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罪恶迷雾：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真相

海上鏖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海战

黑色太阳：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事

将星纵横：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将领

雷霆万钧：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空战

奴才媚相：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傀儡

怒海翻腾：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西洋战事

日落激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事

胜利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

世界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展开

血染尘埃：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陆战

保卫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

亚欧硝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英雄赞歌：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英雄

元帅韬略：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元帅

战场对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

正义密码：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秘事

暴徒血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枭雄

豺狼陷阱：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悍将

大漠决斗：第二次世界大战非洲战事

谍海幽灵：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间谍

帝国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

恶魔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元凶

风云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人物

目录

希特勒使用反间计

海德里希策划“斩首行动”

盖世太保制造杀人“毒箭”

图哈切夫斯基蒙冤被害

《慕尼黑协定》的出笼

德国纳粹党操纵苏台德骚乱

英法出卖他国利益避免冲突

苏德条约的幕后故事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波兰沦为大国博弈牺牲品

制造进攻波兰的口实

海德里希派人捣毁反纳粹电台

党卫队实施“希姆莱作战计划”

英国一反常态德军入侵波兰

四十万大军逃生揭秘

纳粹元首下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

英法联军宣而不战败退敦刻尔克

多种可能致使四十万人绝处逢生

“珍珠港事件”始末

山本五十六制造珍珠港惨剧

美国高层轻敌导致飞来横祸

美军纵容致使日本为所欲为

苏联插手使事件提前发生

法西斯造原子弹了吗

希特勒欲用精神意志征服世界

科学家不想让核武器用于战争

同盟国派出精锐部队捣乱破坏

日本的“2号研究”付之流水

德军迷途飞机的命运

德国战斗机误入中立国被迫降

纳粹怕泄密千方百计销毁飞机

希特勒的困兽之斗

盟军东西并进围困德国柏林

纳粹穷途末路实施蒙骗计划

日本投降前后的丑态

日本天皇发布投降停战诏书

“国家神风团”发动政变抵制

“护皇应变诏书”受到舆论谴责

美国保留日本天皇居心叵测

揭开蒙在裕仁身上的美丽画皮

受审战犯为何能逍遥法外

希特勒的未解之谜

希特勒自杀后葬身在哪里

两次刺杀希特勒是谁所为

隆美尔参与刺杀希特勒了吗

希特勒为何要毒死隆美尔

希姆莱背叛希特勒向盟军投降

战后为何没收回香港

日本投降后香港唾手可得

英美两国首脑拿香港做交易

蒋介石腰板不硬屈从强权

希特勒使用反间计

海德里希策划“斩首行动”

　　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撕毁了签署不到两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德国的军队分三路大军以闪电战突破苏军的防御，中路直逼莫斯科，北路直指列宁格勒，南路长驱直入乌克兰首府基辅。苏军一线164个师的部队损失过半，被俘50万人，斯大林震惊了。他一改往日刚愎自用的孤傲性格，在开战后第一次苏军最高统帅部会议上，愤怒而又沉痛地说道：“我们上当了，该死的德国人！”

　　而此时，在德国的一个高级将领会议上，希特勒欣喜若狂，对于这个红色苏联，这个令他恨之入骨的共产党政权，他已经耍了斯大林好几次了。

　　此时，针对苏联红军的溃退和不堪一击，再想想神秘的“斩首行动”，怎么能不让他高兴呢！希特勒没有想到的是，当年的“斩首行动”会收获如此之大，这真是出乎他的预料。面对眼前的高级将领，他得意地讥讽道：“他们早已没有好的统帅了！”在他的眼中，苏联似乎是唾手可得了。

　　1936年圣诞节前夕，阴霾笼罩着德国首都柏林。纳粹党卫队保安处长、盖世太保首领海德里希奉命来到希特勒的私人别墅。别墅中的会客厅宽大而装饰华丽，地面铺着厚厚的地毯，宾客们的皮背靠椅沿房间的两边排开。主人的座位前面是一张用桃心木制成的宽大写字台，这是希特勒为自己专门设计和布置的。

　　此刻，希特勒正双臂交叉在胸前，手托尖下巴，仿佛这间屋子根本没有别人。在他的身后，海德里希努力挺直着有些前倾的腰杆，端坐在距希特勒3米远的宾客座位上。

　　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密谈中，海德里希详细地向希特勒介绍了苏联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情况，以及他按照希特勒的授意精心策划的阴谋。

　　“元首，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搞垮布尔什维克政权！这项工作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已经着手进行了。”海德里希向希特勒建议。

　　“海德里希先生，你必须考虑清楚，是选莫斯科作为舞台，把图哈切夫斯基推出去作为牺牲品，还是在德国上演这出有趣的喜剧。”

　　希特勒对德国的前途和对统治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谈论，几乎是疯狂的、漫无边际的，但在谈到自己的近期目标时，常常吐露真言。

　　他毫不迟疑地宣称：“对苏联军队的‘斩首行动’必须立即付诸实施，一旦这个目的达到，我们就立即发起进攻，叫赤色苏联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但是，是把图哈切夫斯基出卖给斯大林，还是利用他推翻斯大林的统治，希特勒一直拿不定主意。海德里希始终坚持后者，他认为后者一旦实现，则既是一个副产品，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获。

　　因此他力陈利弊：“元首，我很清楚，完全理解您的思想，只有推翻斯大林，才是最根本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斩首行动’的最后结果。”

　　可是，希特勒不想冒这个险：“推翻斯大林，我看不会那么简单。”他若有所思地说，“困难是有的，不过，至少可以给他制造点麻烦。搞垮他，效果也是同样的。”

　　希特勒已经意识到，斯大林正在酝酿一场清洗，从基洛夫被害开始的大规模镇压浪潮，必然会波及苏联军队。事实上，不久前苏联驻英国的武官普特纳突然奉召回国，旋即被捕，已经给希特勒发出了一个信号。

　　普特纳作为武官，曾在柏林、伦敦和东京同外国军界人士有过广泛的接触，此人正是图哈切夫斯基属下的军事外交专家。

　　“你会干这种事吗？海德里希先生。在苏联的内讧中，德国应该站在斯大林一边！”希特勒说完，诡秘地笑了起来。

　　其实，希特勒之所以坚持把苏联军界作为这出戏的主角，还出于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某种恐慌心理。1935年，首批被授予苏联红军元帅之一的图哈切夫斯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经验为基础，预见未来战争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许多先进的现代作战观点和极其重要的理论。

　　更令希特勒恼怒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当前德国的军事计划》，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希特勒入侵的威胁，指出希特勒的野心不仅在于有反苏的锋芒，而且有旨在鲸吞整个西方的复仇计划。

　　不难想象，如果图哈切夫斯基的战略思想被苏联军方接受，将对希特勒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为此，希特勒忧心忡忡。

　　“元首，‘斩首行动’重在其首，而不在其身。难道就这样放过斯大林？”海德里希鼓足勇气发问，他还想继续为自己的诡计辩解。

　　“我相信你会干这种事的！我确信无疑！”希特勒按住海德里希的肩膀，用一种奇特的因兴奋而变得有些含糊的语调，开始谈论起他的个人打算，谈论起他怎样才能称霸欧洲，怎样统治世界。“这些，你不懂，是吗？”说话间，他仍旧激动不已，两只眼睛燃烧着贪婪、狂妄的炽烈火焰。

　　海德里希默默听着，一句话也不敢说。他已经十分确切地感觉到了，希特勒随着地位的上升，占有欲也在急剧膨胀，变得冷漠固执而不可接近。

　　但是，海德里希无可奈何，对希特勒必须言听计从，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元首，我以您最忠诚的党卫军军官的名誉向您保证，一切将按照您的意志进行！”

　　“好吧，我的将军，上帝与你同在！”

　　海德里希“啪”地一个立正，行了个标准的举臂礼，转身出了别墅。

　　海德里希不仅是嗜血成性的刽子手，更是一个制造阴谋的专家。这些天里，他绞尽脑汁，继续按照希特勒的旨意，精心编造着令人震惊的诡计。

　　为尽快实施这项阴谋，海德里希召见了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约克斯。在约克斯面前，海德里希沿着椭圆形的长长的会议桌边走边说道：“约克斯，你现在的任务，是到新阵地上去寻找敌人。我们的目标是赤色共党的军事首脑，元首管它叫‘斩首行动’。”

　　说到这，他的目光阴森森的，像刀刃露出冷冰冰的寒光，仿佛对一切都是残酷无情的。“党卫队要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一个人要胜过国防军的一个师、一个军。”

　　约克斯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党卫军上校，由于某种潜在的能力，他始终受到希姆莱、海德里希的赏识和重用，在工作上他和高级将领直接来往，而且任何一次的重大行动都少不了他的参与。为此，他在同行中趾高气扬，专横跋扈。

　　海德里希告诉约克斯说：“我们要制造一个假象，是要让苏联方面确信，在苏联高层有人组织了一个试图以暴力推翻斯大林的反对派，为首的反斯大林分子是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

　　“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约克斯一时没能理解上司的意图，并对从何处下手感到不解。

　　海德里希向约克斯和盘托出了希特勒的计划，之后说：“你别忘了，我们的国防军与苏联红军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时代，苏军将领与我们的将军们过从甚密。要是能把这个消息抛给斯大林，再制造出几份文件，增加点气氛，也许可以不战而一举摧毁苏军的指挥机构！你想过没有，苏联人一旦上钩，他们将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海德里希挺直身子，激情溢于言表，显得有些迫不及待，“我们得马上开始行动！”

　　“这谈何容易。”约克斯心里明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尽快把苏联元帅的资料搞到手，重要的是图哈切夫斯基的签名。”约克斯向海德里希要求。

　　“这不用你费神，你只要率领你的人竭尽全力地工作。这项工作我交给赫尔曼·贝伦茨。他随时听从你的调遣。”海德里希知道贝伦茨是个非常能干的家伙，也相信他的能力，因此轻松地说：“他会取得好的成绩。”海德里希再一次向约克斯面授机宜，当即决定在柏林布吕克街设立专门机构，由约克斯负责制造假文件。这些阴谋在4天之后悄悄地展开了。

盖世太保制造杀人“毒箭”

　　海德里希提到的德国和苏联曾经有过的亲密接触是指20年前的往事。

　　1922年4月，苏联、德国两国代表在意大利的热那亚近郊召开会议。当时，遵循列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外交策略，苏联代表以积极的姿态做出了一些让步。最后，双方签订了《拉巴洛协定》，互相放弃了对战费和战时损失的赔偿；德国撤回了对苏联因颁布国有化法令而遭成损失提出的有关赔偿要求；双方同意恢复两国邦交和采取最惠国待遇原则，以促进两国贸易。条约的缔结，突破了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联合阵线，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两国在军事领域也进行了秘密的交流与合作。

　　同年的4月24日，苏德签订了为期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立条例》，两国的军事合作随之有了进一步发展。德军获准在苏联境内建立武器生产部门，同时，苏联则利用德国军官的经验和军事领导知识训练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加快了军事工业的改造。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将领们对此由衷地感到高兴。

　　图哈切夫斯基作为红军的领导人之一，特别是1925年2月至1928年5月间，他担任红军总参谋长，与德军参谋总长冯·塞克特上将，以及后来的两位继任者都有过秘密的接触，这本是正常的，但现在，这些都成了阴谋家们利用的材料。

　　要想取得图哈切夫斯基的手迹以及有关材料，就必须得到国防军军事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支持，因为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苏军将领的信札原件全部封存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军事谍报局参谋本部的机密档案室里。

　　海德里希真不愿意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打交道，因为军事谍报局与自己的党卫队保安处隔阂很深，两人之间也积怨很久。但为了实现这次阴谋，他别无选择了，不得不亲自出马。

　　“局长大人，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您的帮助，我将非常荣幸。”海德里希满脸堆笑，极力克制着自己，并露出谄媚的目光。

　　卡纳里斯完全明白面前的这个人所耍弄的把戏，他太了解海德里希的为人了。他只是冷冷一笑：“老实说吧，你要图哈切夫斯基这些人的信件究竟干什么？”

　　海德里希也轻蔑地一笑：“我并无所图，将军，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国防军与苏联军队交往的历史。几天后我会原封不动地奉还给您！”

　　卡纳里斯没有马上回答，点上一支雪茄。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弄不好会牵连到自己头上。与海德里希多年交往的经验，使得他对此人始终防了一手，但是，拒绝他的要求，那也绝非上策。

　　卡纳里斯继续抽他的雪茄，连续猛抽几口，然后慢悠悠地转过身来，和颜悦色地说道：“海德里希先生，请你相信我，对于你的要求，确实有小小的麻烦。这部分档案被那帮蠢货错放到贮存化学药品仓库的地下室里去了，门上装的是定时锁，必须到年底才能开启。如果强行开启，只怕会引起化学药品爆炸，那样的话，地下室里的所有文件恐怕也全毁了。”

　　卡纳里斯边说边极力装做一副很惋惜又无能为力的样子。海德里希明知对方在胡编谎言，却又无法反驳，只得愤愤地离开军事谍报局。然而，又一个阴谋出现在他的脑子里。

　　一个深夜，德军最高统帅部军事谍报局一幢7层办公大楼的窗口突然闪出一道红光，几分钟后，大火蔓延开来，吞噬了整幢大楼，滚滚浓烟犹如乌云闭月，火光映红了柏林的半个夜空。消防车载着消防队员来回穿梭，发出刺耳的尖叫。巡逻的宪兵、德国国防军士兵蜂拥而至，现场一片混乱。

　　清理检查的结果让卡纳里斯上将大吃一惊：“档案处封存的一部分绝密文件丢失了。”

　　“这是严重的失职，我的将军，”希特勒暴跳如雷，指着卡纳里斯的鼻子一顿训斥，“你要对此负责，尽快查清！”

　　“是，元首，我一定查清！”卡纳里斯尽管感到莫名其妙，但希特勒的命令他不敢违抗。其后，他的确费了一番周折，然而，这起事件终究是个谜。

　　卡纳里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出丑剧正是希特勒与海德里希合谋炮制上演的。原来，当海德里希在卡纳里斯处吃了一颗软钉子后，为了绝对保密，便和希特勒密谋共同策划了这个纵火案。当时参加这项活动的一共有5个人，为首的就是党卫队的贝伦茨中校，其他4名大盗全是纳粹德国国家刑警总部的在押犯。这些大盗都身怀飞檐走壁的党卫队头子海德里希绝技，制造的盗窃大案频频见诸报端，轰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

　　在贝伦茨的指挥下，这帮家伙很快就搞到了军事谍报局里海德里希想要的书信和文件，而卡纳里斯却始终被蒙在鼓里。

　　几天后，在柏林艾伯特亲王大街，也就是纳粹盖世太保总部所在地的一个秘密地下室里，海德里希设立了一座技术用具一应俱全的实验室，十多名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专家和印章专家，以及刚从卡纳里斯军事谍报局借来的笔迹模仿专家，正在紧锣密鼓地炮制所谓图哈切夫斯基谋反的“专卷”。

　　在阴谋家的手中，“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同事们和德国最高统帅部将军秘密来往信件”、“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给德国统帅部出具的数额巨大的收款凭据”很快由虚无变成了现实。图哈切夫斯基“亲笔信件”中的笔迹、遣词造句习惯以及语气等，完全合乎那些真正出自他手笔的文章、信件。

　　很快，伪造“专卷”的工作顺利地完成了。文件和信件的每一页上，都煞有介事地盖上了德国最高统帅部军事谍报局的钢印和“绝密”字样的印章，德军十余名高级将领的德文缩写签字也跃然纸上，一切天衣无缝。海德里希顺利地磨砺好这支饱蘸剧毒的暗箭！

图哈切夫斯基蒙冤被害

　　在一家舒适典雅的酒店里，常常聚集着许多外交使节和达官显贵。捷克斯洛伐克驻德国首都柏林的公使马斯特内也经常光顾这里。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外交官，背地里却是一名特工人员。这一年多来，希特勒一直在秘密进行着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罪恶勾当，尤其在苏德台地区，苏台德德意志人党与纳粹党内外勾结，遥相呼应，一唱一和，威胁捷克政府，要求实行自治。

　　此时，捷克政府急欲了解苏德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果苏联站在德国一方，那就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在与德国的冲突中将得不到苏联的支持。于是，捷克政府命令马斯特内：“不惜一切代价，摸清德苏动向！”

　　这天，他忧心忡忡，独自一人喝着闷酒，一脸愁相。

　　“别发愁，可爱的先生，把一切烦恼都忘掉吧！”一个叫贝丽尔的小姐来到他的身边，装作很关心的样子。

　　“你在想什么？马斯特内。”贝丽尔又一次娇嗔地问道，“也许我们是最后一次了。”

　　“出什么事了？”马斯特内面对女人的言语，不解地问。

　　“我真担心……”她低语道，“大家都指望苏德和好，真不要发生什么意外……”贝丽尔神色诡秘，欲言又止。

　　“我们似乎要单独待一会儿。”马斯特内急于揭开这个女人神秘的面纱。

　　“你终于同意了。”贝丽尔缓缓起身举起酒杯，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

　　“德国人正在同苏联红军中一个反斯大林集团进行接触，柏林希望苏联政府出现内讧。”贝丽尔以暧昧的方式暗示着马斯特内。

　　这件事令马斯特内震惊不小，但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惊慌。

　　“亲爱的，这是绝密情报，但愿您守口如瓶！”贝丽尔煞有介事地说着，又将双臂搭在马斯特内有些僵硬的脖子上。

　　马斯特内也许无法想象，这个让他丢魂的女人，其实也是在奉命行事。贝丽尔虽然只有24岁，但她早已是盖世太保的一名成员，同时又是德国外交部的秘书。海德里希已指使她，在无意之中将图哈切夫斯基的绝密情报透露给马斯特内。

　　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便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急匆匆地召见苏联驻布拉格大使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心急火燎地通报了马斯特内报告的内容……

　　3天后，法国政府在巴黎举行外交官招待会。席间，法国总理达拉第又向苏联大使波特金通知了法国得到的情报：“大使先生，法国很担心，莫斯科有改变政治方针的可能。根据可靠情报，纳粹武装力量正与苏联某些红军将领之间达成推翻斯大林的协议！”

　　“这是谎言，总理先生，不要轻信上当！”波特金不露声色。可是，他的心里却掠过一阵惊悸。

　　10分钟后，波特金返回大使馆，用加急电报向莫斯科作了汇报。

　　原来，这些都是海德里希为了增加情报的可信度，故意施放的一个又一个烟幕。

　　丑恶的计划在顺利地实施，莫斯科在一步一步地走向陷阱。贝伦茨化名来到布拉格，通过德籍移民柏米与捷克总统贝奈斯联系，提出出卖图哈切夫斯基谋反“专卷”时，贝奈斯信以为真，立即电告斯大林。很快，贝奈斯的联络员与海德里希的代表直接接触，莫斯科的全权代表叶若夫也飞抵柏林。

　　希特勒为了使阴谋更加逼真，向苏联方面索价300万卢布。然而，苏联为此付出的不仅仅是一笔数目巨大的卢布，而是更耸人听闻的惨重代价。

　　1937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被解除了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为伏尔加军区司令员。这个极不正常的贬谪，不仅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图哈切夫斯基本人也预感到了不祥之兆。人们无法想象，这个在五一节上还一身戎装陪在斯大林身边的红军元帅，怎么这么快就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

　　数日后，图哈切夫斯基偕同妻子尼娜·叶夫根尼耶夫娜来到莫斯科喀山火车站向战友们告别。

　　“元帅，请多保重！”“一切都会过去的。”前来送行的战友、部下真诚地握住他的手，仿佛给这位尊敬的元帅注入战胜一切的力量。

　　“谢谢。”图哈切夫斯基竭力保持镇静，然而他的精神被摧垮了，昔日如炬的目光黯然失色。举手投足之间，一副因衰老而心力交瘁的病态。图哈切夫斯基挽着妻子的臂膀，步履蹒跚地登上了月台。

　　6月4日，伏尔加沿岸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图哈切夫斯基端坐在主席台上，他眉头紧蹙，脸色苍白而疲倦。此时，他正在作《关于军事训练的任务和当前的工作》的报告，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报告。随着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图哈切夫斯基缓缓起身，向着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

　　会议刚一结束，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立即被逮捕了。几乎在同一时间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公开揭露红军中的“反革命军事法西斯组织”，号召彻底粉碎军人中的“反革命阴谋”。

　　当月，《真理报》发表了图哈切夫斯基等8名军事将领被捕、并交付军事委员会审判的消息。一切都进行得突然而迅速。次日，图哈切夫斯基和基辅军区司令员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鲍列维奇、伏尔加军区副司令员帕里曼科夫、红军军事学院院长科尔克、红军干部部长费里德曼，以及埃捷曼、普特纳两位军长，全都因犯“间谍和叛国罪”被处决。图哈切夫斯基的战友、副国防人民委员戈马尔尼科，则在内务部人员前去逮捕时开枪自杀。

　　这次事件之后紧接着的“大清洗运动”致使苏联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从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间，苏军失去了5名元帅中的3位，16名军区司令员中的14人，67名军团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计有35000名红军各级优秀指挥员被镇压。

　　至此，苏联红军元气大伤！希特勒为进攻苏联打下了削弱对方指挥力量的基础。

　　果然，时隔不久，希特勒就撕毁了和约，一度攻陷了苏联的大部分国土。

《慕尼黑协定》的出笼

德国纳粹党操纵苏台德骚乱

　　纳粹上台5年后的1937年，德国的实力和军备都已经取得了欧洲大陆的领先地位。纳粹头子希特勒认为，德国的未来不能靠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也不能用在世界工商业中增加份额的办法来保证，而是要依靠地域的扩张，来争取“生存空间”。因此，解决的方法就是扩张德意志帝国的疆界。

　　1937年11月5日下午，柏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德国未来的政策。会议的结论是，扩张的第一步就是要立即调整纳粹德国，使其扩张到中欧。因为德国能够从那里取得粮食供应、原料和人力，作为进一步向东、向波兰和乌克兰富饶的土地进行军事侵略的准备。因此，必须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弄到手，作为进一步侵略的前提。

　　1938年3月，德国以不发一枪的所谓“和平”方式吞并奥地利，并将其划为德国的一个省。对奥地利的吞并，使德国的领土扩大了17％，人口增加了10%，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了4%至5％，播种面积提高30％。德国也由此控制了中欧的战略要地，并且在公路、航运、铁路各方面达到了对整个西南欧的交通进行军事上、经济上的控制，形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包围。

　　在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时，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此除了故作姿态的虚弱抗议之外无所作为，至4月初，英、法、美相继承认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撤回了驻奥地利使馆而代之以驻维也纳领事馆。

　　西方诸国的反应鼓励了希特勒的野心，他把扩张的下一个目标直指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希特勒选定的突破点是苏台德地区日耳曼少数民族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1400多万人口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共有950多万。此外，国内还有500多万少数民族，其中又以日耳曼民族为主，当时，捷克境内的日耳曼人大约350多万，集中居住在捷克西部与德国接壤的苏台德地区。

　　苏台德地区位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的边境，是一个山区，居住着近300万讲德语的日耳曼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日耳曼人除了在历史上曾经做过罗马帝国的臣民之外，从来没有处于德意志帝国的统治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土重新划分，该地区划归捷克。虽然历史上没有接受过德意志帝国的统治，但日耳曼民族属性的认同感仍然受到了刺激。

　　毕竟与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奥匈帝国不同，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成了少数民族。但是，即使这样，在划归捷克斯洛伐克的头15年，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还是很少制造麻烦的。他们也确实得到了比中东欧其他少数民族较好的待遇。

　　然而，自从希特勒上台以后，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和纳粹思想的渗透，使得原有的不满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和该党的领导人汉莱因把纳粹德国作为所有日耳曼人的保护者，而抛弃了对所在国捷克斯洛伐克的认同。同时，在柏林面前，则又把自己打扮成捷克境内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卫士，并继而提出了苏台德日耳曼人自治的要求。这一点正好和希特勒的扩张政策合拍，为希特勒吞并捷克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在柏林接见了汉莱因，就在这次会见中，希特勒和汉莱因讨论了新行动的基础。

　　希特勒说：“德意志人党现在必须认识到它已经获得了一个有7500万人的日耳曼民族的支持，7500万人不能容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继续压迫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因此，德意志人党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且要在伟大的解放运动中演好自己的角色。德意志人党的任务是向布拉格政府提出必要的要求，保证该党得到它所向往的特权。”

　　4月24日，汉莱因在卡尔斯巴德提出了苏台德地区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合理要求”——《卡尔斯巴德纲领》。这个纲领不仅包括了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自治的苛刻条件，而且为进一步向捷提出领土要求打下了基础。它的要点主要包括：

　　不承认德意志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地位，要求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完全平等；通过立法在苏台德地区建立一个德意志区，实行完全自治；德意志区全部官职由德意志人担任；结束苏台德德意志人自1918年以来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释放纳粹政治犯等。

　　而且，汉莱因还在以后的讲话中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完全改变其与法苏结盟的对外政策，废除它同法国、苏联所签订的盟约，转而完全依附于德国。

　　汉莱因明确提出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必须完全改变其对外政策。”因为他认为，“捷克迄今为止的外交政策已把该国置于与日耳曼民族为敌的地位”。

　　这些所谓“合理要求”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少数民族自己提出的，而不是由德国直接提出来。这一点对希特勒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一旦布拉格政府拒绝这些要求，希特勒就可以以“所有日耳曼人的保护者”的身份出现，实现他的扩张计划。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是不会同意的，哪怕是作为谈判的基础也不会答应。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汉莱因所能做出的让步不能使柏林满意，这是希特勒早已预料到了的。因此，在3月末苏台德地区的问题首次提出来之后，德国就一直没有放弃对捷克进行军事占领的决心和准备。从5月开始，希特勒在德、捷两国边境集结军队的意图和行动都日益明显和加强，中欧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虽说在中欧地区，捷克斯洛伐克是工业相对发达的国家，但面对强邻，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自我保护，因此只好把国家的安全寄托在集体安全体系之上。为此，捷克斯洛伐克想通过与法国以及苏联等国签订一系列的“条约”，为国家构筑一个安全的堡垒。

英法出卖他国利益避免冲突

　　捷克斯洛伐克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根据《国联公约》第十六条的规定，当它在受到武力威胁时，无论威胁来自何方，都将得到国联及其成员国全面、充分援助的保证，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

　　遗憾的是，无论条约还是盟国都没有给捷克带来真正的安全保障。除了苏联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在这场紧张局势中明确表示并认真准备在事件发生时会给捷克以应有的援助，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一个小国的利益大动干戈。

　　在苏台德危机爆发后，苏联向捷克提出，即使法国不援助捷克，苏联也准备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然而，捷克最终并未接受。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最终之所以决定接受慕尼黑的条款，而不想单独战斗或是在苏联作为唯一盟国的情况下进行战斗，主要是因为他不愿意使自己的国家遭受对德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和大量的人员伤亡。他并且认为，如果苏联参战，西方就会认为捷克是使中欧布尔什维克化的工具，并会在一场德苏战争中撒手不管。

　　法国和英国在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刚刚过去一个多星期，苏台德地区的问题刚冒出头来时，就对此进行了磋商。两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当然，法国在理论上表示他们准备保卫捷克斯洛伐克以示尊重他们的条约义务。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根本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这一点是法国军事首脑明确指出来的。

　　他们曾经严肃地警告说，法军的主要力量和多数资源都放在沿法国东北部边境的马奇诺防线上。它并不具备在自己国境之外进行一场战争的条件。这当然是法国防御性战略决策的结果。

　　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没有明确的条约义务。而且，他们也根本不想打仗，不想在中欧地区为了一个遥远小国的利益打仗。英国首相张伯伦反对一切不由英国政府自主做出的参战决定，对可能将英国拖入战争的中欧动荡局势甚为恐惧。所以，当他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及其同僚们进行磋商的时候，就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了。

　　双方为寻求苏台德危机的“和平解决”，不惜采取妥协与绥靖的政策。1938年4月，达拉第前往英国与张伯伦磋商。张伯伦对达拉第说，英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的，并劝法国也这样做。

　　张伯伦和达拉第都认为，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为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同胞“伸张正义”而已。张伯伦甚至说：“希特勒要求的是民族自治，而不是征服。”

　　英法两国商定，由英国政府出面警告德国“充分了解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危险性”，同时，两国政府又在布拉格采取联合外交行动，促使捷政府向德国做出更大的让步。

　　为此，一方面英法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在5月7日，两国驻捷公使正式要求捷政府与苏台德德意志人党达成“全面的持久的解决方法”。

　　希特勒并没有张口，英法两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压力却一天比一天沉重。他们要捷克斯洛伐克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更大范围的让步。布拉格终于顶不住各方面袭来的压力，宣布赦免了1200名纳粹政治犯，同时，在苏台德地区允许汉莱因实行选举、扩大日尔曼民族的权利等政策。

　　但是，在柏林的授意下，汉莱因以政府拒绝苏台德地区完全自治为由，于5月19日突然中断了同捷政府的谈判。同一天，德国报纸报道了军队调动的消息，德军4个摩托化师已在捷克边界集结，并且做好了袭击波希米亚的全面准备。

　　英法两国政府对德要用武力和武力威胁解决苏台德问题，不惜破坏欧洲的稳定的做法感到极度不安。英法决定对德国施加压力和影响，以迫使德国认为有必要实行政治退却。他们提醒说，德国军事机器能够在不遇抵抗的情况下进军奥地利，但其准备状况却不足以在两条甚至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在多方的压力下，希特勒才指示外交部告诉捷克斯洛伐克公使，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德军在德捷边界集结的传闻“毫无根据”。26日，汉莱因奉希特勒之命恢复了同捷政府的谈判。“五月危机”得以暂时缓和。

　　英、法两国在“五月危机”中所表现的较强硬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它们放弃了既定的绥靖战略。他们的目的仍是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和平”。

　　因此，至7月26日，张伯伦派沃尔特·伦西曼勋爵以“非官方身份”赴捷充当苏台德德意志人党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调解人”，为英法“普遍的绥靖”政策开辟道路。伦西曼奔走于苏台德和布拉格之间，不断胁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企图以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达成英德妥协。

　　为了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贝奈斯总统做出了最后的让步。除了拒不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扭转其外交政策这一要求外，贝奈斯总统几乎答应了苏台德德意志人党所有的要求，甚至包括在一个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为一部分居民建立一个法西斯的政权。

　　贝奈斯总统把这个妥协计划交给英国方面的时候，在一份随文附送的照会中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最后的让步是他以及他的政府在英、法外交代表的直接压力下做出的。

　　但是，他的看法是：

　　由于柏林政府的众所周知的计划以及汉莱因党的目标，这项建议德国人不见得会接受。

　　9月7日清晨，在莫劳斯卡-奥斯拉瓦的一次游行示威中，一个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代表与一名捷克骑警发生了冲突，据说骑警用马鞭抽打了那个代表。这就足以作为借口了。

　　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全面中断同捷政府进行的谈判，在苏台德地区煽起了民众骚动。直至9月15日，苏台德地区的肉搏战才平定下来。就这样，捷克政府做了巨大让步的谈判，以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对他们自己突然得到的胜利成果感到惊慌而告终。

　　9月7日，贝奈斯总统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了这样一项建议，要捷克斯洛伐克再作牺牲，牺牲的代价是连苏台德德意志人党本身都从未提出过的，即割让领土给德国。这是英、法决定不惜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来避免与德国冲突做出的举措。

　　不久，张伯伦受法国之邀，同时也代表英国火速赶到德国，同希特勒商谈“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经过磋商，张伯伦带回了希特勒要求的、按照民族自治使苏台德德意志人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基本原则。

　　9月19日，张伯伦返抵伦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同法国政府共同起草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后通牒》，并送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通牒》声称：

　　捷克斯洛伐克如果不立即把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割让给德国，和平的维护和捷克斯洛伐克切身利益的安全，便不可能获得切实的保障。

　　英、法政府表示，在捷克斯洛伐克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后，它们同意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新疆界的国际保证。但同时，他们也直接威胁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不改变态度，法国“将不履行它的条约义务”，英国也将“置身事外”。

　　9月21日，无可奈何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照会英、法政府，声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对这种毫无商量余地的劝告表示让步，只好以沉痛的心情接受法、英两国的建议。”贝奈斯总统在向国民演讲时悲愤地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被抛弃了。”

　　至此，张伯伦带着英、法两国的建议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屈辱条约，再次飞到德国，准备与希特勒进行第二次会谈，但是，张伯伦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希特勒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德意志族占居民50％以上的地区，由德国进行军事占领；德意志族不占居民多数的地区，应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同时还要捷克斯洛伐克满足匈牙利和波兰所提出的领土要求。

　　张伯伦虽然对希特勒的出尔反尔、贪婪蛮横感到震惊和气愤，但他更害怕德捷冲突会把英法卷入战争，并且担心他以个人名誉担保要维护和平的努力失败；于是他答应把希特勒新的苛刻条件再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希特勒的贪婪要求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掀起了抗议的浪潮，要求政府抵抗侵略。25日，捷克斯洛伐克驻英公使向英国首相递交了拒绝照会，随后发布了战争动员令。

　　9月20日、22日和23日苏联政府多次声明：

　　苏联将按照互助条约的规定承担义务，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有效的援助。

　　为此，苏联在西部集结了30个步兵师，并且命令空军和坦克部队进入战备状态。9月25日，法国政府宣布，如果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攻击，法国将履行法捷条约的义务向捷提供援助，并于27日宣布部分动员。

　　在国内外反对意见的压力下，张伯伦也不得不向希特勒发出“警告”：

　　法国政府已经通知我们，如果捷克人拒绝那份备忘录，而且德国向捷克斯洛伐克进攻，他们就要履行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要是法国军队因此而转为与德国交战，我们觉得有义务支援他们。

　　欧洲的局势又紧张起来。在紧张之中，希特勒一方面对捷克斯洛伐克及其领导人大肆攻击、谩骂和威胁，并且蛮横地限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必须在9月28日下午14时以前接受德国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对英、法摇动橄榄枝，声称德国并不希望和英、法打仗，并感谢张伯伦争取和平的努力，重申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

　　张伯伦从德国回来之后，仍执意向希特勒退让。他表示：“不论我们多么同情一个强邻压境的小国，我们总不能仅仅为了它的缘故就不顾一切地把整个大英帝国拖入一场战争。”因此，他两次致电贝奈斯，要求捷方接受德国人对苏台德地区“某种有限度的占领”。他还威胁说：“这个计划如果不被采纳，取而代之的就只有武力入侵、武力肢解这一条路。”

　　就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德国的法西斯朋友出来救场了。意大利总统墨索里尼提议，召开一个有英、法、德、意四国参加的国际会议。

　　9月28日，希特勒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且发出了邀请。29日，张伯伦第三次飞往德国，在慕尼黑同达拉第、墨索里尼、希特勒讨论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方案。

　　同一天，苏联政府也提出了建议，立即召开国际会议，讨论防止侵略和避免新的大战的措施。但是，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德国心目中，都在有意地排斥苏联，不让其参与解决欧洲的政治问题。

　　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在慕尼黑的谈判基本是一边倒，协定完全是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做出的。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当事国，它的代表虽然也被召到了慕尼黑，但却一直被排斥在会议之外。

　　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之一马萨里克博士后来在他的文章里就当时的情况描述道：

　　9月29日晚上22时，英国代表霍拉斯爵士把新计划的要点告诉了我们，并交给我们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将要立即被占领的地区。

　　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对此他两次斩钉截铁地说，他对于他所讲的话，没有什么可补充了。我们就对于我们来说极为重要的那些地方和地区发表了意见，他对这些意见毫不在意。最后，他回去开会了。

　　4个小时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接到了四国达成的协定。

　　马萨里克博士在他的文章里写道：

　　一个法国人用一种十分粗暴的态度向我们解释说，这是一项无权上诉、也不可能改变的判决。

　　面对《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很清楚，1918年边界所确定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已不复存在了。当布拉格正在沉痛地发表公告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则是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人们沉浸在一种残酷而短视的欢乐中。

　　正如丘吉尔就德捷问题上评价张伯伦一样：

　　让你在战争与耻辱之间做一抉择，你选择了耻辱，而你将来还得进行战争。

　　英法在狂欢不到半年，希特勒就撕毁了协定，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苏德条约的幕后故事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8月15日晚上20时，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求见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向他转达了希特勒的意图，称德国外交部将到莫斯科谈判，以解决苏德关系紧张的局势。

　　此时的苏联已经注意到德国在欧洲的侵略意图，并十分焦急地想和其他几个欧洲大国，像英国、法国等建立同盟，以阻止德国继续扩张，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英法两国仇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苏联几次提出的建立同盟的建议，都碰了“软钉子”。

　　莫洛托夫的前任李维诺夫始终都在尽力拉拢、联合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争取签订一个通过集体协议来达到反侵略目的的和平计划。

　　然而，西方国家对他不屑一顾，李维诺夫的努力归于失败，斯大林一气之下免去了他的外交部长职务。

　　现在，德国人首先向苏联伸出了“橄榄枝”，使新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异常高兴。

　　在会见德国代表舒伦堡时，莫洛托夫向舒伦堡提出在两国之间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并希望德国能利用其对日本的影响力从中斡旋来改善苏日关系，消除两国边境上的冲突，并谈到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是不是能由苏德联合担保等问题。舒伦堡听了苏联的建议，暗暗高兴，因为这些想法正是希特勒所希望的。

　　希特勒认为：只有使苏联置身于事外，他才能放心大胆地进攻波兰，而无须害怕苏联的干涉。那样的话，英国和法国就会不寒而栗，纳粹德国的版图就会无限膨胀。

　　舒伦堡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转达了德国无条件接受苏联方面建议的态度。他告诉莫洛托夫：“德国准备同苏联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如果苏联政府也有同样愿望的话，这项条约的期限可以定为25年，期满以前不得废除。德国还准备同苏联共同担负起对波罗的海各国的安全担保。德国也愿意发挥自身的影响来改进并巩固苏日两国的关系。”

　　得到德国的承诺之后，莫洛托夫拿出苏联政府对纳粹德国外交部长来信的回复。这份答复一开始就追溯了纳粹政府之前对苏联的敌视行为，并且说：“直至最近以前，苏联政府一直都认为德国政府是在找机会同苏联发生冲突，更不用提德国政府利用所谓反共公约努力建立而且已经建立了包括一些国家在内的反苏联‘统一大战线’这件事了。”

　　莫洛托夫解释说：“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苏联才参与组织一个反对德国侵略的联合防御阵线。”

　　莫洛托夫接着指出：“虽然如此，如果德国政府现在要对过去的政策进行改变，准备认真改善同苏联的政治关系的话，苏联政府表示欢迎，并且准备在自己这方面修改政策，以便认真改善对德关系。”苏联政府认为德国这样一个愿望要通过“认真而实际的步骤”来做到，而不能像德外长里宾特洛甫建议的那样步子跨得太大。

　　希特勒接到这个报告后，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8月18日，他给舒伦堡大使发去了由外长里宾特洛甫署名的“特急”电报。要求“立即安排再次进见莫洛托夫，告诉他，德国外长立即动身前往莫斯科。并将带着元首的授权，最后全面地解决问题”。

　　希特勒遥控苏德谈判，心急如焚，因为德国进攻波兰已经是箭在弦上，他需要莫斯科的态度，因为莫斯科的态度是德国能否顺利占领波兰的前提，也是在此之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焦急地等待着莫斯科的决定，但是，莫斯科方面却始终没有给予正面的答复。

　　8月19日晚上，希特勒望眼欲穿的苏方回音终于来了。舒伦堡汇报说，在有关两国全面贸易谈判协议上，苏联方面有意拖延，不肯在协议上签字，原因大概是政治上的因素。当天苏联外长接见了德国大使，并将苏联人起草的苏德两国互不侵犯条约草案交给德国方面，还说只有在两国签署了贸易协定的一周后，德国外长才能到莫斯科访问。

　　苏联人的态度让希特勒十分恼火，但为了全盘计划，他不得不放下架子去和斯大林打交道。8月20日，他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电报，由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立刻转交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

　　电报说：

　　我衷心地欢迎新的德苏商贸协定的签字，认为它是改变德苏关系的第一步。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我来说意味着确立德国长期政策。德国从此将恢复过去若干世纪中对我们两国都属于有益的政治方针。我接受你的外交部长交来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但是认为迫切需要尽快地澄清与之有关的问题。

　　关于苏联方面所希望的补充议定书的内容，我想如果能有一位负责的德国政治家到莫斯科谈判的话，我深信在最短的时间里就能得到澄清。如若不然，德国政府就无法明白，这项议定怎样才能在短时间内澄清内容并得到解决。

　　8月21日晚上21时，莫斯科来电同意里宾特洛甫访苏。

　　8月23日夜里，斯大林在冷淡的气氛中接见了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他们共同商定了协议的文本。为了向苏联方面表示友好，里宾特洛甫在文本的前方特意加上了有关德苏两国形成友好关系的重要文字。

　　而斯大林却表示了反对。他说：“苏联政府不可能在双方敌视仇恨这么多年的今天，突然之间把一项德苏友好宣言拿到群众面前来。”

　　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心里都十分清楚，两国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外交，之所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只不过是两国为自身利益而不得不为之的权宜之计。

　　条约中规定：

　　双方保证绝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进行任何侵略行为或者任何攻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该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任何一方将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

　　这个条约的签订，使希特勒出兵波兰没有了后顾之忧。除此条约外，苏德双方代表还在划分东欧的势力范围问题上达成了《秘密附属协定书》：

　　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所属地区发生领土上或政治上的变动时，立陶宛的北边疆应成为德国和苏联两国势力范围的边界。双方承认立陶宛在维尔那地区的利益。在波兰所属的地区发生领土或政治上的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那雷罗夫河、维斯瓦河一线为界。

　　关于东南欧，苏联政府提请注意它在此处的利益，德国方面宣布，它对此地区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兴趣。

波兰沦为大国博弈牺牲品

　　德苏条约的签署和发表，使德国的盟友大发雷霆，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公开表示不同意。日本政府更是大加反对，因为日本已经在中蒙边境同苏联开战，他们正准备大规模推进。

　　英国保守党对德苏条约的签署也大动肝火，他们第一次叫嚷要杀死希特勒。但是，以绥靖思想为国策的张伯伦除了继续妥协外，没有任何新的举措。他只是以欧洲大国代表的身份做出姿态说，英国将会承担波兰的安全保障。然而，希特勒对张伯伦视若无物，不仅将他的话当成耳旁风，而且还加快了进攻波兰的步伐。

　　德苏两国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使希特勒得以腾出手来，轻松惬意地大举入侵波兰。苏联从中得到了好处，他们赢得了一块波兰的土地作为他们的疆界，以便在遭到麻烦时起缓冲作用。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没有给苏联带来任何作用和好处。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苏联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并成功地阻止了西方国家想利用德国占领波兰的同时“把战争转向苏联”的阴谋。

　　有一位苏联外交家当年曾经向美国作家斯特朗说过：

　　要是没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现在就会受到德、意、日轴心国从欧洲和亚洲的两面夹击。英法两国会据守马奇诺防线并且资助希特勒。美国会成为“日本的兵工厂”来反对我们。签订了这个条约，我们就在纳粹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国之间引起了矛盾。我们分裂了法西斯世界的阵营，我们将不用对整个世界作战了。

　　斯大林也早已注意到了当时的严峻形势，他知道希特勒就要打仗了。他决定苏联不能被别人骗到单独对德作战的倒霉局面中去。如果同西方国家结成同盟的希望不能实现的话，只能联合希特勒，同西方仇恨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对抗。

　　斯大林的这个愿望后来果然实现了，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

　　斯大林同希特勒做交易一举，固然足以令人齿冷，然而在当时是最高现实主义的。斯大林的首要考虑，就同任何国家政府首脑考虑的一样，是他自己一家的安全。

制造进攻波兰的口实

海德里希派人捣毁反纳粹电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开始的，那么，德国是怎样找到入侵波兰的借口的呢？这里面牵扯到纳粹德国的党卫队头子海德里希。

　　海德里希生于1904年，他的父亲是一所音乐学校的校长，母亲是歌剧院的演员，因此，他从小在音乐方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以致后来当了盖世太保头子后，下班回到家里也经常用弹奏乐器来消除疲劳。

　　1920年，德国因连年战争和经济大萧条，到处是一片混乱，16岁的海德里希不得已出外谋生。他先是加入了一个自由团组织，后来又选择了当兵。他靠自己聪明过人的头脑成为海军训练学校士官生，毕业后成为一名海军少尉，两年后晋升为中尉。这一年他刚刚22岁。

　　海德里希从小就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能作为海军少尉对他来说，未来的路无疑充满了希望。然而，两年后由于一个偶然事件得罪了上司，经海军有关部门一番审理之后把海德里希开除出了海军。

　　海德里希在社会上浪迹了一段时间后，经人介绍投奔了希姆莱。希姆莱当时正决定重新组建党卫队保安处，与海德里希短暂的谈话，使希姆莱十分喜欢这个头发金黄的年轻人。于是便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海德里希，与此同时，还任命海德里希为冲击团上校队长。

　　从此，海德里希平步青云，官儿越做越大。党卫队的情报机构也是在海德里希的努力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成为纳粹德国最大的情报机构。可以说，没有希姆莱就没有海德里希，而没有海德里希，党卫队就不会有后来异常庞大的情报机构。

　　海德里希对党卫队保安处的工作很卖力，希姆莱比较满意。1934年，希姆莱就把这个投奔到自己门下还不到5年的年轻人，放在了盖世太保的最高位置上。

　　1934年，希特勒的助手赫斯代表希特勒宣布，党卫队保安处是党内唯一的情报机构，不容许党内再有其他机构从事谍报活动，至此，海德里希在纳粹党内的情报机构中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1936年，海德里希经过努力，由他担任处长的党卫队保安处如愿以偿地扩充为保安局，海德里希任党卫队保安局局长。在此之前，海德里希领导的党卫队保安处和卡纳里斯领导的军事情报局签订过协议，保安处的情报机构不插手国外情报事务。

　　海德里希由保安处长升任局长之后便有了更大的野心，他不甘心仅在国内从事情报活动，他要插手国外情报。海德里希第一次直接插手国外情报的事件，是派人捣毁了捷克境内的一个反纳粹的电台。

　　设立于捷克首都布拉格近郊的这个电台名为“黑色电台”，在当时是众多反纳粹的电台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对此，希特勒恨得要命，必欲除之而后快。海德里希得悉希特勒的意图后，早已把他与从前的上级卡纳里斯签订的协议置之脑后。

　　海德里希通过在捷克的情报人员提供的线索，了解到“黑色电台”的负责人名叫福米斯。他原是德国一家广播电台的技术领导人，后与一个反纳粹组织的领导人施特拉塞一起跑到捷克去的。

　　这天，海德里希把保安局局长助理、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约克斯叫到办公室，让他想办法把远在捷克的专与纳粹为敌的福米斯弄到柏林来。约克斯受领任务后化装成一个商人，与自己从事舞蹈事业的女友一同来到布拉格。约克斯的确是一名干练的特工人员，他没费多大劲便找到了“黑色电台”的准确地点——一家旅馆的某个房间。但是他并没有马上行动，而是带着自己的女友在布拉格玩了个痛快后，才向海德里希汇报已经找到目标。

　　在得到海德里希行动的命令后，约克斯才悄悄地搬进了“黑色电台”所在的那家旅馆，并神不知鬼不觉地偷配了一把“黑色电台”所在房间的钥匙。当天夜里，约克斯按照事先约好的暗号接来另一个名叫格奇的纳粹间谍。约克斯如此这般地向后来的间谍耳语了一番后，两人随即开始行动。

　　他俩蹑手蹑脚地来到福米斯的房门口，约克斯把配好的钥匙快速插入锁孔。他们原以为主人不在，谁知里边随即传出福米斯的问话声，约克斯情急之下伪装成服务员的口气说：“给您的房间摆肥皂。”

　　毫无准备的福米斯刚一打开房门，约克斯和格奇便猛地向他扑了过去。

　　福米斯感觉到大事不好，快速地把手伸进怀里，想掏出枪来。

　　然而，约克斯的枪已经响了，福米斯当即倒在了血泊之中。之后，两个间谍又掏出磷粉洒在电台和其他物品上，再点上一把火，随即逃之夭夭。

　　希特勒得悉捣毁了“黑色电台”后十分高兴，表扬了海德里希一番，这更加坚定了这个“金发野兽”插手国外情报的决心。

党卫队实施“希姆莱作战计划”

　　海德里希领导的党卫队保安局自从捣毁“黑色电台”，得到希特勒的嘉奖后，更是有恃无恐。他们在纳粹德国分裂捷克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与德国接壤，这里居住着近300万日耳曼人，由于北部和西部的矿山和波希米亚森林都是极其富饶的土地，因而，德国纳粹党人早就对这块土地垂涎三尺。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23年，就有一些充满泛德意志主义的纳粹团体开始在这里活动了。在苏台德地区亲纳粹的团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组织名叫“德意志祖国阵线”，1935年这个组织又改名为“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因此，纳粹德国要在捷克的苏台德地区煽起民众的情绪是很有一些基础的。

　　作为纳粹党和希特勒的马前卒，海德里希对希特勒的意图和苏台德的现状了如指掌，因此，早在1936年年初，海德里希就在希姆莱的授意下通过德国驻布拉格使馆给苏台德德意志人党这个组织提供经济等方面的资助，并指导他们组织情报网，进行间谍活动。

　　1938年夏天，在海德里希等人的操纵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纳粹党人不断地渗透到苏台德各地区的组织中去，不但把所有这些组织变成了亲纳粹的，还把那些组织中的许多人变成了纳粹德国的特务。新的德国特务们不遗余力地为党卫队保安局收集情报。为了把大量的情报及时地传送到德国去，保安局竟然派人在边境两端架设了电话线。

　　为了给希特勒在军事上入侵捷克找到借口，海德里希领导的党卫队保安局授意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到处寻衅滋事，叫嚷着要回到德国的怀抱。捷克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了反击，拘捕了一批闹事者。

　　然而，捷克的命运早已不是掌握在捷克领导人的手中了。随着《慕尼黑协定》的签署，纳粹德国入侵捷克已经“合法化”。不久，德国军队就开到了捷克的土地上。

　　如果说海德里希领导的间谍们在德国入侵捷克的问题上最初还是站在幕后的话，那么，在希特勒准备对波兰发动“白色方案”的计划时，他们则是直接走上前台制造事端。这个事端的制造计划叫做“希姆莱作战计划”。

　　为了给入侵波兰找一个借口，希特勒命令希姆莱在德波边境制造一个事端，希姆莱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得意门生海德里希。海德里希接到任务后，很快就制订出一个绝妙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希姆莱作战计划”。该计划是这样设计的：

　　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前一天夜里，情报保安局的部队穿上波兰游击队员的制服，沿德波两国边境制造波兰入侵德国事件。他们的任务是在几分钟以内攻占格莱维茨的德国电台，并用波兰话对德国进行攻击。

　　海德里希意识到，要把这台戏演好，演得更逼真，就得动真格的，要制造出真正的流血事件来。海德里希的脑海里马上想到了约克斯领导的党卫队突击队，约克斯领导着保安局的一个特殊的情报部门，在该部门工作的都是一些特殊的技术人员。这些人员主要是为保安处的外国间谍们伪造不同国籍的证件、护照、通行证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这个部门还制造假币。总之是一个专门造假的部门。

　　于是，海德里希立刻找来党卫队突击队队长约克斯，向他布置了任务。这一次约克斯的主要任务是带上6个精明强干的党卫队员，在规定的时间里对格莱维茨电台进行攻击。

　　海德里希向约克斯交代完任务后又着重强调，这件事不得同格莱维茨的任何一个德国机关或单位进行联系；执行任务的每一个人不得随身携带党卫队成员、安全局人员或警察等可看出是德国人的证件。

　　最后他凑到约克斯的耳边说：“事后在现场能留下几具波兰人的尸体则再好不过了。”

　　海德里希给约克斯交待完最主要的任务后，又忙着给其他与之相关的一些负责人分配任务。

　　有的负责置办行动中所需的波兰军服；有的负责把电台附近一带驻扎的武装部队撤走；有的率领兵卒化装成波兰进攻部队向电台发起攻击；还有的充当边防警察与“敌”激战；最后一个负责人的任务是把从集中营里拉来充当波兰人尸体的犯人运往将要出现的几个“战场”上。

　　约克斯从海德里希处回来，便在规定的时间内带着6个党卫队员，包括一名懂波兰语的翻译乘车悄悄地来到了格莱维茨。他让队员分住在两家旅馆，随后，又带着队员侦察了电台周围的地形。电台设在城外塔尔诺维茨公路旁，外面围着一道两米高的铁丝网，电台四周几乎没有警卫人员。

　　等各路人马报告说一切准备妥当后，海德里希又把几个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再一次商讨具体细节，看看有没有不妥的地方。一切都天衣无缝后就静待元首下达命令。

　　1938年8月31日，希特勒向德国武装部队发布命令，9月1日4时45分进攻波兰。海德里希随即指示他的各路“导演”们做好有关准备工作。

　　8月31日下午16时，海德里希向约克斯下达了作战命令。约克斯得令后，于下午19时45分带着那6名党卫队员乘车直扑电台。与此同时，早已停在奥佩恩别墅前的卡车也快速启动，把里边装着的刚刚弄死的囚犯们运往预定地点。

　　晚20时许，当电台的工作人员正和往常一样进行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几个陌生人杀气腾腾地走了进来，冲向播音室。他们用手枪指着吓得不知所措的播音员，高喊着“举起手来！”还有的朝天花板乱开枪。

　　约克斯命人把电台工作人员绑起来，塞进地下室，然后让翻译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波兰语讲话稿对着麦克风进行播音。就这样，无数正在收听广播的德国人听到了波兰人的声音和夹杂其间的枪声。

　　这次事件的全过程只有4分钟。4分钟之后，约克斯就带着人马溜得无影无踪了。

　　电台门外，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血淋淋的穿着波兰军制服的尸体。同一天晚上，另外几个地方的纳粹特工也按照海德里希的指令，从波兰境内向德国边境进行佯攻。

　　9月1日，德国的所有报纸、电台、广播都无一例外地发了同一条新闻《波兰暴徒进犯德国》。同一天，德国数十万军队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拉开了。

英国一反常态德军入侵波兰

　　德国策划的“希姆莱作战计划”导致了波兰的沦陷。

　　1939年的最初几个月，是英国政府感到心情相当愉快的一段时间，这是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所没有的。他们认为，由于本国的加速再武装，美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和德国的经济困难已经使危险日益减轻。

　　当时的英国政府甚至准备召开一次新的裁军会议，认为世界即将进入一个“黄金时代”。而这时，德国纳粹党人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培养独立运动，促使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分裂。

　　3月12日，斯洛伐克人在其领袖狄索神父到柏林谒见希特勒后，就正式宣布独立。之后，德国军队以保护国的身份进驻该国，并占领了这个国家。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继续东进的目标就是波兰。波兰是历史上占领德国失地面积最大的国家。

　　最初希特勒并不想对波兰采取行动，因为波兰也像匈牙利一样，曾经帮助希特勒威胁捷克的后方，促使捷克不得不向希特勒屈服，而波兰也乘机获得了一片捷克的领土。由于英国政府采取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步骤，才使得希特勒改变了他的意愿。

　　德国占领捷克后，英国曾经做出过反应，但是很快就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英国政府曾经保证捷克可以不受侵略的威胁，但德国占领捷克后，英国首相张伯伦却告诉下院说，他认为斯洛伐克的独立已经使这个保证失效，所以他觉得英国不再受此种义务的约束。

　　英国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政策。但是，在几天内，张伯伦却做了一个完全的转变，这个转变让世界吃惊和愕然。英国政府突然决定阻止希特勒的任何进一步行动，并在3月29日主动向波兰表示愿意支援它来对抗“任何威胁波兰独立的行动，以及任何波兰政府认为有抵抗必要的行动”。

　　张伯伦内阁做出如此冲动的决策的因素是什么？人们无法考证，但这种不顾后果的草率决策不但没有制止住纳粹德国侵略的意识，反而促使它加快了扩张的步伐。

　　根据战后人们得到的一些资料显示，当时由于英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和步骤来取得苏联的支持，也没有事先征得波兰的同意，就突然地宣布要保护波兰的安全。

　　波兰的贝克上校曾经说过，他是在两次弹去香烟灰的时间内就决定接受英国的保护的，他解释说，在他一个月前会晤希特勒时，对希特勒说必须归还但泽失地时的语气和态度实在难以承受，所以当英国的建议传达到他这里时，他认为这是还击希特勒的好机会。

　　这时，希特勒已经感到英国人开始反对德国向东扩张，他害怕如果再耽误就有被阻止的危险，所以加快了其争取“生存空间”的行动。希特勒感觉到，英国人是头脑冷静、具有理智的，他们不会为了波兰而轻易投入战争。同时，苏联是应该争取的对象。所以，希特勒决定暂时忍受对于共产主义的一切仇恨和恐惧，倾其全力来讨好苏联，使其保持中立。

　　希特勒这一着果然奏效。张伯伦给予苏联的冷遇，特别是当希特勒进军捷克之后，苏联再次提出建立联防同盟建议又受到冷遇之后，斯大林对西方自然心存怨恨。英国政府和波兰政府单独达成安全保护，不能不加深苏联对两国的疑虑和猜忌。

　　有关人士当时分析说，一直倾向与西方合作以抵抗纳粹德国的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被解职，而接替他的人是宁愿和独裁者打交道的莫洛托夫，这已经向世人发出了警告。西方却没有做出相应的积极挽回的措施。

　　8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飞往莫斯科，接着德苏两国就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必然增强希特勒发动战争的野心，也就很必然地有了“希姆莱作战计划”的出台以及对波兰的占领。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对于英国的投入战争有很精辟的评述。他在叙述了英国如何容许德国再武装和如何容许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以及如何同时又拒绝苏联的联合行动建议之后，写道：

　　当所有的一切援助和利益都已经丧失殆尽之后，英国才开始牵着法国一同要保护波兰的完整。

　　如果说在1938年为捷克而战，那还是很合理的，当时德国陆军能用在西线上的精兵可能只有6个师，而法国兵力则有67个师，但是当时大家认为这种做法是鲁莽的，不合理的，缺乏近代化的思想和道德观念。

　　五六年来，我们所采取的都是绥靖政策，现在却于一夜之间做了一个突然的和完全的转变，决心在远比过去恶劣的条件下，接受一次显然即将爆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这种做法显然是难以如愿的。

四十万大军逃生揭秘

纳粹元首下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

　　敦刻尔克是法国的一个港口城市，1940年5月10日，就在张伯伦断言“希特勒已经错过进攻法国的时机”之后的5个星期，纳粹德国就对西欧发动了闪电般的进攻。

　　德国军队在攻占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进攻法国时，都如履平地，战火很快就燃烧到当时欧洲陆军最强大的国家——法国。随着战局的日益恶化，盟国军队的处境岌岌可危。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除了撤退已经没有其他办法。

　　5月24日，约40万名撤退至敦刻尔克的盟军被德军包围，三面受敌，一面临海，处境极为危急。如果德军坦克部队向城市挺进，几十万士兵的身家性命必将不保，那将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德国元首希特勒突然下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这为盟军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喘息机会。于是，盟军在5月26日开始实施了“发电机行动”。为此，英国调集了1000多艘舰船，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撤退。

　　事实上，早在5月19日，英国就预见到失败已成定局，战时内阁指示海军部制订组织远征军撤退的计划，代号“发电机行动”。该行动由多佛尔军港司令海军中将拉姆齐全权指挥，计划从法国沿岸的加莱、土伦和敦刻尔克3个港口，每天撤退10000人，并集中了30艘渡船、12艘扫雷舰。拉姆齐同时建议加强空中掩护力量，但英国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司令表示，只有在满足保卫本土的前提下，才能派出战斗机前往敦刻尔克。

　　5月25日，英国远征军最高指挥官戈特勋爵向战时内阁发出了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

　　如果不想使英国远征军全军覆没，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利用还在我们手中的敦刻尔克港，将远征军撤离法国。

　　次日晚，英国海军部下令开始执行“发电机行动”，此时形势比制订计划时更险恶，原准备使用的法国3个港口只有敦刻尔克可以利用，并且空中掩护、地面运输等多种设施均很薄弱。因此，凭借现有力量，在短时间内营救出40万大军犹如天方夜谭。英国海军中将拉姆齐组成了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总共只有16人，来组织这场有史以来最复杂、最危险的海上撤退。

　　40万英法联军唯一的生路，就是敦刻尔克及其附近40公里海岸线。敦刻尔克自9世纪以来一直是法国北部重要港口，1939年以吞吐量计为法国第三大港，拥有7个供大型船只停泊的深水泊位，4个船坞以及长8公里的码头。

　　完善的防波堤和凸式码头可以有效抵御英吉利海峡的狂风大浪，如果这些港口设施能够充分利用，40万英法联军完全可以在短短几天之内携带全部装备安全登船。但两个星期以来，该地区一直遭到德军猛烈轰炸，4个船坞全部被毁，8公里长的码头被炸成一片废墟。

　　唯一还可以供船只停泊的只有一条不足1200米长的东堤，而且还是由木桩木板搭起来的，非常简易，宽度最多只能8个人同时并排通行。只有在靠海一面有个混凝土的柱子，设有灯塔，堤岸周围有一些木桩，紧急时也能停靠船只，但是水流较急，船只停靠时有一定危险。

　　在撤退中，盟军遭到了德国空军的猛烈攻击，虽然损失惨重，但在“发电机行动”中还是撤出了33．8万人，这为后来的盟军大反攻奠定了基础。

　　敦刻尔克的大撤退，是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可歌可泣的一页。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英、法、比多国联军落到如此地步的呢？

英法联军宣而不战败退敦刻尔克

　　纳粹德国在闪击波兰后，其战略意图已十分明显，英法两国也心知肚明，那么，又为什么会造成德军对西欧的进攻一路势如破竹，并最终导致两国联军40万人兵困敦刻尔克的呢？

　　其实，从1939年9月德国攻击并占领波兰起，至次年春季希特勒在西线发动攻势之时的这一段时间，英国、法国都已经向德国宣战，但两国都处于宣而不战的状态。这期间实际上是联军最好的准备阶段，但是，却被白白浪费了。

　　一般人对于此种外表沉寂的状态所作的解释是各不相同的。有人认为英法两国对于战争的意图并不是那么认真，尽管他们已经为波兰而宣战，但却仍然等候和平谈判的机会；另一种流行的解释是英法两国自有他们的小算盘，美国报纸上有许多的报道说，英法联军最高统帅部故意采取一种微妙的守势战略计划，并已为德国人准备好了一个陷阱。但实际上，以上两种解释都是毫无根据的。

　　在秋冬两季，两国和最高统帅部花了好多时间去考虑德国或德国两翼的攻势计划，而不是集中全部力量以求对希特勒的未来攻势做任何有效的防御准备。

　　有关资料显示，当年这些国家的领袖们正在构想用各种不同的计划进攻德国——取道挪威、瑞典、芬兰以进攻德国的侧后方；通过比利时以进攻鲁尔地区；假道希腊和巴尔干以打击遥远的德国东面侧翼；进攻苏联在高加索的大油田，以切断该国对德国的石油补给来源……

　　由此可见，这些国家的领袖们仍然对德国抱有幻想，直至希特勒的炮火打到他们的头上，他们才如梦方醒。

　　由于高层领导对战争的到来准备不足，导致整个法国对敌工作的不力。当波兰战役将要结束时，希特勒就已经开始考虑在西线发动攻势的问题了。他在给德国陆军司令的命令中说明了他的想法，解释了为什么在西线发动进攻是德国唯一可能实现战略意图的理由。

　　希特勒认为，与英法两国长期的战争将会耗尽德国的资源，并使其暴露在苏联的背面打击之下。他害怕苏联不能坚持中立，而失去对德国最为有利的时间。

　　他的畏惧心理促使他要提早发动攻势，以强迫法国求和。他在对法国的分析中，认为即使法国人厌战，但英国的战斗力量的发展会给法国带来一个新的战斗要素，在心理和物质两方面都有巨大的价值，足可以增强法国的防御。

　　同时，希特勒也认为，一旦轻松战胜波兰所产生的兴奋作用消失之后，德国人的战斗意志也会削弱。因此他的结论是：只要条件勉强可能，则应该对西方国家发动秋季攻势。

　　实际上，因为意外而拖延了7个月才爆发战争的期间，法国人的士气变得比德国人还低落。更坏的是在德国有几个集团都想推翻希特勒并与西方国家和谋，同时他们希望英法方面所构想的和平条件能事先获得保证，但是英国政府对于这些秘密探试很少给予鼓励。

　　1940年1月10日，德军总参谋部一名携带德军准备攻击西方国家秘密计划的军官因座机迷航而在比利时迫降，该计划落入英法手中。在意外获得德国准备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文件后，英法的军事顾问却把它看作是德国的故意安排，是用来欺骗他们的拙劣伎俩。

　　令人想不通的是，即使这时德国使用欺骗伎俩，那么大敌当前，英法联军的统帅部也要对自己原来的计划加以修改，因为德国统帅部必定会对其攻击重点做出某种改变。

　　但是联军统帅部对于自己的计划既不作任何的修改，也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最后，德国改变了进攻计划，突然出现在法国一直认为的天然屏障、德国的机械化部队难以逾越的阿登地区，给了英法联军毁灭性的打击，最终导致了敦刻尔克大撤退。

多种可能致使四十万人绝处逢生

　　令人不解的是，正当几十万的英法军队被围困在敦刻尔克这个地域狭小的港口中。德军的坦克部队刚要冲入敦刻尔克实施扫荡的时候，希特勒却命令他的军队停止了攻击。结果，让英国军队在这唯一的退路上撤出了22．4万人，法国撤出了11．4万人。用英国人的话说，这是“敦刻尔克奇迹”。正是这些从德国手中逃出的军队才使得其有实力继续作战，并保留着足够的人力来防守海岸和应付侵略的威胁。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希特勒发出这个决定命运的命令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令人十分费解。史学家在对此事进行长期的研究探索中，已经发现了足够的证据。他们不仅能够把前后的经过编成一条完整的链条，而且对于导致这个最后决定的一连串理由也找到了恰当的解释。英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李德·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剖析：

　　从大量的历史资料来看，这个“奇迹”的发生跟希特勒的复杂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是受到其他人物思想活动的影响。

　　1940年5月24日上午，希特勒在视察中会见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龙德施泰特。龙德施泰特是一位谨慎的战略家，他对于一切不利的因素都总是很小心地决不放过，并且一向都是避免在乐观的时候犯错误。正是这个原因，希特勒把他看做是很好的帮手，他可以向希特勒提供冷静的平衡的判断，而这正是希特勒所缺乏的。龙德施泰特在汇报情况时，特别提出由于长时间和迅速的行动，坦克的实力已经减弱，并且指出从南北两面都有受到攻击的可能，尤其是南面。

　　希特勒对于龙德施泰特的慎重态度表示“完全同意”，并也强调保存装甲部队以供未来作战之用是很重要的。下午他回到自己的统帅部后，就立即召见陆军总司令哈尔德，命令其暂停进攻。

　　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伤感地写道：

　　由装甲和摩托化部队所组成的右翼，在其前面已无敌人，现在已经在元首的直接命令下停止不前，至于解决被围敌人的任务则准备留交给空军去完成！

　　有人可能会认为希特勒的暂停命令是受到龙德施泰特的影响，其实不然。假使希特勒已经感觉到他的这个命令是受到龙德施泰特的影响，那么在英国军队逃走之后，为了替自己所作的决定找借口，他必然会提到这一点。但是他却在事后的解释中从未提到龙德施泰特的意见是其中因素之一。这种反面的证据很重要。

　　也有人认为，很可能当希特勒前往龙德施泰特总部之前，他的内心里就有了这种打算。其目的是想替他自己的想法寻找进一步的合理解释，以便作为强迫哈尔德等人改变计划的根据。

　　如果在这之前还受过其他人的影响，那他们就是凯特尔和约德尔，他们是希特勒大本营中的主要军事首脑。当时瓦利蒙特听到停止攻击命令的传闻，就向约德尔询问原因，约德尔向其证实了命令的真实性，事后瓦利蒙特在自己的记载中提到了这件事情：

　　约德尔强调希特勒、凯特尔和他本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战的经验证明，装甲部队是不能在沼泽地中使用的，那样是要受到重大损失的。

　　因为各装甲部队的实力已相对减弱，而且即将发动的第二阶段对法国的攻势中，他们还有其他重要的任务。

　　除了上述几种情况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对希特勒的影响。

　　瓦利蒙特在记载中说：

　　不过在当时，我发现另外一个有关暂停命令的原因——即戈林此时出现了，并向元首保证他的空军可以从天空封锁海边的退路，以完成合围的任务。他毫无疑问地把自己军种的威力估计得过高了。

　　凭借戈林在纳粹党内不可动摇的地位，最终使得围剿敦刻尔克的任务落在了空军的手里。

　　后来，曾经强烈反对过这个命令的古德里安特别指出：“我想促使希特勒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即为戈林的虚荣心。”有证据显示，后来德国空军在使用上也没有发挥全部的力量。一些德国空军将领说，希特勒在这一方面如同制止地面部队一样加以限制。

　　因此，有高层怀疑在希特勒的军事理由的背后是否还有政治动机的存在。时任龙德施泰特总部作战处长的布鲁特对希特勒在访问集团军总部时的讲话做了记录，他认为这个讲话也许能窥视希特勒的思想脉络：

　　希特勒的精神非常好，他承认这次战役的过程的确是一个奇迹，并告诉我们他相信战争在6个月内就可以结束。此后他就想和法国签订一项合理的合约，于是和英国达成协议的途径也就畅通无阻了。

　　他说到对大英帝国的赞赏，其存在的必要，以及英国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这一席话真是让我们大感惊异。他耸一耸肩说，这个帝国在创立时所使用的手段固然并不太光明，但却也是时势所迫，无可奈何的。

　　他把大英帝国和天主教会相比较，并说两者对于世界的安定都是必要的因素，他又说他对于英国要求的不多，仅是它应该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地位而已；德国旧殖民地的归还是固所愿也，但却非必要，他甚至表示如果英国在任何其他地区遭遇困难时，他还愿意提供武力的支援。

　　他指出殖民地只不过是一个威望的问题，因为它们在战争中是无法守住的，而且也很少有德国人愿意到热带去生活。他的结论是，他的目的是想站在英国人认为可以接受的立场上，来和英国谋求和平。

　　布鲁特在其后的回忆中时常提到这一次谈话：

　　他感到希特勒之所以突然做出停止攻击的命令，是其政治计划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想使和平可以比较容易达成。假如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全部被歼，那么英国人就会认为他们的光荣受了一次严重的侮辱，就会拼命地雪耻了。让他们逃跑也许是希特勒想要安抚英国人的一种手段。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对英国的态度是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感情。希特勒的个性是很复杂的，所以没有一个单独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史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分析当时希特勒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一是他想保全坦克的实力以供下一场战斗之用；二是他对敦刻尔克地区的沼泽心有余悸，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过这样的教训；三是戈林对于空军的威力做了过高的估计和过分夸大；四是他的内心深处还有某种政治理由，但它和军事线索交织在了一起，而不易被发现。

　　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英法联军几十万人的绝处逢生。

“珍珠港事件”始末

山本五十六制造珍珠港惨剧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瓦胡岛。

　　早上7时30分，初升的朝阳刺破雾气，照在珍珠港锚地那两排巍峨的战列舰，以及三三两两的巡洋舰、成排的驱逐舰和各式辅助舰船上。战舰上和岸上都没有多少人在活动，只有几艘交通艇或吐着白烟的小拖船，偶尔会划过镜面般的绿色海水，好一派静谧祥和的周日景象。

　　但忽然之间，从海上飞来了大批涂着橘红色膏药的机群，向港口中的战舰投下了鱼雷和炸弹，宁静的港口瞬间成了充满水柱和硝烟、烈焰与死亡的炼狱，到处都是东倒西歪、扭曲破裂的舰体，以及在海面厚厚的浮油中竭力挣扎的水兵。

　　与此同时，珍珠港周边的各海军及陆军机场也遭到了日机的轰炸，一批批排列整齐、型号各异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在日机的投弹和扫射下化为火海。

　　美国人在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面前完全懵了，只有广播和无线电在一遍遍地拼命发送同一个惨痛的消息：

　　珍珠港遭空袭——并非演习！！！

　　珍珠港位于瓦胡岛南部科劳山脉和怀特奈山脉之间的最低处，因盛产有珍珠的牡蛎而得名，它是美国在太平洋上重要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是一个天然的良港，整个海湾形同伸向内陆的鸡爪，只有通过330米宽的狭窄水道与太平洋相通。港区内水域面积大约25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2米，港湾内的怀皮奥半岛、珍珠城中岛和福特岛将珍珠港分为4个小港湾，可同时停泊各种舰艇500多艘。

　　美国于1900年开始在珍珠港基地进行建设，陆续建成了设备齐全的大型造船厂、船坞、码头、油库等设施。1919年和1922年相继建立了潜水艇基地和航空基地。1933年起，为了遏制日本的扩张，美国进一步加大基地建设，使该港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重要的海军基地和后勤保障基地。1940年后，美国太平洋舰队便常驻珍珠港，成为在太平洋上的重要的威慑力量，极大地牵制和威胁着日本在太平洋上称霸的企图。珍珠港也就成为日本军队南进的一个阻碍，日军也把珍珠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为了拔掉这个钉子，1941年，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拟订了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得到批准后于12月7日实施了突袭。

　　这次袭击给美国在港内的舰只以毁灭性的打击。日军仅以损失飞机29架、潜艇一艘和特种潜艇5艘的微小代价，击毁、击伤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停泊在港内的全部8艘战列舰和10余艘其他舰只，击毁美军飞机188架。美军伤亡惨重，总计亡2402人，1282人受伤。美国太平洋舰队元气大伤，舰队的战斗力下降了80%至90%，超过了美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受损失的总和。

　　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占据了太平洋上的制海权，为进攻菲律宾和马来亚等西方殖民地国家，占有那里的资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那么，面对强大的美国，日本是如何萌动了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念头的呢？原来，日本想要把东南亚这些西方国家固有的殖民地窃为己有，最大的威胁就是美国。

　　由于日本对外扩张的速度不断加快，与美国的矛盾也在不断地激化。当美国宣布中止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并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后，为了获得荷属东印度年产量达800万吨石油的油田，南洋占世界年产量78％的橡胶和占世界产量67％的锡矿，以及铁、铝等金属矿资源，还有大米等粮食资源，日本不得不背水一战。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原是反对日本与美国开战的，他心里明白，与强大的美国开战，即使通过偷袭的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暂时性的优势，但如果战事超过一年到一年半，美国就会以自身强大的资源优势扭转战争的局面。但是，在日本大本营根据德、意、日三国订立的同盟条约确立了对英美开战的战略方针后，山本五十六一改过去反战初衷，竭尽全力策划了对美国的作战计划。山本五十六计划以偷袭的方式力求在开战初期歼灭美军太平洋舰队，确立日本军事上的优势，随后不断组织有效进攻，不断打击和削弱美国的军事实力，不给美军积蓄力量的机会，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

　　1941年1月，山本五十六正式向日本海军大臣提交了突袭美国珍珠港的《战备意见书》。《战备意见书》称：

　　要想尽快解决资源上的瓶颈问题，实现南进计划，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发生冲突。

　　一旦开战，美国军队在太平洋的舰队就会立刻从珍珠港出发，从侧翼对日军进行牵制，这样，日军南洋舰队就必定要掉头迎战。

　　因此，日本应该迅速将后顾之忧去掉，先拔掉“珍珠港这颗美国鲨鱼的牙齿”。

　　一旦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日本就可以在美国恢复元气之前，从容不迫地占领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所有的重要据点，获取那里丰富的资源。取得优势后，迫使美国订立城下之盟。

　　《战备意见书》中对这次突袭的可能性做了这样的评估，即只要美军舰队确实在港内停泊，并且日本军舰在航行途中不被发现，就能取得成功。山本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了自信，所以计划提交大本营后，他就开始着手准备突袭的工作。令山本五十六没想到的是，日本大本营却否决了他的计划。

　　日本上层普遍认为这样的计划太具冒险性，如果在攻击前被美军发现，就会有不可想象的灾难；而且一旦联合舰队的主力用于突袭珍珠港，那么势必造成对南方战线的牵制。联合舰队中也有不少军官对这个计划持反对意见，承担作战指挥的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南云中将和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少将都表示不敢苟同。

　　山本五十六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极力做高层人士的工作。他不仅说服了前来陈述反对意见的南云和大西两位将军的参谋长，还将此计划交给了日本天皇的弟弟，希望他能做通天皇的工作。

　　果然，日本天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批准了山本五十六的偷袭计划。大本营见天皇已经“恩准”，知道已经回天乏力，只好在1941年10月10日批准了这个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在提到珍珠港事件时，都会指责日本的不宣而战，其实，当时日本内阁在批准这个偷袭的计划时，在时间上做了精心的安排，可以说玩了一个小花招。他们的原意是想尽量不超出合法的限度外，来实现偷袭带来的利益。

　　他们玩的花招是这样的：

　　他们准备给予美国在11月26日提出要求的答复，预定在12月6日夜间送达日本驻美国大使手中，并指定他在第二天的13时正式交给美国政府，这时的夏威夷时间是上午的7时30分时，这样，日本就只给美国政府半个小时的时间去通知其在夏威夷和其他地区的军事指挥官说日本已经向美国宣战。

　　这样日本就有理由说偷袭并没有违反国际公约。然而，由于日本给美国政府的复电内容太长，日本大使馆在翻译时发生了延误，结果直至华盛顿时间14时20分，日本大使才将那份回复送交美国政府，而这时珍珠港已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

　　在日本飞机轰炸珍珠港的前45分钟，一艘美军拖船上的美国士兵就发现了尾随其后的日军微型潜艇的潜望镜，并向在海上巡游的美国“沃德号”驱逐舰报告了这一消息，“沃德号”随后击沉了这艘日本潜艇。

　　日本潜艇的任务就是进入珍珠港并配合随后到来的战斗机攻击美军舰艇，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美军士兵发现并报告了这一事件，可这样重要的信息却没能传递到美军的高层。美军的这一失误，使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美国高层轻敌导致飞来横祸

　　珍珠港事件对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据后来研究珍珠港事件的人员分析，造成珍珠港事件噩梦成真的原因，除了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主要原因外，美军内部高层轻敌和指挥失当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太平洋舰队的司令金梅尔上将和参谋长史密斯上校事先已经得到过要防备日军发动战争的警告，但是他们都未能认真地加以对待。他们始终认为，日本是不会对强大的美国发动进攻的，日本是不会也不敢挑战美军的。即使为了结盟国的因素，日本也只会派出一至两艘航空母舰前来骚扰一下。

　　由于轻敌，太平洋舰队基地的防空系统配置十分不严密，在战事如此紧张的状态下，竟然没有24小时的警戒。当日军的飞机已经空袭了5分钟以后，防空炮火才打响。甚至有的高炮分队直至要对日机射击，却无法打响，打开炮栓一看，里面竟没有填炮弹。由此可见，美军内部敌情观念的淡薄是何等严重。

　　因为在1941年12月6日有通报说，第二天美军的B—17轰炸机要抵达珍珠港西开姆机场加油和检修，然后飞往菲律宾，这样一个通报就使得美军当日在雷达上发现可疑飞行物时，竟然毫无根据、不假思索地就判断为是美国B—17轰炸机。结果山本前敌侦察机毫无阻拦地在珍珠港进行了侦察。美军这样轻率的判断，使太平洋舰队丧失了宝贵的预警和战斗准备的时间。

　　舰队司令金梅尔是一位精明、干练的海军军官，然而，在对日战备方面，他却犯了轻敌这样不可弥补的错误。

　　1941年12月6日，金梅尔曾参加了舰队司令部关于要不要疏散停泊在港内的舰艇的参谋会议。会上金梅尔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认为3个航空母舰特遣队都已经离开珍珠港，如果将现在的在泊舰疏散到海上，它们将不会得到舰载机的空中掩护，缺乏空中掩护的舰只在公海上必将更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

　　表面上看，金梅尔的想法似乎并没有什么可质疑的，但是稍作一些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个想法是主观和片面的。因为，舰艇集中停泊在基地港之内，势必成集结之势，这样不仅目标大，各舰都配有一定数量的弹药和燃料，在遭到敌人的袭击时，一艘舰艇被击中起火，就会殃及周围其他舰只的安全。如果敌人集中火力封锁或堵塞进出航道，那么美军舰艇连一艘也别想逃脱厄运。

　　金梅尔曾经得到过日军准备发动进攻的报告，既然已经知道战争迫在眉睫，并且也预计了日军可能采用空中偷袭的办法，那么就应该首先考虑到把港内停泊的舰艇进行分散，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军事常识问题。显然，金梅尔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在日本人心中的威慑力。

　　另外，既然已经考虑到了舰只在空中掩护的问题，那么，就应该联想到基地地面防空和空中拦截的态势和准备程度。这是一个大事，事关基地存亡的事情，作为基地海军舰队司令，金梅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珍珠港遭受袭击的原因，除了美国人的轻敌之外，还有一重大因素就是临阵指挥失当。当时美国军队中除了高炮、截击机外，还有另外一种非常有效的防空武器——氢气球。这种武器当时已经运抵珍珠港，但是没有任何军官想到应该尽快把它分发并放起来。

　　同时，惠勒机场是美军的截击机机场，基地指挥官威廉·弗雷德预先已经采取了防护措施，修建了100多个飞机掩体，可是夏威夷陆军驻军司令肖特中将害怕掩体中的飞机会遭到日本特务的破坏，于12月6日下达命令把所有战机全部整齐地摆放在掩体外，派重兵加以警戒。这个命令葬送了该机场上的P—40和P—36型截击机。

　　日军战机两个波次的攻击结束后，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仍然没有搞清楚日本的飞机是来自南方还是来自北方。金梅尔开始认定日机来自北方，下令美军战机向北搜寻侦察，但是从被击落的日本飞机上找到的航图标示来看，日军是来自南边。

　　于是，金梅尔又下令“企业号”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向瓦胡岛南部海域巡视。他不知道，日本飞机上的航标图全部做了手脚，为了怕泄密，所有的航标图中的标示全部是错位的，就是说它们把南北位置进行了掉换。

　　如果当时金梅尔稍微冷静一点，一边派航空母舰作南巡，一边派飞机到北边侦察。那么，南云率领的机动队就会被发现、被攻击，战争的局势也许将会改变。金梅尔的失误使得南云躲过了一场灾难，也帮了日本人一个大忙。

美军纵容致使日本为所欲为

　　除了美国人在对日作战上有一种轻敌和侥幸心理外，盟国希望美国尽快参战的心理也是使噩梦成真的又一个因素。

　　据50年后解密的文件看，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天，即1941年12月6日，从马来西亚哥达巴鲁机场起飞的一架澳大利亚侦察机发现了日本登陆舰队，立即报告给了上级，并要求加派其他飞机来接替跟踪。但是，盟军驻远东空军司令、英国空军上将布鲁克却命令取消跟踪。驻澳大利亚的美军代表史密斯上校立刻要求通知美国，但澳大利亚战时内阁拖延12小时后才批准史密斯的要求。这份报告实际上直至17个小时后才经夏威夷转到华盛顿，早已经失去了价值。

　　1941年12月7日的晚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第二天中午，罗斯福前往美国国会，进行演讲。这一次，罗斯福总统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坐轮椅，而是由他的长子扶着走进国会大厅，并向美国参、众两院发表了6分钟的讲演。

　　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

　　昨天，1941年12月7日，美国遭到了蓄意的猛烈攻击，这个日子将永远是我们的国耻日！

　　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日本海、空军部队的蓄意进攻。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无端和蓄意地发动进攻开始，合众国与日本之间就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

　　听完罗斯福饱含着悲痛和愤的演讲，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罗斯福对日宣战的要求。当天下午，美国政府对日宣战。

　　同一时刻，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在度周末，他从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中听到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事件，当时甚感惊讶。他立刻要通了罗斯福总统的电话，这一消息得到证实。

　　丘吉尔为了使美国加入战争，共同抗击侵略，可以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不列颠之战中，丘吉尔为争取获得美国的帮助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以政治家的深邃远见和外交家的巧妙手腕，通过多方面坚持和不懈努力，终于动员罗斯福说服了美国国会，通过了被称为转折点的《租借法案》。《租借法案》的通过对支援盟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然，丘吉尔想做的远不止这些，他一直把促成美国参战作为自己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这次，他来到纽芬兰普拉森夏湾的美军基地，在此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了又一次磋商。上一次因为两人各自忙于国内事务致使会晤拖延了下来。

　　由于丘吉尔与罗斯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曾谋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丘吉尔与已经成为总统的罗斯福仍然保持着书信的往来。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两位都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的老朋友自然有许多默契。

　　两位领导人就德国人入侵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由于苏德战争减轻了苏联对日本的压力，从而使得日本除了在中国，还想在其他方向上进行军事行动的威胁已经加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丘吉尔满心希望能和罗斯福一起制订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政策，但因为美国国会中的中立主义势力仍然强大，罗斯福无法也不能做出什么具体的承诺。双方只是在讨论和修改了以前草拟的五项联合宣言基础上，共同发表了一份被称做《大西洋宪章》的8项原则声明。

　　因为这个宪章只是道义上的，而不是法律的约束。于是在丘吉尔的敦促下，两国政府还是共同起草了《致日本政府的信件》，对可能在太平洋上进一步进行侵略的日本提出了警告。丘吉尔相信，由美国、英国、苏联以及荷兰等国参加发布的宣言，是会对日本起到遏制作用的。

　　美英两国的这次会晤，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性意义。它只是向德意日三个轴心国显示了英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团结和军事合作的意向和姿态，但并没有达成丘吉尔想促成美国参战的目的。

　　但是，丘吉尔没有想到，内心对参战持积极态度的罗斯福也没有想到，美国国会中持中立主义态度的势力更没有想到，这次会晤仅仅3个月后，无情的现实就把美国卷入了战争。

　　本来，丘吉尔和美国人都认为，日本人是不会把美国变成直接敌人的，但是正如美国著名的学者伍德指出的那样：

　　那些在美国和不列颠掌握大权的人，在估计上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他们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和勇敢精神，同时又大大高估了日本人的政治精明。

　　日本偷袭珍珠港，纳粹德国头子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恼火，简直是暴跳如雷，把在场的人都吓得惊慌失措。希特勒认为，德国征服欧洲，摧毁苏联，最后制服英国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但这需要一个条件，就是美国不介入。因为他始终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美国的干涉，对战争结局的影响和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他曾向德国海军将领下达严格的命令：任何德国的潜水艇不准在大西洋攻击美国船队，尽可能地不给美国人以参战的借口。由于日本的行动，致使美国人义无反顾地参加到战争的行列中来，希特勒的一厢情愿化为泡影。

苏联插手使事件提前发生

　　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70多年，但人们仍然在思考当年的这场战争悲剧，人们也总是想起那个神秘的话题：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否事先知道日本要空袭珍珠港？

　　如果美军这些历史疑问的答案尚未浮出海面，那么，美国《洞察》杂志于日前刊出的一篇文章无疑是向珍珠港事件扔出的一枚重磅炸弹：当时苏联担心日本从东线对苏发动进攻，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于是启用早已安插好的庞大间谍网，操纵美国和日本提前对战，珍珠港事件因此爆发。

　　美国著名的情报专家赫伯特·罗梅斯汀推出一本新著《维诺纳的秘密》，披露了自己研究的最新成果：

　　为了掌握日本的军事动向，苏联在日本培植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确保苏联不受到日本的进攻；相反，如果日本主动向美国发动进攻，则是苏联求之不得的事。

　　这本书是罗梅斯汀与美国国会前调查员、资深记者埃里克·布伦迪尔合著的。他们的结论极具爆炸性：苏联甚至在美国政府内部安插了一名高级特工，正是这名特工为日本空袭珍珠港做好了铺垫工作。

　　亨利·迪克斯特·怀特是美国“新政”经济学家、罗斯福总统最信任的经济顾问之一，后来被证明是苏联间谍。最新的证据表明，怀特从苏联高层那里得到指令，向罗斯福提出了大量针对日本的政策性建议，这才是美国与日本开战的关键因素。

　　对于怀特的间谍身份，美国情报部门直至后来才有所察觉。

　　1946年，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便向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写信，声称怀特是一名不可小视的苏联间谍。两年后，美国众院也就怀特是不是间谍的问题举行过听证会，但怀特的间谍身份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总算有了最后结论。

　　美国情报部门有一个隐秘的“维诺纳工程”，专门负责截获、破译外国政策的重要电文。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解密了一批文件，其中包括截获的苏联政府的大量秘密电文。包括罗梅斯汀在内的历史学家惊讶地发现，怀特的名字多次出现在这些秘密电文中。

　　经过对“维诺纳密件”的研究，学者都认为，通过这些文件，可以很清楚地看清怀特的间谍身份。美国国会研究20世纪政治历史的专家约翰指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怀特一直在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罗梅斯汀也指出，“维诺纳密件”证明，苏联同意为怀特上私立学校的女儿支付学费，并给怀特一家送过其他贵重礼物。

　　就在“维诺纳密件”解密的同时，美国一位前情报官又惊爆新内幕：怀特敦促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实际上是苏联一个秘密计划——“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苏联担心日本可能会从远东地区向其发动进攻，而且1940年和1941年的局势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日本要么进攻苏联，要么进攻美国，两者必有其一，而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苏联秘密情报机构的副部长维塔利夫·帕夫洛夫于1995年在一篇情报杂志上发表文章承认，他在1941年曾交给怀特一张便条，上面列出了苏联的外交政策要点，并敦促怀特向美国政府“推销”这些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美国敦促日本立即全部从中国撤军。

　　怀特与帕夫洛夫见面后没多久，1941年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果真给日本政府高层打电话，敦促日本从中国撤军。可是，日本不仅没撤军，反而在两周后向美国发出挑战，一手制造了空袭珍珠港惨剧。罗梅斯汀研究怀特的备忘录，发现它与帕夫洛夫关于怀特的描述有着惊人的一致。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对苏联来说是“天赐之物”，帕夫洛夫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虽然索奇已经提供情报说日本不会进攻苏联，但进攻的可能性一直无法排除，直至美国参战，威胁才算真正消除了。

　　如此看来，急于让美国参加到远东战争的苏联在这个事件的背后的确做了大量的手脚。此外，据前苏联情报计划研究专家斯蒂温·舒瓦兹介绍，与德国人比较起来，斯大林更担心日本人，因为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以俄罗斯人的溃败而告终。

　　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苏德和平协定，向苏联发动进攻。对苏联来说，避免与日本开战就变得异常重要，因为苏联红军尚不具备东西两线作战的实力。好在经过数年的努力，苏联在日本建立了一个间谍网，领导人是装扮成纳粹德国记者的日本特使来赴美谈判理查德·索奇。

　　据史料介绍，1941年9月，当索奇向苏联高层汇报，日本正准备进攻美国，而不会进攻苏联时，苏联高层才松了一口气，终于下定决心，将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三四十个陆军师迅速调到莫斯科，与德军较量，并最终取得胜利。同时，许多苏联官员一直担心日本人会改变进攻美国的主意，因为德国一直试图引诱日本从东部向苏联发动进攻，以减缓德军的压力。

　　据索奇透露，当时，美国与日本仍在秘密谈判，希望与日本达成和平共存协议。如果协议达成，苏联将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因为美国和日本有可能协调反苏政策。历史学家弗莱明发表文章说，虽然他不敢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美国政府内部安插的众多间谍一定影响到了罗斯福的决策，但他们把罗斯福以及其他高官的想法传给了苏联这一点却是事实。

　　针对当时的历史，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美国不是在1941年11月强烈敦促日本从中国撤军，美国和日本是否真的可以避免战争？罗梅斯汀认为，至少美国会有一段宝贵的备战时间，珍珠港事件中也不会损失那么多人。战后，马歇尔将军在国会听证时也承认，如果珍珠港美军未遭到空袭，美军可能会等到1942年1月或者更晚一些时间才会对日宣战。

法西斯造原子弹了吗

希特勒欲用精神意志征服世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扔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改变了世界，虽然有人说原子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在物理学领域曾遥遥领先，德国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分离出来铀—235，首先发现核裂变，是有机会领先于其他国家首先生产出原子弹的。但是历史现实就是这样，貌似强大的德国没有生产出来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种从未被人注意到的天然存在的铀元素被德国科学家发现。这个利用中子作为炮弹轰击铀原子核获得的成功，一举惊动了整个世界。然而，作为纳粹头子的希特勒并没有把这太当回事，因为他始终强调：德国的教育需要的是个人为团体的牺牲精神，而不是由科学助长起来的物质利己主义。

　　1942年以前，希特勒完全把赌注压在闪击战上，认为战争会很快结束，不需要花费大力气去研制尚无把握的新武器，没有原子弹他一样可以称霸全球。出于战争的需要，希特勒一开始就把研制火箭等武器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仅从1937年至1940年，德国陆军在发展大型火箭上就花费了5．5亿马克，而德国军备部批给“铀计划”的经费，只有100多万马克。这一点经费，与美国的“曼哈顿工程”相比，还不到其1／10。

　　直至1942年，希特勒还相信自己不久即将取得胜利，因此发布了一道命令：如果所提出的新武器计划不能保证在6周内制造出来并用于战场，那么任何计划都不能进行。这使得许多正在研究原子武器的科学家，再也不敢贸然提出这方面的建议了。

　　1942年秋，德国为了战争的需要，针对“铀计划”迟迟不能拿出“原子弹”的现状，决定“铀计划”的重点放在作为推动机器的发动机上来，主要想用在潜水艇上。这样一来，德国的“铀计划”就改变了预期的目的，以开发铀的动能为主要任务了。直至1944年，战局已经产生了变化，德国才开始对原子能计划发生兴趣。

　　希姆莱下令制订了一个新的研制方案，虽然这样加快了德国原子弹的研制速度，但这时已经晚了。由于盟军对德国的轰炸，德国的原子弹研究机构以及铀的提炼厂经常要大规模地搬迁，这极大地影响了德国原子弹的研制进度。

科学家不想让核武器用于战争

　　当时，德国的科学家在铀开发和铀利用上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沿的，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部分参加核研究的科学家都是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工作的，其中一部分人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甚至是消极的。

　　德国“铀计划”的核心人物海森堡其实已经认识到许多原子弹的关键技术问题，但在战争期间却故意避开了对原子弹的研究，转而研究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这是德国原子弹研究工作没有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海森堡对他的行为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

　　在专制政权下，只有那些表面上与政府合作的人才能进行有效地积极抵抗。

　　另一位科学家罗伯特·容克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海森堡和他的朋友们之所以从事德国原子弹的研究工作，这首先是使另外一些缺乏觉悟的物理学家无法实现事业上的成功，因为他们不应该成功。

　　在德国战败后，著名的物理学家冯·魏茨泽克在听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后，对其他人说：“我之所以没有制成，首先是因为其中的大部分人并不真正想搞……如果我们希望德国获胜，我们不会造不出来。”

　　尽管受到原子弹的道德问题的困扰，并且还怀有对希特勒和具体组织者的不信任，德国的科学家们在研究工作中还是很努力的。

　　此时在遥远的美洲大陆上，美国的几十万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着自己的原子弹计划——“曼哈顿工程”。就是这样一个工程把德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而德国仍然蒙在鼓里。

　　另外，德国有成就的科学家大都倾向于基本原理和基本现象的研究，不愿意进行平淡、烦琐的技术性工作，大量既懂得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又能从事具体技术和组织工作的人，不是逃亡就是转入其他军事研究部门，造成了德国核研究的脱节。

　　虽然铀和同位素分离、重水生产等问题的研究最初进展很快，但没有人有效地将它过渡到大规模的生产上去，也没有人有效地组织与原子弹有关的爆炸、辐射等问题的综合研究。

　　当年美军“阿尔索斯”行动特遣队在德国曾发现一张未能销毁的设计草图，美国负责原子弹研究的格罗夫斯和科学顾问格德斯密特都认为，从图上判断，海森堡等科学家研究的成果，离原子弹爆炸只有一步之遥。

同盟国派出精锐部队捣乱破坏

　　重水是获取铀—235制作过程中理想的减速剂，天然水中的重水含量只有l／6000左右。德国重水的来源主要依靠被占领的挪威的维诺克化工厂，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重水工厂。

　　1942年，英国负责经济战略的情报机构获得的情报称：德国人已经命令在挪威的维诺克化工厂把重水的年产量从每年3000磅增加至10000磅。这一情报意味着德国人在研制原子弹上在已经走在盟国的前面，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阻止德国人的研制进展。英国战时内阁决定，由英国中央情报部门组织突击队联合挪威地下抵抗组织，将这座工厂的重水厂炸毁。

　　经过紧张的筹划，取名为“燕子行动”的突袭行动迅速开展。两架由轰炸机牵引着的满载突击队员的滑翔机从英国起飞，开始进行毁灭性的攻击。几个小时之后，地面的特工人员向焦急等待的伦敦指挥中心发出消息：轰炸机在挪威飞抵目的地附近上空坠毁，机上所有人员不是死亡便是被德国人生擒。第一次突击以失败而告终。

　　德国军队抓获了几名突击队员后，未经审判就把他们给处决了。英国情报部门也急忙向德方施放虚假信息，使德国情报部门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根据掌握的情况判断英国偷袭的目标不是维诺克化工厂，而是与工厂临近的一座新水坝。于是，他们把100名加强警戒的警卫部队增派到水坝上，而对化工厂则只增加了12名警卫。

　　英国情报部门重新制订了袭击计划，情报专家对着地图和模型对新一批突击队员进行了严格的强化训练。

　　这一次，突击队员将从地面对维诺克化工厂进行袭击。9名突击队员空降到距维诺克化工厂30公里的斯库利凯湖上，与地面的特工会合后，悄悄地向工厂进发。

　　维诺克化工厂坐落在崇山峻岭中的一个300多米高的峡谷悬崖上，通往峡谷的每一条关卡上都有德国士兵把守。突击小组首先向下滑行到谷底，然后又紧张地爬上近千米的大岩壁，随后他们沿着通往工厂的铁路堤岸匍匐爬行，终于来到了工厂的大门口。由于突击队员们事先已经通过地下特工的标示熟记了工厂的一切，因此，仅用了3分钟的时间就找到工厂与浓缩室相通的电缆道和预定要爆破的水槽、水管等，并很快把炸药放在要害的爆破位置。

　　这一切做得非常隐秘，把守工厂的德国士兵一点也没有察觉突击队的潜入。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极其珍贵的上千磅重水从炸碎了的储存罐里流出，随着水沟里的污水消失得无影无踪。工厂里的机器被炸成了一堆堆巨大的废铁。德国的核计划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年后，维诺克化工厂被修复了一部分。就在德国人准备重新开始生产重水时，英国人的飞机又来轰炸了，炸毁了工厂的发电设备。

　　希特勒面对英国人的袭击，先是暴跳如雷，后是气急败坏，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把已经造好的重水运回国内”，同时还有生产这些重水的设备也一起带回德国，以防英国人的破坏。这一次，德国人在沿途加强了警戒，增加特工和军队进行保护。在将重水运往德国途中的廷斯贾克湖上，满载着重水和设备的货轮再一次被英国特工预先存放的定时炸弹炸沉在湖底。至此，德国原子弹计划损失惨重，元气大伤。

　　英国的“燕子行动”摧毁了德国设在挪威的重水工厂，并炸毁了德国运送设备的轮船，从而大大延缓了德国研制生产原子弹的进程，而美国的“阿尔索斯”计划则让纳粹德国的“原子弹梦”彻底破灭了。

　　1943年秋，美国情报部门向最高统帅部建议，为了彻底摧毁希特勒的原子弹梦想，计划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到敌占区去搜捕德国科学家以及相关的类似铀和重水等重要的战略物资，刺探科技情报。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刻就批准了这个代号为“阿尔索斯”的计划。于是，“阿尔索斯”小组成员随军行动，相继在盟军收复的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地发现并查获了大量的德国相关情报。由小组成员引导，美军成功地轰炸了德国阿吉附近的一个从事铀加工的工厂。他们在海登堡找到了德国重要的实验室，并抓获了德国最著名的科学家海森堡……

　　至1944年年底，德国境内的生产和实验设备不断地遭到盟军的轰炸，大批的科学家被美军俘获，德国的原子弹梦彻底破灭了。

日本的“2号研究”付之流水

　　纳粹的原子弹研制计划被盟国破坏后，他的盟友日本惊恐万状。原来，日本人很早就已经着手开始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了，他们给这项计划取名为“2号研究”。

　　1934年，日本的理化研究室和科学家就进行过人工轰击原子核的实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军方拨出巨款在东京空军大楼建立了核弹研究所，妄想依靠原子弹威胁世界，实现所谓“大东亚共荣”的美梦。1940年年底，潜伏在美国的间谍向日本军方密报了美国核计划的秘密，这一情报使日本人在欣喜的同时，又感到万分恐慌。侵华战争中庞大的军费开支严重地影响了“2号研究”的进展程度。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缺乏宝贵的资源。当时日本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制造原子弹的材料——铀，而日本国内根本就没有原子铀的矿藏。日本人想到了盟友德国。

　　东条英机将日本的想法和得到的美国有关核计划的情报传递给希特勒，并希望希特勒能在铀上给予帮助。希特勒十分痛快地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也立刻给予援助，并派出潜艇秘密运输。希特勒如此痛快地答应日本人，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做出的决定。

　　当时，德国与美国的决裂已不可避免，为了抑制美国人的核计划，有必要在轴心国内确立核震慑。希特勒认为，一旦美国首先制造出原子弹，那么，对德国必将是极大的威胁，但是，如果日本人在这方面捷足先登，闯入核大门，那么无疑又将是对美苏的威胁。

　　在一个月黑风急的夜晚，德国一艘装载着核原料的潜艇悄悄地驶向日本。日本大本营同时接到德国方面出发的密电，即刻着手准备接应。这一切都没有逃过盟国谍报人员的眼睛，美国太平洋舰队获得了德国潜艇远航日本的情报。美国海军在德国潜艇必经之路马来西亚近岸处布下了天罗地网，静候德国潜艇的到来。

　　漆黑的大洋深处，鲸鱼般的潜艇关掉了无线电，悄无声息地向预定目标行驶着。尽管德国潜艇关闭了一切能够关闭的系统，但动力系统是无法关闭的，美国海军的声呐兵测出了潜艇的方位。很快，一枚枚深水炸弹沉入海底，爆炸激起的水柱有两三米高，德国艇终于没能躲过炸弹的袭击，连同珍贵的铀原料沉入了海底，埋葬在大洋的深处。

　　德国的援助之路被美国人切断后，日本人只好自认倒霉，无可奈之下，只好在中国的东北以及蒙古等地搜刮少量的资源。然而，从这地方运回去的铀数量少得可怜，对于一个庞大的核计划显然是杯水车薪，因此，日本的“2号研究”进展十分缓慢。

　　1945年，美国空军大举轰炸日本东京，日本空军总部作为军事目标遭美军持续的大规模的轰炸，“2号研究”所在的49号楼也被美国的上千吨炸弹炸得粉碎。

德军迷途飞机的命运

德国战斗机误入中立国被迫降

　　1944年，已经转入战略反攻的盟军，派出数千架轰炸机不分昼夜地对德国本土进行着狂轰滥炸。德国也为保卫自己的第三帝国不被彻底征服做最后的抵抗。

　　在连续不断的空战中，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插曲：德国一架先进的“Me一110”型战斗机误入中立国瑞士的领空，被瑞士防空部队迫降。德国为了保证先进技术和绝对机密不被盟军得到，与瑞士当局进行了多方面的较量，最后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才妥善处理了那架迷途的飞机。

　　1944年4月28日，漆黑的夜里，在德国南部的夜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空战，德国战斗机升空阻拦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群。在混战中，一架由德国少尉威廉·约翰驾驶的3人组“Me—110”型战斗机偏离了方向，闯进了中立国瑞士的领空。

　　瑞士杜本多夫空军基地的防空部队用强力探照灯锁定了德国的飞机，然后发射红绿信号弹示意飞机降落。“Me—110”上的威廉少尉无奈将飞机靠近跑道，就在探照灯被关掉的瞬间，他又将飞机拉了起来。瑞士防空部队见到“Me—110”型战斗机重新加速，似乎要逃之夭夭，于是再次用探照灯将其锁定。威廉被强烈的灯光照得头晕眼花，只好降落。

　　飞机终于摇摆着停了下来，威廉少尉关上引擎，这时，他们听到飞机外面有人轻叩飞机的驾驶舱，说：“请出来，这里是瑞士，你们被拘留了。”飞机内的约翰等3名德国人环顾四周，发现他们已经被包围了，20多名瑞士士兵正手持武器瞄准着飞机。

　　威廉和两名机组人员马上意识到，他们应该立刻将飞机上的秘密装置毁掉，因为飞机上载有最新型的“SN—2”夜间飞行雷达，它可以在4公里外发现盟军的轰炸机。同时，飞机上还有一样重要的新型武器，绰号为“倾斜的音乐”。这是一对高射炮，可以直接向上方开火，用来攻击盟军轰炸机难以防守的机身腹部。

　　此外，无线电报务员阿希姆违反严格的规定，私自携带了一套德国高级别的电码本。如果这个电码本落入盟军情报人员手中，对德军必将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从“Me—110”型战斗机中出来前，阿希姆使劲用脚踢雷达装置，想把它破坏掉，负责发射双子炮的炮手保罗也想把“倾斜的音乐”破坏掉，但他们的努力都没有成功。

　　机舱外的拍击声越来越紧，他们只好把那个密码本迅速地藏入飞行衣的口袋里，这才打开飞机舱门，爬下飞机。

　　因为瑞士是中立国，因此士兵们也都还是很友善的，3个德国飞行员来到停机坪上，其中保罗还取出香烟点上，并和那些瑞士士兵聊了一会。

　　稍后，保罗说要到飞机上去取一些私人物品，没等瑞士的士兵批准，保罗就爬上驾驶舱，试图引爆机舱内的定时炸弹，炸掉飞机。就在他将要触到定时开关的一刹那，几名瑞士士兵紧随其后拖住了保罗的后腿。引爆飞机没能实现。

　　瑞士的士兵并没有把3名德国人当做俘虏来对待，而是把威廉等3人带到了基地，还向他们提供了酒菜。可3个飞行员知道，再好的招待他们也是俘虏，飞机上的机密定要销毁。3个人酒足饭饱后提出要去卫生间，于是由两名瑞士士兵陪着他们来到厕所，见瑞士士兵的注意力不集中，3人立刻把密码本拿出来一页页撕碎，丢进厕所里并用水冲掉。但还是让瑞士士兵发现了，他们上来抢走了剩下的部分。

　　当得知“Me—110”型战斗机在瑞士降落的消息后，德国立刻向瑞士提出归还飞机的要求，但是瑞士官方拒绝归还侵犯他们领空的“Me一110”型战斗机。柏林的德国高级将领们此时几近恐慌，他们担心瑞士人会把秘密武器和电码本悄悄转给盟军的情报部门。

纳粹怕泄密千方百计销毁飞机

　　德国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立刻命令将3位飞行员的家属逮捕，以防3名空军军官叛变。希姆莱还向希特勒建议，立刻派人潜入瑞士或启用瑞士的间谍人员谋杀那3位被俘虏的飞行员，戈林也提出要派飞机轰炸瑞士的杜本多夫空军基地。

　　希特勒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发雷霆，他一面指责甚至谩骂手下的过失，一面拒绝了希姆莱和戈林的建议。瑞士是中立国，目前的战事已经向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即使有利于德国也不能把事情做得过于绝对。保持与一些中立国的关系对德国是绝对有好处的，因此，希特勒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

　　希特勒想用秘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他恢复了平静后，立刻召见了自己的心腹——德国党卫军少校奥托·斯科尔兹内。

　　奥托被盟军认为是一个颇为狡诈阴险的人物，当初就是他带人劫走了已经被抓获的墨索里尼。如今，希特勒又派奥托到瑞士，去执行一项同样让人难以想象的任务——找到并炸毁“Me一110”型战斗机。

　　然而，这一次奥托的命运可没有上次那样好，他在瑞士杜本多夫空军基地周围转悠了好几天，寻找有关德国飞机的蛛丝马迹。他询问了附近的一些居民和刚从基地走出来的无军职人员，得知瑞士官方已经将这架先进的飞机转移到了深山中。这样一来，要想找到飞机就好像大海里捞针一样不可能了。奥托只好灰溜溜地窜回了德国。

　　希特勒见自己精心策的划行动落了空，于是，只好通过外交手段与瑞士进行谈判。

　　5月中旬，德国和瑞士终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协议，在德国军事参赞的注视下，已经运回杜本多夫空军基地的那架“Me—110”型战斗机及其秘密设备被泼上了汽油，点火焚毁了。同时，根据协议，瑞士政府从德国购进了12架“Me—109G”型高性能战斗机。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少尉威廉、雷达员阿希姆和炮手保罗被释放并返回德国。德国情报处在了解了他们在瑞士的具体遭遇和行为后，认定他们没有叛国的行为，随即将他们的家属全都释放了。

希特勒的困兽之斗

盟军东西并进围困德国柏林

　　1944年年末，随着西线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和东线苏军的胜利推进，德军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但是对穷途末路的希特勒来说，他仍然幻想着他的第三帝国还能重新强大起来。

　　1944年12月10日，希特勒在盛大的欢迎场面中，离开了因为轰炸已经变得满目疮痍、陷入瘫痪的首都柏林，登上了开往西线的火车。同时，60多名陆军元帅和将军已经接到神秘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命令：要求他们单独去地下掩体汇报。这个地下掩体是距离前线25公里的一个被称为“鹰巢”巨大的地下掩体，希特勒就是从柏林来到这里准备实施他的计划的。

　　12月11日，当元帅和将军们进入地下掩体时，他们都被板着脸的党卫军下级军官解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然后，他们坐到了一间大会议室的椅子里，那些椅子事先被摆成一排排的，就像学生在教室里一样。几分钟后，房间的一扇门打开了，希特勒从里面走出来。对于那些追随元首多年的元帅和将军们来说，面前元首的样子令他们感到震惊。此时的希特勒看起来像是一个身心衰竭的人，他的脸色很难看，似乎很不健康，双手也有些微微的颤抖。

　　军官们心中的元首已经未老先衰了。一种可怕的沉寂笼罩着整个房间。稍后，希特勒用低沉的声音开始讲话。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希特勒杂乱无章地说着德国过去的伟大战绩，谈论他创立纳粹党的目标和胜利。

　　虽然，这些话大多数军官已经听到过无数次，但他们不敢表现出一丝坐立不安和不耐烦的神情来。他们也不敢伸手去掏手绢，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举动会被布满房间里的党卫军士兵理解为去掏藏匿的手枪。因此，即便是他们心中想着其他的事情，但在外表上也给人一种全神贯注地倾听的感觉。

　　突然，希特勒的讲话停了下来，房间里又是一阵死一样的沉寂。过了好长时间，希特勒才又开口。他说：“我已经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将在西线采取攻势。”

　　陆军元帅和将军们都惊呆了。近5个月来，盟军的攻势始终很猛，一直在向德国挺进，而且已经将德国包围。如今盟军已经沿着德国的边界部署完毕，即将发动猛烈的攻势来结束在欧洲的战争。在这个时候德国还能开展攻势吗？陆军元帅和将军们心中不免有这样的疑问。

　　希特勒一边回味着逝去的辉煌岁月，一边指着西线的地图说：“我将在这里打击敌人！”说着，他用手使劲地戳到地图上的一个点。

　　指挥官们再次瞪大了双眼。希特勒用手指的是被人们称为“魔鬼阵地”的阿登。这个位于比利时和卢森堡之间60公里的地区根本不适合打仗，那是一个多丘陵和被森林覆盖的地区。进入这个地区，德国军队的装甲部队只能行驶在狭窄、崎岖、覆盖着冰雪的山路上，这样的道路非常不利于部队的调动，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

　　客观地讲，在选择是为胜利做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上，还是和西方国家媾和上，希特勒的选择还是有其高明的地方的。因为希特勒看到了洋洋得意的盟军指挥官已经被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不可能想到德国军队会在冬天从阿登地区展开进攻。如果这一役取得成果，就将改变整个战争的局面。

　　希特勒所幻想的是，假若能够再造成一个敦刻尔克，那么英国人就会实际上被迫退出战争，他就可以获得喘息的机会，从而在东线战场上阻止苏联红军的进攻，从而形成一种僵局。

　　希特勒对这个计划倾注了极大的寄托和希望，同时也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西线总司令龙德斯泰特元帅曾经说过：“照我看来，对于这样一个具有极大雄心的计划，我们所能动用的兵力实在是少了。事实上，没有一个军人会相信到达安特卫普的目的是真正实际可能的。然而我们无法与希特勒争论，那样也只是徒费口舌。”

　　因此，伦德斯泰特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可以使希特勒既欣赏又比较具有实际可能性的计划，从而希望希特勒能够放弃那个荒谬的想法。但是，希特勒拒绝了龙德斯泰特的建议，坚持自己原来的计划。

　　此时的希特勒正在用他低沉的声音向自己的指挥官们讲解着这个计划的意义和实施方案。希特勒的计划是用强有力的先头部队粉碎组织不善的美军防线，并朝西北200公里发动突袭，占领关键性的港口安特卫普——盟军依赖它供应西线的大部分物资。

　　希特勒强调，计划的成功关键在于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保密，再一个是速度，两者缺一不可。保密可以通过一个精心策划的蒙蔽计划来实现，而速度就是在保密的前提下，迅速将两支装甲部队从离开后方10公里的地方火速调集到前线，而盟军对这么大型的军事行动要毫无察觉。

　　为了蒙骗盟军，德国人给这次军事行动起了个代号叫“守卫莱茵河”，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体现防御姿态的名称。

纳粹穷途末路实施蒙骗计划

　　就在德国指挥官们离开“鹰巢”，火速赶回他们的岗位后，西线总司令龙德斯泰特立刻开始执行蒙骗计划。他一面用无线电将“守卫莱茵河”的计划发出去；一面命令西线的德国军队全线停止一切进攻，而准备为德国建立最后一道防御工事。

　　盟军的无线电窃听部门轻易地将德国的这个密电破译出来，盟军为德国的退缩而感到兴奋。在亚琛地区，美国人正在为庞大的进攻调集部队。

　　希特勒指示德国情报部门在这一地区设立一个虚假的电台网络，模拟子虚乌有的第二十五集团军的存在，以使得盟军在监听德军无线电时确定这个德军后备军已经调集到亚琛地区，以应付盟军的猛烈进攻。

　　就在美国人在亚琛地区忙着调集部队的同时，德国军队正在悄悄地实施着“守卫莱茵河”的计划。

　　1944年12月13日晚，上千吨已经收集起来的稻草从后方运往前线，并被铺设在道路上用来消除坦克和车辆发出的声响，大炮也由钉着特殊马掌的马来运送。标有阵线后方行军路线这种所有军队中的常规程序被严格禁止，因为任何一名盟军的间谍只要发现这些标记就能意识到有庞大的部队在调动。在白天，禁止任何车辆开动，无论它们的所有者是什么官衔，只要是违背这项禁令，交通工具的轮胎就被刺破，被追究责任。

　　特定的军官被严令指派为道路的指挥官，他们的作用就是要加强执行伪装措施，这些被指派的军官有着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逮捕甚至枪毙任何一个违令者，无论他是将军还是士兵。

　　第二天的晚上，德国军队的坦克、大炮、车辆等已经离前线越来越近，德国的空军也飞到前线，看似在执行任务，其实是在用飞机发出的噪声来掩盖地面部队可能会泄露秘密的声音。

　　离进攻时间还剩一天的夜里，德国军队的每一名士兵、每一辆坦克、每一支冲锋枪、每一辆弹药车和每一门大炮都已经到达精确的指定位置上。这时的美国人还一点也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同时，希特勒为了给盟军制造混乱，派出了一连会说英语的突击部队。突击队员穿着美军的野战夹克，并乘坐美军的吉普车，趁着美军战线被突破的机会，分成若干个小群赶在撤退中美军的前面向其后方地区到处渗透。他们切断电话线，移动路牌使得正在调动的美军走错方向，悬挂红布条以示道路上已经布雷等。总之，他们用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来制造混乱。

　　希特勒本来在派出突击队后，还有另外一个设想，就是想派出一个装甲旅，也是同样进行伪装，然后用它们长驱直入去夺取马斯河上的桥梁。但是，这个计划始终也没能实施。原因是集团军能够提供的坦克和卡车的数量还不足所需要的零头，所以这个计划也就最终被放弃了。

　　德军突击队在美军的后方的确造成了巨大的混乱，甚至超出了希特勒的预期。差不多有40辆吉普车混入了美军的后方，并到处制造混乱。在这40辆吉普车中只有8辆落入了美军的手里，其余的全部返回到了德国境内。

　　美军士兵每逢在路上相互遭遇时，都认为对方是德国突击队员。美军士兵已经被搞得极度紧张，他们看谁都像是德国突击队员。结果造成了美军在后方到处拦截车辆进行检查，有数以百计美国军人因为在回答问题时使人感到怀疑而被拘捕，就连集团军的司令布雷德利都曾经被要求出示证件。

　　后来布雷德利回忆说，当时有一个士兵曾经非常慎重地考问了我3次跟美国有关的事情。第一次是考问美国的地理，第二次是考问足球的规则，第三次考问的是美国一个大明星的现任丈夫是谁。

　　可见当时美军内部是何等的紧张，这样的考问使得前来联络或参观的英国军人简直是烦透了，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纯粹美国文化的考题。就这样，美军在远达后方巴黎的大范围内，采取了一种近乎瘫痪性的安全措施，结果是瞎折腾了十多天。希特勒的蒙骗计划取得了成功。当德国军队的1900门大炮发出巨大的轰响，雨点般的炮弹落在美军士兵的头上，当德国军队的20个师、1000辆坦克及装甲突击炮，把美军80公里的防御阵地冲破出一个大洞后，美军第八军指挥官米德尔顿将军和参谋长一起对着作战室内的大地图发愣。他们惊呼：希特勒这个混蛋从哪里搞来了这么多的部队？

　　然而，这只是昙花一现，希特勒的反攻计划只是在一开始起到了作用。在阿登会战的前期，德国的确给了盟军很大的打击，但在后期便逐渐衰落下去，并无法挽回彻底失败的命运了。原因就在于德国本身有许多内在的困难，尤其是资源的枯竭已经无法保障希特勒膨胀的野心。在此战役中，德国军队的坦克和其他车辆因为缺少油料，在进攻的途中常常要无奈地停止前进，只能原地等待油料的到来，结果错过了进攻的绝好机会。

　　德军的将军们曾经很有感慨地说：“正因为缺少燃油之故，我们的预备队站在那里排着大大的长龙，分布的地带有100公里，而这是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盟军经过6个星期的浴血奋战，将德军的攻势阻搁在已经插入比利时的60公里处。

　　希特勒在孤注一掷的反击中，也将自己“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的军事信仰发展到了极限，由于他不顾实际地下达不准撤退的命令，最终也只能坐以待毙。

日本投降前后的丑态

日本天皇发布投降停战诏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包括饱受侵略蹂躏国家在内的世界人民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了。

　　当人们在庆祝这一胜利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日本在投降的背后还存在着许多的令人震惊的龌龊的交易。

　　美国军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在1943年下半年终于赢得了战争的主动。尤其是1944年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美军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这次海战是日美双方在太平洋上的决战，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航空母舰大战。

　　在海战中，美军先后攻占了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全部歼灭了岛上约70000多日本守军，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防御严重瓦解。由于核心地区的丧失，日本大本营规定的“绝对确保的国防圈”面临崩溃，美国军队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日本海军在失去了远洋作战的空中支援后，美军在此领域就有了更大的主动权。

　　此时的日本已经日暮途穷，苟延残喘。美军轰炸机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猛烈轰炸，战火直燃日本本土。

　　1945年7月26日，由中国、美国、英国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向世界发布，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马里亚纳群岛的失陷和日本本土遭到的轰炸，极大地震动了日本，加剧了日本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波茨坦公告》的发布，日本国内主降派与主战派的争吵由此开始，愈演愈烈。

　　日本的主降派有：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海相米内光政和外相东乡茂德。主降派认为，投降虽然在日本国体上留下了污点，但是从美英两国的舆论看，至今并没有提及改变国体问题。仅就投降而言，尚无须为国体忧虑。

　　日本的主战派有：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主战派认为，日本还没有战败，还有决战本土的机会，决战本土会让美国人受到沉重的打击，说不定还会扭转战局。

　　对于如何回应《波茨坦公告》，日本内阁召开会议。会上外相东乡率先发言，他说：“鉴于《波茨坦公告》是和谈的唯一基础，所以我认为在政府能够采取这种或那种坚定立场之前，不应该把这个公告公诸于人民。”

　　立即有人反对：“既然公告已经在全世界广播，相信日本人民也不会听不到，因此，日本人民理应从自己的政府那里正式获悉这个消息。”

　　陆相阿南说道：“倘若把有关《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公之于众，政府就必须同时表明他反对公告条款的理由和希望日本国民采取的态度。”

　　最后，会议通过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政府既不对这一公告完全置之不理，又不在界定自己的立场之前把它公布出来。

　　因此，内阁决定发表一个措辞含糊的消息，政府不表态，报纸也不渲染，可删节，但不可评论。然而，由于日本强硬派占据着上风，后来在《朝日新闻》上，不仅原文刊登了《波茨坦公告》，而且还在评论中将公告说成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玩意儿”。

　　这种结果与内阁会议的决定大相径庭。更令东乡感到意外的是，铃木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竟然直言道：

　　《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声明》的旧调重弹，政府认为，这个公告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玩意儿。我们对它根本不屑一顾，政府决心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直至胜利。

　　日本的态度激怒了美国，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遭到第一枚原子弹的轰炸，8月9日，日本长崎遭到第二枚原子弹的轰炸。

　　两枚原子弹炸蒙了日本人，而就在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同时，苏联也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使得日本一些还存在幻想的动摇派彻底放弃了继续战争的想法。内阁会议上，首相铃木与往常会议相反，第一个发言，他说：

　　鉴于广岛事件和苏联出兵满洲，日本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战争。我认为，我们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外，别无其他选择。

　　他用目光在会场里扫了一圈，表示要听听在座诸位的意见。会场里鸦雀无声。海相米内打破了这种沉寂，他说：“大家缄口不语，那就一事无成。我们是否同意敌人的最后通牒，是无条件投降还是提出条件？我们应该在此时此地来讨论一下。”

　　于是，其他与会者纷纷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最后，与会者除一致认为日本的君主制必须保留外，对其他观点的分歧非常尖锐，各不相让。铃木、米内、东乡主张在保留君主政体的基础上，接受盟国的最后通牒。阿南、梅津美治郎、丰田希望必须加上另外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盟军向日本派驻的占领军要是最小规模的；日本战犯由日本方面而不是双方来审判；由日本方面遣散日本军队。显然，主战派是无法接受战败和投降的想法的。

　　东乡反驳道：“日本目前的情况朝不保夕，即使日本想提出若干条件，同盟国也不会同意，他们是可能断然拒绝的。”

　　梅津争辩道：“日本尚未输掉这场战争，倘若美国人进犯日本本土，我们的军队仍然可以有力地阻止他们，他们的伤亡一定是非常惨重的。”

　　东乡回击道：“即使敌人的首次进攻被击退，但是，日本的防卫能力也会更加衰弱，敌人的下一次进攻日本绝对是挡不住的。如果那样，不如现在就接受这个公告，只要能留住日本皇室。”

　　米内接着说：“是的，我们可以为日本赢得第一场战斗，但无法赢得第二场战斗。我们大势已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抛开脸面，尽快投降。我们应该保存我们的国家。”

　　阿南不服气地说：“我们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说我们已经失败，未免为时尚早。毫无疑问，假如敌人进攻日本，我们一定会给他们带来惨重的损失。或许这就能扭转战局，反败为胜，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时，农业、运输和工商等几个大臣都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们从日本的经济上说明了日本之所以不能再战的理由——由于轰炸造成的损失和农作物的减产，都已经不再有实力支持日本打下去了。内务大臣和另外的几个大臣叫嚷着坚决反对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应该继续战争。

　　内阁会议一时解决不了分歧，无奈之下，铃木只好决定把这个情况向日本天皇裕仁作了汇报，请求他来裁定。

　　这天夜里，裕仁召集内阁大臣首相铃木贯太郎、海相米内光政、外相东乡茂德、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另外还有平沼男爵到皇宫开会。

　　会上，铃木首先向裕仁汇报了白天内阁成员会议争论的主要分歧。他说：“现在的形势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分成了两派，无法取得一致。”

　　东乡第二个发言，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后，说：“日本应该接受《波茨坦公告》，只要盟国能够接受在保留日本的问题上作出保证。”

　　阿南则气势汹汹地站起来，表示反对：“日本应该打下去，对日本来说，最后的较量尚未开始，胜负未定。如果接受投降，他们必须接受4项条件：保持日本君主政体的完整，保证日本有权遣散自己的军队，自己审判战犯和限制占领军的规模。”

　　梅津听了阿南的话，不住地点头，道：“我赞同日本应该继续打下去，日本仍然比较强大，现在接受无条件投降只能使日本战死的英雄们蒙受耻辱。投降，必须要坚持这4个条件。”

　　丰田也同意继续战斗下去。随后，首相铃木说：“显而易见，我们现在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还是请陛下钦定。”一直缄口不语的天皇裕仁这时开口发言，他说：

　　继续战争只能造成日本人民的毁灭……显然，日本已经无力进行战争，能否继续保卫自己的国土也令人值得怀疑了。

　　裕仁的语调变得很是低沉：

　　毋庸讳言，眼见朕之忠心耿耿的军队被解除武装，实在难以忍受。但是，现在需要忍所不能忍，耐所不能耐。所以，我打算全盘接受他们的条件。

　　裕仁讲完话后，最高委员会的委员们满面泪痕，鞠躬致敬。陆相阿南打破沉寂气氛，高声嘶叫：“请陛下不要投降！”裕仁转身，慢慢地走出房门。

　　委员们遵照裕仁的指示，向瑞典和瑞士发出了一封电报，转给中、美、英、苏4国，内容是：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英、中国政府首脑在波茨坦发表的、后由苏联政府参加签署的联合声明提出的所有条款，如果日本皇室及国家主权不受任何损害的话，日本即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通知盟国的正式照会该怎样发出去呢？如果用电报发，军方新闻检察官知道是投降的内容，就有可能扣留，那就会延误大事。最后决定把照会的英文本通过新闻通讯社国际新闻主编，用莫尔斯电码发给美国和欧洲几个主要国家。8月10日上午7时33分，美国收到了这个电码。杜鲁门召集国务卿贝尔纳斯、陆军部长史汀生等人开会。他问，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日本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如果是，那么要不要保留天皇制？

　　史汀生向杜鲁门建议，日本的天皇是可以保留的，因为保留天皇对美国是有用处的。美国需要天皇的帮助，使分散在各地的日本军队尽快投降。而福雷斯特尔则反对保留，认为这是从无条件投降的倒退。

　　下午14时，杜鲁门在白宫宣读了由国务卿草拟的复文：日本天皇与日本政府对国家的统治权应当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建立。日本外相东乡在研究了这个回文后，认为日本应该接受这个复文。他相信，根据这个照会的条款，日本的君主政体将得以保留，如果拒绝这个照会，日本就完了。

　　与此同时，陆军省少壮派军官在得知盟军的复文后，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冲进阿南的房间，要求阿南拒绝这个复文。这些青年军官的发言人是阿南的内弟竹下中佐，他用冷冰冰、恶狠狠的口吻宣布：“拟议中的投降决不能付诸实施，否则，陆相必须剖腹。”

　　阿南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这位内弟，双唇紧闭。他心里明白，他反对铃木、反对东乡可以，但他绝不能反对天皇。于是，阿南决定拜访天皇的三弟，想说服他去改变皇兄的主意。但这位亲王让阿南非常失望，亲王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地对阿南说：“自战争以来，军部的举动一直在忤逆天皇的旨意，现在依然如此。事态已经发展到了目前阶段，还想打下去，是很不合适的。”

　　8月13日上午，裕仁在皇宫召开内阁阁员、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和他的几位高级政府官员参加的御前会议。在所有的人都坐好后，裕仁用低沉的口气缓缓地说道：

　　我已经仔细地听取了反对日本接受同盟国回文的理由。不过，我仍持己见——战争拖下去，徒劳无益。我也研究同盟国的回文中所提条款，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条件完全承认了我们自几天前发出的照会中所表明的立场，我认为这个回文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我们继续打下去，日本就将成为一片焦土，虽然你们中有人认为我们不能完全信任同盟国，但我觉得，迅速、和平地终止战争总比看到日本被消灭要好。

　　我知道，军队对我的这个决定势必感到格外沮丧。陆相和海相也许很难说服他们接受这样的决定，但我愿意到任何地方去解释我们的这种做法。我希望内阁立即起草终战诏书。

　　回到陆军省，阿南向全体军官传达了天皇的旨意。一名少壮军官当场发难：“难道阁下忘记了你本人的名言：只有断头之将，没有屈膝之将？”有人大哭：“与其投降，莫如一死！”阿南“啪”的一声把自己佩带的手枪摔在桌子上，吼道：“圣断已下，只有服从。谁要是不服从，就请先杀我！”

　　8月15日中午11时30分，日本广播协会的那座乳白色的大楼周围站满了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日本天皇裕仁投降的诏书录音送到了这里。接近正午，日本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这一时刻，他们都在恭候着天皇的声音。此时此刻，东京的日常生活已经全部停顿下来，人们都聚集在收音机旁收听广播。12时整，收音机里传来日本国歌，稍后，传来裕仁低沉而缓慢的声音：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之臣民：朕已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4国，接受其联合公告……

“国家神风团”发动政变抵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将要在这一天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在日本国内，反对投降的青年军官竟然想用政变的方法来推翻裕仁已经作出的投降决定——特别是要杀死裕仁身边的几个主降的大臣。

　　这天凌晨4时，由警备队司令佐佐木大尉率领的所谓“国家神风团”敢死队30多人，乘着卡车在夜幕中由横滨向东京疾驰。这伙人杀气腾腾，扬言要杀死国家之“叛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总理大臣铃木贯太郎。

　　“国家神风团”到达首相府后，佐佐木命令把两挺机枪架好，对准首相府便开始扫射。打了一阵后，佐佐木带人冲进首相府。他们来到值班室，警卫早已经逃跑了。他们在走廊里见到一位支持他们的警卫，这名警卫告诉佐佐木，铃木现在不在首相府，而是在丸山的家中。佐佐木感激地握住对方的手，称日本不会投降，日本不会被出卖。随后，佐佐木叫人搬来汽油，他大声叫喊道：“烧，烧，烧掉首相府！”

　　几个士兵把汽油倒在地毯上，佐佐木掏出打火机，把手帕沾上汽油点燃，然后扔向地毯。大火呼呼地燃烧起来，首相府顷刻之间就被大火吞噬。“国家神风团”敢死队的这伙人此时又跳上卡车，向丸山铃木的私宅冲去。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正在酣睡的铃木肇，他是总理大臣铃木的儿子。铃木肇抓起电话没好气地问：“谁？半夜三更来电话？”

　　话筒里传来首相府警卫官山口的声音：“情况紧急。有一伙叛乱分子袭击了首相府，使用了机枪、手榴弹，还放火烧了首相府。他们现在正坐卡车向首相私宅开去，快告诉总理，赶快离开私宅，危险！他们就要到了，赶快离开！”

　　铃木肇大吃一惊，顾不了许多，冲进父亲的房间，拉起床上的父母，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便急急忙忙奔下楼，叫上司机一同跑向停在小巷里的汽车。

　　可是越乱越出错，汽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急得司机一头大汗。铃木肇知道，叛军的卡车很快就会到达这里，他跳下车，喊来了几名值班警卫，让他们上来帮助推车。在10多名卫士的帮助下，汽车终于发动了。

　　铃木的车子刚刚开上公路，迎面开过来一辆大卡车，车上的士兵举着手中的枪，疯狂地挥舞着。铃木肇紧张地让家人扭过脸去，以免被认出。佐佐木率领的“国家神风团”敢死队，与铃木的车擦身而过。铃木逃过了一劫。

　　尽管陆相阿南一再告诫陆军省的青年军官们要保持克制，不可有违圣上的叛乱，但是，处于疯狂状态的军官们怎能听进无力的劝告？一批少壮军官串通起来，他们要用武力除去内阁中的主降派，迫使天皇接受他们继续战争的要求。

　　要想进入皇宫，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首先取得近卫师团长官森赳将军的支持，因为他负责皇宫地区的守卫任务。如果得不到森赳的支持，就要与其产生对峙，那样，行动就会失败。

　　15日凌晨1时多，参与反叛的井田中佐来到森赳将军的寓所，想劝说这位将军支持他们的行动。森赳将军没有答应他，说他已经发誓要遵从天皇的圣断，所以，不能违抗。这时，井田被近卫师团的参谋长叫到另一间办公室。就在这时，反叛军官上原重太郎大尉和中健次少佐来到这里，与森赳将军没说几句话，就发生了争执。森赳将军和在场的他的内弟白石中佐被枪杀。事已如此，反叛军官们的政变只有提前了。

　　中健少佐立刻着手发布《皇家近卫师团第五八四战略命令》，盖上师团长的印章后，将命令迅速发布出去了。这时，皇宫已经被叛军包围并占领。

　　此时的叛军军官已经有些失去理智，他们冲进皇宫，到处搜寻裕仁天皇的投降诏书的录音。然而，他们没有得逞，在偌大的皇宫里寻找一个录音，简直是大海捞针。

　　早晨5时10分，日本东部军田中大将决定亲自到近卫师团去平定这场叛乱。他率领副官等人来到近卫师团司令部，他已经得知占领皇宫的部队是近卫师团第二联队，于是，他首先来到近卫师团第一联队。这时，第一联队全体官兵正全副武装，准备开往皇宫，见到田中大将的汽车开过来，联队长渡边大佐急忙跑过去，立正敬礼。

　　田中问：“给第一联队的作战命令是由谁下达的？”

　　渡边回答：“是石原少佐。”

　　“他人现在在哪里？”

　　“就在隔壁房间。”

　　“传他进来！”

　　石原脸色苍白，双唇紧闭，来到田中面前。

　　“你好大的胆子！”田中吼叫道，“你身为皇军军官，竟然敢违抗圣命！”随后吩咐道，“把他抓起来，交给军事法庭！”

　　石原笔直地站着，他明白这次政变失败了，他是第一个被捕的反叛军官。

　　逮捕了石原后，田中立刻给已经占领了皇宫的第二联队队长八贺大佐打电话，命令八贺立刻去迎接他。田中的汽车径直开到紧闭的黑色大门前面，此时大门已经打开，田中来到时，八贺已经在此等候了。八贺见田中的车子开来，忙跑过去向田中敬礼。田中严肃地向八贺命令道：“《第五八四命令》是假的，森赳将军已经死了。从现在起我亲自指挥皇家近卫师团。现在，我命令你马上率领你的部队撤离皇宫。”

　　“是。”八贺立刻带出还在搜索录音的士兵们。

　　时间已经临近中午，天皇的诏书就要播出了。此时的皇宫外的草坪上，石原少佐用枪杀森赳将军的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在他的不远处，中健少佐高高举起了战刀，刺进了自己的肚子。

“护皇应变诏书”受到舆论谴责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广播里传出了日本天皇裕仁宣读的《停战诏书》。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在日本向盟国发出无条件投降的照会以后，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的早上8时，中国、美国、英国和苏联就在各自的国家播放了各国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宣布日本已经投降。

　　而日本天皇的诏书只能在这一时间之后来广播。但是，在裕仁的所谓《诏书》播出后，全世界一片哗然。愤怒的人们向日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

　　无奈之下，日本天皇只好在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当天，再一次向世界人们发布了他的第二个《诏书》，而这个诏书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投降意味。我们平时常看到、听到最多的所谓《诏书》，是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录制，8月15日中午对外广播的《诏书》，也就是被盟国拒绝，对外有效力的《诏书》。内容是：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肤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4国，接受其联合宣言。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

　　往年，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也出于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但自交战以来已4载，尽管陆海将士勇敢奋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然而战局未能好转，世界大势也于我不利。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新式残酷的炸弹，使无辜国民惨遭杀伤，残害所及，殊难估计，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死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

　　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主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为解放东亚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表示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内如焚。

　　对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朕至为轸念。帝国今后之苦难固非寻常，朕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赖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于世界，此朕所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建设未来，笃守道义，坚定志操，势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仔细阅读这个《诏书》，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让人无法接受的谬误。“8·14《诏书》”的内容性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应引起重视，有必要仔细弄清楚的问题。国内对该诏书的叫法不尽相同，有叫做“停战诏书”的，有称为“终战诏书”的，还有的直接称作“投降诏书”。但是，几种叫法都一样地把诏书的内容性质概括为“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种概括很不准确，模糊了“8·14《诏书》”内容的实质，即护皇应变、颂扬侵略、谋图军国之再起。这种概括还麻痹着国人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哲学的警觉。

　　让我们简述一下《诏书》的背景，并仔细审读一下它的内容。

　　该《诏书》是日本高层文秘与内阁官员，甚至日皇裕仁也亲自参与的集体作品。1945年8月10日黎明，即裕仁就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也就是有条件接受投降的第一次“圣断”刚刚结束，有关《诏书》的起草工作就已经开始动笔了，用了3个夜晚才正式脱稿，并曾经秘密交由著名汉学家对文字进行校订，再按日皇及内阁的意见进行修改，最后才定此稿。

　　14日正午，裕仁做出第二次“圣断”——在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及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投降照会后，紧接着办了3件事，首先由大本营向军队拍发“遵从圣断”的命令；22时，裕仁在议会宣读《诏书》，同时由政府向盟国发出无条件投降的照会。

　　这一过程告诉我们，《诏书》的基调是第一次“圣断”的精神，因为《诏书》并不属外交文件，所以在第二次“圣断”后并无改动，也就是说，向盟国明确表示无条件投降的态度，是交由政府的外交照会来办的，《诏书》的用意更多更深。在研究中我们会发现，《诏书》是那般精雕细琢，所用词语是非常讲究和精炼的。我们对它绝不可以粗心大意对待，而应该认真地、仔细地剖析它的真正主题和深远用意。

　　在《诏书》的开始，便自称“朕”，“尔等忠臣良民”，尊卑分明，惯例依旧，纯属日本国内的特殊公文形式，就是专为天皇发号施令准备的格式之一。《诏书》的颁布和录音广播，都是日本国内的事情，并没有当做外交公文送达中、美、英、苏4国。

　　《诏书》中通篇没有一个类似于“降”、“败”之类的词语，分明贯通一个用词原则：讳言“降”字。对投降之事，以只可意会，不可明言的态度处理，极精简而淡化地讲了一句：“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4国，接受其联合宣言。”投降内容成了隐含的潜台词。

　　《诏书》不说“投降”，连“战败”也不说，只说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

　　《诏书》这种态度至少反映出两层意图：一是维护天皇的面子，因为日本有“生不受俘虏”的圣谕律令；二是以“内外有别”，两副面孔的态度，以外交照会向中、美、英、苏宣告无条件投降；同时以《诏书》向日本军队和国民做思想政治工作。第二层意图尤为重要。在《诏书》中，通篇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半点悔意，反倒仍在颂扬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把侵略目的辩护为“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解放东亚”。这些诏告，正被今天日本右翼势力重复鼓吹。面对已经战败的局势，日本人的心中是何等地不愿接受，在《诏书》中没有任何承认战败的文字。本来草稿中先写的一句“战势日非”，定稿时还根据陆相阿南的执拗主张做了修改，改成“战局未能好转”。从《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死不认输的逻辑是：之所以现在投降，并非因为日本现在已经战败，而是因为预见到“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明明是日本战败，明明是日本破坏人类文明在先，遭到世界人们共同讨伐、欲毁灭之在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成日皇是为了挽救人类之文明而接受联合公告，似乎是一份在没有失败的情况下接受公告的“文告”，连日本也有学者以批判态度指出这份诏书通篇找不出一句“败了”的话。

　　更有甚者，《诏书》继续顽固地仇视和轻蔑中国。《诏书》中写道：“自交战以来已4载”。什么意思呢？

　　就是日本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以来的14年中日战争，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8年中日战争，而只承认“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这短短的4年。此种说法的意思是诏告日本国民，所谓“收拾时局”，就是收拾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4年战争的时局。

　　日本早就公开否认有抗日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自占领南京以后，日本就宣布不再将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对等的对手，说中国国民政府已成为“地方政府”，尤其在扶持汪精卫伪政权登台以后，所有官方文书、大本营军令，都把南京汪伪傀儡政府称为“中国政府”，把伪军称为“中国军队”，而离间分化地把中国抗日军队称为“重庆军”、“蒋系军”、“延安军”、“中共军”。这等于说，抗日的中国已经灭亡了，只有与日本亲善的汪伪“中国政府”存在，日军只是在与抗日的地方军队作战。显而易见，就是在战败投降之时，以《诏书》形式公布出来的日本对我国之心态，依然是傲慢和轻视。日本这种欲亡我中国而不能，便闭目呓语以自欺的心态，在《诏书》中暴露无遗。《诏书》还大念“忍”字经，对于因发动侵略战争而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的劫难，没有一丝一毫的罪己自责，反而为被迫放下屠刀后的处境，大讲“忍其所难忍”。

　　“忍”什么呢！忍，就是心中不服，无奈之选择，说白了，就是不得不如此，而并不是觉得应该如此。日本至今未能效学德国有所反省，公开道歉，《诏书》中的“忍”字经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

　　《诏书》逐层深入之后，亮出中心主题：诏告臣民对天皇保持“赤诚”，“维护国体”，“势必发扬国体之精华”。而且要将此誓言“子孙相传”。所谓国体之精华是何物？分明指的是天皇统治，是武士道，是日照神道。这一中心主题，就是天皇统治的根本。由于中、美、英、苏4国8月11日致日本的“复电”中提出“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隶属于盟军司令部”，“日本政府的最终形态，根据波茨坦宣言，将依日本国民自由表示之意志建立”。

　　也就是说，日本天皇在日本投降后，即将被剥夺皇权，暂留皇位，以后前途未定，有待国民选择，所以，天皇赶紧利用颁布《诏书》的机会，使用“誓必”的重词，诏告臣民“发扬国体之精华”，其谋划之深远，非同一般。对于如此《诏书》，有学者指出，其实质就是“讳言战败，讳言投降，颂扬侵略，轻蔑中国，大念忍经，发誓要发扬天皇国体的‘精华’，是一篇十足的“护皇应变诏书”。

　　所以，“8·14《诏书》”一广播，其内容大大出人意料，自然受到舆论谴责，无奈，在盟军总部的安排下，裕仁被迫于1945年9月2日，即东京湾签降的当天，又发表了“9·2《诏书》”，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诏书”。原文是：

　　联业于受诺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之首脑于波茨坦发表，而后且由苏联参加之宣言所揭载之各款项，对于帝国政府及大本营于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指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签字。

　　且根据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布对陆海军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款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般命令。

　　昭和二十年九月二日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日本天皇裕仁终于公开发表俯首投降的《诏书》。而这一天是1945年9月2日。前后两份诏书，可见日本人之心态，可见日本天皇裕仁内心之龌龊。对比德国投降，其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忏悔，以及后来德国得到世界人民的谅解，日本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永远埋藏着那揭不去的劣根。战后已经60多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等史书只字不提“8·15《四国公告》”，不提“9·2《诏书》”，却竭力提高“8·14《诏书》”及“玉音广播”的地位，称之为“战争终结之诏书”，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大功放到裕仁头上，可恶可笑。

　　他们似乎忘记或者故意装做不明白究竟谁是真正主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战争的终结者？是中、美、英、苏4国公告，主宰了战争的终结。不仅如此，它也主宰了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有效宣布。

　　不要忘记，对敌国的投降表示，审查真伪，核对目标，主持有效的宣布，下达双方停战命令，结束战争，乃是战胜国的权利、荣誉和力量的显示。日本无条件投降，是中、美、英、苏4国在同一个时刻共同宣布的。它是在1945年8月15日早上的7时，在中国的重庆，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苏联的莫斯科同时由国家首脑宣布的。

　　至于日本《诏书》的广播，它相隔4国公告整整晚了4个小时。战争已停止4个小时，再由日皇来广播“终战”，岂不是笑话？

　　《诏书》的广播只能是在投降之后，盟军占领来不及到位的时候，做最后一次皇权的示威罢了。因为日皇裕仁有能耐和神通下诏发动侵略战争，但是，战争怎样进展，怎样终结，可就由不得他了。他连“发表”和“宣布”投降的资格都没有。“8·14《诏书》”，其实就是日本天皇美化侵略，逃避罪责，妄图“东山再起”的历史罪证，可笑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想以此为砝码来抬高日本天皇当年的作用。其实这些骗人的伎俩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早已被正义的人们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美国保留日本天皇居心叵测

　　1943年11月，中、美、英举行的开罗会议明确宣告，中、美、英对日继续作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为什么到日本正式投降之日，无条件变为有条件，废除军国主义的日皇体制变为保全日皇裕仁的地位呢？

　　要解答这两大问题，得从头说起。日皇裕仁于1945年6月22日召集重臣及军方首脑，面谕开始讲和工作。当时日本的败局已定，裕仁寄望于苏联出面“调停”，交战双方达成“荣誉的和平”。当时的苏联对日本来说还是个中立国，并且曾和日本签订过中立条约，但是已于1945年4月5日宣布废除此约。

　　7月27日，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第二次奉命请求苏联出面调停时，中、美、英向全世界播放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其主要内容为：

　　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的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远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必须消除；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

　　《波茨坦公告》还警告日本政府，如不接受上列条件，日本将面临迅速而完全的毁灭。日本内阁于8月3日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即“日本目前所应采取之唯一方策，即为接受波茨坦宣言”。但军部仍在内部鼓动少壮派准备本土决战，对内阁参议会置之不理，裕仁天皇也在请求苏联出面调停。

　　日本政府正在盼望不久有好消息从莫斯科传来之时，听到的却是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的爆炸声。广岛全市顿成废墟，居民死伤无数。裕仁至此决心从速结束战争，因此更焦急地等待苏联的复音。

　　佐藤8日得到的答复却是：苏联当天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扔下了第二枚原子弹，长崎居民死伤无数。

　　8月10日，裕仁在御前会议决定，在不改变日本体制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当天瑞典政府受日本委托把这个决定转告中、美、英、苏4国。

　　8月12日，美国以公开广播的形式答复日本，其内容为：“自投降之时起，天皇及日本政府之国家统治之权限，为实施投降条件起见，应置于采取其必要措施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限制之下。”

　　美国这样答复就等于同意不废除天皇，而只是使他的权力在必要时受制于盟军最高统帅。这完全违反了《波茨坦公告》中两大受降条件：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

　　为什么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呢？当时，美国当局虽然知道天皇求和了，但还没有决心派兵在日本登陆。美军鉴于打下冲绳岛付出的沉重代价和该岛军民至死不降的顽抗精神，担心盟军如强行登陆，会遭遇到比在冲绳岛顽强得多的抵抗。

　　如果废除了天皇，日本军部主战派一旦不受约束，势必抵抗到底，日本本土的局势将难以收拾。华盛顿的决策者就是以此为理由，一反原来的政策，取消要废除天皇的决定，转而维护裕仁的皇位，但把他放在盟军司令官之下，利用他在日本人民中的地位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

　　美国此举是权宜之计，达到了美军平安进驻日本本土的目的，但从长远看，是失策。盟国在受降书上，把原定要求“日本国”无条件投降改为“日军”无条件投降，但事实上进驻日本的美军也没有监督日军无条件投降。日军参谋本部命令部队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仅东京市谷区一地焚烧文件的黑烟弥漫天空就达3天之久。这样，日军毁灭了它在侵略中施行毒气战、细菌战、“三光”政策等罪行的记录。

　　受降书另一规定：严禁日本拥有军事工业。但是，日本政府和军部下令把军需物资“紧急和秘密”地转为民用，但更严重的事态还在后面。盟国原来指定把日本850个军需工厂作为赔偿中、美、英、苏4国之用，但独揽统治日本大权的美国竟把这些工厂先后归还日本政府或私营企业。

　　1946年8月，中、美、英、苏、法在巴黎举行对意大利媾和会议时，与会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即不让日本再有重工业，以防它重新武装起来，这和《波茨坦公告》“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是一致的。但是，事隔不久，美国又来一次180度的大转变，不顾盟国的决定，开始扶植起日本重工业。

　　这是为什么呢？其后几年亚太地区发生的战争，使答案逐渐明朗化了：原来美国是要利用日本实现其称霸全球的野心。

揭开蒙在裕仁身上的美丽画皮

　　我们从现在日本的教科书上，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位的裕仁天皇是一位和善而仁慈的海洋学家、生物学家，他对战争没有任何罪行，甚至热爱和平，只是不幸充当一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傀儡。

　　事实真是如此吗？由美国历史学家哈尔伯特·比格斯撰写的《裕仁传》一书，揭开了这层蒙在裕仁身上的美丽画皮，把裕仁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血腥罪行联系起来并加以重新审视。

　　哈尔伯特·比格斯在他这本长达800页的作品中，详细援引了日本和美国保存的秘密材料，包括裕仁生前的一些信件，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档案。经过梳理大量事实材料，比格斯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与日本教科书上完全不同的裕仁，一个实际上拥有无上权力和膨胀的个人野心的政治领导人，一个名副其实应对千百万惨遭杀戮的生灵负责的战争罪犯！

　　裕仁生于1901年4月29日，这个时间正是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帝制都开始趋于衰落的年代。因此，他从小除了像历任天皇那样被灌输以天赋神权的观念外，还被反复教诲要竭力巩固皇权。他从8岁起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

　　裕仁本人的爱好在生物研究，即位后，他在皇宫里设立了生物研究所，陈列了60000多种植物标本，并出版过17本这类书籍。因此，日本才在世人面前极力宣传裕仁只是个生物学家，并把每年裕仁的诞辰4月29日定为日本的“绿节”，以显示裕仁在生物学上的贡献。

　　然而，事实是不会被永远埋没的。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裕仁与日本陆军强硬派结盟，拼命削弱政府的党派内阁制。正是靠他撑腰，日本军方最终得以顺利地击倒日本各民主政党，并推行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体制。

　　紧接着，裕仁开始推行以天皇制为核心内容的反民主思想，对反对派人士和任何敢对天皇权力提出质疑的人进行无情打击。

　　日本的民主力量本就很脆弱，遭到打击后就更加“弱不禁风”。在削弱民主力量的过程中，裕仁自己的地位——特别是他在日本军队中的地位却日益得到加强，裕仁成为日本军队最高指挥官，从而成为实权在握的至高无上的日本元首。

　　他有任免日本陆海空三军将帅和政府首相及内阁大臣的权力；日本军方将领可以绕开政府内阁，直接对天皇负责；裕仁和几个少数的幕后权臣对日本国策的制订有决定性的权力。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裕仁实际上已经是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

　　根据《裕仁传》中所述，裕仁应对侵略中国的暴行负直接的责任。

　　1931年，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裕仁在他致侵华日军的密诏中下令日本侵略军“向前推进”。

　　1937年，侵华日军对中国发起全面侵略，裕仁亲自向日本将领们建议说：

　　在要塞地区集中大量兵力实施压倒性的打击不是更好吗？

　　几个月后，侵华日军便制造了导致中国30万军民惨遭杀害的南京大屠杀。

　　在侵略中的一步步进逼的过程中，裕仁并非别无选择，但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甚至重赏日本军队对中国的侵略。

　　按照裕仁御诏，侵华日军“视所有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中国男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经常扮成当地的老百姓”，因此这些中国平民都应该被杀掉。在这场战争中，至少有几百万的中国平民惨遭杀害。

　　另外，在长达8年的中日全面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被日军俘虏，但到1945年日军投降的时候，却只发现了56名中国战俘！裕仁对所有这些中国平民和战俘遇害都应该负直接的责任。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当时有许多美国史学家们都曾经认为，当时美国罗斯福政府的种种措施使得日本没有更多的外交选择。因此，裕仁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还说不清楚。

　　比格斯在《裕仁传》中用事实指出，裕仁应该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负直接的责任。正是裕仁一步一步地推进了偷袭珍珠港事件，将日本拖入了太平洋战争的深渊。

　　比格斯在书中写道：

　　坐在皇宫宝座上，裕仁默默地看着他的大臣们在制订战争计划，军方将领们也在估算计划的成败。首相终于开口说话了：“只要陛下您一声令下，我们都将努力为国效忠！”

　　天皇点头表示同意！

　　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日本便进入了“X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代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裕仁不断地和参谋机构的负责人会面，不断接到各入侵部队进入前线阵地的报告。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当偷袭得逞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天皇的一位助手在日记中写道：“天皇穿上了海军军服，看上去心情非常好！”可见其兴奋程度。

　　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给日本带来灭顶之灾。虽然日本是罪有应得，但对于日本无辜的百姓来说，这个灾难应该归罪于裕仁——这个日本臣民的天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裕仁有过许多结束战争的机会，但他为了使日本皇室逃脱战争的罪责，保住自己的天皇宝座，便拼命想拖延战争结束的时间，甚至想逃脱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命运，盘算着如何“退出战争”的策略。

　　裕仁打的如意算盘是：希望能说服当时还没有对日本宣战的苏联当中间人，一方面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一方面又能保住自己的天皇宝座。裕仁因此迟迟不肯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至于美国向日本投下了原子弹。

　　《裕仁传》中说，当日本已穷途末路之际，裕仁及其部分顾问甚至“欢迎”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苏联介入战争，因为这样一来可以为裕仁炮制日军投降找到“完美的理由”，还能让他以“为国家带来和平曙光”为由平息当时日本国内对帝制的不满情绪，以期保存天皇制。

　　可见，裕仁正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才不惜牺牲成千上万日本百姓的性命。因此，裕仁应该对日本遭到核打击负责。

　　战争结束后，裕仁却换了一副样子，在照片中，个头不高、身穿条纹裤子和蹩脚礼服的裕仁站在麦克阿瑟面前，脸上的表情让人觉得很无辜很可怜。但这只是日本政客与麦克阿瑟的合作“包装”而已，其目的就是要浑水摸鱼逃脱惩罚罢了。

　　日本和美国之所以把裕仁天皇形容成傀儡，是因为他们各有所图。

　　日本政客们想保住裕仁是因为天皇被视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为了能鼓起日本人的精神进行战后重建，走出战败的阴影，最终重新走上强国的道路，日本的保守政客们一致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裕仁和天皇体制。

　　美国庇护裕仁天皇，甚至帮助裕仁逃脱战争审判，则主要是出于美国人自己的利益考虑。美国人担心对裕仁按战犯罪加以处罚的话，日本国内民众可能因此而产生骚乱。

　　而如果放过裕仁，那么单独出兵“占领”和“主管”日本的美国，可以凭借天皇的招牌来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方便地控制日本。

　　比格斯在书中批评了美国对日本天皇的包庇态度。

　　他说，战争结束后，裕仁对往事不思悔改，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个人对日本在国外的侵略行为所负的责任，从未承认过犯有战争罪。美国蓄意对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隐瞒了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

　　比格斯揭露道，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很快改变了策略，把开罗会议上决定的“彻底铲除日本战争根源”政策转为扶植日本反共反苏的右翼势力。美国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在审判日本战犯时授意一些重要战犯“夹”供，隐瞒了关于裕仁的犯罪部分，使裕仁最终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半个多世纪后再回顾历史，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放过裕仁，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难以斩草除根。天皇在日本是至高无上的，裕仁的言行可以说是日本人的最高信条。

　　裕仁不仅没有作为战犯受审，而且还给战争的性质歪曲地定了框框。这就给日本人民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日本既不是侵略别国，也没有被打败而投降似的。这为后来日本从政治上认识战争的本质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

　　比格斯在《裕仁传》序言中曾写道：“裕仁天皇绝非如同英国那样只是宪法上的君主，而是日本不折不扣的最高元首，应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负直接或者间接的责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历史学教授道尔认为，裕仁天皇的真实面目因此书而大白于天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许多西方人对此闻所未闻，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人极力对此进行掩盖。

　　比格斯指出：“因为裕仁一直没有对战争负责，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同样也没有承担责任。许多与战争有牵连的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没有责任，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罪过了。”

　　2000年12月12日，来自美国、英国、阿根廷、肯尼亚的法官、法律学者和人权工作者组成的“侵害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经过3天的审理，对来自中国、东帝汶、印尼、马来西亚、荷兰和日本的检察官所提供的证据和75名幸存的受害者提供的亲身经历以及历史学者、日本老兵的证言做了充分的听证。

　　审判团根据充分的犯罪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日本青年馆作出判决，认定裕仁天皇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支持、纵容和疏于阻止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被征服的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实施强奸和性奴隶，犯有反人道罪，日本国违反了国际条约义务和国际习惯法，负有国家的责任。

　　当首席审判官麦克唐娜宣布这个判决时，在场的1000名听众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

　　因此，把裕仁定为战争的元凶是非常恰当的。历史的真相不容掩盖，并终将大白于天下。

受审战犯为何能逍遥法外

　　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苏、美、英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中决定，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施《波茨坦公告》的日本投降条件，包括惩办日本战犯。

　　根据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书》和1945年12月26日盟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的《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盟国决定在东京设庭审判日本首要战犯。

　　对于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的决定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之时，反法西斯盟国便多次声明要严惩战争罪犯，追究战犯责任。

　　欧战结束后，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5年11月，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开庭，开始对德国法西斯首要战犯进行审判。在这次审判中，有11人被判处了绞刑，执行了10人，戈林因服毒自杀未执行，9人被判处长期监禁。

　　盟国认为，日本战犯也应受到与德国战犯同样的处理。《波茨坦公告》中曾郑重指出：“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这个国家，但对于战争中的人犯，包括虐待战俘者在内，都必将追究法律责任，并予以严厉制裁。”

　　1945年9月11日，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被逮捕。

　　11月19日，小矶国昭等11名战犯被捕。

　　12月2日和16日，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木户幸一等68名战犯被捕，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候审。

　　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和印度10国各派出一名法官，澳大利亚的韦伯为首席法官，美国的约瑟夫·凯南为首席检察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被告有权选择辩护人，但法庭可随时不承认其选择的辩护人。被告中没有日本国家元首、三军最高统帅裕仁天皇。

　　关于国家元首应对发动侵略负刑事责任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皇威廉二世的处理已有先例。《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明确表示：“被告之官职及地位，无论系国家元首或政府各部门负责官吏，均不得为免除责任获减轻刑罚之理由。”

　　但是，美国为了在日本能有效地进行管理，避免美国人在日本岛内受到攻击，于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回避了国家元首的责任问题。宪章中只说：“被告无论何时期内之官职及地位”，均不能免除罪责，有意删除了“国家元首”字样。这为后来日本右翼分子拒绝承认侵略埋下了伏笔。

　　在1945年12月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小组一行16人离美赴东京之前，凯南对美国报界表示，他认为裕仁天皇显然应该受到审判。登上飞机后，凯南收到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信中指示凯南不得对裕仁和任何皇室成员起诉。总统采纳了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意见而作此决定。麦克阿瑟认为，从美国的利益和占领日本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得以战争罪起诉天皇。东京法庭首席法官韦伯曾向报界发表个人意见：“天皇在开战问题上起了巨大作用，但他却被免予起诉……毫无疑问，免除对天皇的审判是基于同盟国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而作出的决定。”

　　法国出席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代表亨利·贝尔纳说：“不可否认，宣言的一个主要祸首逃避了一切诉讼，不管怎么说，出席的被告只能被视为同谋犯。”

　　由于美国人只为自身考虑，判决的结果是：皇室成员、日本侵华部队的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亲王未被列入被告名单；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侵华战犯冈村宁次也逍遥法外；在中国进行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残酷试验的日本“731细菌部队”司令官石井四郎也不在被告之列。

　　1946年4月29日，对东条英机等28名被告正式起诉。5月3日，东京国际远东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会议厅，庭长室设在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里。由于中国法官梅汝璈据理力争，法官座次除首席法官外，按日本投降书受降国签字顺序美、中、英、苏、加、法等排定。审理采用英美法律，分立证和辩论两个阶段。

　　开庭第一天和第二天，首席检察官宣读了长达42页的起诉书，历数了28名被告在战争中的罪行，列举55项罪状，指控他们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

　　5月6日，全体出庭被告均声辩自己“无罪”。东条英机说：“对一切诉因，我声明无罪。”被告方面援引“罪刑由法定”、“无法则无罪”、“禁止事后立法”等法律原则，企图逃避制裁。

　　法庭认为，被告罪行很早以前就被国际法认定。被告辩护方面还强调，战争是国家行为，是国家间的现象，主体是国家。国际法只审理主权国家的行为。法庭认为，国家违反条约，发动侵略战争，责任总是在个人身上。

　　审理过程中，在涉及中国问题时，中国方面出证的有秦德纯、王冷斋和溥仪等人。秦德纯和王冷斋主要就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对北大营攻袭，日军大肆掳掠的罪行做了揭露。溥仪由苏联派人从他所在押的监狱送东京出庭作证，讲述了他如何被土肥原从天津劫持到东北，板垣如何指使人毒死其亲妇，逼他讨娶日妇为后等情况。

　　1948年4月16日，法庭宣布休庭，以进行讨论，作出最后判决。在讨论过程中，法官们在对东条英机等战犯是否应该判处绞刑的问题上发生了较大分歧。

　　庭长韦伯主张流放，美国法官主张只将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战俘的战犯判处死刑，中国法官要求严惩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从这样一个分歧中可以看出，虽然来自各国的法官都是同盟国的成员，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不同，对待战犯的判决结果也不同。到最后法庭以6票对5票的微弱多数作出死刑判决。

　　11月4日，法庭开始宣读1231页的判决书，至12日宣读完毕，对25名出庭被告判决如下：

　　判处绞刑7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

　　判处无期徒刑16人：荒木贞大、畑俊六、星野直林、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二、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松本欣五郎、贺屋兴宣、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

　　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一人：东乡茂德。

　　判处有期徒刑7年一人：重光葵。

　　审判过程中，被告前外相松冈洋右和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日本侵略理论家大川明因发狂而中止受审，实际出庭被告25人。

　　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闭庭。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8年11月22日批准了法庭的全部判决。然而，麦克阿瑟并未按《法庭宪章》条例立即执行判决，而是将土肥原、广田、木户、佐藤、岛田、东乡等人的上诉书递给了美国最高法院，从而推迟执行了对所有被告的判决。

　　12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接受上诉，定于1948年12月16日着手分析案情。消息传出，世界舆论大哗。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指出：“如果代表11国的国际法庭所作的决定要由某一国的法庭来重新审理，不管它是多么高级的法院，都当然会使人担心，任何国际决定和行为都要同样受到一个国家的重审和改变。”东京法庭的荷兰法官罗休声称，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是“令人震惊的错误”。一位检察官批评麦克阿瑟说：“他已超越自己的权限，不会区分远东军司令和盟军司令两种职责的差别。”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致函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它无权干涉东京法庭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于12月16日决定延缓对“上诉书”的审理，最后于12月20日作出拒绝受理的决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40天后，12月23日，东条英机等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中被绞死。其余被判处的战犯入狱服刑。对这些罪大恶极的日本首要战犯作出的严正判决，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欢迎。

　　由于世界局势的变化，两大集团的冷战已经形成，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亚洲急于寻找反共同盟，因此在对待日本战犯的态度上有了明显的变化。1950年11月，重光葵获释，后在日本政府内供职。这期间，其他日本在押战犯也纷纷“宣誓出狱”。这与处理纳粹战犯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在当时，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在远东的另外一个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苏联政府正在对12名日本第731部队的医生和军官进行审判。对于这次审判，老百姓起初并不热心。然而，第一天上午的审判刚结束，人们就开始竞相转告，等到下午审判结束后，整个城市都在议论此事了。

　　人们为什么这么关心此事呢？原来，人们是对审判所揭露的事实感到震惊：一批日本一流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制造生物化学武器，在受害者身上注入伤寒、霍乱、梅毒等多种病菌，并使之扩散到附近的中国村落……

　　大约有10000人，就这样丧生于日本遍布亚洲的26个实验室中，而在生化战的实地试验中，估计有25万人丧生，这其中也包括了苏联人。

　　日本的第731部队是在昭和天皇的亲授御旨之下，专为生物战争而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天皇的弟弟还亲临第731总部视察，并观看了中国犯人在一场以活人做试验的毒气战中“行军”的电影。

　　战后，当苏联准备审判第731部队的战犯时，麦克阿瑟已秘密赦免了美军抓到的日本战俘中的第731部队战犯，条件是帮美国取得第731部队生物武器的“科研成果”。

　　当有证据显示美国的飞行员在被俘后也成了这种活人标本时，麦克阿瑟立即扣押了有关证据。自然，苏联对这些战犯也给予轻判：大多数战犯只被判20至25年的徒刑，一个只被判了2年，另一个被判了3年。几年后，除一个罪犯在监狱中自杀外，其余的人于1956年被悄悄放回日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进入了日本的上层社会。

　　分析家指出，与美国人一样，苏联对战犯之所以轻判的最大可能是苏联也以轻刑换取了生物武器的情报。

　　由于美国及苏联政府的包庇及纵容，致使对世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逍遥法外，实在令人痛心！

希特勒的未解之谜

希特勒自杀后葬身在哪里

　　战争狂人希特勒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刽子手，由于他的纳粹思想影响了德国一代人，从而使德国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希特勒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希特勒在死后到底葬身在哪里，几十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甚至有人曾经传说希特勒没有死，当年烧掉的只是他的替身等。而随着前苏联最高机密文件解密，这个历史谜团终于真相大白。

　　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后，希特勒与他结婚只有几小时的爱娃自杀，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一家8口也同时服毒自尽。

　　具体的经过是这样的：

　　4月30日，纳粹德国政权即将崩溃。中午，在帝国办公厅大厦，政府街区一带，苏联红军的炮火非常猛烈，建筑物在隆隆炮火中倒塌，帝国办公厅周围的街道逐渐被夷为废墟。

　　这时，在地下室里，希特勒向所有在场者告别，与他们—一握手并感谢他们的服务与忠诚。希特勒的秘书弗劳·荣格与弗劳·克里斯蒂安，还有食堂女厨师弗莱伦被邀共进午餐，希特勒的妻子爱娃就坐在他的身边。

　　这最后的午餐刚一结束，3位女士便离开了。希特勒叫副官根舍再次请她们到自己这儿来。他和妻子站在自己房间的门槛处，再次向女士们告别。弗劳、希特勒和过去多年来作为元首同事的女士们拥抱，她们并再一次和希特勒握手告别。

　　希特勒同样又与鲍曼以及自己的副官根舍告别，并向根舍副官再一次宣布了严肃命令：

　　准备好足够的汽油用于焚毁他及其妻子的尸体。

　　希特勒对根舍是这样解释的：“我不想死后让俄国人在自己的陈列馆里展出我。”当时希特勒的私人司机艾利赫·凯姆普卡在地下车库房的一间小禁闭室中，他正准备换班，这时电话铃响了，艾利赫抓起话筒，是根舍打来的。“艾利赫，我无论如何要痛饮一顿，你那里有没有酒？”对此艾利赫感到吃惊，多少天来没有痛饮了。根舍又在说：“你那里有没有什么喝的？”艾利赫似乎明白出了什么事，于是就准备了一瓶白兰地等待根舍的到来。根舍没来，艾利赫不知道根舍在哪儿打的电话，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半小时过后，根舍的电话又打到了艾利赫处，他带着激动的嘶哑的嗓音说：“你必须马上给我送来200升汽油。”在这样混乱和猛烈的轰炸中上哪里去找这么多的汽油呢？不等艾利赫解释，对方几乎喊起来了：“汽油！艾利赫，汽油！”“你要200升汽油干什么？”艾利赫实在不明白根舍要那么多汽油做什么。

　　“在电话里一时说不明白，你要明白，我应该拿到汽油。听着，艾利赫，我应该马上在地下室的出口处拿到汽油，甚至可以说你必须不惜一切搞到它。”根舍几乎是命令的口吻喊道。

　　艾利赫告诉根舍，这么多的汽油只能在吉尔加尔登才能搞到，那里储藏着成千上万升汽油，但现在不能去，因为那里炮火猛烈，几乎不能穿过去。艾利赫请求等炮火稀一点，再派人去取汽油。但根舍还是固执己见：“我连一小时也不能再等了，想办法从各辆汽车的油箱里凑齐吧！现在马上派你的人带着汽油到元首地下室的出口来，你自己也来！”说完根舍挂上了电话。

　　地下车库里的汽车大部分还未被烧掉，但它们因为天花板倒塌已被砸坏或是卡住。艾利赫急忙派几个人去把汽车里的油抽出，并用桶把汽油装好送到指定地点。而艾利赫急忙从七零八落的汽车堆旁、从废墟中硬挤了过去找根舍，想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

　　当艾利赫走进地下室时，根舍正从希特勒的办公室出来。他们一起来到会客室里，根舍的面孔变得令人难以辨认，面色惨白，两眼直盯着艾利赫。

　　“元首已经死了！”他举起了右手，模仿向嘴里开枪的动作。

　　“天哪！怎么会这样！爱娃在哪儿？”艾利赫震惊地问。

　　根舍用手指向元首办公室那扇紧闭的门，说：“她和他在一起。”

　　作为希特勒的私人司机，艾利赫难以相信然而又逐渐明白，一切都已发生了。希特勒在自己办公室里用手枪自杀了，枪弹是从嘴里射进的，他的头伏在桌子上。爱娃与他并排坐着，背靠在长沙发上，她是服毒自杀，尽管手上曾握有手枪准备射击。她的右手搭在长凳上，手枪落在地板上。

　　当时根舍还有鲍曼、林格听见枪响，急忙跑进屋里，见希特勒和爱娃已经死了。施图姆医生前来做了检查，鉴定他们已经死亡。戈培尔和阿克斯曼也都来了。这时，在地下室出口处已备好了汽油。

　　希特勒房间的门这时打开了。“汽油，哪儿有汽油？”希特勒的勤务兵林格绝望地叫着。

　　艾利赫答道：“汽油已准备好了。”

　　林格转身跑回屋里，几秒钟后门又打开了。施图姆医生和林格抬着用黑色士兵军毯裹着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希特勒的尸体一直被盖到鼻根处，透过花白的头发可以看到他惨白的额头。他的左手从毯子中伸出，向下垂直。施图姆医生和林格匆忙地把尸体抬到地下室的外面，放在地上，这里距离地下室出口有3米多一点。

　　希特勒躺着，被裹在毯子中，双脚对着地下室。他就这样被放在地上，用来裹他的那条毯子没有被取掉，黑色长裤向上卷着，右脚掌和生前一样向里扭着。根舍和艾利赫把爱娃·希特勒从房间里抬出来，和希特勒并排放在一起。

　　苏联红军的炮火异常猛烈，使人喘不过气来。等到炮火稀下来，艾利赫抓起一只盛有汽油的桶从地下室跑出来，把桶放在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旁，然后很快地弯下腰去把希特勒的左臂拉到身体近旁，艾利赫看到希特勒的头发在风中飘动。

　　他从桶上取下了盖子。这时，炮弹接二连三地在身旁爆炸，尘土污物扑了一身，弹片声在周围呼啸。艾利赫为躲避射击又重新钻进了地下室。他们只有等待。

　　炮火再次弱下来，艾利赫低俯下身子，又一次跑到外面，拎着满满一桶汽油，不住地颤抖着，尽最大的努力把汽油浇到尸体上，因为艾利赫意识到这是在执行希特勒的最后命令。

　　弹雨继续倾泻着，泥土溅得到处都是。艾利赫等人从地下室里出来，把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又抬到了一个施工用的槽子里，并倒满了汽油。他们又一次跑回地下室去取新的汽油桶，但是这时苏联红军的炮火又开始猛烈，使得他们已经不能从地下室中出去。

　　怎么才能点燃汽油？艾利赫拒绝了用手榴弹引火的建议，这时，他的眼光落在了从地下室出来横在出口处的消防水龙带上的一块大抹布上。“那块抹布！”艾利赫喊道。

　　根舍扑上前去抓住了它并且打开油桶用汽油把它浸湿，只用了一秒钟，抹布很快就成了浸透了汽油的可燃物。

　　“火柴！”戈培尔从衣袋里掏出火柴盒并递给了艾利赫，艾利赫划着火柴点燃了抹布，火焰升起，艾利赫把这团火扔了出去，它划了个弧线落在了那汽油还在流淌的尸体上，转眼间大火升起，黑烟形成一片浓云。焚毁尸体从当日14时开始，持续到晚上19时。

　　由于苏联红军炮火轰炸的原因，艾利赫等人继续向尸体加注汽油的希望无法实现，所以先前加注的汽油烧尽了，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还没有烧焦……

　　这个疯狂一时的纳粹头子，就这样被焚烧了。但是，令人们惊奇的是，希特勒不仅仅被焚烧了一次，还有另外一次的焚烧。如果说第一次是纳粹德国战败后的必然结果，而第二次的焚烧就令人感到神秘了。

　　苏联红军第二突击队攻入总理府后，在希特勒的地下室前的大炮弹坑里发现了草草掩埋的希特勒、爱娃、宣传部长戈培尔夫妇以及他们6个孩子的尸体。发现尸体后，被装入棺材运到了柏林的一个秘密地点。

　　斯大林接到这个秘密报告后，当即下令说，尸体中有没有希特勒这一点必须明确，不得有半点含糊。经过苏联方面再三验证，确认其中一位的确是希特勒。

　　1945年夏，红军第三突击队将驻地转移到柏林以西的拉特诺，于是将希特勒的尸体葬在那里，并用新种的松树掩护墓地。1946年1月13日，希特勒的尸体又被挖出来，移葬到拉特诺南面的马格德堡。据后来的情报说，马格德堡是第二次焚烧希特勒的地点。

　　1970年，苏联驻东德第三军克格勃特别行动处接到一项绝密命令，下命令者是当时任苏联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这一命令，要求特别行动处把秘密埋葬在马格德堡市苏军军事基地内的希特勒、爱娃、戈培尔及其家人的遗骸挖出，运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焚烧成灰。

　　由于希特勒等人的尸体的去向一直是一个谜，所以，安德罗波夫经与勃列日涅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协商，为防止西方国家从空中窃密，在发布命令时并没有发电报，命令是由他亲笔手写的。为了完成这项特殊任务，苏联方面专门成立了三人小组，组长是特别行动处处长科瓦连科上校，组员有希罗科夫少校和古梅纽科。

　　为什么苏联领导人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想起了埋在苏军军事基地的希特勒遗骸的问题呢？据参与这次行动的小组成员之一的古梅纽科后来回忆说：

　　很长时间以来，希特勒的死一直是个谜。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后，他的遗体被党卫军就地焚烧。当时就风传，说希特勒的骨灰由其卫队长阿克斯曼收藏，打算今后埋葬在柏林市郊。

　　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们不希望随着希特勒的死亡，法西斯主义也被埋葬，他们当然希望希特勒能活着，最坏的打算是能保留希特勒的骨灰。因此，希特勒的遗骸埋葬地就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依我看，同时也是一个宗教问题。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传说希特勒还活着，说烧掉的是希特勒的替身，因此20世纪60年代末，历史学家们根据大量的事实证据推翻了这一说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牙医专家列伊达尔·索格涅斯的法医对葬在马格德堡的尸体进行了鉴定，遗骸牙齿X光和1943年希特勒通过X光拍下的牙齿照片完全一致，进一步证实了历史学家们的观点。

　　由此确定，埋藏在苏军军事基地的遗骸就是希特勒的遗骸，而不是其替身。这时，为了不再引起法西斯复仇者和其偶像追随者的兴趣，必须彻底销毁希特勒的骨灰，况且苏联军队也不可能在德国永久驻扎下去。

　　由于行动从一开始就被定为绝密，因此这次焚烧充满了传奇色彩。尽管行动就在苏军军事基地内进行，特别行动小组也要非常严格地对自己的行动保守秘密。

　　事先，他们对此行动做了很好的伪装——他们打着测防毒气的幌子，在藏有希特勒遗骸的地方设置了一顶军事帐篷，对外则是讲准备在帐篷里施放烟雾。

　　在夜幕和帐篷的掩护下，行动小组开始快速挖掘；但很快他们就搞清楚了他们挖掘的地点有误，因此他们又紧急地把帐篷向外移动了几米，这才终于找到了希特勒遗骸下葬的准确坐标。

　　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堆残缺不全的遗骸。小组成员迅速把装有遗骸的烂木箱子装入事先准备好的包装箱内。他们开上汽车，将这些“非同一般的货物”拉到了市郊，准备寻找能焚烧遗骸的地方。

　　开始时，他们打算就在当天夜里焚烧，后来考虑到德国居民一般都是很遵纪守法的，如果让他们在夜里看到火光，肯定会有人给警察局打电话，到那时，“绝密行动”肯定就要泡汤，后果将不堪设想。小组成员一直等到天亮，才扮成打渔人，把车开到郊外，一路上还仔细观察，看有没有人盯梢。到了地点之后，迅速卸下装有希特勒遗骸的箱子，往上面泼洒汽油，看着它烧成灰烬。

　　希特勒等人的尸体烧成灰烬后，他们把灰烬收到袋子里，并消除了篝火的痕迹，甚至还恢复了被毁的草皮，一切做好了以后，他们来到了行动的第三个执行点，即沿着比杰利茨河岸将希特勒等人的骨灰抛洒掉。

两次刺杀希特勒是谁所为

　　1943年3月13日下午，希特勒乘坐的“福克—沃尔夫200”型运输机在一队“Me—19”型战斗机的护送下，从斯摩棱斯克起飞，3小时后降落在腊斯登堡。

　　希特勒专机的降落，惊呆了一个人。就在3小时前，已经有人把一个装着两个酒瓶样的炸弹包裹放在了希特勒的专机上，并启动了引爆装置。然而，炸弹并没有爆炸。于是，这些幕后的人感到十分的沮丧：“闪光计划”失败了！

　　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刺杀希特勒？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事谍报局截获了英国情报机构向其所有情报网站发出的一个“戟”字的密码。德国军事谍报局局长、海军少将卡纳里斯由此得出结论：英国参战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午，卡纳里斯来到收音机旁，收听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收音机里传来英国首相张伯伦微弱而悲哀的声音：

　　我在唐宁街10号内阁会议室向你们讲话。

　　今天早晨，英国驻德国大使向德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如果英国政府在11点钟得不到德国准备立即从波兰撤军的答复，我们两国就将处于战争状态。

　　我不得不告诉你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答复。出此，我国同德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卡纳里斯关掉收音机，立即命令向他分布在欧洲各地的3000多名谍报人员发出通报，通知他们德国与英国、法国已经处于交战状态。随后，他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在检查了谍报局的战争部署后，向属下提出了警告，要他们不要做出类似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情来。

　　待大部分人员走后，卡纳里斯对自己的几个心腹说：“战争开始了，德国可能会遭到失败，也许是灾难性的失败。可如果希特勒取得了胜利，那将是更大的灾难。所以，我们谍报局的工作，应该是不要使得战争延长一天。”几个人会意地点头赞同。

　　卡纳里斯出生在一个德国铸造厂主的家庭。少年时代，他就非常崇拜英雄，经常对外声称自己是19世纪希腊独立战争时的英雄康斯坦丁诺维奇·卡纳里斯的后裔。1905年刚满18岁时，他就参加了海军，后化名去西班牙从事间谍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同时结交了很多西班牙政界、军界的要人，这为他后来出任军事谍报局局长后，在西班牙进行间谍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3年年末，卡纳里斯被任命为谍报局局长。

　　他身材矮小，神色总是紧张但又热情认真。他的举止常常是彬彬有礼，待人慈善，工作上既谨慎又顽强。他见多识广，能说6国语言，而且说得都非常好。

　　他是一个让人非常难以理解的人。他既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希望德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又不满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清洗军队，对德国在战争中能否取胜也持怀疑的态度。到后来明确树立了反对希特勒的思想后他便在背地里尽最大的可能拆希特勒的台。

　　在希特勒准备入侵西欧时，这个被称作“黄色方案”的入侵计划被卡纳里斯让军事谍报局的汉斯少将透露给了英国方面，并向英国方面暗示，一旦“黄色方案”实施，德国国内就将发动一场政变。但是，由于这个计划在罗马不知被什么人给泄露了出去，希特勒立刻命令党卫队进行了调查。由于卡纳里斯的防范措施极好，没有被发现。

　　后来，希特勒不断地改变“黄色方案”，共改变了28次之多，其中有15次被卡纳里斯的军事谍报局透露给了西方。因为“黄色方案”变化得太快、太多，结果使西方对卡纳里斯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认为是希特勒通过军事谍报局有意搞的情报工作。

　　反对希特勒的不止卡纳里斯一个人，在希特勒刚刚当上总理时，军队中就有一些高级将领对希特勒表示了不满。纳粹德国军队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就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他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对希特勒及他领导的纳粹党极不信任。

　　在同希特勒会面时，他曾对希特勒说，他接受高位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支征服别国的军队，而是要建立一支能够保卫德国的军队。希特勒反驳他说，军队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打仗，就不可能建立起一支具有存在价值的军队。为了和平而做准备的军队是不存在的，军队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赢得战争。

　　贝克将军提醒希特勒，他自己曾经向兴登堡总统立下誓言，不把德国带入另一场战争。在临走时，他又预言性地提醒希特勒说，新的战争成为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德国就将灭亡。

　　对希特勒持反对态度的德国将领还有：陆军总司令瓦尔那·冯·弗里奇、国防部长瓦格那·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外交部长康斯坦西·冯·牛顿特等，他们都向希特勒表达了各自不同意发动战争的想法。但是，疯狂的希特勒是不会听他们的建议的。

　　希特勒意识到，他的将军们都很不愿意发动战争。他认为，这些将是他实现“伟大理想行动”的绊脚石，他从内心里已经生成了清洗军队的设想。后来，这些当面反对过希特勒的将领们都遭到了清洗。

　　那是一天早晨，“电台监察人员”在全国各地挨家挨户地检查，使得每个人都要收听到收音机的广播。德国的民众听到的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知名人士倒台。德国全国都为之感到震惊，欧洲人听了也感到惴惴不安。之后，希特勒完全建立起拥护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向侵略战争迈开了罪恶的脚步。希特勒的做法让一些人感到了不满和愤怒，那些被迫走向幕后或侥幸留在原位置上的人开始了一次秘密的行动。

　　1942年11月7日，盟军“火炬”计划实施，从卡萨布兰卡到布日伊，在一个巨大的弧形的作战范围内，开始登陆。直至11月8日凌晨，希特勒才确切知道了盟军的意图，他感到十分的震惊。“火炬”行动完全出乎意料，是什么原因使得德国没有一点情报先进行准备呢？盟军大范围的军事调动德国已经发现，只是并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样的报告还是有的。

　　战后发现，当时主要针对美国和英国的谍报局汉堡站站长赫波特·维曼奇已经从第一流的情报来源得到了一份准确而及时的报告，报告说盟军部队调动的那个目标是法属北非。而这个报告当时是以十万火急的密件的形式送到最高统帅部的，这个报告哪去了？谁也不知道。

　　卡纳里斯是谍报局最高领导者，他表示，他也不知道，并显得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德国的高级指挥机关这才相信，卡纳里斯向他们提供的情报是多么的糟糕。

　　但是，当时并没有人怀疑他反对希特勒的。随着战事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将不会取得胜利。

　　在苏联战场上，苏联人誓死保卫列宁格勒和捍卫斯大林格勒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抵抗的勇气，使德国在苏联战场上快速推进的势头得到了遏制。在北非，盟军也越来越明显地占了上风，那种失败的情绪已经悄然在德国内部蔓延开来。

　　1943年年初，希特勒的宏大战略在各地遭到了不断的失败和威胁，在战争越来越偏向盟国的时候，在希特勒身边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准备刺杀他的人群。贝克将军曾对卡纳里斯说，决定性的时刻就要到来了，随着希特勒不断的打败仗，我们的人就不断地在增加。

　　1943年2月，机会终于来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国的陆军元帅鲍罗斯率领残余的90000多人向苏联红军投降，像以往一样，希特勒又将失败归咎于鲍罗斯，并说他不应该让敌人活捉。

　　希特勒身边的将领们对希特勒都感到了愤慨，“闪光计划”的实施者认为行动的时机已经到了。克鲁格按照特来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的建议，宴请希特勒到他的司令部驻地斯摩棱斯克访问，希特勒竟然答应了。于是，卡纳里斯和奥斯特假装为谍报局的差事去访问克鲁格的司令部，为“闪光计划”做最后的安排。

　　“闪光计划”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枚炸弹藏到希特勒的私人飞机里，待他从斯摩棱斯克回来时引爆。特来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一起制造了炸弹。他们把炸药包弄成两个方形酒瓶的样子。要让炸弹爆炸，只需要按动一个小小的按钮，一个小瓶子就会被打破，里面的腐蚀酸就会流到一根拉住撞针的金属线上。

　　一切准备就绪，希特勒如约来到了斯摩棱斯克，克鲁格和特来斯科夫在机场迎接了他。午餐的时候，特来斯科夫走到希特勒的一个随行人员身边，请他将两瓶酒带给柏林的斯蒂夫将军，随行人员满口答应了。

　　午餐过后，希特勒与克鲁格又谈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话，然后就准备动身回腊斯登堡。在他登上飞机时，施拉勃伦道夫启动了炸弹的引爆装置，装着腐蚀酸的小瓶子被打碎了……

　　炸弹没有爆炸，飞机完好无损地降落在腊斯登堡，“闪光计划”的策划者不由得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计划破灭。总之，他们丧失了一个好机会。后来，据希特勒的驾驶员说，当时他们离开斯摩棱斯克后，就碰上了云层和湍流，为了不让希特勒感到不舒服，他就驾驶飞机飞到了较高的高度，这样，放着炸弹包裹的行李舱的温度急剧地下降，把腐蚀酸冻上了。希特勒侥幸逃过了第一劫。

　　“闪光计划”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反对者刺杀希特勒的脚步。

　　1944年7月20日，风和日丽，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然而，在德国却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一个反希特勒的军官集团在这一天要暗杀希特勒。

　　德国后备军参谋长施陶芬伯格在希特勒东部战场的司令部——“狼穴”的会议室中，将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皮包放在会议桌下靠近希特勒座位的地方，由于皮包被人无意之中移动，所以当炸弹爆炸时，没有达到目的，希特勒只受了一点轻伤。

　　虽然两个暗杀计划都成为泡影，但行动却震惊了德国和世界，因为这标志着希特勒已是穷途末路，德国军队不仅在东部战场上节节败退，败局已定，而且希特勒在国内也失去了人心，以致到了被人谋杀的境地。

隆美尔参与刺杀希特勒了吗

　　1944年10月14日，纳粹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被希特勒以叛国罪下令处死于乌尔姆附近的赫林根。由于隆美尔在北非战役中的辉煌战绩，曾经给德国带来过巨大荣誉，他被告知可以选择服毒自杀。隆美尔接受了，这样他的家庭将免受牵连，也不会继续深究和他以前共事过的人员，而且，希特勒还承诺在柏林给予他国葬的待遇。

　　既然希特勒对外宣传说隆美尔是突发脑出血而死亡，并隆重安葬他，那为什么还要处死他呢？隆美尔确实是谋害希特勒的成员吗？

　　隆美尔是希特勒赏识的部下，但也有着自己的性格特征，他虽然尊敬元首，但时常违抗元首的命令。许多从德国逃出来的政治犯到法国的外国军团中同德国作战，希特勒曾命令隆美尔将非洲军团俘获的这些人就地枪决，但是隆美尔却拒绝执行希特勒下达的处决令。

　　阿拉曼战役期间，隆美尔和希特勒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当英军很快就突破了德国人的防线后，希特勒责令非洲军团在阿拉曼战役中“要么胜利，要么毁灭”。隆美尔中止了已经开始的撤退，但同时也在试图取消希特勒这个残暴的命令。但是很快危机越来越严重，于是隆美尔违抗了希特勒的命令，两次指挥他的部队撤退，直至撤入突尼斯山区。隆美尔还曾希望能够将非洲军团撤回到意大利，希特勒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并在指挥部对他大发雷霆。

　　希特勒曾再三重申不许非洲军团后退的命令，然而每一次隆美尔都没有执行，为此12月底的元首指挥部，一场激烈的争吵在隆美尔和希特勒之间爆发了。当时，隆美尔已经意识到眼前的战争“简直是一种邪恶罪孽”，他十分想提醒自己的元首停止这场战争，用政治的手段来和平解决，因为他看到全世界都在反对纳粹德国。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隆美尔第一个站起来，他说：“我的元首，我想代表德国人民向你阐述西线的严重局势，首先我想谈谈政治局势……”没等隆美尔说完，希特勒打断他的话：“元帅，请谈军事形势。”隆美尔却坚持说：“历史要求我们先谈政治处境。”希特勒勃然大怒：“不行，今天只谈军事，别的什么也不谈！”这时，隆美尔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他面对希特勒的强压大声说：“元首，我必须坦率地承认，不提到德国的前途我是不离开这里的！”此时已经失去理智的希特勒开始大声地咆哮：“陆军元帅，请马上离开会议室！”

　　希特勒恢复了常态后，随即命令戈林到意大利去监督隆美尔在非洲的行动。

　　当非洲军团在突尼斯投降后，希特勒将隆美尔召回讨论当前形势。隆美尔告诉希特勒说，他觉得战争不可能胜利了，并认为德国应争取“有条件的投降”。这再一次激怒了希特勒，他脸色铁青，大声叫喊：“记住，谁都别想跟我讲和平！”此后，隆美尔和希特勒之间就再没有亲密的接触了。

　　战争后期，隆美尔已经觉得战争不再有胜算，他也知道希特勒的这场战争中首要的是苏德战场。他开始明白在苏联的这场战役竟是如此的残酷，如果苏军进入德国，那么将导致最坏的结果。隆美尔的反应是：

　　如果可能，就无条件投降，但最好是争取“有条件地投降”。假如盟军在诺曼底的入侵能被击退，那么新的德国政府将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但这一切都将是幻想。

　　一方面，盟军的常规兵力已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另一方面，美国核武器此时正在研制中，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如果欧洲战事久拖不决，那么原子弹就很有可能落到德国头上。

　　隆美尔认为，如果盟军在诺曼底战役中失败，那么没有希特勒的德国仍旧能够获得一个能达成有条件投降的好机会。他没想到的是，一场政变在登陆前就已开始预谋。

　　1944年，在隆美尔任B集团军司令时，虽然着手准备对抗盟军登陆的海岸防御，但整个1944年的上半年，他都与柏林的密谋者保持着接触。

　　他认为在他们还无法能确保行动成功之前，柏林并不是谋划行动的合适地点。虽然有关暗杀方面的行动计划正在讨论，但隆美尔并不赞成这么做，起先他并不知道施陶芬伯格试图于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

　　随着盟军确立了在诺曼底的优势，隆美尔意识到西线已经失败了，他现在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停止战争，以使盟军穿越德国并在红军之前抵达欧洲的中心。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苏军对德国的占领。由于这个原因，他至少两次劝说希特勒接受他的意见，但是只要稍微提及和平的请求，希特勒就大发雷霆。

　　因此隆美尔认为使部队投降的最佳时刻，就是在一旦盟军突破了诺曼底防线之时。作为一名前线军官，当他下定决心要在西线停止抵抗时，他决定竭尽所能以防止双方军队再交火。在诺曼底，隆美尔曾和党卫军将领特里希和豪森会面，他向两个人直率地谈到投降要比继续在西线抵抗而让苏军占领柏林更有利。两人都同意他的观点，都认为继续抵抗是没有前途的。

　　1944年7月初，隆美尔就当时的形势写了一份备忘录并交给了希特勒。7月15日，他又写了另一份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阐述：

　　这场不对等的战斗正在接近尾声，我认为应当从当前形势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作为B集团军司令，我不得不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很显然，隆美尔并不相信他的报告会让希特勒改变主意，他之所以写下并散发这些备忘录，有可能是为了在战后证明他在当时那种灾难性的形势下并没有保持沉默。当希特勒不面对现实后，他认为自己不该受到责难并被迫独自采取行动。

　　盟军攻入法国后，隆美尔曾经设想过除掉希特勒以实现和平，“然后我就开放西线”。

　　慕尼黑著名的纪录片制片人莫里斯·菲利普·雷米在为其著作《隆美尔的神话》查找档案时，发现了长期保存在民主德国档案馆中的材料。这些材料证明，隆美尔当时确实很接近反抗，比现在众所周知的还要接近。

　　雷米说：

　　说出“我要开放西线”这样的话，需要很大的勇气——可能只有隆美尔才有这样的威望。如果他成功的话，盟军将在三五天之内占领鲁尔区，这样战争也可能在1944年8月结束。

　　关于隆美尔是否真的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即被希特勒定为叛国罪的问题，历史上普遍的看法是他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同意刺杀希特勒。因为他在听说希特勒遇刺时感到了无比的愤怒，他觉得“死希特勒可能比活希特勒更有危险”。

希特勒为何要毒死隆美尔

　　自从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后，狂怒的希特勒进行了大清洗。由于密谋集团成员中许多人的立场并不是很坚定，因此出现了一些临阵叛变者，结果越来越多的军官和同情者被逮捕、枪杀或投进监狱。

　　曾经给隆美尔做策反工作的施特罗林也未能幸免，但是他直至临死也没有供出同隆美尔进行过接触。但是，施特罗林的助手，也是密谋组织中成员的霍法克中校，因为害怕死，就想抬出两位元帅作为自己的护身符。于是，在党卫军保安处的地下室里，霍法克说出了隆美尔和克鲁格两位元帅的名字。

　　在党卫军保安局人员的诱骗下，这位只顾保命的小人物添油加醋，把隆美尔说成了是直接密谋者，但并不是直接策划者。

　　希特勒获悉这个情报，沉重地叹了口气，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说：“克鲁格参加密谋集团我是相信的，但隆美尔我想不出他背叛我的理由啊！这份名单的来源可靠吗？”

　　希姆莱说：“应该是可靠的。它是霍法克中校主动供出来的，我们并没有用刑。此人招供无非就是想让我们留下他的一条命。”

　　“这种人，决不可留。”希特勒恶狠狠地说道，希姆莱点头称是。随后希特勒告诉希姆莱，在处理隆美尔的这件事上要做进一步调查，不能过于草率。即使隆美尔真的牵连进去，也要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不能作同样的处理。因为如果盟国知道了这一切，对西线的战争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隆美尔是希特勒的爱将，虽然两人有了一定的隔阂，但希特勒从心里还是不希望隆美尔成为背叛自己的人。1944年8月12日，密谋刺杀希特勒的主谋之一，并在成功后准备接替总理职务的卡尔·戈台勒被捕。装有密谋集团的文件、声明和所谓的同伙名单的文件箱落入希姆莱手中。希姆莱惊奇地发现，在名单中赫然写有隆美尔和克鲁格的名字。于是，希姆莱草拟了一份还未逮捕的密谋分子的名单，隆美尔自然在其中，而且名列第五位。

　　希特勒很快拿到了这份名单，他相信这位爱将的确参与了谋杀自己的阴谋。但他也知道，此时的隆美尔正在医院里养病。

　　因此，希特勒再次叮嘱希姆莱，要他等到隆美尔身体恢复健康后再审问他，并且不要声张。最后希特勒怜惜地说：“我相信，他一定是受蒙骗的。”希姆莱按着希特勒的指示，直接去抓克鲁格元帅，但是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克鲁格已经在希姆莱到达之前服毒自杀了。

　　早在7月中旬，隆美尔乘坐的汽车受到盟军飞机的猛烈射击并受了重伤后，就一直躺在医院里，他对这些变故一无所知。一个星期后，他仍然无法写出自己的名字，只能写下些模糊的、难以辨认的奇怪符号，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口授，而请护士小姐给他做记录，这样才给他的妻子写了信。后来，隆美尔的伤势渐渐有了好转，医生批准他可以回家疗养了。

　　隆美尔生命的最后那一段时间是他最温馨的一段日子。但是，这段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天下午，他的妹夫汉斯慌张地来到隆美尔的家里，并告诉他说：“戈台勒已经被捕了”。隆美尔听了摸不着头脑地问：“戈台勒？我不认识他。怎么，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从他那里搜出一张名单，与你有关系。”汉斯紧张地说，“另外，还有一张字条，说你是西方敌人所尊敬的唯一军人，在刺杀希特勒之后，必须由你来掌权。你看这……”

　　隆美尔也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明白，自己已经被牵连到这场事变中去了。不久，隆美尔手下的助手被一个个地抓走了，这些人当中的确有密谋集团的成员，斯派达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于斯派达尔的被捕，隆美尔还专门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想极力替他开脱罪责，但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几天后，隆美尔的住宅附近就有了秘密警察的监视，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凯特尔元帅也打来电话，请隆美尔到柏林去谈一下新的工作安排。隆美尔心里明白，自己的死期已经到了。

　　次日，前来逮捕隆美尔的两个人与隆美尔进行了密谈，他们告诉隆美尔或者选择自杀，将给予国葬的待遇；或者选择审判，被按叛国罪处死。10多分钟后，隆美尔告别了家人，跟着来人钻进了汽车，在离开家不远的一个寂静的树林里，隆美尔吞下了毒药……

　　他死后，德国对外发布公告，隆美尔因突发脑出血不幸逝世。

希姆莱背叛希特勒向盟军投降

　　继刺杀希特勒事件后，备受希特勒信任的德国纳粹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又背叛希特勒，向盟军投降。

　　1944年8月31日，英国军情六处的负责人向英国首相丘吉尔交上了一份截获的密码电报。这份电报是德国纳粹党卫军和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头子希姆莱发出的。丘吉尔首相当时亲笔回复了军情六处，称“希姆莱的电报由我保管并负责销毁”。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看过多达14000份破译的密电，这份电报，是唯一一份由德国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发出的。

　　战争后期，随着德国战败的结局越来越清晰，纳粹内部不团结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其实，希姆莱一直在经营着自己的势力，构筑着通向最高权力之路。为此，他一手组建了纳粹党卫军，并亲自任首脑。要加入党卫军的最重要条件就是个人要对纳粹德国绝对忠诚，而希姆莱为党卫军制订的座右铭是：“忠诚是我的荣誉。”

　　不过，现在看起来，曾被希特勒骄傲地称为“忠诚的海因里希”的希姆莱，却比任何其他纳粹领导人都更不忠于希特勒。

　　在纳粹德国存在的最后8个月中，希姆莱就一直在试图背叛希特勒，特别是在听说希特勒疯了的传闻后，更是公开地向盟军示意投降之心。这也导致希特勒在地堡中临死前的政治遗嘱中开除了希姆莱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军队全线败退，纳粹德国朝不保夕。在此情况下，作为纳粹德国二号头目的希姆莱已经意识到大势已去，但最高领导人希特勒却仍试图做最后一搏。于是，希姆莱决定背着希特勒，酝酿与盟军达成秘密协议，而这份电报，就是他向一位中间人发出的。希姆莱试图让后者代表他向英国提出试探性的和平建议。

　　丘吉尔一直坚决反对与德国人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收到这份电报后，他毁掉了这份电报，他想确保德国人不再进行试探性接触，所有关于此事的线索也因之灰飞烟灭。

　　1944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暗示他们准备做中间人，让德国与苏联单独达成和平协议，日本驻柏林大使在9月初进见希特勒时，曾经直接提出了上述建议，但遭到了希特勒的当场拒绝。

　　希姆莱并不知道日本方面提出的德国向斯大林提出双边停战的建议，但他显然也已经意识到德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9月12日，他也与希特勒会面，讨论了向苏联或者英国提出试探性和平建议的想法，他当时想得更多的是与英国达成类似的和平协议。显然，他得到的是与日本大使一样的回答，因为希特勒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希特勒一直认为，谈判只可能由实力占优的一方提出，德国现在的处境提出谈判只能是枉然。当时，他只想发动一次大的攻势，彻底扭转战争对德国不利的局面。

　　他的想法是在地处法国北部、比利时东南部及卢森堡北部的阿登高地发动一次全面攻势，将英国与美国军队“赶进大西洋”，然后，用缴获的新武器对苏联发动全面进攻。

　　至1944年秋天，盟军已经完成了对德国东西边界的合围，第三帝国的灭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与希特勒不同的是，希姆莱再也不准备抵抗下去了，他还想要自己的脑袋，还想领导后希特勒时代的德意志，如果有可能，继续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希姆莱需要与西方的英国达成协议，正如那份8月份发出的电报所表明的，他已经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了。只是，那时希特勒仍是纳粹德国的元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希姆莱每走一步都需要极为谨慎。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一直扮演着两面派的角色，表面上，他仍是“忠诚的海因里希”，暗地里，他加紧了与盟国试探性的接触，以求达成秘密和平协议，他不想自己与希特勒一起，走到自毁之路的尽头。

　　1944年12月，德军在阿登高地发动了一次很大的攻势，但这次战役并没有改变纳粹德国的命运，希特勒试图将盟军赶出欧洲大陆的如意算盘完全失败了。剩下的路已经没有了，只有顽抗到底。

　　希特勒当时叫嚣着：我们决不投降！我们可以失败，但我们将会让世界一起陪葬！希特勒孤注一掷的叫嚣也许会引起一般纳粹分子的共鸣，但希姆莱却已经不再狂热了，他对形势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德国完蛋了！

　　但是，希姆莱如果想与盟国达成任何和平协议，他必须首先改变自己的声誉，要知道，他可是希特勒“最忠诚的党卫军战士”。为了取得西方盟国的信任，他开始频繁地露面表现自己，他要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

　　1945年1月，一位代表美国和加拿大的瑞士调解人在盟国和希姆莱之间进行游说和调解，希姆莱同意以25万美元为代价，在一个月内释放1400名犹太人。然而，到了2月份，1200名犹太人被释放，但他并没有要钱。不过，由于深知希特勒不会允许他这样做，希姆莱请美国和瑞士的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应突出希特勒的“人道主义姿态”。华盛顿当时也肯定准确判断出了希姆莱想要寻求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

　　尽管希姆莱在此事上做足了手脚，但当希特勒得知他一直想灭绝的犹太人被释放时，仍大发雷霆，并立即下令：绝不能放走一个犹太人！这也是只有1200名犹太人，而不是1400名犹太人侥幸逃生的原因。事已至此，希姆莱的努力看来是白费了。

　　1945年1月，他被希特勒贬到其他职位，当上了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希特勒将他另用的理由是利用了他的身体状况，称他因长期生病，已不适应现在的工作，而把他安排到柏林北部的一个党卫军医院休养。由此，希姆莱从内心感到他和元首之间的隔阂正在加深，一种背叛的心也就越来越强烈，希姆莱已经在计划自谋生路的方法。

　　希姆莱为了提高自己在西方盟国面前的发言权以及所谓的新形象，下决心同意与来自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一名代表在一个秘密地点会面。在这次会面中，他同意释放关押在拉文斯布里克的犹太妇女，这显然是与希特勒的旨意背道而驰的。

　　2月至5月期间，希姆莱多次与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康特·弗尔克·贝纳多特会面，经过这些会谈，他所计划的德国向西方投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4月22日，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公开承认德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并表示自己将随第三帝国的消亡而消亡。

　　第二天傍晚，当希姆莱再次与贝纳多特会面，并请求他向西方盟国转达德国愿意投降的意思时，希姆莱自己策划德国投降的计划，在盟国看来实际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希姆莱的最后提议晚了一步。

　　4月28日，希特勒向全世界发布消息说，希姆莱制订了向英国和美国无条件投降的计划，并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背叛”。随后，希姆莱被希特勒剥夺了一切职务。对于希特勒来说，发现自己一直认为绝对忠诚的希姆莱竟然也背叛他，是对他最大的打击，两天之后，他也死了。

　　希特勒死后，德国元帅邓尼茨接替他短暂地当了几天第三帝国的元首。他知道希姆莱是不可靠的，因此拒绝了希姆莱入阁的要求。

　　想继续掌权的希姆莱美梦破灭后，刮了刮自己的胡子，戴上自己的独眼黑眼罩，穿上一名党卫军士兵的军服，开始了自己的逃亡生涯。但是，他并没有跑掉，两周后，他就落入了英国军队手中。5月23日，他咬碎了镶在一颗假牙里的氰化物胶囊，自杀身亡。

　　关于希姆莱的死，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当时希姆莱带着他的一帮亲信从弗伦斯堡逃向马恩。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十分辛苦。当一班人马疲惫不堪地来到易北河口时，面对滔滔的河水，他们不得不扔掉了汽车，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加入了逃亡者的行列。

　　但是当他们来到布莱梅港口时，认真的英国士兵对他们产生了怀疑。英国士兵发现这些人的身份证非常新也非常好，按理说，像这样逃难的人员不应该有如此崭新的证件。于是，他们被带到了兵营里监禁了起来。

　　希姆莱受不了监狱的生活，于是他撕下蒙在眼睛上的黑布，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英国士兵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希姆莱，立刻向上级报告。蒙哥马利元帅立即派人赶到这里，对希姆莱进行了审问和搜查。当一名军医给希姆莱检查口腔时，发现牙齿中间有一个东西闪闪发亮，就命令希姆莱把口腔对着灯光。

　　这时，希姆莱突然掉转头，合上嘴，牙齿用力一咬，只听见他的嘴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响声。希姆莱的身体抽动了几下，就不动了。他咬碎了藏在口腔内的毒药管。英国医生和士兵急忙给希姆莱灌进了大量的呕吐剂，并进行洗胃，但希姆莱还是一命呜呼了。

战后为何没收回香港

日本投降后香港唾手可得

　　香港，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世界东方，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奇迹。它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香港的繁荣与发展的背后，却是中国人百年来的辛酸与耻辱。收复香港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的共同追求。

　　然而在抗战胜利这样一个极为有利的形势下，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什么没有能够成功地将香港回收到中国的怀抱来呢？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二天，日军进攻香港，仅仅过了18天，香港陷落，港督杨幕琦举出白旗投降。从此，香港落入日本手中长达4年之久。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欧洲战场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已经遭到惨败，并已经向盟军缴械投降。亚洲战场上，日本军国主义已是日薄西山，摇摇欲坠。

　　1945年8月，中国战场上向日军发起了全面进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已经取得主动，战事已经逼迫日本做最后的顽抗。美军为了减少伤亡，在军队向日本本士逼进的同时，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掷了原子弹。

　　一天后，苏联对日宣战，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给日本关东军以歼灭性打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在杜鲁门总统的授权下，发布了《第一号受降令》：

　　凡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香港就位于北纬16度以北地区，而且在战争期间隶属于中国战区的广州作战区，是中国第二方面军所辖作战区的一部分。日本驻香港的防卫部队是隶属于日军南支派遣军第二十三军，该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他常驻广州。

　　这一切都说明驻港日军应向中国军队投降，中国收回香港是理所应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基本上都被日本占领了，特别是缅甸失守后，英国政府曾经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在缅甸的英国军队。

　　蒋介石也曾打算趁此良机收复香港。

　　1942年，蒋介石曾向英国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在访问印度期间，会见了甘地和尼赫鲁等人，表示支持印度的独立要求，以促使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体系瓦解。

　　蒋介石这一姿态在国内引起了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高潮，在国际上得到了正义人民的同情。

　　英国出于需要中国出兵保卫其殖民地缅甸和印度的目的，主动提出与中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及签订新约的谈判。谈判之初，蒋介石坚持收回香港，然而，英国人从内心里并不想真的交还香港。

　　他们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让蒋介石能够抗日，以减少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后来在英国的威逼利诱下，蒋介石的立场逐步软化，最终放弃了将收回香港这一内容写入中英新约，仅仅要求英国在口头上承诺在战后同中国商讨九龙问题。

　　日本投降后，香港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是否应该立刻收复香港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

　　许多人建议蒋介石趁此机会派兵假道广九铁路，捷足直入，占领香港后再与英国交涉，对此建议蒋介石有所采纳，在接到盟军的《第一号受降令》后，他即任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为接收广州、海南、香港等地的受降官。

　　命令张发奎的新一军和第十三军执行香港的受降事宜。张发奎接此命令后，即将新一军和第十三军集结于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做好了收复香港的准备。

英美两国首脑拿香港做交易

　　对于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受降令》，英国政府表示拒绝接受，诡辩战区不能覆盖主权，明确表示拒绝中国军队在香港受降。

　　其实，恢复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并继续占据是英国的既定政策。

　　早在1943年举行的，由中、英、美三国参加的开罗会议上，丘吉尔曾就香港问题向蒋介石宣称：

　　不经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拿走任何东西！

　　蒋介石虽然心中恼怒，但嘴上对这种公然宣战却未作任何表示。

　　1944年初，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名叫“香港计划小组”的机构，负责策划重占香港及恢复殖民机构的事宜，并确定了战后武力占领香港的方针，准备在战争后期用陆海空军及预备部队协同作战，不惜一切代价攻占香港。为配合军事行动，英国向香港派遣了大批间谍。

　　日本投降前夕，英国外交大臣贝文通过秘密渠道，通知被日军囚禁在港岛赤柱的前港英政府辅正金逊，让他设法在日军投降后恢复英国在香港的机构，并行使政府管理职权，直至英军抵达香港成立军政府为止。

　　金逊获释后便向日军提出建立以他为首的临时政府，要求日军维持好社会秩序等待英军前来受降。

　　1944年8月13日，英国三军参谋长向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蒙巴顿下达命令：

　　由英国太平洋舰队执行重占香港的任务。

　　据此，英国太平洋舰队海军少将夏壳率领一支特遣舰队开赴香港。为配合海军的行动，英国还从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派出了大约一个师的兵力前往香港。

　　在派出军队登上香港岛的同时，英国在外交上为重占香港做了准备。

　　英国人很清楚，在中英关于香港归属的斗争中，美国的态度是很重要的，美国的天平倾向于哪一方，香港就将归哪一方所有。因此，如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英国想重返香港是很困难的。

　　8月18日，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英国不能接受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受降令”，强烈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重新发布命令，让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

　　在中国这边，蒋介石虽然已经集结了部队，做好了进入香港的准备，但他却迟迟没有下达进军香港的命令。

　　鉴于英国人的态度，蒋介石真是为难。

　　他知道，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能用武力消灭之。因此，他深知一旦发动内战，不能少了英、美两国的援助，如若此时出兵香港，必然会与英国发生冲突，从而失去英国的支持。

　　于是，蒋介石连续两次声明中国无意于以武力收复香港，希望收回香港这件事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他还向美国派出了使节，去寻求美国的支持，幻想通过美国的干涉来实现香港的回归。

　　这样，中英两国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美国，美国人的态度此时起着关键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是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想通过此举来鼓励中国政府继续对日作战，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时，也趁机瓦解英、法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以便进而将英、法势力挤出远东，并取而代之。

　　因此，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曾敦促英国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使之成为中国控制之下的一个国际自由港，但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

　　德国投降后，美国同苏联在欧洲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这场关系美国切身利益的争斗中，美国需要英国的支持。因此，在香港这个问题上，美国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立场发生了改变。

　　美国人知道，如果一再坚持让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那么势必造成英国人对美国人的反感，在欧洲没有英国的支持，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就将受到损失，就会将欧洲的利益拱手让给苏联。

　　所以杜鲁门支持英国重返香港。他通知麦克阿瑟：

　　为了更顺利地接受香港地区日本军人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内划出来。

　　其实，当时中国国内的许多人都赞成向香港派兵。但蒋介石有自己的打算，他始终寄希望于美国的“公正”。

　　他曾经对坚持派兵的宋子文说：

　　子文兄，这样做不好，因为有美国出面，比我们先起兵要好些。国际上的许多事情，我们都是在依靠美国嘛！罗斯福不在了，我们也不能连杜鲁门的一点面子也不给，就先在香港动起兵来。再说，英国方面是什么样，我们也应该向艾德礼进行外交试探以后才能知道。在这种时候，当然还是不先派兵的好。

　　然而，蒋介石没有想到，美国总统杜鲁门并不像罗斯福那样对他极力关照。杜鲁门的天平倾向了英国。

蒋介石腰板不硬屈从强权

　　既然美国不希望中国收回香港，正乞求美国人帮他打内战的蒋介石只好从命。但在放弃香港之际，蒋介石还想给自己争点面子。1944年8月20日，他在致杜鲁门电报中改变了要求收回香港的初衷，他要求：

　　在未来的受降仪式上，驻港日军应向中国方面的军事代表投降，美国和英国均可派代表参加这一受降仪式。在受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授权下，派遣军事力量在香港登陆。

　　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美国人连这一点面子也不给。杜鲁门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表示，“美国不反对一个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蒋介石看到电文后连骂“娘稀匹”，然而，他不能得罪美国人，只好忍气吞声。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愿意授权给个英国军官，让他去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到时派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赴港参加受降仪式。”

　　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的一再妥协，使得英国人得寸进尺，英国政府认为，作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蒋介石，无权委派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英国政府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欢迎一名中国代表和一名美国军官一起出席受降仪。而且只能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个人代表的身份参加受降，如果有什么文件需要签署的话，他们只能作为见证人而签字，除此之外，别无所为。”

　　温驯的羊急了也会咬人。英国人步步紧逼的嚣张气焰，使得蒋介石感到脸上无光。中国不是他一个人的中国，这样屈辱的事，令他在手下将领们的面前怎么样交代？

　　他愤怒了，他告知杜鲁门，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他都将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夏壳作为他的受降代表，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同时，他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他表示，一方面要尽力避免与英国在香港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也打算以武力来抵制英国人在中国战区之内所采取的行动。

　　中国方面的态度是英国人所始料不及的，国民党在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屯兵两个军的现实也使英国人感到不安。

　　为了能重返香港，他们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同意夏壳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蒋介石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1945年8月20日，从菲律宾苏比克湾开来的英国海军特遣舰队大摇大摆地在香港登陆。

　　9月1日，夏壳以香港英军司令的身份成立军政府。

　　同日，蒋介石派遣的军事代表团也抵港，与夏壳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同意英军占领香港。

　　1946年5月1日，香港沦陷后被日军囚禁3年零8个月的前港督杨幕琦返港重任总督，恢复了英国对香港的统治。

　　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在外事面前挺起腰来，蒋介石为了美英的援助，一味的卑躬屈膝，致使一次大好的回收国土的良机悄然消失，这不得不令人扼腕长叹。

目录

马塔潘角战役

英国和意大利的地中海角逐

德意法西斯结成钢铁同盟

英舰队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英、意两国舰队海上斗智

意舰队棋差一着全军覆没

北极航线战役

美英苏联合开通北极航线

德国舰队穿越英吉利海峡

希特勒不惜代价驰援挪威

运输船缺少护航惨遭猎杀

盟国竭尽全力保卫北极航线

英舰围歼“沙恩霍斯特”战船

英机轰炸“提尔比兹号”军舰

同盟国完成护航援苏任务

马来西亚海战

英国舰队开赴远东战场

日本海军毁灭远东舰队

第二支“Z”舰队重蹈覆辙

莱特湾战役

日军实施“捷-1”作战计划

美军舰队艰难登陆莱特湾

日军成立“神风”特攻队

美军全歼日本航空母舰编队

北角大海战

德意志新战舰下水试航

英国海军围猎“沙”“格”舰

德军实施“三头狗”计划

姊妹舰受重创逃回德境

英军同仇敌忾击毁两舰

瓜岛海空战

尼米兹制订“望台”作战计划

日海军夜袭盟军太平洋舰队

美日舰队所罗门群岛东海大战

美海军陆战队反击“东京快车”

美日航母特混舰队的殊死决斗

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域争夺战

美军发动南太平洋钳形攻势

美军重创日军王牌特混舰队

美第58特混舰队大获全胜

马塔潘角战役

英国和意大利的地中海角逐

　　一生扮演跳梁小丑角色的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直跟在希特勒后面捡食残羹剩汤。

　　这个野心勃勃而又无力斗勇的小丑生平最渴望的，就是在地中海地区重建一个比古罗马更为显赫的帝国。他还大言不惭地将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

　　眼见德国军队势如破竹，几个月内就席卷欧洲，心急的墨索里尼再也按捺不住了。

　　1940年6月10日，这个泥瓦匠出身的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向有碍于他实现野心的两块绊脚石——英、法——正式宣战了。但是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制订完整的战略和战役计划，地中海上的防守战略更是无从谈起。

　　由于没有完整的战略计划，战争之初，意军就忽略了两个能够改善意大利战略态势的要地——突尼斯和马耳他。

　　如果占领突尼斯港口和机场，意海空军就能利用突尼斯基地和对面的西西里岛基地，严密封锁突尼斯海峡，切断英国在地中海的交通线。而且突尼斯港口和海岸线可以作为意陆军的补给基地，安全而又经济。

　　马耳他位于地中海中心，是英国舰船的一个中途停靠战，也是意大利中央阵地上唯一一块英国领地。但是这里最初只有4架作战飞机驻防，防守力量相对薄弱。

　　对于这个理应成为第一个进攻目标的重要战略基地，意军除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空袭外，对其没有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行动。

　　战略计划的不完备和行动上的盲目，注定了地中海战争中意大利军队的惨败。

　　深谋远虑的丘吉尔首相深知地中海战略地位的重要，在他看来，确保地中海交通线的畅通，是英国海军肩负的仅次于保卫英伦三岛的战略任务。这里有他使用了近150年的基地马耳他，有一支实力过硬的地中海舰队，还有不少盟国。对于英国人来说，控制了地中海，就意味着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战略优势。

　　早在1940年5月中旬，英4艘战列舰和“鹰号”航空母舰就已悄然抵达地中海，同时地中海舰队司令部也由马耳他基地迁往埃及亚历山大港，进入临战状态。

　　1940年6月22日，法国政府向希特勒投降，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6月27日，丘吉尔果断签署命令，地中海舰队受命用武力摧毁了法国米尔斯克比尔舰队，并迫使亚历山大港舰队凿沉全部船只，不战而亡。

　　11月25日，意军在占领了东非肯尼亚的部分地区和英属索马里全境，西进至苏丹边境和北非埃及的西迪巴腊尼后，便开始从一年半前占领的阿尔巴尼亚向希腊进攻。至1941年年初，意军仍被英勇的希腊军队逼得寸步难进。

　　希腊对于维护英国海上交通线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又是英国的盟国，因此，从1941年3月4日开始，英国便不断从埃及运送兵员和装备到希腊，实施援助希腊的“光泽”行动。

　　英国地中海舰队自然更是肩负重任。由于当时英国地中海舰队的主要基地正在由马耳他岛向亚历山大港转移，英国的运输船队往返如梭，海上一派繁忙。这无疑会给意军提供难得的出海机会，从而导致一场海上实力的大厮杀。

　　领导英地中海舰队的是在英国海军中被尊称为“伟大的领导”的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他一面坚守马耳他岛，一面做好各方面战略准备，意欲寻机痛歼意军。

　　但他深知意军舰队实力雄厚，必须有强硬的作战舰队与之抗衡。因此，在他的建议下，地中海舰队在现有的一艘现代化航空母舰基础上，另外加进了新型装甲航空母舰“卓越号”，新改装的防空巡洋舰“加尔各答号”、“考文垂号”和经过现代化改装的旗舰“勇士号”。舰队的实力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大大增强。

　　继1940年11月1日英军在克里特岛登陆之后，11月11日，英国又出动海空军成功夜袭了意大利南方的海军基地塔兰托，使意军3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遭受重创。

　　这种状况使地中海英意双方的兵力对比变得对英国更为有利。

　　1941年元月初，“卓越号”遭到德国轰炸机的重创，从而使英国失去了地中海唯一一艘装甲航空母舰。但很快另一艘新型装甲航空母舰“无畏号”从大西洋绕道非洲南端，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

　　英国方面至此已是万事俱备，只要决战时刻一到，地中海舰队就将全面出动，奔赴生死攸关的马塔潘角大战场。

德意法西斯结成钢铁同盟

　　1940年10月，正当墨索里尼准备大肆入侵埃及之时，从柏林传来了希特勒将进军罗马尼亚的消息。

　　这对于时刻做着“恺撒”梦的墨索里尼来说，简直是个惊人的打击。

　　但他倒极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无力与希特勒相争。于是，他贪婪的目光便立即投向了希腊版图。然而希军也并非弱者，他们凭着高地作战的优势将意军远远逐出希腊领地。

　　1940年11月11日，意军海军基地塔兰托被袭之后，意舰队从此一蹶不振。事到如今，墨索里尼也不得不“屈尊”求助于希特勒了。希特勒从自身的实际利益出发，慷慨地答应了墨索里尼的请求。

　　12月，希特勒从挪威抽调第十航空兵团进驻意大利南部地区，与意军联合作战。德国空军进驻意大利，对英国地中海航线构成了严重威胁。

　　1941年1月10日，坎宁安率舰队为一支前往马耳他的运输队护航，途经马耳他以西海域时，遭到50架德“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袭击。

　　“光辉号”航母中弹多处，因起火而被迫退出战斗返回英国大修。至此，英地中海舰队只剩下一艘没有装甲防护、早已丧失护航能力的“鹰号”航母了。

　　3月初，德国人准备大举干预希腊战局，并对意大利施压，要求意大利人对破坏英军补给线一事做出相应的努力。

　　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只好命令其海军采取积极的行动，尽管他们明知希特勒是想让墨索里尼充当他的敢死队，借以消耗英军海上力量，坐收渔翁之利。3月15日，刚被任命为意大利舰队司令的海军上将亚基诺应召来到罗马。迫于战争和政治的需要，意大利海军当局在德国人的压力下筹划了一个作战计划：

　　首先在克里特岛一带对盟军的海上交通线实施破坏作战，切断英军海上交通线，并掩护德意向利比亚战场的运输。

　　如此重大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亚基诺的肩上。亚基诺深知当时的形势，他接受任务后，马上提出破坏英方补给线所需的三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即出其不意、有效的空中侦察和空中掩护。第一个条件对于意军来说不算难办，但对于后两个，意大利人便深感忧虑了。

　　希特勒此时便出来充当好人了，他许诺让第十航空兵团和意大利海军密切配合，在西西里岛东面大约350海里的地方为意大利海军提供空中掩护。

　　为了进一步鼓励他的意大利盟友，希特勒又宣称，他们的鱼雷机将于3月16日在克里特岛以西的亚历山大港对英军舰队的3艘战列舰中的两艘予以重创，为意军的行动提供支援。

　　亚基诺自然不笨，他知道这种含糊其辞的承诺纯粹是“纸上谈兵”，很难有实际效果。他曾一再要求得到更为强大的实质性的空中保障，但得到的仍是一纸空文。而希特勒对意大利海军的消极态度也甚为不满，他再次以强硬的态度对意军施加压力。

　　3月19日，一封带有命令口气的照会由德国海军总司令部发往意大利海军参谋部。

　　照会电文说：

　　英国人从亚历山大港至希腊港口之间的频繁海上运输，正为意大利海军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海上攻击目标，而英军舰队目前在东地中海只有“勇士号”唯一一艘战列舰。地中海现在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意大利舰队有利。

　　意大利海军应向克里特岛以南海域出击，威胁英国对希腊的供应线，甚至还会完全切断英国对希腊的兵力输送。

　　这份颇具诱惑力的电报果然见效了。亚基诺顾虑顿消，开始一步步走向德国人设下的陷阱。他放下所有的担忧，意欲远离本土作战，冒可能丧失战列舰之险。此后的灾难和厄运自然而然地跟定了他。

　　希特勒软硬兼施，终于让意大利消除顾虑开始了袭击计划。德国人和亚基诺上将直接商定了德方空中协助作战的细节，其中规定在意海军从墨西拿海峡出来的第一天，由德第十航空兵团进行护航和军舰识别的演习。

　　3月26日晚，意大利军舰分批出航。

　　亚基诺率领由旗舰“维托里奥·威内托号”战列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第一舰群，从意大利西海岸基地那不勒斯出发了。由重巡洋舰“求拉号”、“波拉号”、“阜姆号”和4艘驱逐舰组编的第一分队以及由轻巡洋舰“阿布鲁齐号”、“加里博尔迪号”和两艘驱逐舰组编的第八分队，分别从塔兰托港和布林迪西港出发。

　　3月27日拂晓，亚基诺率领的舰队安全通过墨西拿海峡，中午11时，连同由重巡洋舰“特里埃斯太号”、“塔兰托号”、“博尔藏诺号”和3艘驱逐舰编成的第三分队在内的4个航母舰群，在浓浓海雾中悄悄会合。一场大海战即将爆发。

英舰队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自1941年3月25日以后，意大利加强了对英国地中海舰队，特别是对亚历山大港的侦察活动。

　　英坎宁安上将对意军的这些行动作出了如下推测：“要么是意大利人马上要发起一次大的舰队行动，最大可能是要袭击只有少数舰艇护航的英国运兵船队；要么就是意大利人要掩护他们自己的部队在希腊或者利比亚的昔兰尼加登陆或是进攻马耳他岛。”

　　与此同时，坎宁安又接到潜艇发来的报告，得知意大利舰队已经出航，于是他马上命令加强空中侦察。3月27日，英国情报人员报告了亚基诺舰队的行踪。坎宁安对意军的速度之快大感意外，他立即下令让正在海上航行的运输船队天黑前继续前进，天黑后按原路返回。同时命令从比雷埃夫斯港向南开进的运输船取消行期，天黑以前，战列舰须在港内集结待命。坎宁安导演的“暗度陈仓”计果真迷惑了意军。

　　3月27日下午14时，一架意大利侦察机掠过亚历山大港上空时发回报告：看见3艘战列舰、两艘航空母舰和数目不详的巡洋舰停泊在港内。意大利人尚蒙在鼓里，丝毫不知假象后面正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海战。

　　当日下午，意大利间谍发现，坎宁安上将提着手提箱大模大样地上了岸，同时主要的参谋人员也随之离船登陆，船上的天篷也打开了，似乎意在“请人吃饭……”

　　意军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只不过是英国人在“明修栈道”罢了，真正“暗度陈仓”的还在后面呢。正在爱琴海担任护航任务并由海军中将普里德姆·威佩尔指挥的英巡洋舰分队已奉命于3月28日早晨6时30分到达克里特岛以南20海里和加夫多斯岛以南30海里的海域待命。希腊一支驱逐舰编队也受命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

　　下午15时30分，“无畏号”神秘地驶离了港口。夜幕降临时，码头上人头攒动，一片忙碌，舰队正在加紧备战，军港的气氛紧张而庄重。19时整，舰队悄悄起航，借着夜幕的掩护，急速向西北方向驶去。

　　此时此刻的英国人士气高昂，个个摩拳擦掌，严阵以待。而倒霉的意大利人却对自己即将遭受的灾难毫无觉察。英军在同意大利军队作战过程中的战略战术优势已很明白地摆在眼前，意军要想取胜，实非易事。

英、意两国舰队海上斗智

　　马塔潘角海战的序幕已经开始，英、意两国舰队在地中海上玩起了互相欺诈的招数。

　　1941年3月27日中午，英“无畏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架“桑德兰”式侦察机飞临意舰上空。而此时，意大利舰队正眼巴巴地等待着参加演习的德国飞机的出现。12时20分，“桑德兰”出现在意军的视线中，但还只是一个黑点，亚基诺开始还以为是希特勒信守诺言而心生感激，但随着飞机轮廓的清晰显露，他满腔的喜悦和感激之情变成了惊恐和愤怒。

　　他的舰队已经暴露，“出其不意”的先决条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让英国人给破坏了。亚基诺于是发电请求返航，但海军参谋部却命令他继续航行，寻机作战。无奈，亚基诺命令第三分队将航向由134度改为150度，企图以此迷惑英国人。

　　3月28日5时55分，英“无畏号”航母上接连升起了8架飞机，试图进一步加强对敌情的侦察和搜索。当日拂晓，威佩尔中将率领的B战斗群按时赶到克里特岛以南海域。

　　7时45分，威佩尔的旗舰“奥赖恩号”上的观察哨发现了舰尾10度方向有烟雾出现。约10分钟后，由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清晰地显示在望远镜里。这是意海军中将桑森尼蒂率领的第三舰群。威佩尔马上向坎宁安报告了这一情况。

　　其实，就在英军发现意舰的同时，意军也发现了英军。6时35分时，从“维托里奥·维内托号”弹射出去的侦察机就发现了威佩尔的舰队。亚基诺当即下令给最先头的第三舰群，命令桑森尼蒂海军中将与英舰接触，他自己率“维托里奥·维内托号”予以支援。此时两舰队相距只有50海里。

　　威佩尔自然知道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对方巡洋舰上装备的200毫米大炮射程远远超过他的150毫米大炮，航速也快自己2．5节。于是，他立即将航向改为140度，航速增至28节，意欲全舰向东南100海里处坎宁安上将的舰队行驶，把意舰引向自己的主力舰队。

　　面对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桑森尼蒂岂会轻易放弃？他立即下令提高航速，死死咬住英舰不放，双方距离眼看着越来越小。

　　8时12分，意巡洋舰200毫米大炮开火了。威佩尔不敢应战，高速撤退，尽量避免遭受火炮的攻击。8时29分，当双方距离缩短到12海里时，在此之前曾躲过了炮火袭击的“格洛斯特号”开始还击意舰。但未中目标，只是让意舰一度被迫转变航向。

　　8时55分，意舰突然停止射击，向左转了一个圈，然后驶向西北。意舰何以会如此？亚基诺自有他的考虑。这位有着长期的海上作战指挥经验的海军上将对英国人的战斗作风了如指掌。他对英巡洋舰的撤退行动表示怀疑。

　　而此时，意舰已远离加夫多斯岛，距托布鲁克港还有一半的路程，缺乏空中掩护的意舰队随时都可能遭到英军空袭。如不撤退，必定吃亏。于是便有了意军主动停止射击的一幕。

　　但亚基诺没有想到的是，他刚才中了威佩尔的“拖刀计”，此时已不知不觉向坎宁安舰队主力接近了约50海里。而此刻坎宁安正以22节的航速沿310度航向向他扑来。

　　威佩尔见意舰停止了追击，马上掉头跟踪，以免失去目标。于是，海上便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原来追赶的反过来成了被追赶的。而令威佩尔没有想到的是，意大利人正在重演他刚才的伎俩，反施“拖刀计”，企图将其引入意军设置的海上陷阱。

　　此时的地中海上阳光明媚，全然没有即将开战的沉闷气息。威佩尔舰队上不知危险将至的炮兵们轻松地坐在炮塔上，大嚼炊事员送来的三明治和牛肉罐头。殊不知在他们左舷几海里处，那艘拥有380毫米口径火炮的战列舰“维托里奥·维内托号”，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们。

　　10时25分，“维托里奥·维内托号”上的火炮开火了。威佩尔加发三项紧急命令：“全力放烟！”“全体180度转向！”“全速前进！”英舰立刻掉头转向，飞快地向东南方撤去。

　　但很快，桑森尼蒂又向左舷调转航向，意军再次形成了钳击之势。此时的威佩尔真的是腹背受敌，危险万分。前有“维托里奥·维内托号”，后有桑森尼蒂的火炮。威佩尔几乎绝望了！就在此时，“无畏号”航母上起飞的6架鱼雷机从天而降，毫不费力就冲破了意舰的航空火炮网，向“维托里奥·维内托号”连发6枚鱼雷，但全部偏离了目标。

　　尽管如此，整个战场的形势已大有改变，威佩尔摆脱了灭顶之灾，意舰却处于九死一生的境地。惊魂未定的亚基诺无心追赶英舰，急令停止追击，全舰队以28节航速沿300度航向转航。

　　在鱼雷机袭击意舰的时候，威佩尔舰队已经在浓烟中向坎宁安主力舰队靠拢去了。

意舰队棋差一着全军覆没

　　几次交锋之后，英军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意舰却由主动慢慢走向被动。此次海战孰胜孰负已初现端倪。

　　威佩尔竭尽全力赶上了坎宁安主力舰队，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坎宁安下达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他打头阵追赶亚基诺，并要求他同意舰保持目力接触。此时，在克里特岛以南的亚基诺舰队正急急忙忙向塔兰托港驶去。而在其后东南方45海里的地方，坎宁安的3艘战列舰正以22节的稳定航速穷追不舍。但坎宁安明白，意舰在航速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如果仅是这样追下去，自己无论如何赶不上亚基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迟滞意舰。于是，他一面不断派飞机侦察，一面派飞机袭击意舰。

　　14时20分，3架鱼雷机和两架战斗机从“无畏号”航母上起飞，与皇家空军同时对意舰进行轰炸。两架鱼雷机看见“维托里奥·维内托号”正调转舰首，立即从2440米的高空猛冲下来，拼命用机关炮扫射舰桥指挥台和甲板。

　　意舰周围立刻溅起巨大的白色水柱，舰上的水兵们惊恐地狂呼乱叫起来。戴利埃尔·斯特德驾驶的鱼雷机不顾一切，在意舰机关炮的火舌前飞上滑下。

　　领航员库克所在的鱼雷机多处中弹，在坠海的一刹那，它发射的鱼雷命中“维托里奥·维内托号”的舰尾，海水旋即汹涌而入。20分钟后，该舰引擎停止转动，舰体开始左倾，舰尾也开始下沉。

　　一番紧张的抢修之后，这艘受伤的战列舰又以16节的速度向前行驶了。但它此刻处境并不比刚才好多少，前方420海里的地方才是要去的塔兰托港，而在其后65海里的地方，坎宁安舰队正穷追不舍。

　　坎宁安一心想吃掉这艘战列舰。18时，他发出命令：

　　如果威佩尔追上被击伤的战列舰，第二、第十四驱逐舰小队将首先发起进攻。

　　如果敌战列舰没有受伤，主力舰队将随后跟进；如果巡洋舰不能确定敌战列舰的准确位置，我将慢慢向北迂回，然后再向西，明天早晨重新接触敌舰。

　　据此，英驱逐舰摆好了夜间攻击阵势。沃勒舰长指挥的由驱逐舰“斯图亚特号”、“格里芬号”、“猎狗号”和“浩劫号”组成的第十驱逐舰小队在前面担任警戒；麦克舰长指挥的由驱逐舰“贾维斯号”、“两面神号”、“努比亚号”和“摩霍克号”组成的第十四驱逐舰小队在舰队左舷前一海里处；民科尔舰长指挥的由驱逐舰“冬青号”、“赫里沃号”和“霹雳火号”组成的第二驱逐舰小队在舰队右舷前一海里处。这两个小队将在威佩尔与意军交火后立即发起鱼雷攻击。

　　经验丰富的老将亚基诺料定天黑前英国人追不上他，他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天黑前的空袭和天黑后的驱逐舰夜袭了。为确保安全，他以战列舰为核心将驱逐舰和巡洋舰紧密排列在一起。

　　战列舰左翼是第一巡洋舰分队，右翼是第三巡洋舰分队。第八巡洋舰分队和六驱逐舰小队则奉命返回布林迪西港。他还下令，英机来临时，所有舰艇都施放黑烟，同时，左右护航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打开探照灯，以此迷惑英飞行员的眼睛。

　　天快黑时，8架英国飞机在暮色中像秃鹰般在意舰上空盘旋，意军的一举一动他们尽收眼底。但亚基诺对此只有叹气，因为对这些飞机意大利舰的对空火力够不到。他一面抱怨希特勒的失信，一面焦急地准备迎接凶多吉少的再一次海战。

　　19时15分，亚基诺下令左舷转向30度，向正西方向行驶，企图通过队形的变化来摆脱英国人或者打乱他们的进攻计划。

　　19时30分，在夜幕的掩护下，英国飞机迅速扑向了目标。意舰开始骚乱起来，大片的浓烟和急速转动的探照灯光把海面弄得一片狼藉。天空中高射炮火织出的火网更是让人头晕目眩。

　　乱糟糟的海面上，威廉斯海军中尉错把“波拉号”巡洋舰当成了对方的战列舰，并予以重击。“波拉号”被鱼雷击中后，电力设备失灵，3个防火舱灌满海水，主机也停止了转动，整个舰体完全瘫痪。

　　心烦意乱的亚基诺当时最盼望的就是德国飞机的空中支援，但再三催促，德第十航空兵团仍以英舰位置不明、难以识别为由拒绝出兵——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亚基诺自然不信，但他又能怎样呢？兵权掌握在希特勒手中。

　　整整持续了15分钟的空袭停止后，海面再度恢复平静。亚基诺长长出了口气，好歹挺过了这次空袭。但很快他又想起了被鱼雷击中瘫痪在海上的“波拉号”巡洋舰。

　　20时18分，亚基诺命令第一分队的卡塔尼奥司令前去援助“波拉号”。21时，卡塔尼奥司令率领“扎拉号”、“阜姆号”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离开主力以16节的航速向东南方向行驶，前去塔救“波拉号”。真可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亚基诺上将一心只想搭救“波拉号”，却不知英方主力舰队正在前方50海里处恭候他的大驾光临。

　　坎宁安一直误将“波拉号”当做他要寻找的那艘受伤的战列舰，并做出主力舰队投入交战，攻击进攻目标的命令。

　　22时40分，“勇士号”发现在左舷船头方向4．5海里处有不明舰艇，坎宁安当即决定把左舷一侧的驱逐舰“猎狗号”和“格里芬号”调到右舷去占领攻击位置。

　　但这道命令还未付诸行动，舰队右舷的“斯图亚特号”又发来警报，说在右舷船头250度方位，发现许多舰艇的巨大黑影，距离舰队正前方约两海里处，从左向右行驶。

　　这正是受命前来救护“波拉号”的两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尽管坎宁安派出的侦察机整天都在严密监视受伤的意大利战列舰，第四驱逐舰小队和威佩尔舰队也在海上不停搜索和追踪，但由于飞行员在意舰航速上的错误报告，加上亚基诺为防万一而不断改变航向，坎宁安的舰队始终与意大利战列舰交错行驶。

　　坎宁安接到“斯图亚特号”的警报后，马上下令重新排成纵队迎敌。整个舰队死一般地寂静——马塔潘角海战的号角就要吹响了。

　　而此刻没有装备雷达的意舰就像瞎子一样，在暗夜里，冲着英军黑洞洞的炮口越驶越近。意大利人没有想到，英舰24门380毫米火炮、20门150毫米火炮和20门115毫米火炮正如箭在弦上，随时都可将所有的意舰炸成碎片。

　　23时27分，排在最前面的“猎狗号”驱逐舰上的探照灯突然打开，巨大的光束射向“阜姆号”巡洋舰。

　　“厌战号”和“勇士号”上的380毫米火炮同时开火，这艘倒霉的“阜姆号”巡洋舰的前后炮搭立刻被掀上了天，不知所措的水兵们在甲板上四处乱窜。30秒钟后，“阜姆号”再次受创，旋即起火。45分钟后，它燃烧着沉入茫茫大海。

　　没有配备雷达、只能依靠观察哨侦察敌情的意舰根本不能进行夜战，大炮没有夜视器材，夜间舰炮火力指挥更是无从谈起。面对英军的狂轰滥炸，卡塔尼奥除了震惊和慌恐，再无计可施。

　　“厌战号”和“勇士号”在击沉“阜姆号”后，将攻击目标指向了“扎拉号”。“巴勒姆号”也紧随其后对其侧舷轰击。

　　“扎拉号”在这种阵势下毫无还手之力，前炮塔被炸毁，其余的部分也被炸得东倒西歪。随后锅炉房爆炸，整个“扎拉号”成为一片火海。

　　凌晨2时，麦克的第十四驱逐舰小队赶到夜战现场，对它进行了最后致命的一击。凌晨2时40分，“扎拉号”再也无力支撑下去，在惊天动地的巨响中，带着卡塔尼奥司令和大部分舰员一起魂归海底。

　　意大利舰队序列中的先头舰“阿尔菲耶里号”在两艘巡洋舰遭到攻击的同时，也受到“巴勒姆号”的侧舷炮击。它曾一度脱离编队，但最终没能逃脱厄运。3时15分，在舰身倾斜严重的情况下，舰长被迫下令弃舰，“阿尔菲耶里号”终于沉入海底。15分钟后，驱逐舰“卡尔杜奇号”也在爆炸声中沉入大海。

　　相比之下，“焦贝蒂”和“奥里亚尼”两艘驱逐舰要幸运得多。后者虽有一部轮机被击毁，但却利用另一部轮机侥幸撤出战斗。前者是整个战斗中唯一未受损伤的军舰。战斗打响后，“焦贝蒂”见势不妙，即借烟幕和夜色保护溜之大吉。

　　可怜的巡洋舰“波拉号”不但是意大利人悲剧的引子，而且也是这场悲剧的唯一旁观者。它完全失去了活动能力，重炮无法转动，辅助炮的弹药又无法运送上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个被消灭，并无可奈何地等待英国人来消灭自己。

　　战斗结束后，英“贾维斯号”驱逐舰向“波拉号”抛去一条缆绳，狼狈不堪的意大利海军官兵沿着长条板走上“贾维斯号”，做了英军的俘虏。

　　3时40分，“贾维斯号”解开缆绳，脱离“波拉号”。不久，“波拉号”便被麦克舰队发射的鱼雷击沉。

　　1941年3月20日17时30分，英军地中海舰队披着绚丽的晚霞，载誉凯旋，亚历山大港的欢呼声经久不息。但坎宁安将军在内心里仍为没有消灭意大利战列舰而深感遗憾。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夜间大海战，也是意大利海军最后一次像样的海战，意大利的重型舰只从此在地中海上销声匿迹。

　　英国虽然取胜，但也是经过几番周折才最终控制和封锁住了意大利出海东进的大门，为北非战役的胜利和最后攻取意大利创造了先决条件。

北极航线战役

美英苏联合开通北极航线

　　自闪击波兰、征服法国之后，希特勒把目光瞄准了苏联。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不宣而战，突然入侵苏联。尽管在这之前，苏联和英国的情报机关都向苏联高层发出了德国将要入侵的警报，但斯大林认为这是英国企图将苏联拖入战争的阴谋，因此不屑一顾，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战事爆发后，措手不及的苏联在德军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

　　当晚，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演讲说，他的政府将改变过去一贯反对共产主义苏联的立场，对苏联进行援助，并呼吁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担负起援助苏联的责任。

　　6月23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也发表声明，对德国侵略苏联表示强烈谴责。6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所有抵抗法西斯轴心国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将得到美国的援助。7月初，英国驻苏大使克里普斯与斯大林、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举行会晤。

　　7月12日，英苏签署《对德作战联合行动协定》。

　　7月底，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商讨援助苏联事宜。8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举行大西洋会议，会议期间，两人决定联合致函斯大林，提议召开三国代表会议，商讨援助苏联事宜。斯大林对此欣然表示同意。

　　9月24日至10月1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并签署《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协定，规定从1941年10月1日至1942年6月30日美英每月向苏联提供包括400架飞机和500辆坦克在内的军事援助，苏联则向美英提供稀有金属等战略原料。

　　会后，罗斯福宣布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不久罗斯福又宣布苏联同样享受《租借法案》所规定的所有权利。

　　与此同时，英美在1941年9月份就已开始将大批物资、装备运往苏联。

　　当时通往苏联的国际交通线有三条：一是以海参崴为终点的太平洋航线；二是以黑海诸港口为终点的伊朗铁路；三是以北方诸港口为终点的北极航线。其中第一、二条路线由于受到战火、政治或是地理上的限制，运输量微乎其微，因此美英向苏联运送物资的主要交通线就只有北极航线了。

　　北极航线通常是指起点为冰岛，终点主要是苏联北方的两个港口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航线，该航线从冰岛至摩尔曼斯克距离约1800海里，至阿尔汉格尔斯克距离约2200海里，普通运输船航行需10至14昼夜，其中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还有长达半年的冰封期。

　　沿途经过海域基本在北极圈内，气候非常恶劣，终年严寒，航线上不时还会出现暴风、浓雾和流冰，夏季是极昼，冬季则是漫漫的极夜。如果在和平时期，这一航线是不会有航船通过的，然而在战争年代，为了援助苏联，盟国不得不选择了这条充满无数艰难险阻的航线。

　　其实，最危险的还不是气候的恶劣，德国在挪威还部署了大量的飞机、潜艇和军舰，随时可以投入作战，因此北极航线可以说是危机四伏的，但英勇的同盟国海员依然毫无畏惧勇闯北极航线，在千里冰海上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

　　1941年9月28日，由一艘苏军巡洋舰和14艘运输船编成的第一支北极航线护航运输船队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前往冰岛，根据美英苏达成的协议，北极航线上的护航运输船队，从苏联前往英国的空载船队代号为“QP”，从英国前往苏联的满载船队代号则为“PQ”，编号均从“1”开始，因此这支船队代号为“QP—1”。

　　9月29日，英军一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和10艘运输船组成的PQ—1护航船队从冰岛起航，驶往苏联的摩尔曼斯克。北极航线正式开通。

　　苏联为了保护运输船队的安全，除了船队中的护航军舰外，一接到船队起航的通报，苏军北方舰队立即起飞侦察机侦察挪威海岸和熊岛海域敌情和天气情况，然后将相关情报由盟军驻苏军事代表团再转告英国海军部，最后确定船队进入熊岛以东海域之后的具体航线。

　　与此同时，苏军的轰炸机、强击机对德军在挪威北部和芬兰的航空基地进行压制，潜艇在德军水面舰艇基地航道上展开，监视并攻击出航的德军舰艇。

　　护航船队进入北方舰队的作战海域后，苏军还派出驱逐舰、护卫舰和扫雷舰，加强护航船队的掩护兵力；海军航空兵也在船队上空始终保持6至8架飞机，以提供空中掩护；战斗机则在基地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出动支援；在科拉湾和白海航道入口处投入反潜舰艇和反潜飞机进行反潜巡逻，搜索攻击在该海域活动的德军潜艇；扫雷舰艇在可能有水雷的海域进行扫雷作业；冬季还出动破冰船为船队破冰导航。

　　除此之外，英国也出动舰艇为船队进行直接护航，还派出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混合编队进行近距离海上掩护，必要时甚至不惜出动本土舰队包括战列舰、航母在内的大型主力军舰为船队进行远距离掩护，而驻扎在冰岛的岸基航空兵也经常出动为船队提供空中掩护。

　　由于采取这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从1941年9月至12月，PQ—1至PQ—6船队以及QP—1至QP—6共12支船队没有任何损失，总共有包括669辆坦克、873架战斗机、1400辆卡车和10万吨弹药在内的物资顺利到达苏联。这些作战物资不仅从物质上有力支援了苏联战场，而且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联合抗战的象征，极大鼓舞了苏联军民的士气。

德国舰队穿越英吉利海峡

　　苏联战场上越来越多的英美武器装备引起了德军的警惕，希特勒敏锐地意识到北极航线的价值，尤其令希特勒担心的是若英苏联手进攻挪威，切断对德国的铁矿石供应，后果将不堪设想。

　　鉴于此，德军开始向挪威调集兵力，一方面加强挪威的防御，一方面切断北极航线。

　　1941年12月下旬，德军首次在熊岛以南组成一个由3艘潜艇组成的“乌兰”艇群，用于攻击同盟国的北极航线运输。

　　同月月底，PQ—7护航船队的第一部分PQ—7A船队两艘运输船从冰岛起航。

　　两天后，德军乌兰艇群中的U—134号潜艇在北极海域发现并首次攻击了PQ—7A船队，击沉英国“瓦齐里斯坦号”运输船，这是同盟国在北极航线上损失的第一艘运输船。另一艘运输船安全到达目的地。

　　为了打击盟军的运输活动，1942年1月12日，希特勒召集海军司令雷德尔元帅、空军参谋长耶修尼克上将和战斗机部队司令加拉德中将举行秘密军事会议，讨论在法国布勒斯特港的“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格奈森瑙号”战列巡洋舰和“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突破英国海空军的封锁，转移到挪威的计划。

　　尽管与会者认为这一行动非常冒险，一旦走漏风声，这3艘军舰不但会遭到英国本土空中力量猛烈打击，还将受到屯兵北海强大的英国本土舰队迎头拦截，后果难以设想。但在希特勒的坚持下，还是经过周密研究，制订了作战计划。具体分工是：

　　空军负责对舰队的空中掩护；海军任务则相当艰巨，既要进行扫雷、护航、防空甚至海战，还要进行战役欺骗。

　　雷德尔指派西里西阿科斯海军中将为战役总指挥，作战代号“瑟布鲁斯”，瑟布鲁斯是希腊神话中地狱的看门狗，长着三个头和龙的尾巴，凶猛无比，最后由大力士赫尔克里斯把它制服并从地狱带回了米克涅，使用这一名称的潜台词就是完成了被认为是无法完成的事情。

　　从布勒斯特到挪威主要有两条航线，一条是经过爱尔兰的西航线；另一条则是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东航线。西航线距离较远，如果没有强大的空中掩护，将会长时间遭到英国海空军的大力围剿，危险较大；东航线距离虽短，但要穿越英国海军的禁区——英吉利海峡，海峡中英军布有大片水雷，英军在多佛尔部署有大口径岸炮，可有效封锁海峡，而且沿海峡港湾英军还驻有大量的驱逐舰和鱼雷艇部队，可随时出动拦截。

　　但德军考虑到英军认为英吉利海峡设防严密，德军不敢轻易穿越，思想上比较麻痹，只要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和伪装欺骗，达成隐蔽性和突然性，不等英军作出反应，舰队就已突破封锁了，因此选择东航线。

　　计划实施当天，德国空军投入第二和第二十六战斗机大队，共180架ME—109和FW—190战斗机，还有60架ME—109和30架ME—110战斗机为预备队，保证舰队上空时刻有36架战斗机掩护。

　　并将整个航行区域划分为3个区域，每个区域机场配备了足够的地勤人员和设备，以便使飞机能在着陆后半小时内完成加油加弹重新起飞，各机场之间采用多线路通讯网联系，并加强配备了一部带高速密码机的长波电台。

　　加拉德中将还派通讯业务能力过硬的依贝尔上校随舰队旗舰“沙恩霍斯特号”行动，担任海空联络组长，并在每艘军舰上加装对空、对岸电台，以加强海空、海岸联系。

　　1942年1月17日，德国海军最大的军舰、满载排水量达48000吨的“提尔比兹号”战列舰，从德国基尔到达挪威阿尔塔峡湾。

　　1月中旬起，德国海军出动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和第十二扫雷支队及第二、第三和第四摩托扫雷艇支队，共约80艘扫雷舰艇对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南部海域进行持续近一个月的扫雷作业，共清扫出98枚锚雷和21枚磁性水雷，在此过程中，德军损失驱逐舰和扫雷艇各一艘。

　　为了获取准确的气象信息，德军还专门派出3艘潜艇侦察海峡天气、水文和潮汐，随后根据取得的数据，分析确定突围行动只能在2月11日至13日3天中，又因为2月13日是星期五，是黑色的倒霉日，所以德军确定2月11日晚8时开始行动，12日白天通过海峡。

　　1942年1月底至2月初，德战斗机部队和3艘舰进行了为期8天的联合演习。

　　为了使盟国不至于识破轴心国的作战意图，德军散布消息声称3艘舰将开赴大西洋或太平洋作战，西里西阿科斯还煞有其事在巴黎采购大批热带军服和遮阳墨镜，并委托法国海军准备热带使用的火炮润滑油。

　　2月11日，德军在布勒斯特实行戒严，淡水、食品、燃料和弹药被秘密运上军舰，在大批卡车开足马力的噪音中3艘舰开始试航。而作为欺骗计划的一部分，德国海军举办盛大宴会，邀请布勒斯特各界名流参加。

　　黄昏时分，西里西阿科斯向设在各地的海空军指挥部发出密码电报：“一切准备就绪！”

　　晚上20∶30时，3艘军舰起锚缓缓出港，“沙恩霍斯特号”（以下简称沙舰）为首，“格奈森瑙号”（以下简称格舰）居中，“欧根亲王号”（以下简称欧舰）断后。由于长期没有出海，欧舰的锚链升起一半就被卡死，舰长林克曼上校只得下令砍断锚链。

　　当时天黑雾浓，能见度很低，沙舰出港后不久就迷失了方向，舰长霍夫曼上校只好凭着友舰的发动机声音来航行。

　　舰队还未驶远，20余架英军轰炸机飞临布勒斯特进行轰炸，3艘舰赶紧返回港内，并打开探照灯组织对空射击，造成3艘舰还在港内的假象。

　　当英机返航后，3艘舰再重新出港，经过这一番折腾，比预定计划延迟了两个多小时。但总算一切顺利，出海后3艘舰都以31节的高速航行，在这3艘舰的侧翼，6艘驱逐舰和14艘鱼雷艇担负警戒，空中德军战斗机也按时赶到，提供空中掩护，所有军舰和飞机都保持着严格的无线电沉默。

　　由于鱼雷艇吨位较小，携带燃料也少，所以不断有新的鱼雷艇赶来换班，一切都井然有序。

　　2月12日晨8时50时，经过大半夜的高速航行，又是顺风顺水，3艘舰竟把出海时耽误的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全都补了回来，按照原计划驶过科汤坦半岛的阿格角，而英军此时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天亮后，厚厚的云层低垂，能见度依然很低，使德军成功地逃脱英军的雷达监视，大模大样地行驶在英吉利海峡。

　　敌方舰队大白天在英吉利海峡航行，这是自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进犯英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10时14分，3艘舰驶过塞纳河口，接近多佛尔。10时42分，一架英军侦察机掠过舰队上空，飞行员向基地报告：3艘战列舰和20多艘其他舰艇正高速逼近多佛尔。西里西阿科斯下令升起防空警戒旗，并进入最高戒备，准备战斗，同时向海空军各指挥部通报被英机发现。德军部署在沿海机场的大批战斗机迅速进入高度戒备，飞行员全部进入坐舱，发动引擎，随时准备升空作战。

　　然而英军指挥部接到侦察机报告，却根本不相信德军舰队敢于白天进入海峡，认为是飞行员看错了，因此不以为然。

　　11时25分，3艘舰驶到多佛尔海峡最窄处，此时因为海峡水浅，德舰不得不降低航速。3艘舰经过布格涅时，德军又有15艘鱼雷艇加入舰队，而且德国空军的电子对抗也达到最高潮，不但对沿海地面干扰站开足马力施放干扰，还有多架带有干扰设备的轰炸机在海峡上空实施强电子干扰，使英军雷达站彻底瘫痪。

　　当德舰驶到勒图盖时，终于被英军岸炮目视发现，随即遭到英军岸炮的猛烈炮击，但没有任何损失。

　　直至此时，英军才终于清醒过来，但为时已晚。

　　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海权尊严，英国海军采取一切措施实施拦截，首先从多佛尔和拉姆斯盖特两地分别出动5艘和3艘鱼雷艇，但德军驱逐舰击伤3艘鱼雷艇，成功击退英军鱼雷艇的攻击。

　　接着英军第825中队的6架“剑鱼”鱼雷机从曼斯顿机场紧急起飞，领队长机是曾经参加过攻击德军“俾斯麦号”战列舰的埃斯蒙德少校。

　　他深知战况紧急，所以没有等护航战斗机起飞就匆匆率队投入攻击，这些时速仅225千米的老式飞机在德舰密集对空火力和德军战斗机的联合打击下，刚一接近德舰就有4架被击落，只有两架投下了鱼雷，也被德舰轻易规避过去，而这2架飞机也没逃脱被击落的厄运。

　　埃斯蒙德少校在战斗中阵亡，因他在此次战斗中表现英勇，被追授英国最高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尽管德舰接连成功摆脱英军的海空攻击，但西里西阿科斯处境仍很艰难，舰队正航行在英吉利海峡最狭窄处，西侧是英军的岸炮，东侧又是危险的水雷区，而西北方英军密布的军港里大批舰艇也随时可能出海拦截，形势并不容乐观。

　　英军接下来从康沃尔、朴茨茅斯、曼斯顿、诺福克等地出动一切可以出动的飞机，竭尽全力进行攻击，力求击沉德舰。

　　但英军从指挥员至飞行员，既没有预先计划，又没有应急方案，准备仓促，先后出动550架次轰炸机、360架次战斗机，却只有39架轰炸机实施了攻击，投掷炸弹千余吨，仅击沉德一艘巡逻艇，击伤两艘鱼雷艇，3艘主力舰毫发无损。

　　反观德军，早有充分准备，海空联络通畅，战斗机在军舰上的联络组准确引导下，及时占据有利阵位，与德舰高射火力形成有效的舰空协同火力，给予英机沉重打击。在激战中，英军损失飞机49架，德军仅损失飞机17架。

　　中午过后，德舰从距比利时海岸18海里处通过多佛尔海峡，进入开阔的荷兰海域，3艘舰航速恢复至27节，胜利在望！

　　但英军不放过最后机会，正在多佛尔以北60海里哈里奇港进行战备训练的驱逐舰编队，是英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中唯一来得及截击德舰的部队。编队指挥员皮兹海军上校明知荷兰海域密布水雷，而且德舰主炮火力比英舰强得多，仍毫不犹豫地率领编队出海，并成功赶上了德舰。

　　在德舰猛烈火力反击下，英舰的最后攻击还是以失败告终，英军“伍斯特号”驱逐舰遭重创，艰难返回哈里奇港。

　　正当德军3艘主力舰安全突出英军封锁，眼看大功告成之际，沙舰突然触雷，丧失动力，西里西阿科斯只得率领其指挥部人员转移至“Z—29号”驱逐舰。不多时，“Z—29号”驱逐舰的主机因长期高速行驶而损坏，速度逐渐慢下来，直至完全停驶。

　　急不可待的西里西阿科斯换乘汽艇追赶舰队，不料沙舰经过抢修恢复了正常航行，从汽艇旁驶过，令西里西阿科斯哭笑不得。经过这番折腾，西里西阿科斯再次回到沙舰。

　　19时55分，舰队行驶到荷兰西北西弗西亚得群岛海域，沙舰和格舰相继触雷，沙舰已经是第二次触雷了，伤势相当严重，好在经过抢修，两舰又很快恢复了航行。

　　1942年2月13日凌晨，德舰驶入德国海域，沙舰和格舰前往杰得湾船厂修理，只有福星高照的欧舰毫发无损，经基尔运河前往挪威。

　　这一事件在英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朝野上下纷纷指责英国海军的无能，因为自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英国以来，数百年间还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如此挑战大英帝国的制海权！

　　但是从战略上而言，这一使英国海军蒙受奇耻大辱的行动，却并不是一次糟糕的行动，因为德国海军硕果仅存的大型水面舰艇调往挪威，离开了大西洋这一主要战场，在天寒地冻的挪威海，即使尽显神威，对整个战争的影响和作用也大为降低。尽管德国海空军在此次作战行动中，表现出了少有的足智多谋，但结局却不甚理想。

　　2月21日，德军“舍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和“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在4艘驱逐舰的护卫下，从德国布龙斯比特尔科克港起航，前往挪威。德军舰队刚一出航就在北海南部被英军侦察机发现，英军随即出动轰炸机进行攻击，却只有一架轰炸机找到德舰，在对“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投下炸弹后被德舰高炮击落。次日，德军舰队驶入挪威格里姆斯坦峡湾锚泊，进行短暂休整后于当天黄昏再次起航。

　　不久，部署在特隆赫姆海域的英军4艘潜艇组成的潜艇群发现了德军舰队，“三叉戟号”潜艇对德舰实施了攻击，击伤“欧根亲王号”。

　　英军本土舰队司令托维海军上将闻知德舰出海的讯息后，亲自率领“胜利号”航母、“英皇乔治五世号”战列舰、“贝里克号”重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前去截击德军舰队，也未获成功。

　　终于，“沙恩霍斯特号”修复完毕，也北上进入挪威，而她的姐妹舰“格奈森瑙号”在船坞修理中又遭英军一枚454千克穿甲弹命中上甲板，死112人，伤21人，军舰也遭到了重创，只好在船坞中继续修理。修理工程一拖再拖，直至1943年2月，因战局恶化，海军总司令邓尼兹下令终止了修复工程，将修复的原料转用于其他工程，并拆除舰上的火炮和装备。

　　至此，德军在挪威共集结了包括“提尔比兹号”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和“希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等主力水面舰艇在内的大批军舰，还有4个潜艇群约20艘潜艇。

　　航空兵为第五航空队，拥有各型飞机约200架，并于1942年3月成立北方海军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所有在挪威的海空兵力，盟国的北极运输线面临严峻考验。

希特勒不惜代价驰援挪威

　　希特勒不惜代价以地中海调集海空力量支持挪威，是为了阻止盟军对苏联的援助，尽早结束德苏战争，以腾出手来对付美国，实现其称霸全球的野心。

　　然而，随着战争的继续，盟国军事力量日渐强大，他的这一图谋也逐渐破产，请看如下记录：

　　1942年1月17日，德军乌兰艇群所辖的“U—454号”潜艇发现从冰岛起航的编有8艘运输船和两艘驱逐舰的PQ—8护航船队，立即攻击了该船队，击伤一艘运输船，击沉一艘驱逐舰。该驱逐舰上的官兵除两人以外，全部葬身大海。

　　1942年2月间，同盟国的PQ—9、PQ—10和PQ—11三支船队均未遭损失，安全抵达目的地。

　　3月1日，编有16艘运输船的PQ—12船队和编有15艘运输船的QP—8船队分别从冰岛和苏联科拉湾起航，为了保护这两支船队，英国海军本土舰队首次出动3艘战列舰、一艘航母、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舰艇编队，进行远距离掩护。

　　3月5日，德军侦察机发现了PQ—12船队，德军北方海军指挥部随即派出了4艘潜艇前往截击。

　　3月6日，德军“提尔比兹号”战列舰和4艘驱逐舰也从挪威阿尔塔峡湾紧急出航，傍晚英军“海狼号”潜艇发现德军舰队马上向海军部报告。

　　午夜，英国海军部将这一情况转告正在PQ—12船队以南的掩护编队。掩护编队接到通报，便全速向东，以迎击德军舰队。

　　3月7日中午，PQ—12船队和QP—8船队在熊岛以南约200海里处相遇，随即又交错而过。

　　此时，德军舰队正从PQ—12船队后面数海里处，即QP—8船队前方数海里处通过，虽然彼此距离仅数千米，但因为能见度太低，双方都未发现对方。

　　直至黄昏时分，德军舰队才发现QP—8船队的一艘掉队船只，将其击沉。而两支船队的其余船只则安全抵达目的地。

　　3月8日，远距离掩护编队的“胜利号”航母起飞12架舰载鱼雷机，攻击了德军“提尔比兹号”战列舰，而从挪威起飞的德军3架容克—88轰炸机也攻击了“胜利号”，双方均无收获。

　　3月20日，PQ—13船队从冰岛起航，该船队编有19艘运输船，护航军舰为一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两艘扫雷舰和两艘猎潜艇。

　　3月21日，由19艘运输船组成的QP—9船队从苏联摩尔曼斯克起航。

　　3月22日，英军本土舰队出动两艘战列舰、一艘航母、一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为上述两支船队提供远距离掩护。

　　3月23日，QP—9船队在通过德军4艘潜艇组成的巡逻线时，护航兵力中的一艘扫雷舰发现并撞沉德军“U—655号”潜艇。

　　3月24日，海面突起风暴，PQ—13船队在风暴中队形完全被打乱，19艘运输船分散在熊岛以南方圆150海里的广阔海域。船队指挥竭尽全力收拢船只，重新集队。

　　3月27日，德军侦察机发现该船队，随即德军出动6艘潜艇和第八驱逐舰支队的3艘驱逐舰前去攻击。

　　3月28日，德军出动28架容克—88轰炸机空袭该船队，先后击沉两艘运输船。

　　3月29日凌晨，德军驱逐舰击沉一艘掉队的巴拿马籍运输船，并从俘虏的该船船员口供中了解到大量关于船队的情况。根据这些情况，德军3艘驱逐舰调整了搜索航向，9时许便追上了该船队。

　　护航军舰中的主力战舰英军“特立尼达号”巡洋舰和另两艘驱逐舰立即上前迎战，双方随即展开激战。德军“Z—26号”驱逐舰被击沉，“Z—24号”和“Z—25号”驱逐舰则重创英军一艘驱逐舰，然后见难以突破护航军舰的掩护，便救起“Z—26号”的96名落水官兵后匆匆返航。

　　英军“特立尼达号”巡洋舰在战斗中被己方驱逐舰所发射的鱼雷误击，遭到重创，但仍坚持航行。途中德军“U—585号”潜艇企图趁火打劫，攻击蹒跚而行的“特立尼达号”，结果偷鸡不成反蚀米，反被掩护的英军驱逐舰击沉。

　　3月30日，德军“U—376号”和“U—435号”潜艇分别击沉一艘掉队运输船。

　　3月31日和4月1日，PQ—13船队的其余船只陆续抵达苏联摩尔曼斯克。

　　4月2日，QP—9船队顺利到达冰岛。

　　此次护航战中，同盟国PQ—13船队损失5艘运输船，总吨位约28000吨，还有巡洋舰和驱逐舰各一艘遭重创。德军损失驱逐舰和潜艇各一艘。

　　4月3日，德军出动大批轰炸机空袭苏联摩尔曼斯克港，PQ—13船队中两艘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的英国运输船被炸沉。

　　4月8日，PQ—14船队从冰岛出发，该船队编有24艘运输船，护航兵力为5艘驱逐舰、4艘护卫舰、两艘扫雷舰和4艘反潜拖网渔船，鉴于PQ—13船队曾遭遇德军驱逐舰，此次英军特意还派出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担任近距离掩护。

　　出航不久，船队就在扬马延岛附近遇到了大面积流冰，先后有16艘运输船和两艘扫雷舰被冰块撞伤，被迫返回冰岛。

　　4月10日，编有16艘运输船的QP—10船队从苏联科拉湾起航，护航兵力为一艘英军巡洋舰、5艘驱逐舰、一艘扫雷舰和两艘反潜拖网渔船。

　　次日，英国本土舰队派出了由两艘战列舰、一艘航母、两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前往冰岛至挪威之间海域，以掩护这两支船队。

　　同一天，苏军出动飞机空袭了德军基尔克内斯机场，以压制德军航空兵，减轻船队可能的空袭威胁，但收效甚微。德军当天仍从该机场出动12架容克—88轰炸机空袭了QP—10船队，并击沉一艘运输船。

　　4月12日夜间，德军“U—435号”潜艇突破QP—10船队的警戒，击沉两艘运输船。

　　4月13日清晨，德军出动22架容克—88轰炸机再次攻击了QP—10船队，又击沉一艘运输船。不久，德军侦察机发现了PQ—14船队，因此德军潜艇和第八驱逐舰支队相继出动，前去截击。

　　4月15日至17日，德军飞机对PQ—14船队进行了多次攻击，由于船队护航军舰对空火力密集，船只规避得力，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而德军“U—376号”、“U—377号”和“U—456号”潜艇对QP—10船队进行了多次攻击，也是一无所获。

　　4月17日，德军“U—403号”潜艇找到并攻击了PQ—14船队，击沉一艘运输船，而德军驱逐舰因能见度太低，没有发现船队，无功而返。

　　4月19日，PQ—14船队到达摩尔曼斯克，在24艘运输船中有16艘因被流冰撞伤而中途折返，一艘被击沉，只有7艘到达目的地。

　　第二天，QP—10船队抵达冰岛，该船队共损失4艘运输船。两支船队总共损失5艘运输船，总吨位约31000吨。

　　一周后，PQ—15船队从冰岛起航，该船队编有25艘运输船，护航军舰有6艘驱逐舰、一艘防空舰、一艘飞机弹射母舰、4艘扫雷舰和4艘反潜拖网渔船，护航军舰中新增加的防空舰和飞机弹射母舰是为了抗击德机而专门派出的。近距离支援兵力为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

　　为了阻止德军主力战舰“提尔比兹号”出海，英军于4月27日和4月28日分别出动54架次“哈利法克斯”中型轰炸机和23架次“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连续对锚泊在挪威特隆赫姆的“提尔比兹号”战列舰实施空袭。

　　由于德军防空措施极其有效，防空火力部署得当，又施放烟雾进行隐蔽，加之德舰锚泊峡湾地形狭窄，英机难以发挥优势。因此英军损失7架飞机，却未对“提尔比兹号”造成任何损害。

　　随后，编有13艘运输船的QP—11船队从苏联摩尔曼斯克出航，护航兵力为4艘驱逐舰、4艘护卫舰、一艘反潜拖网渔船，近距离支援兵力为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船队在苏联领海航行时还得到苏军两艘驱逐舰和一艘扫雷舰的伴随护航。英国本土舰队照例在挪威至冰岛之间展开水面舰艇编队，以掩护两支船队安全，这支舰艇编队由两艘战列舰、一艘航母、3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组成。

　　不久，德军侦察机发现QP—11船队，德军随即出动3艘驱逐舰和7艘潜艇前去攻击。德军潜艇追上了QP—11船队后，“U—430号”攻击了正在船队前方开道的近距离支援编队中的英军“爱丁堡号”巡洋舰。“爱丁堡号”被两枚鱼雷击中，舰尾被炸掉，只得在两艘驱逐舰护卫下返回摩尔曼斯克。

　　而随后赶到的德军驱逐舰多次向船队发起攻击，都被护航军舰击退。最后德军驱逐舰干脆放弃了对船队的攻击，转向寻找受伤返航的“爱丁堡号”。

　　为了救援“爱丁堡号”，英军从摩尔曼斯克紧急出航的4艘扫雷舰、一艘巡逻舰和一艘反潜拖网渔船，加入掩护其返航的队列。但担负远距离掩护的本土舰队水面舰艇编队因能见度太低，发生舰艇碰撞事故，“庞杰比号”驱逐舰被“英皇乔治五世号”战列舰撞沉。

　　一天后，德军3艘驱逐舰追上了“爱丁堡号”，双方展开了激战，“爱丁堡号”虽然已遭重创，机动性大受影响，但火炮依然能够正常使用，其203毫米大口径主炮连连发威，重创德军“赫尔曼·舍曼号”驱逐舰。

　　战斗中“爱丁堡号”又被一枚鱼雷击中舰中部，几乎被炸成两半，只好弃舰，最后由英军“远见号”驱逐舰发射鱼雷将其击沉。

　　而德军另两艘驱逐舰“Z—24号”和“Z—25号”则发挥出色，接连重创两艘英军驱逐舰，后因把英军4艘扫雷舰误为4艘驱逐舰，不敢恋战，救起“赫尔曼·舍曼号”驱逐舰落水舰员，匆匆返航。

　　PQ—15船队由于其护航力量比较强，中途击退了德军潜艇和航空兵的攻击，毫发无损。直至后来德军6架亨克尔—111鱼雷机才攻击得手，击沉两艘运输船，击伤一艘运输船，后该船因伤掉队被德军“U—251号”潜艇击沉。

　　5月5日，PQ—15船队到达摩尔曼斯克。随后，QP—11船队也驶抵冰岛。

　　此次护航战，尽管两支船队只损失了4艘运输船，总吨位约18000吨，但护航军舰损失惨重，沉没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各一艘，还有两艘驱逐舰遭重创。

　　5月21日，由35艘运输船编成的PQ—16船队从冰岛出发，5艘驱逐舰、4艘护卫舰、一艘扫雷舰、4艘反潜拖网渔船和两艘潜艇担负护航，近距离掩护兵力为4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还有8艘潜艇负责侧翼警戒。

　　5月25日，德军侦察机发现该船队，随即出动19架亨克尔—111鱼雷机和6架容克—88轰炸机前来攻击，盟军护航兵力比较强大，防空火力也相当猛烈，击落德机3架，只有一艘运输船被击伤，后被拖回冰岛。

　　天黑后，德军“U—703号”借助夜色掩护，对船队发起攻击，击沉一艘运输船。

　　次日，英国海军部考虑到附近海域德军潜艇活动猖獗，不愿其水面舰只受到不必要的损失，遂命令近距离掩护编队的4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离开护航船队返回。

　　德军7架亨克尔—111鱼雷机和11架容克—88轰炸机乘机发动攻势，此次空袭战果显赫，共击沉5艘运输船，击伤3艘运输船和一艘驱逐舰，德军损失飞机4架。

　　尝到甜头的德军再次出动大批飞机攻击PQ—16船队，但均被护航军舰击退。中午前后，6艘从苏联科拉湾出航的英军扫雷舰加入船队。随后PQ—16船队一分为二，6艘运输船在一艘驱逐舰、一艘护卫舰和两艘扫雷舰的掩护下，驶往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其余船只则驶向科拉湾。

　　为了阻止PQ—16两支船队抵达目的地，稍后德军对PQ—16船队的两部分都发动猛烈空袭。此时船队已经接近苏联，苏军出动大批战斗机掩护船队，在护航军舰和苏军战斗机的出色掩护下，德军空袭一无所获。当天下午，船队两部分均到达目的地。

　　PQ—16船队共有35艘运输船，装载12．5万吨武器装备，其中包括468辆坦克、201架飞机和3277辆汽车，这是北极航线开通以后，英美对苏联最大一次物资援助，途中一艘运输船因伤返回冰岛，7艘运输船被德军击沉，损失船舶吨位约3．8万吨，这些船只所运载的包括147辆坦克、77架飞机和770辆车辆共约32000吨物资也沉入大海，好在还有90000余吨物资安全到达苏联，有力支援了苏联的战争。

运输船缺少护航惨遭猎杀

　　1942年五六月间，苏联战场上，德军在南线塞瓦斯托波尔、哈尔科夫、沃罗涅日等战役中接连取胜，兵锋直指苏联东南部重要城市斯大林格勒，战局对苏联极其不利。

　　而苏联由于欧洲部分国土已损失大半，军工企业有的被德军占领；有的受到战争影响，军火生产很不正常；有的正在迁往西伯利亚，还不能马上恢复生产。

　　因此美英的军事援助对于苏联非常重要，也正是因为如此，斯大林三次致函丘吉尔，请求其迅速派出船队，以支援苏联抗击德寇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重新组织了PQ—17船队，并做了相当周密的准备。该船队规模之大，载货之多，是北极航线前所未有的，总共有34艘运输船、两艘油船和3艘救生船，载有20万吨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护航兵力也是空前庞大，共有6艘驱逐舰、4艘护卫舰、两艘防空舰、3艘扫雷舰、4艘反潜拖网渔船和两艘潜艇，这些兵力用以抗击德军潜艇和飞机是绰绰有余的。

　　汉密尔顿海军少将指挥的4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负责迎战德军驱逐舰编队。

　　英国本土舰队司令托维海军上将亲自指挥两艘战列舰、一艘航母、两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进行远距离掩护，这支编队是真正的主力舰队，无论在近距离还是远距离都具有消灭“提尔比兹号”的实力。

　　英军还有一个如意打算，就是将PQ—17作为诱饵，引出“提尔比兹号”，将其一举消灭，彻底消除北极航线的巨大威胁。因此，这支远程掩护编队在船队后面，相距仅四五个小时的航程，并保持严格的无线电静默。

　　在挪威北角海域，盟军还出动9艘英军潜艇和两艘苏军潜艇，组成警戒线，严密监视德军水面舰艇的活动。

　　驻冰岛的盟军岸基航空兵还将出动“卡塔林那”远程飞机，直至熊岛以东海域为船队提供空中掩护。

　　此外，为了迷惑欺骗德军，英军还组织了一支假船队，由4艘运煤船、5艘布雷舰伪装运输船，两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担任护航。在PQ—17船队出海的同时出航，以吸引德军注意，分散德军兵力。

　　可惜这一煞费苦心的计划，因德军没有发现而毫无作用。

　　德军根据各种情报，也已掌握了盟军船队即将出动的情况，决定以航空兵、潜艇和水面舰艇组织协同作战，消灭这支船队，作战代号“跳马”。

　　计划规定水面舰艇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特隆赫姆舰群，由“提尔比兹号”战列舰、“希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另一个是纳尔维克舰群，由“吕佐夫号”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

　　一旦发现PQ—17船队出动，特隆赫姆舰群将进入韦斯特峡湾，纳尔维克舰群则进入阿尔塔峡湾随时待命出航。潜艇部队则于6月10日前派出3艘潜艇抵达冰岛东北海域，进行侦察和监视，另以5艘潜艇在熊岛海域组成巡逻线。

　　第五航空队则负责空中侦察，并在挪威北部各机场进驻了大批飞机。战役由北方海军指挥部统一指挥，战术则由随“提尔比兹号”出海的舰队司令全权负责。

　　根据希特勒关于避免主力军舰遭到损失的指示，特别规定作战原则是水面舰艇将尽量避免与敌优势兵力交战，如果发现敌军战列舰掩护编队，北方海军指挥部和舰队司令均有权取消作战。

　　6月27日，PQ—17船队从冰岛浩浩荡荡出发，谁想刚出海不久，就遇上了浓雾，有两艘运输船在浓雾中搁浅和撞上流冰，被迫返航，其余船只则不得不以只有最高航速一半的低速继续航行。

　　此时雨雪交加，气候相当恶劣，船身四周很快布满了冰凌。由于积冰太厚，船只重心逐渐升高，随时有倾覆翻沉的可能，因此船员冒着雨雪奋力除冰，以保证航行安全。

　　3天后，船队通过扬马延岛，然后航向稍向北偏，以尽可能远离挪威海岸。德军部署在熊岛附近海域的潜艇发现了船队，立即向海军指挥部报告。

　　当天下午，就有德军侦察机飞来跟踪监视，并有两艘潜艇对船队实施了攻击，但均被护航军舰击退，运输船毫无损失。

　　后来船队航行海域又出现大雾，船队这次因祸得福，借助浓雾的天然掩护，猛然赶了两天的路程，没遇到一点麻烦。

　　但德军根据侦察机拍摄的相片，还是掌握了船队的组成，认为单靠潜艇和飞机，在雄厚的护航兵力面前是难占便宜的，遂决定出动“提尔比兹号”战列舰为核心的水面舰艇编队，而在水面舰艇出击前，仍派出飞机空袭船队，以消耗护航兵力。

　　就这样，德国空军从7月2日开始了持续3天的大规模空袭。云消雾散后，正值北极海域的极昼，德军飞机异常肆虐，这天德军空袭也达到了高潮。

　　熊岛附近的PQ—17船队遭到了一波接一波的猛烈轰炸，德军飞机先后出动数十架次的容克—88轰炸机和亨克尔—111鱼雷机，盟军船队的护航舰竭尽全力，战斗相当激烈。

　　盟军船队克服恶劣天气和德军的狂轰滥炸，严格保持着队形，护航军舰竭尽所能，组织反潜和防空作战，有效掩护了船队，最大限度保全了船队安全。

　　但是盟军船队所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两天前，德军水面舰艇编队刚从特隆赫姆出航，立即被监视的苏军“K—21号”潜艇发现，并向德军战列舰实施了鱼雷攻击，但未奏效。

　　而部署在挪威海域的英军潜艇不久也发出报告，发现德军战列舰和驱逐舰编队正以27节的航速驶出劳普海继续向东北方向航行。

　　根据事先计划，近距离掩护编队司令汉密尔顿少将迅即致电远距离掩护编队司令托维上将，要求他迅速指挥强大的打击编队全速向船队靠拢，迎战德军“提尔比兹号”战列舰。

　　但一直与船队保持四五个小时航程的托维舰队此时却遭遇了大片的流冰，托维在计算了双方的航速、航向之后，只得打破出航以来的无线电静默，电告汉密尔顿，远距离掩护编队因遇流冰，无法按时赶到，一切情况由其全权处置。

　　这一情况，使原来诱歼“提尔比兹”的计划彻底破产，PQ—17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危险境地。

　　这天晚上，英国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西侧的海军部大楼里，英国海军部第一大臣庞德海军上将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PQ—17船队所面临的危急局面。

　　根据双方的航速、航向推算，10小时之后，PQ—17船队就将进入“提尔比兹”的主炮射程。到那时，对付德军潜艇和飞机绰绰有余的护航军舰和近距离掩护编队，将要面对“提尔比兹号”令人生畏的8门381毫米主炮。

　　而英军所有军舰中最大口径的舰炮也不过203毫米，德舰可以在英舰的有效射程之外，毫不费力地将英军军舰和运输船一一击沉！

　　参谋军官出身的庞德，没有舰队指挥的实际经验，并不知道战场形势的千变万化，只是单纯地根据图上作业和炮火口径的计算，认为PQ—17已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如果船队继续前进，就会将运输船和护航军舰一起葬送。

　　与其这样，不如解散船队，撤出护航军舰，那样还可以保全全部军舰和部分运输船，加上时间紧迫，因此庞德海军上将在数小时里连续向汉密尔顿和PQ—17船队发出3道命令：

　　一是巡洋舰编队应以最快航速向西撤退。

　　二是鉴于德军水面舰艇的威胁，运输船队应立即解散，各自驶向俄国港口。

　　三是重申4日21时23分的命令，运输船队应立即解散。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最著名的错误命令之一，与希特勒在诺曼底战役中禁止第十五集团军调往诺曼底和日军南云中将在中途岛战役中“换弹”命令不相上下。

　　汉密尔顿接到连续3道命令，只好忍痛向船队下达解散令，率领直接护航军舰和近距离掩护编队的全部军舰向西撤退，运输船则分散。船员们知道将在毫无护航的情况下单船闯过北极航线，但面对恶劣的天气和凶恶的德军，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然而，让庞德吐血的是，最令英军胆战心寒的“提尔比兹号”战列舰根本没有参加战斗。

　　原来德军截获了汉密尔顿和托维之间的往来电讯，意识到在PQ—17船队后面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从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两地出航的“提尔比兹号”战列舰、“吕佐夫号”袖珍战列舰、“希尔海军上将号”和“舍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及一两艘驱逐舰在海上会合后，一直在等待有关英军船队动向的详细情报，德军特别担心英军本土舰队的航母和战列舰，并不敢轻举妄动。

　　当得知船队后面还有一支舰队，而德军空中侦察又没有英军的确切情报，加之希特勒力求大型军舰不受损失的指示，所以“提尔比兹号”战列舰在海上游弋了10多小时后，又调头返回阿尔塔峡湾。

　　运输船分散后，遭到了德军潜艇和飞机或单独或联合屠杀，这是一场世界海运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屠杀。对于德军潜艇而言，攻击运输船只简直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所谓“游戏”是因为对于训练有素的德军潜艇官兵来讲，攻击没有武装也没有护航的低速运输船，完全可以轻松地占据最有利的攻击阵位，选择最有利的攻击角度和距离，从容实施鱼雷攻击，然后再欣赏着运输船起火爆炸的情景——那不是游戏吗？

　　所谓“梦想”是因为这样的攻击情景，没有护航舰艇的干扰，没有反潜飞机的追杀，悠闲地攻击理想的目标——那不是梦寐以求的吗？

　　德军潜艇唯一的困难就是在击沉运输船之后，由于船队分散，在浩瀚的冰海上难以迅速发现下一个目标，于是干脆浮在海面上，用无线电呼叫指挥部，请求指示目标。

　　应潜艇的紧急呼叫，德军指挥部派出了FW—200远程侦察机，在目标海域搜寻，一发现运输船就直接电告附近潜艇前去攻击，同时出动轰炸机和鱼雷机加入对运输船的攻击。

　　德国海军共有8艘潜艇参与了屠杀，第五航空队也出动飞机202架次，其中容克—88轰炸机130架次，亨克尔—111鱼雷机43架次，FW—200侦察机29架次。就这样，巴伦支海西北的广阔海域上，PQ—17船队所属的运输船，一艘接一艘被击中，烈焰翻腾在冰海上，冒着滚滚浓烟逐渐下沉，数百名被击沉运输船的船员漂浮在冰海上。由于气温很低，大部分人很快就被冻死，小部分被救生船救起，但许多人已经因严重冻伤而终身残疾。

　　PQ—17船队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主要原因是英国海军部解散船队的错误命令，即使德军舰队真的与船队遭遇，巡洋舰、驱逐舰等护航舰艇也还可以与其周旋，至少可以拖住德军舰队一段时间，使被流冰阻隔的打击舰队能赶来参战，继续执行预定围歼德军“提尔比兹号”的计划。

　　如果德军水面舰队中途返回，那德军潜艇和飞机就不可能那么轻而易举击沉运输船了。

　　英国海军缺乏对战区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对德军作战意图的判断，加之对北极航线恶劣天气的低估和对德军“提尔比兹号”的恐惧，错误判断了形势，贸然解散了船队，使运输船失去了有组织的对空对潜防御，这一错误的命令使英军付出了巨大损失，因此PQ—17船队成为北极航线所有船队中最悲惨的船队，整个航行充满了血腥和悲壮。PQ—17船队36艘运输船和两艘救生船中，除两艘运输船出航不久就因搁浅而返回冰岛，其余34艘船中有23艘运输船和一艘救生船被击沉。

　　其中13艘运输船和一艘救生船是被德军飞机击沉，10艘运输船是被潜艇击沉，损失船舶吨位14．4万吨，损失运载物资包括210架飞机、430辆坦克、3350辆汽车和99000吨其他军需物资，几乎相当于所有物资的三分之二。

　　最后到达苏联的只有包括97架飞机、164辆坦克、896辆汽车和57000吨其他军需物资，总共约70000吨，这些挂满冰凌的飞机、坦克和汽车，仿佛在讲述着一个个不忍卒听的悲惨故事。

盟国竭尽全力保卫北极航线

　　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损失后，英国曾一度拒绝再向苏联运送物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斯大林只好求助美国总统罗斯福。

　　美国于1942年8月12日组织军舰，运载约3000吨物资，从英国格里诺克起航，经斯卡帕湾到达冰岛；于8月19日再从冰岛出发，8月24日顺利抵达苏联。卸下所载物资后又迅速从苏联返航，8月28日安全回到冰岛。

　　虽然船队在往返途中都遭到德军侦察机的监视，却没有遭到任何攻击，安全完成了航行。

　　两个月之后，英国在美苏一再要求下又派出了PQ—18船队。该船队9月2日从英国埃韦湾起航，编有39艘运输船、3艘油船和一艘救生船，由一艘护航航母、4艘驱逐舰、4艘护卫舰、两艘防空舰、3艘扫雷舰、4艘反潜拖网渔船和两艘潜艇担任护航。

　　近距离掩护编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一艘巡洋舰和16艘驱逐舰组成，另一部分则由3艘重巡洋舰组成；远距离掩护编队由本土舰队出动两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还有7艘潜艇担负侧翼掩护。

　　PQ—18船队不仅拥有较强的护航兵力，还首次在船队中编入搭载15架舰载机的护航航母，并吸取PQ—17船队的教训，在数艘运输船上安装了76毫米火炮和20毫米机关炮，以加强运输船的自我保护能力。

　　德军侦察机不久就发现了船队，德军指挥部随即命令附近海域活动的潜艇前去截击。德军“U—405号”潜艇和“U—589号”潜艇在激战中各击沉一艘运输船，但“U—589号”潜艇也被护航军舰击沉。

　　1942年9月13日下午，德军大举空袭，先是数十架容克—88轰炸机实施高空轰炸，但战果甚微。接着约40架亨克尔—111鱼雷机对船队实施低空攻击，尽管护航军舰防空火力相当猛烈，仍先后有7艘运输船被击沉。

　　在护航军舰全力抗击下，德军有5架飞机被击落，另有6架被击伤。英军的护航火力虽然强大，却仍然抵不住德舰的攻击。德军“U—457号”潜艇不顾一切突破船队警戒，击伤一艘油船，后该船因伤势过重而由护航军舰击沉。但“U—457号”也没能逃脱追杀，被护航军舰击沉。

　　接着，德军22架容克—88轰炸机飞临船队上空，进行了轰炸，击沉一艘运输船，德机被击落8架。

　　两天后，德军“U—88号”潜艇在试图接近船队时被护航军舰击沉。而德国空军则由于天气恶劣，没有出动飞机。

　　英船队在天气的掩护下，摆脱德舰的追杀后，9月17日，再次被发现，德军立即出动19架容克—88轰炸机前去轰炸，但白白损失了7架，毫无收获。

　　眼看船队即将进入苏联岸基航空兵的掩护半径，德军不惜一切代价，出动大批飞机全力投入攻击，由于能见度太低，亨克尔—111鱼雷机投下的鱼雷无一命中，倒是容克—88轰炸机，击沉一艘运输船，击伤一艘运输船，德军飞机也损失惨重，被击落约20架。

　　此次护航作战，驻挪威的德国空军第五航空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总共出动飞机达600架次，取得击沉10艘运输船的战绩。但代价巨大，损失约40架，几乎占第五航空队飞机总数的20%。

　　如此巨大的战损是德军无法承受的，从此之后，德军再也没有在北极航线破交作战中投入如此规模的空中力量。

　　德军潜艇战果欠佳，只击沉3艘运输船，但也付出3艘潜艇被击沉的代价。PQ—18船队共有一艘运输船和一艘油船被击沉，损失船舶总吨位75000吨。

　　就在PQ—18船队出海后不久，9月13日，QP—14船队从苏联阿尔汉格尔斯克起航，共编有15艘运输船和两艘救生船，由两艘防空舰和护卫舰、扫雷舰等轻型军舰护航。船队驶抵北纬75度，东经48度预定海域，与英国海军少将伯恩特指挥的舰队会合。

　　该舰队由一艘航母、一艘巡洋舰和16艘驱逐舰组成，担负对船队的近距离掩护。

　　此时在北极海域，德军共派出7艘潜艇准备攻击QP—14船队。

　　1942年9月20日，德军“U—435号”首先发起攻击，击沉“莱达号”扫雷舰，英军航母立即起飞舰载机和驱逐舰进行协同搜潜，却没有取得战果。天黑后，德军“U—255号”潜艇突破船队警戒，击沉一艘运输船。

　　此时伯恩特认为德军空中威胁已经过去，潜艇活动却反而比较猖獗，为使英航母免遭潜艇暗算，命令航母和巡洋舰在3艘驱逐舰掩护下直接返回英国，这样船队就失去了令德军潜艇最生畏的空中反潜力量。

　　德军“U—703号”潜艇乘机发动攻击，击伤“索马里人号”驱逐舰，该舰在数小时后的风暴中伤重沉没。

　　起航两天后，伯恩特因部分军舰燃油耗尽，只得率领这些军舰离开船队前往就近基地补给。此时船队还有11艘驱逐舰和9艘轻型军舰护航，但实力已经大为削弱。

　　就在伯恩特率舰离开后约一小时，德军“U—435号”潜艇就突入船队，连续实施攻击，在短短几分钟里一口气竟然击沉了两艘运输船和一艘油船。

　　不久，船队接近冰岛海域，开始得到从冰岛起飞的英军岸基航空兵大力掩护，英军“卡塔林那”反潜飞机在为船队进行空中掩护时就发现并击沉“U—253号”潜艇。

　　9月26日，QP—14船队余下的船只到达英国埃韦湾。此次护航战，QP—14船队共损失运输船3艘、油船一艘，总吨位约2万吨，还损失驱逐舰和扫雷舰各一艘，德军仅损失一艘潜艇。

　　1942年10月~12月，美英由于全力投入北非登陆战役的准备，大批护航军舰被抽调到地中海，因此没有组织前往苏联的大型护航船队，只是利用北极海区秋季夜长日短，德军侦察机活动大大减少的有利时机，采取单船没有护航以偷渡形式向苏联运送物资，先后派出37艘次运输船，有9艘被德军击沉，其余28艘安全到达。其中10月29日，盟国陆续有13艘运输船从冰岛以不定间隔出海，形成了首尾长达200余海里的狭长队形，同时还有5艘运输船从苏联相继出发。

　　11月4日，德军侦察机发现驶向苏联的船只，随即出动10架容克—88轰炸机进行攻击，先后击沉一艘苏联运输船，击伤两艘运输船。两艘被击伤的运输船后来分别被德军“U—354号”和“U—625号”潜艇击沉。

　　时隔一日，德军“U—625号”又击沉一艘运输船。随后，德军水面舰艇编队发现一艘从苏联开往英国的油船，德军“Z—27号”驱逐舰当即将其击沉，正在该海域活动的苏军BO—78号猎潜艇也被德军舰队击沉。

　　11月17日，QP—15船队从苏联阿尔汉格尔斯克起航，该船队共有28艘运输船，由一艘防空舰、5艘扫雷舰、4艘护卫舰和一艘反潜渔船以及两艘苏军驱逐舰担任护航。船队驶抵巴伦支海时还得到5艘英军驱逐舰的加强。

　　在熊岛以西，则有两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负责近距离掩护。另有3艘英军潜艇和一艘苏军潜艇组成巡逻线，监视阿尔塔峡湾德军水面舰艇。

　　QP—15船队出航不久即遭遇暴风雪袭击，船队队形被彻底打乱，数十艘船只分散在非常广阔的海域，经过护航军舰的艰苦努力，到达熊岛附近海域，才好不容易将分散的运输船集合成数个小船队。

　　苏军两艘驱逐舰在暴风雪中损失最为惨重，“巴库号”上层建筑被刮去大半，军舰首部出现大裂口，最后在全体官兵的努力下，终于艰难地驶入熊岛港口。而“强击号”则在狂风中一折两段，于22日沉没。恶劣的天气也严重阻碍了德军，德军侦察机和水面舰艇都无法出动，只有潜艇实施了攻击。

　　11月23日，德军“U—601号”和“U—625号”分别击沉一艘运输船。其余船只安全到达冰岛，然后集中并与冰岛的其他船只重新编组，再由护航军舰掩护驶往英国埃韦湾。

　　QP—15船队是PQ—QP系列船队中的最后一支，从1942年12月起，同盟国出于安全考虑，将北极航线的护航船队代号PQ和QP改为JW和RA，并从51开始编号。

　　12月15日，第一支JW—RA系列船队中的船队JW—51A从英国埃韦湾出航，船队编有15艘运输船和一艘油船，护航军舰为7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一艘扫雷舰和两艘反潜拖网渔船。

　　该船队未被德军发现，12月25日安全抵达目的地苏联摩尔曼斯克。

　　一周后，JW—51B船队从英国埃韦湾起航，有14艘运输船组成，7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一艘扫雷舰和两艘反潜拖网渔船担负护航。还有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进行近距离掩护，远距离掩护编队则由本土舰队派出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4艘潜艇负责侧翼警戒。

　　德军侦察机发现该船队，接着德军“U—354号”潜艇再次发现船队，但船队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遭到攻击。

　　不幸的是船队遭遇暴风，队形被吹散，5艘运输船和两艘护卫舰掉队。德军根据侦察机和潜艇报告，由袖珍战列舰“吕佐夫号”、重巡洋舰“希尔海军上将号”和第五驱逐舰支队的6艘驱逐舰组成的编队从阿尔塔峡湾出动，编队司令是库梅兹海军中将。

　　德军舰艇编队到达潜艇报告船队所在海域，很快就找到了船队，“希尔海军上将号”首先投入攻击，船队的护航军舰立即上前迎战，同时施放烟雾，掩护运输船迅速撤出危险海域。

　　随即双方军舰展开了混战，由于英军护航军舰与德军编队实力相差悬殊，先后有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扫雷舰被击沉，但护航军舰的英勇战斗有效掩护了运输船，仅有一艘运输船被“吕佐夫号”击伤，其他船只均安全撤出。

　　不久，英军近距离掩护编队闻讯赶来加入战斗，“希尔海军上将号”被英军巡洋舰击中3枚大口径炮弹，航速锐减；另一艘驱逐舰则被英军“谢菲尔德号”巡洋舰击沉。英军只有一艘驱逐舰被“吕佐夫号”袖珍战列舰重创。

　　此时，库梅兹海军中将接到德国海军司令部的电令：

　　不管作战命令如何规定，如果与实力相当的敌军交战，作战活动必须谨慎，必须保证大型水面舰艇不受损失。

　　这一电令是德国海军根据希特勒力求大型水面舰艇不受损失的指示精神发出的。库梅兹见当时战斗场面已经十分混乱，而且能见度又差，尽管己方占有优势，但“希尔海军上将号”已经受伤，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便下令撤出战斗。

　　这支德军编队原计划在攻击了JW—51B船队后，将不返回阿尔塔峡湾，直接进入大西洋执行巡洋破交作战。但由于“希尔海军上将号”已经受伤，原计划无法实施，只得返回阿尔塔峡湾。

　　“希尔海军上将号”后来虽然修复了损伤，却再也没有参战。

　　希特勒对此次作战极其不满，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因此被解职，由潜艇部队司令邓尼兹接任海军总司令。

　　JW—51B船队的主队顺利驶抵苏联科拉湾，掉队的5艘运输船也于1943年1月6日驶入苏联阿尔汉格尔斯克。英军护航军舰有驱逐舰和扫雷舰各一艘被击沉，一艘驱逐舰遭重创，还有两艘驱逐舰被击伤。但却以英勇的战斗粉碎了德军消灭运输船的企图，在船队全部的14艘运输船中，只有一艘被德军“吕佐夫号”袖珍战列舰击伤而在科拉湾入口处搁浅。并击沉德军一艘驱逐舰，击伤一艘重巡洋舰，还挫败了德军水面舰艇突入大西洋的企图。

　　同盟国自1941年9月至1942年年底，共组织前往苏联的东行护航船队21支，运输船总计301艘次，损失53艘，约占17．6%；从苏联至冰岛或英国的西行船队16支，运输船总计232艘次，损失16艘，约占6．9%；合计运输船533艘次，损失69艘，占运输船总数的12．9%，总吨位约40万吨。护航军舰损失两艘轻巡洋舰、5艘驱逐舰、4艘扫雷舰、一艘猎潜艇和一艘潜艇。

　　1943年盟国的援苏船只陆陆继续开进苏联。

　　1月份，盟国编有14艘运输船的JW—52船队从英国埃韦湾出发，随伴护航兵力为8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一艘扫雷舰和两艘反潜拖网渔船，近距离掩护兵力为3艘巡洋舰，远距离掩护兵力则由本土舰队出动3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20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编队担纲，还有5艘潜艇负责侧翼掩护。

　　德军一架水上飞机发现该船队，立即向德指挥部报告。不久，德军出动4架亨克尔—111鱼雷机对船队实施攻击，由于护航兵力强大，德军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战绩，反而损失两架飞机。

　　9艘德军潜艇闻讯赶来，但护航军舰有效利用高频测向仪，极大地限制了德军潜艇的活动，只有“U—625号”潜艇接近船队并发射了鱼雷，却没有命中。经过10天的航行，JW—52船队毫无损失，13艘运输船安全抵达科拉湾，另一艘运输船则因航速太慢无法跟上船队，中途就近驶入冰岛。

　　其后，RA—52船队从科拉湾起航，共编有11艘运输船，由JW—52船队的护航军舰护航。出行不远，德军“U—622号”潜艇发现并攻击了船队，但未获战果。

　　1943年2月3日，德军“U—255号”潜艇接着发动攻击，击沉一艘运输船。RA—52船队其余的10艘运输船安全到达英国埃韦湾。

　　随后，盟军新编JW—53船队再次从英国埃韦湾起航，该船队共有28艘运输船，护航军舰有3艘驱逐舰、3艘护卫舰、两艘扫雷舰和两艘反潜拖网渔船。当船队到达冰岛后，护航军舰改为一艘护航航母、一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近距离掩护兵力为3艘巡洋舰，远距离掩护兵力为两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20艘驱逐舰。

　　不幸的是，船队在海上遭遇特大暴风，船只全被狂风吹散，有6艘运输船改变航向，驶向冰岛；一艘护航航母和一艘巡洋舰则在暴风中受损被迫返回基地。经过两天的不懈努力，护航军舰又将分散的运输船聚拢到一起，重新编成航行队形。

　　不久，德军侦察机发现该船队，随即召唤潜艇前来攻击。

　　一架英军护航军舰凭借高频测向仪，准确测出德军潜艇位置，因此迅速掩护船队改变航向，避开德军潜艇的巡逻线，使其失去了攻击机会。

　　德军又出动10架容克—88轰炸机空袭船队，只击伤一艘运输船。

　　2月26日，德军组织空、潜协同攻击，但在护航军舰的有力抗击下，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当天22艘运输船驶入苏联摩尔曼斯克。

　　后来，德军多次出动大批容克—88轰炸机空袭摩尔曼斯克，正在该港进行卸货作业的JW—53船队船只有一艘被击沉，3艘遭重创，一艘被击伤。

　　3月1日，由30艘运输船组成的RA—53船队满载着苏联人民的深情厚谊和美英急需的军用原料，从苏联科拉湾起航，驶向英国埃韦湾。护航兵力由经过一周休整的JW—53船队的护航兵力担任。

　　第二天，德军“U—255号”潜艇即发现船队，其一面进行跟踪，一面报告北方海军指挥部。跟踪船队4天之后，“U—255号”终于觅得良机，突破船队的警戒，击沉、击伤运输船各一艘，被击伤的运输船3月9日在风暴中沉没。同一天，德军12架容克—88轰炸机也对船队实施了攻击，却在护航军舰的有力抗击下，毫无收获。

　　随后，英军侦察机发现德军“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离开了波兰格丁尼亚锚地，英军立即做出反应，本土舰队一面组织力量严防德舰进入大西洋，一面派出巡洋舰接应JW—53船队。一艘掉队的运输船被前来攻击的“U—586号”潜艇击沉了。一直尾随船队的“U—255号”乘机发起攻击，又击沉一艘运输船。

　　3月12日，RA—53船队的其余26艘运输船安全抵达英国埃韦湾。

　　此后，大西洋护航战逐渐进入高潮，同盟国运输船损失惨重，迫切需要大量护航军舰，因此从3月至11月英美只得暂停北极航线的运输，将护航军舰调往大西洋。

　　1943年4月，盟军在北非战场取得了彻底胜利，地中海航线的航行已经十分安全，向苏联运送物资就主要经直布罗陀—苏伊士运河—波斯湾这一航线，尽管该航线航程距离要比北极航线远，但无德军袭击之忧，可以安全抵达目的地。

英舰围歼“沙恩霍斯特”战船

　　随着盟军在大西洋上的节节胜利，部分护航军舰又可以被抽调于北极航线，这样北极航线再次开通。

　　1943年12月12日，有19艘运输船的JW—55A船队正式从英国埃韦湾出发驰向苏联科拉湾。途经熊岛以东海域时，一艘在该处活动的德军“U—636号”潜艇发现了船队的行踪，但因护航军舰的压制无法实施攻击。德军指挥部接到这一情报时，已经太晚，来不及采取措施进行拦截。

　　航行18天后，船队安全抵达目的地。

　　由英国海军本土舰队司令弗雷泽海军上将亲自指挥的由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组成的远距离掩护编队，因为担心德军水面舰艇的攻击，破例一直将船队护送到科拉湾，并于18日前往冰岛加油，然后出航为JW—55B和RA—55A两支船队提供远距离掩护。

　　12月20日，编有19艘运输船的JW—55B船队从英国埃韦湾出发，护航兵力为10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和一艘扫雷舰。

　　3天后，RA—55A船队则从苏联科拉湾起航，该船队由2两艘运输船组成，由10艘驱逐舰、3艘护卫舰和一艘扫雷舰护航。伯内特海军中将指挥的3艘巡洋舰活动于巴伦支海，作为近距离掩护。

　　JW—55B船队出航的第二天被德军侦察机发现。

　　12月23日，德军10多架容克—88轰炸机前来攻击，但在护航军舰的有效抗击下，被击落两架未获战果。同时，德军向熊岛海域派出了由8艘潜艇组成的艇群，准备拦截该船队，并命水面舰艇做好出海准备，随时准备出发。

　　德军侦察机不断飞来，跟踪监视JW—55B船队，弗雷泽判断德军水面舰艇必将出动，因此命令JW—55B船队反向航行3小时，以干扰德军推算船队航速，同时亲率远距离掩护编队以19节航速赶来接应。

　　弗雷泽认为RA—55A船队尚未被德军发现，而且不久将驶离德军水面舰艇活动的危险海域。而JW—55B船队距离阿尔塔峡湾比较近，较有可能遭到德军攻击，便命令从RA—55A船队的护航军舰中抽出4艘驱逐舰加强JW—55B船队的护航力量，并命令JW—55B船队航向进一步偏北，以尽可能远离危险海域。

　　12月25日，德军北方海军指挥部下令出动水面舰艇对JW—55B船队实施攻击。

　　晚上19时，德军埃里克·贝伊海军少将指挥“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从阿尔塔峡湾出航。此时正是北极海的极夜时期，全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日照，能见度很低。

　　海上作战全靠雷达，尽管“沙恩霍斯特号”装有两部雷达，但无论工作距离，还是探测性能都远远比不上英舰装备的雷达。

　　此时该舰上还有约80名见习军官和100名毫无经验的新兵，虽然出海前临时从“提尔比兹号”战列舰上抽调了部分有战斗经验的军官和老兵，但没有经过磨合，总体上人员素质很低。

　　如果发生战斗，结局难以预料，因此贝伊少将曾请求推迟出海作战，但被海军总司令邓尼兹严词拒绝。

　　邓尼兹为了消灭JW—55B船队，除了出动水面舰艇外，还要求驻挪威的德国空军提供空中掩护，并在贝伊率领舰队出海后特别指示，强调要采取巧妙而果敢的战术，如果遭遇英军大型水面舰艇编队，应迅速放弃对船队的攻击，主动撤出战斗，保证“沙恩霍斯特号”的安全。因为德军此时在挪威，能够投入使用的大型军舰就只剩下“沙恩霍斯特号”了。

　　贝伊的舰队刚出动，在阿尔塔峡湾的英国特工就向英国海军部发出了报告，弗雷泽很快就得到了这一情报，立即命令RA—55A船队转向北航行，以借助熊岛以北海面大面积流冰的掩护。

　　增援JW—55B船队的4艘驱逐舰则加入伯内特的巡洋舰编队，该巡洋舰编队加速航行，赶在JW—55B船队与德军舰队之间，然后由东向西，自己率领战列舰编队由西向东，形成对德舰的包围。

　　德军“U—601号”潜艇和“U—716号”潜艇克服能见度低的困难，发现了船队，并将船队的位置、航速、航向等通报给贝伊舰队。

　　德军舰队到达熊岛东南约40海里海域后，贝伊下令各舰拉开距离，向南搜索船队。

　　此时，伯内特的旗舰“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雷达在31000万米距离上捕捉到了一个微弱的信号。而英军另一艘巡洋舰“谢菲尔德号”巡洋舰的瞭望台也发现约11000米外的德舰。

　　这时RA—55A船队已经脱离了危险，JW—55B船队则吉凶未卜，距离弗雷泽的编队还有150海里。

　　英舰首先向德舰发射照明弹，德舰意识到英舰就在附近，但德舰是顶风航行，风雪交加扑面而来，瞭望根本无法发现目标。而德舰雷达性能又差，也无法迅速发现目标。

　　就在德舰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英舰的主炮开火了，密集的炮火在德舰四周掀起了巨大水柱。德舰只能按照英舰炮火大致位置还击。

　　交战中德舰雷达刚发现英舰，正要确定其方位，英军“诺福克号”巡洋舰的一发炮弹正好命中主桅，桅杆顶部被炸飞，安装在主桅上的顶部雷达被彻底炸毁。

　　贝伊深知在暗无天日的北极海上，没有雷达是根本无法作战的，因此下令转舵撤退，但仍接连被英舰两发炮弹击中，好在其中一发是哑弹，才没有造成严重损害。

　　“沙恩霍斯特号”凭借着航速，很快就与英舰拉开了距离。

　　当“沙恩霍斯特号”摆脱英舰之后，如果凭借其航速优势，迅速掉头返航，是完全有可能逃脱英军的包围。但贝伊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深知，消灭JW—55B船队，可以使苏军的作战准备推迟一个月之久。

　　所以他决定利用中午前后短暂的日照时间，再次搜寻JW—55B船队，做最后的努力。于是贝伊指挥“沙恩霍斯特号”改向东北。

　　紧追“沙恩霍斯特号”的英舰没有料到德舰会突然改变航向，但伯内特准确判断出德舰的企图，敌变我变，立即停止追击，改向西北航行，准备在JW—55B船队前方抢占有利阵位。但是德、英双方，一个向东北，一个向西北，分道而行，距离越来越大。

　　12月25日上午10时左右，德军侦察机发现弗雷泽编队，由于天气恶劣，能见度很低，飞行员发回的报告含糊不清——北角西北100海里发现一支东向舰队，其中可能有一艘战列舰。

　　而接到报告的德军指挥官处事呆板，要求报告必须准确清楚，不能有可能、大概之类的语句，便将关键的“可能有一艘战列舰”这一句删去，然后才转发给贝伊。贝伊认为这肯定是英军军舰，但距离尚远，决定不予理睬。

　　一小时后，贝伊下令转向西行，正好与英军巡洋舰编队相对而行。

　　时间不长，伯内特旗舰“贝尔法斯特号”的雷达在28000米距离上发现目标，伯内特毫不怀疑地确定这就是“沙恩霍斯特号”。

　　他立即向弗雷泽报告，同时命令JW—55B船队转向东南，自己率领掩护编队则向东北接敌。

　　中午时分，“沙恩霍斯特号”的瞭望发现约在10000米外出现军舰桅杆，贝伊立即下令火炮测距仪开机，为主炮测定距离，同时主炮准备射击。

　　随着枪炮军官的一声令下，“沙恩霍斯特号”280毫米主炮首先开火。伯内特随即下令巡洋舰开火，驱逐舰则全速接敌，实施鱼雷攻击。

　　此时海面风浪很大，英军驱逐舰难以占领有利发射阵位，也就无法发射鱼雷，而英军巡洋舰则与德舰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战斗整整持续了20分钟，英军“诺福克号”被两发炮弹击中，上层建筑起火，伤亡13人。

　　“沙恩霍斯特号”也被多发炮弹命中，而贝伊根据英军近失弹所激起的巨大水柱，错误判断英军为战列舰。他见己方雷达受损；驱逐舰也不在附近，孤立无援；海面风暴又大，形势非常险恶，便决定迅速脱离接触，掉头返航。但德舰的撤退航线正好与弗雷泽的航线交错，这为弗雷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午后13时，向南搜索的德军驱逐舰与JW—55B船队相距仅10海里，但海面一片昏暗，德军什么也没有发现，双方擦肩而过。

　　贝伊通知驱逐舰返航。

　　伯内特率领编队紧紧尾随着“沙恩霍斯特号”，此时“谢菲尔德号”因发动机故障，没有追赶，只有两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紧追不舍。

　　贝伊见状，曾一度企图掉头杀个回马枪，但德舰刚一掉头，英舰也随之退后，避免与德舰交火，始终与德舰保持着距离，同时不断向弗雷泽报告德舰的位置和航速。

　　弗雷泽的旗舰“约克公爵号”战列舰雷达在22海里距离发现德舰，弗雷泽下令准备射击，尽管天色一片漆黑，炮手根本看不到德舰的踪影，但凭借着炮瞄雷达，“约克公爵”356毫米主炮已经牢牢盯住了德舰。

　　不久，“约克公爵号”与德舰的距离已经缩短到20000米，弗雷泽命令伯内特向德舰发射照明弹。

　　很快德舰尾部出现了一枚光点，随即将德舰照得透亮，贝伊不知道英军会从哪里发起攻击，只好盲目命令主炮瞄准正前方，并让左舷高射炮击落照明弹。

　　直到“约克公爵号”主炮开火后，德舰才根据英舰炮口的火光发现英舰位置，贝伊意识到陷入了英军包围，不敢恋战，只得一边还击，一边以31节的高速撤退，但还是没能逃出英舰的炮火射程．

　　“约克公爵”的一发主炮炮弹命中德舰的一座前主炮炮塔，炮塔顿时起火，尽管德舰上的损管人员奋力抢修，迅速控制了火势，但这座主炮却被摧毁，德舰火力因此锐减。

　　德舰且战且走，“约克公爵号”也数次被德舰击中，主桅杆也被炸断，但弗雷泽没有丝毫退缩，仍旧猛烈攻击。

　　又一发356毫米炮弹命中“沙恩霍斯特号”后甲板，剧烈的爆炸引发了大火，并很快波及了上层建筑。

　　熊熊大火使德舰在昏暗的海面上成为非常醒目的目标，“约克公爵号”继续攻击，德舰连连中弹，前主炮的排烟装置被毁，炮塔里硝烟弥漫，炮手根本无法操炮。

　　前甲板上的150毫米副炮也多被击毁；锅炉舱中弹，德舰航速开始下降，但损管人员和轮机人员拼死抢修，终于修复损伤，航速又逐渐恢复，渐渐与英舰拉开了距离。

　　德舰上甲板已经遍体鳞伤，上层建筑面目全非，舰员死伤累累，但仍能保持着26节的航速，只需再航行一小时就能回到挪威海岸。

　　但此时此刻，英舰岂肯让到手的“大鱼”轻易脱逃，4艘英军驱逐舰兵分两路，左右夹击而来，德舰迅速开火。

　　右侧的“蝎子号”和“斯托尔德号”驱逐舰在2000米距离上各发射了8枚鱼雷，“沙恩霍斯特号”的舰长欣兹上校立即指挥军舰满舵做大回转，以规避鱼雷，但还是有一枚鱼雷命中舰桥下方。

　　紧接着左侧的“索马斯号”和“野人号”也接近到1800米，分别发射6枚鱼雷，德舰因为已经中了一枚鱼雷，机动性降低，规避也没有刚才那样灵活，此次共有3枚鱼雷命中，海水从破口大量涌入，航速下降至22节。

　　这时，“约克公爵号”也追了上来，它再次用威力强大的356毫米主炮猛轰，“贝尔法斯特号”和“诺福克号”巡洋舰也加入战斗，“沙恩霍斯特号”连连中弹，多处起火，全舰都被烈火浓烟所笼罩，舰员死伤惨重。

　　顽固的贝伊仍组织最后战斗，下令将前主炮的炮弹全部运到尚能使用的后主炮，拼死抵抗。

　　但他也意识到将难逃此劫，命令销毁所有机密文件，并致电海军总司令邓尼兹：“我舰正与敌主力战舰交战，决心战至最后一弹！”

　　至晚19时，“沙恩霍斯特号”的航速已降至10节，而且唯一的后主炮也被“约克公爵号”摧毁，只剩下几门150毫米副炮，几乎丧失了还手之力。弗雷泽见光靠炮火难以迅速结束战斗，也不愿宝贵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在最后战斗中受损，下令战列舰和巡洋舰后撤，由驱逐舰实施鱼雷攻击。

　　渐渐德舰航速仅为5节，并开始倾斜，欣兹舰长见已无法挽回，只得下达弃舰命令。此时英军数艘驱逐舰一边用炮火轰击，一边逼近德舰发射鱼雷，英军先后射出55枚鱼雷，共有11枚命中，猛烈的爆炸接二连三，最终引发了弹药舱的大爆炸，“沙恩霍斯特号”在经过震耳欲聋的阵阵轰鸣之后，终于随着一阵浓烟沉入了海底。

　　英军驱逐舰随即开始营救落水德军官兵，德舰上共有约2000人，只有36人获救。

　　1943年12月29日，JW—55B船队安全到达苏联科拉湾。

　　1944年1月1日，RA—55A船队也安全抵达英国埃韦湾，这两支船队均无损失。

　　英军参战的两支水面舰艇编队在苏联进行修理和休整后，于4月4日返回英国。

　　此次作战，英国海军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情报保障及时得力，各编队之间协同密切，配合默契，技术装备尤其是雷达性能优异，使指挥官准确掌握战场形势，官兵训练有素，在低能见度条件下，所进行的机动和编队航行几乎与白昼毫无区别。

　　反观德军，战术上贸然将驱逐舰分散，使战列舰失去了有效的保护，侦察保障不力，对战场情况了解极少，而且雷达性能不理想，最后还在战斗中被毁。种种原因，导致德海军威力最大、令盟军头痛的“沙恩霍斯特”葬身海底，德军所依赖的海上优势也随之土崩瓦解。

英机轰炸“提尔比兹号”军舰

　　随着“沙恩霍斯特号”被击沉，北极航线的态势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于该舰被击沉，北极航线遭受德军大型水面舰艇威胁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此后德军在该海域能够使用的兵力就只有潜艇、驱逐舰等轻型水面舰艇和为数不多的航空兵，大大减低了对同盟国海上运输的威胁。

　　由此英军得以将“光辉号”航母、“伊丽莎白号”战列舰、“荣誉号”战列巡洋舰等大型军舰调往远东，加入对日作战。因此，“沙恩霍斯特”的沉没，不但对北极航线产生了直接影响，还对太平洋战场产生了间接影响。

　　鉴于威胁北极航线的德军大型水面舰艇只剩下“提尔比兹号”战列舰，为消除这一威胁，苏军于1944年2月11日晚出动15架挂载1000千克重磅炸弹的重型轰炸机，飞往“提尔比兹号”的锚泊地挪威阿尔塔峡湾。

　　由于苏军飞行员地形不熟，天色又黑，最终只有4架飞机发现德舰并实施了攻击，投下的炸弹只有一枚近失弹给德舰造成了轻微损伤。

　　早在1944年年初，英国海军就决定在“提尔比兹号”修复损伤之前再发动袭击，力求击沉或重创它，以彻底消除其对北极航线的威胁。

　　由于德军采取了更为严密的防范措施，所以英军准备以航母舰载机进行攻击，计划出动两艘大型航母和4艘护航航母，搭载150架舰载机。

　　为取得预期效果，英军组织参战的飞行员在地形与阿尔塔峡湾相似的洛奇·博奇尔湾进行了长达数月近似实战的临战训练。

　　1944年3月30日，英国海军本土舰队司令弗雷泽上将亲自率领A编队，共有一艘大型航母、两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下午，比塞特海军少将率领的B编队，共有一艘大型航母、4艘护航航母、3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分别从斯卡帕湾起航。

　　原计划两编队于4月3日会合，4月4日发起攻击。由于北极海出现了少见的好天气，盟军的北极护航运输船队遭到德军攻击的危险大大增加，弗雷泽当机立断，决定提前24小时发起攻击。

　　4月2日，A编队与B编队在阿尔塔峡湾西北两海里处会合。4月3日，攻击编队到达攻击阵位，航母开始起飞舰载机，第一波包括21架梭鱼轰炸机、10架海盗战斗机、10架恶妇战斗机、20架野猫战斗机，共61架。

　　考虑到德军在阿尔塔峡湾设有防雷网，所以轰炸机不携带鱼雷，而是携带炸弹，总共携有7枚720千克穿甲弹、24枚225千克半穿甲弹、12枚225千克爆破弹、4枚270千克深水炸弹。

　　战斗机的机枪都配备12．7毫米穿甲弹，海盗式负责空中掩护，恶妇式压制“提尔比兹”的舰炮，野猫式压制岸上的高炮。舰载机编队以超低空向目标飞去。

　　德军发出了凄厉的空袭警报，虽然德军雷达早在5时05分就发现英机，但因值班人员耽误了时间，所以直至15分钟后才发出警报。

　　这时“提尔比兹号”正在准备出航，来不及采取损管措施，有1／5的水密门还未关闭。

　　5时20分，英机飞临上空，此时德军没有战斗机掩护，高射炮来不及开火，烟雾也未施放，英机的轰炸非常从容，仅一分钟就投下所有的炸弹。“提尔比兹号”舰身上共命中3枚720千克穿甲弹、5枚225千克爆破弹和一枚270千克深水炸弹。

　　由于英军飞行员为确保命中率，投弹高度偏低，因此炸弹下落速度不够大，没能够炸穿主甲板。结果主甲板上伤痕累累，多处起火。

　　还有一枚270千克深水炸弹落到右舷海里，在水下9米处爆炸。深水炸弹在水下爆炸比直接命中更具威力，强大的冲击波使德舰右舷凹进一个长15米、宽5米、深1米的大坑，龙骨严重变形。

　　5分钟后，英军航母起飞第二攻击波，原本和第一波机型、数量都一样，但有一架梭鱼因引擎故障而无法起飞，另一架梭鱼在编队时坠海。这样第二波就只有19架梭鱼和40架战斗机，共携2枚720千克穿甲弹、39枚225千克半穿甲弹、9枚225千克爆破弹、2枚270千克深水炸弹。

　　6时32分，英机飞临目标上空开始轰炸。

　　此时“提尔比兹号”已被烟雾遮掩住，军舰和岸上的高炮也猛烈射击，有一架梭鱼在投弹前就被击落，另有一架因开关失灵无法投弹，其余17架梭鱼投下了所有的炸弹，共命中一枚720千克穿甲弹、两枚225千克半穿甲弹、两枚225千克爆破弹。炸毁了首楼和一座150毫米副炮，并将上甲板炸开一个直径近两米的破洞，还有一枚近失弹炸伤了右螺旋桨。

　　空袭中，德军高炮火力非常猛烈，仅“提尔比兹号”上的高炮就发射506发105毫米炮弹、400发37毫米炮弹、8260发20毫米炮弹，加上岸上98门高炮的射击，共击落了英军两架梭鱼和一架野猫飞机。但这点损失与德舰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这次空袭，“提尔比兹号”又受到重创，舰员亡122人，伤316人。

　　1944年5月15日至8日，英国海军又4次出动航母，使用舰载机攻击了“提尔比兹号”，共出动舰载机284架次，投弹约200吨。但由于德军或是极为有效地利用烟雾掩护，或是由于恶劣天气的影响，效果微乎其微。

　　通过这几次的攻击，英国海军觉得以舰载轰炸机使用720千克穿甲弹的攻击很难取得成效，于是便与英国空军磋商，请求空军以重型轰炸机使用重磅炸弹进行攻击，空军欣然应允，派出了最精锐的第617中队和第九中队执行这一任务。

　　由于从苏格兰到阿尔塔峡湾的距离超出了“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的航程，所以英国便和苏联商议，借用苏军机场，获得同意后，于9月11日，第617中队和第九中队从苏格兰起飞36架“兰开斯特”转场到苏联雅戈德尼克机场。

　　由于地球北极的磁场变化干扰了飞机罗盘正常工作，加上飞行员地形不熟，只有30架飞机到达，另外6架则因迷航而返回。

　　4天后，英军从苏联雅戈德尼克起飞27架“兰开斯特号”轰炸机，其中21架各携1枚5500千克穿甲弹，另6架则携182千克炸弹，没有战斗机护航，以4800米高度取西北航向直取目标。

　　在距目标50千米处，下降到3350米高度，分为4队，以间距1600米鱼贯而入。德军高炮火力猛烈，并施放大量烟雾，使得英军投下的炸弹只有一枚5500千克炸弹命中“提尔比兹号”的首部，炸开一条长14．6米，宽9．7米的大洞。

　　还有大量近失弹在军舰四周爆炸，强烈的震动和冲击波使舰上许多光学仪器和火控设备损毁。英军参战的27架飞机无一损失，安然返航。

　　由于战局恶化，德军于1944年9月23日决定中止修复“提尔比兹号”，将其调往挪威特罗姆塞港，作为浮动炮台为守军提供火力支援。

　　10月15日，4艘拖轮驶入阿尔塔峡湾，将“提尔比兹号”拖往新锚地。英军一架侦察机发现其踪迹，由于当时盟军在北极还没有护航运输船队，所以英军摸不清德军的意图，没有贸然进行攻击，只是派出飞机严密监视。

　　10月18日，“提尔比兹号”驶入新锚地特罗姆塞港林根峡湾。德军原以为新锚地水深12米，而且淤泥下是岩基，军舰只要坐底两米就是岩石层，没有翻沉危险。

　　后来发现锚地水深17米，淤泥下是砂层，一旦进水就有翻沉危险，德军只得计划投下28000立方米碎石填底来作为弥补。

　　这一工程还未完成，英军的空袭就来临了。

　　英国空军第617中队、第九中队出动32架经过改装增加航程的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直接从苏格兰沃西默思起飞。林根峡湾不像阿尔塔峡湾两侧有山峰环抱，而且水面开阔，因此德军施放的烟雾很快被风吹散，无法有效掩护军舰。

　　11月12日，天空晴朗，英军第617中队、第九中队又从苏格兰沃西默斯起飞29架兰开斯特，前往攻击。为麻痹德军，英机没有编队，以单机分散飞向目标。直至距目标50千米处才会合集中，然后再分为4队，直扑“提尔比兹号”。

　　早上8时许，德军雷达就发现一架英机正在飞来，不久，又陆续发现另3架英机，“提尔比兹号”舰长荣格海军上校接到报告后，要求负责空中掩护的驻巴杜福斯机场的战斗机起飞拦截，但该机场的指挥官以敌情不明为由拒绝出动战斗机。

　　8时28分，“提尔比兹号”上的瞭望哨已发现来袭的英机，附近岸上的发烟装置开始施放烟雾。随即，德军高炮和舰上的火炮开始射击。

　　9时41分，英机飞临锚地开始轰炸，一连有4枚5500千克重磅炸弹命中目标，“提尔比兹号”左舷被炸开长67米的破口，海水大量涌入，舰体开始左倾。几分钟后，左倾达到70度，而且燃起的大火蔓延到C炮塔的弹药库，引起大爆炸。

　　不久，左倾135度，终于翻沉在挪威特罗姆塞以西4海里的林根峡湾哈依岛南侧海域。全舰有902人随舰沉没。

　　“提尔比兹号”从未参加过任何一场堂堂正正的海战，但是作为一艘超级战舰，它的存在迫使英国海军本土舰队在北海部署了大量的兵力，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1942年7月3日，它的出航迫使盟军的PQ—17护航运输船队解散了护航队，召回了护航舰，最后使得失去保护的运输船遭到惨重损失，而“提尔比兹号”在这场战斗中竟然一炮未发就大获全胜，这就是它的价值。

　　为了击沉这艘超级战列舰，英军曾出动过人操鱼雷、袖珍潜艇，还组织过13次大规模空袭，出动过600架次飞机，历时多年才如愿以偿。英军表现出的执著和顽强精神，令人敬佩。

同盟国完成护航援苏任务

　　1944年5月，美英为全力准备诺曼底登陆战役，暂停了北极航线。

　　随着诺曼底战役的胜利结束，同盟国决定再次开通北极航线。

　　1944年8月15日，JW—59船队从英国埃韦湾起航，该船队共编有33艘运输船、一艘救生船以及11艘根据租借法案移交苏联的美国猎潜艇，护航兵力为两艘护航航母、一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和11艘护卫舰。

　　8月17日，英国移交给苏联的“君主号”战列舰更名为“阿尔汉格尔斯克号”，由苏军官兵驾驶，在一艘驱逐舰的护卫下从斯卡帕湾出发。出海后不久便与赶来接应的苏军8艘驱逐舰会合，一起掩护JW—59船队直至熊岛以西海域，再离开船队直接驶往科拉湾。

　　刚接替弗雷泽出任本土舰队司令的亨利·穆尔海军上将，亲自率领本土舰队主力于8月18日从斯卡帕湾出海。

　　这支舰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穆尔率领的由3艘航母、一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组成的编队；另一部分则由两艘护航航母、一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

　　此外还有两艘油船在4艘护卫舰掩护下，随同舰队行动，以便随时提供海上加油，这支舰队出海的目的就是为JW—59船队提供远距掩护，并出动舰载机攻击当时德军尚未丧命的德军“提尔比兹号”战列舰。

　　8月21日，船队进入由德军5艘潜艇组成的巡逻线，“U—344号”潜艇发现船队并用音响自导鱼雷击沉“凯特号”护卫舰。根据“U—344号”的报告，德军又迅速调集4艘潜艇在船队航线前方组成新的巡逻线，企图在22日实施截击。

　　次日，尽管天气非常恶劣，但英军还是全部起飞攻击机群的31架鱼雷机和53架战斗机。当攻击机群到达德舰锚泊的阿尔塔峡湾时，整个峡湾被浓雾所笼罩，根本无法看清目标。

　　鱼雷机无法实施攻击只好返航，部分挂载炸弹的战斗机虽发现德舰并发动了攻击，但没有获得战果，反而白白损失了3架飞机。

　　黄昏前后，正当英军舰队准备进行海上加油时，德军“U—354号”潜艇发现了英军舰队，并立即投入攻击，击沉“比克顿号”护卫舰，重创“大富翁号”护航航母。

　　而在JW—59船队附近，企图接近船队的德军多艘潜艇，则遭到了护航舰艇的有力反击。“U—344号”被护航航母上起飞的剑鱼反潜机击沉，其他潜艇也全部被护航军舰和舰载机赶走。

　　8月25日，JW—59船队安全驶入苏联科拉湾，没受一点损失。

　　此后，由9艘运输船编成的RA—59船队从苏联科拉湾出发，直抵英国的埃韦湾，也是一路平安。

　　从9月上旬至10月上旬的一个月时间，盟军在北极航线的几次航行也都是有惊无险，损失很小，相反，德军却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10月20日，JW—61船队从英国埃韦湾起航，船队由29艘运输船和6艘移交苏联的美军猎潜艇组成。鉴于RA—60船队遭到德军潜艇的攻击，英军为这支船队精心组织了强大的护航力量，计有3艘护航航母、一艘巡洋舰、19艘驱逐舰和5艘护卫舰。在强大护航兵力掩护下，船队安全通过了德军19艘潜艇组成的巡逻线，其间德军潜艇多次使用音响自导鱼雷攻击护航军舰，均未奏效。

　　获悉船队出发后，苏联海军出动4艘驱逐舰和4艘扫雷舰前来接应。与此同时，又一支船队从英国出航，船队代号为JW—61A，这是一支特别船队，只有两艘客轮，共载有11000名被英美军解放的苏军战俘，护航兵力为一艘护航航母、一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

　　一天后，JW—61船队顺利到达苏联科拉湾，随后部分运输船在苏军舰艇护送下进入白海港口。

　　11月2日，RA—61船队驶离科拉湾，该船队由33艘运输船组成，由JW—61船队的护航舰艇承担护航。

　　这支船队不久就被德军发现，德军“U—295号”潜艇用音响自导鱼雷击伤一艘驱逐舰，但护航舰艇反潜战术得当，将所有企图接近船队的德军潜艇全部赶走，只是由于所在海域的水文情况复杂，护航军舰的声呐难以准确捕捉到目标，才没有取得击沉德军潜艇的战绩。

　　第四天，载有被解放苏军战俘的JW—61A船队安全到达摩尔曼斯克港。

　　一周后，RA—61船队的33艘运输船毫无损失地驶入英国埃韦湾。

　　为保证运输船的航行安全，1944年12月8日英军和苏军携手出动包括两艘护航航母和16艘驱逐舰在内的舰艇编队，对集结在科拉湾入口处的德军潜艇组织了扫荡，并于次日击沉了德军“U—387号”潜艇。

　　打击了集结在科拉湾入口的德军后，又一支船队RA—62船队从苏联科拉湾出航，船队由28艘运输船组成。

　　次日，德军“U—365号”潜艇发现船队，并击伤英军“卡桑德拉号”驱逐舰。英军和苏军携手组织反潜行动后，“U—365号”潜艇是唯一幸存并与船队接触的潜艇。

　　德军接到报告后，迅速派出9架容克—88轰炸机攻击船队，在护航军舰和舰载机的协同抗击下，最后德军丢下两架被击落的飞机，仓皇撤退。同一天，护航军舰中的一艘挪威护卫舰触雷沉没。

　　在船队即将安抵英国埃韦湾时，为船队护航的“坎帕尼亚”护航航母起飞的剑鱼反潜机击沉了一直跟踪船队的德军“U—365号”潜艇。

　　1945年2月3日，从苏格兰格里诺克起航的JW—64船队，被德军一架气象侦察机发现，德军立即在船队航线前方展开了一个由8艘潜艇组成的“拉斯穆斯”艇群，并在科拉湾附近海域展开了一个由4艘潜艇组成的艇群。

　　另外，德军还出动48架容克—88轰炸机前来攻击，但没有找到船队，却在搜索途中损失7架。

　　不久，德军一架FW—200远程侦察机再次发现船队。

　　2月10日，德军根据侦察机的报告派出了20架容克—88轰炸机，分成两个波次对船队实施攻击，但由于船队护航兵力雄厚，防空火力密集猛烈，德军飞机没有取得战果。

　　德军“拉斯穆斯”艇群在强大的护航舰艇面前同样没有收获。

　　只有2月12日晚，当船队驶入科拉湾时，德军“U—992号”潜艇突破船队警戒圈，根据声呐发现的螺旋桨声音发射音响自导鱼雷，击伤一艘护卫舰，这艘护卫舰虽被拖到港内，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报废。除此之外，船队没有任何损失。

　　此时在科拉湾入口海域德军集结了10艘潜艇，为确保RA—64船队的安全，英军于船队出发前一天，就投入几乎所有在科拉湾的舰艇部队。

　　苏联海军也同时出动大批驱逐舰、扫雷舰、猎潜艇和鱼雷艇，配合英军舰艇进行反潜扫荡。当晚，英军“百灵鸟号”和“阿尼克城堡号”护卫舰密切协同，一举击沉“U—425号”潜艇。

　　2月17日，编有34艘运输船的RA—64船队从科拉湾出发，护航兵力为两艘护航航母、一艘巡洋舰和17艘驱逐舰、护卫舰。出海后不久，在船队最前方开路的“百灵鸟号”护卫舰被德军“U—968号”潜艇发射的鱼雷炸掉船尾，只得返回科拉湾。

　　随后“野风信子号”护卫舰和一艘运输船相继被德军潜艇击沉。

　　第二天，德军潜艇失去了与船队的接触，便分成两个艇群，6艘潜艇判断船队将沿熊岛航道航行而向熊岛海域转移，另3艘潜艇则于摩尔曼斯克附近海域待机。

　　此时，船队遇到的更大的威胁却并不是德军潜艇，而是海上突发的大风暴，船队的正常队形完全被打乱，运输船非常分散，护航军舰竭尽全力收拢船只，经过两天的努力，除4艘运输船外，其余船只全部聚拢，恢复了航行队形。

　　随后，德军侦察机发现船队，德军立即出动40架容克—88轰炸机前来攻击，由于船队护航军舰实力颇为强劲，防空火力非常密集，德军被击落6架飞机后，狼狈而退。后来德国又调集潜艇前往攻击，仍然一无所获。

　　2月23日，不甘心失败的德军发动第二波空袭，击沉了3艘掉队的运输船回去交差。

　　3月1日，船队抵达英国克莱德。在航行途中，船队共损失4艘运输船和一艘护卫舰，还有一艘护卫舰遭到重创。另有12艘驱逐舰在风暴中受损，不得不进入船坞大修。

　　经过休整后，JW—65船队驶离英国克莱德，船队共有24艘运输船，由两艘护航航母、一艘巡洋舰及16艘驱逐舰和护卫舰护航。

　　德军通过无线电侦听获悉盟国船队已经出航，便在熊岛海域展开6艘潜艇，在科拉湾入口部署了一艘潜艇。后又向熊岛和科拉湾分别增派一艘和两艘潜艇准备截击。

　　但几天过去了，德军在北极海域进行了空中侦察，却并但未发现盟国船队。因此德军命令所有潜艇均转至科拉湾入口，组成两道潜艇巡逻线，随时准备战斗。

　　3月20日，船队驶近德军潜艇巡逻线，就在这关键时刻，海面起了风暴，护航航母因此无法起飞舰载机进行空中掩护，从而使德军潜艇有了绝佳的攻击机会，先后有两艘运输船和一艘护卫舰被击沉。

　　黄昏前后，JW—65船队其余船只驶入目的地。

　　4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最后一支援苏船队，编有22艘运输船的JW—66船队从克莱德起航，船队护航兵力为两艘护航航母、一艘巡洋舰、18艘驱逐舰和护卫舰，此外还有3艘驱逐舰和两艘护卫舰先于船队出发，在船队航线上德军潜艇活跃海域进行反潜扫荡，为船队开辟安全航道。

　　次日，德军通过无线电侦听察觉了盟国船队已经出海，遂向熊岛海域派出6艘潜艇。但德军空中侦察一直未发现船队，只得将这6艘潜艇调往科拉湾，并将刚出航不久的另10艘潜艇也调往科拉湾。

　　这些潜艇中，只有突入科拉湾的“U—711号”潜艇于4月24日发现了船队，并实施了攻击，但没有取得战果。盟国船队安全驶抵科拉湾。

　　4月底，德军部署在科拉湾海域的潜艇多达14艘，严重威胁着出入科拉湾的船只安全，为保证返回英国的RA—66船队的安全，英军在科拉湾的两个护航大队共4艘驱逐舰和4艘护卫舰在苏军扫雷舰和猎潜艇的支援下，对科拉湾海域实施了反潜搜索，击沉两艘潜艇，并将绝大多数潜艇驱逐出科拉湾入口航道。

　　随后，RA—66船队驶离苏联摩尔曼斯克，船队共有24艘运输船，由JW—66船队的护航军舰负责护航。

　　由于船队出海前的反潜作战比较有效，只有两艘德军潜艇与船队发生接触，其中“U—968号潜艇”击沉了“古尔多号”护卫舰，“U—427号”潜艇攻击未果，反遭护航军舰的猛烈反击，逃跑之际，还差点被深水炸弹击中。

　　5月8日，船队安全抵达英国克莱德。这也是北极航线最后一支船队。

　　同盟国从1941年9月至1945年5月，先后向苏联派出37支护航船队和37艘单独航行船只，共计743艘运输船，其中29艘折返英国或冰岛，56艘被德军海空军击沉，最终有658艘到达苏联，将包括14000架飞机、7056辆坦克、5105辆自行火炮、近41万辆汽车、10000辆吉普车、8218门高射炮、13．16万挺机枪等在内的约400万吨物资运到苏联。

　　美、英、加等国向苏联提供的物资，极大提高了苏军的机动能力和战斗力，尤其是粮食和汽车，粮食几乎相当于苏军战时消耗粮食的11%。

　　尽管美英提供的飞机仅占苏联战时飞机生产总数10．8万架的12．96%，提供的坦克和自行火炮仅占苏联战时生产总数9．5万辆的12．63%。但在苏联军事工业最困难的1942年和1943年，每月400架飞机和500辆坦克的援助对于苏联而言，绝对是雪中送炭，而且这些援助作为同盟国团结一致的象征，极大鼓舞了苏联军民的士气和民心，对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最终消灭法西斯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马来西亚海战

英国舰队开赴远东战场

　　马来亚也叫西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的南部，东临南海，北临泰国，西南隔马六甲海峡与东印度群岛的苏门答腊岛相望。控制着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主要航道——马六甲海峡，是南下东印度群岛、北上缅甸的跳板，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1921年日英同盟将要寿终正寝时，英国决定在新加坡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并把这个海军基地作为英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进行军事部署的总根据地。

　　新加坡原为马来西亚一部分，位于马来半岛的最南端，地处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处，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海空交通中心。

　　1937年，日本掀起对华战争，日英、日美关系急剧恶化，英国开始逐渐认识到由舰队承担远东地区主要作战任务的必要性。

　　1938年末，英美两国开始协商在太平洋地区的联合作战计划，并在基本方针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舰队派驻计划：

　　一旦对日战争爆发，英国向新加坡派遣舰队，美国向夏威夷集结舰队，以实施作战。

　　然而，希特勒于1939年9月1日发动闪击波兰的战争，英法于9月3日不得不向德国宣战，英国海军随之被调往欧洲，就很难再抽调军舰派往新加坡方向了。

　　1941年8月9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加拿大纽芬兰举行会谈，丘吉尔答应了罗斯福的请求：

　　向东方派遣至少有一艘新式快速战列舰在内的舰队，以遏制日本的侵略行动。

　　1941年10月底，伦敦的城市建筑和街道上已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衣，到处是一派灰白色的阴郁景象。此时此刻，正在为远东太平洋上的日本军队屡次侵犯英国利益而深感不安的丘吉尔的心情则更加忧郁。面对强大的德国，他已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可眼下，为了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他不得不从已十分紧张的海军兵力中像挤牙膏似的挤出一部分，开赴远东战场。

　　经反复考虑，丘吉尔最后决定组成以前皇家海军参谋部副参谋长、海军少将托姆·菲利普斯爵士为司令的新远东舰队，代号为“Z”。

　　这支远东舰队的主力阵容包括：英国海军引以为豪的号称“不沉战舰”的最新式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快速旧式战列巡洋舰“反击号”、航空母舰“无畏号”、驱逐舰“厄勒克特拉号”、“快车号”、“朱庇特号”、“遭遇号”等。

　　但英国人低估了日本人的力量，认为只要派上几艘大型战舰，就能把日本人吓跑。因此，丘吉尔派舰队的主要目的不是去作战，而是去向日本人显示实力。

　　新任舰队司令菲利普斯少将时年53岁，身材矮小，在同级与下属中素有“大拇指汤姆”的绰号。他于1903年参加英国皇家海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参谋军官，并且参与制订过许多成功的海上作战计划，但直接进行海上作战指挥尚属首次。

　　另外，此人性格比较固执、保守，还是个十足的“大炮巨舰主义”者，他根本不相信小小的飞机能对巨大的战舰造成什么危害。所以，当他的舰队中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无畏号”在西印度洋触礁后，他干脆让它返回本土，自己仅带着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反击号”和另外4艘驱逐舰开往远东，在新加坡驻扎下来。

　　就在珍珠港内密集的炸弹冰雹般地落在美战列舰“亚利桑那号”和“田纳西号”上时，一支日本舰队运载着大量登陆部队，正全速侵入马来亚附近的暹罗湾。

　　12月8日清晨，正在新加坡港摩拳擦掌的菲利普斯爵士立即获得了这一情报。于是，当夜幕降临新加坡湾的时候，菲利普斯率领着他的两艘巨舰和4艘护航驱逐舰组成的“Z”舰队，浩浩荡荡地驶出到海湾北部去截击日本舰队，准备给日军来一个下马威。

　　由于当时英国在新加坡的几个机场已被日本人占领，所以“Z”舰队只能在没有飞机掩护的情况下，在海上冒险航行。但菲利普斯将军非常相信依靠奇袭、大炮和舰载高射炮的掩护，足以完成这一作战任务。

　　出发之际，菲利普斯一方面得到通知，新加坡附近的森巴旺有一支布鲁斯特“水牛”式战斗机中队已做好准备，可以随时起飞为“Z”舰队提供空中支援。另一方面还获悉，日军在西贡附近集结了一支规模可观的鱼雷轰炸机部队。这对即将出征的“Z”舰队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菲利普斯却认为日军的鱼雷机不会远离印度支那基地，不会飞越400海里来攻击他的舰队。

　　其实，对于“Z”舰队的到来，日本海军早有准备。侦察机和潜艇被派往英舰队可能活动的各个海域，“Z”舰队已处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之下。

　　日军驻越南西贡的海军指挥部已将攻击“Z”舰队的任务交给了驻西贡机场的第22岸基航空战队。这支部队是日本海军中作战效率最高的航空兵部队之一，司令官是松永少将，下辖“元山”、“鹿屋”和“美幌”3个航空大队。

　　“美幌”和“元山”航空队各拥有48架“九六”式攻击机，“鹿屋”航空队拥有48架“一”式陆上攻击机。上述两种飞机均可携带250公斤、500公斤或800公斤的炸弹，或者携带九一型鱼雷，既可用作高空轰炸机，又可以用作鱼雷攻击机。

　　在即将来临的作战中，松永少将的手下拥有144架最先进的攻击机和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飞行员，如壹起春大尉、高桥胜作大尉、高井上尉和石原上尉等。

　　9日凌晨，天公不作美，暴雨如注，海面上风大浪急，视线几乎被完全遮住。这虽然给航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却便于舰队的隐蔽。

　　9时左右，海上天气渐渐地放晴，迷雾消散。“Z”舰队在没有飞机掩护的情况下，孤单单地在海上航行。

　　当菲利普斯的舰队离开新加坡10多个小时之后，一架日本侦察机冒险飞抵新加坡上空进行侦察。幸运的是，日侦察机把港内的两艘大货船误认为是“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以致错误地发回电报：“‘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在新加坡港内停泊！”

　　日本人接电后便信以为真，并马上忙碌起来……下午17时30分，日军潜艇“伊—65号”突然在潜望镜里发现了正在成纵队向北破浪前进的英国“Z”舰队。

　　“伊—6号”立即向基地报告：“发现目标，地点在昆山群岛的196度，225海里处，航向340度，航速14节。”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伊—65号”所发出的这一急电，被耽误了很久，传到西贡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了。但是，53架鱼雷轰炸机和34架高空轰炸机仍然奉命从夜幕笼罩下的西贡机场紧急起飞，在大队长元山海军中佐的率领下，立即扑向英舰队。

　　此时，夜幕笼罩着海空，浓云漫无边际，能见度非常低，在飞行中搜索目标更是难上加难。但是，第一次与英国海军交战的荣誉感激励着这些狂热的日本轰炸机飞行员，他们压低飞行高度，借助微弱的月光艰难地在黑沉沉的海面上搜寻着期待已久的目标。

　　“发现敌舰！”元山中佐的耳机里传来一名飞行员的呼叫。

　　“按攻击方案行动！”元山下达完命令，中队长高井海军上尉即率领他的中队立即加速冲向目标空域，在抵达目标上空区域时投了一枚照明弹。霎时，耀眼的白光将海面照得如同白天。

　　海面上，一支舰队正在全速航行。鱼雷轰炸机首先开始下滑，准备进入鱼雷攻击航线。为了能首战告捷，高井想在尽可能近的距离实施攻击。

　　据高井在事后回忆说：

　　我们想让发动机使出最后一把劲，使飞机飞得快些，再快些。就在实施攻击的一刹那，一面太阳旗突然出现在眼前。

　　我不由得大吃一惊，浑身直冒冷汗，赶紧松开投雷操纵杆并大声叫道：“停止攻击！停止攻击！自己的军舰。”

　　好险啊！原来这是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的旗舰“乌海号”重型巡洋舰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巡洋舰部队。

　　原来，由于日机出战时太匆忙，连己方军舰的识别办法都没有来得及作出规定。因此，为了避免发生误伤，日本人决定飞回西贡，在天亮以后再进行空中搜索。

　　菲利普斯真是幸运儿！此时，他的舰队距小泽的巡洋舰部队仅仅只有30多海里，可是由于天黑和恶劣的气象条件，双方谁也没有发现谁。

日本海军毁灭远东舰队

　　不久，从小泽的巡洋舰上起飞的3架日侦察机却非常意外地在夜幕中发现了“Z”舰队，并马上向西贡报告了具体位置。

　　12月10日，天还没亮，在西贡的日军航空基地，96架轰炸机上的飞行员已做好了起飞的一切准备。其中，“九六”式陆上攻击机中有9架用来作为侦察机，25架挂上了鱼雷，36架装上了炸弹，还有26架“一”式陆上攻击机也装上了鱼雷。此刻，飞行员们已经坐在自己的座舱里，随时准备起飞。

　　6时25分，西贡派出了3个中队向预定海区出击。他们根据昨晚情报飞至预定海区时，不禁大失所望：只见海水浩荡，根本没有“Z”舰队的踪影。

　　日机几乎飞到新加坡，但也没有发现猎物。由于燃料消耗太多，他们被迫开始返航。“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到底跑哪儿去了？

　　原来，9日深夜，正当“Z”舰队刚刚掉转船头准备驶向新加坡的时候，突然收到新加坡发来的一份急电，说日军正在关丹登陆。

　　菲利普斯当然不知道这是一份误电，他认为这一战机不可错过，于是改变了主意，决定对关丹的日军发动一次海上突然袭击。舰队马上改变航向驶向关丹。

　　为了保持无线电静默，菲利普斯没有把要袭击关丹的决定通知司令部。因为他认为既然是新加坡来电，那里肯定会派出战斗机掩护自己。可惜，想象不是事实，实际上受命掩护的英国战斗机仍然停在机场上，他们对“Z”舰队攻击关丹一事毫无所知。

　　10日清晨，正当日军轰炸机搜索英舰队之际，菲利普斯的舰队也驶抵关丹附近，这才发现并无日军登陆之事。

　　这时，菲利普斯没有马上返回新加坡，而是派出“特快号”驱逐舰和一架“海象”式侦察机在附近进行侦察，甚至为了察明在破晓时一度发现过的一艘日本运输驳船，整个“Z”舰队白白耽误了两个多小时。

　　上午10时左右，天气晴朗，非常有利于日机攻击。在三五百米的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既不会严重妨碍能见度，又为飞机提供了掩护。一架正在返航的日本侦察机突然在关丹东南透过云层发现了英军战列舰和驱逐舰。电键启动，“滴滴答答”……发出了日机盼望已久的信号：

　　发现两艘敌战列舰、4艘驱逐舰。关丹东南5海里。敌主力舰由驱逐舰4艘保护前进。

　　正在返航的日轰炸机群接电后，就像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一样，立即改变航向，直扑“Z”舰队。没多久，一支舰队出现在日机的机翼下——这正是他们苦苦搜寻的“Z”舰队。

　　日机一架接一架钻出云层，重点向两艘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发起了猛攻。15分钟后，即上午10时30分，“鹿屋”航空大队的18架鱼雷机，在第三中队队长壹起春的率领下，首先冲向了“反击号”。

　　“威尔斯亲王号”右舷的高炮开火了，隆隆的炮声划破了海空的寂静。接着，“反击号”的大口径高射炮和驱逐舰的高射炮也一起开始射击。

　　瞬间，在日本飞机周围的天空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白色斑点，无数斑点又绽出了一个个由浓烟裹着的金色火球，在空中形成了一道炽热的火网。但是，日机仍然毫不在乎地照直前进。

　　壹起春手下由9架鱼雷攻击机组成的中队素有“海军之冠”的美称，这次他急于用行动来表明他的中队是当之无愧的。

　　在“反击号”上，当时正好有一名《伦敦每日快报》的随军记者塞西尔·布朗，当时，他正在给一群玩牌的炮手和水兵们拍照。在军舰一转身时，他朝着在前面大约半海里开外的“威尔斯亲王号”拍了一张照片。

　　可怎么也没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威尔斯亲王号”的遗照。

　　据塞西尔·布朗回忆说：

　　上午11时07分，我听见舰上的扩音器广播：“敌机向我逼近，各就各位！”

　　突然间，南面出现了9架飞机。我一点也不知该怎么办，只是呆呆地站在前甲板上，望着炸弹由小而大地落下来。这时，“反击号”舰上的帕姆炮及4寸口径的高射炮一起怒吼，猛烈的炮声震天动地，我觉得自己的耳朵都快被震聋了。

　　壹起春率9架鱼雷机向“反击号”猛扑过来，其中一架将一枚鱼雷一下子就直射在舰身上，“反击号”上顿时大火熊熊。但舰上的对空火力仍然异乎寻常地猛烈。有一架鱼雷机在被击毁的瞬间，所发出的鱼雷正好击中了军舰的中部。紧接着，又有9架鱼雷机非常巧妙地从几个方向一架接一架地向“反击号”猛攻，使这艘久负盛名的老舰先后被4枚鱼雷击中。

　　就在这艘巨舰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一大批俯冲轰炸机又黑压压地飞临“反击号”的上空。就这样，“反击号”在遭受6枚鱼雷的直接命中之后，在奄奄一息之际，又遭到大批重磅炸弹的轰炸。只见巨舰上空黑烟滚滚，舰体逐渐下沉。此时，坦南特舰长通过扩音器冷静地宣布：“准备全体离舰！”然后说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们。”

　　此时，舰体已倾斜达70度。“行了，诸位，马上开始离舰吧！”他对部下说完后，自己却挺立在舰桥上不走。最后，在几个军官的拉扯下，他还是被拽走了。随着舰内进水越来越多。舰首开始上翘，站在高层的人已有点站不住了。一个士兵从司令塔纵身跳入了50多米深的海水里，第二个人往下跳时摔倒在甲板上，第三个却一下子跳进了粗粗的烟囱。在舰尾，只见一群海军陆战队员往海里跳，但是，全被巨大的螺旋桨给卷走了……

　　12时33分，“反击号”倾覆了。那小山似的巨型战舰，瞬间便消逝于波涛海浪之中，海面上能看见的只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在慢慢漂移……

　　几乎就在壹起春大尉发起攻击的同时，高井上尉也率鱼雷攻击机冲向“威尔斯亲王号”的旗杆，其速度之快，令英国水手们大吃一惊。

　　他们看惯了自己那笨拙的“剑鱼”式飞机，对日机这么快的速度，简直都有点不可思议。30多架鱼雷机将它团团围住，不时地有鱼雷乘风破浪向“威尔斯亲王号”袭来，只听“轰”的一声，舰身剧烈地摇晃起来，一枚鱼雷击中了舰的右舷，将吃水线下部炸出一个大洞。

　　“威尔斯亲王号”全舰大小火炮近百门，每分钟能发射炮弹数万发。此时，该舰以全部火力，拼命对空射击，“威尔斯亲王号”上空的炮弹如同冰雹一样密集，天空一片黄色硝烟。炸裂的弹片，就像撒落的沙子，在海面上激起了一片浪花。

　　高井事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天空充满了炮弹的硝烟，弹片和高射炮与机枪发射的一道道曳光弹弹迹。我的飞机像被敌人的密集弹幕击中似的，一个劲地往下冲，差不多都要贴到水面了，速度表的指数超过了200节。我压根儿记不得我是怎样飞行，怎样瞄准，在离敌舰多远投下鱼雷的……”

　　这时，日机什么也不顾，只是一个劲地发射鱼雷，只见9枚鱼雷径直驶向“威尔斯亲王号”，海面上立即出现了9条白色航迹，就像成群结队的鲨鱼向“威尔斯亲王号”扑来。“威尔斯亲王号”一连中了4枚鱼雷，一下就将舰两弦完全击穿。

　　就这样，连续几批鱼雷的攻击使“威尔斯亲王号”开始呈现倾斜。然而，过了一会儿，奇怪的事出现了，只见倾斜的“威尔斯亲王号”又慢慢地正了过来，恢复了原状。就连见多识广的高井也感到大惑不解：“中了几枚鱼雷，怎么还能恢复呢？真不愧有‘不沉主力舰’之称号。”

　　“威尔斯亲王号”真是“不沉的战舰”吗？其实不然，原来这是“威尔斯亲王号”的右舷又同时中了两枚鱼雷，造成大量进水，才又将战舰重新扶正。几分钟后，由高桥胜作率领的6架鱼雷攻击机和9架俯冲轰炸机又飞临“威尔斯亲王号”的上空，铺天盖地的炸弹呼啸而下。

　　“威尔斯亲王号”又开始急剧倾斜，在连续发出几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曾经出尽风头的这艘“不沉战舰”，中了8枚鱼雷和无数枚重磅炸弹之后，就像一头受伤的河马似的，笨重地向左倾覆，被汹涌的马来海水吞了下去，几乎不到一分钟的光景，便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菲利普斯少将和近千名英国官兵也一起沉入大海。

　　就这样，日本海军仅以3架飞机的代价，就将英国远东舰队主力战舰几乎全部击沉。

第二支“Z”舰队重蹈覆辙

　　“Z”舰队遭到全歼的消息传到伦敦，丘吉尔床边的电话铃响了，电话里传来第一海军大臣达德利·庞德那有点奇特的声音：“首相，我不得不向您报告，‘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都被日本人击沉了——我们认为是被飞机击沉的。汤姆·菲利普斯已经淹死。”

　　“你……你确信这是真的吗？”丘吉尔愕然失色，酷似当头挨了一棒，脑袋嗡嗡作响，半晌才反应过来。“毫无疑问，阁下。”庞德十分肯定地说。

　　丘吉尔痛苦地放下话筒，瘫坐在床上，这可怕消息犹如一股冰水刺入他的心间。此时此刻，他似乎感到末日就要来临。

　　但这位天性不服输的英国前海军大臣，仍然下决心一定要狠狠打击一下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因此，尽管当时欧洲战场已经有点难以应付，丘吉尔还是下令马上重新组建一支新的远东舰队，番号仍为“Z”舰队，立即开赴太平洋海域，与日本人再较量一番。

　　为了避免重蹈前一支“Z”舰队的覆辙，丘吉尔经过连续几天的反复考虑和商议，最后选中了海军中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担任新远东舰队的司令官。

　　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和丘吉尔私交甚深，早在丘吉尔任海军大臣时，两人就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对詹姆斯·萨默维尔的性格、才干和能力，丘吉尔是非常了解和佩服的。这次丘吉尔之所以最后选中詹姆斯·萨默维尔，两人的互相了解和私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詹姆斯·萨默维尔海军中将具有丰富的海上作战指挥经验，是位头脑冷静、思维敏捷的英国资深海军军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人很善于见机行事，非常注意保存实力，在历次参加和组织的大海战中，都能够做到以最小的损失来争得最大的战果。

　　新远东舰队由赫赫有名的重型战列舰“厌战号”担任旗舰，另有4艘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考验的老战列舰和“无敌号”、“竞技神号”、“可怖号”3艘航空母舰，以及8艘巡洋舰、驱逐舰加盟，规模要比第一支“Z”舰队大得多。

　　1942年3月，詹姆斯·萨默维尔海军中将率领着这支庞大的英国远东舰队，浩浩荡荡地开往太平洋战区。

　　3月底，日本人在得到新组建的英国远东舰队东进的消息后，立即命令南云中将率一支包括6艘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在内的舰队南下印度洋海域，前去截击英“Z”舰队，力争将英国舰队在海上彻底摧毁。

　　接到命令后的南云根本没把这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古董”组成的舰队看在眼里。这位因珍珠港一战而出名的日本海军战将，在心里期望着能充分发挥自己舰载机的特长，争取在英国舰队停泊地锡兰的科伦坡港敲掉这批“老古董舰队”。

　　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确实不负丘吉尔之所望，自从驶入远东海域以来，他真是小心加小心，谨慎加谨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萨默维尔还及时向所有重要的海域派出侦察机。

　　另外，英国情报局也开动所有情报系统，与远东舰队相配合，以尽可能全面可靠地了解日本舰队的行踪。

　　4月4日傍晚，正是复活节的前一天，萨默维尔将军得知，有一支日本舰队正向科伦坡驶来。于是，他马上命令舰队趁黑夜立即驶离科伦坡，开往锡兰南面约600海里处的一个叫阿杜环礁的海域。那里环礁丛生，非常便于隐蔽。

