一顿她那著名的脾气。

“我们在敲碎地板，要安装厨房，”婕若妮萨喊了回去，“我也希望瓷砖和架子能像变魔术一样，自己就安装上去，可是不可能啊，所以今天会有一些噪声。”

阿布杜对她们的对话置之不理，专注于他自己的问题。他母亲的煮饭架子简直要使他发狂。一公尺长的灰色石板，像地板一样凹凸不平，因此架子在他建造的两根支柱上摇摇晃晃，险象环生。这间蠢房子没有什么东西是正的，稳住架子的唯一方式，是在本身也同样凹凸不平的砖墙上开个槽，再用水泥让石板固定。

阿莎的丈夫宿醉得厉害，今天干不了活，另一个邻居于是表示愿意帮忙，只要先付钱给他。此人似乎也踉踉跄跄，不过，阿布杜在他们两人一同凿起砖墙时，便把这事抛到九霄云外。婕若妮萨说：“我们现在真要听见‘独腿婆子’抗议了。”三十秒后，法蒂玛开始叫嚷起来。

“我的墙怎么回事？”

“别紧张，法蒂玛，”婕若妮萨喊了回去，“我们正在做架子，只要给我们这一天就好。我们也想趁还没下雨之前尽快完成。”

阿布杜继续干活。他不仅给垃圾分类，也给人分类，法蒂玛的外表虽然与众不同，他却认为她不过是个普通人。她恶劣的性情，就像其他的邪恶本性一样，其根源多半是嫉妒；而嫉妒的根源，则或许是希望——希望他人的好运哪天能够属于她。他的母亲说，早在安纳瓦迪居民的生活都差不多悲惨时，街坊邻居的仇恨即已存在，尽管大家都知道，婕若妮萨是怀旧的人。

“你们这些混账东西！你们想推倒我的墙啊！”

又是法蒂玛。

“‘你’的墙？”婕若妮萨恼火地说，“我们砌了这面墙，从没拿过你一分钱，我们难道不能偶尔敲个钉子进去？忍着点，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一把架子装上去，就会去修理。”

法蒂玛安静下来，直到她那边的砖块开始崩落。“砖块碎片掉进我的饭里！”她大喊，“我的晚饭毁了！沙子喷得到处都是！”

阿布杜感到惊慌。他长期以来对于砖头可能崩解的疑虑，如今得到了证实。这些砖头掺入太多沙子，砖缝的灰泥早已变质；这些劣质砖块甚至没有粘在一起，与其说是墙，倒不如说是摇摇欲坠的砖堆。正当他考虑着如何装上厨房的架子而不弄垮整间房子时，婕若妮萨走到门外。法蒂玛也走了出来，两个女人于是开始推来搡去。邻人纷纷跑出来看热闹，孩子们则讨论她们谁比较像美国职业摔跤协会的印度摔跤手巨人卡里（GreatKhali）。

“你这狗娘养的！你再继续破坏我的房子，我就让你们自投罗网！”法蒂玛喊道。

“我是在破坏我自己的墙，婊子，”婕若妮萨回嘴，“如果我们慢慢等你砌好一堵墙，现在我们大家还在看彼此一丝不挂咧！”阿布杜跑到门外，把两个女人推开。他搂着母亲的脖子，回到家里。

“你有没有子女啊？”他嗤之以鼻地说，“你没比‘独腿婆子’好到哪里去，还在外面当众吵架！”这些场景有违他在安纳瓦迪的根本法则：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谁叫她先骂脏话的。”他的母亲抗议道。

“那女人连对自己的男人讲话都很难听，”阿布杜说，“对你难道不会骂脏话？可你不必反骂回去啊。她神经不正常，她疯了，这你也知道。”

法蒂玛横过广场离开安纳瓦迪时，仍谩骂个不停。阿布杜听见她走的时候，女邻居们在嘲笑她，不过，他对女人嘲笑的事不感兴趣。他只知道，法蒂玛不在场，让他有机会安安静静完成架子的安装。只不过，他雇来帮忙的邻居，此时倒了下去，石板也跟着掉落在地。

“你喝醉了！”阿布杜指责被石板压在地上的邻居。男人无法否认，因为他患有晚期肺结核：“最近我要是不喝酒，就没力气抬任何东西。”

阿布杜看着墙壁当前的剥蚀状态，觉得想哭。幸好，石板掉下来时并未摔破，而这个意外，似乎反而让这位邻居清醒过来。他向阿布杜保证，他们一小时内就能完工。阿布杜让自己冷静下来，想象他的母亲如果有个更好的住家环境，她或许会开始学习更好的说话方式。

但是现在，有邻居过来通报一个不寻常的景象。有人看见法蒂玛这个没什么闲钱的女人居然搭上嘟嘟车离去。十五分钟后，又有人通报：法蒂玛在萨哈警察局，指控婕若妮萨暴力攻击她。

“老天，”婕若妮萨说，“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谎？”

“快点赶过去，”喀卡珊说：“你如果不赶紧去警察局，他们只会凭她一个人讲的话做判断。”

卡拉姆返家时，他的老婆正要出门。瓷砖比他原先设想的来得贵，他还短缺两百卢比。她对他说：“别再拖了，拿了钱就去买瓷砖。万一警察过来，看见我们屋外的全部家当，可能把我们扫地出门。”年幼的儿子们已经在捡起家当，扔进储藏室中。

“不用担心我，”婕若妮萨对阿布杜说，“别停下来，把工作完成。”

婕若妮萨跑了将近一公里，气喘吁吁地来到警察局时，法蒂玛正坐在桌前，把她的情况告诉一名高大的女警员库卡妮（Kulkarni）。

“揍我的人就是她，你瞧，我是瘸子，只有一条腿。”法蒂玛说道。

“我没揍她！”婕若妮萨驳斥道，“很多人都在外面看，没有一个人会说我揍她。是她先来挑衅的！”

“他们敲破了我的墙壁，让沙子跑到我的饭里！”

“她说她要让我们自投罗网！可我们只是干活，只管我们自己的事。”

法蒂玛在哭，因此婕若妮萨也转开她自己的水龙头。

警员举起手掌：“你们两个女人疯了吗？拿这些事情来烦我们！你们以为警察没事干，只能听你们为小事吵架？我们可是在保护机场哪。你回家煮你的饭，照顾你的孩子去，”她告诉法蒂玛，然后对婕若妮萨说：“你坐那边。”

婕若妮萨在一排塑料椅上坐了下来，弯下身去。此时，她流下真正的眼泪。法蒂玛如她所威胁的那样，让她自投罗网。她就要回到安纳瓦迪告诉大家，警方像对待普通罪犯一样，扣押了婕若妮萨。

当她从一阵啜泣中恢复过来时，阿莎正坐在她身边的椅子上。

阿莎帮一些警察找到一间政府补助的公寓，用于经营副业——这是她希望能真正搞到钱的掮客工作。调解两个女人之间的纷争所能获得的潜在利润，不会太多；然而，倘若她不去处理安纳瓦迪的琐碎冲突，大家可能转而求助国大党一个被称为“白莎丽”的女人，还可能传到市政代表萨旺那里去。

阿莎和婕若妮萨目光相接。“花一千卢比。”阿莎说，这样她就能说服法蒂玛别再继续找麻烦。钱不只是给阿莎自己，她也会把其中一部分交到法蒂玛手中。

对于金钱，阿莎并非总是如此直言不讳，但她觉得必须对婕若妮萨直说。穆西有一回偷窃赃物被逮，婕若妮萨于是向阿莎求援。阿莎向警方强调，穆西只是个孩子，而且身体不好——这刚好是事实，因为在他的屁股上，有六个严重感染的鼠咬伤口。阿莎带穆西回家时，婕若妮萨只向她道谢，仿佛她不知道阿莎的帮忙早已成为营利事业似的。

然而，婕若妮萨对阿莎的不信任程度，就像阿莎对她一样。阿莎是湿婆神军党，像警察局的警员一样。

“我们会找法蒂玛的丈夫解决这件事，”婕若妮萨对阿莎说道，结束了对话，“谢谢你，不会有事的。”

一个钟头后，当库卡妮警员请她用茶并提供建议时，她开始相信一切都没事。“你真的有必要好好揍一顿‘独腿婆子’，把这件事一次性彻底解决。”

“啊，可她是瘸子，我怎能揍她？”

“你如果不把那种人痛揍一顿，你就得三番两次对付他们。揍她一顿就是了，她如果发牢骚，我会处理。不用担心。”

婕若妮萨认为，女警员的友善，或许也是要求付款的表示。名叫托卡勒（Thokale）的男警员，则比较直截了当。他向这家人定期索贿，因为机场用地的违建户不许做生意。“你欠了我好多个月的钱，”他看见她便说，“你在躲我吗？既然你在这儿，我们不妨把账结算一下。”

婕若妮萨比法蒂玛有钱，能从她这儿榨出钱来，或许正因为如此，被扣留在警察局的人是她，而不是法蒂玛。她得付钱给托卡勒，否则他可能让他们的生意关门大吉。不过，她决定用泪眼汪汪的神情注视库卡妮警员，为揍她邻居的建议表达莫大感激。随后，她把注意力转向一杯奶茶。

正是黄昏时分，在安纳瓦迪，喀卡珊气得七窍生烟。她坐在广场上守护家中的财物，看见她那几个惊慌的弟弟们正在铲水泥，想赶在警察过来索贿前完工。喀卡珊还能从法蒂玛敞开的门口，看见她拄着拐杖，随着卡带大声播放的印度电影歌曲摆动身体。

从警察局回家后，法蒂玛把她的脸涂得比平时更夸张：额头上闪闪发亮的眉心贴，眼睛四周的黑色眼线，还有红色唇膏。她的模样就像要上台表演。

喀卡珊没办法不吭声：“你说的谎让我妈被警方扣留，你却在这里浓妆艳抹，像电影明星一样跳起舞来。”

一场争斗在广场重新展开。

“贱货，我也可以让你进警察局，”法蒂玛叫道，“我不会罢手，我要让你们一家自投罗网！”

“你做的还不够吗？你让我妈被关起来了！我真该把你的另一条腿扭断！”

左邻右舍又一次聚集，观赏这场余兴节目。从来没有人看过喀卡珊生气，她通常都是为安纳瓦迪的妇女进行斡旋。此时的她眼睛冒火、泪珠闪烁，看起来就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Kahaani Ghar Ghar Ki）肥皂剧中的帕瓦蒂（Parvati）。

“你尽管扭断我的腿吧，但我能把你害得更惨，”法蒂玛说，“你说你已经嫁人，可你老公在哪？他知不知道你出卖皮肉给其他男人？”

卡拉姆听见有人诬蔑女儿的贞节，走到屋外。但喀卡珊最忧虑的不是被人骂的事，她对父亲说：“你是不是忘了时间？眼看天就要黑了，妈还在警察局里。”

“跑去看你妈好不好。”卡拉姆吩咐穆西，而后他对法蒂玛说，“听着，叫化子，等完成这件工作，我们就永远别再干涉彼此的事！”

在屋里，阿布杜把砖头残片装入袋中；煮饭架子现已安装上去。这几天来，阿布杜都在想象母亲看见架子完工时的喜悦，如今，她却被警方扣押。地板一半是瓦砾，一半是未干的水泥，等着铺上他父亲尚未采买的瓷砖。存放在妓院老板家的分期付款电视机，已被那男人的儿子弄坏。阿布杜的弟弟妹妹们被刚才的大吼大叫吓坏了，而他的父亲审视着家中残局，似乎就要发狂。

突然间，卡拉姆愤然冲回法蒂玛家门口。“蠢蛋，”他吼道，“你撒谎，说我老婆揍你，现在我要让你尝尝真正被揍的滋味！”

但回头一想，他并不想亲自动手揍人。

“阿布杜，”他呼喊他的儿子，“过来揍她！”

阿布杜愣住了。虽然他一辈子都听从父亲的话，却不打算殴打一个身障妇女。幸好，他的姐姐出面干预：“爸，冷静下来，”她下令，“等妈回家，她会处理！”喀卡珊明白，危机时刻谁才是家中的权威。

她带着卡拉姆往家里走时，他回头喊道：“‘独腿婆子’，跟你老公说，我们这些年的好意，如果换来你今天这种对待，那我要你们负责这道墙全部开支的一半！”

“没错，你需要一点钱来给你自己办丧事，”法蒂玛答道，“我要毁掉你们全家！”

穆西不久从警察局返家，带回勘查的结果：他的母亲显然毫发无伤，和一名女警察静静地坐着。喀卡珊松了口气，开始准备晚饭。

此时，整个安纳瓦迪生起炊火，滚滚炊浪在贫民窟上方汇聚成一股巨大的烟柱。住在凯悦饭店顶层的客人，很快就要陆续打电话给大厅：“一阵大火朝饭店烧过来了！”或者“我想，发生了一起爆炸！”再过半个小时，针对牛粪灰烬撒落在饭店游泳池的投诉，也即将开始。

这时候，在法蒂玛屋里，燃起了另一场火。

法蒂玛八岁的女儿努俪回家吃晚饭，可当她推门时，木门却打不开。在屋里，一首情歌放得震天价响，她以为母亲正忙着跳舞，跳到忘记时间。努俪跑去找她母亲的朋友辛席亚过来。辛席亚也打不开门，于是她把努俪举到靠近屋顶的一个洞——被努俪骄傲地称为窗户的洞。

“你看到了什么，努俪？”

“她把煤油倒在她头上！”

“不要，法蒂玛！”辛席亚大喊道，试着让她的声音在乐声中能被听到。几秒钟后，电影歌曲被“嗖”的一声、小小的轰隆声和八岁孩子高喊“我妈着了火！”的尖叫声所淹没。

喀卡珊尖声喊叫。妓院老板头一个穿过广场，三个男孩迅速跟在后面，一同使劲把门撞开。他们看见法蒂玛在地上挣扎，皮肉冒烟，一旁有个装煤油的黄色塑料罐打翻在地，还有一瓶水。她把做饭用的燃料倒在自己头上，划根火柴，然后用水把火焰浇熄。

“救救我！”她喊道。

妓院老板紧张起来。法蒂玛的下背仍有东西在烧，他抓起一条毯子扑灭了火，同时，一大群人在屋外聚拢。

“这些捡破烂的家伙们，吵闹了一整天。”

“她做这件事前，有没有想到她的女儿？”

“她没事了，”妓院老板宣告，把他在匆忙中为了灭火而倒在她身上的几口锅子推开，“还活着，没问题！”

他把法蒂玛拉了起来。他松开手时，她又跪倒在地，嚎叫起来。

大家留意到翻倒的水瓶。

“她肯定是傻瓜，”一个老翁说，“她想要稍微烧伤自己，演出戏，可没想到把自己烧得这么惨。”

“都是这些人害我这么做的。”法蒂玛叫了起来，她的声音异乎寻常地清晰。大家都知道她说的是哪些人。

喀卡珊不再抽泣，向她的弟弟们和父亲发布命令：“快跑！快走！她说她要让我们自投罗网，她有可能说是我们放火烧的她！”

“现在已经变成刑事案件了，他们完了。”一个邻居说道，看着胡赛因家的男孩们从公厕旁边跑过，朝着一间套房每晚八百美元的里拉酒店而去。

“水！”法蒂玛哀求道。她的脸又红又黑。

“万一她在你给她水的时候死掉，你就会鬼上身。”某人说道。

“女人的鬼魂最不好，过了好多年都不会离开你。”

倒霉的少女普莉亚（Priya）最后拿水过来。普莉亚是安纳瓦迪最穷困的女孩之一，她偶尔帮忙助法蒂玛煮饭和照顾孩子，换取食物。据说已经有两个鬼魂附在她身上。

“蠢蛋，听说烧伤后不能喝水。”

这新来的声音比其他人干净利落，是阿莎。她站在人群后方。

大家转过身去：“那叫她不要喝，阿莎！阻止她吧！”

“我要怎么抢过来啊？”阿莎说，“万一这是她活着的最后一刻，我可不想接受一个垂死女人的诅咒。万一她这会儿就死了，那还得了？”

曼竹走了出来。她的母亲阿莎叫她走开，曼竹最好的朋友米娜则凑近观看。她看到的景象难以言说：法蒂玛扭着身子，身穿两件式棕色衣服，前后有粉红色花朵，大部分的花已被烧去。原本有花的地方，垂着一块块皮肤。米娜觉得反胃而跑开，她看到的景象可能会让她反胃一辈子。

“我怎么去医院？”法蒂玛说，“我老公不在这里！”

“谁去叫嘟嘟车，带她到库柏医院？这些白痴只会袖手旁观，她就要死在我们面前了！”

“但如果你带她去库柏，警方会说你是放火烧她的人。”

“阿莎应该带她去医院，”有人说，“她是湿婆神军党，警方不会找她麻烦。”

法蒂玛的眼光锁定阿莎。

“老师，”她叫喊，“我这样子怎么走去医院？”

“嘟嘟车的钱我出，”阿莎回答，“不过，有人在等我，我忙得很，没办法亲自送她过去。”

安纳瓦迪的居民们看着阿莎大步走回她的屋子。

“我主动说要付车钱，可我为什么该去？”阿莎回到家里，对她的丈夫说，“这些捡破烂的人在吵架，谁知道牵连进去会发生什么事？反正，婕若妮萨早该在警察局接受我提出的建议。她不了解最基本的道理：你早早付钱，之后就能少付一点。你付钱给‘独腿婆子’就是了，就当她是乞丐，你必须趁还没发展到歇斯底里的阶段前，就立刻制止。你看现在搞成了刑事案件，她可需要律师了。她以为律师会先做事，再拿钱啊？接生婆哪会慢慢等你付钱？就算娃娃死了，接生婆也照样收钱。不过，我不再理会她那家人，还有他们的脏钱了。暴发户！”

她露出笑容：“‘独腿婆子’应该告诉警方：‘我生为印度教徒，这些人就取笑我，放火烧我，只因为我是印度教徒。’那样一来，这些家伙就得坐一辈子牢。”

此时是晚间八点，广场上方的天空像瘀青一样呈青紫色。大家决定，法蒂玛的丈夫干完垃圾分类活儿回家后，就能送他妻子去医院。

成年人三三两两回去吃晚饭，几个男孩子则等着看法蒂玛的脸皮会不会脱落。这样的事曾经发生在阿莎的一个女房客身上。那女人的老公离她而去，她把自己烧得很彻底，跟法蒂玛不同。女人烧焦的脸皮粘在地上，拉坞说，她的胸部简直就像炸开了，你一眼就看得见她的心脏。

08疯狂的复仇

法蒂玛划火柴之前盘起的头发已经散开，此时她的脸又黑又亮，仿佛奉命为迦梨女神（Kali）雕像漆上眼睛的画匠太过投入，把整张脸都涂黑了。服务孟买西郊穷人的库柏医院，十号烧伤病房里没有镜子，但她不需要照镜子就知道自己成了“大人物”。肿胀只是一方面，这场火还在其他方面壮大了她。

她那骨瘦如柴的丈夫背着她离开安纳瓦迪时，她开始被当成重要人物对待。“我对自己做了什么啊？”她冲着凯悦附近投以同情眼光的围观人群叫嚷，“既然都做了，我就要他们付出代价！”

由于可能对椅套造成损害，没有一个司机愿意载她这种状况的女人。不过，有三个年轻人出面干预，威胁要司机的命，司机才送她去医院。

而在库柏医院这儿，在牛虻般嗡嗡作响的日光灯下，她仍然觉得自己像个举足轻重的人。小病房里虽然充斥着臭纱布味，同许多病人躺在地上的一般病房相比，已经算不错的地方，她只和另一个女人合住，那女人的丈夫发誓他没点燃那根致命的火柴烧伤她。她拥有第一张泡棉床垫，此时浸泡着尿水。她的鼻孔插了一条没接上任何东西的塑料管。她有个静脉注射袋，插着用过的针筒，因为护士说，每回更换新的针筒很浪费。她的身上有生锈的金属装置，防止污迹斑斑的床单粘住她的皮肤。不过，法蒂玛在烧伤病房的一切新体验中，最出人意料的是安纳瓦迪涌来的那些女性访客。

首先来访的，是她昔日最好的朋友辛席亚，法蒂玛把目前的状况怪罪到她头上。辛席亚的丈夫从事垃圾买卖生意，但随着胡赛因家生意日渐兴隆而一蹶不振，辛席亚于是鼓动法蒂玛做一件戏剧性的事，引发一起刑事案件，陷害击败她家的那一户人家。法蒂玛事后才了解到，这是个可怕的提议，尽管辛席亚带来的香蕉奶昔很不错。

婕若妮萨也来了，法蒂玛某天上午瞥见她蜷缩在病房外。接着，在阿莎的带领下，又来了四个邻居。阿莎来看她，使法蒂玛感到荣幸。在安纳瓦迪，这湿婆神军党女人对她视而不见。现在，阿莎递来莱姆汁和椰奶，在法蒂玛焦黑的耳朵边说悄悄话。

她提醒法蒂玛，她和胡赛因家之间发生的事，有几百个人在广场上亲眼目睹，法蒂玛不该谎称被揍或被焚。“这种自尊心能干吗？”阿莎想知道，“你烧了你的皮肤，干下了这件蠢事，还一心想报仇？”

阿莎打算当中间人，寻求和解，避免引发这起刑事案件。法蒂玛如果承认胡赛因家没有攻击她的话，婕若妮萨愿意支付私立医院的病床费，并且赠送一些钱给法蒂玛的女儿。法蒂玛明白，阿莎为解决这场纷争，打算从婕若妮萨那儿收取佣金。她虽然烧伤，脑袋却清楚得很。可如今说实话为时已晚，她已经向警方提出指控。

抵达库柏医院后，法蒂玛说卡拉姆、阿布杜和喀卡珊放火烧她——她的陈述迫使警方在午夜过后前往安纳瓦迪逮捕卡拉姆，就在阿布杜躲进他的垃圾堆时。然而次日一早，萨哈警方获悉法蒂玛的供述与事实不符，她八岁的女儿努俪陈述时还特别指明：她从屋子的窗洞，看见她的母亲放火自焚。

对胡赛因家的指控如欲成立，并从他们家榨出钱来，必须提出一个更合理的受害者口供。为帮助法蒂玛做出这种陈述，警方派了一位美丽、丰腴的政府官员前往库柏，那是一个戴金框名牌眼镜的女人，她在阿莎来到前不久，才离开法蒂玛的病床边。

马哈拉施特拉政府的特别执行官普妮玛·白珂劳（Poornima Paikrao），受命到病床边记录受害人的证词。她体贴入微地帮助法蒂玛，为导致她自焚的种种事件建构一份新供词；甚至在法蒂玛承认她读不懂执行官所写的声明，也没办法在声明书下方签名时，戴金框眼镜的女人仍然彬彬有礼。反正按手印也行。

据特别执行官了解，煽动一个人尝试自杀，在印度属于重罪。英国人制定了这个严格的反自杀条款，以终止自古以来，家族为节省开销而鼓励寡妇陪葬的习俗。

在新供词中，法蒂玛承认自焚，而后把自焚之举的责任，天衣无缝地转嫁给其他人。她如实报告，喀卡珊在日落时辱骂她，说要拧断她的另一条腿。她如实报告，卡拉姆扬言揍她，还要她丈夫出一半的钱，修理隔开他们屋子的墙。她并未提及婕若妮萨，因为她有最好的不在场证明，法蒂玛自焚时，她正在警察局。相反地，法蒂玛把控诉重点，放在阿布杜身上：阿布杜·胡赛因威胁她、掐她，她在证词中说道。阿布杜·胡赛因痛打她。如果不把那户人家干最多活的小子揪出来，怎么能击垮他们家？

“我瘸了左腿，不能还击。一气之下，我把屋子里的煤油倒在自己身上，放火自焚。”她的证词以此作结。

特别执行官普妮玛·白珂劳在证词中加入：“在明亮的日光灯管下做的记录。”而后离开病房，展开她真正的工作。有了这份修改过的证词，和其他几份她希望能在安纳瓦迪产生影响的证词，她认为她能从胡赛因家获得可观的利润。

法蒂玛住进公立医院的第三天，她脸上焦黑的皮肤皱了起来，使她杏仁状的眼睛变成圆形，看起来好像大吃一惊，仿佛她不知道点燃火柴会发生什么事。“我越说越痛。”她对站在病床边的丈夫说道。尽管疼痛，她仍然觉得偶尔非朝他大吼不可，虽然她的音调比过去低了不少。

她的丈夫一直是大饼脸，可现在，他的脸似乎一天比一天长。他虽然拥有垃圾分类工作者高超的整合力，悲惨的状况却使他变得笨手笨脚。把法蒂玛的药丸磨成粉时，复杂的体力工作似乎令他不知所措。他把带过来的面包捻成面包屑喂她吃。

幸亏她不是太饿。数百万个穷人赖以为济、仅有五百张床位的库柏医院，不提供食物，也不提供药品。“今已售完”是护士的官方说法；窃取供应箱里的药品转卖出去，则是非官方说法。病人需要的药品，家人必须从街头买来，带进医院。医生建议的烧伤专用药膏——磺胺银乳膏，一条要价两百一十一卢比，两天就会用完；为了再买一条，法蒂玛的丈夫必须借钱。涂药膏时，他唯恐弄痛他的妻子，尤其碰到她那已无血色的肚皮时。他原以为护士或许愿意帮忙，但他们都避免和病人直接接触。

高大的年轻医生不介意碰触病人。一天晚上，他过来伸直法蒂玛的一只手臂，接着又伸直另一只，接着她那变黄变黑的绷带松开了。

“不知出了什么事，”她对他说，“我觉得很冷。”

“每天喝三瓶水。”他说道，然后把肮脏的绷带捆回原处。但法蒂玛的丈夫买了药膏后，没钱买瓶装水。医生在他背后说他这老头子不负责任，不能提供老婆需要的东西。

法蒂玛的丈夫为购买医药用品而回去干活时，改由法蒂玛的母亲照顾病人。“隔壁那家人放火烧我。”法蒂玛告诉她母亲，接着，对于所发生的事，她又编了另一套说法，使她的母亲困惑不解。法蒂玛如今自己也感到困惑，不想从头再解释一次。她的任务是康复，既然胡赛因家的阿布杜和卡拉姆已被警察局扣押，指控细节就交由警方操心了。

鱼唇警员第一次抽下皮鞭时，皮鞭尚未落在阿布杜身上，他便尖叫起来——那是从一大早跑去警察局投案时，便在他内心酝酿而成的嚎叫。

沿着机场跑去时，他希望自己或许能解释前一天晚上法蒂玛发生什么事，或者至少献上自己的身体，保护他的父亲免于暴力。或许，他趴在木桌上挨的打，原本可能落在他父亲身上，他并不确定。唯一确定的是，警员不听他说的话。他们不想听一则有关火爆脾气和破烂砖墙的故事。他们似乎要阿布杜供认，他把煤油泼在一个身障女人的身上，随后划了火柴。

“她就快魂归西天了，那可就成了三○二条款啰。”一个警察对阿布杜说道，语气在这男孩听来像是幸灾乐祸。阿布杜知道三○二条款，在印度刑法是谋杀罪。

在接下来不知多久的鞭打后，他母亲的声音唤回了他的意识。她似乎就在警员所谓的会客室外面。

“别伤害他，”她用相当大的音量恳求，“和平解决吧！手下留情！”

阿布杜不想让母亲听见他的叫喊，他尝试汇聚自己的自制力。盯着他的手铐无济于事，盯着鱼唇警员或他卡其裤制服上笔挺的线条，也同样无济于事。他闭上眼睛，试着回想上次祈祷时的关键词。

他的努力没能帮助他保持沉默。他的叫喊声和接下来的啜泣声，都传到马路上去了。后来，看着警员亮闪闪的棕色鞋子离开后，他设法告诉自己，他并没有出声。尽管在他挨打时，他母亲的哀号声变得震天动地，但这并不见得代表什么。从他母亲的习性来看，她很可能早就哀号了一整天。

幸好，她的悲痛此时从更远处传来。或许警察嫌她太吵，把她拖了出去。机场管理局改善了警察局老旧平房的周边用地，种了粉红色的花和热带植物，这些植物的叶子就像停在附近的新吉普警车一样闪闪发亮。阿布杜希望他母亲赶紧退到这块狭长的花园之外，他宁愿想象她待在家里。

在他关押的大牢房住了另外七名囚犯，包括他的父亲，他也在阿布杜面前遭到鞭打。这地方跟阿布杜在萨基纳卡游乐场里观赏的电影当中，那些家具稀少的牢房大不相同。相反地，房间里有数张金属椅子、一张桌面铺着美耐板的漂亮大木桌，和四口新铁柜——那是阿布杜所见过最好的柜子。“戈德瑞”（Godrej）牌，漆了铜色、天蓝色和灰蓝色。两口柜子的门上，嵌有闪闪发亮的镜子。除了紧张气氛和尖叫声外，其他一切都让他仿佛身在橱柜展示间。

萨哈警察局内，另有其他更正式的关押处。阿布杜和他父亲被关押的房间，则是累犯所谓的“普通牢房”——一间大办公室，警方的文书作业就在这儿完成。根据官方记录，胡赛因父子未被逮捕、未被关押，这间办公室发生的事不在记录之中。被关押者一致同意，这间房间最值得称道之处，是一个能让亲友递来香烟和慰问品的小窗口。

阿布杜一直等着苏尼尔、偷垃圾的卡鲁或其他哪个男孩来看他，问他好不好。他想象着自己的回答：不好，然后又想象其他令人放心的回答。然而，除了他母亲之外，没有人来看他。到了第三天，他不再期待有其他人来。

“你为什么对一个身障人士做这种事？”警员一次又一次问他相同的问题。

阿布杜可怜巴巴地回答：“先生，像我这么懦弱的人，挨了这么多巴掌，早就跟你说实话了，可我没做啊！我们大家只是骂来骂去。”

他另有一个可怜的回答：“请您到安纳瓦迪问问大家，当时在场的人那么多，我根本没碰她。我为什么要和女人斗，更何况是一条腿的女人？问问任何人，我戏弄过女生吗？我不打架、我不跟任何人说话，我只戏弄我的弟弟穆西。就算是以前，我也从来没打过他，即使他是我的小弟，我知道我可以打他。”

然而，他担心警方不会去安纳瓦迪问大家。这激发他认命地回答：“她一气之下就自焚了。她跟我妈起了小争执，然后把事情闹大。说这些有什么用？她做了那件事、说了那些话，可是因为她烧伤了，你就只会听她说，不会听我说。”

警员问他父亲更有趣的问题，比方说：“你干吗生这么多孩子，你现在没办法养他们、教育他们了。你要在牢里待上很多年，连你的老婆都记不得你的脸。”

“我宁可挨打，也不要看他们打你。”阿布杜对他父亲说道，他父亲也在一个失眠的晚上，对铐在一起躺在地上的阿布杜这么说。卡拉姆两个星期前在私立医院接受的氧气疗效已被抵消。

他们躺在瓷砖地上时，卡拉姆试图让他的儿子相信，警方并非真的相信他们想杀法蒂玛。他低声说，警察对于实际上发生的事，现在应当至少有些了解，毕竟现场有数百个目击者。不过，身障女人的遭遇细节，不是警察最关注的事。他对他儿子说，他们关注的，是从这起悲剧中获利。“看来，你在安纳瓦迪赚了大钱。”一名警察一再对卡拉姆说道。

他们的想法，是要让惊恐的犯人付出一切，以及向高利贷庄主所能借到的一切，避免不实的刑事指控被记录下来。鞭打，尽管有违人权法，却相当有效，因为这能提高囚犯为获释所愿意付出的代价。