　　4月5日，天刚蒙蒙亮，318架日本飞机从“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和“飞龙号”4艘航空母舰上起飞了，其中包括“九九”式俯冲轰炸机、“九七”式鱼雷攻击机和“零”式战斗机。为了对付可能遇到的英国远东舰队航空母舰舰载机的拦截，日军以“零”式战斗机打先锋，后面紧跟着黑压压的混合编队机群。

　　但是，日机群却在科伦坡港口扑了一个空。这时，扑空的日本人就像发怒的狮子一样，鱼雷攻击机将一枚鱼雷准确地投向港内停泊的几艘货船。待这些货船被击毁后，他们又将用来攻击水面舰艇的威力极大的鱼雷当作普通的炸弹投向岸上的各种目标，只见科伦坡就像发生了12级大地震一样，火光浓烟冲上天空数百米。科伦坡遭受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大浩劫。

　　远在600海里之外的萨默维尔中将，真不愧是一员久经沙场的海战老手，他估计日本的舰载机大部离舰前往攻击科伦坡，航空母舰一定空虚，便马上决定抓住这一大好机会出击。

　　于是，他命令舰队加速前进，搜寻日本的航空母舰，并先后派出了8架侦察机向几个方向实施侦察。整个舰队做好了一切准备，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乘虚袭击不可一世的日本舰队。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日舰，萨默维尔将军还决定将4艘速度比较慢的老式战列舰抛在后面。

　　这时，有两艘巡洋舰“康沃尔郡号”和“多塞特郡号”偏离了航向掉了队，正好被一艘日本潜艇发现，这艘潜艇马上唤来80多架鱼雷攻击机和俯冲轰炸机。

　　这些日本飞机就像猫见到了鱼，直扑这两艘倒霉的英舰，只经过一个波次不到10分钟的轮番攻击，大英帝国的这两艘重型巡洋舰在饱尝日本飞机的雷弹攻击之后就沉入了大洋。

　　萨默维尔得到消息，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不仅未攻击成日本航空母舰，还丢掉了自己的两艘重型巡洋舰，真是不划算。

　　此时，经过近10个小时也没见到日本航空母舰影子的萨默维尔，却在舰队周围发现有日本侦察机出没。为了避免继续遭受更大的损失，萨默维尔非常果断地下达了“停止追击，马上返回阿杜环礁”的命令。

　　萨默维尔的决定真是太明智了，就在他的舰队与4艘落在后面的老战列舰会合后，日本280多架岸基飞机已抵达英舰队刚刚离开的海域上空。由于没有找到目标，南云命令这些飞机直接去攻击锡兰东海岸的一个英军港口。同科伦坡一模一样，日本飞机又将这座空港炸了个稀巴烂。

　　为预防返航途中遇到英舰队，这些日机并没有把炸弹投完，而是带着部分炸弹返航。萨默维尔做梦也不会料到，日本人歪打正着，这支日机群在返航途中正好和他的舰队碰上。这些憋足了劲的日本飞行员，将所剩不多的炸弹和鱼雷，一股脑地投向防空火力薄弱的“竞技神号”航空母舰。

　　不一会儿，“竞技神号”航空母舰就沉入了海底，一艘离“竞技神号”航空母舰不远的驱逐舰也捎带着被炸沉了，其他几艘航空母舰也遭到了重创。

　　第二支“Z”舰队重蹈前“Z”舰队的覆辙，几乎被全歼。就这样，英国新组建的远东舰队在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之后，剩下几艘伤痕累累的军舰也只有返回伦敦这一条路可走了。

　　“Z”舰队的覆没，是美英继珍珠港事件之后所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英远东舰队被击溃，对当时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从此，在海上称雄数百年之久的大英帝国在这一地区失去了制海权。

　　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

　　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比这更直接的震惊……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时，可怕的消息死死地纠缠着我。

　　无论是在印度洋还是太平洋，都没有英国或是美国的主力舰了。在这广漠的一大片海洋之上，日本独霸，而我们则到处都是脆弱和没有防御的。

莱特湾战役

日军实施“捷-1”作战计划

　　在菲律宾诸岛中，莱特岛“街亭虽小，关系重大”，是菲律宾各岛的喉舌部位，也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在这一带日军也倾其海军全部实力，决心与美国人血战到底。

　　1944年10月20日，美军在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登陆，为了支援掩护登陆部队，美军把中太平洋战区的第三舰队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第七舰队全部集中到了菲律宾东部海域，总兵力达12艘航空母舰、18艘护航航空母舰、12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和104艘驱逐舰，只舰载飞机就有1800余架。

　　然而，就在美军登陆莱特岛的前两天，日本人碰巧截获了美军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正好为日军提供了所需要参考的重要情报，于是日本海军司令丰田下令实施“捷-1”作战计划，从而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

　　10月17日，美军攻占了莱特岛东面的苏鲁岛及迪纳加特岛。18日夜，日本大本营向日陆、海军颁布了开始“捷-1号”作战的命令。

　　20日拂晓，美军开始在莱特岛登陆，当天就夺占并建立了登陆场。由第七舰队组织的两栖编队的420艘各型运输舰船，载着213．5万吨的作战物资，云集在莱特湾内。由于登陆场有限，又无大型港口，卸载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

　　为了支援、掩护后续主力部队登陆，美军把中太平洋战区的第三舰队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第七舰队全部集中到了菲律宾东部海域。总兵力达12艘航空母舰、18艘护航航空母舰、12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和104艘驱逐舰，舰载飞机1280余架。

　　美军自恃兵力雄厚，根本没有考虑对参战兵力实施集中统一的指挥，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指挥部，第三舰队和第七舰队仍分属中太平洋战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统辖。

　　美海军第七舰队由金凯德海军中将指挥，除两栖作战编队外，还有两个编队：炮火支援编队——辖有6艘老式战列舰、若干艘巡洋舰和驱逐舰，由奥尔登多夫海军少将指挥。其任务是对登陆兵实施舰炮火力支援，同时阻止日军舰沿苏里高海峡冲入莱特湾。

　　另一个是空潜警戒编队——配置在莱特湾外偏东约70海里处，由斯普拉格海军少将统一指挥的3个护航航母小队组成，辖有4艘护航航母以及若干艘驱逐舰，其基本任务是实施对空、对潜警戒，以及对己方的登陆部队进行空中支援。

　　第三舰队位于第七舰队的警戒编队以北，由哈尔西将军指挥。由于其部分兵力已转隶第七舰队，因此哈尔西当时只有第三十八特混编队，下辖4个特混大队，拥有航空母舰16艘，新式战列舰6艘，以及若干艘巡洋舰和驱逐舰。

　　第三舰队的基本任务是防止日军舰艇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从北面冲进莱特湾。但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在莱特岛登陆战发起前，又给哈尔西部署了三项任务：担任战场警戒；防御日本海空军对莱特岛的反击；消灭日本海军主力。

　　日军当时十分清楚，残存的日本海军根本不是美国两个舰队的对手。因此，他们放弃了与美军舰队决战的指导思想，决定以打击美军登陆输送舰船为主，支援莱特岛的抗登陆作战。

　　针对美军强大的攻势，为了通过莱特湾的南北两个海峡口，日军联合舰队精心设置了一个馋人的“诱饵”，即用小泽舰队将美海军主力诱至北方，然后栗田舰队乘机冲入莱特湾，全歼登陆美军。

　　20日，栗田舰队驶入文莱锚地，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他和西村中将指挥舰队，定于25日黎明一起冲入莱特湾。其行动方案是：

　　栗田亲率“大和”、“武藏”等5艘战列舰，还有10艘重型巡洋舰、2艘轻型巡洋舰、15艘驱逐舰组成栗田舰队，从巴拉望岛西岸北上，经锡布延海，穿圣贝纳迪诺海峡，冲向莱特湾。

　　西村海军中将指挥“山城”、“扶桑号”战列舰、一艘重型巡洋舰、4艘驱逐舰组成西村舰队，经苏禄海，穿过苏里高海峡，侧攻莱特湾。志摩舰队也同时南下助战，3支舰队对莱特湾形成钳形攻势。

　　同日，小泽舰队沿丰后海峡开始机动。小泽及其官兵心里十分明白，“歼灭美军航空母舰编队”仅是字面上的任务而已，而牺牲本队，保障栗田等主力舰队作战才是真正的目的。

　　小泽舰队看起来阵势堂堂，但舰载机只有108架，还不够几艘航空母舰编制数的一半，并且飞行员都是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的新手。因此，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21日，正在南下的志摩舰队接到“从苏里高海峡向莱特湾冲进”的命令。这样，西村和志摩两个舰队决定同时从苏里高海峡冲进莱特湾。

　　1944年10月22日8时，栗田舰队由文莱湾出发，经巴拉望西方海面北上。西村舰队则于22日下午15时驶离婆罗乃港。志摩舰队驶向台湾海峡。小泽舰队也在台湾东方偏北的海面出现。各舰队都在按预定的计划开始行动。

　　10月22日夜，美军“飞鱼号”侦察潜艇发现了栗田舰队，并且马上向哈尔西作了报告。根据哈尔西的指示，“飞鱼号”呼唤同伴“绦鱼号”，一同尾随栗日舰队，并伺机攻击。

　　23日黎明，栗田在旗舰“爱岩号”重巡洋舰上下达“躲避潜艇曲折航行”的命令。但是，大祸仍然很快就临头了。正在舰桥上指挥的栗田感到一阵强大的震撼，“爱岩号”中弹了。

　　与此同时，邻舰“摩耶号”重巡洋舰也尾部起火。两艘战舰顿时被浓烟和火焰所笼罩，不到几分钟就沉入了海底。几艘驱逐舰迅速驶来营救，栗田和他的参谋们不得不在汹涌的海水中泅到救援舰上。

　　祸不单行。18分钟后，重巡洋舰“高雄号”也被两枚鱼雷击中，失去机动能力。栗田不得不派两艘驱逐舰护送“高雄号”撤离战区。

　　恼怒的日军开始攻击美军潜艇，驱逐舰发射的深水炸弹在辽阔的海面上激起一层层巨大的水柱。美军“飞鱼号”潜艇在躲避中不小心触礁沉没。

　　离莱特湾还有近两天的航程，日军不敢恋战，只好鸣锣收兵，调整队形继续前进。

　　栗田舰队在对潜艇防御的恐惧中迎来了日出。

　　天亮后，栗田下令将指挥部移至“大和号”。坐在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上，栗田的心里才似乎有了一点安全感。白天总算平静地过去了。夕阳西沉，夜幕又开始降临，栗田默默地祷告，并命令舰队全速航行。

　　哈尔西从美军“飞鱼号”22日夜发回的电报中得知，不久将有一支大的日军舰艇编队从北面向美军莱特岛登陆部队发动攻击。

　　他仔细地琢磨着“飞鱼号”发回的电报：“发现舰艇多艘，其中3艘属战列舰。”那么日军的航母在哪里？这是哈尔西此时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

　　23日晨，哈尔西将他的第38特混舰队展开在圣贝纳迪诺海峡东部，并命令各大队开始搜索日军舰队。

　　上午9时左右，驶入锡布延海的栗田舰队被美侦察机发现。此时，哈尔西的第三舰队正在菲律宾以东海面待命，自北向南分别是薛尔曼少将的第三特混大队，博根少将的第二特混大队，戴维森少将的第四特混大队。莱特湾海域则是金凯德海军中将的第七舰队。

　　10时38分，美军第一攻击波12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18架“掠夺者”式鱼雷攻击机，在36架格鲁曼—6“恶妇”式战斗机的掩护下，向栗田舰队袭来。

　　当美机飞临栗田舰队上空时，栗田几乎没有一架飞机在空中阻拦，只好靠舰上强大的防空火力来应付了。海空激战刚一开始，就有8架美机被击毁，但美机仍顽强进攻，重点指向“武藏号”战列舰。

　　“武藏号”是与“大和号”同型的巨型战列舰，面对猛扑而来的美机，“武藏号”上的152门大小火炮一起开火，在巨舰上空织成了一张密集的弹网。但是，仍不能有效阻挡美鱼雷机的攻击。不一会儿，就有3枚鱼雷和3枚炸弹击中了“武藏号”右舷。

　　12时整，36架“掠夺者”式鱼雷攻击机和24架“复仇者”式鱼雷攻击机，在18架“恶妇”式战斗机的掩护下，对栗田舰队进行了第二次空袭。在纷纷坠落的炸弹中，又有3枚重磅炸弹和两枚鱼雷击中了“武藏号”，其中两枚穿透了两层甲板后爆炸，造成巨大破坏。

　　12时22分，第三攻击波的42架飞机又蜂拥而至。“武藏号”战列舰再遭劫难，又有3条新式鱼雷击中“武藏号”右舷，剧烈的爆炸几乎把右舷的外装甲全部撕裂。此后，4枚重磅炸弹又命中同一部位，使海水大量涌入，舰首开始下沉。

　　14时22分，60架美机又发起了第四次攻击，仅“武藏号”就遭到近40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掠夺者”式鱼雷攻击机的攻击。被8枚炸弹命中后，这艘巨舰的上层建筑全部被破坏，舰首继续下沉。

　　15时左右，近100架美机又前来光临栗田舰队。美“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大队长史密斯海军中校，带着12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直扑“武藏号”。接着10架“掠夺者”式鱼雷攻击机又呼啸而来，顷刻间就有12枚重磅炸弹和11条MK-13型鱼雷命中“武藏号”。“武藏号”一下子就消失在鱼雷和炸弹爆炸所激起的冲天水柱和团团浓烟之中。

　　15时55分，这艘“永不沉没的战列舰”翻转着它那庞大的身躯，带着遍体鳞伤沉入了锡布延海，长眠在那海藻丛生的海底，为“武藏号”陪葬的舰员近2500人。

　　此时，日军舰队虽然遭到了重创，但整个舰队仍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为暂时避开美军的攻击，栗田中将下令：“紧急撤退！”实际上是为了给哈尔西制造一个假象。

　　16时22分，哈尔西得知日舰队撤退的消息后，便判断日本人损失惨重，正在落荒而逃。他们已不可能对美登陆部队构成任何威胁了，因而也就没有进行正准备实施的第六次空袭。可是，一直没发现日本人的航空母舰，却使哈尔西焦急不安。日本人的航空母舰究竟在哪儿？

　　此时，正在向南急驶的小泽心急如焚，因为他得知栗田舰队已经遭到美机猛攻后，就一再发出明码电报，以期引起哈尔西的注意。然而，哈尔西的飞机正在猛烈地轰炸栗田，根本没有发现小泽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诱饵”不灵，小泽也只好豁出去了，主动发起攻击。

　　10月24日下午15时，小泽几乎出动了全部作战飞机，向美军第三舰队的一支轻型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大模大样地发动袭击。

　　当第一攻击波60余架飞机抵达美舰队上空时，这支轻型特混舰队仅从“埃塞克斯号”上起飞了7架“恶妇”式战斗机迎战，其余不适于空战的舰载攻击机只好像摆设一样整齐地排放在飞行甲板上。

　　可就是这不起眼的7架战斗机，却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军飞行员几乎是个个身手不凡，在半小时的空战中，戴维·麦克坎贝海军中校和他的僚机罗伊·拉辛格上尉击落了15架日机，麦克坎贝独自击落9架，创造了太平洋战争中一次战斗单机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

　　可7架飞机毕竟无法完全挡住60余架飞机的攻击，有近20架日机飞抵“埃塞克斯号”上空。但是，这些刚刚补充的新飞行员水平确实太差，他们投下的炸弹竟然没有一枚命中，只是围着美舰激起了无数冲天的水柱，美舰却毫无损伤。

　　第二攻击波的80架飞机为了取得战果，集中全力攻击了“普林斯顿号”轻型航空母舰。这艘舰上仅有的8架战斗机全部升空，美军飞行员凭借其飞行技能和机载武器火力的优势，一下子就击落20架日机。舰载高射炮密集的防空火力也击落10架日机。

　　一位战斗机飞行员卡尔·布朗海军上尉说：

　　我们将80架日机拖住了15分钟……击落了28架。按说，我们不能用8架“恶妇”式战斗机去对付80架敌机，但在它们攻击我们军舰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攻击它们。我们开足油门，紧追不舍，用一切火力射击。

　　然而，这些勇敢的美国飞行员仍未能挽救这艘航空母舰的命运。在一片不太引人注意的云层里，一下子钻出了8架日本俯冲轰炸机。它们一出现便开始俯冲攻击，美军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便有3枚重磅炸弹落在了这艘巨舰的飞行甲板上。

　　恰好有一枚穿透甲板钻进机库爆炸，并引爆了机库内6架已挂上鱼雷的“复仇者”式鱼雷攻击机，顿时燃起了冲天的大火。不一会儿，又一声“轰隆隆”的巨响，“普林斯顿号”尾部的鱼雷库被大火引爆，这艘倒霉的巨舰，顷刻间就在近千名舰员的陪同下一起沉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洋。

　　这是两年前所罗门海空战中“大黄蜂号”被击没以来，美国损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17时整，有“蛮牛”之称的哈尔西得到了日舰载机袭击“埃塞克斯号”的消息后，立即率庞大的特混舰队高速北上。此时，他一心只想着要击毁日本人的航空母舰，根本不知道日本航空母舰实际上是纸老虎，舰上几乎没有飞机了。

　　他认为，日本航空母舰是他最重要的攻击目标，而这恰好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后来，哈尔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走进作战室，用手指着海图上300海里以外的日本北方舰队说，我们驶向这里……向北追歼他们。”

　　17时50分，他电告金凯德：“栗田舰队业已受创西撤，我正率3支舰群北上，以期能于25日拂晓袭击敌军航空母舰。”就这样，哈尔西这支“猛虎”终于离开了他应该保护的登陆部队，被日本人调离下“山”了。

美军舰队艰难登陆莱特湾

　　接到“从苏里高海峡向莱特湾冲进”的命令后，志摩舰队于1944年10月24日黎明从哥伦湾出发，由苏禄海南下，与西村舰队在棉兰老海会师。

　　24日傍晚，由于没有收到栗田通知推迟攻击的电报，两个舰队经过暮色苍茫的棉兰老海，按照预定的攻击时间，向莱特湾挺进。此时，西村舰队领头，志摩舰队在后，相距约60海里。其实，志摩舰队还在苏禄海航行时，美军第五航空队的侦察机就发现了它，后又跟踪发现了西村舰队。

　　金凯德认为，这两支舰群同属于一个编队。他自信地判断，这支编队的前进目标肯定是经过苏里高海峡驶向莱特湾。金凯德确信，哈尔西的第三舰队会有效打击从北面来的日本舰队。

　　因此，他命令第七舰队全力去封锁苏里高海峡，并由奥尔登多夫海军少将负责具体指挥。奥尔登多夫手中拥有老式战列舰6艘、重型和轻型巡洋舰各4艘、驱逐舰21艘、鱼雷艇39艘。

　　他在苏里高海峡由远及近，布设了鱼雷艇、驱逐舰和战列舰三道防御，严阵以待等候日军舰队的来临。

　　10月24日23时，美军的鱼雷艇开始袭击进入攻击区的西村舰队。由于日舰用探照灯和速射炮联合抗击，使美军的鱼雷艇不能有效地发射鱼雷，勉强发射的鱼雷也都没有命中目标。但是，美军的鱼雷艇在攻击的同时，却将西村舰队的情况随时向奥尔登多夫作了报告。

　　25日凌晨2时，美军鱼雷艇部队放弃了攻击，撤出战斗。

　　2时30分，美军的驱逐舰投入了战斗。美军驱逐舰部队分为两个分队，从东西两个方向向西村舰队发射鱼雷。不料日军早有警觉，用探照灯把美舰照得雪亮，并施以猛烈的炮击。美军驱逐舰顿感苗头不对，迅速施放烟幕撤出了战斗。

　　但是，美舰发射的鱼雷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日军一艘驱逐舰被击沉，另有两艘被击伤。旗舰“山城号”战列舰也被美军的数枚鱼雷击中，爆炸沉没，西村等海军官兵也随舰一起消失在漆黑的苏里高海峡之中了。另两艘日本战列舰“扶桑号”也中了一枚鱼雷，舰长坂匡海军少将接替指挥，率领残存的舰艇继续沿海峡北上。

　　此时，奥尔登多夫的第三道防御——战列舰和巡洋舰编队，已经在海峡口一字排开，张着炮口等待着这份丰盛的“夜餐”。

　　10月25日凌晨3时50分，当日舰进入美军战列舰和巡洋舰的射击范围时，美舰突然一齐开火。经过20多分钟的激烈炮战，西村舰队已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一艘断后的驱逐舰在负伤后见势不妙夺路而逃，从死亡的地狱中捡回了一条性命。在混战之中，美也有一艘驱逐舰——“格兰特号”稀里糊涂的中了12发炮弹而沉没。除此之外，美舰无一伤亡。

　　1个小时之后，志摩舰队步西村舰队的后尘而至。随即，志摩舰队也是首先遭到了美军鱼雷艇的攻击，该编队一艘轻巡洋舰当即中雷负伤，航速随之下降。但是，整个志摩舰队继续前进。不久，志摩便看见正在燃烧下沉的日军舰艇。

　　紧接着，舰上的雷达又发现了前方有美国军舰，志摩随即命令驱逐舰发射鱼雷攻击，但毫无效果。

　　志摩的旗舰随即转向，不料又撞上了一艘正在下沉的日军舰艇。被撞舰上日军愤怒的谩骂声立即使志摩清醒地意识到：此处已成为日军舰艇的“坟场”。

　　此时，他又回想起自昨天下午接收到栗田舰队的一份电报后便中断了联系，只收到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回电：“仰仗神明的庇佑，全军猛进突击。”

　　但是，栗田在哪里？志摩意识到，此时前进的危险性太大。于是决定撤退，以期另寻战机。

　　天亮后，美机向撤退的志摩舰队发起了攻击。由于日军已有准备，美军攻击效果甚微，只是将受伤落伍的“阿武隈号”轻巡洋舰击沉而已。

　　此时，莱特岛滩头，大批的舰船正在继续卸载，岸边是堆积如山的物资。

　　栗田舰队在24日经历了美机接连5波攻击后，紧急撤退。夜幕又一次降临了，黑暗笼罩着栗田舰队。然而，栗田的内心却依旧十分紧张。在这狭隘的圣贝纳迪诺海峡是否会有水雷·哈尔西的战列舰是否已在海峡出口摆好了“T”字阵列？栗田内心越想越恐惧，但没有其他选择，只有“仰仗神明庇佑”了。

　　栗田命令整个舰队列成编队，做好在海峡口炮战的准备。接着，栗田向舰队全体官兵发出了一道措词直率的命令：

　　冒全军覆没的危险，猛进突破，一举歼灭敌军。

　　面色憔悴、神情紧张的日本水兵登上了炮位，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25日1时左右，栗田舰队驶出了圣贝纳迪诺海峡。雷达迅速扫描了周围50海里的海面，没有发现任何美军，连一艘警戒的舰船都没有。栗田十分惊讶，同时心中的希望之火重新燃起：沿萨马岛东岸南下，向莱特湾挺进！

　　天色越来越亮，一轮红日从东方的海平面上冉冉升起。栗田发布了新的命令，舰队进入防空航行队形。

　　6时45分，日军瞭望哨突然发现东南水平线上有4根耸立的桅杆。栗田及参谋人员又惊又喜，认定这就是哈尔西的航空母舰编队。“抓住天赐良机，保持现有队形，立即突击。”栗田发出紧急命令。

　　实际上，这支美军舰群是C．斯普拉格海军少将指挥的护航航母小队，代号“塔菲3号”。

　　6时58分，“大和号”战列舰上的460毫米巨炮开始射击，美舰周围立即掀起了高达百米的巨浪。顷刻之间，日军各舰炮火齐鸣，美军被猛烈的炮火所覆盖。

　　斯普拉格拼命向金凯德呼救。金凯德及时向哈尔西通报，并要求他给予支援。

　　7时30分，哈尔西电告金凯德：“我正率部攻击敌航母，难以脱身。”金凯德又下令镇守苏里高海峡的奥尔登多夫率战列舰编队火速北上支援斯普拉格。

　　不料，奥尔登多夫回电：“此时油弹不足，尚需补给，即使不补给也要两个小时以后才能赶到。”

　　两个小时以后的第七舰队可能早已被日军舰队消灭了，莱特岛的运输船和堆积如山的滩头物资可能早就上西天了。怎么办？金凯德心急如焚。

　　此刻，在萨马岛海面上，斯普拉格正以16节的速度落荒而逃，而日舰以30节的高速穷追不舍。

　　日舰越追越近，施放烟幕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为了赢得时间，斯普拉格命令担任警戒的驱逐舰反扑过去，实施自杀性攻击。

　　美军3艘驱逐舰奉命调转头来，迅速扑向日舰，一进入8000米有利射程后立即发射鱼雷。日军一艘巡洋舰被击中，其他日舰不得不暂停追击，进行规避。3艘美军驱逐舰不依不饶，仍然对日舰进行猛烈的炮击。

　　对于重钢厚甲的日军战列舰和巡洋舰来说，驱逐舰的火炮攻击犹如隔靴搔痒。

　　相反，3艘美驱逐舰却被日舰的巨炮轰得百孔千疮，其中两艘迅速沉没。当日舰再次追近的时候，斯普拉格又命令4艘护卫舰冒死拦击，结果又是以卵击石，一艘沉没，3艘负伤失去了战斗能力。

　　至此，斯普拉格的招数已经用尽。栗田舰队横展在15海里宽的海面上，对美舰展开最后的“围剿”。

　　一艘护航航母中弹后减速掉队，9时7分，带着周身大火沉入海底。另外两艘护航航母也中弹数发，但由于仅穿透舰体而未爆炸，逃脱了厄运。

　　正当斯普拉格绝望之时，日舰突然停止了射击，转向回撤。身陷绝境的斯普拉格终于从死亡地狱中逃了出来。

　　原来，栗田舰队分得很散，“大和号”与大部分舰艇失去联系。栗田考虑到冲入莱特湾后的燃料问题，便下令停止追击，让其他舰向“大和号”靠拢。

　　10时30分，栗田舰队集合完毕，开始南下。11时20分，航向东南，向最终目标——莱特湾进击。

　　12时30分，栗田对战场情况作出如下判断：

　　因为与美航空母舰群交战而耗费了时间，失掉了策应苏里高方向部队的时机，因此不到午后不能冲入莱特湾。

　　在午前的战斗中，根据美军“请求援助”和“两小时以后”的报文内容，美舰船不在湾内的可能性很大。

　　随后窃听电报又得知：美方命令航空母舰飞机在塔克洛班基地着陆，又在莱特岛南面集中以多艘航母为主体的舰队，日方如冒险冲入湾内，在狭小海面无法自由行动，将受到美大量飞机的集中攻击，战况对日方十分不利。

　　基于上述判断，12时36分，栗田下达“全舰队北进”的命令。栗田想在莱特湾外与赶来支援的美军舰队再决战一场。

　　至此，日军派往莱特湾阻止美军登陆的3支舰队中的西村舰队被消灭，志摩舰队带伤撤离，栗田舰队已经到了莱特湾又命令“全舰队北进”。他们无一冲入湾内，致使湾内的美军从容地卸载那堆积如山的物资。

日军成立“神风”特攻队

　　1944年10月17日，刚刚就任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的大西泷治郎中将匆匆赶到菲律宾，企图挽救日本帝国日薄西山的命运。

　　大西是日本“铁杆”军国主义分子山本五十六的心腹，也是策划偷袭珍珠港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日本海军航空界素有“瑰宝”之称。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时基地航空部队可投入战斗的飞机还不到100架。而且，这些飞机的性能极差，飞行员低劣的驾驶技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面对日本全线崩溃的危局，大西认为“最大效率地使用我们的微薄力量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由‘零’式战斗机编成的敢死攻击部队，每架带上250千克炸药，俯冲撞击敌航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阻止住美军的锐利锋芒以挽救危局，此外别无他法。”

　　大西的想法得到了许多狂热的日本飞行员的欣赏。

　　10月19日深夜，大西召集第一航空舰队的精华，成立了以寻歼航母为目的的“神风”特别攻击队。

　　“神风”的典故源于15世纪中叶，元世祖忽必烈先后两次派出强大的船队攻打日本九州，每次都是在眼看日本就要被征服时，海上突然刮起强烈的台风，使蒙古人船毁人亡，全军覆没。素来崇尚神灵的日本国民便把这两次“葬元军入鱼腹、救日本于转瞬”的暴风称之为“神风”。

　　此时，正值日本法西斯气息奄奄、危在旦夕之际，他们幻想以“神风”带来天助神佑。

　　“神风”特别攻击队实施一种自杀性“肉弹”攻击的作战方法，即在机上装上大量的烈性炸药，置于飞行员座舱之前，一旦发现目标，就连人带机撞下去，其机头触及坚硬之物立即发生剧烈爆炸。

　　这种作战方法在太平洋战争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美日战争的第一天，即偷袭珍珠港战斗中，板田房太郎中尉就曾驾机撞向美军机场。

　　首次有组织的自杀性攻击出现在1944年5月的比阿克岛登陆战中，日本为夺回其与南洋交通线上的要地，与美军发生了激烈战斗。27日，陆军第五飞行战斗队队长高田胜重少佐断然率4架飞机向驶近的美舰撞去，并撞沉了美舰。

　　战后，日将此举通报全军，引起了军内外的震动。此次行动成为“神风”特攻战术的先导。

　　“神风”机在升空对敌舰进行攻击时，一般分为战术小队，一个小队通常有特攻机3架，支援机两架。支援机从事领航、掩护与拦截美机作战、观察战果等任务，由老练的飞行员担任，特攻机则专事撞击目标，他们甘愿为日本法西斯“玉碎”。

　　24日6时30分，日军的6架自杀飞机在4架护卫机的掩护下，从棉兰老岛向北飞去，一架撞击了“桑提号”护航航母，另一架击中了“苏旺尼号”护航航母。“神风”初试威力。

　　25日上午10时50分，日军又派出9架自杀飞机。此时，莱特湾海面一片寂静。突然，美“范肖湾号”护航母的瞭望哨发现9架日机直奔美航母编队而来。由于日机飞得很低，雷达没有发现，瞭望哨赶紧拉响了舰上的警报。

　　就在美战斗机升空实施拦截时，日机又一下子爬到好几千米的高空。不一会儿的工夫，只见5架“零”式战斗机从高空中俯冲而下，朝着航母编队的方向飞来。

　　此时，“基昆湾号”上的舰员们还以为它会再次拉起来，不料它却直冲着航母左舷的狭窄通道冲去。只听一声巨响，飞机炸成碎片，“基昆湾号”甲板上顿时血肉横飞。

　　另外两架则咆哮着冲向“范肖湾号”航母，显然也是要撞击它。庆幸的是“范肖湾号”上的舰面火力将其击中，飞机在临近航母的刹那间解体。

　　最后两架日机则对准了“怀特普莱恩斯号”航母，在“怀特普莱恩斯号”猛烈的舰面火力的打击下，两架日机均被命中。

　　然而，其中一架却拖着长长的浓烟，一个右转弯向着“圣洛号”航母冲了过去。它似乎是要降落，但在着舰的瞬间，飞行员把飞机一翻，“轰隆”一声坠毁在“圣洛号”的飞行甲板上。顿时，甲板上成为一片火海，继而引起舰内一连串剧烈的爆炸。

　　久经海战而片甲未损的“圣洛号”航母因此葬身海底。

　　大西泷治郎并未就此善罢甘休。26日、27日他又相继派出了27架“神风”特攻机。

　　莱特湾海战，日共出动“神风”机55架，击沉美航母一艘，重创4艘，轻伤一艘；击沉巡洋舰一艘，重创一艘，另击沉、击伤其他各种小型舰船若干。

　　莱特湾之战为大规模的自杀性特攻开了恶端。此后，“神风”特攻越演越烈。

美军全歼日本航空母舰编队

　　1944年10月24日，小泽将舰队分为前卫和本队两个舰群进行活动，以便吸引美军的注意。

　　晚20时，当小泽得知栗田舰队已经返航后，便命令舰队收拢，向北方退避。不久，小泽又接到联合舰队司令的“仰仗神明庇佑，全军猛进突击”的电令。子夜，他又率部再度折回南下。

　　25日6时左右，小泽舰队的本队与前卫部队在预定海域会合。此时，小泽拥有大型航母一艘、轻型航母3艘、战列舰两艘、轻巡洋舰3艘和驱逐舰8艘。

　　与此同时，在甲板上待机的美军第一攻击波的180架飞机也跟随着侦察机起飞了。由于美军突击机群在空中得到了及时的引导，8时稍过就发现了小泽舰队。

　　美机立即开始冲破日舰空中火力屏障和仅有的13架日军战斗机的拦阻，进行猛烈的攻击。小泽的“千岁号”轻型航母首先被炸沉，“瑞鹤号”航母也被鱼雷击中。此外，还有一艘驱逐舰被美军击沉。

　　小泽在美机的猛烈攻击中，不忘自己的使命。

　　8时30分，他向栗田发了一份电报：“敌舰队已被我诱至北方，目前正在集中火力向我进攻。”

　　然而，这份极为重要的电报，栗田却没有收到。

　　10时，美军对小泽舰队进行了第二次攻击。此次空袭中，日军1艘巡洋舰被击伤，航速降为10节；“千代田号”轻型航母也中弹起火、开始倾斜。

　　此时，哈尔西早已杀红了眼，根本顾不得认真地分析金凯德的数份求救电报，他要集中全力消灭眼前这股残存的敌人。

　　常言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远在千里之外的夏威夷，尼米兹发电告诫哈尔西“上当了”。

　　直至此时，哈尔西才大梦初醒。他立即火速收兵，亲自率战列舰编队先行，第38特混舰队和第四特混大队随后，日夜兼程赶往莱特湾。留下米切尔海军中将指挥第二和第三两个特混大队，继续追歼小泽舰队。

　　11时45分，米切尔指挥第三批突击机群发起第三次攻击，袭击了残存的日军航空母舰。结果，“瑞凤号”被重创，“瑞鹤号”又被3枚鱼雷击中，不久也沉没了。这艘日本唯一尚存的参加过偷袭珍珠港航母的沉没，表明美国海军已经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午后，美军第四次派出突击机群，终于将奄奄一息的“瑞凤号”航母也送入了海底。

　　18时，小泽舰队在暮色中开始撤退。撤退途中又遭到美潜艇的袭击，一艘负伤的巡洋舰又被击沉。此外，小泽放弃的重伤的“千代田号”轻型航母，也被美军水面舰艇给击沉了。

　　此次战斗中，日军先后被美军击沉了4艘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损失虽然相当惨重，但是却达到了引诱美军机动部队北上的目的。然而，小泽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却没有换取日军预想的战果，因为栗田并没有利用小泽创造的这一有利战机，去争取莱特湾抗登陆作战的胜利。小泽成了白白送给美军的诱饵。

　　26日8时34分，哈尔西命令随后赶到的第四特混大队的30架美机，向栗田舰队撤退的方向追击。日军“大和号”战列舰被两枚炸弹击中，另一艘巡洋舰“能代号”也中雷沉没。

　　至此，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以登陆与抗登陆为背景的海战——莱特湾大海战，终于落下了帷幕。此次海战，作战空间在东西宽600海里、南北长2000海里的广阔海域全面展开，双方共计参战的作战舰艇293艘，飞机1996架。

　　莱特湾海战的结果，极大地影响了莱特岛陆上作战的进程和结局。12月7日，美军第七十七师从海上迂回到西海岸上陆，使陆上日军腹背受敌。

　　12月30日，美军宣布基本上占领莱特岛，歼敌50000余人。

　　在莱特湾大海战中美军参战兵力多达航空母舰16艘、护航航母18艘、战列舰12艘、重巡洋舰11艘、轻巡洋舰15艘、驱逐舰144艘、护卫舰25艘、运输舰后勤辅助舰592艘、飞机近2000架。在战斗中被击沉航空母舰1艘、护航航母2艘、驱逐舰2艘、护卫舰1艘，被击伤护航航母4艘驱逐舰2艘、护卫舰3艘、潜艇1艘，损失飞机162架，伤亡不足3000人。

　　日军参战的兵力可以说倾其所有，共有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4艘、轻巡洋舰7艘、驱逐舰32艘、飞机约600架。在战斗中被击沉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10艘，被击伤航空战列舰1艘、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损失飞机288架，伤亡超过1万人。

　　经此一役，美军全歼了日本航空母舰编队，夺取了菲律宾海域的控制权。而显赫一时的日本帝国气数将尽，濒临灭亡的边缘。

　　战后，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评价莱特湾海战对日本帝国的影响时说：“我觉得这就是终结！”

　　综观莱特湾大海战，日军失败的原因除了战略上整个局势极为不利，战术上兵力处于绝对劣势外，还有如下具体原因。

　　航空兵力薄弱，特别是飞行员在训练水平、战术素养上都与美军相差得太远。美国“埃塞克斯号”上起飞了7架“恶妇”式战斗机顶住了日本第一攻击波的60余架飞机，而“普林斯顿号”轻型航空母舰仅有的8架战斗机竟然打乱了日本第二攻击波的80架飞机。

　　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飞行员不可谓不勇敢，然而在战场上为何这样的笨拙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训练。当然，可以说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于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因为他们可能刚刚懂得什么叫作飞行就被派到了战场。这也说明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消耗太大，已经没有支持这场战争的资源和潜力了。

北角大海战

德意志新战舰下水试航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还躺在船坞里加紧建造的时候，德国海军总司令部就已着手酝酿一项新的造舰计划，即新建两艘能与法国“敦克尔克”级快速战列舰相匹敌的战列巡洋舰，并以开创德国现代军队之先河的普鲁士军事家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作为舰名。

　　两舰于1935年年初相继秘密开工，并分别于1938年5月和1939年7月下水服役。由于采用了锅炉效率较高的蒸汽轮机，两舰航速提高至32节。3座三联装280毫米主炮，分别配置在首部和尾部，12门150毫米副炮布置在上层建筑的两侧。

　　如此有效的装置，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时德国海军最强大的军舰。但在北角一战中，德国还是输了。这可能是德国海军首脑们所始料未及的。

　　“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在正式参战前，进行了一次不同凡响的海上游猎。此次游猎虽然干得并不出色，但至少说明德国人是极富心机的，对付他们并非易事。

　　1939年11月21日中午14时，德国新造的两舰从威廉港起航，在马尔歇尔中将的指挥下向北驶去，正式开始了它们的首次游猎。此次出航的目的在于试探英国海军大西洋防御体系的虚实，所以雷德尔海军元帅只给了两舰极有限的任务。

　　“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准备先沿挪威水道北上，穿过北海，再折向西北。顺便在舰队驶抵法罗群岛和冰岛之间的英国海军警戒线时，装出要直闯北大西洋航线的样子，趁机捞上一把。

　　狼子野心，何其毒矣！就算英国海军警觉，德舰也可马上转头往北疾驶，进入北极地区长夜的黑暗中躲藏起来，事后再寻找机会，利用速度快的优势，高速南下返回德国。

　　连一次游猎行动都部署得如此严密，德国人的精细可见一斑。

　　23日早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悄无声息地越过法罗群岛，尔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

　　此时，英国皇家海军的辅助巡洋舰“拉瓦尔品第号”正在这片海域担负巡逻警戒任务。当日下午16时，“拉瓦尔品第号”突然发现前方冒出了两艘气势汹汹的德国巨舰，当时距离只有8000米。“拉瓦尔品第号”原是艘商船，经改造后才用作战船，只装有100毫米大炮，速度慢，而且没有装甲防护。

　　距离如此之近，跑来不及，而战则只有死路一条。

　　“拉瓦尔品第号”舰长没有过多地考虑而毅然选择了后者，既然难免一死，也该死得有价值些。

　　于是，他一边发报报告发现德舰，一边全速冲向前面的两个庞然大物，意欲发挥自己小口径火炮的作用，拖住强敌，争取时间。

　　但毕竟实力相差悬殊，两舰的第一次主炮齐射就使“拉瓦尔品第号”瘫在海上，炮塔被掀翻到海里，两小时后便沉入冰冷的海底。

　　获悉德舰入侵后，英国海军立刻撒开大网进行围捕。“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两艘战列舰从苏格兰起航，挺进挪威，以切断德军退路；“胡德号”战列巡洋舰和法国“敦刻尔克号”快速战列舰从朴利茅斯起航，驶向北纬60度，西经20度的阵位，以期保卫中大西洋航路。

　　“厌战号”战列舰也离开护航编队，驶向丹麦海峡，以防“沙号”舰由此闯入北大西洋航线；远在加拿大海岸的“反击号”巡洋舰和“暴怒号”航空母舰也立刻起航东进，构成北大西洋的第七道防线。

　英国海军部同时下令离出事地点最近的“新卡斯特尔号”重巡洋舰尽量缠住德舰。“新号”舰接到“拉瓦尔品第号”的警报后，立刻全速驶向出事地点。

　　当时天正下小雨，能见度很低，“新号”在两小时后发现东方海面上有探照灯光和火炮射击时的闪光。

　　不久，他们又看见10公里处有一艘军舰，两分钟后又看见第二艘，很显然，两德舰是在用信号灯进行联络。

　　“新卡斯特尔号”担心距离太近，自己势单力薄无法抗敌而减速转向。但是天不作美，雨越下越大，没装雷达的“新号”舰很快就失去了目标。

　　事实上，德国两舰也不敢在海面上逗留过久。所以当听到“格奈森瑙号”报告说，附近好像有一艘英国军舰时，不明英军虚实的马尔歇尔害怕被缠住而急速东奔，装出要从挪威海逃跑的样子。

　　午夜之后，两舰转向东北，于次日晚接近北极长夜圈的边缘。在此闲逛12个小时后，马尔歇尔试图以雨雾做掩护，沿挪威海岸回国。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两舰两次南行都遇上大晴天。

　　马尔歇尔中将不敢冒险，只好又掉头北上，继续泡在北极圈的黑暗里。

　　27日天气恶劣，在浓雾的庇护下，他们快马加鞭，沿着挪威海岸32公里的水道全速南下，并偷偷越过英国巡洋舰警戒线间的空隙，溜回德国。

　　可怜英国海军部对此浑然不觉，竟还在北极圈附近傻愣愣地部署重兵。德国人实在狡猾。

英国海军围猎“沙”“格”舰

　　德国特意建造“沙”、“格”两舰，当然并不仅仅是让它们作几次游猎。对两舰来说，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所以在两舰首次出猎并安全返航5个月之后，它们又结伴出征，前去配合德国陆军在挪威北部战略重镇纳尔维克的登陆。

　　1940年五月上旬的一个凌晨，挪威北部海区狂风怒号，浪涛惊人。正在此地的德两舰发现英国皇家海军中大名鼎鼎的“声望号”战列巡洋舰在数艘驱逐舰的警戒下向它们扑来。

　　“声望号”380毫米的主炮火力凶猛，“格奈森瑙号”连中数弹。德军卢金斯舰长见势不妙，立即下令撤出战斗。

　　英军虽在此短暂的海战中小胜，但纳尔维克仍未收复，欧洲局势已经大变。

　　1940年5月10日，西线德军大举进攻，20天内就把英法盟军主力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并因此而有了英法盟军闻名世界的大行动——“敦刻尔克大撤退”。

　　英法盟军从敦刻尔克逃到英国，德军趁机打开了巴黎的大门。由于本土命运危在旦夕，纳尔维克的盟军只得撤退。德国自然不会放弃这有利的时机，正在挪威海执行“朱诺行动”的两舰立即向盟军舰船猛杀过来。

　　这一次，德军可谓是战果累累。很短的时间内，德舰就击沉了一艘油船和一艘运兵船。“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主、副炮联合夹击，迅速解决了时运不佳的英国“光荣号”航空母舰。

　　另外两艘护航驱逐舰也同遭厄运，但其中一艘在沉没之前，成功地向“沙恩霍斯特号”发射了一枚鱼雷。“沙恩霍斯特号”受到重创，只好无可奈何地返回特隆赫姆港。但是这里也并非安全之地。

　　在挪威海战中吃过大亏的英国海军当然不会对“沙恩霍斯特号”姊妹舰心慈手软。

　　6月13日，“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起飞15架轰炸机，在特隆赫姆港轮番轰炸。一枚230公斤的炸弹准确命中“沙恩霍斯特”舰，只可惜没有爆炸。与此同时，英军还组织起严密的封锁线，监视特隆赫姆港，防止德舰逃回本土。

　　为解救受伤被困的“沙恩霍斯特号”，雷德尔命令“格奈森瑙号”和“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向冰岛佯动，以期调虎离山，引出英国舰队以掩护“沙恩霍斯特号”舰脱身。

　　但是英国人防卫森严，“格奈森瑙号”刚一出海就遭到英国“克莱德号”潜艇的伏击，身中鱼雷后悻悻而归，不过总算保得“沙恩霍斯特号”乘机溜走。

　　7月，雷德尔以同样的手段，让“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出港诱敌，从而使“格奈森瑙号”也逃离了英国人的手心。

　　前一时期德国海军的运气非常不错，潜艇作战和水面袭击敌舰均频频得手。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和重巡洋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从1940年10月份起，在各大洋巡回捕食，硕果累累却毫发未伤。于是，雷德尔的作战激情再次涌起，决定再打一个漂亮的海战。

　　逃回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一直在船坞里待了半年多才养好伤。

　　1941年1月22日，在吕特晏斯海军上将的率领下，刚刚痊愈的两舰从基尔出发，穿过斯卡格拉克海峡，紧贴挪威海岸北上，花了5天时间到达北纬69度。之后，又转向西南方的冰岛，伺机沿冰岛东海岸南下，闯入北大西洋航线。雷德尔的本意，一是让海战锦上添花；二是策应“舍尔海军上将号”和“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回国休整。为此，他还特意在大西洋各处预定的海域部署了5艘伪装成中立国货船的补给船。

　　事先就做好准备的英国皇家本土舰队司令托维海军上将乘“纳尔逊号”战列舰，率“罗德云号”战列舰、“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及另外8艘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云集卡帕湾，严阵以待。

　　英国情报部门虽未能破译德国海军的密码，但却从近期德军无线电通信活动异常活跃的现象中，推测出两艘姊妹舰可能要出航。果然，几天后，两舰的北行踪迹即让瑞典海岸观察哨发觉。托维海军上将闻讯后率队出发，急忙驶向冰岛以南190公里的截击海域。

　　1月29日清晨，英方前哨舰“水神号”巡洋舰发现了这两艘大型德舰。托维上将即令巡洋舰全速跟踪，战列舰随后跟进。但是，“沙恩霍斯特号”早在“水神号”发现自己的6分钟之前，就看到了英国舰队的身影，于是马上掉头北进，待英军赶到时，它早已消失在北极冰海的茫茫夜色之中。

　　2月1日，在补给船给两舰补充了油料之后，吕特晏斯便率军向丹麦海峡进发。德国人这次运气好，未遇丝毫意外便顺利通过了海峡。雷德尔闻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致电向吕特晏斯表示祝贺。

　　2月5日，吕特晏斯在格陵兰以南又加了一次油之后，径直南下，开始捕猎英国运输船队。

　　三天后，南方海面出现大队船只，正自西向东缓缓前进。尽管英军舰队的一艘战列护航舰“拉米尼斯号”是一战前建造的老朽军舰，但吕特晏斯为保存实力根本无意与英国交战，遂放弃了攻击计划。

　　吕特晏斯料定“沙恩霍斯特号”的出现必然会招致更多的英舰，于是西行驶入格陵兰和加拿大之间的戴维斯海峡，与一艘德国补给船会合后，整整避了10天的风头才继续南下捕猎。

　　一支从英国驶来的空船队，在加拿大近海解散，准备分头驶往各自的目的地，护航战列舰恰巧为接送其他船队而先行离去。也许注定了它们该遭此劫，吕特晏斯刚刚南下就逮住了这支船队。德军两舰如狼入羊群，很快就将5艘货船送入了海底。英国海军部自此方知他们一直防范的两舰已经跑到了北大西洋航线的中间，于是急忙组织围捕。但吕特晏斯如此狡猾之人岂会坐以待毙？他假装要在这片大海继续围猎，一天后却掉头转向西南，直奔非洲海岸的弗里敦。

　　3月8日，在弗得角群岛以西350海里处为SL67船队护航的英国“马来亚号”巡洋舰的水上侦察机正好从“沙恩霍斯特号”舰头顶上飞过，吕特晏斯立刻掉头向北绕了一圈，最后向西北方向转移。在途中，他还顺手吃掉了一艘单独航行的商船。而此时英国情报部门通过无线电监听，认为这两艘德舰可能会逃回德国，于是英国海军部和本土舰队出动了所有的舰只，在德舰返航路线上层层设防，占领有利的截击部位。

　　非常可惜的是，英军的这些行动对德舰已经构不成严重的威胁。

　　“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并没打算回国，而是出人意料地再次返回繁忙的北大西洋航线。3月15日和16日，它们竟一举击沉16艘商船，总吨位达82000吨，再次在其功绩册上写下了一笔。16日傍晚，两舰偶遇正为HX—114船队护航的英“罗德尼号”战列舰，吕特晏斯立即开足马力，居然顺利地从英军的眼皮底下钻过去。

　　英国海军部虽然历经多次失败，但仍未吸取教训。他们又凭经验推测“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接下来会向北航行，通过丹麦海峡去法罗群岛与冰岛之间的洋面，再折回德国，因此加强了这两个海域的巡逻。

　　他们又错了！吕特晏斯此次的目的地是法国的布勒斯特而并非德国，因为他要让两艘德舰开入这个沦陷的法国港口，以吸引英国海军，借以掩护“舍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通过北方航线返回德国。

　　3月17日下午17时30分，“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侦察机发现了德军姊妹舰。但在关键时刻电台却失灵了，飞行员只得飞回母舰报告。吕特晏斯一见被发现，就立刻将航向由东北改为正北，做出要折返德国的架势，但盘旋的侦察机一走，两舰又直奔布勒斯特。

　　18日，比斯开湾连续大雾，能见度极低。德舰欲驶向法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眼看着即将成为漏网之鱼。英国海军部于是急令还在冰岛海域守候的3艘战列舰全速南返，驻防直布罗陀的21舰队则迅速北上拦敌。但英军又扑了空，恶劣的天气加上德舰超常的速度，使英军再次成为这场角逐中的败将。

　　21日19时55分，英国岸防司令部的巡逻机在布勒斯特以西的320公里处眼睁睁地看着两艘巨舰驶入德国空军的保护圈之内。

　　次日，两舰靠港，结束了它们在1941年春历时两个月的大洋游猎生涯。但令德军没想到的是，这对姊妹舰一生的光辉岁月也随之走到尽头。

德军实施“三头狗”计划

　　1941年5月24日清晨，“俾斯麦号”战列舰一阵排炮把英国“胡德号”战列舰炸断成两截后，马上遭到整个英国海军的围捕。

　　5月27日，“俾斯麦号”一沉没，“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就成了英国海空军关注的焦点，再想闯入大西洋耀武扬威已经不可能了。驶入布勒斯特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以及原停泊在港内的“欧根亲王号”很快就成为笼中之兽。

　　英军驻直布罗陀的H舰队和驻苏格兰的本土舰队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随时可以出发截击妄图出港的“沙恩霍斯特号”舰。尽管德军有数百门高射炮时刻对空警戒着，上百架战斗机昼夜在港口上空巡逻，还让发烟船布下重重灰色烟幕，但对蜂拥而至的英国轰炸机仍然防不胜防。

　　德国3艘重型舰被困布勒斯特，令希特勒非常恼火，他给了雷德尔及其舰队两条路，让其自行选择，目的当然只有一个：要让3艘德舰重返德国。

　　“三头狗”欺敌计划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7月23日，加装完高射炮，重新换了新型发动机的“沙恩霍斯特号”开出船坞准备试航，立即遭到英军的轰炸。5枚炸弹钻进船舱，尽管两枚未炸，但另3枚却造成严重破坏，船舱进水300吨。

　　“沙恩霍斯特号”带着这300吨海水，慌忙返航，途中又遭轰炸，不过，时运不错，这次没被一枚炸弹命中，最后，它如一头受伤的野兽狼狈地返回船坞。

　　希特勒对3艘舰的所为非常不满。而此时，德军已大举入侵苏联，希特勒凭直觉判断盟军可能会在挪威登陆，策应苏联战场。为此，他打算将所有的海军力量都集中在那里。于是首先命令3艘德舰冲破封锁，返回德国本土基地。

　　1942年1月12日，希特勒给了雷德尔和战列巡洋舰队司令西里阿克斯海军中将两种可供选择的北上航行方案：一是绕过英国、爱尔兰的西航线；一是穿越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的东航线。

　　实际上，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方案都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量。西航线航渡时间长，而且得不到德国空军的掩护，易受英国H舰队和本土舰队的全力围捕，很可能会落得与“俾斯麦号”相同的下场。

　　而东航线也并不保险，尽管有空军掩护，但是狭长的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遍布地雷，英国一侧的海岸炮台、海空军基地比比皆是，强大的本土舰队又卡在北海出口，风险大得难以设想。

　　但是希特勒只提供了这两种方案，就是风险再大也得择其一而行之。更何况希特勒还送给他们一句鼓励：

　　我一生中大多数决定都是冒险的，好运只跟冒险者走。

　　军令如山，将领们敢不执行？

　　一番推敲之后，雷德尔和西里阿克斯选择了东航线，打算从英国海军的鼻子底下突破海峡封锁——也许是那次从英国人眼皮底下逃走的经历给了他们无比的勇气。德国海军将此次行动的代号定为“三头狗”，意即一个人干成众人认为根本做不到的事。

　　“三头狗”成功的关键在于行动的突然性。

　　德军为了严格保密，制订了欺敌计划。他们首先散布消息说，布勒斯特的舰队要开往大西洋甚至太平洋。德军电台不断拍发假电报，西里阿克斯故意在巴黎预定了大批热带军服和低纬度遮阳眼镜。

　　德国空军也做了大量的空中支援准备，将整个航线划分为三个区段，第二和第二十六两个航空大队全部投入作战。各区段的机场配备了相应的地勤人员和设施，以保证飞机在着陆后半小时内加油挂弹重新起飞。

　　1942年的1月底至2月初，3艘舰和战斗机部队进行了8天小规模的配合训练。为扫清航线上的障碍，80艘德国扫雷艇一个月内共扫出98枚锚雷和21枚磁性水雷。

　　鉴于气象情况的重要性，西里阿克斯还专门派出了气象潜艇收集海峡区的天气、水文和潮汐资料。

　　最后，“三头狗”计划定于2月11日付诸实施，也就意味着北角海区内将会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姊妹舰受重创逃回德境

　　尽管德军的这次行动布置得甚为周密，但英国皇家海军也并不是好惹的。所以德国的“三头狗”行动最终是以姊妹舰受创逃离而宣告结束，德国仍然没有占到便宜。

　　1942年2月11日，在戒备森严的布勒斯特，淡水、燃油、弹药和食品被悄悄送上军舰。一大批法国卡车奉命开动发动机，在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3艘舰开始试舰。

　　德国海军军官同时还向布勒斯特市社会名流发出12日举行盛大宴会的请柬。

　　黄昏时分，一大群水兵还在大街小巷装成醉鬼，并大声讲着酒话。夜幕降临，西里阿克斯向设在巴黎、基尔、李托奎特、克恩、西弗尔的海军和空军区段司令部发出密码电报：“一切准备就绪。”

　　晚上20时30分，“沙恩霍斯特号”起锚缓缓开出港口，“格奈森瑙号”尾随其后。“欧根亲王号”因多日卧港，锚链起了一半就卡住了，性急的舰长林克曼海军上校下令砍断锚链。由于雾重天又黑，“沙恩霍斯特号”舰出港不久就迷失了方位，也找不到特设的灯标船。

　　舰长霍夫曼海军上校只好靠耳朵听邻舰的发动机声和海岸回声来进行编队。此时，英国轰炸机又来到布勒斯特进行每天例行的轰炸。德舰队立即返回港口，集中大小炮进行对空射击。

　　他们还故意打开探照灯，造成3艘舰仍在港内的假象。拖延了两个小时之后，舰队才重新出港。

　　经过一番努力，舰队总算克服了初期的混乱，3艘舰均达到了31节的最高航速。舰队的上空和旁侧，都有德国事先设置的护航队。所有的电台全部保持静默。舰队悄悄航行了一夜，英国人却什么都没发现。

　　2月12日晨8时50分，德舰队绕过了科汤坦半岛的阿格角。顺风顺潮，竟让舰队把拖延了的两个半小时航程追了回来。德国空军通讯技术部队成功地组织了对英国沿海雷达站网的大规模干扰，致使英军雷达兵对荧光屏上的大片耀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10时14分，舰队驶过塞纳河口，接近多佛尔海峡。一架英国侦察机发现了舰队的行踪，并马上向基地拍了电报。但是那些英国高级指挥官竟一致以为是侦察员看花了眼睛，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德舰居然会冒险走这条绝路。

　　德国人可是占了大便宜，西里阿克斯本以为好运到头了，谁知在这紧要关头，英军又给了他们绝好的机会。行到海峡水浅处，德舰队被迫减速行进。

　　11时25分，舰队进入多佛尔海峡最窄处，此时天又下起了小雨。途经布格涅附近时，又有15艘鱼雷艇编入舰队。德军的电子对抗也达到了最高峰。

　　但是没过多久，设在多佛角的英军炮台就发现了德舰，海岸炮开始怒吼。英国5艘鱼雷艇在烟幕的掩护下向德舰队首次发起攻击，但很快就被德驱逐舰所击退。被迷惑了17小时之久的英国人终于清醒过来，英国首批6架鱼雷机马上出现在海峡上空。

　　一时间，空中全是烟团和飞舞的钢铁。不幸的是英机领队皇家空军埃斯蒙德少校指挥的“剑鱼”式鱼雷机还未及投弹便被击落。仅有两架飞机投下鱼雷，但全被德舰躲过。

　　被德军弄得晕头转向的英军司令部最后只好作出痛苦的选择：

　　倾尽一切可用的飞机，全力阻截德舰。

　　于是双方的飞机在空中展开了大战。英军先后共动用各类型轰炸机550架，另有15个战斗机中队为他们提供护航和辅助性攻击。

　　但由于准备不足，云低雾浓，德军海空军阻击凶猛有效，英军竟然只有39架轰炸机对目标进行了实质性攻击；扔下的4000余吨炸弹无一命中，全部成为废品。

　　蒙受了如此奇耻大辱，英国皇家海军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德舰突围的消息传来时，驻守在哈里奇港的皮兹海军上校正在指挥6艘驱逐舰进行战斗训练。哈里奇距多佛尔海峡北口仅60海里，整个皇家海军水面舰艇部队中，只有皮兹上校来得及攻击德舰。

　　尽管这一带水域危险重重，但皮兹上校继承了皇家海军的优良传统，毅然决定向“沙思霍斯特号”挑战。

　　正当西里阿克斯自鸣得意之时，“沙恩霍斯特号”舰底部突然发生强烈的爆炸声。“沙思霍斯特号”触雷了。顿时，舰身剧烈摇晃，舰内灯光熄灭，无线电也失灵了，海面上拖出一条很长的油迹。

　　怒气冲冲的西里阿克斯自觉颜面有损，断然拒绝“格奈森瑙号”和“欧根亲王号”提供的援助。

　　一番周折后，“沙恩霍斯特号”舰已同舰队落下半小时的航程。英机发疯似的攻击这艘伤舰，但均让德机和舰炮击退。“格奈森瑙号”舰和“欧根亲王号”舰边走边用全部炮火回击空中的飞机和海上的皮兹舰队。

　　英驱逐舰拼命发射鱼雷，但两艘德舰如有神灵护驾，一直安然无恙。日落时，“沙恩霍斯特号”舰修好了主机，以25节的航速追了上来。西里阿克斯眼看胜利在望，禁不住露出得意的微笑。但他高兴得太早了！

　　晚上19时55分，“格奈森瑙号”触雷，没过多久，“沙恩霍斯特号”再次触雷。经过短暂的抢修，总算又恢复了航行。午夜时分，舰队进入德国水域，西里阿克斯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2月13日黎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开入基尔港的船坞，修补水雷造成的损伤。未受损的“欧根亲王号”则绕道驶往挪威沿海。

　　“三头狗”行动至此宣告结束。

　　德舰虽然最终突围出来，但战争中的损失还是相当严重的。回到母港的3艘军舰日子也并不好过。可以说，这次突围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英军同仇敌忾击毁两舰

　　德舰突围的消息引起英国朝野一片哗然，首相丘吉尔面子上自然也不好过。

　　伦敦《泰晤士报》作了如下报道：

　　在西班牙无敌舰队西多尼业公爵失败的地方，西里阿克斯却成功了。自16世纪以来，再没有比这更有损于皇家海军尊严的了。

　　毋庸怀疑，英国海军必定要以牙还牙。

　　为了挽回面子，英军频繁出动飞机对德舰停泊地进行轰炸。回国后不久，“格奈森瑙号”便在一次空袭中被炸飞了舰首，并在船坞里度过了余生。“沙恩霍斯特号”则在船坞足足躺了9个月。

　　1943年3月，失掉姊妹舰的“沙恩霍斯特号”只身前往挪威北部的阿尔塔峡湾，与“提尔皮兹号”战列舰和“吕佐夫号”袖珍战列舰会合。

　　德国海军集中剩余的水面舰只组成一支颇具实力的舰队，妄图重演几个月前消灭盟国PQ—17船队的胜利。

　　但此时的英军已今非昔比，由于3艘舰逃离布勒斯特，大西洋航线已不再受德国大型水面袭击舰的威胁，英国本土舰队得以集结全部重型舰艇，重点监视挪威北部的德国舰队，并掩护一支支护航运输队往返于苏联。

　　德国军舰在这种情况下不敢贸然出击，只能在港口峡湾里兜圈子。

　　直至1943年圣诞节前夕，在希特勒扬言要拆掉所有“无用”的重型水面舰只的压力下，“沙恩霍斯特号”才出发去完成它的最后一次征战任务。

　　而此时，富有进攻精神的弗雷泽海军上将已接替托维出任英国本土舰队司令。他亲自率领舰队出征，为驶往苏联北部的运输船队护航。

　　1943年11月15日，弗雷泽乘“约克公爵号”战列舰，率“牙买加号”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随JW—55A船队出航，顺利抵达摩尔曼斯克。

　　12月23日，弗雷泽启程护送回程的JW—55B驶返英国。此时，从冰岛起航的RA—55A船队，正由贝尔纳特海军中将指挥的“谢菲尔德号”、“贝尔法斯特号”和“诺福克号”等3艘巡洋舰殿后，驶往摩尔曼斯克。

　　在接下来的海战中，身负重任的贝依连犯3个错误，致使“沙恩霍斯特号”最终成为这次战役的牺牲品。

　　12月25日，贝依奉新任海军总司令邓尼兹之命，率“沙恩霍斯特号”和5艘驱逐舰出航北进，企图寻机袭击盟国船队。

　　26日3时39分，贝依犯下第一个错误，于是厄运便接连而至。他首先打破了无线电的沉默向上级报告了自己的航向和海况。但这个信号却被弗雷泽舰队截获破译。

　　据此，弗雷泽很快就想出一个围捕德舰的绝好计划。他令贝尔纳特的巡洋舰全速西进，逼德舰回逃，同时自己率队向东挺进，截断德舰撤回挪威的路线。

　　对此一无所知的贝依还以为是英军失策，当他于早晨7时整到达预定海域而没有发现盟国船队时，接着犯下第二个错误。驱逐舰本该为“沙恩霍斯特号”舰护航的，他却于此时令其向东南方向作扇形侦察，结果是离目标越来越远。

　　8时20分，“沙恩霍斯特号”舰向东北方向搜索，一步步进入贝尔纳特的防卫区。

　　8时40分，“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率先发现西南方18海里外的“沙恩霍斯特号”舰，而德军却全然未觉。

　　9时29分，3艘巡洋舰同时向“沙恩霍斯特号”舰射击，两发炮弹命中目标。贝依断定船队还在东北方，便转向正北。这一来，正好中了贝尔纳特的计。

　　他的本意就是要引诱贝依北上，以便为弗雷泽速度较慢的战列舰切断“沙恩霍斯特号”舰的后路争取足够的时间。此时，贝依犯下第三个错误，把他和他的舰队一起送入了北冰洋的洋底。

　　12时05分，“沙恩霍斯特号”与贝尔纳特的巡洋舰再次相遇，接着双方开始炮击。但贝依无心恋战，他自知“沙恩霍斯特号”舰没有驱逐舰保护的后果，于是下令掉头向东南撤退。

　　本来，“沙恩霍斯特号”舰的炮火威力远胜于英军3艘巡洋舰，是很有希望取胜的。但由于贝依的连续犯错，最后还企图返回挪威港口，走了英国战列舰出没可能最多的一条航线。于是，“沙恩霍斯特号”便在这条航路上成为贝依的殉葬品。

　　16时07分，“约克公爵号”发现了22海里外的“沙恩霍斯特号”舰。

　　16时50分，“约克公爵号”10门356毫米的主炮开始向14海里外的目标齐射。“沙恩霍斯特号”很快就被英军舰团团围住，前无进路，后无退路。

　　贝依无计可施，只得试图从中间借自己的速度优势夺路而逃。但是此刻的“沙恩霍斯特号”舰已身受重创，进水严重，速度越来越慢。舰上的炮塔也被击毁，无力还击。贝依临终还向希特勒发电：

　　战至最后一发炮弹。

　　以示其必死之心。

　　18时40分，伤痕累累、步履蹒跚的“沙恩霍斯特号”被英国驱逐舰追上，又被“牙买加号”巡洋舰的一排鱼雷打中，即刻瘫痪。

　　19时45分，在英舰的轮番攻击下，“沙恩霍斯特号”终于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翻沉在冰冷的北冰洋中，全舰1839人只有36人幸免于难。

　　一场斗智斗勇的海上大战，给了德国一个下马威，却让英国舰队司令弗雷泽声名鹊起，获得了“北角勋爵”的爵位。

　　1943年年底的“北角大海战”随着德军引以为自豪的“沙恩霍斯特号”的沉没而宣告结束。至此，德国花尽气力建造的两艘巨舰全部成为海底龙宫的战利品，到另一个世界去耀武扬威了。曾在北极地区嚣张一时的德国海军舰队只剩下正在养伤的“提尔比兹号”战列舰。

瓜岛海空战

尼米兹制订“望台”作战计划

　　日本在中途岛失手后，一心想南下切断美澳交通线的大本营和陆军旧曲重弹，欲一举破除美国从澳大利亚经新几内亚威逼荷属东印度的希望。

　　无独有偶，美国人在中途岛战役之前就准备沿澳大利亚以东的所罗门群岛北上，发动攻势防御。

　　所谓攻势防御，旨在战略上采取守势，而在战术上采取攻势，夺取日军尚未站稳脚的要地，让日本人无法以战养战，逐渐耗尽自己的体能。

　　中途岛海战之后，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两位将军虽然都主张尽早对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发动反攻，但对如何实施反攻却持有不同的意见。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的理由，力图证明这一地区的整个作战应由自己指挥。

　　麦克阿瑟认为，日军正在日益加强所罗门群岛北部重镇拉包尔基地的兵力，盟军反攻的时间越晚，就越难攻占这个要地。而盟军一旦夺回拉包尔，就能完全消除日军对澳大利亚和美澳海上交通线的威胁，并使侵入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东部的日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绝望境地，从而为进兵菲律宾打开一条通道。

　　麦克阿瑟说：

　　如果把包括航空母舰和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兵力全部交给我指挥，我就来个连续作战，一举夺回拉包尔。

　　对于麦克阿瑟陆军上将的大胆设想，尼米兹为首的美太平洋海军表示坚决反对。

　　尼米兹的作战计划是，在航空母舰的支援下，海军陆战队第一师首先在所罗门群岛东南部登陆，然后在该地修建机场，以便夺取其他岛屿。

　　接着，再在新占的岛屿上修建机场，把轰炸机的作战范围向前扩展，使其更加接近主要目标。

　　这样经过几次战役，就可将拉包尔置于航空兵的猛烈袭击之下，而且每一战役的登陆阶段均能得到飞机的支援。

　　尼米兹认为，这种逐步进逼的战法既容易获胜，又可以避免遭到严重损失。

　　不用说，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输送陆军部队在敌岸登陆的运输船，以及登陆作战所需要的航空兵力和舰炮火力支援部队，都由美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兼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统辖，可是要实施作战的所罗门群岛却位于麦克阿瑟陆军上将管辖的西南太平洋战区。

　　两个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僵持不下，分歧只能由华盛顿解决了。连续召开多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之后，马歇尔陆军上将和金海军上将取得了一致意见，实际上采纳了海军的建议。

　　为了便于指挥，参谋长联席会议把西南太平洋战区和太平洋战区的分界线改在东经159度，即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西面。

　　尼米兹担任战役第一阶段的战略指挥，夺取圣克鲁斯岛、图拉吉岛等南所罗门群岛要地。在图拉吉地区站稳脚跟，战役进入第二阶段，由麦克阿瑟担任战略指挥，陆军向新几内亚东部挺进的同时，南太平洋海军部队转归西南太平洋战区领导，沿所罗门群岛北上，完成对拉包尔日军的钳形攻势。

　　1942年7月的第一周，尼米兹大体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望台”作战的基本计划。海军中将戈姆利代表尼米兹，在南太平洋地区担任战略指挥，珊瑚海和中途岛两次海战中威名远扬的弗莱彻海军中将担任登陆掩护支援舰队的战术指挥，特纳海军少将负责指挥两栖作战部队，范德格里夫特陆战队少将是执行登陆上岸任务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

　　正当几位将军忙于集结部队，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进行两栖作战复杂的训练和战前演练时，他们收到了美军巡逻机的报告，得知日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修建飞机跑道，这一消息令他们感到十分震惊。

　　如若日军轰炸机和鱼雷机进驻该机场，无疑将是对弗莱彻特混舰队和特纳两栖登陆编队的严重威胁。

　　显然，美军必须把瓜岛登陆纳入夺取图拉吉岛和圣克鲁斯群岛的作战计划之中，抢在日军修完机场前夺取该地。

　　因此，虽然作战规模比原来扩大了，但是海军作战部长金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只批准戈姆利增加一周的准备时间，即8月7日为预定登陆日。日美双方谁在作战中首先使用瓜岛机场，谁就能赢得胜利。

　　瓜达尔卡纳尔岛，这个有着奇怪西班牙文名字的小岛，位于死火山山脉形成的所罗门群岛的南部。该岛的南海岸虽有一条很窄的平川，但紧挨着的就是山地。

　　在该岛的北部有一片可供修建机场的平地，登陆的日军已在此地开工。这块平地几乎全被热带森林覆盖，到处都是椰子林和茂盛的野草，一下雨，交通便被无数的河川沟壑阻断。

　　这片平川就是盟军所要夺取的主要目标。盟军拟攻占的第二个目标是此地以北约20海里的图拉吉岛，日军在岛上有一个水上飞机基地。

日海军夜袭盟军太平洋舰队

　　“望台”作战的盟军参战部队约80艘舰船，分别从相隔很远的惠灵顿、悉尼、努美阿、圣迭戈和珍珠港等地出发，于1942年7月26日在斐济群岛以南海域集结。

　　弗莱彻海军中将在旗舰“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召开了作战会议。已将司令部移至努美阿的戈姆利将军未能出席会议。

　　舰队在斐济举行了不太理想的登陆演习后，向西进发，在珊瑚海转而北上，冒雨向瓜达尔卡纳尔岛驶去。天气恶劣，使日军包括侦察机在内的所有飞机都不能起飞。

　　1942年8月7日凌晨，以“萨拉托加号”、“企业号”和“黄蜂号”航空母舰为首的航母特混部队驶抵瓜岛以南的指定海域，特纳指挥的两栖作战编队则悄悄地沿着瓜岛西海岸北上，驶到面积很小的萨沃岛附近时，兵分两路，进入了后来被称为“铁底湾”的水域，一路直扑瓜岛，另一路指向图拉吉岛及另两个小岛。

　　5时30分，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开始轰炸两岛。

　　6时15分，两栖编队的舰炮开火。瓜岛上的2000名日军工兵还在睡梦之中，毫无防备，唯有小股部队隐蔽起来进行狙击，或用机枪扫射，大多数日军见美军杀来，纷纷拔腿逃入丛林。

　　8日，为纪念在中途岛上空战死的陆战队飞行英雄洛夫坦·亨德森中校，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将得手的瓜岛机场命名为“亨德森”机场。

　　日军上下全然没有察觉美军进攻，直至图拉吉来电，称“敌重兵压境，我军誓死坚守，祈愿武运长久”，才知两岛已失。日本人很快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组织反击。

　　8月7日黄昏，第八舰队司令三川军一海军中将亲率5艘重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从拉包尔起航，准备在大白天冒险通过新佐治亚群岛和圣伊萨贝尔岛之间的海峡，8日晚驶入“铁底湾”，袭击盟军运输舰船。

　　从开战前几年开始，日本海军就常常利用恶劣天气和夜暗条件苦练杀敌本领，准备同优势的美国海军作战。日本舰队的训练多是在波涛汹涌的北太平洋进行，夜以继日的反复训练，使不少水兵丢了性命。

　　为了夜战的需要，日本研制出高质量的望远镜、可靠性较大的照明弹和破坏力最大的氧气鱼雷。这种鱼雷直径610毫米，雷头装药量454公斤，航速可达49节。

　　三川军一是一员足智多谋、勇于冒险的猛将，正因为如此，山本才同意他白天冒着遭空袭的危险，去突袭盟军。

　　在三川巡洋舰舰队起程前，拉包尔基地的日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就飞临了“铁底湾”上空。弗莱彻的航空母舰以战斗机组成强有力的空中警戒网，将大部分日机击落，其余日机逃走。

　　8日晨，日军鱼雷机向美军袭来，特纳将军便把运输船和警戒舰只编成航行序列，当日机攻击时，全体舰船以最大航速进行规避。50多艘舰船的对空炮火，加上担任空中掩护的战斗机，构成了一张从高空到低空的火网，几乎把日军的鱼雷机群全部击落。

　　盟军的登陆编队虽然遭到日飞机的袭击，但所受的损失比预料的小。

　　至8月8日傍晚，运输船的卸载尚不到25％，特纳估计在“铁底湾”的运输船至少还得再停留两天。

　　可是，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两封令他的船队处境险恶的电报。一封电报是弗莱彻以战斗机受到损失和燃料需补给为理由，准备将航空母舰撤出瓜岛海域。

　　显然，弗莱彻对日军鱼雷机和轰炸机的攻舰能力心有余悸，不久前他刚丢了“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两艘大型航空母舰，所以此次他唯恐再受损失，不愿继续留在这个危险区冒风险，一心想找借口尽快离开。

　　另一封电报是，一架澳大利亚巡逻机发现日舰队正向“槽海”驶来。特纳认为，两栖作战部队既得不到航空母舰的支援，又有受到空袭的危险，因此只好中止卸载作业，准备第二天撤离。

　　8日晚20时30分，他请范德格里夫特师长和警戒部队指挥官。英国海军少将克拉奇利来旗舰开会，以便传达上述决定，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特纳在会议上宣布：“由于航空母舰的撤走，两栖作战兵力将处于日机空袭之下，因此，海军陆战队要在今天夜里把必要的补给品运到岸上，使运输船明早返航。”

　　范德格里夫特陆战队少将一听，就忍不住大声发起牢骚：“瓜岛作战物资补给远远不够，现在又要把未卸完物资的运输船全部撤走，我们像地地道道的傻瓜一样被别人抛弃了！”

　　克拉奇利问特纳：“您对澳大利亚飞行员的报告有何看法？”

　　特纳颇为自信地断定：“日军这支舰队将在所罗门群岛中部的某地停泊，企图在那里建立一个水上机场，以派出携带鱼雷的水上飞机袭击我们的运输船队。因此为了先发制人，我已令岸基飞机明天早晨轰炸他们。”

　　然而，此时的三川舰队并没有如特纳想象的那样夜泊下来，他们正劈开惊涛骇浪，在茫茫黑夜中通过“槽海”，航向直指瓜岛。

　　克拉奇利海军少将因急于乘着“澳大利亚号”巡洋舰去参加特纳召开的紧急会议，因而既未制订对付日军海上夜袭的作战方案，也没有指定代理人指挥所属的警戒船只，致使这些盟军巡洋舰和驱逐舰处于战备等级较低的状态，配置分散，相距甚远，难以及时相互支援。

　　几艘驱逐舰和扫雷艇等轻型舰艇负责保护停在瓜岛登陆水域和图拉吉岛登陆水域的运输船队。

　　一个巡洋舰、驱逐舰编队组成北区巡逻队，设在萨沃岛和佛罗里达岛之间的海面上；另一个巡洋舰、驱逐舰编队组成南区巡逻队，设于萨沃岛和瓜岛之间的水道上；第三个编队负责封锁东面的“铁底湾”水道。

　　此外，另有两艘驱逐舰“布卢号”和“塔尔波特号”监视着萨沃岛西北方向的海面。当日军从两艘巡洋舰上派出水上飞机，先于舰队飞至“铁底湾”上空侦察敌情时，“塔尔波特号”发现了这一异常情况，并试图向特纳报告，但不巧电讯受雷电干扰，仅仅相隔20海里的旗舰竟未能收到。

　　由于未发出空袭警报，其他发现飞机的盟军舰只丝毫没有引起警惕，误以为是友机在巡视。浓浓的雨云弥漫在墨一般漆黑的海面上，远方的闪电霍霍地发亮。

　　午夜1时稍过，日舰上的一个瞭望哨在黑暗中隐隐约约地看见了担任警戒的“布卢号”驱逐舰，于是全体立即准备投入战斗，各炮位均做好了射击瞄准。

　　可是“布卢号”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仍旧按西南航向行进，“真是活见鬼了。”三川觉得好生奇怪，怀疑其中有诈，遂遣一艘驱逐舰暗自跟踪，并命令：“如果敌舰向我军接近，就把它击沉。”

　　三川则率舰队继续航进，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插盟军南区巡逻队警戒的萨沃岛—瓜岛水道。

　　9日凌晨1时33分，三川下达了总攻击令，日机凌空投下了照明弹，把周围照得通亮。

　　直至这时，美国驱逐舰“帕特森号”才用报话机发出警报：“注意！注意！发现可疑舰只侵入港内！”可是为时已迟，南区巡逻队的盟军舰只还未来得及开炮，惊慌失措的鱼雷兵还未做好鱼雷射击准备，一枚接一枚的日军鱼雷已开始飞蹿。

　　美重巡洋舰“芝加哥号”和澳重巡洋舰“堪培拉号”的威武舰身在强光的映照下格外雄壮，三川的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及另两艘日重巡洋舰迅速用主炮轰击，弹雨中有24发炮弹打在“堪培拉号”船舷上。

　　几分钟前发射的鱼雷此刻也飞身杀到，该舰右舷被两雷击中，霎时主机停转，浓烟滚滚，焚烧的甲板上布满了尸体。一些已受伤的水兵仍拼命地把被烈焰烤得灼手的炸弹抛到水里，以防引起连锁爆炸，但这是徒劳的，“堪培拉号”开始倾侧。

　　“芝加哥号”作高速机动转向，力图躲过鱼雷航迹，但终未能逃脱厄运。

　　l时47分，重巡洋舰舰首被命中，爆炸掀起的水柱涌入前舰身，不一会儿便成了一堆漂浮在海面上的废铁。

　　最先发现日舰队的“帕特森号”驱逐舰舰员在随即爆发的炮战中，慌乱得竟听不到舰长“发射鱼雷”的命令，舰炮也被炸成了哑巴。当“巴格雷号”重巡洋舰从措手不及中缓过劲来，旋转了半天才瞄准敌舰时，日舰队已快速向东北方向驶去，再快的鱼雷也望尘莫及了。

　　三川未损半根羽翼，却将盟军南区巡逻队打得溃不成军。

　　1时50分，三川下令舰队兵分两路，3艘重巡洋舰向北区巡逻队的前方急进，4艘巡洋舰从后方迂回。“鸟海号”强烈的探照灯光捕捉住美“阿斯托里亚号”重巡洋舰，炮弹劈头袭来。“阿斯托里亚号”一些炮塔开始自发地组织还击。

　　被爆炸声从梦中惊醒的舰长格瑞曼海军上校冲到舰桥，厉声喝问：“是谁下的战斗命令？这是在打自己的船！”

　　没收到任何敌情通报的舰长下令停止射击，然而“鸟海号”的齐射炮弹很快就使其上层建筑淹没在一片火海中。

　　“文森斯号”重巡洋舰舰长里科尔海军上校刚开始还对探照灯光大为恼火，认为这肯定是南区同行们干的，气愤地命令：“用无线电告诉他们，马上把探照灯关掉！”

　　话音未落，日舰的炮火席卷而来，弹射器上的飞机立即起火，耀眼的火光把舰体完全暴露了。

　　“文森斯号”转身欲走，数枚鱼雷呈扇面扑来，结果4枚鱼雷命中。日舰“青叶号”从后面接近“昆西号”重巡洋舰，突然打开探照灯，齐射随之而来。穆尔舰长下令朝亮着探照灯的日舰开火，两发炮弹一举击中日旗舰“鸟海号”，其中一发准确地炸穿了三川的司令部海图室，34名参谋军官当场被击毙。

　　可是，“昆西号”两次齐射之后，穆尔海军上校仍怀疑这是在自相残杀，下令打开识别灯。

　　但没过多久，无情的日舰组织起更为凶猛的交叉火力，“昆西号”顿成黑暗中一支巨大的火把，舰体缓缓下沉。

　　盟军北区巡逻队几乎全军覆没，日舰无一重伤。此时，三川若转身杀向瓜岛登陆水域，那么扫荡盟军运输船，犹如囊中取物，无人可挡。

　　然而，三川并不知道弗莱彻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已越离越远，还担心天明后弗莱彻的舰载机来袭，他想起临行前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的嘱咐：“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不同。如果损失一艘舰，需要许多年才能补上。”于是，三川下令舰队全速返航，结束了太平洋海战中这场罕见的夜袭战。

　　这一仗使美国海军蒙受了不亚于珍珠港的奇耻大辱，重巡洋舰4艘沉没，一艘重伤；驱逐舰两艘重伤；1000余名舰员牺牲，成为“铁底湾”海底墓场的第一批殉难者。这清楚地证明，日本海军善于夜战的自信是有根据的。

　　萨沃岛炮声隆隆的夜战刚一停息下来，美国水兵和陆战队队员就继续卸载。8月9日傍晚，当特纳所属两栖作战部队的最后一艘运输船撤离“铁底湾”时，带走了一半以上未来得及卸下的补给物资。

　　这样，在瓜岛和图拉吉岛登陆的16000名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官兵，每日只有两餐，赖以充饥的食品是随身携带的B型和C型口粮，辅之以缴获的大米。

美日舰队所罗门群岛东海大战

　　为加强新几内亚东部的作战和夺回瓜岛机场，日军不断向南太平洋地区集结兵力。

　　至1942年8月中旬，倾巢而出的日海军联合舰队的所有舰艇，在驶离本土基地后，均集中到了特鲁克基地。17000名地面部队有的已经到达，有的还在南下途中。

　　日军指挥部主观臆断地认为，美军在南所罗门群岛登陆的兵力不超过2000人。因此，竟从派来增援的兵力中，抽出11000人，火速加强新几内亚岛东部的作战，只把6000人的部队投入夺回瓜岛的战斗，而且这6000人也不是同时出击。

　　第一次登陆兵力为2100名，由田中赖三海军少将指挥。由于南太平洋的日本运输船大部分用来加强莫尔兹比的作战，因而就连这第一次组织的登陆运输队也要分成两批实施。

　　第一批由6艘驱逐舰组成，8月16日拂晓从特鲁克出发，以22节航速驶往瓜岛，两天后的深夜，一木上校率领的900余名日军在亨德森机场以西登陆。

　　第二批约1300名登陆兵分乘3艘航速仅为8．5节的低速运输船，也随后从特鲁克出发，为运输船担任直接护航的是田中海军少将的旗舰“神通号”轻巡洋舰和4艘巡逻艇。

　　田中海军少将同几艘低速运输船一起航渡的途中，先后收到3份敌情报告，使他和联合舰队司令部完全改变了原来的作战方案。

　　第一份敌情报告获悉，8月20日，弗莱彻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在瓜岛的东南海域活动；从第二份敌情报告中得知，美军飞机已开始使用亨德森机场；第三份敌情报告更令他们受到莫大的打击，一木的登陆支队8月21日凌晨，在特纳鲁河的战斗中全军覆没。

　　基于这个形势，坐镇拉包尔的山本司令长官立即命令近藤信竹海军中将率领航空母舰机动部队出发，前往增援田中的登陆编队，并伺机袭击弗莱彻的特混舰队。山本的这个临时决定，导致了瓜岛战役中的第二次海战，即所罗门群岛以东海战。

　　8月23日早晨，弗莱彻海军中将指挥的美第61特混舰队整装齐员，游弋于距亨德森机场150海里的洋面。这支实力强大的航母编队由3股海上航空作战兵力组成：

　　一是弗莱彻直接指挥的以“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为首、两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护航的第11特混大队；二是由金凯德海军少将指挥的以“企业号”航空母舰为首、两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护舰的第16特混大队；三是诺伊斯海军少将指挥的以“黄蜂号”航空母舰为主的第18特混舰队。

　　当侦察机发现田中的日军登陆编队时，弗莱彻马上行动起来，决心痛歼这股弱敌。

　　31架俯冲轰炸机和6架鱼雷机呼啸着飞往目标区域，一个半小时后，亨德森机场也飞出23架轰炸机赶去助战。可是，当美空袭机群飞抵时，令飞行员们大为扫兴的是，只见海面茫茫一片，日舰船队早已无影无踪，搜索一阵后仍一无所获，只得在黄昏时刻悻悻而返。

　　原来，狡猾的田中见自己被美侦察机发现，顿感事态不妙，为确保船队安全，即令船队全速转向，规避到美军攻击机的作战半径之外。这时，跟在田中后面行进的近藤航母编队也随之转向，以暂避美机的锋芒。

　　由于几批美机都没有发现日舰队，因此美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认为：日军的航空母舰必定还远在特鲁克一带。弗莱彻也断言：“在最近的几天内不会发生大的战斗。”

　　于是，弗莱彻便放心地让“黄蜂号”航空母舰特混大队返回南方补充燃料去了。

　　1942年8月24日拂晓，日舰队从黑云密布的海域驶出，向南航行。9时，田中的登陆编队位于瓜岛以北250海里处。近藤率领的“翔鹤号”和“瑞鹤号”航空母舰为掩护田中编队的翼侧，在其东面40海里航进。在近藤部队的前方是以轻型航空母舰“龙骧号”为首的第三编队，“龙骧号”的任务是以舰载机压制亨德森机场。

　　9时5分，一架美军水上飞机发现了日军轻型航空母舰，并立即发回报告：“第61特混舰队西北280海里，发现敌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两艘。”

　　弗莱彻闻讯后非常吃惊，因为要同兵力不明的日舰队发生海战，他眼下所能使用的航空兵力只有两艘航空母舰。弗莱彻决定展开先发制人的攻击，命令30架俯冲轰炸机和8架鱼雷机去袭击被发现的日军航母，同时为使自己的舰队免遭日机的攻击，让“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上的53架“野猫”式战斗机全部担任空中掩护。

　　15时左右，美机群开始围剿飞行甲板上已空无一机的“龙骧号”，俯冲轰炸机抓住了有利的攻击时机，从高空飞扑下来，刹那间就有4枚炸弹在日舰上炸开了花。

　　与此同时，美鱼雷机队转入协同攻击，从目标前方两面夹击，在60米高度、800米距离果断投雷，“龙骧号”被命中后立刻笼罩于大火与浓烟之中，转眼的工夫，轻型航母已不可救药，难逃覆亡的命运。

　　就在弗莱彻令攻击机群出发后不久，美侦察机又发来了一连串不祥的情报：“在日轻型航空母舰东北60海里，又有一艘日军大型航空母舰”，“发现两艘敌大型航空母舰，方位340度，距离230海里，时间14时30分”，“14时40分，发现日军4艘巡洋舰和多艘驱逐舰，方位347度，距离225海里”。

　　弗莱彻欲令那批已前往攻击“龙骧号”的美机中途转向，去攻击新发现的日军两艘大型航空母舰，但苦于通讯联络极不通畅，只好组织现有兵力应战。

　　他让“企业号”特混大队司令金凯德负责指挥战斗机阻截敌机，并下令“萨拉托加号”特混大队与“企业号”分离，两舰群相隔10海里，以分散日机的突击力量。

　　16时刚过，“企业号”上的雷达发现日机群正从北面接近，弗莱彻急忙让两艘航母上所有的轰炸机和鱼雷机起飞，对日本航空母舰实施反攻击。

　　53架“野猫”式战斗机在距离“企业号”25海里的浓云密雾中摆开了阵势，与日机展开了残酷的空中格斗。美机勇敢的冲击打乱了日机群队形，日机在进入轰炸航线前，就被击落了6架。

　　不久，30架日本俯冲轰炸机在混战中突破拦截网，直取“企业号”航空母舰，“企业号”奋力抗击，防空炮弹在空中纷纷开花，染红了雪白的云朵。

　　“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射出的炮弹在空中“砰砰”炸响，纷飞的弹片在航空母舰上空构成了一道钢铁屏幕，一架架日机如扑火飞蛾般地拖着浓烟坠入大海。

　　但是，终有数架俯冲轰炸机接连突破火网，呼啸着俯冲到500米的高度投下了重磅炸弹。

　　一个美海军军官竟激动地用他的小手枪朝着直冲下来的日机射击，直至把子弹全部打光。“企业号”舰长戴维斯海军上校拼命用大舷角急转弯，但日机不顾死活的冲锋还是起了作用，3枚炸弹直接命中飞行甲板。

　　第一枚炸弹发出刺耳的尖叫，斜向落入甲板，这大概是一种定时的穿甲弹，当其穿过航母第一二层甲板时并未起爆，而在更下面的第三层轰然发出可怕的巨响，数十名水兵当场阵亡，并引起大火；第二枚炸弹命中“企业号”舰尾升降机右侧10米处，两台升降机报废；第三枚炸弹落在舰舷，炸坏水密隔舱，海水无情地涌入破口。

　　日机对“企业号”的攻击持续了6分钟后，残存的日机开始向北回撤，美战斗机全力追击。

　　一小时后，经过损管队的出色抢修，受伤的“企业号”消除了轻微的倾斜，一边以24节航速向南撤退，一边回收尚未着舰的舰载机。

　　激战中，日机没有发现远处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使其避过了这场劫难。同样，弗莱彻的第二批空袭机群也没有找到近藤编队的“翔鹤号”和“瑞鹤号”航空母舰，只在返航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单独行动的日军舰群，并将其中的日军水上飞机供应母舰“千岁号”击伤。

　　近藤损失了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和90多架舰载机后，8月24日午夜开始向特鲁克基地撤退，而田中率领的登陆运输队则在驱逐舰的护送下，利用夜暗继续向南方的瓜岛驶去。

　　25日天亮时，亨德森机场的8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集中攻击并重创了“神通号”轻巡洋舰，“睦月号”驱逐舰见状急忙靠近，去救援他们的司令官。

　　这时，由圣埃斯皮里图岛起飞的B—17陆军轰炸机嗡嗡地飞来了，“睦月号”舰长烟野海军中校对这种高空水平轰炸机满不在乎。在他的印象中，这种飞机对海面目标的击中率几乎为零。不料恰恰有3枚炸弹准确地落在了他的舰上，当水兵们把落汤鸡似的烟野舰长从海里打捞上来时，他看着沉没的军舰愤愤不平地说：“混蛋！连B—17也有机会逞能了！”

　　在拉包尔的山本见瓜岛登陆运输队处境险恶，只好命令田中返航。日军此次夺回瓜岛的作战计划就这样夭折了。

　　所罗门群岛以东的海战落幕了，日美两国海军基本打了个平手。但是，海战的结局粉碎了日军迅速夺回瓜岛机场的企图，使血腥的瓜岛之战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局面。

美海军陆战队反击“东京快车”

　　田中的登陆运输队在所罗门群岛以东海战中尝到了苦头，此后，日本海军在向瓜岛接近、给坚守岛上阵地的部队提供增援补给时，行动更加慎重。

　　天黑前，日军驱逐舰和运输船总是在“槽海”北部徘徊，入夜后，才进入“铁底湾”，待人员上陆和物资卸载完毕，日舰常对亨德森机场进行炮击，尔后再经“槽海”北上，于天亮前跑出美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之外。

　　盟军的驱逐舰曾在夜里被擅长夜战的日军驱逐舰击沉多艘，迫使盟军舰船也变得小心起来，天色一黑即撤离“铁底湾”。日军的这种行动很有规律，被美海军陆战队称为“东京快车”。这一时期瓜岛附近的制海权，白天掌握在美军手中，夜间则转入日军手中。

　　双方水面舰艇在“铁底湾”发生的几次小规模海战，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盟军舰只昼间在“铁底湾”活动时间过长，日落后与日舰相遇而引起交战；二是盟军舰只夜间冒险进入这一水域而同日舰发生遭遇战。

　　至1942年9月10日，日军在瓜岛上的部队已有6000名，分别部署在美军阵地的东、西两侧。为了夺回亨德森机场，日本陆军准备发起第二次反攻，于是近藤率领联合舰队的部分兵力再次从特鲁克出发，去支援陆军在岛上的反攻。

　　然而，日本陆军指挥官对美军的兵力估计过低，12日夜，其主力部队在亨德森机场稍南的地方，沿着一个后来被称为“血染的山岭”的山岗发起突击时，遭到了美海军陆战队的迎头痛击。

　　美军在105毫米榴弹炮的有力支援下，用迫击炮和机枪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至14日凌晨，没有炮兵的日军伤亡惨重，虽曾接近机场，但终被击溃。天亮后，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美军飞机又对丛林中的顽敌进行了猛烈扫射。结果，日军的第二次反攻在扔下1500具尸体后，以失败而告终，近藤舰队一无所获地返回了特鲁克。

　　“血染的山岭”一战，使日军在惊魂稍定后觉察到，美军在瓜岛已布有重兵，只有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才能夺回，否则瓜岛将永远陷于敌手。

　　9月18日，日军大本营决定新几内亚的作战行动为瓜岛之战让路，命令进攻莫尔兹比港的部队停止前进，再次翻越大山撤回布纳，以期在夺回瓜岛之前先暂时固守新几内亚东部。

　　根据这一新的战略部署，日本海军增加了“东京快车”的运行次数。日本陆军的一个精锐师，大量的重炮、坦克及弹药云集肖特兰岛，陆续运往瓜岛。

　　在这一时期，弗莱彻强大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遭到了日军潜艇前所未有的打击。

　　8月31日，“萨拉托加号”被日本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伤，伤势之重使其在尔后的3个月内无法重返战场。两周后，航空母舰“黄蜂号”、新式战列舰“北卡罗来纳号”在15分钟内相继遭到鱼雷攻击。两枚鱼雷命中“黄蜂号”，使其供油系统起火，舰上的消防水泵也被炸坏，因而不能有效地进行消防作业。

　　舰长谢尔曼海军上校虽竭力控制火势，但没有效果。最后，谢尔曼下令弃舰，驱逐舰用鱼雷将“黄蜂号”击沉。

　　不幸的事件接连发生，加之“企业号”又刚刚在所罗门群岛以东海战中受伤，这样盟军在整个太平洋海域能够进行作战任务的航空母舰只剩下了“大黄蜂号”，完好无损的战列舰只有“华盛顿号”。

　　因此，当运输船队载着陆军部队去增援范德格里夫特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以对抗日军增援瓜岛的部队时，只能靠“大黄蜂号”一艘航空母舰为其担任空中掩护。

　　进入1942年10月份以后，给瓜岛日军输血的“东方快车”几乎每夜不断，而且日本海军自恃盟军舰队不是其夜战的对手，更加肆无忌惮地用舰炮轰击亨德森机场。

　　为教训一下狂妄的日本人，美国海军决心在1942年10月11日深夜打一场水面舰艇夜袭战。

　　根据侦察机的报告，美海军少将斯科特受命出征，率“旧金山号”、“盐湖城号”两艘重巡洋舰，“海伦娜号”、“博伊斯号”两艘轻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直驶瓜岛西北端的埃斯佩兰斯角附近海域，欲抢在“东京快车”通过之前布阵以待。

　　此时，日军定岛海军少将率领的登陆运输队和后藤海军少将率领的舰炮支援群正从瓜岛北面和西北面海域渐渐驰来，后藤的3艘重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除负责掩护定岛外，还要在当夜炮击亨德森机场。

　　夜越来越深，后藤的巡洋舰编队在雾气迷蒙的黑夜里像幽灵一样悄然航进，能见度太低，就连日本水兵练就的猫一般的眼睛也没有发觉前方几海里处的美国军舰。

　　23时25分，“海伦娜号”轻巡洋舰上的新式雷达首先发现目标，斯科特大胆地命令鱼贯而行的舰队立即转向。按理说，在敌人近在咫尺的情况下，进行这种转向运动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做既妨碍舰炮发挥火力，又给敌舰提供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瞄准点。

　　然而这回美国人交上了好运，斯科特安然完成了这一战术机动，而后藤却毫无觉察，继续向已占据“丫”字横头阵位的美巡洋舰靠近，舰炮战斗中无疑美军将掌握主动权。

　　23时46分，火光划破夜空，重炮震撼海面，位于日舰队最前面的旗舰“青叶号”重巡洋舰突然被照明弹照得雪亮，首先遭到美巡洋舰的集中炮击。几秒钟后，一发炮弹击中“青叶号”，舰上顿时腾起一团火球。

　　在惊恐和混乱中，后藤以为射击他的是定岛指挥下的登陆运输队，因而下令各舰由向后相继转向，脱离接触。岂料命令刚一下达，一枚重磅炮弹便在他所站的舰桥爆炸，弹片横飞，烈焰升腾，后藤被弹片击中后，破口大骂，临死前还认为自己是被友舰误击。

　　日重巡洋舰“古鹰号”也燃起了大火，唯有“衣笠号”重巡洋舰和“初雪号”驱逐舰自作主张地从左向后转向，反而逃过了美舰雨点般的齐射。美驱逐舰“邓肯号”紧紧咬住受伤后退的“古鹰号”，并迅速发射了鱼雷。0点40分，这艘8700吨级的日重巡洋舰被海水吞噬，从此长眠于“铁底湾”。

　　“邓肯号”由于对日舰穷追不舍，跑到了己方巡洋舰与日舰之间，不幸招致双方舰炮的猛烈夹击，最终命丧大海。

　　随后，斯科特下令追击残敌，他乘坐的旗舰“旧金山号”一马当先。突然发现在其右舷的黑暗里有一艘敌我不明的舰只在航行，为防再误伤友舰，“旧金山号”忙打开探照灯辨认，才认出这是一艘已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日军驱逐舰，仅两分钟，这艘日驱逐舰“初雪号”便化作了碎片。

　　美轻巡洋舰“博伊斯号”也在右后方发现了目标，但它却很不走运，打开探照灯后反而将自己暴露给了日军两艘尚有战斗力的重巡洋舰，若不是“盐湖城号”奋勇救援，及时用炮火将敌压制住，“博伊斯号”就要呜呼哀哉。

　　这时，日舰队已连损两舰，且司令官后藤也被炸死，受伤幸存的两艘重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见大势已去，只得后撤保命，已根本顾不上炮轰亨德森机场的原定计划。而定岛的登陆运输队却趁夜战的混乱靠泊瓜岛，卸下了增援部队和补给物资。

　　12日天明后，盟军飞机从亨德森机场起飞，轰炸了堆积在滩头上的日军物资，并追击了溃逃的日舰队，但战果不大。埃斯佩兰斯角的夜战，虽未能给日军以重大损失，但毕竟第一次使自以为是夜战行家的日本海军损兵折将。

　　夜行的“东京快车”再也不敢无所顾忌地横行瓜岛海域。这一仗的胜利也使瓜岛上的美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士气为之一振，使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美日航母特混舰队的殊死决斗

　　在特鲁克基地掩蔽所里指挥瓜岛争夺战的山本并没有因为埃斯佩兰斯角海战遭败绩而动摇夺回瓜岛的决心。海战后的第二天夜里，他就派遣两艘战列舰独闯“铁底湾”，对亨德森机场进行系统的轰击。

　　在一个半小时里，两艘战列舰发射数百发大口径炮弹，使机场跑道严重破损，飞机也半数被毁。次日昼间，日机发动两次空袭，深夜，日重巡洋舰又卷土重来，几次袭击把亨德森机场弄得满目疮痍。

　　因此，1942年10月15日拂晓，当6艘日本运输船把4500名援兵送到瓜岛登陆时，美军仅有很少量的飞机予以抗击。这样，日军的岛上兵力增至22000人，并且其中大部分为精锐部队。

　　与日军对峙的美地面部队虽有23000人，但多属疲惫不堪、疟疾缠身的陆战队员。正当岛上的日军重整旗鼓、为夺回亨德森机场而积极准备时，山本也出动了中途岛海战后联合舰队最强大的阵容去配合陆军的进攻，并企图寻机歼灭可能出现的美航空母舰特混舰队。

　　日军这支强大的舰队共拥有“翔鹤号”和“瑞鹤号”两艘大型航空母舰、“瑞凤号”和“隼鹰号”两艘轻型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14艘重轻巡洋舰以及44艘驱逐舰。

　　面对准备如此充分的日陆海军，尼米兹觉得有必要对南太平洋战区的高级指挥官进行调整，以扭转目前危机的局势。

　　尼米兹认为，在迄今的瓜岛争夺战中，美军作战不利、士气低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指挥上有问题。

　　特纳海军中将认为，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不应囿于环形防御阵地，应从瓜岛沿岸的几个地段发动进攻。

　　但是师长范德格里夫特陆战队少将却抱怨得不到海军舰船火力和物资的充分支援。

　　而戈姆利海军中将作为战区司令官，既不能解决这些分歧意见，在指挥作战时又不完全信赖自己的部下，并且一开始就对瓜岛登陆战持怀疑态度，因而受到了各方面的指责。

　　于是，尼米兹决定起用自信心强、骁勇善战的哈尔西海军中将继任南太平洋战区司令。

　　在瓜岛争夺战处于白热化、登陆美军处境困难、海战日趋激烈的时刻，接到任命通知的哈尔西，这个一向敢打敢冲、外号“蛮牛”的老牌舰队指挥官深感担子不轻：“这可真是上帝交给我的最烫手的山芋了！”

　　哈尔西走马上任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他支持范德格里夫特的主张，解决了舰队与陆战队之间在战略上的意见分歧。

　　他问范德格里夫特：“我们是打算从瓜岛撤退呢，还是要固守？”

　　范德格里夫特回答：“我能够守住，但是希望得到舰队更为积极的支援。”

　　哈尔西毫不犹豫地说道：“好的，那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我把海军的全部家底都用来支援你。”

　　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哈尔西指派“华盛顿号”战列舰大胆出击，前往危险的“铁底湾”水域阻止日军舰只对瓜岛进行增援和炮击。

　　接着，他又对刚接替弗莱彻任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司令的金凯德海军少将下达了一道更具胆略的命令：

　　率领两个航空母舰特混大队出发，进入瓜岛东北海域作战。

　　10月24日起，由刚修复好的“企业号”航空母舰、战列舰“南达科他号”、两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所组成的第16特混大队，以及由“大黄蜂号”、4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所组成的第17特混大队开始在圣克鲁斯群岛附近的洋面巡航，准备随时同日本航母舰队交战。

　　瓜岛争夺战的重点现在转移到了海上，日美双方的航母舰队展开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捉迷藏游戏。直至10月26日，“企业号”上的金凯德海军少将和他的参谋人员仍然弄不清他们应该进攻的那支日舰队现在何方。

　　不过，为了执行哈尔西用电报传来的“攻击！反复攻击！”的催战命令，金凯德还是果断地下令16架携有500磅炸弹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起飞，对西北方向进行搜索。

　　这个决定非常得当，一小时后，金凯德接到了哈尔西从圣埃斯皮里图岛发来的电报，指明日本舰队的大致方位及航向，同时他派出的俯冲轰炸机队也发现了近藤的前哨战列舰队。

　　李德海军少校率机群飞过日战列舰群上空，继续往北搜索更值得他们首要攻击的目标。至早上6时50分，无线电传来了李德的报告，说已经发现日军3艘航空母舰。李德领着他的战友们钻进厚厚的云层，避开了正在爬高准备拦截的大批“零”式战斗机，他将队形整好，对准轻型航空母舰俯冲，两枚炸弹命中，将“瑞凤号”飞行甲板的尾部炸开一个50米的大洞。

　　“瑞凤号”舰长眼看无法回收飞机，只得让舰上剩下的飞机全部升空，然后拖着熊熊燃烧的舰尾往北撤返。

　　日军南云中将站在大型航空母舰“翔鹤号”的舰桥上，冷静地看着“瑞凤号”撤离，他已经收到巡逻机发回的敌情报告，说他们终于找到了已搜寻了整整5天的美国特混舰队。

　　这份7时收到的电报说：“见到大群敌舰只，计有一艘航空母舰、5艘其他舰艇。”

　　南云立即命令60架飞机出击。半小时后，机群隆隆地向南飞去。这些飞机没有看到来自“大黄蜂号”的第一攻击波29架飞机正飞向他们的航空母舰，不过却发现了从“企业号”上飞来的19架美机，于是“零”式战斗机马上脱离自己护送的鱼雷机队和俯冲轰炸机队，投入了拦截战。

　　这场空战将不走运的“企业号”19架美机挡在了离他们要攻击的目标100海里远的地方，而“大黄蜂号”的第二攻击波23架飞机却恰好从一旁飞过，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企业号”的雷达屏上出现了大批亮点，然而在“望台”战役之前，仅有战列舰和巡洋舰作战经验的金凯德海军少将，采用了前任指挥官弗莱彻的作战指挥方式，即所有战斗机均由“企业号”来指挥。

　　这种指挥方式，既不够准确，也不很得力。当38架“野猫”式战斗机还未来得及升到一定高度时，就不得不在低空迎击临空的日机。

　　更糟糕的是，这波日机都集中飞往突击离“企业号”10海里远、防空火力相对薄弱的“大黄蜂号”，轰炸机从高空穿过高射炮火直扑下来。“大黄蜂号”遭受的第一个损伤是日机飞行队长自杀性俯冲造成的，他驾驶着中弹起火的座机直撞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两枚炸弹接连爆炸，舰内机库立即起火。

　　紧接着，鱼雷机从舰后方向发动攻击，低空飞至桅顶高度，2枚鱼雷在机舱爆炸，炸断了电缆和消防管道，海水进入锅炉舱。又有3枚炸弹穿透前甲板在舰内爆炸，并摧毁了升降机。

　　持续10分钟的攻击使“大黄蜂号”轮机停转，通信中断，浮在水面上动弹不得，滚滚浓烟冲天而起。驱逐舰迅速赶来，设法抛缆救助这艘已失去航行能力的军舰。

　　与此同时，在北面200海里处，受重创的“大黄蜂号”上的舰载机发起了以牙还牙的第一次攻击。威德赫尔姆海军上尉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猛烈轰炸“翔鹤号”，他的护航战斗机与日“零”式战斗机在空中角斗。

　　这艘日军旗舰的飞行甲板被6枚1000磅的炸弹撕开，使南云万分担忧。但是美俯冲轰炸机的攻击没有得到携带鱼雷的“复仇者”式飞机很好的配合，几分钟后，“复仇者”们才飞到，但全被日机一一击落。

　　“翔鹤号”乘机逃跑了，虽已不能供飞机起降，但其舱室和轮机基本无损。“大黄蜂号”的第二攻击波没有找到要攻击的敌航母目标，将日重巡洋舰“筑摩号”打了个半死。

　　“企业号”的舰载机飞行员们被中途的遭遇战缠得精疲力竭，最后终于甩掉日机飞临战区时，攻击效力已如强弩之末。

　　南云不得不在战斗中下令他的参谋人员把舰队司令旗从“翔鹤号”航空母舰转移到一艘巡洋舰上去。

　　不过，他这次的处境要比中途岛海战时有利：大型航空母舰“瑞鹤号”仍具正常的战斗力，舰上的飞机和轻型航空母舰“隼鹰号”上的飞机偕同近藤的战列舰编队，早已出发前去攻打美军了。

　　他从纪律不严的美军飞行员的交谈中，截听到美军只有两艘航空母舰，而且其中一艘已严重瘫痪。现在全看一小时前派出的由64架飞机组成的第二攻击波是否能够得手了。

　　金凯德的处境甚为不妙。他的攻击机群已悉数派出，现正等待它们的返航，甲板上一部分战斗机正在加油，为下一步的空战作准备。

　　上午10时刚过，“南达科他号”战列舰突然从雷达上收到警报：日军的第二攻击波正从西北方向50海里处逼近。这次，“企业号”是日机的主攻目标。俯冲轰炸机不等鱼雷机飞来，就不断地从高空和低空轮番发起进攻。

　　有5架日机冲过了“野猫”式战斗机的拦击，但全被特混舰队所配备的“博福斯”高炮击落。“南达科他号”的防空火炮打得猛烈而准确，因而“企业号”没有受到太大损伤，只有飞行甲板被击中3枚炸弹。

　　在日机第二攻击波和第三攻击波之间有将近40分钟的间歇，美国两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得以利用这段时间集结在一起，共同保护“企业号”。

　　11时，从“隼鹰号”轻型航空母舰上飞来的日机被严阵以待的“野猫”式战斗机打得一败涂地，密集的炮火击落了多架日机。

　　金凯德的旗舰再一次死里逃生，但“南达科他号”战列舰和“圣胡安号”巡洋舰中弹受创。金凯德下令第16特混大队向东面撤退。

　　日军损失的舰载机超过了100架，但南云并不想让美国人溜掉。幸存下来的“瑞鹤号”和“隼鹰号”航空母舰已回收了相当数量的飞机，并且重新加了油。

　　下午13时，南云准备好了发动第四次攻击波。

　　一小时后，从“瑞鹤号”起飞的日机群发现了正被拖着行驶的“大黄蜂号”。一枚鱼雷击中了这艘伤痕累累的航空母舰，海水迅速涌入机舱，舰体倾斜得更加厉害了，救火队员再次得到了弃舰的命令，驱逐舰将跳海的舰员一一救起。

　　此时“隼鹰号”的俯冲轰炸机因找不到“企业号”的踪迹，只得将炸弹扔向“大黄蜂号”。第17特混舰队的两艘驱逐舰对准这艘弃舰发射了鱼雷，但最终击沉“大黄蜂号”的任务交给了近藤的战列舰编队。

　　晚23时，当4艘日本战列舰驶近大火滔天的“大黄蜂号”后，发现它已伤得连拖走也不可能了，遂用4枚鱼雷将它打发到了海底。

　　圣克鲁斯海战使美南太平洋海军遭到了挫败，美国沉没了一艘宝贵的航空母舰，另一艘受伤，而日本只损伤了一大一小两艘航空母舰。这场较量的结果让哈尔西觉得他以后的日子不会太好过，他只剩下一艘受创的航空母舰和一艘战列舰，用以保持向被围困的瓜岛数万名陆战队员和陆军官兵提供给养的海上补给线的畅通。

　　在尼米兹看来，圣克鲁斯海战只是一次战术性的失利，美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换来了长远战略上的胜利。日本海军损失了100多架飞机，美国海军损失了74架飞机，但这次海战给日军造成的损失是难以用双方飞机数量的损失说明的，因为日联合舰队再也损失不起有经验的舰载机飞行员了，作战报告表明，日机发动进攻时已明显不如以往机敏和老道。

　　而美国培训飞行员和制造飞机的速度是日本望尘莫及的，因此美太平洋舰队只会越来越强大，而日联合舰队却将逐渐衰弱下去。

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域争夺战

　　圣克鲁斯航母大战的胜果使日军大本营确信，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夺回瓜岛，因此，1942年11月初，夜间赶运的“东京快车”又加快了速度，使瓜岛的日陆军部队超过了美军兵力数千人。

　　但是，山本认为这种小规模的逐次增兵的方法只是权宜之计，他决心组成一支规模空前的“东京快车”去增援瓜岛，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11月12日，素以英勇顽强著称的田中在肖特兰岛完成集结，他将率领11艘快速运输船在11艘驱逐舰的护航下，运载陆军第三十八师13500人于当晚出发，准备突破“槽海”南下。

　　山本的计划是：

　　14日田中编队在瓜岛登陆，在此之前的两天夜间，用战列舰编队和巡洋舰编队连续对亨德森机场实施炮击，昼间则用轰炸机对其实施空袭，航空母舰机动舰队在所罗门群岛北面活动，为田中编队提供空中掩护，但避免与美军进行舰队决战。

　　日军再次集中力量设法夺回瓜岛的企图，瞒不过美太平洋舰队的密码专家们，盟军急忙从各地调来增援部队。

　　在罗斯福总统的亲自关注下，一批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被增派到南太平洋，又从夏威夷和澳大利亚调来了轰炸机和战斗机。

　　大战已迫在眉睫，金凯德海军少将率领“企业号”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从努美阿出航，其中包括“华盛顿号”战列舰和受创的“南达科他号”战列舰。焊工也随“企业号”出发了，因为时间紧迫，所以不得不边航行边来修理它受伤的舰首部，可前升降机是再也无法使用了。

　　看来哈尔西海军中将从圣克鲁斯海战中学到了行动谨慎这条经验，他指示金凯德：“企业号”无论如何不要进入所罗门群岛以北海域。

　　11月11日，特纳海军少将虽及时地把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约6000人的援兵送到了瓜岛，但卸货作业屡屡被日军的舰载轰炸机和岸基轰炸机打断。

　　12日黄昏，特纳根据侦察机的报告获悉，日军一支重型舰艇部队正直下“槽海”。于是，他令运输船队向东南方向撤离，并从护航舰只中抽出5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由卡拉汉海军少将指挥，前往“铁底湾”，挫败日军即将发起的对亨德森机场的夜袭。

　　夜晚，南太平洋的天气闷热，夜空中没有月亮，只有点点星光。形势对卡拉汉很不利，因为日军的阿部弘毅编队除拥有一艘轻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外，还有“比睿号”和“雾岛号”两艘战列舰。

　　卡拉汉海军少将心里明白他的军舰比对手少，但不知道日军的优势究竟有多大。他只好仰仗战神保佑了，因为现在他已来不及对敌情进行侦察，也来不及制订出一个妥当的作战方案。

　　他仿效斯科特海军少将在埃斯佩兰斯角海战中的战法，采取单纵队队形，5艘巡洋舰居中，前后各配置4艘驱逐舰。卡拉汉又把雷达性能较差的重巡洋舰“旧金山号”作为旗舰。斯科特这次担任卡拉汉的副手，其座舰“亚特兰大号”轻巡洋舰也没有装备新型的对海搜索雷达。

　　13日凌晨1时30分，“海伦娜号”轻巡洋舰上的大功率雷达在距日舰14海里处发现目标，并用无线电向旗舰作了报告。

　　可惜，卡拉汉没能正确利用领先几分钟发现日舰的优势，而是先后两次命令其编队向右转向，意图像斯科特在埃斯佩兰斯角海战时那样，通过上述机动，占领T字横头阵位。

　　航行在最前面的驱逐舰“库欣号”突然发现日军前卫驱逐舰就在其前方，于是立即转舵，致使随后的3艘美驱逐舰发生混乱。为避免碰撞己方驱逐舰，居中的卡拉汉巡洋舰队又向左转向。就这样，日美双方的舰只在夜色中不知不觉地混杂在一起了。

　　阿部弘毅也被“发现敌人”的报告弄得惊慌失措，舰上立即发出换上穿甲弹的紧急命令。升降机和炮塔忙个不停，卸下高爆弹，装上穿甲弹，足足花了一刻钟的时间。

　　1时50分，当“比睿号”的探照灯光透过夜幕照见“亚特兰大号”时，斯科特一看危险，不等卡拉汉的指示，急忙下令“开火！反照射！”5英寸大炮迸发出耀眼的闪光，但为时已晚，从两海里外黑森森海面上飞来的日舰上的第一阵排炮击中了这艘轻巡洋舰。“亚特兰大号”的舰桥当即被炸飞，舰桥上的军官连同斯科特海军少将全部阵亡。

　　卡拉汉的旗舰发出信号：“单数军舰向右舷开火，双数军舰向左舷开火！”他发现他的舰队两侧都是日舰，一边是战列舰；另一边是巡洋舰和驱逐舰。战斗演变成相互近距离的交火，漆黑的水面上升起一串串耀眼的黄色、朱红色闪光。

　　鱼雷的翻腾航迹不时在激战双方的驱逐舰之间穿来穿去，美舰接连受创，队列被打乱了。

　　“亚特兰大号”中了两枚鱼雷，动弹不得。“库欣号”驱逐舰赶去救援，将鱼雷射向日舰，但是它自己也被“比睿号”的探照灯照住，立即被击中起火。它的姊妹舰“拉菲号”勇敢地发起进攻，但未击中日舰，却被连发的日战列舰主炮炮弹炸得稀烂。

　　美军驱逐舰和巡洋舰的小口径炮弹打在“比睿号”和“雾岛号”上，都被战列舰厚重的装甲弹炸飞了，战斗开始后那几分钟盲目的慌乱，迫使卡拉汉暂时停火，以便让他的巡洋舰能找准目标。

　　“我们要干掉的是大家伙！”他吼道，“首先瞄准大的！”这竟然成了卡拉汉的最后一道命令。日本人也利用这段间歇调整了部署，再次列队投入战斗。探照灯投向了“旧金山号”，“雾岛号”上的舷侧炮一阵齐射，击穿了这舰美军旗舰的上层建筑，卡拉汉成了这场海战中美军阵亡的第二个将领。跟在其后的“波特兰号”重巡洋舰中了一枚鱼雷，舰尾钢板弯曲变形，成了舷的形状，“波特兰号”在原地打起转来，然而其火炮依然不断轰击“比睿号”。轻巡洋舰“朱诺号”的机舱被鱼雷击中，失去了动力。

　　“巴顿号”驱逐舰被劈成两半，逐渐下沉。它的伙伴“蒙森号”鲁莽地打开一束探照灯，旋即燃起熊熊烈火。

　　战斗持续了24分钟后，“铁底湾”上隆隆的炮声静寂了下来，美国军舰上摇晃不停的火光或明或暗，映照出海面上浮着的黑色油层、尸体和污物。“亚特兰大号”勉强行驶，最后不幸触礁沉没。

　　“朱诺号”轻巡洋舰拖着残体刚刚驶出“铁底湾”，就遭日军潜艇攻击，全舰700余名官兵，除少数逃生外，大多与军舰同归于尽，或死于鲨鱼的利齿，该舰的沉没使艾奥瓦州的托马斯·沙利文夫妇一下子失去了5个儿子，为此美国海军颁布条令，今后不准一家人在同一艘舰艇上服役。

　　将近1000名美国海军人员，包括两名海军少将，在这场被金海军上将称之为“空前剧烈的海战”中，于1942年11月12日深夜献出了生命，卡拉汉的5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仅有两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满身挂彩地返回了基地。但是，卡拉汉巡洋舰编队的英勇牺牲，却使阿部占绝对优势的战列舰编队撤退了。日舰队旗舰“比睿号”被炸坏了罗盘，两艘驱逐舰沉没了，而最令美军感到快慰的是，阿部的过分谨慎战胜了他完成轰击机场任务的使命感，从而失去了在第二天早上戴上胜利者桂冠的资格。

　　13日天一放亮，美军的飞机就撵上了北撤的“比睿号”。日联合舰队司令部命令“雾岛号”把它的仍在冒烟的姊妹舰拖走，但是阿部已让“雾岛号”赶紧逃走，只让一艘轻巡洋舰留下对付空袭。

　　“企业号”上的俯冲轰炸机飞临上空，将炸弹倾泻在“比睿号”上，亨德森机场起飞的B-17轰炸机群也加入了攻击行列。

　　下午16时，日本天皇的照片被转移到“夕风号”上后，阿部下令凿沉他的旗舰。这一举动令山本深为震怒，认为阿部再也不配指挥军舰了。

　　阿部使命的破产，迫使田中的运兵船队返回肖特兰岛暂留24小时，山本决定派出三川海军中将的重巡洋舰编队，继续完成战列舰没有执行的炮击任务。这次，附近已没有美国军舰阻挡它们，图拉吉的鱼雷快艇对日军的袭扰也无济于事，几艘重巡洋舰一共向亨德森机场发射了1000多发炮弹，但显然203毫米舰炮的威力要比战列舰356毫米的舰炮威力小得多。

　　13日晚上的炮击，给美军修建大队留下了填平跑道上累累弹坑的任务，经过通宵达旦的拼命苦干，到11月14日太阳升起时，工程兵们终于又能让海军陆战队飞行员驾驶“复仇者”式鱼雷机起飞了。

　　11月14日拂晓，美军侦察机发现两支日军舰船编队：一支是三川的巡洋舰编队，他们完成了夜间炮击任务，正在新佐治亚群岛以南海域向西撤驶；另一支是田中的护航运输队，经由“槽海”南下，正向瓜岛航进。

　　上午10时，亨德森机场的陆战队飞机和“企业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很快炸沉了“衣笠号”巡洋舰、“五十铃号”、“摩耶号”以及三川的旗舰，“鸟海号”同时受创。接着，美军飞机集中力量向防御薄弱的运输船队发起攻击。

　　田中的驱逐舰做着蛇行运动，同时以高射炮火回击美机的轮番进攻。

　　14日上午和下午，运输船上的日本兵遭到了一场真正的浩劫，那可怖的情景使那些九死一生的幸运儿终生难忘。高空飞行的B-17轰炸机丢下的炸弹摇摇晃晃往下掉，舰载轰炸机朝着目标呼啸飞来，好像要往海里钻，投完炸弹后又迅速爬升起来。

　　近炸弹激起冲天水柱，浪花四溅，每枚命中的炸弹腾起浓烟和烈火，运输船一艘接一艘中弹，剧烈地摇摆着身子，预示着末日即将来临。空袭的飞机离去后，浓烟散去，现出一幅悲惨的景象，水兵们从正在下沉的舰船上纷纷跳入水中逃生。

　　日军遭受的苦难整整延续了一天，夜幕降临时，执意奋进的田中仅仅剩下了4艘运输船和3艘驱逐舰。这时，山本发来电令，支持田中继续“蛮干”的突进，同时指派近藤亲自率领“雾岛号”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南下，企图再次炮击亨德森机场。

　　瓜岛的3天海战即将进入最后一次交锋。

　　哈尔西把挡住日军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企业号”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的两艘战列舰上，他命令威利斯·李海军少将带着“华盛顿号”、“南达科他号”战列舰和4艘驱逐舰离开特混舰队北上，务必堵住日军的夜袭进路。

　　李海军少将是“美国海军中最聪明的智囊之一”，也是舰载雷达专家。他预料这场夜战将极为艰苦，所以制订了一个审慎的作战方案，在埃斯佩兰斯角附近较为开阔的海域里展开战斗。

　　当晚，李乘坐的旗舰“华盛顿号”驶过“铁底湾”。受水下大量沉舰的影响，战列舰上的磁性罗盘不停地来回转动。岸上吹来的风，过去时常带有浓烈的腐臭味，当夜竟然令人惊奇地弥漫着一股金银花的香味，甲板上的美国水兵认为这是一种吉兆。

　　深夜，月光映出了埃斯佩兰斯角山峦起伏的轮廓，美国的两舰巨型战舰以4艘驱逐舰为前驱，沿着一条东南向的航道通过了萨沃岛。

　　李估计日军将在晚上23时来临。果然等到预计的战斗时刻临近时，“华盛顿号”的雷达屏幕发现了日舰群。

　　这是近藤编队以“川内号”轻巡洋舰为前导、几艘驱逐舰组成的日军前哨突击舰群。李把军舰拐弯冲西，横在日舰前进的航道上，静候日舰驶近。

　　23时17分，李下令开火。

　　日舰上的观察哨将美军战列舰呈现的细长黑影误认为是两艘巡洋舰，直到炮弹激起了巨大水柱，倒霉的“川内号”才赶紧放出浓浓的烟幕掉头撤回。数艘日巡洋舰、驱逐舰从萨沃岛的另一侧摸了过来。在照明弹的强光照耀下，李的4艘驱逐舰首先投入战斗。

　　刚一交手，日舰发射的炮弹和鱼雷就占了上风，美军两艘驱逐舰很快沉入海底，其余两艘失去机动能力，而日军只有一艘驱逐舰被击沉。于是，“华盛顿号”急忙向左转舵，“南达科他号”冲着日舰向右转舵，以避开失去机动能力的舰只。美国战列舰是在战斗的危急时刻，无奈采取这种各自为战的行动的。

　　这时，近藤编队准备再次发起攻击，由战列舰“雾岛号”、两艘重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主力舰群正从萨沃岛西北方向接敌。日军主力舰群从萨沃岛背面一出现，就炮击了距离较近的“南达科他号”，该舰天线塔被打掉，上层舱室好几处着火，不得不退出战斗。

　　这样，“华盛顿号”就要同整个近藤舰队进行较量。李海军少将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利用雷达指挥射击。

　　李的训练有素的雷达兵测准了日舰距离，总算救了“南达科他号”，7分钟内，50余发炮弹连续击中“雾岛号”，将它的塔形上层建筑击成了碎片，舷也卡住了，舰身不由自主地打起转来。

　　接着，李转向西北航行一段时间，以便把日舰从美军的伤舰附近诱开，尔后折回去和“南达科他号”会合，“南达科他号”上的舰员正在设法将上层舱室的余火扑灭。

　　日军驱逐舰仍围着燃烧的“雾岛号”残躯打转。凌晨3时后，近藤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作战企图，令“雾岛号”和两艘无法行动的驱逐舰自沉，然后撤离了战场。但是田中没有辜负自己“顽强者”的诨号，在战列舰决斗的最后阶段，他悄悄地驶向瓜岛塔萨法朗加滩头。

　　山本批准了他提出的孤注一掷的计划：

　　冒着空袭危险派部队抢滩上岸。

　　黎明来临，美海军陆战队“复仇者”式鱼雷机猛攻靠岸的运输船。

　　日本兵顶着猛烈的轰炸和扫射，死命地冲出来，攀着缆绳跳进海水里。这次空袭将田中最后的4艘运输船全部炸毁，把日陆军第38师2000名挣扎上岸的士兵的给养和装备统统炸飞了。

　　1942年11月12日夜里开始至15日早晨结束的这场海战，标志着瓜岛争夺战的一个决定性转折。

　　日军只有10吨物资和2000人的陆军部队被送上了岸，而日本海军为之付出的代价是：两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11艘运输船和10余艘驱逐舰。

　　山本至此认识到，日本联合舰队再也承受不住如此沉重的代价去支援陆军的作战行动了。

　　这场海战后，“东京快车”虽然仍在坚持运行，但每次只运进了很少的增援力量和物资，而这些少得可怜的东西显然已难以维持32000人的日军部队。正如日本人自己所形容的那样，瓜达尔卡纳尔岛已是“死亡之岛”，岛上日军无衣无食，尸骸狼藉，只得在翌年初溜走。

美军发动南太平洋钳形攻势

　　瓜岛战役之后，山本五十六坐镇于加罗林群岛首府特鲁克，密切不安地注视着步步逼近拉包尔的美军。

　　美军在南太平洋上的战略部署是，形成对日本西南太平洋最重要的海空军基地拉包尔的钳形攻势。拉包尔位于俾斯麦群岛中的新不列颠岛的东北部，靠近所罗门群岛的最北端。

　　对拉包尔的钳形攻势由麦克阿瑟陆军上将负责统一指挥，麦克阿瑟亲自率领西南太平洋战区陆海空三军部队从新几内亚向西，哈尔西海军上将率领美太平洋第三舰队沿所罗门群岛北上，从两个方向实施分进合围。

　　所罗门群岛日军岌岌可危的防御态势，使山本五十六不得不亲赴拉包尔指挥作战。1943年4月下旬，就在山本积极策划新一轮空中攻势，前往前线视察空勤部队途中，其座机遭到事先破译了密码而掌握情报的美军战斗机的伏击，坠落于所罗门群岛北部的莽莽丛林中。山本因成功地奇袭美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而名噪一时，其被击毙无疑大大鼓舞了美军将士取得胜利的信心。

　　哈尔西海军上将的两栖部队在舰队和航空兵部队的有力支援下，在中所罗门群岛岛链上粉碎了日军的顽强抵抗，以及日水面舰艇和航空兵对驻岛守军的增援，于1943年11月夺取了所罗门群岛北部最大的海岛布干维尔岛，爬上了使拉包尔失去作用的战略阶梯的最后一级。

　　美工兵部队开始在岛上修建机场，这个机场离拉包尔仅仅220海里，哈尔西海军上将的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可对拉包尔及俾斯麦群岛所有地区实施轰炸。

　　在钳形攻势的另一头，麦克阿瑟陆军上将经过一次接一次的速决战，完全控制了新几内亚岛的东北地区，继而在新不列颠岛实施登陆，西南太平洋美军突破了日军以俾斯麦群岛为基地的空中防线和海上防线。

　　拉包尔要塞陷入了盟军的坚固包围圈中，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其他几个残存日军据点也已经完全瘫痪。接替山本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古贺海军上将不得不放弃了对拉包尔的防御，将分散在俾斯麦群岛和北所罗门群岛的12．5万名守岛日军远远地抛弃在了盟军的大后方。

　　1943年年底对拉包尔的封锁围困基本完成后，经过大半年实力补充和充分准备的美国海军中太平洋部队，终于开始向中太平洋方面的日军展开了大规模攻势。

　　在中太平洋发动攻势，从一开始就遭到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陆军上将的强烈反对。他主张，一经占领或封锁了拉包尔，集结在珍珠港的美军即可横渡太平洋，应利用盟军在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已经建立的空海军基地，沿新几内亚—棉兰老岛轴线进军，直取菲律宾，直至日本本土。而尼米兹等美国海军首脑认为，直接横渡中太平洋是一条最佳的进兵路线，不仅运输线较短，气象条件较好，而且既可切断日本本土通往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又可集中优势兵力去攻占中太平洋那些相距甚远，难以相互支援的小岛和环礁，此外还能把战线迅速推进到日本近海，使日本本土遭到袭击。

　　海军认为，沿麦克阿瑟的新几内亚—棉兰老岛轴线进兵是舍近求远，既浪费兵力，又必须经过一条漫长的、易受盘踞在中太平洋群岛上的日军袭击的海上航路，而且日军容易判断美军下一攻势的矛头所向，便可在进军路上相互支援，集中兵力予以抵抗。地面部队还会受到疟疾等热带丛林病的威胁，进兵速度会相当缓慢。

　　经过一番争执，海军的计划最后得到了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认可，决定开辟中太平洋轴线，以此作为向日本进军的主要战略方向。

　　但是考虑到西南太平洋部队已在追击退却之敌和麦克阿瑟陆军上将对全世界许下的“保卫菲律宾、打回马尼拉”的誓言，参联会同意麦克阿瑟沿新内亚—棉兰老岛轴线继续向前推进。这样，盟军双管齐下，从两个作战方向向西进攻，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对菲律宾的钳形攻势。这个钳形攻势的规模，比对拉包尔的钳形攻势要大得多。

　　日军将不得不分散兵力，时刻处于顾此失彼的紧张状态之中，搞不清美军下一步攻势将指向何处。

　　况且，美国新型航空母舰已经完成临战准备，其威力和机动能力足以抵消日军在内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以这些堪称海上活动基地的航空母舰为前锋，中太平洋部队即使没有岸基航空兵支援，也可对日占岛屿实施跳跃式的越岛登陆作战。

　　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和制空权的范围，随着航母特混舰队的前移而不断扩大。

　　1942年年底至1943年年初，太平洋战争朝有利于盟军发生转折的背景是，美国庞大的经济和工业潜力完全转入了战时轨道，军工生产蓬勃发展，其造舰能力3倍于日本，飞机制造能力10倍于日本。

　　1943年春天以后，9艘新型快速航空母舰加入中太平洋部队的主力第五舰队，其中4艘是载机100多架的27000吨“埃塞克斯”级大型航空母舰，即“埃塞克斯号”、“列克星敦号”、“邦克山号”和“约克城号”。这些航速可达32节的海上堡垒，不仅航速快，而且装备好，相当于日本“翔鹤”级、“独立号”等5艘轻型航空母舰。

　　美国海军占据了太平洋上航空母舰力量对比的优势，它们与8艘护航航空母舰、5艘新式战列舰、7艘老式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56艘驱逐舰、29艘运输舰及大量的登陆舰艇一道，组成了第五舰队能实施远程突击的强大兵力。

　　这支新的特混舰队与1942年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只剩下“萨拉托加号”和受伤的“企业号”两艘航母的艰苦岁月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它们现在拥有6艘大型航空母舰、5艘轻型航空母舰。

　　海军舰载机和岸基飞机在数量上不仅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在性能上也占有一定的优势。“恶妇”式舰载战斗机尽管装甲和自密油箱较重，不如日军“零”式舰载战斗机灵活，但飞行速度、高度、攻击和防护性能都比“零”式略胜一筹。

　　SB式俯冲轰炸机比过去的SBD“无畏”式速度快、作战半径大、携弹量多。F4V“海盗”式战斗机适于岸基作战，时速可以超过400海里，爬高性能优于任何一种日机。

　　美国巨大而又不断加速的生产能力，为其在太平洋上展开大规模海空攻势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此相比，日本则走入了战时经济不堪重负的阶段。由于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生产能力有限，已无法满足陆海两军日益增加的战争消耗。瓜岛争夺战使日本运输船蒙受空前损失，南洋资源在盟军潜艇攻击下，海运量急剧萎缩，陆海军在如何分配有限的战略物资问题上长期对立和争吵，国力的衰弱已容不得日军再同美军展开大规模消耗战了。

　　但是，日军指挥官们没有吸取瓜岛教训，仍一味强调死守。在1943年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防御作战中，为阻止盟军对拉包尔的钳形攻势，日军没有利用居于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对来自两个方向上的麦克阿瑟部队和哈尔西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反而层层设防，分散了兵力。

　　尤其致命的是，联合舰队山本五十六司令长官及其继任者古贺海军上将过分轻率地使用海军舰载机和岸基飞机，把已经十分宝贵的航空母舰孤注一掷地投入到一个接一个的消耗性海空战中，耗尽了最后一批经验丰富的舰载机飞行员精华。

　　盟军在夺取瓜岛后，迅速扩建了岛上原有的亨德森机场，驻有美陆军第五航空队和所罗门航空队约300余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这些来自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等不同系统所属的飞机，加上澳大利亚空军和新西兰空军的几个飞行中队，都在瓜岛所罗门空军司令部统一指挥下密切协同，并与盟军设在新几内亚的几个航空基地相互配合支援，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空中打击力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新几内亚岛东部的制空权、轰炸拉包尔日军基地。

　　山本对战局的恶化十分震惊，为急于挽回颓势，不合时宜地甩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集中“瑞鹤号”、“瑞凤号”、“隼鹰号”、“飞鹰号”4艘航空母舰上的96架“零”式战斗机和54架99式轰炸机南下飞往拉包尔，加上各岛上原来的海军岸基飞机约200架，组成一支实力雄厚的航空集团。

　　他企图发动凌厉的空中战役，摧毁盟军在新几内亚东部、中所罗门群岛上的海空军基地，极大地杀伤盟军舰船和飞机，以此来支援陆军坚守拉包尔的防线，阻滞盟军在两个方向上的猛烈进攻。

　　停泊在特鲁克基地的航空母舰就此永远告别了它们赖以生存的仅剩的最后一批精英飞行员，大批优秀舰载机飞行员已经在珊瑚海、中途岛海战、瓜岛血战中阵亡。

　　1943年4月7日、11日、12日、14日，日海军航空兵与美第五航空队、所罗门航空队连续4次在瓜岛、新几内亚岛东部上空发生空战，美军“海盗”式战斗机首次与“零”式战斗机较量，就显示出不凡的战斗力，多次将日机击落。

　　这场空中较量的结果，日军轰炸机只击沉盟军驱逐舰、护卫舰、油船各一艘和运输船两艘，而日军则损失了46架舰载机及其飞行员。

　　山本死后，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古贺沿袭了消耗性使用舰载机和岸基航空兵打击盟军的做法。

　　1943年7月至10月，哈尔西向中所罗门群岛的新佐治亚群岛发动猛攻，在激烈的海战和登陆战的同时，美军航空兵与日本海军航空兵在护航运输队、登陆点上空、机场展开了积极的对攻战，日军飞机共被击落22余架。

　　11月1日，哈尔西向布于维尔岛大举进攻，同时对拉包尔实施大规模系统性轰炸。为救援拉包尔，古贺拿出山本7个月前将舰载机倾囊而出的老办法，从“翔鹤号”和“瑞鹤号”飞行队各调出63架舰载机，从“瑞凤号”调出26架舰载机，共152架增援拉包尔，再一次把赌注摆在了航空兵发起的空中攻势上。

　　听到要移驻拉包尔消息的舰载机飞行员们预感到前景的暗淡，出发前，他们将照片、遗物、遗书等都留在了母舰上，准备投入到一场有去无回的海空大战中，做出无谓的牺牲。

　　11月2日清晨，65架“零”式舰载机，18架99式舰载俯冲轰炸机突袭刚刚从奥古斯塔皇后湾夜战中胜利返航的美第39轻巡洋舰特混舰队，结果只有两枚炸弹命中美军两舰，而日机被舰队防空炮火击落17架，被随后赶到的所罗门航空队击落8架，其余飞机落荒而逃。

　　当日中午，美第五航空队75架B25重型轰炸机在57架P38“闪电”式战斗机的护航下空袭拉包尔，日美双方展开了一场空中遭遇战，132架“零”式战斗机被击落19架，而美军只损失了9架轰炸机和9架战斗机。

　　11月5日，谢尔曼海军少将指挥的以“萨拉托加号”、“普林斯顿号”航空母舰为首的航母特混大队空袭拉包尔，52架“恶妇”式战斗机迎战47架“零”式战斗机，其余45架舰载轰炸机和攻击机对港内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实施了猛烈攻击，结果美机被击落7架，而日本“零”式战斗机损失了25架。

　　11月8日，从拉包尔起飞的71架“零”式战斗机和26架俯冲轰炸机，袭击了美军在登陆点附近的一支护航运输队，空战过后，美军28架战斗机损失了4架，只有两三艘运输舰被炸伤，而日机被击落12架。

　　11月11日，蒙哥马利海军少将指挥的“埃塞克斯号”、“邦克山号”、“独立号”航母特混大队从第五舰队借调至布干维尔岛，协同谢尔曼的航母特混大队，用压倒优势的海空兵力打击拉包尔日军，日军14架战斗机被击落，14架鱼雷机全军覆灭，却没有给美舰造成任何损失。

　　布于维尔岛海空大战结束后，古贺的152架舰载机损失了126架，换来的是微不足道的战果。可古贺还是不甘心失败，又从“飞鹰号”、“龙凤号”航母飞行队中抽出舰载机进驻拉包尔。日军飞行员的空中苦战一直延续至1944年2月底拉包尔被正式放弃为止。

　　南太平洋战线上这场持续了将近一年多时间的对拉包尔的钳形攻势，极大地消耗了日陆海军的精锐部队，为1943年年底中太平洋美军的大进攻奠定了胜利基础。

　　同美军的损失相比，日军的损失更是触目惊心，特别是日军的海军航空兵力量被彻底打垮了，古贺不得不命令“瑞鹤号”、“翔鹤号”、“瑞凤号”等几艘空荡荡的航空母舰离开特鲁克，回日本本土进行补充和休整，重新装备飞机和培训飞行员。

　　1943年年底开始，日军大本营虽然将航空兵器从优先发展提高为绝对优先发展，飞机在几个月内得到了迅速的补充，但被消耗殆尽的优秀舰载机飞行员却是难以弥补的，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海军航空兵飞机性能与飞行员素质占优的有利条件已经荡然无存。

美军重创日军王牌特混舰队

　　1944年6月19日清晨，通宵东撤的第58特混舰队到达塞班岛西南90海里、关岛西北90海里的海域，随后开始转向，航向西南。

　　经过拂晓时分的一场小规模空战，美军舰载机消灭了最后一批来自关岛机场的30多架日军轰炸机和攻击机。至此，“阿号作战”要求岸基航空兵配合小泽机动部队作战的计划全部落空。

　　“发现敌舰队！”小泽司令部内顿时一阵欢呼。美第58特混舰队与栗田前卫编队相距300海里，与小泽的航母主力相距400海里，这正是小泽梦寐以求的理想打击距离。在美舰载机作战半径之外，日机终于抓住了抢先攻击的绝好战机。

　　只要令美军航母的木质飞行甲板中上炸弹，即使只命中一枚，就能破坏美舰载机的起飞和降落，更不用说威力更大的鱼雷了。“大风号”旗舰桅杆上再次升起奇袭珍珠港时南云机动部队所挂的Z字作为战旗。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海军上将也发来了训示：

　　皇国兴亡，在此一举，全体官兵必须努力奋战！

　　30多年前，东乡平八郎就是用这句话来激励即将同沙皇俄国舰队决战的官兵斗志的。

　　1944年6月19日7时25分，第一攻击波从栗田前卫编队的3艘轻型舰母上迎风起飞，14架“零”式战斗机、43架“零”式战斗轰炸机、7架“天山”式鱼雷攻击机共64架舰载机组成的突击机群在6000米高空向东直扑过去。

　　两个多小时以后，美军雷达发现了从西面飞来的日机，距离150海里。第58特混舰队指挥官米彻尔海军中将命令每一架可以起飞作战的“恶妇”式战斗机起飞，截击日本飞机。

　　地勤人员在航空母舰整个飞行甲板上立刻忙碌起来，蓝衣蓝帽的机械员、黄衣黄帽的滑行信号员、绿衣绿帽的拦阻挂钩员、紫衣紫帽的轮挡员以及红衣红帽的消防员各自散开，准备飞机起飞。

　　飞行员们跨进各自飞机的座舱，身大体魁的“恶妇”在马达的阵阵轰鸣声中腾空而起，在作战情报中心的引导下扑向目标。为了腾出飞行甲板让战斗机降落、加油和补充弹药，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也全部起飞，在特混舰队东侧上空待机。

　　约450余架“恶妇”式战斗机组成的机群在离第58航母特混舰队70海里空域，遭遇日军第一攻击波。“恶妇”式战斗机抢先升入高空，飞行员们紧紧扣住6门12．7毫米航炮的射击按柄，用瞄准镜对准敌机，居高临下朝着下方稀稀落落的64架日机俯冲。

　　“埃塞克斯号”战斗机中队长布鲁尔海军中校首次点射就让一架“零”式开了花，在这架日机的破片掉入海面之前，布鲁尔又紧紧咬住了另一架“零”式战斗机。

　　日军舰载机像树叶一样哗哗地往下落，数架侥幸未被击落的日机飞临李海军中将的战列舰编队，舰队顿时巨炮齐鸣，装有近爆引信的空爆炮弹立刻将中太平洋的碧海染成了黑色。

　　总算有一架“零”式战斗轰炸机在被击落前，将一枚250公斤航弹扔在“南达科他号”战列舰上，但战列舰的战斗力丝毫没有被减弱。日机第一攻击波仅有26架飞机返回母舰，而美军只损失了一架飞机。

　　第一攻击波出发后半小时，48架“零”式战斗机、13架“彗星”式俯冲轰炸机和27架“天山”式鱼雷攻击机在两架搜索机的引导下，组成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攻击波，它们从“大风号”、“翔鹤号”、“瑞鹤号”航母升空后，成编队向东进击。很明显，这个日机群的指挥官从无指挥大编队作战的经验，竟带领机群朝栗田前卫编队的上空飞去，造成海面上的战列舰、巡洋舰开炮误伤了己方的6架飞机。

　　10时40分，“猎杀马里亚纳火鸡”式的空战开始了，美军飞行大队长麦坎普贝尔海军中校身先士卒，一次次冲入“彗星”俯冲轰炸机队列，一举击落4架，直至把炮弹打光。

　　“恶妇”式战斗机占据了绝对优势，只要有一架日机企图带领几架飞机冲出队列，“恶妇”式战斗机飞行员就会像牧童那样，把它们重新赶回机群里，防止日机散开。

　　“嗨，这真像古代捕杀火鸡啊！”一位飞行员欣喜若狂地叫起来，无线电里充满了乱哄哄的狂叫和咒骂声，警告和鼓励战友的喊声。

　　大约有20余架日机顽强地突破了“恶妇”式战斗机的重重包围，但是刚一接近战列舰群就被防空火网收拾了。两架“天山”式鱼雷攻击机勇猛地扑向美环形舰阵的中心，即李海军中将的旗舰“印第安纳号”战列舰，对准其巨大的舰身射了鱼雷后，随即便被炮火撕成了碎片，日机飞行员至死都未看见两枚鱼雷均偏离了目标。

　　就在同一时刻，又一架“天山”式突入“印第安纳号”右舷，但是未能投下鱼雷就被击中起火，燃烧的日军攻击机带着橘黄色火焰猛然撞向战列舰舷侧，炸裂的飞机破片击中了正好在附近甲板上的5名舰员，“印第安纳号”右舷留下了重重的擦痕。

　　11时50分，6架日军“彗星”式舰载俯冲轰炸机突破被美军战斗机封锁的空战区域，向西扑向蒙哥马利海军少将的第二航母特混大队。其中4架对“黄蜂号”航母扔下4枚炸弹，均未直接命中，只有一枚炸弹在“黄蜂号”上方爆炸，引燃了飞行甲板上的一些燃烧弹，造成一场小火灾。

　　另外两架向“邦克山号”航母急剧俯冲，投下了两枚近失弹。炸弹在水中爆炸，弹片击穿了飞机升降机和附近的舰体，引起几处火灾，但立刻被扑灭了。日第二攻击波的128架舰载机损失非常惨重，只有28架飞机返回了母舰。

　　第二攻击波离舰半小时以后，日军第一机动部队第二大队的“鹰隼号”、“龙凤号”出动舰载机组成了第三攻击波，但由于飞行员大多训练不足，造成迷航，只有13架“零”式战斗机、9架“零”式战斗轰炸机和9架“天山”鱼雷攻击队形成了攻击力量。唯一的战果是在“埃塞克斯号”航母90米处投下一枚近失弹，自己却反而丢了几架飞机。

　　正当日军第二攻击波的舰载机一架一架飞去与美舰队较量时，它们的母舰也快大祸临头了。站在甲板上挥手向舰载机告别的水兵突然惊恐地发现一架潜望镜在汹涌的海面上划开“人”字形浪尾，向“大风号”逼近，并不失时机地在右舷前方5000多米处采用大扇面射击角度，接连发射了6枚鱼雷。

　　鱼雷吐着气泡，冒着一缕轻烟直奔“大风号”而来，只见最后一架飞出甲板的“彗星”式俯冲轰炸机一个右急拐弯，俯下机头冲向飞蹿而来的鱼雷，企图将鱼雷撞爆，可是奇迹终归没有发生。

　　眼看高速航进的“大风号”将5枚鱼雷都甩到了舰后，但是终没能躲过射向舰首的第六枚鱼雷，鱼雷无情地将右舷前部升降机处炸开一个大洞。

　　“大风号”不愧是集日本海军造船精粹的装甲航母，右舷大洞被舰员们用饭桌、木板等堵住后又恢复了战斗航行。但不久，婆罗洲的高挥发性原油帮了美军的大忙，鱼雷爆炸后造成前部燃料舱和加油管道破损，大量刺激性有毒燃油蒸汽开始弥漫整个“大风号”。

　　14时30分，中雷后又坚持了6个多小时的“大风号”终于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继而舰内全部停电，火势越烧越旺，装甲飞行甲板上下弯曲，严重变形，小泽司令长官不得不下令弃舰转移，将舰队司令部移至“羽黑号”重巡洋舰。不一会儿，“大风号”便悄然消失在海底。

　　祸不单行，从菲律宾海域一直尾随跟踪小泽舰队而来的美军潜艇“刺鳍号”，继“大青花鱼号”击中“大风号”后，盯上了日本“翔鹤号”航空母舰。

　　“翔鹤号”能载机96架，是参加过奇袭珍珠港及珊瑚海海战的老舰。负责保护这艘航母的日军驱逐舰装备的水下声呐装置十分落后，碰上这样大规模的舰队机动作战，根本捕捉不到美军潜艇移动时微小的声波变化。

　　“速来领取战斗口粮！”已是接近中午，“翔鹤号”喇叭开始提醒忙碌的舰员们。

　　突然，广播员的声音陡然变得急促而不安：“反潜警戒！”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刺鳍号”在右舷前方只有1500米处射出了鱼雷，海面上立刻出现6条白色航迹，直驱“翔鹤号”。

　　3枚鱼雷直接命中右舷，巨爆声此起彼伏，海水大量涌入舰体，舰体严重失去平衡。两小时后，1271名舰员和飞行员随同“翔鹤号”一同葬身于马里亚纳海。

　　战功卓著的“刺鳍号”也不轻松，日军驱逐舰对它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追击，投放了105枚深水炸弹。走运的美国潜艇只是负了点轻伤，逃到了已被占领的塞班岛海岸。

　　“翔鹤号”、“大风号”中弹后，小泽依然组织起第四攻击波，82架舰载机分别从舰队剩下的“瑞鹤号”、“隼鹰号”、“飞鹰号”、“龙凤号”上出发。

　　但是，日机都未能直接找到美舰位置。

　　一队已准备飞向罗塔岛的日机途中碰巧发现了正在回收飞机的“大黄蜂号”和“邦克山号”，觉得有机可乘，可结果只有一枚炸弹命中，给“邦克山号”造成轻微损伤，而机群则大部被歼。

　　另一队失去目标的日机扔掉炸弹后，准备在关岛机场弹痕累累的跑道上强行着陆，却被“恶妇”式战斗机逮住机会，49架舰载机30架被击落，其余全部毁伤。

　　1944年6月19日的海空大战告一段落，转移到“羽黑号”重巡洋舰上的小泽起初听信返航飞行员夸大其辞的报告，确信第58特混舰队已经受到重创，遂命令第二天黎明时分再度实施航空突击，以求决战。

　　当他查明430架舰载机只剩下了100架时，才意识到自己损失惨重，而且取得的战果也并非那么乐观。当天夜晚，小泽决定机动部队暂向西北方向撤退，准备边补给燃料边休整，拟在22日再与美舰队决一死战。

美第58特混舰队大获全胜

　　当第58特混舰队收回最后一架“猎取火鸡”的舰载机时，天色已黑。

　　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如释重负，确信日军舰载机已被击溃，遭日军侧背攻击的威胁也解除了。于是，他通知米彻尔做好追击日机动部队的准备。

　　米彻尔留下哈里尔的第四航母特混大队继续掩护塞班岛和封锁关岛，自己则亲率其他特混大队彻夜向南偏西航进。由于对日舰队位置判断失误，尽管美军舰队的航速比小泽舰队快5节，但是双方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

　　20日上午派出去的侦察机还是没有发现逃跑的小泽舰队，为保障侦察机的起飞和降落，航母不得不数次转向，迎着东风航进，这也耽误了追击日军的速度。

　　20日下午16时许，第58特混舰队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报告。

　　一架巡逻机发现，日本机动部队正在第58特混舰队西北偏西220海里以20节航速向西退却。

　　米彻尔陷入了进退两难之中：若命令舰载机飞这样远的距离去实施攻击，不能保证他们一定能完成任务，况且返航时已是黑夜，飞行员必须在夜色中着舰，而绝大多数飞行员都没有受过夜间降落的训练。

　　但是如果等到第二天天亮，必然要失掉摧毁日舰队的最后机会。

　　“飞机起飞！”沉默寡言的米彻尔海军中将别无选择了，平素有着慈父般心肠、尽量避免派遣飞行员执行冒险任务的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各航空母舰飞行员待机室内鸦雀无声，飞行员屏住呼吸看着他们的指挥官用6英寸的大字把米彻尔的命令用粉笔写在黑板上：“攻击敌航空母舰！”

　　不到10分钟，特混大队的11艘航空母舰上，84架“恶妇”式战斗机、54架“复仇者”式鱼雷攻击机，51架新式俯冲轰炸机、26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共215架舰载机腾空而起，直追小泽舰队而去。

　　“大和号”战列舰的大型雷达迅速报告了美军机群从东方袭来的可怕消息。小泽的主力舰队加速到24节，不得不扔下了4艘泊船和为它们护航的3艘驱逐舰。

　　日第一特混大队、第二特混大队和第三特混大队最后34架“零”式战斗机临危受命，去迎战优势之敌。轰炸机和鱼雷机也起飞远离了舰队上空，以减少母舰挨炸时的损失。此时太阳已经西沉，正在慢慢接近水平线，再过20分钟，日本舰队就能躲藏在黑暗之中。

　　“首先攻击日军航空母舰！”美机群指挥官迫不及待地大声命令道，迅速摆脱最后几架“零”式战斗机纠缠的美机群，在夕阳的余光下发起了冲锋。

　　10多架俯冲轰炸机从3000米高空轮番向“飞鹰号”中型航母俯冲投弹，一枚炸弹在舰桥上方爆炸，炸裂的弹片彻底摧毁了作战指挥所和防空指挥所。

　　随后4架“复仇者”鱼雷机结队向其右前方旋回，“飞鹰号”急速躲避并展开猛烈反击。

　　乔治·布朗海军中尉的机翼被打飞了，报务员和炮手不得不跳伞逃生，但身负重伤的布朗中尉仍顽强地驾驶着冒着火光的“复仇者”发射鱼雷，一举命中“飞鹰号”右舷机舱。

　　婆罗洲原油的挥发性油气和爆炸性瓦斯立即燃起凶猛的大火，“飞鹰号”不久就舰首朝天，开始下沉，而布朗中尉和他已经不堪驾驶的座机也没有回到他的母舰。

　　“瑞鹤号”大型航母、“隼鹰号”中型航母、“千代田号”轻型航母虽然加足马力闪避逃跑，但仍被击中数枚炸弹，受到重创。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损失了20架舰载机的美空袭机群在投光炸弹和鱼雷后开始返航。一些轰炸机和鱼雷机的油量表已经远远低于满载量的一半，几架损伤严重的舰载机首先坠入大海。

　　接着那些不注意节约汽油的飞行员也随着飞机掉入大海。一个舰载机分队通过无线电约定，待燃料耗尽后一同降落在海面上。

　　晚上20时，已一片漆黑，返航的第一批飞机即将临空，一直全速西进的航空母舰转而向东迎风航进，准备回收飞机。

　　返航的飞机在特混舰队上空盘旋，只有个别技术娴熟的飞行员或者运气极佳的飞行员，在黑暗的甲板上顺利降落，大多数飞行员则连航空母舰和大型军舰都辨认不清。有些飞机只好在茫茫夜海中迫降，有些飞机则喘着粗气，发动机发出燃油耗尽时那种“劈劈啪啪”的响声。

　　米彻尔坐在“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作战室里，默默地吸着烟，凝神沉思，假如他解除特混舰队的灯火管制，可能会暴露目标，受到日军潜艇和航空兵的袭击。

　　然而米彻尔更清楚，航空母舰如果失去了舰载机和飞行员，它就不再是锐利的武器，只能是累赘。大家的眼睛都集中在他身上，米彻尔转过身来，坚决地命令他的参谋长阿利·伯克海军上校：“开灯！”

　　航空母舰全部打开了红色桅顶灯，飞行甲板上灯火辉煌，探照灯光柱刺破了夜空，有的军舰还发射了信号弹，令一些飞行员兴奋地感到“好莱坞的彩排、中国的春节和美国独立纪念日赶到一起了”。

　　飞机被命令可在任何一艘航母上降落。

　　有一名飞行员着急得竟不顾“列克星敦号”发出的等待着航的信号，硬是向舰上降落，结果与刚刚降停的6架飞机相撞，甚至有一架飞机把驱逐舰的桅顶灯当做引导员发出的降落信号，干脆利落地降落在驱逐舰旁边的海上。

　　22时30分，因着舰损失了80余架飞机的第58特混舰队又启程向黄昏追击战的战场方向驶去，当夜和次日一整天都是沿着飞机返航的航线搜索前进，驱逐舰和水上飞机救起了许多落水飞行员。

　　美舰为援救飞行员不得不低速航行，而小泽舰队是全速撤退，经过6月21日一整天的航行，斯普鲁恩斯下令第五舰队停止追击，向东返航。

　　至此，太平洋战争中的最大一场航空母舰大决战——马里亚纳大海战拉上了帷幕，美第58特混舰队大获全胜。

　　尽管战后对美第58特混舰队没有全歼日本航母舰队，6月18日夜晚斯普鲁恩斯为掩护登陆地域没能西进、抓住抢先攻击日航母的战机等战术问题意见不一，但马里亚纳的大海战仍不失为一场意义重大、战果辉煌的大海战。

　　日航空母舰被击沉3艘，受伤3艘，舰载机430架只残存下70余架。从此以后，以航空母舰和海军航空兵为主力的日本海军不再是太平洋战场上的劲旅。

　　第58特混舰队在马里亚纳大海战中的巨大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塞班岛登陆作战。同时，这一胜利也减轻了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沿新几内亚—棉兰老岛轴线夺回菲律宾的作战压力。

目录

南京大屠杀

侵华日军攻陷南京

血腥屠杀无辜百姓

肆意凌辱妇女儿童

疯狂掠夺各类财物

预谋实施烧杀抢掠

百团大战

制订周密的作战计划

破袭日伪军的交通运输线

摧毁日伪军的碉堡据点

粉碎日军的“大扫荡”

不屈不挠地同日伪军战斗

硫磺岛战役

盟军计划夺取硫磺岛

美军实施登陆作战

日军进行自杀式防卫

远东突袭

苏联正式对日宣战

日本制订对苏作战方案

苏军海空并进发动进攻

日军大势已去被迫投降

空袭东京

美军实施空袭东京计划

实施火攻取得成功

日本遭到沉重打击

核战纪实

美国新式武器研制成功

“小男孩”首先降临广岛

“胖子”无奈驾临长崎

原子武器的惨烈记忆

滇缅远征

远征军异邦救援英军

日军侵占缅甸全境

缅北反攻一路捷报

滇西反攻战果辉煌

收复失地两军会师

南京大屠杀

侵华日军攻陷南京

　　1937年，日本华中方面军突破吴淞线后，于11月22日向大本营建议：“为了解决（中国）事变，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应乘敌人的劣势攻占南京”。

　　24日，日陆军参谋部作战部长下村定在御前会议上介绍陆军作战计划时，提出华中方面军的任务是：

　　利用上海及其周围作战的成果，不失时机地果断地向南京追击。

　　据此，华中方面军从11月下旬开始，分南、北两路向南京方向进犯。至11月底，南北两路日军逼近南京。南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但是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言，素为不战之地。因此，保卫南京不能以城区为重点，只能以其外围作为屏障。

　　自日军占领上海、中国几十万大军在日军追击下向西撤退后，国民政府已无信心保卫南京，但是蒋介石担心在全国强烈要求固守南京和布鲁塞尔会议正在举行之际，如果轻易放弃南京，势必遭到国内的反对，在国际上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在犹豫之中，蒋介石于11月下旬连续三次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南京防守问题。最后他否定了作战厅长刘斐等人关于作“象征性防守”和“适当抵抗”的建议，决定固守南京，并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

　　蒋介石随即调集8个军计13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约15万人，并进行了防御部署：在南京外围，设置第一道防线，以5个军分别防守；在南京复廊设多道防线，以两个军外加教导总队、宪兵队防守。

　　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第八号敕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当天，华中方面军决定用6个师进行南京作战。12月3日，日军分三路向南京方面进攻：北路一个师从镇江过长江，西进六合，攻占滁县，切断津浦铁路；南路一个师和一个支队从泗安和广德出发，经宁国和郎溪、石臼湖，占领芜湖和浦口，堵住守军的退路；中路4个师从正面向南京攻击前进，于12月7日进抵南京近郊。至此，日本华中方面军已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包围。

　　12月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前召集少将以上守城将领训话，重申南京地位之重要，不能轻易放弃，并要求大家听从唐生智的指挥，共同担负起守卫的责任。

　　8日，唐生智下令第一线守军退至复廊阵地继续抵抗，并采取禁止北渡长江等措施，决心背水一战。9日，日军集中5个师开始向守军复廊阵地全面进攻。光华门城垣首先告急，日军一部两次突入城内，均被守军消灭。

　　日军受挫后，便于11日集中两个师猛攻雨花台和中华门，并对该地区进行昼夜轰炸。守军第八十八师拼命抵抗，两个旅长均壮烈牺牲，终因部队伤亡过重，雨花台和中华门相继沦陷。

　　战至12日晚，紫金山亦被日军占领。与此同时，各城门均告失守，中国守军与从中华门突入的日军展开巷战，南京危在旦夕。

　　12日下午，唐生智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向守城部队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当时南京城已呈现混乱状态，除少数部队从正面突围出去外，大部分部队涌向下关，造成严重失控和极度堵塞局面。不少人挤死在城门洞里或淹死在江里，更多的人则在日军飞机轰炸和机枪扫射下丧生。12月13日，南京陷落。

　　12月中旬，日华中方面军又令第十八师配合第一○一师向浙江杭州方向进攻，12月24日占领杭州。至此，京沪杭地区便成了沦陷区。

　　南京保卫战历时10天，以南京的陷落而告终。中国统帅部在上海失守、中国军队主力元气大伤的不利情况下，仍调集兵力组织南京保卫战，广大守城官兵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全凭一腔爱国热情，以血肉之躯力御强敌，这些都是值得称颂的。

　　南京保卫战失利绝非偶然。敌我力量对比的差距、战前不利的敌我态势和南京易攻难守的地形，是造成南京保卫战失利的客观因素。在主观指导上也存在严重缺陷：蒋介石不相信、不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寄希望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结果落空。

血腥屠杀无辜百姓

　　根据南京市档案馆档案资料记载，“七·七”事变前，南京拥有人口100余万，日军入侵前夕虽然流亡后方一部分，但到1937年11月23日，南京尚“有人口50余万”，如再加上十几万守城官兵和数万外地难民，总人口仍在60万以上。

　　12月2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俘虏，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1947年3月，中国政府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过一年多时间调查、取证认定，在日军南京大屠杀中，“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设于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作出了大致相同的判决。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

　　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掉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日军南京大屠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据不完全统计，集体屠杀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之多。据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315起控诉案的查证结果，属集体屠杀而焚尸灭迹者共有28案，其中屠杀数在千人以上的集体屠杀案件有10起，它们是：

　　1937年12月15日，在上元门外沿马路至鱼雷港江边一带，日军用机枪射死被捆的俘虏和老百姓达9000人以上。10月25日下午13时，中国军警2000余人为日军俘虏后，被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尚未死者悉遭活焚。12月16日下午6时，聚集华侨招待所之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扫射后弃尸江中。12月16日，日军在大方巷难民区内，将青年单耀庭等4000余人押送下关，用机枪射杀，难民无一生还。12月17日，在煤炭港下游之江边，日军对约3000名被拘禁者，初以机枪扫射，继将剩下的200余人驱入一茅屋内，浇上汽油烧死。12月18日夜间，日军将被囚禁在幕府山的中国军民5．7万多人，以铅丝扎捆，驱集下关草鞋峡，然后用机枪射杀，尚能挣扎者均遭乱刀戳毙，并将全部尸骸浇以煤油焚化。12月间，在城外宝塔桥及鱼雷营一带，日军屠杀中国军民3000人以上。12月间，日军在上新河地区屠杀中国军民28730人。12月间，难民和被俘士兵7000余人，在南门外附近凤台乡、花神庙一带被日军枪杀。12月间，日军在燕子矶滩屠杀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士兵55000人以上。

　　除集体屠杀外，日军零星的分散屠杀更是不计其数。据中国战犯审判军事法庭《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谷寿夫案件判决书》附件记载，除上述10起集体屠杀案外，还有有据可查、规模不等的屠杀事件870余起。据不完全统计，分散屠杀人数至少在15万以上。

　　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以前，日军主要在东起栖霞、龙潭，西至板桥、双闸镇，南从六山、牛首，北达长江北岸和浦口的广大郊区农村进行屠杀。凡是日军所到之村镇，都染有中国人民的鲜血。

　　如江宁汤山镇许巷村近200户人家，就有100多个年轻人被日军刺死。由城里逃难到沙洲圩的南京烟草公司经理马明福一家6口，及其亲戚7口，外加本村50多人，也都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

　　日军对南京市区的屠杀是从12月13日占领南京市区以后开始的，先是在南京各城门内外大肆屠杀，然后杀向市区大街小巷。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揭露说：“从光华门北上，走向中山东路，在光华门马路两边，看到接连不断的散兵壕，都填满了烧得焦烂的尸体。马路中间横倒的许多木柱下面，压着的都是尸体，四肢断折，身首异处，不啻是一幅地狱图画。”

　　日本兵还在南京城内任意屠杀中国的儿童。一个外国证人说：“中国人像兔子似的被猎取着，只要看见那个人一动就被枪击。”中国军事法庭在《谷寿夫战犯案起诉书》中，对日军的这类杀人暴行作了描述：

　　吴学诗等拉夫不从被杀，李又名等完成夫役亦被杀，殷德才等见放火施救即被杀，张贡才等见燃烧民房哀求亦被杀，又李孙民之被杀，以其避难于防空壕中。

　　韩马氏等数十人之被杀，因强索柴米之告罄；又向赵陆氏等索姑娘不获杀之，强奸周张氏等不遂杀之，强奸或轮奸杨刘氏等后又杀之；又张世雄等因护子女而被杀，王二毛见父母被害号泣而被杀。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常用的手段有枪击、刺杀、砍头、刀劈、剖腹、挖心、水溺、火烧、狗咬、活埋、锥刺、摔掼、活靶、宫刑、穿刺阴户和肛门等，屠戮手段之残忍，难以名状。

　　在素以残杀中国人著称的日军第十六师中，有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进行所谓杀人比赛。约定在占领南京时，看谁先杀满100人，谁就是胜利者。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杀了89人，野田杀了78人，因未满100人，“竞赛”继续进行。

　　12月10日，两人相遇在紫金山下，野田说：“我杀了105人。”向井说：“我杀了106人。”由于确定不了是谁先杀满百人之数，于是决定再赌看谁先杀满150名中国人。12月11日，比赛继续进行。

　　对这些杀人魔王的暴行，日本报刊不仅不予谴责，反而以《百人斩大接战》、《百人斩超纪录》的标题予以宣扬。

　　日本侵略军不顾国际公法和国际正义，竟灭绝人性地以南京市民作其射击、刺杀的靶子，传授杀人技术。

　　他们或将被害者绑悬树梢、电杆上，以枪瞄准射击；或者迫使被害者排成一行，然后由一个或数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齐朝他们身上刺去，其余日本兵则在一旁观看；或者将被害者绑在木柱上，一个日本兵用军刀劈杀，其余均在旁观看、效法。

　　日军第一一四师重机枪分队一等兵田所耕三就曾对人说过：“我在城里扫荡过‘残敌’，把俘虏绑在树上，军官们一面教导我们怎样枪杀和刺杀的方法，一面把他们弄死。军官和下士官把蹲在挖好的坑前的俘虏脑袋砍下来。我嘛，那时是二等兵，只让我用刺刀刺……这样的屠杀在城内外一连进行了10天左右。”

肆意凌辱妇女儿童

　　除了最残忍的大屠杀外，日军还对无辜的妇女进行野兽般的奸淫蹂躏。

　　一位曾参加过攻打南京的日本兵田所耕三揭露说：“受害最深的还是女性。不管老太婆也罢，什么也罢，谁也逃不过去。我们从下关派出木炭卡车，到各村落、街坊掳来许多女人，分配给士兵们，大致15至20人分配到一个，找到仓库等墙边挡太阳的地方，拿些树枝树叶遮一下，当做强奸场所。中队长用图章盖在纸上，叫做‘红卷’，大家拿着这个东西轮流入场……奸过之后，还要把她们杀死。”

　　一位目睹日军这一兽行的原鼓楼医院外侨麦加伦牧师，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周过去了，这里成了世上的地狱……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闻知有如此残忍之事。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少有1000多起，连白天也有好多这样的事。如果有抵抗或者不答应的话，就用刺刀刺死，或者用枪打死。民众在绝境中呻吟着。”

　　横行无忌的日军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妇女就强奸。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妇孺9000多人。数日内，“被其奸淫之妇女约占半数”。

　　南京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称：“难民区每天有许多妇女横遭蹂躏，其中有牧师的妻子，有青年会工作人员的妻子，有大学教授的妻子，他们平时都洁身自爱，清白无瑕。”

　　淫虐成性的日军即使对年逾古稀的老妇和尚未成年的幼女也不放过。

　　一天，3个日本兵闯入三牌楼郑姓家中，轮奸了一位已经60多岁的老妇，其孙哭泣不已，被刺两刀。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3人，长女18岁、次女13岁、小女9岁，均被日军轮奸。小女儿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残暴的日军对孕妇和刚分娩的妇女也进行凌辱。12月19日，一名孕妇被日军拉着要强奸，婆婆前去阻拦，被一脚踢开，日军用刀剖开孕妇腹部，胎儿流出，两条性命俱丧。赛虹桥北村55号张孟氏，分娩不久即遭日本兵强奸，因伤势过重死去。在被日本兵强奸的妇女中，还有出家的尼姑。一位名叫松泉的女尼，被日本兵强奸致死。

　　日军不仅肆无忌惮地强奸、轮奸妇女，更为凶残的是他们在奸淫妇女后，又用种种残暴手段将其杀死。

　　据当时目睹这一惨状者记述：“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阴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一旁拍手大笑。”

　　一些残暴的日军在蹂躏妇女之后，还灭绝人性地强迫公奸其媳，父奸其女，子奸其母，僧奸少女，以供取乐。据一目睹者说：日军进城第四天，一伙日军闯入水西门的刘姓家中，见—少女，“强令脱去衣服，迫其父母各执一足，然后轮流强奸”。

　　继之强令其父强奸其女，父不允，日兵则以刺刀猛刺，父女同时毙命。一天，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扮成男子出城寻找父母，不料在中华门被守城日本兵识破，当即被拖入卫兵室轮奸了。这时，正好一个和尚走过来，日兵即令其续与行奸，僧拒不从，被处宫刑致死。

　　日军在南京大规模的兽行，延续达6周之久，涉及地域之广，强奸人数之多，其手段之毒辣，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0000起左右的强奸事件。”

　　日军的种种兽行表明，其人性已经泯灭殆尽。就连日本的盟友德国政府也从派出的代表处得到报告：“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该报告最后把制造这种暴行的日军称为“兽类的集团”。

　　日军在侵占南京后的所作所为，在中国人的心里留下了永远也抹不掉的阴影，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人类的犯罪，中国及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都应时刻谨记。

疯狂掠夺各类财物

　　日军在南京的另一暴行是对财物的掠夺。从城外到城内，从各个角落到难民区，无时无处不抢。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中国人的还是外侨的，都遭日军“光顾”，劫掠一空。抢劫的时间长达两个月。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抢劫、强奸、纵火往往是同时进行，有时还要杀人灭口，搞得不少市民人财两空，家破人亡。

　　一位外侨在信中说：“城内几乎每所房子都遭到了日本兵掠夺，即使美国、英国、德国使馆和大使官邸及外侨住宅，也未能幸免。各种车辆、衣服、被褥、毛毯、钟表、字画、食物、现金，以及其他稍有价值的物品，都是他们掠夺的对象。”

　　日军大规模的抢劫是在其既定的掠夺政策指导下，有组织地由各部队进行的。南京金陵大学教授贝德斯博士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说：“这种抢劫是非常有组织的，使用了许多军用卡车，并且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

　　日军有组织掠夺的主要对象是机关、学校、工厂、仓库和商店。一位留在南京的美国公民在信中写道：

　　南京的店铺尚未遭到袭击的，只有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军用仓库。大多数的店铺，日本兵一来，先把明显的东西抢走。接着在军官的指挥下，有计划地把一切物品用军车拉走，尔后付之一炬。

　　根据战后南京市临时议会不完全调查统计，在南京事件中，日军共抢劫各种器具30多万件、衣服590多万件、金银首饰1．42万两、书籍14．86万册、古字画2．84万件、古玩7300件、牲畜6200头、粮食1200万石。所抢劫的其他财物，如工厂设备、原料、车辆、铁器等尚未统计。

　　纵火是日军摧毁古都南京的主要手段，也是其重要的暴行之一。日军占领南京之初，就在其军官指挥下，士兵手执火把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到处随意放火。

　　12月20日，一位外侨在日记中写道：

　　暴行继续发生。全城大火蔓延。下午5时，我和史密斯乘车外出，城内最繁荣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火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目睹日本兵在店铺内放火，再向南行，看见日本兵忙于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

　　夜间，我从窗口眺望，14处火舌正向天空飞腾。日军不仅在城里纵火，而且郊区农村也没有逃脱日军的洗劫。

　　日军纵火时间长达数月。德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罗森，1938年1月15日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

　　这次日军纵火破坏究竟有多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市内的商业区一块一块地，一个接一个地被烧掉……全市约三分之一被毁了。”

　　至于郊区，则“在南京四周200华里以内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另据战后南京市临时议会1946年公布的《抗战损失调查》表明，全市共损坏高大华丽房屋748幢和3．1万多间。

预谋实施烧杀抢掠

　　南京大屠杀事件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法西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进攻南京，妄图用恐怖手段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是由日本最高当局一手阴谋策划的，松井石根则是这一阴谋计划的具体组织者和执行者。

　　1937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了“膺惩暴支”的声明。9月5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宣称：“我国为了使这种国家反省他的错误，而决心予以决定性的打击。”

　　对于这些，松井石根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接受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一职时，曾对陆相杉山元说，无论如何要攻打南京，并且声言：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

　　他笃信只有武威才能迫使中国人民畏服。在他亲自起草的《攻克南京城纲要》中，规定了占领南京后，由各部队“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的任务。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也认定：“对都市或村庄居民实行屠杀……这就是日方所谓的‘膺惩’行为。这些行为在中日战争中一直未停过，其中最坏的例证就是1937年12月对南京居民的大屠杀。”

　　日军在南京有组织的大屠杀，显然是得到了指挥官的许可而实行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向所部下达了“机密，阅后销毁”的命令：“杀掉全部俘虏。”

　　该军第十六师师长中岛今朝吾和第十三师第一○三旅长山田旃二在日记或笔记中，都记载了执行虐杀俘虏的命令和残杀俘虏的情况。

　　隶属于上海派遣军的两个师是这样，归第十集团军统辖的第一一四师也不例外。该师第六十六团第一营在其战斗详报中也有记载：“根据旅团命令：俘虏全部杀掉，其方法可以10多名为一组枪杀。”

　　由此可见，不保存俘虏的方针绝非哪一个部队的发明，至少是来自日本华中方面军的指令。此外，日第十集团军所属第六师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到该师司令部采访时看到一份关于屠杀平民的命令文件。内容是：

　　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

　　正是在这一方针和命令下，侵华日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大屠杀事件。

　　至于日军在南京奸淫、纵火和破坏的兽行，也是在日本当局和军官的纵容下进行的。对于日军强暴妇女的暴行，师长中岛今朝吾曾若无其事地说什么“强奸妇女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

　　一位曾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志愿兵”在手记中写道：“上级号召士兵们要去养精蓄锐”，并挑唆说，“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

　　日本兵在南京的劫掠和破坏，是在日军下达“在当地征收粮食，自谋自活”的征收令的幌子下进行的。

　　一位曾参加过这一暴行的日本兵追述说：正是这个征收命令，使“军人们变成了到处偷袭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使下级军官发狂，不但抢夺粮食，而且强暴了中国妇女”。

　　日军在南京所犯的种种罪行，还得到了日本当局的默许和支持。

　　南京国际委员会自1937年12月14日至21日，先后12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并在照会中附录烧、杀、淫、掠罪行计113案，促请日本当局注意约束部属，防止暴行扩大。但是，日本当局对抗议信函一概置之不理。

百团大战

制订周密的作战计划

　　1939年12月，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和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向八路军总部发来电报说：

　　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

　　一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由任丘到大城、河间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5尺，两旁沟深8尺到1丈，沟底宽6尺，沟面1丈6，把根据地划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援的孤立的小块，部队也不易转移，便于敌逐次分区搜剿。

　　二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筑，安国县已完成3层，敌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出入其圈内。

　　日本侵略军的这套诡计，不仅在冀中推行，而且要在全华北实行。军事家刘伯承曾经形象地比喻说，这是日军企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对华北军民实行“囚笼”政策。

　　八路军指战员认识到，一旦日军的阴谋得逞，“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因此，大家纷纷提出，绝不能让其修成这类道路。

　　朱德、彭德怀认为，日军的筑路行动，有其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重大意义，对此，丝毫不能忽视。朱德、彭德怀提醒大家，要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日军的阴谋。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对日军交通线的总破袭战打响了。

　　8月22日，八路军总部陆续收到各部队发来的战斗捷报。中午，作战科长向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报告实际参战兵力，作战科长如数家珍似的说：“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

　　左权听着听着，忽然说：“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确切的数字。”彭德怀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好了。”这天中午，彭德怀、左权指示：正太战役是抗战以来华北军队积极向日军进攻之空前大战，总兵力共约一百个团，故名“百团大战”，以便向外扩大宣传。这天，《新华日报》华北版、新华社华北分社发布了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关于百团大战的第一号捷报。

　　从此，百团大战这一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轰动中外，它对坚持抗战，遏制国民党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中，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聂荣臻5人都参与指挥百团大战。发动百团大战，八路军的高级将领经过了长时间酝酿。八路军总部原来设想，以袭击日军交通线为主的总破袭战从1940年4月10日开始，由于反顽斗争，这一战役到8月下旬才打响。日本侵略军侵占广州、武汉等地以后，对国民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称：

　　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东、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

　　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

　　日本侵略军在政治上迫使国民党订立城下之盟的同时，在军事上不得不转入保守占领地，准备长期作战。1938年11月，日军大本营制定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其作战方针是：“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力量。”

　　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谋划新的侵华阴谋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制造了一系列武装摩擦事件。

　　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实行军事限共。11月下旬，阎锡山命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两个军，向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

　　12月3日，阎锡山的部队破坏了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了洪洞县、蒲县县长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史称“十二月事变”。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在陕甘宁边区、晋东南地区、太北和冀南地区向抗日力量进攻。中共中央从抗日大局出发，指示八路军审慎而坚决地同反共行动进行必要斗争。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削弱了抗日力量，给日军以可乘之机。

　　1940年春，日本侵略军纠集伪军，执行“肃正建设计划”，推行“囚笼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给抗日军民造成严重困难。

　　日军占领华北以后，挖壕沟，筑碉堡，不断修筑公路、铁路交通网，平原上的据点之间都有公路联络，有的一个据点分叉十几条公路，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公路网。正太铁路是日军施行“囚笼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

　　正太铁路东起石家庄正定，西止太原，全长240多公里，横越太行山脉，经过娘子关天险，是连接山西、河北两省，沟通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联结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线的重要交通命脉。

　　日军企图通过施行“囚笼政策”这种方式把华北抗日根据地分割成块，在军事上实行分区“扫荡”，在政治上加强发展伪组织的“统治”作用，在经济上对抗日根据地加以严密封锁，隔绝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粮食运输，还企图把晋察冀的粮食运往日本，缓和日本国内的粮荒。

　　侵略者费尽心机，企图更尖锐地插入根据地，控制根据地。日军妄称，正太铁路沿线是“不可接近”的地区。

　　1939年秋，华北抗日根据地已有近百个县城，日军推行“囚笼政策”以后，抗日根据地逐渐被封锁、被切割，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困难，物资供应更为紧张。

　　1940年2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在部署反摩擦斗争的同时就提出，八路军各部队要对日军筑路的起止地点、修筑方法、沿路设施、守备兵力等情况进行详细侦察，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做军事准备。

　　4月1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命令，要求八路军各部队互相配合，从4月10日开始对日军的交通线发起总破袭战。

　　4月2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发出的一封急电。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

　　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

　　毛泽东还提出，要以主力对付威胁延安的国民党第九十军；八路军除第三四四旅外，再抽调兵力南下华中，打通与新四军陈毅方面的联系。毛泽东还希望朱德早日动身到洛阳，同卫立煌谈判，停止国共摩擦，然后秘密返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以后，即要求八路军有关部队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对日军发动交通总破袭战的计划推迟。这以后，八路军有些部队也出击了日军的交通线，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战役。

　　4月12日，毛泽东、王稼祥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朱总能否与卫一晤？”

　　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朱德总司令离开八路军总部王家峪，前往洛阳同卫立煌谈判。

　　5月7日，朱德一行渡过黄河。卫立煌得知朱德到来，早已派人到码头迎接。朱德到洛阳时，天已经黑了。卫立煌把朱德和康克清安排在自己的驻地住宿，以便互相交谈。

　　在卫立煌举行的欢迎会上，朱德特别强调了军队团结的重要性。朱德说：

　　共产党、八路军坚决要求这种团结，国民党的大多数需要这种团结，只有日寇、汪精卫、汉奸、投降分子和摩擦专家害怕这种团结。

　　朱德强调，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在洛阳，朱德与卫立煌举行会谈，气氛很融洽。每天晚上，卫立煌都安排招待晚会，有时还请著名演员演出。卫立煌原来还准备就陕甘宁边区问题做些调解，蒋介石得知后立即打电报给卫立煌，说：“这个事你不用管。”

　　后来，朱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时说，洛阳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中的地方，但因为有卫立煌这个中间力量在，情况比西安还要好些。

　　5月17日，朱德一行来到西安，发现八路军办事处周围出现了一些来历不明的人。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八路军设在国民党西北统治中心的这一合法机关也成了反动分子的一个眼中钉，不仅在生活必需品供应上处处刁难，还在办事处周围设置了20多个特务据点，办事处工作人员外出，很快有特务尾随跟踪。

　　朱德了解到上述情况以后，一面要求大家保持警惕，任何时候都不可麻痹大意，一面和大家一起研究了对付国民党特务的斗争艺术。为了保证文件传送中不被特务觉察，要求有关人员不走大街走小巷，晴天不送雨天送，白天不送晚上送。

　　离开西安前夕，朱德得知办事处交通科一名姓贾的战士因公外出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反动当局又拒不承认。为了把这名战士救出虎口，朱德亲自出面同国民党有关方面交涉，迫使特务放人。

　　北上返回延安那天，朱德得知八路军办事处有一批通讯器材要送往延安，又担心这些器材在途中会受到国民党军队哨卡的刁难。朱德毫不犹豫地说：“你们把这些器材装上车，我随大卡车一起走。”当时，著名作家茅盾夫妇和一些进步人士也要从西安去延安，为了保障他们途中安全，朱德也邀请他们同车前往。北上途中，国民党军队的哨卡一次又一次地拦住了这辆大卡车，当他们看到车上坐着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时，只好皮笑肉不笑地让路。返回延安以后，朱德总司令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战争。朱德离开八路军总部不久，彭德怀委托左权前往太行山深处的黎城县谭村，这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

　　4月末一天晚上，左权见到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吕正操、陈锡联、陈赓等人。战争岁月，几名八路军高级将领聚在一起，不约而同地谈论起一个问题：粉碎敌人的“扫荡”。左权听了大家的议论，很兴奋，说：

　　彭老总要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和大家商量这件事。彭老总有个想法，由荣臻和伯承同志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

　　左权这番话，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将军们提出了多种设想，要左权带回去，供彭老总参考。

　　破袭日军的交通线，是打破“囚笼政策”的重要环节。朱德在1940年7月7日《解放日报》上撰文分析日军情况时指出，日军吃了游击战争的亏，在军事上想了很多办法来对付八路军。他们先是依靠铁路、河流和公路，把抗日根据地隔成许多小块。

　　为此，日军还新建了铁路，开凿了漳河、卫河间的运河，修筑了数不清的公路。他们还通过挖沟和筑墙的办法来割裂和限制八路军。

　　平原地区，日军修筑的碉堡远的二三十公里一个，近的五六公里一个，在铁路旁和重要城镇周围，每隔两里就有一个碉堡，步枪火力可以互相联系。因此，截断日军的交通线，收复若干重要据点，具有重要意义。

　　八路军高级将领酝酿在华北进行大破袭战时，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息息相关的欧洲战场上，法西斯军队发动了新的进攻，接连占领了西欧4个国家。

　　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欧洲战场的侵略行为，进一步刺激了日本侵略军的狼子野心。

　　法西斯军队在欧洲战场上得势以后，蒋介石一度与日本的坂垣征四郎举行长沙会谈，并且在匆忙之中达成了会谈备忘录，日本政府进一步开展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活动。

　　尽管后来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支持，并希望中国拖住日本，蒋介石也意识到日本迟早要同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同美国打仗，日本绝不可能像在中国那么疯狂。

　　但日本并没有放弃对蒋介石的政治诱降工作。5月18日，日本陆军省、部首脑会议正是通过了《以昭和十五、十六年为目标的处理中国问题策略》。这个策略的要点是，在1940年年底以前，进一步统一与加强政略、战略和谋略，以全力迅速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屈服。

　　根据这一策略，日军把侵华的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上。为了提高政治诱降的力度，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军事压力，日军发动了武汉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枣宜作战。

　　冈村宁次离开中国后，由园部和一郎任司令官的侵华日军第十一集团军派出了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和池田、石本、小川支队、平野、古东、田中大队等部队向宜昌发起进攻，其中步兵相当于编制健全的20个大队。

　　5月23日夜晚，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园部和一郎司令官向日军统帅部报告了实施宜昌作战的决心，日军统帅部马上批准，并且从南京、上海和杭州地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支援宜昌作战。园部和一郎司令官在25日至29日连续下达命令，部署作战行动。

　　日军渡过汉水以后，第三师团于6月1日占领襄阳，第三十九师团于3日占领宜城。

　　当时，第十一集团军的一些中、上级军官看到部队连续同中国军队作战，十分疲惫，希望放慢进攻速度。但是，日军大本营被德国军队的疯狂战争所刺激，也想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军第三师团和第三十九师团分左右两路，于6月4日分别向当阳和荆门前进。

　　6月10日，园部和一郎司令官向全军下达了迅速攻占宜昌的命令，命令“第三师团及第三十九师团消灭敌人北面集团后，在当阳一带及当阳以西地区整理阵容，准备尔后的机动”；“第十三师团击败安福市一带南面集团后，向宜昌突进，并迅速围攻和占领宜昌。”

　　日军第十三师团于6月12日16时占领宜昌以后，又派出大量飞机对重庆等重要战略目标进行轰炸，其中攻击重庆市军事设施的炸弹就有10000多枚，企图以疯狂的轰炸来屠杀中国人民，震慑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

　　日本侵略军的轰炸一度使国民党上层集团笼罩着一种失败情绪，蒋介石等人也曾经寄希望于国际的援助。但是，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正忙于应付欧洲战场的严重形势，难以顾及中国战场的情况。

　　7月上旬，日军在华北的兵力约有27万人，华北伪军约有14万人，武汉方面兵力较少。日军为了增强第十一集团军的守备，7月20日，从华北抽调了6个步兵营、一个山炮营到武汉。司令部驻在石家庄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主力正在冀中“扫荡”。这样一来，正太铁路沿线的日军兵力暂时减少。

　　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全面进攻，打击其“囚笼政策”，制止国民党右派的投降活动，进一步发展敌后斗争的新局面，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形势，八路军总部决定，实施酝酿成熟的破袭正太路的设想，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破袭战。

　　7月22日凌晨，一束束电波飞向天空，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下达的关于大举击破以正太铁路为中心的《战役预备命令》传到各部队，传到延安。

　　延安收到这份注明“十万火急”的电报以后，立即抄送毛泽东、王稼祥、洛甫、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和作战局。

　　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三人联名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这项命令规定，总部特务团主力集结于下良西营地区，聂集团、刘邓集团、贺关集团和总部特务团，统统由总部直接指挥，“限8月20号开始战斗”。

　　战役行动命令下达以后，八路军指战员群情激昂，纷纷进行战斗准备，对一些重要作战地域，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亲自化装去侦察。

　　当时担任第一二九师第三五八旅旅长的陈锡联将军回忆说：“我们这些旅干部，当时都化装去铁路沿线侦察了地形。”

　　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于10月13日向日本陆军次长报告战役情况时加注说：“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所在地的阳泉，在盂兰盆会期间发现很多平日未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事后查明，从8月前后经常出入阳泉车站的一个男子，据说是共军某部的参谋长。”

　　八路军的勇士们首先在正太路向日本侵略军发起进攻，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很快扩展到晋冀察全境、晋绥大部分和热河南部地区；正太、平古铁路全线，安阳以北的平汉铁路，德州以北的津浦铁路等地，除山东以外的整个华北地区和主要交通线上，到处可以听到抗日军民破袭日军交通线的枪声和爆炸声。

　　百团大战的号角吹响了。这场总破袭战，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的《战役行动命令》进一步明确了战役部署和任务，其中要求：

　　聂集团主力约10个团破坏平定东至石家庄段正太线，破坏重点应在娘子关、平定段。

　　对北宁线、德州以北之津浦线、德石路、沧石路、沧保路，特别是对元氏以北至卢沟桥段之平汉线，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从正面的破袭之，阻击可能向正太线增援之敌，相机收复某些据点。

　　对西、北两面之敌，以适当兵力监视之。另以有力部队向盂县南北敌据点积极活动，相机克服某些据点。

　　“聂集团”是指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军区部队，这是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等3000多官兵为骨干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晋察冀根据地开展敌后斗争的一支抗日力量。

　　“聂集团”的主要任务是破袭正太路东段，主要作战对象是日军独立混成旅团大部、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一部。这一地域，有日军坚固设防的娘子关天险，有日军的重要燃料基地井隆煤矿。这些要点，日军都进行严密守备。

　　聂荣臻司令员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后，立即抽调了18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又2个骑兵营、3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5个游击支队，分别组成左纵队、右纵队、中央纵队、钳制部队和总预备队，破袭正太路阳泉至石家庄段；同时对平汉铁路元氏至卢沟桥段等铁路段也作了相应的破袭部署。

　　当时，正太路沿线的日本驻军主要有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全部，该旅团司令部设在阳泉；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一部，该旅团司令部设在石家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一部，该旅团司令部设在太原。

　　日军在正太铁路沿线城镇、车站、桥梁、隧道附近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在铁路两侧10公里至15公里地区还设有外围据点。堡垒之间用交通壕相连接，周围又设有铁丝网、障碍物，布置了严密的火网，平定到石家庄两侧，就有40多个据点。破袭战在许多地段将是攻坚战。根据这些情况，聂荣臻决定先攻占日军据点，再实施破路。

　　战前，聂荣臻要求参战部队抓紧时间进行攻坚和破城的针对性训练，特别要重视侦察敌情，准备爆破器材，选择好进攻道路。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以后，聂荣臻带着一个精干的指挥组赶到前线。

　　聂荣臻的指挥所设在井陉附近一个叫洪河漕的小山村里。井陉有总矿、新矿、阳井矿3个矿区，是华北地区一个储量丰富的煤矿，日军把这个煤矿视为命根，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聂荣臻决心破坏这个煤矿，有意把指挥所设在井陉附近。

　　8月20日，夜空漆黑，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突然，正太铁路两旁升腾起了一颗颗红色信号弹。刹那间，随着一阵雷鸣般的爆炸声，各路突击部队像猛虎下山，扑向日军的据点和车站。

　　八路军向正太铁路全线发起突然攻击，日军事先竟然毫无所知，各据点守军没有任何准备，一时间，全线陷入被动。战役之初，守备正太路东段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根本弄不清楚各方面的情况，经过两三天以后，才逐渐判明”。

　　在聂荣臻指挥下，晋察冀军区的部队3路出击，均高奏凯歌。

　　其中一路是突袭娘子关的右纵队由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郭天民、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刘道生指挥，辖有第十九、第五团，主要负责击破正太铁路娘子关至乱柳段之间的交通线，重点是娘子关的日军据点。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位于山西平定县城东北45公里处，是古长城的著名关隘。相传唐太宗之妹平阳公主统领娘子军驻此设防，故称娘子关。

　　关城两翼之长城依山势蜿蜒，是正太路上晋、冀两省交界地带的天然屏障。关城北侧桃河，水流湍急，南接山岭，逶迤相连。石太线顺山峡蜿蜒铺设。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娘子关后，又依据险峻的山谷加修了4个大堡垒。关上有日军驻守，关下的村子里驻守着伪军。

　　1940年8月20日20时，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五团指战员悄悄潜入娘子关村，很快解决了村里的伪军。胜利的喜悦鼓舞了八路军指战员的信心，他们沿着陡峭的山坡，冒着密集的火网，向娘子关上的日军堡垒仰攻。

　　守关日军毫无准备，被八路军打得措手不及。经过3小时激战，第五团的两个连攻入娘子关，歼灭了大部分守军，八路军的红旗插上了被日军占领3年的娘子关。

　　这是正太铁路中最早攻克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在侵略军铁蹄下生活了近3年的娘子关地区的同胞，看到八路军的红旗高高地飘在关头上，兴奋得流出了泪水。

　　聂荣臻得知右纵队的指战员攻克娘子关，感到兴奋，但他立即拒绝了部队要求坚守娘子关的请求，命令部队在炸毁堡垒工事和东面的铁路桥后，撤离娘子关。当日军的增援部队赶到时，八路军已经撤得无影无踪。

　　8月23日，第五团官兵再次攻入娘子关，炸毁了娘子关东面1公里处的一座石桥，破坏了程家陇底、磨河滩之间的铁路。

　　第五团一营第一连向磨河滩车站这个日军据点袭击时，却意外地遭到了日军的反击。磨河滩车站原来只有100多名日军，八路军以一个连突然袭击，有胜利的把握，谁知这天日军的800多名退役军人乘火车经过这个车站，听到枪声，也加入了战斗，这样一来，磨河滩车站的日军突然增加到近千人，战斗力发生了变化。

　　破袭磨河滩车站的任务没有完成，指战员们摩拳擦掌。当天晚上，第一连官兵悄悄地渡过棉河，攻入磨河滩车站，日军听到枪声，退入营房继续抵抗。

　　就在两军相持的时候，500多名日军乘铁甲列车前来增援，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棉河水上涨，人员难以徒涉，一连指战员即抢占了磨河滩车站西面的一个村庄，伺机行动。

　　次日下午，日军组织起400多人，开始对第一连进行反击。第五团首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命令团主力对一连进行火力支援。不一会儿，反击的日军遭到了棉河北岸猛烈炮火的袭击，反击受阻。第一连指战员英勇战斗一日，歼灭50多名日军后，奉命撤出战斗。

　　第十九团官兵在战斗发起后攻入巨城和移穰车站。8月23日晚上，第十九团再次攻入移穰车站，炸毁了车站的水塔和铁路设施。

　　8月24日至27日，右纵队的指战员连续作战，接连炸毁了20孔石桥。日军各据点的联络被切断，遭到八路军的各个击破，正太铁路娘子关至乱柳段，交通完全断绝，日军异常恐慌。

　　左纵队由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熊伯涛指挥，辖有冀中警备第二旅、晋察冀军区特务团、平井获支队等部队，主要负责破袭微水至石家庄之间的铁路和公路。战斗打响后，各部队分头行动。

　　平井获支队在8月20日夜晚袭击岩峰，爆破铁路。特务团在20日夜掩护群众破坏公路后，又于22日夜攻入上安车站，歼灭了车站的日军。警备旅第二团于23日夜攻入头泉车站，破坏了日军的两个堡垒。

　　8月25日至27日，左纵队指战员连续出击，对平山、获鹿、微水、岩峰之间的公路进行破击，取得了满意的战果。

　　中央纵队由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指挥，辖有第二、第三、第十六团，主要负责破袭正太铁路娘子关至微水段，攻打井陉煤矿。

　　战斗打响后，第十六团第二营等部队接连攻克了地都、北峪、南峪等日军据点，歼灭了南峪的大部分日军，破坏了日军占据的两座桥梁。第二团攻占了驴岭铁桥东端的堡垒，还一度占领蔡庄日军据点。

　　中央纵队进攻井陉煤矿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日军占据井陉煤矿以后，一直把煤矿作为一个重要守备据点。日军在围墙上敷设电网，围墙外还加设了铁丝网，挖了壕沟。围墙内，日军在新矿、老矿、北山等不同角落设置了22个堡垒，以便监视全矿区。

　　战前，中央纵队按照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派遣小分队潜入矿区，同煤矿工人接上了头。在工人们的掩护下，第三团的指战员切断了矿区电源，在暗夜中发起冲击。

　　黎明时分，八路军指战员歼灭了矿区的日军警备队一部。第二天下午，第三团官兵全歼守军百余人，解放工人2300多人，占领了主要矿井。在矿工的帮助下，八路军指战员炸毁了14台机器、10个锅炉、5座铁桥、3座风车、2座烟囱以及电机房、火车站等矿区的一些重要设施。

　　这次破袭，使日军损失达一亿日元，井陉煤矿半年内无法出煤。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参谋泉可畏翁回忆说：“所谓井陉煤即炼铁用的黏结煤，当时是供给满洲鞍山炼铁厂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原料。在井陉三矿中，最重要的是新矿，所受破坏最大，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

　　8月21日傍晚，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司令部得知八路军袭击井陉煤矿的消息后，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亲自率领全部14个中队的日军，分两个梯队从石家庄等地星夜兼程，增援井陉煤矿。23日傍晚，当这些日军抵达井陉煤矿时，八路军已经撤离。

　　8月23日，驻守石家庄的部分日军向西增援。

　　这时候，华北地区连日下雨，河水泛滥，这给八路军的破袭作战带来了不便。晋察冀军区的部队转移兵力，继续对日军占据的铁路、桥梁、隧道进行全面破击。

　　在见人就杀、见房就烧的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的“扫荡”之下，聂荣臻领导晋察冀军民坚决反“扫荡”，大家呼喊一个口号：

　　敌人进村我们出村，敌人出村我们进村；敌人不来时，炸桥梁、毁隧道、烧枕木、割电线；敌人来时，用草人引诱、用手榴弹炸、用石雷轰、用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奋勇反击侵略者。

　　经过20多天战斗，晋察冀军区各部队共在正太路沿线毙、伤、俘日伪军900多人，攻克10多个据点，破坏了30多公里铁路，18座桥梁，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5门火炮，在兄弟部队的共同打击下，正太路全线一度陷于瘫痪。

　　正太路是日军华北军事系统的纽带，正太路陷于瘫痪，日军在华北的军事系统仿佛断了脊梁，这就有力地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当时，华北方面军向日本陆军部报告说：

　　正太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采用爆炸、焚烧、破坏等方法，企图对桥梁、轨道、通讯网、火车站设施等重要技术性设备，予以彻底摧毁。在进行破坏时，隐蔽伪装得极为巧妙。

　　晋察冀军民齐心协力的反“扫荡”行动给华北日军以痛击，使日军在华北的嚣张气焰受到重挫。

破袭日伪军的交通运输线

　　1940年8月8日，朱、彭、左3人联名下达的《战役行动命令》明确指出：

　　刘邓集团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一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正太线，破坏重点是阳泉、张净镇，对元氏以南至安阳段平汉线、德石路、邯大路、榆次至临汾段同蒲线、平遥至壶关段，白晋线、临屯公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从正面破袭之，阻敌向正太路增援，相机收复某些据点。

　　对辽平公路应派有力部队积极活动，相机收复沿线某些据点，另以一个团之主力住于潞城襄垣间地区。

　　“刘邓集团”，就是由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这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自从第一二九师主力挺进冀南以后，在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仅在1939年1月至3月间就作战100多次，歼灭日伪军3000多人。

　　其中1月10日上午在威县以南的香城固地区的伏击战，就击毙日军大队长以下200多人，俘虏日军8人、缴获火炮4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刘邓集团”威名大振。

　　正太路西段，主要由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大部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部分兵力防守。这一地段内的阳泉是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驻地。刘伯承、邓小平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后，要求各部队充分做好战前准备。他们提出，战前部队要“注意休养体力，加强军事教育”，“在休养30天内，每人增加5分菜金”。当时，第一二九师的前方指挥所设在和顺县石拐镇。8月18日晚上，刘伯承、邓小平召集有关指挥员在师前方指挥所召开作战会议，布置作战任务。刘伯承师长强调，部队进行大规模破袭战役，不可避免地要强袭和攻坚日军的据点，要把困难设想得多一些，把准备工作考虑得周到一些。邓小平政委特别告诫大家，这次行动，参战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很多，要派得力干部去组织带领，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安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8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师前方指挥所，进至广阳以南的明水头。战役第一阶段，第一二九师所属各部队分两路行动。一路是以第一二九师6个团、决死第一纵队两个团，8个独立营的兵力，组成左翼破击队、右翼破击队和中央纵队，攻击正太铁路西段。另一路以两个团会同平定、辽县、榆次等地方武装一起，破击平辽公路、榆辽公路，牵制各据点的日军，保障主力部队侧后的安全。

　　左翼破击队由第三八六旅所属第十六团、决死第一纵队所属第三十八、第二十五支队组成，主要任务是破击正太铁路山西省内的寿阳至榆次段。8月20日夜晚，大破袭战打响了。左翼破击队在第三八六旅陈庚康旅长的指挥下，第十六团用5个连队的兵力首先向芦家庄车站发起攻击。芦家庄车站驻有日军原田大队的一个中队，有日军40多人，伪军20多人。战斗打响后，第十六团的官兵一举突入芦家庄，连续攻克了车站外围的4座日军碉堡，歼灭了碉堡内的日伪军，缴枪50多支。

　　第十六团向榆次攻击的两个连在工兵分队的配合下，炸毁了芦家庄到段延之间的所有桥梁。第三十八团顺利攻占了上湖、和尚足等车站。第二十五团攻克了马首车站。各据点的日军遭到八路军的突然打击，仓皇向寿阳逃跑。

　　8月21日，天刚破晓，八路军总部就忙碌起来，彭德怀收到了刘伯承师长发来的电报，电报称：“陈庚旅连破碉堡4座，全歼守敌。”这是彭德怀收到的第一份告捷电报。紧接着，聂荣臻司令员也来电告捷。

　　右翼破击队由新编第十旅第二十八团、第三十团组成，主要任务是破击山西省内阳泉至寿阳段的正太铁路。战斗打响后，第二十八团兵分3路，向狼峪、张净、芹泉3个车站的日军据点发起攻击，8月23日，八路军指战员攻克狼峪、芹泉的日军据点。

　　第三十团的指战员向桑掌和铁炉沟据点的日军发起攻击，歼灭日军130多人，当晚占领桑掌，彻底破坏了桑掌大桥。

　　当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刘伯承、邓小平命令部队抓住战机，按计划行动，努力破击交通线。

　　第一二九师总预备队第七七二团两次袭击平定西南的日军据点，歼灭据点内的大部分日军，占领治西。第七六九团把落摩寺的日军连续围困10天，据点内的日军无法突围。8月31日，八路军把该据点内的日军全部歼灭。

　　8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担任总预备队第十四团抢占狮垴山高地，狮垴山位于阳泉西南4公里处，是正太铁路西段的一处咽喉要地，占领了狮垴山高地，就可以阻止日军从侧背攻击破路部队。当天，第十四团即攻占狮垴山高地，控制了阳泉以西10多公里的铁路线，还对阳泉构成了严重威胁。

　　日军丢失狮垴山以后，连忙调飞机支援，企图夺回狮垴山。8月21日上午，日军集中了在阳泉的全部兵力，还把在阳泉的数百名日侨民也武装起来，强迫他们参加战斗，向狮垴山进犯。

　　23日，日由200人增加到600多人，在近20架次飞机的支援下，向坚守狮垴山的八路军发动猛攻，日军还不惜使用化学武器。

　　第十四团官兵英勇奋战，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歼灭日军400多人，有力地保障了破路部队侧翼的安全。为了避免不利态势下的决战，第十四团官兵坚守狮垴山6昼夜后，主动撤出狮垴山主峰，以少数兵力继续钳制日军，主力执行新的破路任务。

　　为了扩大战果，连续打击日军，教育部队，鼓舞士气，第一二九师提出了一些深入指战员心灵深处的战斗号召。其中有“五不”等：

　　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彻底破坏路基。

　　经过10多个昼夜的战斗，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部队控制了正太铁路西段除阳泉、寿阳外的大部分据点和火车站，破坏了大量铁路路轨，炸毁了一些桥梁和隧道。正太铁路线上，许多地段被八路军指战员夷为平地，被日军看做“钢铁封锁线”的正太铁路成了一条瘫痪的死路。

　　8月23日，朱德、彭德怀、左权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联名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嘉奖部队官兵，要求继续扩大战果。

　　八路军首长的嘉奖鼓舞了前线指战员的士气和信心，破袭正太铁路的战斗打得更激烈了。刘伯承反复告诫部队指战员：“对正太路破坏得越彻底，我们就越主动。”刘伯承要求各破路纵队的负责人必须亲自察看重要设施的破坏情况，破坏不够彻底的，要组织力量彻底破坏。

　　根据8月8日的《战役行动命令》：

　　贺关集团应破袭平遥以北同蒲线，及破坏同蒲线及汾离公路。应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线增援。该集团原拟一个团在阳曲以南配合作战，兵力较小，应加强之。

　　如汾河可能徒涉时，该集团阳曲以南配合作战部队，应力求以约两个团之兵力进至榆次南北地区，直接加入参加破袭战的八路军指战员（雕塑）刘邓集团作战，并归刘邓直接指挥之，对晋西北腹地内各个敌之据点与交通路，应分派部队积极破袭，相机收复若干据点。

　　“贺关集团”，即八路军第一二○师暨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指挥的部队。八路军第一二○师主力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挺进冀中，在贺龙、关向应的指挥下，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日伪军。

　　1939年2月2日清晨，当200多名日伪军向肃宁方向进犯时，八路军指战员突然发起攻击，歼灭日伪军150多人。两天以后，当近1000名日伪军从河间西犯时，八路军指战员依托村落进行抗击，毙伤日伪军300多人，粉碎了日伪军的围攻。

　　3月初，当200多步骑兵向黑马张庄进犯时，预先设伏的八路军勇士们突然发起攻击，把这些日伪军歼灭，威震冀中。

　　大破袭战开始后，贺龙、关向应集中20个团的兵力，精心指挥，严格要求，组织部队对同蒲铁路北段和铁路以西的日伪军据点和一些主要公路进行破袭。

　　1940年8月21日零时30分，第三五八旅第四团第二营向静乐县的康家会日军据点发起攻击。康家会位于忻静公路上，驻有日伪军50多人。康家会东北的石神，有30多名日伪军，康家会西南的静乐，有100多名日伪军。

　　为了拔除忻静公路上这个最大的日军据点，第三五八旅精心筹划，以第四团一个营的兵力进攻康家会，以两个营的兵力预先埋伏在康家会以东的炭窑沟、青龙庄之间地域，一旦驻于石神的30多名日伪军前来增援，即有足够的兵力将其歼灭，另以第七一六团埋伏在康家会以西的砚湾，以对付静乐方向的日军。

　　战斗发起后，康家会据点的日伪军自知势单力薄，急忙向石神和静乐等据点的日伪军求援。当静乐方向的40多名日军乘两辆汽车前来增援时，被第七一六团的官兵在途中阻击，将其全部歼灭。石神据点的日伪军增援康家会时，也在途中遭到阻击，未能接近康家会就被八路军歼灭了。康家会据点的日伪军孤立无援，失去战斗信心。

　　8月21日拂晓，该日伪军被第四团第二营的官兵全部歼灭了。康家会战斗结束后，第三五八旅又以第四、第七一六团各一部向丰润据点的日伪军发起袭击，乘胜扩大战果。

　　8月25日凌晨，八路军指战员顺利攻占了丰润山上的日伪军碉堡，取得了又一个胜利。

　　战斗结束后，八路军指战员发现丰润山下大庙内聚集了不少日军，正当他们准备组织火力对日军袭击时，日军的增援部队赶到了，第四、第七一六团的指战员即撤出战斗。

　　8月23日，第七一六团的官兵两次袭击寨子村。第二团官兵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破袭公路，伏击离开据点的日伪军，袭击石门鄢、寺圪塔等日伪军据点，取得了可喜的战果。

　　大破袭战开始以后，在晋西北战场上，八路军第一二○师的官兵连续作战180多次，歼灭日伪军800多人，攻克了阳方口、康家会、丰润村等日伪军据点，一度切断了同蒲铁路北段的日军交通线，牵制了同蒲铁路附近的大量日军，与在正太路作战的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九师互相配合，东西呼应，提高了作战效果。

　　正太铁路沿线的日军到处遭到八路军的打击，接连数日陷入混乱状态。但是，当日军基本查明战场情况以后，即紧急调动兵力进行反扑。

　　8月25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与部署在白晋铁路、同蒲铁路南段的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的部分兵力的配合下，向第一二九师反扑。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在与冀中、冀南抽调来的约5000日军的配合下，向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反扑。八路军担任破袭战的各部队在继续破袭日军交通线的同时，抽出兵力对付日军的反扑。

　　八路军总部考虑到破袭正太路的第一步战役目标基本实现，于8月26日下达了第二步行动方案，要求各部队乘胜在正太路两侧开展战斗，力求收复深入各个根据地内的某些据点，继续坚持正太路的游击战。

　　8月27日和29日，八路军总部再次强调，在继续执行破路任务的同时，要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日军。当日军离开据点出犯，当日军以一个营以下的兵力外出增援时，要集中兵力坚决将其歼灭。

　　8月31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出继续扩大战果的建议电，建议把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但是，日军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迅速调整兵力，陆续增援正太铁路沿线各据点，向八路军破袭部队进行疯狂反扑。

　　9月初，日军在正太路东西两端集聚了20000多官兵，企图从东西两面对八路军进行夹击。日军驻太原的空军连续出动，一面猛烈轰炸八路军阵地，一面多方设法联络日军的地面部队，协调地面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和左权看到，“扩大战果已不可能”。9月2日，八路军总部命令，从9月3日起结束正太战役，各部队根据8月26日命令明确的行动方针转移兵力，准备实行第二步作战计划。

　　八路军总部把握时机、有利有节的指挥，使部队在敌情变化的情况下仍在全局上掌握了主动。八路军在转移兵力过程中，又打了一系列胜仗。

　　9月2日，日军集中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各一部兵力，共8000多人，向正太铁路南侧的安丰、马坊地域的八路军进攻。

　　当时，第一二九师师指挥所离日军来袭方向不远，刘伯承师长冷静地分析了敌情，迅速集中4个团的兵力抗击日军。这4个团的指战员不负众望，英勇地阻击日军，毙伤日军200多人，掩护师领导机关安全转移。

　　9月5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永野大队600多名日军从太谷出发，向榆次北面的双峰镇进犯。

　　刘伯承得知这一情报以后，命令第七七二、第二十五团从北向南进击，第十六、第三十八团由南向北进击，两路夹击这股日军。

　　9月6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两个团、决死第一纵队两个团，把驻榆次西北双峰地区的日军一个营包围起来，经过激烈的战斗，7日拂晓，歼灭永野大队长以下日军400多人。

　　为了策应第一二九师的行动，晋察冀军区集中4个团的兵力，主动向正太铁路北侧盂县地区的日军出击。

　　第二军分区所属第十九团于9月5日晚赶到上社附近地域，与第二军分区特务营配合作战，截断了从下社和上社据点出逃的日军的道路。

　　6日早晨，在兴道村把这股日军包围起来。日军负隅顽抗，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大部分被歼灭，只有80多名日军逃到罗里掌山。

　　谁知，八路军第十九、第五、第十六团的部分指战员早已在罗里掌山设下了包围圈，这80多名日军逃出一个包围圈，又陷入另一个包围圈。

　　9月9日夜晚，雾越来越浓。八路军指战员向被围日军发起攻击，歼灭日军40多人。在大雾中，少数日军突出包围圈，逃进盂县据点。

　　9月10日，八路军总部命令各部队结束第一阶段作战，部队进行休整，准备再战。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给彭德怀回电：

　　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八路军部署周密，准备充分，行动突然，各部队猛烈破击日军占领的交通命脉，取得了重大胜利。正太铁路井陉至寿阳之间的所有桥梁、隧道都被炸毁，拆除了路轨、枕木，破坏了通讯设备。沿途村庄，居民或逃走，或被八路军带走，房屋皆空。

　　沦陷区的人民群众看到八路军成功地破袭日军的交通线，非常振奋，自发地组织起来，支援八路军作战。日军一名参谋在日记中写道：正太路沿线各小据点，大半已被消灭。可以望见沿线制高点八路军瞭望哨。刘伯承师长9月20日在榆次以南的宋家庄第一二九师前方指挥所作《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役总结》时，指出了这次战役的六大意义，即：

　　提高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振奋了敌占区民众，推动了瓦解敌伪军的工作；团结了友军，取得了威信；打击了敌人的南进计划；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锻炼了军民，积累了作战经验。

摧毁日伪军的碉堡据点

　　1940年9月16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联名下达了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命令。

　　这项命令提出，第二阶段作战，基本目的是扩大战果，基本方针是继续破坏日军的交通线，摧毁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作战部署和主要任务是：

　　第一二○师以截断同蒲北段交通之目的，主要是集结主力破击宁武至轩岗段同蒲路而彻底毁灭之。

　　晋察冀军区以开展边区西北方面工作之目的，主要是集结主力破袭涞灵公路，夺取沫源、灵丘两座县城，并以有力一部在同蒲路东侧配合第一二○师作战。

　　第一二九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之目的，开展榆辽地区斗争，以重点破击榆社、辽县公路，并以有力一部不断破击白晋铁路北段。冀中、冀南的部队，要打击日寇修筑沧石路、石德路、邯济路，集中力量破坏各路段及前线路基。挺进军应以有力部队在平汉路北段、平绥路以及北平城郊积极活动。八路军总部要求，第二阶段之作战统于本月20日开始战斗。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战役第二阶段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榆辽战役、破击同蒲路作战。那一段时间，华北战场的战斗日夜不息，日本侵略军的经济网、封锁网和交通线受到全面打击，日伪军占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许多车辆被击毁，军事设施接连发生爆炸。

　　涞灵战役，主要是攻打河北省的涞源与山西省的灵丘两城为主的一系列战斗。涞源、灵丘及其附近地区，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日军第二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司令部驻在张家口，步兵第四大队驻在浑源地区，步兵第三大队驻在蔚县、溥鹿地区，步兵第二大队驻在怀涞、延庆地区。

　　日军第二十六师团是三单位制的乙种师团，师团司令部驻在大同，第二大队驻在灵丘地区，第一大队驻在涞源地区，第三大队驻在应县地区。这两部分日军共约1500人。另有伪军1000多人。

　　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集中8个团、3个游击大队、2个独立营，组成左翼队、右翼队和预备队。其兵力组成和任务区分是：

　　右翼队由第一、第二、第三、第二十、第二十五团，游击第一、第三支队，第一军分区特务营，军区骑兵第一团一个营等部队组成，总兵力约15000人，由杨成武将军指挥，重点攻击涞源县城及其附近的日伪军据点，打其增援，同时要协助左翼队相机夺取灵丘。

　　左翼队由第六、第二十六团，察绥游击支队组成，总兵力约5000人，战役初期的主要任务是阻敌增援，尔后同右翼队配合，夺取灵丘及其附近的日伪军据点。

　　总预备队由一个步兵团担任。此外，对冀晋察挺进军、第二军分区第四团、冀中军区等部队，都明确了相应的任务。

　　9月22日22时，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攻城战斗开始了。

　　右翼队向据守涞源城及其周围据点的日伪军发起攻击。战斗越来越激烈，天明时分，八路军已经夺占了涞源城的东关、西关和南关以及两个外围据点，日军被迫退入城内。八路军指战员原想一鼓作气攻下涞源城，再歼灭外围的日伪军据点，但是，这个目的未能如愿实现。

　　涞源县城面积小，方圆不到两公里，但城墙位于高坡之上，是用巨大的条石建造的，高而坚固，城关地势低洼。多年来，日伪军不断加固城墙，全城就像一座大碉堡，攻城等于是破碉堡。

　　晋察冀军区的攻城部队虽然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由于部队缺乏攻城的有效器材，加之日军顽强抵抗，部队激战一昼夜，未能将城攻克。

　　9月23日，晋察冀军区首长决定，先拔除涞源外围的日伪军据点，再攻克涞源。

　　第一个要拔除的外围据点是三甲村。三甲村位于涞源城东10公里，是涞源至易县公路上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9月23日夜晚，第二团指战员在第一团一个营以及炮兵的配合下，向三甲村发起猛烈攻击，歼灭了三甲村据点的日伪军。

　　另一个要拔除的外围据点是东团堡。东团堡距涞源城25公里，是涞源东北日伪军的一个重要据点。东团堡筑有环形防御工事，由日军第二混成旅的一个教导队共130多人防守，这些日军全部是从各部队挑选来的士官，经过严格训练，武器精良，战斗力比较强。据点内的翻译官金井，是朝鲜人，他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多次劝说下，对抗日斗争曾表示同情。

　　晋察冀军区第三团的指战员向东团堡据点发起攻击以后，日军不仅以猛烈的火力还击，还不断施放毒气，给攻城的八路军带来严重威胁。八路军指战员发挥勇敢战斗的精神，组织力量，加强战斗动员，连续攻击东团堡守敌。

　　9月24日，战斗更加激烈。傍晚，八路军攻下了东团堡周围的全部堡垒，日军被迫退到村中，凭借数间房屋继续抵抗。9月25日，东团堡的日军自知难以固守，即把库存的武器、弹药、粮食等作战物资全部烧毁，准备突围。就在这时，八路军指战员抓住日军无心防守的心理弱点，发起猛烈攻击，将日军大部分歼灭。少数日军看到无法突围，竟然向自己点燃的熊熊烈火中奔去，以自焚结束了一生。

　　东团堡歼灭战，打击了日军的锐气，振奋了八路军的雄风。至9月26日，右翼队的其他部队相继攻克了桃花堡、吉家庄、白石口、王喜洞、张家峪等13处日伪军据点，集中力量攻克涞源的时机成熟了。

　　9月27日，右翼队集中兵力猛攻插箭楼。插箭楼位于涞源城南15公里处，有日军一个中队守卫。攻击发起后，八路军指战员很快摧毁了多处碉堡，击毙了大部分日伪军。右翼队拔除了涞源外围的几个重要据点，准备再攻涞源的时候，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

　　驻守涞源的日军遭到晋察冀军区的部队攻击以后，立即向驻在张家口的日军求援。9月23日，3000多日军搭乘汽车，在20辆坦克、4架飞机的掩护下，从张家口方向出发，南下增援。

　　24日，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与一中将率领部队从蔚县出发，南下增援。由于道路被抗日军民破坏，沿途又不断遭到抗日武装的袭扰，日军行动迟缓。

　　蔚县至涞源的80公里路程，日军车队艰难地行使了5天，平均每天只行进16公里。

　　28日中午，3000多日军才进抵涞源县城。右翼队根据日军兵力的这一重大变化，遂不再硬攻涞源，转移兵力、部队向灵丘、浑源方向运动，协同左翼队攻占了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窑等日军据点。

　　10月1日，八路军已攻克的一些据点，又被日军占领。2日，军区首长命令右翼队主力在涞源以东和东南地区集结，临时休整；命令第一、第三团配合左翼队发动灵丘战役。第一、第三团灵丘籍士兵较多，配合左翼队作战更为得力。

　　7日，左翼队向灵丘至浑源之间公路上的各个据点同时发动攻击，破坏了日伪军的军事设施和公路，歼灭守敌两个步兵大队。8日，晋察冀军区第一团第一营趁南坡头据点的日军主力外出袭击八路军之际，悄悄地向南坡头发起攻击，攻克南坡头，歼灭了据点内的日伪军。

　　在激烈紧张的战斗中，晋察冀军区突然发现一个重要情况。9月22日，《抗敌报》第三十五期发表了一篇社论，无意之中泄露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企图。

　　在敌我双方激烈的搏杀中，泄露作战企图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从战场态势看，日军纠集了1300多官兵，从灵丘方向和浑源、广灵方向南下，企图向抗日军民反扑。

　　10月9日，驻大同的1000多名日军南下，增援灵丘。军区首长判断，日军可能趁八路军攻打涞源、灵丘之际，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新的“扫荡”。在这种情况下，晋察冀军区必须根据敌情的变化，调整作战部署。10日，晋察冀军区决定结束涞灵战役，部队进行适当休整，做好反“扫荡”的各项准备工作。

　　涞灵战役，晋察冀军区的部队虽然未能收复涞源县城，却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先后攻克日伪军据点16处，摧毁碉堡114座，歼灭日伪军1600多人。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步兵第四大队所属1000多人，被晋察冀军民歼灭约700人。

　　涞灵战役期间，冀中军区集中10个营、共约8500人的兵力，发起任河大肃战役。晋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将军回忆说：

　　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敌人曾不断对我活动中心地区的二十三团进行合击，但我内线外线部队密切配合，使敌人顾此失彼，完全陷于被动。

　　在近20天的时间里，冀中军区的部队英勇作战112次，连续攻克东固贤、良村、西刘庄等29个日伪军据点，以伤亡573人的代价，歼灭日伪军1456人，其中毙伤日军805人、伪军322人，俘虏日军3人、伪军326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6挺，破毁铁路5公里、公路159公里。任河大肃战役，有力地钳制了日伪军的兵力，巧妙地配合了涞源地区的作战。

　　榆辽战役，是在山西省的榆社和辽县之间地域进行的一系列战斗。从山西阳泉南下，经过平定、和顺、辽县到达榆社的这条公路，是日军突入太行山根据地最长的一条公路，其中榆社到辽县之间地段，全长45公里，日军在沿线设置了8个据点。

　　守卫榆辽公路的日军主要是独立团混成第四旅团第十三大队，约1000多人，分驻于榆社和辽县之间公路地域。在和顺、昔阳至榆社之间的地域，驻有两个大队，这些兵力与榆辽公路的日伪军相互呼应。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首长根据战役意图，把参战部队组成左翼队和右翼队。左翼队由第三八六团和决死第一纵队各两个团组成，主要任务是攻占榆社、沿壁、王景等据点。

　　右翼队由第三五八旅附第三十二团组成，主要任务是攻取管头、小岭底等日伪军据点，以部分兵力守卫辽县以西的狼牙山，阻击日军向西增援。

　　此外还以新编第十旅组成平辽支队，主要任务是破袭平辽公路；以太岳军区第十七、第五十八团组成沁北支队，主要任务是破击白晋路沁县至分水岭地段。

　　在变幻莫测的战争中，军事家常常采用声东击西的方法，达成战斗的突然性。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榆辽战役之初，为了迷惑日军，刘伯承、邓小平运筹帷幄。

　　9月20日，即以部分兵力突然袭击长治机场，击毁日机3架，击伤日机一架，破坏了部分机场设施。正当日军把注意力放在防护长治机场上时，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又悄悄地开始了。这就是刘伯承、邓小平指导战争的高明之处。

　　9月22日，刘伯承、邓小平在宋家庄师指挥所下达了进行榆辽战役的命令，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摧毁榆辽公路上的日军据点，进攻辽县，相机收复辽县。这份命令特别指出：

　　如某些据点之敌较久顽抗时，则以各种必要手段，如强袭、坑道作业等，力求克复之。

　　9月23日夜晚，榆辽公路上袭击日军各个据点的战斗一齐打响了。右翼队顺利攻占榆辽公路上的小岭底、蒲上等日军据点。左翼队一部攻克沿壁、王景等日军据点，主力向驻守榆社的400多名日军发起攻击。

　　9月24日，左翼队经过一夜激战，攻占了榆社城的大部分地区，残敌退向榆社中学，这是日军设在榆社的一处核心阵地。日军凭借坚固工事，依仗有飞机掩护，负隅顽抗，不时地施放毒气。

　　八路军攻城部队连续发起3次强攻，都没有把榆社城攻破。指战员们遵照刘伯承的指示，仔细分析敌情后，决定改进方法，采用紧迫作战。这时候，部队一面继续对残敌进行攻击，一面组织人员挖坑道，并把坑道逐渐挖到日军的核心阵地。

　　9月25日16时，一段隐蔽的坑道终于挖到了日军的碉堡底下。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日军主碉堡西南面的外围工事被炸毁了。

　　早已等候在工事旁的突击队员冒着烟雾，迅速冲向日军主碉堡，一架架云梯很快架到12米高的碉堡上，手榴弹雨点般地落在碉堡里。碉堡内的日军正被巨大的爆炸声惊得失魂落魄，哪里想得到八路军的攻击来得这样突然。

　　经过一番艰苦的战斗，八路军攻占榆社县城，歼灭日军中队长以下400多人，缴获各种火炮12门，轻重机枪17挺，步枪200多支。

　　9月27日拂晓，右翼队向辽县以西的石匣发起攻击，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天黑，八路军指战员占领了石匣。

　　9月28日，左翼队和右翼队调整部署，准备协同新编第十旅进攻辽县。这时候，驻在和顺、武乡的日军同时出动，援助辽县。

　　由于敌情变化，八路军总部命令部队停止进攻辽县，以一部兵力牵制南下之敌，其余兵力转移，准备在红崖头、官地垴地区伏击日军。第一二九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即组织部队转移，并于29日24时将管头的日军据点攻克。

　　9月30日，天气晴朗，上午9时，左翼队第三八六旅的部队进至红崖头以南的山地，右翼队第三八五旅两个团的官兵正向伏击地域开进时，从武乡出动的600多名日军意外地进入预定伏击地区，日军的先头部队正好与右翼队的官兵在途中遭遇。

　　两军相遇勇者胜。八路军有勇敢战斗的优良作风。第三八五旅的指战员途中遭遇日军，很快占领有利地形，同日军激战。左翼队第三八六旅迅速向日军的后尾和侧翼发起攻击。

　　日军指挥部得知增援部队在途中遭遇八路军，陷入四面包围之中，立即调了8架飞机来掩护。被围日军看到空中转来转去的飞机，即命令部队抢占周围高地，负隅顽抗。

　　八路军指战员向被围日军连续发起十多次攻击，激烈的战斗进行了数十小时，歼灭了数百名日军，其余日军依托已经占领的有利地形，继续顽抗。

　　正当两军在临时阵地上处于对峙状态时，日军的增援部队赶到了。原来，从和顺、辽县西援的500多名日军一路急行军，向狼牙山的阻击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三十二团官兵利用有利地形，坚决抗击。

　　这路日军见从正面难以突破，就以主力迂回到狼牙山主阵地的侧后，这对担任阻击的八路军构成了严重威胁。9月30日上午10时，日军突破了狼牙山的阻击阵地，向左翼队指挥所附近逼近。

　　八路军总部看到，辽县、武乡的日军已经会合，从阳泉南援的1000多名日军已经抵达辽县以北地区，战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定结束榆辽战役。部队撤出战斗后，榆社又被日军占领了。

　　10月5日，刘伯承通知第三十二团团长宗书阁、政委李震、副团长周明国到师部汇报狼牙山阻击战情况，3人心情沉重，以为肯定要受到刘伯承的批评。谁知刘伯承热情地说，请你们来，主要是总结作战经验。中午，刘伯承在饭桌上又嘱咐他们说：

　　你们回去告诉大家，部队打得很好，要多鼓励，不要轻易批评。干部间要讲团结，共同总结经验教训，不要互相埋怨。

　　你们都还年轻，不要因为一仗没有打好就背包袱，来日方长，努力学习军事知识，钻研战略战术，这对团以上的指挥员来说尤为重要。

　　刘伯承一番话，语重心长，既是总结，又有要求，说到了3名指挥员的心坎里，是对打赢下一场战斗的深刻动员。

　　10月14日，日军的一支运输部队在和顺至辽县之间的公路上行进。八路军得知这一情报后，事先在弓家沟设伏。当日军的运输队经过八路军伏击区时，遭到猛烈打击，40多辆汽车被击毁。

　　榆辽战役，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遭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指战员的歼灭性打击，先后被歼灭近1000人，仅100多人得以幸存。榆社城内日军储备够用一年的粮食武器和弹药，全部被八路军缴获。

　　贺龙接到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以后，考虑到晋西北的日军正被八路军打得晕头转向，应抓住战机继续给予打击，部队行动不一定要待到9月20日。为此，贺龙向彭德怀请示，第一二○师可否提前于9月15日开始行动。

　　彭德怀看了贺龙的电报以后，表示完全同意第一二○师在9月15日破击忻宁段同蒲铁路的计划。此前，彭德怀给贺龙的复电中曾指出：

　　连日，增援正太路之敌正在该路以南与刘邓集团作战，该路以北聂集团连日收复会里村、上下村、兴道等据点，正围攻盂县中，你们乘此机会破击极好。

　　为了配合涞灵、榆辽地区的作战，第一二○师首长决定，组织部队再次破袭同蒲路北段，要求第三五八旅破击原平至宁武地段，独一旅破击忻县至原平地段，特务团掩护后方联络。战斗中，前线各部队统由第三五八旅指挥。

　　9月14日，第三五八旅从娄烦以西地区出发，向马家沟集结。百团大战开始以来，同蒲铁路遭到八路军袭击后，日军已经在铁路两侧的一些重要据点集结兵力，设置多种障碍。这次破袭，八路军必须先扫清前进道路上日伪军设置的障碍。

　　9月18日午夜，第三五八旅所辖第七、第八团、特务营官兵开始袭击头马营。旅首长考虑到日军可能增援，即以特务营向头马营据点发起攻击，以第七、第八团在日军可能增援的地域设伏。

　　战斗发起后，宁化堡40多名日军果然在19日黎明时向头马营增援，行至山寨村时，被八路军第七、第八团包围，全部被歼灭。一场战斗，战前谋划周到，胜利就来得更快。

　　9月16日夜晚，独立第一旅东渡汾河。

　　18日，将刚进入上庄据点的400多名日军包围，13时发起攻击，激战至19日凌晨，旅主力撤出战斗，执行新的破袭任务。这次战斗，独一旅毙伤日军约200人，自己伤亡105人。

　　9月22日夜，第三五八旅第四团与师特务团一起，在同蒲铁路段家岭、轩岗之间进行破袭。第二团袭击奇村日伪军据点。9月25日，第七一五团破坏了大牛店、轩岗之间的铁路。第一二○师官兵经过连续多天的破袭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同蒲铁路的交通再次中断，使日军蒙受重大损失。10月15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向日本陆军省报告战况时，不得不承认，“石太线被破坏之广泛及其规模之大，远非其他地方可比”。华北方面军在当时的《作战记录》中记载：

　　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根据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部署，发动了所谓百团大战，于昭和十五年8月20日夜同时奇袭我交通线及生产基地。

　　尤其在山西，其势甚猛。袭击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的同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讯设施，使井陉煤矿等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恢复建设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与大量资金。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攻坚战多了，破袭战比第一阶段少了。涞灵、榆辽战役，给日军以重大打击。

　　由于战争全局尚未发展到坚守重要城镇的阶段，八路军攻涞源未克，及时转移兵力进行破袭战；随着敌情变化，放弃一些已经被攻克的日军据点，转而在运动中寻求战机，在游击中歼灭日伪军。

　　这不仅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使日军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更重要的是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创新了战役战法，丰富了战争艺术的宝库。10月2日，彭德怀、左权、罗瑞卿、陆定一致电“各兵团并报军委总政”，肯定了战役成果。电文指出：

　　百团大战一二阶段取得了伟大胜利，开辟了华北大规模进攻的新纪录，证明了敌人的交通线与据点不是牢不可破的，大大地削弱、沮丧与疲劳了敌人，兴奋了全国，提高了我党我军地位。

　　打击了投降派，巩固与开拓了根据地，锻炼了党政军民，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保证了秋收秋耕，缴获了许多军需资材，对于百团大战的胜利任何估计上的悲观失望都是极端错误的。

　　电文同时提出：

　　目前敌寇正集中力量进攻西安、云南、重庆，这正是开展华北战局的良机。我们的任务是再接再厉，扩大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大量吸引敌人，真正做到破坏其进攻昆明、重庆、西安的战略计划，争取时局的好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缩小敌占区，巩固抗日根据地。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摧毁日伪军碉堡据点的战斗暂告一个段落。

粉碎日军的“大扫荡”

　　华北地区的日军遭到八路军近两个月的连续打击以后，深深感到八路军对其华北驻军的威胁。

　　为了稳定华北的局势，维护其在华北的利益，从10月上旬开始陆续调集重兵，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日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奸淫掳掠，残暴至极。

　　在这种形势下，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坚决反“扫荡”，成为八路军的主要任务。百团大战发展到第三阶段，在作战样式上由破袭战演变为反“扫荡”。

　　1940年10月19日24时，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下达了第三阶段的作战命令。命令指出：“百团大战后敌抽集兵力向我大肆‘扫荡’”，“各部应注意速做反‘扫荡’的准备”。八路军首长提出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4项：

　　1．敌人对我采取空前毁灭政策；我党政军民密切配合，深入战争动员，领导空室清野。

　　2．军队应集结适当位置，休整准备坚决歼敌一至二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分散部队。

　　3．为了保持长期不断战争，注意兵员补充。

　　4．各部队应有粉碎敌人扫荡而配合作战，互相策应，共收战争胜利之功。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华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一场悲壮激烈的反“扫荡”战斗。抗日军民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号角又吹响了。

　　太行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也是日军重点“扫荡”的一个地区。

　　10月6日，驻于冀西武安的800多名日伪军，开始对阳邑一带进行“扫荡”。“扫荡”是一种极其野蛮、残酷的侵略行为。日军的战斗编队中，就有烧毁各种设施的放火队；有搜索、挖掘埋藏物资的搜索队；有负责搜山、清乡，捉获群众的捕捉队。日本侵略军在大“扫荡”中，妄图以野蛮的“三光”政策摧毁抗日根据地。

　　10月11日，日军调集了3000多人，分两路对太行根据地的榆社、辽县、武乡、黎城之间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其中，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一部兵力，从武乡出发，第三十六师团一部兵力，从潞城、襄垣出发，南北策应，“扫荡”抗日根据地。

　　日本鬼子每到一地，就对根据地的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学校、房屋、粮食、耕畜、生产工具乃至水井、水源等，全部进行彻底破坏，对于被捕的女性则强奸、轮奸，直到践踏致死；对于被捕的男性，或者充当苦役，或者全部杀死。

　　八路军指战员内外线配合，坚决打击日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决死第一纵队等部队在内线阻击，新编第十旅在外线作战，互相策应。

　　10月15日上午，新编第十旅两个团抓住战机，在和辽公路弓家沟地段设伏，突然袭击日军汽车队，击毁日军汽车40多辆，歼灭押车日军400多人。日军遭到这次歼灭性打击后，半个月都不敢在和辽公路上进行运输了。

　　10月14日，八路军总部从王家峪村转移到砖壁村，砖壁村的地形比较隐蔽。紧张的反“扫荡”开始后，彭德怀率领八路军总部指挥机关，转驻黎城县栓马、宋家庄一带。

　　10月20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近万人，分别从武安、辽县、武乡、潞城等地出发，开始更大规模的“扫荡”。

　　这次“扫荡”，日军的意图很明显，矛头直指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第一二九师师部、晋察冀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

　　这时候，根据地军民刚刚打退一次“扫荡”，没有预料到日军的第二次“扫荡”来得这么突然，兵力又这么多，主力部队还没有来得及转移到外线，一时处于被动地位。日军进入合击区的数日里，到处进行疯狂的“清剿”、烧、杀、抢，残暴至极。

　　在冀晋边界，日军为了搜索抗日军民的物资，在可疑的地方掘地三尺，洗劫之后，还实行严密封锁。

　　更为凶残的是，日军在北迄五台山南台脚下的石咀，经门限石、耿镇、高洪口、东峪口、柏兰至下社、上社等地，南北长50余公里、东西宽30余公里的区域，血腥制造了一个无人区，在这一区域内，村庄焚尽，水源破坏，资财掠空，树木砍光，人民群众不是被抓走，就遭到屠戮，尸骨横野，血流遍地。

　　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首长决心寻求战机，坚决歼灭一路日军，震慑其余日军。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大量歼灭日军有生力量，是根据地军民反“扫荡”的一项最有效的手段。第一二九师关家垴战斗，给“扫荡”的日军以歼灭性打击。

　　10月下旬，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所属岗崎大队500多名官兵，向八路军总部附近的水腰兵工厂附近进犯。彭德怀当时正在黎城指挥部，得知这一情报后，非常恼火，命令部队密切监视这路日军的动向。

　　水腰兵工厂位于太行山脊黎城县的黄烟洞谷中。黄烟洞四面都是险峰，只有南面有一条天然的裂缝，人们进出都要通过这条裂缝。八路军在敌后作战，武器弹药的补充十分困难。1939年，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领导人亲自察看地形，决定在黄烟洞谷中建造一个兵工厂。

　　于是，八路军指战员精心设计，把总部的军械所搬迁到黄烟洞谷中，经过艰苦创业，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月产400多支步枪和大量弹药的兵工厂，用来解决八路军频繁作战的需要。现在，彭德怀得知花费许多心血建设起来的兵工厂受到日军的袭扰，怒上心头。

　　10月26日，岗崎大队500多名日军遭到根据地军民的袭击后，从黄烟洞向左会、刘家咀等地进犯。彭德怀命令第一二九师集中主力，坚决歼灭该部。

　　10月29日，日军进到武乡县蟠龙镇以东的关家垴高地宿营，准备返回武乡。第一二九师首长抓住战机，以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新编第十旅主力，决死第一纵队两个团，迅速出击。

　　指战员们早已摩拳擦掌，听到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的一声号令，像猛虎下山，在关家垴高地把日军包围起来。当晚，八路军总部发出命令，要求坚决歼灭该部。八路军指战员连夜进行总攻前准备，决定于30日凌晨发起攻击。

　　关家垴高地三面都是断崖，通向顶部的坡路很窄，是唯一的进攻道路。坡上那个小村子里，原来住着10多户人家，日军开始“扫荡”后，这些人家早就搬走了。

　　日军遭到八路军的围困以后，为了摆脱被歼灭的命运，半夜里突然以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关家垴西南面的风垴顶高地，占据风垴顶高地。关家垴和风垴顶两个制高点，互为掎角，日军占据这两个制高点后，立即构筑工事，固守顽抗。

　　战斗发起前，第三八六旅旅长兼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对彭德怀说：“彭老总，现在拼了，以后怎么办？可以把岗崎放下山去，另选有利地形，打他的伏击嘛！”

　　彭德怀没有接受陈赓的建议，他要求总部特务团参加攻坚战。攻击发起前数小时，左权参谋长召集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营以上干部布置作战任务，要求特务团提前发起进攻。左权布置完任务后说：

　　我们之所以要在凌晨3时前发起进攻，是因为日军在我们的围困下已经疲惫不堪。眼前这两股日军刚刚构筑完工事，现在是最疲劳的时候。我们作战就是要趁日军失去警惕的时候去突然偷袭，这样才有胜利的把握。

　　10月30日凌晨，第一二九师指战员向被围于关家垴的日军发起攻击，为了分散和孤立日军，第一二九师以部分兵力攻打风垴顶。日军在飞机的支援下，顽强抵抗。八路军勇猛攻击，突入敌阵，与日军展开肉搏战。

　　10月31日拂晓，八路军歼灭日军400多人，其余60多名日军逃到一个孤立突出的台地上。这块台地顶部开阔平坦，四边峭岩壁立。日军上台地后，挖了不少猫耳洞，死守阵地。

　　下午，1500多名日军在十多架飞机的支援下，从黄烟洞方向赶来增援。第一二九师首长看到关家垴的日军基本被歼灭，来援日军的兵力也不少，难以将其全部歼灭。为了争取主动，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

　　关家垴阵地上的60多名日军在增援部队的接应下，丢弃280多具尸体，狼狈地逃跑了。

　　数天后，彭德怀、左权等将领来到关家垴高地，仔细察看日军的临时工事，火力配置和简易的暗堡掩体。刘伯承率领第一二九师部干部来到关家垴阵地，就地总结攻坚作战的经验。

　　刘伯承仔细察看了日军在台地四周挖的猫耳洞，认为猫耳洞是躲避枪弹、保存士兵的一种好办法。刘伯承指着一个猫耳洞，招呼大家说：“你们都仔细看看，别小看这小小的招式，凭我们现有的武器还真难对付。这个办法，我们也可以学习嘛！”

　　当时担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的欧致富在几十年后回忆这场战斗时说：“彭老总坚持要打关家垴战斗，还有一个意图：八路军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正规军，不但要会打游击，必要时，也得猛攻坚守，顽强拼杀，敢于啃硬骨头。”

　　决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薄一波回忆说：“彭老总向我调决死队两个团参加战斗，我是很积极的，战斗中损失固然大，但这两个团也打出来了，成为决死队战斗力最强的两个主力团。”

　　日军遭到沉重打击以后，余部于11月14日撤退。

　　11月17日，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一部兵力、第四十一师团一个大队，共7000多人，分别从沁县、南关镇和洪洞出发，分两路合击太岳地区沁源和郭道镇等地，进行疯狂的“扫荡”。

　　当时，第一二九师所属第三八六旅第十六、第十七两团，决死第一纵队所属第二十五团等部队，正在太行地区执行任务，因此太岳地区的力量比较弱。为了避开日军锋芒，抗击日军的“扫荡”，太岳军区首长把部队编成沁源东、沁源西两个支队，在游击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寻机打击日军。

　　11月23日，两路日军进入合击地区，进行野蛮的烧、杀、抢，沁源县遭到严重摧残。全县有1∕10的群众被害，被害人数达5000多人，被杀牲畜上万头，有近40000间房屋被烧毁。日军的暴行激起了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

　　太岳军区的指战员看到日军分头“清剿”，兵力分散，千方百计抓住战机，各个歼灭日军。沁西支队第四十二团官兵在官滩歼灭日军100多人，第四十二、第五十九团的指战员在胡汉坪、马背一带歼灭日军160多人。至27日，抗日军民歼灭日军近300人。

　　12月5日，遭到不断打击的日军被迫从太岳区撤退。

　　北岳根据地，晋察冀军民迫退深入阜平之日伪军。

　　10月13日，10000多日伪军分成10路，对北平以西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当时，北平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驻地，也是华北伪政权驻地，日军认为，平西根据地抗日力量的发展，威胁到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驻地，也威胁到平汉、平绥交通线。因此，日军把平西根据地作为“扫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

　　八路军首长认为，向平西、太行根据地进攻的日伪军，很可能转而进攻北岳地区，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应立即做好反“扫荡”准备。

　　为此，八路军总部于10月19日发出指示，要求晋察冀军区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主力部队在有利位置集结，随时准备歼灭“扫荡”的日军。

　　为配合晋察冀军区作战，八路军总部要求，第一二九师应不少于3个团的兵力破击正太路，第一二○师应以4个团的兵力破击雁门关南北的同蒲铁路。八路军总部发出的这一预先号令，及时洞察了日军的行动企图，把握了日军的脉搏，为北岳军民赢得了20天进行反“扫荡”的准备时间。

　　11月9日，日军第一一○师团等部队与伪军共14000余人，对北岳根据地进行“扫荡”。

　　11月10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人下达反“扫荡”指示，要求部队避免与日军决战，采取广泛的游击战，最大限度地消耗与疲惫日军，使“扫荡”的日军行不得其时，住不得其所，食不得其饱。主力兵团要在便于机动的地域集结，随时抓住战机，歼灭日军一路或两路，以转换战局。

　　12日，晋察冀军区再次发出指示，要求主力部队在不妨碍机动的原则下，可以组织不超过1∕3的兵力，坚决打击日军的烧、杀、抢行为。

　　13日，完县、唐县、定县、正定、行唐的日伪军2700多人，一齐出动，向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所属地区进犯，“扫荡”第一军分区的日军主力也向第三军分区袭来。

　　14日，定襄、五台的日伪军2600多人，分两路向阜平及其西南地区进犯。这次“扫荡”，日军多路分进，多点合击，一面进攻，一面修路，一面构筑据点，给根据地军民造成严重威胁。

　　从完县、唐县出动的数百名日伪军渡过曹河，袭击附近三村后，向西进犯，到迷城进行野蛮的烧、杀、抢、掠。

　　16日，日军袭击台峪、张家峪地区，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18日，合击台峪的日军占领了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

　　21日，从五台出发的一路日军也进入阜平城。

　　12月3日，晋察冀军区集中4个团的兵力，向占据阜平、王快的日军发动进攻，歼灭日军500多人。留驻根据地的1000多日伪军继续修公路，建据点，企图盘踞在根据地。

　　根据地军民内线和外线配合，采用广泛的游击战，不断伏击和袭击日军后方的交通线，炸毁日军的列车和汽车，拔除一些据点，使日军连续挨打，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从阜平、东庄、王快撤退。

　　晋察冀军区在持续50多天的反“扫荡”中，先后毙伤日伪军2000多人。

　　12月底，日军被迫全部撤出北岳抗日根据地。

　　晋西北地区，驻有日军独立步兵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大队，炮兵一个大队，工兵、辎重兵各一个中队，共约5000多人。

　　从10月下旬开始，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十六旅团各一部，共4000多人，对晋西北第八分区和第三分区所在地区进行“扫荡”。

　　10月27日，日军从驻太谷、祁县的两个步兵大队中抽调800多人，对晋西北地区的文水、交城地区进行“扫荡”；从驻太原、忻县的两个大队中抽调600多人，对第三军分区所属娄烦、米峪镇地域进行“扫荡”。由于抗日军民早已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日军进入预定地区以后，遭到当地军民的不断打击，一无所获，旋即退回。

　　12月中旬，日军集中了驻晋西北的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和第二十六师团各一部，驻晋南的第三十七师团、驻晋东南的第四十一师团各一部，共20000多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

　　12月14日，从太汾、汾离公路沿线各据点出动的5000多名日军，对第八分区和第三分区米峪镇地区进行“扫荡”；与此同时，从离石、柳林出动的4000名日军，向临县进犯。19日，从岚县和苛岚出动的6000多名日军，对兴县和保德以南地区进行“扫荡”。

　　至23日，分头“扫荡”的各路日军一度占领了晋西北除保德、河曲以外所有的县城和大部分集镇，黄河渡口。日军所到之处，许多村庄被烧光，许多家庭被杀绝。晋西北全区，有5000多群众遭到日军屠杀。在兴县，日军把200多名男女老幼关进一所房内，将他们活活烧死，这种残暴手段极为罕见。

　　面对严峻的形势和日军的暴行，八路军第一二○师和晋西北地区的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实行空室清野，坚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游击战，同时集中一部主力，寻机歼灭小股日军。

　　第一二○师不时地集中部分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破袭日军的交通线，袭击日军的据点，攻击日军的修路部队和运输队，使日军整日不得安宁。

　　从12月14日至27日，抗日军民利用各种形式连续作战100多次，迫使日军由开始时的疯狂“清剿”转为建点、修路。27日，晋西北军区命令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决死第四纵队相机出击，破袭日军的交通，使日军遭到重大打击。第七一五团一部与临县游击队配合，袭入临县县城，打击日伪军。

　　在艰苦的反“扫荡”中，晋西北军民先后作战217次，歼灭日伪军2500人，破坏公路125公里，破坏桥梁23座。在八路军的连续不断打击下，日军无可奈何，被迫于1941年1月下旬全部撤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不屈不挠地同日伪军战斗

　　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对抗日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战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严重破袭了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其中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桥梁和隧道260多处。

　　正太铁路停运达一个多月之久，同蒲铁路北段两次被切断，平汉、津浦、北宁等铁路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拔除了日本侵略军的据点，歼灭了大量日伪军，充分表现出了华北军民齐心协力，不屈不挠，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精神。

　　当希特勒法西斯的闪电战在欧洲战场上连连得逞，反动气焰极为嚣张之时，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却出现了八路军百团官兵大战日本侵略者的奇迹，使日本侵略军遭到重大损失。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毙伤日军20000余人，自己伤亡18000余人。在参战兵力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劣势装备的八路军进攻优势装备的日伪军而取得如此战绩，这在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这组数据也反映了八路军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历史里程。百团大战，震慑了日本侵略军，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步伐，敌后战场牵制了侵华日军。

　　百团大战之后，在各地人民钦佩和慰问八路军的欢呼声中，东条英机却在日本贵族院和众议院哀叹：“1940年，国民党未进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军于去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

　　百团大战，震慑了国民党顽固派。百团大战是在抗日战争处于困难时期取得的重大胜利。

　　1940年秋，八路军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艰难时刻，国民党顽固派却从10月起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全局运筹，于12月22日联名致电彭德怀，提出：

　　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当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从这份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把百团大战看做是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一种巨大“声势”，这种在战场上生死搏斗造成的“声势”，是其他力量无法比拟的，是反动势力最害怕的。

　　蒋介石表面上对八路军的胜利表示欢迎，在9月中旬发出嘉勉电中，称：

　　朱副长官、彭副总司令：

　　送电均悉，贵部窥破好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勉。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军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可是，蒋介石暗地里却于10月20日在国民党内发出密电，称：“近来报上常有记载‘百团大战’字样，如19日《新华日报》所载晋西通讯即载此事，此项名词及有关之新闻以后应绝对禁止登载，希即饬遵。”

　　可见，蒋介石对百团大战已经到恐惧的程度。百团大战，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八路军在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军的胜利消息传开以后，抗日军民欢欣鼓舞。

　　抗日救亡组织和群众团体纷纷举行祝捷会和庆功会，一些报社、电台相继发表社论，祝贺八路军取得的胜利。这一胜利，增强了抗日军民战胜困难的信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百团大战，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震动。苏联《红星报》发表评论，指出：

　　华北之中国军队，目前正在山西省进行主动性之作战。第八路军正展开大规模之攻势。游击战在山东省与北平附近亦正趋于激化，中国人……始终表现高度之民气，对自身力量具有信念。

　　中国人民为自由独立，争取最后胜利而战，依然表现最大之决心而不能动摇。

　　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写出了很有文采的报道，其中说：

　　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夜以继日，一连厮杀了5个月。一百团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

　　百团大战，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也取得了政治上的重大胜利，使八路军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形象日益高大。

硫磺岛战役

盟军计划夺取硫磺岛

　　硫磺岛是一个长约8公里，宽约4公里的饭勺状小岛，是不适于人类生活的火山岛。全岛表面由黑色火山灰覆盖，下部是火山岩。

　　岛上经常发生水蒸气、二氧化硫混杂的黑色烟雾，沙中到处渗出硫磺，地下水甚少，地面上仅能长些香蕉和菠萝，没有其他植物，几乎是不毛之地。由于原来未归属任何国家，1890年，日本宣布为日本领土，岛上居民有1000人左右。

　　自从盟军攻克塞班岛、关岛、提尼安岛，美军B-29型轰炸机有了空袭日本的陆上基地以后，这个罕为人知的荒凉小岛，由于它的重要地理位置，便成为日本和盟军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双方在这个小岛上展开了拼命的厮杀。

　　硫磺岛位于塞班岛和东京的中间，距东京1000余公里，距塞班岛1167公里，可以称为东京正门的岗哨。美军B-29型飞机往返东京和塞班岛的中途，一定要经过硫磺岛。当美机通过它上空的时候，硫磺岛上的监视雷达便可把情报及时通知东京，这对美机轰炸日本是很大的威胁。为了顺利轰炸日本本土，这个钉子必须拔掉。

　　除了排除障碍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当B-29型飞机轰炸日本时，护航的0-51型战斗机因为续航能力有限，不可能有效地护航；如果使用硫磺岛的飞机场作为基地，0-51型战斗机便能全程护卫B-29型飞机，极大地提高轰炸效率。其次，飞往日本上空的B-29型轰炸机如果受伤，可以迅速飞返硫磺岛，紧急降落，及时修理。

　　此外，在飞机的加油方面、人员的救护方面、增设电波观测方面，硫磺岛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有了硫磺岛，美军就如虎添翼，B-29飞机就可以在日本天空自由飞翔。对美军而言，为了进一步给日本本土登陆作战创造有利条件，硫磺岛势在必争，势在必占。

　　对日本来说，虽然抵御的飞机、舰船、兵员、物资都不充分，孤岛上也无险可守，明明知道绝对防守不住，但军令难违，也只有拼命抵抗，决不投降。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4年10月3日向尼米兹五星上将下达攻占硫磺岛的命令。尼米兹任命在中途岛海战和马里亚纳海战中威名大振的海军上将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为总指挥官。

　　在他的指挥下，由特纳海军中将指挥联合远征军，下辖登陆突击编队和两栖支援编队，由史密斯海军中将指挥两栖第五军所属陆战第三师、四师、五师共75000人担负主攻登陆任务。

　　原计划在1944年12月初开始总攻击，由于这时日美双方正在菲律宾南部展开激烈战斗，所以延期到1945年2月3日，以后又延期到2月19日。在此期间，预定担负登陆的海军第四师和第五师在夏威夷进行紧张训练，第三师在关岛进行登陆演习。

　　计划规定：斯普鲁恩斯麾下的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担任支援，第五十八机动部队为突击编队，两队共有航空母舰17艘，战列舰8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11艘，驱逐舰77艘，舰载机1170架。

　　第五十二机动部队共有护卫航空母舰11艘，第五十四机动部队共有战列舰7艘，重巡洋舰4艘，驱逐舰15艘，合计共有各类大小舰船495艘，灰色的船只组成一个半圆形，伸出7英里之远，于1945年2月10日开始出击。

　　2月16日，牵制部队从东京南方约200公里的海上出动轰炸机群，对日本关东地区和东海道地区的日本飞机场和港湾进行牵制性大空袭。

　　这次战争和过去不同，是在日本的领空、领海、领土上进行的。

　　日军在没有海上支援、空中支援的情况下，仅靠陆军第一○九师团和第三旅团为主的小笠原兵团投入坚守战斗，共有陆军15000余人，海军7000多人，共计23000人，由栗林忠道中将任指挥官。

　　日军的防守计划是把硫磺岛全岛筑成要塞。考虑到美军可能在南海岸的翁浜和二根浜登陆，还可能在西海岸的千鸟浜一带登陆，便在这些地方的水边构筑碉堡，原预定构筑135个，由于水泥不足，只完成24个，其他已初具规模。

　　防卫的主阵地为地下阵地，采用钻入地下的鼹鼠战术，全部兵力都隐藏在地下，成为地下兵团，伺机消灭登陆的美军。

　　兵团战斗司令部设在北部小丘的地下室内，离地面深约20米，再往下约深45米的地下室为主要通讯室，能够容纳20台无线电机。地下室顶盖用混凝土砌筑，厚度约3米。

　　原来预定修筑连接本岛南部摺钵山和北部元山的地下通道，以把岛内地下通道连接成为网状，由于实力不足，没有完成，只建成坑道阵地13公里，交通道3公里多，贮藏库1平方公里。在岛的南部标高169米的摺钵山地区，像蜂窝一样修筑了400多个地堡和火力点，构筑起钢筋混凝土重火力掩蔽阵地，各出入口之间，修筑约6公里长的坑道或隧道，纵深配备了许多散兵壕、防坦克壕等等。

　　构筑这样庞大规模的地下工事，士兵们承受的苛酷艰辛可想而知。最难的是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太恶劣，全岛到处有地热，地下温度高达49摄氏度，又兼硫磺气味太浓，官兵只能戴防毒面具进行作业，所以坑道作业每班只能连续干五六分钟。

　　岛内饮水严重不足，只能依靠收集雨水。各部队除用铁罐储存雨水外，还想出一个特殊集水办法，就是在喷出硫磺水蒸气的地方，树立几根木桩，上面覆盖草席，把滴落的水滴用铁罐回收。

　　虽然这种水里面仍有硫磺味，但比没有水要强得多。这样千方百计得到的水仍是很有限的，根本不能解决缺水问题，所以日军限定兵团司令官以下全体官兵每人每天的用水量为3公升，饮用水每人每日一水桶。

　　储存的粮食足够食用75天，只是蔬菜不足，再加上水质不良刺激胃壁，日军不但营养不良，而且患伤寒或痢疾的约占20％以上。

美军实施登陆作战

　　对这荒无人烟的硫磺岛，美军在没有登陆以前的两个月中，从空军基地起飞的飞机已经把它轰炸了75次，由军舰起飞的飞机也前来轰炸了7次，先后共出动飞机近3400架次，总投弹量达6800吨。

　　硫磺岛周边集结的美军军舰共射击8次，发射400毫米炮弹2000多发，200毫米炮弹6500发，127毫米炮弹15000余发。硫磺岛地面上再也看不见人影和树木，只有被掀翻的连绵沙丘。

　　美军主攻硫磺岛的水上支援部队，共有护航航空母舰12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16艘。登陆部队共有海军3个师，共61000人。单登陆部队人数就比日军多3倍。

　　1945年2月17日，美军在翁浜海岸正式进攻。首先由驱逐舰扫雷艇护卫着登陆艇十余艘向海岸挺进，到达距海岸700米的地方，美舰开始炮击。

　　在岸边阵地的日军东部海军炮台立即开炮还击，9时30分，6发炮弹击中美巡洋舰“本萨拉号”，致使美军死7人、伤98人。11时左右，登陆支援炮艇12艘也被击伤，战死和下落不明的共44人，负伤152人，其中9只炮艇已不能使用。紧接着摺钵山上的海军炮台也隆隆开炮。11时21分，美驱逐舰“罗兹号”被击中，战死和去向不明者7人，舰长以下34人负伤。日军北部地区的炮台也发射炮弹，有6发击中美巡洋舰一艘，巡洋舰顿时火光冲天。

　　从表面看，美军出师首战不利，实际上，在战术方面，日本恰好是中计了，暴露了海军炮台的全部位置，给美军后来的进攻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对于这一点，日本兵团司令栗林中将早有预见。他根据过去塞班岛和关岛的战斗经验，决定对美军在岸边登陆不予抵抗，待美大部队深入到一定地点以后，再集中火力炮击，以求一举歼灭。

　　他早已命令部下不许开炮，但部下急躁冒进，沉不住气，待到后来觉察到犯了错误时，后悔已晚。

　　美军也吸取了过去岛屿进攻的经验教训，在大批登陆以前，先搞扫雷及侦察活动，投石问路，探明虚实，故意让日军暴露炮兵阵地位置。

　　日军发炮还击，等于给美军指明了打击的目标，正中美军下怀，于是美军随即集中舰炮火力和飞机轰炸，把日军仅有的微薄炮兵防守力量全部击毁。这些阵地上原有陆军1300人、海军640人，在美军海空猛烈的轰炸中，有70％被消灭。

　　此后，日军在地面上已无作战能力，只有退缩到地下阵地中去。

　　2月19日6时许，美军海上舰只全部出动，海军陆战队共3个师61000人，加上后续部队，全力攻占面积只有3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这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美军战列舰7艘，重型巡洋舰4艘，轻型巡洋舰1艘，驱逐舰10艘和小型炮舰5艘，在距南海岸一两公里处开始轰击，航空部队与其相呼应，120架战斗机对南海岸一带反复发射火箭和用机关枪扫射，投掷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持续两个半小时后，岛上地面每一寸土地都被翻了一遍。

　　日军全部躲在地下工事里面，由于工事修筑得坚固，炸弹没有一颗能钻进地下来，但日军的心理承受却到了极限。

　　日军官兵在阵阵撕心裂肺的炸裂声中喘息，巨大的声响震人魂魄，剧烈的震动使身体无法平衡，就像是坐在不良轨道上疾走的运土车一样，忽高忽低六神无主。每个人都在想这次是不是要被活埋了，不少人下意识地捂住头上的钢盔，在惊恐中等待末日的来临。

　　海岸边的监视哨报告：“敌军炮击猛烈，看不清海岸线。土沙尘扬起10米左右，能见距离不到20米。”

　　正当全岛笼罩在弹片、沙石之中时，美军250艘登陆艇和500辆两栖装甲车于8时30分开始行动。登陆艇以百艘为单位排成横队，相互之间保持两三百米距离，一齐朝南海岸驶去。在猛烈的海空军火力支援下，10时30分，海军陆战队8个大队和一个战车大队登岸，开始攻占日军阵地。

　　守卫阵地的日军在激烈的炮击下无法钻出掩体射击，只有等待美军从海岸来到阵地前沿时，迅速跳出来展开白刃战。这种刺刀见红的近战战术很厉害，美军一开始很不适应，损失很大，有些部队甚至攻上去后无一生还。

　　日军用47厘米口径速射炮对付正面进攻的美军装甲车，20辆被击中，3艘搭载装甲车的舰只被毁。战斗双方都打红了眼。

　　摺钵山的日本守军，从山麓到纵深七八百米地带，修筑起了两道阵地，迎击步步进逼的美军。

　　美军装甲车群一边缓慢进逼日军阵地，一边使用火焰喷射器喷出红色水柱状烈焰，转瞬间，日军第一道防线就被无情的烈焰所熔化，守军大部战死，残存的数十名官兵向第二线后退不得，只好潜入地下洞窟中去。

　　日军坦克根本无法与美军装甲车相抗衡，47厘米口径炮弹命中美军装甲车也穿不透甲板，它们只有被动挨打，成为一堆堆废铁瘫在阵地上。这一天之内，摺钵山地区的日军守备部队已经丧失了有组织的抵抗。

　　20日，从清晨开始，美军又在猛烈炮火支援下攻向日军第二道防线，仍然是重型坦克开道，用厚甲板抵挡日军47厘米速射炮弹、步兵炮和野战炮的轰击，用炽热的火焰摧毁掩体和阻击堡垒，势不可挡。

　　为了阻止美军进攻，日军组织“敢死队”抱着炸弹企图阻挡装甲车进攻，然而，这些“敢死队员”还未到坦克近侧，就被火焰烧成焦黑的尸体。

　　日军第二道防线不久也被撕开了口子，像决了堤的水坝很快崩溃。当天傍晚，1700名日军死去多半，阵地大部分失守，炮台全部被毁，只能躲在地壕中伺机夜袭。

　　21日，日军采取散兵战与美军周旋。由于日军在暗处，美军不识地道交通网络，不少官兵死于冷枪之下。

　　22日，美军动用坦克封锁地下战壕进出口，火焰喷射器喷出长长的炽热火舌，舔吮着日军士兵的头部和身躯。火焰喷入日军地下战壕后，洞中岩石如同火炭般散发高温，洞内像冒火一样炎热难耐，而垂死的日军仍然拼命顽抗。

　　23日，美军在硫磺岛最高峰摺钵山山顶升起星条旗。剩下的300余名日军在栗林司令官指挥下仍在洞内伺机反扑，战斗还在继续中。

日军进行自杀式防卫

　　摺钵山失守，日军大势已去。栗林司令官如果认清大势，体恤部下性命，本该下令残部投降。可是，顽固不化的军国主义头目非要强令官兵与他一起为天皇白白送命，这使美军也相应增加了伤亡数目。

　　美军登陆后的第十天，2月28日，已占领了硫磺岛南半部及千鸟机场和元山机场，整个岛上表面阵地已看不到日军影子。

　　3月1日，美军采用摺钵山攻坚战术，把玉名山守军赶进深洞，然后用钻岩机钻孔爆破，投入黄磷或烟雾弹毒杀残部。日军守备队中有10％想投降的人被处死，6％的人绝望自杀，被俘活命的只有5％，其余的全部战死。

　　3月7日，完全陷入包围圈的日军混成第二旅1500余人，携带手枪、轻机枪、步枪，从深洞中冲出来，口喊“万岁”、“万岁”，对占绝对优势的美军进行自杀式冲击，结果全部毙命。

　　3月9日夜，千田旅团残余日军1600余人也在一片“万岁”的嚎叫声中冲向地面，无一幸存。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反攻是在3月27日。这天清晨，40名日军大刀队员在前面打头阵，300余名海军、陆军联合部队尾随其后，奇袭美军帐篷营地，双方展开肉搏战。

　　美军是在睡梦中惊醒仓促迎战的，日军则是在精神、肉体遭受重创后，万死中求一生。战斗结束后清点：美军战死44人、88人负伤，工兵第五大队9人战死、31人受伤；日军262人死亡。绝望中，日军栗林司令官在战壕洞口剖腹自杀未遂，由中根参谋用军刀把他砍死，然后，中根自己也开枪自杀。

　　硫磺岛攻防战历时38天，日军死亡22000人，被俘1000余名；美军阵亡5500人、负伤19000人。在一个不到30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死伤这么多人，可见战争的残酷激烈。

　　在这次战斗中，日军“神风”特攻队40架飞机和15架重轰炸机攻击美机动部队，美护航航空母舰“俾士麦海号”被击沉，巨型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重伤，还有战列舰1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9艘轻度损坏。

　　许多参加过此次战役的美军士兵都说那是“地狱里的战争”。整个战役只能用“血腥”来形容，双方都艰苦到极点。美军以其先进的军事装备才完全结束这场战斗。

　　美军的这次胜利可以说为攻击日本本土敲开了最后一个门户，自此日本人时时面临着被轰炸的危险。

远东突袭

苏联正式对日宣战

　　《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于1945年7月27日开会，讨论《波茨坦公告》与苏联调停的问题。军部阿南惟几陆相、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等主战派以种种条件为理由，主张全面拒绝《波茨坦公告》。

　　东乡外相等人则认为：苏联政府未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名，因此苏联对日本仍然保持着法律上的中立，且盟国对过去所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有所缓和，所以应当先看一看苏联的态度，然后再最后决定日本的态度。

　　7月28日，铃木首相屈服于军部首脑的强烈要求，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明说：《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旧调重弹”，“政府认为并无任何重要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

　　日本公开拒绝《波茨坦公告》，同盟国只有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最后一战。美国杜鲁门政府为了争取掌握占领日本的主动权，急欲单独迫使日本投降，以便获得在战后同苏联对抗的有利战略地位，遂于1945年8月6日抢在苏联出兵之前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9日，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8月8日17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书，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并当面宣布，苏联从8月9日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苏联对日宣战，既是履行在雅尔塔会议上所承诺的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义务，也是苏日矛盾加深，双方长期军事对峙的总爆发。

　　从20世纪初日本发动日俄战争起，日本在对朝鲜、中国实施侵略政策的同时，一直酝酿进攻苏俄的战争计划。1928年，日本就企图侵占西伯利亚，以消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亚太地区可能发生的革命影响。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不久，苏联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于1932年3月16日，由苏外交人民委员季维诺夫，在日内瓦曾向日本大使提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但遭到拒绝。

　　日本在拖延10年之久后的1941年4月13日，才与苏联签订中立友好协定，有效期为5年，并发表声明：互相尊重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伪“满洲国”双方领土完整与相互不可侵犯性。

　　1932年8月，日本参谋部制定了1933年度的对苏作战计划，企图把刚刚侵占的中国东北作为北上进犯苏联的跳板，阴谋夺取整个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内蒙古连成一片，以作为争霸亚洲及世界的战略基地，并建立对苏作战的有利态势。

　　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奋勇抵抗，“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准备对苏战略意图，始终未得进展”。

　　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至8月，关东军先后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中受到苏联红军的严重打击而遭惨败。关东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1941年6月25日，即德国进攻苏联后的第三天，苏联大使曾询问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日本是否将遵守与苏联签订的条约保持中立。

　　松冈对此未作正面答复，却说：“三国公约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础，如果目前的战争以及中立协定与此基础有抵触……则中立协定无效。”

　　日本不打自招，毫无诚意执行苏日中立友好协定。日军参谋总部不仅企图夺取苏联的远东领土，而且妄想毁灭苏联的全部武装力量，打算把鄂木斯克作为法西斯德国与军国主义日本瓜分苏联的分界线，代号为“关特演”的计划就是如此。

　　随着法西斯德军在苏德战场的失败，日本企图利用苏德战场上的有利形势入侵苏联的计划也随之变成泡影。但日本“仍然认为进攻苏联是他们政策的基本目的之一，既未放弃其侵略野心，也未放弃其进攻的准备”。

　　据此，苏联政府于1945年4月5日宣布废除苏日中立协定。苏联对日宣战，大大出乎日本意料之外。

　　日本原来判断，苏军对德作战结束后，需要休整，对日作战时间可能在1946年春，最早也要在1945年9月上旬；苏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可能由苏联远东滨海地区向中国东北实施。关东军根据这一判断，把防御重点定在中国东北的东部方向。

　　8月9日零时，苏军发起对日作战，至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历时24天。

日本制订对苏作战方案

　　1945年7月5日，日军大本营确定关东军的对苏作战方针是：

　　利用满洲广阔地域粉碎敌之进攻。不得已时，也要扼守长春——大连线以东、长春——图们线以南要地，坚持长期作战，以利于遂行大东亚战争。

　　指导要点：尽量利用北朝鲜东部山地、牡丹江流域西侧山地、大小兴安岭和四平—齐齐哈尔线外沿地区的地形和工事，力争粉碎敌人。

　　为阻滞敌人进攻，预期以一部兵力打头阵；尔后，利用满洲广阔地域和地形，阻敌进攻，以期持久，同时广泛开始游击战。关东军主力适时集中在长大线以东、长图线南山地，诱歼进攻之敌；不得已时，也要扼守通化、临江周围要地，以图长期坚持。

　　关东军辖日第一、第三方面军，计24个师又12旅，70余万人。此外还有伪满、伪蒙军8个师又12个旅，约20余万人。日伪军总兵力近100万人，共装备作战飞机150架，另有可用于作战的教练机约500架、坦克160辆、各种火炮5000门。

　　关东军的部署如下：第一方面军担任东部正面防御，主力集中在牡丹江、延吉一线，司令部设在牡丹江。第三方面军担任西部正面和南满的防御，司令部设在沈阳。

　　其四十四军部署在阿尔山、洮南、通辽地区，第三十军配置在长大线以东地区；第四军担任北部正面防御，司令部设在齐齐哈尔。第三十四军为关东军的预备队，设置在朝鲜咸兴地区。

　　关东军的防御由三道防御地带组成。

　　第一道，由边境筑垒地域及二线主阵地组成；第二道，沿长大和长图线设置，成据点式防御；第三道，以通化为中心，沿中朝边境山区设置，是最后抵抗地域。

　　华西列夫斯基（油画）纵深工事在开战前刚刚动工。沿边境线的17个筑垒地域总长1000余公里，计8000余个永备工事和土木质发射点。以虎头筑垒地域为例，在4个山丘上建立了6个抵抗枢纽部和3个独立支撑点，筑有火力发射点400余个，火炮阵地66个，指挥观察所64个，全正面约100公里，纵深40至50公里，其设施可容纳两个师以上的兵力。

　　1941年曾配置一个守备师。远东战役时，守军减为4个步兵连、4个炮兵连和保障分队，计1400人，另有日侨义勇队500人。1945年4月，华西列夫斯基奉命开始制定对日作战计划。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摧毁日军整个军事体系，曾考虑过3种方案：

　　一是进攻日本本土，但实施战略性登陆战役没有把握。二是进攻华北，但因日军没有密集集团，不能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

　　三是歼灭关东军。

　　最后，确定了进攻关东军的方案，同时在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实施登陆战役，控制宗谷、根室两海峡，威逼日本本土，保障苏联海上的航行自由。

　　苏军统帅部分析东北的地形、道路和日军的部署后，认为把主突方向选在蒙古东部突出部最有利。因该方向日军防御薄弱，大兴安岭以东地形开阔，便于坦克机械化兵团行动，只要迅速越过大兴安岭，就能出其不意，迅速前出到东北平原，从而达成进攻突然性。

　　总的企图是：以3个方面军从东、西、北3个方向同时进攻，东西对进，以西为主，北面为辅助进攻方向，切断东北日军与华北、朝鲜的联系，分割围歼关东军主力于中满地区。苏军统帅部在训令中强调：“尽快夺取胜利，避免与日军在满洲陷入持久作战。”

　　为了达成速战速决，苏军统帅部认为，仅靠远东原有40个师的兵力是不够的，遂决定从欧洲向远东机动兵力。

　　在5至7月内，向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增调了两个方面军指挥机构、3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共27个师、12个旅、许多独立兵团和特种部队，使远东兵力猛增一倍。

　　鉴于战区远离莫斯科，战场广阔，作战方向分散，协同困难，为实行统一的战略领导，苏军在伯力成立了以华西列夫斯基为总司令，希金上将为军事委员，斯·帕伊凡诺夫上将为参谋长，并赋予全权的远东苏军总司令部。

　　下辖3个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共有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个空军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计陆军80个师，火炮2600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500余辆，作战飞机3800余架、海军各种舰船500余艘、海军航空兵飞机1500余架。总兵力达150余万人。其战役部署如下：

　　后贝加尔方面军：辖1个坦克集团军、4个合成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1个空军集团军和1个防空集团军，约65万人。其任务是分割围歼关东军第三方面军主力于长春、沈阳地区，切断关东军与华北的联系。

　　方面军以坦克第六集团军和第十七、第三十九、第五十三集团军组成主突集团，从外蒙古的塔木察格布拉克向长春、沈阳方向实施主要进攻，以第三十六集团军从左翼向海拉尔、齐齐哈尔方向实施辅助进攻，骑兵机械化集群从右翼向承德、张家口方向实施辅助进攻，以第五十三集团军为第二梯队。以两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一个坦克旅为预备队。

　　当前任务是，战役第十五天越过大兴安岭，前出至索伦、突泉、鲁北一线，坦克第六集团军不迟于战役第五天进至上述地区，尔后向长春、沈阳进攻。战役纵深800至1000公里。司令部设在赤塔，临战前进至塔木察格布拉克。

　　远东第一方面军：辖4个合成集团军、一个战役集群、一个空军集团军和一个防空集团军，约58万人。其任务是在太平洋舰队的配合下，分割围歼关东军第一方面军于牡丹江、敦化地区，切断关东军同朝鲜和日本的联系，尔后向哈尔滨、吉林、长春进攻。

　　方面军成一个梯队，以第一、第五集团军和第十机械化军组成主突集团，向牡丹江方向实施主要进攻；以第二十五集团军从左翼向汪清、延吉方向实施辅助进攻；以第三十五集团军从右翼，向密山方向实施辅助进攻。

　　以两个步兵军、一个骑兵师为预备队。当前任务是突破日军边境筑垒地带，于战役第十八天前出至牡丹江、汪清一线，尔后向哈尔滨、吉林进攻。战役纵深400至500公里。司令部设在双城子，临战前至格罗捷阔沃。

　　远东第二方面军：辖3个合成集团军、一个空军集团军和一个防空集团军，约33万人。其任务是在黑龙江区舰队的协同下，歼灭日军第四军。

　　方面军以第十五集团军沿松花江向佳木斯、哈尔滨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以第二集团军从右翼向齐齐哈尔实施辅助进攻；以独立第五军从左翼向宝清实施辅助进攻。

　　战役第一阶段，第十六集团军在太平洋舰队协同下，担任鞑靼海峡西岸和堪察加半岛的防御，尔后，在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实施登陆作战。战役纵深500公里。方面军成一个梯队。以一个师和一个旅为预备队。司令部设在伯力，开战前进至列宁斯科耶。

　　太平洋舰队：以潜艇和航空兵在日本海域积极行动，切断关东军与日本本土驻军的联系；支援地面部队的濒海翼侧防御；协同陆军在朝鲜东岸诸港口、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登陆作战。司令部设在海参崴。

　　各空军集团军分别隶属于各方面军。方面军首长根据当时敌情、地形和任务，赋予航空兵以不同的具体任务和协同方法。

　　其主要任务是：实施不间断的空中侦察；夺取和保持制空权；支援地面主要突击集团的战斗行动。海军航空兵保障舰队的海上作战，破坏日军海上交通，支援登陆兵上陆作战。

苏军海空并进发动进攻

　　1945年8月8日夜，苏军3个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的部队占领进攻出发地域。

　　9日零时，各先遣支队越过国境。拂晓，主力先后发起进攻，航空兵分两批袭击哈尔滨、长春、吉林和沈阳的日军，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积极行动。

　　在西线，后贝加尔方面军各先遣支队利用夜暗，不经炮火准备，同时在所有方向越过国境。4时30分，方面军主力开始进攻，基本未遇日军抵抗。坦克第六集团军在相隔70余公里的两个方向上成两路以疏开队形快速前进，战役第一天前进150公里。

　　10日下午，又前进100余公里，主力到达大兴安岭。由于进展顺利，方面军司令员要求坦克集团军提前完成当前任务，于8月12日日落前，前出到鲁北、突泉一线。

　　坦克第六集团军遂在行进间变更部署，坦克第五军由当夜登上大兴安岭，占领了台日黑达坝。

　　8月12日，坦克集团军全部越过大兴安岭，其先遣支队已于11日攻占鲁北，12日攻占突泉。

　　左翼第三十六集团军于11日攻克满洲里筑垒地域，坦克部队在海拉尔筑垒地域，遭日军顽抗，主力实施迂回。右翼骑兵机械化集群分两路开进，一路14日攻占多伦，另一路15日占领张北。

　　在东线，远东第一方面军先遣支队于9日1时趁夜间和暴雨偷渡乌苏里江，袭击日军边境筑垒地域。

　　8时30分，主力发起进攻，除个别方向外，均未进行炮火准备。左翼第二十五集团军和右翼第三十五集团军分别遭到日军东宁、虎头筑垒地域的顽抗，屡攻不克，前进受阻，主力被迫迂回，留下一部兵力，并调来重炮和轰炸航空兵，继续攻击。

　　第五集团军以先遣支队消灭日军火力点后，主力迅速前进，于战役第二天攻占绥芬河，14日攻入牡丹江市区，与第一集团军协同，同日军展开巷战，为提高进攻速度，避免陷入僵局，方面军司令员决心以主要力量从牡丹江市南面迂回，直插吉林。

　　在北线，远东第二方面军于9日1时发起进攻，独立第五军强渡乌苏里江。14日占宝清。第十五集团军在黑龙江区舰队协同下，强渡黑龙江，于14日经激战攻占富锦筑垒地域，打通了至佳木斯的道路。

　　第二集团军先担任黑龙江北岸海兰泡沿线的防御，11日转入进攻，因渡河器材不足，只得分批投入战斗，进展缓慢，于14日才包围了孙吴和爱辉筑垒地域。

　　经战役第一阶段6天的交战，后贝加尔方面军越过大兴安岭，前进450至500千米，前出到东北平原；远东第一方面军前进150至200千米，前出到牡丹江平原；远东第二方面军前进50至100千米，前出到佳木斯的接近地；太平洋舰队协同陆战队，占领了朝鲜雄基、罗津等港口，切断了日军从海上的退路。

　　关东军的部署被割裂、打乱，失去统一指挥，只有部分兵力仍在牡丹江市和海拉尔、孙吴、虎头等地域继续顽抗。

日军大势已去被迫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但关东军并未停止抵抗。苏军继续进攻。后贝加尔方面军于16和17日相继攻占扎兰屯、洮南、通辽、赤峰、张北等地。

　　由于道路泥泞，坦克集团军只能沿铁路路基运动，每昼夜前进速度平均40至50千米，主力在先遣支队后面跟进，部分兵力继续围攻海拉尔筑垒地域。

　　远东第一方面军的第一和第五集团军于17日攻占牡丹江市，俘日军40000余人。当日，方面军右翼第三十五集团军进占勃利，左翼第二十五集团军进占图们，并向朝鲜推进。

　　部分兵力仍在虎头和东宁筑垒地域同日守军进行激烈争夺战。远东第二方面军的第十五集团军于17日攻占佳木斯后，沿松花江追击退却之日军。第二集团军在航空兵和炮兵支援下，对孙吴筑垒地域展开猛烈攻击。

　　8月17日，关东军下令停止抵抗，日军开始投降。鉴于各兵团离战役目标尚远，华西列夫斯基于18日命令各方面军派出快速支队，迅速进占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

　　从18日起，苏军以临时编组的小分队，先后在13个重要城市实施空降，控制机场和市区重要目标，接受日军投降。20和21日，东西对进的苏军快速支队分别在哈尔滨、长春、沈阳会合。驻守虎头和东宁筑垒地域的日军，直到8月26日才停止抵抗。

　　与此同时，8月11日至25日，苏军第十六集团军在太平洋舰队部分兵力的协同下，实施了南库页岛进攻战役；8月18日至9月1日，远东第二方面军一部在第十六集团军一部和太平洋舰队的编队协同下，实施了千岛群岛登陆战役。

　　此前，南库页岛战役已开始。8月10日，远东第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给第十六集团军下达了如下任务：令配有加强兵器的步兵第五十六军，于8月11日10时，在航空兵支援下向古屯、气屯、上敷香、内路等方向发起进攻，突破日步兵第八十八师在古屯筑垒地域的防御，攻占上敷香、敷香和内路等城。

　　随后，该军奉命不得在内路、敷香一带停留，而应沿该岛的东西两岸继续向南进攻，肃清南库页岛的全部日军。

　　经过5天的顽强战斗，步兵第五十六军越过日军前沿地带，于8月16日突破了古屯筑垒地域的主要防御地带。攻下古屯地域后，日军在国境线上所构筑的整个防御体系就被打垮了。残存的几个抵抗支点已被苏军围困，继而被消灭。苏步兵第五十六军的基本兵力继续向南进攻。

　　与此同时，远东第二方面军的部队在太平洋舰队的协同下，还进行了数次登陆战役，目的是使日军不能从日本本土向库页岛增调兵力，以便迅速围歼岛上日军，解放南库页岛全境。

　　8月16日，登陆部队攻占了该岛西岸的惠须取（索勃列沃）海港及其市区。8月20日，另一支登陆部队攻占了真冈海港及其市区。这支部队继续向东南方向发起进攻，于8月25日攻占了雷多加以及重要的海港和海军基地大泊。8月21日，向丰原方向发展进攻的步兵第五十六军，攻下了海港敷香和内路等城市。

　　为了更快地击溃和肃清南库页岛的日军部队，苏空降兵于8月24日在落合、丰原等地的机场着陆。8月25日，第十六集团军的主力赶来与空降兵会合。

　　经过激战，第十六集团军在古屯地域突破了日军强固的边境筑垒防线，向南库页岛腹地推进了360公里，并在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协同下，粉碎了日步兵第八十八师，迫使日第五方面军18000名官兵缴械投降。

　　苏军在中国东北和库页岛的顺利进攻，为实施肃清千岛群岛日军的登陆战役造成了有利形势。日军在千岛群岛上构筑了极为强固的防御工事，封锁了苏联海军由鄂霍次克海驶往太平洋的一切出口。战役于8月18日晨开始。苏步兵第一○一师和海军陆战队一个营组成的登陆队，在第四二八榴弹炮团及其他加强兵器的支援下，在占守岛登陆。

　　登陆是在出人意料的浓雾中进行的。日军发现登陆兵后，企图用反冲击将其赶下海去，但未成功。日军的人员和技术装备遭到很大损失，溃散成许多小股，向该岛腹地逃窜。

　　到8月23日傍晚，岛上的12000名日军官兵便向苏军投降。到9月1日，苏军肃清了千岛群岛所有岛屿上的日本军队，日军的47000名官兵缴械投降。

　　远东战役，苏军共歼关东军、伪满军和伪蒙军的全部，第十七和第五方面军的一半，总共10个军、一个集团军级集群和一个区舰队。日军损失官兵约70万人，其中83000余人被击毙，60．9万余人被俘。俘虏中有陆海军将级军官148名。苏军伤亡32000余人。

　　被苏军缴械与俘虏的有：日军的23个步兵师、10个步兵旅、1个摩托化敢死旅、2个坦克旅、2个航空旅、1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以及其他各兵种和特种兵的许多兵团和部队。

　　苏军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仅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就缴获1565门火炮、2139门迫击炮和600辆坦克、861架飞机、9508挺轻机枪、2480挺重机枪、2129辆汽车、约1．8万匹马、679座仓库及许多其他战斗技术装备和军用物资。远东第二方面军和红旗黑龙江区舰队俘获日军松花江江上军的全部舰艇。

　　苏军发动远东战役，不仅士气高昂，兵力雄厚，而且占有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全面优势，并集中使用了最新技术成果和在苏德战争中的作战经验，利用了日军在作战指导上的一系列失误，从而加速了对日作战的迅速胜利。

　　反观日本，在苏联发动远东战役时，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都面临总崩溃。首先，日军大本营在“本土决战”与坚守“满洲”之间举棋不定。1945年5月，日军大本营明确指出：苏军进攻“满洲”，北部正面是辅助突击方向，东西两面将采取向心突击；决战的主力位于西部正面，东部为决战的次要方向。这说明，日军对苏军进攻企图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依据这一判断，理应建立以大兴安岭为屏障的西部防御体系。然而，关东军在西部正面只配置了3个多师兵力，而且防御工事薄弱，主力却部署在哈尔滨、长春、沈阳以东地区。

　　随着战争形势日益对日本不利，日军大本营于6月作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为目标的决策。这一决策，实际上是在战略上实行总收缩，放弃“满洲”，保卫朝鲜和日本本土。据此，关东军不得不把主要兵力部署在东部和南部地区，以便阻止苏军南下朝鲜，掩护本土决战。对西部防御，既不愿放弃，又无力坚守，只好将兵力收缩至通化、临江一线建立防御体系，但终因兵力不足，在苏军强大攻势面前，一击即溃。

　　其次，日军由长期的进攻战略被迫转为防御战略，军事体系转不过来，防御准备不足。另外，对苏军进攻的时机判断错误，也导致了日军一触即溃。最后，作战思想不统一，指挥不稳定，也是关东军战败的原因。

空袭东京

美军实施空袭东京计划

　　到1944年年底，美军在太平洋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简而言之，美军已然彻底摧毁了日军的外围防御圈，开始着手准备进攻日本本土了。

　　但在“向天皇效忠”的疯狂信念之下，日军并没有因为一步步失败而丧失斗志，反而更加疯狂。越是逼进日本本土，美军遭受到的损失就越大。美军迫切需要摧毁日本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摧毁日本人的斗志。在登陆日本本土的战斗开始之前，空袭日本本土尤其是东京的工作变得非常重要。

　　1945年1月，美军李梅将军在关岛走马上任了。他是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一个工人的儿子，由于既不是名门之后，也没有有影响的政治家给予支持，因而进不了西点军校。

　　但他毫不气馁，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从一名B-17飞行堡垒式重型轰炸机的驾驶员，一步步晋升为将军，直到出任美第二十一轰炸机队司令部司令。

　　3月，李梅手头已经掌握一支实力雄厚的B-29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编队。这次准备使用这种巨型机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

　　早在1944年6月16日，以中国成都为基地的约20架B-29式机轰炸了日本仓幡地区。这是最早使用这种巨型机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

　　至1945年1月，以中国为基地的B-29式机前后出动10次，每次40至80架不等。这些轰炸在经济上给日本带来的打击并不很大，但对日本法西斯集团精神上的打击却非同小可。

　　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关岛被美军一举攻下以后，这里就成了B-29超级空中堡垒式重型轰炸机战略轰炸日本本土的大本营。1944年11月24日，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第二十一轰炸机队的110架B-29式机飞扑东京，意欲进行一次白昼精确大轰炸——这是自1942年4月杜立特中校率机空袭东京以来的第一次。

　　不料事与愿违，空袭轰炸的效果却大大令人失望——仅有东京的一个飞机制造厂受到皮毛之伤。虽然美机在125架日机截击下损失轻微，仅有2架B-29式机被击毁，但总共却只有30架美机找到了轰炸目标。

　　李梅自上任以来，曾先后派轰炸机对日本本土出击了16次，投下了5000吨炸弹，但没有一个主要目标被消灭掉，相反，B-29式机却损失很大。

　　日机、地面炮火共击落美机29架，机械故障损失21架，另外还有15架这种“大宝贝”不知是什么原因损失的。对美军来说，即便是损失一架珍贵的B-29式机都算一个重大事故，因而问题极为严重。面对这种局面，1945年3月，李梅在深思熟虑之后，终于作出了大战期间一项重大的军事决定：把自己毕生的事业，把太平洋战争后期整个空中战略轰炸的前景，把价值4亿美元的334架B-29式机以及3000余名官兵的生命，孤注一掷。他决定派遣大批B-29式机携带燃烧弹低空夜袭东京市，决战决胜。

　　当李梅把他的作战计划第一次告诉他的飞行勇士们之后，他们莫不惊讶万分，当得知李梅要他们把飞机上所有的机关枪拆下来以减轻飞机重量以便加载更多的燃烧弹时，他们尤感震惊。可李梅认为：这种低空轰炸是一次奇袭，不会遇到战斗机的拦截，拆掉机炮还可以避免在黑暗中造成误伤。

　　当然，李梅清楚有很多因素将决定这一出击的成败，诸如风力、所载的油量、漫漫夜空中的领航、日本战斗机的截击、发动机的故障、间谍的活动等等，若有一项错误便会导致这一重大空袭计划的破产。

　　此刻李梅已获悉日本人已在本土聚集了5130架飞机，其中有3000架是自杀机和“樱花弹”。如果这些珍贵的未携带任何武器的B-29式机在空中被日机截击，那么这些“大宝贝”完全有可能葬身异国，一去不返，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面对这一切，李梅心坚如铁。这一重大的决策连太平洋战区不少有关的高级将领也一无所知。这纯粹是一场赌博！然而，李梅能否成为赢家呢？他自己也并无多大把握，赌了再说吧！

　　3月9日下午，在第三一四轰炸机联队队长鲍尔准将的率领下，334架B-29超级空中堡垒式重型轰炸机从关岛基地起飞。庞大的机群掠过碧波万顷的太平洋海面，雄姿英发直扑东京而去。

　　坐镇司令部的李梅将军在B-29式机群起飞之后，一直忐忑不安，如坐针毡。他把一切赌注都押在了深入龙潭虎穴的3000名空中勇士的身上。勇士们在出发之前，都曾得到如下很不吉利的训示：“你是B-29式机的空勤人员，如果你被打了下去，你就要准备承受日本人最粗暴的待遇，你生存的机会不多。”这一切大有“破釜沉舟”之势。

实施火攻取得成功

　　夜阑人静，星月全无。李梅将军凝视着黑暗的天空，他的眉头紧锁着，硕大的哈瓦那雪茄几乎也快被他的牙齿咬成两段。李梅将军的至交，39岁的参谋长克斯勒准将在旁边不断地宽慰他。“半个钟头以内，我们该收到鲍尔的报告了。”由于极度困乏、紧张，李梅好像苍老了10岁。

　　“唔，假如我失败了，当然无话可说，我知道这些日本人的本领。不过我还是认为我们能飞进去，投下燃烧弹以后再飞走，而不至于受重大的损失。”他喃喃地说。

　　如果鲍尔能按计划完成任务，这个时候该收到他发回的电讯了。因为机群已起飞半个多小时了。

　　“上帝，但愿他们没有遭到截击，否则我们此行就完蛋了。”自夜幕降临以来，李梅几乎是第一百次看表，现在，时间恰好是凌晨1时15分，“如果我们不马上听到回音，他们一定是有了麻烦……”

　　B-29式机群确实遇到了麻烦，而且是不小的麻烦。在黑暗的苍穹里，尽管美机采用的是低空飞行，并且是在黑夜行驶，但若干架B-29式轰炸机的引擎还是被东京凶猛的防空炮火打坏了。

　　日本的高射炮火炸开了轰炸机薄薄的机身，火焰从油箱部位向外燃烧，黑暗的天空中便出现许多小小的红点，与下方交错闪烁的弹道相辉映……战争在残酷地进行着。

　　“投弹了！”克里尔上尉驾驶的超级空中堡垒式飞机内轰炸员史密斯高兴得叫起来。

　　每架B-29式机起码载有24枚227公斤的燃烧弹，每枚之中又有许多束3．5公斤重的M69燃烧弹。这些燃烧弹摇曳着离开了炸弹舱，窜入夜幕中，高速坠向1700米下方那咆哮着的火网里，克里尔觉得变轻了的飞机急剧上升。

　　“抓紧！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鬼地方。”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李梅命令此次空袭以单机进行而不是以编队的形式进行，因而美机各自为战。

　　在克里尔所驾驶飞机旁边，其他的B-29式机在东京夜空中疯狂地俯冲、爬升，仿佛完全失去了控制似的，此起彼伏。每一架B-29式机，那60吨重的庞大躯体竟然像飓风中的一张纸，被从东京市反冲上来的爆炸热风强烈冲击着，在空中飘飘摇摇。从高空俯瞰，下方闪闪的火光在跃动，东京变成一片流动着的火海。

　　在关岛，心事重重的李梅，雪茄从他的嘴角垂了下来，浓眉蹙成一堆，直到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擦掉前额的汗水，转身对着聚集在屋子里的参谋军官说：“这个决定完全是我作出的，当然由我承担一切责任，我要向五角大楼报告……”他此刻的心情简直是糟透了。

　　正在这时，司令室的门砰然打开，一份急电递交给李梅。

　　“鲍尔发来的！”只见那电报上写道：“已投弹，目标地区一片大火，高射炮火密集，极少战斗机。”发报时间是凌晨1时21分。

　　屋子里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感谢上帝！”李梅此时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竟然高兴得跳了起来。

　　此时此刻，日本首都的心脏地区烈焰熊熊，大火映红了夜空。每架B-29式机携带6至8吨燃烧弹，其燃烧面积可达65公亩。334架B-29式机对东京投下了2000余吨燃烧弹。

　　焚烧发出的噼啪声，逃命者的呼喊声，震撼夜空。整个东京变成了一座混乱恐怖令人无法想象的火的地狱。鳞次栉比的木制房屋烈焰熊熊。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东京居民穿过熊熊大火四散奔逃。

　　参加这次空袭的托马斯·鲍尔将军说：“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像东京那样引人注目的场面。”这一场面，用日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令人惊恐已达到无法形容的地步”。

　　空袭中，美军方面的损失为：9架超级空中堡垒式飞机被击落在火海里，有5架B-29式机身负重伤，勉强飞离东京后迫降在海面上。42架B-29式机负轻伤，但安然飞返了基地。

　　夜间火攻东京，对美军来说，是一次蔚为壮观的史诗般的成就。对日本人来说，则是无法想象的灾难。“李梅的赌博”成功之后，据现场拍摄的侦察照片显示，东京市区约有41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焚烧得荡然无存，东京的1／4被夷为平地，其中18％是工业区，63％是商业区，其他为住宅区。

　　美军计划要进行轰炸的22个工业目标，全部被焚毁，化为一片灰烬。

　　26．7万余幢建筑物付之一炬，100万人无家可归，8万余人被烧死，10万人被烧成重伤。火灾之后，日本用了25天时间才把碎砖破瓦清除干净。鲍尔将军后来说道：

　　3月9日的火攻东京，是战史上单独一次轰炸造成最大损害的一个战例，它比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的损害之总和还要大。在世界战史上，这次火攻比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造成了更多的伤亡。

　　火攻东京之后不到30小时，317架B-29式机又夜袭名古屋，该市的飞机制造中心随即化为一团火焰。13日，300架B-29式机轰炸了拥有300万人口的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1700吨的燃烧弹自天而降，约20．7平方公里市区在3小时内被焚毁。16日，厄运又降临到神户头上，2300吨燃烧弹将其变为火城，神户的造船中心在烈焰中也化为乌有。

　　在短短的10天之内，第二十一轰炸机队共出动B-29式机1600架次，到19日，空袭停止，因为在这连续攻击中，美机共投下近10000吨燃烧弹，燃烧弹告罄。

　　这种史无前例的从空中火攻日本本土，免除了登陆作战所必然造成的大量伤亡的危险。空袭结果，无疑缩短了通向胜利的征程。

　　不仅美军如此评述这次空袭，而且日本人在谈到火攻的战略效果时，也直言不讳地说：“这些空袭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根本基础。”

日本遭到沉重打击

　　1945年3月份大规模火攻东京等城市之后，日本各大城市都成了轰炸名单上的重点，7月份的空袭则达到了高潮。当时的空袭简表是这样记载的：4月7日，伊势地区惨遭空袭。13日，皇宫与宫殿一部分被焚烧，明治神宫则化为乌有。日本举国上下不胜悲凉。5月份，美机总共出动了4855架次，单是B-29式机就达2907架次。自6月份以后，美机空中轰炸扩大到日本本土广大区域，并进一步发展为对大、中、小城市一律进行空袭，交通线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轰炸。至7月份，美机对日本中小城市的轰炸进一步加剧，对濑户内海及日本海港又不断实施鱼雷攻击，日本内海交通濒于断绝。

　　7月4日，美军宣布，截至当日止，日本已遭到美机10万吨的炸弹的轰炸，很多城市在焚烧。杜立特将军宣布：“如果日本继续抵抗，它将遭到的不仅仅是10万吨炸弹和2400架俯冲轰炸机的攻击，而是3000架B-29超级空中堡垒式重型轰炸机的轰炸。”

　　7月10日起，美航空母舰编队也开始“关注”关东方面的战事。这一天，1220架美舰载机，铺天盖地飞向大阪神户等地。特别是7月13日、14日，对北海道东北地区的空袭尤为猛烈，日本方面措手不及，损伤惨重。短短两天，美机出动竟达1820架次。与此同时，舰炮对日本海岸进行了轰击。

　　对于美军的空袭，日军深恶痛绝。日军大本营海军别出心裁，计划派遣300名特别陆战队队员，搭乘特攻机30架，于7月下旬月明之夜，对马里亚纳美B-29式机基地实施空降部队敢死白刃战，一举捣毁美B-29式机的大本营。

　　然而正当日本人在三泽基地密谋策划之际，7月14日突遭美机空袭，日军挖空心思设想的方案，毁于一旦。

　　7月17日，尼米兹通过广播电台宣布：“美国舰队的大口径舰炮可以直接轰击北海道濒海地区的城市。”

　　美军对日本的包围圈正在不断缩小，此时日本的防御体系已经解体，游弋在日本近海海域的美舰舰员们，站在甲板上就能清楚地看到日本本土灰色的海岸大火熊熊、浓烟滚滚。

　　7月24日，日本濑户内海遭受美、英两国海军航空母舰编队舰载机袭击，日本海军基地吴港遭到轰炸，港内3艘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22艘其他舰船被击沉，击毁日机113架。

　　7月28日，美、英舰载机又一次大规模地袭击吴港，在这一天的袭击中，共击沉战列舰3艘，重巡洋舰3艘和轻巡洋舰2艘，击毁飞机144架。日本的海军就此倾家荡产，残存舰只在港内被一网打尽。

　　大空袭给予日本以空前沉重的打击。

　　据美军统计，自1945年1月至8月，对日大空袭仅B-29式机就出动了33000架次。日本计有1600余架飞机被摧毁、48艘舰艇被击沉、10余艘舰艇被击伤、约155艘运输船受创或沉没。日本死伤人数达69万人。其中死亡31万余人、伤35．1万人、失踪24000余人。日本国内，共有98个大中小城市被炸得面目全非。大都市的烧毁率，如名古屋市、阪神地区等都在50％以上，烧毁房屋总计约143万幢。但京都、奈良、热海等著名的文化、游览都市，皆未遭空袭。

　　大轰炸中，数以万计的市民争相逃离城市，无家可归。自3月9日经历燃烧弹的袭击之后，东京老百姓的情绪十分低落。特别是李梅投下警告性的传单，把他下一步要轰炸的目标事先告知日本国民，这就更加使他们惊慌与沮丧。

　　总计有850万人逃往农村，工厂工人的缺勤率到1945年7月已达49％；炼油工业生产下降了83％；飞机引擎生产下降了75％；飞机骨架生产下降了60％；电子装备生产下降了70％；600多家主要军事工厂被炸毁或遭到严重破坏。

　　这场大轰炸使日本交通也遭受到毁灭性打击，海上交通随后完全瘫痪。由于下关海峡、濑户内海和本州沿海各港口都有美机布雷，日本一些主要港口成为废港。海上主要航路自不必说，就连日本本土各岛屿间的交通也濒于断绝，煤炭、粮食与生活必需品都无法供给。至此，战局岌岌可危，不可挽回，朝野焦虑，帝国根基趋于崩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日本人自以为有天皇保佑，加之对外多有斩获，自认为处于世外桃源之中。

　　终于有一天，战火烧到了他们自己身上。怪谁呢？“天作孽犹可存，人作孽不可活。”

核战纪实

美国新式武器研制成功

　　1945年4月12日，就在美国政府集结大量兵力准备大举进攻日本本土之际，罗斯福总统因脑出血而猝然离开人世。消息传出后，最高兴的当推日本军界，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失去了这样一位精神领袖，一定会陷入混乱之中，到时候日本便可以趁机发动反攻，以获得新的胜利。

　　但美国政府机构并没有如日本所愿瘫痪。短短的两周之内，新总统杜鲁门便接过总统宝杖，继续开动战争机器向日本直压过来。而且，杜鲁门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了解原子弹的威力与性能，以便尽快投入到日本战场上。

　　1945年，欧洲战场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迎来了人类渴望自由与和平的真正的春天。

　　4月16日清晨，随着一声令下，苏联百万红军从东、南两面，英、美盟军从西面一起发动了对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总攻，一时间万炮齐鸣，火光冲天，欧洲西部这块小小的地方被炸得焦头烂额。

　　德军终于绝望了，当成批的士兵像被割倒的芦苇般纷纷倒下去时，德军前线总指挥凯瑟尔元帅无奈地举起了白旗，剩余的70000多柏林守军全部成了俘虏。在苏联朱可夫元帅炯炯的目光之下，凯瑟尔沮丧地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硝烟开始慢慢散去。

　　德国投降得如此之快，一时令数以千计的“曼哈顿工程”中的科学家们惶惑不安起来。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之所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就是希望赶在德国投降之前造出原子弹，并用它给希特勒政权以毁灭性的打击。但现在的事实却是：德军已经投降，还要原子弹干什么呢？

　　欧洲战场的和平过早地降临，使得许多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都不由得后悔起来，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将成为破坏世界和平的千古罪人！这其中就包括几年前直接敦促美国政府下此决心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和西拉德等人。

　　而一些美国本土的科学家更是强烈反对美国政府研制原子弹。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尔斯·波尔当年就预测：

　　原子弹一旦出现，必然会“进一步引起世界范围的军备竞赛，这种竞赛发展到极致，又可能成为新一轮世界大战的重要催动力量，而这次大战一旦爆发，军队与常规武器都将是多余之物，整个人类也将是多余之物——因为地球极可能在这场核战争中毁灭！”

　　对于波尔这种强烈的抗议，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则摆出这样一种折中的姿态：

　　首先，由于人类对原子裂变的掌握程度足以使各大国都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相继造出原子弹。因此，既然谁也不能保证如果美国停止核研究，其他国家也会老老实实地步美国后尘，因而美国人只有一往无前地继续干下去，直到成功的那一刻为止。

　　其次，作为一名具有强烈人道主义精神和仁爱之心的大总统，罗斯福在对付日本时是否启用原子弹这一问题也始终持保留意见。

　　罗斯福当年是这样设想的：不直接在敌国投放原子弹，而是在太平洋某个地方安排一次核爆炸的表演，必要时可以邀请敌对国家的使节观看，以证明美国人的强力和仁慈。万一敌方视而不见，到那时再使用原子弹也未尝不可。

　　然而，罗斯福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病入膏肓，且当时美国人制造的原子弹只有3颗，如果浪费一颗进行表演，万一其余的两颗失效又该怎么向美国人交代呢？这也正是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之所以要坚决停止核表演，转而直接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重要原因。

　　原子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即使是职业军人出身的杜鲁门也无法搞清这一科学事实。他根据自己对普通炸药爆炸当量的理解，试探着询问主管核武器研制的格罗夫斯将军：“一枚核炸弹爆炸，到底相当于多少颗常规炸弹呢？”

　　“从理论上估计，第一枚核炸弹大约至少有1000吨烈性炸药爆炸时的威力，这就相当于派出200架轰炸机全副武装地同时轰炸某一地区5次以上。”

　　听到这个数字，杜鲁门很是吃惊，因为一次爆炸1000吨烈性炸药，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景象呢？肯定可以扫光爆炸点周围的一切生命！

　　杜鲁门不禁流露出兴奋的表情。但他却没料到，格罗夫斯将军汇报时所说的数据，与核武器实际爆炸的威力相差甚远。不过，不是大得多，而是小得多。以后来投掷到广岛的那颗原子弹为例，其爆炸力就相当于20000吨烈性炸药，比他所估计的高出20倍以上。

　　由于格罗夫斯所汇报的原子弹的威力已经彻底征服了杜鲁门，后者便立即成立一个有关“曼哈顿工程”的专门咨询委员会，其中包括马歇尔将军、史汀生部长、贝尔纳斯部长以及布希等3位科学家。

　　很快，该委员会向杜鲁门呈交上第一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材料，它直接揭示了原子弹的本质意义，不仅“可以从军事上压制对手，而且还是政治上取得优先权的重要砝码”！

　　当年，在罗斯福执政期间，美国政府估计世界战争局势时并未把原子弹的作用考虑在内。尽管德国投降后，美国不依赖苏联的力量完全有能力打败日本，但强攻之下付出的代价将是十分惨重的，它不仅会消耗掉美国1／5的财力，而且很可能牺牲上百万美国官兵的生命。

　　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罗斯福才请求苏联出兵，并私下承诺赞成苏联在中国东北拥有许多优越的利益。的确，对于美国人而言，久居中国东北的70万日本关东军力量不可小觑，加之日本军队越是向国内收缩，其抵抗就越发顽强，而在日本的南部和中部，其兵力就多达200万人以上。

　　同时，为了准备最后的一击，14至55岁的男性公民一律参战，这一下便可为日本提供至少300万的后备军队。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气势，对原子弹的威力尚无十足把握的罗斯福自然只好求助于暂时的朋友苏联了。

　　本来，根据美、英、苏等国过去达成的协议，1945年7月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和外长将去德国柏林，召开“波茨坦会议”，以讨论和确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理德国问题的种种原则以及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

　　但是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个星期，美国政府突然照会英、苏大使，要求把原定召开会议的日期推迟到7月17日。美国政府到底打算搞什么新花样呢？

　　斯大林当时虽然有所警觉，但还是未能察觉美国人的真正意图。因为谁也不会料到，美国之所以推迟开会时间，目的只有一个：杜鲁门是要等待原子弹的试爆结果。

　　的确，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结果是杜鲁门参加“波茨坦会议”之前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如果试爆失败，美国人的口气自然会软下来；而一旦试爆成功，有了原子弹这张王牌，美国人自然要口气强硬，多占一些利益，而苏联人肯定不敢据理力争的。

　　那么，试爆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杜鲁门坐立不安，一再地催促科学家们拿出最为成功的方案来，并以生命作为保障。因为一旦试爆失败，20亿美元的代价就要付诸东流了。

　　幸运的是，试爆成功了！杜鲁门长吁了一口气，他整理好文件后，便带领几名得力干将兴致勃勃地赶往波茨坦会场。一场新的较量拉开了帷幕。

　　会场是不见血肉的无形战场。在波茨坦会议上，实质性的问题都一一公开地摆在了桌面上，美苏开始了拉锯式的讨价还价。

　　当时，杜鲁门和丘吉尔的如意算盘，就是希望尽可能减少苏联今后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特别是在日本问题上能把还未出兵的苏联排除在利益圈之外。在开始的试探性交谈中，杜鲁门不无得意地向斯大林透露：美国人已拥有了一种威力无比的“超级炸弹”。但令人奇怪的是，斯大林的口气竟一点也不惊讶，而是很平淡地说：“好呀，那就使用吧！”

　　斯大林的态度倒使杜鲁门大大地吃惊，也使得后者自以为原子弹是谈判桌上重要筹码的想法一下子破灭了。为了出这一口恶气，为了给不知天高地厚的苏联人一点厉害瞧瞧，杜鲁门在经历了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后终于拿定主意：提前使用原子弹，给日本人以致命一击，同时也给骄傲的苏联人一记重锤。不过，为了日后好做文章，美国人特意在会议期间向日本政府发出一份与众不同的照会，以一种不多见的客气而委婉的口气希望日本早日投降。

　　这种罕见的温和口气使日本人感到了温柔背后的“可怕的一刀”，但又无法想象真正的威胁是什么。但日本国内的军部力量却并不在乎这种“无关紧要”的威胁，在他们看来，只要美苏不联合夹击，日本完全可以消灭美国的进攻之旅，这正如铃木首相当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的：“日本本土将成为美国陆军的又一个珍珠港。”

　　日本人的无知态度带来的恶果是十分严重的，以致在后来于7月27日发出《波茨坦公告》后，日本政府依然不闻不问。这一冷漠的态度传到贝尔纳斯国务卿耳朵里后，他当即就向还在犹豫的杜鲁门说：“等待已无任何意义，该是我们动手的时候了。”

　　“嗯，无论如何，我们也得抢在苏联出兵之前解决日本问题。”杜鲁门猛地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愤然说道。

　　自从有了原子弹做后盾，美国人愈发担心苏联的一举一动会破坏自己的计划，因为至1945年7月底，苏联分布在东南部的准备围歼中国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的人数已达到160余万，同时在武器装备上也远远领先于日本。

　　种种情形都在表明，一旦苏联人攻入日本本土，美国人到时想用原子弹都没机会了。因此，当务之急是立即投掷原子弹。

　　其实，在1944年12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拟订了在日本本土实施登陆的计划，但随着美军在冲绳岛登陆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尽快使用核武器的需求也摆到了总统面前。种种迹象都在逼迫杜鲁门做一件事情：抢在日本本土被进攻之前使用原子弹！

　　尽管此时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意图才真正确立，但实际上，美国空军一直在进行投掷原子弹的模拟演习。

　　早在1944年夏，也即“曼哈顿工程”的参加者确信原子弹是切实可行的前一年，格罗夫斯将军就开始做战争中使用这一新式武器的准备工作了。

　　在如何运用交通工具运载原子弹的问题上，格罗夫斯最初考虑当时十分有名的B-29型轰炸机，接着又考虑采用一种英国的重型飞机。

　　直至1944年秋，美国人才最后确定仍然使用B-29轰炸机，只是对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装，以方便运载与投弹。

　　首先，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飞机重量，他们拆除了飞机上的防弹甲板和所有进攻性武器，只留下机尾仅有的自卫式大口径双管机枪。

　　这样，即使装上重达数吨的原子弹，这种超级的“空中堡垒”仍能达到1．2万米的飞行高度，而这一高度是日本一般歼灭机所无法企及的。经过美国军事部门的一番深思熟虑，1944年秋，素有“空中无敌手”之称的保罗·蒂贝茨上校被任命为这支特殊空军部队的总指挥。

　　这位曾参加过对德的首次轰炸，并在中国战场展露过惊人的技术的空军飞行员，还当过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座机驾驶员。后来他一直担任B-29轰炸机的飞行工作，可谓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蒂贝茨上校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尽管他还不知道行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从总统的亲笔信以及上司那独特眼神中他已深深明白此次任务的重要性，他亲自挑选机长，并全面负责组建机组人员。

　　一切准备就绪后，全体人员立即投入紧张的训练，训练的主要地点定在犹他州的沙漠地带。中心任务是：飞机飞行于10000米高空，对准目标投下炸弹，随之转弯疾升，在炸弹投放后的40秒钟之内，飞机必须远离爆炸点13千米以上。这种严格而单调的训练一直进行到投掷原子弹的前一刻，足见美国人对此事的准备之充分。

　　1944年年底，格罗夫斯将军在现场考察了飞行大队的模拟训练后十分满意，他宣布空军联队的第一阶段训练圆满结束，尔后将迅速派往古巴，在那里完成余下的训练计划内容：在海上进行远程飞行训练。

　　就在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当天，美国这支特殊空军部队的首批支队便昼夜兼程，悄悄从温多佛基地转移到了关岛附近的提尼安岛空军基地，直接接受第二十航空司令官的指挥。

　　这些太平洋岛屿对于美国人而言，简直就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因为每天都有数百架重型轰炸机从该基地出发，不顾千里奔波轰炸日本本土，目的只有一个：要让日本的工业文明消失，退到数万年前的石器时代。负责投放原子弹的特殊空军支队，从1945年6月开始进行系统而周密的战斗飞行训练。这些训练都是采用2至9架编队进行，以提高各机组的领航和投弹技术，而且按未来原子弹突袭时的3机编队，多次飞抵日本上空，使机组人员熟悉日本空域的气候、地形、地物以及日军防空火力，熟练掌握投弹程序。

　　自7月20日开始，美军对日本进行了一连串的空袭，4天中连续进行了约12次轰炸，每次袭击出动飞机2至6架，所袭击的目标，不是预投原子弹的目标，而是在其附近，并尽量使这些试验性轰炸和将来真的原子弹轰炸相近似。在领航程序、高空单机接近、目视投弹以及投弹后迅速脱离等方面，均严格按预想方案实施。这些炸弹是4535千克的炸弹，其弹道近似原子弹。据称，他们先后进行过4次实战演练，投掷模拟弹38枚，主要使用目视投弹，雷达投弹只试用过8枚。

　　到了7月底，这支特殊的飞行大队已做好掷弹的一切准备工作，日本人的灭顶之祸就要来临了。

“小男孩”首先降临广岛

　　当格罗夫斯把早已准备好的投掷命令送到波茨坦后，1945年7月25日，杜鲁门终于签署颁发了这一重要命令：

　　卡尔·斯帕茨将军：

　　第二十五军特殊飞行大队，必须在1945年8月3日后的第一个星期内作好投掷准备。一旦气候适于目视投弹，请立即在下列几处目标选择一处，投掷第一颗原子弹：广岛、小仓、新澙、长崎……

　　为什么首选目标是广岛呢？美国决策者是这样分析的：首先，广岛地处日本本州岛东南沿海，是日本大城市。由于前些时候的战乱，该市已有12万人疏散到农村，市内仅有24．5万余人。

　　它是日军第二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同时又是日本陆军的一个重要军运港口和日本海军护航舰队的集结地，这是美国人首选的重要依据。此外，这个城市还有2．5万军队，他们曾是侵略中国山东、河南两省的主力部队。

　　而且，据查该地区已有20多天没有降水，房屋干燥；地形平坦开阔，且市中心建筑物密集，是理想的核爆试验、实地考察原子弹杀伤破坏作用的场所。再者，美军已查明这里没有战俘，不必担心伤害战争法规中所保护的第三国人员。

　　至于其他几个城市，以小仓兵工厂与京都较受注目。其中，小仓兵工厂是日本大型军火厂之一，那里有日本多种类型的武器和其他防御材料的制造厂。从地形上看，对该地区投弹军事意义极大，但政治影响不大。

　　而京都作为日本故都，人口达100多万，也是著名工业城市。由于战时没有遭到轰炸，许多居民和工厂都迁到这里。这儿虽然是个不错的攻击目标，但国防部长史汀生却认为：京都作为历史名城，毁掉它必将引起不必要的仇恨，遗留下日后无法解决的纠纷与责任问题。至于长崎，则是第一枚原子弹投弹后才定下来的。

　　今天看来，美国人之所以要直接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还与杜鲁门的战略决策息息相关：一个是美国政府当时最关注的是战后东欧事态的发展。战争必胜当时几乎已成定局，是否使用原子弹已无关紧要。但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家拥有原子弹这一事实本身，以及这种炸弹能够显示的无穷威力，足以对整个世界包括其盟国产生巨大的威慑。一方面对树立战后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有利，另一方面，可以使战时的盟国、战后必然的对手——苏联能够接受美国制定的战后世界的计划，尤其是在美方与盟友之间有争议的问题上，能够将美国的意志强加给其盟国，迫使他们接受美国提出的关于中欧和东欧的建议。

　　正是基于此点考虑，原子弹在杜鲁门总统的政治、外交底牌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召开“波茨坦会议”时，杜鲁门就是为了能够将原子弹的王牌带到会场，而将原定于7月1日的开幕日期拖了半个多月。

　　罗伯特·奥本海默曾说：“我们受到不可思议的压力，一定要在三国首脑波茨坦会晤之前试验原子弹的填药。”

　　很明显，原子弹的首次试验是存心赶在“三巨头”会晤之前进行的，以便对苏形成威慑。

　　而在投掷原子弹的具体时间安排上也是精心考虑的。

　　“曼哈顿工程”的参加者菲力普·莫里逊说：“我可以作证：8月10日对我们一直是个神秘的期限。我们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冒任何风险，在这个日期之前将炸弹制成。”

　　一本在日本印行的《关于原子弹轰炸后果的白皮书》中这样指出：“对于不了解雅尔塔会议内情的科学家来说，8月10日的确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神秘的期限，但对于美国政治领袖来说，他们明白这是苏联向盟国保证的参战日期。”

　　虽然，西方国家曾多次破坏关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保证，但他们并不怀疑苏联会信守诺言于8月10日对日宣战。

　　为此，美国一定得赶在8月10日之前采取行动！要制造一种效果：仿佛迫使日本投降的不是苏军的打击，而是美国的原子弹。另一方面，在此刻展示新武器的可怕威力，还可以使战后的世界对美国俯首听命。

　　一个是美军拟定的攻取日本的作战计划：1945年9月占领日本本土南部，1946年3月攻占东京。但鉴于日本顽抗的立场，盟军将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征服日本，估计会损失100万美国人和50万英国人。而倘若首先使用原子弹，则情况将会大为改观。

　　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把20多亿美元花在了原子弹的研制上，政府官员们认为无论如何做一次试验是十分必要的，既然要试验，与其投在无人知晓的荒漠之上，不如扔在敌人的头上，以雪珍珠港之耻。

　　从以上这几个观点出发，原子弹的使用首先能够使美国达到长远的政治目的，又能取得军事上的直接优势，同时也获得了原子弹实战使用的效果，一举多得。

　　正因为形势的需要，使得杜鲁门终于把罗斯福一直犹豫不决的事情敲定了下来。不过此时的杜鲁门还特别授意，从1945年7月27日至8月1日，美国每天都出动飞机在日本各大城市上空散发《波茨坦公告》和其他传单。

　　传单上警告说，如果日本还不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全部内容，他们将会受到更猛烈的空中轰炸。而且，每次传单散发后一小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次普通炸弹的猛烈轰炸。对于这一种先抚后杀的手法，顽固的日本政府一点也不担心。

　　终于，到了8月2日，执行轰炸任务的特殊大队机群进行了最后演习。

　　8月2日，大队接到命令，派出7架B-29飞机轰炸广岛。其中一架飞机运载原子弹，由大队长蒂贝茨亲自驾驶，另两架飞机担任观测，3架飞机担任气象侦察。

　　此外，还有一架飞机作为预备队，留在硫磺岛机场，随时准备替换发生故障的飞机。在轰炸以后，还指定有两架飞机进行效果检查。第二十航空队负责担任援救任务。

　　8月5日14时，用蒂贝茨母亲的名字命名、代号为“埃诺拉·盖伊”的B-29飞机装载了原子弹，弹身上满是用铅笔写的给日本天皇的信。这天晚上，飞行员们吃惊地从蒂贝茨那里获悉，他们要执行的具体任务是扔一颗破坏力相当于20000吨炸药的特殊炸弹。

　　5日傍晚，最后的检查工作已经全部完毕，原子弹安然无恙，飞机随时可以起飞。

　　起飞前，机组人员每人领到一副电焊工用的护目镜，以便在炸弹爆炸产生强烈闪光时护住眼睛，接下来进行祈祷仪式，机组人员都把头低下来，由年仅27岁的牧师威廉·唐尼进行祈祷：“……上帝啊，我们向您祷告，愿战争早日结束，和平早日重临人间。上帝保佑今晚飞行的飞行员安全无恙返回……”这是所有准备工作的最后一项。

　　8月6日，起飞基地提尼安岛时间1时17分，3架气象飞机首先起飞。2时45分，装载原子弹的飞机机组共12人也上了飞机。

　　“起飞”命令下达后，装载原子弹的飞机冲向跑道，加速前进。但是，由于飞机太重，上面除了装有5吨重的原子弹以外，还有2650升汽油。飞机以每秒80米的速度全速滑行，可是飞机仍起飞不了。已经看到跑道尽头了，蒂贝茨万分焦急，身上沁出汗水。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用尽全力把驾驶杆一拉，机头终于抬起来了，紧接着其他飞机也跟着依次起飞。

　　载着原子弹的飞机和观测飞机起飞后，在硫磺岛上空集合，然后爬到航行高度。按原先规定，如果广岛、小仓和长崎这3个城市都被云遮蔽，不便目视，可以把原子弹带回。

　　据气象机构报告，当时广岛上空云量极少，完全可以目视轰炸，因此决定轰炸广岛。机上工程人员把原子弹各部件进行最后装配、检查。观测飞机用降落伞投下测量仪器，进行最后测量。

　　3架美国B-29型空中堡垒巨型轰炸机，迎着夏季的海风从太平洋上的提尼安岛缓缓起飞，向着距离有3200千米的目标日本本土飞去。

　　其中“埃诺拉·盖伊”轰炸机中，正“熟睡”着一名即将闻名世界的原子弹“小男孩”。

　　几个小时后，这颗前所未闻的炸弹，就要随着它的落地而向人们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原子时代的到来。

　　“小男孩”原子弹，全身黑色着装，外表看去酷似大海里的鲸鱼。这颗原子弹制造精巧，工艺细致、考究。

　　“小男孩”身高3．05米，体重4．09吨，腰围直径0．711米。“小男孩”肚内装有60千克核原料铀-235，爆炸当量约20000吨。

　　位于日本本州岛东南沿海的城市广岛，人口有30多万，虽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美交战，但人口并未减少，只是到了战争后期，日本节节败退，为了减少美国空袭带来的损失，才从城中疏散走12万人，全城现仍有居民24万人左右。

　　尽管广岛是日军第二军总司令部驻地，又是一个军港，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但奇怪的是，这一军事重镇自开战以来，未受到战火损伤，美军轰炸机很少光顾这个城市。

　　几天前，美国飞机破天荒首次飞临这里，警报响起，男女老少一齐疏散，往防空洞中跑去，然而飞机临空，却只撒了一些传单，便很快飞走了。

　　飞机在闪烁的天空中迎来了黎明。“目标——广岛！”领航员重复着机长的命令。飞机上升到近万米的高度，天空万里无云。不久，广岛便已在飞机下方出现。飞行员们望去，它如一个变形的手指头，南端码头直伸入美丽的濑户内海，海边小山绵延起伏。

　　这天，广岛天气晴朗，气候炎热。广岛时间7时9分，响起一阵警报，美军飞机数架飞上广岛上空，盘旋几周后又飞离而去，没有轰炸。

　　8时整，广岛上空出现3架飞机，虽然这时已经发出了空袭警报，但广岛居民好像没听见似的。因为美军飞机不断对日本国土进行轰炸，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美军气象飞机离去时才解除警报，现在又有飞机飞来，又拉警报，市民都疲惫了。

　　因此，广岛市民很少有人进入防空壕进行隐蔽，他们有的正在工作，有的正在街上，有的还在翘首仰望飞机，指指划划。

　　机组人员都戴好了他们领到的电焊工用护目镜。他们已经发现了广岛的主要标志相生桥，它坐落在广岛市中心。

　　蒂贝茨打开了自动驾驶仪。投弹手菲莱少尉俯身把左眼贴在诺尔敦瞄准器上，相生桥进入瞄准器的十字线上。他打开自动投弹系统，启动了电子投弹器。

　　8时15分17秒，飞机骤然爬升，把大型黑色圆筒状的原子弹从大约10000米的高空投了下去。这时飞机急忙作了一个155度的大转弯，向下俯冲，使飞行高度下降300米。为了不使飞机遇到危险，设计者给原子弹带上了用尼龙做的降落伞，以延长原子弹在空中降落的时间，以使投弹飞机有足够的时间脱离现场。

　　随即，另一架观测飞机舱门打开，3个包裹落下，变成了降落伞。吊在它下面的形状像灭火器一样的圆筒，是一架把爆炸数据发射回去的发报机。

　　广岛的天空和地面非常平静，看见那3个降落伞的人们以为是美机中弹，飞行员跳伞逃生，大部分日本人在这时仍然十分自信。

　　可是，天空中突然发出一道闪光，看见它的人无法说出它是什么颜色。就在这一刹那，广岛的时钟几乎全部都停止了，指针指在9时15分上。

　　原子弹在离地面600米的高空爆炸，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火球发出的热核裂变，使爆炸中心附近千米范围内瞬时腾起了浓烟大火。

　　戴着特别护目镜的机组人员看到一道紫白色闪光，随之而来的是震耳欲聋的大爆炸。顷刻之间，广岛上空有一团直径约4800米的深灰色烟云，烟云中心腾起一道白的烟柱，烟云在顶部形成蘑菇状，然后离开烟柱。而烟柱顶部又形成蘑菇状。

　　“我的天哪！”副驾驶员罗伯特·刘易斯上尉说道，“我们干了些什么？”

　　飞机剧烈地摇摆起来，使人头晕目眩。一股气浪向他们袭来，飞机被猛烈撞击了一下，然后被高高托起，像是愤怒的大海上卷起的一朵浪花。

　　“高射炮！”蒂贝茨大叫一声。他的判断力出了问题，以为飞机被高射炮击中了，气得直骂娘。可是飞机四周并没有出现烟雾，二次气浪再度袭来，飞机又摇晃起来。气浪过去之后，飞机摇摇摆摆地掠过目标开始观察。

　　蒂贝茨下令用明码发电报说，已经轰炸了第一个目标，目测效果良好。帕桑斯则用密码发了一个电报：

　　结果干脆利落。各方面成功。目测结果大于“三位一体”。投弹后机内情况良好。正返回“教皇统治区”……

　　广岛成了一片火海。在爆炸中心500米之内，温度接近100万摄氏度，把所有的东西都烧成灰烬。居住在爆炸中心方圆800米内的所有居民都被烧死。

　　爆炸引起了巨大震波。震波又引起火灾。浓密的黑烟、碎石和蒸气迅速冲入天空，在高空形成一片“蘑菇云”，完全遮住了太阳。

　　驻守在广岛的日本第二军司令藤井在最初几分钟内就被烧死在城堡附近的司令部内。整个指挥系统失灵了。日军通信大楼的通信器材完全被破坏，无法使用。

　　在距爆炸中心16公里以外的地区，人们仍然感到炽热的气流。由于市民没有防御原子弹的知识，在原子弹爆炸后放射性污染还很严重的情况下，就到受炸地区行走，加之救护机构被摧毁，受伤人员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致使死亡率大增。

　　我国一位旅日侨胞在几十年前目睹了这一历史情景，他回忆说：

　　这天上午，我正在拉着黑红布窗帘的试验室做8光照相试验，忽见一道白光一闪，我一怔，以为电线保险丝发生事故，正待去查看，又听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我本能地卧倒在地板上。过了一会，当我爬起一看，满屋尘土什么也看不清。

　　走廊里传出日语的喊叫声。我在烟尘弥漫中摸着走出室外，钻进防空洞。从洞中再往外一看，原来青天白日的天空，现在突然变成淡黄色。

　　静下心来向四周一望，防空洞内不少人都受了伤，我这才发现自己的皮肤也在出血。我走出防空洞回住处敷药。

　　一路上，房屋倒塌、颓垣断壁，许多地方起了大火，成群成群的人受伤，不少人倒在街头，惨不忍睹，衣服被烧焦，头发被烧光，皮肤被烧黑，无数人在瓦砾中呻吟。

　　广岛上空的大气被强大的冲击波搅动着，迅急上升的原子云柱带上水蒸气在高空又凝结成雨点，夹杂着放射性污染了的尘埃一块块落下来，天空下起了小雨，雨点落在烧伤的皮肤上……曾是几十万人的熙熙攘攘、充满生命的城市，眼下却是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

　　70000多人丧生、60000多人受伤、60000所房屋被破坏、12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波及，所有人均无家可归。到处是浓烟，尸体遍布各处，建筑物在劈劈啪啪地燃烧，水管在任意冒水，没人救火、没人抢修，连急救车也无法出动……

　　广岛化为焦热火海，广岛被摧毁了！

　　与此同时，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军3架飞机返回提尼安岛，受到一大群高级官员的迎接。其中有从关岛特意赶到的空军第二十航空队司令斯帕茨将军。在驾驶员蒂贝茨走下飞机时，司令给他戴上了一枚杰出飞行十字奖章。后来，参加这次特殊任务的其他人员都由空军授予了勋章。

　　当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为了避免惊慌，日本政府并没有让国民知道广岛被原子弹轰炸的真相。最初，连铃木首相也不相信报告中所说的一枚炸弹就导致了如此巨大的毁灭一事。由于政府封锁消息，因此，除了邻近地区了解一些情况外，日本全国并无多大的震动。

　　8月7日，杜鲁门总统发表这样一个严正声明：

　　7月26日波茨坦发出的最后通牒旨在拯救日本民众免遭彻底的毁灭，但他们的领导人物迅速拒绝了这个最后通牒。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的毁灭将从天而降。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毁灭。

　　但连这一消息也被日本政府封锁了。在东京的主和派——外相东乡建议接受美国人提出的上述条件，但其他人都表示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广岛上空爆炸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威力的原子弹，而是几百架飞机同时投弹的结果。

　　这些主战派一致认为，日本目前还未到放下武器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心再在日本本土打一场大的决战。

“胖子”无奈驾临长崎

　　在了解到日本人的上述态度后，杜鲁门又毫不犹豫地向关岛的美空军部长下了最后的命令：“除非另有特殊指示，否则依然按原计划行事。”

　　言下之意是，美军还将在最短时间内——也就是在苏联出兵前一天，将研制完成的最后一颗原子弹抛向日本本土。

　　第二颗原子弹为什么偏偏扔在事先并不被美国统帅部看好的长崎呢？这里面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第二颗原子弹是内爆式的钛弹，绰号叫“胖子”。这颗原子弹的投掷日期，最初的计划是1945年8月20日，后来又改为8月11日。8月7日，在轰炸广岛成功的第二天，又从预订的时间表里减去了一天。

　　但是，根据天气预报，8月9日是个好天气，而8月9日以后将有连续5天的坏天气。这就给决策人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又非常严峻的问题，要么再提前一天，要么就推迟5天。他们选择了前者。

　　这是个艰难的选择，也是个冒险的选择。工程技术人员认为，这样干很不可靠。他们提醒说，缩短整整两天的时间，将妨碍一系列重要的检查程序。但是“命令就是命令”，他们决定执行。

　　组装工作的进展很顺利。8月7日夜，“胖子”的内脏部分已组装完毕，紧凑地装进钢壳里，可以上飞机了。8月8日22时，“胖子”像它的哥哥“小男孩”一样，睡进了重型轰炸机B-29的弹舱里。

　　8月9日凌晨3时47分，“胖子”在热带暴雨中，伴着闪电划破的蒙蒙黑夜的亮光起飞了。驾驶载运原子弹的飞行员是查理·斯威内少校。与这架飞机同时起飞的还有2架观察机。

　　这次轰炸目标主要指定了两个，主要是小仓，其次是长崎。为了尽可能轰炸第一目标，规定不管天气预报如何，轰炸机必须尽量靠近第一目标飞行，只有在肯定第一目标没有进行目视轰炸的可能以后，再飞往第二个目标。

　　为了避免进行摄影的飞机提前到达现场，要求他们在飞过硫磺岛以前，必须与硫磺岛和提尼安岛两地核对情况。如果由于情报不充分而怀疑，摄影飞机就必须把两个目标都拍摄下来。

　　但是，担任照相任务的B-29轰炸机不知什么原因，未能按时赶到汇合地点。前两架飞机的驾驶员焦急地在空中盘旋了45分钟，仍未能见到他们的伙伴。最后得到指挥官同意，它们即飞向自己的第一个目标——九州的小仓。

　　当飞机抵达小仓上空时，由于城市烟雾很浓，飞机在那里环绕了半天，没发现预定目标，而排在轰炸名单上的第三个城市新潟，路途太远，飞去有困难。

　　由于飞行燃料不够，决定飞往机器制造业集中的长崎这个候补目标试投，这时，机上的燃料已不多了，没有再多的选择余地，只能作最后一次行动，再迟延就有可能飞不回去。

　　长崎是个有20万人口的城市，建在一些陡峭的小山上。它的港湾面对东海。长崎是寓言传说中风景特别秀丽的港口。市区面朝港湾，浦上河从北面流进该湾。长崎很早就成了日本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它还有自己的工业区。

　　10时多，飞机飞到长崎上空，发现这里的天气也不好，云量很浓，目视条件并不比小仓好多少。于是决定采用雷达轰炸。

　　10时58分，在即将准备用雷达指挥投弹的一瞬间，突然发现云雾中出现了一个小缝隙，随即改为目视轰炸。投弹手瞄准了山谷中的一条跑道投下了原子弹。

　　但是，原子弹并没有投到原定的目标点，而是投到了该目标以北2500米的地方，即浦上河流域，落在两家大兵工厂之间，把两家生产军事物资的工厂炸个粉碎。

　　轰炸长崎的原子弹从8800米的高度投下。11时2分，长崎出现了异常炽亮的蓝色闪光，先是沉闷的隆隆声，接着刮起一阵狂风。

　　少顷，又一次颤动，冲击波和震动延续了5分钟的样子。当时，一架日本水上飞机在7000米的高空穿进云层，向长崎飞去。

　　日军飞机从云层钻出来时，驾驶员看到一根巨大的黑烟柱，上面“像一个怪物的脑袋”，不断地向上翻动，不时呈现出各种光怪陆离的色彩。热度很高的烟云也使飞机和机上人员恶心呕吐，并且从拉开的舱盖涌进一些黑色的尘土。

　　长崎的这一声爆炸，使得78000人当场死亡，受重伤的也达到70000人以上。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在受难者当中还有不少外国人，甚至还有不少中国人。

　　当长崎原子弹爆炸后不久，日本军部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他们依然坚持原来的主张：死战到底，决不投降。但日本天皇裕仁则一反常态，他在得知伤亡的人数后，当即写给铃木首相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遵从《波茨坦公告》的一切内容，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裕仁天皇抵制住了反对派的种种干扰，亲自在全国广播了投降诏书，表示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与此同时，接到投降命令的陆相阿南、前首相近卫文麿则在绝望中相继剖腹自杀。至于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在自杀前一刻被手下发现，抢夺了其手中的手枪才幸免一死，但后来在国际法庭上还是被宣判处以绞刑。

　　那么，如果美国人不扔原子弹的话，结局又会怎样呢？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的失败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便已成定局，只是两次大威力的爆炸提前了日本人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时间。

原子武器的惨烈记忆

　　在漫长的几分钟地狱般的劫难中，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广岛被彻底毁灭了，34．3万市民中就有13万以上暴死。当时罹难人数达17．7万人。

　　广岛建筑物总数为76000幢，当场被摧毁70000幢。另外还有23个美国战俘也成为殉葬品。23个战俘中22个当场死亡，剩下一个活着的被日本幸存者从瓦砾中拖出来，乱石砸死。

　　城里的温岛品康子太太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被埋在她家酒店的废墟中，经过长时间的挣扎，她终于爬了出来。

　　她惊呆了，恍若置身于地狱，街道、房屋都没有了，地上全是焦黑的瓦砾，一堆一堆奇形怪状的焦乎乎的东西——那是尸体，活着的人大部分裸着身体或仍挂着一缕正在冒烟的布条，面目全非，头发、眉毛都被烧掉了，浑身漆黑。

　　更可怕的是一些人脸上、身体的整块皮已脱落下来，像软面那样挂在身上，一些人已没有了鼻子、耳朵，他们全都一声不响，毫无表情地四处游荡，像梦游似的。

　　几个少妇赤裸的上身竟像斑马一般——黑一道白一道，原来她们穿着蓝白相间的海魂衫，蓝道的地方被光辐射烧掉了皮肤、白色的地方却奇妙地抗住了光辐射。康子太太也像被施了催眠术一般，加入了这鬼魂般的游行队伍，她想，这可能就是佛教所说的阿鼻地狱。

　　在城南第六个街口，15岁的山冈美贺子8时15分正步出家门准备到电话局上班，她记得头顶有一个耀眼的“镁光灯”闪了一下，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她醒来，仿佛已置身于另一个世界，母亲、弟妹、家，都不在了。她爬过无数具焦尸，终于碰到了一个浑身是血的活人——而且是熟人，她欣喜地喊住了这个人。

　　这个人却怔怔地望着美贺子，他似乎并不认识美贺子，美贺子不禁摸了摸自己的脸——啊，眉毛和鼻子已没有了。

　　在同一地域，有350名女子商业学校的女生当时正在清理一块空地。她们全穿着蓝色的学生装。当蘑菇云腾空而起时，那些好奇地转身去看闪光的姑娘——约300人，立即身亡。

　　12岁的松原美代子没有回头，她本能地捂住了脸扑倒在地。等她恢复知觉时，恍若隔世，周围是一片无法想象的荒凉景象，没有人、没有建筑物，只有一望无际的瓦砾。

　　她低头一看，吃了一惊，衣服已不翼而飞，腰间只残存着一根白色的布带，而且还冒着烟。她用右手去拍打，却发现自己的皮肤一块块滑落下来、摇摇晃晃地悬吊着。

　　广岛红十字医院的内科主任重藤文夫大夫当时正在电车站候车上班。等车的人排成一条长龙，他是最后一个，他背靠着广岛火车站的厚墙在低头看报纸。

　　一瞬间，天空似乎同时出现了数十个太阳，他抬头一看，前面人行道上一大群正准备上学的姑娘在刹那间变成了白色，白得几乎透明，随即就消失了。

　　他扑倒在地，一块大石板倒下来压在他身上——后面的墙和石板救了他的命。等他醒来却发现天已经黑了，可此时是早晨8时多。等云开雾散，他才发现一切都没有了，候车的人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一匹骑兵的马孤零零地站在路上。它变成了紫红色，光辐射把它的整张皮烧掉了。这匹马摇摇晃晃地跟着被房梁上的大钉子扎穿后背的下山一等兵。这匹马在下山的记忆里成了定格。在以后许多年中，他不断地梦见这匹无助、跟着它直到倒下的紫色马。

　　在已经消失的广岛城堡附近，却出现了另一幅场景，4个浑身是血、头发眉毛已被烧掉的人，踉踉跄跄地冒着大火抬着一幅天皇的巨幅画像跨过一具具焦尸在行进。

　　地下那些原本已奄奄一息、感觉迟钝的难民却像触电一般喊道：“天皇的像！”满身是血的人们挣扎着站起来向画像鞠躬，无法起身的则双手合十祈祷。受伤的妇女则是跪伏在地上。不知什么原因，天皇的像却完好无损，而他的臣民却面目全非了。

　　有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末日”里诞生。在原子弹爆炸前10分钟，富田太太生下了一个小女孩息子。接生婆刚给她剪完脐带包上块白布，灾难就降临了。等富田太太醒来时，发现小女儿被抛在缝纫机上面毫无声息，但奇迹般地活着。

　　半小时后，致命的黑雨又淋湿了这个刚刚降临人间的婴儿，自爆炸过后，这个孩子就一声没哭过。可奇迹在这个女孩身上出现了。

　　她从此取名叫“闪子”，逐渐出落得十分漂亮、健康，后来成为广岛市的网球冠军，成为闻名世界的人物。

　　继广岛之后，长崎也毁灭了。战后广岛和平纪念馆馆长和冈省吾教授的调查结论是，至少有20余万人死于原子弹爆炸。

　　原子弹的烈火吞噬了长崎。据长崎行政官员估计，在爆炸瞬间和以后几天中，死亡人数为74800人。劫后余生的大部分人都得了奇怪的病：恶心、呕吐、泻痢、发烧、头发脱落，受害者身上出现了可怕的亮斑——红色的、绿中带黄的、黑色的、紫色的，一些人仅仅是手脚被灼伤，可后来竟吐血而死。恐怖笼罩着所有活着的人，谁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

　　浦上河上漂满尸体，河水奇怪地变了颜色，呈黄红色。附近煤气公司的圆形煤气储存罐变成一个个大火球在空中跳舞，它们呼啸着飞向空中又落到地上，再被弹到空中。

　　一个幸存的画家目睹了这样一个惨绝人寰的场景：一个赤身裸体、浑身焦黑的男人，脸上毫无表情，怔怔地望着前方，他背上伏着个孩子，孩子的肠子已溢出拖到了地面上；旁边，一只毛已烧成纽结的猫，正抬头舐着一匹被光辐射剥了皮的马肚子上吊着的肠子，“吱吱”的声音让人撕心裂肺。

　　数天后，外地救援队开始进入这个一片死寂的废墟，首先要做的事是要处理那些在8月骄阳下迅速腐烂的尸体。救援人员开始收集那奇形怪状的尸体，集中起来用捡来的未被烧透的焦木火化。

　　核物理学家约伊什在战后写道：“原子弹爆炸时伽马射线对骨髓、人体细胞及食道黏膜的破坏性作用，人们当时知之甚少。

　　“人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原爆区内患癌症的人数”与日俱增——这种病是绝症。医生们弄不清楚为什么有些人连灼伤都没有——看起来完好无损，却会猝然死去。

　　“不过，广岛和长崎的居民谁都不怀疑，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产生致命影响的正是从大蘑菇云里倾泻下来的‘黑雨’，但人们不明白雨后留在身上的黑斑为什么无法洗掉，谁也弄不清楚水会变成这样：喝下去便要人的命，落到马路上和人身上的尘埃也会置人于死地。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才渐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医生们慢慢懂得了，广岛和长崎的市民大多是因为核辐射而死的，但却无力对他们进行救治，人们束手无策。

　　“辐射过后，人们持续呕吐，所有人的体温都在升高，心跳加快，达每分钟150次以上，血压逐渐降低，出现气喘，然后出血——苍白浮肿的皮肤上出现血，接着大面积溃烂，毛发脱落，血液成分急剧改变，然后便纷纷死去……”

　　辐射病的后果可能要经过几年甚至数十年才会显现，遗留下来的核子病在日本至今还威胁着40万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命。

　　广岛女孩佐佐木桢子凄婉的故事曾感动过全世界。原子弹爆炸时，桢子年仅2岁，她母亲悲惨地死于黑雨之下。父亲悲痛之余还是为女儿幸免于难感到庆幸。桢子健康成长，活泼可爱，在小学校里成绩出类拔萃。

　　12岁时，桢子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昏睡病。她被迫中断了学业以医院为家。诊断发现桢子因核辐射患上了放射病。当时，全日本乃至全世界都关心这个美丽的女孩，桢子也虔诚地祈求上苍能让自己活下去。

　　她坚信那个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传说——诚心诚意地亲手折上1000只“千纸鹤”就能心想事成，消灾祛病。桢子夜以继日地折着纸鹤。可是，当折到644只纸鹤时，死神还是夺去了她的生命。

　　她还剩下356只纸鹤未完成就“乘鹤”而去了，在冥冥世界中去见她梦中的妈妈。这一长串644只纸鹤和桢子的照片现陈列在广岛“原爆”纪念馆中。

　　美军大规模空袭日本本土的代价是：B-29轰炸机被击485架，被击伤2702架，飞行员牺牲2041人……

　　战后，在“原爆”的废墟上日本人建立了“原子弹轰炸纪念馆”，馆中的陈列令世人触目惊心。

　　数十年来，参观者络绎不绝，观众大都泪水潸然。但是，展馆中的文字说明和解说词却只字不提为什么美国要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日本又是怎样发起这场战争的。

　　日本学者镰田定夫指出：

　　广岛和长崎的体验只有在整个历史中认识。纳粹在格尔尼卡和奥斯威辛的大屠杀，导致了德累斯顿、柏林及其他德国城市遭受报复轰炸。

　　同样，南京大屠杀和偷袭珍珠港招来了东京大空袭、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是在种族歧视、压制人权和排外主义、对外侵略等土壤上滋生、发展起来的。

　　同为日本人的镰田定夫的一席话，值得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细细品味。

滇缅远征

远征军异邦救援英军

　　1942年2月，中国政府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调遣3个军10个师共10万多人，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由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率领第五、第六军进入缅甸，不久，又增调第六十六军进至缅甸北部的重要城市曼德勒地区作战。这一仗，一打就是半年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占领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由于兵力不足，未能进兵缅甸。这样，缅甸一度成为国际同盟与日本法西斯的必争之地，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

　　英国时刻都在关注缅甸的态势。1942年2月16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发给缅甸总督的电报中，坦率地说：

　　我认为，缅甸以及同中国的联系在整个战区中是最重要的一环。

　　丘吉尔认为，对于英国，必须“守住缅甸……用它作为保卫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

　　英国在丢失了太平洋沿岸的一些战略据点以后，如果再失去缅甸，就会失去在亚洲大陆的南翼屏障，甚至动摇英国在亚洲的根基。

　　中国政府认为，由于滇缅公路是中国的一条重要国际通道，缅甸对抗日战争具有重要影响。抗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的华北、华东以及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截断了中国海上的国际交通。为了打破日军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中国亟待开辟新的国际通道。

　　当时，缅甸首都仰光经曼德勒到中缅边界的重镇腊戍，已经有一条铁路。云南境内，昆明至下关也有公路。为了修筑腊戍至下关的公路，1937年11月至1938年8月，滇西各族人民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凭着一腔报国热情日夜奋战在筑路工地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抢修出了一条长达547余公里的交通干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滇缅公路。

　　美军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认为，如果日军占领缅甸，中国就将失去滇缅公路。如果能确保缅甸的安全，中国就能保持住西南的国际交通线，“使租界物资能继续通过仰光畅通无阻地运送到中国”，打破日军从西南包围并进攻中国的企图。

　　日本当局把缅甸看做是南方占领区的一道西南屏障。日军看到，占领缅甸，不仅可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大陆屏障，还可以西进印度，下中东与德军会师，北上中国西南地区。

　　日军如果占领缅甸，就能控制印度洋，就能从海上控制印度和中东，就能有力地支援太平洋海战。日军认为，占领缅甸，“不但是为了切断援蒋路线，从保卫西面的角度来说，也是特别应予重视的地区”。

　　在战略利益的驱动下，对缅甸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益激烈。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就是占领缅甸。日军攻占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等地以后，就积极准备进攻缅甸。为此，日军决定，新成立的第十五集团军以第三十三、第五十五师团为主力，对缅甸作战。

　　1941年12月，日军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到达曼谷。日军大本营为了尽快攻占东南亚各国，指令第十五集团军迅速调集军队，调整部署。

　　缅甸北接高原，南临大海，除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下游有盆地和平原外，多为高原山地，大部系山岳丘陵，峰峦纵横，地形复杂，部队行动不便。为了适应缅甸的地形特点和交通状况，日军把部队的车辆编制改为驮马编制，可见日军对发动侵缅战争用心良苦。

　　1942年1月4日，日军两个师团从泰国出发，经麦索侵入缅甸境内。日军攻占缅甸首都仰光后，又增调两个师团，总兵力约95000人，飞机250架。

　　1月19日，日军占领缅甸南部的战略要地土瓦，控制了丹那沙林地区的3个主要机场，这就切断了英国军队从缅甸对马来西亚的支援。

　　1月20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主力突破泰缅边境守军的防线。30日，第五十五师团进至毛淡棉附近时，与缅甸军队和英国军队发生激战。2月4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占领拔安。

　　2月9日，第十五集团军接到命令，日军南方军司令部命令该军：

　　继续现在作战，尽量歼灭敌人，进到仰光地方，且务必在其以北取得地盘，以准备对曼德勒和仁安羌附近的作战。

　　缅北高地，战斗越来越激烈了。

　　滇缅路作战，是中国军队与英国军队共同对日军进行的一场战斗。1940年10月，滇缅公路重新开放。1941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华武官。

　　丹尼斯支持中国抗战，他到任后，代表英国政府向重庆方面提出了中英结成军事同盟、共同抗击日寇的建议，受到重庆方面的赞同。但是，日军偷袭珍珠港前，中英双方在缅甸的军事合作进展缓慢。

　　日军偷袭珍珠港，进攻美国、英国、荷兰在太平洋的其他属地，这使亚洲由中国持续四年半之久的单独对日作战演变成了中、美、英、荷、澳等国家联合对日作战。这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一大背景。

　　12月8日凌晨4时，一阵紧似一阵的电话铃声把驻重庆郊外黄山别墅的蒋介石惊醒了，蒋介石不乐意地拿起话筒，“嗯”了一声，当获悉发生珍珠港事件时，立即起床，心急如焚地返回重庆。蒋介石预感到，世界大战出现了新转机。于是，蒋介石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蒋介石刚刚回到重庆，又得知日军派飞机轰炸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即于上午8时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对日本法西斯宣战。

　　下午，蒋介石分别召见美国、英国、苏联驻华大使，向他们声明：“中国决定不避任何牺牲，竭尽全力与英、美、苏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溃。”

　　蒋介石还向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提出三项原则：一是成立太平洋同盟和联军总司令部，推举总司令，由美国领导；二是要求英国、美国、苏联与中国一同对日宣战；三是太平洋战争胜利前联盟各国不许对日单独讲和。

　　这天，蒋介石还约见各国驻华使馆武官，说明中国军队准备对香港、越南、缅甸采取行动，配合各国友军作战。蒋介石在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候，迅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曾经使他颇为自豪。

　　12月9日，蒋介石发电报给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建议在反轴心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协调作战行动。

　　12月10日和11日两天，蒋介石分别邀请英、美等国大使和武官，商讨中、英、美、荷、澳五国联合作战问题。蒋介石请美国的马格鲁德准将电告美国总统罗斯福4项建议：

　　1．由华盛顿建议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并以华盛顿为政治与军事中心点。

　　2．在苏联未宣战前，由美国建议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区域间之四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

　　3．四国初步谈判集议地点应为重庆，其永久地点再行讨论决定之。

　　4．由美国建议五国军事互助协定之协定。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日本军队的突然袭击面前，一度犹豫徘徊，当他收到蒋介石的这份电报以后，立即给蒋介石复电。电文说：

　　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抵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为达成此项目的起见，本人敬建议：由麾下最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

　　罗斯福积极支持蒋介石的上述4项建议，主要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当时，美国为了推行“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迫切需要有一种力量在远东阻止日本。罗斯福认为，中国若积极行动，能够起到这种责任。

　　罗斯福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关心缅甸的安全，他希望通过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促使中国派兵到缅甸作战，用中国的军事力量保卫缅甸和滇缅公路。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曾坦率地说，在英美总战略中，对德国作战是第一位的；横跨太平洋对日本的大规模“陆海空”行动是第二位的；“中印缅战区处于可怜的第三位。

　　但是，就其战略和政治意义而言，世界的这一地区是极其重要的……它能持续不断地提供以异常廉价的代价取得惊人的军事和政治胜利的可能性。”史汀生还说，“从战略上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

　　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很看重缅甸的战略地位。1942年1月20日，丘吉尔在发给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的电报中说：

　　作为一个战略目标，我认为使滇缅公路畅通无阻要比保持新加坡更为重要。

　　1月21日，丘吉尔又给这位将军发电报，他说：

　　缅甸如果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当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新加坡一旦沦陷，科里几多尔必将相继沦陷，这将使印度大大震惊；只有强大的部队的来到和缅甸方面战事的成功，才能把印度支持下来。

　　由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支持，12月23日，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主持会议。会议刚开始，中英双方就发生了争吵。

　　英国代表韦维尔上将公开声称，远东盟军的当务之急是防止日军进攻印度和缅甸。英国在东南亚对日作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殖民地。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英国曾公开把缅甸境内的一批美国援华物资据为己有。

　　蒋介石对英国的这种言行十分恼火。蒋介石一气之下，要何应钦发表声明，中国要停止中、英、缅合作，把所有在缅甸的租借物资全部退还给美国。美国代表马格鲁德见事态严重，急忙出面调停。经过三方代表长时间的争论，终于达成《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首要的是防止日军进攻缅甸，这对于中国继续抗战和从中国向外扩展的任何联合作战，都至关重要。通过继续以物资供应中国的办法，为中国军队对日最后进攻进行准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继续牵制在中国战线上的日本军队。一旦人力物力允许，即转为用可调集的全部中、英、美军队进攻日本。设在重庆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将召开会议，提供建议和情报，使盟国最高作战委员会能够制定东亚战略。尽早在美国设立永久性组织。

　　1941年12月23日，《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在重庆签字。

　　1942年元旦，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正式形成。这天，蒋介石就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的史迪威中将被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至此，中、英、美等国共同对日本军队作战的联盟基本形成。但是，由于各国的利益关系不同，这个联盟从成立之初就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是导致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2月，日军加强攻势，仰光告急，驻缅英军总司令小胡敦请求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2月16日，中国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命令在滇缅边境待命的第一路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率领第五、第六军进入缅甸，紧急向缅南、缅东地区开进。

　　中国远征军这次入缅作战的指导思想是：“以支援英军确保缅甸国际补给线之目的，即深入缅甸境内，力求于曼德勒以南地区击破日军，状况不利时，主力以密支那、八莫为基地，一部以景栋为基地，策划持久，以确保国境。”

　　3月初，中国远征军接替英军仰光至曼德勒铁路以东至泰、老越接壤地区的防务。不久，第六十六军进入曼德勒地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到达缅甸，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于4月进入缅甸。

　　正当中国远征军日夜兼程向缅甸战场挺进时，英军却于3月8日轻易放弃了缅甸首都仰光。当时，中国军队的一名参谋在英军指挥部担任联络工作，但英军对于撤出仰光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竟然不通知中方。对此，蒋介石很恼火。

　　3月9日，蒋介石召见史迪威，严厉指出，英军没有与中国军队真正合作。蒋介石已经看到，英军没有在缅甸认真作战的打算，不能与中国军队协调作战。为此，蒋介石不同意再让英方指挥中国远征军，建议由史迪威将军统一指挥中英两国的军队。

　　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是一名职业军人，比蒋介石大4岁。1920年至1923年，史迪威曾经到北京学习汉语，还在中国天津驻屯军任职，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

　　罗斯福总统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是希望他能够率军保卫滇缅公路，能够撮合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史迪威则要求拥有对美国、英国、中国在缅甸作战的军队的指挥全权。对此，马歇尔表示，尽他的努力支持史迪威。

　　史迪威来到中国以后，蒋介石答应把入缅军队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他，但是，蒋介石同时提出，美国要给中国10亿美元的贷款。史迪威积极活动，终于促使美国国会在2月9日同意给中国政府10亿美元的贷款。

　　这使蒋介石在经济上得到不小的补充，也使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合作一度比较顺利。但是，这种建立在经济援助基础上的合作，是很脆弱的。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牵涉英国、美国、中国、缅甸等多种关系，由于各自所处的战略地位不同，指挥复杂，协同困难。但是，中国官兵在异国土地上抗击日本侵略军，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和不屈的民族斗志，受到国内外的好评。

　　3月8日，中国远征军第二○○师在师长戴安澜指挥下进抵东吁，接收英缅军队的防务，掩护英缅军队撤退。

　　戴安澜出征前，蒋介石曾召见他。当蒋介石问戴安澜：孤军深入是否可以坚守？戴安澜坚定地说：“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吁。”

　　3月10日，日军第五师团从仰光北面的勃固出发，沿铁路北上，向东吁推进。沿途的英缅军队见日军进攻，纷纷北撤。

　　3月18日，远征军第五骑兵团在彪关以南约20公里的一座大桥附近接应英军时，遭到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先遣队的攻击，中国官兵与日军激战，掩护英军安全撤离。当日军两个营孤立冒进，汽车队行至彪关河大桥北端时，预先设伏的骑兵团官兵突然把大桥炸毁。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大部分被歼灭。彪关河一战，中国远征军初露锋芒，沉重地打击了侵缅日军。首战的捷报，揭开了东吁保卫战的序幕。

　　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得知，日军第十五集团军兵分三路，以曼德勒为主要目标，继续北上。当面之敌，最多不超过两个师团。杜聿明为了击破当面的日军，并协助英军收复仰光，决定集中主力组织东吁会战。

　　杜聿明的决定得到史迪威将军的支持后，亲赴东吁，指导第二○○师固守东吁。

　　这时候，日军加快了北上的速度。3月18日，40多架日军飞机分三批连续轰炸东吁。一时间，东吁全城起火，大火整整烧了一天，这个美丽的城镇被烧成一片瓦砾。

　　3月20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一部在空军的配合下，以坦克、装甲车开路，向东吁外围阵地发起攻击。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师的官兵顽强抗击，双方激战一昼夜，日军伤亡300多人，仍无法突破鄂克春阵地。

　　3月22日，日军改变进攻方式，以一部兵力迂回前进，又被中国军队击退。日军无奈，只得增加兵力，在2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发起连续攻击。第二○○师官兵机智灵活，从日军的翼侧反击。

　　面对疯狂进攻的日军坦克，战士们用集束手榴弹将其炸毁，用燃烧瓶将其烧毁，日军的进攻连连受挫。日军官兵感叹：自从代库北进以来，“还是第一次与强敌遭遇，由于轻敌，致使进攻受挫。”

　　3月24日，1100多名日军向东吁以北的克永冈机场迂回，突然攻占了这个机场。杜聿明得知这一情况，急命第五军一个补充团从彬文那出发，向机场紧急增援。

　　但是，不等中国远征军赶到，机场已经失守。这样，第二○○师与后方的联系被日军切断，第二○○师迅速派出两个团，向占领机场的日军进行反击，没有成功。

　　戴安澜师长看到，守卫东吁的第二○○师官兵已经陷入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恶战难免。晚上，戴安澜师长立下遗嘱：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团长代之。

　　戴师长短短几句话，激励了斗志，鼓舞了士气，全师上下纷纷效仿，指战员们坚决表示，要誓死保卫东吁。

　　3月26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向东吁市区发起猛烈的攻击，东吁西北角的阵地被日军突破。第二○○师官兵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双方的伤亡都不小。