阿布杜如今了解到，印度刑事司法制度就像垃圾市场一样：清白或有罪，就像一公斤塑料袋一样，可供买卖。

阿布杜不确定，他家在整修屋子和支付他父亲的住院费后，还剩下多少钱。不过他认为，为了清白，剩下的都应该缴付出去。他想回家，回到那个他讨厌的地方。

“万一法蒂玛明天就死了呢？”卡拉姆说道。阿布杜知道他父亲在自言自语，并非在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们现在付钱，而法蒂玛却死了，他们的存款将付诸流水，警方仍可能以刑事案件控诉他们。到时候，他们怎么付得起律师费？他父亲每回提起“律师”这令人倾家荡产的字眼，声音就变了。另一个被警方非正式关押的男人，之前曾经受审，他警告说，假如他们用市政府的公共辩护律师，可能会永远被关起来。

随着关押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阿布杜和他父亲不再讲话，阿布杜觉得这样也好。他能说什么？难道要说，如果他父母像他一样神经质、保持警戒，他们就会避免和独腿女人起争执吗？在回答过首席调查员襄卡·叶岚副督察（Sub-Inspector Shankar Yeram）的所有问题之后，他们宁可假装累得不想讲话。阿布杜如今断定，叶岚的嘴唇，看起来不像鱼唇，反倒更像猴唇。

每一天，有时候一天两回，憔悴的婕若妮萨会出现在囚室窗口，说明他们的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阿莎说，想让案子私了，得花五万卢比。当然，钱并非全进她的荷包，她得付钱给警察，还得用一笔更合理的钱，安抚法蒂玛的丈夫。

在自焚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婕若妮萨对阿莎甚为感激。阿莎尽管在政治上对穆斯林和移民反感，却能为胡赛因家的利益努力奋斗，而且不收他们一毛钱。除了要求法蒂玛收回她的不实声明，她还陪同婕若妮萨前去警察局，再三向警方强调法蒂玛放火自焚。但这种尝试干预的企图并未成功。一名警察大吼：“你们两个女人自以为是警察吗？滚吧！我们自己会去调查！”阿莎在安纳瓦迪虽有势力，但在贫民窟的范围以外可不见得。

在囚室窗口，婕若妮萨对她的丈夫说：“重点是，阿莎免费帮忙了几天，但现在她却说我坐在钱堆上，必须掏腰包才行。为了把你们两个弄出去，我愿意付钱，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付钱给她就没事了。”

婕若妮萨已经付钱给托卡勒警员，也就是她和法蒂玛争吵后，在警察局要她把“账”结算一下的警察。自焚事件过后，他告诉她，他能确保调查“公正”，保证她的丈夫和儿子在拷问过程中不受重伤。“我告诉他，我愿意照付，我想他真的为我们觉得难过，”她对她丈夫说，“他知道这是一场诬陷，而且他原本可以索取更多更多的钱。”

在医院提取法蒂玛证词的特别执行官，也一样要钱。她已经拜访过婕若妮萨，告诉她那份证词以及安纳瓦迪其他证人的证词，都由她控制。她对待婕若妮萨就像对法蒂玛一样体贴入微，她两手一摊，说：“你要我怎么做？好证词或坏证词？我为政府工作，我说什么都算数。一切掌握在你手中，你得快快决定。”

婕若妮萨告诉丈夫：“她和阿莎一样，说我们付的钱不是给她自己，她还得把钱给法蒂玛的老公。可我已经直接告诉他，我会帮助他的女儿，还会把法蒂玛送去私立医院付所有的费用，包括床位、医药、食物的开销。我不敢付钱给这个控制证词的女人，万一她从法蒂玛老公那里偷了这笔钱，让法蒂玛继续待在库柏医院，那该怎么办？”

“你提起私立医院的时候，她老公怎么说？”

“他一句话也没说。他很难过，没办法做决定。真是疯了，他难道要她死，好讨个新老婆吗？库柏医院会害死她，那我们的一切就……”

婕若妮萨听穆西唱过一首打油诗：“进库柏，上天堂。”万一法蒂玛上天堂，婕若妮萨的丈夫、儿子和女儿将面临十年或更长的徒刑。

卡拉姆也认为，他的妻子无须理会特别执行官，应该为私立医院的事，继续向法蒂玛的丈夫施压。

“我会的，”她说道，一面哭了起来，“但你知道可能的后果。女官员很可能恼羞成怒，让调查人员相信那些要我们好看的人所说的证词。如果这是我们自己的村子，我们自己的村民，我们或许能期待目击者因为关心我们，就实话实说。可在这个城市，我们只能孤军奋战。”

某天晚上，下起了微雨，阿布杜听着雨打在警察局的屋顶，想起一部他和卡鲁看过的动作片《活着》（Zinda）。主角坐了多年牢，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在一无所知当中发了狂。

卡鲁喜欢结局部分：那家伙从监狱逃脱，得知自己坐牢的原因，便把害他的人通通锤死，尽管自己的背上也插了把刀子。阿布杜至今仍记得其中一个情节：那家伙仍在坐牢时，在囚室的一道砖墙上凿了好多年，终于凿出一个小洞——那道墙显然比胡赛因家和法蒂玛家之间的墙来得坚固。接着囚犯探出手去，怀念雨打在皮肤上的滋味。

在家时，阿布杜从来没怎么想过自己的未来，除了住在瓦塞的模糊幻想，以及更具体、与健康有关的担忧之外。他的肺是否和他父亲一样每况愈下？他的右肩是否向前弓起？这是蹲着身子捡十年破烂的可能后果。

由于很早接受垃圾分类的生活，他自认和穆西、几乎拥有一切的曼竹，或安纳瓦迪其他自认将成为另一种人的年轻人，是不同的族类。阿布杜追求的未来和过去一样，只是赚更多的钱罢了。一个赚钱不多的邻居所爆发的怒火，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他不清楚母亲说得是否对，她说在早期的和平年代，穷人俯首听命于各自的神明，从而更友善地对待彼此。他只知道，她并非真的渴望同舟共济的贫穷。她对卑贱的生活了如指掌，回忆起来就痛恨不已，所以她教导自己的儿子面对残酷竞争的现代社会：在这个时代，有人兴起，有人衰亡，他还小的时候，她就让他了解，他必须兴起。他们在二○○五年的洪灾中损失惨重，可其他许多安纳瓦迪居民也跟他们一样。他觉得母亲并未让他做好独自衰亡的准备。

今天是哪一天？他在这儿多久了？他挨了一顿鞭打，隔壁房间的电话在响，阿布杜断定那房间是某个控制中心，因为有收音机的嗡嗡响声。所有的警察都说马拉地语，他努力想听清楚。尝试搞清楚警察说的话，使他除了担心明摆的清白问题以及在囚室挨打之外，能有事情做。

警察攻击他的双手，他赖以维生的身体部位。他小小的手青筋突出、带着橘色锈斑，还有几道愈合的伤口——这是干这行的常见现象。这双手只受过一次重伤，那次是被脚踏车轮条深切而入。

他的思考稍稍被打断。另一个房间里的电话交谈声逐渐消失，直到后来，声音重新出现时，他才觉察到，一名警察提到了他。

“攻击瘸子的那些人……不是爸爸，是儿子……可是没有谁揍谁啊，阿莎……不，不是那么回事。”

安纳瓦迪的阿莎在线。她打电话来，或许是为了把殴打一事搞得更严重，好让他的母亲改变主意，决定给她一点好处。

突然间，托卡勒警员站在非官方囚室中：“阿莎说，这小子没放火烧任何人，也没在安纳瓦迪制造任何麻烦，所以打他也没有用。”他对手持鞭子的同事说道。阿布杜被从宽发落，他和他父亲都未再挨打，阿布杜的脚镣也被解开。

阿布杜尝试搞懂这次缓刑的缘由：阿莎的儿子拉坞是穆西最好的朋友，或许是拉坞说服他母亲保护阿布杜；也可能阿莎多年来看着阿布杜在广场上做垃圾分类，看到他是个刻苦耐劳的孩子，一个沉默的失败者，不该受到凌虐。

阿布杜的父亲猜得比较对。这通电话可能是专为他们父子演出的一出戏，指望他们向婕若妮萨报告这件事。阿莎和托卡勒经常携手合作，此时，托卡勒正在展现他的势力，设法不让阿布杜和他父亲在扣押期间受重伤——这就是他给婕若妮萨的保证，用以换取酬劳。对阿莎来说，这场演出则得以向胡赛因家证明，她在萨哈警察局确实具有影响力，从而增加她也分得一杯羹的可能性。

然而，卡拉姆不打算跟他那备受伤害的儿子说明缓刑背后的利益因素。他想，最好还是让这孩子相信，有人留意到他为家里所付出的努力，出于善心，决定为他辩护。

自焚事件过后第四天，日落时分，一名穆斯林托钵僧带着孔雀羽毛帚，来到安纳瓦迪赐福驱邪。因为住在贫民窟的穆斯林极少，托钵僧难得来到安纳瓦迪，他们的客户多半付钱请他们提供灵界服务。

阿布杜的姐姐喀卡珊见到这位老翁时，跳了起来。她的母亲担心一个漂亮的女孩在警察局可能会出事，因此恳求托卡勒警员尽可能拖延时间，然而，喀卡珊如今接到前去自首的通知。她感觉迫切需要托钵僧的祝福。

她从胸罩里取出一张十卢比纸币，托钵僧用扫帚触摸她的头顶，她闭上眼睛。他并未拿扫帚打她，像某些托钵僧在进行念咒仪式时所做的那样，这使她松了口气。她希望这是因为他没有感觉到恶魔盘旋在她上方。喀卡珊坐着不动，让托钵僧的祝福渗透她的全身。同时，托钵僧朝法蒂玛家门口走去。

法蒂玛的丈夫愤怒地冲出屋子，怒目而视：“你没手没脚啊？你来找我讨钱？看在老天分上，去赚你的钱，找份工作吧！”

托钵僧望着天空，抚弄衬衫口袋里的金丝线，往后退去。

这下，喀卡珊沮丧万分：“真主安拉！他居然赶走托钵僧，接受他的诅咒？”喀卡珊担心法蒂玛的丈夫对托钵僧的说话方式，使他自己陷入厄运；而他可能遭遇的厄运，也可能毁了胡赛因家。

“那男人怎么回事？”托钵僧想知道。

“他的老婆自焚了。”喀卡珊低声说道。

“她什么时候死的？”

“不！不！”喀卡珊喊了出来，“保佑她活下来吧，否则我们可惨了。”

法蒂玛的女儿努俪挨着喀卡珊。这女孩从看见她母亲自焚以来，就一直倚靠在喀卡珊身边。

“我今天扮演男生，”努俪说，“讲话也像男生。”

“就像我妹妹妲布一样，”喀卡珊心不在焉地回答，“她只想穿男生的衣服，要不然就大哭。”喀卡珊决定不让自己哭出来。

“去取米，让我来洗，”她站起身来，掸掸衣服，对穆西说，“轮到谁去打水？”

她最小的弟弟拉鲁已经大到能像他母亲一样骂人：“赶快给我晚饭吃，要不然我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她最小的妹妹则面临崩溃，因为她没拿到她应得的一包牛奶饼干。

托钵僧完成他的神职工作，离开安纳瓦迪时，胡赛因家门内的景象，和他经过的各家门后展现的景象几无不同。夜幕笼罩在贫民窟时，大家吃着胡乱凑合的晚饭，恶语交加，然后彼此吻去泪水。第二天早上，法蒂玛躺在白色的金属箱子里回到家中。

感染导致她的死亡。医方为了推诿责任，涂改了记录。法蒂玛进库柏医院时，全身百分之三十五的烧伤面积，在她死的时候变成百分之九十五——一种将无可避免导致死亡的状态。“全部的烧伤部位形成绿黄交错的死皮，发出恶臭，”验尸报告写道，“脑阻塞，肺阻塞，心脏发白。”法蒂玛的档案捆着红线，被送去太平间的档案室，野狗睡在高高迭起的文件堆中，鸟的歌声从窗外传进来。一群斑鸽占据外头的一棵棕榈树，鸽子的咕噜咕噜声彼此交迭。

死去的法蒂玛变得更小了，占据的空间还不到箱子的一半。所有的安纳瓦迪居民都来到屋外，就像她自焚的时候一样，只不过这一回，旁观者保持了一定距离。贫民窟安静下来，而当婕若妮萨和喀卡珊蒙着头，从屋里出来清洗尸体时，更是安静。

唯有其他的穆斯林妇女得以进行这项重要仪式，洗去法蒂玛的罪过。婕若妮萨总是说，不管怎么样，穆斯林还是必须团结起来，一起庆祝节日，一起面对苦难。告诉法蒂玛她已经往生、即将入土，是传统风俗的一环，因此胡赛因家的女人一边喃喃低语，一边把破棉布浸入盛了水和樟脑油的盆子中。她们揭开一条白纱布，开始清洗法蒂玛的身体。她们沿着她的长腿，接着是那半截腿，慢慢移向那张油亮的黑脸。“合上她的嘴巴，”有人说，“苍蝇飞进去了。”

把法蒂玛洗得干净无罪后，喀卡珊阖上箱子，把胡赛因家最好的蓝色小格纹棉被，铺在灵柩担架上。法蒂玛此时将被带往一公里半以外的穆斯林坟场，喀卡珊也将去坐牢。控诉即将进行，很可能根据法蒂玛的第二份证词：胡赛因家殴打她，使她自焚，同时阿布杜为最残暴的主角。在警察局里，一名警察告诉婕若妮萨，她必须再付五千卢比，才可以让她看控诉书。

婕若妮萨回到她的屋里，啜泣起来，手上仍握着她清洗邻居的破布。她之所以哭，不是为了她丈夫、儿子和女儿的命运，不是为了她如今被迫通过的贪腐大网，也不是为了这样的体制——最凄惨的人想惩罚稍不凄惨的人，于是诉诸邪恶无比的司法系统，让大家一同毁灭。她哭的是容易处理的东西——失去的那条棉被，它作为一件赠别礼物，赠给一个用自己的身体对抗邻居的女人。

法蒂玛的丈夫抬着灵柩担架的四根柱子之一，穆西站在他的旁边。正是交通尖峰时段，散发着樟脑味的金属箱子移往机场大道。

悲痛的贫民窟居民队伍，对比于机场城市的蓬勃生机，似乎更微不足道了。偌大的广告牌宣告，印度版的《人物杂志》即将发行。司机驾驶的黑色轿车驶出凯悦，那是参加药品大展的与会者稍事休息，出来参观城市。在里拉酒店，代表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的美国人，对于打进印度市场的计划感到乐观：“印度的有钱人虽是少数，但瞧瞧绝对数字吧，这足以让我们成功运行。不要跟我谈迪斯尼，我们是最优秀的品牌。除了《蜘蛛人》《木乃伊的复仇》，现在我们看见《哈利·波特》的成绩也很辉煌。我知道，大家都说我该去‘迪斯尼世界’了解竞争对手，可我做不到。我太好胜了，一毛钱都不想给对手……”

白色箱子横越一个繁忙的交叉路口，经过玛洛市立学校，穿过一个个贫民窟的狭窄巷弄，直到抵达有座水渍斑斑的绿色清真寺、一棵木瓜树以及许多鸽子的坟场。

法蒂玛被埋入土中，她溺死的两岁女儿同样葬在这里。几天之后，她的其他两个女儿被托付给宝丽修女照管。

法蒂玛的丈夫深爱女儿，把她们送走时难过不已；然而他一天要花十四个小时分类垃圾，而当地的酒鬼，有时会蹂躏独自留在家中的小女孩。

09青年感化院

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水打在身上让人刺痛。在这个液态城市的高地上，有钱人谈论雨季的浪漫：慵懒的性爱、购物治疗法，还有从七月安然度过八月的炸糖圈。在安纳瓦迪，污水池却像活生生的东西，向前爬行。生病的水牛在潮湿、贬值的垃圾堆中搜找食物，把吃下的坏东西拉成屎，速度之快，甚至为安纳瓦迪的水龙头所不及。同样生病的人类，会甩开脚上的烂泥，说：“我的胃在烧，还有我的胸口也是。”“我的整条腿这样上上下下一整晚。”污水池的青蛙同情地鸣唱，屋子里却听不见蛙鸣。雨水猛烈地打在铁皮屋顶上，仿佛贫民窟的几头斑马，在头顶上方窜来窜去。

有人告诉过苏尼尔，雨水可以洗去人的卑贱。雨水确实洗去斑马身上的条纹，几个星期以来，这些动物站在那里，暴露出瘦骨嶙峋、黄色皮毛的老马原形，直到没落的贫民窟主罗勃用卡尼尔（Garnier Nutrisse）染发剂，重新为它们染上黑色条纹。

雨季期间，机场的交通量减少，工程建设暂时停摆，垃圾的踪迹比其他季节来得稀少。苏尼尔那座米提河上的水泥岩架，也被风雨扫除一空。所幸，他在机场大道沿路的一面墙后方，找到一丝慰藉：在这湿润多树的地点，开了六朵紫莲。他没把他的发现告诉别人，担心别的男孩会摘下这些花，设法卖出去。

苏尼尔在他那秘密莲花附近的街道穿梭，追赶坏了的夹脚拖、塑料瓶和其他漂浮物时，有时会走过婕若妮萨·胡赛因身边，她一反常态，穿着蒙面罩袍。她颠簸着，试图快速穿过路上形成的泥坑。

其他拾荒者悄悄地说，为了花钱请律师，她已经卖掉住家后边的房间。苏尼尔希望，不管她为阿布杜做了什么，都能把他从拘留所释放出来，因为穆西很不适合接替阿布杜的称重工作。这个年纪较小的儿子，不清楚任何东西的价值，当苏尼尔和其他拾荒者想帮助他时，他还取笑他们生疮。

拾荒者对他们的疮以及他们的货物售价很是敏感。因此，胡赛因家的竞争对手，那个经营电玩游乐场的坦米尔男人，生意开始蒸蒸日上。

婕若妮萨眼看着穆西的缺乏经验，给生意造成损失，可她太忙于这桩刑事案件，无法和拾荒者亲自交涉，也忙得没工夫帮她的小孩洗澡，喂他们吃饭。照顾这些小孩，也变成穆西的任务，因为婕若妮萨必须卑屈请求的那些亲戚，遍布整个豪雨成灾的城市贫民窟。“求求你，能不能帮把我生病的丈夫、儿子和女儿从监狱保释出来？”

在每一间棚屋，她都必须坐在那里，面对一小时惋惜的怜悯和借口，而后再继续下一个屈辱的造访。唯有一次的乞求过程为时短暂。她几乎是游过萨基纳卡，身上穿着蒙面罩袍，才到达即将成为过去式的阿布杜未婚妻家中。女孩的父亲看着她，仿佛她在当地酒厂泡了一上午似的，婚事于是告吹。

她的问题在于，她缺少取得保释金的担保物。她不识字，穆西于是帮忙审阅她丈夫存放在灰色塑料柜的公文，与几首伊克巴尔的诗和一本乌尔都语版的平装惊悚小说放在一起。穆西搜出让他家时来运转的五件财产及一份文件：一辆手推车，让他父亲能把垃圾运往回收场，成为拾荒者货物的买主；他们家的棚屋，则是向一个对孟买灰心的移民购买的；棚屋隔壁的仓库，让他们家能在市场价格过低时，先不用卖掉他们的货物；三个轮子的平板式老爷车，比手推车能载送更多货物；还有瓦塞那块地的订金。这些文件上，只有卡拉姆·胡赛因的签名。

“妈，放心，我在这儿很好。”喀卡珊谎称，这时她的母亲来到柏库拉监狱（Byculla Jail）的女子监区，说明她提不出保释的原因。

当她来到全城最大、最臭名昭著的拘留所阿瑟路监狱（Arthur Road Jail）时，卡拉姆却表示无法谅解。为了探望他，婕若妮萨必须排四个小时的队，贿赂过警卫和警察之后，才能够进门。在那几扇门后，关押犯的总数，是官方规定的四倍。

“我简直要发疯了！”她的丈夫对她说道。他的囚室挤满了人，谁也无法平躺下来。因为拥挤，他不能呼吸、吞不下食物。他因她向法蒂玛挑衅而对她大吼，随后又叫她把他弄出监狱，仿佛她没努力过似的，仿佛他不是那个威胁殴打法蒂玛的蠢蛋，也仿佛他不是那个没把老婆名字放进家族文件的人。

她离开监狱时，对她的丈夫感到愤怒，但她的愤怒持续不了多久。阿瑟路监狱的恶名，让每个有思考能力的孟买人惧怕，也让婕若妮萨惧怕，而此时的她，并不完全能够思考。他的丈夫若跟人家干架，成为阿瑟路的囚犯，面临十年的监禁重罪，这可不是他们打算面对的后果。

一天早上，她站在监狱大门外的浑浊大雨中，拉鲁大骂了起来，因为蒙面罩袍妨碍他吃奶。她换了另一只手抱他，才好接手机，这个手机的主人是她丈夫，如今由她看管。电话那头是她在萨哈警察局的唯一盟友托卡勒警察，他比拉鲁还要愤怒：安纳瓦迪的其他人，是怎么听说他拿了她的钱，来帮忙这个案子的？

婕若妮萨能说什么？家人被捕后的几星期以来，她几近疯狂地游走四方，把每件事都絮絮叨叨地讲给别人听。听见她的长子在警察局挨打时发出的惨叫声，看见她温柔的女儿被警察押进牢里的那一刻，婕若妮萨脑中出现了四个字：世界末日。

在那之后，她睡不着觉。在那之前，她也睡不着觉。她几乎不知道这天早上站在哪一座监狱的门口。蜿蜒的白雾随大雨而至。拉鲁骂着：“我要叫那条狗咬你！”骑单车的男孩呼啸而过，送午餐盒给上班族。塞菲日夜救护车（Saifee Ambulance Day and Night）的车胎似乎扁了。

电话中的警察仍在嚷嚷。

“是的，不是的，”她万分焦急地对托卡勒说，“我在外面，我在医院。那些话是谁说的？不，沙巴，不。他们捏造事实，煽动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你生我的气。我在医院，我的身体很不好。请听我说：我儿子的事、我女儿的事，我有这么多压力。不，先生，我什么也没说。”

日落时分，乌云散去，当雨季的天空出现红色绫纹时，她将跪在警察局外，恳求警察的宽恕。天知道愤怒的警察可能做出什么事，继续对她的家造成伤害。

接受审判可能得等上好多年，而卖掉住屋后边的房间所得的获利，早已用完；穆西的垃圾盈利也仅足够食物开销。接下来，她是否该卖掉仓库？随着丈夫被监禁，她成为一家之主，而截至目前为止，她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似乎都是错误的。或许，她的确什么都不是，就像她不愿向她丈夫承认的那样。

在警察局那天，她应该花钱请阿莎安抚法蒂玛；她应该付钱给宣称掌控证词的特别执行官；她应该避而不谈她买通托卡勒，要他停止鞭打阿布杜父子、延后逮捕她女儿一事。她只对一个决定有信心，那就是她为阿布杜所做的决定。

警方即将把阿布杜当作成年人提出控告，因为他看起来就像成年人，也因为婕若妮萨没有他的年龄证明，因此，他将被送到阿瑟路监狱，和他的父亲关在一起。

婕若妮萨自己也不清楚阿布杜的年龄。自焚事件前，人们问她，她说十七岁，不过谁知道，他也可能是二十七岁。你不会去记一个孩子的年纪——如果你天天都为了不让他饿死而奋斗，就像其他许多安纳瓦迪的母亲们，在子女还小时所做的一样。

阿莎会编造孩子们的生日，如今则以派对和蛋糕确认这些日期。一月份，曼竹连续第二年庆祝她的十八岁生日——这是阿莎的手段之一，以保存她女儿作为新娘子的价值。阿布杜从来没要求过生日派对，他要的是一个具体的日期和年份，他的母亲却只能把她所知道的告诉他：

“你出生前，萨达姆·海珊（Saddam Hussein）已经在其他地方杀了很多人，可能是一或两年前，我不清楚。你还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狠狠踢我，比你任何一个弟弟妹妹都厉害，我常常痛得大叫，结果大家开始说，我肚子里怀了另一个萨达姆。你生出来的时候个头很小，像老鼠的儿子，不是什么萨达姆。不过，我们还是给你挑了一个和平的名字，因为我们担心大家的话或许有道理。阿布杜·哈基姆，表示这个人凭他自己的才智拯救其他人。你大一点的时候，我松了口气，因为你身上根本看不到萨达姆的影子。”

倘若阿布杜更像萨达姆，她就不会害怕他和职业杀手、恋童癖和黑手党老大，一起关在阿瑟路监狱。她担心由于她挑起的一场争端，将使他在阿瑟路遭人作贱，或者强奸。为了不让这些事情发生，她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花钱请人为他制作一份年龄记录，确保他被当作未成年人起诉。

她穿过广场去找妓院老板，此人曾被控贩毒、拉皮条、抢劫，天晓得这些年来还犯过什么其他的罪，可他只被关进监狱两次。她想，他对有用的贿赂应当所知甚多。

妓院老板承认这是他的专长之一，他很乐于帮忙，并且交换报酬。然而，与年龄相关的档案证明，并不属于他的拿手绝活。

还有谁知道应该向谁贿赂，以及如何制作这样一份记录呢？当然是萨哈警方。后知后觉的她这才意识到，有个警察已经暗示她好几天了。

接受他的忠告后，她把钱寄给玛洛市立学校，同时也送进警官的口袋。她拿着她需要的东西回到家：一纸伪造的学校证明，指出校友阿布杜·哈基姆·胡赛因今年十六岁。她那几乎不算是孩子的长子，现在至少能被刑法制度当成孩子看待。

孟买的青少年感化院位于东日（Dongri）区，在安纳瓦迪以南二十一公里处。前往感化院的第一段行程，阿布杜被推进囚车的后车厢中，和另外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在班德拉（Bandra）的法院停留一下，登记他的青少年身份后，改搭出租车来到东日，只有一名女文官陪同他来。从她的肩上看过去，他能够看到穆斯林中产阶级区生气蓬勃的街头夜生活。

在一座深绿色清真寺的两旁，店面的生意一片繁忙，虽然当时是雨天。清真肉屠宰店、穆斯林家具商、家庭药剂师、哈比（Habib）医院、钩子上挂着勺子晃来晃去的厨具店、鲜黄色大门的餐厅、挂在柱子上的破三角旗，用来推销考试预习课程，还有一个摆摊卖风车的男人……接下来，街头生活的景象逐渐消失。

庞大的青苔石墙，环抱着一个街区。正面的墙壁上有一扇铁门通往东日感化院，这扇铁门小得出奇，“儿童尺寸。”阿布杜心想。

他本来可以不用低头进门就逃之夭夭，因为他的护送人似乎心不在焉，她的手几乎没抓住他的手。不过，他仍然进了门，沿着一条阴暗的通道走去，墙上嵌有木制印度教神龛。通道尽头，他惊讶地看见一个悦目的中庭，以及一棵棕榈树。

青少年感化院是英国人于十九世纪初兴建的砂岩建筑群，辅以半平房、半窝棚的新建筑。在殖民时期，印度和英国罪犯在这儿上绞刑台，他们的腿骨堆在地下室，至少其他的青少年拘留犯，在阿布杜进来时是这么对他说的。被绞死者的鬼魂，据说每天晚上都出来活动。尽管阿布杜像安纳瓦迪的许多男孩一样怕鬼，可这些谣传并未引起他的不安。被活人恐吓，似乎削弱了他对死人的恐惧。

衣服被没收后，阿布杜拿到一件稍大的制服，被带往其中一间窝棚似的建筑物，关进一个房间，和其他的新来者挤在一起。房间窗户紧闭，弥漫着污浊的呼吸和体味。过了一小时，阿布杜感到窒息，脑袋开始变得不太正常。“我如果继续待在这里，很可能会把小孩切块吃掉。”事后，他对自己居然有这种想法感到讶异。等到门终于打开，向他们分发烤饼时，他已经难受得吃不下。

接下来他前往典狱长办公室，注册为青少年拘留犯。谢天谢地，这里开着窗户，秃头、胸膛健壮的典狱长看起来神经紧张，并不残暴。最大的报纸《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才刊登了一则感化院的内幕报道《东日之家，人间地狱》，人权运动人士不断地在探听。关于没穿内裤的孩子们被迫喝马桶水这件事，因此情况很快地得到改善。

阿布杜和其他几个男孩坐在房间后边的地板上，等典狱长叫他的名字，把他的个人资料放进牛皮纸档案袋中。典狱长身后的墙壁，有几位印度大人物的肖像，十张脸孔当中，阿布杜能确定其中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甘地，毫无疑问，尽管他在肖像上的眼睛比卢比纸币上的更凸出。甘地关心穷人，喜欢印度教人，也同样喜欢穆斯林，他抵抗英国，让印度自由。阿布杜还认得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他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看起来又白又英俊，和阿布杜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任何印度人都不一样。安贝喀博士（Bhimrao Ambedkar），则是打红色领带、戴黑框眼镜的男人，他为贱民阶层争取被人道看待的权利。在安纳瓦迪，许多贱民家庭都在屋前挂了布满灰尘的这幅肖像。

墙上的其他脸孔对他而言，就像典狱长桌上摆满的印度众神像一样神秘。他猜想穆西或许叫得出所有印度大人物的名字，一个男孩子只要有幸上学，都会记得这类知识。

注册之后，阿布杜被带到一间营寨，和其他一百二十二个男孩躺在凉爽的瓷砖地板上。窗外传来哗哗拉下铁门的声响——在石墙外的街坊、商家夜间打烊。他肯定睡着了，因为接下来他听见的声音，已成了洪亮悦耳的唤拜声，那是小区清真寺以扩音器发送的黎明召祷。

阿布杜的父亲认为，向安拉祷告的时候一身肮脏，是大不敬的事，因此阿布杜不常祷告。“就算祷告的时候，我还是在想干活的事。”他最近向喀卡珊坦承。不过，听见唤拜人召唤信徒，或宣告走丢的绿衣小孩在清真寺等人领回，总让他感到安慰。在这种声音的男人照料下，他认为所有走丢的小孩定能平安无事。

关于安拉本身，阿布杜随着时日，制定出一套基于经济学原理的论证，只因为他对真主的存在，缺少强烈的内在感觉。他说：“我花在理解上的时间比其他人长，但是很多聪明的人都相信安拉——长老、唤拜人、做这些慈善事业的穆斯林有钱人。这些人怎么可能为一个不存在的真主，做这些事、花这些钱？这些大人物不可能随便挥霍他们的卢比。”因此安拉绝对存在，而它肯定也有理由，让阿布杜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进监狱。

一个麻脸警卫让大家站起来，分发抹布和水桶，命令犯人前往一长排水龙头那里。这里的水多于安纳瓦迪，阿布杜洗去他在警察局拘留室流的汗水后，感觉好一点了。然而，他在东日的第二天早上奉命洗澡时，却感到气恼。

在安纳瓦迪，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必须天天洗涤，因为他一擦干自己，只会再一次弄脏。有时候，他臭到让他的母亲不得不拿条抹布在他面前挥舞：“你这傻瓜，让自己焕然一新很好啊！”对其他人而言或许很不错，但他本身却认为，洗澡的例行公事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自欺欺人。让自己焕然一新，迎接新的一天，或许有新鲜事会发生；他认为还不如在新的一天，承认这天只会和之前的每一天一样沉闷单调。如此一来，你就不会大失所望。

阿布杜跟警卫说，他不想洗澡。警卫回答：“不洗澡就没早饭吃。”这是东日的规定，于是阿布杜决定挨饿。回想起来，他这回闹的脾气有欠考虑。然而，自从法蒂玛自焚后，他和熟悉的地标已经渐行渐远，一身脏污，是他与过去的仅有连结，因而必须坚守。

第三天早上，警卫说他不洗澡的话，不仅吃不到早饭，还得被关进那间让他想吃小孩的不通风牢房，于是他决定服从东日的洗澡规定。到了第四天早上，他的膝盖、耳朵和脖子史无前例地干净。这次英勇的投降，换来的早饭却令人丧气。饭里有石子、面包质量低劣，要是他母亲拿出这样的面包，他早就放进口袋，拿去喂猪。在他的营寨中，多数男孩都是穆斯林，他们坐在地板上用餐，嘲笑差劲的伙食。他们把儿童教养院叫做“零头”之家，意思是简直一文不值。

早晨，营寨打开门，“零头”们被放出来。在中庭，男孩子们奉命绕圈跑步，随后放声高唱国歌。接着，他们再被送回营寨，坐在地板上，什么也不干。在典狱长办公室，教育和职业训练活动的官方时间表，却张贴在醒目的地方。这种矛盾并未让阿布杜感到困扰，毕竟在东日，无论他发生什么事或不发生什么事，都比在阿瑟路监狱安全。

其他关押者，把空闲时间拿来说故事，为彼此的案情提供建议。有个建言被反复提出：“他们说你做了什么，你承认就是了，他们就会放你出来。”不时过来的律师，也对他们的被监护人这么说：“认罪，案子就此了结，你就能回家去。”

阿布杜很想回家，打算承认在法蒂玛自杀前揍了她。想到她已经过世，仍让他觉得奇怪，因为在安纳瓦迪，他不曾当她完全活着，就像他的许多邻居一样，他认定她是身心障碍人士，于是随意将她划归于劣等世界。然而，就像他在警察局了解的那样，身心障碍和死亡是两回事。

在营寨的某天晚上，一个十六岁少年向其他男孩子坦承，他拿刀捅死自己的父亲。此举事关荣誉，他说，因为在这之前，他父亲勒毙了他母亲。然而，警方将两起命案都归咎于他。

这在阿布杜听来像是电影情节。对其他犯人而言，这少年是否有罪，还不如他说他是有钱人家出身来得有趣——他的银行账户里有两百五十万卢比，相当于五万六千美元。“这么说来，你父母死了，现在你成了阔少。”其中一个男孩如此指称杀死父亲的凶手。即使少年说明了双重杀人罪会影响遗产，其他孩子仍继续谈论他所能买到的车子和衣服。

许多孩子之所以被羁押，是因为工作时被捕。在阿布杜小时候，童工即已遭到禁止，但直到如今，这个法令也只是偶尔执行。

两个看起来像七岁的孩子，在廉价旅馆扫地时被抓起来。他们让阿布杜想起他的小弟弟们，和他们在一起使他情绪激动。他看不出政府有什么理由，把他们从父母身边夺走。穷到年纪轻轻就得干活，似乎已经算是一种惩罚。

阿布杜知道自己不擅于交谈，因此在东日的头几天，他不跟别人往来，然而，监禁七岁孩子这件事令他火冒三丈。“你看看他们的脸，对生活多么热情，他们会打破这座监狱的围墙。政府官员应该让他们工作，让他们自由。”

只有在羁押时他才想到，在安纳瓦迪这种都市乱源，苦役也可能被视为自由。他很高兴来自其他都市乱源的男孩们一致同意他的看法。

一天早上，阿布杜唱国歌时，一名坦米尔妇女因为养不起她两岁的儿子，把他留在典狱长办公室外面。阿布杜不忍心看她脸上那副悲伤的模样。同情他人与他的本性不符，他在安纳瓦迪见过更糟的情况，然而，他在那儿承受的工作压力和牵挂，使他变得麻木不仁。

小时候，他家的棚屋倒塌，除了他自己之外，每个人都受了伤。他的母亲常说，他的自私救了他。那时她煎了一片厚叶当晚饭，阿布杜在他那份被他父亲咬了一口时，惊慌地拿着剩下的叶子，从屋里跑出去，没过多久，墙就塌了下来。

被监禁时，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保存，没有什么需要买卖或分类。后来他意识到，这是他头一次的长时间休息，在这期间，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一天早上，他和几名囚犯被送往警察部门管辖的一家小医院，由指定医师为疑似超龄的青少年检验年纪，十八岁以上的人，得被送去阿瑟路监狱。

在检验室里，一名医疗助理为阿布杜量身高体重：一百五十五公分，四十九公斤。他光着身子躺在一张桌子上，他的阴毛被判定正常，脸部毛发被归类为“接近成人”，右睫毛上方的一个旧肿疤被写入档案。随后，一名医师带着检验结果走进房间。阿布杜如果缴付两千卢比，就算十七岁；如不缴钱，就是二十岁。

阿布杜怒气冲冲坐了起来。他没有两千卢比，不知道这位有钱的医师是怎么回事，竟然要一个被关押的少年付钱。医师举起手来，可怜巴巴地说：“没错，跟你这样的穷小子要钱很荒唐，可政府付给我们的钱，不够我们养孩子，所以我们被迫接受贿赂，当个混蛋。”

他对阿布杜笑了笑：“这年头，为了钱，我们几乎可以不择手段。”

阿布杜不觉为这位和蔼的医师感到难过，尤其这家伙最后动了怜悯心，证明他十七岁。过了几天，阿布杜甚至对一个孟买警察产生关怀之心。

一个体重过重的警察，把一批孩子送到感化院后，向一名警卫说起他的心脏毛病。“你以为你想当警察，可事实上你不行，因为这会要你的命。”警察说道，一面擦去额上的汗水。随后，他说起另一个警察肺有毛病，一个罹患癌症，还有一些人因压力导致生病，说他们每个人赚的钱都不够多，请不起像样的医生。阿布杜从前不曾把警察想成有心有肺、担忧金钱和健康的人，现在这世界似乎充满像他一样生活贫困的人，这使他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一天下午，东日的男孩子们听说他们有事可做，都感到意外，或许因为人权运动人士经常带着记事本出现吧。六十个新来者，被赶进一个水泥砖砌成的房间，里面有一块黑板和一张警告抽烟危害健康的海报，要他们等一个老师——一个被热情地称为“师父”的人——过来。

师父现身时，阿布杜微微感到失望。这家伙完全不像他的头衔那么威严。他是个矮胖、中年的印度教徒，头发高高蓬起，一对水汪汪的发红双眼让阿布杜想起他的母亲，长裤底下则露出一大截中筒袜。接着，师父开始讲话。

他一开始先说一则故事，讲述一个少年不听父母的话，最后被关进阿瑟路监狱。师父列举出少年在监狱碰上的可怕经历时，流下了眼泪。情况非常悲惨，他几乎不忍心讲出细节。随后，他提到其他不尊重法律的少年、带给他人痛苦的少年，那些少年就像他在这个房间看到的男孩一样。“你们如果是我的孩子，说实话，我早就会抛弃你们。”师父说道。随后，他为他们的未来——他似乎可以预测的未来而哭泣。

按照师父的说法，房间里的少数几个男孩可能改过自新，过令人钦佩的生活。这些人将得到回报，然而，其他人可能继续过苦日子，继续犯罪。懊恼的家人不再到牢里探望他们，他们出狱时已经年老衰弱，或许将死在街上，无人关爱。

师父为那些打孩子、不花时间跟孩子说理的父母而哭泣。有意思的是，他还为自己离婚而哭泣，说他的老婆如何对他母亲犯浑，以及他如何在离婚协议中失去一辆大车。谈起他漂亮的新任女友时，他才高兴起来。

每当师父一哭，无论是为了失去他的车子或为了东日囚犯的命运，男孩子们也跟着哭起来。阿布杜这辈子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哭过。这些泪水，不是他被萨哈警方鞭打后流的泪水，而是振奋的泪水。他从来没遇过像这位师父一样豁达风雅的男人。

阿布杜听师父讲话，却不愿厘清他自己的感觉，因为可能会解读错误。然而，他对师父的感觉相当强烈。师父允许他成为学徒。

他不是什么优秀的学徒。他不很了解关于国王施彼（KingShibi）把自己的肉体献祭给老鹰的印度神话，这则神话，和他父亲在他行为不端时讲到的另一个国王、他的混账儿子和一只猴子的故事，似乎并无二致。然而，他父亲的国王故事，让他感到愧疚；而师父的故事，却点亮了一条德行之路：当一个恢宏大度的人，献上你的肉体，同意被世界上的众多老鹰吃去，随着时日，正义将归属于你。这是痛苦的生活经历，阿布杜却为美好的结局所吸引。

他评估自己在某些方面具有德行。他抗拒吸食Eraz-Ex、私酒、涉足妓院，或他觉得可能对他的警觉心和工作能力造成危害的种种娱乐活动。他拒绝怂恿其他男孩偷东西，即使这意味着输给拥有电玩游乐场、为增加营收而出借剪铁丝网工具的坦米尔男人。阿布杜从来不打架，只是有时候说谎，也极少说出对父亲的不满。然而，他原本可以更好、更正直，现在他依然可以。

他将断然拒绝购买他认为是偷来的任何东西，即使只是偷来的垃圾。他决不承认他未对法蒂玛做的事，即使这能救他脱离东日感化院，即使他家的收入因他不在家而受到影响。

对他的家庭来说，阿布杜的体力是至关重要的事。他是粗工，他的道德判断无关紧要，他甚至不确定他具有任何道德判断力。然而，当师父提及“尊严”和“荣誉”时，阿布杜认为师父炽热的眼神越过一排排人头，在他一个人身上停驻下来。现在还来得及，在他十七岁或不管几岁的时候，努力对抗他的世界和他的天性当中存在的腐败势力。一个笨手笨脚、没受过教育的男生，仍能拥有正直的内心。他打算牢记这点，以及师父所说的其他一切道理。

几许荒凉

一个人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应当尽可能尝试多种方法，毕竟你不容易预测何者可行。

10 底层的逆袭

七月间，阿莎和她的家人北上十三个小时后步下火车，来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维达巴（Vidarbha）区。他们村里的亲戚审视他们的脸，寻找孟买贫民窟生活过得多好的证据。“你们都比小时候白哦，”曼竹、拉坞和甘尼许的一个表亲说道，“柔和多了，魅力十足。你们从前很黑，很害羞。”

为了仔细端详阿莎，老妇们必须伸长脖子，因为数十年的农村劳动使她们弯腰驼背，阿莎的曾祖母甚至匍匐而行。瞧着这些高龄妇女，阿莎像桅杆一样站得挺直。回到老家，她觉得自己就像女巨人一样。

在安纳瓦迪，每当马拉地频道播出乡下电影时，她总是泪如雨下。甚至最老掉牙的洪水饥荒剧，也能让她想起自己的年轻时代，曾在维达巴贫瘠的土地上耕作。偶尔对儿女追述往事时，她总是用夸大的语气说：她就像疯狂青春版的《印度母亲》（Mother India），牛死了以后，还继续拖犁耕田。村里的妇女，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当年的阿莎。她以驴子般的劳动能力著称，即使连续几天没吃东西也能劳作。

“我们那时候在柑橘园干活，她骨瘦如柴，饿得半死，”她的一个亲戚对其他人低声说，“你绝对想象不到。她现在身子强壮，还有她说话的样子，简直就像没踩过泥土。”

阿莎很高兴自己被大家赞不绝口，并且远离安纳瓦迪的纷纷扰扰。她回老家来，是为了推销她美丽的女儿，并且在昆比务农阶层的同乡中，展现她相对的成功。她的丈夫马哈德奥将假扮清醒，她将假扮恭顺的妻子，曼竹则扮演她自己：不管怎样，登门求婚的人都将蜂拥而至，尽管此次造访碰上了徒有其名的庆祝场合。

这个场合，是一场精简的家族婚礼：没有音乐，没有舞蹈，也没有炸糖圈。新郎是马哈德奥的一个侄子，他仍在哀悼他哥哥的过世，他哥哥死于艾滋病，就在传染给他的老婆之后不久。维达巴的艾滋病相当猖獗，大家却坚决否认。如果曼竹的亲戚死于艾滋病的事传了出去，可能会减少她在婚姻市场的价值。然而，村民对年轻人的死、未在婚宴露面的寡妇，甚至阿莎在城市里的经历，都不太感兴趣。农民们的目光，只是不断地望向天空。

在安纳瓦迪所说的“雨停”，在乡下有不同的称呼：旱季。六月的降雨很少，前一个月种下的数百万棵棉花幼苗已经枯死。村民们以高价购买称为“杂交品种”的基因改良种子，理论上是为维达巴反复无常的气候而设计，而如今却必须播更多的种子。为了支付开销，他们必须重新申请贷款。

一些昆比人说，七月是众神睡眠的月份。阿莎的亲戚们则希望今年神明能调整它们的作息时间，因为忧愁让他们晚上睡不着觉。

阿莎和她丈夫离开相距二十多公里的农村二十年以来，这里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更好的改变。多亏到城市求生的人把钱寄回家，一些房子变得更大更坚固。公款也使地貌发生了变化：干裂的农田之间，散立着小学、学院和漂亮的政府机关，那里的草坪就像机场大道的凯悦饭店一样受到精心照顾。此外，政府兴建了许多水利设施，然而，这些设施并未抵偿维达巴日趋没落的天然供水系统。贫乏的降雨和非法的抽水，损耗了地下水位，溪水干涸，河流改道。随着鱼的死去和庄稼欠收，放债人成为非正式的村长。

由于感到羞愧，加上负债累累，有些农民于是自杀——这种老掉牙的剧情，是马拉地电影的主要素材之一。然而，这部电影仍在继续播放。在新的世纪，政府推算维达巴区每年平均有一千起农民自杀案；人权运动人士推算的人数更多。无论数字多少，自杀已经让该区在国际上成为印度贫农的绝望象征。

在维达巴官僚机构的档案室中，灰尘累累的案卷显示，以喝农药为主的现代自杀手法已经取代自焚。在发霉的数千页文件当中，亲属描述了亲人的痛苦状况：

过去两年，我们作物歉收，他没钱还贷款。接着棚屋发生一起火灾，种子全部烧光，向日葵、小麦都毁了。他没钱让他的二儿子娶老婆，怕大家问个不停，问他什么时候结婚。他家里人口很多，看了银行文件后，他心烦意乱，就喝了农药。庞大的贷款，让他不知该如何偿还。

他脑筋迟钝、不灵光，在田里干活。他借钱办女儿的婚礼，结果感觉被套牢。

他说：“爸，你如果不买手机给我，我就自杀。”然后，他就去喝下农药。

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从德里下来，对农民的困苦表达关心，以及中央政府纾解困苦的决心。一些负债自杀者的家庭，将获得政府补偿，对于向银行而不向放债人借钱的农民，一项债务调整、豁免利率的计划业已展开。一项增加农村收入的全国大计划也在进行中，保证失业村民每年能有一百天从事政府补贴的工作。政府的其中一个目标，是防止村民舍弃他们的农场，使孟买这些大城市涌入更多人口；然而，阿莎的亲戚们，对这些著名的纾困方案一无所知。

在有权有势的印度人当中，机会分配往往是内线交易。那年夏天在其他地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公共电信执照，被卖给出价最高的幕后企业买主；原本打算用来为二○一○年国协运动会（Commonwealth Games）兴建世界级体育馆的公款，被挪为私人利益之用；国会对印度和美国之间一项重要核武条约的未来所持的反对态度，因大量金钱介入而软化；最有钱的一百个印度人其财富总额，几乎相当于全国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在阿莎和她丈夫从小长大的维达巴以东的一片树林中，许多民众不再相信政府会承诺增加他们的财富。大规模企业和政府的种种现代化方案，摧毁了他们的土地和传统生计，于是他们协助复兴毛派革命分子的四十年运动。这些游击队利用地雷、火箭发射器、钉子炸弹和枪支，对抗资本主义及印度政府。他们的行动，如今遍及印度六百二十七区当中的三分之一，包括印度中部和东部未开发的“红色地带”。今年夏天，毛派分子在奥里萨（Orissa）邦战绩尤佳。他们击沉一整船的突击军，杀死了三十八名突击队员，炸毁一辆警车，多杀了二十一个人。

然而，在大多数农村，人们尚未谈及革命。他们等着看基础设施和农业技术的改善，能否让他们的前景改观。今年，曼竹十七岁的表弟阿尼尔（Anil）在棉花田和大豆田劳动时，便扛着这样一种预付资产：金属农药喷罐。

他劳动的田地，属于一个有钱的政客所有，政客每个月付给劳工一千卢比，相当于二十一美元。新的化学农药虽然提高了政客的作物产量和利润，喷罐的重荷和有毒的吸入气体，却使劳动者的工作万分辛苦。在最近一天劳动结束后，阿尼尔的一个同事放下他的喷罐，爬上农场边缘的一棵树上吊自杀，他的家人也没有收到应得的政府赔偿。

夜晚时分，阿尼尔想象和政客雇主之间的许多对话，在对话中，他温和地表明，比较辛苦的劳动，工资应稍微提高。然而，怨天尤人的劳工很容易被取代，所以阿尼尔没把这些想法告诉别人，包括自杀的想法。

阿莎前一年建议他到安纳瓦迪碰碰运气，于是，阿尼尔成为每年来到孟买的约五十万印度农民之一。每天拂晓，他和其他找工作的人，一起站在机场附近的交叉路口玛洛纳卡（Marol Naka），监工人员搭卡车来这儿载送临时工。每天早上，一千个没有工作的男男女女来到这个十字路口，其中会有几百人被挑去干活。阿尼尔并不晓得，孟买的平均寿命比全印度短少七年。他只知道，在交叉路口竭力和其他移民抢工作，却未能成功，让他觉得胸口仿佛塞满稻草。碰壁一个月后，他回到家乡。

“看我回来，大家都笑我，”此时，他对曼竹说，“我告诉他们，我要去赚钱、看看那城市，结果两件事我都没做成。我主要看到的东西，只有飞机。”

婚礼前一天晚上，曼竹，身为她这一辈当中年纪最大的女性，带着一盆谷子走过村子，到庙里为新郎和新娘念经祷告。她穿着一件城里的姑妈穿腻的桃色亮片雪纺罩衫，引导家人邻居一行人，沿着黄土路行进。路上挤满找东西吃的驴子。经过几间漆成绿色的粪土屋——那是田里再也看不到的那种绿，随后，她爬上一条坡路，来到哈努曼（Hanuman）猴神庙。

早些时候，她在新郎的脸上擦粉，在他眼睛四周刷上亮粉。然而，即使在黑暗、没有电的庙里，她仍感觉到人们注视的是她，而不是涂满亮粉的新郎。一个上大学的都市少女，在村里就像烟火般耀眼。可哪一位昆比男士，会被阿莎选为她的丈夫呢？当中有些人可能觉得曼竹受太多教育，不容易听话；有些人则可能觉得自己太穷，很难让她母亲感兴趣。

第二天，曼竹无法在阴郁的婚礼上随时留意阿莎的一举一动，但不久，一名年轻士兵来到这家人待的屋子，阿莎到屋外同他私谈。曼竹不时听到她母亲嘶哑的笑声。

最近在安纳瓦迪，曼竹看着阿莎为一个害羞的邻家女孩和出身另一个贫民窟的男孩协商婚事。曼竹很高兴有机会一窥究竟，因为这种协商有朝一日也可能决定她的未来。事情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直到女孩抬起头来为止。“不美！”男孩家里的人表示反对，责怪阿莎浪费他们的时间。

那天下午的残酷现实，使曼竹自我武装起来，因此当阿莎叫她端茶出来时，她把头发抚平，眼睛低垂，试着让自己的心保持冰冷。士兵接过杯子，盯着她许久，说：“别站在太阳下，你会晒黑。”

尽管留着小胡子，但他并不难看。曼竹的目光并未垂得很低，因此不得不注意到，他的目光顺着她的身体滑下来。她觉得仿佛被人触摸。有时候她不安地感觉自己多么强烈地想被人需要；她几乎已经准备好结婚，准备好接受性爱。可万一阿莎安排的婚事，判她终身囚禁在维达巴，曼竹一定会逃跑。

一家人返回安纳瓦迪的前一天晚上，阿尼尔向他的表亲们说起他做的一个梦：他从农场狂奔而去，曼竹、拉坞和甘尼许在他身旁一起奔跑。“我们全都逃跑，让我们的母亲非常生气。她说：‘你们离开的话，就不准再回来！’我们就说：‘别叫我们回来！我们不想回来！我们要去更好的地方！’我们一边跑，一边开心地笑。”

回到安纳瓦迪，阿莎把悲惨的法蒂玛事件抛诸脑后，也把疯狂的婕若妮萨拒之门外。接下来的雨季，她要致力于自我进修。首先，她必须选修一两门大学课程，否则她在玛洛市立学校幼儿园的临时教职可能不保。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打算提高学校素质，其中一些老师被迫证明自己也努力地继续接受教育。幸而，阿莎在恰范马哈拉施特拉公开大学（Yashwantrao Chavan Maharashtra Open University）的教授向他班上的老师们保证，他会提供年终论文和考试的答案。

然而，阿莎想成为政客，而不是低收入的幼儿园老师。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她认为自己必须抛弃以往的贫民窟作风，一如她抛弃自己的乡下作风那样。这是另一种迁移──阶级的迁移。她告诉曼竹，其关键在于：“研究上流人士。观察他们怎么生活、怎么走路、做什么事，然后也跟着那样做。”

阿莎从小培养她的女儿，相信自己和安纳瓦迪的其他孩子不一样，甚至比她自己的弟弟们优越。十四岁的甘尼许脾气温和、犹豫不决，而拉坞尽管自信十足，却缺乏野心。放弃酒店的工作后，他对于在机场员工餐厅收拾桌子的临时新工作非常满意。阿莎越来越常在儿子身上看见她老公的影子，既然把她认为他们所能学到的东西教给他们，她就随他们去了——他们如今是安纳瓦迪切洋葱切得最快的男性。只有她和曼竹，似乎有可能借着聪明的规划，跃入印度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

阿莎记得左邻右舍听说她仅以七年级的学历，取得幼儿园教职时的情况。他们用嘲弄的口吻叫她“老师”。然而，时间一久，头衔固定下来，这些嘲弄便烟消云散。同样地，你也能冒充城市上流的一员，待奚落过后，即晋升成上流人士。这是曼竹在学校熟背功课的另一种目的。

“别害怕直接找上流人士交谈。他们有些人很不错，愿意回答你的话，”阿莎指示她的女儿，“问他们怎样看起来更体面，并且接受他们的意见。”

最近，阿莎请一个湿婆神军男人，对她的形象进行严格批判。“他说，身高够的话就别穿有跟鞋，因为这会让你身价下跌，”她叙述给曼竹听，“不要把家居服穿到外面去，改穿莎丽。不要看起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就算你真的心事重重也一样，没有人想看你脸上那些皱纹。不要和看起来比你糟糕的人走在一起。”

传达最后一个窍门时，湿婆神军男人几乎不留情面。一天傍晚，两人一起去市政代表的家时，他说：“我看起来很不错，但你看起来很丑，你的丑也让我变得逊色。”

曼竹从大学带回进一步的资料：吊坠耳环，下等；小圈耳环，上等。她告诉她的母亲，上流妇女还穿牛仔裤，她母亲于是批准她购买一条喇叭牛仔裤。有一天，当曼竹穿着牛仔裤和桃色亮片二手罩衫照镜子看搭配时，对自己大声说：“选框效果，变身！”这是她在计算机课上练习修图软件时，学到的术语。

在阿莎的妹妹把母女俩的头发剪成羽毛般的刘海儿时，却让身上的效果失色了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羽毛像毛燥的云团一样高高隆起。不过，利用雨季的时光，让自己变得时髦，感觉倒很有趣。曼竹察觉她母亲突然间对她平等相待，便提出一个新的话题：许多上流人士和他们阶层以外的人通婚，结婚对象由他们自己而非他们的父母挑选。

“有钱人都有这种不一样的思维。”曼竹说道。

阿莎并不想变得那么上流。阿莎喜欢维达巴的士兵，他来自一个相对富裕的人家，可她丈夫基于不太可靠的理由，反对这桩婚事：军人往往像他一样爱酗酒。在安纳瓦迪，宝丽修女至今已两度拜访阿莎，代表另一个可能的新郎进行游说，此人住在毛里求斯（Mauritius），是个中年男子。“他是我哥哥。”修女说道，眼睛快速地眨动。阿莎怀疑宝丽修女其实是拿钱办事。然而从某方面来说，阿莎也是。

安纳瓦迪的大部分居民，都认为女儿是累赘，因为嫁妆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阿莎很久以前就意识到，像曼竹这样漂亮、能干、无私奉献的女孩，可能攀上一门相当有利的亲事，因而提升她全家的地位。这位毛里求斯男士虽号称有钱，阿莎却不放心把她唯一的女儿送去非洲，她听说漂亮的女孩在那儿会被卖去当奴隶。她决定暂且不做决定，而去鼓励曼竹扩展她的社交圈，以增加机会遇到条件更好的对象。

阿莎相信，一个人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应当尽可能尝试多种方法，毕竟你不容易预测何者可行。曼竹的第一个想法是卖保险，就像她的一个大学同学那样。印度人寿保险（Life In surance Corporation of India）在里拉酒店旁边的一栋办公大楼，为有志成为保险员的人提供免费训练。

阿莎对这间保险公司的电视广告十分着迷，保险能让买得起的人，远离印度生活的变幻无常。在其中一则广告中，年轻的丈夫体贴地为妻子买了医疗保险，而后发生车祸。如今，他的妻子奇迹般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人寿保险竟使葬礼变成庆典！卖这些保险，能使曼竹有机会接触有钱人，同时还能给家里带来更多的收入。

曼竹学习保险条款的英文称呼时，家教学校的孩子们会提早过来给她支持：“未来信心II”“财富信心”“投资信心”“抱负人生”。孩子们的语汇一下子扩及“退保金额”“附约保费”“部分提领”。

受训期间，曼竹了解到，如果直接提起悲剧或死亡，什么也卖不出去。必须强调利润——讲一个男人买了四十种保险，让他家坐望卢比纸钞积聚成堆的故事。

曼竹练习言谈及辩驳，直到说得流利为止，并且高分通过期末考试。而后，什么也没发生。她哪认识买得起保险的人？

“人人都想获得利益，”有一天，她对孩子们摇头说道，“他们都说，如果我做这件事，能赚多少钱？大学女生也这样说话，即使在谈到彼此的时候。”

妓院老板的十一岁女儿祖布，比别的孩子更了解曼竹对利润追求的担忧。她的父母想卖掉她，祖布觉得自己就要发疯。曼竹只能祷告祖布的父母这回的创业冒险无法成功，就像他们其他所有的投资事业一样。

教导祖布这样的女孩子，让曼竹感觉到自己的幸运。明年春天，假使她通过邦考，她即能拥有文学士学位。卖掉她们家的出租房间再多念一年，取得教育学士后，她便能成为合格的教师。她不期望在政府的学校找到一份固定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往往得巨额贿赂教育官员。小型私立学校是较为可能的考虑，尽管薪资少得可怜，少到她的大学同学都开始担心他们投资在一个愚蠢的职业上。有个女同学打算毕业后到客服中心上班；另一个女同学则认为，当厨师赚的钱更多。这群人当中，只有曼竹仍然想去教书。不过，供她磨练技巧的安纳瓦迪家教学校，一天比一天令她母亲恼火。阿莎觉得，和低等孩子打交道没有任何长远效益。

中央政府通过与非营利组织的接触，资助曼竹的“过渡学校”以及孟买数百间这一类的学校。尽管公共教育资金随着印度的新兴财富而增加，这些资金主要仍用于政治精英间的金钱流通。政客和市政官员为取得政府资助，帮助亲朋好友开办非营利组织，至于学校办不办学，他们根本不感兴趣。

曼竹的学校，在天主教慈善组织“普及教育行动方案”（Reach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me）的赞助下实施。比起其他非营利组织，这一组织更注重对穷困学生应尽的义务。负责组织的牧师拒绝支付回扣，于是他手下的学校，在孟买各地一一关门，安纳瓦迪的学校是其中一个幸存者。慈善机构的督导员，每隔一个月左右过来听课，考察并记录。他明白本该由阿莎兴办的学校，实际上却由曼竹执教，不过他未去计较，毕竟学生们还是学到了东西。

一天下午，孩子们正在练习英文单词：chariot（战车）、knee（膝盖）、mirror（镜子）、fish（鱼）和hand（手）。

“你用两只手来做什么？”曼竹想知道。

“吃饭！”

“洗衣服！”

“跳舞！”

“举起来让人明白，我要揍他一顿……”

大家闻言转过头去。阿莎站在门口，怒不可遏。

“教课有多急迫？”她对曼竹大吼，“是这些孩子重要，还是帮我保持家里的整洁重要？”

肮脏的孩子趴在地上，笔记簿丢得到处都是。这样一幅景象，完全不像一个即将成为贫民窟主和民选官员的家。请愿者随时都可能到来，向阿莎反映他们的难题。早上洗的衣服还是湿的。“好极了，”阿莎摸摸一条毛巾，对曼竹说，“现在外头艳阳高照，你却把衣服晾在屋子里。我不在家的时候，你难道不能做好半件事？”曼竹转过头去，不让学生看见她的脸。

此后，曼竹开始每隔一天或每三天授课一次，孩子们明白她是身不由己。一个新学校在污水湖旁的粉红色寺庙开办时，他们当中不少人被吸引过去，不过，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为取得政府资助，拍摄了几张孩子们在念书的相片后，学校随即关门。

曼竹把新取得的空闲时间，用来贯彻扩展社交网络的第二个主意。她加入“印度民防军”（Indian Civil Defense Corps），此组织旨在让一群中产阶级市民接受训练，以便在水灾或恐怖攻击事件中拯救他人。

和孟买的许多人一样，她对恐怖主义的问题越来越忧心。七月，班加罗尔发生数起炸弹爆炸事件，而后在阿默达巴德（Ahmedabad）也发生爆炸事件——在市中心共发生了十九起爆炸案。炸弹袭击者并非毛派分子，毛派分子是印度农村的问题。都市的危机来自宗教武装分子，其中有些以安拉的名义行事，就像他们在写给报社的电子邮件中所说的那样。

金融中心孟买是明显的攻击目标，因此警察亦加入五星级饭店的维安阵线。机场里沙包掩体的数量增多；西方高速公路（Western Express Highway）上，则有电动招牌敦促全民提高警觉：“贵区有无生人出没？请速报警。”在曼竹看来，为保护她的城市，相较于报警检举陌生人，民防军似乎是更为具体的方式。

在政府大楼空洞的地下室，她和其他四十位马哈拉施特拉邦民，包括中年妇女和两名充满理想的大学男生一同模拟危机状况，演习救人技术：炸弹爆炸时保持冷静，首先确保自身安全，然后安抚他人，带他们到安全的地方。在突发的洪水中，南瓜和空塑料水瓶可作为浮游装置。把你的丝巾绑在身体虚弱、不能游泳的人身上，拖着他们走。

在这支队伍中，曼竹的身材最纤弱，胜任不了至关重要的“农民荷重”任务，因此在演习训练中，她通常扮演受伤的援救对象。她呈大字形躺在磨石地上，头发散乱，做出印度电影里她所知的痛苦动作，从上气不接下气、惊恐的眨眼，到老掉牙的叹气颤抖。随后，她被抛到某人肩上，带到安全的地方。在这里允许身体接触，而最令人愉快的，是她在维杰（Vijay）的怀抱里全身放松的时刻。这位认真、方下巴的大学男生是队伍领班，他感谢曼竹充当灾民所做的真诚努力。