　　蒋介石得知缅甸的战况，致电中国远征军，提出在东吁、彬文那之间与日军进行一次会战。杜聿明看完电报，一面命令第二○○师固守东吁，一面急派第五军第二十二师向东吁增援。

　　3月28日，第二十二师进至东吁以北的南阳车站时，遭到日军的阻击。日军得知中国远征军的增援部队已经到达，竟释放糜烂性毒气，使中国军队遭到严重伤亡。

　　远征军增援部队与日军连续激战两天两夜，未能突破日军的阻击。守卫东吁的第二○○师粮弹缺乏，战斗非常艰苦。这时候，日军的增援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搜索团于29日夜间加入战斗，该师团主力也接近东吁。而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的预备队第九十六师还在输送途中。

　　在这种态势下，杜聿明看到，第五军无法集中主力与日军会战，无法解东吁之围。为了保存军力，杜聿明果断决定放弃东吁，命令第二○○师于29日晚突出东吁，退往彬文那。

　　史迪威将军坚持要以劣势兵力继续向日军进攻，当他得知杜聿明下达了突围的命令，表示坚决反对，并派参谋窦尔登进行监督。杜聿明表示：保全军力，这是任何一个指挥官的常识和义务。杜聿明拒绝了这个美国人的命令，组织部队主动撤退。

　　3月30日清晨，第二○○师安全渡过锡唐河，连伤病员也全部顺利转移。日军占领东吁后，分兵两路，发展攻势。事后，戴安澜师长深有感慨地说：下令冲锋，原本是步兵打仗的口头禅；紧要关头，敢于下令撤退，才是指挥官的真功夫啊！

　　东吁战斗，第二○○师深入缅甸南部，同数倍于己、且有强大的空军支援的日军激战12天，歼灭日军5000多人，主动安全地转移，有力地支援了英缅军。战后日军在编写战史时承认：

　　当面之敌是重庆第二○○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收容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命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

　　4月1日，曾经指挥英军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驱车来到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司令部驻地漂贝，特意会见杜聿明。这位英国上将称赞在东吁作战的中国军队英勇善战，对中国军队在东吁掩护英缅军第一师安全撤退表示感谢。

　　4月14日，英缅军第一师和英装甲兵第七旅在仁安羌被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一部包围，情况紧急。14时，亚历山大将军当面告知中国远征军代表侯滕，要求中国远征军迅速给予援助。

　　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和英军的请求后，孙立人师长赶到英军第一军团长史林姆将军的指挥所，研究援救英军的作战方案。

　　17时，远征军长官部命令唯一的装甲兵团、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紧急前往支援。第三十八师受命后，副师长齐学启和第一一三团团长率领部队，星夜赶往皎勃东地区。

　　亚历山大将军看到战场形势严峻，一个团难以解围，再次要求中国远征军增派部队。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命令第三十八师再派一个团前往增援英缅军。孙立人师长也亲赴战场指挥。

　　4月16日，日军进至仁安羌以东5公里，派出一个营直趋凯敏，师团主力向仁安羌东北挺进。17日，日军切断了马圭至仁安羌的公路，第三十三师团主力逼近仁安羌。这时候，英缅军第一师全部、坦克营一部在仁安羌东北地区被日军包围，面对优势日军的围攻，英缅军官兵惊恐万状，把突围的希望寄予中国军队的救援，不断向中国远征军呼救。上午11时，中国远征军第一一三团进至宾河北岸，迅速进行向日军攻击的战斗准备。

　　4月18日拂晓，中国军队在英缅军12辆坦克和3门火炮的支援下，向该地日军发起攻击。激战数小时，日军被击溃。第一一三团右翼营士气高昂，渡河追击，但受到宾河南岸的日军阻击。英缅军第一师师长斯高特看见中国军队到来，如获救星，直言不讳地说：“本师饮水及食粮断绝已两日，困难万分，官兵无法维持，势将瓦解。”

　　孙立人师长赶到前线后，得知英缅军的艰难处境后，连夜调整部署，集中兵力支援英缅军突围。

　　4月19日，天刚蒙蒙亮，第一一三团向日军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击，激烈的战斗进行到14时，中国军队终于攻克了501高地，击破了日军的包围圈。

　　解救出包括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被围英军7000多人，美国教士、新闻记者500多人、汽车100多辆、战马1000多匹，全部收复了油田区。战斗结束后，中国军队掩护英缅第一师向宾河北岸陆续撤退。

　　英缅军官兵“三天的苦熬，已使他们狼狈不堪”，当他们被中国军队解救时，“个个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眼眶中竟都含有感激的泪水”。

　　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八师一部在援救仁安羌的英军时，以不足千人的兵力，连续作战，英勇顽强，以少胜多，击溃日军，成功地解救出近10倍于己的英缅军官兵，不仅受到同盟的赞誉，英伦三岛也为中国远征军的英勇战绩所轰动。

　　英国政府后来向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第一一三团团长等多人颁发了勋章。美国官方撰写中缅战场战史的一名作者评述这场战斗时说：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第三十八师及其卓越的指挥官一出兵，就建立了他们的荣誉。

　　在仁安的巧妙的战役中，英勇干练的孙立人率领他的训练良好、士气旺盛的部队，完整无损地穿过了克钦邦，这真是罕有的成就。

　　4月下旬，日军调整部署，加强攻势。4月29日，腊戍失守。5月1日，曼德勒陷落。5月至8月，中国远征军陆续撤退，部队官兵历尽千辛万苦，先后回国。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率领第五军直属队及新编第二十二师在森林中徒步。当时正是雨季，行军途中，连日暴雨，山洪暴发，官兵饥病交加，部队粮尽药绝，死亡累累，尸骨暴野。仅第二十二师，就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了2000多人。杜聿明自己也染上了重病，几乎殒命。

　　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率领全师官兵撤退途中，于5月中旬与军部补训第二十八师部分官兵会处、第六十六军重新编合，穿越西保、摩谷公路的封锁线时，遭到日军的伏击，戴安澜师长在指挥部队作战时身负重伤，5月26日晚，进至缅甸北部的茅邦村，不治去世。该部6月回到云南时，全师仅剩2600多人。

　　第九六一师和第五军炮兵、工兵各一部撤退途中，进入山高路险的野人山，部队所至，毒蛇、蚊蚋遍地，粮药断绝，官兵行军艰难，死亡惨重。途中遭到日军伏击时，副师长胡义宾在督战时不幸阵亡。这支部队经过千辛万苦，终于翻过高黎贡山，于8月中旬抵达滇西剑川。

　　第三十八师在孙立人师长率领下，抵达印度的英帕尔。

　　中国远征军在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在保卫东吁、解救英军等战斗中，表现得英勇顽强，受到广泛的赞誉。但是，由于丧失了最佳出国作战的时机，加之指挥头绪多等诸多原因，远征军出征中处于被动态势，未能达成战役企图。总兵力达10万人的远征军，8月先后撤到印度和滇西，只有40000人。

日军侵占缅甸全境

　　1942年上半年，日军侵占缅甸全境，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进攻达到高峰。这一结果，对中国、英国、美国等国家产生了强烈影响。

　　日军侵占缅甸，滇缅公路被切断，这等于割断了中国的一条“输血管道”。一个时期里，国际援华物资和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联系，仅仅依靠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中航线来维持。这对中国抗日战场产生了严重影响，中国军队的处境更加艰难。

　　英国首相丘吉尔甚至担心，中国一旦崩溃，日军至少能抽出15至20个师团用于其他战场，日军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期采取新的行动，这必将增加英美军队的压力。

　　日军侵占缅甸，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美国，干扰了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美国一度难以抽出军队直接同日军作战，在亚洲采取以军事援助为主的战略，因而需要借用中国的抗日力量。

　　美国希望通过提供对中国的军事物资援助，让中国抗日战场拖住日本军队。美国希望中国军队能够逐步采取攻势行动，迫使日军把更多的兵力投放到中国战场，“使日军无法进行新的冒险”。

　　为此，美国希望滇缅公路运输线能够畅通无阻。缅甸失守，美国的这一战略企图就难以实现了。

　　日军侵占缅甸，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印度是英国在远东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英国在亚洲殖民统治的心脏。缅甸失守，直接威胁印度东部边境，如果印度再被日军侵占，日军就可以控制印度洋，直趋中东。这不仅使英国失去了在亚洲的巨大利益，还将严重影响到欧洲战场和北非战场。

　　缅甸在远东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特殊地位，促使中国、美国、英国等国都认真考虑对侵缅日军进行反攻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史迪威将军曾痛心地说：“我们从缅甸逃出来，这是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原因，然后打回去，收复缅甸！”

　　但是，由于各国在对日作战上的战略利益不同，在何时反攻、怎样反攻等一些重大问题上，长时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蒋介石希望英国和美国能够把主要军事力量投放到亚洲太平洋战场，动员更多的英美军队对日作战，这样可以早日结束抗日战争。蒋介石提出，对侵缅日军的反攻行动，中国军队不能再冒第二次失败的危险，必须中、英、美三国陆海空军全力以赴，以求必胜。

　　但是，英国和美国的主要战略利益在欧洲，当时不可能集中力量对日作战。美国表面上对反攻缅甸比较积极，实际上只是敦促英印军队发动反攻，他们只是派遣史迪威将军来指挥中国军队作战。

　　英国把海上行动看做是击败日军的首选战场，因而不愿意在远东发动大规模的对日战争。

　　这场争论从日军侵占缅甸全境开始，经过各国首脑多次重要会谈，直到1943年秋，才基本明确了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

　　1943年1月，罗斯福、丘吉尔和美、英军队的首脑聚集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重要会议。当时，战胜德、意法西斯的前景已经明朗，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成为首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军政首脑们讨论对日作战的主题之一，就是在缅甸实施反攻。美国陆海军负责人马歇尔和欧内斯特·金上将在会上提出，为了打击日军，要在11月进行强大的缅甸攻势。

　　他们认为：“由英国在缅甸南部和中国在北部的联合进攻，将牵制南太平洋的日军调往缅甸”，这样，“可以防止太平洋的一场灾难，否则就会断送欧洲第一的战略。缅甸攻势还能打通进入中国的陆上通道，以便集结空军部队打击日本”。

　　5月12日至23日，罗斯福、丘吉尔和一些美、英军队的高级军官在华盛顿举行“三叉戟会议”，中、印、缅战区指挥官韦维尔、史迪威、陈纳德列席会议，宋子文代表中国应邀出席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会上，中国坚持实施以收复缅甸全境为目标的“安纳吉姆”计划。

　　11月23日至27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以及美、英、中三国的高级军事幕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蒙巴顿提出的北缅作战“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

　　为了建立对日作战的基地，中、英、美三国政府经过一系列会谈，基本商定了以中国军队为主，配属美、英军各一部，发动缅北、滇西作战，以保障开辟中国昆明到印度利多的公路，敷设输油管道。

　　缅北、滇西，虽为两个战场，但实施反攻作战、打击日军的目的是一致的，作战行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当时，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把第十八师团部署在缅北，把第五十六师团部署在滇西。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和美英同盟军密切配合，准备歼灭缅北、滇西的日军。

　　中国驻印军的主要部队有新编第一军，军长为郑洞国中将，下辖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每个师约15000人。为了提高这支部队的机动能力、通信能力、火力，根据美方建议，中国驻印军每个师编制3个步兵团，以及榴炮营、山炮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教导营等。

　　在武器装备上，每个师编有各种车辆300多辆、榴弹炮12门、山炮24门、各型迫击炮234门、防坦克炮36门、骡马1000多匹、轻重机枪468挺、火箭发射筒108具。武器装备的改进，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中国驻印军的作战方针是：以协同友军歼灭日军为目的，先向缅北进攻，夺取孟拱、密支那等要点，然后经八莫向曼德勒前进，将日军压迫于曼德勒附近地区，包围歼灭日军。

　　中国驻印军的作战计划明确，向缅甸北部的攻势发起前，部队在利多附近集中。反攻作战中，先由中国驻印军主力发动攻势，把日军兵力吸引到缅北方向，这样就便于友军在缅甸南部登陆。

　　缅北攻势作战分为三期进行，第一期的攻击目标为孟拱、密支那一线，第二期的攻击目标为杰沙、八莫一线，第三期的攻击目标为曼德勒。

　　攻击作战中，美国空军要通过轰炸等方式尽量摧毁缅北日军的各个要点，并以强大的空中力量协助中国驻印军作战。作战地区内的游击队，要不断扰乱日军的后方。

　　1943年春季，中国驻印军的补充训练基本完成，打通中印公路的时机基本成熟。为了及时做好反攻缅甸的准备，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独立工兵第十、第十二团等部队通过铁路输送，进入印度东部的利多，协助美军两个团又3个营的工兵部队修筑道路。

　　这些部队从利多的东南方向开始，在人烟稀少的野人山上劈山筑路，遇水架桥，逐步向缅甸北部推进。3月20日，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进入缅甸北部。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副司令长官黄琪翔率领6个军16个师，配属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准备从怒江向滇西发动进攻。

　　中国远征军再度出征，陈诚未能率军上战场，蒋介石多次换将，最终让有“常胜将军”美称的卫立煌担任司令长官。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在滇西向日军发动反攻。

　　缅甸境内，山脉交错。野人山脉、东加亲山脉、怒山山脉等中国横断山脉的余脉，山势陡峻，部队行动和通信联络都较困难。

　　为此，远征军根据滇西的地形特点和对日反攻作战的要求，连以上各单位都配备了完整的通信器材、工兵器材和运输工具，军部和师部都有一所设备较好的野战医院。同其他部队相比，中国远征军各部队的武器装备显著改善，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部队官兵的士气，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准备。1943年12月，中国驻印军对缅北的日军发动进攻时，政府曾要求拟订远征军反攻作战计划，但这个计划没有付诸实施。

　　1944年3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中国远征军在“新编第一军正给日军第十八师团以沉重打击，日军缅甸方面军主力已被拖在英帕尔和实兑”的有利时机，迅速出兵。如果丧失战机，日军就会重整旗鼓，展开新的进攻。

　　3月20日，罗斯福指令美国中印缅战区副司令霍恩少将从缅北飞往重庆，向蒋介石呈送第一六三号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指出：史迪威将军率领部队从印度的利多开始反攻以来，已进至缅北的杰布山区，重创日军第十八师团。

　　英国远征军挺进队与美国工兵分队深入敌后，袭击日军的补给线，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在这种有利态势下，“请求滇西方面之远征军及时开始攻击，牵制当面敌军第

　　五十六师，使驻印军作战容易”。蒋介石看完这份备忘录，经过慎重考虑，于27日发出回电，拒绝了罗斯福的

　　要求。4月4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中国远征军开始反攻。4月中旬，马歇尔电令暂时停止发送援助中国远征军的各类物资，中国远

　　征军出动后再恢复供应。据此，霍恩少将把4月份供给中国远征军的734吨作战物资调拨给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4月13日发出了“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的电令。17日，远征军长官部拟订出作战计划。中国远征军的作战方针是：为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军，由栗柴坝、双虹桥间渡江，以腾冲为攻击目标。

　　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军，负怒江左岸防守之责。另以该集团军之新编第三十九、第八十八、第七十六师，新编第三十三师各派两个加强团渡江攻击，策应第二十集团军作战。各部队的攻击准备限定在4月底以前完成。

　　4月25日，蒋介石分别发电报给卫立煌、宋希濂和霍揆彰，进一步强调了渡江反攻的作战任务。蒋介石在电文中指出：

　　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不仅关乎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务希各级将领竭智尽忠，达成使命。

　　丘吉尔得知中国决定发动滇西反攻作战，即发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欣慰”。

　　史迪威见蒋介石下令中国远征军对日军作战，“深为欣悦”。史迪威认为，“此种来自中国方面之努力，将激励其在缅甸丛林间作坚韧奋斗中之中国部队之士气也。现所计划之联合作战，必将使吾人对于重开通华路线及供给中国作战部队物资之努力，得有进步之实效”。

缅北反攻一路捷报

　　缅北战场，中国驻印军在1943年春季曾同日军交战，秋季，反攻作战逐渐激烈。

　　1943年3月20日，当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因筑路向缅甸北部卡拉卡、唐家卡一带前进时，防守该地的1000多名英军官兵遭到日本军队的袭击，英军眼看要溃退，第一一四团官兵紧急前往支援，把日军击退。下旬，第一一四团接替了卡拉卡、唐卡家一线的防务。

　　中国驻印军为了准备反攻缅北，在印度的兰伽训练基地接受美军的装备，并由美军组织训练。由于初次入缅作战失利，训练中官兵士气不高，同美军之间时有矛盾。

　　联盟军作战，平时的矛盾如果得不到解决，战时就难以密切配合。郑洞国到印度就任新编第一军军长以后，这种状况有了改善。

　　郑洞国是湖南石门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在校期间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连、营党代表，营长、团长等职，参加了东征作战和北伐战争。

　　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南京后，英国军舰制造“下关惨案”，郑洞国指挥部队坚决还击。

　　1933年，郑洞国任第二师第四旅少将旅长，率领部队参加长城抗战。抗日战争中，郑洞国指挥部队先后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枣宜会战，积累了对日作战的经验。

　　郑洞国到印度后，根据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从打击日寇的大局出发，一面安抚军心，鼓舞士气，一面想方设法调解中美军队官兵之间的矛盾，增进两国军队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缅甸大部分地区是热带季风气候，潮湿，炎热，每年4月至10月为雨季。这期间，瘴雨蛮烟，连绵数月，部队行动困难，中国驻印军主要在驻地训练。

　　1943年10月，缅甸的雨季基本结束，中国驻印军在美国空军的工兵部队的配合下，从印度的利多基地出发，一面筑路，一面攻击前进。在亚热带崇山密林中，拉开了缅北反攻作战的序幕。

　　中国驻印军是在被世界上一些军事专家认为根本不适宜作战的地区同日军拼搏，他们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进行了一系列战斗，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

　　胡冈河谷也称胡盆地，由大龙河与大奈河流经的大洛盆地和新背洋盆地组成，位于缅甸最北部，与中国和印度接壤。胡冈河谷地河流纵横，山高林密，雨季河水泛滥，在军事上被称为“绝地”，但这个谷地是中印公路的起端，也是印度通往密支那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都重要。

　　日军为了防守胡冈河谷，把号称“丛林之王”的第十八师团所属部队部署在该地。1943年3月，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到任后，根据部队担负的防守任务，进一步明确，防守缅北的方针是持久作战，部队的基本任务是保卫缅北。

　　田中新一特别强调，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日军也必须确保密支那、甘马因一带的要地，以便配合部署在英帕尔和中国云南的日军作战。

　　10月24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从缅北野人山的唐家卡、卡拉卡出发，分成三路向胡冈谷地推进。野人山被人们称为“死亡之地”，军队攀越野人山，就像经历一场艰难的战斗。

　　胡冈河谷、孟拱河谷，这些谷地异常险峻，英国官兵到谷地考察后，认为这是“无法通过的谷地”。中国驻印军的官兵不畏艰险，攀越了一处又一处的死亡之地。

　　第一二二团遇到的第一个对手，是日军第十八师团的搜索团和第五十六师团第二营。经过数天行军，第一一二团于10月29日攻占了新背洋。11月2日，第一一二团把新背洋阵地交给第一一四团担任警戒，部队继续前进。

　　11月6日，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第一一二团进至于邦时，遭到日军的阻击，第一一二团官兵迅速攻克了日军的前进阵地，但是，当部队进至于邦的核心阵地时，遭到日军的顽强阻击，激烈的战斗一天接一天，持续了半个月。

　　日军第十八师团为了坚守于邦阵地，把第五十五、第五十六团的主力紧急调到于邦，日军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把中国驻印军第一一二团包围起来。

　　战斗是残酷的，第一一二团被日军围困一个多月，作战物资得不到补充，饮水困难。官兵靠砍芭蕉树藤取水度日，其中艰辛难以想象。

　　史迪威和第三十八师师长接到于邦的敌情报告后，要求美国空军给予紧急支援，史迪威和孙立人都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野人山中，两军开始进行一场持久战。

　　中国驻印军在美国空军的支援下，逐渐取得主动。这场战斗进行到12月29日，中国驻印军击溃日军一部，歼灭了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二营，相机攻占了欣贝延、于邦等地。

　　攻克于邦，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反攻作战中首战告捷，鼓舞了士气，也震慑了日军。这时候，新编第三十八师的部队已经全部到达大龙河右岸，新编第二十二师的先遣部队第六十五团已经到达新背洋附近地区。中国驻印军开始部署向缅甸北部的军事重镇孟关进攻。

　　孟关地处胡冈河谷的要冲。日军为了阻止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反攻，截断中印公路，在孟关及其外围地区构筑了坚固防御工事，部署了第十八师团所属第五十五、第五十六团的主力，防守孟关的兵力共有11个营，其中步兵营7个，山炮营2个，重炮营2个，反坦克炮营1个。这些部队进驻孟关以后，做好了持久防御的准备。

　　中国驻印军攻克于邦后，兵分两路，乘胜前进。12月底，右纵队新编第二十二师由欣贝延向达罗进攻，战至1944年2月末，第二十二师攻克大洛，歼灭日军第五十六团第三营营长冈田少校以下700多人，残部向孟关败退。

　　左纵队新编第三十八师从于邦出发，2月1日，左纵队第三十八师攻占太巴卡。两天之内，中国驻印军两个师分别打了两个胜仗，夺取了大洛、太白家两个城镇，部队士气高昂，史迪威为之兴奋。为了抓住战机围歼日军第十八师团，史迪威不等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西进，立即挥师南下，兵锋直指孟关。

　　2月18日，新编第三十八师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分两路向孟关攻击前进。日军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自知孟关地位重要，亲临孟关，指挥部队坚守。第三十八师主力和美军第五三○七部队主力沿塔奈河向南进攻。

　　第二十二师的主力部队从正面向孟关发起进攻，第六十六团第一营协助独立坦克第一营从孟关的东北迂回，经过原始森林地带，插到孟关的南面，把日军的补给线切断，这对孟关的日军不仅是一种军事打击，也是一种精神压力。

　　3月3日，美军第五三○七部队一部向孟关东南的瓦鲁班迂回，协同第二十二师把孟关的日军包围。第三十八师主力采取大纵深迂回作战，顺利攻克于卡、拉树卡等孟关的日军外围据点，对孟关的日军构成纵深包围。中国驻印军和美军协同，向孟关发起攻击。

　　3月5日，胡冈河谷日军的核心据点孟关被中国驻印军攻克，歼灭了日军第十八师团的两个主力团，毙敌1400多人，俘虏甚多，仅有少数日军突围出去，向瓦鲁班方向溃逃。

　　中国向孟关进攻时，英军远程突击队司令温盖特少将指挥对外为印度第三师的部队主力，即第十四、第七十七、第一一一旅在莫罕地空降，截断了孟拱西面的铁路交通，这就等于截断了日军第十八师团的补给线。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军乘胜南下，追击日军。

　　3月8日，日军第十五集团军组织部队向英帕尔发动进攻。

　　3月9日，中国驻印军集中兵力，攻占瓦鲁班，歼灭日军第十八师团一部。史迪威将军抓住战机，命令部队以最大的速度从瓦鲁班南下，向间布山攻击前进。15日，中国驻印军攻占高沙坎。

　　经过4个多月的战斗，中国驻印军基本肃清了侵占胡冈河谷的日军。日军第十八师团余部被迫退守间布山隘口，企图利用有利地形再次阻止中国驻印军南下。

　　3月28日，中国驻印军占领拉班，切断了日军的退路。新编第二十二师向间布山发起攻击，第一一三团和第五三○七部队一部从间布山东侧向南迂回，突破缅北的天险山隘，进入莫冈河谷。

　　3月29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同迂回部队在夏杜苏会师。这样，日军被中国驻印军全部逐出胡冈谷地。中国驻印军打开了通向莫冈河谷的门户。

　　胡冈河谷战斗，共歼灭日军6000多人。日军受到重大打击后，接连败退。中国驻印军把战线推进到莫冈河谷。日军在于邦战斗失利后即承认，中国驻印军“和第十八师团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素质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惊……”

　　“此次在胡康的中国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训练，都完全改变了面貌。尽管第五十六团奋勇猛攻，敌军圆形阵地在炽密的火网和空军的支援下不仅毫不动摇，而我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使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莫冈河谷，是一条纵深长约110公里、平均宽度不到10公里的狭长河谷。在这条河谷中，有铁路和公路通往缅甸北部的重要城市密支那和缅甸中部的大城市曼德勒，在南高江和莫冈河、南因河的汇合处，有一座莫冈城。莫冈城与密支那、甘马冈成掎角之势，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

　　日军第十八师团为了利用河谷的山川，阻止中国驻印军的进攻，对部署在莫冈河谷内的第十八师团残部的武器装备和兵员进行全面补充，还把驻守滇西的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旅团和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六旅团调到莫冈河谷，全力进行雨季前的防御准备。

　　缅甸的雨季，数月连绵，部队行军作战困难。中国驻印军决心在雨季来临之前歼灭莫冈河谷的日军，打通河谷的铁路和公路交通线。根据这一决心，4月初，中国驻印军兵分两路，开始向莫冈河谷进攻。其进攻部署是：

　　新编第二十二师配属独立坦克第一营，沿公路由拉班地区向加迈进攻，突破日军的防御纵深，夺取甘马因。新编第三十八师沿塔奈河南进，向瓦兰地区挺进，夺取莫冈。

　　4月底，第二十二师进至英开塘北侧时，遭到日军第十八师团一部顽强抗击，两军形成对峙。

　　第三十八师在孙立人师长的指挥下，连续作战，相继攻克高利、马兰，于5月初占领曼平。第二十二师和独立坦克第一营进攻受阻后，美军派出36架飞机进行支援。

　　5月3日，第二十二师在美军飞机的配合下向驻守英开塘的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激烈的战斗进行至5月4日，第二十二师终于突破了日军的防线，攻占了英开塘。日军残部沿公路狼狈逃窜。中国驻印军继续向加迈挺进。

　　这时候，雨季开始了，缅北地区连日阴雨，道路泥泞，部队行动十分不便。中国驻印军的官兵为了迅速打通中印公路，不顾恶劣的天气，继续向日军进行攻击。

　　第二十二师得到从中国境内空运到印度的第五十师所属第一四九团的加强后，加快了进攻节奏，至6月上旬，第二十二师主力进至甘马因西侧和北侧。

　　第三十八师于5月下旬击溃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和第五十六师一部，攻占了瓦兰地区日军据点后，分路行动。第一一四团向莫冈挺进。第一一三团向支遵前进，并于6月9日攻占支遵。

　　第一一二团沿着深山密林，艰难地向甘马因面迂回。5月26日，第一一二团渡过莫冈河，悄悄地迂回到甘马因南面的日军后方基地西通，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27日，第一一二团占领了西通。

　　西通失守，就切断了甘马因与莫冈的交通和联系，使甘马因的日军一下子陷入中国驻印军的包围之中。日军为了摆脱困境，急忙调集第二师团第四旅团一部、第五十三师团第一二八旅团等部队，对第一一○团连续发起了十四次反攻，都被第一○○团打退了。这时候，第一一二团、第一一三团与第二十二师一起，完成了对加迈的包围。

　　6月11日，驻印军总指挥部下达向莫冈进攻的作战命令。命令指出：第一，命新编第三十八师，由西北方面向莫冈攻击，并占领之，与正在东南方进攻莫冈之英印军会合；第二，命英印军第三十六师，以其第七十七旅由东南方攻击莫冈并占领之，与我新编第三十八师会合。

　　当时，防守莫冈的日军主要有第十八师团残部，第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六师团各一部，总兵力约两个团。这些日军凭借复杂的地形，作困兽之斗。

　　围歼战斗从外围开始，就异常激烈。担任先头部队的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接到命令后，沿着公路东侧向莫冈山秘密前进，于6月15日前进到莫冈东北侧的康堤及其以南地区。

　　6月16日，中国驻印军歼灭日军第十八师团和第五十三师团各一部，攻占加迈。

　　6月19日，第二十二师和第一一三团密切配合，在重炮兵和坦克的支援下攻占了甘马因。日军第十八师团残部1500多人在师团长田中新一的率领下，辟路翻越雷邦山，狼狈地向南面溃逃。

　　当第一一四团从莫冈的东面向南迂回时，一个意外情况出现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与英印军第三十六师第七十七旅发生战斗，第七十七旅退至莫冈南面的35公里处，被日军包围。

　　英印军得知第一一四团即将向莫冈发起攻击，第七十七旅旅长卡尔弗特准将立即派人向第一一四团求援。

　　孙立人师长得到英国军队紧急求援的报告后，毫不犹豫地命令第一一四团强渡南高江，解英印军之围。第一一四团上岸后，迅速向日军的侧背发起猛烈攻击，歼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第六联队联队长河边中校以下300多人，第七十七旅转危为安。

　　战斗中，第一一四团的一个排接替英国军队一个营的战斗任务，临危不惧，驱逐了日军。战斗结束后，英国感到非常惊讶，第七十七旅旅长卡尔弗特准将亲自来到第一一四团，对第一一四团的官兵感激不已，这位英国准将还收集了中国军队组织指挥这次战斗的资料，表示要认真研究。

　　6月23日，孙立人师长指挥第三十八师主力与美军第五三○七部队、英军温盖特部队各一部互相配合，把莫冈的日军包围起来。

　　24日，围攻莫冈的战斗打响了。经过两昼夜激战，25日，第三十八师的部队攻入莫冈城内，中国驻印军同友军配合，歼灭日军第十八师团残部和第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六师团各一部。莫冈河谷战斗结束。

　　7月11日，第三十八师与新编第三十师会合，这就打通了从甘马因经过莫冈到密支那的铁路和公路交通，为缅北反攻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密支那同中国滇西的重要城镇腾冲只有一山之隔，是曼德勒、密支那铁路的终点，是缅甸北部的重要城镇，中印公路的必经之地。由于密支那战略地位重要，1944年3月以来，日军加强了对密支那的防守。

　　为了缩短中印“驼峰”航线，使中印公路与中印输油管道在密支那联系在一起，史迪威将军组织力量向密支那发起了围攻战。

　　4月中旬，美军第五三○七部队两个营进至太克里后，中国驻印军命令新编第三十师第八十八团、第五十师第一五○团与美军第五三○七部队一起，组成中美突击支队。突击支队由美军的梅里尔准将担任支队长，编为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第一纵队由第八十八团和美军第二营组成，第二纵队由第一五○团和美军第一营组成。

　　4月29日，中美突击队两个纵队从胡冈河谷出发，兵分两路，向密支那前进。途中，突击支队击退了日军的多支警戒部队，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和战斗，第一纵队向密支那以北地区推进；第二纵队于5月16日进至密支那以西地区。

　　5月17日上午，中美突击队第二纵队渡过南圭河，向密支那西机场发起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西机场。从此，密支那西机场成为中印空运的基地，“驼峰”航线缩短了。

　　5月18日和19日，新编第三十师第八十九团、第十四师第四十二团和炮兵部队根据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的命令，空运至密支那，支援突击支队围攻密支那。

　　防守密支那的日军失去西机场以后，急忙把部队集中到密支那市区。在密支那市区，3000多日军区分成4个防御区，凭借市区的坚固工事，固守顽抗。

　　中美突击队第二纵队夺取西机场以后，连续作战，第一五○团迅速向密支那市区发起攻击，其余部队向密支那外围日军的据点进行攻击。

　　5月18日，第一纵队进至密支那北面的遮巴德。

　　从5月19日开始，第二纵队接连向防守密支那的日军发起攻击。这场战斗，由于梅里尔准将指挥失当，部队对攻坚战斗缺乏周密的准备，战斗成僵持状态，驻印军的攻击部队多次被日军各个击破，受到重大伤亡。

　　史迪威将军闻讯后，为了改变被动局面，果断作出了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撤换了梅里尔准将突击支队长的职务，命令参谋长柏德诺准将从利多乘飞机赶到密支那，接替梅里尔准将的职务。这是史迪威第一次在密支那战场上换将。

　　第二个决定：解散中美混合突击队，重新明确各部队的指挥关系。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史迪威将军看到，在缅甸战场上，中美军队组成联合突击队这种新的编组方式并不能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5月23日，史迪威将军下达命令，各部队归还原建制。史迪威还明确：美军第五三○七部队的麦根少将负责密支那地区作战，指挥这一地区内的所有部队；新编第三十师师长胡素少将指挥该师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团；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少将指挥该师第一四九、第一五○团和第十四师的第四十二团；韩特上校负责指挥美军第五三○七部队。

　　5月底，日军步兵第五十六旅团旅团长率领2000多人抵达密支那，加强了密支那的防守力量。

　　5月下旬，中国驻印军根据敌情变化，调整部署后，继续向密支那发起攻击。但是，日军兵力增加，防守更加顽强，驻印军仍然无法突破日军的防御。

　　史迪威考虑再三，决定第二次换将，命令韦赛斯准将接替柏德诺准将，指挥驻印军向密支那进攻。韦赛斯上任后，调遣空军支援地面部队进攻。那时候，天气恶劣，驻印

　　军冒雨多次发起进攻，但在日军严密的防守面前，仍然难有进展。

　　7月6日，郑洞国军长和孙立人师长到达密支那战场。这时候，中国的抗日战争整整进行7年了，郑洞国为了激励士气，下达了夺取密支那、纪念抗战7周年的总攻击命令。郑洞国到战场后，经常亲临前线，视察督战，鼓舞士气，直接指挥中国驻印军围攻密支那的战斗。

　　7月13日，第三十师主力，第十四、第五十师各一部，第五三○七部队等，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向密支那发起攻击。经过3天激战，部队逼近了密支那市区。

　　7月18日，驻印军集中航空火力和炮兵火力，向密支那发起猛烈攻击。激烈的战斗进行到26日，驻印军官兵接近密支那中心市区。在合围战斗的紧要时刻，新编第三十师第九十团被空运到密支那，增强了攻击力量。

　　8月3日，中国驻印军攻占密支那。这场战斗，驻印军打败了曾经在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日军“常胜师团”，先后击毙日军2700多人，俘虏日军70多人。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步兵旅团长水上源藏少将在战斗失败自杀。在这场异常艰苦的围攻战斗中，驻印军伤亡达5100多人。

　　史迪威将军颇有感慨地说：反攻缅北的战斗，是“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

　　密支那战斗结束后，中国驻印军进行休整和整编。史迪威将军仍担任驻印军总指挥，郑洞国升任副总指挥，所属部队扩编为两个军，即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

　　孙立人升任新编第一军军长，下辖新编第三十、第三十八师；新编第二军下辖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十四、第五十师。数月后，新编第六军奉命调回国内作战。

　　驻印军攻占密支那以后，从印度经过卡盟、莫冈到密支那之间的铁路和公路畅通无阻，盟国运送给中国的战争物资可以经过密支那中转，减轻了“驼峰”航线的压力，提高了作战物资的运输量。缅北反攻作战胜利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

　　八莫位于中缅边境，是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一个大城市，规模仅次于密支那，也是日军侵略中国滇西的一个重要据点。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以后，八莫的防御地位更加突出。

　　日军为了维持缅北的侵略利益，把部署在南坎的第二搜索团、第十六师团第二联队、混合炮兵一个联队，以及在莫冈、密支那溃退的日军残部调到八莫，在八莫周围构筑防御工事，组成新的防线，防守的总兵力达5000多人。

　　1944年8月28日，日军第二师团主力推进到芒市，第十八师团从英多转移到中缅边境的南坎。日军把这两个师团部署到滇西，主要是企图阻止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会师。

　　中国驻印军取得密支那战斗的胜利以后，部队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整训和补充，编制也作了局部调整。10月10日，驻印军总指挥部下达了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

　　10月21日，中国驻印军先头突击队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奉命攻击前进，右纵队于29日攻占庙堤，左纵队在太平江上游的铁索桥附近渡江后，于11月1日抵达不兰丹。但是，江势险阻，第三十八师主力仍然滞留在太平江的北岸。

　　孙立人军长为了迅速攻克八莫，立即调整部署，命令右纵队的第一一二团迅速转移到左翼方向。从新龙卡巴向八莫南面的曼西进攻，切断驻守在八莫的日军的后方运输线，第一一四团在第一一三团的配合下，向八莫的正面攻击。

　　进攻战斗发起后，驻印军在美国空军的支援下，经过十多天的激烈战斗，相继攻克了莫马克和曼西，于11月上旬把八莫据点的日军包围起来。

　　接连数天，驻印军在航空火力和炮兵火力的配合下，向八莫据点的日军发起攻击。但是，日军残部1500多人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继续固守八莫，拼命抵抗，梦想等待南坎方面的日军前来支援。

　　11月12日，新编第二十二师攻克大曼等日军据点后，迅速调遣部分兵力向八莫前进，策应第三十八师围攻八莫。

　　11月24日，驻印军突破八莫的外围据点，攻入八莫城内。激战中，除60多名日军跳入太平江，逃往南坎外，其余日军包括城防司令原三好上校在内的官兵，全部被歼灭。

　　11月25日，八莫全城被新编第三十八师占领。

　　八莫战斗，驻印军击毙日军2430人，俘虏日军21人、缴获飞机2架、大炮25门、战车2辆、轻重机枪65挺、步枪630多支、夺取飞机修理厂2座。新编第一军官兵伤亡1000多人。八莫战斗的胜利，为驻印军与远征军会师奠定了基础。

　　攻克八莫后，驻印军又向南坎发动了进攻。

　　南坎地处中缅边境，西通缅甸八莫，东可到龙陵，南坎的公路与滇缅公路互相连接，交通十分便利。日军入侵缅北以来，在南坎修筑公路，储备粮弹，早就做好了长期防守的准备。八莫战斗结束后，日军在南坎的部队主要是第五十六师团和第二师团各一部，兵力共有两个师。

　　驻印军第三十八师围攻八莫的时候，八莫的日军自知难以持久作战，紧急向南坎求援。

　　11月30日，驻守南坎的日军第五十五旅团旅团长山崎四郎上校率领所属部队，并附属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个联队，从南坎北上，救援八莫。

　　谁知，这支被称作“山崎支队”的日军在行进途中，与驻印军第三十师的主力部队遭遇，两军在拜家塘、康马附近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时难分胜负。

　　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在八莫战场上的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向日军的后方截击，这就使山崎支队首尾难以相顾，根本无法支援八莫。

　　12月17日，第三十师把日军山崎支队击退后，乘胜前进，逼近南坎。不久，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也向南坎西侧疾进。12月下旬，第三十师进至南坎外围。

　　孙立人军长看到南坎附近是一条狭长的谷地，如果正面攻击，部队难以展开，于是，命令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等部队首先歼灭南坎外围的日军，对南坎形成双重包围。

　　1945年1月14日，围攻南坎的部队先后进至南坎西南的预定出发阵地，做好了总攻击的准备。

　　15日，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各部队在强大的航空兵火力和炮兵火力的配合下，用坦克突破开路，向据守南坎的日军发起了猛烈攻击。据守南坎的日军虽然拼命抵抗，但根本无法阻止驻印军强大的火力和兵力突击，伤亡惨重，士气低落。

　　同日，新编第三十师的部队攻占南坎，少数残余日军狼狈地突围，向东北方向古木蔽天的森林里逃去。

　　南坎战斗，驻印军先后击毙日军1780人，俘虏日军12人，缴获卡车10辆，夺取仓库10多座，以及其他许多作战物资。

　　蒋介石对南坎战斗很重视。当蒋介石看到驻印军攻克南坎的捷报后，立即发电报给卫立煌，命令中国远征军迅速攻占畹町，尽快扫除中印公路上最后的日军据点。

　　蒋介石的命令，揭开了中国远征军一场新的战斗。

滇西反攻战果辉煌

　　滇西即云南西部。滇西地形错综复杂，横断山及其余脉盘踞滇西，自西向东为高黎贡山、怒江、怒山、澜沧江、云岭、金沙江、玉龙雪山。

　　山地海拔一般为4000米左右，河流强烈下切，现出幽深的峡谷，高差可达3000米以上，形成著名的滇西纵谷区。这般地形，给军队行动尤其是进攻作战，增加了许多困难。

　　入侵滇西的日军，主要是第五十六师团全部，第二、第五十三师团各一部。这些日军侵占滇西以后，以一部兵力构筑坚固工事，固守滇缅公路沿线的松山、腾冲、龙陵、芒市、畹町等要点，集中主力企图反击中国远征军的进攻。

　　1943年2月，日军大本营为了对付盟军在西南方向的反攻，制定了《昭和十八年度帝国陆军西南方面军作战指导计划》，这个计划规定：

　　缅甸方面需要确保的要地，定为怒江以西、密支那、甘马因、加瓦里、甘高、实兑一线的地区和丹那沙林地方。以一部分精锐兵力确保国境方面要线，随时迅速采取攻势，各个击破英印军和重庆军。

　　日军所指的重庆军，即是中国远征军。3月27日，日军大本营决定在南方军下面，新增设缅甸方面军。缅甸方面军由河边正三中将担任司令官，下辖第十五集团军、第五十五师团、方面军

　　直属部队，主要任务是确保缅甸的安全，尤其要确保怒江以西的一些重要区域的安全。

　　日军第十五集团军的战斗序列也相应进行了调整。牟田口廉也中将担任司令官，下辖第十八、第三十三、第五十六师团和集团军直属队。其中，第十八师团主要担任缅甸北部方面的作战，第三十三师团主要担任缅甸中部方面的作战，第五十六师团主要担任中国云南方面的作战。

　　为了加强缅甸方向的防御，6月27日，日军大本营把第十五师团划归第十五集团军指挥，第十五师团当时驻在南京，师团长为山内正文。

　　日军第十五师团的防线长达1000公里。在绵亘起伏的滇西缅北山林，1000公里是一条惊人的防线。刚刚上任的牟田口廉也中将认为，第十五集团军要在如此广阔的战场上应付绝对优势的盟军和中国远征军的反攻，以守势战术是不可能完成防御任务的，要坚守这些地区，必须在盟军反攻之前先发制人，摧毁盟军的反攻阵地。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日军制定了攻势作战计划，预定在1943年年末或1944年年初开始攻势行动。日军在作战要领中指出：

　　10月上、中旬之间，怒江方面的作战，歼灭盘踞在怒江两岸的中国远征军之一部，夺取其反攻据点。此次战斗由第五十六师团全部会同第十八师团的一部进行，以后由第五十六师团单独阻击重庆军对本地区的反攻。

　　根据这一作战计划，第五十六师团和第十八师团的部分兵力转入对滇西作战的准备。

　　1943年10月，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和第十八师团一部对怒江西岸的中国远征军的前哨阵地发起攻击，侵占了怒江西岸的一些前进据点后，第十八师团的主力部队返回密支那，第五十六师团即在怒江西岸修筑工事，转入防御。

　　1944年4月，日军新组建第三十三集团军，由本多政材中将担任司令官，下辖第十八、第五十三、第五十六师团。这个集团军的主要任务是持久

　　防御，在缅北阻击中国驻印军的进攻，在滇西阻击中国远征军的进攻。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军陆续增强了侵占滇西的部队。

　　1942年3月6日夜晚，天黑漆漆的。卫立煌站立在窗前，心中充满了惆怅。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唤醒了他，他略微迟疑了一下，拿起了话筒，听着听着卫立煌喜形于色，情绪也激动起来。电话是蒋介石打来的。蒋介石要他率领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与侵入缅甸并向云南边境进攻的日本军队作战。

　　卫立煌放下话筒，兴奋不已。作为一名职业军官，受领作战任务是最高兴的事，何况这是一项重大的作战任务。他自从1942年1月份被革去二级陆军上将、免去河南省主席等职务以来，在西北行营已经坐了两个多月的冷板凳了。

　　他想起了1941年12月参加国民党九中全会时，蒋介石责备他拨给八路军弹药和物资，责备他对八路军的迅速发展限制不力。

　　他又想起了那一年除夕，蒋介石派人把请柬送到他家里，邀他赴宴，他临时改变主意，没有赴宴，搞得蒋介石怒形于色。原定14位客人中唯独少了他卫立煌，蒋介石为了避免“13”这个他认为不吉利的数，只好把秘书拉来凑数，口中直骂卫立煌目中无人……现在，这些阴影都消散了，蒋介石又委以他重任，他又要率军出征了。

　　3月9日，卫立煌到达重庆。12日，蒋介石通知卫立煌，他将出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暂时在重庆待命，最后命令即将公布。

　　就在这个令卫立煌兴奋的时刻，意外情况发生了。原第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的一名处长被特务头子戴笠收买，详细说出了卫立煌与八路军的密切关系。

　　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恼怒，临时改变主意，任命罗卓英为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一脸失望地回到成都，奉养老母。

　　谁知，罗卓英率领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失利。1943年冬天，蒋介石再次把卫立煌召到重庆，亲自接见，宣布恢复他的陆军上将军衔，正式任命他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率军赴缅北、滇西作战。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上任后，第一件事情是把远征军总指挥部向前方转移。陈诚担任司令长官时，远征军总指挥部设在昆明附近的楚雄。

　　卫立煌看到，云南地形复杂，滇西反攻作战必定是一场恶战苦战，指挥部靠后，不便于指挥。于是决定把指挥部推进到保山县的马玉堂，这里距怒江前线只有70公里。

　　为了策应缅北驻印军的反攻作战，尽快打通中印公路，中国远征军以腾冲、龙陵、芒市为主要攻击目标，发起了滇西战役。

　　这次战役初期，中国远征军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军，强渡怒江，攻击日军；以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军，固守怒江东岸的阵地，同时由第一线各师派出加强团渡江，策应第二十集团军攻击日军。

　　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3个战斗机中队、2个中型轰炸机中队配合中国远征军进行反攻作战。

　　战前，卫立煌向美军提出，为了阻止驻于缅甸北部本多政材指挥的日军第三十三军和驻于缅甸东部牟田口廉也指挥的日军第十五军的部队出兵支援滇西，美国空军要对缅北和缅东至滇西道路上所有桥梁、涵洞、隧道和公路连续不断地进行轰炸。

　　战幕拉开，滇西山区炮声隆隆，远征将士杀声阵阵。

　　怒江，又称为潞江，源出青藏高原，自北向南流经云南西部，是云南的三大河流之一。怒江出国境后，称为萨尔温江，流入印度洋。

　　怒江流经滇西时，东面为怒山，西面为高黎贡山，怒江水势汹涌，两岸危岩壁立，江中怪石嶙峋，是滇西的一道天堑屏障。

　　1942年5月，中国军队把日本侵略军阻于怒江西岸以后，两军隔江对峙，日军苦心经营怒江西岸的防线，在一些重要地段构筑了坚固工事，企图凭险死守。

　　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是扼守滇缅公路的要冲，地理位置重要，但山高坡陡，地势险峻，悬崖峭壁到处可见，部队无法攀越。日军在高黎贡山修筑了

　　腾冲、龙陵、松山、平易四大据点，企图以这些据点为核心，阻止中国远征军的进攻。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受领任务以后，命令第五十四军担任第一线兵团，第五十三军担任第二线兵团，迅速进行战斗准备。其作战方针是：

　　集团军为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于怒江左岸之栗柴坝、双虹桥间地区集结，主力保持在左，强渡怒江，攻击当面之敌，进出固东街、江且街之线，攻击腾冲而占领之。

　　1944年5月9日，第二十集团军下达了向入侵滇西的日军进行反攻的命令。5月11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打响。高黎贡山，成了中国远征军

　　痛歼日军的一个大战场。夜幕降临了，紧张的渡江战斗开始了。当夜，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所属第五九四团从栗柴坝和孙足渡口开始

　　渡江。部队过江后，与怒江西岸的预备第二师游击营配合，攻击那瓦寨。这以后，在蜿蜒150多公里的怒江江面上，20000远征军勇士在12个渡口奋勇横渡怒江。

　　5月12日拂晓，第一线兵团各部队全部渡过怒江，北路第五十四军向北斋公房攻击，南路第五十三军向大塘子攻击。第十一集团军的4个加强团从惠仁桥至三江口之间渡过怒江后，分别向红木树、平易和缅甸的滚弄进攻，策应第二十集团军的作战行动。由于部队行动巧妙，渡江过程中没有遭到日军的抵抗。部队渡过怒江后，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进展顺利。

　　5月13日，红木树、平易的日军遭到远征军的突然袭击后，狼狈地退向芒市。北路：一线兵团第五十四军兵分两路，左翼为第三十六师主力和第一一六师第三四六团，右翼为第一九八师。第三十六师主力渡过怒江后，迅速向大尖山、唐习山、鸡心山方向进攻。大尖山地形险要，第三十六师的突击部队经过一番苦战，一度攻入大尖山日军阵地，但是，日军很快组织力量进行反攻，把远征军的突击部队击退。这以后，第三十六师连续作战三天，都无法攻克大尖山。

　　同日，卫立煌接到第五十四军军长报告，第五十四军正与日军激烈争夺唐习山据点，阵地得而复失。卫立煌听后，立即命令第五十三军全部渡江，支援第五十四军的部队夺占唐习山。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进一步明确，第五十三军渡过怒江后，接替第三十六师的作战任务。

　　午夜，第五十三军所属第一一六、第一三○师渡江成功。

　　第五十三军是一支原东北军缩编的部队。1944年3月，军委会打电话给卫立煌，准备把第五十三军调入中国远征军，征询卫立煌的意见。

　　卫立煌对各类部队一视同仁，他想到，当年的东北军现在仅剩这一个军，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五十三军的官兵参加武汉大会战，转战黄河南北，像一个无娘的孩子，应该鼓励他们，团结他们共同抗日。

　　卫立煌看完电报，立即回电，欣然表示欢迎第五十三军来滇西。当时，第五十三军正在洞庭湖一带与日军对峙，从湖南到滇西，路途遥远，卫立煌正为无法解决交通工具发愁。谁知第五十三军得知要到滇西抗日，士气高昂，官兵远涉千山万水，徒步来到滇西。这些将士们的抗日热情，使卫立煌这员虎将为之感动。

　　卫立煌得知第五十三军到达滇西受训地点时，立即去看望他们。一进入营区，卫立煌看到，这个军的官兵抗日热情高昂，武器装备却是破破烂烂的。

　　卫立煌当即下令，第五十三军全部换成美式装备。官兵们一听，忍不住高声呼喊，部队求战的热情更高了，战斗力增强了。

　　5月14日，第五十三军的突击部队在强大的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火力的支援下，向大尖山、唐习山的日军发起强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第五十三军将士攻克了大尖山和唐习山的日军据点，继续向江直街前进。

　　战斗中，美国联络官马丽瑞少校和远征军的一名营长阵亡，美军的一名医官和一名翻译官等人负重伤。

　　日军遭到中国远征军的打击后，迅速组织力量，利用有利地形和既设工事，逐点抵抗，异常顽强。远征军虽在兵力和火力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但遭到日军的阻击后，伤亡很大。

　　攻击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直至6月21日，远征军将士终于把南斋公房、江直等日军据点攻克。

　　担任右翼进攻的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渡过怒江后，迅速攻占了大寨、茶房等地，但是，当他们向高黎贡山山顶要塞北斋公房仰攻时，却陷入了苦战。北斋公房是高黎贡山一处险要地区的日军据点，工事坚固。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旅团用两个营的兵力在北斋公房据险死守。第一九八师初攻北斋公房没有得手，即改变战法以一部兵力监视当面之敌，主力从两侧绕道，先向马面关和桥头攻击。

　　5月16日，第一九八师在航空火力的支援下，顺利攻克马面关和桥头两个日军据点。灵活机动的战术，使远征军的指战员在高黎贡山中尝到了胜利的果实。

　　5月21日，第一九八师主力再次向北斋公房发起攻击，与日军形成对峙。日军为了保住北斋公房这个据点，陆续把第五十四师团的主力调来增援，第一九八师久攻未克。

　　日军缅甸方面军河边正三将军对中国远征军如此迅速地渡过怒江感到震惊。但是，这个日本将军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英、美盟军上，他甚至认为，失去滇西，也不等于失去缅甸。

　　当时，驻印军围攻密支那的战斗正激烈，日军难以抽调更多的兵力向滇西增援。滇西日军司令部对中国远征军的反攻虽有所防范，但自恃拥兵五万之众，又有滇西复杂地形和坚固工事可以依托，满以为能够应付中国远征军一个集团军的进攻，因而也没有向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部求援。

　　卫立煌分析强渡怒江成功后的战场态势，决定变更部署，指挥部队迅速转入全面反攻。

　　卫立煌把新的反攻战斗设想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忧虑重重，责问卫立煌：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负责？“我愿意负责。”卫立煌坚定地回答。蒋介石“嗯”了一声。卫立煌找到美军联络部的司令官窦恩，表明战机难得，要求盟军的轰炸机进行战略性轰炸，战斗机应全部出动，配合远征军反攻。窦恩听完卫立煌的反攻方案，当即表示：一切照办。于是，滇西反攻战拉开了更为激烈的一幕。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22日发出命令，要求中国远征军迅速攻占滇西的腾冲、龙陵等日军据点，与驻印军在缅北会师。为此，卫立煌命令第二十集团军为右集团军，按照原定计划向腾冲政击；第十一集团军为左集团军，向龙陵攻击，并要求各部队加快进攻节奏。

　　6月9日，日军向马面关、桥头阵地进行反攻，突破了第一九八师的阵地。第五十四军得知这一信息，立即命令第三十六师主力向桥头的日军发起攻击，把日军击退。

　　不久，另一支增援部队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军预备第二师也奉命赶到，中国远征军的力量大增。6月14日，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第三十六师、预备第二师密切配合，终于攻克了北斋公房这个日军据点。

　　在高黎贡山，中国远征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至6月21日，北路第五十四军歼灭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旅团一部，攻克茶房、马面关、北斋公房后，进占瓦甸。

　　南路第五十三军击溃日军第四十八旅团一部，攻克大塘子、南斋公房、江直街后，直接威胁滇西战略要地腾冲。

　　至此，中国远征军两个集团军16万人，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全部成功地渡过怒江天堑，在怒江西岸日军林立的据点中夺占了众多阵地，站稳了脚跟，取得了滇西反攻作战的第一步胜利，完成了初期反攻任务，战绩震惊中外。

　　盟军高度评价中国远征军的渡江作战，他们认为，“中国军队强渡怒江出击，是东南亚过去一周内盟军作战的重要新闻。”

　　美国《时代》杂志对远征军的抗战事迹进行专题评论，封面上刊登了卫立煌携军骑马的照片，醒目的标题是《常胜将军卫立煌》。

　　松山雄峙于怒江西岸、惠通桥以西的丛山中，腾冲与龙陵两大据点之间，东距惠通桥20多公里，西到龙陵50多公里，南为阴登山，北为黄土坡，中间为松山主峰，是日军在滇西的四大据点之一。

　　松山周围山势绵亘，地形险峻，滇缅公路蜿蜒盘绕峡谷之中，被盟军喻为“东方的直布罗陀”。松山据点自身坚固，与龙陵、腾冲互为掎角。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一三旅团3000多人驻守松山，这些日军侵占松山两年多来，遍山修筑工事，设置明碉暗堡，堡垒分设三层，上层用作观察与射击，中层用作寝室或射击，下层用作掩体和存放弹药的仓库。

　　日军还配置了水电设施，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滇缅会战中最难攻破的一个日军据点。松山不克，远征军无法夺取龙陵，滇缅公路就无法畅通。

　　卫立煌看到，松山这个据点阻隔了远征军左右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只有夺取松山，才能扫除远征军继续西进的障碍。因此，卫立煌对松山攻坚战特别关心。

　　第二十集团军第八军渡过怒江后，接替了新编第二十八师的作战任务。7月下旬，第八军在军长何绍周的指挥下，连续五次向松山发起攻击，攻克了松山的外围工事，但是，当部队攻至松山的核心工事附近时，受到日军的坚决阻击，远征军久攻不下。

　　远征军滇西反攻，第一块“骨头”就没有啃下来，蒋介石极为不满。蒋介石看到，滇西的日军据点不拔除，滇缅公路就难以畅通，中国军队的补给就更困难了。

　　为此，蒋介石不顾滇西战场的情况，严厉命令第八军必须于9月上旬收复松山，一旦贻误战机，第八军军长、师长、团长都将受到军法处置。

　　卫立煌为夺取松山据点费尽心机，他亲自到第八军的指挥所，指挥将士们逼近日军，采用坑道作业和连续炮击相结合的战术，攻克了松山。

　　在围攻松山的重要时刻，第八军军长何绍周从马上跌下来，被迫送到昆明治疗。副军长李弥接替军长何绍周指挥。李弥同日军作战多年，对滇西的地形熟悉。

　　李弥总结两个多月来未能攻克松山的经验教训，提出先集中炮火近距离猛烈轰击日军的坚固工事，再请美国空军低空投弹相结合的办法，摧毁日军在松山山顶的坚固堡垒。

　　为了攻克松山这个日军的坚固堡垒，工兵营官兵有勇有谋，在阵阵炮声的掩护下，连续数天不停地在坚硬的山中进行挖壕作业，在松山顶峰日军的工事下挖出了两条地道，地道的尽头挖成一个大炸药室，把10吨TNT炸药放到日军的据点下面。为了不被日军发觉，这个药室垂直向上距日军阵地约30米。

　　9月8日，离蒋介石规定的期限只有两天了。

　　突然，松山上响起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10吨烈性炸药成功地爆炸了，松山的山顶被炸翻了。驻守松山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一三旅团的官兵在不知不觉中，全部被歼灭了。打扫战场时，远征军官兵发现，据点里仅剩数十名日军重伤员和20多名军妓。

　　第八军主力围攻松山，血战64天，终于用古老而有效的办法，攻克了松山这座坚固的日军据点，从而使滇西反攻这盘棋更加活跃了。

　　日军的广播电台哀叹：松山守军全部“玉碎”。这是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攻中攻克的第一个日军的重要据点。在这场艰苦的持久反攻战中，远征军为攻克日军据点遭受重大伤亡，第八军伤亡达6000多人，其中第一师第三团伤亡就有3000多人，部队整编时，这个团仅存一连人。

　　战后，云南省政府在滇西的保山、昆明的圆通山上，建立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以示昭念。

　　腾冲，旧称腾越，位于滇西大盈江东岸，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七纵那位孟获酋长的都城，也是古时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集镇。腾冲东接保山和下关，西面过大盈江后，进入缅甸的八莫和密支那，南面为大盈江的一条支流。

　　腾冲四面都是山岭，城东是飞凤山，城南是来凤山，城西是宝凤山，城北是高梁山，这些山岭虎视全区，地势险要，控制了腾冲城区谷地及滇缅公路。腾冲是滇缅公路上的一个要冲。

　　腾冲的城垣，下面是巨石，上面为巨砖砌成，抗力大。日军侵占腾冲后，不仅把城区工事修得极为坚固，腾冲外围各据点也修筑了半永久性工事。在高黎贡山日军的四大据点中，腾冲的防御工事最为险要坚固。防守腾冲的日军主要是擅长丛林作战的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旅团主力以及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旅团一部，这些日军弹药储备充足，防守工事坚固。

　　6月下旬，卫立煌得知，远征军向龙陵发起攻击后，日军就调腾冲的部分兵力前往增援龙陵，卫立煌认为，这是攻击腾冲的有利时机，即电令第二十集团军兵分三路，向腾冲发起攻击。卫立煌提出，攻击部队应以部分兵力从左翼迂回，奇袭腾冲，这样，可以避开日军构筑的坚固工事，减少部队伤亡，加快进攻速度。

　　6月25日，第二十集团军所属第五十四军从龙川江西岸向腾冲推进，第五十三军从清水河南岸向腾冲推进。

　　6月26日，第三十六师的先头部队越过老祖坟，迅速向南推进。预备第二师到达那寨、宝华寺一线。

　　6月29日，第二十集团军各部队先后迫近腾冲外围的日军据点，立即进行攻击前的准备工作。

　　7月2日，第二十集团军以左翼为重点攻击方向，向腾冲的日军外围据点发起攻击。盟军的飞机猛烈轰炸腾冲四周的日军工事，远征军炮兵频繁进行炮击。

　　经过20多天的激战，第二十集团军各部先后攻克了宝凤山、飞凤山，但是，来凤山的日军依托坚固工事，顽强死守。远征军使用火焰喷射器喷射日军据点，把据点内的大部分日军烧死，终于占领了来凤山，夺取了腾冲外围的全部据点。火焰喷射器是当时的先进武器，在崇山峻岭中作战，对坚固工事和洞穴内的敌军作战效果很好。日军遭到打击后，被迫退入腾冲城内，固守待援。

　　8月2日，第三十六师攻城战斗开始了。

　　美国空军的一架架轰炸机从山林中飞过，炸弹接二连三地落在日军的据点里，在腾冲的城墙上先后炸开了13处缺口，日军第一四八旅团的旅团长藏重康美也被炸死了。

　　远征军炮兵开始发威了，炮弹雨点般地倾泻下来，腾冲城内，到处是爆炸声，山川震眩、声动江河。日军的工事在炮弹的爆炸声中倒塌了，日军官兵成了异国之鬼。

　　在一阵阵响亮的号声中，攻击部队向日军发起了冲击。经过两天激战，远征军将士夺占了日军的7个堡垒。日军遭到重大损失，仍然顽强固守。接连十多天，第二集团军一面抓紧进行攻城准备，一面要求美国空军不停地对腾冲进行轰炸。这是一场真正的恶战，远征军将士每天都伤亡四五百人，战场惨不忍睹。

　　8月15日，第二十集团军各部队向腾冲发起总攻。经过6天的激战，腾冲坚固的城垣终于被远征军将士突破了。第三十六师、第一九八师、第一一六师的官兵先后突入城内。

　　但是，日军凭借腾冲城区的核心工事，继续抵抗。远征军将士每夺占一条街巷，都要付出代价。

　　腾冲城内的战斗持续了近一个月，这是异常艰苦的城市攻坚战。

　　蒋介石始终关注腾冲攻坚战。蒋介石电令攻城部队：“腾冲必须在9月18日国耻纪念日之前夺回。”

　　9月14日，第二十集团军的官兵再次发起猛攻。驻守腾冲的日军太田大佐感到末日要来临了，向军司令官和师团长发出了临死前的哀鸣诀别电，命令士兵烧毁日军军旗和密码本，砸毁了无线电报机，作垂死抗争。

　　远征军将士终于攻克腾冲，全歼第一四八旅团残部。日军代理旅团长和部分官兵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在绝望中先后自杀了。

　　日本人所著《大东亚战争全史》记述侵占腾冲的日军覆灭时，说：“……只有一只眼，一只手和一条腿的官兵，那种悲壮的情景宛如阿修罗场，足以泣鬼神。”

　　腾冲攻坚战，中国远征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终于拔除了滇西这个日军坚固据点。

　　腾冲攻坚战，是滇西反攻战役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斗，对于彻底歼灭滇西境内的日军，打通滇缅公路，具有重要作用。有报道说：

　　滇西重镇之腾冲，14日上午10时，已为我军完全收复。在此次攻城战斗中，敌军第五十六师团之一四八旅团长藏重康美于腾冲为我击毙，敌3000余人全部就歼。

　　9月23日，第七十六师收复滇西日军的另一重要据点平冥，入侵滇西的残余日军向龙陵收缩，固守龙陵。

　　龙陵位于中缅边境城镇畹町的东北，腾冲的东面，是滇缅公路上的一个要点，也是日军滇西防御体系中的四大据点之一。滇西日军把主力部队部署在龙陵。

　　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根据卫立煌的命令，确定第七十一军为右翼攻击军，第二军为左翼攻击军，各部队在5月30日前完成攻击准备。其作战方针是：

　　集团军为攻略龙陵、芒市，决以主力由惠仁桥、迄七道河间地区各渡口，渡过怒江，重点置于右翼，向龙陵、芒市包围攻击。

　　驻守龙陵的日军是第五十六师团主力。日军侵占龙陵两年多来，在龙陵周围的松山、阴登山、大地口、滚龙坡等地修筑了多处据点，每个据点都用大圆木、钢板等构筑工事，形成据点群，据点中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做好了长时间独立作战的准备。

　　这些据点群中，以滇缅公路上的松山和镇芒公路上的平易两处最为坚固。日军把第一一三旅团的主力部署在松山、龙陵之间地域，把第一四六旅团部署在平芒之间地域。从兵力和工事上看，日军都做好了长期坚守龙陵的准备。

　　在6月1日，第十一集团军第七十一师配属第六军新编第三十九师、第二军，从惠通桥至三江口之间渡过怒江。4日，新编第二十八师攻克腊勐后，即向松山发起进攻。第七十一军主力

　　部队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沿着毕寨渡至龙陵的道路南侧，向龙陵挺进。一周后，部队进抵龙陵近郊。

　　6月10日，第七十一军主力向龙陵发起攻击。龙陵日军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战斗呈僵持状态。

　　6月15日，当第七十一军的突击部队攻进龙陵城内时，突然遭到从腾冲、上街前来支援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一三旅团和永并支队1500多人的夹击，第八十七师主力见日军越过龙川江迎头阻击，两军在龙陵北侧地区展开激战。

　　这场遭遇战打得难分难解，远征军官兵与日军进行肉搏战的关键时刻，芒市的600多名日军紧急出动，也向龙陵增援。第七十一军急忙命令新编第二十八师第八十四团前往阻击。但是，这些增援的日军仍有一部分进入龙陵城内，与固守龙陵的日军会合。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看到，龙陵的日军兵力增加，命令部队暂时停止向龙陵进攻。第七十一军各部队被迫撤退到黄草坝，进行再战准备。

　　这时候，龙陵城内的日军除第一一三、第一四六旅团外，还有前来增援的日军第五十三师团第一一九旅团的主力和第二师团第二十九旅团的一个联队，总兵力达5000多人。日军数量增加，作战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一度被动固守的日军寻机向中国远征军进攻，以争取主动。

　　6月18日夜晚，日军向第七十一军各部队发起反击，两军在龙陵周围形成对峙，远征军一度处于被动态势。卫立煌得知这一战况，命令总预备队第八军所属荣誉第一师迅速渡江，支援龙陵。22日，荣誉第一师对日军发起攻击，龙陵的战局才稳定下来了。

　　6月28日，第七十一军在远征军预备队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的支援下，第二次向龙陵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到7月7日，日军第一一三旅团和永并支队遭到沉重打击，被迫向龙陵城郊撤退。中国远征军乘势迫击，与日军在龙陵城附近形成对峙。

　　日军收缩兵力的企图，就是要固守龙陵。

　　第七十一军得到新编第二十八师增援后，于7月13日第三次向龙陵发起攻击。经过十多天的激战，终于迫近龙陵的市区。

　　谁知就在这时候，一个意外情况出现了。芒市日军1000多人与平夏的日军会合后，向西北方向出击，直接威胁到第七十一军的左翼。

　　宋希濂总司令考虑再三，命令第二军兵分两路，从东西两面向从芒市出动的日军夹击。这些日军为了避免在运动中被中国远征军歼灭，不得不退回芒市。

　　第十七军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于8月14日第四次向龙陵发起攻击。这次攻击，持续十多天。

　　城东南老东坡战斗，双方反复争夺，血战6天6夜，远征军将士击毙日军400多人，自己伤亡800多人，终将日军击退。

　　南天门战斗，远征军突入的人数较少，面对多数日军的阻击，远征军将士毫不畏惧，毙敌300多人后，全部牺牲，无一人退却。

　　8月26日，远征军突破日军的外围防御，部分将士突入龙陵市区。但是，龙陵城内的核心阵地仍然由数百名日军顽强死守，远征军将士几番突击，都未能攻克。

　　日军大本营为了守住滇西这几个重要的侵略据点，千方百计从日本国内抽调兵力，增援滇西战场。

　　8月中下旬，2000多名日军官兵进入滇西各主要据点。龙陵的日军得到人员和武器弹药的补充后，侵略野心膨胀，再次进行反扑，企图夺回龙陵的外围据点。

　　9月3日，日军第五十六、第二师团集中了12000多人，向进攻龙陵的第七十一军进行反击。第七十一军和第二军第九师的官兵与日军连续激战七昼夜，顶住了日军的反击，并在第五十四军第三十六师等部队的支援下，把日军击退。

　　9月上旬，第五军第二○○师奉命从昆明赶到滇西战场，参加围歼战斗。第八军于9月7日歼灭了松山的日军，远征军把炮兵部队陆续调到龙陵战场，攻城部队亟需的各种补给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到龙陵。

　　龙陵周围，聚集了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二○○师、第二十集团军第三十六师等部队，在兵力兵器上占有绝对优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认为，“一举歼敌之际”已经到来，部队士气高昂。

　　谁知在围攻龙陵的重要时刻，宋希濂收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电报，调他回重庆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将军于胜利在望之际，不得不离开战场，离开浑身上下都是鲜血的士兵。

　　10月25日，第七十一军军长钟彬统一指挥各部队，向盘踞在龙陵的残余日军发起了猛烈攻击。

　　这是中国远征军第五次攻击龙陵。

　　这是一场持久的攻坚战。在滇西反攻中，攻打龙陵的战斗时间最长，参战兵力最多，战斗最为激烈，最为残酷。

　　11月6日，第七十一军在荣誉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十六师的配合下，终于攻克龙陵，歼灭日军第五十六、第二师团各一部，共毙伤日军10000余人。

　　中国远征军在腾冲、龙陵攻坚战中，除大量毙伤日军外，还俘虏日军260多人，缴获火炮16门，轻重机枪160多挺，步枪1700多支，战果辉煌。

收复失地两军会师

　　中国远征军攻克龙陵以后，入侵滇西的日军大部被歼灭，卫立煌为了迅速打通中印公路，命令第二军、第七十一军、第五十三军兵分3路，沿滇缅公路及其两侧，向芒市和遮放进攻。这是一场对残余日军的追歼战。中国远征军似猛虎下山，势如破竹。

　　芒市位于龙陵西南的滇缅公路上，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司令部所在地。芒市向东，可以渡怒江，入保山；向西，可以逃退畹町，地理位置重要。

　　芒市据点，是日军在滇西最大的一处巢穴。

　　第七十一军于1944年11月中旬进抵芒市近郊。驻守芒市的日军虽然构筑了坚固的工事，但是，由于滇西日军各部大势已去，残余日军自知回天无力，士气低落，斗志松散。

　　第七十一军包围芒市后，这些残余的日军不等远征军发起总攻，纷纷向遮放、腊勐撤退。远征军顺利收复芒市。

　　第二军进至腊勐和蛮牛坝时，日军虽然进行了抵抗，但已经不堪一击。12月中旬，第二军进至勐古街附近。

　　第五十三军11月15日从河头街出发，向遮放挺进。18日，第五十三军进抵劳山附近，稍经补充，就向中缅边境城镇畹町前进。

　　畹町原来是中缅边境的一个小村寨，自从滇缅公路从这个小村寨前开通以后，畹町成为滇西通往缅甸的一个出国口岸，逐渐繁荣起来。从畹町南面过一小桥，即进入缅北的重镇腊戍，往西即是滇西的另一个口岸瑞丽，从瑞丽出境，可到达缅甸的重镇八莫。

　　1945年1月上旬，远征军三路人马先后进抵畹町，围攻盘踞在畹町的日军。1月24日，中国远征军攻占滇西境内最后一块失地畹町。至此，入侵滇西的日军全部被歼灭，残部日军不到百人逃入缅甸的丛林里去了。

　　为了庆祝滇西反攻战役的伟大胜利，中国远征军在畹町举行了庄严的升旗典礼。典礼结束后，第十一集团军各部队出师国门，分头追击日寇。

　　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军也向缅北的残余日军发起攻击。

　　1月15日，中国驻印军攻克南坎后，为了迅速打通中印公路，指挥部队乘胜追击。

　　1月16日，驻印军命令第三十八师向芒友进攻，第三十师围歼老龙山地区的日军。

　　1月24日，第三十八师对芒友日军的核心阵地发起攻击，于27日歼灭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部。

　　至此，中国西南的国际补给线完全打通，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完成了一项艰巨的战略任务。

　　1月28日，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两路大军在缅甸芒友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典礼，卫立煌、索尔登、郑洞国、孙立人等中美将领，都参加了这一历史性的盛大典礼。3月，中国远征军奉命凯旋归国。不久，新编第一军相继占领了贵街、新维、腊戍、细包等要点，全部肃清了中印公路沿线及其周围地区的日军。中国驻印军历时一年半的缅北反攻战役即告结束。不久，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

　　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在滇缅会战中，不仅军队伤亡达67000人之多，云南人民也作出了重大牺牲。龙陵当时只有60000多人口，为支援远征军反攻，牺牲者数以千计。腾冲的人口虽然比龙陵多，但他们为了支援抗日，不惜牺牲一切，承受了罕见的战争创伤。

　　腾冲攻坚战，村舍变成了战场，战斗结束后，全城被夷为平地，损失不计其数。远征军反攻时，16万大军所需粮食主要来自滇西，云南各族人民群众纷纷派骡马运输。滇西反攻战中的马帮运输，成了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仅潞江土司，就派人送了30000多箩军粮。

　　卫立煌在腾冲攻坚战胜利的庆祝大会上，激动地说：我们的胜利，一半是战士生命，一半是父老们的支援。

　　这个胜利影响巨大。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胜利，再次开通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使抗日战争末期的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这些美国援助的军用物资在对日寇的反攻作战中，虽然没有发挥当初预想的作用，但它给中国人民传递了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胜利的信息。

　　这些胜利的信息，揭开了正面战场反攻的序幕，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这些胜利的信息，鼓舞了中国人民收复大片国土的激情。

　　这些胜利的信息，坚定了日本侵略军必败、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在异邦土地上打败侵略者，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

　　中共中央通过《新华日报》，热烈庆祝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辉煌胜利”。

　　史迪威将军感慨地说：“中国军队是极好的。”

　　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回忆滇西反攻作战时，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美军上校布朗在谈到参与缅北反攻作战的感受时，说：“中国人是我看到的最勇敢的军队，我必须向他们脱帽致敬，我愿意追随他们到任何地方。”

　　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入缅之战，开创了大陆反攻的新阶段”。缅北、滇西的反攻作战，“从侧翼牵制了太平洋战区，可巩固印度，完全打破了轴心国会师远东之企图”。

　　一名战地记者在美国《皇冠》杂志1944年11月号载文评论说：“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缅北反攻作战，“表现出中国军队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望尘莫及”。

目录

蒙巴顿

欧战爆发勇斗德国潜艇

晋升上将发动英帕尔战役

日本投降受封“缅甸伯爵”

哈尔西

珍珠港被炸率舰队出海复仇

接受重任取得瓜岛战役胜利

跨岛作战攻取所罗门群岛

战绩卓越晋升五星上将

巴 顿

勇敢无畏的“血胆将军”

进军非洲攻占卡萨布兰卡

夺取盖塔尔战役的胜利

打赢西西里的关键战役

突破德军防线渡过莱茵河

尼米兹

肩负重任拉开反击战序幕

组织力量夺取太平洋岛屿

海陆配合发起“复苏行动”

打败日本凯旋回国

铁木辛哥

战争爆发苦战斯摩棱斯克

艰难反击夺取罗斯托夫

驱逐侵略者取得最后胜利

梅列茨科夫

青年从军成长为高级将领

战争爆发重建防御阵地

临危受命抗击来犯之敌

争夺柳班血战每一寸国土

调任北方将敌人驱逐出境

进军北极圈驱逐侵略者

蒙巴顿

欧战爆发勇斗德国潜艇

　　1900年6月25日，路易斯·蒙巴顿出生在英国温莎的王室家庭，是巴登堡的路易斯亲王与维多利亚公主的儿子。

　　1913年9月，蒙巴顿入奥斯本皇家海军学校学习。1914年末，因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的高年级学员提前毕业参战，蒙巴顿和他的海校同学转入该院学习。

　　1916年7月，海军军官候补生蒙巴顿奉命前往贝蒂上将的旗舰“雄狮号”报到。“雄狮号”是当时皇家海军中第一流的军舰，也许是由于其皇室背景，也可能是因为海军对路易斯亲王的尊敬，促成了这个对蒙巴顿非常有利的分配。

　　1918年，蒙巴顿转役K-6潜艇。时隔不久，蒙巴顿晋升为海军中尉，奉命指挥皇家海军舰艇P-31号。1919年，蒙巴顿离开心爱的舰艇，奉命进入剑桥大学切斯特学院补习大学课程。

　　1920年3月，蒙巴顿晋升为海军上尉。1925年，进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结业后，任地中海舰队通讯军官。1931年，蒙巴顿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无线电联络官。1932年晋升为海军中校。

　　1934年，蒙巴顿就任新建造的“勇敢号”驱逐舰舰长。“勇敢号”的设计航速是36节，但他设法使它开到了38．2节。

　　不久，“勇敢号”与整个驱逐舰队远航至新加坡，蒙巴顿转任“威斯哈特号”舰长。在此期间，蒙巴顿完成了一项发明——一种能使舰队保持队形的仪器。

　　1936年，蒙巴顿离开了“威斯哈特号”，前往海军部任职。1937年，蒙巴顿晋升为海军上校。1939年年初，被任命为“凯利号”驱逐舰舰长。1939年8月23日，蒙巴顿以舰长的身份正式接收“凯利号”，并亲自在舰上升起了皇家海军军旗。蒙巴顿早就断定欧洲大战会再度爆发。9、10月间，“凯利号”与德国潜艇进行了残酷的战斗。它共击中了9艘德国潜艇，其中确定击沉1艘，其他几艘的毁伤情况不明。

　　11月下旬，“凯利号”奉命出海搜寻一艘德国U型潜艇。蒙巴顿提出港口可能已被德国人布下了水雷，但他的意见未被重视。当“凯利号”全速驶向一艘正在燃烧的油轮时，一枚水雷撞上了螺旋桨爆炸。

　　在“凯利号”维修期间，蒙巴顿带着参谋人员到第五驱逐舰队的“卡尔文号”上继续战斗，直至1940年2月“凯利号”修复完毕。

　　1940年5月，“凯利号”奉命与“伯明翰号”巡洋舰一起出航，在靠近海岸的北海水域搜捕德国布雷艇和一些E型艇（鱼雷快艇），途中“肯达华号”等新型驱逐舰加入搜捕编队。5月14日夜，“凯利号”被德国鱼雷击中了。

　　不列颠之战开始后，虽然“凯利号”正在维修，因而没经历英国这段黑暗的时刻，但蒙巴顿却在此后不久打了一场他一生中受批评最多的海上战斗。

　　9月，蒙巴顿临时受命指挥第五驱逐舰队的“标枪号”等3艘驱逐舰，此时第五驱逐舰队驻泊在朴茨茅斯，处于英国防线的最前沿。

　　11月29日5时40分，“标枪号”驱逐舰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5艘德国军舰，蒙巴顿立即率领“标枪号”等3艘战舰出海迎敌。

　　在距德国军舰约900米时，“标枪号”进行边舷侧炮火齐射，未命中。紧接着蒙巴顿亲自校正位置，又组织一次炮火齐射，命中德军旗舰。

　　但就在蒙巴顿下令发射鱼雷的话音未落之时，两枚德国鱼雷先后击中了“标枪号”，使它失去了战斗力，随即德舰便释放烟幕撤出了战斗。

　　战斗结束后，蒙巴顿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指责，但这次挫折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功绩。

　　1941年元旦，蒙巴顿被授予优异服务勋章，除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之外，这是对军人勇敢精神的最高奖励。

　　1940年12月15日，“凯利号”重返第五驱逐舰队。1941年4月，“凯利号”第五驱逐舰队离开朴茨茅斯，前往地中海。“凯利号”所驻泊的港口距西西里半岛上的德国空军机场只有150多千米。

　　5月初，“凯利号”奉命袭击驻泊在本华兹港内的德国舰船。在夜暗的掩护下，“凯利号”悄悄驶到港内防波堤的出口处，由于事先已将舰炮的方位设置好，因此几次突然齐射便击沉了港内大部分德国舰船，然后在德军岸防部队作出反应之前，迅速撤出。

　　1941年5月20日，德军对克里特岛发起了海空协同进攻。21日晚，蒙巴顿率“凯利号”随第五驱逐舰队出航迎战。

　　23日上午，“凯利号”遭到德军大批飞机轰炸并被击中沉没。

　　10月，蒙巴顿晋升为海军准将，负责指挥英军两栖联合部队。此时的蒙巴顿刚刚40岁出头，军衔也不高，突然提拔到白厅，让白厅的当权者无法接受。这也让蒙巴顿吃过不少苦头。

　　1942年3月，蒙巴顿被授予海军中将、陆军中将和空军中将的军衔，成为英军历史上第一个同时获得3个军种军衔的将军。

　　8月，蒙巴顿指挥联合作战部队对法国北端濒临拉芒什海峡的迪耶普展开进攻。从结果看，这毋庸置疑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

　　参加迪耶普行动的6000余人中，被消灭、负伤和失踪者共有3600余人，约占60％，而行动前的预计是10％~20％。更糟糕的是，参战的加拿大官兵总共近5000人，而伤亡、失踪人员达3300余人。

　　对这次失败，蒙巴顿在当时和后来都没公开指责任何人，也没有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

晋升上将发动英帕尔战役

　　1942年11月8日，也就是迪耶普之战的两个多月后，“火炬”行动拉开了帷幕。

　　“火炬”行动要求英美部队同时在阿尔及尔和摩洛哥登陆。蒙巴顿是制订该作战计划的关键人员，因为人们认为他是关于登陆作战的首席专家。

　　“火炬”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天之后，英美军队便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一些战略要地。

　　西西里岛战役于1943年7月9日打响。盟军在马耳他岛东西两侧集结部队，海滩防线很快就被冲破摧毁，防守海岸的意大利部队几乎一枪未放就瓦解了。11日，蒙巴顿与蒙哥马利一道随后续部队踏上了西西里岛。

　　从1943年8月14日开始，英美首脑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谈。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会谈通过了代号为“霸王”的战略计划，规定盟军于次年5月1日在诺曼底登陆。另外，还计划了一次在法国南方土伦和马赛附近登陆的辅助性战役，代号为“铁砧”。

　　8月31日，蒙巴顿出任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官，晋升为战时海军上将。

　　作为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自然想要在这里建功立业，而丘吉尔则从“欧洲第一”的观点出发缚住了他的手脚。他感到与首相的关系疏远了，自己已渐渐失去了丘吉尔全心全意的支持。

　　1943年岁末，白厅电告蒙巴顿，在印度停泊的5艘大型坦克登陆舰，其中有3艘不准他动用。

　　1944年1月7日，参谋长委员会来电命令他取消在东南亚战区所有的两栖攻击行动，并将所有的登陆器材转运至欧洲。稍后，蒙巴顿甚至接到了将大部分25磅以上的炮弹也运往欧洲战区的指示。

　　驻缅日军为实施在缅西南沿海地区的攻势作战，于1944年1月专门组建了第二十八军。军司令官由樱井省三担任，下辖第二、第五十四和第五十五师团。

　　这3个师团中，第二师团是在瓜岛作战遭美军重创，后又在菲律宾重建的部队；第五十四师团是上一年在日本国内新组建的所谓“特设师团”；只有第五十五师团是一支老部队。

　　缅甸若开前线的英第十五军由3个师组成：即英国第五师、第七英印师和第八十一西亚师。军长为克里斯蒂森中将。

　　为了加强这个军的指挥力量，蒙巴顿调换了几名师级指挥官，其中经伦敦同意，将英军与意大利军队在埃塞俄比亚多洛戈罗要塞之役的英雄弗兰克·梅塞维少将，调来任第七英印师的师长。

　　若开地区的战火刚刚平息10余天，3月8日，日军第十五军所属的3个师团及配署部队的近10万法西斯官兵开始越过亲敦江攻入印度境内，揭开了英帕尔战役的战幕。在日本大本营的作战序号中，英帕尔战役被命名为“乌号”作战。

　　当3月8日牟田口的先头部队渡过亲敦江向英帕尔打来时，蒙巴顿由于意外，左眼严重内出血，正在医院住院。但是，来自英帕尔的消息使他心急如焚。他不顾医生的劝阻，毅然离开医院，飞抵卡米拉的斯利姆指挥部。

　　听了集团军司令斯利姆的汇报，蒙巴顿把在亲敦江以西沿边境进行防御的部队，撤至英帕尔附近高地上来组织防御。据战后日本防卫厅的战史专家称：“这一政策正中日军要害，而牟田口中将恰恰没有看出这一点。”

　　通常所说的英帕尔战役，除围绕英帕尔一地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外，还包括在英帕尔以北的科希马和乌科鲁尔地区英日双方展开的激烈战斗。

　　3月8日，佐藤幸德率领第三十一师团乘木筏和小船陆续渡过亲敦江。在唐都和霍马林一带休整后，即分成3个纵队向科希马挺进，进攻乌科鲁尔，夺取这个通往科希马的交通要道。

　　斯利姆将这一危急情况报告给蒙巴顿，蒙巴顿立即从第五师和第七英印师中抽调部队前去增援，并命令直辖的第三特种突击旅作好战斗准备。

　　另外，命令此时尚驻在印度境内的“钦迪”第二十三远程突破旅前去掩护利多，令英第二师从印度内地火速赶来。

　　经过激战，到5月13日，在贾伊尔山上残余的日军阵地也被英印士兵占领。日军佐藤幸德率部向补给地撤退。

　　蒙巴顿接到科希马战线的日军有撤退迹象的报告后，命英第二师和第七英印师陆续向马奥集中，然后进而夺取乌科鲁尔。

　　6月22日，两支队伍好比钢钳的两只钳牙，在科希马公路的109里程碑处将日军钳住。乌科鲁尔这场堵截仗结束后，驻缅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向此时已迁到马尼拉的日本南方军总司令部和东京大本营提出了请求停止“乌号”作战的报告。

　　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接到河边正三的报告，随即与东京联系，大本营经几次磋商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7月2日午夜，寺内寿一发布了停止“乌号”作战的命令，由驻缅方面军向第十五军进行传达。

　　盟军情报人员获悉日本南方军总部下达的全线撤退命令后，立即报告给战区总部，蒙巴顿当即指示斯利姆的第十四集团军7个师开始全面追击作战。虽然日第十五军渡过了亲敦江，但损失惨重。

　　英帕尔战役日军惨败后，驻缅日军首脑十分清楚，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塞班、关岛、提尼安等战役中的失利，“缅甸的战略地位，对大本营来说，已失去了政治战略指导上的积极意义。只不过是泰国、马来、印度支那半岛西面的防壁而已。然而，防守缅甸的价值并未失去，因为它占有能够扼制盟军企图沿孟加拉湾向马来半岛的头部和新加坡方向进攻的英印军锋芒的地位。”

　　于是，新上任的日本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根据南方军总司令部的指示，于1944年9月底拟出守缅甸的作战设想：针对蒙巴顿的英印军队，实施“盘作战”和“完作战”。对向曼德勒附近及该地以南伊洛瓦底江畔下正面来攻之英印军的作战称为“盘作战”；对向印度洋沿岸正面来攻之英印军的作战称为“完作战”。

　　10月下旬，日本情报机关已侦知盟军确立了由陆路进攻缅甸的战略。于是，木村立即召集第十五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三军各参谋长及作战主任到仰光，就方面军今后的作战构想，特别是“盘作战”指导要领，进行了研究。

　　与此同时，蒙巴顿决定英印部队首先强渡亲敦江，并在那里建立桥头堡，然后再南下进攻仰光。

　　11月10日，斯托普福德将军指挥的第三十三军在亲敦江西岸完成攻击部署。阿萨姆团的一个突击营向江对岸发起冲锋，顺利登上了东岸。

　　接着，该军的第二十师主力也陆续渡过了亲敦江，并占领了莫莱。与此同时，第十一东非师在英国皇家空军准确无误的空袭支持下，沿着亲敦江西岸幽暗的加包山谷向加里瓦打去。

　　12月10日，印度工兵在亲敦江上迅速架起了桥梁，使第十四集团军的各主力师得以开过对岸。

　　梅塞维的第四军，包括第七英印师、第十九英印师和第十七英印师。后来，集团军直辖的第五英印师也归梅塞维指挥。蒙巴顿给梅塞维的命令是：跨过亲敦江后进入瑞波平原，与日本第十五军驻守在那里的师团进行决战，并夺取日本人在耶乌—瑞波地区的各重要机场。这一战要打得既快又狠。

　　梅塞维部队渡过亲敦江后，遵命向东冲击。4天之后，他们又占领了英多西北部的班毛，并同从北部挥戈南下的英第三十六师会合，向瑞波平原逼近。

　　可是木村兵太郎并不想在这块宽阔的平原上决战。

　　蒙巴顿便与斯利姆研究制订了一个新方案：

　　斯托普福德的第三十三军从北面向曼德勒施加压力，去占领伊洛瓦底江上的渡口。

　　梅塞维的3个师要从吉灵庙向正南进发，尽可能悄悄地直插密沙河流域，然后从甘高向东南推进，在本各附近的伊洛瓦底江下游占领一个渡口。目的是越过日军守卫曼德勒部队的后方，在敏铁拉附近建立一个战略性屏障，从而封锁他们径南向仰光的退路，并截断来自仰光的补给。最终将日本第十五军歼击于曼德勒—塔泽—稍埠—敏建地区。

　　新方案开始实施。梅塞维的部队在深入的侧翼包抄行动时，秘密穿过丛林密布的甘高山谷，并在帕科库出其不意地强渡伊洛瓦底江。然后，利用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风驰电掣般挺进，直逼东南面敏铁拉日军重要基地。盟军许多高级军官乘坐的指挥车仍在假军部里进进出出，日军谍报人员仍以为梅塞维和他的军司令部逗留在达木。一切就绪，即将行动。但就在这时，75架美国运输机却被突然抽调到云南，因为中国军队在广西面临着日军猖狂进攻。蒙巴顿为此向美国方面提出抗议，说这些飞机都已装满了运给先头部队的补给品，而梅塞维这次向敏铁拉的远距离穿插是以空运补给为基础的。但抗议没有奏效，大部分飞机还是被调走了。于是，梅塞维必须沿着一条雨季无法通行的坎坷不平的土路，从达木到帕科库冒险行军700千米。

　　这条土路本是供老百姓的牛车通行的，而现在要通过的部队却达3个师之多，还有重型坦克、大炮和其他车辆。好在工兵部队于15天之内，紧急加宽、加固了这条土路的三分之二路段，使重型装备得以勉强通行。

　　然而，由于美国的运输机被猝然抽调走，直至1945年1月底前后，梅塞维的部队才陆续抵达了伊洛瓦底江岸地区。

　　这条江是缅甸的主要河流，虽然江水当时处于最低水位，但是开阔松软的沙洲却形成了另一道险障。尽管地势非常不利，梅塞维还是采取在色漂佯装渡江，偷渡成功。

　　1945年3月1日，蒙巴顿得知敏铁拉还未拿下，非常气恼，便要斯利姆亲自飞抵前线指挥。斯利姆到现场后，在该城北面集中兵力发起攻势，最终占领敏铁拉。

　　下一步就是夺取曼德勒。其实，就在木村兵太郎调兵力反扑敏铁拉的时候，蒙巴顿已将尚能调用的兵力统统投入到了曼德勒外围，伺机拿下曼德勒。

　　3月20日，英军完全占领了曼德勒。接下来的目标是攻占仰光城。蒙巴顿虽然打开了仰光的大门，但雨季即将来临，必须迅速攻克仰光。梅塞维的第四军在和时间的赛跑中，还是输给了雨季。于是在5月1日，蒙巴顿下令实施对仰光的两栖登陆计划。

　　其实，在此之前，蒙巴顿就已经考虑梅塞维部队被雨季阻滞的可能性，因此他从驻吉大港至若开一带的克里斯蒂森的第十五军中，抽出一个师的兵力执行两栖登陆任务，这个师将配署一个中型坦克团和一个伞兵营，并紧急搜寻了一些登陆艇集结待命。

　　5月1日，英军在发动两栖登陆之前的几个小时，蒙巴顿令空军飞越仰光上空进行侦察，发现日军已经逃之夭夭了。然而，登陆计划继续实施。

　　2日，执行登陆任务的伞兵营和两栖部队合为一路。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仰光城。

　　5月6日晨，从勃固南下的梅塞维的第四军先头部队，也终于开进了仰光。

日本投降受封“缅甸伯爵”

　　夺取缅甸之后的下一个重大步骤是进攻马来半岛及其新加坡。为此，热衷于制订计划的蒙巴顿又推出了取名为“拉链”行动的作战计划。“拉链”行动将成为蒙巴顿作为最高统帅期间事业上的顶峰。

　　关于这次行动，蒙巴顿起初时曾设想过在进攻马来半岛之前先占领位于暹罗湾西海岸的一座名叫普吉的小岛。

　　美国人赞成这次有限军事行动，却对“拉链”行动所需的大批部队能否部署得当依然存有疑虑。但是，蒙巴顿经过反复权衡之后决定，最好还是直接进攻主要目标。

　　他告诉外交大臣艾登，他将在1945年年底以前占领新加坡：“条件是，以前规定将提供给我们的轻型舰队、飞机能够抵达太平洋。我对此甚感乐观。”

　　他本打算在7月份实施计划，但还是由于拨给他的舰艇、飞机和兵力不足，而被迫将计划束之高阁。

　　1945年7月中旬，蒙巴顿被丘吉尔调往柏林参加波茨坦会议。波茨坦会议主要研究对日作战问题，所以需要蒙巴顿代表东南亚战区总部前来参加。

　　会议期间，马歇尔将军把蒙巴顿叫到一边，用最秘密的方式告诉他，美国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准备在8月初使用。这意味着战争将很快结束。当天晚上，丘吉尔也透露了同样的消息。

　　蒙巴顿后来说：“他建议我尽快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准备迎接投降。我随即电告布朗宁，要他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当然，我没有告诉他原因。”如果“拉链”计划还要进行的话，看来是不会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了。

　　8月7日，蒙巴顿乘坐大型轰炸机回到战区司令部。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时，他从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接到命令，接管菲律宾以南的整个西南太平洋地区，目的是使麦克阿瑟的美军部队能从这些地区脱出身来去占领日本本土。

　　次日，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又给他下达了新任务：

　　重新占领已光复地区中的关键地域，确保对已投降的日军进行有效控制，解除日军武装；努力尽可能早地释放英国和盟军的被俘人员和其他被日军监禁者。

　　蒙巴顿立即行动起来，他命令即刻实施“拉链”计划，以任何可能得到的部队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进军。

　　同时，他指示沃克中将率领包括扫雷艇在内的各类军舰所组成的混合舰队，立即冒着雨季时节的风暴出海；命令其他部队迅即出动，前往香港、西贡等地接收日军司令部。

　　然而，几天以后，麦克阿瑟给了蒙巴顿当头一棒。此时麦克阿瑟已担任了盟军对日事务的最高负责人，他命令蒙巴顿在8月31日东京受降仪式正式举行之前，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后来由于台风袭击日本列岛等原因，受降仪式推迟至9月2日在美国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

　　尽管如此，9月9日，蒙巴顿仍下令英军在马来西亚波德申和巴生港附近的莫里布登陆。不出蒙巴顿所料，虽然日本天皇早已宣布了投降，但这里的日军还是进行了抵抗。尽管日军的抵抗很快就被解决掉了，英军还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许多士兵伤亡。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事情在烦扰着蒙巴顿。战俘问题就是令人焦急的一个紧迫问题。日本战俘都很乖戾，蒙巴顿曾视察过印度的一个战俘营，那里日本战俘的暴躁无礼和不守纪律使他感到很惊愕：

　　每当想起日本人虐待战俘，动辄对他们施以酷刑的情景，我不禁感到，当日本人成为战俘、由我们来看管的时候，他们似乎仍然比我们强大。

　　然而，盟军被俘人员的情况更加令人担忧。盟军战俘正在饱受营养不良之苦，日本人很可能会把他们杀掉。按照正式规定，9月2日以前不能采取任何措施，但实际上早已给各个战俘营空运了援救物资。

　　蒙巴顿对伊斯梅说：“我已经研究了我们的被俘人员问题，我们在这里真是束手无策。”

　　他建议把自己的妻子埃德温娜派到这里来。埃德温娜确实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3月和4月，她已经在这一地区巡回了50000多千米，她把全部力量都投入了工作，有两名助手不幸在医院中殉职。她经常深入盟军的前沿阵地，尽管有时会遭遇到投降的日军、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各种各样的土匪，她也毫不惧怕。

　　8月23日，埃德温娜再次来到这里。在宣布胜利的几个小时以后，埃德温娜和蒙巴顿一起访问了臭名昭著的新加坡樟宜监狱。监狱里盼望盟军攻进来的战俘们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把蒙巴顿叫做“拖延迟缓的路易斯”。

　　一个名叫拉塞尔·布雷登的战俘后来回忆道：“蒙巴顿身穿白色的衣服，从来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引人注目，富于魅力，威武英俊。”

　　蒙巴顿说：“很抱歉，我没有更快地赶到这里。我知道你们是怎样称呼我的。现在，我将告诉你们为什么我拖延了这么长时间。”接着，他简洁而又令人信服地向他们介绍了为什么不能更快地取得胜利。

　　布雷登回忆说，“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时刻”。

　　这一期间，蒙巴顿和麦克阿瑟之间就受降问题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他写道：

　　如果对日本人手软，我们将会犯最严重的错误。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能使日本人遭受彻底失败的耻辱，即把他们打回老家去，日本领导人将会利用你没有给他们以粉碎性打击这一事实来向他们的人民灌输下述思想，即日本是被科学而不是在战场上被击败的。

　　一般来说，我不是怀有报复心理的人。然而，我总是感到，如果我们对日本的领导人不强硬，他们最终还会卷土重来，再发动一场战争的。

　　在给一个私人朋友的信中，蒙巴顿的态度更加强硬。他认为：战争应当一直进行下去，直至日本天皇本人亲自到马尼拉来投降。这样做将会使战争再延长两三个星期，也许要再动用原子弹，但是蒙巴顿认为，这样做将会永远地摧毁现在看来被挽救下来的日本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机器。

　　麦克阿瑟的看法与此不同。他认为，缴械投降是一种古老的做法，将导致败方的丢脸和丧失信念。

　　蒙巴顿坚持在他的战区内，日军投降应由所有的日方高级军官在他们自己的部下面前，在正式的仪式上进行；而且，一定要当场象征性地对他们进行缴械，并将这些佩刀、枪支等作为战利品分发给在场的盟军军官和军士。

　　对这种仪式感到心满意足的不仅仅是蒙巴顿。新加坡的李光耀把“这些战争贩子所遭受的最后耻辱”，形容为“东南亚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

　　此后不久，理查德·科尔比作为澳大利亚战犯代表团成员来到康提，他希望能够出于宽大向日本军人发放嘉奖卡。

　　“我宁可对他们更严厉，”蒙巴顿回答说，“如果有可能，我将枪毙他们中的20个，你总得做些什么来满足自己的杀戮欲。然后，我将在众人面前狠踢他们当中二三百人的屁股，对他们惩罚够了以后，再让他们回国。整个事情到这里才算完结了。”

　　9月12日，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正式受降仪式在新加坡举行。由于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事先被告知了仪式的程序，因为忍受不了而称病不去，由板垣大将代表他参加仪式。

　　仪式结束后，板垣等几位日军将领，想走上前去与身着笔挺的白色皇军海军上将制服的蒙巴顿握手，被断然拒绝了。

　　为了奖赏蒙巴顿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功劳，特别是他指挥英印军队在缅甸击败日军的辉煌业绩，经首相提议，英国国王封他为“缅甸蒙巴顿伯爵”。

哈尔西

珍珠港被炸率舰队出海复仇

　　1882年10月30日，哈尔西出生于一个海军世家，他很早就想成为一名海军战士。1900年，哈尔西进入了军校。

　　1904年2月，哈尔西比预定时间提前4个月毕业。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正大力扩充海军，海军需要大批新军官。哈尔西离开学校参加了海军，他第一次服役是在一艘烧煤的“密苏里号”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哈尔西如鱼得水，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立下了战功，得到了上级的赏识，被提升为上校。

　　哈尔西真正迷上海军生活是在1927年2月，当时他担任美国海军军官学校练习舰的舰长。恰好该校的第一个正式飞行大队以该舰为训练基地，这使哈尔西意外地获得了学习航空知识的机会。

　　命运之神开始眷顾哈尔西，不久他被调到陆军战争学院受训。在这里，他遇到了布莱德雷和温赖特等人。

　　毕业时，当时任海军航空署长的诺克斯·金要哈尔西出任一艘由巡洋舰改装的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的舰长。但金提出一个附加条件：哈尔西必须通过“航空观察员”的训练。这一决定让哈尔西大喜过望，他终于可以参加飞行训练了。

　　1938年，哈尔西正式出任“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舰长，成了美国最早的航空母舰指挥官之一。至1939年，美国的5艘航空母舰中，已有2艘由哈尔西指挥。

　　这时，航空母舰战术已有很大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但哈尔西仍认为：“要想对这种伟大的海战工具做适当地运用，你必须知道它的威力和限制力。通过6年之久的航空母舰经验，我自信对它们已经知道得不少，但仍感到不够。”

　　此后，哈尔西一直不间断地研究航空母舰。

　　1940年4月，哈尔西加入驻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此时，他已预感到，日本有可能进攻美国，所以潜心研究对策。

　　为了使自己的航空母舰舰队在开战后有更强的战斗力，哈尔西想尽一切办法提高飞行员的战术技术水平，组织了许多次近似实战的演习。通过演习进一步深入研究舰载机的协同进攻战术，使部队的作战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哈尔西指挥的第八任务部队成为太平洋舰队最有战斗力的一支航空母舰特混编队。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个月，哈尔西担任了太平洋舰队第八任务部队司令，军衔晋升为中将。这时战争气氛已相当浓厚。

　　为了有效地抵御日军的进攻，哈尔西主张即刻加强美军几个前哨岛屿的防御力量，并建议把12架陆战队F-4F战斗机运往威克岛，用来代替陆军飞机。他的主张被采纳，并由他负责指挥运输。

　　1940年11月28日下午19时，哈尔西的特遣队从珍珠港出发了。临行前，他问当时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您想要我走多远？”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碰上日本的潜艇就有挑起战争的可能，对此怎么办。金梅尔意味深长地回答：“用你的常识。”在哈尔西看来，金梅尔已实际上授权他见机行事，这就意味着国家的命运落在了自己的肩上。

　　临行前，为了麻痹在夏威夷的日本间谍，哈尔西佯装这次行动是一次例行训练，他的3艘战列舰也未能随行，知道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的只有3个人。

　　然而，当舰队一离开珍珠港，哈尔西就在旗舰上发出第一号战斗命令，他要求舰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他告诉全体人员“现在是在战争情况下行动”，他还命令所有飞机和军舰严阵以待，一旦遭到“任何”舰只和飞机就应立即将其击沉或射落。

　　当时美日尚未开战，哈尔西的第一号战斗命令弄昏了他的参谋们。当时就有参谋提出抗议：“您知道这个命令意味着战争吗？”哈尔西则冷静而又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一切由我负责，我们先射击后论理。”

　　随后，哈尔西又下令停止一切无线电通信。白天，由反潜巡逻机担任戒备，夜晚则出动飞机进行搜索。在当时看来，太平洋上只有哈尔西的这支舰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

　　很侥幸的是，哈尔西的舰队没有撞上日本舰队。一支巨大的日本联合舰队已于11月26日离开了基地。12月4日晨，哈尔西的舰队顺利地到达了离威克岛约200海里的地方。在将战斗机送往威克岛后，哈尔西便立即掉转头返回珍珠港。返回途中，因气候关系，在给驱逐舰补给燃料时耽误了时间。然而，恰恰是这一耽误使哈尔西逃离了厄运。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晨，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国海军飞机损失80架，231架陆军飞机中仅有79架尚可使用，伤亡人数达3681名。而此时，哈尔西的舰队还在离珍珠港200多海里的地方。

　　晚上20时12分，哈尔西才收到消息：“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

　　在以后的24小时里，哈尔西的舰队不断地在日本舰队可能的撤退方向上搜索，意欲报仇，但一无所获。直至燃料快要用完时，哈尔西才不得不返回珍珠港。

　　哈尔西进入珍珠港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劫后惨象。当他的舰队经过已被击沉的舰只时，他暗自发誓，一定要亲手把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送入地狱。

　　此时，他的老同学金梅尔备受煎熬。珍珠港被袭击、美国舰队损兵折将的责任完全落在金梅尔的身上。哈尔西忍受不住大家对金梅尔的指责，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前程，毅然挺身而出为金梅尔辩护。

　　他认为珍珠港之所以遭到空袭，主要是因为缺乏远程侦察机。哈尔西自己也承认，过去太低估日本人了。

　　哈尔西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在12月7日以后我才改变了我的看法，日本海军航空兵这一次的攻击，的确非常高明。”

　　接替金梅尔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是切斯特·威廉·尼米兹。刚到夏威夷时，尼米兹就看到日本轰炸后的惨景，发现岛上到处都充满着悲观和失败主义情绪。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尼米兹制订了积极防御、主动出击的作战方针。

　　1942年1月8日，尼米兹召见哈尔西。两人经过一番长谈，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尤其是尼米兹的作战方针得到哈尔西的支持，更使尼米兹感到欣慰。因为当时太平洋舰队的许多高级将领都过高地估计了日本海军的力量，而主张消极避战，保存实力。

　　尼米兹告诉哈尔西：“日本人已经攻占英属吉尔伯特群岛，可能由那里攻向萨摩亚，切断美国对西南太平洋的补给线。情况十分危急，因为美国人没有可用的两栖部队采取对抗措施。”“现在只有依赖快速航空母舰特遣队。”

　　尼米兹要哈尔西以“企业号”和“约克敦号”两艘航空母舰为核心组成一支联合舰队，向吉尔伯特和日本人据守的马绍尔群岛发动一次闪电式的攻击。

　　哈尔西深知这项任务的危险性极大，但英勇善战的他仍接受了，并立即率领部队驶往目的地。

　　由于日军没有料到美军会远离珍珠港数千海里进行远程奔袭，哈尔西的这次空袭在出其不意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为此，哈尔西赢得了他的第一枚“优异服务勋章”。

　　当哈尔西胜利返回珍珠港后不久，即应召前往尼米兹的办公室。尼米兹告诉他，一个秘密的军事行动——“轰炸日本首都东京”已获批准，并已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

　　根据尼米兹的意见，这一行动由哈尔西直接指挥。

　　哈尔西欣然从命。为使这次行动万无一失，他制订了周密的计划，组织部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还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甚至直至起航，部队仍不知道进攻的目标。

　　4月13日，满载远程轰炸机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在预定海域与担负支援任务的“企业号”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第十六特混舰队会合。

　　哈尔西召集全体人员，郑重地向他们宣布：“我们正前往日本，去轰炸东京。”全体将士欢呼起来。

　　4月18日清晨，在离东京700海里处，他们被日本船只发现了，行动不得不提前。

　　8时15分，16架远程轰炸机离舰腾空而起，向东京飞去。哈尔西的特遣舰队则迅速离开危险海区，安全返回珍珠港。

　　3小时后，由杜立特中校率领的轰炸机群飞抵日本，他们以超低空飞行，顺利地突破了日军防线。

　　当机群出现在东京、横须贺等城市的上空时，日本人还没来得及发出空袭警报，就被炸得乱作一团。

　　这些袭击的战果虽然不大，却打击了法西斯的嚣张气焰，遏制了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步伐。

接受重任取得瓜岛战役胜利

　　日趋严重的瓜岛战事，使美国军队的士气十分低落。美军占领的亨德森机场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也受到严重破坏，已陷入瘫痪状态。

　　为了扭转战局，尼米兹亲自前往太平洋视察，之后便决定将南太平洋地区的三军指挥权交给哈尔西。当尼米兹的手令送到哈尔西的手里时，哈尔西正前往南太平洋访问。哈尔西接过任命，不无惊讶地说：“耶稣基督和杰克逊将军：这是他们交给我的最热的番薯！”

　　他发出这样的感慨不仅因为他从来没有指挥过陆军，也没有指挥过任何一支盟军，更因为他接替的是他40年的老友——戈姆利中将。尽管如此，他还是坚决地执行尼米兹的命令。

　　哈尔西接过指挥权之后，很快组织了美国军事史上的第一个真正的三军联合指挥部，迅速展开了对三军协同作战的指挥。

　　他首先召见了手下的陆、海、空三军首长，并询问他们是准备撤退还是苦撑下去。地面指挥官告诉他，只要能够比过去获得更多的海上支援，他可以撑下去。哈尔西对此肯定地回答：“我答应给你我所能获得的一切东西。”

　　哈尔西是实践者，他的行动比言语更积极。他到处收集不能使用的旧船只，拆卸武器和零件来补充已经受损的舰艇。为了确切地掌握瓜岛的实际情况，哈尔西冒着巨大的风险亲自前往该岛视察、部署兵力和研究对策。这是他的前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的到来使前线的美国官兵兴奋不已。

　　1942年10月23日，日本正准备从陆、海、空同时向防守亨德森机场的美军发起进攻。哈尔西从侦察机报告的情况中分析出：日军总攻即将发动。在研究对策的最高司令官会议上，地面指挥官反复强调，必须给予强有力的支援。哈尔西肯定地回答：“我会把我的全部家底统统调给你的。”在哈尔西许诺后，地面指挥官放心地返回了阵地。

　　10月24日，日军总攻开始。哈尔西立即投入一支由2艘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舰队，用来对抗中途岛海战以来最强大的日军舰队。

　　10月26日，哈尔西所辖的第十六特混舰队和第十七特混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圣克鲁斯岛海域交战，美国海军遭到战术性失利，损失1艘航空母舰和74架飞机，日本则有2艘航空母舰受创共损失100架飞机。

　　趁日本联合舰队撤回特鲁克岛接受补给的机会，哈尔西加紧为海军陆战队赶运增援力量。哈尔西视瓜岛战役为南太平洋战区战役的关键，于11月8日飞抵该岛的亨德森机场视察，鼓舞守军。

　　11月14日，美国海军在哈尔西指挥下向日本运输舰队发起反击。次日，在瓜岛海域的战列舰交战中，日军损失2艘战列舰、1艘重型巡洋舰、3艘驱逐舰、11艘运输舰和数十架飞机。损失惨重的日本联合舰队再也不愿支援陆军作战。1943年2月，瓜岛日军被迫撤离。

　　得到消息的哈尔西满怀喜悦，立即向尼米兹发出了捷报。为了庆祝美军的胜利，美国总统罗斯福、海军部长诺克斯·金和尼米兹纷纷发来贺电。

　　哈尔西立刻向那些实际战斗人员转达，并在贺电中添上一句结束语：“向战斗中光荣牺牲的人们致敬，愿这些英灵魂归天堂！”

　　鉴于哈尔西在瓜岛的卓越战功，罗斯福总统建议，打破美国海军只有4位上将的惯例，将哈尔西提升为四星上将。

　　瓜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美军的士气，打破了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所以将哈尔西晋升为四星上将绝对是众望所归。

跨岛作战攻取所罗门群岛

　　瓜岛战役的失败给日本人提了一个醒。日美双方都在积极备战，战事渐趋沉寂。只有哈尔西指挥的南太平洋地区，战斗始终没有停止。

　　由于战事的需要，哈尔西进入了麦克阿瑟的指挥范围。为了促进合作，哈尔西亲自前往谒见那位飞扬跋扈的大将军。

　　英勇而又蛮横的麦克阿瑟再次给哈尔西留下深刻的印象，哈尔西在事后曾这样说：“我在那天下午对他的敬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增长。”他又说，“我可以替麦克阿瑟效劳，但他对我决不会如此。”

　　就在日美双方积极备战的同时，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为了鼓舞日本官兵的士气，决定亲赴前线视察。但是这一消息却被美军情报部门获悉。美国大部分指挥官，还有罗斯福总统都决定，趁此机会袭击山本五十六。这次行动被定名为“复仇”，即复珍珠港之仇。

　　1943年4月17日，哈尔西接到尼米兹的命令，要求他组织航空兵完成奇袭山本五十六的任务。哈尔西即刻向所属航空兵布置任务。指挥官是美军所罗门地区航空兵司令米彻尔，战斗由18架战斗机来完成。

　　4月18日，奇袭山本五十六的伏击战仅历时3分钟，至上午9时38分，米彻尔少将向哈尔西报告：约翰·米彻尔陆军少校指挥的战斗机机群向卡希利地区进攻。上午9时半过后，击落了由编成密集队形的“蚕式”战斗机护航的2架陆上攻击机，还击落了3架“零式”战斗机。我1架战斗机尚未返回。4月18日看来是我方的胜利日。

　　接到报告的哈尔西感到非常满意，立即回电以示祝贺。他在电文中以幽默的语调表达了自己愉快的心情：“祝贺你们成功！在猎获的鸭子中，好像还夹着一只孔雀。”

　　6月，攻打所罗门群岛的战事又排上了美军的议事日程。

　　为了使这一战役能够顺利进行，尼米兹大大加强了哈尔西指挥的第三舰队的实力。第三舰队已有6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49艘巡洋舰和驱逐舰，还配属有海军陆战队。

　　6月30日，哈尔西部在新乔治亚岛实施登陆作战，遭到日本守军的激烈抵抗。8月25日，美军攻克该岛，歼日军约9000人。根据预定计划，哈尔西的攻击目标将是科隆班格拉岛。

　　该岛有10000名日军严密设防，强攻不仅会造成重大伤亡，而且将使作战旷日持久。因此，哈尔西决定对该岛围而不攻，越过该岛而攻取韦拉拉韦拉岛，为后来尼米兹提出“越岛作战”提供了成功的先例。而且因为哈尔西采取这一战术，迫使日军主动地撤出了科隆班格拉岛和韦拉拉韦拉岛的守备部队。

　　当所罗门战役的炮声还在隆隆作响的时候，一个新的越岛进攻的战役计划又已在酝酿制订之中，其攻击目标是希干维尔岛。由于哈尔西在所罗门战役中采用的越岛进攻已初见成效，因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哈尔西攻占希干维尔岛。希干维尔岛是所罗门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位于该群岛最北部。岛上拥有多处机场，沿海一带多良港锚地，是日军俾斯麦防线东南侧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岛上驻有日军33000人。

　　对哈尔西来说，这是一次非常艰难的作战行动。而且，当时吉尔伯特群岛战役即将开始，哈尔西的许多舰船和部队被调给了斯普鲁恩斯。

　　哈尔西费了好大的劲才结集了34000余人，其中包括海军陆战第三师、步兵第三十七师和一个新西兰旅，这三支部队合编为两栖作战第一军。

　　为了赢得胜利，哈尔西对攻占希干维尔岛进行了缜密地布置，并拿出了周密的计划。当时日本的主要兵力大都集中在希干维尔岛南部的卡希利·希因地区及其附近岛屿，还有一些部署在北部的希喀岛和悟尼斯地区。

　　根据韦拉拉韦拉岛作战的经验教训，哈尔西计划绕过日军兵力集中的南部要地，而在岛屿中部防御薄弱的地区登陆。登陆后，在这里建立一道坚固的防线，并修建机场。日军要想进行反击，必须越过群山连绵、地势险峻的地区，并穿过原始森林才能到达这里。

　　为了迷惑敌人，哈尔西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正当日军晕头转向、顾此失彼时，哈尔西的部队出其不意地在希干维尔岛腰部的奥古斯塔皇后湾登陆。等到日军反应过来时，美军已有40000余人登陆。虽然后来陆上战斗持续了很久，但美军一直处于很主动的地位，并且取得了重大胜利。

　　所罗门战役的胜利为哈尔西赢得了第二枚“优异服务勋章”。勋令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位坚强有力和精神旺盛的将领，能够将其本身的战斗精神和坚强意志灌输给他的部下。”此时已是1943年12月底，南太平洋战争日益沉寂，日本的南进计划也化为泡影。

战绩卓越晋升五星上将

　　所罗门战役结束后，哈尔西并没有使自己闲下来，他开始策划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但这时在指挥关系上出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哈尔西既要自行制订周密的作战计划，又要接受来自两个方面的领导。一方面，在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上，要接受麦克阿瑟将军的领导；另一方面，执行作战计划所需要的舰船、地面部队和飞机等，又必须请求尼米兹将军予以调遣。这一双重身份给哈尔西的日后工作带来了麻烦。

　　很快，哈尔西和倔强的麦克阿瑟就发生了冲突。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哈尔西在制订下一步作战计划时，因攻占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的需要，要在靠近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上开设海军基地。

　　尼米兹知道这一情况后，便草拟一份电文发给海军作战部，建议把哈尔西的作战区域适当扩大，使马努斯处于哈尔西的直接指挥下。发文前，尼米兹以副本形式通知了麦克阿瑟。

　　在权力问题上格外敏感和计较的麦克阿瑟因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哈尔西和尼米兹等人篡取了他的权力。于是他下令：在马努斯的管辖权确定之前，工程只限于他直接指挥下的部分舰只所必需的设施。

　　麦克阿瑟的话音刚落，哈尔西就断然地说：“你错了，将军，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不仅如此，我还要告诉你，如果坚持你的命令，那将阻碍战争的进程！”

　　在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后，哈尔西这样结束了发言：“我对马努斯的指挥权并不在意，我所关心的只是迅速地建好那个基地。我只要求，当我的部队开始进攻新几内亚或菲律宾时，这个基地业已竣工并交付使用！”

　　哈尔西的态度如此直率不仅使麦克阿瑟一怔，也使其他参谋人员感到惊讶。随后，哈尔西与麦克阿瑟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哈尔西仍寸步不让。面对比自己更为倔强的哈尔西，麦克阿瑟也只有认输了。

　　1944年6月15日，哈尔西接收了斯普鲁恩斯指挥下的第五舰队，使之并入自己的第三舰队，从而将第三舰队的阵容大大扩展，成为一支以4艘航空母舰群为主体的拥有500余艘舰船的庞大舰队。

　　虽然这时他和尼米兹都主张直接进攻菲律宾，但他们的主张没有被接受。尽管如此，哈尔西还是在8月24日率领他的第三舰队浩浩荡荡地开向加罗林群岛。

　　加罗林战役中，哈尔西的部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歼灭日机约480架，击败日舰近百艘，炸毁了许多岛上设施，而美军只损失39架飞机。美军已以压倒优势的海空军兵力，使加罗林群岛成了囊中之物。

　　哈尔西用事实证明了他的想法，美军可以迅速直捣菲律宾的心脏地区。

　　这时，哈尔西还发现，日军在菲律宾西岸的防务十分薄弱。于是，他再次提出进攻菲律宾的建议。此时，英美两国参谋长正在魁北克开会。他们讨论哈尔西提出的建议，又用无线电征求麦克阿瑟的意见，哈尔西的建议最终得到批准。

　　参谋长会议决定：10月20日在莱特岛登陆，这样比原定计划提早了两个月。

　　1944年10月，哈尔西率领第三舰队开赴菲律宾战场。在战役打响之前，哈尔西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空中轰炸，致使马尼拉当地的日军基地和港口瓦砾飞扬，火光冲天，日军损失惨重。

　　10月12日，日美双方爆发了一场“台湾近海航空战”，日本飞机遭到重创。10月14日，哈尔西亲自挥师南下菲律宾。10月20日，美军大举登陆莱特岛。

　　对日本来说，菲律宾至关重要。一旦失守，日本与东南亚各地的海上交通线路将被切断，所以为了保住菲律宾，日本决定孤注一掷。

　　但日军航渡组织不严密，空中掩护无力，突击也没有做到出其不意，而且各舰队之间的通讯联络也很差，因此日军的各编队在海空战中被各个击破。

　　20日黄昏，6万名美军官兵和10多万吨物资已经上岸。莱特湾海战大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因为美军占领莱特，意味着向菲律宾的大门已经打开，而日本从海上通往东南亚的通道被切断。太平洋战争已接近尾声了。

　　莱特湾海战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暴露了很多问题，美军由于没有组成统一的作战指挥部，参战的两个舰队仍属两个战区统辖，因此协调很差。战斗中出现了一些险情，而这种状况几乎使美军处于不利态势。

　　这种态势的造成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与哈尔西作出的决定有直接关系。海战结束后，哈尔西为此遭到激烈批评。但尼米兹和金上将拒绝对哈尔西作出处分，并以哈尔西在这次大海战中获得的战果为其辩解。当时麦克阿瑟也起劲为哈尔西辩护，他说：“不要对‘蛮牛’再说长道短了。在我的名册上，他仍然是一个善战的海军将领。”罗斯福在1945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也这样说：

　　哈尔西将军报告说对莱特岛的直接进攻……加速了菲律宾的解放和最后的胜利，同时也保住了许多人的生命。否则，为了攻占那些现在已被占领的和留在我们战线后方的岛屿就要死不少人。

　　由于这么多头面人物的支持，才使风波平息下来。而且，为了表彰哈尔西在菲律宾战役中的贡献，罗斯福总统还亲自将第三枚“优异服务勋章”挂在哈尔西的胸前。

　　1945年1月26日，哈尔西一度把指挥权交给斯普鲁恩斯。5月18日，哈尔西又披挂上阵，以“密苏里号”为旗舰。7月1日，哈尔西率舰从莱特湾启程，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后的海军攻势。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签字仪式在哈尔西的旗舰——一艘以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家乡命名的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哈尔西费尽心思安排了这次举世瞩目的仪式。尼米兹代表美国政府签字时，哈尔西站在他的身后，并得到尼米兹签字的3支笔中的一支。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0月15日，哈尔西回国受到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一位战地记者报道：

　　“战争中最著名的海军部队哈尔西的第三舰队，今天回家了！”回国后，哈尔西官升五星上将，并且获得第四枚“优异服务勋章”。哈尔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令世人瞩目，他从“密苏里号”开始他的海军历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代表美国政府参加了日本政府的投降签字仪式，与历史一起定格在带给他起点又带给他辉煌的“密苏里号”战舰上。

巴 顿

勇敢无畏的“血胆将军”

　　1885年11月11日，乔治·巴顿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一个富裕的军人世家。

　　1903年，巴顿进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一年后又被保送入著名的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即西点军校。

　　1909年，巴顿从西点军校毕业，被任命为骑兵少尉。1910年至1914年，巴顿担任了陆军参谋长伍德的副官，后来又成为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副官，这对巴顿以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巴顿请战上了前线，在战争中崭露头角，并获得紫心勋章，后来因训练坦克部队又获得“优异服务勋章”，并晋升为上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巴顿的好友马歇尔上校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为了对付即将到来的战争，马歇尔根据总统的意见，提拔了一批积极进取、才能出众的军官担任高级指挥职务。

　　巴顿作为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富有坦克作战经验的指挥官之一，被任命为第二装甲师师长。

　　巴顿是一名主张大无畏进攻的将领，他常对属下的官兵们说，赢得战争靠两样东西，那就是胆量与鲜血。所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集团军司令时，获得了“血胆将军”的绰号。

　　巴顿信奉的口号是：“果敢、果敢、永远果敢！”“前进、战斗、不惜任何代价！”如果他手下有位师长向巴顿报告自己的师太疲劳了，无法再发动新的进攻，巴顿就会说：“好吧，你推荐谁来代替你的职务？”

　　师长总是重新考虑之后，仍然执行巴顿原来的命令。实践证明巴顿是对的，这个师并未疲劳得不能进攻。

　　巴顿知道：“士兵可以连续进攻60个小时，这样常可节省大量时间，少吃很多苦头。超过60小时就是浪费时间，因为士兵会因缺少睡眠而疲惫不堪。”

　　巴顿经常用粗鲁的语言对部队训话，以激励官兵们一往无前的进攻精神。例如：“战争就是杀人的买卖，你不放他的血，他就会宰了你。划破对手的肚皮，要不就打穿他们的肠子。”“美国人喜欢搏斗，喜欢战斗的刺激和兵刃交锋的‘叮当’声。”“败退是懦夫，也是要命的，在我们的军队里不要胆小鬼！”

　　巴顿手下有位师长曾评价说：“巴顿讲话就像个密苏里州的赶骡汉，试图哄骗那些顽固的骡子替他载上重负。”

　　不少军官对巴顿的粗俗语言感到脸红，并责问他为何要这样说话。

　　巴顿回答说：“你没有粗俗劲就无法指挥部队。”

　　巴顿曾经写道：“美国士兵唯一不具备的气质就是狂热，当我们与狂热者作战时，这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因此巴顿试图用粗俗、泼辣的语言煽动士兵仇恨敌人，培养士兵粗犷的性格。结果多数士兵都乐意接受这种训话，并逐渐培养起对法西斯的刻骨仇恨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巴顿不仅用语言来激励部队，往往还以身作则，深入危险的前线视察。

　　他总是乘坐一辆擦得闪闪发亮的吉普车，车的坐椅套为大红色，车的前后都标有表明巴顿军衔的大号将星，车的后座上架着一挺由巴顿的副官操纵的大口径机关枪，每当到部队时，巴顿的司机都尽量按响喇叭，让战士们知道他们的司令官巴顿将军同他们在一起。

　　巴顿向他手下的指挥官发布的第一号指令是“每个人在自己适当的职权范围内都要身先士卒”，他自己当然身体力行。每当占领一个城镇，巴顿总是冒着敌方狙击手射击和延期炸弹爆炸的危险，同第一批部队一齐冲进去。

　　在欧洲战场的一个阴雨绵绵的寒冷的下午，巴顿看到一群士兵正在修理一辆被敌军炮火打坏的坦克。他立即从吉普车上跳下来，躺在泥泞的地上钻进坦克底下足足待了25分钟。最后虽未能修好坦克，但看着他那沾满油垢和泥浆的将军服，周围的官兵和机械师都不禁肃然起敬。

　　每逢两栖作战，巴顿总是不等登陆艇靠岸便跃入水中，冒着连天的炮火与战士们一道涉水登岸，并高声激励士兵们勇往直前。

　　尽管巴顿对部队的管理异常严格，但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士兵却非常理解这位将军的严厉只是表面上的。

　　巴顿不但知道如何激励士兵去英勇作战，而且懂得怎样关心士兵的切身利益。

　　他要求属下的指挥官：“必须经常关心士兵的福利和粮食；必须对士兵了如指掌，如有任何疾病或精神紧张的病症，他应一看便知；必须照料好士兵的双脚，确保他们的鞋袜适中合脚，因为袜子太松太紧都会伤脚；必须预计到气候的变化，适时地提出要求以使士兵得到应季的被服和鞋袜。”

　　巴顿历来的原则是：“以美国人生命的最小代价换取敌人的最大伤亡。”他认为部队伤亡极大是指挥才能很差的标志。

　　为了减少士兵的伤亡，巴顿叮嘱指挥官们不要节省弹药：“浪费弹药比浪费生命好得多。造就一个士兵至少要18年，而制造弹药只需要几个月时间。”

　　巴顿非常注意保存战士的体力，他的原则是，在战斗中只要有机会乘车，就不让士兵们走路，他深知“行军疲劳的士兵打仗时体力就不会充沛”。因此巴顿尽可能利用卡车、坦克、装甲车、大炮、拖车等来运载士兵。

　　有的将军批评巴顿的这种行军方式不雅观，而巴顿却认为这样可用最小限度的疲劳来换取最快速的前进。

　　每当巴顿的军队夺得了战利品后，他总是尽可能地让士兵们分享。在法国，他的战士们可在感恩节每人分到7瓶白兰地，还可用德军冷冻库里的牛肉做成炸牛排、烤牛肉和炖牛肉汤来代替吃厌了的干粮。

　　每当在检阅时发现有士兵受伤或立功，巴顿总要仔细询问他们受伤和立功的经过。对于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战士，巴顿总是尽快在前线向他们授勋，对受重伤的战士则在病床前为他们授勋。巴顿坚信拿破仑的格言：“只要有足够的勋章，我就能够征服世界。”

　　当然巴顿也很注意保护这些战功卓著的士兵，他曾下令禁止获得“荣誉勋章”或“优异服务勋章”的人再上前线，因为他发现获得勋章的官兵“往往会因奋勇作战而牺牲生命”。

进军非洲攻占卡萨布兰卡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巴顿担任了美国第一装甲军军长。1942年11月7日，夕阳西下后不久，摩洛哥的人们从无线电广播里收听到一句不断重复的暗语：“罗伯特到来！”这是英国广播公司对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的所有广播中都经常穿插的一种简短的讯号。一般人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密语方式，他在告知这些国家的地下反纳粹武装，准备迎接预定的作战计划。摩洛哥原是法国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法国向德国法西斯倒戈投降，摩洛哥接受了法、德双重的“和平”统治。现在，“罗伯特”要来解放这片土地了。那些摩洛哥地下武装成员纷纷猜测，电波里代号“罗伯特”究竟是谁呢？“罗伯特”，其实就是巴顿，同时也是同盟国秘密拟订的“火炬”作战计划的代号。“火炬”计划的目的是派出一支特遣部队在北非登陆，建立一个战略据点，为今后反法西斯的大反攻作准备。“火炬”作战计划的酝酿和筹划经历了近半年时间。“火炬”计划的登陆地点选定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方面，英美分歧较少。但在具体登陆地点上，双方却各执己见。英方主张部队应全部在地中海沿岸登陆，迅速抢占突尼斯，美方则坚决主张在卡萨布兰卡登陆。

　　经过激烈讨论，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双方决定分三路在法属北非登陆。

　　巴顿指挥西线特遣部队，由美国本土出发，横渡大西洋，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弗雷登道尔指挥中线特遣部队，在奥兰登陆；赖德指挥东线特遣部队，在阿尔及尔登陆。

　　3支队伍，只有巴顿的这支特遣部队，全部是美国人，而且兵员输送也要靠自己。

　　不仅如此，巴顿所面临的敌人，将有20万人，而他只有4万人，为此，他需要好好谋划一下，特别是要和运送自己队伍的海军将领进行商议。

　　海军少将亨利·休伊特的个性同巴顿截然相反，巴顿火气旺盛，容易发怒，可谓非常情绪化的人，而休伊特则温文尔雅，审慎得甚至有些迟钝。

　　休伊特慢条斯理的劲头，让巴顿十分反感。海军少将手下的那班参谋，又不断地插话，翻来覆去地强调远征的不利因素，更让巴顿怒不可遏。

　　此时此刻，巴顿把海军的正当担忧当成了一种破坏，他渐渐地失去了耐心，开始大发脾气，协商不欢而散。

　　休伊特将军找到海军金上将，金上将立刻将此事向马歇尔汇报，正式要求撤换巴顿。马歇尔只好向休伊特和金上将做了解释，他保证，巴顿的脾气绝不会影响军事行动，相反倒会有助于战役的胜利。

　　最后，马歇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对于“火炬”计划来说，巴顿是不可或缺的。休伊特是个能顾全大局的人，他勉强同意与巴顿继续合作。在合作中，两人增进了了解，配合日益默契。双方取长补短，成了真挚的朋友。最终使这次史无前例的远征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在这段插曲之后，“火炬”计划也进入了最后阶段。现在，弓成满月，箭已上弦，就等着“火炬”燃烧的那一天了。想到自己马上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率美军出征的第一位将军，巴顿心中充满了喜悦。

　　巴顿希望这是一次激烈的战争，希望每一个从战场退下来的人，都觉得这是一场难得的经历。可以说巴顿一生中最想要的，就是领导一群人打一场艰苦卓绝的大仗，看起来，这个机会来了。

　　如今巴顿已经56岁，这是一个使人拥有镇定心态的年纪。出发之前，巴顿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他去晋见了总统、拜访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将军。

　　1942年10月21日，巴顿赶到沃尔特·里德医院，向老将军潘兴辞行。

　　临告别时，潘兴祝福巴顿一帆风顺，取得胜利。想到与老将军之别也许即成永决，巴顿这个刚强的人也不禁黯然神伤。

　　为了做好奋战到底的打算，巴顿还专门准备了一封给自己妻子的信，交给了自己的表哥。以备万一自己阵亡了，好由表哥转交给自己的妻子。

　　巴顿的舰队是在24日上午8时10分驶离诺福克港的，出港时一切都是那样的准确、高效，井井有条。舰队排成纵队穿过了水雷区，驶出波涛汹涌的海峡，在海峡里，巴顿他们加入了5列纵队中由“奥古斯塔号”打头的那一列。

　　舰上的伙食太棒了，巴顿简直从未见过，他甚至担心自己会发胖。每天早晨巴顿都做大量锻炼，包括引体向上和在自己的船舱里原地跑步480步，相当于四分之一英里。

　　每天早上，大家在各自的战斗岗位扎上皮带，带上钢盔。巴顿也一样，每天都非常认真地执行。然后攀上升旗台，直至第一抹阳光闪现才下来，

　　再读一会儿书，接着就开早饭了。其实巴顿的心情很沉重，他知道这次战斗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而且他又有很多顾虑。巴顿凭着血性和一时之勇，在总统和参谋长面前已夸下海口：“不成功便成仁！”但巴顿对怎样成功、怎样成仁也不甚了了。

　　温文尔雅的亨利·休伊特海军少将走近忧心忡忡的巴顿。他轻轻地拍了拍巴顿的肩膀：“不用担心，上帝会保佑我们的。”

　　巴顿转身微笑，在他内心深处，深深地敬佩这位身材魁梧、举止端庄、谦让平和而又原则性极强的搭档。虽然在合作开始之际，两人有一些不愉快，但几次开诚布公的交心之后，他们都了解了对方。

　　共同的利益和美国的尊严使这两位指挥官配合默契。虽然海军的支持给巴顿以很大的鼓舞，但是摩洛哥沿岸天气变幻莫测的预告又加重了巴顿的焦虑。

　　11月4日以来，巴顿一直担心天气变坏。因为海上突然刮起西北风，而且风势越来越猛。

　　风浪惊人，深蓝色的海水好像成了墨水，每一次海浪来袭，都好像要把人整个儿吞下去似的。

　　11月6日，离规定的登陆时间只有两天了，但天气变得更为恶劣，转好的希望十分渺茫，人们对登陆的可行性议论纷纷，巴顿也举棋不定。如果天气不转好的话，巴顿就应采取应急措施，易地登陆。

　　巴顿极为紧张地思考着，他那如精密仪表般精确的大脑一直在夜以继日地工作。

　　巴顿努力使自己相信，11月8日的天气会转好，美军能够顺利上岸。在“奥古斯塔号”上，有两个人的话使巴顿的心放宽了。

　　一位是巴顿的外交顾问保罗·卡伯特，卡伯特曾在摩洛哥久住，他深知摩洛哥的天气反复无常。卡伯特充满信心地安慰巴顿：“我相信，长官，浪涛不会给登陆造成太大的困难。”

　　另一位是美国海军气象专家斯蒂尔海军少校。他在华盛顿时就以自己的才能赢得巴顿极大信赖。

　　恶劣的天气使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产生了疑虑。他的参谋人员又拟订了几种应急计划。但巴顿表示，无论多么困难，他都将按原计划执行。

　　巴顿提前两天已给全体官兵做了简短的战斗动员，他要采用铁腕战略，即行动方向和步骤一旦决定就严格执行。但在战术上要灵活，要攻敌弱点。再过40个小时战斗就要打响。情报很少，时间紧迫，而巴顿却必须作出最重大的决策。他深知，决定一旦作出，自己将被推向命运之梯的又一级台阶。不管如何，只要尽职尽责了，剩下的就听天由命吧！11月7日，离抢滩登陆的时间越来越近。下午，巴顿向他的全体部下发布了一个书面命令，命令这样写着：

　　士兵们：我们正在前往西北非海岸登陆的途中。我们将受到祝贺，因为我们是被选入参加这次壮举的最适合的美国陆军。我们的任务：一是强占滩地阵地；二是占领卡萨布兰卡；三是进攻德国人，不管他们在哪儿，都要摧毁他们。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巴顿11月8日凌晨1时30分，正值阿尔及尔登陆特遣队开始登陆的时刻，巴顿在舰艇甲板上听到了由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罗斯福总统熟悉而又响亮的声音。

　　罗斯福总统宣布了登陆的开始。可是这让巴顿心中不快，因为美国决策机关没有接受他延迟广播总统讲话的时间。

　　事实上，巴顿他们两个半小时之后，才能开始登陆，天晓得这会给他的行动增加多少麻烦！两个小时后，巴顿的庞大舰队渐渐靠近海岸线。特遣部队进入战斗前的紧张准备。

　　包括西线特遣部队在内的3支特遣部队的地面部队，由巴顿指挥，司令部是按一支集团军的规模结构设立的，登陆后称为第五集团军司令部。

　　西线特遣部队由3支特遣分队组成：卢西安·特拉斯科特少将指挥北线特遣队在梅赫迪亚登陆；乔纳森·安德森少将率领中央特遣队在费达拉登陆，欧内斯特·哈蒙少将指挥南方特遣队在萨菲登陆。空军部队由约翰·坎宁安准将指挥。

　　萨菲是位于卡萨布兰卡以南24千米的一个小镇，这里有一个小型的人工港口。这儿有维希政府法军驻守，用130毫米的岸防炮封锁入港处。他们已经接到上级加强戒备的命令。

　　哈蒙少将组织部队分批在此登陆。4时38分，登陆艇接近海岸，在美舰猛烈炮火的掩护下，部队顺利登陆。

　　进攻梅赫迪亚的行动遇到较大挫折。梅赫迪亚位于卡萨布兰卡以北约80千米，靠近利奥特港机场，控制了它就可以掌握卡萨布兰卡的制空权。

　　巴顿亲自掌握中央突击队进攻费达拉地区，这是“火炬”战役的重点，由第三师、第二装甲师第六十七装甲团第一营以及从12艘运输舰上登陆的特种部队共19000余名官兵发起进攻。

　　费达拉位于卡萨布兰卡以北约24千米，这里的港口是摩洛哥在大西洋沿岸唯一设备良好的港口。

　　第三师的任务是在费达拉港附近登陆并建立滩头阵地，然后向南进攻卡萨布兰卡。

　　法军在这里的兵力部署十分严密，密集的岸炮和野炮群扼守着海滩地带，对美军选择的4个滩头构成了火力封锁。地面部队有数千人，海面上还有一支较大的法国舰队助阵，形势对美军十分不利。

　　美军原先想得到法军的礼遇，派出了代表与法军司令部谈判，要求他们放弃抵抗。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隆隆的炮声。

　　美军“威尔克斯号”引导着4艘舰船驶抵进攻发起线，登陆部队立即从运输舰下到登陆艇，向海滩进发。在登陆过程中，有20多艘登陆艇翻沉，不少士兵落水而死，各个编队之间失去联络，情况非常糟糕。

　　美军登陆部队的行动终于被发觉，法军立即用重机枪和大炮表示“热烈欢迎”。

　　6时左右，巴顿的部队恢复了秩序，冒着炮火抢占登陆点瓦迪内夫夫克小三角湾。步兵第十五团登上位于布隆丹桥炮台下登陆地点的最北端的蓝色二号海滩，第三十团的先头部队则登上了在费达拉角和75毫米火炮下的最南端的红色一号海滩。

　　这时，布隆丹桥上的舍基堡和费达拉角上的大炮分别向两处海滩凶狠地倾泻弹雨。为了掩护大部队顺利登陆，休伊特海军少将命令舰炮一齐开火，顿时把法军大炮打成了哑巴。舰载飞机也一批一批地飞临卡萨布兰卡上空，实施轰炸和扫射，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制空权。

　　8时，是巴顿预定的登陆时间，他的登陆艇正在吊架上，装载着他的全部行装，准备下水。正在此时，有7艘法国军舰从卡萨布兰卡港冲了出来，它们以猛烈的炮火向美舰和登陆艇射击。

　　“奥古斯塔号”立即加速前往拦截。不料，当它的主炮开火齐射时，将巴顿的登陆艇的底部一下子震垮了，全部用品“哗啦啦”掉入大海，巴顿无法登陆了。

　　巴顿目睹了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精彩激烈的一场海战。

　　在巴顿的心目中，只有骑兵才是真正冲锋陷阵的斗士，只有坦克部队才有摧枯拉朽的威力。而眼前，他看到几十艘庞大的钢铁舰船在辽阔的海面纵横驰骋，巴顿不由得对海军开始刮目相看，并产生由衷的敬意。

　　一场海上恶战持续了5个小时，以美军的胜利宣告结束。巴顿于中午12时42分开始登陆。

　　当巴顿的登陆艇离舰时，水兵们挤在舷栏边向巴顿欢呼。巴顿在13时20分上岸时，浑身早被海浪打得湿透了。前方还有许多仗要打，而他的枪里连一颗子弹也没有。

　　这时，巴顿得到哈蒙的消息，萨菲已经拿下，特拉斯科特将军也已开始向纵深方向发展进攻。情况似乎在一步步地转好，可巴顿来到岸上之后，却发现费达拉滩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看到的情况非常糟糕。”巴顿后来写道。

　　当时，虽然船只不断地驶来，但是卸货之后，却没有人把船推开。法国的飞机在低空扫射，美国士兵只能在枪炮还比较远时就躲开隐蔽，这样就耽误了卸货工作的进行，特别是弹药的卸货。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弹药的充足与否是具有决定性的。

　　安德森的部队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也进入了巩固阵地阶段，这并不是由于没有向前发展的机会，而是因为缺乏支援武器、车辆和通信设备。此时，对法军的劝降工作严重受挫，法国的米什利埃将军不合时宜的虚荣心使他拒绝投降。

　　由于岸上通信工具普遍发生故障，巴顿既得不到萨菲的消息，也不知道梅赫迪亚的消息。看来只有各自为政了，巴顿心中突然冒出了这样的念头。巴顿判定，运输供给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关键，他决定亲自过问这件在别人看来是次要的事情。11月9日一大早，巴顿穿着一身漂亮的军装，精神抖擞地站在海滩上。在海滩上，他一边指挥，一边亲自推船，干了整整18个小时，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巴顿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给美国士兵以极大的鼓舞。奇迹出现了，经过巴顿一天的指挥，西线费达拉海岸的官兵们精神为之一振，各种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上了岸，阵地有条不紊了。巴顿对自己这一天的工作十分满意。他后来回忆这一天时写道：“我认为，自己对于最初登陆的成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巴顿感到，在整个摩洛哥战役中，这是唯一值得提起的一段插曲，可以用来证明他的亲自干预有一定的价值。11月9日，终于传来了萨菲和梅赫迪亚的好消息。这两支部队都取得了很大进展，而巴顿在费达拉却无计可施。10日，巴顿下定决心，对卡萨布兰卡发起全面进攻，迫使它投降。在当初拟定“火炬”计划之时，艾森豪威尔曾许诺，如果其他方法均不能获得成功，可以威胁从空中轰炸和从海上炮击迫使卡萨布兰卡投降，而且在必要时把威胁变为行动。但同时明确规定，巴顿在采取这一极端行动之前必须向他请示，并得到他的明确同意。

　　此时此刻，巴顿已顾不得许多，他决计来个先斩后奏。巴顿下达命令，要求休伊特海军少将在“奥古斯塔号”上准备好炮火，麦克沃将军在“突击队员号”航空母舰上准备好轰炸机，安德森则做好地面进攻准备。同时，巴顿命令第三师的前锋迂回到卡萨布兰卡的东南角，做好战前侦察和突击准备。一切安排妥当，巴顿决定，11月11日上午7时30分发动进攻。

　　11月11日凌晨4时30分，一名法国军官来报，拉巴特的法军已经停火。参谋部所有的人都主张取消这次进攻，可巴顿坚持要打。

　　巴顿让那名法国军官到卡萨布兰卡转告守将米什利埃海军上将，如果不想被消灭就立即投降，一旦开战，巴顿就不会再劝降了。

　　巴顿又给休伊特将军传话，如果法军在最后一刻放下武器，巴顿将通过电台发出停火信号。那时是5时30分，然而刚刚一个小时之后，法军就投降了。几乎就在法军投降的同时，巴顿的轰炸机已飞临目标上空，战舰也正准备开火。巴顿命令安德森率军进城，如遇抵抗立即打击。虽然没有人阻挡他，但从7时30分至11时这几个小时，是巴顿一生中最漫长的时刻。

　　11月11日14时，米什利埃将军和诺盖将军来谈投降条件。

　　巴顿首先对他们的明智选择表示了由衷的祝贺，最后巴顿还和他们庆祝了一下。不过接下来的日子，巴顿感觉并没有多么好受，因为他只能驻扎在摩洛哥。

　　驻扎的意思就是等待。在战争中等待，也许是巴顿最难熬的日子，除了经常和摩洛哥国王聊天之外，他实在找不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巴顿感到非常不痛快。

夺取盖塔尔战役的胜利

　　1942年12月19日，是摩洛哥的重大节日宰牲节。虽然这是在战争时期，但是既然摩洛哥还算太平，就还要举行。当时的摩洛哥国王邀请了驻扎在自己国家的军队首长，其中当然少不了巴顿，另外还有各师师长，以及40名官员。宰牲节的开幕仪式在王宫举行。不过巴顿却没有多少心思花费在这方面，他渴望自己能够早日进入战争之中。

　　巴顿和法国的诺盖将军站在同一辆车上检阅仪仗队，这是一辆卸掉顶篷的侦察车。仪仗队的英姿令群众大开眼界，巴顿听到阿拉伯人的阵阵欢呼声。

　　驻扎在摩洛哥差不多两个月了，巴顿天天真的很心急。1943年1月1日一大早，巴顿他们首次遭到空袭。大约3时15分，3枚炸弹最先炸响，把巴顿从沉睡中惊醒。巴顿在屋子中央点上灯，拉上窗帘，穿了几件衣服，5分钟后上了房顶。铅云低垂，大约仅有700米高，风雨交加。巴顿让所有的探照灯都打开了，光柱仿佛在云层中刺出一个个大洞。高射机枪霎时密集开火，弹道划破晨空。5分钟后，一团夹杂着章鱼触角般火舌和火球的巨大闪光突然出现，耀眼的火光持续了约10秒钟，其间并未发生什么事。随即，巴顿听见了刺耳的飞机引擎声和即使看不见飞机也会实射的高射炮的开炮声。

　　噪声持续着，不久有一架四引擎轰炸机迎面从巴顿的房顶掠过，同时也被两道探照灯光罩住。几乎所有附近的高射炮立即向它开炮，横飞的弹道映衬着它的黑影，一团团随即变成黑烟的白炽色的爆炸将它包围。尽管这架敌机的高度不超过600米，也许正因为这个高度，它全身而逃了。有人认为它被击中了，可巴顿觉得没有。

　　巴顿还能听见云层外别的飞机声和不时的轰炸声。一块弹片下落时从巴顿身边呼啸而过。

　　巴顿派军官们到各处了解情况，不久他们就纷纷打来电话。防务一切正常，这让巴顿宽心了不少。

　　大约在凌晨4时45分的时候，巴顿听见另一架轰炸机从自己的屋顶飞过，他凭声音判断，这架飞机应该是四引擎的。因为这架飞机飞得实在太低、太大胆，所以强烈吸引了地面的火力。

　　巴顿几乎敢断定，这架自鸣得意的飞机在朝欧洲方向消失前，至少被美军的炮火击中两次。

　　这架飞机刚逃跑，巴顿又听到有一波炸弹在一个高射炮连附近爆炸。

　　巴顿的副官斯蒂勒中尉立即前去打探爆炸的确切位置和伤亡情况，结果大家都安然无恙。随后，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巴顿觉得空袭已过，于是就回去睡觉了。

　　谁知道，大约5时30分，空袭又来了，还没来得及躺下的巴顿，又再次来到屋顶。轰炸声此起彼伏，巴顿的炮兵和海军舰艇的防空火力也异常猛烈，场面非常壮观。

　　此时乌云已经消散，一架敌机在巴顿他们前方约1200米高的上空被探照灯盯住，惹发地面的阵阵狂轰。可它突然下降了1000多米，得到了地面所有方向的火力关照。

　　但这架飞机竟然从火力网中直蹿出去继续轰炸，约飞行了4千米后来了个倒栽葱，几乎扎进海里。当时它的一两个引擎已冒起浓烟，眼看就要完蛋，可在碰到海面前竟然消失在了烟雾中。

　　等天一亮，巴顿就立即去了解空袭后的情况，并同士兵们进行了交谈。士兵们表现很镇静，一名炮兵说，一枚炸弹在50米外爆炸，他们班一个人也没被炸死，只不过被泥块和石块擦伤了。

　　轰炸留下的弹坑约有普通卧室那么大，每个弹坑里都有许多弹片。巴顿搜集到了一些弹片，以此推知敌机的弹型和引擎。

　　但是那些阿拉伯人可没这么幸运，至少有10个阿拉伯人被炸死，而且伤的更多。

　　10时，巴顿把全体飞行员和高炮部队军官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商讨防空计划并做必要调整。

　　巴顿表示，对现行防御体系还算满意，但还需要做一些改进。任务分派下去以后，很快这些改进措施就完成了。但是，巴顿现在想要的，不是这种坐在防御阵线后的生活，而是激情燃烧的战斗。

　　1943年1月中旬的时候，美英两国重要首脑齐聚卡萨布兰卡，召开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罗斯福和丘吉尔，还有主要的军事顾问团。

　　这次会议确定了1943年的作战方针，打算下一步重点进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这次战役被命名为“赫斯基”，巴顿的老朋友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总司令。

　　巴顿以东道主的身份接待了这次会议，他把各项工作安排得周密而细致，使全体与会者感到十分满意。

　　2月2日，艾森豪威尔给巴顿下达指示，要求他立即着手改编西线特遣部队，后来被叫做第一装甲军，并开始筹划“赫斯基”战役的有关准备事宜。

　　知道自己即将参加“赫斯基”计划，巴顿在拉巴特连夜改编西线特遣部队，并动员参谋人员开始为“赫斯基”战役拟订计划。然而，情况发生了突变，德军统帅隆美尔忽然来到了突尼斯，他的到来，使盟军遭受了重大打击。

　　在危急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决定让巴顿去突尼斯，以挽救可能在再次攻击之下而瓦解的第二集团军。

　　3月5日下午，巴顿和艾森豪威尔会面之后，领受了自己的任务，接管第二集团军，整顿它的士气，接受英国亚历山大将军的直接指挥。

　　当天下午，巴顿飞往君士坦丁堡到亚历山大将军的第十八集团军群司令部报到。

　　亚历山大将军对巴顿充满了好感，巴顿对他的新上司也很满意，他对亚历山大将军十分尊重。巴顿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吸引和牵制德军兵力，并夺取加夫萨，为蒙哥马利提供前方补给基地。

　　马上就要和隆美尔这样的强劲对手作战，巴顿感到异常兴奋。前不久，他曾在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对海军中校布彻慷慨陈词：

　　我们一抵达北非，我就看出隆美尔将在突尼斯加紧攻势，并盼望与那个厉害的杂种厮杀一场。

　　巴顿感到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浑身充溢着一种说不出的冲动和快感。但令巴顿遗憾的是他的部队不是主力，而是给蒙哥马利当配角。3月6日，巴顿率领手下，开着一队侦察车和架着机枪的半履带车，急速地驶向设在库伊夫山的第二军司令部。巴顿头戴两颗星的擦得锃亮的钢盔，下额露在钢盔带外面，就像一个战车驾驶员一样，站在装甲车上。

　　车队呼啸着开进那个满是土屋的破烂村庄，只见高高的天线在车顶上不停地摇晃着，喇叭的尖叫声把受惊的阿拉伯人从泥泞的街道上吓走了。就连那些当兵的，为了避免泥水溅到身上，也急忙躲进最近人家的门口。

　　就在巴顿赴任的这一天，隆美尔发动了梅德宁战役。但是隆美尔遭受重大挫折，被赶回马雷斯防线。隆美尔遭此打击之后，一气之下，于3月9日借口养病返回欧洲去了。

　　隆美尔的突然离去，一种失去对手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使巴顿不免扼腕叹息。本来进攻日期是3月15日，但亚历山大为使它更接近第八集团军预定攻击时间，便推迟至17日。巴顿对英军的保护主义和唯我独尊十分反感，但想到艾森豪威尔的嘱托就忍了下来，他准备通过侧翼的佯攻来帮助蒙哥马利突破马雷斯防线。巴顿率领第二集团军于3月17日向两个目标发起了进攻。艾伦的第一步兵师先占领了加夫萨，18日又占领了盖塔尔。沃德的装甲部队也夺取了斯塔欣—德塞内德，并做好了向马克纳赛展开攻击的准备。第二集团军的进攻十分顺利，21日攻占了塞内车站，22日占领了马克纳赛。

　　23日，巴顿命艾伦率第一步兵师沿加夫萨—加贝斯公路向前推进，在早晨6时，他们与德军第十装甲师约50辆坦克相遇。在卡塞林山口战役中，第二集团军便负于他们之手，这一次第二集团军决心报仇。

　　战斗十分激烈，德军发动的两次进攻都被打退了。巴顿对这次战斗十分满意，他自豪地指出：“硝烟一散，我没有看见一个美国士兵放弃阵地后退一步。”

　　在马克纳赛以东地区，第一装甲师受地形条件等的限制，未能取得较大进展。此时此刻，巴顿已将轴心国精锐的第十装甲师和一个意大利师吸引到北线来，完成了亚历山大交给的牵制德军力量的任务。

　　3月28日，巴顿组织部队从盖塔尔附近的阵地向加贝斯发动进攻。巴顿以艾伦将军的第一师为左翼，埃迪将军的第九师为右翼，力求在德军阵地中打开一个缺口，以便为沃德将军的第一装甲师投入攻击打开通道。德军十分清楚，退让就意味着轴心国北非战线的全面崩溃，所以拼死抵抗。战斗十分惨烈，双方损失都很惨重，美军只取得极少进展。30日，巴顿命令部队暂停进攻，进行修整。4月6日，巴顿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396高地。然而，第二天早晨7时45分，巴顿又接到命令，让他尽最大力量援助英国第八集团军。巴顿不喜欢亚历山大将军那种牺牲美军为英军胜利铺路的做法，但为了顾全大局，他接受了命令。巴顿从第一装甲师中抽出精锐，组成由本森指挥的特遣队，再次发动猛攻。战斗打得很残酷，双方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可是这时巴顿却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沿指挥。当部队被德军的地雷区阻住去路之时，他毅然驾驶吉普车在前开路，穿过雷区。巴顿的英勇精神感染了所有的坦克兵们，他们也表现得非常勇敢，很快，突击队与蒙哥马利第八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经过22天的血战，美军在盖塔尔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巴顿下了一道嘉奖令，满怀激情地表彰了第二军将士的战斗精神和辉煌战绩。

　　盖塔尔战役的胜利，大大帮助了蒙哥马利对阿卡里特河阵地展开正面突击。这时可以说离整个突尼斯战役的胜利已经不远，德国非洲军团即将走向末路。

　　巴顿希望赶快进入战斗，结束非洲的战斗。可是，4月16日，马歇尔亲自给巴顿打来电话：“你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证明了我们对你的信任。”艾森豪威尔在两天前，还专门来到盖塔尔，对巴顿说：“乔治，你该回头去搞‘赫斯基’战役了，这里有人会接替你的。”

打赢西西里的关键战役

　　“赫斯基”计划虽然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却一直没有真正成形，因为一直在更改，一直在酝酿。特别在后期，英国将军蒙哥马利的出现，致使整个计划都进行了改变。

　　蒙哥马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英雄，他在英国人民殷切期待之下应运而生，成为人们心中尊敬的将领和崇拜的偶像。

　　蒙哥马利以他那特有的执拗更改了计划，即巴顿在巴勒莫登陆的计划被取消。

　　很快，新的计划出台了，这一次的计划，完全是按照蒙哥马利的意见修改的。但是新的计划对美英两军的作战是不公平的。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蒙哥马利的做法不妥。

　　亚历山大心情紧张地向巴顿下达改变后的命令，他担心巴顿会有异常的反应。

　　不过还好，巴顿两个脚跟一碰，对征求他意见的英国上司行了个礼，只讲了一句话：“将军，我不搞计划，我只服从命令。”

　　巴顿在盟军中赢得了大批同情者，尽管条件不佳，但大部分都认为他能占上风。

　　1943年5月中旬，盟军最高司令参谋部最终确定了战役实施计划。英国的第八集团军在西西里岛东部近50千米宽的正面登陆，美国第七集团军在南部110多千米宽的海岸登陆。

　　万事俱备，大战在即。

　　7月5日，巴顿秘密登上海军中将休伊特的新旗舰“蒙罗维亚号”。

　　巴顿兵分三路，由休伊特指挥的3支分舰队负责运送，它们的代号分别为“菩萨”、“角币”、“分币”。

　　巴顿随第一师去杰拉，空降兵第八十二师作为战略预备队。巴顿和休伊特两位老战友再度相逢协同作战，又高兴又激动，休伊特热情地款待了巴顿，并表示他将永远把第七集团军与海军联系在一起。

　　7月8日傍晚，部队集结完毕，一切准备全部就绪，如箭在弦，一触即发，可是在9日早晨，刮起了大风。

　　休伊特四处寻找巴顿，他想推迟登陆。巴顿咨询了气象学专家斯蒂尔海军少校的意见。这位气象学专家很有把握地回答道：“我敢担保，至22时，风就会平息下来。”

　　22时30分，只比预测晚了半个小时，海平静下来了，当“蒙罗维亚号”来到西西里岛的海岸时，风几乎停了。

　　巴顿梦寐以求的时刻到来了！

　　所有人员都集合在甲板上，巴顿发表了简短讲话。海军向巴顿赠送了一面美国第七集团军的新军旗，这是除海军将领外得此荣誉的第一人，巴顿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7月10日凌晨2时45分，西西里战役开始了。

　　空降部队首先发动攻击，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英军第一空降师的5400名官兵搭乘366架运输机和滑翔机从突尼斯出发，飞向西西里岛。

　　10日凌晨3时45分，巴顿和蒙哥马利指挥的16万美英登陆大军分乘3200艘军舰和运输船，在1000架飞机掩护下，在西西里岛的西南部和东南部实施登陆。

　　海岸意军士气低落，仅进行了微弱抵抗。

　　至中午时分，巴顿和蒙哥马利的部队顺利地登上了各自的目标滩头，并保持着攻击态势。夺取滩头的战斗十分顺利，3处登陆地点在一开始仅遭到了微弱抵抗。

　　巴顿和蒙哥马利指挥的这次登陆初战告捷，不过是整个西西里战役的序幕，决定性的战役还在后头。

　　意大利的古佐尼将军是一员沙场老将，他对形势作了冷静的分析和判断，下令守在尼斯切米和卡尔塔吉罗内的坦克部队，还有德国装甲部队，一起向杰拉登陆的盟军发起反击，意图乘他们立足未稳将其赶下海去。

　　8时30分，意军的坦克隆隆地向杰拉开来了。尽管它们都是一些老式的轻型坦克，但是由于美军的重武器还没有运到，手中的轻武器无法抵挡，被纷纷逼到街道两旁的楼房里隐蔽起来。

　　突击队长达比中校见势不妙，跳上自己的吉普车返回码头，把刚刚运到岸上的一门火炮搬到了自己的车上，然后很快转回，进行还击，终于把意军的第一次冲锋击溃了。

　　意军曾一度摧毁了美军的前哨阵地，冲到接近海滩的沙丘地带。

　　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海军的舰炮再次发挥威力，使敌军的几次攻势严重受挫，被迫撤退。

　　第一天的战果使巴顿非常满意，但巴顿也清醒地意识到，美军的当务之急是把火炮和坦克赶紧运上岸。否则，如果第二天敌人的装甲部队发动全面反攻，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他命令第二装甲师和第十八团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并决定第二天亲自登陆指挥作战。

　　结果正如巴顿预料，古佐尼将军下达了命令，天一亮就对杰拉发起突击。

　　7月11日6时40分，德军中型坦克冲破了步兵第一师第二十六团第三营的阵地，正在向美军的纵深发展。

　　还好巴顿亲自出马，指挥战斗，终于抵挡住了德军的进攻。这天巴顿在火线上连续指挥了9个小时。

　　7月12日，巴顿的第七集团军继续稳步推进，在以后的3天时间里，陆续攻占了科米索、比斯卡和蓬蒂·奥立佛3个机场，滩头阵地的最后目标也已占领。

　　第四十五师占领了西西里的军事重镇、古佐尼将军的司令部所在地恩纳。这原本是蒙哥马利第八集团军预定攻占的目标，现在却被进展快速的巴顿抢先一步占领了。

　　而蒙哥马利第八集团军，却让人有点失望。他们不但进展缓慢，而且一度被堵住了去路，走不动了。

　　英国将军蒙哥马利，是一个与巴顿性格差别很大的军事家。蒙哥马利做事稳重，为了不遭受失败，他即使是以让敌军逃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正是因为这样，蒙哥马利的步伐总显得慢吞吞的。由于蒙哥马利优柔寡断，使轴心国得以调兵遣将，形成了坚固防线。

　　蒙哥马利选择了处于山另一侧的117号公路，打算转移主攻方向，但117号公路是美军第四十五师的通路。

　　怎么办？蒙哥马利说服了亚历山大下令给巴顿，要他让出公路。

　　好发脾气的巴顿这次却一改以前的坏脾气，他竟然一言不发地无条件地执行了命令。其实，巴顿并不是真正想给蒙哥马利一个机会，而是他看到由于他的竞争对手的迟延，他的机遇不期而至，他不想通过一次毫无意义的争吵而丧失良机。

　　向北的通路没有了，第七集团军只有向西进展。这时，亚历山大的政策也开始向巴顿的第七集团军倾斜。

　　7月17日，巴顿去拜访亚历山大，完全解开了套在巴顿身上的绳索，巴顿可以放手去干了。

　　解除了束缚手脚的枷锁，巴顿立即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巴顿把第三师、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二装甲师组成了一个临时暂编军，由凯斯将军指挥，对巴勒莫实施决定性的攻击。

　　必要时，由布莱德雷率领第二军横穿西西里岛中心从东面攻打巴勒莫，或有可能，折向东面攻打墨西拿。

　　7月19日，巴顿下令快速挺进，5天之内拿下巴勒莫。暂编军各部队立即向前推进。

　　20日，巴顿又下令组成一支特遣队，用于攻占卡斯特尔维特拉诺，并把第二装甲师调上来参加决战。

　　21日，达比指挥的特遣队占领了卡斯特尔维特拉诺。22日，达比的特遣队沿海岸线挥师西进。

　　第二装甲师也投入了行动，向东北迅速推进到巴勒莫郊外。与此同时，特拉斯科特的第三师强行军从科列奥奈赶到东南的阵地。

　　暂编军闪电般地抵达巴勒莫，使城内守军惊慌失措，根本无法组织任何有效的抵抗，投降成了唯一的出路。凯斯将军命令第二装甲师开进城内，并指示特拉斯科特将军派第三步兵师的部队去保护重要设施以防破坏。

　　当晚22时，两名诚惶诚恐的意大利将军代表该城守军向凯斯将军表示投降。

　　午夜时分，巴顿乘车进入巴勒莫，凯斯和加菲在市中心的四角广场迎接他。公路两边站满了人，他们高呼“打倒墨索里尼！”和“美国人万岁！”的口号。

　　巴顿进城时，市民们把鲜花放到美军经过的路上，并捧出很多的柠檬和西瓜。

　　24日，巴顿返回阿格里琴托的集团军指挥所，在一座宽敞的混凝土建筑的大厅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巴顿笑容可掬地大步走进会场，一双蓝色的眼睛闪烁着胜利的神采。他身着一件定做的马裤呢衬衫和紧身马裤，腰间吊着一支柄上镶有珍珠的手枪。

　　“先生们，”他说，“我们走了300多千米的崎岖道路才到巴勒莫。我们推进速度之快，以及我们所经路途之艰难，比起德国人所经历的一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丝喘息的机会。”

　　然后，巴顿向记者公布了巴勒莫作战的统计数字：俘获敌军约44000人，打死打伤6000人，击落敌机190架，缴获大炮67门；美军在四天时间里推进300多千米，仅伤亡300余人。

　　亚历山大及时发来电报：“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你们干得漂亮极了，我向你和你的全体优秀官兵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巴勒莫战役的胜利，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同盟国的士气，并迫使墨索里尼于7月25日辞职。

　　巴顿又一次名扬四海，人们一致肯定了他的进攻精神，还有他越来越成熟的指挥艺术。

　　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对巴顿在巴勒莫战役中的表现，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这样说：“他的迅速行动很快使敌人只剩下墨西拿一个港口，它挫伤了庞大的意大利军队士气，并且使巴顿的部队能够由西部进攻，以打破东线的僵局。”

　　巴勒莫战役结束后，墨西拿迅速成了孤岛，于是拿下这个孤岛，便成了整个西西里战役中的具有决定性的一战。

　　巴顿的第七集团军很快就开到了墨西拿面前，他希望自己能走在英国人前面，拿下这个港口城市，从而使西西里战役早日结束。

　　7月31日，巴顿高擎自己的指挥刀，下达了进攻墨西拿的命令。

　　布莱德雷将军指挥的第二军包括第一师、第三师和第九师，都对巴顿的进攻给予了有力增援。

　　第二军从圣斯蒂劳诺到米斯特雷塔，以及尼科西亚一线，沿113号和120号公路发动主攻。

　　在德军寸土必争的抵抗下，巴顿的第七集团军推进缓慢，随后一周内战况的发展，把巴顿弄得焦头烂额。

　　8月初，美军不仅未能够突破德军设置的防线，反倒遭到重大伤亡，战役计划难以按时完成。

　　更重要的是蒙哥马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如果美军战况仍无好转的话，美军就得为未完成战役任务受到世界的指责，巴顿将成为这场竞争的失败者。

　　8月6日，巴顿把自己的营地移到海边一片橄榄树林中。该地此时已在德军炮火射程之内，炮弹不时在山谷中爆炸，弹片呼啸地飞过树林。

　　巴顿之所以迁移到海边，主要就是为了能就近指挥这次战斗。巴顿命令第三十步兵团第二营改编成一支小型的水陆两栖部队在圣阿加塔以东大约3千米的海岸登陆。

　　8月7日夜间，第二营开始进攻，至8月8日凌晨4时，业已占领阵地，把战线向东推移了近20千米，迫使德军不得不迅速后撤。

　　8月10日，第三师接近布罗洛，预定在布罗洛同伯纳德中校的海上登陆部队会合。但是，特拉斯科特的前进速度不够快，无法按时抵达布罗洛，于是会同布莱德雷恳求巴顿推迟一天登陆。

　　这使巴顿心急如焚，德军似乎已经觉察出盟军的动态。同时友军蒙哥马利已经由东海岸绕过埃特纳火山，面前的意大利军队已是不堪一击，他马鞭直指墨西拿。

　　巴顿认为计划不能再拖延了。在巴顿的鼓动下，两栖登陆战役终于如期进行。巴顿的确是在冒险，当天9时30分，德军开始反击。

　　13时40分，伯纳德请求援助，但是第七步兵团和第十五步兵团离指定位置还很远。

　　18时30分，伯纳德命令部下给海军让路，表明已经准备撤退了。

　　巴顿面临着输掉这场战斗的危险。幸运的是援军在紧急关头终于赶到，22时，消息报到巴顿处，巴顿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场战斗对于美军，对于他本人来说，关系实在重大。

　　第二天凌晨，哈金斯上校给巴顿打来电话报捷，原来袭击获得圆满成功。

　　8月17日，特拉斯科特率领第七集团军第二师首先进入墨西拿，并很快控制了局面。

　　10时30分，巴顿身穿漂亮的华达呢军装，乘坐有3颗银星的指挥车，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了墨西拿城门。

　　墨西拿战役，巴顿再次表现了自己的卓越军事才能，甚至他的英国盟友们，也开始非常佩服他。

突破德军防线渡过莱茵河

　　第七集团军攻占墨西拿后，美军在英军面前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巴顿也由此名声大振，在一片赞扬声中他开始有些飘飘然了。

　　然而，当蒙哥马利和美军另一将领克拉克指挥盟军在意大利本土作战，布莱德雷调往英国组织军队准备“霸王战役”时，巴顿却因打了一个勤务兵耳光而引起舆论哗然，致使他未受到重用。

　　1943年下半年，巴顿带领了一些参谋人员在马耳他、科西嘉等岛屿游荡，以迷惑敌人。

　　直至1944年1月，巴顿才接到新的任命，担任第三集团军司令，其任务是在即将开始的“霸王战役”中，负责在先头部队发动进攻后继续扩大战果。

　　但巴顿到英国就职时，第三集团军的士兵基本上还在美国，巴顿仅在英国西部面临爱尔兰海的小城克纳兹福德建立了集团军的司令部。

　　同时盟军首脑为了不让德军知道登陆的实际地点，在离法国加来港最近的英国一侧的多佛尔设立了一个假司令部，巴顿扮演了假司令，以吸引德军的注意力。

　　这一任务使巴顿很不高兴，但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德国将重兵布置在加来港附近，减轻了诺曼底登陆的压力。

　　1944年6月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关键战役诺曼底登陆开始。布莱德雷率美第一集团军迅速登陆，占领了滩头阵地。巴顿虽于7月6日飞抵战场，但因第三集团军仍未集结完毕，无法投入战斗。

　　7月25日，布莱德雷又发动了“眼镜蛇战役”，继续扩大战果，他命巴顿为第一集团军副司令，到前线指挥第八军向阿维兰斯穿插。巴顿以装甲兵为先导，于7月底夺取了阿维兰斯，打通了前往布列塔尼的大门。8月1日，布莱德雷晋升为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下属第一和第三两个集团军。

　　巴顿指挥的第三集团军这时已集结完毕投入战斗。在行动之前，巴顿召开了军官会议，号召大家要一往无前，不要担心侧翼缺乏保护而踟蹰不前，也不要占领一个地方就先考虑如何坚守，而是要无畏地前进。

　　他对大家说：“记住，从现在起直至胜利或牺牲，我们要永远无畏！”本来第三集团军的任务是向西攻占布列塔尼地区，但巴顿认为用如此庞大的兵力去占领该地区既是一种浪费，又会贻误向其他地方进攻的战机。于是，巴顿仅派了一个军向西发展，攻占了布勒斯特，派另一个军去攻占东面的布列塔尼首府雷恩，接着又夺取了东南方的翁热。还有一个军挥师东进，占领了翁热东北的勒芒。

　　这样，巴顿的军队以猛烈的进攻和迅速的推进，打破了德军在诺曼底灌木篱墙地区的防御，把局部性战役变成了全面的运动战。

　　当巴顿乘坐吉普车与胜利的部队一起向东进发时，他望着辽阔战场激动地高喊：“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比这更壮观吗？”

　　8月9日，德军派出一支部队企图夺回阿维兰斯。巴顿得知后，立即向布莱德雷建议第三集团军向北推进，以切断德军的退路。

　　8月13日，巴顿攻到阿尔让唐时，向布莱德雷请求，越过与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界限继续向北推进到法莱斯地区。但布莱德雷却命令巴顿停止进军，等待蒙哥马利的主动邀请。

　　而蒙哥马利认为加拿大集团军能迅速从康尼南下到法莱斯，于是便没向美军发出邀请，以免功劳全被巴顿抢去。结果等3天后加军到法莱斯时，德军已从阿尔让唐和法莱斯之间逃走。

　　为了弥补这次未能全歼德军的损失，巴顿又说服了布莱德雷让他率军向东去堵截这股逃敌。当德军逃到巴黎后面的塞纳河时，意外地发现巴顿的军队阻挡在前面。

　　德军被迫往下游去渡河，打算过河后凭借塞纳河重筑防线。但巴顿早已派一个师先渡河，使德军的这一打算落空。

　　此后盟军的其他部队向北推进，进攻比利时和卢森堡，夺取沿海城市，巴顿则率领第三集团军从巴黎与奥尔良的缺口向东突进。

　　他用装甲师为先锋，一刻不停地进攻，逃跑的残敌留待后续的摩托化步兵师去解决。8月底，巴顿率部抵达马斯河。

　　这时巴顿向上司建议立即突破德国西部的齐格菲防线，强渡莱茵河进入德国本土，提前结束战争。但英军的蒙哥马利强烈要求在北部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艾森豪威尔便命令巴顿率第三集团军作为侧翼配合英军行动，同时减少了该集团军的卡车和油料供应。

　　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巴顿仍坚定地命令部队快速推进。他下令将坦克燃料集中起来供1／4的坦克部队高速前进，后勤人员尽自己的能力去想法搞汽油，他亲自驾驶着缺乏汽油的吉普车到布莱德雷的指挥部去要汽油。

　　这样至8月31日，巴顿已率军渡过了马斯河，跨过了凡尔登并逼近梅斯。但因推进速度太快，后勤补给跟不上，集团军的推进被迫停顿下来。

　　希特勒下令集中了13．5万军队重新加固了齐格菲防线，巴顿于9月再次发动了进攻，但未能突破防线。

　　12月16日，德国又集结了25个师在阿登地区对盟军发动了突然反攻，即所谓“悲哀之战”。

　　美第一集团军猝不及防，被德军突破了防线，使德军推进达50千米。对于德军的这种反击，巴顿早已根据获得的德军集结的情报，察觉出其行动的大致方向。

　　他事先已命参谋部拟定了一个计划，让第三集团军放弃向东的推进，准备向北方的卢森堡进攻，以打击德军的侧翼。

　　12月20日，艾森豪威尔在凡尔登召开会议，部署如何对付德军的这次反扑。当艾森豪威尔询问巴顿的部队何时可以对德军侧翼发动进攻时，巴顿回答说48小时以内便可向北进攻。

　　与会者都大吃一惊，因为要把一个军从东向北转移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对道路的使用和补给系统都必须做重大变更，这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艾森豪威尔听了巴顿的保证后也不太相信地说：“乔治，别胡闹！”

　　但巴顿因早有准备，很快便调动了部队，于12月22日凌晨向德军发起进攻。他用一个军加强卢森堡城的美军阵地，另外两个军去解救被围困在巴斯托尼的美国伞兵师。巴顿不顾天气恶劣，驱使部队全速前进，拼命狂奔。

　　12月26日，第一批装甲部队就已率先突入被德军围困的巴斯托尼城，击退了德军对该城的围攻，保住了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这时天气开始好转，盟军出动大批飞机对德军及其交通线进行轰炸。

　　至1945年1月底，由于苏军在东线的进攻，使德军首尾不能相顾，“悲哀之战”以德国的悲哀而宣告瓦解。美国的两大集团军的战线重新联结起来，巴顿的这次奔袭解围也成为军事史上的杰作。

　　德军的反攻被粉碎后，盟军司令部决定让蒙哥马利率英军在北部向德军发起主攻，巴顿的集团军在原地防御。

　　巴顿对这种安排又是一肚子的气，认为是对自己作战能力的不信任，同时也认为这样不利于对德军的全面进攻。于是巴顿仍然命令部队在南线与北线的英军平行向东推进。

　　1945年3月12日，当北线的英军攻陷德国西部的特里尔时，巴顿将军的部队也在南部攻到了莱茵河畔，消灭了河西的德军。为了突破齐格菲防线、深入德国腹地以扩大战果，巴顿急需增加一个装甲师。

　　3月16日，艾森豪威尔的飞机因风雪在巴顿的机场短暂停留时，巴顿尽自己的能力盛情款待这位盟军最高总司令，使他在非常高兴的情况下答应给巴顿再增派一个装甲师。在兵力增强之后，巴顿立即沿莱茵河向北进军，目标直指美因兹和科布伦茨。

　　在这次迅雷不及掩耳的进军中，巴顿的第三集团军突破了德国的齐格菲防线，击溃了德国的两个集团军并将其大部歼灭。

　　3月22日夜，巴顿乘胜追击德军并渡过了德国人视为防守屏障的莱茵河。

　　第三集团军抢在英军之前过河并建立了两个桥头堡，巴顿再次为比赢了英军而兴奋异常，他在击退了德军反扑，巩固了桥头堡后给布莱德雷通电话时大叫：“快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已经渡过了河！”“我要让全世界知道，第三集团军在蒙哥马利之前就渡过了莱茵河！”

　　4月，德军的防御已陷于全面崩溃，盟军司令部部署了对德作战的最后行动，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继续向东北进攻，深入德国内地，直趋易北河和穆尔德河，一直打到莱比锡和德雷斯顿与苏军会师。

　　巴顿率领第三集团军很快推进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境，但根据同盟国达成的协议美军不能进入捷克境内。

　　这时盟军司令部获得情报，一些纳粹分子正在阿尔卑斯山建立所谓“全国防御堡垒”，集结军队和物资企图继续进行战争，便命令巴顿改变进军方向去消灭那里的敌人。4月17日，巴顿在报纸上得知自己晋升为四星上将，他感到很高兴。4月20日，按照盟军司令部命令，巴顿率领第三集团军向西南发起了强大的攻势，结果发现这个“全国防御堡垒”只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军事要塞。

　　5月2日，苏军攻进柏林后，巴顿再次希望能率军攻入捷克首都布拉格，但布莱德雷接到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坚决制止巴顿的这种违反与苏联达成的协议的行为，尽管巴顿大声抗议也毫无作用。

　　5月9日，欧战结束，巴顿成了德国巴伐利亚州军事长官。他因为战功卓著而在欧洲各地受到赞扬，他一度成为仅次于艾森豪威尔的最受美国人民欢迎的将军。

尼米兹

肩负重任拉开反击战序幕

　　1885年2月24日，切斯特·威廉·尼米兹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1901年9月，尼米兹考入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4年之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赴战列舰上实习。实习期满即获海军少尉军衔，成为“帕奈号”炮舰艇长。同年越级晋升为海军上尉并改任潜艇军官。

　　1920年6月，尼米兹奉命前往珍珠港修建潜艇基地。同年年底，晋升为海军中校，就任基地司令兼第十四潜艇分遣队司令。1922年，尼米兹进入海军军事学院深造。

　　1938年6月，尼米兹荣升海军少将，成为第一战列舰支队的最高指挥官。

　　1941年12月17日，尼米兹接受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职务，升为四星海军上将。自从尼米兹上任以来，经过几十个不眠之夜的酝酿，海空反击终于拉开了序幕。

　　1942年1月11日，哈尔西海军中将从珍珠港率领由2艘航空母舰、3艘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秘密地去袭击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

　　1月31日，哈尔西亲率第一特混舰队空袭了马绍尔群岛的几个岛屿，美军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基本摧毁了日军在这些岛上的战略设施。

　　弗莱彻少将指挥的第二特混舰队对马绍尔群岛以外一些岛屿以及对吉尔伯特群岛的袭击则收效甚微，美军在暴风雨中损失6架鱼雷机，仅击沉日方1艘小型飞机补给舰。

　　根据海军作战部的命令，尼米兹把“企业号”编队和“约克城号”编队合在一起，参加对威克岛的袭击。

　　2月14日，哈尔西率“企业号”及其护航队踏上征途。次日，弗莱彻的“约克城号”编队跟进。

　　不久，尼米兹被任命为太平洋海区总司令，管辖除中南美洲航线以外的其他太平洋海区，负责指挥该海区的美国和盟国的陆、海、空三军部队。

　　尼米兹一直在探究日军即将发动新攻势的详情。后来，根据情报部门破译日本电报的消息，尼米兹心急如焚。麦克阿瑟对莫尔兹比港受到威胁也感恐慌。

　　麦克阿瑟正计划把莫尔兹比港建成一个重要基地，借以阻止日军进攻澳大利亚，并作为重返菲律宾的出发基地。两位将军一致认为，必须遏制日军的进攻。

　　尼米兹深感忧虑的原因在于，他手中的兵力十分有限。麦克阿瑟也只有200架飞机，飞行员都没有经过海上作战和识别军舰的训练。如果要有效地阻挡日军，必须动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力量。

　　然而，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正在美国西海岸整修，“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载机空袭东京尚未归来，唯一可以调派的是奥布里·菲奇海军少将率领的以“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为中心的特混编队。

　　菲奇于5月1日与弗莱彻海军少将指挥的以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为中心的另一支特混编队会合。麦克阿瑟的小舰队为弗莱彻派出一支增援部队，其中包括由英皇家海军少将克雷斯指挥的“芝加哥号”、“澳大利亚号”和“霍巴特号”重巡洋舰。它们分别从新喀里多尼亚的美海军基地努美阿和澳大利亚火速驶往珊瑚海。

　　5月5日，这些海上兵力合编为美第十七特混编队，由弗莱彻海军少将任总指挥，编队摆开决战架势。

　　日军原本打算在3月份占领莫尔兹比港和图拉吉港，但由于美航空母舰部队进至西南太平洋，而当时日本在这一带海面上势力不足，不得已将作战计划推迟至5月初实施。

　　4月下旬，日军一支又一支援兵开进特鲁克军港，南云部队的大型航空母舰“翔鹤号”与“瑞鹤号”以及联合舰队的轻型航空母舰“祥凤号”充实到井上成美指挥的日本第四舰队中去。5月3日，日军攻击部队出师告捷，顺利占领图拉吉岛。5月4日凌晨，美军弗莱彻麾下的40架舰载机从“约克城号”起飞，对图拉吉实施两次空袭，击沉日驱逐舰1艘、登陆驳船3艘，另外，还击伤5架日水上飞机。高木确认空袭图拉吉的美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就在附近，急令机动部队从所罗门群岛破浪南下。至此，世界海战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之间的拼杀在珊瑚海海面上拉开了帷幕。

　　弗莱彻的电文报告了日轻型航空母舰“祥凤号”被击沉的事实。尼米兹的脸上没有露出笑容，他提醒弗莱彻密切注意日军大型航空母舰“翔鹤号”和“瑞鹤号”的动向，因为这两舰仍在珊瑚海的海面上游弋，随时可能攻击他的第十七特混舰队。

　　珊瑚海海战虽然日军飞机和伤亡人数多于美国，但他们以损失12000吨“祥凤号”和在图拉吉岛外围被击沉几艘小舰的较小代价，换取了击沉“尼奥肖号”、“西姆斯号”和33000吨大型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的胜利。

　　但是，开战以来，日军的武力扩张第一次遭到遏制，进攻莫尔兹比港的作战计划只得向后推迟。更为重要的是，被击伤的“翔鹤号”航空母舰需要修理，损伤惨重的“瑞鹤号”需要重建，这些都大大削弱了日方在即将展开的中途岛海战中的实力。

　　珊瑚海海战是太平洋战场上战局发生逆转，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标志。

　　尼米兹曾打算让弗莱彻舰队留在珊瑚海，因为哈尔西正在迅速赶往珊瑚海，可以把“约克城号”及其护卫舰并入第六特混舰队，以寻找新的战机。但是，尼米兹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他那富有战略素养的目光已经投向了即将展开的中太平洋遭遇战。于是，他命令“约克城号”必须尽快修缮，以便以较完整的阵容投入新的决战。

　　同时，尼米兹命令潜艇部队对受伤返航的日航空母舰发动袭击，又向普吉特海峡海军船厂发报，敦促他们加速修复“萨拉托加号”，以备急需。

　　5月10日，日军采取了一次军事示威行动，意在挽回珊瑚海海战中丢失的面子。他们派一支部队占领了大洋岛和瑙鲁岛这两个岛屿。

　　尼米兹将计就计，电令哈尔西赶赴东所罗门群岛500海里内的海域，让“大黄蜂号”和“企业号”及第十六特混舰队摆开阵势，意在迷惑对方，使日军相信太平洋舰队的所有航空母舰都已抵达南太平洋，从而牵制日军北上进攻的兵力。此招果然奏效，日进攻部队发现美航空母舰之后，慌忙撤出了所占岛屿，并在南太平洋海域排兵布阵。

组织力量夺取太平洋岛屿

　　中途岛位于亚洲与北美之间的太平洋航线正中。由美国海军上尉勃洛克于1859年发现。该岛离美国旧金山和日本横滨均相距约2800海里，距珍珠港约1135海里。

　　中途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它是美国在中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和海洋交通枢纽，也是美军在夏威夷的门户和前哨阵地。中途岛一旦失守，美太平洋舰队的大本营珍珠港将暴露于日军的虎口之下。

　　1942年5月中旬，在情报部门的分析下，尼米兹领导的作战室不仅清楚地掌握了日军计划夺取中途岛的战略企图，而且还查明了其参战的兵力、数量、进攻路线以及大致上的作战时间。

　　当时美太平洋舰队水面舰只的状况十分不妙。据情报估计，日军将有10艘航空母舰出动，而美国仅有“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两艘航空母舰可以使用，而且尚在珊瑚海，正奉令急速返回。“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已经沉入海藻丛生的热带海底；“约克城号”航空母舰遭重创，修整后才能投入战斗；“萨拉托加号”于1月11日在瓦胡岛西南500海里处被潜艇击伤，尽管已经修复，但远在圣地亚哥，难以如期抵达中太平洋。

　　至于其他主要舰艇，日军拥有包括世界驰名的最大战舰，即新“大和号”在内的11艘快速战列舰，而尼米兹只有6艘速度缓慢、难以配合航空母情报显示，日本联合舰队将分为三大主力阵容：

　　一是北太平洋编队，由山本亲自指挥。包括航空母舰第二突击编队和高须四郎指挥的“阿留申警戒部队”。

　　山本的编队拥有战列舰“大和号”、“长门号”，轻型航空母舰“龙骧号”，水上飞机母舰“千代田号”、“日进号”，以及若干轻巡洋舰和驱逐舰。这支兵力预计部署在中途岛北面600海里处。

　　高须的“阿留申警戒部队”由4艘战列舰、2艘轻巡洋舰、12艘驱逐舰组成。任务是支援阿留申群岛攻坚战。

　　二是航空母舰第一突击编队，由西北方向南而下，从空中对中途岛发起主攻。由指挥空袭珍珠港的南云指挥。

　　这支部队包括“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苍龙号”4艘大型航空母舰。据美情报部门的侦听证明，“翔鹤号”和“瑞鹤号”虽划归这支部队，但已无法参战。南云编队由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护航。

　　三是进攻中途岛部队，从关岛和塞班岛方向出发，将从西南方向逼近中途岛。总指挥为近藤信竹。

　　这支部队将在海上同包括战列舰第三分队部分舰只在内的日本第二舰队会合，并由这支舰队护航，走完最后阶段的650海里航程。

　　在情报官莱顿的帮助下，尼米兹分析认为，在浩浩荡荡的进攻中途岛的山本舰队中，最具威胁的部分是南云率领的航空母舰第一突击编队中的4艘航空母舰。

　　只有这些航空母舰才具有摧毁美中途岛陆、空防御体系的实力；也只有这些舰只，才能为舰队的其他舰只提供足够的空中保护。因此，要想遏止日军对中途岛发动的攻势，必须齐心合力歼灭南云航空母舰编队。

　　尼米兹决定把手中的两支王牌编队，即由哈尔西指挥的第十六特混编队和弗莱彻指挥的第十七特混编队凝成一股力量，共同驶往中途岛东北海面列阵埋伏，寻机从侧翼对毫无警觉的日本舰队实施突袭。

　　5月26日，哈尔西指挥的第十六特混舰队的舰艇在珍珠港西南方向的海平线上隐隐出现，渐渐地越来越清晰，随后在飞溅的白色浪花中很快塞满了珍珠港。

　　然而，令尼米兹想不到的是，哈尔西患上了严重的带状疱疹。医生勒令他必须住院治疗。

　　对尼米兹而言，在危机到来的前夕，失去一位最有进取精神和最有作战经验的航空母舰指挥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尼米兹命令斯普鲁恩斯暂时负责哈尔西的第十六特混舰队、“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作战编队的指挥工作。

　　在5月下旬，为了诱使日军相信美国的航空母舰还在所罗门群岛附近，尼米兹指示在珊瑚海执勤的一艘巡洋舰使用航空母舰航空兵大队通常使用的频率发报。

　　与此同时，尼米兹要求中途岛官兵采取一切措施，加强岛上防务。到5月底，在水际滩头及周围水域都布设了水雷，岛上加强了海军陆战队的守备兵力，并增加了一些高炮。

　　6月4日凌晨6时整，南云舰队发起了空袭中途岛的第一攻击波。它们当中有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零式”战斗机担任护航。

　　日军以损失6架战机的很小代价完成了第一次攻击。中途岛损失惨重，机场、油库、海上飞机滑行坡道、营房、餐厅等处均遭毁坏，并有15架美战机被击落。

　　在中途岛战役中，尼米兹依靠破译日军侦察机发出的信号来了解美航空母舰的情况。

　　在6月4日10时之前，由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率领的第十六、第十七特混舰队，一直在中途岛东北海面耐心地静候日舰的到来。8时左右，筹划已久的对日攻击战开始了。尽管最初有些失误，但最终还是彻底倾覆了南云舰队的主力。

　　尼米兹领导的中途岛海战胜利的喜讯传遍了全世界。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祝捷信函和电报。

　　中途岛海战的大捷使美军得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调整时期。直至1942年年底美新的“爱塞克斯”级大型航空母舰服役之前，日海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役。

　　为了实施真正意义的反攻，中途岛大捷之后，尼米兹将目光投向西南太平洋一个小岛，即瓜岛。该岛东西长150千米，南北宽40千米，是所罗门群岛中的最大岛屿。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其为美国属地，当时被日军占领。由于它雄踞澳大利亚门户，并且临近日本，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日本人常说，所罗门群岛如同一座通向日本的梯子，而瓜岛则是梯子的第一级。

　　日本海军在舰队出乎意料地遭到美军重创之后，将联合舰队主力撤至南太平洋，在重新制订的新计划中，将矛头直指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和所罗门群岛。因此，图拉吉岛和瓜岛应为美、日双方下一步关注的焦点。

　　尼米兹认为，如果美军能够占领瓜岛，那么美国部队就可以一路登梯直上日本本土。这应该成为横跨太平洋、最终进攻日本的行动计划的重要步骤。

　　麦克阿瑟则反对尼米兹关于袭击图拉吉岛和进攻瓜岛的方案，他认为这一方案过于冒险。但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

　　麦克阿瑟主张立即进占拉包尔。他吹嘘如果海军愿以航空母舰和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助他一臂之力，他就可以马上突袭新不列颠岛，攻占拉包尔和俾斯麦群岛，从而迫使日军北撤700海里，退到特鲁克岛基地上去。

　　尼米兹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实施这一作战计划，意味着要由快速航空母舰承担任务。由于在所罗门海域仅有两艘此类舰只，尼米兹担心麦克阿瑟要把航空母舰当做“牺牲品”。他不能不顾它们的安全。

　　金上将也认为将航空母舰和太平洋战区仅有的一支陆战队派入日军空中火网密集的区域无异于一场大赌博。他认为应在逐步拿下所罗门群岛后再攻取拉包尔，以便能够把机场修复，用轰炸机和战斗机来支援连续的进攻行动。

　　金上将同时提出，参战部队来自太平洋舰队和太平洋海区，指挥工作应由尼米兹负责。

　　此事在美军高层中闹得沸沸扬扬，经过磋商，最终达成一项有关所罗门群岛的折中方案，即战役第一阶段是夺取圣克鲁斯群岛、图拉吉岛及其附近要地，由尼米兹将军担任战略指挥。为了便于指挥，把南太平洋地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分界线改在东经159度。这条线靠近瓜岛的西侧。

　　只要在图拉吉地区站稳脚跟，那么随着向巴布亚半岛的萨拉莫阿和莱城进军的开始，将战略指挥权交给麦克阿瑟，同时开始战役第二阶段，由他统一指挥沿所罗门群岛北上的作战部队。接着，盟军的两条战线对拉包尔实施夹击。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命令之前，尼米兹将军已经着手拟定基本计划，并于7月的第一周大体完成。

　　海军中将戈姆利代表尼米兹在南太平洋地区担任战略指挥，由在珊瑚海和中途岛两次海战中威名远扬的弗莱彻海军中将担任登陆编队的战术指挥，原任海军作战部计划部部长的里奇蒙·特纳海军少将负责指挥两栖作战部队。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少将是担任登陆任务的海军陆战第一师师长。

　　仅在一个月时间内，既要集结部队、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又要进行两栖作战那种极其复杂的训练和战前演练，时间实在仓促。

　　同时，由于盟军11月将实施北非登陆，再向该地区增派部队或水面舰只的可能性极小。麦克阿瑟的3个陆军师需要镇守澳大利亚，看来也无法参战。尼米兹若想派兵加强海军陆战师，只有拆东补西，从南太平洋各地的守备部队中抽调兵力。

　　然而，此方案刚出炉两天，据夏威夷情报站破译的一份日军电报表明，日本海军特遣队已在瓜岛登陆，并由工兵在岛上修建机场。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尼米兹深感震惊，事态一时变得极为紧迫。假如日军建成了机场，从瓜岛起飞的飞机将能够轻而易举地袭击美在附近岛屿的空军基地，美军现有防线将受到严重威胁。

　　显然，美军必须立即更改作战目标，将瓜岛纳入图拉吉、圣克鲁斯群岛的作战计划之中，并在日军建成机场之前，攻占该岛。

　　作战规模虽然扩大了，准备时间却不能延长。金上将和尼米兹确定原计划时间一周后，即8月7日为瓜岛登陆日。

　　尼米兹立即传令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海军少将和第十七特混舰队司令弗莱彻，准备进攻瓜岛。

　　7月31日，由特纳海军少将指挥的南太平洋登陆舰队，满载16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8艘驱逐舰和1个驱逐舰警戒群以及航空母舰舰载机的护航下，从斐济岛出发，进攻瓜岛。支援和护航编队统由弗莱彻指挥。编队中的航空母舰包括“萨拉托加号”、“黄蜂号”、“企业号”。

　　8月7日清晨，登陆舰队接近瓜岛，岛上的日军毫无防范。日军工兵被美军炮火惊醒之后，迅速放弃营地，撤入热带丛林。

　　8月8日，美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刚刚建成的瓜岛机场，并取名为“亨德森机场”。黄昏时分，经过激战的美军又成功地攻占了瓜岛以北的图拉吉岛。

　　两岛告失，震惊了日本朝野。东条英机大骂海军擅自行动，没有争取陆军的援助。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气急败坏地下令：联合舰队必须重克瓜岛，夺回机场。

　　于是，充满血腥的瓜岛争夺战拉开了战幕。

　　8月8日，在瓜岛北部爆发了萨沃湾海战，美军南区巡逻队大败，澳大利亚重巡洋舰被击沉，美“芝加哥号”巡洋舰、“帕特森号”驱逐舰被击伤。

　　在北区，美“阿斯托里亚号”巡洋舰被鱼雷击中，美“文森斯号”和“昆西号”均遭重创，相继沉没；“拉尔夫·塔尔伯特号”驱逐舰在警戒时也被击沉。

　　8月中旬，弗莱彻领导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正在瓜岛的东南海域活动，担负对所罗门群岛海上交通线的保护任务。

　　8月24日，特混舰队击沉日军轻型航空母舰“龙骧号”。至此，瓜岛战役中的第二次海战，美军称之为“东所罗门群岛海战”开始。

　　此后，美“企业号”航空母舰被重创，弗莱彻的旗舰“萨拉托加号”也被击伤，均返回珍珠港检修。

　　9月，尼米兹飞往旧金山，与金上将一起举行会议。在那里，尼米兹获知哈尔西接替弗莱彻担任高级战术指挥官，指挥在南太平洋海区美军全部航空母舰作战。

　　9月中旬，日军沿亨德森机场以南的山岭发起突击。日军未能突破防线，并遭到重大损失。

　　尼米兹责令海军运输部队加速向瓜岛运输物资，使岛上供应情况稍有好转。而正当美军加紧从圣埃斯皮里图岛把海军陆战第七团送往瓜岛时，日军潜艇钻入美军护卫舰中间，相继用鱼雷攻击了航空母舰“黄蜂号”、新型战列舰“北卡罗来纳号”和驱逐舰“奥布赖恩号”。

　　“黄蜂号”供油系统起火，被迫撤离战场，由于火势无法控制，只得用鱼雷将其击沉。“奥布赖恩号”爆炸后沉没，“北卡罗来纳号”在水线以下出现了巨大裂缝，不得不返回珍珠港维修。

　　于是，美军在整个太平洋海域能够进行作战任务的航空母舰只剩下“大黄蜂号”一枝独秀了。

　　9月25日，尼米兹带领随行人员乘“科罗纳多”水上飞机离开珍珠港。

　　9月28日下午，尼米兹乘坐的水上飞机抵达努美阿。稍事休息，他便在戈姆利的旗舰“亚尔古尼号”上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尼米兹乘坐B-17型轰炸机飞赴瓜岛。

　　10月18日，被任命为南太平洋海区司令的哈尔西抵达努美阿港。在瓜岛争夺处于白热化、登陆美军岌岌可危的时刻，起用这种敢打敢拼、勇于进取的将领，收到了扭转战局的奇效。

　　当哈尔西走马上任之后，尼米兹下令向南太平洋增调大量的兵力，其中有战列舰“印第安纳号”、潜艇24艘、战斗机50架、轰炸机24架，以及陆军第二十五师。

　　被击伤的“企业号”航空母舰修复后，也返回南太平洋参加战斗，并同位于埃斯比里图岛以东的“大黄蜂号”航母编队取得了联系。

　　哈尔西命令包括“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编队在内的主力舰只在圣克鲁斯群岛以北地区进行巡逻，以便从侧翼打击从北面和西北面逼近瓜岛的日军。

　　10月26日，在圣克鲁斯群岛海域发生了航空母舰激战。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被日军击沉。

　　为了夺得太平洋战场的全面胜利，尼米兹就太平洋舰队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整套构想。

　　1942年年底，美国已经建成或将要完工的共有22艘航空母舰，用这些舰只组成一支史无前例的大舰队，那时美军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太平洋海域。

　　尼米兹打算以这样一支舰队横越太平洋，打开太平洋的交通中轴线。这些地方无大片陆地，只有数百个大岛屿和环礁，可以选择许多目标作为登陆地带及作战基地。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也提出了带有鲜明个性色彩的方案。该方案建议，以陆军为主力沿着新几内亚进军菲律宾群岛，最终以此为基地，直捣日本本土。在一系列陆军为主攻的跃进中，以海军担任陆军的人员护送和供给服务。

　　以庞大的太平洋舰队担任陆军的辅助手段，使海军成为陆军随意摆布的工具，这是美舰队总司令金上将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上将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

　　尼米兹为此辩驳道，麦克阿瑟进攻日本的方案舍近求远，耗损人员和供应，并且将旷日持久。金则认为，这是典型的麦克阿瑟主义，意在突出自己。

　　金返回华盛顿，向马歇尔汇报了各司令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尼米兹的部属哈尔西进入麦克阿瑟管辖的海区作战之后的有关指挥问题。这是涉及尼米兹和麦克阿瑟谁高谁下的问题。最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妥协，哈尔西在战略上受麦克阿瑟的原则指导，战术上则由他自己决定。尼米兹为了使自己合理的作战方案能够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他们的各小组委员会所选中，作了许多努力。最后，华盛顿接受了尼米兹的方案。麦克阿瑟虽竭力反对，也未能劝阻住最高当局。因此，尼米兹的进攻方案为主线，麦克阿瑟则继续从南面进攻。

　　日军瓜岛惨败后，在俾斯麦海战中又一次遭到重创。此战迫使日本大本营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新几内亚方面，并决心集中陆海军力量在这个方向建立作战基地。山本五十六奉命用日本航空兵的精华，即航空母舰舰载机去协助海军岸基飞机作战。

　　从1943年4月7日起，日机空袭瓜岛，矛头对准所罗门方面。接着，日机又连续空袭了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等地。这种持续的骚扰性空袭，对美军造成了一定损失，但日军的损失大于美军。

　　4月中旬，山本决定亲自到所罗门群岛北部的日本基地，视察防务并鼓舞士气。

　　通过情报资料，尼米兹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将这个至关重要的情报通告给了第五十七特混舰队司令哈尔西将军，请他迅速制订一个能保守这一情报机密的伏击计划。

　　为慎重起见，尼米兹专门征求了罗斯福总统的意见。经过诸多高级将领的协商，最后罗斯福总统下令伏击山本五十六。

　　尼米兹接到“干掉山本”的电报后，马上电令哈尔西不惜一切代价执行行动。

　　伏击的成功主要在于密码分析家破译了日方密码。其实在此之前，美军已完全掌握了该秘密。

　　美方为了避免使日方觉察到山本毙命的真相，一直成功地隐瞒了密码被破译的事实。为了麻痹日本人，尼米兹甚至指示美航空兵部队，在伏击山本五十六的地点上空作“例行巡逻”，使日本人误认为山本之死纯属偶然事件。

海陆配合发起“复苏行动”

　　美军攻占瓜岛之后，太平洋战区的军事行动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间隙。日美双方都利用这段时间密谋策划，酝酿新的攻势。

　　1943年6月初，尼米兹到旧金山与金上将举行例行会晤。两人讨论了发动中太平洋攻势的问题，他们都倾向于从吉尔伯特群岛而不是从马绍尔群岛向菲律宾推进。

　　接着，尼米兹在霍兰·史密斯将军陪同下，视察了南太平洋海区的情况，同哈尔西和他的参谋人员讨论了进攻新佐治亚的作战计划。

　　6月18日，尼米兹一行回到珍珠港。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命令，要尼米兹在11月15日进攻马绍尔群岛。

　　为了这次战斗，参谋长联席会议配给尼米兹美军海军陆战第一师、第二师以及南太平洋的全部两栖作战舰只和大部海军部队。

　　这一计划立即招致麦克阿瑟的抗议，他认为这样部署兵力将瓦解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攻势，显然是把中太平洋作为主要进攻路线。

　　麦克阿瑟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建议说：“从全面的战略观点来看，我相信太平洋进攻行动的最有利路线应是从澳大利亚出发经新几内亚到棉兰老岛。”他认为，他的部队沿着新几内亚北部海岸进行两栖作战将绕过日军据点，并可得到地位非常重要的陆基航空兵的支援。而两条路线同时并进，其结果是将使目标和力量分散，扩大战争，增加伤亡。

　　尼米兹则认为，部队由舰载航空兵支援，可以迅速越过日军防御阵地，比岸基战斗机在其作战半径内支援陆军部队更有成效。向中太平洋推进，运输线则更短、更直接，既节省船只，又可威胁日军占领的全部岛屿，最后必将迫使日军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为防卫每一个阵地而分散兵力。

　　麦克阿瑟举反证说，日军在中途岛的失败，便是进攻防御坚固的岛屿必将付出惨重代价的明证。

　　马歇尔对此虽有同感，但考虑到诸种因素的制约作用，他没有公开支持麦克阿瑟，但同意让麦克阿瑟将军保留老部队陆战第一师，将其用于格洛斯特角登陆。

　　7月中旬，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计划，但加进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命令尼米兹在攻占吉尔伯特群岛的同时，向日军新近占据的瑙鲁岛发动攻势。然而，两岛相距甚远，尼米兹不同意对如此分散的两个目标同时发起进攻。

　　当哈尔西的南太平洋部队于6月底开始发动中所罗门群岛的攻势时，尼米兹建议他越过日军重点设防的科隆班加拉岛，在远离通道、日军防御力量不强的韦拉拉韦拉岛登陆。这项建议极为有效，登陆部队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就登上了该岛。

　　8月15日，北太平洋部队也开始进攻基斯卡岛。为攻下该岛，盟军出动了近百艘舰艇运送29000名美军士兵和5300名加拿大士兵。在一阵猛烈的轰击后，美军部队乘坐登陆艇进入滩头阵地，最终占领了基斯卡岛。

　　9月25日，在珍珠港举行的海军军事会议上，集中讨论了夺取马绍尔群岛的作战计划，制订了“复苏行动”。

　　尼米兹迫切希望对吉尔伯特群岛发起进攻，这样就能把日军联合舰队从特鲁克基地引出来。尼米兹全面充实和修订了第五舰队的作战计划，使整个“复苏行动”计划更为系统和完善。

　　11月20日拂晓，所有参战部队均向着吉尔伯特群岛挺进。

　　吉尔伯特群岛位于马绍尔群岛东南、所罗门群岛东北，由16个珊瑚岛组成，其中以塔拉瓦岛最大，马金岛次之。塔拉瓦岛横跨赤道，介于美、澳两洲交通线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据该岛，并在岛上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至1943年11月，守岛日军总数为4836人。岛上，整个海滩布满混凝土制成的三角体、地雷、珊瑚石礁、蛇蝮式铁丝网等障碍物。障碍物后面是由100多个碉堡、机枪阵地、坦克固定火力点组成的海滩交叉火力网。

　　所有工事都构筑在地下，上面铺着厚达两米的沙石、柳木和波纹钢板，恰似一座壁垒森严的“活地狱”。驻岛部队司令官柴崎宣称：“美国人用100万人的兵力花100年的时间也拿不下塔拉瓦岛。”

　　然而，美军中，无论是尼米兹，还是其他战役指挥官对“活地狱”的防御状况都估计不足。美军伤亡惨重。

　　与此同时，美航空母舰编队也遭到了日军的空袭。日军一架鱼雷机击中“独立号”轻型航空母舰，并使其陷于瘫痪。然而，隐藏在特鲁克岛的日本联合舰队没有按照美国的意愿贸然出击。

　　尼米兹接受托尔斯将军的建议，给斯普鲁恩斯起草了一份“电报指示”，要他给航空母舰编队增加活动自由：“从目前情况看，在‘复苏行动’中对航空母舰编队限制过死。假如航空母舰长时间地继续局限在狭窄的海域里，被敌鱼雷击中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应保证航空母舰在执行任务中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这样，航空母舰执行保护滩头阵地的任务，不仅要有近距离支援，而且还要设法袭击日军舰队、基地等主要攻击目标。

　　最终，吉尔伯特战役以美军胜利而告终，但美方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海军损失1艘护航航空母舰，1艘航空母舰受重创，还损失了若干艘其他类型的舰只及90辆两栖坦克。美军在塔拉瓦岛共死亡1000余人，伤2100余人，在马金岛伤亡达500余人。

　　战役刚刚结束，美海军部长诺克斯就宣布说，塔拉瓦岛之战美军所遭受的重大伤亡，是美海军陆战队成立168年以来所不多见的。

　　尼米兹决定亲赴塔拉瓦岛视察，以了解这一战役惨重伤亡的具体情况。

　　此时大规模战役刚刚结束两天，斯普鲁恩斯劝他待清扫战场之后再去，因岛上尚有残留日军，机场还不能降落大飞机，尸体也尚未掩埋。尼米兹没有听从斯普鲁恩斯的劝告，在富纳富提岛视察后，转乘胡佛将军提供的海军陆战队的空投战斗机启程了。

　　尼米兹在斯普鲁恩斯和朱里安·史密斯将军的陪同下，视察了尸骨遍野的战场。在滩头阵地上，被打坏的两栖坦克中间，海军陆战队员的尸体还泡在水里。尼米兹为眼前的残酷景象而震惊，他轻声地说道：“这是我第一次闻到死亡的味道。”

　　返回珍珠港的途中，尼米兹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从未见过像塔拉瓦岛这样凄惨的地方。”

　　在这场令人不堪回首的视察结束时，尼米兹对斯普鲁恩斯说：“战役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前线指挥官无法承担责任。我担心美国公民们不会谅解我们。”

　　吉尔伯特群岛登陆战所造成的损失确使美国公众舆论一片哗然。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成为人们指责和谩骂的对象。悲愤的阵亡人员家属甚至直接给尼米兹写信，对他进行抨击。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写道：“你在塔拉瓦岛上杀死了我的儿子。”

　　尼米兹的部下为此纷纷打抱不平。但尼米兹却坚持每信必看，并亲自回信表示哀悼。他说：“母亲失去儿子会痛苦的，应给她们以合适的安慰。至于我的进退荣辱，相信历史会给予公正的评价与选择。”

　　罗斯福总统得知尼米兹所承受的压力后，立即打电话给金上将：“告诉尼米兹放手作战，国内的事情由我去办。”在总统的干预下，这场风波渐趋平息。

　　尼米兹等人开始集中精力思考下一步进攻马绍尔群岛的作战计划。尼米兹原打算在马洛埃拉普环礁、沃特杰环礁以及夸贾林环礁同时实施登陆。前两个环礁是马绍尔群岛离珍珠港最近的两个日军基地，后一个环礁位于马绍尔群岛的中心，是日军司令部的所在地。

　　鉴于塔拉瓦战斗的惨痛教训，斯普鲁恩斯建议采取审慎的作战方案。他主张战役分两步走，首先攻占马洛埃拉普和沃特杰，然后利用两岛的轰炸机基地，对位于列岛中心的日军指挥部所在地夸贾林岛实施进攻。特纳和霍兰·史密斯都支持这一想法。

　　尼米兹肯定了两步进攻的建议，同意取消三管齐下的进攻方案，但他又设计了一个不同的方案，即绕过沃特杰和马洛埃拉普岛，直接进攻夸贾林岛。攻下夸贾林岛后，将能得到两个机场和一个第一流的锚地。

　　斯普鲁恩斯、特纳和史密斯都强烈反对尼米兹的意见。他们认为，夸贾林环礁一旦被美军占领，这个环礁就会变成在马洛埃拉普、沃特杰等地日军岸基航空兵的袭击目标。而且，日军还可依托这些基地来破坏夸贾林岛与珍珠港、吉尔伯特之间的交通线。

　　但尼米兹坚持自己的主张。电台接收的情报证实，尼米兹的决定是正确的。日军正在其他岛上加强工事，独独忽略了位于马绍尔群岛中心的夸贾林岛。显然，日军设想的是，外围的一个或几个岛屿将要受到攻击。

　　斯普鲁恩斯见无法改变尼米兹的决定，于是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在攻占夸贾林岛的同时，占领日军防御力量薄弱的马绍尔群岛中的马朱罗岛。这样，可在作战海域为舰队提供一个基地，并处于对夸贾林岛支援的范围之内。尼米兹同意了这一建议。

　　进攻马绍尔群岛的作战计划，代号为“燧发枪行动”，发起攻击的日期两度顺延，最后确定在1944年1月31日。

　　至2月7日，美军先后攻占了夸贾林环礁中的大小30余个岛屿。特纳将军的联合远征军取得了“燧发枪战役”的最后胜利。

　　早在攻克夸贾林岛之前，尼米兹就发报征求斯普鲁恩斯对继续挺进攻克埃尼威托克岛的意见。斯普鲁恩斯看到特纳和霍兰·史密斯准备充分，而且士气正旺，便回电报响应尼米兹的号令。

　　为了给新一轮战役助威，尼米兹于2月4日晚乘B-24型飞机“解放者号”离开珍珠港前往塔拉瓦岛，同斯普鲁恩斯、特纳等人商讨即将开始的进攻埃尼威托克岛的问题。

　　由于埃尼威托克岛离特鲁克岛仅669海里，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将分两路支援此次进攻战。1个特混大队在埃尼威托克岛附近进行直接支援，另外3个特混大队前去袭击特鲁克岛。美军希望对特鲁克岛的威胁，能迫使日军联合舰队出来迎战。

　　然而，美军未能实现尽早与日联合舰队决战的愿望。

　　山本五十六的继任者古贺峰一对美军的战略意图极为敏感，当他发现美军飞机对特鲁克的侦察行动后，便急令联合舰队撤离特鲁克，向西退至加罗林群岛的帕劳群岛。

　　2月17日，美军对埃尼威托克发起进攻。经过多日的空中轰炸，至21日，美军占领该岛。

　　埃尼威托克岛被攻占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电召太平洋战区的两员大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出席会议。但是，麦克阿瑟借故缺席，这使得诸位高官深感失望和不满。这实际上也使麦克阿瑟丧失了一定的信誉。

　　3月1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了最后的战略方案：

　　批准了4月15日进攻霍兰蒂亚；尼米兹的部队6月15日进攻马里亚纳群岛；9月15日进攻帕劳群岛；11月15日开始支援麦克阿瑟部队进攻棉兰老岛。

　　可以说，这一方案带有折中性质，但基本上符合金和尼米兹的战略构想。当尼米兹回到珍珠港太平洋舰队总部时，令他惊讶的是，麦克阿瑟的一份电报放在了他的桌上。电文称：

　　我久有此意，向阁下略尽地主之谊。通过我们之间的私人会晤，我肯定将会大大增进双方司令部的紧密协作。因此，阁下如有时间来布里斯班做客，我将深为高兴，定予热诚欢迎。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讯号，它意味着麦克阿瑟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两大军种间矛盾重重的关系。在此之前，尼米兹曾多次试图与麦克阿瑟会晤，但对方始终不断拒绝，而此次麦克阿瑟却主动发出了邀请。尼米兹知道事出有因：麦克阿瑟已经意识到由于自己的傲慢无礼，可能得罪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官员，他担心自己的指挥权旁落海军之手。有关指挥权的讨论，一直是华盛顿争论中棘手而敏感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后决定采取审慎行事的态度，对作战指挥的界限维持现状。

　　尼米兹对麦克阿瑟争夺指挥权的做法当然是不满的。麦克阿瑟此时在雷伊泰海面拥有未投入战斗的舰艇221艘，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要控制力量的目的。尼米兹认为这种做法完全没有道理，是一种使任何人都感到愤慨的浪费，他有义务去减少这种浪费。

　　尼米兹认识到两个指挥部的协作，将有利于战事的进展，更早地带来和平。因此，尼米兹决定克制心中的怨愤，接受了麦克阿瑟的邀请。尼米兹在给麦克阿瑟的回电中说道：

　　对阁下热忱的邀请，我深为感谢。今晨我由华盛顿回来时读到此电，我将以莫大的荣幸在不远的未来获得阁下的款待。我们之间的会晤将使我们在未来战斗中获得最密切的协作。数天内，我将把可能动身的时间奉告给你。

　　为了这次会晤，尼米兹做了精心准备：从朋友那里弄到珍贵的兰花品种，打算送给麦克阿瑟夫人；派人到檀香山为小阿瑟买了印有夏威夷文的丝质运动衫，另外还买了几盒糖果。不到10天，尼米兹就动身了。

　　3月25日，尼米兹的水上飞机滑行到布里斯班的码头时，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已经在此等候迎接。这多少令尼米兹感到有些惊讶。尼米兹一行下榻在华丽的伦南斯旅馆一套舒适的房间里，从这个旅馆经过广场就是昆士兰最高法院大楼。麦克阿瑟的副官向尼米兹呈上当晚在旅馆设宴招待的请柬，尼米兹及其副官拉马尔收下请柬，但坚持要在赴宴前先去麦克阿瑟的住处拜访。

　　这种外交礼仪是成功的。麦克阿瑟和夫人极为愉快地接受了尼米兹赠送的兰花。尼米兹提出要给小阿瑟赠送礼物时，麦克阿瑟说他的儿子已经睡觉了。

　　“将军，”麦克阿瑟夫人说，她总是这样称呼她的丈夫，“应该把他叫起来一会儿。”麦克阿瑟有些勉强地把孩子叫了起来，尼米兹把运动衣和一大盒糖果送给他。

　　第二天举行会议前，美国宪兵在伦南斯旅馆前的街上布置了严密的岗哨。会议在麦克阿瑟的办公室举行，两位将军保持正式礼节，由于彼此心存戒备，难免有距离感。但这种会晤还是有意义的。会晤顺利进行。接待是友好的，有关战备方面的决定是相互谅解的。尼米兹同意对霍兰蒂亚进攻战给予支援，但将分两步进行：

　　4月1日，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快速航空母舰袭击帕劳群岛及加罗林群岛上的日军基地，然后返回马绍尔群岛补充给养。再于登陆当天驶往霍兰蒂亚加入战斗，但大型航空母舰须在登陆第二天即撤离，而留下8艘小型航空母舰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

　　麦克阿瑟对这一计划表示满意，并许诺将出动轰炸机和P-38远程战斗机袭击附近的日军机场，以保证航空母舰的安全。双方商定，在霍兰蒂亚的登陆日期为4月22日。

　　当尼米兹即将离去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两人共同制订一个抄近路快速向吕宋—台湾—中国大陆三角地带推进的补充作战计划。

　　麦克阿瑟大为恼火，说他不能抛下菲律宾不管，他对菲律宾人民负有神圣的义务，并讥讽说：“待在华盛顿的先生们不了解情况，从来没有听过枪声，却在那里炮制太平洋战争的战略。”

　　尼米兹插话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同你我一样，都在努力工作，并且想把工作做得更好。从内心讲，他们是值得钦佩的。”

　　尽管存在意见分歧，但尼米兹对这次会晤还是感到满意的。他在写给金的报告中说：“我和我的下属们在整个访问期间，受到麦克阿瑟真诚而周到的热情款待。接待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会议自始至终都开得很好，很顺利。”尼米兹承认麦克阿瑟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不过喜怒无常，有时突然会表现出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气质。

　　就个人而言，麦克阿瑟并无多少可以使尼米兹把他当做挚友的吸引力，但是尼米兹尊重这位军事领袖的才干。

打败日本凯旋回国

　　正当太平洋舰队积极筹划和演练马里亚纳作战计划的时候，日本联合舰队统帅人物古贺峰一在美第五十八特混舰队进攻帕劳群岛时，与其随员以及参谋长一行分乘两架大型水上飞机由帕劳岛起飞，欲飞往菲律宾的达沃。

　　古贺一行在飞行途中遭到暴风雨冲击，参谋长福留繁的座机拼力挣扎，终于在菲律宾的宿务岛附近海面迫降，幸免一死；而古贺的座机却杳无音讯，附近驻防的日机、舰艇全力搜索，结果一无所获。

　　古贺的参谋长被菲律宾抗日游击队俘获，其随身携带的一箱绝密文件被送交美军。在缴获的文件中，有一份称为“Z行动”的提纲，显然是日本海军的作战计划。

　　该计划最终被送往珍珠港太平洋舰队总部，莱顿和他的日文专家们连夜把文件翻译出来。日本海军把这个作战计划看作是对日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计划作战的地区一直延伸到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新几内亚一线。

　　1944年5月5日，日本广播电台宣布丰田贞次郎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为挽救危局，大本营向丰田发布了“阿号作战”命令，企图集中大部分兵力，再次决战，一举歼灭美舰队。

　　此时，珍珠港方面已获悉，“阿号作战”计划只不过是“Z行动”的具体翻版。尼米兹看了“Z行动”的译文后，便下令把文件发给集结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的所有舰长。

　　美军一直期望同日军航空母舰舰队交战，并将其彻底歼灭。这一时刻终于要来临了。尼米兹得知日军舰队中有偷袭珍珠港的“翔鹤号”和“瑞鹤号”航空母舰时，心中顿感振奋。他对史密斯将军说：“有朝一日，当我在办公桌上看到击沉日军这两艘航空母舰的电报时，那就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6月，美军向马里亚纳群岛发起了进攻。美军尽管存在不利条件，但尼米兹以及太平洋舰队的领导人对即将来临的决战还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有新闻记者问：“日本广播电台宣称，‘一场大海战即将开始’，你对此有何看法？”尼米兹回答：“我希望他们讲的是真话。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他们引出来打一场大仗。”

　　18日黄昏，美舰队在西南355海里处发现了日本舰队。米切尔建议连夜把舰队开到西面靠近日军舰队的地方，以便在19日凌晨与日舰交战。

　　然而，斯普鲁恩斯在与参谋们讨论了一个小时之后，决定不去迎击日舰队。他向部队下达的命令只提出“攻占并守住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而没有提到连续进攻日军的舰队。

　　米切尔和他的飞行员为此大失所望，认为斯普鲁恩斯使他们坐失良机，米切尔痛苦地抱怨道：“敌人跑了，它曾一度处于我攻击范围内。”飞行员普遍埋怨：“这是非飞行员指挥飞行员带来的结果。”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证明斯普鲁恩斯的战术是完全正确的。

　　从缴获的日军档案来看，6月19日那天，斯普鲁恩斯凭他的运气或直觉把第五十八特混舰队部署在最理想的位置上。

　　马里亚纳海战不失为一场意义重大、战果辉煌的战役。经此一战，美海军掌握了马里亚纳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为美军最终战胜日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8月中旬，宽阔的马里亚纳群岛终为美军所有。在攻占塞班、提尼安岛和关岛的战役中，美军死亡约5000人，而消灭日军近6000人。美军最终突破了日军最后一道防线，夺得了下一步作战的后勤基地、潜艇基地和将轰炸东京工业设施的轰炸机基地。

　　在尼米兹司令部里，那幅太平洋海图上，进攻日本本土的指示箭头正从硫磺岛上划过。只是由于气候恶劣等原因，尼米兹才不得不将进攻硫磺岛的日期由1945年1月20日推迟至2月19日，进攻冲绳岛则由3月1日推迟至4月1日。

　　为了使美国各战区总司令的军阶与盟邦相对应，美国国会制订了一项可授予陆军和海军将领为五星上将新军阶的法令。12月19日，授予4位陆军上将和3位海军上将新的军阶。

　　总统命令授予马歇尔、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和阿诺德为陆军五星上将，莱希、金和尼米兹为海军五星上将。

　　尼米兹接受五星上将军衔时，心情十分激动。爱戴他的水兵们专门推举金属专业毕业的战士为他准备了一副新的领章，他们把旧领章上的星摘下来，把五颗星排成了一圈。

　　尼米兹无法掩饰兴奋的心情，佯装眼花，开玩笑地说：“好大一会儿，我才看见了星星。”

　　为了在战区附近建立一个新指挥部，尼米兹决定将总部移至关岛，向前进驻可使他朝战区推进1000海里。

　　此时，太平洋美军总部的编制和人数大增，他已不可能无拘无束、称心如意地办事。尼米兹宁愿带一个精干的参谋班子，而且尽可能只要那些公认的与作战计划和指挥有关的人员随行。他还希望在个人行动及战争决策上，由自己去承担一些风险。

　　尼米兹于1945年1月27日抵达关岛新指挥部，斯普鲁恩斯也于同日在乌里锡走马上任。

　　2月2日，尼米兹自关岛总部飞抵乌里锡，登上第五舰队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与斯普鲁恩斯将军商讨即将开始的硫磺岛战斗。

　　尼米兹所以决定放弃日军重兵防守的台湾，而攻占硫磺岛和冲绳岛，是因为这两岛离日本本土很近，可以作为直捣东京的战斗机、轰炸机的出击基地和紧急降落基地。

　　硫磺岛是小笠原群岛中硫磺列岛的主岛，位于东京以南700余海里的洋面上。

　　空中侦察表明，这个由熔岩和火山灰烬形成的、整日弥漫雾气和硫黄气体的荒岛是个易守难攻之地。由于该岛为日军“内防御圈”上关键性的链环，日军在此精心营造了极为坚固的海上堡垒。

　　霍兰·史密斯将军在研究了空中摄影的照片后，宣称“此处是我们最难攻占的地方”，并忧心忡忡地预计美军要伤亡20000人。

　　自1944年8月对此岛开始的空中目标袭击并未取得明显成效，日军的防御设施有增无减，已由原来的450处发展到700多处。岛上原有2个机场，现已扩增为3个。显然，日军把防御工事筑到火山熔岩中去了，工事上覆盖的黑色火山灰层减弱了炸弹和炮弹的破坏力。无论未来的战斗将如何艰巨，攻占该岛的意义已经十分明确，问题在于进攻将怎样实施。

　　斯普鲁恩斯决定用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飞机摧垮东京地区的航空基地网，以保护硫磺岛外的美国舰只不受日机空袭。这是自1942年4月杜立特的“东京上空10分钟”行动以来，第一次用航空母舰袭击日本。

　　斯普鲁恩斯计划用两天多的时间来完成这次袭击。快速航空母舰可在乌里锡完成补给，2月16日驶到日本外海。尼米兹同斯普鲁恩斯商讨之后飞抵塞班岛，视察进攻硫磺岛的部队进行最后一次登陆演练。陆战队有3个师执行这次作战任务：第四师、第五师担负进攻，第三师为后备师。巡视结束后，尼米兹飞返关岛。1945年2月16日黎明，尼米兹焦急地期待着轰击硫磺岛和空袭东京的消息。上午7时，尼米兹从东京广播电台获悉：美军袭击了东京机场。几乎在同一时间，尼米兹得到报告，海军已开始对硫磺岛发起炮击，轰炸机正飞往北面，向硫磺岛做日常空袭。2月19日，斯普鲁恩斯向尼米兹报告了两天来袭击东京的战果：空中击落日机332架，地面击毁177架，摧毁许多机场和航空站的机库、机棚和设施。同一天上午11时，美军开始发起进攻硫磺岛的战斗。美军原计划5天拿下硫磺岛，结果整整打了36天。直到3月25日，美军才将岛上的残敌基本肃清。硫磺岛一役中，登陆一方的伤亡人数超过了抗登陆一方。美军在陆上和海上作战的人员中，约有7000人战死，19000人负伤。尼米兹称：“在硫磺岛参战的美军中，非凡的勇气成为共同的美德。”硫磺岛据称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付出最大代价才获得的岛屿，它的价值不应夸大也不应低估。

　　在该岛被宣布已完全占领的12天前，第一架美轰炸机即在该岛作紧急降落；占领该岛不到3周，“野马式”巡逻战斗机于该岛跑道上起飞，为白天轰炸东京的轰炸机护航。

　　3个月内，850架轰炸机在该岛做紧急降落。这就证实了占领该岛的必要性。无疑，如果没有这个胜败攸关的基地，这些飞机大部分会葬身海底。

　　新任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亲临硫磺岛视察，回国后上报了他亲自掌握的战场第一手材料。在关岛，福雷斯特尔海军部长还向尼米兹祝贺他60岁生日。

　　福雷斯特尔离去后不久，尼米兹决定返回华盛顿述职。

　　3月1日，尼米兹由谢尔曼将军和拉马尔中校陪同动身启程，经珍珠港和旧金山前往华盛顿。

　　在旧金山，尼米兹又一次领略到那些正被发表并在全国广泛传播的新闻报道的作用。《旧金山调查者报》在头版发表社论，暗示硫磺岛损失惨重，原因是领导无方。它以明确的语言声称，只有麦克阿瑟才具备赢得战争胜利的才智，他不会像其他的司令官那样损兵折将、丢弃装备。华盛顿应让麦克阿瑟担任太平洋的全面指挥。海军和陆战队人员领导乏术。社论还指出，他们现在的领导，显然正在用美国子弟的生命做不必要的冒险。

　　这种说法使尼米兹大为不满，同时也使陆战队队员们怒不可遏。在旧金山休假的多位陆战队队员涌进《旧金山调查者报》的大楼，当着总编辑威廉·雷恩的面，要求他道歉或作出答复。

　　雷恩推托说，这不过是上级的指示而已。这引起了尼米兹的注意。从此，尼米兹对批评他领导和指挥艺术与麦克阿瑟在战略方面是相违背的一类攻击性文章有所防备了。

　　尼米兹和谢尔曼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了下一步进攻冲绳岛的作战方案。进攻部队包括陆军第二十四军，这个军自进攻莱特湾以来已扩编为4个师；两栖作战部队第三军团，包括陆战队第一师、第二师和第六师。

　　这些部队合在一起组成第十集团军，由美国陆军的巴克纳中将指挥。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在冲绳和九州之间的海面上进行掩护，英国太平洋舰队则在冲绳和台湾间的海面负责掩护。

　　本次会议还通过了陆军提出的进攻日本本岛的作战计划。登陆九州的代号为“奥林匹克行动”，预计于1945年11月实施；进攻东京平原的代号为“王冠行动”，预计于次年3月实施。尼米兹将指挥所有海上部队建立滩头阵地，麦克阿瑟则负责指挥地面部队。

　　在华盛顿期间，尼米兹去白宫谒见了罗斯福总统。他是顶着对硫磺岛战役的各种指责和谩骂而来的，在内心深处，他渴望得到罗斯福总统的理解和支持。

　　尽管尼米兹并不计较个人威望，但是他重视人的尊严。尼米兹最终获得了罗斯福批准的向冲绳岛进攻的主攻任务。望着罗斯福苍白的面容，尼米兹心中隐隐产生了一种愿望：1945年将结束太平洋战争，让罗斯福活着看到这一胜利。

　　尼米兹一行飞越太平洋时，在珍珠港稍事停留，于1945年3月15日回到关岛。此时，他的注意力已完全集中在即将开始的战事上。

　　在制订冲绳岛作战计划时，尼米兹最为担心的问题是，美军在岛上建立起机场之前，日军空中力量对美方参战部队究竟有多大危害。

　　在东北方向，九州有55个机场；在西南方向，台湾有65个机场；在它们之间，沿着包括冲绳岛在内的琉球群岛还有许多飞机跑道。因此，日军可能动用在本土的3000或4000架飞机，运用致命的“神风式”自杀战术以抗击美军的进攻部队。

　　为了阻止可能出现的危险形势，尼米兹命令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对九州各机场发动一系列袭击。

　　第一特混舰队于3月18日和19日，对九州地区的机场、日本本土南部地区和停在濑户内海的日本舰队的残余舰艇，多次进行大规模空袭。

　　日军飞机进行了反击，击伤“企业号”、“约克城号”等航空母舰。“富兰克林号”遭到重创，800多名舰员丧生。

　　尼米兹又令轰炸机编队袭击九州的航空设施和基地。尼米兹还下令在下关海峡一带布雷。

　　在上述空袭活动中，美军虽然损失116架舰载机，但是击伤数艘日舰，并破坏了九州地区日军的各种设施及交通枢纽，使日军在此后的3周内几乎未能进行反击。

　　第五十八特混舰队补充油料后，于3月23日开始对冲绳岛实施猛烈轰炸。

　　包括步兵第七十七师在内的两栖进攻部队，攻占了冲绳岛西南15海里的庆良间列岛。这是整个登陆作战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美军提供了一个隐蔽的锚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水上飞机基地和补给基地。

　　4月1日，即复活节清晨，特纳指挥的登陆大军开始在冲绳岛的白沙滩头登陆。登陆进行得异常顺利，当天，有5万名陆军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登陆，先头部队夺取了两个机场。

　　4月2日中午，部分登陆部队已经横跨该岛，进至东海岸。此后，第二十四军的大部分兵力从右侧迂回，向南推进，海军陆战第一师向登陆地域以东前进。日军在冲绳岛的抗登陆兵力约有10万人，其中67000人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

　　日军部队为何没有抵抗呢？原来，守岛部队采用的战术是允许美军“充分登陆”，将美军“诱至于得不到海、空军火力掩护和支援”的地方，再一举歼灭其登陆部队。

　　没有在陆地上出现的殊死苦战却在冲绳海面展开了。

　　4月6日至7日，大约700架日机从九州起飞，袭击了第五舰队的舰只。这即是日军蓄谋已久的“菊水特攻”。

　　在两天的闪电式空袭中，美军有3艘驱逐舰和1艘登陆舰被击沉，2艘军火船被击爆炸，1艘扫雷舰和12艘驱逐舰受重创。日军飞机还撞入航空母舰“汉科克号”和战列舰“马里兰号”，美军数以百计的水兵死亡，剩下的许多人被严重烧伤，场面惨不忍睹。

　　这时，战斗在冲绳东北面半岛的陆战队以及在冲绳南部的陆军部队也遭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日军利用洞穴、堑壕、掩蔽火力点袭击登陆美军，致使美军的推进严重受挫。

　　尼米兹认为，陆军的缓慢推进，使海军支援部队遭到巨大损失，大量海军水兵被日机杀伤。但他又感到很为难，是下令调查损失惨重的原因，还是强制自己不去干扰战场上的指挥，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尼米兹每天都写信给夫人提到这种痛苦的心情。有一天他还向她承认，他为每个牺牲的官兵深感痛惜。

　　4月13日早晨，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传到太平洋指挥总部，这使得尼米兹的心情更为沉重：“就我来说，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个人的损失。”他写给夫人的信中说，“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他的全部言行和主张——他始终主张建立强大的海军，他始终对我十分亲切、友好。我刚发出一份唁电，代表太平洋海区的全体官兵向罗斯福夫人表示哀悼。”

　　4月16日，海军陆战队司令、四星上将范德格里夫特和他的两名参谋来到关岛指挥部，请求去视察他在冲绳岛的部队，亲自去解决那里伤亡严重的问题。尼米兹没有批准他的要求。尼米兹解释说，他自己也想去，但战斗在激烈进行，危险性极大，因而不能派任何高级官员前往。

　　但是第二天，尼米兹突然改变主意，表示愿和范德格里夫特一同前往冲绳前线，这使得范德格里夫特大感惊讶。尼米兹改变主意的原因也许是迫于战局构成的“非常局势”，不得不进行直接干预了。

　　尼米兹抵达的次日，即与斯普鲁恩斯等人视察了美军占领的部分冲绳地区。

　　尼米兹针对地面行动停滞不前的状况，强烈要求陆战部队加速推进，以便尽早解脱支援舰队。巴克纳陆军中将声称，这不过是一次地面作战。言下之意是，冲绳岛作战是陆军的事，海军最好不要插手。

　　“这确实可能是一次地面作战，”尼米兹冷冷地扫了巴克纳一眼，“但我却每天损失一艘半军舰，它们受到‘神风’飞机的沉重打击，或被击沉，或失去战斗力。所以，这条战线5天内不能突破，我们将调别的部队来突破它。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可怕的空袭中抽身了。”

　　这样，巴克纳才勉强同意调陆战第五师和第六师来南部战场。范德格里夫特建议采用迂回进攻的战术，以打开局面。巴克纳仍然认为，在南部或东南部海岸采取何种登陆方式都将付出巨大代价，最好的办法是用大规模的舰炮火力将日军从据点中轰出来。尼米兹答应给予更强的火力支援。

　　为了顾全大局，尼米兹忍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尽可能弥合海、陆军种之间的矛盾。在一次破例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尼米兹对海军作出的牺牲只字不提，而是赞扬陆军非凡出众的作战表现，并指出陆军的战术是正确的，若从侧翼发起两栖登陆，将付出更大代价且浪费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尼米兹心情很不好，他的判断和决定受到最坚定的拥戴者的怀疑。但是，尼米兹坚持认为，首要的前提是保持军种间的和谐一致。

　　6月21日，美军宣布占领了冲绳岛。在炮声最后停息、支援舰只从冲绳海岸撤出时，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也做出了统计。日军死亡约15000人，被俘7400人；美军阵亡约7600人，伤30000余人；有26艘舰只被击沉，360艘被击伤，大部分因日军“菊水特攻”行动所致。

　　此外，巴克纳将军阵亡，这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最高级别的一位将领。

　　尼米兹指挥的中路部队浩浩荡荡地向日本本土推进，付出了惨重代价换来的辉煌犹如金色的光环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希望和信心。

　　而此时，麦克阿瑟的部队从新几内亚方向的进攻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占领吕宋之后，他的部队仍在西南太平洋地区作战，只能南进到菲律宾南部和婆罗洲。

　　于是，军种间的内部争斗又展开了。麦克阿瑟责怪华盛顿束缚了他和整个陆军的手脚。他绝对无法容忍的是，当尼米兹指挥的以海军为核心的各级司令部进攻日本本土的同时，让他在南边“坐冷板凳”。

　　因此，麦克阿瑟把建立一个由他指挥的统一司令部的观点再度提出来。但他的观点遭到了来自海军的难以辩驳的反对。

　　1945年4月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布了一项折中方案：在进攻日本时，麦克阿瑟将指挥太平洋地区的全部陆军地面部队和航空兵；尼米兹指挥太平洋的全部海军。这一方案意味着将进一步分裂被尼米兹称之为“不能团结工作”的联合指挥部；同时，任何陆军部队将来都难以听从海军将领的指挥。

　　尼米兹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他感到不能再次退让，否则，他将沦为麦克阿瑟的部属，而丧失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他以不容置疑的语言向麦克阿瑟的特使萨瑟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我现在不能答应把对于太平洋海区防务和作战计划不可或缺的陆军部队的作战指挥权交给他。”

　　然而，尼米兹也认识到，早日结束战争，比起两人的不和以及武装部队中两个局部的冲突来说，要重要得多。基于这一考虑，他还是决定去马尼拉与麦克阿瑟会谈，以取得双方的某种一致，尽早结束战争。

　　在两天的会晤中，两位高级将领尽可能以理智的态度去争取相同的目标，以谋求双方会谈的基点和最终从海、陆、空三方逼近日本的战略。

　　会谈解决了一些存留的问题，奠定了进攻日本九州、本州及其他岛屿的合作基础。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在两栖进攻中，以海军将领为主、陆军将领为辅进行指挥。

　　尼米兹答应将进攻整个琉球群岛的任务移交给麦克阿瑟，并保证一如既往地为西南太平洋部队提供海上掩护。

　　这次会谈，使尼米兹意识到，他的统一指挥陆、海军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他将再也不会提及全国范围的武装部队实行统一指挥的建议了。

　　一天，一位年轻的海军中校来到太平洋舰队总部，捎来金上将带给尼米兹的一份绝密文件。文件告知，当量为20000吨TNT的原子弹已经研制成功，将于1945年8月1日在太平洋战场使用。

　　一颗炸弹就能毁灭一座城市，全部或几乎全部杀死其居民，尼米兹对此深为惊讶。此时，7月的“奥林匹克行动”计划和“王冠行动”计划已由继任总统杜鲁门批准在8月实施。尼米兹则继续实施对日本本土的袭击，携带水雷的潜艇和飞机把日本对各岛屿的攻势压了回去。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告投降，这标志着欧洲轴心国的最后失败。在欣喜的同时，尼米兹也感到德国的顽固抵抗使欧洲的胜利来得太迟了，已经基本上不会对太平洋战场产生直接的支援和影响了。

　　他确信，在盟军部队从欧洲调来之前，靠封锁和轰炸，即可迫使日本投降。

　　6月底，尼米兹飞赴旧金山，与金上将进行战争年代的最后一次会晤。这次会议为时仅一天，因为两位高级将领已经充分确信，“奥林匹克行动”与“王冠行动”都将不会付诸实施了。

　　破译的日本电讯表明，日本正试图通过苏联政府，伸出求和的触角。于是，尼米兹、斯普鲁恩斯着手将工作重点从制订“奥林匹克行动”方案转到为日本可能投降作准备上。

　　有关建立民事政府、处理战犯，直至战后重建工作方面的专家等事宜，都成了太平洋舰队参谋部讨论的话题。

　　海军武器专家带来了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的资料影片。尼米兹认为使用原子弹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准则，这不是一种合法的战争手段。

　　但他又同意日本问题专家莱顿的看法，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是难以通过常规手段摧毁的。作为美军统帅，尼米兹还必须考虑另一个实际的问题，即他不想牺牲更多的美国人。

　　7月26日，美、英、中政府发布“波茨坦公告”，公告指出：日军必须无条件投降；除本国四岛外，日本应从其占领的一切领土上撤出，否则，只有“自取灭亡”。

　　这时，美军“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已将次临界铀235和两枚原子弹的组成部件运到了位于马里亚纳群岛中的提尼安小岛上。

　　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所列条文未做出任何反应。

　　8月6日清晨，一架轰炸机装载着第一颗原子弹从提尼安岛起飞。8时15分整，死亡之神在广岛上空降落，不到15分钟，白色烟云便将全城卷入一片恐怖的火光之中。9时20分，美空军从1500海里外的日本上空向提尼安岛传来清晰明确的消息：“任务顺利完成！”负责“原子弹计划”的法雷尔将军迅速将此情向尼米兹报告，并由具体负责该计划的另一将军格里夫斯转报正从波茨坦会议返国的杜鲁门总统。

　　同盟国又向日本发出了波茨坦会议议定的最后通牒，重申波茨坦会议精神，要求日本放弃一切领地属权，并由盟军占领日本本土，直至建立一个和平、负责的日本政府为止。

　　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尼米兹对日本政府愚顽不化的态度颇为吃惊。此刻日本人也很清楚，他们已绝无获胜的可能了，理应作出明智的反应。然而，日本政府继续保持沉默。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凌晨，又一架携带原子弹的飞机从提尼安岛起飞。11时零1分，原子弹炸毁了九州的长崎市。这大概是临近战争结束的最后一声巨响了。战火硝烟即将散去，和平的捍卫者和奋斗者们将开始赢得他们应有的荣誉。

　　8月10日，英国王室决定授予尼米兹将军“巴斯骑士大十字勋章”，授勋仪式在英国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将军的旗舰“约克公爵号”战列舰上举行。一条紫色绶带从尼米兹肩上披挂到胸前。

　　11日清晨，尼米兹收到金将军的一份电报，宣告了日本已停止抵抗的消息。对尼米兹而言，这个消息实现了他对崭新明天的向往。这也是许许多多作出了崇高牺牲的勇士们的愿望。在尼米兹看来，胜利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这一天，不过是如期来临而已，就好像是再一次证明了尼米兹的坚定信念和准确判断一样。尼米兹起身下令实施新的战术手段。他向空中巡逻的飞行员发出信号：“查明并击落一切偷袭者——尽可能不要采取报复手段。”当欢庆胜利的声音激荡在美利坚上空时，杜鲁门总统在电台宣布，他已委托麦克阿瑟将军作为盟军最高司令，由他负责安排和主持日本投降仪式，并签署和平文件。尼米兹顿感愤懑，他认为这是对海军将士的极大不公。在太平洋的历次战斗中都是海军身负重任，出生入死，而到了胜利时刻，却让一位陆军将领担当主角，摘取果实。这种任命说明全世界的目光将再次集中于麦克阿瑟身上，似乎主要是由他的部队把日本打败了。

　　尼米兹将此种情况报告金上将，并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金立即向总统提出，如果由一名陆军将领主持和平协议，那么仪式应在一艘海军舰只上而不是在陆上举行。

　　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还从国务卿处赢得一项协议：如果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投降书上签字，尼米兹将代表美国签字。29日，尼米兹也乘水上飞机抵达东京湾，把将旗升在“南达科他号”上。

　　9月2日8时，尼米兹一行乘专艇赶到签字地点，舰上哨声大作，扩音器响起了“海军上将进行曲”。又过了一段时间，麦克阿瑟与参谋人员也抵达了。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相互握手，共同庆祝这一难忘的时刻。

　　军中牧师祈祷后，乐队高奏美国国歌。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一起走上露天甲板，哈尔西紧随其后。麦克阿瑟站在桌后发表了令人难忘的和平讲话，然后他请日本政府的代表走上前来签字。

　　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日本受降书上签字时，美陆军的乔纳森·温赖特将军和英国陆军中校亚瑟·珀西瓦尔站在他的身后，这二人都曾是战俘，刚从日本战俘营乘飞机赶来。

　　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接着走上前来，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签字。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和哈尔西上将、谢尔曼少将站在他的身后。

　　几天以后，尼米兹登上一架飞机飞返珍珠港，然后去旧金山。

　　这是举国欢庆的时刻，也是欢迎英雄荣归故里的时刻。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认为，太平洋美军总司令像陆军领袖们一样为胜利创立了殊功，理应享受同样的待遇。他准备在10月初为尼米兹举行一次抛彩带的夹道欢迎。

　　尼米兹一向不是追名逐利的人，他起初反对这种煞费苦心的安排。但是，他必须面对这样一种事实：他是全国海军的代表，海军和陆战队员在太平洋战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是海军真正赢得了这场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应该使人民了解这一点。他所接受的将是全体海军的荣誉，他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拒绝这一荣誉。

　　事实上，海军是无法被忽略的。来自民间邀请尼米兹参加庆祝活动的请柬，像雪片一样从各处飞来。那些留有尼米兹成长足迹和业绩的城市更是无法忘记这位海军的杰出人物为他们付出的一切。旧金山、纽约以及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奥斯汀市、克维尔和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市政当局及普通群众以无法拒绝的盛情向尼米兹伸出了热烈欢迎之手。

　　在福雷斯特尔的努力下，华盛顿官方决定将10月5日定为“尼米兹日”，将组织3000米长的游行庆功队伍。届时，尼米兹将在两院联合大会上发表演讲，并由哈里·杜鲁门授勋。

　　在赴华盛顿出席盛典的路上，尼米兹在旧金山稍事停留。这里是他经常造访的城市，战争期间，他和金上将曾在这里多次举行军事会议，他的妻子和小女儿也在这里长期生活。此次，代理市长丹·加拉菲尔邀请他去市政厅以表示特殊敬意。

　　市政厅没来得及组织正式的游行，但尼米兹的行车路线早已家喻户晓。当汽车经过时，成千上万的人们自发地聚集在街道两旁欢迎凯旋的将军。在市政大厅，丹·加拉菲尔当众把旧金山市的一把钥匙送给尼米兹。尼米兹将军说：“为了这把钥匙，山本五十六可是付出了他的一切啊！”

　　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之声。旧金山的每个市政官员和公民都为他的话而感动。这座地处太平洋东岸、易受敌人袭击的城市，对这位来自海上的坚定沉着、敏锐睿智、足可信赖的将军始终充满着敬意和亲切感。

　　次日晨，尼米兹及其夫人、拉马尔中校和谢尔曼少将一行人抵达华盛顿。他们没有时间休息，直接从机场乘车到国会大厦，尼米兹将在那里向国会议员们发表演讲。

　　这是绝无仅有的时刻。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所有议员都到了会。通道上坐满了人，楼道里也挤满了人。这是一种特殊荣誉，人们愿意把掌声和鲜花给予这位来自前线的默默奋斗的将领。

　　尼米兹着重讲了4个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他在战后反复演讲的中心：海军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起了主要作用；日本提出求和要求是在投掷原子弹之前；必须研制新武器；保持一支强有力的海军是当务之急。

　　他说：“像原子弹这类新武器可以改变战争的特点，但不能改变我们必须获得制海权的现实。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制海权，我们有力量和资源把它保持住。”

　　尼米兹热情地呼吁在座的参议员们，要维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并且在需要时准备使用这支力量。

　　在雷鸣般的掌声欢送下，尼米兹离开国会大厦，坐在汽车高高的后座上，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和宪法大街驶向华盛顿纪念碑。

　　50万华盛顿市民从商店、学校、政府机关涌向大街向他欢呼。在橱窗、电线杆、广告栏上到处张贴着尼米兹的宣传画。1000架海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在游行队伍上空掠过，有的机尾拖着红、白、蓝三色烟雾，一些飞机还组成了“尼米兹”英文字的字形。

　　在游行队列中，牵引车拖着缴获的日本飞机。队伍中有大量海军学员、陆战队员、海军护士、海岸警卫队妇女后备队员、海军妇女队员以及参加过南太平洋各次海上战役的老兵。

　　尼米兹到达华盛顿纪念碑后，发表了当天的第二次演讲。在这篇演讲词中，他说：“也许，无须更多的预示，人们即可明白，历史将认为现阶段不仅是一场大战的结束，而且是新的原子时代的开始。”

　　他希望原子能将被驾驭和使用在“工业和对人类有益的事业上”。

　　尼米兹一行接着驶抵白宫玫瑰花园，杜鲁门总统在这里授予他殊勋勋章。尼米兹表示，他是代表战斗在太平洋的200多万名官兵接受这枚勋章的。他希望借此机会向水兵、士兵、陆战队员和海岸警备队员致以敬意。

　　他向总统说：“我接受这项荣誉也像你‘圆满完成’一项工作而接受荣誉一样，工作是他们完成的。”

铁木辛哥

战争爆发苦战斯摩棱斯克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1895年2月6日生于俄国乌克兰的富尔曼卡镇。1915年，20岁的铁木辛哥应征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西方面军当列兵，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他随部队参加了平定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和卡列金之乱的作战。

　　1918年苏俄红军成立后，他加入红军。1919年10月，铁木辛哥任红军骑兵第一军第六师师长，率部参加了在沃罗涅什、罗斯托夫、日托米尔和迈科普等地的作战。

　　1920年8月，铁木辛哥转任骑兵第四师师长，参加了粉碎协约国支持的弗兰格尔军队和赫诺匪帮的作战。铁木辛哥在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作战中立下战功，两次荣获红旗勋章。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内占领了大半个波兰。苏联为建立“东方战线”，加强国防，以保护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由进军波兰东部。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的铁木辛哥率领两个方面军约60万人，越过寇松线，占领了西乌克兰。

　　11月30日，苏芬战争爆发，苏军侵入芬兰。芬兰依托有利地形和曼纳海姆防线重创苏军，苏军进攻受挫。

　　1940年1月初，苏联组建西北方面军，由铁木辛哥任司令员，准备再次进攻芬兰。2月11日，铁木辛哥发起进攻，三天后突破曼纳海姆防线。芬兰战败，被迫求和。鉴于铁木辛哥在苏芬战争中指挥出色，战绩卓著，苏联政府特别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5月，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不久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

　　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绝密计划即将执行。“巴巴罗萨”的意思是“红胡子”，“红胡子”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腓特烈一世是崇尚侵略扩张的家伙。

　　希特勒将进攻苏联的计划的代号定为“巴巴罗萨”就是希望像红胡子一样，以闪电战的方式突然袭击苏联，打垮苏联。

　　铁木辛哥对德军在苏联边境的行动极为警觉。苏联情报部门关于大量德军向边境集结的报告和苏联谍报人员佐尔格从日本提供的关于德军侵苏计划的报告，引起他的极大注意。他认为德军侵苏在即。

　　1941年6月13日，铁木辛哥打电话给斯大林，要求下达边境部队进入作战状态的命令，并实施掩护计划展开第一梯队。斯大林未采纳他的意见。

　　这时，德军向边境大规模集结的行动已经十分明显。经斯大林同意，铁木辛哥向各军区司令员建议，以举行兵团战术演习为名，使部队向掩护计划所规定的展开地域接近。这一建议在各军区都得到执行，但是大部分炮兵部队因在靶场进行训练而未能参加这次行动。

　　6月21日晚，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向总参谋长朱可夫报告，据一名向苏军边防部队投诚的德军司务长供称，德军正在进入进攻出发地域，将于6月22日，发动进攻苏联的战争。

　　朱可夫立即向铁木辛哥和斯大林报告。斯大林与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等高级将领分析了形势之后，同意立即命令边境军区边境部队，于当夜隐蔽占领国境筑垒地区各火力点，于次日拂晓前将全部军用飞机分散到各野战机场并予以伪装，所有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城市和目标地区实行灯火管制。命令在次日零时30分下达完毕，这时距德军入侵苏联仅几个小时了。

　　6月22日拂晓，德国出动了包括荷兰、匈牙利和意大利军在内的190个师，共约550万人，4300辆坦克、47200门大饱、4980架飞机，向苏联西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7月8日，德军统帅部给“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博克元帅规定了任务：合围防守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地区的苏军，攻占奥尔沙、斯摩棱斯克、维捷布斯克地域，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往莫斯科的捷径。

　　7月9日，德军已向苏联腹地推进350至600公里。

　　7月10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改组，以斯大林为首，成员有莫洛托夫、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和库兹涅佐夫等人。最高统帅部决定将前线划成3个战区，伏罗希洛夫为西北战区司令，布琼尼为西南战区司令、铁木辛哥为西部战区司令兼西方面军司令员。

　　此时德“中央”集团军群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斯摩棱斯克。德军的企图是，以强大突击兵团分割铁木辛哥的西方面军，将其主力合围于斯摩棱斯克地区，然后长驱直入莫斯科。

　　斯摩棱斯克是俄罗斯的西部重镇、斯摩棱斯克州首府。其西面与白俄罗斯为邻，东北距莫斯科不足400公里，素有“莫斯科门户”之称。该市位于斯摩棱斯克一莫斯科高地西北麓，横跨第聂伯河两岸，明斯克一莫斯科铁路与公路干线由此通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苏最高统帅部命令铁木辛哥坚决顶住德军的进攻。铁木辛哥将来自大本营预备队并编入西方面军的第二十二、第十九、第二十、第十六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沿两河一线由北至南依次展开，而将边境交战中被德军击溃或削弱的西方面军所属第十三、第四、第三和第十集团军的一些兵团调往后方休整补充。

　　为加大这一方向的防御纵深，苏军在西方面军主要防御地区以东210～240公里处的涅利多沃、布良斯克一线展开第二十四和第二十八预备队集团军，并在西方面军侧后陆续组建后备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但在斯摩棱斯克战役开始前，从大后方调入西方面军的48个师中，只有24个师到达伊德里察至日洛宾以南地域一线并占领阵地，未及建立稳定的纵深防御。

　　7月10日当天，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第四装甲集团军在第二航空队支援下，以宽大正面强渡第聂伯河，发起斯摩棱斯克战役。苏德双方在“这个曾经成为拿破仑军队通往莫斯科道路上的可怕障碍的俄罗斯古城”及其附近，正面500余公里，纵深200余公里的广阔地域内，进行了一系列激战和反复争夺。

　　10日下午，德军第二装甲集群绕过苏军莫吉廖夫和奥尔沙集团，在罗加乔夫至什克洛夫以北的第聂伯河许多河段突破苏军西方面军的防御后，以第二十四、第四十六和第四十七装甲军分别向普罗波伊斯克一罗斯拉夫尔公路，戈尔基、叶利尼亚方向和明斯克一斯摩棱斯克公路以南地域推进；第三装甲集群所属第三十九装甲军从维捷布斯克地域西德维纳河登陆场向韦利日方向发起进攻，迫使苏军第十九集团军向斯摩棱斯克方向退却，第五十七装甲军在波洛茨克附近突破苏军防御，尔后向涅韦尔方向发展进攻，将苏军第二十二集团军逐向大卢基地域。苏军西方面军的防御部署被德军割裂为3段，中段的斯摩棱斯克地域是双方争夺的重点，其南北两翼也展开激战。

　　在斯摩棱斯克地域，为阻止德军长驱直入，苏军第十六、第十九和第二十集团军各一部，分别在斯摩棱斯克以西地域和奥尔沙附近向德军发起反突击。7月13日，铁木辛哥以左翼第二十一集团军发动反突击，渡过第聂伯河，夺回罗加切夫、日洛宾，并向博布鲁伊斯克挺进，袭击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南翼，牵制了德军8个师。

　　7月14日，苏军第二十集团军所属火箭炮兵连首次使用BM-13，即“喀秋莎”火箭炮，对奥尔沙铁路枢纽实施齐射，予德军以很大震慑。然而，在德军飞机猛烈袭击下，苏军反突击部队被迫退却。

　　随着斯摩棱斯克地域形势的恶化，苏军总统帅部于7月14日在西方面军后方组建以波格丹诺夫中将为司令的后备方面军，下辖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二十四、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在旧鲁萨、奥斯塔什科夫、别雷、伊斯托米诺、叶利尼亚和布良斯克一线组织防御。

　　为尽快合围苏军斯摩梭斯克集团，德军将进至韦利日以东至杰米多夫一线的第三十九装甲军调往斯摩棱斯克以北地域，并于7月16日占领斯摩棱斯克东北约50公里处的亚尔采沃。

　　同日，德军第四十七装甲军和进至第聂伯河一线的第二集团军第九军，分别攻占斯摩棱斯克和奥尔沙，迫使苏军第二十和第十九集团军从斯摩棱斯克地域向西北撤退。

　　7月20日，德军第四十六装甲军占领斯摩棱斯克东南70余公里处的叶利尼亚，从而形成伸向莫斯科方向的突出部。至此，德军向东推进近200公里，苏军第十九、第二十和第十六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西北和以东地域面临被合围的危险。

　　为解除斯摩棱斯克集团被合围的威胁，斯大林于7月20日命令苏联元帅铁木辛哥，于几天内向德军发起进攻。

　　为此，苏军总统帅部便将后备方面军和大本营预备队的17个师转隶西方面军，编成5个集团军级战役集群。7月23日至25日，苏军西方面军以4个集团军级战役集群，分别从别雷、亚尔采沃和罗斯拉夫利地域向斯摩棱斯克地域实施向心突击，企图与包围圈内的苏军集团里应外合，歼灭斯摩棱斯克南北的德军突击集团。

　　这次反突击钳制了德军大量兵力，迟滞了德军进攻，有力地支援了苏军第二十和第十六集团军主力从亚尔采沃以南缺口向东突围。然而，苏军的反突击兵力不够强大，进攻准备比较仓促，各战役集群投入战斗的时间前后不一，反突击部队同被围部队之间的协同动作不够密切，因而未能完全达成预定目标。

　　7月26日，德军从东面封闭了斯摩棱斯克合围圈。

　　为支援西方面军作战，并掩护莫斯科方向，苏军于7月30日又在西方面军后方组建以朱可夫为司令的预备队方面军，下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一、第二十四、第四十三、第三十二和第三十三集团军。

　　至8月5日，德军消灭了被合围的苏军部队。自7月10日以来，德军在斯摩棱斯克地域俘虏苏军约31万人，缴获或摧毁坦克约3200辆、火炮约3100门。

　　在斯摩棱斯克以北地域，双方的作战规模相对较小。7月14日，德军第三十九装甲军占领韦利日，尔后被调往中段的斯摩棱斯克地域，从而使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北翼的突击力量有所减弱。

　　两天后，德军第五十七装甲军攻占涅韦尔，后奉命以第十九装甲师向大卢基方向前进，以缓解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南翼威胁，加快对列宁格勒方向的进攻。

　　7月16日，加入战斗的德军第九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占领波洛茨克，7月20日进至戈罗多克、涅韦尔一线，尔后接替第十九装甲师，向大卢基方向实施钳形突击。在此期间，被德军分割为几部分的苏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继续在大卢基等地顽强抗击德军进攻。

　　在斯摩棱斯克以南地域，形势复杂多变。7月13日，苏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兵分3路，从戈梅利及其以北地域转入进攻。其中，第六十六步兵军向西推进近80公里，占领了别列津纳河和普季奇河的一些渡口；第六十三步兵军成功地强渡第聂伯河，一举收复了罗加乔夫和日洛宾，尔后向博布鲁伊斯克方向发展进攻；第六十七步兵军协同第十三集团军，在罗斯拉夫尔方向阻止了德军第二十四装甲军的进攻。

　　对此，德军领导集团深感意外。

　　7月17日，德军才以第二集团军所属第四十三和第五十三军将苏军进攻阻止在博布鲁伊斯克以南、日洛宾西南一线。同日，被合围在克里切夫地域的苏军第十三集团军一部经艰苦奋战突出重围，东渡索日河。

　　7月20日，德军第二集团军进至别列津纳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后，占领帕里奇和新贝霍夫，并在莫吉廖夫南北两侧夺得第聂伯河登陆场。

　　7月下旬，根据苏军总统帅部的统一部署，在向斯摩棱斯克地域实施反突击的同时，以1个骑兵集群突入博布鲁伊斯克西南及其以西地域，在奇袭德军第二集团军的后方交通线后，退至普里皮亚季河以北地域实施防御。

　　从7月23日至25日，苏军从别累伊—亚尔策沃—罗斯拉夫利向斯摩棱斯克进行反击。此役虽未取得全部预期战果，但支援了被围之第十六和第二十集团军的突围，并牵制了大量德军，严重削弱了德军力量。

　　为加强对西方面军南翼的军队指挥，苏军总统帅部于7月24日决定，以第十三、第二十一和第三集团军组建以库兹涅佐夫上将为司令的中央方面军，统一指挥别列津纳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及索日河一带的苏军作战行动。

　　在斯摩棱斯克地域的战斗即将结束之际，为加强对南北两翼苏军的进攻，并解决步坦协同方面的矛盾，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于7月29日撤销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建制，将其所辖第三装甲集群转隶北翼的第九集团军，第二装甲集群与第二集团军一部合编为古德里安集团军级集群。

　　到7月底，德军步兵损失20％，坦克损失50％。德军疾进莫斯科的企图被粉碎。7月30日，希特勒发布了第三十四号指令：

　　最近几天形势的发展，强大敌军出现于“中央”集团军群正面和两翼，供应情况以及第二和第三坦克集团军需要大约10天的休整时间——这一切使我们必须推迟执行7月19日第三十三号指令和7月23日补充指令所规定的任务和目标。因此我命令：“中央”集团军群利用有利地形，转入防御。

　　此后，希特勒将首攻莫斯科的战略目标转为首攻列宁格勒和乌克兰。德“中央”集团军群一部转而支援“北方”集团军群，另有两个集团军转向南下，插入苏西南方面军后方，从第聂伯河东岸包抄苏军，进攻基辅。

　　德军主攻方向转移后，苏军3个方面军对斯摩棱斯克及其南北两翼发动了全线反攻，但因兵力和武器不足，未能取得胜利。从9月10日开始，苏军斯摩棱斯克一线的3个方面军同时转入防御。持续两个月的斯摩棱斯克会战暂告一段落。此役苏军失利，但也使德军遭受严重损失，被歼德军25万人，牵制德军达两个月之久，为苏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德军利用苏军立足未稳，防御体系尚不完备，依靠强大的装甲兵力与密切的步坦协同，连续实施深远的钳形突击、分割包围和各个击破，歼灭了苏军大量兵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等战略要地，向第聂伯河以东推进200余公里，从而打开了通往莫斯科的门户，率先达到《“巴巴罗萨”作战预令》为其确定的第一阶段作战目标。

　　与此同时，苏军不断投入新锐兵力，以顽强的防御和接连不断的反突击毙伤德军，迟滞德军进攻，为加强莫斯科的防御赢得了宝贵时间。在苏军有力打击下，德军的作战能力，特别是装甲突击力明显下降，对其尔后作战造成严重影响。因而，希特勒在8月4日视察“中央”集团军群时承认，如果在发动侵苏战争前就知道苏军的坦克和飞机有那么多，他就很难定下侵苏决心。

艰难反击夺取罗斯托夫

　　9月中旬，战役重点转移到西南战区的乌克兰。此时，优势的德军已开始在基辅地区形成对苏西南方面军的合围。西南战区司令布琼尼元帅请求斯大林准予他撤退。斯大林不准，要求死守基辅地区，并撤消了布琼尼元帅西南战区司令的职务，转令铁木辛哥元帅接任。

　　9月13日，铁木辛哥接管了全乌克兰苏军部队的指挥权。他立即发现德军已形成合围，局势已无法挽回。他立即派出西南方面军参谋长图皮科夫少将飞抵莫斯科，面见斯大林，坚决要求将部队撤出基辅地区。斯大林仍严令坚守基辅地区。

　　9月16日，铁木辛哥发现德军对西南方面军的合围已经闭合，即下令第四十、第三十八集团军，及第二、第五独立骑兵军从东面发起进攻，以求割裂德军合围正面，击退德军装甲兵团。

　　苏军坚决执行了铁木辛哥的命令，但未能成功。与此同时，铁木辛哥再次坚决要求最高统帅部准予西南方面军全线突围，撤出基辅地区。次日凌晨，斯大林同意苏军突围，但为时已晚，西南方面军各部已被德军分割包围。

　　铁木辛哥集合各部不惜一切代价突围、并尽其所能地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突围行动。由于指挥系统已遭破坏，难以集中大量兵力，几次突围均未成功。但是仍有15万官兵突出德军重围。

　　基辅会战，苏西南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损失52万人，但为保卫莫斯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基辅会战结束后，西南战区司令铁木辛哥立即重新组建了西南方面军司令部，自己兼任方面军司令员，同时迅速重建了西南方面军。这时西南战区的战事集中在顿巴斯地区。为加强铁木辛哥的力量，最高统帅部将南方面军交由他指挥。

　　1941年11月，德国南方集团军群企图经罗斯托夫向北高加索实施突击，对罗斯托夫威胁最大的是其第一装甲集团军，该集团军的司令是陆军元帅克莱斯特。为解除威胁并阻止德军突向北高加索，铁木辛哥主张用所辖的南方面军发动进攻战役以歼灭罗斯托夫方向的德军，得到最高统帅部批准。

　　11月5日拂晓，德军对苏军步兵第一三六、三十、一五○师配置地点实施了猛烈的航空兵和炮兵突击，阵地上烟火冲天。随后，克莱斯特就令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前进。德军的坦克纵队不仅占领了所有道路，而且占领了道路间的间隙地。

　　可是，它们刚接近苏军第一三六师阵地，被炮弹和炸弹打坏的掩体就仿佛复活了：步枪的射击汇成了齐射，机枪的长点射使德军步兵成群倒下。迫击炮和火炮也一齐开火。随后，苏军坦克从翼侧猛冲出来。德军退下去了。在瓦西连科中校的步兵第一三六师阵地前，有29辆德军坦克被烧毁。

　　但是，德军70辆坦克终于在近15时楔入苏军步兵第一三六师防御。11月6日，第一三六师和坦克第一三二旅被德军切断了与第九集团军其余兵力的联系，退到了季亚科沃地域。

　　11月7日晚，铁木辛哥判断情况后得出结论，克莱斯特集团军的进攻正在减弱，德军在逐渐衰竭。

　　不久，这一预测就应验了：克莱斯特军队减弱了攻击，苏军第九集团军各兵团的态势明显稳定了。他们退过昆德留奇亚河并接近新沙赫京斯克市后，便设防固守，充满信心地抗击德军的冲击。

　　这天，在中断联系很久后，铁木辛哥又同突围成功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部建立了通信联络。布良斯克方面军参谋长扎哈罗夫少将谈了方面军和莫斯科附近的战况，说明了德军的特点。扎哈罗夫希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之间建立较密切的协同，请求从季姆市地域派出第四十集团军的一个加强支队，以便同第十三集团军近卫步兵第二师建立牢固的联系。

　　铁木辛哥同意调一个支队来保障同布良斯克方面军的接合部，但同时要求建立两方面军之间更经常和密切的联络，建议互派联络军官。扎哈罗夫欣然同意。这样，在同布良斯克方面军中断联络几乎一个月后，终于又同它重新建立了经常的通信联络和协同，从而极大地巩固了莫斯科方向作战军队左翼的态势。

　　11月9日，铁木辛哥同切列维琴科将军联系，命令他加紧进攻准备，并且只能依靠他所拥有的和答应从西南方面军调给他的那些兵力兵器。切列维琴科回答，他和他的司令部正加紧进行战役准备。

　　11月12日，南方集团军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把未来进攻战役计划送总司令批准。预定以重建的第三十七集团军全部兵力，第九集团军一部和第十八集团军一部自11月16日晨起向巴甫洛夫卡镇至大克列平斯卡亚以至塔甘罗格这一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目的是与独立第五十六集团军协同，消灭克莱斯特坦克集团军主力，南方面军前出到米乌斯河。

　　整个战役拟分三个阶段实施：11月11至15日——集中突击集团和进行战役准备；11月16至19日——转入进攻，粉碎克莱斯特集团军楔入第九集团军配置的一个集团，前出到图兹洛夫河一线；11月20至22日——发展既得胜利，前出到米乌斯河一线。

　　方面军突击集群的第三十七集团军应成两个梯队进攻，第一梯队有4个步兵师和一些坦克旅；第二梯队有2个步兵师。霍伦将军的骑兵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旅配置在第三十七集团军后面。

　　计划包括了战役组织、准备和实施的一切问题，并且反映了铁木辛哥的基本要求：进攻应完全出乎德军意料之外；新集团军应配置在预计克莱斯特可能恢复冲击的地段；至迟于11月16日开始进攻，以便先发制敌，并通过对克莱斯特集团军实施突击，帮助防守罗斯托夫的第五十六集团军；应使进攻的军队在情况一旦发生急剧变化时能够毫不费力地转向任何方向。

　　铁木辛哥批准了这一计划。

　　在进攻前夕，德军庞大兵力却开始迂回西南方面军北翼，铁木辛哥意识到，如果德军的阴谋得逞，西南方面军与莫斯科作战军队有被隔绝的危险。

　　铁木辛哥立即命令派2列装甲列车、1个工程兵营、1个反坦克炮兵团、52辆坦克和64架飞机去加强第三集团军。他还决定向大本营求助，虽然他知道莫斯科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但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接合部如出意外，可能会使莫斯科保卫者的处境更加困难。

　　虽然此时第三集团军在叶夫列莫夫失守后已阻住德军的进攻，但其暴露的右翼遭到深远迂回，却使铁木辛哥深感不安。因此，他在准备发给斯大林的一份电报中，力图强调西方向和西南方向接合部的威胁正在增大。

　　电报说：“在图拉附近受阻的敌军察明布良斯克方面军第三集团军中的薄弱点后，沿公路向叶夫列莫夫发起进攻，兵力为两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师，正迫使第三集团军后退。”

　　铁木辛哥在开列了他决定用来加强第三集团军的那些兵力兵器后说，他已经什么都无法再给了。

　　电报发出不到两小时，最高统帅就通过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进行了答复，从答复中知道，大本营目前只能拨出步兵第二三九师来加强第三集团军，该师正仓卒开赴该集团军右翼，以便对德军迂回部队实施反冲击。

　　铁木辛哥同南方面军司令员进行了联络，问是否做好了进攻的一切准备。切列维琴科报告，军队不可能在11月16日开始实施战役。许多部队和兵团，其中包括坦克第三旅和反坦克炮兵第五五八团，都来不及集中。调来参加进攻的军队未能全部获得冬季的服装，也使事情变得复杂化。

　　铁木辛哥不同意那样拖延，他要求切列维琴科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以便如期发起进攻。他认为，如果不在各卸载站耽搁，那么第一梯队的所有兵团都是来得及到达出发地域的，还应该竭尽全力保证人们穿上暖和的服装。元帅通知将拨给20辆完好坦克加强坦克第三旅后，答应切列维琴科将于11月16日中午到他那里进一步明确一切问题。

　　由于担心克莱斯特可能随时对南方面军左翼实施新的突击，铁木辛哥最后说：“您转告哈里托诺夫：他要坚守战线两天——一步也不许后退。否则我对他的看法就会彻底变坏。您把坦克给他。”

　　11月16日，铁木辛哥在一些将军和军官的陪同下到达卡缅斯克－沙赫京斯基南方面军司令部。

　　“你们为什么还没有转入进攻？”这是铁木辛哥在会见时向方面军司令员提的第一个问题。

　　方面军司令员报告，并不是第一梯队的所有军队都来得及占领出发地位。在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共只有一个坦克旅开到指定地点。天气又很坏——雨雾弥漫，云层很低，连一架作战飞机都无法升空。

　　切列维琴科接着说，今天早上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员科罗捷耶夫将军报告：德军已在顿巴斯转入进攻。但科罗捷耶夫没有预备队。很难预见那里的情形会是怎样。

　　铁木辛哥也明白，情况确实不很有利，因此他不动声色地听完了方面军司令员的理由。可是他责备地说：

　　“时间不等人哪，切列维琴科同志。您在想往后会更容易些？我们不能等待克莱斯特恢复元气来打我们。到那时，进攻就晚了，又只好去进行抵抗了……”

　　铁木辛哥听取了方面军司令员的汇报，又布置了任务后，对会议作了总结：“同志们，这样的话，你们现在没有任何充分理由推延进攻。明天早上八点钟，最迟九点钟，你们就开始吧。”

　　11月17日9时40分，第三十七集团军司令员报告：“在30分钟炮火准备后，步兵第九十六、二五三、九十九、五十一师在坦克第三、一三二旅支援下开始冲击。”

　　铁木辛哥全神贯注于罗斯托夫进攻的进展，所以暂时不再过问北翼的态势，而派自己的副手去那里。

　　进攻第一日未能取得预期战果。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员报告，德军在步兵第十五、二三○师接合部楔入苏军防御约15公里后，正继续向五一城推进。贝奇科夫斯基骑兵军和由方面军预备队转隶的步兵第二一八师尚未到达突破地域。因此处境仍然是危险的。

　　铁木辛哥命令切列维琴科向各集团军司令员转达以下要求：从11月18日晨起，加强猛攻，日终前不是像计划规定的那样进至左图兹洛夫河，而是要深远得多，进至米列罗沃、杰尼索沃－阿列克谢耶夫卡、巴里洛－克列平斯卡亚一线，以便突入德军摩托化第十四军后方。

　　第二天，交战进程还是不明朗：进攻的军队一路进行苦战，前进缓慢，并在德军已作好防御准备的一些居民地旁长时间受阻。

　　这时，突入大萨雷的德军坦克并未在夜间被消灭。早上，有一个坦克群已向罗斯托夫北郊急进，另一个则向在该市以西防守的各师后方急进。

　　战斗越来越激烈。无论是铁木辛哥还是南方面军司令员都开始确信，需要采取最坚决的步骤才能使进攻过程出现转折。

　　铁木辛哥决定改变骑兵军的任务：将其撤至米列罗沃、杰尼索夫斯基、杰尼索沃－阿列克谢耶夫卡地域，并且加强一个坦克旅，令其向东面巴里洛－克列平斯卡亚前进。第九集团军骑兵第六十六师和坦克第一四二旅应与骑兵军对进，向德军实施突击。这些兵力一旦进至德军摩托化第十四军部队后方，必将使该军遭歼。铁木辛哥还命令将步兵第二九五师调到第十八、三十七集团军接合部，以保障骑兵免受来自西面的突击。

　　11月19日，铁木辛哥的企图开始实现了。在第三十七集团军右翼进入交战的骑兵军和步兵第二九五师，一边摧破德军的顽抗，一边向前推进，迂回到季亚科沃和沿纳戈利纳亚河防守的德军部队后方。

　　这天步兵第九十六师部队打得很艰苦。其右翼步兵第二○九团打退了德军每次都有20辆左右坦克参加的3次反冲击。在争夺皮萨纳亚高地战斗中，沙特罗夫斯基中尉炮兵连的炮手们英勇作战，推出火炮实施直接瞄准射击，承受着16辆坦克的突击，击毁了其中9辆。

　　德军第十四军地带防御开始崩溃，并未使克莱斯特清醒过来。他继续疯狂扑向罗斯托夫。为了切断苏军列梅佐夫将军所部退路，克莱斯特于11月20日向阿克赛斯卡亚镇、罗斯托夫北郊和红戈罗德萨德投入了3个大的坦克群，在损失了三分之一战斗车辆后，终于突入罗斯托夫市。火车站落入德军摩托化步兵手中。

　　法西斯最高统帅部力图牵制苏军各预备队，并以此减轻克莱斯特夺取罗斯托夫的困难。为此，德军在其他地段也加大攻击力度。11月19日，德军夺取了季姆市，继续向五一城猛扑。而且，在西方面军与莫斯科接合部的猛攻也开始加强。这就迫使铁木辛哥暂时让切列维琴科将军全面负责继续进攻，自己则返回西南方面军司令部。

　　11月21日16时，第五十六集团军司令员列梅佐夫将军报告，他的军队已放弃罗斯托夫市，履冰到达顿河南岸。铁木辛哥用拳头猛捶了一下桌子说道：“我们要给克莱斯特一点厉害看看了！”

　　铁木辛哥决心在罗斯托夫城把克莱斯特全部歼灭。他担心德军清醒后弃城西逃，便命令切列维琴科将军把第三十七集团军全部兵力调往大克列平斯卡亚，加速南下。同时，苏军大本营也给列梅佐夫新派来3个步兵师和3个步兵旅。

　　克莱斯特攻占罗斯托夫，使希特勒异常高兴，法西斯军事当局向全世界吹嘘了自己的“新的伟大胜利”。无论是希特勒大本营，还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部都深信，克莱斯特战绩辉煌。

　　11月22日早上5点多钟，莫斯科给铁木辛哥发来一份电报指出：罗斯托夫失守并未改变南方面军的任务，它应向塔甘罗格加紧猛攻。莫斯科正确判断了情况，也预料克莱斯特会急忙跳出陷阱。

　　德军夺占罗斯托夫的消息，激起了苏军战士的愤怒。他们英勇顽强地向前猛冲。11月22日，切列维琴科报告，德军忍受不住苏军的猛攻，遗弃重武器和技术装备，正向南溃退。

　　可是一切迹象表明，克莱斯特并不打算放弃罗斯托夫。

　　铁木辛哥命令，苏军进至图兹洛夫河，从那里向罗斯托夫突击。加强了坦克的霍伦将军骑兵军，则被调往塔甘罗格，与第十八集团军部队一起沿米乌斯河占领防御，掩护向罗斯托夫进攻的军队，使其免遭西面德军的突击。

　　克莱斯特终于坚持不住了。他开始从罗斯托夫地域将两个坦克师调往西北，迎击11月23日日终前进抵图兹洛夫河的第三十七、九集团军所属进攻军队。第三十七集团军右翼在古比雪沃以东15公里处中断，接着，战线便沿图兹洛夫河一直延伸到大克列平斯卡亚。全部3个坦克旅都集中在大克列平斯卡亚及其以北地域。在左面，第九集团军各师沿图兹洛夫河一直展开到卡缅内布罗德。

　　进攻结果表明，第三十七、九集团军在前六天战斗中已击溃克莱斯特的3个摩托化步兵团，击毁54辆坦克、50多门火炮和约250辆汽车。

　　从11月25日起，整个南线出现了相对的沉寂。双方都准备再战。切列维琴科将军把第九、三十七集团军调向罗斯托夫，德军则从市内调一部分师来迎击它们，并用新的预备队加强克莱斯特军队最薄弱的左翼。苏军发现，在摩托化第一师后，德军很快又有1个坦克师和2个以上步兵师开到了。

　　11月26日晚，铁木辛哥率西南方面军一些将军和军官飞到了切列维琴科的指挥所。

　　铁木辛哥一边和南方面军司令员打招呼，一边大声说：“如果我们行动这样迟缓，克莱斯特要从我们这儿溜走的！间歇太长了，战争中的迟缓是要用鲜血来偿付的……您的突击集团当面察明了哪些兵力？”他走近摊在桌子上的地图问。

　　切列维琴科报告，第九、三十七集团军将主要力量集中于斯托亚诺夫、格涅拉利斯科耶、布琼尼一线后，将于次日早晨8点转入进攻，总方向是恰尔特里；第五十六集团军由科兹洛夫将军指挥的军队集群将由顿河左岸向那里进攻；第三十七集团军经格涅拉利斯科耶向苏丹萨雷和罗斯托夫以西实施主要突击，第九集团军则经大萨雷向该市北郊实施突击。

　　11月27日的早晨来到了。新雪在有点干枯的秋草上晶莹洁白，就像盐沼地的白盐一样。苏军于上午9时发起了攻击。天很冷，能见度相当高。在开阔地进攻的散兵线，老远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德军用猛烈的火炮和迫击炮拼命抵抗，炮弹爆炸的轰响被俯冲轰炸机的呼啸声淹没了。德军把坦克和摩托化步兵投入反冲击，进行着垂死挣扎。

　　进攻像计划所规定的那样从四面实施。第五十六集团军部队急忙履顿河薄冰进攻罗斯托夫，以便从东面与第九、三十七集团军会合。由杰明中校指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二三○团和以一个厂长瓦尔福洛梅耶夫为首的罗斯托夫民兵团最先冲入市内。步兵第三四三、三四七师先遣营也从其他方向进入该市。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黑夜和早晨相继到来，但战斗却没有停止。到进攻第二日天黑前，克莱斯特各师开始仓皇放弃罗斯托夫。苏军转入迅猛追击。

　　11月29日，苏军收复罗斯托夫。

　　斯大林闻讯，立即给铁木辛哥和切列维琴科发来贺电：

　　我祝贺你们战胜了敌人，从法西斯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了罗斯托夫……

　　南方面军在这次进攻战役中取得巨大胜利，缴获德军154辆坦克、8辆装甲运兵车、244门火炮、93门迫击炮、1455辆汽车，以及各种技术兵器。此役不仅使德坦克第一集团军和“南方”集团军群的其他一些部队遭到重创，而且在罗斯托夫附近牵制了该集团军群的几乎全部兵力，使德军统帅部指望由这些部队加强在莫斯科附近德军的企图落空。

　　苏西南战区代理参谋长巴格拉米扬后来在《战争是这样开始的》一书中写道：

　　我军在罗斯托夫取得胜利的捷报使举国一片欢腾。各加盟共和国劳动者和其他集团军官兵纷纷给胜利者发去了贺电贺信。

　　法西斯德军在罗斯托夫附近的失败，使希特勒如坐针毡。这一失败，除具有巨大军事意义外（法西斯在南部的计划破产），还使希特勒分子受到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它正好发生在他们集中力量最后扑向莫斯科的关头，而忽然间德军在罗斯托夫附近溃败了。这一事件自然远远不能对继续向莫斯科冲击的部队起鼓舞作用。法西斯军事机器的骄傲——克莱斯特坦克第一集团军被打败了。

　　这个集团军曾像毁灭性龙卷风似地席卷过波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大地，后来又疾驰在巴尔干的道路上。它是在一片溢美声中威风凛凛地进入苏维埃乌克兰的。它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附近开始入侵后，就在乌克兰横行肆虐，所过之处无不留下斑斑血迹和无数灰烬。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曾给它许多创伤，但是这个坦克集团军在逼近罗斯托夫时还是强大可畏的。

　　而现在，自它存在以来第一次遭到了法西斯宣传机构声称已不存在的军队的打击，彻底溃败了。

驱逐侵略者取得最后胜利

　　1942年6月，西南方向总指挥部撤销。7月，铁木辛哥出任由西南方面军扩编而成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0月，调任西北方面军司令。次年2月，组织指挥西北方面军以突击之势摧毁德军杰米扬斯克登陆场，使其无法利用北方集团军群加强苏德战场南翼。

　　从1943年3月起，铁木辛哥多次以最高统帅部代表身份协调诸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参与组织和实施许多重大战役。1943年3月至6月协调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作战行动，6月至11月协调北高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的作战行动。

　　1944年，苏军展开了气势恢宏的大反攻。从春天开始，苏军连续发动了6次大规模进攻战役，除库尔兰半岛外，在各个方向都前进到1939年国境线。德军在这一系列打击中遭到严重损失，作战兵力捉襟见肘。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确地判断了所面临的形势，决定在雅西和基什尼奥夫地区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的意图是粉碎雅西—基什尼奥夫地域的法西斯德军集团，解放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迫使罗马尼亚退出与法西斯德国结盟的战争。

　　此次战役由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苏联元帅铁木辛哥协调指挥。为了消灭德军集团，铁木辛哥决定投入由马利诺夫斯基大将和托尔布欣大将指挥的乌克兰第二和第三方面军，以及由奥克佳布里斯基海军上将和戈尔什科夫海军少将指挥的黑海舰队和多瑙河区舰队共同执行这次任务。

　　此次战役苏德双方兵力兵器对比，苏军具有明显的优势，兵力之比为125万比90万，1．4倍于敌；火炮之比为16000门比7500门，2．1倍于敌；坦克和自行火炮之比为1870辆比400辆，4．7倍于敌；飞机之比为2200架比810架，2．7倍于敌。

　　8月19日傍晚，苏军通过在乌克兰第二、第三方面军内的战斗侦察查明，德军防御部署仍保持原态势。8月20日，苏军经过炮火准备后便发起了进攻。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在3小时内便突破德军主要防御地带，中午强渡巴赫卢伊河，突破第二防御地带。第六坦克集团军遂进入突破口。下午2时，其所属第五坦克军投入交战1小时后，第五机械化军也投入交战。

　　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突然出现使德军震惊不已。苏军坦克兵利用这一有利态势，迅速前出到沿马雷山构筑的德军第三防御地带。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进攻也很顺利，天黑前，第三十七、第四十六、第五十七集团军突破了德军主要防御地带，向纵深推进12公里，在某些地域楔入了德军第二防御地带。战役第一天，两个方面军推进10～16公里，德军损失9个师。

　　8月21日，第二十七集团军粉碎德军的顽强抵抗后，与第六坦克集团军和航空兵协同，进行了夺取马雷山第三防御地带的战斗。第五十二集团军利用当天进入交战的第十八坦克军的战果，击溃了德军，中午解放了雅西市。

　　这时，苏近卫第七集团军在第二十三坦克军的配合下占领了特古伏鲁莫斯市。经过两天战斗，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突破德军40公里深的三道防御地带，把突破正面扩大到65公里，形成了迅速追击和合围德军第六集团军的有利态势。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打退德军步兵和坦克的反突击后，经过两天战斗，推进近30公里，把突破正面扩大到95公里。空军第五、第十七集团军出动飞机6350余架次，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

　　为了尽快全歼德军，8月21日傍晚，铁木辛哥下达命令：各方面军尽快在胡希地域封闭合围圈，歼灭德军集团，以开辟进至罗马尼亚主要经济政治中心的道路。

　　8月23日日终前，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六坦克军前出到伯尔拉德地域。第十八坦克军打响了夺取胡希的战斗。当天，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近卫第四军和第七机械化军已前出到普鲁特河渡口，完成了正面向东北的防御。

　　次日，第五十二集团军和第十八坦克军解放了胡希，并前出到普鲁特河，在那里与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部队会师。德军25个师有18个师陷入合围。

　　苏军在合围的对外正面也同时展开了进攻。到8月24日日终前，已推进到距被围德军85～100公里处。这时，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左翼与第四十六集团军与近卫机械化第四军部分兵力和强渡德涅斯特河湾的登陆兵协同，在航空兵和黑海舰队、多瑙河区舰队的舰艇支援下，合围了罗军第三集团军，该集团军很快投降。

　　8月26日，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全境解放。8月27日，福克夏尼筑垒地域已被突破。当日晚，在普鲁特河以东被围的德军集团也停止了抵抗。

　　与此同时，苏军两个方面军同时向布加勒斯特和伊兹梅尔方向发展进攻。到8月29日，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解放了土耳恰、加拉茨、布斯伊拉、康斯坦察和苏利纳等市。至此，雅西一基什尼奥夫战役宣告结束。到9月3日，被围德军零星集群被彻底肃清。

　　通过8月20日至9月3日的作战，苏军共歼灭德军22个师，其中含被围的18个师，消灭了第一线罗军的几乎全部师，使德军遭受重创。苏军则向纵深推进320～350公里，进入了罗马尼亚内地，并接近了保加利亚边境。

　　德军在雅西一基什尼奥夫地区的失败，对罗马尼亚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罗马尼亚的反法西斯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于8月23日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的法西斯统治，成立了新政府。8月24日，罗马尼亚新政府声明退出法西斯集团，并对德宣战。

　　为了镇压起义，德军于8月24日晨野蛮地轰炸了罗马尼亚首都，并向布加勒斯特发动了进攻，妄图通过“采取一切手段把罗马尼亚从欧洲版图上抹掉，让罗马尼亚人作为一个民族不复存在”。

　　8月29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铁木辛哥给乌克兰第二、第三方面军下达了彻底歼灭在罗马尼亚的德军的新任务。

　　8月30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占领了罗马尼亚石油工业的中心普洛耶什蒂。8月30日和31日，第六坦克集团军、第五十三集团军以及以图多尔·弗拉季米列斯库命名的罗马尼亚志愿军步兵第二师的部队，开进布加勒斯特。苏军会同在作战上隶属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罗马尼亚军队，于10月25日完全肃清了罗马尼亚境内的占领者。

　　9月5日，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已前出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边境。苏联政府宣布，从当时起，苏联将同保加利亚处于战争状态。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下，保加利亚共产党加紧了武装起义的准备。

　　9月5日，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和人民解放起义军总司令部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根据保加利亚工人党和祖国阵线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强大的反法西斯群众运动。索非亚、普罗夫迪夫、瓦尔纳市等城市的工人纷纷上街游行。9月7日，普列文的劳动群众攻占了监狱，释放了大批政治犯。9月8日，全国举行大罢工。

　　在这种形势下，苏军在几乎没有保加利亚军队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保加利亚领土，成为促进该国人民革命的强大因素。9月9日夜，在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下，索非亚市爆发了人民武装起义，法西斯集团被推翻，全国政权转入祖国阵线手中。保加利亚与德国断绝关系，对德宣战。9月16日，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在市民的热烈欢迎下开进保加利亚首都。次日，经改编后的保加利亚军队在作战上隶属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同法西斯军队一直打到战争结束。

　　通过此次战役，苏军乌克兰第二、第三方面军在黑海舰队和多瑙河区舰队协同下，粉碎了德军南乌克兰集团军群主力，击溃罗军几乎全部在战场上的作战部队，导致了苏德战场南面德军防御的崩溃，改变了巴尔干地区整个的军事政治形势，使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和伊兹梅尔地区获得解放，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退出与法西斯德国结盟的战争，并对德宣战。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解放，更加巩固了苏联武装力量的战略态势。苏军不仅从东面，而且也从南面逼近了德国边境。

　　战后，铁木辛哥历任巴拉诺维奇军区司令、南乌拉尔军区司令、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国防部总监组总监、苏联老战士委员会主席等职。1970年3月31日，铁木辛哥在莫斯科逝世，享年75岁。

　　铁木辛哥的一生曾获得2次“苏联英雄”称号和5次列宁勋章、5次红旗勋章、3次苏沃洛夫勋章，以及胜利勋章、十月革命勋章各1枚。

梅列茨科夫

青年从军成长为高级将领

　　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1897年6月7日生于俄国梁赞省扎赖斯克县纳扎利耶沃村的一个贫农家庭。7岁帮父亲耕田耙地，9岁就跟大人一样干地里所有的农活，15岁时来到莫斯科当钳工，1918年加入红军。

　　1918年6月，白军袭击弗拉基米尔省的穆罗姆城苏维埃，占领了该市，梅列茨科夫率领赤卫队参与了收复该市的战斗。8月底红军发动喀山战役，以夺回被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立宪委员会人民军所占据的喀山，梅列茨科夫被选入弗拉基米尔支队，担任政委，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9月，省级机关命令他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

　　梅列茨科夫的生活经历使他没能受到系统的中等教育。然而，多少年来他一直渴望有机会能够补上这一课。所以，他非常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在学院如饥似渴地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1919年5月，梅列茨科夫被派到顿河地区的第九集团军第十四师任参谋长助理。最初任务是在司令部里收集情报，标注作战地图。他认为在通信不畅的情况下，这种方式难以反映实际情况，要求自己到各部队收集情报，得到了司令斯捷平尼的批准和信任。

　　6月份，由于友邻部队撤退，第十四师为避免被邓尼金的军队和哥萨克骑兵合围也被迫撤退。撤退后，梅列茨科夫和所有在战斗中幸存的一年级学员一起又调回军事学院去读二年级。

　　1920年夏天，梅列茨科夫再次中断学习，被派往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哈尔科夫，见到了司令员亚历山大·叶戈罗夫，并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瑟夫·斯大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随后被分配到谢苗·布琼尼指挥的骑兵集团军下属第四师任参谋长侦察助理。不久，又被派往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率领的第六师任参谋长助理，除了负责侦察也参与作战工作。

　　1920年8月，他参加了苏波战争，半个月后，因战斗任务转交给了西方面军又回到军事学院进修三年级课程。梅列茨科夫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段在骑兵集团军的生活对他影响颇大，“1917年夏季到1920年夏季可以作为我成为军事首长的第一个阶段”。

　　梅列茨科夫在总参军事学院所学的课程内容丰富，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和军事科学等诸多课程，还常有军事首长来学院做讲座。1921年10月份他通过了学院的毕业考试，在论述“战略和战术中思想和意志的统一”的题目上得到优秀。

　　毕业后，梅列茨科夫被推荐到驻彼得格勒的独立训练旅任旅长，但西部战线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向谢尔盖·加米涅夫要求，把骑兵出身的他调往西部军区，组建白俄罗斯骑兵军司令部，随后他用了9个月时间整顿了情况十分糟糕的托木斯克骑兵师。

　　1923年年底，梅列茨科夫被派往高加索军区任顿河步兵第九师参谋长。他积极顺应当时目标为正规化、制度化的军事改革的要求，在补充兵员、训练新兵和加强装备方面作了很多工作。

　　1924年7月，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动员部部长。上任后，他和组织部长戈尔巴托夫一起提出减少办事人员，增加效率的方案，得到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伏龙芝和军区司令伏罗希洛夫的支持。

　　9月，他兼任军区副参谋长，在伏龙芝和伏罗希洛夫领导下参与了地方民兵制度和后勤制度正规化的改革，并试验了局部动员的效果。在此期间他还常受军事学院的委托，为学员介绍地方工作的经验，与院长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列别杰夫就正规军与地方军事力量配合进行过讨论。

　　1925年秋，伏罗希洛夫接任去世的伏龙芝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巴济列维奇代理莫斯科军区司令。之后的三年，梅列茨科夫与他配合成功地完成了军区的军事改革工作，巴济列维奇的言传身教给了他很大帮助。

　　1928年11月，莫斯科军区新任司令员伊耶罗尼姆·彼得洛维奇·乌博列维奇到任，他担任过多个军区的司令员，并曾于1927年至1928年在德军总参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乌博列维奇强调阶级教育、训练和新式装备的重要性，组织了多次实兵演习。

　　乌博列维奇对演习的讲评、在提高平时训练和对坦克兵的指挥水平、建立坦克兵训练基地和需要加强空中防御的意见深深影响了梅列茨科夫。梅列茨科夫认为乌博列维奇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以前还没有一位军事首长能像他那样使我获得那么多的教益。”

　　1930年，梅列茨科夫被任命为步兵第十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不久根据苏联和魏玛共和国签订的《苏德友好中立条约》，他被编入红军指挥官小组前往德国参谋部进行考察交流。他对德国参谋部里工作的熟练度和良好的组织印象深刻，但是也认为这样作过于墨守成规，会限制参谋人员的能动性。

　　回国后，梅列茨科夫被调往和德国接界的白俄罗斯军区任参谋长，重新在乌博列维奇指挥下工作。梅列茨科夫除了强调训练强度以外，还发现白俄罗斯军区交通状况不佳，一旦遇到突发事件，不同地域上的部队将无法联系，于是在修筑军队调动所用的道路和改善整个交通线路上进行了大量工作，但因财政拨款不足只完成了一部分。

　　1934年，梅列茨科夫在白俄罗斯军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演习，次年梅列茨科夫和作战部部长马特维·扎哈罗夫、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合作编写的纵深战斗细则开始在部队中使用。

　　1936年10月初，西班牙佛朗哥的军队开始围攻马德里，苏联派出以别尔津为首的军事顾问团，梅列茨科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坦克兵专家德米特里·巴甫洛夫、炮兵专家尼古拉·沃罗诺夫都作为军事顾问被派往西班牙。

　　梅列茨科夫来到西班牙后，首先勘察了马德里城的地形，然后又到步兵部队鼓励因撤退而情绪低落的士兵，协助一步步把组织纪律性不强的西班牙共和国军队改组成正规军。他还劝说西班牙首相弗朗西斯科·卡巴列罗离开马德里，前往巴伦西亚组织抵抗。

　　1936年11月，佛朗哥军队开始从正面进攻马德里，梅列茨科夫一方面协助组织防御，一方面负责在阿尔瓦赛特组建国际纵队。随着国际纵队和苏联坦克群的投入战场，佛朗哥军队的进攻被击退。

　　1937年，佛朗哥决定以意大利远征军为主力，从马德里的东南面沿哈马拉河进攻，希望切断马德里和海港城市的联系。此时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主席的军事顾问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利克被调回国，梅列茨科夫接替他的职务，具体组织马德里的防御。

　　1937年2月，梅列茨科夫指挥了哈马拉河战役。此次战役，梅列茨科夫通过有效防御消耗了叛军力量，然后通过反击击退了叛军的进攻。3月，他又指挥了瓜达拉哈拉战役，歼灭叛军6000余人，取得了对意大利远征军的决定性胜利。回国后，梅列茨科夫获得1枚红旗勋章和1枚列宁勋章。

　　1940年夏季，梅列茨科夫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国防人民委员是苏联元帅铁木辛哥。

　　当时，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法西斯德国扩大了侵略，比利时和荷兰遭到了占领者铁蹄的践踏，法国北部也被德军占领。

　　为了抵御可能来自德国的进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决定在白俄罗斯军区举行军事演习。演习过程中炮兵和坦克进行了实弹射击，而步兵则实施进攻和防守训练。各步兵兵团的训练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炮兵的训练水平及其同步兵的协同能力以及空军的训练水平都达到了标准。

　　1941年春季，梅列茨科夫参加了波波夫上将为司令员的列宁格勒军区的数次演习。演习中指挥人员能正确地完成所接受的任务，部队训练有素，攻防有序，他感觉十分满意。在此之后，梅列茨科夫又去基辅特别军区检查了训练情况。

　　5月底，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巴格拉米扬上校向梅列茨科夫报告了令人不安的情况：无数德军集中到了苏联边境线的附近。巴格拉米扬还报告了不断增多的德军集结的具体数字。

　　在向莫斯科报告之前，梅列茨科夫决定再将整个情况核查一遍。他去了利沃夫，到了军区的各个集团军。各集团军司令员都提到了同样的情况。梅列茨科夫还亲自在前沿的边境哨所里观察了很长时间，亲眼看到了德国军官们异常活跃的情况。

　　梅列茨科夫又去了基辅和敖德萨，在敖德萨遇见了军区参谋长扎哈罗夫少将。梅列茨科夫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从中了解到，这边国境线上也呈现出一幅令人不安的景象。此后，梅列茨科夫同他一起去了罗马尼亚警戒线。梅列茨科夫在观察时发现，对方也有一群军人在观察他们。后来得知，这群军人就是德国军官。

　　梅列茨科夫此时真切地感觉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他火速赶往莫斯科，然后同铁木辛哥一起来到斯大林那里，讲述了他看见的一切以及他的担忧。斯大林和铁木辛哥都非常注意这个汇报。听完汇报后又命令梅列茨科夫去检查一下空军的备战状况。梅列茨科夫接受任务后，立即飞往西部特别军区。

战争爆发重建防御阵地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兵分三路以闪电战的方式突袭苏联。7月3日，斯大林向苏联人民发表广播演说，号召全体苏联人民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同希特勒法西斯做殊死的斗争。

　　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梅列茨科夫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先后帮助西北方面军和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部工作。

　　1941年9月，梅列茨科夫被叫到最高统帅的办公室，斯大林正站在地图旁边。他听到脚步声，随即转过身来，迎着梅列茨科夫走了几步，说：“您好，梅列茨科夫同志！身体好吗？”

　　“您好，斯大林同志！我身体很好。请下达战斗任务吧！”

　　看着梅列茨科夫急切的眼神，斯大林走到地图跟前，详细地向他介绍了西北方面军的态势，然后要他继续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的身份立即前往西北方面军协调工作。

　　梅列茨科夫接受任务后，当天就飞往西北方面军驻地。同行的有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加宁和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

　　这个方面军是在战争开始时组建的。当时，它编有第八、十一和二十七等3个集团军。第八集团军配置在梅梅尔至涅曼河地区，奉命抗击德军第十八集团的突击。

　　第十一集团军防守涅曼至拉脱维亚共和国南部边境地带，战争开始就与德军第十六集团军及德军“中央”集团军左翼的第九集团军和第三装甲集群遭遇。德军第四装甲集群企图从苏军第八和第十一集团军之间突入，沃尔霍夫方面军阵地遭德军航空兵突击，受到严重破坏。在德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苏军各兵团且战且退。

　　8月初，遭到分割的第八集团军转向南，进入爱沙尼亚组织防御。第十一集团军由普斯科夫退往伊尔门。这两个集团军之间隔着楚德湖。西北方面军编成内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在第十一集团军以南组织防御。

　　继而，第八集团军经爱沙尼亚退守列宁格勒，即划归北方面军指挥。后来，第八、二十三和四十八集团军都编入8月27日成立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在卡累利阿和极区活动的北方面军的第七和第十四集团军，合并组成卡累利阿方面军，直属大本营。

　　8月底，为了封闭掩护卢加的皮亚德舍夫中将的战役集群与舍隆河之间的缺口，德军派来了第五十六摩托化军和第十六集团军的其余兵团，在西北方面军防区内重新发起进攻。

　　德军在洛瓦特河突破防御后，向前推进了100公里，到达谢利格尔湖附近。在波洛麦季河以东，德军建立了杰缅斯克登陆场。后来，争夺这个登陆场的激烈战斗，一直持续到1943年年底。

　　这就是1941年9月初，梅列茨科夫所碰到的局面。

　　9月9日，梅列茨科夫一行到达西北方面军。在机场上迎接他们的是西北方面军司令员库罗奇金中将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什特科夫。

　　什特科夫是梅列茨科夫在对芬战争时的战友，他是一位机智、英勇、果敢的将军。军事委员会的另一名委员是军级政委博加特金，参谋长是梅列茨科夫的老同事瓦杜丁。他们详尽地报告了前线的情况。

　　苏军第二十七集团军与德军之间隔着谢利格尔湖以北的水网地带。德军在此处难以进攻，因此方面军首长已把这个方向上的部队抽调至列宁格勒附近。右翼的第十一集团军在帕尔芬诺、波拉、累奇科沃以北据守阵地。其当面德军正困在沼泽地中，没有足够的力量发起进攻。

　　第十一集团军的左翼和第三十四集团军的防御地段，负责掩护通往克列斯特齐、瓦尔代和博洛戈那的道路，所防守的阵地穿过瓦尔代高原下比较干燥的地方，而这正是德军最有可能突击的地域。换句话说，如果要发起进攻，这里是最容易被德军选中的地段。

　　从初步了解到的各个集团军的情况看，它们都遭到严重损失，兵力消耗相当大，技术兵器、武器、弹药、装备等也严重不足，只能坚守防御。因而，必须稳定防线，加固阵地，阻止德军进至上沃洛切克。梅列茨科夫知道，德军从该处极有可能迂回苏军在沃尔霍夫河防守的兵团，向雷宾斯克方向进攻，切断西北方面军与西方面军的联系。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梅列茨科夫会同方面军首长拟定了一系列措施。同时，他知道，莫斯科以西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不可能抽出兵力给他们增援。

　　梅列茨科夫把电话打到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找到莫罗佐夫中将了解那里的情况。莫罗佐夫回答问题时语调平静，充满信心。这表明，第十一集团军并没有遭受大的损失。该集团军的司令部当时设在累奇科沃村以西，尽管村里有德国人，但他们的通信仍然畅通。

　　梅列茨科夫又给诺夫哥罗德战役集群司令员科罗夫尼科夫少将打电话。得知那里的德国人也未采取大的攻击行动，情况也比较稳定。梅列茨科夫放下电话，稍稍放了心，因为方面军的整个右翼牢牢地掌握在苏军手里。

　　梅列茨科夫决定亲自前往第二十七集团军了解情况。当他们一行乘车来到尼科利斯基国营农场附近的方面军指挥所旁时，遇到了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奥泽罗夫上校。原来，该集团军司令员卡恰诺夫得知梅列茨科夫到达前线后，派他前来报告情况。但奥泽罗夫报告说，他出发后就和第三十四集团军司令部及所属大多数部队失去了联系。

　　梅列茨科夫立即要求随行人员调查第三十四集团军的行踪。但汇总的消息令他心情非常沉重，因为卡恰诺夫和奥泽罗夫都已有3天没有和所属部队进行直接联系了。也就是说，第三十四集团军可能已经陷入了德军的重围。

　　梅列茨科夫立即派一名司令部军官乘飞机经德军战斗队形上空飞往被围部队，以帮助第三十四集团军突围。这名军官在森林中发现了三十四集团军的3名指挥员，立即与他们一起，领导被围部队分成3个纵队开始突围。

　　经过激烈的战斗，3个纵队的摩托化步兵第一六三师、步兵第二五七师和二五九师、第二○七军炮兵团及其火炮与物资器材，以及由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尤金采夫上校率领的其他数个兵团的部分人员突出了重围。

　　9月11日，在距扎博罗维那村不远的地方，梅列茨科夫与第三十四集团军司令部的第二梯队建立了联系。这里有集团军炮兵主任贡恰罗夫炮兵少将、集团军司令员卡恰诺夫。他们两人对所属部队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且显得惊慌失措。

　　第二天，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就把集团军的领导撤换了。代理集团军司令员为阿尔费里耶夫少将，参谋长为罗曼诺夫少将，炮兵主任为契斯佳科夫炮兵少将。9月14日，集团军补充了新的力量。

　　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部配置在菲利波瓦戈腊村，梅列茨科夫从集团军司令员别尔扎林少将和集团军参谋长雅尔摩什凯维奇上校的报告中得知，该集团军司令部与所属各师的通信联络状况已经好转，也恢复了对所属部队的领导，而且还对敌实施了重大的突击。根据梅列茨科夫的请求，由大本营预备队派至西北方面军的坦克分队，有力地支援了这次突击。这些分队的行动直接由装甲兵司令员费多连科将军领导。

　　当时，梅列茨科夫建议别尔扎林采取三项措施：一是把现有的飞机和汽车集中起来，以便与所属各兵团建立可靠的联系；二是竭尽全力建立起哪怕是一支不大的预备队，以堵塞敌人的突破口；三是立即着手在防御纵深构筑阵地。

　　9月12日，第十一和第二十七集团军各补充了两个师，并对德军实施了多次反突击。这样，苏军在西北战线上的态势逐渐开始稳定下来。各方面军首长又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重建防御阵地，以阻止德军的进攻。

　　9月17日早晨，梅列茨科夫被召回莫斯科，不久被派往列宁格勒附近担任新职务。

临危受命抗击来犯之敌

　　梅列茨科夫回到大本营，详细地向斯大林汇报了西北方面军的态势以及自己最近时期的一些构想。斯大林说：“态势稳定下来，这很好。我们想交给你一项新的重要任务。”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梅列茨科夫立即前往拉多加—奥涅加地峡的卡累利阿方面军第七集团军。该集团军经过战斗已向南退往斯维里。梅列茨科夫的任务是，帮助它组织防御，竭尽全力阻止德国人的盟友芬兰人冲向沃尔霍夫与德军会合。指挥第七集团军的是戈列连科中将。

　　派梅列茨科夫前往该集团军时，斯大林说：“去看看戈列连科那里的情况。你了解这个集团军和它的指挥员们，他们也了解你，去给他们出些主意。如果光出主意不行的话，我准许你自己指挥。我命令用一切办法挡住芬兰人！”

　　梅列茨科夫到达设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的集团军司令部后，首先全面了解情况。原来，战争爆发前，第七集团军驻守在新国境线附近，即索尔塔瓦拉至吉莫累湖沿线。

　　7月10日，包括芬兰兵团在内的所谓“卡累利阿集团军”是在沿奥洛涅茨和彼得罗扎沃茨克两个主要方向进攻苏联领土的。

　　这里归戈列连科指挥的有3个步兵师，而卡累利阿集团军却几乎比他们多3倍。当第七集团军开始缓缓向东南撤退时，西北方向总司令伏罗希洛夫曾派驻守在卡累利阿地峡上该集团军西侧的第二十三集团军的一些部队前往增援。第七集团军对芬军实施了数次反突击，经过20天的战斗，挡住了芬兰人的进攻。

　　第七集团军新阵地的右翼，这时位于曼谢利克高地最南端的波罗索泽罗附近。集团军的中央面对夏莫泽罗湖，这是拉多加—奥涅加地峡上最大的一个盆地。左翼沿图洛格斯河延伸至拉多加。因此，集团军几乎是严格沿着经线由南北方向配置的。

　　从战略观点看，集团军的这种态势不能说很好。因为，芬兰人已经使其右翼逼近斯维里河了，距河边总共还有60公里。当然，德国人距沃尔霍夫还很远，谁也不会认为，列宁格勒很快就会陷入包围中。但是再过两个月，若希特勒的“北方”集团军群开始执行具体作战计划时，这种态势可能就会发生改变。

　　8月10日，芬军重新在这里发起了进攻，一直持续到9月。他们逐次增加兵力，一公里一公里地与第七集团军展开争夺。德军开始对列宁格勒进攻后，芬军也加强了攻击力量，将第七集团军部队分割成三部分。

　　经过战斗，第七集团军战线的中央深深向东突出。该处的兵团分成两个部分：掩护斯维里河口的南集群和彼得罗扎沃茨克集群。第三部分是在芬军向康多波加突破时，被其分割而与主力失去联系的部队。随后，他们即撤往东南，并以“麦德韦日耶戈尔斯克集群”的番号留在该处。

　　由于沿奥涅加湖有120公里长，距离遥远，与韦德韦日耶戈尔斯克集群的通信联络比较困难，当时，苏军的无线电台很少，与其他两个集群之间的通信联络时断时续，因此芬兰人已进入舍洛托泽罗地域的奥涅加湖沿岸。不久，彼得罗扎沃茨克集群即撤离，并向南变更了部署。当时的情况表明，应当沿斯维里河组织坚固防御，要立即采取行动。

　　9月24日，梅列茨科夫果断地接过了第七集团军的指挥权。戈列连科请求留下来当梅列茨科夫的副手。梅列茨科夫同意了。

　　梅列茨科夫立即着手完成主要任务——组织部队有计划地撤退。左翼部队由奥洛涅茨撤至斯维里斯特罗伊、洛杰伊诺那波利、斯维里察一线。这一翼的拉多加湖方向，由霍罗什欣海军少将的拉多加湖区舰队加以保障。集团军右翼的处境比较困难。左翼后撤的距离并不远，而右翼就很远了。新的防线定为由奥什塔至波德波罗日耶。

　　这就意味着，苏军右翼必须后撤150公里。在组织部队后撤的同时，梅列茨科夫努力在斯维里河建立一条防线，使之成为芬兰卡累利阿集团军不可逾越的屏障。

　　芬军统帅曼纳海姆为了使自己的计划与德军协调一致，给自己的军队规定的任务是，对第七集团军实施两次强大的突击。其中的一次突击，他打算指向西南，突破斯维里河防线，在沃尔霍夫附近与德军会合。另一次突击则是指向东南，经别洛那湖地区，前出至沃洛格达。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芬军一开始在第七集团军当面集中了4个师和3个旅，后来又从卡累利阿地峡调来1个德国步兵师、4个芬兰师和2个骑兵旅，计有9个师和5个旅。而梅列茨科夫当时则只有4个步兵师、1个民兵师和由4个团编成的两个支队。芬军在飞机方面也比苏军占优势。

　　梅列茨科夫和大本营约定，撤到奥涅加湖以北的军队集群将不再运到南岸，而在克尼亚泽夫少将的指挥下转隶给卡累利阿方面军。当时担任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员的是弗罗洛夫中将。

　　处在两个湖泊之间的第七集团军，断绝了与卡累利阿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联系，只能根据大本营的指示，独立完成作战任务。第七集团军更名为独立第七集团军，直属最高统帅。斯大林赞同梅列茨科夫的想法，即在斯维里河上挡住芬军。

　　事实上，梅列茨科夫变更部署和撤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9月25日，芬军夺占了距彼得罗扎沃茨克不远的波洛文纳村，“奥洛涅茨”军队集群进驻于洛杰伊诺那波列附近，步兵第七师和两个旅的猎骑兵“L”集群，经拉德瓦韦特卡沿铁路从南面向彼得罗扎沃茨克进攻。

　　9月底，芬军的钳形攻势在彼得罗扎沃茨克附近合拢了。10月2日，彼得罗扎沃茨克城落入其手。这时，芬军开始强渡斯维里河。由于苏军右翼防线尚未构筑完毕，苏军遂得以强渡成功，并在布拉耶夫斯基至彼德波罗日那地域夺占了登陆场。

　　随后，双方开始了持续3周的浴血战斗。这个阶段，芬军总共只前进了8至15公里。此后，双方在这里的战线终于稳定下来，一直到1944年夏季，由梅列茨科夫指挥的卡累利阿方面军，才把芬兰人赶出苏联国境线。

　　在奥涅加环湖运河防御战斗中，奥涅加区舰队给了梅列茨科夫的部队很大的支援。它在靠近沃兹涅谢尼耶村的斯维里河河源附近活动，他们用自己的舰炮火力狠狠打击了企图从南面绕过奥涅加湖的敌人。

　　在苏军第二七二师撤离彼得罗扎沃茨克后，奥涅加区舰队还将该师由绥萨尔后送到安全地带。这个舰队不仅保障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和独立第七集团军的翼侧，而且给列宁格勒保卫者供应了一切必需品。因为当时德军已经将列宁格勒团团围住，除了水路，苏军已经不能从陆上进入列宁格勒了。

　　苏军第七集团军在拉多加—奥涅加地峡上进行了3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战斗，遭受了重大损失。但芬军伤亡更惨重，而且芬军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并转入长达两年半的防御。

　　关于9月底的情况，一名德国将军蒂佩尔基希是这样描述的：

　　德军统帅部坚决请求芬兰人，在斯维里河地域对俄军施加尽可能强大的压力，以改善在拉多加湖以南地域进行激烈战斗的那个军的态势。但是芬兰集团军由于其北翼在彼得罗扎沃茨克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无力做到这一点。

争夺柳班血战每一寸国土

　　1941年12月10日，梅列茨科夫和第四集团军参谋长斯捷利马赫突然被召到大本营。在场的有斯大林、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首长、第二十六集团军司令员索科洛夫中将、第五十九集团军司令员加拉宁少将等。大家都站在一张桌子旁，桌上放着西北方向情况图。

　　沙波什尼科夫首先讲话，他说：“为了联合在沃尔霍夫河以东作战的各集团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成立沃尔霍夫方面军。该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先协助粉碎敌人向列宁格勒的进攻，尔后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共同粉碎在该地区作战的德军集团，并解除列宁格勒的封锁。任命梅列茨科夫为该方面军司令员，斯捷利马赫将军为参谋长，军事委员为一级集团军级政委扎波罗热茨。”

　　沙波什尼科夫还宣布了方面军的编成，指定了作战分界线。方面军编有第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集团军和第二突击集团军。第四和第五十二集团军奉命追击退却之敌。第五十九集团军和第二突击集团军暂留在组建地域。方面军右翼经过基里希以北，左翼依托伊尔门湖。梅列茨科夫的右面为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五十四集团军，左面为西北方面军的第十一集团军。

　　梅列茨科夫在大本营听取了指示，又在总参谋部讨论了一些必要的问题之后离开了莫斯科。新成立的沃尔霍夫方面军参谋人员和将军们已来到方面军司令部等候梅列茨科夫的到来。

　　12月17日晚，梅列茨科夫尚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各军种的攻防工作，突然收到了大本营的作战命令，根据这项命令，方面军应在中部即向格鲁津诺、锡韦尔斯卡亚和沃洛索沃实施主要突击，从南面深远地迂回列宁格勒。大本营命令第五十九集团军和第二突击集团军来完成这项任务。右翼第四集团军预定向基里希和托斯诺总方向进攻，与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第五十四集团军协同动作，围歼在姆加以北向拉多加湖前进的德军。左翼第五十二集团军攻占诺夫哥罗德，尔后向索利齐进攻，保证沃尔霍夫方面军向西北推进。

　　12月20日，根据大本营的指示，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首先对德军实施了突击，但进展不大，接着转入了防御。随后，该方面军的第五十四集团军开始了进攻。

　　接着，梅列茨科夫的第四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稍后还有第五十二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也开始了攻击，并抵近沃尔霍夫河。在后来的几天中，它们在格鲁济诺以北和季戈达河河口地区夺取了3个不大的登陆场。但由于面积小和地形开阔，不能作为集中兵力和进一步发展进攻的地点。苏军想以冲击来扩大这些登陆场，但未达到目的。而德军在沃尔霍夫河东岸的基里希和格鲁济诺附近却控制了两个相当大的战术登陆场。

　　在这种情况下，梅列茨科夫本想令第四和第五十二集团军停止进攻，补充人员和武器，待休整几天，第五十九集团军和第二突击集团军到达后，再次攻击。

　　然而，由于列宁格勒的情况万分严重，大本营认为，沃尔霍夫方面军应不停顿地发展进攻，尽快地渡过沃尔霍夫河，以尽早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大本营还于12月底向沃尔霍夫方面军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麦赫利斯，来催促梅列茨科夫的行动。

　　12月快过去了，第五十九集团军和第二突击集团军却没有到达。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这两个集团军的第一梯队应于12月25日前到达，然后全集团军发起总攻。而到了1942年1月初，集团军的预备队只到了一个师。这期间，第四和第五十二集团军的攻势越来越弱。

　　梅列茨科夫当时既为即将发起的进攻高兴，也为进攻没有把握而担忧，因为没有准备就绪的进攻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根据梅列茨科夫的请求，方面军全部兵力转入进攻的时间推迟到1942年1月7日。

　　然而，到规定的期限方面军仍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原因还是军队没按时集中起来。第五十九集团军到规定的时限只展开了5个师，还有3个师在开进途中。第二突击集团军只有一半多一点的兵团占领了出发位置，其余的兵团、集团军炮兵、运输车辆和某些部队还沿着唯一的铁路跟进。航空兵也没有到达。

　　另外，已到达的军队的保障工作也很不充分：炮兵没有光学仪器和通信器材，有些甚至没有火炮前车。运载技术装备的列车也没有下落，据说它们开到各集团军的原来配置地去了。

　　梅列茨科夫只好向大本营拍发了电报，请求分析当前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梅列茨科夫的请求没有白费，红军炮兵主任沃罗诺夫来到了方面军。梅列茨科夫向他介绍了情况。

　　沃罗诺夫说：“好吧，现在，炮兵部队指挥员们可在布多戈希车站得到通信器材和炮兵仪器。至于前车，估计马上就会运到。”

　　沃罗诺夫在方面军呆了几天。他了解了作战条件，特别是炮兵在森林和沼泽地的使用问题，给方面军炮兵解决了部分弹药。不过，即使在他的参与下，梅列茨科夫也没得到方面军所需要的一切，他们一直没有足够的炮弹。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影响梅列茨科夫按时发动进攻，这就是直到1942年1月初，方面军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后勤。在方面军建立这么短的时间内，梅列茨科夫实际上无法在必要的地域组成后勤部队和机关，来不及组织前进路线和积聚物资器材。

　　战役准备不好也就决定了它的结局不会好。方面军于1月7日转入进攻，遇到了德军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的猛烈射击，梅列茨科夫的部队被迫退回到出发位置。这时别的缺点也暴露出来了。战斗实践表明，军队和司令部的训练不能令人满意。指挥员和司令部不会指挥部队，也不会组织部队间的协同动作。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请求把战役再推迟几天。然而，当梅列茨科夫的部队勉强集中时，德军却加强了防御。德国侦察机关不仅发现了沃尔霍夫方面苏军正在准备进攻，而且还相当准确地判明了苏军进攻的主要路线。

　　希特勒统帅部获得了上述情报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梅列茨科夫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德军统帅部变更了军队部署，用新锐兵团替换下了在提赫文附近的战斗中伤亡惨重的兵团。第三十九摩托化军的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到达附近的柳班地区后，还补充了人员和技术装备，建立了具有一定纵深的防御。

　　当梅列茨科夫把收集来的情报做了对比以后发现，德军已构筑好阵地，设有抵抗枢纽和支撑点配系，有大量的土木质发射点和机枪座，并正在等待苏军进攻。德军防御的前沿基本上在沃尔霍夫河西岸，它的正面有密集的斜射和侧射火力。沿基里希一诺夫哥罗德铁路的土堤上，还构筑了第二防御地区。它是由筑有工事的居民地组成的防线，各居民地之间有火力联系。在沃尔霍夫河和铁路线之间，也设置了密集的铁丝网和地雷场。防御纵深主要是由居民地组成的枢纽。德军的防御还可得到强大的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援。

　　另外，在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正面，总共有德军13个师。这些师差不多都是满员师，训练有素，并有充足的武器弹药。

　　沃尔霍夫方面军在进攻前的情况是：方面军的右翼是第四集团军，它的突击集团配置在左侧。该集团军除2个师外，其余所有兵团都在以前的战斗中大为削弱，每师仅有3500至4000人。此外，火炮、迫击炮和自动武器残缺不全。该集团军由于各部队和兵团缺员和武器不足，因此并不占有对德军的优势。第四集团军的左面是第五十九集团军，它的突击集团正对着格鲁济诺附近的德军登陆场。该集团军大约有一半兵团在过去的战斗中被大大削弱。不过从人数上看，该集团军还算是最强大的。

　　第二突击集团军绝大多数是旅的编制。它由1个步兵师和7个步兵旅组成，沿沃尔霍夫河东岸展开，兵力仅相当于1个步兵军。该集团军没有实战经验。最后，从第二突击集团军左翼到伊尔门湖之间，配置有第五十二集团军，它的突击集团在其右翼。第五十二集团军的各个师缺编更多，而且火炮、迫击炮和自动武器也不足。

　　苏军的预备队是2个兵员不足的骑兵师和4个独立滑雪营，他们没有第二梯队，没有兵力去加强首次突击，以便向德军纵深发展胜利，也没有兵力去实施末次突击。梅列茨科夫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大本营答应给他的那个合成集团军，它是从大本营预备队中抽调的。这个集团军估计到沃尔霍夫方面军向沃尔霍夫河对岸强渡时才能到达。

　　梅列茨科夫把主力放在莫斯科至列宁格勒公路和铁路方向上。这一方向的优点是道路良好，并且直接指向列宁格勒。但同时梅列茨科夫也了解到，德军在这里修筑了永备火力点，并且配置了大部分炮兵，而且这一方向上的工事也比别的方向牢固。沃尔霍夫河及其附近宽大和开阔的洼地虽已结冰，但没有对德军火力压制的条件下是难以通过的，而苏军的炮兵和航空兵的力量明显不足。

　　梅列茨科夫考虑到在该方向进攻难以取胜，因此想把主力转移到第二突击集团军的行动地段，以便迂回德军坚固的筑垒阵地，向柳班实施突击。但是，他打算从第五十九集团军中抽调2个步兵旅加强第二突击集团军的想法没有得到大本营的批准。

　　直到进攻过程中，当发现不能在预定方向上突破德军的防御时，大本营才同意把主力转移到第二突击集团军的行动地域，然而却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由于首次突击丧失了时机，已很难造成对德军的决定性优势。还应指出的是，苏军的所有4个集团军都成一字线配置在宽达150公里的正面上，而主力从一开始就应集中在主要突击地段上。

　　梅列茨科夫十分清楚即将发起的进攻的困难。但是，列宁格勒极端困难的处境要求他立即开始进攻。于是在1942年1月13日，沃尔霍夫方面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当沃尔霍夫方面军开始行动时，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第五十四集团军在费久宇斯基少将的指挥下也转入了进攻，该军沿波戈斯齐那方向实施了突击。它前进了20公里。左邻的西北方面军所属第十一集团军在莫罗佐夫中将的指挥下已经开始了进攻，在南翼给德军诺夫哥罗德集团造成了威胁。当时苏军第十一集团军抵近旧鲁萨。可惜的是，它在那里停了下来，没有攻占旧鲁萨市。

　　沃尔霍夫方面军发起进攻后，进展缓慢。在第四集团军的地段上，德军对沃尔霍夫方面军阵地实施反冲击，该集团军被迫由进攻改为防御。第五十九集团军未能突破德军防御前沿，在原地踏步不前。只有第二突击集团军和第五十二集团军有些进展。到次日日终时，这两个集团军的突击集团渡过了沃尔霍夫河，攻占了河对岸的一些居民地。

　　战果最大的是安丘费耶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三二七师。它把德军的分队赶出了红村，夺取了他们的坚固阵地。在该师左面，由日利曹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五十八旅也进展顺利。该旅经过反复冲击，攻占了居民地雅姆诺。在该旅左面，第五十二集团军的右翼兵团前出到沃尔霍夫河西岸，在这里突破了德军的防御。为了发展胜利，第二突击集团军和第五十二集团军于1月15日晨把第二梯队投入了战斗。

　　第二梯队投入战斗后，沃尔霍夫方面军的进攻有了起色，但未能彻底粉碎德军的抵抗。部队越前进，德军的抵抗越猛烈，双方损失都很大。

　　一个星期后，第二突击集团军前出到德军沿丘多沃—诺夫哥罗德铁路和公路构筑的主要防御地带的第二道阵地。梅列茨科夫命令从行进间突破该阵地，但未成功。于是梅列茨科夫把炮兵调到这里来。显然，德军指挥部感到了对它主要供应线造成的威胁，于是向斯帕斯卡亚波利斯季地域调来了预备队，同时也调来了炮兵，以及航空兵的主力。

　　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第二突击集团军几次突破了德军的防御，但德军不惜巨大的代价，又恢复了防线。经过连续三天的冲击，第二突击集团军终于攻占了米亚斯内博尔，并在该方向上突破了德军的主要防御地带。德军指挥部为了封闭突破口，投入了各式各样的部队和分队，它们是从战线的其他地段其中包括从列宁格勒附近调来的。

　　与此同时，德军“北方”集团军群被迫放弃对列宁格勒攻击的准备，而转入防御。希特勒对该集团军群很不满意，1月中旬希特勒撤换了“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冯·李勃元帅和参谋长布伦内克，由冯·屈希勒尔上将和哈塞接替。

　　如果说第二突击集团军还有进展的话，那么第四和第五十九集团军的进攻却未奏效。它们的冲击一次比一次弱，后来就完全停了下来。梅列茨科夫的友邻——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五十四集团军在弹药耗尽后，于1月17日也停止了进攻。

　　梅列茨科夫把情况上报后，大本营同意把全部力量转移到斯帕斯卡亚波利斯季和柳班方向。在以后的半年中，向柳班方向的进攻成了沃尔霍夫方面军整个战役的核心。从此，这一战役便以柳班战役的名称载入史册。

　　根据这项决定停止进攻的第四集团军，把作战地段扩大到第五十九集团军的位置，而第五十九集团军则向南移到第二突击集团军的后方。这样一来，在斯帕斯卡亚波利斯季方向就建立了一个由三个集团军组成的军队集团：在中央，第二突击集团军在15公里宽的正面上进攻；在右面是第五十九集团军，它在自己的左翼建立了突击集团；在左面是第五十二集团军的主力。它们还负有发展突破的任务。就这样主要突击方向绕过了德军的筑垒阵地，而苏军进攻的当前目标仍然是柳班。

　　但是，沃尔霍夫方面军经过激战遭受了很大损失：部队十分疲劳；运输工具和通信器材仍然不足；没有冲锋枪、粮秣，弹药奇缺；森林、积雪和没有道路使军队无法实施广泛的机动。

　　不久，大本营代表伏罗希洛夫元帅来到前线。他传达了大本营关于在柳班方向加强攻势的要求。过了两天，梅列茨科夫召开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梅列茨科夫认为，部队需要喘口气，在此期间要变更部署，前调兵力兵器，前送弹药，整顿交通秩序。

　　伏罗希洛夫也了解了部队的情况，了解了进行战斗的条件，他差不多走遍了所有的集团军，在骑兵第十三军待了很长时间，和指战员们交谈，鼓励他们，向他们发出号召，鼓励他们同侵略者战斗到底。

　　梅列茨科夫认为，必须对战役计划做重大修改。沃尔霍夫方面军参谋长同意这个观点，于是他们于2月底向大本营建议变更军队部署，以便抽出兵力加强向柳班进攻的第二突击集团军和负责封锁列宁格勒公路和铁路的第五十九集团军。

　　具体说来，首先，从第四集团军抽调一个骑兵师去加强骑兵第十三军；整顿向柳班进攻的各师和受命切断列宁格勒公路的各师，给它们补充人员、武器和弹药；加强炮兵集团。

　　大本营答复，它不反对加强第二突击集团军和第五十九集团军，但不同意整顿进攻的各师，因为这样做就要在一定时间内使进攻停下来，它要求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也绝对不准停止第二突击集团军和第五十九集团军在柳班和丘多沃方向上的进攻，要想尽一切办法在3月之前到达柳班一丘多沃铁路线。为了帮助沃尔霍夫方面军，大本营指示列宁格勒方面军以第五十四集团军与第二突击集团军实施相向突击，以清除德军丘多沃集团并解放柳班。

　　沃尔霍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执行了大本营的指示，第二突击集团军经短暂的炮火准备后，于当天向德军的防御阵地发起冲击，以坚决的行动突破了德军的筑垒地域。为了发展突破，决定使用刚刚到达作战地域的波利亚科夫上校的骑兵第八十师和安丘菲耶夫上校的步兵第三二七师。骑兵师首先进入突破口，步兵师在骑兵师之后跟进。

　　但次日晨，德军在此防守的兵力和新开来的部队又重新封闭了突破口。穿过德军防线的兵团脱离了集团军主力，陷于孤立。它们在5天内抗击了德军航空兵和步兵的冲击。当弹尽粮绝的时候，它们在夜间从敌后突破了防御，并和集团军会合。

　　大本营为了帮助沃尔霍夫方面军，又下达了新的指令，指示梅列茨科夫在必要时可在每个集团军中建立突击集团。但这些突击集团建成后严重缺少人员和武器装备，也没有航空兵的支援。因此，尽管指挥员竭尽全力，这些突击集团也未能扭转局势。苏军后来在柳班方向的多次冲击都被德军击退了。

　　3月上旬，苏军第二突击集团军已经楔入德军配置纵深六七十公里，占领了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和列宁格勒至诺夫哥罗德两条道路之间的一大块森林沼泽地域，它的先遣部队离柳班15公里，离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五十四集团军只有30公里，后者是从另一个方向向柳班实施进攻的。德军重兵集团被压缩在一个口袋里，其咽喉部位宽30公里。

　　柳班地区的德军面临着被包围和被消灭的巨大威胁，接替莱布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的屈希勒尔急忙从列宁格勒方向和基里希方向调来了3个步兵师，东西相向朝红戈尔卡猛攻，把突向柳班的苏联红军部队包围在红戈尔卡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红军无法再向前推进了，只好掉头突围，经过几天的苦战，才突出重围，夺取柳班的任务明显无法完成了。差不多同时，第五十四集团军向柳班的进攻也被德军阻止，被迫转入防御。

　　突击第二集团军部队在撤出红戈尔卡之后，自己已经无力再向柳班发动进攻了，只好在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和列宁格勒至诺夫哥罗德两条铁路之间的一大块森林沼泽地域固守待援。突击第二集团军下一步怎样行动？

　　沃尔霍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想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请求大本营增援，哪怕只给一个集团军也好，以便趁泥泞还不太厉害的时候，取得战役性的胜利；第二个方案是，把第二突击集团军撤出已占领的地域，如情况有利，在其他方向寻机完成战役任务；第三个方案是，固守已占领的地区，待泥泞季节过后，再积蓄力量，恢复进攻。

　　梅列茨科夫倾向第一方案。该方案可利用已取得的成果，并能使冬季战局善始善终。大本营不反对梅列茨科夫的意见。这个方案的优点在于，它对改善列宁格勒的处境有直接的影响，如果战役成功，就能解除列宁格勒的封锁。

　　梅列茨科夫也不反对把第二突击集团军撤过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的铁路和公路。梅列茨科夫认为，这个方案也是正确的，因为它可以保障该集团军的安全，并能扼守住沃尔霍夫河西岸的登陆场。第三个方案被无条件的摈弃了，因为把第二突击集团军留在森林沼泽地，在交通线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其供应很可能中断，最后导致覆灭。

　　德军统帅部好像有意证实梅列茨科夫的担心，它把新的部队包括1个步兵师和党卫军1个警察师调到了突破地段，来对付在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公路和铁路地域保护第二突击集团军交通线的沃尔霍夫方面军。守卫在那里的第五十九和第五十二集团军的部队，在德军猛烈的炮火和航空兵的压制下，未能顶住德军的冲击。

　　3月19日，德军在米亚斯内博尔以西4公里封闭了咽喉部位，从而切断了第二突击集团军的交通线。

　　梅列茨科夫得知德军进攻的消息后，来到了部队，以便就地采取应付措施。大本营指示第五十九集团军以左翼兵团协同第五十二集团军采取行动，不让德军切断第二突击集团军的交通线，并歼灭德军反冲击的部队。战斗行动由梅列茨科夫亲自指挥。

　　梅列茨科夫把集团军的后方部队和机关，都拿来去加强步兵第三二七师，还从步兵第三○五师抽调出两个支队去掩护第三二七师左翼。然后梅列茨科夫又赶到第五十二集团军，去找雅科夫列夫。

　　“敌人从诺夫哥罗德方面来的压力越来越大。”雅科夫列夫将军报告说，“科舍沃伊上校的步兵第六十五师抗击着敌人的主要突击，该师有集团军炮兵的支援。”

　　梅列茨科夫和雅科夫列夫来到科舍沃伊上校指挥的步兵第六十五师。德军对防御部队进行了强大的航空兵和炮兵突击，天空不断地传来飞机的轰鸣。沃尔霍夫方面军伤亡很大，但士气高昂。

　　梅列茨科夫在德军进攻的前几天就知道，以该集团军在这里担任防御的部队是难以粉碎德军的反冲击部队的，因而也不能粉碎德军的企图。因此，在查明情况和掌握了德军的兵力和企图后，他立即决定把第四集团军那个刚得到补充的师调到这个突破地段上来。在该师到达前，由第五十九和第五十二集团军在这里的部队进行扼守。

　　而当被撕开的缺口最终被封闭时，梅列茨科夫不得不把手中掌握的最后一点兵力，即少尉集训队的全体人员和初级指挥员教导连投入战斗。

　　学员们以勇猛的突击赶跑了冲向道路的德军的分队，并和从西面进攻的部队会合了。然而，学员们取得的胜利是暂时的。当日晚，第五十九集团军参谋长帕尔恩上校报告，德军再次切断了道路。

　　两天后，苏军预备队来了，开始肃清第二集团军交通线上的德军。这一次冲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得到坦克加强的沃尔霍夫方面军步兵粉碎了固守的德军，并在第一天就前进了4公里。但是，德军又向战斗行动地域调来了炮兵和航空兵，对苏军狂轰滥炸。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前进速度开始降低，后来就完全停下来了。

　　天黑后，梅列茨科夫命令先遣师再次转入进攻，当夜恢复了原来的态势。次日，该师得到了少尉集训队和冲锋枪连的加强后，在集团军炮兵和“卡秋莎”炮兵营的支援下，又转入了进攻。

　　苏军实施的新的突击把盘踞在道路上的德军驱赶到南北两面去了。咽喉部位的突破口终于打通了，梅列茨科夫乘机向第二突击集团军运去了粮秣和弹药。

　　1942年4月23日，根据大本营的决定，沃尔霍夫方面军改编为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沃尔霍夫战役集群。霍津上将任司令员。梅列茨科夫在离任时，向大本营建议，由于第二突击集团军疲惫不堪，以现有的编成，既不能进攻，也不能防御，它的交通线又处在德军的威胁之下，要么派出精锐部队加强该集团军，要么立即把第二突击集团军从森林沼泽地撤出来，否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但霍津没有听从这一建议，仍然想让第二突击集团军以其现有兵力前进，此时的第二突击集团军只是在名义上是突击的，它连实施防御都有困难，更谈不上去粉碎德军的强大的抵抗了。而通过咽喉部位给它补充兵员又受到了德军的阻拦，在遭受挫折后，霍津不得不放弃了进攻，决定把第二突击集团军撤出来补充休整。

　　5月21日，大本营批准了霍津的计划，但由于没有预备队，再加上延误了时间，德军发现了苏军的企图，于是德军调来了新的增援部队，于5月30日转入了进攻。

　　德军以党卫军警察师从北面，第三十八军的第五十八师、第一二六师和第二五○西班牙师从南面，与第十八集团军配合，向苏军突破口的两侧实施反击。到了6月5日，德军打乱了突击第二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对其进行分割。6月6日，德军完全封住了口袋嘴，把苏军7个师和6个旅共计13万余人紧紧包围起来。

　　苏军突击第二集团军断绝了与外面部队的联系，粮食和弹药奇缺，它的后卫部队在德军的压力下缓慢地向东南方面退却，前卫部队想打开一条走廊，与第五十九和第五十二集团军部队会合。

　　但已经没有后备队的第五十九和第五十二集团军根本帮不上忙，他们分散在宽大的正面上，只能勉强顶住德军的进攻，使他们与突击第二集团军之间的距离不再扩大。此时，让这两个集团军的现有部队从包围圈外去缩小与被围部队的距离已不可能了。

　　梅列茨科夫紧急抽出了3个步兵旅和1个坦克营，把这点微薄的力量编成两个集群，命令他们打开一条宽1公里半到2公里的走廊，并掩护走廊两侧，以保障陷入合围的部队撤出。

　　6月10日拂晓，上述集群发起了进攻，到了傍晚，苏军却没有一点进展。梅列茨科夫再次组织力量冲击德国包围圈的对外正面。到6月19日，坦克第二十九旅和跟进的步兵终于突破了德军的防御，与从西向东南进攻的突击第二集团军的部队会合。

　　6月21日，苏军从东西两面沿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铁路线打开了一条宽300米至400米的走廊，突击第二集团军一大批负伤的指战员撤出了包围圈。然而不幸的是，跟在伤员后面的部队，没有按照命令去扩大突破口和巩固两侧，而是跟着伤员撤走了。

　　第二天，德军集中了航空兵和炮兵火力，向走廊猛攻，打开并支撑走廊的苏军顶不住德军的进攻，走廊被切断。梅列茨科夫命令第五十九集团军从西面，突击第二集团军从东面，再次沿铁路线进行相向突击。他特别命令突击第二集团军部队，毁掉全部重装备，把司机和其他专业人员全部编入战斗队，不惜任何代价把突击进行到底。突击时间定在6月23日23时。

　　23日23时，苏军开始行动，激战持续了一夜。凌晨，再次沿铁路线打通了一条走廊，筋疲力尽的突击第二集团军部队，步履艰难地通过走廊撤了出来。但到中午德军又控制了铁路。傍晚，第五十九集团军的部队又一次打通了走廊，顺着这条双方火力交叉射击的走廊，24日一整夜和25日早晨，又陆陆续续撤出了一批部队。

　　到了25日早上9时30分，德军再次封闭了走廊，而这一次是彻底封闭了。苏第二突击集团军在德军这次合围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虽然有约16000人突出了包围，但约阵亡6000人、失踪8000人，被俘约33000人，损失火炮约650门、坦克约770辆。司令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被俘投降。战后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霍津被解职。

　　柳班战役虽然没能取得预期的结果，但是，它对1942年上半年苏德战场的形势具有积极意义。沃尔霍夫方面军在诺夫哥罗德以北的进攻，牵制了德军15个师，其中包括1个摩托化师和1个坦克师。另外还迫使德军直接从列宁格勒城下调走2个步兵师和一些独立部队，从其他战场调来6个师和1个旅，为苏军后来粉碎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并解除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调任北方将敌人驱逐出境

　　1942年6月，梅列茨科夫再次被任命为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除原辖4个集团军外，还增加了2个集团军和1个空军集团军。该方面军于1943年年初与列宁格勒方面军共同突破了列宁格勒的封锁。1944年，又胜利地进行了诺夫哥罗德—卢加战役。

　　1944年2月中旬，梅列茨科夫被紧急召到大本营。召见的原因是撤消他所领导的沃尔霍夫方面军，军队转隶给列宁格勒方面军，而他则被任命为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员。

　　对这种变动，梅列茨科夫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希望到熟悉的白俄罗斯战场去。但斯大林回答说：“你对北方也是熟悉的。同时，你又有在复杂的森林沼泽地实施进攻战役的经验。何况早在1939年至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你就在维堡方向指挥过集团军，并且突破了曼纳海姆防线。眼下，派一个对该战区特点一无所知，又没有在卡累利阿和极圈地区作战经验的人到卡累利阿方面军去，是不妥的，因为这会延误歼敌的组织工作。”

　　随后，大本营概略说明了卡累利阿方面军面临的任务：在1944年夏秋战局中，通过广泛的进攻解放卡累利阿，肃清佩特萨莫（佩琴加）地区的法西斯德军。卡累利阿方面军长期担任防御任务，军队和指挥员都没有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的经验，因此大本营除调换方面军司令员外，还决定把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指挥机关调到卡累利阿。新调去的有经验的人员一到达，就要采取积极的战斗行动。

　　接受命令以后，梅列茨科夫便出发到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部当时的所在地白海城。几天以后，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指挥机关也来到该地。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卡累利阿方面军的指挥部，到2月底便开始工作。参谋长是新上任的皮加列维奇将军。

　　卡累利阿方面军是在战争初期组建的，他们在这一地区坚守了将近3年。该地区从巴伦支海冰冷的水面到拉多加湖，绵延1000多公里。战线穿过极圈内地区的冻土地带和天然石林，沿着卡累利阿的无数河流湖泊、森林和沼泽南下，屏护着从摩尔曼斯克、白海直至基洛夫铁路的各条道路干线。

　　卡累利阿方面军的布防情况是：在摩尔曼斯克方向是第十四集团军，在坎达拉克沙方向是第十九集团军，在乌赫塔方向是第二十六集团军，在梅德韦日那戈尔斯克方向是第三十二集团军，在斯维里河沿岸是第七集团军。各集团军的阵地基本上都屏护着道路和便于军队通行和机动的道路邻近地带。各阵地之间是一片被天然石林、原始森林和泥泞沼泽覆盖的渺无人烟的荒漠。与苏军对峙的北段是德军第二十拉普兰集团军所辖各军，南段是芬兰军队。

　　通过研究地形和敌情，与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和师长会面，梅列茨科夫认为，集中主力的最有利方向是坎达拉克沙，从该方向可把第二十拉普兰集团军分割成两个相互隔绝的集团；辅助突击最好在摩尔曼斯克方向实施。

　　方面军司令部的意见是，必须选择对难以通行的地形上的敌防御阵地的暴露翼侧实施深远迂回作为基本的机动样式，并派出为此目的而受过专门训练的部队实施。

　　但是，既要在坎达拉克沙方向，又要在摩尔曼斯克方向建立必要的进攻集团，仅靠他们自己的兵力是不够的。因此，2月28日，梅列茨科夫在向大本营上报战役企图时，请求给方面军增派兵力。

　　大本营同意方面军上报的解放北部边疆的计划，并指示不必等待命令，立即开始战役准备。各部队立即加紧准备各个方向的进攻行动。方面军接受任务后，整修了道路，构筑了预备发射阵地和辅助观察所。在个别地点，部队还进行了局部的战斗行动，以便取得有利的出发地位。通过协调，在坎达拉克沙方向和摩尔曼斯克方向的军队，依靠从方面军其他地段调来的部队，逐步得到加强。

　　为了在通行困难的地段实施进攻，梅列茨科夫命令把各海军步兵旅、独立滑雪旅和独立滑雪营新编组成轻步兵第一二六和第一二七军。这两个军与主力兵团不同，其所属分队既没有汽车，也没有马车，步兵重武器、火炮、迫击炮、通信器材、弹药都靠驮载输送。

　　部队练习了在山林地战斗的本领，练习了以自身力量铺设急造军路和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实施深远迂回的技能。各司令部研究了预定的行进路线，仔细考虑了行军纵队的编成，探讨了最合理的物资配备方案和有效的保障方法。

　　4月和5月，苏军各集团军的领导人、方面军首长组织了战役战术导演，在导演中推演了即将进行的战斗行动进程。然后，各师实施了一连串观摩战术演习和首长司令部导演，各师长、团长、参谋长和作战科长都参加了集训。

　　5月30日，大本营给卡累利阿方面军下达了任务：把芬兰军队赶出南卡累利阿。6月3日，梅列茨科夫和参谋人员来到了预定渡过斯维里河实施主要突击的第七集团军，并在洛杰伊诺那波列地区从河南岸进行了现地勘察。

　　纳粹军队彻底破坏了该城。原来街道所经之处，现在是一人深的堑壕。在房屋的砖石废墟下，则是观察所和避弹所。芬军的防御依稀可见，沿着对岸是弯弯曲曲的堑壕，河中坚立着缠着铁丝网的桩砦。

　　现地勘察后，方面军首长定下了最后决心：沿拉多加湖北岸向奥洛涅茨、萨尔米、皮特凯兰塔和索尔塔瓦拉方向实施主要突击。这包含三方面的意义：在战术上，能同切罗科夫海军少将的海军区舰队协同动作；在战略上，合围在奥涅加湖以此作战的芬军；因政治上，能取捷径前出到苏芬边境。在这个方向上有重兵器可利用的道路，攻击筑垒地域时通常要用重兵器。在洛杰伊诺那波列与萨沃泽罗湖之间，在奥洛涅茨丘陵地之间，有恰索文纳亚山。方面军把辅助指挥所设在山上，从这里对战役实施指挥。

　　斯维里河涨水后有的地方宽达半公里。交战将在斯维里河上开始。军队接受的任务是：分割斯维里一彼得罗扎沃茨克敌军集团并强渡斯维里河。

　　6月9日，梅列茨科夫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什特科夫被召至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告诉他们，列宁格勒方面军必须突破芬兰防线，但他们需要援助。为此目的，卡累利阿方面军必须迅速粉碎斯维里一索尔塔瓦拉敌军集群。战役准备不得超过10天。拟定完成任务的方案，要在出席这次谈话的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和安东诺夫参加下在大本营进行。

　　当时，卡累利阿方面军的所有预备队部队都已集中在摩尔曼斯克和坎达拉克沙方向。在洛杰伊诺那波列地域只有第七集团军的1个步兵军和2个步兵旅。为了实施战役，苏军预先已准备了容纳补充兵力的战场：挖好了3个步兵军的堑壕和炮兵发射阵地。但是，突破筑垒地带需要3个步兵军，而用于随后的发展突破，还需要1个步兵军。另外，还需要1个突破炮兵师和1个轰炸航空兵师。

　　当梅列茨科夫报告了全部情况时，斯大林说：“你已经有一个步兵军；我们再给你两个步兵军，再给一个炮兵师。至于航空兵师，将指示空军元帅诺维科夫派列宁格勒方面军的航空兵向配置在你们当面的芬军出动一两次。他将去你处协商。”

　　梅列茨科夫当场坚持请求再给一个步兵军用于发展突破，斯大林最后同意了。

　　梅列茨科夫高高兴兴地出发到了第七集团军指挥所。克鲁季科夫和所有兵种首长都已到了该地。梅列茨科夫听了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后，便下了最后决心：首先强渡斯维里河，夺取从洛杰伊诺那波列到马谢利加地段的基洛夫铁路，解放奥洛涅茨和彼得罗扎沃茨克两市。

　　主要突击仍像原先决定的那样，由第七集团军向索尔塔瓦拉方向实施。同时，第三十二集团军向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尤斯特湖方向与第七集团军相向实施辅助突击，由北面迂回彼得扎沃茨克的芬军集群。这样，通过两个向心突击，就能消灭南卡累利阿之敌。

　　最艰难的地段仍然是350米宽，8到11米深的斯维里河。拦河有一座斯维里3号大型水利枢纽，坝高18米，贮水1．25万立方米。这就加重了部队的任务。当前，由于任务的需要，必须从水利枢纽的下游克服这个水障。如果芬兰人打开闸门怎么办？那时河水汹涌而下，渡河将告破产。梅列茨科夫对战役计划做了修改，决定在适当的时候炸毁这个水闸。

　　第七和第三十二集团军的当面之芬军分别有7．6万人、580门火炮和5．4万人、380门火炮。苏军决定把该集团分割成几部分，向战役纵深前进200余公里，大约在40天内消灭该敌，前出至苏芬边界。

　　卡累利阿方面军南翼军队将在1944年6月22日前一天开始进攻。列宁格勒方面军则提前10天便在卡累利阿地峡发起了进攻。他们在短时期内突破了德军的强大筑垒工事，攻占了维堡市，恢复了战前的国界，这就方便了卡累利阿方面军完成斯维里—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的任务。

　　6月21日11时45分，苏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一批批轰炸机同时袭击了芬军阵地。在持续三个半小时的爆炸声中，一个个团队在静静地等待着。在刹那间的闪光中，密密麻麻的铁丝网障碍物变成扭曲的构件和碎片在眼前飞起，随后又堕入灰蒙蒙的烟雾中，当河上、湖上的烟雾最终消失后，左方便显露出连接拉多加湖的低洼旷野。

　　炮火准备又进行了75分钟后，侦察梯队用了5分钟就在4公里宽的地带渡过了斯维里河，并在芬军障碍物中开辟了通路。被拔掉了牙齿的芬军惊慌失措。就在他们的眼皮下，200辆水陆两用汽车和其他浮游器材下了河，几个航次就把米罗诺夫将军的近卫第三十七军的战士们送上了对岸，近卫战士们突破了芬军防御，扩大了登陆场。

　　当天色黄昏，太阳下山时，苏军工兵已架好2座桥梁和20座门桥。接着，主力和坦克投入了战斗。

　　这时，第三十二集团军也转入全面进攻。有些兵团进展得较快。第三一三师于6月21日凌晨便悄俏地强渡了白海一波罗的海运河，随后攻占了波韦涅茨市。该师战士们利用林中小路向梅德韦日那戈尔斯克迅速前进。

　　当第七集团军的坦克隆隆地开上斯维里河上的门桥时，第三十二集团军已进入平杜什市。第三十二集团军以其左翼继续从北转向奥涅加湖，其中央向前延伸，这样就扩大了登陆场。集团军预备队向彼得罗扎沃茨克方向不断发展胜利。

　　奥涅加湖的各个湖湾伸向西北，吞没了这里的广大幅员。湖湾所到之处常有冰川流过。过去，卵石和冰块曾一度向前涌动，汹涌地汇入灰色的湖水中。原来的森林王国变成了水乡，又出现许多沙洲。往西100公里，沼泽地逐渐被丘陵代替，波罗索泽罗湖就在这里，丘陵地南缘与曼谢利基梯地相连。现在，苏军第三十二集团军的战士们正是沿这两个方向迅速前进。

　　通过卡累利阿首府的口子终于形成了。从彼得罗扎沃茨克到苏奥耶尔维的铁路是穿过这个口子的大动脉，但苏军航空兵通过密集空袭已炸毁了这条铁路。第七集团军从南面推进。芬军仍指望固守奥涅加湖西岸，但奥涅加湖区舰队往这里输送了登陆兵。

　　到6月28日，苏军一个旅攻占了彼得罗扎沃茨克。当戈列连科的第三十二集团军由北向南屡战屡进的时候，克鲁季科夫的第七集团军也沿拉多加湖湖岸迎头前进。最初战线截断了这里的斯维里河河床。斯维里河从奥涅加环形运河延伸，直到新拉多加运河。

　　第七集团军左翼的堑壕与河湾重叠，而右翼的阵地则离开河床，向南退缩。当强渡斯维里河时，第七集团军左翼一面扩大登陆场，一面向西北前伸。这里又是苏军的主要突击方向。这时，右翼刚接近到斯维里河。河流与战线相互交叉，而在波德波罗日耶就形成了直角。苏军为占领该地付出了代价，但防线终于崩溃了。

　　当时，芬军死守着拉多加湖湖岸，在奥洛涅茨筑垒地域对苏军的进攻抵抗尤为凶猛。当时拉多加湖区舰队在奥洛涅茨以北输送了登陆兵，切断了芬军的交通线。当芬军第五军仓促从原防御地区撤退时，芬军指挥部又把从波德波罗日耶地段撤下的师用于实施翼侧突击，企图截击苏军攻击的步兵部队。

　　另一方面，萨尔米亚格沼泽又挡住了通往奥洛涅茨的道路。连在本国已经习惯了沼泽湖溏地区生活的芬兰人也认为这里的地形是无法通行的。但苏联士兵在芬军的火力下在这里修筑了道路。后来，他们又不断修整了这条路，克服了沼泽，并尾随敌后突入敌筑垒地域的后方。

　　当芬军从奥洛涅茨沿拉多加湖湖岸向皮特凯兰塔撤退时，苏军登陆兵在其后方上陆。这时，双方发生了多次激战。在战斗中，海军步兵表现得十分出色。6月23日，拉多加湖区舰队输送海军步兵第七十旅在图洛克萨河与维德利察河之间地区上陆，切断了通住皮特凯兰塔的道路。

　　芬军为了把苏军登陆兵赶下湖，便向登陆兵占领的登陆场猛烈射击，随后发起反冲击。此时此地，苏军只有库克上士指挥的步兵第二连一个班正在佩斯恰纳亚高地附近挖战壕。在他们与友邻第三连之间，有一个150米宽的间隙。芬军一个营正向这个间隙前进。

　　看见芬军即将逃走，库克上士和战士巴根两名苏联军人毫不犹豫地扔下镐铲，拿起机枪同敌人战斗。他们两人巧妙利用工事，打退了芬军4次冲击。当巴根负伤时，库克冲上前去，用手榴弹消灭了芬军火力点，占领了高地的支撑点。这时，库克上士离苏军前沿还有500米。巴根包扎好伤口，跟在库克身后，爬进了堑壕。

　　不久，他们的弹药用尽了。这时，两位勇士拿起被打死的芬军的自动枪继续射击。库克和巴根几乎两昼夜没有吃东西，他们靠喝池搪的水果腹，打退了芬军10次冲击，守住了支撑点。当苏联海军步兵旅转入进攻，将芬军从高地打退时，库克重新指挥本班，发起冲击。

　　战斗结束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发布指令，授予库克苏联英雄称号。战士巴根也荣获了政府的崇高嘉奖。后来，在极圈内地区作战时，库克指挥一个排，又获得了红星勋章。

　　6月24日，苏军在全线强渡斯维里河。当天，莫斯科为卡累利阿方面军施放了礼炮，庆祝它在3天作战中解放居民点200余个。卡累利阿方面军的官兵对给予他们荣誉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他们把芬军赶出了早在战争开始时就被他们占领的地区。

　　6月底，基洛夫（摩尔曼斯克）铁路全线的芬军已被肃清。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了。列宁格勒州和卡累利阿的800个居民地在过了3年以后又重新飘扬起红旗。

进军北极圈驱逐侵略者

　　卡累利阿战役结束后，消灭北方德军的准备工作又重新开始了。方面军辅助指挥所急忙转移到坎达拉克沙，第七集团军的一些兵团也调到该地。由此，苏军在极圈内地区部队得到加强，而德军由于芬兰从苏联领土上撤走了自己的军队却相对削弱了。现在，德军第二十拉普兰集团军的南翼暴露了。于是，梅列茨科夫拟定计划，决定实施正面突击，并插入德军后方，实施合围突击。

　　9月7日，德军指挥部由于害怕苏军向其山地步兵第十八军翼侧前出，开始将该军撤离乌赫塔方向。斯克维尔斯基将军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方面军司令部后，梅列茨科夫立即下令追击。早在一天前，梅列茨科夫就已下令第十九集团军把部分主力前调到德军第三十六军的后方。

　　方面军司令部周密研究了预定的行进路线，仔细考虑了铺设急造军路的各种问题，行军纵队的编成、行车的保障与警戒等问题。为了使铺设急行军路的工作不致耽搁，每个纵队的先头都配有工兵。给各个先头步兵分队都发放了斧头、工兵锹、钢锯和钢钎。出发前，后勤部门还给所有战士都补助了应急储备食品，增加了子弹和手榴弹储备。因为在皮亚奥泽罗湖、奎托湖地区的山林地内，在几乎完全没有道路而航空兵又忙于在别处作战的情况下，部队脱离了后方，其补给将成问题。

　　第十九集团军前进到一个高地。它通过难走的地形完成了将近100公里的行军，9月12日凌晨，出敌意外地深远迂回了德军阵地，切断了交通线。集团军在北地段实施同时突破，又在南面辅助方向上实施迂回，从而使德军受到被围歼的威胁。法西斯德军由于害怕全部被围，便急忙放弃阵地，丢掉物资和装备，向芬兰北部撤退。

　　梅列茨科夫得知第十九集团军已截断凯拉勒地区的道路后，便立即用直通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第一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但是，到夜间，梅列茨科夫收到的电报却说，无论如何不能同德军的退却部队打硬仗；不能由于深远迂回把自己的部队拖垮；消灭敌人主要靠沿敌退路配置好的火器。

　　梅列茨科夫不理解大本营为什么不让采取进攻行动合围德军第三十六军。大本营解释说：眼下最重要的是保存力量，完成极圈内地区的首要任务，即解放佩琴加地区。北极地区对德国具有重要意义，那里有镍矿场，有海空军基地，活动在苏联海上交通线上的潜水艇和飞机都集中在那里。德国人并不打算从那里逃走，我们必须用武力赶走他们。而追击德军第三十六军就要消耗预备队，没有预备队就不能在摩尔曼斯克方向发起战役。

　　大本营还解释说，目前还抽不出兵力支援梅列茨科夫，而且还不排除在近期内从他那里抽部分兵力，调到西方向的可能性，大本营需要的部队恰恰是眼下正在追击德军的第十九和第二十六集团军的那些兵团。

　　也就是说，梅列茨科夫必须把位于卡累利阿方面军中央地区的兵力为其他方面军保存下来，而他们自己则要考虑，如何把步兵第三十一军尽快从坎达拉克沙调往摩尔曼斯克，以便趁沿芬兰内地撤退的德军兵力赶来之前，解放北极地区。

　　到9月17日，第二十六集团军已前出到战前的苏芬国界，到9月30日，第十九集团军也肃清了苏联境内的德军。

　　现在，从拉普兰的峭壁到拉多加湖的洼地，几乎整个苏联国界都已光复。只有北极地区仍被德军盘踞，德军山地步兵第十九军依靠钢筋混凝土和石质坚固工事作掩护，驻守在那里。

　　在3年期间，德军在该地建起了拉普兰防御要塞。芬兰此时已经退出战争，德国人缺少了帮手，只好拼命增修防御工事。侦察表明，德军的专业建筑部队正在夜以继日地钻凿岩石，修造新的钢筋混凝土和装甲火力点与掩蔽工事，挖掘堑壕和交通壕。

　　在苏军当面90公里长的战线上，布满了桩砦和防坦克壕、密集的地雷场和铁丝网障碍物，这些工事切断了所有的山垭口、谷地和道路。各制高点都变成了真正的山地要塞。此外，朝海方向有配置在掩体内的岸炮和高炮掩护。各筑垒工事之间有无数的河湖、峭壁、沼泽与泥潭。

　　德军企图依托防御要塞，阻止苏军进入挪威，保护其巴伦支海的基地。佩特萨莫—基尔克内斯德军集团共有约5．3万人、770门火炮和迫击炮、160架飞机和45艘军舰。

　　苏军截获的德军山地步兵第二师师长杰亨中将在命令中引用希特勒的命令说：无论如何也要守住北挪威的阵地，特别是镍矿开采区。命令写道：

　　我们可以让俄国人向坚固筑垒的支撑点猛攻，然后通过反突击将他们消灭。一切有利条件都在我们一边。我们有作好反突击准备的快速预备队，能在敌人被我支撑点的致命火力打得流尽鲜血的时刻实施突击。尽管芬兰在政治上背叛，我们仍奉命守住防线。这表明，防线必能守住。你们知道，必须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需要科洛希奥基的工厂加工的镍和铜。在最近几天，这里的冶炼炉将重新冒烟。此外，我们恰恰要在这里告诉俄国人，德国军队还存在，并将守住俄国人无法攻克的阵地。

　　德军还继续从陆地、空中和海上往北极地区赶运增援。据苏军前方侦察员送来的报告，德军佩特萨莫与基尔克内斯之间地区的兵力正迅速增多。梅列茨科夫认识到，此仗必须速战速决，动作缓慢是不利于自己的。

　　在准备进攻的过程中，苏军多次讨论了使用方面军作战兵力的各种最佳方案。多数人赞成快速行动，但也有反对意见。有的人断言，在极圈内地区无法实施大兵团和重装备的机动。当年德军发动战争后向苏联领土推进最不顺利的地方就在这一地区。

　　在极圈地区以北的濒海高原上，部分海面虽不封冻，但却十分寒冷。那里有时而从海上向内陆刮来摩尔曼斯克夏季所特有的强风，以及越来越强的冬风。在秋季的恶劣天气里，则是雨雪交加，常常一夜之间便满地冰霜。地表的深处是一片片永久冻结的小洲。