一天晚上，当曼竹穿着她的新牛仔裤和桃色罩衫离开训练班时，维杰喊她的名字。他们一起穿过马路到公车站时，他抓住她的手。这是她的第一次。曼竹的期望，和她受过良好磨练的务实倾向紧贴在一起，她的务实使她坚定地认为，城里像维杰这样的人，都有比她这种尚未成为上流人士的女孩更理想的选择。

在贫民窟保守秘密是件难事。据阿莎所知，成功守住的秘密，就像一种货币。她晚上去了什么地方、和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随便别人讲，只要他们没有直接逮到，她就能否认一切。

此时是她的四十岁生日晚上，低沉的天空挂着弦月，没有下雨。曼竹把切成片的蛋糕分给大家，还有一堆洋芋片摆在旁边。阿莎搂着她的儿子们，连她的丈夫马哈迪奥也带着庆祝的心情，抢走她的礼物：一个装满金币巧克力的塑料百宝箱。“应该装真的金币，因为今天是我的四十岁生日。”阿莎笑着说道，一边吃起她的蛋糕。

她的手机再度响起，之前十五分钟内一直响个不停。她身穿深蓝色莎丽，把摆在大腿上的手机埋得越来越深。一个名叫瓦格（Wagh）的警官急于见她。

“急事吗？”曼竹过一会儿问道，“打这么多次。”

“是那个叫黎娜（Reena）的女人，要找我谈部门的工作。”阿莎谎称那是湿婆神军妇女分会的事务。一分钟后，她犹豫地说：“我可能得过去。”

“什么？告诉她你不能去，这是你的生日聚会啊！”曼竹轻松地下令道，而后阿莎接起电话。

“不行，”她对着电话说道，然后停顿许久，“不，不可能。明天好吗？你瞧——”又是停顿许久。“听着，我……”

她突然起身站到镜子前，在脸颊上扑滑石粉，整了整莎丽，梳理她浓密的头发。她看得见她的丈夫和曼竹盯着镜子里的她。

“我的项链看起来肯定像真的，”她局促不安地叨念，“一个家伙今天在火车站跟我说，把项链收起来，要不然会被偷走。你们可知道，迦特科帕（Ghatkopar）市场的香菜只要五卢比？我稍早去那里的朋友家喝茶，错过了公交车。新鲜漂亮的香菜，比我们这里的好……”

“妈，”曼竹平静地说，“别去了。”

手机再次响起。

阿莎说：“好，我说我这就来。我尽快了。什么地方？”

滑石粉弄得整个手机都是，沿着她的脖子扫下来。她流着汗，她的丈夫则泪水盈眶。

“妈，”曼竹又说一次，伸手抓她的手，“求求你，妈！”

然而，阿莎挣脱她女儿的手，快速走过广场，经过游乐场前的街童，经过凯悦，一直走到威风凛凛的马拉塔大酒店（Grand Maratha）外头的公车站，才停下脚步。

这栋粉红色酒店是当中最贵的一家。此时是金粉红色，因为数百盏灯泡照亮了酒店正门前的斋浦尔石。阿莎也同样穿得金光闪闪，站在围墙外边，一边脸颊上留有一道白滑石粉。

她猜得没错，家里的曼竹在一小块巧克力蛋糕上滴下了眼泪。多年来，阿莎都希望她的女儿猜不着她和其他男人的事；但此时，她真希望她把曼竹教养得老练些，能理解她的处境。这和情欲或流行无关，尽管她知道，许多上流人士四处跟人上床。这不只是关于被爱和美丽，而是关于金钱和权力。

她的脑袋动得比其他人快，政客和警察终究认识到她的机敏，也渐渐重用她的能力。二十岁时，她是个贫穷、未受教育的难民，旱地出身，丈夫对工作没兴趣。今晚，四十岁的她，是个幼儿园老师，在她的贫民窟是最具影响力的女人。她让她的女儿受大学教育，再过不久，她希望能让她嫁得风光。只要曼竹大放异彩，这些交易就值得了，即使她曾做了那些有关艾滋病的恶梦。

她知道，她该去验血，她该查看那位警官是否已经抵达机场大道。然而，一队婚礼人群涌入马拉塔大酒店的草坪。她忘了这天在印度日历中是黄道吉日，占卜家认定适合结婚的日子。一支铜管乐队正在吹奏她分辨不出的音乐，摄影师竞相拍照，挡住她能看见新娘的视线。红色和粉红色的碎花纸吹过围墙，落在她的脚边，而后，阵阵强风吹走了碎纸。一辆白色警车为她停下来。阿莎缓缓背过灯光、乐队和婚礼，警车的后门朝着她自动滑开。

11 捉鹦鹉卖钱

七月底的一天清晨，苏尼尔发现一个拾荒伙伴躺在位于安纳瓦迪的车辙道和机场要道交会处的泥巴中。苏尼尔知道这位老翁：他工作卖力，睡在约一公里外的玛洛鱼市场外面。此时，男人一条腿被轧烂，鲜血淋漓，正在向路人呼救。苏尼尔猜他被车子撞了，有些驾驶人总是懒得避开路边的拾荒者。

苏尼尔不敢去警察局，也不敢叫救护车，特别是在听说阿布杜出了什么事之后。他跑向货运大道的垃圾箱附近，希望有哪个成年人勇敢地到警察局报案。每天早上，这个路口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

两个钟头后，拉坞离开安纳瓦迪去上学时，受伤的男人喊着要水。“这人比你爸还醉。”拉坞的朋友取笑他。“他才比你老爸醉咧。”他们拐向机场大道时，拉坞做出了没什么创意的反驳。拉坞不怕警察，邻居把沸腾的扁豆倒在生病的宝宝丹努什身上时，他曾经跑去向警方求援。然而，马路上的男人只是个拾荒者，而拉坞还得赶公交车上课。

过了一个小时，婕若妮萨·胡赛因路过时，拾荒者正痛苦地惨叫。她觉得他的腿看起来惨不忍睹，可她正要带食物和药品给她丈夫，他远在城市另一头的阿瑟路监狱，看起来同样惨不忍睹。

没过多久，坎伯先生经过此地，他的眼睛混浊、身体疼痛，开始走访各个企业和慈善机构，继续为他的心瓣膜寻求捐款。他曾经像这个受伤的男人一样露宿街头，但如今，坎伯先生只看得到自己无止无尽的痛苦，因为他知道，在新印度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却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午后，拉坞和他弟弟放学时，受伤的拾荒者一动不动地躺着，低声呻吟。下午两点半，湿婆神军的一个男人，打电话给萨哈警察局的一个朋友，说一具尸体令小小孩们感到不安。下午四点，警员们叫其他拾荒者把尸体搬上警车，如此一来，警员才不会染上拾荒者身上的疾病。

萨哈警方没有去找拾荒者的家属，便断定这是身份不明的尸体；库柏医院的验尸医师未经解剖，也以死于肺结核下结论。处理此案的警察托卡勒，和毕加普尔邦（Bijapur）帕提尔医学院（B.M.Patil Medical College）有业务往来，想让事情快速解决。解剖学系需要二十五具无人认领的尸体做解剖之用，加上这一具就能完成任务。

过了几天，在雨中干活的一个年轻拾荒者，在机场发现另一具尸体：一个身障人士，躺在通往国际航厦的专用道路上，身旁有一支手工拐杖。他同样身份不明，也未进行解剖。第三具尸体出现在污水湖尽头，在人们用来拉屎的一个坑里。使用露天厕所的人都留意到，这里的气味比平时难闻。腐烂的尸体是嘟嘟车司机讴登（Audhen），他也被标示为无名尸，死因记录是“疾病”。在凯悦对面的机场灌木地，出现了第四具尸体，头颅被砸扁——那是一个搬运机场行李的安纳瓦迪居民。

安纳瓦迪居民怀疑，这是“独腿婆子”留下的诅咒，他们猜测，如今这整个地区已成为破败、腐臭、沉沦之地。有传言说，安纳瓦迪和其余的机场贫民窟，将在来年的议会大选后拆除。

一些安纳瓦迪居民深信，市政代表萨旺可能延迟推土机的到达日期。然而，在附近的十字路口，一张政治海报啪哒啪哒地拍动，说明有桩交易正在进展中：“你假装你揍了我；我假装我在哭。你们这些住在机场土地上的人，对这些假把戏都非常熟悉。如今，另一党说，他们要阻止机场当局拆毁你们的家，那他们为什么要密会政府和开发商？”

这些死亡和传言，使苏尼尔万分恐惧，然而，更紧迫的问题是，他的妹妹又长高了一点，使他们之间的身高差距持续增加。雨季期间，机场的垃圾远远不够让他长高。最让他沮丧的时刻，是当他瞥见另一个安纳瓦迪拾荒男孩，如草一般健壮笔挺，拖着满满一大袋子垃圾，满得使他必须俯下身子。

他是眨眼男孩索努·古普塔（Sonu Gupta）。他住的棚屋与苏尼尔相隔七户人家，年纪大苏尼尔两岁。几年前，机场的拾荒竞争较少时，他们曾在货运大道的垃圾箱合作过——他们的合作关系，在苏尼尔意外打断他的鼻子时告终。不过近来，索努似乎间接表示原谅。苏尼尔有时在天亮前，看见他在他们的贫民窟巷弄徘徊，脸上布满“我们一起干活吧”的神情。

索努的脸令人倒胃口：消瘦干瘪，其中一只眨动的眼睛朝上翻。他还是半个聋子，热天时鼻子会涌出鲜血——这是他家族的先天缺陷。苏尼尔的年纪已不小，能够想象自己若是重拾这种低水平的交情，别的男孩将怎么说。不过，他很好奇眨眼男孩如何找到这么多垃圾。在任何季节，更不用说在雨季，视力差对拾荒者来说可是极为不利的条件。

某天，苏尼尔在索努干活时跟着他。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在安纳瓦迪没有任何朋友的孩子，在外面竟然拥有有利可图的人脉：主要是在印度航空其中一个入口把关的保安人员。索努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等在货运大道上的一排闸门外，手持破破烂烂的扫帚。最后，一个印度航空保安员让他进去，他于是带着滑稽的愤怒打扫起来。他清扫走道、维安亭，再扫走道，扫除他小小的足迹。他把腰弯得很低，吸进他扫起的滚滚烟尘。

这种卑贱行为，让苏尼尔打算对他嗤之以鼻，直到警卫把两大箱垃圾倒在索努的脚边。苏尼尔于是看见机会所在。在野蛮凶残的货运大道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少年竟然包下了安检门后的一切：大量的塑料杯、可乐罐、西红柿酱包和铝箔盘，都来自于印度航空工作人员用餐的食堂。

不知为什么，是因为他那令人同情的外观吗？眨眼的索努在保安人员面前，实现了苏尼尔对于孤儿院来访的富婆未能实现的任务——索努在衣衫褴褛的族群中显得突出。不久之后，苏尼尔同他并肩走出安纳瓦迪，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难为情了。

苏尼尔必须大喊大叫，索努才听得见，起先，他几乎懒得叫喊。简短的字眼已足以应付他们的日常工作：在印度航空界打扫卫生，尝试从啤酒吧和快餐店经理那儿取得瓶罐和垃圾，而后分道扬镳，拓展到更大的范围。苏尼尔擅于爬墙，以及逃避阻止他离航厦太近的机场保安员。但索努不想挨保安员的揍，他的才能是协调和系统规划，他头一次付钱给印度航空警卫取得垃圾后，他们便不曾再开口要钱。

在印度航空被索努取代的拾荒者揍了他一顿，在路上碰见时仍咒骂他，然而，生来便引人嘲弄的索努，并不担心他人的想法。完成当日的工作时，他会站在机场大道上面对车潮，利落地系紧肥大的袋子，全身散发出骄傲的光芒。

“你教会我怎么把这件事做好。”苏尼尔有天对索努说道。索努很善良，将他们的收入平分：在大多数的日子里，每人分得四十卢比，相当于一美元。

他们干活时说的话多了起来。起先是无聊的小事：判断货品能否回收，脚趾几乎和手指一样有用；索努家有台收音机，在调大音量时会电到人。后来他们开始谈论较大的议题，索努喜欢一边拾荒一边做简明扼要的演说。他坚称，患上黄疸是因为喝污水湖的水，反对苏尼尔认为那是因为取笑黄疸患者而得。索努还建议，鉴于他弟弟的遭遇，还是别跟住在豪华饭店的男性旅客扯上任何关系。他建议苏尼尔或许这一生该刷一次牙，因为他呼出的气，比贫民窟那些吃腐烂食物的猪的气味还难闻。

某天在米提河，索努在苏尼尔把一段烟屁股装进袋前，抢先发现了它。索努蜷着身子，用石头敲击烟蒂，取出烟草，扯碎滤嘴，然后朝粉状残迹点了点头。“如果再被我看见你抽烟，苏尼尔，我就用像这样的石头揍你。”

索努以相同的狂热，反对苏尼尔对卡鲁的痴迷，就是那个为没钱看电影的男孩们模仿电影角色的垃圾窃贼。“你半个晚上都在听卡鲁讲话，害我隔天早上得浪费很多时间叫你起床。”索努抱怨道。索努不太了解为什么人会睡过头，他说：“每天早上，我的眼睛就会自己张开。”苏尼尔虽不习惯，却喜欢有人为他担忧。

比起苏尼尔的父亲，索努的父亲是更为有趣的酒鬼。他有时会把当天从事道路施工赚来的卢比纸币撕碎，说：“去他妈的！钱重要吗？”不过，所幸他有个好母亲。夜里，她和她的四个孩子把细条状的零件，从粉红色塑料衣夹里抽出来，这是她为附近一家工厂所做的计件工作。白天，她在里拉酒店附近的人行道上，贩卖过期的袋装西红柿酱和小罐果酱。航空餐饮公司把果酱及塑料袋装的蛋糕屑，捐献给宝丽修女，给她监护的贫穷孩子们吃；而修女却把过期商品卖给贫困的妇女和孩子，再让他们转卖出去。因此索努比苏尼尔更憎恨宝丽修女。

索努就读玛洛市立学校七年级，虽然工作使他不能去上课，他每年仍然去学校注册，晚上念书，年底回学校考试。索努认为苏尼尔也该这么做。一天早上，他歪着脑袋，仿佛要倒掉他的耳聋般，庄严地说：“只要受教育，我们就能赚到和垃圾一样多的钱！”

“你可以的，老板，”苏尼尔笑说，“我当穷人就好，可以吗？”

“但你不想当个了不起的人吗，肥仔？”索努问道。索努给苏尼尔取了“肥仔”的绰号，只有在和索努相比时，这绰号才适合苏尼尔。

苏尼尔的确想成为了不起的人，可是他认为，市立学校的教育似乎无法为安纳瓦迪的男孩们提供更好的机会。那些念完七八年级的人，最后还是去拾荒、从事道路施工或去工厂包装“白雪公主”面霜。唯有上私立学校的男孩，才有机会念完高中，进大学念书。

结束垃圾搜集工作回到安纳瓦迪时，苏尼尔和索努便不再说话，走路时，他们的髋部不再碰在一起。他们只是能挣一点点钱的瘦小家伙，于是成为了猎物。年纪较大的男孩沿路追击他们，让苏尼尔和索努突然被喷了一鼻子的水牛粪。斑马主人罗勃的儿子向他们提供保护，避免年纪较大的男孩子攻击他们，一个礼拜收取三四十卢比保护费。他们没缴钱的时候，他便亲自攻击他们。

苏尼尔羡慕那些似乎受到太多保护的孩子。大家都清楚，谁若是招惹阿莎的孩子，就可能遭湿婆神军那帮人修理，因此没人敢这么做。胡赛因家的孩子们则有另一种保护：和板球队人数一样多的家族。苏尼尔认为，任何宗教的大家庭都是件好事，因为他只有一个长得太高来刺激他的妹妹苏妮塔。

垃圾窃贼卡鲁在附近时，总是会关照苏尼尔，虽然卡鲁本身也很瘦小。傍晚时分，他有时候和苏尼尔一起坐在污水湖对面温热的瓦砾堆上，黄昏前的斜阳使两个男孩的影子巨大无比。在这儿，远远离开眨眼男孩索努的视线之外，使苏尼尔能够安静地享受他每天的香烟。卡鲁也抽烟，尽管几年前他染上了肺结核。

两个男孩喜欢从一个隐密的制高点，审视湖水对面的安纳瓦迪。从岩石上，他们看见歪七扭八的棚屋，与后方直立高耸的凯悦和美丽殿酒店如何形成对比，仿佛棚屋是从天上掉下来，在着地时揉合成一团。

湖的对面，另有几处奇景：一个小农场，像城市里的秘密；还有一株蒲桃树，有鹦鹉在树上筑巢。一些街童曾把鹦鹉一只只捉去玛洛市场卖钱，不过，苏尼尔说服了卡鲁，使他相信这些鹦鹉应该留在原地。苏尼尔每天早上一起床，便留心聆听鹦鹉的叫声，确定它们未在夜间遭人诱拐。苏尼尔把卡鲁看成街童中的鹦鹉，虽然年纪较大的卡鲁近来似乎郁郁寡欢，甚至连他扮演的电影也越来越阴沉。

卡鲁专攻航空餐饮区内的回收筒。私人垃圾搜集商会定期清空这些垃圾筒，不过，卡鲁掌握了垃圾车的时间表，所以他会在收垃圾的前一晚，翻越铁丝网围墙，搜刮塞满的垃圾筒。他曾经成功取得“巧福”（Chef Air）“泰姬餐饮”（Taj Catering）“欧贝罗伊航空服务”（Oberoi Flight Services）“航空美食”（Skygourmet）丢弃的铝制餐盘，他说欧贝罗伊的垃圾筒防守最为严密。

然而，警方获知了卡鲁的例行公事。他不断被逮捕，直到几个警员提出不同的协议：如果卡鲁把在街头得到的有关当地毒犯的信息告知警方，即可保住他的废金属。

穿白色西装的古柯碱贩子甘尼许·安纳（Ganesh Anna），在机场做投机生意，每周两次派遣他的配销员——二十岁出头的安纳瓦迪男人，到另一个郊区取散装古柯碱。甘尼许·安纳虽然买通警方，避免找他麻烦，警察却不满意他们分得的利润。为了报答卡鲁提供毒品购买时间和地点的相关信息，他们不打算干涉他偷垃圾。卡鲁把一张写有警察手机号码的纸条，放在休闲裤口袋中，这条红棕相间的迷彩裤，是穆西穿旧的衣物。

卡鲁对警方和甘尼许·安纳同样恐惧。他觉得自己像饵料鱼。他不断提及电影《一世相爱》（Prem Pratigyaa）片中的贫民窟流氓，流氓觉得自己被生活所困，决定喝烈酒自杀——此时，美丽的玛杜丽·迪克西特（Madhuri Dixit）便丰姿袅袅地前来拯救。卡鲁常常追不到等在水龙头边的女孩子们，他和苏尼尔都认为，不大可能出现任何别的女孩，像玛杜丽那样把他从纠葛中解救出来。离开孟买比较可靠，与他关系疏远的父亲给他提供一个似乎可行的逃逸途径。

他的父亲和哥哥是流动水管工人，在附近一处贫民窟拥有一间悬在半山腰的棚屋，险象环生。卡鲁有时会哭着说自己尚未来到安纳瓦迪露宿街头前，在家中就觉得自己没人疼爱。“我在我妈过世的那一秒钟长大，”他对苏尼尔说，“我爸和我哥不了解我。”然而，被人误解，总比夹在警方和毒贩之间来得好。他的父亲和哥哥正要前往一个建筑工地，位于卡贾特（Karjat）附近的山区，距离安纳瓦迪两小时路程。卡鲁小时候就学会了怎样安装水管，建筑工地会有他能做的工作。

苏尼尔希望卡鲁不要离开，因为安纳瓦迪少了卡鲁将失色不少，再也看不到他生气勃勃、摇臀摆腰地重新演绎《爱在宝莱坞》，以及随着他喜爱的电影改变发型的含蓄消遣。最近，他像萨尔曼·汗在老片《擦身而过》（Tere Naam）中扮演的疯狂大学生一样，留起长直发。

况且，卡鲁这样的窃贼享有拾荒者没有的地位，随着卡鲁离去，苏尼尔本身的拾荒者身份将更加根深蒂固，像眨眼男孩索努一样，是那种孤苦无依、独自死在街头的人。

动身前几天，卡鲁对苏尼尔说：“我的真名叫迪帕克·莱伊（Deepak Rai）。别告诉任何人。还有，我的主神是象神（Ganpati）。”他认为驱除障碍的象神，也应当成为苏尼尔的主神。为了说服他，卡鲁带他踏上长达十四公里半的忏悔者赤足朝圣之旅，前往孟买市中心的西德希维纳亚克寺（Siddhivinayak）。

对于信奉哪些圣人和神祇，许多街童都拥有强烈的感受。有的人说，赛巴巴神（SaiBaba）比肥嘟嘟的象神速度更快。还有人坚持认为，湿婆能打开它的第三只眼睛，炸毁其他两个神明。苏尼尔的母亲还没教会他认识神明之前即过世，他不清楚这些神各自的优点，因此无法选定一个最爱的神。不过，据他在安纳瓦迪所做的观察，一个男孩对神有所认识，并不表示神就会关照男孩。

一天下午，阿布杜的母亲抵达东日感化院时，被雨淋得浑身湿透，她眼睛底下的黑眼圈，好似芒果的籽一样大。阿布杜绷着脸从营寨走出来，脑袋低垂，脚下踢着一团硬泥巴。她来接他回家。一名法官判定，像他这样的人，在少年法院受审前不可能逃逸，于是将他释放，并要求他遵从严格指示：在受审前每周的一、三、五来东日报到，证明他尚未潜逃。

阿布杜跟随母亲，沿着挤满孩子的熏臭长廊，走过中庭来到街上。雨转为细雨，微弱的太阳低垂而苍白。“那我何时受审？”他问她，“爸何时受审？”

“没人晓得，不过别担心，”婕若妮萨说，“一切都交给神，继续祷告。现在我们有律师，他会说该说的话，然后事情就会结束，法官会发现真相。”

“发现真相。”他不以为然地重复她的话，仿佛真相犹如现在人行道上的钱币般遥不可及。他换了个话题。

“我爸怎么样？”

“阿瑟路监狱不提供药品，也没有睡觉空间，看见他在那里的情况真叫人难过，他的脸越来越小。不过，喀卡珊倒是说她的囚牢没那么糟糕。她经常为我们每个人祷告。她说这是安拉的旨意：所有的灾难，同时从四面八方找上门来。”

“你为什么不先把爸弄出来？”他问道，“我反而比他先出来，这样不对。”

婕若妮萨叹着气，提起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拒绝帮忙保释，以及在他前未婚妻家受到的羞辱。

“对这些人来说，我们的遭遇只是余兴节目，他们无聊时候的话题，”阿布杜冷冷地说，“现在我们才知道，没有人关心我们。”

随后一阵沉寂。而后，他向他母亲问起他的垃圾生意。

在穆西的监督下，生意垮了。所有的拾荒者，都把货物卖给开游乐场的坦米尔人。阿布杜发出类似大声打嗝的声音。他早该猜到结果会这样，毕竟他的父母一直教导穆西从事比搜集垃圾更好的工作，甚至阿布杜自己，也想让穆西拥有更好的东西。

“好吧。”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把一根手指紧紧按入他颤抖的下唇。现在的情况多半没救了，他要从头开始，比过去更卖力地工作，不去懊恼每周三天往返东日所损失的时间。他决定走上东日师父建议的德行之路，有生之年不再进警察局的审讯囚室，因此他将放弃额外收入：不再购买赃物。

他的母亲似乎接受他的决定。他希望她真的在听。她的疲惫似乎使她心不在焉，而随后当他问她，他的苦难能否换来一台iPod时，她肯定没在听。

拾荒者都发现，阿布杜从东日回来后话变多了。在磅秤前，他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们是否光明正大地取得他们的货物。在这新的审问式买卖过程中，他又发表了诡异的一段声明：“我能不能跟你说件事？我得说说这件事。”于是，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一位东日的老师，说他看见他天性中的高尚。

阿布杜声称他一直和师父讲话，还说他很喜欢自己，因此留下了手机号码。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垃圾分类工在说谎。街童并不在乎撒谎；毕竟荒诞的胡诌可以消磨时间。他们只是觉得好笑，他竟然编造和一位老师的交情。说这种差劲谎言的另一个男孩则是苏尼尔，他喜欢向新来的男孩假装自己是五年级生，在班上名列第一。

九月中旬，当阿布杜不太熟的朋友卡鲁从卡贾特的建筑工地回来时，他有了个新听众。由于城外缺乏Eraz-Ex，卡鲁长胖了。

婕若妮萨惊讶地看见卡鲁这么快回来，把他叫进屋里吃一盘剩菜，剩菜的分量比往常更多，因为胡赛因家在斋月禁食。婕若妮萨喜欢卡鲁，认为他需要母爱。卡鲁对此没有异议，他叫婕若妮萨“阿玛”已经叫了一年，这个亲昵称呼相当于“母亲”，使阿布杜有点紧张。

“你父亲还在山区？”她问道。

“对啊，可是阿玛，我必须离开那里。我现在不想待在乡下。”为纪念敬爱的象神，孟买正值欢天喜地的节庆日。再过两天，随着击鼓声和欢呼声，全孟买的数百万市民，将把精雕细琢的象神像带到海边，浸入海水之中。环保人士对此节庆习俗不以为然，然而对卡鲁来说，这是他一年当中的最高潮。

“你应该待下去的，”婕若妮萨训诫他，“你变得这么健康，我几乎认不得你了。为什么就那样把你父亲抛到脑后？你在这里，只会再走上从前的歧路。”

“我不会回去偷东西了，”他答应她，“我现在很好，而且进步了，你没看见吗？”

“是啊，很好又有进步，”婕若妮萨也同意，“不过，小偷真能改过自新吗？如果能的话，我还没看见哩。”

次日，卡鲁和苏尼尔在机场拾荒。傍晚时分，他们把垃圾卖给阿布杜后，同他一起在游乐场外闲荡。三个男生的话题和往常一样，包括食物、电影、女孩、垃圾价格。此时，精神恍惚、目光呆滞的身障男人马穆德（Mahmoud），忽然朝阿布杜的胸部击了一拳，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又来了一个暴怒的“独腿婆子”。当然，阿布杜不打算跟他干架，他跑回家睡觉去了，苏尼尔也是如此。

但卡鲁无家可回。他决定去机场，穿过大街，朝指示国际航厦的鲜蓝色招牌而去：楼下入境。楼上出境。旅途愉快。

次日早晨，卡鲁躺在印度航空红白相间的登机门外：一具上身裸露的尸体，萨尔曼·汗留长的发型，瘫倒在一道开花的树篱后方。

12 不明真相的长眠

身材魁梧、留小胡子的警察纳迦雷（Nagare），骑着摩托车来到安纳瓦迪，前一晚揍阿布杜的“身障毒虫”，在他后座努力保持平衡。摩托车在婕若妮萨面前猛然剎车，她正在和一个拾荒者讨价还价。见到警察的脸她浑身发抖。这位纳迦雷警员的脸色，不是警察前来收贿时惯有的脸色。他的脸色紧绷难看，她不知该如何解读。看来，他带来了新的灾难，让她家已经陷入的灾难越来越复杂。

结果是她多心了，阿布杜也是。警官只想知道卡鲁的家属在哪里，“身障毒虫”马穆德告诉他说，她或许知道。婕若妮萨松了口气，感觉轻飘飘的，直到纳迦雷说明他问的原因。

“男孩死了。”他皱起眉头说道，他急驰而去时，她几乎来不及难过，因为接下来，她听见阿布杜痛哭的声音。

几个星期以来，阿布杜想努力忘记他在囚室的遭遇，直到此时，密封在他内心的某种东西瞬间迸裂。他记不起该怎么呼吸，开始用短促、狂乱的语调说话。他唯一称得上朋友的卡鲁死了。现在，他就要因谋杀罪被捕。警方将设陷阱让他往下跳，就像法蒂玛事件一样。“我知道。”他一再说道。马穆德可能已告诉警方，前一天晚上，阿布杜和卡鲁一同站在路上，这将成为阿布杜遭到指控的证据，他将再次遭警方毒打，然后在阿瑟路监狱待上数十年。他蹲下来咽了口气，随即站起身来跑进屋里，就连目前保释出狱的喀卡珊也安慰不了他。他觉得他必须再次躲起来，不过这回不能躲进垃圾堆中。

“卡鲁被谋杀了！他的眼珠被挖出来，屁股也被切开！”

生活较未受创的其他男孩们跑去看尸体，他们的报道穿梭于贫民窟巷弄之间。苏尼尔拒绝相信这些报道，他必须亲眼看见。他动身前去，闪避机场大道上的车子。

男孩们说卡鲁的尸体在花园，可在哪个花园呢？由企业集团GVK领军，经过两年的改头换面，机场到处遍布着花园。里拉酒店附近也有花园，不是吗？在悲痛的此刻，苏尼尔脑中的机场地图彻底改观。

当他终于来到确切的花园时，印度航空和GVK主管人员聚在一起，警方不让其他人接近。一个男孩告诉苏尼尔，乌鸦啄去卡鲁的眼珠子，丢在椰林中。

苏尼尔从远处，看着卡鲁半裸的尸体被装上警车。他看着警车开走，眼前只剩下愚蠢的黄色塑料封条，扭曲地穿过一片橘鹤蕉，它们开的花就像幼鸟张大的嘴巴。

苏尼尔转身走回家，经过机场大道中间正在修建的高架道路的巨大立桩；经过GVK竖立的一排标志，上面写着：“我们关心我们关心我们关心”；经过长长的那道墙，墙上广告贴着保持“永恒美丽”的地砖。他觉得渺小、悲伤、无用。谁对他的朋友做这样的事？然而，震惊和哀伤的迷雾，并未完全遮盖他对所处社会层级的理解。对安纳瓦迪的男孩们来说，卡鲁是明星；而对上流城市的当权者来说，他却是必须除去的障碍。

按官方说法，萨哈警方的管辖区，是大孟买地区最安全的区域之一。两年来整个辖区，包括机场、饭店、办公大楼、数十处建筑工地和贫民窟，只有两起谋杀案记录，而且都立即破案。“我们侦办的每一起凶杀案，都是百分之百成功破案。”萨哈警察局局长、高级警探帕提尔（Patil）喜欢这么说。不过，这个成功率或许有个窍门：他们并不侦办无名小卒的凶杀案。

卡鲁一案的负责人贾达夫（Maruti Jadhav）警探迅速下了结论：此人死于“不可挽回的疾病”。在库柏医院的太平间，决定了“不可挽回的疾病”是什么病。十五岁的迪帕克·莱伊，又名卡鲁，死于肺结核——和在马路上慢慢流血致死的拾荒者被鉴定的死因一模一样。

生气蓬勃、攀爬围墙的男孩，不会突然因肺结核暴毙；不仅病理学家，安纳瓦迪居民也同样知道，肺结核是会折磨人致死的慢性疾病。然而，卡鲁的尸体证据，在机场大道的帕希瓦达火葬场（Parsiwada Crematorium）迅速化为骨灰，伪造的死亡原因登记在官方记录上，被一支搁着的香烟烧穿过去。而后，按警方规定所拍摄的尸体照片，从萨哈警察局的档案上销声匿迹。