　　周围是一个挨一个的湖泊，水光闪濯。湖间的沼泽里杂生着草丛、苔藓和低矮树丛。灰色的泥炭地已被挖出条条深沟，沟里满是清澈的冰水。有些地方耸立着一个个光秃秃的巨大石峰。湍急的河流在各石峰之间穿过，基本上都是由西南向东北流去。同大陆性气候的更寒冷地区相比，人员在这里更感寒冷。

　　在这种环境下，不仅人会冻伤，就是车辆也会上冻，给发动机升温十分困难。油料消耗大大超过标准，而此时油料本来就不足，这就明显降低了使用技术兵器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为了打败德国人，仍然需要作战。苏军当前战役计划的基本设想是，以主力对德军第二十拉普兰集团军和主要坚固工事实施翼侧迂回，在恰普尔湖以南实施突破。尔后，方面军各主要兵团和北方舰队的军舰实施机动，在佩特萨莫地域围歼德军集团，以便将德军逼向海岸并切断他们同挪威港口的联系。

　　通往佩特萨莫的道路共有四条。一条是利纳哈马里往北，直到佩特萨莫河口；另一条道路起于西面的挪威港湾托尔内特；第三条路来自东面位于德军阵地中央的季托夫卡列卡村；第四条路来自南面，它同另几条路形成一个道路枢纽，把佩特萨莫同卢奥斯塔里沟通起来。正是这个道路枢纽引起苏军重视。

　　梅列茨科夫认为，必须突向卢奥斯塔里，插入敌后并从那里把德军的兵力引出防御要塞，这样就能用陆军部队和海军步兵从3个方向实施联合突击，攻克要塞。然后，再从卢奥斯塔里向佩特萨莫、挪威国土、尼克利和瑙齐三个方向发展胜利。这些地区有德国的重要工业基地和通向基地的道路。战役的最终目的，是彻底肃清苏联北方国土的敌人，并支援挪威的解放。

　　按照梅列茨科夫的计划，苏军的主要突击指向卢奥斯塔里，由第十四集团军第九十九和第一三一军以及轻步兵第一二六和第一二七军实施。后两个军应通过冻土地带实施深远的迂回机动，切断德军的交通线。到达卢奥斯塔里地区后，近卫坦克第七旅向佩特萨莫方向投入战斗，阻止德军向挪威撤退。

　　战役计划上报到大本营，立即得到批准。北方舰队受领的任务是：封锁德军占领的海岸，切断佩特萨莫德军集团同海上的联系；配合第十四集团军分割敌防御，攻占各港口；海岸炮兵和军舰对地面部队在濒海地段的进攻实施火力支援。为了协商联合行动，北方舰队司令员戈洛夫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尼古拉耶夫于9月29日来到方面军指挥所。

　　他们决定：编入北方防御地区的各海军步兵旅在斯列德尼半岛地峡突破德军防线，尔后切断德军从基本防御地区沿西利察河的退路，最后，只有当第十四集团军突破德军主要防御地带时，再向佩特萨莫实施进攻。此外，北方舰队还要保障登陆兵的上陆和从摩尔曼斯克给第十四集团军输送预备队和补给品。

　　10月7日清晨8时，随着一阵巨响，飞蝗一样的炮弹射向对岸。苏军开始发动攻击了。炮火准备结束时，整个大地都被浓烟笼罩。随后又飘起了薄薄的雪花，空中的能见度已被完全湮没。10时30分，炮兵准时向纵深延伸，几分钟后，“乌拉！”的喊声便传遍了荒漠。这是步兵发起了冲击。

　　第一三一军第一天就到达了季托夫卡河。第九十九军起初发展不太顺利，未能攻占德军主要防御地带的各支撑点。他们的第一梯队步兵分队一发起冲击，就遭到猛烈射击，被迫卧倒。苏军现场指挥米库利斯基少将发现白天攻击困难，就决定夜间实施突击。24时整，苏军士兵们再次发动攻击，这一次法西斯德军顶不住了。晨8时，苏军攻占了德军前沿。

　　10月9日傍晚，梅列茨科夫用直通电话同戈洛夫科联系并转告他，从斯列德尼半岛进攻的时机到了。同时，梅列茨科夫命令集团军司令员谢尔巴科夫让皮加列维奇中将的军队集群出动。该集群下辖的各兵团配置在西利察河以东，即德军突入苏军领土最深、妄图进到摩尔曼斯克之处。皮加利维奇的军队集群在大雪中转入进攻。当夜，海军登陆兵在马季乌奥诺海湾上陆，他们翻过穆斯特一童图里山，分割了德军部分兵力后，向佩特萨莫推进。

　　不久，左翼也传来了佳音。轻步兵第一二六军在索洛维约夫上校指挥下在那里实施迂回机动。所有金属装具预先都已包扎好，火炮、迫击炮和机枪都用马和鹿驮载。各部队静悄悄地行进。强渡河流是十分艰苦的。战士们背着武器和弹药在齐腰深的冰水中走过。在通往库奥尔普卡斯峰的接近地，战士们像登山运动员一样，沿着荒瘠光滑的石山，鱼贯前进。

　　在艰难地带进军的第四天，第一二六军克服困难，抵达了佩特萨莫—萨尔米雅尔维道路和卢奥斯塔里以西，并切断了道路。德军发现丢掉了通向南方的主要交通线，便使用现有的一切力量，向第一二六军扑来。德军赫利特泽尔中将回忆说：“所有摩托化部队、所有能搭载运输车辆的部队，都强行军，赶往科洛希奥基地区。”

　　后来，在苏军步兵当面还出现了“挪威”自行侦察旅、机场勤务营以及德军其他许多部队和分队。他们密密麻麻、不顾一切地向苏军阵地涌来。苏军则沉着应战，英勇顽强地打退了德军疯狂的进攻。然后又急行军，切断了从佩特萨莫到托尔内特的第二条道路。现在，德军北方集团已丧失了最后的陆上交通线。

　　轻步兵第一二七军在A·朱可夫少将指挥下尾随友军前进。夜间，该军夺占了卢奥斯塔里的机场，随后与第九十九军第一一四师配合肃清了该居民地的德军。由于海军步兵和皮加列维奇集群各兵团正由东向佩特萨莫接近，第一三一军由南挺进，海军步兵第七十二旅在西面监视德军。

　　10月13日，北方舰队登陆兵攻占利纳哈马里港湾以后，便由北对德军造成威胁。现在，坚守佩特萨莫的德军已被四面包围起来。战斗很快打响了。经过两天激战，在佩特萨莫上空也飘起了红旗。

　　德军残余部队突围后，向挪威北部逃窜。退却中，他们炸毁了桥梁、道路涵洞；捣毁了路侧岩壁，堵塞了通道；甚至还动用飞机轰炸路基；在道路上埋设地雷。不仅如此，为了迟滞苏军前进，以便在挪威北部和尼克利地区组织两个新的防御地区，德军还派出后卫部队依托预有准备的有利地形，伏击沿途的追击部队。

　　此时，苏军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彻底消灭尼克利地区的法西斯德军，夺取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二是对挪威北部的德国海军基地实施突击，把挪威居民从占领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意味着红军必须越过挪威国界。

　　在尼克利地区，由德国将军弗格利指挥的军队集群负责防守。弗格利把从卢奥斯塔里撤退来的和从芬兰转移来的部队和分队收拢到一起，企图按照柏林的旨意，尽可能长期地坚持抵抗。然而，卡累利阿方面军只用了一个礼拜就到了尼克利，又用了5天时间就打通了库奥尔普卡斯山与瑙齐之间80公里的荒凉、多石的沼泽地。

　　10月27日，苏军阿布萨利亚莫夫少将的第三十一军从东，轻步兵第一二七军从北突入了瑙齐。南面就是已退出战争的芬兰。

　　要对付挪威北部的德国基地就比较复杂了。梅列茨科夫到达挪威边界后，立即把情况报告了斯大林，并请求批准打过国界。同时，梅列茨科夫还陈述了方面军首长关于夺取德军在该地的主要海空军基地基尔克内斯的方案。

　　斯大林听了说：“这个方案很好！”便批准了作战计划。

　　在挪威境内的作战就这样开始了。当时，挪威是苏联红军从希特勒枷锁下解放的第七个国家。

　　10月22日，第一三一军打响了夺取托尔内特市的战斗。同时，海军步兵在舰炮的支援下扫清了海岸地带。德军不久便开始向希尔克内斯撤退，途中他们设置了各种障碍并破坏了道路。

　　通往基尔克内斯的道路埋了大量地雷，海湾的吊桥也被炸毁。德军还以火炮、迫击炮的火力阻挠苏军排雷，迟滞苏军的前进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苏军决定用水陆两用汽车和鱼船强渡亚尔湾，绕过德军。

　　但海湾两岸是陡峭的岩石，想找到一个入水处颇不容易。不过，经过努力，苏军的水陆两用汽车终于还是下了海湾。德军发现苏军的意图后，开始开枪开炮，炮弹在两用汽车的前方和右侧爆炸，车旁涌起大浪，炮弹炸出的漩涡打着转。但同行的渔船却显得比轻型水陆两用汽车稳当多了。有几辆水陆两用汽车被打翻沉没了。乘坐两只摩托艇出海的挪威爱国者立即跳入海中，他们不顾德军的枪林弹雨，救起了被击毁的水陆两用汽车的乘员，并把他们送上了对岸。

　　后来在强渡埃尔维涅斯海湾时，苏军只好重新想办法，第十四师用木笺建起了登陆渡口，当地居民也纷纷前来支援。

　　10月25日晨9时，苏军先头部队突入基尔克内斯。眼前一片凄凉景象：德军撤退时炸毁了所有港口设施，破坏了办公大楼和住房。只有城郊某些地方的小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当枪声停息，恢复了平静时，为了逃避法西斯匪徒而被迫躲到山洞里的城市居民，才陆续出现。

　　基尔克内斯的居民兴高采烈地欢迎了苏联军人。令人感动的是，这些平时沉默寡言的北极人都热泪盈眶地拥抱了苏联军人。姑娘们还主动照顾受伤的苏军战士，小伙子们也忙着把他们送往医院。

　　内登是卡累利阿方面军到达的最后一个居民点。苏军到达这里后，战斗已基本结束，少量溃散的德军已没有必要动用大部队去清剿，因为挪威抵抗运动战士就足可以对付他们。

　　再往前就是遍布海湾的荒凉的山区。极夜就要来临，暴风雪已经开始，路上满是积雪和几乎无法克服的雪堆。派往西北方向的侦察员报告说，前方行动极端困难，已经看不到德军。

　　10月28日，梅列茨科夫主持召开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与会军事首长一致认为，战役已经结束。卡累利阿方面军和北方舰队受领的任务已全部完成，法西斯德军已被消灭，其残余部队已被赶出苏联北方。不仅如此，苏军还支援了挪威的解放。

　　10月29日凌晨，梅列茨科夫打电话给大本营，报告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结束战役的决定。

　　斯大林拿起电话回答说：“好吧，我们将讨论你们的建议。你们认真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再考虑一下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傍晚作出最后报告。”

　　梅列茨科夫和副司令员弗罗洛夫以及集团军司令员谢尔巴科夫在第十四集团军指挥所再次研究了形势。一切表明，继续军事行动是徒劳无益的。会后，梅列茨科夫乘飞机到了摩尔曼斯克。

　　佩特萨莫—基尔克内斯战役就这样结束了，为了庆祝极圈内地区军人们的胜利，莫斯科放了3次礼花：第一次是在10月15日庆祝解放佩琴加；第二次是在10月25日庆祝苏军越过挪威国界，继尔攻占基尔克内斯；第三次是在11月1日庆祝卡累利阿方面军彻底肃清佩琴加地区的法西斯德军。

　　为了纪念1941年至1944年北极地区取得的胜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了“保卫苏联极圈内地区纪念章”。在铜质纪念章上标有一名身穿短皮袄、头戴遮耳冬帽、手持冲锋枪的苏军战士，战士身后画有军舰、飞机和坦克。这枚纪念章铭记了苏军战士艰苦而光荣的业绩。

　　1944年12月6日的《真理报》写道：

　　保卫北极地区的英勇事迹，将作为最光辉、最值得纪念的一页载入史册。1941年秋，在那里敌人被阻止住了。在有的地方，敌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未能跨过我国的国界……

　　挪威人民高度评价苏联红军为解放他们的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在1944年10月26日的广播演说中说：

　　我们有许多证据说明，苏维埃俄国政府和人民对我国是友好、同情的。我们一直激情满怀地注视着苏联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而进行的英勇、胜利的斗争。每个挪威人的义务是，给我们的盟友以最大的支援。

　　解放北极圈的战斗结束后，梅列茨科夫又于1945年8月指挥远东第一方面军参加了“八月风暴”行动，迅速歼灭了日本关东军主力，获得了苏联最高军事荣誉——胜利勋章。

目录

闪击丹麦、挪威

德军实施“威塞尔演习”计划

德军一举攻占丹麦全境

德军出其不意使用空降兵

荷兰空降作战

希特勒疯狂发动西欧战争

纳粹军诡秘使用秘密武器

德国伞兵在荷兰大显神威

德国军队夺取“荷兰要塞”

突击空降比利时

希特勒实施声东击西战略

德军训练滑翔机降突击队

德军夺取埃本·埃马尔要塞

不列颠空战

德军引诱英国战斗机出战

希特勒实施“鹰日作战”计划

德国战机狂轰滥炸英伦三岛

英国空军击碎“海狮计划”

塔兰托空潜大战

英制订打击意大利舰队计划

聚焦意大利塔兰托海军基地

奇袭计划因意外“搁浅”

英军舰载机袭击塔兰托

英军夺得地中海制海权

英军的空降作战

丘吉尔组建专业袭击分队

英国伞兵实施“巨人行动”

苏军的空降作战

德军实施“巴巴罗萨”计划

苏军组织空降作战部队

舍生忘死的维亚兹马战斗

红色伞兵创造的英雄业绩

诺曼底空降大战

盟军巧施妙计迷惑德军

美军突击队员空降成功

英空降兵完成预定任务

马里亚纳海空战

美军介入太平洋战争

日军实施“阿”号作战计划

马里亚纳“火鸡”大捕杀

美日航空母舰的殊死较量

日联合舰队以惨败告终

比斯开湾空潜战

希特勒抛出海上“血本”

盟军制订“软木塞”巡逻方案

德国“农夫”潜艇遭遇厄运

“狩猎”者被逐出猎场

盟军赢得比斯开湾胜利

“神风”特攻队

日军招募“肉弹”飞行员

日军首批“肉弹”攻击美舰

“樱花”“玉碎”触目惊心

“神风”队的死亡攻击

冲绳战役中的“肉弹”末路

闪击丹麦、挪威

德军实施“威塞尔演习”计划

　　法西斯德国侵占波兰后，即加紧了对西线进攻的准备。为了保障向西进攻时的北翼安全，同时夺取北欧战略原料产地，德国决定首先攻占丹麦、挪威。

　　丹麦、挪威都是小国，国防力量薄弱。丹麦只有两个步兵师，1935年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认为加强战备反会引起德国的猜疑，因而未作战争准备。

　　挪威有6个步兵师，但人数不足，并分布在全国各地，其防御作战计划是建立在英、法派遣远征军的基础之上的。德军针对丹麦、挪威的这些弱点，采取了闪击战术，并在闪击战中使用了空降兵。德军于1939年10月开始进行入侵作战的准备，代号是“威塞尔演习”。其空降作战计划的要点是：

　　第一阶段，使用伞兵在丹麦战略要地空降，以保障从海上登陆的部队和从地面越过边境的部队快速向前推进，一举占领丹麦。与此同时，使用另一支伞兵夺占挪威南部的重要机场，保障主力机降，尔后从后面突击挪威港口，接应登陆部队上陆岸。

　　第二阶段，视情况在挪威中部、北部地区空降，以保障地面部队快速向内地发展，迅速占领挪威全国。

　　空降兵在第一阶段的具体任务是：

　　在丹麦，夺取奥尔堡两个机场，夺占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门户——沃尔丁堡大桥；在挪威，夺取奥斯陆的福内布机场，夺取斯塔万格的索拉机场。

　　计划使用的作战部队除7个步兵师、一个摩托化旅外，还有一个伞兵团及3个机降步兵团，共14万人，其中空降作战部队约10000人。

　　德入侵部队的总指挥官为法尔肯霍斯特上将，伞兵及航空兵由第十航空军司令盖斯勒中将指挥。保障空降的有第五航空队以容克-52为主的500架运输机，德国北部的施塔德、石勒苏益格及尤太森等3个机场为空降出发机场。

德军一举攻占丹麦全境

　　1940年4月9日凌晨，德军开始发动入侵丹麦的战争。

　　7时许，德军伞兵第一团在丹麦北部奥尔堡的两个机场伞降。在德军的突然袭击下，丹麦军队未作任何抵抗，因此德军没有动用更多的兵力即控制了机场。

　　紧接着，准备用于挪威的第一五九步兵团在此降落，使奥尔堡成为德军向挪威空运部队的跳板。

　　在向奥尔堡空降的同时，伞兵第四连的其他人员在连接西兰岛与法尔斯特岛的沃尔丁堡大桥附近伞降。

　　伞兵着陆时，地面没有枪炮声，也没有警报声，丹军阵地一片寂静。为此，伞兵没有打开空投的武器箱，只用随身佩带的手枪投入战斗，并在数分钟内解除了大桥守备分队的武装。

　　一个班利用缴获的自行车，迅速奔到桥上，守桥卫兵一枪未发就投降了。至此，伞兵完整无损地夺取了这座大桥。这一交通咽喉被控制后，从格塞岛登陆的德军进攻部队毫无阻挡地向丹麦内地推进，一举进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战仅4个小时，丹麦便宣布投降。

德军出其不意使用空降兵

　　在挪威，运载第一伞兵团第一二连飞往挪威首都福内布机场的第一波29架运输机，在飞越斯卡格拉克海峡时，遇上浓雾，被迫改在刚占领的丹麦奥尔堡机场降落。

　　与第一波间隔20分钟，运载第三二四步兵团第二营的第二波飞机，接到第十航空军的返航命令。其中，第一个大队的指挥官认为这是敌军发出的假命令，他没有执行，指挥所属的飞机继续朝福内布飞去。

　　这时，在福内布上空担负掩护任务的德战斗机，由于等待运输机的到来超过了规定的时间，油料耗尽，在第一个运输机编队进入机场上空时，即在福内布机场降落。

　　着陆后，他们使用飞机上的机枪压制了机场上的守军。

　　9时17分，运载步兵的飞机飞来，并在已着陆的战斗机火力掩护下顺利着陆。机降步兵和机组人员一起，攻击了机场内的守军，夺取了一个挪军机枪阵地，控制了机场。

　　此时，德驻挪威使馆的陆空军武官驱车来到机场，他原是来接应空降部队的，看到这种情况后，立即命令机组人员向上发报，报告福内布机场已被控制。

　　奥尔堡接到电报后，即转告汉堡第十航空军司令部。但由于空降计划已被打乱，空降部队分散降落在各个机场，3个小时后，作战部队才空运到福内布机场。傍晚，第三二四步兵团全部着陆，有3000余人。

　　此时，德军舰载部队在奥斯陆港外遭到挪威军舰和岸炮的阻击，不能靠岸。为了赶紧占领奥斯陆，根据上级命令，在福内布着陆的空降部队以1500人组成数个阅兵方队，头扎彩带，在航空兵的掩护下，以古代征服者的姿态，沿着主要街道开进奥斯陆的市中心。

　　由于空降兵突然出现在首都，挪威政府没有任何准备，同时，德军的行动得到挪威国防部长吉斯林为首的法西斯特务组织“第五纵队”的策应，因此，德空降部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这个有30万人口的城市。紧接着，空降部队从背后进攻港口，使登陆部队迅速上陆。

　　9时20分，另一批运载第一空降团第三连的12架飞机，穿过积云，有11架按计划在重要港口斯塔万格的索拉机场伞降，伞兵跳伞高度为120米，着陆后经半小时战斗占领机场。

　　随后步兵第一九三团两个营机降。部队着陆后，从机场向北突击，很快占领了斯塔万格。在空降部队进行突击的同时，从海上登陆的部队未遇抵抗，占领了克里斯蒂安桑和卑尔根等港口。至此，德军入侵的第一阶段作战结束。

　　德军第二阶段的作战是抢在英军行动之前，向北发展，将分隔的各个空降战斗地区连接起来，并向挪威内地快速推进，以便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部控制这个国家。

　　1940年4月11日，德军用12架飞机在挪威北部港口纳尔维克机降了一个山地榴弹炮连，以增援两天前在这里登陆的部队。飞机在港口北16公里已结冰的哈特维格湖面降落，以后又运送了部队和装备。

　　4月15日傍晚，德第一空降团第一连150人在挪威中部交通枢纽的当博斯城以南6公里处空降，任务是阻止由奥斯陆撤退下来的挪威部队与从安达尔斯内斯登陆的英军会合。

　　但由于空降散布广，只集合了63人，同时天气不好，不能从空中得到补给，在1000多名挪军的围攻下，德伞兵战斗至4月19日，剩下34人，全部被俘。

　　以后德军力量得到不断增强，至1940年6月10日占领了挪威全境。

　　德军在丹麦、挪威的空降作战中，共损失运输机170余架，空降部队伤亡1000余人。德军首次大胆和出其不意地使用空降兵，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获得成功，一时震惊世界。

　　德国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战略战术方面有很多创造，如闪电战，如坦克集团。德军此次在丹麦、挪威的空降作战，是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空降作战。

荷兰空降作战

希特勒疯狂发动西欧战争

　　1939年10月，德国开始策划对西欧的进攻，希特勒为此下达了第六号指令，陆军总司令部拟定了行动计划，代号为“黄色方案”。

　　这个作战计划，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施里芬计划”的翻版，即通过比利时的中部，向法国首都巴黎实施主要突击。

　　1940年1月10日，一名携带西线作战计划的德军军官因座机迷航在比利时迫降，使该计划落入英、法手中。

　　德军“A”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施坦因认为，如果再执行这一计划，势必难以实现战略突然性。他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法国阵地的弱点位于马其诺防线的西北端，即马其诺工事与盟军机动地段的接合点。进攻部队的大部分兵力应直奔这个方向。曼施坦因不顾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等高级将领的反对，建议改向阿登山区实施主要突击。希特勒对此本能地产生浓厚兴趣。

　　1940年2月2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一道指令，正式采纳了曼施坦因的意见。经过修改后的作战计划，主要进攻方向为通过阿登山区，首先攻占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北部，击溃法国北部之英、法军队，尔后再从西、北两个方向进攻巴黎。在马其诺防线正面，开始只以佯攻牵制，待主力攻占巴黎、绕至该防线侧后时，再进行前后夹击，围歼该防线法军主力。德国占领丹麦，并在挪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希特勒认为进攻西欧的时机已经成熟。

　　至1940年5月初，德军已在北海到瑞士一线集中了136个师、坦克3000多辆、飞机4500多架，编为3个集团军群。具体部署如下：

　　“A”集团军群由伦德施泰特上将指挥，辖第四、第十二和第十六集团军，共44个师，由第三航空队支援，配置在亚深至摩泽尔河一线，是主要突击集团，任务是经过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山区，向圣康坦、阿布维尔和英吉利海峡方向实施突击，割裂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的英、法军队。

　　“B”集团军群由博克上将指挥，辖第六和第十八集团军，共28个师，由第二航空队支援，配置于荷、比国境线直至亚琛地区，任务是突破荷边境上的防线，占领荷兰全境和比利时北部。

　　“C”集团军群由勒布上将指挥，辖第一和第七集团军，共17个师，配置在马其诺防线正面，进攻开始时先实施佯动，牵制法军。德军战略预备队共47个师，配置在莱茵河地区。

　　英、法等盟国在战前均无充分准备。法国认为德国打败波兰后，可能会继续向东进攻苏联，即使要进攻法国，也要在四五年以后；英国则指望地面作战由其盟国承担，自己只负责海上封锁和对德国战略轰炸；荷、比、卢三国则抱有严守中立可免遭侵略的幻想。

　　盟军的作战计划直至1940年3月才确定。该计划规定，如德国向比利时实施主要突击，则以两个法国集团军和一个英国集团军向比利时机动，在比利时军队的协助下，将德军阻止在代尔河一线；如德军向马其诺防线实施正面进攻，则以一个集团军群坚守防御，以另一个集团军群进行增援，英国海军从海上封锁德国。

　　荷、比、卢、法和英国远征军共有147个师、3000余辆坦克、1300多架飞机，还有可利用的英国本土1000多架飞机。荷兰的10个师、比利时的22个师，均配置在本国东部国境线附近。英、法军队共114个师，编为3个集团军群，分别配置于法国北方各省和德、法边境的马其诺防线及其以东地域。

　　1940年5月10日，德军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展开了全线进攻，荷兰首当其冲。德军在进攻荷兰时，再次使用了空降部队。进攻荷兰的德军为第十八集团军，共10个步兵师和一个伞兵师、一个机降师，指挥官是库赫勒将军。德军对荷作战的企图是：

　　以空降兵的突然袭击保障地面部队快速越过荷兰国境，突破哥雷比-皮尔防线的防御，向鹿特丹、海牙两地进击。

纳粹军诡秘使用秘密武器

　　保持中立的荷兰是欧洲首批进行战争动员的国家之一。1939年9月，在德军入侵波兰的第二天，荷兰政府就下达了战争动员令，此后一直保持着防御作战准备状态。

　　荷兰的防御计划，是根据英、法、荷、比联合抗击德军进攻的协议而制订的。计划规定，荷兰军队在英、法陆军到达前，只在国境线上和纵深内的筑垒地域进行防御，迟滞德军进攻，保障英、法军队展开推进。

　　荷兰兵力有限，不足以防守由马斯特里赫特到北海的400公里边界。为防御德军入侵，他们设有3道防线：在边境地区构筑有一般的筑垒阵地，只部署了少量兵力；而后是哥雷比-皮尔防线，荷兰的10个步兵师主要依托这一防线组织防御；最后是“荷兰要塞”，即鹿特丹、阿姆斯特丹、乌德勒支和海牙地区，这一地区有海湾、河流和大面积水域，构成了良好的天然障碍，而且东有北临艾瑟尔运河的格雷伯筑垒地域，南有从瓦尔河到鹿特丹的防御工事作屏障，“荷兰要塞”是荷兰中枢神经所在地。

　　为了能在哥雷比-皮尔防线与德军尽量拖延时间，必要时可把下莱茵河、马斯河和瓦尔河的防洪坝打开，以大水在这一地区构成障碍，并有利于主要港口城市的防御。

　　德军对于荷兰可能利用水障防御这一点是清楚的。在当时有一个办法可以打破荷军的计划，让德军的装甲部队避免遭受洪水的威胁，即：在地面部队突破主要防线的时候，同时攻占上述三条主要河流上的要塞桥梁，以保障德军迅速通过。这就是空降作战的主要任务。早在1939年10月27日，德军第七伞降师师长斯徒登特将军就被希特勒叫到柏林的帝国办公厅密谈。希特勒说：

　　在波兰战役中，我们有意不使用空降部队，为的是避免过早地暴露秘密。但是现在准备立即展开西线的大规模攻势，该是使用空降部队的时候了。

　　于是，斯徒登特奉命开始制订作战计划。他将在荷兰的空降作战行动分为夺占海牙和鹿特丹两个重要地域。

　　在海牙，空降作战的部队为第二十二机降师的两个团和第七伞降师的一个营，由第二十二机降师师长斯庞尼克将军指挥。

　　其任务是首先以伞降的方法夺占海牙周围的瓦尔肯堡、奥肯堡和伊彭堡3个机场，然后机降两个步兵团，以攻入荷兰首都海牙，俘获荷兰皇室、政府机关和高级指挥部成员，瘫痪其中枢神经。

　　同时阻止这一地区的荷兰部队向受威胁的哥雷比-皮尔防线增援，并使荷兰空军不能使用“荷兰要塞”的军用机场。

　　在鹿特丹，空降作战的部队为第七伞降师的4个营和第二十二机降师的一个团，由第七伞降师师长斯徒登特指挥。

　　主要任务是夺取瓦尔港机场和鹿特丹的维列姆大桥、多尔德雷赫特大桥、默尔迪吉克大桥，为正面进攻的第十八集团军打开进入“荷兰要塞”的通路。

　　为了保障夺取和扼守这些桥梁，除使用伞兵直接在大桥附近伞降外，在瓦尔港机场机降一个步兵团，作为预备队，以支援各桥的战斗。参加空降作战的兵力为16000人，由第二航空队约500架JU－52运输机运送。

　　德国西部的威塞尔、明斯特、利普施塔特、帕德恩博等9个机场为空降出发机场。空降纵深40公里至100公里。

　　为了达成最初空降的突然性，规定运输机从北海上空绕道飞行，从西北方向进入目标。

　　斯徒登特的计划在后来的6个月中虽然经过修改，但其设想基本未动。希特勒一方面观察西欧事态的发展，与英、法保持着和平信件的互相往来；一方面又寻找实施突然袭击的良机。

　　在此期间，斯徒登特曾11次接受准备袭击的命令，每次都是在临起飞之前被撤销。第十二次接到袭击的命令是在1940年5月9日，这一次空降作战计划真正付诸实施。

德国伞兵在荷兰大显神威

　　荷兰当局根据他们驻柏林的武官从德国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搞到的情报，预料到德军将要进攻。荷军总司令温克尔曼中将对德国空降部队突击“荷兰要塞”的威胁了如指掌，他不断提醒部下注意防范。

　　因此从1940年5月7日起，荷兰采取了一些反空降措施：在各机场的跑道上和公路的重要地段上准备了载重汽车，设置了地雷和其他障碍物；加强了机场、城市的警戒和伪装；加强了值班飞机，增加了高射火器；在沿海组织了猛烈的对空火力。

　　但荷军大多数军官对此并不重视，他们过于相信哥雷比-皮尔防线、洪水的威力和法国实施支援的诺言。

　　5月10日凌晨，德军航空兵袭击了荷兰、比利时、法国的40多个机场，夺取了制空权。对荷兰之战来说，最激烈的战斗并不是后来地面军队的突破，而是德军和荷军在“荷兰要塞”内的空降和反空降作战。

　　凌晨3时30分，德军对荷兰的瓦尔港、海牙、阿姆斯特丹、希尔维萨姆等地实施航空火力准备。在轰炸海牙兵营时，由于荷军未及时发出空袭警报，约800名士兵被炸死在床上。航空火力准备一直持续到运输机进入空降地区。

　　4时，运载第一批空降突击部队的运输机开始起飞。5时30分，第十八集团军向哥雷比-皮尔防线发起正面进攻。第七伞降师第二团第一营乘坐65架JU－52运输机，在战斗机护航下，从夜航机场起飞。他们越过荷兰国境线，掠过平原，在通过哥雷比-皮尔防线以及在飞向海岸时，一直把飞行高度降到30米作超低空飞行。当飞到海牙以西的河流交织地区时，才爬升到180米，并分成3个突击分队，分别飞向海牙周围的瓦尔肯堡、奥肯堡、伊彭堡3个机场。

　　飞临海牙北边瓦尔肯堡机场的伞兵突击分队，看到了德军空军对机场实施航空火力准备时投下的最后一批炸弹。当轰炸机返航时，JU－52运输机开始进入目标。

　　伞兵降落在跑道上，很快集合完毕，与荷军机场警卫队展开战斗，把荷军驱逐出机场。7时30分左右，德军伞兵完全控制了机场。降落在海牙南边奥肯堡机场和海牙西边伊彭堡机场的两个伞兵突击分队，也同时占领了这两个机场。

　　但是，当第一批德军的其余100架飞机运载一个步兵营飞抵瓦尔肯堡和另外一个步兵营飞抵伊彭堡，并于7时30分左右着陆的时候，遇到荷兰军队的反击。伊彭堡周围的高射炮火一直很猛烈，运载步兵的飞机有12架被击中。

　　在瓦尔肯堡，沉重的JU－52运输机有的在松软的跑道上陷了下去，无法再起飞，结果被炮火击中。

　　在瓦尔肯堡，荷兰步兵第四旅的3个营，也在一个炮兵团的火力支援下，对据守在机场上的德军伞兵和步兵实施了反击，并将德军从西北方向赶出机场，退至瓦尔肯堡村庄里的防御阵地。荷军炮兵对这些阵地连续轰击了一个下午，但是德军据壕死守，艰难地抵抗荷军的反击。

　　德空降部队第二批运输机到达机场上空的时候，地面的混乱局面使飞行员不敢冒险着陆。空中指挥官被迫下达了取消在机场着陆的命令，带队长机率领机群飞向附近的海岸，在卡特威吉克附近选了一块海滩当做备降场。

　　然而，这块场地的土质实际上比他预料的要松软得多，因此在这里先着陆的14架飞机当中，有7架因接地失事，无法再起飞。这7架飞机的机上人员，遭到荷兰步兵第四旅第二营的攻击，被赶出着陆场。

　　于是编队向西南转弯，试图在德尔夫特至鹿特丹的公路上着陆。

　　但荷军在此段公路上事先设置了障碍物，因而在此降落的30架JU－52运输机中，有几架由于在着陆时损坏得过于严重而不能再起飞。

　　在奥肯堡和伊彭堡，荷军发动的反击也非常积极。荷兰近卫旅派出该旅的第一营，在一个炮兵旅的支援下，对奥肯堡机场实施反击。德军伞兵一个连在那里孤立无援，被驱逐出机场，向西南方向退却。

　　荷兰近卫旅第二营和第三营，在海牙仓库守卫部队的支援下，攻击了伊彭堡机场，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夺回了机场。荷军经过在海牙周围的一系列反击之后，将主动权从德军手里夺了过来。

　　下午16时，德军第三批运载预备队及补给物资的运输机飞临海牙上空，但是这些飞机只能在海牙几个机场的上空盘旋，因为他们眼看着地面仍在进行激烈的战斗，不可能找到一块安全的地方着陆。

　　鉴于这种情况，斯徒登特通知第三批所有飞机统统在德军已占领的鹿特丹南面的瓦尔港机场降落。

　　第二十二机降师师长斯庞尼克是随着第二批机群飞到伊彭堡机场上空的，由于无法着陆，便飞往奥肯堡机场，然而这里的防空炮火也很猛。突然，斯庞尼克乘坐的JU－52运输机被荷军的高炮击中。

　　受了伤的运输机在空中盘旋着，寻找着陆的地点。最后，斯庞尼克乘坐的飞机费了好大劲，才降落在靠近森林的一块空地上。海牙周围到处是德军被迫降落的运输机和空降人员，大部分人员被分割在数个地方进行独立的战斗。

　　天黑前，斯庞尼克把各小股部队集中起来，约数百人，在海牙郊外的奥弗赖斯希构筑了“刺猬阵地”。因为兵力太弱，无法向市区进攻，又没有任何控制住的简易机场，斯庞尼克攻占荷军统帅部的任务无法完成。

　　1940年5月10日傍晚，他通过无线电台和第二航空队取得了联系，接到库赫勒的命令，让他放弃原来的计划，停止对海牙的进攻，向鹿特丹北部挺进。

　　在海牙落地的德军空降部队在荷军的反攻下大部被歼，有1500人被俘，运输机损失90％，荷军在海牙方面赢得了初战的胜利。

　　在鹿特丹方面，5月10日凌晨3时，刺耳的汽笛声开始响彻鹿特丹的街头和港口，这是空袭警报。瓦尔港机场附近的荷军步兵都躲进了机场的战壕和地道里，他们疲惫不堪地守在机枪和迫击炮旁。

　　而这时却有两个预备连的士兵仍在机库的临时宿舍里蒙头大睡。正在他们做着美梦时，死神从天而降。

　　无数枚炸弹落到机场边缘的战壕里和高炮阵地上，有一枚重磅炸弹正好命中了那座预备队员酣睡的大机库。

　　机库中弹后，马上燃烧起来，顷刻便倒塌了，不少士兵被压在里边，瓦尔港机场的防卫骨干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这次极为准确的轰炸是德军向鹿特丹方面实施空降突击的序幕。

　　就在瓦尔港的爆炸声停止、对空炮火寂静下来的同时，天空中又传来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德军第一特殊任务轰炸航空兵团第三大队的运输机，运载着伞兵第一团第三营和第二营的一个连，于5时准时进入了鹿特丹的南部。

　　炸弹坑遍布瓦尔港机场，燃烧着的机库冒出的浓烟使他们在空中很快认出目标。伞兵们跳出机舱，只见机场上空白点一个接一个地从飞机里飞出来，越来越多。

　　他们在空中飘荡了20多秒钟，慢慢地接近地面。这时，荷军才发现是德军空降伞兵。接着，地面响起了机枪的射击声。不知他们是在打伞兵呢，还是在打飞机？

　　到处都是目标，简直不知该打哪个好，荷军的防空炮火开始也一度打得很猛，可后来逐渐减弱，并且火力也不集中了。

　　德国伞兵遭受的损失主要是由于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一架载着伞兵的JU－52运输机竟然在大火熊熊的机库正上方实施空降，结果，布质的降落伞见火就着，许多伞兵就这样被活活地摔死了。但大部分伞兵还是在瓦尔港机场两侧着陆，并立即投入了战斗。

　　这样一来，荷军就不得不分散火力对付机场外围的伞兵。经过约一小时的激战，伞兵控制了瓦尔港机场。德军在做好迎接机降部队的准备后，第十六机降步兵团开始机降。一个运输机中队首先试图在机场着陆，但他们遭到小口径高炮的射击。

　　有一架JU－52运输机的油箱被打漏，两台发动机起火。这架飞机着陆后，还没等飞机停下来，舱门便打开了，士兵们从里面跳了出来。他们是施维贝克中尉指挥的第十六机降步兵团第九连的两个排，是机降部队的先遣分队。

　　紧接着，其他JU－52运输机陆续着陆。该团第三营营长霍尔蒂兹中校事后曾这样写道：

　　不出所料，这里是一片惊人的轰响。发动机的轰鸣声、机库里弹药的爆炸声和重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敌人的机枪在阻击飞机降落，但我们的士兵早已敏捷地跳出机舱，开始了攻击。

　　在德军机降过程中，荷军以密集炮火猛烈抗击搭载步兵的运输机，有几架运输机被地面炮火击中，其中一架坠地着火。荷兰海军的几艘小型舰艇也企图轰击着陆的机降部队，但被德国“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所驱逐。

　　此时，荷步兵第三营在重迫击炮火力和鹿特丹北部炮兵火力支援下，正在进行反击。突然德军发出了绿色信号弹，这本是荷军停止重火器射击的信号，荷军炮兵误认为这是本军发出的信号，因此停止了射击。

　　机场守军失去了炮火支援，经不住德军伞兵和机降步兵的攻击，最后的抵抗陷于瘫痪，瓦尔港机场彻底落到德军手中。

　　英国皇家空军在1940年5月10日至11日夜间，曾用轰炸瓦尔港机场、破坏主跑道的办法支援过荷军，但是收效不大，德国JU－52运输机仍然继续在机场上不停地起落。

　　然而，占领机场只不过是战役的开端。德国这次对鹿特丹进行空降作战的主要目的，是夺取市中心马斯河上的几座重要桥梁。他们必须尽快占领并扼守住这几座桥梁。

　　在瓦尔港机场着陆的第十六机降步兵团第三营，要通过鹿特丹南部市区，走几公里才能到达马斯河。为了防止在他们到达之前那几座桥梁被炸掉，德军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这就是另两支空降分队的任务。

　　一支是施勒特中尉指挥的第十六机降步兵团第十一连和部分工兵，约120人。他们在进攻发起的前一天夜里，潜入到奥尔登堡附近的次维舍南浴场。

　　午夜，他们登上了在那里待命的12架He－59双翼水上飞机。这是一种老式飞机，在它那箱形的机身下，挂着很大的浮筒。这种飞机被海军用来警戒海面和救护，把它用于作战，实在是太笨拙了。

　　可是，就是这样笨拙的12架水上飞机，现在却从次维舍南海起飞了，飞机的载重量达到了最大限度。

　　5月10日7时，这些飞机沿着新马斯河，6架由东、6架由西进入了鹿特丹市中心。飞机以离水面几米的超低空进入目标。在维列姆大桥附近，成两列着水，随后驶向大桥。

　　这时，机降兵打开舱门，投下橡皮筏，然后坐上橡皮筏划向岸边。他们从防护堤登岸后，立即向东栈桥突击，迅速占领了旧港附近的莱乌和科依特两座桥梁。

　　紧接着，又夺取了南面最长的维列姆大桥，拆除了荷军设置在桥上的炸药。邻近的铁桥也被相继占领。

　　几分钟内，12架He－59飞机运来的步兵和工兵，就在马斯河两岸构筑起了桥头堡。荷兰守备部队立即反扑。德军士兵躲在桥下、墙后和建筑物的角落里抗击，死守着他们的桥头阵地，荷军第一次反扑被击退了。

　　另一支空降分队是第一伞兵团的第十一连，约60人。他们在维列姆大桥以北不远的一个运动场上伞降着陆，而后截住几辆市内公共电车，横穿费耶努尔特区，急忙赶到河边。当时，第十六机降步兵团第十一连正被困在桥头，情况危急，他们的到来，使形势有了好转。伞兵们越过马斯河，来到北面的桥头堡。

　　不久，在瓦尔港机降的第十六机降步兵团第三营，经过激烈的巷战后，也突到马斯河畔，他们占领了河上的几座小型桥梁和马斯河中的诺德岛，并进一步增强了扼守维列姆大桥的力量。

　　荷军被赶出大桥后，从岸边阵地和附近高建筑物上，向维列姆大桥猛烈射击，并出动炮艇对桥头进行炮击，对大桥进行火力封锁。

　　此时再想从桥上通过是非常困难的，留在北岸的60名德国伞兵凭借桥头堡，顶住了荷军的猛烈反击，使荷军始终无法利用这座大桥。

　　从南面通往“荷兰要塞”的唯一道路上，除了鹿特丹市的维列姆大桥外，还有多尔德雷赫特大桥和默尔迪吉克大桥。只有在这些桥梁均未被炸毁时将它们夺到手并能坚守住，等到第十八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第九装甲师开到，荷兰之战才能稳操胜券。所以斯徒登特在鹿特丹方面作战的空降部队，还必须夺取多尔德雷赫特大桥和默尔迪吉克大桥。

　　夺取多尔德雷赫特大桥的是第一伞兵团第三连的两个排。他们着陆后几分钟就占领了大桥，并拆除了桥墩上安放的炸药。由于大桥周围建筑物布局复杂，荷军利用有利地形，趁德军立足未稳进行反扑。

　　于是德军将布劳尔上校率领的第一伞兵团主力和在瓦尔港机场机降的第十六步兵团第一营投入该桥作战。双方进行了持续3天的反复争夺，直至德军第九装甲师开到，在装甲部队的冲击下，荷军仓皇退却，德军才完全占领了多尔德雷赫特大桥。

　　夺取默尔迪吉克大桥的是第一伞兵团第二营。该营没有保持完整建制作战，有一个连去支援攻占瓦尔港机场，剩下的兵力在德轰炸机对桥旁的碉堡和高炮阵地进行了准确的俯冲轰炸之后，由布罗盖上尉指挥，在桥的南北两个桥头堡附近伞降，对大桥守卫队进行两面夹击。

　　经过短促激战，他们顺利夺取了这座横跨迪普河的长1．2公里的公路桥和长1．4公里的铁路桥，并扼守到正面进攻军队到达。

　　在鹿特丹和多尔德雷赫特地域空降的德军，不仅击退了荷军的反复冲击，而且还向多尔德雷赫特以南推进，并与在默尔迪吉克大桥附近作战的德军空降部队建立了联系，使荷军未能炸毁任何一座大桥。

　　10日中午，斯徒登特飞抵瓦尔港，接管鹿特丹、多尔德雷赫特、默尔迪吉克三角地区的防务。

　　德军正面进攻的第十八集团军于5月11日突破了整个哥雷比-皮尔防线。当荷军企图往鹿特丹撤退时，发现德军已占领了构成主要水上障碍的那些桥梁，于是荷军的退却部队更是溃不成军。

　　1940年5月12日晚，德军胡比克少将率第九装甲师先遣营到达默尔迪吉克。

　　13日清晨，装甲车队在空降兵的欢呼声中，通过了默尔迪吉克大桥向北推进。接着占领了多尔德雷赫特。当天傍晚，第一辆坦克开进了鹿特丹。

　　在维列姆大桥，荷兰的重炮和炮艇仍在猛轰维列姆大桥，德军第十六机降步兵团第三营仍在拼命固守着。德方的损失很大。

　　营长霍尔蒂兹中校奉命撤回坚守在北桥头堡的60名伞兵，但是他们无法撤回来，因为荷军封锁得太严，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就是一只老鼠也休想活着过去。由于维列姆大桥为荷军封锁，地面进攻军队被阻于桥的南端。

德国军队夺取“荷兰要塞”

　　1940年5月13日16时，德军开始敦促防守鹿特丹的荷军投降，经过谈判，没有结果。

　　5月14日15时，德军航空兵对鹿特丹市进行了狂轰滥炸，近60架轰炸机一次投弹1300余枚，共重97吨，市中心受到很大破坏，建筑物绝大部分被焚毁，居民死亡900余人。

　　17时整，荷军城防司令斯哈罗上校亲自走过维列姆大桥向德军求降，并于一小时后签署了投降书。

　　在马斯河岸边阵地上坚守了5天4夜的德国空降部队的幸存者，从建筑物中、地下室和战壕里爬出来。桥头堡里死亡的伞兵很多，活着的都是满身泥土，衣服破烂不堪。

　　紧接着，装甲部队通过公路桥，向北驶去，他们是去接应海牙郊外的第二十二机降师残余部队的。德军命令荷兰士兵带着武器到集合地点集中。此时，碰巧一支德国党卫军部队通过市区，他们以为突然与“武装”的荷军遭遇，顿时枪声大作。

　　斯徒登特听到枪声，马上跑到司令部的窗口，想加以制止。就在这时，一颗流弹打中了他的头部。幸亏一名荷兰的外科医生及时治疗，他才得以活命。

　　1940年5月14日20时30分，荷军总司令温克尔曼将军通过广播命令全军投降，荷兰皇室及政府逃往伦敦。

　　德军空降部队在荷兰的空降作战并非全部成功。由于荷军战前已有反空降准备，德军空降兵受到重大损失。德军在荷兰共空降16000人，伤亡4000余人，1600名伞兵被荷军俘获并运送到英国。

　　在海牙德军的空降完全失利，其第二十二机降师失去了几乎一半的军官和1∕4的士兵。在鹿特丹的空降虽然取得成功，但也伤亡很大。德国空军投入的500架运输机损失了117架，使德空军的后备力量受到削弱。

　　德空降兵在海牙、鹿特丹地区突然空降，对荷兰政府构成直接威胁，在关键时刻牵制了荷军统帅部及其预备队，保障了德军正面部队的进攻。

　　“荷兰要塞”的迅速被夺取，不仅对英法军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当训练有素的荷军彻底崩溃的消息传出后，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突击空降比利时

希特勒实施声东击西战略

　　1940年5月10日，在德军“B”集团军群第十八集团军投入荷兰之战时，该集团军群的第六集团军同时开始了向比利时的挺进。

　　希特勒企图以对比利时的进攻来转移盟军对他把阿登地区作为主攻方向的注意。盟军此时确实认为，德军的主攻方向是通过列日攻打布鲁塞尔。德军第六集团军的行动就是要使盟军感到他们的预料是正确的。

　　如果希特勒的企图能够实现的话，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就会向北进入比利时去阻击第六集团军。这样，担任西线主攻的“A”集团军群就可以集中兵力，迅速突破阿登地区，突入盟军主力的侧翼和后方。

　　正如希特勒事后所说的：

　　我把攻击的重点放在想要突破的战线左翼，同时在另一翼采取了佯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为防御德国侵略，在与德国相邻的边境上都构筑了坚固的筑垒防线。在荷兰为哥雷比-皮尔防线，在比利时为艾伯特运河防线，在法国为马其诺防线。

　　这3条防线自北而南，互相衔接，连绵数百公里。

　　至5月10日，比利时共有22个师，包括18个步兵师、两个摩托化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重炮兵师。比军没有坦克，防空设备也几乎等于零，只有一个战斗机团。

　　其战前的部署如下：

　　4个师配置在荷比边境一线，6个师用来保卫安特卫普至那慕尔的“KW线”，12个师扼守艾伯特运河。

　　比利时在战争爆发前还未最后确定战争的打法，对于固守哪块阵地也还未做出抉择，要根据德军进攻时的兵力再作调整。因为艾伯特运河防线掩护了整个比利时国土，所以军队重点配置在这一线。

　　当德军“A”集团军群44个师的庞大突击部队在阿登地区对面的德国边界上停下来，准备进攻的时候，“B”集团军群的博克上将却命令第六集团军尽量进入靠近艾伯特运河的出击位置。

　　博克虽然知道自己的任务是助攻，但他仍希望能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向西推进，以使盟军确信德军的主要进攻力量是从比利时向前推进。而德军进攻比利时的最大障碍，就是艾伯特运河。

　　由于艾伯特运河两岸陡峭，遍布防御工事，尤其还有运河边的埃本·埃马尔要塞扼守着运河，因而构成了被认为可与马其诺防线相媲美的最可靠的反坦克防线。

　　德军要进攻亚琛-马斯特里赫特-布鲁塞尔一线，就必须渡过这条运河。如果德军第六集团军在艾伯特运河受阻，那德军的进攻就会在还没有发挥其锐气之前停滞下来。

　　为此，德军决定首先于1940年5月10日空降突击埃本·埃马尔要塞，并夺取埃本·埃马尔要塞西北部的艾伯特运河上的3座桥梁——坎尼桥、弗罗恩哈芬桥、费尔德韦兹尔特桥。如不能全部攻下，至少也要保证拿下一座。

德军训练滑翔机降突击队

　　埃本·埃马尔要塞地处荷兰与比利时国境的比利时一侧，位于马斯特里赫特城和维斯城中间。

　　该要塞是艾伯特运河防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其诺防线北面延伸部的强大筑垒和重要支撑点，是比利时东部防御体系的核心。其炮兵火力可控制艾伯特运河和马斯河16公里之内的所有渡口。

　　要塞建筑在一个花岗岩的小高地上，高地南北长900米，东西宽700米。它的东北和西北面是几乎垂直的断崖峭壁，高约40米，水势滔滔的艾伯特运河流经崖下；南面横亘着宽大的反坦克壕和7米高的防护墙。

　　要塞的各个侧面都被所谓的“运河带”和“堑壕带”包围着，并筑有钢筋水泥碉堡，里面配有探照灯、60毫米反坦克炮和重机枪。要塞东面的马斯河与艾伯特运河平行，形成外围障碍。

　　埃本·埃马尔要塞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建造的堡垒群，是仿照马其诺防线错综复杂的防御工事构筑的。

　　乍一看，每座堡垒都是零散分布在一块五角形的区域内，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把炮台、转动式装甲炮塔、高射炮阵地、反坦克炮阵地、重机枪阵地等巧妙地结合起来的防御体系。各部分之间由长达4．5公里的地下加固坑道和交通壕连接在一起。

　　每件武器都经过精心布设，使之发挥最大效力。要塞对任何方向都便于观察，通入要塞的每条坑道都可以阻止敌人的进攻。在要塞的外面没有暴露的人工痕迹，也没有暴露阵地的建筑物，到处布满了杂草。

　　在顶部有4座暗炮塔，用液压升降机供给弹药，并可随时缩入地下。为了迷惑敌人，比军还在要塞各处设置了假炮塔。

　　要塞是在和平时期由一批专家设计、经过3年精心施工、于1935年竣工的。当时被列为欧洲最重要的防御阵地之一和世界上最坚固的要塞，并被形象地比喻为比利时东边的“大门”、艾伯特运河防线上的一把“锁”。

　　人们普遍认为该要塞固若金汤，坚不可摧。在这座近代化要塞的建造上，尽管比利时军队绞尽了脑汁，但因要塞主要是为了防御地面进攻，所以有一点他们没有考虑到，那就是敌人有可能从空中降落在炮台和装甲炮塔之间的空地上。

　　埃本·埃马尔要塞的防守部队共1200人，由乔特兰德少校指挥，属第七步兵师。全部人员均可处于距地面25米以下的掩体内，并备有可供长期使用的饮水、食品以及大量弹药。

　　要塞的武器配备齐全，有安装在转动武装甲炮塔上的火炮两门，其射程对任何方向都是16公里；在要塞顶上的阵地内还有同样射程的75毫米火炮16门，60毫米反坦克炮12门，高射炮6门，轻、重机枪37挺。

　　这些火炮和机枪只是要塞火力的一部分，因为它的火力是同野战工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沿着要塞的外缘，在壕沟和河旁，还有很多掩体和掩蔽壕，以及互相支援的火力发射阵地。

　　对于一般的炮击，埃本·埃马尔要塞无疑是可以经得住的。实际上，防御计划已将敌人一旦突破山脚下的外围防线时，向要塞顶部实施猛烈炮击的可能性考虑在内了。

　　由于要塞如此坚固、威力如此强大，守卫要塞的比利时第七步兵师接受了19公里宽的正面防御，这要比在其他情况下宽得多。

　　埃本·埃马尔要塞西北侧艾伯特运河上的坎尼桥、弗罗恩哈芬桥和费尔德韦兹尔特桥，是由东向西越过运河的必经之途。每座桥梁由一个班防守，包括一名军官和12名士兵。桥梁附近戒备森严，均筑有桥头阵地，在两岸桥头两侧600米范围内还筑有水泥地堡。

　　各桥配备有反坦克炮一门和机枪等其他轻武器，为防备万一，桥墩上安放了炸药，设置有电子爆破和常用的引信爆破两种爆破系统，后者的延迟时间也只有两分钟，这样随时都可以对桥梁实施破坏。

　　平时这3座桥的守备分队属埃本·埃马尔要塞指挥，在要塞炮兵火力的控制之内。在要塞炮火的支援下，守桥分队可以经得起激烈的战斗。而且增援部队相距不远，一旦桥头吃紧，可及时到达。

　　即使桥梁失陷，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大炮也能制止对方的前进，使对方不管夺取哪座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德军一直对埃本·埃马尔要塞十分感兴趣。自1938年起，就开始搜集有关要塞的资料，1939年已获得了要塞内部的详细设计图，并悄悄地对这个坚固防御体系进行认真的研究。

　　为了找到摧毁它的特殊方法，为进行袭击作准备，根据情报人员的了解和要塞的设计图纸，德军于1939年秋天开始仿造了两个埃本·埃马尔要塞：在格拉芬弗尔军事训练中心造了一个规模完全一样的“复制品”，在希尔德斯海姆空军基地又造了一个小一点的模型。

　　希特勒本人对解决如何突袭埃本·埃马尔要塞这个难题也相当关心。

　　出人意料的是，他征求了一个女人的意见，尔后便形成了取胜的方法。被征求意见的是一位富有朝气的著名女飞行员汉娜·莱契，她是极少数与希特勒保持长久关系的女人中的一个。

　　莱契小姐是一名熟练的滑翔机飞行员，当她听到希特勒说起攻击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困难后，立即建议使用部队乘滑翔机进行无声的突击。

　　希特勒对她的建议发生了兴趣，马上召见了戈林、斯徒登特和航空工程师格哈特·康拉德。希特勒说他已决定把夺取埃本·埃马尔要塞作为一项特殊任务交给空军来完成，并告诉斯徒登特，他想用空降突击攻打埃本·埃马尔要塞，但又不愿削弱在荷兰进攻的伞兵突击力量，因为那里的伞兵突击力量不足。

　　经过讨论，斯徒登特估计，所需人数最少也得500人，而且这些人可以由伞兵和滑翔机配合发动攻击，这就证实了莱契建议的可行性。

　　斯徒登特指定了一名他了解并且深信会完成这项任务的年轻军官担任突击埃本·埃马尔要塞的指挥官。这位年轻军官就是他的参谋，上尉沃尔特·科赫。

　　1939年10月下旬，希特勒亲自召见了科赫。他走到墙下，拉开一张比利时大地图的幕布，指着埃本·埃马尔要塞对科赫说，一定要把这个要塞拿下来，还要夺取坎尼、弗罗恩哈芬和费尔德韦兹尔特等地的艾伯特运河上桥梁。他给予科赫的部队只有伞兵第一团的一个加强连，一些工兵和这次进攻所需要的JU－52飞机和滑翔机。

　　希特勒命令他马上就开始准备。于是，由科赫上尉担任队长的专门执行袭击埃本·埃马尔要塞任务的空降突击队就成立了。

　　针对要塞的地形特点，计划使用滑翔机将突击队直接降落在要塞上面。将要使用的滑翔机是德国空军优良的DFS－230式滑翔机，这是德军为执行空降突击任务于几年之前研制出来的。

　　早在1932年，当时设在瓦萨尔库帕的罗恩·罗斯济登公司制造了一架长翼滑翔机，用飞机拖曳，能利用强烈的上升气流升空，进行气象观测。

　　1933年，这架能在空中飞翔的气象观测滑翔机随同新组建的德国滑翔飞行研究所迁到达姆施塔特的格里斯海姆。在这里，它首先用作被拖曳飞行的教练机。

　　当时还是德国滑翔飞行研究所飞行员的莱契小姐，就是最早试用JU－52飞机拖曳滑翔机的人。后来任德国空军技术总监的乌德特听到这个消息后，前来达姆施塔特参观了这架滑翔机。

　　他认为这种大型滑翔机完全能用于军事目的，可以用它把笨重的物资送到前线，也可以用它给被包围的部队运送弹药和粮食，说不定还能把相当数量的兵力悄悄地运到敌后。

　　乌德特曾和一家研究所谈了这些想法。不久，这家研究所接受了制造军用滑翔机的订货，由汉斯·雅克普斯设计制造，并命名为DFS－230型。这种举世闻名的滑翔机就这样诞生了。

　　1937年，DFS－230式滑翔机开始投入生产。这是一种带支架的上单翼机，长方形的机身，机长11．3米，翼展22米，都是用亚麻布蒙着的钢管结构。起飞后扔掉其特大的机轮，着陆时使用一个坚固的金属滑橇。这是采用了乌德特的意见，因为他在20年代就曾冒险用滑橇在阿尔卑斯山的冰川上降落过。这种滑翔机自重900公斤，载重一吨，可以乘载1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由于它的着陆速度低，很受空降部队的欢迎。

　　从1938年秋开始，在当时还处于绝密之中的斯徒登特的空降部队里，就成立了以基斯少尉为首的小规模运输滑翔机指挥部。从演练的结果来看，当突击一个守备力量较强的狭窄地段时，滑翔机部队要比伞兵更有把握取胜。

　　因为当运载伞兵的运输机飞抵时，总容易先被敌人发现，然后才空降。即使从90米的最低跳伞高度跳伞，伞兵也还要有15秒钟的时间在空中飘荡，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且，即使伞兵以最快的出舱速度在7秒钟内全部跳出机舱，一个班也要散落在300米长的地带上。着陆后，伞兵们还必须抛掉伞具，集合、寻找投下来的武器箱，这样就要拖延很多的时间，使敌人有可能对最初的冲击作出及时反应，赢得战斗主动权。

　　而运输滑翔机就全然不同了。它可以在黑暗的夜色掩护下，悄悄地进入目标区域，这就使奇袭的效果更为理想。滑翔机驾驶员可以使这些“鸟”降落在目标附近20米之内。士兵们从机身的宽大舱门跳下后，就能够立即投入战斗。现在，这些滑翔机交给了富有雄心的科赫上尉使用。

　　科赫接受任务后，利用各种有效手段对埃本·埃马尔要塞做了研究。他在格拉芬弗尔对要塞模型进行了详细观察，熟记了各种照片和地图，并利用侦察飞行从空中对要塞进行了实地观察。

　　他深信，在白天进攻要塞，其代价必然很大，用那么一点兵力去攻击，几乎等于自杀。只有在夜间让滑翔机直接降落在要塞顶部，才能成功地夺取要塞，因为不可预料的进攻时间和独特的进攻方式，能使他的行动出敌不意。为了提高攻击初期的突袭效果，他计划在攻击之前不实施炮火打击和航空火力打击。

　　科赫把他的计划呈送给希特勒，得到元首的完全赞同。在斯徒登特正式批准了整个作战方案后，科赫便开始制订具体作战计划。

　　他把部队分成4个分队，每个分队约100人。各分队的任务十分明确，一个分队负责突击要塞，3个分队负责夺占艾伯特运河上的3座桥梁。

　　各分队又进一步区分了任务，有喷火器组、机枪组、反坦克组、迫击炮组及爆破组。各组都配备了适合于完成任务的兵器，要求通过训练，每个士兵至少能够掌握两种军事技术，以便在战斗中能够代替他人完成任务。如果这些组和他们的分队隔开，他们也可以组成独立的单位，继续战斗。

　　根据这些设想，科赫率领他的部队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4月，用半年时间，在靠近捷克边界的格拉芬弗尔训练基地，进行了为适应这次作战的极其艰苦和严格的训练。

　　训练先从理论课开始，并利用沙盘和立体模型等形象教具施教。由于希特勒要求预行演习和训练要绝对保密，泄密者一律处死，因此，突击部队在希尔德斯海姆空军基地刚组建起来时，就与外界隔绝了。这里没有休假，不准外出，信件要经过严格检查，禁止和其他部队的人员交谈。此外，每人还必须在一项规定上签名。

　　规定上写的是：凡用书信、绘画或其他方式将本部队的性质及其任务泄露给他人者，不管有意或无意，格杀勿论。为了绝对保密，尽管士兵们都对要塞的内部工事设施了如指掌，但要塞的名字却直至所有训练结束后才告诉他们。继理论训练之后，他们又开始了不分昼夜、不论好坏天气的外场训练。

　　至1939年圣诞节后，他们以苏台德地区阿尔特法塔的捷克要塞作为假想目标进行了实兵演习。计划最后明确后，科赫又利用模型反复演练达12次之多。所有的战斗组都乘滑翔机在狭窄场地上几次练习了夜间着陆。

　　为减少滑翔机的滑跑距离，在滑翔机的滑橇上缠上了带刺铁丝，着陆时后面还可放出小型减速伞。起初，伞兵全都分配在突击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分队里，后来科赫又给每个攻桥分队分配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伞兵机枪班。

　　训练卓有成效，各突击分队的战斗能力有了明显提高，而且取得了良好的心理效果。曾经空降到埃本·埃马尔要塞，执行任务的工兵排长维茨希回忆说：

　　开始，我们对即将发起的进攻有些胆怯。但是，我们逐渐对自己的力量有了信心。不久，我们就确信：从要塞上部发起进攻的一方要比在内部防御的一方安全得多。

德军夺取埃本·埃马尔要塞

　　科赫的突击部队于1940年4月底结束训练，开到科隆的厄斯特哈姆和布兹韦勒哈尔机场待命。为了保密，就连机场部队的指挥官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滑翔机要在这两个机场的机库里装配。

　　斯徒登特最后确定，突击队共700人，编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400人，分成4个突击分队，使用滑翔机机降。

　　第一分队代号“花岗岩”，队长威齐格中尉，兵力85人，配备轻武器和2．5吨炸药，使用11架滑翔机，任务是夺取和破坏要塞表面阵地。第二分队代号“水泥”，队长沙赫特少尉，兵力96人，与科赫突击部队指挥部一起，使用11架滑翔机，任务是夺取弗罗恩哈芬桥。第三分队代号“钢”，队长阿尔特曼中尉，兵力92人，使用9架滑翔机，任务是夺取费尔德韦兹尔特桥。第四分队代号“铁”，队长施勒希特少尉，兵力90人，使用10架滑翔机，任务是夺取坎尼桥。各突击分队夺取目标后，扼守到正面进攻部队到达。

　　第二梯队300人，在第一梯队后乘JU－52飞机伞降，任务是增援第一梯队袭击要塞的分队。

　　第一梯队的滑翔机将从荷兰方向进入目标，并在进入荷兰领空前就脱离拖曳机，悄悄地越过荷兰狭窄的领土上空进入比利时，空降距离100公里。

　　由于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将西线战役的开战时间定在凌晨3时，而滑翔机要准确地降落在指定地点，驾驶员必须能看清地形才行。这就是说，滑翔机进入目标的决定性时刻，需要天色微明，所以科赫对此提出了要求：

　　机降突击时间最晚也要和陆军相同，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在全面进攻开始前几分钟。但是，必须等到曙光初升的时刻，而凌晨3时天色太暗。

　　为此，希特勒亲自出面干预，把进攻时间定为“日出前30分钟”。

　　这个时间是从无数次训练中总结出来的，这是滑翔机驾驶员能够勉强看清地形的时刻。德国西线部队的这伙“冒险家”，试图以空降突击来夺取这座世界上著名要塞的准备工作就这样一切就绪了。

　　1940年5月10日4时30分，41架JU—52飞机拖着DFS－230型滑翔机，从科隆的厄斯特哈姆和布兹韦勒哈尔机场起飞。一次极其大胆的作战行动开始了。跑道上，滑翔机被拖曳着向前滑行，很快，起落架的震动声消失了，眨眼之间滑翔机便一架一架地飞越机场围墙，跟着JU－52飞机不断爬升。

　　大约每隔30秒钟，便有一个三机组拖着滑翔机腾空而起。几分钟后，41架JU－52飞机全部安全升空。尽管天色漆黑，并且拖曳着沉重的滑翔机，但它们都没出什么问题。这些飞机在科隆南部的绿色地带上空的集合点会齐后，开始向西，沿着一直延伸到国境线的“灯火走廊”飞行。他们下面是埃佛伦附近的十字路口，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个灯标。接着，在5公里远的费雷亨旁边，又看到了第二个灯标。

　　就这样，当飞机飞过一个灯标时，就可以看到下一个灯标，有时甚至能看到第三个灯标。所以，尽管是在漆黑的夜色中飞行，仍能保持正确的航向。这些灯标一直引导飞机飞到亚琛附近的预定“分手点”。

　　41架滑翔机上的突击队员们都倚在横贯机身中央的大梁上，时而热得出汗，时而冷得发抖。突然，“花岗岩”突击分队的一架飞机的机长发现，在他的右前方有一缕青烟，这说明在同一高度还有一架飞机，而且眼看两机就要相撞。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他不顾后面还拖着一架滑翔机，猛推机头向下俯冲。这时，滑翔机驾驶员感到升降舵变得沉重起来，他拼命想把升降舵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上，只听“叭”的一声，座舱的挡风玻璃好像被鞭子狠狠地抽了一下。原来，由于刹那间的压力增加，牵引绳断了。

　　滑翔机在空中又恢复了平衡，但拖曳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渐渐远去，四周显得格外宁静。这架滑翔机只好载着突击队员又飞回科隆，勉强越过莱茵河，在一块草地上降落下来。糟糕的是，突击埃本·埃马尔要塞的第一分队队长威齐格中尉就在其中。飞机编队仍在按计划向西飞行。

　　“花岗岩”突击队其他滑翔机上的队员们当然无法知道自己的指挥官已经被甩掉。不过，这关系不大，因为各组都有自己早已确定的任务。

　　滑翔机的每一位驾驶员对于在这宽阔的要塞高地上，在哪座碉堡的后面，或在哪座转动炮塔的侧面着陆最合适都已一清二楚。在周密的作战计划中，已考虑到了滑翔机意外掉队的可能。并且在出击命令中明确规定，任何指挥官，在兄弟部队失败或无法着陆的情况下，都有责任带领部下去完成该部未完成的任务。

　　不幸的是，20分钟后，“花岗岩”突击队又有一架滑翔机掉队了。这是在卢汉贝格的灯标上空。这架滑翔机的驾驶员看到拖曳他的那架JU－52飞机的机翼开始晃动，而且它的标志灯不停地闪烁。

　　是不是脱离信号？滑翔机驾驶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几秒钟后，他脱掉了牵引绳，开始滑翔。其实这完全是个误解。

　　刚刚飞了一半路程，高度还不到1500米，从这里滑翔连国境都到不了。最后滑翔机降落在迪伦附近的草地上，队员们跳出滑翔机，找到一辆汽车，急速驶往国境。在那里，陆军部队正趁着黎明前的黑暗集结待命，准备发起进攻。这样，“花岗岩”突击队就只剩9架飞机了。他们终于在亚琛和劳联斯贝格连接线西北的费乔乌山上看见了最后一座灯标，这标志着已经到达“分手点”。

　　为了不让比利时军队发觉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滑翔机将从这里开始单独滑翔，隐蔽地飞越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角。科赫上尉原先预计，为了克服逆风的影响，总得准备多飞10分钟。但没想到恰好这天是顺风，而且风力比气象站预报的要强得多，结果飞到这个地方的时间比预想的要早了10分钟。

　　为使这次奇袭圆满成功，原计划是在发起总攻前5分钟，突击队在埃本·埃马尔要塞开火，可是现在，这种设想已无法实现。

　　也正是由于风向的原因，飞机的高度过低，只有2000至2200米。原计算，到“灯火走廊”尽头，飞机的高度必须达到2600米，因为只有在这个高度上，滑翔机才能以适当的滑行角度飞抵目标。

　　由于没有达到规定的高度，JU－52飞机把滑翔机向前多拖了一段，跑到了荷兰上空，他们是想帮助滑翔机弥补高度不够带来的问题，没想到却帮了倒忙，因为JU－52飞机发动机的声音给荷兰和比利时军队发了警报。

　　当滑翔机刚刚脱离JU－52飞机时，就遭到荷兰军队的炮击。轻型高炮吐出的红色火焰从四面八方射来。滑翔机驾驶员不时地转弯或作蛇行机动，灵活地躲开了炮火，没有一架飞机中弹。由于这些滑翔机驾驶员全是精选的老手，所以他们仍然按照计划保持着队形，飞到各自目标上空，开始无声地大角度俯冲。

　　5月10日凌晨3时10分，埃本·埃马尔要塞指挥官乔特兰德少校接到第七步兵师司令部“要严加戒备”的电话，立即命令部队进入临战状态。

　　监视哨不时地从装甲碉堡中向外观察，严密地监视着漆黑的四周。两个小时平安地过去了，天色开始微微发亮。突然，从荷兰国境的马斯特里赫特方向传来了激烈的高炮声。在埃本·埃马尔要塞的碉堡中，比利时炮手已做好高炮的战斗准备。他们以为是德国轰炸机要来袭击这里，可是侧耳细听了老半天，也没有听见飞机发动机的声音。

　　就在这时，滑翔机利用微明的天色，悄悄地从侧后进入，降落了下来。夺取要塞表面阵地的突击分队的9架滑翔机，一架接一架地在长满杂草的要塞顶部的预定地点滑行着陆。由于带有减速装置，飞机着陆后只滑行了20米。

　　比利时哨兵看着这群幽灵似的“巨鸟”突然降落在他们跟前，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甚至没有发出警报。

　　德军突击队员和驾驶员从滑翔机上冲下来，尽管没有指挥员，训练有素的各组仍按预定计划立即开始突击。

　　在带着大量炸药的工兵带领下，他们直向爆破目标冲去。为了掩护进攻，有几个人投了发烟手榴弹。顷刻间，爆炸响彻了整个要塞——这是绝大部分守卫部队所听到的唯一警报。紧接着，突击队员们使用手榴弹和炸药包，连续快速地逐个对炮塔、碉堡、坑道口进行破坏，用冲锋枪进行扫射。一门门要塞火炮被摧毁，一些比利时士兵战战兢兢地举起了双手。但有两个突击组此时被迷惑了，他们发现通过空中照相拍摄下来的结构坚固的两座碉堡根本就不存在。这是比利时在要塞建造的假炮塔。

　　德军原先认出了一些假炮塔，并且把这些假炮塔加在训练用的要塞模型上；而另一些假炮塔则愚弄了他们。现在他们才发现“直径5米的装甲碉堡”原来是用薄铁皮伪装的。

　　突击队经短促战斗，不到10分钟就炸毁和破坏了要塞顶上的所有火炮和军事设施，控制了要塞的表面阵地。看不见外面情况而又被巨大爆炸声搞得晕头转向的守军慌作一团，一筹莫展，只能猜想上面所发生的事情。

　　这时要塞顶上的作战活动就只剩下突击队的工兵为打通坑道网洞口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爆破了。夺取3座桥梁的突击分队的滑翔机均按计划分别在桥的西端着陆，从哨所背后出其不意地向桥梁猛扑过去。费尔德韦兹尔特桥和弗罗恩哈芬桥的守卫部队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德军便迅速、完整地占领了这两座桥。要塞指挥官乔特兰德在滑翔机着陆时，刚好用电话命令炸毁坎尼桥和马斯河上的另外两座小桥。结果坎尼桥在德军袭击前被炸毁。

　　突击队攻取桥梁的战斗，得到德军阿尔登戈高炮营的88毫米大炮以及俯冲轰炸机的有力支援，使突击队在占领两座桥梁后的一整天中，顶住了比利时军队的猛烈炮击，得以坚守下来。

　　夺取埃本·埃马尔要塞的空降兵还在进行突击的时候，大批德国“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就已到达，它们对通往要塞的道路进行了轰炸和扫射，封锁了通向要塞的所有通路，使其断绝了外援。

　　当乔特兰德发现要塞顶部已被德军占领时，他一方面组织后冲击，一方面要求要塞附近的炮兵进行火力支援。邻近的碉堡立刻作出反应，火炮开始射击。但是“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很快就发现了这些火炮的炮口火焰，集中全力，迅速摧毁了这些炮兵掩体和火炮。天亮以后，比利时第一军的一个野战炮兵营开到了埃本·埃马尔要塞附近，准备炮击要塞上的德军，但还未来得及进入射击阵地，其大炮就被德军的俯冲轰炸机轻而易举地全部炸毁了。7时，德军突击队第二梯队到达，300名伞兵成功地空降到要塞顶上，突击力量得到增强。在这些伞兵空降的同时，德军还在阿尔贝特运河西部40公里纵深的广大地区投下了假伞兵。

　　这些假伞兵是穿着德国军服的草人，伞具绑在它们的身上。为了模拟枪声，还在假伞兵身上安装了自动点火炸药。这些假伞兵空降时，确实起到了扰乱比利时军队的作用，比利时军不得不去迎击这些出现在背后的新敌人；就连比利时最高统帅部收到的情报真假难分，牵制了向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增援兵力。乔特兰德少校在要塞里曾组织了几次反冲击，企图把德军从要塞上边赶走，但都没有成功，于是他只好把力量仅限于阻止德军空降兵打进来。要塞尽管失去了大部分火炮，但要塞四周的地下防御体系和运河堑壕连在一起，德军无法从上面接近，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从8时起，比军第一榴弹炮兵团开到埃本·埃马尔要塞北面，向要塞顶部的德空降兵进行火力袭击。但在“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攻击下，炮兵团的袭击未能奏效就败了回去。随后，比军第七师又组织了一个步兵营向要塞推进，准备反击。德军“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立即转回来，对该营进行轰炸扫射，使其无法接近要塞。

　　8时30分，一架滑翔机意外地出现在要塞上空，在要塞上面德军的欢呼声中降落在顶部，从滑翔机上跳下来的是威齐格中尉。

　　原来，威齐格乘坐的滑翔机在莱茵河附近的草地上降落后，他立刻命令部下在这块草地上修出一条跑道来。在士兵们动作迅速地推倒篱笆、清除障碍物时，威齐格在附近的公路上拦住一辆汽车。

　　20分钟后，他回到了科隆的厄斯特哈姆机场。可是，那里一架JU－52飞机也没有了，只好打电话从别的机场调了一架飞机代替。这架飞机顺利地从草地上把滑翔机拖曳起来。这样，威齐格才得以重新返回他的突击部队。

　　按计划，德军飞机又空投了炸药箱，突击队准备用这些炸药对还没有完全被炸毁的碉堡实施再次爆破。

　　5月10日全天，德军都在埃本·埃马尔要塞进行“拔钉子”战斗，有的战斗小组甚至从高达40米的断崖上把炸药吊下去爆破。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被压制在要塞内部的比军痛苦地忍受德军的折磨。

　　德军第六集团军在空降突击的同时，从正面向比利时发动了进攻。由于空降兵控制了埃本·埃马尔要塞外部，使要塞的枪炮不能发挥作用去阻止德军的前进，德正面进攻部队顺利突破比军前沿防线，渡过马斯河，于当天黄昏抵达艾伯特运河东岸，并接替了夺取桥梁的突击队。

　　傍晚，一个工兵营企图在埃本·埃马尔要塞前面通过运河，但被一座未被伞兵消灭的暗炮台的火炮所阻止。夜幕降临后，德军派出一个由50人组成的工兵组，用橡皮船偷偷渡过被水淹没的地区，摧毁了那座暗炮台和另几座暗堡。11日凌晨，该工兵营顺利通过了运河，登上要塞，然后在空降兵的协助下，对钢筋混凝土的地下工事、坑道等进行连续爆破。

　　整个上午，埃本·埃马尔要塞一直在爆破的震撼之下抖动，同时陆军工兵手持喷火器和自动武器向纵深推进。守备部队有60人被击毙，40人受伤。13时15分，比利时守军派出了谈判代表，乔特兰德少校请求投降，埃本·埃马尔要塞陷落。

　　在夺取要塞的战斗中，德军空降突击队以出敌不意的行动获得了巨大战果，以死6人、伤19人的微小代价，打死、打伤比军110余人，俘虏1000余人。德第六集团军从这个缺口向比利时快速推进，于5月17日占领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5月28日，比利时宣布投降。

　　德军空降突击埃本·埃马尔要塞，是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拖曳滑翔机作战的大胆尝试。埃本·埃马尔要塞的陷落，使德军突破了艾伯特运河的防线，为地面部队打开了通向比利时心脏布鲁塞尔的大门。因此当时有人评论说：任何坚固的要塞都难以抵御来自空降兵的突袭。

不列颠空战

德军引诱英国战斗机出战

　　自从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百万大军闪电袭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紧接着1940年4月25月初，德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等国相继沦陷。

　　6月22日，法国投降。

　　这一消息很快传遍整个世界。巨大的胜利使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的欲望无限地膨胀起来。

　　自从1925年希特勒出版了自己的行动纲领《我的奋斗》一书后，已经整整15年了。这期间，他建立了自己的冲锋队和党卫军，由一个啤酒馆暴动的失败者，一跃变成了德国政府的总理和整个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他的纳粹党党旗几乎在整个西欧大陆飘扬。

　　今天，希特勒感到他一生中辉煌的时刻已经到来。在西进占领欧洲旗开得胜之际，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东方。多少年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烈欲望不时地再现在希特勒深思熟虑的大脑中，尤其在这胜利之际。他早已觊觎苏联广袤的领土，准备向苏联发动进攻。

　　为了避免兵家两线作战的大忌，希特勒希望此时能与英国媾和。他相信，随着法国投降，英国人已经吓怕了，只要他做出和平姿态，英国人就会不战而降。于是，希特勒通过瑞典向英国放出了和平试探。

　　万万没有想到，3天后，英国外交大臣通过广播正式拒绝希特勒的“和平建议”。

　　希特勒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显示德国的力量，以使英国醒悟过来。

　　他决定首先通过战略轰炸并辅以政治诱降征服英国，英国如不投降便实施登陆。于是，一个代号为“海狮”的进攻英国的作战计划很快拟制完毕了。“海狮计划”总的战略意图是：

　　从拉姆斯格特延伸到怀特岛以西的广阔战线上，进行一次奇袭性军事行动。以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为基地的3000架飞机去摧毁英国的防御工事，在空战中消灭英国空军，并用火力制止住英国海军，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派25至40个师在尽可能宽阔的战线上登陆，一举占领英国。

　　德国领导人也已经看出，他们能否实现入侵不列颠的计划，完全取决于能否控制英吉利海峡和他们在英国南部海岸选定的登陆地点的上空。完全掌握运输舰只上空和海滩上空的制空权，是实现横渡海峡和登陆的决定条件。因此，必须摧毁皇家空军和伦敦与海岸之间的机场系统。

　　此时，德国空军的确实力雄厚。德军空军司令戈林对胜利毫不怀疑，他自恃拥有可以实现这一巨大目标的3支庞大的航空队：

　　第二航空队由凯瑟林将军指挥，驻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指挥部设在布鲁塞尔，前沿指挥部设在灰鼻角。第三航空队在斯比埃尔将军指挥之下，驻在法国北部和西北部，指挥部设在巴黎，前沿指挥部设在多维尔。这两个航空队是主力，总共有战斗机929架，轰炸机875架，俯冲轰炸机316架。

　　第五航空队在施登夫将军指挥下，驻在挪威和丹麦。第五航空队只有部分兵力参加，它要比第二、第三航空队小，只有轰炸机123架，Me－110战斗机34架。

　　这3支航空队可对英国形成半月形攻击的态势。而当时英国本土防空只有战斗机约800架、高炮2000余门。德国无疑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戈林向希特勒宣称，他的空军“只需4天时间，就可像进攻波兰那样战胜英国”。

　　为了迎击德军的空袭，英国加强了自己的防空体系。经过努力，英国已经构成了两道雷达探测网。第一道为本土防御雷达网，能有效地监视飞行高度4500米以下的飞机，第二道为本土低空搜索雷达网，用于搜索760米以下的飞机，并且在主要方向，配置了成千上万的对空观察哨，以弥补雷达情报的不足。

　　空军当局还在英格兰西南部组建一个新的战斗机大队，即第十战斗机大队。大队部设在巴思附近的鲁德洛。

　　其任务是负责英国西南部的防空作战，截击进入该地区上空的德军飞机。第十战斗机大队的建立，减轻了英格兰南部第十一战斗机大队的负担，使之能全力来保卫首都伦敦及其东南地区。可是当时，英国空军的战斗机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飞行人员的补充，也相当困难。

　　法国投降时，英军仅有1204门重型高射炮和581门轻型高射炮。这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因为，飞机生产工厂必须有坚强的防御，各个机场也应该有严密的防空力量，而西部港口、海军基地以及许多工业区也应增设高射炮。按编制需要，英军应有重型高射炮2232门，轻型高射炮1860门，可实际拥有的高射炮还不到需要量的一半，真可谓杯水车薪。

　　当时英国高射炮的生产量非常低，每月只能生产大口径高射炮40门，并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所增加。为此，不得不暂时牺牲对伦敦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防御，而把较多的高射炮用来保护飞机制造厂、机场以及其他要害目标。

　　为了阻止德军飞机对英伦三岛的入侵，尤其是阻止德军布雷飞机的活动，英军在沿海和主要大城市布置了1450个防空气球。还有不少防空气球布置在飞机工业和其他目标的防御上。

　　这些防空气球内充氢气，又大又轻，通常升到敌机飞行的高度，可有效地干扰德军飞机的入侵行动。为了使防空气球便于机动和缩短施放的时间，在移动时将球收回距地面数米高，然后系在卡车上转移。

　　为了统一指挥英国本土的防空作战，在空军部之下设立了防空指挥部，统一指挥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部队、雷达分队、警报观测分队和陆军的高射炮部队。

　　为了指挥方便，又将本土划分为6个防空区，每个防空区划分若干防空分区。各防空区驻有一个战斗机大队，每个大队负责3至8个防空分区，几个防空分区指挥两三个战斗机中队。

　　到英伦空战开始时，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实力稍有所恢复，1940年7月中旬已达到了650架左右。它们大多数是“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其余则是比较老式的飞机。

　　不列颠之战开始不久，英国航空工业即加紧了作战飞机的生产，几乎每一个工人，每一分钟都投入到战斗机的生产中，从而创造了飞机制造业上的奇迹。

　　英国上下，不仅工厂生产战斗机，而且一些小车行和车间也都生产飞机零件。在6、7、8月中，英国每月生产约500架战斗机，比德工厂至少多生产100多架飞机。

　　空战高潮阶段，皇家空军曾遇到飞行员严重缺乏的危机，但从未有过缺少飞机的时候。为了迎战德国空军，英国积极生产一种叫做“喷火式”的战斗机。这种性能优越的战斗机后来为整个“不列颠之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英国皇家空军的明星。

　　为了防备德军的空袭，居民住所的窗户玻璃上都糊上一条条细纸条，形成米字形，以防炸弹震破玻璃伤人。家家摆满了一桶桶防火用的沙子和水，还要储备好食品和饮用水，以备德军入侵切断补给时，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撤离儿童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近5000名5岁至15岁的孩子被船运到大英帝国自治领地；近2000名儿童被撤运到美国，另有2000名儿童等待撤运。英国政府还将全国银行储备的黄金运出英国，转移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这笔巨款后来被英国政府用来购买大量美国武器和装备。

　　1940年6月5日、6日，少量德军飞机开始袭扰英国各地，实施分散的空击，后来又加强了对海上英国运输船队的空袭。这就迫使英国当局把抗击德军飞机空袭作为战时问题列为当务之急，从而为通向整个“不列颠之战”奠定了基础。

　　丘吉尔经过多次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交涉，美国终于同意英国以租让西印度群岛的基地来换取美国50艘驱逐舰。这一交易，与其说使英国得到了军援，不如说是在推动美国参战的进程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1940年7月间，美国大批火炮、枪支和弹药等武器运过大西洋，安全抵达英国。美国于1940年下半年和1941年上半年，给予英国道义上和物资上的援助，这使处于困难时期的孤军奋战的英国得到最有力支援。

　　1940年7月，英吉利海峡白浪滔滔。在灿烂的阳光中远远望去，海水和天空显现深浅不同的蓝色，只是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才融为一色。远处德国空军的大批飞机正飞越英吉利海峡……“不列颠之战”从此掀开序幕。

　　从1940年7月10日至8月12日为不列颠之战的第一阶段。此间，德军企图攻击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舰船和英国南部诸港口，以引诱英战斗机出战，查明英空军的兵力部署、防空作战能力。

　　自从7月10日的第一场大战之后，在随后的10天，德军不断空袭英国运输船队，使用的兵力也日益扩大，皇家空军损失了50架战斗机。

　　7月20日，有6位皇家空军的飞行员身亡，这是飞行员伤亡人数最大的一次。德国欣喜若狂，英吉利海峡上空的战斗似乎正在按德国人的战前计划发展。

　　此后的英吉利海峡空战几乎每天都有，从7月10日至31日德国损失180架飞机，其中100架是轰炸机；英国损失70架战斗机，约40000吨货船被击沉，但是皇家海军的舰艇完好无损。因此，就战斗机的损失而言，双方不相上下，打了个平手。

　　德国空军在摧毁英国战舰上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同时，也没能使英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疲于奔命，因为英国空军有意只派少数飞行员参加战斗，德国空军引诱英国战斗机起飞，想在空中加以消灭的企图也已落空。

　　英吉利海峡上空的初战失利，并未能打消希特勒吞并英国的野心。相反，他希望“德国空军对英国的伟大空战”立刻开始。

　　8月1日，希特勒签署了德军最高统帅部下达的关于加强对英国海战和空战的第十七号总指令。

　　根据这个总令，德军拟制了“鹰日作战”计划，规定共同担负这一任务的第二、第三航空队的首要任务是歼灭敌战斗机，即英国空军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其次是战斗机机场、海岸雷达站以及英格兰南部的所有地面防空组织。

　　希特勒希望德国空军能迅速、无情、勇猛地完成消灭英国空军、夺取制空权的任务，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开始真正的入侵——“海狮”行动。

希特勒实施“鹰日作战”计划

　　1940年8月12日，星期一，一连几天阴雨后，英吉利海峡上空出现了短暂的晴好天气，能见度极高。

　　上午一队德军飞机编队贴着海面向西飞去。当他们的飞机爬升起来后，很快就看到了海峡对面英国海岸的悬崖峭壁。此次飞行的任务不是去空战，而是炸毁英国东部和南部海岸的雷达站。

　　攻击的目标是耸立在英国东部和南部海岸的天线塔。这种高耸的天线塔在法国海岸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英国已经在本土的东、南、西部沿海地带部署了许多雷达，组成了“海岸低空搜索雷达网”。网内各雷达站收到情报送中央指挥所，再经过中央指挥所的分析，就可知敌人飞机出动的情况，从而正确合理地指挥英军战斗机中队起飞拦截。

　　这一措施使德军丧失了至关重要的突然袭击的法宝。不用说德军的轰炸机入侵，就是当德军飞行在法国上空集结时，英国人就已经通过雷达探测清楚了。德国空军要想改变同英国皇家空军作战时的不利地位，就必须首先破坏英国沿海雷达站。

　　这就是今天鲁本斯德尔法编队的任务。为此，每架飞机的机翼下都挂了250公斤或500公斤的炸弹。虽然它们是战斗机，却挂着相当于俯冲轰炸机两倍的炸弹。

　　这次攻击行动既是为“鹰日作战”准备，也是德军空军在英国本土上空大决战的序曲。

　　鲁本斯德尔法上尉看了看表，差几分钟11时。他简短地下达了命令后，已飞到海岸的各中队立即散开，迅速朝各自的目标飞去。

　　马廷·卢茨中尉带领第一中队从伊斯特本刚进入英国内陆，就发现了佩西文雷达站。德军的6架“梅塞施米特式”飞机开始爬高。可是由于两个机翼下分别挂着500公斤的炸弹，爬高没那么灵活。

　　飞机好不容易爬到了所需的高度，接着做了一个大转弯，收油门，呼啸着向目标俯冲。当光学瞄准具对准4根天线塔中最近的一根时，卢茨中尉第一个投下炸弹。紧接着，机群像一阵突然刮起的暴风一样，掠过雷达站上空。

　　共有8枚炸弹命中了目标，其中一枚直接命中了细长的天线塔，还有一枚炸断了主电缆……

　　与此同时，由勒西格中尉率领的第二中队正在袭击黑斯廷附近的拉伊雷达站，炸毁了地面上全部建筑。由海因茨中尉率领的第三中队袭击了多佛尔附近的雷达站，有3枚炸弹落在了天线塔附近。尽管有两座天线塔被炸得歪斜，但都没有倒。其他地方的攻击情况都差不多，几乎都报告说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当攻击编队返航时，各目标都冒起了黑烟。可是，透过滚滚向上的黑烟，人们发现绝大多数天线塔依然屹立着。经过抢修，袭击3小时后，英国绝大多数遭袭击的雷达站又相继开始了工作……

　　从11时30分开始，德军第五十一、第五十四轰炸航空团的3个大队出动了63架JU－88式轰炸机，袭击了朴茨茅斯港。这其中的一个大队的15架飞机袭击了文特油尔附近的雷达站，使那里的雷达站遭到了严重破坏，以致不能修复。

　　英国人为了堵上这个空隙，在怀特岛经过11个昼夜施工，又建成一个新的雷达站。

　　这一天，英国有6个雷达站被击中并遭严重破坏，一个雷达站被完全摧毁。而英国人则从被摧毁的雷达站废墟中发出假信号，以使德军误以为他们的轰炸不是徒劳的。

　　德国人果真陷入英国人的陷阱，没有把集中袭击继续下去。不久就完全放弃了对英国雷达站的攻击，这就为其最后失败留下了隐患。

　　尽管袭击雷达站的预期目的未能达到，但是德军同时开始的对肯特州英国战斗机部队前线基地的袭击却取得了很大成功。

　　9时30分，古茨曼少校的第二轰炸航空团第一大队的飞机在强有力的战斗机掩护下，对英国林奈机场进行了一次饱和轰炸。

　　上百枚50公斤炸弹，把这个机场跑道炸得坑坑洼洼，连机场的机库也被炸毁。接着遭到袭击的是英国空军战斗机司令部的霍金基地。同时，清晨刚遭受袭击的林奈基地又再一次遭到攻击。

　　13时30分，英国战斗机曼斯顿基地也首次遭到了猛烈攻击。实施这次攻击的，是上午刚刚袭击了英国沿岸雷达站的鲁本斯德尔法编队。

　　由于此时英国雷达站还如同瞎子一样瘫痪着，因此，鲁本斯德尔法编队奇袭获得了极大成功。当曼斯顿基地收到警报后一分钟，德军攻击的飞机就飞抵机场上空了。

　　听到警报时，机场上英国皇家空军第六十五飞行中队的驾驶员们飞速地跳进“喷火式”战斗机的座舱，启动飞机。12架飞机开始向跑道滑行，最前面的3机编队已经加满油门在跑道上滑跑了。

　　就在这一瞬间，德军飞机铺天盖地飞临机场上空，顿时黑压压的炸弹从空中向下扑来。经过一阵狂轰滥炸，机场上剩下的4架飓风式战斗机和5架其他飞机几乎全部被炸毁了，炸弹也在机库和机场宿舍爆炸，大火吞没了大部分建筑……曼斯顿机场的损失相当严重。

　　到了傍晚，沿海地区的小型作战已结束。这一天，德军的第二、第三航空队在强有力战斗机护航下，投入了300架俯冲轰炸机。英军知道，大规模的空中作战即将来临，因为当天德军空军投入的俯冲轰炸机只是总兵力的1／3。

德国战机狂轰滥炸英伦三岛

　　1940年8月13日至9月6日是不列颠之战艰难的第二阶段。德军集中突击英空军基地和雷达站，寻歼英空军主力。

　　德国飞机8月24日开始把那些致命的炸弹投向第十一大队的7个扇形站。

　　虽然英国的扇形站没有一个被完全炸毁，但是受到一连串轰炸，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位于比金山和肯利的扇形站损失惨重。这些神经中枢的功能开始萎缩。

　　此后，英国各前线机场也遭到空袭。8月31日，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指挥部迎来了它最糟糕的一天。一批又一批的德国轰炸机呼啸而来，像月球上的环形山，机场的仓库和指挥大楼被夷为平地，输电线路被切断，飞机被炸毁，地面人员丧生。这一天，德军总共扔下4400吨炸弹。皇家空军共损失了39架飞机和14名飞行员——自不列颠战役打响以来，德国一天之内被摧毁的飞机头一次少于皇家空军损失的飞机。在随后的几天里，风暴和阴云再也没有光顾过英格兰上空，接连几天阳光灿烂，万里无云。

　　从8月24日到9月6日接连13天，德军几乎每天组织千机大轰炸，即平均每天出动近1000架飞机对英国南部的机场、空军地面部队及航空工业实施攻击。这些攻击及其由此而引起的空战在此间达到了高潮。不列颠战役已经进入了决定性阶段，英国皇家空军驾驶员1个月以来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每天要出动好几次，他们已经太疲劳了。尽管他们坚持着进行艰苦的努力，但德军方面的数量优势开始发挥效力。

　　随后，为了迷惑英国皇家空军的雷达监测人员，德国人在空中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术，即德国空军的机队整天在法国沿岸飞上飞下，正好在皇家空军的雷达屏幕所能看到的范围之内。临测人员根本就无法预测究竟哪一队飞机会突然转向北方，掠过英吉利海峡，对英发动真正的进攻。

　　第十一战斗机大队的5个前进机场和6个战区机场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肯特海岸上的曼斯顿和利姆两个机场有好几次接连几天不能供战斗机使用。保卫伦敦的主要战斗机基地比金山3天内遭到6次轰炸，基地调度室被摧毁，伤亡7名地面人员，以致有1个星期之久只能供1个战斗机中队使用。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防御力量开始削弱了。在这关键性的两周中，英国被击落重创的战斗机有290架，德国空军损失285架飞机。

　　英国面临着灾难性的危险，整个国家也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丘吉尔首相焦虑地说：“如果敌人再坚持下去，整个战斗机指挥部的全部组织就可能垮台，国家就有沦陷的危险。”

　　是的，如果德国的这种打击再持续下去，哪怕只是持续1周，英国的天空就再不会出现有组织、成规模的抵御力量，可以肯定地说，“海狮计划”就能获得进展。

　　8月24日夜里，德国空军几架飞机突然意外地轰炸了英国首都伦敦市区。几枚炸弹落到了伦敦市中心，古老的圣贾尔斯教堂被夷为平地，附近一个广场上的约翰·密尔顿塑像也从底座上被震下来了。一些住房被炸毁，炸死了若干平民。这一误投立即引起了英国的迅速反应。丘吉尔倒情愿认为这是故意的。他认为，最能赢得美国的同情及援助的，莫过于伦敦变成废墟的景象了。

　　丘吉尔将错就错，下令立即召开参谋部会议研究对策。第二天夜里，一道命令传到了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

　　对柏林进行报复性攻击。

　　8月25日，英国皇家空军首次对德国首都柏林空袭。晚上，柏林上空乌云密布。从空中俯瞰地面目标，若隐若现，大约只有半数的皇家空军轰炸机找到了目标。这次空袭给柏林造成的实际损失很小，但在柏林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接着的几日，柏林连遭到数次轰炸。8月28日的夜间轰炸，第一次在德国的首都炸死了德国人。德国官方宣布，炸死了10人，炸伤29人。希特勒震怒，当天下午，从他的临时大本营伯格霍夫飞回柏林。他命令戈林的轰炸机部队做好夜间空袭伦敦的准备，以此作为对丘吉尔“蠢不可及之举”的惩罚。

　　就这样，希特勒不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捍卫他个人的地位和尊严，做出了这一极愚蠢的决定。

　　8月31日，德国空军统帅部决定，9月7日将攻击重点转向伦敦。

　　1940年9月7日至10月31日是不列颠之战转折的第三阶段。德国空军改变了攻击目标，全力轰炸伦敦，英空军得以喘息，战局出现转折。

　　9月7日19时50分，由625架轰炸机、648架战斗机组成的声势浩大的德军机群，从不同航向、不同高度越过英吉利海峡直扑伦敦。英国战斗机部队仍然估计德军要再次袭击他们的战斗机基地，因此，主动起飞以保卫空军基地，因此让出了飞往伦敦的可能通道。但是，德军已经改变了攻击目标，他们要大规模闪电式空袭伦敦。

　　第一波德机对泰晤士港、人口稠密的伦敦东区、伍尔威奇军工厂等目标准确投下了高爆炸弹。英国23个飞行中队全部怒吼着向轰炸机群横冲过来，在广阔的伦敦上空展开了激战。但他们来晚了一步。

　　德国成群结队的黑色轰炸机凶神恶煞似地在伦敦上空嚎叫嘶吼，狂轰滥炸。短短一个小时内，德军就成功地将300多吨高爆炸弹、燃烧弹泻入伦敦。

　　伦敦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泰晤士河北岸地带被炸成一片长一公里半、宽半公里的燃烧着的废墟，锡尔弗镇完全被烈火所吞没。

　　大大小小的工业设施、交通枢纽、电力网络、平民住宅，甚至议会大厦相继被毁，爆炸声、坍塌声、呼救声、惨叫声以及警车、消防车的呼啸声伴着黑烟直冲云霄。

　　城市瞬间化为瓦砾，草木顿时燃成灰烬，整个大地在颤抖。从纯军事角度讲，德国首次大规模空袭伦敦获得成功。

　　随后数天，德军的轰炸给伦敦带来了空前灾难。德军飞机的轰炸使市区化作一片火海，火光映红了天空，映亮了泰晤士河水……没等消防队员们把熊熊的大火全部扑灭，后续的德国轰炸机又在火光指引下，呼啸而来，又投下雨点似的炸弹和燃烧弹。

　　1940年9月9日下午17时，德国空军200余架轰炸机在强大护航机群的掩护下，第二次前去轰炸伦敦。不过这一回他们不再那么幸运了。英国空军早就做好了复仇准备，严阵以待。

　　就在德国机群刚刚飞越英吉利海峡时，英国“喷火式”和“飓风式”飞行中队就立即奉命起飞，至伦敦的重要目标上空警戒。

　　当德军第一批几乎被护航战斗机簇拥着的轰炸机编队飞入多佛尔上空时，早在空中待战多时的两个飞行中队迅速猛扑过去，“飓风式”战斗机中队专门袭击敌人轰炸机，“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则全力拦截敌战斗机。双方飞机在天空中你追我赶，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蔚蓝的晴空顿时被画上了一道道白色的飞行尾迹，令人眼花缭乱。尽管德军最后还是成功地进行了轰炸，但也给他们提出了有力的警告：再也别想在不受攻击的情况下到达伦敦上空了。

　　其后几天，德国不惜代价继续闯入伦敦地区上空，并给伦敦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市区有1000多处被炸后发生过火灾，市民死亡近万人，市区的房屋被炸毁，到处是断墙残壁。人们缺水、缺电、缺煤气、缺食物，甚至缺药。

　　然而，纳粹的残忍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泯灭英国人民顽强不屈的灵魂。相反，他们的行为更增添了英国平民对纳粹的仇视和憎恨。

　　在此命运攸关的时刻，英国战斗机司令部对战术作了重大改变。“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不再以零星分散的中队投入战斗，它们采用能与敌方一争高下的大机群编队形式和德国空军对阵。

　　以“大型飞行联队”作战的日子来到了。几百架“喷火式”和“飓风式”飞机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光芒，像一把把利剑横在天空，等待斩下侵略者的一个个魔爪。

　　1940年9月15日，一个金色的秋日，德国空军继14日的两次猛烈空袭后，集中最大力量对伦敦再次进行了白天空袭。200多架德国轰炸机在600多架战斗机的层层掩护下，遮天蔽日地向伦敦压来。德国飞行员感到胜利几乎是唾手可得了。

　　皇家战斗机司令几乎把所有的部队全都派上了天。第十一和第十二战斗机大队共有24个中队，近300架飞机，一批一批地腾空而起。所有这些“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在伦敦以南、以西的空中筑起了一道钢铁防线。

　　此刻，这些皇家战斗机没等占据有利攻击位置，就迫不及待地在与德机同一高度上，从前方像一把把匕首直插德国轰炸机编队，顿时把德国机群搅成了“一锅粥”。几十架“喷火式”战斗机随即解散队形，各自为战。

　　飞行员猛按射击按钮，枪口狂喷火舌，德国轰炸机顿时阵脚大乱，几分钟内就接二连三地冒着黑糊糊的浓烟坠毁了。当天双方都竭尽全力，展开了大规模的混乱厮杀。

　　午后刚过14时，当德国飞机像无边无际的潮水似地再次越过海岸时，英国又有两组结队成双的飞行中队和3个半单独行动中队迅速飞向敌机。德国飞行员碰上了比以前更为众多的“喷火式”和“飓风式”飞机。空战异常激烈，天空布满了横七竖八的道道白烟。

　　在地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高射炮群向空中敌机发射出愤怒的炮火，听到炮弹在空中的爆炸声。空中还不时传来飞机扫射声，飞机被击中后发生的爆炸声，引擎加速时的尖叫声和飞机急剧俯冲的尖厉声。

　　这是血的拼杀！这是火的较量！德机狼狈逃窜！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之后，德国空军再也不想找机会和英国空军展开大规模的战斗机交锋了。

　　这一天，英国皇家空军大获全胜。第二天，伦敦报纸大字刊出《全歼德机185架》。

　　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整个伦敦家家户户自发地挂起了英国的米字旗，庆贺皇家空军的大胜。

　　丘吉尔称这一天是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次激战日。后来，英国把9月15日定为“大不列颠空战节”，以示庆祝。

　　事实表明，德军将轰炸目标改变到伦敦，是打错了算盘。德军轰炸重点的转移，拯救了濒临绝境的皇家空军，使几乎无力支撑的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得到喘息之机，使满目疮痍的扇形站得以解脱，从而拯救了英国，标志着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空战出现了转折点，天平开始朝有利于皇家空军的方向倾斜。

　　德军统帅部深知，不列颠空战开始以来，英国空军并没有被消灭。对伦敦的轰炸不但令德国空军损失惨重，而且炸了个英国上下同仇敌忾。

　　戈林终于感到，他的自负以及无能已使他在希特勒面前失宠，其他各军种也对他怨气冲天。戈林已经被孤立了，败北英国的责任已完全落在了他一人身上。

　　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德军决定从10月1日开始，对伦敦的空袭改在夜间进行。

　　1940年10月2日傍晚，由1000多架飞机组成的德军庞大机群又起飞了，他们要再次把死神带进伦敦。黑沉沉的夜幕成为德军轰炸机大发淫威的帮凶。

　　德军飞机在夜空中大摇大摆、肆意横行。前面的轰炸机将燃烧弹投向目标区，后面的轰炸机便寻着烈焰投下各种杀伤弹。

　　在伦敦码头上，在拥挤的贫民窟和食品店，到处都是猛烈的炸弹爆炸声。燃烧弹使伦敦大街小巷变成了一片残垣断壁和比比皆是的玻璃碎片。德国法西斯不久前在华沙和鹿特丹制造的恐怖，正展现在伦敦百姓的面前。

　　整个伦敦街区看上去正遭受一场空前的大劫难。人类正义又一次遭到摧残和蹂躏。

　　夜间空战给皇家空军带来了种种新的难题。尽管英国空军全力起飞拦截，但初期的效果不甚理想。皇家空军对夜间城市防空还缺乏足够的经验。

　　当时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部队的24个中队中，只有八个战斗机中队可以用于夜间截击。其中两个“挑战者式”中队和六个“布伦海姆式”中队飞机的性能不佳，在白天对敌空战都不得力，更甭说用于夜战了。

　　而部署在伦敦附近的高射炮和探照灯等防空武器数量严重不足，其中重型高射炮只有92门。

　　当时，整个英军防空部队中，射高为25000米的重型高射炮兵连只有32个，而射高为6000米的轻型高射炮兵连只有22个，探照灯连仅有14个，光柱只能照到12000米高。

　　这些防空武器的作用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偌大个城市的要求。

　　更困难的是，一直在防空作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千里眼”雷达网，也爱莫能助。因为英国的雷达站主要部署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基本没有。敌机在内陆上空的活动情报应该靠遍布各处的对空观察哨提供，可是在夜间，所有对空观察哨只能盯着黑洞洞的夜空，对空兴叹。

　　防空陷入了很大的被动。夜间轰炸使德军轰炸取得了成功，德军轰炸机损失也明显降低。

　　1940年10月份被击落的仅为325架，远远低于8月份的662架和9月份的582架。

　　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很快地吸取了教训，并调整了部署，加强了兵力。特别是指挥防空炮队的派尔将军，迅速地把高射炮从各郡的城市抽了出来，伦敦的高射炮数目在两天内增加了一倍多。

　　为了振奋人心，首相丘吉尔还特意命令把几门高射炮配置到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内。在一些敌机可能入窜的重要地点上空例如泰晤士河口，升起了防空气球……

　　此后伦敦防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每当德军飞机入侵，顿时整个城市响彻刺耳的空袭警报。灯火管制使街区顿时变成一片黑暗，整个城市隐蔽在夜幕里。

　　突然，为地面防空高射炮和战斗机搜寻目标的探照灯光束，像一把把锋利的宝剑向天空射去，在空中扫来扫去。

　　整个天空又变得如同白昼，甚至比白天更为光亮耀眼。德军飞行员根本看不清下面的目标。

　　当探照灯照亮夜空时，展现在伦敦市民眼前的是另一幅空中搏斗的景象。数百门高射炮轰隆隆地对空齐射，从四面八方带着火光和怒吼，在天空编织出一张张红光闪烁的罗网。

　　尽管高射炮夜间射击效果不很明显，但是那种震耳欲聋的炮声使居民们大为满意。无不欢欣鼓舞，感到对德军还击了。

　　随着炮手们射击技术的熟练和提高，德军入侵飞机被击落的数量大大增加了。

　　有时高射炮队暂停射击，让皇家空军战斗机冲入夜空截击敌机。只见皇家空军的各种飞机冲入被探照灯光柱死死“咬”住的敌机群里，时而俯冲，时而拉升，一股股雾化尾迹在夜空狂奔飞舞，还不时从空中传来咚咚的射击声。

　　被高射炮或战斗机击中的德军飞机顿时化作火球，伴随着刺耳的尖叫声从天而坠，爆炸声和冲天硝烟随之而起。

　　在德国空军狂轰滥炸英国各地时，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部队也奉命对德军实施空袭。

　　1940年9月5日，英国轻型轰炸机攻击了德国在法国的两个基地。

　　9月7日夜里，英国皇家空军的重型轰炸机首次对德准备发动入侵的港口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皇家空军对从勒阿佛尔到安特卫普，从安特卫普到布伦的整个沿海各个港口的攻击，使拥塞在那里的德国船只遭到很大的损失。

　　9月7日至10月12日希特勒宣布取消入侵为止，皇家空军共击沉击损德国运输舰21艘，驳船214艘，拖船5艘，汽艇3艘，这个数字约占德国入侵英国集结船只总数的12％。

　　当德军还沉浸在失利的沉闷之中时，英国皇家空军借胜利的余威发起了攻击。

　　1940年9月15日晚上，以及16日、17日，皇家空军轰炸机队大规模持续轰炸了准备发动入侵的德军停泊港，使德国海军遭到严重打击。从布洛涅到安特卫普的各港口内的船舶，遭到了猛烈轰炸。安特卫普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

　　德国海军将领纷纷向元首报告所受损失。

　　9月17日，希特勒不得不同意海军参谋部的意见，认为英国皇家空军仍然没有被打垮，德国空军并没掌握英伦三岛的制空权。纳粹统帅不情愿但只能再次推迟登陆行动，希特勒发出了正式指令：

　　“海狮”计划推迟。

　　希特勒名为推迟，实际上出于种种复杂原因被迫放弃了对英国本土的入侵计划。就这样，罪恶的“海狮”悄悄地遁去了。

英国空军击碎“海狮计划”

　　1940年11月至1941年5月不列颠之战进入最后阶段。

　　随着11月、12月的来临，天气阴冷，风雨交加。

　　德军闪电轰炸，给伦敦带来许多苦难。有时，一夜之间一两万人因房屋被炸或烧毁，顿时无家可归；有时，挤满残肢断臂伤员的医院突然遭到德军的轰炸，他们无法逃散只能置身烈火中；有时，下水道被炸毁，照明、动力和煤气供应也陷于瘫痪；有时，成千上万疲惫不堪的人们挤在既不安全又不卫生的防空洞内……

　　尽管如此，整个伦敦的战斗和辛勤劳动的生活仍在继续。每天早、晚将近100万人进出伦敦，并能按时上班。

　　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12月初，德军空袭重点转移到了英国各港口。布里斯托尔、索斯安普敦，尤其是利物浦，都受到了德军猛烈地轰炸。没过多久，英国的军火生产中心城市，像朴茨茅斯、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兹、格拉斯哥等也都遭到轰炸。这些城市都毫无畏惧地通过了炸弹的考验。

　　1940年11月14日晚，月光皎洁明亮。毫无防备的考文垂市遭到德军50多架“He－111”轰炸机的毁灭性打击，满目疮痍，惨不忍睹。继考文垂之后，德国空军又如法炮制，对伦敦和伯明翰进行了类似的轰炸。

　　为了执行德国元首“保持对英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的命令，德国空军几乎每天夜晚都把成百上千吨的炸弹投掷到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每一次大规模的攻击都使成百上千的无辜居民丧生，受伤的人数增长5倍，失去家园的人数增长10倍。

　　1940年12月29日，星期天，德军在伦敦的轰炸达到了高潮。

　　德国人把所有空袭经验全都用在这次轰炸中了。这已是典型的纵火行为。

　　空袭的重点集中在伦敦中心金融商业区，轰炸的时间正好是泰晤士河河水最低的时刻。德军一开始就使用带降落伞的重型烈性炸弹，破坏自来水的主要管道，被炸而起火的地方有1500处之多。

　　火车站和码头遭到了严重破坏，8座教堂被炸毁或受到破坏，连伦敦市政厅也毁于炸弹和大火。

　　至1941年2月，德军共出动飞机24000架次，被击落156架；而伦敦则遭受了惨重损失，附近其他城市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英国空军面对这种被动局面，想出了各种可行的办法：一方面，他们用飞机装载探照灯配合地面探照灯部队为战斗机照明，并在德机来袭方向大量施放阻拦气球；另一方面，以无线电干扰德国空军的夜间导航设备，破坏德机投弹命中率。他们还及时研制出了炮瞄雷达、战斗机夜航设备和机载雷达系统等一批新武器装备。

　　1941年后，英国的“伯伦翰式”夜间战斗机和“勇士式”战斗机都装备了名为“AI”的机载雷达。这种雷达能够使飞行员发现数公里以外的敌机，并根据雷达信号的引导追击几乎是毫无防御的德国轰炸机。

　　英国还将雷达用于防空炮火。

　　10月份开始装备高射炮指挥射击的雷达，12月份将雷达装备了探照灯射束。与此同时，英国的高射炮数量也增加到2400门，其中重高射炮1400门，轻高射炮650门。

　　英国电子技术的发明和改进，大大增强了防空炮火的威力。在德国夜袭开始的最初4个月里，英国高射炮队一共击落约130余架德国飞机；1941年5月，仅头两个星期，就击落敌机70余架。

　　所有这些措施有效地遏制了德国空军的猖獗行动，从而减小了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损失。

　　事实上，直至希特勒下决心入侵苏联后，德军对英国的轰炸仍在持续，但已主要作为掩盖进攻苏联企图的烟幕，空袭规模也逐渐减小。

　　1941年5月，当进攻苏联的准备一切就绪时，德国空军开始大规模转向东线战场，完全停止了对英国的轰炸，不列颠之战结束。

　　据不完全统计，在1940年7月开始的“不列颠之战”中，德国空军总共向英国投掷了60000吨炸弹，造成14．7万平民伤亡，11多万幢房屋被毁。

　　与希特勒的打算正相反，德国空军的疯狂轰炸非但没有打垮英国民众的斗争精神，反而使全体民众空前团结，同仇敌忾。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德国空军损失了1733架飞机，近600名飞行员；英国损失作战飞机915架，飞行员414名。

　　英勇善战的英国飞行员给纳粹德国造成了无法承受的损失，“海狮计划”不得不无限期推迟，并最终化为泡影。

塔兰托空潜大战

英制订打击意大利舰队计划

　　1940年6月，随着法国的战败投降，英国所面临的战争局面显得异常严峻，形势对英国海军极为不利。

　　原来根据英国与法国的协议，英国海军主要负责在大西洋上进行护航作战和封锁北海海域，阻止德国海军主力舰队进入大西洋；而在地中海与意大利海军角逐的使命则由法国海军来承担。

　　但现在，英国海军不得不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同时迎战德国和意大利海军。而且，此时德国海军潜艇在海上的破坏活动非常猖獗，英军需要投入大量的护航反潜兵力，若要再分出部分兵力对付意大利海军，颇有些捉襟见肘。

　　此时，意大利海军拥有战列舰6艘、重巡洋舰7艘、轻巡洋舰12艘、驱逐舰61艘、潜艇105艘，其他舰艇69艘。地中海的英军则处于绝对劣势，因此英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向海军部请求增派舰艇和飞机。

　　英国海军部根据战场形势，适时调整地中海舰队的建制，将地中海舰队一分为二，一支由坎宁安指挥，仍称地中海舰队，共计航母1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26艘、其他舰艇8艘，以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为母港；另一支由詹姆斯·萨默维尔海军中将任司令，称为H舰队，共计1艘航母、1艘战列舰、1艘战列巡洋舰、2艘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驻直布罗陀。两支舰队的作战区域以马耳他岛为界。

　　意大利舰队的主力常驻塔兰托港，掌握着地中海中部的制海权。在飞机的掩护下，他们可以随时袭击英国在地中海上的运输船队，使在埃及作战的英军后勤补给陷入困境。为此，英国地中海舰队不得不集中全力为运输船队护航。

　　可是，尽管英国军舰在地中海上疲于奔波，运输队仍不断遭受袭击。而且，由于护航舰只较少，运输船队出航的时间间隔被迫拖长，致使运输船的周转率大大降低。

　　因此，削弱意大利舰队、夺取地中海的制海权，以保障运输船队的航行安全，已成为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当务之急。

　　在亚历山大港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部里，一位鬓发斑白、精神抖擞的军人正双臂交叉在胸前，来回踱步，他就是当时已负盛名的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

　　坎宁安将军15岁时就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40多年的戎马生涯，使他练就了沉着、果断的良好素质，战争的烽火将他锻炼成为一名坚定顽强的海军领导人。

　　而今，他怎能在强敌面前畏缩不前呢？丰富的战斗经验使他坚信：战争不仅是双方实力的决斗，更是谋略和智慧的较量。古往今来，以少胜多、智取巧胜的战例何止万千！

　　坎宁安敏锐地看到自己唯一的优势就是拥有的航空母舰，而对手的弱点也正在于此。尽管意大利空军能提供空中保护和远程侦察，但两个军种协同作战毕竟不便。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地中海上，英军真正地把握着制空权。

　　只要他一声令下，航母上的舰载机就能立即升空。另外，尽管意舰航速快、大炮射程远，但它们的装甲防护薄弱，以至于有人干脆叫它们“纸板舰队”。想到这里，坎宁安上将已胸有成竹，自信可以击败对手。

　　然而，事情毕竟没那么简单。决战只是坎宁安的一厢情愿，意大利海军司令伊尼戈·坎皮奥尼总司令似乎并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意大利海岸线长，其海军舰队得时时想着保护本土。

　　所以意大利舰队采取保守战略，平日龟缩在塔兰托港内，从不贸然外出，只是在得到可靠情报后才出海袭击英国的运货船队，完成任务后便匆匆返航。

　　一连几个月，坎宁安一筹莫展，找不到打击意大利舰队的机会。他也曾派几艘驱逐舰和商船出海，企图诱出意大利主力舰只。但坎皮奥尼似乎识破了他的意图，始终闭门不出。

　　意大利舰队的保守战略激怒了坎宁安。经与航空母舰司令利斯特海军少将研究，坎宁安作出了一个重大抉择：空袭塔兰托！

　　这一主动出击、打上门去的大胆设想，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英国海军主力舰队战列巡洋舰分舰队司令的海军上将戴维·贝蒂面对德国海军舰队龟缩在港内的情况不谋而合，只是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戴维·贝蒂没能实现他的宏伟抱负。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英国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庞德也曾制订了以舰载机攻击塔兰托军港内军舰的计划作为应急的备用方案，后来由于英军没有介入，这一计划也被束之高阁。

　　拉姆利·利斯特在1938年出任“暴怒号”航母舰长时发现了这一计划，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40年8月，已晋升为海军少将、担任地中海舰队航母部队司令的利斯特随“光辉号”航母到达亚历山大港，并向坎宁安汇报了这一计划。坎宁安正因意大利军舰闭门不出而大伤脑筋，闻听此计划，大加赞赏，并指示他开始进行必要的准备。

聚焦意大利塔兰托海军基地

　　“如果把意大利海军比做一柄剑，那么瘫痪了塔兰托，这柄剑也就卷了刃。”有人在分析意大利军事地理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确实如此，塔兰托海军基地的重要性，得益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险峻的地形。

　　意大利半岛就像踏进地中海的一只靴子，塔兰托就深藏于意大利靴形半岛的底部。在这只“皮靴”的鞋跟和鞋掌之间，有一个向内弯曲的鞋弓弧，这就是塔兰托湾。它面对着浩瀚的东地中海，与西西里岛共扼地中海的咽喉。以塔兰托为基地的意大利舰队，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难怪英国人将其视为心头之患。

　　塔兰托分为内港和外港两部分。内港名为皮克洛，完全为陆地所包围，仅有一条狭长的水道与外港相通。外港称格兰德，港阔水深，是大型战舰的主要停泊地，有圣皮埃特罗岛和圣保罗岛，犹如哼哈二将把守住入口。

　　数千米长的防波堤，从这两座岛屿延伸到岸上，像两条玉臂将整个塔兰托港拥入怀中。在外港唯一的入口处，意军已设置了防潜网，岸边有一尊尊巨大的岸炮指向外海。看来，想从海上攻入港内，真是难于登天。

　　尽管从空中对港湾实施攻击尚无先例，但意大利人也不敢马虎。在开罗，年轻有为的英国情报军官波洛克海军上尉用一种老式的投影放大机，对侦察机从空中拍摄的塔兰托港照片进行了认真判读。

　　他发现港内防御兵力很强，大约有300门高射炮和22个探照灯具。然而，使波洛克迷惑不解的是，所有的照片上都有一些小白点，难道是洗印时出的毛病？或者是相机镜头有污斑？然而，小白点的排列颇有规律性，间距大致相等。这是什么呢？波洛克敏锐地断定：是拦阻气球。不久前，为抗击德机轰炸伦敦，英国就曾使用过这种气球，想不到意大利人这么快也学会了这一手。拦阻气球是由金属线或钢缆系留于空中一定高度上的障碍物，通常设在港口、舰艇和重要军事目标的上空，以防敌机低空突袭。一旦飞机从低空进入，就有可能撞上钢缆，导致机毁人亡。

　　塔兰托基地司令阿图罗·里卡迪将军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他拍着胸脯对不时来此视察的意大利海军官员保证：

　　我的塔兰托固若金汤！火力、照明、拦阻都已联成网络，任何一架飞机都别想钻进来！

　　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英国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就是要突破他自认为固若金汤的塔兰托。英国在地中海的两艘航空母舰，一艘是“鹰号”，它跟随坎宁安转战一年，曾多次遭到意大利飞机的攻击，已显得老态龙钟；另一艘是“光辉号”，它刚刚服役4个月，显得生气勃勃。

　　“光辉号”航空母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它舰长226米，宽29．2米，排水量为2．3万吨，吃水7．3米，航速31节，载机36架，其中“箭鱼”式鱼雷机24架，战斗机12架。“箭鱼”式鱼雷机是一种老掉牙的飞机，其最高时速只有138海里，和年轻的“光辉号”实在不太相称。让它们在夜间溜进塔兰托港贴着水面低飞，在离目标几百米时投下鱼雷，那无异于去送死。为此，他们对“箭鱼”飞机进行了改装，领航员被挤在后座上，炮手被取消，空位上加放了一个60加仑的副油箱，以延长飞机的续航力。为完成突袭任务，还从舰队中挑选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抓紧进行夜间训练。驾驶员练习陡直下降，在快要碰到浪尖时再把飞机拉起来，然后朝模拟目标投雷。

　　对这样大吨位的航空母舰来说，“光辉号”的载机量也许过少。然而，这正是英国人在设计上的巧妙之处。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敏感地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空中威胁，他指示：“宁可牺牲载机量，也要加强防护能力！

　　于是，“光辉号”和它的几艘姊妹舰就成了与众不同的“装甲航空母舰”，和意大利的“纸板舰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光辉号”的装甲防护能力极强，飞行甲板装甲厚度为76毫米，据称可承受2000米高空投下的225公斤炸弹。它还装有两部792型对空警戒雷达和16门114毫米高炮。通过雷达屏幕上神秘莫测的尖头信号，雷达兵可以昼夜捕捉来袭的空中目标，并及时报告给高炮手。

　　“光辉号”的舰长是博伊德上校。博伊德绰号为“犟牛”，不仅因为他体格健壮，性情暴躁，还因为他有一种认准目标便义无反顾的性格。博伊德早年是巡洋舰上的一名鱼雷长，但他却对飞行有着特殊的兴趣。

　　当他还是个年轻中尉时，就私下学会了驾驶飞机。凭着天生的犟劲，他硬是从一个普通的轻巡洋舰舰长，晋升为皇家海军中为数不多的攻击航空母舰的舰长。鱼雷长出身的博伊德，对鱼雷感情深厚，当讨论攻击塔兰托是使用鱼雷还是炸弹时，他坚定地选定了前者：“从舰底进水比从舰上进空气有效得多”。

　　博伊德选定鱼雷攻击，也不全是出于感情，更主要的是他对防雷网和鱼雷性能了如指掌。防雷网是一种用金属制成的防雷设施，设置在大型军舰的周围或侧旁，防护军舰最大吃水线以下的舰舷。所以，即使鱼雷投掷再精确，也只能炸毁一段防雷网，而奈何不了战列舰。

　　为此，博伊德起用了刚刚秘密研制成功的磁性鱼雷。这种鱼雷不同于一般的触发鱼雷，它的引信装有一个感应装置。当鱼雷从舰船底下通过时，感应装置受舰船磁场的影响而动作，从而引爆火药，使雷头爆炸。舰船底部比两舷的防护力差，易于损毁，因此，磁性鱼雷的攻击效果比触发鱼雷好得多。

　　更主要的是，由于磁性鱼雷不是直接触及舰舷时爆炸，而是从舰下通过时爆炸，定深可以适当靠下。意大利防雷网的设置深度为8米左右，英军可将磁性鱼雷定深为10米。这样一来，意大利人精心设置的防雷网就根本不起作用了。当然，对于这一切意大利海军当局一无所知。

奇袭计划因意外“搁浅”

　　1944年11月6日13时，坎宁安将军乘坐战列舰“沃斯派特号”，率领庞大的地中海舰队从亚历山大港起航，浩浩荡荡向西挺进。

　　坎宁安将军站立在旗舰舰桥上，不时环视四周，脸上露出坚定而严肃的神情。他感到肩上好像压上了千斤重担，心里暗自思忖：这次行动事关重大，可能使他成为在地中海上创造奇迹的人，但弄不好也可能成为永远被耻笑的人。

　　然而，个人的功过在史册上究竟占多大分量倒是区区小事，重要的是，这一仗关系到英国今后在地中海上的命运。

　　坎宁安将军清醒地意识到，这次袭击成功的关键是出敌不意。可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敌人在空中有飞机侦察、水上有潜艇出没，英国舰队的一举一动都在意大利人的眼皮底下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航空母舰要横渡地中海驶抵离塔兰托只有180公里的海域，而又不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英军的意图过早地暴露，导致意大利舰队出击，那么，整个袭击计划就会前功尽弃。

　　为了隐蔽企图迷惑敌人，坎宁安专门组织了一个佯动编队，代号“8部队”，由3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而且，在地中海舰队出航前后，英国还加强了地中海东部南北之间的航运，同时出发的运输船队有4批，希望以此分散敌人的注意。

　　可是，这样一来会不会弄巧成拙呢？坎宁安心里依然没底。

　　为预防万一，他加强了侦察力量，并命令由两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组成的掩护群，随时准备截击离开基地的意大利舰队。

　　令人庆幸的是，里卡迪将军的确不知道自己已面临危险。他的职责就是基地防卫，至于远海侦察，则由空军负责。因此，里卡迪将军手中没有一架飞机。

　　墨索里尼曾自负地断言：

　　意大利海军不需要有自己的飞机，打起仗来海空两军可以协同配合。

　　可他忘了，战争中多少次血的教训已证明：再好的协同也代替不了统一的指挥！里卡迪得到空军的通报说，他们已向可能威胁塔兰托的海域派出了侦察机，但未得到敌情警报。

　　是的，没有敌情警报，因为派出的侦察机1架也没有回来。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意大利空军向自己的海军兄弟打了马虎眼。

　　1940年11月6日至13日，曾有3架意大利侦察机接近过英国航母编队，但未等它们判明企图，就被“光辉号”上紧急起飞的战斗机击落了。里卡迪急盼的情报也随之被埋进万顷碧波之中。

　　在意大利海军高级指挥部的作战室里，一张大幅军用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意方和英方舰船的位置。这里是意大利海军的指挥中枢。值日官在11月7日陆续收到侦察报告：英国地中海舰队已驶离亚历山大基地，正在向西航行。

　　于是，意大利舰队司令坎皮奥尼将军通知塔兰托的舰队作好出航准备。可是，次日晨的空中侦察又否定了上述报告。坎皮奥尼举棋不定。

　　下午，意方又发现一支运输船队驶往马耳他，在这支船队以南发现坎宁安的战列舰正在向南航行。坎皮奥尼命令9艘潜艇开往这一海域，并派出多艘鱼雷快艇到马耳他海峡巡逻。

　　与此同时，从西西里机场起飞的25架轰炸机前往攻击，但未能发现目标……一连几天，纷繁杂乱、相互矛盾的情报充斥着作战室，英国航母编队所要去的东地中海反而被忽略了。

　　11月10日傍晚，坎宁安也收到一份侦察报告：

　　大量军舰停在塔兰托港内，没有丝毫离港的迹象，而且又有一艘战列舰驶入港内。

　　坎宁安情不自禁地吁了一口气，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

　　1940年11月11日傍晚，淡淡的月亮刚刚从东方海平面升起，“光辉号’航空母舰在4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的护卫下，悄悄出现在意大利东南250海里的水域。博伊德上校站在铺有海图的指挥台前，不时校正着航向。航向的箭头所指，正是意大利海军基地塔兰托。

　　预定的出击海域快到了，博伊德的心弦也随之绷紧，即将到来的突击行动使他的表情显得很兴奋。是啊！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坎宁安原定于10月21日发起突袭，之所以选择这天是颇费心机的，首先21日晚上是满月，皎洁的月光有利于飞行员发现目标，也有利于返航时发现自己的航母。

　　其次10月21日是英国海军的吉日——1805年的10月21日，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率领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击败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这个精心安排的时间表不巧被一颗意外迸起的小火星付之一炬。在“光辉号”的机库里，一名地勤人员往“箭鱼”式的后座上装副油箱时不慎滑倒，手中的螺丝刀碰到了一个电源开关，电火花点燃了油箱内漏出的汽油，烈火迅速吞噬了两架“箭鱼”式飞机。

　　虽然机库顶上的灭火器喷出的盐水迅速将火灾扑灭，可是机库和飞机都得用淡水冲洗、干燥和重新装配，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坎宁安只得随机应变，把袭击时间推迟到1940年11月11日，行动代号是“判决”作战。

英军舰载机袭击塔兰托

　　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是最富偶然性的活动。”每一位参加过战争的军人对这句话都有深刻的理解。不仅“判决”的时间被推迟了，攻击力量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削减。

　　由于“鹰号”航母已经服役多年，舰体及内部设施老化严重，加之在最近的战斗中，又多次遭到近距离爆炸冲击，因此输油管线受损严重，航速大减，已无法跟上舰队航行，只得进行大修。

　　由于“光辉号”航母机库容量有限，“鹰号”所载的11架“箭鱼”已有5架转至“光辉号”，其余6架留在了亚历山大，这样出击的飞机就减少了6架。两天前，一架“箭鱼”式飞机从“光辉号”起飞，执行例行的反潜巡逻任务，可刚拉起来不久，便一头栽进大海。紧接着，又有两架也莫名其妙地坠海。

　　英军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了事故的原因：母舰上的一个汽油舱内混进了沙子、水和海藻，使航空汽油受到污染。事情倒是不难解决，可攻击飞机又损失了3架。

　　剩下的飞机分为两个攻击波：第一波飞机12架，其中鱼雷机6架、轰炸机4架、照明机2架；第二攻击波飞机9架，其中鱼雷机5架、轰炸机2架、照明机2架。第一、二波分别由威廉森海军少校和黑尔海军少校指挥。

　　威廉森和黑尔专门研究过对付拦阻气球的方法。气球间距大约270米，白天飞机完全可以从钢缆中间飞过。但是，在黑夜，飞机摸黑飞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单纯凭借月光根本看不清钢缆。

　　为此，几架“箭鱼”式改挂照明弹和炸弹，在港口东岸投放照明弹照亮目标，让携带鱼雷的“箭鱼”式从西南和西北方向发起攻击。投掷照明弹后，这几架飞机再去轰炸港口设施。

　　距塔兰托仅200海里时，“光辉号”开始减速，并调整到迎风航向，以利于飞机起飞时获得最大升力。巡洋舰“格洛斯特号”、“伯威克号”、“格拉斯哥号”、“约克号”和4艘驱逐舰像忠于职守的卫士一样，向4个方向散开，以防不测。

　　海面上微波起伏，月光静静地洒落下来，将“光辉号”的航迹抹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光亮。12架“箭鱼”式飞机像整装待发的勇士，威严地排列在飞行甲板上。

　　伫立在指挥塔台边的博伊德一言不发，像往常一样，他有力地拍了拍中队长威廉森少校的肩膀。威廉森会意，转身跑向自己的座机，并潇洒地用食指和中指打出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

　　扩音器发出准备起飞的命令。

　　飞行员和领航员系紧降落伞背带，对仪表进行了最后检查，接着启动了发动机。轮挡员趴在甲板上，给飞机塞好了轮挡。螺旋桨开始飞速旋转。在一片轰鸣声中，探照灯将飞行甲板照得透亮。

　　1940年11月11日20时35分，舰桥上方的信号台上发出一道淡绿色的光束。飞行长下令抽去轮挡，威廉森少校加大油门，飞机隆隆地滑过飞行甲板，挟风而起，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

　　几分钟内，12架飞机依次腾空。有9架爬至2300米的高度，组成3个“V”字形小组，其余3架由于被云层遮断，未能加入编队，只好单独飞行。

　　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很快就打破了塔兰托的宁静。

　　一个侦听站报告说，收听到飞机的声音。里卡迪下令发出警报。顿时，塔兰托全城一片漆黑，市民在军警的指挥下匆匆进入防空洞，港湾里的舰只立即做好了起锚疏散的准备。

　　港湾东山头的高炮也许因过分紧张而失控，一串曳光弹射向夜空。但很快一切便平静了，10分钟后，警报解除。之后，再次响起警报，稍后又再次恢复平静。

　　居民们麻木了，警戒的士兵也疲劳了。只有里卡迪还守在自己的指挥所，他暗自祈祷：但愿永远是虚惊一场。

　　深夜23时，沉睡的居民和士兵被第三次警报吵醒。当人们还在诅咒这一次又一次的恶作剧时，东南方向的飞机发动机声已由小渐大，值班高炮首先喷出火舌。

　　这时的威廉森少校还在50海里之外，遇到一股强大的气流，飞机毫无规律地剧烈颠簸着。3个小编组也像一群晕头转向的鱼群一样到处乱撞。好不容易冲出气流后，威廉森立即调整好编队，加速朝目标飞来。

　　威廉森的观察员是斯卡利特海军上尉，他第一个看到了前方铅灰色的夜空中出现的橘红色弹道，立即提醒威廉森；“那就是塔兰托。”

　　“嗯，他们好像知道我们要来，在放焰火欢迎呢。”威廉森轻描淡写地说。

　　“可能是3架没爬高的飞机提前赶到了塔兰托。”斯卡利特马上解释道。

　　23时2分，机群飞临塔兰托上空。此时，意军高炮昂着头，正在起劲地射击。两架英机在拦阻气球屏障外投下了照明弹。照明弹由小降落伞悬挂，设定在1370米高度燃烧，把整个军港映照得亮如白昼。这也是命令“箭鱼”式飞机开始俯冲的信号。

　　7000米、5000米，四周炮弹爆炸形成一个个巨大的火球，一个个火球又联结成一张火山爆发似的立体火网，飞机在网眼中迅速穿梭，探照灯的强光令驾驶员们睁不开眼睛。4000米、3000米、2000米……飞机在不断地俯冲、俯冲。威廉森后来回忆说：

　　我按下LA4飞机机头，和LC4、L24飞机一起从西部向港湾内飞去，5000米以外意大利舰队的“加富尔号”战列舰的庞大舰体已隐约可见。

　　我驾机以小角度高速俯冲，一串串火球从机身下一晃而过，瞬间又飞舞在飞机的上方。突然，前面出现了两个拦阻气球，我赶紧摇摆机身从其中穿了过去，险些撞上右边的那一个，吓出了一身冷汗。

　　在飞机俯冲到离海面30米时，我把飞机拉起，飞越了防波堤。飞机贴着水面飞行。海水像一面硕大的镜子，映出了满天炮弹炸开的火团，像是海底有另外一个世界。

　　“加富尔号”战列舰特有的上层建筑渐渐清晰起来。舰炮加入了岸炮的行列，朝鱼雷机怒射。“加富尔号”和两艘驱逐舰显然是发现了我们，只见它们转动炮口对准了我的飞机。

　　我不顾一切地朝着“加富尔号”直冲了过去。瞄准环里的舰影瞬间胀大起来，宛如一座城堡横亘在眼前。在飞机眼看就要撞上战列舰的时候，我立即按下了按钮，投下了鱼雷。飞机由于突然释重，机首自然抬起。我手拉操纵杆，

　　脚踏舵板，想使飞机向右倾斜转弯，但此时飞机机尾猛地一抖，不好，机尾被击中了。飞机立刻失去了控制，直向海里冲去。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是鱼雷击中了“加富尔号”……

　　此时的塔兰托港已到处是冲天的火光和剧烈的爆炸声。昔日安静、整齐的军港一片狼藉，有的舰船东倒西歪，有的则只剩下桅杆露在水面，像是在发出求救信号。

　　LC4和L24飞机跟随威廉森的LA4飞机穿过弹雨，飞越防波堤。它们原计划攻击“维托里奥·维内托号”战列舰，但距离太远。当见到“加富尔号”击落了威廉森的飞机后，他们便朝着“加富尔号”复仇而来。

　　他们投下的鱼雷把“加富尔号”舰首炮塔稍后的地方炸开了一个大洞，海水汹涌而入，这个庞然大物不久便慢慢地沉了下去。

　　第二飞行小组的3架飞机从西北方向进港，3机进行大角度俯冲，绕到气球障碍的北端掠着水面飞行。小组长肯普海军上尉驾驶LK4飞机在徐徐降落的照明弹光亮的映照下，向意大利最新最大的战列舰——“利托里奥号”发射了鱼雷。

　　他的观察员亲眼看到一条银白色的航迹如利剑直刺过去，“轰”的一声击中了目标。另两架飞机也尾随而至，又是“轰、轰”两声巨响。

　　这艘比“光辉号”航母还要大的战列舰就这样惨遭重创。

　　与此同时，4架轰炸机按预定方案对内港舰艇进行了轰炸。塔兰托像一个被捅翻了的马蜂窝，乱作一团。

　　一架飞机尖叫着低空掠过里卡迪的指挥大楼，径直朝港湾中的舰群而去。里卡迪一时不知所措，上周的一场暴风，把90个防空气球毁坏了60个。

　　没想到大胆的英国飞行员竟然敢在气球的钢缆间穿梭往来。尽管地面的21个高炮连都开了火，但士兵们大都未经过夜战训练，连目标也捕捉不到，能否击中，就只有凭运气了。更令里卡迪气愤的是，英国第一波飞机撤走之后，高射炮火仍在卖力地射击。

　　里卡迪以为袭击已过去，他操起电话，欲向罗马的海军最高指挥部报告。就在此刻，警报第四次响起。第二波攻击开始了，塔兰托港又成了一片火海。

　　黑尔海军少校率领的第二突击波9架飞机是21时20分起飞的。这一次并不顺利，2架飞机在飞行甲板上两翼相撞，幸好没有损坏。起飞20分钟后，又有一架飞机因故障被迫返航。所以只有8架飞机按预定计划飞临塔兰托实施攻击。

　　这一次，意大利人变得聪明了一点，战列舰、巡洋舰和陆上炮群不再各自为战，而是组成了绵密的交叉火力网。当8架“箭鱼”式进行突破时，有一架飞机被击落。

　　观察员萨顿海军上尉报告说：“敌人发现了我们，并朝我们开火。到处是炮火发射的闪光，并且接连不断，我们周围都是从四面八方射来的闪烁的光道……他们用一切可用的武器向我们开火。”

　　5架携挂鱼雷的“箭鱼”式飞机又故伎重演，再次降下高度贴着水面飞行，直取战列舰。一架飞机的轮子着水，像打水漂似地在浪尖上滑行。萨顿上尉盯住了已受伤的“利托里奥号”战列舰，在距离700码时按动投雷按钮，毫无动静！

　　怎么回事？再来一次！仍然没有反应！这时萨顿不免紧张起来，他发狂般地使劲按动投雷按钮……终于在最后一瞬间，鱼雷被投落下去，准确无误地冲向“利托里奥号”高高耸起的侧舷。

　　紧接着，其余飞机投下的鱼雷击中了尚未受伤的“卡欧·杜利奥号”和“维托里·文内托号”战列舰。之后，7架飞机巧妙地规避机动，穿过密集的弹幕和滚滚浓烟，扬长而去。

英军夺得地中海制海权

　　坎宁安上将在焦急地等待着博伊德舰长的报告。博伊德伫立在“光辉号”的舰桥上，也显出焦急的神色。时间已过午夜，深沉的夜色笼罩着万顷碧波，海面上除了军舰劈波斩浪的哗哗声外，万籁俱寂。此时此刻，博伊德的心绪如汹涌的波涛，翻腾不已。

　　他的目光不停地扫视着茫茫天际，急切期待着战鹰的返航。尽管这次突击不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冒险，但确实是蕴含着极大危险，需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难以估量。

　　1940年11月12日1时12分，雷达荧光屏上相继出现了一个个尖头信号。雷达兵大声报告：飞机归来。不一会儿，飞行甲板上开始忙碌起来，第一波次的11架飞机相继降落。

　　2时整，第二波次的7架飞机也开始降落。只有威廉森和第二波的一架飞机没有回来，袭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2日晨，当绚丽的霞光映照大地时，塔兰托港已失去了往日秀丽的姿色。映入人们眼帘的不再是碧波帆影，而是满目创伤。水上漂浮着大片大片的油迹，中弹的舰艇还冒着浓烟，救援艇只往来穿梭，港岸堤旁人声嘈杂，人们在呼喊着、哀号着……

　　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里卡迪将军正在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查明遭袭击的原因，以便向上司汇报。他脸上那惯常的骄矜之色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英国人只出动了20架飞机，耗用8枚鱼雷和少量炸弹，就在短短65分钟内，击沉、击伤意大利战列舰3艘、巡洋舰两艘、辅助舰两艘，使意大利舰队折兵一半。损失之巨，甚至超过了日德兰海战中被歼德国舰只的总和！

　　塔兰托一战，坎皮奥尼吓破了胆。他赶紧下令意大利舰队放弃塔兰托港北撤，把地中海中部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坎宁安。

　　空袭塔兰托使在北非作战的英军时来运转。大约有一个月的光景，坎宁安舰队攻击意大利运送补给的船只连连得手，英国满载军需物资的船队，也平安开抵埃及。英军在给养充足的情况下发起反攻，将元气大伤的意大利军队打得溃不成军。

　　博伊德没有像以往胜利后那样狂欢。他在牵挂着他最得力的部下威廉森。

　　威廉森并没有死，他受伤被捕，当了战俘。1943年意大利停战前，他又被转送到德国。直至1945年德国投降，他才获得自由。他们再次相会时，是在大战结束后的伦敦。博伊德把一枚女王亲授的“优异服务勋章”挂在威廉森胸前：“我替你保管了5年，就是那个令人难忘的塔兰托之夜，使你获得了它！”

　　英国皇家海军在塔兰托港的胜利，使海军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海上空中力量的重要性，并开始注重发展使用航空母舰。以坎宁安上将为代表的英军将领，通过20世纪30年代几次演习和实战，敏锐察觉到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对于海军决定性的作用，遂大胆决定以舰载航空兵为主力，突击停泊在港口内的意军舰队。

　　这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创想，并开创了舰载航空兵攻击停泊在港口舰队的成功战例。这一仗的胜利，实际上是先进军事观念和理论的胜利，意大利海军根本没有料到英军会采取这种没有先例的方式实施突击。

　　尽管意军有防空火力配置，但部署很不完善，加之又没有心理准备，被英军区区20架老式双翼机打了个落花流水！

　　从军事理论上讲，塔兰托之战开创了以航母舰载机袭击敌方海军基地，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先河，它证明了航母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揭示了舰载机在现代海战中的决定性作用。

　　电讯将舰载机袭击军港的战况传向世界各地，远在地球另外一边的东京，为歼灭美国舰队而苦寻良策的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眼睛为之一亮。

　　这一胜利也为日本正在紧张筹划中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提供了绝佳的实例，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随即指示驻意大利的海军武官全方位搜集一切相关情报。

　　一年后，震惊世界的偷袭珍珠港简直就像是突击塔兰托的放大版！

英军的空降作战

丘吉尔组建专业袭击分队

　　德军自1940年5月10日开始对西欧诸国实施闪击战后，至5月底，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先后投降。

　　盟军40个师被德军包围于比、法边境的敦刻尔克地区，开始执行“发电机作战计划”，即从海上撤退。

　　至1940年6月4日，从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海岸的人数为33．8万人，其中英军22万多人、法军8万多人，其余为少数比军。

　　盟军撤退时武器装备丢失殆尽。英军共丢弃2400门火炮、700辆坦克、8000挺机枪，接运盟军撤退的舰船损失226艘，还有302架飞机被击毁。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英国的军事力量一蹶不振，而德军似乎是所向无敌。

　　6月5日，德军开始进攻法国内地，14日进占巴黎，22日法国政府投降。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为了重建英国军队的声誉和英国人的信心，指示英军组建了一支专业袭击分队——第二突击队，该分队曾以“布尔人”之名而驰名于世。

　　德国在挪威和丹麦、荷兰、比利时空降突击的胜利，给丘吉尔以极大震动，他在下令所有沿南海岸德军可能着陆的地方都设置障碍物的同时，指示国防部尽快组建一支“至少有5000名伞兵的部队”。

　　国防部立即给各军区下令，要每个军区选送1000名志愿者，与此同时迅速组建了训练机构。在各军区的志愿者到达之前，根据丘吉尔的旨意，“布尔人”突击队成了伞兵部队的首批受训人员。

　　丘吉尔急欲使这支富有神秘色彩的部队在对德作战中创建功勋。当时英国的其他军队正在进行整编，准备迎接可能来临的德军入侵本土的战争，对其他作战行动则尽量回避。

　　因而“布尔人”突击队实际上只是一支人员、装备和武器都不充足的部队，它受命执行的也都是得不到任何支援的战斗任务。

　　“布尔人”突击队的司令部称作联合作战指挥部，它从陆、海、空三军各部队抽调人员集中训练和使用。突击队的初期成员，主要是原来组织起来准备在挪威抗击德军的10个独立连。

　　1940年6月初开始，突击队一直在分小组悄悄地从英国出发，对德国控制的欧洲海岸军事设施进行袭击。

　　丘吉尔对这些偷袭行动大加称赞，他认为“布尔人”突击队的作战行动尽管规模小、机会少，但是在英军遭受一系列失败后，在战略防御阶段取得的某些战术进攻的胜利。

　　这些人都希望能及早参加空降战斗，而且很喜欢突击队的特殊生活方式。因为突击队不在营区驻扎，而是让其自找住处。训练地点附近的居民很快便发现，到他们家里寄宿的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为了向急于求成的首相表示工作有所进展，国防部必须解决空降部队的训练场地和膳宿问题。为了不让其他的部门插手，他们首先选择了北部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林格威民用机场作为空降训练试验中心，该机场位于索尔兹伯里平原陆军训练场的最北面。

　　此地气象条件不利于飞行，因为曼彻斯特是英国著名的多雨区，即使不下雨时，当地的工业烟云也会笼罩整个天空。

　　1940年6月19日，空降训练试验中心改称中央空降学校。当时学校没有伞降训练经验，管理人员是从陆军和空军部队抽调来的，彼此之间非常陌生，甚至对自己到该校的任务也稀里糊涂。

　　首任校长是空军少校路易斯·斯特兰格，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名的飞行员。斯特兰格少校只有皇家空军在战前训练单个人员跳伞的经验，即跳伞员爬上“弗吉尼亚式”双机翼轰炸机的机翼，用手扶住两翼间的支柱，接到飞行员发出的信号后，打开降落伞，让张开的降落伞把他们拉入空中。

　　该校管理人员中的陆军最高官员是少校约翰·洛克，他来自皇家工兵部队，是一个自觉性很强、富有献身精神的人。尽管毫无空降方面的经验，但他立即开始了训练和组织空降部队的研究工作。

　　训练中首先遇到的是飞机、降落伞的保障和教员的来源问题。在洛克的奔走下，空军部很快给该校调拨了6架“惠特利”轰炸机，作为伞兵运载机，并配发了1000具训练用伞。开始使用的伞还不是采用绳拉开伞，首批受训的学员必须采用类似手扶机翼支柱的方法，从“惠特利”飞机尾部临时装上的平台上跳下。

　　好在这种伞没用几天，带有以绳拉开伞装置的背式降落伞就运到了，同时在“惠特利”飞机的肚子下面开了一个便于伞兵跳出的舱门。但不幸的是，刚使用这种降落伞就出现了人亡事故，一名士兵的伞未开就坠地了。这是一次因操作不当造成的事故。

　　1940年7月9日，洛克起草了一份改革空降部队现行训练制度的报告。他指出，空降部队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英国到底需要拥有多少空降部队为宜。

　　此外，目前存在的问题还有：空降部队的任何事情都必须经国防部和空军部两个部门批准和作出决定，而他们互不信任。林格威又是一个不适合空降部队训练的地方，突击队员自找住处的做法容易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同时也没有适合于空降部队训练的运输机。

　　洛克提出，应有一个能满足飞行训练、气象条件好的机场和大的着陆场。要修建营区，强化部队的纪律，要采用专门的徽章，而现在许多人还佩戴着他们原部队的徽章。

　　1940年8月起，各军区选送的突击队员陆续到达，开始进行伞降训练，这是组建空降部队的第一步。这时有人提出滑翔机比降落伞更易于空降，使用滑翔机，士兵可以集体着陆，并能携带装备和重型武器。

　　8月10日，以滑翔机部队弥补伞兵部队不足的建议呈交给了丘吉尔。鉴于德军用滑翔机夺取埃本·埃马尔要塞战斗的例证，丘吉尔表示完全同意，并指令空军部负责领导和组织生产滑翔机。

　　9月5日，英空军召开会议，研究未来空降兵的体制编制问题。与会的陆军和空军的将领们坐在一起，通过解释和谅解，从思想上消除了怀疑和隔阂，形成了工作上的伙伴关系。

　　会议所作出的重要决定是：

　　空降兵部队的兵员来自陆军，滑翔机飞行员由陆军负责抽调，空军负责培训；计划至1941年春培训出一支3000人的伞兵部队，和一次能空运、空降一个旅的滑翔机部队，并建议制造能够运载坦克或与其相同重量物品的大型滑翔机。

　　会议还讨论了空降作战的各种形式，例如袭击敌人占领的土地，然后从海上或空中撤出；以空降部队作为进攻的先头部队；甚至讨论了以空降袭击德国内地的重要目标，以引起其惊恐、沮丧局面等大胆的设想。

　　会议之后，空降部队的一切工作都按决定迅速展开。中央空降学校改名为中央空降部队，指挥官是空军上校哈维，在其内有发展科和伞降训练学校、滑翔机训练中心等。至1940年9月底，“布尔人”突击队共接受了21名军官和321名士兵，11月完成了第一期跳伞训练后，改编为第一伞兵营，成为英军第一支空降部队。

英国伞兵实施“巨人行动”

　　1941年年初，中央空降部队就将当时还未完全组建齐全的空降部队的使用原则制订了出来。除了以前就明确的袭击敌人和夺取敌机场外，其主要任务还有：

　　配合正面进攻的地面部队，从后方攻击敌防御阵地；空降在敌后，孤立敌方阵地，阻止敌预备队开进；夺取并扼守重要渡口和隘路，防敌破坏，防退却之敌利用；实施侧翼攻击；破坏敌交通运输；实施佯攻，牵制敌预备队等。

　　至此，英军第一批空降兵部队建成并作好了战斗准备。联合作战指挥部对伞兵的发展非常关切，为了检验第一批伞兵的训练成果，开始寻找战机并计划空降兵初显身手的行动。

　　这时，意大利和德国已结成军事同盟，并对希腊发起了进攻。虽然英国陆军部队在意大利北部和东非取得了一些战果，皇家空军战斗机在英国上空也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在国内影响还不够大。

　　为了打击意大利，警告墨索里尼在阿尔巴尼亚和利比亚的战争升级行动，抵消德军几次空降成功的影响，英国决定使用刚组建起来的空降兵，深入意大利国土，以较小的代价进行一次在民众中能产生良好心理作用的军事行动，以显示自己的力量，鼓舞全国的士气。

　　联合作战指挥部的参谋们在伦敦一家自来水公司的帮助下，寻找到一个作战目标——意大利南部沃尔土诺山上的供水管道。

　　该供水管道修建于1930年，长期以来为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托、布林迪西、巴里和福贾等重要港口、城镇提供淡水。而现在，这些都是向意大利作战部队输送补给物资必经的港口，而且被驻巴尔干的其他轴心国部队所利用。

　　如果这条供水管道被破坏，至少一个月内这些港口将得不到淡水供应，影响面很大。同时，该目标处于农业区，人烟稀少，不会有多大反抗力量，完成任务后便于向海边转移，从海上返回。

　　联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官、海军上将凯斯，挑选了“皇家威尔士明火枪团”的普利查德少校任这支伞降突击队队长，任命克里斯托弗利上尉为副队长，并任命皇家工兵部队的戴利上尉为爆破组的指挥官。

　　普利查德少校在看沃尔土诺山区的航空照片时发现，山腰上有两条平行的导水管，他沿着像是主要导水管的这条线选择了一点，并将其指示给戴利上尉进行爆破。

　　突击队共38人，其中有6名军官、32名士兵。随同突击队行动的，还有一名意大利语翻译。使用的空运工具是“惠特利”轰炸机。

　　计划于2月10日夜间伞降，任务完成后，伞兵徒步隐蔽地从陆路撤退到塞列河口潜伏，2月18日夜间一艘英国“胜利号”潜艇将在河口露出水面，将他们接走。如果这一次未接到，潜水艇将于25日夜间返回该地再接应一次。

　　由于是首次空降作战，在联合作战司令部的领导下，英空降部队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准备。为了训练战斗人员，在林格威附近的塔顿公园里秘密地修建了模拟目标区域的全部设施，并于2月1日夜间，在有大风的情况下进行了演习。飞行员为了能够在夜间准确航行，使伞兵能在150米的高度准确地降落在目标区，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

　　与德军在挪威、荷兰和比利时的空降突击相比，英军对一条供水管道实施一次不足40人参加的突击，看来不会对战争进程起到巨大的作用。因此伞兵们以开玩笑的口吻称这次作战行动为“巨人”，于是联合作战司令部就将这次行动命名为“巨人行动”。

　　1941年2月7日，伞兵突击队乘8架“惠特利”轰炸机，从英国的北安格列亚转场到马耳他，在马耳他领取了爆破器材和其他作战物资。

　　2月10日18时20分，8架轰炸机由马耳他起飞，其中6架飞机载运伞兵，其他两架则装着炸弹，这两架飞机要去轰炸福贾港，目的是转移敌人的注意力。

　　当飞机进入意大利上空时，月光明亮，天气寒冷。伞兵们打开飞机底舱板上的门，阵阵寒风灌进机舱。他们面对面地蹲在敞开的舱口两侧，做好了跳伞准备。从狭窄的轰炸机机舱地板孔里跳离飞机，是一种需要技巧和胆量的事情。

　　如果离机用力过大，机外气流会抓住你的身体似的，使你的头部猛撞到与风向相反的一侧舱门上；如果跳离舱门用劲太小，背后的笨重伞包就会挂在舱门的边缘上，使你向前磕碰头部。

　　总之，离机动作稍有不对，极易使头部撞到舱门口。伞兵们诙谐地把这种情况称为“撞钟”。

　　越过大雪覆盖的皑皑山脉后，飞机上的红灯开始闪烁，这表明5秒钟后就要到达伞降地域。伞兵们紧张起来，第一名伞兵向前滑动。接着绿灯亮了，伞兵们一个接着一个跳出机舱。在大雪覆盖的地面辉映下，伞兵在空中摇摆降落时就可以看到供水管道的影像。

　　23时，伞兵们准确地降落在距目标不超过1200米的地方。然而，普利查德少校在集合部队时发现丢失了一架非常重要的飞机，戴利上尉和几名主要工兵爆破手，连同装在那架飞机上的许多炸药都无影无踪！

　　原来，戴利的爆破组乘坐的飞机因机械故障延迟了起飞时间，在赶队途中又迷了航，将爆破组及大量炸药错投在距目标数公里远的一个山谷里，致使他们无法参加爆破。

　　除爆破组外，其他人员集合后，迅速运动到供水管道的爆破地点。普利查德少校命令皇家工兵少尉帕特森接替了爆破组长的职务。帕特森发现供水管道的支座不是原先预料的砖石砌筑，而是由钢筋混凝土筑成。

　　由于缺乏炸药，爆破不能按原计划进行，因而他决定利用所带的全部炸药，集中爆破一段供水管和附近的一座小桥。因为这座小桥在修建供水管道时曾被用来输送建筑材料，破坏后意大利人抢修水管时，势必要使用这座小桥。

　　11日零时30分，帕特森指挥工兵小组堆放好炸药后，同时爆破了供水管和小桥。然后，突击队分成两个组迅速进入山区，向塞列河口方向撤退。

　　巨大的爆炸声招来了当地的警察和农民，他们开始进行搜捕。那些经过紧张的跳伞和爆破行动的英国伞兵已十分疲乏，此时在陡峭的山路和寒冷的天气中进行越野行军更为吃力。

　　尽管他们深入了山区，但为避开居民点，不得不从远路迂回。

　　第二天黎明时，因目标暴露，口才流利、精通意大利语的皮基为当地农民和警察俘获，当场被击毙。错降在山谷里的爆破组，未找到目标而单独进行活动，几天以后也被俘虏。

　　英军这一次空降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破坏点不是要害部位，很快被修复，未起到切断意大利几个港口和城镇供水的目的。然而，这是英军的首次空降突击，也是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降作战的开始，它在空降作战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这次空降行动隐蔽、突然，未被意大利人发现，是在英国为抵消德国一连串的空降成功，正全力寻求哪怕是小的战术胜利的时候进行的，它向意大利政府显示了英国空降兵的潜在力量，并给意大利政府带来了一次心理上的冲击。

苏军的空降作战

德军实施“巴巴罗萨”计划

　　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许，法西斯德国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开始了名为“巴巴罗萨”（红胡子）的战争计划。

　　德军以190个师、300万人、3700余辆坦克、1800余架飞机、近50000门火炮和迫击炮，分编为三个方面集团军群，在波罗的海到里海的战线上，同时向苏联发起猛烈进攻。

　　从此，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德军以“闪击”战略，首先以航空兵猛烈轰炸苏联的重要城市、铁路交通、通讯枢纽和海空军基地等重要战略目标。然后，以优势的坦克兵团进行猛烈突击，向苏联防御纵深迅速发展进攻。

　　其北方方面集团军群沿波罗的海沿岸攻取列宁格勒，中央方面集团军群沿明斯克、斯摩棱斯克攻取莫斯科，南方方面集团军群攻取基辅、哈尔科夫和顿巴斯。德国企图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之内打败苏联。

　　当时，苏联对德国的背信弃义、突然进犯估计不足。

　　战前，苏联驻德武官和驻英使馆都曾获得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特别是德军入侵前夕，曾有一德国逃兵报告了德军已经接到于6月22日进攻苏联的命令。但这些都未引起苏军最高统帅部的重视，对德军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再加上苏军在西部边境部署的兵力与德军相比悬殊，所以，德军很快突破苏军的防线，并取得了制空权和主动权。

　　经过一场军事历史上最大的持续进攻战役，德军已把罪恶的刺刀直插苏维埃共和国的心脏。

　　1941年11月底，德军的一个侦察营已突入莫斯科近郊，德军士兵已能清楚地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尖顶。苏军连连遭受严重失败，苏联人民陷入战争灾难之中。

　　然而，苏联人民没有被吓倒，苏联军队也没有丧失元气。德国法西斯的背信弃义，激起了苏联人民的无比愤慨，德军在苏联领土上的疯狂屠杀，千百倍地增强了苏联人民消灭法西斯的战斗决心。

　　“崇高的愤怒，像浪潮一样翻滚——人民战争，神圣的战争到处奔腾！”

　　这激奋的战歌，响遍苏联大地，苏联人民万众一心，奋起抗敌。

　　全军将士发出了钢铁誓言：“为保卫祖国，消灭法西斯，流尽最后一滴血！”

　　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极大的凝聚力，把苏联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一股消灭法西斯的革命洪流。苏联人民用自己的心血培养起来的红色伞兵，也满怀对法西斯的仇恨，投入了这场战争。

　　德军侵苏初期，苏军曾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过长期精心训练的空降兵部队。但是，由于苏军所处战略态势极为不利，许多战线的缺口没有兵力防守，为了保护苏军的整体实力，不得不把这支强大的空降兵部队当做地面部队，用在这些战线的缺口上进行作战，结果被强大的德军所击溃。

　　这样，牺牲了好几个训练有素的伞兵师和滑翔师，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当时，苏军除伞兵规模比德军大以外，还有几个受过机降训练的步兵师，但是，由于缺乏运输机，也无法将他们运送到急需的战场上去。

　　后来，苏军曾试图用轰炸机空运伞兵，但由于轰炸机空勤人员都没有受过空降作战的专门训练，再加上轰炸机的机舱容量、机身结构和舱门设计都不适合运载伞兵和实施空降作战，因此难度很大，效率很低。

　　尽管如此，在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苏军仍连续使用空降兵对德军实施空降突击作战。从此，一朵朵红色伞花开始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盛开怒放。

苏军组织空降作战部队

　　苏军首次使用空降兵对德军实施空降作战是在1941年7月26日。

　　当时，德军以“闪电战”突破苏军边境防御后，向纵深进展很快，使苏军许多大型军用仓库未来得及转移就落入德军之手，一些重要的桥梁和交通枢纽未来得及炸毁就被德军占领。

　　苏军组织的首次空降作战，目的就是对基辅地区被德军占领的军械仓库和交通要道进行一系列破坏。执行这次空降作战任务的，是空降兵第十四旅和第二零二旅的骨干。他们共300余人，组成10个战斗破坏组，于当天夜间秘密跳伞，首先奔袭主要攻击目标，炸毁了基辅军械仓库。

　　然后，各组按预定方案对附近地区德军占据的桥梁和交通要道进行破坏，由于执行任务的空降兵原来就驻在这个地区，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所以各战斗组都能在较好地完成任务后，顺利返回自己的防区。

　　1941年8月中旬，德军攻占了赫莫斯季河上的两座桥，后续主力部队企图经过这两座大桥向前推进。

　　22日深夜，苏军用空降兵一个连在大桥所在的亚尔采沃地区伞降，执行炸毁这两座桥梁的任务。空降场选在一片森林的边缘，离两桥约5公里。

　　苏军伞兵着陆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连长捷列丰科上尉将全连分成两个行动组，凌晨4时，两组同时向两座桥梁的守军发起进攻。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顺利地接近目标，消灭了守桥的德军哨兵，完成了破坏任务。

　　然后，全连又集中起来，在附近的交通线上开展袭击德军的活动。在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他们巧妙地打击敌人，坚持战斗45天，于10月上旬返回自己部队。在亚尔采沃空降作战以后，苏空降兵又在敖德萨进行了一次配合海军陆战队反突击作战。从1941年8月初开始，苏军独立滨海集团军和里海舰队，与敖德萨人民一起，展开了敖德萨保卫战。9月21日，在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编制内的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一部突入敖德萨东郊地区，并用炮兵对港口进行袭击封锁，企图阻止支援敖德萨的苏军在此登陆。

　　22日，苏军的两个步兵师对推进中的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进行联合突击，同时，海军少将戈尔什科夫指挥的战舰运送海军陆战队第三团在格里哥里耶夫卡地区登陆。

　　为了配合陆海军的联合反突击作战，在反突击开始时，苏军先进行了30分钟的炮火准备。接着以23名空降兵实施伞降。伞降地域是德军预备队向登陆地带行进时必经的道路枢纽。伞兵着陆后，立即对预定的交通枢纽进行破坏，并袭击了德军一个营的指挥所。

　　由于伞兵分散着陆，散布面积很大，造成大部队空降的假象，德军一时惊慌失措。经过苏军陆、海、空三军的联合突击，德军被击退5公里至8公里。苏海军陆战队也顺利登陆，德军攻占敖德萨的企图失败。

　　接着，在10月3日和4日，苏军又在奥廖尔实施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空降作战。

　　1941年9月30日，德军向奥廖尔地区投入了主力军团。先头部队进到奥廖尔，并沿奥廖尔-图拉公路向前推进，对莫斯科构成严重威胁。苏军为了组织新的坚强防御，迟滞德军进攻，迅速在姆岭斯克地区集结部队，组建了步兵第一军。

　　同时，决定将空降兵第五军紧急空运至奥廖尔，任务是在步兵第一军未完成防御准备前，将德军坦克部队阻截在奥廖尔和姆岭斯克之间。为了配合空降兵作战，苏军还以一个坦克旅用最快速度向奥廖尔开进。

　　10月3日5时40分，空降兵第五军接到出击命令。参战兵力有第五军所属的第十空降旅和第二零一空降旅，共600余人，80架运输机担任空运任务，空运距离500公里，由军长格尔杰夫少将组织指挥。

　　6时30分，空运二零一旅的飞机开始起飞，两小时后飞至奥廖尔机场上空时，遭到德军猛烈炮击，空降兵冒着炮火空降着陆，紧急驰援正在奥廖尔西北部与德军正面作战的地面部队。

　　正当第五军主力在奥廖尔机场实施空降时，第二零一旅第三营也在奥廖尔东北8公里的奥图哈机场空降，着陆后，他们迅速破坏了通向奥廖尔和姆岭斯克的公路。

　　10月4日，空降兵第五军各作战部队全部空降完毕，第二天，从地面快速开进的一个坦克旅也按预定方案到达第五军的作战区域。此后，这两支部队密切协同，在奥廖尔和姆岭斯克之间的40多公里的区域内进行机动防御作战。经过10昼夜的持续战斗，有效地阻止了德军，为步兵第一军组织防御赢得了时间，为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苏联军民经过近半年的浴血奋战，狠狠打击了法西斯的嚣张气焰，稳住了战场态势。

　　1942年2月5日拂晓，苏军加里宁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对德军实施了突击。6日凌晨，苏军西方面军的突击集群和西南方面军的右翼突击集群，在航空兵的协同下，转入了对德军的反攻。从此，卫国战争进入了局部反攻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苏军多次组织实施了空降作战。

　　1941年12月初，在苏军首次对包围莫斯科之德军实施反击时，苏军第三十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将德军坦克第三、第四集群的一部分围困在克林地区，德军处境十分困难，拼命向沃洛科拉姆斯方向撤退，企图在拉马河、鲁扎河沿岸组织起新的防御。

　　为了破坏和阻塞德军撤退，苏军空降兵第二一四旅的一个营415人，于12月14日夜间在克林地区伞降。伞兵着陆后，在营长斯塔尔恰上尉的指挥下，持续战斗19个昼夜，破坏了29座桥梁，袭击了德军撤退中的行军纵队，切断了由克林至沃洛科拉姆斯、沃洛科拉姆斯克至洛托希洛及克林等3条公路，破坏了沙霍斯卡亚至新彼得罗夫斯卡亚的铁路线，击毁敌汽车10余辆，击毙德军700余人，阻滞了撤退中的德军坦克部队。完成任务后，空降兵与地面作战部队会合。

　　1941年11月中旬，德军占领了刻赤半岛。苏军进入局部反攻后，为夺回刻赤半岛，歼灭费奥多西亚地区的德军集团，决定于1941年12月5日至1942年1月2日进行刻赤-费奥多西亚登陆作战。

　　在这一战役中，苏军以空降兵第二军的一个营450人进行空降作战，原定任务是夺取刻赤西面的桥头阵地，掩护登陆部队登陆。后因登陆部队的船只在亚速海被坚冰所阻，空降兵的任务改为在阿拉巴特峰的腰部伞降，切断德军在阿拉巴特地区的所有通道，协同苏第四十四集团军歼灭费奥多西亚地区的德军。

　　空降前一周，苏军先在刻赤半岛空降了数个带电台的侦察组，及时而全面地收集、汇报了该岛的敌情和地形资料，并为空降着陆做好了准备。

　　1941年12月31日深夜，由苏军空降兵司令部直接指挥的几十架满载着苏军空降兵的飞机，在克拉斯诺达尔机场起飞，顺利到达空降地域，实施了空降。

　　伞兵着陆后，很快夺取了附近的德军炮兵阵地，并在交通线上派出若干破坏组，袭击德军的交通枢纽和指挥所。由于空降兵在该岛的活动面积很大，德军误认为是大规模空降，引起了惊恐和混乱，后方工作也一度陷入瘫痪，从而保证了第四十四集团军的登陆。

　　1942年刚一开始，苏军又进行了一次空降作战。1月初，苏军西方面军向西发动进攻，前出到纳曼弗明斯克、卡卢加和别列夫一线。

　　为了破坏德军的物资补给和阻滞德军的增援，乘胜围歼位于维亚兹马地区的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苏军决定以苏第二十三集团军从维亚兹马西南实施正面进攻，第十集团军实施两翼包围，同时派空降兵在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防御区域内实施空降，夺取该机场和附近的米亚特列沃火车站，切断德军交通线，从其防线内部实施突击，配合正面部队围歼敌人。

　　原计划首先由苏伞兵第一支队202人组成伞兵先遣队，在机场实施伞降，夺取该机场，并做好迎接机降准备。

　　同时，由空降兵第二零一旅一营，约300余人，在美登西北12公里至15公里的古谢沃、布尔都科沃和萨科沃等地实施伞降，直插尤赫诺夫-美登公路，破坏爱沙尼亚河上的桥梁。

　　然后，步兵第二零五团约1300人，在机场机降，夺取米亚特沃车站，切断德军交通，从内部打击德军，配合正面部队进攻。计划用21架运输机，从费努科沃机场起飞，用4个航程完成全部空运任务。

　　1942年1月3日夜，空降行动开始前，计划有所改变。由伞兵第一支队组成的先遣队和伞兵一营都同时在机场伞降，共空投了416人，按突击队、保障队、预备队和场地组的顺序伞降着陆。

　　着陆后，当天只集合起15％的伞兵，由于德军拼死抵抗，直至第二天晚上才占领该机场。

　　但机场上积雪太厚，飞机不能着陆。伞兵们只好一面抗击德军的疯狂反扑，一面连夜抓紧时间清除跑道上的积雪。

　　至第三天凌晨，当伞兵们完成迎接机降各项准备工作时，暴风雪突然来临，步兵第二零五团的机降被迫取消。

　　空降着陆的伞兵就在德占区内独立地进行游击战，他们破坏了米亚特列沃火车站，偷袭了两列运载坦克和技术兵器的列车，切断了通向卢卡加的交通线，并俘获了一支拥有100余辆马车的运输队。

　　1月19日，他们与正面进攻的部队会合。

　　在空降作战以后，苏西方面军已从南北两个方面包围了尤赫诺夫地区的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为切断其所占据的维亚兹马-尤赫诺夫之间的交通要道，割断其主要补给线，配合正面部队一举歼灭，苏军决定在热拉尼亚地区进行一次空降。

　　参战部队是空降兵第二零一旅第二、三营和步兵第二五零团。空降地域选在维亚兹马西南40公里处一个纵深为40公里至50公里的地带。计划首先由空降兵的两个营实施伞降，夺取并守住兹纳缅卡机场，作好迎接机降准备。

　　然后，步兵二五零团机降，由民航总局21架客机进行空运，飞机在起飞前临时装备了一些自卫武器。另由第二十三轰炸师的轰炸机空投反坦克炮和其他作战物资。

　　1月18日凌晨3时35分，16架运输机满载着第二零一旅两个营的空降兵在费努科沃机场起飞，至上午9时止，共伞降了452人。他们着陆后很快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并立即向兹纳缅卡机场发起进攻，但由于遇到德军的有力抵抗，未能夺取机场。

　　第二批4架载有指挥组和机场勤务人员的飞机临空后被迫改变计划，于17时改在游击队控制的另一个机场机降。

　　着陆后，由于天色已晚，再加上跑道积雪太厚、飞机不能起飞返航。

　　第二天，德军向该机场发起猛烈攻击，击毁了所有飞机，并夺取了机场。

　　1月20日，空降兵在当地游击队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又在普列斯涅沃西北开辟了一个简易机场，并及时报告了空降兵司令部。

　　当天夜间，步兵第二五零团开始在该机场机降，由于运输机太少，机降过程一直持续了3个夜晚，机降了1643人。由于德军的攻击，损失了3架飞机，伤亡30余人。

　　德军发现苏军空降后，21日调遣4个步兵连抢占了乌格腊河上的铁路大桥。空降兵在地方游击队的支持和配合下，包围了这支部队和大桥，消灭了守桥之敌，占领了大桥，同时还切断了德军后方从尤赫诺夫到维亚兹马的公路运输。

　　他们在敌占区坚持战斗12昼夜。30日，苏军近卫骑兵第一军突破德军在尤赫诺夫以西的防线，进入该地区与空降兵会合。

舍生忘死的维亚兹马战斗

　　接着，苏军在维亚兹马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空降战役。

　　1942年1月中旬前，苏军已经从北面和东南面完成了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纵深包围，但未能攻占德军在尤赫诺夫和维亚兹马之间坚固的抵抗枢纽部。这些枢纽部不仅钳制着苏联西方面军中路集团军的进攻，而且还严重阻滞着苏联第三集团军和骑兵第一军向维亚兹马的进攻。

　　苏军为了消除这些抵抗枢纽部，歼灭该区域内的德中央集团军群，决定加里宁方面军骑兵第一军南下，西方面军的近卫骑兵第一军北上，第三十三集团军从东南向维亚兹马进攻；同时，空降兵第四军于维亚兹马以西地区实施空降作战。

　　这是一次极其艰难的空降战役，原计划空降从1月21日开始，但由于运输途中铁路被德军破坏，空降兵未及时到达集结地域，开始时间不得不推迟至1月27日。

　　整个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从1月27日至2月1日，在奥泽列奇尼地区的空降作战。参战部队是空降兵第四军军部及所辖的第八旅、第九旅和第二一四旅，由空降兵司令员格拉祖诺夫少将直接指挥。

　　由40架民航客机和25架轰炸机承担空运，另有30架战斗机掩护空降兵出发地域，72架战斗机掩护空降，指挥所设在卡卢加，出发机场是卡卢加附近的格拉布采沃、扎什科沃和勒扎韦3个野战机场，空运距离为180公里至200公里。

　　1月24日，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向空降兵第四军军长列瓦绍夫下达了作战命令。

　　26日，军长列瓦绍夫向所属3个旅下达了实施空降作战任务：第八旅第二营作为军的先遣队，于27日在奥泽列奇尼区空降，夺取空降场，保障主力空降；

　　第八旅其余部队都于27日夜间跟进第二营空降，占领并扼守格拉金、别列兹尼基地区，切断德军退路；

　　第九旅在第八旅之后于格里亚依诺沃地区空降，控制公路，阻断德军增援；

　　第二军军部和所配属的独立坦克营、炮兵营为预备队，在维尔茨科耶地区空降。

　　同时命令：在空降开始时，首先于维亚兹马、瓦基津卡和耶尔尼亚地区空降7个破坏群，每群二三十人，实施对敌侦察、破坏活动。

　　1942年1月27日黄昏，空降战役开始时，原计划实施空运的65架运输机，只到了61架，掩护空降出发地的30架战斗机只到了19架，掩护空降的72架战斗机一架也未到。

　　27日16时，首先在德军预备队行动路线上空投了7个侦察破坏战斗组。同时，空降兵第八旅第二营638人也登机起飞。

　　由于飞行员没有判定好方位，结果把第二营错投在预定目标以南20公里的塔博雷地区。空降时因遇到德军高射炮的猛烈射击，伞降分布地域过大，其半径达到20公里至25公里，直至28日晨，才集合起476人。

　　同时空降下的作战物资，如弹药、食品、滑雪工具等，大部分都未找到。

　　更为严重的是，第二营着陆后，因电台损坏，与旅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营长为完成先遣队的作战任务，除留少部分人在当地活动外，带领全营主力，前往预定的空降地域，占领空降机场，迎接旅主力空降。

　　28日晚，第二营到达预定的奥泽列奇尼亚地区，但该地机场已被德军占领。当夜，第二营就向机场守军发起攻击，并夺取了机场，随之便点起迎接主力空降的篝火，设置对空联络信号。

　　但由于电台没有修好，通信联络中断，一直未见苏军飞机临空。

　　第八旅在得不到第二营空降报告的情况下，按原计划，于当日夜间，实施第二批空降。

　　这次空降和第二营一样，不仅未空投到预定地域，伞降分布也很大，随部队空投的作战物资全部散失，而且，部队空降后也因电台损坏，与旅司令部失去了联系。

　　由于旅司令部找不到空降后的部队，而且与军司令部也失去了联系，军司令部曾两次派联络军官到旅司令部了解情况。

　　29日，军司令部又派侦察处副处长何克先诺夫上尉乘飞机前往空降地域了解情况，飞机在寻找部队的过程中因油料耗尽，被迫降落在沃朗佐沃村附近。着陆后，他没有找到各营指挥员，但集合起该地区的213名伞兵，组织他们攻占了沃朗佐沃村，歼灭了数名德军。

　　随后，他们又攻占了附近的博尔迪列沃村和莫洛佐沃村。当时，旅司令部虽然还未与空降部队取得联系，但为了完成预定作战任务，29日晚又在原空降地域伞降了540人，30日白天伞降了120人。30日夜，空降兵第八旅旅长、政委亲自带领215人空降，并带去了电台。

　　31日，旅长沟通了与各营的联络，并向军司令部报告了空降作战情况。随后，又在该地区空降了389人。

　　至1942年2月1日止，历时6昼夜，第八旅共空降了2500人及许多作战物资。然而，最后集合起来的只有1320人，空投的作战物资大都丢失。

　　这次空降战役开始后，德军侦察飞机很快发现了苏军的空降出发机场。从28日起，就连续多批次使用轰炸机和歼击机，对出发机场进行轮番轰炸和扫射，使苏军的3个出发机场有两个被严重破坏而不能使用。运输飞机也受了很大损失，最后只保留下12架。

　　2月初，维亚兹马地区的作战形势发生了变化，德军的防御有所加强，苏军的正面进攻受挫。根据当时的战场态势，空降兵第四军只好暂时停止空降。这一战役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第二阶段是2月18日至24日，在尤赫诺夫的空降作战。参战部队有空降兵第四军军部及所属的第二一四旅、第九旅和第八旅第四营。空降地域选在尤赫诺夫以西的热拉尼耶游击队活动区。此次空降的任务是：

　　从敌后突破德军防御，前出到尤赫诺夫西南25公里至30公里的公路附近，与正面进攻到那里的苏第五十集团军会合，然后合击德军后方，以协助西方面军主力歼灭尤赫诺夫地区的德军集团。

　　参战飞机有54架，空运距离250公里。由于飞机数量不足，计划用3个夜间完成空降，每架飞机每夜出动两次。

　　2月17日夜，首批20架飞机在莫斯科附近的柳别尔齐机场飞向夜空，将作为先遣队的第八旅第四营投向预定空降目标。但是，由于飞行员经验不足，其中19架飞机因为未找到空降场而返回，只剩一架飞机还把伞兵投错了地方，伞兵空降后便杳无音信。

　　接着，从18日至21日，第九旅和第二一四旅实施空降，至22日第四军军部完成空降后，整个空降结束。在空运过程中，第四军军长列瓦绍夫少将乘坐的飞机遭德军飞机袭击，军长中弹牺牲。此后，该军由参谋长赞金上校指挥。这次空降，经过6个昼夜，出动飞机612架次，空降7373人，至24日才集合起一半的人员，空投作战物资1500余件，几乎全部散失。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首先是跳伞高度过高。为了减少德军地面火力对飞机的威胁，跳伞高度由原定的600米提高至1200米。其次是地空联络信号选择不当。苏军确定空降和空投的地面信号都是点燃篝火。由于当时天气很冷，苏军游击队和德军到处点火取暖，后来德军还特意到处点火，以迷惑苏军航空兵。因此，篝火遍布战场，使运输机很难找到空降场。

　　1942年2月25日，空降后汇集起来的部队开始执行预定的战斗任务，向南发动进攻。但由于当时天寒地冻，气候十分恶劣，地面行动相当困难，加之德军又在空降兵预定的前进道路上占领阵地，步步阻击，部队进展很慢。

　　27日，由于缺少弹药，又遇德军猛烈反击，他们被迫停止进攻，转入防御。这时，正在正面进攻该地德军的苏第五十集团军也因作战失利，未能按预定计划进与空降兵会合。根据战场情况变化，上级命令他们改变计划，在当地与游击队结合，进行游击战。

　　3月14日，他们接到方面军指示，对开进中的一支德军进行伏击，由于敌强我弱，兵力过于悬殊，未能完成作战任务。

　　维亚兹马空降战役是苏军第一次大规模空降作战。由于当时的困难局势，运输机严重不足，空降保障不力，组织指挥缺乏经验，空降兵与航空兵、空降兵与地面部队、航空兵与地面部队协调不好等多方面原因，致使战役失利。战役结束后，空降兵司令员格拉祖诺夫少将被解除职务，改任步兵兵团指挥员。

　　尽管如此，在空降战役中，空降兵第四军在德军防线内部持续战斗近6个月，击毙德军10000多人，摧毁德军大量的武器装备，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德军的交通补给线，扰乱了德占领区域内的军事活动，其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同时，红色伞兵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舍生忘死，不惜一切代价，积极主动，独立作战，奋勇杀敌，他们这种顽强意志和英勇无畏的精神也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红色伞兵创造的英雄业绩

　　在维亚兹马空降战役进行过程中，苏军还在尔热夫地区为支援被围困的第二十九集团军突围，进行了一次空降作战。

　　1942年2月，在西方面军第三十三集团军被德军包围的同时，加里宁方面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司令部及部分部队也在尔热夫地区被德军包围。方面军决定，将空降兵第二零四旅的一个营空降到尔热夫地区，支持第二十九集团军的突围战斗。

　　2月16日夜，运送空降兵的飞机分两批在莫斯科附近的柳别尔齐机场起飞，采用单机跟进、梯次进入、围绕空降场上空作圆圈飞行的方法，在300米低空伞降了312人。另有38人未在预定地区降落，还有75人因所乘飞机没有找到空降场无功而返。

　　当时，被德军包围的苏第二十九集团军所扼守的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地域，全部处于德军炮火的威胁之下。空降时，其中一个伞兵群正好降落在德军的一个炮兵阵地上。他们着陆后，立即攻占了这个炮兵阵地和附近的德军支撑点。与此同时，德军也有一个连攻入第二十九集团军司令部防守地域，双方展开了激战。空降兵着陆后，立即投入歼灭这股敌人的战斗。

　　17日晚，全营集合起166人，第二十九集团军开始突围，空降兵担负后方和两翼掩护。21日夜，被围苏军全部突出德军包围。

　　尔热夫空降作战以后，苏军在局部反攻阶段还进行过两次空降作战。一次是抢占洛云河渡口的小规模空降突击。

　　1942年4月，苏军西北方面军为加速第三、四集团军的展开和推进，4月9日，在洛云河畔伞降了200人。

　　空降兵着陆后，迅速占领了洛云河渡口，并控制了通向渡口的交通枢纽。在地面部队到达之前，他们出色地完成了预定任务，做好了保障部队渡河的各项准备工作。第二天，第四集团军先头部队抵达空降地域，迅速通过渡口，向前推进。

　　另一次是在高加索北部袭击迈科普机场的空降作战。1942年7月，德军开始向高加索进攻，7月25日至1943年1月2日，苏军进行了顽强的防御作战。在此期间，苏军在运动防御中，曾采用多种方式打击和削弱德军，以改变力量对比，为反攻创造条件。其中，用空降小分队袭击迈科普机场，就是削弱德空军的一个举措。

　　1942年10月，苏军从海军航空兵抽调了40人，组成了一个空降兵小分队，执行这次空降袭击任务。小分队分为破坏、掩护和指挥3个小组，各组根据自己的任务配备相应武器装备，并进行专门训练。

　　另有两名当地的游击队员，也参加小分队的训练和作战，以便在完成任务后，将小分队带入游击队所在地。在小分队组建和训练过程中，黑海舰队战地司令部还组织了对迈科普机场的空中侦察，获取了机场停放飞机数量、机型、警卫及每天变化等多方面情报。

　　10月23日深夜，空降行动开始，苏军轰炸机编队穿过云层向迈科普机场飞去。前面轰炸机的任务是压制德军地面火力和摧毁其探照灯，轰炸迈科普车站，吸引和牵制德军火力，封锁德军向机场的增援。但他们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当后面满载执行空降作战任务伞兵的4架轰炸机飞临机场上空时，遇到德军地面炮火的凶猛射击，有两架飞机相继偏离编队，剩下两架飞机在炮火中伞降了20人。

　　他们着陆后，没有集合，就各自执行自己的作战任务。经过40分钟的激战，将德机场上的54架飞机击毁22架、击伤20架，并击伤、击毙了一些德军。待德军增援部队赶到时，小分队因人员伤亡过半，已经主动撤出战斗，转入到游击队活动区。

诺曼底空降大战

盟军巧施妙计迷惑德军

　　诺曼底登陆战役代号为“霸王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次战略性的登陆行动。

　　战役从1944年6月6日起，至7月24日止，投入的兵力为4个集团军，共39个师、12个独立旅，以及大量海、空军部队，共计287．6万人，由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上将指挥。

　　战役计划是：

　　由美第一集团军、英第二集团军、加拿大第一集团军以及3个空降兵师，组成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横渡拉芒什海峡，在诺曼底的奥恩河口至奎纳维尔之间约100公里的正面登陆。美第三集团军为战役预备队。

　　空降兵的任务是：

　　在登陆地区的两侧距海岸10公里至15公里的纵深地域空降，阻止敌预备队开进，从侧后攻击敌海岸防御阵地，配合海上登陆部队夺取最初目标，而后向内地推进。

　　由于各种原因，第一天的登陆部队只限于6个步兵师；在步兵师建立可供坦克展开的登陆场后，装甲师才可海运登陆。在装甲师未驻防前，如果德军坦克部队突破了空降兵的防御，即使兵力不大，也会给登陆部队带来灾难，因此，空降兵的行动对保障战役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

　　参加空降作战的部队为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第一零一空降师、英军第六空降师。这是当时美、英军所具有的全部空降部队。由美军第九运输机指挥部及英军两个运输机大队担任空中输送任务，英国南部的15个机场为出发机场，空降距离200公里至250公里。

　　各空降师均编成突击、后续、海运3个梯队。伞兵团组成突击梯队，于登陆前四五小时伞降；滑翔机步兵团组成后续梯队，于登陆当天的黄昏机降；海运梯队包括坦克、推土机、卡车及其他重型装备，在登陆场巩固后海运上岸。

　　计划登陆部队1944年6月6日6时30分和7时30分开始登陆，空降兵突击梯队6月6日1时开始空降。

　　空降地域是德军第七集团军第八十四军的防区。空降地域的地形有利于防守，而不适合机动作战。那里地势平坦，浅水海滩的后面为沙丘，沙丘后面为沼泽地，只有4条堤道可以通行。

　　空降前3小时，美、英军进行了一次直接航空火力准备，出动轰炸机4500架次，投弹10000余枚。

　　与此同时，采取了一系列迷惑德军的措施。

　　如在加来地区实施大规模的轰炸，投弹量为诺曼底地区的两倍；用18艘军舰，拖着空中拦阻气球，以每小时7海里的速度向加来方向运动，造成德军雷达荧光屏上出现大量舰队的信号；向加来方向出动一个夜航轰炸机中队，并逐渐接近加来海岸；以轰炸机群在康坦丁半岛南端和叶夫多特地区上空投撒锡箔片，造成德雷达荧光屏上出现机群的信号。

　　空降开始，以24架飞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实施电子干扰，在德防御纵深的广大地域投放200多具假伞兵，由8名士兵操纵音响模拟器，造成到处都有空降的假象。

　　1944年6月5日22时，盟军派出26架运输机，每架运载一个13人的空降引导组，于6日零时16分在预定空降地域伞降，以标志空降场。这26个引导组，除两个组被德军歼灭，一个组未投到预定地域外，都按要求设置了引导信标。

美军突击队员空降成功

　　1944年6月5日23时，3个空降师的突击梯队开始起飞，共24个伞兵营，17210人，分乘1052架C—47运输机。

　　为了避免受到自己部队的袭击，每架飞机的尾部都涂有3道很宽的白杠，作为识别标志。执行任务的飞机分为若干个飞行梯队，每个梯队为36至45架飞机，各飞行梯队之间有6分钟的间隔。

　　每个梯队又编45个小队，每小队9架飞机成密集的3机“品”字队形，航线飞行高度为1500至1800米。

　　航行中遇到低云、浓雾和大风，编队偏离了航线，队形混乱。加上德军高射火器的射击，跳伞高度由计划的150米改为500米至600米，时速由180公里改为330公里。

　　空降从6月6日1时开始，至2时40分结束。由于跳伞高度和飞行速度增大，同时地面风速每秒10至15米，因此，着陆很分散，但基本上降落在预定地域。

　　第八十二师突击梯队由伞兵第五零五、五零七、五零八团及加强分队组成，共6400人。由师长李奇微少将指挥，使用运输机369架、滑翔机52架，计划在圣曼伊格里斯以西的梅特勒河两岸空降。

　　任务是攻占交通要点圣曼伊格里斯，控制拉菲埃尔、薛夫杜邦之间的梅特勒河桥梁和渡口，保障美第七军通过梅特勒河，尔后在该军左翼发展进攻，向科康坦半岛逼进。

　　第五零五团计划在梅特勒河东岸空降，任务是夺取圣曼伊格里斯、诺维尔奥普兰、拉菲埃尔。

　　第一营的任务是夺取拉菲埃尔，由于飞机偏离了目标，空降散布又大，着陆后只收拢了少数人。在向目标前进途中，与德军遭遇，营长和代理营长先后阵亡，没有完成预定任务。

　　第二营在预定地域着陆，任务是夺取诺维尔奥普兰，并封锁北面道路。集合了一半人，营长被打断了踝骨，由士兵用农家小车推着参加战斗，凌晨4时完成了进攻准备。

　　由于着陆后没有得到第三营的消息，团长命令第二营改变任务，接替第三营夺取圣曼伊格里斯。第二营留下42人监视诺维尔奥普兰之敌，其余人员向南进攻。

　　留在诺维尔奥普兰的伞兵，挫败了德军反击，坚守了8小时，其他人员支援了第三营战斗。

　　第三营在预定地域着陆后，集合了180人，在法国向导的带引下，利用黑夜，以偷袭手段夺取了圣曼伊格里斯，但未及时向团报告。

　　德军撤出圣曼伊格里斯后，组织了反击。第三营在城外进行防御，正当情况紧急时，第二营赶到，共同击退了德军，控制了这一交通要点。战斗中，第三营营长两次负伤。

　　第五零七、五零八团计划在梅特勒河以西、杜佛河以北的三角地带空降。因为引导组被德军歼灭，没有标志空降场，空降兵大部分错降在梅特勒河两岸的沼泽地里。直至上午，两个团只集合500余人。

　　第五零七团的任务是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夺取勃凡斯，封锁从西北通向梅特勒河的道路。

　　第一营集合了100人，进攻拉菲埃尔。

　　第二营集合了50余人，在进攻时受挫，被迫就地组织防御。

　　第三营由于降落分散而未集合起来。

　　中午，全团在拉菲埃尔附近集合了3个连的兵力，企图夺取梅特勒河上的桥梁，向西进入自己的战斗地域。经两个小时战斗，一个连过河与第二营部分人员会合，两个连仍被阻于河的东岸。全团在3天后才集合起来，团长在第二天被俘。

　　第五零八团的任务是向西南方向发展进攻，夺取邦拉佩，控制杜佛河上的渡口。第一、二营大部误降在波考维尔西北的一个坚固设防地区。一营营长阵亡，代理营长集合了少数士兵，与二营集合的少数人，扼守了薛夫杜邦渡口。第三营为师的预备队，在预定空降场南1600米处着陆，全营未集合起来。

　　6日2时，空降第八十二师后续梯队220人及装备起飞，共使用52架滑翔机，由于云厚和德军高射火器射击，只有一半人在预定地域着陆。下午，又有1174人及装备起飞，使用滑翔机176架。由于着陆场被德军占领，改在其他地域降落，未完成预定任务。

　　至6日日落，第八十二师共集合了2000余人，占领了圣曼伊格里斯，但没有完成师的全部任务。

　　7日17时，登陆部队进至该师活动地域，从此作为地面部队参加作战，至7月8日撤离战场。

　　美第一零一空降师的突击梯队由第五零一、五零二、五零六团及加强分队组成，共6500人，由师长泰勒少将指挥，使用运输机432架，计划在卡朗坦以北地区空降，夺取从犹他海滩开始的4条通路，控制杜佛河上的桥梁和渡口，尔后通过卡朗坦向南发展进攻。

　　由于着陆分散，全师散布在广阔地域。

　　第五零一团一、二营的任务是占领卡朗坦附近杜佛河上的桥梁，阻止德军预备队向登陆场开进。由于着陆在德军反空降地域附近，遭受很大伤亡。一营营长阵亡，代理营长受伤后被俘，各连连长都失踪。

　　拂晓前，团长集合了该营150人，占领了卡朗坦水闸。后又收集了一部分人，企图向西进攻，夺取杜佛河上的桥梁。前进中被德军拦阻，被迫就地组织防御。

　　第二营集合了大部人员，由于德军反击，无力向卡朗坦桥梁进攻，进到卡朗坦水闸与一营合在一起。

　　第三营为师预备队，最初任务是为滑翔机机降场设置标志和担任警戒，着陆后，师长根据当时情况，改变了计划，命令该营开往波佩维尔的海滩第1号出口，以完成师的主要任务。该营8时击退了德军反击，占领了预定目标，并与登陆先遣部队会合。

　　第五零二团的任务是歼灭在瓦雷维尔的一个德军炮兵连，并掩护登陆场的北翼。全团散布很大，并与其他部队混杂在一起，团长着陆时腿部骨折。

　　第一营在圣杰门特伐拉维尔附近着陆，集合了少数人向瓦雷维尔进攻，，下午占领了瓦雷维尔。

　　第二营在第一天人员未集合起来。

　　第三营在圣曼伊格里斯东侧着陆，与错降在该地的其他人员共70人向圣马丁特伐拉维尔方向进攻，未遇德军抵抗，于6日7时30分控制了第3、第4号出口，13时与登陆部队会合。

　　配属该团的6门火炮只有一门可用，集合了炮手当步兵使用。

　　第五零六团一、二营的任务是攻占1、2号通路。空降时81架运输机只有10架将人员空投在预定地域，其余偏离目标很远，最远的达32公里。

　　一营营长只集合50人，进到1号通路时，通路已被占领，遂返回团指挥所。第二营错降在第五零二团的地域内，集合了200人，因电台丢失，与团失去联系，下午，前出到霍登维尔，夺取了2号出口。

　　第五零六团第三营单独在最南端空降，任务是扼守或炸毁勒波特的两座桥梁，向南实施警戒。其预定的空降场地形平坦，德军预料盟军将会在此处空降，进行了反空降准备。如在农村小房上浇了汽油，一旦点着，在夜间可将整个地域照亮。四周部署了步枪手，并有机枪和迫击炮支援。

　　第三营大部落在空降场外，降落在空降场内的人员，包括营长在内，一着陆就被德军消灭。开始全营失去指挥，没有集合起来。一名作战参谋从一架迷航的飞机上跳伞，错降在该营空降地域，前后收集了540人，进到勒波特，占领了该地的两座桥梁。

　　师的后续梯队第一批150人及防坦克炮，乘52架滑翔机于6日1时19分起飞，4时在预定地域着陆。第二批157人及补给品，乘32架滑翔机着陆。着落场内有德军设置的反空降木桩，滑翔机受到很大损坏。

　　6日日落，空降兵第一零一师共集合2500余人，攻占了海滩通路，并于登陆部队第七军的先头部队会合，基本上完成了预定任务。

英空降兵完成预定任务

　　英军第六空降师的突击梯队由第三、五旅组成，共4310人，由师长盖尔少将指挥，使用运输机237架，计划在冈城东北空降。任务是夺取奥恩河、卡昂运河上的两座桥梁和渡口，切断德军预备队向海岸开进的道路，以及摧毁在默维尔设有坚固筑垒的一个炮兵连，支援英第一军登陆。基本上空降在预定地域。

　　第三旅的任务是夺取默维尔炮兵连阵地和杜佛河上的桥梁，以及11公里侧翼上的交叉路口，旅下辖第八、第九营及加拿大第一营。

　　第九营任务是攻占一个炮兵连阵地。该炮兵连有4门75毫米加农炮，如不能一举将其摧毁，第六师各空降场及步兵第三师登陆场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第九营计划将滑翔机直接降落在炮兵阵地上，另一部分人在炮兵阵地附近伞降，炸毁这一地域的防御设施。

　　飞机在飞越海岸时，遭到德军猛烈的高炮射击，飞行员为躲避炮火，偏离了航线，结果全营降落在远离空降场的地方。营长降落在德军一个营司令部的后面，他集合起150人，在接近炮兵阵地时，有两架滑翔机在他们附近降落，力量得到增强，当即发起进攻，4时45分将炮兵连阵地摧毁。

　　第八营和加拿大第一营任务是占领迪夫桥和设置路障，基本完成任务。

　　第五旅的任务是夺取奥恩河桥梁及其附近的交叉路口，其中最重要的是奥恩河及卡昂运河上的两座桥梁。首先由6个排负责突击，乘6架滑翔机直接在目标附近着陆，半小时内，第五旅一营在桥东900米处空降，支援该突击分队。

　　6架滑翔机在距桥360米处着陆，完整地夺取了这两座桥梁，只伤两人，亡14人。第五旅一营在两座桥的东面构筑了防御阵地，打退了德军反击。

　　师后续梯队第一批在拂晓前开始空降，98架滑翔机，载运493人及装备物资。由于风大，20架拖绳折断，未着陆在预定地域，其他着陆时发生事故的也很多。

　　第二批在黄昏时空降，256架滑翔机有246架着陆在预定地域。午夜进行了第三批空降，50架滑翔机，由于遭到德军舰炮射击，只有20％的补给品送到部队手中。以后又进行了4次小规模的补给，都比较成功。

　　英空降第六师着陆后只遇到德军轻微抵抗，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当天下午，与英第二集团军会合，并转求该集团军，担任先遣支队，于8日进至塞纳河，尔后撤出战场。

　　战斗中伤亡人数，美空降兵第八十二师占65%，第一零一师占20％，英空降兵第六师占20％。运输机被击落42架，击伤510架。

　　诺曼底空降作战，是盟军第一次使用数个师进行的大规模空降作战，当时对于如何正确使用空降兵，在盟军高层领导中有着不同的意见。

　　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主张，使用强大空降部队于决定意义的各点，以配合海上登陆和夺取最初目标。

　　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官阿诺德主张，在法国的纵深空降，夺取通往巴黎的沿途目标。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支持这一意见，他倾向用4个空降师对法国的阿勒实施突击，夺取4个机场，建立起一个巨大的足以切断德军战略机动的空降地区，而后增加机降部队，进攻德军的交通线。

　　有的则主张把空降部队分散降落在整个海岸地区，用以小规模袭击和骚扰。也有的反对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降作战。如盟军英军司令、英国空军上将马洛里认为，进行这样的空降突击是不明智的，它所造成的伤亡将在50%以上，而且一无所得，是投机性质的作战。

　　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定要大规模使用空降兵，但采取折中的方法，既不是在法国的纵深空降，也不是分散空降在整个海岸地区。事后证明这样做是比较正确的。

　　在组织实施方法上，根据以往几次空降作战的经验教训，也做了很大改进。如由战区最高司令部负责空降作战的组织计划工作，较好地解决了空降作战部队之间和空降作战部队与登陆部队、海军的全部协同问题；采取了有效的伪装欺骗措施，隐蔽了空降兵的行动，达成了空降的突然性；建立了引导队，使空降场有明确标志，保障了比较准确的实施空降。

　　在诺曼底空降作战中，空降兵的重要作用得到证实。从此，盟军的空降作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马里亚纳海空战

美军介入太平洋战争

　　马里亚纳群岛是西太平洋上的一组岛屿，在东京以南大约1000余海里处。它位于琉球、台湾和菲律宾以东，北望琉球列岛，南临加罗林群岛，由北向南成弓形延伸，形成一条长约400余海里的绵亘弧线。其中最大的岛屿为关岛、塞班岛、提尼安岛和罗塔岛。

　　马里亚纳群岛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正扼中太平洋航道的咽喉，居亚洲与美洲的海上交通要冲，是美军进攻日本本土和远东的必经之地。如果马里亚纳群岛被美军占领，日本本土与东南亚的海上生命线就将被切断，台湾和菲律宾也将直接摆在美军面前。更为严重的是，从马里亚纳起飞的美军B－29轰炸机可以将日本本土纳入其轰炸半径。正因为马里亚纳群岛如此重要，日军才誉之为“太平洋的防波堤”。

　　美军对日本的进攻路线有3条，一是北太平洋；一是中太平洋；另一是西南太平洋。把哪里作为主攻方向是美军发动战略进攻最重要的问题。

　　北太平洋天气严寒，海面上风大浪急，不利于实施大部队作战，而且对日本维持其战争的生命线——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起不了多大作用，无法迅速解决战争。因此，美军自1943年5月收复阿留申群岛后，就未在这个方向采取进一步攻势。中太平洋或西南太平洋作为主攻方向的争论，在美军上层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以麦克阿瑟陆军上将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在占领或封锁腊包尔之后，沿新几内亚-菲律宾轴线的西南太平洋发动进攻。

　　他们认为这条进攻路线可以充分利用美军在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业已建立的一系列海空基地，始终能够得到岸基航空兵有力支援。而且，这条路线对于进攻目标有着较大的选择余地，能够绕过日军重兵守备的地区，攻击日军防御薄弱之处。

　　而以尼米兹海军上将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这条进攻路线上的主要岛屿面积都比较大，日军部署的兵力也相应较多，所以遭到的抵抗一定较激烈，付出的伤亡也会大一些。

　　而且这条进攻路线的侧翼和后方都暴露在中太平洋地区日军面前，进攻态势并不理想，只能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逐步推进，其攻击速度可想而知。

　　相反，从中太平洋发动攻势，可将日军在太平洋上的部署拦腰截断，切断日本本土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交通线，这对于日本而言是致命的。

　　而且中太平洋所要夺取的，大多是相距遥远的一些面积较小的珊瑚礁和岛屿，即便日军在这些岛屿上的防御比较坚固，也会由于面积小而力量单薄、彼此距离远而难以得到增援和补充，容易为美军各个击破。加之这条路线与美军后方基地之间的路程较近，能节省部队与运输船只的时间，从而迅速结束战争。

　　表面上看是进攻路线之争，实际上却反映出美国陆海军之间的深刻矛盾。因为如果从西南太平洋发起攻击，主要依靠陆军实施地面进攻，海军只不过担任保护海上运输、以海空火力支援地面作战，并掩护陆军近海侧翼的次要任务。而从中太平洋展开进攻，关键是掌握制空权与制海权，海军的航母编队将是绝对的主力。由于所需占领的岛屿面积较小，地面战斗只需要小规模陆军部队，海军才是主角。

　　因此这场争论，双方都分别得到了陆海军头面人物——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上将和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上将的鼎力支持。

　　由于这个问题事关重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了极其慎重和细致的研究，最后决定采取以中太平洋为主、西南太平洋为辅的双管齐下战略。

　　这样既可避免因单线进攻遭日军集中全力抗击和暴露侧后的危险，又能迷惑日军，使其难以判断美军的主攻方向，分散日军兵力和注意力，为战略进攻的顺利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之所以选择中太平洋为主攻方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美国军事工业全面转入战时生产，大批航空母舰和登陆舰艇的建成服役，使中太平洋的海军部队拥有了一支以航母为核心的、具有极高机动力和极强突击力的舰队，能够确实保证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

　　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美军先后组织了新乔治亚岛战役、吉尔伯特群岛战役、马绍尔群岛战役，随后的进攻矛头直指马里亚纳群岛。

日军实施“阿”号作战计划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1944年1月开始的马绍尔群岛战役中，不但没能出海迎战，反而退至帛琉群岛，直接导致了马绍尔群岛于4月失守。

　　这引起了日本内阁和陆军对海军的强烈不信任，甚至有些人提出放弃马里亚纳群岛，但日本大本营非常清楚马里亚纳的重要性，决定沿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新几内亚群岛西部，建立必须绝对予以确保的防线——“绝对国防圈”，马里亚纳是该防线的核心。

　　日军自1944年2月起，开始着手加强该地区的防御。由于以前马里亚纳群岛是海军负责防御，岛上的陆军部队很有限，日军大本营计划将中国战场上的第三和第十三师团调往中太平洋，以加强该地区的地面部队。

　　但这两个师团在中国战场上一时无法脱身，日军大本营只好于2月10日将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第二十九师团调到马里亚纳，陆军部还将新组建的8个支队也调到该地区。

　　2月25日，日军大本营将中太平洋地区所有陆军部队整编为第三十一军，由小畑英良中将任军长，规定该军服从于联合舰队的调遣。

　　从3月起，日军进一步动员大批船只向该地区调集部队，至5月下旬，第三十一军已拥有5个师团又8个旅团，分别防守马里亚纳、特鲁克、小笠原和帛琉等岛屿。其中部署在马里亚纳群岛的是两个师团又两个旅团，约6万余人。

　　但防御工事才进行了一半，计划要到11月方能完成。此时，火炮掩体几乎没有，地雷和铁丝网也没铺设，总体防御根本谈不上坚固。

　　日军企图在第一航空舰队和第一机动舰队实力有所恢复后，寻找战机与美军决战，争取扭转战局。决战计划原是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主持制订的，代号为“阿”号作战。

　　根据“阿”号作战计划，第五基地航空队和第一机动舰队的舰载航空兵将在马里亚纳群岛对来犯之敌实施两面夹击，以抵消美军航母编队舰载机在数量上的优势。

　　日本海军计划用于马里亚纳群岛决战的主力第一机动舰队，是1944年2月由第二、第三舰队合并组成的，几乎包括了联合舰队所有主要水面舰艇，共有航母9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31艘，舰载机439架，由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任司令。

　　具体编制如下：第一航空战队：大凤、瑞鹤、翔鹤3艘航空母舰，第六零一航空队，作战飞机225架；第二航空战队：隼鹰、飞鹰、龙凤3艘航空母舰，第六五二航空队，作战飞机130余架；第三航空战队：千代田、千岁、瑞凤3艘航空母舰，第六五三航空队，作战飞机90架。

　　日军大本营也深知这支舰队与美军太平洋舰队的航母编队在实力上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决定第五基地航空队与之配合作战，充分发挥舰载航空兵与基地航空兵的协同威力。

　　第五基地航空队分为3部分，分别部署在帛琉、马里亚纳和雅浦3地，每一处的航空队都拥有战斗机、轰炸机、攻击机和侦察机。

　　日本大本营还在“阿”号作战计划中明确指出：

　　集中我大部分决战兵力，准备在敌军主要反攻的正面，一举歼灭敌舰队，以挫败敌军的反攻企图。

　　自圣克鲁斯航空母舰大战之后，日本人还重建了自己的航空母舰兵力。第一机动舰队现拥有的9艘航空母舰中的大凤号就装上了厚厚的装甲飞行甲板，可以承受住美军俯冲轰炸机投下的炸弹攻击。

　　同时，还得到了一大批新型的舰载机，其中包括改进型“零”式战斗机、“天山”式舰载鱼雷攻击机。这种舰载机全长10．86米，翼展14．89米，重5．2吨，时速为482公里，可携带一枚800公斤炸弹或一枚改进型鱼雷，机载两挺7．7毫米机枪。

　　这些新型战机的特点是：速度快、灵活性好、攻击力强。

　　但是，由于飞行员损失过多，来不及补充，使日军缺少具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派到航空母舰上去的飞行员几乎没有经过多少训练。

　　一位日军飞行教官这样说：“海军迫切需要飞行员，那些在战前甚至连做梦也没想过能接近战斗机的人，现在都被派去驾机打仗了。”

　　1944年3月31日，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古贺峰一在前往菲律宾途中座机遭遇暴风，机毁人亡。丰田副武海军大将接任。

　　5月3日，丰田接到了大本营发起“阿”号作战的指令，他随即向所属各部下达了作战指令。

　　但是，日军大本营被美军的“双管齐下”所迷惑，一直认为美军的主攻方向是在新几内亚群岛西北部和加罗林群岛西部，将帛琉群岛海域作为决战地域。因此，错误地将兵力调往新几内亚群岛，而马里亚纳群岛的防御被严重忽视了。

　　1944年6月11日，美军航母编队开始袭击马里亚纳群岛，日军仍认为这是美军牵制性的行动。直至6月13日，美军登陆编队出现在塞班岛海域，并开始炮击塞班岛，日军这才清楚美军的意图。

　　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于当天下午17时30分下令，暂停在新几内亚群岛的作战，并命令第十七机动舰队和第五基地航空部队调去新几内亚群岛参战的部队火速归还建制。

　　此时，第五基地航空部队已在新几内亚群岛遭到不小的消耗，而且飞行员中很多人得了“登革热”病，无法执行作战任务。日军只得从横须贺海军航空兵中抽调120架飞机组成航空队，由松永贞市中将任司令，火速南下参战。

　　6月15日，丰田副武大将下达执行“阿”号作战计划的决战令，并命令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进攻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之敌，歼灭美舰队”。

　　5分钟后，丰田大将又发出另一封电报，重复了东乡元帅在对马海战时所发出的名言：皇国兴废，在此一战，我军将士务须全力奋战。

　　小泽不敢怠慢，火速率第一机动舰队向马里亚纳出击，气势汹汹地杀向烽火连天的塞班岛海面。

马里亚纳“火鸡”大捕杀

　　在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之际，尼米兹即决定绕过日军坚固设防的加罗林群岛，直接向马里亚纳群岛开刀。以夺取西太平洋的海空控制权，切断日本本岛与南太平洋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为下一步向帛琉、菲律宾和小笠原群岛进攻打开通路，并为对日本本土实施远程轰炸创造条件。

　　1944年3月11日清晨，美国海军部长金上将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来到白宫，请求罗斯福总统批准立即向马里亚纳进军的作战计划。罗斯福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接见了他们。这一天，罗斯福的身体看起来不大好，面色憔悴，双手颤抖，但他仍然是满脸笑容，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坐在轮椅上，很仔细地听着部下的报告，并当即批准了两位将军的作战部署。

　　同时又指出，即将打响的马里亚纳群岛之战，很可能是太平洋战争最后的一次大海空战，必须抓住这一战机，彻底打垮敌人。最后议定，此次马里亚纳作战的主攻方向是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

　　商定完作战计划之后，罗斯福又用手中长长的指示杆点着墙上那幅太平洋海图，从琉球列岛起，经塞班岛、关岛向东，一直点到雅皮岛附近为止。罗斯福两眼坚定而冷峻地注视着海图，就像一位严谨的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一样，对尼米兹将军问道：“请问将军，你知道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吗？”“报告总统阁下，这一带长约2000公里，海水深度约8000余米，最深处1．1万多米，是已知的太平洋最深处。这一条弧线被称作马里亚纳海沟，也称作西太平洋大海沟。”

　　尼米兹海军上将出于职业的本能和丰富的海洋知识，对罗斯福的提问对答如流。

　　“哈哈，切斯特，你真不愧是美国海军的统帅！”罗斯福眨动着眼睛，高兴地说，转而又严肃地叮咛道，“我以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命令你，并请你向麦克阿瑟将军转达，你的舰队在麦克阿瑟将军配合下，必须在马里亚纳海域给日本联合舰队开掘一个最后的坟场。”

　　“是，总统阁下！”

　　当天中午，他们在总统办公室里共进午餐。饭后，尼米兹将军立即飞回太平洋，带着美国总统的命令冲锋陷阵去了。

　　尼米兹将军到达珍珠港后，马上亲自组织制订了代号为“征粮者战役”的马里亚纳作战计划，并将登陆日定在6月15日。

　　为保证“征粮者战役”的顺利进行，尼米兹将军在战前积极进行了各项战役准备。

　　在马绍尔群岛扩建和新建的海空军基地，集中了尽可能多的兵力：登陆兵力12万多人，支援作战的舰只640余艘，其中仅米切尔海军中将的第五十八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就有各型舰只90余艘，轻重航空母舰15艘，作战飞机950余架。这样，再加上第七航空队的飞机620架，就有将近1600架作战飞机。

　　1944年6月6日清晨，几乎和盟军在欧洲开始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登陆战——诺曼底登陆战发起的同一时刻，在中太平洋上，尼米兹将军麾下气势不凡的第五舰队，以米切尔中将庞大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为开路先锋，从马绍尔群岛出航了。紧接着，500余艘各型舰船，载运着4个半加强师，总计12万余人及大量作战武器，也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杀向马里亚纳。

　　就这样，日美双方共有近3000架飞机、21艘航空母舰及近千艘各型战舰，一起向马里亚纳海域汇集而来，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航空母舰大战就要爆发了。

　　1944年6月12日至14日，为保证登陆部队顺利上岸，美军第五十八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在关岛以东170海里的海面上，出动了208架式战斗机和240架舰载轰炸机，对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等日军基地和机场进行了猛烈地轰炸，使日军基地航空兵遭到了沉重打击。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仅飞机就损失500余架，一下子就使第六十一航空战队的战力损失过半，这就为美军下一步的登陆和海战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6月15日清晨，就在丰田副武海军大将下达发动“阿”号作战令的同时，美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史密斯中将指挥两个师共计两万余人，于8时30分开始了对塞班岛的大举登陆，与守岛日军展开了殊死拼杀。

　　此时，正在指挥日军第一机动舰队向马里亚纳进击的小泽治三郎中将，闻此消息更是心急如焚，赶紧命令舰队全速前进。

　　小泽舰队正向马里亚纳开来的消息，正是美国人盼望已久的。因为美国太平洋舰队早就想同日军航空母舰舰队一决雌雄，想不到这一次它们竟然倾巢出动了。

　　真是冤家路窄，当年参加偷袭珍珠港的“翔鹤号”和“瑞鹤号”航空母舰也随小泽出动了，它们企图再现当年的辉煌。但是，小泽的第一机动舰队只有各型舰载机400余架，而其主要对手米切尔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共有各型飞机900多架。小泽的兵力明显处在劣势，但小泽认为形势比较有利。

　　小泽预计，战斗将会在关岛附近海域日军基地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内、美军飞机的作战半径以外的海域展开。

　　这就是说，他可以攻击美国人的航空母舰，同时又能使自己的舰队处在美机的攻击距离之外。另外，还有一点对他有利的是，他不用像美军那样去保护登陆的滩头阵地。

　　这次的战役布局与两年前的中途岛海空战非常相似，只是在角色上打颠倒了。中途岛是日军入侵，美国人严阵以待；而马里亚纳则是美国人进攻，日本人防守。两次唯一的相同之处，都是以日本人失败告终。

　　当尼米兹将军得知日军航空母舰中有3年前偷袭珍珠港的“翔鹤号”和“瑞鹤号”时，眉开眼笑地对一位参谋说道：“你赶快把电报拍给斯普鲁恩斯将军和米切尔将军，通知他们，这次海空战只要一打响，就不要放跑我们的死对头。”“死对头？”参谋不解地问道。“是的，日军的航空母舰‘翔鹤号’和‘瑞鹤号’。”“是，将军，我立即发报。”“告诉他们，我希望几天后就能收到他们击沉这两艘航空母舰的告捷电报。欧洲的盟军已经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了，这是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创举。我们太平洋舰队也不能比他们逊色。打好马里亚纳群岛这最后一次大海空战，回头我邀请在这次大海空战中有功的官兵们，到东京去共进午餐。这些话请你都写在电文里。”

　　“是，将军。”

　　1944年6月17日，收到尼米兹上将的电报后，美军中太平洋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将军立即向米切尔将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我航空兵力首先应摧毁敌航空母舰，然后攻击敌战列舰和巡洋舰，使其减速或丧失战斗力。

　　以后，如敌继续求战，战列舰编队应以舰队行动歼灭敌舰队；如敌人撤退，则击沉其掉队或受伤的军舰。对敌作战，必须全力发动猛烈攻击，务求全歼。

　　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在奉命驶入塞班岛西部海域时，为了便于作战，米切尔将舰队分为5个突击大队。具体是：

　　克拉克海军少将指挥的第一特混大队；蒙哥马利海军少将指挥的第二特混大队；里夫斯海军少将指挥的第三特混大队；哈里尔海军少将指挥的第四特混大队；李海军少将指挥的第五特混大队。

　　每个特混大队之间相距约12海里，全部与风向成90度角一线展开。这样，每艘航空母舰就可以互不干扰，随时都能同时转向顶风方向，让飞机起飞，或者转向顺风方向，收回自己的舰载机。

　　就这样，米切尔庞大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在波涛汹涌的马里亚纳西部海面上已摆开阵势，严阵以待。

　　6月19日凌晨，马里亚纳西部海域乌云低垂，狂风大作，恶浪滚滚。作为攻击日，气候极不理想。

　　凌晨3时30分，小泽海军中将派出了第一批16架侦察机；4时15分，又派出第二批13架侦察机；24时25分，第三批13架侦察机又腾空而起。战幕尚未拉开，小泽的3批侦察机已先后向东方380海里远的海空飞去。

　　6时34分，首批侦察机在塞班岛以西160海里处发现了由美5艘大型航空母舰组成的一支特混舰队；第二批侦察机也发现了另一支美舰队；第三批侦察机则在关岛以西70海里处发现了由3艘大型航空母舰组成的美特混舰队。

　　得到这些情报后，小泽立即制订了出击计划。他自恃日本经过改进的轰炸机和鱼雷机已成功地将作战半径延伸到400海里，他还知道美国的各种类型飞机由于其战斗机续航力的限制，仅能在80海里至220海里的范围内作战。

　　因此，小泽决定从380海里的距离上实施第一次进攻，给美舰队以先发制人的打击。

　　然后，乘美舰队混乱之机，再发起200海里至250海里的攻击。这就是小泽自己为之得意的新“外围歼击”战术。另外，小泽还把取胜的希望寄托于关岛等处的日本机场和基地飞机上，其实这些飞机根本不可能帮他的忙。尽管小泽还不知道大部分基地飞机已被美国人的战机所摧毁，但当时整个形势对日本人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当时发现的美舰队与小泽舰队前卫相距约为300海里，与小泽主力相距约为400海里，这正是小泽梦寐以求的先发制人的理想打击距离。更令小泽庆幸的是，由于美国人的侦察机巡逻半径比较小，美方至今还没有发现小泽舰队！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小泽一声令下，日航空母舰立即逆风向行驶，甲板上飞机的引擎瞬间发出雷鸣般的轰鸣，决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战斗进程按照小泽的作战计划顺利展开：清晨7时30分，经过充分准备的第一攻击波庞大机群的引擎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129架飞机，其中包括战斗机48架、轰炸机54架、鱼雷攻击机27架，从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腾空而起，向美舰扑去。

　　紧接着，第二航空母舰战队和第三航空母舰战队的30架战斗机、15架轰炸机和72架俯冲轰炸机，共计117架飞机，也不失时机地咆哮着升空。就这样，第一攻击波由246架各型战机组成的庞大机群，杀气冲天地向美舰队杀来。上午10时整，第二攻击波的82架飞机又呼啸着升空，再次向美舰队冲来。11时10分，第三攻击波的69架攻击机又开始了向美舰队的第三次冲击。小泽几乎是孤注一掷地先后射出的3支“利箭”，共由近400架飞机组成，真可谓规模空前。当首批飞机全部起飞后，旗舰上的小泽司令官、吉村参谋长等人面带喜色，确信好久没有举杯祝贺的机会终于又要来到了。舰桥上的人似乎毫不怀疑，这必将是日本帝国海军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也许是又一次对马海战。然而，有一点却是小泽万万没有想到的。这就是美国人新近装备的先进雷达，使小泽那近乎天衣无缝的“外围歼击”战术完全化为泡影。

　　上午10时左右，当日机第一攻击波的246架飞机渐渐飞到距美航空母舰编队150海里位置时，“莱克星顿号”航空母舰上不停转动的雷达荧光屏上便出现了一片密密麻麻的亮点。

　　“正西150海里处，发现敌攻击机群！”雷达操作员立即报告。

　　米切尔海军中将盼望已久的与日航空母舰决战的时刻终于如愿到来了。他立即下令出击，300多架美舰载战斗机紧急起飞，前往迎敌。不一会儿，在距美舰队70海里的西部海空，日美双方爆发了举世瞩目的大空战，马里亚纳海空战正式爆发了。

　　美军方面率首批战斗机前往迎击的是查尔斯·布鲁尔少校，只见他一马当先，11名部下紧紧跟上来，一架接一架朝日机飞去。

　　布鲁尔少校首开纪录，他一开炮就使一架“零”式机凌空开花。这架日机的碎片还没有坠落到大海，布鲁尔又打断了另一架日机的机翼，尔后他又巧妙地甩掉一架“零”式机并把它打得起了火。

　　此时，天空中美军战斗机与日改进型“零”式战斗机搅成一团。改进型“零”式机就像蚊子一样灵活地绕着圈，使身体粗壮的美军战机难以接近开火。

　　鉴于这种情况，美机马上兵分两路，一路与“零”式机继续纠缠，另一路集中力量专打轰炸机。在密集的弹雨中，10多架日式轰炸机先后坠入大海。片刻功夫，日轰炸机就全被打落。尔后，美两路机群又一起夹击“零”式机，将日机打得只有招架之力。

　　美机射出的12．7或20毫米口径的燃烧弹、穿甲弹打中日机即起火，而日机的7．7毫米机枪子弹，除非击中要害部位，否则对美机根本不起作用。其中有一架美军飞机的机翼被日机枪子弹打得全是窟窿，仍然能威风凛凛地继续格斗。

　　10分钟后，第一攻击波的日机几乎全部被击落。

　　此刻，为腾出飞行甲板使战斗机能够返航补充弹药、油料，米切尔将军又使出惊人的一着。

　　他命令航空母舰上的所有攻击机全部升空，让这些既因机载火力弱无法参加空战，又因距离远无法攻击的鱼雷机、俯冲轰炸机在安全空域盘旋待命。这一出奇的招数，不仅大大地鼓舞了美军飞行员的斗志，而且为即将来到的空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返回的美机刚刚加油挂弹，日军的第二波攻击机群又来临了，美机立即投入第二次大空战。只见从“爱塞克斯号”航空母舰起飞的战斗机冲上去，其他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机也迅速围上来，不到几分钟就打下近70架日机。

　　空战最激烈时，竟有近20架日机同时中弹起火，其残骸就如同燃烧着的火炬一样慢慢坠入大海。

　　由于前一个时期的空战使许多经验丰富的日军飞行员大量减员，这次补充的多是刚刚从航校临时抓来的学员，不仅驾驶技术不过关，而且毫无实战经验。只见天空中一架架日机，就像被猎枪打伤的水鸭子，劈里叭啦地直向海水里扎。

　　就在空战最激烈的时候，米切尔将军在飞行指挥塔里饶有兴趣地听着无线电里传出来的乱哄哄的声音。

　　这些由叫骂声、机枪机炮射击声、爆炸声组合成的大杂烩，对于米切尔来说，就像是一曲威武雄壮的战争交响曲，一首他终生难忘、永远也欣赏不够的美妙乐曲。

　　突然，一个清晰的声音传入米切尔的耳中：“嘿！这真像古代的捕杀火鸡呀！”

　　米切尔将军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因此，这场空前规模的大海空战就以“马里亚纳火鸡大捕杀”而著称于世了。

　　日军第三攻击波的69架飞机，在预定的攻击区域内没有发现美舰队，大部分飞机不战而归。

　　其余约有24架飞机在寻找目标的途中被美雷达发现，随即从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和“爱塞克斯号”上紧急起飞了50多架战斗机前往截击。不一会儿，天空中的日机便纷纷爆炸，碎片满天飞舞，20多架日机转眼之间便无影无踪了。只见空中有红色的近爆闪光、有黑色的硝烟弥漫、有洁白的降落伞穿插其间，把中太平洋那碧海蓝天搅得昏天黑地。

　　就这样，马里亚纳海空战以日本人的彻底失败、美国人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

　　此次航空母舰舰载机的空中搏杀，美军共出动战斗机350多架，只损失了23架飞机。

　　而日本小泽舰队先后共出动各型飞机397架，仅有100架左右的飞机幸免于难。另外，加上随日本航空母舰一起沉没的飞机，仅在6月19日这一天，日方就损失各类飞机373架。

美日航空母舰的殊死较量

　　激战至此，日本人不仅空战损失惨重，航空母舰的命运也是同样不济。

　　1944年6月19日上午8时10分，就在小泽的旗舰“大凤号”航母送走攻击队最后一架飞机时，却被正急于寻找“猎物”的美潜艇发现了。

　　美潜艇立即向“大凤号”发射了6枚鱼雷，其中一枚鱼雷准确无误地击中了“大凤号”的燃料舱。这艘标准排水量为33000吨，是一个月以前才服役的新型大型装甲航空母舰，曾被日本海军自豪地称为“不沉的航空母舰”。

　　按说，两三枚鱼雷的攻击对这样规模的大型航母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可不巧的是，“大凤号”中雷后产生的猛烈爆炸将舰上的升降梯毁坏，并堵塞了通风口，使得大量可燃气体在舱内聚集起来。

　　大约在下午14时32分左右，由于电火花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当时站在舰桥上的高级参谋看见，“大凤号”的飞行甲板突然“像富士山那样鲜花盛开”！

　　下午16时28分，在夜幕降临之际，“大凤”终于在塞班岛以西500海里处沉没了。在它沉没之前，2150名舰员中只逃出了不到500人。

　　就在“大凤号”航空母舰遭到美潜艇攻击后几小时的11时20分，另一艘大型航空母舰“翔鹤号”又遭到美潜艇的攻击。美军潜艇巧妙地突破警戒，抢占有利攻击阵位，隐蔽地向“翔鹤号”发射了6枚鱼雷，有3枚鱼雷直接命中。

　　这艘饱经战火考验、曾经参加过偷袭珍珠港和珊瑚海大战的“老兵”，于下午14时，先于“大凤号”沉入马里亚纳大海沟之中。

　　该舰上的许多舰员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糊里糊涂地随同他们的战舰一起沉入海底，1263名舰员中只有在甲板上的少数人员获救。

　　美潜艇在数小时内一连击沉日军两艘巨型航空母舰，尤其是“翔鹤号”被击沉，令米切尔大喜过望。在胜利面前，他并没有过早地满足，他想到的是如何再扩大战果。在他的一生中，指挥如此大规模海空战的机会不会太多了，他想再打一个更漂亮的胜仗。战斗机和潜艇的表现使他非常满意，但还有近200架攻击机在空中作无谓的消耗，应当让它们也去充分地表现一下。

　　想到这里，他马上发出命令：

　　攻击机群注意，现在我命令你们去轰炸关岛日军机场，扔完炸弹、鱼雷后立即返航。

　　半小时后，捷报传来。关岛日军机场基本被摧毁，米切尔将军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944年6月19日傍晚，小泽根据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命令，已开始在夜幕的掩护下向西北方后撤。此时，一封特急电报摆到了斯普鲁恩斯将军的办公桌上：

　　我特混舰队已击沉日军两艘航空母舰，击毁日机373架，敌人已无力反抗，正在组织撤退，请求追击。海军中将米切尔1944年6月19日16时48分斯普鲁恩斯将军当即同意了米切尔的请求，“追击敌航空母舰！”

　　米切尔海军中将兴致勃勃地向全舰队发出命令。

　　1944年6月20日清晨，经过一夜休整补充的美第五十八特混舰队4个航空母舰群中的3个，立即开始追击日机动舰队。但是由于弄错了方向，向西南追去，所以直至下午16时5分、“企业号”的侦察机才发回报告：“在北纬15度35分、东经134度35分的海域发现日机动舰队，距离275海里。”

　　米切尔接报后，真是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如果进攻，美机就要往返700余海里的航程，这几乎是美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攻击机的极限，其中还不包括在作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燃油消耗。

　　另外，此时天色已晚，攻击完后舰载机肯定要在夜间摸索返航，而他手下的飞行员只有少数人能在夜间降落，危险太大。但如等到天亮再攻击，又会白白失掉这次摧毁日舰队的机会。

　　“飞机起飞！”经过反复考虑，米切尔还是决定要冒一次险。

　　不到10分钟，216架飞机，其中包括77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53架“复仇者”式鱼雷攻击机和86架战斗机，从10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腾空而起，迎着夕阳向西飞去。

　　18时23分，美机发现海面上的日军油船；18时30分，终于发现了庞大的小泽舰队。该舰队有6艘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11艘巡洋舰和22艘驱逐舰，分为3路纵队，每路纵队间隔10海里，舰尾部划出的白色航迹给美机指明了攻击的目标。

　　“首先攻击敌航空母舰！”空中指挥官命令道。美各型战机迅速进入攻击航向，“复仇者”式鱼雷机开始降低高度，“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开始爬高，只有战斗机仍保持原先的飞行高度。整个美攻击机群形成立体攻势，就像一阵龙卷风般袭向日舰。

　　小泽见状，赶紧下令所有的舰载机全部升空迎战。虽说是全部，但也只是很勉强地拼凑了75架飞机。这点可怜的兵力又怎么能够阻挡得了强大的美攻击机群呢！小泽的心中非常不安。

　　只见天空中美战斗机就像老鹰捉小鸡似地冲向日机，将这些倒霉的日机一架接一架地打落海中。“复仇者”式鱼雷攻击机冒着日舰几乎呈齐射状态的高射炮火，开始投雷，一枚鱼雷在光线很暗的海面上高速向日航空母舰冲去。俯冲轰炸机如饿虎扑食，在夕阳的余晖下冒死攻击，冰雹般的高爆炸弹凌空而下，在海面上掀起森林般的冲天水柱。

　　日本“飞鹰号”航空母舰在炸弹和鱼雷的联合攻击下，舰面腾起熊熊大火，很快就摇摆着巨大的身子一头扎入海底；“瑞鹤号”航空母舰、“隼鹰号”航空母舰和“千代田号”航空母舰也分别被雷弹打得伤痕累累，舰身严重损坏。激战中，小泽又损失了65架飞机。

　　另外，美部分俯冲轰炸机误将跟在航母后面的两艘油轮当做航空母舰，对其进行了猛烈的俯冲攻击，500公斤炸弹就像冰雹般地砸向日油轮，仅两三分钟，两艘油轮先后爆炸起火，瞬间即沉入大海。

日联合舰队以惨败告终

　　1944年6月19日19时，空战结束。当时天空中既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返航的漫长旅程对美飞行员来说犹如噩梦一般，飞行员一个接一个地报告燃料即将用完。

　　20时15分，美机在暗夜之中总算返回了自己的“家”。可为了防止日机和日潜艇的袭击，美特混舰队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家”中一片漆黑。正如米切尔所预料的，当这些美机飞回的时候天已全黑，只有少数技术娴熟的飞行员在黑暗的甲板上顺利降落。

　　此时，在航空母舰上的人可以清楚地听到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可大多数飞行员只能辨认出军舰的航迹，根本认不出哪一艘是航空母舰。有的飞机打开了红色和绿色识别灯，发动机喘着粗气，发出燃油耗尽时的那种“噼噼啪啪”的响声。

　　派这些飞行员出击本来就是一个冒险的决定，此时，米切尔又作出了另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命令所有航空母舰全部开灯。

　　刹那间，所有的航空母舰都打开了红色桅杆灯，飞行甲板上灯火辉煌，探照灯光柱刺破了夜空，将这片海区装点得犹如美国的狂欢节，从空中看又像神话中的世界。

　　一位飞行员说：这种场面犹如“好莱坞的彩排、中国的春节和美国独立纪念日赶到一起了”。

　　然而，更确切地说，这真是一场狂欢中的悲剧：这些天之骄子们在灯光的指引下，本可以在任何一艘它们发现的航空母舰上降落。但由于大多数飞机的燃油已经耗尽，飞行员急于降落，一发现他们盼望已久的美妙灯光，就蜂拥着朝甲板飞来。

　　结果发生了一连串的冲撞爆炸事故，不少飞机一架接一架地掉到海里。有一架飞机在降落时撞在前面已降落的飞机上，还有一架飞机甚至把一艘驱逐舰的桅杆灯当成了引导信号，干净利落地降落在驱逐舰旁边的海面上……

　　至22时，这一灾难性的夜间返航，美机损失了77架飞机，是刚结束的空战中损失的4倍，但落水的飞行员大部被救。

　　就在美国人忙于搭救落水飞行员时，小泽舰队也很快撤出了战斗。至此，马里亚纳海空战宣告结束。

　　在此次海战中，美军仅有两艘航母、两艘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受轻伤，无一艘军舰沉没，舰载机损失117架。

　　日军被击沉航母3艘、油船2艘；被击伤航母3艘，战列舰、巡洋舰和油船各1艘，舰载机损失404架，占全部舰载机的92％；基地飞机损失247架，几乎全军覆没；此外，日军出动的36艘潜艇也被击沉20艘。

　　这场海战，日军投入了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舰只和大部分基地航空兵，原想一举扭转战局，不料又以惨败而告终。特别是舰载航空兵损失高达92％，这对于日军而言是致命的。没有一年半载的时间，根本无法恢复成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尤其是飞行员的损失更是难以弥补。

　　在短时期里，日军的航母部队不能成为有战斗力的部队，从而使中太平洋上的制空权、制海权彻底落入美军之手，美军继而取得了战略进攻更有利的条件。

　　俗话说“兵不厌诈”。美军的“双管齐下”战略使日军大本营以为美军的战略主攻方向是新几内亚-棉兰老岛，特别是当5月27日麦克阿瑟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部队在比阿岛登陆后，日军更是认为美军太平洋舰队将到达新几内亚以北海域，于是迅速向该方向调集兵力，并准备在帛琉海域与美决战。

　　同时，日军将潜艇部队配置于加罗林群岛以南，以尽早发现美军舰队，甚至当美军6月11日开始对马里亚纳群岛实施炮火准备，日军仍然认为那是美军的牵制性行动，对此不以为然。直至6月15日美军的大批登陆舰艇到达塞班岛海域，并开始换乘，日军这才意识到美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马里亚纳，但为时已晚。

　　小泽本来计划借助部署在马里亚纳群岛的500余架基地飞机，来与舰载航空兵协同对美军实施两面夹击。但由于日军对美军战略进攻方向判断失误，将马里亚纳群岛的基地航空兵大部调往新几内亚，待判明美军攻击方向后再往回调，已经来不及了。

　　现代海空战的决定性力量是航母及其舰载机。尽管日本联合舰队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了改组，将以战列舰为核心改为以航母为核心的第一机动舰队，并为航母配置了基本满额的舰载机。

　　然而，日军战争初期那些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几乎都已消耗殆尽，补充的飞行员缺乏必要的训练，技战术水平非常有限。

　　靠这些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菜鸟”飞行员，哪里能抵挡住美军强大航母编队的进攻呢？小泽出于扬长避短的考虑，决定在美军作战半径之外发动攻击，然后在马里亚纳群岛机场上降落加油挂弹，再从陆地机场起飞攻击美军，形成“穿梭攻击”之势。从表面上看，好像很不错，既可有效打击美军，又能避免美军的攻击。

　　但他忽视了其飞行员的战术技术水平有限这一重要因素，实施“超距攻击”必须在极限航程起飞，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要尽量节约燃料，要考虑气象条件的影响，要随时警惕周围敌情……

　　连技术熟练的飞行员都不容易做到，何况日军飞行员大都是新手，经历如此漫长的航程后还没投入战斗就已经精疲力竭了，哪里还有足够的精力应付美机的拦截？

　　马里亚纳海战的结局告诉人们，战场上的胜利不仅来自于正确的战略判断和战役上的正确指挥，而且需要战斗员凭借精湛的战术和技术去实现指挥员的战役目标，没有一系列具体的战术上成功和胜利，那种所谓正确的战略意图最终只能是“纸上谈兵”。

比斯开湾空潜战

希特勒抛出海上“血本”

　　1944年，随着德国法西斯在苏联战场、北非战场的节节败退，盟国乘胜追击，将重兵推进至法国西部，准备解放巴黎。为此，希特勒调集了55个师的兵力，驻守在法国西部，以抗击盟军登陆。同时命令空军和海军，一旦登陆发生，都要不惜血本，打击航渡之敌。至1944年春，在法国作战的德国空军第三军，只剩下90架轰炸机和70架战斗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派不上多大用场。希特勒倚重的是海军。可是，邓尼茨现时手头又有多少兵力可以调遣呢？王牌战列舰“提尔比兹号”被英国袖珍潜艇炸伤后，4月底又遭到英国皇家海军舰载机的轰炸，这时已遍体鳞伤，正和5艘驱逐舰躲在阿尔腾峡湾内，动弹不得；“格纳森诺号”战列巡洋舰完全失去了战斗力，也无法出战；“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和“科隆号”正在修理；“舍尔海军上将号”、“吕佐夫号”、“欧根亲王号”等舰伤痕累累，均待在波罗的海内，以求暂避一时。事实上，它们已成了一些挨打的大目标，他根本不能指望它们。

　　在西线，倒是有400多艘小型舰艇，但是，这些小舰小艇又能干些什么呢？在盟军强大的登陆编队面前，它们充其量也只能骚扰一下对方而已。看来，唯一能够担起打击航渡之敌重任的，只有靠他的掌上明珠——潜艇了。1944年夏，柏林在英美空军的狂轰滥炸之下成了一座没有顶盖的碉堡，已毫无安全可言。纳粹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无可奈何，只好将他的司令部搬出了施泰因普拉茨大街的豪华大厦，迁到了贝尔瑙郊区的营地里。

　　6月5日夜，当盟军千军万马抢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他正躺在临时司令部的行军床上，昏昏欲睡。

　　6日清晨，副官走进了他的房间，交给他一份电报，电报是西线海军司令特奥多尔·克朗克上将拍来的，向他报告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

　　登陆是预料之中的事，但登陆地点却令他颇觉意外。他走进隔壁房间，叫醒了戈德特少将和赫斯勒上校，然后直奔作战室。

　　作战室内挂着一幅巨大的大西洋地图，上面标有每一艘潜艇的艇位。邓尼茨的目光从西向东移动，扫过比斯开湾、英吉利海峡、多佛尔海峡和北海，然后打量了一眼挪威海岸，又目光下移，死盯着瑟堡和勒阿弗尔之间的登陆地段。他脸色苍白，全然没有了战争初期的那种猖狂劲头了。他默然良久，才转过脸来招呼赫斯勒传达他的命令，让“农夫”艇群立即出击。

　　邓尼茨是靠潜艇起家的，对潜艇战有着一种固执的偏爱。尽管他清楚地知道盟军会严密封锁英吉利海峡，但仍觉得冒这样的风险值得。因为击沉一艘满载军火燃油和其他作战物资的船舶，最多就牺牲一艘潜艇，而在岸上要想消灭同样的物资，少说得损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兵力。

　　所以他才于5月中旬向克朗克发出了组建“农夫”艇群的命令。

　　命令的主要内容为：

　　用37艘至40艘潜艇组成一支艇群；在入侵发生时，在港潜艇必须出击。

　　1944年6月6日，当他收到克朗克的电报后，对第一批出击的潜艇发出了下述训令：

　　参加登陆的每一艘船只，哪怕只载一辆坦克和几十个人，也得看成极其重要的目标，要不顾危险加以攻击。必须竭尽全力，拦截敌人的登陆运输队，不必顾及浅水、雷区或其他任何危险。

　　在航渡中歼灭掉敌人的一兵一卒和一枪一炮，都会减少敌人成功的机会。给敌以损伤就是尽了职守，潜艇存亡，在所不计。

　　显然，他是在强令部下进行自杀出击，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要孤注一掷了。

盟军制订“软木塞”巡逻方案

　　德军的反扑在盟军的意料之中。为此，盟军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反潜兵力，将英吉利海峡里里外外，封了个严严实实。海峡东部水浅，加上航道较窄，完全可以用水雷堵死。海峡西部较深，加上水面开阔，是设防的重点。反潜兵力由水面舰艇部队和岸基航空兵构成。在英格兰南端130海里的洋面上，由“搜索者号”、“活动号”、“文德克斯号”护航航空母舰和6个反潜大队组成外层防护，负责拦截由大西洋和挪威基地赶来的德艇。

　　在布勒斯特和朴茨茅斯之间的海峡入口处，由两个反潜大队和4艘驱逐舰进行巡逻；在海峡群岛之间，由4艘驱逐舰配合飞机行动，为第二道防线。第三道防线紧挨登陆场，在瑟堡和波特兰之间，兵力为12艘驱逐舰、护卫舰和8个近海舰艇大队。

　　岸基航空兵为第十九大队，司令官布赖安·贝克空军少将，下辖25个飞行中队，计有飞机350架左右。为了能够日夜不停地搜索从爱尔兰南部到法国布列塔尼半岛之间的广阔水域，他同意了詹姆·佩里空军中尉制订的“软木塞”巡逻方案。

　　佩里根据每一种飞机的续航力，将要巡逻水域划分为12个框，并依次命名为A、B、C、D、E、F、G、H、I、J、K、Z，每个框的周长等于一架飞机30分钟或60分钟的航程。

　　如果周长等于60分钟的飞行距离，就由两架飞机以30分钟的间隔，绕着长方形框飞行。就这样，320架飞机可以轮番升空，每隔30分钟就将这片水域整个搜索一遍。

　　佩里的长方形框像一个巨大的“软木塞”，将英吉利海峡封得严严实实。为了检验它的巡逻效果，贝克在爱尔兰岛南部水域进行了一次实战演习。

　　“海盗号”潜艇奉命完成90海里的航程，上方有飞机进行反潜巡逻。结果，在整整28个小时内，潜艇只在水面航行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是9次浮出水面的时间，每次上浮时间平均13分钟。由于上浮时间太短，潜艇根本无法充足电或补充压缩空气，从而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海盗号”艇长说：如果一艘德国潜艇遇到这种情况，那肯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德国“农夫”潜艇遭遇厄运

　　1944年6月6日5时13分，德国“农夫”艇群接到了火速出击的命令。

　　该艇群共有49艘潜艇，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能够立即出海的只有35艘。

　　布勒斯特离诺曼底水域最近。6日晚上，15艘潜艇排成一路纵队，间距300米，鱼贯出港。海面月光闪烁，暗一片亮一片的。艇队驶达下潜点后，便改取270度航向，全速向英吉利海峡峡口逼近。

　　7日凌晨1时45分，天空中传来了飞机发动机单调的响声。U—256号潜艇首当其冲，遭到了“软木塞”巡逻机的攻击。潜艇开炮还击，在飞机投下深水炸弹的一刹那间，将飞机击落。飞机的残骸在水面燃烧着，将艇队四周的天空照得通红。U—256号潜艇也在劫难逃，被深水炸弹炸成重伤。

　　25分钟后，又一架飞机扑来，从艇队右舷40度方向发起攻击。

　　U—415号潜艇赶忙开火，但飞机疾如流星，从200米高度急冲到潜艇前方，投下了4枚深水炸弹，4声巨响把潜艇抛出了海面，将艇员摔倒。

　　当潜艇跌回水面时，跃起的水柱又跟着下落，把成吨的海水从指挥台出入口灌进艇内。两台柴油机停止了转动，舵机严重受损，潜艇因伤势太重，只好掉头脱离艇队，和U－256号结伴返回了布勒斯特。

　　从圣纳泽尔、洛里昂和拉帕拉斯出航的潜艇也同样遭到了“软木塞”巡逻机的频频攻击，U—955号和U—970号潜艇被炸沉，U—212号和另外两艘潜艇被炸伤。天亮后，潜艇一艘接一艘地潜入水下，直至7日夜幕降临，才重新浮出水面，继续向东北方向全速行驶。

　　8日凌晨，加拿大皇家空军肯尼思·穆尔空军中尉驾驶一架飞机在英吉利海峡西口连连得手，半个小时内，仅用12枚炸弹，只两次交叉投弹，就分别击沉了U—629和U—373号潜艇。

　　“农夫”艇群胆战心惊地缓缓向前推进。天亮时分，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U—413号潜艇又遭不测，被一架飞机炸伤。

　　损失在不断增大。9日上午，在布勒斯特以西海面上，U—740号潜艇刚刚浮出水面为蓄电池组充电和补充压缩空气，就被一架飞机发现，击沉。10日，U—812号潜艇一命呜呼。

　　至此，“农夫”艇群已损失了1∕3的兵力，可除了几艘闯到英吉利海峡西口外，其余的仍在比斯开湾内徘徊不前。

　　克朗克向邓尼茨报告了这一严酷的事实，承认遭到了失败。同时，他下令没有装通气管的潜艇全部返回基地待命，而将突入登陆水域的希望，一股脑儿赌在装有通气管的潜艇身上。

“狩猎”者被逐出猎场

　　当时的潜艇，普遍采用的是柴电动力装置，水面航行用柴油机，水下用电动机。由于蓄电池组的电能消耗相当快，所以潜艇要经常浮出水面，由柴油机带动发电机给蓄电池组充电，同时更换艇内的空气，为高压空气瓶充气。奔赴作战水域时，潜艇绝大部分都是在水面赶路。

　　“软木塞”巡逻机正是利用潜艇的这一弱点，通过反复迫使敌艇下潜，使其来不及充电和补充高压空气，从而达到使其丧失作战能力的目的。

　　对这一点，德国人早有警觉，他们搞出了一种名叫通气管的装置，使潜艇能在潜望镜深度行驶时就能为蓄电池组充电，从而无须浮出水面。

　　通气管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有一米来高，在雷达屏幕上的回波信号相当小。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潜艇被飞机发现的概率。但是，由于法国的铁路遭到了盟国飞机连续不断的轰炸，许多改装用的配件无法运到比斯开湾的潜艇基地。因此，当邓尼茨下令组建“农夫”艇群的时候，49艘潜艇中只有9艘装上了通气管。

　　1944年6月10日，克朗克接到报告，只有6艘勉强进入了英吉利海峡西口，越过了两个反潜大队和4艘驱逐舰组成的第一道防线。这6艘潜艇是U—621号、U—764号、U—953号、U—275号、U—269号和U—441号潜艇。其中，除U—441号潜艇外，其余5艘潜艇全部装有通气管。

　　鉴于此，他才在1944年6月12日下达了装有通气管的潜艇继续出击，其余潜艇一律返航的命令。U—441号潜艇奉命返航，其余5艇继续潜行，沿英吉利海峡缓缓东进。一连三天平安无事，直至15日，在拉阿格角附近，U—764号潜艇才首开杀戒，用鱼雷攻击了“布莱克伍德号”驱逐舰，使该舰身负重伤，在拖往波特兰港途中沉没。U—764号潜艇随即遭到其他反潜兵力的猛烈回击，只好带伤潜伏水下，不敢越雷池半步。

　　有两艘舰艇蓄电池能量耗尽，躲进了海峡群岛根西岛的圣彼得港。U—275号潜艇时运不济，随后被飞机炸伤。唯有图克曼海军中尉的U—621号潜艇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破了“软木塞”封锁，闯过了水面舰艇的三道防线，在通往诺曼底登陆场的主要运输线上占取了阵位，这是一个极其富饶的猎场，到处都有极好的攻击目标。

　　在巴夫勒尔角，图克曼击沉了一艘坦克登陆舰，并朝两艘美国战列舰发射了鱼雷。鱼雷没有命中战列舰，警戒舰只闻警赶来，将图克曼赶出了登陆场。“狩猎”者被逐出猎场刚刚闻到了腥味就被逐出了猎场。

盟军赢得比斯开湾胜利

　　这时，有5艘装有通气管的德军潜艇已从挪威基地赶来，它们强行突破了3艘护航航空母舰和6个反潜大队组成的外层防护，杀气腾腾地逼近了英吉利海峡。

　　1944年6月15日，在兰兹恩德角附近的海面上，U—767号潜艇击沉了“穆尼号”驱逐舰。

　　不过好景不长，3天后，丹克勒夫刚刚闯入海峡西口，进入盟军两个反潜大队和4艘驱逐舰组成的第一道防线，就被“哈夫洛克号”等3艘驱逐舰发现。3艘舰很快就结果了U—767号潜艇，为“穆尼号”报了血海深仇。

　　余下的舰艇冒死前进，至6月的最后一周，都成功地溜进了英吉利海峡。但是，它们同样运气不佳，除了一艘侥幸成功之外，其他3艘均被反潜兵力击沉。

　　24日，一艘惠灵顿式飞机和两艘驱逐舰密切配合，像屠杀羔羊似的只几次攻击，就干掉了U－971号潜艇。

　　25日，在波特兰海岬附近，“阿弗莱克号”和“鲍尔弗号”一顿猛揍，使U—191号潜艇命归黄泉。

　　29日夜晚，一架解放者式飞机的利式探照灯罩住了U—988号潜艇露出水面的通气管。在进行深水炸弹攻击之后，飞机召来了就在附近巡逻的4艘反潜舰只。4舰如狼似虎，于次日晨击沉了潜艇。

　　侥幸进入登陆区的是U—984号潜艇，29日，它朝正在通过塞尔西角的4艘商船连续发射鱼雷，并且全部命中目标。

　　U—621号和U—984号潜艇的成功给彻底溃败的“农夫”艇群带来了一线生机。

　　邓尼茨和克朗克抓住不放，决计做垂死挣扎。他们又派出一艘艘装有通气管的潜艇，继续突击英吉利海峡。但是，在盟军岸基航空兵第十九大队和水面反潜舰只强有力的打击下，它们的反击成效甚微。

　　从1944年6月底至8月底，邓尼茨动用了30艘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在付出了20艘的重大代价之后，只取得了击沉盟军5艘护航舰只、12艘商船、4艘登陆舰、击伤1艘护航舰只、5艘商船和1艘登陆舰的战果。

　　和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数以千计的舰船相比，这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由于享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盟军登陆一帆风顺，不仅夺取了桥头堡，而且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向纵深推进。6月18日，美国陆军第一军楔入科坦丁半岛，7月1日夺取瑟堡；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以锐不可当之势，于7月9日攻下冈城。1944年8月4日，盟军在阿弗朗什突破德军防线，逼向了大西洋海岸的各海军基地。在贝尔瑙营地，邓尼茨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他已无法向布勒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和拉帕拉斯运送弹药、燃油和潜艇备件了，这些基地已成了名副其实的陆上孤岛。8月24日至26日，在比斯开湾穷凶极恶一年之后，他下令德国潜艇钻出阴暗的洞库绕过爱尔兰岛和苏格兰岛，向挪威海岸全线撤退。比斯开湾空潜大战，使希特勒最后一点血本也输得精光，在不远的将来，他将面临的是历史给予他最严厉的惩罚。

“神风”特攻队

日军招募“肉弹”飞行员

　　1944年秋，在盟军的空中、海上与陆地的全面进攻面前，日本的常规战术难以抵挡，便把最后希望放在一种自杀行动方式——“神风特攻队”上。

　　1944年10月，美军第三舰队所属的空军大队，在东南亚一带对日军占领地实施毁灭性的空中打击。

　　10月12日，美军600余架舰载机对日军占领的台湾高雄、马公等港实施空袭。230余架日机升空迎战，但都被实战经验丰富的美机打得落花流水。

　　10月22日，美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菲律宾群岛中南部面积不大、不为常人注目的莱特岛大举登陆，日军仓皇逃窜。

　　莱特岛登陆，标志着日军的全面性毁灭的开始。此刻，日本海军的决策者们更是如坐针毡。万般无奈之际，只好实施大本营下达的“奏捷1号作战”命令。所谓“奏捷”即决战胜利之意。日军大本营决定孤注一掷：“只有向反攻的敌人进行毁灭性决战，才能扭转战局。”

　　于是，各兵种纷纷据此制订作战方案，企图做困兽之斗。

　　这是一个月黑风急的夜晚，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他脑子里总是放不下美国舰只与飞机狂轰滥炸日军的悲惨场面。该怎么对付这些敌人呢？大西苦思冥想了许久。蓦地，他脑海中又闪现出板田房太郎中尉的影子。此人在偷袭珍珠港的战斗中，炸弹扔光了，又发现了美军的飞机库，出于对天皇陛下的忠诚，他驾机一头撞到机库，引起连锁爆炸。这叫特别攻击！

　　或许是黔驴技穷，大西的这一孤注一掷的自杀作战式的罪恶计划竟然得到了许多日军将领的支持。驻守在马尼拉的第二航空战斗队司令官有马正文海军少将对此大加赞赏，积极筹备招募敢死队员。有马身先士卒，亲自参加特攻队。“神风特攻队”一夜之间在日军大本营广为流传，它下辖“敷岛”、“大和”、“朝日”、“山樱”等数支分队。大西在召见特攻队第一批飞行员时，歇斯底里地叫嚷：

　　在这非凡的时代，我们不能不掀起一阵神风。

　　神风特攻队驾驶的是一种性能较为低劣的飞机，它实际上是一架可以追踪目标的“肉弹”。机上载有烈性炸药1000斤左右，置于飞行员座舱之前。一旦发现攻击目标，驾驶员便开机撞过去，炸弹同时也爆炸，与对方同归于尽。而且飞行员一律不带降落伞，谁也不希望生还。

日军首批“肉弹”攻击美舰

　　1944年10月22日，莱特湾战争全面爆发，美日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空中兵力，以求最后的胜利。但日军在美方强大的进击面前渐渐支撑不住了。看来，他们需要拿出自己的撒手锏——“神风特攻队”。

　　10月25日清晨，菲律宾莱特湾雾气弥漫，但激烈的大海战不时把天空撕开一道道口子。呼啸的炮弹、巨大的水柱，还有被炮火击中冒着浓烟的军舰，把平静的莱特湾弄得乱七八糟。

　　上午7时25分，驻守在菲律宾马巴拉卡特飞机场的日本指挥官接到指令，美国航空母舰机动队在菲律宾西方海面上行动，估计是要增援莱特湾海战，宜立即对美军航母实施毁灭性打击！

　　看来，真正的自杀行动就要从这里开始了。只见9架“零式”战斗机跃上云天。机场上的地勤兵看到，其中5架飞机刚离地，起落架就自行掉了。

　　这5架飞机就是神风特攻队首批特攻机。座舱里，这些一去不复返的亡命徒们头上扎着白色的缠头。抱着为天皇牺牲的必死信念，这些人一旦发现美舰，就连人带机撞下去，以实现对天皇的效忠。

　　自杀行动的成员都必须履行这样一个规定，飞机必须先绕机场3圈。这一次，只见5架飞机在机场上空绕场3周，表示向送行的人们告别。地面上全体军人肃立在起飞线，目送着他们远去。

　　10时40分左右，特攻队飞临莱特湾上空。晨雾早已散去，海面上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美军护卫航空母舰等舰船，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日本海军栗田舰队。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歇一口气，又被神风特攻队盯上了。对深藏在云端的特攻机，美舰竟毫无防备。尽管舰载雷达天线在转动，但此刻，观察员却趴在荧光屏前睡觉了，他们实在太疲劳了。10时50分，关行男上尉率领5架特攻飞机到达美舰队上空。说时迟，那时快，5架日机不顾一切地朝舰队俯冲下来。“敌机！敌机！”一名在甲板上担任观察任务的美军水兵望着直扑下来的日本飞机，惊得大喊起来。

　　话音未落，关行男的那架装满烈性炸药的飞机已撞上了航空母舰的甲板。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航空母舰上燃起大火。两分钟后，下部汽油引火爆炸，巨大的火柱喷空中300多米……

　　与此同时，航空母舰周围也相继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其余特攻队的飞机也以同样的方法，“姗鲁号”撞向其他战舰……5架特攻机，击中4艘美军航空母舰。21分钟后，首先惨遭厄运的慢慢沉没，另外3艘受到重创。

　　当天晚上，东京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了神风特攻队首战告捷的新闻。第二天，另一队神风特攻队也想露一手，尝一回当“勇士”的滋味。然而这一回，他们与死神拥抱，但却不像他们的队友那样走运。

　　这一批也有5架特攻机，分两个批次出击。而当时的美航空母舰正在收容追击栗田舰队后回来的飞机，甲板上，有的飞机刚刚降落，有的正在加油，还有的正准备起飞。

　　当这一批特攻机呼啸而下时，雷达兵立即发现了日机的魔影。也许有了前一天的教训，各舰队马上组织火力封锁空中航线。

　　由于以死相拼，特攻队员们几乎是无所顾虑地冲向炽热的火网，笔直撞向护卫舰。飞机贯穿了甲板，撞了一个大洞，当即便有43名官兵受重伤，但燃起的大火很快被早有防备的美国海军扑灭了。

　　另外几架特攻队飞机未能闯进火网，被护卫舰的炮火和机枪击落，坠入大海后爆炸。不过仍然有一架特攻机，被枪炮击中后，拖着黑烟栽下来时，该机飞行员居然能把行将爆炸的飞机驾驶到战舰上空，并击中机库甲板爆炸。

　　由于前面几次自杀行动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致日军更加加紧实行这一方案，而神风特攻队这一自杀式的攻击震惊了美军舰队，许多人谈“神”色变。

“樱花”“玉碎”触目惊心

　　由于“神风”初战告捷，日本大本营犹如捞到一根救命稻草，想以此挽回败局。东京的战略家们接二连三地电令大西加快步伐，全力以赴实施“神风”攻击。

　　然而，“神风”毕竟需要人去充当“肉弹”，而且是要会驾驶飞机的飞行员。有关当局曾打算募集亡命之徒，但这毕竟是一条不归路，无论花多大代价招募，人数还是极为有限。

　　由于此举难以推行，他们只得另找门路。为掩人耳目，他们还假惺惺地向飞行员保证：

　　凡志愿特攻之义烈将士，以个人资格配属于作战队，临时编为特攻队，其家人都享有崇高荣誉，予以特殊照顾。

　　随着战役的推进，志愿赴死的特攻队员越来越少。对大西将军而言，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1944年11月，当他匆匆赶回东京，向海军部请求增加特攻机和驾机人员时，刚巧有一批被称之为“有人滑行炸弹”，即代号“樱花”的飞行员训练队结束。大西一听高兴万分，立即召见这群“樱花”战士。

　　这群特攻队员一个个抱着必死的信念。从入队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对着天皇的肖像宣誓。接下来，是进行近乎残酷的训练，尤其是直线俯冲科目，要求飞行到百米以下低空拉起来。面对机舱外扑面而来的大海或原野，本能会使得特别攻击队的飞行员在最后的瞬间闭上眼睛，但闭眼就会影响命中目标的准确度。模拟训练甚至不允许飞行员闭眼。

　　上级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一旦发现目标，“樱花”们就驾着装满炸药的滑翔机从机舱内滑出，向目标做决死撞击。残酷的法西斯式的教育训练，使其中的许多人已经变态，他们几乎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只求为天皇陛下速死效忠。大西将军一想到“樱花”就要在美军舰艇上盛开，给美军以沉重打击，不由得喜形于色。

　　1944年11月下旬，日本刚刚造好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信浓号”，做处女航。大西选中的50名“樱花”也搭舰奔赴火线。但由于日方的密码信号早已被美国人一一截获，因此。“信浓号”刚刚驶离军港，美军海军就获得了相关的情报。两艘潜水艇悄悄埋伏在“信浓号”必经的路途上。

　　此刻，“信浓号”机舱一角，50名“樱花”战士在打扑克、下棋，有几个还在用飞机模型作俯冲动作。似乎前方等待着他们的不是死亡，而是一个约会。

　　11月29日，当“信浓号”航行到大孤南方30公里处时，突然舰身猛地一阵剧颤，随即一团烈火腾地燃烧起来。

　　原来，在水下等候多时的美潜艇就通过声纳发现了该航空母舰，而“信浓号”竟然一无所知。

　　短短的几分钟内，随着几声猛烈的炸响，美潜艇发射的6枚鱼雷全部命中目标，冰凉的海水从泄漏处喷射。数小时后，“信浓号”沉没，50朵“樱花”尚未绽放就早早凋谢了。

　　“樱花”凋谢的消息令大西沮丧，但早已经输红了眼的他岂会善罢甘休。他又多方筹集，终于又组成了一支新的“神风敢死队”，准备对敌方进行疯狂的报复行动。

　　而这支新的特攻队，又被天皇亲自命为“玉碎”行动。

　　1945年1月5日，“玉碎”行动拉开序幕。

　　清晨，日本占有的马巴卡拉特机场就忙开了，115架装满炸药的特攻队飞机齐刷刷地停在起飞线上。机舱内，全身戎装的特攻队员待命，他们个个都抱着必死的信念去迎接“胜利”的到来。

　　大约7时过后，两架奉命侦察的飞机发回电报：在尼多罗岛西方海面发现大批美军舰船。大西中将马上明白了，这是运载美军登陆作战部队的，只有完全阻止其行动，才能为扭转战局争取时间。看来，关键的时刻来到了！大西决心孤注一掷，把剩余的全部神风特攻队飞机都押在“玉碎”行动上。

　　在浓密的太平洋的晨雾中，15架日军特攻机从马巴拉卡特机场相继起飞。接着，又有8架特攻机迅速飞离易杰克机场，加入到这场以血肉作为牺牲品的自杀行动中，同时担任侧攻任务的另外5架特攻机也从安赫洛机场起飞。

　　仰望着渐渐消失在天际的飞机，大西心中竟生出一丝悲哀。可马上他又露出了凶残的本性，拿起对空话筒狂喊：“神风队员们，勇敢地出击，天皇陛下在注视着你们！”

　　终于，第一批飞机发现了海面上的目标，美军的舰载飞机同时起飞迎战，但美国人的行动显然已经晚了一步。他们本应在高空予以还击，但遗憾的是，大多数飞机刚刚升上半空，便遭到了特攻队的迎头撞击。“神风”队的这种拼命精神令美军飞行员丧胆。

　　小田次郎驾驶的特攻机与一架美机相遇，准备格斗的美机还没转过神来，就与特攻机迎头相撞。当然，美军绝不会这样轻易让对方得逞的。几架突袭到美军舰队上空的特攻机，首先便遇到了猛烈的舰载炮火的猛烈攻击。舰船上，许多准备登陆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员也操起轻武器对空射击。

　　一时间隆隆的炮声和“哒、哒、哒”的冲锋枪、轻机枪声响成一片，海面上到处是弥漫的硝烟。左避右闪的大田津子上尉的特攻机冲破高射炮织成的火网，向一艘航空母舰飞驶而下，眼看就要撞上目标，舰上的美国人不由惊得大喊起来。美军的海军陆战队也不含糊，各种轻重武器一齐开火，似乎大田津子被飞蝗般的弹雨击中了，在离航空母舰不远的空中，飞机突然失去控制，一头栽进距航空母舰50米左右的大海中，激起了一股冲天的水柱。美舰上的陆战队员终于松了一口气，一齐雀跃欢呼起来！

　　这一天双方空战的结果是，大西的“玉碎”行动派出的无数架神风战斗机纷纷在半空中坠毁，根本没有阻挡住美军的舰队，美军的舰船沉没两艘，有7艘受伤。随着美军在菲律宾的登陆，日军大本营在菲律宾的“神风”特攻作战宣告失败。

“神风”队的死亡攻击

　　1945年早春，日本海外的占领地渐渐被美国人一一攻占。美国人的舰艇与飞机已经铺天盖地地向日本本土进发了。看来，日本人得准备最后的一搏。

　　一天，当和煦的春风撩开了日本海薄薄的晨雾，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血雨腥风的战火。

　　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美军舰队摆开阵势，航空母舰威风凛凛，驱逐舰则紧随其后。

　　日本神风特攻队的“新高”队奉命出击。11架特攻机，全由舰载轰炸机充当，分成了3个编队，飞向战区。

　　厚厚的云层，为特攻队创造了条件，但还是在距舰队数十公里处被美舰雷达发现了。特攻机不顾一切地向美舰队猛冲，美军站机不时吐出火舌。

　　不一会儿，两架特攻机被击落。特攻机编队队形立时乱了套，给美军拦截带来了困难。特攻机四处奔逃，寻找攻击目标，美机穷追猛打；闹不好会击中自己的飞机。稍一迟疑，神风的第二攻击编队在第一队的掩护之下乘隙突破了防线。

　　空中响起一阵阵尖利的呼啸，一架架特攻机撞向美军舰艇。马上，两艘航空母舰上冒起黑色的烟柱。这场攻守之战实在是太触目惊心了。一架架日军飞机发疯一般直冲向美国航母，航母上的无数炮弹则雨点般落在了前来进攻的飞机上。

　　一时间，天昏地暗，只有爆炸声伴着硝烟不断地响起……终于，势力占优的美军舰队成功地突破神风队的一次次死亡攻击，庞大的美军舰队如期攻到日本硫磺群岛，叩响了东京的前门。

　　日本大本营慌了手脚，可他们已拿不出足够的兵力来抵抗美军的精锐之师。

　　这时，唯一被他们作为最后王牌的，只有全力展开“神风特攻队”攻击。

　　尽管当时的神风特攻队也已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仍像鸦片一样刺激着特攻队员的灵魂，他们甘愿为天皇尽忠。

　　1945年2月中旬起，美军的舰载飞机频频向硫磺岛发动攻势，守岛部队连连告急。最新组成的一支神风特攻队来不及模拟训练，便匆匆升空向美军攻击。

　　2月21日早晨，32架特攻机黑压压地飞离基地。硫磺岛海面，特攻机与美军展开激战，部分特攻机葬身大海，只有少数特攻成功。尽管如此，这一誓死的自杀行动还是给美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天美军一艘军舰、4艘运输船被击沉，还有3艘舰船受重创。

　　然而，力量的悬殊又使得最后的结果难以改变：“神风”队最终还是未能保住硫磺岛。3月初，美军海军陆战队在硫磺岛实施登陆成功。

　　硫磺岛失守，东京门户洞开，扭转败局已经不可能了。但日本军界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本土决战上。

　　1945年3月21日，美军3艘航空母舰游弋于日本本土南方约4000公里的海面上。隐藏在云海深处的日军侦察机反复观察，竟没有发现舰队应该配备的护航飞机。

　　情报传到大本营，这帮输急了的赌徒像突然摸到一张救命牌。他们认为，进行全面反攻的时刻终于就要到来了！

　　“樱花出动！”日军神风特攻队觉得机会来了。此刻，机舱内“樱花”们一个个头缠白布，搭乘在“滑行炸弹”上，等待着他们引以为荣的时刻。

　　这种“滑行炸弹”的威力美国人早已经领教过了：它是由一种滑翔机改装的，其头部装有一颗1200公斤的大炸弹，尾部还装着推力达800公斤的火箭发动机，从高空投放后的最大时速竟达876公里。

　　而当时美军最厉害的飞机也只有时速700公里。因此，他们只要瞄准了目标，就会快速度冲过去，与对手同归于尽。

　　11时35分，野中少校指挥的18架飞机腾空而起。没想到，新的情报送来了，美军航空母舰上的护航力量远远超出日军的估计，特攻作战难以成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美国人早就料想到日本人会使出这最后的撒手锏。因而他们将计就计，故意先隐藏其空军主力，待日军出动后立即展开攻击。这一招果然十分有效！日本人知道得实在太晚了！美军的50架战斗机已向特攻队机群发起了猛烈攻击。护卫的日本战斗机左冲右突，但终因寡不敌众，仓皇落败。日机为了与美飞机对抗，为减轻机载重量，只好舍弃了搭乘的“樱花”。在一阵阵“天皇陛下万岁”的喊叫声中，一朵朵“樱花”跃出机舱，消失在浩瀚的云海中。即使如此，仍有14架特攻机被击落，有两架企图撞击美机未遂，一头栽向大海再也没有返航。终于，“樱花”行动又一次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冲绳战役中的“肉弹”末路

　　冲绳，是日本的一个美丽的长形岛屿。岛的四周有许多陡峭的山岩、高耸入云的断崖，还有无数天然的溶洞，挂着一串串神态各异的钟乳石。

　　1945年4月1日，美军开始向冲绳挺进。这当然不是因为它的美丽，而是因为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个长达95公里的岛屿，是通往荷属东印度石油地带的必经之路，又处于中国沿岸的位置。

　　对盟军来说，冲绳是攻向日本的最后跳板。为了能早日攻下这个战略要塞，美国人几乎投入了所有的海军与空军。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大本营已下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誓死守住冲绳。于是，在这种危急情形之下，“神风”特攻队又一次首当其冲，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

　　当时，日本陆军总参谋部是这样估计的：只要能集中4000名“滑翔人弹”，就可以把盟军总兵力的40％全部消灭，到那时，日军甚至还有可能进行全面反击，收复已经丢失的太平洋一带大片占领地。

　　4月12日，日军出动了80架神风特攻机，18个“樱花”搭机前往。为避免遭到美军拦截，攻击编队采取4条航路，分头向冲绳冲击。装载“樱花”的陆军攻击队18架飞机冲在最前头。这时，机翼下出现了盟军舰队。“准备出击！”为首的日本空军指挥员大喊一声，随机人员立即拉出炸弹飞机“樱花”。顿时，机舱门洞开，载着几名日军的“樱花”飞向目标。数分钟后，“樱花”在美军驱逐舰上盛开，50分钟后，该舰沉没。

　　此次小规模进攻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没能完全阻止美军咄咄逼人的攻击势头。在参加对日作战的所有舰只中，有一艘航母最令日本人恼火，那就是美国海军“企业号”航空母舰。这是一艘老牌舰，几乎参加了每一场海战，并先后击沉了70多艘敌舰，击落了千余架飞机。日本人将“企业号”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想把它拔掉。

　　1945年5月15日早晨，日军侦察机发现了“企业号”的行踪。很快，25架“神风”特攻机迅速从西南方飞来，直往航空母舰冲去。“岂能让敌人轻易得手！”在美军舰队司令的指挥下，盟军的拦截异常勇猛，格斗战术远远超出日军刚刚训练完毕的“神风”飞行员。只见一架架“神风”机在半空便被击落，被汹涌的大海吞没。

　　只有一架特攻机完成了真正的使命，撞入了“企业号”的正中央，穿透了三层甲板。由于早做防备，抢修分队动作灵敏，进水口被堵住，“企业号”终于没有沉没。

　　此后，为了阻止美舰的进攻，日军又先后投入了8批“神风敢死队”队员，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攻击之狂、破坏之烈，令美国海军心惊肉跳。

　　这一战役的结果是：日军共击沉美舰36艘，击伤368艘，击毁美军舰载机735架，令美国舰队司令大为震惊。但毕竟实力悬殊，不久，冲绳岛终于失守。随着冲绳岛的失守，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法西斯的战败而告结束，“神风”特攻队也最终覆灭。

　　诚然，任何残暴的幻想，都无法挽救日本法西斯灭亡的命运，但日本“神风”特攻队这一野蛮而残酷的行径，却给人留下了永久的恐怖记忆。日本空军这种疯狂的反击作用虽不大，但足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作为战争狂的狰狞面目。

目录

贝 当

外敌入侵自愿签订屈辱条约

投靠纳粹充当德国战争帮凶

赖伐尔

签订《罗马协定》出卖非洲利益

遵守秘密承诺放弃正当权利

任职维希政府实施卖国政策

佛朗哥

发动武装叛乱推翻民主政府

依靠法西斯援手取得最终胜利

退而保持“中立”静观时局变化

吉斯林

模仿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

投靠法西斯变成傀儡政权

充当卖国贼受到正义审判

汪精卫

抗战爆发鼓吹“亡国”论调

秘密媾和出卖领土主权

出逃河内发表投敌“艳电”

侥幸逃命组阁汉奸政府

罪有应得丧命防空洞中

尸骨无存残躯灰飞烟灭

陈公博

留学回国受到汪精卫提携

外敌入侵滋生悲观失望情绪

追随汪伪走上卖国不归路

周佛海

抗战爆发投入日本人怀抱

投敌叛国过上腐败糜烂生活

穷途末路重新寻找救命稻草

兔死狗烹软禁重庆白公馆

接受审判铁窗之内了余生

陈璧君

一见钟情誓死追随梦中情人

投敌参政慰问日伪遭遇伏击

罪有应得铁窗之内度过余生

褚民谊

参与建立汪伪政权

对抗法庭极力粉饰卖国行径

李士群

叛变投敌建立“76号”魔窟

拉帮结派破坏占领区秩序

恶贯满盈死于日伪之手

贝 当

外敌入侵自愿签订屈辱条约

　　1856年，亨利·菲利普·贝当生于法国加莱海峡省一个农民家中。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耻辱感笼罩了整个法国，这使少年贝当立志做一名军人。

　　1875年，贝当考入圣西尔军事学校。凭着深厚的军事造诣，贝当毕业后很快就脱颖而出，进入了国家射击学校担任教官。但在战略思想上，贝当大力提倡防守，与法国当时盛行的进攻战略思想大相径庭，因此一直未能得到重用。

　　1876年毕业，贝当被分配到法军第二十四轻步兵营任少尉排长。

　　1888年，贝当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在陆军大学任教。由于在任教期间宣扬不适当的防御理论，而没有得到上司的赏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贝当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在马恩河会战中，他指挥一个步兵团打退德军一个师的进攻，从而受到法军最高统帅部的重视，被晋升为将军。次年夏天，他又被提升为法军第二集团军司令。

　　在1916年凡尔登会战中，正当数十万法军面临被德军前后夹击的危急时刻，贝当及时率援军赶来，粉碎了德军的攻势，保证了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贝当因此成为了欧洲闻名的“凡尔登的征服者”，并于1917年被任命为法军总司令。

　　1918年11月，贝当晋升为元帅，并出任法国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和陆军总监。

　　1934年2月，贝当出任杜梅格内阁的陆军部长，涉足政界。任职期间，贝当没有把握时机有效地提高法军的作战能力。1939年至1940年，贝当出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1940年5月，德军开始进攻法国，作为永久性防御工事的马其诺防线不攻自破。

　　先后由莫里斯·甘末林和马克西姆·魏刚指挥的法军节节败退，国内政局混乱。保罗·雷诺总理为控制局势，建立最广泛的民族团结，调动了国内的各种力量，贝当也应召回国出任内阁副总理。

　　结果，在继续作战还是通过求和结束战争这个问题上，法国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以雷诺总理为首，另一派以贝当为首。

　　在6月13日至16日为期四天的戏剧性讨论之中，贝当公开而毫无保留地当了主和派的领袖。

　　贝当向内阁宣读了一份备忘录，排除了在法国本土以外继续战斗的任何想法，而在本土以内他又坚信法国业已战败，剩下的只有设法缔结一项体面的和约。贝当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说，法国的复兴不可能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取得，而应是“祖国及其子孙承受苦难”的结果。停战并不是对战败的惩罚，而是一个新的开端，即“保证不朽的法兰西永世长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贝当甚至以辞职相威胁。

　　1940年6月16日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雷诺辞去总理职务，阿尔贝·勒布伦总统任命贝当组阁。贝当发表广播演说：“我把本人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就在16日夜间，贝当即请求西班牙政府充当法国与德国谈判的中间人。第二天，贝当下令法军停火，这就等于承认放弃战斗，从而使法国在同德国谈判停战与议和条件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法国政府拒绝或商讨德方所提条件的任何可能性。他为了达到停战的目的，竟然答应了纳粹德国对于停战提出的十分苛刻的条件。

　　1940年6月22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贡比涅森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签署投降书的地方，法国代表查理·亨茨格将军在贝当的授意下，同德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根据该协议：

　　法国必须割让包括巴黎在内的五分之三的国土；法国政府必须每天为德国占领军支付4亿法郎的占领费；法国的空军、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法国政府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与德国保持一致，不得有任何与德国相违背之处。

投靠纳粹充当德国战争帮凶

　　1940年7月1日，德国军队占领法国后，法国政府迁都至维希。参、众议院决定宪法暂停实施，并选出亨利·菲利普·贝当为国家元首，是为维希政府。

　　10日，国民议会以569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决议，授予贝当制定新宪法的全权。新宪法以“法兰西国家”代替了“法兰西共和国”，以“劳动、家庭、祖国”代替了自1789年继承下来的“自由、平等、博爱”。

　　贝当被授予“国家元首”的称号并兼任总理，拥有召开国民议会、制定行政立法、指挥军队、任命或撤换部长等多种权力，几乎比路易十四的权力还要大。

　　10月24日，贝当前往距巴黎约一百多千米的蒙托瓦镇，专程拜访希特勒。当晚18点，贝当在德军司令凯特尔的陪同下走向希特勒专列所停靠的月台。希特勒已站在月台上，先向贝当伸出了手：“你愿不愿意与我们一起工作？”希特勒向贝当提出，如法国参加对英战争，就可以在北非维持超出停战协定规定的军队，保证法国保留原有殖民地。受宠若惊的贝当立刻表示同意。从这天起，“停战”变成了“合作”。一周后，贝当公开发表讲话，表示愿同纳粹德国进行真诚的“合作”。另外，阿尔贝特·勒布伦也辞去法国总统职位。于是，第三共和国变成了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敌视民主成了主导政治的强大力量，而贝当则成为纳粹的傀儡。随即，以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颁布了反犹太人的法律，规定：

　　犹太人在法国必须佩带黄色的大卫之星标志，否则法国政府可以随时将他们拘留或逮捕；犹太人不得在法国担任公职，不能从事新闻、工商等众多职业。

　　维希政府抓捕了法国境内85%的犹太人，并将7．6万犹太人强行运往波兰的集中营。

　　在经济方面，维希政府则将法国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拥有的铜矿让与德国。

　　贝当极力讨好希特勒，可仍然没有取得希特勒的信任，不久，德国纳粹就推出赖伐尔掌握维希政府的实权，将贝当置于徒有虚名的国家元首的地位。

　　维希政权的第一时期从1940年7月10日至12月13日，可称为贝当—赖伐尔时期。

　　应该指出，贝当碍于体面，和德国人的合作多少有些羞羞答答，不时使出他惯用的两面手法。

　　当他和赖伐尔赤裸裸的亲德卖国行为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时，1940年12月13日，贝当下令拘留赖伐尔，并且派一支可靠的队伍将其护送到他的私人住所里去。

　　对于这个相当令人吃惊的事件，德国当局并不知道。于是，从1940年12月13日至1942年4月18日开始了政权的第二时期，称为贝当—达尔朗时期。原海军总司令达尔朗上将变成政权的第二首要人物。但赖伐尔在德国人的支持下于1942年4月19日重新执政，开始了政权的第三时期。这时又颁布了新的制宪法令：

　　法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实际领导权全部授予政府首脑（即赖伐尔），政府首脑由国家元首任命，并直接对国家元首负责。

　　这实际上把贝当变成了壁炉台上的一件小摆设。

　　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贝当命令在阿尔及利亚的达尔朗与盟军配合作战，同时又发布电文抗议盟军登陆。

　　法国人在阿尔及尔的抵抗是象征性的，事实上已经向盟军打开了北非大门。德国人因此认为停战条款已经不起作用，于11月11日出兵占领法国南部地区，维希也变成德国人公开当家做主的地方了。

　　尽管如此，贝当的投降主义和合作主义，对法国丧失民族主权独立，蒙受德国侵略者的欺凌和蹂躏，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贝当政治上的软弱无能使他不能阻止赖伐尔之流彻底的卖国行为，有意无意地扮演着“合作”的主角。

　　贝当镇压统治区内的任何反德活动，并提供原料、商品支付德国的占领费用，从4亿法郎到5亿法郎，1944年7月又增加到7亿法郎。贝当在广播中号召为德国招收劳工，设立强制劳动局。

　　在德国出兵占领法国南方时，许多法国人希望贝当离开维希，但是他没有离开，仍然留在那里，仍然忠于一个过于简单的政策概念——在祖国受难的时候，不应该抛弃本国的土地和自己的同胞。

　　这是贝当个人的悲剧。

　　1944年8月21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占领军将以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全体成员押送到德国的西格马林根堡“保护”起来。盟军攻入德国本土后，又将他们转移到瑞士的一个小城镇。

　　德国投降前夕，穷途末路的贝当向法国临时政府自首。

　　1945年7月23日，法国最高法院开庭审判贝当。起诉书列出了贝当的几条罪状：

　　同德国签署停战协定，违背了法英同盟条约；配合德国，对英国和其他盟国采取敌对行为；同赖伐尔一起，动员全国工业部门支持纳粹德国进行侵略战争，并向德国输出大批法国劳工；建立独裁政权，私自允许德国控制本国领土。

　　贝当在长达20多天的审判中一言不发，他的辩护律师则十分活跃，说贝当这些行为是无奈之举，也没有完全与德国合作，等等。辩护律师还威胁法庭说，如果贝当被处死，国家将会面临分裂的危险，法国人民也会感到痛心。旁听的人们受到辩护律师的蛊惑，不停地为律师的辩护词喝彩，以至于法官气愤地大叫：“这个厅里怎么全是德国人！”8月14日，判决出来了，贝当因犯通敌罪被判死刑，没收一切财产，并且被宣布为“民族的败类”。

　　此外，法庭还认定他犯有“误人罪”。许多正派的公民因为他过去是英雄而信任他，结果被引入歧途。但戴高乐为了维护国家团结，签署了特赦令，把贝当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1951年，贝当死于法国西海岸的耶岛，卒年95岁。

赖伐尔

签订《罗马协定》出卖非洲利益

　　1883年6月28日，赖伐尔出生于法国多姆山省的夏特尔东。赖伐尔靠自学成为中学的辅导教师，继而攻读法学课程，获学士学位。从1907年起，赖伐尔在巴黎当律师。

　　赖伐尔开始从政就表现出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

　　20世纪初，法国工人运动高涨，社会党领导工人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在工人中和社会上赢得了声誉。赖伐尔在1903年加入法国社会党。他曾为工会和左派人士辩护获胜，因而一举成名。

　　1914年至1919年担任众议员；1920年因选举失败而退出社会党；1924年以独立社会党人的身份再度当选为众议员；1927年成为参议员。1934年以后在杜梅格和费朗丹两届内阁中任外交部长；1935年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1935年1月7日，赖伐尔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在罗马签署了一系列改善两国关系的协定和文件，统称《罗马协定》。

　　法意《罗马协定》的缔结源于法国制衡纳粹德国的政策需要。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积极扩充军备，并因此于10月退出国联和国联主持的裁军大会。面对德国形势的恶化，法国人急于控制局势的发展。

　　1934年4月17日，法国政府公开声明：

　　法国正式拒绝承认德国重新武装的合法性，由于德国重新武装……法国今后将通过自己的手段保障自己的安全。

　　法国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在欧洲建立的军事同盟体系，来遏制纳粹德国的扩张野心。因而所谓“自己的手段”实际上就是寻找新的盟友，以加强已有的军事同盟。与意大利接近乃是法国实现上述外交目标的重要步骤之一。

　　事实上，在4月17日声明发表后仅过两天，法国政府就为改善与意大利的关系作出了姿态：4月20日，法国外长巴都照会意大利政府，表示一旦法意在欧洲普遍安全问题上达成谅解，法国将立即开始考虑解决法意矛盾及签订友好仲裁条约。

　　此后，法国商业部长与法国退伍军人代表团又先后赴意大利访问，为法意接近铺路。

　　5月25日，巴都在众议院明确表示：“法国与意大利并不是不可能在一种诚恳、忠诚而又明确的缓和中合作的。”

　　对于法国亲近的表示，意大利反应积极。不过与法国不同，它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如何遏制德国，而是在于如何借机吞并埃塞俄比亚。

　　意大利图谋埃塞俄比亚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后期，意大利就曾发动过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但由于1896年阿杜瓦战役的惨败，意大利的图谋没有得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法西斯势力的上台，意大利武力吞并埃塞俄比亚的野心又开始膨胀。但由于战后英法势力已经渗入埃塞俄比亚，并且都拥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法国控制着埃塞俄比亚港口吉布提到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运营，这意味着意大利要想独吞埃塞俄比亚，必须事先获得英法的认可。

　　对此，墨索里尼在1933年1月就曾明确表示，“只要我们在欧洲得到绝对的授权”，“在埃塞俄比亚采取一场类似战争的行动”，将可以确保征服计划的成功。因此，法国政策的调整无疑给意大利实现其侵略野心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

　　然而，由于法意在殖民地上遗留很多历史问题，这使两国接近初期进展缓慢。

　　直至1934年7月，纳粹分子刺杀奥地利总理陶尔菲斯引发奥地利危机之后，法意在维护奥地利独立问题上找到共同点，才使两国接近的步伐大大地加快。

　　9月1日，墨索里尼正式邀请巴都在10月底访问罗马；9月5日，巴都指示法国大使先与意大利方面拟订讨论提纲，为出访作准备；9月27日，法意会谈提纲拟订；10月3日，巴都将他访问意大利的日期定在11月4日至11日。

　　但是，由于10月9日巴都在马赛遇刺身亡，他计划中的罗马之行未能实现，法意接近的外交目标最终是由他的继任者赖伐尔完成的。

　　赖伐尔在笼络意大利方面比巴都更加积极主动，当时法国的《共和国报》曾将赖伐尔的外交活动概括为：“在多年的误解与冲突后，恢复与我们的邻国意大利的友好关系。”

　　在赖伐尔眼中，意大利是连接法国与其东欧军事盟国的桥梁，在制衡德国的危险方面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法国军方全力支持赖伐尔的看法，并强调法国一旦与意大利结盟，不但可以把法意边境的10个师调到法德边境上来，而且有助于在战时顺利调回法国驻扎在北非的军队，这对改善法德军事力量对比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赖伐尔在10月9日上任后，把推进与意大利的结盟列为法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10月31日，赖伐尔致电法国驻意大使德尚布伦，详述了法国对意外交的主要立场与目标，并指示他在此基础上立即与意大利进行谈判。

　　电报中，除了对法意两国关于殖民地等历史遗留问题一一做了指示外，还明确提出了法国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的要求：

　　军备协定，法意应就两国在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时相互磋商达成协定；奥地利问题，法意及小协约国共同保证支持奥地利独立及不干涉其内政；意南关系，希望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签订仲裁与协商条约，谈判解决分歧。

　　11月20日，德尚布伦会见墨索里尼，法意谈判正式开始。

　　法意谈判期间，埃塞俄比亚问题始终是影响谈判进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早在八九月份双方最初拟订谈判议程时，意大利就丝毫不掩饰他们对埃塞俄比亚的企图，将法意在埃塞俄比亚的利益划分列为谈判的重点问题，以至于法国人一开始就预感到埃塞俄比亚问题将会成为谈判的关键。

　　1934年12月5日发生的瓦尔瓦尔事件，使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埃塞俄比亚问题也随即成为法意谈判的首要内容。

　　12月6日，即瓦尔瓦尔事件发生的次日，意大利代表苏维奇向法国大使明确提出了有关两国在埃塞俄比亚利益划分的问题，要求法国允许意大利参与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的经营，并支持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自行修建一条铁路。此后，又要求法国放弃在埃塞俄比亚的其他经济利益。

　　12月17日，法国大使德尚布伦向赖伐尔汇报：“对于苏维奇先生提出的关于我们在埃塞俄比亚放弃经济利益的问题的回应将事关根本利益。事实上，从我们的观点看，这个回应是谈判的关键。”

　　但是，当时法国政府关心的重点并不在埃塞俄比亚。12月15日，赖伐尔在内阁中将法国对意政策的目标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希望意大利在德国重整军备问题上支持法国的立场；第二，如果恢复裁军谈判，法意相互支持保留对德优势，以确保本国安全；第三，法意在奥地利问题上合作。

　　因此，赖伐尔有意将埃塞俄比亚问题作为与意大利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达到目的之前不肯轻易让步，致使法意谈判在12月下旬一度停滞不前。

　　然而，此时墨索里尼已经决心动用武力征服埃塞俄比亚。他在12月20日亲自起草了一份针对埃塞俄比亚的行动纲领，其中明确指出：意大利行动的最终目的是摧毁埃塞俄比亚的武装力量并全面征服这个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征服埃塞俄比亚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意大利急于在法意谈判过程中与法国达成妥协。

　　12月25日，墨索里尼对意大利谈判代表阿洛伊西说，由于“埃塞俄比亚问题在我们与法国缔结一项协定后才算准备就绪，目前有必要使事情进展得快些”。

　　为此，墨索里尼在12月27日亲自召见法国大使，表示意大利同意法国在有关奥地利独立及德国重整军备等问题上的立场，但条件是要求法国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作出让步。

　　对此，墨索里尼明确提出两点要求：

　　一、法国允许意大利参股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的经营；二、法国政府秘密地承诺法国在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利益仅局限于铁路沿线。

　　法国大使在当天给赖伐尔的电报中写道：“墨索里尼对我毫不掩饰地说，这一点将是协定获得成功的关键。”

遵守秘密承诺放弃正当权利

　　由于意大利在主要的问题上满足了法国的要求，所以法国决定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回报意大利。

　　赖伐尔在12月29日提出一份有关法国在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利益的协定草案，其中同意将法国的利益限制在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沿线，要求法国大使在此基础上与意大利谈判。

　　至此，法意谈判获得突破性进展，尽管具体细节还有待于敲定，但法意协定已基本成型，因而赖伐尔的罗马之行也随即提上日程：启程时间定于1935年1月4日。

　　1935年1月4日，赖伐尔如期抵达罗马。

　　从1月5日开始，法意两国谈判代表就有关协定的最终文本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讨论，其间有关埃塞俄比亚问题的谈判曾一度陷入僵局，最后协议是赖伐尔与墨索里尼在1月6日夜晚进行了绝密的单独会谈后才达成的。

　　1月7日晚20时，法意《罗马协定》正式签字。

　　《罗马协定》是一系列文件的总称，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文件，即《法意共同维护和平的宣言》《法意关于共同维护奥地利现状的议定书》《关于法意在非洲利益的条约》《关于意大利人在突尼斯地位的议定书》《法意保证自由通过曼德海峡的议定书》《法意关于裁军问题的议定书》，以及墨索里尼致赖伐尔的两封信。

　　在这八个文件中，前四个文件是公开发表的，主要涉及奥地利问题以及两国在非洲殖民地侨民和经济利益等历史问题，其内容基本上为人所知。后四个为秘密文件，内容涉及法意就德国军备问题和埃塞俄比亚问题所做的政治交易，它们才是《罗马协定》真正的核心所在。

　　在四个秘而不宣的文件中，法国的收获主要体现在《法意关于裁军问题的议定书》中。该议定书不但宣布两国一致反对德国单方面重新武装，而且还明确规定了两国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所应采取的行动：

　　在德国单方面重新武装的情况下，法意应就双方将要采取的态度进行协商以便协调行动；在形势允许恢复裁军谈判的情况下，两国政府应在有关军备限制的数额方面共同合作，以便能够确保两国在彼此公平的基础上拥有相对于德国的优势。

　　从这份议定书的内容看，法国不仅在德国军备问题上的立场获得了意大利的认同，而且为法意缔结军事同盟做了铺垫。事实上，《罗马协定》缔结三天后，法意军事参谋长会议便开始筹备了。由此可见，法国拉拢意大利、孤立德国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

　　赖伐尔事后曾得意地表示，他在罗马得到了巴都所切望而未实现的结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人的联系已被削弱了；意大利倾向法国了；奥地利的独立已有保证了；欧洲和平的基础已奠定了。”

　　为此，大多数法国人都将《罗马协定》看做是法国外交的一大胜利，法国参众两院先后都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该协定。社会党领袖布鲁姆甚至不无夸张地评价说：“这些公布的协议……是如此的高贵，如此的完美，如此的寓意深远，以至于即使只有一部分得以实现，人们也会感到高兴。”

　　然而，法国在《罗马协定》中取得的成果是靠牺牲第三国——埃塞俄比亚的利益换来的。法意关于埃塞俄比亚的秘密协议是以墨索里尼致赖伐尔的两封书信的形式表述的，这两份“必须严格保密”的文件，分别表述了法国所作出的两点让步：

　　第一，法国政府向意大利政府声明，除了有关自吉布提至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交通相关的经济利益之外，法国不在埃塞俄比亚寻求其他方面的利益；

　　第二，为了便于两国在自吉布提至亚的斯亚贝巴铁路利益上更紧密地合作，法意确认该线法国特许公司出让2500股公司股份给意大利公司。

　　此外，赖伐尔还在与墨索里尼的私下秘密会晤中口头作出了允许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放手行事”的承诺。尽管赖伐尔事后辩解说，他当时“全部的考虑就是意大利将只会以和平的方式来利用这个行动自由”，同时极力否认会谈中“存在任何可能推动或鼓励意大利动武的事”，但这并不能否认法国已默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存有野心的事实。

　　因为不论赖伐尔允许意大利自由行事的承诺是否意味着认可意大利动武，法国的确将埃塞俄比亚作为外交筹码出卖给了意大利，而这一点恰恰是日后导致意埃冲突步步升级，直至意大利最终发动侵略战争的关键一环。

　　1935年年底，意大利外交部的一份文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实质上，埃塞俄比亚的命运及法国在东非问题上的立场在墨索里尼与赖伐尔罗马会谈结束时就已经决定了。随着1月7日信件的起草及赖伐尔口头的保证，法国政府已注定同意意大利为满足其在东非扩张，及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埃塞俄比亚政府间的任何问题而自由行动了。”

　　事实的确如此。当法国人正为自己通过《罗马协定》赢得了一个新的盟友而欢喜不已时，埃塞俄比亚却面临着灭顶之灾：1935年10月，得到法国默许的意大利在经过几个月的军事准备后，悍然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罗马协定》的缔结，实质上是法国对德政策的产物。作为抵消纳粹德国给欧洲带来的日益加剧的危险而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手段之一，法国与意大利接近的最终目的在于加强自身安全、孤立纳粹德国。

　　这种通过牺牲第三国利益来维护本国安全的外交政策是典型的绥靖政策。法国这种损人利己的短视政策，不但未能使《罗马协定》成为遏制德国危险的王牌，反而使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与动荡。

　　《罗马协定》的缔结给当时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从某种程度上说，称1935年秋意埃战争的爆发，源于8个月前签署的法意《罗马协定》，并不为过。

　　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希特勒对欧洲现状的威胁。在此之前，法国联盟体系几乎是毫不费力地统治着欧洲大陆。

　　墨索里尼曾试图组织反对集团，但是，他与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签订的协约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同样，苏联被“封锁线”切断了同外界的联系，而且，它只埋头于“在一国中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德国待在一旁，这个国家在接受《洛迦诺条约》和加入国联时，已在斯特来斯曼的领导下与战时的敌国讲和。

　　1933年，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这种令人欣慰的形势被急剧地改变了。这位纳粹党领导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为德国人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间。《我的奋斗》中的以下几段话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在以后几年中，他一直不断地、没有重大改变地重提这些思想和目标。

　　……如今，不能靠强烈的抗议，而要靠一把巨大的剑，使被蹂躏的地区回到共同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抱。锻造这把剑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领导人的任务；维护锻剑工作和寻找战友则是外交领导人的职责。……

　　恢复1914年时的边界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十分荒唐的，其荒唐的程度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提出这一要求就像是在犯罪一样……德意志帝国1914年时的边界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实际上，这些边界从包括日耳曼民族的人民的意义上说，是不完整的；从地理军事是否合宜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我们国社党人自觉地……关注我们600年前放弃的领土。我们不允许德国人继续不断地向南方和西方迁移，要把注意力转向东方领土。如果我们今天谈到欧洲领土，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只是俄国及其边境上的仆从国……新德意志帝国必须各次使自己沿着过去条顿骑士团的道路前进，用德意志的剑为日耳曼人获得耕地，为这个民族获得每日食粮。

　　几乎一点也不奇怪，当这几段话的作者成为德国的主人时，外交上立即有了反响，首先是几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小协约国开始恢复元气。

　　193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立了由三个国家外交部长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来促进其外交政策的协调和执行。同样，这年春天，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都周游了小协约国各国首都及华沙，加强了法国与其东欧盟国的联系。

　　甚至连后来同希特勒结成“罗马—柏林轴心”的墨索里尼，一开始也强烈反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由于许多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南蒂罗尔，墨索里尼对以“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为口号的扩张主义的纳粹政权感到不安。因此，1933年7月15日，他主动与英、法、德缔结了《四国公约》。

　　公约重申，签约国必须坚持《国联盟约》《洛迦诺条约》和《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未经四国同意不得对《凡尔赛和约》做任何改动。

　　这一做法证明是无用的，因为希特勒一再违反这些诺言，甚至无视与他一同签约的国家。

　　1933年10月，他宣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虽然他没有立即透露其重整军备的计划，但这一计划的存在——如果不是就其进度和规模而言——已普遍地为人们所知道。

　　这些发展促使土耳其、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另一个地方性集团。1934年8月9日，四国签订了《巴尔干公约》，公约规定四国相互合作、共同维护东南欧的现状。

　　比巴尔干协约国的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时有了根本的改变。传统上，苏联领导人认为，国联是掠夺成性的各帝国主义强国保持一致的组织。但是，1933年12月，当美国记者沃尔特·杜兰蒂问苏联对国联是否始终持否定态度时，斯大林答道：

　　不，并非始终，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持否定态度。你们可能不十分理解我们的观点。尽管德国和日本都退出了国联，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国联也许仍然多少能起制止或阻止军事行动爆发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我们不顾国联的严重缺点而支持国联，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段话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希特勒的出现极为担心。由于这种担心，苏联这时认为，国联是一种组织共同抵抗、以挡住纳粹先发制人的侵略的可能的工具。这一新态度得到了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都的鼓励。

　　巴都在国内问题上是保守派，在外交事务方面，他的简单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到可以劝阻希特勒不从事扩张主义冒险活动的联盟。除了巩固法国、小协约国和波兰之间的关系外，巴都这时还力图使苏联加入维护现状集团。

　　基本上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国际联盟才邀请苏联加入，而苏联也于1934年9月19日接受了这一邀请。

　　第二个月，一个刺客在马赛枪杀了巴都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这是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巴都的继承者们奉行一种比较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对德政策。

　　赖伐尔尤其如此，他的阴谋诡计曾使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破口大骂。颇为典型的例子是，1935年1月7日赖伐尔同墨索里尼达成的和解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双方同意，如果希特勒采取行动，他们就一起对付；他们还解决了有关其非洲领地的各种争端。

　　法国将一些与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接壤的荒凉地区割让给意大利，墨索里尼则放弃了对拥有许多意大利居民的突尼斯的约束。

　　两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3月，德国正式背弃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再次提出征兵，并宣布德国军队将增加至36个师。

　　英、法、意在4月11日的斯特雷萨会议上作出了反应，它们一致同意共同行动，反对德国的威胁。事实证明，这一“斯特雷萨阵线”与两年前的《四国公约》一样无用。

　　各签约国很快就开始自行其是：意大利忙着准备入侵埃塞俄比亚；英国于6月18日与德国签订了一份单独的海军协定，允许德国建立一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35%的海军；法国于5月8日与苏联缔结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同盟条约，双方同意，如果一方遇到无端的进攻，另一方将予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与苏联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不过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决于按照1924年的同盟条约也必须提供援助的法国。

　　总之，在希特勒掌权的刺激下，两年内出现了好几个旨在阻止这位“元首”的任何侵略行径的新的外交集团——巴尔干协约国、复活的小协约国、法苏同盟和捷苏同盟。

　　但是，在这些外交集团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例如，《英德海军协定》就引起了巴黎的不满，1934年1月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也没得到巴黎的赏识……

　　随着埃塞俄比亚危机的爆发，这些分歧成为彻底破坏国际联盟和战后整个外交结构的日益豁开的裂口。

任职维希政府实施卖国政策

　　1936年，在人民阵线获胜前不久，赖伐尔内阁倒台。此后四年，赖伐尔都没有在政府任职。1940年5月至6月，法国溃败。雷诺政府起先迁到都兰，以后又一个城堡一个城堡地转移，最后停留在波尔多，再也无法前进了。政府必须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是继续战斗还是停战求和。

　　在贝当元帅成为主和派的领袖时，既不是政府成员而在此之前又从未参加过雷诺政府工作的赖伐尔，却坐镇波尔多市，对议员们施加影响，在议会里给那批追随贝当元帅的部长们以支持。

　　在贝当组阁时，赖伐尔便进入贝当政府任国务部长。赖伐尔劝说政府留在法国本土，接受停战。6月21日，赖伐尔在波尔多粗暴野蛮地阻止了勒布伦总统的出走。22日，法德停战协定正式签字。从此，赖伐尔在维希政府中开始坚定地推行亲德卖国政策。赖伐尔亲德亲法西斯的政治倾向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存在着一股主张对法西斯的崛起采取不抵抗政策和不惜任何代价寻求同德国协调一致的倾向，赖伐尔就是这个新倾向的化身。事实上，从一开始，赖伐尔就是法德“忠实合作”的鼓吹者。

　　作为维希政府的一名要员，赖伐尔劝说国民议会自行解散，从而使第三共和国于1940年7月10日寿终正寝。同时，由于他的坚决支持，古怪而反动的制宪法令得以通过，确立了维希政权的某种“合法”地位。

　　1940年10月，赖伐尔和希特勒私下会晤，使希特勒相信一个愿意“合作”的法国对德国大有好处。

　　几天以后，他又安排贝当与希特勒会晤，以便使他亲德卖国的新政策得到认可。赖伐尔擅权专断，不顾廉耻，引起内阁中其他部长们的猜疑，也为仍想保持某种中立和自治的贝当所不容，因而在1940年12月被贝当解职。

　　不久，德国占领当局的阿贝兹亲临维希，指令释放赖伐尔并把他带到巴黎。赖伐尔加入了德国在法国组建的法西斯组织“巴黎中心”。

　　1941年8月27日，赖伐尔参加“法国志愿军团”典礼时遇刺受伤，遂进一步得到纳粹德国的信任和垂青。

　　1942年4月，由于德国人出面干涉，贝当被迫重新召回赖伐尔任政府总理，因为他比达尔朗之流更能让德国法西斯称心如意。一项新的制宪法令把内外政策的实际领导权全部给了赖伐尔，贝当终于成为“傀儡元首”，这本是赖伐尔早在1940年6月就已经想做的事。

　　赖伐尔改组政府，那些由贝当元帅早先任命的部长们不是被迫自动辞职，就是被撤职。

　　赖伐尔任命了两个坚定地同德国“合作”的人——博纳尔和比歇隆。他们一个“控制”法国青年，另—个则用最能使德国人满意的方式来管理法国经济。而赖伐尔自己则大权独揽，兼任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和情报部长。

　　6月22日，赖伐尔发表臭名昭著的声明：

　　我衷心祝愿德军胜利，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胜利，明天布尔什维克主义就会到处泛滥。

　　贝当元帅的“合作主义”已经很难被接受了，赖伐尔关于德军胜利的祝词更不会为正义的法国人民所饶恕。而赖伐尔却一意孤行，开始收获他那罪恶的果实了。

　　首先，赖伐尔进一步纵容了纳粹德国对法国人民的凌辱，许多法国人被肆意屠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塞进毫无卫生设备的车厢里，送交德国人。

　　仅1942年4月20日至5月24日，德国人枪毙的法国人质达210名。1942年7月之后的两个月中，维希当局把10410名犹太人送到纳粹手中。

　　其次，赖伐尔充分利用维希的情报和宣传部门，引诱法国人志愿到德国去，替德国人补充因战争造成的劳动力不足。赖伐尔还想出一个主意，即由青年工人去“更替”上了年纪的犯人。

　　维希政府于1943年颁布“强制劳动制”法令，规定凡20岁至22岁的青年均应去德国服劳役，并设立了强制劳动局。

　　同时，赖伐尔把“法国志愿军团”改为“三色旗军团”，使它有了正式地位。至1944年7月，共有65万法国劳动力被遣送到德国。

　　另外，赖伐尔还动用法国的经济力量支持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法国生产的工业产品中12％的飞机、10％的蒸汽机车、20％的卡车等都交给德国使用。他还破坏和镇压法兰西民族抵抗运动。赖伐尔命令警察跟踪法国南部的抵抗运动者，特别是跟踪那些以为不会遭到德国人袭击的向英国秘密发出电报的人。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

　　1944年8月，法西斯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赖伐尔仍企图以各种方式改变维希政府的性质，打算召开早已解散的议会，成立一个能为英美所接受的临时过渡政府，使戴高乐在他的政府还未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之前，就面临着在首都已有一个掌握实权的政府这一既成事实。但是这一企图未能实现。

　　1944年8月下旬，德国占领当局命令贝当、赖伐尔等人动身前往贝尔福。

　　1945年5月，赖伐尔逃往西班牙，在那里准备为自己辩护。西班牙政府把赖伐尔交给了盟军。

　　1945年8月，赖伐尔被引渡给法国政府。

　　同年10月9日，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赖伐尔死刑。赖伐尔在法庭上极力狡辩，为自己开脱，但仍然无济于事。赖伐尔于10月15日被处决于弗雷内监狱的围墙边，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佛朗哥

发动武装叛乱推翻民主政府

　　1892年，佛朗哥出生于西班牙一个海军军官家庭。1907年入托莱多步兵学院学习，1910年毕业后在第八步兵团供职。1912年参加镇压西属摩洛哥起义。1921年任西班牙外籍军团司令。1926年晋升准将，成为欧洲最年轻的将军，到法国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任新成立的萨拉戈萨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1931年4月，西班牙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君主政体，建立了共和国。新西班牙共和国的领导人采取了坚决的反军国主义政策，军事学院被解散，佛朗哥被列入退役名单。这时，随着德意法西斯的崛起，西班牙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

　　1933年，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组织“长枪党”，保守势力重掌共和国时，佛朗哥恢复现役。

　　1934年，佛朗哥升任少将。10月，阿斯图里亚斯矿工为反对三名右翼分子进入国会而发动起义，佛朗哥受命前往镇压，获得成功。

　　1935年5月，任右翼政府的陆军参谋长，开始整饬纪律，加强军事制度。无力控制国家的中右政府被解散后，新一轮大选定于1936年2月举行。

　　这时西班牙分裂为两派，右翼民族主义集团和左翼人民阵线。在欧洲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潮流的影响下，1936年1月，西班牙成立了一个以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等政党参加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人民阵线的纲领要求释放政治犯，实行军队民主化，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恢复民主自由，减少捐税，提高工资。

　　1936年2月16日，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击败了资产阶级右派政党，获得了决定性胜利，成立了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新内阁。新内阁按照人民阵线的纲领进行了民主改革。

　　左翼虽赢得选举，但新政府却无力阻止西班牙社会和经济的加速分崩离析。尽管佛朗哥从未属于任何党派，但他迫于不断加剧的无政府状态，要求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他的要求被新政府拒绝，他被调离总参谋部，派往偏僻的加那利群岛司令部。

　　没有赢得选举的法西斯分子不甘失败，处心积虑地要颠覆年轻的共和政府，他们还企图效法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

　　1936年7月18日，驻守西属摩洛哥梅利利亚的驻军首脑佛朗哥，在法西斯“长枪党”和陆、空军大部分人的支持下，发动了武装叛乱，企图夺取政权。

　　叛乱一开始，执政的共和派阿萨尼亚政府就惊慌失措，立即宣布辞职。

　　西班牙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阵线其他政党领导下，为保卫共和国，捍卫民主、自由，与叛乱分子展开了战斗，用“血肉的城墙”抵抗法西斯。在和叛乱分子的斗争中，阿塞·迪亚斯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领导的共产党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不愧为西班牙人民的骄傲。7月底，叛乱分子的处境岌岌可危。苏联和世界进步人民以及革命组织纷纷起来支援西班牙。在西班牙人民和政府有力量平息叛乱、巩固共和国政权的情况下，德意法西斯乘机插手干预西班牙战争。

　　西班牙人民不仅要对付国内叛乱分子，同时还要反击德意法西斯的武装干涉，年轻的西班牙共和国面临着国际、国内战争的严峻考验。西班牙成了世界进步势力与法西斯势力直接和间接交战的场所。

依靠法西斯援手取得最终胜利

　　西班牙地处西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北依比利牛斯山，背靠法国，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相望，扼大西洋、地中海航路的咽喉。德意法西斯如果控制了这一战略要地，就可以进攻英法在欧洲的南翼，形成对英法的战略包围。

　　西班牙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原料产地，英法美在这里有大量的投资，占有西班牙就可以夺取西方国家的经济权益和战略资源。同时，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胜利，使德意法西斯害怕西班牙人民革命的潮流会唤起和推动西欧各国反对法西斯、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正义斗争。

　　德意法西斯借口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乘机干涉西班牙内战，以便控制西班牙，在西南欧扩展势力，达到最后征服欧洲的目的。

　　早在1933年，希特勒就通过谍报局和盖世太保将大量武器供应西班牙法西斯分子。

　　1934年3月，墨索里尼和西班牙保皇派签订了秘密协定，表示愿意承担颠覆共和国的义务。德国法西斯通过情报人员不断地在西班牙招募“第五纵队”和恐怖分子，建立秘密武器库，为法西斯暴动作准备。

　　1936年7月，德意法西斯情报人员和西班牙法西斯头目共同制订了叛乱的军事计划。当西班牙叛乱分子处于困境时，“尽一切可能使佛朗哥迅速获胜”。

　　7月底，德意法西斯用军舰和飞机帮助佛朗哥把军队从西属摩洛哥运到西班牙海岸。德意法西斯还向佛朗哥叛军提供大量武器、飞机和坦克。

　　在战争头两年中，德国给佛朗哥提供了650架飞机、200辆坦克、700门火炮；意大利提供了1000架飞机、950辆坦克和装甲运输车、约2000门火炮。

　　同时，德意法西斯还公开地直接进行武装干涉，有15万意大利军队和5万德国军队都先后进入西班牙，同佛朗哥的叛军协同作战，还用军舰封锁西班牙海岸，切断了西班牙同外界的联系。德国法西斯甚至直接占领了西班牙的北部和西属摩洛哥，意大利占领了西班牙的南部和巴利阿里群岛。

　　德意武装干涉，使西班牙叛军在军事上逐步占有绝对优势。9月4日，社会党人拉尔戈·卡巴列罗在马德里成立了人民阵线政府，新政府领导西班牙人民同优势的叛军和德意干涉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英法统治集团既害怕民主力量在西班牙取得胜利，又害怕西班牙战火烧到自己身上，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了所谓的“不干涉政策”。

　　在英国策划下，1936年7月14日，法国政府率先宣布对西班牙战争保持“中立”。8月，英法两国政府互换照会，采取共同行动，禁止向西班牙输出武器和军用物资。随后，共有27个欧洲国家接受法国政府提出的“不干涉协定”，并成立了监督执行协定的“不干涉委员会”。

　　这时，美国也又把“中立政策”原封不动地施用于受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的西班牙。英法美推行的“不干涉政策”和“中立政策”使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得不到应有的国际援助。而西班牙叛乱分子反而能从德意手里源源不断地得到飞机和大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就有德意从英法美等国购买的武器。

　　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坚定地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谴责德意法西斯的侵略行径，深刻地揭露了英法美等国“不干涉政策”和“中立政策”的实质，全力支援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正义斗争，给西班牙人民提供了包括坦克和飞机在内的大量援助。

　　共产国际也号召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在西班牙战争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全世界有5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组成了著名的“国际纵队”，同西班牙人民并肩奋战。

　　“国际纵队”一共有3万多人。旅居欧美的100多名中国华侨组成了“中国支队”，在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战斗。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是人民阵线政府所在地，佛朗哥叛乱分子从一开始就企图占领马德里。

　　1936年10月，在马德里的“第五纵队”配合下，叛军和干涉军用精锐的4个纵队兵力向马德里发动进攻，马德里人民展开了西班牙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马德里保卫战。

　　10月底和11月初，佛朗哥叛军和德意干涉军对西班牙首都发起猛烈进攻。马德里人民、共和国军队以及国际纵队在面临法西斯重重包围和进攻的严重情况下，不畏强暴，团结奋战，接连打败了敌人的三次进攻。

　　这时，德意法西斯给叛军增调了大批武器和雇佣军，又发动了第四次进攻，结果又被马德里守军击退。马德里已成为西班牙共和国坚不可摧的堡垒。

　　3万多名国际纵队战士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表现出了英勇的牺牲精神，1万多名国际主义战士为西班牙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马德里保卫战是一曲国际主义精神的凯歌。

　　西班牙人民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了32个月。

　　1939年2月27日，英法政府无条件承认佛朗哥政府，并对共和国政府施加压力，逼其向佛朗哥投降。

　　3月，无政府主义分子和陆军上校卡萨多叛变，共和国军队陷于瓦解。3月28日，马德里终于失守。

　　4月，西班牙共和国在国内外敌人的围攻下，进行了最后的顽强抵抗，终于失败。西班牙人民的英雄业绩，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法西斯武装侵略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退而保持“中立”静观时局变化

　　内战后，佛朗哥掌权，除了肃清叛乱分子外，更采取一系列巩固政权的高压措施，数万名共和退役军人被枪决或是被处20年至30年的徒刑，左派工会组织及所有政治组织均被禁止设立或活动，并实施统一舆论口径，共和时代的各项改革全部取消，实施其法西斯政权的独裁统治。

　　同样作为法西斯独裁者，相对于疯狂和有着狼子野心的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可以用贪婪、自私而不失理智来形容。1820年4月，威灵顿公爵说：

　　在欧洲，使干预他国事务的外国人最占不到便宜的国家，莫过于西班牙。没有一个国家像西班牙那样讨厌甚至鄙视外国人，在风俗习惯方面，他们同欧洲其他国家也如此不同，格格不入。

　　应该说，佛朗哥完全继承这种典型的西班牙风格，并且更有理智和头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佛朗哥屡次打交道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判断，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朗哥的印象。丘吉尔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

　　在整个战争期间，佛朗哥将军的政策完全是自私而且冷酷的。他只想到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利益。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如何报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他的援助；另一方面，他也并不因为我们左翼政党对他的敌视态度而对英国有所怀恨。

　　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希特勒的神经质和丧心病狂，佛朗哥这种奸猾的性格和由其决定的西班牙的政策基准。虽然在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眼里，都显得是“简单的”“自私冷酷的”，甚至丘吉尔都为佛朗哥的这种自私做法替德意法西斯鸣抱不平。

　　但佛朗哥这种看似简单自私的政策在当时却是十分实用和审时度势的，也正是佛朗哥的这种审时度势，使西班牙免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死亡的泥潭，并避免了像他的法西斯同盟一样的失败命运。

　　当然，在内战中屠杀过成千上万爱国者的佛朗哥绝不会站在同情广大民众的立场上来作出这种决策，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从内战后西班牙的国情和刚建立的统治基础来考虑的。

　　首先，在经历了充满屠杀和破坏的全国性的三年内战后，西班牙可以说是满目疮痍，元气大伤。在三年内战中，大约有100万西班牙人丧生，损失的财产更是不可计数。因此，对于刚刚经历过战乱还处于恢复期的西班牙来说，脆弱的经济基础不允许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全面的、高强度的战争。

　　其次，佛朗哥政权的统治在当时还未巩固，虽然他残酷地镇压了共产党和民主派，但卷入一场全面战争，必将使其内部各种矛盾激化，从而将瓦解其统治的基础。

　　最后，选择“中立”这种两面都不得罪的政策，可使西班牙静观时局发展，从容应对国内外的变化，从而使自己的外交更具弹性空间。

　　当然，法西斯避免不了其侵略的本性，理智的佛朗哥也遏止不了其贪婪的欲望，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也曾濒临参战的边缘。

　　1940年夏，德国对低地国家，即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侵略使西班牙处于一个崭新的地位。德军似乎极有可能越过比利牛斯山，横跨西班牙以攻击直布罗陀和北非。假使他们这样做的话，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政府会予以抵抗还是会与之合作呢？或者佛朗哥是否在等待机会亲自发动一场战争呢？

　　面对入侵的威胁和当时法西斯轴心国发展形势下参战的巨大利益，一方面，西班牙政府在四五月间已通知了英法意政府，西班牙对于任何入侵的企图都将加以抵抗，而且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依然重申西班牙严守中立的政策。

　　同时，德意法西斯的节节胜利大大刺激了西班牙的扩张野心，长枪党党徒开始上街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对直布罗陀、摩洛哥、丹吉尔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土要求。

　　6月10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成为当时对西班牙参战的最有力召唤，两天后，佛朗哥宣布西班牙已从“中立”转变为“非交战状态”。

　　6月14日，巴黎沦陷的当天，西班牙军队占领了一直为法国殖民地的丹吉尔港。种种迹象表明，西班牙离参战只有一步之遥。

　　西班牙同当时德意法西斯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其当时政策的重要因素。

　　“我宁可被拔掉三四颗牙齿，也不愿再搞这样的谈判。”这是1940年10月23日希特勒为争取西班牙同佛朗哥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进行谈判后，对墨索里尼说过的一句话。

　　这句话不但反映了当时谈判的背景，也可以看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班牙同轴心国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

　　德意法西斯当时之所以干涉西班牙内战，扶植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很大原因就是想让西班牙在日后的战争中成为自己的盟友，站到自己一边。

　　1939年8月，还未取得内战全国胜利的佛朗哥政权便宣布，如果战争爆发，他们将恪守中立。

　　这一声明，虽然使柏林感到不快，但只是将其看成是佛朗哥在内战持续期间的权宜之计，并且预计到法西斯的西班牙虽然名义上是中立的，但仍将给轴心国作出有用的贡献。

　　1940年年初，德国在欧洲的战事节节胜利时，西班牙和德国的距离达到了历史的最小值，西班牙与德意法西斯的结盟只有一步之遥。但两国最终还是未能结盟，这不能不说是在当时复杂环境下对各自国家利益问题进行博弈的结果。

　　1997年，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教授戴维·斯塔福德经过对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信件的研究，发布了他的研究成果。

　　从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正是丘吉尔对当时西班牙法西斯政权高级官员和军官的“金钱外交”，阻止了西班牙倒向轴心国，从而“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方向”。

　　1940年5月，丘吉尔就任英国首相。

　　当时的国际形势非常严峻：法西斯德国在欧洲大陆节节胜利，而居于重要战略位置的西班牙，随时都可能投降纳粹。对于英国来说，如果德国控制了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那将是一场灾难——地中海的战略运输线将被封锁。

　　丘吉尔不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名相”，他在分析了佛朗哥政府的内部势力之后，决定通过收买一些对佛朗哥有影响力的西班牙高级指挥官，以影响当时佛朗哥和西班牙的对外政策。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作为当时英国首相的丘吉尔曾专门从预算中拨出一笔资金用于这项绝密行动：由英国国库在一家瑞士银行的纽约分行存入1000万美元。

　　戴维·斯塔福德教授说：“这笔钱很可观，但是鉴于涉及的事情重大，用于收买西班牙军人就显得不是很多了。”

　　他在研究丘吉尔当年的信件时发现了这个收买事件。戴维·斯塔福德说：“西班牙同德国联合在一起可能会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方向。”

　　也许，正是丘吉尔这种不拘世俗和釜底抽薪的做法，避免了当时法西斯的西班牙投向轴心国，从而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走向！

　　1939年内战结束后，佛朗哥成为终身元首，进而取缔其他一切政党，建立法西斯独裁专政。

　　1940年上半年，由于德国横扫西欧连连获胜，热衷投机的佛朗哥保持中立的立场开始倾斜，他希望趁机收回被英国人控制两个多世纪的直布罗陀。

　　同年6月，佛朗哥突然出兵占领丹吉尔。当时丹吉尔是德、意、英、法四国共管的地区。佛朗哥在采取这一军事行动以前，只通知了德、意，而没有通知英、法。

　　随后，佛朗哥又提出收回直布罗陀的口号。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党首阿道夫·希特勒下令进攻苏联，佛朗哥被希特勒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表示完全支持希特勒的行动，并请求德国允许西班牙长枪党志愿军参加对苏战争，以报答1936年至1939年间德国给西班牙的“兄弟般”的援助。

　　但是，精明的佛朗哥仍留有后退的余地。对外，他只是宣布西班牙由“中立国”转变为“非交战国”；对德国，他强调“西班牙派志愿军并不等于站在德国一方参战”。

　　实际上，佛朗哥是组织了一个由长枪党党员组成的“蓝色师团”，这个师团的士兵全部穿上德国军队的服装，开赴苏联作战。

　　1943年以后，佛朗哥见轴心国取胜的希望渺茫，德军节节败退，马上又调整西班牙的外交政策，宣布西班牙由“非交战国”恢复“中立”，并下令召回在苏联作战的“蓝色师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佛朗哥在国内继续推行恐怖统治，对长枪党以外的党派，尤其是共产党、社会党党员，大肆搜捕、关押，甚至处死，而且还使用阉割刑和绞刑。佛朗哥的这种恐怖暴虐统治，引起世界范围的强烈不满。

　　1946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建议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从西班牙召回大使，决定只要西班牙保持现行制度，今后就不接纳西班牙为联合国会员国。

　　面对这种国际孤立的局面，佛朗哥宣布实行闭关自守的、孤立的经济政策，在国内开展仇视犹太人和一切外国人运动，禁止在公共场合悬挂写有外国字的招牌，鼓励使用本国产品。

　　1947年，佛朗哥宣布西班牙为君主国，他自己则为终身摄政王。

　　1969年7月，佛朗哥指定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孙胡安·卡洛斯在他死后继承王位。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病死于马德里。

吉斯林

模仿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

　　吉斯林于1887年7月18日出生在挪威弗雷斯达尔一个农民家庭。

　　1905年9月，吉斯林考入挪威军事学院。在此期间，吉斯林发现自己在学习竞争中未能处于引入注目的地位，遂奋起直追。

　　3年之后，吉斯林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军事学院毕业，前往野战炮兵部队任中尉。1909年，吉斯林考入挪威高级军事学院深造；1911年，以最佳成绩毕业，因而单独受到国王的召见，后到总参谋部任职。

　　1917年10月，吉斯林调任野战炮兵总监的参谋，同年改任炮兵指挥军官，晋升为上尉，野心勃勃的吉斯林对此并不满足。他的沉默寡言在同事中是有名的，往往坐一个小时却不说一句话。此外，他没放弃对学习的爱好，仍抓紧学习历史、数学和哲学，注意研究俄国问题。吉斯林因其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被同事称为“教授”。

　　1918年5月，吉斯林出任挪威驻俄国公使馆武官。在此期间，结识了后来对其政治生涯影响很大的商务参赞弗雷德里克·普里兹。同年12月，吉斯林返回总参谋部。

　　1919年夏，吉斯林前往赫尔辛基的芬兰公使馆，先任秘书，后改任武官。1921午6月奉召回国。

　　吉斯林的知识和经历引起了弗里特约夫·南森的注意。南森是著名的北极探险家、动物学家、外交家和挪威人道主义领袖人物，当时正在国际红十字会的主持下领导国际俄国救济委员会的工作。

　　南森在苏俄莫斯科和哈尔科夫设有两个办事处，决定起用吉斯林从事救济工作。

　　1922年1月，吉斯林获得国防部的批准，前往苏俄的乌克兰就任哈尔科夫办事处主任。大约在1923年9月，吉斯林被挪威总参谋部解除职务，办事处主任职务也被撤消。

　　应当时出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南森的邀请，从1923年年底至1925年，吉斯林先后在巴尔干半岛和苏联处理难民事务，南森对吉斯林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1927年6月起，吉斯林奉命以挪威驻苏联公使馆秘书的身份为英国代管其在苏联的利益，直至1929年12月，吉斯林因此获得英国政府授予的帝国勋章。

　　因大萧条的影响，吉斯林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遂决定投身政治。1930年南森逝世后，吉斯林连忙发表文章，宣称自己是南森的政治继承人，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1931年5月，吉斯林被组阁的挪威农民党任命为国防大臣。吉斯林任内对防务毫无建树，却卖力地反对工党和工会。

　　1933年3月，任期届满。此时，挪威的经济危机加剧，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吉斯林开始转向法西斯主义，决心模仿希特勒在德国的所作所为，在挪威建立独裁统治。

　　1933年5月，吉斯林抄袭德国纳粹党的理论和策略，在普里兹等人的支持下，创建挪威国家统一党，自任党的元首，并组织冲锋队。但是，纳粹主义在挪威土地上影响不大。

　　在1933年和1936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吉斯林的国家统一党所得票数都不足选民总数的20%，根本未能得到议席。此后，吉斯林决心投靠纳粹德国，借用希特勒的武力夺取挪威政权。

　　吉斯林于1939年夏开始与德国纳粹党对外关系部部长、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建立联系。

　　但是，此时大战尚未爆发，纳粹德国还未充分意识到挪威的战略地位，因此对吉斯林的暗送秋波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回报。

投靠法西斯变成傀儡政权

　　挪威地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北部，东邻瑞典，东北与芬兰和俄国接壤，西濒挪威海，海岸线长21000千米，多天然良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德国没有直接进入大西洋的出口，只有经北海绕过英国本土才能进入大西洋。但强大的英国海军一直是德国海军的一块心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利用海军优势，从设得兰群岛到挪威海岸，横跨狭窄的北海，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网，使德国舰队困在本土港内无所作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海军鉴于历史经验和地理事实，认为要对付占优势的英国海军，德国必须设法在挪威获得基地，这样才能突破英国在北海的封锁线，畅通无阻地进入大西洋。

　　德国海军中将韦格纳形象地比喻道：

　　北海的德国舰队原是没有马的骑士，现在应当让他骑在地理的马鞍子上。

　　1939年10月10日，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晋见希特勒，表示担心挪威可能向英国开放港口，这将给德国带来战略上的不利后果。

　　他力劝希特勒先占领挪威，以作为对英作战的海军基地，同时也可以确保瑞典的铁矿砂来源。德国每年消耗的1500万吨铁矿砂中，有1100万吨要从瑞典进口。在冬季，这些铁矿砂要经铁路运到挪威港口纳尔维克，然后再航运到德国，整个航线恰好在挪威领海以内。但在希特勒的战略中，首要目标是征服西欧，所以他还是宁愿保留挪威的中立地位，而不愿采取任何节外生枝的军事行动。

　　1939年11月，苏芬战争爆发。北欧的战略地位受到交战各国的高度重视。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获悉盟军要在挪威登陆的情报，感到北欧形势危急，遂将情报报告希特勒，并提出“必须占领挪威”的建议。

　　这样，挪威就在德国的全部战略中提高到重要地位，这也就为吉斯林寻求德国的支持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条件。同年12月，吉斯林来到柏林，很快就与罗森堡和雷德尔会晤。

　　吉斯林对罗森堡和雷德尔声言，挪威政府内存在亲英反德的势力，挪威政府与英国已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准备允许英国使用挪威的海岸作为军事基地，这会给德国造成很大的危险。吉斯林建议由他的国家统一党发动一场政变，推翻现政府而成立以他为首的新政府。

　　吉斯林还说，他在挪威已经得到相当一批军官的支持，其中包括纳尔维克港的驻军司令孙德洛上校。

　　吉斯林断言，只要有德国的支持，政变就一定能成功。吉斯林提出，挪威可以“把必要的基地交由德国武装部队自由处理”，并希望“能召集会议讨论有关联合行动和把部队运到奥斯陆去等问题”。

　　吉斯林的计划和对德国的殷情“深深地打动了”雷德尔。雷德尔把吉斯林推荐给希特勒。

　　希特勒听了雷德尔的介绍，对吉斯林也产生浓厚的兴趣。

　　希特勒表示，他宁愿看到挪威完全保持中立，斯堪的那维亚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因为他不愿扩大战场。但如果敌人准备扩大战争，他就要采取自卫行动，以对付这一威胁。他答应给吉斯林一笔资金，并保证研究给予军事援助的问题。

　　然而，英法方面却不断发出对挪威中立地位的威胁。

　　早在1939年9月19日，英国内阁通过了海军大臣丘吉尔提出的方案：在挪威领海内布雷，从而切断德国进口瑞典铁矿砂的海上运输线。

　　1940年1月6日，英国政府照会挪威政府，宣称英国舰队将不允许德国商船利用挪威水域。这增加了希特勒对其北翼安全和战略资源的担心。

　　1月27日，希特勒指示德军统帅部，为必要时占领挪威拟订一份全面的作战计划。为此，德军最高统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由陆、海、空三军各派出一名代表组成的战役准备工作参谋部，拟定了代号为“威塞演习”的挪威战役计划。

　　2月5日，英法在巴黎举行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以两个英国师和一个法国分遣队组成一支远征军，在挪威的纳尔维克登陆，进而占领瑞典北部的耶利瓦勒铁矿。

　　紧接着在2月16日发生的一起事件，最后坚定了希特勒占领挪威的决心。当天，一艘载有英国战俘的德国军舰“阿尔特马克号”受到英国军舰的追逐，逃到挪威水域避难，丘吉尔命令英舰闯入挪威水域，登上“阿尔特马克号”，救出了战俘。

　　而当时有两艘挪威炮艇在场，没有对英舰的入侵行为作出任何反应，只是事后挪威政府向英国提出了抗议。但希特勒认为挪威政府已甘当英国帮凶，这个抗议无非是故作姿态。

　　随后吉斯林向希特勒报告说，英舰的行动是英、挪事先拟定好的计划，使希特勒更加深信不疑。于是希特勒决心先下手为强，将挪威迅速占领。

　　他对德军将领们说：“据报告说，英国准备在挪威登陆，我要赶在他们前面到达。英国占领挪威会成为一个战略上的转折点，他们会乘机进入波罗的海，而我们在那里既无军队，又无沿海防御工事……敌人会向柏林进军，打断我们两条战线上的脊梁。”

　　3月1日，希特勒发出实施“威塞演习”的正式绝密指令，要求德国三军部队做好占领挪威的全面准备；同时占领丹麦，作为必要的跳板和运输线的保障。

　　他在指令中强调指出：

　　保证我们在瑞典的铁矿沙基地，并为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提供进攻英国更为广阔的出发线……以大胆行动和出奇制胜来弥补。

　　德军“威塞演习”计划，是以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的立体战术，实施突然袭击，从南到北在挪威的奥斯陆、克里斯丁、斯塔万格、卑尔根、特隆赫姆、纳尔维克六个主要港口登陆。

　　第一阶段夺取港口和机场；第二阶段向内陆进攻，全部占领挪威，并准备在第二阶段对可能登陆的英法联军进行抗登陆和反击作战。

　　为迅速实现战役目的，德军统帅部调集了海军的全部力量，空军的6个航空兵师和2个空降兵师、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5个步兵师，由曾在北欧作战过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福肯霍斯特上将任战役总指挥。

　　鉴于英法海军力量几乎是德国海军的9倍，德军统帅部特别强调战役发起的突然性，指出：“尽管敌人握有制海权，但如能充分发挥突然性，我军是可以进入挪威的，认清这次战役的重要性，将来水面兵力虽损失大半也不应吝惜。”

　　为了做到突然袭击，德军统帅部要求：

　　隐蔽展开兵力，采取伪装措施，散布假情报造成准备在英国登陆的假象。除战役总指挥福肯霍斯特上将外，各级指挥员尽可能晚一些了解自己的任务，以防泄密。

　　然而，英法仍在从容不迫地谈论他们的计划，就好像德国根本不会相信他们的威胁和暗示，或者德国还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意图一样。

　　1940年3月28日，英法在伦敦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于4月5日在挪威海域实施布雷行动，并以部队在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斯塔万格登陆，同时在莱茵河空投水雷，以阻止德军向西推进。

　　但由于法国担心德国报复，反对在莱茵河布雷。两国在一番争论后，将计划推迟了3天，定在4月8日实施。

　　4月初，德军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登陆部队和各种舰只集结在威塞河口，空军也开始向德国北部各机场集中，并向英国的斯帕卡湾基地派出潜艇，1艘袖珍战列舰率领1只小型舰队前出到了大西洋，摆出一副要进攻英国的架势。

　　4月2日下午，希特勒在同空军司令戈林、海军司令雷德尔和登陆作战总指挥福肯霍斯特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后，发布了一道正式指令，命令“威塞演习”于4月9日晨5时15分开始。

　　4月6日夜，由1艘袖珍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7艘轻巡洋舰、14艘驱逐舰、28艘潜艇和若干辅助舰艇组成的德国登陆舰队，搭载着首波登陆的10000多名士兵，在夜幕掩护下悄悄起航，驶进了波罗的海。

　　4月7日下午13时25分，英国海军部接到侦察机发来的报告：“发现强大的德国舰队正向北移动，穿越斯卡格拉克海峡，向挪威海岸进发。”

　　然而英国海军部却不相信这支德国舰队是去挪威登陆的，怀疑其目标可能是英国。信心十足的英国主力舰队于下午19时30分从斯帕卡湾基地起航，北上拦截德国舰队，在北海海面展开战斗队形，搜索德舰，以求一战而全歼德国舰队。

　　结果，庞大的英国舰队一无所获，他们未能在最有利的时机将警戒十分薄弱的德国登陆舰队消灭在航渡中。德军在毫发未损的情况下，完成了最担心的航渡。

　　4月9日凌晨4时20分，德国驻哥本哈根使节向丹麦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丹麦立即接受“德国的保护”，限定一个小时内答复。

　　5时20分，德国驻奥斯陆的使节又向挪威政府递交了相同内容的最后通牒。

　　而此时德国舰队已逼近挪威各主要港口，并已从海上和陆路向丹麦发起了进攻。丹麦人几乎没有抵抗，海军一炮未发，陆军只被打伤20人，4个小时后便接受了德国的最后通牒。

　　然而挪威政府却答复说：“我们决不屈服！”

　　5时50分，德军在挪威沿岸的各主要港口实施登陆，同时出动800架作战飞机和250架运输机，从空中压向挪威。挪威军队还没充分动员，仓促抵抗。

　　在纳尔维克，当10艘德国驱逐舰迫近港湾时，港内2艘挪威古老的装甲舰“艾得斯伏尔德号”和“挪奇号”向德舰发出信号，要它们说明身份。德军派人乘汽艇向挪舰招降，但挪舰表示坚决抵抗。

　　德舰于是发起攻击，2艘挪舰先后被鱼雷击沉，300名挪威水兵全部阵亡。至上午8时，纳尔维克被德军占领。

　　在特隆赫姆，守卫该港的挪威第五师师长遵从吉斯林的号令，未做任何抵抗便交出了这个良港。

　　在挪威第二大港口卑尔根，海岸炮台向逼近的德舰开炮，重创德轻巡洋舰“葛尼斯堡号”和1艘辅助舰。但其他德舰上的士兵却登陆并在中午前占领了该港。“葛尼斯堡号”当晚被英国轰炸机炸沉。

　　西南海岸的斯塔万格和附近的苏拉机场于中午落入了德军之手，德军由此获得了在挪威的前线空军基地，掌握了挪威南部和中部的制空权。

　　南部海岸的克里斯丁海岸炮台虽然两次击退了由德轻巡洋舰“卡尔斯卢合号”率领的德国舰队的进攻，但这些炮台很快就被德国空军炸毁，港口于下午15时左右陷落。“卡尔斯卢合号”在当晚离开港口的时候，被英国潜艇用鱼雷击中，损伤严重，最终沉没。

　　但是，德军在进攻挪威首都奥斯陆时遇到了意外困难。在4月8日寒冷的夜里，德国舰队原计划当夜抵达奥斯陆，德国大使馆派人在码头上彻夜等候迎接，然而德国舰队一直没有到达。

　　他们在50千米长的奥斯陆峡湾入口的地方遭到了挪威布雷舰“奥拉夫·特里格佛逊号”的拦截，1艘德国鱼雷艇被击沉，轻巡洋舰“埃姆登号”被击伤。

　　接着，在奥斯陆以南约15千米的地方，又遭岸炮轰击和鱼雷攻击，德国舰队旗舰——崭新的“布吕歇尔号”重巡洋舰中弹起火，引爆舰上弹药，船身碎裂，终于沉没，损失1600名官兵，舰队司令奥斯卡·孔末茨海军少将落水后被俘。德国舰队遭此重创，被迫暂时撤退。

　　奥斯陆是被德国空降兵征服的，4月9日中午，约5个连的德国空降兵在奥斯陆附近的福纳步机场着陆，在吉斯林的“第五纵队”配合下占领了奥斯陆。挪威王室、政府和议会议员带着20辆载着挪威银行的黄金和3辆外交部秘密文件的卡车，撤到奥斯陆以北80千米的哈马尔。

　　德国空军上尉斯比勒率领2个连的德国伞兵进行追击，遭到顽强抵抗，斯比勒也身受重伤，只好退回奥斯陆。

　　就在德军登陆的同一天，即4月9日午后，英国主力舰队出现在卑尔根附近，德军迅速出动大批轰炸机，炸沉英军1艘驱逐舰，炸伤1艘战列舰和2艘重巡洋舰。英国舰队初战受挫，撤到设得兰群岛地区。

　　此后，由于德军掌握了挪威南部和中部的制空权，英军统帅部决定在挪威海南部水域只使用潜艇和飞机。当日晚24架英国轰炸机袭击卑尔根，将已受重伤的德轻巡洋舰“葛尼斯堡号”炸沉。

　　在挪威北部纳尔维克，受飞机作战半径限制，德国舰队和登陆部队得不到空中支援，遭到英国飞机的严重打击。

　　4月10日和13日，英国出动大批轰炸机袭击纳尔维克，炸沉10艘德国驱逐舰。

　　4月14日和16日，英法联军在挪威北部纳尔维克和中部特隆赫姆附近登陆。中部登陆的英法联军于4月19日向特隆赫姆发起进攻，但因得不到空中支援，在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下遭到惨重损失，至5月2日退出挪威。

　　在纳尔维克的争夺战中，英法联军得到舰队和空军的支援，占有巨大的优势。然而，这一地区的德国登陆部队对英法联军的阻击战却进行得相当顽强，击退了英法联军的多次进攻。

　　战斗进行到5月28日，德军放弃纳尔维克，沿铁路向瑞典边界退却。德军在西线发起大规模攻势，6月初法国已危在旦夕，英法自顾不暇。6月7日前，英法联军从挪威撤出了自己的全部军队，挪威国王和政府也流亡伦敦，德军于6月10日占领挪威全境。

　　在德军的保护下，吉斯林组成了傀儡政府。

　　挪威战役首次使用了陆、海、空立体作战战术，在人类战争史上写下新篇章。此役德军共伤亡5700人，损失驱逐舰10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2艘、潜艇4艘；英法和挪威军队共伤亡5000多人。

　　英国损失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7艘，法国损失驱逐舰1艘。

　　挪威战役后，德国取得了封锁英国和向苏联进军的基地，使中立的瑞典不得不转向德国，不但继续向德国提供铁矿沙，还允许德国经自己的领土向纳尔维克和芬兰北部运送部队和物资。

充当卖国贼受到正义审判

　　纳粹德国对挪威不宣而战时，受到吉斯林派出人员的迎接。同时，德国驻挪威公使布罗伊尔向挪威政府递交最后通牒，要求毫不反抗地接受“德国的保护”。虽然吉斯林无耻地引狼入室，但挪威政府和人民却决心抵抗。

　　这些抵抗虽然效果不大，但使得在首都的挪威王室、政府、议会，以及20辆卡车的挪威银行储备黄金和3辆卡车的外交部机密文件得以安全转移，挫败了希特勒企图截获国王、政府和黄金的计划。

　　4月9日晚，挪威首都奥斯陆沦陷。吉斯林通过电台发表公告，宣布挪威前政府已被推翻，由他本人任首相的政府已成立，宣布抵抗德军是应予处死的犯罪行为，取消前政府颁发的总动员令。

　　吉斯林的无耻卖国行为激起挪威人民无比的愤慨，人民由最初的惧怕转变为英勇的抵抗。挪威国王和议会也坚决不承认吉斯林的所谓政府。

　　4月10日，德国驻挪威公使赶到北方，会见挪威国王哈康七世，要求国王批准吉斯林政府并返回奥斯陆。国王断然拒绝公使的要求。

　　4月11日，吉斯林派出密使到北部劝说国王返回首都，也遭强硬拒绝。

　　吉斯林引狼入室，恶名远扬，遭到挪威人的唾弃。德国人也感到吉斯林在挪威的名声太臭，于他们的利益不利，决意将他抛弃。

　　4月15日，离吉斯林自封为首相仅6天，德国人就另行组织在德国占领当局控制下的由6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负责处理外交和国防以外的行政事务。但是吉斯林极力钻营，得以在行政委员会中留任复员专员，实际上负责瓦解挪威人民抵抗运动的军事力量。

　　4月24日，约瑟夫·特波文奉命出任德国驻挪威专员，成为挪威的实际统治者。9月25日，吉斯林的支持者组成的临时内阁代替行政委员会。

　　1942年2月，吉斯林重新出任挪威首相，组成完全由吉斯林分子组成的傀儡政府。吉斯林当政期间，对外迎合纳粹德国，为占领挪威的德军服务；对内推行纳粹化政策，镇压人民的爱国抗德活动。

　　吉斯林把大量的挪威青年送往德军前线充当炮灰。吉斯林宣布国家统一党为挪威唯一“合法”的政党，解散其他一切政党和党派组织。吉斯林仿效纳粹成立国家统一党党卫军，肆意使用暴力，殴打和镇压反对派。吉斯林严格限制人民的自由，甚至规定在挪威沿海各地，除国家统一党党员外的挪威居民都不得私自拥有收音机。

　　吉斯林不仅严格控制挪威的各级国家机关，而且企图把教会、工会、学校、青年组织乃至体育团体都控制起来，纳入法西斯轨道。

　　吉斯林的丑恶表演激起挪威人民的强烈反对，规模宏大的抵抗运动在挪威各地展开。吉斯林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逮捕并监禁大批的爱国人士。

　　卖国贼和独裁者终究没有好下场。1945年5月，随着德国的战败，吉斯林在挪威的统治土崩瓦解，吉斯林本人也被捕。

　　1945年8月至9月，挪威法庭对吉斯林进行审判，判决他犯有叛国、煽动叛乱和残杀爱国人士等严重罪行，处以死刑，于10月24日执行。

汪精卫

抗战爆发鼓吹“亡国”论调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生于广东三水。汪精卫是他的笔名。

　　1903年，汪精卫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

　　1905年至1906年，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他文思敏捷，又富演讲天分，深得孙中山重用。

　　1910年3月，为激励革命志士，汪精卫等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

　　在狱中，他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句一时传诵，深得热血青年共鸣。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精卫出狱。他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此后，他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年至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

　　1930年，汪精卫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逃往香港。

　　1931年，汪精卫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九一八”事变后，再次与蒋介石合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此时，人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

　　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这一系列的变化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在“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被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日后汉奸政府的班底在此时基本形成。周佛海在南京溪流湾8号的别墅有间地下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国民政府要员常来这里躲空袭，其中包括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

　　他们将人民的抗战呼声一概斥为“唱高调”，鼓吹“我们能打胜仗是意外的，而打败仗是必然的事”。

　　他们认为应该停止与日军对抗，和日本人“互相抱头痛哭，彻底忏悔和觉悟”，实现中日“和平”与“合作”。

　　胡适给这个小集团取名“低调俱乐部”。

　　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里说，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周佛海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低调俱乐部”的主张与汪精卫不谋而合。当时日本年钢产量近一千万吨，中国只不过十多万吨，汪精卫等人被日本暂时强大的表面现象所吓倒。

　　此时，汪精卫的“求和”愿望越来越强烈。1937年10月，李宗仁拜访汪精卫时，汪精卫一再问李宗仁：“你看这个仗能打下去吗？”在说的时候，他摇头叹息，态度很是消极。

　　同时，汪精卫还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给蒋写了十多封信，大谈处理对日关系的“和平”思路，妄图阻止抗战。尽管周佛海与汪精卫不和已久，曾互相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过誓不再与之共事，但共同的政治主张将他们推到了一起。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周佛海也成了汪精卫的心腹。

秘密媾和出卖领土主权

　　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

　　内蒙古成立自治政府；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管理；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活动；共同反共；减低日货关税；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12月3日，汪精卫在汉口民众团体代表会议上演讲时，对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公开表示欢迎。他说：“如开始讲和，不可失此机会。”12月5日，汪精卫接受《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说：“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也可考虑从事停战。”

　　次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日方停战条件。会议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委派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作最后决定。

　　但日本的侵略野心并未因为汪精卫的“诚意求和”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条件：一是在华北、内蒙古、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即亲日政权；二是承认“满洲国”；三是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方的条件，并发表了强硬态度的声明。1938年1月18日，中国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1938年年初，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

　　《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

　　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这样，蒋介石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意识到国民政府已没有对日媾和的可能，于是决定“暗中努力”，以便在适当时机“接洽停战”。

　　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推动下，蒋介石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从武汉去香港，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由于此时日本诱降的对象已从蒋介石转为汪精卫，高宗武此行，实际是为汪精卫日后的叛变开辟了道路。

　　广州沦陷后，武汉的汪精卫等人更放肆地公开讨论“和平”。汪精卫鼓吹说，“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

　　当时，汪精卫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大放屈膝求和之词。

　　7月22日下午17时，汪精卫在武汉的寓所里，见到了匆匆而来的周佛海。周佛海是专为高宗武一事来与汪精卫商量对策的。

　　一个月前，正在香港的高宗武与周隆庠化装成日本人，先坐出租汽车到达日本总领事馆，然后换乘领事馆汽车，由领事馆派专人护送上一艘日本轮船，以此避开海关检查，顺利离开香港前往日本。

　　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宗武，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陪他而去的周隆庠是亚洲司日苏科科长。周隆庠在新中国成立后写文章详细回忆了当天的过程。

　　早在1938年2月，经蒋介石批准，高宗武与周隆庠就到达香港，设立了一个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构，对外则称“宗记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长董道宁到上海，暗中与日方人士联络。董道宁在日本人的帮助下，秘密去了日本，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兼谋略课长影佐祯昭。

　　4月2日，高宗武与董道宁一同返回武汉。第二天，高宗武即向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报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况”，然后由周佛海报告给汪精卫。4月14日，高宗武负“秘密使命”再次飞往香港。

　　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等报告与日本交涉的情况。蒋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继续探听日本情况。

　　急于开展“和平运动”的汪精卫和周佛海，却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机会，要他直接去东京，探听日本政府对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因为不经过蒋介石，高宗武有些犹豫。周佛海当时告诉高宗武等人，等他们乘上去日本的轮船后，他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由他负责。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与以往几次的秘密

　　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属擅自赴日，蒋介石并不知情。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后，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敢回汉口。周佛海很快听说高宗武已到香港，因不知底细而十分焦急。

　　1938年7月19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雷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后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

　　他们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

　　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第二，决定要汪精卫“出马”。

　　第二点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他说：“汪精卫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直至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着高宗武的报告到达汉口，周佛海看到报告后，立即找陶希圣到寓所，决定先将报告送至汪精卫，商谈对策。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便急着见汪精卫，究其原因，是因高宗武的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担心这句话会引起蒋介石不快，所以先来征求汪精卫意见。汪精卫看过后却并没有像周佛海那样紧张，反而安慰周佛海“没有关系”。

　　当天，高宗武的报告连同他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陈布雷，送交至蒋介石手里。

　　信中说：

　　委员长钧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

　　蒋介石并不知道汪精卫此前其实已看过这份报告，邀其与张群在三天之后共同商讨。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蒋介石见信后“怒气满面”，表示今后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宗武的活动经费。

　　但周佛海却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出逃河内发表投敌“艳电”

　　1938年7月22日夜，刚刚看完高宗武的报告，明确知道日本人“锁定”自己的汪精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日军攻占九江的第一线部队波田支队，趁夜色在湖口乘船，在海军掩护下逆流而上，在当天半夜到达离九江22千米的登陆地姑塘。与中国军队激烈交战之后，日军突破庐山北面数道阵地，九江城沦陷在即。

　　此时的汪精卫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日军在武汉外围的战役中节节推进，距离武汉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来就对中国人的抗战能力持怀疑态度的汪精卫内心一片灰暗。

　　另一方面，日本又通过另一种渠道传递出某种“诱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刚刚与周佛海商量完的这份高宗武的报告更是将这个意图直接点破。

　　“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亿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当蒋介石邀其讨论高宗武报告时，汪精卫仍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力中心的蒋介石最后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汪精卫终于明白：通过党内决议方式，是不能实现他的“和平”主张的。

　　回到香港后的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与日方接洽的任务由他的温州同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接手。日本方面的联系人是时任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初，梅思平与松本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

　　1938年10月，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梅思平再次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的意见。

　　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在香港机场，为躲避检查，梅思平将协议抄录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面交汪精卫。汪精卫随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等人商讨。

　　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30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当时从重庆到国外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重庆赴香港，这很便捷，但以汪精卫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所以选择此路有很大的风险；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这比较稳妥，但必须首先征得“云南王”龙云的同意。

　　龙云属地方实力派，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出兵参加抗日，但当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到西南后，龙云深感云南有被吃掉的危险，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渐加深。

　　陈璧君两次到过云南，多次与龙云进行长时间谈话。当陈璧君说汪精卫“在重庆徒有虚名”“很想换换环境”时，龙云也当即表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也负责护送，一切绝无问题。”

　　摸清了龙云的态度，汪精卫一行人最终决定“借路”昆明。

　　因担心成群结伙走目标太大，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去了昆明，陶希圣也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

　　汪精卫原定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战演讲为名，12月8日从重庆动身，在昆明与周佛海等会合，此前汪氏夫妇也将正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两个幼子带去昆明，然后转飞河内去香港。但12月6日，蒋介石突然到了重庆，这是武汉失守后蒋第一次入川。

　　直至12月18日，蒋介石要到行营作特别演讲，汪精卫可以不参加，于是他决定在这一天出走。

　　12月19日，汪精卫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背叛道路。他逃离重庆，途经云南，转道河内。1940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下，57岁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汉奸政府。

　　汪精卫为了替自己的卖国行径做掩饰，在1938年12月29日叛国投敌时给国人的“艳电”中，做了一番表演，电报如下：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钧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倭国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4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年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倭国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倭国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倭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4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倭国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地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亦数年以来，倭国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倭国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倭国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倭国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到。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倭国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倭国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汪精卫在这份电报中花言巧语，把他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说成是为了“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把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的日本的野蛮侵略说成是为了“善邻友好”“经济提携”，并以“共同防共”为诱饵拉拢尚未投降的其他国民党势力。

　　但是，侵略就是侵略，卖国就是卖国，汪精卫的这番徒劳表演，丝毫欺骗不了中国人民。

　　《南华日报》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刊登了汪精卫的所谓“艳电”。

　　汪精卫出逃河内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全国民众的一片声讨。

　　中国共产党指出，国民党主战派与主和派开始分裂，汪精卫的骨头是最软的，他身上充满了奴颜和媚骨，没有丝毫的民族气节，号召全国人民开展“讨汪运动”。

　　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发表文章，谴责汪精卫认敌为友、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失。

　　1939年的元旦到了，山城重庆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这天上午，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蒋介石、林森、张继、吴稚晖等国民党中常委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撤销汪精卫的所兼各职。

　　就在这之后没多久，蒋介石派陈布雷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河内，找到汪、陈。王带去了蒋介石的口信：只要汪精卫断绝与日本人的联系，一切都好说，可以暂时先到国外休息一段时间，将来复职没有问题。这些，遭到了汪精卫的拒绝。

　　令汪精卫没想到的是，日本近卫内阁宣布辞职，这使他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另外，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汪精卫在云南建立“新政府”，也使汪精卫十分沮丧。汪精卫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汪精卫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侥幸逃命组阁汉奸政府

　　1939年元旦，汪精卫被开除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的同时，蒋介石要求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尽管军统在暗杀方面轻车熟路，但对这次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没有太大把握。为此，戴笠派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飞往河内，并任命陈为行动组组长。

　　戴笠带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昼夜坚守。而且在派陈恭澍前往河内的同时，戴笠还曾瞒着他秘密到河内安排。

　　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此人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他们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汪精卫却有些孤独和失落。

　　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这让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迷惘。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

　　他后来写道：

　　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精卫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因为蒋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期望有一天汪会“幡然悔悟”。

　　为此，蒋介石派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赴河内，对汪精卫进行游说。汪精卫对蒋介石本来就没有抱什么希望，断然拒绝了蒋介石希望他回去的请求。谷正鼎无功而返。

　　谷正鼎一走，汪精卫就对陈璧君、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三个人。”

　　1939年1月16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1月18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1月28日，突然有十多个身份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

　　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高朗街27号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殖民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

　　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立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陈恭澍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3月20日上午9时，陈恭澍正在研究行动方案，突然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上武器驾车追赶。

　　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九至十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

　　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16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错过两次刺杀汪精卫的机会，陈恭澍很懊恼，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23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六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做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四人飞身上楼。

　　汪精卫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

　　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精卫的侍卫们出境后不准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门被反锁了。根据陈恭澍的回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

　　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有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昏暗的灯光下，曾仲鸣夫妇倒在血泊里。何文杰（汪精卫大女婿）吓得不知所措，要汪文惺（汪精卫大女儿）赶快打电话报警。

　　十多分钟后，法国警察赶到。随后，救护车将曾仲鸣夫妇送到医院急救。

　　曾仲鸣被送到医院后，伤势非常严重，但他神志尚清醒。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让人赶快拿来支票，一张张在上面签名。汪精卫从重庆随身携来的现金，都是以曾仲鸣的名义存在银行，如果没有曾仲鸣的签名，这些钱将很难从银行取出来。

　　曾仲鸣签完名后，便昏迷不醒，经医生全力抢救，仍回天乏术，死在手术台上。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右胸中了一枪，另两枪一枪在臂，一枪在腿，在医生的救护下，保住了性命。

　　当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其余人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了，但其余三人被河内警方逮捕。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陈恭澍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此时，戴笠命令陈恭澍立即返回重庆。陈恭澍离开河内后，在河内的军统特务继续寻机刺汪。大特务余乐醒想了一个办法，将一种毒药放在一个小罐内，其中散发出来的气体可以置人于死地。

　　他费了很大劲，将小罐放入汪精卫的浴室里，但仍未能伤及已提高了警惕的汪精卫。另一个大特务曹师昂，曾和法籍妻子打扮成记者模样去汪精卫宅探路，准备日后下手，但都未成功。

　　对于刺汪行动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面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

　　陈恭澍回到重庆后，戴笠始终不见他，即使两人进入防空洞中，也视而不见。

　　两个月后，戴笠才召见陈，任命他为军统局代理第三处处长，到上海去主持工作。因为在上海，军统在与汪伪“76号”汉奸特务的较量中节节败退，戴笠希望他去力挽狂澜。

　　戴笠还说，到上海后，要继续对汪精卫实施“制裁”。

　　河内枪声宣告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彻底决裂。汪精卫决心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河内的冬天非常温暖，红花绿草，到处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

　　体弱多病的汪精卫从寒冷的重庆来到这里，呼吸着湿润新鲜的空气，感觉良好，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可他在这里没住上几天，坏消息就接踵而至。先是举国上下口诛笔伐，一致声讨他叛国投敌；接着传来日本国内因各种矛盾激化，首相近卫突然辞职的消息。

　　加之继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对近卫策划的“汪日和平行动”不感兴趣，主张用战争解决问题。这样一来，汪精卫便在河内被冷落下来。

　　当初痛下决心，准备脱离蒋介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哪怕是背上“汉奸”罪名也在所不惜，而如今却成为被扔在路边的一只破鞋，无人理睬。汪精卫十分着急和痛苦，再也无意欣赏周围的美丽景色，吃不好，睡不安。

　　从此，汪精卫永远失去了在中国政坛上东山再起的机会，失去了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抗衡的资本。这也正是蒋介石所企盼的。

　　1939年4月25日晚，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秘密逃离河内，经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

　　5月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3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的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11人，在影佐祯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对汪精卫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提出在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

　　平沼说：“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

　　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但日方的这个方针和汪精卫建立政府的设想相去甚远。

　　阿部首相的新方针使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成为可能。汪精卫开始策划新政府的同时，也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

　　汪精卫在《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1939年10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

　　所谓“兴亚院”，是日本政府于1938年7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部门。兴亚院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包括《调整原则》、《调整要项》、《调整要纲附件》，比起前首相近卫文麿之前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

　　《要纲》的主要内容有：承认“满洲帝国”，给予蒙疆自治权，对华北实行防共驻兵，允许日本军舰在长江沿岸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

　　日方的“和平运动人士”对兴亚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也感到不满。影佐祯昭说：“如果以此方案为基础与汪先生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政府的信义。即使汪先生接受了这个条件，和平运动也不会成功。”

　　犬养健说：“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还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压在汪先生身上，怎么能使他开展国内的和平运动呢？又怎么能使他得到中国民众的信任呢？”

　　汪精卫考虑再三，还是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汪精卫给影佐回信说：

　　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以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拟东亚问题。

　　1939年11月1日，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开始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三个文件为基础，表示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要纲》的方针。

　　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12月，双方的谈判再开，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了汪精卫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让步之一是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及正太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者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退完毕，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才算恢复“和平”。

　　虽然日方的让步很有限，汪精卫最后还是接受了日方的条件，成立“中央政府”。这是因为与以前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相比，现在汪精卫的身价已跌为一个被政府通缉之人，不再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汪精卫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周佛海辩解道：“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

　　4月26日，“新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此时日本的阿部信行内阁已经倒台，1940年1月16日成立了米内光政内阁。前首相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和日本众议院议长、贵族院议长以及日军总参谋长等要人出席了“还都”仪式。

　　仪式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里面挤满了文武官员和前来祝贺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礼服，武官身穿军装，但大家的脸上都没有“还都”的兴奋。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至哭泣声。

罪有应得丧命防空洞中

　　汪精卫的“中央政权”建立半年后，在以前密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谈判，签订了公开的《华日基本条约》。1940年11月30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此时汪精卫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一丝微笑，走下台阶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卫政府成立后首先进行的就是诱招重庆政府的军政要人加入他们的“曲线救国”行列。这个诱招行动虽然没有很大的成果，但也并非一事无成。

　　至1943年8月，投奔汪精卫的重庆政府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多万人，这些人都是不满蒋介石的政客和被蒋介石排挤的地方杂牌军。但1943年8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利之后，就无人再来投奔汪精卫政府了。

　　其次汪精卫深感以前没有自己军队的苦恼，决心组建一只自己的军队。汪精卫效法孙中山办军校的方法，主办起“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汪精卫亲自兼任团长，陈公博兼任教育长，周佛海兼教务长。

　　训练团的对象是收编的投奔他们的地方杂牌军，训练以3个月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训练到排长为止。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最多时曾有军队百余万，但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汪精卫还得不到军队的绝对效忠，1943年日本显出败色后，许多投奔汪精卫的军队又转投蒋介石。再加上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都导致了这个计划收效甚微。