如同阿布杜和他的家人已经领会到的，警察局不是受害人得到平反、公共安全得到重视的地方，而是忙碌的市集，就像孟买其他许多公家机关一样。调查卡鲁的死亡无利可图。不过，这起死亡案倒是给警方一个机会，把机场地区的安纳瓦迪街童扫除一空。

卡鲁死后，五名街童遭到逮捕，被带到萨哈警察局的“普通”牢房。警方以侦讯的名义痛殴他们，释放时还说如果他们不离开日益优美的机场，可能会被指控谋杀卡鲁。这些男孩并不知道，警方已经把这个案子归档为自然死亡。

其中一个获释的男孩卡岚（Karan）逃离安纳瓦迪，逃离城市，从此不再回来。另一个男孩桑杰·谢蒂（Sanjay Shetty）疯狂地搜集垃圾，拿到胡赛因家出售，打算筹集自己的出走资金。

婕若妮萨看见他时，倒抽了一口气。“你的脸怎么了？”她问道，“你为什么哭？”

十六岁的桑杰以他不寻常的身高、俊美外形和浓重的南印度拖腔，在众街童当中特别出色。“你说的每一个字，听起来都很温柔，”婕若妮萨有一回打趣说：“你说话的样子能把人融化。”但此时的桑杰，却几乎说不出话。

“冷静下来，”婕若妮萨对他说，“说说发生了什么事？”

他一边抽泣，一边告诉她，他看见卡鲁在黑暗中被一伙人攻击，就在印度航空的登机门前。随后，他跟她说自己在警察局挨打的情形。桑杰不知道何者更令人恐惧：是袭击卡鲁的人发现他是目击者而找上门，还是被警察抓去，进行第二回合的暴力侦讯？

他不能继续睡在安纳瓦迪的车辙路上，他要前往他母亲的房子，因为他想不到还有什么地方可去。他家在机场的棚屋烧毁后，她搬到以南八公里的达拉维（Dharavi），也是城里最大的贫民窟。

婕若妮萨同意，达拉维比安纳瓦迪更适合一个男孩躲藏。她把钱塞进他手里，看着他跑走。

桑杰来到达拉维时，他十四岁的妹妹阿南荻（Anandi）正在做晚饭吃的西红柿酸辣酱。她看见他惊惶的脸色时，差点把锅子掉在地上。他们俩很亲近，最近，他难得拥有可动用的收入，于是在他的前臂上，把她名字的头一个字母刺在他自己名字的旁边。阿南荻常责备他说，自称这么爱妹妹的哥哥，更应该经常回家。然而，他们一坪半的棚屋太小，住不下三个人，而且桑杰喜欢靠近机场，说这让他觉得有机会远走高飞。

桑杰握住妹妹的手，两人促膝坐在地板上时，他告诉她，他看见一群人同时朝卡鲁簇拥而上：“他们杀了我的朋友，”他反复地说，“就把他扔在地上。”好像他是垃圾一样。

恢复镇静后，桑杰开始跟阿南荻讲道理：说她不该给他们的母亲添麻烦，他们的母亲仍在干活，在中产阶级小区照顾一位老妇人；说她应该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学业。

她的妹妹困惑地看着他：“你在说什么，桑杰？学业？我跟你一样，都得工作赚钱。给妈压力的人是你，不是我。”

“你还应该拥有一顿好眠，”他说道，没听见她的话，“我觉得你睡得不太好。”

对于哥哥像父母般的语气，阿南荻不知如何解释。是Eraz-Ex的缘故吗？她站起身来，感到烦躁。她很遗憾卡鲁被人杀害，她见过他一次；他称赞她的厨艺，还逗她发笑。可她得去做饭，不能只是坐在这儿握着桑杰的手。她回到炉子前时，桑杰躺在地板上，闭上眼睛，或许在揣摩他所谓的一顿好眠。

一个钟头后，他的母亲走进来时，桑杰已经起身，显得烦躁不安，正在听《爱是欺骗》（Phir Bewafaai:Deceived in Love）专辑中的二重唱。“桑杰的失恋音乐。”他的母亲喜欢这么说，边说翻白眼。

“仅仅是个误会。”有罪的丈夫唱着，被辜负的妻子接着唱出她的复仇计划。桑杰母亲的嗓门压倒他们两人的歌声：“我要生病了！喔，我午饭吃坏了肚子！”

她冲向厕所，一边叫着：“等等，桑杰。别跑掉！”

“我不会跑掉。”他答应道。他的母亲回来时，他的妹妹正歇斯底里地叫着，而桑杰则在地上全身抽搐。桑杰的母亲以为他癫痫发作，把他拉起来，却闻到他的呼吸有化学气味。他的妹妹从屋角找到一个白色塑料瓶。她之前看见他在把玩瓶子，猜想瓶子里装的是吹泡泡的肥皂水，因为桑杰很爱肥皂泡。然而，空塑料瓶里装的是老鼠药。

桑杰翻过身去，面对墙壁，拒绝他母亲强迫他呕吐所准备的盐水。他抵达公立医院后，只活了两个小时。午夜过后，他的母亲带着疲惫的悲伤，回到达拉维的家，把医师为桑杰开的药方丢到水沟里。她来不及到街头配药。

警方对她儿子的死所做的调查迅速结束，就像调查卡鲁的死一样。在官方档案中，桑杰·谢蒂不是谋杀案的无助证人，也不是警方逼供和殴打的受害人。他是海洛因毒虫，因为没钱施打下一剂而决定自杀。

在德里，政界人物和知识分子私下哀叹，未受教育的印度大众“不理性”，当政府本身为民众迫切关心的问题提出虚假的答案时，谣言和阴谋就会开始蔓延。有时候，这些阴谋会为失去的痛苦带来慰藉。

因为试图理解卡鲁和桑杰的死，苏尼尔和阿布杜亲近了起来。他们不完全是朋友，而是一种无以名之、不完全自愿的关系，使两个男孩觉得自己和死去的两个男孩息息相关。苏尼尔和阿布杜比从前更常坐在一起，可当他们开口说话时，却是正经得出奇，就像彼此都明白：说出来的话大多不重要，重要的事则大多无法言说。

苏尼尔断定，印度航空的警卫在他们的回收堆里逮到卡鲁，而将他杀害。阿布杜则怀疑，是卡鲁告发的毒犯杀害了卡鲁。“不管怎样，反正他像狗一样死得很惨。”阿布杜说道，这让苏尼尔想起，他和卡鲁在“粉红有声片城”看的威尔·史密斯片子当中，那只被掐死的狗。

穆西觉得这两个男孩不该再提起这件事。“是啊，他偷了垃圾，可那是‘那些人’的垃圾，所以他当然会那样死掉。”

街童则怪罪到其他街童头上：“一定是马穆德，我完全怀疑他。”“可能是卡岚干的，才会在事后逃之夭夭。”天马行空的骇人猜疑流过贫民窟巷弄，还有人说，法蒂玛鬼魂的介入也不无可能。

卡鲁的父亲把矛头指向在机场大道摆摊、卡鲁经常去吃宫保鸡丁饭的女人。她曾听说一些事情，卡鲁的父亲指望她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什么卡鲁？谁是卡鲁？”她盯着她的锅子里说道。最后，由于警方和太平间拒绝对他儿子的死道出真相，他便把过错都怪在卖宫保鸡丁饭的女人身上。

桑杰的母亲不知该怪罪谁。儿子自杀后的几星期以来，她步履踉跄地走过安纳瓦迪，问每一个和她擦身而过的人，能不能跟她说儿子自杀的原因。“不知道真相，我怎么睡得着？”她对她的女儿说，“整个世界在我脑子里，一切都毫无道理。”

看见桑杰的母亲过来，令苏尼尔和街童们感到痛苦。在她搬去达拉维之前，他们就认识她了，她现在看起来老得像三百岁，证明她是多么爱她儿子。然而，如果不提及卡鲁，不提及萨哈警方，要如何说明桑杰的死？甚至连经营游乐场的坦米尔人，他与警方关系密切，也不敢说卡鲁的名字。因此桑杰的母亲只能从露宿街头的另一个母亲那儿，听到她只敢低声说出的话：“你的孩子死于心里的恐惧。”

红白相间的印度航空登机门外，土质又好又肥沃。由于受到机场园艺人员的照料，花丛中一个男孩形状的空隙，逐渐填补起来。某天下午，苏尼尔蹲在那儿审视地面，已经找不到任何毁损的痕迹。

兴起与坠落

种种事情强加在她身上——定期的殴打、新订的婚约，她哪里自行决定过什么。

13 无法自主的婚姻

二○○八年九月底，阿莎掌控了安纳瓦迪，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活动，也没有任何贫民窟主的加冕仪式。确切地说，这是逐步的前进过程，直到请愿者的队伍延伸到她家外面、警察实时回复她的电话、市政代表萨旺亲自到场向居民致辞时，让她坐在他身旁的塑料椅上。萨旺已经恢复信心，因为他被指控伪造阶层证明书的案子，目前似乎被法院搁置。和他并肩坐在污水湖畔的看台上，阿莎看起来几乎和他地位相当，她戴的金项链也与他的十分相似。她的金项链，经费来自她的互助组织以及组织贷给贫困妇女的高利贷。

阿莎在她的权力中安顿下来，也不再为她晚上会见的男人，向家人捏造各种巧妙的借口。她的丈夫扬言要自杀时，她虽安慰他，却没有承诺要改变什么。她让自己增加四点五公斤体重，这淡化了她眼睛底下的皱纹，这是她田间岁月的最后一丝痕迹。

她最大的遗憾，是少了一个知心朋友，能和她一同分享这新兴的成就。她的秘密使她和其他女人不相往来，她必须对自己关上某几扇门。“我哪有什么真的朋友？”她总是这样对曼竹说道。而现在，她的女儿似乎也离她很遥远。在曼竹极少数几次和她目光相对时，她总是提起阿莎最不喜欢的话题——“独腿婆子”。

卡鲁和桑杰的死，震撼了街童们；而法蒂玛的死，则在安纳瓦迪的妇女心中挥之不去。她的公开自焚事件，在两个月后，逐渐衍生出不计其数的私人版本。大家已经忘记法蒂玛对自己做的事感到后悔，她的所作所为摇身一变，成了充满豪情的抗议。

她究竟在抗议什么，取决于人们的诠释。在最贫穷的人看来，她的自焚是对无奈的贫穷做出的反应。在身障人士看来，此事反映出对该族群的不尊重。在多不胜数的婚姻不幸福者看来，是对沉闷婚姻的壮烈控诉。几乎没有人提到嫉妒、一块石板、粗制滥造的墙壁，或者掉进饭里的瓦砾。

一个晚上，妓院老板的妻子在广场上把煤油泼在自己身上，高呼法蒂玛的名字，扬言要划火柴。另一个晚上，一个挨丈夫打的女人也划了火柴。她活了下来，状况却十分凄惨，曼竹和她的朋友米娜于是在她们每晚的公厕密会中，讨论万无一失的自杀方法。

只有十五岁的米娜知道，曼竹考虑过自杀，就在阿莎过四十岁生日那天从派对跑出门的晚上，以及在那之后的许多个晚上。曼竹对她母亲的外遇感到十分羞耻和担心，米娜却也只能提供建议。她自己也经常遭到父母和兄弟毒打，而她若要避开这些在家的时光，前往公共水龙头和公厕已经算是一场远征。在米娜看来，任何一个让女儿上大学、很少揍她、不打算让她十五岁嫁人的母亲，其他方面的缺点都可以原谅。

米娜鼓励曼竹，把自己最糟糕的思想表达出来，据说这是先进、健康的处理方式。“你常说，我插在头发上的花，从来不会变黏变黄，”某天晚上在厕所里，她对曼竹说，“我的花有生命，因为我不会把任何黑暗的东西放在心里，我会让不好的事情飘散到空中。”

曼竹心里发寒，她不希望她母亲的行为比目前飘得更失控。“那我的心肯定是黑的，”她转移自己的思绪，答道，“我头发上的花，不到两小时就枯死了。”

曼竹认为，实践她在心理学课堂上学到的否认行为，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也就是完全不再想她的母亲。“我如果想着这些，就不可能专心读书。”她说道。即将决定她能否成为安纳瓦迪第一个女大学毕业生的考试，只剩下几个月。

奠基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告诉我们，幻想是怎样一种未被满足的愿望，并在想象中得到落实。他把幻想分为两大类：

一、野心勃勃的愿望；

二、性爱。

年轻男子多半拥有野心勃勃的愿望，年轻女子则多半有性爱的愿望。一般人对自己的幻想感到羞耻，便隐藏起来。

默记老师所提供的心理学笔记，曼竹意识到自己必须忘掉第二个令人痛苦的话题：维杰，那个曾经抓起她手的中产阶级民防军英雄。“来世你可以做我的妻子，”最近他这么对她说，“但这辈子不能。”

九月底，对安纳瓦迪的许多女孩而言，是充满浪漫幻想的季节，因为一年一度的调情节庆九夜节（Navratri）即将展开。

最令男孩们期待的节日，则是洒红节（Holi）和汗弟节（Haandi）。在洒红节，他们用装满彩色水的气球相互攻击；在汗弟节，他们叠人梯，扑倒在泥巴上。贫民窟女孩不准在泥巴里打滚，唯有在九夜节，她们才能享有同男孩们一样甚至更好的权益。雨季最后的这几个晚上，据说杜尔迦（Durga）女神和宇宙间的恶势力战斗，取得了胜利；因此人们欢庆女神的力量，甚至米娜也得到父母同意，允许她跳舞展现自我。

上一次九夜节的第一个晚上，米娜和曼竹打扮了好几个小时。曼竹把一袭深蓝色纱丽穿得很好，因为她现在拥有美胸翘臀，像她的母亲一样。米娜则是一套时髦的红色长衫裤，她不管吃了多少“好日子”（Good Day）牌的饼干，还是像芦苇般细瘦。

米娜发现她很难不被曼竹迷倒：她的身材，她的白皙，她站的时候挺直腰板、一动也不动，而米娜自己则是坐立不安、扭来扭去。可当她仰头大笑、露出闪亮的牙齿时，就成了走在时代尖端的美人。她就像能让趣事发生的女孩。不过，趣事并未发生——反正绝对不在二○○七年的九夜节上发生。当时这两个女孩晃进广场，打算跳一整个晚上的舞时，却只能被雨季的最后一场倾盆大雨淋得浑身湿透。污水湖畔的看台，是唯一没有泥巴的地方。在看台旁露宿的野猪，散发出一股雨季过长的发臭霉味。

二○○八年的九夜节，即将由阿莎精心策划，因此一定会比过去更好。她知道这九个晚上对女孩们的意义。她的计划包括乐队、DJ和强劲的喇叭、容纳杜尔迦女神像的大凉亭、吊在广场上方的彩色小灯，众人将在灯下飞跃起舞。湿婆神军党和国大党的领导人，为这场盛会捐助资金。随着大选将近，有数百万贫民窟选票必须争取，所以孟买市的政治人物此时极其慷慨大方。

随着始于西方的经济衰退波及印度，安纳瓦迪居民急需一场充满活力的节庆来分散心神。一度有利可图的全球市场连结，突然间却把贫民窟居民推往倒退之路：回收物品的价格走低；雨季期间停摆的工程，因缺乏外资而再度停滞下来，使工地的临时工作彻底枯竭；同时，食品价格飞涨，主要是由于维达巴和其他农业据点的降雨不足和作物歉收。

政府用DJ和彩灯作为对这场忧患的官方响应，这是孟买的悠久传统。在大选前的节庆时刻，城市贫民窟变得和拥有牢固建筑的富裕小区一样明亮，声音更是大上十倍。米娜非常喜欢这些乐队、喇叭和闪耀的小灯。这是她最后一次的九夜节，之后，她将展开一种令她畏惧的生活，成为一个十几岁的新娘，到坦米尔纳督乡下嫁作人妇。

米娜曾经对自己是安纳瓦迪诞生的第一个女娃感到自豪。然而，随着即将离开孟买，她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却只限于家务劳动，这令她感到不安。在安纳瓦迪，一个女孩无论清理什么，都还是无法使它保持清洁。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这是女孩的错？当她为了在水流极小的水龙头取水，浪费清晨的两个小时排队，为什么她的母亲还是会像其他人一样，对她大吼大叫？

电视上的一切都在宣告，现在是一个对女性更为有利的新印度。她最喜爱的坦米尔肥皂剧，讲的是一个高学历、在办公室工作的单身女郎。在她最喜爱的广告片中，妖艳的南印女星阿辛（Asin），拿着“美年达”橙子汽水，鼓励大家更加狂野、多多享乐。

这些强悍、藐视传统的印度新女性，处在米娜不知如何通往的国度。拥有大学文凭的曼竹，或许可能通往那个国度。米娜不能肯定，因为她不认识任何念完大学的女人。不过，观看肥皂剧和“美年达”广告，她有时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一种渺小的存在。种种事情强加在她身上——定期的殴打、新订的婚约，她哪里自行决定过什么。

最近，一个不是她未婚夫的男孩爱上了她。在肥皂剧中，这可是极具爆炸性的事情；在她狭隘的生活中，则是微不足道却也值得开心的插曲。男孩是她哥哥的朋友，附近一个贫民窟的工厂工人，他找到一份在波斯湾的房屋清洁工作——他认为这是他能挣到足够的钱，将来养活妻子和家庭的唯一方式。一个晚上，他去找米娜的哥哥时，偷偷把他的电话号码塞给她。另一个晚上，她在公共电话拨了号码。在双方第六或第八次私下通话时，他说她是他在努力争取的未来老婆。

他们的暧昧太过火了，于是米娜做了一个她认为不失体面的回答：“你爱我也好，我很高兴。可我就要嫁给另一个人了，所以你只能把我当成朋友。”

曼竹听了之后放下心来，因为米娜是那种能被看透的女孩，不适合鬼鬼祟祟。她的兄弟两次逮到她打电话，还为此赏了她耳光。

“无论如何，”曼竹指出，“你上个月才说，你喜欢那个乡下男孩。”

米娜的确喜欢那个乡下男孩，他每周日都打电话给她，而且会洗自己的餐盘——米娜和曼竹对此相当吃惊，因为他本来可以叫她妹妹帮他洗。男孩本身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米娜十五岁就被安排嫁作人妇。

米娜的父亲兴高采烈地谈起她对订婚该有的感受：“当你们的心第一次相遇时，其他什么事都不重要。”

曼竹的父亲，则抱着愤世嫉俗之见：“结了婚之后，就不快乐啦。想想，只有结婚前才会快乐。”

然而，米娜并未感受到欢欣的期待。她看不到爱情能如何改变日常的现实生活。如果婚姻的彼岸，是一段比她的童年更禁锢的成年生活，那该怎么办？

对米娜和曼竹而言，嫁到农村家庭，就好比倒退的时光旅行。在阿莎的村子，昆比阶层出身的人，仍然认为像米娜这种达利人（贱民）是受过污染的，这些流放到郊区的不洁之人，在昆比家庭中，只有捡垃圾或疏通排水管时才能被容忍。如果达利人在这些人家里摸了杯子，则必须把杯子毁掉。那些村民若是看见曼竹靠在米娜身上，或得知两个女孩共享一袭天蓝色莎丽，肯定感到惊骇。

曼竹在前一年夏天的马哈拉施特拉新年，穿过这件莎丽。米娜也穿过这袭莎丽，披着较窄的褶边，度过坦米尔新年。“我如果像你这样穿，感觉太蓬松、太显胖。”她对曼竹说道。米娜可以理所当然地穿上这袭衣服，度过她在孟买的最后一个九夜节。

“我担心我妈就要决定把我嫁给村里的那个士兵。”一天晚上，曼竹在公厕里说道，她们总是刻意背对贫民窟。

打从阿莎带曼竹回到维达巴的家，拉坞便不断嘲笑她在农村的未来：“你必须包着头巾帮婆婆打扫房屋、烧饭煮菜，你的老公到军中服役，你肯定会很寂寞。”

“你的母亲要是订下这桩婚事，你要怎么办？”米娜问道。

“我想，我会跑去我姑姑那儿，她会保护我。我怎能那样度过一生？”

“或许像法蒂玛那样做比较好，”米娜说，“知道自己可能痛苦，不如逃离这种处境。不过，我会选择服毒自杀，不会自焚。自焚的话，你留给大家的最后记忆就是皮肤溃烂，可怕得吓人。”

“你为什么还这么想？”曼竹训诫她，“你看到法蒂玛躺在那儿之后，整整病了一个星期。你如果不像我一样，把这些想法从脑袋里赶出去，很可能再大病一场。”

她们相互耳语时，每隔一会就会环顾四周，确定没看见“独腿婆子”的踪迹。尽管她的诅咒漂浮在安纳瓦迪，闹得许多户人家鸡飞狗跳，但她实际的鬼魂据说是留宿在这几间厕所当中。贫民窟居民还记得她涂着艳丽的唇膏，叮当叮当地走去公厕。因此许多人断定，在外面拉屎还比较安全。

“不用担心，”拉坞告诉两个女孩说，“‘独腿婆子’死的时候没带拐杖啦，她的鬼魂没办法跑过来抓你们。”曼竹或多或少相信这种说法，她还知道，上流人士不赞同谈怪力乱神。

米娜则毫不掩饰自己的迷信。最近，她的母亲声称看见一条蛇从米娜随手扔弃的卫生棉上爬了过去。她的母亲相当惊恐，说这预言米娜的子宫可能会萎缩。

曼竹怀疑，米娜的母亲没有真的看见蛇，只是更有创意地想让米娜在婚前保持顺从；但米娜却垂头丧气。“我就要枯槁地死去了。”她某天晚上哭着说。在孟买，未生育的已婚妇女会令人起疑，何况是在这个村子里不孕。

在厕所时，米娜开始觉得惊慌；蛇的诅咒和法蒂玛的鬼魂，让米娜觉得是危险的结合。然而，她依然舍不得走开，因为夜晚与曼竹在恶臭中的相处时光，是她最接近自由的时刻。

阿莎举办的九夜节前一天，广场进行了一场全面的美化运动。阿布杜和他的垃圾堆被驱逐，妇女们拼命打扫。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爬上旗杆，固定串串彩灯，其他男孩则爬上棚屋的屋顶，将灯串的一端系在瓦楞屋檐上。今晚，曼竹和阿莎将把杜尔迦神像，从邻近的街区接过来，神像抵达后，节日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此时，午后从大学返家的曼竹匆匆穿过广场，心想，把女神像接过来至少得耗费一个钟头，她该如何在这一天同时教学、背诵英国文学情节摘要，并做家务呢？

“晚餐前我就来！”她朝在家门口挥手的米娜呼喊。曼竹不希望被逮到而完不成洗衣工作，以免这个星期被禁止跳舞。

四个小时后，她把衣服晾在绳子上，和孩子们结束最后一轮“头儿肩膀膝脚趾”后，才去米娜家。米娜坐在门口，望着整洁的广场。这很不寻常，因为米娜的父母向来不让她坐在门口，说这可能会引来放荡的名声。

曼竹在她身边坐下。傍晚是安纳瓦迪的许多女孩和妇女在开始准备晚饭前，暂时放下家务的时光。小时候，米娜和曼竹有空时会在屋前玩跳房子，但正值婚龄的少女不能跑来跳去。米娜看起来病恹恹，不像往常一样沉不住气，不过，就像每回九夜节她所做的一样，为了取悦杜尔迦女神，她正在禁食。

米娜不时俯下身，在地上吐痰。

“你生病了吗？”过了一会儿，曼竹问道。

米娜摇摇头，又吐了一次。

“那你在做什么？”曼竹突然怀疑起来，低声说，“嚼烟草吗？”但她母亲就在屋内不是吗？

“只是吐痰罢了。”米娜耸耸肩说道。

曼竹对于米娜没能逗她开心，感到有点无奈，便起身回去干活。“等等。”米娜说道，伸出一只手来。她的手掌上，有一条用完的老鼠药。

米娜看着她的眼睛，曼竹则奔进棚屋，米娜的母亲正在屋里磨米，准备做蒸糕。曼竹连珠炮似地叫着：“老鼠药”“米娜”“傻瓜”“要死了”。

米娜的母亲继续磨米。“冷静下来。她在恶作剧，”她告诉曼竹，“前几个星期，她说她吃了毒药，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

米娜的母亲受够了她的女儿。跳舞活动即将展开，显然让这女孩失去理智。米娜被发现凌晨两点和那男孩通电话，为此挨了一顿打。午饭时间，她拒绝煎蛋卷给她弟弟吃，因为她正在禁食，不想被食物诱惑。为此，她又挨了一顿打。她的哥哥这天正打算为她坐在家门外而揍她第三次，她于是编造吃老鼠药的谎言。

米娜母亲说的话，暂时让曼竹放下心来。可米娜如果是在演戏，难道不会告诉曼竹吗？曼竹回到屋外，朝她的脸靠过去，闻了闻。

曼竹想到卡通里喷出火和烟的龙。后来，她一直认为她看见米娜的嘴和鼻子冒出烟来，仿佛这女孩从体内引火自焚。不，那不可能，只可能是老鼠药。她的心思盘旋着：她如果大呼救命，整个贫民窟都会知道米娜企图自杀，这可能毁了她的名誉。看来保密似乎才是关键所在，于是她跑去打公共电话给阿莎。

“妈，”她低声说，“米娜吃了老鼠药，她母亲不相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喔，该死，”阿莎说，“你得强迫她马上吞下烟草，这能让她把全部的东西都吐出来。”

可万一有人看见曼竹买烟，他们会怎么说？后来曼竹在米娜的巷子里找了几个坦米尔妇女，希望她们有更好的主意。

“她服毒自杀！”她小声说道，“帮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她们摇摇头：“那家人最近常吵架。”

“不！”曼竹叫道，完全忘了保密的事，“请别这么冷静！你们必须做点什么！”

米娜走过来，站在她身边。

“你真的吞了？”一个女人问道。

“真的。”米娜声音轻柔地说道。

“你吃下一整条？”曼竹问道。这条巷子最近有个女人吃了半条同牌老鼠药“鼠透”（Ratol），侥幸活下来。

“一整条。”米娜说道，随后俯下身子作呕，头发散了整脸。停止作呕后，她开始说话，说得很快，说“鼠透”在玛洛市场卖四十卢比；说她偷她兄弟和父亲的零钱去买；说她老是挨揍；说她弟弟和煎蛋卷的事，但不只这些。她这么做，并不是像法蒂玛一样出于愤怒。她仔细想过，有两天她曾吃下两条老鼠药，却开始呕吐，因此她这回在老鼠药中掺入牛奶，希望牛奶能让老鼠药留在她肚子里久一点，将她毒死。

这是她必须为她的生命所做的决定，这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和挚友分享的选择。

米娜又一次沉重地坐下，这种沉重无关乎她的体重。一个妇女拿了一碗盐水出现。“这能强迫她吐出来。”她说道，让米娜的头微微后仰。米娜吞服过后，大家等着。结果只有干呕，什么也没有。

另一个妇女建议用水和洗衣皂，跑回家切了一块难闻的玛督马蒂（Madhumati）。当第二种混合液灌入米娜的喉咙时，她捏着鼻子。总算，她吐出一股绿色泡沫了。

“我感觉好多了，”米娜最终宣告，“都吐出来了。”她的脸上全是汗，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她的母亲带她进屋去睡一觉，让毒效消退。门在她们身后关上后，巷子里的妇女们都松了口气。这些女人的判断，此时避免了一场灾难，或许还拯救了一场婚姻。米娜未来的亲家们或许不会知道，他们挑了个鲁莽的媳妇。

相隔两户人家的商家并不知情，继续贩卖牛奶和糖。从工作返家的建筑工人，也大步走过绿色的肥皂水呕吐物。一阵精疲力竭之后，曼竹才注意到已是傍晚，她不能披头散发地站在她朋友关上的门外，她必须去洗把脸，把杜尔迦女神接过来。

她和阿莎去接神像时，米娜的大哥回到家里，得知妹妹吃了老鼠药后，又把她痛揍一顿。米娜哭过之后去睡觉。临近午夜时分，她又开始哭泣。最后，她父亲才意识到，那并不是伤心的哭。

九夜节的第一夜，当安纳瓦迪的年轻人，除了米娜之外，都在灯火辉煌的广场上跳舞时，一名警察来到米娜在库柏医院的病床边。她回答他问的问题：有没有任何人鼓动她企图自杀？“我不怪任何人，”米娜说，“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九夜节的第三夜，米娜不再说话，此时，库柏医院的医生以“进口注射剂”的名义，向米娜的父母要了五千卢比。

九夜节的第六夜，米娜还是死了。

“她受够这世上的一切了。”坦米尔妇女们下定结论。米娜的家人想了想，决定该责怪曼竹灌输她的新时代想法。

九夜节的彩灯拆下来了。拉坞尝试让曼竹再次绽开笑颜。某天，他指出米娜的弟弟失去了什么时，他认为她露出了一丝笑容。“那孩子永远不想再吃煎蛋卷。”

在特定的晨光中，曼竹能看到“米娜”的名字模糊地勾画在公厕外的一块破水泥地上。“只有在那样的光线中才能看见，”她说，“但还是非常不明显。”有另一个胆怯的米娜住在安纳瓦迪，有个爱她的男人，曾经把她的名字刻在他的前臂内侧。曼竹认为，他或许也把“米娜”写在未干的水泥上。这很合情理。不过，她宁可相信，是米娜用自己的手指写上这些字母的，这位安纳瓦迪第一个诞生的女娃，把自己的一些印记留在此地。

14 闪闪发亮的东西

十一月，垃圾市场一落千丈，经营游乐场的坦米尔人尝试让拾荒者理解，他们的垃圾为什么值这么点儿钱：“美国各大银行出现亏损，随后有钱人也出现亏损，然后，贫民窟地区的垃圾市场也跟着下跌。”他如此述说全球经济危机。一公斤空水瓶过去市价二十五卢比，如今仅价值十卢比；一公斤报纸过去市价五卢比，如今仅价值两卢比——这是他们对全球危机的理解方式。

苏尼尔搜集的报纸上说，许多美国人如今住在他们的车子上或桥下的帐棚中。印度富豪安巴尼（Mukesh Ambani）也同样亏了数十亿，尽管对他在孟买城南著名的二十七层楼的兴建工程，不足以造成妨碍。低楼层将保留给车子和他一家五口所需的六百名仆人。更令贫民窟的年轻居民感兴趣的是，安巴尼的直升机将降落在楼顶。

“情况很快就会好转。”阿布杜对苏尼尔和其他拾荒者说道，只因他父亲对他这么说。全球市场虽然变幻莫测，游客的行为却可以预期：他们会在冬季涌入孟买。生活在海外的印度人为了过排灯节（Diwali），十一月开始陆续抵达；欧洲人和美国人则在十二月来到这里，而后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挤爆饭店和机场，直到一月底。随着游客的涌入，安纳瓦迪的居民断定，季雨和经济衰退导致的损失，即将转亏为盈。

十一月底的一个晚上，苏尼尔在无利可图的拾荒日后，去游乐场看两个男孩在红色电动游乐器前玩“越南大战三”。屏幕上，大猩猩正在炸毁的城市与警察及变种龙虾作战。游乐场外，安纳瓦迪其他居民的声音越来越大。苏尼尔最后发现，骚动声不是因有人吸食Eraz-Ex等狗屁倒灶的事，而是人们贴在游乐场老板住屋的窗玻璃上，看电视上的一则新闻报道：来自境外的一群恐怖分子乘坐橡皮艇，漂到孟买一处海滩，然后在城里四处乱窜。