　　然而，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所谓“清乡”就是清除国民党残军、共产党新四军在乡村中的势力，建立起“汪精卫政府”统治的末端机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清乡工作。

　　此后，汪精卫利用太平洋战争大大改善了汪伪南京政府的地位。1943年以后，日本已露败迹，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感到忧心忡忡，一旦日本战败，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周佛海等不少高官开始暗地里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为自己准备一条退路。

　　而此时汪精卫的健康开始恶化。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参加完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合影时，被爱国志士孙凤鸣刺杀，但三枪终未击中要害，有一颗子弹留在背部未能取出，造成的隐患使汪精卫经常感到背部、胸部及两肋的剧烈疼痛。

　　1943年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会议，并会见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工作谈完之后，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一个请求，他想请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

　　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精卫的请求，派出了黑川利雄一行，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南京。

　　经过一番细致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精卫，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至骨头，但并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还是不取为好。

　　汪精卫仍不放心，子弹留在体内，他总觉得是一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跑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子弹。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队长、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操刀，替汪精卫取出了那颗子弹。

　　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一时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任何药物均不起作用。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已不能从床上坐起。3月3日，汪精卫在陈璧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专机去日本就医。

　　汪精卫飞抵日本后，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的特别病房里。汪精卫的住房除了极少数高级医务人员知道外，其他人员毫不知情。

　　3月4日，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织黑川利雄、斋藤真等8名教授对汪精卫进行会诊，再一次确诊为因子弹头在体内过久，诱发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肿胀已由背部向前胸扩散，严重压迫脊髓神经。

　　3月4日晚上，由斋藤真教授主刀，进行手术。因美国飞机刚刚轰炸而引起的熊熊大火，将手术室的玻璃外窗映得一片殷红。

　　手术前，当医生洗手消毒戴橡皮手套时，竟发现3副是破的，真正急坏了一大群在场的教授。斋藤真火冒三丈，厉声训斥道：“怎么连手套也没有了？啊！一群蠢驴！”

　　但医院里实在找不出来，结果动员全市医院，总算找到几副，手术因此拖延了一个多小时。陆军方面的负责人中村大佐抱歉地说：“工业区都炸光了，物资实在缺乏，请教授们原谅吧！”

　　手术做了近两个小时，从汪精卫的背部切开，深入前胸，切除了有病变的4块骨片和3根肋骨。等麻醉药性过去以后，汪精卫自己用手摸摸大腿，已有知觉，双足也可以活动了，汪精卫十分高兴，在后来的4天中，都是如此。

　　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就在病床上对陈璧君和儿子汪孟晋说：“看来，我还命不该绝，可以再回南京。”

　　陈璧君听着日夜的轰炸声，忧心忡忡地对汪精卫说：“兆铭，你的身体看来会一天天好起来，但战局实在太糟糕了！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你也听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你要想想办法才好哩！”

　　“如果日本垮台，蒋介石是不会放过我们全家的。父亲应该召公博和佛海来，商量商量对策。”汪孟晋附和着母亲说。

　　于是，汪精卫立即密电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次日就乘飞机赶到，在病榻旁先说了些祝贺健康的话。言归正传，汪精卫心情沉重地说：“日本朝不保夕，一旦战败，我们这群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叫你们来，就是要想想办法。”

　　“我早已通过戴笠，和蒋介石接上关系。蒋已经答应，胜利后，对我们做政治问题处理，人人无罪，更不会伤汪先生一根毫毛。”周佛海倒也坦率，得意洋洋地说着。

　　“蒋介石和戴笠的话怎可信得？只要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才不讲信义和情面呢！”

　　“佛海讲的也是对的。但这是束手就擒的方法，不是上策。我想我们在苏、鲁、皖一带，尚有兵力近30万人，像郝鹏举、孙良诚等，都是旧西北军冯玉祥的老部下。蒋、冯两人至今不和，而1930年汪先生又和冯玉祥合作反过蒋。我们把这些部队改编整顿，由汪先生领导，拥护冯玉祥，我们就可以和蒋介石及毛泽东逐鹿中原，形成鼎足而立的局势了，岂不更好？”陈公博摊出了他的打算。

　　“这不是又要打内战了吗？”周佛海不赞成这个方法。

　　汪精卫想了好长一会儿，开口道：“公博所言，未尝不是一条出路，否则我们要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掌握实力是必要的，但这样做有把握吗？能有什么样的结局？”

　　陈公博相当兴奋，他一直是搞军队政治工作的，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论：“不能说绝对有把握，但至少可以另组政权，在国内这局棋中讨价还价。”

　　谈了一会儿，周佛海说有事要走开一下。周走出病房后，陈公博就神秘地对汪精卫说：“日本人知道自己要失败了。我这次来前，日军驻华总司令冈村宁次郑重找我密谈很久。冈村说：‘日本败在海空军，陆军元气未伤，如战争失败，我岂能甘心让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所以我决定将100万日军，改穿你们的军装，全部三八式配备，交给你们，让汪先生仍控制局势。’如果真的实现，再加上30万旧西北军，这可不是个小的力量啊！”

　　汪精卫听得入神。等陈讲完，就赞许地说：“意见不错，可以考虑。我们把首都搬到徐州或开封去。只是用日本军队的事，要慎重考虑，三思后行。但我们至少可以接受冈村的大量武器和军火。”

　　等周佛海回来后，又谈了一会儿，未作决定，就此散了。

　　陈公博回到南京后，就着手准备起来。这些旧西北军合起来确有30万之众，占领着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江苏大部，确实不可小看这股力量。周佛海知道后，立即密电详告蒋介石。

　　于是，蒋介石命戴笠和周佛海对这批将领分别拉拢，各个击破，到头来让陈公博只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汪精卫吃了陈公博的空心汤团，自我陶醉了一场。不料半个月后，双腿又渐渐失去知觉了，已退的寒热又高起来了，有时昏迷，有时清醒。回南京的梦想看来要落空，就这样缠绵病榻，竟成了个病骨支离的残躯，汪精卫再也没有心情去想南京的事了。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成功，长驱直入，和苏联红军配合直捣柏林。消息传来，震动日本。等传到汪精卫耳中时，他一气之下，昏了过去。

　　等到醒来，汪精卫眼泪汪汪地对陈璧君说：“现在日本已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共同敌人了，岂有不败之理！我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了。不知公博逐鹿中原的计划能否实现？”

　　“你病到如此地步，还管什么中原不中原，快不要多说话了。”陈璧君早已愁得不可开交，因为日本医生多次会诊，已经确定汪精卫是骨癌绝症，无法治疗，生命不会拖过半年。但汪精卫自己不知道。

　　“我们上海，有一种叫镭的东西，听说可以治癌症，能不能拿来试试？”陈璧君抱一线希望，哭着对斋藤真教授说。“这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对癌症可能有效。就试试吧！”教授回答得软弱无力，毫无自信。

　　汪精卫的儿子汪孟晋，在38度的高温天气，飞到上海，强迫“镭锭医院”的专家拿出了镭，立即动身。医生冒着酷暑，带着仅有的一点点镭，和汪孟晋到了名古屋。到达当天立即进行了镭的放射性治疗。

　　但10天下来，丝毫不见功效，汪精卫的发烧和疼痛反而更厉害了。汪精卫发怒说：“不……不要再做了！”

　　镭元素照射的失败，使陈璧君和日本教授们束手无策，陷入绝境。汪精卫已经形销骨立，奄奄一息。他虽不知生癌，但已自感在劫难逃。

　　“公馆派”亲信林柏生来探视。见汪精卫病骨支离，已失人形，不禁暗暗吃惊。

　　汪精卫清醒后，就对林讷讷地说：“你回南京后，快叫公博实行中原计划。周佛海已通蒋了，有些事不要告诉他。我的命不久了，你是管文化宣传的，多年来一直跟着我，现在我就向你作个交代吧！”

　　“我的文章不必保存，但我的诗稿必须收藏好等待时机出版，就叫《双照楼诗词》吧！柏生，你要跟着公博走。我一生反共，人人皆知，我实在不愿中国落入共产党的手中，但现在看来，可能很难避免了……你自己好自为之……”汪精卫气喘痰涌，已经说不下去了。

　　汪精卫这些话，可算是最后遗言了。直至病死，没有再说过什么。

　　拖到11月初，名古屋已是大雪纷扬，寒气袭人。日本人穷得连煤炭都没有，自然烧不出暖气来。汪精卫只得钻在厚厚的绒被中，过一天算一天。

　　这时，美国人的“波浪式”、“地毯式”轰炸更加强烈了，名古屋一片火海，爆炸声连绵不绝。

　　11月8日，医院旁中了重磅炸弹，震得门窗破裂，玻璃四飞。日本人不放心，只得把汪精卫迁移到地下防空洞去。汪正发着40度的高烧，防空洞内没有暖气、没有火炉等于进了冰窟。一冻、一惊、一动、一吓，汪精卫精疲力竭，病势加剧。

　　等到11月11日下午16时20分，汪精卫就双眼泛白，手足挺直，一命呜呼了！

尸骨无存残躯灰飞烟灭

　　日本人自己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哪有心思再来顾汪精卫的死活，但表面文章是少不了的。近卫文麿、东条英机等赶到名古屋，劝慰陈璧君，决定将汪精卫的尸体先草草成殓，火速运回南京。

　　1944年11月12日上午9时，汪精卫的临时棺木被放上专机。机内供奉着日本裕仁天皇特赐的菊花勋章和颈饰。日本还派了久已不见踪影的4架飞机护航，从名古屋起飞，汪精卫总算又“回”南京了。

　　飞机降落的地点是南京明故宫的日本军用机场。

　　这一天的南京，戒备森严，高射炮对准天空，上百架日本飞机也硬着头皮准备对付万一出现的空战。在机场上恭候灵柩的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褚民谊等，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下午17时30分，汪精卫的专机和护航机在紫金山上空盘旋一周后，缓缓降落在机场上。汪伪仅有的一个军乐队奏起哀曲。陈公博等人慢慢迎上前去。机门打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面颊重霜的陈璧君。

　　大家向她慰问，她却一言不发，双目怒视，挥手叫人闪开。然后，临时棺材被抬下飞机，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等将棺材托上灵车。

　　于是，400多辆汽车，由光华门进城，往中山路、新街口、鼓楼兜了一圈，近一小时后才到达伪国民政府，棺材就放在大礼堂。

　　伪政府成立了一个“哀典委员会”，由陈公博任委员长，周佛海等为副委员长，不惜工本，大办丧事。而且煞有介事地降了半旗，停宴会，缠黑纱，辍戏曲，罢歌舞。这一夜，颐和路汪公馆的大厅内，灯火通明，正在召开“哀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人们心情沉重，面色肃穆。沉默了好久，陈璧君忽然河东狮吼：“怎么，都成了哑巴啦？一群没出息的东西！如何对得起汪先生在天之灵！”只有陈公博胆子大些，还敢开口：“夫人，汪先生有遗嘱吗？”“没有！”陈璧君顿了一下再说，“中原的事不老早讲过了吗，这就是遗嘱！”陈璧君隐瞒了汪精卫写的《最后之心愿》，那是要20年后方可发表的。“我们打算替汪先生国葬。”陈公博讨好地说。陈璧君冒火了，霍然站起，厉声说道：“不要国葬！汪先生生前不同意国葬！他关照只要在紫金山的梅花岭中，择块风水宝地，搞个坚固的坟墓，长眠在中山先生边上就可以了。在墓前石碑旁，再立一通矮碑，刻上先生最喜欢的《咏梅》诗。墓碑上只刻‘汪精卫之墓’，连‘先生’两字也不要。其他你们不必再多说。都听懂了吗？”

　　陈璧君说得斩钉截铁，冷若冰霜，谁还再敢多嘴开腔呢！她拿出事先写好的汪精卫的《咏梅》诗来，这是汪精卫以前的手稿，上面写着：

　　梅花有素心，雪白同一色。

　　照彻长夜中，遂会天下白。

　　陈公博看后，没有说话，将诗稿放进公文包内，会就算开完了。11月13日上午，汪精卫的尸体移入上等楠木棺材，重新入殓。汪精卫穿着藏青长袍和玄色马褂，戴着礼帽，两眼微微睁开，似乎还放不下这江南半壁江山。

　　陈璧君再三用手按抚，怎奈尸体早已僵硬，再也闭不起来。陈璧君在棺材旁边，拿出一方宣纸，用毛笔写了“魂兮归来”四个大字，塞在汪精卫的马褂内，作为最后的凭吊。

　　在停灵期间，陈璧君和子女们就住在棺材旁的房间内。她要看看守灵人是否真正忠诚。她亲自拟定了一张名单，凡部长级的人，都要分批通宵守灵。“哀典委员会”只有一切听命，哪敢违拗。

　　第一夜守灵的是陈公博、周佛海和褚民谊。时至半夜，严寒逼人，褚民谊不知不觉全身冰凉，打起盹来。还未睡着，就被刚好出来查夜的陈璧君看见了，立即大声骂道：“褚民谊，你要睡觉了，是不是？对得起你姐夫汪先生吗？给我站好！立在灵柩边，直至天亮！真是个不争气的东西！”

　　褚民谊是陈璧君的妹夫，被骂得狗血喷头，只得一声不响，哆哆嗦嗦地站着。

　　因为是陈璧君亲拟的名单，谁也不敢怠慢，人人守灵24小时，那时南京正是隆冬，有的人只好带着毛毯披在身上。

　　一天，半夜时分，陈璧君一觉醒来，到灵堂查看，只见伪文官长徐苏中正裹着厚厚的毛毯，坐在地上。她怒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就像炸弹爆炸似的大声吼叫：“徐苏中，你起来！回公馆抱着小老婆纳福去好了！守什么灵？汪先生对你如何？你守一夜灵都不肯吗？”

　　徐苏中哪敢违抗，立即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直至天明。

　　在一星期的守灵中，除陈公博、周佛海外，几乎人人都受到程度不等的训斥。连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丁默邨，也被陈璧君骂得哭笑不得。

　　11月23日，伪政府替汪精卫在南京大出丧。

　　这一天天气晴朗，但酷寒逼人，重裘不暖。大家吃不消陈璧君的雌威，纷纷在早晨6时前赶到。待太阳初升时，一个小小的灵堂，已经人头攒动了。

　　6时30分，举行“移灵祭”，由陈公博站在棺材前，高声朗读祭文，这是一篇艰涩难懂的八股文章。

　　7时整，大出丧开始。队伍最前面，有一伪军官，骑黑马，高擎开道旗。后面是两个骑黑马的骑兵，背着枪口朝下的步枪，一人手执伪国旗，一人举着伪党旗。然后是军乐队，边走边奏哀乐。再后面是骑兵大队和步兵连。然后是手执花圈的伪官挽圈队。

　　陈璧君和子女们穿着黑色丧服，分别走在灵车前后。灵车由8匹白马牵引。灵车后还有卫士大队和被胁迫来的大学生10000多人，绵延足有2000米之长。

　　东郊梅花岭从山麓到山巅，扎满黑白布球，日本驻伪府大使谷正之、总司令冈村宁次等军官依次排成一圈。

　　10时30分，举行安葬典礼，还是由陈公博主祭。烦琐的仪式后，已是中午12时了，方才进行入墓式。

　　最后由陈璧君带领众人将泥土洒在棺木上。陈璧君每洒一铲，就说一声“魂兮归来”。“汪精卫之墓”的红字石碑，当即立在墓前。

　　至于那块“咏梅”诗碑，还未刻好，只得以后补之。待“咏梅”诗石碑刻好，已是1945年8月中旬，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了。汪精卫墓本来是仿中山陵设计的，造价为5000万元，但动手兴建不久，日本投降，工程不得不停了下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从重庆还都南京了。

　　1946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何应钦脱去白手套，对在座的工兵部队、宪兵司令部负责人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回来了，但汪精卫的坟墓仍在梅花岭，居然和中山陵并列在一起，太不像话，如不去除，委员长必定大发脾气。所以请大家来，仔细研究除掉汪墓的妥善办法。此事要考虑周详，绝对保密。汪精卫毕竟是个国民党元老，一旦宣扬出去，说委员长容不得一个政敌的尸骨，那就不好了。”

　　何应钦说完，请大家研究决定，就先走了。

　　会议决定在十天以内办好这件事，由第七十四军工兵部队负责执行，宪兵实行戒严，严格保密。

　　第七十四军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决定：爆炸挖墓，并定于1月21日晚上执行。在这三天前，梅花岭周围实行戒严，并在报纸上公布陆军要试炮。爆炸由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工兵营负责，用150千克TNT烈性炸药。

　　在一个月黑风高、夜寒逼人的晚上，梅花岭四面响起了陆军的“试炮”巨响。工兵在水泥墓上钻好炮眼，放好引信，轰然一声，炸开了这个石墓，露出棺材。

　　撬开棺盖，马崇六看到汪精卫的尸体并未腐烂，只是脸色青灰，已有黑斑点点。马崇六叫工兵实行“抄身”，但除陈璧君写的“魂兮归来”纸片外，没有其他随葬品。

　　马崇六“验明正身”后，下令用吊车将棺木吊到卡车上，向清凉山火葬场驶去。这里士兵们立即平整土地，填满墓穴，运走垃圾，将一座事先以积木式拼装好的翘角亭子，埋在墓地上，不到天亮，就已完工了。

　　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汪精卫的坟墓就此消失，这里依旧是游览风景的地方。装着棺材的汽车，由马崇六押车开到火葬场。场内人员都已调开，全由工兵操作。

　　棺材被立即送入火化炉，但见一团火球，飞舞燃烧40分钟不到，全部烧光。一副价值连城的楠木棺材，也一起化为灰烬了。马崇六命令开动强烈的鼓风机，向炉膛吹去，顷刻间尘灰飞溅，汪精卫的骨灰就在茫茫夜空中四散不见了。

　　汪精卫生前所作的诗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句子，本是得意时随手写写的，想不到，到头来一语成谶，竟成事实！

陈公博

留学回国受到汪精卫提携

　　1892年10月19日，陈公博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1917年，他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各方名师汇集，各种思想广泛传播。陈公博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承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吮吸着蜂拥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

　　1920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在北大的求学生活，带着极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华的抱负返回广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

　　在陈公博返回家乡前后，广东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从上海重返广州主政，革命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

　　1920年10月，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群报》，陈公博任总编辑。《群报》一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

　　12月，陈独秀受聘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帮助广州方面建立共产党组织。

　　1921年3月，陈独秀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经过几次酝酿，组建了新的共产党广州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负责宣传。

　　共产党广州支部成立后，陈公博继续任《群报》主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开辟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共产党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在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陈公博却视这种争论为两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而“心内冷然”，从而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骚扰，只好改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陈公博没能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以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骤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和困惑，准备出国留学。

　　正在陈公博“困惑”之际，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陈公博破坏党纪，写文章支持陈炯明，理所当然地遭到党中央的批评，党中央要求陈公博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陈公博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分手的态度。从此，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到国外留学。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约他面谈，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经廖仲恺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中国共产党3年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登上政治舞台。由于汪精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显著提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这些都与汪精卫的提携密切相关。

　　1926年6月，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随员随军北上。随着北伐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出于维护个人独裁地位的考虑，提出要迁都南昌。

　　于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围绕迁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陈公博受蒋之托，奔走各方，出谋划策。基于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还处于劣势，他劝蒋介石迁都武汪精卫汉，等过了危机然后再想办法。蒋考虑再三，接受了陈公博的“韬晦”之计。

　　蒋介石一方面通电国民党中央，同意迁都武汉，另一方面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由陈公博任代理组织部长，陈公博很快成为国民政府中的显赫要人。

　　1927年4月，汪精卫到达汉口，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再次靠向汪精卫，成为汪精卫在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

　　1927年，蒋、汪重新勾结，驱逐了在广东的李济深。之后，粤、桂方军队在梧州一带相持，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乘广州防卫空虚，举行了著名的广州起义。

　　虽然起义被镇压，但“驱李”和广州起义这两件事情成为国民党内攻击汪精卫、陈公博的口实，指责汪精卫、陈公博为“准共产党”。蒋介石乘机东山再起，将汪精卫和陈公博赶下台。

　　1927年12月，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陈公博来到上海，利用社会上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提出“重新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准备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1928年年初，陈公博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全面阐述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国民党内和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

　　1928年冬，陈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改组派”组织成立后，陈公博多方活动，与蒋介石形成尖锐对抗，掀起了“护党救国运动”。汪精卫、陈公博联络各种势力反蒋，造成军阀大混战和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倾轧。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败下阵来，被迫解散。

　　“九一八”事变后，各政治派别又暂时团结起来，蒋介石、汪精卫开始了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蒋、汪虽实现了合作，但两人的关系却极其微妙。汪精卫虽任行政院长，但陈公博认为，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军事、财政、外交等大权，行政院无权过问。

　　特别令陈公博气愤的是，卖国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蒋介石是主谋，而汪精卫由于主持签订条约成为众矢之的。陈公博本人就任实业部长几个月，却无法履行职务，只能“酒杯浇尽牢愁在”。

　　1936年2月，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就医疗养，陈公博也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但仍留在南京，静观国内形势的变化。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囚禁，陈公博又活跃起来，主张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置蒋于死地，并且要迎汪精卫回国。

　　1937年1月，汪精卫从巴黎回到香港，陈公博等将他从香港迎回上海。但是令汪精卫、陈公博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外敌入侵滋生悲观失望情绪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陈公博还主张打，他认为，“这次上海战争，不是军事战争，而是政治战争。”其间，陈公博还为十九路军募捐了10000枚手榴弹。

　　但是，“一·二八”淞沪战役却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结束。

　　1933年2月，日军进犯热河，陈公博奉命北上犒军。陈公博刚到北平，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不奉命令，擅自撤退”。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他判断：“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这是陈公博第一次流露出对日本的恐惧和对抗战的失望，而“外交途径”，则成为之后陈公博抱定的解决宗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上诉国联，请求调解中日争端。最终日本接受德国或意大利出面“调停”。蒋介石表示了抗战的意向，但也企图将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冲突，“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10月下旬，德国开始调停。

　　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正式转交了日本的“议和条件”。

　　蒋介石于12月2日下午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参加者有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

　　白崇禧说：“如果只是这些条件，为什么非打仗不可呢？”

　　然而，随着日军攻占太原、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日本政府与军方气焰更嚣张，胃口更大，国际调停毫无结果。淞沪会战之后，在南京出现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其成员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俱乐部的成员包括：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胡适等。国民政府的求和姿态对这批人影响巨大，和谈的破裂和日本军事上的持续进逼却又使他们更加对前途绝望。9月底，随着上海战事渐趋不利，亡国之忧笼罩在南京“急和派”的头顶。“急和派”们悲观的心理，可能成为其中某些人日后转为汉奸的前兆。陈公博虽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但他的思想转变已和低调俱乐部渐行渐近。更为重要的是，低调俱乐部已逐渐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有意推汪与日谈和，在领袖和主和这一点上，陈公博与低调俱乐部的“急和派”取得了高度一致。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高陶事件始末》（高陶指后来脱离汪伪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一书的序言中，对低调俱乐部成员和“急和派”如此评价：

　　这批人士只是一窝清一色的都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书生。算盘打得太清楚，在英语上叫做calculative，自觉众睡独醒，考虑周详，以一种单纯的共同语言，你唱我和，自以为是。

　　在日渐浓厚的失败阴影中，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和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逐渐丧失了政治判断力。

　　1938年，日本因战线过长，遂停止大规模军事进攻，转而进行政治诱降。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在上海秘密签订《重光堂密约》，并递到汪精卫手中。

　　据陈公博回忆，1938年7月，汪精卫第一次向陈公博试探与日和谈之事，而陈公博对此“大不谓然”。他分析说：“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战要一致，和也要一致；日本绝无诚意”，“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

　　11月底，汪精卫再召陈公博商议，并出示日本首相近卫拟定的原则，陈公博表示对大多数条款都不赞同。汪精卫辩称，之所以走这一步，是为沦陷区人民着想。

　　争执之下，陈璧君怒骂陈公博：“你反对，那你当蒋介石的官去！”

　　至此，陈公博已知无法改变汪精卫的决心，“苦闷达于极度”。而陈璧君等也摸清了陈公博心思，“大家一走，陈公博也不可能独留”。

追随汪伪走上卖国不归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

　　1937年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介石提出了“议和条件”。

　　1938年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成员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

　　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

　　1938年11月，汪精卫告诉陈公博他准备离开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精卫争论很久。不久，汪精卫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

　　此时，汪精卫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精卫降日已成定局。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精卫派小集团的私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精卫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精卫离开重庆。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1940年3月正式登场。汪精卫本欲委陈公博以“行政院长”重任，但陈公博坚辞不就，而选择了“立法院长”这个位高而轻闲的职位。

　　陈公博向汪精卫提出：“南京极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优条件，通知重庆，务必全国一致，然后乃和；南京对于日本在中国作战应极力阻止，尤其万勿命令所辖军队参加作战，以免由外患而转变成内战的方式。”但在当时抗战形势高涨情况下，他所言的“补救措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了。

　　3月30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陈公博宣称，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汪伪政权成立后，汪精卫两次派陈公博为特使，率使团赴日答谢。陈公博发表文章鼓吹：“日本不是希望中国灭亡，而是希望中国复兴，全面和平必在不久的将来。”

　　5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汪伪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伪政府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

　　10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精卫的提议，在汪精卫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

　　1945年1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专人负责。8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小汉奸深感末日来临，慌作一团。8月10日，电台播出日本向盟国乞降，陈公博马上感到极度紧张和忧虑。他连续致电蒋介石称，表示可用南京政权直辖的36万伪军守卫宁沪杭三角地区、完整交重庆希望派人接收，却没有得到回音。

　　原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对掌握上海实力的周佛海秘密加委，并联络了汪伪六个方面军头目，对这个空头“主席”毫无兴趣。

　　1945年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乱中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

　　见蒋介石嫌自己招牌太臭且无实力不予理睬，陈公博秘密飞往日本，试图在当地隐姓埋名。但不久，中国政府即发出对陈公博的通缉令，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将其交出。陈被押回中国，交由军统看管。

　　1946年3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陈公博百般狡辩，但终究逃脱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4月12日下午16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宣判：

　　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一律没收。

　　6月1日，国民政府核准了死刑判决；6月2日，陈公博与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汪伪政府广东省省长褚民谊一同，由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被移送至苏州狮子口监狱。

　　6月3日一早，陈公博正在书写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看守来通知陈公博提审时，门外已经站着一排法警。陈公博心中也许明白了怎么回事，对法警说：“劳驾再等几分钟。”说完拾笔写完了最后三个字。接着，陈公博取出毛料西裤，尖头皮鞋穿好，再罩上了一件蓝绸长褂。踌躇良久，他挑出了一把小茶壶，出门直向对面陈璧君囚房。

　　陈公博向陈璧君深鞠一躬，说：“夫人，请恕我先去了，今后请夫人保重。”说完，陈公博双手递上茶壶，“牢中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夫人作个纪念吧！”

　　陈璧君用粤语大叫：“想不到你竟死在蒋介石手里，叫人死不甘心。”江苏高检首席检察官韩焘问陈公博有何遗言。陈公博要来纸笔，坐下开始写信，一封写给亲属，一封竟是写给蒋介石。信写得很长，给蒋的信只写到一半，时间已近中午，陈公博遂搁笔不写。最后，陈公博要求：“我有茶杯一只，系汪先生所赠；旭日绶章一枚，系日本天皇所赠，要求随葬。”陈公博向陈璧君道别后，又去和褚民谊道别，然后行抵刑场。他刚走到场地中间，法警在后举枪便射，子弹穿脑而出，陈公博扑倒在地，血汩汩地流了一地。在等待行刑期间，陈公博作长诗一首，最后两句为：“功罪与是非，何必待后史。”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高陶事件始末》序中评论：

　　这群边缘政客，在抗战阵营之中，代表性实在太小了，一意孤行，误国误己，怎能不沦入汉奸之列呢？但是这杯致命的毒酒，正如陶公（陶希圣）所说，他只喝了半杯，便狠命地吐出了。陈公博、梅思平等，则呷而不吐，最后只有被押上法场，枪毙了事。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岂不可叹？

周佛海

抗战爆发投入日本人怀抱

　　周佛海，1897年生于湖南沅陵县，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书记职务。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后，周佛海仍回日本求学。之后，他实际上与中国共产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

　　1923年，他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回国。

　　不久，周佛海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

　　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中国共产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党的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

　　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1924年脱党。

　　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投靠蒋介石。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即蓝衣社。

　　抗战全面爆发时，周佛海又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十大头目之一，但这些似乎并未满足他的权力欲望。

　　正当全国兴起抗战高潮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一批和周佛海臭味相投的国民党大员，就天天躲在周家的地下室内，常来的有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朱绍良、顾祝同、熊式辉、胡适等人。

　　他们天天谈论的，不是如何抗日，而是大讲中日不可打仗。他们认为，中日作战的结果，必定两败俱伤，而获益的是共产党。他们仍然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如果抗战，既不能“攘外”，也无法“安内”，死路一条。他们还认为英美决不会援助中国等。

　　胡适竭力主张，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不能断，此事应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日本通”高宗武去办。谈得多了，胡适笑着对周佛海说：“你这里成了‘低调俱乐部’了！”抗战中有名的“低调俱乐部”，即典出于此。

　　所谓“低调”，实际就是汉奸论调。周佛海所以不惜落水，除了以上论点外，他个人的因素也很大。

　　他儿子周幼海在回忆录里曾提及周佛海对他说过：“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很不得意。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当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

　　这是周佛海不打自招。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8年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后，周佛海才与汪精卫正式接触，结成投降联盟。他们秘密派高宗武到东京试探“和平”。后来又派梅思平到上海，和日本军部的代表谈判和签订密约，这就是有名的“重光堂会谈”。

　　1938年冬，周佛海和汪精卫一起逃离重庆，正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汪精卫在河内，周佛海在香港，汉奸活动日益公开。1938年年底，汪精卫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周佛海不顾各方面的反对，竭力主张在汪系《南华日报》上立即刊登，从而成了一名铁杆大汉奸。

　　1939年5月，周佛海和汪精卫一伙到了上海，然后就公开到东京去谈判签订密约，筹建汪伪政府。汪精卫的第二把手陈公博，一直琵琶掩面，半推半就，实际大权就全落在周佛海手中。汪精卫集团的财政和人事，全由周佛海一把抓。“沪西路”的“76号”魔窟，名称是汪记“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佛海也是主任。总之，无论权力和金钱，周佛海都爬上了顶峰。

　　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是伪行政院副院长、伪财政部长、伪警政部长，再加上一个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周佛海有所“作为”了，他和汪精卫“解决中国问题”的果实到口了。

投敌叛国过上腐败糜烂生活

　　汪精卫的伪政权成立时，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产生的，伪政府实际上是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

　　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周佛海甚至狂妄地说：“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在形式上，周佛海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但是由于周佛海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并且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因而其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握有实权的人物。

　　尽管他权势两旺，富可敌国，但总是夜夜惊梦，惴惴不安。

　　他对自己的儿子说：

　　汉奸这顶大帽子是戴定了，如果一旦日本失败，吾家无噍类矣！但这与你无关，我已替你备好十万美金，你到美国去读书。我可以叫司徒雷登给你护照。他每年要从北平经上海到重庆去一次。他和蒋先生关系极好，正在做中间人谈判中日和平呢！至于我自己，只有醉生梦死，醇酒美人了。希望日本不要失败，才有活路。

　　周佛海怀揣这种心思，每天都过着“醉生梦死，醇酒美人”的生活。

　　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场，金融界巨头、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潘三省经常帮助周佛海寻访名媛供其淫乐，潘三省亦因此而被提升为上海市储备银行总裁。

　　不久，此事即被周的妻子杨淑慧得知。当她发现牵线的竟是潘三省，更是气上加气，把潘三省叫来一阵打骂，吓得潘三省抱头鼠窜。

　　周佛海还是上海会乐里长三堂子的常客。有张小报登过一段艳事：有个名妓叫“真素心”，死活要周佛海写副对联。周的字迹奇劣，但文才不错，立刻挥笔写就：“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

　　汉奸歪才，倒也不易，把“真素心”三个字都嵌进去了。但一个“大人物”的艳联挂在妓院里，当时传为笑谈。

　　约在1940年年初，“76号”臭名昭著的吴四宝在家里开堂会唱戏，目的是要巴结周佛海，将京剧坤角“小伶红”介绍给周。两人一见倾心，立成好事。

　　周佛海怕老婆杨淑慧的泼辣，就将她藏在亲信孙曜东的家中，常去幽会。事被杨淑慧探悉，大发雌威，叫许多人拎了马桶，到孙家大打出手。

　　孙曜东满身粪汁，“小伶红”脸色刷白，跪地求饶。周佛海只好答应分手。“小伶红”替周佛海养了个女儿，杨淑慧死不认账。

　　1944年，周佛海心脏病发作，到东京治病，又和护士金田幸子搭上，生了个女儿，叫白石和子。这一次杨淑慧无法河东狮吼，只有忍耐，因为是日本人，不像“小伶红”那么可欺，何况拉皮条的还是汪伪经济顾问冈田西次！

　　周佛海荒淫之余，仍时时不忘发财。虽然他的财产无资料披露，但他在日记中也道出了部分事实。

　　周佛海先后以耐劳、慎独、宁远、百忍等二十多个化名在上海数家银行存款近3000万元（约合当时黄金7500市两）。据周佛海自谦估算，存款“为数虽不多，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

穷途末路重新寻找救命稻草

　　周佛海除腐化淫乱之外，就是和各方面的人物接触。刚当汉奸，他已经在为自己的退路打算了。当时在中国，只有三大政治势力：日本军方、国民党和共产党。重庆和延安，他要留取退路。是重庆，还是延安？他没有决定。来者不拒，手里多几张牌，总是好的。

　　周佛海的伪财政部警卫队长杨叔丹，就是周佛海埋下的伏笔。刚好，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业，想让他立功赎罪，也已派人来找他了。

　　杨叔丹的姐姐杨宇久是周佛海岳母的干女儿，同他的老婆杨淑慧以前以姐妹相称，这次杨宇久奉刘少奇之命，到南京来做周佛海的工作。

　　杨叔丹透露给杨淑慧后，她说：“老姐妹到了！快来，快来。她是共产党，但我保证没人动她一根毫毛。”

　　周佛海也说：“肯定是刘少奇派她专门找我的。告诉她，绝对安全。”于是，杨宇久来了，在周家华丽的客厅内，和周佛海、杨淑慧进行了长谈。

　　周佛海首先开口：“宇久，你不必瞒我，是少奇派你来找我的。你今后来去自由，一切安全。不过，我是共产党的叛徒，谈得拢吗？”

　　杨宇久笑笑说：“共产党现在讲统战政策，只要姐夫能为人民做事，过去的事就不谈了吧！”

　　周佛海说：“宇久如此爽直，我十分欣慰。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日本人的饭不好吃呢！你就谈具体任务吧，只要我能办到的，无不照办。”

　　“姐夫，这次不是有具体的事来的。少奇同志叫我来听听你有什么打算，我方可以给你宽裕的回旋余地，使你在政治上有个光明的退路。”

　　既然没有触及任何具体问题，谈话就在半夜时结束了。杨宇久说，以后自有人会来安排一切。

　　杨宇久到了上海，向地下党作了汇报。周佛海眼开眼闭，也不加干涉，还安全礼送她回了苏北。但此事说来奇怪，以后即再无任何进展，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1944年，当日本将要失败、周佛海已投入军统戴笠的怀抱时，共产党还曾派高级人员冯少白，化名冯龙，冒险到上海找周佛海，希望他认清形势，在此历史转折关头，能够悔悟立功赎罪。

　　周佛海政治投机的秉性难改，各方来客，都要应付，就在湖南路豪华的私宅内会见了冯少白。

　　冯少白开门见山地说：“日本败局已定。国民党腐败透顶，日子不长。中国的前途，周先生是清楚的。”

　　周佛海满脸堆笑：“得人心者得天下，贵党前程无量。”

　　冯少白说：“你曾是我党‘一大’代表，和我党领导人是很熟的！”

　　周大笑说：“怎么不熟，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都是老朋友。和恩来最熟，我们同是黄埔军校教官。”

　　谈到具体任务时，冯少白说：“日本失败时，周先生要立大功，我会叫人找你。”会见就此结束。

　　其实，周佛海早已和蒋介石、戴笠打得火热。对共产党，只是虚假敷衍。

　　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冯少白曾写了亲笔信，由一个叫章克的人带来找周佛海。周佛海不见，只收下信。在从南京回上海的火车上，他看了信后，撕得粉碎，撒向窗外，抛尽了共产党对他最后的挽救。

　　周佛海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跟蒋介石、戴笠走呢？

　　周佛海和蒋介石、戴笠的关系，原本是很深的。周佛海所以再投蒋、戴，是他政治投机的必然结果，原因自然很多。

　　自从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后，蒋介石即命令戴笠，将周在湖南的亲属全部逮捕软禁。周佛海的母亲、岳父、妹妹、妹夫等，都关进了军统特务设在贵州的息烽训练班集中营，但生活待遇是十分优裕的。周佛海是个孝子，对母亲的被捕，耿耿于怀，老早就转托戴笠照顾。

　　后来，周佛海母亲在息烽病死，戴笠曾代当孝子，开吊祭奠，目的自然是要拉拢利用周佛海。

　　周佛海在政治上正式重投蒋介石，是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当时周佛海曾歇斯底里地惊呼：“日本完了！我也完了！”

　　他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了国民党。周佛海认为蒋的力量仍比共产党强，而自己又曾是蒋的心腹，尤其是母亲、岳父等都在蒋的手里。

　　1942年年初，周佛海即派戴笠驻在自己身边的军统特务程克祥，持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专程到重庆去面交戴笠转呈。信中表白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情，愿意力保东南半壁，不落入共产党之手，以赎罪过。

　　蒋介石对周佛海的来归心领神会，当即亲笔写了回信：“周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请勿虑。”最后署名“知名不具”。

　　周佛海得了此信后好比吃了定心丸，就放手和戴笠合作，把共产党的挽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首先，周佛海在小舅子杨惺华家中设置了电台，天天和戴笠通报，由程克祥和另一军统特务彭寿负责。日本人知道这件事，尤其是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周佛海已向他全盘托出。

　　日本人为何不干涉呢？原来，自从太平洋中途岛海战美国大胜后，日本步入下坡路，天天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结束中日战争。现在周佛海和蒋介石恢复关系，日本人求之不得。日本人幻想能架起直通重庆的桥梁。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周佛海为自己打算的政治投机呢！

　　周佛海按照从前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的办法，建立了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税警团。

　　说是“团”，其实是一支有20000人的精锐部队，接近两个师。武器都是通过川本芳太郎取得的“三八”式枪械，而且还有小钢炮等重武器，这是其他伪军绝对没有的。

　　后来，周佛海和国民党第三战区进行物资交换，又得来许多连日军也没有的卡宾枪和冲锋枪。自从周佛海和蒋介石恢复联系后，戴笠就千方百计要控制这支部队，密令军统干将熊剑东到周佛海处当了税警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后来周佛海当伪上海市市长，熊剑东又是保安司令。

　　提起熊剑东此人，敌伪时在上海十分有名。毒杀“76号”魔头李士群的大案，就是周佛海、熊剑东按戴笠的密令干的。日本投降后，熊剑东是汉奸中唯一受到国民党军委会公开表扬的人。

兔死狗烹软禁重庆白公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8月16日，周佛海在南京出席了陈公博召开的解散汪伪政府的会议。所有大汉奸，个个丧魂落魄，唯有周佛海，笃定泰山，满心欢喜。为什么？

　　周佛海后来在审判时的自白书内写道：“8月12日，程克祥、彭寿送来戴局长（戴笠）一个电报，内载‘委座派做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并指定归我指挥的部队，我便遵令就职。”

　　当时，周的伪职主要是上海市市长，他要急着回上海就任蒋介石委任的新职。但南京必须让它乱一下，得和陈公博有点小摩擦。汪精卫死后，陈是伪政府主席。他组织了八个方面军，如庞炳勋、张岚峰、孙良诚、吴化文等，都是冯玉祥的旧西北军，倒也有30万人马，盘踞在中原地带。

　　陈公博名义上“掌握”着大军，实际上全由戴笠密令周佛海以重金收买策反了，陈一兵一卒也调不动。现在日本投降，周佛海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密令以上各部，不听陈公博的指挥，静候重庆蒋介石的委任。这样一来，陈公博就成光杆司令了。

　　周佛海在离开南京时，还要给陈公博重重一击。周佛海手下有个军统特务周镐，此时像土行孙一般从地下冒了出来，自称“京沪行动总队长”。

　　周镐在8月16日晚上，就动用周佛海财政部的警卫大队，占领了新街口闹市区的“中央储备银行总行”大楼。同时，逐一逮捕大汉奸。所有这些，周佛海都是知道并默认的。

　　周镐的行为，日军未加干涉。他指挥队伍，直扑西康路陈公博的住宅，说要逮捕汉奸主席，这也是周佛海点过头的。

　　不料，忠于陈公博的“中央军官学校”学生千余人，全副武装赶到，说要“保卫陈主席”，和周镐的部队终于形成枪战，西康路、珞珈路一带，子弹横飞，秩序大乱。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受“陈主席”的请求，派兵干涉了。

　　带队的小笠原少佐宣布：“在国军尚未到达之前，日军仍有治安的责任。”当即缴了双方的武器。周佛海财政部警卫队的枪被缴了，但这有什么关系，陈公博臭了，南京城乱了，周佛海的目的已经达到。

　　经此一闹，南京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周佛海又指使自己控制的报纸，攻击陈公博“拥兵自卫，已成为蒋介石还都南京的障碍”，闹得陈公博忧心忡忡，坐立不安。

　　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是深知周佛海在这场戏中的所作所为的，就决定先让陈公博到日本躲一躲。陈公博再三考虑，自知斗不过周佛海，就带着情妇莫国康和其他大汉奸等，乘飞机到日本去了。后来，陈公博被引渡回来，1946年被枪毙。

　　从地下冒出来的，除周镐外，还有伪军司令任援道。他的头衔是“先遣军总司令”，也是戴笠封的。任本是八个方面军之一，早被周佛海的金弹打倒。此刻周佛海和任援道分工，任援道管京沪，周佛海管沪杭，成了“亲密战友”。

　　周佛海唱完这出对陈公博的逼宫戏，大获全胜。他心满意足，在8月18日回上海，摇身一变，去当他的“行动总指挥”了。

　　日本投降时，戴笠和杜月笙已在浙江淳安。时局变化如此之快，他们担心新四军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开进上海。除急令周佛海、任援道力保京沪安全外，还叫杜月笙最得力的门生、CC健将陆京士，持戴笠的亲笔信星夜来沪找周佛海。

　　戴笠的信是这样写的：

　　佛海吾兄赐鉴：

　　敌已向同盟国提出答复，愿立即停战并解除武装。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对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志，鼎力以支持之也。

　　今后一切，当由弟负责。专此致颂大祉。

　　弟戴笠手上

　　周佛海接到信后，立即成立“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摇身一变，大汉奸成为从地下钻出来的抗战英雄了。上海的老百姓窃窃私议，都被搞得稀里糊涂。但这与周佛海何干，他从汉奸上海市市长变成“总指挥”、“总司令”，他要在上海“行动”了。

　　“行动总指挥部”由周佛海的心腹罗君强、熊剑东任副司令，下设参谋处、调查处、政法处、军法处、宣传处等，机构庞大，五脏俱全。

　　周佛海身边两个军统小人物程克祥、彭寿，奉戴笠之命，担任正副秘书长。顶多过了10天，周佛海就发现，这两个小人物抓了全部大权。他们代表戴笠，把周佛海架空了。周佛海挂了个名义，成了空心大老倌。

　　但治安的责任却是要周佛海负的。周佛海得到两位秘书长同意后，杭州由周佛海的心腹、伪浙江省省长丁默邨负责。周佛海近两万人的税警团，布置在上海四郊和沪杭沿线。

　　周佛海还把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请来，和上海日军中支那派遣军第十三军（代号“登”部队）达成协议，日本陆军进驻浦东沿海及郊县一带，和税警团一起，严防新四军入城。

　　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曾一度要接管上海，后经毛主席再三斟酌后放弃。“登”部队张贴布告说：“奉上司命令，执行治安任务。如有妨碍日本行动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予以最严厉处置。”

　　程克祥、彭寿也不请示周佛海，就四处贴出布告，严禁造谣生事，武装挑衅，保护日侨，违者重罚。布告的具名却是“总指挥”周佛海。周佛海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局面初定以后，程克祥、彭寿就开始捉汉奸了。醉翁之意，全在“房子、车子、条子、女子、票子”，是为“五子登科”。戴笠将来上海，就用不到周佛海这个“总指挥”了。狡兔死、走狗烹，自古亦然。周佛海自知没趣，忧虑重重。

　　程克祥对周佛海说：“总指挥就到储备银行办公，准备移交吧！这里有我们，您尽可放心。”

　　周佛海很识相，担着个“总指挥”的名义，却天天到银行去上班。堂堂一个“储备银行”，一点金银不留，不好交账。于是，周佛海绞尽脑汁，总算留下点财宝，面子上得以过关。

　　根据后来周佛海在供词中说，向重庆“中央银行”来客移交了黄金50万两，美金550万元，白银760万两，银元33万元。

　　作为汪伪的“国家银行”，只有这些“储备”，无非自欺欺人，蒙混过关而已。

　　不久，杜月笙回来了，全副美式武装的“第三方面军”空运到了，戴笠也在9月来上海了，还要周佛海何用呢？周佛海的“行动总指挥部”宣布结束。他就索性待在家里等候命运给他安排的苦酒。

　　戴笠天天在湖南路周佛海家吃晚饭，和周佛海谈至深夜，那热乎劲儿胜过亲兄弟。

　　平心而论，他对周佛海，内心是矛盾的：既要保周佛海政治上渡过难关，找一个好向世人交代的万全之策，又要对周佛海在敌伪时搜刮的财产觊觎巧取，占为己有。

　　每天晚饭后的谈话，几乎都涉及周佛海和其同伙丁默邨、罗君强等的前途问题。戴笠总是哈哈大笑说：“有我在，你们就有前途。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政治上来个声明就可以了，何况你们又为党国做了不少事。放心吧，绝不会判刑。”有一次，周佛海提到蒋介石给的亲笔信。戴笠说：“委座知道的，常提起你，说东南一带，多亏佛海，才未落入共产党之手。但你切不可对外人多讲，委座知道就不好办了。”戴笠说得情真意切，周佛海深信不疑。此时，军统特务大捉汉奸，搜刮钱财，这是“劫收”的重要内容之一。

　　捉来的人先关在吴四宝的住宅，后来移押“楚园”。

　　此时的汉奸们，真是人人自危，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戴笠口蜜腹剑，面带笑容对周佛海说：“老兄目标太大，这一阵儿就请不必外出，在府中韬光养晦，专候委座的佳音就是了。”

　　周佛海是个宦海浮沉老手，已经感到大事不妙。9月下旬的一天，戴笠兴冲冲踏进周公馆，高声嚷嚷：“佛海兄，好事，好事呀！”正在“韬光养晦”的周佛海听到戴的叫声，急忙下楼，将戴笠请进书房，愕然地问：“雨农兄，什么好事呀？”戴笠背靠沙发，仰面大笑：“老兄等到了！委座来电，要召见你，天大的好事吧！”周佛海满心狐疑：蒋介石正要在重庆和毛泽东谈判，这种时候，怎么会召见他呢？但周佛海深知戴笠的性格，戴笠决定的事，不会更改。周佛海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大为不妙，但他还是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去多少天？”

　　“9月底动身，至于去多久，那要等见过委座再看了。”戴笠仍是满面春风，但心里明白：周佛海犯疑了，赶快动手，搬走了周佛海，还要调走杨淑慧和周幼海，这出戏不大好唱呢！

　　第二天，大汉奸丁默邨、罗君强也吵着要去，说想见见委座。戴笠心中好笑：“你们去干什么呢？我又不想挖你们的金山！”但反正都是笼中的鸡、网里的鱼，就不假思索地说：“那好，一起去吧！”1945年9月30日一早，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内弟杨惺华等，由戴笠亲自陪同，乘专机到重庆去了。

　　周佛海等到重庆后，即被送到杨家山戴笠的私宅。杨家山、磁器口一带，是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所在地，有名的白公馆、渣滓洞，都在这里，江姐就牺牲于此。

　　周佛海当然不进监狱，生活招待是一流的。戴笠说：“休息几天，静候委座召见。”不一会，总务科长夏祯祥跑来，毕恭毕敬地说：“周先生，要什么尽管吩咐，但请勿外出，不要和熟人通电话。”周佛海脑子“嗡”地一响，自言自语说：“软禁了！”当晚，周佛海就心脏病复发，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四一医院”，病房两大间，设备华丽至极。戴笠来了，对周佛海说：“这是最好的医院，安心养病。”戴笠坐一会儿就走了。戴笠从医院出来，心中暗喜，已生出一条妙计，可以把杨淑慧和周幼海骗来重庆了。第二天，戴笠就飞往上海。晚上，湖南路周公馆内灯光通明，客厅中坐着戴笠、杨淑慧和周幼海。

　　戴笠开门见山地说：“佛海一到重庆，旧病复发，现在住入第一流的医院了。我特此专程来上海，告诉嫂夫人和周公子。”戴笠满面春风，杨淑慧一脸愁云，周幼海漠不关心。戴笠又笑着说：“佛海的病，不知何时可愈。他很想念你们，要请嫂夫人去探望他。我想，嫂夫人去一趟也好。医院里虽有护士，总不及亲人照料得周到。淑慧嫂，你看可好？”杨淑慧心乱如麻，待在那里，未作回答，心中暗忖着丈夫的病，也怀疑戴笠在捣什么鬼。

　　客厅里沉默了几分钟，戴笠笑了：“淑慧嫂，你怎么啦？去不去呀？”“去，去，佛海有病怎么能不去！”杨淑慧知道，戴笠决定的事是无法抗拒的。接着，她又回一句，“戴局长，何时走呢？”“我很忙，说走就走，就乘我的专机。”戴笠要把这个厉害的女人打发得越快越好。杨淑慧听后，一言不发。轮到周幼海了。戴笠转过头来，对周幼海说：

　　“幼海，你不和妈妈一起去看看父亲吗？他一直想念着你。”周幼海一听，立即顶了回去：“母亲去了，我可不去！”“你不是一直想到大后方去吗？现在去看看，岂不正好？”戴笠脸上的笑容已减了一半。“我不去！要去也以后再说。”周幼海显然不知天高地厚。戴笠的脸立即沉了下来：“你要知道，我要人干什么事，没有人敢违抗我的意志。”“我不是你的部下，不必执行你的命令。”周幼海又顶了一句。“好好，你不去，现在就跟我走！”戴笠要动真格了。这时，客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杨淑慧哭了：“幼海，去吧！”周幼海知道闯祸了，就说：“去就去，但行动要有自由。”戴笠又笑了，换了个话题：“你的名字要改一改，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已怒目相对。杨淑慧害怕极了，马上说：“改一改也好，幼海，你就叫周祖逵吧！”周幼海感到莫名其妙。第二天一早，汽车来了，将杨淑慧和周幼海接到机场。戴笠等在那里，朝周幼海笑笑说：“我就喜欢听话的孩子，这样不是很好嘛！”飞机向重庆飞去，戴笠的心却留在上海。他要马上回来，向周家的财富开刀。飞机到了白市驿机场，杨家山的总务科长夏祯祥已在恭候。戴笠关照，将周幼海母子送到“四一医院”，好好招待，自己就进城去了。从此，戴笠再未去看过周佛海，虽周佛海一再写信，戴笠也不理。当杨淑慧和周幼海走进豪华的医院病房时，周佛海一见就目瞪口呆，沉默半晌后说：“你们怎么来了？谁叫你们来的？”周幼海抢先说：“戴笠叫妈妈来照顾你的，莫名其妙，把我也逼来了！”周佛海一听，心中打鼓，不安地朝妻子说：“雨农不安好心，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杨淑慧定了定神说：“戴笠在上海逼幼海走，我已猜着七八分。没有别的，要我们的钱。不怕他，我早有准备。房子搬不动，但珠宝黄货，早已进了美国银行保险箱。蒋老头子那封亲笔信，我已锁入香港汇丰银行保险库。佛海，你别怕，他戴笠是天王老子，也无办法。”

　　杨淑慧的泼辣厉害，于此可见一斑！

　　周佛海病好以后，被送回白公馆，和丁默邨、罗君强住在二楼，招待优裕，设备一流，就是独缺自由。周幼海住在楼下，允许他和父亲见面，但不得外出，不得打电话，也被软禁了。

　　周幼海在回忆白公馆的软禁生活时写道：“生活是很优裕的。可以下棋、打牌、唱戏，可以看重庆出版的所有报纸，包括《新华日报》。每天吃的是八菜一汤，大鱼大肉。过阴历年时，还有整桌酒席。”

　　一个月后，戴笠放杨淑慧回上海了，周幼海则不放。

　　杨淑慧临走时对周佛海说：“这可见戴笠闹腾了几十天，除房子、车子外，一无所获，所以要我回去，想榨我的油。放心，我来个以软克硬，一毛不拔！”

　　周幼海常到楼上和父亲聊天。他虽厌恶周佛海，但在全封闭的白公馆内，还有谁好谈呢？除了特务，还是特务。一次，谈到周幼海的前途，周佛海说：“你还是去美国读书好。”周幼海经过此番劫难，又成熟了许多，说：“你们管住我二十多年了，

　　现在不要再管，我要走自己的路了。”什么路？周幼海不说。他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心中已仰慕共产党。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附近的一处叫“困雨谷”的山峰上坠机身亡。戴笠字雨农，死在困雨谷，可算天亡斯人。消息传来，杨家山的大小特务，乱作一团，像煮开了一锅粥。

　　最着急的，要算周佛海这些大汉奸了。周佛海十分了解戴笠，金钱上要捞进，政治上会保证。现在保护神一死，指望落空。周佛海对同室的大汉奸们惊呼：“雨农死了，我也完了！”

　　后来，周佛海在他的《狱中日记》中写道：

　　三月中旬忽阅报，谓其坠机身死，为之忧虑不置。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忧也。

　　周佛海当时“忧”得没错。等着他的是人民的声讨和法律的审判。至于丁默邨等，就更不必说了。白公馆内秘密传言，戴笠是被蒋介石除掉的，因戴笠的权力太大，已成蒋介石的障碍。周幼海有一天问父亲：“蒋介石真能杀害戴笠吗？如此忠实的鹰犬，也要处死？”

　　周佛海长叹一声说：“按照蒋的个性，完全有这种可能。还是那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雨农的死，将成千古一谜。蒋是惯于作谜的。”

　　无论怎么说，戴笠的死，对周佛海和周幼海都是人生的转折点，父子恩仇，各有千秋，不久就要显露出来了。戴笠死后不久，毛人凤按蒋介石的任命，坐了军统第一把交椅。周佛海等倒很有自知之明，发表了一个声明，想要作为政治问题解决，

　　显然不可能了。赖在白公馆，靠山已倒，也非长久之计。倒不如法律审判来得爽快，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照目前这样拖着，总不是办法。更何况《惩治汉奸条例》已经公布，这一关已是难逃。所以，周佛海写了一封信，要求法律结案。

　　毛人凤到白公馆来时，周佛海当面交上这封信。但毛人凤就是不接，还像真的一般说：“你的问题，要等委座召见后才能决定，放心吧，没有事的。”

　　周佛海被弄得稀里糊涂，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只能等着再说。

　　但对周幼海的软禁，周佛海一直有很大意见，现戴笠已死，不可不提，就严肃地对毛人凤说：“毛先生，我儿子周幼海，在白公馆已经七个月了，有这个必要吗？请即放他出去”。

　　毛人凤是一口答应了，但提出了条件：一是出去后不能去看周佛海的老朋友；二是不能回上海，只能去成都，而且，要有人担保。周佛海请在侍从室时的老朋友、军统高级干事胡静安做保，胡静安同意了。

　　军统同意释放的当晚，周幼海和父亲进行了一次长谈。周幼海坦率地承认自己倾向共产党，想走这条路。周佛海也懊悔日本投降时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最后，他对儿子说：“你自己去闯荡吧！”

　　第二天一早，东方还未发白，周幼海获释了，被军统特务用小车送到重庆郊区一座客栈暂住，勒令他立即去成都。周幼海在特务监视下，只好走了，说是去华西坝大学读书，其实是去找同学肖孟能，另觅出路。

　　软禁七个月后的周幼海，终于自由了。

　　周幼海一到成都，就找到肖孟能，要他设法买回上海的机票或船票。肖孟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肖同兹的儿子，会有办法。

　　周幼海在成都住了二十多天，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重庆，去了曾家岩中国共产党办事处。

　　在办事处，他要找董必武或周恩来，因周佛海和他们过去极熟。秘书出来接见，两人进行了一番对答。

　　秘书对周幼海说：“你是周佛海的儿子吧！什么事？请说。”

　　“我想见董必武伯伯或周恩来伯伯，我要到延安去。我被戴笠关了七个月，刚刚放出来呢！”“噢，你要到延安去，不简单。但不行啊，周先生，什么组织介绍也没有，怎么接受呢？”“我见董伯伯、周伯伯说去。”“他们忙极了，不会有空。这样吧，我负责转告，一有消息，就通知你。”闯曾家岩的一幕，就此结束。周幼海初次出马，没有成功，他明白了，先要找到党组织才行。周幼海回到上海。湖南路周家早被军统特务占了，杨淑慧暂时住在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家。母子见面，相互叹息，痛骂特务不止。幼海在同学的帮助下，不久就投奔了共产党。

接受审判铁窗之内了余生

　　周佛海在白公馆一再要求司法审判，政治解决的幻梦彻底破灭了。

　　1946年7月中旬，毛人凤跑来说：“好吧，收拾一下，到南京去司法解决。”

　　周佛海很高兴，自以为替蒋介石、戴笠做过不少事，法律上至少也可将功抵过。但不知为何，又拖了很久，直至9月16日，军统才将周佛海、丁默邨等用飞机送到南京。

　　周佛海等先被关在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生活上依旧优待，饭菜都是酒楼送来的。

　　9月23日，周被移押到老虎桥法院看守所。这是一座小洋房，内有花园，放风时还可散步。周佛海被关在“忠”字监，和丁默邨、罗君强同住。但伙食已是犯人的规格了，周佛海终于正式过监狱生活。

　　周佛海在重庆时，就写好了很长的自白书，内容全是表功，说明自己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战的事，功比天高，足可抵过。

　　9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已到军统看守所提审过一次，周佛海即交了自白书，一口咬定自己在1942年早已向军统自首，有戴笠的信件可以作证。

　　移押法院看守所后，9月24日、25日、26日接连提审。审讯员告诉周佛海：“罪行严重，抛弃幻想。”

　　这样一来，周佛海和丁默邨等就有些惴惴不安。大汉奸缪斌也替蒋介石做过不少事，但在5月间第一个被枪毙了！接着，陈公博、褚民谊等接连被处决，他们对蒋介石也是多少有功的。丁默邨虽是特工魔头，但胆小如鼠，天天向周佛海唠叨：“老头子恐要一锅端，死定了！”周佛海也坐立不安，但自忖还有蒋的亲笔信这张王牌。但大汉奸缪斌也是有的呀，他为什么会被枪毙？周佛海茫然了，无以自答。国民党司法界的内幕十分复杂。负责周佛海案件的高等法院推事金世鼎和检察官陈绳祖，几经密商，计划要判周佛海死刑。

　　当然，这是得到最高当局暗示的。蒋介石侍从室传来口谕，要严厉肃奸，不管任何人，不得从宽。而社会上也盛传，周家有钱，已重贿法官，可免一死。主办案件的金世鼎和陈绳祖，钱哪有不要，只是周家的钱太烫手，拿不得，何况周家也未开后门来“献宝”。所以，周佛海自以为“功高盖天”，但还未审判，就已被定了个死罪！

　　杨淑慧使出她浑身解数，忙得不可开交。她确信丈夫立过大功，又一直是蒋介石的亲信，可以免罪。现在最要紧的是金钱铺路，打好官司。为了取得大量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明材料，杨淑慧不惜重金，到处送礼。在所有的大汉奸中，证明材料最多的，要数周佛海了，包括杜月笙写的证明不下30多份。杨淑慧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塞法院的洞。在大量闪闪发光的黄金前，法官也许会怦然心动的，但杨淑慧失策了。

　　杨淑慧花重金聘请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三位著名律师，负责辩护。但杨淑慧纵有通天本领，过不了蒋介石这一关也不行。

　　1946年10月21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宽敞的大成殿内，布置法庭，公审周佛海。

　　一早，朝天宫内外就密布宪兵法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紧张。尽管如此，旁听者还是来如潮涌，不到9时，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连两边窗槛及围廊里也全是人了。

　　上午9时30分，公审开始。由院长赵琛任审判长，推事葛之覃、金世鼎，检察官陈绳祖，都是司法界的名流，加上响当当的三位辩护律师，像唱戏一样，名角如云。

　　律师提供的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明是大量的，有军统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党皇帝”吴开先的，上海市党部的……

　　但军统毛人凤大概因为没有拿到杨淑慧的大金条而昏了头，在证明周佛海有功后，又有一封公函，说“完全是对汉奸在策略上的利用”，前后矛盾。

　　审判开始。官样文章般问过一通后，就进行辩论。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被告唇枪舌剑，车轮大战，拖了近五个半钟头。

　　辩论集中在“通谋敌国”上，检察官一口咬定，被告出卖国家，所谓立功，不足抵罪。周佛海说了大段表功的辩词，滔滔不绝，竟达一小时之久。

　　周佛海在后来的《狱中日记》内写道：

　　检察官控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余谓，上半段为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因历述动摇日军士气，淆混日本国民各谋略以及妨碍日军各种行动等。后半段应为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因详述与中央联络后如何营救抗战工作人员，如何刺探敌军军情等。

　　甚至，连戴笠密令毒杀“76号”魔头李士群一事也搬出来了。周佛海在庭上说：“戴局长有电，处死李士群。后和华中宪兵司令部科长冈村商量，予以毒毙。”

　　周佛海说得额头冒汗，手舞足蹈。

　　辩论快终结时，已经夕阳西下。哪知冷火里爆出颗热栗子，检察官陈绳祖站起身来，举手摇着几张纸，声震屋宇般喊道：“这里有蒋委员长侍从室和军统局的公文，对周犯所称功劳及胜利时委派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一事，完全是一时利用！”

　　轻飘飘的两张信纸，也不知是真是假，就将周佛海的表功全部否定了。旁听的人群一阵骚动，审判长不断摇铃，提醒肃静。周佛海也有点心慌，但马上镇静下来，心中暗忖：我还有老蒋亲笔信这张王牌呢！

　　审判长宣布辩论结束，定期宣判后，这场闹剧暂时落下帷幕。

　　周佛海虽经检察官重重一击，但仍精神亢奋，陶醉于自己的表演。回监房后竟然忘形地写了一首歪诗：“六年险苦事非常，欲挽狂澜愿幸偿。举国纷纷论杀宥，万人空巷看周郎。”

　　11月7日，晴天霹雳，高等法院以“特定第三四六号特种刑事判决书”，判处周佛海死刑。杨淑慧一听，三魂出窍，六魄飘荡，顿时目瞪口呆，周佛海真的要等枪毙了吗？

　　杨淑慧当然立即上诉，但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驳回，死刑原判。按照国民党的法律，还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家属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但仍被驳回。

　　满城爆竹，声声响在杨淑慧心头，因为抗告驳回24小时之内，丈夫随时可以枪毙。

　　杨淑慧大冷天浑身汗淋，顾不上忌讳礼节，当夜就闯进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方的家。陈方是丈夫的老朋友，又能随时见到蒋，不会坐视不救。

　　陈方见她头发蓬乱，脸色刷白，知道定有急事，马上进入客厅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说。”

　　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抗告驳回，佛海随时可以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

　　陈方一听，也着了慌，连忙说：“蒋先生早已说过，没有他点头，任何人不得处决佛海。法院如要执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从室，我一定压下。我以生命担保，佛海不会死。明天年初一，我向蒋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处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

　　陈方言尽于此，杨淑慧只得半信半疑地走了。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她听着远近爆竹，万箭穿心。

　　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召见她。她到了官邸，陈方领她进去，只见蒋介石早端坐在客厅里了。她一见蒋介石，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她赶忙跪倒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阵阵抽泣悲咽的声音在四周荡漾，气氛悲切。

　　杨淑慧以无言代替千言万语，事至如今，说话是多余的。

　　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说：“这几年来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他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

　　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地又磕了几个头，就站起来走了。从头到尾，一言未发。

　　杨淑慧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着，时间是一秒一秒挨过去的。周佛海既没有被枪毙，蒋介石也未见动静，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杨淑慧身心煎熬，度日如年。

　　直至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

　　特赦令说：“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命令一出，压在杨淑慧心上沉甸甸的石头落地，丈夫性命到底保全了，“让他在里面休息一两年”，就可以出来重整旗鼓了。这是国民党对汉奸发布的唯一的特赦令，来之不易，周佛海终于死里逃生。

　　周佛海逃脱一死，喜出望外，但庆幸之余，惦量一下“终身监禁”的份量，想起将要在监狱里打发未了的岁月，看看四周的破壁，阴森森的铁栅栏，还有苦于下咽的饭菜，再忆起位于上海西流湾8号的自己公馆里的风景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一种说不尽的凄凉、哀怨、忧伤、绝望顿时涌上心头。

　　1948年2月28日，在一阵哀号之后，周佛海口鼻流血，毙命于老虎桥监狱。

陈璧君

一见钟情誓死追随梦中情人

　　陈璧君1891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一个华侨富商家庭。她15岁时在当地华侨小学毕业，随后进入当地的璧如女校读书。

　　陈璧君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而且从小对政治十分关心，还在华侨小学读书时，就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陈璧君进入璧如女校的这一年，孙中山由日本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璧君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

　　同盟会分会在马来西亚刚刚成立，非常需要吸收新的成员，几个老会员见陈璧君热情高，活动能力也很强，便将她发展为会员。于是，陈璧君成为同盟会中最年轻的会员。

　　同盟会所有活动都是秘密的，陈璧君不敢将她加入同盟会的事告诉父母。后来，她母亲见她成天与一些成年人在一起忙忙碌碌，学习成绩也下降了，便产生了疑心。经再三询问，陈璧君便将她参加同盟会的事情告诉了母亲。

　　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是广东番禺人，早年与陈璧君的父亲一起到南洋谋生，是一个性格开朗、知书达理、深明大义的女性。卫月朗没有过多地责备女儿，她认为女儿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对成长是有好处的。女儿愿意加入同盟会，就放心让她去做吧！

　　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是当地有名的富商，他对几个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除送他们进当地最好的学校读书外，还从国内请了一位国文老师教授中文。当他知道陈璧君加入同盟会的事后，十分生气，坚决反对。

　　他说：“一个女孩子，不好好读书，成天和一些男人们在外边东奔西跑，像什么话！”

　　为此，卫月朗与丈夫发生了争执。她说：“我们对同盟会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怎么能随便责怪女儿呢！孙中山先生就在槟城，我们可以当面问问孙先生，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决断也不迟呀。”

　　于是，卫月朗带着陈璧君来见孙中山。孙中山热情接待了陈璧君母女俩。他向卫月朗介绍了同盟会在日本和东南亚一带开展活动的情况，向她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

　　他说：“夫人，为什么我们泱泱中国，屡屡遭受外国列强欺负；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如此灾难深重，那么多人背井离乡来南洋谋生？就是因为清朝政府黑暗、腐败、愚昧，贪官污吏上下勾结，欺压百姓，鱼肉人民。如果再不起来造反，我们的国家就会灭亡，我们的民族就会遭灭顶之灾。眼下，我们要发动大众，团结起来，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我们的国家才会强大。祖国强大了，民族兴旺了，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侨，才能挺直腰板，扬眉吐气呀！”

　　一番话说得卫月朗连连点头。

　　没过多久，卫月朗不顾丈夫的反对，也加入了同盟会。母女两人一同加入同盟会，这在当时极为少见，一时被传为佳话。

　　1910年元旦，北京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内，“守真照相馆”在一阵“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开张了。几个穿着时髦的年轻人，跑前跑后，张罗着照相馆的生意。

　　照相在当时来说，是件非常新鲜的事儿，北京城内总共也没有几家照相馆。可是守真照相馆开业后，生意并不是很好，来照相的人不多。可这几个年轻人似乎并不在乎，一副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的姿态。

　　原来，守真照相馆是革命党人设在北京的一个秘密机构。这几个年轻人，就是同盟会成员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陈璧君等人。

　　还在槟城璧如女校读书时，陈璧君就经常在同盟会的机关报上看到笔名叫“精卫”的人写的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这些文章写得非常好，说理透彻，文笔犀利。陈璧君非常佩服作者的洞察力，萌生了想见一见他的念头。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

　　一天，吴先生急匆匆地找到陈璧君，对她说：“汪精卫先生到了槟城，就住在我家，你不是想见见他吗？”

　　“是不是那个写文章的‘精卫’？”陈璧君问。

　　“正是！‘精卫’是他的笔名。”于是，陈璧君随吴先生赶往他家。

　　在吴世荣家里，陈璧君见到了汪精卫。汪精卫个子不高，浓黑的眉毛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那身得体的白色西服、鲜红的领带，更映衬出不凡的气质。陈璧君一见钟情，爱上了这位慕名已久的才子。

　　没过多久，她鼓起勇气，向汪精卫写了一封求爱信。没想到却遭到汪精卫的婉拒。

　　然而，陈璧君每当看到汪精卫那风流洒脱的仪表，听到他那口若悬河的演说，都不由得勾起她爱慕的初衷，于是又加强对汪精卫的进攻，拿文章请汪精卫修改，拜汪精卫为师，请汪精卫教她作诗填词。

　　相处时日一多，汪精卫渐渐与陈璧君有说有笑，不拘行迹了。陈璧君为了将友情转变成爱情，不是找机会请他吃饭，就是读书。渐渐地，汪精卫对此有了警惕。当时他这个热血青年反清志士，正准备进行一次惊天动地的行动，并决心牺牲自己，觉得不能陷入儿女私情。

　　不久，汪精卫为做“剧烈行动”的准备离开日本前往香港。这样也就摆脱了和陈璧君的感情纠葛。

　　原来，汪精卫在家里已与一位刘姓女子订过婚。虽然他极力反对，并宣布与家庭断绝关系，但这门亲事弄得他心力交瘁。考虑到参加革命，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短期内他不想再议婚事。

　　可陈璧君并不死心。当听说汪精卫受孙中山之命去了日本，陈璧君也以留学为名，一路追到日本。

　　来到日本后，得知同盟会正为活动经费发愁，陈璧君慷慨解囊，把家里给她的钱，全部拿出来捐给了同盟会。当时，汪精卫正在组织暗杀团，准备行刺清政要员。

　　陈璧君听说后，坚决要求参加。开始，汪精卫不同意，看到陈璧君态度坚决，才勉强答应吸收她。

　　听到汪精卫同意她参加暗杀团的消息后，陈璧君非常高兴。她想，这样她就可以有很多时间与汪精卫在一起了。陈璧君是个办事非常认真的人，她想，既然参加了暗杀团，就要干出一个样子来。于是，她四处拜师，请人教她柔道、剑术和枪法，还学习如何制作炸药。

　　1909年冬，汪精卫带着陈璧君，还有黄复生、罗世勋等暗杀团的其他成员，秘密潜回北京。他们以开照相馆为掩护，寻找行刺机会。可是，因为保密工作没做好，汪精卫、陈璧君等人这次在北京的活动以失败告终。他们的行踪被清政府发现。黄复生在照相馆被捕，汪精卫则在他的住地东北园被清兵抓走。

　　汪精卫被关进刑部大牢以后，少有敢去探望者，唯恐株连。此时，陈璧君却对汪精卫关切备至。她用金钱买通狱卒，送衣送食，常久不断。汪精卫见此，深感患难中同志友爱的珍贵，遂于长夜寂寞之时，赋《怀故人》一诗，托狱卒转交陈璧君。诗云：

　　落叶空庭夜籁微，

　　故人梦里两依依。

　　风萧易水今犹昨，

　　梦度枫林是也非。

　　入地相逢虽不愧，

　　擘山无路愿何归。

　　记从共洒新亭泪，

　　忍使啼痕又满衣。

　　陈璧君读到情郎的诗，非常感动，特地绣了一对枕头，送给狱中受难的意中人。直接向汪精卫表达爱意，有“虽不能生前同衾，也望能死后同穴”等语，还勉励他“忍死须臾以等待美好的将来”，一片痴情，要求汪精卫立即答复。

　　身处铁窗的汪精卫对于陈璧君的一往情深，不得不报以“不论生死契阔，彼此誓为夫妇”的承诺，并且填了一首《金缕曲》赠她。陈璧君得到他同意订婚的答复和这首《金缕曲》，几年来向汪精卫的苦心追求，总算有了结果。

　　未几，武昌起义成功。汪精卫于1911年11月6日被释出狱，重获自由，暂住北京骡马市大街泰安客栈。陈璧君喜出望外，与汪精卫朝夕相处，情投意合。

　　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陈璧君向汪精卫提出正式结婚的要求。汪精卫回到广州征得兄长汪兆镛的同意。

　　为了婚礼的盛大隆重，汪精卫、陈璧君两人前往香港购办应用衣物，顺便探望亲朋好友。当他们到了方声洞家中时，得知方声洞在参加黄花岗之役中壮烈牺牲了。两人在灵前上香行礼，怀念当年情同手足的情谊，不禁泪下数行。

投敌参政慰问日伪遭遇伏击

　　陈璧君是一个参政欲、权力欲很强的女人。她办事雷厉风行，锋芒毕露，敢说敢为。谁要是得罪了她，她可六亲不认。

　　嫁给汪精卫后，陈璧君泼辣作风不减，积极为汪精卫出谋划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汪精卫紧紧联系在一起。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中央委员来到会议厅门口合影，汪精卫与阎锡山、张学良、林森等人站在前排。

　　摄影完后，大家正准备返回会场继续开会，突然摄影记者中跃出一人，只听“啪、啪、啪”三声枪响，汪精卫倒在了血泊里。

　　陈璧君见状，拨开人群，赶忙上前施救。她见汪精卫浑身是血，双眼紧闭，便把他抱在怀里。此时的汪精卫神志尚清醒，他忍着伤痛，断断续续地说：“我为革命……结果如此。我……我……毫无遗憾。”

　　陈璧君神情镇定，强忍悲痛地说：“四哥，人必有一死，即使你遇不幸，我们仍要继续努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救护车很快赶到，把汪精卫送进医院进行抢救。汪精卫最终死里逃生。

　　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蒋介石、汪精卫重新携手合作，共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两人仍是貌合神离。再加上这次合影蒋介石借故没有参加，于是引来许多猜疑，认为是蒋介石指使人干的。

　　第二天，陈璧君闯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质问道：“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何必下此毒手！”

　　蒋介石当时确实也不知道刺汪究竟是什么人干的，面对陈璧君的质问，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好发作，只得安慰道：“夫人息怒，夫人息怒，我一定要查清此事，严惩幕后指使者。”

　　送走陈璧君后，蒋介石把特务头子戴笠找来，大发了一通火，命令他限期破案。

　　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性格正好相反，他虽然老奸巨猾，深藏不露，但办事瞻前顾后，柔弱有余，刚猛不足。因此，巾帼红颜的陈璧君反而成了汪精卫的保护人，汪精卫在政治上遇到什么难题，喜欢回家与夫人探讨，陈璧君也乐此不疲，积极为汪出谋划策。

　　久而久之，陈璧君大事小事均要插手过问，汪精卫在政治上的不少行动与想法，就是出自陈璧君的主意。以致汪精卫的同党陈公博曾经议论说：“汪先生离开陈璧君干不了大事，但没有陈璧君，也坏不了大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再次发生矛盾冲突。汪精卫力主与日本议和，避免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汪精卫的汉奸理论，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国民党内反汪精卫的呼声高涨。

　　汪精卫自知斗不过蒋介石，便心灰意冷，甚至一度想退出国民党。

　　这天，陈璧君见汪精卫回家时，满脸通红，神情颇为激动，问及原因，原来蒋介石请汪精卫吃饭时，两人发生了争吵。

　　陈璧君听说后，气愤地说：“蒋中正其实也并不想抗日，但他会耍两面派。他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其实根本没有诚心，国共合作迟早是要破裂的。与日本人议和有什么不好，早日消灭共产党，减少无谓的伤亡，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你不能甘拜下风，要与老蒋斗下去，大不了也就一死呗！”

　　在此之前，汪精卫一直想派人与日本人先行接触，探探日本人的口风，求其支持，必要时与蒋介石决裂。这次，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璧君。

　　陈听说后，非常支持，并催促赶快行动。没过多久，汪精卫便派出梅思平、高宗武秘密到上海与日本人接触。

　　梅、高两人没有辜负汪精卫的希望，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与日本人签订了议和“密约”。1938年11月底，梅思平由上海经香港辗转回到重庆，带回了与日本人签订的“密约”。

　　在是否离开重庆、公开投日这件事上，汪精卫一直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可是陈璧君却态度坚决，极力要汪精卫早日脱离蒋介石，与日本人合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汪精卫终于迈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步。

　　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

　　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主席，陈璧君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第一夫人”。在汪伪政府中，陈璧君任“中央监察委员”，后又兼任“广东政治指导员”。

　　1943年10月中旬，陈璧君由南京乘小型专机到广州，为日本效劳，给广东的日伪军打气。据称，陈璧君到达广州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要到广州外围的东莞太平、莞城和石龙沿线巡视，慰问驻守在此的日军及伪军第三十师。10月18日，陈璧君乘炮艇从广州先到太平，同行的有伪广东绥靖公署少将参谋长黄克明等。

　　中国共产党东江纵队得到情报后，决定伏击陈璧君，打击日伪的嚣张气陷。

　　10月19日晚，在厚街的一个叫梁德明的副团长，把陈璧君“将经厚街到莞城、20日返回广州”的情报通知了东江纵队派驻厚街的干部黄琴。

　　据说为了保证陈璧君的安全，当时伪第三十师参谋长从太平亲自到厚街，对厚街伪第八十九团副团长白其良耳提面命，要求该团沿途加强警戒，严防东江纵队袭击。当时梁德明正好在场，第一时间获得了这个重要情报。

　　梁德明是王作尧副司令在燕塘军校时的同学，兼任厚街伪军第八十九团第一营营长，后来被东江纵队争取过来了，率部队起义参加东江纵队。黄琴当时接到情报后，立即派情报交通员王全偷越封锁线，将情报送到和田情报站。

　　此时陈璧君一行已到达了莞城。

　　10月20日凌晨3时30分左右，东江纵队第三大队短枪队队长叶凤生奉大队长邬强之命，将情报带到寮步附近的上屯村，交给大队政委卢伟如。卢政委立即派第三大队平南中队中队长郑戈率第三中队、叶凤生的短枪队和大队的一个爆破队，由郑戈指挥，到莞龙公路选择有利地形伏击陈璧君。

　　东江纵队的同志们一听是伏击陈璧君，都特别兴奋，个个斗志昂扬，决心为国除害。

　　接下来，他们马上召开了一个简短的部署会。在会上，他们预计天亮之前可以到达余屋，然后在公路上埋好地雷，地雷一爆炸陈璧君就插翅难飞了。地雷是土制的，有引线，炸药是从香港搞过来的。

　　部署会开了20多分钟，然后他们马上就出发了。卢政委派他的通讯员带路。这个通讯员是东莞温塘人，但没想到这个通讯员对道路也不很熟悉，七拐八拐的等到达余屋附近的龙岭、沙岭、亚婆坑预伏地点时，已是上午8时多了，此时天色大亮，已没有办法埋地雷了。

　　郑戈临时决定在路旁打伏击。他们在余屋附近，找到一段较为弯曲狭窄的路，两边都是山。他们占据了东面较高的那座山，前面有一片茂密的甘蔗林。

　　他们打算在甘蔗林隐伏突击队，机枪火力队在山头制高点。等陈璧君的轿车进入伏击圈后，以密集的火力杀敌和由突击队冲击歼敌。大队短枪队和中队张锦标小鬼班组成突击队主力，叶凤生任突击队队长，郑戈和中队政委李忠带领机枪火力队。

　　部队按照部署分别占领阵地，严阵以待。

　　20日上午10时左右，远处传来了汽车声，陈璧君的车队来了。在前面开路的是两辆满载伪军的大卡车，后面保驾的是两辆满载日军的大卡车，车头上架了数挺机枪。中间是两辆小车，陈璧君的车在第二位，是一辆黑色的老式轿车，车身前端较高。

　　伪军的车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停了下来，七八十个伪军下车散开，开始搜索公路两侧的山头。其中有四个伪军端着枪向东江纵队的火力队山头爬上来，这个山头地势险要，能以火力控制公路。伪军离他们越来越近，看得出伪军的神情很慌张。郑戈当时心急如焚，要是被伪军发现了打起来，陈璧君的车就会调头溜走。

　　好在全队的同志都屏住呼吸，沉着应付。忽然，火力队埋伏在山腰坟地的警戒哨被伪军发现了，于是不得已向伪军开枪。幸运的是，就在此时，郑戈看见陈璧君的黑色轿车驶进伏击圈，他马上下令集中火力打击伪军。制高点上的两挺机枪和各小队步枪以密集火力射向陈璧君乘坐的轿车。

　　陈璧君的轿车连中数弹，失去控制，滑向路边，最后横着停在公路旁。这时候，搜索开路的伪军在匆忙中胡乱开枪还击，紧跟陈璧君轿车的两辆日军卡车上的机枪也开始猛烈射击。八九十个日军匆匆跳下车散开，一部分占领公路旁的田埂，用火力阻止东江突击队冲过开阔地上公路，一部分会同伪军围住陈璧君的轿车，拼死保驾。

　　过了一会，日伪军开始用掷弹筒发射小炮弹还击，炮弹连续在打伏击的同志们身边爆炸，日伪军开始接近设伏山脚，企图攻占制高点。郑戈见陈璧君的轿车已经中弹，就命令部队撤退。

　　他们撤离必须经过大片开阔地，突击队要冲上公路也需要经过大片开阔地，而敌人的兵力比他们多，形势对东江纵队非常不利。各小队用火力相互掩护，交替向桑园方向撤退。整个战斗持续了15分钟左右，打死日伪军20多人，东江纵队安全撤离，无一伤亡。

　　陈璧君并没有被打死，只是受了轻伤，死的是她的司机。她当时和黄克明吓得钻在车座下面，逃过一劫。以后陈璧君一伙再也不敢从石龙回广州，而是退回莞城，再坐船走水路回广州。回到广州后，陈璧君十分沮丧，再也不敢到处视察慰问了。

　　虽然陈璧君没有死，但是这一仗的影响很大，不光驻守在莞城的日伪军，就连南京、广州的日军和汉奸头目们都大为震惊。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汪精卫的尸体被运回南京，很快举行了葬礼。办完丧事，陈璧君带着一群亲信，回到了广东。伪广东省省长此时已换了她的妹夫褚民谊，陈还想凭借这层关系继续在广东的统治。

罪有应得铁窗之内度过余生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陈璧君惶惶不可终日。这天，陈璧君找到褚民谊商议应对之策。褚民谊也似热锅上的蚂蚁，哪还有什么高明的主意。

　　见褚民谊比自己还要惊慌，陈璧君安慰他说：“不要怕，当年我们追随汪先生的目的是求和平，又不是卖国当汉奸。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任务已经完成，没有什么可怕的！”

　　下一步该怎么走，两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向蒋介石献殷勤，请蒋介石看在昔日一致反共的情分上网开一面。于是，陈璧君要褚民谊向蒋介石发份电报，试探一下蒋介石的态度：

　　敌宣布投降后，共军乘机蠢蠢欲动，正三三两两潜入省防，不良居心昭然。愿谨率所部严加防范，力保广东治安，静候中央接收。

　　隔天，陈璧君让褚民谊又发一电：

　　汪夫人愿为中央效犬马之劳，誓将广东完璧中央，盼蒋委员长训示。

　　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迟迟不见蒋介石的回音。

　　广州城内，到处在捉拿汉奸。陈璧君躲在家里，忧心忡忡，度日如年。就在陈璧君陷入绝望之时，一位不速之客敲响了褚公馆的大门。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

　　郑介民对褚民谊说：“你给委员长的两封电报都收到了。此次，我是奉戴局长之命，前来迎接汪夫人与你前往重庆。蒋先生有一封电报要我转交给你。”说着，取出一份附有密码的电报交给了褚民谊。褚民谊展开电报，认真读了起来。

　　重行兄：

　　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唯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

　　弟蒋中正重行是褚民谊的字。读完电报，褚深信不疑，非常高兴。他问郑介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重庆？”郑介民回答说：“重庆的飞机后天就可抵穗，请你马上转告汪夫人，做好准备。”褚民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璧君。陈闻讯后，喜出望外，特地让人上街买了一筐刚上市的鲜桃，准备带到重庆，送给蒋夫人。第三天上午，郑介民通知褚民谊：“专机已到，请与汪夫人下午15时等候在原省政府门口，有车来接。”15时整，郑介民带着十余辆汽车和一伙军统人员准时到达。他下车后，即宣布：“为了安全起见，每辆车只能坐两人，其余座位，由军统陪送人员乘坐。”

　　陈璧君与褚民谊安顿坐好后，汽车便出发了。车队刚出省政府，陈璧君就发现汽车不是朝白云机场方向驶行，她惊问：“这是去哪里？”

　　郑介民笑着解释说：“重庆来的是水上飞机，我们这是去珠江边，先上船过渡，再上飞机。”陈璧君便不再怀疑。

　　汽车很快来到珠江边，早有汽艇在此迎候。郑将陈、褚送上船后，称有公务不能陪同前往，便将两人交给一姓何的中校专员，随后乘车走了。

　　汽艇刚一离岸，那位姓何的专员就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念道：“重庆来电，委员长已去西安，旬日内不能回渝，陈、褚此时来渝，诸多不便，应先在穗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

　　此时两人方知中了戴笠的圈套。陈璧君又哭又闹。汽艇来到江对岸停了下来。陈、褚两人被押下船，在一栋两层楼房里住了下来。大约过了半个月，军统人员把陈璧君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全部收缴，用一架军用飞机将陈、褚押往南京，关进了宁海路25号看守所。至此，陈璧君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

　　1949年春，蒋家王朝行将灭亡。此时，国民党对在押的汪伪汉奸作出了一项特殊的决定：除已执行死刑者外，凡判处无期徒刑的继续羁押，判有期徒刑不管刑期多少，一律释放。按照这个决定，陈璧君仍不能出狱。

　　1949年4月，苏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苏州后，陈璧君从狮子口监狱移解到公安局看守所。上海解放以后，陈又从苏州解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刚开始，陈璧君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很深的抵触情绪，拒不承认自己是汉奸。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为陈璧君说情。宋庆龄、何香凝与陈璧君私交很深，1912年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时，何香凝还曾做过陈璧君的伴娘。

　　何香凝对毛泽东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璧君也跟着一起跑，当了汉奸。但她毕竟是参与者，不是决策者。陈璧君已经在牢里关了几年，听说身体不好，能不能够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对陈璧君进行特赦。”

　　毛泽东略作思考，回答道：“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陈璧君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个特赦令，将她释放。”

　　周恩来在一旁说：“那就请宋先生、何先生给陈璧君写封信，我们派人送到上海监狱，看看陈璧君的态度。”当天晚上，宋庆龄与何香凝便给陈璧君写了一封信：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

　　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意见，好姐妹！

　　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谨此敬颂大安！

　　庆龄（执笔）何香凝1949年9月25日夜于北京

　　信很快送到了陈璧君手里。据说，陈璧君接到信后，沉默多时，最后表示拒绝。她提笔给宋庆龄、何香凝写了回信：

　　共产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两位先生心中有数，共产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两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尽管陈璧君顽固不化，监狱里的管教干部仍对她进行了热情的挽救和教育，找她谈话，给她报纸和一些政治书籍阅读，让她了解时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管教干部的帮助下，陈璧君情绪慢慢缓和下来，她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在狱中，陈璧君曾用半通不通的白话文句子这样写道：

　　我初到此处监禁之时，自己一点都不认识自己的错误，非常不平，以为是政治上的成败。

　　及后，我看了些书后，渐渐认识到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便心中气和，后来竟大彻大悟，知道一切的道理。及时读《解放日报》，加以深深的学习，不但气平，而且羞愧。

　　其后另一朋友，送许多进步的书籍、小说、杂志、文选，更学习了《列宁主义问题》后，便如盲目者忽得光明。不但对于以错误见解所做成之点，明若掌上现文。他日幸而改造成功时，重复工作之道路、途径，亦得深刻认识，及努力的去了解，往往思想斗争，至深夜不能睡。加之接受监中之教育之后，更加了然。

　　1955年7月，陈璧君在一份自白书中又写道：

　　我少子来见我，给了数本书，女监也每早九时送报纸给我，后来便求得自己订一份《解放日报》，我很用心的从它学习理论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我便渐渐信服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正确理论和用心了。

　　尤其是我借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文，我读了八遍，不够，要还给人家，我便将它抄下来。日日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完全了解了。有个姓龙的朋友送了现在这一大批书给我，我便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灭亡，是一个历史铁一般的规律。

　　陈璧君的身体每况愈下，她除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外，还因痔疮、颈部淋巴炎、肺炎等住过医院，每次住院，短则半个月，长则近一年。后期，她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1959年5月2日，陈璧君突然咳嗽、气喘，心跳加快，被再次送进医院。

　　在医院里，陈璧君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与护理。医院请来享有盛誉的中西医学专家前来会诊，先后为陈进行了15次血液检查、3次X光透视、2次心电图检查，最后诊断为高血压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并发性肺炎。当时，国家正遭受自然灾害，食品极度匮乏，但为了抢救陈璧君，医院每天给她准备了高蛋白营养饮食，特别供应牛奶，保证她的营养。

　　陈璧君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给其子女写了一封信：

　　诸儿同阅：我于本月2日因病蒙人民政府在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下送入医院，现由中西医会诊处方，年近七旬加上病魔纠缠，病况较为严重，万一不幸与诸儿永别，则盼诸儿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以加倍努力工作以报答人民政府挽救我之深厚恩情。吾死别无所念，因你等均已达而立之年，遗憾者未能目睹祖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你等于5月4日、9日先后汇共两百港币已收到，勿念。以后兑款仍寄原址，祝健康！

　　母字1959年5月19日

　　陈璧君的身体日渐衰竭，最后因大叶性肺炎引起心力衰竭。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时年68岁。

　　陈璧君的子女在新中国成立前都去了国外，她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其在上海的儿媳之弟收殓火化，骨灰送到广州。1960年，由陈璧君在香港的子女派人到广州认领。

　　1961年秋，陈璧君的骨灰由其子女撒入香港附近的大海里。

褚民谊

参与建立汪伪政权

　　1884年，褚民谊生于浙江省湖州府（今吴兴区）一个医生家庭，1903年，褚民谊东渡日本求学，入日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随同乡张静江赴法国，途经新加坡时参加同盟会，抵巴黎后，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和《世界画报》等，宣传反满革命。

　　1911年11月，褚民谊回到上海。经黄兴介绍，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夫妇，随后同陈璧君的义妹陈舜贞结婚，成了汪精卫的连襟。

　　1912年4月，褚民谊就任中国同盟会本部驻上海机关部总务长。后来，宋教仁将同盟会等团体改组为国民党，褚民谊对此失望而于9月赴欧留学比利时，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习。

　　1915年春，褚民谊回上海参加倒袁运动，9月份再次回到欧洲。后在法国和蔡元培、汪精卫组织华法教育会，以支持中国留学生。此后不久，他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1920年，褚民谊和吴敬恒、李石曾创建巴黎中法大学，任副校长。同年，他赴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医学。

　　1924年，褚民谊获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24年末，褚民谊回国，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内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同时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

　　1926年1月，褚民谊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又升任中央执行委员。后作为汪精卫的心腹参加党政活动，

　　成为改组派要人。同年7月北伐开始，他任总司令部军医长。1928年，褚民谊赴欧洲研究公众卫生。归国后任国民卫生建设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褚民谊凭借和汪精卫的关系，担任行政院秘书长。一次，汪精卫批阅文件，看到这个秘书长盖过章的文件里错误百出，勃然大怒，把褚民谊叫来臭骂一顿。

　　褚民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汪精卫一气之下，顺手一推，将桌上的文件抛得满地都是，褚民谊慌忙弯腰去拾，当着汪精卫的面，翻来覆去地寻找差错，但始终找不出来。

　　后来，还是一位秘书看出，原来那些应该用呈文的公文，褚民谊却误用公函了。

　　还有一次，行政院在新扩建的房子里开会，各部部长到齐，就剩汪精卫还没来。不久，隐约听到院子厕所里传来敲击声和叫骂声，原来整个工程偷工减料，厕所的门也是假冒伪劣产品，锁上了就打不开，把汪精卫锁在里面出不来了。

　　褚民谊作为秘书长，本有监工验收之职责，可他懵懂糊涂，全然不清楚。最后还是请了个锁匠来，才把汪精卫解救出来。

　　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负伤而辞任，褚民谊也一同辞职，而后赴上海任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等职务。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时，褚民谊任职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没有随国民政府机构一起西撤。

　　1939年5月，他受汪精卫邀请，参与建立亲日政府的活动，遂成为汪伪政府核心人物之一。同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褚民谊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党部秘书长”。

　　随后，在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褚民谊任“秘书长”，成为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

　　1940年3月，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褚民谊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同年12月，他任“驻日大使”。

　　在此期间，他屈意奉承日本政府，一些汪精卫都不敢签的卖国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署。1942年，褚民谊受汪精卫派遣，任“访日特使”前往日本，获昭和天皇授予一等旭日大绶章。

　　在汪伪国民政府中，他是和汪精卫、陈璧君接近的“公馆派”的一员，一切听命于汪精卫夫妇。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打击下，侵华日军已呈全面溃败之势，汪伪政权岌岌可危。

　　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更让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大大小小的汉奸们并不甘心于伪政府的垮台，仍在做着垂死挣扎。

　　作为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是汪伪政权中的第四号人物。汪精卫一死，他就伙同一帮人，全力攻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指责他独断专行，大权独揽，让自己成了个跑龙套的，只能干些琐碎的小事，坚决要求辞职。后经周佛海等人从中斡旋，才同意暂留南京。

　　但此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坐镇广州的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眼看形势不好，为了加强对广东地区的控制，增加以后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便连电催褚民谊前去广州帮忙。

　　1945年7月上旬，褚民谊辞去伪外交部长一职，离开南京飞往广州，就任伪广东省省长，同时兼任“广州绥靖主任”和“保安司令”及“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广东分会主任委员”。一踏入羊城，他就声称要“借着整理广东来推进全面和平，借着收拾广东来恢复全国常态”，企图在广东增强自己和陈璧君的实力，为自己留条后路。

　　可事与愿违，未待褚民谊实现自己的“大志”，全国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月11日，刚上任一个多月，连伪省政府与绥靖公署两衙门的人员尚未全认识的褚民谊，就接到了陈公博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陈公博告诉他：“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和平政府’寿终正寝，已经自行取消了。”

　　褚民谊一听，知道大势已去，但他不甘心坐以待毙，每天仍照常赴伪省政府办公，静观时局变化。

对抗法庭极力粉饰卖国行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国民政府委任罗卓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

　　褚民谊再也坐不住了，为了逃脱人民的惩处，他大拍蒋介石的马屁，先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以试探蒋的态度：

　　敌宣布投降后，……愿谨率所部严加防范，力保广东治安，静候中央接收。

　　他还公开发表谈话，说：“本人肩负广东治安，并积极组织警备司令部，亲自兼司令。严令各师长、各县长各守本位。如因要事在省城者，立即返任，保护地方及人民，静待中央派员来接收。并遵照蒋委员长命令，严饬各师、各部队不得擅自移防，不得擅自收编及受编。”

　　没过几天，在陈璧君的授意下，褚民谊又给蒋介石发去一电：

　　本人和汪夫人（指陈璧君）愿为中央效犬马之劳，誓将广东完璧中央。盼蒋委员长训示。

　　两封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迟迟不见蒋的回音。褚民谊躲在家里，忧心忡忡，度日如年。此时，广州市秩序大乱，冒出许多“先遣军”、“别动军”。伪省府及民政、建设、教育、绥靖公署的厅长们见势不妙，纷纷向褚民谊提出辞呈。伪广东海军要港司令招桂章率先在绥靖公署就任“先遣军”总司令职，号令一方。

　　褚民谊见大势已去，就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告知广州市民：“广州治安由招总司令负责，本人静待中央命令；并将省政府一切事务交与秘书长张国珍维持，专等国民政府委任的广东省主席罗卓英的到来。”

　　此时，国民政府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逮捕汉奸。鉴于褚民谊身份较为特殊，实施公开逮捕有着诸多不便，国民政府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军统。褚民谊此刻还不知道，在军统的特务陆续抵达广州后，由军统局局长戴笠亲自布置，一张“肃奸”的巨网已经向他悄然撒开。

　　8月26日傍晚，按照事先的计划，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亲自拜访了居住在法正路寓所的褚民谊。寒暄之后，郑介民出示了蒋介石给褚民谊的手令：

　　重行兄（褚民谊字重行）过去附敌，罪有应得，姑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此次敌宣布投降后，即能移心转志，准备移交，维持治安，当可从轻议处。惟我大军入城在即，诚恐人民基于义愤，横加杀害，须饬属妥为保护，送至安全地带。候令安置。

　　老奸巨猾的褚民谊似乎看出了军统的不怀好意，他担心如若按照电文所说的做，会给蒋介石以“畏罪潜逃”的口实。

　　郑介民走后，褚民谊立即来到了陈璧君的公馆，两人商量后，褚民谊致电戴笠转蒋介石，先是表达谢意，说“委座宽大，我兄关垂，俱深铭感”，但同时表示仍愿意留在广州“现居住址”，“恭候中央安置”。其目的是想静观时局变化，以图另策。

　　看到军统假传“圣旨”的把戏即将被戳穿，郑介民再生一计。为稳住褚民谊，他再次登门拜访，一见面就祝贺褚民谊：“重行兄，你的那份电报戴局长已经收到，戴局长让你先安心住在这里，他已请示委座，估计过几天便有结果。”

　　9月10日晚，郑介民带来了蒋介石给褚民谊的第三封电报：

　　重行兄：

　　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唯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

　　弟蒋中正叩

　　看到蒋介石如此“顾念旧情”，三番五次地“邀请”自己，褚民谊彻底打消了疑虑，落入了军统设下的圈套。

　　9月12日，褚民谊、陈璧君等人坐上了郑介民派来的汽车，准备乘飞机去会见蒋介石。车子发动后，却不是向机场而是向珠江江畔疾驶而去。褚民谊发现情况有变，立即责问郑介民。郑介民解释说，重庆来的是水上飞机，得先去珠江边上船过渡，再上飞机。褚民谊听后半信半疑。

　　汽车很快来到珠江边，果有汽艇在此迎候。郑介民将陈、褚送上船后，便称另有公务不能陪同前往，将两人交给了一位姓何的中校专员，随后乘车走了。

　　汽艇刚一离岸，那位姓何的专员就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念到：

　　重庆来电，委员长已去西安，旬日内不能回渝，诸多不便，应先在穗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

　　至此，褚民谊已经完全明白，什么“关照”，一切都只是圈套。但如今沦落到这种地步，也只有“听天由命”了，因此，他没有作声。可陈璧君却毫不在乎，还是按照往日的做派，大发雷霆，吵嚷着要回家去。无奈“陪行人员”手持武器，最终将他们带到了广州郊外市桥伪师长李辅群的住宅软禁起来。

　　10月14日，陈璧君、褚民谊等人，还有陈的长女汪文惺、次子汪文悌及两岁的外孙女何冰冰等，在广州白云机场登上飞机，几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他们一下飞机便被押上囚车，送往宁海路25号看守所关押。

　　1946年2月18日，褚民谊被解送苏州，关押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狮子口第三监狱。在狱中，褚民谊写下了洋洋洒洒3万余字的《我参加和运的经过》，为自己“表功”。

　　不久，江苏高等检察处开始对褚民谊进行押审、侦察。

　　3月17日上午9时许，褚民谊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老老实实回答了检察官王文俊的问题，同时再次为自己表功。问完后，书记官王雄亚将笔录给褚民谊阅后，让其签完字，由法警押回牢房。

　　4天后，江苏高等检察处对褚民谊提起了公诉，列举了他所犯的五大罪状：

　　一、附和汪逆，反抗中央，出任伪职；

　　二、参与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三、对英美宣战；

　　四、助敌成立振兴公司，帮助日本进行扩充军需；

　　五、在广东省长任内，擅加关税，补给日本军用。

　　江苏高等检察处认为，褚民谊“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无有宥免，并据此送请法院依法审判”。

　　4月15日14时，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公开开庭审理褚民谊汉奸案，审判长为孙鸿霖，推事石美瑜、陆家瑞，首席检察官韩焘。到庭旁听者极多。褚民谊一脸灰白胡须，身穿深色棉布长衫，扎脚棉裤，头上戴一顶黑色帽子。

　　在被押出铁门时，拥在门口的记者纷纷上前拍照，这时的褚民谊还故作镇静，“大汉奸”之唾骂声不绝于耳。褚民谊深吸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检察官韩焘首先宣读了起诉书，列举了褚民谊几大罪状。褚民谊知道，按照起诉内容，他肯定是难免一死，于是开始为自己辩解：“检察官说南京政府是想推翻重庆政府，说有了中央政府，何必再要南京政府？”

　　他把头一扬，继续侃侃而谈：“要知南京政府是在日本铁蹄之下，日本占领之特殊情形下，而来救国救民的。如果说它不抗日的话，则如中日基本条约改为同盟条约就较前减轻多了。和平救国是用和平的方法来折冲的，像重庆秘密派人来南京，绝不追究，甚或要掩护他们……”

　　褚民谊对汪精卫大加吹捧，他说：“国难当头，战事颓败之时”，“幸有汪先生其人者，不顾一己之安危，抱吾人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根据我党27年汉口临时代表大会之宣言，响应近卫声明而发艳电，始而复党，继而组府”，实在是一个“仁人君子”。对汪精卫的卖国投敌罪行的掩饰，其目的还是在为自己开脱卖国的罪责。

　　褚民谊还大事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不仅从日本人手里收回许多文物，还主持“收回租界”。

　　他说：“本人任外交部长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办，对于日本人占我民间房屋或其他不利于人民的事，我就出来与他争论。日本人因为我的年纪大、声望高，在对我交涉的事也让出来或改正，这也可以说是我抗日的一种方法……当时我国武力不足，已退到后方，试问人民是否希望有人出来维持他们呢？所以，南京以和平方法抗日来维护人民，总是不错的；至于下面的人有不好的地方或贪污不法的行为，那就非南京的本意了。”

　　褚民谊还狡辩说：“检察官要判处我为叛国元首，事实上我是南京政府里的第十二名，前有各院院长五人，副院长五人，内政部长，以后才是我外交部长。”“我从事和平运动时，即有电给蒋委员长，是否收到不清楚，后来在胜利时，接到蒋委员长电报，谓汝追随总理十余年，在广东维持治安有功，可从轻发落。”

　　不仅如此，褚民谊还在法庭上装疯卖傻，插科打诨，出尽洋相。当别的检察官循例问他“听清楚问题了没有”时，他挤眉弄眼回答“我是浙江人，你一口苏北话我可听不明白”，引得哄堂大笑。

　　褚民谊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有战必有和，迟早而已”，汪伪政权的成立是“和平抗日”，“智者”所为，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元气”。其顽固不化的汉奸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褚民谊妄图洗涤他的汉奸罪行的种种诡辩，更加暴露他的丑恶嘴脸。检察官随即提出各种证据，包括录音片两张，为褚民谊在当伪外交部长时的讲话，说明伪政府所谓“救国救民”完全是无稽之谈；所谓“和平抗战”更属可笑，故要求依法判处重刑。

　　1946年4月22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根据褚民谊的罪行，审判长向其宣读了“民国35年特字第408号”判决。判决认为其罪行“实属甘冒不韪，罪无可恕”。着对其“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江苏高等法庭的判决让褚民谊心里十分害怕，但他表面上依旧故作镇静。事到如今，他知道自己已在劫难逃，但却仍不甘心，因为他手里还有最后的一个重要砝码——孙中山的肝脏标本。褚民谊一面让自己的老婆陈舜贞向最高法院要求复判，一面以自己手里的“国宝”相要挟，要求法官给自己以活命。

　　在陈舜贞的多方奔走下，蒋介石也发出了对褚民谊案件从轻处理的手谕，但此举招来了舆论的强烈反对。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

　　5月29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驳回陈舜贞的复判要求，“原判决核准”。6月24日，江苏高等法院也做出裁决，再次维持原判，不做减刑处理。

　　褚民谊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1946年8月23日，他在苏州的监狱被处决，终年63岁。

李士群

叛变投敌建立“76号”魔窟

　　李士群，1907年生，浙江遂昌人。李士群早年到上海求学，并参加了革命。1927年，被共产党派去苏联学习，1928年回国。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逮捕后，叛变了革命。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李士群本来奉中统之命“潜伏南京”，但贪生怕死的他却在南京沦陷前逃到了汉口。

　　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淫掠让李士群吓破了胆，他认为中国会亡，于是把目光投向敌人。他逃到汉口以后，又躲过中统的耳目，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去了香港。

　　李士群一到香港，便与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搭上了线。中村丰一认为李士群在香港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便把他介绍给日本在上海大使馆的书记官清水董边。李士群到上海后，清水让他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李满口应允。就这样，李士群完成了从投身革命、叛变投敌到成为大汉奸的全过程。

　　1938年，李士群只身来沪，与日方搭上了关系，为日方刺探情报，从事间谍活动，同时拜上海青帮有名人物季云卿为老头子，利用青帮门徒，增强自己的势力。这时他住在大西路67号，平日深居简出，行踪诡秘，不大在外露脸，但日本宪兵队便衣警探和驻沪领事馆人员，常出入其门。

　　当时沪西环境相当复杂，成为各种犯罪分子的滋生场所。

　　李士群与开设好莱坞、华人俱乐部、荣生公司、利生公司等大赌窟的流氓恶霸朱仁林、顾文达、钱国栋、吴四宝、潘三省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做下许多危害人民的罪恶勾当。

　　不久，李通过日方关系，获得日本内河轮船株式会社的许可，在苏州北路998号开设大福运输公司，代客装运上海、无锡、常州之间的货物运输，自任董事长，经理为马叔涛，业务由陆鸿泰主持。几个月后，大福运输公司结束，改归陆鸿泰负责，更名为大福驳运公司，每月盈余，仍然送至李处。

　　比李士群稍晚一些时候，中统特务丁默邨从香港到了上海。他和李士群、唐惠民都是朋友，当下三人密谋组织秘密机关，从事政治活动。

　　因李士群原与日方有渊源，遂于1939年春，由李士群之妻叶吉卿出面，向上海银行经租处租到沪西越界筑路地区忆定盘路（现江苏路）95弄10号大洋房一座，对外称做“叶公馆”，雇用大批流氓做警卫，由日本宪兵队拨给枪支，专为日方刺探情报，迫害爱国人士。他们对外并无正式名称，内部由丁默邨主持，李士群与唐惠民副之。

　　叶公馆成立后，他们开始招兵买马。各色各样的亡命之徒，纷纷投奔门下，土匪、恶霸、惯窃、强盗应有尽有。吴四宝的门徒张国震、沈忠美、邱大宝等尤为活跃。他们除收集抗日情报、暗杀爱国人士外，兴风作浪，绑票勒索，贩毒走私，到处寻衅滋事，鱼肉人民。

　　当时租界里层出不穷的绑架暗杀案件，就是他们干下的罪恶，著名的《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等报馆被炸，也是他们一手造成。租界当局明知这些案件出自叶公馆主使，但一则该处属越界筑路区域，管辖权力受到限制；二则他们有日本宪兵队作后台，投鼠忌器，奈何不得。虽然租界当局经常把红色警备车停在弄口，无非掩人耳目而已。

　　不久，叶公馆扩大组织，日本宪兵队拨给军管的极司菲尔路76号（现万航渡路435号）大花园洋房作为新址。这所洋房，原属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所有，沦陷后由日军管理。

　　于是他们正式成立“特工总部”，简称“76号”，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分任副主任。又成立“警卫总队”，由李士群兼总队长，吴四宝为副总队长，张鲁为参谋长，叶吉卿为财务主任，吴四宝之妻佘爱珍为经理主任。“76号”前沿马路华村20多幢三层楼房以及对面75号五层大楼的居民，全部被逼迁移，这些房屋即占为特工总部的办公处和宿舍。

　　警卫总队的枪械来源有两处。一是由日本宪兵队用大皮包装来，都是驳壳枪和六寸手枪，约有60支，由李士群转交张鲁接收，经范雨人造册后拨给警卫总队使用。二是在伪警政部成立后，由部拨交旧式步枪100支，在南京三叉河装上惠民兵舰，由特工总队常驻南京区的日本宪兵曹长大桥护送至沪交给“76号”。

　　日本宪兵队还在“76号”里成立了一个名叫“梅机关”的指挥机构，对外称为顾问。特工总部南京区则由南京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课长的藤冈负责指挥。

　　这里常驻日本宪兵特务班一班，有班长马场准尉和曹长、军曹等七八人，南京区每天收集的情报，都要向特务班汇报，对外行动，事前要和他们取得联系，才得执行。

　　伪国民政府“还都”时，汉奸大员都由他们协助保护。南京区的职员宿舍，由日方供给，门上悬挂“南京日本宪兵队特务班宿舍”的牌子。南京区直辖的芜湖、镇江、蚌埠三个特工站，则由特务班各派宪兵一人常驻。

　　被一般人视为魔窟的“76号”，大门日夜敞开，武装守卫，戒备森严。头道二道大门，砌成牌楼，上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院内高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内部另辟一室，悬挂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这些都是做幌子的。

　　“76号”的主要工作对象是镇压沦陷区的抗日志士。被捕的人，先由吴四宝手下的亡命之徒用刑逼供，惯用的有灌水、抽打、上老虎凳等酷刑。其他区、站、组的情况也是如此。

　　特工总部成立后，为避免租界当局注意，请领汽车执照时，都用私人名义，内有用岳光烈名义领照的一辆。1940年春，“76号”人员乘该车在租界内有所行动未遂，执照号码为捕房抄去。某次岳光烈乘该车去戈登路立泰银号途中，被戈登路捕房连人带车关进捕房。

　　岳光烈的同事孙时霖前往探询，也被扣留，并将司机名老李者用电刑逼供，要他招出在租界内的绑架案件。后由“76号”向捕房疏通，才取保释放。事后听说，“76号”曾被戈登路捕房敲去一笔很大的竹杠。此后，“76号”有几辆汽车出事，无法再在上海行驶，曾运至南京区使用。

　　这一时期，重庆也有军统中统的“上海区”人员留驻上海，与“76号”钩心斗角，互施报复。季云卿、曹炳生、陈明楚、余王介等，都因与“76号”关系密切，被对方暗杀。季云卿被杀地点，即在成都路季宅附近，算是给“76号”的一次示威行动。

　　季云卿死后，一应丧仪都由李士群负责，并对季云卿妻金宝师娘始终敬如上宾，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

　　1938年12月，汪精卫离开重庆，转道昆明到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主张“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三原则，停战言和”。这时日方一手扶植的南北两个傀儡政权因资望不孚，作用不大，因此以“南北统一，恢复国民党政府”为饵，派人与汪精卫秘密接洽。双方一拍即合，即由日方护送汪精卫秘密来到上海。

　　汪精卫在来沪前，先派陈春圃到上海，与丁默邨、李士群等联系，布置汪精卫来沪后的安全和警卫问题。陈春圃住在“76号”，李士群乘机大献殷勤，极力招待。

　　不久汪精卫到上海，住在愚园路1136弄内，对外严守秘密。李士群命张鲁兼任警卫总队第一大队长，挑选身强力壮的警卫人员100多人，驻在该弄弄口洋房内，负责汪精卫的安全。

　　汪精卫到上海后，首先发动宣传攻势，进行舆论准备，不久汪系机关报《中华日报》即在沪复刊。

　　复刊后的《中华日报》大量散播汉奸言论，汪精卫本人也不时为该报写文章。他在所写的《举一个例》一文中，曾公开宣布，南京未陷落前，蒋介石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试探日方媾和条件，现拟继续寻求和平途径，以此证明国民党的主要目标是和平，和平未到绝望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等。这篇文章的发表，曾在沦陷区人民中引起很大的反感。

　　随汪精卫一起脱离重庆的周佛海、褚民谊、陈公博、梅思平等，都是在南京时的“低调俱乐部”成员。

　　他们伴汪精卫来到上海，赤手空拳，在日军卵翼下生活，而丁默邨、李士群等握有一定的实力，因此，在汪精卫筹备所谓“还都”的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党六中全会”，决定“还都”和“组府”方针。会议是在“76号”召开的，一班汉奸新贵，为了避人耳目，不走正门，都从“76号”的后门开纳路（现武定路）进出。

　　汪精卫在上海期间，还开了一个“和运遇难烈士追悼会”，追悼在河内被暗杀的曾仲鸣和上海的季云卿等人。

拉帮结派破坏占领区秩序

　　特工总部的丁默邨、李士群和唐惠民，勾结在一起，表面臭味相投，骨子里钩心斗角，各有打算。三个人的个性和作风也不相同。丁默邨性情急躁，心地狭窄，动不动使出官僚架子。李士群则比较狡猾，外表和善，但居心阴险，手段毒辣。外人听到李士群的名字，总以为是个杀气腾腾的彪形大汉，其实他五短身材，面貌清秀，一眼望去像“白面书生”。唐惠民则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因此三人招收党羽，扩充势力的途径也不相同。

　　李士群着眼于利用金钱收买一批流氓和亡命之徒，当时“76号”的经费来源由江海关关税项下拨给，按月由日本宪兵队送去，由李士群妻叶吉卿保管，负责财务的是李士群的内侄叶耀先。

　　经济大权操于李士群手，李士群便挥金如土，凡是投到他门下的，首先都可得到一笔巨款，名为“治装”。凡是愿意与之合作或接受指挥的，金钱地位，从不计较，因此，羽党日丰。

　　如国民党上海区的特务苏成德、马啸天、万里浪等，都为李所收买，死心塌地为李士群效力。苏成德投伪不久，即被委为特工总部的“南京区长”，伪府“还都”，兼任警政部的“特种警察署署长”，以后又调“南京市警察厅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等职。

　　马啸天初为上海“政治保卫局局长”，后调“南京区长”，“还都”后又任“南京宪兵副司令”。万里浪初任特工总部“第一厅长”，后调“上海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

　　唐惠民的活动对象，大都是文教界人物。他曾拉拢明光中学校长汤增扬和徐则骧。汤等提出条件，为丁默邨拒绝，汤等表示不干。唐惠民即对汤、徐说：“你们既然不愿参加，还是赶快离开上海的好，否则对你们不利。”汤等即离沪。

　　等到丁默邨派人去逮捕时，已逃逸无踪。李士群便在丁默邨面前挑拨，说是唐惠民事先通的风。同时唐看到李士群有所要求，丁默邨总是照办，而对自己的请求则百般留难，因此丁唐之间暗地摩擦，已非一朝一夕，更兼李士群从中挑拨，裂痕日深。

　　某次李、唐的孩子互相争吵，唐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推翻写字台，表示不干，接着又和叶吉卿大闹一场。唐的行动明系对李士群而发，李士群则装聋作哑佯作不知。

　　不久，丁默邨要唐惠民去南京筹备特工总部南京区，派唐兼任区长，说是“汪先生即将还都，你的主要任务是到南京为汪先生开路”，其实这是李士群暗中使用的调虎离山之计，把唐惠民赶出了“76号”。

　　唐惠民到南京不久，李士群又用丁默邨名义电召唐惠民回沪，说有要事商议。唐一到上海车站，即被日本宪兵和“76号”人员押禁于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说唐在南京有擅自收编土匪等行为，同时改派苏成德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胡均鹤、萧一城为副区长。

　　唐惠民在新亚酒店被禁一个多月，经过疏通，才获自由。唐原住“76号”，获释后移居愚园路宏业花园。至1940年李士群任伪警政部长时，才起用唐惠民为“常务次长”，从此唐惠民对李士群唯命是听，以部属自居，不敢再分庭抗礼。

　　唐惠民离开“76号”后，丁默邨与李士群为了争夺权力，不时发生摩擦，矛盾日益尖锐。李士群不惜以金钱献媚日军，拉拢部属。

　　汪伪政权成立前，安排伪职，明争暗斗，各显神通。丁默邨本想以原任“特工总部主任”，再兼“警政部长”，而以李士群、唐惠民分任“次长”，这样警政特工可以掌握在手。不料李士群钻营伎俩，远胜于丁。

　　汪精卫初到上海时，李士群和公馆派的陈君慧、陈春圃等早有勾搭，接上陈璧君的内线，李士群妻叶吉卿又常在上海、南京的汪公馆走动，里应外合，使丁默邨望尘莫及。

　　为了不使丁、李之间矛盾加深，“警政部长”一职暂由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次长两人，一为李士群，一为邓祖禹，周佛海虽兼“警政部长”，无暇顾及，实权仍操于李士群手。不久，李士群调升部长，以唐惠民为次长，李如愿以偿，唐也感恩不尽，而丁、李之间矛盾激化，终致破裂。

　　从此以后，李士群更是一帆风顺，除任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外，又先后任伪苏浙皖鲁四省行营秘书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统计部部长和江苏省政府主席、省长等职。丁默邨则做了4年多的伪社会部长，直到1945年5月，才调任伪浙江省长。

　　周佛海在伪国民政府“还都”前，有必要依靠李士群在上海的势力，李士群也需要利用周佛海的地位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因此彼此互相勾结。

　　周佛海任伪财政部长后，为了扩充势力，在上海以伪财政部名义，办了一个税警学校，由罗君强任校长，随又成立税警总团，直属于财政部，粮饷装备都较一般伪军为优。

　　周佛海兼任伪警政部长，虽为过渡性质，但利之所在，从不放松一步。某次，为统一制发伪警制服，周佛海妻杨淑慧与李士群妻叶吉卿发生矛盾，杨要介绍周三宝承包，叶拟介绍上海美罗西服公司高维华承包，双方相持不下，各在自己丈夫面前挑拨是非，周佛海、李士群之间遂存芥蒂。

　　在上海、南京等地沦陷后的4年中，币制尚未变更，沦陷区人民继续沿用国民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小四行中南、通商、浙兴、四明等银行钞票，伪华北临时政府发行的华北联合银行钞票，在南方并不通行。伪维新政府发行的华兴银行钞票，虽市面通行，但要按票面八折或九折计算，不久也告停用。

　　1941年1月6日，伪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总行设在南京。同月15日，在上海外滩设立上海分行。这个银行发行的“中储券”，票面分1元、5元、10元、50元四种，还有角分辅币，先在南京、上海两市与国民党“老法币”等价行使。

　　当时李士群任伪调查统计部部长、警政部部长兼江苏省政府主席，对在江苏省范围内推行“中储券”，起初采取拖延办法，后经周佛海暗中派人疏通，以“中央”补贴省经费名义，拨出一笔巨款交李士群收受。

　　李士群才以省政府名义，通令各地尽力协助推行，并指示上海“76号”不择手段地对各银行施加压力，强令推行“中储券”。

　　“中储券”发行伊始，在上海进行得并不顺利，人民对汪伪政权毫无信心，不愿拿金钱去换废纸，中国、农民等银行拒绝和“中储行”交换。各私营商业银行也采取一致行动，只有私营汇源银行接受收兑。

　　不久，该行经理季翔卿为国民党驻沪人员暗杀，上海“中储”分行也为人施放定时炸弹，死伤若干人，上海金融界对此深有戒心，“中储”前途显见不利。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周佛海即积极策划在上海收回旧法币代以“中储券”。李士群为虎作伥，令“76号”采取措施，在上海金融界制造恐怖气氛。

　　如1942年3月22日，“76号”在沪西开纳路一次逮捕了大小行员128人，监禁在“76号”。后来这128人，经金融界人士疏通，始获释放。此外，中国农民银行集体宿舍曾发生枪杀惨案，这也是“76号”干的。

　　在汪伪武力威胁下，上海各银行开始和“中储行”交换，收兑旧法币。1942年3月23日，“中储行”正式挂牌，规定旧法币100元折合“中储券”77元。

　　这个比率达一月余，自5月20日起至26日止，“中储行”逐日提高牌价，最后规定旧法币100元折合“中储券”50元，为二兑一之比。6月1日，伪财政部正式公告，凡一切债务、契约，均以二兑一比例，用“中储券”偿付，先在苏、浙、皖三省暨南京、上海两市实行，民间旧法币由各地银行钱庄收兑至6月23日为止，逾期旧法币作废，停止使用。

　　但由于民间仍抱观望态度，收兑一再展期。11月1日，伪财政部公布，自11月1日起至30日止，为收兑旧法币最后期限，逾期没收充公，禁止民间保存。

　　在伪中储券推行过程中，李士群与周佛海互相勾结，在上海实行恐怖措施，肆意搜刮，又欠下一笔血债。

恶贯满盈死于日伪之手

　　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士群当上了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伪江苏省省长，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这是李士群一生最为得意的时期，势力权力都达到了他一生的最高峰，也为他实现自己的野心提供了条件。

　　由于李士群曾在中统里干过，他手下的那帮喽啰也多出自军统或中统，他们对国民党特务的工作规律、9行动方式十分熟悉，在争斗中屡屡得手。

　　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经过李士群软硬兼施，遭到了毁灭性破坏，不少军统、中统特务都倒向了汪伪政权。这使得戴笠、陈立夫对李士群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戴笠曾命令手下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李士群，但因种种原因都没能得手。

　　就在陈立夫为李士群大伤脑筋之时，一日忽然接到中统特务赵冰谷带到重庆来的一封信，这封丁默邨写来的信使事情出现了转机。

　　丁默邨原是中统上海区的特务，后投靠汪伪，当上了李士群主持下的“76号”特工总部主任。在这期间，李、丁两人发生了矛盾，并且积怨日深。后来，两人又为争夺伪警政部长一职结下了新仇。

　　丁发誓要干掉李士群，他指使其弟丁时俊于1940年暗杀李士群，因射击技术太差，未能命中。

　　李士群以牙还牙，在这年的5月，乘丁时俊去南京夫子庙喝酒时，派出便衣寻衅斗殴，用酒瓶将其击伤致死。从此之后，李、丁两人积怨更深。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露出失败之相。丁默邨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便向昔日的中统上司陈立夫写信，请求“悔过自新，效命中央”。

　　就在陈立夫接到丁默邨悔过信的同时，戴笠也收到周佛海请他转交蒋介石的自首书，表示要将功赎罪。这两封信使得陈立夫与戴笠大喜过望，他们分别密电周、丁两人，务必设法剪除李士群，掩护地下工作人员，以此考验他们的自首诚意。

　　周、丁两人接到重庆方面的密电后，便开始积极准备。经商议，谋杀工作由周佛海主持，丁默邨从旁协助。

　　为除去李士群，周佛海可谓绞尽脑汁。他先是指使李士群的对头罗君强下毒，李士群没有上钩。接着又让丁默邨向外散布谣言，逢人便讲李士群清乡毫无成绩可言、利用清乡地区的物资移动发了大财等，企图以此引起日本人的不满，干掉李士群。

　　恰恰在这时，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日本人晴气庆胤奉调回国，而他的继任柴山对李士群的不听使唤、桀骜不驯早已不满。

　　李士群掩护日本宪兵悬赏缉拿的军统特务余祥琴逃脱之事这时又被查知，周佛海乘机找到了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冈村，请他帮助干掉李士群，冈村满口答应。

　　冈村原打算派人行刺，因为李士群防范很严，几次都没有得手，最后决定用下毒的办法。

　　这天，李士群接到冈村的邀请，说是在上海百老汇大厦冈村家里为他设宴洗尘，也借机调解他与税警团副团长熊剑东的矛盾。

　　李士群知道自己结怨很多，所以一般在外边的应酬他很少参加。这次李本不想去，因是日本人请客，碍于面子，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在去之前，李士群做了一些准备。他与随从相约，到了冈村家什么都不吃，连香烟也不抽。还跟一起去的保镖打了招呼，如果过了两个小时还不出来，就冲进去。

　　到冈村家后，李士群以自己患痢疾未好为由，坐在席上任何东西也不吃。冈村也不勉强，一边与李说着话，劝他与熊剑东和好，一边与熊剑东劝酒吃菜。

　　席间的谈话似乎很投机，熊剑东坦诚相见，向李士群承认了自己的不对，希望今后能携起手，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致对外。说着说着，冈村给李士群敬了一支烟，又给他打开了汽水。

　　熊剑东的一番话使李士群很受感动，他觉得老这样坚持，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和不快，于是便放松了警惕，拿起酒杯高兴地与冈村对饮起来。

　　这时，有个日本女人从厨房捧出一碟牛肉饼。冈村介绍说这是他太太，擅长做这种牛肉饼，今天听说李士群来了特地下厨，请赏光尝一尝味道。

　　端上来的牛肉饼只有一碟，李顿时起了疑心，放下筷子不敢吃，他把碟子推给了熊剑东，说：“熊先生是我钦佩的朋友，应该熊先生先来。”

　　熊剑东又把碟子推过去，笑着说：“冈村太太是专门为你做的，我怎敢掠美。”

　　李士群又想把碟子推给冈村。

　　这时，冈村的老婆用盘子又托出三碟牛肉饼，在冈村、熊剑东和随李士群一起去的夏仲明面前各放了一碟。因为四个人面前都有了，李士群也就不好再推了。

　　冈村解释说：“我们日本人的习惯，以单数为敬。今天席上有四人，所以分两次拿出来，以示对客人的尊重之意。在日本，送礼也是以单数为敬，你送他一件，他非常高兴。要是多送一件，他反而不高兴了。”冈村的一番话，说得在座的都笑起来。

　　李知道日本人送礼讲单数的习俗，经冈村这么一解释，他也就不再怀疑了。

　　席上，其他三人面前的牛肉饼都吃得精光，李士群的吃了三分之一。这时的气氛十分融洽，谈着谈着，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李士群要夏仲明下去告诉楼下的保镖，楼上相安无事，时间过了也不要上来。

　　李士群赴宴回来，已是晚上22时多，家里还有客人在等他。李士群向客人打了个招呼，连忙跑进卫生间抠喉咙，想把在冈村家里吃的东西吐出来，可能是时间太长的缘故，没有吐出来。

　　两天后，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适，开始是腹痛，接着上吐下泻，送医院抢救。经检查，李中了阿米巴菌毒。

　　阿米巴菌是用患霍乱的老鼠屎液培育出来的一种病菌，人只要吃进这种细菌，它就能以每分钟11倍的速度在人体内繁殖。在繁殖期内，没有任何症状，到了36小时以后，繁殖达到饱和点，便会突然爆发，上吐下泻，症状如同霍乱。病人到了这时，就无法挽救了。

　　没过两天，李士群已奄奄一息，临死前他对人说：“我干了一生特务，没想到到头来却被日本人算计了。”

　　李士群是日本侵略军和汪精卫伪政权盘踞上海时期沪西“76号”特务魔窟的头子。在汪伪集团中，他历任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长、苏浙皖鲁四省行营秘书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统计部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省长等职。从1938年附逆发迹起至1943年中毒身死，前后五年，际会风云，炙手可热，对国家和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1年7月1日，江苏省的吴县、昆山、太仓、常熟四个县开始“清乡”，伪清乡委员会成立驻苏办事处，李士群以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名义兼任处长。

　　1943年9月11日下午，李士群气绝毙命，时年39岁。

　　过了几天，日本宪兵队忽然要根究李士群中毒消息的来源，并向李公馆办事人员和叶吉卿气势汹汹地追根问底，威胁叶吉卿说：“不可再说李先生是中毒，该说是病死的。”

　　从此大家再也不敢提起“中毒”二字。据说先前日本驻苏部队和宪兵队并不知道其中的底细，而后接到上级指示，搞清楚内幕，才有彻查中毒消息之举。

目录

超级潜艇大战

德国实行“狼群战术”

法西斯潜艇喋血沧海

日不落帝国追杀猎物

美国商船遭受突袭

英国飞行员空中打潜艇

同盟国鱼雷追杀潜艇

美英与德的科技大较量

英美敲响德潜艇战丧钟

潜艇大战的最终赢家

海港生死较量

纳粹德国大举入侵挪威

德国海军强行攻占奥斯陆

里夫上校乔装抢滩

“大欧”战机轰炸海港

纳尔维克的生死较量

大突袭别动队

英国组建“燕子”别动队

英军空降敌营陷入困境

别动队机智勇敢立战功

希特勒原子弹的沉没

西西里登陆战

美英同盟国集结西西里

德意布防地中海要塞

盟军用计攻占西西里岛

诺曼底登陆战

盟军任命最高司令官

名将云集英吉利海峡

盟军研究“霸王”方案

盟军召开高层军事会议

敲定具体登陆战日期

美国实施声东击西计划

神兵空降诺曼底战场

血雨腥风的“奥马哈”

盟军终于占领诺曼底

东南欧大解放

苏军攻克基什尼奥夫

南斯拉夫黎明前的决战

布达佩斯的解放战役

希腊人民的解放斗争

超级潜艇大战

德国实行“狼群战术”

　　大西洋的海面平静得十分可怕，没有海风，没有海浪，却有些像黑色大鲨鱼的家伙幽灵一般在海水里游弋着，游弋着，它来无踪去无影，简直就像海底魔兽。它不是魔兽，它是比大鲨鱼还恐怖的大家伙，它就是号称“沉默杀手”的潜艇。

　　潜艇自20世纪初问世以来，由于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和强大的突袭力，因而成为海战的主战杀手，被称为海上的“黑色暗礁”。谁要是碰上了它，那就倒霉了啊！

　　那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争夺制海权和封锁敌国海上运输，英国与德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等海区，就爆发了空前激烈的潜艇战与反潜战。在战争的开始，德国海军曾经企图用常规的大型水面舰艇挫败英国的海军，封锁英伦三岛周边的海域。但是，不久德军却发现，水面舰艇部队无法与在吨位和火力方面均占绝对优势的英国皇家海军相匹敌，他们只能甘拜下风。

　　德军统帅部于是将海战的希望寄托于潜艇，大力研制和发展潜艇，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主要作战目标是英国及其盟国商船，希望通过对英国实行海上经济封锁，迫使英国投降或退出战争。

　　德国潜艇战确实给英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无辜人民造成了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可以说，德国潜艇就像装满恶魔的海盗船。1915年5月7日，美国豪华轮船“露西坦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1000多人丧生，这是德国制造的人间悲剧之一。

　　1917年年初，德国海军在给德皇报告中称，再经过5至7个月的“全面无限制潜艇战”后，英国经济将会崩溃。这个报告得到了德国皇帝的批准。

　　从此，德国海军便把全部潜艇用于袭击英国商船。英国也针锋相对，在加强护航的同时，严密封锁德国的海岸，德、英潜艇战渐趋激烈了。

　　德国在实行“全面无限制潜艇战”后的两个月里，仅在北海和大西洋，就有总吨位为145万吨的840多艘商船被击沉。但是，随着美国海军参加护航和英国反潜体制的日益完善，德国1917年投入的107艘潜艇有72艘被击沉了。就在1915年，美国轮船“露西坦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顾问豪斯就认为，仅凭德国没有道歉，也无任何歉意的表示，美国就应立刻向德国宣战。但美国保持了两年的中立后，终于在1917年向德国宣战。

　　1918年，英国海空军加强了对德国潜艇基地的封锁和轰炸，在德国潜艇进出的要道上设置了严密的防潜阻拦线，频繁对德国潜艇制造厂和锚泊地进行空袭，投入了约5000艘各型舰艇、1100架反潜飞机、230艘飞艇和系留气球，还有数以千计的装有火炮和深水炸弹的武装商船，到处追歼德国潜艇。

　　在英、美强大反潜的打击下，德国潜艇损失十分惨重。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投降，持续了5年的德英潜艇战与反潜战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

　　历史往往出现惊人的相似。在战败的20年后，德国又慢慢走上了复苏之路。德国在希特勒称霸世界的狂热梦想中，把欧洲再次拖入了世界大战的泥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大战又惊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相同一幕。德国海军著名将领邓尼茨，沉默寡言、残忍残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俘，战后回国重新加入了德国海军，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著名潜艇英雄威丁根命名的潜艇支队任支队长。

　　邓尼茨具有狼一样性格，他深信潜艇必须集结成群，才能打破英国人的护航体制。他就任支队长后，就将自己筹划多年的潜艇“狼群战术”投入了训练。至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狼群战术”已十分完善了。

　　邓尼茨训练的潜艇队像“狼群”一样肆虐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几乎断送了大英帝国的命运。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战后回忆录中写道：

　　战争中，唯独使我真正害怕的是德国潜艇的威胁！

　　德国潜艇因为受到国家战略及其总的作战指导思想的推动，建造了多种类型和多种型号的潜艇，有大、中、小排水量的，有远洋的，有布雷的，有运输的，还有袖珍型的。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潜艇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创造了潜艇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

　　德国小型潜艇有三级六型共17艘，排水量在250至300吨左右，能潜深80米，艇首有3具鱼雷发射管，可携带6枚鱼雷，有1门120毫米炮，可以装填弹850至1200枚。这种小型潜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次突入英国设防的港湾进行锚地作战。

　　德国中型潜艇有二级四型共711艘，排水量626至769吨之间，长65．5至67米，宽5．9至6．2米，水上航速16至17节，水下为8节，水上续航力4300至6100海里，潜深为100米，有5具鱼雷发射管，可携带鱼雷11至14枚，有88毫米和20毫米炮各1门，有2台1050马力柴油机和2台375马力电机，有艇员44人。

　　德国中型潜艇比小型潜艇的排水量增加了约一倍，所携带的燃料多了，续航力也大大增加，加之所载鱼雷增多，因而可以深入到大西洋作战。

　　德国大型潜艇有二级五型共169艘，是德潜艇战中的主力，吨位达1100多吨，水上航速有18节，续航力比中型潜艇增加了1／3至1／2，有6具发射管，可携带14至22枚鱼雷，有艇员48人。

　　大型潜艇的这些性能，为德国潜艇司令部组编“狼群”团队提供了条件。其自给力达到60多天，在参加完一个群的战斗后，可以再参加另一个群的组建。

　　特别是在1942年以后，德国将原有的火炮都改装为四联装20毫米机关炮和37毫米炮，加强了对盟国日益增强的反潜航空兵的抗击。

　　德国远洋潜艇有二级三型163艘，与大型潜艇性能差不多，只是远洋潜艇排水量比大型潜艇多500吨左右，长度多10米，编制人数增加了10人。由于装载的燃料多了，因而其续航力达到10000海里，可携带鱼雷也增加了两三枚。

　　德国布雷潜艇有二级二型14艘，其中布雷潜艇有两种型号，中型潜艇有5个水雷管，管内可置15枝水雷；大型潜艇有33个水雷管，管内可放置66枚水雷。德国布雷潜艇的续航力达8000至15000海里，可深入敌沿岸布设攻势水雷。由于携带的水雷较多，单艇可布设雷阵，艇群可布设较大面积的雷区。潜艇既有较大的续航力，可以深入敌海区，又有良好的隐蔽性，可以抵近敌港岸布雷，因而多用于战役及战略威慑。

　　德国运输潜艇有二型14艘。随着潜艇战在各大洋上全面展开，德军感到潜艇不够使用，为了节约兵力，减少潜艇往返基地时间，专门建造了为战区潜艇运送鱼雷和油料的运输潜艇。运输潜艇专门用于支援在几千海里之外的大洋上的潜艇作战。德军增加了海上作战潜艇数量，以便猎取更多目标。

　　在当时条件下，德国运输潜艇对潜艇战起到了一定辅助作用。这些潜艇及其优良的性能，为邓尼茨组织实施海上“狼群”战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就像一群饿狼样，就待扑向猎物了。

法西斯潜艇喋血沧海

　　素以海上殖民帝国著称的英国，80％以上的粮食和战略物资要依赖海外进口，每天平均有2500艘船只航行于海上。北大西洋、中大西洋交织着沟通英国与各大洲国家之间的航线。战时，保障这些交通线的安全便成为英帝国整个防御体系的基础。无论英国还是德国都深知这一点。

　　邓尼茨在日记中写道：

　　在与海上强国英国作战中，德国最重要的海上战略任务是击沉英国的商船，进行吨位战。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取得对英作战的决定性胜利。

　　邓尼茨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正式宣战。当天邓尼茨派出的“U—30号”潜艇初战告捷，击沉英国邮轮“雅典娜号”，由此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潜艇战与反潜战的序幕。

　　开战初期，由于德国海军力量远不如英国海军强大，尤其是大型水面舰只少得可怜，因此，德国主要是展开潜艇战，以单艇在广阔的大西洋对英国运输船队实行“打了就跑”的战术。

　　至1940年3月为止，德国潜艇共击沉英国船只近200艘，达70余万总吨位。

　　尽管英国于1939年5月便建立起护航制度，但每天仍有不少船只惨遭德国潜艇袭击，这些潜艇被人们称为“海狼”，使英国人闻之色变。此外，英国战舰也成为德国潜艇的攻击目标。

　　1939年9月19日，德“U—29号”潜艇在通往不列颠群岛的西航道外一举击沉了英国航空母舰“勇敢号”。为此，英国人不得不将航空母舰从德国潜艇活动频繁的地区撤了回去。

　　10月14日，邓尼茨指派他的爱将普里安少校，率“U—47号”潜艇长途奔袭英国本土海军基地斯帕卡湾，击沉英战列舰“皇家橡树号”，舰上近800名官兵葬身海底。

　　此后，英国人被迫放弃了斯帕卡湾这一重要海军基地。另外，德潜艇还击伤了英“纳尔逊号”、“巴勒姆号”战列舰和“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德方仅损失14艘潜艇。

　　1940年6月，法国沦陷。英国失去了法国舰队的支持，而德国却获得了离大西洋更近的大陆西海岸的海港和潜艇基地。同时，德国潜艇数目也有了增加，这使邓尼茨决定实施其以前难以施展的潜艇战新战术——“狼群战术”，即多艘潜艇协同作战，一旦发现盟国护航舰队，便由一艘潜艇搜索追击，并用无线电引导其余潜艇到场集合，然后在水上连续数日夜袭，直至歼灭猎物为止。

　　邓尼茨明确指出，这一作战模式的实质是经济战，通过阻断大西洋上英国的经济生命线来遏制其战争能力。

　　1940年夏秋之际，因为英国不得不保留强大的驱逐舰队保卫本土，一时间英国的护航力量薄弱得不堪一击，形势对德潜艇经济战非常有利。仅在6月，德国潜艇便击沉英船58艘，总吨位达28．4万吨。为此，丘吉尔急呼罗斯福派驱逐舰援助英国。

　　1940年9月，英、美达成协议，美国以50艘旧驱逐舰为代价租借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百慕大以及纽芬兰的海空基地。但这并不能立即改变英国在大西洋的护航劣势，德国“狼群”仍然为所欲为。

　　10月17日至18日夜，6艘德国潜艇在北海结群袭击了由加拿大驶往英国的“SC—7”护航运输船队，击沉17艘货船。

　　10月19日上午，普里安指挥的德“U—47号”潜艇正在英国北海峡口的柯卡尔沙洲附近巡游。突然，一支庞大舰队驶进了他的潜望镜，普里安细心数了数，共有运输商船34艘，外围有6艘驱逐舰护航。他喜出望外，一边在后面紧紧尾追，一边向潜艇司令部发报。

　　邓尼茨不明白，这些英国人为什么撞了南墙还不知道回头。他接到普里安的报告后，立即命令周围海域的所有潜艇，迅速向“U—47号”靠拢，结群作战，争取取得最大战果！

　　不一会儿，“U—47号”潜艇周围已聚集了6艘潜艇，有的潜艇刚从袭击“SC—7号”潜艇的战场上下来，本应回港庆功，但一闻到血腥味也匆匆赶来参加对英国护航船队的猎杀。

　　潜艇散布于船队航线的两侧，犹如夹道欢迎一般。夜幕降下来时，德国潜艇一切准备就绪，攻击的时刻到了。但数十艘英国舰船对即将到来的厄运却一无所知。

　　“攻击开始！”潜艇全部浮上了水面。这是一片开阔海域，正适合于“狼群”作战。而且当夜没有月光，空中只有几点星光，驱逐舰一时发现不了潜艇。

　　“U—47号”潜艇放出的两枚鱼雷如离弦之箭，率先向船队扑去。5000吨的首船“斯达朗克号”中雷，船队像炸了窝的羊群，恐慌地向四面散开。护航的军舰既要抢救落水者，又要搜索潜艇，顾头顾不了尾。

　　乘着船队的混乱，各潜艇纷纷寻找目标进行攻击，鱼雷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像饿狼一样的潜艇忽而潜入水下，躲避军舰；忽而浮上水面，发射鱼雷；忽而冲到船队的前部，忽而扑向尾部。胆大的干脆钻进英国船队中间，抵近攻击。海上大屠杀持续到天亮才告一段落。

　　海面上火光熊熊，到处漂浮着遇难的船骸、尸体和船上装载的物资，空气中充满焦糊味，落水的未亡者仍在凄声呼救，战后的场景惨不忍睹！

　　然而，灾难并没有完全过去，潜艇在周围的水下游弋。当第二个黑夜来临时，这场大屠杀又继续进行。直至潜艇上的鱼雷打光，潜艇再也找不到攻击的目标才悻悻离去！

　　在邓尼茨发起的“狼群作战”的高潮期，几百只“狼”在海上觅食，这样的屠杀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发生。

日不落帝国追杀猎物

　　1941年年初，丘吉尔用加勒比海和西大西洋的海军基地换取的美国50艘超龄驱逐舰参与护航的船队出发了。

　　这些一战时期的老古董，航速慢，但火力不弱，虽然不能进行舰对舰格斗，护航却绰绰有余。而且这些舰上都安装了英国发明的有效反潜武器，即后来被称为声呐的声音探测器。

　　在船队不远处的海面上，悄悄升起了一具潜望镜。又是德国的“U—47号”，艇长是普里安。

　　开战以来，普里安已击沉英国舰船16万吨，他和“U—90号”的艇长克莱施麦以及“U—100号”潜艇的艇长舍普尔，均被邓尼茨封为“王牌艇长”，成为德国的“民族英雄”。

　　“有潜艇！”护航驱逐舰探测到水下的奇怪音响，随即向四面扩大了搜索范围，深水炸弹和火炮都做好了准备。

　　普里安见状不妙，立即收回潜望镜，急速下潜。刚刚被“U—47号”召唤来的“U—70号”潜艇躲闪不及，被深水炸弹击中，高压水从裂缝涌入舰体，“U—70号”像一只灌满水的铁罐子沉入了海底。另有两艘潜艇也挨了炸，幸喜伤势不重，逃之夭夭了。

　　但普里安仍不死心，他紧盯着护航船队不放，企图突破护航线的警戒，寻找下手的机会。

　　傍晚，海上暴风雨骤起，天空暗如黑夜。普里安再次拿出潜望镜，不料看到的情景使他大吃一惊：英国的“黑豹号”驱逐舰就在眼前，舰上火光闪动，一排炮弹呼啸打来。他立即命令“U—47号”潜艇紧急下潜，企图摆脱险境。

　　与此同时，“黑豹号”高速扑向“U—47号”潜艇。就在潜望镜刚刚下潜的地方，一枚深水炸弹爆炸了。“U—47号”潜艇的推进器轴受损，螺旋桨旋转时发出了难听的尖叫声，这等于随时向“黑豹号”报告自己的位置。

　　这里的水深千米，如果停机坐沉海底，那么，沉下去就永远上不来了！可是，普里安又想不出别的脱险办法，只有开足马力，拼命狂逃，在水下绝望地划着“S”型，以图避开深水炸弹。

　　“黑豹号”凭着那灵敏的声呐探测器紧追不放，始终以自己的舰体压在“U—47号”潜艇的上方，并不断把一枚枚深水炸弹投向“U—47号”潜艇。这场追击战延续了近5个小时，就在深水炸弹快用完时，“黑豹号”的声呐探测器也失去了回声。

　　不一会儿，水下翻起一团巨大的水花，随后又泛起一片乌黑的油迹，“U—47号”潜艇终于一命呜呼。

　　10天以后，“U—90号”潜艇和“U—100号”潜艇在攻击英国护航舰时也被击沉，舍普尔和他的40名水兵全部丧生，克莱施麦则成为俘虏。邓尼茨的“王牌”像流星一样熄灭了，他的“狼群”一片悲惨凄凉。

　　1941年7月，美军登陆冰岛，接替英军守卫该岛。随后，美国又担负起在冰岛以西护送运输船队的任务。

　　9月11日，罗斯福总统宣布了美国在大西洋的护航原则：美国将对大西洋的德国舰艇实行不等对方首先进攻就予以打击的“见了就打”政策，这其实就是美国对德国的不宣而战。

　　本来希特勒是竭力想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他认为，德国征服欧洲、摧毁苏联、最后制服英国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美国不介入。因此，他在1939年9月向德国海军将领下达了严格的命令：

　　任何德国潜艇和军舰不准在大西洋攻击美国船队。

　　但美国参加护航后，与德国潜艇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时有发生，德、美两国之间尽管还没有宣战，但彼此之间的仇恨已经达到不可调解的地步。

　　1941年9月，邓尼茨决定对大西洋进行一番彻底的清扫。他把潜艇分成几个群，以侦察的方式横扫辽阔的大西洋。这些“狼群”共拦截了4支护航船队，但由于盟国护航兵力强大，而且当时海面上大雾弥漫，其效果不佳。

　　1941年的最后3个月，德国在大西洋的潜艇战进入了所谓的“萧条时期”。为配合北非战场和东线战场，大量潜艇被派往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导致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剧减。

　　至1941年11月，德国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仅剩5至10艘了。在整个1941年，德国潜艇共击沉了432艘盟国船只，低于1940年的战绩。而德国共有24艘潜艇被摧毁。

　　如此不尽如人意的战绩，邓尼茨的作战处长觉得：“我们对护航运输队已无能为力。”这正如邓尼茨所说：“潜艇部队的指挥机关在忧虑和苦恼中度过了1941年。”

美国商船遭受突袭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德国对美宣战，邓尼茨即开始对美实行“全面无限制潜艇战”。

　　自从德国向美国宣战后，美洲的一些国家也相继参战，战火烧到整个西半球。这之前，潜艇战的战场只限于英伦三岛和地中海，而现在邓尼茨的“狼群”可以无所顾忌地西进，开辟新战场。

　　德国制造了可以远洋活动的大型潜艇，并且有排水量2000吨、绰号为“奶牛”的巨型油料补给潜艇的配合，“狼群作战”又有了新的转机。

　　1941年12月9日，邓尼茨向他的潜艇部队发出指示：自即日起，对所有商船攻击的限制取消！即实行“全面无限制潜艇战”。随后，邓尼茨开始指挥“狼群”攻击美国。

　　12月16日，第一批由5艘潜艇组成的“狼群”在“U—133号”艇长哈尔德根少校的率领下，悄悄驶离比斯开湾的基地，向美国东海岸进发。邓尼茨严格命令，为保证此次行动的突然性，在驶往美国东海岸的途中，不许攻击任何目标。

　　“山姆大叔”太麻痹了。虽然报纸上天天画有邓尼茨和德国潜艇的狰狞漫画，也刊有英国船队遭受袭击的悲惨消息，但人们普遍认为，那是在欧洲水域，和美国大陆隔着一个大西洋呢！

　　他们根本想不到，就在纽约港口外不远处的水下，5艘潜艇像“野狼”一样正贪婪地盯着自己。美国人可能忘了，既然宣战了就是敌人；既然是敌人，就有面临攻击的危险。

　　“U—133号”艇长哈尔德根少校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摩天大楼上的霓虹灯喷红吐绿，自由女神像也被灯火装饰得大放异彩，一艘艘商船前呼后拥，进进出出，所有的船只都亮着灯。

　　“天哪，这哪像战争！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已向德国宣战，也许是在搞建国大庆！”哈尔德根后来写道：

　　既没有巡逻警戒，更谈不上护航编队。潜艇在这里作战，根本不需要什么战术，只要你会按那个鱼雷发射按钮就行了！当时，我真不忍心去打破那个被灯火编织成的美妙画面。

　　当然，哈尔德根不会真的发慈悲，战争也不允许他发慈悲！5艘潜艇各自选好了发射位置，哈尔德根下达攻击命令后，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发射按钮。

　　此后，哈尔德根带领他的5艘潜艇从纽约港南下，昼夜潜浮，沿途大打出手。

　　威廉斯堡、查尔斯顿、佛罗里达，到处都有被他们击沉的商船。有时候他们杀得兴起，干脆白天也浮上水面，用舰桥上那门小口径高炮，轰击岸上的炼油厂、油库等大型目标。

　　当月，美、英盟国的海上损失急剧上升至55万吨，哈尔德根也成为邓尼茨的新“王牌艇长”。

　　美国这块大陆自南北战争以来，已有80年与炮火硝烟绝缘，德国潜艇的袭击才使它的公民亲身感受到战争的存在。

　　饱受潜艇之苦的美国也开始编组护航船队。但是，邓尼茨的“狼群”继续南下，进入了加勒比海和南美海域。广阔的大洋上有无数条航线，处于攻击一方的德国潜艇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不断转移攻击目标，使美、英有限的护航兵力疲于奔命，防不胜防。整个1942年，盟国商船的月损失都保持在60万吨左右。

英国飞行员空中打潜艇

　　被誉为潜艇战大师的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曾讲过：“乌鸦抓不住鼹鼠，飞机也消灭不了潜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飞机确实像一只只呆笨的乌鸦，面对尖齿利爪的鼹鼠——潜艇，束手无策。由于缺乏有效的攻击武器，又无法对潜艇进行准确的定位，许多潜艇从飞机的眼皮底下溜走了。

　　看来，需要对炸弹进行改进。同时，还需要增设轰炸瞄准具和新的探测仪器。但装备一种崭新的武器，从研制到完善和成批生产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因此，改进一种原有的武器以满足急需便成为首选方案。

　　当时，在英国能找到的唯一的机载反潜武器就是450磅的圆柱形反潜炸弹。英军以这种炸弹为原型，在1940年春制造出了一种供反潜飞机临时使用的武器，这就是Ⅶ型深水炸弹。这种炸弹的弹头部有圆形整流罩，尾部有尾翼，空中姿态很稳。

　　岸防航空兵于1940年8月从海军部领来700个这种反潜炸弹，经局部改制后装备在较大型的反潜飞机上。之后，又将小型的250磅Ⅶ型深水炸弹装备在小型飞机上。

　　鲍恩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研制了ASⅦ型雷达，接着又为这种雷达设计了配套的天线系统，使雷达的探测距离有了明显的增加。

　　飞机与潜艇总是千方百计地设法首先发现对方。怎样才能使飞机不易被潜艇发现呢？无论是昼间还是夜间，在光亮的天空背景下，飞机总是一个容易被看见的黑点。因为岸防航空兵使用的飞机过去一直执行夜间轰炸任务，飞机下表面被涂成黑色。

　　飞行员们联想到，海鸥和其他海鸟的腹部一般是较明亮的白色，这可以使它们捕食的动物不容易发现它们。

　　因此，一架“威灵顿”式飞机下表面被涂成白色，它和另一架涂黑色的飞机进行了对比试验。当两架飞机飞过地面观察员的上空时，涂白色的飞机被发现的距离要比涂黑色的飞机低20％。

　　他建议所有反潜飞机下表面都涂成白色。根据这个数据算出，白色飞机攻击水面潜艇的机会要比黑色飞机高30％。

　　反潜航空兵通过仔细研究德国潜艇的“狼群”战术后认为，如果能捕获跟踪潜艇发出的信号，再利用该信号测定出潜艇的位置，飞机就能进行快速有效的攻击，使“狼群”无法进攻。

　　因此，英国科学家们研制了一种小型高频定向探测仪，用数个仪器测得的方位数据便可以准确地测出跟踪潜艇的位置。

　　1941年下半年，第一二○航空中队成为英国岸防航空兵的新成员。因为德国潜艇的主力转移到大西洋中部，在岸基飞机中只有第一二○中队的“解放者”式飞机能到达这一海域。

　　该中队装备的“解放者”是4发动机的飞机，这是当时一种比较先进的反潜飞机。它的最大特点是飞行距离远，最大载油量为2500加仑，可以在距基地1100千米远的区域内巡逻3小时，最大续航时间为16小时。

　　飞机上装有4门20毫米前射机关炮，6门0．303英寸机关炮，6枚250磅深水炸弹。机尾装有ASⅦ型雷达的旁视扫描设备，机首、机翼上装有自导天线。

　　该中队有一名出色的飞行员，他的名字叫布洛克，是北爱尔兰人，战争初期曾驾驶“安桑”式和“赫德逊”式飞机进行反潜作战。当第一二○中队改装“解放者”式飞机后，他便参加了第一二○中队，被官方称为“卓越的”飞行员、“杰出的”领航员。

　　他的眼睛像雄鹰一样敏锐，德国潜艇很少能逃过他的视线。他对新式武器异常感兴趣，总是力求发挥新式装备的最佳战斗效能。

　　1942年8月16日，布洛克在亚速尔群岛附近海面发现了一艘德国“U—89”潜艇，他用深水炸弹进行了攻击。由于飞机没有携带定深深水炸弹，使攻击缺乏准确性，这艘潜艇虽遭损伤但并未被击沉。

　　两天以后，布洛克在同一地区又攻击了另一艘潜艇，该艇受到重创，但最终也返回了基地。布洛克和他的机组成员非常恼火，为什么总不能把潜艇击沉？经过认真思索，布洛克改革了攻击潜艇的方法。以前，岸防航空兵的飞行员总是从垂直于潜艇的正横方向进行攻击，这样投下的炸弹有一半要落在目标被毁伤距离之外，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布洛克决定下次攻击时要从潜艇首尾方向进行攻击，并将炸弹的间隔减至最小限度，使每个深水炸弹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要求飞行员有高超的飞行技巧，不允许攻击方向有丝毫偏差，否则炸弹将不能覆盖潜艇。

　　10月12日中午，布洛克从冰岛起飞，为一支运输队护航。飞机平稳地飞行着，海面异常平静。突然，机组一名成员发现右侧的海面上出现一条航迹，在平滑如镜的海面上泛着白光，异常显眼。布洛克迅速驾机飞了过去。

　　他从太阳方向接近，借助太阳光的掩护可以避免潜艇上的人员发现他。他看清了，是一艘德国潜艇。他绕到潜艇艇尾方向，像一支离弦之箭笔直地向潜艇俯冲过去。

　　在潜艇从其机首下方消失的瞬间，他投下了深水炸弹，深水炸弹之间的间隔只有25米。有两个深水炸弹因机械故障未能脱离弹架，其余6个均准确地进入水下相应的位置。

　　太棒了，即使有人直接站在潜艇甲板上，顺着潜艇舷边抛下深水炸弹，也很难取得比这更好的结果。一枚炸弹在艇尾附近爆炸，两枚分别在艇壳的两边爆炸，最后一枚在艇首爆炸。潜艇的碎片随之飞向空中，一大块椭圆形弹片擦着飞机后炮塔飞过。它被击沉了！

　　看来，这种首尾方向攻击是卓有成效的。3个星期后，即11月5日，布洛克又攻击了两艘德国潜艇。第一艘反应很快，看到即将遭受攻击便很快地潜入水中。第二艘潜艇的观察哨则不太警惕，没有及时发现飞机。布洛克从该艇的首尾方向进行了准确的攻击，从艇首至艇尾，炸弹一个接一个爆炸，潜艇被击沉了。

　　12月，布洛克又创造了单机粉碎“狼群”战术的范例。12月7日，邓尼茨命令两个艇群共20余艘潜艇驶向大部分岸基飞机掩护不到的“大西洋空白区”，攻击同盟国大西洋护航运输队。12月8日，德国潜艇一大早便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一艘商船随即被击沉，德国人首战告捷。然而好景不长，布洛克的“解放者”式飞机飞来了，德国人又要倒霉了。事后布洛克回忆：

　　天刚亮，我们飞到了护航运输队的上空。总部已告诉我们，

　　德国潜艇正在四周活动，我们因此特别小心谨慎地进行着搜索。那天能见度不太好，灰蒙蒙的。不久下了一场冰雹，天气更坏了。我围绕着护航运输队进行着大面积搜索，我马上就交到了好运。在商船队后面，我的左侧，一艘在水面上的潜艇高速航行着，它正在全速追赶护航运输队。

　　我决定给其以迎头痛击。飞机一个俯冲，以闪电般的速度飞向潜艇。我敢保证，这将是一艘倒霉的潜艇了。它已无法下潜，来不及了。我用6枚深水炸弹进行了攻击。当我拉起飞机回来时，潜艇消失了。

　　一个小时后，又有两艘相距约300米的潜艇发疯似地追赶20海里外的护航运输队，它们对前面的那块“肥肉”垂涎欲滴，根本没有注意空中即将到来的危险。然而，布洛克仅剩下两枚炸弹。

　　他清楚，他的任务是护航，不一定非要击沉潜艇，于是便决定把它们逼入水中。他把两枚深水炸弹投了下去，潜艇受到惊吓，急忙潜入水中。

　　8枚深水炸弹已经用完，机组人员的午餐时间到了，布洛克坐在座舱中，打开了自动驾驶仪，准备就餐。可是一艘德国潜艇恰在此时出现了。他立即发出警报，全体人员都跳了起来，后面响起一阵盘子落地的声音。

　　布洛克向潜艇俯冲下去，用加农炮进行扫射，把那艘潜艇逼入了水下。此后的5小时内，布洛克共发现了8艘潜艇，对7艘进行了攻击。这架“解放者”式飞机已对护航运输队进行了7小时的掩护，续航时间已达极限，于是飞机飞回冰岛基地。

　　布洛克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共发现潜艇23艘，攻击了16艘，而许多飞行员在1942年里却没有任何战绩。相比之下，布洛克是出色的。但他并未因此得意，他还要给德舰要沉重的打击。

同盟国鱼雷追杀潜艇

　　面对德国猖狂的潜艇战，同盟国不得不商讨对策。1943年1月，同盟国召开了卡萨布兰卡会议。会上，英国强调在没有解决德国潜艇的威胁之前，进攻欧洲是不可能的。于是，会议决定把大西洋反潜战放在盟国的战略“优先地位”，并决定采取有力的措施：

　　第一，英国、美国、加拿大成立海、空军特别联合指挥部，共同对付德国潜艇。第二，英、美分别增调远程飞机，建立覆盖整个北大西洋的空中保护伞，海空密切协同，粉碎“狼群”战术。第三，建立火力支援舰队，在远程飞机和护航舰配合下共同反潜。第四，飞机、舰船上均配备先进的、德国潜艇无法接收到的雷达，以便准确查明潜艇位置。

　　此外，盟国还改进了深水炸弹和航空火箭，加强了对德国潜艇制造业的战略轰炸，并起用精明强干的霍顿海军上将为反潜总指挥。同盟国的这些有力的反击措施，预示着在海上横行一时、不可一世的德国“海狼”已在劫难逃。盟国的空海协同反潜新战术一经实行，立即显示出优势。德国潜艇一旦露出水面，很快就被盟军飞机的侦察雷达发现，随即招来一顿猛烈的海空反潜炸弹，潜艇不降则亡。

　　被击沉的潜艇大多是处在水面上的潜艇，要想有效攻击潜入水下的潜艇，则困难得多。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对潜艇的水下定位技术。为此，同盟国科学家们研制了磁力探测仪和声呐浮标。

　　声呐浮标由一个小型的浮在海面上的无线电发射机和一个用长线挂在下面的水听器组成。水听器可以收听周围水中的各种声音，然后把它们传送给水面发射机，飞机可以用专门的接收机收到发射机发出的信号。

　　声呐浮标由飞机快速布撒落水时，水听器与浮标底部的容器脱离，在水听器与浮标之间有最长可达24米的电缆。当浮标落水时，与水面的撞击使电路接通，经短时间预热后，发射机就开始发射由水听器接收到的声音。

　　仅有这种水下探测器还不够，还需要有水下攻击型武器来配合。美国海军组织科学家研制了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航空自导鱼雷，人们亲切地称呼它为“闲逛的安妮”。

　　这种鱼雷的声波自导头是依靠潜艇螺旋桨发出的空化噪音而跟踪潜艇的，所以鱼雷本身的螺旋桨噪音不能大于目标潜艇的噪音。因此，它只能是一种慢速武器，像闲逛一样慢悠悠地跟踪潜艇。

　　一般情况下，德国潜艇下潜后总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下潜逃离，以避免深水炸弹的攻击，这样它就会产生空化噪音。鱼雷上的声波自导头可以有效地在300多海里内跟踪这种空化噪音。如果德国潜艇得知这种鱼雷的技术特点，长时间在下潜后有意识地降低航速以避免空化噪音的产生，就可以安全地避开这种鱼雷的攻击。因此，美国对这种鱼雷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这种鱼雷首先装备了英国空军第八十六中队和第一二○中队，这两个中队的作战半径均能到达中大西洋。另外，护航航空母舰也开始在大洋中游弋。德国水兵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灾难。

　　1943年5月的第一个周末，德国情报部门得到有关盟军两支护航运输队航线的情报。36艘潜艇随即奉命出动。邓尼茨元帅筹划严密，各位艇长也踌躇满志，发誓要给护航运输队以猛烈攻击。一场恶战开始了。

　　5月10日，艇长克劳森海军上尉指挥“U—403号”潜艇紧紧跟随着护航运输队，边发报边伺机攻击。下午，盟军护航航空母舰“比特号”上的一架“剑鱼”式飞机发现了“U—403号”艇，对它进行了攻击，但遭到潜艇对空中火力的猛烈射击，飞机被击伤后勉强飞回航母。然而，潜艇不得不下潜，与护航运输队脱离了接触。

　　12日，又一架“剑鱼”攻击了德军“U—230号”潜艇，“U—230号”潜艇副艇长维尔纳后来回忆道：

　　我们未能安全下潜。飞机从低空飞来，我转动炮塔准备射击，火炮却出了故障，只好用没装弹药的空炮吓唬飞机。我艇向左舷机动，规避攻击。飞机加快盘旋速度，从我艇正前方冲过来。

　　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飞机却在俯冲到最低位置时出了故障，发动机停了。机翼插入水中，然后整个机身钻进了汹涌的大洋。飞机的外翼猛烈地碰到了潜艇的舰桥围壳。飞行员被抛出座舱，举手求救。

　　然而，他飞机上的4枚准备攻击我们的炸弹毫不留情地把他送上了西天。猛烈的爆炸震得艇尾向右倾斜，不过我们总算逃脱了。

　　仍然是12日，英国空军中尉赖特首次用自导鱼雷击伤了一艘德国潜艇。当飞机飞临“U—456号”潜艇时，潜艇被迫下潜，赖特中尉迅速对准下潜旋涡，投下一枚自导鱼雷。

　　机组人员为了证实鱼雷是否击中目标，在该区域上空盘旋了两分钟，后来看到距鱼雷入水点约900米处鼓起一个小水柱。不一会儿，潜艇艇长泰赫尔特便操纵受伤的潜艇浮出了水面，边逃跑边对飞机进行猛烈的射击。飞机由于燃油不够只好暂时饶了这条“瘸狼”。但逃过初一逃不过十五。次日晨，加拿大第四二三飞行中队的一架“桑德兰”式飞机和两艘护航军舰配合，将这艘潜艇送入了海底。

　　5月14日，同盟国飞机又用自导鱼雷进行了两次成功的攻击。英国空军第八十六中队和美国海军第八十四巡逻中队的两架飞机各对一艘刚刚下潜的潜艇发射了自导鱼雷，这两艘潜艇是“U—266号”和“U—657号”艇。

　　与12日一样，经过一段时间后在水面上看到一股蘑菇状的水柱升起。当时，飞行员甚至不能肯定这枚小小的鱼雷是否已经击沉了潜艇。然而，德国的战时日志清楚地记载着“U—266号”和“U—657号”潜艇正是在这些海域神秘地失踪的。

　　自导鱼雷看似闲逛，却显示出可怕的威力。随后，这种被称为“闲逛的安妮”的自导鱼雷也装到了其他舰载机上。

　　7月，在亚速尔群岛附近水域护航的美国航空母舰“桑蒂号”派出双机进行巡逻飞行，飞机均挂载了自导鱼雷，并采用了一种新的战术：用一架飞机迫使潜艇下潜，另一架飞机在其下潜旋涡的正前方施放自导鱼雷。

　　7月14日，美机用这种战术击沉了“U—160号”潜艇，15日击沉了“U—509号”潜艇，30日击沉了“U—43号”潜艇。

　　“闲逛的安妮”对德国潜艇进行着可怕的跟踪和屠杀。然而，德潜艇并没有善罢甘休，“狼牙”仍旧锋利，它还在拼死顽抗着。

美英与德的科技大较量

　　面对德国“狼群”的拼死顽抗，美、英盟国积极努力，新的反潜手段不断出现。

　　除音响探测器外，美、英还发明了专门搜索潜望镜的机载雷达，大功率的探照灯，被称为“雪花”的高效长时间照明弹……由于上述众多的科技发明，使得潜艇赖以隐蔽的夜幕逐渐失效。

　　德国也不甘落后，他们发明了一种雷达波接收机，当潜艇被雷达捕住后，它就会自动报警。他们还在潜艇上安装了通气管，使潜艇不必定期上浮给蓄电池充电，减少了被发现的机会。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进攻和反击两方的力量此消彼长。盟国在1940年使用的雷达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其最小观察距离总是稍大于夜间目视观察潜艇的最大距离。

　　原因很简单：当雷达发射一束短促的大功率脉冲时，异常灵敏的接收机在近距离时必须关机，否则便会被烧坏，这样便使雷达对附近大约三四海里内的目标有一个盲区。因此，当潜艇夜间位于雷达的盲区时，几乎总能够避开空中攻击。

　　1940年9月，英国空军上将鲍希尔向所属部队发布通知，要求全体军人为打败德国潜艇而献计献策，解决夜间攻击潜艇的技术难题。

　　此时，英国岸防航空司令部的一名做行政工作的空军少校，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这些情况：这位空军少校突然想到了探照灯。他设想在飞机上安装一个探照灯，到1000米以内时打开探照灯，便可发现德国潜艇。于是，这位空军少校克服了种种技术难题实现了这一设想。他发明的探照灯成为夜间攻击潜艇的有力武器，为德潜艇点亮了通向地狱的灯光。

　　1942年6月5日凌晨，一艘意大利潜艇“卢吉托腊利号”在比斯开湾西南角的水面航行。当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分，海面上一片漆黑。突然，潜艇指挥室值班员发现艇首方向一盏耀眼的白灯迅速向潜艇接近。

　　下潜已来不及了，那很可能是一架英国的飞机，为规避其攻击，值班军官命令左满舵，全速航行。约20秒钟之后，灯光消失，一切恢复了平静。

　　灯光确实来自一架英国飞机。它是英国皇家空军第一七二中队的杰夫·格雷斯韦尔空军少校驾驶的“威灵顿”式飞机，该机首次使用利式探照灯作战。机上雷达员在约6000米的距离上用雷达捕捉到目标，随即引导飞机向目标飞去。机组人员进入战斗岗位，放下利式探照灯。

　　坐在机首的特里格少尉打开探照灯，慢慢转动面前的操纵手柄，灯光由近及远地移动，但他却什么也没有发现……格雷斯韦尔凭自己的经验判断，在他重新进入攻击位置之前，意大利潜艇有充分的时间下潜到安全深度。

　　这时，在潜艇指挥室里，正进行着一场热烈的争论。艇员们解释着刚才的现象：“一定是一架己方的飞机，否则为什么不进行攻击呢？”因为意见不能统一，于是决定发射识别信号弹。

　　正当格雷斯韦尔调整航向准备再次进入攻击位置的时候，他吃惊地看到红、绿、白3个火球腾空而起。

　　于是飞机内的飞行员们也争论起来：这是不是一艘英国潜艇呢？但飞行员们很快想到，英国潜艇不会向空中发射识别信号，它们只在水面点燃各种颜色的浮灯。于是，争论结束，准备攻击。

　　潜艇的信号弹给格雷斯韦尔提供了准确目标航向，在信号弹的亮光熄灭之前，雷达员已准确地捕捉到潜艇回波。

　　格雷斯韦尔再次向潜艇接近，又降至250米的高度，在距离目标三四千米处，特里格打开了探照灯。他按通常的办法将光束慢慢地由下而上照射，果然发现了一艘潜艇。

　　格雷斯韦尔立即投弹，操纵机首机关炮的皮利少尉也开始射击，一串炮弹直奔潜艇指挥室。

　　格雷斯韦尔将飞机下降至50米，在潜艇的正上方投掷了4枚250磅深水炸弹，每枚间隔35米。

　　深水炸弹几乎就在潜艇下方爆炸，潜艇遭到重创。艇长命令把弹药舱淹没在水线以下，以避免潜艇发生自爆。潜艇已无法继续进行巡航，艇长决定将潜艇驶往最近的一个己方港口，即比斯开湾东南角的法国小港，准备在那里进行一下小修，然后开赴波尔多再进行大修。

　　比斯开湾是一个狭长的水域，其东面和东北面是法国海岸，南面是西班牙海岸。当天一早，这艘被严重毁坏的潜艇以15节航速，保持正东航向，摇摇晃晃地航行在距西班牙海岸约6海里并与海岸平行的海面上。

　　大雾向潜艇逼来，由于罗盘已部分损坏，未能指出艇首已过于向右舷偏转。当艇长猛然发现在前方100米远的地方耸立着西班牙佩尼亚斯角的岩石时，已经来不及倒车了，艇首重重地撞在了岩石上。

　　两艘拖船救出了这艘潜艇，把它拖到了西班牙的小港阿维莱斯。地方当局态度明确：按照国际法规定，军舰只允许在中立国港口停留24小时，超过时限要受到拘留。如果到6月6日午夜意大利潜艇还不离开西班牙领土，它将被永远扣留在这里。

　　没有别的办法，这艘可怜的潜艇只好于深夜缓慢而又艰难地驶离阿维莱斯。出港后向东转向，与海岸相距3海里，向法国航行。几乎在潜艇出港的同时，澳大利亚空军第十中队的埃杰顿少尉驾驶着“桑德兰”式水上飞机，在比斯开湾内的西班牙海岸以北进行反潜和反舰巡逻。

　　7日晨，飞机发现了这艘倒霉的意大利潜艇，并进行攻击。潜艇用100毫米甲板炮和13毫米机关炮反击，使飞机遭到损伤，有两名机组人员受伤。然而，埃杰顿仍然坚持攻击，他连续投掷了8枚250磅深水炸弹，潜艇在飞溅的水雾浪花中消失了。

　　然而当水消雾散后，它又顽强地浮了上来，只是舵装置遭到了更严重的损坏。这艘倒霉的潜艇所受的折磨并未至此结束。第十中队约曼上尉驾驶的另一架“桑德兰”式飞机赶到了出事地点，在潜艇上方盘旋，伺机进攻。

　　想不到潜艇上的炮手主动向飞机开火，击伤了飞机尾部。被激怒的约曼掉头进入攻击，双方互相射击，飞机尾部又一次被击中。愤怒的约曼向潜艇四周连续投掷了8枚深水炸弹，潜艇被抛出水面，又跌回水中。

　　两架飞机燃油耗尽，不得已返回基地，而这艘大难不死的意大利潜艇经过轮机兵15分钟的努力后，又向西班牙的桑坦德港驶去。

　　因艇体严重倾斜，全体艇员站在翘起的一侧尽量使潜艇保持平衡。潜艇终于靠岸了，但它已无法离开中立国国土，西班牙当局宣布扣留这艘潜艇。

英美敲响德潜艇战丧钟

　　比斯开湾是一个狭长的水域，海湾仅宽约300海里，但它却是德国的潜艇往返作战的必经之地，德军的“狼群”就是从这里出发扑向大西洋，扑向加勒比海，扑向北美洲的东海岸，贪婪而残忍地撕咬着大洋上的“羊群”——同盟国护航运输队。

　　盟国的决策者们发誓要向“狼群”开战，比斯开湾的航道顿时成了双方关注的焦点。在这里，盟军航空兵与德潜艇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1942年9月，德国潜艇找到了对付飞机夜间攻击的技术措施。德国海军对英国反潜飞机上的ASV雷达早有所闻，并于1941年缴获了一部ASV雷达。之后，德国工程师将缴获的ASV雷达装在一架“兀鹰”式飞机上进行了飞行试验。

　　接着德国就制造出一批简单的接收机，可探测到同盟国巡逻飞机上的雷达的辐射波。潜艇接收到警报后，可在飞机攻击之前安全下潜。

　　这种接收机能捕捉到30千米外的飞机发射的波束，比飞机上的雷达员发现潜艇的距离远两倍以上。邓尼茨命令所有作战潜艇紧急安装这种接收机。

　　但是，德国国内工业无法完成这项繁重的任务。法国两家公司接受了大量生产这种接收机的订货，它们是巴黎的梅托克斯公司和格朗丹公司。以后这种接收机便被命名为“梅托克斯接收机”。

　　至9月中旬，有几艘德国潜艇率先装备了梅托克斯接收机。在横渡危险的比斯开湾时，它们为没有接收机的伙伴护航。到年底，几乎所有德国潜艇都装备了这种接收机。

　　10月份，比斯开湾上空的盟国飞机仅发现一次潜艇。德国空军元帅米尔其当时在笔记中写道：

　　元首告诉我，自从潜艇有了这种装备后，在比斯开湾便没有再损失过一艘潜艇，而以前那里却是我们的坟墓。过去潜艇被敌人发现后，在自己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便遭到敌人攻击。现在潜艇艇长对敌情能了如指掌！

　　梅托克斯接收机仿佛使德国潜艇在比斯开湾得到了通行自由。然而好景不长，1943年3月份，“U—333号”潜艇艇长施瓦夫向司令部报告：我艇在未收到任何预先警报的情况下，遭到一架敌机的夜间攻击。我艇轻微损伤，敌机被击落。

　　原来，ASV是一种米波雷达，针对这种雷达制造的梅托克斯接收机也只能接收到米波雷达波束。当时德国人认为米波不具备反射性质，不能用于雷达。而现在，潜艇突然受袭事件越来越多，德国人已经开始怀疑米波雷达可能是这些袭击事件的原因了。

　　确实，英国飞机上装备了新式ASⅧ型雷达。邓尼茨一方面命令加紧研制能接收到米波信号的纳克索斯—U接收机，另一方面改变潜艇的战术，以应付目前的困境。邓尼茨采用的新战术就是反击战术。

　　新战术要求潜艇在夜间潜航通过比斯开湾，白天上浮充电。因为白天潜艇能用目视发现巡逻飞机，在飞机攻击之前或下潜或反击。由于这种反击的费用效率比太高，不久邓尼茨又命令其潜艇编队，在通过比斯开湾时如果遇到飞机攻击，一律不得下潜，而应集中火力驱散或击落飞机。

　　一开始，这种集群编队航行的效果很好。一队从大西洋返航的潜艇，结伴安全通过了海湾，于1943年6月7日抵达布勒斯特。6月11日，又有一队潜艇安全通过。但情况并非总是这么理想。

　　6月12日，5艘德国潜艇结伴航行在比斯开湾内，一架英国“桑德兰”式巡逻飞机发现了这个艇群。但增援机群在天黑之前未能赶到这里，失去了这次战机。

　　次日傍晚，那架“桑德兰”式飞机再次发现了那个艇群。飞机冒着德军猛烈的高射炮火，对潜艇进行了致命的攻击，深水炸弹击中了一艘潜艇，但飞机也受到重创，摔到了海里。受了伤的“U—564号”潜艇离开艇群，在“U—185号”艇的护卫下返回布勒斯特。

　　6月14日中午，一架“威特雷”式飞机发现了这两艘返航的德国潜艇。增援飞机还没到，机长本森便单机向潜艇发动了攻击。他用深水炸弹击沉了“U—564号”潜艇，“威特雷”式飞机也受到重创。“U—185号”潜艇载着“U—564号”潜艇的19名幸存者向布勒斯特驶去。

　　这种集群编队战术持续了两个星期，邓尼茨便感觉到得不偿失。他于6月17日又改变战术，命令潜艇白天成群浮出海面，停留的时间只能以充电所需的最短时间为限，也就是每24小时上浮4小时。

　　另外，德国改装了一艘潜艇，把潜艇上88毫米的甲板炮拆除，装上两座装甲炮台，炮台上装有两座4联装20毫米机关炮和1座单管37毫米半自动炮，组成了强大的对空攻击系统。这就是所谓的“诱杀飞机的潜艇”。

　　该艇载有67名乘员，超编16人，超编的人员中有一名艇医，两名侦察同盟国搜索潜艇手段的科学家和一些受过特别训练的炮手。邓尼茨给它的任务十分明确：一定要击落敌机。

　　盟国的一架“桑德兰”式飞机首先上了这艘潜艇的当。它发现潜艇后绕着潜艇盘旋，伺机攻击。

　　潜艇上的炮手们一点也不着急，引诱飞机靠近。正当潜艇准备发起攻击时，艇后部的炮手突然发现4联装20毫米机关炮的炮座受海水侵蚀生锈，转不动了。

　　飞机正是在这个时候猛然冲向缺少火力的潜艇，投下了深水炸弹。潜艇舵机被损坏，失去了平衡，摇摇晃晃地驶回布勒斯特。

　　受伤的“诱杀飞机的潜艇”经过修理后，准备执行第二次“诱杀飞机”任务。后主炮已修好，艇长冯·哈特曼完全相信他那艘威力强大的潜艇在战斗中可以风光一下。如果他的炮手能击落三四架飞机，就可以给比斯开湾的盟军飞机一个下马威了。

　　7月8日，这艘特殊的潜艇又驶出了布勒斯特。它在海湾内徘徊了4个白天，但盟军飞行员似乎识破了它的真面目，没有再上它的当。

　　直至12日下午，英国空军第二四八中队的一个由3架“勇士”式战斗机组成的小队发现了它。本来这个小队是出来寻找活跃在这一区域的德国容克—88飞机的，但遇到潜艇又岂能放过。

　　于是，斯科菲尔德上尉带领他的小队向这个意外的目标冲去。出乎德国水兵的意料，这3架飞机并没有像其他反潜飞机那样投弹，而是用12门20毫米机关炮和18挺机关枪的联合火力对他们进行了快速俯冲扫射。

　　这时，如果冯·哈特曼采取下潜躲避的办法，或许还可以逃掉。但他太相信自己的火力了，根本没把这3架飞机放在眼里。他命令所有炮手就位，对准英机射击。于是，激烈的对射开始了。

　　波浪汹涌，潜艇剧烈地摇晃着，即便是神炮手在这种条件下也很难打得准。而飞机则在无线电指挥下，不停顿地从四面八方进行轮番攻击。

　　飞机在第二轮扫射中击中了潜艇的要害——指挥室和炮位，艇长和炮手应声倒下，另有10个水兵被打死，13人受伤。

　　斯科菲尔德拉起飞机盘旋到有利的观察位置，准备再次攻击。他看到潜艇的全部炮火停止了射击，便命令飞机降低高度，狠狠收拾这匹“海狼”。

　　在德国潜艇上，唯一没有受重伤的军官就是外科医生普法芬格尔。当“勇士”式飞机对失去作战能力的潜艇进行第三次扫射时，外科医生表现出惊人的冷静。

　　他指挥艇员将伤员收入舱内。虽然他并不能断定飞机有没有携带深水炸弹，但他知道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下潜。就是这个下潜命令拯救了这艘潜艇，使它安全返回了基地。

　　普法芬格尔因此被授予了最高军事勋章——“德意志十字勋章”。两次“诱杀飞机”得到的教训是明显的。邓尼茨在日记中写道：

　　这次行动充分证明，潜艇不是打飞机的理想武器。改装过的那艘德国潜艇重新恢复了以前的任务，但还保留着大部分对空武器。

　　此后，邓尼茨命令潜艇只能在没有选择的余地时，或在结队航行能够集中火力时，才可与飞机交战。11月14日早晨，英国皇家空军第五○○海上巡逻中队中队长斯波茨伍德空军中校在地中海南部奥兰以北水域发现一艘德国潜艇。

　　驾驶这艘潜艇的德国艇长克瓦耶特·法斯勒姆是一位很难缠的对手，他曾在“沙思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上驾驶过水上飞机，有3年飞行经历，他对飞机的薄弱部位了如指掌，驾艇技术又非常高超。这一仗注定是一场恶战。

　　英军的飞机开始攻击了。首次攻击非常成功，深水炸弹的爆炸将潜艇抛出了水面，然后又落入一片水雾中。然而，潜艇却丝毫无损，因为德艇长在炸弹爆炸的瞬间以惊人的驾驶技术把潜艇易损的尾桨和舵机转向了安全方向。

　　艇长命令炮手就位，准备对空射击。艇长一边躲避英机的第二次攻击一边向炮手下达命令。当飞机又一次进入攻击阵位时，潜艇上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直射飞机的油箱和副翼。油箱被击穿了，副翼也无法操纵，飞机无法做机动动作，不得不退出战斗。

　　斯波茨伍德用无线电招来了本中队的另外两架飞机。格林中尉的飞机首先进行攻击，飞机下滑到离水面约30米高度，紧靠潜艇艇首投下了深水炸弹。潜艇规避未及而受伤。

　　但艇上的火力仍然猛烈而准确地还击，致使飞机数处中弹，机身布满了被打穿的窟窿，炮塔被打坏，信号弹舱起火，格林被浓烟熏得睁不开眼睛，也不得不退出战斗。

　　这时又一架飞机赶来了，两机同时向潜艇攻击，德军潜艇艇长马上辨出了哪架飞机是主攻，命令集中火力射击主攻飞机。飞机又被击伤了，另一架飞机见势不妙，只得和受伤的飞机一块儿退出了战斗。

　　一个小时后，第五○○中队的恩索尔少校驾机赶到，他不顾猛烈的炮火，准确地投下了深水炸弹。潜艇由于受伤而无法规避这最后一击。艇长命令艇员破坏掉机要设备，将文件抛入海里，然后将潜艇搁浅在非洲北海岸。不久，美军俘虏了所有幸存者。

　　另一艘给予盟军飞机重创的德国潜艇是“U—615号”，艇长拉尔夫·卡比茨基上尉也曾经当过飞行员。这次他驾艇与9架飞机进行了厮杀，并取得击落一架、击伤两架的战绩。

　　战斗发生在委内瑞拉外海。1943年8月5日晚，从特立尼达基地起飞的美国一架“水手”式飞机攻击了“U—615号”潜艇，但未对其造成任何伤害，潜艇伺机逃跑了。另一架由马图斯基上尉驾驶的“水手”式飞机次日找到了它，并给其重创。

　　艇长卡比茨基正向司令部报告“潜艇受损，艇首露出水面，航速仅两节，水平舵未坏，人员平安”时，潜艇又受到沉重的一击，电文中出现了“破损……破损……起火”等让司令部指挥官烦恼的词语。

　　但这第二次攻击也给飞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卡比茨基的炮手击中飞机数处，打坏了机舵，使飞机坠入大海，无一人生还。

　　这时，潜艇已无法下潜，德国人处于束手就擒的境地，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飞机围住了潜艇。潜艇失去了机动能力，但仍用对空火力击伤一架“水手”式飞机。

　　潜艇艇员们在等待着夜幕的降临。然而，天刚黑，两架美国B—18轰炸机就前来攻击，还有一架“水手”式飞机用照明弹为其照明，但攻击并没有取得成功，潜艇又一次逃脱了。

　　午夜后不久，又两架飞机发现了受伤的潜艇，但艇长命令潜艇一动不动地停在海面上，伪装成已经被击毁的样子，因而逃过了劫难。直至天亮时，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出现在它面前，艇长才彻底失望。艇长命令艇员逃生，然后他与潜艇一起沉到了海底。

　　“U—450号”潜艇的命运比“U—615号”要幸运得多。1943年10月底，伯梅海军中尉指挥着“U—450号”潜艇由直布罗陀海峡向地中海航行，一架“威灵顿”式飞机发现了它。

　　当时，海面上没有月光，只有远处的灯塔有规律地闪着。就在这微弱的光线下，“威灵顿”发现了潜艇。驾驶员打开了探照灯，在周围一片浓雾之中隐约可见一艘潜艇。飞机立即俯冲下去，并开始射击，潜艇也猛烈还击。

　　飞机连中数弹，一侧被炸出一个拳头大小的洞，管道也在喷油……

　　飞机失去了战斗力，深水炸弹未能投下去，“U—450号”潜艇安全驶入了地中海。受伤的“威灵顿”只得飞回直布罗陀。

　　自导鱼雷虽然可怕，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把潜艇送上西天，但并未给德国水兵造成心理恐慌，因为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这种武器的存在。然而，另一种更直接的反潜武器却令德国水兵们谈虎色变、闻风丧胆，这就是反潜火箭弹。

　　从1942年起，英国就一直在研制这种火箭弹。它重66磅，其中25磅为纯钢半穿甲弹头。火箭射出后迅速加速，燃料烧尽时可接近声速。经过精心设计，弹头顶部能控制火箭弹。

　　入水后的水下弹道，使其向上弯曲。在距入水点约80米的距离上火箭弹靠穿甲能力杀伤目标，它能在潜艇的水线以下炸开一个洞。它的最理想的瞄准位置是距目标约200米的水面上。

　　1942年11月，“剑鱼”式和“赫德逊”式飞机对这种武器进行了试验。结果表明，火箭弹只要命中目标，无论命中何处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因此，这种武器很快便投入生产了。

　　1943年春，这种火箭弹装备了部队，开始了它的战斗历程。

　　1943年5月23日，英国护航航空母舰“射手号”参加了战斗。舰上搭载的“剑鱼”式飞机均挂载了反潜火箭弹，每架飞机悬挂8枚。高频无线电测位装置发现了一艘跟随在护航运输队后面的不断发报的潜艇，并测定出其位置。

　　于是，两架飞机被派了出去。霍罗克斯海军中尉在前方约10千米处发现了目标，便驾机钻进云层以免被发现。当他估计已赶上潜艇，便向左转弯，飞出云层。此时，潜艇就在左舷2000米处。

　　霍罗克斯立即压低机头，把炮口对准了企图下潜逃窜的潜艇。在800米距离上，他发射了两枚火箭弹，但偏了150米，没有命中；400米距离上，他进行了第二次发射，可惜又差了30米；在300米距离上第三次发射，这次仅仅差了10米；这时飞机已冲至距潜艇200米的距离，中尉屏住呼吸进行了第四次发射，命中了潜艇尾部水线以上部位。

　　其实，这些火箭弹无需直接击中目标，只要左右不发生大的偏差，它们入水后便可以沿着弯曲的水下弹道击中目标。

　　霍罗克斯的第三次发射便至少有两枚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击中了“U—752号”潜艇的水柜，然后穿透耐压艇体，海水直灌军官会议室。

　　艇长施勒特尔海军上尉立即取消了下潜的命令，潜艇倾斜着浮至水面，漏出大量燃油。接着，第四次发射又命中其尾部。

　　德水兵们一窝蜂似地跑出指挥室奔向高射机关炮，以猛烈的炮火向飞机射击。霍罗克斯的火箭弹已发射完，他撤到了德机关炮的有效射程外监视着它。

　　另一架“野猫”式飞机开始攻击，飞行员用机关炮对准潜艇进行了长时间的射击，打死了艇长施勒特尔和其他几个人。之后，群龙无首的德军全部被俘。

　　由于盟国成功地运用飞机进行反潜战，使德国的“海狼”不断地发出死亡前的哀鸣。

　　1943年，德国潜艇击沉商船不足1942年的一半，而自己却损失了245艘潜艇。进入1944年，德国潜艇战更是每况愈下。6月，盟国百万大军渡海登陆，重返欧洲，标志着德国以潜艇战切断盟国海上生命线的战略已告破产。

　　至1944年年终，摆在邓尼茨面前的是一份失败的记录：

　　一年中德国264艘潜艇葬身大海，仅仅换回击沉131艘商船的战果。

　　潜艇战的末日终于来临了。

潜艇大战的最终赢家

　　1945年3月20日，英国空军第八十六中队的史密斯空军上尉及其机组驾驶一架“解放者”式飞机在奥克尼群岛附近水域巡逻。

　　雷达员报告，在3000米处发现一个可疑目标。史密斯飞向目标，但在距离半公里时，目标却消失在海浪之中。

　　天已暗了下来，飞机未带探照灯和照明弹，靠目视什么也看不清。飞行员又搜索了两遍，依然什么也没有发现。也许是块漂浮物或别的什么东西？飞行员充满疑虑，于是决定布设一组声呐浮标进行侦察。

　　飞机在一个3000米见方区域的正中和四个角各布设一个声呐浮标，每个浮标上都随带一个光标。终于，操纵手从第一个声呐浮标处清晰地听到了螺旋桨以每分钟114次的转速击水的声音，可以肯定下面有一艘潜艇。

　　他转动接收器，依次收听了每个声呐浮标。在操纵手缩小搜索范围的同时，雷达员也在一刹那间抓住了从通气管头部反射回来的一个回波信号。

　　正当史密斯准备攻击时，信号又消失了。但声呐浮标已指示了一个大概位置，而雷达最后发现目标的地点也在此范围内。因此，史密斯按此位置投下了两枚自导鱼雷。之后，史密斯拉起“解放者”式飞机，环绕着漂浮在海面上的光标进行观察。

　　施放鱼雷6分钟后，声呐浮标操纵手从监听耳机中听到一声很长的回响，然后除了海浪的声音外什么也听不到了。海面上，也看不到一点儿击沉潜艇的迹象。但是，德方的记录表明，“U—905号”潜艇正是在该水域该时间失踪的。

　　1945年5月7日，航空兵对一艘德国潜艇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

　　第二一○中队的默里空军上尉及其机组驾驶一架“卡塔林纳”式飞机，用深水炸弹攻击了“U—320号”潜艇。接着布设了一圈声呐浮标，监听器中听到了引擎和机器发出的断续的嘈杂声，潜艇肯定已被击伤。5月9日，在西线取得和平的第一天，这艘潜艇及其全体艇员一起沉没了。

　　但邓尼茨困兽犹斗，把最后的赌注压在“瓦尔特”型新型潜艇上。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等到邓尼茨寄予厚望的具有“全新概念的潜艇”下水时，第三帝国大势已去，顽抗到底的德国潜艇舰队将220艘潜艇自沉大海。

　　历史上最艰苦卓绝的大规模反潜战役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德国损失潜艇727艘。英国和其他盟国虽然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他们依靠科学技术，依靠爱好和平的人们，最终赢得了潜艇大战的最后胜利。

海港生死较量

纳粹德国大举入侵挪威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挪威是中立国，但交战各国并不因此而忽视它的存在。

　　德国更是对其虎视眈眈，早有侵占的野心。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挪威位于北欧，对英法和德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德国若控制了挪威，就打破了英法对德国海军的封锁，德国舰队进入北海和大西洋便可畅行无阻了。

　　一旦德国成功，英国海军将受控于德国，其本土也将受到严重威胁。一心称霸的德国当然不会放弃这块肥肉，它想方设法也要让挪威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

　　希特勒非常清楚，英法绝不会对挪威坐视不理。但他不想在海上与英法进行大规模的交战，因而决定采用陆军和航空兵联手的方法，让海军只负责登陆部队的运输和护航。

　　然而战争的局势很快地扭转了，完全不符合希特勒狂妄的个人意志。他不想打海战，但海战却偏偏咬住德国不放。于是，挪威海域在德军的淫威下变成了一片血与火的汪洋。

　　1940年3月1日，希特勒签发了入侵挪威和丹麦的作战命令，代号为“威悉河演习”。

　　在以此为主题的柏林军事会议上，希特勒亲自发给每个与会者一份密封的文件，上面规定进攻挪威的时间是“T”时，即4月9日5时15分。

　　从3月份开始，希特勒就大规模地调动集结部队，7个加强步兵师和1300架飞机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此外，还有234艘舰艇投入战斗，用以运送兵员登陆。

　　这一点有悖于希特勒的最初作战意图，但是他又不得不这样做。为掩护舰艇出航，应付不测，德国海军还派出31艘潜艇，分8个战斗小组在海底游荡。

　　事实上，希特勒避免海战的意图，已经在战前备战中成为绝对的幻想。

　　德国人的“T”时虽然是高度机密，但他们战前的蠢蠢欲动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英国政府对此早有察觉。德国的下一个目标是挪威，这是显而易见的。

　　挪威虽处中立，但慑于德军威势，他们多少有些倾向于德国。不过挪威政府并未完全丧失立场，在这场未卜胜负的战争中，它时刻保持着高度警觉。

　　英法两国一向看重自身利益，于是他们也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在挪威海域为其布雷，以阻止德军的大规模入侵。送上门的便宜，挪威政府当然不会拒绝。但是，拣了这样的便宜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那就很难说了。

　　1940年4月初，英国皇家海军派出“野狼号”布雷舰和“萤火虫号”等4艘驱逐舰执行挪威海区的布雷任务。

　　8日上午，海上风急浪高，几乎所有的水兵都晕船呕吐。照说，这样的天气是不宜布雷的。但眼下形势紧张，德国舰队步步逼近，布雷舰不得不一反常规，冒险出征。

　　大约10时20分，担任护航任务的“萤火虫号”上一名水兵不慎落水。由于穿了救生衣，落水水兵没被大浪吞没，而在浪尖上抛上跌下。舰长鲁普马上命令减速、掉头，组织营救。

　　落水的水兵是被救上来了，但“萤火虫号”却因此而掉了队。随之而来的便是重重厄运。

　　11时7分，“萤火虫号”驱逐舰发现了德国驱逐舰。双方立即相互炮击。这时，紧随德国驱逐舰后侧的“希佩尔号”重巡洋舰前来增援，一发发炮弹飞向“萤火虫号”。

　　鲁普从望远镜中看到德国舰队正从侧后包抄过来，不由得热血直冲脑门。严峻的形势已容不得他有过多地考虑，唯一的办法只有先拿巡洋舰开刀。

　　“左满舵，全速迎上！”鲁普舰长作出了超乎常规的决策。德国人没料到这小小驱逐舰竟有如此的胆量和威势，便命令所有炮火对其攻击。“萤火虫号”在烟幕掩护下左冲右突，凭着舰小易驶的优势以牙还牙。

　　然而，“萤火虫号”毕竟火力太弱，27分钟后，舰身已是伤痕累累。鲁普舰长自知大势已去，抱定必死决心，要与德舰拼个鱼死网破。

　　“冲上去！”一声令下，“萤火虫号”朝德舰全速撞去。德国人大吃一惊，赶紧避让，但为时已晚，小巧灵活的“萤火虫号”从侧面撞了上去。

　　只听“轰”的一声，“希佩尔号”被撞开一个裂口，海水喷涌而入，德舰上顿时乱成一片。然而“萤火虫号”也未能幸免，剧烈的撞击，致使其弹药舱起火爆炸，舰上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海上激战并未让希特勒放弃原计划的实施。4月8日晚，德国袖珍战列舰“吕措夫号”、重巡洋舰“布吕歇尔号”和巡洋舰“埃姆登号”等舰只，乘夜色分前后左右，掩护一支登陆输送队向挪威首都奥斯陆进发。

　　奥斯陆峡湾是挪威的大门，挪威海军派出船艇在峡湾巡逻执勤。德国人实在猖狂，一进峡湾，便横冲直撞，甚至还耀武扬威地开着探照灯晃来晃去。

　　一艘担任峡湾巡逻任务的挪威武装捕鲸船迎了上来。此时此刻，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占据了舰长的心胸。他二话没说，以并不强劲的火力向侵犯领海的德舰发出抗议。

　　德国鱼雷艇却并不将其放在眼里，两枚鱼雷呼啸而出，并不坚固的捕鲸船旋即断裂沉没。

　　峡湾内的爆炸声惊动了港内的挪威潜艇“V—2号”，发现目标的“V—2号”潜艇立即发射鱼雷出击，却一个目标都未击中。这时，德战舰和重巡洋舰用一枚枚深水炸弹发动了反击，“V—2号”潜艇无路可逃，只得浮出水面缴械投降。

　　在港内执行保卫船坞的挪威布雷艇“奥拉夫号”和扫雷艇“劳马号”也向德舰发起反击。“奥拉夫号”在战斗中受重创，被迫退出战斗。

　　奥斯陆峡湾的战斗还在继续，而这却还只是整个战争的序曲。

德国海军强行攻占奥斯陆

　　德国终于等到了那个企盼已久的时刻——“T”时，1940年4月9日5时15分。天刚亮，德军便从不同海域、不同港口向挪威发动了进攻。

　　奥斯卡堡要塞，位于奥斯陆峡湾最狭窄部分的南卡霍姆岛上，距挪威首都奥斯陆近在咫尺。此处水流湍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挪威军队有重兵把守。

　　整个防御体系以要塞为依托，用280毫米大炮和150毫米火炮交叉配置构成火力网。在要塞北侧的北卡霍姆岛上，挪威军队还布防了一个6发射管的鱼雷发射阵地。

　　晨曦微露，寂静的峡湾被阵阵隆隆的军舰引擎声惊醒了。德国海军的“布吕歇尔号”、“埃姆登号”和“吕措夫号”等组成了联合登陆舰队，进入要塞海面。挪威军队按兵不动，意在诱敌深入，杀它个措手不及。

　　挪威的沉默激起了德国人的狂妄自大。挪威军队连一点象征性的抵抗也没有，这太令德国人感到意外了。随即，这种惊讶就变为法西斯的狂喜，他们肆无忌惮地大步前进，前导舰“布吕歇尔号”率先向岸上做盲目射击，以镇住挪威军队。

　　挪威军依然不予理睬。德国人更是来劲，放松警惕大胆向峡湾挺进。这一次，德军可是吃了狂妄自大的亏。

　　德舰的放肆行径，挪威岸炮部队看得一清二楚。德舰一进入有效射击距离，280毫米火炮阵地便怒吼了。积蓄已久的仇恨伴着正义的炮弹，一股脑儿倾泻在海面上。

　　“布吕歇尔号”随即起火，浓烟呛得舱里的水兵直往甲板上窜。德舰一时慌了神，一面还击，一面向北卡霍姆岛靠拢。天赐良机，德舰正好钻进了挪威人布下的陷阱。

　　岛上的鱼雷发射阵地闪出3道白光，3枚鱼雷急速射击。两枚鱼雷击中“布吕歇尔号”，其中一枚击中弹药舱，致使峡湾海面的爆炸持续了27分钟。“布吕歇尔号”如一头被制伏的野兽，再也狂妄不起来。在滚滚浓烟中，它终于沉没了。

　　德军最初目中无人的狂妄已不复存在，“布吕歇尔号”的前车之鉴，让他们一下子聪明起来。在这陌生海域，特别是进退两难的峡湾，军舰强行突破岸炮封锁线，无疑要吃大亏。

　　于是，德舰改变战术：不再让军舰强行突破，而让运兵船就近靠岸，从陆路往奥斯陆进发。登陆部队从两翼包抄过去，挪威人没料到德军会来这一手，守备力量薄弱的岸炮阵地很快就被突破。至此，德舰真的是畅行无阻了，他们再度攻击峡湾成功，奥斯陆失陷！

里夫上校乔装抢滩

　　当德军在奥斯陆峡湾逞强示威之时，德国海军第四大队在里夫海军上校指挥下，驶入挪威南海岸港口克里斯蒂安桑，德国人决定在这儿登陆。

　　克里斯蒂安桑港内侧海面宽广，但入口处却很险要。右侧是险恶的活动礁，涨潮时如一个个定时炸弹，一旦冒险闯入，后果将不堪设想。左侧与奥德略岛紧紧相依，是进入内港的唯一通道。

　　为控制入口，挪威军队在战略部署上很费了一番精力。岛上既有254毫米榴弹炮，又有304毫米和152毫米平射炮。德国人要强行闯入，也并非易事。

　　1940年4月9日清晨，克里斯蒂安桑港口被大雾遮了个严严实实。里夫上校不敢贸然入港，只好推迟了进攻时间。

　　上午8时许，大雾渐散，德舰“卡尔斯鲁厄号”率舰队试探着往港内突袭。守防的挪威炮兵一见雾气中有舰队闯关，便立即集中火力射击中，德军猝不及防，一艘驱逐舰还未开火，就被炮弹击中，爆炸沉没。另一艘运输舰也遭遇同样的命运，与舰上登陆部队一起葬身火海。

　　领头的轻巡洋舰“卡尔斯鲁厄号”倒是会见风使舵，一看不妙，便立即择路而逃。但还是晚了一步，一排榴弹炮打中舰身，甲板和舰舷都被炸坏。

　　里夫上校赶紧组织火力压制，才使其暂免一劫。但是就像所有恶人必有恶报一样，“卡尔斯鲁厄号”得到了其应有的下场。在它匆忙撤出战区，力图喘息之后卷土重来时，一艘英国潜水艇发现了这个垂死的恶魔，并立即向其发射了两枚鱼雷。舰上的人还未回过神来，军舰就断为两截。

　　德军指挥舱内，里夫上校掩饰不住内心的懊恼，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那张因恼怒而变形的脸，显得狞狰可怕。恰在此时，机要员送来截获的一份内容并不重要的电报，是法国海军发给挪威海军的。火气正大的里夫上校接过电报一看，气得大吼起来：“这样的情报有屁用，滚，给我滚得远远的！”

　　里夫并非无能之辈，平静下来的他清醒地认识到，要闯关，不能硬拼，只能智取。至于以何样的智，如何去取，他已经是胸有成竹。很快，机要员被召到指挥舱。

　　“你们是如何译出法军与挪威军队的电报内容的？”里夫上校问。“上校先生，我们已掌握了他们的全部密码！”机要员不无骄傲地大声回答。

　　“那么，你马上发一份电报给克里斯蒂安桑海军基地，当然是以法国海军部的名义拍发，告诉他们，法军有一队驱逐舰正向该港增援，请他们的炮火注意鉴别。”

　　“是，上校，我马上去做。”机要员显然明白了上校的用意，说完便马上执行命令去了。里夫上校的脸上再没有了懊恼，取而代之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里夫上校的这一招的确毒辣，假电报使克里斯蒂安桑基地指挥官欣喜万分，马上命令岸炮部队注意掩护法军舰队。大雾散尽，港湾内晴空万里。不久，5艘挂着法国旗帜的驱逐舰出现在入口处外侧。舰队编成战斗队形大摇大摆地驶进峡口，旁侧的德舰向其开炮，“法国舰队”也开炮还击。“向德舰射击，掩护法国舰队进港！”基地指挥官发出命令。在挪威炮弹的掩护下，“法军”舰队乘势而入。岸上基地所有的人都受骗了，多数官兵涌向海滩，迎接远道而来的增援部队，甚至还准备了大量的犒劳食品。5艘挂法国旗的军舰徐徐靠岸。挪威人做梦也没想到，来到他们面前的竟全是德军登陆部队。没等挪威人明白过来，数以千计的德军就冲上海岸，从背后抄了挪威炮兵的老底。

　　里夫海军上校一计得逞，便马上命令德军停泊在入口处的舰队迅速投入战斗，快速向内港突进。德舰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占领内港。基地的舰船和潜艇全部落入德军之手。

“大欧”战机轰炸海港

　　1940年4月9日拂晓，挪威重镇卑尔根也遭到德军的侵袭。这天清晨，朝阳半露，远方的海水橘红一片。急性子的德国海军少将未弄清港内情况，就下令突袭港口。

　　于是德军轻巡洋舰“科隆号”和“柯尼斯堡号”及火炮训练舰“牛虹号”便协同驱逐舰和鱼雷艇突入内港，隐蔽在内港一侧的挪威鱼雷艇突然冲出来，迅速对德舰发起鱼雷攻击。

　　枪打出头鸟，跑在最前面的一艘驱逐舰立即起火爆炸。德国巡洋舰旋即包抄过来，企图炮击挪威鱼雷艇。这时，挪威岸炮也开始射击。

　　不到10分钟，“柯尼斯堡号”和“牛虹号”先后受伤，数以百计的德国水兵和登陆兵死于非命。

　　德军轰炸机部队急忙前来助战。数十吨炸药倾泻下来，基地岸炮多数被毁。遭受打击的德军登陆部队这才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很快，他们冲上阵地，占据了整个卑尔根。

　　挪威与英国利益攸关，英国当然不会对其悲惨的遭遇置之不理。在距卑尔根100海里外的英国本土，舰队司令福布斯海军上将奉命增援卑尔根。

　　形势危急，为赢得时间，福布斯上将派莱顿海军中将率“曼彻斯特号”、“南安普顿号”和“谢菲尔德号”等5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对卑尔根实施快速突袭。然而，这一消息却被德军截获，德统帅部立即派出轰炸机进行拦截。德机发现了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全速向卑尔根冲击的英国联合舰队，立即进行阻击。海空大战的结果是：英国一艘驱逐舰被击沉，两艘巡洋舰被炸伤；4架德军“容克尔”88式轰炸机被击落。双方都不走运。

　　英国统帅部传来卑尔根失守的消息后，莱顿中将只好放弃了对卑尔根的袭击。但英国人并未忘记复仇，英国航空母舰编队从奥克尼群岛派出15架“大欧”式俯冲轰炸机，袭击已被德军占领的卑尔根港。

　　大型巡洋舰“柯尼斯堡号”中弹爆炸，成了卑尔根战役的又一殉葬品。卑尔根港一片混乱。德军还未来得及部署火力反击，英国轰炸机就已经消失。

纳尔维克的生死较量

　　英德舰队激烈的拉锯战，在纳尔维克港掀起一阵血雨腥风。这是挪威海战中最为残酷的一次战役。

　　1940年4月9日晨，希特勒规定的“T”时，2000余名德国海军陆战队和山地步兵分乘10艘新式驱逐舰航渡登陆，向纳尔维克港进发。

　　奥弗特峡湾是进攻纳尔维克港的必经之路，德军舰队大兵压境，挪威海军四面出击，力量分散，远远抵挡不住德舰的进攻。纳尔维克港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挪威海军在此只部署了两艘岸防装甲舰、两艘护卫舰和两艘潜艇，纯粹是象征性的设防。

　　天刚亮，德军舰队就开进了奥弗特峡湾。对面开来两艘挪威护卫舰，但它们居然未做丝毫的反抗便退居一旁。这样的“明智之举”德军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5分钟后，舰队遇到挪威岸防装甲舰“艾茨沃尔德号”的阻拦。德邦特海军准将进攻心切，一面令舰队继续全速开进，一面派联络官劝降。装甲舰拒不投降，并试图抵抗。但德驱逐舰先发制人，装甲舰因中鱼雷而爆炸沉没。

　　另一艘挪威装甲舰“诺格号”见此情景，立即开炮还击，击中两艘德国驱逐舰。当“诺格号”全速冲向另一艘德舰时，隐蔽在旁边的一艘德国驱逐舰发射了两枚鱼雷，装甲舰避让不及，中弹沉没。此后，两艘挪威潜艇潜入水底，溜之大吉。德军未再遇阻便攻克纳尔维克港。

　　柏林统帅部因这胜利而狂喜不已，希特勒通电嘉奖邦特准将及其舰队。之后，邦特在港内庆贺胜利。所谓“祸兮福之所倚”，邦特准将未免高兴得太早了些。因为有一点他不该忘记——英国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这就注定了他非吃亏不可。

　　德军舰队占领纳尔维克和其他5个港口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内阁大为震惊，立即采取了军事行动。在统兵人选上，英国很是费了一番工夫。

　　最后，担任纳尔维克海域布雷的任务便落在了沃伯顿·李海军上校的肩上，他指挥的是英国皇家海军第二驱逐大队。他本人以敢打硬仗而闻名。接到英海军部的命令后，他马上回电：“吾拟于10日凌晨杀进纳尔维克。”

　　4月9日夜，正当邦特准将在纳尔维克港大礼堂举行庆贺酒会时，一支英国驱逐舰队悄悄开进了纳尔维克海区。不料黄昏时天气骤变，海上浓雾弥漫、风雪交加，能见度不到400米。

　　英国海军部电令舰队就近避风，等天气好转后再实行突袭，但沃伯顿·李上校却无心等待。他料定德军绝不会想到英军有此一举，便乘坐“勇敢号”驱逐舰一马当先，迎着滔天巨浪向预定港口进发。

　　凡事有利则有弊，这样恶劣的天气对于英国舰队来说，也是如此。风雪虽给前进带来了麻烦，但它也掩护了舰队的行踪。舰队一直驶到奥弗特湾，德军竟丝毫未觉。

　　“冲进去，先搅他个乱七八糟！”沃伯顿·李上校安排“霍特斯琅号”和“敌忾号”佯攻岸炮阵地，掩护另外3艘驱逐舰进港。

　　待德国人发现了“敌忾号”时，担任掩护任务的两艘军舰将计就计靠上前去，随即猛击岸炮阵地。德军刚刚占领的炮阵地顿时化为火海。

　　乘德军混乱之机，“勇敢号”等3艘驱逐舰悄悄摸进港区。出乎沃伯顿·李上校的意料，港内停泊的是5艘驱逐舰而非预知的1艘。这是邦特准将的聪明之处，他为防止突发事件，而特意在纳尔维克港放置了5艘驱逐舰。

　　事已至此，沃伯顿·李上校是只能进不能退。擒贼先擒王，上校一发现德军旗舰“威廉·海德坎姆号”驱逐舰，便马上下令发射鱼雷。

　　刚开完庆贺酒会回到旗舰上的邦特准将正奔到舰桥上观察敌情，刚巧“勇敢号”打来的一发120毫米炮弹落在“威廉·海德坎姆号”的舰桥上，邦特准将还未来得及回味前次胜利的喜悦便当场毙命。“威廉·海德坎姆号”也身中数枚鱼雷，落得个葬身海底的下场。

　　德国舰队官兵见邦特准将阵亡，一时群龙无首，阵脚大乱。“猎人号”和“沃尔克号”不给德军丝毫喘息的机会，它们在海上左击右进，向德舰发射鱼雷和炮弹。德舰“勒德尔号”和“施米特号”相继葬身鱼腹。

　　午夜，撤出战斗的沃伯顿·李上校似乎余兴未尽，决定出其不备，再杀个回马枪。

　　德国人没有在战后组织有效的防守，因而当英国舰队突然反击时，他们只能束手就擒。

　　然而，德国人也并不愚蠢，面对第二次惨败，舰队副帅米尼急了眼，于是断然下令：“切断英军退路，确保在内港消灭！”

　　他的确精明，与之相比，沃伯顿·李上校就显得有些聪明反被聪明误，竟来了个第二次回马枪。这一次，是他上了德国人的当，同时也吃了自己的亏。

　　当他前无进路，后无退路之时，企图南进，从巴兰根峡湾撤出。但是德军早有防备，还未等英舰全部进入峡湾，暗处的两艘德驱逐舰便发起了攻击。“勇敢号”舰桥和舰首被德舰“蒂勒号”炮弹炸毁，在舰桥上观察敌情的沃伯顿·李上校阵亡。

　　首次纳尔维克海战，尽管互有伤亡，但毕竟是英国人占了便宜。当然，如果不是沃伯顿·李上校的固执，英国的这份便宜可能会来得更光荣些。

　　前次海战掀起的巨浪还未平息，又一次海上厮杀拉开了帷幕。纳尔维克真的是多灾多难。

　　4月13日，英国增援舰队“厌战号”战列舰和9艘驱逐舰赶到纳尔维克海区。他们是专为复仇而来的。因为沃伯顿·李上校的牺牲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不小的损失，而且有损英国人的军威。

　　此仇非报不可！不过德国人已变得小心多了。他们在奥弗特峡湾的入口处，派有“库纳号”和“克勒纳号”驱逐舰昼夜巡逻。英国舰要悄无声息地闯进内港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英国舰队报仇心切！这天，纳尔维克海域细雨霏霏，英军舰队冒雨向战区开进。在峡湾入口处一侧，英国前卫舰“伊卡洛斯号”首先发现“库纳号”并向它开炮射击。“库纳号”受创后企图逃走，英军舰从两侧包抄过来。舰长自知无路可退，自凿沉没。

　　另一队英军舰径直往峡湾入口挺进。这时，另一艘德军驱逐舰“克勒纳号”一直隐蔽在一块岩石后面，企图出其不意地袭击进入峡湾的英军舰。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厌战号”战列舰上的一架水上飞机起飞，在“库纳号”沉没的海区转了一圈后飞进峡湾，尽管雨雾影响了视线，但飞行员还是发现了隐蔽在岩石后面的德舰。

　　水上飞机立即将情报传给英国舰队，使舰队幸免于难。按照飞行员引导的方位，英国驱逐舰连发5枚鱼雷，“厌战号”战列舰上的380毫米火炮也对准“克勒纳号”射击。准备偷袭的“克勒纳号”刚才在同伴遇难时坐视不理，一心想后发制人。不料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刚做了几下反抗，便让英军打得千疮百孔。最后无路可走，舰长只好下令弃舰。

　　纳尔维克海峡入口处英、德双方激战，德军内港基地迅速派出由海军第四驱逐舰大队司令贝伊海军上校率领仅有的6艘驱逐舰前去增援。面对气势汹汹的德军舰队，英军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厌战号”火炮射击距离远大于德军驱逐舰，所以，德军舰队尚未靠近，“厌战号”就对其进行猛烈的射击。

　　这时，英国水上飞机的飞行员把两枚燃烧弹从空中丢在德国驱逐舰上，顿时，德军舰“阿尼姆号”上燃起冲天大火，侥幸未被烧死的船员纷纷跳海逃生。

　　这一次德军败得实在狼狈。战斗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贝伊海军上校见难以取胜，只得下令向唯一没有敌人拦截的伦巴克斯峡湾撤退。这一撤退方案也并不高明，因为全长9海里的峡湾是一条死胡同。

　　所以当贝伊上校发觉舰队走进死路之后，只好无可奈何地下令凿沉军舰逃生。

　　挪威的大海终于可以平静下来了，但是挪威海域带血的海浪在向世界怒吼：这个世界需要和平、正义和安宁！

大突袭别动队

英国组建“燕子”别动队

　　1940年4月9日5时许，2000名躲在停泊于丹麦朗厄利尼附近运煤船里的德军突然冲上岸来。紧接着，德军主力部队通过莱斯威格-霍尔斯坦地区进入丹麦半岛，于黎明之前越过了边境线。

　　在德国的突然袭击下，丹麦很快失陷。与此同时，挪威也落入德军之手。当年5月，德国人占领了挪威维莫克化工厂，法国的重水供应被切断。德国人的用心昭然若揭。

　　美国和英国最高当局一下子面临两个危机：一是世界上最权威的原子科学家之一玻尔被德国控制；二是生产重水的挪威维莫克化工厂也为德军所占领。这是否意味着德国可能先于盟国制造出原子弹呢？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此忧心忡忡。

　　英国当时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不无忧虑地指出：“这意味着希特勒决意将恫吓付诸实施。”

　　早在1939年，国际科学家们流传着，凯瑟·威廉研究所正在进行一项广泛的企图分裂原子的试验的消息，而希特勒在闪击欧洲之初就四处散播有关德国秘密武器的消息。

　　他多次声称：“我们将使用一种别人不知道的而又能保护自己免受攻击的武器。”

　　英国的情报机构也认为，美、英、俄以及西欧物理学家的脑子里藏着原子弹的雏形。英国军界普遍的看法是，最有可能把部件组装成原子弹的国家是德国。对德国发现链式反应起决定性作用的奥托·哈恩认为，轰击原子核是可能做到的，只是代价巨大。

　　1939年9月初，库尔特·迪博纳尔领导的德军陆军部已经把德国的裂变研究集中于他的管辖之下。库尔特·迪博纳尔请了一位名叫埃利希·巴奇的年轻理论物理学家和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共同筹划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讨论一项武器工程的可行性。

　　9月16日和9月26日，德国科学家在柏林连续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制造原子弹的可行性，并制订了所谓“从事利用核裂变实验的准备工作计划”。会议决定，由世界上最权威的原子科学家之一玻尔的得意门生维尔纳·海森堡主持理论研究工作，巴奇负责测量氚的撞击截面以确定重水使第一代中子减速的有效性，哈特克负责研究同位素的分离，其他人则分别进行实验以确定其他重要的核参数。同时，陆军部将把1937年建成的设备精良的威廉大帝物理研究所接管过来，并且拨出了足够的资金。

　　同年10月，英安全协调局列出了一份“德国一直在进行试验的武器”的清单，其中，从滑翔鱼雷、弹道火箭到“利用原子弹能作为高爆炸药”一应俱全，而原子武器被赫然列在第一位。

　　情报部门的首脑断定，希特勒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使用空中力量和“可能使用带有新的秘密炸药的炸弹”来摧毁英国。这绝非危言耸听，德国确实在加紧进行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与此同时，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玻尔和挪威的维莫克工厂。因为，重水是用于取得铀制作过程中控制原子核反应的理想减速剂。但当时盟国没有获得足够量的重水，而且提炼重水需要一年半时间，只好用石墨作代用品。

　　而英国的报告证实一个名叫汉斯·休斯的德国物理学家在小规模的试验中已成功地将重水用作控制原子核反应的减速剂。德国陆军部估计一座反应堆大约需要5000千克重水。1939年年初，挪威的维莫克化工厂是世界唯一的重水生产中心，而它的产量每月只有10千克。

　　英国安全协调局首脑斯蒂文森一直关注着德国的原子弹研究。1939年，他在一项有关法本财团的研究中发现，这家德国化学联合企业已悄悄地向挪威维莫克化工厂投资，条件是法本财团拥有无限期的专利购买权和化工厂的年产量增加10倍。

　　1939年12月，即在法本财团正式提这项重要要求的一个月之后，法国谍报机关派遣斯蒂文森的朋友——银行家雅克·阿利尔去了挪威维莫克化工厂，要求该厂为居里正在主持试验的一个原子反应堆提供重水。1940年2月，维莫克化工厂向巴黎供应了第一批重水。

　　随着1940年4月9日德国人占领维莫克化工厂，德国的原子弹计划开始启动。1941年9月，海森堡在莱比锡收到从维莫克化工厂运来的重水，立即进行试验。试验结果证明，原子弹的研究将取得成功！

　　海森堡对自己的结论感到吃惊和不安，他深知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对战争中的德国意味着什么。于是，他利用到哥本哈根开会之机拜访了导师玻尔。他知道玻尔与盟国有联系。海森堡告诉玻尔，制造原子弹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经过技术上的努力已经不难实现了。玻尔对此感到非常震惊。

　　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结论，海森堡把一张德国正在研究建造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的图纸交给了玻尔，并以这种方式间接地向盟国发出警告，告诉他们德国在核武器研究方面的进展已接近得到链式反应。海森堡的警告无疑加速了盟国在研制原子弹方面的努力，同时也促使英国决心采取果断措施，拖住德国研究原子弹的步伐。

　　华盛顿也在关注着德国原子能研究的进展。领导美国原子弹研究计划的格罗夫斯将军也一直为德国会比自己先制造出一种核武器而担忧。因此，他坚持尽可能充分了解德国人在这方面的进展情况。他推测德国人对原子能非常感兴趣。这种推测从维莫克化工厂年产重水量从1400千克增加至4500千克以及运往柏林等事实中得到证实。于是，他通过美国陆军部将此事报告给艾森豪威尔，建议炸毁或破坏维莫克化工厂。

　　如何摧毁维莫克化工厂和破坏它的重水储存，这个问题成了英国战时内阁考虑的首要问题。英国人一直在寻找毁掉维莫克化工厂的时机。

　　斯蒂文森在德国占领前即考察过挪威的巴伦山，并且建立了一条从挪威维莫克化工厂到伦敦的逃跑线路。英国空军参谋部报告，由于这个化工厂四周为丛山所包围，使用现有飞机进行直接瞄准目标的轰炸是行不通的。

　　来自丹麦和挪威的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玻尔说：“每同德国科学家接触一次，都加深了这样的印象，即德国最高当局非常重视原子能的军事意义。”

　　当第一批常规炸弹落到伦敦时，英国陆军参谋部收到一份惊人的情报，说德国人又命令挪威维莫克化工厂增加重水产量，而且每月一次用轮船把重水运往德国。英国战时内阁知道，若德国人首先研制成原子弹，那么英国必然成为第一个受害者。因此，丘吉尔下令：立即向维莫克化工厂发动突击队袭击。负责特种作战的科林·宾格斯和安全协调局首脑斯蒂文森指挥这项行动。英国联合作战部尽管在此类行动方面颇有经验，但向挪威派遣特种突击队，去完成这样一个异常艰险的任务还是首次。斯堪的纳维亚山脉横贯挪威全境，每座山峰都充满着生死未卜的危险。

　　接近极地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空，气流变化莫测，使挪威成为欧洲一个最不利于用空降式滑翔部队发动进攻的国家。

　　作为攻击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特种作战部根据情报，在多方协助下，制造出一座与真实的维莫克化工厂内重要设施、厂房位置及结构都相同的目标模型。这样，“燕子”计划行动终于组织起来了。

　　斯蒂文森在加拿大多伦多附近一个叫做“小挪威”的地区，从一大批流亡的挪威地下特工人员中精心挑选了能胜任此次行动的3名特工。

　　化学博士利夫·多伦斯达德，挪威人，是按斯蒂文森建立的逃跑路线成功逃出的人员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结识了很多德国籍原子核物理学家，并同他们交往密切。战争开始不久，挪威即被纳粹占领，他情愿与德国人共同在维莫克化工厂从事生产重水的实验，他熟悉维莫克化工厂的布局。

　　1941年年底，他在挪威地下组织的协助下几经周折来到伦敦，成为英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成员，后来参加了破坏维莫克化工厂的行动。

　　挪威人艾因纳尔·史吉纳兰德被英特种部队总部召到伦敦。艾因纳尔身材魁梧，头脑冷静，遇事沉着，并且是个滑雪能手和神枪手，具有反法西斯的坚强决心和毅力，这一切对于他将要承担的任务至关重要。更为有利的是，他过去一直就住在维莫克化工厂附近，并且他的兄弟和几位好友在那里身居要职。

　　奥德·斯培海姆，挪威船主的儿子，在德军入侵后乘船逃到了苏格兰。经过斯蒂文森的专业培训，他又返回挪威，代号为“干酪”。他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是报告德国海军的动向。在探明正待命开进大西洋的德国军舰“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的位置之后，盖世太保的无线电监测人员也发现了他，将他包围在距克里斯蒂安森德国海军基地96千米的一个农户家里。幸好，在一个名叫索菲·洛维格的漂亮姑娘掩护下，两人扮做一对恋人坦然地走出党卫军的包围圈。脱险后，奥德长途跋涉到中立的瑞典，向斯蒂文森的朋友汇报了情况。

　　在此之后，他又一次被空投到挪威，负责把维莫克化工厂附近的一名游击队员艾因纳尔·史吉纳兰德带出来。

　　1942年3月10日，伦敦收到电报：“已弄到一艘船，准备驶往苏格兰，请提供空中掩护。干酪。”此时，奥德正和艾因纳尔沿着一条大河顺流而下。他们劫持了一艘近海轮船“加尔特松号”。

　　一周以后，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的掩护下，他们驾船驶往苏格兰东部港口阿伯丁，并随即前往伦敦的英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在特种部队总部，艾因纳尔同利夫·多伦斯达德博士见了面。利夫博士以一个学者的务实态度向他描绘了一幅令人绝望的图画。维莫克化工厂地势险要、结构复杂。

　　它是一座用钢筋混凝土浇灌的坚固的土层楼房，建筑在有300米深的一条峡谷边缘上，所有进出的通道和这座工厂本身都有经过特别挑选的德国兵守卫。而化工厂四周，则环绕着飞鸟不得过、猿猴愁攀援的悬崖绝壁。的确，要想越过那峭壁和德国哨兵，炸毁这个化工厂很困难。

　　会面后，有人问艾因纳尔：“你认为能破坏维莫克化工厂吗？”

　　他平淡地回答：“我们当然愿意试它一试。”

　　之后，艾因纳尔在英国特种作战训练中心接受速成训练，用一个月的时间出色地掌握了必备技能。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艾因纳尔搭乘一架英国轰炸机，飞抵挪威上空，在距他家30千米处跳伞而下，然后滑雪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家中。

　　他的任务是收集一切有关维莫克化工厂的情报，并发回伦敦，等突击队一到再联合行动。通过他兄弟的介绍，他在维莫克化工厂找到一个工作，主要是建造一个新的堤坝以增加重水的产量。他通过那些最可靠的朋友，大胆谨慎地开展工作，发展组织，建立了一个提供有关工厂的各种消息的“情报网”。这些消息立即发往伦敦的中央情报机构。

英军空降敌营陷入困境

　　1942年9月，4人完成了空投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当时英国轰炸机曾两次载了4名“燕子”飞临挪威上空，准备跳伞，但都因云层太厚、能见度差而返航。

　　10月24日傍晚，突击队员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内得到通知，立即登上飞机，经过几小时的飞行之后在夜色中跳伞降落了。4人差不多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才把飞机投下的散落在各处雪地里的装备找齐。

　　此后的15天，队员们都是在海拔1300米的雪山上度过的。为了把装备搬运到预定地点，他们白天每人要搬运沉重的装备，而且要在同一条山间小路上往返3次。夜里只能冒着零度以下的严寒，在雪洞里睡一会儿。每人每天的配给口粮只是一小片干奶酪、一小撮磨碎的燕麦粉和4块饼干。

　　11月9日，心急如焚的英国特种作战部终于收到电报：“燕子”们已在维莫克化工厂附近安排就绪，也已同艾因纳尔取得联系，并做好了用无线电和着陆信号作为标志来迎接滑翔部队送来的突击小组的准备工作。

　　同时，艾因纳尔在电报中说；“德国人要运走储存的全部重水，看来其重量已能够满足柏林目前的需要。”情况严峻、时间紧迫。斯蒂文森决定使用两架滑翔机，由两架轰炸机牵引，袭击人员分为两组，每组16人。

　　11月19日，两架哈里法克斯轰炸机，每一架牵引着一架满载突击队员的滑翔飞机从苏格兰最北部的机场起飞了。但24小时之后，英国情报部门截获一份德国公告：

　　昨天，两架英国轰炸机和滑翔机飞越挪威南部，被德国空军战斗机击落，敌方人员全部被歼灭。

　　第一架飞机由于导航设备发生故障而无法接收地面信号，只得靠地图推测飞行，结果飞入密云层，失去高度。到斯塔万格北部时，牵引索突然断裂，滑翔机在黑暗中迫降损毁，16名突击队员中有8名从残骸中爬了出来，4个在德军野战医院里身亡，另4人被处决。第二架滑翔机因牵引的轰炸机撞在山上而被迫着陆，14名幸存者全部被德军枪杀。

　　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一名德国军事情报官员在搜查飞机残骸时，发现了一张地图，而且发现在重水工厂所在地维莫克上划了红线。于是德国驻挪威的总督约塞特·泰鲍温和部队司令官冯·法尔根霍斯特立即奔赴维莫克镇亲自视察防务。

　　纳粹党卫军在附近地区大肆搜捕，只要谁有一点点的嫌疑，立即予以逮捕，艾因纳尔只得出去暂避风头。好在他们没有抓到一个“燕子”突击队员。“燕子”们的食物所剩无几，无线电的电池也快用完了，但他们仍坚持在海拔1300米的山区里，每个人不是发烧就是胃疼。几千米外的艾因纳尔被盖世太保追捕得很紧，但每隔几天，他都在黄昏时离开伪装在雪地中的小茅屋，滑雪下山，去会见维莫克镇一带可靠的情报员。

　　“燕子”行动陷入困境。

别动队机智勇敢立战功

　　在伦敦，陷于绝望的联合作战部只得一切从头开始计划。科林·宾格斯决定派出另一个袭击小组，他从挪威皇家陆军的志愿人员里选出一批队员并进行充分训练。他们破坏的主要目标是维莫克化工厂的18个不锈钢的高浓缩电池和重水罐。科林·宾格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他下令马上行动。

　　1943年2月16日，由6人组成的“枪手”突击队伞降到了距维莫克西北45千米一个结冰的湖面上。由于他们没有得到“燕子”的接应，只好先隐蔽起来，但很快食物和电池都用完了。他们失去了与山下艾因纳尔和伦敦的联系，于是，决定趁夜色冒险下山和艾因纳尔联系。

　　当6个人来到斯库利凯湖边时，天气骤变，下起了暴风雪。他们只好在一间小空屋中饥寒交迫地度过了5天。第六天，大雪终于停了。

　　6名队员强忍饥寒艰难地滑行。突然，两位滑雪者的身影跃入眼帘。“糟糕，德国巡逻兵。”大家立即做好射击准备。等来人滑到眼前，竟然是“燕子”队员，大家忘记了疲劳，激动得紧紧拥抱在一起。现在10名突击队员聚齐了，加上山下的艾因纳尔，共有11个挪威人在一起共同战斗了。重任就落在他们11人的肩上了。

　　不久，艾因纳尔传来一个鼓舞人心的情报说德国人根据某些理由认为上次的伞兵空袭不是针对维莫克化工厂，而是针对一座建在工厂附近的水坝的。因此，100多名新来的警卫大部分被部署在水坝上，只有12人被派到工厂来。此外，艾因纳尔还摸清了工厂里德军警卫的位置及换岗时间，每一扇大门的开启方法以及工厂附近的有关情况。

　　可是，要去袭击的人员要穿越好几千米长雪封的崎岖的森林区，往下爬300米进入峡谷，涉过急流险滩，再登上300米几乎是笔直的峭壁，才能到达通向工厂的铁路堤岸。峭壁上装有不少警报器，一不小心碰到，工厂里所有的探照灯便会立刻四下搜索。显然，突击队要闯的是龙潭虎穴。

　　2月27日，队长罗尼宣布了最后行动的命令：“全体人员一律穿英军制服，分为两组：掩护组和爆破组。晚上20时准时出发。每人带两片氰化钾，任何人在可能被俘时都必须服毒，不能让德国人抓到一个俘虏。”

　　晚上20时，“燕子”悄然踏上了征程。他们带着敏感的爆破炸药，提心吊胆地徒步走过了积雪覆盖的森林，向下滑过多险的雪地来到峡谷的底部，又一步一滑地摸过横在冰块翻滚急流之上的“冰桥”，现在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堵冰封的岩壁。过这关有三点难度：每人独立爬崖谨防炸药爆炸；一定不能碰到警报器；必须在两小时之内完成。

　　队员们小心翼翼，凭借精湛的冰雪技艺幸运地抵达峭壁的顶端。他们沿着铁路堤岸向前爬行，到距工厂以附近时，可以听见工厂机器的轰鸣声。大家调整了一下，到了换岗时间，罗尼悄声向大家明确了各自职责后，果断下令：“开始行动！”

　　一个紧握一把切割螺栓用的大钢剪的队员径直奔向工厂大门，就听一声“咔嚓”的脆响，铁链和锁应声而落，队员鱼贯而入。5个人端着汤姆枪，占据了有利地势。一旦警报响起，他们就立即把冲出来的卫兵干掉。

　　由于多伦斯达德博士制作的目标模型和工厂的实际情况丝毫不差，罗尼率领的爆破组只花了不到3分钟就找到了安装电缆线的通道，它一直通向毗连浓缩铀部门的一个房间。在黑暗中罗尼与他的两个手下走散了，但他继续和另一个人沿着错综复杂的管道向前爬行。这时，在最重要部位——高浓缩车间的通道处，一个迷迷糊糊的警卫只觉得脖颈一凉便下意识地举起了双手。此刻，夜是那么静，行动正在慢慢铺展开来。

　　接着，罗尼迅速地巡视了储藏罐、管道、机器和高浓缩电池，并在爆炸能造成最大破坏之处放上炸药，一切都如他在英国训练时所做的一样。

　　正在这时，听到一声玻璃的破裂声，有个人踢碎了地下室的窗户，罗尼正要开枪，但及时认出来人是走散的助手。罗尼时刻都在担心的警报器一直没响，他检查了一下引爆雷管，用颤抖的双手点燃了导火索。

　　他告诉那名挪威籍卫兵快逃，自己则带着手下人飞奔至地下室门外约18米处，趴在一堵钢筋水泥墙的后面。几乎就在同时，他听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在硕大的混凝土墙中这声音显得很低沉，但大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在颤动。顿时，警铃声响成了一片，酣睡中的德国兵乱作一团。不待他们从房子里挤出来，守株待兔的掩护组破门而入，一阵强火力扫射，12名德军甚至还来不及发出呻吟声，就统统命丧黄泉了。

　　而另一些德国警卫和挪威籍卫兵从梦中惊醒，慌慌张张地套上衣服拿上枪，一窝蜂地冲进通道。一时间，工厂的警报声、卫兵的警笛声、武器的碰撞声和卫兵的叫骂声不绝于耳，整个工厂像一个被捅了的马蜂窝乱成一片。趁乱，罗尼和他的队友们紧贴着通道的墙壁向外跑去，竟和冲进来的德国兵擦肩而过，消失得无影无踪。

　　11名突击队员花了几个月时间历经千辛万苦拉响的这一沉闷的爆炸声，终于令德国人耗费数年建成的重水实验室在几秒钟内陷入瘫痪状态，也最终让极其珍贵的重水从炸毁的水槽中流出，顺着工厂的污水沟流走了。几小时之后，德军驻挪威司令官冯·法尔根霍斯特气急败坏地来到维莫克镇。赶到工厂，在视察了爆炸的现场之后怒吼道：“我一生中还没有见到过被破坏得如此彻底的现场。”

　　近乎发疯的将军一面咆哮，一面下令搜捕破坏者。随即，一个整师的德军开到维莫克镇，雪地巡逻兵和侦察机也对周围地区进行了严密搜索。所有通往工厂的公路及山间小道都被封锁，盖世太保对工厂周围方圆几十千米的居民住宅进行逐门逐户的搜查，可惜全都一无所获。

　　对工厂成功地进行了爆炸以后的几分钟内，“燕子”突击队中的5名队员按预定计划迅速地撤离了现场，换上了滑雪板，向瑞典方向疾驰而去。他们马不停蹄地滑了两天两夜，经过了常人难以克服的艰难路程，终于滑入瑞典国境，然后安全地飞回了伦敦。另5名队员根据当地游击队的安排，分散到各地进行地下抵抗活动。他们同德国的巡逻队不断地玩着“你追我跑”的游戏。

　　艾因纳尔则隐居到山洞藏身处，根据伦敦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要求，立即把炸掉生产重水关键设备的辉煌战果电告伦敦，尔后仍留在原地，继续监视维莫克化工厂的活动。

　　关于这一行动的报道简直大快人心。从奥斯陆传到斯德哥尔摩的新闻说：“进攻的地方被彻底破坏，所有的设施都已无法使用。”以后从瑞典传来的消息更振奋人心，当地媒介纷纷声称，这是开战以来盟军特种部队立下的最惊险最重要的战功之一。

希特勒原子弹的沉没

　　1943年年底，艾因纳尔发来的密报说：维莫克化工厂通过一年的修复又重新生产重水。一收到电报，伦敦立即派皇家空军进行空袭，美国第八航空师的飞机立即起飞轰炸了这家工厂的发电站，大家都试图炸掉它。但屡次猛烈的空袭都未产生多大的效果，而付出的代价却很高，牺牲了许多轰炸机飞行员和挪威平民。

　　在这以后，德国人决定把所有维莫克化工厂提炼重水的设备和储存重水，统统搬迁到德国的一个地下基地。

　　显然，不能让德国人转移重水的计划得逞。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又将信任的砝码放在了“燕子”上，因为他们卓越的表现足以担当此重任，没有人能代替他们。特种作战司令部再次担起了破坏并切断德国的重水供应的使命。

　　留守在挪威维莫克化工厂附近的艾因纳尔接到特种部的命令后就立即投入行动。他多渠道多层次调查打探，了解到有一批大数量的重水将于1944年2月从维莫克化工厂运往德国。

　　他立即电告伦敦，请求借此机会袭击德国的重水运输线，而不必再进行一次破坏工厂的尝试。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伦敦的批准，艾因纳尔负责具体策划。于是，艾因纳尔与潜伏下来的一名叫本泽的“燕子”取得了联系，两人共同开始研究袭击方案。

　　第一，摸清这批重水的运输路线。共有5个转交点：维莫克化工厂、廷斯贾克湖边的铁路渡口、廷诺塞特、黑罗伊、德国。德国人先用火车把重水从维莫克化工厂运到廷斯贾克湖边的铁路渡口，从湖上轮渡到廷诺塞特，再从那里把重水分两批分别通过铁路和公路运到黑罗伊，尔后再继续装船运往德国。

　　第二，决定采用炸船方式并得到伦敦的正式批准。在他俩仔细研究了这条运输路线后发现，若以某一地点进行正面袭击，由于德国人派重兵严加把守，所以胜算不大。可是，运输线上的廷斯贾克湖却是他们施展拳脚的地方。该湖湖水很深，有的地方达到400米，若在此处将渡船炸沉，船上的重水便永远不能被打捞上来。

　　第三，为了防止万一，伦敦也进行了双保险的部署。特种作战司令部向挪威的另一个特工组布置了任务，一旦重水到达黑罗伊，便设法袭击装重水的货车；英国皇家空军也接到了命令，必要时在海上把载重水的轮船炸沉。

　　艾因纳尔又得到消息，柏林方面加强了保安措施。在维莫克镇有一个连的党卫军别动队；在空中有希莱姆特别飞行队的侦察机中队巡逻；在铁路、公路沿线有一支庞大的陆军纵队护送；而且有一支特别警卫队直接负责把重水从维莫克镇安全运达廷斯贾克湖边。

　　定好方案策略后，艾因纳尔和本泽进行炸船的准备工作。本泽利用伪造的证件，冒充维莫克化工厂的雇员，乘坐将装运重水的“海多罗号”渡船在廷斯贾克湖上走了一次。

　　“海多罗号”渡船是一艘用螺旋桨推动的老式轮船，开船后大约30分钟就进入深水区。因此，本泽决定渡船离岸45分钟后，用炸药把船炸穿。这样即使时间上稍有差错，船也能在深水区沉没。

　　为了使被炸穿的船无法继续行驶，他决定把炸药安放在船头，先让船头沉入水中，使螺旋桨和舵吊在半空中，船长就无法把船开回渡口了。同时，为了尽量减少对乘客和船工的伤亡，所使用的炸药不能把船炸得太厉害。因此，他决定使用8000克可塑性炸药，并做成3．5米长灌肠的形状，又把两只普通的闹钟改装成引爆装置。

　　1944年2月19日23时左右，重水正在廷斯贾克湖口装船，“海多罗号”上的水手正准备靠岸过夜，德国卫兵此时还未到达，船上只有挪威的守卫人员。

　　本泽和他的两位助手装作逃跑的样子闯入轮船，被一名守卫人员拦住，他们谎称有盖世太保正在追捕他们，请求帮助。守卫人员把他们送到底舱，让他们暂时躲避一下。

　　本泽随即带着一名助手沿着底舱向船头摸去，而另一名助手留下，以防他人进入。本泽和他的助手很快就把炸药和电动雷管安好，并调整好引爆装置的时间，随后便离开了渡船。

　　2月20日上午8时，装有重水的一列货车从维莫克镇出发了。10时整，“海多罗号”满载重水准时起航。10时45分，炸弹准时爆炸，仅仅5分钟的时间，德国最后一批珍贵的重水连同其设备一同沉入了挪威的廷斯贾克湖湖底。与它一同沉没的是希特勒想占有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的梦想。

西西里登陆战

美英同盟国集结西西里

　　1943年1月，随着局势的发展和战局的变化，美英等盟国把目光投向了西西里岛。

　　他们在该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认为，目前可实施突击的地点有两个：一个是西西里岛，一个是撒丁岛。

　　在这两个岛中，撒丁岛的防守较弱，并可作为袭击意大利北部工业中心的轰炸机基地。但是，该岛缺少一个足以实施大规模两栖突击的港口。

　　而攻占西西里岛虽然困难很大，但可以更直接地威胁意大利，甚至迫使它退出战争；同时，攻占了西西里岛，可确保西西里海峡的安全，并使盟军消灭更多的轴心国军队。

　　丘吉尔及其参谋长们认为：

　　攻陷西西里将导致墨索里尼政府的倒台，并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从而为同盟国在地中海的下一步军事行动打开通路。

　　他们还希望，由此而给轴心国部队造成的打击可以促使土耳其放弃中立，加入对轴心国的作战。尽管美国军方人员对此不太热心，但他们也认为，在1944年能够登陆法国之前，欧洲战区的盟军部队不能无所事事而西西里显然是一个目标。

　　同盟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在轴心国的国土上建立一个立足点，必将大大提高同盟国的士气。因此，会议最终确定西西里岛作为攻击目标，作战代号为“爱斯基摩人”。战役目的是：

　　保证地中海海运安全；转移苏联战场的德军兵力；将意大利逐出战争。

　　盟军的参谋长们建议，首先进攻西西里，然后视情况发展再确定地中海的其他攻击目标。盟军参加这次登陆战役的兵力为第十五集团军群，司令为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下辖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是蒙哥马利将军，美国第七集团军，司令是巴顿将军，总兵力47．8万人。

　　盟军海军司令为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拥有各类战斗舰艇和登陆船只3200艘。空军由英国空军中将特德指挥，拥有作战飞机4000余架。盟军地中海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战役总指挥。

　　会议制订了登陆西西里的详尽计划。计划制订人员认为，战役的成功取决于三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制海权、制空权和快速夺取港口。

　　鉴于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优势，第一个因素不成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岸基航空兵充分支援的唯一登陆地点，是在利卡塔和锡腊库扎之间的西西里东南角沿岸地区。

　　该地区仅有3个港口，无法满足攻占西西里岛的大批盟军部队对补给品的需要。因此，计划人员提出，首先攻占西西里岛上那些盟军战斗机能够实施空中掩护的登陆场，然后建立机场，扩大战斗机的掩护范围。几天之后，再在巴勒莫和卡塔尼亚的主要港口附近实施登陆。

　　这个计划遭到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轴心国的增援部队可能突破兵力分散的盟军部队。因此，他们要求在西西里岛上能得到盟军战斗机掩护的某一地区，实施一次单一的、大规模登陆突击。

　　至于后勤支援保障，海军计划人员认为，由于得到了大批新研制的坦克登陆舰和数百辆水陆两用载重汽车，进攻的陆军部队可以在现有的几个港口的支援下，通过西西里岛东南面的海滩进行补给。

　　5月初，艾森豪威尔将军批准了这个新的大规模登陆突击的计划。西西里战役计划规定：

　　进攻部队分编为东线英军和西线美军两支部队，分别在西西里岛南部和东南部海岸实施登陆。上岸后向北展开进攻，夺取全岛。

　　运载这两支地面部队的海军突击兵力是肯特·休伊特海军中将指挥的西部海军特混舰队和伯特伦·拉姆齐海军中将指挥的东部海军特混舰队。

　　休伊特将军的西部海军特混舰队搭载美军部队，分为3个编队，代号为Ｊ编队、D编队和Ｃ编队。其任务是在西西里东南部杰拉湾海岸长达60海里的正面上实施登陆，夺取包括利卡塔港、杰拉港和斯科利蒂渔村在内的登陆场。

　　拉姆齐将军的东部海军特混舰队搭载英军部队，分成4个编队，其任务是夺取西西里岛南部的帕基诺半岛和位于锡腊库扎海岸防御之外的诺托湾沿岸地域。整个登陆正面长达160千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登陆正面最为宽大的一次登陆战。

　　参加最初登陆的部队达47万多人，其中美、英军各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登陆突击阶段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甚至超过了一年以后的诺曼底登陆。

　　美军搭乘580艘船只和登陆舰艇，携带1124艘登陆艇，从比塞大以西的北非各港口出发；英军则从东地中海和突尼斯出发，使用了181艘船只和登陆舰艇，以及715艘登陆艇。

　　此外，另有一支全部由英国舰艇组成的掩护部队，其中包括6艘战列舰、两艘舰队航空母舰、6艘轻型巡洋舰和24艘驱逐舰，由英国海军中将威利斯指挥。

　　它的任务是，掩护上述盟军的两支登陆部队，防止意大利舰队可能的袭击。登陆日定在1943年7月10日凌晨2时45分。

　　5月19日，亚历山大将军发布作战指令，将西西里战役划分为5个阶段：

　　1．海、空军采取初步措施摧毁轴心国的空军部队及其基地，以确保制海权和制空权。

　　2．在空降部队的援助下，于拂晓前实施两栖突击，确保包括海岸附近机场和利卡塔及锡腊库扎的港口在内的登陆场。

　　3．建立一个宽大的基地，据此夺取奥古斯塔、卡塔尼亚以及杰比尼机场。

　　4．占领上述地区。

　　5．攻陷该岛。

　　指令要求，英军将全力直抵墨西拿，并控制墨西拿海峡，从而切断轴心国的主要补给于线。与此同时，美军保护其翼侧并占领重要机场。一旦攻占墨西拿海峡，英、美两支军队即实施机动战，以便使轴心国军队在埃特纳火山以北或以西某地陷入困境，阻止其逃回意大利本土。

　　为达成战役突然性，使轴心国相信盟军的主攻目标是希腊，其次是撒丁岛，盟军采取了一系列欺骗措施，如散发假情报，将一具带着伪造作战文件的“威廉·马丁少校”的尸体投到西班牙海岸，这些文件很快落到德国特务手中。

　　德军最高统帅部看到文件后信以为真，误认为盟军将在撒丁岛或希腊登陆，遂将德军装甲师和鱼雷舰艇纷纷调往该地。此外，盟军登陆编队在航渡中不是从北非沿岸直接驶向登陆地域，而是绕过邦角转向南再向东行驶，造成进攻西西里以东某处的假象。

德意布防地中海要塞

　　在德国军队内部，对1943年德国地中海战略问题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以隆美尔为首的一派认为，意大利人毫无价值，同盟国一旦采取进一步行动，德军应该放弃撒丁岛、西西里岛、希腊大部，以及比萨-里米尼-线以南的所有意大利领土，将节省下来的兵力投入到苏联战场。

　　德军南线总司令凯瑟林元帅则持反对意见。他不愿将这一带的空军基地拱手让与盟军，因为这样一来，德国的工业区和罗马尼亚油田都将暴露于空中打击之下。他相信，意大利人将会为保卫祖国而战；只要有少量的德国部队及装备相助，意大利人就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希特勒倾向于凯瑟林的意见，决心不放弃巴尔干领土。他下令向巴尔干再派驻6个师，从而使那里的驻军总数达到13个师。他在撒丁岛重新组建了第九十师，在西西里重组了第十五装甲师，并向意大利南部派遣了“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和第十六装甲师。

　　为防范意大利投降，希特勒命令制订一项计划，必要时解除意大利军队武装，并占领意大利北部的比萨—里米尼一线。驻守西西里岛的轴心国部队为意大利第六集团军，司令是意大利古佐尼将军，辖8个海岸师、4个意大利机械化师和两个德国装甲师。同时，“赫尔曼·戈林”师于6月抵西西里，总兵力达27万人，包括战役开始后增援的两个德国师，可用于空中支援的飞机约600架。

　　实际上，德军派驻第六集团军的联络官森格尔·翁德·埃特林中将控制着德国师和古佐尼。此外，戈林也经常直接给他的师下达命令。

　　意大利海岸师装备落后，士气低下，轴心国统帅部不指望他们能抵御盟军的登陆。关键是那6个机动师的部署。凯瑟林认为，在盟军登陆部队建立登陆场之际，当地的后备队就应将其消灭在水线附近。森格尔·翁德·埃特林则认为守军在确定盟军的主攻方向后，同意大利后备队一道从中央阵地发起反攻，将其歼灭。

　　为此，埃特林命令，机动师沿直径240千米的西西里岛分散布防，盟军一登陆即对其发起反攻。盟军佯装对特拉帕尼进攻的欺骗计划，促使轴心国进一步分散兵力，将第十五装甲榴弹师调往该岛西端。担任西部防御的还有两个意大利机动师，另两个意大利机动师同“赫尔曼·戈林”师一道防守该岛东部。

　　在7月10日那天，德军在该岛的兵力只有约23000人，至战役结束前，德军投入西西里防御的总兵力达至60000人。

盟军用计攻占西西里岛

　　一切准备就绪，盟军正式开始实施“爱斯基摩人”计划，即西西里登陆计划。

　　首先盟军对西西里岛的空军设施及其附近岛屿实施一系列打击，扫清外围。

　　班泰雷利亚岛是意军的飞机和鱼雷艇基地，位于突尼斯和西西里岛之间。盟军为了夺取这一前进基地，在进行了为期10天的轰炸之后，于1943年6月11日在该岛登陆成功，俘虏意军11000人，盟军仅损失40名飞行员，不到20架飞机。

　　两天以后，盟军又占领了附近的利诺萨小岛和兰皮奥内岛。至此，盟军控制了西西里海峡的所有岛屿，肃清了轴心国的前哨阵地。

　　从7月3日起，同盟国空军开始对西西里岛、撒丁岛和亚平宁半岛南部的机场、港口、潜水艇基地以及工业中心展开猛烈空袭，摧毁许多重要目标，迫使德、意军的远程航空兵将其基地撤至意大利北部。

　　墨西拿海峡的5艘火车渡轮也被击沉了4艘，西西里岛与意大利本土的联系更为困难。到开始登陆时，盟军在空中和海上均占有绝对优势。

　　7月9日，来自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的盟军护航队分别抵达马耳他岛东面和西面的集结地区。但此时气候急剧恶化，海上刮起强劲的西北风。

　　不久，登陆艇便在汹涌的波浪中颠簸蹒跚起来，甚至大型运输舰的舰首也不时地隐没在汹涌波涛之中。恶劣的气候对于盟军的空降作战和两栖登陆极为不利。

　　天气预报表明，日落时风速将减低。

　　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仍按计划实施登陆。尽管航行异常困难，突击舰队仍保持基本队形，按预定时间接近指定海滩。

　　7月10日凌晨2时30分，盟军在英、美军登陆区各空降一个师，拉开西西里战役的帷幕。由于风速过大，导航系统不良，133架滑翔机中有47架坠入海中，大部分空降兵未能在指定地点着陆。按计划抵达目标区的少数空降兵迟滞了意军后备队向登陆滩头的进军，但未能阻止其行动。

　　与此同时，盟军两栖突击舰队顺利抵达预定登陆点。在空降兵登陆15分钟后，盟军在夜色和风暴的掩护下，以首批8个师的庞大兵力在160千米长的西西里海岸线上实施登陆。

　　蒙哥马利指挥英国第八集团军在锡腊库扎以南登陆，巴顿的美国第七集团军在杰拉湾登陆。面对盟军的突袭，德、意军猝不及防，海滩防线很快被摧毁。防守海岸的意大利师几乎未加抵抗便仓皇撤退。这样，防守的担子几乎全部落在德国师肩上。

　　驻守在离海岸32千米的卡尔塔吉罗内四周的“赫尔曼·戈林”师，于第二天早上匆匆赶到美军第一步兵师登陆点——杰拉湾，企图将其赶回大海。由于海滩拥挤，风浪过大，美军的坦克和大炮尚未起卸上岸。

　　结果，德军坦克从海滩上冲杀而下，摧毁了美军前哨，并冲到连接海滩的沙丘地带。在这紧急关头，盟军海军舰炮以猛烈而准确的炮火打退了德军的攻势。另一支德国纵队和一个“虎式”坦克连对美军第四十五师左翼的威胁性冲击也被打退。

　　英军的登陆突击较顺利，未受到任何反击。至11日晚，盟军即攻占了纵深5至15千米的两个登陆场，并开始向内陆进军。此刻，阻止岛上的27万轴心国部队逃往意大利本土，便成为取得这次战役全面胜利的关键。

　　西西里岛东北角的墨西拿，距意大利“脚趾”仅5000米，是德意军唯一的撤退通路。盟军必须赶在轴心国部队之前进抵墨西拿。

　　英第八集团军挥师北上，12日占领重要港口锡腊库扎和奥古斯塔。蒙哥马利遂“决定以极大的努力，从伦蒂尼地区向卡塔尼亚平原突破”，并命令“在7月13日晚上发动一次主攻”。

　　首先要夺取的重要目标是离卡塔尼亚南边几千米的锡美托河上的普利马索莱桥。为此，英军派出了一个伞兵旅，但是同德军空投到战线后方的一支伞兵分遣队遭遇。

　　14日，德军占领桥梁。英军主力随后开到，与德军进行了3天激战，终于夺回了这座桥梁，并重新打开了通往卡塔尼亚平原的道路。至7月18日，盟军占领了该岛南部所有地区。

　　7月12日，盟军进攻西西里岛的第三天，德军南线总司令凯瑟林元帅乘飞机抵达该岛了解形势。他判断：意大利的抵抗已经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守住这个岛屿是不可能的。

　　希特勒获悉后，第二天便亲自接管了西西里岛的指挥权，并发布了一项命令。

　　命令中说：

　　在大批意军被消灭以后，只靠我们自己的部队把敌人赶下大海，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我们的目的将是阻滞敌军的进展，并把敌军阻止在埃特纳山西侧使其前进不得。

　　为了展开阻滞行动，德军统帅部向西西里增援了大批部队和坦克、重炮、飞机，并将岛上大部兵力调往该岛东岸中部的卡塔尼亚城周围，抵抗英军的进攻。其后备部队布满直通96千米外的墨西拿的东海岸路线上，以掩护该岛通往墨西拿海峡东岸的道路。

　　7月17日，德军下达了下一步行动的指令：

　　我们不再期望能够守住西西里岛。但重要的是打一场拖延战，以便为稳定大陆的局势争取更多的时间。然而，最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我们的三个德国师遭受损失。最低限度也要保存下我们宝贵的人员。

　　根据指令，德军又得到第二十九装甲榴弹师和休伯将军统辖下的第十四装甲军司令部的增援，其任务不是确保西西里防线，而仅仅是实施阻击战，并掩护轴心国部队安全撤退。

　　由于英第八集团军距墨西拿比美第七集团军近，因而轴心国派出了德军精锐部队在埃特纳地区牵制蒙哥马利部队，轴心国其他部队则纷纷向北面和东面后退，向墨西拿海峡撤去。

　　轴心国军队在卡塔尼亚南部平原加强防御，第八集团军的进军受阻。蒙哥马利被迫将其主力向西运动，兵分两路实施突击：第十三军直接进攻卡塔尼亚，第三十军从西侧绕过埃特纳火山进行迂回进攻。

　　按原计划，攻打墨西拿应由蒙哥马利指挥的第八集团军担任主攻，巴顿指挥的美军第七集团军掩护其翼侧，担任支援。但是，英军主力的西调，占据了美军翼侧前进路线。

　　巴顿遂向盟军地面作战总司令亚历山大请战，要求进攻西端的巴勒莫。获准后，巴顿立即率部向西西里中部猛进，同时在最左翼投入几支机动纵队，沿岛屿的西缘进攻。

　　7月22日，美军占领巴勒莫，西西里岛西部约45000名意大利军队投降。这一胜利大大挫伤意军的士气：他们只剩下墨西拿一个港口了。与此同时，英军在东、西两侧的攻击均已减弱，部队开始染上疟疾，战斗力下降。而美军攻占巴勒莫后很快于7月31日到达圣斯蒂法诺，主攻任务遂改由巴顿的第七集团军担任。

　　为堵死轴心国军队的退路，盟军决定于8月1日发动新的攻势，并从北非调来美军第九师和英军第七十八师，总兵力增至12个师。

　　8月1日，盟军对西西里东北部轴心国防线发动进攻，美军部队占领了该岛北岸的3个重要城镇。

　　8月5日，英军攻克卡塔尼亚。从8月7日至8月16日，盟军发动4次小规模两栖跃进，试图加速进展，拦截撤退的轴心国军队，但均因动作迟缓，未能收效。

　　8月17日，轴心国的撤退行动全部结束。在没有遭到盟军海、空军部队严重截击的情况下，越过墨西拿海峡撤往意大利本土的德军3个师官兵共计39600万人，意大利官兵62000人；携带装备有9800辆车辆、47辆坦克、135门火炮、2000多吨炸药、燃料和15000吨其他物资。

　　8月17日晨，美军第三师进入墨西拿海峡，第八集团军一部不久也进抵该城。当天，轴心国在该岛的残余兵力全部被歼。德、意军总计损失约160000人，其中德军12000人。盟军死、伤、失踪人数总计22000余人。

　　同盟国以损失不到5％的代价实现了“爱斯基摩人”战役的大部分目标，使同盟国在地中海的交通线安全完全得到保障。

　　盟军7月10日攻占西西里岛，7月19日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美国第十九航空队的500余架轰炸机首次轰炸了罗马，投弹1000吨，炸死约2000人，城市古代建筑圣洛伦佐皇宫也遭巨大破坏。

　　鉴于意大利已经战败，意法西斯其他领导人提出一项议案，国王解除墨索里尼的职务。意大利新政府解散了法西斯党，宣布全国戒严，禁止一切政治集会，持续21年的意大利法西斯统治终于结束。

　　西西里登陆战役的胜利促使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垮台，极大地提高了同盟国在中立国家心目中的地位。然而，盟军未能充分利用制空权和制海权，行动迟缓，致使近半数的轴心国军队逃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诺曼底登陆战

盟军任命最高司令官

　　1943年11月30日，在伊朗德黑兰会议上，美、苏、英三国领导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共同制订了减轻苏联压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战役计划。

　　12月初的一天，阿尔及尔，盟军地中海司令部，艾森豪威尔默默地坐在办公室中等候他的总司令从德黑兰归来。

　　他感到孤寂，常想发火。他那成立虽短但却屡战屡胜、人数虽少但却统辖陆海空三军的地中海战区司令部即将解散一事，使他心烦意乱。

　　所以，当他的妻子玛莉来信请他到商店买些东西时，艾森豪威尔勃然大怒，回信道：“可能你难于理解，我不能像许多别的人那样有时间去商店闲逛。”

　　此行陪同总统期间，道听途说的一些消息，从金海军上将的口中得到证实：英国人同意交出“霸王”行动的指挥权；相应美国也将把地中海的指挥交给英国，以求英、美之间的平衡。金海军上将还告诉艾森豪威尔：

　　总统不顾他及其他一些人的劝告，初步决定把“霸王”行动的指挥权交给马歇尔。而马歇尔的陆军参谋长职务将由艾森豪威尔担任。

　　艾森豪威尔听此消息一点高兴不起来，他对于在五角大楼坐办公室的职务并不热心。

　　在12月初的一个晚上吃饭时，他自己的工作班子的一名成员问他们是否将跟他一起去华盛顿。他脸色阴沉，怒气冲冲地嚷道：“没有必要。如果我不得不回华盛顿，那么反正在6个月之内，我就会被拉到阿灵顿公墓去的。”

　　其实，罗斯福此时对是否任命马歇尔为盟军最高统帅还没有最后决定。最初，在争取美国指挥“霸王”作战最高领导权时，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霍普金斯就力荐马歇尔为最佳人选。

　　在魁北克会议上英国人也同意他担任此项职务。在德黑兰，丘吉尔和斯大林也都欢迎马歇尔担任盟军统帅。

　　丘吉尔虽然在讨论未来战争计划时，与马歇尔发生过不愉快的冲突，但他了解马歇尔忠于他自己的祖国，知道马歇尔在危难时刻也愿意为盟友作出牺牲。

　　丘吉尔记得，一年前，德军在中东势如破竹，攻克英国的主要据点图卜鲁克，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危在旦夕，所剩部队亟须补充军用物资。那时，美国刚参战不久，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攻势正猛，美军也对装备望眼欲穿。

　　丘吉尔亲自前往华盛顿，请求罗斯福提供武器以解燃眉之急。总统把此事交给马歇尔，马歇尔没有二话，马上从调给第一装甲师的装备中，调出英军急需的100辆坦克。

　　英军靠这些坦克，保住了中东的最后据点埃及和联结印度洋、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丘吉尔念念不忘此事。

　　斯大林赞成马歇尔出任的原因是，马歇尔是美国军方的领导人，是美国军事战略的制订者，是他最早提出横渡海峡、进攻欧陆；是他积极主张尽早开辟第二战场，并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罗斯福在史汀生等人苦口婆心劝他任命马歇尔时，也曾认为马歇尔是最好的人选。罗斯福在1943年9月20日写给潘兴的信中说：

　　我们准备让他指挥的是这次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作战行动。我认为他将担负的乃是欧洲战场的全部指挥任务，而不仅仅关系到某一地区。

　　再者，我认为如果不给乔治一个亲临前线统兵作战的机会，就太不公平了。

　　我所能作出的最好解释就是：我想让乔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潘兴——假如把他留在此地，他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罗斯福深知，美国人民崇拜英雄，对战场上的指挥官念念不忘，国内南北战争时期的格兰特自不必说，甚至连杰克逊啦、谢尔曼啦谢里登啦等，连小学生都能讲出他们的事迹，但能记住这一时期谁是美国的参谋长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他不想让马歇尔的名字在50年后就湮没无闻，马歇尔，一位杰出的军事领导者，他有资格作为一位伟大将军名垂史册。

　　马歇尔本人很想亲自指挥这次横渡海峡的进攻，他已经63岁了，这是他走向前线的最后机会，并以此来结束他的事业。但是当这一消息从不同途径透露出去后，在美国却引起一场风波。

　　任命马歇尔担任盟军最高统帅一事遭到海军上将和阿诺德空军上将的强烈反对。他们似乎并非反对马歇尔本人，而是认为由他们参加，并由马歇尔领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个班子配合得很好，调走了马歇尔就等于拆散它。

　　国内报刊也掀起一阵风波，一些人认为这是对马歇尔的“明升暗降”，是“有人不想让他当参谋长”等。

　　特别赏识马歇尔的潘兴也受这股舆论的影响，在医院里特别写信给罗斯福说道：

　　马歇尔将军要前往英国指挥作战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使我深感不安，我非常希望这些报道是凭空杜撰。我深信，倘若调马歇尔将军充任他职，将是一件根本性的、非常严重的军事方略的失误。

　　这些意见都没有动摇罗斯福要任命马歇尔的决心，他给潘兴去信说明他的打算，并设法说服其他将领们。

　　与此同时，马歇尔也做好就任盟军统帅的准备，甚至连在参谋长办公室的办公桌都准备运往伦敦了。他的夫人已经悄悄地把家具从迈尔堡的参谋长公馆内搬到了弗吉尼亚。

　　1943年11月初，丘吉尔来电，要英国人在地中海地区行动的指挥权。丘吉尔在发给英国驻华盛顿的军事代表迪尔元帅的电报中说：

　　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由一名美国总司令同时指挥“霸王”战役和地中海战役的建议，这种安排不符合伟大盟国之间必须保持平等地位的原则。

　　丘吉尔的问题使罗斯福棘手，也使他任命马歇尔的决心发生了动摇，直至德黑兰会议期间也没有定下来。

　　12月初，罗斯福与丘吉尔等人从德黑兰重返开罗，继续开会磋商。在这期间，罗斯福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考虑，表面上，虽然只有一次提到“霸王”行动由谁指挥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花费他的心思最多。

　　罗斯福考虑到，如任命马歇尔出任盟军最高统帅，则他这个“最高统帅”只能管“霸王”战役，而管不了南欧及地中海战场。而原来的打算是让马歇尔拥有指挥欧洲战场全部盟军的全权，而且这个消息已经透露出去了。

　　现在跳出个丘吉尔，从中反对，剥夺了盟军统帅的一部分权力，在此种情况下，再任命马歇尔，国内舆论中的“明升暗降”又会大行其道，就是潘兴将军那也交代不过去。再想到马歇尔如去欧洲上任，国内的参谋长得让艾森豪威尔代理。艾森豪威尔在地中海仗打得是不错，毕竟还经验不足，回国内就要和那些政客和议员打交道，他肯定处理得不如马歇尔好。

　　再有，代理参谋长不仅要注视欧洲战事的进展，也要研究太平洋战场的情况，艾森豪威尔对太平洋战场了解不多，他能提出正确的方法吗？

　　此时，罗斯福总统开始意识到，他似乎离不开马歇尔。从战争开始爆发以来，马歇尔全身心地投入到战略决策的制订以及具体计划的实施之中。假如没有马歇尔对国会和各个委员会施加他那不可思议的影响，华盛顿这一摊子将变得不可收拾。假如没有马歇尔这样冷静、沉着、坚定不移的中流砥柱坐镇华盛顿，一旦出现突如其来的军事危机，整个战争局面就难以预料了，所以不能让他走。

　　但转念间，罗斯福又想到马歇尔为国家、为世界作出了这样大的贡献，自己毫无所图，授勋不要，元帅不当，其最大的心愿就是想亲自指挥自己一手组织制订的这场世纪之战，以使自己的军事生涯功德圆满、无所缺憾。

　　作为总统，不能剥夺马歇尔攀上事业顶峰，名垂史册的最后机会。思来想去，罗斯福只得出奇招冒把险了。后人评论道：

　　在美国的军事政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总统敢做这样的冒险。这绝好地显示了罗斯福政客和总统集于一身的高超手腕。

　　罗斯福的这一招是请马歇尔到自己的住处，“最后确定”最高统帅的人选。12月5日午饭前后，在埃及首都开罗米纳饭店。“罗斯福先生兜了好半天圈子，”马歇尔回忆道，“然后才问我究竟愿意怎么办。显然这事是让我来决定了。”

　　马歇尔说：“希望总统依照最符合国家利益、最合他心意的方式处理这件事，千万不要把我个人的愿望考虑在内。不管总统让我做什么，我都会高高兴兴去做。”

　　马歇尔没为自己的要求开口说一个字。结果，罗斯福松了一口气，说：“唉，要是你不在华盛顿，我连觉都睡不安稳。”马歇尔不像其他人，战后他谢绝了重金邀其写回忆录的种种请求，他当时的心情只能从当时人们看到的行动去判断了。马歇尔默默地忍受了。12月7日上午，他拟好给斯大林的电报，拿给总统签字后发走。电文如下：已决定立即委任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行动。电报发出后，马歇尔取回底稿，用铅笔在上面给新任盟军最高统帅写了几句话：

　　开罗，1943年12月7日。亲爱的艾森豪威尔，我想你可能愿意把它留作纪念。这是我在昨天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匆匆写就的，总统随即签了字。马歇尔果然，艾森豪威尔把这张纸条像宝贝一样保存下来，1948年就公诸在他那洋洋洒洒的《远征欧陆》中。马歇尔在做完这些他应尽的责任之后，才静静地表露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他没有向总统打招呼，带上自己两个亲密助手，不辞而别。

　　几个小时之后，总统几次要见马歇尔，都被底下的人借故搪塞掉了，最后他才知道，参谋长已取道锡兰、澳大利亚，经太平洋回国了。

　　对于马歇尔的突然离去，总统未置一词，马歇尔本人也没有作解释。与之同行的亲密助手之一麦卡锡上校后来说，在飞机上参谋长也根本没有提及这件事。不过，麦卡锡还是觉察到了上司那种深深地、难以排解的惆怅，并从他突然决定环球飞行这一点上，猜到了他当时是多么苦恼。

　　罗斯福和马歇尔谈完话后如释重负。见到丘吉尔，告诉他已决定任命艾森豪威尔时，丘吉尔口叼雪茄点头表示同意。那天晚上20时10分，他们在最后报告上签了字。庞大的进攻欧陆战役终于有了司令官，这一切均在斯大林所要求的一周解决了。

　　艾森豪威尔在烦闷中收到消息，说总统12月7日将取道突尼斯回国，他便急速从阿尔及尔飞赴突尼斯迎接总统。

　　下午三四点钟，总统专机徐徐降落，还没等把总统搀扶进等候的汽车中，罗斯福便迫不及待地对艾森豪威尔说：“嗯，艾克，‘霸王’行动将由你指挥。”

名将云集英吉利海峡

　　宽敞的C—54飞机载着艾森豪威尔越过大西洋，他依靠着宽大的坐椅，向下扫视着梦境般蓝色的百慕大、绿色的亚速尔群岛。

　　艾森豪威尔一扫过去的烦闷，心情格外兴奋，整个旅程也显得很短。当飞机到达苏格兰的普雷斯特韦奇时，浓雾笼罩整个英格兰，无法直飞伦敦了。

　　下了飞机后，有一列专车在等候他，专列中有一节叫“刺刀”的车厢是专为他准备的。他以赞赏的目光打量着这节属于他的车厢：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沿壁摆着几把华丽名贵的木靠椅、沙发、宽大的写字台、几台电话机。各种设备，一应俱全。

　　片刻后，列车悄悄启动南行。伦敦车站到了。在大雾中，艾森豪威尔登上他的一位助手开来的一辆汽车，直奔伦敦的五月市。他的住所就设在贝克利广场附近，他的司令部则在格罗夫纳广场的一座老式大楼里，两者相距仅几分钟的路程。

　　1942年6月，艾森豪威尔作为美国军事视察团的一员曾来过伦敦，住过10天。那次发现司令部的所属部门设在市中心并不有利。此行上任，他想把他的打算付诸实践。他希望在这里耽搁不要超过10天，他决心把他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移到乡间的苏塞克斯去。不过，暂时还得在这里待下去，战时的伦敦想找一处适合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司令部也并不容易。

　　艾森豪威尔这个“在战场上连一个营都没指挥过的人”，现在要指挥几百万大军纵横沙场了。他的任务是：

　　进入欧洲大陆，与其他盟国共同作战，直捣德国心脏。

　　为达成此项艰巨任务必须有相应的精干班子。丘吉尔已下决心在英吉利海峡一搏，他把久经战火考验的著名将领送到统帅部任职，美国方面的人选，马歇尔让其自由挑选，出类拔萃之人一时都齐集他的麾下。

　　艾森豪威尔作为统帅经北非战役现在已成熟多了。他穿着在北非战役期间赶制出来的“艾森豪威尔”夹克，上缀4枚将星，想把好运保持到“霸王”行动中。

　　他具有外交家的风度，能把对英国人种种不满的愤怒情绪深深压在心底，而不露出一丝痕迹，所以大家看他总是在微笑，显得和蔼可亲。

　　就因为这些，英国人在卡萨布兰卡把他捧上了天，这种出类拔萃的外交才能现在大派用场了。论运筹帷幄、谋划全局，他比马歇尔差了不止一个层次，但作为美国战略的规划者，经多年磨炼，也锻炼出善于思索的第一流头脑，能把整个庞大的战争系统安排得井井有条，能使陆、海、空三个兵种同步运作。

　　副司令马绍尔·阿瑟·特德原为英国皇家空军部长，在地中海战区时也在艾森豪威尔手下，任空军司令。他不仅是一个战略家和空军指挥员，在军事上有一套；在人事上也有过硬的本领，能处理好盟军各部队和各军兵种之间的关系，此次官升一级又和艾森豪威尔搭档了。

　　参谋长是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作为艾森豪威尔的私人助手和管家，他不仅要为统帅出谋划策，组织好司令部的工作，甚至有时还要出任“打手”，能够毫不留情地把一个不能胜任工作的多年老朋友解职。个人在战场上的英雄行为并不是谋取这个职位的重要条件，不过这个职位也需要相同的气概。战场上的胆小鬼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好参谋长。

　　当年，在西西里战场上，巴顿将军迷惑不解地发现，作为战区参谋长的史密斯颤抖地龟缩在一条壕沟里，原来这是美军的一个155毫米炮兵连在开炮；而史密斯误认为是德国人的炮火打过来了，他急忙跳进一个沟里去保命，直至人们告诉他没有危险他才爬出来。

　　巴顿蛮有趣味地回忆道：“当我回来时，他仍旧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卡萨布兰卡会议后任命的最高统帅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弗雷德里克·摩根将军此次出任副参谋长。他是英国人，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当年在没有最高统帅的情况下，他在伦敦盟军司令部诺福克大厦一间空房间开始了拟定“霸王”行动工作。

　　他回忆说，那时“办公室的设备只有我们在那个房间里找到的几张桌子和椅子。我们还有幸发现了几张纸和某人掉在地板上的一支铅笔”。几个月后，他交出了像模像样的“考沙克”计划。

　　美国人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亲美派。在联合参谋部工作的一位美方副参谋长雷·巴克回忆道：在他们刚开始合作时，还有这样一个小仪式，即巴克和摩根各自从自己穿的军衣上取下一枚纽扣，互相交换钉在对方的制服上——这是双方亲密友好的象征。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那座佐治亚式的诺福克大厦，每天早晨英国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他们之中包括传令兵、办事员、打字员、制图员、参谋。尽管各自军服上的领章有的是“U·S”符号，有的是“王冠”符号，但在外表上都没有什么不同，而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在工作时间上的细微差别。

　　海军司令是拉姆齐。他是英国远征军敦刻尔克战略大撤退的组织者，这次撤退被后人描绘为“在紧急情况的重压下，一次无与伦比的海军组织工作的伟绩”。

　　丘吉尔对之也倍加称赞：“如此艰难的任务所需要的充沛精力和深谋远虑以及冒着失败的危险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勇气，使你能充分地显示出你的才华。”

　　出任海军司令后，拉姆齐以惊人的智力、标准的判断、迅速地下决心的能力和沉着冷静的性格为“霸王”行动中的登陆作战奠定了胜利基础。不但如此，他还异常精通联合作战，善于协调盟军各国的海军人员以及他们与陆军，空军人员之间的合作。

　　但遗憾的是，他没能活到亲眼目睹他以巨大热情所献身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刻，1945年1月2日，他因飞机失事而遇难。

　　盟国远征军的空军司令是英国的利·马洛里。他也是久经战争考验的著名战将，在不列颠空战中，为保卫英伦三岛，他指挥皇家空军与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斗，终于取得空战的彻底胜利。1942年11月开始任战斗机航空兵司令。在“霸王”行动中，盟国空军把飞机的使用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每日出动飞机10000架次以上。

　　1941年8月，希特勒空军司令戈林曾讥笑说：“底特律兵工厂能造汽车和冰箱，但造不了飞机。”

　　但至1944年6月初，“霸王”行动总攻时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战地记者穆罗在诺曼底前线听到盟军轰炸机群、战斗机群的隆隆声，他说“这是天空中的一座大工厂的声音。”

　　盟军的机群似乎把黎明的英吉利海峡遮挡得严严实实。盟军的空军在诺曼底发挥了威力，诺曼底及法国的南北部的山野和村庄领教了那些从天而降的铁块所造成的颤动。

　　诺曼底一户农民曾追忆道：

　　在盟军登陆的前夜，她的猫突然抓起它的小猫仔，逃到地下室去了。然后，盟军的飞机就呼啸而来，炸弹开始纷纷落下来。

　　在利·马洛里等人的领导下，盟国军队统帅部对飞机的运用得心应手、出神入化，达到陆空一体之程度。在盟军从诺曼底登陆日过去几个星期后，防守诺曼底的德军元帅隆美尔曾垂头丧气地对其刚16岁的儿子说过：

　　无论怎样勇敢都无济于事，这是一次可怕的大流血。我们现在打的每一枪都在伤害我们自己，因为对方会以百倍的火力还击。

　　说完这些话没过几天，他自己就被盟军飞机击中，永远退出了战场。盟军没有专职陆军司令，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迁到法国之前，蒙哥马利负责协调所有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蒙哥马利，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战将之一。他是英国著名的军事家，也是位极有个性的人物，普通战士崇拜他，年轻军官赞扬他。有一军官曾这样描绘他对蒙哥马利的印象：

　　他非常潇洒，从头到脚每一英寸都充满军人气概，虽然他没有多少英寸——他个子不高。

　　身穿一套缝制合身的野战服，勋章闪闪发光，头戴著名的黑色贝雷帽。在北非战场上，他领导着英国第八军团在去突尼斯的一路上，战功显赫；在碧血黄沙的阿拉曼战役中，把“沙漠之狐”隆美尔赶得无藏身之地。

　　一连串的战绩，使蒙哥马利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成为活着的传奇性人物、“常胜将军”，也博得大西洋彼岸美国人的赞扬。

　　蒙哥马利的敌手也对之投以敬佩的目光。德国陆军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格尔德·冯·龙德斯泰特，作为正统的普鲁士军事“元老”，在1945年5月5日的审讯中也称赞他战场上的敌手蒙哥马利，“是英国最伟大的将军，他在利比亚、突尼斯、意大利证明了这一点，从登陆西欧以来，他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那个在日记中常骂英国同行是“杂种”的巴顿，对蒙哥马利破了例，称“蒙哥马利是个强有力的、然而很自私的人，但却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我认为他是一个比亚历山大强得多的领导人”。但随后又加上一句“我认为我在任何时候都能胜过这个蠢货”。

　　然而，他的为人一如他的穿戴，近乎刻板，他对人冷淡；他制造“事端”。

　　有一次，一位美国将军被要求到蒙哥马利的指挥所去见他，他手下的英国副官，是个戴单片眼镜的、精明的年轻陆军中尉，对他说：“将军，我希望您最好别叫我进去报告，请您原谅我，我的上司是个很古怪的家伙，如果我去报告，他很可能叫您等上一个小时才见您。”

　　在那些善于克制、以绅士风度著称的英国人当中，只要一提蒙哥马利的名字，他们通常会鄙视地做撇嘴动作。马耳他总督哥特勋爵，轻蔑地笑着对参谋长史密斯说：“与蒙哥马利打交道，你必须记住他不是一个真正体面的人。”

　　英国陆军副国务大臣埃里克·斯皮德爵士以明显厌恶的口气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军人的话，他会在广告业上很有成就的。”

　　蒙哥马利那种冷漠、傲慢和贪婪的权力欲，不可避免地激起来自大洋彼岸美国将军们的怒火。一位美国将军曾被蒙哥马利无教养的行为所触怒，他在与蒙哥马利共同参加一次会议之后，写道：“蒙哥马利给了我一个仅值5分钱的打火机，我想肯定是有人送了他一盒，他才给了我这个。”

　　美国集团军群司令布雷德利作为战斗中的直接下级曾多次与蒙哥马利会面，每次会面“蒙哥马利都十分冷淡，好像我是他不得不容忍的一个乡下弟兄”。

　　正是蒙哥马利的个性招致同辈人和后代毁誉交加的对立评价，然而，拂开历史的迷雾，蒙哥马利仍不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一位既有智慧又懂技术的专家，一位技术时代复杂环境中能够运筹自如的将领，一个世纪以来英国最卓著的军事家。

　　正是这一帮人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有职有权、高效率的领导班子，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不仅是统帅部战斗计划的制订者，同时也是各兵种、军种进行战斗的指挥者。

　　艾森豪威尔比他海峡对面的那个对手龙德斯泰特的权力大得多。同是总司令，龙德斯泰特对驻法国的纳粹德国空军没有控制权，对海军也没有控制权。

　　艾森豪威尔就幸运多了，他的上司马歇尔把所有权力都给了他，他的盟友丘吉尔也全力支持他。他要人有人，100多万美军已齐集英伦三岛；要物有物，美国这个“民主兵工厂”是个取之不尽的物的源泉；一直悬而未决的战略轰炸机指挥权问题，最后也被艾森豪威尔争取来了，他可直接给哈里斯指挥的英国战略轰炸机部队和杜兰特指挥的美国战略空军第八航空队下达命令。

盟军研究“霸王”方案

　　“霸王”行动虽迟至德黑兰会议才最后决定，但“纸上谈兵”筹划横渡英吉利海峡、攻占欧陆却早已进行了。

　　1942年春天，英国也委托蒙巴顿等人开始研究未来进攻欧陆问题。具体任务有：

　　收集和研究未来进攻所需要的情报资料，对德国的海岸防御作详细侦察了解，特别是欧洲西北部的海岸地形地貌情况更是重点。

　　研究进攻欧陆的登陆技术，并进行针对性训练并确定所需装备的类型和数量。

　　拟定登陆计划轮廓，以此作为构成实际计划的基础和依据。

　　在工作过程中，蒙巴顿第一个看到诺曼底作为登陆点的可能性。

　　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英决定组织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负责制订作战计划。3月，摩根中将作为参谋长上任后，综合美国的计划和蒙巴顿的打算，继续专门研究制订攻占欧陆的作战计划。

　　在极简陋的条件下，摩根及其他的一班人开始了艰巨的工作。他们认识到其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选择合适的登陆地域，这个地域应满足下列条件：

　　一是能得到在英国机场起飞的战斗机掩护。

　　二是航渡距离应尽量短，以便于穿梭式地运送大量后继部队。

　　三是附近要有大港口。

　　上述的条件，使盟军登陆地点受到限制，只能在敦刻尔克与索姆河之间的加莱地区和卡昂与科唐坦半岛之间的诺曼底海岸进行选择。

　　比较两地详细情况和各自的优缺点，摩根在蒙巴顿支持下选定诺曼底海岸作为登陆地域。加莱地区的最大优点是距离英国最近，因此航行距离最短，也是通向德国心脏地区的捷径，盟国空军能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但其对盟国作战不利处也很突出。

　　得到的情况表明，德军也看到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此地是西线德军防卫的重点，驻有15个师，并用几百万吨钢筋水泥建筑了数不清的防御工事。这里没有大港口，后续大部队难以上岸，而盟军登陆部队在英格兰上船的地域比较狭窄。

　　诺曼底地区的最大优点是德军防守较弱，那里的“大西洋壁垒”多数还没有完工。诺曼底海滩对登陆虽不算最合适，但还可以使用，能摆开兵力，而且科唐坦半岛还可以挡住大西洋刮来的西风。海滩后面的土地适于开辟机场，除了由树篱隔开的小块田地外，还适合坦克作战。

　　如炸断索姆河和塞纳河的桥梁可使德军增援困难；诺曼底海滩并没有大港口，但附近科唐坦半岛有法国西北部最大港瑟堡可资利用。登陆部队在英格兰上船的港口较多，指挥方便。诺曼底作为登陆地的缺点是渡海距离长，到德国心脏的距离也稍远，飞机特别是战斗机的往返时间相对要多。

　　在登陆方式上，过去有个理论主张，登陆要以港口为目标，夺占港口，才能使后续部队陆续上岸。善于总结经验的盟军指挥部，从第厄普登陆失败，看到这一理论在现代战争中已不适用。因为对防守很强的港口进行正面突击要想取得成功，势必要用飞机和水面舰艇进行轰炸和炮击，将整个地区夷为平地，但这个港口也就没有用了。所以，这次盟军决定登陆地点选在海滩，瑟堡港留待以后从陆上迂回夺取。后来蒙巴顿说：

　　惠林顿公爵曾说过，“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是在伊顿学校的球场上取得的。”我要说，诺曼底战役是在第厄普登陆的基础上取得胜利的。

　　蒙巴顿说得不错，他看到了第厄普失败的意义。不过诺曼底登陆规模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为完成此项任务，美英计划人员专门设计制造了两个人工港，以补登陆时没有现成港口可资利用的不足，这两个人工港口在登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登陆地域诺曼底选定之后，摩根集中考虑的就是制订计划纲要了。根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5月25日的指示，这次登陆计划的代号是“霸王”行动，其军事目标是：

　　在欧洲大陆上采取一个立足点，并从这里进一步实施进攻性作战。进攻发起日先用5个师实施登陆，接着两个师迅速跟上，另外还用两个空降师空降。随后还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派20个师进行增援。

　　规定虽然明确，但当时实际情况是分派给“霸王”行动的登陆舰只能运送3个步兵师实施首次突击，而且还要降低装备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摩根决定在卡昂和卡朗坦之间登陆，突击登陆的兵力为3个师和两个空降旅，第二梯队为8个师。

　　登陆开始日选定为1944年5月1日，登陆两周后夺取瑟堡。计划纲要先经英国参谋长会议审查通过，又提交到魁北克会议继续讨论。

　　丘吉尔在看过这个计划后，凭一个老军人的直觉，认为这个计划纲要有些问题，但因英美三军参谋长都同意，他在提出“应当尽一切努力为首次突击至少增加25％的力量”的建议后也表示同意。

　　魁北克对“霸王”计划纲要的决议如下：我们已经批准了摩根将军的“霸王”战役的纲要计划，并授权他继续制订详细计划和进行全面准备。

　　1943年10月，当时还在地中海战区的艾森豪威尔就看到了“霸王战役”的计划纲要，他认为这个计划不够充分。

　　蒙哥马利1943年12月24日接到返回英国出任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的任命。

　　12月27日，他从意大利前线飞到阿尔及尔，会见还未上任的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告诉他，进攻欧陆战斗打响后，最初的地面战斗将由蒙哥马利完全负责。

　　艾森豪威尔还谈到对“霸王”战役计划纲要的看法，他说：“几个星期前，我看见一份关于拟议中的横渡海峡攻占欧陆的提纲，我对这项战术计划是否妥善表示怀疑，因为它设想在一条相当狭窄的、只能容纳3个师兵力的前线发动两栖进攻，而在攻击时海面只有5个师。”

　　艾森豪威尔在谈完对这个提纲的意见后，又指示蒙哥马利，作为他在伦敦的代表，对这个计划进行分析、修正。

　　蒙哥马利紧接着又飞往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去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丘吉尔首相。新年前夕，在与丘吉尔会见中，首相把“霸王”行动的计划草案交给了蒙哥马利，并要求尽快提出初步印象。

　　第二天，也即1944年新年那天的清晨，蒙哥马利把一份报告送给还没起床的丘吉尔。这个报告的第二节非常重要，是这样写的：

　　最初登陆的正面太窄，局限于过分狭窄的地带。此后将有更多的师不断向同一滩头拥来。到进攻欧陆开始日后的第二十四天，在同一滩头登陆的兵力将达24个师之多。到那时，要管好这些登陆滩头将非常困难。混乱状况不会得到改善，而将日益恶化。我的初步印象是：这个计划行不通。

　　蒙哥马利作为指挥过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作战的经验丰富指挥官，一眼发现“霸王”作战计划纲要的问题所在，并断然、明确地拒绝了这个计划，为推进“霸王”行动的成功，作出了特殊贡献。

盟军召开高层军事会议

　　1943年的冬天格外冷，虽然已进入新的一年了，但气候并未因岁月快速转换而稍有变化。

　　英格兰大地仍覆盖着白茫茫的积雪，太阳像睡不醒的老人，在云层的阻挡下散发出有气无力的光线；大西洋带来的湿气倒像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散布到各地，无孔不入。

　　英格兰乡间各处临时搭起的简易营房和活动房屋更是潮湿而又阴冷，住在里面待命登陆的美国大兵们的心情烦躁不安，吵吵嚷嚷，但又无奈，他们只得耐心等待着最高统帅的命令，准备进攻那陌生的从未踏上的海滩。

　　另外还有许多人仍在陆续从美国来到这里，在漫漫雪花中上岸，神情冷漠不安地来到这陌生的住处。他们围在火炉旁，依然喝着“可口可乐”，嚼着汉堡包，但谈论的话题变了，他们以曾在国内时谈论最新式“福特”、“凯迪拉克”和“雪佛兰”汽车的口气，谈论着德国的“豹式”新坦克和MG—34型“打嗝”枪。

　　这些20岁左右的青年小伙子比他们的父辈更有知识，他们对火箭炮、迫击炮和手中连发的“汤姆”枪已运用自如，他们还练习如何使用爆火器、爆破筒来攻陷钢筋水泥的地堡，熟悉在炮火下如何安全地登上海滩的程序。

　　几乎人手一个的小收音机传出的是德国广播电台的声音，因为它的接收效果比收听“美国部队广播网”的效果要好。由于看不到报纸杂志，他们只能谈论些年轻人的永恒话题：战争、女人和家庭。

　　“我们就像正在空降的空军特种部队一样，”一位灰白头发的美国兵对排在身后领午餐的人说，“他们在完成25次任务之后就被送回国，我们也要回国，但是要在完成25次进攻之后。”

　　晚上，年轻的美国兵们脱去军装，打扮一番，喷上美国带来的香水，嚼着纯正的美国口香糖，三三两两，步行几里，去当地的电影院看他们所崇拜的好莱坞大明星所主演的影片。

　　也有一些不甘寂寞者，带上巧克力，与那些毫无顾忌地在公共场合叼着香烟的英国姑娘，成双成对地步入舞厅，在美国爵士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他们就是这样打发着英国的漫漫长夜的。

　　一位美国参谋军官，由于关心部队士气，换了一身士兵的服装，在那些士兵中间生活了一天。他发现，使他们感到烦躁不安的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将在何处登陆。

　　一个美国兵说：“我不在乎打这场该死的战争，但我真希望他们能告诉我一些有关这场战争的情况，谁有一张法国地图？”

　　此时，在英国伦敦，那些确切知道这些年轻人将在何时何地做出永垂史册业绩的将军们，正紧锣密鼓地制订着最后计划。

　　1944年1月21日，上午10时30分，两队分别戴着“U·S”徽章和“王冠”徽章的指挥官们列队走进诺福克大厦120号房间，出席艾森豪威尔担任最高统帅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这是美英两国的空军上将、陆军上将、海军上将们正在对史无前例的一次大规模冒险行动的后果进行讨论，这一行动成功与否悬系着进攻部队上百万人的生命安危，这一行动的结果如何关系到欧洲的未来，乃至世界的前途。

　　一次战役就具有这么大的作用，使得“霸王”计划的制订者们不能不慎之又慎，考虑再三。

　　作为盟军统帅的艾森豪威尔静静地坐在主席位置上，与他坐在一起的是他的副手，口叼烟斗、彬彬有礼的阿瑟·特德爵士和参谋长沃尔德·比德尔·史密斯，在他们对面的是坐得整齐的英美军队的司令官们。

　　最高统帅的全权代表蒙哥马利躬身站立起来，清了清嗓子，就像他过去在参谋学院上课一样，有板有眼，简单明了指出“霸王”行动计划纲要的三个根本缺点：进攻正面窄；突击力量弱；指挥安排不妥。

　　因此，他建议扩大进攻欧陆开始的登陆区域，使进攻正面得以扩大，从原计划的40多千米加宽至80多千米，扩大一倍多，即从科唐坦半岛东南到奥恩河口东侧，把维尔河以北的海滩也扩充为攻击正面。

　　由于进攻正面扩大了，相应突击兵力也需要增加，80千米的宽正面，需要由两个集团军群并肩进攻，即英、加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左面以3个师进攻，而美国的第一集团军群在右面以两个师进攻。同时再由3个空降师空降到进攻正面的内陆，辅助正面攻击。

　　本来未有名字的诺曼底海滩在修改登陆计划过程中也分别按进攻部队的国别起出相应的代号，从西向东，5个师登陆，便把海滩分为5个，分别是：犹他、奥马哈、哥尔德、朱诺和索德。

　　犹他和奥马哈由美军在这两个海滩登陆，便以美国的两个地名冠之；英、加部队登陆的3个海滩，则由英国人按上3个有特定含义的称呼：哥尔德的英文含义为黄金，朱诺为罗马主神朱庇特妻子的英文名字，索德的英文含义是剑。

　　原计划建议所有登陆部队均由一个军司令部或特遣部队司令部领导。蒙哥马利针对此提出一个更强有力、更简单的指挥机构。为此他要求美军全部在诺曼底海滩的右面登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军队都集结在英国的西部，转换到诺曼底海滩的右边比较方便。

　　另外，直接从美国运来的后续部队和物资要在位于诺曼底右边的瑟堡卸载。由于对盟军各部队的职责和登陆地点做了明确划分，能保证各支部队能控制自己的滩头区域，因而能使后续部队和增援部队的流动较为容易。

　　最后，新的指挥系统统辖范围扩大，3个空降师也纳入进来，这意味着，在蒙哥马利与各集团军司令部以及军和师之间有了正常的指挥系统。正如蒙哥马利所说，整个登陆“军事行动变得干净利落了”。

　　说完上述修改意见，蒙哥马利停顿了一下，看看同事们的反应，见大家都听得很专心，便又开始进一步阐明他的登陆战略问题。蒙哥马利对这一行动的初步设想是：应该由美军占领瑟堡，然后向卢瓦尔港和布雷斯特挺进，与此同时，英国和加拿大将对付来自东方和东南方的敌人的主力。

　　蒙哥马利的这个思想后来发展成：英、加部队登陆后争取尽快攻占重镇卡昂及其以南以东直至法莱斯之间的地区，并在此地区为盟军修建飞机场，并为英、加部队提供足够的补给和机动地域。

　　但他并未想尽快在这个地域内实施突破，突破的重任安排给右翼的美军，美军登陆后以此为支点和轴的中心向西和西南转动突击。蒙哥马利直接指挥的部队则是要吸住敌人反击的主力，切断敌人与美军部队的接触，牵制和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

　　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海军司令、海军上将拉姆齐接着发言。他虽然年已60岁，但他那双眼依然敏锐、炯炯有神。他是英国近几年所有海上进攻的幕后策划者，从跃上北非沙漠到攻击西西里岛，他都贡献出了杰出智慧。他是一位陆军准将的儿子，在15岁时就参加了皇家海军特别擅长于把已准备就绪的部队运送过海。

　　拉姆齐在发言中先讲到完全支持对“霸王”行动计划纲要的修改，对蒙哥马利的新打算表示赞成。同时，他也直率地提出，他还不能确信原计划纲要所需的军舰和登陆舰艇的数量能够得到满足，更不用说修改后的计划中突击登陆所需要的舰艇数了。

　　另外，他对那种名叫“桑喜”的两座大型人工港能否顺利修建成功也表示忧虑。他认为要在10天之内就想把他们修建起来简直是异想天开。这关系到要把100多万吨重的建筑材料拖过英吉利海峡，他提醒他的同事们注意，其中一些大的构件每件就有六七千吨重。

　　因此拉姆齐向盟军最高统帅部建议，把“霸王”计划发起日从原定的5月1日推迟到生产出足够的登陆艇时再进行，如考虑到登陆时的月光因素，最好的登陆日应在6月初。

　　此次会议所提出的修改意见或建议后来都被一一采纳，成为成熟的“霸王”计划的核心内容。

敲定具体登陆战日期

　　时间过得飞快。1944年3月5日，艾森豪威尔终于把盟军最高统帅部从五月市旁的格洛夫纳广场20号迁移到布谢公园，公园坐落在伦敦市郊区的一小块私人领地中，里面有一组半圆形的活动房屋。从此以后，他将在这里和格洛夫纳广场47号工作，这两处如乘吉普车只需半小时。

　　这条到统帅部新址的路是从海德公园的拐角开始的，穿过伦敦公园的郊区，沿着狭窄的乡村小路一直开下去。在一条林荫道的入口处，一名身材高大、魁梧，头戴白色钢盔的岗哨认真检查人们的身份证件。一条沥青小路从车库蜿蜒穿过，又径直穿过一小块草坪，最后消失在一个大伪装洞下。

　　艾森豪威尔新的办公室就在这伪装洞下一座锡制房顶的砖房里。小房子已有些历史了，因为战争，房主长时期没有对其进行维修，屋里地板“嘎嘎”作响，漆布地毡已磨的凹凸不平，墙上的油漆颜色已退，油漆不时地成片剥落下来。然而，就在这里，他将调动各盟国的千军万马，指挥日益壮大的、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这里，每天艾森豪威尔起得很早，起床后，晨曦中带着与陪伴他的小狗，在院内走上几圈，呼吸着大西洋上卷来的略带早春气息的新鲜空气，这里没有伦敦市区的喧嚣，也没有伦敦市区给人造成的压抑感。

　　早餐后，他穿过一间坐有4个助手的大办公室，又经过比德尔·史密斯办公室的房门，把自己关在6米见方的一块“领地”之中。然后，他按一下开关，头顶上那盏新式日光灯忽闪忽闪点亮起来，把灯光投在他那桃木的写字台及光秃秃的墙上。

　　这里的墙壁上没有任何通常挂在指挥官办公室墙上的地图。最后，他燃起第一支香烟，标志着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他回忆了就任最高统帅以来的工作进展，“霸王”计划纲要的修订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登陆地点和登陆规模都已确定，并经过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通过。

　　鉴于“霸王”行动规模扩大，为解决登陆舰艇的短缺问题，他亲自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建议，把在法国南部进行的军事行动延后到“霸王”战役成功之后进行，其军事行动的性质也由配合“霸王”行动，降为仅起恫吓作用的行动，也获得同意。

　　现在要考虑的是选择登陆日期——D日，和攻击开始时刻——H时。选择D日和H时的依据是潮汐和月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进攻欧陆是合成军种的作战，海、陆、空要协调一致，配合默契。登陆日期和攻击开始时刻选定还要适合不同军种的特定要求。

　　美军部队地面指挥官布雷德利要求要像西西里登陆一样，要在晚上登陆，而且要求要在海潮高潮时登陆，这样可以减少登陆部队暴露在海滩上的时间。

　　而海军根据自己的军种特点提出希望在低潮时登陆，以便尽量减少登陆舰艇遭到海滩障碍物的破坏，同时爆破队又可以在高潮到来之前排除抗登陆障碍物。

　　空军又有自己的特定条件，潮汐高低对它无所谓，空军要求的是天气状况，要把登陆日安排在晴天，便于起飞，而且晚上时还要有月光，便于空降部队识别地面目标。

　　针对不同军兵种的特定需要，艾森豪威尔要求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们拿出具体方案。经过认真考虑，最后采取科学方法拟定了一个适合各军兵种需要的方案。这就是登陆部队在半高潮时登陆，也即在高潮之前三四个小时登陆，以便爆破队在第二登陆突击波的部队上陆之前有时间排除障碍，当上涨的潮水到来时他们即停止工作。由于整个登陆海滩的潮汐情况不尽相同，因而在日出后的若干时间内规定出5个不同的H时。

　　除了满足海上登陆部队对潮汐和日出时间的要求外，为满足空降部队的要求，还决定把D日安排在满月的日子，空降部队的H时定为凌晨1至2时。

　　符合上述条件的日期，在6月份只有两组6天：一组是6月5日至7日；另一组是6月18至至20日。最后决定选用第一组三天中的一天为D日，至于具体为哪一天则要看当时的天气状况和气象条件。因为气象条件无论对海上登陆还是空降作战都是至关重要的。

　　D日和H时确定下来并得到各军兵种的支持。艾森豪威尔从此开始要求他的气象军官、英国空军上校詹姆斯·斯塔格进一步做好气象预报工作。每一次指挥官会议都要呈送一份关于本星期其余几天的天气预报，目的是检验这些预报是否正确，以便在最后一刻选择最后的具体D日。

美国实施声东击西计划

　　盟军要在1944年登陆欧洲，德军高级将领都认为这是确定无疑的，但盟军具体在哪里登陆，却使这些将领们捉摸不定。但为了欧洲大陆的安全，希特勒做了周密的布置。

　　1944年春天，希特勒已调集近60个师的兵力严守大西洋壁垒。仅在法国海岸，隆美尔统帅第六十五集团军19个师扼守加莱地区，第七集团军9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驻在诺曼底。在整个西线，共有10个装甲师散布在比利时到波尔多之间，紧盯着英吉利海峡。

　　大西洋壁垒虽然名不符实，但在隆美尔的领导下，只几个月就大为改观，他发明的那些海滩障碍，就如丑陋的湿疹，一下子出现在西北欧的海岸线上。

　　盟军满打满算到登陆时才有34个师的兵力，第一波突击诺曼底的只有7个师。诺曼底虽是德军防守的薄弱环节，但兵力数也多于盟军突击兵力。

　　自在1944年3月20日对西线高级指挥官提出瑟堡半岛可能成为战略上的桥头堡，预测盟军入侵的重点不是诺曼底，就是布列塔尼后，3月23日，希特勒在接见罗马尼亚傀儡头目安东奈斯库时又蛮有把握地重复了他的预感。尽管从西方外籍军队处获得了大量与此相反的情报，希特勒还是固执地相信自己的预感。

　　4月6日，在伯格霍夫山庄的掩蔽室里，希特勒敲着地图上的诺曼底海岸说：

　　我赞成把我们所有的力量都调到这儿来，特别是那些不一定非派到其他地方不可的部队。

　　在龙德斯泰特和隆美尔就有关防御战略和防御战术发生激烈争论之时，5月1日，约德尔的作战局严正提醒两人，希特勒推测盟军入侵的地点在第十集团军的区域内，而不是第十五集团军。

　　5月6日，希特勒又让约德尔打电话告诉龙德斯泰特的参谋长说，他“把诺曼底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两位指挥官心里虽有不同的打算，但对元首的指令并不敢怠慢，又有一部分防卫士兵被送到诺曼底前线。诺曼底到D日之前的兵力虽然还不抵加莱，但比照以前是大大加强了。

　　盟军军事统帅部虽然对希特勒的动向不能完全把握，但对诺曼底的兵力和加莱的兵力还是基本有数。盟军统帅部考虑到第一波登陆时，迎击的敌人可能不会很多，盟军可以攻上滩头，盟军能否在滩头巩固住、占领住，那就看德军和盟军的增援速度了。

　　按常规，德方是守，部队分布在近旁，一旦确定诺曼底是主攻方向，德军马上可调集绝对优势兵力，把刚涌上滩头的盟军赶下海去。盟军增援部队速度再快，因隔着英吉利海峡，也快不过德军部队。

　　要把握这一阶段的关键是让德军迟迟不能确定诺曼底是主攻方向。只要这一点定不下来，德军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调到诺曼底，这就等于为盟军运送增援部队提供了时间。

　　为此，英、美双方经长期策划、精心准备，制订了庞大而周密、代号为“刚毅”的秘密行动计划，作为“霸王”行动的一部分。这一行动有三个部分：

　　一是全力进行对德国的情报工作，搞清希特勒防御西线的兵力部署、大西洋壁垒的结构详情，特别要把握诺曼底地区的潮汐、海滩、地形、地貌、德军的防御配置、火力点等各种情况。

　　二是严格保守秘密，诺曼底作为登陆地点决不能泄露出去，要制造种种假情报、假消息，让德军相信登陆地点在加莱。上述两条要在D日前实施。

　　三是“刚毅”计划的核心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使德军相信，盟军对希特勒的欧洲大陆西北部的攻击，不是只搞一次，而是两次。

　　第一次攻击不太重要，其目标是诺曼底，此次攻击是牵制性的，主要目的是把第十五集团军的兵力和装甲师吸引到塞纳河以南。一旦希特勒把这些精锐部队南调扫清盟军的桥头堡，第二次攻击，即货真价实的重要攻击就将在加莱海峡进行。

　　如果德军真的相信这个“二次攻击”的“刚毅”计划，那么，德国最精锐的第十五军团就会对诺曼底进攻无动于衷，待在加莱，大炮无声，坦克待命，傻等着一次永远不会发动的进攻。

　　这是一个最大胆，也是最危险的游戏。对于盟军来说，“刚毅”计划可能使他们赢得反攻的胜利，但也可能使之失败。

　　声东击西就像下棋一样，很容易被识破。这是一种极其微妙、复杂的艺术，也是一项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系统工程。为了取胜，必须步步设下圈套，引德军上钩，钻进盟军布好的蜘蛛网中，如若一个环节被识破，整个计划必将败露无疑。

　　如这样，那就等于把盟军的意图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德国人。他们只需反其道而行之，把其部队毫不迟疑派往诺曼底。

　　所以，此计划只许成功，不能失败。而且要行动于D日之前，体现在D日登陆之后。

神兵空降诺曼底战场

　　1944年5月29日凌晨，太阳还静卧在地平线下。一行不长，但却惹人瞩目的车队，穿过还在沉睡的伦敦，朝着索塞克斯绿荫密布、生机盎然的丘陵开去。

　　目的地是一幢耸立在俯临朴次茅斯港湾的古典式建筑——索斯威克大楼。这就要成为艾森豪威尔的前线指挥所了。进攻发起日的倒计时，从前线指挥所建立就开始了。

　　当日的第一次会议，艾森豪威尔召来了现在已成为他第一顾问的气象专家斯塔格上校。斯塔格把气象图、预测和情报都进行了复核。这些资料是飞机、潜艇、军舰和地面气象站，从加勒比海到冰岛北部的广阔地区收集而来的。依据这些资料，斯塔格预料直至6月4日的本周内天气很好，对作战有利，但不排除周末出现暂时性小型天气扰动的可能。

　　艾森豪威尔沉思片刻，便发出新司令部的头几号命令：

　　总攻日按原计划将在一个星期之后的6月5日，即星期一实施。

　　进入6月，斯塔格没有排除的天气扰动变成了现实。

　　6月2日，在司令部会议上，斯塔格上校面带愁容说道：“在最近几天，从不列颠群岛到纽芬兰公海上出现大气扰动。这股扰动已越过大西洋，英国西部出现暴风雨，现正向东移动，风速和云层正在不断加大，很可能要扫过登陆地区。”

　　与会者听此预测，个个忧心忡忡，盯着艾森豪威尔。斯塔格退席后，富有幽默感的参谋长克里西少将冒出一句：“六尺二寸高的斯塔格，倒六尺一寸布满愁云。”

　　这句话使与会者轻松了一下，会议的气氛也有所缓和。

　　6月3日，斯塔格带来的全是坏消息：低气压正越过大西洋向英吉利海峡移动，6月4日至6月7日，海峡的风力很强，云层低厚，诺曼底海岸有雾。

　　第二天凌晨4时，据斯塔格记载在会议室内紧张气氛“可以摸到”的状态下，艾森豪威尔作了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盟军对欧洲的登陆战将推迟24小时，即推迟至6月6日，即星期二，并要求召回已在海上的兵力。

　　6月5日凌晨4时，艾森豪威尔好像一夜没有合眼，又由身穿宽大下垂的灯芯绒裤子和圆领运动衫的蒙哥马利陪同，走进会议室。会上，每个人的脸色都很忧郁，都在静静等待斯塔格。

　　4时15分，斯塔格带来了好消息：“5日夜间开始，好天气可以扩展到整个英格兰南部，而且可以持续至星期二，即6日上午晚些时候或下午，能见度良好，风力大约为3级，在诺曼底海岸一带不超过四五级。预计星期二傍晚云的情况要变坏，那一周其余几天的天气仍有变化，但有一段时间是好天气。”

　　听到这个消息，人人松了一口气，紧张气氛稍有缓和，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都从各自的角度议论着是否行动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坐在大书架前的沙发上听完了大家的最后意见，陷入沉思。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大约5分钟后，艾森豪威尔满脸紧张地抬起头，果断而坚定地说：“OK，我们行动吧！”

　　4时30分，命令发布下去。从爱尔兰海经过威尔士海岸，直至利泽德角，从利物浦到拉姆斯盖特的河汊、海湾、港口，庞大的机器开动起来。现在，无法后退了。

　　登陆开始了。结果如何，此时还难预料。司令官们都走了，艾森豪威尔拿来一张纸，掏出铅笔，写下了以下几行字：

　　我们在瑟堡-勒阿佛尔地区的登陆失利，我已经将部队撤回。

　　我决定在此时此地发起进攻，是根据所得的最好情报作出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恪尽职守，表现出极为勇敢和献身精神。如谴责此次行动或追究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艾森豪威尔对这次进攻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1944年6月5日，星期一，上午。

　　从昨天就断断续续落雨，现已变成连绵的雨雾，笼罩着英吉利海峡。英格兰南部各港口也都是湿乎乎的。已经出发又中途折返的海军各编队又离开了港口，这次不会再折返了。

　　庞大的编队冲破重重迷雾，先驶向怀特岛南方代号为“皮卡迪利广场”的海域。在这里，舰艇编队依据进攻的5个海滩划分成5个登陆突击编队，每个突击编队沿着已扫过雷的、设着浮标的5条航道向诺曼底航进。

　　每条航道又分为两条，一条供航速12节的快速登陆输送队使用；另一条供航速5节的慢速登陆输送队使用。整个航道划分得像高速公路一样清楚。

　　为保证登陆成功，要一次运送10多万人的部队，光动用的登陆舰只达4000多艘。战斗舰艇对登陆作战成败至关重要。登陆艇要护航，航渡海区要警戒，登陆地域要炮火支援，都要有战斗舰。盟军动用战斗舰1000多艘。两者汇合总数达5000艘舰艇，似乎改变了英吉利海峡的颜色，其劈波斩浪的气势，宛如海峡中骤起的狂飓。

　　舰队共有10列，横排达32海里，似乎是摆布在海洋中的海上舰艇展览，有新型的快速攻击型重巡洋舰，也有带着红锈的慢速货轮，远洋航线的小型客轮，海峡用的小汽艇、医疗船、油轮、沿岸巡逻艇，大的长达120多米是坦克登陆舰，小的只能装几十人的是小型登陆艇，只能装在大型运输船上。

　　为舰队开路的是扫雷艇、海岸警备队的警备艇、浮标敷设队的汽艇。活跃在舰队中间是快速巡洋舰、驱逐舰，它们像牧羊人指挥羊群一样忽前忽后，指挥着舰队保持队形，协调一致。

　　舰队外围游弋着反潜舰艇和鱼雷快艇，以防德国海军来袭。舰队上空飘浮着密密的防空气球，战斗机编队在云下巡游警戒。

　　此刻艾森豪威尔已经在纽伯里第一○一空降师的机场上与正准备上飞机的空降兵将士们谈了一小时的话了。昨天空军司令曾说过：“这些空降部队的3∕4以上将立即遭到伤亡。”所以，他不放心这些可爱的战士们，想在出发前再看他们一眼。

　　夜里23时，起飞的时间到了。艾森豪威尔举起手和机舱中的士兵道别，并站在那里，看着机尾凃着3道白杠的飞机慢慢滑上跑道，加速、起飞，一架又一架跃入夜空。

　　飞机起飞后，先在机场上空盘旋，直至编好队形。

　　23时30分，第一○一空降师大编队飞机再一次飞临机场上空。机场上艾森豪威尔两手深深地插在裤袋，深情注视着，为他们送行。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

　　在同一时间，在英国全国20多个机场，共起飞了1200余架运输机和上千架滑翔机，运载英、美3个空降师18000余人，排成3机“品”字形，组成长长的几个编队，越出英伦三岛，向诺曼底冲去。

　　几分钟后，漂泊在英吉利海峡中的10万士兵，已听到海峡上空的隆隆响声。这是大编队巨型运输机的声音，一波接一波，整整过了一个多小时。看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降部队，尽管甲板上的士兵耳朵都快震聋了，眼睛也看花了，仍不愿回船舱。

　　空降兵6月6日1时30分后，就要在诺曼底海滩后面两侧降落，他们的任务是夺取不该炸毁的桥梁，炸毁不该夺取的桥梁，前者方便盟军运动，后者防止德军增援。进攻诺曼底的最初登陆者是18000余人的伞兵空降兵部队，其中的几百名伞兵引导员更早一些降到诺曼底。

　　午夜过后不久，由120名美国伞兵组成的引导队就从空中飘落至瑟堡半岛上。他们的任务是在半岛的13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标示“降落地点”，为大批空降做准备。

　　由于德军高射炮火猛烈，运输机不得不左避右闪地规避炮火，结果偏离了航线。120人中只有38人降落在预定地点，其余人落到离目标几千米以外的地方。

　　这些先遣队员们牢记他们长官的告诫：“在诺曼底降落之后，我们的友军只有一人，那就是上帝。”在这一信念支持下，他们拼命确定自己的方位，然后，迅速接近自己的指定位置。因为时间不等人，还有一个小时，大部队机降就要开始了。

　　远离美军80千米的60名英国先遣队员的遭遇甚至还不如美军：

　　两名英国伞兵在黑暗中飘飘悠悠地降落在德国少将约瑟夫·拉赫尔特师长指挥部前的草地上。听到响动，拉赫尔特不等扭亮电灯就冲了出来，两位英国人赫然立在眼前。

　　一瞬间，双方都大吃一惊，眼睛瞪得大大的，还是德国师长先反应过来，打破短暂的沉默问话了：“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一个伞兵露出不速之客的歉意答道：“对不起，长官，飞机故障，我们只好跳伞。”

　　师长惊慌闪进总部，这两人由他去吧！有这样好运的人不多，大部分人是不幸的。降落当时，天空云层厚厚的，又有大雾，地面德军的高射炮也不甘示弱。提前到达的先遣队有的未能找到着陆区，无法布标志物，有的找错了地方，标志物指示的也就是错误的方向。

　　就飞行员来说也出了不少错误：有的飞行员看到地面有炮火闪动，就急忙规避，忙中出错，偏离了航线，飞过了着陆区；有的飞机进入着落区，飞行速度太快、高度太高，是规定时速与高度的几倍。

　　结果是空降兵像天女散花撒落在瑟堡半岛上，两个师的美军空降兵降落到预定着陆区的不到一个团。包括无线电发报机、反坦克炮、吉普车等在内的全部装备损失率达至60％。

　　更不幸的是损失了大量士兵。有些士兵，由于过早跳下，结果落到隆美尔布置下的泥地陷阱中。这些人负重过多，落进陷阱，就出不来了。有的人竟淹死在只有60公分深的水里；还有的眼睁睁地看到几步之远的干陆地，但就是无法逃出这吃人的陷阱。

　　那些跃出飞机舱门过晚的士兵，迎接他们的着陆地点是英吉利海峡中汹涌的海水，这更是有去无回。

　　虽然空降困难重重、伤亡惨重，但那些充满爱国精神的盟军仍然在努力奋斗着。靠着专门从美国运来，一个只有几角钱的小孩玩具——蟋蟀发声器，寻找着自己的战友。轻按一响，对方要回复两声。就连师长泰勒少将，也要靠这个小东西找他的部下。

　　作为第一○一师的最高长官的泰勒和师部的人员一道伞降着陆后，再也找不到他的参谋、干事们了，他手拿蟋蟀发声器，找了3个多小时，找到天亮，集合了90多个人。其中军官倒不少，团长、营长、中校、上校都有，而士兵只有3人。

　　他满幽默地说：“这样少的兵接受这样多的长官指挥，倒是第一次经历的事。”

　　第一○一师的第五○一团到D日中午才集合起200来人。人虽少，但没影响他们完成任务，团长恰好找到一名海军舰炮火力控制组的成员，他通过电台召唤停泊在海岸边的重型巡洋舰“昆西号”，让其用203毫米的火炮击退了阻止他们前进的德军。他们上路了，完成了本该一个团才能完成的占领两座桥的任务。

　　同师的第五○六团的任务是夺取第一和第二号通道，要保持其畅通，并掩护在“犹他”海滩登陆的美军部队。该团着陆时也极其分散，团长将集合起来的人马重新分组分配任务，人虽少，但他们仍然攻占了波佩维尔。不久，这支部队与攻占“犹他”海滩的陆军部队联系上了，并顺利地到达第一、二号通道。

　　第五○二团的战斗目标是夺取第三、第四通道，并与第八十二师会合。伞降后，团长失去联系，营长组织起分散的着陆人员，并把第八十二师降落在附近的人员也集合起来，组成混编伞兵队。这些人也把任务完成了。

　　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由第五○五、第五○七、第五○八团组成，后两个团着陆后太分散了，无法成建制的组织起来，只得像打游击一样，各自为战。

　　发挥作用的是第五○五团，他们把刚开完会返回指挥部的德军第九十一师师长击毙，该师专门受过反空降训练，是科唐坦沿岸守军的主要预备队。师长一死，群龙无首，该师的作用也发挥不出来了。

　　第五○五团还在着陆点就近摸黑攻占了圣梅尔-埃格利斯镇，切断了通往瑟堡的一切通讯联系。

　　英军第六空降师由第三和第五伞兵旅组成。该师的任务是在奥恩河口附近及其周围广大地区保障登陆作战东侧翼的安全。具体说，夺取奥恩河和卡昂至大海之间的运河渡口，占领梅维尔的海岸炮台，还要炸毁奥恩河以东迪夫河上的桥梁，以切断德军第二十一装甲师进行反击的通道。

　　第五伞兵旅的任务是夺取奥恩河和卡昂运河的两座桥梁，这是诺曼底东西侧翼的主桥头堡之间的主要交通线。午夜过后5分钟，由轰炸机拖曳的6架滑翔机飞临奥恩河口上空，放开拖索后，6架滑翔机中的两架准确滑落在卡昂运河大桥附近，着陆点离大桥只有45米。

　　部队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这座桥，另3架滑翔机的目标是离此地800米的另一座桥，有两架着陆点正确，他们也迅速占了另一座桥。德军原准备炸掉这两座桥，但不知何故，守桥部队一直没接到炸桥命令，结果两座桥完整无损地落到盟军手中，为盟军进军诺曼底内陆提供了通道。

　　第三伞兵旅有两个任务，炸梅维尔炮台和迪夫河上的5座桥梁。两个目标延伸10多千米，但任务还是完成了。炸桥由两个营分担，这两个营伞降时极度分散，只能分头集合成小股部队执行任务。小股部队上桥时，德军以为是来演习的自己人，守桥士兵还没明白对方是谁就成了俘虏，5座桥顺利被炸毁。

　　攻炮台就不那么容易了。炮台设在暗堡之内，舰炮轰击不到，据说该炮台有4门150毫米大炮，对盟军登陆威胁太大，决定除之。任务落到一个营的头上。由于降落分散，至凌晨3时，600个人才到了150人，任务又要限时在天亮前完成，只得干了。

　　在营长率领下，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与守军格斗，一路直奔炮位，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以伤亡过半的代价，终于拿下了炮台阵地。此时发现火炮口径不是150毫米，只是75毫米，是个普通的炮兵连。4时45分，营长发出信号，表示已完成任务。至此，英军空降师的任务全部完成。

　　天将破晓，18000名空降兵只在不足5个小时的奋战中，不怕流血牺牲，克服重重困难，已经十二分满足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最高统帅部的希望。空降部队的突然行动，已使德军发生混乱，切断他们的联络，扰乱他们的部署，现在这些英勇的空降兵们已控制住诺曼底登陆地点两翼，封住了德军增援部队的通道。

　　此时，在海军某编队旗舰“贝菲尔德号”上，美军第七军军长科林斯把他的双筒望远镜对准了美国人正准备登陆的海滩——犹他海滩。犹他海滩坐落于科唐坦半岛东岸从奎内维尔以南到卡朗坦河口以北，宽14．5千米。这个海滩是坡度不大的黄沙坡，中间有几道障碍物，障碍物的纵深在低潮时约为270米至370米。障碍物的后面是很窄的干沙滩，宽约100米，再往上去则是一个低沙丘带。靠着沙丘朝海的一面，德军修了一道低矮水泥墙。海滩的后面是一个故意淹没的牧场，约有几千米宽，有几条堤道穿过牧场通向海滩，这就是美空降兵已夺取的通道。德军在这段防线上配置了28个固定和机动炮连，共有火炮110门，其中有8个暗堡连，这些炮大部分都能对海滩进行射击。

　　进攻犹他海滩的任务落到了雷诺·巴顿的第四师身上。就是这个师在4月底的演习中，遭到德国人袭击，现在他们已从挫折里恢复过来。

　　科林斯看到一排排、一队队的登陆艇已经出发，它们在海面上要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才能达到海滩。登陆艇出发之后，盟军的轰炸机也倾巢而出，隆隆巨响滚过舰队上空。一个大机群，跟着一个大机群，从人们头上掠过。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炮火校正机，数量多的遮天盖日，飞机总数达11000架。这些飞机对诺曼底海岸德军各防御工事，对大西洋堡垒的防御要塞，进行了地毯式轰炸，登陆海滩一时笼罩在浓密的烈火硝烟之中。水面上的士兵望着天空，凝视不已，脸上露出感动的表情。

　　飞机的轰炸刚告一段落，停在犹他海滩对面的17艘军舰也开始怒吼。这些大型舰上的巨炮向白天预先侦察出来的德军炮兵阵地猛轰，轰隆巨响和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响彻云霄，炮火的闪光直穿灰暗色的天空，黑烟像大卷云在海岸上翻滚。

　　当登陆艇开到距海滩最后几百米时，海军的炮火开始向内陆延伸，近距支援的陆军炮火由编在攻击梯队的坦克登陆舰小口径炮承担，许许多多的火箭弹从火箭发射舰上发出，雨点般飞向海滩。

　　看到这种壮观的场面，就是身经百战的科斯林也激动不已。6时8分，几百艘登陆艇靠岸；6时10分，飞机开始在船岸之间施放烟幕，掩护驶向海滩登陆艇和冲上海滩的士兵们。

　　比原定H时晚5分钟，也即6时35分，第一登陆突击波上岸，跟着这一突击波登陆的有一位将军，他就是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罗斯福的儿子塞奥得·罗斯福准将。这位已经57岁的将军是几度要求之后，才批准参加这次突击的。

　　登陆极其顺利，在海滩上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海滩障碍物也没有配上爆炸物和饵雷。原因只有罗斯福和两三个军官知道。那就是部队抢滩前，17艘火箭发射舰和陆军炮火支援舰炮齐射，这些炮弹和火箭掀起了一片烟尘，再加上飞机投下的烟幕弹，把海岸完全遮住。一股很强的潮汐把登陆艇向南冲到了离预定登陆海滩约1600米的海滩上，他们是在此登陆的，这是一个幸运的错误，如没有这个错误等待他们的是坚固的防御工事和严阵以待的防守重兵。

　　现在，罗斯福已同进攻部队一齐站到海滩上第二号通道之处了。这时，他非要作一次重大决定不可。因为从此以后每隔10多分钟就有新的兵员和车辆登陆，总共有26个突击登陆波，包括20000多士兵，3500辆车辆要登陆；紧跟着，美军第九师和第九十师也在这个海滩上岸。所以，罗斯福必须决定是把这些后续部队带到比较平静安全的这个“错误”登陆地点呢？还是导向原来的预定登陆地点？

　　这个预定地点与内陆相连的是第三号、第四号通道，如回到原来的地点登陆，新打开的第二号通道不能保持下去，而以后的大集团登陆就要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

　　罗斯福将军和几个军官商议决定，就将错就错，不向原来的目标进攻，第四师现在从这唯一的第二号通道向内陆进攻，发现德军就坚决消灭掉。现在，第一登陆突击波已在犹他海滩站稳，是迅速采取行动，打击德军的时候了。登上陆地两个小时后，罗斯福带领他的战士向内陆突去。上午10时，又有6个营的兵力离开海滩踏入内陆。至中午，海滩上的德军已被基本肃清。犹他海滩的守军是德军第七○九师的一个团。该师是个无“腿”的海防师，武器装备差，人员大部分是预军备役的大龄人和德国仆从国士兵。由于该师通讯联系已被美军空降兵切断，德第七集团军司令多尔曼直至当天很晚的时候才知道盟军已在科唐坦半岛登陆。

　　盟军登陆的损失轻微。主要损失是清晨施放烟幕的飞机有一架被高射火炮击落，烟幕墙出现一段空白，驱逐舰“科里号”被暴露出来，成了德军岸炮连的目标。为了躲避，“科里号”驱逐舰立即机动，不幸撞上一枚水雷，炸断了龙骨，6时41分船沉了。还有3艘坦克登陆艇、两艘步兵登陆艇也因触雷沉没。人员损失也很有限。全师只有194人阵亡，先头部队的两个团只死了12个人，而在一般情况下，阵亡人数应是它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D日傍晚18时，经犹他海滩上陆的部队达到21000万余人，车辆1742辆，还有几千吨补给品。登陆部队已到达卡朗坦与圣梅尔-埃格里斯的主要公路上。占领的登陆场面积正面和纵深达到10千米。由于登陆太顺利，负责指挥运送部队上岸的海军编队司令穆思少将在给其上级的报告中写道：“登陆按计划完成，对登陆突击，没有什么可写的。”

　　在“贝菲尔德号”舰上，科林斯又举起他的双筒望远镜，远处的犹他海滩，硝烟已散，近处排成长队的登陆舰艇络绎不绝、井然有序。他也很快把登陆成功的消息送到指挥美国陆军的布雷德利那里。

　　布雷德利的评价是：“我们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犹他海滩，令人满意。”

血雨腥风的“奥马哈”

　　“奥马哈”是美军负责攻占的另一个海滩，在犹他之南。负责进攻是的美军第五步兵师和第二十九步兵师中的两个团。

　　奥马哈海滩宽6400米，一端靠维辛河口，另一端接辛港。奥马哈海滩的地形与犹他不同，不是以平缓坡度伸向海中，而是突然凸起，形成陡峭的悬崖，悬崖高达10多米。

　　这些悬崖逐渐以平台状向内陆延伸，形成高地，到陆地时，高地已达45米的高度，形成了一个坡度较大的急坡。急斜坡上有4条小溪，由于流水的持续作用，已经冲成一条溪谷，每个溪谷就是从海滩到内陆的通道，车辆要靠此通道才能进入内陆。

　　海滩本身和犹他海滩差不多，都是由硬沙质构成，海滩高潮与低潮线宽约270米。在靠岸的一端是突然凸起的卵石堤岸。在这一地区唯一修筑的大路是从附近一个名叫兰林的小村开始沿海岸到维叶唯尔后转向内陆。这一带地处偏僻、地形险恶，因此人烟稀少，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小村，相距也都很远。

　　奥马哈海滩是隆美尔亲自视察过的地方。在他的指导下，该海滩建设了完备的防御设施。在此地域的峭壁上建有16个钢筋水泥支撑点，布置有各种口径火炮，包括新型“克虏伯炮”、反坦克炮等。这些支撑点能互相支援，互相协助，能靠火力，严密控制海滩；而且居高临下，海滩上乃至海面上的一切活动，都尽收眼底。

　　此外，还有若干个暗堡炮连，火炮口径较大，射程远，工事修的坚固，并且都建在海滩两端的悬崖之上，射击角度大，可直接轰击登陆艇。

　　以这些坚固支撑点为中心，从低潮开始布防，先是挂满水雷向海倾斜的木柱和铁桩等专门刺穿、割破登陆艇的利器；然后是隆美尔创出的那些“比利时牛棚门”、捷克式巨马等障碍物，专门防登陆艇和坦克登陆；再后面是卵石海堤及遍布其上的蛇腹形带刺铁丝网和地雷，主要对付坦克和步兵。

　　美国历史学家后来说：

　　在这里德国人为进攻的美军准备好了他们在别处从未遇到过的最残忍的地狱。甚至连日本人在硫磺岛、塔拉瓦和阿留申的防卫，也不能与这里相比。

　　盟军当时也知道这段海滩地形不太理想，易守难攻，但从维尔河口到阿罗门奇之间长达30多千米海岸，只有这一段可以登陆，其他地段都是峭壁。如此段海滩不利用，必将在盟军登陆线上造成大缺口。

　　对奥马哈海滩的进攻开始了。进攻前，法国地下组织送来情报，说在奥马哈海滩后边的瓦胡角悬崖上安有6门155毫米海岸炮。这种炮威力大射程可达12海里，所以攻击舰队在离岸12海里处停了下来，开始换乘小艇。

　　为消灭那个海岸炮阵地，美军派出3个别动连，准备攀上瓦胡角偷袭海岸炮阵地。3个连在来自德克萨斯的牧场主拉德尔上校率领下出发了。与此同时，在舰队停泊的宽阔锚地中，士兵们迎着高达1．5米的狂风恶浪开始换船，在漆黑的夜里，那些步兵身负沉重的装备，挣扎着爬进剧烈颠簸的登陆艇。有10艘当即翻沉，300多名士兵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挣扎，有一部分人永远沉入了海底。没有翻沉的登陆艇勉强开动了。

　　在登陆艇行进中，波浪带来的冰凉海水在甲板上溅了进来，把每个人都浸得湿漉漉的，像从水里刚捞出来一般。打进来的海水先是浸没到人们的脚腕，大家还没有在意，但水越来越深，突击营少尉卡奥纳发现情况严重，赶紧让战士们向外吸水，可是晚了，艇已到沉没边缘。

　　不过卡奥纳少尉的手下还是用无线电立即呼救：“这里是860号登陆艇……860号登陆艇……就要沉没……就要沉没……”经短暂停顿之后，接着一声哀叫，“啊！沉了……救命啊……”

　　在到奥马哈海滩的路上，到处都有登陆艇开始下沉。有的士兵们竟连呼叫都来不及，身上的装备像沉重的石头一样，把他们一下子拉到海底。终于，坐在登陆艇的士兵们，经潮湿、寒冷和晕船的几重折磨，就要靠近海滩了。

　　为配合进攻，攻击第一波部队配有几十辆装备105毫米火炮的两栖车辆，也因下水过早沉没于海中，最后登陆的重武器只有30辆坦克和几辆两栖炮车。

　　海军和空军的炮火攻击在5时50分开始。先开炮的是停在12海里之外由两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组成的火力支援大队。这些大口径海军舰炮的炮弹，呼啸着飞越海上士兵们的头顶，在海岸上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响声。

　　光超重巡洋舰“德克萨斯号”和“阿肯色号”就拥有14英寸巨炮10门、12英寸重炮12门、5英寸大炮12门的强大火力，在短时间内向瓦胡角顶上的德军海岸炮兵阵地，一连发射出近千枚重型炮弹。硝烟笼罩着瓦胡角，似乎崖头上发生地震一般，地动山摇。

　　对奥马哈海岸防御工事的航空轰炸开始了，美国第八航空队近500架重型轰炸机穿过云层及时赶到，但因奥马哈上空云层太低，怕误伤还在海面的进攻部队，轰炸机不得已推迟30秒投弹。

　　但这30秒造成地面误差达5000米，这些炸弹，全落到了内陆，许多法国平民成了轰炸的牺牲品，海岸上的德国兵毫发无损，更不用说他们的岸防工事了。

　　美国历史学家评论说：

　　海军的轰炸虽然时间短，但效果很好，可能把敌人的抵抗能力削弱了1∕2至2∕3，飞机轰炸，完全是徒劳之举。

　　当登陆艇在距离海岸1000米时，艇上的火力也加入炮击的行列。火箭弹几千几千地从士兵的头上飞过，德军阵地在如此庞大火力的压制下，似乎不存在了，整个岸防阵地德军炮火沉寂，阵地不见人影，德国人都跑了？

　　看到海滩上静默无声，士兵们的脸上露出感动的表情，放心地以为这一下可好了，一高兴晕船和寒冷带来的不适都一扫而光。作为突击队的D连中士罗伯特·比克斯勒甚至认为这是一次美妙的异国旅行，登陆犹如过海关一般容易：“一手拿着一把梳子，另一手拿一本去巴黎的护照，轻松地走过去。”

　　担任美国地面兵力总指挥的布雷德利中将，此刻心情可一点不轻松，他正在离岸12海里之外的“奥格斯塔号”巡洋舰上，耳朵塞着棉花，用高倍望远镜看着10000米之外海滩上的动静。

　　原来盟军情报机构认为，防守奥马哈海滩的是德军第七一六师中不足800人的一个团。他们是德军中装备很差的一支部队，人员大部分是近40岁的老军人以及东欧各仆从国的人。然而，刚刚接到的情报说在两个月以前已经又有1200多德国人悄悄地进入了奥马哈海滩的阵地。这些人不属于很差的第七一六师，而是德军有实战经验的劲旅——第三五二师的一部。这支新部队中有一半是来自德国名城汉诺威的十八九岁青年。他们训练有素，士气极为高涨。另外，还有来自东方前线的200名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这个消息到得太晚，布雷德利不可能通知已经出发的攻击部队，他只能通过指挥舰炮加大攻击力度，延长炮击时间去支援前方部队了。

　　在瓦胡角的悬崖上，有一个人正站在监视壕中，手拿望远镜，在盟军炮声中通过枪眼向外窥视着。他就是德军奥马哈海滩防御部队的一员：布尔斯卡特少校。他在这里已坚守一夜了。当借着晨光，通过漫布的轻雾，几千艘战舰一下子出现在他的望远镜中时，他知道，盟军的登陆就要开始。

　　空军舰炮的炮弹击中布尔斯卡特少校所在的崖面，剧烈的震动把少校抛到半空并摔倒在地，飞扬的沙石和炸碎的混凝土碎块形成了一道白茫茫的灰雾，把他的视线挡住了。

　　当他从地上爬起来后，听到部下的叫声。这阵炮打得他瞠目结舌，一时不知所措，过了好一阵才镇定下来。这会儿，电话响了，是第三五二师司令部打来问海面情况的，他刚要回答，又一声巨响，从阵地后面传来，飞扬的尘土和沙石使得他睁不开眼睛，稍停他才把盟军已涌进海湾的消息报告出去。

　　趁盟军炮火射击的间歇，布尔斯卡特用电话问自己炮兵阵地的情况，结果意外得好：各种口径新型“克虏伯炮”毫无损失，没有一枚炮弹光顾到这个阵地，就连建在距离海岸仅8米的一个炮兵连，也成功地避开了炮击，人炮俱在。看来坚固的防御工事起了作用，严密的伪装也功不可没。

　　他又一次走近望瞭孔观察，看到盟军的登陆艇越发靠近，很快就要进入射程之内。在他回团指挥所之前，他命令手下的炮兵军官：“我现在回团里，你一定要记住，在敌人到达水际之前，绝对不准浪费一枚炮弹。”

　　盟军的登陆艇一点点地逼近海岸，盟军的舰炮火力攻击已开始转向内陆。当登陆艇的前锋驶进距岸350米时，突然，德军的各种机枪吐出火舌，子弹铺天盖地般飞来。紧接着，来自奥马哈崖头上和半月形海滩两端的炮兵阵地的炮弹落到了登陆艇周围，激起巨大的水柱。

　　整个6000米宽的登陆海面上的登陆艇顿时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士兵们发出一阵阵骚动的叫声。水面上还不时传来机枪子弹扫中登陆艇的“噗噗”声，有人落水的“扑通”声。整个进攻的部队，都被打得抬不起头来。

　　在崖上布阵的德军炮手，居高临下瞄向动作迟缓的舟艇，更是一打一个准。在离岸50米处，攻击团A连一艘登陆艇被一枚炮弹当头击中，两人丧命，28名惊慌失措的士兵被掀到海中，然后第二艘登陆艇在放下斜板准备上陆时，船体爆炸艇上的连长和31名士兵遇难。

　　当这个连剩下的3艘艇不顾一切冲向滩头时，一阵猛烈的交叉火力，又打倒了许多士兵。还没等到上岸，A连的200多名士兵已伤亡了2∕3还多，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那些侥幸冲上滩头的人等待他们的也没有好运。他们发现已被运载到错误的地区登陆，他们来到离预定地点以东3000米处，等待他们的是连绵不断的地雷区和各种难以跨越的障碍物。

　　他们既无扫雷坦克，也无适当的排雷工具，只得等待破坏海滨障碍物的两栖工兵队。但这些工兵队在这紧要关头竟比预定滞后几分钟到达。那些在H时，即6时30分登上海滩的1000人无法与德军作战，只是为了生存而搏斗，不得不躲在混凝土障碍物之后以保命。

　　16个水陆两栖工兵队走在步兵后面，也损失惨重，丢掉了许多重要装备。有一队在登陆时被德军的一次机枪齐射全部打死，其余的工兵队也都暴露在德军火力之下。然而，工兵们很快组织起来，冒着弹雨，开始点燃一个个引信，爆破障碍物，排除地雷，为步兵开路。

　　最后，原定打开16条通路只完成5条；在奥马哈海滩的西段开辟了两条通路；在海滩的东段开辟出4条通路。遗憾的是在潮水上涨之前，只标出了一条通路。所以在下午退潮前，登陆艇不知道哪里是已开辟的通路，结果盲目涌上海滩，使得滩头一片混乱。

　　上午7时，第二波部队到达海滩，潮水刚刚靠近海岸的第一道障碍物，一小时后淹没了整个障碍区。部队找不到攻击的通路，在德军炮火的压制下，只得待在海滩。人车混杂，一片混乱，他们完全是第一波登陆的重演。

　　海岸上，登陆作战用的武器弹药堆积如山，器材和补给品抛的满地皆是。登陆艇的残骸艇头深陷海底，艇尾高高翘起露出水面。中弹的坦克还没发挥作用就冒出滚滚的黑烟，推土机也横着身体挡在障碍物之间。不知是哪个士兵的吉他，折成两段，在海面上漂浮。

　　形势极端恶劣，部分大兵以为是打败了。据第七四一坦克营的技术士官威廉·马克林特说，看见一个士兵蹲在海边上，根本不去理会那密如雨下的机枪扫射，只见他一面把石子投向海里，一面像失恋一样静静地低声啜泣。

　　就在失败的情绪中，布雷德利的好友，他在本宁堡步兵学校的同事诺曼·科塔准将随第二波登上了海滩。科塔作为副师长冷静地观察了形势，并在海滩上靠自己的无所畏惧的行为，鼓舞着士气。科塔准将向着海滩的士兵呼喊道：“我们待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不怕死的，冲啊！”众兵官应着长官的喊声，向德军的阵地冲去，登陆地点逐渐扩大。

　　从8时开始，驱逐舰向前进发，来到离海岸只有700多米的水面上，抵近对德军暗堡和支撑点进行猛烈射击。虽然岸上舰炮火力控制组还没有到位，但德军的火炮闪光就是目标，发现一个目标，就打掉一个目标。

　　这些驱逐舰把那些藏在悬崖上、暗堡里的德军火力点一个个打哑了、清除了。驱逐舰的大口径火炮起了大作用，打得越来越顺手，前边盟军的坦克向一块峭壁轰击，他们也马上掉转炮口，助一臂之力，进行猛烈射击。

　　有的驱逐舰发现德军在运动，调整阵地，炮火马上就跟了上去。盟军发现德军炮兵在一小村教堂塔顶端架起观察哨进行射击，驱逐舰立即以准确的炮火将教堂塔楼击毁，而未损坏教堂的其他部分。稍晚些时候，舰炮火力岸上控制组克服重重困难开始工作后，舰炮更是像长了眼睛一样，飞向德阵地。

　　那些重型战列舰由于排水量大，不能像驱逐舰那样进入水深5．5米的等深线上抵近射击，则由“喷火”式飞机进行空中校射。在这些飞机的指点下，德军大型火力点一个个“哑”了下来。这些海军舰艇，特别是那12艘驱逐舰不顾水浅、水雷、德军的炮火和其他障碍物，为海滩上的进攻部队提供了强大火力支援。这些勇敢的舰炮成了进攻部队仅有的大炮。

　　美军中经历过北非作战、西西里登陆等血腥考验的第一步兵师参谋长斯坦厄普·梅森对海军炮火给以高度评价，他说：“我现在确信，是海军的火炮支援，使我们达到岸边的。如果没有海军炮火支援，我们肯定不能越过海滩。”美军第五军军长吉·杰罗当天夜里上岸建立他的指挥所后，在发给布雷德利的第一封电文就是称颂海军炮兵的：“感谢上帝为我们缔造了美国海军。”

　　在舰炮火力支援下，科塔将军身先士卒率部队开始向设在峭壁上的德军阵地冲去。几十辆坦克也上了岸。但德军依然负隅顽抗，大概他们也知道这一仗是他们的末日了。

　　在突破峭壁的过程中，德军的反抗尤为强烈，子弹雨点般从峭壁各个工事中倾泻出来，科塔每时每刻都认为他将牺牲，但在一次次殊死交战中死亡的子弹选中的是别人。

　　第一个被派出去突击目标的士兵，没有前进多远，就被重机枪火力打中，他大声尖叫：“救护队，我受伤了，救命啊！”不一会儿，这士兵喊着“妈妈”两字一命呜呼。接着，科塔亲自带队冲了出去，其他人也紧随其后，但他们安然无恙。谢天谢地，是德军原先挖的狭长掩体救了他们，他们全都掉到这里来了。

　　虽然重机枪子弹打不到他们，但两英寸的迫击炮弹又像长了眼睛一样对着他们落了下来。两个士兵在离科塔一米远的地方被炸死了。这两个士兵是他的通信兵，背着沉重的无线电设备，看来，他们一行的显著特征早已成德国枪手的活动靶子。

　　从这里望出去，远处美国士兵们正在冲击，一伙人包围了一个散兵坑。美国士兵在冲击中靠近散兵坑时，一个德国兵从自己的散兵坑中跳起，扔出来一个手榴弹。美国士兵当即卧倒等手榴弹炸过后，他们收紧包围圈，把这个顽抗的德国兵消灭掉。

　　科塔终于走出了掩体，带领士兵继续向峭壁前进。路上，他们看到孤身一人的美国大兵押着5个德军俘虏从前面走下来。德国兵在枪口的威胁下高举着双手。呵，这是德军，终于看到了活的但已放下武器的对手，科塔周围的士兵们显然很高兴。

　　科塔终于率领美军第二十九师的部队攻克了峭壁守军，顺峭壁下的深谷深入到内地，把德军从附近的村庄赶了出去。在美军的强力增援下，从中午开始海滩的形势好转了。

　　至下午16时，登陆部队已开辟出5条大通路，6条小通路。下午17时，第二十九师指挥所、第一师指挥所都已建立起来。科塔在危急时刻成功地稳定了部队，扭转了滩头的局面，并勇敢地率领部队深入前线纵深地带。为此，他将从美国人那里获得一枚银星勋章和功勋十字勋章，从蒙哥马利那里将得到英国的二级最高勋章与登陆部队同时行动的还有攻占瓦胡角的3个别动连，他们也遇到了想象不到的困难。在奥马哈西端海滩的延伸处，本身高出海面30多米，是矗立海滩边的悬崖。在H时之前，战列舰“得克萨斯号”曾以大口径舰炮对该处进行了猛烈轰击，但该阵地没有回敬一枚炮弹，一直未暴露其面目。

　　由于领航的错误，派去攻击该阵地的3个别动连直至早上7时5分才登陆。那时周围德军的火力支撑点已从炮火打击下恢复过来，别动队全副武装开始攀登悬崖，虽然有在近海的驱逐舰炮火支持，但德军火力也很强，攀登中伤亡很大。半个小时后，终于有150多人爬上了悬崖顶端。

　　令别动队员吃惊的事出现了，他们发现这是个假阵地。虽然炮架是真的，但炮管却是电线杆子，与这些别动队员殊死搏斗的则是那些没有火炮的炮手。

　　原来，德军配置在这里的6门155毫米大炮，由于加修暗堡已暂时转到了后方。炮手们留下来钻进了坑道中，他们既不怕飞机轰炸，海军舰炮也伤不着他们，他们还能从坑道中钻出来抵抗别动队的攻击。这些别动队战士们消灭了德军炮兵连的炮手，便立即向连接维叶维尔和格朗康的大路进击，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防御阵地。一直守到两天之后换防为止。

　　6月6日晚上，美国军医们登上了浴血奋战一整天的奥马哈海滩，海面上漂浮着死去士兵的尸体，海滩上死去的人和奄奄一息的人散布着，活着的人也杂于其间，若无其事地吃着阵亡者留下的军用食品。军医们冒着稀稀落落的枪声，把那些已经死去的和奄奄一息的人区分开来，从峭壁前的海滩和阵地上分别集中起来，送到海滨的道路上。

　　经一天的激战，美军总算在滩头上站稳了脚，到了当天晚上，虽然在德军据守的岸边所取得的立足点没有一处纵深大于1000米，距原定宽16千米，纵深五六千的目标相差很远，但毕竟把34000多人和3000多辆车辆送上了滩头。

　　美军为他们的敌情不明和强攻中特型坦克准备不足，付出了高昂代价，伤亡人数直至现在仍没有准确数字。但据可靠的资料分析，这个数字不低于4000人，是犹他海滩的20倍。因此之故，奥马哈登陆也获得了“血腥奥马哈”的称呼。

　　当美军强攻犹他和奥马哈正值高潮时，英军也开始行动了。英军的登陆地段，共分为3个海滩：最西面的叫做“哥尔德”，登陆宽度5200米，海滩地形低平，基本上是高度不超过15米的沙质陡坡，德军也筑有许多防御工事和障碍物。在“哥尔德”海滩以东与之相距7200米的另一个海滩叫“朱诺”海滩。此滩位于塞尔河河口，海滩背后是沙丘，海滩工事不高，障碍物也少。守军大多是波兰人、俄罗斯人，无战斗力。担任主攻的是加拿大军队。

　　最东面的海滩叫“索德”，位于奥恩河和卡昂运河流入塞纳湾的入海口两侧。登陆区内海滩由礁石分割成几块，最宽的一块约4800米。登陆部队为保证不出差错，特别用X·23型袖珍潜艇作为标志艇。

　　在这3个海滩中有暗礁和延续不断、起伏不平的地形，只能涨潮后趁潮水登陆，所以计划规定的H时要比美军两海滩的H时晚一个小时以上。这一个多小时可是有大用处。它可以使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利用白天准确地向英、加军队登陆的3个海滩进行两小时以上的准确射击，几乎是美国军舰炮击奥马哈海滩时间的4倍。再加上英国上千架重型轰炸机的“地毯”式轰炸，德军在3个海滩的防御能力受到很大削弱。

　　英、加两军的登陆部队为进攻海滩也做了充分准备。当年第厄普登陆就是他们打的，所以，他们对登陆上海滩后所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估计到了，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与布雷德利同样，指挥英军的蒙哥马利在登陆准备阶段也来到霍巴特将军建立起来的那个“坦克动物园”；与布雷德利不同的是，蒙哥马利很快领会了那些特殊坦克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作用。他知道现代战争只能靠现代装备去打，现代登陆战也要靠现代的登陆设备，他毫不犹豫把霍巴特发明的那些新“玩意”都订了下来，分配给登陆部队。这些东西在登陆实践中证明，要比美国人的人工排除障碍和地雷要有效得多。

　　在蒙哥马利的倡导下，登陆部队用于抢占滩头阵地重型装备也可以开一个“机械展览会”了。英、加军队进攻尽管也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德军的顽抗，但是那些装备发挥了作用。

　　登陆时，阵阵海风卷起巨浪向岸边奔腾而去，潮水出乎意料地涌上海滩，使常规的爆破分队无法工作，这时，扫雷坦克派上了用场。士兵上海滩时，德军和防御火力增强，又有新火力点出现，这第一波就跟上来的水陆两栖坦克的坦克炮发挥了威力。

　　有的特种坦克一上岸就发生了故障，这也不要紧，因为紧随第一波登陆的不仅有强占海滩的勇士，也有装甲兵工程师和特殊的维修车辆。正因为有如此周密的准备，英、加军队一离开登陆艇，踏上滩头，这全套助机械化设备就开始运转了。几个条件具备后，英、加军队攻占3个海滩极为顺利。

　　进攻哥尔德海滩的是英军第五十师，这个师就像平时的演习一样，打垮了毫无斗志的守备部队。一日内占据了宽9600米、纵深9600米的一大块区域，基本上按计划完成了任务，夺取了比较巩固的登陆场。英军损失轻微，只伤亡了413人。

　　朱诺海滩则由加拿大第三师攻取，他们是高潮水位时登陆，海滩上障碍物也比较少，特种坦克很快打通了10多条通道，部队进展很快。至D日傍晚前，加军的先头部队已深入内陆达十一二千米，有的装甲车已开到贝叶到卡昂的公路上，但因大部分步兵速度跟不上，这些装甲车只好退了回来。

　　至傍晚时，加军部队已推进到离卡昂西北的4．8公里处。加军的右翼已与英军第五十师取得了联系，两个登陆桥头堡联成一体，其登陆正面宽达19千米，纵深达10千米至11千米。加军当日损失人员961人。

　　在索德海滩地段，负责登陆的英军第三师。虽在登陆时，德军派出鱼雷艇骚扰和7架飞机扫射，但都没造成大的伤亡。在这个海滩，也是水陆坦克最先上陆，为后续各波步兵的进攻提供了强有力的火力支援。工兵突击扫雷，坦克和专门破坏水泥障碍物坦克，也都随水陆两栖坦克之后上岸。这些专门设备发挥了作用，英军在“索德”海滩的进展顺利、迅速。守军士气不高，无心恋战，没有顽强抵抗就败下阵来。

　　英军发现损失轻微，自己都感到惊讶，竟一时不知所措。他们本该毫不犹豫，迅速发展战果，乘胜追击，一举拿下城内没有多少守军的卡昂。可他们却停了下来，隐蔽到树林中休息，并准备就地掘壕挖工事，准备对付德军的反攻。结果丧失了当日攻占卡昂的大好时机。

　　至D日的傍晚，英军第三师已占据整个海滩，已深入内陆达6400米，夺取了贝诺维尔附近奥恩河上的桥梁，并与英军第六空降师会师。但卡昂城没有拿下来。本来唾手可得的城市，却让它漏掉了。5个星期后，卡昂才落入盟军之手，蒙哥马利曾许诺的早日在卡昂附近建成盟军前进机场也推迟了。

　　6月6日，在早晨发起进攻的时刻，艾森豪威尔指挥所里绿色的保密电话铃声大作。最高统帅的随身秘书哈里·布彻跑进这间野外工作室，拿起听筒，原来这是空军上将利·马洛里打来的。

　　马洛里报告的全是好消息：

　　空降师850多架C—47型飞机中只有21架没有到达目的地。

　　英国只损失了其400架飞机中的8架。整个战区至今为止只看见3架德国空军的歼击机，德国空军看来上了盟军反雷达干扰的当，把飞机全调到加莱去了。

　　布彻接完电话，兴致勃勃来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活动房中，把这些消息告诉了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似乎松了一口气，但他尽力不表现出来。

　　上午8时以后，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得到了进攻各部队的战况汇报，整个情况是，“除了杰多将军指挥登陆的奥马哈海滩之外，其他海滩登陆行动都按预定计划执行”。

　　上午9时30分，艾森豪威尔似乎胜券在握，24小时前准备的那份声明，似乎没有发表的必要了，马上起草了一份完全不同的文告通过电台发表出去。

　　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盟军海军部队，在强大空军支援之下，今晨载运我盟军陆军各部队在法国北部海岸开始登陆。

　　6月6日中午时分，在英国议会下院，丘吉尔以其铿锵有力的声音讲道：

　　在昨晚和今天大清早的时候，我们已在欧洲大陆开始了一系列大规模登陆行动中的第一个行动。这次解放性进攻系以法国海岸为目标。

　　一支拥有4000艘以上船舰、连同几千艘较小的船只的庞大舰队，渡过了海峡。密集的空降着陆行动已经在敌人战线的后面成功地实现了。此时正在各个地点进行海滩登陆行动。

　　战地报告正迅速地源源不断送到，参与作战的司令官报告称：一切都在按着计划进行中……一次真正的战术突袭，已完全胜利在望……

　　至6月6日晚上，盟军摧毁并越过了“大西洋壁垒”。自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盟军准备4年之久的远征欧陆之战，首战告捷。整个海滩除奥马哈外，都建立了巩固的登陆场，整个登陆正面达到50千米。除奥马哈与犹他海滩之间还有一个12千米宽的空隙，其余海滩几乎连成一片。

　　盟军在6日一天内，从空中和海上已把13万余人运上诺曼底海岸，几千辆车辆上岸，几千吨军事器材和补给品在诺曼底堆积如山。盟军第一天战斗死伤和失踪达9000人左右。

　　尽管在有些地方盟军的立足点还未稳，但北非战役失败后，被希特勒派在这里任法国防区总指挥的隆美尔，想在岸边滩头就把盟军赶下海去的战略彻底失败了，留给隆美尔打败盟军，报效希特勒的机会已不多了。

盟军终于占领诺曼底

　　1944年6月6日零时以后，塞纳河上拉罗什·吉荣的B集团军司令部，隆美尔不在，由其参谋长斯派达尔主持工作。头一天晚上因接待客人，直至1时，参谋长才就寝。也就是在这时以后，盟军空降袭击已经开始，各种情报纷至沓来，这些混杂的情报传递着不祥的征候。

　　1时35分，防守诺曼底的第七军团参谋长来电话叫醒了斯派达尔，军团参谋长说他已让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又过了一段时间，驻法国德军海军基地的测听单位，已经听到整个登陆海岸似乎有大船队运动的声音，海军克朗凯将军把消息通告给B集团军司令部。

　　大约在3时40分钟，第七军团参谋长贝姆塞尔又抓起电话，向斯派达尔大声说道：“敌人的舰队已在比尔河和奥恩河口之间集中，敌军的登陆和诺曼底的大规模攻击，就要到来了。”

　　凌晨3时50分，龙德斯泰特驻在巴黎的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将军也同样转达了贝姆塞尔的意见：“进攻地段的宽度表明，这完全不是一次局部的军事行动。”

　　早晨4时30分，贝姆塞尔又来电话报告说，他的炮兵已向敌舰轰击。早晨5时15分，在一架坠毁的滑翔机里找到一份卡昂地图，从而确切表明盟军大规模进攻的意图，因到达卡昂绝非小规模部队之能为，非要有移山填海之大部队进攻不可。贝姆塞尔据此情况再次向其上司斯派达尔打电话指出，根据这个事实说明，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早晨5时40分，斯派达尔打电话给贝姆塞尔问：“真的有部队从海上登陆了吗？”贝姆塞尔说现在还没有。

　　事实上，前一天德国海军参谋部已经指出，登陆可能在天大亮以后。破译的无线电报也表明，盟军5月4日的大规模登陆演习就是选在低潮时刻，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

　　早晨6时15分，贝姆塞尔又抓起电话，以惶惶不安的声音向斯派达尔报告，盟军海军已从5时30分开始向诺曼底各海滩发动大规模轰击。他认为盟军的登陆就要开始了。可斯派达尔对这一切根本不予承认，反倒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论据，说“这不是真的进攻，而是一种佯动攻势”。结果，已被敌情搞得精疲力竭的贝姆塞尔，在第七军团的日记里写下了与他先前骇人听闻但都正确无比的看法完全相反的话：海军轰击的目的还不显著。总的来讲，这好像是为配合以后在别处的进攻计划而实施的一次附加作战行动。

　　6月6日，凌晨4时。在巴黎郊区圣日耳曼昂莱的德国西线总司令部的地下室里，电话铃声不断。一份份敌情通报从第七军团、第十五军团、海军、空军B集团军飞来。

　　龙德斯泰特和他的参谋们经谨慎研究，一致认为目前的诺曼底攻击，还是“佯动攻击”而不是真正的登陆作战。龙德斯泰特的情报官冯·罗恩纳上校把这一结论通报给斯派达尔的情报官，明确说：“这还不是主要的进攻，主要进攻以后将在第十五军团那里展开。”

　　不过，对这“佯动攻击”，龙德斯泰特也很重视，他迅速采取行动，命令把两个有力的坦克师：第十二党卫装甲师和李赫装甲师紧急向诺曼底海岸调动，这两个师是德军的精锐装甲部队，作为预备队驻扎在巴黎附近。

　　本来，这两个师是只有希特勒本人才能调动。此时，龙德斯泰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毅然下令调动，他认为希特勒不会否决他的命令，同时，他备文发电报向希特勒正式请求使用这两个师投入到诺曼底战线。

　　电波飞往贝希特斯加登，这个德国巴伐利亚州上萨尔茨堡附近的小镇，它隐藏在阿尔卑斯山脉中，风光绚丽，气候宜人，是德国达官贵族、商贾巨头建别墅的好地方。

　　希特勒作为国家元首自然也不例外，他的别墅就在小镇附近的高山上，其名叫“伯格霍夫”，意为高山城堡。这里是希特勒每年都要光顾几次的度假胜地，自从东普鲁士的“狼穴”大规模整修以来，他几乎是长住在此，这是他发号施令的又一个“大本营”。

　　清晨，设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希勒斯司令部中，依然不见什么紧张气氛。法国拍来的电报已经送到统帅部参谋长约德尔元帅的办公室里。约德尔还在睡梦中，值班参谋认为形势还不到足以妨害元帅睡眠的程度，稍后答复龙德斯泰特也不晚，也就没有马上唤醒约德尔。

　　在离贝希特斯加登5000米的高山别墅——伯格霍夫小村庄里，希特勒和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听完舒伯特的音乐后已是清晨4时了，希特勒照例服用了一片医生莫勒尔配制的安眠药。

　　他的将军和参谋们认为法国海岸天气恶劣，盟军不可能登陆，当他睡下时，压根不知道，历史上从未聚集过的最大规模舰队已经到达了诺曼底海岸。就在德军最高统帅部里，谁都没有想到，战争的决定性时刻已经到了。

　　6月6日凌晨5时，住在伯格霍夫的希特勒海军副官普特卡马将军，被约德尔参谋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中传来：“法国已经发现不知哪一类性质的登陆，但是详情不明。”

　　在电话中讨论了一阵，决定还是不必唤醒希特勒。据普特卡马回忆：

　　尽管他们说的是如此严重，不过如果这个时候把希特勒唤醒，他必然照例大发一顿神经，最后下达一个莫名其妙的决定，报告还是早晨再说。

　　早晨到了，山庄里依然和往日一样平静，低云笼罩着山庄，各种鸟在不知疲倦地叫着。但山下的参谋长办公室里开始热闹了，参谋长约德尔将军已经起床，正在研究诺曼底登陆作战初期报告，他依然认为形势并不严重。

　　统帅部副参谋长瓦里门特将军又打来电话说：“龙德斯泰特又来电要求使用装甲预备部队，希望尽早向登陆作战地区移动。”后来，瓦里门特回忆道：

　　约德尔对西线总司令的申请，默默考虑了很长时间后，问我：“你绝对相信前方的情况吗？不过我却认为这不是登陆作战，现在也不是运用预备队的时机，势必要待形势进一步判明之后，才能动用预备队。”

　　于是约德尔打电报给龙德斯泰特和斯派达尔，指责他们擅自动用装甲预备队，并命令他们让这些部队立即停止前进。他还说，从登陆地点以及恶劣天气看，攻击诺曼底只不过是在声东击西，他并且预言：“主要登陆点很可能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在伯格霍夫，希特勒一直睡到10点多。早餐过后，约德尔向希特勒报告了诺曼底的形势，及他采取的阻止龙德斯泰特调动装甲预备队的措施。希特勒似乎没有表示异议，并认为盟军进攻诺曼底只不过是“佯动措施”，意在掩护主攻方向的盟军活动，希特勒认为只有待形势进一步明朗之后，才能动用装甲预备队。

　　希特勒太相信手下情报官员们提供给他的信息了，西方陆军外军处提供的盟军在英国的数字已深扎在他的脑海里：

　　在英国领土上整装待发的英美师团总数，从5月初开始，增加了从美国派来的3个师，这样，至5月15日，大约有56个步兵师、3个步兵独立旅、7个空军师、15个装甲师和14个坦克旅。敌军在英伦三岛南部和东南部集结越来越明显。

　　又有一份《关于西线形势的报告》送到了希特勒的手中，这是他的情报军官们6月6日上午提供的，报告说：

　　诺曼底登陆只动用了一小部分后备部队。一切迹象表明，今后会有更大的行动。其理由是拥有将近25个主力师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群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参战，这清楚证明敌人策划在英吉利海峡搞一次更大规模的行动，很可能是对加莱海峡的沿海地区。

　　希特勒看到这些材料，一直信以为真，当他看到巴顿那个“第一集团军群”仍然按兵不动时，更加坚信大规模登陆会在加莱进行。盟军“刚毅”计划收获丰硕成果。所以中午时分，希特勒还心情轻松地驱车一个小时来到克勒斯海姆城堡，设宴招待匈牙利新任总理多姆·索杰伊。席间，希特勒笑容可掬，几乎是谈笑风生，气氛俨然不像在战争中。

　　直至下午14时以后，希特勒头脑中的神经不知怎样突然被触动，他作出决定，同意龙德斯泰特调动驻扎在巴黎和卡昂之间的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和驻扎在夏尔特尔和卡昂之间的李赫装甲师，但仍然不准调动近在咫尺的第十五集团军的一兵一卒。

　　命令传到两个装甲师时，已经是下午16时了。与早晨相比，笼罩在诺曼底乡间的晨雾早已散尽，在晴天白日中，盟军歼击机已成为诺曼底上空的主宰，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一路上遭到盟军飞机的猛烈轰炸，损失惨重，直至第二天早晨9时30分，前锋部队才抵达战区。

　　而李赫装甲师到达的更晚。该师一路上曾遭多次空袭，损失了85辆装甲车、5辆坦克、123辆卡车，其中包括80辆油罐车。该师要经过修整才能上阵。

　　在D日这一天，本来可以有3个满员装甲师参与对盟军的反击，结果到头来，上阵的不到一个团，即驻扎在卡昂附近的第二十一装甲师一部分。德军取胜的机会，悄悄溜走了。

　　6月6日，赫尔林根。

　　隆美尔正在家中操办着露西的生日。通常，隆美尔起得很早，以便收听新闻，随后是洗澡刮脸；穿戴完毕后，直至9时左右，露西端上可口的饭菜，便全家在一起进早点。

　　然而，今天却不同。这一天是妻子露西的生日。早起后，隆美尔没顾得上听广播，就开始布置房间。别墅内摆满了鲜花，最鲜艳夺目的一束是隆美尔头一天亲自选择预定的，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客厅的桌子上放着各种礼物，自然隆美尔从巴黎专门带来的那双鞋也在其中。

　　隆美尔身穿一件红颜色的条子花睡衣、趿着拖鞋，心满意足地摆放着这些礼物，只见他把那双鞋从盘子中抽出来等待露西进来后，让她试一试，看合不合脚。

　　约在10时15分，门外有人敲门，女仆卡诺丽娜走进屋来说：“隆美尔元帅，电话找你！”隆美尔满以为是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普特卡马将军从贝希特斯加登的伯格霍夫山庄来电话，他昨天曾来电话说，元首今天可能有时间接见隆美尔。隆美尔大步流星来到会客室拿起听筒。

　　电话是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从拉罗什·吉荣的集团军司令部打来的，内容是关于盟军今晨登陆作战的完整报告。隆美尔的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他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听取这个忧心的消息。对方讲完后，他一时无以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马上就回去！”

　　隆美尔明白，这已经不是“第厄普型打了就跑的奇袭”，而是关系德军乃至德国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也是他早就在等待的那“最长的一天”。可惜的是，他在战争决定性的时刻不在现场，他的军人直觉告诉他，此刻赶回战场太晚了，战争的胜负之属，按他的战略方针，在进攻的第一天的24小时就可决定了。错过了时间，就再也追不回来了。

　　6月7日，登陆日的翌日。

　　蒙哥马利乘驱逐舰“福克纳号”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诺曼底。在卡昂以西10多千米的克鲁利建立起战术指挥部，代表艾森豪威尔统一指挥英美两国的地面部队。他眼下的任务是扩大滩头阵地，使其左翼足以容纳加拿大的一个军，右翼能容纳巴顿的部队。

　　当天下午，身为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在海军司令拉姆齐的陪同下，乘坐皇家海军“阿波罗号”快速布雷舰驶出朴次茅斯海军造船厂到诺曼底视察。艾森豪威尔挨个走访了蒙哥马利、布雷德利以及各登陆编队的司令们。视察后，他认为，美军应集中力量先堵住犹他和奥马哈两处海滩的登陆部队在卡朗坦留有的缺口，而不要急于夺取瑟堡。

　　英、加军队在蒙哥马利指挥下，在攻打卡昂失败后，也转入巩固登陆场的工作之中，经几日激战，打退德军装甲师的反扑，陆上登陆场已渐趋巩固。

　　6月9日，已返回诺曼底的隆美尔断定，把盟军消灭在登陆场上的机会已经丧失了，于是决定：“在维尔河，奥恩河之间采取守势”。

　　6月12日，美军夺取卡朗坦，登陆场上的唯一缺口已经堵住。至此，盟军已在诺曼底地区建立了正面宽80千米、纵深达13千米至19千米的巩固登陆场。登陆场连成一片，有两个大型人工港口作为支撑，每日有源源不断的武器装备和新的师团上岸。仅一周内，共有32．6万人、5400部车辆和10余万吨物资上陆。

　　6月17日，希特勒见西线日渐危险，赶忙乘飞机亲自到西线指导。他抵达法国的苏瓦松，召来了龙德斯泰特和隆美尔。这是1941年后希特勒首次到西线。在离诺曼底300千米之外的苏瓦松地下指挥所里，希特勒坐在一个矮木凳上，听取西线指挥官的汇报。

　　两位元帅请求希特勒毫无保留地放弃整个瑟堡半岛代价高昂而又僵死的防线，有秩序地撤入港口和要塞。希特勒没有争辩就同意了，这标志着德军把盟军消灭在登陆场的打算彻底失败了。

　　不过希特勒并不想把港口和要塞拱手交出，他要求隆美尔选派“特别能干”的指挥官，“尽可能长时间地守住要塞”，他要求德军在哪里站着，就在哪里倒下，要不惜代价，坚守瑟堡。

　　希特勒回天乏术，美军几天后开始强攻瑟堡，虽然守将施利本率众顽强抵抗，但在美军3个师的压力下仍然寡不敌众。6月24日，德国统帅部空投的一批铁十字勋章也没能挽救瑟堡陷落的命运。6月26日，守将施利本见大势已去，便率部30000多人投降了事。

　　夺取瑟堡后，盟军的后勤供应有了保障。诺曼底东部蒙哥马利拖住了大批德军部队，美军能腾出手来，实施原来制订好的“转动车轮”的战术，给隆美尔以沉重一击。

　　此时，该巴顿出山了。从登陆日开始，一直滞留伦敦当那个“第一集团军群”假司令的巴顿就坐卧不安了，随时准备出发。可整个6月份过去了，他仍在海峡的那一边，只是在梦中才能和炮火连天的战场相会，他受不了这份煎熬，不止一次地吵吵嚷嚷：“要么让我上战场，要么我就回美国。”

　　7月6日，这位命中注定不甘寂寞的人终于抵达法国。他的飞机上午在奥马哈海滩的机场上摇摇晃晃停了下来。他下得飞机，就走到了欢迎他的几百名战士中间，当时，他身背带皮套的手枪，没有任何其他醒目的东西，一副突击队员的形象。他说：“我为能在这里与你们并肩作战而感到骄傲。让我们把那些德国佬掏肝挖心，打个落花流水，直捣柏林，我要亲手打死那个纸糊的该死的希特勒。”

　　几周后，巴顿领导的美国第三集团军成立。8月2日，巴顿出动了。他驾驶着自己的轻型飞机在布列塔尼战线300米上空，同他的步兵“肩并肩”地向前冲。

　　当英军第二集团军和美军第一集团军继续牵制和围歼诺曼底的德军时，第三集团军的金戈铁马已越过雷恩，横扫布列塔尼半岛，打开了驰骋法国的大门，很快巴顿的名字出现在西方报纸和电台的头条新闻中。

　　自此以后，各路盟军开始大规模进攻了。

东南欧大解放

苏军攻克基什尼奥夫

　　德军在巴尔干局势的调整，对苏军大为有利，尤其到1944年8月，情况更是明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德军南翼削弱，为了恢复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地区的防御，德军统帅部从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向苏德战场中央地段抽调了12个师，其中包括6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师，从而使德军的南翼大为削弱。

　　在苏军胜利的影响下，巴尔干地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进入高潮，特别是在国内政治形势日趋尖锐的罗马尼亚，反法西斯运动此起彼伏，空前高涨。

　　在布加勒斯特、普洛耶什蒂和其他一些城市，根据共产党的倡议成立了武装的战斗小组，并在当地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次次坚决的规模不等的反法西斯斗争，对德国的法西斯统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动摇作用。

　　罗马尼亚人民反对压迫者的斗争，目标越来越明确，组织越来越严密。1944年5月，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结成了工人统一阵线，6月22日，又就成立民族民主联盟问题达成协议。资产阶级的国家保皇党和国家自由党，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参加了这个联盟。罗马尼亚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同盟，旨在联合全国一切力量，与希特勒和安东尼斯库法西斯政权进行顽强的斗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兵力兵器对比方面，苏军具有明显的优势。由于罗马尼亚是德国所需石油的主要供应国，也是其粮食和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还是通往巴尔干的屏障。

　　因此，尽管德国处于困境之中，却仍在罗马尼亚保留着强大的军队集团，计47个师和5个旅，其中包括3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师。第一航空队的部分兵力和罗马尼亚的航空兵军负责支援该集团的行动。

　　德军的基本兵力，即德国第六集团军的74个师在基什尼奥夫突出部担任防守。为了做好抗击苏军进攻的准备，德军构筑了完备工事，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但德军的防御同时也还存在诸多严重弱点。例如，其战役预备队没有多少坦克兵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都集中配置在基什尼奥夫突出部，而突出部的根部则由战斗力不强的罗马尼亚军队担任防守；战役纵深的预设防御地区也没有任何部队防守。

　　苏军最高统帅部正确地判断了所面临的情况，决定在雅西和基什尼奥夫地区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的意图是：粉碎雅西-基什尼奥夫地域的德军集团，迫使罗马尼亚退出与法西斯德国结盟的战争。

　　为了消灭对手，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投入由马利诺夫斯基大将和托尔布欣大将指挥的乌克兰第二和第三方面军，以及由奥克佳布里斯基海军上将和戈尔什科夫海军少将指挥的黑海舰队和多瑙河区舰队。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苏联元帅铁木辛哥负责协调两个方面军的行动。

　　苏德双方兵力兵器对比，苏军具有明显的优势：兵力之比为125万比90万，1．4倍于德军；火炮之比为16000门比7500门，2．1倍于德军；坦克和自行火炮之比为1870辆比400辆，4．7倍于德军；飞机之比为2200架比810架，2．7倍于德军。

　　苏军对德军南乌克兰集团军群主力形成了强大的包围态势，士气高昂。

　　所有这一切，为苏军实施大规模的具有战略性进攻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提供了可能。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根据各方面军司令员的建议制订的战役意图是：

　　在相距甚远的雅西西北和宾杰里以南两地段同时突破敌防御，向胡希、瓦斯卢伊和费尔丘地域沿向心方向发展进攻，合围并歼灭南乌克兰集团军群主力，尔后向罗马尼亚腹地高速发展进攻。

　　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8月20日至25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第一梯队各集团军突破德军防御，并与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会师。计划规定的进攻速度：步兵每昼夜20千米至25千米，快速兵团每昼夜30千米至35千米。

　　第二阶段，8月26日至29日，企图在合围对外正面向福克夏尼方向追击德军，并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协同下消灭被围集团。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进攻战役的第一阶段计持续七八天，其任务是突破德军防御，围歼雅西-基什尼奥夫德军集团；第二阶段则向列尼、伊茨伊尔方向追击德军。各集团的指挥官，亲临战场，根据战役企图加强兵器，给各兵团下达了任务。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受领的任务是：突破雅西西北德军防御，占领胡希、瓦斯卢伊和费尔丘等城市，夺取普鲁特河的渡口，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协同下粉碎雅西-基什尼奥夫地域的德军集团，防止该德军向巴拉德、福克夏尼撤退。最后，方面军应向福克夏尼方向实施进攻，以便可靠地掩护突击集团指向喀尔巴阡山一侧的右翼。

　　黑海舰队受领的任务是：对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滨河翼侧实施火力支援，破坏德军近海交通线，摧毁德军舰艇，并使用航空兵对康斯坦萨和苏利纳基地实施密集突击。

　　多瑙河区舰队受领的任务是：

　　向阿克尔曼西北及其以南输送登陆兵，配合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强渡多瑙河。

　　为了更好地对被德军占领的地区实施军事打击，使用集团军和火箭炮群在集团军的主要进攻方向上配合，是一项很有必要的措施。许多师建立了支援步兵的炮兵群，团建立了迫击炮群、直瞄火炮群，在有些情况下还建立了团炮兵群。

　　在突破地段上，火炮密度达每千米正面240至280门，其中包括30至50门直瞄火炮和部分迫击炮。

　　为了隐蔽进攻准备和突击集团的真正集结地域，各方面军均采取旨在迷惑敌人的欺骗措施：模拟坦克和火炮的集中、军队的调动、突破的准备等，并以重炮火力破坏德军永备发射工事。隐蔽了位于基茨坎登陆场的真正的突击集团，同时在基什尼奥夫方向建立了假的军队集团，并对假集结地域派高炮和航空兵进行掩护。结果，德军统帅部和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部错误地判断了苏军实施主要突击的时间和方向。

　　8月19日，战斗的进程仍在继续之中，通过军事侦察，苏军摸清了的防御部署，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态势。8月20日，苏军经过炮火准备后便发起了雅西-基什尼奥夫战略性进攻战役。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在3小时内便突破德军主要防御地带，中午强渡了巴赫卢伊河，突破第二防御地带。

　　一小时后，第五机械化军也投入交战。该集团军的突然出现使德军震惊不已，苏军坦克兵利用这一有利态势，迅速前出到沿马雷山构筑的德军第三防御地带。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进攻也很顺利。当天，第三十七、第四十六、第五十七集团军突破了德军主要防御地带，向纵深推进12千米，在某些地域楔入了德军第二防御地带。战役第一天，两个方面军推进10千米至16千米，德军损失9个师。

　　8月21日，在第二十七集团军粉碎德军顽强抵抗后，就立即与第六坦克集团军和航空兵协同，进行了夺取马雷山第三防御地带的战斗。第五十二集团军利用当天进入交战的第十八坦克军的战果，击溃了德军，中午解放了雅西市。

　　这时，近卫第七集团军在第二十三坦克军的配合下占领了特古伏鲁莫斯市。经过两天战斗，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突破德军40千米深的三道防御地带，形成了迅速追击和合围德军第六集团军的有利态势。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打退德军步兵和坦克的反突击后，经过两天战斗，推进近30千米，把突破正面扩大至95千米。空军第五、第十七集团军出动飞机6350余架次，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歼灭全数凶蛮的德军，8月21日傍晚，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下达命令：各方面军尽快在胡希地域封闭合围圈，歼灭德军集团，以开辟进至罗马尼亚主要经济政治中心的道路。

　　8月23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六坦克军前出到伯尔拉德地域，第十八坦克军打响了夺取胡希的战斗。当天，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近卫第四军和第七机械化军已前出到普鲁特河渡口，完成了正面向东北的防御。

　　次日，第五十二集团军和第十八坦克军解放了胡希，并前出到普鲁特河，在那里与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部队会师。德军25个师有18个师陷入合围。

　　至8月24日，苏军已推进到距被围德军85千米至100千米处。而此时，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左翼与第四十六集团军与近卫机械化第四军部分兵力和强渡德涅斯特河湾的登陆兵合兵一处，在航空兵和黑海舰队、多瑙河区舰队的舰艇支援下，合围了罗军第三集团军，并没有遭到有效的抵抗。没过多久，该集团军很快就投降。

　　至8月27日日终前，在普鲁特河以东被围的德军集团也停止了抵抗。苏军两个方面军同时向布加勒斯特和伊茨梅尔方向发展进攻。

　　8月26日，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全境解放。8月27日，福克夏尼筑垒地域被突破。

　　至8月29日，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解放了加拉茨、布斯伊拉、康斯坦察和苏利纳等市，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宣告结束。至9月3日，被围德军零星集群被彻底肃清。

　　通过8月20日至9月3日的作战，苏军共歼敌22个师，其中含被围的18个师，消灭了第一线罗军的几乎全部师，使敌军遭受重创。苏军则向纵深推进320千米至350千米，进入了罗马尼亚内地，向保加利亚方向挺进。

南斯拉夫黎明前的决战

　　苏军在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中，击溃了德军南乌克兰集团军群，从而使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获得解放。苏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境内并进抵南斯拉夫边境。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鉴于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交通线面临严重威胁，德军统帅部被迫于1944年8月26日命令所属兵团从希腊北撤。

　　战果的扩大，更加坚定南斯拉夫人民必胜的信心，此后的解放斗争活动空前高涨，人们怀着对法西斯的仇恨，拿起武器给予了其一次又一次的重创，从而使广大的地区获得解放。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与国内外敌人的严酷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至1944年9月，已拥有15个军、两个战役集群、16个独立步兵旅和130支游击队，共约40万人。他们斗志昂扬，而且富有战斗经验，颇有战斗力。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还领导人民群众在解放区进行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在各族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权。

　　然而，直至1944年9月前，南斯拉夫所有重要城市、主要铁路和公路仍被德国所控制。德军魏克斯元帅指挥的F集团军群，继续在南斯拉夫土地上肆虐，南斯拉夫境内的德军总数近至50多万人。

　　1944年9月底，苏联元帅托尔布欣指挥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进抵保南边界维丁地域；而南面，保加利亚第一、第二、第四集团军在皮罗特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三国交界处的正面上展开。苏军已有可能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反抗德国侵略者的斗争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

　　直至1944年秋天，苏、南军队合力对驻塞尔维亚的德军，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方向的德军实施决定性突击的条件已经成熟。参加贝尔格莱德战役的苏、南、保三国军队，此时已发展壮大。火炮和迫击炮400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400架、飞机约1300架、作战舰艇约80艘。

　　而其中，苏军方面参加战役的有：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所属第五十七集团军、空军第十七集团军、近卫第四机械化军，第二三六步兵师、第五独立摩托化步兵旅、近卫筑垒地域以及多瑙河区舰队，总计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炮多达35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350多辆、飞机1200余架、作战舰艇约80艘。

　　而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基本兵力，即第五十七集团军、近卫第四机械化军由拉杜耶瓦茨、库拉、维丁地域向贝尔格莱德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所属第四十六集团军近卫第十步兵军和空军第五集团军一部，配合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行动。

　　南斯拉夫方面参加战役的有：第一集团军级集群，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军；保加利亚方面参加战役的有：第一、第二、第四集团军。

　　与苏、南、保三国作战的敌军有：大约15万人，火炮和迫击炮2130门、坦克和强击火炮125辆、飞机352架。

　　双方兵力兵器对比，苏、南、保三国军队居优势地位。苏、南、保三国军队的兵力比敌军多3．4倍，炮兵多1．1倍，坦克和自行火炮多2．4倍，飞机多2．6倍。南斯拉夫为了加速解放塞尔维亚，其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铁托命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7个师开赴塞尔维亚，以加强正在那里作战的军队集团。然而尽管南军英勇善战，终究由于重型武器上的缺乏而未能彻底地从自己的疆土上把德军赶出去。铁托认为：

　　若苏联红军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共同作战，不仅能取得重大的军事效果，而且将大大加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解放运动。

　　与此同时，苏军最高统帅部也认为，要加速解放塞尔维亚，必须在贝尔格莱德方向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战役。

　　1944年9月的头几天，铁托通过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向其国防委员会转达希望红军开进南斯拉夫的请求。9月中旬，铁托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谈判，就苏军大兵团进入，以便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一起解放南斯拉夫东部地区和贝尔格莱德问题达成了协议。关于苏联为加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而扩大援助问题也作出了决定。同时规定，在驻有苏军的地区仍由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委员会民政机关进行管理。

　　9月23日，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军队指挥部代表在马其顿举行了会晤。双方商定，两国军队将在马其顿地区对德军进行联合作战。贝尔格莱德战役计划是苏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指挥部拟制的，并于1944年10月1日经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批准。大本营命令苏军于1944年10月13至14日发起战役。

　　另外，苏军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党政工作，重点是向全体指战员指明，在南斯拉夫复杂的山地、森林地条件下进行战斗任务，必须做好周密的准备，因为德军在这里对居民地和道路枢纽的防守尤为顽强。

　　苏军通过口头宣传和报刊等媒介表达苏联人民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深厚情谊和崇高敬意，阐述南斯拉夫爱国者开展人民解放斗争的情况及其顽强不屈的精神风貌，同时着重指出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居民援助的必要性。

　　方面军和集团军的报刊登载了附有地图的关于南斯拉夫的历史资料和苏联军人必须了解的南斯拉夫概况。苏联教育军人尊重南斯拉夫人民。由于即将越过南斯拉夫边界，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政治部还印发了官兵注意事项。

　　苏军及时完成了战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实施战役的一切必要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德军为防守其占领区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德军指挥部下达的任务是：坚守德军从希腊撤退时必经的主要交通枢纽，特别是要扼守萨洛尼卡至贝尔格莱德的铁路。为了守卫这条铁路，德军动用了所有的战略预备队。

　　从驻扎在南斯拉夫境内的F集团军群中将塞尔维亚集团军级集群抽出，并把5个师的某些部队增拨给该集群。这个集群的任务是，严密掩护南斯拉夫东部边境，并可靠地保障德军从巴尔干半岛南部撤退。

　　在德军方面，坚守防御是当前唯一的举措，这样，德国的指挥部经过多方面考虑，纠集军队以阻挡苏军的进攻是个不错的主意，因此，德军于9月25日在多瑙河弯曲部、土尔努-塞维林地域向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各兵团实施猛烈攻击，迫使其退却。德军进抵多瑙河后，使在多瑙河对岸的苏军第七十五步兵军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对右邻的友军实施支援，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司令员决定，不等第五十七集团军集结完毕，即于9月28日以第六十八步兵军对德军实施反突击，并与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四十六集团军第七十五步兵军协力歼灭该部德军。

　　为此，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将第七十五步兵军编入第五十七集团军内，并命令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击溃在讷果廷地域的德军，占领多尼一米拉诺瓦茨和扎耶恰尔地区。

　　9月28日，第五十七集团军转入进攻，开始实施贝尔格莱德战役。该集团军在航空兵支援下突破德军边境防御地区，越过东塞尔维亚山脉，于10月8日进抵摩拉瓦河，并从行进间强渡了该河，在西岸夺取了两个登陆场，保障近卫机械化第四军于10月12日进入交战。

　　集团军向南斯拉夫腹地推进130千米，多瑙河区舰队对进攻的苏军实施了支援，可靠地保障了第五十七集团军右翼，并担任军队、技术兵器和各种物资的输送。

　　友邻的行动也进行得异乎顺利。右邻第四十六集团军第十军在贝尔格莱德东北40公里宽的地段进抵多瑙河，以一个师的兵力会同南斯拉夫军队所属部队强渡了该河。左邻保加利亚第二集团军已逼近尼什、莱斯科瓦茨。

　　尔后，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协同发展进攻，切断了德军在摩拉瓦河河谷的主要交通线。原来在贝尔格莱德东南方作战的德军本想窜回贝尔格莱德与守备军队会合，以加强对该城的防御，这时却面临被合围的威胁。

　　苏军指挥部识破并挫败了德军的这一意图。近卫机械化第四军，一面继续从南面进攻贝尔格莱德；一面向东南方实施突击，以便接应第五十七集团军的右翼各兵团。至10月17日，苏、南两国军队在贝尔格莱德的东南合围了有20000名官兵的德重兵集团，并于10月19日将其全部击溃。南、保军队在塞尔维亚南部和马其顿的战斗情况，有助于贝尔格莱德方向的胜利。在进攻过程中，苏军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保加利亚人民军协同动作的问题顺利地得到解决。

　　自1944年10月起，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内驻有乌克兰的通信参谋，他经常向铁托报告前线的局势。此外，第五十七集团军参谋长维尔霍洛维奇常带领军官前往南斯拉夫各兵团司令部，以便组织协同动作。与保加利亚人民军的协同动作，是通过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参谋长比留佐夫进行组织的。

　　贝尔格莱德战役最终以强攻贝尔格莱德而告结束。德军为了扼守南斯拉夫首都，从德军的几个师以及塞尔维亚志愿军和俄罗斯警卫军中调来一些部队和分队，并有40辆坦克、170门火炮，还在贝尔格莱德周围设置了地雷爆炸性障碍物以加强防御。德军指挥部力图在这座城市的附近就近牵制住苏、南军队的大量兵力，以便E集团军群的部队从希腊撤往匈牙利。

　　苏、南两国军队为了密切协同攻下贝尔格莱德，还曾为此专门召开指挥部联席会议，详尽讨论了强攻计划。至10月14日，近卫第四机械化军军长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级集群司令员，经过反复磋商最后确定了双方军队强攻贝尔格莱德的行动计划。计划规定：

　　在狭窄的地段上从南面实施正面突击，尔后沿离心方向发展突击，分割德军守备部队并予以各个击破，达至全歼的效果。

　　参加强攻贝尔格莱德的苏军是：近卫第四机械化军、3个步兵师、3个炮兵旅、16个炮兵团和自行火炮团、一个高射炮兵师和3个高射炮兵团。南斯拉夫军队则是第一军和第十二军，共8个师。这些兵力的强攻行动，由空军第一集团军和多瑙河区舰队实施火力支援。

　　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斗自10月14日起，一直延续至20日止，进行得异常激烈。在头两天，进攻部队就把德军集团切割成几个部分，并摧毁了该市南郊和东郊的大部分支撑点。

　　至10月20日前，苏、南两国军队在航空兵和多瑙河区舰队的支援下，以强攻占领了德军在贝尔格莱德的最后一个据点卡列梅格丹要塞。在巷战中击毙德军15000人，俘9000人。在贝尔格莱德战役之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继续同德军占领者作战。

　　至1945年年初，他们解放了大部分国土，但德军仍占据波斯尼亚的部分土地，下一步的作战条件对南斯拉夫来说将是非常有利的。首要的原因是，南、德双方兵力对比上，南军已居优势地位。在1945年年初，在结束性战斗的准备阶段，南斯拉夫武装力量也进行了改组，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3月份又增编了第四集团军。

　　至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共有57个师、一个坦克旅、一个骑兵旅、16个炮兵旅和3个工程兵旅，以及49支游击队。

　　从此，南斯拉夫部队和兵团在德军后方展开斗争的地点、时间和任务通常都与从正面进攻的南斯拉夫军队的行动相配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连同游击兵团一起，计65万人。而南斯拉夫境内的法西斯德军计约40万人，此外，协助他们作战的还有由当地的队伍约19万人。德军正规部队与当地部队、游击兵团和一些叛变分子组编的队伍加在一起，还不到60万人。

　　其次是由于，同盟国特别是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援助大为增多。从1944年年底至1945年年初，苏联按照与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协议，提供了12个步兵师和两个航空兵师所需要的武器与装备。

　　一个由南斯拉夫人组成的南斯拉夫坦克旅配备了苏联的T－34坦克，并经过苏联专家培训，颇有战斗力。根据苏联政府命令转隶南斯拉夫司令部的维特鲁克将军的航空兵集群，于2月份培训南斯拉夫飞行员288名、技术人员345名。在南斯拉夫其他部队和兵团担任顾问的苏联军官，也都把苏军与德军长期斗争积累下来的丰富战斗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的战友们。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南斯拉夫已建立起前线需要的巩固后方。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为部队和兵团补充人员和武器的紧张工作，修筑了铁路和公路，企业、矿场和医院也开始恢复。所有这一切，加速了南斯拉夫解放战争的胜利早日到来。

　　1945年一二月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与德军E集团军群的部队和兵团作战，粉碎了莫斯塔尔市区的德军和乌斯塔施一多莫勃兰军队，解放了黑塞哥维那等要地。

　　3月1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改称为“南斯拉夫军”，海军改称为南斯拉夫海军，最高参谋部改组为总参谋部。国内政治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3月7日，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联合政府宣告成立。政府的绝大部分成员来自人民解放阵线，共产党的代表起领导作用。铁托任政府首脑兼国防部长。该临时联合政府很快就得到了苏联、美国、英国和其他大多数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承认，而新政府把彻底解放南斯拉夫视为自己的最重要的使命。

　　为了达到彻底解放南斯拉夫的目的，在南军的最高指挥部经过多方研究，决定第三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攻打班亚-卢卡、卡尔洛瓦茨和新梅斯托，第四集团军进攻里耶卡和的里维斯特。最后，南斯拉夫军队应完成包括伊斯特利亚半岛、斯洛文尼亚沿海的里雅斯特的全部国土的解放，并为合围和彻底歼灭E集团军群创造条件。

　　各集团军的任务是：第三集团军击败德拉瓦河德军的抵抗；第四集团军击败文科夫感地域的德军，然后在德拉瓦河和萨瓦河之间向西发展进攻，造成从北面和西北面包围德军的态势。第四集团军突破乌纳河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防线，并向的里雅斯特及其西北面实施迅猛的进攻，解放的里雅斯特，造成从西南面包围德军的态势。

　　第二集团军在战线的中间地段向多博伊、班亚-卢卡和卡尔洛瓦茨方向实施正面突击，牵制对峙之敌，不让其把军队调至翼侧阻挠南斯拉夫第一、第三和第四集团军的进攻。同时，南斯拉夫第四集团军，于3月20日开始在其左侧向里耶卡和的里雅斯特实施进攻。3月底，部队抵达里耶卡，部分兵力登上帕格岛和拉布岛。南斯拉夫第二集团军渡过博斯纳河，占领多博伊并进入到乌纳河。该集团军发展进攻，于4月底解放乌纳河下游一些居民点，并经多次激战于5月6日解放了卡尔洛瓦茨市。

　　整装待发的第一集团军方当即做出了一些调整，并于4月12日，在美丽的多瑙河与萨瓦河之间与德军同旋，最后瞄准时机朝德军守卫最为薄弱的地方一击成功，当日便解放了武科瓦尔市。

　　4月22日，部队进抵德军在贾科沃地区的第二防御地带，并从行进间突破防御，继续实施进攻。至5月3日，又击退伊洛瓦河地区德军的抵抗，迅速向萨格勒布挺进。南斯拉夫第三集团军也积极参加了行动，于4月13日强渡德拉瓦河，不久解放了瓦尔波沃和奥西耶克市。

　　部队的进攻与保加利亚第一集团军密切配合。4月15日，南、保两国军队共同解放了下米霍利亚茨。作战过程中，多瑙河区舰队担负炮火支援，并输送1500名登陆兵于奥帕托维采地域登陆，有效地支援了南斯拉夫部队。

　　在1945年三四月间，南斯拉夫人民军在德拉瓦河至亚得里亚海岸的战线上展开了总攻。而与此同时，在德军的后方，南斯拉夫兵团也开始积极作战。例如，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从后方发起突击，协助第四集团军粉碎德军第十五军主力集团，解放了德军重要支撑点比哈奇市，并以积极行动破坏德军调动，不让德军机动兵力兵器，从而有力地配合了第四集团军胜利前进。3月中旬，根据南斯拉夫总参谋部指示成立了萨拉热窝部队集群作战参谋部，所属第二、第三和第五军务兵团和部队受领了解放萨拉热窝的任务。

　　战斗全面展开，德军遭重创，并于4月6日被迫撤离萨拉热窝市。在东波斯尼亚进攻战斗中，第二集团军得到在敌后的第三、第五军务师的援助。

　　在希雷姆正面地段，第六军和第十军各师与第一、第三集团军密切协同，而游击队和游击小组通常都在敌后兵团指挥员的领导下联合行动。德军企图撤至奥地利和德国境内。

　　在里耶卡接近地、斯拉沃尼亚-布罗德附近和伊洛瓦河上的战斗，以及争夺卡尔洛瓦茨市的战斗最为艰苦。南斯拉夫第四集团军前出到南斯拉夫与意大利旧边界后，立即封锁了里耶卡港口，并于4月30日抵达的里雅斯特。

　　第九、第七军和第四、第十一军的部队，在敌后袭击德军交通线，协同第四集团军进攻的里雅斯特。4月底，第四、第十一军的队伍编入第四集团军。第九军完成从西面封锁的里雅斯特的任务后，参加了对该市的强攻。

　　战况对德军来说真是到了穷途末路，尤其在激烈的里雅斯特一战中，德军损失巨大，只得放弃苦心经营的一个个街区，另谋生路去了。

　　5月1日，除两个不大的德军集群仍在负隅顽抗外，该市几乎完全解放，与南军一起参加战斗的还有新西兰第二师所属部队，攻城结束后该营被命名为苏联第四突击营。

　　至5月7日，南军彻底粉碎了伊斯特利亚半岛和斯洛文尼亚沿海德军的抵抗。南军解放的里雅斯特市大大出乎英、美军的意料之外，驻意大利北部盟军军事指挥部令其所属军队赶在南军解放该市前进入，未遂。于是又要求南军从该市和伊斯特利亚半岛撤出，遭南军严词拒绝。

　　5月15日，英、美政府以最后通牒方式给南斯拉夫发出照会，继续坚持上述无理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致信杜鲁门，公正评价南斯拉夫人民在战胜德军中的巨大贡献：“以我所见，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正是南斯拉夫军队把德国侵略者从其占领地赶走，从而为盟国的共同事业立了大功。”

　　为了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南斯拉夫政府顾全大局，接受了盟国的要求。6月9日，以南斯拉夫为一方，以英、美为另一方，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了关于尤利亚克腊伊纳的临时协定。据此，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特利亚半岛西部沿岸由英、美军事指挥部接管。与此同时，协定还专门强调，所达成的协议并不排斥将来解决尤利亚克腊伊纳问题的可能性。

　　至此，南军几乎解放了南斯拉夫的全部领土。E集团军群残余部队垂死挣扎，千方百计地想冲出合围圈向英军投降未遂，继续被围困在斯洛文尼亚和奥地利。歼灭E集团军群的战斗从5月8日开始，至15日结束。

　　尽管德军技术装备水平遥遥领先，最终还是输给了得道多助的南斯拉夫军民。仅1945年，德军在南斯拉夫就丧失30多万人，并损失许多武器、技术装备和其他军事装备。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立宪会议首次通过声明，宣布南斯拉夫彻底废除君主制度，并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结束，在南斯拉夫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布达佩斯的解放战役

　　在苏德的战场上，苏军实施全线进攻，捷报频传。

　　苏联元帅托尔布欣指挥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联合解放了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之后，正在向匈牙利南部变更军队部署，以便强渡多瑙河，随后在多瑙河西岸匈牙利作战。

　　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于1944年10月底前在乔普、尼赖吉哈佐、索尔诺克等一线进行作战，其当面之敌为弗里斯纳上将指挥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德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周围建立了一系列坚固筑垒防御地区和市区围廊。

　　在布达佩斯西南，沿巴拉顿湖、韦伦采湖一线，直至瓦茨附近的多瑙河弯曲部，再沿捷匈边境，构筑了一条防御地带，即所谓“马尔加里塔防线”。但是，德军在布达佩斯附近并无重兵配置，因为当时德军主力还在尼赖吉哈佐方向作战。

　　战况不断好转，对于苏军来说全线胜利已指日可待，当前的问题便是如何能够降低损失，以最快的速度取得胜利。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转入进攻，攻占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迫使匈牙利退出战争。

　　盟军方面军在其左翼以第四十六集团军和近卫第二、第四机械化军的兵力，向凯奇凯梅特、布达佩斯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突破德军在布达佩斯东南的防御，攻占布达佩斯市。地面突击的航空火力支援，由空军第五集团军负责。近卫第七集团军由索尔诺克东北地域实施辅助突击，以便强渡蒂萨河，并在索尔诺克地域夺取该河西岸登陆场。

　　德军方面军余部则继续向米什科尔茨方向进攻，牵制当面德军兵力，使其无法调往布达佩斯地域。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继续变更部署，集中主力于南斯拉夫巴纳特，同时派出先遣部队夺取匈牙利境内多瑙河右岸各登陆场。彼得罗夫大将指挥的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向捷克腹地进攻，以策应布达佩斯战役的顺利发展。

　　1944年10月29日，苏军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转入全线进攻，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方面军左翼的进攻发展顺利，至11月2日，距布达佩斯仅15千米。但是，德军很快地调整了部署，向布达佩斯地域调集重兵，阻住了苏军迅猛发展进攻的势头。一场持久战开始了。

　　11月4日，苏军统帅部大本营经研究命令马利诺夫斯基尽快将方面军中央和右翼军队撤至蒂萨河岸，以便加宽进攻地带，从而达到北面和东北面实施突击，与左翼军队协同，粉碎德军布达佩斯集团。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执行了这一颇具影响的命令，便于11月11日再次发起进攻，在长达16天之久的作战中，却未能在城市以东分割和粉碎德军布达佩斯集团。

　　鉴于部队连续进攻3个多月已疲惫不堪，秋季道路泥泞难行，交通线过长，弹药的运送很不及时，及德军顽强抵抗等诸多因素，马利诺夫斯基司令员要求暂停进攻，并获得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许可。

　　12月5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重新开始进攻。其左翼和中央连续5天企图从北面和西南面实施迂回，以围歼德军集团，但未能奏效。第四十六集团军强渡多瑙河后，在西岸夺取了一个不大的登陆场，但由于兵力不足，未能从西南进逼布达佩斯。

　　这样，以一个方面军攻占布达佩斯的第三次尝试又未成功。不过，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解放了蒂萨河与多瑙河之间地带，切断了德军布达佩斯集团向北退却之路。

　　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第五十七集团军强渡过多瑙河之后，在西岸巴蒂纳和阿帕廷两地域夺取了登陆场。直至12月9日前，集团军已前出到巴拉顿湖以南地域。从11月下半月起，编入该方面军的近卫第四集团军开始在多瑙河右岸投入战斗，并与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四十六集团军会师。从此，苏军有了向德军布达佩斯集团后方实施突击的可能。

　　12月12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颁布关于乌克兰第二、第三方面军同时围歼布达佩斯德军的命令，同时让在多瑙河西岸作战的第四十六集团军转隶乌克兰第三方面军。

　　此时的苏、德两军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有39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两个机械化军、两个骑兵军、14个罗马尼亚师。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有31个步兵师、一个海军陆战旅、一个坦克军、两个机械化军、一个骑兵军和一个筑垒地域。在该方面军编制内作战的还有保加利亚第四集团军。

　　空军第五、第六集团军航空兵和多瑙河区舰队舰艇负责对方面军地面进攻行动实施火力支援。南斯拉夫第三集团军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以南行动。

　　苏军两个方面军当面的德军为南方集团军群和F集团军群一部，其中包括9个坦克师、4个摩托化师、一个摩托化旅、一个骑兵旅以及第四航空队的大量航空兵。

　　与此同时，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下达的命令是，由沙希地域向凯贝尔库斯特总方向实施突击，在奈斯梅伊、埃斯泰尔戈姆地段进抵多瑙河，阻止布达佩斯德军集团向西北退却。

　　与此同时，方面军应以部分兵力从东面向布达佩斯进攻。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受领的任务是，由韦伦采湖地域向北面，即向比奇凯方向实施突击，在埃斯泰尔戈姆、奈斯梅伊地域进抵多瑙河岸，并与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会合，切断布达佩斯德军集团西退之路。

　　方面军的部分兵力应由比奇凯地域向布达佩斯进攻，并与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协同攻占该市。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还应在布达佩斯以西及其西南50千米至60千米处构成对外正面。

　　12月20日，苏军对德军布达佩斯集团再次发起进攻，进展顺利。至12月26日日终前，乌克兰第二、第三方面军在埃斯泰尔戈姆地域会合，完成了对德军布达佩斯集团的合围。尽管德军在坦克方面居优势，但苏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在激烈的战斗中不仅阻止了德军反突击集团的进攻，而且将该集团逐回出发阵地。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一部1945年1月上半月对科马尔诺的进攻，对破坏德军反突击起了很大作用。

　　从1944年12月27日至1945年1月18日，苏军进行了解放首都东部——佩斯的战斗，从12月22日至2月13日进行了解放首都西部——布达的战斗。城内战斗由专门组建的布达佩斯集群进行。此役全歼德军18．8万人的集团，解放了布达佩斯。

　　在艰苦的布达佩斯之战结束后，为了对维也纳方向实施强有力的进攻创造可实现胜利的条件，苏军抽调出大量的兵力，而德军布达佩斯集团遭苏军围歼后，南斯拉夫境内德军交通线便处于苏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致使德军统帅部被迫作出了加速撤退军队的决策。

　　苏军乌克兰第二、第三方面军结束布达佩斯战役后，即着手准备向维也纳方向发展进攻。德军统帅部拼命抓住每一小块土地不放，企图赢得时间以逃避彻底的毁灭。

　　1945年2月中旬，德军统帅部从西线阿登山脉抽调装备有最新式坦克的党卫军坦克第六集团军至巴拉顿湖地域，为转入反攻准备条件。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当面，德军集中了南方集团军群和E集团军群所属、5个战斗集群、一个摩托化旅、4个强击火炮旅，计官兵43．l万人、火炮5630门、坦克和强击火炮877门、装甲输送车900辆、飞机850架。

　　德军在坦克和强击火炮方面占优势，总数为苏军的21倍。德军统帅部妄图粉碎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恢复多瑙河防御，继续盘踞匈牙利的石油产地，消除对奥地利工业区和德国南部工业区的威胁。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以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实施顽强而积极的防御，疲惫和消耗德军突击集团，尔后向维也纳方向发展进攻。方面军编成内计有37个步兵师、6个保加利亚步兵师、两个坦克军、一个机械化军、一个骑兵军，共有官兵约40．7万人、火炮7000门、坦克炮407辆、飞机965架。

　　苏军方面军的战役布势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近卫第四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二十六、第五十七集团军编成；第二梯队为第二十七集团军，而近卫第一机械化军、近卫第五骑兵军步兵第八十四师和6个炮兵旅为方面军预备队。

　　苏军方面军的基本兵力集中在德主力可能进攻的近卫第四集团军和第二十六集团军的防御地带。防御计划拟定了数种行动方案，并根据德军可能实施的突击情况，在现地一一进行过实兵演练。在陆军防御作战中，由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所属空军集团军和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所属空军第五集团军一部实施火力支援。

　　被苏军打得焦头烂额的德军处境越来不妙，长此以往，极有覆灭的危险，为了求得缓气之机，于3月5日夜组织了一场较为猛烈的进攻。而苏军寸土必争，进行了顽强殊死的防御。激烈战斗持续了多天，双方参战兵力超过80万人、火炮12500余门、坦克约1300辆、飞机1800余架。

　　苏军广泛机动预备队和炮兵，各部队和兵团坚韧不拔，积极防御，致使德军一筹莫展。德军只取得了一些战术成果，即楔入苏军韦伦采湖以南的防御12千米，楔入沙尔维茨运河以西的防御约30千米，德军损失40000余人、坦克500辆（门）、火炮300门。遭重创后，德军于3月15日被迫停止进攻，转入防御。通过巴拉顿湖战役，苏军完全粉碎了德军统帅部在苏德战场南翼阻止苏军进攻的企图。

　　3月16日下午，在经过强大的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后，苏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近卫第九、第四集团军转入进攻。开始时，德军惊惶失措，未进行认真抵抗，但很快即恢复了被炮火和飞机袭击打乱了的指挥系统，许多地段上的步兵和坦克一起开始反击。

　　至3月16日日终时，苏军推进不过3000米至7000米。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根据当时的情况，当天就把近卫坦克军第六集团军调给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命令利用该集团军发展方面军突击集群的攻势，并与第二十七集团军共同击溃党卫军第六集团军。

　　苏军方面军右翼部队粉碎了德军的顽抗，于进攻的第三天傍晚把突破口扩大到30多千米，向纵深推进达20多千米。这时，德军又把预备队和由未遭冲击的地段调来的部队派到突破地段，利用山区地形进行顽抗。

　　为了加快进攻的速度，3月19日晨，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奉命投入近卫第九集团军地带的交战，方面军司令员要求这两个集团军尽快完成对党卫军第六坦克集团军的包围。

　　此外，他还命令从3月20日晨开始，以近卫第四集团军一部以及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集团军的兵力向别尔希达、波尔加迩迪、列普申实施突击。第十八坦克军和近卫第一机械化军在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集团军进攻地带内作战。

　　苏军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使德军受到重创。尽管如此，德军仍不惜代价地拼命抵抗，以使自己的部队免遭合围，撤出韦伦采湖和巴拉顿湖之间的地域。有鉴于此，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批准方面军使用空军第十八集团军的部分兵力。

　　3月21日夜间，该集团军的远程轰炸机袭击了铁路枢纽维斯普雷姆。空军第十七集团军的轰炸机和强击机消灭了行进中的德军纵队，摧毁了德军的通信枢纽部、防御工事以及停放在机场上的飞机。

　　盟军航空兵与苏军协同于3月下半月轰炸了奥地利南部、匈牙利西部一些机场、铁路枢纽、桥梁和工业设施。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主力的进攻发展得比最初几天要快。至3月22日黄昏，党卫军第六坦克集团军主力几乎全部被围，但是，未能全歼。德军以巨大代价撤走了相当数量的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

　　苏军受命向帕波、肖普朗，而不是在原先提议的桑博特黑伊实施主要突击。为此，近卫第九集团军和近卫第六坦克集团军进攻克塞格，近卫第四集团军被重新部署到近卫第九集团军的右翼地带，以便与近卫第九集团军和近卫第六坦克集团军一起进攻维也纳。

　　第二十六集团军向桑博特黑伊实施突击，而第二十七集团军则向往洛埃格塞格实施突击，第五十七集团军和保加利亚第一集团军在4月日前占领瑙吉考尼绕地域。

　　方面军的队伍接到任务后，立即朝指定方向实施进攻，发展顺利。

　　3月29日，苏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第五十七集团军和保加利亚第一集团军在巴拉顿湖以南转入进攻，4月2日解放匈牙利的石油中心，并向西北方向发展进攻。

　　苏军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左翼于3月转入进攻，突破德军多瑙河以南防御后，向杰尔方向发展进攻，以部分兵力进至科马罗姆地域，切断了德军埃斯泰尔格姆-托瓦罗什集团西逃之路，并于27日将其肃清。

　　至28日，第四十六集团军肃清了多瑙河南岸埃斯泰尔戈姆至拉包河口地段之德军，攻占了科马尔诺。并与4月2日在多瑙河与新锡德尔湖之间进抵奥匈边界。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部队于4月1日至4日攻占肖普朗和新维也纳，前出到维也纳的接近地。

　　德军被彻底赶出匈牙利的日子越来越近，他们对匈牙利的掠夺也更加猖狂。城市变成了废墟，农村被洗劫一空，人民财产损失约40％。与德国占领者勾结的萨拉希集团、地主及资本家们，带着黄金储备和匈牙利的其他国宝逃往西方。

　　4月4日，德军的最后一支部队被赶出了匈牙利。匈牙利群众热情欢呼全国解放。全国到处都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这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匈牙利政府专门作出决议，规定4月4日为解放节。从此以后，匈牙利人民每年都隆重庆祝这个伟大节日。

　　布达佩斯战役的胜利，是苏联、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三国军队密切协同、共同奋战的结果。在解放布达佩斯的战斗中，罗马尼亚的一些兵团和匈牙利布达志愿团，都曾与苏军并肩作战。

　　在布达佩斯战役中，苏、罗、匈三国军队取得了在大工业城市实施战斗的丰富经验，尤其在使用强击群和在德军坦克占压倒优势条件下，建立合围的对外正面及强渡多瑙河、蒂萨河等方面，他们取得的经验更为丰富。

希腊人民的解放斗争

　　希腊的领土于1941年6月被德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军队肢解。从此，希腊人民反对占领者的斗争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

　　1944年年初，希腊反动政府企图以暴力消灭人民武装力量未遂。人民解放军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并解放了2／3的国土。4月5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命令各部队准备对正在撤退的占领军发动总攻，人民解放军部队奉命于4至5月间广泛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希腊许多城市相继解放。

　　1944年9至10月，人民解放军消灭德军30000余人，解放了全国33个省中31个省，并解放了首都雅典。但德军还控制着克里特和其他岛屿。直至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希腊才完全获得解放。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牵制了德国12至14个正规师，有力地支援了盟军作战。

　　1944年9月，在英国策划下，关于统一希腊武装力量的会议在意大利卡塞塔举行并达成协议：

　　所有希腊游击队归希腊盟军司令英国将军罗纳德·斯科比指挥。

　　至10月底，英军乘希腊解放之时，在希腊登陆，并开始对希腊内政进行武装干涉。

　　英军开进雅典后，斯科比剪除人民武装力量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他下令单方面解散希腊人民军队，却不解散希腊右翼武装。为抗议英军和希腊政府违背贝鲁特协议的卑劣行径，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希共参加政府的12名部长集体辞职。

　　12月3日，雅典50万居民举行游行示威，反动警察对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两天之后，英军奉丘吉尔之命帮助希腊反动派武力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制造了“雅典血案”，对雅典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据斯科比自己供认，英军仅“一夜之间就对雅典投下了22枚炸弹”。英军在持续长达33天的血腥镇压中，杀害爱国者和雅典居民10000余人。

　　1945年1月，50000名希腊爱国人士被捕入狱。希腊共产党领导军队对英国反动军队进行了坚决的回击，由于英军力量不断增强，人民解放军反击失利，只得于1945年1月5日退出雅典。

　　2月12日，希腊政府、英国大使以及民族解放军阵线在雅典附近的瓦尔基茨召开会议，在实行重大改革、大赦政治犯、在国际监督下就君主制问题举行全民投票等方面达成了协议。

　　协议还规定，除了流亡政府的军队外，解除一切军事组织及其武装，重新组成统一的国家军队。在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希腊民族解放阵线被迫宣布解散人民军队，交出了大批武器。

　　但是，希腊政府并没有真正履行《瓦尔基茨协议》，它窃取了希腊共产党和广大人民多年来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果实。

目录

偷袭珍珠港

日本舰队奇袭美国军港

山本五十六拟定作战计划

秘密战线传来的特殊情报

日本媒体大摆迷魂阵

美国高层妙施苦肉计

国际对日联合战线形成

德意日签订三国军事协定

珊瑚海战役

珊瑚海域的首次航母大战

美日两军的舰载机搏杀

日航母舰队遭受首次挫败

中途岛大海战

山本五十六的“未号计划”

尼米兹以逸待劳巧妙应对

日军航母舰队败退太平洋

日美瓜岛喋血

美太平洋舰队登陆瓜岛

“仙台师团”遭到灭顶之灾

两败俱伤的圣克鲁斯海战

美军获得瓜岛海域的制海权

日军走投无路被迫撤退

马绍尔群岛海战

美军攻占吉尔伯特群岛

尼米兹制定“单刀直入”计划

美海军实施“燧发枪战役”

美军特混舰队空袭特鲁克

美海军陆战队实施登陆作战

登陆冲绳岛

美军制定“冰山行动”计划

日军实施自杀式“菊水特攻”

“大和号”战列舰葬身海底

冲绳岛战役取得最终的胜利

偷袭珍珠港

日本舰队奇袭美国军港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937年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后，展开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很短时间内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领土，妄图把中国大陆作为其北进苏联、南下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基地，进而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但由于中国军民奋力抗战，使日本侵略军深陷于中日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同时，北进苏联的两次作战行动受挫，使日本深感同时实施“北进”、“南进”计划力不从心。于是，决定利用英法忙于欧洲战事、暂时顾不上亚洲的有利时机，转而采取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进一步解除了日本“南进”的后顾之忧。日本大本营于7月初召开御前会议，分析了形势，制订了计划：

　　决心在年初侵占法属印度支那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在东南亚的进攻行动，同时发动太平洋战争。

　　由于日本的南下进攻行动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和特权，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经济制裁措施，如冻结日在美国的资产、实行全面石油禁运等。这样，日美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

　　美国为了保卫其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以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为主要基地，组建了一支上百艘战舰的庞大舰队。

　　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的中北部，由夏威夷岛、毛伊岛、莫洛凯岛和瓦胡岛等20多个岛屿组成，首府檀香山。

　　珍珠港就位于瓦胡岛南部，是太平洋上交通的总枢纽，素有“太平洋心脏”之称。这里设有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大海军基地，它与关岛、马尼拉湾呈锥子形，指向西太平洋，是日本“南进”行动的主要障碍。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这天是星期日。与烽火连天的欧洲、非洲、亚洲大部分地区相比，位于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却是一派和平景象。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战舰，静静地停泊在瓦胡岛南岸的珍珠港。海浪轻轻地摇晃着战舰，几只海鸥在战舰的上空嬉戏，广播电台播放的流行音乐与教堂发出的柔和钟声一起在空中回荡。

　　度过一个愉快欢乐的周末之后，舰队官兵们还沉浸在甜蜜的梦乡之中。

　　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183架标有太阳旗符号的日军飞机正携带着炸弹给他们道“早安”来了！

　　“该吃饭了，怎么送早餐的卡车还没有来？”关上雷达准备吃饭的标图员埃利奥特向与他一起值班的二等兵洛克哈德发起了牢骚，洛克哈德双手一摊，耸了耸双肩，做出一副无可奉告的样子。

　　该雷达站设在瓦胡岛的奥帕纳山头上，这是美国陆军设置在该岛上的5座移动式雷达站中最北端的一个。

　　闲着没事，埃利奥特随手又打开了雷达。突然，他发现雷达屏上闪现出一堆堆光点。

　　“莫非是机器出了故障？”二等兵洛克哈德慌忙检查，确认机器没有毛病后，两人急忙标出了这些光点的方位：北3度偏东，距离该岛220千米。“一个庞大的机群正向我们飞来。”他们向谢夫堡陆军总部做了紧急报告。

　　“知道了。”值班的泰勒中尉不以为然地告诉这两个大惊小怪的士兵，“别担心这件事。”

　　他知道，计划中有—批从美国西海岸转场来的B-17轰炸机群将飞经此地。“雷达屏上的信号脉冲不是它们，还能是谁？”

　　早晨7时39分，由渊田中佐率领的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机群已经飞抵距离瓦胡岛仅3500米的空域。机群中有渊田中佐率领的高空轰炸机、高桥少佐率领的俯冲轰炸机、村田少佐率领的鱼雷机及部分护航战斗机等。

　　马上就要实施攻击了，可是气象条件还不清楚。渊田睁大眼睛观察前方，试图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使他惊喜万分的是，机舱无线电里此时正好传出了当地广播电台的气象预告：“晴到多云，云底高3500米，北风……”

　　10分钟后，机群进入攻击区域。风景秀丽的珍珠港清晰地映入了渊田的眼帘，那停泊在港湾内的一艘艘战列舰就像一只只温柔的兔子，即将成为他这只“老鹰”的美餐！

　　“1，2，3……”他借助望远镜饶有兴致地数着战列舰，不多不少正好8艘。“‘菜’齐了，还等什么？”渊田向他的发报员水木发出命令，“立即通知所有飞机，准备攻击！”

　　“托、托、托、托、托！”（意为“冲锋”）发报员那灵巧的手指不断敲击着发报机的电键，反复拍发着这个使日军飞行员激动不已的信号。

　　与此同时，渊田打出了一颗信号弹，催促着日军飞行员迅速扑向预定目标。

　　此时，停泊在港湾内的军舰没有一艘起锚，空中没有一架前来截击的战机，甚至连一声警报都没有。回荡在空中的，依然是广播电台播送的流行爵士音乐……

　　渊田大喜过望，他觉得自己胜券在握，还没进攻就激动地命令他的发报员：“立即向舰队报告，我奇袭成功。”

　　“托拉、托拉、托拉……”（意为“虎、虎、虎”）随着水木手指的不停按动，这一预先约定的“奇袭成功”的信号迅速传到了日军联合舰队司令部。

　　此刻，日军联合舰队司令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大将正在距离作战区域5000公里外的司令部里与他的参谋长下棋。机要秘书喜形于色地呈上这份电报，没想到山本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一语不发，继续下他的棋。

　　7时55分，由高桥率领的51架俯冲轰炸机，分别飞抵珍珠港四周的希卡姆机场、惠列尔机场、埃瓦机场和卡内欧黑机场上空。

　　一排排美式战斗机和轰炸机，一架挨着一架，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停机坪上，似乎在等着远方“客人”的“检阅”。

　　一枚枚重磅炸弹从日军俯冲轰炸机的弹舱里倾泻而下，随着一道道火光，响起阵阵巨大的爆炸声，高大的烟柱腾空而起。在弥漫的硝烟中，几百架美国飞机瞬时变成了一堆废铁。高桥从空中俯瞰着他的“杰作”，喜不自胜地哼起了日本的民间小调。

　　然而，担任总指挥的渊田却大惊失色。原来，按照预定方案，应由村田率领的40架鱼雷机先行攻击海面上的舰艇，然后高桥再对机场下手。因为机场的硝烟一旦弥漫开来，将遮住海面上的舰艇，鱼雷机就难以准确地攻击目标了。

　　“必须加快对美舰的攻击！”渊田赶紧命令村田率领鱼雷机群取捷径立即对舰艇实施攻击，同时他亲率49架高空水平轰炸机迅速占据最佳投弹位置。

　　此刻，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96艘舰艇正准备按惯例于8时整举行升旗仪式。在排水量达29000吨的“内华达号”战列舰的尾甲板上，麦克米伦指挥的军乐队已经整好队形。

　　此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显然注意到了黑压压的机群和附近机场传来的隆隆爆炸声。可是，他们都以为这是一次特别演习。

　　正在家里进早餐的珍珠港空军基地指挥官克拉克也从窗口看到了低空直转弯进港的飞机，然而他根本没想到会是日军的飞机。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要对这些违反“禁止在此空域直转弯飞行”规定的飞行员进行处分。这时，日军飞机已经盯上了它的主要“猎物”——排水量均在30000吨左右的8艘美军战列舰。村田率领的鱼雷机群几乎贴着海面呼啸而来，一枚枚鱼雷从仅12米高的空中像海豚似的窜入大海，冲向目标。渊田指挥的高空水平轰炸机群也张牙舞爪地在战列舰头顶上盘旋，疯狂地投弹、扫射。正在麦克拉帕山腰的别墅门前等车、欲往司令部了解反潜战情况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被战舰爆炸的巨大气浪冲撞在门柱上，才如梦初醒。一份十万火急的特急电报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匆匆发出：“珍珠港遭到空袭，这不是演习！”此时，已是上午8时整。美国海军“内华达号”战列舰的舰旗，正随着由麦克米伦指挥的军乐队演奏的美国国歌徐徐升起。

　　日军一架鱼雷机擦着旗杆呼啸而过，用一排机关炮将舰旗撕成碎片，同时向停泊在“内华达号”外侧的排水量34000吨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施放了鱼雷。

　　“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刚刚升起紧急起航的信号旗，便受到了致命的一击。一枚穿甲弹穿透了舰首的钢甲板，引起弹药舱爆炸。接二连三的爆炸如爆发的火山，火柱高达1000多米，浓烟翻滚。

　　熊熊燃烧着的军舰慢慢地歪倒在海水之中，仅仅过了几分钟，庞大的舰体连同舰上的1100名官兵便沉没在滔滔的大海之中。另外两枚鱼雷击中了位于战列舰群最外侧的“俄克拉荷马号”战列舰左舷。该舰舰长和许多高级军官都在岸上，舰上的官兵在惊恐中不知如何是好。

　　日军鱼雷机群似乎对这艘战舰格外“关照”，一连又向它的左舷发射了10枚鱼雷。随着巨大的爆炸声，舰体顷刻向左严重倾斜，几乎翻了过去。甲板上的官兵拼命逃往旁边的“马里兰号”战列舰，但更多的人却在密闭的舰舱里随舰慢慢地下沉。

　　指挥高空水平轰炸机群的渊田似乎还嫌它下沉得太慢，又迅疾投下数枚炸弹，“俄克拉荷马号”战列舰很快葬身海底。当舰舱里的官兵明白死神的召唤已经不可阻挡时，纷纷用笔写下了自己的遗书。直至后来该舰被打捞上来时，人们才知道在密闭的舰舱里遇难的官兵有415人，坚持时间最长的人在海底活了17天，直至12月25日才全部牺牲。

　　渊田感到还不过瘾，又指挥他的机群猛烈轰炸“马里兰号”等其他战列舰。他发现自己投下的4枚炸弹中有两枚直接命中目标，舰面上火光四射，溅起高高的水柱又重重地落在甲板上。躲闪不及的水手们狼狈不堪地摔倒在地，一时晕头转向。

　　8时25分，渊田率领的机群结束了历时半小时的第一次攻击波，扬长而去。通过联络，渊田得知自己的机群比来的时候只少了9架飞机。

　　震耳欲聋、地动山摇的爆炸声远去了，留下的是一幅静静的、悲惨的画面……

　　美丽恬静的珍珠港，成了一片火的海洋、烟的世界。湛蓝清澈的海水变成了黑红色，数以百计的尸体七零八落地漂浮在海面上。

　　被炸毁的战列舰东倒西歪地斜躺在海面上，舰上的伤员呻吟着、痛哭着，既为自己，也为已经长眠于海底的战舰和战友。在日军飞机攻击时不知去向的海鸥，此时却在空中盘旋着、鸣叫着，好像是在向曾经的水手朋友们致哀。

　　然而，就是这样悲哀的平静，也仅仅延续了十多分钟。由81架俯冲轰炸机、54架高空水平轰炸机和36架战斗机，共171架飞机组成的日军第二次攻击机群，又呼啸着飞抵珍珠港上空。这次，日军企图把港内所有的舰艇斩尽杀绝。在第一次攻击中受伤的“内华达号”战列舰正仓皇逃至港口，正好成为日军飞机集中攻击的目标。在近似“地毯式”的轮番轰炸中，该舰身中6枚炸弹，舰尾开始下沉。为了不致沉没堵塞航道，舰长下令全速向左边海滩前进，在那里等待死亡。

　　停泊在“内华达号”附近浮动码头的“肖号”驱逐舰，被倾泻而下的炸弹炸掉了舰首指挥舱，大批燃料溢出，火势迅速蔓延，引起船坞里另两艘驱逐舰的弹药库爆炸，巨大的冲击波甚至掀翻了几十米开外的小艇。

　　担任护航任务的36架日军战斗机，不能像第一次攻击时那样在空中优哉游哉了。美军高射炮组成了一道空中防御火网。少量幸存的美陆军战斗机强行从被破坏的惠列尔机场起飞迎敌，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仍然击落了日军10多架飞机。

　　打红了眼的日本战斗机飞行员疯狂地在空中寻找新的“猎物”，尽管他们知道，已经不大可能还会有美军飞机从珍珠港的机场起飞。没想到的是，“猎物”竟自己从远方送上门来了。

　　当日军飞机第一次攻击时，值班的泰勒中尉误将日机认为是美军转场的12架B-17轰炸机。此刻，这些轰炸机却真的从美国西海岸飞抵珍珠港上空。与此同时，从返航的“企业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8架美国海军陆战队“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也不约而同地赶到这里。但是，它们缺乏空中格斗的手段，而且所剩的汽油不多，根本不是日军战斗机的对手，只好赶快降落。

　　可悲的是，同样打红了眼的美军高射炮，根本想不到空中还会有自己的飞机。于是，这些像没头苍蝇似的好不容易逃过了日军飞机魔掌的美军飞机，却成了自家高射炮的靶子。

　　从8时55分至9时45分，持续近一个小时的第二次攻击波，如同在美军已经重创的伤口上又撒了厚厚的一层盐，令美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痛苦不已。

　　这位上个星期还几乎每天都在对部属们讲解“美日开战24小时内应如何应付”的将军，此刻大脑是一片空白，留下的只是1941年12月7日这一奇耻大辱日子的悲哀记忆。

　　在日本不宣而战的偷袭面前，美太平洋舰队毁伤各种舰艇40余艘，其中作为主力的港内8艘战列舰被击沉5艘，重创3艘，全部失去了战斗力，还有近10艘巡洋舰被击沉或重创。另外，有347架飞机被炸毁或击伤。美军官兵共伤亡3500余人，其中一半以上当场毙命。

　　这一损失，超过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受损失的总和，而日军方才损失了29架飞机和5艘配合作战的袖珍潜艇。

　　金梅尔海军上将唯一感到庆幸的是，舰队的3艘航空母舰正外出执行任务，逃过了这次劫难。

　　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旗舰“长门号”上，兴奋得满脸通红的一个日军参谋，像背书似的报告着上述战果。

　　山本五十六仔细地听完报告，虽然表面不像他的部属们那么喜形于色，但其内心同样激动不已，他一年来绞尽脑汁的梦想终于实现。

山本五十六拟定作战计划

　　1941年1月7日，同样是在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旗舰40000吨级的战列舰“长门号”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拟订了一份袭击珍珠港的作战方案。对山本来说，偷袭珍珠港是酝酿已久的计划了。

　　山本五十六生于1884年4月4日，这年他的父亲刚好56岁，故此得名“五十六”。其父本姓高野，是日本新潟县长冈的一个武士。

　　1901年，高野五十六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1904年刚毕业即以少尉候补生的身份参加日俄战争中的对马海战，并在海战中失去了左手的食指和无名指。海战的胜利使他对当时的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十分崇拜，立志要像东乡那样建功立业。

　　1914年至1916年，高野五十六在日本海军大学深造。1916年经牧野忠笃子爵介绍，高野五十六过继到长冈的武士贵族山本家，此后改姓山本。1919年至192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英语，并选修燃油专业。回国后在海军大学任教官。

　　1923年，奉命前往欧美考察各国海军，在旅欧途中，曾到赌场一展他的高超赌技，使他成为有史以来第二个因赌技太高而被著名的摩洛哥赌场谢绝入场的人。山本酷爱赌博，他赌博的格言是要么大赢，要么大输。这一点对他的军事思想也有着重大影响。偷袭珍珠港，似乎就是赌场上孤注一掷的赌徒在军事领域中的疯狂一博。

　　1925年，山本五十六出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就将美国视为潜在的最大敌人，所以这一职位的人选通常是由海军中最有前途的优秀军官来担任，以使他们能对美国有一个比较感性和客观的了解。1928年回国后，山本五十六历任巡洋舰舰长、航空母舰舰长、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长、第一航空战队司令、海军航空本部部长、海军省次官。最后于1939年8月升任联合舰队司令，1940年晋升为海军大将。

　　山本曾数次赴美，或求学，或考察，或任职，因此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有着极为深刻的了解。他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并在华盛顿工作过两年，深知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海军的实力，因此一度竭力反对同美交战。

　　然而，随着法西斯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的扩张野心也膨胀起来，不仅中国、朝鲜，包括东南亚甚至澳大利亚和西南太平洋所有岛屿都被日本划进了“大东亚共荣圈”里。南线作战势在必行，而不拔除美国太平洋舰队这个“眼中钉”，就难以施展手脚。

　　自诩为“以身作御盾，忠心为天皇，名誉何所惜，生命亦可抛”的山本，违心地然而又是认真地开始设想对美夏威夷作战方略。

　　1940年3月的一个飞行日，新研制的“九七式”鱼雷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轮番进行攻击训练。眼看一艘艘战舰防不胜防地被击中，前来视察的山本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飞机进攻夏威夷呢？”他对身旁的福留繁少将参谋长说。

　　参谋长听了一惊，心想，夏威夷距离日本约两个星期的航程，庞大的舰队在航行途中能不走漏风声吗？一旦暴露意图，舰载飞机怎么能达成偷袭目的呢？但这位参谋长在他敬畏的首长面前，什么疑问都没敢提。

　　一则关于“塔兰托事件”的报道进一步坚定了山本的决心。1940年11月11日夜晚，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坎宁安上将率领所属空军，向意大利塔兰托港内的海军基地发起了代号为“判决”的袭击。20架鱼雷机和8架轰炸机在4架飞机照明和导航下，分两批攻击了停泊在塔兰托港内的意大利海军舰艇，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有3艘战列舰和2艘巡洋舰被打瘫痪，还有1艘担任补给任务的商务舰遭到重创。

　　几乎全世界的报纸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这一划时代的军事行动。因为在世界海战史上，用飞机施放鱼雷实施成功的袭击还是第一次。

　　当山本从《朝日新闻》读到这篇题为“主力舰大半损伤，英公布轰炸意舰队战果”的报道时，眼睛顿时一亮。他吩咐手下迅速收集有关资料，开始加快袭击夏威夷的构想。然而，夏威夷毕竟不是塔兰托。

　　山本苦思冥想近两个月，在1941年元旦刚过不久，才以书面形式向海军大臣郑重陈述其奇袭方案。方案指出：

　　要有在开战之初就决一胜败之思想准备，开战之初就猛攻猛打，摧毁敌主力舰队，使美国海军和人民的士气沮丧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方案设想了三种情况，其中第一种最理想的情况就是：

　　敌主力舰队的大部分停泊在珍珠港内，用飞机编队将其彻底击沉并封闭该港。

　　这一天才而又冒险的计划，能顺利付诸实施吗？山本写完长达9页的《对战争准备的看法》最后一个字，心里也没有把握。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日矛盾就不断激化。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严重损害了英美在华的政治、经济利益。

　　1939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三国轴心同盟》。美国随即宣布：1940年1月26日到期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将不再续约。

　　1940年5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命令结束年度例行演习的太平洋舰队不返回美国西海岸，而是进驻珍珠港，对日实施威慑。

　　1941年7月24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美国立即中断同日本的秘密谈判，并于7月26日宣布中止美日贸易，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

　　8月1日，美国又宣布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这对于资源极为缺乏的日本而言，无疑是致命的。

　　为了获得荷属东印度的年产量800万吨石油的油田，为了获得南洋占世界年产量78％的橡胶，占世界年产量67％的锡，以及铁、铝、大米等资源，日本决意一战。

　　山本的偷袭珍珠港计划也一步步酝酿成熟。

　　早在1926年，山本任驻美海军武官时，曾读到英国海军专家拜沃特所著《大太平洋战争》，书中描述了以舰载机袭击珍珠港内锚泊军舰的情节，虽然只是想象中的情节，却给了山本深刻启示。以至于在山本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后，规定该书的日译本为海军军官的必读书。

　　1932年，美军在演习中以“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特混舰队曾出动舰载机成功空袭了在珍珠港的军舰。山本仔细研究相关的资料，受到很大启发。1940年3月，山本与联合舰队参谋长福留繁少将讨论过初步的偷袭珍珠港方案。

　　1941年2月初，当金梅尔上将上任美太平洋舰队司令时，山本指示其心腹部下大西海军少将拟制一个具体的突袭珍珠港的行动计划。大西将这一绝密的任务又交给了其信得过的飞行战术专家——36岁的参谋源田实中佐。这个前不久在“塔兰托事件”发生时担任驻伦敦海军武官的少壮派，夜以继日地策划于密室。

　　山本的偷袭珍珠港设想得到更多的认可后，立即命令联合舰队参谋长福留繁少将、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少将、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滋次郎少将共同拟制出具体计划：就是在袭击发起前10余天，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突击编队，从日本出发。在袭击发起日的日出前一两小时，到达距珍珠港约200海里的海域，出动舰载机突击珍珠港内的美军舰艇和岸基航空基地，以突袭手段消灭美军太平洋舰队，为日军的南进扫清障碍。

　　山本为纪念他所崇拜的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战中升起的Z字旗，将这一计划的保密代号定为“Z计划”，史学家则称之为“山本计划”。

　　“Z计划”在所有细节上都考虑得非常周密。在兵力编成上，既要求具备强大的突击威力，又要避免编队过于庞大而被发现。最终确定为航空母舰6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1艘，驱逐舰9艘，潜艇3艘，油船8艘。

　　舰载机共423架，担负突击任务的354架，其中“九九式”俯冲轰炸机131架，“九九式”水平轰炸机104架，“九七式”鱼雷机40架，“零式”战斗机79架，其余69架飞机则负责保护编队安全。编队司令为南云忠一中将。

　　另外，还有27艘潜艇组成先遣队，先期出发。其中22艘负责侦察，5艘为特别攻击队，各携带一艘袖珍潜艇，在空袭前将袖珍潜艇放出，由袖珍潜艇自行潜入港内，趁轰炸时的混乱从水下发射鱼雷进行攻击。

　　航线选择方面，从日本本土到珍珠港，通常有3条航线：一是经阿留申群岛的北航线；二是经中途岛的中航线；三是经马绍尔群岛的南航线。

　　这三条航线各有利弊，北航线远离美军岸基航空兵的飞机巡逻范围，而且一般无商船航行，便于隐蔽。但气候恶劣，风大浪急，海上加油比较困难。中、南航线，气候宜于航行，而且距美方岛屿较近，但来往商船频繁，容易被发现。经过再三比较，特别是出于保密的考虑，最后日军选择了北航线。

　　飞机起飞海域的距离，也是需要考虑的。太近容易被发现，太远又会使飞行员疲劳，影响战斗力的发挥。几经研究，最后选定起飞海域为瓦胡岛以北200海里，即北纬12度，西经170度海域。

　　根据当时日军飞机的航速推算，从起飞至飞抵珍珠港需要约两小时。而且在舰载机起飞后，航空母舰后撤一段距离。这样一来，日军飞机去时航程近，返回时航程稍远。美军如果派出飞机追击，那么往返航程都增加不少，使美军追击困难。突击时间的选择更是煞费苦心。首先，要和在马来亚的登陆同时发起，就必须选下半夜有月光的日子，即下弦月的日期，因为登陆是在拂晓，为便于作战的顺利完成下半夜必须有月光。

　　其次，要选在星期日，因为根据美军的活动规律，出海的船舰通常在星期六返回，那么星期日在港内停泊的军舰最多，并且星期日人员休假也最多，戒备最松懈。

　　综合各项情况，突袭定为12月7日星期日。突击时间为早晨6时。后由于参战的第五航空战队的两艘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没进行过夜间飞行训练，所以把突击时间改为早晨6时起飞，8时实施攻击。

　　整个计划考虑周密，可谓滴水不漏。然而，山本的偷袭珍珠港计划在制订之初就遭到上上下下许多人的反对。

　　首先在联合舰队内部，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南云忠一认为这个作战方案过于冒险，并表示“本职反对珍珠港作战”。如果说来自下级的反对还不致动摇山本的决心的话，那么来自上面军令部的反对就令山本不得不费一番周折了。

　　军令部认为，“Z计划”有4个明显的缺点：

　　一是，作战成败的关键在于保密，而要做到这一点困难极大，别说大量调集兵力会引起敌方注意，就是开进途中也有约两个星期的航程，很可能遇到敌舰艇、飞机或者中立国的船只；

　　二是，作战实施过程有许多令人不安之处，如空袭那天气候不佳，或敌舰队大部不在珍珠港内；三是，用飞机袭击的效果难以保证，如浅水鱼雷的试验尚未完全成功，加上万一敌舰布下防鱼雷网，一切就会前功尽弃；四是，进行南方作战需用航空母舰，这样就没有足够的航空母舰供偷袭珍珠港使用。

　　由于以上4个方面的因素，军令部认为，进行夏威夷作战是投机性的冒险，没有多少成功的把握。一旦失手，更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于是，山本费尽心思炮制的夏威夷作战计划，在近8个月时间里被军令部束之高阁。

　　但山本五十六绝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那些反对意见只会使他的头脑更加清醒，决心更加坚定。

　　他斩钉截铁地指示部下：

　　只要我还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珍珠港这一仗就非打不可！没有万全之策，却一定要有万全之措施，好好准备吧！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以闪电般的突袭行动大规模入侵苏联，给日本军国主义打了一针兴奋剂。主张“南进”和对美作战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

　　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局势变化之帝国国策纲要》，提出要“加强南进之态势”，“帝国为达到上述目的，不惜对英美作战”。

　　9月6日，日本天皇亲自出席御前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施行要点》，提出：

　　帝国为确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之下，大体以10月下旬为期限，完成战争准备。

　　9月中旬，在东京的海军大学里，山本亲自组织有关人员秘密地进行“夏威夷作战特别演习”。为了不走漏风声，在校学生全部离校。

　　这是一次模拟实战的图上作业演习。分红、蓝两军对抗进行，红方代表美军，蓝方代表日军。担任红方的各级指挥官，由原来反对此次作战的军令部成员担任，从而加强了对抗性。

　　演习持续了两天，蓝方在取得重大战果的同时，也损伤惨重，其中6艘航空母舰有一半遭到重创，120多架飞机被击毁。

　　随后不久，山本亲自选定地形类似珍珠港的鹿儿岛训练场，进行模拟飞行训练。飞行员们当时并不知道夏威夷作战计划，他们在山本魔鬼般的驱使下，时而在峡谷内隐蔽穿行；时而擦着海面在20米高度内发射鱼雷；时而向下俯冲，时而跃起盘升，一个个就像亡命之徒。

　　10月中旬，迫不及待的日本军方推翻了近卫内阁，由东条英机组阁。山本的夏威夷作战计划终于获得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的批准，列入了军令部的议事日程。

　　11月5日，又一次御前会议通过了新的《帝国国策施行要点》，明确“发动武装进攻之时间定于12月初，陆海军应完成作战准备”。

　　与此同时，适应珍珠港作战需要的改进型浅水鱼雷也已经试验成功。随后，执行突袭任务的机动部队根据山本的夏威夷作战计划又组织了实战演习。庞大的机群从250海里外的航空母舰的甲板跑道上起飞，向假想中的美太平洋联合舰队——停泊在佐伯湾内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进行大规模空袭演习。

　　同日，由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签署的代表天皇的“大海令一号”颁发。山本随即发布《联合舰队机动作战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中把作战预定日定为东京时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12月7日）。

　　11月17日，山本登临机动部队旗舰“赤诚号”，向即将出征的将士们进行勉励话别：

　　这次作战的成败将决定我国今后整个战争的命运。

　　作战计划正是在排除一切困难和出敌不意的思想指导下制订的，但也许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金梅尔将军对可能发生的一切有了周密的准备。

　　各位将士务必做好充分的打硬仗的思想准备，切勿掉以轻心。

　　讲完这番话，山本又专门来到飞行机群指挥官渊田的面前，两人紧紧握手，相对无言。

　　6天后，由南云率领的以6艘航空母舰为主力的约30艘军舰组成的机动部队，在日本北方择捉岛中部一个名叫单冠湾的偏僻渔港集结完毕。

　　昔日荒无人烟的地方突然开进如此庞大的队伍，使岛上的居民惊诧不已。更使他们惶惶不安的是，从此该岛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全被切断，岛民的生活补给全由部队供应。这种封闭式戒严，一直持续至12月8日才解除。

　　11月26日清晨，迎着飘飘洒洒的雪花，这支庞大的机动部队从单冠湾起程。没有欢送的场景，只有“赤城号”旗舰上的军乐队奏起雄壮的《军舰进行曲》，为自己出征壮行。目送远去的战舰，山本不禁默默地祈祷神灵保佑。

秘密战线传来的特殊情报

　　在日本军方紧锣密鼓地进行偷袭珍珠港作战准备的同时，在另外一条隐蔽的战线上，日本军政联手，导演了一出拙劣的欺骗戏码。

　　1941年3月27日，檀香山第八号码头迎来了从横滨驶来的日本邮船公司的“新田丸”轮。一个肩负重大秘密使命的间谍就搭乘在这艘船上。他叫吉川猛夫，是日本军令部情报部海军少尉。

　　为了掩人耳目，日本外务省美国局局长给他改换了一个外国人不易读记的化名——森村正，并给了他一个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外务书记员的头衔。

　　一辆挂有外国领事馆专用车牌的轿车，把他送进了位于努阿努街的日本总领事馆。“你是吉川君吧！”总领事喜多长雄笑眯眯地望着他，尽量压低声调说，“我已接到军令部的委托，情况都知道了……”

　　这个化名森村正的吉川猛夫，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为了完成肩负的秘密使命，他已经进行了近8个月的准备，对美军舰艇的情况和夏威夷的风土人情等了如指掌。

　　“请多关照。”他感到没有必要同总领事做更多的表白。随即，他换上在四季常夏的檀香山颇为流行的夏威夷衫和绿色西裤，头戴一顶插着羽毛的夏威夷帽，装扮成一名旅游观光客，在总领事赞许的目光下，轻松自如地走出领事馆，坐上一辆出租车，向珍珠港驶去。

　　一连40多天，他并不急于向上司报告工作。

　　时而以游客身份在珍珠港四周游荡；时而乔装成满身污垢的菲律宾工人，潜入珍珠港内进行实地侦察；时而又像是一位阔佬，请美国水兵上酒吧大吃大喝；时而又扮成狎客，在位于一座山冈上的酒馆“春潮楼”狎妓豪饮。可是，醉眼却并不在妓女身上，而是盯着窗外的珍珠港……他从各种不同途径获取情报。

　　5月12日，吉川发出了第一份关于珍珠港美舰停泊情况的密电。“干得好！以后每隔10天报告一次。”军令部大喜过望，对吉川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进入8月份，又指令吉川每隔3天报告一次。10月23日，当山本紧锣密鼓地准备实施夏威夷作战计划时，军令部又派出一名间谍随“龙田丸”客轮抵达檀香山。

　　他叫中岛少佐，假扮成这个客轮的工作人员，随身携带着军令部给吉川的一封密信，要求吉川在第二天该客轮离港前，提供“美国舰队是否每个星期都出港？”“一般情况下星期几停泊在珍珠港内的军舰最多？”等多项情报。

　　“这么多问题！”吉川看着密信中密密麻麻的小字，紧张得差点叫出声来，“只有一天时间，我的天！”

　　幸好7个月来，他的脑海里和笔记本上，积累了许许多多的情报，对这些问题并不陌生。他几乎不假思索地伏案疾书，一一回答97个问题。

　　当他把这份极为重要的情报小心翼翼地封好时，窗外已经迎来了第二天的晨曦。

　　为了预防万一，他将情报交给了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喜多总领事。

　　“放心吧，我一定亲手转交。”总领事笑眯眯地对这位双眼充满血丝的外务书记员说，“好好睡一觉吧！”随即坐上专车向即将返航的“龙田丸”客轮疾驰而去。

　　在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立下赫赫功劳，被称为“无名英雄”的间谍中，竟然还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姑娘，她叫苏西·露思。

　　这位长有一双迷人眼睛的姑娘，17岁时就成了纳粹党极有权势的跛脚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情妇。后来，日本要求德国提供一名间谍到珍珠港执行任务。不知出于哪种考虑，戈培尔推荐露思一家来到夏威夷。

　　露思的父亲屈恩是一名忠实的纳粹党徒，对自己一家到国外执行间谍任务感到很荣幸。他们在珍珠港附近买了一幢别墅，全家8只眼睛加上一架高倍双筒望远镜，一起观察。

　　收集珍珠港的情报，其中最迷人的自然是露思小姐。她开设了一家美容院，顾客大都是美高级军官的太太，周到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使她们络绎不绝地前来，而她们喋喋不休的交谈使露思小姐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有时，因为有价值的情报太多了，露思的脑子简直“不堪重负”，便请她的母亲来协助监听和记录。

　　露思的活动舞台不仅局限于美容院。作为一名出色的舞蹈家、网球运动员和游泳爱好者，她频频出没在剧场、沙滩、运动场和其他公共场合，与美太平洋舰队的年轻军官们交际，甚至，其中的一位成为她的未婚夫。从未婚夫身上套取或证实某一情报，简直如囊中取物一样轻而易举。

　　露思的弟弟、年仅11岁的汉斯·约阿希姆，也成了很有价值的特工。他时常穿上水手服，在父母的带领下沿海边散步。

　　停泊在不远处的舰艇上的军官们很喜欢这位“小水手”，经常邀请他登舰游玩。这时“小水手”会提出一些“聪明”的问题，涉及舰艇的数量、作战能力、离港进港时间等，那些军官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漫不经心的随口回答，已深深印在“小水手”的脑海里。回家后，小汉斯如数家珍地复述，母亲则一五一十地记录，全都成了宝贵的情报。

　　“小水手”不仅会问，而且会看，在父母和姐姐的教唆下，他知道哪些关键的部位是看了之后不能忘记，回家要汇报的。这个小汉斯大概是历史上唯一货真价实的儿童间谍。

　　源源不断的情报被秘密地交给日本驻檀香山的总领事。吉川到任后，露思一家便同他直接联系。

　　为了避人耳目，他们传递情报的方式采用了古老的灯光法，由屈恩从别墅顶楼打出送情报的暗语灯光，吉川在领事馆内用望远镜接收灯光暗语，随时记录下来。这种原始的方法，居然一直未被察觉。

　　进入惊心动魄的12月后，他们每天也要联络多次。

　　也许是被巨大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在珍珠港被袭之后，露思一家还无所顾忌地用灯光向吉川报告着战果。如梦初醒的美军情报机关，很快发现了那幢别墅里发出的一闪一闪的神秘灯光，直至他们冲进别墅，露思等人还在全神贯注地打着灯光信号！

日本媒体大摆迷魂阵

　　“日本和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打仗……为什么一定要打仗呢？”1941年1月23日，新任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在启程赴任时笑着对记者说。

　　此刻，这位身材高大、面容温和的日本原海军将领，像一位“和平使者”，站在横滨码头“镰仓丸”轮的甲板上。日本各大通讯社、报纸的记者都来进行现场采访。野村吉三郎竭力使他们相信，此时此刻是进入“日美关系新纪元的前夕”。美国记者似乎受到强烈的感染，也纷纷报道这一消息，称“日美关系和好有望”。

　　他们怎么会想到，在另一艘舰船上，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已经拟好了袭击夏威夷的行动计划！

　　3月8日，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卡尔顿饭店举行第一轮正式会谈。一个多月后，一个以日美“民间代表”名义草拟的《日美谅解方案》出笼。

　　该方案宣称：“日本在西南太平洋不诉诸武力改变现状。”野村将这份历史学家称之为“出生在私人小医院而且双亲不明的婴儿”的方案，作为非官方文件递交给赫尔，使这位国务卿一时处于被动状态。

　　当赫尔与罗斯福总统反复斟酌后提出4条原则性对策时，日本外相松冈于5月12日又抛出了一份修正案，公然删去了原方案中“不诉诸武力”的条款。

　　双方的谈判虽然很艰难，但一直持续不断。

　　从3月8日至12月8日的9个月里，野村同罗斯福总统会谈9次，同赫尔国务卿会谈45次。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日本政府仍指示野村“不要让对方感觉到事实上谈判业已中断”。

　　在谈判的同时，日本先后派出200多名间谍，在夏威夷等地频频活动，窃取了大量情报。

　　正当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作出“发动武装进攻之时间定于12月初”的决策、执行突袭珍珠港任务的机动部队组织大规模实战演习之时，东条内阁又加派一名“和平特使”赴美。这个曾担任驻美领事，并娶一名美国女子为妻的“和平特使”叫来栖三郎。

　　10天后，来栖抵达华盛顿。面对众多的记者，他侃侃而谈。“请问阁下，日美谈判已陷入僵局，您对自己此行打破僵局是否抱有信心和希望？”

　　一名美国记者忧心忡忡地问。“如果不抱希望，我何必不远万里来谈判呢？”来栖振振有词地回答，“我们应该对日美会谈的前景不失信心。”来栖的“表演”使一些心地善良而头脑简单的人盲目乐观起来，觉得“好像是一线阳光刺破乌云，照射了太平洋的海面”。迷魂阵一个接着一个。原定11月中旬从横滨起航，开往美国洛杉矶执行第二次撤侨任务的豪华邮船“龙田丸”轮，拖延至12月2日才徐徐驶离码头。临行前一天，日本海军当局把“龙田丸”轮船的船长木村叫去，面授机宜，并交给他一只装有16支手枪的箱子。居心叵测的日本军方，明知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却故意让这艘排水量17000吨的豪华邮船朝美国方向“自投罗网”，就是为了使美国产生这样的错觉：至少在最近10多天甚至一个月里，即“龙田丸”从横滨抵达洛杉矶到载着日侨返回日本之前，战争不会爆发。可是，木村船长接到的密令是：随时准备掉转船头返回日本！那16支手枪就是用来对付乘客，特别是搭乘该轮的10多名美国军人在返航时可能发生的反抗。

　　果然，木村船长在该轮船行到中途岛北端时，收到了来自日本海军省的电令：“‘龙田丸’立即掉头，全速返回日本！”这时，珍珠港上空已经狼烟四起。

　　费尽心思的日本军方不仅在美国人面前大放烟幕，而且还把“迷魂阵”摆到了自家门口。12月5日和6日，东京闹市区银座大街上，约3000名身穿鲜艳蓝制服、脚裹白绑腿的水兵，自由自在地闲逛着，格外引人注目。

　　“在如此紧张的形势下还有心思组织水兵参观游览，搞什么名堂？！”

　　一些市民愤愤不平地说。他们哪里知道，这里面确实有“名堂”。为了掩饰迫在眉睫的夏威夷作战，日军大本营海军部下令诸海军学校和训练机关，组织大批学员和见习生以水兵装束参观游览东京，带有学校标记的水兵帽一律换成有“大日本帝国海军”字样的正式军帽。正如日本军方希望的那样，第二天《朝日新闻》报道说：

　　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夜以继日地进行紧张训练的大约3000名海军勇士，分批抵达东京游览……

　　谁又能想到，此刻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一支庞大的突击舰队，已经逼近珍珠港，美国人的噩梦即将开始！

美国高层妙施苦肉计

　　对日本军方所做的一切，拥有庞大情报系统和先进侦察手段的美国，难道事先真的完全被蒙在鼓里了吗？这的确是一个历史谜团。

　　当日本为研制出新型的保护国家最高机密的“九七式”紫色密码机而暗自庆幸的时候，一个19人组成的美军密码破译组，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1940年9月仿制出一台相同的密码机，破译了日本的密码。

　　美国将这项破译工作称为“魔术”，领导这一破译组的弗里德曼上校，因此先后荣获“公民特别功勋章”、“最高功勋章”和“保障国家安全勋章”。在美国，一人获得上述3枚勋章的，仅他一个。直至1956年，美国国会还通过决议，奖给弗里德曼10万美元。因为从破译了日本的密码那一天起，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已无密可保，来自日本最核心的机密就像穿上了“皇帝的新衣”，一丝不挂地裸露于美国人面前。

　　为了不被日方发觉他们的密码已经被破译，美军情报官员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控制措施：所有重要情报均密封于袋中，由特别信使送交总统、国务卿和陆海军部长以及情报主任、作战计划局局长等关键人物，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也许正是过于担心泄密，致使夏威夷驻军无法及时得到有关情报。

　　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收到的数百份“国家级”绝密电报，他的谈判对手赫尔国务卿同样心知肚明。他为完成使命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在早已心中有底的赫尔看来，有时简直是滑稽可笑的小儿把戏。

　　赫尔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通过截获并破译的“魔术”情报，我们知道了东京外务大臣向野村和其他代表所发出的指令，以及野村向东京发出的有关同我会谈的情况报告。

　　这些材料表明，日本政府一方面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却推行其侵略计划。我仿佛看到了这样一个证人，他的证词与他自己所说的完全相反。

　　当然，我得注意，一点也不能让野村知道，我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秘密。

　　当野村向东京报告“赫尔非常仔细地看了我们的方案”时，赫尔正为自己不动声色的表演而沾沾自喜。他之所以“仔细地看”，也许只是想鉴定一下美军情报官员的翻译水平，看看与“原件”是否一致。

　　据统计，自1941年7月初日本御前会议作出“不惜对英美作战”之决策，到珍珠港开战前夕，这期间被破译的日本外务省发往驻美使馆的绝密电报达270份之多。而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向军令部发回的密码情报，也几乎一份不漏地被美军截获和破译。

　　然而，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确实被蒙在鼓里。但与其说是被日方所欺骗，倒不如说是被自己和自己的最高领导层所蒙蔽。

　　对笼罩在太平洋上空的战争乌云，罗斯福总统比谁都看得清楚。摆在他办公桌上的一大堆“魔术”情报表明，日本已向美国发出最后通牒，谈判的最后期限是“11月29日”，“在那以后事情自然会发生”。

　　“下星期一我们有可能遭到进攻，因为日本人不警告就发起袭击是出了名的。”11月24日，罗斯福提醒他的内阁注意。3天后，根据总统的授意，参谋总长马歇尔上将向菲律宾和夏威夷等地的陆军部队下达了“日本的敌对行动随时会发生”的警戒令。

　　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海军上将在给太平洋舰队和亚洲舰队的电令中，说得更直截了当，一开头就是“此电应视为战争警告”，并预计“日本将在最近几天内采取侵略行动”。

　　可是，在对日本攻击的重点方向作预测时，该电列举了菲律宾、泰国等地，却未提及珍珠港。本来就盲目自信的金梅尔上将，接到这份电报似乎并没有增加多少加强防备的紧迫感，也许还反而吃了一颗“定心丸”。

　　11月30日，东京致电驻德大使，要求他将下列情况通报德国希特勒元首和里宾特洛甫外长：“日本同英美之间存在着突然爆发战争的很大危险，开战的日期也许会比想象的来得更快。”

　　在这前后，东京发给驻美大使野村关于销毁密码和重要文件、指定某些使馆人员立即撤离华盛顿的密电，都被破译，并及时送到白宫和五角大楼决策者的办公桌上。

　　这些“魔术”情报又一次提醒华盛顿的决策者：战争迫在眉睫！

　　面对这种形势，美国总统罗斯福真沉得住气。华盛顿时间12月6日晚（东京时间为7日上午），他还在椭圆形书房里与刚病愈出院的密友哈里·霍普金斯漫谈着一个轻松的话题：如何以垂钓者的心态和悠闲度过自己的晚年。21时30分左右，总统海军副官助理休尔兹上尉走进书房，呈给总统一份刚截获的重要情报。这是近似宣战的日本对美备忘录的前13个部分，最后第十四部分还在待截之中。

　　“这就是说要爆发战争了。”罗斯福说着，便把情报递给友人看。

　　霍普金斯建议总统先发制人，但被拒绝了。

　　“不，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有很好的历史。”罗斯福知道即便他要先发制人，国会也不会通过。

　　近似宣战的日本对美备忘录最后的第十四部分，以及指令野村在华盛顿时间12月7日下午13时正式通知美方的电文，被美军“魔术”情报组及时截获并破译，其速度甚至超过了日本驻美大使馆的译员。

　　此刻，美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海军上将还在梦境中畅游。珍珠港码头带日历的时钟正指在12月7日清晨4时45分的位置上。没有意识到丝毫危机的金梅尔上将，醒来以后也没有马上想到自己的部队，竟还想着有一场高尔夫球要打！他压根没想到他的舰队、他的名誉会遭到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打击！

　　“现在是否立即用电话同金梅尔上将联系一下？”气氛紧张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里，情报局局长威尔金逊向他的上司斯塔克部长建议。

　　“不妨先同总统商量一下再说。黎明时分打破金梅尔的美梦是一种罪过。”斯塔克伸向电话机的手又慢慢地放下了。

　　参谋总长马歇尔上将这天清晨的心情似乎特别好。他按惯例在公园里弯弯曲曲的小径骑马，可是比平时多骑了整整20分钟，急得手持“魔术”情报找不到他的陆军情报局远东科科长布拉顿上校像热锅上的蚂蚁。

　　接到通报，马歇尔也没有直接到办公室，而是在寓所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然后不紧不慢地换上衣服，让急出汗来的布拉顿上校在陆军部大门口又等了15分钟。

　　这时，军方的许多高级官员先后走进了参谋总长办公室。他们都注意到“魔术”情报中“下午13时”这4个字，一致认为在这个时间或稍后不久，太平洋的某个地方将遭到日军的攻击。有的情不自禁地抬起手腕看表，离这个时限仅剩下不到100分钟了。

　　马歇尔显然感觉到事不宜迟，该下决心了。

　　“日本军队将在今天下午13时，或13时过后不久便开始发动攻击。”他先作出肯定的判断，接着斩钉截铁地说，“我决定向全军司令发出紧急戒备的指令。”

　　随即草拟了电文，并电话通报斯塔克部长，特意在末尾加上“也请转告海军部队”几个字，要求站在身旁的布拉顿上校“用最快最安全的方法”拍发出去。

　　“最快最安全的方法”其实就在马歇尔的办公桌上。只要他一拿起桌上的专用电话，或者到隔壁房间启用秘密电话，甚至直接指令使用海军短波无线电和专供与夏威夷联络用的FBI系统，那么金梅尔上将就能获得一个多小时宝贵的准备时间，可以命令他的舰队起航、飞机起飞，使来犯的日军措手不及！

　　然而，一向聪明的马歇尔并没有这么做。在留下深深的遗憾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谜团。

　　他当然不知道陆军通往珍珠港瓦胡岛陆军基地的线路出了故障。他要求“用最快最安全的方法”拍发出去的这份电报，华盛顿时间12月7日中午12时12分由西部联合电信公司发出，从华盛顿经旧金山再到檀香山，转手3次，走了整整8小时16分。

　　当美驻珍珠港陆军指挥官肖特将军接到此电时，已经是日军攻击后7小时零3分了。不知出于愤怒还是悲伤，金梅尔海军上将当着众多参谋人员的面，大声宣读该电文。

　　这份“最快最安全”的电文成了历史的笑柄。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作拖拉的日本驻美大使馆，并没有按照其政府关于必须在华盛顿时间12月7日“下午13时”通知美方的电令行事，而是迟了足足80分钟。

　　这等于给了美国一份意外的“礼物”——日本不宣而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得手后，罗斯福的参战演讲和战争咨文在国会获得了一致赞同，孤立主义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而在此前，美国国会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避免卷入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坚决奉行孤立主义。

　　因此，许多史学家对这个历史谜团的解释是，美国上层早已获知日军的偷袭计划，日本之所以能得手、珍珠港事件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只不过是罗斯福的苦肉计而已，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当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想非常严重，使得罗斯福总统的很多计划受到掣肘。而作为极富远见的杰出政治家，罗斯福很清楚，如果不及时援助正在艰苦奋战的英、中、苏等反法西斯国家，等到轴心国确实控制了欧亚大陆后，美国将无力独自抵抗已经根基牢固的德、意、日轴心国。

　　对美国来说，早参战比晚参战有利，但国内的孤立主义只图眼前利益不愿参战。因此，罗斯福不惜以珍珠港为代价，唤醒民众的觉醒，粉碎孤立主义的幻想，实现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坚决与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血战到底。

　　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决策集团面临的一切困难一下子给全部解决了。过去他们一直处在举棋不定的观望之中，忧虑国内有许多人反对参战或者抱持冷淡态度。

　　现在，全体美国国民在“不要忘记珍珠港”的共同心声中紧密团结在一起，已经没有孤立主义者和战争介入论者的区别了。举国一心的情绪已经化为力量拧到一起了。

　　12月8日上午，罗斯福总统亲自前往国会。他没有坐轮椅，由他的长子詹姆斯搀扶着走进大厅，向美国参众两院发表讲话：“昨天美国遭到蓄意的猛烈攻击，这个日子将永远是我国的国耻。”

　　他站在众议院讲台上讲述了前一天珍珠港遭到卑鄙偷袭的经过。他说：

　　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领土，我们的利益，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他在十分钟的讲演中要求国会批准对日本宣战，并满怀信心地预言：“凭着我国人民的最大决心，我们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这项要求在参议院全体一致通过，在众议院只有一位持不同意见的女议员投反对票。下午16时10分，罗斯福佩带哀悼珍珠港死难者的黑色袖章在对日宣战书上签了字。

　　同一天，中国政府也对德意两国宣战。

国际对日联合战线形成

　　“好了，我们赢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直接反应就是这句话。1941年12月8日下午14时，他在下院宣布英国对日宣战，比罗斯福宣布美国对日宣战还早两个小时。

　　当丘吉尔首相从广播中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时极度兴奋，急忙打电话问罗斯福：“日本这次是要干什么？”

　　罗斯福总统回答说：“他们正在夏威夷攻击我们，我们大家已经坐到一艘船上了。”

　　丘吉尔首相对“我们坐在一艘船上”这句话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他说：“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单独作战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他在日记里充满自信地写道：“希特勒的命运决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也决定了。如果问我日本人的命运么，他一定被打得体无完肤。”

　　丘吉尔首相激动得大声对文登外相嚷道：“嗨！日本人干了什么蠢事，你想想看，往美国牛仔的屁股上捅一刀，这会有什么好结果！不管怎么说，我们不会单独作战了。”

　　有这种激动心情的绝对不止丘吉尔一个人。

　　在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正在掩蔽部地下室昏昏欲睡，苏联作战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中将匆忙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告诉他，斯大林立即两眼放光，亢奋起来：“好极了，真是好极了！”

　　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下子解除了斯大林在德军重压下的烦恼，给苏联帮了大忙，不需要担心日本从东面夹攻了。

　　于是，半个月后，苏联秘密从远东军区抽调1∕3的兵力，包括30个步兵师、900辆坦克和全部作战飞机投入莫斯科前线，远东方面只留下一部分边防军和日本关东军对峙。由于有条约，苏联没有对日宣战。

　　法国的流亡政府，自由法国伦敦总部的戴高乐将军闻讯后，也预见到形势将开始好转。当天晚上，他对帕西上校说：“胜利已成定局，今后应该做好收复法国本土的准备。”

　　荷兰、自由法国、比利时、希腊、加拿大、巴拿马、波兰、萨尔瓦多、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联邦、古巴、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海地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

　　日本军国主义者用打碎美国太平洋舰队脊梁骨的办法促成了中、美、英、法、荷、澳、新等民主国家的联合，一场反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全面展开了。

德意日签订三国军事协定

　　正当东条英机笑逐颜开十分得意的时候，德国希特勒却暴跳如雷，把他周围的人吓得目瞪口呆。他一直指望德国装甲部队直捣苏联腹地，最后制服英国，但要有一个条件，必须要美国不介入。自从入侵苏联以来，他一直希望日本向西伯利亚出兵，东西双方夹击苏联，可是，日本在远东按兵不动。

　　1941年11月，在严寒和风雪中德苏两军进行激烈苦战，12月2日夜，德军逼近莫斯科郊外距红场仅32公里的地方，已经看得见克里姆林宫的塔尖，却遭遇朱可夫率领的苏联军队正面抵抗，寸步不得前进。

　　12月6日，苏军100个师团，从绵延320公里长的战线全面总反攻，希特勒遭受意想不到的反击，疲劳和严寒已超过将士能够忍耐的极限，德军陷入大混乱状态。

　　就在希特勒决定放弃攻击莫斯科后退的这一天，他听到日美开战，美国已经介入世界大战的消息，这使希特勒预感到他的世界战略即将烟消云散，所以气急败坏，六神无主。

　　希特勒面临着严重的现实，经过两三天的冷静考虑，觉得日本在亚洲牵制住一部分英美的兵力也是可取的，于是在1941年12月11日宣布对美开战。

　　墨索里尼在12月8日早晨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便向他的女婿齐亚诺外相说：“这下子可完蛋了。”

　　隔了一天，经过一番权衡，又觉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美英付出相当大的力量在亚太地区和日本打，他在欧洲可能因此而得到好处，可以重温“非洲大帝国”的旧梦，于是在1941年12月11日和德国一起对美宣战。

　　就在12月11日这一天，日德意三国又签订了一个《三国军事协定》，宣布三国在对英美联合作战取得胜利以前，绝不放下武器，并表示了决不与敌人单独媾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在胜利结束战争之前，缔约国应根据三国同盟精神，在建立新秩序的事业中进行合作。

日本对珍珠港的这次攻击是成功的，但却给日本蒙上了污名，使它在战败以后也洗刷不清。日本以航空兵作战胜利开始了战争，又以航空兵作战失利而战败告终。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巧合，而珍珠港事件则成为决定命运的先导。

珊瑚海战役

珊瑚海域的首次航母大战

　　盟军的两支航空母舰编队1942年5月1日在珊瑚海集结完毕，由弗莱彻统一指挥，菲奇将军在指挥航空母舰作战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由他担任航母作战的战术指挥。

　　5月3日，由志摩率领的日军异常顺利地占领了图拉吉岛。正当日本人为首战告捷而庆幸之时，美军的空中打击临头。

　　5月4日7时30分，40架由“约克城号”航空母舰起飞的轰炸机对图拉吉进行了空袭，日驱逐舰“菊月号”和3艘登陆舰被击沉，其他2艘舰只和5架水上飞机被击伤。

　　“图拉吉遭到美机空袭！”井上立即意识到美国的航空母舰编队已“兵临城下”，他马上电令在所罗门群岛以北游弋待命的、由高木武雄指挥的机动打击舰队立即南下，寻敌作战。一场更为激烈的战斗已不可避免。

　　就在弗莱彻将军把兵力结集之时，日本人筹划已久的莫尔兹比港进攻作战也开始了，由日海军特别陆战队和工兵共约4000人组成的攻击部队，分乘10艘运输船从拉包尔出发，由1艘轻巡洋舰、6艘驱逐舰、4艘扫雷艇和2艘猎潜艇护航，驶往莫尔兹比港，去完成预定的计划。

　　由高木武雄指挥的航空母舰“翔鹤号”和“瑞鹤号”在警戒舰只护航下，也进入珊瑚海。

　　就在双方谨慎地试探对手实力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具有戏剧性的场景：6日夜，巡航的日军部队高速接近了正在补给燃料、毫无战斗准备的美军部队，距离一度只有70海里，情况十分紧急。

　　但由于珊瑚海地区浓云密布，恶浪滔天，日本人竟没有发现美国人，日军舰队在高木的命令下，竟莫名其妙地撤退了。就这样，一场即将上演的遭遇战消失在夜幕之中。

　　日、美两方都在茫茫的大海上搜寻自己的猎物，希望能首先发现对方，以便先发制人，但由于气候等原因，双方始终在捉迷藏。

　　5月7日上午，由“约克城号”起飞的美国舰载侦察机发回急电：“敌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4艘，距离180海里，航向120度，航速20节，西北向。”

　　几乎同时，陆基侦察机也发来同样的情报。弗莱彻少将闻讯大喜，决心痛歼日本舰队，以雪美军珍珠港之耻。

　　5月7日上午10时整，24架鱼雷机、36架轰炸机分别从“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起飞，在16架战斗机的掩护下，扑向日舰队。

　　但是，美机前去攻击的并不是高木舰队。原来，图拉吉空袭之后，日军并没有放弃最初的作战计划。5月4日，4000多日军分乘14艘运输舰由拉包尔起程，前去攻占莫尔兹比港。后藤率领航空母舰“祥凤号”和4艘重巡洋舰组成直接掩护舰队紧随其后。美机发现的正是这支舰队。

　　5月7日上午11时左右，美机群发现目标，并马上实施攻击。面对突然飞临的美机，日舰队阵脚大乱，“祥凤号”拼命转舵，企图迎风起飞甲板上的飞机。

　　这时由贝勒特上尉率领的13架美国鱼雷攻击机冒着日舰密集的防空炮火，低空抵近“祥凤号”发射鱼雷，“祥凤号”迅即大火熊熊。

　　几分钟后，又有10架美鱼雷机在仅距“祥凤号”460米至920米处发射鱼雷，结果又有4枚命中。

　　与此同时，俯冲轰炸机也命中“祥凤号”13枚炸弹。11时35分，即“祥凤号”首中鱼雷15分钟后，沉入了满是珊瑚和海藻的海底，这是二战期间击沉战舰的最快纪录之—。该舰800余人中，仅有百余人逃生，而美军的损失仅仅是3架侦察轰炸机。

　　在这一场对攻的大突击中，基本上双方都看清了对方的实力。在这种试探性的进攻之后，更大规模的海战也即将爆发。

　　双方海战的第一回合，美国人明显占了优势，而日本人由于错误的情报，丧失了首先攻击美航空母舰的良机。机会已经错过，日本人再去进攻显然已不太现实，但原忠一海军少将却受不了这一侮辱，决心再来一次偷袭。

　　为了这一次偷袭能一举成功，他挑选出擅长夜战的飞行员，驾驶12架俯冲轰炸机和15架鱼雷机组成攻击部队，悄悄起飞，飞向估计的美国航空母舰所在地点。

　　的确，日军这一冒险很不值得。日军飞机实际是从弗莱彻编队的附近飞过的，但由于密云连绵不断，时时有倾盆大雨，加之黄昏时分能见度极差，日本飞机没有能发现美航空母舰，而以逸待劳的美国人则利用新式雷达的引导，对这批日机进行截击。混战中，日军机群被美机击落8架鱼雷机和1架俯冲轰炸机。

　　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机只得返航。途中，在寻找己方航空母舰时，正好路过美特混舰队上空。这本是一个攻击的绝好机会，但惊魂未定的日飞行员却早早地便把炸弹投光了，以致飞临目标上空只能徒唤奈何了。

　　但美国人却一点也不手软，瞄准目标后，几艘军舰随即开火，日机当场被打落12架，其他飞机仓皇逃命，飞回日本的航空母舰。

　　这样，日军派出时有27架飞机，但只有6架安全返航。这一回合日本人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经此一役，交战的双方指挥官都已知道对方的大概位置，并都考虑过以水面舰艇实施夜间攻击，但因为近在咫尺，双方都怕削弱自己的警戒兵力，这些计划也就都没有付诸实施。双方都十分清楚，第二天天一亮就会爆发一场恶战。

　　那么此刻，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具体来看，双方各有航空母舰2艘，美军有飞机121架，日军有飞机122架，美军在轰炸机方面占优势，而日军则在战斗机和鱼雷机方面占优势。

　　另外美军编队彻夜向南航行，离开了风雨交加的海域，进入了天气晴朗的水域，而日军则向北航行，仍在有风雨的海域活动，云笼雾罩，难被发现，气象条件对日本人有利。

　　可见双方力量旗鼓相当，到底谁能稳操胜券，恐怕只有上帝知道。

美日两军的舰载机搏杀

　　1942年5月8日拂晓，美国和日本航空母舰都争先派出侦察机，因为指挥官心里明白，此战胜负取决于能否先查明对方位置。

　　几小时后，美国“列克星敦号”的史密斯海军少尉驾驶的侦察轰炸机，经过一番侦察后终于发现了日本高木率领的“瑞鹤号”和“翔鹤号”突击部队。

　　他用无线电向上级报告对方舰艇的位置：

　　2艘敌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航向120度，航速20节，位置在东北175海里。

　　两支庞大的舰队终于都找到了搜寻已久的对手，恶战就此爆发。

　　9时至9时25分，美航空母舰的突击机群，在战斗警报声中被蒸汽弹射装置弹入空中，“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第一批起飞的飞机为39架：两架战斗机掩护24架俯冲轰炸机，4架战斗机掩护9架鱼雷机，各机群之间保持5至10分钟的间隔，风驰电掣般地扑向日航空母舰。

　　10时32分，当美机飞临时，日舰队开始疏散躲避，狡猾的“瑞鹤号”迅速驶入雷雨区，借雨幕得以逃之夭夭。“翔鹤号”则转舵逆风航行，企图让舰载战斗机升空应战，此举使其成为美机群的主攻目标。

　　10时57分，在泰勒少校的指挥下，美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实施攻击，“翔鹤号”舰首先中1枚炸弹，引起汽油燃烧，随后舰尾又中1枚炸弹，大火蔓延至飞行甲板。滚滚升起的浓烟烈火，为后来编队中被日本“零式”战斗机拦截而失去

　　目标的美机提供了信号。11时40分，又有21架美机飞临“翔鹤号”上空，第二次攻击随即开始。4架美军俯冲轰炸机冒死降至760米处才开始投弹，结果“翔鹤号”再中1枚炸弹。这时，该舰已连中3枚炸弹，飞行甲板报废、108人死、40人伤。13时，由于“翔鹤号”失去了作战能力，高木只好令其撤出战斗。但美国人赢得并不轻松：美军的4架侦察轰炸机和两架战斗机在返航途中，遭到10多架“零式”战斗机的有力拦击，最后全部被击落。至此，美军也付出了30多架飞机的代价。

　　就在美军飞机向日本航空母舰上倾泻炸弹的同时，“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也遭到日本舰载机的猛烈攻击，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美机起飞之时，正是日机出发之时。

　　于是，另一场大的攻击战开始了。

　　当时，美军的两艘航空母舰，同在一个环形警戒序列之中，规避运动逐渐使两舰之间的距离加大，这样就削弱了警戒，这无疑对日军极为有利。

　　“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除了进行蛇形运动外，还不时驶出编队中心，以便让掩护它们的飞机起降。而袭击日舰的飞机起飞以后，“列克星敦号”还留有9架战斗机和8架侦察轰炸机以防不测，“约克城号”则掌握8架战斗机和8架侦察轰炸机。

　　至10点55分，“列克星敦号”的雷达突然发现在距离68海里处有大批日机从东北方向飞来，两舰开始转向，让留在飞行甲板上的全部飞机起飞，总共17架战斗机和16架侦察轰炸机，由“列克星敦号”统一指挥。

　　但与日军70架强大的攻击机相比，美军的空中警戒力量毕竟太弱了。

　　在战斗前，只有3架美机得以拦截敌机，且马上就被日机群吞没。日军飞机分成3个机群，两个是鱼雷机群，一个是轰炸机群，它们冒着美舰高射火炮和战斗机的猛烈火力，开始了凶狠的攻击，最先遭到攻击的“约克城号”成功地避开了日机发射的鱼雷，左冲右突，在密集的弹雨中奇迹般地仅中1枚炸弹。

　　这枚炸弹在下面的储藏室里爆炸，炸死37人，炸伤多人，但幸运的是航行能力和航空作战能力并未受到影响。

　　比“约克城号”吨位大，但机动性能差些的“列克星敦号”的命运就要悲惨得多了。它在日鱼雷机从舰两舷夹击下，屡屡遭到重创，一枚鱼雷命中其左舷前部，剧烈的爆炸使船舷喷出一股夹着海水的巨大火舌，接着整个“列克星敦号”猛然一抖，在同一位置又中了一枚鱼雷，航空母舰顿时被滚滚的浓烟覆盖。

　　与此同时，日军俯冲轰炸机也紧紧咬着受伤的猎物不放，一颗重磅炸弹正中左舷前炮位3门127毫米高炮，将那里的火炮全部炸哑。随即一颗小型炸弹又命中了“列克星敦号”的烟囱。这艘航母此时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了。整个攻击持续不到10分钟便告结束，海面瞬时就安静了下来，剩下的只有海面上燃烧的军舰和飞机碎片。

　　重伤的“列克星敦号”倾斜着舰身，可以看出，是舰内已起火。但值得庆幸的是，主机照旧能提供所需的速度，航速仍可达24节，飞行甲板完好，对完成攻击任务后返航的飞机来说，母舰上仍然可以降落。

日航母舰队遭受首次挫败

　　美军开始回收返航的飞机，并自认已赢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因为两艘航空母舰均未受到致命的损伤。

　　受伤的“列克星敦号”的巡航速度始终没有降低，一直以一定的航速与舰队保持相对位置。与此相反，日本航空母舰“翔鹤号”已经丧失战斗能力，“瑞鹤号”无法容纳全部飞机，只好把许多飞机抛进了大海。

　　此时，日军原忠一将军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有9架，而盟军菲奇将军尚有37架攻击机和12架战斗机可以作战。

　　战争的这架天平开始向美军一边倾斜了，美军只要乘胜追击，就有可能彻底赢得这次战斗。谁知，这时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就在美军舰继续向北疾驶，准备下午再发动一次致命的攻击时，“列克星敦号”突然在12时47分发生了一次爆炸，这是发电机爆出的火花进到从破裂油管里漏出的汽油上引起的。

　　这到底又是谁之错呢？原来，是舰长的错误指令导致了这一结局。

　　当时，由于该舰看来不会造成多大危险，“列克星敦号”继续收容飞机，并且不断地给战斗机加油。但舰上的10多个汽油仓已遭到严重破坏，汽油流了一地。

　　而第一次爆炸的气浪冲开了坚固的钢制水密门和舱口盖，水线以下几层甲板全部被打通，极易挥发的汽油蒸汽通过破口自由流窜，遇火即燃，烈火越烧越旺，随后爆炸不断发生，强度不断增大，军舰上烈焰熊熊。

　　不久，浓烟窜进舰上医院，几百名伤员被迫转移到宽敞的舰长住舱。两小时后，由于火势蔓延，伤员又撤到前部飞行甲板上，最后从这里转移到一艘驱逐舰上。

　　不久主电缆被烧毁，电动舵失灵，控制军舰运动的唯一办法只有使用手操舵轮。

　　“列克星敦号”起初还能保持编队队形，不久就开始左右摆头，失去控制，对周围舰只构成威胁，只好离开编队。

　　对自己心爱的航母没有失去最后希望的舰上人员还在黑暗中顽强灭火，企图拯救这艘损坏严重、只有航行能力的舰只，可是又一次猛烈的爆炸毁掉了锅炉舱和机舱的通风系统，坚守岗位的人开始神志模糊，舰上火势实在难以控制，只好呼救。

　　一时间舰上火光冲天，舰体剧烈震动，不久，螺旋桨停止转动，威风一时的航空母舰，像一条死鱼漂浮在水面，随波逐流。

　　加之存放在机械车间里的20颗454公斤炸弹和48枚鱼雷，随时都可能发生毁灭性的爆炸，最后舰长只得下达了弃舰命令，全体船员奉命离舰。

　　一个半小时后，被放弃的“列克星敦号”又发生了一次大爆炸，显然是引爆了那些重磅炸弹和鱼雷。冲击波把停在飞行甲板上来不及转移的飞机和大块钢板，抛向几十米高空，巨大的火柱夹着白色的浓烟和蒸汽直冲云霄。

　　弗莱彻一方面命令舰队重新编队，向南转移，另外又派出一艘驱逐舰，向熊熊燃烧的“列克星敦号”残壳发射了5枚鱼雷，以防残舰被日军俘获，使这艘被美国水兵爱称为“列克斯夫人”的巨舰，于傍晚时分香消玉殒在波涛之中。

　　美军经过这番惊心动魄的意外打击，战斗力受到极大损失。战争的天平又悄悄偏向了日本人一边，虽然“祥凤号”被击沉，“翔鹤号”受伤，但“瑞鹤号”完好无损，日本人只要抓住这一个战机，就能置美军于死地。

　　但日本人的情报错误再一次戏剧性地拯救了美国人。返航的日军飞行员报告：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均被击沉。

　　自信战无不胜的原忠一相信了这个情报，作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并将此情况向上级报告。

　　这种夸大战果的主观臆断，使傲慢的高木决定让受伤的“翔鹤号”航空母舰返回特鲁克，这也促使在拉包尔指挥全局作战的司令长官井上成美决定让整个突击部队撤离战场。

　　就这样，一个全歼美军舰队的绝好良机，在日本人的错误和愚蠢的自信中丧失掉了，美国人又一次死里逃生。

　　日本海军司令又于8日17时下令：“停止攻击，脱离敌人，补充燃料，修整飞机。”

　　当夜，日本海军司令山本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严令高木舰队：“继续追击，歼灭残敌！”然而，8日下午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就下令：“航空母舰编队立即撤出珊瑚海！”一追一躲之间，大海战就这样不了了之。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全部由航空母舰舰载飞机进行的大厮杀，在这场以飞机搏杀的海战中，日美双方互有损伤：日方“祥凤号”航空母舰沉没，“翔鹤号”遭重创，“菊月号”驱逐舰和3艘运输舰被击沉，损失飞机77架，伤亡1047人；美方的“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沉没，“约克城号”受伤，1艘油船和驱逐舰“西姆斯号”被击沉，66架飞机被毁，543人伤亡。但从战略上看，美军无疑是胜利者。此役不仅制止了日军对莫尔兹比的入侵，而且使南云舰队在后来具有全局决定意义的中途岛战役中减少了1／3的航空母舰。更重要的是，这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所向无敌的日军第一次遭到挫败。因此，珊瑚海大战标志着太平洋战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途岛大海战

山本五十六的“未号计划”

　　1942年5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坐在旗舰——“大和号”战列舰的办公室里。这艘巍峨巨舰，排水量6800吨，主机15000匹马力，全长244米，如此庞大的“怪物”在日本人眼里是大和民族的象征，被当成一种精神的支柱。

　　此刻，被视为日本海军的“灵魂”的山本正端着茶杯在冥思苦想。他决心像奇袭珍珠港一样，再赌一把，让美太平洋舰队统统去喂鱼虾。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的几周之内，立即从本土列岛成扇形向外扩张，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群岛登陆，占领关岛、威克岛，控制泰国，占领香港，又进逼新加坡和东印度群岛。

　　至1942年3月底，日军已控制了东南亚地区和西南太平洋，形成北起千岛群岛，经威克岛、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帝汶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安达曼群岛至缅甸的一道外围防线。

　　经一连串的胜利，日本联合舰队的战斗舰和航空母舰数量都超过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实力，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看来，战争形势似乎是一片大好。

　　当日本举国上下为日军在珍珠港的战绩而狂欢之时，山本面对众人的溢美之词，不无忧虑地说：“我们只是唤醒了一个巨人。”

　　他深知美利坚国力雄厚，遭受重创、濒于瘫痪的太平洋舰队很快就会恢复并进一步加强，重新成为日本的严重威胁。

　　因此，当1942年年初日本海军内部就舰队未来主要攻击方向发生争论时，山本毫不犹豫地主张东进，即以太平洋东部为主要作战区域，以彻底摧毁美太平洋舰队及其基地为最终目标，并开始着手制订中途岛作战计划。

　　除了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外，日本人一时举棋不定，究竟应该以什么手段引诱美国太平洋舰队出来决战。

　　经苦心谋划，山本选择了珍珠港西边大约1100海里的中途岛作为这次决战的战场，提出了一个使美国人落入圈套，不得不战的周密计划——“未号作战”。

　　中途岛由北太平洋上的两个珊瑚岛屿组成，即沙岛和东岛，因其位于连接亚洲与美洲的太平洋航线的正中而得名。

　　该岛以东1136海里就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夏威夷，因此中途岛就成为其西部至关重要的前哨和门户。如果日军夺取中途岛，并利用它作为进攻珍珠港的基地，美军将难以固守。

　　美丧失珍珠港就意味着日军彻底控制了太平洋，美国的西海岸就随时会暴露在日本战舰的炮口之下。

　　山本确信，一旦中途岛遭到攻击，美太平洋舰队必然会全部出动，不遗余力地拼死保卫。这样，日本舰队就可以在攻占中途岛的同时与美太平洋舰队决战，并予以全歼，所以中途岛的“未号作战”计划可谓一箭双雕。

　　不过，“未号作战”计划一出笼，就遭到日军大本营军令部的强烈反对，但山本根本不让步。而就在这场争论越闹越大的同时，由太平洋舰队上起飞的16架美式轰炸机偷偷对日本各主要港口展开系列轰炸。

　　虽然美军的这次轰炸造成的损失不大，但这是日俄战争以来日本本土受到的第一次空袭，从天皇直至平民百姓无不惊恐万状，与太平洋舰队决战的呼声甚嚣尘上。

　　5月5日，永野修身奉天皇之令，终于批准实施“未号作战”计划。战前准备也就此拉开帷幕。

　　根据“未号作战”计划，将有200多艘舰船参战。其中有战列舰11艘、航空母舰8艘、巡洋舰22艘、驱逐舰65艘、潜艇21艘以及作战飞机7000余架。

　　参战舰艇消耗的燃油和航行里程，都将超过和平时期日本海军全年的耗油量和航行指标。山本把他的部队分为北、中、南3个集团、5支大的战术部队。

　　其中，主力部队由山本率领的“大和号”等7艘战列舰、3艘轻巡洋舰以及21艘驱逐舰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全歼前来增援的美太平洋舰队。

　　此外，南云忠一率领“赤城号”等4艘航空母舰，261架飞机和2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以及11艘驱逐舰组成第一机动部队，其主要任务是轰炸中途岛，消灭该岛及周围的美国海空力量。

　　中途岛攻击部队则由近藤信竹率领，有2艘战列舰、1艘轻型航空母舰、2艘水上飞机母舰、8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24艘驱逐舰，以及15艘运输舰船搭载5000人的中途岛登陆部队。主要任务是迅速占领中途岛。

　　北方部队担负袭击阿留申群岛的任务，由细萱戌子郎率领，有2艘航空母舰、2艘重巡洋舰、12艘驱逐舰和6艘潜艇。任务是在对中途岛进攻前攻击阿留申群岛，迷惑并牵制美军，并且还要引诱美舰队北上。

　　先遣部队则是小松辉久率领的“香取号”轻巡洋舰和15艘潜艇。主要担任作战区的侦察与警戒，查明美军舰队的动向。

　　从兵力部署看，“未号作战”计划是过去“战列舰万能论”的产物。以战列舰为主力，航空母舰作为支援保护战列舰的机动部队。

　　这实际上已犯了现代海战的大忌。因为现代海战中舰队实力的决定性因素已经不是战列舰，而是航空母舰了。单从这一方面便不难发现：山本的这次进攻凶多吉少。

尼米兹以逸待劳巧妙应对

　　珍珠港事件之后，为了恢复美国海军的元气和信心，罗斯福总统亲自改组了海军高级指挥机构。

　　平易近人又足智多谋的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越过比他资历深的28个军官，被提升为太平洋舰队司令，取代了金梅尔上将的位置。

　　与山本不同的是，尼米兹从珍珠港事件中很快吸取教训，用航空母舰作为舰队主力，以4艘航空母舰为核心组成几支不大的特混舰队，巧妙地与日军进行了连续作战。这期间尤其是杜立特中校率机对东京的轰炸及美日珊瑚海海战，更是大大鼓舞了美军士气，也为航空母舰作战积累了宝贵经验，形成了以航空兵为核心力量进行海战的作战原则。

　　此外，与山本不同的另一点是，尼米兹执掌太平洋舰队后，特别注意日军情报的收集。这一点使他大大受益。

　　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能破译日本的密码。在珊瑚海之战结束后，尼米兹上将就掌握了日军将在1942年6月初对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同时发动进攻的计划。通过破译截获的日军电报，美方不仅查明了参加作战的日军部队和舰只，而且连各舰队的航线甚至舰长姓名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尼米兹上将决定将计就计，先在中途岛建立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然后在海上设置陷阱，打击日军。

　　与此同时，从5月30日起，侦察机开始在距岛700海里范围内进行不间断警戒搜索。但客观的事实仍然令美国人忧心忡忡。

　　尼米兹能结集起来的海军力量实在不足以与日本联合舰队对抗：除“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两艘航空母舰外，能够调集的只有8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

　　因为在历经珍珠港惨案后，美军太平洋舰队已经损失得差不多了，上述兵力已是其在太平洋的“全部积蓄”。

　　1942年5月21日，在珊瑚海战斗中负伤的航空母舰“约克城号”摇摇晃晃地开入珍珠港。由于情况紧急，早在5月28日，“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由斯普鲁恩斯少将率领先期驶离珍珠港。

　　而“约克城号”则由弗莱彻少将指挥，竟带着仍在日夜不停地进行抢修的大量技工拔锚起航，前往中途岛东北与舰队会合后，便进入预定伏击位置。而美国舰队驶过时留下的航迹消失不到一小时，日本潜艇就在此布置了警戒线。

　　由于调集兵力的及时，至6月1日，尼米兹手中已经掌握有3艘航空母舰、8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和约20艘潜艇的舰队。这些数量与日本庞大的舰队相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他把这少得可怜的兵力分成两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率领第十六特混舰队，包括“企业号”、“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以及5艘重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第十七特混舰队由弗兰克·弗莱彻海军少将指挥，由“约克城号”航空母舰、2艘重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

　　由于对自己的优势力量过于自信，山本的舰队在航行中虽然一再截听到珍珠港美军电报频繁，但却没有引起警觉，更没有发现美军太平洋舰队已经出动。联合舰队冒着大雾向中途岛进发。

　　6月3日凌晨，日军在阿留申方面的先遣部队冒着大雾火速向荷兰港靠近。几小时后，由志贺淑雄率领23架轰炸机和12架战斗机，从“龙骧号”和“隼鹰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小心翼翼地起飞，直插180海里以外的荷兰港。经过一小时的飞行，这群轰炸机攻击了港口的电台和油库，战斗机扫射了停在水面的水上飞机，除一架战斗机被岛上炮火击中后迫降外，其余全部安全返航。

　　第二天，日军再次空袭了荷兰港。4天后，日本甚至在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登陆。但由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早已破解了日军密码，所以并不上当，而是专心致志地注视着中太平洋上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激战。

　　6月3日上午8时，由中途岛起飞的水上飞机发现日军南方集团的舰船，机员判断这就是日军的主力。但尼米兹判断这些舰船不是日军主力，因此，仍然把美军航母掌握在手中，没有投入战斗。

　　这些情况接二连三地报到“大和号”上，使山本忧心忡忡，心也顿时凉了半截。因为这说明美军已发现他们的企图，原来的奇袭计划已不能实现。

日军航母舰队败退太平洋

　　1942年6月4日4时30分，日军终于开始了对中途岛的攻击。当东方的天空微微发白，水天线隐约可见时，在中途岛西北240海里水域，日军“赤城号”等4艘航空母舰的飞机引擎一个接一个地发动起来，渐渐形成一片尖嘶声。

　　在狂热的欢呼声中，72架高空水平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以及36架“零式”战斗机，组成第一攻击波，于15分钟内按顺序起飞，在友永丈市率领下，飞机编队绕舰队一周，吼叫着向中途岛飞去。

　　紧接着，南云又命令第二攻击波的108架飞机进行出发准备。升降机把一架架飞机提到甲板上，再推到起飞线前，军械人员用车子把鱼雷从弹药舱拖出来，装到飞机上。当一轮红日升起时，飞行甲板上又排满了准备攻击美军特混舰队的飞机。

　　在日军攻击中途岛的机队起飞的同时，美军的“约克城号”也派出10架俯冲轰炸机搜索日本航母的位置。中途岛方面美军则派出18架水上飞机和16架B-17轰炸机群寻找日本舰队究竟何在。

　　5时30分，美一架水上飞机发现“赤城号”航母，并向中途岛通知其位置。“企业号”航母截听到这则电讯，再将消息转告“约克城号”。

　　与此同时，蝗虫般的日本机群在距中途岛50海里处为美军侦察机发现。

　　6时整，中途岛上响起凄厉的战斗警报声，全部美机陆续升空。

　　6时45分，日机飞临，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26架美军“野猫式”战斗机马上开始拦截，但迅即为性能优良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击败，日本轰炸机全部进入中途岛上空。

　　空荡荡的机场及其他地面设施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但由于事先得到了空袭警报，作为日机主要攻击目标的美航空兵力却未受到损失。友永丈市发电报将双方战况向南云做了汇报。

　　狡猾的南云只派出一半的飞机去攻击中途岛，为防止附近出现美航空母舰，他特意将第一流的具有攻舰经验的飞行员留下，并将余下飞机升至飞行甲板、装上攻舰鱼雷。

　　收到友永电报后，南云开始考虑让准备攻舰的飞机作为第二攻击波再度袭击中途岛。这样，可以乘中途岛升空美机油燃尽着陆之时，将其全部击毁在地面。

　　像是要催促南云赶快下定决心似的，7时10分，从中途岛起飞的美机出现在南云的航空母舰上空，并开始向南云的航空母舰发动报复性攻击。

　　只见美军6架鱼雷机和4架轰炸机首先向日本舰队冲来，刹时日舰上的各种防空火炮在空中织成火网，护航的“零式”战斗机也猛扑下来，转眼之间7架美机就被击落，余下3架在实施了没有成效的攻击之后，侥幸逃走。

　　那么，在这种对攻中，美军的其他主力舰队又在干什么呢？就在6月4日凌晨，在中途岛东北350公里处，弗莱彻指挥的第十七特混舰队和斯普鲁恩斯的第十六特混舰队，正顶着西南风行驶。

　　6时，“约克城号”的侦察员报告，发现两艘日军航母。弗莱彻下令加速前进，给日军以重创。

　　7时，日舰已在美机攻击距离之内，“企业号”与“大黄蜂号”转向迎风疾驶以帮助飞机起飞。很快，20多架战斗机、70多架轰炸机和40多架鱼雷攻击机一齐出动，直扑日军而去。

　　可惜的是，“大黄蜂号”起飞的鱼雷机和护航战斗机在半路分散了，当他们发现日军航母之后，立刻将日军的新位置报告“大黄蜂号”。然后，就在无掩护之下开始攻击。

　　日军观察员也很快便发现美15架鱼雷机。在无护航的状况下，行动缓慢的美军鱼雷机根本逃不过“零式”战斗机的掌心。15架鱼雷机被击落，30名飞行员只有一人生还。

　　15分钟之后，“企业号”和“约克城号”的鱼雷机也找到日本舰队的位置并发起攻击。但他们也被“零式”战斗机打得七零八落，鱼雷机只有6架生还。美军鱼雷机前后总计竟被击落35架，而日军舰没有损伤一分—毫。

　　“大黄蜂号”的俯冲轰炸机和伴随的战斗机，跟鱼雷机分开后，却没有找到日军航母。等他们接到日航母新位置报告的时候，燃油已经不够了。结果俯冲轰炸机之中有21架回到“大黄蜂号”，另外14架前往中途岛。伴随的10架战斗机因为燃油不足，只得迫降在海面。

　　此外，“企业号”的俯冲轰炸机也无法在预定的拦截点找到日本航母。但是，他们的领队毕竟经验丰富，果断地下令转向北方搜索。

　　终于，在25分钟之后，他们发现正在海面上闪避美军鱼雷机的日本舰队。但因为云层遮掩，美军只看见两艘日本航母，于是他们分成两组，各攻击一艘。

　　那些日本航母，实在没料到美机来得如此迅猛，它们刚刚赶走美军的鱼雷机，转向迎风正准备起飞攻击飞机前往打击美军航母时，灾难已经悄然降临。

　　持续的鱼雷机干扰，已经阻碍攻击飞机起飞达半小时以上。

　　突然日军观察员一声惊呼：“敌机来了！”

　　慌乱之中，日军只有少数机枪调转方向射击，但这种小打小闹式的还击根本没什么大的效果。随着几声巨响，“赤城号”的甲板上被炸开了一个大洞，中央升降机也被炸毁。

　　接着，那些仓促中没有放回弹药库的炸弹开始爆炸。没过多久，新的惨景又出现了：另外几艘航母也遭到了几乎同样的命运，也笼罩在火焰中。

　　只见“赤城号”中弹之后，火势持续增强，已经丧失了担任旗舰的指挥功能，南云忠一被迫离舰。“赤城号”火势不熄，但到黄昏仍未沉没。

　　此外，“加贺号”遭受4枚炸弹，舰桥上的人员，包括舰长，全被炸死。该舰的飞行部队长高久天城中校接管指挥权。

　　火势似乎已被控制，但是装汽油的几个大油箱却在飞行甲板上爆炸，火焰蔓延到整个甲板。

　　下午时分，高久下令弃舰。黄昏时分，“加贺号”内部发生两次猛烈爆炸，舰身裂开并迅速下沉。

　　而“苍龙号”至少被3枚炸弹击中，整个飞行甲板都被烈焰笼罩，甲板上堆置的弹药被引爆，因此很难确切判断究竟被几枚炸弹击中。

　　中弹之后10分钟内，“苍龙号”的轮机停止运转。下层舱间，随之发生剧烈爆炸。舰长竭尽全力挽救，无奈大势已去，只得下令弃舰。但是舰长本人却留在舰桥上与舰共存亡。傍晚时分，“苍龙号”的舰尾先下沉，舰首高高耸立，一如当年“泰坦尼克号”下沉的姿势，其舰身也突地“咔嚓”一声发生断裂，然后又缓缓沉没。

　　尽管此时南云忠一的舰队情况十分危急，但他仍未放弃轰炸美军舰队的计划。随着他一声令下，又有18架俯冲轰炸机由6架“零式”战斗机护航飞向美舰的位置。

　　但早有防备的美军依靠雷达的帮助，在80海里外即知日机来袭，并紧急起飞战斗机迎击。日军18架俯冲轰炸机以“约克城号”为目标，只有5架通过火网，3枚炸弹命中，一枚甚至由烟囱钻入机房，“约克城号”一时陷入混乱之中。

　　就在“约克城号”挨炸的时候，“苍龙号”的侦察机回到日本舰队上空。

　　但此时“苍龙号”已经是一片火海，飞行员只得降在“飞龙号”上，并向山口报告，美军一共有“约克城”、“大黄蜂”及“企业号”3艘航母。

　　山口大吃一惊，即使他刚才派出的攻击波是成功的，美军仍有2比1的优势。他立刻把舰上剩余的10架鱼雷机和6架战斗机全部派出。

　　第二批日机在途中遇到第一批攻击仅存的5架生还者，它们又一起再度向美舰发起攻击。但“约克城号”在两小时之内就修复大部分损伤，当“飞龙号”的第二批攻击兵力再度找到“约克城号”的时候，因为雷达的预警，美军已有准备。

　　结果，日军损失惨重，仅命中两枚鱼雷。两小时后，仅剩的5架鱼雷机与3架战斗机回到“飞龙号”，因为没有认清两次都攻击同一艘航母，山口相信他和美军已经扯平到一艘对一艘的状况。

　　终于，在下午16时之前，美国一架侦察机发现了“飞龙号”的位置。于是美军起飞40架俯冲轰炸机前往攻击“飞龙号”。

　　在俯冲之后，他们命中4枚炸弹，“飞龙号”立刻成为一片火海，随后的美机纷纷转移目标去轰炸其他日舰。

　　经过好几小时的焚烧，“飞龙号”一直漂浮到6月5日8时20分左右才沉下去，生还者被美舰救起，成为美军的俘虏。

　　不久，山本收到南云的“赤诚号”等起火的电报后，便恼羞成怒地命令主力舰队高速向海战现场逼近，企图倚仗其舰众炮巨与美太平洋舰队决战，以挽回面子。

　　但当急驶中的日本舰队渐渐为夜幕笼罩时，气急败坏的山本逐渐冷静下来，理智告诉他，如果没有空中掩护，天亮之后，珍珠港的悲剧将再现，只不过被摧毁的将是日本战舰。

　　6月5日凌晨，面色铁青的山本在“大和号”指挥舰自己的办公室里痛苦地下令：

　　撤销中途岛作战计划！

　　中途岛海战的最后一幕是“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的沉没。

　　6月6日天亮后不久，一艘日本潜艇偷偷地靠近正被拖曳着向珍珠港驶去的“约克城号”。

　　日潜艇发射鱼雷后，行动艰难的“约克城号”根本无法躲闪，身中两枚鱼雷，不久便缓缓沉没，为中途岛大海战献上最后一份祭品。

　　在这场血淋淋的中途岛海战中，美军以损失1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和147架飞机的代价，击沉了日军4艘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并使其损失了330余架飞机和几百名技术高超、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飞行员、机务人员。

　　这是自中俄甲午海战后，一直横行西太平洋的日本海军的第一次惨败，日军从此丧失了在太平洋上的优势。日美双方在太平洋战场的战略攻防从此开始转换，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也从这时起开始走下坡路了！

日美瓜岛喋血

美太平洋舰队登陆瓜岛

　　中途岛海战的失败，对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日军是个沉重的打击。山本五十六所希望的短期决战、早期和谈就此破灭，日美海军实力对比发生逆转。

　　然而，日本不相信美国会很快发动反攻。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虽然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丧失了4艘精锐的航空母舰，但其对胜利的前景并没有失去信心。山本的联合舰队中还有不少大型航空母舰和能征善战的将士。

　　在常规舰队方面，山本五十六的联合舰队的水上兵力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伤，其实力几乎相当于美太平洋舰队的两倍。如果在广阔的太平洋上进行角逐，日本海军并不是没有赢得胜利的希望。山本对这一点十分清楚，然而他对如何寻找美舰队进行决战，心里却没有底。

　　中途岛海战结束后刚过一周，日本大本营就取消了原定于1942年7月侵占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萨摩亚等岛屿的计划。但日军并非意识到了自己的实力已大为削弱而放弃实施对南太平洋诸岛的进攻，而是计划先在瓜岛修建航空基地，派出航空兵力掩护对新几内亚岛的莫尔兹比港的进攻。在新几内亚岛站稳脚跟后，再向东南逐步推进，紧逼同盟国在南太平洋上的重要基地——澳大利亚，以此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

　　为实现这一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大力充实于1942年5月组建的第十七军。该军由天皇侍从武官长的弟弟百武晴吉中将任军长，军部设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至8月初，该军已辖有南海支队、一木支队、青叶支队等部，总兵力约13个大队，集结于新几内亚东部和俾斯麦群岛，担负攻占莫尔兹比港的任务。

　　日本大本营海军部则于1942年7月成立第八舰队，任命三川军一中将为司令，下辖第六和第十八战队和第二十九、第三十驱逐舰大队，第七、第十三和第二十一潜艇战队，拥有包括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3艘在内的多艘军舰和潜艇，主力部署于拉包尔，协同第十七军作战。联合舰队还增派第二十五航空战队所辖的百余架岸基飞机进驻拉包尔，提供空中掩护。

　　日军继1942年1月进占拉包尔，并将这个港口和附近的机场建设成南太平洋最重要的海空基地后，又于1942年5月，占领了图拉吉岛。这个岛是南太平洋海空交通的枢纽要地，原是英属所罗门群岛保护地的首府，由澳大利亚委派的总督常驻在这里。日本占领这个岛，主要是想建水上飞机基地。日军占领该岛后就开始修建机场，并对附近岛屿进行勘察，发现瓜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比图拉吉岛更适合建机场。

　　6月16日，日军派门前鼎大佐率第十一工兵队约2000名工兵登上瓜岛，开始修筑机场。

　　7月1日，又加派冈村德长少佐率第十三工兵队约700名工兵上岛，加强施工力量，并限令于8月5日前完工。经过紧张的施工，至8月初，瓜岛机场已基本建成，辅助设施也大体完工。此时，瓜岛有日军工兵2700人、警备部队240人，共约2940人。

　　这个时候，美国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破译了日本海军的第二十五号密码电报，得知了这个岛上的消息。

　　如果瓜岛机场修成，日军从这一机场起飞的飞机就能够到达圣埃斯皮里图岛、埃法特岛、新喀里多尼亚岛一线，将严重威胁美国至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美国当然不能等闲视之。

　　自从中途岛大捷以后，美军士气大振，一直跃跃欲试，准备发起反攻。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在中途岛战役胜利后说：

　　中途岛战斗是日本海军350年以来的第一次决定性的败仗。它结束了日本长期的攻势，恢复了太平洋海军力量的均势，解除了日本对夏威夷及美国本土的威胁。

　　此后，日军作战将限于南太平洋了。在这有限的地区，我们也必定成功。我们的战力增强，敌我之间已接近到战前之形势，而我将更加强大。

　　自开战以来，一直被动的美国准备反击了。美军知道，必须在日军修完机场之前夺取该地，谁在作战中首先使用这个机场，谁就能赢得胜利。7月31日，美军舰队从斐济起航。美军指挥官罗伯特·戈姆利海军中将几乎动用了太平洋舰队的全部力量：23艘运输船，在特纳海军少将的指挥下运送美海军陆战第一师18000人；为登陆运输船队护航的是8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指挥官为英国海军少将克拉奇雷；空中支援编队由“萨拉托加号”、“大黄蜂号”、“企业号”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北卡罗林纳号”及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1艘、驱逐舰16艘、油船3艘组成，指挥官为弗莱彻海军中将，旗舰是“萨拉托加号”。

　　8月6日晚，美军登陆编队已到达距瓜岛约60海里的海域。借助恶劣天气的掩护，美军的行踪一直未被日军发现。在登陆编队航渡的同时，驻埃法特岛和圣埃斯皮里图岛的美军航空部队出动B-17轰炸机对所罗门群岛的日军进行了压制空袭；从新几内亚岛起飞的美军飞机则密切监视俾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岛东北部的日军。

　　美军计划在7日登陆。此前两天，日军在瓜岛的飞机场基本完工。但由于日军正忙于莫尔兹比港方面的作战，根本未顾得上向瓜岛派驻攻击机。

　　正在瓜岛上的工兵指挥官冈村德长发现美军有登陆的迹象，遂向设在拉包尔的第八舰队司令部发电报，要求向瓜岛派驻飞机。

　　当时，在瓜岛的日军兵力只有第十一和第十三工兵营共2700名士兵，外加负责机场守备的作战部队240人。对岸的图拉吉岛也只有约740名士兵在防守，其他有飞艇5架、水上战斗机5架，武器只有小炮和若干机枪，几乎没有重武器。

　　8月7日5时30分，美舰载机从3艘航空母舰上起飞。6时13分，“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开始对瓜岛、图拉吉岛实施航空火力攻击。惊天动地的空中轰炸和海面炮击，把尚在弥漫的晨雾中酣睡的瓜岛震醒。一支庞大的攻击部队，穿过阴沉恐怖的海面，驶入瓜岛和图拉吉岛海域。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少将指挥的登陆部队，在充满热带风光的图拉吉岛和瓜岛大举登陆。

　　其实，在执行夺岛任务前，当范德格里夫特少将将整个行动的队伍都集结到新西兰的惠灵顿时，由于那里的后勤保障跟不上，海军没有提供足够的船只运输对于瓜岛和图拉吉岛登陆战来说至关重要的食品、武器和燃料等物资，内心曾对此次行动产生怀疑。但由于他深知如果不阻止日军在所罗门群岛的进攻，后果会非常严重。因此，当时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下令自己的陆战队作好战斗准备。

　　根据美军指挥高层制订的作战计划，海军负责把攻击图拉吉岛的兵力向北运到目的地，把攻击瓜岛的兵力向南运到目的地，范德格里夫特少将率领陆战队第一师执行进攻的任务，而当陆战队夺取并且守卫住滩头阵地之后，陆军就会来接替他们。

　　当天9时40分，在舰炮和航空火力支援下，范德格里夫特的第一波登陆部队顺利登陆，第五陆战团团长亨特上校身先士卒冲上滩头，部队紧跟在后冲上岸，逐步扩大滩头，向纵深发展。

　　随后，滩头控制组上岸，组织后续部队有序上岸。由于日军的情报机关根本没能预见到美军的登陆，因此岛上的日军毫无准备，而且岛上的日军虽说是工兵部队，其实是修建机场的朝鲜劳工，没带什么武器。他们没敢抵抗就逃入丛林。到日落时美军已有1．1万余人登上海岛。

　　但由于没有准确的地图，美军上岸后只能在丛林中摸索前进，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到达机场，少数日本警备部队看到美军大兵压境虽然吃惊，但是仍然快速组织起了抵抗，他们从山洞里面或者借助其他地形地貌，或者从人造的防空壕内抵御美军的进攻，直到被手榴弹或者炸药炸死为止。

　　此役，日军战死700人，差不多占全部守军的90%，其中的很多人死于自杀式的进攻。范德格里夫特少将的陆战队阵亡或失踪144人，受伤200人。

　　这次战斗使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明白了两件事情，一是日军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人的决心，二是进攻深沟高垒的岛屿的困难。

　　此后，山峦起伏的瓜岛上，美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而易举地夺下了机场。日本人修建的机场跑道已经有80%完工，塔台、发电厂也已建成。

　　美国陆战队占领机场后，还缴获了大批粮食、建筑设备和建筑材料。当然，最受队员们欢迎的战利品却是几百箱日本啤酒和一个完好的冷冻加工厂。

　　尽管瓜岛登陆战非常成功，但范德格里夫特少将深知，这是在日军几乎没有防御情况下取得的，如果日军稍有准备，美军必将遭受重大缺失。而且在登陆中，美军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如海岸控制组人手太少，不得不动用战斗部队进行物资卸载。又如有的人在海滩上忙得喘不过气来，有的人却闲来无事在海滩上晒日光浴，或到丛林中打鸟，等等。不过，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他们总算顺利登上了瓜岛。

　　这是美国海军自1898年以来在太平洋发动的第一次成功的两栖登陆作战。然而，日军虽然失守瓜岛，却没有打算就此把岛拱手让给美军，此后用尽一切手段试图夺回该岛。开始了日美两国陆海空军部队在南太平洋上的这个山脉高耸、溪流湍急、蛇蝎出没、毒蚊如云的热带岛屿上长达半年之久的恶战。

　　这场后来被称为瓜岛争夺战的战斗，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例。

　　8月8日，瓜岛上的陆战队听到了坏消息。弗莱彻海军中将说，由于他的舰队损失了太多的飞机，而且战舰需要加油，他决定把航空母舰撤离这个地区。因为在登陆战开始前，他也仅承诺舰队在这里呆两天。

　　这就意味着尽管陆战队兵力并没有完成登陆，而且海滩上的陆战队需要的大半重要物资还没有来得及卸下船来，但是此次登陆作战的总指挥特纳海军少将必须带领运输舰离开。第二天，不管运输舰和补给舰上的物资卸完没有，特纳都必须离开。

　　范德格里夫特少将马上下令紧急抢卸物资，但是这次抢卸行动也无法顺利完成。当天夜里，一支日军海军小舰队悄悄穿越美军的警戒线，引发了持续40分钟的萨沃岛海战。在激烈的战斗中日军击沉了4艘美军巡洋舰，由于日军担心美军的航空母舰还在附近，不想在白天受到美军的空中打击，因此撤离了战场，返回了拉包尔。

　　此役，美军的运输舰尽管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但是第二天早上它们还是起锚离开了瓜岛。这下，陆战队第一师的1万余名官兵被孤零零地扔在了这座岛上——没人知道他们能孤独地支撑多久。

　　更要命的是，日军轰炸机每天中午都来轰炸，日本皇家海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也几乎每天晚上都来轰炸，部队食品能维持的时间只能以天来计算，再加上防卫海滩的大炮还没有来得及从运输舰上卸下，运输舰就离开往新喀里多尼亚岛而去，驻守在滩头的范德格里夫特的海军陆战队真不知道还能支持多长时间。

　　但是，尽管日军不停地骚扰这里，范德格里夫特少将还是稳稳地守住了这座岛屿，而且完成了从日军手里夺来的跑道的建设。范德格里夫特少将把这条跑道命名为亨德森机场，以此纪念一位在中途岛战役中牺牲的陆战队飞行员——罗夫顿·R·亨德森少校。

　　跑道建设得非常成功。8月20日，范德格里夫特少将就向这里派出了第一支飞行分队，12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随后，陆续又有不少战机抵达，范德格里夫特少将把这些飞机组合起来编成了一支飞行大队——“仙人掌飞行队”，仙人掌即是瓜岛的代号。

　　远在拉包尔的三川中将在得知美军大举进攻瓜岛和图拉吉岛之后，才意识到在这之前未能向瓜岛派驻飞机是个严重的错误。

　　他当即命令驻拉包尔的航空舰队出击，轰炸在瓜岛登陆的船队，并出动一切可以出动的舰只，前往瓜岛美军锚地，准备夜间与美舰队进行决战，决心不让美军登陆企图得逞。

　　8月7日下午15时，三川舰队从拉包尔起航，8艘军舰在圣乔治水道会合。它们分别是重巡洋舰“鸟海号”、“青叶号”、“加古号”、“衣笠号”、“古鹰号”，轻巡洋舰“天龙号”、“夕张号”，驱逐舰“夕风号”。8艘战舰像一群凶恶的鲨鱼，在漆黑的洋面上以每小时24节的速度直奔瓜岛。

　　8日上午9时半，三川舰队在离瓜岛300海里处被一架澳大利亚的侦察机发现。三川中将为了欺骗侦察机飞行员，下令改变航向，驶向拉包尔。侦察机飞走后，舰队随即恢复到原航向。

　　这位受骗的澳大利亚侦察机飞行员并没有马上向基地报告，而是一直拖延了6个小时之后才报告，而且还误报日舰队中有两艘水上母舰。这使特纳少将误认为日舰队是要去某个海岛修建水上飞机场，因而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本来，三川对这次出击能否取得战果十分担心，主要是害怕美军航空母舰。然而幸运的是，8日午后，弗莱彻中将以飞机损失和燃料不足为由，将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撤出了瓜岛水域。

　　就这样，幸运的三川奇迹般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顺利地通过了美机严加巡逻、侦察的布干维尔海峡。

　　8日下午16时40分，三川用灯光信号向各舰下达了一个简单而具体的战斗计划：首先对停泊在瓜岛锚地的美舰进行鱼雷攻击，然后横渡到图拉吉港区用舰炮和鱼雷攻击那里的美舰船。舰队将从萨沃岛以西高速进入，从萨沃岛以东撤出。

　　21时10分，日军5艘重巡洋舰再次派出水上飞机，前往目标水域进行战术侦察，并负责投掷照明弹。接着“鸟海号”一马当先，各舰尾随在后，以间距1000米的距离，排成单纵列，以28海里的速度向前冲去。此时，美军仍未发现有舰队攻来。日军在黑暗中行驶，虽然没有雷达，可是他们的许多士兵却具有非凡的夜间目测能力，这是一种在实战中锻炼出来的对环境的适应力。“右30度，看到舰影，距离10000米。”“鸟海号”舰上的瞭望员高声喊道。这是美军正在巡逻的驱逐舰。“右炮准备炮战。”巨炮旋转，瞄准舰影。但三川还不希望此时接战，以免打草惊蛇。因而下令改变航向左30度，速度降到22海里，企图悄悄穿过去。双方军舰越来越靠近了，但美驱逐舰仍未发现他们。幸运女神再次向三川舰队送来秋波，三川舰队正好航行在美两艘驱逐舰巡逻区的交接点上。

　　9日凌晨1时30分，日舰再度提高航速。瞭望员也于此时发现了3艘重巡洋舰，这正是美军主力，前面的是重巡洋舰“堪培拉号”，后面是“芝加哥号”。“鸟海号”舰长早川立即命令：“发射鱼雷！”

　　直至1时43分，美驱逐舰“帕特森号”才首先发现日舰队。它当即用无线电发出警报：“警报——警报，未判明舰只正在进港！”但为时已经太晚，一架日本侦察机已凌空投下照明弹，把“芝加哥号”和“堪培拉号”的舰身照得一清二楚。“射击开始！”一声令下，“鸟海号”上的探照灯突然亮起，并捕捉住了航行中的美舰队重巡洋舰“堪培拉号”。霎时间，10门主炮同时开火。

　　就在这时，“堪培拉号”发现一条直驶过来的雷迹，哥丁上校急忙指挥战舰左满舵躲避。可还是迟了一步，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在舰的中央部位升起一股巨大的水柱，一群人被抛到空中。

　　接着又是一声爆炸，舰身突然向左倾斜。巨大的炮击声不断从左侧黑暗中传来，哥丁舰长命令：“左舷炮战！快！快！”可是当主炮正向左旋转时，日舰射击的炮弹已呼啸而至，瞬间就有24发炮弹打在“堪培拉号”上。“堪培拉号”顽强地回击两枚鱼雷和几发炮弹后，主机就不转了，大火蔓延到整个甲板上，甲板上到处都是倒毙的尸体，舰长也被击毙，“堪培拉号”于9日晨8时沉入了大海。

　　跟随在“堪培拉号”后面的“芝加哥号”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舰首被鱼雷击中，爆炸掀起的水柱使前甲板涌满了海水。同时，该舰前部又被日军巡洋舰发射的一发炮弹击中，死伤惨重。“芝加哥号”只好脱离编队，撤出了战斗。

　　三川舰队此时又接到侦察机的报告，得知北方有美舰警戒。于是，便向左转换方向，杀向美北区巡逻舰队。

　　黑暗中，日舰队因故障在变换航向时分成两队，结果无意中形成了对美舰队的两面夹攻之势。“鸟海号”接近美舰后立即打开探照灯捕捉目标，并开始发射鱼雷、展开炮战。刹那间，海面上曳光弹弹道穿梭往来，在茫茫的夜空中织出了一道道光怪陆离的图案。

　　最初，美舰还以为是友军舰队，遂打开识别信号灯。这正好给日舰指明了目标，使日舰队的奇袭再度成功。在一小时的炮战中，日舰队击沉美重巡洋舰“文森斯号”和“昆西号”，“阿斯托里亚号”受重伤后也于9日中午沉没。

　　面对美南区巡逻队早已溃不成军、北区巡逻队几乎全军覆灭的有利形势，三川若乘胜进击，很可能全歼瓜岛附近海域的美军运输舰船。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航空母舰的阴影又笼罩了三川的心头，心虚的三川突然下令舰队返航，撤出战斗。

　　这次海战，日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共击沉美巡洋舰4艘，重创美巡洋舰1艘、驱逐舰2艘，击毙、击伤美军1700余人。而日舰除“加古号”在返航时被美潜艇击沉以外，无一重伤，日军死亡58人，伤53人，可谓大获全胜。

　　由于三川舰队没能及时扩大战果，放弃了乘胜摧毁美运输船队的大好机会，使山本五十六大为不满。他本来就为中途岛的失败窝了一肚子火，三川舰队无疑是火上加油。

　　所以，在得知美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出现在所罗门海域时，赌博的天性使他认为所罗门海域或许正是他挽回损失的最好场所。他决心孤注一掷，拿出其全部家当与美太平洋舰队拼死一搏，争取全歼美太平洋舰队，雪洗中途岛的耻辱。

　　为实现这一目的，山本下令联合舰队主力向瓜岛北方海域集中。8月11日，近藤指挥的第二舰队驶离本土。8月16日，南云指挥的第三舰队出港，并令驻守在提安尼岛的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部移往拉包尔。8月17日，山本亲率“大和号”，由丰后水道南下出击。

　　这一次日本联合舰队是倾巢而出：瓜岛支援舰队由海军中将近藤指挥，该编队由第二舰队和第三舰队组成，实力雄厚，拥有航空母舰“翔鹤号”、“瑞鹤号”、“瑞凤号”、“飞鹰号”、“隼鹰号”、“龙骧号”6艘，以及若干艘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大小舰船共40余艘。

　　尽管日本在瓜岛集结了庞大的兵力，但是日本内部陆海军的战略并不统一。山本的意图虽然想和美军在此海域决战，但更多的是想报中途岛之仇，他根本没有认真考虑美军已在瓜岛地区投入的反攻力量。

　　而日本陆军则更荒唐，以为美军是一支毫无战斗力的部队，根本未想到美军会利用瓜岛作为其反攻的起跳板，所以只想草草了事地应付一下。

　　驻守拉包尔的日本陆军第十七军军长百武晴吉认为，在瓜岛登陆的美军不过2000人，而自己只要派出1000人就足以对付这些毫无战斗力可言的美军了。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登陆瓜岛的美军是一支装备了各式重武器、共拥有1．8万人的大部队。所以，他将主力继续用于莫尔兹比港作战，只抽调6000人用于瓜岛。

　　8月16日，百武晴吉派一木清直率先遣队1000余人分乘6艘驱逐舰从特鲁克海军基地出发。一木清直早在1937年时，就在直接挑起“七七事变”的日军牟田口联队中充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在卢沟桥，他曾亲率部队向宛平县城发起首次进攻，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一个恶贯满盈的战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木被日军统帅部任命为进攻中途岛的登陆部队指挥官。无奈中途岛海战中日军受挫，没有给他立功的机会。这次瓜岛告急，他又被派上了用场。

　　8月18日夜，一木率队在亨德森机场以东约30公里处顺利登上瓜岛。骄横自负的一木认为美军不堪一击，不等后续部队到达，就留下125人守着滩头，率领900余人向机场扑去。由于美军的兵力集中在机场，所以日军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任何阻拦。一木满怀信心，向拉包尔的第十七军军部报告：“根本没有敌人，就像在无人区行军。”

　　8月19日，美军的一个潜伏侦察哨发现了日军。不幸的是，这名叫沃查的上士随即被日军捕获，遭到了严刑拷打，但他毫不屈服，什么也没说。晚上乘日军不备他咬断了绳子，带着满身的伤痕逃回美军阵地报告。

　　8月20日，日军的一支40人的侦察小队与美军的一支巡逻队遭遇，美军打死了31名日军，还缴获了一张已经标注好的地图。

　　根据这一地图，范德格里夫特发现日军已经了解到美军防线上的薄弱环节。于是，他立即进行了调整，做好了充分准备，在日军可能的进攻地点架设了带刺的铁丝网，布置了机枪火力点。

　　8月21日凌晨1时30分，一木支队的第一批500名士兵向守卫在特纳鲁河口的美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迫击炮、机枪和自动枪声以及日军刺耳的狂叫声中，美军依托防御工事进行了坚决抗击。潮水一般涌来的日军士兵被美军密集的火力打得人仰马翻，日军在美军阵地前留下一大堆尸体之后败退下去。不久，第二攻击波又冲了上来，仍然没有一个士兵能冲到美军阵地的铁丝网前，留下一堆尸体后又再次败下阵去。

　　看到倒在阵地前的日本伤兵呼天喊地的悲惨景象，美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派出了医护人员前往救助。想不到日军伤兵竟拉响手榴弹，与医护人员同归于尽。

　　范德格里夫特闻讯勃然大怒，下令对投降者不予生命保障，并出动轻型坦克去彻底消灭日军残部。5辆轻型坦克向日军盘踞的丛林冲去，用37毫米大炮和机枪逐一消灭残余日军。身负重伤的一木在坦克开来之前，在海滩上烧毁了军旗，然后剖腹自杀。其残部仅剩约数十人退往丛林。

　　登陆瓜岛的日军被全歼的消息传到拉包尔，刚刚赶到的联合舰队大吃一惊。经过陆海军双方紧急协商，决定再派1500名援兵登陆瓜岛，力争8月底以前把美军赶入大海。联合舰队则在海上实施援助，伺机与美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进行决战。

　　日本舰队倾巢而出，拥有战列舰“陆奥号”、“比睿号”、“雾岛号”3艘，以及若干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大小舰船共40余艘，护送载运一木支队、川口支队的4艘运输船，另有1000多架飞机，还有9艘潜艇。

　　8月21日，朝晖煦丽，舰队劈开黎明的海面，驶离特鲁克军港。

　　8月23日，庞大的舰队集结在所罗门群岛东北200海里的洋面上。山本将其兵力分成5个战术群：南云指挥的航空母舰主力群；以战列舰“比睿号”、“雾岛号”为核心的前卫群；以“龙骧号”轻型航空母舰作诱饵的牵制群。

　　近藤指挥由“千岁号”水上母舰和15艘战舰组成的先遣队，9艘潜艇组成的侦察群，以及在后方跟进的瓜岛增援群。

　　山本的意图是以身轻力薄的老式航空母舰“龙骧号”为“诱饵”，吸引所有的美舰载机，一旦上当的美机油尽返航时，迅速出动南云航空母舰上的全部飞机，一举击沉美航空母舰。然后再乘胜挥师向瓜岛挺进，彻底消灭美海军陆战队，攻占瓜岛机场。

　　山本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出美军侦察机和澳大利亚海岸观察哨的眼睛。早在8月20日，美侦察机便已发回报告：“日军已在特鲁克地区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

　　根据这一情况，美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戈姆利海军中将命令弗莱彻率领的舰队重新编成第六十一特混编队，下辖由弗莱彻亲自指挥的以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为主，外加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和5艘驱逐舰组成的第十一特混编队；由金凯德少将指挥的由航空母舰“企业号”、巡洋舰“波特兰号”、“阿特兰塔号”和6艘驱逐舰组成的第十六特混编队；由海军少将诺伊斯指挥的以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为核心的第十八特混编队。

　　此外，美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觉察到一场恶战即将爆发，命令刚刚完工下水的“华盛顿号”、“南达科他号”两艘战列舰连同“朱诺号”防空巡洋舰和护航驱逐舰，从大西洋取道巴拿马运河开入太平洋。

　　本来，一支小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对遥远的南太平洋海岛上的一座丛林机场进行突然袭击，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军事行动，但现在却发展成为一场决定太平洋战争前途的宏大海战了。

　　8月23日，由田中率领的瓜岛增援群由特鲁克海军基地起航南下。同时，在所罗门群岛警戒的潜艇在马莱塔岛东南海域发现美特混舰队。南云的主力群遂以战斗序列急速南下，企图寻机歼灭美国舰队。

　　8月24日上午，大雾笼罩着海面，日舰队在雾气中时隐时现。9时，日舰队的阵位是：田中的增援群位于瓜岛以北250海里处；南云指挥的“翔鹤号”、“瑞鹤号”航空母舰在田中东面40海里的方位；以“龙骧号”为主的牵制群在南云部队的右前方。

　　9时5分，一架美军水上飞机发现了山本精心设计的“诱饵”——“龙骧号”轻型航空母舰。这是日本在1923年建造下水的最早的一艘航空母舰，排水量仅8000吨。美侦察机发现目标后立即发回报告，但弗莱彻不相信：昨天3批美机都未发现日舰队，难道今天它就会从海底冒出来吗？

　　直至下午13时，美舰雷达发现了由“龙骧号”起飞的轰炸机前去轰炸瓜岛亨德森机场，他才下令“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的30架轰炸机和8架鱼雷机前往攻击“龙骧号”。

　　由于此时日本的军舰尚未装备雷达，直至38架美机飞临“龙骧号”上空，“龙骧号”才发现美机来袭。

　　舰长一声令下，“龙骧号”转向逆风行进，准备让自己的飞机升空，但此时也正是航空母舰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美机抓往这一有利时机从高空俯冲而下，霎时就有4枚炸弹在“龙骧号”的甲板上爆炸。与此同时，8架鱼雷机也迅速从左右两侧同时进入攻击位置，施放了鱼雷，躲避不及的“龙骧号”又中了一枚鱼雷。当晚20时，“龙骧号”沉入大海。

　　当“龙骧号”作为山本计划中的牺牲品受到美机如狼似虎般的攻击时，南云忍不住心中暗暗高兴。他认为美机已被引开，向美航空母舰实施主要突击的时机已经到来。

　　恰在这时，“筑摩号”巡洋舰派出的侦察机又发回了发现美舰编队的报告，南云当即下定决心，倾其全力进行攻击。下午13时，他首先从“翔鹤号”派出27架轰炸机和10架战斗机。1小时后，又从“瑞鹤号”派出了27架轰炸机和9架战斗机。

　　16时2分，美“企业号”航母上的雷达发现了一群空中目标，这正是南云派出的前来攻击美舰的日机。

　　弗莱彻急忙下令甲板上待命的飞机升空进行拦截，使在空中警戒的战斗机增加到53架。同时，“企业号”上仅存的11架轰炸机和7架鱼雷机也与“萨拉托加号”上的5架鱼雷机和2架轰炸机合兵一处，前往攻击日舰。至此，弗莱彻已把他的全部家底亮了出来。

　　双方机群在距离“企业号”25海里处的浓密云层中摆开阵势，周围几海里的天空中充满了空战时那种特有的尖厉刺耳的喧嚣声。不久，攻击“龙骧号”后返航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也赶来投入了战斗。

　　由于美军舰炮的拦阻射击相当厉害，加上日本飞行员的素质比突袭珍珠港时下降了许多，所以鱼雷机在进入攻击位置之前均被击毁，只有少数几架轰炸机得以突破防线，进行攻击。

　　虽然数量不多，但日机单机鱼贯而入，每隔7秒钟就有一架不顾死活地进行俯冲轰炸。“企业号”舰长戴维斯上校拼命用大舵角急转，躲避天空中落下的炸弹，但还是难以躲过被击中的命运。

　　16时41分，美航空母舰“企业号”被1枚炸弹击中，35人当场死亡并引起大火；1分钟后，装有瞬发雷管的第二枚炸弹命中舰尾，橙色火花四溅，38人顿时血肉横飞；第三枚炸弹炸掉了起飞信号台，39人丧生。

　　为了避免与擅长夜战的日军进行夜战，弗莱彻少将急忙率舰队南撤，海面上只剩下“企业号”无依无靠，成了等待攻击的目标。就在这时，“企业号”的雷达又发现了一批日本飞机。

　　这是从“瑞鹤号”上起飞的第二攻击波。

　　然而，本来可以为南云赢得胜利、为日本在中途岛的失败报仇雪恨的这批飞机，却犯了过早改变航向的错误。它们从“企业号”以西约50海里的地方溜了过去，然后放弃追踪目标一无所获地返航回撤。

　　日机离去后，“企业号”进行了紧急抢修，仅用1小时就扑灭了大火，舰身恢复平衡，航速达到24节，能够接收飞机着舰。

　　此次海战，日美双方出动的主要兵力对比为：航母3∶2，水上飞机母舰1∶1，战列舰3∶1，巡洋舰16∶4，驱逐舰30∶11，日军兵力几乎比美军多一半。

　　然而，日军被击沉航母、巡洋舰、驱逐舰各1艘，被击伤水上飞机母舰、驱逐舰各1艘，损失飞机90架。美军仅1艘航母被击伤，损失飞机17架。日军不仅没有实现歼灭美军航母编队的企图，而且向瓜岛增援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可以说日军在这次海战中是彻底失利的。

　　美军成功地打退了日军的反攻，驻守在瓜岛的仙人掌飞行队也证明了自己在攻击敌舰方面的价值。

　　经过这次胜利，美军海军能够再次向这里运送物资了。不过，问题还远没有解决。日军仍然进行着每天例行的轰炸，目标是亨德森机场以及陆战队的滩头阵地。

　　与此同时，驻守海岛的部队开始遭受疾病的侵袭而大批减员；痢疾和疟疾似乎成了比日军更加可怕的敌人。

　　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军队还能支撑多久，因为有一件事他非常清楚，那就是日本人肯定会想方设法地夺回这座小岛以及岛上的机场。

“仙台师团”遭到灭顶之灾

　　海空激战以后，返航的日本飞行员虚报战绩，说是炸沉或重创3艘美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5艘重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驻在拉包尔的三川很满意，命令原来已经改变航向的运输船团继续向瓜岛进发。

　　1942年8月25日上午9时35分，护送登陆日军的运输船团在离瓜岛100海里的海域被美机发现。8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集中攻击护航的轻巡洋舰“神通号”和9300吨的大型运输船“金龙丸号”，“神通号”被击中后带伤逃跑，驱逐舰“睦月号”赶紧前来救援“金龙丸号”。

　　10时15分，“睦月号”被3枚炸弹击中，顷刻沉没。4艘运输船中一艘被击沉、一艘被击伤、一艘不能航行，船上运载的士兵死亡甚多。只有一艘勉强在瓜岛海岸靠岸。

　　由于海战的失利，日军又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增援，只好利用驱逐舰夜间分批将援军送上瓜岛，然后在返航时顺路炮击瓜岛的亨德森机场。这种运输方式，日军称为“东京特快”，美军则称之为“老鼠偷渡”。

　　日军以这种方式将川口清健少将的川口支队和一木支队残部以及青叶支队分批输送至瓜岛。

　　8月31日，百武晴吉停止了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方面的作战，集中力量对付瓜岛。日本大本营将实力雄厚的第八舰队和东南亚地区航空队的全部兵力都作为百武晴吉的后盾。对瓜岛进行决死进攻的日期定为9月12日。

　　川口为了能在9月12日那天夺取美国阵地，设计了一个在他看来是万无一失的三面进攻机场计划。

　　川口将部队分三路，主力猛攻美国海军陆战队环形防线的后卫，第二支队伍从西面直逼机场，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支队伍则从东面对亨德森机场实施协同进攻。川口想：如果在这里，在瓜达尔卡纳尔，我们打赢了，那将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根据日军的计划，驻扎在拉包尔的空军9月13日就可以降落在这座机场了。就像之前几次作战计划一样，这位日军将领也得到承诺，如果需要，他将能得到增援，但是他如几位前任一样，也认为自己不需要增援。

　　日军第十七军司令部远在拉包尔，不了解瓜岛上的将士正在忍受着不可想象的熬煎。美国飞机每天都来轰炸和扫射，最多的一天空袭71次。到处是弹坑，整个地区成为焦土，只剩下冒烟的树干。士兵不敢生火，只能靠吃生米和水果充饥。丛林里尤其难耐，到处都是腐烂了的植物，在潮湿闷热的雨林中孕育着无数蚊虫，传染疟疾。士兵昼夜无法入睡，也无处安身。

　　川口也低估了日军体力上的消耗。因为在向美军发起决定性的全力攻击之前，日军必须穿过泥泞不堪的沼泽和崎岖不平的灌木丛林。

　　在蜇人的蚊虫和吸血的水蛭的围攻下，他率领的3000多人的精锐部队很快就被弄得筋疲力尽了。而就在日军跌跌撞撞地穿过黑暗的热带森林时，美军已在他们企图突破的那座陡峭的山岭上挖壕设垒，坐等他们上门。

　　守卫亨德森机场的美海军师团，已经觉察到日军正秘密接近机场，在机场南方约一两公里处的伦卡高地上严密防守。美军拥有大量重炮、迫击炮、高射炮，单重轻机枪一项也超过日军六七倍，实力相差太大。

　　川口支队是经历过英属北婆罗洲和菲律宾两个战役的部队，青叶支队和一木支队都是从中国战场调去的精锐部队，“武士道”精神冲昏了士兵的头脑，面对强敌固守仍然疯狂进攻。

　　在亨德森机场南面，有一条向南延伸的山岭，从这个山岭可以控制飞机场。山岭两侧的平地是进攻飞机场的便利通道。平地上丛林密布，部队可以在那里隐蔽。

　　美瓜岛防卫司令范德格里夫特派爱迪生上校在山岭上设防守阵地，右后方由第一营支援，左后方由第一工兵营支援。预计在交战后，炮兵团将用105毫米榴弹炮和自动武器支援。

　　9月12日晚21时，随着一发红色信号弹升起，日军迫击炮发射了大量照明弹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

　　2500名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狂呼大叫着向高地冲去，在日军疯狂冲击下，美军有些地段的阵地被突破了。但美军105毫米榴弹炮的凶猛炮火随即倾泻而下，日军在猛烈炮火下伤亡惨重。

　　美军天亮后在飞机掩护下发动反击，又将阵地夺回。日军留下的尸体达600余具，而美军阵亡40人。

　　川口不甘心失败，重新集结了残部，于13日晚再次发动进攻。川口将部队分作6批，采取集团冲锋，一波接一波，猛攻不止。整个山岭爆发了惨烈的血战。虽然美军的防线在日军亡命攻击下被迫后移，但整个高地还控制在美军手中。

　　天亮后，失去黑夜掩护的日军处境更为困难。美军飞机也赶来助战，在猛烈准确的轰炸和扫射下，日军溃不成军，只得逃入丛林。美军接着出动坦克，肃清了阵地前沿的残余日军。这一夜的激战，日军仍一无所得，而且又付出了700余人伤亡的代价。

　　从西面进攻机场的冈明的部队也未能突破美军的防线，多次进攻中白白损失了200多人，而美军的伤亡小得令人吃惊，才4死3伤。

　　尼米兹因此向范德格里夫特发出了嘉奖电：

　　收到你们在岛上的战斗捷报，使我们大家感到欢欣鼓舞，谨向前线的陆战队员及陆军部队表示衷心感谢。

　　川口带领残部再次穿过丛林，准备与冈明的部队会合，但热带丛林却成为这支缺粮少药部队的绿色地狱。

　　在热带丛林中行军，日军饱受饥饿、伤病的折磨，靠草根、野果才勉强走出了丛林，但已经毫无军容可言，伤兵尽数抛弃，活着的人也都没有人样，令人惨不忍睹。

　　双方激烈争夺的高地本是茂密的丛林，现在已经面目全非，只剩几株光秃秃的树干，地上血流成河，到处是战死者的尸体，这个高地因此被美军称作“血岭”。

　　第二天夜里，日军又沿着山脊发动攻势，还从侧面丛林实行迂回作战，企图迫使美军后撤。日军进入亨德森机场内的重炮阵地和高射炮阵地的一角，美军爱迪生上校指挥只剩60余人的部队坚决守住山脊阵地，使日军夺回机场的企图没有得逞。

　　在9月13日和14日两天的战斗期间，日军已经把粮食吃尽了，只有在冲进美军阵地时，见到什么就赶紧向嘴里塞点什么。退却到密林的时候，全体人员在没有一粒米的状态下连续行军，遭受饥饿、潮湿和美军追击三重苦难。再加上痢疾和疟疾流行，能够侥幸存活的人已经没有多少了。

　　瓜岛的惨败使拉包尔第十七军司令部的百武晴吉捶胸顿足，他发誓要亲自指挥最精锐的“仙台师团”——第二师团去夺回瓜岛。同时，他对海军的配合大感不满，一心想把失利的原因推到山本身上。

　　9月24日，负责指挥瓜岛作战的大本营参谋辻政信中佐受第十七军指派，在南下途中来到特鲁克，面见山本。他向山本说明来意：要求海军派出舰只去护送陆军的补给船队，与陆军合作夺回瓜岛。

　　“我们的供应被切断了一个多月，官兵以挖草根、剥苔藓、掐树芽和饮海水充饥。”他对山本丝毫也不隐瞒川口手下的官兵所受的各种苦难，“由于后勤供应毫无保障，战斗在瓜岛上的官兵已饿得骨瘦如柴，像个骷髅。”

　　他的慷慨陈词感动了山本，山本向他做出保证说：“如果因后勤补给供应不上而使陆军官兵饿死，海军自应感到惭愧。保障陆军的供给是海军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情况需要，我甚至可以让‘大和号’开赴瓜岛、去掩护陆军夺回瓜岛的登陆作战。”

　　山本当然无意将这艘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埋葬在遍布沉船的瓜岛海域，但他同辻政信签署了一个备忘录，保证联合舰队的巡洋舰将在新攻势发起前夕出动，去轰击美国在瓜岛的简易机场，他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也将出动去截击美军企图运往瓜岛的护航运输船队。这样，日本陆海军便商定发起一次更大规模的进攻。

　　已经缺衣无食，饿死很多，面临绝境的日本大本营和第十七军军部惊慌万分，决定改变战术，不再用准备不充分的兵力急躁冒进，而采用正面作战方式。调集原预定调往新几内亚的第二师团和第三十八师团的一部分共约30000人驰赴瓜岛，由丸山正男率领，在完成周密准备以后于10月下旬再发动一次总攻击，决心攻克瓜岛。

　　这次第二师团的进攻，一定要保证17500人的攻击兵力，重武器火炮176门、总兵力所需20天的粮食，以及大量军需品。决定以10月15日为期，在联合舰队的支援下，用6艘高速运输舰组成船队强行靠岸卸载。

　　丸山正男率领的第二师团增援部队，分乘16艘驱逐舰从爪哇岛出发驶向瓜岛，途中虽经几次美机空袭，但未遭损失。10月9日午夜，全员在瓜岛西北部隆加岬安全登陆。这时，第三十八师团也从婆罗洲赶来。按照日军第八舰队三川的计划，每夜均乘驱逐舰在瓜岛西北岸登陆。

　　丸山指挥的第二师团正在从舰艇上卸下粮食、日用品、武器弹药等物资的时候，出乎意料地从丛林中出来一大帮像叫花子一样的日军前来帮忙。他们披着长长的头发，满脸胡须，脸上黑糊糊的，骨瘦如柴，深陷的眼睛显得特别大，军服破烂不堪，腰间没有带刺刀，有的人没有穿鞋，光着脚板子，形容枯槁。

　　到第二天早晨准备早饭的时候，从值班的勤务兵口中传出意想不到的消息，大米被人偷走了，连军司令官的饭盒子也丢了。负责卸货的下级军官前来报告说，司令部的粮食是在昨夜登陆的时候，被一木支队和川口支队的士兵乘着黑夜全部偷走的。大家顿时哑口无言，原来那群疲惫不堪的同胞军人都是贼！

　　军司令部立刻给拉包尔拍发电报，述说瓜岛的局势比预想的严重得多，要求立刻增派部队和运送给养。

　　10月14日，在驱逐舰和战斗机的掩护下，6艘大型运输舰卸下最后一批4000名士兵、14辆坦克、10多门105毫米榴弹炮和各种物资。瓜岛的日军的兵力至此增至2．2万余人。

　　丸山正男率领的第二师团在瓜岛西部4个地区登陆后，立即向奥斯腾山进发，计划在10月21日发动攻击。首先拿下亨德森机场，由舰载飞机进驻，然后海空军配合，全力以赴捕捉并消灭所罗门海域内的美舰队和援兵。

　　与此同时，山本五十六经过思考，决定采取新的行动，亲自参加制订陆海联合进攻瓜岛的作战计划。

　　10月12日，一支支援瓜岛战役的庞大日本舰队从特鲁克岛出发。这支舰队共拥有“翔鹤号”、“瑞鹤号”、“瑞凤号”、“隼鹰号”、“飞鹰号”5艘航空母舰，共载飞机260余架；还有“金刚号”、“榛名号”、“比睿号”、“雾岛号”等4艘战列舰，以及若干巡洋舰和驱逐舰群。先遣队由近藤海军中将指挥，航空母舰编队由南云指挥。

　　13日夜，从拉包尔起飞的日机猛烈轰炸亨德森机场，机场上5000加仑航空燃料起火，至夜半，日本第三舰队的战列舰又猛烈射击，由于有舰载水上观测机在机场上空盘旋测定目标，炮击非常准确，飞机跑道上弹孔累累。

　　一个半小时的连续轰炸，美兵营飞机库被炸毁，官兵都被迫蹲在防空洞里。这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海军最长的一次舰炮射击。

　　美军90架飞机中有一半以上被击毁，另有战斗机35架、轰炸机7架机身全是伤孔。主跑道已不能使用，幸运的是南侧预备用的草地跑道还可使用。

　　10月14日夜22时开始，美B-17轰炸机轰炸日运输船团，“吾妻山号”、“九州号”、“笠子号”沉没，其他运输舰在凌晨3时40分登陆，共有4艘运输船卸下物资。士兵们登陆以后，携带12天的粮食和弹药，按一列纵队穿越树丛，在高温下踏着泥泞开赴前沿阵地。

　　两个月来日军不断增援，双方在陆地上反复争夺亨德森机场，战争在海上和空中一天也没有间断。美军参加瓜岛之战的4艘航空母舰除“大黄蜂号”以外，都受了重创，美国空军虽然占有优势但也有不少损失。

　　双方在陆海两条战线上不断加码，任何一方都在竭尽全力，千方百计以求打败对方。战斗的惨烈使日美两军都感到紧张，不但日军胆寒，美军也有畏难情绪。特别是岛上的恶劣气候和紧张的气氛助长了士兵的厌战心理。

　　进入10月，瓜岛上的战斗已经进入决定性时刻。不明战争全局的官兵们开始互相埋怨，甚至增加猜疑心，致使士气降低，乃至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美南太平洋军司令官戈姆利中将主张放弃瓜岛。

　　10月15日晚上，尼米兹召开一次会议，想听一听军官们对南太平洋战争近况的看法。尼米兹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只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我不想听到或看到悲观主义，要记住，敌人也在受损伤。”

　　会议结束的晚上，尼米兹当即给正在坎顿岛的哈尔西去了一份电报，要求他直接去努美阿。

　　第二天早晨，尼米兹海军上将给海军部欧内斯特·金上将去电要求批准哈尔西接替戈姆利，很快就接到同意的复电。10月18日下午14时，哈尔西乘坐水上飞机到达努美阿港，出任南太平洋军司令官。在当时，这是一项最棘手的任务。

　　23日，哈尔西在努美阿召开会议，特纳、范德格里夫特和正在瓜岛视察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霍尔库姆中将参加了会议。

　　首先是陆战第一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介绍瓜岛上的局势，他回顾了那里的作战经过，并谈了对日军实力和今后意图的估计，强调他的部队处境不好，疟疾削弱了官兵的体质，食物供应不足，夜间奇袭和空袭影响睡眠等，要求补充航空兵和地面部队刻不容缓。

　　接着是海军指挥官凯利·特纳表示，海军已经竭尽全力了。因为没有足够的保护，他损失的运输舰只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

　　哈尔西听完战地将领们的报告以后，用手指敲着桌子，问范德格里夫特：“你能守住吗？”

　　对方回答说：“能，我能守住，但必须得到更积极的支援。”

　　哈尔西告诉第一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你回去，我保证尽我所有的一切来支援你。”

　　哈尔西立即着手整顿阵容，他强烈要求第一师守住瓜岛，还召集陆海空三军幕僚，训示说：“现在，陆海空的协作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你们中间谁引起纷争，谁就马上脱掉军装！”

　　他命令美国舰队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企业号”，战列舰“华盛顿号”以下舰艇，迅速驶往瓜岛周边水域。

　　10月21日晚，日军丸山率领第二师团主力约2600人开始进攻美军阵地。日军决定沿飞机场后方连绵不断的奥斯腾山绕一个大弯，从美军背后出其不意发动袭击。

　　然而道路难行，工兵在前面攀登悬崖，砍断树木，历尽千辛万苦才开辟出一条狭窄的丛林小路。全部行程约40公里，实际超过60公里。他们穿过椰林、越过丘陵后，直奔亨德森机场，另一部分正面防御海面。前方零星战斗持续了3天，主攻一再延期。至24日傍晚，丸山命令发动总攻击，日军用两个整团的兵力进攻美陆战队扼守的阵地。经过猛烈炮击后，日军10辆坦克分成两批冲出丛林，都是18吨的小坦克，很快被美反坦克炮打成碎片。

　　美军陆战队第十一团猛烈炮击，杀伤力十分惊人。因为他们在此之前早已锁定特殊目标，只等待日军步兵越出丛林后聚歼。日军一支准备在上游渡河的部队很快被击溃，住吉少将以下600名士兵全部丧生，没有一个逃脱。

　　24日夜，天空中乌云翻滚，雷电交加，大雨瓢泼，第二师团再次发动总攻击，他们用强大的兵力向美军正面猛扑，但很快被美军击溃。

　　第二批士兵冒雨爬出阴暗泥泞的草丛，狂呼大叫着扑向美军阵地，一批又一批爬过同伴的尸体，发起多次自杀式冲锋。他们挥舞着军刀、刺刀、短刀、手榴弹等近战肉搏的武器，逐渐突进美军阵地，战争完全变成了野蛮的肉搏，双方都用刺刀、大刀和枪托拼命。攻击猛烈已极，但由于美军炮兵部队的猛射，日军根本不能攻入亨德森机场。

　　美澳军利用现代化的侦察手段，早已非常准确地知道日军的配备情况，日军不管多少次冲锋，都被美军立即消灭干净。美军的炮弹如倾盆大雨，周围地面的青草被弹片不断地割掉，眼看着一片无际的草地变成光秃秃的空地。

　　10月25日晚，日军发动了最后的决死攻击。日军拍着枪托有节奏地用英语叫道：“为天皇讨还血债！美国海军陆战队到明天就死！”美军毫不示弱地回骂：“为罗斯福讨还血债！让天皇见鬼去吧！”接着，日军发起了自杀性的冲锋。在美军的铁丝网前，日军被密集的子弹成片打倒，丸山政男指挥活着的人发起一次次攻击。日军用惨重的代价取得了局部的突破，但随即就被美军纵深火力所消灭。整个夜间日军一共发起7次攻势，都被击退，天亮时日军留下的尸体就达2500具。

　　25日夜，美澳军坦克部队从日军的侧翼和背后包抄过来，日军死伤70％，战场简直成了日军的屠宰场。至26日，日军的第三次总攻击被彻底击溃了。

　　这次攻防战，日军兵力约30000名，美军约34000名，数量并不悬殊，但在武器装备上则相差太远。

　　日军有378门炮，美军有180门以上。美军每门炮每天可发射2000发以上炮弹，日军每门每日只能发射200发炮弹，完全处于劣势。日军死伤者甚多，第二师团的战斗力基本上已经溃灭。日军见败局已定，只得下令撤退。这在第二师团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精锐的“仙台师团”遭到灭顶之灾，士兵阵亡约1／3，军官阵亡近一半，可谓元气大伤。残部不得不退入丛林。接下来5天的艰苦丛林行军，使这支部队的死亡率更是高达50％，成为真正的死亡行军。

　　但百武仍不甘心失败，他认为岛上还有15000日军，只要再派一个师，仍有取胜的把握，遂电告拉包尔，请求速派第三十八师团上岛参战。

两败俱伤的圣克鲁斯海战

　　瓜岛上的激战正在进行时，日美双方两支航空母舰群也都同时出击。

　　两支舰队相距不到200海里，展开一场规模巨大的捉迷藏游戏，双方人员都弄不清他们应该攻击哪支舰队，敌舰队现在何方，只能派出侦察机在海上侦察。这时，瓜岛争夺战的重点转移到了海上。

　　1942年10月24日拂晓，日本“零式”战斗机24架、轰炸机9架去瓜岛攻击美军基地，在返航途中大部被美军击落。与此同时，日本一艘轻航空母舰被鱼雷击中。

　　中午，日本南云指挥的第二行动队的航空母舰“瑞鹤号”和“翔鹤号”，由4艘重巡洋舰、8艘驱逐舰护卫来到这个海域时，发现美机动部队，日军立即出动第一次攻击队37架飞机，遭到美战斗机和对空炮火的迎击，仅有13架安全回舰。

　　第二次攻击队26架飞机于下午14时离舰，直至傍晚都没有发现美舰。

　　此时，已经在海上巡航了两个星期的日联合舰队非常焦急。山本生怕美太平洋舰队突然出现，使联合舰队措手不及，遂于25日晚向南云下令：

　　鉴于百武中将于夜间再次向瓜岛机场攻击，美舰队很可能在所罗门群岛东北海域出现，联合舰队应于26日设法将其消灭。

　　他严令：无论天气和美军飞机活动的情况如何，日机应该继续侦察和追踪，务必查明美舰的数量和类型。

　　那么，此时美国的南太平洋舰队在哪里呢？海军少将金凯德指挥的由“企业号”航空母舰和战列舰“南科达号”、巡洋舰“波特兰号”、“圣胡安号”以及8艘驱逐舰组成的第十六特混舰队，与以“大黄蜂号”为核心的第十七特混舰队正向东北进发，打算在圣克鲁斯群岛以北海区截击随时出现的日本联合舰队。

　　日美双方都在竭力进行空中搜索。只要先于对方发现目标，哪怕是一点点的领先，都有可能创下奇迹。结果是：双方都徒劳一场。虽然美军的飞机曾一度捕捉到南云舰队，可是由于云层和雷雨作怪，南云又溜掉了。

　　在山本等得不耐烦的同时，哈尔西也不明白为什么金凯德不对日本舰队发起进攻。他不断给金凯德发出命令：“进攻！进攻！再进攻！”

　　10月26日天刚亮，为了执行哈尔西的催战命令，金凯德命令16架携有500磅炸弹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起飞，对太平洋西北方向进行搜索。

　　事后证明，这一决定非常正确。因为此时双方舰队都已处在对方的攻击范围之内，只是没有发现对方而已。谁能先发现对方并抢先发起攻击，谁就占据了主动。而恰恰是因为南云的墨守成规——先派出没有攻击力的侦察机侦察搜索，结果让美军抢了先。1小时后，时针指向6时50分，在天空中巡飞的美机发现了南云航空母舰舰队，他们冲过咆哮的“零式”机群，对日舰发动攻击。

　　日本航空母舰猛然掉头躲避美机攻击，同时放出浓浓的烟幕掩护自己。

　　但仍有两枚炸弹击中了“瑞凤号”，将其飞行甲板的尾部炸了一个15米的大洞。“瑞凤号”舰长眼看无法回收飞机，就命令舰上剩下的飞机全部升空，舰尾部拖着熊熊烈火摇摇晃晃地撤出了战斗。

　　南云站在重型航空母舰“翔鹤号”的舰桥上，冷静地看着“瑞凤号”撤离。

　　他已经收到侦察机发回的报告，他们终于找到已搜索了整整5天的美国特混舰队：“方向东南，距离200海里，发现美航空母舰1艘和其他类型军舰5艘。”

　　接到报告，他马上命令65架飞机出击。这些出击的飞机直奔攻击目标，并没有发现来自“大黄蜂号”的52架飞机正向北飞来，准备去攻击他们的航空母舰舰队。

　　8时59分，日本轰炸机从5100米的高空俯冲下来，“企业号”一看来者不善，急忙躲入一片雷雨区，而暴露在开阔海面上的“大黄蜂号”却成了日本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的主攻目标。

　　一名日本飞行员驾驶着飞机，以“神风突击队”的自杀性俯冲，笔直地朝“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撞来，机上所带的两枚炸弹在飞机撞到甲板的瞬间一起炸响，舰面上爆发出一团直冲云霄的巨大火焰。

　　稍后，日本鱼雷机又从舰后追随而来，两枚鱼雷命中了机舱部位。接着，另有3枚炸弹穿透前甲板，卡住升降机，并在舰舱内部爆炸。10分钟的攻击就使“大黄蜂号”变成了一座燃烧的地狱，滚滚浓烟冲天而起，爆炸声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由“大黄蜂号”起飞的第一批攻击飞机也使南云的“翔鹤号”面临着生死考验。“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一架接着一架穿过密集的高射炮火，向该舰俯冲，4枚炸弹命中了“翔鹤号”，飞行甲板被炸开了4个大口子，弹着点附近的炮手被炸得血肉横飞，几架着火的飞机被炽热的气浪掀入大海。

　　仅仅几分钟，“翔鹤号”从船头到船尾都被吞没在熊熊烈火之中。南云不得不下令将他的司令旗移到一艘巡洋舰上去。不过，南云还有资本，因为他已在一小时前派出了第二攻击波。

　　刚过10时，“南达科他号”突然从雷达上收到警报，日军的第二次攻击正从西北方50公里处逼近。当日机就要进入攻击位置时，一声令下，美警戒舰上一切能够对空射击的武器全部开火，“南达科他号”新装的100多门4联装的40毫米炮大显神威，“企业号”的防空火炮也频频射击。

　　日军24架俯冲轰炸机冒着密集的弹雨，发出尖厉的呼啸，连续不断地向“企业号”俯冲，只见一枚枚炸弹从空中扶摇直下，“企业号”像一头发疯的野兽左躲右闪，飞行甲板大幅度倾斜，舰体剧烈震动，地勤人员都趴倒在甲板上，个个晕头转向。

　　然而，仍有两枚炸弹直接命中“企业号”，一枚落在舰首升降机的后部，另有一枚炸弹斜落在舰首左舷。

　　但是，这艘庞大的军舰仍然有足够的动力，躲避着不断袭来的炸弹和鱼雷，先后躲过了9枚鱼雷的攻击。

　　11时01分，“南达科他号”的雷达再次发现日攻击机群。这第三攻击波的飞机是从“隼鹰号”上起飞的，共有29架。

　　美军密集而凶狠的防空炮火使日机根本无法靠近，不仅击落了8架日机，剩下的飞机也被打乱了攻击节奏，它们投下的鱼雷无一命中目标，“企业号”再次死里逃生。但“南达科他号”的前炮塔被击中，巡洋舰“圣胡安号”的尾舵中弹受伤。

　　“企业号”实在难以忍受如此残酷疯狂的连续攻击，在回收了盘旋在空中、油料即将耗尽的飞机后，便夺路而逃，退出了战斗。

　　但是，南云不想让美国军舰跑掉。他一面让受伤的“瑞凤号”、“翔鹤号”向北退出战斗，一面命令幸存下来的“隼鹰号”、“瑞鹤号”继续南下，追击美舰。

　　下午13时刚过，第四攻击波出发。从“瑞鹤号”上起飞的飞机发现了正被拖着行驶的“大黄蜂号”。倒霉的“大黄蜂号”又被日本鱼雷击中，舰长只得下令弃舰。

　　随后赶来的“隼鹰号”的飞机，对其进行了最后一次攻击。“大黄蜂号”气数已尽，为了不让日军俘走这艘因运载杜立特空袭东京而名扬四海的航空母舰，美驱逐舰向这艘弃舰发射了16枚鱼雷。当随后赶来的日舰找到它时，它已经成了漂浮在海上的一堆废铁。为了泄恨，日舰对“大黄蜂号”再次补射了4枚鱼雷。

　　此次圣克鲁斯大海战，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日本联合舰队同美太平洋舰队之间的第四次大规模的决战。

　　决战结果，山本五十六在战术上略胜一筹，击沉击伤美航空母舰各1艘，击沉美驱逐舰2艘，击伤美巡洋舰、战列舰和驱逐舰各1艘。但是，山本五十六为此也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2艘航空母舰遭到重创，再已无法参战。更为严重的是，与美军只损失74架飞机相比，日军却损失了100多架，特别是那些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已大部分命丧大海，再也无法替补。盛怒之下的山本对南云彻底失望，遂将其解职。

　　日本联合舰队已是强弩之末。由于日美的工业潜力和补给潜力的差距，山本五十六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出现了：不管日本飞机制造厂和造船厂的工人怎么日夜加班，要超过美国那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是不可能的。联合舰队的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也越来越少。与美国强大的补给力相比，日本只是徒然在消耗自己的装备和人员。

美军获得瓜岛海域的制海权

　　1942年10月24日，罗斯福总统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尽最大努力向瓜岛运送物资和人员。

　　在总统的亲自过问下，美军除向瓜岛调派最新式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外，还从夏威夷和澳大利亚抽调飞机、舰艇，加强南太平洋部队。哈尔西也将一切可以动员起来的运输工具都用于瓜岛，全力运送弹药、燃料、食品。

　　10月30日，被士兵们戏称为“长臂汤姆”的155毫米榴弹炮运上了瓜岛。这是范德格里夫特急需的火炮，它无论是在射程上还是在射击效果上都胜过日军的150毫米火炮。

　　日军大本营认为圣克鲁斯海战后，战局正向有利于日军的方面发展，只需进一步加强瓜岛的力量，就可取得最后胜利。遂决定将驻东印度群岛的独立混成第二十一旅团调往拉包尔，归第十七军建制，还抽调在中国战场的第五十一师团，投入南太平洋战场，并尽快运送瓜岛所需的作战物资。

　　10月2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作战科科长服部卓四郎和主任参谋近藤传八登上瓜岛，协助百武制订作战计划，组织第三次总攻。

　　他们计划在11月上旬将第三十八师团主力送上瓜岛，12月上旬将第五十一师团送上瓜岛，再集中相当数量的重炮和充足的弹药，于12月中下旬发起第三次总攻。届时，还将以第六师团一个最精锐的步兵团搭乘装甲运输舰实施登陆，配合作战。

　　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瓜岛日军的艰难处境。在圣克鲁斯海战中，日军有两艘航母受伤，不得不回国修理，而且舰载机损失惨重，一时也无法补充。

　　而南太平洋地区的岸基航空兵也在战斗中受到了很大损失，加上缺乏前进基地，必须从拉包尔起飞。

　　受航程限制，从拉包尔起飞的飞机只能在瓜岛上空停留15分钟，不能对瓜岛美军机场实施有效地压制，因而根本无法取得瓜岛的制空权，也就无法组织大规模的运输，利用驱逐舰进行的夜间运输只能是杯水车薪。

　　日军在丛林中饱受折磨。瓜岛的“瓜”在日语读音中与饥饿相近，日军便将瓜岛称为“饥饿岛”。由于瓜岛之战的伤亡巨大，而且双方反复开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还有人因此把瓜岛叫做“无底洞”。

　　从这些称呼中，可见日军的士气之低落和反战情绪的上升。

　　在随后美军发起的反击战中，日军因为连日激战，伤亡惨重，而且补给缺乏，疾病缠身，无力抗击美军的攻势，被迫退入丛林。

　　11月1日，反击的美军渡过了马塔尼科河。一路上遭到的抵抗微乎其微，直至克鲁斯角，日军才凭借着复杂的地形进行了顽强的防御。美军在强大炮火支援下，经过激战终于占领了日军阵地。

　　11月2日至10日，日军先后出动驱逐舰65艘次、巡洋舰2艘次向瓜岛运送部队和给养。但因军舰的载重量有限，运送的人员物资很有限，而且无法运送重装备，难以组织计划中的第三次总攻。

　　11月7日，美军驻瓜岛“仙人掌”航空队攻击了停留在“槽海”里准备晚上进行运输的日军11艘驱逐舰，接着图拉吉岛的鱼雷艇也加入攻击，进一步破坏日军的运输。

　　11月8日，哈尔西亲自飞抵瓜岛，作短暂视察，以鼓舞士气。哈尔西在岛上进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打赢战争的方案——“消灭日本鬼子！消灭日本鬼子！不断消灭日本鬼子！”这一方案立即就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

　　哈尔西刚回到努美阿的司令部，就得到了珍珠港海军特别情报小组的报告，他们成功破译了日军新密码，掌握了日军的作战计划：11月11日空袭瓜岛机场，12日晚水面舰艇炮击瓜岛机场，13日出动航母编队，掩护大批地面部队在瓜岛登陆。

　　结合空中侦察和其他途径的侦察结果，也发现日军在特鲁克、拉包尔和肖特兰岛地区调动频繁，看来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为了阻止日军可能的登陆，范德格里夫特指挥部队继续推进。

　　11月10日，在猛烈炮火支援下，美军对日军的滩头阵地发起钳形攻势。经过激战后，除小部日军逃入丛林外，大部被歼，美军夺取了对其具有较大威胁的利科滩头阵地，并将日军在滩头囤积的物资尽数摧毁。

　　为了全力向瓜岛运送部队、装备和物资，哈尔西组织了一支运输船队，运送约6000人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部队以及急需的重装备。

　　这支船队分为两部分，A编队由斯科特少将指挥，编有3艘登陆运输舰，由1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护航，于11月9日从圣埃斯皮里图岛出发，计划于11日到达瓜岛；B编队由卡拉汉少将指挥，编有4艘运输舰，由4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护航，11月8日从努美阿起航，计划于12日到达瓜岛。

　　至1942年11月10日，日军在瓜岛上的部队已达30000人。但是，即将开始的总攻迫切需要运送大批部队和重装备，单靠驱逐舰的夜间运输是远远不够的。

　　日军决定组织一支大型运输船队，将第三十八师团的13500人和重装备送上瓜岛。这支船队由11艘快速运输舰和12艘驱逐舰组成，由经验丰富的田中赖三指挥，12日从肖特兰岛出发，计划14日抵达瓜岛。

　　为确保这支船队的安全，日本联合舰队出动航母2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2艘和驱逐舰36艘，为第三十八师团提供掩护与支援，并将于12日、13日夜间对瓜岛亨德森机场进行大规模炮击。

　　得知日军联合舰队将大举出动，哈尔西命令金凯德指挥第十六特混编队、李率领第六十四特混编队全部开往瓜岛，并命令驻圣埃斯皮里图岛的岸基航空兵和在所罗门群岛活动的24艘潜艇，积极支援水面舰艇的行动。

　　日军为压制美军的岸基航空兵，保障增援编队安全抵达瓜岛，计划先出动炮击编队炮击亨德森机场。

　　这一任务由阿部弘毅指挥的第一炮击编队承担，共有2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

　　此时的航行队列是：“比睿号”、“雾岛号”战列舰以单纵列鱼贯而行；“长良号”巡洋舰和“雪风号”、“天津风号”、“照月号”、“晓号”、“电号”、“雷号”6艘驱逐舰在战列舰前方排成半圆形警戒圈；在警戒圈前方“朝云号”、“时雨号”、“五月雨号”驱逐舰为左前卫，“夕立号”、“春雨号”驱逐舰为右前卫，以防备美军鱼雷艇可能的攻击；还有3艘驱逐舰则在萨沃岛以西巡逻警戒。

　　11月12日23时30分，美装备新型雷达的“海伦纳号”巡洋舰发现了远在14海里外的日军舰队，并向旗舰报告。但担任指挥的卡拉汉将军没有利用这一机会先发动攻击，而是指挥美舰进行了两次右转。

　　此时，最前面的“库欣号”驱逐舰突然发现日军舰队就在3000米外，立即转舵以抢占发射鱼雷的有利位置。这样一来，后面的3艘驱逐舰为了避免碰撞，只好跟着急转，居中的巡洋舰则迅速左转以避开急转的驱逐舰，美军舰艇之间的距离迅速缩小，队形也紊乱起来。

　　卡拉汉所在的旗舰“旧金山号”因雷达性能欠佳，需要依靠装备新型雷达的友舰来报告敌情，而听取报告和向各舰下达命令必须使用同一部报话机，造成了不必要的延误。“库欣号”发现目标即请求允许其实施鱼雷攻击，但“库欣号”收到同意攻击的答复时，却已经找不到准备攻击的目标了。

　　就在这时，日军也发现了美舰。因为没有料到会在夜间遭遇，一时也把日军给弄了个措手不及。

　　阿部弘毅立即下令将原准备射击机场的高爆弹和燃烧弹换成攻击军舰的穿甲弹，日军的运弹手动作极快，在短短10分钟里就完成了换弹工作，做好了攻击美舰的准备。

　　23时50分，美军编队与日军编队混杂在一起，日舰“比睿号”打开了探照灯，正照在美军巡洋舰队列的第一舰“亚特兰大号”上。

　　在“亚特兰大号”上指挥的斯科特见此情况对自己非常不利，不等卡拉汉的命令就马上下令：“开火！反照射！”

　　说时迟那时快，日军的第一批炮弹已经准确地击中了“亚特兰大号”的舰桥，正在舰桥上指挥作战的斯科特和他的参谋人员，除一人外全部丧生。

　　随着“亚特兰大号”的开火，其余美舰也开始射击。一时间，炮声四起，双方你来我往，炮弹纷飞，鱼雷翻腾，火光硝烟弥漫，队形全被打乱。

　　卡拉汉见左右都有日舰，就下令：“奇数舰向右射击，偶数舰向左射击。”

　　这个命令看上去既对付了左面之敌，又打击了右面之敌，实际上有的美舰忙于在指定射击的一侧寻找目标，却遭到另一侧日舰的猛烈攻击，顿时陷入混乱。

　　日军驱逐舰趁此时机，发动鱼雷攻击，已经受伤的“亚特兰大号”连中两枚鱼雷，很快沉没。“库欣号”上前救助，却被“比睿号”发现，随即就遭到了猛烈射击。“库欣号”连射6枚鱼雷，因日舰躲避迅速无一命中，自己却被日舰重炮击中弹药舱，引起爆炸而沉没。

　　“库欣号”后面的“拉菲号”驱逐舰几乎与“比睿号”撞在一起。“拉菲号”立即发射鱼雷，但因距离太近，保险装置还来不及打开，致使鱼雷击中了“比睿号”却没爆炸。“拉菲号”随即又以20毫米机关炮扫射“比睿号”，“比睿号”还以颜色，用356毫米主炮猛轰，“拉菲号”连中两弹，上层建筑几乎被炸飞，后来又被两枚鱼雷击中而沉没。

　　美军第三艘驱逐舰“斯特雷特号”遵循卡拉汉的命令向右面射击，和“比睿号”展开炮战，自身连连中弹，舵机、雷达均被打坏，仍坚持战斗，冲到距“比睿号”2000米处发射4枚鱼雷，可惜无一命中。

　　第四艘驱逐舰“奥邦农号”正向1200米外的“比睿号”猛烈开炮，接到卡拉汉不要射击友舰的指示后，以为自己误击友舰，便停止了射击。等到分辨清楚后，在恢复射击同时发射两枚鱼雷，也没命中。

　　在混战中，卡拉汉的旗舰“旧金山号”曾向数艘日舰射击，有多发命中。他认为其中可能有误击友舰，就下令不要射击友舰，并且要求瞄准大舰攻击。“旧金山号”遭到日军“雾岛号”战列舰的舰炮射击，被击成重伤，舵机失灵，无法控制。日军的一艘驱逐舰从其左舷擦过，就在两舰交错之际，日舰乘机以机关炮扫射其上层建筑，在舰桥指挥战斗的卡拉汉和舰长等军官全部被扫倒，无一幸免。

　　在“旧金山号”后面的“波特兰号”巡洋舰先同右侧的日舰炮战，后又转向北进与另一艘日舰对射。在混战中被鱼雷击中舰尾，舵机被毁，失去航行能力，在原地打转，但仍在坚持战斗，向“比睿号”连连开炮，最后于次日被拖回图拉吉岛。

　　“海伦纳号”装备了新型雷达，对战场形势比较清楚，没有误击友舰。在混战中对日舰进行了猛烈射击，当日舰撤退时还以炮火，进行火力追击。

　　美军最后一艘巡洋舰“朱诺号”在战斗中被鱼雷击中锅炉舱，失去战斗力，只得退出战斗。美军殿后的4艘驱逐舰也迅速上前，投入战斗。“艾伦沃德号”向打开识别灯的日军“夕立号”驱逐舰猛烈开炮，双方展开激战，最终将“夕立号”击沉，自己也被击中数弹，受了轻伤。

　　“巴顿号”向日舰连射4枚鱼雷，自己也被日军一枚鱼雷击中舰体中部，几乎被炸成两半，很快下沉。

　　“蒙森号”向右面的日舰一口气射出10枚鱼雷，将日军“晓号”驱逐舰击沉，但该舰鲁莽地打开探照灯准备寻找其他目标，却反而暴露了自己，遭到日舰的密集射击，先后被37发炮弹击中，其中3发还是356毫米的重炮炮弹，伤势很重，于次日沉没。

　　“弗莱彻号”驱逐舰装备了新型雷达，能够清楚辨别目标，在战斗中先向日舰射击，当友舰也随之向该日舰射击时，它就向其他日舰转移火力，再为友舰指示目标，起到了引导作用。它也是这场海战中美军唯一未有任何损伤的军舰。

　　这是一场如同陆地上白刃肉搏般的近战，历时仅24分钟，美军损失惨重。日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驱逐舰“夕立号”、“晓号”被击沉，“长良号”巡洋舰和“雷号”、“雪风号”、“天津风号”驱逐舰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旗舰“比睿号”战列舰在战斗中成为美军集中打击的重点目标，中弹50余发，基本失去了战斗力。

　　阿部对这样混乱的夜战感到心中无底，又害怕继续深入会遭到图拉吉岛美军鱼雷艇的偷袭，于是决定放弃炮击机场的计划，率部撤退。

　　由于“比睿号”伤势越来越重，只好于13日凌晨改以“雪风号”驱逐舰为旗舰，指挥余部向北撤退。

　　山本指示以“雾岛号”拖带“比睿号”返航，但阿部认为白天返航美军飞机必会蜂拥而来，“雾岛号”不仅不能将“比睿号”带回，而且很可能会白白陪葬，所以他没有执行山本的命令，只留下“长良号”巡洋舰在“比睿号”旁边保护，其余舰只全速返航。

　　果然不出所料，天亮后，美军“企业号”的舰载俯冲轰炸机、瓜岛上的“仙人掌”航空队的轰炸机和圣埃斯皮里图岛的B-17轰炸机一波接一波飞来。

　　“比睿号”连中数弹，眼看无法返航了，阿部于16时下令将舰上的天皇照片转移到“夕立号”，然后下令凿沉。

　　美军方面，受伤较轻的“海伦纳号”带着受伤较重的“朱诺号”和“旧金山号”巡洋舰在3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向圣埃斯皮里图岛撤退。

　　但是，“朱诺号”的运气与“比睿号”相比也好不到哪里。13日11时许，“朱诺号”刚驶出英迪斯彭塞布尔海峡，就遭到了日军伊-26号潜艇的攻击，被一枚鱼雷击中，引起了大爆炸，就像是火山喷发那样炽烈的岩浆冲天而起。其他舰只害怕再遭攻击，不敢停留救助，加速南撤。“朱诺号”上700多官兵除少数人侥幸获救外，大多数人都葬身鱼腹，其中包括艾奥瓦州滑铁卢镇托马斯·沙利文夫妇的5个儿子。美国海军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惨剧，事后特意颁布条令，规定同一家族的直系亲属不得在同一艘军舰上服役。

　　在这场海战中，虽然美军损失惨重，2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被击沉，2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被击伤，包括卡拉汉和斯科特两将军在内的近千人阵亡，但是应该看到，美军阻止了日军战列舰对瓜岛机场的炮击，并由此迫使日军的增援编队中途折返，为以后的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12日阿部编队未能按计划炮击瓜岛机场，山本命令田中增援编队返航。为保障增援编队的返航安全，山本又决定组织第二次炮击机场的行动，由第八舰队司令三川指挥4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第二炮击编队。

　　三川所部自11月9日起已经连续3天进行了对岸射击训练，接到命令后就于13日4时30分从肖特兰岛出发。为避开美军的空中侦察，特地绕道希瓦泽尔岛和圣依萨贝尔岛以北，于午夜时分抵达萨沃岛海域。三川将所部12艘军舰分为两队，以第七战队司令西村指挥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组成炮击分队，直扑瓜岛。三川则指挥余下的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组成主力分队，在萨沃岛以西警戒，掩护炮击分队的行动。

　　23时30分，炮击分队驶抵瓜岛的隆格角海域。重巡洋舰上的舰载水上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投下照明弹，并为军舰提供目标指引和弹着校正，日舰随即开始炮击。

　　“铃谷号”重巡洋舰发射203毫米炮弹504发，“摩耶号”重巡洋舰发射203毫米炮弹485发，两舰共发射989发，击毁美军轰炸机1架、战斗机17架，击伤战斗机32架，并将跑道炸得弹痕累累。

　　日军的炮击分队在进行了30分钟炮击后立即撤回，14日拂晓与主力分队在新乔治亚岛以南海域会合，再一起返回肖特兰岛。此前，奉命返航的田中增援编队已经于13日11时回到了肖特兰岛。但是，为了能在14日夜间将部队和物资运上瓜岛，赶上即将开始的总攻，增援编队又于13日15时30分再次出航。在途中得知三川对瓜岛机场实施了炮击，田中认为美军不可能马上出动飞机前来攻击，就加速南下。直至14日5时许，在新乔治亚岛以东增援编队才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美军原以为经过12日夜间惨烈的海战已经阻止了日军的攻势，但13日夜间亨德森机场再次遭到炮击，14日早晨又发现日军的增援编队，可见日军对于瓜岛是志在必得。美军高层对此极为震惊，有的甚至提出放弃瓜岛。最后，罗斯福总统决定要坚持到底，哈尔西也认为必须打下去。经过美海军修建大队的通宵努力工作，跑道上的弹坑基本被填平，黎明前瓜岛机场又可以起飞飞机了。

　　从14日5时55分起，直至下午15时30分的10个小时中，美军“企业号”航母的舰载机和瓜岛、圣埃斯皮里图岛的岸基航空兵先后对返航途中的三川炮击编队发动了多次空袭，炸沉“衣笠号”重巡洋舰，炸伤“鸟海号”、“摩耶号”重巡洋舰和“五十铃号”轻巡洋舰，报了昨夜的一箭之仇。

　　接着，美军飞机全力收拾日军的田中增援编队，连续发动了8轮攻击，将田中增援编队中的11艘运输船炸沉了6艘，还有1艘因重伤而返航。

　　在日本海军中有着“顽强者”之称的田中，指挥护航的驱逐舰一面竭尽全力抗击美军的空袭，一面迅速抢救落水的官兵。据不完全统计，仅6艘驱逐舰救起的陆军官兵就达4800余人。田中不负“顽强者”的称号，继续冒着猛烈的空袭向瓜岛前进。

　　日落后，美军又出动了3架轰炸机对增援编队进行夜袭，迫使日军中止了增援行动。夜幕降临后，田中指挥编队乘着美军飞机不能组织大规模夜间空袭的机会，向瓜岛前进。

　　15日2时许，日军增援编队的4艘运输船终于到达瓜岛的塔萨格海滩，立即开始卸载。田中率领驱逐舰于2时30分开始撤离，以免天亮后被美军飞机发现。

　　可是，天亮时驱逐舰虽然撤离了，但运输船尚未走远，美军“仙人掌”航空队果然将这4艘毫无保护的运输船击沉，并用燃烧弹将刚卸到海滩上的物资——260箱弹药和1500袋大米尽数焚毁。日军煞费苦心的增援计划又告失败。

　　此前，山本命令正在南太平洋活动的联合舰队之前进部队抽调兵力，再次组织对瓜岛机场的炮击。前进部队司令近藤信竹从各地调集了1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于14日在瓜岛以北250海里会合，然后南下，准备于14日晚22时实施对瓜岛亨德森机场的炮击。

　　近藤将所部的14艘军舰分为3个分队：桥本少将指挥1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组成桥本分队，负责远距离警戒；木村少将指挥1艘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木村分队，负责直接掩护；近藤以“爱宕号”重巡洋舰为旗舰，亲自指挥余下的1艘战列舰和2艘重巡洋舰为本队，担任炮击任务。

　　14时许，进行至圣伊萨贝尔岛以北时，收到侦察机报告，在瓜岛以南发现美军巡洋舰4艘和驱逐舰2艘组成的舰队。

　　近藤认为美军主力舰夜间是不敢进入瓜岛海域的，最多派巡洋舰和驱逐舰进行袭扰。所以决定如果遭遇美舰，先将其歼灭，再执行炮击任务。

　　19时许，近藤舰队各分队都已进入了萨沃岛以北海域。

　　实际上被日军侦察机发现的美军舰队是小威利斯·奥古斯塔斯·李指挥的第六十四特混编队，兵力编成是两艘战列舰和4艘驱逐舰。他们原本是奉哈尔西的命令前来拦截三川的炮击编队，因为距离太远而没及时赶到。

　　黄昏时分，李少将接到敌情通报。日军战列舰编队16时已进入瓜岛以北150海里处，并继续向瓜岛驶来。李少将被认为是美国海军最聪明的智囊，而且是雷达专家，他认为要确保瓜岛机场，必须全力阻击来犯之日军。他深知这必是一场艰苦异常的战斗，因此制订了比较审慎的作战方案：

　　为了避免像12日夜间那样的混战，使战列舰具有更广阔的回旋余地，计划在埃斯佩兰斯角附近比较开阔的海域展开战斗。

　　天黑后，李少将就率领他的舰队驶过铁底湾，前往埃斯佩兰斯角。当军舰通过铁底湾时，通过磁性罗盘的指针不停乱摆，可判断出海底有大量沉没的军舰。这似乎意味着这里就是日舰的葬身之处。

　　此时，瓜岛上吹来的阵阵凉风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弥漫着热带植物腐烂所产生的令人作呕的恶臭，而是散发着金银花的香味——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军舰上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吉兆——胜利在望的预兆。

　　当美舰队从萨沃岛北水道进入铁底湾时，被日军桥本分队发现，日军便从后追赶。李少将推算日军将在23时左右到来，就率领美舰队绕着萨沃岛巡逻，严阵以待。当从萨沃岛东南转向西面航行时，李少将的旗舰“华盛顿号”的雷达发现了日军桥本分队，李少将随即下令向西转舵，横在日军的航线上，做好迎战准备。

　　桥本分队分两路发起了攻击，一路是“川号”轻巡洋舰和“敷波号”驱逐舰，从萨沃岛东面进攻；另一路是“绫波号”驱逐舰，从萨沃岛西面发动偷袭。

　　日军还以为美军舰队不过是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川内号”自不量力向美舰逼近，直至美军战列舰重炮的炮弹落在日舰旁边掀起巨大的水柱，桥本这才意识到美军是强大的战列舰。

　　桥本一面向近藤报告，一面下令施放烟幕，带着3艘日舰急速撤退。

　　而走在后面的“绫波号”就没那么幸运了，美军通过雷达早已发现了它的行踪，迅速转移火力，对它进行集中射击，“绫波号”接连中弹，引起两次爆炸后沉没。

　　这时，日军木村编队的5艘军舰也从萨沃岛西侧驶来。这5艘日舰紧靠着萨沃岛航行，巧妙隐蔽在萨沃岛的雷达回波中，没被美军雷达及时发现。接近美舰时突然开火，并发射鱼雷。

　　美军前卫的4艘驱逐舰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还来不及做出反应，“沃尔克号”和“普雷斯顿号”就被击沉，“格温号”和“本哈姆号”则受到重创，失去战斗力。

　　在驱逐舰后面的战列舰“华盛顿号”向左转向，“南达科他号”向右转向，以避开前面失去控制的驱逐舰。这就使美军的两艘战列舰在无奈中分散开，陷入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

　　原本近藤以为桥本和木村两支分队对付美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编队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自己率领本队和另外两艘驱逐舰在萨沃岛西北巡航，全力准备炮击机场而并不是投入眼前的海战。

　　但当他得到发现美军战列舰的报告后，急忙赶来参战。他抓住“南达科他号”电路发生故障、炮塔失去动力的机会，全力开火，把“南达科他号”的上层建筑打得面目全非，不得不向西南撤退。

　　这样，李少将就剩下了旗舰“华盛顿号”一艘军舰。尽管以寡敌众，但李少将毫不畏惧，凭借着性能优异的雷达，“华盛顿号”准确测定了日舰的位置。随即在雷达指引下实施了精确射击。

　　“华盛顿号”在以全部406毫米主炮和部分127毫米副炮轰击“雾岛号”的同时，还以部分127毫米副炮轰击其他日舰，日军重巡洋舰“爱宕号”和“高雄号”都被击伤。

　　为了把“南达科他号”附近的日舰引开，李少将指挥“华盛顿号”先向西北航行。近藤见美舰炮火非常凶猛难以取得胜利，不得不放弃炮击机场的计划，于15日凌晨3时下令施放烟幕退出战斗。

　　“雾岛号”因为舵机失灵，无法跟随近藤撤退，又担心天亮后遭到美军飞机的攻击，就在15日凌晨打开海底阀自沉。日军的“朝云号”驱逐舰也因伤势太重而沉没。

　　至此，断断续续进行了3天的海战才告结束。

　　在这场持续3天的激烈海战中，美军共沉重巡洋舰2艘、驱逐舰6艘，伤战列舰1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4艘，顺利向瓜岛运上6000人的部队以及重装备和给养。

　　日军沉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艘、驱逐舰4艘、运输船10艘，重创运输船1艘，伤巡洋舰6艘、驱逐舰3艘，计划运送的13500人和10000吨物资仅有2000人和5吨物资运上瓜岛。

　　这是双方争夺瓜岛过程中一次决定性的海战，双方主要目的都是向瓜岛运送援兵和物资，并阻止对方的增援。

　　在海战中，美军的运输比较顺利完成了，日军不仅付出了很大代价，而且所运输人员的85％和物资的99％都损失了，增援企图再次落空。

　　而且通过这次海战，美军获得了瓜岛海域的制海权，加上瓜岛地区的制空权早已为美军所掌握，而日军的联合舰队又在海战中损失巨大，山本认为元气大伤的海军再也无法承受以如此巨大的代价去支援陆军的作战了。从此以后，山本不再派巡洋舰以上的水面舰只前往瓜岛，只使用驱逐舰利用夜间运送少量人员与物资，从而加剧了瓜岛上日军的困难处境。

　　美军则正好相反，在海战结束的第二天，即11月16日又将原在新几内亚的一批部队送上瓜岛，大大加强了瓜岛美军的力量，范德格里夫特认为胜利已经在握了！

　　瓜岛海战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对美军来说，这次海战，是通往胜利的起点。

　　就在同一时期，11月3日，在非洲战场，德国非洲军团溃退；11月8日，美国军队进入摩洛哥；11月13日，苏军收复托布鲁克；11月19日，苏军把德军从斯大林格勒最后一个街区赶了出去。

　　11月17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在纽约宣布：“在过去的两周，捷报频传，这次战争的转折点终于来到了。”

　　哈尔西将军在谈到瓜岛激战的意义时说：

　　11月15日凌晨，日本海军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以前，是美国跟着日本的意图挺进，在此以后，他们只能跟随我们的指挥棒撤退了。

日军走投无路被迫撤退

　　1942年9月中旬，东条英机在陆军大臣办公室里听到从瓜岛视察回来的官员们所作的战况报告，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激动。他说：

　　海军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发动这次战役，让我们陆军擦屁股，这么搞很不好！为什么不在近处修飞机场呢？海军说有绝对优势能够作战，为什么白天不能掌握制海权呢？是不是把攻守的地方搞错了？怎样才能挽回颓势呢？

　　10月下旬，日本陆军内部也发生重大摩擦。日本大本营统帅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向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佐藤贤了要求增加运输船舶和飞机，并要求增加充分的兵力和器材，去瓜岛附近洋面恢复制空权、制海权，夺取瓜岛，遭到拒绝。

　　瓜岛海战失败和第三十八师团运兵船被击沉以后，陆海军能够利用的运输船舶已经微乎其微了。

　　11月6日，大本营陆军部又向陆军省要求增援37万吨船舶，陆军省坚决不答应。双方正闹得不可开交时，海军也来要求增援13万吨船舶，各方互不相让。田中新一反复坚持不能让3万人饿死在荒岛上，声嘶力竭地要求拨给37万吨船舶，寸步不让。

　　佐藤贤了则坚决不给，说：“3万人饿死荒岛，思之断肠，但不能因为救3万人而丢掉日本7000万人（指日本当时的总人口），不能拿国家的命运去换一个瓜达尔卡纳尔岛。”佐藤贤了主管军事行政，进退两难。

　　11月8日，东条英机也说：“佐藤如果答应陆军统帅部的要求，供应37万吨船舶，民需用船就必定不足，钢铁生产也要减少一半，那将要影响国力，战争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从瓜岛撤退吗？善后工作又怎么收拾呢？那就必然要在布干维尔岛或中部新几内亚岛迎击盟军。前方士兵正在流血、正在饿死，后方领导集团也正在翻锅一样地争吵不休。田中新一气急败坏，打了佐藤贤了军务局长两个耳光。在另一个会上，甚至当着东条英机的面大骂佐藤。当天晚上，东条下令撤销田中的职务，把他调到缅甸前线去当师团长。

　　战争开始只有一年，不但石油和钢铁，就连飞机和运输船舶也不足，这使日本军国主义头子们大伤脑筋。严酷的现实与开战前他们的乐观估计大相径庭。

　　军内统帅阶层的船舶争夺，说明了日本的国力已经不允许太平洋战争继续打下去了。对这一点，当时不但东条英机知道，军部知道，政治家知道，最清楚的莫过于财界的资本家们。当年目空一切的东条，到现在已头昏脑涨无计可施了。

　　11月12日，日本大本营作战部第二课长服部从瓜岛回到东京，立即向东条英机报告，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

　　一是盟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二是盟军准备好了炽烈而巧妙的火力，日军则是赤手空拳；三是盟军地面和空中协同攻击，日军一切皆无；四是日本指挥官能力薄弱；五是士气呈麻痹状态。第二师的战斗力下降至1／4，卫生状态尤其不好。晒不着太阳，都发高烧，患疟疾痢疾的人甚多，营养失调，运送一个伤病员需要4人至8人；六是现虽有榴弹炮、野炮、山炮、高射炮共46门，但是弹药严重不足；七是粮食奇缺。即使能运去一点，也送不到第一线的士兵手里；八是军司令官还健康，说是还要干下去，但没有掌握实际情况，特别没有掌握最前线的实情；九是盟军船团在白昼毫无顾忌地大胆登陆，日军只能在夜间利用潜水艇偷偷摸摸搞点小动作，用10艘潜水艇运到陆上的粮食只不过够吃两天。

　　11月16日，大本营作战部再一次向东条英机要求征用运输船舶，以便能在12月份有24万吨运输能力，至次年1月下旬能有20万吨，2月下旬能够有13万吨输送能力。东条英机立即答复，提出了几条不着边际的措施。最后又说：“让3万人饿死，统帅部有重大责任！”他指着真田穣一郎等两位课长说：“你们不要回来见我！”并且用尖锐的语调补充说：“在地狱里见面吧！”

　　一贯自称常胜的“皇军”，在血和铁的事实面前，已成了“三连败”的常败之旅。裕仁天皇沉不住气了，11月19日，对第八军司令官今村说：“南太平洋方面敌军的反抗，关系到国家的兴亡，要迅速救援苦战中的军队，挽回颓势！今村！努力干，拜托你了！”

　　为了打肿脸充胖子，日军大本营依然不断给瓜岛上的将士发电报，传达天皇绝不动摇的意志，要求天皇的“股肱”们在赤道下的小岛上继续作战。12月10日，裕仁天皇率领东条英机等最高统帅部的高官们乘专列去京都。12日，到宇治山田参拜伊势神宫，祈祷神明保佑。战争紧张时期天皇去祭拜祖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说明日本统治集团已到黔驴技穷的地步了。12月25日晚，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真田穣一郎由第八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拉包尔回到东京，面见杉山元等大本营的首脑。大本营首脑听了汇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认为瓜岛上的陆军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只有撤退。

　　28日上午，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决定把真实情况向天皇上奏，并要求从瓜岛撤退。

　　12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取消另派两个师团去反攻的计划，并决定从瓜岛撤退的方针。经过筹划以后，决定从2月1日开始发起“撤退作战”，让瓜岛上的将士从悲惨的状态下逃生。大本营美其名曰“准备卷土重来的作战”。

　　1943年元旦那一天，瓜岛上未死的日军将士们领到了最后的粮食，每人干面包两块和一粒水果糖。1月末的一天夜晚，在黑暗中一位军官呼唤士兵紧急集合，告诉他们前线将士已经全部阵亡，召集部下参加最后的“肉弹突击”。

　　当时有许多人不愿参加，以负伤或有病为借口迟迟不动，有的人觉得反正都是死，便报名参加了突击队。没有想到这是对有勇气的士兵的一种特殊奖励，不是去战斗，是让他们参加第一次撤退。

　　当时美军在瓜岛上的兵力，陆军共有两个师29000人，第二海军师共有15000人，空军部队16000人，再加上原来常驻的海军部队5000人。在这样庞大的包围队伍面前打算撤出部队，实在千难万难。通过细心策划，日军从2月1日至2月7日，偷偷地撤退了3次。

　　日军事先派出矢野部队担负掩护撤退的任务。这支部队共约750人，都是从静冈县征集来的新兵。上岸后，立即向美军阵地虚张声势，佯做进攻，转移美军的注意力，使岛上日军利用空隙得以撤退。在整个掩护工作中，损失兵力约2／3。

　　2月1日黄昏，19艘驱逐舰开到离岸不到1000米的海面，以绿灯为信号，通知藏在椰林中的日军部队。九死一生的残余士兵们，在夜幕下穿越椰林，潜入乘船位置。在上船的号令下达以后，人们向舟艇冲去，一点秩序也没有了。预先准备好的梯子搭在舷侧，大家争着往上爬，有爬上的有跌下的，乱作一团。

　　最初几艘，由于上去的人过多，严重超载，被船上水兵推到海里淹死不少，忙乱了一个多小时才开船。

　　2月4日进行第二次撤退，由1艘巡洋舰和22艘驱逐舰组成的营救队沿所罗门群岛南下，被美机击伤两艘驱逐舰。在夜幕下撤回4900余人。

　　2月7日上午9时20分，18艘驱逐舰离开肖特兰，其中10艘担任掩护，途中因有雷暴雨，又遭到美军15架轰炸机截击，有1艘驱逐舰受伤，只有6艘驱逐舰驶达瓜岛，把司令部的人员和许多伤病员营救到舰上。还有许多不能登船的伤病员和担负警戒的战斗员，便欺骗他们说下次再来接他们，然后仓促开船。

　　这三次撤退伪装巧妙，行动果敢，共撤出陆军9800人、海军830人，还有一部分士兵残留在岛上。

　　这次撤退能够奇迹般成功，主要因为有一个默默无闻、未受上级赏识的军官擅自进行情报战发挥了作用，他就是伊藤春树。

　　日本大本营通信参谋伊藤春树少佐，在过去所罗门海战美军的无线电通信频度中，发现美军在紧急的时候有不用暗号直接使用平常语言通讯的习惯。在这次日军即将撤退的时期，他急中生智，打了一个伪电，让美军上了当。伊藤乘美军所罗门海域警戒飞机和亨德森机场间通讯不良之机，从拉包尔基地的海军通信队，用美军的呼号拍电：“亨德森、亨德森。紧急通信，我是第一号警戒队。”呼出瓜岛美军基地。

　　瓜岛美军基地应答以后，他发出电报：发现敌舰队，空母2、战列舰2、驱逐舰10、针路东南东。

　　美军瓜岛基地把这份伪电当真，马上转送到檀香山的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和努美阿的美南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去。因此，驻在亨德森美空军基地的美军飞机误以为日本机动舰队即将来到，停在机场上等待，不敢轻易出击。

　　所以日本驱逐舰能够趁黑夜接运撤退军队。如果在海岸集结时遭到美军飞机轰炸，美丽的白沙海滨一定是另一番景象了。

　　日本投入瓜岛上的战斗部队，战死五六千人，另外有4300人是饿死的，还有一些是撤退时自杀或扔下不管的。还有一种说法，估计共约损失46000人。日本海军共损失24艘舰船，973架飞机，2362名飞行员。从这次败退开始，被日军占领的各岛屿都暴露在盟国反攻部队的压力之下。日军防线已是漏洞百出，全线动摇了。

　　瓜岛距离日本本土3000海里，无论是从舰艇部队和航空部队的作战能力，还是从后勤运输所需的船舶，都是日本力不从心的。

　　自中途岛战役失利后，日军未及时收缩战线，转入战略防御，仍然继续向所罗门群岛发动进攻，显然是不自量力的蛮干，这是导致日军瓜岛战役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瓜岛战役是一场登陆战，而登陆战中的后勤保障对作战的胜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失去运输船队的支援，即使部队登上岛屿也会因后援不继而失败。日军对这一点近乎无知，只注重对美军飞机、军舰的打击，却对运输船只和海滩上堆积如山的物资视而不见，最后使这场战役发展成为对日军极为不利的消耗战。

　　双方飞机对飞机，军舰对军舰拼消耗，最后日军不仅失去了瓜岛，还对以后的作战产生了深远影响。不重视保护自己的“粮草”、切断对手的“粮草”，也是日军瓜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作战指挥上，日本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是两个完全独立平等的统帅机关，分别指挥陆军和海军。

　　虽然后来设立的大本营是作战的最高统帅机关，但因为陆、海军之间各种矛盾根深蒂固，所以还是难以实施统一指挥。

　　最高统帅名义上是天皇，实际上天皇能够直接指挥的机会并不多，很难起到统一指挥的作用。战役进行中，陆、海军往往各行其是，当陆海军对某个问题争执不下时，大本营只好协调双方妥协。

　　为了避免陆、海军的摩擦，大本营将某些地区分别指定陆军或海军负责，这样做的结果是陆、海军之间互不通气。如瓜岛是划归海军负责的，最初就没有一名陆军驻守，陆军对于海军在瓜岛建机场，也全然不知。

　　后来为了协调陆、海军的行动，日军大本营于8月13日制订了关于所罗门群岛作战的《陆海军中央协定》，但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陆军在岛上的总攻，未能与海军协调行动；而海军舰队的出击，也不与陆军的进攻相配合，也就发挥不出陆、海军协同作战的威力。

　　陆军在岛上发动第二次总攻，海军则在海上组织圣克鲁斯海战，结果由于力量分散，陆地上既未能夺回机场，海上也没有消灭美军的舰队。在整个瓜岛战役过程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陆、海军之间的不协调是日军瓜岛失败的一个惨痛教训。

马绍尔群岛海战

美军攻占吉尔伯特群岛

　　马绍尔群岛，位于东经162度至173度，北纬5度至12度之间的广阔海域，东北是威克岛和夏威夷群岛，西有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南面是吉尔伯特群岛。

　　该群岛海区面积达127．5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约190平方公里，由32个环礁岛屿组成。这些环礁岛屿由西北向东南呈并列两排的形状，主要有夸贾林、埃尼威托克、马朱罗、米利、马洛埃拉普、沃特杰、贾卢伊特和比基尼等，最大的是位于群岛西侧的夸贾林岛。

　　1943年秋，美国拉开中太平洋大反攻的序幕，横亘在美军面前的是日军的第一道防线——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该防线被日本称为“外层防御圈”。美军必须突破这道防线，才能获得进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

　　吉尔伯特群岛位于马绍尔群岛东南方向，横跨赤道，位于美澳两洲的交通线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该群岛由塔拉瓦岛、马金岛等16个珊瑚环礁组成。陆地总面积864平方公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于1941年12月10日占领了该群岛的主要岛屿，并在塔拉瓦、马金修建了飞机场，还在其他一些岛屿上设置了海岸观察哨。

　　攻占吉尔伯特群岛，对于美军来说，不仅是从中太平洋实施战略反攻的一次预演，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就可以取得进攻马绍尔群岛所必需的前进基地，建立新的空中跳板，为下一步进攻马绍尔群岛扫清障碍。

　　为此，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了尼米兹将军关于攻占吉尔伯特群岛的作战计划，并于1943年7月20日正式发出指令：首先攻占吉尔伯特群岛，然后攻占马绍尔群岛，并正式将吉尔伯特战役命名为“电流战役”。另外，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强调指出：

　　中太平洋是太平洋反攻的主要方向，应在人力、物力上对中太平洋部队予以优先保障。

　　为此，专门指定由新组建的中太平洋舰队——美海军第五舰队担任从中太平洋进行大反攻的战略任务。

　　在中途岛海空战中曾大显身手的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后被任命为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参谋长，成为尼米兹的左膀右臂。1943年8月5日，他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第五舰队司令，成为美军从中太平洋大举反攻的前线总指挥。

　　第五舰队的实力非常雄厚，它实际上囊括了除哈尔西的第三舰队、弗莱彻的第九舰队以及麦克阿瑟属下的第七舰队以外的所有太平洋舰队的兵力。

　　至1943年秋，它已拥有各型航空母舰19艘、各型战列舰12艘等各类舰只总计200余艘，各型飞机1080架。舰队的开路先锋是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番号是第五十八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指挥官是米切尔少将，下辖4个特混大队，共拥有各类航空母舰12艘，作战飞机800余架。

　　在战役开始之前，美军就积极进行了预先的作战准备。8月下旬，美舰载机对吉尔伯特的日军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空中轰炸。9月18日，3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大队空袭了吉尔伯特的塔拉瓦和马金岛，先给日本人来了一个下马威，致使日军在塔拉瓦的飞机大部分被摧毁。从10月份起，美舰载机和岸基重型轰炸机对预定攻占目标进行了不定期的超强度轰炸，每天投到塔拉瓦岛上的炸弹达100多吨。这样，至11月20日，美舰炮和航空兵对这个面积不足2．5平方公里的小岛发射炮弹3000多吨，投弹1000多吨。11月19日傍晚，南部登陆编队所有军舰在塔拉瓦岛东南海域集合完毕，在编队司令希尔少将率领下一起向登陆地域进发。

　　11月20日凌晨，负责地面作战的陆战第二师在师长史密斯少将指挥下做好了登陆塔拉瓦的准备。由特纳少将统领的北部登陆编队也驶抵马金岛附近海域，准备登陆马金岛。

　　但是，美军此前投下的数千吨炸弹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日军大多数工事特别是火炮掩体都深埋在地下，只有用大口径火炮、使用延时引信炮弹才能将其摧毁。美军的登陆尚未开始，日军的海岸炮即开火射击，使登陆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负责标示航道的“追踪号”扫雷舰在作业时遭到日军海岸炮的打击，边作业边与日军炮战，致使标定出的航道偏西，加上当时礁湖里正刮着强劲的西风，因此两栖车的航行速度比预定计划要慢。

　　海军的一架观察联络飞机发现两栖车无法在9时突击抢滩，便向旗舰“马里兰号”战列舰报告，可是“马里兰号”的通信设备已经失灵，没有收到这一重要的报告，致使一切仍在按照9时登陆的计划实施。

　　9时，舰载机飞临滩头，实施航空火力掩护。但由于地面上烟雾弥漫，飞行员无法看清目标，对地面攻击效果极差，日军的很多工事都安然无恙。

　　当美军飞机结束攻击飞走时，舰炮火力已向纵深延伸，滩头上出现了长达23分钟的火力间歇！

　　这段时间已足以让日军从隐蔽部进入防御工事，做好攻击准备。果然，美军的两栖车在接近滩头时遭到了日军火力的迎头痛击！大多数两栖车中弹，失去机动能力，只有少数得以上岸，海滩上到处是燃烧的两栖车和死伤的士兵，鲜血已将海水染成了红色。

　　好不容易冲上岸的陆战队员都被日军密集的火力压制在海滩上大堤下，根本无法前进。

　　陆战第二团团长肖普上校在海滩上拼命寻找能用的电台，以与后方取得联系。他原是陆战第二师的作战科长，刚在一星期前接替在演习中受伤的原第二团团长，由于他参与制订了塔拉瓦岛的登陆计划，因此他对该岛的地形、防御等情况都非常熟悉，这对于陆战第二团是不幸中的万幸。

　　10时30分，他终于找到了一部能用的电台，但直至中午过后，才与编队司令希尔少将和陆战第二师师长史密斯取得联系，报告了极其严峻的形势。

　　此时，登陆的美军只占领了纵深数米的滩头，而伤亡已经超过20％。希尔早已通过观察飞机知道海滩上情况不妙，接到肖普的报告更是大为震惊，一面命令舰炮继续猛烈射击为海滩上的部队提供炮火掩护，一面投入师预备队。同时，请求调总预备队来增援。

　　此时，塔拉瓦之战美军几乎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满载后续部队和重武器的登陆艇大部分被卡在珊瑚礁上，动弹不得，其余的只好在珊瑚礁外水域等待涨潮。

　　海滩上的部队死伤狼藉，被日军的火力压得无法前进，所剩无几的两栖车来回奔波，运上补给撤下伤员。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陆战第二师充分发扬了海军陆战队所特有的顽强不屈的战斗意志、坚韧不拔的战斗作风，尽管伤亡惨重，尽管建制已被打乱，尽管指挥员死伤大半，下级军官、军士和士兵主动组织起来，拼死冲锋。

　　霍金斯中尉率领34名战士，用炸药包、刺刀、铁锹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了300米，占领了滩头东侧一段长堤，取得了能展开炮兵的一块地方。炮兵立即将75毫米榴弹炮拆开，再把一块块部件运上滩头，组装起来，然后为部队提供炮火支援。霍金斯中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为表彰他的英勇战绩，美军将该岛的机场命名为霍金斯机场。

　　肖普团长将团指挥部设在刚夺取的一个日军防空洞里，接连组织了5次攻击，最终在32架舰载机的大力支援下，夺取了栈桥。

　　海空军竭尽全力为登陆部队提供支援，4艘驱逐舰始终停在礁湖里，随时根据登陆的召唤进行舰炮支援，航母上的舰载机也不时出动，提供航空火力支援，美军终于扭转了登陆初期的不利，开始占据上风。但日军仍在负隅顽抗，战斗的惨烈难以用语言形容。

　　至11月23日凌晨，被压缩在岛东部狭长地带的日军残部，连续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自杀性冲锋，尽管对战局已毫无作用，却给美军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心理恐慌。

　　5时许，日军的反击终告平息。中午过后，美军突破了日军的最后阵地，全歼了守军。陆战第二师师长史密斯于13时12分宣布，全部占领比托岛（日军在塔拉瓦岛最重要的防御核心岛屿）。

　　此役，日军4000余守备部队，除146人被俘外，其余全部战死，被俘的人员中129人是朝鲜籍的工程兵。美军失踪阵亡1013人，伤2072人，其中海军陆战队死984人，伤2001人。

　　美军以巨大代价攻占比托岛后，于11月24日占领了比托岛东面的埃塔岛。29日又在阿布里基岛登陆，消灭了岛上160名日军，占领该岛。至此，美军控制了塔拉瓦岛全部。

　　北部登陆编队经过3天的战斗，也于11月23日13时占领马金岛。

　　11月24日，第五两栖军军长霍兰·史密斯少将登上比托岛，面对刚刚经受过残酷战火洗礼的景象，这位久经战阵的将军大为震惊，他说：

　　我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攻占这个岛屿的，这是我见到过的防御最完备的岛屿！

　　11月27日，尼米兹亲临塔拉瓦岛视察，并为有功的将士授勋。当时大量的死尸还来不及掩埋，空气中弥漫着尸体的恶臭。面对弹痕累累、尸横遍野的战场，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感慨地说：

　　我从未见到过如此狰狞的战场！

　　他认为这场血战的激烈程度毫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着“绞肉机”之称的凡尔登。

　　吉尔伯特群岛战役的胜利，从军事理论上讲，彻底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登陆作战所存在的疑惑，用事实证明，登陆方在强大的航母舰队和岸基航空兵的有力支援下，完全能够占领有着坚固防御的岛屿。

　　从军事地理上讲，不仅为即将开始的马绍尔群岛登陆战役夺取了一个重要的海空前进基地，还消除了从珍珠港到南洋和西南太平洋海上交通线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美军以巨大的代价，取得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开创了太平洋大反攻中具有新特点的海空大战新时代——以强大的海空力量为主，同时配合登陆部队，拔除太平洋上日军的顽强堡垒。

　　攻占吉尔伯特群岛之后，美军在中太平洋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无疑就是马绍尔群岛了。

尼米兹制定“单刀直入”计划

　　早在1943年7月2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向中太平洋战区兼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发出进攻马绍尔群岛的指令。

　　但鉴于马绍尔群岛有32个环礁，一时尚难确定首先攻击哪个环礁最为有利。尼米兹及其参谋人员经过仔细反复研究，于1943年8月决定先夺取夸贾林、沃特杰和马洛埃拉普3个环礁。因为夸贾林是日军在马绍尔群岛指挥部所在地，是其指挥中枢，而其他两个环礁距离夏威夷群岛最近，对美军的海上交通线威胁较大，所以必须首先予以攻占。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尼米兹的方案选中的攻击地区过于狭小，于9月上旬批示，除攻击马绍尔群岛的3个环礁外，还应攻占威克岛、库赛埃岛、彼纳佩岛和包括特鲁克在内的加罗林群岛中部地区。

　　尼米兹和其参谋人员均认为这一要求太高，按照美军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实现。

　　10月中旬，尼米兹仍按照原方案组织有关人员开始制订作战计划。

　　11月下旬，吉尔伯特群岛战役结束后，第五舰队的部分将领也根据刚结束的战役情况对作战计划进行慎重的研究。

　　第五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中将和第五两栖部队又称联合远征部队司令特纳少将均认为，如果同时进攻3个环礁，运送地面部队的登陆船只和火力支援舰只都不够。

　　第五两栖军军长史密斯少将也认为同时对这3个环礁实施登陆，以目前的地面部队是远远不够的。经过反复协商和讨论，最终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夺取沃特杰和马洛埃拉普环礁，第二步再攻占夸贾林，以解决兵力和船只不足的问题。

　　从12月起，美军的B-24轰炸机几乎每天从吉尔伯特群岛起飞前往马绍尔群岛进行轰炸、侦察。

　　通过这些空中侦察，发现日军在夸贾林环礁南北两个岛屿上都建有机场，而且最近正在将夸贾林岛的部队调到外围岛屿。

　　夸贾林环礁的礁湖是很理想的深水锚地，尼米兹凭借其过人的军事素养和直觉，意识到夸贾林具有巨大的价值。而日军正在削弱其防御力量，这正是个绝佳的进攻机会。

　　他与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司令米切尔海军少将研究后，认为完全可以用航母舰载机和岸基飞机将日军附近机场的航空兵压制住，保证登陆的成功。因此，他果断决定首先在夸贾林实施登陆，来个单刀直入、中心开花。

　　斯普鲁恩斯、特纳和史密斯对这一大胆计划都深感震惊，担心进攻夸贾林时会遭到日军从外围岛屿机场起飞的飞机围攻。一旦因伤亡过大或进展缓慢而不能及时结束战斗的话，被日军联合舰队抓住机会，美军就会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

　　退一步说，即使能迅速攻占夸贾林，快速航母突击队撤走后，夸贾林将成为日军航空兵集中攻击的目标，海上交通线也会受到日军严重威胁。因此，他们竭力说服尼米兹先打沃特杰和马洛埃拉普环礁，但尼米兹的决心毫不动摇。

　　无奈之下，斯普鲁恩斯只得建议在攻击夸贾林之前，先夺取马绍尔群岛东部的马朱罗，以取得进攻夸贾林的前进基地。

　　尼米兹见马朱罗有礁湖可作为舰队停泊的锚地，岛上地势平坦又可建造机场，岸基航空兵一旦进驻，既可以支援对夸贾林的作战，又可以有效掩护联系夸贾林的海上交通线，是个比较理想的跳板，因此，同意了这一建议。

美海军实施“燧发枪战役”

　　1944年1月中旬，尼米兹下达了进攻马绍尔群岛的作战命令。这次作战将分为4步：

　　第一步占领马朱罗，以取得前进补给基地和航空基地；第二步夺取夸贾林；第三步攻取埃尼威托克环礁；最后夺取马绍尔群岛中除米利、沃特杰、马洛埃拉普和贾卢伊特4个环礁以外的其余环礁岛屿，而将这剩下的4个环礁封锁起来，围而不攻。

　　战役代号“银行日息”，后改为“燧发枪”。

　　尼米兹之所以敢于坚持先进攻夸贾林，一方面他根据马绍尔群岛在日军整体战略防御中所处的地位，认为日军联合舰队是不会前来迎战的，可以放手夺取夸贾林；另一方面，美军已经从塔拉瓦的登陆战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在装备和训练上大大改进，他完全相信美军的实力，可以迅速攻占夸贾林，达成战役目的。

　　战役开始前，美军做了周密的准备。美国海军为登陆战定做的两艘专用指挥舰“落基山号”和“阿巴拉齐亚山号”已建成服役，还有两艘4000吨级的新型快速战列舰“艾奥瓦号”和“新泽西号”也加入了太平洋舰队，大大提高了舰队的实力。

　　新型单兵电台也研制成功，并已开始在部队中使用，这种电台体积小重量轻，同时具有防水性能，非常适合登陆部队使用。

　　海军航空兵的工程师对“复仇者式”鱼雷机进行了改装，使之能携带对地攻击的1000公斤重磅炸弹和集束炸弹，给“海盗式”战斗机和“恶妇式”战斗机安装火箭发射器，大大提高了对地攻击的威力。

　　在夏威夷群岛的卡胡拉韦岛上，美国海军完全按照日军在塔拉瓦的防御体系“克隆”了防御工事，然后组织军舰和飞机进行火力轰击。

　　结果发现只有在3000米至5000米距离上，使用大口径舰炮发射延时引信穿甲弹，进行排炮俯射才能予以摧毁，而且射击速度要慢，要有间隔和节奏。

　　根据这一实验结论，美国海军担负舰炮支援的舰艇进行了精确对岸炮击的强化训练，大大提高了舰炮射击的精度。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也进行了对地攻击的强化训练。

　　尤其是“地狱俯冲者式”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更是专门进行了以250公斤或500公斤穿甲弹对点状地面目标实施精确攻击的专项训练。

　　尼米兹将军亲自制订的马绍尔战役计划由代号为“燧发枪战役”和“法警战役”两大阶段组成。其中：“燧发枪战役”的D日为1944年1月31日，主要攻击目标是夸贾林岛。如果“燧发枪战役”进展迅速，随即进行“法警战役”，即攻占马绍尔全岛。

　　1944年1月，日军在马绍尔群岛的地面部队共43000人，其中陆军部队16000人，海军部队12000人，其他部队15000人。驻该地区的航空部队是第二十四航空战队，原有飞机约130架，在吉尔伯特战役期间曾从北海道、千岛群岛和拉包尔调来88架飞机予以加强。

　　但在美军多次打击下，至1月底，在各机场仅存舰载战斗机55架、舰载攻击机10架、岸基攻击机30架和水上飞机4架，总共99架。海军舰艇部队在马绍尔群岛只部署了4艘扫雷艇和5艘猎潜艇。

　　上述兵力由海军第六巡防区司令秋山门造统一指挥。

　　由于日军兵力不足，只得集中防御夸贾林、米利、沃特杰、马洛埃拉普、贾卢伊特和埃尼威托克6个主要环礁岛屿。秋山判断美军如果攻击马绍尔群岛，不是从吉尔伯特群岛出发进攻米利环礁和贾卢伊特环礁，就是从珍珠港出发进攻马洛埃拉普环礁和沃特杰环礁。

　　特别是米利环礁位于群岛东侧，位置暴露，最有可能遭到美军的攻击。因此，日军重点加强米利的防御，甚至不惜从中心主岛夸贾林抽调兵力去增援，这给美军直取夸贾林的作战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美军为确保兵力兵器上的绝对优势，迅速夺取战役胜利，投入地面部队84000人，舰艇370余艘，其中航母12艘、护航航母8艘、战列舰15艘、巡洋舰21艘、驱逐舰92艘和登陆舰艇100余艘，飞机1400余架，其中舰载机930余架。

　　中太平洋战区兼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坐镇珍珠港，实施全面指挥调度，第五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担任海上战役总指挥，地面部队由第五两栖部队司令特纳海军少将指挥。所有参战兵力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

　　第五十一特混编队，又称共用进攻部队，由第五两栖部队副司令希尔海军少将指挥，下辖9个特混大队，共计护航航母2艘、重巡洋舰1艘、驱逐舰和护卫舰18艘、扫雷舰5艘、登陆舰艇48艘，运送海军陆战队第四师之第二十二团和陆军第二十七步兵师之第一○六团，共两个加强团的兵力，除一个营负责占领马朱罗环礁外，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加入夸贾林的作战。

　　第五十二特混编队，又称南部登陆编队，由第五两栖部队司令特纳少将指挥，下辖7个特混大队，共计护航航母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21艘、扫雷舰9艘、登陆舰船59艘，运送查尔斯·科利特陆军少将任师长的陆军第七步兵师，担负攻占以夸贾林岛为主的环礁南部岛礁。

　　第五十三特混编队，又称北部登陆编队，由理查德·康诺利海军少将指挥，下辖7个特混大队，共计护航航母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22艘、扫雷舰13艘、登陆舰船62艘，运送哈里·施密特海军少将任师长的海军陆战队第四师，担负攻占以罗伊岛-那慕尔岛为主的环礁北部岛礁。

　　第五十七特混编队，即岸基航空兵部队，由约翰·胡佛海军少将指挥，分为突击大队和搜索大队，共有飞机470余架，主要负责战前侦察和航空火力准备，并支援、协同第五十八特混编队夺取战区制空权。

　　第五十八特混编队，即快速航母编队，由马克·米切尔海军少将任司令，下辖4个特混大队，共计航母12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36艘，负责消灭日军在马绍尔群岛的航空力量，并对日军在马绍尔群岛其他岛屿实施海空封锁，随时准备迎击来犯的日军联合舰队。

　　尼米兹将军决心在登陆之前，用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力量把夸贾林的防御设施砸得粉碎。为此，美机实施了长时间的航空火力准备，自1月29日起连续3天对该岛的机场、机库、炮兵阵地等设施进行了猛烈轰炸。

　　谢尔曼少将的第三特混大队出动的230架舰载机，对马绍尔群岛日军的主要航空基地进行了一次毁灭性轰炸，将夸贾林岛机场上整齐停放的100多架日机全部摧毁。

　　与此同时，里夫斯少将的第一特混大队、蒙哥马利少将的第二特混大队，好像比赛似的先后对马绍尔群岛上的日军各机场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昔日威风凛凛的日机，顷刻之间被炸得七零八落，化为一堆堆燃烧的火焰。

　　在登岛之前，美机仅在夸贾林主岛就投掷了上万吨炸弹，岛上守军有一大半被炸死，岛上到处浓烟滚滚、大火熊熊，简直成了一座爆炸燃烧的火药库。就连从不愿恭维任何人的史密斯少将，也曾在登陆后的几天里不断地称赞航空兵：“干得漂亮。”

　　战后的史学家在评论当时的战况时说：

　　海军炮火和空中支援，满足了最热切的期望，使部队能够上岸，并站得住脚。

　　美军在夺取夸贾林环礁南部岛礁的作战中，阵亡177人，伤1037人。日军在这些岛礁约有5100人的守备部队，除49名日军和125名朝鲜工程兵被生俘外，全部被歼。

　　就这样，至2月7日，美军顺利攻下了马绍尔群岛的第一大岛——夸贾林岛，斯普鲁恩斯将军的中太平洋舰队取得了“燧发枪战役”的最后胜利。

美军特混舰队空袭特鲁克

　　就在“法警战役”打响之前，尼米兹将军的目光盯住了素有“日本的珍珠港”之称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所在地——特鲁克。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特鲁克岛一直披着一层神秘的伪装。

　　“特鲁克”一词，在马来语中的本意是“耸入高空的山”。这里的岛屿兼有珊瑚、火山两种特点，与吉尔伯特、马绍尔群岛中的珊瑚岛有所不同。

　　特鲁克岛是特鲁克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呈三角形，每边长60多公里，中间是一个直径30至40海里的礁湖，真可说是一个天然的舰船停泊港。特鲁克不仅位于加罗林群岛的核心，而且还雄居南太平洋日本“内防卫圈”的心脏。

　　特鲁克群岛扼美军从中太平洋进攻的咽喉，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东可支援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南可威胁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西可庇护帛琉至菲律宾群岛一线；北可成为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以至日本本土的屏障。

　　另外，它还是日本所谓“绝对国防圈”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岛上还建有大型飞机场，有数百架日机构成强大的攻击力量。因此，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有“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太平洋上的直布罗陀”的美称。

　　1942年7月，中途岛海空战刚刚结束，山本五十六就将他的联合舰队司令部迁至特鲁克港。从此，这里就成了日本海军的大本营。

　　尔后，日本人苦心经营，特鲁克港对于日本而言就犹如珍珠港对于美国一样，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因此，特鲁克又有“日本的珍珠港”之称。

　　1944年2月，当美军在马绍尔群岛大动干戈的时候，尼米兹将军就意识到，特鲁克日军强大的航空兵对中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的反攻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于是决定在“法警战役”打响之前，以己方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首先将特鲁克日军基地一举摧毁。

　　2月10日黄昏，日联合舰队旗舰“武藏号”静静地锚泊在特鲁克港。

　　“发现敌机！”舰上观察哨的报告使“武藏号”舰长佐藤大吃一惊。

　　这时，只见在“武藏号”舰首的正前方天空中，有两架美B-25双引擎轰炸机正在特鲁克上空的云缝里时隐时现。“武藏号”和邻舰“大和号”上的防空炮火齐声轰鸣，两架B-25迅速藏匿到云层中去了。

　　原来，这是尼米兹将军特意安排的一次对特鲁克实施的战略侦察。这两架从东所罗门群岛基地起飞、航程达2000多海里的侦察用轰炸机，不带任何武器，只带照相机。机上人员不顾日舰高射炮火的威胁，一个劲地照相、侦察。

　　就这样，虽然他们在特鲁克上空停留时间还不到20分钟，但却给尼米兹将军带回了十分珍贵的情报：特鲁克港云集着上百艘日本舰船。

　　美侦察机在特鲁克上空突然出现，一下子就引起了时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的恐慌和不安。因为此时此刻整个战局对他十分不利，稍不注意，就有可能遭受全军覆没。

　　在南方，日本已完全丧失了所罗门群岛，麦克阿瑟的部队正沿新几内亚长驱直入。在东南方，日本人在吉尔伯特群岛也是全线崩溃。在东北方，日本人苦心经营25年之久的马绍尔群岛已朝不保夕。

　　面对如此险恶的战局，古贺预感到美国人无情的炸弹马上就要砸在自己的头上了。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他马上命令联合舰队撤离特鲁克港。

　　2月12日黄昏，米切尔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所属的9艘航空母舰和大批护航的战列舰、驱逐舰，悄悄地驶离刚刚占领的位于马绍尔群岛东南方的马朱罗海军基地，向西南方驶去。

　　此行，一切都处于绝对保密状态，除米切尔和几个主要参谋人员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具体任务。为了保密，一路上还严禁使用无线电。

　　2月16日凌晨6时30分，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经三天四夜的行驶，在即将进入预定攻击海域时，舰员们才得知此行的战斗任务是空袭特鲁克。

　　此时，庞大的美军特混舰队距特鲁克仅有100海里，正是发起攻击的大好时机。只见9艘航空母舰立即转向逆风方向行驶，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舰载机的引擎轰隆声响成一片。

　　6时45分，第一攻击波的70架“恶妇式”战斗机呼啸着离舰，紧接着，24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36架“掠夺者式”鱼雷机和18架“复仇者式”轰炸机也箭一般地射向海空。148架美机在晨曦中急速向特鲁克飞去。

　　此时此刻，特鲁克好像当年美国的珍珠港一样疏于戒备。尽管机场上还有力量相当可观的300架飞机，但大部分飞行员已被批准放假外出。

　　直至7时12分，美庞大机群已兵临城下了，特鲁克指挥中心才惊慌失措地发出战斗警报。

　　然而，当美机群抵达特鲁克上空时，港内的“猎物”已远远不如侦察报告的那样丰富了。此时，先头的70架“恶妇式”战斗机已穿过大礁湖，首先发现30余架紧急起飞的“零式”战斗机迎面扑来。然而，一经交战，美机便占了上风。

　　美机群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日机，而且在飞机性能和飞行员的素质方面也远胜于日方，因而在空战中便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自瓜岛之战以后，美海军的舰载机质量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格鲁曼公司制造的“恶妇式”战斗机是美海军头一批比日军最新型的“零式”战斗机综合性能略胜一筹的舰载战斗机，1942年年初才开始小批量装备部队，它装有6挺12．7毫米机枪。

　　尽管由于它的装甲和自密油箱比较重，因而在灵活性方面显得比“零式”机略差一些，但在飞行速度、爬高和俯冲方面都比“零式”要好。“恶妇式”战斗机的时速可达600公里，最大载荷有效航程为2400公里。

　　而日本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时速只有500公里，最大载荷有效航程仅为1800公里。另外，“零式”战斗机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对飞行员和油箱缺少保护，极易遭到攻击。正是这一点，使它在空战中吃了很大的亏。

　　而“恶妇式”战机的驾驶员后部有很厚的装甲板保护，前部有很厚的防弹挡风玻璃，一般不易遭到攻击。因此，这种新型战机很受美国飞行员的喜爱。

　　美海军舰载机的飞行员在参战前大都受过良好的飞行训练，他们一般都是从中学或大学里经严格挑选出来的学生，先进入飞行预校接受初级飞行训练，一年后转到初级飞行训练中心，进行3个月的飞行学习，接着再进行近半年的中级飞行训练。

　　另外，美海军舰载机飞行员还要在旧货船或由油船改装而成的航空母舰上专门进行两个多月的起飞和降落训练。此外，还有专门为这些新学员用的训练中心，重点进行各类战术训练，以此来提高新飞行员的作战技巧。

　　而日本飞行员的训练与美国相比则是大为逊色。自从参加中途岛海空战的那批“飞行冠军”葬身大海、瓜岛惨败又遭重大损失之后，日本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是江河日下。由于伤亡太大，补充频繁，根本来不及进行有效的训练，只经过短期训练，便匆忙披挂上阵了。

　　正因为如此，在刚刚开始的特鲁克空战中，日“零式”战机与美“恶妇式”战机一经遭遇，仅仅几个回合，“零式”战机便有的凌空爆炸，有的拖着长长的黑烟直向大海栽去。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空中激战，美机群先后将120多架升空的日机击落，停在地面上的上百架飞机也全部被摧毁。

　　与此同时，从“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上呼啸而下的重磅炸弹和“掠夺者式”鱼雷机投射的鱼雷，将特鲁克岛上空的防御设施炸得支离破碎，一片狼藉，粗大的椰子树也被拦腰切断，珊瑚沙被卷上天空，加上滚滚黑烟致使岛上遮天蔽日，什么都看不见。

　　另外，在这次作战中，美国人还创造了一种不用炸弹进行轰炸的新战法：当发现目标后，驾机低空水平飞行，投下机腹油箱，待油箱击中目标后，僚机就朝油箱开火，此时，冲天的火柱就会骤然升起。

　　米切尔将军很欣赏这种发明，特意向尼尔兹报功。尼米兹回答说：

　　干得好，你们的这种打法使敌人难以招架。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谨向你们祝贺这种第一流的纵火把戏。

　　经过整整一个上午的轰炸，海面上到处是凄惨悲凉的景象。日轻巡洋舰“阿武号”和驱逐舰“舞风号”等军舰在冲天的水柱和翻滚的浓烟中四处奔逃。

　　那些毫无防范能力的一群群大货船、油船更是惊慌失措，如丧家之犬。然而，这些倒霉的军舰和大船基本上都未能逃脱沉没海底的下场。

　　下午，美舰载机再次前来光顾特鲁克上空。此时，特鲁克已没有几架幸存的日机了，偶然起飞的零星几架飞机，也根本无法和庞大的美机群相抗衡，很快就被打了下来。

　　就这样，美机在没有任何空中威胁的情况下，巧妙地躲过高射炮火，就像狩猎似的任意选择目标进行轰炸。只见美“无畏式”和“掠夺者式”轰炸机就像进行投弹比赛一样，轮番对特鲁克的地面目标进行俯冲、投弹。

　　深夜，美军又首次使用装有雷达的“复仇者式”鱼雷机，在无护航飞机的掩护下，对特鲁克进行了夜间空袭。

　　这种飞机是自中途岛海空战后开始装备部队的，它的性能较“掠夺者式”要优越得多，且生产量也大得多。它可携带1枚22英寸鱼雷或2000磅炸弹，时速267海里，最大续航力超过2000海里。后来生产的这种飞机都装有比较先进的雷达设施。

　　当这些先进的美机飞临特鲁克礁湖上空时，高度骤然降至60米左右。这时，1枚信号弹划破夜空，瞬间，礁湖周围的日防空火炮都开了火，但日军根本没有料到美机会飞得这么低，发射的炮弹全都在飞机上空爆炸了。

　　而美“复仇者式”轰炸机则靠雷达帮助识别目标，对特鲁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攻击。后来，当日本人从“复仇者式”轰炸机排气管的微弱闪光中辨认出美机，迅速改变射击仰角准备重新射击时，“复仇者”早已轰炸完毕，飞离特鲁克。这次短暂的夜间空袭，取得了比白天两次空袭更大的战果。美机对特鲁克的空袭真可说是硕果累累：共击沉各种舰船40余艘，毁坏飞机近300架，日军人员损失达1800多人。空袭特鲁克使东京大为震惊，大本营甚至认为：这一次空袭可称为“第二次珍珠港事件”。后来，日联合舰队的旗舰“武藏号”舰长佐藤在其回忆录中不无凄凉地说：

　　海上的损失也惨不忍睹，主力巡洋舰在下沉，40余艘舰船相继葬身海底。到昨天为止，这个联结南北的要冲因为是联合舰队的泊地而成为太平洋上争夺焦点的特鲁克，已面目全非，化为一片废墟，有如当年被我方蹂躏了的珍珠港，损失惨重。

　　由此，也可见空袭特鲁克的影响之大了。

美海军陆战队实施登陆作战

　　美军在成功地夺取了夸贾林岛之后，又按照原先的计划挥师东向，直指埃尼威托克岛。

　　埃尼威托克岛是马绍尔群岛中最西端的岛屿，是一个又大又圆的珊瑚礁。埃尼威托克的含义是“坐落在东西之间的一块土地”，夺取该岛，美军就等于获得了中太平洋大反攻的重要中转站。

　　日军于1942年11月派出300余名工程兵，在环礁北部的恩吉比岛上修建机场，12月又增派500余工程兵，以加快施工进程。1943年3月建成一个拥有1200米长跑道的大型机场，可供重型轰炸机起降。

　　但日军未在该机场部署常驻航空兵，只将该机场作为马里亚纳、马绍尔和加罗林群岛之间中继基地。

　　守备埃尼威托克岛的部队是日本海军第六十一警备队，1944年1月又从中国东北调去了海上机动第一旅团，以加强防御力量。日军地面部队主要防守恩吉比岛、埃尼威托克和帕里3个岛礁，具体部署在恩吉比岛1200余人，埃尼威托克800余人，帕里岛近1500人，共3500余人，其中工程兵约800人，战斗部队2700人，第一旅团的指挥部设在帕里岛。

　　1943年2月15日，希尔海军少将率领登陆编队从夸贾林出发，于17日驶抵埃尼威托克海域，由于登陆部队只有8000人，与日军相比，仅有2．2∶1的优势，无力同时在3个岛礁上登陆，只能逐一夺取。

　　金德少将指挥的第五十八特混编队第四大队，编有3艘航母、3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舰载机约150架，同时到达埃尼威托克海域，与登陆编队中的护航航母一起，负责提供空中掩护和航空火力支援。鉴于恩吉比岛上建有机场，美军将其作为第一个攻占目标。

　　2月17日，由奥登多夫海军少将指挥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舰炮火力支援大队首先炮击了礁湖两侧的岛礁，掩护扫雷舰进入礁湖，清扫水雷标示航道。

　　14时许，希尔派出两支侦察分队，乘履带登陆车分别在恩吉比岛东南的山茶花岛和鲁周卢岛登陆。日军在这两岛未部署部队，所以美军未遇抵抗，顺利占领两岛，随即将12门105毫米榴弹炮和12门75毫米榴弹炮分别运上两岛，为次日进攻恩吉比岛做好了准备。

　　2月18日晨，美军巡洋舰、驱逐舰和舰载机以及设在两个小岛上的火炮一起向恩吉比岛实施猛烈的火力轰击。日军在美军猛烈火力轰击下，伤亡过半，残部之间的联系也大都断绝，陷于孤立分散状态，难以组织起有效抵抗。8时，美军以6艘登陆炮艇、20辆履带登陆车和17辆水陆坦克组成第一登陆波，向恩吉比岛海滩冲击。

　　9时，登陆部队陆战第二十二团顺利上陆，东部登陆部队进展顺利，但西部由于靠近机场，日军防御较严密，美军遭到了顽强抵抗，尤其是日军凭借海滩后面一条3米高的大堤，居高临下阻击美军推进。陆战二十二团团长随即投入预备队，突破了日军防线。

　　海军陆战队不愧是美军的精锐之师，在坦克支援下迅即肃清了日军，于16时40分占领恩吉比全岛。日军守备部队战死1261人，被俘16人。美军阵亡85人，负伤166人。

　　美军原计划在攻占恩吉比岛之后，同时在埃尼威托克和帕里岛发起登陆，但根据在恩吉比岛上缴获的日军文件获悉，日军在这两个岛礁上的守军都是第一海上机动旅团的精锐，战斗力很强，希尔和沃森商议之后决定改变计划，先集中兵力夺取埃尼威托克，得手后再进攻帕里岛。

　　2月19日晨，步兵第十六团在舰炮和舰载机掩护下，于8时30分发起冲击，9时20分顺利上岸，随着部队向纵深的推进，日军凭借防御工事抵抗也越来越激烈，美军只得加派陆战第二十二团第三营和部分坦克上岸，增援第一○六团，直至黄昏时分，才突破日军防线，但天色将黑，美军便停止进攻转入防御。

　　2月20日，陆战第二十二团第三营在坦克支援下进展迅速，很快就攻占所承担的区域，随即主动配合左邻第一○六团一营歼灭了岛南部地区的全部日军。而负责攻占北部地区的第一○六团三营被日军依托岛礁最窄处构筑的防御工事所阻，召唤舰炮和舰载机进行了猛烈火力轰击，但直至天黑地面部队仍未取得突破。

　　同一天，为了掩护在帕里岛的登陆，陆战第二十二团将12门75毫米火炮运上了紧邻帕里岛的普加纳岛，并从20时起对帕里岛开始进行炮击，海军的3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也对帕里岛进行了近距离的轰击。由于日军防御工事多为地下和半地下，舰炮射击效果并不理想，美军又从护航航母上起飞舰载机，实施航空火力准备，这才给日军工事造成了很大破坏。

　　2月21日，美军出动大批舰载机对埃尼威托克进行了猛烈攻击，地面部队在此支援下终于突破了日军防线，于当天下午占领全岛。

　　2月22日，陆战第二十二团第一、第二营从帕里岛北部同时登陆，接着陆战第二十二团第三营随之上岸，3个营齐头并进向纵深推进，岛上的日军虽然经过连续3个昼夜的火力轰击，工事大半被毁，人员死伤过半，但残部仍凭借一些未被摧毁的工事负隅顽抗。

　　美军组成爆破小组，在坦克掩护下使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将日军火力点一一消灭，中午时分就已占领岛北部地区，南部地区的战斗也于黄昏前结束，沃森将军于当晚19时30分宣布占领帕里岛。

　　整个“法警”作战中，美军只有两艘登陆炮艇遭到己方误击而受伤，以死195人、伤521人的代价，全歼埃尼威托克的3500余日军，攻占埃尼威托克环礁。马绍尔群岛战役至此结束。

　　美军通过“隧发枪”和“法警”战役，夺取了夸贾林、罗伊岛、那慕尔岛、埃尼威托克诸岛礁，毙伤日军约11000人，俘虏329人。美军阵亡和失踪568人，负伤2108人。

　　美军在马绍尔群岛的登陆作战中所表现出的极高战术水平，参战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协同，完美默契，堪称经典。很多美军将领认为，此役是最漂亮的一次两栖登陆战，就连极少夸奖别人的第五两栖军军长史密斯也说：“在夸贾林的战斗，是迄今为止最令人满意的一次！”

　　为了表彰第五舰队高级指挥官的优异表现、高超的指挥技巧和组织才能，同时鉴于舰队规模不断扩大，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部分将领晋升军衔。2月4日，第五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晋升为海军四星上将；第五两栖部队司令特纳少将、第五两栖军军长史密斯少将和第五十八特混编队司令米切尔少将分别于3月7日、14日和21日被晋升为海军中将。

登陆冲绳岛

美军制定“冰山行动”计划

　　在日本九州岛和中国台湾岛之间，有一条连绵不断长约700余海里的岛屿锁链——琉球群岛。

　　位于该群岛正中间的冲绳岛是这一岛屿锁链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岛屿。其面积达1220平方公里，人口约46万，主要城市有那霸、首里和本部町。

　　冲绳岛北部多山地，南部则是开阔平坦的丘陵地带，岛的东海岸有金武湾和中城湾两个天然港湾。岛上除那霸军港以外，还有那霸、嘉手纳、读谷和那原4个机场。

　　冲绳岛上随处可见一种特别的建筑，就是圆形的家墓，用坚固的石料建成，日军稍加改装后就成为坚固的防御工事。

　　冲绳岛既是掩护日本本土的最后一道屏障，又是美军攻占日本本土的最后一道关卡。因该岛在日本本土防御中的重要战略位置被誉为日本的“国门”。

　　美军占领菲律宾后，冲绳岛在本土防御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对于日本而言，冲绳岛一旦失守，本土、朝鲜以及中国沿海地区的制海权、制空权将悉数丧失，日本赖以生存的通往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将被彻底切断。

　　因此，日军大本营判断美军在进攻日本本土之前，必先在冲绳岛登陆，所以日军对冲绳的防御极其重视。自1944年7月马里亚纳群岛失守后，就开始重点加强冲绳岛的防守兵力和防御工事。

　　盟军进攻冲绳的时候，欧洲战场的德军已如风前残烛，西线盟军在1945年2月11日开始6路总攻击；柏林已无险可守，东线苏军已到达距柏林只有22公里的地方（德国在5月8日正式投降）。这时，英国海军早已有一部分调到太平洋和美国海军组成联合舰队参加战斗。

　　冲绳作战计划是在1945年1月3日由美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上将下达的。2月9日，又颁发了特纳中将制订的具体作战计划。单计划文件一项即用纸数吨，可见计划的周密细致程度。这次作战的代号叫做“冰山行动”，其动员兵力之多，完全可以和1944年盟军从法国北海岸诺曼底登陆相比。

　　盟军总共有50万以上的陆海空军参加，陆军进攻部队7个师18万人，加上预备师共27万人。第一批进攻部队为4个师，组成美国第十集团军，由西蒙·博利瓦·巴克纳中将指挥，另有预备队3个师。

　　海军更是浩浩荡荡，1500艘舰船布满冲绳岛周围海域，一望无际。其中有战斗用舰艇300余艘，辅助舰艇1100多艘，仅航空母舰就有34艘，战列舰21艘，巡洋舰30艘，舰载机2000余架。此外，还有英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10艘也来参战。准备的作战物资，除10万吨弹药、123万吨燃料以外，还有大量的军需物资，仅香烟就有270万包。

　　日军在这样雄厚的进攻力量面前仍然企图顽抗。防卫冲绳的战略方针修改过许多次，但无论如何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

　　最后，大本营下达了一个《岛屿战法要领》，在双方力量过度悬殊的情况下，决定坚持拖延时间，强调力戒过早“玉碎”，争取打持久战。

　　日军判断美军可能先攻台湾后打冲绳，为了台湾防务需要，冲绳岛上原来驻有精锐部队第九山炮师团，已调离冲绳，为了补充这一缺口，原来拟定由本土调来姬路第八十四师团。可是，由于冲绳周边海域已被美海军封锁，驻扎姬路的第八十四师团不能到达冲绳。因此，守卫冲绳的陆军只剩下第三十二军的兵力了。

　　日本第三十二军共有两个半师团约8万人，其中67000人是正规陆军，其余是海军和新征集的民兵。

　　牛岛司令官自知大势已去，把作战的一切指挥权交给长勇参谋长和八原博通高级参谋等人。

　　长勇是法西斯少壮派军人的中坚分子，日本历次政变的策动都与他有关，平素极尽飞扬跋扈之能事。到了此时，除了蛮横虐待老百姓以外，在作战上再也拿不出好办法来。最后采用八原的意见，决定把8万余人分布在地下洞窟阵地内，专门防守，以冲绳南部陡峭山冈和狭窄山谷的天然屏障为阵地，安置了相互支援的炮位。

　　同时，修筑大量地堡、洞穴、碉堡和其他火力点，以堑壕和坑道贯穿联结，尽量打持久战，使盟军遭受损失，并以此拖住盟军，延缓盟军进攻日本本土的时间。

　　日本海军在冲绳作战以前早已大部被歼，根本没有和盟军进行海战的力量。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把仅有的自认为是精锐的力量拿出来孤注一掷。

　　3月20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海军大将向部下传达了作战计划，预定以空军作战为重点，集中航空战斗力，击溃前来进击的盟军主力。这次作战称为“天号作战”。

　　这个“天号作战”是根据1945年1月20日拟订的陆海军共同作战计划决定的：计划在日本本土外围地带进行持久战，利用这个空隙时间，做好本土决战的准备。本土决战的代号为“决号作战”。

　　这时的日军虽有联合舰队之名，已无联合舰队之实。基地航空部队有一半是由练习机改装的“特攻机”，即“肉弹飞机”。水中水上的特攻部队大部分是小型潜水艇。联合舰队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第二舰队上。这个舰队尚有巨型战列舰“大和号”和轻巡洋舰“矢矧号”以及8艘驱逐舰。

　　日军战力薄弱，便使用最残酷的手段驱使人民去送死。日军让冲绳岛上的居民，除老人幼童外都要编成防卫队或义勇队参加战斗，让全部陆军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让“特攻队员”驾驶飞机或潜水艇带炸弹硬往对方军舰上撞，确实是惨绝人寰。

　　按日军决策人的主观设想，如果每一架特攻机能够击毁一艘盟军舰船，便有可能把1500余艘号称世界最强的美机动舰队和运输船团全部消灭。所以在冲绳的两个月激战中，共有海陆军的航空特攻队2500架飞机集结在冲绳，发动了10多次航空总攻击，战死陆军特攻队员1000余人、海军特攻队员近1500人。

　　另外，日本海军在冲绳岛及其附近岛屿部署有数百艘自杀摩托艇和人操鱼雷，将对美军实施水面和水下的特攻作战。而联合舰队的残余军舰也将在适当时机出动，做最后的决死攻击。

　　连海军舰队也组织“特攻队”。号称世界无双的巨型战列舰“大和号”以下10艘军舰不讲什么战术，一味抱着有去无回的决心，和冲绳的盟军主力舰队硬拼，以致成为美机的饕餮美味，白白被击沉！

　　“特攻战术”是冲绳战役的一大特点，这种毫无人性的作战指挥是古今中外战史上没有过的。

日军实施自杀式“菊水特攻”

　　美军将冲绳登陆日期确定为1945年4月1日。

　　尼米兹认为，冲绳岛距离日本本土较近，登陆该岛必定会遇到日军航空兵的全力反击，尤其是自杀飞机的拼死撞击，尽管这些自杀飞机并不足以改变战役的最后结局，但不可否认它们对于美军的威胁是巨大的。

　　因此，美军计划在登陆之前，先以航空兵力对日本本土、琉球群岛等地的日军航空基地进行大规模突击，尽可能削弱其航空兵的力量。

　　同时，在登陆前一周，以陆军第七十七师在庆良间列岛登陆，建立前进基地，以便在战役中就近进行后勤补给和战损抢修。

　　从3月9日开始，为提高对日本军事工业的轰炸效果，第二十一航空队司令李梅少将把原来采取的白天高空精确轰炸战术改为夜间低空轰炸，并拆除了B-29轰炸机上除尾炮以外所有机载武器，这样就使B-29的载弹量增至7吨，而且全部使用燃烧弹。

　　这一战术史称“李梅赌注”或“李梅火攻”。

　　当晚，334架B-29在东京投下了近2000吨燃烧弹，将东京42平方公里的城区化为一片废墟，建筑物被毁25万幢，100余万人无家可归，破坏程度不亚于原子弹。随后，又以同样战术组织了对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城市的大规模轰炸。

　　至3月19日，共出动B-29约1600架次，投掷燃烧弹近1000吨，迫使日军将这些城市的飞机制造厂进行了疏散，从而大大降低了其飞机产量。

　　3月27日和31日，根据尼米兹的要求，第二十一航空队转而轰炸日军在九州的各机场。轰炸严重破坏了这些机场的设施，使日本在九州地区的航空兵几乎瘫痪。同一时间里，美军组织的攻势布雷又将下关海峡彻底封锁。

　　美战略空军的上述活动，严重阻碍了日军海空军对冲绳岛的增援，为冲绳战役的进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为了彻底消除来自日本本土的空中威胁，美军第五舰队的主力航母编队第五十八特混编队，经10天的短暂休整后，于3月14日由编队司令米切尔指挥从乌利西基地出发，前往攻击日本本土。第五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为旗舰，随同编队行动。

　　3月18日，第五十八特混编队到达距九州东南约90海里处，并从凌晨开始即出动舰载机对九州各机场进行突击。日本海军第五航空舰队司令宇垣缠海军中将虽然接到待美军登陆编队出现时再出击的命令，但他认为如果此时不进行反击，任凭美军轰炸的话，他的航空兵力都将被消灭在地面上，因此下令出击。

　　双方的飞机在空中交错而过。美军飞机在九州上空只遭到了轻微抵抗，但因机场上基本没有飞机，所以战果很小。

　　在美军攻击日军机场的同时，193架日机也对美军舰队发起了攻击。“企业号”航母中弹一枚；一架日军自杀机在“勇猛号”航母舷侧被击中爆炸，碎片落到航母的机库甲板，引起大火，舰上水兵死两人，伤43人；“约克城号”航母也被击伤，舰体被炸开两个缺口，水兵死5人，伤26人。所幸，3舰伤势都还不重，而193架日机则损失了161架。

　　3月19日，第五十八特混编队又出动了近千架舰载机对吴港、大阪和神户的飞机制造厂和九州、四国等地的机场进行轰炸。

　　在18日、19日两天的突击中，美军在空中和地面上共消灭日机528架，炸沉炸伤日舰22艘，并对九州地区的飞机制造厂和航空基地造成了较大的破坏，使九州地区的日军航空兵在此后的两周时间里无力组织大规模行动。美军损失舰载机116架，有1艘航母遭到重创，4艘航母和1艘驱逐舰被击伤。

　　在日军第五航空舰队的反击中，美军的“大黄蜂号”舰母中弹数枚，燃起大火，损管人员拼死搏斗，才将大火扑灭，舰员死101人，伤269人。

　　但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7时许，“富兰克林号”舰母正在组织舰载机起飞，一架日军的“彗星”轰炸机借助云层掩护，突然俯冲而下，在30米高度投下两枚重250公斤炸弹，一枚在机库板爆炸，另一枚落在舰尾，穿透两层甲板在军官舱附近爆炸。

　　在机库爆炸的炸弹危害特别严重，因为航母正在组织舰载机起飞，机库里全是加满油、挂满炸弹的飞机，炸弹爆炸后立即引起了可怕的连续爆炸。

　　火势迅速蔓延，爆炸此起彼伏，大火引起的浓烟直冲云天，航母上几十架飞机都被炸毁，甲板上遍布飞机残骸，上层建筑面目全非满是弹洞，舰员伤亡已经多达数百人。

　　爆炸和大火持续不断，并逐渐波及机舱和后甲板的弹药堆，引起了更大的爆炸，烟柱高达600米。

　　“富兰克林号”所在的第二大队司令戴维森海军少将见航母伤势严重，通知舰长盖尔斯上校下令弃舰。

　　但盖尔斯认为只要提供必要的海空支援和掩护，还能挽救“富兰克林号”。

　　戴维森同意了他的计划，立即调动第二大队的其他军舰前来救援。“圣菲号”轻巡洋舰用钢缆拖住“富兰克林号”以阻止其倾覆沉没，同时接走部分受伤舰员。

　　舰长盖尔斯首先下令向弹药舱注水，以避免更大的爆炸，但注水后航母开始右倾。9时30分，“富兰克林号”的锅炉停止了工作，舰体右倾加剧，右侧甲板几乎碰到了海面。“圣菲号”眼看无力控制其倾斜，担心被航母巨大的舰体拖翻，只得砍断钢缆，放弃救助。

　　“匹兹堡号”重巡洋舰接着赶来，布置钢缆阻止“富兰克林号”倾斜，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制止了航母的倾斜，“圣菲号”再度靠近航母，将钢缆系上航母的前主炮，协同“匹兹堡号”一起矫正航母的倾斜。

　　航母上的官兵在舰长的指挥下全力抢救，尽管零星爆炸还不时发生，火势还很猛，但倾覆的危险总算被解除了。第二大队的5艘驱逐舰在航母四周一边搭救落水舰员，一边为航母提供掩护。

　　由于航母所在海域距离日军航空基地还不足100海里，日机空袭的危险随时存在。因此，抢救工作非常急迫。航母上很多舰员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敢和崇高的互助精神。

　　水兵唐纳德·加里和300余水兵被困在第五层甲板下的一个舱室里，在与外界联系全部中断的情况下，加里独自一人冒着呛人的浓烟，从一个狭窄的通风道找到了逃生的道路。他随即返回舱室，带领同伴逃生，总共往返3次将300余人全部带出了绝境。

　　舰上的牧师约瑟夫·卡拉汉不顾四下横飞的弹片，在飞行甲板上安慰伤员，并为死去的官兵进行简短的祈祷，最后还加入了灭火工作，他的行动感染、鼓舞了很多人。

　　遭到如此重创的“富兰克林号”在全体官兵和第一、二大队友舰的大力支援下，经数小时的拼搏，竟然奇迹般地扑灭了大火。

　　在这场灾难中，“富兰克林号”共有724人死亡，265人受伤。后在“匹兹堡号”的拖曳下，回到了乌利西基地。经短时间抢修后，恢复了航行能力，在“圣菲号”巡洋舰的护送下于4月28日返回了美国本土的布鲁克林海军基地。

　　“富兰克林号”是太平洋战争中受创最重却没有沉没的航母，该舰的抢救经验，对战后航母的舰体设计和管道系统配置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在冲绳战役前，英国决定派出太平洋舰队的航母编队参加冲绳战役。这支航母编队被美国第五舰队授予第五十七特混编队的番号，由英国太平洋舰队副司令罗林斯海军中将指挥，在第五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的统一指挥下作战。

　　3月16日，第五十七特混编队从马努斯岛出发，20日抵达乌利西基地，进行补给和短暂休整。

　　3月23日，从乌利西起航，向先岛群岛航行。

　　3月26日拂晓，到达先岛群岛主岛宫古岛以南100海里处。随即，出动舰载机对岛上机场实施突击，经过数天空袭，给予日军在这一地区的航空兵力和机场设施严重损失。

　　至此，在美军登陆编队到达冲绳岛海域之前，第五十八和第五十七特混编队就已经有效地削弱了日军在冲绳群岛北南两个方向的航空兵力，进一步孤立了冲绳岛守军。

　　在冲绳岛西南，距那霸约15海里处是由10余个岛屿组成的庆良间列岛。这些岛屿坐落于长约13海里宽约7海里的海域，岛屿上都是悬崖峭壁、礁石林立。

　　3月17日，为登陆担任护航和支援的第五十二特混编队司令布兰迪海军少将、第五十一特混编队司令基兰海军少将、陆军第七十七师师长布鲁斯陆军少将和水下爆破大队大队长汉隆海军上校一起制订了庆良间列岛登陆计划。

　　根据空中侦察，发现日军在庆良间列岛的防御非常薄弱，他们遂改变了特纳将军原先计划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逐个攻取的设想，决定以第七十七师为主力在6个较大的岛屿同时实施登陆，力争一举夺取庆良间列岛。

　　3月23日，布兰迪海军少将指挥由18艘护航航母、15艘驱逐舰、19艘护卫舰、70艘扫雷舰以及一些炮艇、猎潜艇等小型舰艇组成的第五十二特混编队，开始对接近冲绳岛的航道进行扫雷，护航航母则出动舰载机对冲绳岛、庆良间列岛的日军进行轰炸，以掩护扫雷行动。

　　3月25日，编队中的两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对庆良间列岛实施预先火力准备，同时掩护水下爆破大队侦察各岛屿登陆地点的海滩情况。

　　3月26日凌晨，第五十一特混编队第一大队的11艘战列舰、11艘巡洋舰、24艘驱逐舰和8艘护卫舰对冲绳岛实施炮火准备，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掩护在庆良间列岛的登陆。

　　4时30分，编队开始对庆良间列岛实施登陆前的炮火准备；7时许，第七十七师由430余艘登陆舰艇运送，兵分4路，在海空火力支援下，同时在坐间味岛、阿嘉岛、庆留间岛和外地岛登陆。日军的防御兵力薄弱，无力进行有效的抵抗。至黄昏时分，美军已占领上述4岛，并开始在庆良间海峡布设浮标等锚地设施。

　　入夜后，日军以自杀飞机和自杀艇对登陆美军进行了“特攻”袭击。虽然给美军造成了一些损失，但对整个战斗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3月27日，美军向其余岛屿发动进攻，很快就占领了整个庆良间列岛。日军没有想到美军会进攻这个群岛，所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随着战争的发展，日军必胜的信念早已破灭，士气非常低落，与战争初期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在此次战斗中，主岛渡嘉敷岛上300多守军几乎不战而逃，退到岛上的山中。

　　美军只是想夺取一个锚地，并不在意这些日军残部，因此没有组织清剿。而这些日军尽管还有火炮等重武器，但因惧怕美军的报复，不仅没有主动出击，甚至连火炮都没发一枚，与美军“和平相处”，直至战争结束。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日军的士气之低，由此可见一斑。

　　当天，美军的供应舰、油船、修理船、补给舰等后勤辅助舰只就陆续进入庆良间列岛，很快在此建立起补给和维修基地。

　　至31日，庆良间锚地已经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前进基地，在冲绳战役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

　　美军占领庆良间列岛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俘获了日军配置在该地的250余艘自杀摩托艇和100余枚人操鱼雷。原来，庆良间列岛是日军的自杀艇基地，日军原准备美军在冲绳岛登陆时用这些自杀艇进行夜间“特攻”。

　　美军攻占庆良间列岛的行动，挫败了日军拟用自杀艇攻击美国舰队的企图，为冲绳战役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庆良间列岛战斗中，日军守备部队死亡530人，被俘120人。美军第七十七师的登陆部队阵亡31人，伤81人；护航和支援的海军阵亡和失踪124人，伤230人。

　　3月31日，美军第七十七师又占领了庆良间列岛与冲绳岛之间的庆伊濑岛，由2个155毫米炮兵营组成的野战炮兵集群迅速上岛，建立阵地，以便支援从次日开始的冲绳岛登陆战。事实上，美军对冲绳岛的炮火准备从3月26日就已经开始了。3月26日午时，第五十一特混编队第一大队开始炮击冲绳岛。天亮后，美军第五十八特混编队的航母舰载机和第五十二特混编队第一大队的护航航母舰载机，以及从马里亚纳、菲律宾甚至中国大陆基地起飞的陆军航空兵也对冲绳岛进行了持续而猛烈的轰炸。

　　参加轰炸的飞机数量多，任务也各不相同，有的对日军机场进行压制性轰炸，有的轰炸日军防御工事，有的为舰炮火力进行校正，有的担负空中警戒，有的进行反潜巡逻。

　　为了有效地进行组织协调，美军专门成立了由帕克海军上校为队长的空中支援控制分队，对所有参战飞机进行统一指挥和协调。3月29日，因为美军扫雷舰已经将接近冲绳岛航道中的水雷清扫干净，所以战列舰、巡洋舰能够驶到距冲绳岛很近的距离，进行精确射击。

　　至3月30日，美军的火力准备已经进行了足足5天，而日军的反应令人诧异至极——没有任何还击！要知道在冲绳岛上有着10万日军，现在却好像完全不存在一样，这让美军感到非常奇怪。

　　在登陆前的一周里，美军炮火准备消耗了大量的弹药，仅舰炮就达40000余发，其中406毫米炮弹1000余发、356毫米炮弹3000余发、203毫米炮弹近4000发、152毫米炮弹4500余发、127毫米炮弹27000余发。日军龟缩在纵深坑道工事中，因此轰炸的效果并不理想。

　　4月1日，美军的登陆终于开始了。来自旧金山、西雅图、夏威夷、新喀里多尼亚岛、圣埃斯皮里图岛、瓜岛、塞班岛和莱特岛等地的美军登陆编队于拂晓时分到达冲绳岛海域，并开始换乘。

　　4时许，特纳发出“开始登陆”的命令，美军炮火支援编队的军舰随即开始射击，掩护登陆部队抢滩上陆。

　　陆战第二师首先在冲绳岛东南海岸登陆，实施佯动，以吸引日军的注意，分散日军的兵力，为真正的登陆创造有利条件。

　　8时许，美军登陆的主攻部队已从登陆舰下到登陆艇上，登陆艇排成5个攻击波，以整齐的队形向岸上冲去。陆战第一师、陆战第六师和陆军第七师、第九十六师，在冲绳岛西海岸从北到南正面约9公里的地段登陆。

　　8时32分，第一波登陆部队冲上岸。

　　9时，太阳升起来了，阳光驱散了淡淡的晨雾，可以看到海面上履带登陆车和登陆艇排着整齐的队形，一波又一波，川流不息，秩序井然。整个登陆过程，顺利得异乎寻常，日军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使美军颇有些莫名其妙。

　　10时，美军占领嘉手纳和读谷两机场。美军原以为必定会有一番血战才能拿下这两个机场，根本没料到能在登陆当天就拿下了，而且机场设施都完好无损。

　　本来，日军牛岛计划在放弃前将机场设施全数摧毁，使美军无法使用。但日军部署在机场地区的是由冲绳岛壮丁组成的特种勤务旅，这支部队组织涣散，装备低劣，士气更差，美军还未到来，就已经溃不成军，哪里还记得破坏机场？他们的失职让美军得了个大便宜。

　　下午，美军突击进行物资卸载。海上，日军没有出动一架飞机、一艘军舰；冲绳岛上，日军也只有少数狙击兵的轻武器射击和迫击炮零星射击，抵抗极其轻微。

　　至日落时分，美军已有50000余人和大量的火炮、坦克以及军需物资上岸，建立起正面的14公里、纵深约5公里的登陆场。

　　特纳向斯普鲁恩斯和尼米兹报告：登陆顺利，抵抗轻微。

　　美军上至特纳、下到普通士兵都对日军的神秘消失感到迷惑不解。而且巧得很，这天正是西方的愚人节，很多官兵甚至在想：难道这是日军的愚人节玩笑？

　　4月2日，部分美军开始向东推进，以切断日军防线。

　　4月4日，美军两个陆战师横跨整个岛屿到达东海岸的中城湾，占领岛的中部地区，将日军防线一分为二。美军原计划15天完成的任务，仅4天就顺利实现。

　　原来，日本人在战前即决定采取允许美军“充分登陆，将其诱至得不到海空军火力掩护和支援的地方，再一举歼灭登陆部队”的方针，所以在美军登陆时，日军基本上是按兵不动。

　　4月5日，丰田副武觉得面对美军数千艘舰船，少量飞机的出击根本无济于事。为配合岛上的抗登陆作战，决定从次日开始对美军在冲绳海域的舰艇实施大规模空中攻击，投入海军岸基航空兵的第一、第三、第五和第十航空舰队和陆军第八飞行师团和第六航空军，飞机总数达4000架，作战代号为“菊水”。“菊水”就是水中的菊花，是日本14世纪著名武士楠木正成的纹章图案。楠木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立下“七生报国”的誓言，意为即使死去7次也要转生尽忠。他因在战斗中与敌同归于尽的壮举，而备受日本人推崇。

　　此次特攻以“菊水”为代号，就可看出日军的目的，他们显然是以自杀性的特攻作战为主。所谓“特攻”，则是指出击的飞机只携带单程燃料。而将空余的载重量全部携带炸弹，对敌方军舰的要害部位进行撞击，以达到“一机换一舰”的目的。

　　这种自杀性特攻在珍珠港事件、比阿克登陆战和莱特湾海战中均出现过，只不过那时日军称之为“神风特攻”。而这一次他们希望士兵像楠木一样以死报国，所以取楠木的菊水图章来命名此次特攻。

　　另外，日军为了坚定特攻队员们的誓死不回的决心，还采取了一个“绝招儿”：对飞机的起落架进行技术处理，使其一经起飞后起落架即自行脱落。这样，飞机在任何地方也不能着陆，飞行员别无生路，只剩下拼死搏杀、机毁人亡了。

　　4月6日傍晚，日本人开始了冲绳战役中10次“菊水特攻”中规模最大的第一次“菊水1号”作战。这是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只见355名身裹白绫、头系白巾的青年飞行员，面对正北方日本皇宫的方向，振臂对天皇发誓：“我们七世尽忠，报效天皇，宁可玉碎，绝不瓦全。生而是皇军，死后成军神，武运长久，决战决胜！……万岁！”

　　香火缭绕，哀乐齐奏，特攻队员们饮下最后一杯绝命酒。“出击！”一声令下，队员们神情严肃而又麻木地登上驾驶舱，发动引擎，绝尘而去。

　　一场日本人蓄谋已久的残酷恐怖的航空兵与水面舰艇之战——“菊水特攻”开始了。日军企图以大批自杀机首先摧毁美舰队及登陆舰群，然后再由守岛日军大举反击，将美军赶下大海。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飞行，在到达冲绳海域时，355架自杀飞机和344架轰炸机组成的庞大机群立即攻击了美国人在冲绳岛和海上的目标。只见自杀机群在空中排成一字队形，特攻队员们抱着“玉碎”的信念，瞪大眼睛，像中了魔似的，冒着美舰上猛烈的高射炮火，纷纷向美舰直撞过去。

　　美航空母舰上的全部战斗机一起升空迎战，所有防空兵器也全部开火。日军攻击机不是一架架，而是一层层地坠落。

　　只见天空中到处是金蛇狂舞，海面上到处漂浮着日机的残骸。然而，仍有为数不少的自杀飞机拼死突破美军严密的火力网，有的撞击美战舰，有的撞击美运输船，有的甚至直接撞击美军在冲绳岛上的滩头阵地。

　　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集体自杀”举动，使美国人惊恐万分。不一会儿，就有19艘舰船被撞毁，刚刚建起的滩头阵地也面目全非。

　　日本自杀飞机规模之宏大，来势之凶猛，攻击之疯狂，破坏之惨烈，令美军简直束手无策，甚至连意志坚强的斯普鲁恩斯也心有余悸地向尼米兹报告：如果日本人继续进行自杀攻击，将会出现严重情况。

　　对美国人来说，此时战局确实危急万分，因为这仅仅是10次“菊水特攻”中的第一次！

　　“菊水特攻”取得的初步成功，使日本当局十分振奋。他们一方面大力宣扬特攻队员这种为天皇效忠的自我牺牲精神；另一方面继续扩大特攻队伍，并频繁加以使用。

　　4月11日下午13时20分，日本人又发起了“菊水2号”作战，这次共出动202架自杀飞机和190架轰炸机。

　　这次特攻行动的主要目标是米切尔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14时整，一架架特攻飞机冒着失速坠海的危险，超低空穿过密集的弹雨，向美“企业号”航空母舰冲来。

　　该舰几乎动员了舰上所有火器对空射击，然而一架特攻机还是掠过“企业号”右后方的舰舷，撞在舰首下部，机身碎片飞到飞行甲板上，使停在甲板上的一架挂好炸弹的飞机起火爆炸，并在舰上引起大火。

　　这时，美“恶妇式”舰载战斗机参加了拦截特攻飞机的战斗，那些没有任何自卫武器的特攻机简直成了美国飞行员的靶机。在空中和舰炮火力的双重夹击下，先后有10多架中弹坠海。

　　但美军仍然是防不胜防。这时又有两架自杀机摇摇摆摆地突破美军的阻击，迅速逼近“密苏里号”战列舰，其中一架飞机突然中弹失速一头扎进大海，另一架则拖着浓烟撞穿了“密苏里号”的甲板。

　　此外，在冲绳海面上，美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多艘战舰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日自杀飞机的攻击。日方宣称，击沉美各类舰船49艘。而日机损失也很惨重，被击落312架飞机。日军飞行员们的疯狂自杀行为使美国人不寒而栗，布朗海军中将后来说：

　　眼睁睁地看着一架飞机不顾死活地向你的战舰撞来，驾驶员决心与你一起炸得粉身碎骨，这真是使人周身血液都凝固了……

　　随着一架架“神风”冲将下来，我们一个个魂飞魄散，好像目击某种惨相那样。顷刻间，我们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自己是受害者，不由自主地猜测从高空飞来的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菊水2号”作战行动所取得的成功，更加激发了日本人进行特攻决战的决心。

　　4月16日上午7时20分，日本人又出动196架特攻机和200架轰炸机，在10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发起了“菊水3号”作战。在米切尔的舰队上空，几乎全是黑压压的日机。只见不畏死神的日本自杀攻击机和凌空而下的重磅炸弹在辽阔的冲绳海空似群魔乱舞，给美军以极大威胁。

　　9时11分，两架自杀机突然从低沉的云层中窜出，直冲“勇猛号”航空母舰。“勇猛号”躲闪不及，被撞中飞行甲板，飞行甲板被炸开一个大窟窿，舰面上火苗乱窜。

　　这时，又有一架自杀机从“勇猛号”舰尾方向以大冲角进入，然后垂直俯冲，穿入飞行甲板。飞机和炸弹在甲板底部爆炸，碎片四射，造成大批人员死伤，燃起的大火从舰首一直烧到舰尾，并在甲板之间同时燃烧，甲板上没来得及起飞的飞机也都成了一团团大火球。

　　“埃伯尔号”巡洋舰在80分钟的时间里，遭受了22架自杀机的攻击，总计有6架日机直接撞中该舰。有一架自杀机率先突破密集的弹幕，拖着一条长长的黑烟带，向“埃伯尔号”冲来，撞在舰首位置，炸开一条大裂口。此后，虽然“埃伯尔号”奋力还击，击落了多架日自杀机，但在一批接一批日自杀机的连续猛攻下，主舵机被炸坏，舰体几乎被炸成了两截，最后在舰上人员的惊叫声中一头扎入了大海。

　　“摩里森号”驱逐舰在遭到两架自杀飞机直接撞击后，又有两架用木材和帆布制造的老式双浮筒双翼自杀攻击机对该舰实施了致命的一击。其中一架撞在舰炮上，使弹药库发生大爆炸；另一架被美高炮击中，降落在驱逐舰的航迹上，但驾驶该机的特攻队员并不死心，仍然循着驱逐舰的航迹滑行，接着又猛拉机头，一下子撞在“摩里森号”的尾炮塔上，引起了更大的爆炸。在受到这两次撞击后仅几分钟，“摩里森号”便舰首翘起，逐渐下沉……

　　面对日机的自杀性进攻，美军逐步摸索出了对付的方法：派出雷达警戒舰和预警雷达飞机，严密监视日军最可能出击的方向，还在冲绳岛和附近小岛上建立雷达站，实施严密对空警戒。

　　运用统筹学原理，科学组织舰船的防空机动，大型军舰与日机来袭方向保持垂直，小型军舰则与日机攻击航向平行，采取突然急转和增速，使日机难以对准目标；同时加强战斗机空中巡逻警戒，随时根据雷达预警的报告，进行拦截。

　　而日军的情况正好相反，因为进行自杀攻击的飞行员没有一个能够回来报告攻击经验和体会，因此无法针对美军的战术变化进行必要的改进。

　　此外，美国人为了有效地制止日军自杀攻击行为，开始实施一种“将‘鼠群’捣死在它们‘老巢’里”的方法：出动大批舰载机，连续轰炸日军机场，争取斩草除根，在日机起飞前将其彻底摧毁，使许多自杀飞机还没来得及起飞便被摧毁在自己的窝巢里。

　　最初的以献身为荣、毫不畏死的特攻队飞行员已经损失殆尽，后来的飞行员大多是迫于压力而参与特攻的。在日军内部，认为这种牺牲没有意义的厌战情绪逐渐蔓延，甚至有些飞行员以没有发现美舰为借口返回了基地。最终，日军的特攻效果越来越小，因飞机和飞行员损失后得不到及时补充，能够出动的飞机越来越少，特攻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小了。

　　此后，日本人虽然又发动了一些“菊水”特攻和频繁地小规模攻击，但战果甚微。

“大和号”战列舰葬身海底

　　就在日军自杀飞机猛烈攻击美国军舰的同时，象征着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大和号”战列舰也踏上了一去不复返的特攻征途。

　　帝国命运确实在此一战。卑职已号召组织一支海上特攻部队，以壮烈无比之英勇投入作战，以此一举振我帝国海军声威，发扬帝国海军海面战斗之光辉传统、荣光后世。

　　各部队，不论是否是特攻部队，都要下定决心殊死奋战，彻底消灭敌舰队，为帝国奠定永恒基础。

　　1945年4月6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大将在九州鹿屋海军基地向联合舰队下达了这份著名的“特攻”作战令。给第二舰队司令伊藤下达的命令是：

　　以“大和号”为中心组成特攻舰队，拼死猛进，协助日本陆军和空军，歼灭冲绳岛附近的美国护航运输队和特混舰队。然后，在冲绳海面突破美海军的封锁后，搁浅自己的战舰，以此为阵地，用舰上的巨炮与美国人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

　　这是世界海战史上空前绝后的“特攻”作战。整个“特攻”舰队的每艘军舰只有刚够单程航行的燃料，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次自杀攻击，此去必死无疑。

　　“大和号”1937年动工，1941年年底建成下水。没有赶上袭击珍珠港，却参加了中途岛海战。它舰长263米，排水量达64000吨，装有9门46厘米口径的巨炮。

　　这些数字都创造了世界造舰史之最，当年震惊西方海军界的德国“俾斯麦号”与它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发炮弹重达1．5吨，在炮筒里壮汉可以自由地爬进爬出。舷侧钢甲厚近半米，被称为“永不沉没的大和”。

　　在日本，“大和号”既是军舰，又是民族的象征，这艘舰象征着日本的民族之魂，服役后一直是联合舰队的旗舰。从理论上说，没有一艘美舰是它的对手。

　　如果让它闯进冲绳近海，那些美舰艇根本经不起它的一发炮弹。因此，当“大和号”还停在军港整修时，美机就盯上了它。然而，冲绳开战后它却突然失踪了。

　　为什么一定要把“大和号”送到太平洋让美军击沉呢？不但和“大和号”一起死去的3000名海军官兵不明白，甚至连当时发出命令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自己也不明白。

　　战后，丰田副武写了一本《最后的帝国海军》一书，诉说他当时的心境：

　　没有制空权的水上舰艇，它的命运如何是不问可知的。“大和号”的自杀性攻击行动连一半的成功希望都没有，这在当时是非常清楚的。明明知道但还要挺着干，这种无谋的事情，就是战败末期的悲剧。

　　战后，舆论界和史学界的评论都责难这次作战的荒谬。我只有回答当时不得不如此，此外再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

　　只有一点可以说的，就是当裁断非此不可的时候，我的苦恼，比前一年莱特湾海战命令全军突击的时候更甚，这是事实。

　　对这样连幼童都干不出来的愚蠢荒谬举动，当时大本营海军首脑之一的宇垣缠心中也很不平静。在听到“大和号”被击沉的消息以后，他非常后悔。为了鼓舞日军士气反而造成悲惨的后果，这不是毫无收益的无谋之举是什么？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记叙说：发生这种荒诞事情的根本原因，完全由于偶然的心血来潮。他写道：

　　发生这个事态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军令部总长向天皇上奏时，天皇问总攻击是否单独由航空部队去干，总长说不是，海军也把全部兵力拿出来。对于运筹帷幄而言，总长辅弼的责任确实不轻。

　　从这个记载不难看出，军令部总长在天皇面前夸了口，一语既出不能挽回，为了顾全面子，便不加思索地决定了3000人的命运，把海军的家底一次丢光。用丰田副武的话来说，就是要破罐子破摔。日语的原话是：喝了毒药连盘子也要舔干净。

　　开战不久，斯普鲁恩斯在他的旗舰“新墨西哥号”上收到了关于发现“大和号”的电报。随后，冲绳海面的各型军舰都展开了紧急部署，分散的舰群集中起来，运送弹药、油料的支援舰只穿梭其间，进行快速补给。可是，“大和号”很快又失踪了。

　　原来，伊藤命令舰队驶出丰后水道后，沿九州东海岸南下，然后经大隅海峡西去，进入了中国东海。他知道，径直南下，必躲不过美国人的眼睛。“大和号”的希望在奇袭，在东海绕一个大弯，或许可以掩人耳目。斯普鲁恩斯指示海上的潜艇和巡逻机扩大搜索范围。4月7日早上，“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架飞机报告：目标重新出现，在鹿儿岛以西海域。

　　当时，米切尔舰队正好位于冲绳岛西北海域。“大和号”费尽心机想避开美军，万没想到转了个大弯后，恰恰投入米切尔的怀抱。

　　上午11时，米切尔利用赋予他的临场机动权，命令第一波飞机紧急起飞。随后，他给斯普鲁恩斯发去一份电报：“我已起飞了。你攻还是我攻，请速决断！”

　　水上的军舰再快也赶不上飞机，斯普鲁恩斯当即决定：“你攻！但必须干得彻底！”

　　11时30分，设在冲绳以北一个小岛上的日军观察站看到，约200多架美机遮天蔽日，向北飞去。伊藤舰队的各艘舰上警铃大作，炮手就位，大小口径的高射炮都抬起了头。

　　午夜时分，位于“大和号”舰阵最前端的“矢矧号”首先发现来袭的飞机，它迅即向“大和号”通报。

　　在美机就要飞临舰上空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乌云突然遮住了高空，海面上变成漆黑一片，天上的飞机和海面上的军舰被云隔了开来。炮手们欢呼雀跃。

　　但好景不长，10分钟后，乌云就过去了，候在高空的飞机盘旋着扑了下来。舰上的高炮齐鸣，在舰阵上空织成一张火网。但是，美军决心要消灭“大和号”这个心腹之患。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纷纷突破日军的火网。鱼雷机飞到舰群贴近海面的侧方，投下一枚枚鱼雷；俯冲轰炸机则直扑日舰，炸弹从上方雨点般地落下。然后，它们快速拉起，消逝在远空中。

　　日舰既要对空射击，又要躲开空中的炸弹和海中鱼雷，一时间乱了阵脚。“矢矧号”首先受创，在海面上直打转。

　　“大和号”在它后面2海里的地方也被击中，甲板上歪七扭八地躺着一大堆炮手的尸体，后部的雷达室被炸毁，8个操纵手连完整的尸体都没有留下。它的左舷中了一枚鱼雷，但厚厚的装甲保护了它，使它仍能以20节的速度向冲绳前进。

　　在“大和号”的指挥舱内，伊藤表情漠然地伫立在旁边，看着舰长有贺幸作手忙脚乱地指挥作战。第二、第三波攻击接踵而至，每波都有近150架飞机。

　　米切尔的3个航母突击群、16艘航空母舰的攻击机几乎全部出动。他也站在自己的旗舰“莱克星顿号”上，但他是信心百倍地目送着一批批战鹰远去，又一批批把它们收回来。

　　舰上的升降机一刻不停地运转并把归来的飞机送入底舱加油装弹，把准备好的飞机从舱底送上舱面，进行再次出击。

　　“大和号”周围的海面上，鱼雷像洁白的剑鱼一样横冲直闯。有贺幸作指挥着庞大的军舰作Z形机动，然而躲了这个躲不过那个，不断有鱼雷击中“大和号”，周围护航的驱逐舰也有几艘受伤，但它们仍紧跟着“大和号”，试图用自己的舰身为“大和号”挡住鱼雷，但收效不大。

　　美机中也有中弹起火的，但即便中弹了他们也力争把鱼雷和炸弹投放下来，其勇猛之态不亚于冲绳海域的日本特攻机。

　　“大和号”连续中了8枚鱼雷，甲板上中了多少炸弹已不可计数。有贺和伊藤在指挥舱中看到倾斜器的指针已经指向18度，左侧的舱室不断传来进水报告。

　　“快，右舱室注水，恢复平衡！”有贺抓过通往右舱室的话筒，高声命令着。这是唯一的挽救办法，舰体倾斜到一定程度，就会翻沉。右舷轮机舱的水手匆忙打开注水开关。但这时右舷也被鱼雷击中，大量的海水突涌而进，100多名水兵来不及撤出，竟被淹在舱内。

　　鱼雷仍在不断地命中“大和号”，舰体倾斜已经达到30度。左舷中板已贴近水面，恢复平衡已经无望。有贺决定弃舰。但在弃舰前，他还必须完成一个动作：“转左舵，舰首向北！”

　　因为按日本民间习俗，死者应该头向北。“大和号”也应该这样。再说，北方就是日本列岛的所在，是日本人心日中“太阳升起的地方”！“大和号”竭尽仅剩的一点动力扭动着笨重的躯体，但只转到一半，就再也转不动了。

　　有贺请伊藤长官离舰，伊藤拒绝了。他站在倾斜的司令舱门口，尽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他握了握副官的手，反身把自己关在舱里。

　　有贺也为自己安排好了结局，他怕万一自沉不成被抓去当战俘，就让一个士兵找来一根绳子，把自己绑在罗盘仪上。他的副官则拔出指挥刀，准备切腹。

　　有贺一脚把他踢翻，狂暴地大叫：“年轻人要活下去效忠天皇，快跳海！”成群的士兵，有的穿着救生衣，有的抱着一块木块，匆忙奔向大海。

　　“矢矧号”已经沉没、护卫的8艘驱逐舰4艘沉没、其余也均受创。下午14时25分，“大和号”终于横倒在海面上，主桅杆上的太阳旗也落入水中。弹药舱中特制的1170发巨型炮弹只打出了3发，随着舱体的旋转，这些炮弹开始猛烈撞击，只要有一发爆炸，就会引起全舰爆炸，“大和号”将粉身碎骨。

　　战舰在急速下沉，就在没入水面的那一刹那，海面形成一个深50米的巨大水窝，许多附近的落水者也被吸了进去。紧接着，弹药舱在水下爆炸，溅起的水柱直冲云霄，几乎要吞噬低空掠过的美机。

　　“大和号”魂归海底，带着伊藤、有贺以及2496名舰员。作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象征，排水量68000吨的巨型战列舰“大和号”的沉没，标志着联合舰队的彻底覆没，同时也宣告了巨舰大炮主义的彻底破产。

　　由于美军反潜兵力雄厚，警戒严密，日本海军在冲绳海域活动的11艘潜艇未获任何战果，反被击沉8艘。

　　至此，日本海军对冲绳岛守军的支援均告失利。

冲绳岛战役取得最终的胜利

　　美国陆军第二十四军在冲绳南部地区的进攻非常艰难。因为日军在冲绳岛的主力就部署在南部，而且他们充分利用悬崖峭壁、深沟高谷等险峻地形构筑起坚固隐蔽的防御工事。

　　牛岛满把全部兵力用于依托工事进行坚守防御，给美第二十四军造成了很大困难。所以，美军进展极其缓慢。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佐治亚沃姆斯普林斯逝世。美军上至上将司令，下至普通士兵，无不感到震惊和悲痛。尼米兹以太平洋战区全体官兵的名义向罗斯福夫人发去了唁电。日军则乘机大做文章，大肆散播题为“美国的悲剧”的传单，以鼓舞日军的士气。

　　在大本营的一再命令下，牛岛终于发动了反击。日军先以敢死队员怀抱炸药采取自杀攻击方法炸毁美军坦克，再对失去坦克掩护的美军步兵发起冲锋。美军在日军的冲击下，节节败退，死伤将近5000人。此后，凭借后续部队的重炮和海空优势火力才将日军的攻势遏制住。

　　4月19日，美第二十四军3个师从那霸以北约6．5公里处发动大规模进攻。5时40分，海军的6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先对日军阵地进行猛烈炮击。6时，陆军27个炮兵营对日军阵地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炮击，共发射了19000发炮弹，接着海军和陆战队的650架飞机也对日军阵地投下大量的炸弹和凝固汽油弹。

　　在这一系列猛烈持续的火力打击后，第二十四军发起了进攻。但日军利用坑道有效躲避美军的轰击，当美军地面部队展开攻击时，他们才出来迎战，因此美军的攻势一次次被瓦解。

　　日军充分显示了其顽强的战斗意志。每一个山头，每一个碉堡，每一个坑道，甚至每一块岩石，美军都必须经过多次血战，才能夺取下来。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5天，美军的进展总共也不过数米。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美军将陆战第一师和陆第六师调到南线加强正面进攻。当美军推进至日军主要防线前的4500米处，双方陷入僵持。

　　4月24日，美军投入了新型的喷火坦壳和重型坦克，终于克服了日军的顽强抵抗。

　　这些坦克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碾入日军的战壕，冲入日军的阵地。喷火坦克将凝固汽油射入日军隐藏的山洞和坑道，日军终于支撑不住，其防线逐渐被突破。

　　牛岛随即在夜色和烟雾的掩护下，悄然组织部队有序地撤往下一个防线。因此，战斗发展成这样一种模式：日军光是凭险死守，接着美军在猛烈火力动摇下取得突破，日军后撤到下一道防线内死守，如此类推，日军的防区逐渐缩小。美军终于在5月27日攻占了那霸，并继续向冲绳岛的首府首里城前进。5月31日，美军突破了日军核心防御地带首里防线，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

　　海军陆战队攻入了已是一片废墟的首里城，第十军司令巴克纳满心喜悦，以为冲绳首府被占领就意味着战斗即将结束。

　　但他的想法大错特错了，日军困兽之斗反而更加疯狂！

　　牛岛率余部后退了约10公里，退到岛南端精心准备的最后防线。这是由两座山峰构成的天然屏障，地势崎岖险峻，日军充分利用地形，筑有25处隐蔽的炮位和坑道工事。

　　牛岛决心以此为依托，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因此，日军抵抗丝毫没有减弱。

　　美军每前进一米依然非常艰难。对日军更加疯狂的抵抗，美军还以更猛烈的炮火。美军的海陆空密集炮火对日军据守的岛南部几平方公里地区进行了最猛烈的轰击，日军虽然只剩下30000余人，大炮也损失过半，弹药更是所剩无几，但仍是死战不退。

　　6月17日，美军又投入预备队——陆战第二师。该师一个团在冲绳岛南端的喜屋武岬附近登陆，协同正面和侧翼友军围歼日军。

　　此时，日军的局势已十分被动，遭到全歼只是时间问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巴克纳用明码电报和广播向日军劝降。牛岛根本不为所动，以枪炮射击作为答复。

　　6月23日凌晨4时，牛岛知道美军即将占领他所在的摩文仁坑道。他脱下军装，换上和服，端起酒杯与身边的参谋一一干杯。喝完了最后的诀别酒，他剖腹自杀。

　　他的参谋长也追随他剖腹自杀，还有一些军官也随之集体自杀。至此，日军有组织的抵抗才告平息。而零星日军的抵抗仍在继续，清剿残余日军的工作一直持续至6月底。

　　与这些死心塌地的军国主义分子不同，日本普通士兵在战役进入尾声后，有相当多的人放下了武器，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

　　6月15日前两个半月的战斗中，美军总共才俘虏日军300余人，而从6月15日至6月30日，日军不仅有个人或小组投降，甚至还有成建制的部队在军官带领下投降，仅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就收容日军投降人员4000余人。

　　冲绳战役从3月18日美军航母编队袭击九州开始，至6月22日冲绳岛战斗基本结束，共历时96天，其中在冲绳岛上的激烈战斗就有82天之久。

　　日军包括“大和号”战列舰在内的16艘水面舰艇和8艘潜艇被击沉，约4200架飞机被击落击毁，日军在冲绳岛上的约10万守军，除9000余人被俘外，其余全部被歼，冲绳岛的平民有75000人死伤。

　　美军有32艘舰船被击沉，368艘被击伤，其中有13艘航母、10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67艘驱逐舰遭到重创，损失舰载机763架，阵亡13000人，受伤36000人。

　　冲绳岛战役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伤亡最大的战役，因此，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冲绳战役将以史诗般的战斗列入世界上最激烈、最著名的战斗，而流传后世。鉴于在战役中所付出的惨重伤亡，美军没有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冲绳战役和前不久进行的硫磺岛战役，使美军深深明白，如果要在日本本土实施登陆，美军将面对无法估计的疯狂抵抗。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日本本土登陆，美军将会付出100万人的伤亡。基于此，美国最终决定对日本使用刚刚研制成功的原子弹，以尽快结束战争。

目录

苏军的全线大反攻

苏联红军解放列宁格勒

解放第聂伯河和乌克兰全境

芬兰政府签署投降条约

苏军解放白俄罗斯全境

保加利亚签订停战协定

南斯拉夫军民赶走侵略者

西欧重新获得自由

盟军实施“霸王”行动

盟军在法国西北部转入进攻

法军和美军同时开进巴黎

德军在阿登地区反攻盟军

盟军沿意大利半岛胜利推进

太平洋战场的反攻

麦克阿瑟横扫西南太平洋

哈尔西攻掠中太平洋诸岛

盟军进攻菲律宾群岛

美海陆空军挺进马尼拉湾

中国抗日战争局势

八路军在华北攻城略地

新四军在华中袭扰顽敌

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战场攻势

中原敌后战场贯通南北

华东敌后战场攻势强劲

正面战场的豫湘桂柳战役

中国远征军缅北反攻作战

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

德国无条件投降

欧洲西线盟军的最后攻势

美英联合轰炸德国本土

欧洲东线苏军进攻德国本土

德国政府无条件投降

美、英、中发表《波茨坦公告》

日本无条件投降

美国陆战部队夺取硫磺岛

美航母特混编队攻克冲绳岛

中国军队向大中城市进军

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

苏军奔袭远东全歼关东军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苏军的全线大反攻

苏联红军解放列宁格勒

　　1944年年初，在苏德战场北翼，苏军在粉碎德军重新恢复对列宁格勒包围封锁的企图之后，开始准备对当面之敌发起进攻，以彻底解除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解放列宁格勒州，为下一步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创造条件。

　　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战略企图是：

　　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同时实施突击，首先粉碎德军第十八集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以积极行动牵制德军第十六集团军的基本兵力和北方集团军群的战役预备队。

　　尔后，3个方面军分别向纳尔瓦、普斯科夫和伊德里察方向发展进攻，击溃德军第十六集团军，完全解放列宁格勒州，为把法西斯德军从波罗的海沿岸驱逐出去创造条件。

　　从1月31日至2月15日，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在数个方向上推进了50千米至120千米，进至纳尔瓦河、普斯科夫湖以北、谢列德卡、普柳萨、希姆斯克一线。因进攻地带大大缩小，沃尔霍夫方面军于2月15日被撤销，其所属各集团军转隶给列宁格勒方面军。

　　这时，苏军统帅部给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下达了新的任务，命令列宁格勒方面军以右翼集团解放纳尔瓦市，突破德军纳尔瓦筑垒地域，尔后向波亚尔努方向、维利杨迪、瓦尔加方向、塔尔上、威鲁方向继续发展进攻。

　　以左翼集团紧紧追击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方向退却之敌，阻止德军撤往后方防御地区并在此组织坚固防御。为此，列宁格勒方面军决心以主力攻占奥斯特罗夫地域，迂回普斯科夫，强渡韦利卡亚河，尔后向里加方向发展进攻。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受领的任务是：

　　以左翼两个集团军的兵力突破普斯托卡东南地域德军的防御，夺占伊德里察以北韦利卡亚河上的渡口，占领奥波奇卡、齐卢佩一线，尔后与列宁格勒方面军右翼集团协同，击溃奥斯特罗夫地域的德军集团，此时，右翼两个集团军以积极行动牵制了当面之敌。

　　2月下半月，两个方面军密切协同，取得了新的战果。列宁格勒方面军以第二突击集团军的兵力扩大纳尔瓦河西岸的已占地域，使其正面宽达35千米，纵深达15千米。

　　第四十二、第六十七集团军追击敌人，从北面和东面进抵普斯科夫。第八、第五十四集团军肃清了沿姆沙加河和合郎河中间阵地的德军后，攻占了波尔霍夫，进逼奥斯特罗夫地域。

　　方面军左翼部队经过15昼夜苦战，粉碎了德军在预有准备的防御地区的抵抗，向前推进了50千米至160千米，进抵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筑垒地域，但未能从行进间突破该地域。

　　此时，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的左翼集团，在伊德里察方向的进攻也十分顺利，对德军第十六集团军构成了合围的威胁，迫使德军开始撤退。但由于未能及时发现德军的退却企图，未能及时组织强有力的追击，德军得以实施有组织的退却，把大量兵力兵器撤至奥斯特罗夫以东、诺沃尔热夫、普斯托什卡一线预有准备的防御地区，进行有组织的顽强抵抗，使苏军前进受阻。

　　3月9日，列宁格勒方面军集中左翼集团的兵力，对普斯科夫的德军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持续至4月中旬，才突破了普斯科夫以南德军坚固筑垒地域，前进约13千米，切断了普斯科夫通向奥斯特罗夫的交通线。

　　这次进攻的目的旨在牵制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战役预备队，使之不能抽调到南翼危急的方向上去。

　　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虽然进展迅速，但仍未能完成苏军统帅部规定的全部任务，即未能向瓦尔加、威鲁、里加、卡拉萨等方向发展进攻。尽管如此，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仍然取得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在进攻过程中，苏军在宽达600千米的正面战场上突破了德军的坚固防御，把德军从列宁格勒击退220千米至280千米，在伊尔门湖以南向西推进了约180千米，几乎解放了列宁格勒州全境和加里宁州的部分地区，进入了爱沙尼亚境内，为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奠定了基础。

解放第聂伯河和乌克兰全境

　　1944年年初，在苏德战场上，从波列西耶到黑海，从第聂伯河到喀尔巴阡山的广阔地区内，苏军和德军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展开了争夺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和克里木的一场大规模会战。

　　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和克里木，是苏联资源丰富、人口稠密、工业发达、农粮充裕的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对苏军来说，解放这一地区就可以将德军驱出国境，进至喀尔巴阡山脉，进入东欧国家，进而向巴尔干推进。对德军来说，守住这一地区就可以稳住防线，争取到喘息的时间，调整部署，伺机反击；否则，将全线溃退，陷入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绝境。因此，苏德双方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大的决心和力量在该地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的争夺战。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主要进攻集团积极作战，粉碎了德军在捷尔诺波尔、普罗斯库罗夫地区的反突击。其左翼第十八集团军经过激战攻占了赫梅尔尼克城，第三十八集团军从行进间强渡了南布格河，于3月20日解放了文尼察。

　　右翼第十三集团军向前推进了80千米，于3月20日进抵勃罗得城。尔后，该方面军主力在得到第一坦克集团军等兵力的加强之后，于3月21日再次从北向南发起进攻。

　　3月23日，第一坦克集团军解放了乔尔特科夫。次日晨，其先头部队从行进间强渡德涅斯特河。

　　继而，又渡过普鲁特河，攻占了切尔诺夫策。第四坦克集团军向卡美涅次—波多尔斯基实施进攻，从西面包围德军第一装甲集团军，3月26日，攻占卡美涅次—波多尔斯基城。

　　第一集团军和第三坦克集团军在该城以北实施进攻，方面军左翼第十八、第三十八集团军等部队在该城以东和东北方面实施进攻，与在南面实施进攻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部队，构成了对德军第一装甲集团军合围的威胁。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于3月17日开始在宽达100千米的地带上从行进间强渡南布格河，并攻占了德涅斯特河地区，进入该地区中心城市卡缅卡，开始了解放摩尔达维亚的作战。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于3月26日发起敖德萨战役，以求击溃德军第六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

　　在战役中，第四十六、第八集团军、骑兵机械化集群和第二十三坦克军组成主要突击集团，向拉兹杰利纳亚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从西北面迂回敖德萨。

　　第五十七、第三十七集团军组成右翼集团，向蒂拉斯波尔实施进攻，第六、第五、第二十八师集团军组成左翼集团，沿黑海沿岸向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实施进攻。

　　3月28日，右翼第五十七、第三十七集团军利用相邻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战果，迅速将主力渡过南布格河，在45千米宽的正面突破了德军的防御，并向纵深推进了25千米。

　　左翼第六、第五、第二十八师集团军经过激烈战斗，攻占尼古拉耶夫，并开始强渡南布格河。鉴于右翼发展顺利，方面军司令员遂将第二十三坦克军和骑兵机械化集群从该方向投入战斗，向蒂拉斯波尔和拉兹杰利纳亚方向，追击溃逃之德军。

　　4月5日，攻占了拉兹杰利纳亚。

　　4月7日，进抵德涅斯特河口，从西南封锁了德军的退路。

　　4月9日，苏军从行进间突破敖德萨城北防御，经过一整夜激战，次日解放了敖德萨全城。

　　4月11日至14日，苏军继续进攻，进抵德涅斯特河，并从几处渡至河西岸。但在此遭到德军有组织的抵抗，德军在此投入新锐兵力，多次进行反突击。

　　5月6日，根据统帅部命令，苏军就地转入防御。

　　从1943年12月底至1944年4月底，苏军发起的解放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苏军向西推进了250千米至450千米，到达喀尔巴阡山山麓，把德军南方战线截成两段，使德军南线瓦解，受到惨重损失。

芬兰政府签署投降条约

　　在苏军解放列宁格勒州之后，列宁格勒方面军右翼集团和卡累利阿方面军又开始了在西北方向上对卡累利阿之进攻，目的在于解放芬兰，迫使芬兰退出战争。

　　经过周密的战役准备，1944年6月9日，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部队开始在卡累利阿地峡对维堡方向发起进攻。

　　在猛烈的长时间的炮火打击和航空火力打击之后，6月10日晨，苏第二十一集团军转入进攻，顺利突破了芬军防御阵地。当日，即突破芬军第一防御地带，前进了14千米，突破正面宽达20千米。

　　与此同时，第二十三集团军也转入进攻。两个集团军迅速向两翼和纵深发展进攻，扩大战果。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突入芬军防御纵深达24千米，突破口正面宽达40千米，并于6月13日进抵芬军第二防御地带，但未能从行进间突破。

　　该地带是芬军卡累利阿地峡防御体系的核心，其工事更为坚固，芬军企图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苏军突破第二防御地带。

　　考虑到芬军主要兵力集中于维堡公路地带，方面军遂将主要突击方向转到左翼，即濒海公路方向。

　　6月14日，苏军对芬军第二防御地带发起冲击，经过激烈战斗，于6月17日前突破了该地带，并迅速向纵深和翼侧发展进攻。

　　芬军急忙从南卡累利阿调来两个师和一个旅，以加强维堡地域和武奥克萨河地区的防御力量。但是，仍然无法阻止苏军的进攻。

　　6月19日，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部队突破了第三防御地带和维堡外围防御地带。

　　20日，第二十一集团军攻占了维堡城，并向维堡西北推进10千米至12千米；第二十三集团军肃清了武奥克萨河南岸地区的芬军，并占领该河北岸部分地区；后调来的第五十九集团军部分兵力，协同波罗的海舰队，肃清了维堡湾诸岛屿的芬军。至此，卡累利阿地峡和维堡地区的战役即告结束。

　　与此同时，卡累利阿方面军于6月21日发起进攻，当日，第七集团军强渡了斯维尔河，突破了芬军主要防御地带，并沿拉多加湖向纵深推进约6千米。第三十二集团军随后也发起进攻，向梅德韦日耶哥尔斯克方向实施突击，当日向前推进约16千米。至第二日日终前，第七集团军突破口正面已达60千米，纵深达12千米。芬军开始向第二防御地带仓皇退却。23日晨，为了配合正面进攻，海军独立第七十、第三旅在芬军后方图克萨河与维德利察河之间地带实施登陆，切断了敌后退的公路和铁路，迫使其只能沿乡间土路逃命。第七集团军经激烈战斗，于6月25日突破敌第二防御地带，并攻占奥洛涅茨城。28日，第三十二集团军部分兵力与第七集团军一部协同，解放了卡累利阿首府彼得罗扎沃茨克城。

　　整个7月份，卡累利阿方面军仍在继续发展进攻。7月9日，第七集团军前出至洛伊莫拉地区；10日，攻占了皮特凯兰塔。21日，第三十二集团军进至伦贡瓦拉以东苏芬边界地区。

　　8月初，斯维尔河和彼得罗扎沃茨克地区的进攻战役即告结束。在此过程中，卡累利阿方面军向前推进200千米至250千米，解放了芬兰的大部领土。芬兰新任总理哈克策尔1944年9月19日与苏联签署条约，芬兰除了归还1940年占据的领土之外，还必须割让佩萨莫、租借波特拉和乌德给苏联。

苏军解放白俄罗斯全境

　　1944年6月下旬，苏军进逼白俄罗斯境内的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博布鲁伊斯克以东一线，并沿普里皮亚季河一直延伸到科韦利。

　　德军在白俄罗斯境内构筑了周密的、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工程。整个防御纵深达250千米至270千米，防御地区都构筑在河流的西岸和制高点上，防御地区内的所有居民地都构筑有防御工事。在有森林和沼泽地的地段，也构筑了有支撑点和抵抗枢纽的防御。

　　6月23日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发起进攻，强渡了巴夏河，并于6月25日进至距德军防御前沿25千米处的列斯塔河地区。

　　6月26日，在突破列斯塔河的防御地区后，开始向什克洛夫、莫吉廖夫方向追击退却的德军第四集团军部队。

　　6月26日晚，方面军前出至英吉廖夫以北第聂伯河，并以一部兵力在普列希齐以西从行进间强渡了该河。同日，第三十三、第五十集团军也开始追击退却之德军。

　　6月27日午前，在第聂伯河上架设了两座桥，这对坚守和扩大登陆起了很大作用。

　　6月28日，方面军主力渡过了第聂伯河，并以强硬手段攻占了德军在明斯克接近地的重要防御枢纽部莫吉廖夫，攻占了什克洛夫市和贝霍夫市。至6月28日日终前，方面军前出至德鲁季河和第聂伯河河间地带，从而为直接进攻明斯克，与其他方面军协同合围并消灭该城以东德军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罗加乔夫以北和帕里奇以南两地域向博布鲁伊斯克总方向对德军实施向心突击，围歼德军博布鲁伊斯克集团，尔后向普霍维奇和斯卢茨克进攻。

　　6月24日，在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炮火打击和在南段实施了短时间的航空火力打击之后发起进攻。

　　当天，第三、第四十八集团军仅攻占了德军两道堑壕；第六十五、第二十八师集团军突破了德军防御正面达30千米。坦克第一军进入突破口后，向前推进了20千米。

　　次日，投入战斗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向西北方向进攻，向德军的防御纵深推进，于6月26日前出到格卢斯克附近的普季奇河，并在一些地段强渡成功。

　　6月26日夜间，坦克第一军成功地实施机动，切断了由博布鲁伊斯克向西和向西北的道路。空军第十六集团军对退却之德军和别列津纳河的渡口连续实施突击，以强大火力支援地面部队进攻行动。

　　坦克第九军于进攻的第二天，在第三集团军地带投入交战后，急速向前挺进，于6月27日晨开始从北面迂回博布鲁伊斯克，与坦克第一军会合，从而完成了对博布鲁伊斯克东南地域总数达40000人的德军集团的合围。

　　方面军部分兵力肃清被围集团，而主力则继续向明斯克和斯卢茨克发展进攻。

　　第三、第二十八师集团军随快速部队跟进，向合围的对外正面挺进，而第四十八、第六十五集团军则向合围的对内正面推进。

　　6月27日，对内正面的西北地段只有两个坦克军的部队掩护，因为步兵兵团尚未到达。而被围德军恰在这个地段开始准备突围，企图与第四集团军的部队会合。

　　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司令巧妙地使用了方面军航空兵。空军第十六集团军的526架飞机，以25架至30架飞机的编队行动，连续不断地对被合围的德军实施了达一个半小时的突击，致使准备突围的德军集团纷纷溃散，损失惨重。

　　28日，第四十八集团军彻底消灭了被围之德军。6月29日，解放博布鲁伊斯克市。

　　经过6天的进攻，苏军彻底粉碎了防守在维捷布斯克和博布鲁伊斯克的德军集团，在莫吉廖夫方向也已突破其防御正面。

　　德军遭到巨大失败后，遂从西德维纳河至普里皮亚特河的宽大正面上退却。苏军向前推进100千米至150千米，接着又对斯普利波文茨杨内、明斯克和斯卢茨方向展开了进攻，紧追逃敌，以便在明斯克以东地区合围德军第四集团军的主力，阻止德军在白俄罗斯建立绵亘的防线。

　　这时，德军统帅部决心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苏军的进攻。6月28日，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官恩斯特·布施元帅被撤职，改由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官瓦尔特·莫德尔元帅兼任。在苏军的迅猛攻势下，德军统帅部竭力西撤自己的军队，以免被苏军合围。

　　此时，苏军在鲍里索夫卡地域、奥西波维奇地域作战的各方面军快速兵团，距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仅100千米；而向明斯克方向撤退的德军主力则距明斯克130千米至150千米，并且无法摆脱从东南进攻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在此情况下，苏军统帅部于6月28日给各方面军下达了合围并歼灭德军第四集团军的任务。

　　苏军统帅部决心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左翼以及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右翼一部向明斯克方向实施迅猛的向心突击，与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协同，合围并粉碎德军第四集团军基本兵力，解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同时，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右翼、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一部，继续向西迅猛进攻，消灭德军行进中的预备队，为向希奥利艾、考纳斯、华沙等方面发展进攻创造条件。

　　各方面军未经休整即发起进攻。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在6月29日和30日进抵别列津纳河，在数处强渡了该河，开始向明斯克迅猛前进。

　　7月3日，第二坦克军首先突入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在明斯克方向和巴拉诺维奇方向追击德军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也同样进展顺利。

　　该方面军快速兵团于7月2日夜间从南面迂回明斯克，并前出至东南郊，在此与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会合。这样就完成了对德军第四集团军基本兵力、第九集团军部分兵力的合围。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也同时向明斯克方向进攻，以牵制、分割和消灭德军各部队，不让其脱离和迅速西逃。苏军航空兵牢固掌握制空权，实施了强大突击，使德军难以有计划地撤退军队和调遣预备队。

　　游击队在德军退路上设伏，袭击德军司令部和个别部队，夺占渡口，实施侦察。至7月3日日终前，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附近的德军已被完全肃清。

　　7月4日，白俄罗斯第三、第一方面军进抵纳罗奇湖、莫洛杰奇诺、克拉斯诺耶、斯托尔布齐、涅斯维日一线。

　　而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第四、第六、第四十三集团军和空军第三集团军，未作战役间歇便对当面北方集团军、第十六集团军各兵团和中央集团军群第三装甲集团军一部兵力发起进攻。德军统帅部为了扼守波洛茨克并将它变成坚固的防御枢纽部，在该市附近集中了一个辖六个步兵师的强大军队集团。苏军则决心从东北和南面实施向心突击，围歼德军波洛茨克集团。苏军第四集团军以其左翼向科特利亚内、波兹德尼亚基、多赫纳里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以便从西北迂回波洛茨克。第六集团军右翼各兵团从西南迂回波洛茨克，其基本兵力则会同第四十三集团军向格卢博科耶、希文恰内方向实施进攻。空军第三集团军对进攻军队实施航空火力支援和航空兵掩护。

　　7月1日，前出至波洛茨克东郊和南郊。第六集团军基本兵力和第四十三集团军至7月1日日终，前进到格尔马诺维奇、格沃兹多沃、多克希齐一线，各坦克兵团则突向季斯纳河。

　　经两天激烈巷战，至7月4日凌晨，全部解放波洛茨克。方面军左翼迅猛追击退却的德军兵团，至7月4日日终前向西推进约110千米，并前出至奥普萨、科贾内、纳罗奇湖一线。

　　7月初，苏军以平均每昼夜20千米至25千米的速度，在12天内推进225千米至280千米，解放了白俄罗斯的大片土地，法西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遭到惨败，其主力已被合围。

保加利亚签订停战协定

　　1944年8月，在巴尔干方向的态势，对苏军实施战略性进攻战役形成了较为有利的条件，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确地判断了所面临的形势，决定在雅西和基什尼奥夫地区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8月20日，苏军经过炮火准备后，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在3小时内便突破德军主要防御地带，中午强渡了巴赫卢伊河，突破第二防御地带。第六坦克集团军进入突破口。下午14时，其所属第五坦克军投入交战，一小时后，第五机械化军也投入交战。该集团军的突然出现使德军震惊不已。

　　苏军坦克兵利用这一有利态势，迅速前出到沿马雷山构筑的德军第三防御地带。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进攻也很顺利，日终前，第三十七、第四十六、第五十七集团军突破了德军主要防御地带，向纵深推进12千米，在某些地域楔入了德军第二防御地带。战役第一天，两个方面军推进10千米至16千米，德军损失9个师。

　　8月21日，第二十七集团军粉碎德军顽强抵抗后，与第六坦克集团军和航空兵协同，进行了夺取马雷山第三防御地带的战斗。第五十二集团军利用当天进入交战的第十八坦克军的战果，击溃了德军，中午解放了雅西市。

　　这时，近卫第七集团军在第二十三坦克军的配合下占领了特古伏鲁莫斯市。经过两天战斗，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突破敌40千米深的3道防御地带，把突破正面扩大至65千米，形成了迅速追击德军和合围德军第六集团军的有利态势。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打退德步兵和坦克的反突击后，经过两天战斗，推进近30千米，把突破正面扩大至95千米。空军第五、第十七集团军出动飞机6350余架次，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

　　为了尽快全歼德军，8月21日傍晚，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下达命令：各方面军尽快在胡希地域封闭合围圈，歼灭德军集团，以开辟进至罗马尼亚主要经济政治中心的道路。

　　8月23日日终前，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六坦克军前出到伯尔拉德地域，第十八坦克军打响了夺取胡希的战斗。

　　当天，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近卫第四军和第七机械化军前出到普鲁特河渡口，完成了正面向东北的防御。次日，第五十二集团军和第十八坦克军解放了胡希，并前出到普鲁特河，在那里与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部队会师。德军25个师有18个师陷入合围。在合围的对外正面也同时展开了进攻。

　　至8月24日日终前，苏军已推进到距被围德军85千米至100千米处。这时，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左翼与第四十六集团军，与近卫机械化第四军部分兵力和强渡德涅斯特河湾的登陆兵协同，在航空兵和黑海舰队、多瑙河区舰队的舰艇支援下，合围了德军第三集团军，该集团军很快投降。

　　至8月27日日终前，在普鲁特河以东被围的德军集团也停止了抵抗。苏军两个方面军同时向布加勒斯特和伊兹梅尔方向发展进攻。8月26日，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全境解放。8月27日，福克夏尼筑垒地域已被突破。至8月29日，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解放了土耳恰、加拉茨、布斯伊拉、康斯坦察和苏利纳等市。至此，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宣告结束。至9月3日，被围德军零星集群被彻底肃清。通过8月20日至9月3日的作战，苏军共歼德军22个师，其中含被围的18个师，消灭了第一线德军的几乎全部师，使其遭受重创。苏军则向纵深推进，进入了罗马尼亚内地，并接近了保加利亚边境。

　　1944年9月19日，保加利亚被苏联红军在东欧的步步进逼吓破了胆。在与苏军短期交战之后，它断绝了与德国的所有联系，与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并于本周建立了新政府。

　　新政府在共产党支持者基蒙·乔治夫上校的领导下，开始流放并监禁那些对保加利亚与柏林纳粹政府相勾结负有责任的人。保加利亚是在苏联在其邻国南斯拉夫取得胜利后做出这种改变的。

　　苏联统帅约瑟夫·斯大林在莫斯科电台高兴地宣布：

　　保加利亚已经不再是德国势力在巴尔干半岛的中心了。

南斯拉夫军民赶走侵略者

　　在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中，苏军击溃了德军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获得解放。苏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境内并进抵南斯拉夫边境。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至1944年秋，苏南军队合力对驻塞尔维亚的敌军，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方向的侵略军实施决定性突击的条件已经成熟。

　　贝尔格莱德进攻战役是从9月28日第五十七集团军转入进攻开始的。该集团军在航空兵支援下突破侵略军边境防御地区，越过东塞尔维亚山脉，于10月8日进抵摩拉瓦河，并从行进间强渡了该河，在西岸夺取了两个登陆场，保障近卫机械化第四军于10月12日进入交战。

　　集团军向南斯拉夫腹地推进130千米。多瑙河区舰队一方面对进攻的苏军实施了支援，可靠地保障了第五十七集团军右翼，另一方面还担任军队、技术兵器和各种物资的输送工作。

　　贝尔格莱德战役以强攻贝尔格莱德而告结束。侵略军为了扼守南斯拉夫首都，从德军的几个师以及塞尔维亚志愿军和俄罗斯警卫军中调来一些部队和分队。在贝尔格莱德周围设置了地雷爆炸性障碍物以加强防御。

　　德军指挥部力图在该城接近地牵制住苏、南军队的大量兵力，以便使德E集团军群的部队从希腊撤往匈牙利。

　　苏、南两国军队为了密切协同攻下贝尔格莱德，曾召开指挥部联席会议，详尽讨论了强攻计划。

　　10月14日，近卫第四机械化军军长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级集群司令员，最后协调了双方军队强攻贝尔格莱德的行动计划，计划规定：在狭窄的地段上从南面实施正面突击，尔后沿离心方向发展突击，分割德军守备部队并予以各个歼灭。还规定，占领萨瓦河和多瑙河上的桥梁。

　　参加强攻贝尔格莱德的苏军是：近卫第1机械化军，3个步兵师，3个炮兵旅，16个炮兵团、迫击炮团和自行火炮团，1个高射炮兵师和3个高射炮兵团；南斯拉夫军队是：无产者第一军和第十二军，共8个师。

　　这些兵力的强攻行动，由空军第十七集团军和多瑙河区舰队实施火力支援。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斗自10月14日起，一直延续至20日止。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在头两天，进攻部队就把侵略军集团切割成几个部分，并摧毁了该市南郊和东郊的大部分支撑点。

　　至10月20日日暮时分，苏、南两国军队在航空兵和多瑙河区舰队的支援下，以强攻占领了德军在贝尔格莱德的最后一个据点卡列梅格丹要塞。

　　贝尔格莱德战役之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继续同德军占领者作战。至1945年年初，他们解放了大部分国土，至5月7日，南军彻底粉碎了伊斯特利亚半岛和斯洛文尼亚沿海侵略军的抵抗。

　　至此，南军几乎解放了南斯拉夫的全部领土。德集团军群残余部队垂死挣扎，千方百计地想冲出合围圈向英军投降未遂，继续被围困在斯洛文尼亚和奥地利。歼灭集团军群的战斗从5月8日开始至15日结束。

　　尽管德军技术装备水平遥遥领先，最终还是输给了得道多助的南斯拉夫军民。仅1945年，侵略军在南斯拉夫就丧失30多万人，并损失许多武器、技术和其他军事装备。

　　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结束，在南斯拉夫人民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西欧重新获得自由

盟军实施“霸王”行动

　　早在1941年7月18日，斯大林就向丘吉尔提出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直至1943年，盟军才具备了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

　　但由于当时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北非，接着又重兵进攻西西里岛，大西洋的天气只允许在夏季前后的几个月内登陆，美英首脑不得不把这一决定战争进程的行动推迟到1944年夏实施。

　　1943年5月，英美在华盛顿召开的代号“三叉戟”的会议上，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行动取名为“霸王”行动。1944年6月4日，在上千艘军舰和战机的护送下，5万盟军乘3000艘登陆艇如潮水般涌上诺曼底海滩，酝酿已久的“霸王”行动开始了。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两栖作战，也是一场极具吸引力并让人回味的战役。联军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当时发表声明说：

　　同盟国的海军在强大的空军掩护下开始将盟国陆军送往法国北海岸。

　　一天的时间慢慢地过去，究竟有多少人登陆却一直没有公布。不过他们的登陆地点渐渐地被人知晓——瑟堡东南65千米处的卡昂附近。一家德国公报说，这些人的登陆地点是塞纳河口。4批解放战士由上千的伞兵为先导。他们从C—47运输机上跳下，他们的背上或胸前都捆着弹药和装备。一些伞兵将在后方充作步兵。

　　另一些是工程师，他们将占领德军机场。如果失败，他们将建立新的登陆机场。

　　空军第九师部队运输机司令部900多架牵引机和滑翔机将第一批士兵送上岸。

　　这些进攻部队涉过最后几码的水面到了海滩，他们背着武器和军用品，浑身都被海水和汗水浇湿了。在他们旁边行进的是吉普车、大炮和巨大的汽油桶。

　　第三、第四批解放战士预定将于当天晚上和次日到达。由于德军加强了防御，这些战士要进行一场更艰苦的战斗，就像艾森豪威尔和另一位司令预计的那样，纳粹开始了报复。

　　不出所料，有2％至3％的盟军飞机被击落。德军增加了探照灯照射，口径20毫米的大炮被运来对付一批接一批的盟军。机枪构成了纳粹主要的地面防御武器，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作战工具是原始的。盟军发现了许多埋在海滩战场上的削尖的木桩。

　　艾森豪威尔1944年6月4日早晨通过电台向西欧人民讲了话。他讲的话大部分是讲给法国人的，他承认法国人在这次联合进攻面前是首当其冲的。他宣告说：

　　法国的公民们！因为首次登陆发生在你们的国土上，我要重复强调我对西欧其他被占国家人民的要旨，听从你们领袖的指示。

　　在这个关键时刻，你们全体法国人举行不成熟的起义，将会阻碍最大限度地援助你们的国家。耐心些，要准备……这次登陆只是西欧战争的开始阶段，大规模的战斗还在后面。

　　我号召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同我们站在一起。

　　为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盟军通过大西洋加紧从英美本土向占领的登陆场运输部队和军事物资。因此，保卫交通线成为同盟国海军的主要任务。

　　为此，盟军将保卫交通线的兵力增加了15%至20％，共包括护航航空母舰103艘、护航驱逐舰和舰队驱逐舰1066艘、护卫舰515艘，其他巡逻舰、扫雷舰等3900余艘，潜艇百余艘，飞机3959架。

　　同时还加强了对护航运输队的警戒，严密封锁德国潜艇基地，轰炸德国造船工业中心，对德国海上运输线展开有限的袭击，进一步遏制了德国海军的作战行动。

　　至1944年6月初，德国海军共在比斯开湾的布勒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拉帕利斯和波尔多等基地驻有8个潜艇支队，约100艘潜艇。在诺曼底战役中，德军向英吉利海峡派出潜艇，参加了抗登陆作战。由于德军投入的潜艇数量少，展开过迟，技术性能低，缺乏其他兵力的支援，因而，对整个抗登陆战役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8月，当盟军从诺曼底向内陆突进时，德国海军司令部命令法国沿岸基地的部分潜艇向北海、波罗的海和挪威沿岸各基地转移。

　　8月25日，德军撤销了设在法国的西方海军集团指挥部。之后，德国潜艇必须从德国或挪威经过苏格兰和爱尔兰以北进入盟国的航行区，而英国在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冰岛海域内部署了强有力的反潜防御带。

　　这使德军潜艇在海上平均逗留的37个昼夜中，只有9个昼夜能在指定海区活动。而且由于德国潜艇集中在北海、波罗的海和挪威基地，经常遭到盟国空军的轰炸。

　　由此可见，德军在大西洋的潜艇战被盟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已无能力对盟国的大西洋交通线实施有力的破坏行动。

盟军在法国西北部转入进攻

　　1944年7月18日，盟军胜利地完成了诺曼底登陆，在西欧开辟了第二战场。

　　在这一战役中，盟军虽然伤亡了10余万人，但很快得到了补充，整个作战部队齐装满员，后勤补给工作井井有条，部队士气高昂，指挥机构完善，已具备了向西欧内陆推进的条件。

　　7月25日，登陆的盟军在法国西北部转入进攻。

　　8月7日中午，盟军出动大批飞机对德军反击部队实施猛烈轰炸。与此同时，布莱德雷将军迅速调来两个师从正面抗击德军，巴顿指挥的美军第三集团军迅速开到了拉瓦尔和勒芒之间地域，以威胁德军的南翼。克里勒指挥的英军第一集团军也在东北方向用坦克、火炮和飞机袭击奥恩河以东的卡昂—法莱斯地域，以威胁德军反击部队的后方。

　　8月8日深夜，德军的反击因没有制空权和兵力有限而归于失败，克卢格被迫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但是，希特勒要他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再次发起反击。当德军在法莱斯西南地区重新聚集力量准备向科唐坦的美军再次实施反击时，盟军部队正在德军东西两翼大胆推进。于是，在法莱斯和阿让唐之间形成了一个大口袋，大量德军装甲部队成了瓮中之鳖，为盟军围歼当面之敌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此时，被围德军第五装甲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已经发现盟军的战役企图和自己的危险处境，唯一逃生的机会在于马上东撤。

　　但是，希特勒却一再要求克卢格重新编组部队，准备对阿夫朗什的美军再次发动反突击，并且责备这位西线德军总司令指挥不力，造成上次反突击的失利。

　　结果，8月16日，希特勒解除了克卢格的职务，任命瓦尔特·莫德尔元帅为西线德军总司令兼B集团军群总司令，并要求新上任的总司令把法莱斯的战斗进行到底，扼守法莱斯这个“角形堡垒”，阻止盟军渡过塞纳河和开到巴黎附近地区。

　　然而，莫德尔元帅到西线后，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德军被动挨打的局面，他唯一的办法是把被围的德军从法莱斯附近拉出来。从8月16日起，德军在阿让唐附近地区竭力阻止盟军先头装甲部队的进攻，以便保持德军东撤路线的畅通。

　　盟军最高司令部发现德军准备东逃的动向后，遂允许巴顿的部队越过集团军群分界线，在弗莱尔—阿让唐公路以北推进，然后向尚布瓦和特兰方向进攻，同时命令加军在北面加快南进速度。

　　17日，加军经过激战占领法莱斯，18日占领特兰，19日，美、加两军在尚布瓦会师，完成了对德军的包围。被包围的德军共12个师，其中5个装甲师。由于北翼部队推进缓慢，盟军未能实现全歼德军的企图。

　　德军利用尚布瓦和特兰这个缺口，从法莱斯地区撤出1／3的兵力，约45000人。至8月21日，法莱斯围歼战结束。此役，盟军共歼敌30000人，俘敌50000人，给德军B集团军群以沉重打击。

　　为了追击逃敌，盟军制定了在塞纳河以西歼敌的计划。据此，蒙哥马利将军于8月20日命令加军第一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群一部继续肃清被围的德军，第十二集团军群大部应急进至塞纳河下游，以阻拦德军撤退，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肃清被围的德军后，迅速向塞纳河挺进。

　　8月20日，美军第一、第三集团军向塞纳河方向推进，到左岸后折向东北。第三集团军在河对岸的芒特—加西古尔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位于左翼的第一集团军已进至德勒以北地区，23日占领埃夫勒，25日进抵埃尔伯夫。至8月26日，英、加部队也相继赶到塞纳河附近的指定位置，与先期到达的美军一起包围了埃尔伯夫和勒阿弗尔之间的环形地区，歼灭了一部分溃逃的德军，另一部分德军逃到塞纳河右岸。

　　至此，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全线前出到塞纳河畔，并在河东岸默伦和埃夫勒尔以东夺占了登陆场。此次进攻虽未能全歼诺曼底的德军和解放布列塔尼半岛的几个港口，但是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

　　德军5个遭重创的师调回国内，逃到塞纳河右岸的德军勉强重新组织了4个师进行防御，但是部队的重装备已所剩无几。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胜利，不仅解放了法国大片领土，而且为后来向欧洲大陆腹地的胜利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当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向法国腹地发展进攻之时，另一支美法盟军部队在法国南部开始登陆。

　　8月19日，美、法部队在登陆地域建成了一个正面宽90千米，深60千米的登陆场。在登陆场集中了约16万人，2500门火炮、600辆坦克。

　　登陆后的盟军及时派出部分兵力向北推进，经格勒诺布尔转向蒙泰利马尔，以切断沿罗纳河谷地向北撤退的德军退路。

　　与此同时，美军第七集团军派部分兵力攻占冥纳和尼斯，以保证自己的侧翼安全。法军主力和美军一部则向土伦和马赛方向进攻。

　　在当地抵抗运动战士的配合下，美、法军于8月28日先后攻占了这两个港口城市，驻防马赛的德军指挥官谢弗将军率部投降。

　　马赛一役，德军阵亡5500人，被俘7000人，法军也损失1000余人，当地抵抗者损失106人。自法国南部登陆以来，仅德拉特尔将军指挥的法军就俘虏德军37000人，歼灭两个师。但是，法军也付出了伤亡4000人的代价。