圣战成员占领了两家豪华酒店——泰姬（Taj）和欧贝罗伊（Oberoi），屠杀工作人员和游客。在一个叫莱波德咖啡馆（Leopold Cafe）的地方也有人丧命。城内最大的火车站，也传来一百多起伤亡报道。不久，其中一名恐怖分子的照片充满整个屏幕：他穿着黑色T恤和球鞋，背着背包，除了自动武器外，看起来就像个大学生。

攻击活动的发生地点，距离安纳瓦迪二十七公里，位于富裕的孟买南区，这对苏尼尔来说是令人放心的距离。当电视播报员说恐怖分子可能拥有炸弹时，他还觉得有点感兴趣。在他第二喜欢的电玩“炸弹超人”当中，炸弹又黑又圆，有长长的引线。炸弹爆炸时，还会响起马戏团音乐。

然而，一辆出租车已经在机场大道附近爆炸，年纪大一点的男孩都说，机场本身也将成为合理的目标。曼竹推测，恐怖分子若已入侵孟买城南的五星级酒店，也可能会来到机场旁边的五星级酒店，甚至可能穿过安纳瓦迪。所幸，她的印度民防军单位未被派去参与这一特殊危机的救援工作。她走进屋里，关上门。

阿布杜的父母不敢关上门。万一安纳瓦迪的印度教徒断定，贫民窟的穆斯林也是某个阴谋的参与者呢？卡拉姆·胡赛因让门开着，打开电视。阿布杜用布蒙着头，他的其中一个弟弟则贴近屏幕。在这个小男孩看来，城区的建筑美不胜收，如耸立在记者身后的泰姬酒店红色炮塔，以及火车站华丽的外观。在安纳瓦迪这里，每户家庭跟它的家庭成员看起来都有点相像。可孟买城南这地方在他看来，即使遭到围困，似乎依然巍然耸立、风格一致“就像整个地方都是由同一个人的脑袋建造而成。”

第二天清早，苏尼尔和眨眼男孩索努外出干活，才发觉根本不可能拾荒了。机场外围已被封锁，持黑色长枪的军方特种部队堵在机场大道上。他们跑回安纳瓦迪，回到游乐场老板的电视机前。泰姬酒店正在着火，恐怖分子和游客仍然在酒店内。新闻播报员说，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一幕。酒店外，衣冠楚楚的人边对记者诉说泰姬对他们的意义，边擦眼泪。

苏尼尔明白，有钱人哀痛的是，曾经让他们感到放松、安全的地方遭受摧残。在相当于酒店大小、二点七坪的游乐场里，没有人为孟买城南遭受围攻或死伤的数百人而哭泣。贫民窟居民担心的是他们自己。为时六十个小时的围攻结束时，安纳瓦迪的许多居民已经准确预测到即将造成的一连串经济后果。

恐怖分子在酒店杀害外国游客，因此这里再不会是其他外国游客想过冬的城市。今年冬天，安纳瓦迪将没有旺季。机场将一片宁静，酒店空空荡荡。跨年的午夜时分，在洲际饭店高喊“新年快乐”的跑趴者将屈指可数。

在贫穷的笼罩下，贫民窟进入二○○九年，除了全球经济衰退之外，还蒙上恐惧的阴影。越来越多的安纳瓦迪居民必须重新学习如何消灭老鼠。索努委派苏尼尔到瑙帕达贫民窟抓青蛙，因为瑙帕达的青蛙比污水湖的好吃。对着豪华酒店说话的疯狂拾荒者，不再指责凯悦图谋杀害他，他反而对着那不反光的蓝色玻璃恳求：“凯悦，我干了这么多活，却赚这么少，你能不能照顾照顾我？”

元月的一天下午，苏尼尔在水泥搅拌工厂的废弃坑洞洗澡。他拨开水藻，仔细端详自己的倒影。他如今已经是个小偷。索努说，这个身份写在他的脸上。

苏尼尔明白他朋友的意思。他看过改行偷窃的其他男孩脸上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保安人员可以立即看出来。但他认为自己看起来仍像从前一样：同样稚气的大嘴、宽阔的鼻子、凹瘪的躯体，还有同样浓密的头发，此时向外翘起。不过，只要想起他的妹妹苏妮塔，他就颇感安慰。老鼠趁他们睡觉时咬他们，咬伤处变成了头疮；但苏妮塔的头疮却长出虫来，让她最近变成了秃头。

索努要苏尼尔放弃他的新行业，近来还因此打了他四个又狠又重的耳光。苏尼尔没打回去，却也没改变主意。索努是安纳瓦迪最有德行的男孩，为了贴补家用，他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也在工作。苏尼尔则无法靠拾荒养活自己，必须重新考虑他的机场地盘，而且买卖赃物的当地人乐意帮他忙。为了苏尼尔的第一次单独任务，一个十几岁的窃贼高手——他也有个头上长虫的秃头妹妹——提供他一辆单车，帮助他快速逃逸。第二天早晨，机场消防车的水龙头被剥去铜阀门。游乐场老板递上切割工具，数十个下水道水泥井盖下的金属支脚即不见踪影。建筑工人为空旷的机场停车场准备开幕时，苏尼尔则开始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拆除其中的部分。

作为一个小小的新经济破坏者，他很称职。他的攀爬能力在机场大道的椰子树上练成，他的瘦小体型可以避免怀疑，而且，他也不去回避可以预知的风险，就像他跳到河流上方布满垃圾的岩架时那样。唯一的问题是，每回他拿起一块金属，他的手和脚便颤抖起来。这个紧张动作，令其他窃贼觉得好笑。

他们之中的一个同伙陶菲克（Taufeeq），整个月都在问他：“我们今晚该去泰姬了吧？”安纳瓦迪男孩们的泰姬，可不是恐怖分子攻击的酒店；他们所谓的泰姬，是“泰姬餐饮”，酒店集团在机场地区拥有的一栋低矮建筑，在顶端装有一排排铁丝网的高大石墙后方，空中餐点就在这里准备。最近，苏尼尔注意到，橘色网子和铁架从墙上架起，代表墙内正在建造什么，地上或许有金属可捡。

卡鲁当年曾经爬上铁丝网，打劫垃圾箱。苏尼尔侦察泰姬的环境，寻找更容易的进入方式，发现墙缘有个被树丛挡住的小洞。小洞位在一条没有灯的卵石巷尽头，这使得一场偷窃之行几乎成为必然。然而，苏尼尔却一再推迟任务。

他的窃贼同伴陶菲克抱怨说，他们若是再犹豫不决，其他男孩就会发现这个洞。然而，“泰姬餐饮”让苏尼尔想起卡鲁的死亡，以及近来蹲在沙包掩体后方、戴蓝色贝雷帽的军人，还有发生恐怖袭击的几个月以来，似乎越来越凶恶的萨哈警察。最近，“印度石油”（Indian Oil）的保安人员，逮到苏尼尔偷偷摸摸寻找金属，便将他移交给一个烂醉如泥、名叫沙万（Sawant）的警官。在警察局时，警官踩他的背并毒打他，狠毒到另一名警员得向苏尼尔道歉，还带了条毯子给他盖。

鉴于种种风险，苏尼尔想多花几个晚上的时间，从洞口观察泰姬的警卫，评估被逮的可能性。同时，他也在国际航厦边接近完工的四层楼停车场从事偷窃活动，挣得吃饭的钱。

此时他已知道最佳的进入方式：经过几排鲜红色与黄色的路障；经过笼罩在夜色下的几部推土机和一台发电机；经过警卫拿手电筒打开汽车后车厢的检查哨；经过令人生畏的碎石堆；经过一棵苦杏树，变红的树叶表示坚果已经由酸转甜；再经过两个安全掩体。

元月的一个午夜，他去黑暗的停车场时，辨别不出什么动物在脚下乱窜，或许是老鼠或袋狸，可他以前从未在停车场遇到过。他倒是经常遇上警卫，不过，今晚他无法判断他们在哪里。他小心翼翼走到一个楼梯间，靠近由水平钢条建成的外墙。钢条外墙透入一点笼罩国际航厦的蓝白色灯光，航厦中的旅客仍在和他们的家人拥抱道别。接近灯光可能增加被警卫发现的风险，却也可以让他采取合适的监测行动。

他在找安纳瓦迪居民所谓的德银——电镀的铝或镍。近来大家谈论这个术语时，总是满怀敬意。德银的价格，最近从每公斤一百卢比跌到六十卢比，不过，其他东西的价格跌得更多。

苏尼尔沿着楼梯间慢慢往上爬，每到一层楼，便小心翼翼地往地上的一个小洞窥去。他估计，这些小洞是用来贯穿水管之用，不过现在，这些洞可以让他确认警卫是否在他身后悄悄爬上楼梯。尼泊尔警卫最让他害怕。

在第三层楼的角落有两支长铝条，他蹿上前攫取，这没被别的小偷发现使他甚感惊讶。他认为这些铝条可能是窗框的一部分，尽管停车场并没有窗户。虽然他在机场窃取的对象，其实际功能与他的工作无关，不过，他仍然感到好奇。

他把铝条运上楼顶，他在楼顶唯一找到过的德银，位于一个标示“消防水带箱”的红匣子内——劣质的灭火器支架，几乎不值什么钱。楼顶也是他最有可能遇上警卫的地方，他们会上这儿抽烟。不过，他每次来这里，仍然会设法上楼顶。这里只有四个楼层，却是他爬过最高的楼顶，最令人愉悦的是开放空间的景色，在孟买实属罕见。

事实上，楼顶有两种空间。其中一种当他站在正中间时，即使他的手臂再长三十倍，他在原地转圈也碰不到任何东西。那样的空间，一个月后停车场开幕、停满车子时，便不复存在。能恒久存在的空间是另一种：他俯身探出护栏外的空间。

他喜欢看红色尾翼的印度航空飞机起飞；他喜欢市政府的球形水塔；他喜欢新航厦庞大的建筑工地。他不喜欢帕希瓦达火葬场的烟囱，卡鲁就是在那里火葬。更好玩的是找出凯悦发亮的招牌，尝试指出招牌底下哪一个黑色斑块是安纳瓦迪。不过，最精彩的还是看着有钱人进出航厦。

上这楼顶来的其他男孩，喜欢看移动的人群，因为那些人看起来非常小。对苏尼尔来说，从上面看人，让他觉得和那些人很近。他感觉自己能自由自在地观看他们，这是他在地面时做不到的事。在地面上，他如果盯着对方看，他们一定会瞧见。

每过一个月，他就更加无法肯定，自己在底下的城市人流中归属何处。他曾经相信自己很聪明，可能成为某种人物——当然不是经常出入机场的那些大人物，而是中等人物。来到楼顶上，即使是为了偷东西，却能暂时让他脱离他在安纳瓦迪成为的那种人。

一段时间过去了，现在他得带着德银回家了。他把铝条抬下楼，在离开大楼前，拉开裤子拉链，把铝条塞进他的内裤裤腿。德银紧贴皮肤的感觉并不好，但他如果把铝条放在内裤外，就会到处滑动。

他一瘸一拐，僵硬地经过安全检查哨和萨哈警察局。不久，他回到安纳瓦迪，在一辆卡车的后车厢蜷起身体睡觉。第二天下午，他用游乐场老板的工具，偷走机场停车场警察夹在嘟嘟车上的轮胎锁。

天黑后，他回到游乐场时，大家正在谈论一个女人，她企图上吊自杀，却未能成功。因为她负债累累的丈夫卖掉他们的棚屋，而她不想流落街头。

在苏尼尔看来，安纳瓦迪似乎有太多女人想寻死。他对米娜的死尤其难过，她对他一直很好。全都是为了一个蛋，大家这么说。

阿布杜一直认为，米娜做的事非常勇敢。大家也说卡鲁勇敢。现在，开游乐场的坦米尔人甚至说，苏尼尔是安纳瓦迪的勇敢小子，“头号神偷！”苏尼尔从这家伙的话中看穿他的动机。这个坦米尔人想提振他的自信，好让他去泰姬偷东西，把赃物卖给他。然而，苏尼尔今晚没有这种自信。

在游乐场外的路上，他的父亲摇摇摆摆地走过去，阿布杜则激动地和另一个男孩说话，男孩却没有在听。阿布杜一边说话，脖子一边前后扭动，就像站在他身后的一头水牛一样。苏尼尔边笑边从旁边经过，心想这会是卡鲁喜欢模仿的愚蠢举动。阿布杜和水牛或许同样都在把杀人蚊挥开。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注视某人，听某人说话时，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拥有自己的生活？”阿布杜问没有在听的男孩。他似乎处在从他被关进东日之后，偶尔会上身的着魔状态。

“像刚上吊的那个女人，她的丈夫或许在她上吊前揍了她？我好奇那是什么样的人生，”阿布杜继续说，“我经历种种压力才看到这点。可这也是一种人生，即使活得像狗的人，也有某种人生。有回我妈揍我，我忽然有了那种想法。我说：‘如果现在发生的事——你揍我这件事，往后一再发生，那就是一种糟糕的人生，可那也是一种人生。’我那么说的时候，我妈大吃一惊。她说：‘别去想那些可怕的人生，把自己给搞胡涂了。’”

苏尼尔想到，他自己也有人生，但肯定是一种糟糕的人生——可能像卡鲁那样结束，而后被人遗忘，因为这对生活在上流城市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当他在楼顶上探身出去，想象如果探得太远可能发生什么事时，他突然意识到，一个男孩的人生，对他自己仍然很重要。

二月，失去耐心的陶菲克痛揍苏尼尔一顿，接管了打劫“泰姬餐饮”的任务，苏尼尔被降级为四名普通小弟之一。几个男孩钻过石墙的洞口，每周一次，连续三个礼拜，取得二十二小块铁片。某天晚上，保安人员跑过来时，男孩们朝他们扔石头。苏尼尔如今已能吃饱，而且还多出十卢比，去买了他在安得里（Andheri）火车站外头看到的一枚头骨形状的镀银耳环。他一直想拥有闪闪发亮的东西。

在停车场和河对岸的厂房仓库，有更多德银。架在保安亭上的梯子价值一千卢比，由五个人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苏尼尔绝大多数时间没饿过肚子，这几个星期内，他实现了一个比一枚银耳环更远大的愿望。

起先他还不相信，以为是影子和斜射到他家墙上的光线在捉弄人。然而，和苏妮塔背对背站在一起时，他证实他比妹妹高了。做贼的苏尼尔·夏玛，终于开始长高了。

15 审判

尽管阿布杜的父亲私下认为，印度只有穷得没钱贿赂警察的人才会出庭受审，他却教导他的孩子们，要尊重印度法院。在国内所有的公家机构当中，这些法院在卡拉姆看来，似乎最乐于维护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权益。二月，随着他自己的审判逐日迫近，他开始关注乌尔都报纸上关于印度各地的审判消息，就像安纳瓦迪的某些居民关注肥皂剧一样。虽然他对许多法院判决持有异议，也知道有些法官贪污，却未失去对司法的相对信任。

“在警察局，他们只告诉我们要保持沉默，”阿布杜记得很清楚，卡拉姆对他说，“在法庭上，我们的话会受到重视。”卡拉姆获知他的案件将交由快速法院开庭审理时，更觉得充满希望。

在普通法庭上，指控和开庭审讯之间，有时相隔五年、八年，甚或十一年。对于印度绝大多数无固定工作的人，每一次出庭受审，都会损失一天的工资。漫长的审判，对收入具有极大的影响。不过，由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庞大的积压案件，如今交由全国各地的一千四百个快速法庭审理；于是孟买的判决从快速法庭迅速飞出，使全市的候审案件数，在三年内减少三分之一。许多恶名昭彰的案件，包括集团犯罪案，都直接送往快速法庭，因为民众可能迫切想看到判决结果。不过，除了高度曝光、把电视采访车吸引到法院外的案子，还有成千上万不值得报道的小型审判，就像胡赛因家的案子。

一个名叫乔涵（P.M.Chauhan）的法官被指派办理此案，以判定卡拉姆和喀卡珊是否逼迫他们的邻居自焚。一段时间以后，阿布杜将在少年法庭个别受审，因此他看不到乔涵法官的法庭。正因如此，他觉得这场审判仿佛发生在重洋之外，虽然他姐姐说，法庭位于孟买城南的塞里（Sewri）小区，搭公交车加火车仅约一个小时。这件事是他一生中诸多认为无法控制的事情之一，他只希望喀卡珊让他知道，他该担心到什么程度，毕竟比起他的父亲，她讲的话较为可靠。

塞里的法院，从前是一家制药公司。“这不太像法院。”审判开始当天，喀卡珊担忧地对她父亲说道。这里没有柚木栏杆，毫无威严可言。走廊上塞满营帐，其他被告的家属在此吃东西、祷告、睡觉或靠在油腻腻的瓷砖墙面上。墙上的标示警告：随地吐痰罚款一千二百卢比。整个地方似乎缺乏捡垃圾的常驻员工。法庭内，在乔涵法官主持审判的高台底部，还有空塑料瓶罐环绕四周。

“这位女法官相当严格，”一名警官说过，“她不轻易释放被告。”喀卡珊立刻发现，这位乔涵法官很不耐烦。她抿着暗红色的嘴唇，对着她开庭首日没带律师出席的父亲大声叫嚷：“这件案子很重大！别耽误我的时间，快快开始，好让案子继续进行！”

这种不耐烦是结构性的。像大多数快速庭法官一样，乔涵同时进行超过三十五件的审判案。一件案子并非从头到尾进行听证，而是像喀卡珊在电视连续剧中看到的那样，分解成数十次简短的听证，每隔一周或两周举行一次。法官平均每天听取九件审判的一小部分，因此，喀卡珊和她父亲受警察监督的被告席上，可说是人满为患。有人因谋杀罪受审，有人因持械抢劫或窃电受审，其中许多人戴着镣铐。卡拉姆是席上年纪最大的人，喀卡珊则是唯一的女性。他们的座位靠着法庭后墙，前方则是证人和旁听者用的一大堆白色塑料椅，还有两层金属办公桌，不断涌现的书记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这儿翻阅文件。在喀卡珊看来，证人席和涂口红的法官之间，似乎相隔非常遥远。

在下一次闪电般快速的听证中，胡赛因家的律师出现了，还有库柏太平间的医务官出席作伪证，说法蒂玛全身的烧伤面积超过百分之九十五。听证结束。“现在呢？接下来呢？”法官问道，抽出一份新文件，继续另一个案子。

在另一个星期中，萨哈警察局的一名警察出庭作证，证实警察局的调查结果：胡赛因一家殴打法蒂玛，迫使她自杀。“现在呢？接下来呢？”法官问道。

接下来的审判部分，令胡赛因家非常恐惧。从三月这天开始持续无数个礼拜的简短开庭，将由他们的左邻右舍提供证词：警方挑出这些邻居进行访谈，控方则挑出他们提供证据。奇特的是，这些“目击者”大多并未目睹自焚前的争吵，包括法蒂玛的丈夫和她最亲密的两个朋友。

在被告席上，喀卡珊庆幸自己穿着蒙面罩袍，掩盖了她汗水淋淋的事实。她在牢里感染了黄疸，拖延许久的发烧突然飙升，她认为那是焦虑造成的。她认为在关键性的那一天，她家人的行为太过鲁莽可耻：她希望和邻居法蒂玛吵架时，她没说要拧断她的另一条腿；她希望父亲没扬言要痛揍法蒂玛。不过，他们如果真的被关进监狱，并不是因为口出恶言，而是因为有足够的所谓“目击者”，支持法蒂玛在医院向警方说她被掐、被威胁的捏造证词。

马哈拉施特拉政府的特别执行官普妮玛·白珂劳，曾经帮助构思医院的证词，之后，她告诉婕若妮萨，其他目击者的证词很可能同样不利，除非胡赛因家买通她。这天早上，就在法庭外，她再次尝试勒索。

安纳瓦迪的目击者，有可能回想起事发当晚更多毁灭性细节，特别执行官对卡拉姆这么说。她自己也可能必须就法蒂玛的临终宣言出庭作证，那样一来，绝对保证有罪。特别执行官不想这么做，她想帮助他们。

“但我还能怎么做？”特别执行官问道，一如既往地摊开手掌，“再想想可能发生的事吧。你和你的孩子们就要坐牢了，你有什么想法？”

“我绝不付钱，”卡拉姆气急败坏地说，“我的儿子和女儿已经进过监牢，你威胁的可怕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过，我们要把钱用来请律师，而不是花在你身上！律师能让法官看到真相，如果这位法官看不到，”他虚张声势地下结论，“我会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

卡拉姆父女在布满垃圾的法庭等候他们的第一批邻居。他们都希望，这种相信印度司法的信念不会白费。

上证人席的第一个目击者，是法蒂玛的两位知心朋友之一，一个叫普莉亚的穷女孩。普莉亚可能是安纳瓦迪最凄惨的女孩，喀卡珊已经认识她多年。这天早晨，两位女孩从贫民窟共乘一辆嘟嘟车前往火车站，紧贴着汗湿的大腿坐在一起，各自沉浸在不愉快的思绪中。普莉亚回避喀卡珊的目光，抱着自己的身体，一再地说：“我不去，我不去！”从自焚事件以后，普莉亚始终回避大多数人的目光。“只有法蒂玛了解我心里的痛。”她曾经说道。一个强悍的女孩，或许可能忘掉她朋友的呼救声、她的挣扎；然而在证人席上，就像在安纳瓦迪一样，普莉亚身上写满的伤害，就像脸上划过的一道疤痕般显而易见。

然而这种伤害，并不会让一个女孩变成说谎家。普莉亚颤抖地告诉检察官，争吵发生时她不在广场，直到法蒂玛自焚之后，她才看到她。普莉亚向辩护人承认，法蒂玛在贫民窟挑起许多争端，而后离开证人席。

一个俊美、善于言词的男人迪内希（Dinesh），接替她来到法官面前，他在机场负责搬运行李。喀卡珊从未跟他说过话，不过，她听说他的证词具有杀伤力。她看见他咬紧牙关、面色铁青地站上证人席时，她感到不舒服。由于他讲马拉地语，几分钟过后，喀卡珊才意识到，他的愤怒不是针对她家，而是针对萨哈警方。

自焚事件过后不久，一名警员记录了一份署名迪内希的目击者证词，描述这桩争吵。迪内希告诉法官，那是一份虚构的证词，他当时正在另一个贫民窟巷弄的家中，并未目睹争吵，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变成原告的关键证人。他不关心胡赛因家，也不在乎他们最后会不会坐牢，他只在乎由于一份不实的供述，他必须放弃一天的收入。

诧异的检察官赶紧结束他的质问，听证于是结束，喀卡珊和她父亲回到安纳瓦迪，几乎感到头昏眼花。

尽管特别执行官旁敲侧击，但第一批目击者并未为了打击他们而说谎。回顾当时，喀卡珊一直记得这天下午令人震撼的好消息，直到著名的快速法庭开始迟缓下来。

到了四月，对胡赛因家的指控案，在支离破碎的听证中缓缓进行，而且惹得乔涵法官很恼火。她的速记员只擅长马拉地语，不能把安纳瓦迪目击者的印度语，翻译成官方记录所需的英文。法官不能忍受翻译的延迟，开始告诉速记员该写些什么；于是一个贫民窟居民对于检察官发问所做的细腻回答，变成了简短的单音节回答，这样才好让案子继续进行。在一次特别冗长的听证结束时，法官站起身来准备吃午饭，向检察官和辩护人说：“唉，为琐碎、愚蠢的私事吵架——这些女人啊！这种事情竟然可以演变成一桩案件！”显然，审判结果只对安纳瓦迪居民来说至关重要。

对喀卡珊和她父亲来说，十年刑期就赌在这里了。然而他们发现，随着一个个星期过去，根本无法了解法庭前方的言论到底是反对还是支持他们。窗子因四月的酷热而开启，因此他们所听到的，不是决定他们自由与否的证词，而是产业道路的嘈杂声：汽车喇叭声、火车鸣笛声、踩油门的引擎声、卡车倒退的哔哔声。这些外界噪声，似乎被吊扇吸进去，被它的金属扇叶搅拌之后抛掷出去。庭审结束，换下一个庭审。此时，吊扇出了毛病，呼呼的旋转声变成响亮的哗啦声。

警察对法官说了什么？法官对检察官说了什么？检察官的橘色条形头发，用发胶喷得僵硬，当他连连点头时，一撮头发松开来，朝上翘起，像一根指头指向天。听证结束，一周后再来。喀卡珊不再俯身向前，她开始瘫坐在座位上。在法蒂玛的丈夫出庭作证那天，她看起来非常沉着。

几个月前，法蒂玛的丈夫阿布杜·谢克（Abdul Shaikh）带他的女儿到胡赛因家过开斋节，穆斯林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小阿布杜在广场割断一只山羊的喉咙，这个老阿布杜同他并肩干活，挖出肉来大摆筵席，就像以往的开斋节一样。今年的山羊很不错，时节也不错。然而，对法蒂玛的丈夫而言，此次审判事关荣誉，就像对胡赛因家一样。

从他在法庭中间的位置所听到的内容，比胡赛因家更多。随着审判的进行，他察觉到，法蒂玛对自己挨揍被掐所做的临终陈述，正在逐渐瓦解。目击者一再地说，那只是一场火爆的争执。阿布杜·谢克对于他妻子最初和最后的正式声明出现这种矛盾，感到极度不安。

他和法蒂玛在温馨的结婚第一年后，过得并不快乐。他们为了她的情夫、她揍孩子的猛劲、他喝醉时揍她的力道而经常吵架。他不想美化他们的过去。然而，自从法蒂玛死后，他必须每天住在胡赛因家隔壁，听着婕若妮萨对她的女儿们唱歌，听穆西逗大家哈哈笑。法蒂玛的自杀，让他再也没有机会和妻子和睦相处，给他的爱女们一个幸福的家，无论这个机会多么渺小也不可得。

他想把这种失去未来的可能性，归咎在除了他老婆以外的其他人身上。他要法官定胡赛因家的罪。问题是，他不能肯定胡赛因家对法蒂玛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而他在最初向警方所做的供述中也是这么说。他当时在工作，回到家才发现他的妻子严重烧伤。他的女儿们在争吵时陪伴在侧，跟他说没有人动手。然而，对这几个女孩子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他不要她们在成长过程中，知道她们的母亲自焚、说谎，而后身亡。

他的女儿现在已回到安纳瓦迪。他在她们的手臂和腿上发现瘀青，于是把她们从宝丽修女那里接回家。她们很高兴可以离开那里了。“我们老是要对一张白人的图片说‘谢谢，耶稣’，”他的小女儿说，“无聊死了！”自从回到家里，她们都不曾问起她们的母亲，不过，从窗子目睹自焚的努俪变了。她总是站在马路上，仿佛想让来车撞上她，还养成一紧张就嚼头巾的习惯。

不过，今天搭火车穿过城市来到法院，令她感到兴奋，对于架设在法院外的摄影机，她尤其关注。“今天肯定有什么大案子。”阿布杜·谢克对他的女儿说道。她们跑到一架摄影机前，挥手微笑。安纳瓦迪居民都说，小女儿希娜笑起来像她母亲。阿布杜·谢克认为这没说错，尽管法蒂玛的微笑在他脑中的印象并不太多，无法供他回想。

“他们现在会让我们上电视吗？”他们三人走过低矮的金属安检门时，努俪问道。阿布杜·谢克转头回答，脑袋重重地撞在门上。一个小时后，当他站在证人席上时，仍感觉头晕目眩。

他的右手抓着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他妻子的死亡证明书、她生前两张衣着漂亮的照片，穿着粉红色和蓝色的衣服，以及她因身障取得免费金属拐杖的正式文件。这些遗物有霉臭味，上面的文字他也看不懂，但当他做出希望能把胡赛因一家关进监狱的证词时，他想把这些东西拿在手中。

法官传唤他时，和蔼地看着他，但当检察官清喉咙时，阿布杜·谢克不禁膝盖发软，必须抓住证人台才能够站直。他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对着这些气势汹汹的人说话。对于检察官最基本的问题，他也慌张起来，即使他明白对方跟他站在同一边。

“你跟谁住？”检察官问道。

老婆，他说道，仿佛她还活着。对于下一个问题，他坚称自己三十五岁。他没搞错他女儿的名字，可他却想不起他家的住址。他不确定回答时该看哪里，该看高居证人席上方、平静地审视他的法官？还是站在他对面、可以水平直视的检察官？他看着辩护律师时更是困惑，因为辩护律师正咧嘴笑看着法官，让人费解。

他决定只看法官。他对她陈述自己如何在家里发现法蒂玛，并送她去医院。

“当天晚上你妻子是否能够跟你说话？”

这是阿布杜·谢克必须回答的第一个关键问题，他必须振作起来。“是的，她能说话。”他强有力地说道。话顺利说出，他看起来松了口气。

“去库柏医院路上，你妻子对你说了什么？”

“她跟我说，他们骂她婊子，要扭断她的另一条腿。”他开始说道。这是九个月前，他在原证词中告诉警方的话，然而在法庭内，这话听起来并不够可怕，就只是安纳瓦迪的日常用语而已。过了好一阵子，他继续说：“她告诉我，他们揍她。”他又停顿了好一阵子，接着说，“她告诉我，他们扯住她的脖子，用大石头打她。”

这个垂死女人说的话，但愿能让案子逆转过来。

检察官似乎喜不自胜，列席的萨哈警察也很高兴。随着胡赛因家那位蓬发、穿条纹西装的辩护律师开始进行交互诘问，阿布杜·谢克也越来越镇静。不，他们的女儿美迪纳在水桶溺死后，他的妻子并不沮丧。不，她的妻子之前不曾两度把煤油倒在她自己身上。当他踉踉跄跄走下证人席，跌坐在白色塑料椅上时，他相信自己已经为女儿的丧母之痛报了一箭之仇。

“现在呢？下一个呢？”乔涵法官说道，准备传唤安纳瓦迪最后一个目击者。

法蒂玛最好的朋友辛席亚·阿里，自从她丈夫的垃圾事业陷入困境以来，便一直对胡赛因家怀恨在心。自焚事件当天的深夜，当阿布杜躲进他的仓库时，她站在广场上，尝试怂恿左邻右舍到警察局示威，要求逮捕胡赛因全家。

辛席亚虽未亲眼目睹法蒂玛和胡赛因家之间的争执，第二天却提供与事实相反的目击者证词给警方。而后，通过妓院老板的妻子通知胡赛因家，她的证词能把他们送进监狱，除非他们在她出庭作证前付给她两万卢比。胡赛因家拒绝付钱，因此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对她的复仇严阵以待。

“我觉得自己像要疯了，”前一天，婕若妮萨和阿布杜在磅秤前等候拾荒者时，她对他说道。她眼里的疯狂，自她站在萨哈警察局普通牢房的窗前以来，他从未见过。“在法庭上撒谎之后，她能有什么名誉可言？”婕若妮萨问，“如果你丧失名誉，怎么有脸在安纳瓦迪待下去？”

阿布杜认为他母亲的问题很荒谬。

辛席亚为她的出庭日洗了头发，穿上她最好的莎丽，紫色镶着蓝边和金边。至于牙齿则一如往常。最近几天，她把自己的出庭作证，设想成决定性的时刻，将她预期的演出模拟为印度电影里的审判高潮。

看着胡赛因家收入增加的同时，她家却陷入困境，心里很嫉恨、痛苦。她觉得婕若妮萨只是好运罢了，生出像阿布杜那样的人体垃圾分类机，可婕若妮萨却表现得好像自己很厉害似的。此外，婕若妮萨还讲她闲话，说辛席亚曾在艳舞酒吧工作，那是一个她早已划下句点的生活片段。近来，她称自己为社会工作者，尝试投入扶贫事业，像阿莎一样。其实，四处流动的政府和国际资金可多着呢。