　　土伦和马赛港的解放，不仅使盟军90．5万人和400万吨装备顺利地在此登陆，而且打开了罗纳河谷的通道，美、法部队便可经此挥师北上，追歼溃退的德军。

　　8月28日，右路美军攻占了蒙泰利马尔，次日进抵瓦朗斯。左路法军长驱直入约300千米，8月31日抵达里昂附近。9月2日，法军在抵抗运动战士的配合下解放了该市。

　　在此次作战行动中，法国内地军和抵抗运动力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登陆以前，游击队就已经破坏了许多地方的铁路运输，从格勒诺布尔到尚贝里的铁路已完全瘫痪。

　　盟军登陆以后，游击队便配合登陆部队积极展开活动。在蒙特利马尔，他们把撤退的德军拖住近36个小时，使盟军飞机有足够的时间轰炸。

　　此外，马赛和土伦的居民举行了反对侵略者的起义，占领了许多市区，为盟军最后解放这两个重港创造了条件。法国内地军对被围德军不断袭击，保护了一些桥梁，并向登陆部队提供情报和担任向导，使盟军在登陆后节省了兵力，加快了推进速度。

法军和美军同时开进巴黎

　　巴黎形势也和法国各地形势一样，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巴黎及其近郊的抵抗组织在巴黎地区的法国内地军司令、共产党员罗尔—唐居伊上校的统一指挥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不断袭击德国占领军的运输车辆和仓库，破坏供电网和电话线。

　　仅6月8日至25日，他们就进行了93次作战行动。特别是在7月14日这个历史上攻占巴士底狱的重要纪念日，巴黎解放委员会号召全体巴黎市民，参加大规模的反德法西斯示威游行。

　　在这一天，尽管维希政府和德国占领当局明令禁止罢工、集会，但是仍有10万人上街游行。这场大游行沉重地打击了占领当局。

　　8月10日，巴黎铁路工人开始罢工。随后，法国其他地区的铁路工人也跟着罢工，邮电工人、煤气工人、电业工人和公共事业工人也相继发起罢工。

　　8月15日，驻守巴黎的15000名警察也加入到罢工的行列。工人们破坏铁路运输，使德军无法调动部队和运送武器装备，也无法从巴黎运出军需物品。

　　同日，法共机关报《人道报》发表了法共中央书记杜克洛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夺取巴黎之战》。他强调指出：“夺取法国首都之战的时刻已经到来。”

　　根据法共中央的指示，8月18日，法国总劳动同盟号召巴黎市民举行总罢工。当日夜，巴黎市区和城郊贴满了宣传画，上面写着共产党议员对人民的号召：

　　我们号召巴黎和城郊的人民发动起义以求解放。人人参加斗争，这是巴黎地区全体居民的责任。

　　8月19日，巴黎解放委员会发出起义的号召，驻巴黎地区的内地军总指挥罗尔—唐居伊上校下令武装起义开始。8时，2000名警察首先占领了警察局，逮捕了局长。接着，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公共大楼和印刷厂。

　　不久，戴高乐派驻巴黎的法国抵抗运动临时代表亚历山大·帕罗迪接管了公共工程部、殖民部、供给部、司法和情报部等部门的权力。

　　下午，法国抵抗运动的个别领导人在事先没有得到巴黎解放委员会和内地军指挥部同意的情况下，就同巴黎的德军城防司令肖尔蒂茨进行停战谈判，并达成暂时协议。

　　8月20日，法国共产党、巴黎地区工会联合会、民族阵线、内地军等表示反对缔结停战协定。

　　由于巴黎爱国力量联合行动，继续攻占了火车站、电台和报社，并占领了政府各部和银行的大楼。是日，唐居伊派代表前往美军驻地会见巴顿将军，向他介绍了巴黎的处境，要求立即派兵支援。

　　8月21日，巴黎解放委员会号召市民更广泛地开展武装起义，提出：“砍掉树木，挖好防坦克壕，筑起街垒，让取得胜利的人民去迎接盟军！”

　　唐居伊下令要无情地打击敌人。据此，起义规模日益扩大，爱国志士在市内和通往市区的主要道路上筑起了街垒和路障。是日晚，巴黎市区及市郊的3／4区域获得解放。

　　同日，巴顿将军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巴黎以南30千米处。

　　美军曾设想对巴黎实施钳形包围，让位于右翼的巴顿集团军从东西迂回包围巴黎，左翼穿过塞纳河抵达芒特，两翼部队在巴黎以北会师。

　　这时，已从阿尔及尔到达法国瑟堡的戴高乐函告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很担心巴黎的警察部队和德军撤离，市内的食品供应发生危机，巴黎因此会出现骚乱。

　　他认为：“确实需要由法军和盟军尽快占领巴黎，即使市区内的战斗会造成一些破坏也要去占领。”他警告说，如果发生骚乱，以后处理事情时很难不发生可能最终妨碍军事行动的严重事件。他提名柯尼希将军担任巴黎军事管制政府总督，以便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立即前进时与他商议占领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与柯尼希将军谈话后说：“现在看来好像我们将不得不进入巴黎。布莱德雷和他的情报处长都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开进城去。”

　　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派兵直接进入巴黎，但是派哪支部队首先进城倒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许多部队都提出要求，把首先进入巴黎看做是一种荣誉，其中呼声最高的是勒克莱尔指挥的法军第二装甲师。

　　该师于8月1日随盟军在法国西北部登陆后，被编入巴顿的第三集团军第十五军，参加了对法莱斯的包围，并在尚布瓦与波兰军队会合。这时，第十五军的两个师奉命向德勒推进。

　　戴高乐命令勒克莱尔的第二装甲师迅速向巴黎靠近，于是后者便向巴顿提出了要求，未获得批准。这样，勒克莱尔便于8月16日率部离开了美国第三集团军，加入美国第一集团军，被编入第五军。

　　接着，戴高乐又指示这支法国部队，不管美国人同意与否，都要立即向巴黎推进。

　　8月21日，法军第二装甲师仍位于阿让唐地区，与美军先头部队相距约100千米，勒克莱尔命令部队全速前进，如果艾森豪威尔不同意直接进入巴黎，他也要把离巴黎最近的部队留在那里。

　　鉴于这种情况，特别是为了照顾法国人的感情，艾森豪威尔将军最终还是批准了首先由法军第二装甲师进入巴黎。这道命令是8月22日由布莱德雷传达的。

　　不久，美军第四师也接到命令，沿法国首都南部前进，以夺取巴黎以南的塞纳河诸渡口，并占领南面和东南面的阵地。

　　8月23日6时30分，北路的勒克莱尔部队作为主力开始向巴黎进发，并加强有一支英国小分队、一个美国骑兵侦察组、一个美军工兵小组和美军第五军的炮兵。

　　在南路进攻的是美军第五军司令部、美军第四师，并加强有两个反坦克炮兵营和两个重型坦克营。盟军在向巴黎进军的路上未遇到德军的有力抵抗。

　　8月24日傍晚，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师开进巴黎。8月25日晨，法军向肖尔蒂茨发出最后通牒，遭到拒绝后，于下午1时向德军指挥部发起攻击，迅速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下午3时，摧毁了德军指挥部，活捉了肖尔蒂茨，并将其带到警察局。在那里，肖尔蒂茨代表德军守备部队正式向勒克莱尔将军和唐居伊上校无条件投降，巴黎遂告解放。

　　8月25日，戴高乐作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与法军第二装甲师一起进入巴黎，并在国防部大厦设立了指挥部。

　　事先，关于戴高乐能否按时进入巴黎的问题，英美两国政府官员曾有不同意见。

　　有一种想法是把戴高乐进巴黎的时间推迟到能达成某种协议之后。但是，戴高乐清醒地认识到，任何阻止他进入巴黎的企图都是对战斗法国控制法国局势的反对，是对他的权威的否定。因此，他认为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于是，戴高乐在8月中旬通知艾森豪威尔将军，他打算从阿尔及尔到法国。在戴高乐的坚持下，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建议他乘坐美国飞机并在伦敦降落，然后再飞往法国大陆。

　　戴高乐显然怀疑这种做法是企图不让他进入法国，而并不是一项保护他的专机免遭袭击的措施。于是，他宣布要乘自己的座机出发，在瑟堡和雷恩着陆。

　　艾森豪威尔将军警告说，盟军的高炮部队可能识别不了戴高乐所乘坐的那种飞机，并拒绝为他的安全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不得不把他登陆法国的计划推迟一天。

　　8月18日，戴高乐乘机安全抵达瑟堡，并及时赶上了法军第二装甲师，于8月25日进入巴黎。

　　26日，戴高乐打算在巴黎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以宣告他对巴黎的接管和控制。

　　但是，美军第五军军长伦纳德·杰罗将军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担心刚刚解放了的巴黎还不安全。然而，戴高乐还是决定去接见群众，不让等候在市政厅外的广大群众失望。

　　在去市政厅的路上，他首先到了警察局，检阅了在巴黎起义中立功的警察部队，然后在市政厅的一个阳台上接见了拥护他的广大市民，随后又接见了各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

　　8月27日，艾森豪威尔将军访问了法国首都。在访问期间，艾森豪威尔考虑到巴黎目前的形势，同意戴高乐和布莱德雷将军一块检阅部队。为了显示力量，艾森豪威尔还决定让开赴法国东北前线的美军第二十八师列队通过巴黎，接受戴高乐和布莱德雷的检阅。

　　29日，胜利后的法国在凯旋门至圣母院的大街上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二十八师先后列队通过。

　　美军第二十八师当晚就离开巴黎开赴前线，法军第二装甲师则按戴高乐的要求留在巴黎维持治安。

　　9月3日，戴高乐要求把勒克莱尔的第二装甲师派往法国东面，因为首都已恢复秩序和平静，可是战争还没有结束，法国部队必须积极投身于对德作战。

　　于是，从9月8日开始，这支部队又重新回到巴顿的第三集团军第十五军，继续同英、美军一起并肩作战。

德军在阿登地区反攻盟军

　　9月中旬，盟军在莱茵河以西的“齐格菲”防线前受阻后，希特勒就一直思考着对盟军的反击问题。尽管东西两线的盟国部队均已抵进德国边境，但希特勒对纳粹德国的前途仍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看法。

　　10月初，希特勒正式命令约瑟尔尽快制定出一份西线反攻的详细计划，力争11月付诸实施。他指望初冬的天气能结束盟军享有的绝对空中优势，或者至少在德国发动攻势时能大大削弱这种优势。

　　11月3日，约瑟尔代表希特勒在B集团军群司令部向西线部队司令伦德施泰特、B集团军司令莫德尔及第五装甲集团军司令曼陀菲尔第一次透露了这个大胆的计划。

　　他告诉3位司令官，艾弗尔已被选定为最适合进攻的地段，因为那里的盟军已在过去的正面进攻中蒙受了重大损失，力量比较薄弱。

　　而且，该地段的盟军预备队已调至第一线附近，补给情况也朝不保夕，所以，只要进攻做到完全出其不意，天气又不利于盟国空中行动的话，德军是有可能迅速突破的。

　　一旦突破，将使德国装甲部队赢得主动权。尔后，这些部队迅速向前推进，在马斯河畔的列日和那慕尔之间建立桥头堡，再穿过布鲁塞尔向北边的安特卫普港快速挺进。

　　只要德国装甲部队一渡过马斯河，就可切断那些经由马斯河流域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后方交通线。待德国装甲部队抵达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地区，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后方交通线将受到致命威胁。

　　一旦夺回安特卫普港，英军的后路即被切断，他们将面临着第二次敦刻尔克的命运。

　　1944年12月16日拂晓，希特勒蓄谋已久的阿登反攻拉开了序幕。5时30分，德军2000门火炮开始向蒙绍和埃希特纳赫之间的美军防区猛轰。

　　与此同时，步兵借助弹幕的掩护开始冲击。紧接着，5个装甲师也尾随投入战斗，准备迅速扩张战果。此前，一支身穿美军军服，配备美式装备，口操英语的德军特遣队，已悄悄潜入美军后方，进行切断电话线，倒转路标等破坏行动，以达到制造混乱和削弱美军战斗力的目的。

　　尽管美军及时识破了德军的企图，但在初期仍给美军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德军突破口的北翼是担负主攻任务的迪特里希第六党卫装甲集团军，在顺利突破美军前沿防御后，其右翼即为美第一集团军和第五军所阻，陷入苦战。

　　美第五军原本用来进攻鲁尔大坝，战备程度较高，因此对入侵德军实施了顽强抗击。虽然迪特里希迅速调来第十二党卫装甲师增援右翼突击力量，但是其向布特根巴赫的进攻仍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然而在其左翼，情况却截然不同，第一党卫装甲师所攻击的正面恰为美第五军和第八军的结合部，仅有少量骑兵担任警戒，故被迅速击溃。

　　至日暮时分，第一党卫装甲师的先头部队派佩尔战斗群，已突入美军战线达10千米，且前进势头仍很迅猛。尽管如此，由于集团军主力被牵制，派佩尔战斗群的推进并无决定性意义。

　　在突破口中段，由于当面美军第二八一师刚刚经过亚琛战役，减员达数千人，未及补充，正在休整之中，美军第一零六师则于3天前刚从国内调来，故此段防守兵力较弱，致使德军第五装甲集团军顺利突破美军防线，并迅速向纵深推进。

　　17日，第五装甲集团军左翼的第二装甲师在克莱夫火车站渡过克莱夫河后，美军抵抗遂趋于崩溃。

　　次日9时，德军装甲教导师也开始横渡克莱夫河，黄昏时抵达尼德、万帕赫一线，当夜向巴斯托尼以东的马格雷特推进。

　　19日，该师继续向巴斯托尼挺进，并攻入内费和瓦尔丁。随后，德第二十六人民步兵师也加入了攻占巴斯托尼的战斗。但由于美第十装甲师和第一零一空降师先后抵达，有力地加强了巴斯托尼的防御，德军的攻势很快陷入僵局。

　　然而，在巴斯托尼外围，其第二装甲师却直插向默兹河畔的迪南。

　　这时，德B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非常渴望将主攻方向转移到曼陀菲尔的第五装甲集团军方向上来，但希特勒固执己见，坚决要由他所宠信的党卫军将领迪特里希继续担任主攻。

　　至19日日暮时，德军在阿登地区的反攻虽然给盟军造成极大的恐慌和威胁，但却远远未达到计划目标。

　　德军16日晨对阿登地区的突然反攻，完全出乎盟军远征军各级司令部的预料。此前，盟军各部正在为突破德军“齐格菲”防线进行战役准备。

　　当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反攻的报告送到最高统帅部时，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布莱德雷恰在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同其讨论兵员补充问题。起初，布莱德雷还以为这是一次破坏性进攻，旨在阻止巴顿将对萨尔发动的攻势。

　　尽管如此，他仍立即命令阿登地区南北两面的美军各派一个装甲师向受威胁地段靠拢，并指示各集团军命令下属各师处于戒备状态，以便随时用于阿登地区。

　　12月17日，前线告急。艾森豪威尔把最高统帅部仅有的预备队第十八空降军在欧洲大陆的第八十二和第一零一空降师拨归了布莱德雷使用。

　　18日，布莱德雷用汽车迅速把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一零一空降师派往中线有极好道路网的巴斯托尼。由于在此前美第十装甲师B战斗群已率先抵达，并在巴斯托尼东部组织起了防御阵地，布莱德雷仅留下第一零一空降师参加巴斯托尼防御，而把第八十二空降师调往阿登地段北翼的斯塔弗洛。

　　由于德军特遣队的破坏活动，盟军前线情报极其混乱，至12月18日晚，盟军最高统帅部才具体掌握了德军的反攻规模。

　　19日晨，艾森豪威尔紧急将布莱德雷、巴顿和德弗斯召到凡尔登，商讨对策。艾森豪威尔认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阻止德军的进攻。鉴于德军正在向阿登地段实施主攻，并且有可能向特里尔地段发动进攻，他决定集中力量在阿登地区德军突出部两侧进行反突击。

　　为此，艾森豪威尔提出放弃那些与反突击无关紧要的地域，以便确保重要地域的安全，并加强反攻力量。布莱德雷将军应制止德军在马斯河以东的前进，并同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部队相配合，对德军突出部发动进攻。

　　蒙哥马利也奉命在马斯河以东和以南的地域内阻止德军的推进，重点保障从那慕尔到列日之间的马斯河一线的安全。

　　按照艾森豪威尔的指示，盟军在摩泽尔河以南将全线转入严密防御。德弗斯的第六集团军群奉命向靠北的地区推进，并接管第三集团军的大部分防区。

　　同时，巴顿将率6个师北进，接管第一集团军第八军防区，并在12月22日或23日向德军突入部队的南翼发动一次大规模反击。

　　在此期间，德军已逼近圣维特和巴斯托尼，打散了美军第一集团军的一部分力量，并将另外一些部队孤立起来。而对德军的强大进攻，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仍成功地组织了临时反击。

　　在圣维特，美军装甲部队的顽强行动使盟军成功地在西面建立起新的防御阵地。在突破口的北翼，美第五军和第七军一部在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中守住了埃尔森博里岭、岭南的比特亨巴赫和马尔梅迪—斯塔沃洛这条战线，击退了德军第六党卫装甲集团军的数次攻击，为盟军赢得了所需的时间。

　　尽管盟军部队对德军的威胁做出了迅速反应，但德军各纵队仍未停止向西推进。

　　19日晚，盟军最高统帅部情报处长斯特朗将军担心德军很快将从第十二集团军群的部队之间突破，从而使设在卢森堡市的布莱德雷将军的前进指挥部同美国第一集团军脱离联系。他把这种担心告诉了远征军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建议由蒙哥马利统一指挥阿登地区以北的美军。

　　这项建议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赞赏。

　　最高司令认为，阿登地区以北的突出部已经成为一个作战正面，在这个作战正面只能有一支预备队可以被召来支援英国和加拿大集团军或者支援美国第九和第一集团军，因此，将美第九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暂时划归蒙哥马利指挥，有利于粉碎德军的攻击。

　　蒙哥马利元帅一接到命令就马上召集霍奇斯和辛普森在美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开会，并下达了重新组织战斗的命令。

　　第九集团军奉命接管第一集团军的部分地带，从而使美第七军得以撤出战斗组成预备队，以便同英第三十军携手从突出部北侧发起反击，与此同时，第三集团军将其战斗分界线向北延伸至从日韦到圣维特一线。

　　在德军发起反攻的第一周里，阿登地区北侧的盟军部队由于受到重创，加之战线拉得太长，故对德军的反攻只能疲于应付。然而，在阿登地区的南部，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正迅速采取行动，以便对德军突入部队实施打击。

　　从19日奉命北调到22日对巴斯托尼方向发动进攻，该集团军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完成了90度大转弯和北进80千米至110千米投入新攻势的惊人行动。

　　但由于遭到德第七集团军的顽强抵抗和纳粹空军的袭击，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比原计划推迟了对巴斯托尼的解围，直至26日才突到巴斯托尼，与被围美军取得了联系。此后，巴顿的部队在巴斯托尼附近同曼陀菲尔的德第五装甲集团军第四十七装甲军展开了惨烈的争夺战。

　　12月23日，天气转晴，盟军出动了约5000架次飞机，猛烈空袭了德军反攻部队和运输车辆，大大缓解了危局，同时又给巴斯托尼的守军空投了急需的补给品，鼓舞了守军的斗志。此后，除恶劣天气外，盟军空军一直活跃在战区上空，给德军以极大的威胁。

　　阿登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线最大的一次阵地战，双方参战兵力将近60个师。

　　希特勒发动阿登战役最后的结果是将盟军在西线的推进阻止了6周之久，但其付出的代价却是将其本来就有限的预备队力量消耗殆尽，结果使盟军尔后的进攻得以长驱直入。

盟军沿意大利半岛胜利推进

　　德军在意大利南部的防御失败后，被迫退守“古斯塔夫防线”。这条防线从那不勒斯以北的地中海沿岸起，经加埃塔、卡西诺山直至亚德里亚海滨的奥尔托纳，横贯意大利中部。

　　“古斯塔夫防线”由大量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和雷区构成，被德军称为“坚不可摧”的防线。

　　1944年年初，盟军的作战企图是迅速突破“古斯塔夫防线”，攻占罗马，尔后向意大利北部推进，歼灭意大利境内的德军，以配合西线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行动。

　　盟军第十五集团军群共有兵力19个师又4个旅，分属于美第五集团军、英第八集团军和英独立第五军，另有支援飞机约4000架，舰船3000余艘。

　　为突破凯塞林苦心经营的“古斯塔夫防线”，盟军第十五集团军群司令亚历山大设想，令美第五集团军对该防线发动正面攻击的同时，另在防线北面地中海岸的安齐奥发起一次两栖登陆相配合的行动，以切断德军的交通线，迫使其在双重打击下主动撤出“古斯塔夫防线”。

　　与此同时，位于右翼的英第八集团军将继续向亚得里亚海岸的佩萨里推进。

　　亚历山大的这一设想得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坚决支持。他把安齐奥登陆比作是将一只“野猫”投入“古斯塔夫防线”北面的海岸去“抓碎德国佬的心脏”。

　　由于安齐奥位于罗马以南仅45千米处，因此英美首脑有理由相信，登陆一旦取得胜利，即可直取罗马，对加速盟军在意大利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很快，盟军制定了一个代号为“鹅卵石”的登陆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

　　部队将在距前线100千米远的安齐奥登陆，以期从后方攻击防御之敌，切断其退路，并配合美第五集团军从正面突破“古斯塔夫防线”，尔后攻占罗马。

　　计划要求，登陆前要对安齐奥附近的机场和交通线进行航空火力突击，同时地面部队从防线正面实施牵制性进攻。

　　为此，第十五集团军群抽调美第五集团军所属第六军为登陆部队，该军下辖两个加强师、一个伞兵团、五个陆战营及专业部队，共50000余人。支援这次登陆的海军舰船共376艘，飞机700余架。

　　为牵制“古斯塔夫防线”守军，美第五集团军于1944年1月17日对该防线中西段发起正面攻击。

　　左翼的美第十军跨过艾里奥诺河发起强攻，并获得一处桥头堡。但在其右翼，美第二军第八十六师强渡拉皮多河却被德军击退，损失惨重，被迫于19日退回原阵地。

　　在中部，法国军团受命向崎岖的卡西诺山北部推进，虽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尽管如此，盟国的作战目的已经达到，已将预备队全部调至了拉皮多河的正面，为即将到来的盟军安齐奥登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盟军还从那不勒斯发起了一次小规模的两栖登陆行动，目的同样是为了吸引德军的注意力。

　　1月21日晨，集结在那波利湾的盟军登陆部队开始出发，当日午夜抵达安齐奥海域。

　　22日凌晨2时，约翰·P·卢卡斯少将率美第六军开始登陆。由于这里防御的德军只有两个营和数个岸防连，而且未进入戒备状态，故登陆盟军只遇到微弱抵抗。48小时后，已有3．6万人和3000多辆车辆上岸，完成了最初目标，并建立了一个纵深达11千米的滩头。

　　然而，卢卡斯未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迅速推进，占领既定目标阿尔巴恩山这一有利地形，以切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第六号和第七号公路。相反，他却把固守滩头阵地作为首要任务，以待重武器、坦克和其他作战物资的抵达。

　　正是由于登陆部队的裹足不前，使德军获得喘息之机，其C集团军群司令凯塞林迅速从北部的第十四集团军防区和“古斯塔夫防线”上调来部队，在登陆美军的前面建立了一道强有力的防线。

　　虽然不久盟军登陆部队增加至4个师，但德军防御部队却同时增至6个师，而且占领着有利地形，形势对盟军极为不利。

　　从2月16日起，德军发起一连串的反击，迫使登陆盟军节节后退，伤亡惨重。

　　2月23日，卢卡斯被克拉克解职，由美第三十一师师长特拉斯科特少将继任。尽管如此，盟军仍无法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不久，盟军的安齐奥登陆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堑壕战，双方对峙达3个月之久。

　　其间，德军对盟军坚守的狭窄滩头发起了连续不断的打击，企图将登陆部队赶入大海。与此同时，纳粹空军对安齐奥港口进行了狂轰滥炸，企图以此来阻止盟军的补给和增援。

　　为减轻安齐奥登陆部队的压力，盟军第五集团军从2月初向“古斯塔夫防线”最坚固的卡西诺山发起了轮番攻击。美第三十四师受命进攻卡西诺山区德军阵地，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卡西诺之战。

　　2月12日，美军攻势被德军瓦解。

　　15日至18日，建立不久的新西兰军被调来，在空军的支援下担负起对卡西诺山的第二次攻击。该军由新西兰第二师和印度第四师组成，这两个师曾在北非战役中屡建奇功，作战顽强。

　　进攻发起前，指挥官弗赖贝格将军因怀疑德军将修道院作为观察哨，指示空军对其轰炸，结果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修道院被盟军摧毁。随后，德军占领了修道院废墟。

　　15日至21日，以顽强著称的新西兰军在大批空中力量的近距离支援下向卡西诺山发起第三次强攻，结果仍未取得突破。

　　在此期间，由美国空军少将艾拉·埃克指挥的英美地中海空军部队，为支援安齐奥滩头，发起了一次旨在切断德军补给线的有组织的空中阻隔战役。尽管德军遭到残酷的打击，但并没有像盟军希望的那样撤退。

　　1944年初的安齐奥—拉皮多战役，是盟军在意大利遭受挫折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在安齐奥，丘吉尔首相寄予厚望的“野猫”一直未能伸出利爪施展威风，反被紧紧压缩在一个狭窄的登陆场上，自身难保。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因为盟军在两个方向上平分兵力的结果，由于安齐奥离“古斯塔夫防线”甚远，盟军在卡西诺山的猛攻对安齐奥滩头的盟军支援不大，更谈不上协同，如果将这部分兵力投入到安齐奥滩头，登陆部队的处境无疑会大大改善；另一方面，卢卡斯没有立即向阿尔巴恩山勇敢地推进，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战机。

　　结果，在4个月的滩头大混战中，美军伤亡约2．4万人，英军伤亡9203人，两栖登陆战未达到预期目的。

　　鉴于西线盟军将于6月6日在法国诺曼底大举登陆，为牵制更多的德军，意大利战场的美英部队必须加强攻势。为此，亚历山大制定了“王冠”作战计划。

　　该计划与1月份的那次双向攻击基本相同，即安齐奥滩头的登陆部队与“古斯塔夫防线”正面的盟军集中力量同时发起冲击，一举突破“古斯塔夫防线”向利里盆地挺进。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位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的英第八集团军将仅留下一个军，余部则向西转移，接管卡西诺—利里盆地区域。

　　当时双方的兵力部署是：在安齐奥，有6个盟军师和5个德国师相对峙，另有4个德国师在罗马周围。在“古斯塔夫防线”上，有6个盟军师对付6个德国师。在这条战线上，盟军大部兵力集中在从卡西诺到加里利亚诺入口一线，共有12个师。

　　5月11日夜，“王冠”作战计划正式实施。盟军2000余门火炮对德军阵地展开猛烈轰击，紧接着步兵插入德军前沿。尽管盟军在火力方面居于优势地位，但在最初3天，由于德军的顽强抵抗，进攻部队在大多数地段进展不大。

　　安德斯将军指挥的波兰第二军受命攻击卡西诺山，尽管决心很大，但由于采取间接进逼战术，仍遭到重大伤亡。英国第十三军的进展也很迟缓，如果不是波兰人把德军的注意力吸引住的话，该军无疑会遭到更大的损失。

　　沿地中海海岸推进的美第二军同样进展不大。但处于美、英军之间的法军，因对面只有一个德国师阻挡，进展较快，他们穿过加里利亚诺山区，对德国守军发起攻击。

　　14日，法军推进到奥森特盆地，德军第七十一师为避免退路被切断，主动后撤。这一行动立即减轻了美第二军的压力，得以沿着海岸公路迅速挺进，追歼德军第九十师。

　　随着德军防线西翼被突破，凯塞林被迫将北部的预备队调往南部，企图堵住缺口。但此时德军防线已陷入混乱，除在卡西诺地区仍继续坚守几天外，其他各处已彻底崩溃。

　　17日晚，坚守修道院废墟的德国伞兵放弃阵地，“古斯塔夫防线”被盟军摧毁。次日晨，波兰第二军占领卡西诺山，但为此付出了死亡约4000人的代价。

　　由于凯塞林把德军为数不多的后备部队调往南部，盟军从安齐奥滩头进行突击的时机已经成熟。

　　5月23日，得到一个师加强的美第六军开始突破。亚历山大希望该部来一次强有力的冲击，直抵瓦尔蒙托内，切断6号公路，以期将黑廷霍夫的第十集团军一网打尽。若能达到这一点，罗马将不战自降。

　　5月25日，美第一装甲师和第三步兵师向东北方向推进20千米，抵达7号公路东侧的科里，并同自南而来的美第二军会师。这时，德军赫尔曼·戈林师迎头赶来，阻止了美军的进一步推进。

　　与此同时，克拉克将军正率4个美军师直指罗马，以期赢得殊荣。尽管亚历山大呼吁其把切断德第十集团军退路作为当前主要任务，但克拉克除分出一个师的兵力向瓦尔蒙托内推进外，其余兵力仍全力向罗马推进。不久，克拉克的挺进在罗马南面的“凯撒防线”上遇到德军的抵抗，速度减慢。

　　5月30日，美国第三十六师占领了阿尔巴恩山区7号公路上的韦莱特里，并攻破了“凯撒防线”。克拉克趁此机会命第五集团军发起总攻，沿6号公路直捣罗马。在盟军11个师的强大压力下，德军被迫放弃阵地。

　　6月4日，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一部进入罗马，德军随之进行了总退却。

　　占领罗马后，盟军继续沿意大利半岛推进。但是，为支援在法国南部的“龙骑兵”登陆行动，第十五集团军群中的美第六军和法军以及70％的空中力量先后被抽调，使其整体作战实力大为下降。

　　相反，德军此时却得到了4个师和一个重型坦克团的增援，从而使凯塞林得以站住脚跟。经过一系列巧妙的迟滞性行动，德军抑制了美军的推进步伐，使其止步在“哥特防线”以南。该防线在罗马以北约130千米，是当年汉尼拔设下的最巧妙的陷阱所在地。它起于比萨，穿过佛罗伦萨，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岸的安科纳。

　　为逼进并突破“哥特防线”，盟军第十五集团军群于8月初制定了“橄榄”作战计划。8月25日，“橄榄”作战计划付诸实施。由于英第五军和加拿大第一军向东部转移是在极隐蔽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达成了战役突然性。

　　扼守亚得里亚海滨地区的部队战斗力较弱，故英第八集团军很快突破了守军的防线。直至8月30日，凯塞林才调来两个德军师增援，但为时已晚，这时，英军已向前推进了十余千米。凯塞林为了缩短战线，命所有德军退入“哥特防线”阵地，从而腾出了部分力量增援亚得里亚海滨地区。

　　与此同时，位于西翼的美第五集团军在英第十三军的配合下发起猛烈攻击，一举打开佛罗伦萨以北的焦加山口，突破了德军寄予厚望的“哥特防线”，接着向博洛尼亚挺进。与此同时，第八集团军在亚得里亚海滨侧翼的处境依然困难。9月17日，其当面德军增至10个师，大大延缓了其推进速度。加拿大第一军虽然在21日终于到达里米尼，进而抵达波河流域三角洲，然而德军却已退守马索河防线。

　　在波河前面的平原上，纵横交错着13条河流，使第八集团军随后的推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许多步兵师被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战斗力急剧下降。这样一来，德军就得以腾出大部分兵力来对付克拉克的正在前进的第五集团军。

　　10月2日，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在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向博洛尼亚进攻。他将其麾下的第二军所有的4个师全部投入战斗，但由于德守军顽强应战，并且有援军赶来，以致在此后的3周中，其推进速度平均每天不超过1．6千米。

　　10月27日，克拉克命第五集团军停止进攻。

　　至10月底，英第八集团军的推进也逐渐停止，他们仅渡过5条河，离波河尚有80千米之遥。12月，盟军为获取越冬基地，发起最后一次攻势，前出到腊万纳、法恩扎和维尔加托一线。

　　这期间，盟军和德军双方都对指挥机构进行了调整。亚历山大被提升为地中海盟军最高司令，即顶替被派往华盛顿的威尔逊之职。

　　第十五集团军群的指挥权交给了克拉克，特拉斯科特接任美第五集团军司令，麦克里里同时从利斯手中接过了英第八集团军的指挥棒，利斯则被派往缅甸战区。在德军方面，由于凯塞林在一次车祸中受伤，由黑廷霍夫接替其西南集团军群司令之职。

太平洋战场的反攻

麦克阿瑟横扫西南太平洋

　　1944年年初，由盟军麦克阿瑟上将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和由尼米兹上将指挥的南太平洋战区第三舰队协同完成的封锁，孤立日军在南太平洋的重要基地拉包尔的作战已胜利完成。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麦克阿瑟的部队沿新几内亚岛克服安达指挥的日第十八集团军所部的抵抗，从左翼迂回拉包尔；而由哈尔西统帅的美第三舰队则同时在所罗门群岛的右翼向百武晴吉的日第十七集团军展开紧缩战。

　　在新几内亚方向，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盟军部队于1943年10月初占领莱城、萨拉莫阿和芬什哈芬后，暂停沿新几内亚岛的推进，而是封锁胡翁半岛并转入休整。同时，由克鲁格将军指挥的美第六集团军则渡过维提亚兹海峡，担负起后续作战任务。

　　12月15日，美第一骑兵师在新不列颠岛南部的阿拉瓦登陆，并很快在该岛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与此同时，美海军第一陆战师在第七两栖编队协助下，于新不列颠岛北部的格洛斯特海角成功地建立了滩头阵地，并且修建了两个机场。

　　在所罗门群岛方向，哈尔西的美第三舰队及其配属的第三两栖编队一直按计划推进。

　　1943年7月2日至8月25日，美第三十七、第四十三及第二十五师经苦战夺取新乔治亚岛。

　　8月15日至10月7日，哈尔西麾下的盟军攻占韦拉拉韦拉岛。

　　12月1日，美第三海军陆战师从奥古斯塔皇后湾登上布干维尔岛。至年底，奥古斯塔皇后湾已成为盟军的一个海军基地，并在滩头修建了3个机场。

　　进入1944年后，哈尔西麾下各部继续在所罗门群岛打击日军余部。在进一步封锁、孤立日军拉包尔基地的同时，南太平洋战区的盟军部队对驻守布干维尔岛的日第十七集团军施加了强大压力。

　　2月15日，新西兰第三师在海空军的支援下攻占格林岛，又为盟军封锁拉包尔的日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

　　3月20日，哈尔西的部队绕过拉包尔夺取了其西北方向的卡米恩岛，此举意味着盟军对拉包尔日军钳形封锁的右翼任务已经完成。

　　在左翼，麦克阿瑟麾下的美第一海军陆战师和陆军第四十一师也在3月中旬经激战占领新不列颠全岛，完成了对拉包尔的左翼封锁。此后，美军撤离新不列颠岛，由布莱梅将军率领的澳大利亚军担负起牵制拉包尔日军的任务。

　　1月2日，西南太平洋盟军第二阶段的作战——收复新几内亚全岛的战斗正式发起，这一任务由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来完成。

　　为配合在胡翁半岛的澳大利亚部队所发起的正面攻击，麦克阿瑟派出美第三十二师一部在赛多尔北部登陆，并很快切断了澳军当面日军的退路。

　　1月23日，当两军会合时，日军被迫溃逃至内陆山区。这一行动为乔治·肯尼的美第五航空队提供了基地，并为后续作战的空中保障奠定了基础。随后，盟军的正面推进在马丹受阻。

　　在盟军西进期间，为阻止被困在俾斯麦—所罗门群岛一带的日军增援驻守新几内亚岛的日第十八集团军，同时也为盟军大量两栖战斗部队登陆提供方便的港口和分段运输基地，麦克阿瑟决定首先攻占阿德默勒尔蒂群岛。

　　由于该群岛具备理想的天然港口和机场场地，因此，对其占领后不仅可以支援尔后沿新几内亚岛海军的作战行动，而且还可直接打击加洛林和马里亚纳群岛的日军，支援中太平洋部队的作战。

　　1944年2月29日晨，蔡斯少将指挥美第一骑兵师第五骑兵队，在麦克阿瑟的亲自督战下，于洛斯内格罗斯岛快速登陆成功。随后，日军展开反击，但很快被麦克阿瑟从芬什哈芬调来的增援部队歼灭。

　　至3月底，整个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已被盟军控制，守岛日军大部被歼。此战不仅使盟军获得了天然港口和数个机场，而且还封闭了俾斯麦—新不列颠—所罗门群岛—带80000残余日军最后的退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坐以待毙。

　　尽管日军在南太平洋地区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但其大本营仍决心尽最大努力守住新几内亚岛的西部地区。为此，日军在荷兰迪亚建立了一个较大的供给和保养基地，以支援坚守在马丹和威瓦克之间的日第十八集团军主力的作战。

　　荷兰迪亚之所以被日军选为后勤基地，主要是因为它距离盟军的进攻前沿远达800千米，而肯尼指挥的美第五航空队战斗机的最大作战半径仅为560千米，无法对盟军在该地域的登陆行动提供空中掩护，因此被日军视作安全地域。为进一步加强在新几内亚岛西部的防御，日军还在荷兰迪亚内陆山区修建了数个新机场。

　　但也正因为荷兰迪亚在美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之外，日军认为麦克阿瑟短期内不可能对其发起进攻，因而只在此部署了极少的防守部队，其余皆为作战能力极弱的后勤人员。这就为盟军迅速占领该战略要地创造了条件。

　　3月30日，驻守赛多尔的美第五航空队属下的远程轰炸机向新几内亚沿岸的日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空袭，荷兰迪亚的日军机场也遭到反复轰炸，约400架日军飞机被击毁在机场的跑道上。

　　这次轰炸行动一直持续至4月19日。由于盟军在轰炸过程中有意加强对威瓦克和汉萨湾的攻击，因此，日军一直相信盟军将在此地域发动攻击。

　　此外，马丹东面的澳大利亚军队也于4月1日恢复西进攻势，这一行动不仅牢牢牵住了日第十八集团军主力，而且还迫使日军从荷兰迪亚方向抽调部分力量东援，从而使盟军预定登陆地域的日军防御更加薄弱。

　　为了避免舰队行驶过程中被日军空中侦察识破作战企图，麦克阿瑟将特混舰队集中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北部，并向西北方向行驶。虽然这条航线比直接航向荷兰迪亚的航线远160海里左右，但却能达成突然性。

　　4月21日，当这支庞大舰队行驶到预定水域后，突然折而向南，迅速驶近荷属新几内亚海岸。随后，在艾塔佩登陆的编队从大舰队中分出，转向左舷，直驶艾塔佩，主力则继续向荷兰迪亚海岸进发。

　　次日晨4时，主力舰队一分为二，一部转向右舷，迅速向荷兰迪亚西北部16海里的塔拉梅拉湾驶去，余部直驶荷兰迪亚左侧的亨博尔特湾。

　　4月22日晨6时许，麦克阿瑟的舰队出现在荷兰迪亚海面，在舰炮的怒吼声中，一队队登陆艇冲破晨雾向海岸发起冲击。

　　美军第四十一和第二十四师分别在荷兰迪亚东西两边相距40千米的亨博尔特和塔拉梅拉湾登陆。与此同时，在肯尼的第五航空队远程作战飞机的支援下，美军两个团在艾塔佩登陆。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金凯德的第七舰队和第七两栖编队同时支援荷兰迪亚和艾塔佩的作战行动。

　　在艾塔佩，登陆后的美军作战部队向守岛日军发起迅猛攻击的同时，美军工程部队迅速在岛上修建了一个野战机场。经过两天苦战，4月24日，美军攻占全岛。

　　当26日尼米兹的航空母舰撤出战斗时，艾塔佩起飞的陆基战斗机已能向荷兰迪亚地区作战的盟军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和掩护。此战，美军有450人阵亡，2500人受伤；日军约亡9000人。

　　在荷兰迪亚，虽然盟军登陆规模远大于艾塔佩，但由于达成了进攻的突然性，战斗发展较为顺利。美军登陆后，不仅没有遇到日军的炮火和自杀性的反冲击，相反，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守军溃逃后的一片狼藉。

　　在海滩上，武器和各种各样的个人用品到处可见，甚至还能看到大米在锅里沸腾的景象。盟军在各个据点上都仅遇到象征性的抵抗，其时也很少见到日本空军和海军的袭击，致使尼米兹派来支援作战的第五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未充分发挥其作用。

　　4月27日，同在荷兰迪亚东西两侧登陆的美军会合，荷兰迪亚之战随之结束。此役美军仅亡100人，伤1000人；日军亡5000人，另外约有5000人逃匿到内陆丛林地区。

　　荷兰迪亚之战是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进行的最成功的战例之一。由于盟军海、陆、空三军计划周密，协同得力，达到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从而以较小的代价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战役目标。

　　此战的胜利，使安达的日第十八集团军主力陷入了盟军的包围之中。其东面是澳大利亚军和美军，西面补给线则被荷兰迪亚和艾塔佩登陆的美军切断，北面是盟军海军控制的海面，南面是无法逾越的丛林山地，而盟军的空军则牢牢地掌握着整个新几内亚岛的制空权。日第十八集团军已名副其实地成了瓮中之鳖。

　　荷兰迪亚的迅速胜利，更进一步增强了麦克阿瑟尽快结束新几内亚战役的决心。

　　4月27日，他向美国陆军部报告了拟于5月中旬攻击瓦克德岛的作战计划。此举旨在得到更多的机场，以便空军部队向西转移。该岛位于荷兰迪亚以西220千米处，已被日军建设成为重要的地面和空中战略基地。那里不仅有良好的机场，而且有许多仓库和宿营地。

　　5月17日，麦克阿瑟派出的两支战斗群分别在马劳湾和瓦克德上陆。进攻马劳湾一带陆上简易机场的是美第一六三团组成的“旋风特遣部队”。

　　由于日军的防守力量较弱，因此两支美军都顺利地完成了所受领的任务。

　　至5月20日，瓦克德—萨尔米地区的日军被全部消灭，盟军得到了期望中的前进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日军在新几内亚西部的其余机场和港口均处于盟军战斗机保护下的中程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瓦克德岛战斗结束后，麦克阿瑟决定再次发动进攻，以他独创的“蛙跳战术”继续向前推进，目标指向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比阿岛。

　　他估计，比阿岛上的日军不会超过3000人，而事实上该岛日军近万人。正是这一判断的失误，导致盟军在攻克该岛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

　　5月27日，由美第四十一师组成的“旋风特遣队”发起攻占比阿岛的作战行动。此前，从瓦克德岛新基地起飞的美军飞机对预定登陆地域进行了轰炸。

　　在上陆前，支援登陆的海军战舰也对岛上进行了炮击。当美军从比阿岛南面上陆时，并未遇到较强抵抗，部队顺利占领了滩头。然而，日军的战术是将美军诱入岛内加以打击。

　　他们在密林覆盖且布满蜂窝般洞穴的山头上巧妙构筑了防御工事。当美军从海滩向岛上丘陵地带前进时，遭到了在洞穴中防守的日军的猛烈反击，双方遂展开了惨烈的争夺战，这次登陆最终演变成太平洋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之一。

　　驻扎在塔威塔威岛的日联合舰队司令部认为，美军对比阿岛发动的进攻直接威胁着日军的“阿”号作战计划，因为比阿岛机场对于保持日军在帕劳群岛以南海域的空中优势至关重要。6月3日，丰田副武派出一支部队，企图南下增援驻守比阿岛日军，后因遭到盟军飞机拦截被迫撤回。7日，他又派出“东京快车”驱逐舰发动进攻，但又被美国海军逐回。情势紧急，丰田决定派出一支大规模舰队前去驰援，包括其两舰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6月13日，当该舰队接近新几内亚时，中太平洋的盟军部队已开始进攻塞班岛。为确保该岛安全，丰田立即取消了驰援比阿岛的计划。

　　6月29日，在比阿岛登陆的美军经血战歼灭了日军主要抵抗力量，控制了该岛，但肃清守军残余的行动却一直延续至8月份。此役美军因伤病损失近万人，日军伤亡也达万余人。

　　为尽快结束新几内亚战役，进而逼近菲律宾群岛，美国陆军部加强了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力量。美空军第十三航空队，美第十四军及其麾下的第二十五、第三十七、第四十、第四十三、第九十三师，以及菲律宾第一、第二团相继被编入麦克阿瑟的部队之中。

　　这样一来，麦克阿瑟的部队增加到15个师，其中美军师8个，澳大利亚师7个。此外，还有一支由3艘轻巡洋舰、27艘驱逐舰、30艘潜艇组成的海军舰队。

　　6月28日，被盟军包围在威瓦克地区的日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及其属下的3个师约40000人，向艾塔佩方向发起了最后的突围行动。

　　麦克阿瑟立即调来了3个美军师驰援，盟军飞机也适时加入对日军补给点与补给线的轰炸。在美军的顽强防御下，安达的部队向艾塔佩的数次突围均被击退。

　　在损失万余人后，日军突围的尝试归于失败。7月31日，麦克阿瑟的部队从艾塔佩发动了一次双重包围，将安达的部队切为三段。随后，东西两线盟军相互协同，向被围日军发起了最后攻击。

　　8月5日，被围日军大部被歼，只有部分逃入内陆丛林地带，并在那里分散袭扰直至战争结束。与此同时，西部盟军仍继续向前跃进。7月2日，在比阿岛的激战尚未结束之际，一支美军部队在靠近鸟头半岛的诺埃姆富岛登陆，并很快控制全岛。7月7日，诺埃姆富岛的日军被肃清，美空军又获得一处前进基地。7月底，美军开始攻打鸟头半岛，这是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最后一个据点。

　　为避开鸟头半岛的防御支点马诺克瓦里，麦克阿瑟决定从半岛西部发起攻击，即从日军疏于防守的奥帕玛丽亚角附近的大陆和米德尔堡、阿姆斯特丹岛的西北部登陆，然后再从奥帕玛丽亚对桑萨波角进行对岸登陆。

　　这一行动将使麦克阿瑟的部队再向西跃进300千米，相距菲律宾已不足1000千米。这样，日军在马诺克瓦里的据点已失去了作用，25000名驻军被孤立，唯一可逃脱的南方路线是遍布沼泽和丛林的险阻地带。

　　30日，美军一个师在桑萨波角上陆，未遇到日军抵抗，此举标志着麦克阿瑟发起的长期而艰苦的新几内亚之战的结束，从而为光复菲律宾群岛创造了有利条件。

哈尔西攻掠中太平洋诸岛

　　在麦克阿瑟率军横扫西南太平洋的同时，哈尔西率部在中太平洋的攻掠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哈尔西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马绍尔群岛。

　　马绍尔群岛由32个珊瑚岛和许多小岛群组成，在周围40万平方千米的洋面上有800多个珊瑚礁，海区面积达127．5万平方千米，陆上面积190平方千米。

　　群岛由西北至东北形成并排的两列，较大的岛屿有夸贾林、埃尼威托克、马佚罗、贾卢伊特、比基尼、俄特杰和米利环礁。其中位于中心的夸贾林岛是第一大岛。

　　根据美军情报部门侦察，马绍尔群岛的防御由日本海军第四舰队所属的地面部队担负。该舰队共有地面兵力24000人，飞机约150架，分布在6个小岛的机场上，海上兵力为两个猎潜艇中队，约有10艘猎潜艇。

　　1943年12月14日，在珍珠港召集的会议上，尼米兹宣布了最后确定的进攻马绍尔群岛的“燧发枪”作战计划。该计划一改过去先取离珍珠港较近的马济拉普岛和沃吉岛环礁的设想，转而将马绍尔群岛中心地带的夸贾林岛及其环礁湖列为首选目标。

　　尼米兹之所以对首战目标进行修改，主要是因为日军近期改变了兵力部署，将马绍尔群岛内线各岛屿的守军相当一部分抽调出来加强马洛拉普和沃吉两岛，从而使日军的防御出现了外强中弱的局面。

　　根据“燧发枪”作战计划，盟军利用马金岛和塔拉瓦岛机场，重点轰炸外围的沃吉岛和马洛拉普岛，而攻击部队将直插马绍尔群岛的中心岛屿，首先在罗伊—那慕尔岛和夸贾林岛登陆。

　　这两个岛屿位于三角形夸贾林环礁群的两个角上。攻占这两个岛屿之后，盟军可立即进攻北翼的埃尼威托克岛。

　　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4年1月3日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尼米兹制定的这个越过马绍尔群岛东部诸岛发起进攻的“燧发枪”计划被批准。最后确定的进攻发起日为1944年1月31日。

　　根据计划，这次两栖作战的总指挥由第五两栖编队司令凯利·特纳海军少将担任；曾参加过阿图岛登陆的步兵第七师组成在夸贾林岛登陆的南线部队；康诺利海军少将指挥的由第四海军陆战师组成的北线部队，其任务是攻占罗伊—那慕尔岛；美第二十七师的一个营负责对马佛罗岛的占领。

　　海军方面，第五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将军任海上作战的总指挥。目前他的力量已扩至拥有375艘军舰、700架以航空母舰为基地和475架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

　　战役发起前，中太平洋盟军充分吸取了塔拉瓦岛战役的教训，对马绍尔群岛日军进行了全方位的火力打击。

　　自1944年1月29日起，连续3天，战列舰以密集炮火猛烈轰击了夸贾林环礁湖两侧的岛屿，从塔拉瓦和马金岛起飞的陆基轰炸机破坏了贾卢伊特岛和米利岛上的小机场。

　　米切尔的第五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袭击了沃吉岛和马洛拉普岛。在火力打击中，由于盟军有意减少直接对夸贾林岛的轰炸，因此日军并未识破盟军的真实意图。

　　通过袭击，驻马绍尔群岛的日军飞机绝大部分被毁于地面，只有9架逃到特鲁克岛基地。驻扎在该群岛的为数不多的日军舰艇也基本被炸毁。

　　可以说，美军在登陆前已完全掌握了马绍尔群岛附近海域的海空控制权，守岛日军基本上同外界断绝了联系。

　　1944年1月31日晨，希尔海军少将率领美第二十七师一个营的兵力在距夸贾林岛约195海里的马保罗岛登陆，由于日军未在此设防，上午9时50分盟军即控制全岛，从而为盟军海军勤务部队提供了一处理想的抛锚地。

　　同一天，向夸贾林岛开进的部队首先夺取了该岛附近的一个小岛，并迅速在小岛上部署了炮兵，从而将夸贾林岛置于盟军炮火的直接打击之下。

　　2月1日，美第七师开始在夸贾林岛的南侧上陆。与此同时，美第四海军陆战师也向夸贾林岛北边约80千米的罗伊—那慕尔岛发起攻击。

　　在夸贾林岛，尽管盟军预先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和炮火打击，但当美第七师上陆后，仍遇到了秋山少将所指挥的约5000名日军的反扑。在航空母舰舰载机的支援下，上陆美军才得以压制住疯狂的守军。

　　又经过4天激战，日军才终止抵抗，马绍尔群岛上的日防御中心终于落入盟军之手。

　　在环礁湖对面，美第四海军陆战师的部队只用了48小时就攻占了罗伊岛和那慕尔岛以及连接两岛的狭窄堤道。随后，康诺利的部队开始了在组成世界上最大环礁的97个小岛上肃清日军残敌的战斗。

　　2月4日下午，美军占领了整个夸贾林环礁。由于美军充分利用海空优势打击日军，因此在整个作战过程中美军伤亡轻微。而日军8000人的守备部队，就有7870人战死。

　　坐镇特鲁克基地的日联合舰队司令古贺峰一大将，鉴于日舰队缺乏空中掩护，未敢派主力出战，仅派出部分潜艇对美军登陆部队进行了袭扰，结果4艘被击毁。

　　由于攻占夸贾林环礁湖的战斗较为顺利，尼米兹决定提前发起对马绍尔群岛中的另一个大岛——埃尼威托克环礁的攻击。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原作为预备队的美第二海军陆战师和部分陆军部队，并由特纳的第五两栖编队负责输送。

　　2月17日，特纳的两栖部队把第二海军陆战师和陆军部队送往环礁的3个主要岛屿恩格比岛、埃尼威托克和帕里岛，途中未遇到日机的空袭。在恩比格岛的登陆较为顺利，但在埃尼威托克岛和帕里岛却遭到了日第一两栖旅2200余人的顽强抵抗。

　　尽管如此，由于美军占据绝对的空军优势，仍很快控制了埃尼威托克岛。

　　此战日守军全部被歼，美军亡339人。在美军攻占埃尼威托克岛的同时，为了防止日军来自特鲁克群岛的增援，美第五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抽调了3个战斗群，对特鲁克群岛实施了大规模的轰炸。

　　为避免被歼，日联合舰队司令古贺峰一迅速命令日舰主力撤离特鲁克群岛，逃至菲律宾海域。

　　美军以损失25架飞机和一艘航空母舰遭重创的代价，取得了击毁日军飞机275架，击沉作战舰艇15艘、辅助舰船24艘的战果。

　　美军在攻占了马绍尔群岛之后，决定绕过日军已坚固设防的加罗林群岛，跨越约1000海里的路程，直取马里亚纳群岛。

　　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的目的是：

　　占领该岛作为海空军前进基地，以便进一步夺取西太平洋的海空控制权；切断日本本土与南太平洋诸岛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为下一步向帛琉、菲律宾、台湾和小笠原群岛进攻打开通路，并为对日本本土实施远程轰炸创造条件。

　　这次代号为“奇袭”的战役行动，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反攻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两栖作战行动。为确保战役胜利，美军的准备工作耗费了长达三个月的时间，拟动用中太平洋的几乎全部海空力量及地面部队。

　　1944年6月6日，即欧洲盟军发起诺曼底登陆的同一天，由约650艘舰船组成的美国大舰队，在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的统一指挥下，开始了“奇袭”行动的征程。

　　6月11日，美第五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到达关岛以东200海里处，出动舰载机对马里亚纳群岛的南部诸岛实施猛烈的空袭。

　　6月14日，该编队又派出两个战斗机群空袭了硫磺岛和父岛的机场，以切断马里亚纳群岛与日本本土的空中联系，使其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与此同时，美海军的若干艘潜艇，也在马里亚纳群岛的附近海区展开，以侦察和监视日本海军舰队的活动。通过预先航空火力准备，美第五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海区共击落和击毁日军岸基飞机147架，基本上掌握了制空权，为美军实施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

　　6月15日晨，在海军舰炮的轰击掩护下，美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员分乘600辆两栖登陆车从8个滩头登上塞班岛海滩。

　　从海上的护航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复仇者”式飞机，以火箭对滩头日军实施最后一轮的火力突击。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就有8000多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登上了塞班岛。至傍晚时分，上岸美军总数已达20000余人，并为翌日向内陆发起大规模攻击做好了准备。

　　在登陆美军当面防守的是由斋藤将军指挥的日军第四十三师。该师经过15日凭借高地顽强阻击美军向内陆扩展后，于16日凌晨3时集合千余名士兵和36辆坦克冲下高地，向上陆美军发起了首次反击，但这次反击立即遭到美沿海驱逐舰炮火的有力拦阻，很快归于失败。

　　然而，斋藤并未停止其反击行动，随后他又连续组织力量向滩头美军反扑，直至其力量损失超过3／4后，斋藤才被迫打消了反攻的企图，转而固守塔波乔山顶，以待日军海空力量在决战中击溃美国舰队后前来解围。

　　6月16日下午，正当塞班岛上登陆美军同守岛日军激战之时，斯普鲁恩斯在他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举行了一次海军和两栖作战部队指挥官的会议。

　　他通报了在菲律宾群岛海域巡逻的美军潜艇发回的有关两支日军大型海军舰队正驶过圣贝纳迪诺海峡和苏里高海峡的无线电报告，认为日海军此举显然是驶向马里亚纳群岛，意欲摧毁美军的滩头堡。

　　鉴于此，斯普鲁恩斯决定暂不进攻关岛，遂命令运载美第二十七师的舰队向西行驶，增援塞班岛美军，同时命令米切尔的第五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采取必要行动，骚扰日舰队。

　　18日，美海军陆战队继续在塞班岛激战，向加拉潘城和位于该岛北部的阿斯利托的主要机场推进。由于米切尔统率的航空母舰和其他美军舰只改变了行动计划，无法给登陆部队提供足够的海军火力支援，故岛上美军的每一步推进都付出了高昂代价。但美军仍在日落时占领了日军主机场。

　　21日，随着日舰队在菲律宾海战中的失败，斋藤将军意识到他的守军已孤立无援。他命令岛上日军死守到最后一粒子弹，旨在使美军为夺取塞班岛付出沉重代价。

　　美第二和第四海军陆战师以及刚上陆不久的美陆军第二十七师由南向北稳步推进，至7月初，已将日军逼退到塞班岛北部1／3的地方。

　　随着美军压缩式的推进，残余日军的抵抗越来越激烈。

　　霍兰·史密斯将军由于对美军前进速度不满，解除了拉尔夫·史密斯少将对第二十七师的指挥权，亲自指挥作战。

　　至7月6日，美军的压力已使龟缩在塞班岛北角山洞里的日军彻底绝望，守岛日军司令斋藤义次和日军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南云忠一相继自杀。

　　7月9日，塞班岛之战终于结束。此战美军亡3126人，伤约13200人，另有326人失踪；而日本军死亡人数约为27000人，仅2000人被俘。

　　当美日地面部队在塞班岛上鏖战之时，美海军第五舰队和日联合舰队的主力第一机动舰队，在菲律宾海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它的胜负直接影响了美日地面部队在塞班岛上的争夺战。

　　6月17日晨，斯普鲁恩斯确切获悉小泽治三郎已率舰队进入菲律宾海的行动后，立即指示位于提尼安岛以西135海里的米切尔第五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返航。黄昏时分，美海军集合完毕。

　　斯普鲁恩斯第五舰队在太平洋上摆开30海里长的F形阵势。米切尔的4个航空母舰群组成了F阵势的两条横道，而李少将特遣舰队的7艘战列舰组成了F阵势的竖线。

　　斯普鲁恩斯通过无线电发布战斗命令：

　　米切尔的舰载机务必首先摧毁日航空母舰，然后攻击日战列舰和巡洋舰……李少将的舰队则负责摧毁日舰……

　　几乎与此同时，远在东京坐镇指挥的丰田副武将军，也向正在横越太平洋朝塞班岛驶去的日第一机动舰队发出战斗命令。虽然与美国舰队相比小泽的舰队明显处于劣势，特别是作战飞机，美军两倍于日军，但丰田认为这一差距可用陆基飞机来弥补。

　　根据日本海军规定的诸部队作战战术，丰田决定让栗田率领一支包括3艘轻型航空母舰的先头部队去引诱美军进攻，而同时小泽由6艘航空母舰和5艘战列舰组成的主力舰队则在相距85海里的后面摆开阵势，准备实施主攻。

　　6月18日一整天，这两支舰队都在马里亚纳群岛以西的海面上搜寻对方的踪迹。

　　美军小心翼翼地提防着日海军航程较远的飞机，而日本人则决意不让美第五舰队较强的舰炮火力发挥出来。

　　直至19日晨，当小泽打破无线电静默，发信号出动一支正在关岛加油的巡逻机队时，斯普鲁恩斯才察觉到对方的实际位置。这时美日舰队之间相距约270海里，在这一距离上美国海军的舰载机无能为力。

　　为免遭日岸基飞机的攻击，6月19日清晨，米切尔的第五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出动33架舰载机对日军停泊在关岛的岸基飞机实施了攻击，共击毁日军战斗机30架、轰炸机5架。这样，美军将日军在马里亚纳群岛上仅剩的岸基飞机全部摧毁。

　　19日上午10时，美第五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的雷达在约130海里处发现有日军的飞机来袭，这是日第一机动舰队对美军发动的4次攻势中的第一次。

　　此次小泽共出动了69架飞机，美军遂出动450架战斗机前去拦截。随之双方进行了激烈的空战。

　　与此同时，米切尔出动了航空母舰上的轰炸机，对关岛上的日军机场进行了突袭，使日军的舰载机无法利用这些机场降落。此次空战，日机共被击落42架，只有27架飞机得以生还。

　　紧接着，日舰队发起了第二次攻击，共出动飞机128架，但同样遭到了美军战斗机的拦截，结果日机只有31架返航。第三次，日军又出动了约47架飞机，结果被击落7架。

　　最后，小泽发动了第四次攻势，出动了约82架飞机，结果大部分被击落，只有11架飞机返回航空母舰。

　　在6月19日前后持续8小时的激烈海空战中，日本海军的第一机动舰队损失惨重，共损失舰载机约220架。加上美军对日军岸基飞机的轰炸，19日当天日军共损失各种飞机约300架。

　　除此之外，日本海军第一机动舰队的舰只也受到重创。当海空作战进行正酣之时，美军的两艘潜艇突破日军舰队的反潜警戒幕，对日军小泽的旗舰航空母舰“大风”号和“翔鹤”号发射了鱼雷并将它们击沉。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后，小泽不得不命令舰队向西北方向撤退。

　　美军决定乘胜追击。斯普鲁恩斯命令米切尔留下一个航空母舰群用于保护塞班岛，其余作战舰艇皆向西南方向追歼。

　　6月20日中午，由于在西南方向未发现日军舰队，米切尔决定改变航向向西北追击。16时，米切尔接到美军侦察机报告，在距其舰队约238海里处发现小泽的第一机动舰队。米切尔决定对日军舰队发起夜间攻击。16时30分，他命令216架美机起飞。在日落之前，美机追上了日军舰队并对其发动了猛烈突击，结果日军“飞鹰”号航空母舰被击沉，同时被击沉的还有两艘日军油船。

　　此外，还击伤日军航空母舰两艘、战列舰和巡洋舰各一艘，击落日机约40架。在这次海空交战中，小泽匆忙中派出75架飞机拦截，美军舰载机被击落20架。

　　在战斗中一帆风顺的美军飞行员，在返航时却遭受惨重损失。

　　由于海面一片漆黑，美军飞行员又大部分未受过在夜间条件下着舰的训练，所以那些受伤的和油料已尽的飞机只能在海上迫降。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飞机，米切尔冒着可能受到日军潜艇攻击的危险，命令打开舰船上的灯光。

　　在灯光照耀下，美军飞机争先恐后地着舰，从而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一些来不及着舰的飞机，只能落入水中。20日晚上，在着舰时坠入海中或撞坏的美军飞机约有40架。在两天的作战中，美军共损失约130架飞机、飞行员76名。

　　两周后，美军逼近关岛。至美军登陆前，守岛日军有陆军一个师、一个独立混成旅和一个独立混成团，共18000余人。

　　登陆前，美军对关岛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航空火力轰炸和炮击，摧毁了日军大部分的火炮阵地和重要的防御设施。

　　7月21日晨，美军第七十七步兵师和海军第三陆战师在相距6．5千米的两处滩头登陆。经过5天激战，两路会合，并将岛上大部日军压缩在狭窄的欧罗半岛上。为求突围，日军向当面美军发动了一次次自杀性反扑，但均被击退。

　　7月29日，美军集中了两个师的兵力向关岛的北部发起总攻。

　　8月10日，美军攻占了守岛日军的司令部，守岛部队司令长官小田中将自杀身亡。其余日军一部分被歼，一部分潜入岩洞、丛林。

　　美军占领全岛后，对岛上的零散日军进行了清剿，残余日军直至大战结束后才出来投降。此役，日军战死约17000人，被俘1250人；美军阵亡1400人，伤5600人。

　　还在塞班岛战役进行之时，美军就以海空军及舰炮火力，对在塞班岛以南的提尼安岛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7月24日，美第二和第四海军陆战师约35000人在该岛登陆。岛上日军仅9000人。因此，当美军在北部海滩登陆时，只遇到微弱的抵抗，登陆当天就占领了滩头阵地。

　　美军在向岛的纵深推进时，遇到了守岛日军的抵抗。经过几次争夺，美军于第三天巩固了登陆场，并将日军逼退到南部高地和悬崖。

　　8月1日，美军占领了全岛，日军大部被歼，小部分日军窜入丛林继续顽抗。在攻占提尼安岛的过程中，为了摧毁日军的半地下坚固工事，美空军第一次使用了凝固汽油弹。此战，美军伤亡1700余人；日军亡6050人，被俘200余人。

盟军进攻菲律宾群岛

　　1944年7月，在中太平洋盟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两支钳形反攻的盟军部队，即尼米兹的中太平洋战区部队和从新几内亚岛北上的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将在菲律宾群岛前会合一处。

　　由于两支盟军部队在太平洋战区的反攻速度比预定的作战计划大大提前，因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一新的形势面前，并未能及时明确太平洋盟军的下一步具体行动方向。

　　最后，罗斯福总统接受了麦克阿瑟的建议，决定首先进行菲律宾战役。

　　根据会议确立的菲律宾战役计划，战役初期由麦克阿瑟负责夺取群岛最南端的棉兰老岛，尼米兹则负责攻占雅浦岛，然后两人联合作战夺取莱特岛。接着，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指挥各自的部队，分别进攻吕宋岛、琉球岛和冲绳岛。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麦克阿瑟制定了代号为“雷诺”的菲律宾战役计划。

　　该计划将棉兰老岛选为首要战术目标，进攻部队将从新几内亚的基地出发，在第三舰队的全力支持下，预定于11月15日在棉兰老岛南部上陆，12月20日在莱特湾获得最初的立足点。

　　此前，为获取前进基地，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将于9月15日分别派部队夺占菲律宾群岛外围的摩罗泰和佩莱利乌岛。

　　为支援摩罗泰—佩莱利乌岛的作战行动，9月6日，哈尔西率领第三舰队的航空母舰攻击了雅浦岛、乌利亚岛和帛硫群岛，旨在孤立这些岛屿上及其附近的日军基地，削弱日军防御力量。

　　9月9日、10日，哈尔西的舰载机又空袭了棉兰老岛，作战中意外发现日军的空中防御十分薄弱，几乎没有日机迎战，同时还证明此前由新几内亚机场出发的盟军岸基轰炸机已严重破坏了日军的空军设施。

　　9月12日、13日，哈尔西的航空母舰编队袭击了比萨扬群岛，日本空军再一次表现出惊人的软弱无力。

　　这一发现使哈尔西异常兴奋，他向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建议，取消在棉兰老岛和雅浦岛这一中间阶段的登陆作战，而直接攻占莱特岛。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立即同意了哈尔西的这一新建议，并提交正在魁北克开会的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

　　很快，参谋长联席会议回电，同意直接攻打莱特岛的新作战计划，并指示尼米兹在战役期间将其第三十二两栖编队和第二十四军暂归麦克阿瑟指挥，登陆作战的日期由原定的12月20日提前至10月20日，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两个月。

　　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示，麦克阿瑟重新修订了“雷诺”战役计划。在新的作战计划中，盟军的登陆地点选在莱特岛东北部沿岸的平原地带。此次作战的首要目标是占领莱特岛沿岸杜拉格与圣何塞之间近30千米的地区，旨在尽快攻克重要的塔克洛班飞机场，进而占领并使用正在发展中的杜拉格飞机场网。这样一来，登陆盟军就能够控制圣胡安海峡，将进攻部队放在南部的帕纳昂海峡攻击距离之内。

　　9月15日，麦克阿瑟所部的一支分遣队在摩罗泰岛登陆，只遇到日军的轻微抵抗。美军上岛后，很快建立了一个空军前进基地，至10月4日，已有美军飞机在此起落。

　　与此同时，尼米兹的中太平洋部队也突击了帛硫群岛中的佩莱利乌岛。由海军少将罗伊·盖格斯率领的第三陆海军战师一部在该岛同日军展开了为期两个半月的血战。

　　最终，美军经过逐个山洞、逐个山脊、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至11月25日才肃清了守敌。由于情报失误，使这次登陆突袭行动演变成为太平洋战场最残酷的岛屿争夺战之一。

　　此战击毙日军10000余人，美军亡2000余人，伤数千人。此间，威尔金森的第三十二两栖编队还于9月17日至20日攻占了恩盖屋岛，23日未遇抵抗占领了位于雅浦岛以西约160千米的乌利西环礁岛，从而使该环礁岛优良的港口成为哈尔西第三舰队的一个前进基地。

　　为确保挺进菲律宾的战役首战告捷，盟军空军部队自10月7日起对日空军和日防御部队进行了航空火力打击。哈尔西第三舰队的舰载机一马当先，猛轰了战区内的日空军基地，力图一举瘫痪日本空军。

　　与此同时，驻守新几内亚的美第五航空队和驻守马里亚纳群岛的美第七航空队也分别攻击了其航程内的所有日军基地。

　　10月9日至10日，米切尔的第三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北上袭击了位于冲绳岛的日本军舰及其防御设施。10月11日，第三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南下，再次袭击了吕宋岛北端的阿帕里地区，随后又返回台湾近海。

　　12日，米切尔出动舰载机约600架袭击了台湾南部。同一天，驻印度加尔各答的第二十航空队也出动了100架B—29重型轰炸机经中国成都加油后奔袭台湾。这两次空袭使日本在台湾的空军部队遭到严重打击，另有两艘日驱逐舰也被击成重伤。

　　由于被舰船炮火和许多被击落日机火焰的误导，日无线电台声称取得了一次伟大的海战胜利。

　　哈尔西希望借此机会诱出日联合舰队，于是留下一支巡洋舰编队欺骗日军，同时命令第三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向东驶入菲律宾海规避、坐等。

　　日本本土的丰田副武果真上当，吃下为他设下的诱饵。他调动了600架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增援台湾，企图歼灭美航空母舰编队，但却扑空。就在此时，哈尔西令第三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突然杀出，将增援日机半数摧毁。

　　此役美军前后共毁日机650架，击伤多架，还摧毁了日军在台湾构筑的许多岸防设施。美军的损失不大，只有两艘驱逐舰被击成重伤，其他几艘舰船轻度受伤，另外损失75架飞机。由于在这次战斗中日军航空母舰舰载机飞行员损失严重，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随后进行的莱特湾海战。

　　10月14日，由威尔金森率领的美第三十二两栖编队和巴比率领的美第七两栖编队，分别在马里亚纳海域和新几内亚的荷兰迪亚附近海域集结，搭载登陆部队后向莱特湾进发。10月16日，两支两栖编队在莱特湾外海域会合。

　　17日晨，编成一个庞大舰队的登陆部队，开始向莱特岛启航。途中，担负水面护航任务的是美第七舰队的海上火力支援群，由奥尔登多夫海军少将率领，包括6艘战列舰、5艘重型巡洋舰、4艘轻型巡洋舰和66艘驱逐舰。

　　担负空中护航任务的是第七舰队的空中火力支援编队，由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指挥，辖16艘护航航空母舰、9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驱逐舰。在该舰队的侧翼远方，哈尔西的第三舰队正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拦截从任何方向出现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

　　这是一支机动性和战斗力都很强大的舰队，其中由米切尔率领的第三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为第三舰队主力，它包括8艘重型航空母舰、8艘轻型航空母舰、6艘新建造的快速战列舰、6艘重型巡洋舰、9艘轻型巡洋舰和58艘驱逐舰，拥有舰载机1000余架。此外，还有4艘潜艇为第三舰队担任警戒任务。

　　10月20日晨，经过严密的侦察和猛烈的火力准备，盟军拉开了莱特湾地区地面作战第二阶段的战役序幕。美第六集团军编成内的美第十军和第二十四军的4个师分别在圣何塞和杜拉格附近滩头同时登陆。

　　由于日第十六师未做好抗登陆准备，因此美军在登陆初期只遇到轻微抵抗。至深夜，已有13．2万名美军和近20万吨物资装备上陆。

　　此间，日军唯一一次有威胁的反扑是出动了一小批鱼雷轰炸机重创了美重型巡洋舰“檀香山”号。10月21日，美军开始向岛上的塔克洛班推进，守军仍只出动小股部队进行抵抗，意在保存力量固守莱特岛首府后面的山头。

　　10月22日下午14时，麦克阿瑟在菲律宾总统塞西奥·奥斯梅纳的陪同下从登陆艇上涉水上岸。

美海陆空军挺进马尼拉湾

　　吕宋岛是菲律宾群岛的第一大岛屿，也是菲律宾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莱特岛防御战失利后，山下奉文就将防守菲律宾群岛的赌注压在了吕宋岛之战上。为此，他在该岛集结了25万日军和大量物资、弹药，并拟制了一个完善的纵深防御计划。该计划充分考虑到了日军在海空方面的劣势，不急于同盟军在滩头决战，而是待盟军上岸后，再行包围歼灭。

　　因此，在兵力部署上，该计划根据吕宋岛的地理特点，将25万名日军分三个区域设防：在吕宋岛的北部地区，山下部署了其大部兵力，计14万余人，意在阻止盟军从林加延湾的登陆；在中西部地区，部署了30000人，意在保卫吕宋岛中部和西部的机场；在吕宋岛的南部地区，山下部署了80000余人，意在守卫菲律宾首府及马尼拉湾。

　　在盟军方面，吕宋岛同样是麦克阿瑟所实施的菲律宾战役的最重要的目标。在莱特岛的地面作战还在激烈进行之时，麦克阿瑟就已制定出收复吕宋岛的作战计划。

　　1945年1月3日，麦克阿瑟从四面八方集结起来的大舰队驶出莱特湾，向吕宋岛的林加延湾进发。这支舰队除拥有用于运输登陆部队的430余艘船只之外，还有164艘作战舰艇，包括6艘战列舰和17艘护航航空母舰。

　　与此同时，从哈尔西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以及经中国成都机场加油的第二十航空队的飞机，猛烈袭击了位于台湾岛的日军机场，而从莱特岛以及新夺取的民都洛岛机场起飞的飞机，则试图摧毁日军在吕宋岛的空中力量。尽管如此，金凯德的舰队在进军林加延湾的途中和登陆之初仍遭到日“神风”突击队的猛烈攻击。一艘护航航空母舰被击沉，另外一艘遭重创，“新墨西哥号”战列舰和1艘重型巡洋舰、4艘轻型巡洋舰及其他两艘舰船都遭到致命的打击，前来观战的英皇家海军陆战队的拉姆斯登中将也在日机的自杀性攻击中丧生。

　　然而，随着哈尔西和肯尼的飞机猛轰吕宋岛及其周围战区内的日空军基地，再加上日军自杀攻击的消耗，“神风”突击队的攻势很快就瓦解了。

　　1月9日晨，麦克阿瑟的部队抵达林加延预定登陆海滩外，根据命令，克鲁格第六集团军中的两个军共4个师分乘2500余艘登陆艇直扑登陆滩头。

　　由于盟军事先进行了大规模的欺骗活动，再加上日军的防御战术旨在同盟军进行内陆决战，故第一批登陆美军几乎未遇到抵抗。

　　夜幕降临时，已有68000名美军和装备在林加延至达摩提斯之间登陆，并连成了一个纵深7千米的绵长滩头堡。当日，麦克阿瑟将军也乘坐第一军的登陆艇登上了吕宋岛。他再次向部下明确了作战任务：

　　格里斯沃尔德的第十四军将向南挺进，解放马尼拉，斯威夫特的第一军则负责保卫其侧翼和后方的安全。

　　1月10日，格里斯沃尔德的第十四军冲出滩头后折而沿吕宋岛中央平原的西部南下。中央平原由吕宋岛东西部两侧的高山冲刷下来的淤泥堆积而成，从林加延湾延伸到内湖湾，南北长约195千米，宽50至80千米。这是整个菲律宾群岛中最肥沃的一块谷地，其间有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运输网。在第十四军南下的第一周时间内，日军限于地形条件只进行了有限的抵抗，使美军顺利前进了60千米，抵达日军沿阿格诺河设置的防线。随后，格里斯沃尔德的两个师在奥唐纳尔兵营—斯图森堡要塞—克拉克机场地区同日军陷入激战。此间，第十四军派出一个团的兵力插向邦板牙河泥泞的三角洲地区。

　　与此同时，斯威夫特的第一军正面临着日军北部集团的强大压力。在圣曼努埃尔，日军以一个坦克旅为先锋向第六师发起了凶猛的反攻，美军被迫后撤。由于日军的反攻直接威胁着美第十四军的后方，因此，麦克阿瑟亲临第六师阵地，同师长多尔顿上校一起稳住了阵势。

　　为了将日军北部集团赶进山区，麦克阿瑟将第六集团军的预备队第二十五、第三十二师调至斯威夫特的战线。经激战，第一军成功阻退了日军的反扑，并将日军逼退至北部和中部山区。至1月底，北翼的斯威夫特的部队正穿过圣何塞，以切断吕宋北部凸出部分的日军部队，而格里斯沃尔德的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离马尼拉仅20千米处。

　　为了加速吕宋岛战役，麦克阿瑟决定立即实施战役计划中的南部助攻行动。1月29日，艾克尔伯格的第八集团军第十一军受命在吕宋岛的圣安东尼奥上岸。由于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日军预料之外，因此达成了进攻的突然性，只遇到了日军的轻微抵抗。这次登陆行动的成功，不仅直接威胁着在马尼拉平原抵抗盟军推进的日军侧翼，而且也有效地阻挡了日军在巴丹半岛的往返调动。

　　至2月5日，已归属第六集团军的第十一军控制了通向巴丹的极其重要的关口。随着半岛日军抵抗的增强，第十一军遂转向内陆推进，在切断半岛日军同其余地区联系的同时，协助第十四军打开马尼拉湾。

　　1月31日，第十一空降师的两个团在斯温少将的指挥下，在马尼拉南面的纳苏格布空降着陆。2月3日，该师的另一个团又被空降到马尼拉以南约50千米的塔盖特突出部。第二天，该师主力到达马尼拉南部外的帕拉尼亚克，却被日军的顽强抵抗所阻。与此同时，美军第十四军的战线也取得了重大突破。1月31日，第四十师经数日激战终于肃清克拉克机场和斯图森堡要塞的日军。2月2日，该军先头第三十七师一部已抵达马尼拉北部的马洛洛—普洛洛一线，做好了进攻马尼拉的准备。为了进一步加强第十四军的力量，麦克阿瑟命令美第一骑兵师在林加延上陆，加入该军。

　　2月1日，该师已开进至卡巴纳端地域，并随之迅速南下，执行从另一翼迂回包围马尼拉守军的任务。此间，第一军仍继续在第十四军左翼担任压制日军北部集团并将其封锁在邦都山区和东北部的卡加延山谷的重任。

　　在吕宋岛战役中，麦克阿瑟时刻关心着3年前被俘盟军的命运。鉴于守岛日军的疯狂性，如果不抢先一步解救这些受尽虐待的战俘，其生还的可能性极小。为此，麦克阿瑟专门拟制了一个营救靠近前线集中营战俘的计划。

　　1月29日，盟军进行了第一次营救行动。这次行动的目标是位于圣何塞日军防线后方约56千米的卡巴纳端。入夜，一支由美军突击队员和菲律宾游击队员组成的别动队迅速突破了日军防线，进入卡巴纳端，顺利解救出了集中营内的约500名美军战俘。这次行动使盟军很受鼓舞。

　　2月3日，第一骑兵师响应麦克阿瑟的号召，组织了一支由坦克和机动车辆组成的别动队，受命冲进马尼拉市，并放出被囚于桑托·托马斯大学校园内的约5000名美国平民俘虏。此举的成功使麦克阿瑟产生了错觉，他认为日军在马尼拉的防御十分薄弱，并立即命令美第三十七师向马尼拉挺进。事实上，马尼拉仍处于日军的重兵防守之下。

　　守卫马尼拉的日军由岩渊海军少将指挥，其属下有18000名海军防守部队和4000余名陆军官兵。岩渊拒绝了山下奉文放弃马尼拉的命令，决定死守该城。因此，当美第三十七师2月4日抵达马尼拉市区时，立即陷入了一场血战。与此同时，美第一骑兵师绕过马尼拉东部向南进攻，很快同美第十一空降师由南至北的进攻会合一处，随后这两个师加入了对马尼拉的围攻。

　　至2月20日，岩渊指挥的日军已被3个师的美军压缩到内城，同山下奉文的日军主力隔断了所有联系。比利比德监狱的美军战俘也已被救出。尽管如此，岩渊仍拒绝投降。考虑到内城70万菲律宾居民的安全，麦克阿瑟禁止盟军使用飞机轰炸日军据点，这更增加了部队进攻的难度。因此，美第三十七师不得不用炮火把日军从一栋栋建筑物中轰出来，进行逐街逐巷的战斗。

　　3月4日，当岩渊的防御中心因特拉穆罗斯城堡里最后一小股有组织的日军被消灭时，马尼拉古老的内城已变成一片废墟。日军守城部队除数百人被俘外，皆丧命于马尼拉的残垣断壁之中。在马尼拉激战期间，美第十一军继续进行占领巴丹半岛和清除马尼拉湾口处日军的任务。其下辖的第三十八和第三十四师受命在半岛的两侧同时推进。2月18日，第三十八师占领了东部海岸。21日，第三十四师攻占了西海岸的最后两个据点。

　　至此，巴丹半岛全部解放。此间，第十一军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被称之为“东方直布罗陀”的科雷希多要塞。2月16日，在猛烈的空袭和炮击之后，第五零三空降步兵团首先对该岛西部的高尔夫球场进行了空降突击。随后，第三十八师一部从巴丹向该岛发动了一次两栖攻击。在粉碎日军的顽强抵抗后，这座要塞于27日被盟军攻破。日本守军大部被埋葬在炸塌的马林塔山隧道中。此战日军亡4400余人，被俘19人；美军亡约210人，伤725人。

　　自3月15日起，美第六集团军向吕宋岛的残余日军发动了最后的清剿。

　　第一军受命向吕宋岛东北方向的碧瑶和卡加延山谷进军，第十一军受命清除马尼拉东北部的马德雷山区的日军，第十四军受命夺取内湖和塔亚巴斯诸省。尽管盟军占据兵力优势和制空权，但由于地形复杂，山下的50000名残余日军一直抵抗至战争结束才放下武器。

　　整个吕宋岛战役，美军亡7900余人，伤33000余人；日军亡19．2万人，被俘7700余人。美军之所以能以1：24的较低死亡率取得这次重大战役的胜利，主要应归功于麦克阿瑟的有效指挥和盟军的海空优势。

中国抗日战争局势

八路军在华北攻城略地

　　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确定1944年全华北的工作方针是：

　　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

　　1944年4月起，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相当大的兵力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日军为迅速补充兵力，在8月份以独立混成第七旅、独立步兵第三、第四、第九旅为基干，分别改编成第一一五、第一一四、第一一七、第一一八丙种师，将第一一五、第一一七师编入第十二集团军，第一一四师编入第一集团军，第一一八师编入驻蒙军。

　　八路军山东军区集中7个团的兵力，于3月25日发动了讨伐伪军吴化文部的战役。吴部盘踞在鲁山南麓之鲁村、南麻、悦庄及其周围地区。

　　战至4月20日，八路军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据点50余处。吴化文率残部退缩鲁村一带，八路军控制了鲁山大部地区，打通了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山区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5月，山东军区解放费县以南的圄口山区，结束了鲁南抗日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8月至10月，山东军区攻克沂水、文登、荣城、乐陵、临邑、南皮县城。

　　11月中旬，山东军区发动宫县战役。宫县位于滨海、鲁中两区之间，是日军进攻鲁中、滨海两区的重要基地之一。

　　自1944年8月八路军攻克沂水县城及控制沂河两岸大部分地区后，宫县陷入包围之中。该城驻有伪保安大队莫正民部3500余人和日军一个连。莫部经八路军争取，准备反正。

　　山东军区集中滨海军区第四、第六、第十三团，鲁中军区第一团，山东军区特务团两个营，第一独立营等，共约10000余人，编成攻城、打援两个梯队参战。

　　11月14日，八路军一举攻入城内，莫正民部反正，并引导八路军攻击日军，最后将日军逼退在两个碉堡内。

　　16日，诸城日军南下救援，突破八路军的阻击，约800人进入宫县城。八路军为争取主动，撤出县城，在城郊围困日军。

　　29日夜，日军弃城北窜。此战役，歼日军一部，接应莫正民部3500人反正，扩大根据地7000平方千米，使滨海、鲁中两区连成一片。

　　1944年，山东军区进行主要战斗共计3514次，其中进攻战斗占73％。攻克与迫退日伪据点1265处，占原有敌伪据点半数以上。主力部队与民兵都比1943年扩大1／3，正规军发展到15万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37万人。

　　除此之外，八路军太行军区于2月收复已围困达8个月之久的日军据点蟠龙镇；3月收复榆社县城，拔除临淇等日伪军据点。

　　1944年4月1日发起水（冶）林（县）战役，14日收复林县县城。

　　入夏，为保卫夏收，太行军区部队围困辽县、陵川，打击出扰之日伪，攻击新乡、辉县地区，并出击平汉铁路西侧日伪第三道封锁线邢（台）沙（河）段、临（城）内（丘）段，摧毁其大部，根据地向平汉线平均推进了10千米以上。

　　4月18日起，华北日军一部南渡黄河进攻豫中、豫西国民党军。

　　4月22日，毛泽东指示滕代远、邓小平、太岳第四军分区唐天际部必须向垣曲、博爱、孟县地区侦察，乘其后方空虚时，应开辟豫北，以便将来可能时，作为开辟豫西工作的基地。

　　5月8日，八路军总部指示太行、太岳军区：“乘敌主力转走兵力空虚时，应不失时机开辟豫北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根据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太行军区到7月上旬共派出4个支队南下豫北道（口）清（化）铁路南北地区活动。济源、孟县以西的豫北地区，由太岳军区开展工作。太岳军区首先于6月上旬派原第三八六旅第十八团进入济源，继于8月中旬增派基干第二团到豫北。

　　至9月底，攻占日伪据点13处，迫退日伪据点15处；促使伪军1100余人反正，改编为两个支队；解放人口10万以上，建立6个区政权，开辟了东起坡头镇、西至垣曲城附近长75千米，纵深约35千米的地区，同时控制了黄河芮村、寥坞等渡口，为八路军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于5月11至17日进行昆（山）张（秋）战役，拔除靳口、张秋等日伪军碉堡、据点50余处，消灭伪军1200余人。同月，解放清丰县城。8月发起讨伐郓城伪军刘本功部战役。郓城是日伪在旧黄河以南、运河以西的中心据点，伪军刘本功部长期盘踞于此，另驻有日军一个营。敌人沿黄河大堤一线构筑封锁线，阻止八路军向东发展。

　　8月5日夜至11日，八路军以主力4个团和地方武装、民兵一部进入郓城地区作战，攻克日伪据点37处，毙、伤、俘伪军2600余人，摧毁了刘本功部的黄河大堤封锁线，使抗日根据地向南扩展20千米以上。

　　1944年冬，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兵团大部整训，以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民兵展开冬季攻势，攻克县城两座、据点10余处。

　　1944年，冀鲁豫军区共作战3604次，攻克据点、碉堡395处，毙伤日伪军16000余人，俘日军27人，俘伪军33000余人，新收复清丰、内黄、朝城、宰县、寿张、邱县、淮阳等7座县城，连同过去已有的淄县、范县、观城3县，共占有10个完整县。

　　八路军除在以上地区有较大发展外，晋察冀军区的态势也非常喜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之北岳区、冀中区、冀热边区部队，1944年一方面巩固根据地的基本区，一方面积极向游击区和敌占区伸展，扩大根据地。

　　北岳区部队1月至5月主动出击，攻克日伪军据点350余处，并先后进攻忻口车站和定襄车站。6月，部队向敌纵深地区发动攻势，连袭保定、望都、完县、沫源、灵丘等城，并于6月6日再次进攻定襄。

　　与此同时，察南部队越过桑干河，在深井堡以西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雁北部队开辟了桑干河以北部分地区。平北部队开辟了张家口东北崇礼县的大部地区。

　　在秋季攻势中，北岳区部队于七八月间攻克平山以西口舍区日伪军据点14处，对日伪建立的冀晋封锁线、唐县至曲阳间封锁线进行了破袭。在平北活动的平北支队逼近北平近郊，攻克高丽营，收复香堂、八家、半壁店，进攻十三陵之长陵据点。9月，粉碎了日军对平北大海陀地区的“扫荡”。

　　坚持冀中区的部队，1月上旬至2月上旬，先后拔除肃宁东北朱家庄等据点40余处，进攻肃宁、安新县城。接着，又在赵县东北和安国、定县地区对敌发动攻势，连克大马圈、西伯章等据点40余处，并一度攻击赵县城，开辟了赵（县）元（氏）宁（晋）地区。5月，冀中部队乘任丘日军撤走，包围任丘，在政治攻势和内线关系配合下，迫使伪军500余人投诚，一度收复任丘县城，同时再度攻克肃宁县城。

　　6月，为打击抢粮之敌，冀中部队在大城、深县、莱城、赵县、宁县地区展开攻势，攻克日伪据点40余处，使日军抢粮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在秋冬季攻势中，冀中部队攻克肃宁、武强两县城，攻入深泽、安平、献县、饶阳等县城，恢复了适城、无极地区，长途奔袭了北平西南长辛店车站，并一度攻入保定西关和天津市区。

　　1944年秋季，中共冀热边特委确定采取以恢复蓟县基本区等地为重点，同时向北平、天津郊区和长城以外敌占区发展的方针，对敌展开攻势作战。

　　8月下旬，担任恢复蓟县的部队，攻克太平庄、新庄子、三岔口等21处据点，收复蓟县、平谷、三河之间的大片地区。向平津郊区发展的部队，开辟了三河、通县公路以南和武清、宝坻、宁河三角地区，与冀中进入武清的部队会合。晋察冀军区在1944年一年中，共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1600余处，解放人口758万。

　　此外，八路军晋绥军区在1944年1月至8月上旬，先后拔除头马营、蒲格寨、孝子渠、津良庄等58处据点。

　　8月中旬，根据军委指示，晋绥军区全面展开秋季攻势，武装保卫秋收，至9月底，相继攻克汾阳之岩头、协和堡，宁武之杨家林、坝上、李家山、榆树坪，静乐之娄烦、东马坊、东六渡、利润，三交之五元城、东社，文水之信贤、西社，五寨之风子头，方山之马坊、峪口等，解放人口50000余。

　　秋季攻势中最大的一次战斗，是9月14至16日第八军分区进行的汾阳战斗。汾阳是日军楔入山西西部的重要交通线汾离公路上的重要战略据点，城内驻有日伪军700余人，其周围罗城、协和堡等据点驻有日伪军500余人。

　　经过3天战斗，八路军烧毁了汾阳城外围据点火柴公司的岗楼，破坏了火车站、飞机场、电灯公司的重要设备，全歼协和堡据点日伪军。

　　当时前来晋西北参观访问的外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都亲眼目睹了汾阳战斗的过程，深受感动，表示要把看到的真实情况报道给全世界。

　　1944年，晋绥军区军民共收复敌伪据点92处，收复村庄3108个，67000余户，37万余人，扩大面积2．4万余平方千米。全年中，斗争形势是不断向敌军发起进攻，特别是群众游击战争有显著的发展。

新四军在华中袭扰顽敌

　　1944年，华中敌后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从1943年的最困难时期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时期。这一年，日军从华中抽调原有大部分老部队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和投入太平洋战场，临时新编独立步兵旅和野战补充队之类的部队接替华中占领区的警备，华中日军数量1943年年底约21万人，1944年减少到约17万人。人员减少，兵员素质下降，特别是日军已处于全面崩溃的前夜，士气大大下降。

　　日军为弥补自身兵力不足，进一步加强对伪军的控制和掌握，积极调整和编组伪军，强化其战斗力，并调离其原属地区，使其逐渐脱离地方性。如日军于1943年12月24日将李长江的第一集团军番号撤销，李长江调任伪“参议院副院长”，所属部队改为第五集团军，由项致庄任总司令。

　　1944年年底又将项致庄部调浙江，将在华北冀鲁豫边区的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调苏中、苏北接防。伪军数量由1943年的20万人增至35万人。

　　日伪军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继续进行“扫荡”、“清乡”、“治安肃正”，在沿海继续推行“屯垦”计划。

　　1944年，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仍较频繁，但每次“扫荡”的兵力均较小，时间也不长。1944年2月，中共苏中区党委决定发动车桥战役，夺取淮安、阜宁、宝应三县交界的淮宝地区，作为后方阵地。车桥驻有日军80人，伪军500余人。苏中军区集中5个团组成3个纵队，以一个纵队攻车桥，两个纵队打援，以保证夺取车桥。

　　3月5日凌晨1时50分，战役开始，攻坚部队一举突入车桥镇内。至当日晚上，攻克碉堡33个，将伪军全歼，日军残部退守一独立瓦房继续顽抗。当日黄昏起，日军援军逐批赶到，新四军阻援部队将头三批援敌共500余

　　人大部歼灭，后因援敌越聚越多，加之部队经一天两夜苦战，过于疲劳，乃于6日拂晓前安全转移。6日晨，大批日军进占车桥，但慑于新四军声威，于7日放弃车桥，撤回淮安，尔后又放弃车桥周围的一些据点。从8日至13日，新四军又收复和逼退曹甸、径口、塔儿头、张家桥等日伪据点12处。

　　此役，共歼灭日军上校以下460余人和伪军500余人，淮安、宝应以东纵横百余里全部解放，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的联系。

　　一个月后，苏中区党委、行署、军区由东台县东南三仓一带移驻车桥附近宝应县的固津一带。

　　接着，新四军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于1至3月发动春季攻势，攻克日伪据点30余处。

　　4月19日，苏北军区集中淮海军分区第十旅主力和第七旅一部，发起高（沟）杨（口）战役。高沟、杨口是灌云、新安镇之敌伸向西南的主要据点，高沟位于新安镇西南20千米处，杨口在高沟西北5千米处。这里由伪军2000余人固守，控制盐河、前后六塘河，割裂了淮海军分区与盐阜军分区的联系。

　　苏中军区采取各个歼敌的战法，经16天血战，于4月25日、5月4日先后攻克高沟、杨口坚固据点，附近10余处伪据点也被攻克。

　　此役，共歼灭日伪2000余人，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两区完全连成一片，改善了苏北抗日斗争局面。

　　9月，宿迁日军一部88人、伪军90余人，南下到泗阳县城西北20千米处、运河南岸的林公渡村建立据点。

　　淮海军区当即集中主力第一、第二、第四支队于9月7日晚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于拂晓前拔除林公渡据点，击毙日军连长以下66人，俘日军5人，毙伤俘伪军9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确保运河交通联系、隔断新四军苏北、淮北两区联系的企图。

　　此后，新四军淮北军区部队从3月16日开始发起攻势作战，持续50天，至5月5日，共拔除据点46处，破坏并控制宿（县）灵（璧）公路之大店集至灵璧段及泗（县）宿（迁）公路，泗县、灵璧外围除前后张楼外，其余据点几乎全被扫清。邳（县）睢（宁）铜（山）区除运河沿线、陇海铁路、海郑公路及眼宁城北之魏集、车甸外，已无敌踪。

　　从6月上旬起，淮北军区部队再次发起攻势，先后拔除张楼外围朱场、三周家等据点。

　　7月5日起，强攻前后张楼，至11日将其攻克，使泗县北部地区获得解放。

　　淮南军区，从1943年下半年直至抗战胜利的1945年，主力一直集中在津浦路西，采取北攻南防的方针坚持斗争，津浦路东则主要由地方武装坚持。

　　津浦路东军分区之盱嘉支队，于1944年1月24日夜袭入盱眙县城，一举歼灭伪县政府、伪警察局，消灭伪保安队一部，共歼敌200余人，缴枪120支，自己却未伤一兵一卒。

　　2月，浦六工委武工队夜袭六合县瓜埠镇伪区公所及伪军，歼俘伪区长以下200余人。

　　12月22日，六支队在六合县城北之羊山头伏击开赴程驾桥换防的日军一个班和伪首都第三师一个营，毙伤日伪军120余人，俘伪营长以下200余人，受到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

　　1944年上半年，鄂豫边区由于片面强调“以巩固为中心”，“减少战斗频繁”，作战决定权集中于高级机关，因而错过一些有利战机，使抗日根据地军事斗争一度出现被动局面。1944年下半年，边区部队加强了对敌斗争，形势好转。

　　第三军分区于8月围攻日伪军新设立的监利县汪家桥据点，迫其逃走，9月5日，在西阳之管家棚俘获伪定国军副军长汪步青、参谋长张维春等20余人，并于同月在潜西边歼灭伪军刘明辉部。

　　1944年，华中敌后战场军民，共歼敌50000余人，解放国土7400余平方千米，人口160余万，基本上制止了日伪军对根据地的进攻，沟通了津浦路东各根据地的联系，各地斗争局面得到进一步改善。

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战场攻势

　　在广东，最大的一支游击队活跃在东江地区。1943年12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战斗在东江地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

　　日军为了发挥广州和香港两个中转站的作用，于1943年11月中旬发动攻势，打通了广九铁路。东江纵队成立后，继续向广九铁路及其两侧的日军出击。1944年1月，进击了广九路的常平车站，歼灭伪军一个连，尔后又连续进攻了东莞、安步、横沥、宝安等地及平湖车站。

　　2月，攻击了广九铁路林村车站日军的物资搜集队，2月13日奔袭宝太公路上的霄边，全歼伪军一个重机枪连。3月，攻击了广九铁路上的石滩。4月中旬，在港九地区全面出击，先后在大埔、元望之间和吉拗地区打击日军，并袭入九龙市区，炸毁铁路大桥。日军遭打击后，图谋报复。5月7日，驻广九铁路樟木头车站的日伪军远道奔袭东江纵队领导机关驻地东莞梅塘，东江纵队经激战毙伤日伪军100余人，迫使日伪军撤退。1944年夏，日军进攻湖南。7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广东军政委员会与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中指出：

　　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仍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

　　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同时敌向北行动，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区亦有可能扩大我现有武装。希望广东我党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

　　在广九市上的武装斗争有成绩，但不宜常做，以免引起敌人对我过多报复和进攻，并妨碍我城市秘密和抢救工作。

　　同时，还指示与琼崖、潮梅闽西南沟通联系等。为了贯彻中共中央这一指示，1944年8月，中共广东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的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

　　在巩固现有各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同时，东江纵队应创立罗浮山以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抗日根据地，并向东江、韩江之间伸展，然后准备向闽粤边、粤赣湘边、粤桂湘边开展工作。中区部队则首先求得普遍发展，然后向西江、粤桂边及南路前进。东江纵队和中区部队要互相配合，取得对广州的包围形势，将来会合于粤桂湘边。要大力发展武装，至1945年上半年，东江纵队应扩大4倍，中区部队应扩大6倍。

　　根据土洋村会议的决定，东江纵队以东莞地区的部队及在增城的部队一部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粤北挺进，其主要任务是弄清敌人的动向，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相机进入北江。

　　该部由东莞出发，经博罗、从化等地北进，沿途打击日伪，截击日军进攻广西的后续部队，一度解放清远县城。后决定退回增城。

　　1944年9月至10月，东江纵队对部队进行整编，建立支队编制，将部队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大队，以及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后又陆续组建了第四、第七支队、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

　　在东江纵队获得大发展的同时，广东其他地区的抗日游击队也有很大的发展。战斗在珠江三角洲的人民抗日武装，在1943年2月挺进中山县五桂山区后，积极向日伪军出击，在战斗中壮大了部队，巩固和发展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1944年10月1日，根据中共广东临委和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

　　10月中旬，中区纵队主力400余人在林锵云、罗范群率领下，越过日、伪、国民党统治区，于新会荷塘西渡西江，抵达新会五区，与中共中区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开辟粤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11月，在鹤山县靖村公开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珠江三角洲部队主力随司令部西进后，中山留下的力量比较薄弱，五桂山周围只剩下主力50余人。后将已挺进粤中的林锵云、谢斌调近珠江三角洲，于12月5日，在中山县五桂山公开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

　　1944年春，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独立总队改编为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下辖第一、第四支队，共4000余人。

　　这时，第一支队活动于琼东北琼山、文昌、澄迈等县，第二支队活动于琼西南昌江、感恩地区，第三支队活动于琼东南乐会、万宁等县，第四支队活动于儋县、临高等县，积极打击日伪。

　　第一支队在澄迈县的福山至花场、永新至新桥公路和才坡等地伏击敌人，进击敌据点。第二支队进击了抱板、东号、港门等日伪据点。第三支队在万宁的南桥、六弓等地伏击日伪，并袭入小南据点。第四支队在信县东城乡南眼村一带击溃了国民党顽军的进犯。除五指山中心区外，琼崖各地都有琼崖纵队的活动。

　　1943年8月4日，白沙县黎族人民因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压榨和蹂躏，在王国兴、王玉锦等领导下，揭竿起义。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起义风暴席卷整个五指山区。起义遭镇压后，黎族人民派人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于1944年春在澄迈县找到琼崖纵队，要求琼崖纵队进军白沙县，解救黎族、苗族同胞。琼崖特委确认开辟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的条件已臻成熟，立即把这项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琼崖纵队派工作组进入五指山区开展工作，帮助成立白（沙）保（亭）乐（东）人民解放团，并派第四支队第一、第二大队进入白沙县的阜青、龙头乡，建立阜龙乡文头山根据地；派第二支队第一大队等进入那繁村、来苗村一带，配合地方党组建了县政府。

　　1944年秋，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领导机关向白沙县阜龙乡转移，进一步推进了建立五指山抗日根据地的进程。

中原敌后战场贯通南北

　　1944年4月18日，侵华日军开始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步——平汉作战，5月9日打通了平汉铁路，5月25日攻占河南省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河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5月27日，日军开始实施湘桂作战，向湖南发动大规模进攻，战事重心南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太行军区第三团、新编的第三十五团和豫西地方工作队共1500余人，组成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首先挺进豫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太岳军区第十八、第五十九团等部组成豫西抗日游击支队随后南下。

　　第一支队在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率领下，于9月6日由林县出发，22日由济源西南之寥坞渡口渡过黄河，从新安以西越过陇海铁路，进入豫西嵩山、箕山、宜阳东赵堡、临汝大峪店及登封以南的东、西白栗坪地区。

　　第二支队在司令员韩钧、政治委员刘聚奎率领下，于1944年11月6日渡过黄河，进入陇海铁路新安至渑池段南北地区活动。

　　12月底，中共中央党校干部100余人、晋绥军区第六支队3个连，奉命来到新安以北之园山与第二支队会合。

　　中共中央接着决定，以驻陕甘宁边区的第三八五旅第七七零团和警备第一旅第二团，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三、第四支队，共约2200人，由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挺进豫西。

　　该部于1944年11月28日跨过黄河，进入豫西。1945年2月底，正式成立河南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王树声任军区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豫西的抗日斗争。

　　1945年3月下旬，太行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又以第十三团主力为骨干组成第六支队，进入豫西。至此，八路军在豫西的部队增加到10000余人。

　　1944年6月，冀鲁豫分局、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加强水东、开辟水西，扩大豫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抽调300余人南下水东。1945年1月，又调第八团开赴水东，随后划水东为第十二军分区。

　　5月14日，第二十八团从扶沟东北的吕潭渡过新黄河，进入水西。

　　6月20日，冀鲁豫军区为统一水东、水西区领导，决定成立豫东指挥部，调第十五团加强水东，将第二十九团调水西，随后成立水西军分区。

　　1944年8月15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率师主力从泗洪县东南的半城集等地出发西进，20日在宿县以北越过津浦铁路进入萧县以南地区。

　　国民党军极力阻止新四军西进，新四军进行反击，师长彭雪枫于9月11日在河南省夏邑以东八里庄战斗中英勇牺牲。

　　10月，新四军第四师在第三师第七旅及八路军冀鲁豫军区3个团的协助下反击，将国民党顽军赶回涡阳县城。

　　11月，新四军第四师又开辟了商丘、亳县、永城之间地区，至此，基本上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决定，以1000余人组成豫南游击兵团，以黄林为兵团指挥部指挥长，向豫南敌后进军。

　　1944年7月29日，豫南游击兵团先遣队从罗山西北的陡沟以西北渡淮河，进入确山、正阳、信阳三县边界地区，以胡冲店为中心开展工作。

　　8月中下旬，转至正阳西南的张仪店一带分散游击。8月29日，豫南游击兵团指挥部率主力夜渡淮河北上，再次进占胡家冲，随后将进入豫南的部队扩编为挺进第一团至第四团。

　　11月，鄂豫边区党委决定将豫南游击兵团改称为河南挺进兵团，并增派第三十八团到豫南。

　　1945年4月间，边区党委和第五师决定，以淮南、信罗、信应、信随等县成立第六军分区。不久又以豫南之信确、信桐、泌阳等县成立第四军分区。此外，以挺进第二、第四团组成豫中兵团，黄林任司令员，栗在山任政治委员，活动于西平、遂平、叶方舞等县。

　　8月上旬，豫中兵团与河南军区陈先瑞支队合并，成立河南军区豫中军分区。发展河南，是中共中央统一部署的战略任务。经过八路军、新四军的共同努力，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通了它与华中的联系，基本上达到了“绾毂中原”的战略目的。

华东敌后战场攻势强劲

　　日军为了确保京、沪、杭三角地带，防止美军在浙江沿海登陆，谋求沿海海上交通和舰艇基地的安全，于1944年8至10月实施浙东作战，占领丽水、温州、福州。9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

　　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中局确定由长江以北抽调部队分批南下。

　　新四军第一批南下部队——第一师第七团、特务第一团、特务第四团等3个团8000余人，在第一师师长粟裕率领下，于1944年12月27日分东、西两路渡江南下，1945年1月6日于浙江长兴地区与第十六旅会合。1月13日成立苏浙军区，军区司令部驻长兴西北的仰峰。随即对部队进行整编，以第十六旅为第一纵队；以浙东游击纵队为第二纵队；以苏中首批南下部队为第三纵队。同时确定了进军部署：决定以第一纵队进至安吉、递铺以东，余杭以北，控制天目山东北侧莫干山和杭嘉湖地区；以第三纵队两个支队进至誓节度、广德、泗安公路以南配合第一纵队行动，一个支队在广德、泗安公路南北地区掩护后方交通。

　　第二纵队除继续巩固四明山山区外，逐步向西发展，策应主力南进作战。2月12日，第一纵队向莫干山地区挺进，沿途打击日伪军，粉碎了安吉、梅溪等地日伪军的出扰，占领了杭州西北的递铺、三桥埠之线，控制了武康、德清两城，全部进入莫干山区。

　　这时，国民党第三战区以5个团的兵力，在苏浙皖挺进军总司令陶广指挥下，由天目山、孝丰地区向新四军第三纵队发动进攻，企图切断第一纵队后路，进而消灭南下的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被迫进行两次天目山自卫反击战，击退了国民党顽军的进攻，控制了东、西天目山和临安县城。4月，苏中两个团南渡长江，4月26日，与苏浙军区领导机关在孝丰东南吴家道会合。

　　在1944年局部反攻中，敌后战场人民抗日武装取得了重大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年里，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共进行大小战斗20000余次，毙伤日伪军22万余人，俘虏日伪军60000余人，争取日伪军将近30000人反正，缴获各种火炮百余门、轻重机枪1200挺、步枪80000余支，收复县城16座，攻入县城47座，攻克据点碉堡5000余处，收复国土80000余平方千米，解放人口1200万。

正面战场的豫湘桂柳战役

　　在中国正面战场，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遭惨败，便急欲在大陆打通一条交通线——打通平汉线、奥汉线、湘桂线，从朝鲜的釜山经中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到新加坡，贯通全部铁路。

　　日本大本营几经磋商，决定以中国派遣军发动大攻势，攻占平汉铁路中段、奥汉铁路中段及湘桂铁路。

　　河南属第一战区作战范围。平汉铁路纵贯河南南北。郑州北面原有平汉铁路黄河大铁桥，为阻止日军南渡黄河，1938年2月，中国军队将其炸毁。

　　1938年6月9日，黄河花园口决堤，自此豫西、豫南中国军队北隔黄河、东隔新黄河泛区与日军对峙。

　　1941年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驻武汉地区日军第十一集团军进行第二次长沙作战，南渡黄河，在郑州西北的霸王城附近建立桥头堡死守。中国军队未能将其拔除，以至遗患无穷，成为日军1944年打通平汉线的重要出发地。

　　日军华北方面军接受平汉作战任务后，积极备战，并充实巩固了此地的桥头堡。特别是日本关东军运来架桥材料，不惜一切代价抢修黄河铁桥，黄河铁桥中断6年之后于1944年3月25日修复。

　　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十二集团军为平汉作战的主力，考虑到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缺少指挥大规模进攻作战的经验，因此决定由方面军司令部亲自指挥。

　　4月18日凌晨，东面日军第三十七师、独立混成第七旅由中牟渡河，经河防部队猛烈阻击，至19日，突破第二十八集团军暂编第十五军阵地后，分别向尉氏、洧川、新郑、郑州等地突进，其主力指向密县，与第二十八集团军第八十五军展开战斗。

　　19日晨，北面日军第十二集团军主力第六十二、第一一零师、独立步兵第九旅，由黄河铁桥跨过黄河，继而向第八十五军进攻。21日突破河防阵地，分别攻占广武、汜水。

　　22日攻占荥阳，并以一部协同由中牟西犯之日军会攻密县。密县守军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从4月19日至23日夜，血战5昼夜，给日军沉重打击，尔后撤至密县西南。

　　日军第二线兵团于4月20日夜开始通过黄河铁桥，集结于黄河南岸。中美空军多次轰炸黄河铁桥，但未能将其摧毁。

　　4月26日起，中国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率部向日军反攻。暂编第二十三旅袭占尉氏，第十三、第二十九两军攻击密县日军第一一零师。密县是日军向西迂回的重要屏障，日军拼死抵抗，汤兵团久攻不下，乃以第十三军监视密县。

　　4月28日，日军开始第二阶段作战，主力由新郑东西一线分途南下。

　　5月1日，日军攻占许昌，许昌守军新二十九师师长公方良中将牺牲。同日上午8时30分，日军第十二集团军下令主力立即由许昌附近西进，围歼中国第十三军；一部南下打通平汉线。日军于5月8日打通了平汉线。

　　5月1日夜，日军大举西进。

　　3日攻占禹县、郊县，4日攻占襄城、临汝、大安，完成了对汤恩伯兵团的包围，奉命在郏县—临汝—大安一线堵击中国军队的日军坦克第三师，企图占领洛阳。

　　5月4日下午，以师主力向洛阳以南的龙门进攻，致使日军包围圈出现漏洞，汤恩伯兵团乘机冲出重围。

　　日军坦克第三师进攻龙门，洛阳吃紧。蒋鼎文调兵遣将，巩固龙门、洛阳，并令汤兵团的第十三、第八十五军配合尾击夹击日军。

　　还在5月3日，蒋鼎文就命令第十四军以第九十四师守洛阳，主力在洛阳以南龙门—伊川一线布防。

　　4日中午，蒋鼎文又命令第十四军、第四军，归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刘勘统一指挥，阻敌北犯龙门。

　　7日，蒋鼎文率长官部撤出洛阳，将洛阳守城任务交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指挥的第十五军第九十四师担任。蒋介石鉴于汤恩伯兵团溃败，担心第一战区彻底崩溃，于5月8日严令死守战区中心洛阳10天至15天。

　　为围歼洛阳地区守军，日军华北方面军将第六十三师第六十七旅、独立步兵第九旅、第十二集团军野战补充队组成菊兵团，由郑州沿陇海铁路西进，任务是穿插至洛阳以西，封锁洛阳。

　　以驻山西的日军第一集团军的12个步兵营为基干组成天兵团，由第六十九师师长三浦忠次郎指挥。5月9日晚上由垣曲、白狼、河堤南渡黄河，继而在新安以西切断陇海铁路。

　　5月13日，洛阳守军陷于重围。洛阳城防战斗始于5月9日，第十五军和第十四军第九十四师殊死血战，予日军重大杀伤。

　　5月24日晨，日军空投劝降书，广播喊话，限守军于5月24日中午12时投降，否则立即攻城。守军抱定死战决心，不加理睬。24日中午12时，日军开始总攻。

　　日军飞机27架、大炮100余门，首先向洛阳老城狂轰滥炸，环城工事均被摧毁，兵员武器大部分同归于尽。

　　下午15时，日军坦克40余辆由东北、西北城角突入。至下午17时，侵入日军万余人，坦克50余辆，驱驰街巷，无法遏止，守军指挥联络全部隔断，全城陷入混战。

　　黄昏后，武庭麟以弹尽粮绝，无力再战，不得已做紧急处置，命令各部队取捷径夺路突围。晚上，守军由洛阳东南角突出重围。守城期间，军官伤亡530人，士兵伤亡13000余人。洛阳守军孤军奋战16昼夜，牵制日军大量兵力，为战区其他部队后撤创造了条件。

　　第一战区第四、第三十六、第三十九集团军、刘勘兵团，5月18日由渑池以南小镇翟涯向豫西伏牛山区后撤时，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主动率本部人马断后，21日遭日军伏击，李家钰当场阵亡。日军攻占洛阳后，平汉作战大体结束。

　　5月28日，第六十三师部队返回北平。5月底至6月初，日军中国派遣军命令第三十七师、坦克第三师赶赴武汉地区，参加正在进行的湘桂作战。

　　就在日军攻占洛阳的同一天，即1944年5月25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上将，按计划将前进司令部移到汉口，指导湘桂会战。这时，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各部也在岳阳附近集结完毕。

　　日军计划首先以第十一集团军夺取长沙、衡阳，为进攻桂林、柳州做好准备。

　　中国称这一时期的作战为长衡会战。

　　5月27日，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在100多千米的正面上发动攻势，进展迅速，6月18日攻占长沙，并向衡阳进犯。中国第九战区预定在渌水、涟水以北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被迫放弃。为了阻止日军深入，保卫衡阳，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6月20日命令第九战区以一部在原口、衡山之间持久抵抗，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以第十军固守衡阳；从第七战区开来的第六十二军仍归军事委员会直辖，控制在衡阳西南地区待命。

　　第九战区在正面兵力配置薄弱，加之日军来势凶猛，避实击虚，钻隙突进，往往以便衣队为前驱，少者10余人，多者百余人，随处扰袭，使中国军队处处顾虑。

　　至6月23日，日军进抵衡阳近郊，并东犯攸县，西陷湘乡，牵制第九战区外围部队，衡阳守军从此陷于包围。此时衡阳守军是第十军和第五十四师一部，共约18000人。

　　28日拂晓，日军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第五十八师志摩支队对衡阳发动第一次总攻。守军第十军士气高昂，防御异常坚固，且炮火占优势，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冲锋。

　　上午9时30分左右，第十军迫击炮击中日军第六十八师指挥所，日军第六十八师师长佐久间为人及该师参谋长、主任参谋等均负重伤。7月2日，日军第十一集团军被迫下令暂停攻击衡阳。日军第二次总攻前，为破坏守军的生存条件，从7月3日至6日，日军飞机向衡阳投下大量的燃烧弹，衡阳城大火熊熊。在衡阳红十字医院的千余名重伤员来不及迁走，不幸罹难。第十军屯集的粮弹，也被焚毁不少，所幸大米、食盐埋在地下，得以保存。7月10日前后，日军赶运大炮、弹药的任务及航空兵部队的准备大体完成。日军第六十八师新任师长堤三村男中将也于7月11日到任。7月11日，日军将重点指向衡阳西南，发起第二次总攻。日军占领了一些前沿阵地，但怎么也攻不下衡阳西南的岳屏山，随后陷入僵局。日军第五十八师志摩支队支队长志摩源吉少将又被迫击炮击毙。中国军队前来解围的第六十二军逼近衡阳城南郊。至此，日军不得不在7月20日结束第二次衡阳攻坚战。

　　7月11日，日军发动衡阳第二次总攻时，第十军告急。7月12日，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率第六十二军，立即由衡阳西南迅速猛攻敌背，希望一鼓作气歼灭围攻衡阳之日军。第七十九军应协同第六十二军向衡阳西北郊猛攻，并以第一零零军第六十三师由北向南攻击永丰方面之敌，策应作战。

　　第六十二军奉令后，前锋立即由洪桥沿湘桂铁路正面展开攻击，主力由祁阳东北跟进。在白鹤铺，日军用枕木构成坚固阵地，拼命死守。

　　第六十二军军长黄涛感到相持下去，耽误时间，便以一个团监视白鹤铺之敌，主力绕过白鹤铺从湘桂铁路南面攻击前进。

　　7月15日，第六十二军进至六塘东南，19日乘隙渗透到衡阳西南郊，一部直抵衡阳城南黄茶岭，与衡山守军隔山相望。第十军派部队出来接应，途中遭日军截击，牺牲重大，双方未能联系上。

　　由西北面前来解围的第七十九军当面敌情严重，进展较缓。第六十二军进抵城郊时，第七十九军尚在蒸水以北，第六十二军腹背受敌，伤亡重大，补给中断，22日撤至铁关铺以南地区。

　　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一师副师长余子武在解围战斗中阵亡。待第七十九军一部于7月下旬渡过蒸水进抵衡阳西北郊时，日军得以调集优势兵力反扑。这次解围，由于两个军步调不一，被日军各个击破。

　　此时衡阳守军已在优势之敌围攻下，苦战一个多月。

　　7月27日，军事委员会确定增调兵力，再次向围攻衡阳之日军反击，从第四战区调来第四十六军，并调来坦克部队，配合第六十二、第七十九、第一零零军再次解围。

　　日军为第三次总攻衡阳，其第五航空集团军从8月2日起，不分昼夜地对衡阳狂轰滥炸。日军轻重火炮百余门从8月3日下午起，也夜以继日地作地毯式炮击，一部分野山炮更推进至第十军阵地前百米以内，直接射击侧防阵地。

　　8月4日拂晓，日军近5个师，在横山勇亲自指挥下，从四面八方对衡阳城发动第三次总攻。

　　从6月23日至8月3日，第十军已被围攻42天，预十师伤亡达90％以上，第三师伤亡70％以上，第一九零师尚存官兵约400人；军直属队中除辎重团尚存官兵约500人外，其搜索、特务、工兵、炮兵等营尚存不足1／3；全军步兵团级军官伤亡殆尽。

　　第三师第八团争夺城南五桂岭，半天之内曾连续晋升5个营长，均先后壮烈殉职，就是这样守住了五桂岭。在夏日炎炎，遍地积尸，满城恶臭，群蝇乱飞的环境中，官兵们英勇顽强地坚守着。

　　日军第三次总攻中，不顾一切实施波浪式的自杀式冲锋，其攻势之猛、兵力之大、火力之强、持续时间之久，为开战以来所少有。第十军以手榴弹和刺刀浴血死战，寸土必争，将一波又一波日军消灭在阵地前。

　　8月6日凌晨3时，衡阳城西北演武坪一度被日军突破，日军50多人窜入城内。这是日军首次窜入城内。

　　7日拂晓，日军第五十八师500多人突破城西北青山街，守军营长、团长相继阵亡，突破口越来越大，双方在城西北展开巷战，其余各阵地同时遭强大日军围攻。

　　8月8日拂晓，方先觉率领参谋长、4个师长到城南天町主教堂日军第六十八师司令部投降。第十军不愿投降的官兵继续抵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第十军在衡阳保卫战中，孤城喋血47昼夜，伤亡达15000余人，其中阵亡达6000余人。日本投降后，曾指挥衡阳解围的李玉堂在长沙受降，特意集合日军高级将领询问他们进攻衡阳城时伤亡多少人，日军将领一致承认伤亡达48000余人。

　　日军第十一集团军攻占衡阳后，8月下旬，沿湘桂铁路向西进犯。9月13日晚占领广西北部门户全县，准备进攻桂林、柳州。

　　8月26日，日军大本营下令组建第六方面军，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下辖第十一、第二十三、第三十四集团军。

　　9月9日，日军第二十三集团军第十四、第二十二师、独立混成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旅，在集团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指挥下，分别由广东省清远、江门、新会、开平、台山、雷州半岛北部的遂溪出动，进犯广西。9月22日攻占梧州，28日占领平南、丹竹。

　　10月11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占领桂平以及桂平南面的蒙圩。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判断，日军有由桂平继续向武宣、来宾直趋柳州，以钳桂林、柳州守军侧背的企图。如果日军越过武宣、来宾，其危害程度立刻可以波及柳州和黔桂铁路后方的安全。于是，张发奎放弃在荔浦作战的计划，决心将机动部队第四十六、第六十四军由荔浦转用于桂平方面，首先击破桂平之敌，以排除柳州侧背的威胁。

　　10月21日，桂平战斗开始。中美空军经常保持飞机50架以上支援桂平作战。空军炸毁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的通讯设施，使其与集团军司令部通讯中断将近一周之久。

　　27日，第六十四军摧毁了蒙圩等日军外围据点，继续向桂平城扩张战果。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伤亡十分惨重，弹药告罄，准备突围。

　　可正在这时，桂林方面的战况对中国军队极度不利，桂林外围阵地被日军突破，日军已到达桂林东郊、平乐、阳朔及桂林南面的永福附近，柳州受到直接威胁。

　　同时，桂平方面，日军第十四、第二十二师赶来救援，严重威胁攻击部队左翼。据此，张发奎不得不于28日下令停止攻击，第四十六军掩护第六十四军向柳州转移。

　　桂平反击战完全出乎日军预料之外，打乱了日军第二十三集团军进攻柳州的兵力部署，推迟了它向柳州推进的时间，使第四战区部队后来得以顺利从柳州撤退。

　　10月26日，日军第六方面军命令第十一集团军对桂林发起攻势。

　　漓江由南向北流过桂林市东部。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以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一师防守桂林城北部及其附近要点，该师组成独立守备队，防守漓江东岸七星岩等要点；以第四十六军之第一七零师防守桂林城南部及其附近各要点。守军总兵力约17500人。

　　10月28日，日军第十一集团军由北、东、南三面，分路进攻，先将桂林外固守军向西压迫，使桂林守军陷入孤立。

　　29日起，日军对桂林城四郊全面实施进攻。桂林北面悬崖绝壁，无法攀登；西边叠岭重山，难于攻占；南面地形虽不及西北两面，但阵地构筑巧妙。

　　日军攻了几天，受重大损伤，守军阵地岿然未动。漓江东岸，独立守备队隔江孤立，较易攻击，于是日军决定以主力占领东岸，再渡河攻击。

　　11月4日至5日，日军使用窒息性毒气猛攻东岸七星岩阵地，守军800余名官兵，在七星岩石洞内被毒死，阵地被日军占领。

　　6日，日军利用七星岩作为观测所，整天炮击桂林市区，引起火灾，市内房屋焚毁殆尽。7日，日军由定桂门、中正桥、马王洲三处强渡漓江。定桂门方面，守军火力猛烈，日军渡河失败。8日，由中正桥、马王洲强渡漓江之敌，夺取中正桥桥头堡3座。9日，第一七零师抽调班长组成突击队，将桥头堡夺回。10日下午，韦云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西南角突围。11日，桂林失陷。

　　日军第十一集团军进攻桂林的同时，违背方面军的作战计划，命令第三、第十三师向柳州进攻。

　　柳州城原由第六十二军防守，桂平反击战受挫后，该军调武宣、来宾以南阻击日军，乃临时以第二十六军守柳州。第二十六军先头部队11月6日到达柳州，11月7日全部到达。

　　柳州外围由第三十五集团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第十六集团军各一部防守，第四十六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柳州西侧。

　　11月4日，桂、柳之间的永福被日军第十一集团军突破。6日，日军第二十三集团军也进抵柳州外围，在红水河、柳江及柳州、柳城几个方向全线展开激战。张发奎决定放弃柳州，7日，他命令开始破坏柳州的机场和柳州附近的铁道。11日，柳州、桂林同时失陷。

　　27日，日军第三师占领黔桂交界处的黎明关，闯进贵州省。12月2日上午10时30分，日军攻占独山。这时，由第一、第八战区调来的第二十九、第五十七军赶到战场，在汤恩伯指挥下，向日军反击，12月8日中午攻克独山，陆续将日军逐出贵州省。12日攻占南丹，13日攻占车河，尔后与日军在河池对峙。

　　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向贵州进犯时，日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南下，11月21日攻占宾阳，24日攻占南宁。

　　此时，日军驻越南的第二十一师北上，12月2日攻占龙州，10日，与由南宁南下的日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在扶绥一带会合。至此，日军完全打通与南方军联系的陆上交通线。

　　至1945年1月26日，驻广州日军第二十三集团军与驻衡阳日军第二十集团军相配合，打通了粤汉铁路。2月7日，占领并炸毁了江西省遂川、赣州的中美空军机场。至此，日军完成了作战任务，攻占了预计中的所有目标。

中国远征军缅北反攻作战

　　1942年5月，中、英联军在缅甸防御作战中失利，英军败退印度，中国远征军大部退回滇西，一部经缅北越野人山进入印度。

　　6月，日军占领缅甸全境。

　　为打通中印公路，中国方面按照盟国东南亚战区统帅部提出的关于首先在缅北实施反攻的作战计划，从1943年10月起，正式开始缅北反攻。

　　1943年10月24日，中国驻印军开始发起反攻，新编第三十八师由缅北野人山区的唐家卡、卡拉卡一线，分三路向缅北的新背洋、于邦一线前进，29日，第一一二团攻克新背洋。

　　11月6日，第一一二团攻击于邦日军前进阵地，日军固守于邦核心阵地进行顽抗，双方激战至22日夜，日军第十八师以第五十五、第五十六团主力增援于邦，因众寡悬殊，第十一团反被日军包围，陷入苦战。

　　新编第三十八师以第一一四团及炮兵一营向于邦增援，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和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亲临前线指挥，在美空军支援下，终于12月28日攻占于邦，日军第五十六团第二营被歼，其余日军向大龙河左岸撤退。

　　12月28日，驻印军以新编第三十八师为左纵队，向太白家、甘家之线攻击；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为右纵队，向大洛攻击。

　　1944年1月31日，右纵队攻克大洛，日军第五十六团第三营营长冈田少校以下700余人被歼，残部向孟关方面退去。此时，新编第二十二师主力已全部到达战场。左纵队于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家。

　　至此，驻印军两路兵锋直指孟关。

　　孟关是缅北军事重镇，地处胡康河谷之要冲，日军第十八师在孟关地区集中了第五十五、第五十六团主力，计有7个步兵营、两个山炮营、一个重炮营和一个防坦克炮营，并在孟关及其外围据点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企图据险固守，作持久抵抗，阻滞中国驻印军的进攻，以掩护其第十五集团军对英帕尔发动的“乌”号作战，并破坏中国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的计划。

　　3月3日，驻印军总指挥部以美军支队由孟关以东外围迂回向瓦鲁班攻击前进，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向东做纵深迂回，先后攻克于卡、拉树卡等孟关日军外围据点，楔入瓦鲁班以南地区，对孟关日军形成纵深包围。

　　新编第二十二师随即向孟关发起猛攻，日军据险顽抗，激战至3月5日，攻克胡康河谷日军的核心据点孟关。日军第十八师两个团主力大部被歼，仅一部突围向瓦鲁班方向溃退，新编第二十二师当即南下追击，于9日攻克瓦鲁班，15日攻占了高沙坎。

　　至此，胡康河谷日军已被驻印军肃清。日军第十八师残部退守杰布山隘口，阻止驻印军前进。

　　3月9日，驻印军攻克瓦鲁班后，史迪威立即下令向杰布山前进。3月中旬，进抵沙杜渣以南之拉班，立即向北攻击杰布山日军的侧背。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沿大奈河谷前进，到达大克里后，继续向高利前进，新编第二十二师以第六十六团附坦克两个排，沿公路正面向杰布山隘攻击。经过激烈战斗，逐次击破隘路内日军的抵抗。第六十六团伤亡亦大。

　　26日，由第六十五团接替，继续攻击。另以第六十六团由公路以东的高山峻岭进击日军的侧背，新编第二十二师在新编第三十八师第十一团策应下，南北夹击，于29日夺取沙杜渣。杰布山隘遂为中国驻印军全部攻占。

　　至此，中国驻印军打开了通向孟拱河谷的门户，把战线推进到孟拱河谷。

　　中国驻印军决心于雨季前迅速歼灭当面之日军，即以新编第二十二师附独立坦克第一营沿公路向日军纵深阵地突破，夺取甘马因；以新编第三十八师由东面向敌后迂回，进行夹击，夺取孟拱。

　　中国驻印军于4月初开始进军，4月下旬，新编第二十二师进抵英开塘北侧地区，与日军形成对峙。

　　5月3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和独立坦克第一营在36架美军飞机支援下，对驻守英开塘的日军实施猛烈攻击，将日军阵地全部摧毁。4日，攻占英开塘，日军沿公路南逃，退守马拉高。同时，新编第三十八师已先后攻占高利、马兰，于5月初占领曼平。

　　进入5月，缅北雨季开始。中国驻印军为求迅速打通中印公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以新编第二十二师主力沿公路向甘马因挺进，于5月下旬攻占了马拉高等日军据点。

　　此时，由国内空运入印的第五十师之第一四九团已到达战场，驻印军总指挥部遂将该团配属于新编第二十二师。

　　6月上旬，新编第二十二师主力进抵甘马因附近。新编第三十八师于攻取马兰等日军据点后，其第一一三团于6月9日攻占支遵。

　　第一一三团在崇山密林中开道前进，向甘马因以南实行纵深迂回，于5月26日渡过孟拱河，秘密迂回到甘马因南面的西汤，突袭守敌，于27日攻占该地，切断了甘马因到孟拱的交通，使甘马因日军陷入包围。

　　日军调集其第二师第四团一部、第五十三师第一二八团进行增援，先后实行14次反扑，均被击退。

　　19日，驻印军在重炮和坦克支援下，攻入甘马因，日军第十八师师长田中新一率残部向南溃退。此时中国远征军已开始滇西反攻，进入高黎贡山，正向松山、腾冲攻击。

　　在攻克甘马因前，驻印军总指挥部为策应中美混合突击支队进攻密支那，即于11日令新编第三十八协同英印军第三十六师第七十七旅奇袭孟拱日军。此时据守孟拱的日军，为第十八师残部及第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六师各一部，总兵力约两个团。新编第三十八师奉命后，即以第一一四团为先头部队，冒雨沿公路东侧之孟拱山秘密急进，并沿途击退日军警戒部队，于6月15日进抵孟拱东北侧的康堤及其以南地区，一举攻占巴陵林。

　　第一一三团主力即由支遵南下，协同第一一四团围攻孟拱。第一一二团由西汤南下，肃清孟拱与甘马因之间残敌后，从孟拱西北进行侧击。

　　6月18日，第一一四团正准备由孟拱东侧向南迂回时，碰到英印军第三十六师第七十七旅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追击，在孟拱南方约35千米处的南克塘被围。

　　该旅旅长卡尔弗特准将即派人向第一一四团求援。经电告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即令第十一团强渡南高江，前往救援英印军第七十七旅，使其转危为安。

　　孙立人即指挥所部于23日完成对孟拱的包围。24日，攻克孟拱外围各据点，并突入城垣一角。

　　经两昼夜激战，于25日将孟拱日军大部歼灭，日军残部向密支那及沙貌方向撤退，孟拱城遂为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占，并以第一一三团沿孟密铁路东进，于28日攻占南堤。

　　7月5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军长郑洞国、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抵达密支那，直接指挥第三十、第五十师及第十四师一部继续进攻。

　　7月11日，新编第三十八师和新编第三十师会合，打通了从甘马因经孟拱到密支那的铁路、公路交通。

　　密支那是缅北重镇，是曼（德勒）密（支那）铁路的终点，中印公路必经之地，同滇西重镇腾冲只有一山之隔，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军自3月上旬瓦鲁班败退后，即加强了对密支那的防守。

　　此时，驻印军总指挥部为支援中美突击支队袭击密支那作战，决定以新编第三十师第八十九团、第十四师第四十二团，编组为空中突击队，由印度空运密支那参加作战。

　　从13日起，驻印军重新进行攻击，连战3天，于16日晚迫近市区。

　　7月17日，中美突击支队第二纵队向密支那西郊机场发起突然攻击，一举夺取机场，掩护空运部队着陆。第八十九团、第四十二团和炮兵部队，相继于18、19两日空运到达密支那。中美突击支队第一纵队正与日军在密支那北侧对峙。

　　18日，驻印军在强大的空军、炮兵火力支援下，向密支那市区攻击，与日军展开逐巷逐屋的争夺战。

　　至26日，接近密支那市中心。是日，新编第三十师第九十团空运到达，第五十师第一四九团在攻克孟拱后，迅速赶往密支那。

　　8月5日，驻印军全部占领密支那，困守密支那的日军大部被歼，残余日军乘竹筏及泅渡沿伊洛瓦底江撤向八莫。

　　10月10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下达缅北反攻第二阶段作战命令，其部署是：

　　以英印军第三十六师为右纵队，于10月19日以前肃清和平之敌，占领杰沙、英多地区并确保之，并准备尔后继续推进。

　　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二十二师为中央纵队，于10月19日到达和平，22日前肃清和平之敌，经摩西前进，占领伊洛瓦底江以南之瑞姑地区，并准备继续推进。

　　新编第一军为左纵队，迅速向八莫推进，击歼或包围八莫至曼西地区之敌，并准备继续推进。

　　第十四师、第五十师及美军第一四八团为总预备队。

　　新编第一军奉命后，立即以新编第三十八师向丹邦阳推进，为第一线兵团。新编第三十师仍在原地区为第二线兵团，并决定以主力沿中印公路南进攻击，另以一部由左翼迂回策应主力作战。

　　八莫是日军侵略中国滇西的重要据点，是伊洛瓦底江流域仅次于曼德勒的第二大城市。

　　日军自密支那失守后，即由南坎抽调第二师搜索团、第十六团第二营、混合炮兵一个营以及由孟拱、密支那溃退的日军残部，总兵力约5000人，在八莫周围部署防御，并以第二师主力于8月28日推进到芒市，第十八师残部由英多移守南坎，企图阻止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会师，后又改令第十八师主力移守蒙米特，留第五十五团防守南坎，并令第二师主力移向曼德勒。

　　10月21日，新编第三十八师以第一一三团为先导向南攻击前进，主力分两路纵队推进。其右纵队于10月29日攻占庙堤，肃清太平江右（北）岸之日军；左纵队由山地迂回南进，在太平江上游的铁索桥渡江，于11月1日抵不兰丹，3日攻占柏杭和新龙卡巴。

　　师主力右纵队因江势险阻，仍留于北岸。于是，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当即变更部署，以右纵队的第一一二团转移至左翼，自新龙卡巴向八莫南方的曼西进击，以切断八莫日军的后方交通线，同时以第一一三团协同第一一四团向莫马克及八莫实施正面攻击。

　　在空军支援下，经10日激战，于14日攻占莫马克，17日攻克曼西。日军残部约1500余人、炮30余门，轻型坦克约10辆，仍固守八莫，企图等待南坎方面日军增援。

　　与此同时，驻印军中央纵队新编第六军自10月下旬肃清和平附近的日军后，即分兵两路，主力新编第二十二师自和平指向瑞姑，第五十师自和平经杰沙，协同新编第二十二师围攻瑞姑之日军。

　　两师先头部队以凌厉的攻势，于11月上旬歼灭瑞姑日军第二师第十六团后，新编第二十二师于11月12日连克曼西及大曼两地，并立即以一部向八莫进击，25日，新编第三十八师全部占领八莫。

　　此时，英印军第三十六师未遭抵抗，已进抵纳巴附近。滇西方面远征军于12月1日攻占遮放，正沿滇缅公路向畹町推进。

　　南坎位于瑞丽江南岸，其附近为一狭长谷地，西北通八莫，东北达龙陵，南至腊戍，有公路与滇缅公路连接，交通十分便利。

　　日军自入侵缅北以来，即在此储存粮弹，修筑公路，并构筑半永久性工事。此时，南坎驻有自滇西撤退的日军第五十六师、第二师各一部，总兵力约一个师，统由第五十六师师长松山佑三中将指挥。

　　新编第一军在新编第三十八师围攻八莫时，即令第二线兵团新编第三十师绕道攻取南坎。该师分三路向南坎急进。

　　11月30日，日军派遣其第十八师第五十五团团长山崎四郎上校率所部及第四十九师第一六八团并另附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个营由南坎北上，救援八莫。12月3日，山崎支队与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师主力遭遇，在拜家塘、康马附近地区展开激战。新编第一军乃由八莫抽调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自拜家塘东侧，向日军后方截击。

　　17日，新编第三十师击破日军抵抗，日军山崎支队撤回南坎，整备防务。18日，新编第三十师攻占卡提克，21日乘胜攻占南开。此时，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正于公路左侧，向南坎西北急进。中国驻印军中央纵队新编第二十二师于11月13日攻占曼大，14日攻抵西口。

　　12月29日，该师先遣部队偷渡瑞丽江，先后攻占芒卡、拉西各要点。该师主力正准备渡江，忽奉命集结，不久即与第十四师于12月被紧急空运回国。

　　第五十师以第一四八团守备拉西、芒卡一带，主力于1945年元旦由东瓜南下，1月8日，与日军激战于万好，至14日将日军击溃，并于占领万好后继续追击，进攻南渡。

　　右纵队英印军第三十六师正向马赛推进，该方面日军抵抗微弱，英印军第三十六师进展顺利。另外，缅中战场英印军第十四集团军主力正与日军缅甸方面军主力部队在曼德勒附近对战。

　　1945年1月5日，新编第一军以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自纳康向老农攻击，以新编第三十师第六十九团自了卡向南坎西南郊攻击，对南坎形成双重包围，两师其余部队和独立坦克第一营，在炮兵支援下沿公路两侧向南坎实施正面攻击。

　　至14日，所有包围部队均已进抵南坎西南侧的古木蔽天的森林地带。1月15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各部在坦克、炮兵、空军火力支援下，向南坎日军发起攻击。

　　据守南坎外围据点及城区的日军，虽拼死抵抗，但仍难阻止驻印军的猛烈攻击，伤亡惨重。当日，新编第三十师全部占领南坎，日军残部向南坎东北及东南溃逃。

　　16日，新编第三十师与日军在汤康、巴松附近对峙。

　　南坎战役，中国驻印军共击毙日军官兵1780人，俘12人。南坎攻克后，中国及盟军方面均极为重视，命令远征军迅速攻占滇西滇缅交界处的畹町，以打通中印公路的最后障碍。

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

　　1944年4月中旬，中国远征军为策应缅北中国驻印军反攻作战，打通中印公路，发布作战计划：

　　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军，强渡怒江，向高黎贡山及腾冲的日军攻击；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军，固守怒江东岸原阵地，并由第一线各师分派加强团渡江作战，以策应攻击军。同时，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配合作战。

　　5月11日，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反攻作战。11时，攻击军第二十集团军首先以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第五九四团于栗柴坝、孙足渡口渡过怒江，与原在怒江西岸之预备第二师游击营配合，攻占那瓦寨，并向北斋公房的日军警戒。

　　19时，第一线兵团第五十四军的第一九八师主力由励古渡、水井渡；第三十六师由康郎渡、励獭渡、缅戛渡、大沙坝、龙潭渡，在强大的空、炮火力和工兵支援下，分别强渡怒江。

　　至12日拂晓，第一线兵团各部队均已渡过怒江。同时，防守军第十一集团军方面为策应攻击军作战，以新编第三十九师加强团由惠仁桥、第八十八师加强团由打黑渡、第七十六师和第九师联合编成的加强团由罕拐渡，分别渡江，因行动隐秘，均未遭日军抵抗。

　　渡江后，新编第三十九师加强团于13日攻占江木树，第七十六师和第九师联合加强团与第八十八师加强团合力夹击平夏街。13日，日军大部退向芒市，仅以一部固守平易街。新编第五十三师业已以一个加强团向滚弄方向攻击。第五十四军右翼第一九八师主力渡江后，连克大寨、茶房，向北斋公房攻击。北斋公房位居高黎贡山险要，日军工事坚固，据险顽抗。

　　第一九八师久攻不克，遂以一部正面监视，主力由两侧绕越，向马面关、桥头攻击。16日，该师在炮、空火力支援下，一举攻占马面关和桥头。

　　21日，第一九八师主力对北斋公房再次发起攻击，日军第五十六师第一四八团一个营据险死守，双方形成对峙。

　　第五十四军左翼第三十六师渡江后，即向大尖山、唐习山、鸡心山方面攻击。日军利用外围据点凭险死守。经3日苦战，第三十六师曾一度攻入鸡心山，但又被日军击退。13日10时，第二十集团军令其第二线兵团第五十三军渡江，接替第三十六师任务。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第一三零师于13日午夜，自第三十六师原渡江位置渡过怒江，至14日接替第三十六师向大尖山、唐习山等地攻击。第三十六师则在回恒山北侧集结，原配属的第三四六团归还第一一六师建制。14日晨，第五十三军对大尖山、唐习山日军发起攻击，在优势炮、空火力支援下，于15日晨将日军据点攻克，并继续向江直街前进，沿途遭各据点日军阻击，战斗甚为激烈。

　　日军所有据点均地势险要，第五十三军实施仰攻，牺牲甚大，遂在优势炮、空火力支援下，先以火力摧毁日军工事，再以步兵迂回敌后，包围攻击，苦战至6月21日，终将南斋公房、江直街等地攻克。

　　右翼方面，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主力久攻北斋公房不克，陷入苦战。

　　6月9日，日军第五十六师调集主力向北斋公房方面增援，突破第一九八师马面关、桥头阵地，与北斋公房日军取得联络。

　　第五十四军急令第三十六师以一部监视瓦甸之敌，主力北攻桥头，协同第一九八师反击增援之敌，将日军击退。此时，第十一集团军第六军预备第二师奉命赶来增援。

　　6月14日，第一九八、第三十六师、预备第二师合力攻克北斋公房，16日再克马面关、桥头。残敌经明光、瓦甸向腾冲退却。各部继续猛攻，预备第二师先后攻克明光、固东街，第三十六师攻克瓦甸。随后，第五十四军于龙川江东岸集结，准备向腾冲攻击。

　　在渡江各兵团展开攻击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中国驻印军开始攻击密支那，日军难以调兵增援滇西，遂于5月22日命令中国远征军，迅速攻占腾冲、龙陵，与驻印军会师缅北，打通中印公路。

　　远征军司令长官奉令后，当即命令：

　　第二十集团军为右集团军，仍按原计划攻击腾冲；第十一集团军为左集团军，攻击龙陵，并限5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准备。

　　第十一集团军于6月1日发起全面攻击。第七十一军自6月1日至3日，分别由惠通桥、毕寨渡、三江口附近渡过怒江。

　　其新编第二十八师于6月4日攻克腊勐，向松山进攻，久攻不下。第七十一军主力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并配属第八十四团，沿毕龙道路南侧地区向龙陵突进，于10日进抵龙陵近郊，并向龙陵日军发起攻击。

　　龙陵日军据守城内、外据点抵抗，双方陷入苦战。此时，日军约1500人自腾冲方面沿腾龙公路向龙陵增援，15日越过龙川江。第七十一军以第八十七师主力迎击，双方激战于龙陵北侧地区，反复肉搏，双方伤亡均大。

　　同时芒市方面日军约600人，也向龙陵增援，与新编第二十八师第八十四团激战于放马桥附近。该股日军主力虽被第八十四团阻击，但其一部仍进入龙陵城。第十一集团军乃下令停止攻击，并向后转移阵地，准备尔后再次攻击，又令新编第三十九师由龙江桥经三甲街向龙头街进击，掩护军之右翼。

　　18日，由各方面集中于龙陵的日军约有5000余人，并于21日向第七十一军反击，战斗激烈，双方形成对峙。

　　6月下旬，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得知：缅北的中国驻印军正增加兵力向密支那攻击，腾冲方面的日军已以一部增援龙陵，第二十集团军已进抵江直街、固东街、大龙井，并已完成对腾冲的攻击准备，即电令第二十集团军分兵三路，主力保持在右，向腾冲攻击。

　　第二十集团军奉令后，立即调整攻击部署：

　　令第五十四军附预备第二师于26日前到达顺江街及其以东地区，再沿顺江街、腾冲道推进，驱逐日军警戒部队，先攻占宝凤山、来凤山，再协同第五十三军对腾冲实施包围攻击。

　　令第五十三军立即派兵一部占领杭励山，其余各部队于26日前，在千榨山、打豆山、龙川江右岸地区沿打豆山、观音寺向蜚凤山攻击，再以一个团沿龙川江左岸南下，渡过龙川江后，随军主力进展，向飞凤山攻击。攻占各据点后，再协同第五十四军包围腾冲，攻击而占领之。第一九八师为集团军预备队，先在瓦店集结等第五十三军挺进后，再进至江直街待命。

　　6月25日，第五十四军和第五十三军分别自龙川江西岸、清水河南岸向腾冲推进。28日，第二十集团军令已进至宝凤山北端之线的第五十四军主力沿公路以西地区，先攻占宝凤山、来凤山，再协力第五十八军攻击腾冲城。

　　29日，集团军各部队已迫近腾冲外围据点。

　　7月2日，第二十集团军以左翼为重点开始攻击。日军据守外围飞凤山、观音堂、来凤山等险要坚固据点顽抗，攻击进展迟缓。

　　至16日，集团军以第三十六师主力向来凤山方面增加兵力，并增加炮兵火力，在空军支援下，经10天激战，终于27日将来凤山攻克。

　　第五十三军方面已将飞凤山攻克，随即向腾冲城进迫。至此，腾冲外围据点全部夺取，残余日军退入城内固守。7月27日起，第二十集团军进行攻城准备。8月2日，空军对腾冲城开始轰炸。此时，各攻城部队在炮、空火力支援下，向城垣发起攻击。经两日激战，夺占城垣及城外堡垒7个，但未能突入城内。此后，攻城部队进行坑道作业，实施爆破，空军不断对腾冲城进行轰炸。8月15日，第二十集团军调整部署后，再次对腾冲城发起总攻，战至21日，将城垣之日军大部歼灭。城南方面第三十六、第一九八、第一一六师先后攻入城内，自南向北逐巷逐屋攻击，与日军展开激战，反复争夺。

　　直至9月14日，城内日军全部被歼，日军代理团长及部分官兵于弹尽援断后绝望自杀。

　　左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方面，由远征军总预备队第八军接替围攻松山的新编第二十八师的任务，第十一集团军再度向龙陵发起攻击。

　　8月14日，第十一集团军第七十一军再次向龙陵发起攻击，激战至26日，一部突入龙陵市区，城内日军约三四百人仍死守核心据点，拼死抵抗。

　　第二军对平易的攻击也进展甚微。芒市方面的日军，自8月中旬以来，得到约2000人的兵员补充，并由腊戍、南坎方面调来第二师第十六团及第四团各一部，其兵力达6000余人。

　　自27日起，芒市日军主力沿芒（市）龙（陵）公路突进，打通了由芒市到龙陵的交通线。龙陵日军得到补充后进行反扑，并夺回部分外围据点。

　　9月上旬，中国第五军第二零零师从昆明适时赶到，立即加入战斗，同时在腾冲方面作战的第三十六师也由腾冲南下参加战斗。经3昼夜激战，日军被迫退回芒市。23日，平易日军向芒市撤退，第七十六师收复平易。滇西残余日军固守龙陵、芒市顽抗。此时，围攻龙陵的中国远征军部队除第七十一军外，第二零零师、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二十集团军第三十六师，均已参加该方面的作战。部队统由第七十一军军长钟彬指挥。

　　10月25日，远征军再向龙陵发动统一攻击，至11月6日，龙陵外围据点及市区全部被攻克，日军大部被歼，仅少数向芒市退去。

　　中国远征军攻克龙陵后，远征军司令长官部鉴于滇西日军已大部被歼，其溃退之部已成强弩之末，并且中国驻印军正在向南坎进逼，日军已无力向滇西增援。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与驻印军会师，于是以第二军、第七十一军及第五十三军，沿滇缅公路及其两侧分三路向芒市、遮放进攻。

　　第七十一军于17日开始攻击，经3日挺进，攻抵芒市近郊，据守芒市的日军，为滇西日军各师、团残部。芒市工事虽然坚固，但日军士气低落，毫无斗志。当第七十一军逐渐形成包围圈时，日军分向遮放、孟力戛撤退，芒市遂被收复。

　　21日，远征军以第六军接替第七十一军，于11月底进至遮放。第二军连续击破孟力戛、蛮牛坝日军的微弱抵抗后，于12月中旬进抵孟力古街附近。第五十三军于11月15日由河头街地区沿芒市、遮放道路西侧向遮放挺进，18日进抵来劳山附近地区，稍事整顿，旋即经遮放继续向畹町推进。

　　1945年1月上旬，三路攻击军进抵畹町附近，并展开围攻。24日，击溃残余日军，占领畹町。第十一集团军当即越过国境，分途追击。

　　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友胜利会师。中国西南国际补给线中印公路完全打通。滚弄方面的日军撤向缅甸中部，新编第三十八师将滚弄收复。1月28日，中美两军高级将领在畹町举行会师典礼。至此，滇西反攻作战胜利结束，中国远征军陆续回国。

德国无条件投降

欧洲西线盟军的最后攻势

　　1945年新年伊始，德军处境更趋恶化。在东线，苏联红军1月中旬全线发起强大攻势，给当面德军以重创。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已从华沙北进到波罗的海沿岸，将东普鲁士从德国分立出来。与此同时，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向西冲过波兰南部，强攻到奥得河，并建立了几个桥头堡。这次突击使德国上西里西亚地区的工业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两个方面军之间，朱可夫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华沙通过罗兹并越过波兹南向西突进，超过其侧翼友军，其先头突击部队已突至距柏林160千米内的各点。南部战线的红军各部，虽遭到盘踞在匈牙利境内德军的顽抗，进展较慢，但还是压倒了德军。在红军进攻的第三周，朱可夫元帅的先遣部队已向西推进了450千米，每天平均推进达22千米。

　　苏军的这次攻势对西线的作战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西里西亚工业区的丧失迫使德军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鲁尔和萨尔的工厂，不得不对其重点防守；另一方面，由于苏军的强大压力，德军又不可能从连线抽调援军用于西线，从而使防御更加捉襟见肘。

　　在西线，虽然年初的战线仍大致维持了1944年秋季的态势，德军仍据守着“齐格菲”筑垒防线，但双方的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经阿登一战，德军不仅一线部队皆遭重创，而且预备力量也消耗殆尽。同时工业体系也陷入瘫痪，武器供给日渐匮乏。

　　反观盟军，虽部分部队在德军的反攻中损失较大，但以每周一个师的速度运抵欧洲大陆的援军，很快弥补了战斗人员。

　　阿登战役后，为便于指挥作战，盟军在兰斯设立了前方司令部，并将临时划归蒙哥马利的美第一集团军返归于布莱德雷，但美第九集团军仍暂留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内。从表面上看，对峙双方的部队编制没有重大变化。盟军最高司令仍由艾森豪威尔上将担任。

　　战线北部为蒙哥马利元帅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下辖克里勒上将指挥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登普西中将指挥的英国第二集团军、辛普森中将指挥的美国第九集团军和布里尔顿将军指挥的第一空降集团军。

　　布莱德雷中将的第十二集团军群位于战线中段，面对德国“齐格菲”防线最坚固的部分，该集团军群下辖霍奇斯中将指挥的美第一集团军和巴顿中将指挥的美第三集团军。

　　德弗斯中将的第六集团军群位于战线南部的萨尔盆地，辖德拉特尔上将指挥的法国第一集团军和帕奇中将指挥的美第七集团军。

　　西线盟军总兵力约90个师，其中60个步兵师、25个装甲师和5个空降师，装备坦克达6000辆。德军西线总指挥为龙德施泰特元帅，其麾下名义上有65个步兵师和8个装甲师，但其实际人数仅相当于盟军兵力的1／3，坦克不足盟军的1／6，空军差距更大。按照希特勒的指令，西线德军应继续为每一寸土地进行战斗，即应坚守前几次战斗后形成的许多突出部。这意味着德军将扼守科尔马地域的大登陆场。

　　在荷兰南部，不能从下莱茵河退守到短得多的须德海南岸、阿纳姆一线，这就更增加了德军防御的难度。

　　在龙德施泰特统帅的3个集团军群中，新成立的H集团军群情况最好，该集团军群由布拉斯科维茨上将指挥，辖战斗力较强且齐装满员的第一伞兵集团军和受创较轻的第二十五集团军，其防守区域为马斯河和下莱茵地区。

　　坚守摩泽尔河至马斯河漫长战线的为莫德尔元帅的德军B集团军群，该集群辖第七集团军、第五装甲集团军和第十五集团军，共26个师，但除6个师外其他各部均已在阿登战役中遭重创。

　　据德军估计，其战线每一千米的实际兵力为26名步兵、一两门火炮和不到一门反坦克火炮，整个C集团军群的装甲车辆不足200辆。但情况最糟的应首推战线南端的G集团军群，它由防守上莱茵河与科尔马地域的德第十九集团军和掩护莱茵河与摩泽尔河之间地区的德第一集团军组成，曾遭到过盟军第六集团军群的重创。

　　综上所述，1945年年初德军在东西两线的形势都处于极为被动的状态。尽管德军在西线据守着“齐格菲”防线的筑垒工事，但仍无法阻挡住拥有强大优势的盟军的推进。

　　1944年秋，艾森豪威尔已初步拟定了莱茵河地区的作战方案。1945年克里勒将军统帅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发起了代号为“真实”的战役行动。

　　在进行大规模航空火力和炮火准备之后，其下辖的英第三十军一马当先，从马斯河和奈梅亨东南面的莱茵河之间的狭窄颈部穿出，直扑由德军一个师防守的10余千米长的正面。

　　为迅速实现突破，军长霍罗克斯中将集中了5个步兵师的大部兵力，外加3个装甲旅和11个特种装甲团。在这个巨大的攻击兵团之后，还有两个师的预备队，以供扩大战果之用。

　　在加军正面，虽然“齐格菲”防线的原有工事并未向北延展到赖希斯瓦尔德森林，但德军却利用间歇的5个月时间大大加强了这个森林地区的防御。

　　他们掘毁了莱茵河的堤岸，放水淹没了田地，从而使狭窄的颈部变得更加狭窄。此外，德军还加强了戈赫和克莱沃两镇的防御力量，并在更南地区布置了一个机动军，准备迎击越过鲁尔或马斯河的攻击。

　　因此，霍罗克斯军长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德军预备队北调阻塞瓶颈之前，使他的部队冲过赖希斯瓦尔德森林，直入下莱茵河地区。

　　战役发起后，尽管遇到德军顽抗和泥泞的困扰，霍罗克斯的部队仍于进攻当日突破德军多处防御阵地，不过，随后却未能按预计的那样顺利发展进攻。这一方面是由于为数众多的地雷场、越来越严重的泥泞和德军的顽抗阻滞了进攻的速度；另一方面由于道路狭窄所造成的拥塞和混乱，也大大影响了部队的前进。在这期间，德军大批援军赶到，从而使战斗更加激烈。

　　直至2月13日，加拿大军队攻占克莱沃并进至德军赖希斯瓦尔德防线后方以后，第一阶段的突破战斗方告结束。这时，德军已将两个装甲师和两个伞兵师的援军调至北翼，为盟军的进一步突破带来困难。

　　德军统帅部之所以能够厚集兵力于赖希斯瓦尔德地域，是同美第九集团军的受阻分不开的。按原定计划，代号为“榴弹”的南翼突破应于加拿大第二集团军发起进攻后48小时实施。然而，由于德军在此时炸毁了鲁尔河大坝，使河水大涨，从而阻止了美军定于10日开始的进攻，这才使德军能够无所顾忌地调动兵力于北翼。

　　在这种情况下，英加军必须单独作战，以待水位下降后南翼的协同。当然，这种苦战并非徒劳。在随后的14天中，他们在德军一个师的战线上，一共吸引住了德军9个师的兵力，这无疑为美第九集团军尔后的行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月23日拂晓，推迟了两个星期之久的“榴弹”行动终于拉开帷幕，美第九集团军的4个师和第一集团军的两个师开始横渡鲁尔河。为了阻滞盟军的推进，希特勒严厉命令德军未经允许禁止一人一枪撤过莱茵河，即使如此，也无法阻止盟军合围圈的紧缩。随后，被美军逼退的第十五集团军残部与伞兵第一集团军被盟军逼在一起。

　　至3月5日，美军已攻占诺伊斯到奥尔索伊的莱茵河西岸，并迫使德军向韦瑟尔方向退却。3月8日前，德伞兵仍在北翼顽强地扼守着克桑西，并在韦瑟尔地域掩护留在德军手里的最后一个莱茵河渡口。次日，德军9个师的残部被逼退在莱茵河大桥附近不大的桥头堡里。

　　3月9日夜，德军逃到了东岸，并炸毁大桥。至此，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肃清了下莱茵河地区的德军，全线推进到莱茵河西岸。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第十二集团军群的任务是以不间断地冲击牵制正面德军各部并迫其东退，为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主攻创造有利条件。它应在蒙哥马利发起战役后，再向整个莱茵河战线发动冲击，并从北向南逐次夺占“齐格菲”防线各段。

　　3月1日，布莱德的第十二集团军发动了第二阶段的攻势。霍奇斯将军的第一集团军重新渡过了埃尔夫特河并快速利用其桥头堡扩大战果，很快击垮了德第十五集团军的右翼，切断了其与科隆和杜塞尔多夫的联系。3月4日，该集团军攻进了奥伊斯基兴。

　　5日，其先头装甲部队冲进了科隆，次日全面控制了这座遍布大教堂的城市。在科隆的南面，霍奇斯将军对其集团军的其他部队下达的任务是突向莱茵河，尔后折向南面渡过阿尔河，同此时正放手突击北进的美第三集团军一部会合。3月7日，美第一集团军中央和南翼转向东南，迅速向波恩和巴特戈德斯贝格推进。

　　位于集团军最右翼的美第九装甲师奉命向雷马根进攻。该师先遣部队越过屏蔽莱茵河的最后一个高地后，突然发现前面莱茵河上的“鲁登道夫”大桥仍完好无损。该部指挥官霍格准将在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所部夺取这座桥梁。

　　该桥当时未遭摧毁是因为被指定炸桥的守卫部队正在等待仍在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部队渡河。当美军先头部队到达桥头时，守桥德军点燃了炸药包，由于炸药量不足，仅破坏了一个桥墩。

　　随后，迅速冲上去的美军巡逻队切断了爆破用的电缆，然后冒着德军火力冲过大桥，到达莱茵河东岸并建立了阵地。

　　美军这一夺桥行动在双方的统帅部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布莱德雷闻知欣喜若狂，并前往兰斯见艾森豪威尔。最高司令虽然考虑到以后巩固桥头堡的行动将需要大量支援可能影响其他方面的作战，但他还是批准了布莱德雷拟将美第一集团军可利用的一切力量投入到莱茵河对岸，以扩张桥头堡的部署，同时又调拨给他几个师的预备队。

　　希特勒的反应更为强烈，他一面命令严惩失职者，一面调集空军和远程火炮尽全力摧毁“鲁登道夫”大桥。3月10日，龙德施泰特因此被革职，由凯塞林接替西线指挥权。虽然承担责任者受到了严惩，但大桥并未被如期摧毁。3月17日桥墩终于坍塌时，美军已在莱茵河上架起一座便桥，并在东岸站稳了脚跟。3月15日，在盟军第十二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支援下，帕奇的美第七集团军从阿尔萨斯北部地区开始了萨尔河地区的作战。

　　在北面的美第三集团军所发动的进攻支援下，美第七集团军的右翼在进攻的前5日内推进了30多千米，而且未遇到重大抵抗，但中央和左翼则由于当面“齐格菲”防御工事所阻，进展缓慢。与此同时，巴顿的装甲部队强渡摩泽尔河后长驱直入到帕拉蒂纳特三角地带的德军后方，一部占领了科布伦茨，另一些部队则冲过巴特克罗伊茨纳赫向美因茨挺进。

　　至3月18日，美第三集团军已逼近美因茨与沃尔姆斯之间的法兰克福走廊，而右翼部队则已插至德军萨尔河防御工事后方的圣文德尔，并支援美第七集团军于3月19日开进萨尔布吕肯。随后，帕奇将军的部队攻势越来越猛，并于3月20日突破了“齐格菲”防御阵地。次日，该部与美第三集团军部队会合。至3月25日，萨尔河—帕拉蒂纳特三角地带已被占领，美第七集团军抵进莱茵河西岸。

　　与此同时，巴顿的进攻仍势头不减。3月21日，他的3个军已进抵莱茵河西岸。22日，所部占领了兰道和美因茨。濒临午夜时分，巴顿出人预料地命令第五师在奥彭海姆附近强渡莱茵河。23日黎明前，美第五师的6个步兵营以仅伤亡34人的微小代价抵达东岸。48小时后，他们的第一座浮桥已经建成，4个师已从桥上过河，装甲车辆也正开始过桥。此外，在距此以北65千米处的博波德，该集团军的另一座浮桥也在架设之中。

　　法国第一集团军在美第七集团军进攻期间执行防御任务，对帕奇将军部队的作战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德弗斯将军3月10日的命令，法军把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调给了美第七集团军，并把其他装甲部队作为第六集团军群的预备队。在此期间，德拉特尔将军的部队担负了防守德昌瑟内姆以南一段莱茵河的任务，这对于仅剩4个师的法国第一集团军来说，任务相当艰巨。

　　至此，西线盟军彻底肃清了位于莱茵河西岸的德军，远征军已从荷兰到瑞士边境的漫长战线上抵达莱茵河岸。此役，德军共伤亡60000余人，被俘达25万人，另有大批作战物资落入盟军手中，而盟军伤亡还不到20000人。

　　在西线，尽管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和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后来居上，出乎意料地抢先渡过了莱茵河，但蒙哥马利并不为所动，仍按原计划扎实地进行着渡河准备。自3月10日结束下莱茵河地区作战行动后，第二十一集团军一直秣马厉兵。由于得到统帅部从意大利经马赛海运来的5个师的加强，蒙哥马利的实力已扩增至29个师。

　　3月23日晚21时整，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强渡莱茵河的战斗打响，英国第二集团军率先渡河。在雷斯附近，英军几个突击营仅用7分钟就抵达了莱茵河对岸，1小时后，又一批英军在韦瑟尔地域渡过该河。

　　由于盟军在发起进攻前进行了猛烈的空中和地面炮火袭击，守河德军阵地遭到严重破坏，故英军在突击上岸时只遇到微弱抵抗。

　　次日晨2时，美第九集团军在莱茵贝格地域开始强渡莱茵河，并顺利上岸。辛普森的部队在第一天仅付出了亡41人、伤450人、失踪7人的代价。但随着德军预备队的投入，抵抗随之加强。

　　3月28日，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两个集团军夺占了由博特罗普经多尔斯腾和博霍尔特几乎延伸到埃默里希的一个大登陆场。至此，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强渡莱茵河战役的主要阶段已经完成，接着便可以从这一登陆场实施其攻占鲁尔地区和前出到易北河的突击。按照艾森豪威尔的最初计划，第十二集团军群强渡莱茵河的行动应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群过河后发起，此前主要执行牵制任务，保障蒙哥马利部作战行动的顺利实施。

　　然而，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霍奇斯和巴顿表现出色，不仅按计划完成了前出到莱茵河西岸的任务，而且还分别在莱茵河东岸夺取了一个登陆场。

　　至3月24日，霍奇斯已将下属的3个军大部送过莱茵河，他的雷马根登陆场已扩至北起波恩南达柯布伦茨的整个地域，并且在莱茵河上架设了12座桥梁。随后，美军第一集团军击退了德军从北面实施的反击，开始从雷马根大登陆场转入进攻。与此同时，渡河后的美第三集团军一直处于不间断的进攻之中。3月24日，巴顿的部队攻占了达姆施塔特，其坦克进抵阿沙芬堡，并在那里夺占了几座完好无损的美因河大桥，抢占了哈瑙、吉森一线，并准备向卡塞尔继续前进。次日，美第三集团军的部队占领了法兰克福郊区。至3月29日，该集团军左翼在威斯巴登附近同第一集团军部队取得了联系，清除了法兰克福地域之敌。

　　在北面的部队巩固桥头堡后，第六集团军群强渡莱茵河的行动也拉开了帷幕。美第七集团军横渡莱茵河的行动于3月26日凌晨2时30分在沃尔姆斯南北两面发起。尽管德军在城北进行了激烈抵抗，但到第二天结束时已有4个师的美军到达了莱茵河东岸。

　　由于当面德军兵力薄弱，该集团军加强了攻势，其北翼很快与巴顿的部队在达姆施塔特地域会师，同时登陆场也向南扩至曼海姆。

　　至3月底，西线盟军3个集团军群的主力皆已渡过了莱茵天险，在他们前进方向上德军已不可能再组织起一条完整的防线。纳粹德国的末日已指日可待，盟军以后的任务仅仅是对残余德军的追击和围歼。

　　在盟军正面，数度遭受重创的西线德军虽然从编制上仍保留着过去的番号，但实则只能称其为残部。由于得不到兵员和装备的补充，德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已大打折扣，其一个集团军群的作战能力甚至远逊于盟军的单个集团军。

　　鲁尔工业区是盟军渡过莱茵河后的首要作战目标。尽管持续数月的空袭已使该区丧失了作为德国经济动力基地的地位，但由于德军B集团军群盘踞其间，同时又是盟军蓄谋已久的战略目标，故艾森豪威尔对其特别重视。

　　为了全歼德国B集团军群，盟军最高统帅部命令美第九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协同完成这一任务。美第一集团军对鲁尔的攻势于3月25日展开。不到24小时，美军装甲部队即推进了90千米，抵达德军装甲部队的摇篮——巴德尔布恩装甲学校。很快，军校的训练场变成了战场，德国教官率领学生们进行了顽强阻击。这是美军推进中所遇到的一次最激烈的抵抗，直至4月1日，美军才占领巴德尔勃恩。在鲁尔区的北翼，美第九集团军也冲出桥头堡按计划发起进攻。与此同时，遭受沉重打击的德军H集团军，向德军最高统帅部提议允许其从受到合围威胁的地区撤退，并请求准许阻拦危及其南翼的美第一集团军对B集团军群的突破，以构筑威悉河防御阵地。

　　此外，还请求从荷兰大部分地区撤走部队和补给品，以便在该国东北端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德军最高统帅部断然拒绝了这些请求，不仅如此，希特勒还命令西线所有德国部队利用一切手段原地坚守。

　　在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约束下，西线德军的命运已岌岌可危。

　　4月1日，美第一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的装甲部队终于在双方约定的帕德博恩会合点正西的利普施塔特取得了联系，从而完成了对鲁尔工业区的合围。在这个被包围的鲁尔口袋中，有莫德尔的B集团军所辖的第五装甲集团军以及第十五集团军大部，此外还有隶属于H集团军的第一伞兵集团军的部队，约25万人，此外再加上10万余人的防空部队，总人数达35万余人。这个口袋南至锡格河，北至得用河，南北宽约90千米，东西长约110千米，总面积近9900平方千米。

　　4月6日，鲁尔战役的第二阶段开始实施。在南翼，美第一集团军以两个军的兵力向被围德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北翼，美第九集团军以一个军及另一个军的一部开始收缩鲁尔区口袋。

　　与此同时，这两个集团军的其余部队则向易北河挺进，使合围对外正面迅速东移。其间，德军第十三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指挥被围德军在北面经哈姆、在南面经锡根分别实施反击，进行最后的突围尝试，但均被美军击退。随后，合围圈迅速缩小，德军的指挥和物质保障因美军的强攻和空袭变得越来越困难，致使其抵抗进一步减弱。

　　4月中旬，从北部、东部和南部推进的盟军各师已把德军控制的区域缩小至一个直径45千米的地区。此时德军的弹药和食品已不够坚持3天，但莫德尔元帅仍然拒绝其参谋部成员劝其投降的建议。4月14日，美第九集团军结束了德军在鲁尔河以北地区的所有抵抗，并协同美第一集团军把鲁尔河以南地区的被围德军分割成两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德军最高统帅部才发出让B集团军群突围的命令，但为时已晚。

　　4月15日，美第一集团军在扩大了同第九集团军接触点的同时，折向西面和东面，以求尽快摧毁被分割的德军集群。次日，较小的东部集群被歼灭，美军在消灭该集群之前一昼夜内俘德军达80000多人。

　　在德军全军覆没之前，莫德尔采取了一种避免正式投降的“新奇”做法。

　　4月17日晨，这位集团军群司令宣布解散B集团军群，对于德军中的年幼和年迈士兵，令他们放下武器，自行回家，而对余下官兵，则作出了或投降或自行突围的决定。随后，莫德尔带领几位随从离开部队，不久自杀身亡。

　　4月18日，鲁尔区内德军有组织的抵抗结束。此役盟军共俘德军31．7万余人，其中包括24名将军。虽然在德国境内仍有部分德军在分散的地域内进行着徒劳的抵抗，但从前强大的德国军队已不复存在。

　　1945年4月2日，即美军合围鲁尔后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将军命令盟军各部全速东进，由此拉开了西线盟军大追击的战役序幕。

　　4月4日，美国第九集团军回到美军建制序列后，蒙哥马利元帅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仅剩下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即由克里勒将军指挥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和登普西将军指挥的英国第二集团军。

　　按照集团军群的作战计划，克里勒集团军的作战任务是开辟一条通过阿纳姆的补给线，向北占领荷兰的东北部和西部，同时沿英国第二集团军左侧的海岸地带前进，以夺取埃姆登—威廉港半岛；登普西将军的集团军仍然向其地段内的易北河前进，并攻占不来梅和汉堡各港口。

　　就在美国第九集团军重归于第十二集团军群建制的同一天，蒙哥马利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所属的3个军在韦瑟尔地域兵分三路向东北、正北和正西转入进攻。至4月下旬，除了埃姆斯河入海口一带的小袋形阵地以外，荷兰东北部德军的一切抵抗部队都已被消灭。5月3日，该方向的所有残余德军均缴械投降。为切断驻扎在丹麦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军的退路，艾森豪威尔命令蒙哥马利按预定计划向吕贝克快速进攻，5月2日，英军一支装甲先头部队推进约60千米，未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吕贝克。

　　与此同时，另一支装甲纵队向东北前进了65千米，先于苏军几小时进入了维斯马。5月3日，随着汉堡守军投降，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作战行动结束了。到1945年4月4日，布莱德雷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北部的辛普森第九集团军，在留下近2／3的兵力与霍奇斯的部队协同歼灭鲁尔区德军之后，以另外一个军的兵力于4月初从该地段北部的阵地出发向东推进。

　　此间，还未全部完成组建工作的德军第十二集团军开抵西线。该集团军主要以步兵学校、装甲兵学校和工程部队的技术人员及德国第二、第三军区内剩余的各级指挥人员作为骨干组建而成。其主要任务是防守维滕贝格、莱比锡之间，阻挡美军经易北河与穆尔德河的进一步推进。4月14日，该集团军一部奉命向美第九集团军在易北河上的第一个桥头堡发起反击，以阻止其可能向柏林方向的推进。次日夜，辛普森的部队在德军的猛烈反击下被迫在这一地段退回到易北河左岸。而马格德堡南面的第二个桥头堡却坚守下来。

　　由于美第九集团军处于向柏林进攻的极有利位置，故在抵达易北河之后，辛普森将军向布莱德雷提出了继续向柏林推进的请求。鉴于最高司令的态度，布莱德雷立即拒绝了这一建议，并命令第九集团军固守易北河一线，等待与苏军建立联系。辛普森随后的主要任务只是消灭易北河西岸该集团军地带内的德军残余力量。在第十二集团军群的中部，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在主力围歼鲁尔区德军的同时，也以一个军的兵力插向易北河。该军除在哈茨山地域遇到顽强抵抗延误一星期之外，大部分时间内进展都顺利。

　　考虑到集团军正面地段的易北河向东南急转的地理状况，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均认为，原定将停止线划在易北河西岸有所不妥，因为这样会在第一集团军的左翼形成一个延伸的突出部，所以必须在更靠西面的地方找到另一条停止线。最后，艾森豪威尔将这条线定在穆尔德河。该河在德绍流入易北河，并与其南北衔接在一起。4月12日，第十二集团军群颁布命令，规定美第一集团军的部队未经其司令允许不得渡过穆尔德河。

　　巴顿的第三集团军位于集团军群的右翼，自4月初以来，该集团军一直向东南进军，几乎未遇抵抗。这主要因为在美军当面除萨林格尔瓦尔德的密林地区以外，地理条件不适于防御。4月11日，布莱德雷为第三集团军的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西侧划定一条限制线。

　　14日，该集团军的部队前进到距捷克边境16千米以内的各点。此时，巴顿接到重新编组部队以准备执行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并向南进入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一项新任务的命令。17日，第三集团军的巡逻队越境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但其主力却在随后的几天里才奉命向南移动，并由第一集团军接管其北翼的部分地段。22日，第三集团军向多瑙河和奥地利边境方向全速推进。由于德军抵抗极其微弱，美军仅付出了轻微的代价。

　　4月23日，整个集团军仅亡3人，伤37人，另有5人失踪，但却俘获近9000名德军。4月底，巴顿的部队突破了德军在伊萨尔河和因河上仓促构筑的防御工事，于5月4日进入奥地利并占领林茨。次日，第三集团军接管了第一集团军的占领区和它的一个军，因为该集团军已奉命将司令部迁回美国，以便在国内进行重组后用于太平洋战区对日作战。

　　根据艾森豪威尔和苏军最高统帅部最近达成的协议，西线盟军应前进到比尔森、捷克市杰约维策、卡尔斯巴德一线。当巴顿将军的部队攻到新分界线上所有各点时，西线德军已在兰斯签订了投降书。5月8日，第三集团军的部队同苏军取得了联系。这是西线盟军最后一支停止行动的部队。

美英联合轰炸德国本土

　　随着盟军地面部队陆上作战的一个又一个胜利，美英战略航空兵开始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有计划地将作战重点转移到对德国本土的战略轰炸上来。

　　其作战目标首先放在打击德国的合成石油工业，后转向德国本土铁路运输系统。通过对这两个目标系统进行卓有成效的打击，美英战略航空兵最终重创了德国的战时经济体系。

　　1944年7月4日，英战略轰炸机部队作战部长巴夫顿空军准将告诉英空军参谋长波特尔，英国轰炸航空兵已开始对德国的盖尔森基兴、斯特克拉德、韦瑟尔、汉堡等城市的石油目标进行轰炸，其中大部分作战行动是由为数不多的“蚊”式飞机实施的。

　　仅有两次作战行动规模较大，每次都出动了近300架重型轰炸机，共投弹1000余吨。第一次作战行动是在1944年6月12日夜间进行的，英国轰炸航空兵出动了294架重型轰炸机，突击了德国盖尔森基兴的诺斯顿工厂，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使其产量急剧下降。

　　6月18日，美军第八航空队第一次深入德国本土进行大规模轰炸作战。这一天，第八航空队的3个轰炸师几乎倾巢出动，总共有378架重型轰炸机参加了这次行动。

　　其中，第一轰炸师的146架B—17重型轰炸机和第三轰炸师的88架B—17重型轰炸机分别轰炸了汉堡和汉诺威的炼油厂，共投弹581．5吨。

　　在6月的最后10天里，美第八航空队又出动重型轰炸机521架次，突击了德国的不来梅、博兰等地的合成石油工厂，还突击了蒙特巴蒂尔和达格尼两地的油库。1944年下半年的前3个月里，盟军逐步加大了对德国石油工业的打击力度。美第八航空队在7月7日、18日、28日和29日，先后突击了德国的卢茨肯多夫、哈雷、博兰、梅泽堡、莱比锡、基尔、不来梅等地的石油目标。整个7月，美第八航空队、第十五航空队和英国轰炸航空兵投在德国石油目标上的炸弹共计21000吨。

　　盟军对德国石油工业规模日益增大的突击，使德国合成石油产量急剧下降。7月份，德国氢化法和氟化法合成石油产量只有86000吨，仅及1944年头4个月平均月产量的1／4。在两个月内，盟军投在德国石油工业目标上的炸弹总计为37000吨，致使德国合成石油生产状况进一步恶化。9月份，德国氢化法和氟化法合成石油产量与1944年头4个月平均月产量相比，下降了92．2％。

　　美英空军最初对夺取德国上空的战略制空权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致使在战略轰炸初期和中期的空中作战中屡遭挫折。随着经验教训的不断积累，他们逐步重视战略制空权的作用，但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也仅限于突击德国的飞机制造工业，而且收效甚微。

　　只是在美英对德国合成石油工业实施战略轰炸后，美英战略航空兵才收到出乎意料的战果。美军对德国氢化法合成石油工厂的轰炸，很快就使德国空军航空汽油的供应严重恶化。

　　在对石油目标轰炸前的5个月，德国航空汽油平均月产量为16．8万吨，遭轰炸后的7个月的平均月产量降至29900吨，下降了82％。施佩尔在7月28日给希特勒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及：

　　如果对合成石油工厂的空袭继续进行，敌人像现在这样成功地节制我们的航空油料的生产，那么，至9月或10月空军按计划使用将是不可能的。

　　事实正是如此。从1944年秋季起，德国的战斗机对美英的轰炸机已无法进行有效的抗击。

　　它们只能按兵不动、积蓄油料，间隔几日才能出动一次。油料短缺使德军飞行员的训练也受到极大影响，训练水平大大下降。他们每周分配到的油料只够飞行一小时，致使德军新飞行员的补充日益困难。

　　美英战略航空兵对德国合成石油工业的打击，还严重地影响了德军装甲部队的作战活动。

　　1944年12月，德军发动阿登战役时，因油料短缺，只能提供1．5个基数，不足德军装甲部队组织进攻所需要的正常供应量的1／3。德军进攻开始后，有一半火炮无法跟进，只能留在进攻出发地。坦克因缺油常常不能机动作战，只能做固定堡垒用，致使德军在进攻巴斯托尼的战斗中，火力严重不足，陷入被动，从而使盟军取得了防御作战的决定性胜利。

　　苏德战场上的德军装甲部队也同样受到缺油之苦。德国的西里西亚地区是德国武器生产的重要工业区。这一地区的得与失对苏德双方都有重大意义。为了夺取这一地区，苏军曾进行了半年的准备。

　　德军为了阻止苏军的进攻，在维斯瓦河西岸建立了防线，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在桑多梅日到巴拉诺夫的滩头阵地上集中了1200辆坦克准备固守，但由于油料严重短缺，坦克无法机动，很快被苏军消灭。1945年2月至3月，美英的轰炸造成德军油料短缺，严重地妨碍了德军航空兵和装甲部队的作战使用，大大加快了苏军在西里西亚的胜利。为此，斯大林曾评价说，美英对德国石油工业的轰炸，对加速苏军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对德作战的最后几个月中，美英战略航空兵在继续对德国石油工业突击的同时，又对另一个对德国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的目标——德国的交通运输系统展开了大规模突击。

　　德国铁路运输是德国交通运输系统的骨干，战争爆发后，其运输负担极重。由于石油严重短缺，德国不可能用汽车担负长途运输任务，因而在德国交通运输中，铁路运输量居首位，占运输总量的72％，水路运输占25％，公路运输仅占3％。仅煤炭运输一项就占铁路运输总量的40％。

　　再加上为了应付美英的战略轰炸，德国曾将大批工厂疏散，造成零部件和半成品的运输量大幅度增加，又进一步加重了铁路运输的负担。

　　1944年9月以前，美英对德国本土铁路系统的月投弹量最高不足5000吨。此后，美英开始对德国铁路运输系统进行大规模轰炸，月投弹量最高时超过50000吨。

　　9月5日，美第八航空队出动B—24重型轰炸机218架，其中，有183架突击了地处莱茵河畔的德国西南边陲小城卡尔斯鲁厄的铁路调车场，投下高爆炸弹463吨。

　　9月8日，美军第八航空队出动300架B—24重型轰炸机，对这座小城的铁路调车场又投下了665吨高爆炸弹。

　　9日，美第八航空队又顺莱茵河北上，突击了莱茵河畔的曼海姆和美因茨，第八航空队出动419架B—17和337架B—24重型轰炸机，其中有387架B—17轰炸机和265架B—24轰炸机到达这两个目标上空，共投弹1798吨。

　　10日，美军又掉转方向回师南下，突击德国南部小城乌尔姆的铁路调车场，此战共出动B—24重型轰炸机247架，投弹630吨。

　　在尔后的10天内，美军重点打击德国的合成石油工厂和其他目标。

　　9月下旬，美军又围绕着鲁尔工业区，突击了德国西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广大地区内的众多铁路目标，主要有科布伦茨、林堡、达姆施塔特、哈姆、索斯特、明斯特、路德维希港等地，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突击路德维希港。

　　在这次作战中，美军第八航空队出动534架B—17重型轰炸机，共投弹1133吨。

　　10月，美军的作战重点仍然是切断鲁尔区与德国其他地区的交通联系，作战地域是德国的西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也就是说，仍围绕鲁尔工业区展开攻击。

　　10月上旬，盟军轰炸机突击了哈姆、奥芬堡、赖内、赫尔福德、美因茨、科布伦茨、奥斯纳布吕克等地的铁路调车场。

　　10月14日开始，美军重点打击鲁尔工业区南部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也是鲁尔工业区的最重要的南出口——科隆。

　　这一天，美第八航空队的第一轰炸师和第3轰炸师有640架B—17重型轰炸机突击了科隆的两个调车场，总计投弹1740吨，作战中损失飞机2架。

　　10月15日，美第八航空队的3个轰炸师一同前往科隆，这在第八航空队的作战中是前所未有的。美军这一天共出动各型轰炸机1212架，其中903架重型轰炸机到达科隆上空进行了突击，共投弹2500吨。

　　10月17日，第八航空队再度出动，有1248架重型轰炸机再次突击了科隆，投弹2913吨。

　　第二天，美军又出动少量轰炸机对科隆进行了补充轰炸。

　　10月下旬，美军又突击了德国的美因茨、哈姆、明斯特等地的铁路调车场。哈姆和明斯特是鲁尔工业区通往德国北部重要城市不来梅和汉堡，以及柏林方向上的重要枢纽。

　　美军突击鲁尔区这些与外界联系的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无疑给德国战时经济的正常运转以最沉重的打击。

　　11月7日，英军下达了打击德国本土交通系统的第二号交通计划。1945年1月，英国轰炸航空兵投在德国交通运输系统的炸弹近2．3万吨，是整个战争期间英军投在交通运输系统最多的一个月。

　　美军在这个月中，投在德国交通运输系统的炸弹约3．2万吨，其任务主要是破坏德国人对交通运输系统的抢修工作。美军对每一个交通目标突击时所用的兵力都不大，但打击的面很广，频率很高。

　　1月上旬，美军作战8天，中旬和下旬，美军各作战6天，全月美军共作战18天，平均每1．7天就突击一次德国交通目标。

　　美英战略航空兵在这个月里投在德国本土交通目标上的炸弹总数约55000吨，是对德国交通运输系统轰炸作战中投弹最多的一个月。

　　在美英战略航空兵持续打击下，德国铁路运输能力急剧下降，并严重影响到煤炭运输。在正常情况下，鲁尔区煤的外运量是每天2．2万车皮，1945年1月下降到每天9000车皮，仅达正常运量的40．9％。

　　至1945年3月15日，情况更为恶化，施佩尔给希特勒的报告中说，每天只有2000至3000车皮离开鲁尔区，仅及正常运量的9．1%～13．6％。

　　早在1944年11月，德国各生产部门储备的煤已经由于铁路运输困难而入不敷出。

　　德国优先保证的铁路用煤的储备量到11月5日比9月10日下降了44．2％。其他部门下降得更多。

　　为此，施佩尔在11月11日给希特勒的报告中称：

　　我们正处在开战以来最严重的煤炭生产危机的边缘。

　　美英战略航空兵对德国石油和铁路系统卓有成效的打击，使这两个系统基本上陷于瘫痪，并由此造成了石油、煤炭、煤气、电力等能源供应极度短缺，进而使各个生产部门都无法正常运转，生产急剧恶化，导致了德国战时经济的全面崩溃。

欧洲东线苏军进攻德国本土

　　至1944年年底，苏军已把德军逐出苏联国土，在东普鲁士地域进入德国国境，解放了波兰部分领土和一些东南欧国家。英美军队正向德国西部边境推进。

　　柏林岌岌可危，1945年4月22日午后，帝国总理府举行了最后一次作战会议。希特勒、凯特尔、约德尔、博尔曼、克雷布斯等出席了会议。

　　会上，约德尔建议从西线战场撤回全部军队来守卫柏林，希特勒表示同意。

　　根据这一建议，守卫易北河防线的第十二集团军将奉命回师东进，开赴波茨坦和柏林，以便接应从柏林东南地域突围的德军第九野战集团军。

　　为了阻止苏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向柏林的进攻，德军指挥部从格奥尔利茨地域向方面军突击集团的后方实施了反突击。德军集中兵力后，向苏军第五十二和波军第二集团军的左翼实施了突击，至4月23日楔入苏军防区达20千米，但到4月24日日暮时分，法西斯德军的前进被遏止。

　　4月24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近卫第八集团军和近卫第一坦克集团军在柏林东南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和第二十八集团军会师，并于次日在城西封闭了合围圈；近卫第五集团军则在易北河岸的托尔高地域与美军第一集团军会师。

　　这样，至4月25日日暮时分，柏林的50万德军集团已被合围并分割成两部分：柏林东南的法兰克福—古宾集团和城区集团，从而为全歼德军集团创造了条件。

　　鉴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成功地实施了包围德军柏林集团的机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已不必从北面迂回柏林。

　　因此，4月23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其执行战役的最初方案，即向西和西北方向发展攻势，并以部分兵力从西面对斯德丁实施迂回突击。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主力的进攻从4月20日开始，方面军强渡奥得河后，至4月25日日暮便突破了德军主要防御地带，推进20千米至25千米，牵制了德坦克集团军，使之无法由北向合围柏林的苏军实施反突击。

　　鉴于法兰克福—古宾德军集团力图向西突围与第十二集团军会合，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和近卫第三集团军的一部兵力转入防御。这些部队在德军可能突围的路线上准备了三道防御地带，布下地雷，筑起坚固的工事，其余集团军则实施向心突击，消灭被围德军集团。

　　德军利用密林在狭窄地段集中了5个师，拼凑起较大的兵力优势。

　　4月26日晨，德军向苏军第二十八、近卫第三集团军的接合部实施了突击，突破了仓促构筑的防御。苏军坦克和步兵兵团在航空兵支援下连续实施反击，分割并歼灭了突入之德军。

　　近卫坦克第四集团军和第十三集团军的部分兵力也顺利地粉碎了德军第十二集团军为接应法兰克福集团而实施的突击。

　　4月26至28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各集团军不断紧缩合围圈，德军面临被全歼的威胁。

　　4月29日凌晨，德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从两个方面军的接合部突破了苏军主要防御地带。当天下午，近45000名德军在第二十八集团军近卫第三步兵军的防御地段，突破了防线，打通了约两千米宽的走廊，并穿过走廊向卢肯瓦尔德撤退。

　　与此同时，德军第十二集团军也从西面向这一方面发起冲击，从而出现两个德军集团可能会合的危险局面。但到日暮前，苏军以坚决的行动终于阻挡了德军的前进，并把德军分割、合围在三个独立的地域。

　　4月30日，战斗更趋激烈。德军不惜代价继续突围，一天之内向西推进了10千米。日暮时，突围部队大部被歼。但是，另一股德军约20000人于4月30日夜间终于在苏军第十三集团军和近卫第四坦克集团军的接合部突围，并前出到伯利兹地域，距离德军第十二集团军仅三、四千米。

　　在空军第二集团军的支援下，苏军两个方面军实施了坚决的突击，至5月1日日暮便消灭了法兰克福—古宾德军集团，致使德军统帅部为柏林解围的所有希望都成了泡影。

　　苏军共俘虏德军官兵12万人，缴获坦克和强击火炮300余辆、火炮1500余门、汽车17000余辆和其他各种军用物资。德军被击毙的就有60000人。只有零星的几股德军钻进森林向西逃窜。

　　德军第十二集团军部分未被击溃的部队，通过美军架设的桥梁逃到易北河对岸，在那里向美军投降。

　　在德累斯顿方向，德军指挥部并未放弃在鲍岑地域突破苏军防线并迂回到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突击集团后方的企图。调整部署后，于4月26日晨以4个师的兵力发起进攻，但损失惨重，未达预期目的。

　　德军的进攻被苏军挡住。双方激战一直持续至4月30日，该方向的德军已无力再次发动进攻，被迫转为守势。

　　这样，苏军通过顽强而积极的防御，不仅粉碎了德军迂回到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突击集团后方的企图，而且占领了迈森到里萨地域的易北河沿岸登陆场，这些登陆场后来成为突击布拉格的有利出发阵地。

　　这时，柏林的战斗已达高潮。被围的柏林卫戍部队共有官兵30万人、3000门火炮、250辆坦克。

　　4月25日日暮前，德军退却至整个首都市区和郊区，面积总共325平方千米。柏林东郊和东南郊的防御最为坚固，大街小巷里牢固的街垒纵横交织。

　　一切东西，甚至连炸毁的房屋在内都被用作防御工事。防空掩蔽部、地铁车站和隧道、地下排水道等大量地下建筑也都被用作防御工事。德军还使用钢筋水泥建造了许多坚固的库房。此外，还建造有大批钢筋水泥碉堡。

　　4月25日和26日凌晨，苏军航空兵第十六和第十八集团军共出动飞机2049架次，对柏林军事目标实施了3次密集突击。

　　4月26日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4个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以及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和一个步兵军向柏林发起强攻，对市中心实施了向心突击。

　　至4月26日日暮，被围德军集团已被分割成两部分：大部分在柏林，小部分在波茨坦。

　　次日，波茨坦之德军被歼，柏林的德军被逼退到一个宽两三千米、东西长16千米的地带。

　　4月28日日暮，被围集团又被分割为三部分。城防司令主张向西突围，而希特勒眼看突围不会成功，遂下令死守。市中心的战斗异常激烈。

　　4月29日，夺取帝国大厦的战斗打响。经反复冲击，步兵第一七一、第一五零师各分队于4月30日傍晚冲进大厦。5月1日晨，苏军士兵把胜利的旗帜插上国会大厦的楼顶。

　　法西斯头目惊慌失措，德军指挥瘫痪，柏林德军集团陷入绝境。至5月2日15时，德军抵抗完全停止。

　　仅在这一天，苏军就俘虏德军官兵13．5万名，企图向西突围的个别独立集群到5月5日被歼于城郊。

　　5月3日至8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一面消灭各个孤立的德军集群，一面向易北河推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开始解放捷克斯洛伐克。

　　至5月2日日暮前，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前出到波罗的海沿岸，第二天在维斯瓦、易北河一线与英军第二集团军建立了联系。在战役结束阶段，该方面军与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协同，在舰队航空兵支援下沿海岸进攻。

　　在攻占斯维讷明德海军基地的作战中，舰队与突击第二集团军保持了密切协同。登陆兵也顺利完成了在丹麦波恩荷尔姆岛登陆的任务，俘守军12000人。

　　1945年5月8日深夜，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卡尔斯霍斯特苏军司令部举行了一次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

　　苏联元帅朱可夫主持仪式，同盟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英国空军上将泰德、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法军总司令塔西尼参加了仪式。德军代表凯特尔等人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投降书从1945年5月9日零时生效。

　　欧洲战争到此结束。

　　柏林战役结束后，对粉碎继续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顽抗的德国集团，形成了极为有利的军事政治形势。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以中央各集团军前出至德累斯顿以北及其东北后，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左翼实施了深远包围。

　　5月1日至5日，捷克斯洛伐克各地爆发了人民起义。5月5日晨，布拉格也爆发了人民起义。

　　德军统帅部调遣中央集团军群重兵镇压首都起义。起义者的处境极其困难，他们向苏军和盟军统帅部求援。为了支援布拉格劳动人民的起义，会议要求在最短期限内粉碎仍在抵抗的德军集团。

　　救援布拉格劳动人民起义的战斗是于5月6日打响的。

　　5月6日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突击集团在进攻地带进行了战斗侦察，发现在这个方向上的德军防御并不严密，而且在一些地段上德军正在向南撤退。

　　方面军司令员果断下定决心，直接投入主要兵力，在一些地带同时投入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坦克集团军，利用德军在一些地段撤退之机转入追击，迅猛地发展先头部队的战果。

　　当天下午，在短暂而猛烈的炮火打击之后，担任方面军右翼的第十三集团军、近卫第三集团军的主力，以及在该地带作战的第二十五坦克军、近卫第四坦克军和近卫第三、第四坦克集团军的兵团立即投入进攻。

　　黄昏时分，近卫第五集团军也投入战斗。近卫第四坦克集团军和第十三集团军的进攻最为顺利，5月6日日暮时，已推进23千米。有40000多兵力的布雷斯劳卫戍部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六集团军投降。

　　苏军的战斗行动昼夜不停。突击集团的进攻速度在继续加快。至5月7日日暮时，近卫第四坦克集团军和第十三集团军又推进了45千米，前出到鲁德茨山脉的北坡。

　　近卫第三集团军占领了迈森市，近卫第三、第五坦克集团军则开始攻打德累斯顿。

　　这时，布拉格起义者的处境严重恶化，德军已开进市中心，残酷杀害无辜。保卫布拉格的起义者急需武器弹药，而混在起义者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开始动摇不定，有的甚至倾向于投敌，不少前捷克斯洛伐克军官接二连三地离开街垒。这种局势要求苏军尽快支援起义者，并切断中央集团军群西撤之路。

　　5月7日，有些集团军此时尚未全部集中到新的地域，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左翼和中路部队——波兰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八、第五十二、第三十一、第五十九集团军就开始了进攻，进展顺利。

　　5月8日，苏军攻占德累斯顿，波兰第二集团军占领了包岑，第五十二集团军占领了格尔利茨。方面军右翼各集团军解放了特普利开、比利纳、莫斯特等城市。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所属部队，5月7日开始进攻布拉格。在30分钟炮火打击后，近卫第七集团军的兵团突破了正面25千米的德军防线，到日暮时，向纵深推进了12千米。

　　为了不断增强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突击力，近卫第六坦克集团军奉命调至近卫第七集团军的地带作战，在其左翼作战的是近卫第九集团军。第四十六集团军也在维也纳北面重新发起进攻。到日暮时，坦克部队推进50余千米，占领了亚罗梅日采市，并且逼近伊赫拉瓦。

　　乌克兰第四方面军于5月6日至7日继续向奥洛穆茨方向发展进攻，并于5月8日解放该市。该方面军的主力部队第六十、第三十八、近卫第一和第十八集团军，对布拉格发起进攻。

　　5月9日晨，乌克兰第四方面军与乌克兰第二方面军部队会合。

　　空军第八和第五集团军有力地配合了乌克兰第四和第二方面军的进攻作战行动。为了支援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航空兵第十七集团军也投入了战斗。

　　左翼部队推进了40千米，于鲁德茨地域粉碎了德军的抵抗，进入捷境内作战。各坦克集团军先头部队开到离布拉格七八十千米的地方。

　　战斗中，近卫第四坦克集团军的坦克手们摧毁了正从亚罗梅日采向美军占领的卡罗维发利转移的肖纳尔司令部，中央集团军群的指挥系统陷于瘫痪状态。

　　近卫第三、第五集团军在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协同下，在波兰第二集团军配合下，于5月8日日暮时完全占领了德累斯顿市，并在该市市郊法西斯匪徒的巢穴中发现并抢救出大批艺术珍品。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中路和左翼部队，转入追击整个进攻地带内开始后撤的逃敌。航空兵第二集团军仅5月8日这一天即出动飞机2800架次，有力地支援了地面进攻部队的作战行动。

　　5月8日黄昏时分，广播了苏军司令部敦促法西斯德军无条件投降书，勒令他们于23时前放下武器。

　　但是，中央集团军群指挥部却毫无反应。正如在奥洛穆茨地域被俘的德军坦克第一集团军的俘虏们后来所证实的，这一天德军指挥部虽已向德军宣布德国投降的消息，但马上又颁布了德军务必抓紧西撤以便向美军投降、拒不向苏军投降的指示：

　　要尽可能地继续同苏军对抗下去，因为只有这样，人数众多的德军部队才能赢得时间向西突围。

　　由此可见，德军决不肯自动放下屠刀，布拉格市内形势仍然异常复杂。

　　5月8日白天，德军指挥部竟居心叵测地提出同意解除自己部队武装的先决条件是，要允许他们不受干扰地西撤。而捷克民族委员会由于内部资产阶级代表的坚持竟做出丧失原则的这一让步。

　　不仅如此，德军还得寸进尺地提出，只有在他们到达同美军的分界线时才交出轻武器的无理要求，而捷克民族委员会竟也再次表示同意。傍晚，德部分部队开始西撤，与此同时，党卫军部队却继续残酷地杀害城市居民。

　　5月8日夜间，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所属近卫第三、第四坦克集团军挺进80千米。

　　5月9日黎明时分，其先遣部队从行进间冲进布拉格。接着，该方面军近卫第三集团军和第十三集团军的先遣部队相继进入该市。同一日，乌克兰第二、第四方面军的快速集群，以及乌克兰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快速集群的先遣支队也进入了布拉格，捷独立坦克第一旅的坦克兵在该集团军快速集群编成内参加战斗。

　　5月9日，苏军在爆发起义的布拉格各战斗队的积极支援下，完全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

　　5月10日，苏军继续在所有方向上迅猛发展进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一天之内即推进40千米，俘获德军官兵约80000人。在德累斯顿、施特里高、格尔利茨、利贝雷茨的机场缴获德机272架。

　　近卫第一骑兵军在开姆尼茨地域、近卫第四坦克集团军一部在罗基察尼地域分别与美军会合。近卫第四坦克集团军基本兵力向布拉格以南推进，前出至贝内绍夫地域，与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近卫第六坦克集团军会合。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左翼在发展进攻中于皮塞克地域和捷克布杰约维采地域与美军部队会师。

　　除奥斯特马克集团军群在该集团两翼行动的几个师得以逃至美军作战区以外，苏军几乎合围了捷境内所有德军集团。被围德军在突围西逃绝望后，被迫缴械投降。

　　5月10日至11日，德军大部被俘。在歼灭被围集团的同时，乌克兰第一、第二方面军在与美军第三集团军会师前继续西进。5月11日，其所属部队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地带卡罗维发利地域和克拉托维地域与美军部队会师。

　　布拉格战役是苏联武装力量对德战争中的最后一个战役。乌克兰第一、第四、第二方面军俘德军官兵约86万人，其中包括60名将军。

德国政府无条件投降

　　苏联、美国、英国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顺利达成了关于强制实行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彻底根除法西斯制度，以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再次威胁欧洲安全的协议。

　　1945年年初，盟军粉碎希特勒发动的阿登战役之后，正准备强渡莱茵河，向德国腹地推进。这时，德国法西斯统治集团试图与美、英单独媾和，以集中残余力量与苏军死拼到底，甚至企图挑起美、英与苏联之间的冲突，从中渔利。

　　3月12日，苏联莫洛托夫通知美国、英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和凯尔，提出苏联政府要派代表参加关于德军在意大利北部投降事宜的谈判。

　　遭到拒绝后，莫洛托夫于3月16日致函哈里曼和凯尔，坚决要求美、英领导人立即停止同希特勒德国代表谈判，摒弃今后同纳粹德国单独谈判的一切可能。

　　1945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苏军正实施柏林战役，德国法西斯的灭亡之日即将来临，但希特勒等法西斯元凶们仍幻想能避免无条件投降。

　　4月12日下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佐治亚州温泉病逝。消息传到柏林，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等人一时欣喜若狂。

　　4月16日，希特勒发表告德国全体军人书，宣称美国总统的逝世将会扭转世界大战的进程，上帝要拯救第三帝国等。与此同时，希特勒把59个师的兵力用于西线同盟军作战，而把21个师和14个旅的兵力用于苏德战场，竭尽全力固守柏林，妄图以此拖延战争，幻想能单独同美、英媾和。

　　然而，希特勒的希望终成泡影。

　　美、英、法军队在西线展开了攻势，苏军正顺利进军柏林。德国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

　　4月20日，苏军不但突破了德军柏林市远郊防御圈，攻入近郊防御圈，还开始向市区防御圈发起进攻。柏林成了一座战火熊熊、炮声轰鸣、风雨飘摇的孤城。德国法西斯统治集团惊慌失措。

　　20日夜，戈林和希姆莱在为希特勒祝贺了56岁生日之后，便匆忙地离开了柏林，他们两人认为希特勒的末日即将到来，企图通过同美、英的老关系来实现单独媾和，他们分别进行活动。

　　4月23日，戈林从上萨尔茨堡致电希特勒，要求宣布1941年6月29日希特勒任命他为继承人的命令开始生效，以便他接管德国的全部领导权。

　　希特勒接到电报后，火冒三丈，立即下令撤销戈林的一切职务和头衔，逮捕戈林及其同伙，而戈林还指望次日能乘飞机去拜见艾森豪威尔，并提出西线停火、东线继续同苏军作战的建议。但是，几天之后，戈林在上萨尔茨堡成了美军的俘虏。

　　希姆莱于4月23日在卢卑克的瑞典大使馆会见了瑞典红十字会副会长贝纳多特伯爵，希望通过他与西方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联系，表示德国愿意向美、英投降，而对苏军继续抵抗下去。

　　4月26日，美、苏、英三国政府完全否定了希姆莱的建议，并同时在报上披露了伯纳多特的谈话内容。希特勒得知希姆莱逃离大本营后，立即下令将他开除出党，并电令邓尼兹逮捕希姆莱。5月21日，希姆莱被英军所俘。两天后，希姆莱咬破氰化钾服毒自杀。

　　4月27日，苏军攻入柏林市中心区，遂将市内德军分割成三部分，并从四面八方逼近帝国总理府和国会大厦。但希特勒大本营仍在垂死挣扎。

　　4月29日，躲在总统府地下避弹室的希特勒眼见大势已去，末日即将到来，便同伴随他13年的情妇爱娃·布劳恩举行了婚礼，随后口授遗嘱。

　　希特勒在遗嘱中竭力为自己开脱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胡诌这场大战“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所需要和煽动的”，叫嚷要重建“民族社会主义”，并任命海军元帅邓尼兹为德意志帝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戈培尔为总理，肖奈尔为陆军总司令。

　　4月30日15时30分，希特勒在避弹室的私人房间里开枪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爱娃·布劳恩同时服毒身亡。

　　5月1日下午，戈培尔夫妇在毒死了自己的6个孩子后，命令卫兵开枪将他俩打死。柏林战役结束后，新组成的邓尼兹法西斯内阁和分散在其他地区的德军残部仍在同盟军对抗。

　　5月1日，邓尼兹政府广播了告德国军民书，表示仍要继续顽抗下去。与此同时，又派出代表与苏军联络，要求苏联同意邓尼兹成立新政府后同各大国进行“和平谈判”，企图在保证法西斯政权和军队的前提下结束战争。

　　在遭到苏联方面的严词拒绝后，邓尼兹转而向西方盟国谋求单独投降。

　　5月2日，新任德国海军总司令汉斯·弗雷德堡上将同英军蒙哥马利元帅举行会谈。

　　5月4日，达成在荷兰、德国西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以及丹麦的全部德军向英军投降的协议。

　　5月5日，美军雅各布·德弗斯上将接受了德军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西部的G集团军群，包括在福耳贝克和蒂罗尔地区德军第十九集团军在内的部队的投降。同日，弗雷德堡奉邓尼兹的旨意来到艾森豪威尔的盟军总部联络，正式向盟军司令部提出南部地域德国军队单独投降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深知：

　　西方盟军单方面接受德军投降，违背了雅尔塔会议精神，不利于与苏联的团结，美国政府急需尽快从军事上击败法西斯德国的最后一个盟国——军国主义日本。而要击败日本，没有苏军的积极参战，美军尚需苦战一年半和付出100万人的伤亡代价。

　　因此，艾森豪威尔通知约德尔：如果不立即签订所有战场无条件全面投降书，谈判就立即结束，美军将恢复空战，并且“不许任何单独投降的人员进入”美、英军队的战线。否则，“我将封锁整个盟军战线，并用武力阻止任何德国难民进入我们的防线，我不容许进一步的拖延”。

　　邓尼兹政府被迫同意无条件向盟国投降。

　　德国法西斯的败降，是苏、美、英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经受无数苦难、遭受巨大牺牲、团结奋战取得的伟大胜利。德国人民也“从可诅咒的希特勒国家中解救出来”。

　　战胜德国法西斯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它对现代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英、中发表《波茨坦公告》

　　德国法西斯灭亡、欧战结束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盟军已占领琉球岛和冲绳岛，并在亚洲大陆各战场发起了反攻，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此时，在主要同盟国苏联与美、英之间，美、英、法三国之间，原已存在的矛盾日益表面化，而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而如何分享战争的胜利果实，如何使世界和平的安排对自己有利等问题，成了美国、英国和苏联几个大国特别关注的问题，迫切需要主要同盟国首脑再次聚会协商，予以适当调整和解决。

　　为此，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以及三国的外长、参谋长和顾问等，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就一些共同关心和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第三次三国首脑会议，即波茨坦会议，又称“柏林会议”。

　　罗斯福已于4月12日因脑出血逝世，杜鲁门第一次代表美国参加会议。

　　会议进行期间正值英国大选，因此，丘吉尔于7月25日返回英国等候大选结果。由于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下台，新任英国工党首相艾德礼偕新外长贝文于7月28日参加了最后几天的会议。

　　会议通过了两个主要文件，一是《波茨坦会议公报》；二是《波茨坦会议议定书》。

　　两个文件都由斯大林、杜鲁门和艾德礼分别代表苏、美、英三国政府签署。

　　当时只发表了包括14项内容的公报。议定书则有21项，内容比公报多。

　　此外，会议期间还发表了《美中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三国政府首脑就成立苏、美、英、中、法五国外长会议进行缔结和约的准备工作、在盟国管制期关于处置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原则、德国的赔偿、德国舰队和商船的处置；对待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的政策；波兰西部疆界，控制黑海海峡，柯尼斯堡地区的归属问题，以及对战败国某些领土的“委任统治权”等，都载明在三国政府首脑的《波茨坦会议议定书》里。

　　8月1日签署的这个议定书是苏、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达成协议的最后结果，为战后处置德国和欧洲问题打下了初步基础。

　　波茨坦会议还着重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问题。

　　在日本投降条件问题上，美国政府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派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要求总统以原子弹作为对日本军事行动的基础；一派主张放弃无条件投降要求。

　　本来，美方估计彻底打败日军要牺牲100万人，美军要到1945年11月在九州登陆；如果失利，要到1946年春才能在本州登陆；美军仍至少牺牲30万人，而且基点是苏军在美军进入日本本土前参战，以牵制关东军；如果关东军能撤回日本，美军伤亡将会增加更多。因此，杜鲁门直言不讳：

　　我去波茨坦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最迫切的是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心，这是我们的军事领袖最急于要得到的。

　　德国法西斯投降后，太平洋战局对盟国越来越有利，力主对日本放弃无条件投降要求的美国副国务卿格鲁，于1945年5月下旬向杜鲁门总统及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意是在苏联对日作战前，向日本政府提出一项和平解决办法。

　　具体而言，就是让日本人得到某种暗示，在日本投降之后，日本国将被允许自己治理自己。

　　6月13日，杜鲁门政府在白宫举行会议，再次讨论对日战略，确定以不明显的方式修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企图用这一“妥协”诱使日本早日投降。

　　最后，杜鲁门采纳了国务卿贝尔纳斯等人的主张，决定在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中不涉及日本天皇制问题，这就暗示美国政府有保留日本天皇制的意向。

　　《波茨坦公告》的文本是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在讲到战后日本政体时，原文曾写有“可以包括现今皇统之下的立宪君主制”，但在《波茨坦公告》发表时被删去了。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正式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法西斯立即投降。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也正式加入公告。

　　《波茨坦公告》表达了反法西斯各国政府和人民团结协力、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对日暮途穷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沉重打击。

日本无条件投降

美国陆战部队夺取硫磺岛

　　1944年10月13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指令，在结束菲律宾群岛的战役后，预定1945年1月在小笠原群岛至硫磺群岛一线占领一至数处；在3月占领硫磺群岛一至数处，为在日本本土登陆创造条件。

　　此外，美军在北太平洋方向还不断地对千岛群岛的日军基地实施航空火力袭击，从北方牵制日军。

　　1945年年初，在盟军控制了菲律宾群岛大部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处境急剧恶化。

　　为了挽救败局，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日本大本营陆海军部相继发布了“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和“决战非常措施纲要”，提出要最大限度地从中国和南方资源地获取战略物资；在国内要不惜一切手段加快重要军事物资的生产。

　　同时，确定下一步的作战重点是挫败美军继续向日本本土的逼近，确保中国的台湾、小笠原群岛和南千岛群岛等日本本土前岛屿的安全，为日本本土的防御创造条件。

　　日本大本营要求陆海军在上述岛屿的作战中，以持久作战拖住美军，消耗其实力。

　　与此同时，在外交上日本开始与苏联接触，企图使苏联不参加对日作战，同时企图通过苏联的外交斡旋寻求与盟军妥协的可能性。

　　自1944年6月底至1945年2月上旬，美军凭借其强大的海空力量，对硫磺岛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火力袭击。

　　在登陆的前3天，美航母特混编队还对日本本州及东京进行了空袭，主要突击目标为机场、海军基地和其他重要的军事目标，以达到孤立硫磺岛的目的。

　　与此同时，美海军出动32艘潜艇，进行了海上封锁，从而使硫磺岛完全处于孤立状态。

　　在美航空母舰编队空袭日本本土的同时，2月16日、17日和18日，美海军的两栖支援编队和舰炮掩护队还对硫磺岛的滩岸和纵深防御阵地进行了舰炮火力打击。

　　在美军登陆的当天，美海军开始登陆前的直接火力打击。

　　参加直接火力打击的有：战列舰7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3艘和驱逐舰10艘。

　　同时，舰载机也用火箭、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实施了航空火力准备。此次火力打击共持续32小时20分钟，发射炮弹和投掷炸弹38000余发。

　　据统计，在登陆前进行的预先火力打击和直接火力打击中，美军共消耗炸弹、炮弹24000余吨，硫磺岛上平均每平方千米落弹1200余吨。

　　但是，由于日军的工事构筑隐蔽，深入地下，美军火力打击的效果并不明显。据美军自己估算，原先准备通过火力摧毁硫磺岛上914个目标，但实际只破坏了其中的194个。

　　2月19日上午9时，作为第五陆战军第一梯队的第四、第五陆战师在硫磺岛东部岸滩实施登陆。

　　整个突击登陆的过程几乎按原计划进行，十分顺利。但由于大量美军拥挤滩头，加之遭到隐蔽工事中日军的反击，从而影响了美军后续部队的登陆速度。

　　美军第一梯队上陆后，第五陆战师分兵进攻折钵山和一号机场。第四陆战师派遣部分兵力向一号机场进攻，另一部沿海岸向北发展进攻。

　　至2月19日日终，美军约33000人上陆，切断了折钵山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并占领了宽3600米，纵深北面为630米、南面为990米的狭小登陆场。

　　在这个登陆场内，美军拥挤了6个陆战团、6个炮兵营和两个坦克营。当天美军伤亡2400多人。入夜，坚守在各防御工事里的日军乘美军立足未稳，曾多次组织小部队出击和渗透，但均被美军击退。

　　至2月20日，美军终于占领了一号机场。登陆美军经过2月21日一天休整后，在航空兵和炮兵的支援下，22日又重新发起了进攻。24日，美军第二十八陆战团经过苦战攻占了折钵山。24日日暮时，美第四和第五陆战师开始向北进攻，并完成了对二号机场的进攻准备。当天，作为第二梯队的第三陆战师登陆完毕。从2月25日起，美军3个陆战师的兵力一线展开向岛的北部进攻，第四陆战师在右，第三陆战师居中，第五陆战师在左。日军曾多次发起反击，虽一度夺回失地，但因处于明显劣势，最后仍不得不后撤。3月1日，美军占领了第二号机场。至3月9日，美军又相继攻占了硫磺岛北部日军正在修建中的第三号机场和两个高地，将日军控制在岛的北端和东北端的狭小地带内。又经过一周的苦战，3月17日，残余的日军800余人被美军牢牢围困。3月25日夜，日军守岛司令粟林率残部企图突围，但大部被美军歼灭。3月26日，美军宣布战役结束，但清剿残余日军的行动一直持续到4月底才结束。

美航母特混编队攻克冲绳岛

　　美军在占领硫磺岛后，计划从日本本土西南突破其内防御圈，以完成北起阿留申群岛，中经硫磺岛，南至冲绳岛的对日本本土的战略包围态势。

　　日军在菲律宾群岛失败后，判断美军在进攻日本本土前，必先在冲绳岛及其附近岛屿登陆。

　　冲绳岛一旦失守，日本本土也将彻底暴露在美军的打击范围之内，因此，冲绳岛成为日本必须确保的最后堡垒。

　　早在1944年秋，日军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官牛岛满中将就根据日本大本营的指示，拟定了确保冲绳岛中部和南部，并在海岸地带与美军进行决战，歼灭登陆美军的作战方针。

　　3月23日晨，美第五十八航母特混编队突然袭击了冲绳岛，并就此拉开了对冲绳岛实施预先火力准备的序幕。

　　3月24日至25日，美军第五十八航空母舰编队出动舰载机广泛压制冲绳岛日军的防御设施。

　　3月28日、29日，再次袭击日本九州地区。美军第五十二特混编队的支援护航航空母舰大队，于3月26日到达冲绳岛附近海区。从3月29日起，美护航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对岛上的读谷和嘉手纳机场实施了袭击。

　　3月30日和31日，美第五十八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又袭击了冲绳岛。3月26日、27日和31日，第五十七特混编队袭击了千岛群岛东部的宫古岛日军机场。

　　美第五十八特混编队的大型舰只和第五十四特混编队于3月24日至31日对冲绳岛实施了舰炮预先火力打击和直接火力打击。

　　在此期间，美军在登陆海区和邻近海区开始了扫雷和水下爆破作业。美军共发现6个水雷场，清除了180多枚水雷，扫清了登陆航道，并清扫海区2500平方海里，为登陆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3月26日，美第七十七步兵师第一梯队的5个步兵营，分别在庆良间列岛的阿嘉岛、庆留间岛、外地岛、座间味岛和屋嘉北岛突击登陆。

　　至3月29日日暮时，美军已全部占领庆良间列岛，并建立起了支援冲绳岛登陆作战的水上飞机基地和舰队停泊及后勤补给基地，完成了冲绳岛登陆作战的第一步。

　　3月31日，美军的坦克登陆舰和中型登陆舰，输送第四二零野战炮兵群的两个155毫米加农炮营在庆伊漱岛登陆，未遇抵抗即占领全岛。

　　庆伊漱岛距美军的主要登陆地段羽具歧海滩约18千米，距冲绳岛南部的日军防御重地那霸市约13千米，部署在该岛的155毫米加农炮能有效地控制上述两个地区，有力地支援美军的登陆和陆上作战。至此，美军登陆作战的第二步也告完成。

　　在美军夺取登陆海区制空、制海权的过程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命令于26日实施“天”号作战。

　　3月28日至31日，日军共出动各种飞机870架次，用于攻击冲绳岛附近海区的美军舰船，但由于日军未能按时完成准备，使“天”号作战丧失了战机。

　　1945年4月1日8时30分，是美军在冲绳岛的突击登陆时刻。在美军的整个突击登陆过程中，只遇到日军零散的炮火还击，并未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因此进展十分顺利。

　　从4月5日起，冲绳岛作战已基本转入陆上战斗，日军的抵抗逐渐增强，陆上战斗进入激烈阶段。

　　日军大本营为了配合岛登陆军的抵抗，4月6日组织了航空兵“菊水作战”和联合舰队“特攻作战”。

　　4月6日至6月22日，日本海军航空兵共组织了10次“菊水作战”，共出动飞机约3742架次。同时，日军航空兵也频繁地实施了小规模攻击，共出动飞机约4109架次。

　　美军预先估计到日军可能以陆海军飞机，特别是自杀飞机对冲绳岛海域的美军舰船实施攻击，遂以航空兵控制日本本土和中国台湾的各机场，并以登陆区为中心组织了16个雷达哨位，加强警戒。

　　日军组织的这次航空兵“菊水作战”共损失飞机2258架。日军报道，击沉、击伤美军舰艇约404艘。

　　在空中进行自杀性攻击的同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以残存的海军主力第二舰队组成海上特攻舰队，突击冲绳岛停泊场的美军舰船。

　　4月6日，该舰队在伊藤整一海军中将率领下，从日本内海出航，经丰后水道南下时被美军潜艇发现。

　　4月7日晨，经大隅海峡西行时，又被美军侦察机发现。美军第五十八航母特混编队出动300架飞机，于7日12时32分至14时，对该舰队实施了多次攻击。

　　结果“大和”号中10枚鱼雷和5颗炸弹后，沉没于九州西南约50海里处，同时被击沉的还有巡洋舰“矢矧号”和驱逐舰4艘。此战后，显赫一时的日本海军已不复存在。

　　在此期间，美第三陆战军的两个陆战师向冲绳岛北部顺利推进，于4月21日全部占领了该岛北部和伊江岛。

　　陆军第二十四军的两个师向南进攻，克服了日军的顽强抵抗，于4月24日突破日军在岛上的主防线牧港防线，5月31日突破首里防线，6月22日突破该岛南部的最后一道防线。同一天，日军守岛司令官牛岛满中将和他的参谋长一起剖腹自杀。

　　尔后，美军在岛上转入肃清残敌的行动。至6月30日，岛上战斗基本结束。7月2日，美军正式宣布冲绳岛战役结束。冲绳岛登陆作战使美军取得了最后进攻日本本土的海、空军基地。但日军在冲绳岛的防御作战，使美军认识到了在日本本土发起登陆作战的艰巨性，拖延了美军进攻日本本土的时间，为日本本土的防御争取了时间。

中国军队向大中城市进军

　　根据日军中国派遣军的命令，1945年，日军华北方面军除确保现有占领区外，还需要对进攻老河口，对美、苏作战进行准备。

　　另外，依据中国派遣军下达的《沿海方面对美作战准备纲要》，预定从华北方面军现有9个师中抽7个师调往上海方面，第十二野战补充队改编为独立混成旅调往徐州。

　　为此，1945年年初开始，日军华北方面军加紧整编部队，充实预定对美作战的部队。为接替预定调出部队的防务，新组建了第三至第七独立警备队。

　　为在山东半岛准备抗击美军登陆作战，1945年三至四月间，在济南新建第四十三集团军，下辖第五十九师、独立混成第五、第九旅、独立步兵第一旅。

　　1945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警备兵力约125个营，19万人，另有伪军40余万人。日军兵力明显不足，士气下降，除在山东为准备对美作战而对八路军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外，基本处于守势。八路军为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从1945年春开始对日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攻。

　　八路军山东军区，于1945年1月17日下达1945年作战部署，提出：

　　1945年山东我军作战主要方向，是求得开辟胶济路东段南北两侧宽大地区，使我胶东、渤海、鲁中、滨海互相联系进一步缩短和巩固。

　　而对1944年所开辟之地区，主要争取巩固。

　　据此，1945年春，山东军区进行了讨伐伪军荣子恒、赵保原及攻击蒙阴等战役。

　　2月2日，鲁南军区奇袭伪暂编第十军荣子恒部驻守的泗水县城，一举攻入城内，击毙荣子恒及其参谋长和日本顾问，全歼城内守敌。同时，八路军攻克泗水城外围杨庄、杨公村等据点，击退日伪援军。这次战役，八路军共歼敌2000余人。

　　赵保原，原是国民党鲁苏战区暂编第十二师师长，1944年8月公开投敌，盘踞在胶东胶济铁路以北以玩底为核心的五龙河及大小沽河中游地区。

　　2月11日夜，胶东军区集中主力5个团又5个营，并动员50000民兵和群众，首先向伪军指挥部驻地玩底发起攻击，至12日夜将其攻克，赵保原率残部向南窜入即墨。

　　14日，八路军又攻克另一个重要据点左村。

　　19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毙伤敌2000余人，俘虏7370余人，击溃2000余人，给予赵部毁灭性打击。

　　3月8日夜，鲁中军区集中主力4个团和一部分地方武装、民兵，攻击蒙阴县城。至10日，全歼守敌，并歼灭一部由新泰来援之敌。

　　4、5月份，日军对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反“扫荡”结束后，八路军山东军区对日军发动夏季攻势，进行了讨伐伪军厉文礼、张步云、张景月等的战役。

　　厉文礼是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所部10000余人，盘踞在以潍县、昌乐、安丘为中心的胶济铁路两侧地区。

　　6月5日黄昏，鲁中军区集中兵力10000余人，发起讨厉战役，先后攻克夏坡、景芝镇等日伪据点60余处，歼灭日伪军7300余人，27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解放了1700多平方千米的土地，控制了胶济铁路东段南侧的重要地区。

　　张步云是伪“山东国民自卫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所部10000余人，盘踞滨海区北部的诸城地区。

　　7月15日夜至30日，滨海军区和鲁中军区共集中4个团的兵力，发起讨张战役，攻克相州、双庙、郑公、双羊店、朱马等据点，歼敌5000余人，解放国士2500平方千米，使诸城敌据点更加孤立。

　　伪第三方面军张景月部盘踞寿光南北地区，掩护胶济铁路，阻断八路军渤海军区与胶东军区之间的联系。

　　7月31日，渤海军区在胶东军区一部配合下发起讨张战役，主攻寿光以北张部坚固设防的前哨据点田柳庄，至8月12日将其攻克。

　　尔后乘胜肃清残敌，又攻克据点12处，张景月率残部逃进胶济铁路线上的日军据点内。此役进一步打通了渤海与胶东、鲁中之间的联系。

　　山东军区部队在重点实施胶济铁路东段作战的同时，对其他地区的日伪军也进行了攻势作战。

　　5月中旬开始，鲁南军区在鲁中、滨海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先后发起临（沂）费（县）边、部（城）马（头）等战役，共歼日伪军7700余人，收复郯城、邹城、费县等县城，进一步逼近陇海、津浦铁路。

　　渤海军区从6月上旬开始在小清河以北进行了蒲（台）滨（县）等战役，共歼灭日伪军3400余人，收复蒲台、滨县、南皮、沾化、德平、庆云等6座县城，进一步孤立了日伪在渤海区的中心据点惠民。

　　在山东军区攻城略地，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八路军太行军区，确定1945年作战重点为豫北和平汉铁路沿线。在豫北之温县、孟县至原武、阳武地带，求得在麦收前全部肃清所有日伪势力，使之变为游击根据地或根据地。

　　在平汉铁路沿线则组织不断的出击，求得摧毁日伪第三道封锁线，迫日伪缩到距平汉线10千米左右的狭窄地区内。此外，相机夺取昔阳、和顺、辽县、陵川等县城，并拔掉其他深入根据地的某些据点。

　　在作战实施步骤上，第一步着重打击与消灭伪军，同时对出扰的日军予以坚决打击；第二步则相机夺取日伪合守和日军单独守备的薄弱据点。

　　1月21日至4月1日，太行军区进行了道清战役，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收复国土2000余平方千米，解放人口75万。经过此次近3个月的辗转进击，黄河以北、道清铁路以南除平汉铁路和原武、阳武、温县、孟县城外，全在八路军掌握之中。

　　6月30日，太行军区集中主力9个团，另有民兵、自卫队员3万余人，发起安阳战役。安阳城由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两个连驻守，外围据点由伪剿共第一路军李英部驻守，共约7000人。

　　太行军区的目标是攻击平汉路以西、观台以南、鹤壁以北地区的伪李英部，争取彻底歼灭与肃清该伪军及所在地的少量日军，解放与巩固这一地区。

　　至7月10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毙伤日伪军800余人，俘虏及反正、投诚日伪军2500余人，击溃伪军9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扩大解放区1500余平方千米，解放人口35万，迫使日伪军进一步向平汉线退缩。

　　另外，八路军太岳军区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中，主要进行了豫北战役和同蒲线南段战役。

　　太岳区以南的豫北沁阳、孟县、济源地区，有日伪据点50余处，兵力6000余人。

　　4月4日至月底，太岳军区发起豫北战役，攻克据点40余处，歼灭日伪军2800余人，反正与投诚的日伪军1700余人，打开了豫北局面，肃清了豫北沁孟公路以西除济源、柏香镇、治戍镇外的所有日伪军。

　　为打开中条山西部地区的局面，5月下旬至6月中旬，太岳军区主力部队南下，进行同蒲路南段战役，彻底瓦解了张同文部等伪军、土匪部队，使祁（家河）夏（县）公路以南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与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中心区完全连成一片。

　　与此同时，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中，发动了南乐、东平、阳谷等战役，共收复县城19座，攻克据点240处，解放人口250余万。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于1945年2月28日确定了《1945年扩大解放区方案》，确定1945年主要是开辟雁北、察南、绥东、热河、子牙河东、大清河北和津浦路东地区。

　　冀中军区从4月中旬到7月底，连续举行了任河、文新、安饶、子牙河东、大清河北等战役，攻克任丘、河间、文安、新镇、饶阳、安平、武强、大城、献县、交河等县城，共作战2700余次，歼灭日伪军2．8万余人，拔除据点碉堡790余处，收复县城15座，解放人口500余万，扩大解放区面积13．5万余平方千米。

　　至7月末，晋察冀军区八路军发展到11万余人，民兵数十万人。

　　同处华北地区的八路军晋绥军区，在从1945年2月17日至4月25日的春季攻势中，毙伤日伪军1590人，俘虏和瓦解日伪军810人，收复了方山、岚县、五寨3座县城和其他据点54处以及离岚、五三公路。

　　6月中旬，晋绥军区发动夏季攻势，力求排除静乐及其周围据点，争取占领忻静公路西段，挤掉神池至义井之敌，把日伪逼到同蒲路沿线。

　　为夺取忻静公路西段，晋绥军区指示第六、第八军分区在忻静公路以南共同组成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区部队向忻静线进攻，并以第一军分区和第六军分区各一部，分别由静乐以西和静乐以北向静乐推进。

　　6月19日，八路军开始围困静乐县城，同时对静乐外围和忻静公路两侧的日伪展开攻击，先后袭击静乐以东的石河村、利润，静乐以南的丰润，静乐以北的宁化堡等日伪据点，伏击运动的日伪；小部队、武工队、民兵亦积极活动，先后炸毁桥梁20余座，击毁汽车多辆。

　　为挤退神池至义井之日伪，第二军分区以一部围困义井之敌，以一部结合武工队、民兵在神义公路线上以地雷战和伏击战的战法打击敌人。

　　7月2日在洪福寺、7月24日在凤凰山伏击日伪军，歼敌一部，在八路军的打击下，神义线上之日伪，补给困难，交通瘫痪，惶惶不可终日。

　　与华北八路军取得的抗日成果相比，华中和华南的新四军在敌后取得的成绩同样令人瞩目。

　　至1945年春，新四军苏北军区已将苏北日伪军分割孤立于阜宁、盐城、淮安、淮阴、涟水、沐阳6个县城和新安镇等几个主要据点。

　　3月至4月间，日军为增强长江下游防务，再次收缩兵力，将阜宁等地日军先后撤走，改由伪军单独守备。阜宁城及城北各据点共有伪军5个团，3400人。

　　4月24日至26日，苏北军区集中第八旅全部、第十旅主力和师特务团及5个县独立团共11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共毙伤伪军339人，俘伪副师长以下2073人，攻克阜宁县城及其外围据点22处，解放村镇560余处，控制了通榆公路中段，扩大了苏北解放区。

　　新四军苏中军区主力5个团南下苏浙皖边之后，1945年2月至5月，苏中军区全面展开扩军运动，除主力得到补充外，各县还组建了新的独立团或警卫团。

　　全苏中仍保持兵力27000余人，为策应淮南、淮北军区反“扫荡”，2月22日，苏中军区第一旅突袭高邮、宝应、兴化、盐城之间水荡之中的沙沟、崔垛日伪据点，一举将其攻克，毙俘伪副团长以下900余人，把兴高宝地区2400平方千米水网地带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4月下旬，苏中军区侦悉伪第五集团军独立团由日军两个连护送，将由宝应经高邮再往东经三垛、河口调往兴化以南的周家庄。

　　苏中军区迅速调集部队，组成河南、河北两个纵队，沿北澄子河三垛至河口的河道两侧，设置了3．5千米长的预伏地带。

　　28日中午，日伪军进入预伏地带，新四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全歼日伪军1800余人。

　　在苏北、苏中新四军痛歼日伪军，扩大根据地的同时，新四军淮北、淮南军区方面，从2月上旬起，日军为控制淮河下游与三河水上交通，先后占领了天长以北的龙冈、金沟、蒋坝，五河以东的双沟、浮山，以及淮阴以南的顺河集等地。在作战过程中，新四军淮北、淮南军区部队相互配合，积极打击进犯之日伪。至4月中旬，日伪军被迫放弃打通淮河、三河交通的企图，从蒋坝、金沟、浮山等地向高邮、五河撤退。这期间，仅淮南军区即进行战斗24次，毙伤日伪军260人，生俘日军4人、伪军525人；淮南军区伤52人，亡32人。

　　淮北军区从4月15日开始，对洋（河）众（兴）、固（镇）灵（璧）和泗（县）灵（璧）等公路展开破袭战，尔后向北进击灵璧、睢宁之间的日伪军，同时围攻涡阳、永城地区之日伪军据点。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淮北军区共歼日伪3000余人，攻克泗县县城及大店、丘集、虞姬墓等据点21处，使睢宁等地之日伪进一步孤立。

　　在苏淮新四军逐步扩大根据地，解放被占领土之际，新四军皖江军区方面，则执行华中局关于今后主要是向江南发展的指示，向南挺进得到较大发展。

　　3月，皖南专员公署和铜陵县、繁昌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铜陵、繁昌、芜湖、宣城抗日游击区基本连成一片。1945年春，中共东至县委成立，从贵池、东流、至德直至江西省彭泽的抗日游击区基本连成一片，第七师沿江支队经彭泽再次打通了与新四军第五师鄂东部队的联系。

　　4月，新四军第三师独立旅由旅长率领从苏北南下，归第七师指挥。

　　6月20日，第七师以沿江支队独立团、白湖团与“巢大”团为基础，重新组建第十九旅，林维先任旅长，黄火星任政委。

　　7月25日，第十九旅第五十六团对巢湖南岸巢（县）盛（家桥）公路沿线日伪军据点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激战，连克散兵、长岗井、盛家桥等据点，歼灭日伪军600余人。

　　与此同时，新四军鄂豫皖湘赣军区（第五师），于2月初确定：

　　五师地区的任务以发展为主，同时照顾原有地区之巩固工作。发展以南方（鄂南）为主。

　　为了向南发展，第五师张体学部两个团配合八路军南下支队进军湘鄂赣边，一起创建湘鄂赣边根据地。八路军南下支队南下湘南、粤北后，张体学部继续坚持鄂南、湘北斗争。

　　边区党委指示第三军分区以襄南洪湖为依托，首先以桃花山根据地为基点继续向南发展，创立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据地，并逐步与湘鄂赣边根据地相连接。

　　4月中旬，日军进攻南阳、老河口的国民党军，新四军第五师调动近6个团的兵力，分别由大悟山和确山向随县、信阳地区开进，恢复了随县南部的白兆山根据地和信阳西南的四望山根据地。

　　综上所述，八路军、新四军在1945年的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攻克与收复县城61座，扩大解放区24万多平方千米，解放人口近1000万。

　　把日伪进一步逼退到大中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线及沿海重要地区，获得了正规战、运动战、攻坚战、城市战的宝贵经验，为转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敌后，除八路军、新四军的浴血抗战外，各地游击队也取得了不凡的战果。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从1938年10月广州失陷、1939年2月海南岛失陷起，陆续创建。至1945年8月将近7年的时间里，艰苦奋斗，从数百人发展到27000人，并组织民兵50000余人，建立了东江、珠江、粤中、琼崖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共作战2000余次，歼灭日伪军1．4万余人。

　　1945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迅即对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进攻，并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

　　晋察冀军区部队进逼北平、天津，攻占张家口等城镇，控制交通要道；晋绥军区部队逼近太原，攻入归绥，夺取日伪军占据的城镇据点；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向太原、开封、安阳等城市逼进，切断同蒲、陇海、平汉等铁路线。

　　山东军区部队，向济南、青岛、徐州等地进军，切断津浦、胶济、陇海铁路线；新四军各部队夺取苏、皖、浙地区敌占乡村和县城。

　　此外，晋察冀军区部队进军热察，罗荣桓、黄克诚率部先后进军东北。以上举措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人民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

　　1945年春夏，日本法西斯已处于四面楚歌、日暮途穷的绝境。德国败降后，盟军的作战重心迅即东移，全力对付日本法西斯。

　　在太平洋战场，盟军已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莱特岛，从马里亚纳起飞的美国战略轰炸机及舰载机加强了对日本本土的沿海地区重要城市和目标的轰炸。

　　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6月底攻克全岛，战争已迫近日本本土。英、美军队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也发起了反攻。在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等抗日武装，正日益扩大局部反攻作战，迫使在华日军只能龟缩在大中城市等点线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此起彼伏，进入高潮，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已陷入崩溃之中。苏联政府在德国法西斯投降后，加速对日作战的准备，大规模地增兵苏联远东地区。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不顾长期进行侵略战争给日本造成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愈加剧、财力物力已濒衰竭、国外资源供应断绝、国内工业濒于瘫痪、粮食匮乏、人民厌战不满的现实，仍决定：

　　帝国依然继续进行决战，争取战局的好转，并迅速地确立以日、满、华为基础的积极防卫态势，坚决实现长期持久战争。

　　尽快结束对日作战，是美国政府、军方的共识。

　　1945年4月25日，杜鲁门总统上任后在白宫第一次听取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格罗夫斯关于新式武器——具有强大威力的原子弹的研制情况的全面汇报。

　　史汀生满怀信心地说：在4个月内，原子弹的试制将获得成功，一旦使用它，便可结束这场战争。

　　根据史汀生的建议，杜鲁门随后任命以史汀生为首的军政首脑人物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和科学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分别研究决定德国战败后是否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以及如何使用原子弹的问题。6月初，经研究最后形成一致意见：

　　既不能预先就原子弹的性质由美国对日本提出警告，也不能在某一无人居住区搞一次非军事性示威；应尽快对日使用原子弹，并且目标要选择在能显示原子弹强大破坏力的地方和靠近有头等重要军事意义的军需生产中心。

　　杜鲁门完全赞同顾问们的建议。与此相反，另一批以詹姆斯·弗兰克和利奥·西拉德为首的原子能科学家以及其他数十名在橡树岭等地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于6月下旬联名上书，向史汀生提交了一份报告，强烈反对使用原子弹。

　　然而，一部分科学家的反对意见并未动摇杜鲁门总统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决心，他自信地写道：

　　我认为原子弹是一种战争武器，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可以应用它。我们必须用原子弹来袭击敌人，至于何时何地去投掷原子弹，则由我作最后决定。

　　7月16日，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阿拉莫戈尔多试验爆炸成功，其威力相当于一吨烈性炸药三硝基甲苯的20000倍。当日上午，正在德国参加波茨坦会议的杜鲁门收到了“婴儿安全诞生了”的电报。

　　17日，史汀生专程飞到波茨坦，向杜鲁门汇报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详细情况。此后几天，杜鲁门便与所属军政要员进一步研究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具体细节。

　　对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决策几乎与《波茨坦公告》的签署和公布同时进行。7月23日，“曼哈顿计划”工程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为即将进行的从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出发对日本实施原子弹突袭的军事行动，拟定了最后的书面命令。7月24日，杜鲁门立即批准了这一命令，并以美国陆军部的名义，指令：

　　美国陆军战略空军部队司令卡尔·斯波茨将军派遣第二十航空队第五十九混合大队，于1945年8月3日后在气候许可目击轰炸的条件下，立即在日本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4个城市中选定一个目标，投掷这种特种炸弹。

　　负责这一特殊任务的美第二十航空队第五十九混合大队，全部进入待命状态。

　　在杜鲁门决定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当天，出席波茨坦会议的杜鲁门有意识地向斯大林透露了美国研制原子弹已经成功的消息：“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

　　斯大林听后并没有表现出异常的反应，只是冷冷地回答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希望美国人“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人”。美国企图以原子弹对苏联施加政治压力，迫使苏联领导人在战后世界安排问题上让步的企图未能达成。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以《共同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义正词严地警告日本政府：

　　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估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的军人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与此同时，杜鲁门还指令美国政府的情报机构迅速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使《波茨坦公告》的内容让日本人知道。

　　从7月27日至8月1日，盟国飞机在日本各大中城市上空散发150万张传单和300万张《波茨坦公告》。

　　传单对这些城市发出警告：如日本不投降，它们将受到大规模的猛烈空中轰炸。每次传单散发过后，美机接着就是一次常规炸弹的轰炸。

　　《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统治集团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始终意见不一。以外相东乡茂德为首的一批文职要员，主张看苏联是否参战等情况而定。以陆相阿南惟几、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等为首的一批军界头目，则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强硬态度。

　　7月28日下午，铃木贯太郎首相接见记者时就日本政府对于《波茨坦公告》的态度发表声明说，《波茨坦公告》没有任何主要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我们将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底”。而且，日本政府害怕《波茨坦公告》内容会影响其国民和军队的士气，将其删除了一部分后，才在报纸上发表。日本公开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促使杜鲁门决定按原计划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2时45分，美国空军上校蒂贝茨驾驶装载着原子弹的B—29型重型轰炸机“埃诺拉·盖伊”号，由两架飞机护航，自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起飞。

　　它以每小时456千米的速度在9760米的高空飞行，8时许飞抵日本广岛上空，投下一颗原子弹，其重量为9000磅，当量为20000吨TNT。

　　广岛当时的人口共34．3万人，其南面长期用作陆军的海运基地，在市东部有很多后勤工厂、仓库。从1945年4月起，日本陆军第二总军司令部设置在此。

　　上午8时15分原子弹在市中心上空爆炸。

　　在接近爆炸中心地区的居民大部分被炸死，幸而逃脱的也呻吟于烧伤之中，约有780000余人丧生，51000余人负伤或失踪。全市建筑物总数76000余幢，全毁者48000幢，半毁者22000余幢。遇灾人数达17．7万余人。在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当天，华盛顿新闻媒体发布了原子弹的新闻公报和杜鲁门总统关于原子弹的声明：

　　6日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将对战争起到革命性变化。假如日本仍不接受投降的话，还将往其他的地方投掷。

　　在美国广播之后，日本陆、海军统帅部始从广岛及吴镇府两地接到了有关新型炸弹的稍为详细的报告。

　　但在8月8日的日本各大报纸上登载日本大本营7日的通告中，只是说：“广岛由于遭受新型炸弹的轰炸，损失相当严重。”“这种炸弹并不可怕，我方有办法对付。”

　　日本政府仍然拒绝投降。

　　从8月6日至8月8日，日本政府当局连内阁会议也未召开，原定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也取消了，根本就没有讨论过出现原子弹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焦点或者说寄希望的，是8日夜间预定在莫斯科举行的佐藤大使和莫洛托夫外长会谈的结果。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9日零时，苏军从中国东北地区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上午10时30分，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研究和与战的问题。11时30分，美国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当时长崎人口约27万，当日死亡24000余人，受伤43000余人，总计67000余人，占长崎总人口的25％。

　　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加速了日本投降。8月6日下午，日本天皇面谕东乡外相：

　　敌方既然使用了这种武器，继续战争越发不可能了。为争取有利条件，不可错过结束战争的时机。

　　8月9日上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召开，“致使天皇以及木户内大臣、铃木首相、东乡外相、米内海相、近卫公、重光前外相和其他历来支持早日停战的要人更加坚定了决心，认为除迅速接受《波茨坦公告》以结束战争外，别无他法。”

　　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美、英、中、苏发出照会，如果天皇地位不变，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所列举的条款。

　　8月11日，经过磋商，盟国决定让日本保留天皇，但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帝国大本营签署为执行《波茨坦公告》所必需的投降条件，天皇和日本政府必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命令，并由美国国务院通过瑞士政府发出苏、美、英、中对日本声明的答复。

　　8月15日，日本向全国播发了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

苏军奔袭远东全歼关东军

　　《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于1945年7月27日开会，讨论《波茨坦公告》与苏联调停的问题。

　　军部阿南惟几陆相、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等主战派，以种种条件为理由主张全面拒绝《波茨坦公告》，东乡外相等人则认为：苏联政府未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名，因此苏联对日本仍然保持着法律上的中立，并且盟国对过去所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有所缓和，所以应当先看一看苏联的态度，然后再最后决定日本的态度。

　　日本公开拒绝《波茨坦公告》，同盟国只有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最后一战。美国杜鲁门政府为了争取掌握占领日本的主动权，急欲单独迫使日本投降，以便获得在战后同苏联对抗的有利战略地位，遂在苏联出兵之前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9日，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8月8日17时（莫斯科时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书，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并当面宣布，苏联从8月9日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苏联对日宣战，大大出乎日本意料之外。日军原来判断，苏军对德作战结束后，需要休整，对日作战时间可能在1946年春，最早也要在1945年9月上旬。苏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可能由苏联远东滨海地区向中国东北实施。

　　关东军根据这一判断，把防御重点定在中国东北的东部方向。

　　8月8日夜，苏军3个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的部队占领进攻出发阵位。9日零时，各先遣支队越过国境。拂晓，主力先后发起进攻，航空兵分两批袭击哈尔滨、长春、吉林和沈阳，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积极行动。

　　在西线，后贝加尔方面军各先遣支队利用夜暗，不经炮火准备，同时在所有方向越过国境。

　　4时30分，方面军主力开始进攻，基本未遇日军抵抗。坦克第六集团军在相隔70余千米的两个方向上成两路以疏开队形快速前进，战役第一天前进150千米。10日下午，又前进100余千米，主力到达大兴安岭。由于进展顺利，方面军司令员要求坦克集团军提前完成当前任务，于8月12日日暮，前出到鲁北、突泉一线。

　　坦克第六集团军遂在行进间变更部署，坦克第五军由第二梯队改为第一梯队，当夜登上大兴安岭，占领了台日黑达坝。

　　8月12日，坦克集团军全部越过大兴安岭，其先遣支队已于11日攻占鲁北，12日攻占突泉。左翼第三十六集团军于11日攻克满洲里筑垒地域，坦克部队在海拉尔筑垒地域，遭日军顽抗，主力实施迂回。右翼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分两路开进，一路14日攻占多伦，另一路15日占领张北。

　　在东线，远东第一方面军先遣支队于9日1时趁夜暗和暴雨偷渡乌苏里江，袭击日军边境筑垒地域。8时30分，主力发起进攻，除个别方向外，均未进行炮火准备。左翼第二十五集团军和右翼第三十五集团军分别遭到日军东宁、虎头筑垒地域的顽抗，屡攻不克，前进受阻，主力被迫迂回，留下一部兵力，并调来重炮和轰炸航空兵，继续攻击。

　　第五集团军以先遣支队消灭日军火力点后，主力迅速前进，于战役第二天攻占绥芬河，14日攻入牡丹江市区，与第一集团军协同，同日军展开巷战。为提高进攻速度，避免陷入僵局，方面军司令员决心以主要力量从牡丹江市南面迂回，直插吉林。

　　在北线，远东第二方面军于9日1时发起进攻，独立第五军强渡乌苏里江，14日占宝清。第十五集团军在黑龙江区舰队协同下，强渡黑龙江，于14日经激战攻占富锦筑垒地域，打通了至佳木斯的道路。第二集团军先担任黑龙江北岸海兰泡沿线的防御，11日转入进攻，因渡河器材不足，只得分批投入战斗，进展缓慢，于14日才包围了孙吴和爱辉筑垒地域。

　　经战役第一阶段6天的交战，后贝加尔方面军越过大兴安岭，前进450千米至500千米，前出到东北平原；远东第一方面军前进150千米至200千米，前出到牡丹江平原；远东第二方面军前进50千米至100千米，前出到佳木斯的接近地；太平洋舰队协同陆战队，占领了朝鲜雄基、罗津等港口，切断了日军从海上的退路。关东军的部署被割裂、打乱，失去统一指挥，只有部分兵力仍在牡丹江市和海拉尔、孙吴、虎头等筑垒地域继续抵抗。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但关东军并未停止抵抗。苏军继续进攻。

　　后贝加尔方面军于16日和17日相继攻占扎兰屯、洮南、通辽、赤峰、张北等地。由于道路泥泞，坦克集团军只能沿铁路路基运动，每昼夜前进速度平四五十千米，主力在先遣支队后面跟进，没有进行战斗。

　　部分兵力继续围攻海拉尔筑垒地域。远东第一方面军的第一和第五集团军于17日攻占牡丹江市，俘日军40000余人。

　　当日，方面军右翼第三十五集团军进占勃利，左翼第二十五集团军进占图们，并向朝鲜推进。部分兵力仍在虎头和东宁筑垒地域同日守军进行激烈争夺战。远东第二方面军的第十五集团军于17日攻占佳木斯后，沿松花江追击退却之日军。第二集团军在航空兵和炮兵支援下，对孙吴筑垒地域展开猛烈攻击。8月17日，关东军下令停止抵抗，日军开始投降。

　　鉴于各兵团离战役目标尚远，华西列夫斯基于18日命令各方面军派出快速支队，迅速进占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

　　从18日起，苏军以临时编组的小分队，先后在13个重要城市实施空降，控制机场和市区重要目标，接受日军投降。20日、21日，东西对进的苏军快速支队分别在哈尔滨、长春、沈阳会合。驻守虎头和东宁筑垒地域的日军，直至8月26日才停止抵抗。与此同时，8月11日至25日，苏军第十六集团军在太平洋舰队部分兵力的协同下，实施了南库页岛进攻战役；8月18日至9月1日，远东第二方面军一部在第十六集团军一部和太平洋舰队的编队协同下，实施了千岛群岛登陆战役。

　　远东战役，苏军共歼关东军、伪满军和伪蒙军的全部，第十七和第五方面军的一半，以及松花江江上军，总共10个军、一个集团军级集群和一个区舰队。日军损失官兵约70万人，其中83000余人被击毙，60．9万余人被俘。俘虏中有陆海军将级军官148名。苏军伤亡32000余人。

　　苏军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仅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就缴获1565门火炮、2139门迫击炮和600辆坦克、861架飞机、9508挺轻机枪、2480挺重机枪、2129辆汽车、约18000匹马、679座仓库及许多其他战斗技术装备和军用物资。远东第二方面军和红旗黑龙江区舰队俘获日军松花江江上军的全部舰艇。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7月27日晨6时许，日本政府获悉美、英、中三国政府发表的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同日10时30分，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波茨坦公告》问题。

　　外相东乡茂德认为：第一，苏联领导人虽然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与公告的发布，但未在公告上签名，说明苏联仍维持对日本在法律上的中立关系；第二，公告中，美、英、中三国已放弃以前绝对无条件投降的主张，提出了同日本实现和平的八项特定条件，“无条件投降”一词在公告中只使用过一次，而且明确规定只适用于日本武装部队。

　　东乡提出，如果苏联政府接受日本关于居间调处的委托，那么，有可能通过与苏联谈判，放宽《波茨坦公告》的条件。据此，东乡得出结论性意见：首先，为给今后和平谈判留下后路，对三国公告不予正面拒绝；其次，应该视苏联的态度，然后再最后决定日本的态度。会议同意了东乡的意见。显然，日本这是在寻找借口，以拖延接受《波茨坦公告》。

　　9日14时30分，铃木召集临时内阁会议，继续研究和还是战的问题。陆相阿南在会上仍坚持本土决战到底，他说：

　　在为大和民族的荣誉继续战斗中，总会有机会的。解除武装办不到，外地尤其如此。实际上，只有继续战争一条路。如能施展死里求生的战术，就不会彻底失败，反会有扭转战局的可能。真的到了本土决战的时候，则国民将一心一意，奋起抵抗。

　　海相米内光政反驳阿南说，现在对盟国进行决战不可能取胜，即使能取得给盟军的第一次登陆予以打击的胜利，那么，也不可能取得第二、第三次胜利，现在要冷静地面对现实，必须放弃那套死不服输和一厢情愿，只有投降才能挽救日本。军需相丰田贞次郎、农相石黑忠笃及运输相小日山直登都赞同米内的意见。会议一直进行到22时30分，但因意见分歧，长达8个小时的内阁会议仍未能作出决定。

　　23时许，铃木和外相同时晋谒天皇，上奏内阁会议情况，并奏请在御前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还请平沼枢相参加。23时50分许，在皇宫防空洞内召开天皇出席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东乡外相的一个条件方案与阿南陆相的4个条件方案仍然对立，争吵不休。因此，铃木首相遂请天皇裁断。

　　10日凌晨2时30分，天皇采纳了外相的一个条件方案，即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附带条件。3时左右，日本临时内阁会议再次复会通过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7时15分，日本外务省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电报，拍发给驻瑞士公使和驻瑞典公使，令其转达给美、苏、英、中四国，同时要求尽快得到对方答复。

　　在发出上述正式照会的同时，松本外务次官认为有必要将日本接受公告的意图，迅速通知国外，特别是通知同盟国官兵，经征得同盟通讯社及日本放送协会领导人的同意，于10日夜，秘密对国外广播。后经确认，这些对外广播发出两小时后，首先引起美国的反应，数小时后，已传播到全世界。

　　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送交瑞士公使馆代办葛拉斯理托其转达日本政府对于日本投降建议的复文。

　　8月12日零时45分左右，日本军政要员从美国广播中听到了美、苏、英、中四国对日照会的答复。

　　日本参谋总长梅津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得知后，觉得“断难接受”，于12日8时20分左右联合上奏天皇，表示坚决反对接受同盟国公告。

　　当日，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反复召开内阁会议、皇族会议，次日9时又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讨论同盟国复文时，外相东乡等人主张接受四国复文。

　　但陆相阿南等人仍以难以维护国体为名坚持原来的4个条件，要求再次照会四国，进行交涉。因主和与主战派各执己见，结果未能作出结论，只好再次把问题移交给了御前会议。

　　8月14日10时50分，日本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阿南、梅津、丰田等人重申要求给同盟国再发照会，或继续进行战争以死里求生的意见。

　　天皇鉴于大势已去，作出接受盟国答复的决定，并要政府起草《终战诏书》。会议在全体涕泣声中结束。

　　至此，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才最后下决心被迫投降。当日23时，日本政府通过驻瑞士公使，拍发了致同盟国的通告电报，表示准备命令其所有军队停止战斗，交出武器，实施同盟国最高司令新的命令。正当日本政府准备接受盟国投降条件事宜时，陆相阿南惟几等人策动少数最顽固的法西斯分子，阴谋发动政变，妄图以武力阻止日本政府的投降。

　　14日午夜至15日凌晨，一些少壮派军人发动兵变，枪杀近卫师团长，下达假命令，包围皇宫，搜索天皇的诏书录音盘，想阻止录音的播出；另一些人则搜寻并图谋软禁木户内大臣和石渡相，镇压所谓主和派，但终因日本的投降大势不可逆转，没有得到军部上层的赞同，立即被镇压下去了。

　　阿南惟几于15日凌晨1时30分左右畏罪自杀。15日正午，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终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而结束。

　　17日，成立了以陆军大臣东久迩宫稔彦王为首的新内阁，重光葵任外相。当日，天皇还向国内外的日本陆海军人颁布一项敕谕，命令他们遵照《终战诏书》和平地投降。

　　从这时起到9月上中旬，远东、南亚各国、南太平洋地区和太平洋诸岛的330余万日本军队，先后陆续向同盟国投降。日本政府向同盟国签署《投降书》的先期准备工作，是由麦克阿瑟上将的司令部，以同盟国最高司令官名义负责进行的。8月16日午前，麦克阿瑟通告日本政府命令日军大本营：

　　立即派遣授予充分权限能就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所发指令进行磋商的使者到该司令官处，将具有以天皇、日本政府、大本营的名义实行投降条件所必需的各种要求的权限的代表，派遣到马尼拉。

　　19日，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全权代表一行16人，于当晚到达马尼拉。20日，河边受领了麦克阿瑟有关进驻日本本土的文件、投降签字后应予公布的天皇的诏敕、投降文件和盟军最高司令官陆海军一般命令第一号。由于8月22日夜日本关东，25日本州西部和26日九州南部海面连续有台风侵袭，盟军原定进驻日本本土和投降签字的日期，分别推迟48小时。8月27日10时30分，美国海军第三舰队一部进泊相模湾。28日8时20分至11时许，美陆军部队150人乘飞机在厚木机场着陆。30日，美第六、第八军，第三、第五舰队等部，总兵力约40万，先后陆续开始在东京附近和横须贺、佐世保等地登陆，实施对日本的占领。

　　麦克阿瑟于8月30日14时5分在厚木机场着陆。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以8月28日美军先遣部队占领厚木机场为开端，至10月初占领整个日本的工作大致完成。为了掩饰单独占领，美国要求同盟国派遣占领部队。从1946年1月起，英联邦派了少数部队到广岛县的吴市；中国荣二师先后被分派进驻东京和名古屋；苏联因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置于美军司令官的指挥之下，未派出占领部队。可见，所谓盟军占领日本，实际上是美军的单独占领。

　　1945年9月2日9时，盟国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签降仪式。首先，麦克阿瑟发表简短宣言。他说：

　　以今天这个严肃的仪式为转机，从过去的流血和蛮行中，奠定更美好的世界——建立在信赖和谅解之上的、能为人类的尊严和人类最理想的愿望即自由、宽容和正义的实现作出贡献的世界，才是我最大的希望，也才是人类真正的希望。

　　作为同盟国最高司令官在此声明，我将在我所代表的各国的传统之下，以正义和宽容来完成我的职责。同时，为了彻底、迅速而且忠实地遵守投降条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是我坚定不移的决心。

　　日本投降书分黑色封面的日文本和金绿色封面的英文本两种，投降书长1．5尺，宽1尺，放置在铺有青色台布的长桌上。9时4分，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9时8分，麦克阿瑟以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然后是接受投降的9个同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英国代表希鲁斯·弗雷泽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烈维扬库中将、澳大利亚代表托马斯·希拉梅将军、加拿大代表穆尔·科斯格雷夫上将、法国代表雅西·勒克莱将军、荷兰代表赫尔弗里克海军中将、新西兰代表伦纳德·艾西特空军中将。

　　签字结束后，数千架美式飞机越过“密苏里”号军舰上空，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

　　同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命令日本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下武器”，着实履行投降书之一切条款。同一天，日本首相东久也向全国发表文告，要求日本国民“秉承天皇圣旨”、“正式投降唯有顺从”。

　　至此，正式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9月3日被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此后，各战区分别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中国战场，麦克阿瑟以远东同盟国军最高司令官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投降，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缴械。蒋介石利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合法地位垄断了受降权。

　　8月15日，蒋介石电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中国战区所属日军应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地，但长江内船舰应集中在宜昌、沙市；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不得向任何非暂定受降部队投降缴械、交出地区及物资；绝对不能将行政机关移交非指定之行政或代表等。

　　何应钦受命于蒋介石的受降权限是：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批办理一切接受敌军投降的实施事宜；对中国战区之敌军最高指挥官发表一切布告命令；与中国战区美军人员合作办理美军占领区、盟军联合占领区交防接防敌军投降后之处置等。

　　随即，何应钦下令凡中国战区之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与接洽交出地区，及交出任何物资”。这就剥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

　　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包括：中国（东北除外）、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全部日军。洽降地点为玉山，后因玉山机场雨后跑道损坏，临时改在湖南芷江进行。8月20日，何应钦率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等30余人，乘两架美制运输机抵达芷江。参加受降工作的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及中国战区各地受降主官也先后抵达芷江。21日11时15分，日本乞降使节、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8人，受冈村宁次指派，乘机到达芷江。

　　2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设受降前进指挥所，受理日伪军受降事宜。何应钦因指示各战区司令长官抢占战略要点，先后飞往湖北、西安、江西、昆明等地区面授机宜，于9月8日飞抵南京。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内举行。应邀参加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以及中外记者、厅外仪仗队和警卫人员近千人。

　　8时52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等5人步入会场，随即就座受降席。

　　8时57分，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率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中国派遣军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长、陆军大佐三泽昌雄等7人，脱帽由正门走进会场。

　　冈村宁次解下所带佩刀，交由小林浅三郎双手捧呈何应钦，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此时恰好是9时整。然后，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

　　9月9日，蒋介石把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并任命了受降长官，分别接受日军投降。

　　从9月11日至10月中旬止，在华日军除因拒降被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等部歼灭外，其余均缴械投降。

　　由国民党政府军队接受投降的日军共有一个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军、33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两个飞行师、41个旅，以及警备、守备、海军等部队，计128万余人。另有日侨77万余人，韩侨50000余人，还有伪军95万余人向国民党军投降。

　　国民党军队接收日军的武器装备有：步骑枪68万余支、手枪6万余支、轻机枪20000余挺、火炮10000余门、步机弹1．8亿余发、手枪弹203万余枚、各种炮弹共207万余枚；战车383辆、装甲车151辆、卡车10000余辆、马匹74000余匹、各种飞机1068架、炸弹6000吨、机用油10000余吨、海军主要舰艇船舶1400艘，共5．5万余吨。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打破了日本“北进”侵苏计划，迟滞了日本“南进”侵略步伐，从而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和策应了苏、美、英等同盟国作战。

　　然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群众伤亡了120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财产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

目录

德意进攻西欧

德国实施进攻西欧的“黄色方案”

德军相继侵占荷兰、比利时

德军对法国发动“闪电战”

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沆瀣一气

德国法西斯攻占法国首都巴黎

英国奋起抵抗

丘吉尔临危受命组阁新政府

英联邦联手美国抗击侵略者

大不列颠粉碎希特勒登陆梦想

英国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

英德两国海军激战大西洋

非洲巴尔干战火

德意在非洲的侵略扩张

巴尔干地区的生死大较量

希特勒侵略南斯拉夫

德军空降伞兵攻克克里特岛

德国入侵苏联

德军实施“巴巴罗萨”计划

苏军遭受攻击全线失利

苏联实施积极防御战略

腥风血雨的苏德正面战场

苏军的冬季全面大反攻

太平洋烽火骤起

日本海军舰队偷袭珍珠港

日军军部图谋进攻东南亚攻占马来西亚地域

两大联盟的形成

法西斯国家建立军事同盟

德意法西斯的欧洲“新秩序”

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

英美两国军事联盟的形成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德意进攻西欧

德国实施进攻西欧的“黄色方案”

　　德军攻占波兰后，根据既定的打击顺序，下一个攻击目标将是西欧。此时，德军需要解决的，是入侵时机和主攻方向的选择；联军则需准确判明德军的入侵时间和主攻方向，并协调各方立场，组织强有力的防御。1940年2月13日，希特勒同约德尔将军作了一次长谈，主张出其不意地将西欧做为德军主突方向。

　　2月17日，希特勒召见曼施坦因。曼施坦因详细说明了他的计划：以强大的A集团军群通过阿登森林，在色当两侧渡过马斯河，然后穿过法国北部到达阿布维尔，同右翼协同，分割、围歼英法联军佛兰德集团。希特勒接受了这个计划。

　　2月18日，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在同希特勒会谈时，拿出一个比曼施坦因走得更远的计划——在迪南与色当之间的马斯河实施决定性的突破。对此，希特勒表示同意，并强调要迅速作好抵御法军从马奇诺防线后方出击的准备。

　　据此，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于2月24日下达了新的进攻西欧的作战命令，代号仍为“黄色方案”。新方案规定：

　　德军应以一部兵力迅速攻占荷兰和比利时，将英法联军的大量兵力吸引到这一方向；同时，以强大的装甲部队绕过马奇诺防线，出其不意地通过阿登山区，实施主要突击，在色当附近法军的接合部达成中央突破，进而直插索姆河口；在右翼突击集团协同下，围歼被割裂的联军主力，为尔后作战创造条件。

　　预令要求各部队3月7日前完成作战部署，并在调动过程中采取伪装措施，尽量给英法联军造成仍按原计划行动的错觉。后来，进攻日期又多次推迟，一直推至5月10日。

　　据不完全统计，德国进攻西欧的日期前后推迟了29次之多。

　　根据新的方案，德军沿德荷、德比、德卢和德法边界依次展开B、A、C集团军群，并由第二和第三航空队担任空中支援，另以海军一部配合行动。

　　由博克指挥的B集团军群，辖第十八和第六集团军，集结在北海—亚琛一线。任务是进攻荷兰和比利时，以积极行动牵制联军主力，尔后与A集团军群协同歼灭该部联军。

　　A集团军群编成内有第四、第十二和第十六集团军，一个装甲集群，由龙德施泰特指挥，准备在从雷特根至德国、卢森堡和法国三国边界接壤处之间宽170千米的地带实施主要突击。

　　勒布指挥的C集团军群编成内有第一和第七集团军，共17个师，任务是防守从法卢边界至巴塞尔的350千米地段。任务是以积极的侦察行动和在部分地区佯动，迷惑法军统帅部，以便在马奇诺防线和莱茵河一带牵制尽可能多的法国师，并掩护突击集团的左翼。

　　德国陆军司令部还将51个师留作预备队，预定用于主攻方向，以不断加强那里的突击力量。

　　第二、第三航空队的任务是夺取制空权，破坏联军的指挥，直接支援进攻的部队。在陆军进攻前20分钟内，航空队应以约1／3的兵力轰炸对方靠近前线的机场、指挥部、通信中心和交通枢纽。进攻开始时，应全力支援地面部队，首先是主攻方向上的装甲部队的进攻。

　　海军的任务是，直接或间接地支援陆军的进攻，在荷兰和比利时的沿海水域布雷，占领西弗里西亚群岛，并在北海、英吉利海峡进行破交战。

德军相继侵占荷兰、比利时

　　1940年5月9日，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下达了进攻西欧的命令：“元首兼国防军最高司令决定：5月10日破晓时发起进攻，进攻的代号为‘但泽’或‘奥格斯堡’。”

　　当日下午13时30分，德军全部进入待命状态，希特勒由凯特尔、约德尔和统帅部其他人员陪同，离开芬肯克鲁格，乘专列到缪恩施特莱菲尔附近的“鹰巢”大本营。

　　当晚，为制造借口，德国如同在进攻波兰前制造格莱维茨电台事件一样，派飞机对德国的一所大学城弗赖堡进行恐怖袭击，一所女子寄宿中学和一所医院被炸毁，死伤数百人。德军统帅部反诬这次袭击系比利时和荷兰所为，遂于5月10日凌晨向这两个中立国家发动进攻。

　　德军越过边界后，荷兰和比利时才收到内容相同的德国照会。照会指责两国违反《中立法》，针对德国加修工事和部署兵力，制造恐怖袭击，声称德国政府不愿坐等英法的进攻，不能允许两国通过比利时和荷兰向德国采取军事行动。

　　5月10日，荷兰和比利时驻柏林公使，试图把抗议德军入侵的照会交给德国外交部，但遭拒绝。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在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史无前例的背信弃义和破坏文明国家之间一切正当关系的行为提出愤怒抗议。”

　　荷、比两国在遭到德军入侵后，迅速向英法求援。法军甘末林将军命令英法联军立即按“D”计划向比利时机动。其中，法军第七集团军进至安特卫普附近地域后继续向荷兰布雷达地区开进。

　　5月10日凌晨，德军从地面和空中同时向荷兰发起进攻，德军第十八集团军主力以第九装甲师为先导，向马斯河河口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一部兵力向阿姆斯特丹方向实施辅助突击，迅速占领荷兰东北各省，并于当日突破佩尔防线，迫使荷军退守荷兰要塞。

　　尔后，德军向须德海与北海间的堤坝发起进攻，以开辟通往阿姆斯特丹的道路，但未得手。

　　同日，德军空降兵约4000人分批在海牙、鹿特丹和穆尔代克附近实施空降。着陆后，德军一部占领海牙附近3个机场，后向海牙进攻，但被荷军击退；另一部兵力出其不意地攻占穆尔代克地域的马斯河大桥和多德雷赫特地域的瓦尔河大桥，从南面突入“荷兰要塞”，割裂了荷军部署，荷军多次反击未能奏效。

　　应荷兰请求，法军第七集团军沿英吉利海峡日夜兼程前进，于5月11日下午抵达蒂尔堡，后因缺乏空军支援，并遇德军阻击，撤至布雷达。荷军请求该集团军对攻占马斯河大桥的德军实施反击，遭法军拒绝。这样，德军第九装甲师顺利通过马斯河和瓦尔河大桥，逼近鹿特丹。

　　在此之前，鹿特丹附近莱克河的几座大桥也被德国伞兵攻占，但荷军在大桥北侧组织防御，迟滞了德军进攻。5月12日晚，荷军总司令温克尔曼通知荷兰女王及内阁大臣，已没有希望顶住德军的进攻。

　　5月13日，威廉明娜女王携几个内阁大臣登上一艘英国驱逐舰逃往伦敦。临走时，女王授权温克尔曼将军作为全权代表在适当时机宣布投降。

　　14日晨，希特勒发出《第十一号指令》：

　　在北翼，荷兰陆军的抵抗力比原来设想的要强些。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要求在短期内粉碎这种抵抗。

　　陆军的任务是，以足够的兵力从南面和东面联合进攻，并迅速摧毁“荷兰要塞”。为此，希特勒从比利时方向调来一些航空兵，加强对荷兰方向的进攻。

　　根据希特勒的指令，德军一面调整部署，一面进行武力恫吓，逼迫鹿特丹的守军投降，声称如不投降，德军就要轰炸该市。为保存实力和让城市免遭轰炸，荷军决定停止抵抗。就在这时，德军对鹿特丹的轰炸开始了，该市变成一片火海。

　　在德国空军狂轰滥炸和地面部队的进攻面前，鹿特丹守军投降。

　　5月14日黄昏，荷军总司令温克尔曼将军命令全军放下武器，次日上午11时，他作为荷兰政府的全权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仅5天时间，荷兰就被德军侵占。

　　5月10日5时30分，德军对比利时发动突然袭击。8时30分，德国驻比利时大使向该国外交部递交照会，声称，为了在西方大国入侵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前先发制人，德国政府“被迫”用武力来“保证”它们的中立。

　　德国政府建议，比利时应为自身的利益着想，停止一切抵抗，德国将保证比利时在欧洲和在殖民地的领土完整，否则比利时将丧失独立。比利时政府对德国的战争威胁和侵略提出强烈抗议，决心保卫自己国家。

　　与入侵荷兰一样，德军对比利时的进攻也采用了地空协同。第六集团军迅猛突破比利时的边防线，渡过马斯河及其以西的阿尔贝特运河南段，给英法联军造成这里是德军主攻方向的假象。

　　与此同时，德国空降兵悄悄在阿尔贝特运河附近着陆，不等比军按动电钮炸桥，就抢占了运河上的3座大桥。

　　埃本-埃马尔要塞的防御工事建在山上，由一座装有两门120毫米加农炮的旋转炮塔、两座各装有两门75毫米加农炮的炮塔、4个暗炮台、12门60毫米反坦克炮的发射阵地和大量机枪掩体组成。

　　地上的炮台、观察所、机枪火力点都用混凝土筑成，暗炮台和旋转炮塔都是装甲结构。地下有一系列钢筋混凝土浇灌的交通壕，壕内储备有可供30天用的粮食和弹药。该要塞由1200人守备，监视着马斯特里赫特附近马斯河和阿尔贝特运河上的一切桥梁。

　　比军认为，它比马奇诺防线或齐格菲防线上的任何工事都更加坚固，可以长期坚守。然而，战争的经过却大出比军所料。10日凌晨，由一名上士指挥的、经过模拟训练的75名德国空降兵分乘9架滑翔机悄悄降落在要塞顶部，就轻而易举地攻克了这个号称欧洲最难攻克的工事。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失陷，预示着阿尔贝特运河-马斯河的防线全面瓦解。

　　5月12日，比军不得不退守科林斯霍特-瓦夫尔防线。德军第六集团军第十六装甲军在马斯河以北向日昂布鲁方向猛攻。

　　英法联军误以为德军的主攻方向在安特卫普至那慕尔的迪尔河防线上，按预定的“D”计划向迪尔河防御阵地机动，协同从第一道防线撤下来的比军坚守科林斯霍特-瓦夫尔防线。

　　5月13日，法军第一集团军的先头装甲部队同德军第十六装甲军在日昂布鲁遭遇，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首次大规模坦克战。

　　5月15日，联军后续部队进占日昂布鲁和瓦夫尔之间的防御阵地，将德军阻在勒芬及日昂布鲁两地。

　　在比利时东南方向的阿登山区，担任主攻任务的德军A集团军群在德比边界粉碎了比利时边防部队的抵抗，迅速向前推进，击退了掩护法军第二、第九集团军主力的法军骑兵师，于5月12日前出至马斯河。

　　英法联军这才意识到，德军主力集中在比利时的那慕尔至法国的色当一线，主攻方向在色当。强渡马斯河后，德军向索姆河口迅速推进，位于比利时的英法联军随时可能被德军从南面包围。

　　5月15日上午，荷军投降的消息传到比利时。下午17时，联军总司令甘末林命令英法联军从比利时迅速后撤。

　　5月16日，英法联军开始撤离比利时。在此情况下，比军只好放弃安特卫普-那慕尔—线既设阵地，退守到后方没有准备好的阵地上。不久，比军的新防线被德军突破。5月17日，德军占领布鲁塞尔。

　　但是，比军没有放下武器，而是且战且退，试图通过梯次防御，为英法联军新任总司令的魏刚将军实施其从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南部南北夹击的反攻计划创造条件。

　　然而，在德军的强大攻势下，魏刚的计划难以实现，比军陷入困境。5月26日，比利时国王要求英军反击德军侧翼，以减轻比军的压力。而此时，戈特勋爵正准备向敦刻尔克撤退，无法满足这种要求。

　　5月27日，比军的抵抗开始全面瓦解，国王利奥波德三世接受德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于次日凌晨4时命令比军放下武器，向德军投降。

德军对法国发动“闪电战”

　　1940年5月10日凌晨，德军在进攻荷、比、卢的同时，对法国也发起进攻。

　　德军飞机袭击法国的加来、敦刻尔克、贝尔克、阿尔卑来赫、梅斯、布森堡的阿登山区，向法国东北部发起进攻。

　　德军为最大限度地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在卢、法、比交界的阿登山区集结了三个装甲军和一个摩托军。前卫是古德里安率领的第十九装甲军，其任务是在进攻的当天中午，穿过卢森堡前出至比利时边境，直扑法国的色当。

　　在第十九装甲军的北面，是赖因哈特率领的第四十一装甲军，因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占去了阿登山区的几条主要通道，所以该军的出发时间迟一些，但也很快穿过这一地区，直扑色当以西的梅济耶尔地区。

　　在第四十一装甲军的北面，是施密特率领的第三十九装甲军，该军以隆美尔的第七装甲师为先导、以第五装甲师殿后，待突破比利时边防线后向迪南地区推进。

　　继三个装甲军之后跟进的是三个摩托化师。德军日夜兼程，不间断地进攻，力求出奇制胜。

　　德军装甲部队的突然出现，使得法军在色当至那慕尔之间的马斯河防线，特别是法国第二集团军防守的色当地区面临严重威胁。

　　5月12日下午，德军轻取色当城，并在色当西北24千米长的马斯河北岸集结。

　　克莱斯特主张5月13日下午16时强渡马斯河，他给古德里安的命令说：

　　西线战役的决定性攻击由克莱斯特将军的装甲集群执行，它的任务是在蒙特梅和色当之间的马斯河段进行强渡，大部分德国空军将进行8小时的不间断空袭，以摧毁法国在马斯河上的防御设施，然后，在下午16时，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将渡过马斯河并建立桥头阵地。

　　德军装甲部队穿越阿登山区已对法国构成重大威胁，“色当突破”更是将法军置于了危险的境地，巴黎随时可能沦陷，在比利时作战的英法联军将随时面临被包围的严重威胁。为此，英法联军决心向德军实施反攻，封闭马斯河防线的缺口。5月14日，联军出动近200架飞机，企图炸毁德军在马斯河上敷设的舟桥，但收效不大，一次次轰炸行动被德军密集的高射炮火击退，联军85架飞机被击落。德军装甲部队在突破色当、强渡马斯河后，5月15日，古德里安率军西进。

　　当晚20时，推进到色当以西约70千米的蒙科尔内，在法军第二集团军与第九集团军接合部，即从莫伯日到波尔西安堡之间，撕开了一条宽达70千米的突破口。

　　16日晚，古德里安又指挥3个装甲师向英吉利海峡方向推进了80多千米，到达马尔勒附近，其中第一装甲师已推进到瓦兹河沿岸的里布蒙。古德里安的推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除了遇到前几天法军的反突击外，5月17日又碰上戴高乐上校指挥的第四装甲师的阻击。

　　戴高乐15日受领的作战任务是：

　　在拉昂地区单独作战，要争取时间让最高统帅部在埃纳河与文莱特河之间构筑一道防线，封堵住德军通向巴黎的道路。

　　5月16日，戴高乐亲临前线侦察敌情，发现“大量德军从阿登地区倾泻出来，通过罗科罗亚和梅济耶尔，不是向南进而是向西进，去夺取圣康坦”。5月17日，戴高乐指挥部队往北推进，前出至塞尔河沿岸的蒙科尔内，在那里顽强抗击德军，迫使德军装甲部队放慢推进速度。黄昏时分，当发现左右两侧都受到威胁时，第四装甲师被迫撤到拉昂以北的集结地域。19日，戴高乐继续挥师西北，向塞尔河畔的克雷西出击，目的是切断德军进犯拉费尔的去路。在那里，该师同德军展开激战，击毁德军许多坦克。

　　当天下午，乔治将军命令该师撤到埃纳河以南地区，阻止德军向南进犯兰斯。

　　5月18日，古德里安和赖因哈特的两个装甲军渡过瓦兹河，分别占领圣康坦和勒卡托，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向西，一路经康布雷、阿拉斯向北推进。

　　19日，向西推进的古德里安装甲军抵达佩罗讷。次日，包围亚眠并前出至阿布维尔。

　　21日，古德里安挥师北上，攻占蒙特勒伊。在阿布维尔西北部，德军第二装甲师的一个营首先推进到海峡沿岸，彻底切断了北方的英、法、比联军同南边法军的联系。

　　此后德军各装甲部队继续北进，23日先后攻占了沿海重镇布洛涅和加来。24日，古德里安和赖因哈特所属各装甲师进抵格拉沃利讷和圣奥梅尔之间的阿河一线，和其他友邻部队一起将联军围困在敦刻尔克地区。

　　德军装甲部队的高速度推进和大纵深穿插，令法国最高统帅部防不胜防。法国最高统帅部在作出判断和制订作战计划时，往往跟不上战局的发展变化。此外，部队中失败主义情绪弥漫，下级欺骗上级，军事指挥官瞒着政府官员甚至总理，造成被动挨打的结局。为改变这种混乱局面，雷诺总理决定改组内阁和更换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

　　5月19日，刚从叙利亚被召回国的魏刚将军接任法军总参谋长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他对国内战局并不了解，需要重新了解情况作出判断，然后才能定下决心。

　　所以，他取消了5月19日早晨甘末林将军草签的最后一道命令，即《第十二号秘密手令》。该命令旨在使比利时的英法联军向南突击，穿过兵力薄弱的德军装甲部队，与南边法军会师。与此同时，在索姆地区新建的部队向北推进，协助北线的联军向南突围，如果可能的话，就切断德军向英吉利海峡方向疾驰的装甲纵队。

　　5月20日中午，德军第一装甲师占领索姆河下游的亚眠。晚上，第二装甲师前出至索姆河口阿布维尔。

　　古德里安装甲军和赖因哈特装甲军的先头部队，推进速度很快，与后面装甲部队的距离差不多有160千米。而且，德军的步兵也没有及时跟上来，德军装甲部队的侧后完全暴露出来，形势非常有利于英法联军实施南北夹击。时机就在一天，甚至几小时之内。

　　然而，魏刚此刻不在他的指挥所里。当晚，他才在前线第一次看到指挥作战的法国陆军参谋长杜芒克将军和东北战线陆军司令乔治将军。他们一起讨论挽救北线联军的措施和尔后的作战计划，制订了一个与甘末林的《第十二号秘密手令》内容相同的“魏刚计划”。

　　但魏刚对这项计划还有些犹豫不决，没有取胜的坚定信心，对扭转战局颇感无能为力。

　　5月21日晨，魏刚乘飞机去比利时，由于中途逗留和安全方面的考虑，直至下午15时才抵达伊普尔。鉴于英法联军在贝隆-阿布维尔-康布雷三角地带的兵力仍占优势，魏刚决定乘德军西进的装甲纵队翼侧暴露之机，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北线联军向南实施突围，以便同索姆河一带的法军会合。

　　5月22日，英法盟国首脑在万森召开盟国最高军事会议，批准了“魏刚计划”，但为时已晚。

　　从5月19日至21日，魏刚了解情况、下定决心和组织反击，前后已经耽搁三天的宝贵时间，整个局势对联军非常不利。更为严重的是，比军不愿按“魏刚计划”的要求从埃斯科特撤到伊塞河，以保护联军向南反击。

　　利奥波德国王担心，英军向南反击后会丢下比军，所以他只准备将比军撤至利斯运河支流，而不再向伊塞河撤退。这样，就在英比军接合部留出一段空间，无人设防，而德军正好在这里浩浩荡荡地冲了过去，北线英法联军的处境岌岌可危。

　　尽管如此，5月21日，联军在阿拉斯附近组织了一次反击。两个英军师和一个装甲旅曾迫使德军向南收缩了几千米。当法军的两个师晚些时候向此地反击时，英军的部队却停止了反击。

　　戈特将军认为，“既然他的右翼已被敌人包围，左翼又受到威胁，唯一合理的决定应是朝着海岸撤退。”

　　英军每天所需的2000吨弹药及补给品全得经加来和敦刻尔克等港口运来，但这些港口正在严重地遭受德军空袭，面临被全面包围的危险。

　　在这种形势下，戈特将军迫于时间和补给问题的考虑，不顾盟国最高军事会议最后通过的“魏刚计划”，决定于22日晚把英国远征军撤出阿拉斯地区。法军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单独发起反击。

　　由于比军缺乏配合，英军又没有信心，加之法军行动迟缓，“魏刚计划”最后毫无成效地破产了。

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沆瀣一气

　　希特勒尽管正在为西线战事忙得不可开交，但仍接二连三地抽暇写信给墨索里尼，把德国连连取得胜利的消息告诉他。

　　希特勒的第一封信通知墨索里尼时，他正在进攻比利时和荷兰，以“保证它们的中立”，并说他将使他的朋友知道他的进展，以便他的朋友得以及时做出决定。

　　后来，墨索里尼又接连写了几封信，这些信写得一封比一封详细、热情。虽然德国将领们对意大利参战或者不参战毫不关心，但是，希特勒很重视意大利的参战。

　　就在法国岌岌可危之际，墨索里尼开始诉诸军事行动，意欲分一杯羹。对于这次蓄谋已久的行动，墨索里尼厚颜无耻地说：

　　我只要付出几千条生命作代价，即可成为战争参加者坐到和谈的桌旁。

　　欧战爆发时，意大利还没有做好参战准备，一部分官员和与英国有密切关系的垄断资本家害怕参战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反对意大利过早卷入欧洲战争。

　　德国入侵波兰后，墨索里尼曾表示希望立即参战，但无奈国内准备不足，只得暂时采取中立立场，宣布意大利是“非交战国”。

　　1939年10月，希特勒建议意大利在德波战争结束后参战，墨索里尼表示即将参战。希特勒在北欧取胜后，意大利的亲德势力更是蠢蠢欲动，积极鼓动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向英法宣战。墨索里尼出于实力不强，没有贸然从事，决定再观望一下等待参战的有利时机。

　　1940年3月初，希特勒写信给墨索里尼，极力要求意大利和德国并肩作战。这时墨索里尼看到德军“节节胜利”，担心“战争结束、胜利到来时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于是，他再也不顾军事准备不足，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

　　3月18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布伦内罗会晤，最后商定，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参战，但没有明确给出参战的具体时间。

　　5月25日，墨索里尼写信给希特勒说，“意大利在6月5日以后参战”。5月30日，他又写信给希特勒，要求在6月5日参战。但是，希特勒认为自己已稳操胜券，不愿让意大利参战，分享胜利果实。

　　6月1日，希特勒答复，要墨索里尼推迟参战日期。

　　6月10日，德国在法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的阳台上匆忙宣布，意大利对法宣战。

　　6月11日，意大利集中王储乌姆贝托亲王指挥的“西方”集团军群对法作战。

　　此前，法国曾把法意边界上的部分驻军撤走，投入到索姆河和埃纳河一线对德作战，留在法意边界上的奥尔里将军指挥的法国阿尔卑斯集团军，兵力只有6个师，总共17．5万人，远不如意大利集团军群多。

　　但法军占据有利的防御阵地，而意大利各师则集中在狭窄的山谷，部队无法展开。

　　意大利统帅部最初没有采取积极的战斗行动。意本土空军作战时只使用了有限的力量，仅对比塞大、土伦和若干机场进行了空袭。联军指挥部仅派法国海军攻击热那亚军事工业区，派英国空军轰炸威尼斯附近的贮油池。在陆战区双方进行了炮战，巡逻队也发生了小冲突。

　　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后，意军虽在战场上没有取得显赫战果，但给法国施加了新的压力。

　　正如法国驻德大使弗朗索瓦·蓬塞说的那样，“这不过是在一个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捅了一刀罢了。”

　　法国总理雷诺当天也不无痛心地说：“意大利人是多么杰出的、高贵的、令人敬佩的民族，这个时候在我们背上插了一刀。”

德国法西斯攻占法国首都巴黎

　　1940年6月10日，德军装甲师在塞纳河下游两次强渡成功，驻守巴黎以西和以北的法军全面后撤，整个防线面临崩溃。是日，雷诺总理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说：

　　今天眼看敌军就要兵临巴黎城下，我们将在巴黎前方战斗；我们将在巴黎后面战斗；我们将在一个省聚集力量进行战斗，万一被赶出该省，就在北非建立根据地继续战斗，必要时我们将在美洲属地继续战斗。

　　政府一部分已经撤离巴黎。我正准备去前线，目的是让我们所有的部队继续战斗，而不是停战。

　　然而，法国总理并没有像他对罗斯福所说的那样上前线去，而是在当夜零点撤往巴黎南部的奥尔良市。

　　在5月底和6月初的这几天里，法国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始终没有决定是否在巴黎城内进行抵抗，他们考虑更多的是把政府迁出巴黎，以免成为德军的俘虏。所以迟至6月9日，是否在巴黎抵抗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为了保卫首都巴黎，到6月8日，法军集结了大约10000名兵力，配备有200门反坦克炮和数百挺机枪，驻守通向首都交通要道上新修的400个地堡内。此外，还部署了30辆坦克，并设置了长达数千米的反坦克障碍物和壕沟。

　　6月9日，魏刚命令部队沿“巴黎城防工事”建立一道防线，由巴黎卫戍司令皮埃尔·赫林将军指挥新编的“巴黎集团军”防守。11日，赫林召集塞纳河地区各县县长和警察局长开会，要求死守巴黎。6月12日，在西南，德军在巴黎近郊防御阵地的西段强渡塞纳河，从韦尔农附近直扑埃夫勒，然后又进逼德勒。在东面，德军在马恩河地区以南进抵蒙米赖。巴黎处在东西两面夹击之中。

　　次日晚，赫林根据政府和总司令的命令，未经战斗就放弃巴黎以北的防御。法军护城部队撤至巴黎以南的朗布依埃—儒维西一线。

　　当天下午17时10分，德军先头部队抵达巴黎北郊。随后，德军B集团军群所属部队包围巴黎。

　　6月14日晨，德国第十八集团军一部开进巴黎，法国政府大厦的上空和埃菲尔铁塔顶端升起纳粹的旗帜。

　　B集团军群司令博克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了阅兵式。这座著名的大城市几乎空了，大多数的居民离开了巴黎。

　　此时，法国国内难民多达600万人，在法国各条道路上，难民川流不息，城乡居民为避开希特勒的魔爪纷纷逃往南方。法国政府也只好从图尔迁往波尔多。

英国奋起抵抗

丘吉尔临危受命组阁新政府

　　由于张伯伦政府错误的绥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处于尴尬难堪、岌岌可危的境地，英国民众对这一点认识逐渐清晰起来，产生的直接影响便是对张伯伦这位“爱好和平”的老人的由衷失望。

　　与此同时，丘吉尔的声望不断上升，这是因为他身为海军大臣而显示出来的魄力和斗争精神给英国人民留下的深刻印象。

　　在英国下院举行的一次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张伯伦由以前250多票一下子降至81票。投票结果表明，众多议员对政府不满，他们不拥护张伯伦继续担任首相。

　　1940年5月9日，英国还就是否赞成张伯伦继续任首相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只有22％的人表示赞成，58％的人表示不赞成，10％的人没有表态。在丧失议会的支持后，张伯伦感到他和他的政府已难以为继，不得不被迫辞职。

　　5月10日凌晨，德国对西线的进攻开始了。鉴于大敌当前，情势危急，张伯伦接受了成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的建议，于下午18时左右向国王递交了辞呈。

　　1940年5月10日18时30分，即张伯伦提出辞职半小时后，丘吉尔被召到王宫授权组阁。对此，包括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在内的3个主要政党领袖都赞成他任首相，并同意参加战时内阁。

　　在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的当天晚上他的战时内阁就组建完毕，并把名单呈交给国王。

　　11日，第一批大臣名单得到了国王的同意，在征得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议的赞同后，不久便公布于众。战时内阁由5名成员组成：丘吉尔任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下院领袖，张伯伦任枢密院院长。三军大臣不属于战时内阁成员，但辛克莱可以自由党领袖资格出席战时内阁会议，讨论重大问题。

　　新的战时内阁公布后，丘吉尔立即下达指示，要求内阁成员和各位大臣在一个月内不要搬迁住所，他本人也将暂时住在海军部大楼里，地图室和楼下的几个好房间被作为新内阁的临时总部。这项措施在战争的紧要关头避免了一些麻烦。

　　为了在战时便于处理事务，丘吉尔组建的5人战时内阁是小型内阁，5位阁员都是主要政党的领袖，由他们集中掌握英国的军政大权，能得到议会所有政党的支持和广大人民的拥护。

英联邦联手美国抗击侵略者

　　面对德军的入侵威胁，英国进行了总动员，做了大量的抵抗准备。要拯救英国，只有同美国结盟，争取美国的援助，除此别无出路。

　　1940年5月15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要求借用四五十艘旧的驱逐舰和数百架最新式飞机。5月18日，丘吉尔再次致电罗斯福，强调：“援助要发挥作用的话，就必须从速发挥。”

　　罗斯福认为，“合众国眼前最有效的防御就是大不列颠成功地保卫它自己。”美国也很需要英国继续与法西斯战斗。6月间，美国援助英国50万支步枪、55万支冲锋枪、22000挺机枪、895门野战炮。

　　9月3日，英美两国达成协议，英国将纽芬兰、百慕大、巴哈马群岛、牙买加、安提瓜、圣卢西亚、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等8个空军基地租借给美国，租期99年，美国则给英国50艘旧驱逐舰，以加强大西洋的反潜活动。9月6日，首批8艘驱逐舰移交给英国。

　　英国还组织机动部队，准备打击入侵者。1940年5月至8月，国民自卫军已由100万人准备发展至150万人。

　　为抗击德军登陆，在英国南部和东南海岸修建油池，准备在德军舰船驶近海岸时进行“火攻”。

　　6月至8月，英国计划生产飞机900架。6月6日，第一批8个营的兵力从印度启程，7月25日赶到英国加强防务。此外，从澳大利亚抽调的部队也已启程，准备参加抗登陆作战。

　　6月25日，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艾恩赛德将军制订了防御计划，主要包括：一是在沿海德军可能进犯的海滩修筑“覆盖式”战壕；二是建立一条穿过英国东部中心的反坦克障碍，由国民自卫军防守；三是后备部队部署在反坦克障碍后面，以便组织反击。

　　6月28日，丘吉尔要求参谋长委员会组织坚固的防御，封锁可能遭受袭击的海滩，对东海岸的港口采取安全措施，在需要设防的海岸部署守备部队，如德军占领某个港口，需采取坚决措施进行反击。从受威胁程度看，英国南部为“采取最高戒备措施的地区”。

　　1940年夏，英国本土共有机场和油库324处，雷达站51个。海军在一些水域布设水雷，在便于登陆的海滩设置障碍，陆军则构筑坚固的防线，挖掘反坦克壕，建筑混凝土掩体。

　　英国还实行“公民之战”，至1941年2月，共建有250万个家庭防空洞，在伦敦，80％的人可以进入防空洞。

　　8月初，划定3道防线阻击德军入侵，“敌人的港口”为防御德军入侵的第一道防线，用空中侦察和潜艇监视获取情报，用一切兵力袭击德军船只；严密的海上巡逻作为第二道防线，截击入侵部队。德军登陆地点是第三道防线，组织海空军不断反击。最后是机动部队对登陆德军进行反击。

　　9月间，英军在南部海岸线部署了16个精锐师，包括3个装甲旅，拥有240辆中型坦克、108辆重型坦克、514辆轻型坦克、498门反坦克炮。

　　9月7日，英本土总司令部根据参谋长委员会下达的待命指示，对东岸和南岸指挥部以及伦敦地区的所有部队发布代号为“克伦威尔”密令，指出德军的登陆行动已迫在眉睫。

　　9月8日，英军参谋长委员会要求本土总司令规定一个特定的中等程度戒备的信号，以便遇到情况时能按等级加强战备。

　　9月11日，丘吉尔在下院指出：“下星期前后，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可以与西班牙无敌舰队逼近英吉利海峡的那些日子”相提并论。

　　9月11日、14日、18日、21日，英国空军对集结在比利时、法国各港口的德军舰船实施攻击，共炸沉德国渡船5艘、轮船9艘、驳船84艘和拖船7艘。尽管英国采取了以上措施，加强了防务，但形势仍异常严峻。丘吉尔在1942年回顾这段历史时说：“1940年，入侵的军队大约只要有15万精兵，就能使我们十室九空，生灵涂炭。”

大不列颠粉碎希特勒登陆梦想

　　1940年4月至6月，德军横扫北欧和西欧，迫使英军撤出欧洲大陆。从此，德国控制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等国，与英国隔海相望。英国面临德军直接入侵的严重威胁。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屈服。法国投降后，英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本国的防御能力。

　　1940年6月24日，丘吉尔致电加拿大首相麦肯齐·金，表示不与希特勒进行任何和平谈判。

　　6月底，丘吉尔拒绝了罗马教皇和瑞典国王关于德英和解的建议。对于希特勒7月19日的“和平呼吁”，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于7月22日通过广播断然予以拒绝。

　　德国的“和平呼吁”遭到英国拒绝后，希特勒转而准备诉诸武力。

　　但有英吉利海峡相隔，对英作战将不同于此前的战斗。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认为，德国海军实力有限，加之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物质基础，在英国登陆作战将十分艰难。早在1940年5月21日，德军刚进至英吉利海峡一侧，他就与希特勒探讨过“将来在英国登陆的可能性”。他指出：“攻英成功的绝对条件在于取得制空权，如果下令入侵英国，须有详细的计划，绝不可草率从事。”

　　6月30日，德国国防军指挥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继续对英作战备忘录中指出：只有“需要对军事经济已陷于瘫痪、几乎无力进行空战的英国进行致命打击”时，才能对英国实施登陆。同时他强调，“尽管如此，仍应为登陆做好十分周密的准备”。在具体实施时需采取3个步骤：

　　加强德国空军和海军对英国船舶、仓库、工厂和皇家空军的打击；对居民区进行恐怖轰炸；登陆占领英国。其中，对英国空军的作战应占最优先的地位。

　　希特勒同意约德尔的分析。

　　7月2日，德军统帅部发出关于继续对英作战的第一道指令。该指令着重指出，如能取得空中优势并具备其他必要条件，德军可能在英国登陆，准备工作必须立即开始。

　　7月11日，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又向希特勒进言，德国可使用潜艇封锁英国，使用空军袭击英国海军护航队，并对英国主要城市进行猛烈轰炸，迫使英国求和，但不赞成登陆作战。他建议希特勒把登陆“当做迫使英国乞求和平的最后一着棋”，而且要等德国空军消灭了英国空军，并把所有英国海军赶出海峡地区才能实施登陆。

　　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正式下达关于对英国实施登陆作战准备的《第十六号指令》，其行动代号为“海狮”。指令说：

　　鉴于英国不顾自己军事上的绝望处境，仍然毫无准备妥协的表示，我已决定准备对英国实施登陆作战。如有必要，即付诸实施。这一作战行动的目的是，消除英国本土作为继续对德作战的基地，如有必要，就全部占领之。

　　尽管希特勒下达了《第十六号指令》，但他对能否顺利登陆没有把握。

　　7月31日，希特勒在与三军首脑会谈时，就入侵的时机、海潮、天气和能见度以及船只的集中等问题进行了协商。

　　在入侵时机上，一种观点认为，在1940年实施登陆是可能的，但无法在9月15日前准备好。雷德尔认为，登陆的最佳时间应在5月或6月，因此，登陆将推至1941年。但是，希特勒认为推迟登陆，将给英国留下喘息时间，使英军恢复元气，因此坚持在1940年实施登陆。

　　不过，希特勒答应如果德国空军不能彻底摧毁英国的海空军的话，登陆行动可以推迟至到1941年5月。

　　参加空袭英国的德国空军部队共有3个航空队。第二航空队司令为阿尔贝特·凯塞林，司令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附近，负责突击英国东南部包括伦敦在内的广大地区；第三航空队司令为胡戈·施佩勒，司令部设在巴黎市郊，负责突击英国西南部地区；第五航空队司令为施通普夫大将，司令部设在挪威，负责突击英国的东北部。3个航空队总计有3000多架飞机。

　　德军进攻法国时，丘吉尔已料到一旦法国战败，德国将进攻英国，并且将首先对英实施空袭。

　　为此，他在法国之战正酣、亟待英国空军支持时，坚持在英国本土保留一部分战斗机部队，以便抗击德军对英伦三岛的空中进攻，并在空军部之下成立了以战斗机航空兵为主体的防空指挥部，由战斗机航空兵司令道丁任总指挥，统一指挥战斗机部队、高射炮兵、雷达分队、预警和观察分队。

　　英军参加抗击德军空中进攻的主力是战斗机航空兵，共有4个航空队。

　　从7月10日开始，德国空军对英国实施零散空袭，其主要袭击目标是英国在英吉利海峡的商船队和多佛尔到普利茅斯之间的港口，并诱使英国空军出击。

　　英国舰船和港口受损颇重，但只以少量战斗机迎击德军，使德军未能达到目的。至8月12日，德军损失飞机286架，英机损失150架。为了给最后征服英国创造条件，8月1日希特勒发布对英国进行空中和海上战争的《第十七号指令》。指令要求：

　　德国航空兵部队应以其所有的力量尽快打垮英国空军。攻击的目标，首先是敌航空兵部队及其地面设施和后勤设施，其次是敌航空军备工业，包括生产高射兵器的工业。

　　在取得暂时或局部的空中优势之后，应继续对敌之港口特别是对生产资料储备实施空中打击。

　　空中打击从8月13日正式开始了，英国的战斗机场、补给设施、雷达警报站以及飞机制造厂，均是德军空袭的主要目标。德军在第一天作战中，轰炸机所要攻击的目标是英军战斗机机场，但由于情报不准确，德军在第一天攻击的机场中没有一个是战斗机机场。8月15日，德军对英军战斗机部队发动了全面的大规模空中进攻，掀起了开战以来的第一个空袭高潮。

　　德军24小时内共出动飞机1786架次，这一天的作战，首先由德军第二航空队发起。11时30分，第二航空队的40多架俯冲轰炸机在邓杰内斯角附近遭到英军战斗机拦截后，立即转弯并成功地突击了利姆机场和霍金奇机场。

　　8月16日，德国空军的主要目标是西莫灵机场和唐莫尔机场，以及英军战斗机部队所属的戈斯波特、索伦特海峡畔利村、布里兹诺顿、哈韦尔和范堡罗等机场。唐莫尔机场的很多建筑物和14架飞机在地面被炸毁或炸伤，水电供应暂被切断。这一天，德军出动飞机1720架次，损失45架飞机；英军损失21架战斗机，另有46架飞机在地面被炸毁。

　　8月18日，德国空军又对肯利、克罗伊顿、比津山、西莫灵等机场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空袭。此后直至24日早晨，因天气不好，德军暂时中止空袭。

　　8月19日，德军改变作战方针，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力量打击英国战斗机部队的主力——第十一航空队所在的英国东南地区的空军基地。

　　戈林命令，英国的战斗机部队作为今后昼间大规模攻击的主要目标，要用足够的轰炸机去诱骗担负防空任务的英军战斗机中队；第二、第三航空队要尽最大可能削弱英国战斗机部队。

　　8月24日，德国对英空袭重新开始。英军发现德军突击编队中的战斗机比以前多了，轰炸机少了，而且德军的战斗机始终靠近轰炸机，不像以前那样飞得过高或离得太远。

　　相反，担负护航的德军战斗机飞行员感到，英军的飞行员不愿与他们交战，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德军的轰炸机上。于是，德军便使用小股战斗机编成密集队形一批接一批地出动，使其在雷达屏幕上看起来像轰炸机，以此诱骗英国战斗机升空作战。

　　待英军战斗机与德军战斗机打得弹尽油绝、不得不回到地面加油充弹时，德军轰炸机才猛扑英军机场，轰炸停在机场上的英军飞机。

　　8月25日至26日，德军照例在上午使用小编队进行广泛的、无目的的袭扰性轰炸，尽管这些作战没有给英军造成什么破坏，但疲惫了英军战斗机部队。下午，德军使用大规模突击力量进行突击。

　　两天之中，德军损失飞机61架；英军损失42架，虽然损失没有德军大，但已远远超过英国战斗机部队所能承受的程度。

　　30日和31日，德军增大攻击强度，空袭英军第十一航空队的比津山、卢顿、代特林、德伯旦和东教堂等机场；夜间仍然出动200余架飞机继续空袭利物浦-伯肯黑德等城市。从8月28日至31日，德国空军共出动飞机5141架次，昼夜不停地对英国的机场、雷达站和城市进行轰炸。

　　从8月24日至9月6日，德军在对英军战斗机部队的重点进攻中，共出动13724架次，平均每天出动上千架次。英军共出动战斗机10000多架次，平均每天出动近800架次。

　　在激烈的作战中，德军共损失飞机380架，英军损失286架。经过12天的紧张轰炸，英国战斗机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至9月6日，英国空军的飞机已入不敷出，后备飞机储备不足200架，几乎难以支撑。

　　9月7月下午17时，德军第二航空队组织1020架飞机向伦敦进发，其中包括372架轰炸机和648架护航战斗机。

　　英国空军第十一航空队的指挥官以为，德军的空袭机群还会像以往那样扑向他们的机场、雷达站和指挥机构，所以仍将已经起飞的23个战斗机中队集结在泰晤士河以北，以抗击德军对其战斗机部队的空袭。因此，通向伦敦的空中之路基本上是畅通无阻的。

　　德军的突击编队只受到很小的干扰，300多架轰炸机中有200多架突入伦敦市区，伦敦市区受到很大损失，300多平民被炸死，1300多人受重伤。在这次轰炸中，英军先后有21个中队与德机交战。

　　德国空军抛下英国的战斗机部队，将进攻矛头转向英国城市，给疲惫不堪的英军战斗机部队以喘息之机。

　　9月9日下午，德军第二航空队又对伦敦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昼间轰炸。

　　这一次，英国空军第十一航空队早有准备，有9个中队进入预定空域；第十航空队和第十二航空队也紧密配合。英军第十一航空队司令帕克把他的中队部署在前沿以迎击两个德军突击编队。

　　第一支突击编队被拦截，并被迫把炸弹投在坎特伯雷。第二支突击编队在英军战斗机的猛烈攻击下被迫逃往伦敦郊外，并在郊外上空展开交战。德军轰炸机将炸弹胡乱丢在郊区。

　　英军的战斗机对德军突击编队的拦截非常成功，致使多数德机在到达伦敦之前就被击落，只有不到半数的轰炸机冲过防线。这些冲过防线的德机在英军战斗机的不断追击下，也难于实施准确的瞄准轰炸，没有给伦敦造成什么损失。

　　这一阶段的损失使希特勒不得不把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推迟至9月24日。

　　9月15日，德军第二航空队出动400架战斗机和近100架轰炸机轰炸伦敦。当德机刚穿过英吉利海峡，便有一大群英军战斗机压顶而来。两个“喷火”式战斗机中队领头攻击，另外还有3个中队参加坎特伯雷上空的战斗。

　　接着，英军第十二航空队的5个中队也参加作战。“喷火”式战斗机与德国战斗机交战，而“飓风”式飞机则专门搜索轰炸机。在英军“飓风”式战斗机追击下，德军轰炸机只得钻入云层躲避，或把炸弹胡乱一丢便仓皇逃窜。

　　下午15时，德军发动了当天的第二次攻击。

　　这一次，德军没有像往常那样利用佯攻去诱骗英军战斗机离开预定空域。当德军第一批飞机到达英吉利海峡上空时，英军第十一航空队已命令12个中队进入预定空域。

　　德机穿过英国海岸进入英国本土后，第十一航空队又增派了7个中队，第十二航空队也增派了5个中队，第十航空队也从西边派来一个中队。

　　这时英军共有近26个中队在空中迎击德军3支突击编队。

　　德军第一支突击编队首先与两个“喷火”式战斗机中队交战；第二支突击编队则陷入一大批“飓风”式战斗机的重围，它们被迫突围，并一边撤退一边投炸弹；第三支突击编队向伦敦径直闯去，也被英军战斗机团团围住，一部分轰炸机抽身撤出战斗逃去，留下来的那些德军轰炸机及其掩护的战斗机则与英军战斗机从伦敦市中心一直打到伦敦西部郊外。

　　接着，英军第十一航空队的10个中队和第十二航空队的5个中队参加了空战。这一连串的战斗，使这一天的空战达到顶峰。德机被英机击毁56架，被高射炮击落4架。英机损失26架。9月15日，被定为“不列颠之战日”。

　　1941年1月，希特勒下令：除少数长期措施外，所有入侵英国本土的准备工作全部停止。事实上放弃了从海上进攻英国本土的“海狮”计划。

　　为了掩盖德军进攻苏联的企图，德军对英国城市的轰炸一直持续至1941年5月。1941年5月16日夜间，德军象征性地轰炸了伯明翰，最终结束了对英国长达9个月的战略轰炸。不列颠之战就此结束。

　　不列颠之战粉碎了希特勒登陆英国的梦想，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反纳粹德国联盟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英国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

　　1940年5月10日，德军闪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次日，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战时内阁决定，英国空军轰炸机部队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

　　然而此时，英国空军大部分轰炸机部队都被牵制在西欧战场，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战时内阁在是否立即对德实施空中进攻问题上尚犹豫不决。

　　5月15日，局势恶化，英国战时内阁决定，英军轰炸机部队突击德国莱茵河以东地区。当天夜间，英军轰炸机部队出动近百架轰炸机轰炸了德国鲁尔地区的合成石油工厂和铁路枢纽，拉开了对德国战略轰炸的帷幕，盟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作战正式开始。

　　对德战略轰炸开始后，英军对轰炸目标没有形成统一而明确的认识。

　　早在1939年1月，英军曾制订了13个以德国为作战对象的空中作战计划。英国空军在战争准备过程中，把突击德国经济目标的计划列为作战重点。

　　欧战爆发后，英国空军的作战计划只剩下两个——打击德国交通运输系统和打击德国石油工业系统。

　　1940年5月，英国空军参谋部给轰炸机航空兵的命令中指出，轰炸石油系统的目标是击败德国的重要方法。如果在空中突击行动中能将德国的石油储备削减的话，那么到1940年8月，战场形势就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此，在对德国战略轰炸作战开始后，英军轰炸机部队拟通过对德国的石油生产目标实施夜间精确轰炸，达到既定的战略目的。

　　英国空军参谋部确定了17个德国石油工业目标，并把其中的9个作为重点突击目标。这9个重要的石油工业城市生产的石油，占当时德国石油产品产量的83％以上。

　　英军对德国战略轰炸作战计划，是建立在英国空军拥有对德空中优势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英军轰炸机在施行战略轰炸中，因德军战斗机的有效截击和地面防空火力而不断遭受损失，英军不断调整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作战方针，改变作战计划。

　　英军对德战略轰炸全面展开后，为减少轰炸机的损失，轰炸作战由昼间轰炸转为夜间轰炸。在对德国的经济目标进行夜间精确轰炸时，由于当时机载领航设备较为简陋，对点状目标的突击主要靠目视搜索、光学瞄准轰炸，加上夜间能见度低，很难找到预定突击目标，即使找到突击目标，依靠目视光学瞄准系统攻击命中率也非常低。

　　6月，英国空军参谋部指示轰炸机部队，如果无法准确发现德国石油工厂，就突击德国其他的军事工业目标。特别是对突击飞机航程以内的德国飞机工厂集中的地区进行突击，即重点轰炸汉堡、不莱梅、鲁尔和法兰克福等地区。

　　英军规定，德国的石油工厂是首选目标，飞机工厂和铁路枢纽是备份目标。如果两者都找不到，那么可以袭击任何发光的目标或可以识别的目标。

　　1940年年底，英军轰炸机对德国的两个工厂分别进行夜间精确轰炸英军轰炸机部队的照相侦察部队空中照相结果表明，这两个工厂均未遭到严重破坏，工厂的生产所受影响不大。

　　在实战中，英军轰炸机部队频繁地轰炸了德国或德占区的铁路枢纽。一段时间里，英军将铁路枢纽作为夜间轰炸的主要突击目标，以期通过破坏德国的交通命脉干扰和破坏德国战时经济的正常秩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轰炸作战，效果并不明显。德国对英实施大规模空袭后，英军对德战略轰炸作战方针由重点打击德国的经济目标，转变为重点打击飞机工业，削弱德国空军的作战能力，从而夺取空中优势。

　　1940年6月20日，英国空军参谋部针对德国对英国本土大规模入侵的威胁，明确指示轰炸航空兵的“主要攻势应集中于特定目标”。

　　根据这一指示，英军轰炸机部队转而突击了德国西部的铝厂、飞机组装厂、飞机储存地。为阻止德军对英国实施登陆作战，1940年7月，英军轰炸机部队受命突击了德国的鲁尔、汉堡、不莱梅以及荷兰的鹿特丹等德军重要的造船厂和海军基地。

　　实战结果表明，英军轰炸机的瞄准误差较高，即使在夜间能见度好的情况下，瞄准误差也不小。因此，命中率较低。

　　在这种瞄准误差的情况下，以当时英军的轰炸机数量，要想通过精确轰炸达到预定作战目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目标计算，英军一线轰炸机兵力必须保持在4000架左右，才能达到预定目标，而当时英军轰炸航空兵一线兵力只有500架左右。因此，从1940年12月起，英军轰炸机部队的作战行动逐步由夜间精确轰炸转变为夜间面积轰炸，轰炸方法的转变最终又引起轰炸目标的改变。1941年5月，前英国空军参谋长特伦查德致函丘吉尔首相，坚决主张对德国城市实施面积轰炸，瓦解其抵抗意志。他在信中指出：

　　战争经验表明，德国非常担心对手对其城市进行士气轰炸，

　　因此英国空军就应该对德国的城市进行反复的轰炸。

　　如果英国空军对海上的舰船进行突击的话，99％的炸弹都会投在水中；如果对敌占区的目标进行轰炸，99％的炸弹会炸死昔日共同战斗的盟友；如果轰炸德国的城市，那么99％的炸弹会对瓦解德国的士气作出直接的贡献。

　　尽管特伦查德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已离开英国空军参谋长的职位，但他一直同英国空军保持着密切联系，对英国空军作战方针的决策依然能产生重要的影响。特伦查德的建议加速了英国空军对德国战略轰炸作战方针的转变。

　　1942年3月至6月，为了扩大对德国城市的破坏程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瓦解德国民心士气，英军轰炸机部队对德国鲁尔区的埃森、科隆、杜伊斯堡和杜塞尔多夫等城市进行了夜间轰炸。

　　英军轰炸航空兵司令哈里斯认为，集中兵力进行一次大规模、高强度突击比分散突击效果要好。

　　5月18日，哈里斯向空军参谋长波特尔明确提出，在一次夜间行动中出动千架轰炸机对一个德国城市进行集中轰炸的设想。

　　这一大胆的设想立即得到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支持与批准。波特尔授权哈里斯尽早做出计划与安排。哈里斯等人经过多次商量，最后把攻击目标定在了德国鲁尔工业区内重要的工业城市科隆。

　　5月30日夜间，在哈里斯的直接指挥下，英国空军出动1046架轰炸机，其中4发重轰炸机292架，双发轰炸机754架。当这些飞机在英国起飞时，天气并不理想，但当进入欧洲大陆后天气逐渐好转，科隆上空只有少量薄云，能见度很好，对英军夜间作战来说非常理想。

　　这千余架轰炸机顺利地找到目标并投下了燃烧弹，使科隆市区燃起大火。后续梯队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了光火，它们径直向目标扑来。

　　德军高炮很快就对来袭的英军轰炸机开始射击，密集炮火平均每七八分钟击落一架英军轰炸机，一分多钟击伤一架。英军轰炸机在90分钟内，共投弹1455吨，其中高爆炸弹540吨，燃烧弹915吨。

　　最后撤出目标上空的英军机组人员，在返航后仍能看到科隆大火。科隆市区遭到破坏，市中心一半以上街区被完全摧毁，并使科隆市与其他城市中断联络达9天之久。

　　6月1日夜间，英军轰炸航空兵的956架轰炸机组成突击编队，再次实施“千机轰炸”，轰炸了德国鲁尔区的另一个重要工业城市——埃森。在这以后，哈里斯又成功地对德国北部的重要港口城市不莱梅实行了第三次“千机轰炸”。但是后来两次的“千机轰炸”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最大的原因在于兵力有限。

　　再加上德国采取了严密的防空措施，轰炸机部队的作战效果受到严重影响，所以未能达到阻止德国经济向战时经济转变和瓦解德国民心士气、摧毁其抵抗意志的目的。

英德两国海军激战大西洋

　　1938年下半年，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根据希特勒的旨意，指示所属人员，研究在海上对英国作战的可能性。

　　1938年年底至1939年年初，他先后向希特勒提出两个海军建设方案：一个是将重点放在潜艇和装甲舰上，以便同英国的航运作斗争；另一个是建设一支规模不大，但却具有巨大突击力量、能够同英国海军和航运作斗争的舰队。

　　结果，希特勒采用了第二个方案。很显然，德国针对英国依赖海上运输的弱点，要在战争一开始就破坏其航运。

　　1939年4月，希特勒宣布废除海军协定后，雷德尔又重新建议建立一支装有内燃机的远洋舰队，以便在对英国海军作战时，能使德国从所处的极为不利的地理位置取得最大的战果。雷德尔的指导思想是要迫使英国海军舰队分散兵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各个击破。

　　德国海军最后拟订的作战计划是：在英国沿海使用舰队驱逐舰、潜艇和飞机布设水雷；在距英国较远的海区使用潜艇和伪装成商船的辅助巡洋舰破坏英国航运；战列舰、巡洋舰和辅助巡洋舰在大西洋上实施单舰作战或编队作战。德国企图以此迫使英国商船组成护航运输队，并用作战舰艇护航，以便德国可使用强大的战斗舰队攻击英国护航运输队及其警戒舰只。

　　8月中旬，德国开始在通往英国西部的航道和英国东北沿岸附近部署潜艇。8月21日，战列巡洋舰“海军上将施佩伯爵号”调往南大西洋，部署在南美洲东部沿海。

　　8月24日，又调战列巡洋舰“德意志号”驶往北大西洋。8月31日，希特勒发布《第一号指令》，明确指出德国海军所担负的任务是：

　　重点对英国进行经济战，必须防止敌人进入波罗的海。为达此目的，是否以水雷封锁波罗的海通道，由海军总司令决定。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开战后不久，以雷德尔为首的德国海军指挥部转而赞同潜艇舰队司令邓尼茨的主张，将潜艇作为反封锁的最佳兵力，并确定海军建设的重点是建造潜艇。

　　英军方面也制订了相应的作战计划：

　　一旦欧战爆发，英国海军必须保护和巩固其在大西洋上的海上交通线，封锁德国舰队，切断德国同国外的海上联系。

　　英国判断，德国派到大西洋的主要兵力是潜艇和少量战列舰。因此，英国海军的总任务是除了保护自己的海上交通线，不让德军水面舰艇从北海侵入外，主要是防御德国潜艇的攻击。其防潜方法是：

　　先在英国海区内进行搜索，为通过危险区的运输船导航，然后再组织护航运输队。

　　欧战爆发后，大西洋海战的帷幕随之拉开。英国宣布对德实施海上封锁不久，在赫布里底群岛处巡弋的德国U－30号潜艇就于1939年9月3日傍晚发现从英国利物浦驶往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英国客轮“雅典娜号”，19时40分许，U－30号潜艇未经警告便向英国客轮发射3发鱼雷，其中一发击中要害。这一事件，标志着大西洋海战的正式爆发。

　　大西洋海战爆发后，德国海军在大西洋海区逐次投入兵力，破坏英国海上交通线。潜艇和飞机主要在北海和北大西洋海区活动，大型水面舰艇在南美洲与非洲之间的南大西洋海区攻击英国运输船。由于力量不足，无法同英国海军正面抗衡，所以，德国海军采取分散使用兵力的办法，在广阔的大西洋海区对英国的海上交通线实施机动性破袭战。

　　在大西洋海战开始时，潜艇是德国海军破坏英交通线的主要兵力。最初平均每天仅有十余艘潜艇出航。

　　由于数量较少和受停泊条件的限制，单艇作战范围主要集中在北海及北大西洋东部直布罗陀和赫布里底群岛之间海区，攻击重点指向盟国大西洋海运线汇合处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以西海峡。多以单艇在接近英国基地、港口的航道上和近岸航线的交通要道上进行伏击。

　　但是，希特勒为避免过分刺激英法，下令德国海军只袭击武装的或由军舰护送的商船，活动范围局限于大西洋东部海域，不触犯大西洋西部美国所宣布的泛美安全区。

　　之后，德国海军才分别取消对英法的此种限制，广泛地开始潜艇战。

　　英国加强近海反潜措施后，德军潜艇便在广阔海区游猎。

　　1940年1月至3月，德国海军潜艇作战没有新的进展。4月9日，德军在挪威登陆，海军便把潜艇基地扩大到斯塔万格、特隆赫姆。

　　法国投降后，德国潜艇进驻法国布雷斯特、圣纳泽尔、洛里昂、拉帕利斯和波尔多等港口。

　　由于潜艇进入大西洋的距离缩短，在海上活动的数量增多，加上指挥的便利，德国潜艇自1940年7月逐渐转到北海峡和大西洋中部进行艇群作战，频繁袭击英国运输队。

　　1940年7月至10月，被称为德国海军潜艇作战的“黄金时代”。

　　1941年年初，英国海军接收了美国支援的50艘驱逐舰，护航兵力有所增加，在3月上中旬的10天内，先后在冰岛与赫布里底群岛海区击沉德军5艘潜艇，包括3艘王牌潜艇。从此，德国海军潜艇向西撤离，开始在横越北大西洋航线上进行搜索作战。

　　1941年上半年，德国在大西洋活动的潜艇平均每天增至25艘，意大利潜艇也开始参加作战，致使盟国和中立国商船损失的总吨位数持续上升。

　　1941年4月，美国把泛美安全区从西经60度向东延伸至西经26度，并于9月由美国海军提供护航，这样便使德国潜艇受到限制。

　　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德国潜艇随后开始攻击同盟国驶往苏联北方港口的护航运输队。

　　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德国海军潜艇又开始在北美洲和中美洲沿海进行单艇作战。

　　从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德国潜艇共击沉盟国舰船410万吨，占这期间盟国舰船损失总数760万吨的54％，德国也损失潜艇40余艘。

　　针对战争初期德国海军的攻势，英国海军投入各种兵力实施反封锁作战。英国海军进行封锁作战的主要兵力是大型水面舰艇。欧战前夕，英国海军部队已装备声呐，足以对付潜艇的威胁。

　　英国海军为了防止德国海军舰只进入大西洋，派出了若干艘战列舰、巡洋舰和舰队驱逐舰，在英国与加拿大之间以及英国与美国之间的航线上对航运实施直接警戒。经常变换运输船队的航线，在交通要道附近海区派出巡洋舰进行巡逻。

　　1939年9月初，英国海军部组建了一支特别作战群，编有战列舰“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战列巡洋舰“反击号”、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巡洋舰“曙光号”和“谢菲尔德号”以及舰队驱逐舰10艘。

　　此外还包括北海巡逻队的舰船，其任务是阻止德舰进入大西洋，负责直接掩护英国和挪威之间的航运。

　　为此，海军部还拟定使用驻泊在罗赛特和斯卡帕湾的海军主力支援北海巡逻队，并抽调一部分兵力在挪威海南部和堡克尼群岛之间进行巡逻，组织一个舰群在接近多佛尔海峡的通道上掩护向法国运送部队与装备的船只。

　　为了控制接近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入口的西部通道，掩护往返于英国和法国各港口之间的船只，在波特兰组建一支名为“海峡部队”的舰艇支队。此外，还向直布罗陀派出一个独立作战群，负责阻止德国海军潜艇进入地中海。

　　英军封锁作战的另一项措施就是布设雷障进行防潜。此外，为了加强对德国海军的封锁，英海军曾使用快速布雷舰和驱逐舰在德国控制的海区进行数次布雷。

　　英国布雷效果较好，但开始得较晚，至1940年4月13日才开始第一次布雷。当德军在西欧发起攻势时，英国海军又把布雷封锁问题降到了次要位置。

　　为了封锁和破坏德国的海上交通线，英国成立特种辅助巡洋舰队，监视通往德国的航运，强行检查往返于德国港口的运输船，截获德国船只。在冰岛附近、赫尔果兰和斯卡格拉克海峡的出口处，以及挪威沿海附近部署潜艇，袭击德军舰船。

　　1940年6月，德军占领挪威和法国各基地、港口后，英国海军为了阻击德国海军水面舰艇和潜艇进入大西洋，开始将潜艇部署在挪威和比斯开湾德军基地附近海区，航空兵也开始在德军新设基地的航道上布雷。

　　英国海军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在战争初期装备的是普通炸弹，不适于反潜。自1939年9月17日“勇敢号”航空母舰被德国U－29号潜艇击沉后，英国停止使用航空母舰反潜，而把反潜巡逻任务交给岸基航空兵负责。

　　但岸基航空兵巡逻受距离的限制，发现德军潜艇机会少，直至1940年1月，英国海军才有几架飞机开始安装雷达，投入反潜。英国海军对反潜炸弹的研制较晚，而航空兵又都是单独行动，很少与水面舰艇进行协同作战，因而岸基航空兵反潜效果不大，仅在1940年中期才击沉德国海军U－64号潜艇。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对英国本土的空袭减少，使英国得以抽调部分掩护基地的航空兵加强护航运输队的空中掩护，并派出较好的舰只为运输队护航。

　　1941年9月，美国承担大西洋西部护送快速运输队的任务。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直接参战，英美又联合制订了新的护航计划。

非洲巴尔干战火

德意在非洲的侵略扩张

　　欧战爆发前，英法共同制订了保卫非洲、地中海和近东的计划。该计划规定：

　　在战争情况下，盟国必须控制地中海，并对驻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意军实施突击，保卫东、北非。

　　法国败降后，英国本土受到德军直接威胁，东、北非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有利于轴心国的重大变化。由中东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指挥的英军部队只好准备孤军奋战，而英军驻东、北非部队兵力相当薄弱。

　　墨索里尼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优势兵力夺取埃及和英属索马里，控制苏伊士运河和红海，切断英国的生命线，实现其建立地中海大帝国的美梦。为此，意大利集结了50余万人的兵力。

　　1940年8月4日，意军17个步兵营在装甲兵和炮兵支援下，从早先占领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入侵英属索马里。两天后，意军占领哈尔格萨等地。

　　8月11日，开始向图阿干英军主阵地进攻。驻索马里英军只有1500人，被迫于8月15日至17日从伯贝拉乘船撤往亚丁。8月20日，英属索马里全被意军占领。在苏丹和肯尼亚，意军先后攻占苏丹的卡萨拉镇和加拉巴特镇、肯尼亚的莫亚累镇。但是，英属索马里、苏丹、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人民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迫使意军在这一地区停止进攻。

　　英军乘机将其在苏丹和肯尼亚的兵力扩大到15万人，同时也加强了埃及的防御力量。

　　8月底，英军“光辉号”航空母舰和一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在直布罗陀分舰队支援下驶入亚历山大港。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英军兵分两路，于1941年1月在东非开始大规模反攻。

　　1月19日，北路英军由苏丹东北部向厄立特里亚发起反攻，3月27日攻克通往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门户克伦。4月1日，英军占领阿斯马拉。4月8日，驻守马萨瓦海军基地的意军投降，意舰被击沉多艘。

　　南路英军于1941年1月24日突入意属索马里，2月25日占领摩加迪沙，继而北上埃塞俄比亚。3月25日，英军占领哈勒尔。4月6日，夺取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5月18日，奥斯塔率意军主力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安巴阿拉吉山投降。在埃塞俄比亚西北部，负隅顽抗的意军余部于11月28日投降。意属东非完全落入英军之手。

　　意大利在北非的侵略扩张稍晚于东非。意军在利比亚驻有两个集团军——第十集团军部署在东部利埃边境，准备向埃及进攻；第五集团军部署在西部，掩护突尼斯方向。

　　为加强北非的防御，英军将一些英联邦军队调往埃及，并将部分来自敦刻尔克的坦克运到那里。在意军发起进攻时，英军驻北非的尼罗河集团军辖两个师和两个旅，其中一个师在利埃边境展开。

　　1940年9月13日，意军第十集团军越过利埃边界，向英军发起进攻。英军经短时间抵抗即全线撤退。当天，意军占领塞卢姆，3天后攻占西迪拜拉尼。

　　然而，意军补给日益困难，被迫停止进攻。尔后，英军继续后撤到马特鲁港附近的预设阵地。于是，在两军之间形成了一个宽阔的中间地带。

　　意军占领西迪拜拉尼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到希腊战场。

　　10月28日，意军入侵希腊，同时在非洲继续作战。英军尼罗河集团军利用这一时机调整部署，准备将意军逐出埃及。

　　12月9日，英军以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向意军第十集团军发起有限目标的反击。英军出其不意地通过意军间隙地，向意军后方实施攻击。意军指挥失灵，大批意军不战而降。

　　12月11日，英军收复西迪拜拉尼。12月17日，进占塞卢姆。意军仓皇撤离埃及，向利比亚退却。英军乘胜追击。

　　1941年1月5日英军占领利比亚要塞拜尔迪耶，1月22日进占图卜鲁克。2月6日，占领意大利在东利比亚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班加西。2月10日，英军进抵阿盖拉、马拉达以东一线，占领了昔兰尼加全境。

　　此时，丘吉尔决定向巴尔干转移兵力，利用意军在希腊的失败，在巴尔干半岛建立军事基地。于是，北非英军一部被调到希腊，而在北非停止进攻。英军在两个月内向西推进800余千米，以较小的代价取得重大战果。

　　意军在北非的溃败，使希特勒深感不安。对希特勒来说，非洲是一个棘手的次要战区，过早在那里采取行动，将干扰和影响他的整个战略部署。但是，意大利在非洲的惨败，迫使德国不得不分散兵力卷入非洲战事。

　　1941年2月3日，希特勒同三军总司令磋商时决定：选派一支装甲部队开赴北非，空军对昔兰尼加和马耳他岛的英军实施轰炸，加强与英国海军作战，破坏英国的海上运输。

　　2月5日，希特勒致函墨索里尼，通报了德国的上述决定，并要求意大利的战机归德军统辖，德意在北非的快速部队由德军统一指挥。

　　墨索里尼马上接受了德国的条件，把格拉齐亚尼召回国内，以伊塔洛·加里博尔迪接任北非意军总司令，并决定把两个新编意大利师派往北非。

　　2月11日，德军第五轻装甲师一部作为首批赴非部队抵达利比亚。翌日，隆美尔飞抵的黎波里，并在那里会见了意军总司令加里博尔迪。

　　18日，德军把派往利比亚的部队正式命名为“德国非洲军”，隆美尔任军长。为加强这支非洲军，希特勒加强给第五轻装甲师一个坦克团，并决定再组建第十五装甲师开赴北非。

　　在此期间，英军部分兵力已调往希腊战场。北非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虽已获悉德军出兵非洲，但未引起足够重视。他错误地认为，德军要把两个师的兵力和装备调到的黎波里，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因此，在春天不会有什么危险，德意联军也不会在炎热的夏季发动进攻。

　　然而，隆美尔不顾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的告诫和北非意军总司令加里博尔迪的提醒，于3月24日指挥德意联军向英军发起试探性进攻，将英军赶到阿盖拉。在没有得到上级同意的情况下，又于3月31日向英军发起进攻。

　　遇到英军顽强抵抗后，隆美尔放弃正面进攻，改向英军翼侧实施迂回包围。英军不战而撤至艾季达比耶。德意联军乘胜追击，于4月2日攻占艾季达比耶。在隆美尔指挥下，德意联军兵分3路，向北和东北方向发展进攻。希特勒警告隆美尔不能冒险，但此时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出发。

　　4月4日，德意联军先取班加西，进而于4月11日包围图卜鲁克要塞。

　　至4月中旬，德意联军进至利埃边境，占领了图卜鲁克以外的昔兰尼加全境。隆美尔指望得到增援后，再向埃及首都开罗发动进攻。但是，希特勒准备集中一切可供支配的兵力进犯苏联，不再向北非派兵。那里的战线便在利埃边界附近稳定下来。

　　4月30日，固守图卜鲁克据点的英军粉碎了德意联军新的进攻。在利埃边界，英军于5月15日发起反攻，推进到塞卢姆和卡普措堡。后因德意联军加强抵抗，英军于两天后撤回进攻出发阵地。

　　6月15日，英军经过周密准备再次发起反攻，企图夺回哈尔法亚隘口和边界工事，以便推进到图卜鲁克，解救被围据点。英军向哈尔法亚隘口东南实施迂回，经卡普措堡向北推进。不久，德军第十五装甲师在第五轻装甲师的支援下，阻止了英军的反攻。

　　1941年秋，德军主力陷入苏德战场，其非洲军又面临补给困难。丘吉尔认为：

　　英军应抓住战机夺占整个利比亚，并促使北非法军转向英国方面；命令新任中东英军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大胆进攻，夺取北非的战略主动权。

　　11月18日凌晨，英军在空军和地中海舰队的支援下，发起“十字军战士”战役，粉碎德意联军的10个师，解除其对图卜鲁克据点的包围，解放昔兰尼加。

　　20日，英军完成对德意联军的包围，双方在西迪雷泽格地域展开激烈的坦克战。21日，据守图卜鲁克的英军在坦克支援下出击，准备同西迪雷泽格的英军会合。25日，隆美尔以强大兵力袭击英军后方，未能取得重大战果。

　　12月4日，隆美尔下令放弃对图卜鲁克长达200多天的包围。德意联军撤至加扎拉地域，企图在这里阻止英军西进。在英军继续打击下，德意联军被迫撤到的黎波里塔尼亚。英军推进到阿盖拉后，停止追击。经过两个月作战，英军解除了图卜鲁克之围，收复了昔兰尼加，但未完成歼灭德意非洲装甲集群的主要任务。隆美尔在德意联军西撤的同时，就酝酿着反攻。由于他采取了大量欺骗措施，反攻准备进行得相当隐蔽。1942年1月21日，德意联军实施反攻，英军一时措手不及，仓促后撤。1月28日，德意联军重占班加西。5月26日，隆美尔以10个师约13万人、610辆坦克、600架飞机发起“泰西”战役，企图夺取埃及并突向近东。

　　6月1日，德意联军攻占比尔哈凯姆，14日，将英军第八集团军所属部队逐出加扎拉阿。6月19日，德意联军集中兵力围攻图卜鲁克，两天后攻克该市。德意联军继续挥师东进，对溃退的英军穷追不舍。6月26日，德意联军包围埃及马特鲁港，28日英军献城投降。6月30日，德意联军逼近阿拉曼附近英军阵地。

　　7月1日至3日，德意实施第一次阿拉曼战役，对英军防御阵地屡攻不克。此后，德意联军因后勤补给困难，油料缺乏，兵力有限，隆美尔被迫停止进攻，战线相对稳定下来。

巴尔干地区的生死大较量

　　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东南部，西濒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东临爱琴海、马尔马拉海和黑海，南达地中海，北以多瑙河及其支流萨瓦河与欧洲大陆其他部分相接。

　　联系欧亚两洲的铁路干线从西北方向穿过半岛，其东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苏联及其他黑海沿岸国家出海的必由之路。因此，它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素为列强必争之地，并有“欧洲火药库”之称。

　　1939年4月7日，意大利悍然出兵侵占阿尔巴尼亚，此后，便利用阿尔巴尼亚为跳板，积极策划对巴尔干的进一步侵略扩张。

　　4月13日，墨索里尼公开宣称：

　　谁掌握了波希米亚，谁就掌握了多瑙河盆地。谁掌握阿尔巴尼亚，谁就掌握了巴尔干各国。

　　1940年，墨索里尼眼见希特勒在欧洲频频得手，而意大利在非洲与英国几经较量却屡遭败迹，为提高自己的“威望”，摆脱在与德交往中所处的屈从地位，他一边在非洲继续与英军交战，一边悄悄在阿尔巴尼亚集结军队，准备一举侵占实力弱于英国的南斯拉夫或希腊，用“辉煌的胜利”扩大版图。

　　7月，墨索里尼命令意大利陆军总司令部制订对南斯拉夫作战的计划，并令陆军主力在意南边界实施战略部署。到9月下旬，已有37个师完成部署。

　　然而，希特勒1940年正全力进行西欧的战争和秘密进行大举入侵苏联的准备，不希望在巴尔干地区爆发冲突。希特勒建议墨索里尼不要轻举妄动。墨索里尼迫于意大利对德国的依赖，只好暂时服从。

　　10月，德军事先没有通报墨索里尼就开进了罗马尼亚，而且在庆祝兵不血刃地占领罗马尼亚时未邀请墨索里尼。这使墨索里尼大为恼火，他决定如法炮制，不预先通知希特勒即出兵占领希腊。

　　意军计划从3个方向入侵希腊：左翼由阿尔巴尼亚的科尔察向希腊的弗洛里纳和塞萨洛尼基方向实施佯攻，以钳制希腊兵力；中路经维约萨河河谷对艾奥尼亚等地实施向心突击；右翼沿希腊比较平坦的海岸线实施进攻。主攻方向在中路。计划规定，首先攻占希腊西北省份埃皮鲁斯，尔后占领希腊全境。

　　1940年10月28日凌晨，意军由阿尔巴尼亚越过边界，侵入希腊领土。进攻的头两三天，意军突击集团只遇到希腊力量薄弱的掩护部队的抵抗。

　　尽管如此，意军推进速度缓慢。在右翼沿海地区，头两天仅推进约10000米；在左翼，意军两个师向弗洛里纳方向实施的进攻几乎未取得进展。在中路，希军最多仅有一个多师的兵力，但巧妙地利用地形进行顽强抵抗，并于11月2日遏制了意军主力师的进攻。

　　希军总司令帕帕戈斯在得到加强后，遂于11月1日下令向意军左翼发起防御战以来的首次反突击，迅速将意军赶回阿尔巴尼亚境内的科尔察地区，三四天后又切断了意军由科尔察通往西北方向的主要道路。11月14日，希军集结了步兵师、骑兵师、步兵旅开始反击，不久全线部队投入反击。在中路，希军在得到加强后于11月5日放弃了便于意军发挥技术兵器优势的谷地，通过意军阵地间隙向意军背后渗透，重创意军山地师。

　　在沿海地区，意军右翼进展较快，后因希军在中路的胜利而担心孤军冒进被歼，很快后撤。11月7日，意军被迫转入防御。

　　11月21日，希军夺取莫罗瓦山和重要交通枢纽科尔察，意军处境危急，意军司令索杜下令实施总撤退。直至12月底，希军的进攻才在阿尔巴尼亚境内停止，转为阵地战。

　　意大利侵略希腊的失败，危及了希特勒征服巴尔干的总计划，希特勒遂于12月制订了1941年春法西斯德军入侵希腊的“马里塔”行动。墨索里尼为挽回面子，决定抢在德国之前再次入侵希腊，命令“阿尔巴尼亚”集团军群实施反攻，但1月和3月的两次攻势均以失败告终。

　　在意希战争中，英国根据1939年4月向希腊所作保证中规定的义务和自身对轴心国作战的战略需要，由雅典附近机场和山区翼侧的机场出动少量空军支援希军作战，并在塔兰托和马塔潘角给意大利海军以重创，配合了希军陆上作战。1940年11月1日，应希腊政府的要求，英军在克里特岛登陆，占领该岛改善了英国在地中海的态势。

　　1940年11月，在德国的威胁利诱下，匈牙利、罗马尼亚加入三国轴心。

　　1941年3月1日，保加利亚加入三国轴心。3月2日，德军以“反对英国扩大巴尔干战争的企图和保护保加利亚利益”为借口，由罗马尼亚渡过多瑙河，占领了保加利亚这一有利阵地，大大增强了德国在巴尔干的势力。

　　但是，南斯拉夫、土耳其等巴尔干大国立场尚不确定，希腊在意大利入侵其领土后进一步倒向英国，巴尔干的局势更加复杂了。

希特勒侵略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北部，西临亚得里亚海，沿海为曲折狭长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北、东、西三面分别与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及阿尔巴尼亚接壤。

　　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德国即开始采取以经济政治手段为主、军事威胁为辅的策略，对巴尔干进行全面渗透，以期达到全面控制巴尔干各国的目的。由于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和德国的军事威胁，加上一些巴尔干国家上层集团的反苏反共政策，不少巴尔干国家在政治上逐步倒向法西斯，在经济上则通过条约、协定满足法西斯德国对战略原料的要求，以取悦德国。

　　1940年秋，巴尔干地区对交战双方都变得重要起来。英国的政策变得更加活跃。希特勒由于德苏之间的谈判在一系列问题、包括巴尔干半岛问题上的破裂，入侵英国无望，已无限期推迟在英国登陆的“海狮”计划。

　　因此，他一面加紧准备于翌年春季实施的“东方战局”，一面计划向南，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支持下夺取由直布罗陀海峡至苏伊士运河的整个地中海区域以及中东，通过所谓外围来解决与英国的冲突。这样，希特勒加快了全面征服巴尔干的步伐。

　　希特勒认为，整个巴尔干局势将取决于南斯拉夫的态度。他担心当德军通过保加利亚进军希腊时，南斯拉夫将采取不利于德国的行动。而且，土耳其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南斯拉夫的态度。因此，希特勒千方百计想通过“和平手段”把南斯拉夫拉到轴心国一边。

　　1941年3月初，德军已沿南、保边境占领阵地。南斯拉夫的战略态势已变得十分不利。北面和东面已被德国和加入轴心国阵营的国家所包围，南面同其接壤的希腊正在同意大利作战，所以南斯拉夫的南部边界也不可靠。

　　希特勒许诺，如果南斯拉夫签订条约，德国将对南斯拉夫的边界作出保证，并把希腊的萨洛尼卡割让给南斯拉夫。在德国的威逼利诱下，南政府于1941年3月加入三国轴心。

　　消息传到贝尔格莱德，引起南斯拉夫人民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提出“宁要战争，不要协定！”“宁死不做奴隶”等口号。共产党人在组织群众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南斯拉夫资产阶级中的亲英派，利用军队和群众的支持，于3月27日凌晨发动政变，推翻了茨韦特科维奇政府，成立了以空军总司令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政府。然而，新政府由于惧怕德国入侵，否认改变政策，并不断向德国表示忠诚。

　　尽管如此，希特勒仍旧担心，南斯拉夫政府的更迭导致南斯拉夫退出轴心国势力范围，从而破坏德国整个战略企图，危及即将开始的入侵希腊的“马里塔”行动，尤其是定于5月15日开始的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3月27日，希特勒签署武力消灭南斯拉夫的《第二十五号指令》。指令指出：

　　南斯拉夫的军事政变已改变了巴尔干的政局。即使南斯拉夫目前表示效忠，也应将其视为敌人并尽快予以粉碎。

　　希特勒指出，一举摧毁南斯拉夫，还可以起到震慑土耳其人的作用。德军统帅部决定，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行动同时进行。同日夜，希特勒函告墨索里尼，要求对方在阿尔巴尼亚战线稳住阵脚并准备与德军协同动作，得到墨索里尼的积极响应。

　　为实施这次战役，德国纠集了意大利、匈牙利等国的大量军队。在意南边境集中了意军第二集团军，在阿尔巴尼亚边界则集中有意军第九、第十集团军。应德国要求，保加利亚把本国陆军主力集结在土耳其当面，以便向侵略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德军提供后方掩护。为了更好地协调参与巴尔干作战的德国盟国和仆从国的军事行动，希特勒1941年4月3日专门签署了“在巴尔干半岛与盟国的合作”的《第二十六号指令》。

　　与法西斯德国周密的作战计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斯拉夫和希腊在防御准备上的优柔寡断，缺乏组织与协调。当德国开始积极准备侵略南斯拉夫时，南斯拉夫政府迟迟不组织抵抗。

　　西莫维奇新政府上台后，德国入侵南斯拉夫的危险显著增加，但新政府迟迟不进行战前动员，指望与德国达成妥协，避免战争。

　　直至1941年3月30日，南斯拉夫政府才宣布4月3日为“秘密动员”的开始日，结果白白失去了进行动员和完成武装力量战略展开的宝贵时间。新政府甚至决定派第二副首相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4月6日去罗马，商请意大利居间调停南斯拉夫与德国的关系。由于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的立场对希腊至关重要，英国、希腊、南斯拉夫的军事代表于4月3日在希腊边境举行谈判，商讨军队间的协同问题。参加谈判的有希腊武装力量总司令帕帕戈斯将军、英国远征军司令威尔逊将军和南斯拉夫副总参谋长扬科维奇将军。

　　因为英国提供的军援相当有限，再加上害怕同德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南斯拉夫未能就协同作战问题与英希达成正式协议。

　　但扬科维奇表示，虽然南斯拉夫无法保证参加盟军一边，但是如果德军进攻南斯拉夫，南将据守所有边界，并与希腊军队协同动作，进攻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队。

　　4月6日凌晨，德军对南斯拉夫和希腊同时发起突然进攻。为阻止南斯拉夫武装力量的展开，德意空军对南斯拉夫重要机场、交通线尤其是贝尔格莱德等重要城市实施了猛烈轰炸。与此同时，德军首先以第十二集团军的装甲师和步兵师在3个地段同时越过保南边界，入侵南斯拉夫南部的马其顿。

　　面对德军的入侵，南斯拉夫政府没有采取相应军事措施，还以为在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后，自己可以像以往的战争那样，从容不迫地进行动员。战争爆发当天，西莫维奇正忙于在贝尔格莱德郊区出席女儿的婚礼。战争爆发12小时后，南政府才匆忙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和进行全国动员。

　　为迅速分割南斯拉夫马其顿的第三集团军，并保障与希腊作战的德军有机动自由，德第十二集团军第四十军分别向两个方向进攻：以一部兵力进攻重要交通枢纽斯科普里；以另一部兵力向什蒂普和佛累斯进攻。另外，第十八山地军第二装甲师沿斯特鲁米察河谷推进，从多伊兰湖西北地域南下希腊重镇塞萨洛尼基，以迂回希军筑垒防线，在两个山地师和一个步兵师协调下，对希腊东马其顿集团军实施突击；以第三十军向邻近土耳其的西色雷斯地区实施辅助突击。两天内，驻马其顿的南军第三集团军即被击溃。

　　4月7日，德军占领斯科普里和什蒂普，切断了南斯拉夫与希腊的联系，南军被迫撤往南方，同希、英军共同作战的战略计划化为泡影。4月10日，德军先遣支队在奥赫里德湖附近与意军建立了联系。这一切为发展进攻创造了条件。

　　4月8日，德军第一装甲集群从索非亚西北对南斯拉夫第五集团军南翼发起进攻，遭南军抵抗。德装甲部队在炮兵和空军强大火力支援下，沿索非亚-尼什铁路两侧实施进攻，发展迅速，第一天即达成突破，并在占领尼什等城后分割了南斯拉夫第五集团军，进至南军第六集团军后方。

　　4月10日拂晓，德第二集团军利用当时南斯拉夫国内对德有利的政治形势发起了主要突击，目的是全面占领南斯拉夫，并与意军会师。德第二集团军以一部兵力沿德拉瓦河向贝尔格莱德推进，其余兵力向斯洛文尼亚首府卢布尔雅那推进。10日晚，德军占领萨格勒。经数日战斗，南军停止了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抵抗。

　　4月11日，德军装甲部队穿越密集的南军部队，由东南进抵距贝尔格莱德80千米处，并在此与退却之南军第六集团军南翼部队遭遇，次日将其击溃。由东南和西北对进的德军两个集团在贝尔格莱德会师后，德国军事当局于13日正式接管该城。4月14日，南斯拉夫国王仓皇从科托尔乘飞机飞往英国。翌日，南斯拉夫军队经过12天的战斗停止抵抗。

　　4月17日，南斯拉夫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与此同时，德意的联合攻击，也使希腊的防御土崩瓦解，希腊首相科里齐斯自杀，参战部队陆续投降。4月14日，英远征军指挥部在英军被切断同希军主力的联系后，认为抵抗德军进攻已无希望，便陆续将英军主力由海路撤退。

　　希、英军队防御作战的失败，除交战双方军事实力相差悬殊这一原因外，希、英在防御战役的部署上未取得协调、各防御集团之间缺乏联系以及希军统帅部不愿及时收缩兵力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夺取巴尔干的作战中，德军以较小的代价达成了战役目的。德军伤亡约8500人，失踪约3000人。南斯拉夫、希腊和英国远征军遭到很大损失。南军约37万余人被俘，希军22万被浮，英军12000人伤亡和被俘。

德军空降伞兵攻克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北部，是希腊的第一大岛。

　　岛上有山地和深谷，风景优美，还有断崖、石质岬角及沙滩构成的海岸。这里风和日丽，树林葱茏，岛上种有橄榄、葡萄、柑桔等，鲜花遍地，因而有“海上花园”之称。

　　1941年4月，德军的魔爪伸向了这里。夺取克里特岛，是德军入侵巴尔干的最后一役。此役是希特勒在希腊战事的后期根据德国空军4月21日的建议临时决定的。

　　克里特岛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德军占领该岛，便可控制地中海，威胁英国在地中海区域和中东的阵地，保障罗马尼亚油田不受克里特岛英国空军袭击，并可将该岛作为入侵中东各国的前进基地。

　　对于英国来说，克里特岛是防守英国在埃及的战略基地和苏伊士运河的前哨阵地。英国首相丘吉尔为确保英国在地中海、北非和中东的利益，决定坚守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初夏天气晴朗，对德空军作战非常有利。机场和港口集中在岛的北部，马利姆、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各有一个机场。

　　希特勒于4月25日下达了代号为“水星”的作战计划。德军计划规定，以空降部队为主占领克里特岛。

　　这是因为，克里特岛与建在欧陆和附近岛屿上的德空军基地相距很近，在德空军活动半径以内，德国空军又占有压倒优势，而英军在埃及、马耳他和马特鲁的空军基地距岛甚远，在克里特岛一时又无法调拨和部署大量空军兵力。

　　德军决定对克里特岛实施大规模空降作战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尽快结束在巴尔干的战事，以便腾出手来实施迫在眉睫的“巴巴罗萨”计划。

　　起初，受领此次任务的德军第四航空队司令亚历山大·勒尔，同其部属第十一航空军军长库特·施图登特在作战计划上发生分歧。勒尔坚持首先全力以赴，以绝对优势兵力夺取克里特岛西部，尔后以此为基地夺占整个岛屿。施图登特则主张在岛上约7个地点同时空降，以期在对方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占领岛上所有重要地点，进而夺取整个岛屿。

　　最后，基于兵力不足、空军能力有限等因素的考虑，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下达的进攻命令是这两种意见的折衷方案。入侵部队应首先夺占4个最关键的地点，以保证占领全岛。

　　德军的克里特岛空降战役大致分为4个阶段，即夺取制空权、占领登陆场、集结兵力、歼灭岛上防守部队。

　　为保证得到空军的全面支援，最初的空降突击又分两个波次实施。首先以第一波突击西部的马利姆和苏达港地域；待运载第一波部队的飞机折返后，再以第二波突击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地域。这两个波次将得到伞兵部队的加强和机降部队的支援，随后还将得到海上登陆部队的支援，直至占领全岛。

　　按计划，德军的行动将得到由克里特岛东南岸登陆的意军支援。

　　4月下旬，中东英军总司令韦维尔获得德军即将对克里特岛实施突击的情报，遂任命新西兰人弗赖伯格少将为守岛部队总指挥，令其尽快在克里特岛组织防御。

　　英军在克里特岛的守军约30000人，基本上是从希腊本土撤至该岛的英国远征军。此外，还有希腊军队约14000人。守岛部队士气低落，装备低劣，火炮不足，没有飞机，坦克不足10辆，缺少通信工具。

　　弗赖伯格少将判断，德军主力将从海上登陆，同时会用空降兵夺取机场、港口，因此决定以苏达港和岛上3个机场为中心构成支撑点式防御。从5月17日起，守岛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5月20日7时许，德军西部集群以及中部集群伞兵一部，作为第一攻击波分别在马利姆和苏达港地区揭开空降战幕，中部集群其余部队和东部集群作为第二攻击波也于当日下午分别在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地区空降。

　　呈两个梯队伞降的德空降部队遇到英希军队的顽强抵抗，行动十分困难，损失惨重。由于兵力分散，协调失当等原因，到日落时，3个预定要占领的机场一个也未占领，局势十分危急。

　　5月20日深夜，德空降独立团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取得决定性战果，攻占了马利姆机场附近的107高地。

　　弗赖伯格优柔寡断，未能及时组织力量实施有力的反击，结果被迫将部队撤出马利姆防区，使德军站稳了脚跟。

　　21日下午，德军以马利姆机场为基地，开始源源不断地机降第五山地步兵师。此后两天，该师全部运达克里特岛。

　　24日黄昏前，德军占领克里特岛西部地区，尔后向东、南推进。29日，德军西方集群与东方集群会合，雷西姆农、伊腊克林均被占领。

　　除对克里特岛实施空中突击外，德军曾组织海军行动，企图从海路输送援军，但均被英海军舰队挫败。然而，5月23日，在德空军袭击下，缺乏空中掩护的英国舰队被迫撤回亚历山大港，使德军尔后得以从海上向岛上输送装备物资。从此，岛上形势急转直下。

　　在德军地面、空中人力猛烈攻击下，英军节节败退，最终于5月28日深夜开始由南岸撤离克里特岛。

　　5月28日至6月1日，英军撤出约16000人，约6000人未及撤退，不久即向德军投降。整个克里特岛战役，英军死、伤、被俘约15000余人。英军3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和1艘航空母舰被击沉，多艘舰艇遭重创，这使英海军在地中海的实力大大削弱。但德军也付出惨重代价：死、伤、失踪约65000余人，多架运输机被击伤击毁，1个精锐空降师几乎全军覆没。

　　德军在此次战役中基本达成了战役目的，控制了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航线，攻克了英国一个重要据点，从而解除了英军以此为基地对罗马尼亚油田的威胁。德意在巴尔干的暂时成功，使得东南欧和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形势有利于法西斯集团。德国在南翼为尔后对苏作战建立了前进基地，并取得在东地中海对英作战的有利态势。

德国入侵苏联

德军实施“巴巴罗萨”计划

　　至1940年6月，德国通过一系列不流血的和流血的征服，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北起北极圈以北，南至比利牛斯山脉，东自维斯瓦河一线，西临大西洋之滨的欧洲半壁河山，极其丰富的资源落入德国之手。

　　此时，保持独立而与德国对抗的欧洲强国仅剩英、苏两国。究竟是先取英国还是先攻苏联，更有利于实现梦寐以求和奋斗多年的欧洲霸业，成为自1939年作出开战决策以来，希特勒所面临的又一重大战略抉择。

　　1940年6月初，希特勒认为德军在西线胜利在握，从而将视线重新转向东方。然而，同他的期望相反，英国并未步法国的后尘向德国屈服。

　　为消除入侵苏联的后顾之忧，自6月中旬，德国开始对英国进行“和平试探”。然而，英国断然拒绝德国自以为“宽宏大度”的和解建议，粉碎了它试图不战而胜的痴心妄想。

　　为了尽快从西线脱身，以便挥师东进入侵苏联，希特勒便考虑诉诸武力，于7月16日签发指令，命令德军准备对英国实施代号为“海狮”的渡海登陆作战。

　　尽管如此，希特勒仍举棋不定，不久又重提侵苏问题。

　　他认为，鉴于德国不是海上大国，德军即使侥幸登陆成功，并将英国击败，结果是“遍布世界的英帝国土崩瓦解，而德国却从中得不到好处。我们以德国人的鲜血所换取的，只是对日、美等国有利的东西”。

　　其次，国际局势的最新动向促使其急于发动侵苏战争。在德军横扫西欧无暇东顾之际，苏联加速在其边界以西建立缓冲地带，以改善其西部边境的防御态势。1940年6月中下旬，苏联派兵进驻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与北布科维纳地区，逼近罗马尼亚境内的普洛耶什蒂和巴克乌等油田。希特勒认为：

　　苏联的行动是对德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特别是对德军装甲摩托化部队赖以生存的石油来源构成严重威胁，在此形势下，德国不能同英国决战。

　　不仅如此，他还将苏联的上述做法渲染为进攻中欧的前奏，并同德国陆军领导人多次磋商对策。此外，法国败降前后，英美苏三国开始出现联合抗德的趋势，这对德国无疑是不祥之兆。

　　来自莫斯科的情报表明，如果战争持续下去，一年之内苏联就要加入英国一边。希特勒认为：

　　走投无路的英国之所以继续坚持战斗，是因为它希望美国改变其中立立场，俄国在巴尔干制造动乱，以剥夺我们的油料，瘫痪我们的空军。

　　于是，希特勒一面指示德军尽快做好对英决战的准备，以免丧失军事主动权；一面命令陆军着手研究苏联问题，做好对苏作战的思想准备，并同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第一次讨论这次作战的目标和所需兵力。

　　关于入侵苏联的时机，希特勒力求赶在苏联完成反侵略战争准备和美国可能参战之前发动侵苏战争。

　　12月18日，希特勒正式签发关于“巴巴罗萨”方案的《第二十一号指令》，最终作出欧战爆发以来使其最感棘手的侵苏决策。与此相应，针对英国的“海狮”计划和不列颠之战，则转为掩护德国侵苏战争准备的佯攻措施和心理战手段。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和三军总司令部陆续下达了有关作战任务、物质技术保障、战区准备、伪装与欺骗措施等方面的一系列指令和指示。

　　其中最重要的是1941年1月31日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下达的《“巴巴罗萨”作战指令》，它对德国陆军在侵苏战争中的企图、任务、同空海军的协同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该指令指出：

　　为预防俄国改变目前对德国的立场，作为预防措施，应做好一切准备，以便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前，也能以一次速决战将苏俄击败。

苏军遭受攻击全线失利

　　德军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后，于1941年6月22日3时许，出动约2000架飞机，突然袭击苏联西部66个机场，以及其他军事基地、交通枢纽和重要城市，并以数千门火炮猛烈轰击苏联西部边境地区，揭开了“巴巴罗萨”行动的序幕。

　　4时30分，德军北方、中央和南方3个集团军群共152个师和3个旅，以装甲摩托化部队为先导，在空降部队配合下，从波罗的海—喀尔巴阡山—线约1500千米宽的正面上，分北、中、南三路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

　　当德军发动进攻时，苏军各边防师远离防御阵地，尚在执行和平时期的日常任务，部队没有按兵力展开计划占领防御地区。因而，德军的进攻达成了突然性。

　　德军利用空袭和空降部队破坏了苏军的通讯系统，苏军最高统帅机构无法得到有关前线准确、及时的情报，接连发出的第二和第三号命令不仅未能缓解局势，相反加剧了前线的混乱。

　　苏军在德军优势兵力的突击下被迫退却，损失惨重。战争第一天，苏军就损失飞机1200架，其中800余架被击毁在机场上，德国空军成功地夺得了制空权。德军装甲部队和摩托化步兵也迅速突破苏军防线，向前推进了五六十千米，边境地区的军用仓库、储备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几乎全部落入德军之手。

　　德军分三路进攻，北翼由北方集团军群自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以东地域向陶格夫匹尔斯、普斯科夫、列宁格勒总方向实施进攻，企图消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军集团，占领那里的港口和海军基地，攻取列宁格勒，与芬军会师。

　　在波罗的海沿岸组织防御的是苏军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德军顺利突破苏军防御，至6月22日黄昏，第四装甲集群的先遣部队前出到杜比萨河一线。

　　截至7月10日，苏军丧失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俄罗斯联邦的部分领土。德军向前推进400千米至450千米，进逼苏联的西北重镇列宁格勒。

　　德军在中路的进攻由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负责，其任务是由东普鲁士的苏瓦乌基地域和波兰的华沙地域向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明斯克方向实施钳形突击，围歼苏军西方面军主力，尔后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发动进攻。

　　苏军西方面军由巴甫洛夫大将指挥。第三、第十和第四集团军部署在边境地区的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及其以南地域，缺乏足够的防御纵深，易受德军合围；第十三集团军为预备队，部署在明斯克地域。直接在国境线上的部队主要担负构筑工事的任务，其余部队尚在野营或驻地进行训练。

　　6月22日晨，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以约40个师的兵力向苏军发起猛攻。北路德军第三装甲集群同北方集团军群的第四装甲集群从东普鲁士攻入立陶宛，渡过涅曼河，对苏军西方面军右翼第三集团军构成包围之势。

　　根据总军事委员会的《第三号命令》，该方面军于次日以第十集团军的机械化第六军、骑兵第六军和第三集团军的机械化第十一军，对德军苏瓦乌基集团进行反突击。

　　由于所调兵团散处各地，准备时间仓促，又缺乏必要的通信器材，未能对德军形成集中突击。苏军反突击部队损失严重，燃料、弹药消耗殆尽，被迫放弃格罗德诺，撤往新格鲁多克，从而在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之间出现一个大缺口。

　　在此后的战斗中，德军有组织地步步紧逼，苏军虽投入了多个战略预备队，但未完成战略预备队的集中、展开和建立稳固的防线。

　　至7月10日，德军几乎占领了白俄罗斯的全部领土，斯摩棱斯克面临被德军突入的危险。再说德军在南翼的进攻，这路进攻由龙德施泰特指挥，其任务是：

　　左路第一装甲集群和第六、第十七集团军，从波兰的卢布林地域向基辅方向和第聂伯河下游实施突击，通过迂回包围阻止苏军退过第聂伯河；右路第十一集团军在罗马尼亚第三和第四集团军协同下，稍后从罗马尼亚向第聂伯河下游发起进攻。

　　斯大林认为德军的主攻方向将是乌克兰，以夺取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的煤和高加索的石油。因此，苏军在南部部署了西南方面军以及南方面军两个方面军。

　　西南方面军由基尔波诺斯上将指挥，依次由北向南配置，在普里皮亚季沼泽地至苏罗边界北缘一线组织防御。在罗马尼亚方面是秋列涅夫大将指挥的南方面军，两个方面军共约86．5万人。

　　6月22日，德军第二装甲集群首先对苏军第五、第六集团军的接合部实施突击，打开了宽达50千米的缺口，西南方面军中路和左翼各集团军面临被德军深远包围的危险。为肃清突入之德军，基尔波诺斯指派6个机械化军和3个步兵军实施反突击。

　　从6月23日至29日苏德两军在杜布诺、卢茨克、罗夫诺地域展开了一场战争初期规模最大的坦克遭遇战。

　　苏军的反突击粉碎了德军在利沃夫突出部合围西南方面军主力及迅速突入基辅的计划，但因缺乏统一指挥，诸军兵种未能组织好协同动作，终于失败。随后，德军变更部署，投入精锐兵团，打破了苏军在接合部的抵抗。

　　30日，攻占利沃夫和罗夫诺，开始向日托米尔方向实施强大突击。

　　苏军统帅部考虑到形势的严重性，于6月30日发布命令：

　　第六、第二十六、第十二集团军7月9日前撤至科罗斯坚、沃伦斯基新城、舍佩托夫卡和普罗斯库罗夫旧边界筑垒地域一线，在那里组织坚固防御。

　　7月1日，右路德军第十一集团军和罗马尼亚部队开始强渡普鲁特河，向德涅斯特河推进。

　　德军虽遭到苏军有准备的抵抗，于7月3日突至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德军左路于7月4日占领奥斯特罗格，逼近苏军旧边界筑垒地域防线。至此，德军在南翼推进了350千米。

　　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天，从巴伦支海到芬兰湾没有发生激烈战斗。

　　自6月底，德军挪威集团军和芬兰卡累利阿、东南集团军共21个师和3个旅，对苏军第十四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右翼发起攻击。由于苏军预先有准备，最终挡住了德、芬军的进攻，打破了德军统帅部迅速占领摩尔曼斯克和破坏摩尔曼斯克铁路的计划。