乔涵法官传唤她上来时，她像柱子般站得笔直，信心十足地报上自己的名字和社工人员这一新职业。检察官开始提问时，她便歪起脑袋来。

这位检察官，和电影里的检察官一点都不像。他并未定睛看她，尽管她穿的纱丽很华丽。他似乎像法官一样，对审判感到厌烦。

辛席亚眉头一皱，她觉得检察官在催促她。法官难道不想听她详细说明她假装看到的那场争执？听她说她如何帮忙把门撞开，救她那烧得冒烟的朋友？她几乎还未热好身，检察官便不再提问，胡赛因家的私人辩护律师站起身来，进行交互诘问。

这家伙看起来倒像是电影中的律师。面对一名可疑的目击者——一场无聊审判的最后一名目击者，他异常谨慎地提出问题。

是的，她承认随着胡赛因家生意日渐兴隆，她家生意亦随之衰败。

是的，她住的棚屋跟胡赛因家有些距离，位于贫民窟的另一个巷弄。

是的，她家离发生争执的地点不算近。

是的，她在家切菜，准备做晚饭。

那你怎么可能看见发生的一切？辩护律师想知道。

“可我看见啦，”她皱着眉头坚持说，“她是我的邻居！”

“我不这么认为，”辩护人说，“你之前说你目睹了争吵，可那不是事实。你在说谎。”

法官把这荒谬的一问一答，复述给她那位不称职的速记员：“我谎称目睹了那场争斗。”辛席亚的眼睛突然睁大。

辛席亚的儿子在天主教学校念过英文，她教他念书的时候也学了一点。她听得懂，法官叫速记员写下，她承认自己说谎。她想做更正，她需要时间思考重组。“等一下！”她喊得很大声，隔着嘈杂的街道声，喀卡珊和她父亲都听得见。然而，这可是快速法庭，而这是快速法庭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案子，没有人想等。

法庭不再需要辛席亚这位目击者，乔涵传唤另一件案子，一名警察指着门。可她被人误解，怎能离开证人席？她要怎么把她自己的谎言与虚构的申述，从速记员的计算机中消除？她气得发抖。对谁生气？法官？律师？司法制度？她决定责怪弓着身子坐在后方被告席的胡赛因一家。

“你们等着瞧！”她一边喊，一边离开法庭，像电影里的角色一样夸张地举起拳头。被误会的目击者们，和大惑不解的被告们，搭上同一班火车，回到他们在安纳瓦迪你争我斗的日常生活中，继续为他们以为已经发生却无法确知的一切而发愁。判决就在两周之后。

16 冰的裁决

一天下午，阿布杜、穆西和他们的父母背着手，审视仓库内五花八门的垃圾。由于垃圾价格太低，他们尽量先不把垃圾卖到回收厂，可如今，他们别无选择。为了请律师，他们已卖掉仓库。尽管阿布杜在无须向东日报到的日子里，疯狂卖力地干活，他却赚不到什么钱。萨哈警方实际上已经让胡赛因家被迫停业。

审判进行的同时，他们全家试着遵循阿布杜的东日师父指出的德行之路：不再购买任何可能的赃物。这项决定虽然使家中收入减少百分之十五，却没有减少警方的关注。如今，警察天天来索贿——“像狗一样舔我们，吸食我们剩下的血。”婕若妮萨在某天下午叫道。由于无法指控胡赛因家拥有赃物，警察转而扬言要以阿布杜在广场分类垃圾的罪名逮捕他。侵占公共空间！破坏安纳瓦迪生活质量！

警察暗示他可能使用一个新罪名，向法官证明，这家人拥有一种犯罪模式。于是婕若妮萨支付一笔又一笔贿赂金，她的丈夫则在警方对这件诉讼案或许并不知晓的另一个区域寻找仓库。

对于出售最后一批可回收物可能赚到的钱，卡拉姆试图保持乐观。“这儿肯定有五公斤德银，”他说，“铜或许有两公斤。”

“废话少说，”婕若妮萨厉声反驳，“少多了。有其父必有其子，穆西就像你一样，不想干活，只想吃饭。你们两个都想不劳而获。”

穆西退缩了一下。在成长过程中，她是第一个说自己懒惰的人。他喜欢让朋友们看一张阿布杜和他自己孩童时的褪色相片。“看到了吧？阿布杜走来走去，我却坐着，小时候就是这样的！”然而，这场家庭灾难改变了他。他成为一个手脚利落、能干的垃圾分类者，会做任何他所能找到的工作。

他和他最好的朋友到机场大道上一家精品酒店的游泳池工地打工。随后，他取得他梦寐以求的临时工作：在洲际酒店准备派对。一名承包商喜欢他的长相，递给他一个夹式领结和一件制服外套。外套的布料又黑又亮，好似乌鸦的翅膀；他的母亲摸了一下，静默不语。一周的工作结束后，承包商收回漂亮的外套，却只支付当初谈定薪水的五分之一。当穆西穿过城市，到对方的办公室领取其余薪水时，警卫把他赶了出去。

他的下一份临时工作，是制作飞机上餐点的“航空美食”。抵达工作单位时，穆西站在吹风器底下，吹去他身上的城市灰尘，而后把食物放到一个巨型冰柜中的托盘上。这是痛苦的劳动，即使手脚冻得无法移动，仍然必须搬运重箱子。他的鼻水结成冰，皮肉触摸金属时还粘在上面。尽管如此，他每天能赚两百卢比，直到管理部门裁掉了临时员工。

随着恐怖袭击和经济衰退的效应依然持续，许多机场相关企业都在进行裁员。阿莎的湿婆神军党抗议这些裁员措施，时而采取暴力手段。洲际酒店裁员后，湿婆神军的一伙人捣毁酒店高雅的大厅，要求提供马哈拉施特拉邦民更多的工作。拉坞是这场暴行的受益者之一，他取得为期半年的空调管道清洁工作。穆西为拉坞感到高兴，只是有一点遗憾：他自己的父母最好的人脉关系，居然是拾荒者。

“有个家伙在停车场数车子，他说他看到了我的才华。”一天傍晚在家，穆西告知大家这个消息，满心期待这能让他找到稳定的工作。然而，这座城市还有其他数百万个聪明、讨人喜欢但缺乏技能的年轻人。

胡赛因家等候他们案子的判决结果时，整个孟买开始密切关注另一件快速审判案。恐怖袭击唯一幸存的武装分子、二十一岁的卡沙布（Ajmal Kasab），在阿瑟路监狱戒备森严的专属法庭内展开听证。

阿布杜的父亲说，卡沙布犯下了大错。《古兰经》并未赋予穆斯林杀害无辜民众的权利，而这些民众当中，有些人也是穆斯林。不过，在阿布杜看来，卡沙布似乎很幸运。“他在牢里或许经常挨揍，”有一天，阿布杜说，“但至少卡沙布心里知道，自己的确做了大家所说的事。”这肯定比无辜挨揍轻松一些。

阿布杜在每星期三天搭火车前往东日的途中发现，大众对卡沙布的愤恨，似乎并未转嫁到孟买其他的穆斯林身上，这使他放下心来。在湿黏拥挤的火车车厢中，他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印度人只是去他们该去的地方，就像他一样。和他一样，他们咳嗽、吃午饭、看着窗外广告牌上的宝莱坞主角们兜售水泥和可口可乐。他们俯身保护装在像他一样的珍贵塑料袋里的珍贵文件，塑料袋上写着，“休息一下，来个奇巧”（Take A Break,Have A Kit Kat）。一切都和过去一样，这令人满怀希望。

恐怖袭击过后的几个月来，孟买的富人阶层也同样满怀希望。许多人开始首次投入政治活动中，决心带动政府改革。印度的有钱人往往试图规避一个功能失调的政府，他们雇用私人保安，过滤城市的自来水，缴付私立学校的学费。多年来，这些选择发展成一项原则：最好的政府，是一个不干预的政府。

造成高阶主管和社交名流丧命的泰姬和欧贝罗伊酒店袭击事件，起到一个严正的修正作用。有钱人如今明白，他们的安全不可能私下获得。他们和穷人一样，依赖着一套糟糕的公共安全系统。

十个年轻人，让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陷入三天的恐怖氛围之中。这或许是因为这桩阴谋多管齐下又天衣无缝，但也可能因为政府机构没有扮演好公共监护人的角色，反而像私人摊贩一样在运作。孟买警方的危机处理单位缺乏武器，火车站的警察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的武器，在两名恐怖分子杀害五十多名游客时，他们还逃跑甚至躲起来。其他警察受命援救一家被围困的妇产科医院，却一直待在四条街外的警察总署。救护车未能处理伤者，军方突击队花了八个小时才抵达这所谓的金融中心——他们的旅程包括停机不便的飞机、加油停靠站，以及从孟买机场搭公交车的漫长路程。突击队到达孟买城南时，流血事件已近尾声。

议会选举即将在四月底举行，中层和上层阶级人士，尤其是年轻人，纷纷登记投票，人数刷新历年纪录。生活富裕、受过高等教育的候选人，以进行彻底改革的立场挺身而出，内容包括公信力、透明化和E化 ① 政府。独立印度的立国者，虽是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一群人，到了二十一世纪，这种类型的人已经很少参选或投票，因为富人阶层有民主以外的其他方式，保障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在印度，认真看待选票的人是穷人，那是他们唯一拥有的真正权利。

另一名垃圾交易商在安纳瓦迪开业，填补胡赛因家生意倒闭空出的位置。如今，阿布杜终日待在萨基纳卡贫民窟边缘一个租来的小储藏棚内，交易收入少得可怜。萨基纳卡的拾荒者，都已有既定的合作伙伴。不过，悠闲地坐在新棚子的门口，望着一个陌生的广场，阿布杜发现自己很轻松。安纳瓦迪的诸多悲剧，并没有比这里好多少。这里没有人知道法蒂玛，也没有人知道他家的审判、卡鲁的死，或桑杰和米娜吃老鼠药的事。每天下午，一个男人靠手摇曲柄转动小摩天轮，孩子们花一卢比，坐上摩天轮。

警察向这里的其他商家索取贿赂，不过没找他麻烦，或许因为任何傻瓜都看得出，他没赚钱。他几乎像在东日的时候一样，有很多时间思考，或许由于炙热的四月阳光，他想到了水和冰。

水和冰都是由相同的东西构成的。他认为，大多数人也是由相同的东西构成的。从本质上说，他自己或许亦无异于身边那些愤世嫉俗、贪腐的人——警察、特别执行官，以及决定卡鲁死因的太平间法医。如果他必须依材质分类全部的人，他想最后很可能只分成大大的一堆。不过，有趣的是，冰有别于它的本质，而且在他看来，比它的本质更好。

他想比自己的本质更好。在孟买的脏水中，他想成为冰，他想要有理想。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最想拥有的理想，是相信正义的可能。

然而此时此刻，要相信并不容易。在控方证人辛席亚的不完美演出之后，喀卡珊和卡拉姆的律师有信心让他们免除罪名。然而，就在结辩前，乔涵法官被调往邦另一头的法院。新法官将被任命，采用那些零散虚构的法庭证词，完成前一任法官未完成的任务。

胡赛因家吓呆了，戴金边眼镜的特别执行官也注意到这个事实。她第三度来勒索他们，这回还偕同法蒂玛的丈夫。

新法官很严厉，或许将判决胡赛因家有罪。特别执行官告诉他们，值得庆幸的是，法蒂玛的丈夫愿意撤回案子，他愿意撤销他以及亡妻的证词，基于这点，审判将立即中止。中止审判的代价是二十万卢比，超过四千美元。

特别执行官似乎把希望寄托于贫民窟居民的无知：他希望胡赛因家不晓得他们的案子是刑事案件，是马哈拉施特拉邦起诉的案子。事实上，无论胡赛因家付多少钱，法蒂玛的丈夫都无权取消。

在训斥这个女人之前，阿布杜的父亲找他的律师确认真相。他想确定，他从乌尔都报上收集来的司法程序信息正确无误。确实如此。总算，信息小小地战胜了贪腐。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神话，成功的印度人热爱的一则神话则是，关于不稳定和适应力的传奇，也就是他们的国家之所以快速崛起，部分来自于日常生活的混乱和不可预测性。在欧美各国，据说当人们打开水龙头或电灯开关时，他们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在印度这个几无可靠假设的国家，长期的不确定性据说有助于催生才思敏捷、富创造力的解题能手。

在穷人当中，不稳定无疑培养出创造力，然而久而久之，努力却得不到结果，也可能让人产生无力感。“我们尝试这么多事情，”安纳瓦迪的一个女孩说，“世界却不朝我们的方向转动。”

每星期三天，通过儿童高度的东日安检门后，阿布杜总会扫视中庭，寻找那位“师父”的身影。他想跟他谈谈，关于想诈骗他父母的政府官员，关于审判进行得多么顺利，直到女法官被调走，以及他在安纳瓦迪的生意如何被警方毁掉。阿布杜在安纳瓦迪说了太多关于师父的谎言，连他自己也开始相信，对方确实关心他的遭遇。

然而，阿布杜并未找到师父。在登记册上签过名后，他回到街上，想知道怎样让自己晚些回到萨基纳卡那个无法让他养家糊口的棚子。有一天，他从少年监狱走了一小时的路，前往哈吉·阿里清真寺（HajiAli），即城内穆斯林聚集礼拜的多楼层场所，试图恢复自己的能量。

“我不会去太久，”他答应他母亲，“只待到我心满意足为止。”

哈吉·阿里的清真寺和陵墓，坐落于安拉伯海的一个小岛上，由一个岩石海岬和内陆相连。阵阵海风把阿布杜面前穿着蒙面罩袍的人，吹成数百个黑色气球，沿着海岬慢慢飘往有着闪亮圆顶的清真寺。在他的两边，携带折叠桌的小贩推销着人造玻璃首饰和塑料水枪。在他头顶上方的天空，海鸥展翅飞翔。这一切美丽极了，就好像走进乌尔都月历当中。随后他留意到任何月历上都看不到的画面。

通往哈吉·阿里的窄路两旁，是成排的独腿人和无腿人。身障的乞丐，在他眼前延伸了快一百公尺，他们俯卧在地，哀号痛哭、撕扯衣服，就像一大群疯狂的法蒂玛。

他急忙离开哈·吉阿里。饱览崇高的事物，不能解决他心中的困惑。唯有经法庭判定，他并未攻击一个身障女人、掐她、逼迫她激烈自杀，才能纾解他的困惑。

阿布杜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许多欲望，对这个他却无能为力：他想被视为比他身处的脏水更好、更干净，他想要得到公正的裁决。

① Ｅ化：运用现代资讯科技对传统待业进行技术改造。

17 黑白之间

阿莎设想过逃离安纳瓦迪的一百种途径，然而，在二○○九年的最初几个月，这些途径终究成为死路，她开始悲伤地感到江郎才尽。或许该责怪一股电流，扰乱她正常乐观的思考电路。或许坎伯先生终究因缺少心瓣膜而死去时，留下了一个诅咒。因为在他火化后不久，他的遗孀因为欠高利贷庄主人情，抢走了阿莎这位最有用的情夫。

这不是阿莎第一次毫无预警地被男人抛弃。然而在早期，她总能成功地把挫折封锁在某个整洁的内心空间，动身追逐新事物。这些问题甚至会让她开心：接下来要尝试什么事、尝试什么人？可如今，这些问题只是阐明一个事实：她过去的答案都是错的。金罐的外壳剥落之后，露出的只是泥瓦罐。

阿莎对市政代表萨旺的盲目依赖，是最大的泥瓦罐。在精彩的九夜节过后不久，一名法官将她的这位政治靠山以谎报低种姓的罪名，解除了职务。不过，她的失望列表可不只这些：让她取得政府贷款、她希望丈夫能从家里经营起的杂货店；单调乏味且依然无利可图的贫民窟主地位；曼竹为孟买精英们担任保险业务员的主意；让曼竹成为营利新娘的主意；为萨哈警察找公寓经营副业，原本应当获得的横财；还有拖了几个月后无疾而终的其他计划。

议会选举逐渐逼近，她本来应该到各贫民窟散发传单。湿婆神军党的人一天打五次电话提醒她，刚上任的国大党籍市政代表也打电话来。为了赢得贫民窟居民的爱戴，他在广场铺设精美的薄片石，外加一座为国大党树立的黑色大理石碑。此时，他需要一个阿莎这样的人，她在安纳瓦迪的势力已超越党派。

然而，阿莎不愿对另一名政客宣誓效忠，就像她不愿去散发传单一样。她想躲在屋里哭泣。从幼儿园下课回家后，她裹上毯子，低声念一首她从市郊曼喀德（Mankhurd）的公告栏抄下的一首马拉地诗：

你不想要的东西，永远与你同在

你想要的东西，永远不与你同在

你不想去的地方，你不得不去

你以为自己想活得更长的时候

生命已接近尾声

看见母亲蜷起身子，把自己封闭起来，曼竹心里很难过，尽管她知道最好还是别去问理由。她只说：“妈咪，这不像你，坐在那里不动。”

第二天，她递上一杯热腾腾的茶，说：“我的考试也让我累坏了。”

第三天她又说：“我要把这首诗，再好好抄一遍。”因为阿莎的眼泪把油墨弄得污迹斑斑。

当天傍晚，阿莎从毯子里伸出头来时，发现她这首描述毫无所望的歌赋，抄写得工工整整，加上护贝，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虽然曼竹把她母亲的悲伤，完全归结于秘密的伤心事，阿莎四十岁的心却是顽强而机警。她的脑袋是个麻烦，她不是在回想往昔的失败原因，便是在思索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再回她电话的警官——湿婆神军的同事黎娜未邀请她参加她举办的特殊法会等。正常情况下的阿莎，本来就不爱去找总发牢骚、脸长得像母牛的黎娜；然而，在她目前的情绪下，小小的侮辱会和更大的失望捆绑在一起。她的光明面，顿时黯然失色。

阿莎向来看重自己的好胜心，这种特性并没有传给她的孩子。或许由于他们欠缺这项特质，她更珍视自己这一点。然而，一段时间过后，非赢不可的冲动，很可能变成自欺欺人。她拒绝承认自己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反而创造出成功的新定义：每次有人失败，她就觉得自己稍微前进了一点。举个例子，她战胜了胡赛因家，从某一方面来说，还战胜了坎伯先生。然而，她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变化，她仍然和一个酒鬼丈夫住在污水湖边局促的棚屋里。她的虚荣心逐渐瓦解——这个虚荣的特性，她倒是传给了她的三个孩子。她无法找到在更大的城市里成功的关键，而在贫民窟内，她的许多邻居却开始厌恶她。

安纳瓦迪居民都认同，阿莎让他们从谨慎提防变成强烈反感的那一刻，是她企图利用他们的恐惧心理，即二○一○或二○一一年，机场贫民窟将开始被夷为平地。

正值选举季节，由于机场贫民窟居民有权投票，因此一些政客仍在谈论对抗拆迁的事。然而，拆迁计划已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清空的土地，有部分将被用做扩建机场之用，其余部分则将公开出租。三十几个贫民窟，即将被更多的酒店、购物商场、办公大楼，或许还有一个主题公园所取代。

机场清拆工作，大致遵循该邦的贫民窟重建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私人开发商有权在贫民窟土地上建房，只要他们同意，为那些能够证明从一九九五或二○○○年（依贫民窟而定）即定居于此的居民盖公寓。该项计划贪污丑闻频传；犯罪集团成了主要参与者。然而，该项方案亦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尽管过去两年内，共有十二万二千户棚屋遭拆除，三分之二的受害家庭在棚屋的居住时间却不够长，未达到申请安置的资格。因此，他们涌入其他的贫民窟，或是在市郊建造新的贫民窟。

孟买全区贫民窟清拆工作的失败，使机场贫民窟的移除更显得重要。这项工作在规模上比较便于控制，且获得巨大的回响，还能向世界证明，印度领导人在达成“无贫民窟孟买”的目标上，取得一定的进展。

政府官员简单地把贫民窟视为落后的标志，使阿莎感到厌烦。她说：“他们如果这么迫切需要机场的空间，何不拆掉酒店？”然而，豪华酒店不被认为是问题，游泳池和草坪将保留下来。因此，在这个据说阻碍全国财富、有碍观瞻的地方，身为领导人的她该怎么做？把邻居联合起来，进行无谓的抗议？在她看来，追求她的个人野心，同时赚一些钱，似乎比较实际。

她在安纳瓦迪近来为数不少的土地投机买卖中，瞧见了机会。承诺安置机场贫民窟居民的公寓非常狭小，只有将近八坪，还设有自来水。这在一个缺乏平价正式住房的城市，可是宝贵的资产。因此，上流城市的人在贫民窟收购棚屋，伪造法律文件，证明他们是安纳瓦迪的长久居民。

大多数投机者，都打算将公寓出租或投资。“我那层楼未来的价格，将是我现在买的十倍！”从阿布杜那里买下仓库的商人说道。一个名叫帕帕·潘乔（Papa Panchal）的三流政客，为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弄到污水湖边的一大排棚屋，他以佣金雇用流氓，说服居民卖屋。

阿莎为一个中年饭店供货商，安排从不识字、拥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吉妲（Geeta）那里收购棚屋时，也预期自己能抽取佣金。证明这位商人是资深贫民窟居民的伪造文件，制作得相当精美。随后，吉妲改变了主意，开始大声嚷嚷。

她在贫民窟巷弄间大喊大叫：阿莎骗了她！她的孩子们将要流落街头！吉妲拒绝离开她的屋子，尝试向警方申诉。阿莎当然把警方那边的问题压了下来，但商人却派来一伙醉汉，加快吉妲搬家——一切就发生在一个周日下午，整个安纳瓦迪居民都当场目睹。

阿莎派儿子拉坞去监督，同时，这些人揪住吉妲的头发，把娇小且不断挣扎的她拖到路上，把她的家当扔进污水湖、骂她贱货，还把煤油倒在她最后的一袋米上。吉妲的小孩一边抽泣，一边蹲下去，把毁坏的米粒一颗颗捡起来。

这糟糕的画面有损于一个贫民窟主的声望，尤其暴力在巷弄间发生时，阿莎还被人看见她板着脸孔坐在家中。从那个周日之后，左邻右舍的窃窃私语就紧紧跟随着她。

“她的贪婪让她和畜生没有两样。”一个尼泊尔妇女把手放在嘴边小声说道。

“她一直很狡猾，可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为了钱，任何人她都敢伤害。”一个坦米尔妇女说道。

“她最后很可能赚一万卢比。”婕若妮萨说道。这句话传回阿莎耳里时是最伤人。一万卢比可是一大笔钱，足以弥补她受损的名誉；然而相反地，商人耍了她，没给她半点佣金。这次经历叫人沮丧，因此，当另一个贪污的权威人士找上门来，保证她的努力将获得应得的酬劳时，她心存怀疑。

“你以为自己想活得更长的时候，生命已接近尾声。”她坚守这个悲观立场，直到她看见自己就要活得更长的那一天，也就是银行兑现政府支票那一天。

让她家的未来过得更好，不是她自己的主意，而是马哈拉施特拉教育部行政官宾佬·盖瓦（Bhimrao Gaikwad）提出的主意。他的职责，是在孟买执行一项雄心勃勃的中央政府方案，靠外援支撑，称为“全民普及教育计划”（Sarva Shiksha Abhiyan），其目标是让初等教育普及化，让上千万的童工、女孩、身障儿童首次就学。

盖瓦在报纸采访中提及，他寻找未受教育的孩子，希望提供能使他们走出贫困的教育；而他较不为人知的野心则是，把联邦资金转到自己身上。他与孟买各地的小区开发官员共同合作，找到挂名负责人，以教育儿童的名义，取得政府资金。而后，他和他的合伙人再进行分赃。

接下来，阿莎希望盖瓦是由于她的聪明才智甚至她的长相，才找上她。不过，他对她的兴趣是基于一个现实的理由：她拥有一个非营利组织。二○○三年，另一个男人为她成立这个非营利组织，承诺签署一份市容环境卫生合约，却未能实现。

“这个组织是否经过正当的登记？”盖瓦想知道。

“是的，正正当当。”于是，她被选为他的助手，在中央政府为改善儿童生活所做的重大计划中进行诈骗。

政府官员备好文件，证明她的非营利组织多年来为贫困儿童开办了二十四所幼儿园，政府将为这些谎言付给她四十七万卢比，相当于一万多美元；加上她所谓为前童工开办的九所过渡学校，更多的钱将在年底随之而来。从这笔意外之财当中，阿莎将把支票开给盖瓦提供的一长串名字——理论上，这些人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助理，但这些人是谁与她何干？她的职责，就是把现金两万卢比亲手交给宾佬·盖瓦，外加把五千卢比付给帮忙准备合约的小区开发官员。

第一年，扣掉这些报酬后，阿莎赚不了什么大钱。不过，盖瓦向她保证，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钱。

当第一笔四十二万九千卢比的政府资金，出现在非营利组织死气沉沉的银行账户时，出了点小问题。即将分发的支票，需要一个联名签署人，然而，阿莎多年前任命为非营利组织秘书的邻居，感到紧张不安。“我们是不是就要变得有钱了？”女人问道，而后噙着眼泪说，“万一被逮到怎么办？”她拒绝签署支票，阿莎于是解雇她，任命一个比较顺从的秘书。支票分发出去，政府官员拿到了他们的现金。

阿莎非常高兴，也证实了她多年来在这个日理万机但利润微薄的事业中，逐渐产生的怀疑。在市场庞大但遭到垄断的上流城市取得成功，比每天在贫民窟勉强度日所需的努力和才智来得少；最重要的除了运气之外，还必须维持两种信念：你的所作所为，从整体来看不见得全错，以及你不见得会被逮着。

“这当然是贪腐，”阿莎告诉毕恭毕敬的非营利组织新秘书，“但贪腐的人难道是我？既然是大人物处理一切文书，说这么做是对的，那怎么能说我做得不对？”

新秘书对阿莎的分析点头同意，不过，自从她共同签署支票后，她的嘴稍微封紧了些。她哪能去争辩什么？阿莎就像她的母亲一样。

“如今，你完成学业后，没必要去找真正的工作，”阿莎把他们假装开办的学校企业告诉了曼竹，“将来这就由你接手。反正我也得把你的名字登记为负责人，毕竟这些学校该由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管理。”

曼竹虽为这份遗赠发愁，却不打算拒绝不久之后送到家里的二手计算机。米娜激烈地抵制身为女儿的责任，她则不然。阿莎还提供了拨接上网，拉坞用它来注册脸书，尽管他对社交网络的兴趣，在他的本田机车送达时随之消退。

曼竹喜爱她的计算机，她在贫民窟家教学校教过的孩子们也是。他们经常跑进来争睹它的光采。孩子们依然叫她“老师”，满怀期待地看着她，不愿意相信他们的教育已经结束。然而，阿莎和曼竹假装管理的学校，也使她们不再需要来自真实学校的收入。

曼竹近来默记《浮士德博士的悲剧》（Dr.Faustus）的情节摘要，它叙述一个想成为圣人的人，发现他不当获得的美好生活即将结束。尽管书中写的基督徒地狱，是她不太能想象得出的东西，但她仍然觉得惩罚即将降临。

一个寂静的傍晚，在她的大学毕业日之前不久，她从键盘上抬起头来，惊恐万分。门口有两个，不，五个阉人！这几个阉人，和在污水湖边的庙里令她着迷的那位优雅漂亮的阉人，一点都不像。这些人有毛茸茸的手和胡须，他们经常到走运的人家门前投下诅咒，扭转他们的好运。

她吓得浑身颤抖，让几个阉人感到很抱歉。他们其实是为了其他事而来。阿莎是他们所认识最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希望她能帮助他们登记为选民，在一周后的大选中参加投票。像大部分的安纳瓦迪居民一样，在这个政治终于成为公开领域的兴奋时刻，他们也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议会选举将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近五亿人将排队选出德里的代表，再由这些代表选出总理。代表安纳瓦迪居民的议员几乎毫无疑问，是现任国大党人普丽亚·督特（Priya Dutt），这位和蔼谦逊的妇女，象征了印度选民对电影人和背景传承的偏好。她的父母是宝莱坞超级巨星，而她父亲在她之前也曾在议会里占有一席之地。

前一周，国大党的卡车停在安纳瓦迪外围，工作人员卸下八叠下水道水泥井盖。民众群聚在路上，对这个选前礼物感到非常兴奋。多亏普丽亚·督特的政党，贫民窟巷弄不再有露天下水道。

过了几天，国大党的工作人员搭卡车回来了。他们不是来安装下水道井盖，而是收回去：因为一个规模较大的贫民窟需要井盖，而这个道具可能对为数更多的选民造成影响。看着卡车离去，年纪较长的安纳瓦迪居民哈哈大笑。这场鼓噪是颇新鲜的经历。

那些阉人是坦米尔纳督的移民，他们虽然看不出政党之间有何不同，却仍然渴望投票。他们的问题是，选区官员有时不会处理移民和备受争议的少数族裔递交出去的登记表。阿莎和她丈夫的选民证和身份证号，能让他们在两个不同的选区各投两票，而安纳瓦迪许多非马哈拉施特拉邦民却尚未获得他们该有的一票。婕若妮萨和卡拉姆·胡赛因花了七年时间，尝试登记为选民，却仍未成功，是当地长时间没有选举权的纪录保持者。

对于受到排挤的安纳瓦迪居民来说，政治参与之所以珍贵，并非由于这是争取社会平等的有力工具，关键在于投下一票的行动。这些贫民窟居民，由于他们居住的地方、在当地从事的工作而受到轻蔑，唯有此时，才能和所有印度公民处于平等地位。如果他们能列入投票名单，便是合法邦民。

身高最高的阉人朝阿莎鞠躬，然后蹲在她脚边。“老师，”阉人说，“一年前我们去办公室登记，可我们还没领到投票卡。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可就此没了下文。选举近在眼前，你能不能把我们的表单交给合适的人，请他们给我们一票？”

阿莎拿起一面小镜子。

阉人咳了一下：“您能不能帮帮忙，老师？”

曼竹皱起眉头。她的母亲表现得好像阉人根本不存在。阿莎拿起一罐滋润面霜，慢慢涂在自己脸上。她把滑石粉倒进手掌，按摩在脸颊上。她正准备去其他地方。

“什么！化妆？”一个阉人轻声对另一个说道，但声音太大了些。不过，阿莎似乎已经前往其他地方并未听见。

阿莎已经不当贫民窟主了。她从此远离政治，远离没有选举权的阉人，和安纳瓦迪所有居民一样，“远离所有让我跑这跑那的芝麻小事”。胡赛因家人是否坐牢，贫民窟的整条巷子的居民是否死于肺结核，法蒂玛的鬼魂是否已厌倦游荡，于是亲自打扫起亟须打扫的厕所……这些她都不感兴趣。目前，阿莎或许仍需住在贫民窟，可她此时已经是上流城市的一员：一个慈善机构的董事，这个公益组织不仅有市商证号，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海外捐助人。在这虚拟的国度中，她是个受人尊敬、而现在约会就要迟到的女子。

“约在加油站，”男人在电话里说，“穿我喜欢的那件粉红色家居服。”

阿莎面带笑容，在蕾丝帘子后，用一袭品味高雅、印有黑白花纹的丝质纱丽裹住身子。这是她“自己”喜欢的装扮。她自身的成就。

“很好看，”曼竹打量过后说，“比那件粉红色更好。”

“哦，好看极了。”一个阉人绷着脸表示同意，同时，焕然一新的阿莎步向了黑夜。

18 换一种方式生活

五月中，选举结果出炉。主张改革的精英阶层终究未去投票。现任议员大多赢得连任，让总理再度上任，投票前承诺的彻底政治改革，被悄悄地束之高阁。数星期后，机场当局的推土机开始在安纳瓦迪外围横跨而过。

“永恒美丽”的墙塌了下来，两天内，给贫民窟带来登革热和疟疾的污水湖被填平，整平的辽阔地域准备用作新的开发。贫民窟居民彼此安慰着：“还轮不到我们，现在只拆边缘地带。”机场贫民窟的铲除工作，将在数年内分期进行，因此仍然有很多时间让居民们联合起来，确保收购棚屋的商人政客不是整建计划的唯一受益人。

同时，安纳瓦迪外围地区的整平工程，给了孩子们一点事做。鲜黄色的推土机搅动地面时，他们站在过去是污水湖的地方，全神贯注。推土机挖出早期城市的可回收遗迹：一只本是白色的绒面便鞋、生锈的螺丝钉，其他塑料和金属碎片，全是可供出售的日用品。

一个周六下午，胡赛因家的小小孩们和法蒂玛的女儿一起晃了出来，和其他的儿童拾荒者待在工地边缘。孩子们的眼睛盯着推土铲，一边讨论新垦地上将盖起什么建筑。

“学校。”有人说道。

“不是，我听说是医院。”

“婴儿出生的医院。”

“才不是，傻瓜。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机场。所以应该是出租车招呼站。飞机也会飞到这里。”

“这块地太小，停不下飞机。他们要为我们盖个专门玩板球的地方。”

法蒂玛的小女儿紧张起来。地上一道新的裂缝边缘，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她朝一辆推土机冲了过去，钻到一个正在放低的铲斗底下。

“别过去！”一个路过的女人喊道。小女孩蹲伏在地，及时跳了回来，差点被重重砸到。推土机过去后，她又蹲下来继续挖。那是一件完整、真实的东西——一口沉重的钢锅！她一把抓住，笑容满面地奔回安纳瓦迪，她光着脚丫子跑，踢起滚滚沙土。

这口旧锅子至少值十五卢比，广场上的两个女人看到锅子，笑了起来。现在至少有一个安纳瓦迪居民，从进步和现代化中获利。法蒂玛的女儿把她的宝物高高举起，展示给所有羡慕的伙伴们看。

数星期后，孩子们看到一个令人兴奋的人物：带着长镜头相机的记者。突然间，安纳瓦迪上了新闻节目。

最直接的原因，是一个尽管非法但充满喜庆氛围的六月传统：一个周日下午，在光彩夺目的“西方高速公路”上，举办的一场马拉车竞赛。有人押小笔赌注，人们站在公路两旁观看。

被罢黜的贫民窟主——斑马主人罗勃，让他的两匹马参赛，马套在一辆维护不佳、刚粉刷成蓝红相间的马车上。赛程后半部分，漂亮的马车来到一座高架桥顶时，其中一个轮子滚了出去。马车冲出公路，马具断裂，紧张不安的马冲下桥去。一名新闻摄影师正好在场，便拍下它们掉落底下马路的凄惨画面。于是众人发起一场运动，寻找并惩罚疏忽的马主，但罗勃已逃离现场，只留下一个假住址。

民愤激起，报纸头条成倍增加。“追踪死马：独家调查。”“马儿死后数分钟内，警察即获悉此事；直到现在仍未定罪！”“独家！痛苦死去前，马儿家住何处？”

有一天，苏尼尔、穆西和几个孩子，看着“动植物福利协会”（Plant&Animals Welfare Society）活动人士，带媒体和孟买“动物福利联盟”（Animal Welfare League）的代表过来，突击检查罗勃的马棚。数匹马被断定为营养不良。彩绘的斑马身上，被发现有伤口和溃疮。“动物福利联盟”把最需要治疗的马，秘密带往一家治疗马场。

“马儿获救！”是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而后，坚持不懈的活动人士，把焦点转向起诉罗勃。萨哈警察局的警察，曾与这位前贫民窟主建立了长久互惠的关系，因此拒绝提出虐待动物的控诉（报纸标题：罪犯逍遥法外！）。于是动物保护团体将照片证据呈上孟买警务处处长。最后，前贫民窟主和他的妻子，根据反虐待动物法，因未能提供他们监管的四足动物充分的食物、水和住所，而被起诉。

正义势力终于来到安纳瓦迪，受益人却是几匹马，这令苏尼尔和街童们感到困惑。

他们心里想的，不是卡鲁和桑杰未经调查的死因。安纳瓦迪的男孩们，大致已接受了这个基本的事实：在现代化、日益繁荣的城市里，他们令人难堪的生活最好局限在小小的空间内，他们的死根本无关紧要。男孩们只是对这场喧闹百思不解，因为他们一直认为，罗勃的马是贫民窟里最幸运、受到最悉心照顾的动物。

运动人士为数不多，然而他们的同心协力，让人对他们的愤怒留下印象。在安纳瓦迪，每个人都有期待伸张的冤屈：如今已煎熬三个月的缺水问题；在选举事务处被撤销的选民申请；拿了工人的钱即逃之夭夭的承包商。许多居民对警察感到气愤，阿布杜就是其中之一。关于炸毁萨哈警察局的周详幻想，已成为他夜里的私密安慰。

然而，贫民窟居民极少群起发怒，甚至对机场当局亦是如此。

相反地，无能为力的个人会由于自己的匮乏，而责怪无能为力的其他人。有时，他们试图摧毁彼此；有时，像法蒂玛一样，他们在过程中摧毁自己。运气好的话，比如阿莎，为了改善自身命运，他们会蚕食其他穷人的生活机会。

展现在孟买的事情，也展现在其他地方。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微小的期望和不满，使人对共同的困境感到麻痹。穷人并未团结起来，反而为临时性的微薄收益而彼此激烈竞争。在整体社会结构中，这种城市底层民众的争斗，仅掀起微弱的涟漪。有钱人的大门偶尔会咯咯作响，却仍未被打破。政客们提拔中产阶级，穷人则干掉彼此。不平等的世界级大都市，继续和平地迈向前去。

六月开始降雨时，接手喀卡珊和她父亲审判案的新法官，开始传唤证人。这位法官第岚（C.K.Dhiran），有一双瘦骨嶙峋的手，眼镜后面一双惺忪的睡眼，他审阅案子的速度甚至比第一个法官更快。他走向位居顶楼的法庭，喀卡珊转头看一小扇窗，越过一片潮湿的瓦面屋顶，她能分辨出安拉伯海。

试图猜测法官的想法，有什么意义？由于黄疸和紧张，她的身体还很虚弱。几个星期过去了，试图了解证人到底说了什么，或者预测她和父亲会不会坐牢，似乎毫无意义。她的母亲非常担忧，常常做可怕的梦，还养成一个新的习惯，会在睡梦中跑过广场。喀卡珊只是和其他被告坐在板凳上，低声祷告，直到能自行和家人会合，一同思索赚钱的新方法。根据穆西的说法，他们现已“沦落到只能糊口”。

他们已经放弃在萨基纳卡重新经营垃圾生意的想法，因为棚子的租金比阿布杜的每月收入更多。现在，阿布杜每天驾驶破嘟嘟车，去一个个贫民窟寻找工作机会，将其他人的垃圾运送给回收商。穆西除了在安纳瓦迪，趁警察不在附近时偷偷摸摸交易垃圾之外，还找临时工作挣钱。他们的小弟阿塔尔决定辍学，买了证明他符合工作年龄的伪造文件，在马路上撬石头。阿塔尔说他不介意辍学帮家里忙，喀卡珊却非常在意。

七月的最后一天，检察官和辩护人做结案陈词。法官仿佛是第一次看到喀卡珊，并拿她的蒙面罩袍开玩笑：“我们能肯定这是被告吗？有可能是另一个人。这样穿，谁认得出她啊！”等到法官笑完，律师讲完他们对法官用英语说的话后，法官告诉喀卡珊和她父亲，一个半小时之后回来听判决。

他们离开法庭时，法官正在说：“现在我只等加薪生效，那我就该退休了。马哈拉施特拉这个邦器量真小，只有这里才跟法官要收据和账单。在安得拉邦和古吉拉特邦，法官不只领薪水，还外加车马费，而且不需要出具账单……”

法庭外，一辆垃圾车辗过一条狗。狗吠了一声即一命呜呼，喀卡珊和她父亲决定，法庭食堂是较佳的等候地点。喀卡珊坐在地板上，盯着她的鞋子看，新的塑料鞋弄痛了她的脚。她走回法庭时打着赤脚，一拐一拐的。

“你从事什么工作？”

在证人席上，喀卡珊回答法官向她提问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家管。”她说道。她不打算告诉他关于她离开丈夫，以及在他手机上看见第三者照片的事。

“你做哪一行？”法官对双手合十以避免颤抖的卡拉姆问道。

“阁下，我处理塑料。”卡拉姆答道，他认为这比“处理空水瓶和塑料袋”好听。

“咳，因为你的关系，”法官说，“一个女人的生命就此了结了。”

“不，沙巴！”卡拉姆叫了起来，“是她自己那样做的！”

法官不再说什么，而后，朝橘色条形码的头发喷得硬挺的检察官看过去。

“那我们如何处置这些人？我该判他们两年或三年？”

喀卡珊愣住了。随后，法官露出笑容，举起双手。

“让他们走吧。”他对律师说道。他宣布胡赛因家无罪，一切都结束了。

法官的结论很简洁：“没有记录证明，被告以任何方式唆使死者自杀。因而，控方无法超越合理怀疑，认定被告有罪。”

“现在马上离开。法官有其他案件审理，需要清空证人席，”但喀卡珊和她父亲站在上面一动不动。“你们可以走了。”辩护律师斩钉截铁地说了第二次，喀卡珊和她父亲才火速离去。

如今只剩下阿布杜在少年法庭的审判，将对他的名誉做出裁定。二○○九年九月，少年法庭的书记员说：“可能在下个月。”十月份的说法是：“可能再过三个月。”阿布杜在东日不断地碰到的一名萨哈警察，至少说法前后一致：“承认你对‘独腿婆子’做了那些事，每件事都有办法解决！你不认罪的话，你的案子就没完没了，你如果认罪，他们今天就放你走。”

二○○九年将近尾声时，婕若妮萨采取特殊方式，以加快阿布杜的审判和平反。她去造访雷伊道（ReayRoad）上的一位苏非神秘家，他专门改善前途、纾解紧张、驱除诅咒、安抚鬼魂——后者是吸引婕若妮萨的部分原因，她认为阿布杜的审判之所以延滞不前，是因为法蒂玛的鬼魂在背后作祟。神秘家把一条红线绑在婕若妮萨的手腕上，让她到其他信徒正在随鼓声旋转吟诵的中庭，把另一条红线绑在一棵树上。现在，鬼魂将变得比较友好，神秘家做出这样的保证，并且接过了钱。不过，婕若妮萨认为，每周五到清真寺，以阿布杜的名义连续祈愿七个星期，倒是没有害处。

到二○一○年，婕若妮萨的努力仍无结果，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政府特别执行官再度出现，表示钱比祷告更能加速开庭。婕若妮萨则以她所创造的最讲究的诅咒，犒赏她的建议。

到二○一○年年底，她和阿布杜的结论是，他在有罪和无罪之间的悬浮状态，将永久持续下去。

阿布杜每回去东日，仍在寻找他的师父。他想告诉师父，在他作为孩童的最后几年，他曾试图做个高尚的人，然而，现在他相当肯定自己已经是成年男人，无法再继续坚持下去。一个男人要是够明智的话，并不会在善与恶、真与假、正义与另一个东西之间，做清楚的区别。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不让我内心的冰融化，”他这么说，“可现在，我就像其他人一样，渐渐变成了脏水。我告诉真主安拉，我非常非常爱它。不过，我也告诉它，由于世界的运作方式，我没办法成为更好的人。”

随着三兄弟一起工作赚钱，胡赛因家慢慢好转起来，安纳瓦迪被拆除时，他们相信自己或许能取得其中一间八坪左右的整建公寓，给一家十一口人居住，远离机场和机场的垃圾，却比流落街头好得多。阿布杜只有在回想起二○○八年初，他的生意蒸蒸日上，已支付市郊一小块地的头期款时，才变得闷闷不乐。现在瓦塞那块地已经卖给另一户人家，胡赛因家的订金也被没收。

阿布杜的父亲养成一个恼人的习惯，他谈论未来的口吻，就好像在谈公交车似的：“它从旁边过去，你以为就要错过，可接着你说，等等，或许我不会错过，我只是必须比从前跑得更快。只不过现在，我们大家身心俱疲，能跑多快？你必须尝试追上去，即使知道追不上，即使最好让它走掉——”

阿布杜不想感染这种颓丧情绪。幸亏，他有拖运工作要做。每天清晨，他开始谦卑地到各大工业区贫民窟的棚子找监管员：“有没有东西要运送给回收商？”他熟知城里的背街僻巷，因为像他这种嘟嘟车，禁止在孟买平坦崭新的干道上行驶。

有些日子，他找工作所花的汽油钱，比他的佣金收入还多，但也有情况好的时候，在路上的努力，使他的小小卡车满载垃圾。为了钱，他无处不去，距离安纳瓦迪越远越好。他越过邦界，到古吉拉特邦的瓦皮（Vapi）。他去卡延（Kalyan），也去过塔那（Thane）。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孟买。

晚间，行驶在他的路线上时，他有时会想象不再回到贫民窟的家，那里如今被他看作是另一种监牢。他想象自己勇往直前，消失在某个遥远、或许更好的未知当中。然而，城市终究拉回他的理智：公交车和休旅车朝他高速驶来，然后急转弯；孩子们心不在焉地从路边跨入车道，就像法蒂玛的女儿经常做的那样，仿佛无视他们的生命价值。

“开车时出个差错，就能让我完蛋，”阿布杜无奈地重返家中时，便向他母亲发牢骚，“在外面让人特别紧张，你的脑子不能胡思乱想，每一秒都得提高警觉。”

事实上，在午夜的大道上穿梭，使他觉得自己充满力量，他眯着眼睛，盯住路上那些小小的目标。在这辽阔、闪烁的城市，他如果掌握不了任何东西，起码还能掌握数公尺黏嗒嗒的路。

一天清晨，阿布杜坐在游乐场旁边的黑色垃圾袋上，思索又一次白费工夫的东日之旅，以及当天傍晚“有没有东西需要搬运？”的例行公事时，苏尼尔在他身旁的垃圾袋上窝了下来。阿布杜开车干活，因此他们已有好一阵子未见到对方。苏尼尔凑了过去，就像一个几乎是朋友的人那样。

“借我两卢比买东西吃？”

阿布杜猛然后退：“恶心！没刷牙还这么靠近我讲话！真可怕，还有你的脸，去洗洗脸吧！光看着你，就让我害怕。”

“好，好，我会啦，”苏尼尔笑着说，“刚起床嘛。”

“现在起床对小偷来说还太早。”

“我不再当小偷了。”

因为垃圾价格开始回升，警察的痛殴日渐加剧，而且机场保安员会剥光他的衣服、剃光他的头发，因此苏尼尔决定回去拾荒。事实上，拾荒这个决定，正是他和阿布杜坐在路边一个垃圾袋上的原因。经营游乐场的坦米尔人对于失去苏尼尔的赃物感到生气，不让他再坐在那里。

眨眼男孩索努几乎已经原谅苏尼尔成为小偷的事，却不能原谅他天亮后才起床。苏尼尔想再次和索努连手干活，正在努力设法早起。他还制订了一个准则：在从事让社会唾弃的工作时，不去憎恨自己。吸Eraz-Ex虽然有效，但苏尼尔发现其功效却持续不久。

“我从前经常在想，怎么让我的生活过得更好、更不错，可什么也没更好，”苏尼尔说，“所以我现在想换个方式。不去想怎么让任何事更好，就让脑子停下来吧，谁知道会怎样？或许好事就会发生。”

阿布杜拍他一记：“听你说话，让我脑袋发昏。”坐在一个仍有自己想法的人身边，让他觉得自己老了。贫民窟被拆除后，他们很可能再也见不到彼此。苏尼尔想在城郊，某个有树有花的地方，展开他的生活；阿布杜却认为，苏尼尔最终更有可能露宿街头。安纳瓦迪最后的这些日子，可能是苏尼尔所能度过的最美好的岁月。

一片绿油油的大叶子吹过马路，落在阿布杜脚边。空气中的脏污没有染黑它，他伸手拾起，从口袋中取出生锈的刮胡刀片，把叶子切成细小的碎片，然后朝掌中吹气。绿色屑屑掉在苏尼尔的眉毛、睫毛，和他大致剃光了的头上。

“那现在怎样？”过一会儿，苏尼尔问道。

“现在怎样？去洗洗你的嘴，干活去！你已经迟到了。这个时间，还有什么东西留在地上？”

“好吧，再见啦。”苏尼尔说道，跳起身来，拍掉叶子碎屑，撒腿跑开了。阿布杜看着他离开，心想：“这古怪正直的小家伙。”他祝这孩子好运，半小时后，苏尼尔将在米提河上方的狭窄岩架上碰上好运。

不久，当新机场履行其首要职责，成为通往二十一世纪世界重要大城之一的门户时，在岩架上留下垃圾的出租车司机们，将被赶往他处。但在此时此刻，十一个罐子、七个空水瓶和一叠铝箔纸，停留在水泥长条板上，等候第一个发现的孩子，勇敢地将其据为己有。

后记

十年前，我爱上一个印度男人，多了一个新的祖国。他叮嘱我不要从外表判断它。

认识先生时，我已在美国做了多年的贫困小区报道工作，思忖在全球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如何才能脱离贫困。当我来到印度，这一日益富足强盛、却依然占据全球三分之一贫穷人口、四分之一饥饿人口的国家时，类似的问题依然存在。

对于印度贫困状况的辛酸照片，我很快变得不耐烦：骨瘦如柴、眼睛有苍蝇的孩子们，以及走进贫民窟五分钟内，一眼即可看到的其他悲惨画面。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探索路线，需花更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对多数贫困儿童的父母而言亦然。我要探索的是，在这个社会，什么是机会的基础结构？市场和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让哪些可能性如虎添翼，又让哪些可能性付诸流水？要透过什么方式，才可以让骨瘦如柴的孩子富裕一些？

另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关于极端和并列的不平等——这是许多现代都市的现实特征（调查居民贫富差距的学者认为，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不平等程度，几乎像内罗毕和圣地亚哥一样）。有些人认为，这种贫富并列属于道德问题。我诧异的是，为何不是现实问题？毕竟，在世界上如孟买各大城市，穷人往往比富人更多。为什么贫民窟和豪华酒店紧紧挨在一起的机场大道这些地方，和造反游戏“越南大战三”并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不平等的社会起来造反？

我想阅读这样的书可以回答我的一些问题，因为我觉得自己写不成这种书，毕竟我不是印度人，不懂当地语言，也不曾在其背景下生活一辈子。在多年糟糕的健康状况后，我也怀疑自己能否应付雨季和贫民窟的恶劣条件。在我独自待在华盛顿特区家中的一个漫漫长夜，我下定决心尝试一下。当时我被一本大字典绊了一跤，倒在洒了一地的健怡苏打当中，肺部穿孔，断了三根肋骨，无法爬到电话边。在那几个钟头当中，我明白既然自己不适合与一本大字典和平共处，我倒不如尝试寻求另一个领域的兴趣——这一领域超出我所谓的专长，失败概率或许很大，却可能有更具意义的互动。

我一直觉得有关印度的非小说作品严重不足，无法深度地描述低收入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如何应付全球市场时代。我读过许多人在印度软件业中改造自己并取得成功的报道，有时会略去其早期拥有种姓、家庭、财富和私人教育等特权的记述。我读过道德崇高的贫民窟居民，困在单调悲惨的地方，直到救星飞驰而来，拯救他们。我读过帮派和毒枭的故事，他们滔滔不绝的措词，连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也会羡慕。

我在印度认识的贫民窟居民，既不神秘也不可悲。他们绝对不消极，在全国各地肯定欠缺救星的小区，他们往往巧妙地随机应变，去追求二十一世纪崭新的经济机会。官方统计稍微透露了这些家庭的处境。然而在印度，就像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关于穷人的统计数据，有时与生活体验存在着微妙关系。

在我看来，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就必须提出为穷困百姓提供正义和机会的问题。对这些人越是了解，提问的冲动就越强烈。虽然我认为不能以偏概全，我却认为，在印度崛起之际，用几年时间追踪一个平凡的贫民窟，看看谁成功、谁失败，并了解原因，或许是最佳的方式。我的确不是印度人，因此，我以我在美国的陌生环境所采用的相同方式，通过投入时间与关注、取得的文件材料，以及反复核对过的人物陈述，来弥补我受到的局限。

本书前面所记述的都是真实事件，人名也都是真名。从二○○七年十一月踏入安纳瓦迪，认识阿莎和曼竹那天，直到二○一一年三月完成报道，我用书面笔记、录像、录音带和照片，记录居民的经历。贫民窟里的几个孩子熟悉我的掌上型摄影机之后，也参与了记录。曼竹从前的学生德昀·噶当（Devo Kadam），是个特别热情的记录者。

我还采用了三千多份公共档案，其中许多是根据印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信息权利法案》（Right to Information Act），向政府机构请愿多年后取得的记录。来自孟买警方、公共卫生局、邦与中央教育当局、选务处、市政局、公立医院、太平间和法院等机构等官方文件，有两方面至关重要：这些文件详尽验证了本书当中的诸多方面，并揭露政府有多么贪腐和冷漠，将贫穷老百姓的经历从公共档案中删除。

我在本书前面叙述人物的想法，都是他们直接传达给我和我的翻译们，或在我们面前传达给其他人。当我事后试图掌握某人在某特定时刻的想法，或当我为了了解某人的复杂观点而必须多次采访时（这是常见的情况），我便采用释义的方式。比如说，阿布杜和苏尼尔先前很少提及他们的生活和感受，甚至对他们自己的家人也是。我在反复（他们会说是无止尽）的对话以及查证事实的采访中，往往是在他们干活时不断询问他们，才逐渐了解了他们的想法。

尽管我尽量避免过度诠释，然而，把焦点摆在口齿清晰、或许能提供更多精采叙述的少数几个安纳瓦迪居民身上，让人觉得更有歪曲事实的危险。在工作过劳的人当中，许多人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默默处理垃圾中度过，日常语言对他们来说往往与交易相关，因此不能实时传达出在近四年间，强力浮现出来的深刻、独特的智慧。

当我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倾听或观察时，我不想欺骗自己，个人的故事即是他们的论点。我只相信，当我们对平凡的生活了解更多时，才可能建立更好的论点，甚至更好的对策。

为了比较，我也待过其他贫民窟，之所以选择聚焦于安纳瓦迪，原因有二：随着财富从四面八方侵入，此地充满无限的可能，同时由于规模小，能让人挨家挨户进行家庭调查，这是流浪式社会学（vagrant-sociology）的方式。这些调查帮助我开始区分独立的事件和广泛关注的问题，比方说安纳瓦迪的移民和跨性别者没有选举权的问题。

我的报道并不美好，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在安纳瓦迪居民看来，我是个荒谬可笑的家伙，会在录像时掉入污水湖，或和警方发生冲突。不过，居民有比我的出现更迫在眉睫的其他问题。一两个月的好奇过后，他们在我记录他们的生活时，或多或少都会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聪颖宽厚的冉娜德（Mrinmayee Ranade）帮助我度过这个过渡期。在此次研究计划的前半年，她担任我的翻译，她深邃的智慧、细心的耳朵和温暖的参与，让我逐渐了解了安纳瓦迪的居民，也让他们了解了我。大学生米诗拉（Kavita Mishra）在二○○八年也是我得力的翻译。该年四月起，就读孟买大学社会学系的特里帕蒂（Unnati Tripathi）参与这项计划，担任翻译。对于一个西方人书写贫民窟居民，她抱持怀疑态度，然而，她对安纳瓦迪居民的眷恋，显然比她的保留态度更强烈。她很快成为共同研究员和评论问话人；她的见解散见本书各处。三年间，我们共同思考：白天待在安纳瓦迪鼠满为患的垃圾棚子，深夜和小偷在迷人的新机场展开探险，对于在一个不平等、全球化的世界中追求机遇，有什么贡献？或许有吧，我们坚定地下了结论。

我目睹本书所叙述的事件。有些事件，我在事发不久后立即采用访谈和文件进行报道。比方说，对法蒂玛·谢克自焚前几个小时及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所做的报道，来自于一百六十八人的重复访谈，以及警察局、公立医院、太平间和法庭提供的记录。

我在报道这则事件，以及其他许多真相极具争议的故事时，发现安纳瓦迪的孩子们是最可靠的目击者。对于长辈们对政治、经济和宗教的争议，他们大多无动于衷，也不在乎自己的说法听起来如何。比方说，法蒂玛的女儿，在最终导致母亲自焚的冲突发生时，一直都在现场，她们在让阿布杜·胡赛因免罪一事上，态度始终如一，随着时间，我也学会倚赖安纳瓦迪其他孩子们敏锐的眼睛和智能。

事发当时在现场，或事发后随即报道相当重要，因为随着时间流逝，有些贫民窟居民会因害怕触怒当局，而重新调整他们的说法（他们的恐惧不无道理：萨哈警察常会威胁跟我谈话的贫民窟居民）。另有一些安纳瓦迪居民为了心理安慰而改编他们的陈述：毕竟回忆比事发当时的经历拥有更多的控制权。沉溺在不愉快的回忆中，被认为不吉祥，而且起不了积极作用。阿布杜某天的抗议，道出他许多邻人的感觉：“凯瑟琳，你是糊涂了吗？我已经跟你讲过三次，你也记在你的计算机里了。我现在已经不去想了。我想继续不去想，所以，能不能请你别再问我了？”

不过，从二○○七年十一月到二○一一年三月，他和安纳瓦迪的其他居民极其努力地帮助我描绘他们的生活和困境。即使他们明白，我不仅可能书写他们的美德，也可能揭露他们的缺陷，即使他们明白自己可能不喜欢或不同意书中的每一件事，他们却依然这么做。

我相信，他们参与这项研究计划，并非出自私人感情。在我尚未去挑起不好的回忆时，他们还算喜欢我。我对他们，则超过还算喜欢的程度。不过，他们之所以容忍我，主要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关切在这快速变革、他们所热爱的国家当中的机会分配问题。例如，曼竹·瓦根卡坦率地谈论贪腐问题，希望有助于为其他的孩子建立更公平的体制，无论希望多么渺茫。若考虑到做出这些抉择的人，他们在社会经济上的弱势处境，便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勇敢。

安纳瓦迪的故事不能代表印度这样庞大多元的国家，也不能简单囊括二十一世纪世界的贫穷与机会状况。每一个小区虽然细节各异，却都举足轻重。尽管如此，安纳瓦迪和我曾待过的其他贫穷小区之间具备的共同点，依然令我震撼。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特别、工作短暂、竞争激烈的时代，希望并非幻想。极端的贫困逐渐缓解，尽管程度不均，成效却很显著。然而，当资金穿梭全球，固定工作的想法变得不合时宜之际，不可预知的日常生活总有办法磨平个人的展望。理想情况下，政府可以减缓不稳定；然而很多时候，弱势的政府却会让不稳定加剧，比起培养人的能力，它更擅于滋涨贪腐。

我发觉贪腐最受人忽视的结果，不是经济可能性的缩减，而是道德空间的缩减。我在报道中，不断对年轻人的道德想象感到震惊，即使是那些身处绝境，自私恐怕已成为一项资产的年轻人。孩子们没有力量单凭想象行事，等到他们长大成人时，或许已对一个在路边慢慢流血致死的拾荒者视若无睹；在一个烧伤的妇女扭成一团时转身离去；在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喝下老鼠药时简单耸耸肩。这是怎么回事？何以——借用阿布杜的比喻——决心当冰的孩子们，却变成了水？关于印度，有一个老套的说法：在这里，生命的损失与其他的国家相比，算不了什么，因为印度教相信轮回，而且这里的人口规模如此之大。在我的报道中，我发现年轻人对生命的损失感受深刻。对他人的苦难似乎无动于衷，这无关乎轮回，更无关乎生性残忍。我相信这与环境大有关系，环境使他们与生俱来的道德蒙上阴影。

在有些地方，政府的施政重点和市场需求，创造了一个如此变幻莫测的世界，使得帮助一个邻居，等于拿你的养家能力、有时甚至是你本身的自由来冒险，贫穷小区相互支持的观念于是被推翻。穷人为政府的选择和市场而责备彼此，我们这些不是穷人的人，也同样动辄严厉地指责穷人。

从安全距离外，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在贪腐当道的底层城市，疲惫的民众在贫乏的地带为了微薄的东西而互相竞争，在这些地方想当好人，是极为困难的事。让人惊奇的是，有些人的确是好人，许多人也尝试成为好人——所有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个人，每天都发现自己面临种种困境，就像阿布杜的遭遇一样，只是拿着一块石板，然后在七月的一天下午，他的生活就莫名地天崩地裂。如果屋子歪歪斜斜、摇摇欲坠，坐落在崎岖不平的土地上，有可能摆直任何东西吗？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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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我对安纳瓦迪的居民献上最深的感谢。我还要感谢以下各位及各单位所提供的支持与见解：Bharati Chaturvedi、Vijaya Chauhan、Benjamin Dreyer、Naresh Fernandes、Severina Fernandes、Mahendra Gamare、Shailesh Gandhi、Matthew Geczy、David Jackson、James John、Kumar Ketkar、Cressida Leyshon、麦克阿瑟基金会 （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Nandini Mehta、Sharmistha Mohanty、Sumit Mullick、Shobha Murthy、Kiran Nagarkar、Alka Bhagvaan Nikale、Brijesh Patel、Gautam Patel、Jeet Narayan Patel、Rajendra Prasad Patel、Anna Pitoniak、Vikram Raghavan、Lindsey Schwoeri、Mike and Mark Seifert、Altamas Shaikh、Gary Smith和柏林美国研究会（American Academy in Berlin）、Hilda Suarez、Arvind Subramanian、M. Jordan Tierney,以及Madhulika 和 Yogendra Yadav。

感谢Binky Urban和Kate Medina尽管没什么根据，仍然相信我做得到；感谢David Remnick致力于这份进展迟缓，也不见得能吸引广告商的工作；感谢David Finkel和Anne Hull在这项计划的每个阶段，持续担任顾问；感谢Unnati Tripathi的才智和勇气；感谢Mrinmayee Ranade的教导、乐观，以及她对普通女性家庭生活的洞察力；感谢Luca Giuliani、Joachim Nettelbeck、以及柏林学术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的人员提供庇护所，让我从报道中跳脱出来，写下本书的初稿；感谢Lorraine Adams、Jodie Allen、Evan Camfield、Elizabeth Dance、Ramachandra Guha、Anne Kornhauser、Molly McGrath、Amy Waldman，尤其是Dorothy Wickenden，经过他们明智而重要的批读，使本书变得更完善。

感谢我的家人，数年前，他们费心询问我如何公正地写出阿布杜及其邻居的生活，他们在编辑上和情感上引导我完成这项计划，包括我已故的父亲Clinton Boo，还有John和Nick Boo、Tom Boo和Heleen Welvaart、Catherine Tashjean、Asha Sarabhai、Kyla Wyatt Leonor、Mary Richardson、Matt Buhr-Vogl，他帮助我看出故事的关联；Jack Boo，最精明的十二岁编辑；两位Mary Boo —聪明严厉的姐姐以及母亲，她们仍是我最信赖的读者，也是我的灵感来源；还有Sunil Khilnani，我的爱人，带给我更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