　　至7月中旬，德、芬军在向前推进30千米后被迫停止进攻。

　　从6月22日至7月9日，苏军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损失巨大，近30个师不复存在，约70个师的人员、装备损失50％以上，3500架飞机，一半以上的燃料、弹药仓库被毁。苏军从西部边境向东和东北方向退却300千米至600千米。

　　德军占领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全境、白俄罗斯大部、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的部分领土，并进入俄罗斯联邦西部，进抵列宁格勒，威胁到斯摩棱斯克和基辅。

　　德军也遭到自开战以来的最大打击，其进攻力量受到削弱，没有达到希特勒提出的消灭苏军主力的目标。

苏联实施积极防御战略

　　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的入侵时间、作战方式和初战结果都出乎苏军的意料。因此，苏军不得不重新审查其战争初期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

　　一方面，损兵失地的严酷教训充分表明，这一主观主义的战略方针不适用于苏德战争，必须迅速改弦更张；另一方面，短短几周的防御作战，即使缺乏现代化战争经验的苏军体验到德军“闪击战”的主要特点及其弱点，又使战前准备不足的苏军各级指战员经受了艰苦卓绝的战火考验，增长了对付强敌进攻的本领与才干，从而为制订符合当时战争实际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条件。

　　为迅速扭转不利局面和稳定防御，斯大林要求苏军指挥员坚决抛弃一切陈腐的作战原则，努力掌握现代化的战争经验。在此情况下，苏军于1941年7月中旬转入战略防御。

　　在此期间，苏联采取了一系列体现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重大措施，主要有：

　　第一，进一步完善领导体制，加强对部队的统一指挥。

　　1941年7月10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决定将苏联武装力量统帅部大本营改组为总统帅部大本营，并由斯大林本人担任主席，以加强这一机构的权威性。

　　与此同时，为协调各战略方向的作战行动，组建了西北、西和西南3个方向总指挥部，分别由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和布琼尼任总司令。

　　这些中层战略指挥机构的任务是：

　　对在本方向遂行作战任务的各方面军和海军舰队实施战略指导，检查其对大本营训令的执行情况和领导该方向的后勤工作。

　　8月8日，总统帅部大本营改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斯大林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于是，苏联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重要领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克服了战争初期由于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在作战指挥方面职责不明造成的延误与混乱。

　　与此相应，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也进行了改组。该部所属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被改组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制订战略计划和领导前线武装力量的主要业务机关，并得以摆脱动员补充和军事训练等繁杂的日常工作。

　　同时，新建或恢复空降兵、火箭炮兵、工程兵、国土防空军和炮兵等司令部，加强对军兵种的战略指导。通信人民委员兼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总通信部长，以集中领导军、地所有通信部门。

　　此外，根据1941年7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改组政治宣传机构和在工农红军中实行军事委员制度的决议》，苏联红军总政治宣传部和海军总政治宣传部均改组为总政治部，陆海军机关、部队和军事院校都实行军事委员制，以加强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和战时思想政治工作。

　　根据1941年8月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苏军还组建了总后勤部和各级后勤部，加强对后勤工作的统一指挥。

　　第二，改革部队的编制体制，以适应形势变化。

　　为适应作战部队大量减员、武器装备严重短缺的实际情况，提高部队的指挥效能和在困难条件下机动作战的能力，作为应急措施，苏军总统帅部大本营于7月15日作出集团军小型化的决定，即暂时撤销军一级建制，集团军直辖五六个师。

　　同时，对陆、空军部队实施缩编。根据7月29日确定的编制，各步兵师的名额压缩30％，配备的火炮减少52％，汽车减少64％；骑兵师人数减至约3000人；坦克师缩编为坦克旅；反坦克炮兵撤旅改团；空军师改3团制为2团制，各团的飞机数量也从60架减至30架。尔后，随着兵力、兵器的增加和战场形势的变化，苏军对部队的编制体制进行过多次调整。

　　第三，大力组建和有效运用战略预备队，作为扭转战局的“杀手锏”。

　　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7月16日《关于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海军编练预备队的决定》，8月成立了红军编练总部。

　　在其统一组织和检查督促下，苏军隐蔽编练了大量预备队，源源不断地开赴前线。“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始终是出敌不意地从根本上改变战役战略形势的主要手段”，他们在主要方向上集中地投入交战，取得显著战果。

　　此外，苏军从8月开始组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航空兵，以集中有限的空军兵力应付急需。

　　第四，根据战场实际，及时调整主要防御方向。

　　苏军发现对德军的主突方向判断有误后，迅速将其主要防御方向从原来的基辅方向调整到斯摩棱斯克、莫斯科方向，并将近80％从内地调来的部队输送到那里。首先到达的部队早在7月中旬就加入了斯摩棱斯克战役。第五，摈弃消极保守的一线式防御，代之以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体系，以增强防御的稳固性。在西战略方向，西德维纳河、第聂伯河防线的主要防御地带刚被德军突破，苏军总统帅部大本营即着手新建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体系。

　　7月14日和18日，它接连下令在西方面军后方分别组建后备方面军和莫扎伊斯克防线方面军，以便在西德维纳河、第聂伯河防线以东至莫斯科前方建立两道新的防线。

　　命令要求这两个方面军，分别占领旧鲁萨、奥斯塔什科夫、叶利尼亚、布良斯克一线和沃洛科拉姆斯克以西、莫扎伊斯克、卡卢加一线，迅速构筑梯次配置的筑垒工事。

　　其中，莫扎伊斯克防线由3道防御地带组成，每道防御地带的间距为30千米至60千米，其间还设有多道中间防御阵地和斜切防御阵地，防线的全纵深达120千米至130千米。在西北和西南战略方向，苏军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但规模较小。

　　第六，在以坚守防御为主的前提下，辅之以可能的机动防御。在防御作战中，注意“以我之机动对付敌人之机动”，适时集中兵力，向德军发起反突击，争取变被动为主动。第七，在加强地面防御的同时，大力提高对空防御的能力。在短时间内，苏军的防空兵力和兵器得到明显加强，防空体系的编成不断有所改进，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政治、经济中心，军工、能源基地和通信、交通枢纽受到有效掩护。第八，加强敌后斗争，陷敌于两线作战。为有效配合苏军的正面防御，联共（布）中央于1941年7月18日作出《关于在德军后方组织斗争的决定》。1941年下半年，“18个地下州委、260多个地委、市委、区委和其他党的机构”，在德军占领区陆续组建游击队，并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开展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各种抗德活动，陷德军于腹背受敌和两线作战的困难境地。第九，着眼战争全局，精心组织防御。在各战略方向，分别实施基辅、斯摩棱斯克和列宁格勒等大规模战斗和战役，以顽强的抗击和有效的反突击迟滞和消耗进攻之德军，为尔后粉碎德军的战略进攻创造必要条件。第十，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以共同对敌。在作好国内工作的同时，力争英美等国支援，促进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和增强对德作战的能力。

　　另外，在此期间，苏联在改善战略指导、加速战斗动员、加强政治思想和搞好物质保障等方面而采取了各项措施，这些措施在与德交战的过程中，逐渐取得明显成效，为苏军战略防御方针的贯彻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腥风血雨的苏德正面战场

　　基辅战役

　　基辅是苏联的第三大城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位于第聂伯河与杰斯纳河交汇处，陆路、水路和航空四通八达，既是苏联西南地区的交通要塞，也是德军夺取顿涅茨工业区和高加索油田的必经之路。

　　1941年7月7日，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在第四航空队支援下，从行进间突入苏联旧国界筑垒地域，揭开了为期两个半月的基辅战役的序幕。

　　根据该集团军群总司令龙德施泰特6月30日的《第二号指令》，其所属部队应乘苏军立足未稳，从行进间突破苏军从沃伦斯基新城至德涅斯特河一线的筑垒地域，继而将苏军西南方面军左翼围歼于文尼察周围。

　　为此，该集团军群以第一装甲集群和第六集团军为主要突击集团，从斯卢奇河中游以西地区向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一线国界筑垒地域实施突破，尔后视苏军西南方面军是否撤过第聂伯河，第一装甲集群主力或继续东进，或挥师南下。

　　第十七集团军配属斯洛伐克派遣军，担任辅助突击，从兹布鲁奇河一线向普罗斯库罗夫、文尼察方向推进，以不间断的进攻钳制当面苏军的重兵集团。

　　第十一集团军配属罗马尼亚派遣军，担任侧后突击，从普鲁特河附近向东北方向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地域攻击前进，继而强渡德涅斯特河，前出文尼察地域，同第十七集团军会合。

　　德军的当面之敌是苏西南方面军，由基尔波诺斯上将统率。

　　战役从1941年7月7日开始，至9月26日结束。根据双方的主要作战行动，此役分为旧国界筑垒地域之战、乌曼战役与基辅外围作战和基辅地域合围战3个阶段。

　　从战役一开始，德军就利用优势兵力猛打猛冲，苏军虽居劣势，却异常勇猛，顽强阻击。最后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根据希特勒的指令，于9月12日以第一装甲集群主力和第十七集团军一部在第四航空队支援下，从第聂伯河左岸克列缅丘格附近登陆场，经卢布内向西北方向推进，以便同第二装甲集群南下部队尽快会合。

　　15日，南北对进的德军第一和第二装甲集群在洛赫维察地域会合，完成了对苏军西南方面军的合围。被分割成零星小股的苏军官兵继续英勇奋战。

　　19日，苏军第三十七集团军奉命放弃基辅，德军第六集团军占领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20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参谋长等高级将领在突围中阵亡。26日，历时两个半月以上的基辅战役结束。

　　基辅战役是苏德战场的三大战役之一。

　　苏军西南方面军及其友邻部队在正面300千米、纵深约600千米的广大地区英勇奋战，以翼侧突击和正面防御相配合，迟滞德军进攻达两个半月之久，吸引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南翼的突击力量南下，为苏军加强莫斯科方向的防御赢得了时间。

　　但是，由于苏军兵力相对薄弱，缺少抗击德军装甲摩托化部队的经验与手段，采取消极守城的作战方针，最终遭到损兵失地的重大失利。

　　德军在进攻初期兵力分散，未能将苏军重兵集团歼灭在第聂伯河以西，此后利用三面包围苏军西南方面军的有利态势，集中两个集团军群的内翼兵力协同作战，迅速围歼该方面军主力，减少了中央集团军群的南翼威胁，为南方集团军群夺取哈尔科夫与顿涅茨经济区，前出克里木和高加索创造了条件，但却因此失去了进攻莫斯科的有利时机。

　　斯摩棱斯克战役

　　1941年7月3日，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战役尚未结束，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根据既定方针，即以第四装甲集团军率先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实施追击。

　　至7月9日，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战役结束，该集团军进至第聂伯河中游至西德维纳河一线，随后跟进的第二和第九集团军也以先头部队分别抵达别列津纳河与西德维纳河一线。

　　德军企图一举歼灭避开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合围的苏军西方面军余部，从行进间夺取斯摩棱斯克及其附近第聂伯河与西德维纳河之间通往莫斯科的大陆桥，为长驱直入莫斯科创造条件。

　　鉴于边境交战失利，苏军从6月底开始沿西德维纳河、第聂伯河中游部署战略第二梯队，以固守斯摩棱斯克地域，阻止德军突击首都莫斯科。

　　苏军西方向总司令兼西方面军司令铁木辛哥将来自大本营预备队并编入西方面军，沿两河一线由北向南依次展开，而将边境交战中被德军击溃或削弱的西方面军的一些兵团调往后方休整补充。

　　为加大这一方向的防御纵深，苏军在西方面军主要防御地区以东210千米至240千米处的涅利多沃、布良斯克一线展开第二十四和第二十八预备队集团军，并在西方面军侧后陆续组建后备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

　　但在斯摩棱斯克战役开始前，从大后方调入西方面军的48个师中，只有37个师到达伊德里察至日洛宾以南地域一线并占领阵地，未及建立稳定的纵深防御。

　　1941年7月6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第四装甲集团军在第二航空队支援下，强渡第聂伯河，发起斯摩棱斯克战役。此役历时约一个月，苏德双方在“这个曾经成为拿破仑军队通往莫斯科道路上的可怕障碍的俄罗斯古城”及其附近，正面500余千米、纵深200余千米的广阔地域内，进行了一系列激战和反复争夺。

　　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德军利用苏军立足未稳，防御体系尚不完备，依靠强大的装甲兵力与密切的步、坦协同，连续实施深远的钳形突击、分割包围和各个击破，歼灭了苏军大量兵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等战略要地，向第聂伯河以东推进200余千米，从而打开了通往莫斯科的门户，率先达到事先确定的第一阶段作战目标。

　　与此同时，苏军不断投入新锐兵力，以顽强的防御和接连不断的反突击毙伤德军25万人，迟滞德军进攻达一月之久，为加强莫斯科的防御赢得了宝贵时间。

　　在苏军有力打击下，德军的作战能力，特别是装甲军突击力明显下降，对其尔后作战造成严重影响。因而，希特勒在8月4日视察中央集团军群时承认，如果在发动侵苏战争前就知道苏军的坦克和飞机有那么多，他很难定下侵苏决心。

　　斯摩棱斯克战役结束后，德军将进攻重点转向南北两翼，但在中部叶利尼亚等地仍有激战。为清除德军突向莫斯科的前进基地叶利尼亚突出部，苏军预备队方面军所属第二十四集团军及其加强兵力共10个师，8月30日向突出部的根部实施相向突击，尔后又击退德军多次反击。

　　至9月4日，苏军给德军叶利尼亚集团以重大打击，并对其形成深远包围，迫使其开始退却。

　　两天后，苏军收复该市，并向西追击。

　　9月8日，苏军进至乌斯特罗姆河、斯特里亚纳河一线，胜利结束叶利尼亚战役。此外，苏军西方面军以4个集团军的兵力于9月1日至9日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再次转入进攻，但未奏效。尔后，苏军也在莫斯科方向转入防御。

　　列宁格勒战役

　　根据德国陆军总司令部1941年7月8日的指令，德军北方集团军群于7月9日突破拉脱维亚—俄罗斯边界的苏军防线后，占领了列宁格勒的西南门户普斯科夫。与位于拉多加湖西北的芬军主力遥相呼应，对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及其附近地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为迅速扭转列宁格勒地区的危急局面，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于9月10日将朱可夫大将派往那里，接替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

　　在朱可夫大将参与下，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于当夜开会讨论列宁格勒局势，决心保卫列宁格勒，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会议决定：

　　从卡累利阿地峡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抽调部分兵力加强最受威胁的普尔科沃高地—乌里茨克地段，并以方面军的部分火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所有舰炮火力支援那里的第四十二集团军作战。

　　在6天至8天内，以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列宁格勒各军事院校的人员组建五六个独立步兵旅。

　　立即从防空部队抽调部分高炮加强最危险地段的对坦克防御。

　　在易受攻击的方向组织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在通向城市的要道敷设地雷等障碍物。

　　不久，苏军列宁格勒方面军又制订了加强城市防御的补充措施，主要措施是：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坚定军民的必胜信念。

　　9月18日前再组建两个师又5个旅的方面军预备队，增大防御纵深，进一步加强在主要防御方向上作战的第四十二集团军，粉碎德军以正面突击夺取列宁格勒的企图。东西两翼部队和城南游击队以积极行动钳制德军兵力，配合城市保卫战。

　　随着上述措施的迅速落实和列宁格勒军民的誓死抵抗，德军的凌厉攻势开始受到遏制。

　　在列宁格勒西南，苏军一面将新建的两个师和两个旅加强给第四十二集团军，以建立强大的第二梯队，占领列宁格勒外围从芬兰湾东南岸至涅瓦河一线的筑垒地域，增强主要防御方向的稳定性。

　　一面利用德军第十八集团军东部集群左翼战线过长、易受攻击的弱点，以第八集团军的4个步兵师组成突击集群，于9月19日从奥拉宁包姆登陆场东部向红村方向德军侧后实施反突击，迫使德军将乌里茨克、列宁格勒方向的部分兵力调往彼得戈夫方向，有力地配合了第四十二集团军粉碎德军从西南突入列宁格勒的企图。

　　在列宁格勒南面，德军第十八集团军东部集群右翼于9月18日通过苏军第四十二和第五十五集团军的接合部向普希金城发起进攻，企图由此向左迂回普尔科沃高地，向右迂回科尔皮诺筑垒地域，进而从南面突入列宁格勒。

　　与此同时，德军于9月19日连续炮击列宁格勒达18小时之久，并出动轰炸机，对该市进行猛烈轰炸，企图以此摧毁列宁格勒军民的抗战决心。

　　然而，奋战在列宁格勒以南的苏军部队不畏强敌，终于将进攻之德军阻止在列宁格勒城下，挫败了德军紧缩包围圈的种种努力。

　　在此期间，苏军驻蒙海峡群岛、汉科半岛和喀琅施塔得的守备部队与波罗的海舰队部分兵力，在远离己方主力的情况下孤军奋战，钳制了德军的有生力量，并以炮火支援列宁格勒地区的苏军粉碎德军进攻。

　　苏军防空部队共击毁袭击列宁格勒的德军飞机300余架。从苏德战争爆发至9月底，在列宁格勒地区及其附近海域上空，苏军航空兵出动作战飞机，同德芬两国飞机进行空中格斗，袭击德军机场和战役纵深，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海军舰艇的作战。

　　由于遭到苏军日益顽强的抵抗，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每昼夜的平均推进速度从7月的5千米降至9月的一两千米。

　　除第三十九装甲军外，德军第四装甲集群和原第三装甲集群第五十七装甲军被陆续调离，其辖区分别由第十八集团军和第十六集团军第二军接管。

　　稍后，德军第八航空军也转隶莫斯科方向的第二航空队。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突击力明显减弱，攻克列宁格勒的希望更加渺茫。

　　鉴于对列宁格勒的多次强攻均未得手，德军不得不转而采取以长期封锁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

　　在这种极端恶化的条件下，列宁格勒军民同仇敌忾，宁死不屈，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他们一面加强对空防御和反炮击斗争，一面展开反围困斗争。

　　莫斯科战役

　　1941年9月30日和10月2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先后发起布良斯克和维亚济马战役，莫斯科战役从此开始。

　　这次战役按苏军的行动性质分为防御、反攻和总攻3个阶段。1941年9月30日至12月5日为苏军防御阶段，12月5日至1942年1月7日为苏军反攻阶段，1942年1月8日至4月20日为苏军总攻阶段。

　　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激烈和残酷。

　　德军的进攻多次使莫斯科处于危急状态。但位于一线作战的德军指挥官们意识到，德军的进攻能力很快就要耗尽，因此，请求“撤退至一条较短的容易防守的战线，预先为驻扎、补给、防御做好充分准备，以便时机一到，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将其占领”。

　　然而，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和希特勒都不同意博克等人的意见。希特勒对撤退不予考虑，只是在博克再三请求下，同意当代价高昂的攻势无望取胜时中止进攻。

　　为了缓解莫斯科西北的紧张局势，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将突击第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调归西方面军右翼，第十六、第三十集团军也得到加强，在红波利亚纳、克留科沃地域实施了反突击。

　　至12月初，阻住了德军的进攻。在纳罗福明斯克方向，12月3日，德第四集团军遭到苏第五、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反突击，被迫退至库宾卡以北、戈利齐诺和纳罗福明斯克以南阵地。

　　12月5日，博克命令第三、第四装甲集团军群与苏军脱离接触，并于随后几天撤到伊斯特拉至克林以东的防线，德军从西北和北面突入莫斯科的企图被粉碎。

　　在图拉方向，12月5日，苏军第五十集团军协同第四十九集团军左翼各兵团在科斯特罗沃、列维亚基诺地域实施反突击，恢复了图拉与莫斯科的联系。

　　德军第二装甲集团军被迫向南退却，撤到顿河上游、夏特河、乌巴一线。德军对莫斯科的最后一次进攻彻底失败。至此，莫斯科战役苏军防御阶段结束。

　　1941年12月5日至6日，苏军在加里宁、图拉和叶列茨等方向发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反攻。

　　至1942年1月初，苏军在西部战略方向的反攻全部结束。苏军解放的地区，消除了图拉被合围的危险。进攻的苏军前出到勒热夫、拉马河、鲁扎河、博罗夫斯克、莫萨利斯克、别廖夫、韦尔霍维耶一线。

　　德军38个师遭重创，进攻莫斯科的突击集团被击溃。德军后退54千米至250千米，从南北两面突击莫斯科的企图被彻底粉碎了。

苏军的冬季全面大反攻

　　苏军在莫斯科的反攻，粉碎了德军夺取莫斯科的企图。与此同时，苏军在季赫温和罗斯托夫的反攻也取得一定战果，德军季赫温集团被赶过沃尔霍夫河，列宁格勒同内地铁路交通以及拉多加湖的联系都得以恢复，其防御能力大大提高。

　　南方面军诸部解放罗斯托夫，粉碎了德军向高加索突破的计划。在克里木，苏军发起了刻赤—费奥多西亚登陆战役，解放了刻赤半岛和费奥多西亚，迫使德军暂时中止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

　　从总的态势看，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处于比较孤立的状态，易于苏军发展进攻，扩大战果。德军统帅部意识到了这种危险，1941年12月28日，发布《关于组织防御的命令》，要求各部队竭尽全力寸土必争。

　　在冬季的主要任务是守住已占领的地区，以争取时间纠集新的预备队，为1942年春天重新发动进攻创造条件。为此，北方集团军群必须在沃尔霍夫河一线和沃尔霍夫车站通往西北的铁路线上设防固守，继续对列宁格勒实行围困。

　　中央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守住勒热夫、布良斯克、斯摩棱斯克构成的三角地带和勒热夫—维亚济马—布良斯克、斯摩棱斯克—格扎茨克两条十字形铁路交通线。南方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坚守占领地区，攻下塞瓦斯托波尔。

　　斯大林深受苏军在莫斯科反攻中胜利的影响，他认为，德军在莫斯科失败后，正处于慌乱状态，未作为冬季作战准备的德军将无法抵挡苏军的连续突击。只要突破德军防线，不给德军以喘息之机，就可以打破德军来年的春季进攻，并在列宁格勒、莫斯科以西地区、乌克兰和克里木击溃德军。

　　因此，苏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确定的总攻计划是：在西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围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基本兵力；在西北方向粉碎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在西南方向击溃德军南方集团军群，解放顿巴斯和克里木。总攻时间预定在反攻之后不作间歇立即展开。

　　1942年1月7日，西方向各方面军司令部接到进攻训令，各方面军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训令拟定了具体计划：西方面军右翼的第一突击集团军、第二十、第十六集团军继续向瑟乔夫卡总方向进攻，并在加里宁方面军协同下，消灭德军瑟乔夫卡—勒热夫集团。

　　中央的第五、第三十三集团军向莫扎伊斯克、格扎茨克总方向进攻；第四十三、第四十九和第五十集团军向尤赫诺夫实施突击，粉碎德军尤赫诺夫—孔德罗沃集团，随后向维亚济马发展进攻。

　　别洛夫的加强骑兵军向维亚济马地区挺进，同加里宁方面军的骑兵第十一军会合，以便共同对德军维亚济马集团实施突击；第十集团军向基洛夫进攻，并掩护西方面军左翼。

　　加里宁方面军向瑟乔夫卡、维亚济马总方向进攻，并以部分兵力迂回勒热夫，其第二十二集团军应向别雷发展进攻。

　　西北方面军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实施进攻，第三突击集团军向大卢基总方向进攻；第四突击集团军向托罗佩茨—韦利日进攻。

　　西南方面军右翼集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的任务是钳制正面之德军，不让其把部队调往中线和顿巴斯。

　　总攻以加里宁方面军于1月8日实施瑟乔夫卡—维亚济马进攻战役开始。1月8日，加里宁方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突破德军在勒热夫以西的防御，继续向南部的瑟乔夫卡推进。

　　第二天，西北方面军的左翼部队第三、第四突击集团军从奥斯塔什科夫发动进攻，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在初期战斗中，没有多大进展。

　　至1月12日前，苏军突破德军防御战术地幅。1月16日，夺取安德烈亚波尔市。

　　1月21日，攻占托罗佩茨市，其先遣支队切断了大卢基—勒热夫铁路。第三突击集团军至1月22日前合围霍尔姆市德军，从南面迂回德军第十六集团军杰米扬斯克集团。

　　至1月底，突击集团军已迫近大卢基、维捷布斯克和杰米多夫，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面临被深远包围的危险。为便于指挥，斯大林将突击集团军转给加里宁方面军。

　　加里宁方面军的第三十九集团军在勒热夫西北突破，占领通向维亚济马的大片地域，严重威胁德军在瑟乔夫卡的交通线。德军迅速空运来两个师的兵力，组成一道新的防线。

　　苏军不断向德军施加压力，1月12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和骑兵第十一军先后投入战斗，第二十二集团军由谢利扎罗沃地域转入进攻。

　　德军誓死抵抗，至1月22日，苏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前进80千米至90千米，进至德军勒热夫集团后方；第二十二集团军从西北深远包围了奥列尼诺集团。

　　至1月26日前，第二十二、第二十九集团军完成对奥列尼诺地域德军约7个师的合围。骑兵第十一军从北面突至维亚济马，切断了维亚济马—斯摩棱斯克公路。加里宁方面军右翼突至维捷布斯克、斯摩棱斯克、亚尔采沃等市接近地，从西北深远包围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

　　从东南面实施突击的西方面军左翼各集团军进展顺利。

　　1月10日前，第十集团军合围苏希尼奇的德军，解放莫萨利斯克，并进抵基洛夫、柳季诺沃、日兹德拉等市的接近地。

　　第五十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一军突破德军在尤赫诺夫以南的防线，从南面和西南面向德军第四集团军约9个师组成的尤赫诺夫集团迂回。

　　第四十三、第四十九集团军则从北面和东北面迂回德军尤赫诺夫集团，于1月19日进抵谢洛基、达曼诺沃、普柳斯科沃一线。

　　第三十三集团军在第四十三、第四十九集团军以北向维亚济马进攻，在梅登地区的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司令赫普纳为避免被围，下令撤退。

　　1月19日，第三十三集团军夺取韦列亚，并继续向西和西南方向推进。赫普纳因擅自撤退被撤职，他的职位由原第五军军长鲁奥夫接替。不过，鲁奥夫也未能守住防线，继续后撤。

　　由于德军的抵抗很顽强，苏军第五十集团军未能突破德军在尤赫诺夫附近的防御，第十集团军也未能击退来自日兹德拉地域的德军反突击，只是至1月29日，在得到第十六集团军的加强后，才夺取苏希尼奇。

　　2月初，苏军在这里的进攻基本停止。不过，苏军的进攻牵制了德军尤赫诺夫集团，给尤赫诺夫以北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和尤赫诺夫以南的近卫骑兵第一军突入德军后方，向维亚济马突击创造了条件。

　　战役的关键已经转到维亚济马地区，如果苏军突击成功，加里宁方面军与西方面军将在维亚济马完成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包围，德军的处境将十分危险。德军意识到了这一危险，由于没有更多的预备队，从德国或西线调遣预备队又需较长时间，而且运输条件较差，预备队肯定很晚才会到达。到那时，防线恐怕已不复存在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缩短战线抽调一线部队充任预备队。

　　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与希特勒多次交涉后，得到希特勒的首肯，同意将部队撤到事先准备好的冬季阵地，不过，撤退前必须封住缺口。

　　苏军统帅部为了扎紧口袋，命令苏军继续向维亚济马突击。

　　1月27日，西方面军近卫骑兵第一军在尤赫诺夫西南35千米处突过了华沙公路，经过3天激战，在维亚济马以南同用于截断德军后勤补给线的空降兵部队、游击队会合。

　　第三十三集团军在尤赫诺夫以北的突击也取得进展，在1月31日到达尚斯基扎沃德和托卡廖夫地区。

　　德军在这里没有建立防线，朱可夫决定趁德军未调来预备队之前攻占维亚济马。与此同时，苏军最高统帅部为了统一指挥该地区的作战，于2月1日重建西方向总指挥部，朱可夫担任总指挥，并指示莫斯科防区的空军部队全部投入战斗。

　　遵照最高统帅部的指示，远程轰炸航空兵对德军在维亚济马至奥尔沙，勒热夫经维亚济马至布良斯克，帕夫利诺沃至叶利尼亚等地段的德军交通线，以及德军在维亚济马、斯摩棱斯克、维捷布斯克和奥尔沙等地域的德军机场实施了突击。

　　但是，在这关键时刻，苏军最高统帅部因过早地将第一突击集团军和第十六集团军从莫斯科以西撤走去增援南北两翼，致使正试图从东往西进攻的第二十集团军逐渐失去锐势，减轻了德军第三、第四装甲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正面的压力。

　　与此同时，德军从西欧调来的12个师和两个旅对苏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一军实施数次反突击。

　　2月3日，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与第四集团军恢复联系，切断了苏军第三十三集团军一部、近卫骑兵第一军、空降兵第四军一部及一些游击队与后方的联系。

　　4月初，德军集结大量兵力，对被围苏军进行大规模扫荡。近卫骑兵第一军和第三十三集团军请求突围。朱可夫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他们向基洛夫总方向突围。

　　至1942年7月18日，近卫骑兵第一军和空降部队经过长途迂回与主力部队会合。第三十三集团军突围失败，部队被打散，第二十九集团军除5000人向南突围成功与第三十九集团军、近卫骑兵第十一军会合外，其余大部牺牲。

　　第三十九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十一军的一部又被德军第九集团军切断，德军第九集团军和第三装甲集团军一部突出包围圈，苏军第四突击集团军因补给困难，而且缺乏预备队，对维捷布斯克和杰米多夫的进攻被迫停止。

　　德军兵力不断得到加强，苏军第二十二、第三十、第三十九、第四十三和第五十集团军对奥列尼诺、尤赫诺夫集团发起的攻击，均未取得重大战果。

　　4月20日，斯大林被迫下令停止进攻，命令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就地转入防御。随着形势逐渐好转，斯大林认为解除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围困十分必要。为此，他要求沃尔霍夫方面军击败在诺夫哥罗德以北防守沃尔霍夫河的德军，尔后向西北方向发展进攻，与列宁格勒方面军协同，围歼对列宁格勒实行围困的德军。

　　西北方面军右翼部队应向旧鲁萨、索利齐、德诺方向实施突击，切断德军诺夫哥罗德集团的交通线，并与沃尔霍夫方面军左翼集团军协同歼灭该集团，从而加速列宁格勒的解围。

　　1942年1月7日，西北方面军的第十一集团军由北向旧鲁萨南部推进；第三突击集团军在第一突击部军的增援下，由南向北发动向心突击；第三十四集团军向杰米扬斯克进攻，从正面牵制德军，目的是孤立位于伊尔门湖和奥斯塔什科夫之间的德军。

　　2月8日，由南北实施向心突击的苏军进展顺利。2月25日，近卫步兵第一军由北向拉穆舍沃进攻的部队，与由南部进攻的第三十四集团军的步兵第四十二旅会合，将德军第十六集团军6个师约90000人合围在杰米扬斯克附近长约60千米、宽约30千米的地域内。

　　近卫步兵第二军由旧鲁萨地域发起的进攻进展顺利，未遇德军激烈抵抗于2月底前进至霍尔姆市接近地，德军旧鲁萨集团和杰米扬斯克集团的联系被完全切断。在此情况下，希特勒一面命令德军杰米扬斯克集团固守待援，准备里应外合消灭苏军进攻部队，一面集中大量运输机实施空中补给。

　　3月19日，为了增援被围部队，德军统帅部又组织了一个由5个师编成的赛德利茨军级集群，从旧鲁萨向拉穆舍沃方向苏军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一突击集团军的接合部实施突击，稍后，德军被围集团也在扎卢奇耶以北向拉穆舍沃方向实施向心突击。

　　至4月21日，德军在苏军的包围圈上打开了一个宽4000米的狭窄通道，并于4月23日会合。此后，德军不断加强杰米扬斯克的兵力，坚守整个夏季，并将其作为发动新的进攻的跳板。

　　沃尔霍夫方面军为了切断德军第十八集团军的补给地域，北上增援列宁格勒，于1942年1月7日向诺夫哥罗德的正北方发动进攻。

　　苏军第五十四集团军为了与第二突击集团军会合，于3月的第二周从基里希往南发动向心突击，德军第一军面临被切断危险。

　　为消除这一危险，德军第三十八军与第一军从南北向苏军突破口实施反突击，于3月19日会合，反将苏军第二突击集团军切断，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大将虽率部成功地打开了一条通道，但因通道太窄，并且很快被德军封闭，结果，包括方面军副司令费拉索夫中将在内的30000多苏军被俘。

　　西南方向的进攻由西南方面军、南方面军实施，主要目的是击溃德军南方集团军群，解放顿巴斯和克里木。

　　1月18日，西南方向的苏军发起进攻。突击集团在最初几天便突破德军从巴拉克列亚到斯拉维扬斯克的正面防御。

　　1月22日，第五十七集团军已推进25千米，骑兵第五军迅速投入突破口，并于1月23日攻占重要的交通枢纽巴尔文科沃。

　　战役开始后，德军急忙从哈尔科夫和顿巴斯等地调来预备队。德军顽强扼守巴拉克列亚和斯拉维扬斯克两地域，苏军未能向两翼扩大突破口。

　　苏军在丘古耶夫、克拉马托尔斯克两方向虽进入德军防线，但未能继续前进。向红军城方向进攻的第十二集团军也受阻。

　　鉴于形势复杂化，西南方向总司令铁木辛哥元帅决定将方面军预备队投入战斗，以加快进攻速度，得到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批准。

　　最高统帅部同时要求：切断德军主要集团在斯拉维扬斯克地域的主要交通线，随后兵分两路，一路在第聂伯河西岸夺占登陆场，一路向南挺进，占领马里乌波尔以西或梅利托波尔以西地域。为此，最高统帅部将300余辆坦克、4个步兵旅、2个航空兵团调归铁木辛哥指挥。

　　1月26日，苏军第九集团军在第五十七、第三十七集团军的接合部进入交战。1月27日，第六集团军和骑兵第六军切断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的铁路线，解放洛佐瓦亚。此后，苏军的进攻均未取得进展，苏军在许多地段转入防御。高加索方面军的情况也不顺利。德军在费奥多西亚附近转入反攻，再次攻陷该城。方面军诸部被迫后撤，退向阿克—莫纳伊斯克阵地。

　　总攻过程中，苏军在某些方向上曾迫使德军后退100千米至350千米，击溃德军近50个师，使德军损失40余万人，并迫使德军不得不由其他战区抽调39个师、6个旅和大量补充人员以增强苏德战场的兵力。

　　但是，苏军的总攻并未完成预期任务。西方向的主要突击未能围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基本兵力；西北方向的进攻虽然给德军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造成颇大损失，但未能做到粉碎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和解除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围困；西南方向击溃德军南方集团军群，解放顿巴斯、克里木的企图也没有实现。

太平洋烽火骤起

日本海军舰队偷袭珍珠港

　　日本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狂妄计划，直接损害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日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日美关系陷入僵局后，日本政府建议日美首脑会谈。1941年8月8日，野村向赫尔提出在夏威夷举行两国首脑会谈的建议。赫尔表示对首脑会谈不感兴趣。

　　8月28日，近卫首相致函罗斯福，要求两国首脑在夏威夷直接会见。日方还向美国表示同意赫尔4项原则，认为这些原则“不仅应该运用于太平洋地区，而且也应该运用于全世界”。

　　罗斯福表示，他可以和近卫会谈，并对会谈前景表示乐观。

　　而赫尔认为，在首脑会谈前必须解决3个问题：

　　一是日本从中国撤军；二是日本与三国同盟的关系；三是太平洋地区贸易机会均等。

　　罗斯福同意赫尔的见解。

　　9月3日，野村与罗斯福、赫尔会谈。罗斯福正式答复表示同意美日首脑会谈，并提出美国政府的备忘录。备忘录重申了赫尔的原则，并希望就这些原则达成协议后再举行首脑会谈。

　　9月4日，日本政府也提出日美谈判新条件，其要点是：

　　一是日本虽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基地，但不以武力进攻附近地区，对北方也决不无故发动武力进攻；

　　二是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应根据防卫观念行事，一旦美国参加欧战，日本将按照自己对《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解释，采取行动；

　　三是日本努力恢复日中正常关系，并准备遵照日华协定尽快从中国撤兵；四是美国应恢复与日本的通商关系，并撤销冻结日本资产的决定。

　　9月27日，近卫敦促美国尽快举行首脑会谈，认为10月10日至15日为宜。

　　但罗斯福认为，在没有得到事先保证前，决不举行首脑会谈。

　　10月2日，赫尔照会日本政府，若想日美首脑会谈举行，日本必须保证承诺以下4个条件：

　　一是确认作为国家间基本原则的前述四原则；二是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军；三是放弃日华间的特殊密切关系；四是放弃三国条约的实质性部分。

　　10月12日，日本举行五相会议，近卫与陆相东条英机在如何扩张问题上发生分歧。东条陆相对驻兵问题寸步不让，主张停止谈判，近卫则希望通过谈判达到目的。

　　10月16日，近卫辞职，东条组阁。日美首脑会谈顿成泡影。

　　日美首脑会谈虽未实现，但野村与赫尔的会谈尚未最后停止。

　　10月18日，东条内阁成立，东乡茂德出任外相。东条内阁急于在谈判不成时采取战争行动，日美谈判完全成为掩护其战争意图的烟幕和争取时间的手段。谈判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

　　11月1日，日军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一面继续交涉，力求达成协议，一面下定开战决心，进行作战准备。

　　11月5日，御前会议作出决定，决心对美、英、荷开战，时间为12月初，对美谈判继续至12月1日。根据这一决定，东乡致电野村，要他首先提出日本的甲案，如美方难以接受，再提出作为最后方案的乙案。同时，还加派来栖三郎特使协助野村谈判。

　　11月7日，野村向赫尔递交了甲案。11月14日，赫尔正式拒绝甲案，主张日军全部撤出中国。

　　11月20日，野村、来栖向赫尔递交乙案，主要内容是：日美两国政府相互保证不在法属印支以外的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武力扩张，美国供应日本所需的石油，美国不对日华两国和平努力设置障碍。

　　11月26日，赫尔对野村和来栖表示，不能同意日方的“乙案”。在同一天，日本的机动部队隐蔽起航。

　　早在1941年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正式提出：“帝国为确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如果至10月上旬外交谈判仍不能实现我方要求时，即决心对美开战。”

　　11月5日，御前会议批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将“发动战争的时机定为12月初”。

　　11月29日，日本天皇听取重臣的意见。在发言中，2／3的重臣主张“对美忍受，维持现状，以避免危险”，1／3的重臣则主张“对美开战”。东条英机通知内阁和帝国统帅部，现在除了战争没有其他选择，否则，“我们将失去作战的机会”。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作出最后决定——“对美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帝国对美、英、荷开战”。自1941年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日军大本营就集中精力制订对美、英、荷的战争指导计划。

　　至10月上旬，制订了《对美英荷战争指导纲要》，其内容包括：战争目的，战争指导方针，武力战指导要点，武力战攻占范围，占领地处理纲要，思想战指导要点，经济战指导要点，外交战指导纲要，结束战争方略。

　　之后，日军大本营又制订了《关于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战争的草案》。11月15日在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上通过的这一方案规定，战争的要领是：

　　帝国应实行闪击战，摧毁美、英、荷在东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根据地，确立战略上的优势，同时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和主要交通线，造成长期自给自足的态势；设法用尽一切手段，引诱美国海军主力，适时加以歼灭。

　　毫无疑问，日本把攻占南方资源地区、夺取那里丰富的资源和确保交通线安全作为其战争的重要着眼点。但是，日本十分担心在进攻南方时，遭到来自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攻击。为此，日本决定把美国太平洋舰队加以歼灭，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却莫衷一是。

　　1941年1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在向海军大臣提出的《关于战备的意见书》中说道：

　　开战初期所应采取的作战方针与计划：用第一、第二航空舰队的全部航空兵力，趁月夜或黎明光亮，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突然袭击，“力求全歼”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舰队。

　　日军大本营采纳了山本的意见，并根据他的设想制订了袭击珍珠港的计划，其代号为“Z”作战计划。

　　珍珠港位于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南部，是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基地，也是美国和远东、西太平洋之间的海上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有“太平洋心脏”之称。

　　珍珠港内水区面积约32平方千米，水深平均12米至18米，可以同时停泊各种舰船约500艘。基地内设施配套，装备完善，有军港、机场、航空站、油库、弹药库和修船厂等多处军事设施。

　　1940年5月，美国为了遏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将太平洋舰队从美国西海岸移至珍珠港。

　　袭击珍珠港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略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略企图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起攻击，使用舰载航空兵摧毁或瘫痪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型舰船和飞机，使其在一段时期内难以恢复和参战，夺取战争初期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保证日本南进战略的侧翼安全。

　　关于发动战争的时机，考虑到石油储量的减少和美、英、荷共同防御力量的迅速增强，日本觉得越早越好，根据气候情况和海上风浪状况，大本营最后把开战时机选在12月上旬。

　　根据日本战争指导计划，日军大本营陆海军部分别制订陆海军作战计划。陆军从1940年5月就着手制订对美、英、荷的作战计划。最初制订的是攻占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区域性的作战计划，后改为综合作战计划。

　　1940年的陆军作战计划规定：动用9个师的兵力进攻香港、印度支那、婆罗洲、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1940年的海军作战计划规定这一阶段的作战方针是：

　　一是战争初期迅速歼灭东洋之敌，夺取制海权；协同陆军攻占香港和吕宋岛及其附近要地；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并尽可能夺取其南部要地。另外，战争一开始，要在陆军的协同下夺取关岛。然后，如情况许可，还要占领英属婆罗洲、马来西亚等要地，并夺取新加坡。

　　二是侦察敌舰队，特别是美国主力舰队的动向，尽力削弱敌海上力量，重点破坏印度洋上的敌海上交通线。

　　第二阶段的作战方针是，各部队除遂行既定作战任务外，还要配合联合舰队主力作战。联合舰队主力部队待敌舰队主力进入东洋海区后加以歼灭。这时，要尽可能将英美两国舰队各个歼灭。

　　很明显，这一计划将占领南方要地放在第一阶段，而将截击美国主力舰队的任务放在第二阶段，这种安排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在敌主力舰队存在的情况下，海上输送陆军部队是极其危险的。因此，日军大本营在1941年采纳了山本关于在开战之初动用主力航空母舰袭击珍珠港的计划。

　　由于主力航空母舰用于偷袭珍珠港，日军大本营决定在南方作战中使用陆海军基地航空部队主力实施空中攻击。到1941年8月，日本海军基本完成作战计划的制订。

　　之后，海军在9月进行有关作战计划的图上演习，经过研究，到10月末，大本营海军部批准上述作战计划。杉山参谋总长和永野军令部总长先后在11月3日和5日，将作战计划上奏天皇。

　　11月5日，天皇批准了海军作战计划。

　　海军作战计划规定，第一阶段的作战要领是：

　　一是作战初期，以第一航空舰队袭击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主力舰队；二是同时以第十一航空舰队协同陆军，对菲律宾和马来半岛进行突然袭击，接着在该战区遂行空战任务；三是第二舰队在菲律宾海域遂行作战任务，以夺取东亚海面的制海权，保障海上输送陆军的安全；

　　四是第三舰队为运输在菲律宾及南方要地登陆部队的船队护航，并掩护其登陆行动；南遣舰队协同在马来半岛登陆的部队作战；

　　五是第二舰队参加攻占香港的作战，第四舰队参加夺取关岛、威克里特岛和拉包尔的作战行动；六是第六舰队参加袭击珍珠港的作战，尔后继续袭击敌舰，削弱敌海上兵力；七是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如美国主力舰队前来进攻，以除第三舰队和南遣舰队之外的联合舰队主力迎击并将其歼灭。

　　根据日本御前会议各个时期的决策，日军大本营加紧进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实施兵力的战略部署。

　　在1941年1月29日至3月27日，美英参谋部代表在华盛顿举行联合会议，通过新的战略计划。

　　该计划规定，根据双方确定的“先欧后亚”战略方针，如果日本发起进攻，美英在远东的军事战略是采取守势，“在德国被打败之前，对日本采取牵制性的消耗战”。

　　据此，美国规定，其太平洋舰队的主要任务是防御，确保夏威夷、菲律宾、关岛和威克里特岛等地不受侵犯。此外，为减轻马来西亚防线英军的压力，该舰队要用潜艇破坏日本的海上交通线，在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采取钳制行动。

　　4月27日，英美荷三国军事代表在新加坡会晤，商讨日军进攻东南亚时的对策，酝酿共同防御计划。会上，英国和荷兰代表要求美国向新加坡派遣军舰以威慑日本。美国代表以“不符合美国总的战略”为由予以拒绝。

　　8月9日至1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大西洋会议，修订美英两国作战计划和外交方针。会议讨论了欧洲和远东局势，通过了《大西洋宪章》，双方一致同意对日本发出严重警告。

　　11月2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决，他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

　　为阻止日军南进，英国派海军上将菲利普斯率领航空母舰“无敌号”、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巡洋舰“反击号”，驱逐舰“伊莱特拉号”、“特快号”、“特内多斯号”、“吸血鬼号”组成的Z舰队，由英国驶往远东。

　　然而，航空母舰“无敌号”在百慕大触礁，不能为编队担任空中掩护。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反击号”于12月7日前先后抵达新加坡。在实行联盟战略的情况下，美英在太平洋地区的战备工作有所加强。

　　在此期间，美国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改善其在太平洋地区的态势。1940年4月，美国海军舰队由美国西海岸到夏威夷群岛进行年度演习。

　　5月7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通知美舰队司令理查森，演习后长期进驻珍珠港，不返回西海岸，目的是迫使日本放弃乘荷兰失败及英法处于困境而南进的打算，遏制日本的行动，但当时珍珠港基地建设尚未完工。

　　10月18日，驻夏威夷的舰队司令理查森向罗斯福报告，由于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舰队在夏威夷水域训练，从保密角度来看是危险的，建议舰队返回美国西海岸。

　　此外，海军一些人士也反对舰队常驻夏威夷，他们认为这不但不能有效地钳制日本，反而会给日本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罗斯福没有理睬理查森及海军其他人员的意见，后来甚至还免除了理查森的舰队司令之职。

　　1941年1月27日，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报告，日本武装力量企图动用全部军事手段大规模地偷袭珍珠港。美国国务院将格鲁大使发回的重要情报抄送给陆军部和海军部，但这份情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5月27日，罗斯福发表广播讲话，宣布美国进入“无限期全国紧急状态”。

　　11月25日，罗斯福在白宫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赫尔、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斯塔克。

　　根据迎战日本的决策，美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在军事上做了必要的准备。1940年6月14日，罗斯福签署增加海军舰只11％的法案。

　　6月30日，美国决定要拥有100万陆军的武器装备，并储备200万军队的装备，具备生产400万军队的武器的能力，每年为部队提供18000架飞机。

　　7月19日，罗斯福签署《两洋海军扩充法案》，规定在1940年至1945年期间，拨款40亿美元，增建各种舰船257艘，总排水量132．5万吨，使海军实力增强70％，包括建造9艘战列舰、11艘航空母舰、44艘巡洋舰、100多艘驱逐舰，飞机达到10万架。

　　9月16日，美国颁布征兵法，规定21岁至35岁男子一律登记，准备入伍。当时美国军队规模较小，1940年仅有陆军27万人，海军19万人，总数不足50万人，还有国民警卫队23万人。

　　1941年1月24日，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致函陆军部长史汀生，提出《夏威夷防御问题》。他向史汀生建议：

　　陆军部要最先考虑增加夏威夷的战斗机、高射炮及建立防空警报网；

　　为改善珍珠港的防卫，陆军部要考虑使用阻塞气球、烟幕及其他特殊装置等问题；

　　要制订有关当地海军和陆军对敌机发动突然袭击进行空战、舰艇和陆地防空火力有效配合的统一作战计划；

　　同意瓦胡岛的陆、海军部队为防御敌机对珍珠港发动突然空袭而进行适当的联防准备；为了防御突然空袭，只要目前的动荡形势仍旧发展，瓦胡岛陆、海军部队每周至少要举行一次战备联合演习。

　　2月7日，史汀生复函诺克斯：“完全同意立即进行最大限度的准备。我们要特别优先考虑做好珍珠港的防御工作。”

　　尽管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都考虑优先加强珍珠港的防御，但实际上珍珠港的防御十分薄弱：原定陆军配备180架B－17飞机，实际上只有12架；当地指挥官要求配备300架飞艇，实际上只有50架；有6部移动雷达，但工作时间很短，3部固定雷达尚在安装中。

　　1941年2月，美国海军正式成立两洋舰队。海军大西洋分遣队改编为大西洋舰队，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任司令；驻珍珠港舰队改编为太平洋舰队，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任司令，驻菲律宾的原远东海军部队改称为亚洲舰队，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任司令。

　　2月15日，金梅尔上任不久，向舰队发出警告：日本“在宣战之前，也许会偷袭珍珠港的军舰，潜艇偷袭航行在海上的舰只”。

　　2月18日，金梅尔又致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我感到，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是可能的，我们正在采取立即可行的步骤，以使这样的袭击引起的损害降至最低程度，并保证使进攻的敌人付出代价。”

　　2月27日，金梅尔再次致函斯塔克，希望优先考虑供给担任珍珠港防御任务的陆军以飞机和高射炮。

　　根据“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四五月间，美国太平洋舰队有3艘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5艘驱逐舰和3艘油船、3艘运输舰奉命调往大西洋舰队，以应付英国的危急形势，太平洋舰队受到一定削弱。

　　7月26日，为了阻止日军南进和加强菲律宾的防御力量，已退役在菲律宾担任军事顾问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重新召回，并被任命为新组建的远东美军总司令。

　　至12月间，远东美军共有地面部队13万余人，飞机140余架，驻菲律宾的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共有巡洋舰3艘、驱逐舰13艘、潜艇18艘、鱼雷快艇6艘。在日本侵占印度支那北部及南部之后，形势急剧恶化，战争迫在眉睫，美国加紧战备工作。

　　11月14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向部队发出命令，判断日军在宣战之前会实施下列攻击：

　　一是对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船实施突然袭击；二是用潜艇突然袭击在海上的舰船；三是同时实施上述两项攻击。

　　此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的3艘航空母舰都在珍珠港外执行任务。

　　11月28日，美国海军第八特遣队由珍珠港驶往威克里特岛。12月4日，驶至威克里特岛东200海里处，12架美军战斗机由航空母舰飞往威克里特岛，尔后，“企业号”返航，预定12月7日7时30分进入珍珠港航道。

　　由于气象原因，12月7日，“企业号”距珍珠港还有200海里。12月5日，航空母舰“莱克星顿号”载运海军陆战队飞机去中途岛。“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在本土休整。

　　日军袭击作战的主要兵力是南云忠一指挥的舰艇突击编队。日军为了一方面避免因突击编队编成过大而暴露，另一方面具备强大的突击力，决定以航空母舰6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1艘、驱逐舰9艘、潜艇3艘和油船8艘编成突击编队。6艘航空母舰用于突击的舰载机有104架水平轰炸机、135架俯冲轰炸机、40架鱼雷机和81架战斗机。

　　突击飞机编成两个攻击波，首先是攻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4艘航空母舰和8艘战列舰，其次是攻击机场和港口设施。此外，每艘航空母舰还留有1／3的战斗机在突击编队上空巡逻、警戒，以防美机的攻击。

　　另以第6舰队27艘潜艇编成3个先遣队、1个特别攻击队和1个军事要地侦察队；先遣队和军事要地侦察队在突击前潜入珍珠港，在空中突击的同时，以鱼雷攻击港内美军舰船。

　　日军为了确保袭击珍珠港成功，战前加紧训练参战部队，对珍珠港不间断地实施侦察，进行严格周密的组织准备，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实施战略欺骗和伪装，隐蔽其袭击珍珠港的作战企图。

　　1941年11月18前后，日本海军先遣队的潜艇伪装成日常巡逻，分别由佐伯湾和横须贺港出航，沿中航线和南航线驶向夏威夷的瓦胡岛，侦察和监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活动。

　　11月26日，日军袭击珍珠港的突击编队从单冠湾起航，沿预定的北航线以14节航速前进。在海上航行过程中，实施了昼夜24小时对空、对潜警戒和保持无线电静默。

　　同时，为了防止途中被美军发现，突击编队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美军侦察机巡逻圈以外航行。12月6日至7日，油船给突击编队实施最后一次加油。突击编队以24节的航速直逼瓦胡岛。

　　12月7日4时，突击编队在瓦胡岛以北230海里的海域展开。5时30分派出两架水上飞机侦察突击航线、港内停泊的舰船及气象情况的同时，对瓦胡岛东、西两侧附近海面做了大范围的搜索。

　　6时至6时15分，突击机群的第一攻击波183架飞机分别从6艘航空母舰起飞，利用云层隐蔽地飞向瓦胡岛。7时40分，突击群排列成攻击队形，由瓦胡岛西部进入。

　　7时55分，日机首先攻击希凯姆、惠列尔机场和福特航空站，压制防空火力。

　　7时57分，鱼雷机沿西部山区进入，一批16架对福特岛两侧舰船实施了鱼雷攻击，另一批24架绕过海军码头，从东南方向进入，从15米至30米的超低空投掷鱼雷，攻击福特岛东侧的战列舰。

　　8时5分，水平轰炸机绕经瓦胡岛以西，从南岸飞向珍珠港，编成以5机为中队的纵队队形，在3000米高度对福特岛东侧的战列舰、机场进行轰炸。

　　战斗机从西部山区东侧进入，分为6个编队，分别扫射了惠列尔、希凯姆机场和福特、卡内欧黑海军航空站，封锁瓦胡岛上空，未与美机遭遇。

　　第一攻击波突击历时45分钟，只遇到轻微抵抗，便顺利地完成了首次突击任务，于8时40分返回航空母舰。

　　日机攻击开始后，潜入港内的日军潜艇也向美军舰船实施了鱼雷攻击。此时，在港美舰有战列舰8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20艘、潜艇5艘、辅助舰若干。

　　日机第一攻击波开始时，驻岛美军惊慌失措，混乱不堪，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日军突击5分钟后，美军高炮才零星射击，岛上33个高炮连，仅4个连开火。8时15分，只有4架战斗机从未受轰炸的哈罗瓦机场起飞。

　　此后虽陆续起飞了两架，与日军第二攻击波遭遇，但由于仓促应战，协同不好，因而有的被日机击落，有的被自己的高炮击毁，整个基地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日军第二攻击波167架飞机于7时15分起飞，8时40分展开成攻击队形，各机群从瓦胡岛东部进入，8时55分开始攻击，俯冲轰炸机主要攻击舰船，水平轰炸机主要攻击希凯姆、贝罗斯机场和各海军航空站，战斗机担任空中掩护，同时封锁、扫射各航空基地。第二攻击波的突击持续了约1小时，扩大了第一攻击波的突击效果。

　　整个突击行动持续了约两小时，实施攻击时间约1小时30分钟，投掷鱼雷40枚，各种炸弹556枚，共144吨。

　　日军以死伤约200人，损失飞机29架和潜艇5艘的微小代价，炸沉炸伤美军各种舰船40余艘，击毁美军飞机188架，毙伤美军4500余人。

　　日军偷袭珍珠港时，美军4艘航空母舰和其他22艘舰艇出海执行任务，因而幸免于难。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成功，使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遭受严重损失，丧失了战斗力，瘫痪达半年之久。从此，日军可以在太平洋西部和西南部顺利地实施进攻战役，而袭击珍珠港的编队则可用来支援作战。

　　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同日6时，日本大本营陆海军部宣布：“帝国陆海军于今天8日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进入了战争状态。”11时40分，日本政府公布了天皇向美国宣战的诏书。

　　日本不宣而战的侵略行径，震动了美国朝野，举国上下异常愤慨，国内一直鼓噪流行的“孤立主义”、反对美国参战和抗议政府扩充军备的“和平”呼声顷刻化为泡影，同时也宣告了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的绥靖政策的失败。从此，美国人民团结一致，各阶层、各党派人士纷纷表示支持政府对日宣战。

　　12月7日晚，罗斯福总统迅速召集政府会议，商讨各项对策。12月8日，罗斯福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战争咨文。他说：

　　昨天，1941年12月7日，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突然的蓄意的进攻。美国和日本是和平相处的，根据日本的请求仍在同它的政府和天皇进行会谈，以期维护太平洋和平。

　　历史将会证明，夏威夷距日本这么遥远，表明这次进攻是经过许多天或甚至许多个星期精心策划的。在这期间，日本政府蓄意以虚伪的声明和表示继续维护和平的愿望来欺骗美国。

　　罗斯福讲话以后，美国国会通过《对日宣战案》，并明确指出：日本对美国各属地未经挑衅，即已采取战斗行动，参众两院于本日，举行联席会议，议决对日宣战。

　　12月9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这个文件，正式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日军军部图谋进攻东南亚攻占马来西亚地域

　　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袭击美国珍珠港的第二天，向东南亚发起进攻。

　　日军进攻东南亚的作战分3个阶段：

　　第一阶段作战，攻占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夺取婆罗洲和苏拉威西岛；

　　第二阶段作战，夺取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

　　第三阶段作战，巩固占领区，相机夺取缅甸、安达曼群岛。

　　夺取这些地区后，建立一条北起千岛群岛，经威克里特岛、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俾斯麦群岛、新几内亚岛、帝汶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安达曼群岛至缅甸防线。

　　第一、二阶段作战，要在3个月内完成。

　　日军大本营组成南方军，11月下旬，南方军全面展开。12月2日，日军大本营向南方军下达“鹫号”命令。当日下午16时，南方军总司令部发出命令，要求所属各集团军随时准备发起进攻。

　　马来西亚方向是日军进攻东南亚的重点。日军对马来西亚作战目的，在于击溃该方向之英军，攻占其要地，尤其是夺取南洋群岛的战略中心新加坡，摧毁英国在东亚的根据地。

　　日军大本营和南方军在战前进行了周密筹划，企图以陆海军协同，采取奇袭登陆和陆上突进的方式，遣送登陆部队主力直接登陆。在登陆的同时或稍前，航空兵进行攻击，夺取制空权，掩护登陆部队上岸、抢占重要军事基地和机场、后续登陆部队跟进展开。

　　担任马来西亚作战的日军是山下奉文指挥的第二十五集团军，海军是小泽治三郎的南遣舰队以及配属的第二十二航空队。

　　具体作战计划是，登陆部队主力第五师团在马来西亚半岛颈部以南实施登陆。第五十六师团跟进，在关丹至丰盛港地区登陆，向新山方向推进，协助主力作战。同时，第十八师的支队在哥打巴鲁登陆。近卫师团进攻泰国，循陆、海两路逐次从北向马来方向进攻。

　　战役开始第八天，第二批登陆部队从金兰湾出发，继续在宋卡、北大年、哥打巴鲁登陆，增援第一批登陆部队。待进至新山水道一线后，集结全部登陆部队攻占新加坡。

　　12月4日，日军第一批登陆部队在海军的护航下，从中国海南岛三亚港起航。登陆输送队按预定计划沿中南半岛东海岸向南航进。

　　6日晨，从越南海南转向西北，伪装由暹罗湾驶向曼谷。至7日中午，航至富国岛西南海域突然改航，分路直驶西南预定的宋卡、北大年、哥打巴鲁预定目标。

　　英国空军值班飞机于6日15时在中南半岛的金瓯海角南方海面发现了日军登陆输送队，新加坡英国驻军接此报告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一切行动等待伦敦指示。结果，守军坐视事态发展，贻误战机。

　　日军按照预定计划，首先占领泰国，然后从泰国进攻马来西亚。1941年12月8日零时，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到达泰国南部。在占领泰国之前，日军想通过与泰国当局谈判达到兵不血刃的占领目的。

　　结果，由于泰国总理銮披汶·颂堪和海军部长不在首都，日本大使在没有找到谈判对象的情况下，于8日1时15分便把日军进占泰国的最后通牒交给泰国外长。3时30分，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命令日军进入泰国。凌晨4时日军开始登陆，泰军没有抵抗就被迫停火。然后，日军第五师团直扑泰国边境。

　　与此同时，8日1时30分，第十八师的支队5300人在海军第三水雷战队第一护卫队主力的护航下，分3个波次在马来西亚北部的哥打巴鲁强行登陆。

　　登陆后，遭到英守军的顽强抵抗，英军飞机击沉日军输送军事物资的“淡路山号”，击伤“绫户山号”、“佐仓号”。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日军从海岸线深入1500米，控制了英军阵地。晚上，日军又集结登陆部队主力一举夺取机场，击退了英军的反击。

　　登陆战役开始后，担任空中掩护的日军第三飞行集团开始对马来半岛机场和新加坡海军基地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迫使英空军退缩到新加坡地区。

　　日军第二十二航空队也于8日拂晓长驱直入，袭击了新加坡英军的军事设施，9日下午又袭击了关丹机场，两天共击毁英军飞机50架，使英军损失1／3的空中力量，日军掌握了作战地域的制空权。

　　为了阻止日军继续登陆，12月9日17时，英军远东舰队司令菲利普斯率领以“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为骨干的海军编队，准备北上袭击日军登陆输送队。

　　日军一方面进入迎战状态，一方面利用舰载机和潜艇同英海军编队保持接触。

　　10日8时，英海军编队航至关丹没有发现日军，便转航继续搜索。11时56分，日机在关丹以东约40海里处发现英海军编队，第二十二航空队迅速出动34架俯冲轰炸机、51架鱼雷轰炸机发起攻击，一举将英军“反击号”、“威尔士亲王号”击沉。除2000人被驱逐舰救出外，菲利普斯等800余名官兵全部阵亡。

　　日军夺取制海权和制空权后，后续部队不断上陆，主力越过克拉地峡，进入吉打州，沿西海岸的铁路和公路向南推进。

　　12日，佐伯联队一举突破英军重兵防守的马来西亚北部主要防线——日得拉防线。

　　13日，占领吉打州首府亚劳。同一天，日军攻占爪拉丁加奴机场。

　　日军的登陆战役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成功。

　　12月17日，日军在亚罗士修改作战计划，决定以第五师团和近卫师团沿西海岸向吉隆坡、金马士方向推进，以利于主力部队作战。另以第十八师团在宋卡待命，伺机在马来东南沿岸的丰盛港附近登陆，迅速向居銮和新山推进，切断英军主力的退路。

　　这样在新山州以北、吉隆坡以南地区将英军主力同新加坡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12月19日，日军占领马来半岛西海岸槟榔屿上的维多利亚空军基地，切断了英国空军从印度、缅甸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机动的空中航路。至此，日军夺取了马来半岛北部的所有机场。

　　1942年1月7日，日军攻占士林河桥，完全切断了北部防区印度第十一师的退路，该师遂告瓦解。1月11日，吉隆坡失守，英军在马来西亚中部的防线被突破。

　　1月10日，山下奉文下令继续追逃向新加坡的英军，以近卫师团经马六甲，芙蓉、淡边、金马士公路追击。日军进入新山州开阔地域后，两个师同时展开，要抢在英军得到增援之前占领马来半岛。沿东海岸进攻的日军支队于1月3日夺取了关丹机场。英军判断日军在兴楼登陆，便主动撤退。

　　英军原计划在新山州抢筑工事，构成新加坡北方屏障，固守待援。但由于英军前线迅速溃败，被迫于1月31日将部队全部撤往新加坡，炸毁新、马之间的长堤。日军夺取了除新加坡外的全部领土。

　　1月31日，日军下达准备进攻新加坡的命令。2月8日24时，日军分两路渡过柔佛海峡，在新加坡登陆。当天，日军攻占丁加机场，并推进至天格机场。

　　11日，第五、第十八师团从东、西两侧进攻英军基地提马。

　　12日夜，近卫师团占领曼台山。

　　14日，夺取水库，切断了新加坡和英军基地的水源，开始向市区炮击。

　　15日，日军进抵新加坡城市郊，英守军无力再战。午后，英军司令官帕西瓦尔中将率守军投降，至此，印度洋的门户已经向西敞开。

　　缅甸是日军东南亚作战的重要目标。

　　日军为了保证马来西亚作战的侧翼，巩固印度支那、泰国占领区，切断美英对中国进行补给的滇缅公路，配合中国战场的日军作战，胁迫蒋介石投降，威胁印度，迫使印度脱离英国，同时企图将缅甸作为长期占据南亚地区的北翼据点，掠夺缅甸的丰富战略资源，遂于1942年1月初发动缅甸战役。

　　日军在进攻缅甸的同时，为了保障缅甸的海路补给，于1942年3月23日，以陆海军一部占领印度的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新加坡失守之后，印度洋门户洞开，印度、锡兰失去屏障。

　　英国十分担心这两个殖民地的安危，在缅甸兵力非常缺乏的情况下，集结了36个旅防守锡兰，并于3月间在锡兰成立一支新的舰队。

　　日军担心英国海军势力的增长会危及它由海路向仰光的增援，于1942年4月5日和9日，出动由南云指挥的第一航空舰队为主的机动编队，对锡兰科伦坡港和亭可马里海军基地进行了空袭，共击沉英军轻重巡洋舰5艘、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各1艘，击落飞机约90架，同期还在孟加拉湾等海域击沉英国舰只30余艘。

　　英国在遭受袭击之后，将东方舰队主力撤往东非，实际上放弃了印度洋。英国担心日本会在掌握印度洋制海权之后，大举进犯印度大陆。但日本这时已成强弩之末，力量有限。日军舰队解除了对仰光的海上威胁之后就撤了回来，其陆上兵力的扩张能力达到了极限，再也无力占领锡兰，更不要说占领印度这样的大国了。

　　攻占菲律宾

　　菲律宾由70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是太平洋和南中国海、印度洋交通要塞。最大岛屿吕宋岛上有美国在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克拉克和甲米地。

　　日军企图攻占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马尼拉和棉兰老岛达沃，将美军逐出远东，以支援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作战，控制日本本土到南洋之间的海上交通线。

　　日军制订的作战计划，采用了登陆作战的正攻战法。战争初期首先夺取制空权，在开战后3天内歼灭美军航空兵主力，同时派登陆先遣队夺取主岛吕宋岛周围的岛屿和吕宋岛沿岸防御薄弱地区。

　　然后在吕宋岛实施多处登陆，占领机场，适时向前机动航空兵，保障登陆主力在仁牙因湾、拉蒙湾登陆，分进合击马尼拉，并夺取南部的棉兰老岛，从战略上把菲律宾背后割断，最后占领菲律宾群岛。

　　参加作战的日军是由本间雅晴指挥的第十四集团军，共57000余人。参战的部队还有海军第三舰队和第十一航空队以及陆军第五飞行集团，共有各种作战舰只43艘，飞机500架。

　　此外，还有南方军的直属部队和进攻马来西亚的部队进行支援。这些部队分别集结在中国的台湾和帛琉群岛等前沿阵地。

　　美国在制订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作战计划时，对坚守菲律宾缺乏信心。美军判断，一旦美日战争爆发，日军将对菲律宾发动突然进攻，夏威夷基地与菲律宾相距4000海里，不易防守，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增援，菲律宾方面的防御主要依靠驻菲美军和当地部队。

　　1941年7月，美国开始加强在远东的力量，在菲律宾成立了远东美军司令部，由麦克阿瑟中将任司令，开始向菲增派人员和武器，继续构筑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的防御工事，但整个防御计划至1942年2月才能完成。

　　1941年12月8日9时，日本陆海军航空队500架飞机从台湾出动对吕宋岛美军航空兵基地进行轰炸，一举将美军在马尼拉附近的克拉克和伊巴机场上的200架飞机炸毁一半。

　　其中，对日军威胁最大的“空中堡垒”B－17式轰炸机2／3被毁于地面，日军取得了空中优势。同时，日军先遣部队开始行动，以一个营攻占了吕宋岛以北的巴坦岛。

　　12月10日至15日，日军陆海航空队连续进行了多次攻击，美军在菲律宾群岛中南部残存的三四十架飞机基本上失去了反击能力。

　　12月10日，日军分别夺取在甘米银岛和阿帕里、维甘、黎牙实比3处机场，并向马尼拉方向实施合击。日军航空兵继续攻击美军海空力量，轰炸马尼拉湾的甲米地和苏比克湾的乌朗牙坡海军基地，炸沉美军舰艇4艘，炸毁海军巡逻机1／4。

　　至12月17日，美军被迫把在菲律宾剩下的飞机、军舰撤往澳大利亚等地。日军完全掌握了菲律宾地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完成了预定的第一阶段作战计划。

　　12月17日，日军开始对菲律宾进行第二阶段作战。12月22日和24日，日军分别在吕宋岛的仁牙因湾和拉蒙湾登陆。25日在和乐岛登陆。17天之内，日军成功地实施了9处登陆。

　　在日军迅猛突击下，美军损失惨重，马尼拉的防线迅速被突破。12月26日，麦克阿瑟下令撤出马尼拉，将部队集中于巴丹半岛的预设阵地进行抗击。日军没有紧追美、菲退却的部队，仍按原作战方案向马尼拉推进。

　　1942年1月2日，日军攻占马尼拉。1月10日，日军向巴丹半岛的美军发动进攻，此时南方军已将第五飞行集团和土桥师团调去进攻缅甸，参加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作战，侵菲日军战斗力大为下降，加上地形不熟，热带病流行，此次作战，日军减员较大。

　　1月28日，日军被迫停止进攻，巴丹半岛的作战陷入僵持状态。4月3日，日军在得到22000人和飞机、火炮的增援后，集中第四、第十八、第六十五师团30000人对巴丹半岛发起第二次进攻。在日军猛烈攻击下，巴丹半岛守军75000人于4月9日投降。

　　日军攻占巴丹半岛后，对哥黎希律岛连续实施猛烈的炮击和轰炸。

　　5月5日，日军渡过海峡在哥黎希律岛登陆。接替麦克阿瑟指挥的美军中将温赖特于5月6日广播投降书，驻岛美菲部队15000人成为日军战俘，随后，南部其他岛屿的美菲部队也大部投降，一部溃散或潜入山林。

　　攻占荷属东印度群岛

　　荷属东印度群岛位于亚澳大陆、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由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3000多个岛屿组成，是控制两块大陆、两大洋海上交通的咽喉要地，并盛产石油、橡胶、锡、生铁、煤等战略物资。

　　为了切断美澳联系，建立向太平洋进攻的前进基地，夺取丰富的石油资源，日本把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作为主要目标。

　　日军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作战企图是，以马来西亚、菲律宾为基地，从两翼实施包围，首先夺取外围岛屿和石油资源地区，消灭盟军海空兵力，然后集中兵力攻占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爪哇岛。

　　日军大本营对此次作战进行了充分准备，认为这次作战的关键是，要确保在对方破坏之前完整地占领石油资源的生产和储备设施，以便在短期内可以恢复生产，供作战急需。

　　为此，在作战方式上，日军决定奇袭，作战时间尽量提前。参加这次作战的兵力是今村均指挥的陆军第十六集团军。此外，还有海军第三舰队、第十一航空队、陆军第三飞行集团，共约10万人，飞机430架。以南遣舰队为基干的马来部队也参加此次作战。

　　1942年1月3日，美、英、荷、澳在爪哇万隆组成西南太平洋盟军司令部，由英国韦维尔将军担任总司令。当时整个东南亚的战略态势对盟军十分不利，美英军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败局已定，荷兰早在欧洲战败。韦维尔刚从新加坡转战担任形势险恶的东印度群岛的防卫任务。

　　由于四国各自关心本身的得失，难以达成战略协同。参加作战的美英军多是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败退下来的，荷兰部队多数是当地人，同荷兰殖民者一向存在矛盾，战斗力不强。盟军在荷印地区的兵力有陆军92000人，其中荷属东印度军75000人，各种舰艇146艘，飞机300架。日军分3路进攻爪哇外围岛屿，夺取制空权，占领资源地区，形成对爪哇的包围态势。

　　1941年12月16日，担任中路进攻的日军第十八师团占领了婆罗洲北部的米里和斯里亚，25日占领古晋。1942年1月11日，坂口旅在海军的配合下，避开正面港湾，从西岸丛林地带登陆，攻占著名的石油产地打拉根，突破荷属东印度北部防御的第一道防线，1月24日占领巴厘巴板，守军一个营烧毁油库后撤退。2月10日，日军占领马辰。1月11日，东路日军占领苏拉威西岛的万雅老，24日占领根达里。

　　1月31日和2月20日，日军的一个联队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对安汶岛、帝汶岛实施登陆，迫使岛上荷澳守军投降。日军夺取两岛后，盟军失去了后方依托。2月19日，日军出动舰载机200架，轰炸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炸沉舰艇11艘，炸毁飞机23架，炸死炸伤约500人。西路日军担负攻占苏门答腊岛上重要石油资源地区——巨港。

　　2月14日至15日，日伞兵第一旅一部和伞兵预备队在巨港空降成功。与此同时，日军一个师团的主力约10000人在巨港登陆。

　　登陆部队与空降兵会合后，于2月15日占领巨港，守军炸毁炼油设备后撤至爪哇。至此，日军已完成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并从东、西、北三个方向逼近爪哇。

　　2月下旬，在日军对爪哇实施登陆之初，美、英、荷等国的舰队在荷兰海军上将赫尔弗里克的指挥下，组织了对日军登陆输送队的多次攻击。

　　2月23日，日军搭乘运输船48艘，由巴厘巴板港出发，向泅水方向航进。

　　26日晨，在婆罗洲南部的拉乌特岛以南编成一支庞大的登陆输送队。当日17时30分，航至泅水西北方约60海里处，与盟军4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编成的联合舰队相遇，双方进行远距离炮战，盟军两艘驱逐舰被击沉。

　　日军为了保证登陆兵力的安全，于19时30分开始北撤，暂时脱离接触。深夜，盟军舰队又北上对日军登陆输送队进行攻击，双方使用了鱼雷，结果盟军两艘巡洋舰被击沉，日军数艘运输船被击沉。此次海战，使日军登陆比预定时间推迟了一天，然而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准备在雅加达地区登陆的日军主力，搭乘运输船56艘，于2月28日夜抵达万丹湾泊地。第十六集团军主力开始换防时，盟军巡洋舰“休斯敦号”、“柏斯号”对正在换防的日舰进行袭击，数艘运输船受重伤。

　　日本海军“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和“飞龙号”4艘航空母舰，还有近藤指挥的第二舰队和南方部队——在爪哇东南海域歼灭从荷属东印度地区向澳大利亚撤退的联合舰队，防止美军太平洋舰队增援。

　　2月19日，空袭达尔文港的日本海军第一航空舰队返回肯达里港后，于2月25日向爪哇以南海面出击。自3月1日至4日，共击沉盟军驱逐舰3艘、普通舰船13艘。至此，盟军联合舰队全部瓦解，残余舰艇撤往澳大利亚。

　　日军经过对爪哇大规模的连续空袭和扫清外围岛屿的作战，完成对爪哇登陆作战的准备。3月1日，日军主力在爪哇东部和西部同时登陆。担任西路的第二师和东海林支队从雅加达湾和安列丹登陆，基本上没遇到有组织的抵抗，登陆后直奔沙班并切断爪哇北部东西铁路交通线，直接威胁雅加达和万隆。担任东路的第四十八师团和坂口支队在泅水港西南克腊干登陆，从背后包抄荷属东印度的海军基地泅水港，一举切断盟军南撤的道路。由于岛外所有机场已被日军控制，爪哇三大战略要地首府雅加达、守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万隆、海军基地泅水港均陷于被分割孤立无援的困境。日军发起猛攻，3月5日占领雅加达，7日攻占万隆，8日攻占泅水港。3月9日荷属东印度军事当局被迫向日本宣布投降。

　　攻占香港、关岛和威克里特岛

　　香港是英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和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战略地位相当重要。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后，香港成为防御薄弱的孤岛。1940年法国败降后，英军曾考虑撤出香港。1941年10月，英军以两个加拿大营增援香港，该地陆军兵力增至约10000人，另有海空军一部。在日军进攻前，香港守军估计日军从海上进攻，把防御重点放在海面，陆上沿九龙以北“德林格防线”设防，但日军却从陆上发起进攻。为进攻香港，日军调集了中国派遣军第二十三集团军、陆军航空兵一部和第二遣华舰队协同作战。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先以航空兵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海军从海上实施封锁，尔后以第三十八师团从深圳以东向九龙半岛发起进攻，12日突破英军防线。12月14日，英军被迫退守香港岛。

　　12月18日晚，日军分三路渡海，占领香港岛东北部，后切断市区水源，迫使利用地形和掩体继续抵抗的英军于12月25日投降。

　　关岛是美国在马里亚纳群岛的海军基地。

　　1941年12月10日拂晓，在第四舰队海军航空兵掩护下，日军南海支队分三路在关岛南、北海岸登陆，当日下午以优势兵力占领该岛，岛上美军500人全部投降。

　　威克里特岛是美国在中太平洋重要海空基地。驻守该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只有450人，另有工程作业人员1000余人，配备有火炮18门，战斗机12架。

　　1941年12月8日，日军出动36架轰炸机空袭威克里特岛，炸毁美机7架。12月10日，日军第四舰队一部企图以其所辖海军陆战队在威克里特岛登陆，遭到美军炮兵和4架战斗机的猛烈攻击。日军驱逐舰被击沉击伤各两艘，巡洋舰两艘被击伤，其余仓皇撤离。在得到两艘航空母舰和3艘重巡洋舰增援后，日军乘增援威克里特岛的美军特混舰队尚未到达之机，于12月23日再次登陆，并攻占该岛。

　　从1941年12月8日至1942年4月底，日军在5个月时间内，以1．5万人的代价，打败了美英荷在远东的30余万军队，相继占领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和香港，以及西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夺取了386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控制了这一地区的1．5亿人口和丰富的战略资源，达到了战争的初期目标。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虽然在军事上暂时取胜，但在国家战略上却出现重大失误：日军在中国战场泥足深陷，而又贸然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从而将美国拖进战争，使自己陷入两线作战的战略困境，加剧了其侵略野心与国力不足的矛盾，为后来它的彻底失败埋下了种子。

两大联盟的形成

法西斯国家建立军事同盟

　　欧战爆发后，日本阿部信行内阁发表声明：“日本帝国不介入，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

　　1939年9月13日，日本政府又宣布“对外坚持自主立场，以应付复杂微妙的国际形势”的外交方针，企图摆脱对德国的依附，与英美保持协调的外交关系，以便最后解决“中国事变”。

　　1940年1月16日开始执政的米内光政内阁，在执政初期基本上沿袭了阿部内阁的外交路线。

　　1940年4月至6月，德军闪击北欧和西欧6国接连得手，令一度销声匿迹的缔结“三国同盟”的呼声在日本重新抬头。

　　日本政府认为，法国败降后，英国犹如风中残烛，东南亚已成真空地带，日本应乘机同德意结盟，首先摆脱中日战争的困境，进而推行其南进政策；另一方面，德国在西线获胜后，特别是它一旦打败英国，就会强逼战败国割让它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如果日本参加轴心同盟，德国也许会考虑其负有的义务，不致损害日本在该地区的利益。

　　6月19日，日本驻德大使来栖三郎通知德国外交部，正在罗马访问的日本外务省顾问佐藤尚武将去柏林访问，裕仁天皇准备重新考虑他在一年前拒绝的关于建立“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建议。

　　此时，德国正为自己在西线的胜利洋洋自得，对“日德结盟”不感兴趣。因此，对日本的提议冷淡地表示：“如果日本有可能向德国提供实质性的利益，如供应原料等，也许能达成一项协定。”

　　7月8日，佐藤在会晤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时说：“由于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转移了英法美的注意力，使德国得以在西线顺利取得胜利，希望两国今后密切合作，排除美国干涉欧洲事务，在欧洲建立德国的新秩序，在亚洲建立日本的新秩序。”

　　里宾特洛甫则表示，三国同盟谈判失败就是由于日本对欧洲事务漠不关心，他不明白现在日本提出加强德日合作有何用意，暗示日本提出更具体的建议。为此，日本外务省草拟了一份《日德协定》大纲：

　　一、德国承认包括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在内的南洋地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并支持日本在这一地区的霸权，帮助日本处理“中国事变”，给予日本与欧洲非集团通商的优惠待遇；

　　二、日本承认德国在欧洲和非洲的霸权，并协助德国迫使英国投降，给予德国与“大东亚”地区通商的优惠待遇；

　　三、德日两国应共同维护同苏联的和平，但如其一国受到苏联的威胁，两国应共同协商采取措施，如果其中一国与苏联开战，另一国不得给予苏联援助；

　　四、德日两国应共同合作来阻止美国干涉欧洲和亚洲事务。

　　7月12日和16日，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省、海军省官员就上述草案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外务省拟订的方针，通过《日德意提携强化案》，提出日德意三国“在不参战范围内，实行最大限度的合作”。

　　在欧战爆发前，米内身为海相曾极力反对与德国结盟。欧战爆发后，米内内阁又奉行“自主外交”，后为形势所迫，其对与德结盟的态度有所改变，但不很积极。

　　米内内阁的谨慎态度遭到陆军将领和其他激进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要求与德意结成生死与共的坚强同盟，决意踢开米内内阁，建立一个能同轴心国密切合作的内阁。

　　1940年7月16日，陆相畑俊六经授意提出辞职，军方则拒绝推荐继任人，米内内阁被迫全体辞职。7月22日，法西斯分子近卫文麿再次组阁。米内内阁倒台后，与德意结盟谈判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7月19日，近卫组阁前夕，在私宅与即将上任的陆相东条英机、海相吉田善吾、外相松冈洋右举行会谈，制订了新内阁的对外政策方针：

　　为适应世界形势的巨变，迅速建设东亚新秩序，应加强日德意轴心，东西相互策应，以便执行各自的重要政策。

　　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纲要》，决定为“推进中国事变的处理”，解决南方问题，在对外政策上要“以德意为政策重点，特别要迅速加强同德意的政治上的团结”。

　　7月30日，松冈洋右主持制订了《关于加强日德意合作的文件》，提出：如果德意要求军事援助以对付英国，日本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使用武力的时间由日本自主决定；如果缔约国一方有与美国开战的危险，缔约各方应就采取何种措施进行磋商。

　　8月1日，松冈洋右和驻德大使来栖三郎还分别在东京和柏林试探了德国对“大东亚共荣圈”和日德意结盟的态度。

　　德国政府一改其冷淡态度，对松冈的建议做出积极反应。8月13日，里宾特洛甫通过其远东问题专家海因里希·施塔默通知日本驻德大使，德国准备就加强德日同盟问题恢复谈判。对此，德国有其自己的考虑：

　　一方面，法国败降后，英国誓死不降，严词拒绝希特勒的“和平建议”，德国面临长期作战的危险，而且美国不断加强对英援助，对德参战的可能性大增。德国希望借助与日本结盟向英国施压，迫其就范，并牵制美国，阻止其参战。

　　另一方面，自法国败降和苏联向罗马尼亚提出割让比萨拉比亚与北布科维纳地区的最后通牒以来，德苏关系开始破裂，德国加快了侵苏准备，它希望借助日本在远东牵制苏联。

　　日本内阁于9月上旬多次召开首相、外相、陆相和海相四相会议，确定同德国谈判的要领：

　　其一，日本与德意两国对建设世界新秩序具有共同立场，对建立和治理各自的“生存圈”应相互给予支持；

　　其二，日德意三国加强经济合作，日本向德意提供“大东亚”的农林、水产、矿产品等，德意应向日本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和飞机、机械、化学制品等；

　　其三，日德意三国从东西两面牵制苏联，因势利导，使之符合三国共同利益，并设法使其势力范围向较少直接影响三国利益的地区如印度方向发展；

　　其四，如果“中国事变”大致处理完毕，或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而不再容许犹豫，那么，日本可以对英美使用武力。

　　9月7日，德国政府全权代表施塔默抵达东京，两天后开始与松冈会谈，提出了德国对结盟的几点要求：日本应牵制美国在东亚的行动，阻止其投入欧洲战争，并协助德国获取战略物资；德国则向日本提供武器和军事物资，并承认日本在东亚的政治领导权。

　　经两天会谈，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

　　日德意三国希望美国不参加欧洲战争和“日华纠纷”；德国不要求日本介入其对英战争；只有日德意三国坚决采取一致的态度，才能抑制美国的行动；三国条约下一步也要使苏联参加，德国就日苏合作进行斡旋；德国为避免日美在东亚的冲突而努力。

　　9月11日，双方对条约草案取得一致意见。9月19日，日本御前会议认可了会谈结果。德日就缔结军事同盟达成共识后，希特勒决心将意大利拉入同盟条约。

　　意大利虽与德国缔结过军事同盟，但它不想当德国的副手，企图与德国平起平坐，打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相平行的战争”，以实现复兴“大罗马帝国”的美梦，因而与德国同床异梦。

　　9月19日，里宾特洛甫前往罗马，向墨索里尼和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通报德日谈判的情况，双方就意大利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达成协议。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为期10年的《同盟条约》。条约开宗明义地写道，德意日三国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在欧洲和“大东亚”地区建立并维持新秩序。第一、第二条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第三条规定，“如果三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第五条规定，本条约诸款“毫不影响三缔约国各与苏俄间现存的政治地位”。此外，为了实施本条约，条约还规定三国派员组成联合技术委员会。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的当天，松冈和德国驻日本大使欧·奥特还在东京互换了几项秘密议定书。议定书规定：

　　如果日本遭到尚未参加欧洲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国家攻击，德国将全力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并预先尽力给予技术和物质援助，协助日本做好应付此类事变的准备；

　　如果日本同英国开战，德国尽量援助日本；德国将尽全力促进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友好谅解；以前属德国而此时由日本受国联委托管理的岛屿，仍由日本统治，但日本应给德国一定补偿；此时由日本占领的德国属地在欧战结束后应归还德国，届时双方可经过谈判，将这些属地卖给日本。

　　《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是德意日实现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勾结的标志，它加强了法西斯国家的战略地位，加速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步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巩固三国同盟，协调各方行动，1941年12月11日，德意日三国又在柏林签署《联合作战协定》，规定缔约国各方将以一切手段对英美作战，直至彻底胜利，非经协商，不得单独同英美休战或媾和。

　　1942年1月18日，三国又签署新的《军事协定》，划分各自的作战区。

德意法西斯的欧洲“新秩序”

　　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侵略扩张伊始，就在其占领的国家和地区逐步建立法西斯殖民统治，美其名曰欧洲“新秩序”。他们在这一幌子下，对占领区人民实施残酷的暴力统治、种族灭绝和经济掠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36年3月7日，德军进驻莱茵兰，开始进行对外扩张的预演。两周后，希特勒首次宣称：欧洲应该建立一种“新秩序”。其言下之意就是，要建立一个他鼓吹的由雅利安“优等种族”占统治地位的欧洲。

　　1939年5月，希特勒在德国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重申，德国应获得“与其国家地位相称的生存空间”，以解决其8000万人民的粮食供应和其他经济问题。

　　据此，德国不满足于恢复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边界，准备将法国北部、勃艮第大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奥地利，以及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并入大德意志国版图。

　　在东方为本国夺取直达乌拉尔的广阔的“生存空间”，其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乌克兰和克里木应成为德国的移民区；在法国的剩余部分、巴尔干半岛、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组建德国的卫星国。

　　希特勒认为，实现上述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动战争，对外扩张。

　　种族主义也是影响德国欧洲“新秩序”构想的重要因素。纳粹党党纲污蔑犹太人是德意志民族的“祸害”、煽动破坏德国的“罪魁”。

　　希特勒则声称，只有“优等种族”雅利安人是“文明的建设者”，有权主宰欧洲；犹太和斯拉夫民族等“劣等种族”是“文明的破坏者”。他主张以战争手段消灭犹太和斯拉夫民族，将华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夷为平地，以便为日耳曼民族腾出广阔的“生存空间”。

　　1939年1月，他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时再次预言：“倘使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势力能够使各国再一次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么，其结果绝不会是全世界布尔什维克化和随之而来的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彻底消灭。”据此，德国制订了民族灭绝和民族压迫的方针。

　　在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于1940年4月宣称，应将德国的“革命”推广到欧洲各国。其言下之意就是，要在德国占领的国家和地区强制推行法西斯制度，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全面控制，取缔和镇压一切反纳粹活动。

　　为彻底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于1941年3月就入侵苏联的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方针：

　　即将发生的苏德战争“不仅是一场武装斗争，它还会导致两种世界观的搏斗。由于地域辽阔，击败敌人的武装力量还不足以结束这场战争，必须使整个地区解体为几个国家，各自建立我们能够与之和解的政府”，“必须铲除迄今压迫人民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

　　6月6日，德军统帅部又根据希特勒的旨意下达《关于政治委员的命令》。该命令规定：在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不应以国际法标准对待被俘的政治委员，而应将所有政治委员从战俘中挑出来，尔后就地处决。

　　为解决因穷兵黩武造成的经济困难和满足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负责制订欧洲“新秩序”计划的德国经济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冯克于1940年7月25日向国内外宣布，德国对欧洲经济进行“改造”的设想是：

　　各国之间实行专业分工和“密切合作”，在统一计划下安排工农业生产；调整出口结构，减少贸易壁垒；以柏林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德国马克为通用货币。

　　总之，欧洲应成为一个由德国控制的经济共同体，德国的所有占领区和卫星国都要为德国提供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最大限度地保障德国军备生产、稳定经济、改善福利和争霸世界的需要。

　　这是德国当局关于欧洲“新秩序”的第一个计划，但它只涉及经济方面的内容。关于“新秩序”的政治意义，直至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之后，才开始变得明确起来。

　　意大利只是德国的“小伙伴”，处处听命于德国，它所侵占的地盘及其势力范围也比较有限。因而，德国的上述构想基本代表了德意两国。欧洲“新秩序”是德意法西斯以侵略战争为手段，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1938年3月至1939年3月，德国以武力威胁和外交手段首先吞并了中欧的奥地利和捷克。自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1940年又相继侵占北欧和西欧的丹、挪、荷、比、卢、法。1941年4月，德国还伙同意大利等国入侵并瓜分了南欧的南斯拉夫和希腊。至此，德国在欧洲夺取了约2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约1．4亿人口。

　　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后，还一度占领了苏联欧洲部分莫斯科以西的大片领土。此外，意大利也于1939年4月和1940年6月先后侵占埃塞俄比亚和法国一部。从而，其为建立欧洲“新秩序”创造了条件。

　　为加强对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控制和掠夺，德国法西斯根据其种族主义、地缘政治的原则和战略方面的考虑，针对不同对象暂时采取4类统治形式：

　　第一类，并入德国版图的合并区。1938年，德国首先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尔后将其划分为几个行政区。

　　1939年10月8日，希特勒发布《关于东部地区行政区划和管理办法的公告》，将波兰的大片领土并入德国。

　　第二类，由德国行政官员直接管辖的德国移民区。1939年3月16日，希特勒下令将德军新近强占的捷克剩余领土纳入德意志国，但保留其有限自治，并改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其自治政府首脑必须是希特勒分子，政府成员须经德国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官认可方能就职。

　　德国保护官负责监督当地政府，又可直接颁布法令。根据10月12日希特勒的命令，在包括华沙、克拉科夫和卢布林在内的波兰领土设立总督辖区，德国原司法统一部长汉斯·弗兰克被任命为该区总督。

　　1941年8月1日，东加利西亚地区也被并入总督辖区。德军入侵苏联后，又先后组建东部地区专员辖区和乌克兰专员辖区，以管辖被占领的苏联西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开始向上述地区移民。

　　第三类，在德国行政官员监督下的仆从国。出于政治考虑，德国允许有不同数量日耳曼居民的丹麦、挪威、荷兰等国暂时保持“独立”，但要受德国全权代表或专员的严密监督。

　　例如，德国曾将丹麦标榜为它的“模范保护国”。其国王和政府因同意德军进占而被保留下来，原中央和地方政府表面照常工作，其军队未被解除武装，甚至该国的非法西斯政党也没有解散，但该国的任何重大决定都必须得到德国全权代表同意。

　　然而，1940年7月，丹麦政府被迫改组，亲德的法西斯分子参加了政府，斯哈威利斯出任首相。从此，丹麦的内外政策发生逆转，人民集会、言论等自由权利受到限制，政府采取了反犹太人措施，并于1941年9月25日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后来，随着战局的变化，德国在苏德战场上的失利和丹麦国内反法西斯运动的开展，德国干脆撕下“模范保护国”的假面具，由过去的间接控制变为直接控制。丹麦全国处于戒严状态，其国务活动受到德国党卫队和警察监视。同样，其他几国政府也是德国扶植的傀儡政权。

　　第四类，由德国武装部队直接控制的军管区。根据尔后作战形势的需要，德军对荷兰的重要港口、比利时大部、法国北部与西部沿海地区、英属海峡群岛、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大部、希腊的塞萨洛尼基等地和部分岛屿，以及作为德军后方的苏联部分领土实施军管。

　　除对被占领国家和地区实行分类统治外，德国还将它的仆从国纳入其欧洲“新秩序”。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等被拉入德意日三国同盟，芬兰和西班牙也被德国视为盟友。

　　在欧洲“新秩序”中，上述国家名义上保持“独立”，实际上也在德国的控制、压迫和掠夺之下，并被绑上其侵略扩张的战车。

　　1940年八九月，德国迫使罗马尼亚将北特兰西瓦尼亚和南多布罗加地区分别割让给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尔后，又要求罗、匈、保三国为其提供军事基地、大批粮食和原材料，并承担德军的占领费。此外，匈、罗、斯、芬、西等国的士兵，还被分别驱上入侵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战场。

　　作为纳粹德国主要盟友的意大利，对德国的依赖性很大。它一面受到德国的影响和摆布，一面在其有限的势力范围建立自己的“新秩序”。

　　1939年至1941年，意大利先后将阿尔巴尼亚的全部领土和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马其顿各一部、达尔马提亚沿海部分地区与岛屿、斯洛文尼亚南部以及希腊的南斯波拉泽斯群岛并入自己的版图，并对被其占领的希腊大部、南斯拉夫的黑山地区和法国的芒通和罗讷河左岸部分地区实施军管。

　　同时，德意法西斯还制订了一系列占领法规，实施法西斯专政和掠夺性的“经济一体化”，并设置有关机构。

　　例如，德军入侵苏联不久，希特勒便于1941年7月17日发布《关于东方新占领区管理工作的法令》和《关于东方新占领区治安保卫工作的法令》。

　　法令规定，这些地区一旦停止战斗，即由德国军事当局移交有党卫队和警方等有关人员参加的民政部门管理。为统一领导上述地区各专员公署，德国还新建以罗森贝格为首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

　　除在占领区实施连坐责任制外，希特勒于1941年12月2日发布“夜雾命令”，规定“任何人触犯德国占领当局或德国占领军，除判死刑者外，都应秘密押回德国，移交治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判刑或处决”。

　　这些人必须佩带标志，在押期间不得同本国和家属通信，死后不通知家属，以获得“持久的威吓效果”。

　　对占领区事务，德国内政部、经济部、秘密警察、党卫队、负责战略工程构筑的“托特组织”和劳动力分配事务专员等纷纷插手。它们职权重叠，各自为政，形成混乱无序的欧洲“新秩序”的雏形。

　　德意法西斯的欧洲“新秩序”是对欧洲各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彻底剥夺，是对欧洲各族人民的种族灭绝、殖民统治和疯狂掠夺，因而，遭到欧洲人民的坚决反对。

　　对欧洲占领区的暴力统治和欧洲“新秩序”的建立靠的是暴力，而要维持和巩固这个“新秩序”也只能借助于暴力。在德意法西斯的暴力统治下，秘密警察取代了谍报局，党卫队取代了国防军，酷刑室取代了军事法庭，欧洲变成了各民族的监狱。

　　反犹灭犹是希特勒和纳粹党的一贯思想和主张。

　　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后，波兰犹太人立即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在6个星期内，就有57000名犹太人被押送德国服劳役。在华沙和罗兹等城市，犹太居民还被送进隔离区。截止1939年年底，有25万名犹太人被德国党卫队和当地反犹分子杀害。

　　1940年4月至6月，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犹太人先后落入德国的魔掌。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希姆莱又奉命实施消灭东欧犹太人的计划。据此，德国党卫队的一些特别行动队在整个东欧，特别是在德军侵占的苏联各地，实行灭绝犹太人的政策，他们用机枪、毒气或者是其他方法屠杀了许多犹太人。

　　1942年1月20日，纳粹官员根据戈林的指示在柏林附近的万湖召开会议，会上提出最后消灭欧洲犹太人的罪恶计划：“在最后解决的过程中，犹太人应以适当方式在东方从事义务劳动。

　　“凡具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男女分开，组成劳动大队，前往这些地区修筑公路，这当中无疑会有一大部分由于自然减员而淘汰。最后剩下的人必须给予相应的处置，因为他们作为物竞天择的结果在被释放时应被视为新的犹太组织的生殖细胞。”

　　根据这项“最后解决”犹太人的计划，在纳粹分子海德里希指挥下，特别行动队把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的犹太人驱赶到东方或北方的某些地区，然后集体屠杀。

　　在奥斯维辛，他们只用15分钟的时间就杀死2000名犹太人这种屠杀一天可达三四次，仅在这个地方，被毒气杀害的就有25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另有50万人因饥饿和患病而丧生。

　　据统计，1939年住在德国占领区里的犹太人约有1000万，“最后解决”一直进行到欧洲战争结束时为止，大约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占全部犹太人的一半以上。

　　在欧洲占领区，斯拉夫人的遭遇并不比犹太人好多少。按照德国法西斯的计划，被占领的苏联、捷克、波兰和南斯拉夫等斯拉夫国家，应为日耳曼民族腾出广阔的“生存空间”。

　　为此，德国保安总局于1941年起草了一份《东方总计划》，于1942年6月12日得到希姆莱批准。

　　这个计划的实质是将东欧各国的“劣等民族”驱逐到异国他乡，或加以消灭，以便给德国移民腾出“生存空间”，为新建的日耳曼国家提供劳动力。

　　在斯拉夫国家中，波兰和苏联是德国镇压的重点对象。德国在波兰的暴力统治开始得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手段最残忍。为了给日耳曼人腾出“生存空间”，德国法西斯将波兰西部地区的70万人强制迁出。波兰总督弗兰克宣称：一定要使“波兰”这个概念永远消失。

　　在并入德国的波兰国土上，德国一面驱逐当地居民，一面限制人口增长，强迫波兰人做绝育手术。并把大批儿童掠往德国更名改姓，以使用日耳曼精神教育他们，使纳粹观念深入他们的思想。甚至不准波兰人称波兰人，只让他们使用古老的部族名称，如“卡舒布人”、“玛祖尔人”等。

　　在总督辖区，德国也有计划地消灭波兰居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例如1940年春夏，德国在这里进行了一次“特别绥靖行动”，杀害了3500名波兰科学家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关闭了大中学校。

　　苏联既属斯拉夫国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因而，德国法西斯将其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其占领的苏联西部采取更加严酷的镇压措施。

　　例如，侵苏德军在其辖区实施的《处理平民中不良分子和可疑分子的方针》规定，应将国家和党的干部、地方苏维埃成员、现役军人和游击队员立即枪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负责人、流民、隐匿财物或煽动不服军管者送进监狱，并对消极抵抗或逃避劳役者实施体罚或监禁。

　　无论在军管区还是专员辖区，被关押的苏军战俘和无辜群众都备受虐待。他们不仅被强制劳动，还要经常忍饥挨饿，10余万人被活活饿死。此外，德国党卫队的特别行动队还任意杀人，至1941年年底就杀害苏联军民30余万人。

　　在被肢解的南斯拉夫、希腊和捷克，德国法西斯也实行极端残暴的统治。例如，在斯洛文尼亚，德国纳粹分子摧毁各民族文化中心，屠杀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在塞尔维亚，只要一个德国士兵被游击队击毙，就有数以百计的平民被杀害。

　　捷克的大专院校被关闭，中小学生接受日耳曼教育，剧院、音乐厅被改成军营，知识分子被杀害，整个文化基础被摧毁。

　　在西欧和北欧占领区，德国的统治主要通过兼并和同化实现德意志化。然而，随着德军在东线和北非的作战失利，德国纳粹分子在西欧和北欧的统治变得更为残暴。

　　如在法国，共产党员和抵抗运动的成员受到镇压；来往的邮件、信函受到检查；德国人插手非占领区的事务，派遣许多代理人到那里进行监督，驱逐了一些原法国官员，新任命的官员须经德国人批准；在占领区的几个主要省份强制推行德语教学，禁止讲法语，倘若有人讲一句法语“您好”，就被立即罚款。

　　总之，整个欧洲在德国的铁蹄下变成了一座监狱，在这所监狱里，人们失去了一切自由，必须接受德国的统治，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奴仆”，否则不是被驱逐，就是被关押或杀害。

　　随着欧洲“新秩序”的建立，德意法西斯将大半个欧洲的资源、设备和粮食等攫为己有，并根据其战争经济的需要，重新配置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要素，建立以大德意志国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

　　在波兰，根据1939年10月戈林的命令，占领当局试图将合并区的经济尽快并入德国的经济体系，而将总督辖区能够用于德国战争经济的原料、废料和机器等全部运走。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捷克人可以处理大部分事务性的经济工作，但必须在德国的直接监督下完成。

　　在南斯拉夫，德国和意大利没收了私人企业、运输业和商品储备，并将粮食搜刮一空。德国把南斯拉夫看做自己理想的粮食基地，在这里专门设置特派员，以保证粮食的征收和供应。

　　在希腊，大批原料和粮食被掠往德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也分得一份残羹。

　　在苏联，德国的掠夺更加不择手段。战前，德军统帅部曾指示部队，“使德国得到尽可能多的粮食和石油，这就是战争的主要经济目标”。

　　由德军统帅部战争经济与军备局研究制订的针对苏联的第一项经济掠夺计划，就是要阻止苏军在撤退时毁掉粮食、原料和工业品储备，破坏国防工厂、矿山和铁路干线。在对苏战争的头几个月，就开始利用苏联欧洲部分的经济资源，以满足德军的战争需要。因此，计划尤其强调占领高加索石油产区的重要性。

　　为进一步获得有关苏联军事工业、原料和燃料产地的详细资料，并加以研究和利用，德军战争经济与军备局还成立了一个代号为“奥耳登堡”的战争经济参谋部。

　　苏德战争爆发后，该部又增设5个经济检查处、23个经济检查队及其分支机构，负责“开发”占领区的经济。该部拟定的文件规定，将苏联的贵重原料和设备立即运往德国，并夺取尽可能多的粮食和石油。不仅如此，德国甚至将那里的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和艺术珍品也劫掠一空。

　　此外，德国还对荷兰、比利时、法国和丹麦的经济实施一体化，通过指令性的加工订货，充分利用它们的工厂企业为德国的战争经济服务。

　　德国凭借军事实力强迫其占领国和保护国，提供远远超出它们所能借出的贷款额，并在清算协定中明确规定，这些贷款要到战争结束后偿还。通过这种方式，德国获得的款项相当可观。例如，法兰西银行被迫贷给德国45亿马克。

　　占领费是德国的一大笔收入。德国迫使被其侵占的国家，按德国要求的标准和该国的支付能力负担德国占领军的全部费用。罚款，是德国惯用的一种经济掠夺方式，它不时在被占领国内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罚款，以取得更多的资金。总之，通过种种名目的敛财途径，德国向各被占领国家总共榨取1040亿马克。缺乏劳动力是德国这部战争机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奴役占领区的劳动力是德国对外掠夺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弥补德国劳动力的不足，早在1930年5月23日希特勒就指出：“非德意志地区的居民不服兵役，可以提供劳动力。”欧战爆发后，德国把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源源不断地劫到德国服劳役。实际上，在占领区为德国服劳役的人数远远超过在德国本土服劳役的人数。

　　此外，希姆莱于1942年春决定，要最大限度地使用集中营里的劳工，于是，在纳粹集中营中又增加了“劳动教育营”、“外国民工营”和“强迫劳动营”等新的类型，数百万囚犯被迫为德国人无休止地干活，直至累死。

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

　　在德意法西斯建立欧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已着手在亚太地区建立其殖民帝国，并于1940年8月将其称为“大东亚共荣圈”，妄图以“共存共荣”的口号美化其对外侵略和殖民掠夺。

　　实际上，“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法西斯以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占领和奴役亚太各国和地区、实行残暴殖民统治和疯狂经济掠夺的一幕丑剧。

　　它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而产生，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矛盾的加剧而逐步形成的，它是日本对外侵略思想的集中体现。

　　早在19世纪末，佐藤信渊等人就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

　　1916年，后藤新平向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

　　1917年，西原龟三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亲善”。

　　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并随着对外侵略的扩大而逐步充实和完善。

　　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

　　皇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最大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

　　这种东亚联盟思想为后来的“东亚新秩序”声明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奠定了理论基础。1936年8月，广田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走上了全面征服中国的邪恶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

　　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为了膺惩中国，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

　　10月1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纽，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

　　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该方针的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

　　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3项原则：

　　1．善邻友好。中国放弃抗日，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2．共同防共。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要求在指定地区驻兵，内蒙古作为特殊的防共区域。

　　3．经济合作。中日经济提携，中国应承认日本公民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特别给予日本在华北与内蒙古以开发资源之便利。

　　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至此，被称为“东亚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1940年，日本在侵华战争、物资供应和对美英关系等方面陷入新的困境，急于寻求出路。首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然而其最终解决仍遥遥无期，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同时，日本在政治上的“策略攻势”也未能奏效，除拼凑一个实力有限的伪“国民政府”外，远未实现其分裂蒋介石政权并使之屈服的目的。

　　当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其次，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重要的军需原料均不能自给，战时石油自给率只有5%至10％。由于侵华战争陷入持久战，日军军费空前增加，国内矛盾加剧，特别是军需物资日益短缺，即使是尽力搜刮中国东北和其他占领区的财富，也不能满足其庞大的战争消耗。

　　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一旦控制了东南亚的橡胶、锡和石油等丰富的战略资源，日军的战斗力就能获得划时代的充实和扩大，并为实现其称霸大东亚的野心创造条件。

　　再次，中国是日、美、英帝国主义角逐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矛盾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而日益尖锐，美英不能坐视日本独占中国。

　　1940年1月26日，美国废除《日美通商航行条约》，限制对日本的军事物资出口。这对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迫使他建立自给经济圈。

　　另一方面，日本对美英援助中国大为恼火，认为中国的对日攻势由于英美的援助而得到加强。因而，日本谋求侵占东南亚，切断援华路线，孤立中国的抗战。

　　此外，东南亚对英美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工业所需橡胶和锡的80％来自东南亚。日本如果控制了东南亚，对英美的军事和经济都是沉重打击。于是，“南进论”在日本迅速抬头。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并于7月26日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

　　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欲望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局限于“日满华”三国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三国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旧殖民统治，而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

　　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会见记者，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

　　至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政略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个中国、东南亚、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内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得到德意的认可。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东亚新秩序”的延伸和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恶性膨胀。

　　“东亚新秩序”是日本军政当局在面临中日战争长期化的情况下发表的政策声明。其主要内容是，“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巩固东亚和平”，实质是把被肢解的中国作为日本的附属国，以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大帝国”。

　　同时也有其策略性的一面，意在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实施诱降，以结束中日战争。

　　“大东亚共荣圈”则是日本军政当局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做出的极富冒险性的战略决策，旨在推翻英美等西方国家旧殖民统治，建立日本领导下的“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实现日本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和殖民统治。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陆军南方军在马来半岛登陆，进攻菲律宾群岛，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日本法西斯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2月10日，日军大本营和日本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此次对英美的战争及今后随着形势演变发生的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统称“大东亚战争”。

　　12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使用这一名称，并由内阁情报局公布：

　　此次对美英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称为大东亚战争。这是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目的的战争，但并不意味着战争地域仅限于大东亚。

　　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军政当局把1937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12月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看成是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进行的同一场战争，有着相同的战争目的和战略企图。

　　1941年11月，日军参谋部和军令部就南进的作战计划达成最后协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本基本完成对“大东亚”的征服，控制了西起缅甸、马来西亚，东到中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北达阿留申群岛，南抵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的亚洲太平洋广大地区。日本法西斯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正在变为现实。

　　对日本法西斯来说，殖民征服的过程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逐步建立的过程。针对各占领区的不同特点，日本军政当局采取不同措施进行控制，使其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

　　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和1940年在中国沦陷区扶植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同年，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控制政权，把印度支那变成日军在东南亚的一个重要据点和军事基地。

　　1941年12月，日本政府又实现对泰国的“和平”进驻，迫使签订同盟条约，答应给予日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面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南方各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和军政一体化，以便对战略资源进行掠夺，加速战争机器的运转。

　　1942年6月，日军大本营在南方军中设立军管总监部，以统辖和指导各军管区。为缓解被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日本军政当局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不同需要，对各占领区实行不同的政策。

　　在印尼，日本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原荷属东印度分为3个不相统辖的行政单位。在马来西亚，日本取消了英国时代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在统治体制上的区别，将马来西亚分为8个省，均由日本人任行政长官。

　　对菲律宾和缅甸，日本占领者在确保控制权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自治权。1942年1月成立菲律宾政务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由日本顾问控制其大权；8月在缅甸成立以巴莫为首的缅甸“行政委员会”，但大权同样操纵在日本顾问和日本军事当局手里。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后，与盟军展开旷日持久的激烈争夺。

　　为加强日本和被占领地区的特殊关系，完成“大东亚战争”，东条内阁决定建立一个特殊机构。

　　早在1942年2月，日军刚一占领新加坡，陆军省兴亚院和企划院就研究了“关于规划和实施对大东亚各国及各地区的各项政策的综合责任官厅”的设置方案。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9月1日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规定新省的宗旨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

　　11月1日，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4个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同时，原拓务省、兴亚院、对“满”事务局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并入该省，这样便大大限制了外务省的权限，东乡外相曾辞职以示反对。

　　大东亚省的设置意味着被占领区实际上成为日本的行政区，日本与被占领国不再具有普通的外交关系，“大东亚地区之外交官和领事，乃是披着外交、领事外衣的一般行政官员”。

　　所以，大东亚省的设置是日本法西斯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采取的殖民政治的重要步骤。

　　1943年2月，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败并被迫撤退，此后开始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守势，战争态势进一步恶化。为应付盟军的猛烈进攻，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在5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

　　其中，第一条规定：“帝国为完成大东亚战争，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进一步强化和整备战略态势，坚持战争的主动性，以适应世界形势。”

　　第二条规定：“整备政略态势应以强化诸国诸民族对于帝国的战争合作，尤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着眼点。”

　　基于这种目的，日本于10月30日同汪伪政权签订了《日华同盟条约》，并承认缅甸和菲律宾作为“以大日本帝国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环”的“独立”，其外交权和军队的编制与指挥权均由日本控制。

　　这种战略上的调整是日本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所做的极为有限的让步，意在拉拢各傀儡政权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卖力。

　　1943年11月5日至6日在东京议会大厅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是“大东亚共荣圈”建立过程中的又一出重要的丑剧，其目的是使“大东亚各国领导人齐集东京，向国内外宣示坚决贯彻战争之决心及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

　　“大东亚会议”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所有会务活动都由大东亚省在幕后精心安排。

　　东条英机在开幕词中竭力宣传正在建设中的“大东亚新秩序”，谴责英美两国以关心和平和正义为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永久化。

　　会议最后通过《大东亚共同宣言》，除继续为其发动“大东亚战争”进行辩解外，提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5条纲领。这些纲领只是罗列了“共存共荣”、“大东亚亲和”、“发扬大东亚文化”和“大东亚繁荣”等抽象空洞的口号而已，并无任何实质的内容。

　　“大东亚会议”企图把各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紧紧捆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但因日本的失败已见端倪，“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矛盾重重，各成员国同日本之间也开始明争暗斗。

　　原定参加会议的泰国总理銮披汶，最后“拼着总理不干”也不参加会议，以致日本曾决定“以实力解决”泰国问题。这充分表明“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的分裂。同时，由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抗日斗争的蓬勃开展，盟军发起反攻，可以说，“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之日也正是它走向崩溃之时。

　　“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一是“大亚细亚主义”。日本法西斯打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和“共存共荣”的旗号，企图把它进行的侵略战争美化为民族解放战争。

　　1940年7月26日，日本政府制订的《基本国策纲要》声称：“皇国的国是基于八纮一宇肇国之伟大精神，以导致世界和平之确立。”

　　1942年1月21日，东条英机在日本帝国议会作关于“大东亚建设的设想”的演说时，进一步指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根本方针，实渊源于肇国之伟大精神，欲使大东亚各国家和民族各得其所，确立基于以帝国为核心之道义的共存共荣之秩序。”

　　1943年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再次呼吁：“大东亚各国相互提携，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然而，在这些华丽辞藻的背后，日本外务省大讲东方的“家族规”，要求亚洲各民族必须以日本为“本家”或“宗家”，把自己当做“分家”。

　　可见，“八纮一宇”就是要实现日本对整个大东亚的领导，“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无非是由日本军国主义取代欧美帝国主义。

　　“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军国主义来说，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的含义，而且要在精神文化上进行奴役，即承认日本为亚洲文明和文化的领袖。

　　为此，日本法西斯分子特别强调他们在亚洲的文化使命，“大东亚战争”即是为弘扬日本文化精神而进行的“圣战”。在各占领区，日本都派出大批日本教师去讲授日本文化，逼迫占领区人民学日语，组织学者编写美化日本的大东亚史等。

　　日本竭力宣扬亚洲精神文化是最丰饶的文化，日本文化又是亚洲文化中最崇高的文化，是最能体现东方道德、宗教及家族主义的文化，企图从思想意识上消除人们对日本的反抗，以维护其殖民统治。

　　综上所述，“大东亚共荣圈”只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建立“大日本殖民帝国”的一块招牌。

　　日本对“大东亚共荣圈”内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统治基本上采取两种方式：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

　　直接统治区大多是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婆罗洲、新几内亚、中国台湾、朝鲜等。日本在这些区域公开实行法西斯残暴统治。

　　间接统治就是依靠扶植傀儡或维持原有政权机构来达到统治目的。傀儡政权包括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华民国”、1943年8月1日成立的缅甸巴莫政府、1943年11月成立的菲律宾洛雷尔政府。

　　在泰国保留了原来的銮披汶政府，在印度支那没有取消原有的法国殖民机构，但日本在那里享有许多特权，原有的法国殖民机构实际上与傀儡政府没有多大区别，完全听命于日本的旨意。它们都是日本的统治工具而已。

　　日本依靠暴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也依靠暴力对其进行统治。它强化统治机构，成立各种法西斯组织，凭借武力大肆镇压抗日群众，滥杀无辜，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的恐怖专政和殖民统治，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灾难。

　　在朝鲜，日本于1937年设立“朝鲜中央情报委员会”，加强对朝鲜人民的监督和控制，同时还残暴地镇压朝鲜的游击队。

　　1940年10月，日本成立“朝鲜国民总体力量同盟”，由日本驻朝鲜总督兼任总裁，在各地建立与各级行政机关平行的基层组织，最小单位是由几户家庭组成的“爱国班”，每个家庭都有“爱国班员代表”，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是“爱国班员”。通过这一法西斯组织，日本进一步加强对朝鲜人民的控制。

　　日本妄图将其变成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1932年，在中国东北实行“保甲连坐法”，加强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发放“居住证”、“身份证”，把东北人民置于法西斯的恐怖统治之下。

　　为“扫荡”和镇压抗日武装，日军建立了各级“清乡委员会”，疯狂“讨伐”东北抗日联军。他们把群众赶出村庄，集中编成“集团部落”，以切断抗日武装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

　　至1938年，日本强行在东北建立“集团部落”时，大批破坏烧毁民房，迫害、屠杀群众。

　　1941年4月，日本改组了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帝国协和会”，把它同各级行政机构合为一体，加强对东北人民的恐怖统治。

　　日本还在中国东北建立代号为“731”部队的细菌研究所，用中国军民以及朝鲜、美国和荷兰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做细菌实验。

　　在华北，日本从1938年年底开始推行所谓“治安肃正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

　　为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法西斯统治，日本还在华北建立法西斯组织“新民学会”，它的各级组织均由伪官吏把持。

　　在华中推行“清乡运动”，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施疯狂“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在东南亚，日本把自己打扮成“亚洲人的解放者”，标榜战争的目的是“赶走西方殖民者”，追求大东亚的“共存共荣”。然而，事实上日本在这里同样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在缅甸，1942年8月1日，巴莫在日本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权——“行政委员会”，一切群众性的民主组织均被取缔，民众稍有不满即受严刑拷打，甚至处死。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了间谍和告密系统。

　　1943年8月1日，缅甸宣布“独立”，日本顾问操纵一切，成为“太上皇”。他们驾驭于政府各部门之上，没有他们的同意和参与，任何微小的政策和措施都通不过。

　　在马来西亚，日本依靠当地封建势力与统治机构的合作去镇压农民、洗劫城市。日军大肆屠杀抗日民众和无辜人士，还大肆屠杀当地华人。

　　新加坡还被改名为“昭南市”，作为日本统治东南亚的政治、军事中心。

　　摧残民族文化、推行奴化教育，是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进行殖民统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它是日本实行殖民统治最毒辣的手段，是力图从根本上、从长远的目标上巩固其对亚洲各国人民的统治。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曾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收缴焚烧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

　　在日本控制下，1940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国本奠定诏书》中宣布其教育方针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使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会之精神，训育忠良臣民，更炼成之。”一句话，就是要培养日本的顺民。汪伪“国民政府”的教育也是灌输反共媚日的内容，宣传“中日满亲善”等欺人之谈。

　　在缅甸，日本禁止使用英语，大办日语学校。日本在缅甸还先后成立了“缅甸振兴佛教联盟”、“缅甸僧侣大会”等组织，开展以强化“日缅亲善”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利用佛教僧侣来巩固日本的殖民统治。此外，日本还组织了“睦邻协会”、“作家联合会”等形形色色的亲日文化组织。

　　日本军国主义在“大东亚共荣圈”内除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外，还在占领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

　　1941年11月，日本藏相贺屋兴宣承认：“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无暇顾及当地居民生活，暂时将不得不执行所谓榨取之方针。”

　　用武力征用劳动力，是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进行经济掠夺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战争期间，日本将大批朝鲜和中国台湾的青壮年劳力送到日本从事最繁重、最危险的劳动，把大批妇女送到前线，充当“慰安妇”。

　　日本还从中国东北和关内强征劳工，当做奴隶使用。中国劳工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生活困苦不堪。从事军事工程劳动的劳工，一旦工程结束，为了保密起见全部被杀。

　　日本在东南亚普遍建立“劳动营”，强迫南方各国人民去修建道路和军事战略工程，许多劳工死于劳累和饥饿。

　　总之，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和疯狂掠夺，给被占领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共荣圈”内，工人失业，经济衰败，疾瘟流行，民不聊生。“共荣圈”实际上是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共穷圈”和“共亡圈”。

英美两国军事联盟的形成

　　欧战爆发后，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保持中立。

　　1939年9月5日，他签署了《中立宣言》，宣布禁止向交战国输出军火和军用物资。实际上，罗斯福政府既不相信美国能置身于战争之外，也不愿真正恪守中立立场。

　　美国决策者们认识到，美洲已不是一片世外桃源，其他大陆的冲突或战争必定会波及美国，特别是大西洋如被敌对国家控制，对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从东西两面步步进逼，美国随时有两洋作战的危险。一旦陷入两线作战，美国的海军力量将无法单独承担西半球的防务，只有英法两国才能为美国提供有效支援。

　　因此，美国决策阶层有一个共识，即美国和西半球的安全有赖于英法的存在，援助英法符合美国的利益。事实上，罗斯福在9月3日的讲话中也说得很清楚：

　　只要有什么地方的和平遭到破坏，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和平都受到威胁。空中传来的每一句话，大洋中航行的每艘船，互相争夺的每一个战役，都会影响到美国的未来。

　　我不能要求每个美国人都在思想上也保持中立。即使是中立者，也有考虑事实的权力。即使是中立者，也不应要求他闭目塞听和瞒昧天良。

　　于是，罗斯福政府在加强美国自身战争准备与防务的同时，积极争取修改或取消1935年出台几经修订的《中立法》。

　　当德军进攻势如破竹，波军不断溃败之时，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是法国和英国，但若没有美国的援助，法英将面临灭顶之灾，它们一旦战败，美国的安全就会受到直接威胁。

　　因而，国会对《中立法》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赞成以“现购自运”为原则的议员不断增加。但是，这并不表明修改《中立法》已水到渠成，事实上修改《中立法》的阻力仍很大。

　　美国舆论虽然普遍同情英法，大多数人赞成援助英法，但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可能使美国卷入战争的援助。

　　孤立主义者掀起一场全国性广播宣传运动。参议员博拉指责废除《中立法》就是干涉；参议员范登堡则说，美国不可能成为一方的兵工厂而不成为另一方的攻击目标。孤立主义集团领袖决定在国会辩论中坚持“投票赞成废除中立就是投票赞成战争”的立场。

　　为对付孤立主义者的挑战，打消公众的怀疑和忧虑，罗斯福把两党精诚合作和使国家避免战争作为争取修改《中立法》的基调。

　　国会开会前一天，罗斯福邀请两党领袖以及1936年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兰登和诺克斯参加白宫的一次会议，呼吁两党在紧急关头精诚合作，一致行动，取消《中立法》。与会者同意取消禁运，实行“现购自运”，并不向交战国提供贷款。

　　1939年9月21日，美国国会召开有关《中立法》问题的特别会议，罗斯福在发表演说时强调：“《中立法》的禁运条款对于美国的中立与安全，尤其是美国的和平有致命的威胁。废除禁运，美国或许比保持现行法律更能保持和平，现购自运是提供安全的积极做法。”

　　几天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提出一项修正的《中立法》，规定取消禁运，实行现购自运原则，禁止美国船只和美国公民进入总统指定的交战区，禁止向交战国提供贷款。

　　国会经过近一个月的辩论，拥护修改《中立法》的一派战胜了反对派。11月4日，罗斯福总统签署这一法案，并发布使法案规定生效的必要公告修正的《中立法》取消了向交战国输出军火的禁令，为美国援助英法开辟了道路。

　　为使援助顺利有效地进行，《中立法》修改后第三天便成立了由阿瑟·珀维斯领导的英国采购委员会。此后，法国也成立了由让·布洛赫·莱内领导的采购代表团。

　　12月6日，罗斯福下令成立由陆军部、海军部和财政部采购司的代表组成的联络委员会，由财政部长摩根索领导，帮助执行外国的采购计划。

　　在《中立法》修改前，为英法制造飞机和武器的美国厂商已根据对方原先的订货单进行生产。《中立法》修改后，便马上恢复交货，援助物资不断运往英国。

　　1939年12月，美国还向英国派出第一批专家，协助其装配购买的飞机。

　　由于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还未调整到大规模生产的程度，以及在“奇怪的战争”期间英法错误地认为战争会拖延3年之久，它们有充裕的时间加强自身的武装力量，对美国的订货要求并不紧迫，因而在法国沦陷前，美国对英法援助的规模较小。

　　德军攻占丹麦和挪威后，取得了从海上进攻英国的前哨阵地，英国面临入侵的严重威胁。

　　温斯顿·丘吉尔出任首相后，英国在对德国采取海上封锁、空中轰炸等战略的同时，把赢得战争的希望主要寄托在美国身上，因而把争取美援和促使美国参战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

　　1940年5月25日，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一份形势评估报告中断定，英国未来的希望在于，“英国能够依赖美国在经济和财政上的全力支援，可能还要发展到美国参加到我方作战”。

　　为此，丘吉尔不断向美国陈述英国的困境及英国战败对美国的灾难性影响，以寻求美国的援助。他上台后第五天便致电罗斯福说：

　　我相信你会认识到，如果美国的意见和力量压抑得过久，也许将会毫无作用。一个完全被征服的纳粹化的欧洲很快就会出现在你眼前，这种压力也许是我们承受不了的。

　　我现在所要求的是，你宣布美国处于非交战状态，这即是说，美国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支援我们。

　　丘吉尔要求的援助包括：提供四五十艘驱逐舰、数百架新式飞机、防空设备与弹药、战略原料，派遣舰队访问爱尔兰港口，利用新加坡基地，以遏制德国和日本。

　　1940年6月4日，丘吉尔发表演说，明确重申英国将战斗到底，并首次向美国发出求救呼吁。

　　德军在欧洲的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特别是对马奇诺防线的突破，使罗斯福及其三军参谋长认识到：“联合王国和任何残存的法国政权的生死存亡，取决于美国能为它们生产和输送多少军需物资了。”

　　因此，罗斯福积极呼吁加强对英援助。但是，美国当时军事工业生产能力有限，飞机、枪炮和军火供应不足，无法大规模扩大对英法的援助。

　　此外，在援助英国问题上仍有不少反对者或怀疑者。孤立主义仍在叫喊欧洲战事与美国无关；战争悲观论者慑于纳粹德国闪击战的空前威力，认为英法已无法挽救，若把武器送到英法，还不如留着保卫美国。

　　在国内还未从物质和心理上做好参战准备的情况下，罗斯福拒绝考虑丘吉尔关于宣布非交战状态的建议，并以政治上不合时宜和有碍美国“国防需要”为由，拒绝援助驱逐舰，但他保证，美国将尽力提供最新式飞机和其他军用物资。

　　罗斯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绕过《中立法》的羁绊和国内舆论的关注，通过私人厂商把美国军火库中的武器几乎全部卖给了英国。这些物资虽数量有限，质量不高，但对几近弹尽粮绝的英国来说，却是雪中送炭，鼓舞了英国军民的斗志。意大利的参战使本来深陷困境的英法雪上加霜。为坚定英法的抗战决心，罗斯福于1940年6月10日向全世界宣布：

　　美国将举国一致奉行两项明确的、同时并举的方针：我们将向抵抗暴力者提供我国的物质资源；同时，我们将统制和加速利用这些资源，使我们自己在美洲得到装备和训练以应付任何紧急事变和一切防务需要。

　　这表明，美国决心向抵抗轴心国家侵略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并愿意作为它们的一个非交战国盟友。丘吉尔对罗斯福的讲话感到高兴，致函罗斯福说：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不过的，就是要把你们为我们重新装备的三四十艘旧驱逐舰拿到手。

　　然而，法国败降后，美国对英法获胜的希望一落千丈，要求援助英法的人数大减。

　　至6月末，仅有1／3的公众认为英国将取胜，赞成扩大援助的人数在3周内减少了10％，甚至连美国军方决策者也认为，向英国提供援助“将严重削弱我们目前的国防力量”。国会走得更远，于6月28日决定禁止出售美国陆海军物资，除非武装部队首脑宣布这些物资对美国防务不重要。

　　法国的败降使英国面临直接入侵的威胁，丘吉尔迫切希望美国给予实质性的援助。7月31日，他对罗斯福说：

　　我们不能长期经受目前这样的损失，如果我们得不到强有力的增援，则战争便将由于这个次要的而且容易弥补的因素而遭到失败。

　　他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向英国转让五六十艘旧驱逐舰，而不是以前所说的三四十艘。

　　丘吉尔之所以多次强烈要求美国提供旧驱逐舰，是因为，一方面英国舰队在挪威海战和敦刻尔克之战中损失惨重，而英国在欧战爆发时制订的造舰计划要到1941年才能完成；另一方面为防止德国入侵，英国领海需要大量轻型海上飞机，这也削弱了英国在大西洋为其舰队护航的能力。

　　罗斯福认识到，“联合王国作为一个基地，皇家海军作为一支武装力量，对保卫西半球的重要性”，他决定“用他所能调动的一切力量，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持英国那似乎没有希望的事业”。

　　1940年8月初，美国通过英国驻美大使亨克洛西恩向英国提出：美国同意用50艘旧驱逐舰交换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和百慕大的海空军基地；为防止德军俘虏美国提供的驱逐舰，并利用这些舰只来进攻美国，美国要英国保证，一旦英国战败，其舰队不得投降或自行凿沉，而应转移海外继续作战。

　　8月13日，罗斯福又致函丘吉尔，直接提出上述交换条件。

　　美国提出以基地交换驱逐舰，虽然令英国大为不满，但仍对英国有利，“它标志着美国已从中立国转为非交战国”。因此，英国只好做出让步。

　　8月15日，丘吉尔致函罗斯福，表示同意他提出的条件。于是，英美达成折中方案：英国发表一则表明英国舰队决不投降或自行凿沉的电报；把纽芬兰和百慕大的一些基地租借给美国，而用加勒比海的基地交换驱逐舰。

　　9月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和英国驻美大使亨克洛西恩互换照会，正式达成协议：美国向英国提供50艘旧驱逐舰，同时取得对纽芬兰、百慕大、巴哈马群岛、牙买加、安提瓜、圣卢西亚、特立尼达、英属圭亚那等地8个海空军基地的租借权，为期99年。

　　此交易是美国摆脱中立走向美英结盟迈出的关键性一步。

　　丘吉尔在评价这笔交易时说：

　　毫无疑问，这一发展进程意味着，两个讲英语的伟大民主国家——英帝国和美国，为了相互的共同利益，必将在某些事务中结合起来。

　　在总统竞选期间，罗斯福比较谨慎地处理援助英国的问题，他向国人保证，“在不同本国防务相矛盾的情况下，给予他们所能动用的一切物资援助”。

　　事实上，罗斯福总是以对美国防务有利为由，尽量满足英国的要求。在竞选的最后几天，英国要求美国卖给他们10个师的装备，把交付的飞机由14000架增加到26000架。

　　罗斯福马上表示同意，他宣称，接受这批订货不仅可以刺激美国经济发展，还可以增强美国军工生产的设备能力，而这种设备能力“将在紧急时刻为美国的需要服务”。

　　选举结束后，罗斯福更加明确地表示，要用参战以外的一切方法援助英国。重新当选后的第三天，罗斯福便公开宣布，将把新生产的军需品分给英国一半。

　　为避免因英国船舶损失过多妨碍物资运送，罗斯福还建议由美国制造货船租给英国。根据“现购自运”的原则，英国在源源不断从美国获取所需物资的同时，也陷入财政危机。早在1940年7月，英国财政部官员就向美国提供了英国财政困难的具体数据。至11月底，英国现金储备几乎耗费殆尽，迫切要求美国提供财政援助。12月8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历数英国所处的困境，要求美国提供运输和财政方面的援助。他说：

　　那些已经提交或正在磋商中的订单，已经超过大不列颠手中残存的全部外汇储备若干倍。我们不能再以现金支付船舶和供应品的时候即将到来，我们深信，你们是一定能够找到将来为大西洋两岸的子孙后代赞扬的途径和方法的。

　　这样，美国面临着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要么撤销对英援助，使自己在战略上面临更严重的困境，最终因被迫参战而耗费更多的资财；要么继续向英国提供援助，而不管英国是否有现金支付能力。

　　美国决策者们从未动摇过援助英国的决心，从1940年夏开始，美国财政部一直在寻求解决的办法。罗斯福收到丘吉尔的长信后，与其顾问进行过多次磋商，并在1940年12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租借法的原则做了一般性说明。他说：

　　保卫美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英国成功地保卫它自己；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次重要战争是因缺钱而被打败。美国可以接受英国的订货，并达成某种协议，使英国人在有利于美国防务的基础上使用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并达成谅解。战后我们照样拿回这些东西，而代之以归还实物的君子协定。

　　罗斯福把这种做法比作把花园里的水龙头借给邻居去灭火。12月29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首次公开谴责纳粹德国，抨击国内姑息主义者，声称要尽一切可能援助英国，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

　　在罗斯福的授意下，租借法案先由财政部起草，后经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司法部长、国务卿和国会领袖讨论修改，最后定稿。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在提交国会的年度咨文中，重申了租借法案的原则。1月10日，租借法案被提交国会审议。2月8日，众议院分别通过租借法案。这一法案的正式名称是《增强美国防御法案》，3月11日经罗斯福签署正式生效。该法案规定：

　　当总统认为对美国防务有利时，他可以在他所取得生产所需资金范围内，批准为任何国家的政府生产和采购任何防御物资；授权总统向他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其他方法处理任何国防物资。

　　3月27日，国会又通过70亿美元的租借拨款计划。

　　根据这一法案，美国在战争中向盟国提供了大量战争物资，1941年3月其主要对象是英国，4月扩及中国，9月扩及苏联。自1941年3月至1945年战争结束时，共有38个国家接受了此案所提供的价值近500亿美元的援助。

　　租借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由非交战国向交战国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为英美联盟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丘吉尔对租借法案作了高度评价，称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个转折点”。

　　在努力扩大对英援助的同时，美国还积极调整其军事战略，协调两国的军事合作。

　　1937年12月，美国海军作战计划处主任英格索尔上校访问伦敦，与英国海军作战计划处主任菲利普斯进行秘密会谈。双方讨论了两国海军的造舰计划和在远东的军事合作问题，达成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两国海军联合行动的非正式协议。

　　英方还提出，一旦英国与德国交战，希望美国太平洋舰队保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1938年和1939年上半年，英美海军多次进行秘密接触，进一步交换情报，协商联合作战问题。法国败降后，英美军事合作不断加强。

　　1940年8月，美国派戈姆利海军上将率代表团访英。代表团名义上是为了收集情报，实际上与英方就英国的生存能力、美国对英国援助的方式、美国一旦参战两国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和行动区域的划分，以及两国的情报交换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根据这次会谈的情况，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即“猎犬计划”。

　　斯塔克指出，美国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国的生存，“如果英国对德决定性胜利，我们就能在全球各地取得胜利；如果英国战败，我们将面临严峻的形势，尽管我们不至于到处失败，但很可能到处都不能取胜。”

　　因此，他主张在参战前美国应加速建立西半球的防务，加强美国海军和陆军力量，同时大力援助英国；一旦参战，美国应在大西洋采取攻势行动，而在太平洋则采取守势。

　　斯塔克的主张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的观点不谋而合，也得到罗斯福的默许，成为美国与英国会谈的基本立场。接着，斯塔克电告在伦敦的戈姆利海军上将，邀请英国三军参谋长派代表到华盛顿参加参谋工作会议。

　　12月15日，英国三军参谋人员讨论了英国应当采取的立场，并达成几点共识：欧洲战区是至关重要地区，首先应集中力量打败德国和意大利，然后对付日本，美国应派海军援助欧洲战场；英国要集中兵力在欧洲战场，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主要由美国来保护。

　　1941年1月29日至3月27日，英美参谋人员在华盛顿举行秘密会谈。在长达两个月的会谈中，双方在远东和太平洋问题上分歧较大，争论最激烈。

　　英方认为，远东对英国至关重要，但英国本身无力保卫其远东领土的安全，希望美国派一支增援部队到新加坡。对英国这种既自私又有违反“欧洲第一”战略原则的要求，美国严词拒绝了。

　　最后双方只好各自保留意见。在欧洲和大西洋问题上，双方很快便取得一致意见。会议最后通过了参谋工作会议的报告，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确立“先欧后亚”战略。“鉴于德国是轴心国中的首要成员国，因而大西洋和欧洲地区是决定性战场。美国军队的主要力量将放在该战场，其他战场上美军的作战行动应有利于该战场的行动。

　　如果日本参战，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美国无意加强它在远东的现有军事力量，但是将以最适当的方式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处于进攻状态，以削弱日本的经济力量，并牵制日本用于马来西亚的力量以支援马来要塞的防御。

　　美国准备增加它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的部队，以使英联邦得以抽出必要的部队来增援远东。二是规定了对付轴心国的“主要进攻政策”：以封锁手段对轴心国施加经济压力；持续不断地对德国进行空袭；早日消灭意大利；陆海空军联合对轴心国进行袭击，并展开小规模的进攻；支持中立国、盟国及轴心国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斗争等。

　　三是规定了英国地面部队对轴心国的进攻任务和美国当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任务。此外，还规定了各自的作战区域、组织指挥，并决定互派军事代表团，以交换情报，不断制订行动计划。

　　该计划于5月28日获得美国海军部长的同意，6月2日获得美国陆军部长的同意。罗斯福虽未正式批准，但实际上已经默许。该计划的通过，标志着英美双方“先欧后亚”共同战略的初步确立，这一战略成为以后指导英美两国进行全球联合作战的基本战略。

　　总之，租借法案的通过和英美共同战略即“先欧后亚”战略的确立，标志着英美两国已联结成日益紧密的伙伴。从此，美国实际上在进行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了。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欧战爆发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建立反法西斯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和条件，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建立。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不断扩大，遭受法西斯国家侵略和威胁的各国终于认识到法西斯是它们共同的敌人，于是，它们从战胜法西斯的共同目的出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逐渐走向联合，建立起国际反法西斯联盟。

　　租借法案签订后，美国与英国已事实上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虽然美国尚未直接参战，但是，通过大量包括军事装备在内的物资援助，无疑给在西欧与法西斯德国浴血奋战的英国以巨大鼓舞。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

　　这个重大事件为美英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联结成盟友提供了可能，因为没有任何力量比面临共同的敌人更能使两个不同类型的社会联合起来。

　　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到苏德战争爆发的消息后，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因为他认为，苏联参战后“我们再也不孤单了”。

　　此时，德意法西斯不仅占领了欧洲和北非广大地区，而且企图在击败苏联后回师英国；日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后，积极准备南进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英国意识到，它在亚、非与地中海的广大殖民地和自治领，甚至其本土都受到轴心国的致命威胁。为了对付主要敌人，它急需摆脱孤军奋战的局面，争取与同其唇齿相依的美苏等国相互支援与配合。

　　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当晚发表广播演说，指出：

　　希特勒派兵入侵俄国，只不过是企图入侵不列颠群岛的前奏。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可以在美国的海空军进行干涉以前击败英国。因此，苏联面临的危险就是我们和美国面临的危险。

　　他宣布英国将给苏联以“我们力所能及的、对苏联有益的一切经济和技术援助”。

　　苏德战争前，美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已有所改善，双方在经贸领域的交往增多，1941年1月22日，美国宣布取消对苏联的“道义禁运”。但是，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隔阂，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仍未取得谅解。

　　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德意法西斯一旦夺取欧洲、非洲和中近东，将对美国海外利益构成极大威胁。日本扩大对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侵略并企图南进，既是对美国的势力范围、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严重挑战，也可能导致太平洋战争。

　　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担心苏联过早崩溃会使美英的处境更加不利。因而，它将苏德战场视为美英的第一道重要防线，并从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出发，迅速表示支持苏联抗击德国的侵略。

　　1941年6月23日，副国务卿韦尔斯代表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认为，任何反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任何反希特勒主义的力量的团结，不论其来历如何，都会加速当今德国统治者必然败亡的进程，从而促进我国的国防和安全。今天，希特勒军队是美洲大陆的主要危险。”

　　6月24日，罗斯福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美国准备向苏联提供援助，撤销对原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价值3900万美元的苏联资产的冻结。

　　面对德国背信弃义的侵略，苏联也放弃原有立场，采取新的外交方针，希望与欧美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

　　7月3日，斯大林在《告苏联人民书》中声明，伟大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保卫苏维埃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且要援助那些沦为法西斯侵略者牺牲品的其他各国人民。他还强调指出：

　　我们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定会与欧美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所有维护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奴役和奴役威胁的各国人民的统一战线。

　　这样，苏美英三国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开始向结盟道路迈进。由于英国所受的威胁远远大于美国，因此英国联苏的步子要早于和大于美国。英苏协定就是两国在反法西斯同盟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1941年7月初，英国驻苏大使克里普斯先后与斯大林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会谈，商讨两国协定的基本条款。丘吉尔获知协定草案后致函斯大林，向其表示：

　　我们完全赞成你所提出的关于英苏协议宣言的建议。

　　7月12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克里普斯各自全权代表本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了《英苏关于对德国联合作战的协定》。该协定包括两项条款：

　　两国政府保证，在对希特勒德国作战期间，互相给予一切援助和支持；互相保证，在这次战争中，除非经过双方同意，任何一方既不能谈判也不能签订停战协定或和约。两国政府取得谅解，日后还得用更明细的政治和军事协定来补充本协定。同时，两国开始研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

　　英苏协定表明，英苏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承担了彼此支援和战斗到底的义务。这一协定的签订，是英苏建立盟友关系的标志，为日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与英国相比，美国因受尚未直接参战的制约，联苏的步子迈得较小。虽然罗斯福奉行援苏“慢慢来”的政策，但为掌握有关苏联实际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和苏联在军事援助方面的具体要求，特派他最信任的助手、负责租借援助事务的哈里·霍普金斯出使莫斯科。

　　接到总统指令后，正在英国访问的霍普金斯立即从苏格兰抵达莫斯科。

　　霍普金斯很快受到斯大林的接见。他向斯大林转达了罗斯福总统关于美国“愿意在苏联对德作战中给予援助”的愿望。

　　斯大林也坦率地向他介绍了苏联的危急情况和苏军的迫切需要，并允许霍普金斯到前线考察。通过考察，霍普金斯亲眼看到苏联强大的军事潜力，掌握了苏军在许多地方实施反突击的详情。

　　同时，苏联军民坚定的必胜信念和英勇斗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由此得出结论：苏联不仅能经受住德军的攻击，而且能给德军以沉重的回击。

　　因此，他向斯大林建议，迅速召开美苏英三国会议，讨论决定援助苏联的数量。随后，他分别向罗斯福和丘吉尔详细汇报了莫斯科之行，强调援助苏联对击败德国的重要性。

　　霍普金斯这次访苏是战时美苏关系的转折点。罗斯福听取他的汇报后，最后确定了采取实际措施援助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方针，坚定了美国参加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决心和信心。

　　1941年8月2日，美国通知苏联，决定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将美苏贸易条约规定的有效期延长一年。10天后，美国向苏联派出第一支船队。

　　在这一过程中，美英两国愈发感到有必要修正过去的外交方针，进一步加强两国间在各种国际问题特别是在对苏联关系上的战略合作。经双方商定，最后决定在8月举行美英两国首脑会议，研讨战略合作问题。

　　1941年8月9日，丘吉尔率英国海军上将庞德，在霍普金斯的陪同下，乘坐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抵达纽芬兰的普拉森舍湾的阿金夏港，受到早一天乘“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到达该港的罗斯福总统等一大批军政官员的欢迎。

　　为保密起见，8月初，罗斯福就离开华盛顿去进行一次重要的“钓鱼旅行”，在新英格兰沿海的“波托马克号”游艇上当众垂钓，然后，从那里秘密地驶往纽芬兰。

　　阿金夏会谈为期4天，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与丘吉尔的许多会面中的第一次。

　　8月9日晚，罗斯福在“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举行盛大晚宴，欢迎英国朋友。晚餐中，罗斯福与丘吉尔谈话的主题是：日益增长的日本侵略威胁，拟议联合宣言。

　　次日清晨，罗斯福登上“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两国首脑及军政顾问开始正式会谈。英国要求美国舰队驶入地中海，并希望美国海军扩大为英国船只护航的范围，其中包括德国潜艇大批出没的北大西洋。

　　但是，美国领导人不愿过早直接卷入战争，他们反复强调：“他们的职责在于防卫西半球，因而不愿讨论超过亚速尔、加那利和佛德角群岛、达喀尔、法属摩洛哥和西属摩洛哥以外的任何事情。”

　　美国只答应为英国海上船只护航至冰岛。这是美国作出的唯一具体的军事承诺。

　　直至9月份，德国潜艇在冰岛附近海域袭击美军“格里尔号”驱逐舰时，罗斯福才公开宣布上述承诺。

　　在对日政策上，双方产生很大分歧。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卡多根提出：“美国应明确警告最近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半部的日本，不许进一步侵略，如果日本进攻英国或荷兰的东南亚属地，美国应保证参战。”

　　因为摆脱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束缚需要时间与机会，因而罗斯福不同意英国的建议，只答应与日本继续谈判，希望英国利用日美谈判加强在远东的防务。

　　关于援苏问题，双方很快达成共识。罗斯福原则上同意丘吉尔提出的召开莫斯科会议，与苏联人一起商定军援的建议。

　　这次最高级会议最著名的成果是关于战争目标的声明——《大西洋宪章》。8月12日会议结束时由两国政府首脑签署，正式公布于8月14日。其内容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和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代表首相丘吉尔经过会晤，认为他们两国国策中某些共同原则应该予以宣布。他们对于世界所抱有的一个美好未来局面的希望是以此项政策为根据。

　　1．两国并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

　　2．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改变，两国不愿其实现。

　　3．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欲设法予以恢复。

　　4．两国将努力促使所有国家有国际贸易和获得原料的同等机会。

　　5．两国希望加强世界范围的合作，以提高劳动标准，促进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

　　6．纳粹暴政被最后毁灭后，两国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国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也不虞匮乏的保证。

　　7．在上述环境中，公海上应能自由航行。

　　8．两国相信世界所有各国，无论为实际上或精神上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国际间仍有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军备，在边境以外实施侵略威胁，或有此可能，则未来和平势难保持。

　　两国相信，在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未建立之前，此等国家军备之解除，实属必要。同时，两国当赞助与鼓励其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以减轻爱好和平人民对于军备的沉重负担。

　　在商讨该文件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争论，暴露了美英两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在讨论第四条时，英国要求保护其歧视性的帝国特惠制，而美国则坚持塞进其长期鼓吹的“机会均等”原则。双方各不相让，几成僵局。

　　最后，霍普金斯认为，宪章的宣布与会议本身消息的发表应在同一时候。他担心旷日持久争论下去，无益于大局，遂劝说罗斯福与丘吉尔达成妥协。

　　在讨论第八条时，英国拟制的草案有这样的文字：“两国所寻求的和平，不仅要永远推翻纳粹暴政，而且要通过有效的国际组织，使一切国家与民族获得安居乐业的手段。”

　　但是，罗斯福反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联盟大会。他既不愿激怒国内的孤立主义者，又不愿得罪狂热的国际主义者，因而删去丘吉尔提出的“有效的国际组织”一词，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

　　《大西洋宪章》是一篇反法西斯宣言，它体现出一种道义力量，符合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意愿，几乎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立即接受了它。

　　英国认为，“这八点中每一点都是对轴心国行为的挑战，是它们无法作出有效回答的挑战。”

　　在9月24日召开的伦敦15国同盟会议上，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代表均表示忠于《大西洋宪章》提出的“共同原则”。因此，《大西洋宪章》不仅是美英两国政治联盟的标志，而且是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纲领，成为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但是，大西洋会议和《大西洋宪章》也反映出殖民主义的痕迹，暴露了美英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争夺。在会议期间，两国就未来世界利益划分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

　　罗斯福认为，英国应该把殖民地问题交出来讨论。

　　而丘吉尔却声称，“我当首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

　　该宪章没有明确提出反法西斯斗争参加者以何种方式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也没有确定战后如何保障实现所列各项人民民主权利，没有具体说明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战后的命运。

　　丘吉尔事后在英国下院曾说：“在大西洋会议时，我们心中想的，主要是恢复纳粹奴役下欧洲国家与民族的主权、自治与民族生活，再就是关于它们的疆界可能有必要作出任何变动的指导原则。”由此可以看出，美英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认识问题的出发点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把亚洲、非洲国家排除在它们的“原则”之外。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西洋宪章》仍对动员和鼓舞全世界人民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大西洋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美英两国商定援助苏联抗击德国。两国领导人在听取曾赴莫斯科考察访问、并会见斯大林的霍普金斯汇报后，决定派使团前往莫斯科，把霍普金斯同斯大林进行的仓促会谈继续下去。

　　1941年8月15日，斯大林收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联名电报，其主要内容是：

　　在哈里·霍普金斯先生从莫斯科回来后，我们曾利用研究他的报告的机会，一起商量了我们两国如何能对贵国对纳粹进攻所进行的辉煌保卫战给予最大帮助的问题。我们目前正在合作把你们最迫切需要的供应品最大限度地提供给你们。

　　现在我们必须转而考虑一个较长期的政策，因为在能够取得完全胜利以前，还得经历一段漫长和艰难的路程，如果不取得完全的胜利，那么我们的努力和牺牲都将是白费的。

　　为了使我们大家能就我们的共同资源分配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我们建议，我们准备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我们将派遣一些可以直接和您讨论这些问题的高级代表出席。

　　我们充分认识到，苏联的英勇和坚决的抵抗对打败希特勒主义有着多么巨大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感到，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在制订将来分配我们共同资源的计划这件事情上迅速立即行动起来。

　　斯大林欣然同意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建议，苏美英三国开始积极准备有关事宜。

　　8月28日，丘吉尔内阁决定派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为英国使团团长。美国拟让霍普金斯担任使团团长，后因健康方面的原因，改派哈里曼执行这一使命。因为英国援苏物资很大一部分将要从美国援英物资中划拨，丘吉尔指令比弗布鲁克：“我想请你偕同哈里曼先生前往莫斯科，以便安排对俄国军队的长期供应问题。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援助，即使要我们自己作出重大的牺牲，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为了我们的利益的事。你的任务不仅是协助制订援俄计划，而且要确保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致遭受过大的损耗。”

　　显然，英国政府在援苏问题上坚持3条原则；一是把美国援英的物资转给苏联；二是真诚合作，尽力而为；三是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

　　为向苏联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罗斯福指示陆海军首脑：

　　我认为不仅在当前，而且在苏联继续对轴心国作有效斗争的全部时日里，为它提供一切合理的军火援助，对美国的安全和保障是极端重要的。我确信在拟议中的莫斯科会议上，必须大量地全面地对苏联承担这种性质的义务。

　　从而，他阐明了苏联对德作战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直接相关，由此出发，美国有义务援助苏联。

　　1941年9月15日，美国使团抵达伦敦。为协调双方的政策与目标，美英两国使团利用6天时间，“共同分析了可以提供给苏联的武器和原料的项目单，拟订了《胜利纲领》的生产指标，即制订一个在面临的长期战争中供应各条战线的固定的生产目标”。

　　9月22日，美英使团乘坐英国皇家海军“伦敦号”巡洋舰由斯卡帕湾启程，经由北极圈内的北冰洋前往苏联的阿尔汉格尔斯克。

　　为保证安全，美英采取了许多欺骗措施：美军派出两架轰炸机，搭载使团的一般成员或随员直飞莫斯科，掩盖使团主要成员取道海上的真相；英军不派护卫舰护航，以减少德军飞机的注意等，这些措施收到了预期效果。9月23日，柏林电台就播发了美英两国使团已安全飞抵莫斯科的消息。

　　9月27日下午，“伦敦号”巡洋舰在白海的北德维纳河口抛锚，转乘一艘苏联驱逐舰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受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热烈欢迎。当晚的宴会上，三方共同举杯预祝盟国的团结和法西斯的垮台。

　　次日，美英两国代表团成员分乘4架飞机，在苏联战斗机编队护航下，飞行5个小时，抵达莫斯科。他们一下飞机就立即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受到斯大林、莫洛托夫、前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的接见。

　　会见中，斯大林首先向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介绍了苏联战场的局势。他说：“德国优于我们的地方：在空军实力方面，为3与2之比，在坦克方面，为3或4与1之比；在作战师的数目方面，为320个对280个。”

　　他最后表示最迫切需要的是坦克，其次是反坦克炮、中型轰炸机、高射炮、战斗机和侦察机。关于坦克的具体数量，斯大林透露：“他每月需要2500辆，在此数中，1400辆可以在苏联境内制造出来。但尽管他还需要1100辆坦克，他仍然只想每月从美国和英国取得500辆就满足了，免得被人指责‘胃口太大’。”

　　在第一次会见中，斯大林还同美英使团就苏英两军在乌克兰协同作战、美军使用西伯利亚机场运送援苏物资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9月29日上午，莫洛托夫、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举行正式会谈，决定设立航空、陆军、海军、运输、原料和医药六个三方委员会，分别讨论相关的具体事宜。

　　当日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第二次会见美英使团团长。斯大林对美英提供的援苏物资数量表示不满，他问哈里曼：“为什么像美国这样一个年产5000多万吨钢的国家，每月只能给我1000吨供坦克装甲用的钢板？”他甚至责备道：“你们的少得可怜的许诺清楚地表明是想看到苏联被德国打败！”

　　当美英要求苏联提出需要提供军用物资的正当理由或根据时，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是不会提供这方面的情报的”。

　　几十年来因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产生的不信任与不理解，使会谈一度陷入僵局。然而，这个僵局又一次被美英苏的共同敌人德国打破了。

　　9月30日，德国宣传机构根据他们获取的情报向全世界发表如下新闻：莫斯科会议已陷入僵局并发生争吵，英国人和美国人永远不可能同这些“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有共同的立场。

　　共同的敌人使美苏英三方回到严峻的现实，逐渐建立起信任与理解，缩小他们之间的分歧。

　　当日晚，斯大林在第三次会见美英使团时，提到了德国播发的上述消息，指出，“要由他们三个人来证明戈培尔是个撒谎者”。

　　第三次会谈的气氛比第二次融洽。双方就苏联提出的援苏物资清单逐一讨论研究。斯大林在听完哈里曼关于美英两国准备提供的军用物资的介绍后，表示非常满意，没有提出异议。

　　会谈行将结束时，斯大林建议将莫斯科会谈的结果写成书面协定，在美英使团离开前加以签署。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显得有些为难，因为他们未被本国政府授权签署任何东西。

　　根据美英政府的立场，现行的援苏协议完全是非正式的，但斯大林坚持己见，美英使团团长同意次日与莫洛托夫一起处理这个问题。

　　美英使团对第三次会见斯大林的结果感到满意。

　　哈里曼说，“这次会见是以尽可能最友好的方式结束的。斯大林并未掩饰其热情。我的印象是，他对大不列颠和美国的认真态度完全满意。我离开时感到他同我们一直是坦率的，倘若我们拿出我们所答应拿出的东西，倘若我们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保持下去，那么苏联政府和我们两国政府之间所存在的猜疑就可以完全消除。”

　　比弗布鲁克也称赞斯大林是“一位和善的人”。

　　10月1日，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与他们的使团成员会面，听取六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然后，他们又前去拜会莫洛托夫，了解苏联政府要他们签署的那个协定的内容。

　　最后，他们提出美英两国可以向苏联提供其要求的武器和物资，但不能承担把这些武器和物资送交到苏联港口的义务；如果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物资清单应重新制订。苏联方面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

　　尔后，英美苏三国使团团长分别代表本国在《英国、美国、苏联三国代表会议议定书》上签字。这份文件详细列举了美英援助苏联的70类物资。

　　其中有：飞机、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侦察车等武器装备；战地电话机、海底电缆等通信器材；铝、镍、铜等有色金属及其制品；坦克用装甲板等各种钢材；甲苯、乙烯醇等石化产品；机床、电炉等工业设备；橡胶、黄麻、皮革、羊毛、小麦等农畜产品。这70类物资每月按规定数量送交苏方。

　　这份议定书还有3个附件。

　　第一个附件是，1941年10月至1942年6月苏联海军需要美英援助的装备与物资清单，其中包括：军舰、舰炮、船用柴油机和发动机以及船用潜艇探索器。

　　第二个附件是，1941年10月至1942年6月苏联需要美英援助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清单，共83类。

　　第三个附件是，英国希望从苏联得到的供应品，其中包括：沥青、猪鬃、铬矿、步枪及步枪子弹、生丝或碎丝、木料等27类。

　　这次会议于10月1日结束，苏英美三方都对会议结果表示满意。当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与美英使团全体成员共同庆贺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席间，斯大林对哈里曼说：“战争必须由三国军队会师才能赢得胜利。”

　　10月3日，斯大林分别致函丘吉尔和罗斯福，对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的工作表示满意，感谢美英两国政府对苏联的援助。相信他们“将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保证尽可能迅速和充分地实现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尽管苏联认为这个议定书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协定规定的期限不长，这就使苏联指挥部难以拟定未来的作战计划”。但苏联官方仍然认为：“莫斯科会议对动员各同盟国的资源用以击溃侵略集团，有着巨大意义”。

　　莫斯科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的重要国际会议。

　　苏美英三国代表为实现战胜法西斯的共同目标，首次进行会晤。他们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捐弃前嫌，求同存异，最后达成协议，从而为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奠定了基础。

　　根据三国签订的议定书，自1941年10月至1942年上半年，美英向苏联提供无息贷款，并输送包括4500辆坦克和3600架飞机在内的各类物资150万吨，总值约10亿美元，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艰苦抗战；苏联坚持对德作战和提供大量原料，也为美英争取时间加强战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引起美国群情激愤，普遍要求政府集中力量打败日本。

　　在军界，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呼声最高、影响最大的是远东美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中将和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

　　面对变化了的战争格局，温斯顿·丘吉尔又喜又忧。喜的是美国终于参战了，忧的是他“觉察到有一种重大的危险，即美国可能在太平洋进行对日本的战争，而让我们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

　　他决定再次与罗斯福会谈。12月9日，他致电罗斯福：

　　我们可能根据现实和新的事实去检查全部战争计划，以及生产与分配问题。我觉得这一切事项在最高一级的行政阶层上能够得到最好的解决。再次同你会晤，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快乐，并且愈早愈好。

　　次日，他又焦急地电告罗斯福：

　　我觉得面对着新的不利局势，如果再等待一个月才决定我们的共同行动，那会造成很大的损害。我曾希望于明天夜间启程，但将推迟航行，以待获知你所指定的会晤地点。我对于最后胜利，从来没有感到过有这么大的信心，然而只有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达到胜利。

　　丘吉尔还对哈里曼说：“这场战争是长是短都在美国掌握之中。如果你们以战斗机保卫太平洋地区的每一个城镇，那么这场战争就会长，要打5年。如果你们勇敢一点——让入侵者进来，这有啥关系？——那么这场战争就能在两年内结束。”

　　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在大西洋会议上建立的同盟受到严峻挑战，是继续坚持1941年1月至3月两国共同提出的“先欧后亚”、“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还是把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成为反法西斯同盟能否协调一致共同对敌的关键。

　　12月9日，罗斯福在对日宣战后向全国发表的“炉边谈话”中说：

　　德国和日本是根据一项联合计划来进行其陆海军作战行动的。这项计划把不帮助轴心国家的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当做全体和每个轴心国家的共同敌人。这就是它们简单明确的总战略。所以，美国人民必须认识到，只有类似的总战略才能够与它抗衡。

　　我们期望能消除日本的威胁，但是，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却发现世界其他部分则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去支配，那就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他暗示美国仍将坚持“先欧后亚”战略，把希特勒作为头号敌人。

　　为在新的形势下协调和完善美英两国的战略方针，罗斯福认为也有必要与丘吉尔会晤。他在接到丘吉尔的呼吁后，于12月11日电邀丘吉尔赴华盛顿会面。

　　12月12日，丘吉尔在哈里曼陪同下，率三军高级将领，从苏格兰的格里诺克港乘坐“约克公爵号”新型战列舰，启程赴美参加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两国首脑会谈。

　　之所以选择“阿卡迪亚”作为这次会谈的代号，是因为两国领导人希望这个词所比喻的古希腊田园牧歌式的静谧，将成为他们协调一致的象征。

　　在横渡大西洋的8天中，丘吉尔准备了3份文件作为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这些文件阐明了他对盟国在1942年和1943年作战计划的设想。

　　第一份文件题为《大西洋战场》，主要分析了欧洲、非洲和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形势，提出1942年的主要目标是英美军队占领整个非洲沿岸和从达喀尔到土耳其边界的地中海东部海岸。

　　第二份文件题为《太平洋战场》，谈到了1942年为恢复盟国在太平洋上的控制权所应采取的各项举措。

　　第三份文件题为《在1943年进行的战役》，宣布英美军队将在这一年夏季在德国占领区内最适宜的地方登陆以解放欧洲。

　　这是英国在“先欧后亚”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具体作战行动的设想，清楚地反映了丘吉尔对“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理解，即第一步的行动重点是北非和地中海，同时设法控制太平洋局势；第二步行动的重点是欧洲大陆。

　　因为忙于对付太平洋的危急局势，美国方面对会议的准备不如英国充分。12月20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把所有战区划分为两部分：主要战区——北大西洋战区，其中也包括西欧战区；其他战区——太平洋战区、西非战区、中东战区和近东战区。

　　关于西非战区，备忘录说：该战区在两个方面对美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是它能确保与埃及、波斯湾、远东地区的空中和海上交通线；二是它能防止德国人占领达喀尔，因为其依靠达喀尔将会封锁通往南大西洋的海路和威胁美洲大陆。

　　这个备忘录是美国方面对“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理解。但是，美国没有提出具体的战略行动计划。

　　12月22日黄昏，丘吉尔从弗吉尼亚的汉普顿锚地飞抵华盛顿，被接至白宫下榻。当晚，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会谈，“一致同意打败德国应比对日作战更重要”。

　　在双方三军参谋长的正式会议上，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和斯塔克海军上将代表美国重申“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

　　在1941年2月美英参谋部会谈中，曾一致同意德国是轴心国的首要成员，因而大西洋和欧洲战场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

　　自2月以来已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尽管日本参加了战场，我们的观点仍旧认为打败德国依然是胜利的关键。只要德国被打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就必然会接踵而来。

　　美国的“先欧后亚”立场打消了英国的顾虑。会议的主要议题由丘吉尔担心的应否实施“欧洲第一”上转到了如何实施“欧洲第一”问题上，双方按照这个战略方针开始讨论制订共同的战略行动计划。

　　12月23日下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丘吉尔提出了向北爱尔兰和冰岛部署美军的“磁铁”计划，和英美盟军进攻西北非的“体育家”计划。

　　罗斯福对前者表示赞同，对后者则建议交给参谋人员讨论后再定。但是，美国军方却反对“体育家”计划，马歇尔列举了许多后勤方面的问题，并担心法国维希政府会反抗，那样将使这一行动变得非常危险。一旦初战失利，将对英国人的士气产生很坏的影响。因此，反对实施“体育家”计划。

　　马歇尔的得力助手麦克奈尔中将甚至要求战争计划处的史迪威将军准备诸多理由来说明不应执行“体育家”计划，以防止按英国方案而无谓消耗军事力量。

　　但是，由于美国会前准备不充分，没有一套具体战略行动方案，所以阿卡迪亚会议只讨论和制订了共同的总作战计划，没有决定在1942年实施北非登陆作战，只是“责成比弗布鲁克和霍普金斯搜罗船只，并在尽早的可能日期研究‘超级体育家’计划”。

　　阿卡迪亚会议根据“先欧后亚”战略方针，制订并通过了盟军联合战略计划，其基本原则是形成和紧缩对德国统治下领土的包围圈。

　　这个包围圈的范围大体上是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黑海，经过安纳托尼亚，再同地中海北岸和欧洲大陆的西海岸连接起来。主要目标就是加强这个包围圈，把缺口堵起来，办法是支撑俄罗斯战场，武装和支援土耳其，增强它们在中东的力量，以及占领整个北非的海岸，以防德国突然进攻波斯湾和西非海岸或其他地区。

　　阿卡迪亚会议通过的这个战略计划，是英国从前关于“在轴心国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防御圈比进攻行动更为重要”的战略思想的具体化，而又为美国所赞同。它表明美英两国在军事行动上开始协调起来。

　　在联盟作战中，仅有统一的战略方针和战略计划是不够的，阿卡迪亚会议完成的另一重大事情就是，解决了联盟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

　　1941年12月25日下午，马歇尔指出：“我深深感到最重要的事情是指挥统一问题。我认为必须由一个人来统率整个战区——包括海、陆、空三方面。我们不能单靠合作来用兵。人的缺点就是这样严重。他往往特别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划出一部分交给别人去指挥。如果我们现在制订一个统一指挥的计划。我们的麻烦十有八九就会解决了。”

　　马歇尔建议，美、英、荷、澳四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统一指挥机构，丘吉尔初时坚决反对，称太平洋地区的盟军过于分散，不可能由一个人进行有效的指挥。

　　罗斯福首先赞同这一建议，为征得丘吉尔的同意和支持，他力荐英国上将韦维尔担任从孟加拉湾到澳大利亚战区最高司令官，统一指挥在这一战区作战的美、英、荷、澳四国军队。丘吉尔立即改变主意，欣然表示同意。

　　统一指挥原则的确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盟作战的重要措施。随着战争的发展，盟军在各战区都任命了最高指挥官，有力地协调了各盟国军队的作战行动，保证了联盟作战的胜利。

　　阿卡迪亚会议还决定设立一个盟军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指挥各战区的作战。

　　12月29日，出席阿卡迪亚会议的美英三军参谋长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指挥系统大纲，建议现存的盟国各战区作战指挥机构：“一是，不论最高指挥官作出何种建议，他都要电告伦敦和华盛顿两地的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二是，伦敦的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要马上发电给驻华盛顿的英国代表团，表明他们是否将对电报提出意见。”

　　美英三军参谋长的这份大纲，并未提出成立专设的联合统帅机构。

　　罗斯福认为，联盟作战需要有一个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于是在这份大纲上批示：

　　建议为此目的在华盛顿成立一个专设机构：

　　三位美国代表、三位英国代表；为磋商和咨询起见，增加一位澳大利亚代表、一位新西兰代表和一位荷兰代表；

　　这个机构后来定名为联合参谋长会议，它在美英两国首脑监督下，指导盟军的作战，以两个民族从未有过的谅解和效率发挥着作用。

　　如果说，统一指挥原则保证了各战区的联盟作战顺利进行，那么这个机构的设立则保证了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战场的胜利作战。难怪丘吉尔和马歇尔两人都认为这个决定是阿卡迪亚会议最有价值和最有持久意义的结果。

　　此外，阿卡迪亚会议还决定成立军人分配部和战时生产部等美英联合机构。

　　阿卡迪亚会议于1942年1月14日结束，这次会议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和美国正式参战的形势下召开的。在几个战场并存的情况下，会议统一了美英两国关于“欧洲第一”和“德国第一”的思想，坚持和完善了“先欧后亚”战略方针。

　　两国首脑从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出发，求同存异，密切配合，进一步巩固了美英联盟。会议决定设置的军事机构和采取的其他措施，为盟军的密切协同和反法西斯战争中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保障。

　　德意日为协调一致行动，1941年12月11日签订对美英共同作战的协定，承担在无相互全面谅解的条件下不得与美英停战或媾和的义务，同时德意宣布对美英开战。美英被迫分别对德意和日本宣战。

　　接着，轴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对美宣战。而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西兰、南非联盟、哥斯达黎加、古巴、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和波兰政府向日本宣战。

　　中国则向德意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了最大规模。全世界遭受法西斯侵略及其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强烈要求组建强大的国际联盟，共同抗击法西斯。面对新的战争形势，罗斯福考虑将所有同德意日进行战争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同盟，通力合作，打败法西斯。12月24日，罗斯福向丘吉尔就成立一个大同盟交换了意见。丘吉尔早在大西洋会议上就建议成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只是由于当时美国尚未直接参战而未实现。

　　罗斯福不肯答应，只同意“建立一个更广泛和更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代替“国际组织”。这次，罗斯福提出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丘吉尔欣然表示同意。他说：就这个问题“在原则上、在感情上以及确实在文字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大同盟的成立宣言草案是罗斯福拟定的，最初叫《协约国家宣言》。后来为有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集团，罗斯福从拜伦《蔡尔德·哈罗德游记》一诗中，借用了“联合国”一词，称之为《联合国家宣言》。

　　12月25日，《联合国家宣言》草案正式提出，送交有关国家讨论。内容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加拿大自治领、澳大利亚联邦、新西兰自治领、南非联邦、比利时、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等国政府，赞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大不列颠首相于1941年8月14日所发布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里面所载的宗旨和原则的共同纲领。

　　深信所有这些政府取得彻底的全球性胜利，不但在各自的国内，而且在全世界，对保卫和维护生命、自由和独立以及人类自由、正义和社会保障的正当潜力，都是不可缺少的。

　　他们现在进行的斗争就是共同保卫一切地方的人类尊严，以抗击力图征服全世界的凶恶和野蛮的力量，兹宣布：

　　一、每个政府保证动用它的全部资源，以抗击轴心国的侵略力量，而且继续动用这种资源直至最终击败这种力量。二、每个政府应向参加本《联合国家宣言》的其他政府保证在作战行动和资源使用方面进行完全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三、每个政府保证对共同的敌人或其中任何一个敌人继续作战，而不同他们单独媾和。凡愿意加入《联合国家宣言》的其他各国政府均特此准予加入之。

　　草案文本拟出后，美国、英国、苏联三国进行了磋商研究，提出了各自的修改意见。

　　苏联政府鉴于自己没有参加对日本的战争，而且还同日本保持着和平关系，不能在一份明确写有保证共同打败轴心国的文件上签字，所以建议修改宣言的一些用词，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来代替战胜“轴心国”的字眼。

　　苏联方面解释道：在他们国内，“希特勒主义”包括“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

　　美英两国理解苏联政府保持苏日和平关系的政策，接受苏联的意见，对宣言做了较大修改，将原来文本上的第一条修改为：“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与各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国成员及其仆从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

　　删去了原文本中的第二条，把最后一段改为：“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资上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得加入上述宣言。”

　　这种巧妙而灵活的修改，既照顾到了当时苏日之间的特殊关系，又没有损害反法西斯同盟纲领的原则。

　　英国建议在宣言中加进“当局”两字，以便可以让像“自由法国”这样的组织参加到宣言中来。

　　但是，美国开始表示反对。美国国务卿赫尔还想通过某种方式同维希政权打交道，所以不同意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加入宣言。霍普金斯也认为，“眼下不应当把自由法国包括进去”。

　　后来，丘吉尔说服了罗斯福，同意加进“当局”两字，但是，又遭苏联反对。李维诺夫虽不像赫尔那样，因反对“自由法国”加入而不同意加进“当局”两字，但却强调任何一个苏联驻外大使都无权不经本国外交部批准擅自同意在一个国际文件中做任何改动。

　　尽管丘吉尔竭力解释这种要加的东西无关宗旨，但是李维诺夫坚决不同意，他要待国内批准再定。由于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急于将宣言马上发布出去，来不及打电报与苏联政府商量，遂放弃了加进“当局”两字的主张。

　　关于印度能否加入宣言问题，英国内部曾发生争论。按内阁意见，不同意印度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加入宣言。这个主张遭到了前印度总督哈里法克斯勋爵的反对，他认为，把那个尚未被授予自治领地位的国家排除在外，将是一个错误。

　　最后，英国战时内阁做了让步，同意印度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自治领一起列为宣言签字国。

　　宣言草案文本有关签字国的排名先后次序是美国为首，其次是英国，接下来是英国的各自治领，跟着才是按字母先后次序排列的其他同盟国，苏联放在最后。

　　霍普金斯根据各同盟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建议修改排名先后次序，“把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提到同我国和联合王国的并列地位；区别的方法可以是，那些在自己的国土上积极作战的国家为一类，另外则是已经被轴心国征服了的国家。”

　　丘吉尔则“坚持英国各自治领必须紧接大不列颠之后，一起列入签字国名单上”，反对因按字母次序而同英国分开。

　　但是，罗斯福接受了霍普金斯的建议，并说服丘吉尔做出让步，最后由他亲自排出签字国的次序：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这4个国家之后的其他各国包括已经宣战的拉丁美洲各国则按字母顺序排列。

　　修改稿完成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2月27日分批会见了各同盟国驻华盛顿大使，向他们介绍了宣言的内容。同时，用急电把宣言发给各同盟国的政府，请这些政府正式授权他们驻华盛顿的代表签署这项文件。

　　1942年1月1日，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宋子文聚集在白宫罗斯福的书房内，分别代表各自国家签署了这个庄严的宣言。次日，其余22个同盟国在美国国务院按国名英文字母顺序依次签字。至此，《联合国家宣言》诞生。

　　《联合国家宣言》的签订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它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

　　首先，它体现了“目标原则”。26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撇开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的分歧签署一个共同宣言，就是因为它们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战胜法西斯是它们的共同目标，各国参加联盟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战胜法西斯，而成立联盟的目的就在于使这一目标顺利实现。没有共同的目标，则联盟无任何基础。

　　其次，它体现了“共存原则”。联盟的巩固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个战争共同体的某个国家是否在战争中媾和。因为，引诱对方联盟的成员国单独媾和是政治行为者十分注意的一个战略决策。

　　因此，《联合国家宣言》规定签字国不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和和约，这就使当事各方对实现战胜法西斯这一目标作出了具体保证。

　　由于把这项承诺写入条约，使这一努力获得一定的合法性，各方才有更大可能去追求这些目标。因为联盟的建立赋予缔约国以新的地位，使他们很难相互背信弃义，否则就会因不守信用而背上欺世盗名的恶名。因此，“共存原则”是加强联盟或联合的内部力量。

　　第三，它体现了“灵活原则”。参加某一联盟的各成员国从各自的国家利益认识问题，势必产生矛盾与斗争。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说：“俄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而英国和美国则不是，也不打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但是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我们为了共同的安全和正当的利益而制订出良好的计划。”

　　《联合国家宣言》的倡议者与制订者为了“共同的目标”，在制订宣言过程中，采取了灵活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把反法西斯国家团结在一面旗帜下，集中各同盟国的一切力量去战胜德意日。

　　《联合国家宣言》把26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肤色的国家集合在打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和旗帜下，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形成，实现了一切反法西斯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大联合，大大加强了反法西斯的力量，为反法西斯国家扭转被动局面，进而夺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除美英苏外，中国等世界许多国家也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不仅牵制大量日军，有力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而且还积极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

　　在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着眼世界战略全局，发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共两党立即做出反应，主张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并成立正式同盟，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1941年12月9日，中国领导人还致电美英苏三国首脑，建议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协调各国作战。

　　无疑，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因而，中国同美英苏一道率先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这既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要地位与作用的体现，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所作贡献的肯定。

目录

大上海保卫战

日军策划“虹桥机场”事件

日海陆空三军攻陷上海

平型关伏击战

毛泽东预见中国抗战局势

八路军打击猖狂侵华日军

蒋介石发报祝贺首次大捷

徐州会战

日本侵略军策划进攻徐州

李宗仁避强击弱初见成效

张自忠精忠报国三援临沂

王铭章抵御日军献身滕县

台儿庄血战挫日军威风

蒋介石炸黄河挡侵略日军

德军闪击波兰

德国制造“格莱维茨事件”

纳粹军队入侵波兰国土

英法口头承诺宣而不战

波兰孤军奋战一败涂地

苏联军队突然开进波兰

苏德政府联合瓜分波兰

敦刻尔克战役

德军突破联军防线轻取色当

法军临阵换将贻误战机

德军元首下令停止前进

英法突出重围有序撤退

季赫温防御战役

法西斯向季赫温发起进攻

苏军粉碎德军的侵略计划

斯摩棱斯克战役

苏军攻克罗斯拉夫尔

斯摩棱斯克获得解放

波罗的海战役

苏联大本营实施进攻战役

苏军攻占波洛茨克防御枢纽

德第十八集团军全线溃退

布达佩斯战役

苏联红军攻克布达佩斯

匈牙利全境获得彻底解放

大上海保卫战

日军策划“虹桥机场”事件

　　1937年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虽说已到17时，但夏日的傍晚仍然明朗。

　　突然，一辆摩托车直冲机场大门而来。任凭卫兵如何阻拦，那人却毫无顾忌，没有一点减速的意思。“叭！”一声枪响，那骑在摩托上的人被击毙，栽下车来。摩托上的人叫大山勇夫，从他口袋里的名片看，是日本海空战陆队的军曹。奇怪的是，冲机场的就他一个人，并没有别的部队跟来。

　　这其实是一个信号。卢沟桥事变不过月余，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即将再次面临战争的考验。

　　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最大的工商城市和贸易港口，又是世界的金融贸易中心和国际都市，同时也是世界第五大军港。优良的港口条件和京沪、沪杭铁路的交会点，使上海成为通往中国内地的陆上枢纽和水上咽喉，成为当时首都南京的东部门户。因此，上海便成了日本所必攻战略要地。

　　自1932年“一·二八”事变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起，日本就在上海虹口和杨树浦一带驻军，建立了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至“七·七”事变前，日军已在其控制的地区，建立了据点、登陆码头和补给点。在沪驻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另有海军第三舰队。

　　全面侵华开始后，在日本陆军大举进攻华北的同时，海军就积极准备把战争扩大到上海地区。

　　1937年7月12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就制定了对华作战的秘密计划，确定第一阶段配合陆军进行华北作战，第二阶段在陆军配合下进行上海作战，并进而把战争扩展到华中和华南。

　　7月16日，驻上海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发现军令部的上述意图后，立即上书东京陈述《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他认为，“要想用武力打开中日关系的现状，只有惩罚中国，使中国中央势力屈服。”

　　他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这一时期，上海日军屡次以汽车载武装官兵，向江湾侦察示威，并常以部队在沪西一带施行夜间演习，一再挑衅。

　　7月20日，日军海军陆战队本田参谋长无理要求中国飞机停止在上海上空飞行，被严词拒绝。7月28日，日本当局下令撤退长江沿岸的日侨。8月8日，又要求第三舰队做好开战准备。9日就发生了大山勇夫驱车冲进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被击毙的事件。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日方佯许由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实则为大举增兵调舰争取时间。8月10日，日本陆海军紧急磋商，向上海派兵，并得到内阁的同意。截至8月11日止，日军海陆军集结上海的情况如下：

　　军舰，除原泊于淞沪的日舰外，新到的有二等巡洋舰“川内”、“由良”、“名取”、“鬼怒”4艘，均为5200吨，每舰定员480人；新式一等驱逐舰“时雨”、“白露”、“夕暮”、“有明”、“初霜”、“子日”、“若叶”、“初春”8艘，均为1368吨，每舰定员200人。以上各舰均于8月11日前后陆续抵沪，并搭载陆战队3000余人，在沪滨登陆，加上原在上海的军舰共有30艘。

　　特别陆战队兵力，前此驻沪陆战队合由汉口下驶者约3000人，新由各舰队开到约3000余人，各舰抽调可能数1600多人，在乡军人会3700余人。

　　8月13日9时，日本内阁会议正式确认了派兵上海的方针，并批准了陆军省的派兵案。日本陆军省计划动员30万兵力和8．7万马匹，并先向上海和青岛各派2个师。

　　当天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间同中国驻军发生武装冲突。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命令所部向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中国驻军当即予以猛烈还击。“八·一三”事变由此爆发，淞沪抗战从此开始。

　　“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即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

　　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宣告：

　　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同一天，日本海军还派海军航空兵轰炸了华中地区的杭州、南京和南昌等城市。当日晚，日本内阁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内阁成员要求进行全面对华战争，迅速建立战时体制，正式对华宣战。

　　8月15日，日本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声称：

　　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如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日本政府还声称，此举是为了“消灭类如此次事变所由发生之根源，并达到日、‘满’、华三国融合和提携”之目的。这个声明，“把处理事变的目的，从解决局部事件扩大到全面地、根本地处理调整日华关系。”它表明日本政府即使进行“全面战争也在所不辞”。

　　这一天，日陆军参谋部还下令实行第三次动员，并下令组建了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要求其迅速开赴上海作战。8月18日，天皇裕仁召见陆海军两总长，提出了重点用兵、迅速结束战争的方针。

　　陆海军省、部之间经过协商，决定陆军以华北为主战场，海军以华中为主战场，并对沿海实行封锁，切断中国的对外经济联系。

　　8月下旬，日本从国内抽调的增援部队相继运抵华北和上海前线，并开始投入当地的作战。

　　8月24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以天皇在第七十二届临时议会开幕式上的敕语代替宣战诏书。

　　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在讨论施政方针时，鉴于战争已由华北扩展到了华中，遂决定将“华北事变”正式改称“中国事变”，并于同日宣布。至此，中日战争已在华北和华中战场全面展开。

　　9月13日，日本政府发表《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要纲》，鼓吹要打开“中国事变”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关键在于实现“举国一致”。

　　10月12日，在内阁参与下，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央联盟在东京成立，会长由海军上将有马良橘担任。该联盟在日本各道、府、县以下，均设有分支机构，由各级行政长官兼任会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此外，近卫内阁为了加强对全国新闻、出版、文艺、言论等舆论的控制，还将内阁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

日海陆空三军攻陷上海

　　黄浦江上，日本的巡逻艇和军舰明显地多起来了。上海虹桥机场、杭州筑桥机场上空，不时会出现日军的侦察机。大批日军从日本本土向上海调运、结集。上海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苏州，留园，这是一座久负盛名的江南名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果说苏州的园林是全国最著名的景观之一，那么，留园就是苏州园林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大名鼎鼎的清朝买办盛宣怀为后人留下的这座名园，亭台水榭，曲径通幽，花木鸟鱼，美不胜收。

　　如今，留园的大门口却多了一块招牌“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八一三”淞泸会战之前，没人知道它究竟是干什么的。

　　原来，这是淞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秘密工作班子的所在地。“一·二八”事变以后，上海几乎没有什么防守，市区只有一个保安团，维持治安而已。张治中预料，日本决不会放弃上海，上海还会掀起更大规模的战争。

　　张治中研究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的多次惨痛教训，他把中国对付日军的形式分为3种：第一种，是“他打我，我不还手”，“九一八”事变便是；第二种，是“他打我，我才还手”，“一二八”事变、喜峰口战役都是；第三种，是“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先发制人”或叫“先下手为强”。

　　对眼下迫在眉睫的新的淞沪战争，张治中认为一定要采取第三种策略。他把这个意思电告南京政府，得到的答复是：“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七七”事变，证明张治中的忧虑绝非杞人忧天。7月8日，他便从青岛疗养地急返南京，部署强化上海周围兵力配备。虹桥机场事件，促使张治中作好迅速进入战争状态的准备。

　　8月11日晚，南京统帅部电示，将全军进至上海附近。一夜之间，吴淞、江湾、南翔等上海外围重镇以及上海市区，立即布满了军队。淞沪警备司令部也从苏州移到上海南翔。

　　12日一大早，上海市民从睡梦中醒来一看，遍地都是抗日将士。人们惊喜交集，奔走相告，这些兵是哪来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13日拂晓南京统帅部来电却是“不得进攻”。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列强驻上海的外交团与南京交涉，希望上海改为不设防城市——自由口岸。此举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战争迫在眉睫关头来了。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们与日本之间是否达成过什么默契。

　　此时，日军已将其主力一部分部署于虹口附近，一部分则分布于杨树浦和沪西各纱厂。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认为中日上海决战不可避免，遂决定成立第三战区，由冯玉祥任司令官，担任江苏与浙江两省的防务，其作战指导方针：

　　应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之目的。

　　国民政府还在此前后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密令驻京沪沿线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集结于上海外围地区；令驻嘉兴的独立第二十旅、驻蚌埠的第五十六师和驻武汉的第九十八师等部，到吴县（苏州）一带集结待命。同时，将海军和空军部队向淞沪地区集中，并令海军阻塞长江江阴水道，拆除江阴以下航行标志。

　　8月13日下午，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在孙元良将军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抢占了从北火车站到江湾一带的阵地。只见大街上筑起了一个个坚固的街垒，将士们进入战争状态。

　　日军也不甘落后。他们在中国守军抢占阵地同时，也在构筑从虹口到北四川路一带的阵地。

　　八字桥，是上海外围的交通要塞，关系战役成败的重要据点。中、日双方为争夺八字桥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16时，停泊在吴淞口外的军舰突然向闸北一带用重炮猛轰。顷刻间，闸北一带破旧的民房一片片地倒塌，硝烟带来的是一堆堆的瓦砾和人们的哭叫声。

　　“八一三”淞沪战争的序幕拉开了。

　　消息传到南京，南京军委会命令：

　　1．京沪警备军改编为第九集团军，以张治中为总司令，14日向虹口、杨树浦一带发起总攻。

　　2．江浙边区军改编为第八集团军，以张发奎为总司令。

　　3．空军协同陆军作战。

　　扬州机场。

　　这是个设备简陋的军用机场，没有住房，没有床铺、桌椅，连棉被褥子都没有。飞行员们只好住在西门外一座小土地庙里。好在8月份天气炎热，大伙就睡在地上。

　　8月13日午夜，蒋介石亲自从南京打来电话：“在长江中的日本50艘军舰和轮船，正在向东逃跑。你们大队立即带上炸弹，于拂晓前出动追击，加以歼灭……”

　　听说要出征，大伙情绪高昂。他们顾不上一天的劳累，很快钻进了座舱。不一会儿，18架美制“霍克”式轰炸机，各载500磅炸弹升空了。

　　江阴一过，就可看到长江内的日舰都已逃跑。突然，发现有一艘日舰停在吴淞口东面的白龙港口。长机下达了改变队形命令，队伍变形后的驱逐机立即向下垂直俯冲投弹，那艘日舰立即被炸得无影无踪。

　　日军决计报复。14日上午，9架日军轰炸机突然袭击杭州笕桥机场。

　　高志航，这位技术高超的东北汉子，眼看日机来袭，心急如火。他顾不上刚执行完任务的劳累，迅速率领着他的第四大队立即起飞。这番周旋，旗开得胜，击落日机共6架。

　　这批日机是从台湾新竹日本木更津海军航空队出发的。木更津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精锐，自视是不可战胜的。笕桥上空日军败北，木更津航空队长气得跳脚。

　　15日，木更津又来报复。中国空军又狠狠教训了他们，分队长一口气就击落日机4架。

　　此时，蒋介石深知淞沪之战非同一般，如果战败，南京就很难守卫。所以，早在1936年年底，他就开始着手上海一带的防务。

　　为此，他不惜血本，把自己嫡系部队的精华，调到了上海附近，随时准备预防不测。一旦战争开始，他又千方百计要把战局的指挥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张治中是最早进入战争准备的指挥官，情况熟悉。可是，一进入战局，他的手脚就被捆住。张治中主张先发制敌，13日拂晓接到的还是不得进攻的命令，只好眼睁睁坐失良机。

　　8月14日，张治中终于接到对日军展开进攻的命令。曾参加过“一·二八”抗战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在张治中指挥下，对虹口和杨树浦一带的日军发起进攻。其攻击重点最初指向虹口，后改向公大纱厂。经数日苦战，日军于16日退守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强固据点。由于日军凭借钢筋水泥工事顽抗，又有江面舰队炮火支援，中国军队屡攻不克，伤亡严重。

　　8月18日，张治中又接到命令，再次“暂停攻击”。张治中为此大伤脑筋。尽管行动一再受困，但他一有机会，就命令部队狠狠出击。

　　他的上司——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曾经到南翔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部视察，司令部里找不到张治中，却发现他在弹火纷飞的战壕里督战，不由嗔怪他：“你是这方面的最高司令官，不能冒这个险。”

　　但张治中总不顾这些。在位一个月，没有吃过一餐太平饭，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眼睛总是红红的，喉咙老是嘶哑着。

　　8月23日晨，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所属第三师和第十一师分别在吴淞附近和川沙镇一带登陆，企图威胁中国军队的侧翼。由于沿江守备兵力薄弱，日军很快突破了江防阵地，抢占了一些要点，其后续部队正在增加中。

　　前线告急的电话铃声惊醒了张治中：“狮子林、川沙口发现兵力不明的敌人登陆。”

　　接到报告，他当即指示：“不惜任何代价死守，我立即调兵增援。”

　　日军利用汉奸，到处剪断中国守军的电话线路。电话不通了，张治中立即驱车赶往江湾。天上日军飞机在扫射，车子中途不得不停下来。张治中心如火燎，索性徒步走起来。一个传令兵骑自行车追上来，下车敬礼。他二话不说，蹬上这辆自行车就走。就这样，赶到江湾后，抽调第十一师、第九十八师、第五十一师增援罗店。

　　第十一师师长彭善提出，日军飞机炸得那么厉害，怎么走呢？张治中严厉训斥：“我能从南翔一路冒着轰炸走到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吗？”

　　张治中的调兵十分及时，多股部队在罗店一带集结。罗店争夺战打响了，这场战斗打了整整10天，打得十分艰苦。

　　日军火力十分强大，空中、地面形成立体战局。中国守军全靠地面力量，罗店守军第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被炸伤，旅长蔡炳炎及团长、营长多人阵亡，罗店一度失守。第十四师火速增援罗店后，以两个团的兵力形成了对罗店的包抄之势，但要拿下罗店却还欠火候。

　　王耀武统率的第五十一师派出两个团兵力增援。部队急行军到达罗店附近接替第十一师部分阵地后，3天之内构筑好全部防御工事。

　　29日，团长邱维达下令强攻。营长胡豪率领两个加强连如猛虎下山，一举突破南侧日军阵地，打开一道200米的口子，部队立即蜂拥而入。睡梦中的日军不及防范，仓促应战。中国军队外围高射机枪和阵地机枪形成交叉火力网，发挥了巨大威力。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激战，罗店日军溃退。

　　为协调全面战局，张治中又急忙赶往太仓、嘉定，要和刘和鼎、罗卓英两位将军商量有关事宜。日军飞机一路轰炸，张治中只得先到嘉定。

　　只见罗卓英一脸奇怪的神色：“张总司令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罗卓英的第十八军本来属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指挥，总司令前来视察是理所当然的事。面对这种神色，张治中十分不解。一打听，方知第十八军已划归第十五集团军，陈诚刚被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陈诚的履新，连他张治中都不知道。南京统帅部这么做，使张治中十分难堪。张治中只好怏怏而归。刚一回来，接到电话，说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蒋介石跟前的红人顾祝同到了苏州。

　　与南京已经多日失去联络，张治中正想向上司汇报，便一口气赶到苏州。还没见到顾祝同，他就先打电话给蒋介石。

　　蒋：你在哪里？

　　张：在苏州。

　　蒋：为什么到苏州？

　　张：为了左翼作战，到嘉定会罗卓英，听说顾墨三（顾祝同字墨三）到苏州来了，所以同他商量问题。

　　蒋：为什么商量？两天找不到你，跑到后方来了？

　　张：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也不知道他已划归第十五集团军陈辞修（陈诚字辞修）指挥了！委员长应该怎么办？我是到苏州与顾墨三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

　　蒋：你究竟怎么样？还问我怎么样？

　　“叭”的一声，电话一摔，断了。

　　张治中感到莫大的委屈。他自信对整个战局的部署没有失误，但统帅部一连三次叫他停止进攻。

　　总攻开始后，只有陆军，没有空军配合。现在整个战区兵力部署变动，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这种委屈，张治中无论如何无法忍受。此刻，他的心彻底凉了。

　　不久，张治中请求辞职。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辞呈，命朱绍良来接替他，并把顾祝同调来代表蒋本人指挥整个战局。

　　蒋介石重新调整了上海兵力部署后，亲自到上海，与顾祝同、白崇禧商定，从南翔、真如一带突破，迫使日军入海。第二十一集团军按部署进入作战。

　　10月上旬，日上海派遣军按照日陆军参谋部以10月为期，击败上海周围中国军队的指令，集中5个师的兵力，以大场为主攻方向，向蕰藻浜南岸发动进攻。

　　10月7日，日军主力强渡蕰藻浜，突入蕰藻浜南岸中国阵地，并继续向大场正面进攻。中国军队以大场为中心，在蕰藻浜两岸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直至18日。

　　10月21日，第三战区决定乘日军攻击疲惫之际，指挥新到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及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十八师等部，分三路向蕰藻浜两岸的日军实施反击。适逢日军主力向中国守军进攻，于是演成一场激烈的遭遇战。经3日苦战，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中国守军反攻受挫后，日军攻势更猛，26日占领大场，并继续南攻。中国中央作战军侧翼受到威胁，乃放弃北站、江湾一线阵地，退守苏州河南岸。

　　严峻的现实告诫人们，再硬拼下去损失会更大。顾祝同向第八十八师孙元良师长传达蒋介石的指令，要第八十八师坚守闸北，以拖延时间，争取11月初国际联盟政治解决中国战局问题。第八十八师选定一个团的精兵担当此任。

　　20世纪30年代，上海是远东的金融中心。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指挥部就设在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大银行联营的仓库里。

　　在这里，孙元良向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一营营长杨瑞符下达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谢晋元很骄傲地接受了这个命令。四行仓库成了800孤军死守上海的最后堡垒。

　　四行仓库大楼在苏州河畔，它是一座钢筋水泥的7层楼房。仓库东南是租界，西北已被日军占领。这个团，名义上有800人，实际上只有450余人。部队在窗口堆好沙袋，楼顶架上高射机枪。

　　为死守据点，谢晋元带头写遗嘱，用自己必死的决心感召部下。他还写下诗作自励：

　　勇敢杀敌八百兵，

　　抗敌豪情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

　　说到倭奴气不平。

　　10月28日，两名日军偷爬仓库大楼。谢晋元眼明手快，一个箭步上前，一手卡死其中一个，又一拳把另一日军打落在地。

　　突然，一个女青年出现在他的面前。她叫杨慧敏，是上海市商会的女童子军。她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四行仓库，送来一面国旗。

　　几天前，杨慧敏就有这个念头。她看到大楼三面不是太阳旗，就是米字旗，便心生一计，一定要让四行仓库上飘扬一面中国国旗，以鼓舞上海的人心。于是，她脱下制服，把一面大国旗紧紧缠在身上，再穿上制服，冒着枪炮，慢慢爬到仓库东侧楼下。

　　朦胧的灯光下，壮士们激动得热泪盈眶。谢晋元握着杨慧敏的手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止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勇敢精神。”

　　东方刚露鱼肚白，壮士们用两根竹竿连接成旗杆。顶楼平面上，他们庄严地向国旗敬礼。虽然没有音乐，没有礼仪，但气氛悲壮肃穆。国旗升起来了，苏州河畔站满了人，他们都在向四行仓库顶上迎着朝阳飘扬的国旗招手欢呼。

　　30日，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用电话向谢晋元转达撤退命令。在机枪掩护下，壮士们冲出大楼，退入租界，谢晋元最后一个离开。

　　11月5日，正当中国军队与日军苦战之时，日军第十集团军由柳门平助指挥，在上海以南的杭州湾金山卫一带登陆。

　　由于担任沿海警戒的只有中国第六十三师的少数部队，前沿阵地很快被日军攻破。日军登陆成功后，乘胜向松江攻击前进。

　　中国第三战区急调第六十七军等部7个师阻击日军，未能奏效。

　　11月8日，日军渡过黄浦江，进到松江附近，切断了沪杭铁路，中国军队面临着被围歼的困境。在此情况下，中国第三战区于当日夜下令放弃上海，向吴福线（苏州至福山）和乍（浦）平（湖）嘉（兴）线转移。至11日夜，上海守军撤退完毕，12日上海市区沦陷。

　　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军溃不成军。南京暴露在日军面前。

　　12月6日，眼看南京守不住了。蒋介石的车队缓缓离开南京，准备移居重庆。

　　一周后的12月13日，南京终于沦陷于日军铁蹄，令世界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开始了，30万人惨遭屠杀。

平型关伏击战

毛泽东预见中国抗战局势

　　自从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全国战局十分混乱。在华北战场，素有“华北屋脊”之称的山西自然也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实施两翼迂回、中央突破的攻击战略，就是要首先突破华北西部的山地。抢占华北屋脊，掌握主动权。

　　但是，第二战区的国民党军队消极防御，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山西境内，到处可以看到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

　　有的部队一路撤一路抢，沿途的村庄被洗劫，集市冷冷清清、无人问津。逃难的乡亲拖儿带女、三五成群，在公路上奔走。初秋时分，地里已经是一片荒凉了……

　　日军夺取平津后，沿交通要道长驱直入，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华北战场形势危急。

　　1937年8月6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第一次最高国防会议。周恩来和朱德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对华北的防御做出了具体部署。

　　针对日本军队对华北地区和淞沪地区展开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危急形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8月15日下达了总动员令。

　　20日，正式确定抗日的战略方针，并把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其中，在晋、察、绥3省设立第二战区，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卫立煌、朱德任副司令长官。第二战区下编3个集团军及直属军、师、团等部队，共28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7个步兵旅。其编成有：

　　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下辖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新编第二师。

　　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下辖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第十七军，骑兵第二军。

　　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

　　第二战区分为南、北两路军和预备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由傅作义担任，南路军前敌总指挥由卫立煌担任，预备军总指挥由阎锡山兼任。

　　在国民政府调整部署、建立战区、加强华北防御的同时，日本侵略军又加强兵力，大举进攻，华北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第一一五师主力即于8月22日在山西省三原地区誓师出征。

　　征途上，副师长聂荣臻想和师长林彪谈谈作战方针问题。师长林彪低着头，默默地往前走。

　　八路军出师，举国瞩目。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八路军的装备差，军费少，后勤补给困难。

　　八路军这一仗怎么打？毛泽东认为，第一场战斗关系非常之大，战斗的胜败，对全局有极大的影响。

　　毛泽东要求红军指战员，第一仗“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

　　对日军作战，第一仗应该怎么打？林彪在考虑，聂荣臻也在思忖。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聂荣臻和林彪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要到太原同阎锡山会商，让聂荣臻也暂留西安。那几天，周恩来向聂荣臻介绍了许多情况。聂荣臻感到，周恩来处理完“西安事变”，对夺取抗战胜利更加充满信心了。

　　晚上，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举行宴会，招待奔赴抗日前线的将军们。席间，蒋鼎文慷慨承诺：派一个专列，送将军们出潼关。

　　随着北平、天津的失陷，山西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华北抗战的前沿阵地。山西地形复杂，日军的坦克、飞机、大炮难以发挥作用，非常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

　　1937年9月3日晚，聂荣臻同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等人乘火车前往潼关，在潼关换乘木船，渡过浊浪滔滔的黄河。

　　在黄河对岸的风陵渡，阎锡山早已派梁化之在等候，阎锡山还专门派出了由两节车厢组成的专列小火车前往太原。当时，晋北形势很紧，阎锡山觉得不同日本军队打一仗没法向山西人交代，打又没有把握，很希望八路军早上前线，接待工作也安排得较为周到。

　　车窗外，一片兵荒马乱的凄凉景象。山西一个月前暴雨成灾，数万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从冀绥前线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和伤病员四处流浪，无处收容，更加人心惶惶。

　　此景让列车内的聂荣臻心情难以平静。在这个只有小桌小凳的窄轨车厢里，聂荣臻已经感受到了战火硝烟。他找出一份地图，仔仔细细地察看着，仿佛在寻找大显身手的战场。

　　周恩来在聂荣臻身旁坐下来，问：“荣臻同志，部队要跟日本军队作战，你有什么想法？”

　　聂荣臻抬起头，凝视片刻，说：“前方战局发展很快，国民党军队纷纷败退。第一一五师要做好单独进行游击战的准备。”

　　聂荣臻指了指地图，显得很有信心，接着说：“晋察冀绥4省交界地区山岭起伏，地形不错，适合开展游击战争。如果有战机，要好好教训日本鬼子。但我认为，同日本军队作战，不能过分依赖地形，最根本的是要发动群众。”

　　周恩来头一仰，哈哈哈笑起来，说：“荣臻同志，我们想到一起了。八路军尽管穿了一身国民党军队的军装，武器、弹药、给养等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也不能指望蒋介石，关键是要发动群众，八路军有了群众的支援，一切问题都好办。”

　　列车到达侯马车站时，第一一五师师部和徐海东指挥的第三四四旅正在车站附近集结。聂荣臻同周恩来、张治中等人分手，回到师部。

　　这时候，林彪已经带着陈光指挥的第三四三旅前往灵丘。聂荣臻按照预定计划，带领第三四四旅前往晋东北。在原平东站，他们遇到了从前方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这些溃兵看到八路军开往前方，感到非常惊讶。

　　一个国民党兵用步枪挑着子弹带和两个包裹，扯着嗓门喊：“弟兄们，想留住脑袋，就回头吧，别逞能了。日本军队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的机关枪子弹还多！”

　　骑在马上的聂荣臻看到这些溃兵，心中激起一股无名怒火。想起太原东站那些东北流亡学生的热情欢送，想起父老乡亲们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慰问品，想起那一阵阵嘹亮的抗日歌声，心中越发难以平静。

　　他回头说：“通信员，告诉杨成武团长，独立团立即开赴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

　　一场使亿万中国人民为之振奋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洛川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反复研究侵华日军作战部署和战略企图，及时同八路军前线指挥员交流情况。

　　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承、徐向前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对战场态势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毛泽东认为：

　　敌攻华北大约分为四路，总兵力约10至15万人。一路山东，现未出动。又一路津浦线，约一个半团，现攻至马厂。又一路平汉线，约一个师团，现在涿州以北未动。

　　又一路平绥、同蒲线，约3个师团，为其主力，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5省之企图。

　　其总的战略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至于上海进兵，于破坏中国经济命脉外，又钳制中央军之主力，以便利其夺取华北。以上是对日寇第一期作战计划之基本判断。

　　毛泽东还指出：

　　日寇右翼之主力，又分为三路，均以追击姿势前进。一路沿平绥东段、同蒲北段攻雁门关，判断约一师团，占大同后，现未动。一路由天镇占广灵后，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行右翼迂回。一路由张家口占蔚县后，有攻涞源之势，系向卫立煌军及紫荆关部队左翼迂回。此两路判断系组成联合兵团，至少两个师团，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势，达成其第二步分向两翼迂回之目的。

　　在分析国民党军队的态势时，毛泽东指出：

　　蒋以卫立煌军处于敌之包围中，令其向平汉线撤退。阎以灵丘为山西生命线，拟集中14个团在平型关以北举行决战。

　　判断如决战胜利，则敌之南进可稍延缓，但必增兵猛攻。如决战失败，敌必速攻平型关、雁门关，待后路预备兵团到达后，主力直下太原，使绥远西境之晋绥军、恒山山脉南段五台等处之各军、平汉北段之各军，均不得不自行撤退，彼可不战而得上述各地，娘子关之天险亦失其作用。

　　毛泽东在分析阎锡山集中14个团在平型关以北地域进行决战时，看到了“决战胜利”与“决战失败”两种可能，并明确指出，日本军队“速攻平型关”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使八路军将士更加关注平型关这个要点。

　　关于日本军队的战略方针意图，毛泽东说得更明确。这就是：

　　涞源、灵丘为敌必争之地。阜平、五台、盂县如无南北公路，或可暂时不被敌占；如有南北公路，敌有出一支向南切断正太路之可能。

　　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3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主力，此点已为浑源、蔚县、广灵之被占所证明。

　　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到，傅、杨、刘、汤各军均失锐气，不能确信这些军队能够在现阵地根本破坏日军战略计划。而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日军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根据以上分析判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八路军的战略部署问题：

　　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

　　我二方面军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后，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我四方面军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我一方面军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总部进至太原附近，依情况决定适当位置。

　　毛泽东发出这份电报时，离平型关大捷只有8天了。

　　大敌当前，毛泽东把对敌情的判断和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坦率地告诉前线指挥员，并提出：“你们意见如何？请考虑电复。”

　　这充分反映了八路军的军事民主，这是集中大家的智慧和力量，不断歼灭敌人，发展壮大自己的基本要素。

　　当时，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处于退无以面对山西民众，进则无必胜之把握的境地之中。彭德怀分析，阎锡山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

　　抗日开始不久，阎锡山的部下全无决心，阎锡山的军队已失去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必难持久。

　　毛泽东认为，不管阎锡山军队的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

　　八路军中，少数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迷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八路军也同阎锡山部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

　　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对第二战区的形势作出进一步判断，再次重申八路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

　　对于林彪提出的以陈光指挥的第三四三旅集中起来，寻机给日军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设想，毛泽东认为，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毛泽东还提出，王震率一个团暂时到五台也是可以的，但请注意到适当时机仍以转赴晋西北为宜。依情况判断，林彪率陈光这个旅即使能打一两个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

　　林彪盼望集中兵力打一两个胜仗的战机，终于出现了。

八路军打击猖狂侵华日军

　　“七七”事变后，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撕去了伪装和平的面纱，企图以蛇吞象，不断向华北增派兵力。

　　1937年8月中旬，关东军之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以及新编成的大泉和堤支队到达北平、天津与张北县，企图夺取察哈尔、绥远两省，控制平绥铁路，切断中国同苏联的联系。

　　从日本国内调来的第五、第六、第十师团也到达了平津地区。日本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向防守南口、居庸关的国民党第十三军汤恩伯的部队实施正面进攻，并于27日占领张家口。

　　8月24日，日军参谋本部又从国内抽调第十四、第十六、第一○八、第一○九师团，赶赴华北战场，企图迅速实现夺取华北的战略意图。

　　8月31日，日军成立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下辖第一军和第二军，另一个独立旅团和一个临时航空兵团。这时候，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已经有30多万。

　　当时，由于南口战役和淞沪会战的失利，国内一些人产生了悲观情绪，甚至散布“日本所向无敌”的谬论。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看到日本军队向平型关、茹越口内长城疯狂进攻的嚣张势头，心里直打鼓。

　　为了有效地抗击日军，鼓舞信心，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先后多次同第二战区的指挥官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等人进行会谈，对保卫山西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问题，提出重要建议，并希望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发动和组织群众抗击日军。

　　阎锡山日夜关注日军进攻山西，他认为，要保卫山西腹地，就必须凭借长城一线山地的有利地形，这些地形上的既设阵地，能阻止日本军队的进攻。为此，阎锡山决定调整部署，把第六集团军的3个军和第七集团军的4个军分别部署到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一线，并要求八路军先头部队迅速前进至晋东北地区，协同第六军和第七军的部队坚守长城防线。

　　日本军队果真所向无敌吗？八路军将如何顶住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溃败的压力，给日本军以重击呢？

　　这些天，林彪和聂荣臻时刻都在关注着战局的变化，都在分析日军的动态。他们看到，日本军队虽然来势凶猛，但官兵骄横，疏于戒备，这是致命的弱点。平型关周围的地形是伏击战的好战场。他们决心，以伏击手段，出其不意地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

　　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这是对国民党军的有力配合。伏击战，是预先把兵力和兵器隐蔽地配置在敌必经之路附近，待敌或诱敌进入伏击区域，突然予以打击。伏击战常常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是弱军战胜强军的有效战法。

　　1937年9月14日，第一一五师的先头部队进抵大营镇，部队顾不上宿营，立即派出侦察分队，开始侦察平型关周围的地形。

　　为了抓住有利战机，林彪和聂荣臻命令第三四三旅从大营镇出发，前往平型关东南的上寨地域隐蔽集结；命令第三四四旅向上寨地域机动。

　　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部分兵力开始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进犯。9月23日，聂荣臻率领第一一五师司令部和第三四四旅插到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进寨不久，一群国民党军队的溃兵也涌进村寨，到处抢东西、砸店铺。

　　聂荣臻见状后，叫一名营长出面制止。看到那名营长咬牙切齿的样子，聂荣臻又吩咐说：注意，不可动手，更不可动枪，把他们轰跑就行。正说着，林彪同两位参谋也来了。

　　聂荣臻迎上前去，问：“林彪同志，前面情况怎么样？”

　　林彪显得很有信心，说：“日军前锋已经逼近东跑池，阎锡山的平型关防线岌岌可危。我在这里转了几天，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

　　林彪的判断是有根据的。第一一五师向晋东北抗日前线挺进时，日本第五师团已侵占阳原、蔚县、广灵，并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茹越口要隘。

　　9月16日，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以及第二十一联队主力由广灵西进，占领涞源县城。

　　20日，第二十一旅团以两个大队的兵力南下，占领灵丘县城，向平型关逼近。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由大同南下向国民党的长城防线进攻。接着，林彪摊开地图，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自己对第一一五师的作战设想向聂荣臻作了具体介绍。

　　平型关，是古长城的一处关隘。关北为恒山余脉，南接五台山，附近山势险峻，峰峦比肩联袂，溪谷深邃，阴森幽静，一条狭谷山路，东通冀北，西抵雁门，地势极为险要，历来为兵家所必争。

　　平型关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长约13千米的地段，崖高数丈，陡峭如削，崖顶平缓，杂草丛生，两侧高地便于隐蔽部署兵力，便于发扬火力与展开突击，是伏击歼敌的好战场。

　　聂荣臻看着地图，说：“这里当然可以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

　　林彪说：“战场是一个好战场，现在还难以判定日军是否上钩！”

　　聂荣臻说：“这是我们八路军同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较量，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无论怎么说，我们都必须打好，必须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

　　一会儿，聂荣臻又说：“适当时候，可以请在太原的恩来同志向阎锡山转达我们的作战行动。”

　　聂荣臻建议召开全师干部会议，早作临战动员。

　　动员大会上，林彪首先发表了讲话。他说：“日军进展很快，但骄横，疏于戒备。如果我师能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出其不意，伏击歼敌，就可以杀日本军队的威风，长八路军的志气，长一一五师的志气。”

　　聂荣臻见大家情绪激昂，就简单介绍了日本军队从灵丘西进的情况，特别强调说：“现在国内国外都有一种恐日病，认为日本军队所向无敌，不可战胜。我就不信，我们红军将士过去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困，今天也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军，这一仗也可以说是政治仗，我们不仅要歼灭日本鬼子，还要打出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

　　会议一结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连夜赶往距平型关15千米左右的冉庄、东长城村地域。师首长同时命令独立团和骑兵营向灵丘、涞源方向活动，主要任务是扰乱日本军队的后方，一旦发现日军向平型关增援，立即进行牵制和打击，保障平型关战斗的胜利。

　　部队宿营时，聂荣臻前往预定战场察看地形。聂荣臻看到，这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中段，这一地段沟深数十丈不等，沟底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了。南北沟岸又是比较平坦的山地，便于部队埋伏。聂荣臻看后，心里踏实多了。

　　1937年9月24日，前方传来断断续续的炮声，日军渐渐临近了。中午，前沿部队向师部报告，日本军队可能会在翌日大举进攻。

　　这天，林彪、聂荣臻抓紧时间，组织各级指挥员到预定伏击地域进行实地察看。指战员们看到，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道路两侧的高地，既便于部队隐蔽，又有利于突击，是打伏击战的好战场，当即确定了拦截日军先头、切断日军退路、中间突击分割，共同歼灭来犯日军的部署。具体配置方案是：

　　第三四三旅所属第六八六团占领小寨村至老爷庙以东的高地，主要任务是中间突击；第六八五团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的高地，主要任务是截击日军的先头部队，协同第六八六团歼灭伏击圈里的日军，并阻止东跑池方面来援的日军。

　　第三四四旅所属第三七八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镇以南的高地，主要任务是切断日军的退路，阻止从灵丘、涞源方面赶来支援的日军；第六八八团为师预备队。各部队像一张无形的网，任务明确，协同周密，等待日军就范。

　　傍晚，聂荣臻和林彪收到阎锡山以第二战区第六集团军的名义，送给第一一五师的“平型关出击计划”，这个计划拟定以第七十一师附新编第二师及独立第八旅一部，配合第一一五师向平型关以东之日军出击。

　　聂荣臻和林彪围在一盏马灯旁，摊开军用地图，又研究了一遍作战方案。深夜，林彪拿起电话，下达了第三四三旅进入白崖台一线伏击阵地、第三四四旅随后跟进的命令，要求部队必须在25日拂晓前完成各项战斗准备。

　　林彪对徐海东说：“不能大意，不要轻敌，豆腐要当铁打，要留好预备队，要通过这次战斗摸摸日本鬼子的特点。”

　　天公不作美，天黑以后，下起了大雨，聂荣臻和林彪随同陈光的第三四三旅向伏击阵地出发。没有雨衣，又缺少御寒的服装，指战员们任凭秋雨浇洒，沿着崎岖的山沟向前行进。

　　雨越下越大，似乎要把行军队伍冲断。指战员们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着手，结成“缆索”，穿过湍急咆哮的山洪，有的不得不拽着马尾巴，从激流中跟过去。

　　大雨滂沱，水势越来越凶猛。第三四四旅闯过了一个团，其他部队被越来越险恶的山洪拦住了，好些急于涉过山洪的战士纷纷被冲倒了，淹没了。

　　见此情形，聂荣臻对林彪说：“山洪越来越大，部队不能再强渡了。这个旅过来的部队就作为预备队吧，把作战任务交给杨得志和李天佑。”

　　林彪同意了。

　　一场大雨，把杨得志、李天佑推到了抗战第一大胜仗的最前沿。

　　9月25日，这是一个晴朗清新的早晨，聂荣臻和林彪率领部队赶到了那条10里多长的沟道通路的东南山地上。战士们经过一夜风雨侵袭，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着打击侵略者的战斗号角。师指挥所设在沟东南的一个小山头上。这里，举起望远镜就可以纵观全沟。

　　拂晓，山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日军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两个联队的2000人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的公路西进。

　　前面是100余辆汽车，后面是200多辆大车，车上坐满了戴着钢盔的日本兵，最后还有少数骑兵，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车辆、人员拥挤堵塞，行动缓慢。

　　日军进入平型关，就等于进入了一条“死胡同”。

　　但是，日本兵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不利，依旧骄横得意，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地，似乎不是在侵略异国的领土，不会遇到抵抗。他们南下以来，也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不一会儿，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第一一五师首长抓住有利战机，下达了攻击命令。聂荣臻看了看表，7时整。

　　一声令下，第一场战斗打响了。

　　顿时，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子弹、手榴弹雨点般地落在日军群中。日军车撞车，人挤人，成了一团乱麻。

　　聂荣臻对林彪说：“我们应该把沟里的敌人分成几段，分段吃掉它。”

　　杨得志指挥的第六八五团迎头打击，封闭了日军南窜的道路。战前，战士们早上好了刺刀，枪膛里压满了子弹，焦急地等着日军出现。

　　团长杨得志那双眼睛紧盯着公路的拐弯处，当日军的头几辆汽车开到山脚下时，杨得志立即命令：“打！”

　　最前面的汽车遭到八路军指战员暴风雨般的打击，开不动了，起火了。后面的汽车、马车听到枪声，不顾一切地往前冲，企图逃避八路军的打击。然而，八路军指战员早已瞄准了前面这些汽车，一阵猛烈的手榴弹，把车全炸毁了，也把道路堵住了。后面的汽车互相撞击，日军乱成一团。

　　杨得志高声命令：“全体冲锋！”

　　日军第二十一旅团并不是群乌合之众。当意识到自己已经遭到八路军的伏击以后，他们纷纷从汽车上跳下来，在路旁选择有利位置，进行顽抗。一名指挥官挥舞着指挥刀，命令日军冲上山去，占领制高点。

　　杨得志见此情形，立即命令身边的通信员：“你到各营传达我的命令，这里的制高点一个也不准鬼子占领。”

　　通信员答应一声，飞快地跑了。

　　第六八五团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这个团的一营曾跟随朱德参加过南昌起义；二营曾经跟随毛泽东参加了秋收起义；三营是跟随黄公略征战多年的部队。3个营都有辉煌的历史，都有光荣的传统，都非常具战斗力。

　　一营营长接到杨得志团长的命令后，立即指挥两个连的指战员向公路旁的两个小山头冲过去，把正从山沟里爬上来的日军打了下去。四连用两面夹击的战法把已经登上一处制高点的日军逼回沟底，干净利索地消灭掉。

　　一股日军抢占了一个山包，凭借凶猛的火力顽强固守。八路军指战员数次冲击，都没有攻下山包。这时候，一个连长上前观察，看到远处的小山包上有两个日军的人影在晃动，只见一名日军手持望远镜，一名日军挥舞着指挥刀。连长判断，这两名日军可能是指挥官，即扬起套筒枪，“叭！叭！”两枪，两名日军应声倒下了。连里的指战员见势，一拥而上，把日军击溃。

　　这个连长就是龙书金，枪法特别好，平时练就了百发百中的硬功夫。红军时期，他是连里的射击标兵，到陕北以后，红军在三原开运动会，龙书金是射击代表。

　　在二营和三营的作战地段上，指战员们同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杀声震天。乔沟那边激战正酣，日军出动了两架飞机来增援，八路军战士机智地与日军“靠得”更近了，日军飞机受地形限制，想扫射又不敢扫射，想投弹也无法投弹，在平型关上空盘旋了几周，无可奈何地飞回去了。八路军指战员用自己的勇敢精神遏制了日机。

　　李天佑指挥的第六八六团勇猛地冲向公路，与日军短兵相接。巨大的冲杀声响彻山谷，战士们勇猛地向日军冲击。

　　八路军东渡黄河以来，士气高涨，现在，满腔抗日激情都集中在枪口上。日本兵虽然失去指挥，却抵抗得十分顽强。有的日本兵爬到汽车底下和沟坝上，向八路军射击；有的日本兵拼命往山坡上爬，希望夺占一块有利阵地。

　　路沟里的八路军战士很想多抓一些俘虏，谁知日本兵骄横异常，死不投降，伏击战发展成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肉搏战，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打在一起，伤员和伤员扭成一团，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砸。

　　期间，日军集中力量猛攻老爷庙，企图夺路突围，遭到据守该阵地的五连三排战士们顽强的阻击，全排指战员壮烈牺牲，日军也未能突破这个阵地。

　　八路军将士十分勇猛。当一股日军企图夺占公路两侧的高地，掩护其他部队突围时，第六八六团第二营的指战员抢在日军前面占领了老爷庙及其以北的高地，与公路东侧的部队形成两面夹击，又把日军压缩到峡谷之中。

　　第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在战斗中负伤，顾不上包扎，继续在战场上搏杀。

　　危急时刻，曾贤生连长高喊一声：“我们要用刺刀消灭敌人，就是牺牲，也要堵住敌人！”他带领全连战士首先冲进敌群，在与日军肉搏中光荣牺牲。

　　进至东跑池的日军听到后面激烈的枪声，立即回过头来企图援助。却被第六八五团的指战员死死阻击，无法回援。

　　日军在平型关遭到伏击的消息很快传到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大吃一惊。前几日，板垣选择平型关作为进攻的迂回路线，是考虑到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是中国军队防御的薄弱环节，根本没有想到会突然冒出来一支八路军的精兵。

　　战场十万火急，板垣严令在蔚县、涞源的第二十一旅团第四十二联队的日军火速赶往平型关增援。但是，板垣的命令已经难以挽救平型关遭到伏击的日军的命运了。

　　林彪、聂荣臻早已料到日军的意图，把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配置在灵丘以北和以东的地区，这路日军根本无法向平型关靠拢。

　　板垣征四郎闻讯，急忙调来6架飞机到平型关上空，企图掩护日军突围。被围日军听到飞机声，看到了一线生机，再次组织部队猛攻老爷庙和附近的高地。然而，日军的希望再次落空了，平型关已经被八路军围成铜墙铁壁，根本不可能突出去。

　　傍晚，战斗结束了。山沟里响起了八路军战士的阵阵欢呼声，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多人被歼灭了。

　　板垣征四郎，这个日军中将师团长，有名的“中国通”，万万没有想到在眼皮底下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

　　9月28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最后一批指战员撤离平型关。就在这一天，板垣征四郎亲自率领7000人马由灵丘西进。先头的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首先目击了3天前激战留下的残迹，多年后日本出版的《滨田联队史》中有如下记载：

　　9月28日，成泽中队得到友军的支援后，勇气百倍，再次继续前进中却遇到意外情景，一刹那间吓得停步不前。冷静下来看时，行进中的汽车联队似遭突袭全被歼灭，100余辆汽车惨遭烧毁，每隔约20米，倒着一辆汽车残骸。

　　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一片惨状，目不忍睹。

　　想到平岩大队25日接支队命令前来救援，半路上却受到比我方多十几倍敌人的包围，终于未能到达目的地。为此，竟造成如此悲惨景象，痛切心情，难以言表。

　　用了长达3个小时，才把一辆辆烧焦的汽车拖到公路一边，处理好阵亡者的尸体，公路上勉强可以行进。

　　成泽中队开始前进，到达岭上。从岭上向峡谷看，辎重车辆队不是也全部覆灭了？！公路不是被辎重车辆、层层叠叠的人马的尸体堵塞着了吗？！

　　日军在此用了近3个小时收尸、腾路，才勉强腾出一条可以继续通行的路来。可见，当时平型关战斗是十分激烈的。

　　板垣征四郎看到3天前的平型关战场，百感交集。但是，他没有吸取教训，继续指挥日军屠杀中国人民。

　　平型关战役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抗日战争的奇迹。

　　这次战役的影响是深远的，亲自参加平型关战斗的杨得志同志回忆说：

　　平型关一战最大、最直接的影响还是在中国国内。它使全国人民看到了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它使全国人民看到自己不可战胜的力量；它使全国人民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坚决抗日的八路军。

　　真是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打出了全国人民对“驱逐日寇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念和信心！

蒋介石发报祝贺首次大捷

　　平型关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八路军总部即向南京国民党军委会发出了捷报。蒋介石看到八路军出师告捷的电报，沉思良久，先后两次给朱德、彭德怀等人发电报祝贺。

　　9月26日，蒋介石电贺八路军总部朱德总指挥、彭德怀副总指挥。电报全文如下：

　　朱总指挥彭副总指挥勋鉴：

　　26日电悉。25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

　　蒋介石仔细看平型关的战报，嗣后不久，他又给朱德发来一电，称：

　　朱总司令玉阶兄：

　　电悉，接诵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

　　中正

　　9月27日，中国国民党福建党部特派员陈肇英给八路军发电报祝捷。电文称：

　　八路军朱总指挥彭副总指挥勋鉴：

　　欣悉平型关之役，我军所向披靡，斩获无算。具佩执事指挥有方，将士忠勇无敌。尚希贵军挺进。特电祝捷，歌颂戎祺。

　　9月28日，委员长武汉行营给第八路军参谋处发电报，电文称：

　　25日电敬悉。贵路军一战攻克平型关，毙敌遍野，俘虏甚多，忠勇之气，益害敌胆。特电驰贺，续候捷音。

　　9月28日，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给八路军发电报。电文称：

　　第八路军参谋处转全军将士鉴：

　　贵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谨电驰贺。

　　平型关大捷，使八路军威名远扬。八路军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地图，使中国军队进一步掌握了日军的战略意图，对以后的作战产生了重大影响。

　　平型关战斗的枪声稀落下来的时候，八路军指战员开始清查从日军处缴获的战利品。

　　忽然，战士们发现了日军第五师团及配合关东军“蒙疆兵团”和沿平汉路北段向西进攻的日军第一军与沿津浦路向南进攻的日军第二军的作战计划图。这是日军的绝密文件。

　　这些重要文件很快被送到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看到这些作战地图，十分欣喜，立刻仔仔细细地研究起来。

　　为了粉碎日军的进攻企图，歼灭更多的日军，9月28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向南京方面发出电报，阐述了他们对这份地图的见解。电文是：

　　急。南京大元帅蒋、总司令刘钧鉴：密。

　　25日平型关战斗，得敌高级司令部地图一张。上绘有平津直至主攻平型关、雁门关、保定及津浦路部署、部队番号，标其甚详。依据此图可对全部军事秘密了解。该图上攻入涞源之敌系向易州前进，不是向阜平前进。

　　攻入大同之敌，除留守外，转向浑源，沿长城外与攻入灵丘之敌合攻雁门关；攻入灵丘敌则攻平型关，以该县与浑源部队夹长城前进。

　　此地图昨日已由林师长送交孙副总司令处，转呈阎司令部矣！

　　25日战斗，已将敌原定计划破坏，使浑源及涞源两路转向平型关解围，攻平型关部队，变为突围而逃。

　　朱德 彭德怀

　　9月26日，在陕北待命入晋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陈赓旅长得知平型关大捷，在日记中写道：

　　这是红军参战的第一次胜利，也是中日开战以来最大的第一次胜利。这一胜利虽然是局部的，但在政治上的意义是无穷的：

　　1、证明我党的主张正确；

　　2、只有积极地采取运动战、游击战、山地战，配合阵地战，抄袭敌人，才能胜算；

　　3、证明唯武器论的破产；

　　4、单纯的防御只有丧失土地。捷报传到部队中，人人欢跃，大家都以为我们出动太迟了。

　　平型关战斗，进一步扩大了八路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鼓舞了中华民族的士气，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这种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陈赓10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开拔，沿途群众对我们非常欢迎。特别是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使他们对我们的信仰更加提高。

　　人民群众的态度，是最有力的说明。

徐州会战

日本侵略军策划进攻徐州

　　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相继占领了南京、杭州和济南。徐州就成了平津至杭州一带唯一没被日军占领的大都市。

　　徐州在握，南可以威逼南京，北可以威胁济南，东西可以掌握陇海线这条铁路大动脉，保障平汉铁路南段的翼侧；日军华北、华中两个战场即被分割，侵略者夺取中原的意图就难以得逞。

　　中国军队如果失去徐州，就失去了东部地区钳制日军的战略要地，失去了保卫武汉的一道重要屏障；日军华北、华中两个战略集团联系在一起，就控制了中国从渤海湾的辽东半岛到东海的杭州湾的全部沿海重要城市。

　　当时，日军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更加疯狂。日军华北方面军一次又一次地向统帅部建议，“为使华北、华中连接起来，进行徐州作战以及对武汉之敌施加威压”。

　　日军统帅部根据侵华战争的新形势，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向徐州夹击，首先攻占徐州，打通天津至浦口的铁路线，把南战场和北战场连成一片，进而夺取武汉、广州。

　　为此，日军调整部署，制订了扩充军备的规划。到1938年1月，侵华日军已增加到26个师团，大大超过了预定派遣15个师团的计划。

　　1938年1月22日，日本第七十三届通常议会提出准备长期战争的议案。

　　2月4日，日军召开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着重讨论了攻占中国的汉口、广州等重要城市的问题。

　　2月11日，日本陆军省、部会议做出了扩充军备的决定。

　　为了取得徐州会战的胜利，日军对侵华现有陆军各部队进行调整，特别是充实和加强了华北方面军的力量。其中，华中方面军指挥的第十六师团，从1938年1月15日起转属华北方面军，该师团于1月22日进至河北省德顺地区。华中方面军指挥部的第一一四师团从2月10日起转属华北方面军，该师团于2月底到达河北保定地区。

　　徐州会战，日军先后调集了8个师团另3个旅、两个支队，约24万官兵，南北对进，分步攻占中国的重要城市。其战略企图是：首先攻占华东的战略要地徐州，再沿陇海铁路西取郑州，最后沿平汉铁路夺取武汉。

　　日军侵华的野心急剧膨胀，除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的胜果外，还受“一得一失”两个事件的影响。这两个事件，一个增加了中国军队防守徐州的难度，一个坚定了中国最高军事当局进行徐州会战的决心。

　　“一得”是日军轻易得济南，占据了攻打徐州的有利态势。

　　泰安被日军占领后李宗仁很生气，打电报责问韩复榘：为什么放弃泰安？

　　韩复榘看到李宗仁发来的电报，在上面批了8个字：“南京已失，何守泰安？”

　　韩复榘擅自决定放弃济南，率部撤向鲁西南。日军于12月27日占领济南后，直接威胁徐州。

　　在紧要关头，蒋介石于1938年1月11日在河南省归德召开有80多名师长以上高级军官参加的“北方抗日将领会议”。会议期间，把韩复榘诱捕，押往武昌，经高等军法会审后，于1月24日晚将韩复榘枪毙。

　　何应钦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军事时，说：“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素无战意，擅将要隘城镇自行放弃，各部队均撤至运河西岸，仅以一部沿河扼守，主力控制于曹县、城武、单县等处，图保实力，虽经迭令该集团军整饬反攻，乃韩复榘多方规避，违抗命令，已经拿办，明正典刑。”

　　济南失守，日军占领山东的一座重要城市，对中国军队防守徐州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一失”是日本政府秘密谋求和谈失败，战争野心更加疯狂。

　　1937年12月14日，日本侵华驻军经过精心策划，在北平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汉奸傀儡政府，这时候，日军攻占南京仅仅一天。

　　因为这种成功，日本政府洋洋得意。当天，日本内阁和日军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提出新的对华和谈提案。12月21日，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更强硬的要求。

　　日本的基本条件是：中国政府放弃抗日；承认伪满政权；设立非武装区；中国要给日本必要的赔款。对于这些无理条件，日本方面限定中国方面在1938年1月6日前答复。

　　日本政府提出的这些无理野蛮的要求，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欧洲国家一些有正义感的外交人员也认为，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以上条件的。

　　12月26日，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把日本政府提出的新要求转告给中国政府时，国内外一些报刊和通讯社透露了中日秘密和谈的消息。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国民党内部多数人也不愿意妥协投降。蒋介石看到日本政府的提案后，认为条件太苛刻，丝毫没有接受的余地。

　　12月27日，蒋介石组织召开国防会议，在会上表明了坚持抗日的立场。

　　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团拜中对大家说：

　　抱定坚忍不拔之志，以打破日寇威胁利诱之政略。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虽目前国际形势变化无望，我们务须一本原定方针，认同奋斗到底。

　　凡事若不半途而废，则到最后，必能有志竟成，故不患国际形势不发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决心……

　　蒋介石对此事在日记中写道：“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一面则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幻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

　　日本政府对中国方面的态度反应强烈，日本近卫内阁扬言，要另外扶植伪政权。

　　1月8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声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不承认一切伪政权。经过上述事件，蒋介石已经决定要在徐州同日军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方面在政治上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在军事上立即调动军队，准备南北会攻徐州。

　　徐州大会战的序幕拉开了。济南失守和日方秘密提出的4项和谈条件，客观上使徐州会战更加激烈了。

　　会战徐州，日军进行了精心策划，兵力不断增加。会战之初，日军主要有第五、第九、第十三师团。其进攻态势是：

　　南路日军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指挥。日军第十三师团在1937年12月侵占南京以后，继续北上。1938年1月下旬，第十三师团主力攻占滁县、来安等地，进至安徽省池河东岸的藕塘、明光一线；一部兵力攻占扬州后，向邵伯、天长一线进攻。第九师团攻占裕溪口后，沿淮南铁路继续北上，直至前进到巢县、全椒一线。

　　北路日军由华北方面军指挥官寺内寿一指挥。日军第二集团军西尾寿造指挥两个师团，分路南下。其中，自1938年1月配属第二集团军的第五师团在板垣征四郎的指挥下，沿胶济铁路东进，相继占领沂水、蒙阴等地。

　　2月21日，日军第二十一旅团所属3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营共约20000人，向临沂突击，试图从东路进攻徐州。

　　1938年春季，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反抗日军侵略的大会战。

李宗仁避强击弱初见成效

　　徐州的战略地位愈加突出，尤其在杭州、济南等城市相继失陷之后，徐州会战意义非凡。

　　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来到徐州。在这里，他每天都会看到许多人逃离徐州，大街上一片冷清，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改变此种境况，李宗仁每天清晨或午后，都要骑马到大街上巡视。同时和颜悦色地同随行人员谈笑风生，丝毫也没有往日那种军人的严肃感。

　　徐州的市民看到司令长官这般闲情逸致，都以为战局稳定，日本军队不会攻打徐州了，纷纷奔走相告，那些逃离徐州的人又回到市区，开店复业。徐州市面逐渐繁荣起来。

　　其实，李宗仁每次上街巡视，心情都十分沉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落后的中国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这是李宗仁心中的一个重大疑问。

　　李宗仁分析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号召战区的几十万军队随时做好抗击日军的准备。

　　李宗仁少年时期就接受了军事方面的教育。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还不断总结军事理论。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强大攻势，他主张避强击弱，灵活抗击日军。李宗仁在谈论抗日的战略时，提出了一系列扬长避短的论点，其中指出：“从战略方面看，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

　　“吾人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民众，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

　　“到敌人被深入到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则实行坚壁清野。”

　　“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潭之中”。

　　李宗仁刚到徐州时，第五战区的兵力达10个军20个师，约16万人。但李宗仁深知，这些军队不少是地方杂牌军，部署散乱，难以与日军硬拼。李宗仁抓住日军的弱点，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退我打”的作战方针，指挥所属部队去一个一个地夺取胜利。

　　1938年1月，东路日军第十三师团沿津浦路北上。为了防范这路日军，第五战区把第十一集团军总部从徐州向安徽寿县转移，以便就近指挥作战。

　　1月5日，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命令于学忠指挥的第五十一军沿淮河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日军北进；命令第十一集团军所属第三十一军主力在凤阳、红心铺附近占领阵地，形成攻势防御；命令徐源泉指挥的第十军迅速向合肥推进。

　　1月中旬，当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得到重武器的增援后，继续北上，主力接近明光一线。李品仙总司令根据李宗仁的作战意图，命令第三十一军把津浦铁路的正面让开，部队撤到铁路西侧的山区，伺机打击日军。

　　这一“敌进我退”的举动，使第三十一军在选择战场和选择作战对象上占据主动，一旦时机成熟，就能给日军以有力打击。如果在兵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与日军打阵地战，面对面硬拼，看起来勇，却难以打胜仗。

　　1月18日，李品仙指挥第三十一军给北上日军以沉重打击，就是这一“让”一“撤”创造了有利战机。

　　战场情况错综复杂，军队的某些行动，往往能以真乱假，以假乱真。中国军队的“敌进我退”，日军以为是败退，即于1月28日兵分三路，对淮河地区发动攻击战。

　　2月3日，东路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先后攻占蚌埠、临淮关。

　　2月8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分别在蚌埠、临淮关强渡淮河向北岸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三十一军奋起反击，歼灭日军500人。

　　2月9日，日军强渡淮河。当日军向王庄阵地进攻时，中国守第一一四师的官兵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拼搏，伤亡2000多人。李宗仁分析了战场的全局态势以后，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所属第五十九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所属第七军增援南线。

　　2月11日，李品仙指挥第三十一军官兵向被日军占领的上窑地围攻，中国军队的官兵奋不顾身，冲进敌阵，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歼灭日军100多人。

　　不久，廖磊率领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到达合肥、舒城、八斗岭、下塘集一线。中国军队兵力增加。

　　2月13日，张自忠军长率领第五十九军到达淮河流域，指挥部队占领了姚集、固镇、蒙城一线阵地。

　　2月16日，日军遭到攻击后被迫抽调主力6000多人增援考城、上窑、池河等地时，张自忠指挥第五十九军乘机反攻，把日军驱逐到泥河南岸。

　　经过一个多月作战，南路日军先后被歼灭2000多人，损失战车百余辆，腹背都受到中国军队的威胁，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没有力量再向北面发展，还担心后路被中国军队切断。

　　在此情况下，日军被迫全部退回淮河南岸，与淮河北岸的中国军队隔河对峙。中国军队的上述战斗，不仅挫伤了日军的进攻锐气，也为组织徐州外围防御争取了时间。

　　李宗仁满腔爱国热情，在指挥徐州会战中提出的独特作战方法，尽管在南线作战尚未充分体现，也初见成效。

张自忠精忠报国三援临沂

　　北线作战的第一个焦点，是临沂争夺战。

　　临沂位于徐州东北，是防守徐州的一道重要门户。临沂县城外，金雀山、银雀山两座山东西对峙，相传早年这两座山上开满了黄色和白色的草花，状如云雀，因而得名。

　　徐州会战，临沂成为中日双方数万军队争夺的一个重要战场。

　　1938年2月下旬，北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第五、第十师团的部分兵力，分两路向南进犯。其战斗部署是：

　　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第二十一旅团向临沂突击。这个师团一部曾在平型关遭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沉重打击。

　　西路：日军第十师团矶谷廉介指挥长濑谷支队从济宁地区西渡运河，向嘉祥进攻；命令濑谷支队沿津浦铁路南进，向滕县进攻。

　　日军进攻的枪声，首先在东路的临沂方向响起。

　　3月5日，东路日军第二十一旅团进至临沂北面的汤头、白塔一线。这路日军共有3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营，共20000多人。主要编制有：第十一联队所属两个大队；第二十一联队；第四十二联队所属一个大队；野炮兵第五联队所属两个大队；山炮兵一个中队。

　　汤头、白塔一线，距离临沂城只有5千米，日军占领进攻出发阵地后，随时都可能向临沂发动攻击。而防守临沂的中国军队只有庞炳勋军长指挥的第四十军所属5个团。

　　庞炳勋指挥的这些部队在防守临沂初期，战果显著。2月下旬，日军开始南下侵犯，庞炳勋要求部队严密防守，主动出击。

　　在庞炳勋的指挥下，第一一五旅前出到莒县与日军激战，歼灭日军200多人，自己伤亡500多人，战后，撤退到临沂附近的相公庄。第一一六旅在垛庄、汤头一线截击日军，歼灭日军数十人，击毁汽车3辆，缴获汽车1辆，战后，部队退到临沂的诸葛城。

　　日军在3月上旬发动进攻，显然进行了充分准备。日军的二十一旅团不但编制满员，还有飞机大炮配合。庞炳勋军长要求部队严守阵地，同时把日军进攻的严重情况如实向李宗仁报告。

　　李宗仁深思熟虑之下，觉得如要确保徐州安全，就必须加强兵力，遂向蒋介石要求调增兵力。

　　3月10日，日军在坦克、飞机和众多炮火的掩护下，向临沂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庞炳勋军长严令部队坚守阵地，不准放过一名日军。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日军始终无法突破第四十军的防线。

　　这一天战斗，使徐州的外国使团和记者感到吃惊。日军精锐的板垣师团竟然无法突破中国一支“杂牌军”的防守。此日的结局使板垣征四郎也恼羞成怒，他一面调遣增援部队，一面命令第二十一旅团继续对临沂发起猛攻。

　　日军连续不断的猛烈进攻，使第四十军遭到重大损失。庞炳勋把警卫排都派到阵地上去了，预备队也没有了，不得不连发急电，请求李宗仁支援。李宗仁为难了。庞炳勋势单力薄，应该派部队去支援。张自忠指挥的第五十九军及所属第三十八师、第一八零师离临沂不远，本该调第五十九军增援临沂。但是，张自忠与庞炳勋之间的成见颇深。

　　战前，张自忠得知庞炳勋率领第四十军也来参加徐州会战，曾对人说：在任何战场都可以拼死一战，唯独不愿意与庞炳勋在一个战场作战。

　　李宗仁想起张自忠战前那句话，觉得很难让张自忠率领部队去解临沂之围。

　　可是，第五战区除了滕县附近张自忠指挥的第五十九军外，没有其他部队可以调动了。虽说军令不可违，但是，如果张自忠心中不痛快，即使率领部队行动，也难以真正解临沂之围。李宗仁思前想后，决定亲自找张自忠谈话。

　　这天，李宗仁找到张自忠，试探性地问：“张军长，临沂战场万分危急，你知道吗？”

　　“看到战况通报了。”张自忠响亮地回答。

　　李宗仁点了点头，开门见山地说：“张军长，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甚为了解。本来，我不想强人所难。不过，以前的内战皆为私怨私仇。现在，庞炳勋军长在前方浴血抗日，乃属雪国耻、报国仇。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摒弃个人前嫌。我命令你立即率领部队前去解临沂之围。你务必要绝对服从庞军长的指挥，切勿迟疑，贻误战机。”

　　“绝对服从命令。”张自忠不等听完李宗仁的话，腾地站起来，声音里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一种对日军无比仇恨的激情，一种爱国的激情。

　　听到张自忠的回答，李宗仁严肃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

　　张自忠离开指挥部时，又回头说：“请李长官放心，我部立即行动。”

　　李宗仁有一种预感，一种明显的预感。他对身旁的一名军官说：“你们准备好，临沂战场一定会有捷报传来。”

　　张自忠接受李宗仁下达的命令后，立即指挥部队行动。第五十九军星夜兼程，部队日行军90千米，赶到临沂北郊的沂河西岸时，已经是3月11日傍晚了。

　　这时候，临沂战场上共有中国军队3个师，约30000人。由于张自忠率领部队赶到临沂，敌我兵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张自忠不等安营就绪，立即组织部队进行侦察。张自忠得知，当面日军共有3个联队，约9000多人。日军装备有大量装甲车、坦克、大口径火炮，作战时有飞机配合，临沂城外一些村庄已被日军占领。于是，张自忠命令部队加强战备，自己设法与守城部队取得联系。

　　庞炳勋得知张自忠亲自率领部队从滕县附近赶来增援，深受感动。庞炳勋把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叫过来，同张自忠一起研究作战计划。

　　张自忠提出，我军应利用暗夜向日军的侧背出击，庞炳勋和徐祖诒都表示同意。三人决定，部队以攻为守，采取侧背袭击日军的战术，解临沂之围。

　　以攻为守，侧背出击，这是李宗仁徐州会战的基本作战思想的体现。这一战法化解了临沂之围。

　　徐祖诒参谋长看到庞炳勋所在的第三军团军团部离前线只有1．5千米，难免有些担心。他对庞炳勋说：“军团部是不是转移到付家庄去？”

　　庞炳勋摇了摇头，拒绝了徐祖诒的善意。他说：“现在敌情这么严峻，如果我庞某临危后退，前方就会士气动摇，临沂城就难保了。”

　　3月14日凌晨3时，张自忠指挥第五十九军右翼队强渡沂河，占领东岸后，向日军的右侧后发起猛烈攻击。日军第二十一旅团正集中力量向临沂攻击，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背后突然冒出来第五十九军，部队顿时混乱起来。

　　这天，张自忠指挥的部队歼灭了日军2000多人。此后数日激战，第五十九军夺回了被日军攻占的亭子头、沙子岭等多处据点。

　　3月16日，日军在航空兵配合下，向第五十九军防守的崖头、刘家湖、钓鱼台一线阵地反扑。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官兵顽强抗击，战斗中，中国军队的官兵与日军短兵相接，异常勇敢，一些部队的官兵遭受重大伤亡，仍然坚守阵地。

　　庞炳勋的守城部队看到张自忠将军亲自率领援军赶到，士气大振。3月18日，第五十九军与第三军团的部队内外夹击，联合行动，分别从东面、南面和西面3个方向攻击汤头、王疃、傅家地附近的日军。经过3天激战，日军狼狈地向莒县逃窜。

　　这次战斗，张自忠与庞炳勋合作，指挥部队歼灭日军3000多人，击落飞机2架，击毁坦克6辆，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取得了临沂战场的第一次胜利。

　　临沂战场的第一次胜利，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公报》曾以“临沂大捷”为标题，发表了社论，对部队的勇敢战斗给予高度赞扬。蒋介石和李宗仁都给予庞炳勋嘉奖。

　　这次战斗的胜利，与张自忠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战后，有的官兵谈到张自忠率军增援临沂这一行动时，赞不绝口，说：当时“若非张大义凛然，不挟前嫌，及时赴援。庞氏已成瓮中之物，必致全军覆没，更谈不上临沂、台儿庄大捷了”！

　　3月20日，张自忠接到命令，第五十九军主力调到临沂西面的费县作战。

　　3月23日，日军第二十一旅团得到第五师团给予的增援以后，再次向临沂发动猛攻。庞炳勋指挥部队在沂河西岸坚守。部队连续作战，得不到有效的补充和休整，伤亡惨重。部队撤到临沂近郊后，庞炳勋深感兵力不足，命令他身边的特务营、学生队等凡有战斗力的人，都要上战场。

　　李宗仁为了守住临沂这个要点，再次命令张自忠率领第五十九军星夜东进，驰援临沂。

　　此时，台儿庄战役已经打响，临沂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台儿庄战役的成败，影响到徐州会战的成败。李宗仁对坚守临沂的决心很坚决。

　　3月24日，张自忠指挥第五十九军主力从临沂的西北方向对日军的侧背发起攻击，一部分兵力前往临沂城，增援庞炳勋坚守临沂，确保临沂不失。

　　第五十九军向日军发起攻击之初，进展顺利。但是，日军很快进行反击。日军第二十一旅团再次遭到张自忠部的袭击，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慌乱了。这一次，日军对作战部署稍作调整以后，就凭借优良的武器装备向第五十九军进行反扑。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数日，日军遭到重大伤亡。

　　茶叶山战斗中，张自忠为了争取主动，把师预备队调到山南，攻击日军的侧后。当日军增加兵力争夺茶叶山时，张自忠命令总预备队投入战斗，日军反攻受挫。

　　3月29日下午，张自忠下达了全军总攻击的命令。五十九军势如猛虎，日军节节败退，但退至沙岭子时，却凭借已有工事和优势火力顽强抵抗。中国军队几次冲锋，都难以突破日军阵地，部队遭受重大伤亡。

　　张自忠的心揪紧了。临沂战斗，这是“卢沟桥事变”以来重返前线指挥的第一仗。现在，战斗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士兵们在流血，阵地前到处是尸体。

　　张自忠站在前沿阵地上，耳边不时传来一阵阵炮声，那是台儿庄战役的炮声，那是徐州会战的炮声。听到这炮声，将军的热血沸腾了……

　　张自忠猛地拿起笔，写下3条手令。其中写道：

　　敌人亦到最后关头，看谁能忍最后之一秒钟，谁就能成功。我困难，敌之困难更大；我苦战，敌之苦处数倍于我。望率所部撑眼前这一极小之时间，甚盼，甚盼。

　　张自忠的手令转达到部队以后，官兵们争相传阅，部队士气大增。在中国军队震天动地的冲杀声中，日军败退了。

　　中国军队取得了临沂战场的第二次胜利。

　　日军第二十一旅团自1938年3月初对临沂发动进攻以来，进展缓慢，平均每天前进不到两千米，且伤亡惨重。全支队一共8000多人，被歼灭3000多人。这使板垣征四郎非常恼火。

　　3月31日，板垣征四郎来到汤头镇，严厉训斥溃败下来的日军，命令该部死守，决不能后撤。

　　4月初，日军重新组织力量对临沂发起了第三次攻击。这时候，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对孤立冒进的日军矶谷联队基本形成了包围，一旦日军第五师团的部队突破临沂，与矶谷联队会合，必将对在台儿庄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造成重大威胁。

　　为此，李宗仁严令庞炳勋必须坚决守住临沂。守住临沂就等于拖住了板垣征四郎的后腿，使这支日军的“精锐”部队无法接近台儿庄。

　　4月19日，日军的飞机对临沂城进行猛烈轰炸。日军地面部队看到临沂的西城门被炸毁，立即发起冲锋，涌入临沂城。庞炳勋和张自忠看到形势万分危急，指挥部队同日军一条街一条街地争夺，一条巷一条巷地拼杀。

　　那几天，临沂城里，街街都在发生肉搏战，巷巷都有枪声。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官兵决不放弃临沂。

　　台儿庄战役接近尾声时，中国军队奉命退出临沂，向郯城等地转移。

　　持续数月的临沂保卫战，张自忠、庞炳勋两支部队互相配合，挫败了日军第五师团与第十师团在徐州北面会师的企图。板垣师团号称是日军中的“铁军”，中国军队能以劣势装备挫败日军的连续进攻，这对全国的抗日战场是一个鼓舞。

　　临沂战斗，第五十九军虽然伤亡了9000多人，但为尔后的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张自忠提升为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同时兼任第五十九军军长。

　　李宗仁将军回忆临沂之战时，说：“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尔后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李宗仁还指出：“此次临沂之捷，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奋勇赴战之功，实不可没。”

　　白崇禧回忆临沂之战时，说：“张将军在徐州会战之临沂战役，与庞炳勋将军将敌精锐第五师团击溃，减轻徐州战之压力，使台儿庄获得抗战以来第一次胜利，于战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

王铭章抵御日军献身滕县

　　1938年3月24日，对于徐州的守卫者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那就是蒋介石一行将来到徐州视察防务。

　　上午9时左右，一架标有青天白日机徽的螺旋桨飞机徐徐地降落在徐州机场上。机门打开了，蒋介石走到舷梯上，向大家挥了挥手。李宗仁走上前去，欢迎蒋介石一行。

　　蒋介石到徐州视察，主要是为参加徐州会战的部队鼓舞士气，同时也要看看徐州的防卫情况。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主要有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作战厅厅长刘斐等人。

　　这天，日军正向台儿庄发起猛攻，徐州上空时而可以听到日军飞机的轰鸣声。蒋介石视察了徐州战场，特别是了解了台儿庄战役的进展情况以后，当天就返回武汉了，把白崇禧、林蔚、刘斐等人留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白崇禧离开武汉前夕，特意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其寓所，商讨对日作战的方针。

　　周恩来时刻关注全国的抗日形势，当白崇禧诚恳地问道徐州战场对日作战方针时，周恩来胸有成竹，讲述了一套完整的计划。

　　周恩来说：

　　津浦铁路南段，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应该同新四军第四支队配合，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的战法，在辽阔的淮河流域运动，时时威胁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使这些日军不敢贸然北上，去支援南下的日军。

　　徐州以北，主力部队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实现各个击破。

　　白崇禧对周恩来提出的南北两种不同的战法，颇为赞赏。

　　白崇禧到徐州后，周恩来、叶剑英嘱咐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说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域抵抗日军。台儿庄就处于这一地域。

　　周恩来对张爱萍说：“曾同白崇禧谈过此事，现派你再直接向李宗仁做工作。”

　　张爱萍在徐州见到李宗仁时，根据周恩来的交代主要讲了3个观点：

　　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气焰非常嚣张。战场上骄兵必败，而且这些日军是孤军深入；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这类地形对我防御有利；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这次作战，北面有八路军在战略上配合，应该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以给日军一个沉重的打击，还可以提高广西军队在全国民众中、特别是在国民党中的威信。

　　张爱萍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特别是涉及广西军队利害关系的几句话，说到了李宗仁的心上。李宗仁听了很高兴，当即表示坚决抵抗日军。

　　台儿庄位于山东南部峄县境内，距离徐州30千米，西临南四湖，西南与京杭大运河毗连，南接陇海路，北联津浦路，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经过台儿庄，水陆交通便利，是徐州的东北门户，一道重要战略屏障，扼守运河的咽喉。台儿庄战役，成为徐州会战的核心战场。

　　3月上旬，日军第二集团军得到兵力兵器的加强以后，命令第十师团向滕县进攻，同时要求第五师团向临沂、峄县推进，配合第十师团作战。

　　数天后，日军第十师团以第三十三旅团为基础组成的濑谷支队，从邹县以南地域沿津浦路南下，攻占界河，迂回到中国守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的侧背。第二十二集团军下辖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

　　1938年1月，孙震总司令率领部队进至临县、滕县。2月，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被任命为第四十一军前方总指挥，率领第一二二师师部和第三六四旅旅部等部队进驻滕县。

　　日军进攻滕县，王铭章师长临危受命。第一二二师虽说是一个师，却只有两个旅，每个旅实际上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日军不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还装备有山炮、野炮、重炮等多种特种兵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更明显。

　　但是，王铭章师长对抗日满怀信心，他曾坦率地说：“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武装，担当津浦路上保卫徐州第一线的重大任务，力量不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

　　北线西路日军的进攻直接威胁到徐州的安全。当时，徐州空虚，援军尚未调到。蒋介石得知上述敌情以后，即向第五战区下达命令：“四十一军王铭章，务必死守滕县3日，以待增援部队巩固徐州。”

　　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总司令根据第五战区的意图，命令王铭章师长：“直至第一线不能支持时，亦务必令四十一军两师死守。”

　　这两道命令下达后，中国军队防守滕县的各项准备工作更紧张了。

　　北线西路日军南下如此迅速，是韩复榘放弃济南造成的恶果。李宗仁为了阻止北线西路日军的进攻，确保徐州地区的安全，曾于2月10日命令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指挥所属部队向运河以东推进，袭取济宁。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孙桐萱原来是韩复榘的部属，韩复榘接连放弃济南、泰安、大汉口、济宁等地，数天之内，山东大片领土被日军占领，他感到愤慨。

　　根据李宗仁的作战部署，孙桐萱指挥第二十二师强渡大运河，攻入济宁城，与日军在济宁城内展开了激烈的奋战。但是，由于日军及时得到增援，第二十二师遭到重大伤亡，被迫于2月17日晚撤退到运河西岸。

　　中国军队未能夺回济宁，日军的侵略野心更加狂妄。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至24日，相继猛攻第五十五军和第十二军防守的阵地。连日作战，第三集团军虽然歼灭日军1000多人，但未能实现夺回济宁的意图，部队伤亡3000多人。矶谷廉介指挥的部队不断向南推进，兵临滕县城下。

　　1938年3月14日，日军进攻滕县，一场悲壮的滕县保卫战，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大幕。

　　从战略态势看，进攻滕县的日军是一路孤军。日军参谋本部在筹划津浦路北段日军的作战行动时，考虑到战线长、兵力少的困境，确定济宁、邹县、蒙阴为指令线，第五、第十师团的前期行动不得超越这条指令线。

　　但是，第五、第十师团的官兵一向视自己为日军的精锐，一些少壮派骄矜自负，竭力主张向南推进，一鼓作气攻下徐州。特别是第十师团占领济宁、邹县一线以后，矶谷廉介急不可待，多次向第二军指挥部请求南进。

　　2月，濑谷支队向运河以西进攻，占领嘉祥以后，日军的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3月上旬，板垣征四郎和矶谷廉介通过方面军再次向日军大本营请求率部南下，攻占徐州。日军大本营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但同时指出，由于华北方面军正在进行晋南战役，山东战场不可能再增加部队，徐州会战的准备工作没有完全就绪。

　　第五、第十师团南下作战，兵力不能分散，位置不宜突出，进攻正面不要太宽，部队前进时不要太远。为了防止发生不测情况，日军大本营把作战区域限制在京杭大运河以东、以北地区。

　　日军华北方面军指挥部根据大本营的意图，也提出了第五、第十师团不可突出冒进的措施，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特别指出，部队进至滕县、峄县、临沂一线以后，转而取守势，为以后作战做好准备。

　　从战役指挥上看，上述意图是符合战场情况的。徐州会战终究是一场80多万大军互相搏杀的大会战，没有充分准备，就可能遭到不测。

　　但是，板垣征四郎和矶谷廉介自恃武器装备上的优势，轻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特别是第十师团占领济宁以后，继续南下，取得了局部胜利，第一次冒险成功。

　　他们的行动虽然受到了日军大本营的节制，但一时的局部胜利使一些日军将领失去了理智，他们不顾一切，孤军深入，急于向徐州挺进。

　　进攻滕县的日军，由第十师团第三十三旅团漱谷启指挥，共有兵力约15000人。濑谷启指挥的这路日军，孤军前出，不能及时得到其他部队的增援，成为相对好打之敌。

　　战役指挥者要善于抓住处于孤立态势之敌打击。在敌人无隙可乘时，不要轻举妄动，而冷静地观察战局的变化，等待其脱离主力、孤军深入之敌的出现，以便为己所用。脱离主力，孤军深入之敌，常常是在战斗过程中出现的，这就要求战役指挥者要善于抓住战机。

　　这路日军人数虽然不多，但配备了不少炮兵，在炮兵火力上有较大优势。日军进攻滕县，凭借炮火优势，占据了主动地位。但在台儿庄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3月14日，天刚蒙蒙亮，日军的飞机就飞临滕县上空，对滕县进行狂轰滥炸。紧接着，炮弹一波接一波地落在滕县县城，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滕县附近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攻击。防守滕县的中国守军在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的指挥下，拼死坚守。

　　孙震总司令得知日军大举进攻滕县，立刻从临城乘火车赶到滕县，不顾日军密集的炮火，到前线阵地察看。在北沙河地段，孙震把附近部队的指挥官召集到一起，明确提出了抗击日军的作战方法。

　　孙震在阵地上大声说：“为了国家存亡，必须人人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与敌死拼，不负男儿七尺之躯。”孙震临阵动员，振奋了滕县守军的士气。

　　3月15日，日军陆续增加部队，上万日军向滕县右侧迂回，加强了对滕县的进攻。滕县东北十余里的冯河、龙阳店等几个主要据点被日军包围。

　　此时，王铭章师长能够指挥的滕县守城部队，只有8个步兵连、1个卫生队，连同滕县县城的警察和保安队，一共也不到3000人，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近2000人。

　　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的连续进攻，滕县的处境非常危急。王铭章临危不惧，动员官兵誓死报国，部队士气高昂，一次又一次地把日军击退。

　　3月16日，从黎明开始，日军向滕县东北方向发动猛烈进攻，上万发炮弹倾泻在滕县城内，飞机整整轰炸了一天。坚守滕县外围各主要据点的中国守军互相隔离，被迫各自作战，一些据点的官兵壮烈牺牲。

　　孙震总司令获悉滕县的战况，打电话给王铭章：“昨天，汤恩伯的先头部队已到临城，后续部队会陆续赶到。你们必须坚守滕县。你的指挥所应立即移到城内，你要亲自指挥守城事宜。如果守城兵力不足，可以把城外的兵力调进城内。”

　　“我们一定固守待援。”王铭章坚定地表示。

　　王铭章到滕县指挥所后，当即告诫滕县城内全体官兵：我部必须死守滕县。我和大家一起，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现在，立即把南门和北门堵死，东门和西门暂时留出通道，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违纪者，就地正法。

　　命令传下去后，王铭章师长镇定自若，登上滕县城头，不断慰勉守城官兵，坚决阻击日军，誓与阵地共存亡。为了集中兵力加强滕县的防守，天黑以后，王铭章命令城外各据点向滕县靠拢，进入县城防守。

　　日军的优势兵力久攻不克，矶谷廉介恼羞成怒。这天夜间，他把30000多日军、70多门大炮、近50辆战车调集起来，把滕县城关的东面、南面、北面包围起来。

　　滕县的战局越来越严重，第五战区原定由汤恩伯军团的一个团接替滕县的防务。该团已于3月15日到达临城。孙震总司令得知这一情况，命令该团立即前往滕县，支援王铭章师长防守滕县。但是，由于该团必须等到军团司令部到达临城后才能北上，难以立即前往滕县。

　　当时，第二十二集团军在临城的部队只有第四十一军直属特务营了，这个营仅有3个步兵连，1个手枪连，力量单薄。孙震总司令为了解滕县之围，命令特务营营长率领3个步兵连星夜出发，急行军赶往滕县，支援王铭章师长防守滕县，他自己身边只留下1个手枪连。

　　3月17日拂晓，日军就开始向滕县进行猛烈炮击和轰炸，每分钟都有数十发炮弹落到县城，日机接连不断地向中国守军投弹、扫射。阵地被炸毁了，房屋倒塌了，起火了。滕县城内，到处硝烟弥漫，烈火熊熊，只有北关的美国教堂还依稀可辨。

　　东南角的城墙被炸塌了，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缺口冲击。王铭章师长指挥官兵用机枪、手榴弹顽强抗击。日军冲过来，官兵们就用大刀同日军展开了肉搏战。

　　王铭章师长看到部队伤亡越来越严重，焦急万分，即发电报给第五战区指挥部。电文陈述：“黎明敌即以大炮猛烈攻城，东南城角被冲破数处。现在督师力战。”

　　数小时后，王铭章又给孙震司令发出第二份电报。电文称：“敌步兵登城，经我军冲击，毙敌无数，已将其击退。若友军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

　　可是，援军在哪里？

　　3月17日下午，日军继续用重炮猛烈轰击滕县，日机的攻击越来越频繁，预先构筑的工事几乎被夷为平地，守城官兵大部分在同日军的拼杀中光荣牺牲，阵地上剩下的人都已血肉模糊，连面目都分不清了。

　　王铭章师长意识到，这是报国的最后关头了。他给孙震司令发第三份电报，报告说：“目前敌用重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多处，敌步兵屡次登城，屡被击退。”最后，王铭章表示，“决心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这是将军从炮火连天的阵地上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

　　王铭章师长发出这份电报后，神情泰然，仿佛不是在激烈的生死场上，仿佛眼前没有这场战斗。他缓缓地向一处阵地走去。忽然，他看见滕县县长周同站在身边，他停住脚步，语气和蔼地说：“周县长，你可以走了，你应该走了。守城，有我指挥。”

　　周县长两道明亮的目光注视着将军，说：“王师长，‘守土有责’这四个字，我是明白的。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军，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们食国家之禄的，非常惭愧！王师长这样爱国，这样爱民，我们深受感动。我为一县之长，绝不苟生。我要做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

　　肝胆相照，悲壮凄凉。将军和县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迸发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日军从东面和西面攻入县城。王铭章师长把指挥所设在县城十字街头，亲自督战。看到日军冲过来，他举起枪，愤声怒吼：“弟兄们，我们要坚守到最后一分钟，要拼到最后一滴血！”

　　蒋介石下达的坚守滕县3日的时限早已过去了，战斗还在继续。傍晚，王铭章师长和少数随从已经无法在街上同日军展开搏杀，即从西北角登上城墙，准备到火车站去指挥战斗，继续与日军拼杀。

　　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王铭章师长的腹部，鲜血很快染红了将军的衣服。卫兵见状，急忙用绑腿为将军包扎。

　　正当卫士要把受伤的王铭章师长转移时，一排子弹射过来，王铭章师长光荣殉国。

　　滕县保卫战，中国守军没有一个人投降。

　　3月18日，滕县、临城陷入日军之手。

　　3月20日，韩庄、峄县被日军占领。

　　滕县虽然失守了，但是，王铭章师长面对10倍于己的日军的疯狂进攻，率领部队坚守滕县阵地4个半昼夜，中国军队伤亡近万人，歼灭日军2000多人，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局部的牺牲，换来了全局的胜利。对此，作为战区司令官的李宗仁深有体会地说：“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战后，日军一名记者撰文说：

　　1938年3月初，我军攻占济南后，组织濑谷混成支队，以步兵两联队配合相当数量的炮兵、坦克、飞机，继续南进，在泰安、兖州等处，均未遇到抵抗，但到滕县后，遇到四十一军之一二二师顽强抵抗三天，我军遭受很大损伤。

　　王铭章的灵柩运回四川时，沿途群众路祭不绝。英国、法国在长江上的船舶，下半旗，鸣礼炮致哀。王铭章的家乡新都县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汉口、重庆、成都这3个城市都为王铭章举行公祭。

　　1984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王铭章为革命烈士。9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王铭章遗属颁发了烈士证书。

台儿庄血战挫日军威风

　　作战厅长刘斐随蒋介石从武汉飞到徐州以后，每天都要和李宗仁交谈一两次。有时候，他们在作战室里比画着地图谈，有时候是随意地散步。

　　“自从南京失守以后，前线不少将士沮丧，我们必须选择有利时机打一个胜仗。”刘斐说。

　　李宗仁听了，微微点头，说：“是呀，胜仗可以鼓舞士气，振作精神。南京失守了，我们要在徐州附近打一个胜仗。抗日战争，需要鼓舞民心士气呀！”

　　李宗仁与刘斐对视一眼，说：“临沂张自忠的部队，打了胜仗。现在，矶谷廉介指挥的第十师团攻占滕县，骄狂万分，他们不会顾及左翼板垣征四郎指挥的第五师团被阻止在临沂，也不会等到南线日军北上呼应，必然要孤军冒进，直扑台儿庄，抢一个津浦路作战的头功。”

　　这也是作战厅长刘斐思考的主题。听了李宗仁这几句话，刘斐立刻说：“我们要发挥部队装备轻快的特点，发挥兵力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大胆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在日军没有对徐州形成合围前，将其各个击破。”

　　李宗仁忽然站住了，一句话也不说。李宗仁心里明白，在抗日这一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国民政府统帅部的意见不一致，有人主张持久防守，消耗日军，有人主张打运动战，各个击破日军。徐州会战，他必须选择一种能有效歼灭日军，能打胜仗的战法。

　　回到指挥部，李宗仁自言自语：这些日军，急于打通津浦路。他们急，我们就有战机！

　　李宗仁详细分析了日军的企图，进一步向部队明确了作战方针。这个作战方针是：

　　固守台儿庄及运河一线，诱敌来犯，断敌后路，相机实施反包围，聚歼日军。

　　李宗仁在组织指挥第五战区进行徐州会战过程中，曾多次要求蒋介石增加兵力。

　　蒋介石看到，加强第五战区的防御具有战略意义，因此，他把正在河南进行补充训练的汤恩伯指挥的第二十军团和孙连仲指挥的第二集团军调往徐州战场，把这两支部队用来守卫徐州的门户台儿庄。为此，第五战区对作战部署进行了调整。李宗仁作出的新的作战部署是：

　　孙连仲指挥的第二集团军3个师，坚守台儿庄的正面阵地。其中，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师在运河一线以及台儿庄以西布防；第三十一师用主力坚守台儿庄，以一部兵力配置于台儿庄东侧和西侧，支援台儿庄的核心阵地作战。

　　汤恩伯指挥的第二十军团，部署于向城、洪山一线，阻击北面的日军。其中，用两个军向峄县、枣庄日军的侧背进行攻击，配合孙连仲的部队围歼日军；用一部分兵力担任台儿庄到韩庄之间运河南岸的防务。

　　孙连仲接到命令以后，立即组织先遣人员前往徐州以北地区，选定指挥所；命令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率领部队，迅速进驻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掩护其他部队进入预定地域。

　　台儿庄的东面和西面是三角形的山地，有利于组织防御。有利的地形条件是良好战场的重要标志。孙连仲根据台儿庄的地形特点和李宗仁明确的作战任务，作出了以下部署：

　　集团军总司令部设在距台儿庄城寨5千米处。

　　第三十一师：第一八四团防守台儿庄城寨，这是防守台儿庄的核心阵地。台儿庄以西3．5千米的范口村，台儿庄以东1．5千米的官庄，是支撑台儿庄的两个“角”，各派部分部队防守，与台儿庄城寨互为犄角之势，协同作战。另一部分部队沿大运河南岸设置防御阵地。

　　第三十师、第四十四旅：在台儿庄以南地区和贾汪东北地域集结。

　　1938年3月22日，各部队按照以上部署进入阵地。

　　孤军冒进的日军第十师团第三十三旅团濑谷启得知中国军队的防御行动以后，开始感到了自己的不利处境。他看到，他们的前面，孙连仲指挥的部队两万多人已经开始构筑防御工事；他们的后面，汤恩伯指挥的部队6万多人已经占据有利地形。他们的左面，第五师团的友邻部队进攻临沂受挫，已经同他们失去了联络；尤其是他指挥的这支部队只有1．5万人，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骄横的日军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自认为战斗力处于上风，依然急于向台儿庄挺进。

　　3月23日，濑谷启明确了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行动，主要是：

　　步兵第六十三联队第二大队配属野炮兵一个大队，组成台儿庄派遣队，向台儿庄进攻。这支派遣队大约只有两个营的兵力。

　　步兵第十联队第二大队为主体，组成沂州支队，向临沂方向前进，策应临沂方向的坂本支队作战。这支部队大约只有一个营的兵力。

　　步兵第六十三联队第一大队在韩庄等地担任守备，主要任务是担任右翼的警戒，保障台儿庄派遣队的右翼安全。旅团司令部及其余部队驻扎在峄县附近。这部分日军大约有3个营的兵力。

　　3月24日，就是蒋介石到徐州视察的时候，日军分两路开始对台儿庄的攻击行动。

　　沂州支队东进至郭里集，就受到汤恩伯指挥部队的阻击。一个营的步兵如何能突破数万部队设置的防线？

　　数千名日军在空军配合下，向台儿庄阵地发起攻击。攻击开始后，日军不断增加兵力，一会儿用重炮轰击，一会儿用坦克冲击，大有一举突破台儿庄阵地的嚣张气焰。

　　孙连仲总司令深知台儿庄防御战是一场恶战。战斗前夕，孙连仲亲赴前线，指挥部队抗击日军。他对官兵们说：“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只能依靠地形挡住它，再利用夜里的小突击拖住它。没有命令，决不能撤退！”

　　守卫台儿庄的第三十一师官兵与日军展开激战，不时地以灵活的战术同日军进行周旋。突然，日军的炮火把台儿庄城寨东北角的城墙炸塌了，日军看到城墙中的这个突破口，纷纷往城里冲。

　　池峰城师长看到情况万分危急，厉声命令：“敢死队，跟我上！”

　　在师长的带领下，第一八六团官兵蜂拥而上，同日军拼杀起来。台儿庄西面的国民党守军第三十师的官兵乘势从翼侧打击日军。突入台儿庄城东北角的日军两面受到威胁，立足未稳，就被中国守军歼灭了。

　　李宗仁送走蒋介石，看到台儿庄战役第一天的战斗报告，当即传令：“奖赏敢死队银元10万。”敢死队员们听到李宗仁的嘉奖令，一致表示：“只要抗日，不要银元！”

　　李宗仁闻讯，心甚为感动。战前，孙连仲、汤恩伯各指挥一支大兵团，谁打阵地战？谁打运动战？谁能守住台儿庄？谁去侧击日军？李宗仁颇费了一番心思。在国民党军队中，西北军以善于防守著称。李宗仁把坚守台儿庄正面核心阵地这个最艰巨的任务交给孙连仲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是用人之长，用军之长。

　　第一天战斗，李宗仁更加坚信战前用对了人，用对了兵。徐州会战，孙连仲指挥的部队在台儿庄战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3月27日，日军增加兵力以后，继续向台儿庄进攻。这时候，日军的进攻队伍中已经有独立机枪第十大队、轻装甲车第十中队等火力和突击力比较强的兵种。战斗打响后，日军主力都被吸引到台儿庄附近。

　　激战中，日军部分主力突入台儿庄的北门。第三十一师官兵奋力反击，阵地上你来我往，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了拉锯战。看到隆隆开过来的日军坦克，中国守军把10多枚手榴弹捆成一束，把日军的坦克炸毁。肉搏战时，中国军队官兵手中的大刀发挥了强大的威力，日军被砍得血肉横飞。

　　李宗仁见守城部队士气高昂，日军已经就范，看到歼灭日军的时机基本成熟，命令第二十军团用部分兵力监视当面的日军，主力迅速南下，围歼台儿庄的日军。

　　3月28日，日军的攻击越来越猛烈，坚守台儿庄阵地也越来越艰难。第三十一师官兵遵照李宗仁的命令，不畏牺牲，英勇抗击，始终坚守阵地。

　　台儿庄战斗到了关键时刻。这天，李宗仁严命第二十军团用主力攻击台儿庄以北的日军的侧方，配合第二集团军的官兵打击日军。

　　3月29日，天刚蒙蒙亮，孙连仲总司令就把师长、旅长和炮兵团长召集到一起，进一步明确了坚守台儿庄的决心。

　　孙连仲对大家说：“根据种种迹象分析，我们当面的日军正在等待援助。我们要以钳形攻势把这些日军歼灭。第三十一师仍然要坚守阵地，要牢固树立独自为战的思想。同时，我们还要组织部队出击，打阵地战，内外配合，就会主动得多。”

　　日军矶谷廉介为了迅速攻下台儿庄，命令濑谷启即刻把旅团主力投入战斗。

　　为了钳制日军南下，减轻台儿庄战场的压力，3月30日，第五战区命令第二十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对峄县的日军进行佯攻，另以一部分兵力迅速向泥沟前进，协助第二集团军的部队打击围攻台儿庄之日军。

　　这支中国军队千方百计破坏铁路、公路交通，切断峄县与台儿庄这两部分日军之间的联系。这天，蒋介石命令第五战区的部队死守台儿庄。

　　李宗仁司令长官下达了第二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命令，同时，李宗仁再次严令汤恩伯率领部队迅速南下，协助第二集团军歼灭进攻台儿庄之日军。

　　3月30日，日军荣福团在台儿庄遭到中国军队的南北围攻，处境危险。濑谷急忙命令日军前往增援，自己则赶到台儿庄前线督战。日军竭力全力攻击台儿庄阵地。

　　3月31日，中国军队把进入台儿庄的日军全部包围起来了。

　　台儿庄的日军处于危急状态。为了策应台儿庄的战斗，日军第二集团军命令攻击临沂的日军支队转向台儿庄，支援台儿庄战场。日军于31日到达向城、爱曲地区，从侧面攻击第二十军团，企图解第十师团之围。

　　汤恩伯指挥的第二十军团发现这路日军后，命令第五十二军和刚刚到达的第五十七军一起，围攻日军支队。经过数天战斗，阻击了日军支队，使日军增援台儿庄的计划没有实现。

　　4月1日，日军为了增加台儿庄方向的兵力，不得不把第八旅团第三十九联队的一个大队派遣到台儿庄。连日激战，台儿庄难以攻克，日军第十师团已经山穷水尽，矶谷廉介能够掌握的预备队，也只有5个营的兵力了。

　　4月3日，日军再次向台儿庄阵地上的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不断投掷催泪瓦斯弹。当日军攻占台儿庄的东南门后，突入城寨百余米，台儿庄大部分市区的街道被日军占领。第三十一师官兵在激战中死伤三分之二，仍然据守南关的几处阵地，同日军拼死抵抗。

　　李宗仁分析了战场全局情况，拿起电话，冷静地命令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各部必须坚守至次日拂晓，拖住日军，等待汤恩伯军团前来增援。”

　　孙连仲毫无惧色，坚定地回答：“长官有此决心，我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

　　4月4日深夜，汤恩伯指挥的部队到达台儿庄的北面。这时候，台儿庄已经有三分之二被日军占领。

　　李宗仁原来认为，汤恩伯的部队4日中午即可到达，因此，命令孙连仲于4日晚上向日军阵地反击。这天半夜，孙连仲把阵地上所有能用的兵都集中起来了，伤员们来了，炊事员、担架兵都站到了敢死队的行列里。这支数百人的敢死队正要出发，电话铃响了。

　　池峰城师长在电话中向孙连仲总司令请示：“是否可以撤退到运河南岸去？”

　　孙连仲毫不犹豫地命令：“部队决不能撤退。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去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过河者，杀无赦！”

　　池峰城师长以必死的决心组织部队抵抗，把增援的日军击退。

　　这夜，第三十一师的敢死队在黑暗中冲入日军阵地。日军连日作战，没有料到中国军队会在半夜里突然杀出来，仓皇应战，溃不成军。经过敢死队的一场夜战，台儿庄阵地被孙连仲夺回了四分之三。这是中国守军的一个奇迹。

　　这场夜间战斗，汤恩伯指挥的部队没有参加。4月5日，蒋介石打电报给汤恩伯，严厉指出：

　　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

　　在蒋介石的严厉命令下，汤恩伯指挥部队向日军的后方攻击。

　　4月6日拂晓，台儿庄阵地上仍然是硝烟弥漫，几声枪响打破了黎明的寂静。濑谷启看到自己的部队损失惨重，已经难以继续战斗了，几经思考，命令部队停止攻击，收缩阵地，准备于傍晚撤出台儿庄。

　　谁知，矶谷廉介接到以上情况报告以后，坚决不同意日军撤出阵地，命令他们立即转入攻势行动，去消灭台儿庄的中国守军。

　　濑谷启看到师团长发来的命令，又看了看阵地上到处都是死伤的日本兵，把这份命令紧紧地捏在手中。日本军队军纪严明，但这天晚上，有的日军却不顾军纪，逃离台儿庄。

　　晚上，中国军队对日军发动全线攻击。日军队形混乱，东奔西逃。第二集团军和第二十军团的官兵内外夹击，越战越勇。

　　为了彻底歼灭溃逃的日军，第八十九师第五二九团团长罗芳珪同副团长一起来到前沿阵地，仔细观察敌情。他们这支部队已经同日军激战多日了，现在要争取最后的胜利。突然，一发炮弹落下来，在罗芳珪团长的身旁爆炸了。罗芳珪团长身一歪，倒下了，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和胸部。

　　警卫人员见状，大吃一惊，急忙过来抢救团长。

　　罗芳珪躺在一名战士身上，微微睁开眼，当他看到周围的人都为抢救他而忙碌时，想挣扎着坐起来。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余死无足惜，君等但须继续前进……”

　　这位年轻的团长终因流血过多，在大会战胜利的前夕，光荣牺牲了。

　　日军被击溃了。将士们聚集在罗团长身旁，把一束束鲜艳的桃花放在他的遗体旁。山坡上，那些盛开的桃花在微风中摇摆，仿佛在向英雄志哀，向英雄告别。

　　至4月7日凌晨，被围困的日军濑谷支队除少数突围到达峄县固守待援外，其余全部被歼灭。台儿庄战役，以中国军队的全胜而落下了帷幕。

　　一场血战结束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作战厅长刘斐的陪同下，来到台儿庄阵地，进行巡视。看到战场上中国军队官兵壮烈牺牲的动人情景，刘斐对李宗仁说：这场战斗打得这么苦，国民政府应该大力宣传，以振士气。

　　李宗仁频频点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情况电告各方，多做宣传，扩大影响，鼓舞抗日士气。

　　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给予来犯日军歼灭性的打击，摧毁坦克30多辆，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据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第三课统计，两个师团一共死伤1．2万多人。

　　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个胜利，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步兵第十团战斗详报》记载，台儿庄中国守军“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士兵依靠堑壕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堑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

　　台儿庄大捷，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情，掀起了抗击日军的高潮。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武汉举行了10万人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前面，用卡车载着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巨幅画像。

　　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报告军事时，称：“敌板垣、矶谷两师团，直迫台儿庄，经孙连仲部坚强抵抗，以杨军团由东北向西南压迫，并以孙桐萱、曹福林、李明扬各部，渡过微山湖，断敌交通补给，迄4月3日，我包围之势已成，对台儿庄之敌，乃实行总攻，敌伤亡约达万人，几全部歼灭，我俘获无算，为抗战以来空前之大胜利。”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抗日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斗结束后，全国的许多报刊纷纷报导抗日将士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其中，长沙《大公报》在1938年4月15日发表了题为《扼守南口，威震中外；台庄会战，为国捐躯》的文章，悼念罗芳珪团长。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抗日英雄。1988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罗芳珪为革命烈士。

蒋介石炸黄河挡侵略日军

　　台儿庄战役结束以后，中日两军的统帅部重新判断徐州地区的战争形势，都大量向徐州地区调集军队，但战略出发点不同。

　　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歼灭日军万余人，一度掌握了徐州会战的主动权。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受到台儿庄大捷的鼓舞，对徐州地区军事态势作了新的分析判断，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再一次被打破。

　　对于下一步行动，国民政府一些高级将领意见不一致。有人认为，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应转移阵地，重新建立起一道保卫武汉的新防线。有些人主张，要利用部队高昂的士气，再打一个胜仗。

　　蒋介石接受了后一种建议，决定“扩大台儿庄战果”，在徐州地区同日军进行一场决战，夺取决战的胜利。因此，蒋介石按照决战的意图，把战斗力强的部队纷纷调到徐州地区。出于这一战略考虑，第五战区的部队由会战初期的29个师迅速增加到64个师又3个旅，总兵力约60万人。

　　日军大量向徐州地区增加兵力，主要出于4种考虑。

　　一是通过台儿庄战役，日军看到徐州附近集结了大量中国军队，认为这是进行一场决战的好时机，是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挫伤中国军民抗日意志的好时机。

　　二是春季来临，日军对北方强国苏联的战备有所松弛，在全局上日军有较多的机动兵力可以南调，战略预备队的力量加强。

　　三是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受台儿庄战役失败的影响，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进行新的评估，认为徐州不可能轻易取得，必须调集重兵，四面合围，才能打通津浦铁路，攻占徐州。

　　四是台儿庄作战失败后，一些日本军官萌发了报复中国军队的心理。

　　出于以上考虑，日军统帅部对徐州地区的军事态势作了新的判断，对北平、天津、山西、江苏、安徽等地日军的作战任务重新进行调整，抽出第十四、第十六、第一一四师团，命令这3个师团向徐州地区运动，配备各种重武器，调遣数百架飞机，进行徐州作战，打通津浦路。

　　1938年4月3日，日军大本营研究了进行徐州作战的可能性。

　　4月7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组织徐州作战的命令。陆军部根据上述命令，制定了《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其基本作战意图是：徐州作战，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联合组织实施，以华北方面军为主，华中派遣军配合华北方面军作战。作战开始后，主力兵团向西迂回，从侧后保卫徐州，歼灭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主力。

　　其任务区分主要是：华北方面军第五、第十、第十四、第十六师团向开封以东行动，攻占陇海铁路沿线以北地域；主力南下，进攻徐州；用两个师团向兰考、商丘方向进攻，切断中国军队向西的退路。

　　华中派遣军第九、第十三师团在徐州以南行动，占领徐州以南的津浦路和合肥地区，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进攻徐州。

　　4月中旬，“日军大本营派遣班”进入中国，在济南设立指挥机构。这个派遣班由参谋部作战部负责，主要任务是协调徐州南、北日军两大兵团的作战行动。

　　4月17日和18日，日军在济南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有关人员在会上明确了两军进行徐州作战的有关事宜。由此可见，日军大本营对徐州作战是多么重视。

　　4月18日，日军发起了新的攻势。

　　日军第五师团遭到中国军队沉重打击以后，稍经补充休整，以步兵第九旅团为骨干组成支队，从临沂西北的义堂地区南进。

　　第十师团分成3路纵队，从薛城、峄县、向城之间60千米的正面上向南攻击前进，对中国守军进行牵制性进攻。第十六师团的支队担任第十师团的预备队。

　　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第二十、第三军团，第二十七军团第五十九师奋起抗击。日军每前进一步，都受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进攻迟缓，到月底，这路日军仍被阻止在韩庄、邳县、郯城一线地域。

　　日军新的进攻，催促中国军队作出新的作战部署。徐州战场有64个师，这不是一支小部队。这些部队如何部署，蒋介石并没有作出详细计划。作战厅长刘斐曾向蒋介石建议，山东南部的中国军队应该以机动防御为主。

　　在作战指导上，除以一部分军队同日军保持接触外，主力应集结在便于机动的地区，相机打击日军；运河沿线要有中国军队防守；徐州以西地区，要控制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以便应付突然发生的各种情况。但是，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徐州周围集结重兵有不同看法。李宗仁认为：“我方在徐州一带平原，聚集大军数十万人，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

　　李宗仁还指出：“以我军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

　　李宗仁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把其中21个军编为5个兵团。这些兵团是：

　　淮南兵团：李品仙任司令员，编有3个军的部队。

　　淮北兵团：廖磊任司令员，编有4个军的部队。

　　鲁南兵团：孙连仲任司令员，编有9个军的部队。

　　陇海兵团：汤恩伯任司令员，编有3个军的部队。

　　苏北兵团：韩德勤任司令员，编有2个军的部队。

　　一场数十万军队参加的大会战开始了。

　　徐州大会战，实际上是徐州外围战。

　　1938年5月5日，日军从南面和北面同时向徐州夹击，其战略意图是，先迂回徐州西侧，再四面包围徐州。

　　徐州南面战场：日军第九、第十三师团从蚌埠沿北淝河、涡河西岸北进；第三师团从蚌埠出发，向大营集、宿县进攻。

　　徐州北面战场：日军第十六师团从山东的济宁渡过运河，向江苏省的丰县、砀山挺进；第十四师团从河南省的淄阳县南渡黄河后，向兰考挺进；第十师团把韩庄、台儿庄地区的作战任务交给第一一四师团接替，在夏镇附近渡过微山湖，向江苏省的沛县进攻。

　　以上作战目的一旦达成，日军就完成了对徐州的四面合围，形成同中国军队主力进行决战的态势。

　　为了从四面合围徐州，日军对这次进攻行动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进攻发起后，各部队进展顺利，会战进程似乎是按照日军单方面制定的时间表推进的。

　　5月9日，日军第十六师团南下，向砀山、唐寨地区挺进，从西面攻击徐州。第十四师团步兵第二十八旅团奉命从河南新乡转赴山东济宁，向郓城、菏泽等地发起进攻，掩护师团主力强渡黄河。

　　5月10日，日军第九师团经蒙城、永城等地，向徐州西南地区进攻。当时，廖磊指挥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所属第七、第四十八军防守淮河中流地域。廖磊命令第一七一师师长杨俊昌带一个团，扼守宿县；命令第一七三师副师长周元率领一个团，扼守蒙城。

　　日军进攻蒙城时，周元遵照廖磊司令长官的命令，指挥2000多官兵拼死抵抗。激战中，防守蒙城的中国军队除20多名士兵突围外，周元副师长及其余官兵全部壮烈牺牲。这路日军16日逼近徐州。

　　5月11日下午，日军步兵第二十八旅团攻占郓城。郓城失守，菏泽就暴露在这路日军的进攻正面了。防守菏泽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蕃感到敌情严重，严令第六十八旅组织反攻，夺回郓城。

　　第六十八旅出发后，李必蕃师长亲自带领师直属队前往增援。第六十八旅刚从前线撤退，没有得到休整，加之日军的炮火异常猛烈，部队多次组织反攻，官兵遭受重大伤亡，仍然没有夺回郓城。

　　李必蕃师长立即调整部署，把第六十七旅配置在菏泽左侧，把第六十八旅部署在菏泽的右侧，严令全师各部队抓紧时间做好战斗准备，死守菏泽。

　　5月12日，日军第十四师团南渡黄河以后，迅速以一部兵力前进到内黄集附近，截断了陇海铁路。这等于截断了中国军队向西撤退的后路。

　　5月13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前进至徐州西南的永城，占据了徐州西南方向的有利地域，从西南面包围徐州。第九师团沿津浦铁路前进，攻占宿县。南线日军，攻占永城、宿县以后，从南面形成了对徐州的合围态势。

　　5月14日，日军第二十八旅团凭借化学武器和重炮的猛烈攻击，突破菏泽的外围阵地，把菏泽城四面围困起来。

　　防守菏泽，又是一场血战。

　　李必蕃指挥的第二十三师，有一支以工兵为主的骨干队伍，擅长防守，敢打硬仗。看到日军猛烈的进攻，李必蕃知道菏泽已经是一座孤城了，守城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对官兵们说：“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坚守阵地，绝不能后退。”

　　日军攻城的炮火越来越猛烈，排炮几乎没有间隙，接二连三地落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日军冲上来了。李必蕃师长一声令下，官兵们一齐向日军射击，机枪喷出了一条条火龙，打得日军东倒西歪。

　　在日军一次接一次的炮击中，菏泽的防御阵地被炸成一片废墟，村庄在燃烧，树林在燃烧。部队伤亡越来越大，有些排的官兵全部牺牲在抗日的阵地上，有的连只有几名伤兵还坚守在阵地上。

　　日军越来越近了。师参谋长黄启东英勇殉国了，刘冠雄团长也在战斗中牺牲了。李必蕃看了看身边的几名随从，手一挥，毫不犹豫地冲出战壕。在激战中，李必蕃身负重伤，随从副官急忙把李师长搀扶下来，组织直属连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傍晚，满身是鲜血的李必蕃被救护到菏泽以南的地方。李必蕃从昏迷中醒来，得知菏泽已经被日军占领，悔恨交加，决定以一死来激励将士们继续抗日。

　　他吃力地取出一份地图，写下了“愿我同胞，努力杀敌”的遗言，趁护理人员不注意，猛地举起手枪，在自己头上开了一枪。

　　李必蕃以身殉国，在全国反响强烈。国民政府追晋李必蕃为陆军中将。各地报刊纷纷登载文章，赞扬李必蕃的爱国精神。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代表吴玉章、罗炳辉等人率领代表团，参加李必蕃的追悼大会，并送了一块刻有“民族之光”的大匾。198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李必蕃为革命烈士。

　　菏泽失守那天，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攻占曹县，第十六师团主力攻占金乡。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没有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致使中国军队徐州地区的防线被日军突破。这一突破，对徐州地区的防御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5月15日，沿津浦铁路北上的日军第三师团攻占大营集以后，在第九师团左翼支队的配合下，向徐州挺进。

　　日军连续进攻的炮声，大片领土的失陷，迫使国民政府的一些高级将领重新认识徐州地区的军事态势。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未能有效地抗击日军的进攻，短短10天时间，南北两路日军即完成了对徐州地区的合围，这使蒋介石等人感到十分意外。

　　国民政府一些高级将领开始意识到，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狭小平原地区同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决战，是不现实的，要消灭日军，必须另谋他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徐州。

　　蒋介石下达的命令是：“避免决战，撤离徐州。”

　　5月16日，李宗仁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下达了第五战区各部队脱离徐州战场的命令。司令长官作出的撤退部署是：刘汝明指挥第六十八军占据徐州有利地形，掩护各部队撤出徐州战场。第二十四集团军留在苏北。第六十九军在鲁南、鲁中地区开展游击战。

　　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分成五路，分别向徐州西南方向突围，向河南、安徽边界的山区撤退。李宗仁部署完撤退任务以后，静静地坐在指挥室里，心情格外沉重。

　　5月18日，李宗仁同白崇禧、刘斐等第五战区长官部的人员一起，在第三十一军和第七军一个师的掩护下，从萧县以南地域突围，向阜阳前进。

　　一路上，日军的飞机不时地临空侦察。为了免遭意外，李宗仁一行白天隐蔽，夜间行军，整整在途中行军7天7夜，终于到达阜阳。

　　5月19日，第六十八军完成了掩护第五战区各部队撤离徐州的任务，即放弃徐州。当日，日军占领徐州。

　　在徐州会战接近尾声时，发生了在抗日战争中有重大影响的两个事件：一个事件是中国空军到日本进行“纸片轰炸”，一个事件是黄河决堤。

　　“纸片轰炸”发生在徐州陷落的当天。

　　徐州会战失利后，侵华日军越来越猖狂，日军飞机对武汉、重庆、广州的轰炸也越来越频繁。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时，有人提出，中国应该对日军占领徐州作出强烈反应，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千方百计打击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要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在日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中国采用什么方法打击日军？这是一个难题。

　　有人说：日军飞机对中国的大城市狂轰滥炸，中国空军就不能轰炸日本本土吗？

　　有人说：中国是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不能像日本法西斯那样，滥杀无辜。

　　有人说：“七七”事变以来，日军残暴地屠杀中国人民，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灾难。日本本土并非固若金汤，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日本尝尝中国人的炸弹？

　　有人提出：空军能担任远航日本的重任吗？国民政府的空军组建以来，还没有作过如此远距离的飞行呢！

　　这次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秘密派飞机到日本，不投炸弹，只投掷宣传弹，并责成航空委员会军令厅选定远征日本的空勤人员。

　　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得知中国空军要远航日本，连连摇头，说：去日本？中国飞行员没有这个能力，应该聘请一位美国飞行员。

　　经过协商，美国飞行员选定了。但这位飞行员狮子大开口，远航日本一趟，必须给他10万美金。那时候，10万美金约合40万大洋。这不仅是要价高，也是对中国飞行员的藐视。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决定，把远航日本的任务交给空军第十四中队中队长徐焕升。徐焕升是笕桥航校第一期毕业生，曾经到德国学习，能担当此任。随徐焕升编队飞行的僚机由佟彦博驾驶。佟彦博是笕桥航校第三期的毕业生，曾经担任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

　　1938年5月19日15时23分，徐焕升驾驶1403号长机，佟彦博驾驶1404号僚机，悄悄地从汉口机场起飞了。这两架美制“马丁”B-10B轰炸机运载着100万份宣传单，经过2小时飞行，按预定计划到达宁波栋社机场加油，于23时48分起飞，向日本飞去。

　　5月20日凌晨2时45分，中国飞机飞临长崎上空，撒下传单，再向日本的福冈、九州等一些城市飞去。

　　随着中国飞机B-10B的一阵阵轰鸣声，宣传单雪片似地飘落下去。徐焕升和佟彦博及时向国内反馈信息：空中没有拦阻，探照灯柱到处可见，高射炮火密集射来……

　　那夜，日本的长崎、九州等城市的市民们惊恐万状，军方束手无策。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万万没有想到，中国空军的飞机能飞到日本领土上。当他们看到中国空军撤下的传单时，日本举国骚动。

　　这些传单，有的是《告日本国民书》，有的是《告日本工人书》。其中《告日本国民书》写道：

　　我们中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人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领土上做着怎样的罪恶。请诸位静听……

　　日本兄弟，在诸位之中，有开始反对战争、理想做正义和平的人，也有为军阀的宣传所欺骗而讴歌战争的人；但，不管是哪一种人，想来一定都因贵国的言论被统治，要了解时局的真相是困难的。所以，试作以下的说明，希望诸位详加考虑。

　　中国空军将士中日人民亲善同盟

　　《告日本工人书》有以下内容：

　　解放是不会自己来的，现在正是人民争回自由的时候了。你们掌握着生产，掌握着日本军阀之心脏的工人兄弟！

　　觉醒诸君伟大的力量吧！诸君掌握着东洋的命运，打倒日本军阀，为解除两国人民的苦痛，以同盟罢工来战斗吧！

　　中华全国总工会

　　这种宣传，也是一场战斗，它对日本国民产生的影响不亚于战场上的一个胜仗。

　　黎明，两架中国飞机圆满完成任务，顺利返航。

　　8时48分，佟彦博驾驶的僚机在玉山机场降落了。9时24分，徐焕升驾驶的长机在南昌机场降落了。机场上，掌声雷动。各类人士聚集机场，热烈欢迎远征归来的勇士。

　　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为了祝贺这次行动，特地赠送了两面锦旗，一面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另一面写着“气吞三岛，威震九州”。

　　在徐州会战期间，两架中国空军的飞机远航到日本撒传单，这一行动，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6天以后，日本近卫内阁被迫大改组。

　　黄河决堤，发生在日军西进途中。

　　日军占领徐州及其附近地区以后，日本大本营决定“扩大徐州会战结果”，命令部队沿陇海路西进，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5月下旬，日军大本营先是命令进攻兰考、商丘、永城、蒙城以东地区，继而又下令攻击部队越过上述4个县城，继续西进。

　　根据日军大本营的命令，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命令第十、第十四、第十六师团分路向西追击。5月24日，日军第十四师团的部队占领兰考后，被中国军队包围。经过近一周的激战，中国军队撤退。日军继续西进。

　　6月6日，日军第十四师团占领开封。7日，离郑州只有数十千米的中牟陷落，中原重要城市郑州危急。

　　日军连续西进，数周内侵占中原地区大片领土，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如何阻止日军西进，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面临的十分迫切的问题。郑州一旦失守，日军必将会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也会沿陇海铁路西进，进攻西安。这将使抗日战争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谁知，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蒋介石决定采用“以水代兵”的战术。

　　6月初，蒋介石出席在武汉举行的最高军事会议。当讨论如何阻止日军西进时，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一名副主任建议，选择适当位置炸开黄河大堤，水淹日军。蒋介石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在郑州东北的花园口附近炸毁黄河大堤。这道命令，带来了一场新的灾难。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黄土高原夹带大量的泥沙，由西向东气势磅礴地奔泻下来。进入华北平原以后，黄河水流减缓，河道开阔，由于泥沙逐年淤积，河床远远高出两岸的田园和居民，汛期水位，比开封著名的铁塔和郑州著名的“二七纪念塔”塔顶还要高，成为一条“悬河”。

　　黄河两岸广大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危，都系于那条大堤上。中国历代王朝都采取措施，防止黄河水患。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奉命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数千年来，黄河沿岸的人民群众不断修筑大堤，把大堤修得十分坚固。奉命炸堤的工兵部队连夜挖掘，多次爆破，都没有把大堤炸开。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接连3次责问为何没有炸开大堤？

　　受命炸堤的工兵分队万般无奈，不得不另选地址，炸药、地雷同时使用。突然间，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破声，一条“黄龙”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里奔腾而出。

　　刹那间，滔滔黄河水带着混浊的泥沙，从缺口夺路而出，犹如万马奔腾，呼啸着，奔腾着，沿中牟、尉氏、扶沟一线向南泛滥，把沿途的村庄、庄稼、树木全部吞灭，美丽富饶的中原大地出现了大面积黄泛区。

　　7月20日的《新华日报》报道：

　　黄河决口，共有两处，一在郑州以北24里的花园口溃决150公尺，水深3丈；一在中牟以北32里的赵源口溃决300公尺，水深丈余。

　　两决口相隔40里，中间杨橘一带，并没有水。花园口的决流，南经京水镇入贾鲁水支流至白沙镇，与赵源口决流汇合，入贾鲁河向东南泛滥……

　　日军沿陇海铁路向西推进途中，突然遇到滚滚洪流席卷而来，毫无思想准备，部队的大炮、战车等辎重物资陷入一片汪洋之中，许多官兵被洪水吞灭了。面对凶猛无比的滔滔黄河水，日军的重装备难以行动，日军统帅部不得不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

　　蒋介石“以水代兵”，尽管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却造成黄河改道，河南、安徽、江苏3省40多个县市，3000多平方千米的田园变成了一片汪洋，1250万人悲惨地遭受这场灾难。仅河南省的郑县、中牟、开封、太康、淮阳、鹿邑、尉氏等21个县市，就有900万亩耕地被淹没。

　　滚滚洪流，吞灭了90万人的生命，造成上千万人流离失所，豫东广大地区，成了满目疮痍的黄泛区。黄泛区年年受灾，岁岁饥荒，灾荒带来的损失，更是无法统计。

　　中原人民不仅饱受日本侵略者野蛮掠夺之苦，又面临着人为的洪水带来的巨大灾难。

　　徐州大会战，在滔滔黄河水泛滥中，落下了帷幕。徐州会战，有临沂、滕县、台儿庄的激战，最终却以水代兵，给中原人民造成重大灾难。

德军闪击波兰

德国制造“格莱维茨事件”

　　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0分，德国空军正式开始轰炸波兰的空军基地。5分钟之后，地面部队越过德波边境，进入波兰境内。同时，一艘德国战列舰出现在清晨的薄雾中，开始轰炸位于韦斯特普拉特的波兰要塞。

　　在前一天夜里，战争的序幕徐徐拉开了。德国为袭击波兰炮制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格莱维茨事件”。

　　那么，格莱维茨事件是怎样出笼的呢？在1939年8月22日，一群排列整齐，穿着耀眼制服的德国陆海军的将军在聆听着阿道夫·希特勒的训示。希特勒把他们召集到奥伯萨尔茨堡他的一个乡村隐秘居所，简短地下达了发动战争的命令。

　　希特勒说，波兰将遭受集结在其边境的150万军队及数以百计的装甲部队的攻击。进攻日定为9月1日。进攻发动时刻：凌晨4时30分。目标：彻底摧垮波兰。

　　不久，德军首脑们获悉了希特勒突然提出的代号为“希姆莱行动”的计划。至少希特勒认为，这一计划将提供“一个血腥的挑衅”，向德国人民证明：是波兰率先挑起了事端，希特勒动用国防军是为了报复波兰的“无礼”。

　　希特勒精心策划的阴谋是由党卫队的头目、精于阴谋策划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一手操作的。希姆莱最信任的年轻的党卫队军官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负责具体实施，瑙约克斯已做好准备制造令人瞠目的骗局。他在距离波兰边境很近的小镇——奥潘林藏了6天。8月31日中午，柏林当局突然电令瑙约克斯当天采取行动。

　　12名代号为“罐头货”的德国囚犯被带出监狱，换上波兰军服，送往奥潘林。由党卫队一名发誓保密的医生给他们实施了药物注射。

　　瑙约克斯和他的党卫队人员也穿上了波兰军服。20时，他们和那几个被麻醉了的囚犯抵达格莱维茨电台外围，这里距波兰仅几英里。

　　由瑙约克斯发回的电报显示，他的随行人员将囚犯带到目的地，并一一将其枪杀。随后，瑙约克斯和他的随行人员冲进电台，向天花板连续射击，其中一个能说一口流利波兰语的党卫队员通过无线电发射器高呼挑衅性的口号。最后，党卫队员从那里迅速逃离。

　　第二天清晨，德国报纸摄影记者和报道记者涌向格莱维茨电台。几小时后，整个第三帝国的所有出版物都登载了被“守卫电台的德国士兵”击毙的“波兰士兵”的照片，激起民众的强烈义愤。这样，希特勒找到了入侵波兰的借口。9月1日黎明时分，希特勒发动了对“波兰侵略者”的大规模“反击”。

纳粹军队入侵波兰国土

　　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伊始，德国空军就立刻开始执行轰炸任务。

　　德国空军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彻底摧毁波兰的空军力量。波兰所有的主要军事基地都遭受了猛烈轰炸，德国空军所到之处的所有地面目标也都遭受到了重创。

　　波兰飞机迅速投入到空战之中，但这些飞机要么被击落，要么被逐出战场。波兰军队的旧式战斗机比起德国空军的“梅塞施米特”109型战斗机来说，简直是麻雀遇到鹰。

　　据德国低空侦察机报告，波兰的轻型防空武器和小型炮火的威力还是相当强的，不过对高空中飞行的德军飞机无能为力。

　　德国人没有想到，波兰空军第一天并没有被德军打垮，相反，他们继续竭尽全力发动反击。保卫华沙的空战进行了3天。

　　波军巡逻战斗机飞过了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去轰炸东普鲁士。但是9月3日，波兰空军开始溃败瓦解，此后，德国轰炸机畅通无阻地横扫整个波兰。

　　波兰空军被击败后，德国空军集中兵力打击地面目标。德军打击的重点是公路、桥梁、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后来，德军轰炸机还轰炸了波兰的政府机关、厂矿企业。

　　大批波兰军队企图抵挡德军的地面进攻，但遇到了德国空军几乎一刻不停的轰炸。德国空军也没有放过波兰的民用目标，华沙在战争第一天就遭到狂轰滥炸。

　　9月1日清晨，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两支部队采取行动时遇到大雾，这样的天气虽然有助于掩护行动，但也造成了军队内部相互开火的混乱局面。

　　第四集团军从波美拉尼亚直接向东推进，以阻断波兰走廊，而第三集团军则兵分两路，一路进攻西南部，一路挺进南部，攻打波兰首都。

　　在波兰走廊更往北的地方，尽管沿波罗的海海岸线有波兰强大的军事力量在继续抗击，但是但泽地区波兰军队却几乎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但泽很快就被德军一个步兵旅拿下了。

　　入侵第一天，在海因茨·古德里安的第十九坦克军的掩护下，德国第四集团军一路势如破竹。德国统帅部预计波军将会撤退到布雷河建立起防线。

　　但当9月2日德军坦克穿越布雷河的时候，却只遭到了微弱的抵抗。在此期间，曾发生一个问题：第十九军的坦克燃料和弹药这时已经用光，曾一度陷入了困境。

　　后来成为赫斯第三集团军情报军官的冯·梅伦廷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战役一开始，我才知道在真正的战争条件下，即使一个受过良好军事训练的人也会感受到激动和紧张。有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在战地司令部的上空盘旋，每个士兵都顺手抓起武器朝这架飞机开火。一位空军联络官跑过来，要求停止射击，他对这些激动过头的士兵说，那是一架德国指挥飞机——一架老牌的‘弗斯勒’式飞机。飞机着陆后，从里面走出了直接指挥我们的空军将领，而他并不感到这件滑稽的事情有什么好笑。”

　　面对德军秋风扫落叶般的打击，惊惶失措的波兰波莫瑞军团已是只有招架之功。在9月1日的交战中，一支德国步兵遭到了波兰第十八骑兵团的袭击。在战争过程中，波兰军队很快就发现自己已被德军的装甲车包围。经过激战，波军伤亡惨重，波军指挥官马萨特勒兹上校阵亡之后，剩余人员仓皇撤退。

　　后来，这次战斗就演变成了波兰骑兵进攻德军坦克这一传奇故事。在这场战役的后期，波兰山地部队曾多次与德国步兵交火，而且也确实有过德军坦克进攻波兰骑兵部队的事发生。

　　德国第三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进攻华沙时，遭到了莫德林军团的暂时阻拦。莫德林军团在姆瓦瓦地区拥有防御阵地，并坚持抵抗了3天，直到德国迂回包抄他们后才不得不向南撤退。

　　负责其他地区军事行动的军队也被派给第三集团军，当该集团军向西进攻波兰走廊时，在维斯拉河的一个城镇格罗坦兹遭遇了波兰军队猛烈袭击，再往北，德斯查河附近的一座大桥也被波兰军队拆毁了。但是，德军熟练掌握了浮桥的架设，他们很快在维斯拉河畔的梅威又架上一座桥。

　　9月3日，第三、四集团军会师诺因比格，包围了波兰走廊北部的波兰军队。与此同时，德军开始将溃不成军的残余的波莫瑞军队逼回至布罗比格。

　　布罗比格市聚居着很多德国人，当德国入侵的消息传到这里后，他们发动了叛乱，波兰军队和其他波兰人民在镇压这次叛乱的过程中，不乏流血事件。这次镇压活动几乎成为所有德国媒体和电台的头条消息。

　　这次战争重新点燃了德、波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积怨。希特勒和纳粹的宣传机器无疑是给这种敌对关系火上浇油。在德国入侵波兰的前一周，希特勒对他的高级将领发表了一次演说，具体说明了他将怎样派遣党卫军部队到波兰“毫不怜悯地杀死所有波兰的男女老幼”。希特勒对斯拉夫民族的极端仇恨演变成对波兰的疯狂杀戮。

　　9月4日至5日，波特沃斯基将军指挥的波莫瑞部队的剩余人员开始向华沙撤退。在3天时间里，这些筋疲力尽的军人们第一次没有遭到德军的围追阻截而安全后撤。德国第四集团军的大部没有沿维斯拉平原继续追击波兰军队，而是重新向东部部署，他们紧跟在第三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之后，进军东普鲁士，从北面和东北面向波兰逼近。

　　龙德施泰特将军指挥“南方”集团军群负责消灭驻守在西里西亚边界的波兰军队，并从南面夺取华沙。

　　9月1日上午，整个波兰南部地区晴空万里，德军侦察飞机可以毫不费劲地看到部署在西里西亚边界的长长的德国军队。中间是龙德施泰特将军率领的第十集团军。从它的7个机械化师跟在6个步兵师之后的强大阵容可以看出，该军团是各支入侵波兰队伍中最为强劲的，同时也说明它是领导德军先遣部队进攻华沙的核心力量。

　　从左翼保护第十集团军的是第八集团军，它的目标是攻占罗兹。第十四集团军是德军先遣部队的右翼，它的任务除了要保护德军入侵部队的南翼之外，还负有攻克克拉科夫和加利西亚工业区的任务。

　　德国“南方”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已深入波兰境内24千米。由汉斯·冯·卢克率领的侦察连就是这些率先跨越德波边境的先头部队的其中一支力量。

　　下面这段话描述了德军进入波兰境内是何等地轻松：

　　我们与装甲兵侦察连一起行动，边境上只有一个海关官员在防守。当我们的一个士兵走近他时，这个吓得半死的人打开了国界栅栏。

　　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这样踏进了波兰国土。方圆数里，看不到一个波兰士兵的影子，尽管他们可能一直在为德国“入侵”做准备。

　　但是第二天德国入侵部队就没有再遇到这等好事情了，德军前进的速度也慢了下来。

　　波军原想沿瓦尔塔河和向南到钦斯特切斯一带建立防线，但德国突袭所造成的混乱和对德军强大力量的恐惧，使波军的设想变得不可能实现。

　　9月3日一早，辛斯特切斯就被第十集团军占领了，德国机械化部队还夺取了架在瓦尔塔河上的桥头阵地。第十四集团军对克拉科夫向南发起了进攻。

　　其余的山地部队开始穿越斯洛伐克境内的喀尔巴阡山脉中的关隘，德军从两面包围了防卫克拉科夫的波兰军队。

英法口头承诺宣而不战

　　波兰最高指挥部意识到波军在南、北两线有可能全军覆没，于是在1939年9月5日，最高指挥部下达了向维斯图拉河总撤退的命令。但第二天，这一命令又变成进行新防御的政策。

　　这条新的防御线是从东北方向的纳雷河到维斯拉河，最后到达桑河。斯密格莱·利兹元帅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此时在前线已经大败，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波军被肆虐的坦克纵队和德国空军击毁之前，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撤退到相对安全的东部地区。

　　前3天的战斗对波军最高指挥部来说，无疑是一次让人心悸的打击。如果要挽救波兰这个国家，这时西方盟国的支援比任何时候都更显得重要。

　　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国后，法国继续奢望以调解的方式阻止战争蔓延，甚至要求请墨索里尼来主持一次国际会议以解决波兰危机。

　　英国政府认识到德国对波兰的进攻即意味着欧洲战争，9月1日和2日，英国首相张伯伦试图说服法国下决心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

　　9月2日晚，张伯伦在本国议员的集体施压下，命令英国驻德国大使尼维尔·亨德森爵士于次日上午9时向希特勒递交一份最后通牒。这份通牒要求德军必须立即停止进攻，并于当日上午11时以后开始从波兰撤军；否则，英国将向德国宣战。

　　当亨德森的声明传到希特勒那儿时，这位德国元首坐在那儿“面色铁青”。而后，希特勒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大发雷霆，他问：“现在几点？”

　　那时已过了英国提出的最后时限了，希特勒决定孤注一掷，无视英国的警告。

　　9月3日上午11时，张伯伦通过广播向英国人民宣布了一个悲壮的消息：英、德两国处于战争状态。

　　当天晚些时候，法国也随英国之后发表了声明，宣布法国对德宣战。中欧地区的边界争端最终发展成为一场欧洲大战。

　　1939年5月，法军总司令莫瑞斯·甘末林将军曾向波兰最高指挥部保证，一旦德国进攻波兰，法国军队将在战争开始后不迟于15天的时间里进攻德国。

　　但对波兰来说，按照德军入侵的速度，即使法国真正遵守诺言对波兰提供援助，恐怕也为时已晚了。

　　为了表面上做做样子，1939年9月7日，法国军队开进德国境内的萨尔地区。也许是为了避免人员伤亡，或是胆小怕事，法军这次进攻行动显得迟缓，好像没有把战争完全放在心上，到12日萨尔进攻被令停止时，法军仅前进了8千米。

　　在萨尔，法国军队在1939年10月4日撤退之前，一直采取防御战略。尽管波兰最高指挥部对盟国的援助也未抱多大期望，但1939年9月，英、法无所作为，也着实让波兰人长了见识。

　　英、法对德宣战影响到了此后德国对波兰的战略部署。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们担心英法盟军可能会在西线发动进攻，所以，他们不想让大批德国军队深入到波兰境内。

　　陆军总司令部认为，如果英法盟军真的发起进攻，那么德国的精锐部队必须尽快向西转移。

　　与陆军总司令部意见相左，德军地面部队的指挥官则希望在华沙以西的地方对波兰军队实施围而歼之的战略。

　　德国“北方”集团军总指挥博克将军就持这种意见，他准备重新部署第四集团军，使其越过东普鲁士到第三集团军左翼的新阵地，以阻止波兰军队在华沙以东建立新的防线。

　　博克将军的提议非常大胆，陆军总司令部认为德国在西线后方地区面临新的威胁的情况下，这样做过于冒险，因而否决计划。

　　接下来，经过一番争辩后，终于在1939年9月5日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同意由古德里安率领第十九装甲军越过东普鲁士，从纳德河方向进攻波兰军队。第四集团军的其余部队将沿维斯拉河右岸把波军赶向华沙。

　　不可一世的古德里安装甲军团和机械化部队是一支极富战斗力的军队：古德里安指挥着4个机械化师，第三、第四坦克师和第二、第二十摩托化师。

　　博克在战术实施和后勤管理都放权给古德里安，所以这支部队比其他部队更富有战斗力。

　　第十九军团不受步兵缓慢的影响，因此它可以像一支完全独立的机械化部队那样行动，这样的部队在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支。原本在先头部队中间位置的第十集团军的机械化师，也开始绕过坚固的防守点和大批向华沙方向撤退的波兰步兵，全速行进，超过了前面的步兵军队。

　　让波兰高层指挥部门惊慌的是，德国坦克部队总是抢先行进在波兰撤退的步兵前面。这样一来，波兰指挥官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重新组织他们的逃军。

　　坦克部队后面或旁边紧跟随的是战地工兵，任务是排除一切障碍，其中包括拆除波军布置的陷阱和搭建桥梁。波军原以为境内的许多大河会减慢德军先头部队的前进速度，但他们没想到德军的战地工兵个个都是搭建浮桥的高手。

　　保罗·施特斯曼就是这样的一个工程师。尽管他并不想参军，但建筑师的背景身份使他成了一名工兵。每当需要渡河时，他就必须赶在先头部队的前面组织架桥。

　　下面是施特斯曼记述第一次在波军的炮火下建桥的情景：

　　我们带着木材，坐着橡皮艇前行，各式的枪炮向我们袭来。

　　即使是我们自己人向隐蔽在树林或村庄里的残垣断壁中的波兰军队射击时，我们也感到十分恐惧。我们冲向河中央，用许多绳子捆缚住漂浮不定的树干和木排搭建浮桥。

　　这时，炸弹、枪炮激起的尘土在我们的头顶上飞扬。在我们的步兵过河之后，我们又必须为坦克搭建一座更结实的桥。但当我们刚刚前行到深水域的时候，一挺机关枪向我们猛烈开火，离我最近的一个人被打死了。我看见他掉进水里，漂向远处，但我却无能为力。

　　我们跳进水中抓住橡皮艇的两舷，这些橡皮艇有些地方已经被打穿，正在一点点报废。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但我害怕极了，几乎说不出话来，耳边只有巨大的声响。

　　过了一会儿，敌人的炮火逐渐减弱，我知道一定是我们的俯冲式飞机收拾了敌军。我们继续架桥，终于建好了一座能够让士兵通过的桥。我们刚刚放好最后一块木板，士兵们就冲上了桥，迅速过了河。就在那时，我朝四周一看，才发现我们的指挥官和其他几个人都不见了。对我们这些战地工程兵来说，面对着敌军的猛烈进攻，建造一座浮桥是多么困难呀！

　　1939年9月5日，德军渡过了皮利查河。第十集团军开始改变前进方向，转向东北方向，朝华沙和维斯拉河进军。

　　就在这时，德军接到情报说，波兰军队在一片混乱之中组建了一支新军队，以拉多姆为基地。这支军队来源多样，其中包括从克拉科夫撤下来的军队和布鲁斯军团的总预备役部队。

波兰孤军奋战一败涂地

　　龙德施泰特命令第十集团军总司令赖歇瑙上将从三个方向包围拉多姆附近的波兰军队。

　　赖歇瑙的意图明确，摧毁德军主要目标——部署在华沙和维斯图拉河之间的最后一支波军主力。1939年9月8日，战斗正式开始，第四、第十四和第十五集团军参加了此次战斗。

　　波兰军队奋起反抗，但在空军的帮助下，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德国军队毫不费力地打垮了波兰军队。9月11日，德军占领了拉多姆，同时还俘获了近60000名波兰战俘。

　　9月8日，进攻拉多姆的战斗仍在继续。第十集团军的坦克部队抵达维斯拉河，夺取了位于布莱威的一个重要桥头，紧接着又夺取了古拉卡卢瓦桥头堡，波军最高指挥部门企图在这条主要河道上建立一条防线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当德国步兵赶上坦克部队的时候，装甲部队显然要在维斯拉河东岸继续采取行动了，攻占华沙的“殊荣”落在了莱因哈特将军率领的第四装甲师的头上。莱因哈特的坦克已于9月8日晚抵达华沙郊区，他下令于次日进攻华沙。

　　从第二天上午7时开始，在炮兵师的协助下，德军坦克开始进攻华沙，但他们遭遇到波兰军队的猛烈抗击。经过3小时的战斗，德军先头部队才停止前进，这时德军指挥官下令撤退。通过此次进攻，德军认识到没有装甲部队掩护，攻克华沙是十分困难的。

　　德军第十四集团军群经过重组之后，向南攻陷了克拉科夫。机械化装备的第二十二军越过多瑙吉克河向东进军，以阻拦向维斯拉河东岸逃跑的波兰军队。

　　9月9日，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下令第二十二军团突破波军在桑河一带的防线，北征海乌姆，与从东普鲁士向南进攻的古德里安第十九军团会师。这样一来，第二十二军团和第十九军团就形成了钳形攻势，可以完成对华沙东面波军的包围。

　　位于德国第十集团军北面侧翼的第八集团军向前顺利推进，直通罗兹。这样一来，第八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就暴露在波兰波兹南集团军的面前。

　　德军前线部队奉命保护第八集团军暴露在外面的侧翼部队，后来又有两个后备步兵师前来增援第八集团军，组成了希南斯军团。不过此时，德军陆军总司令部和先头部队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来自波兹南集团军的潜在威胁。

　　当前线战斗席卷波兰大部分地区时，仅有库泽巴将军指挥的波兹南集团军尚未投入战斗。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决定绕开这支波兰军队，迅速地插到波兰的心脏地区。

　　在波兰军队搞清了德军先头部队的真正意图以后，库泽巴请求波军最高指挥部允许他的部队从南侧袭击正在东进的德国第八集团军。

　　库泽巴的这一请求遭到了斯密格莱·利兹元帅的拒绝，这位元帅想要在维斯拉河一侧集结尽可能多的军队。因此，波兹南集团军开始向东面的华沙方向撤退。

　　在撤退过程中，波兹南军队遭到了德国空军的打击，但没有遇到德军地面部队。与此同时，波莫瑞集团军的余部也在向华沙方向撤退。这两支部队在位于波兹南和华沙中间位置的库特诺会师，该市是个重要交通枢纽。

　　9月8日，库泽巴又一次请求上级，允许他指挥波兹南集团军和波莫瑞集团军进攻德国第八集团军。波兹南集团军和波莫瑞集团军还是一支数量可观而且总体上编制完整的军队，它由10支步兵师和两个半骑兵师组成。

　　虽然波兰军队的任何进攻都会延缓东撤，但倘若不反击，他的军队还会不断受到比他们跑得快的德军坦克的侵袭，很明显，反击比不反击更有利。

　　波军最高指挥部别无选择。他们推断，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可能会从总体上减慢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先头部队的进军速度，从而给其他波兰军队一个喘息的空间，让他们有时间撤退并重新集结。

　　思忖再三后，波军最高指挥部最终批准了库泽巴的请求，同意对德国第八集团军发动反击。原来负责保护第八集团军侧翼的希南斯军团已经被加速前行的德军先头部队主力抛在了后面。

　　当第八集团军接近布祖腊河时，它的侧翼保护部队主要是第三十步兵师。该师部署在第八集团军前面32千米处，没有处在发动协同防御的有利位置。

　　9月9日，在布祖腊河东南方向，波兰军队开始反击，这也是整场战役中波军唯一的一次主要进攻。

　　次日，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接到第三十步兵师报告说，该师已遭波军进攻，人员伤亡严重，正在被迫后退。9月10日、11日，布祖腊战斗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

　　尽管波军迫使德军后退了，但他们同时也面临着食物、军火弹药和其他军事供给短缺的问题。一位参加此次战斗的波兰军官记述了当时他和士兵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

　　在马路上和建筑物的废墟中，到处都是德军士兵的尸体。我命令士兵们搜查死去的德军士兵的裤兜，希望能找到我们急需的地图。

　　最后，我们的搜查总算有所收获：我们在一名死去的士兵口袋中找到了一张布罗卡—索哈切夫地区的地图。对我们来说，这是整场战争中最有价值的战利品了。

　　波兰军队在布祖腊的反击的确让第八集团军大为震惊，但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慌乱。德军司令部下令抵挡住波军的进攻。在“南方”集团军的司令部里，龙德斯泰特和参谋总长曼施坦因认为，波军的进攻并不是个大问题。

　　相反，这次进攻恰好给德军提供了一次有利时机，让德军可以完成原来陆军总司令部制订的摧毁维斯拉河两岸波军的计划。到目前为止，在库特诺附近已经集结了大约17万人的波兰军队，如果能包围、遏制和摧毁这些部队，那么就会一举消灭掉三分之一的波军地面部队。

　　德国军队需要重新部署对付波军的反击，怎样经济而又迅速地调动、部署如此庞大、复杂的队伍，是对德军高层参谋人员能力的一次真正考验。

　　9月11日，勃拉斯科维兹将军奉命指挥这次军事行动，他从右侧的第十集团军和从北方开来的第十四集团军中抽调兵力补充、配合作战。

　　这样一来，第八集团军的规模在一夜之间几乎增加了一倍：一个司令官指挥着6个军。德军为准备即将来到的战役而暂时减轻了对驻守华沙的波兰军队的压力，同时，德军也减小了在维斯拉河地区的军事行动规模。

　　9月12日，库泽巴将军得到情报：罗兹军团的残部正在向莫德林方向撤退，他们的军队已没有会合的希望了。更糟的是，据说德军正在库特诺附近举行军事演习，波军面临被包围的威胁。库泽巴部队也面临被剿灭的危险。

　　9月12日，波军向东南发起进攻，希望冲出包围。在突围过程中，德军虽然丧失了一些地面军队，但却扎紧了包围圈。

　　到9月15日，波军的进攻已精疲力竭。同日，德国第十集团军奉令向北推进，在华沙以西切断从库特诺袋地区逃往波兰首都的所有退路。

　　9月16日，波兰军队又一次奋力向东北方突围，以期渡过维斯拉河后到达莫德林。但这次有计划的突围又一次被击退，还有大量的人员伤亡。

　　这次战斗使德国第八集团军进一步缩小了库特诺口袋地区，波军被逼退缩到越来越小的地区，他们再也无力应对德军的空中打击。

　　9月17日，德国空军暂停了对华沙的轰炸行动，转而集中兵力进攻库特诺口袋地区。在该地区，德国空军共投下了300多吨的炸弹，被困波军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9月18日，波军的防御部队开始瓦解：当天就有40000波兰军队被德军俘虏，最后两支企图突围的波军师也被守卫华沙通道的德国第十集团军歼灭。

　　只有一小股波兰军队突出包围，而且许多也是依靠卡尼彼诺斯森林的掩护才逃掉的。这样一来，波兰军队就逐渐分裂成一些独立的小分队，最多也只能进行游击战争了。

　　虽然希特勒曾因为进军华沙的先头部队速度缓慢而斥责了他的属下，但对德军指挥总部来说，布祖腊战役的胜利是里程碑式的，它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在康奈的汉尼巴尔战役，该战役曾被普鲁士参谋官研究达数十年之久，曾被当做军事胜利的标准。

　　而对普通的德国士兵来说，布祖腊战役却是一场极为激烈的战斗。时任党卫军武装部队下级军官的库特·迈尔就曾跟随第四装甲师参加了这次战役。

　　尽管迈尔是一个激进的纳粹党成员，但他还是对波兰士兵深表敬重：“我们否认波兰军队的勇敢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布祖腊打的每一场战斗都是靠着极大的凶狠和勇气来完成的。”

　　当在库特诺口袋地区的波军还在奋勇杀敌的时候，波军最高指挥部采取了最后一项权宜之策：把所有军队撤退到波兰东南部，组成“罗马尼亚桥头堡”，尽管德国第十四集团军一直在沿喀尔巴阡山脉的北麓向东推进，以利沃夫为中心的波兰的东南部地区仍然作为建立新防线的最后一块地区。此外，该地区与罗马尼亚、匈牙利接壤，是重要产油区。

　　在9月9日夜间，北方战场上莫德林军团和纳雷军团开始撤退，德国第三集团军紧随其后。在第三集团军东侧，古德里安的第十九军团在两支波兰军团中间打开了缺口，纳雷军团随后发起反攻，但很快被击退，波军人员伤亡严重。

　　与此同时，德军第十九军团的两个装甲师和两个坦克师也都遇到了燃料和弹药短缺的问题，这种战争损耗让德军装甲车辆进退两难。此时，只有古德里安的小型装甲部队还保持着充足的火力和相当的机动性，能够做到长驱直入。

　　古德里安想让他的坦克部队沿布格河以东向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方向挺进，但陆军总司令部主张采取谨慎行动，将其装甲部队部署在比较远的东部。

　　古德里安最初的计划是要向南推进，夺取谢德尔兹，但由于陆军总司令部认为波军正企图建立“罗马尼亚桥头堡”，所以他不得不改变想法。古德里安没能获许按其原计划沿布格河东岸进军波兰南部，但这使他最终完成了从侧翼包围波军最后防阵地的任务。

　　9月14日，第十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到达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边缘地区，这里是德国“北方”集团军在波兰最东面的一个目标。

　　9月15日，德军攻占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尽管波军守卫部队在此建造了一个防御工事，而且还击退了德国第十装甲师和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的几次进攻，但还是未能阻拦住来势凶猛的德国军队。

　　9月17日，当守卫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最后一批波兰军队企图突围的时候，德军步兵师终于撕破了赛特德尔防御工事。德军第三装甲师南进抵达弗沃达瓦，以期与“北方”集团军中前往东北方向的坦克先头部队会合。

　　尽管这两支从华沙东面夹住波兰军队的“大钳子”并没有真正合拢，但它们仅相隔几千米，而且可以通过电台保持联系。钳形攻势真正接头是在进攻华沙时，两支部队的一部分在波兰首都以南维斯拉河的古拉卡卢瓦桥头堡得以会师。

苏联军队突然开进波兰

　　1939年9月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致电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建议苏联军队进入波兰东部地区。

　　9月17日，当德国第十九军团攻陷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时候，苏联军队开进了波兰。

　　苏联的这一行动不仅完全出乎波兰人的意料，而且也让德国军队大为吃惊。因为他们都还对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条款一无所知。

　　苏联起初并不知道德国何时入侵波兰，所以对德军进攻的惊人速度颇感意外。但是斯大林想要确保苏联对波兰东部的控制，并在德国占领的波兰和苏联领土之间建立一块缓冲地带。

　　莫洛托夫奉命告知里宾特洛甫，苏联将在有充足军队可以部署的情况下进入波兰，这一天就是1939年9月17日。

　　苏联进入波兰的部队分为两个方面类似于集团军的部队，总共有20多个步兵师、15个骑兵师和9个坦克旅。白俄罗斯方面军由陆军司令科瓦廖夫率领4支小部队组成，任务是占据从布列斯特一利托夫斯克以北到立陶宛边界的波兰领土；乌克兰方面军由陆军司令铁木辛哥率领3个军，任务是进入普里皮亚特河以南的波兰领土，其中利沃夫是它夺取的目标。

　　在乌克兰方面军最南面的一支部队是第十二军，这是一支机械化部队，它的任务是阻拦企图撤退到南面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安全地带的波兰军队。驻守东部的波兰军队仅由国民自卫队、边防警备部队和一小部分预备役骑兵组成。

　　起初，波兰军队还以为苏联红军是来帮忙的，尤其是他们看到苏军避免与波兰军队发生直接冲突时。但是随着苏联红军向波兰内地深入，形势也就趋于明朗化了：红军所到之处，波兰军队都被俘获，然后很快被解除武装，如果遇波军抵抗，就会随时爆发战斗。

　　苏军落井下石的进入无疑使已经面临绝境的波军最高指挥部雪上加霜。苏军到达利沃夫右侧，波军在该地建立任何形式的桥头阵地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因此，波军最高指挥部命令所有军队撤退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越过德国进攻部队，杀出一条血路来；但面对苏联军队，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是，除非被苏军阻拦，否则就尽量悄悄绕过他们的部队。

　　1939年9月17日，波兰总统和政府官员都逃往了罗马尼亚。鉴于罗波两国从前存在友好关系，很多波兰人跑到罗马尼亚寻求战争避难。

　　但就在第二天，由于德国通过外交手段向罗马尼亚施加了强大压力，逃往罗马尼亚的波兰难民纷纷遭到拘留或被遣送回国。

　　苏联红军进入波兰东部的突然行动给德军带来了一些特殊难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规定苏德两国将沿纳雷河-维斯杜拉河-桑河一线分治波兰，因此苏联红军进入波兰后，就告知德军应撤离到该线以西的地区。

　　但9月17日，大多数德军还在该线以东忙于肃清波兰剩下的反抗部队。如果此时撤离，波兰军队就有机会撤退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寻求避难。

　　苏联红军突然侵入所带来的另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让两国的士兵很难区分敌友。在很多场合，德军和苏军相互开火，造成了双方人员伤亡。

　　但是，这样的事件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少的。一般说来，德军的撤退是井然有序的，而且苏、德两国军队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友善关系，在两国的宣传资料中也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事件。

　　例如，1939年9月22日，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德、苏两国装甲部队联合游行之后，立刻举行了由两军最高指挥官古德里安将军和克里沃斯基将军参加的宴会。

　　对于驻守波兰南部的德国第十四集团军来说，执行撤退决定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难度，因为该集团军肩负着阻止波兰军队大批涌往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重任。

　　9月10日，德军围攻了古城普热梅希尔。与此同时，第十四集团军的大部正向利沃夫推进。9月12日，德军第一山地师抵达该市，但遇到了波军的顽强反抗，德军因此不得不采取有限军事攻击。赞伯斯克高地俯临利沃夫，9月13日，德军发起猛烈进攻，力图占领这一关键阵地。次日，利沃夫即被包围。

　　9月20日，德军对利沃夫的包围仍在进行。此时，龙德施泰特下令第十四集团军放弃占领利沃夫，将其交给苏联红军处理，并向西移动以做休整。然而，出乎德军意料的是，利沃夫并没有落到苏军手中。就在德军打算撤离的时候，守卫利沃夫的波兰部队戏剧性地突然向德军投降了。

　　当德国第十四集团军向西撤退的时候，遭遇了向南行进的波兰军队。双方发生了几次交战，但大量波兰军队绕过德国军队，撤退到了安全地带。

　　据斯维克茨基上校的叙述，当时约有60000波兰军队抵达了匈牙利，30000人越过边境到了罗马尼亚北方，还有15000人的军队到达了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

　　后来这些逃亡的军人大部分都去了法国，他们在那里又组建了一支新编波兰军队。这些波兰军队饱尝了战败和亡国的痛苦，这种痛苦伴随着他们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在波德斯加·乌尔伦旅任团长的陆军中校吉勒茨基记述了他在1939年9月19日进入匈牙利的情景：

　　在一个秋天的上午，我们穿过秀美的山区，踏上了外国的土地。队伍中的气氛不胜悲哀。我手下的副团长公然抽泣起来。

　　我们行进了数个钟头都没有见到一个人。在穿过峡谷，前往韦什库夫茨基的路上，到处都是翻倒的车辆和烧掉的文件。

　　骑摩托车到前方探路的团副官回来报告说，前面好几千米的路上都没有人。当我们走到离边境只有很短一段距离的时候，遇到了一队前进的人和几百辆汽车，再往前是一些山峰和峡谷，然后我们就到边境了。

　　一位热情的匈牙利陆军少校走上来打招呼，他还让我们转告那些长枪骑兵们，他们将在匈牙利过上自在的生活。

　　德军从波兰东部撤退以后，德国第三、第十和第八集团军可以全力对付尚未被占领地区的波军。面对德军的强大攻势，波兰依旧固守不降，从库特诺战役中突出重围的波兰军队加强了对首都华沙的防卫。

　　到9月15日，德国第十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分别从南方和北方包围了波兰首都，但是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都不想对防御坚固的华沙发动全面的进攻，因为那将势必导致德军大量人员伤亡。

　　9月16日，德军在华沙散发传单，要求波军投降，并派第三集团军司令部的一名代表接受波军的投降，但波兰人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德军开始对华沙实施轰炸。

苏德政府联合瓜分波兰

　　在德国空军集中兵力摧毁华沙市内供水系统和发电站的同时，第三、第十集团军也连续对该市进行了炮轰。

　　德军企图利用侦察部队找出波军防御的弱点，然后进行进攻。而波兰军队在前罗兹集团军指挥官罗梅尔将军的指挥下，坚持英勇反击，致使德军几乎无法前进一步。

　　华沙城里的波军弹药充足，市内被毁坏的地方成了很好的炮兵防御阵地。在这里，防御部队不仅包括常规军队的士兵，而且也有一支士气高昂的国民自卫队。

　　1939年9月22日，希特勒来到第三集团军的司令部，视察了部署在华沙东部郊区普拉加的炮兵部队。尽管希特勒因德军迟迟不能摧毁华沙而大为恼火，但他同时又反对从维斯拉河东岸进攻华沙，担心此举会激怒苏联军队。

　　希特勒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除了因为有可能带来德军的重大人员伤亡之外，还因为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款：这一地区应该属于苏联的管辖范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一份秘密协议。主要内容有：

　　1．缔约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互相使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

　　2．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

　　3．缔约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

　　4．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缔约国间的一切争端。

　　5．条约有效期为10年。

　　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外，苏德双方还签订了一份秘密附加协议书，其中规定：

　　1．属于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地区如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疆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势力范围的界限。在这方面，双方承认立陶宛在维尔诺地区的利益。

　　2．如波兰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苏德双方将大致以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为势力分界。维持波兰独立是否符合双方利益，以及如何划界，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

　　3．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关心在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宣布在该地区政治上完全没有利害关系。

　　4．双方将视本协议书为绝密文件。

　　鉴于这些原因，德军批准了一项进攻华沙西部地区的决定。

　　这一决定将把大量的华沙市民赶到波兰东部，从而使其成为苏联武装部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包袱。

　　进攻华沙的任务落到了刚消灭完库特诺口袋地区波军的德军第八集团军肩上。为部署这一进攻，德军首先要保证任何人都无法突出重围，这样波军对食品的需求就会增加，而时间一长，食物供给显然会变得紧缺。

　　同时，德国空军继续轰炸华沙的自来水过滤站和抽水站，毁坏市内的正常供水系统。

　　这样一来，华沙的居民们就不得不直接饮用维斯杜拉河中的水。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染上伤寒或肠胃病。德军还切断了华沙大部分发电站的电源，并烧毁了该市的面粉加工厂。对华沙的居民和守军来说，饥饿马上就要降临到他们头上。

　　在德国第三集团军从北面轰炸华沙的同时，9月26日上午，第八集团军也开始对华沙发起了进攻。德国步兵冲破外围防线，开始取得进展。

　　经过一天的激烈攻势之后，波兰军队要求停火休战，但这一要求遭到了德军的拒绝，因为他们要求驻守华沙的波军无条件投降。对罗梅尔将军和他的参谋们来说，败局已不可扭转，为了保护平民不受到更大的生命威胁，他们被迫接受了德军的条件。

　　1939年9月27日14时，驻守在华沙的14万名波军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华沙败降后，驻守在华沙北部的莫德林军团仍在顽强抵抗。德国将进攻华沙时用的大炮重新布置来对付莫德林防卫部队。

　　9月27日，德军发动了一场渗透到波兰外部防线的全面进攻。由于莫德林驻军严重缺水，食品储备也越来越少，因此驻军指挥官于9月28日要求休战。

　　此后，除了少数几支分散的小规模部队仍在波兰的密林丛中进行游击战以外，唯一坚持抵抗的地方就是波罗的海沿岸了，在这里还驻扎着几支拥有防御基地的波兰军队。

　　尽管有关南方波军被摧毁的坏消息频频传来，但波罗的海沿岸的波兰军队仍然极为顽强地战斗着。

　　虽然军队指挥官戴贝克上校成功地把大部分驻军撤离到在奥克斯伏特的新据点，但9月14日，德军还是夺取了波罗的海的主要港口格丁尼亚。

　　9月16日和17日，德国空军发动了猛烈进攻，紧接着9月18日至19日，德军又发起主攻。经过这场打击，波军被彻底击垮了。在此次战斗中，戴贝克上校自杀殉国。

　　在9月29日德军发起最后一次地面进攻之前，守卫在海勒半岛的一小块延伸到但泽湾陆地的波兰驻军就遭受了来自德国陆、海、空三军的打击和轰炸。但直到10月1日，驻守在那里的海军少将安鲁格才接受了德军的投降要求，波军被迫沿半岛撤退。

　　海勒守军投降后，除了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内还有几场小的战斗外，德国对波兰的战争已经全面结束了。

　　经过36天的激烈战斗，波兰军队已被完全摧毁而不复存在了。18世纪末期，波兰曾被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3次瓜分；1939年，波兰又经历了第四次被瓜分。

　　为了最后敲定瓜分的细节问题，里宾特洛甫亲自飞往莫斯科，于9月28日与苏联签订了《苏德边界友好条约》。

　　在这一条约中，德国同意将立陶宛划到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同时作为补偿，德国将其控制的波兰领土继续向东延伸到布格河一线。

　　尽管德国想获取波兰的产油区，但斯大林拒绝交出包括利沃夫和德赫贝卡、博尔斯劳产油区在内的桑河以东领土。

　　总的来说，苏、德双方对这一新条约还是相当满意的，但斯大林丝毫没有放慢要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行使“权力”的步伐。这些国家面临着接受苏联控制的巨大压力。

　　在以后的6年里，波兰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德国和苏联都蓄意着手清除波兰社会中有影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党卫军紧随入侵德军步伐，行刑分队开始对那些声称“不受欢迎的人”实行处决。

　　如果说对波兰的战争给德国军队带来的是胜利的欢笑，那么这场战争对波兰人来说，则意味着人间地狱的开始。

敦刻尔克战役

德军突破联军防线轻取色当

　　1940年5月10日凌晨5时35分，一支在数量、集中程度、机动性和打击力量等方面都是空前的坦克部队，由德国边境通过阿登森林出发，其队伍之长，即使分了三路纵队还延展到莱茵河后面100英里之外。现在它突破了法国第九军团和第二军团的防线，迅速地向在比利时的盟军背后的英吉利海峡推进。

　　这是一股令人胆寒的巨大力量。一批又一批的俯冲轰炸机首先打击了法军的防御阵地，大批的战斗工兵布置橡皮船下水，架搭浮桥，准备渡河，接着就是配备有自动火炮的装甲师，每个装甲师都有1个摩托化步兵旅；装甲师的局面紧跟着摩托化步兵师，占领坦克开辟出来的阵地。

　　这个钢与火的密集队伍，不是惊慌失措的守军手中任何武器所能阻挡得住的。

　　为了最大限度地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德军在卢、法、比交界的阿登山区当面集结了3个装甲军和1个摩托军。

　　前方是古德里安率领的第十九装甲军，其任务是在进攻的当天中午，穿过卢森堡前出至比利时边境，直扑法国的色当。

　　在第十九装甲军的北面，是莱因哈特率领的第四十一装甲军，因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占去了阿登山区的几条主要通道，所以该军的出发时间迟一些，但也很快穿过这一地区，直扑色当以西的梅济耶尔地区。

　　在第四十一装甲军的北面，是施密特率领的第三十九装甲军，该军以隆美尔将军的第七装甲师为先导、以第五装甲师殿后，待突破比利时边防线后向迪南地区推进。继3个装甲军之后跟进的是3个摩托化师。德军日夜兼程，不间断地进攻，力求出奇制胜。

　　在接到比利时、荷兰政府求援的情况下，英法联军按“D”计划迅速展开，第一集团军群主力火速开赴荷兰的布雷达地区和比利时。

　　与此同时，法军第二集团军坚守色当至隆居永之间的防御阵地，第九、第二集团军的5个轻骑师迅速渡过马斯河，阻击通过阿登山区向马斯河进攻的德军，由于判断失误和部署失当，战争一开始，联军就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地位。

　　5月11日傍晚，德军的装甲部队已全线突破了英、法、比军队的防线。在北线，隆美尔指挥的第七装甲师在比利时马尔什地区击溃法国第四骑兵师的装甲旅，于当天下午即前出至马斯河。

　　在南线，古德里安指挥的第十九装甲军全速前进，傍晚时分，中路的第一装甲师前出至色当以北16千米的瑟穆瓦河一线；左翼的第十装甲师前出至罗西尼奥勒以南的瑟穆瓦河一线；右翼的第二装甲师虽然在比利时的利布拉蒙地区受到法国骑兵部队的阻挡和因道路狭窄耽误一些时间，但在天黑前仍赶到了瑟穆瓦河以西地区。

　　5月12日下午，在从迪南到色当的130千米战线上，德军装甲部队均前出至马斯河沿线，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24小时。德军在狭窄的山上，3天之内推进近300千米，是法国最高统帅部始料不及的。

　　德军装甲部队的突然出现，使得法军在色当至那慕尔之间的马斯河防线，特别是法国第二集团军防守的色当地区，面临严重威胁。

　　5月13日下午4时，德军克莱斯特将军主张强渡马斯河，他给古德里安的命令说：

　　西线战役的决定性攻击由克莱斯特将军的装甲集群执行，它的任务是在蒙特梅和色当之间的马斯河段进行强渡，大部分德国空军将进行8小时的不间断空袭，以摧毁法国在马斯河上的防御设施，然后，在下午4时，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将渡过马斯河并建立桥头阵地。

　　据此，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准备在色当附近强渡马斯河。之所以选定这里，是因为它离阿登山区出口最近，防御最薄弱，马斯河在此朝圣芒热陡然北折，然后又南转，形成一个袋形突出部，河的北岸树丛密布，便于隐蔽进攻的准备和观察敌情。

　　13日中午，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为了争取时间，不等摩托化部队到达就准备强渡马斯河。克莱斯特为此调集了12个轰炸机中队共1000余架飞机，支援强渡行动。在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下，法军的指挥所、机枪掩体、火炮阵地和交通枢纽均不同程度地被摧毁，地面的抵抗受到压制。

　　13日下午4时，在强大空军和地面炮火的支援下，古德里安组织的渡河突击群乘橡皮舟和摩托艇先行强渡。傍晚，他们抢占了滩头阵地，建立了登陆场，架设了一座舟桥。随后，装甲部队源源不断地开过马斯河。

　　5月14日晨，古德里安的第十九装甲军的两个坦克师，通过才在缪斯河上仓促地搭起来的浮桥，向西挺进。

　　法国军队和英国的轰炸机虽然拼命企图炸毁这座桥梁，但是，皇家空军71架轰炸机在一次攻击中就被打落了40架，大部分都是被高射炮火击落的；法国坦克则被击毁了70辆，结果并没有炸毁这座桥梁。

　　到了傍晚时分，德军在色当的桥头堡已经建立，防守在盟军关系重大的中央防线上的法军已被击溃了，没有被围和被俘的队伍在仓皇后撤。北部的英法联军和比利时的22个师，都已陷于被截断后路的极端危险的境地。

　　德军装甲部队穿越阿登山区已对法国构成重大威胁，“色当突破”更是将法军置入了危险的境地，巴黎随时可能沦陷，在比利时作战的英法联军将随时面临被包围的严重威胁。

　　为此，英法联军决心向德军实施反攻，封闭马斯河防线的缺口。

　　5月14日，联军出动近200架飞机，企图炸毁德军在马斯河上铺设的浮桥，但收效不大，一次次轰炸行动被德军密集的高射炮火击退，联军85架飞机被击落。

　　空军没能封闭住马斯河上缺口，防守这一地区的法军第五十五师一片混乱。

　　5月15日下午，古德里安完成色当突破后，马上决定执行后续任务，即向英吉利海峡推进，古德里安孤军冒进，暴露翼侧，这对于执行反突击任务的法国第二十四军第三装甲师和第三摩托化师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时机。如果法军能及时捕捉这一战机，从翼侧实施迅速而大胆的穿插，分割包围冒进之德军，可能改变整个战争的进程。

　　然而，法军指挥官没有充分利用这一稍纵即逝的良机，在德军装甲部队挥师西进半小时后，第二十一军军长弗拉维尼报请集团军司令亨齐格将军同意，下令取消反突击，而把第三装甲师分散部署在一条19千米长的战线上，企图封锁德军装甲部队向西推进的每一条道路。这样就分散了兵力，被德军各个击破。

法军临阵换将贻误战机

　　1940年5月15日，古德里安率领的德军装甲部队在突破色当、强渡马斯河后，挥师西进。

　　当晚8时，古德里安的部队推进到色当以西约70千米的蒙科尔内，在法军第二集团军与第九集团军结合部，即从莫伯日到波尔西安堡之间，撕开了一条宽达70千米的突破口。

　　这时，古德里安的冒进同装甲集群司令克莱斯特的谨小慎微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克莱斯特认为：装甲部队过河后不能急于向法国纵深推进，要巩固桥头阵地，站稳脚跟，等后面的摩托化师跟上后再考虑推进，否则装甲部队和步兵前后脱节，刚刚到手的胜利会轻易丧失。何况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孤军冒进，缺少翼侧掩护，有被法军围歼之虞。

　　因此，克莱斯特下令严禁超越桥头阵地。

　　而古德里安则说：“这道命令，我既不愿接受，也不能甘心接受，因为这无异是放弃奇袭，丧失一切初步战绩。”

　　克莱斯特最后同意“准许再继续进军24小时，以扩大桥头堡”，同时叮嘱不要冲得“太猛”。但古德里安却丝毫不理会这道命令。他指挥3个装甲师开足马力，到16日晚，向英吉利海峡方向推进了80多千米，到达马尔勒附近，其中第一装甲师已推进到瓦兹河沿岸的里布蒙。

　　克莱斯特命令古德里安放缓行军速度，暂停两天，以便让步兵赶上，沿埃纳河构筑一条翼侧屏障。

　　17日上午7时，克莱斯特来到古德里安设在蒙科尔内附近的指挥所，训斥这位装甲军军长不服从命令，并扬言要解除他的职务。

　　古德里安发现其上司克莱斯特不赞成自己的推进计划，经常让他放慢前进速度，于是越级反映，请求A集团军群司令龙德施泰特将军批准他继续向西推进。古德里安的请求获得批准，但条件是，必须进行战斗侦察。

　　这一天，希特勒的神经也极度紧张。早上，带着他的装甲军到英吉利海峡去已经走了三分之一路程的古德里安，奉令停止前进。因为空军发来情报说，法国人即将大举反攻，企图截断从色当楔入向西前进的力量薄弱的德国装甲部队。

　　希特勒急忙同他的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总参谋长哈尔德会商。他肯定地认为南面会出现法军的严重威胁。突破缪斯河的主力、A集团军司令龙德施泰特，在那天晚些时候会见他时支持他的这种看法。

　　龙德施泰特说，他估计“强大的法军会从凡尔登和马恩河畔夏龙地区发动一次出人意料的有力反攻”。

　　希特勒忽然担心起来，生怕出现第二次马恩河事件。“我正在注意这件事，”第二天他写信给墨索里尼说，“1914年马恩的奇迹决不能重演！”

　　当晚，哈尔德在日记里写道：“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日子，元首神经紧张透了。他担心自己能否取得成功，不愿冒什么险，坚决抑制我们。他为自己辩解说，这都是由于他担心左翼……他带来的只是惶恐和怀疑。”

　　尽管第二天法军崩溃的消息不断传来，这个纳粹统帅的神经紧张情况也没有多少好转。哈尔德在5月1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种情况：

　　元首对于南翼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他大发雷霆，叫喊着说，我们会使整个行动毁掉，我们有遭到失败的危险。他不愿继续西进，更不必说西南方面，只是坚持向西北推进。这就是以元首为一方同布劳希奇和我为另一方之间所发生的最不愉快的争论的问题。

　　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将军差不多总是认为元首是对的，他也记录了最高领导间的分歧：

　　极度紧张的一日，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没有执行尽快在南方建立一个新的侧翼阵地的意图……把布劳希奇和哈尔德立刻召来，严命他们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

　　德军高级指挥部的不安或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古德里安的推进并不是一路顺畅的，他除了遇到前几天法军的反突击外，5月17日又碰上戴高乐上校指挥的第四装甲师的阻击。

　　戴高乐虽然没有从翼侧切断德军的联系，却让德军统帅部受到了震动。但是，古德里安并没有因为法军在翼侧的局部抵抗和上级指挥部的禁令而放慢进攻速度，他充分利用“战斗侦察”这一具有弹性的命令，继续以每昼夜20～40千米的速度日夜兼程地向西推进。

　　5月18日，古德里安和莱因哈特的2个装甲军渡过瓦兹河，分别占领圣康坦和勒卡托，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向西，一路经康布雷、阿拉斯向北推进。5月19日早晨进抵离英吉利海峡。

　　使德军总部惊讶的是，第二装甲师已于5月20日晚上到达索姆河口的阿布维尔了。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的三个军团已经陷入了重围。

　　约德尔那天晚上在日记上写道：

　　元首高兴得忘乎所以。他对德军和他的领导备加赞扬。他已在准备和约，主要内容为：归还最近400年来从德国人民手中夺去的领土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盟军从这个后果不堪设想的包围圈逃出来的唯一希望，在于在比利时的军队立即转向西南，摆脱正在向自己进攻的德国第六军团，突破伸入法国北部到达海边的德国楔形装甲部队，杀出一条血路，从而与从索姆河向北推进的法国生力军会合。这实际上正是甘末林将军在5月19日晨下达的命令。

　　德军装甲部队的高速度推进和大纵深穿插，令法国最高统帅部防不胜防。法国最高统帅部在做出判断和制订作战计划时，往往跟不上战局的发展变化。

　　此外，法国部队中失败主义情绪弥漫，下级欺骗上级，军事指挥官瞒着政府官员甚至总理，结果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为改变这种混乱局面，雷诺总理决定改组内阁和更换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

　　这样，魏刚将军就接任法军总参谋长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然而，魏刚将军刚从叙利亚被召回国，对国内战局并不了解，需要重新了解情况，作出判断，然后才能定下决心。所以，他取消了5月19日早晨甘末林将军草签的最后一道命令，即“第十三号秘密手令”。

　　魏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军事上获得很高的声誉。他希望在同比利时的盟军指挥官进行会商之后再决定采取行动。结果，等到魏刚决定采取与他的前任完全相同的计划时，3天的时间已经错过了。这样延误军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古德里安装甲军和莱因哈特装甲军的先头部队，推进速度很快，与后面装甲部队的距离差不多有160千米。而且，德军的步兵也没有及时跟上来，德军装甲部队的侧后完全暴露出来，形势非常有利于英法联军实施“南北夹击”。

　　时机就在一天，甚至几小时之内。然而，魏刚此刻不在他的指挥所里。当晚，他才在前线第一次看到指挥作战的法国陆军参谋长杜芒克将军和东北战线陆军司令乔治将军。他们一起讨论挽救北线联军的措施和尔后的作战计划，制订了一个与甘末林的“第十三号秘密手令”内容相同的“魏刚计划”。但魏刚对这项计划还有些犹豫不决，没有取胜的坚定信心，对扭转战局颇感无能为力。

　　此时法国、英国和比利时还有第四十师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在北部，如果他们遵照甘末林的命令，于5月19日向南突进，冲过兵力薄弱的德国装甲部队的防线突围，可能已经成功了。

　　但是，魏刚将军的计划只存在于他自己的心中，实际上法国部队并没有从索姆河北上。

　　5月21日晨，魏刚乘飞机去比利时，由于中途逗留和安全方面的考虑，直到下午3时才抵达伊普尔。鉴于英法联军在贝隆一阿布维尔一康布雷三角地带的兵力仍占优势，魏刚决定乘德军西进的装甲纵队翼侧暴露之机，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北线联军向南实施突围，以便同索姆河一带的法军汇合。

　　5月22日，英法盟国首脑在万森召开盟国最高军事会议，批准了魏刚计划，但为时已晚，整个局势对联军非常不利。更为严重的是，比军不愿按魏刚计划的要求从埃斯科特撤到伊塞河，以保护联军向南反击。利奥波德国王担心，英军向南反击后会丢下比军。所以他只准备将比军撤至利斯运河支流，而不再向伊塞河撤退。

　　这样，就在英比军接合部留出一段空间，无人设防，而德军正好在这里浩浩荡荡地冲了过去，北线英法联军的处境非常危险。

　　尽管如此，5月21日，联军在阿拉斯附近，还是组织了一次有限的反击。2个英军师和1个装甲旅曾迫使德军向南收缩了几千米。

　　当法军的2个师晚些时候向此地反击时，英军的部队却停止了反击。戈特将军认为：“既然他的右翼已被敌人包围，左翼又受到威胁，唯一合理的决定应是朝着海岸撤退。”

　　当天，古德里安挥师北上，攻占蒙特勒伊。

　　在阿布维尔西北部，德军第二装甲师的1个营首先推进到海峡沿岸，从而彻底切断了北方的英、法、比联军同南边法军的联系。

　　此后，德军备装甲部队继续北进，23日先后攻占了沿海重镇布洛涅和加莱，24日，古德里安和莱因哈特所属各装甲师进抵格拉沃利油和圣奥梅尔之毗阿河一线，和其他友邻部队一起将联军围困在敦刻尔克地区。

　　英军每天所需的2000吨弹药及补给品全得经加莱和敦刻尔克等港口运来，但这些港口正在严重地遭受德军空袭，面临被全面包围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戈特将军迫于时间和补给问题的考虑，不顾盟国最高军事会议最后通过的魏刚计划，决定于22日晚把英国远征军撤出阿拉斯地区。

　　此时，法军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单独发起反击。魏刚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比军缺乏配合，英军没有信心，加之法军行动迟缓，最后毫无成效地破产了。

德军元首下令停止前进

　　由于魏刚计划没有实现，位于比利时境内的英法联军危在旦夕。至5月24日晨，在英法联军的北面，德军B集团军群即将突破比军防御阵地；在其南面，德军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已攻克布洛涅并包围加莱，进抵格拉沃利至圣奥梅尔的艾尔运河一线，距离敦刻尔克只有30千米。

　　其间运河、沟渠和洪水泛滥区纵横交错，地形不利于装甲部队行动。但古德里安和莱因哈特的2个装甲军在阿河彼岸建立了5个登陆场，准备和从东北方向包抄过来的B集团军群一起三面夹击，最后彻底围歼退至敦刻尔克的英国远征军9个师、法国第1集团军的10个师和比利时军队。

　　此时，希特勒在沙勒维尔指挥部紧急研究当前的军事形势和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大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上将、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A集团军群司令龙德施泰特大将和总参谋部的其他官员。

　　会上，布劳希奇建议让装甲部队在维米、圣奥梅尔、格拉沃利地区发动进攻，向敦刻尔克这个袋形阵地加压，最大限度地孤立撤向海边的联军第一集团军群，彻底完成对联军的包围。

　　敦刻尔克是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是法国排在勒阿弗尔和马赛之后的第三大港口。这里拥有7个供大型船只停泊的深水泊位，4个干船坞以及长8千米的码头，港口航道经过疏浚，大型船只能够自由进出，完善的防波堤和凸式码头可以有效抵御英吉利海峡的狂风大浪。

　　凯特尔宣称：“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围歼战，它要完全消灭仍在佛兰德地区作战的英、法、比军。”

　　然而，希特勒反对这项计划，他认为，英、法、比联军背向大海，三面受敌，无论如何是跑不掉的，他们不会不缴械投降。这个时候再投入大量的装甲部队去打被围之联军，就会耽误时间，影响在索姆河至马奇诺防线一线继续作战的准备工作。

　　因此，他命令装甲部队停止向西北方向推进，并在圣康坦地区集结，以便于5月31日发起第二阶段作战，而佛兰德地区的作战任务留给步兵和空军去完成。

　　在德军即将包围近在咫尺的联军、并取得这次战役的最大胜利时，希特勒却下了“停止前进”的命令，给了20多万英军和10多万法军死里逃生的机会。

　　德国在眼看就要取得这次战役中最大胜利的时候，怎么会发出这道难以解释的命令呢？下这个命令的原因是什么？谁应该负这个责任？这些问题在有关的德国将领和历史学家中，曾有过一场大辩论。

　　以龙德施泰特和哈尔德为首的将领把责任完全推在希特勒身上。

　　丘吉尔在《大战回忆录》（第二卷）中，为这场争论火上加油，他认为这个命令出自龙德施泰特，而不是希特勒，他引述了龙德施泰特的战争日志作为论证。在一大堆互相矛盾、众说纷纭的证词之中，要弄清楚事实真相是很难的。

　　德军前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在战后有一封信和相关证据，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哈尔德将军认为，说到这道著名的命令的责任问题，不管龙德施泰特后来怎样辩解，他必须与希特勒分担责任。希特勒在5月24日早晨，曾到龙德施泰特将军设在查理维尔的A集团军总司令部去过，龙德施泰特建议在离敦刻尔克不远的运河一线上的装甲师应当停止前进，等候更多的步兵部队的接应。

　　希特勒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且认为装甲部队应当保存下来，留待进攻索姆河以南的法国军队时使用。他还说，如果盟军陷入的袋形地带缩得太小，就会妨碍空军的活动。

　　停止前进的命令可能是龙德施泰特得到希特勒的批准以后立即发出的。因为据丘吉尔说，英国远征军曾截获到德国那天早晨11点42分下达那个命令的无线电报。希特勒和龙德施泰特当时正在开会。

　　总之，那天晚上希特勒从最高统帅部发出了正式的命令，这在约德尔和哈尔德两人的日记上都有记载。德军参谋总长约德尔对此极感不快。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的由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组成的左翼力由于元首的直接命令，都将因此完全停止下来！消灭包围中的敌军，要交给空军去干！

　　这个表示轻蔑的惊叹号表明，戈林参与了希特勒的决定，他曾建议由他的空军单独来消灭被包围的联军！

　　哈尔德在1957年7月19日的信中举出了戈林所以做出这个野心勃勃、不自量力建议的理由：

　　在以后的几天中（即5月24日以后），终于弄明白希特勒的决定，主要是受戈林的影响。陆军的迅速行动，对于这个独裁者说来，几乎变成了不祥的事情，因为他缺乏军事训练，毫不了解这一行动究竟有多少危险性和它的成功的可能性。他常常有一种忧虑的情绪，觉得会出现不利的情况……

　　戈林很了解他的元首，因此就利用了这种忧虑情绪。他建议单独用他的空军来收拾这一个大包围战的残局，这样就可以毋须冒必须使用宝贵的装甲部队的风险。他提出这个建议……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说明了野心勃勃、不择手段的戈林的特性。在陆军一帆风顺的作战以后，他要为他自己的空军在这次大战役中取得最后决战的机会，从而在整个世界面前获得成功的荣誉。

　　哈尔德将军的信中还谈到了布劳希奇1946年1月在纽伦堡监狱中同空军将领米尔契和凯塞林谈话以后，所做的一个说明。据说这些空军军官宣称：

　　戈林当时对希特勒强调说：如果当时快要到手的战斗中的伟大胜利的功劳完全被陆军将领得去的话，那么元首在德国国内的威望就会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只有个方法可以防止这一情况，那就是由空军而不是由陆军来完成决战。

　　事实至此已很清楚：希特勒在戈林和龙德施泰特的怂恿下，虽遭到布劳希奇和哈尔德竭力反对，但还是让空军和博克的B集团军去扫荡陷入重围的联军。

　　B集团军谈不上有什么装甲部队，他们这时正在慢慢地把比利时军队和英国军队驱到海峡西南地区。

　　而拥有7个坦克师在敦刻尔克西面和南面的运河线上停止前进的龙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却要在原地不动围住联军。结果是，不论空军或博克的集团军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

　　5月26日早晨，哈尔德在日记中愤怒地说：“从最高统帅部发来的这些命令真是莫名其妙……坦克都像瘫痪似地停在那里不动。”

　　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所以发出这个命运攸关的命令，也是有其政治原因的。5月25日，据哈尔德说，这一天一开始，“布劳希奇和元首之间在包围战中下一步行动的问题上就发生了一次令人痛心的争吵”，他在这一天日记中写道：

　　现在政治当局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认为决战要在法国北部而不应在佛兰德斯一带进行。

　　哈尔德在日记中说：“在当时我们的谈话中，希特勒用两个主要考虑来支持他的停止前进的命令。第一个考虑是军事上的理由：地形不适于坦克的活动，由此而造成很大的损失，将会削弱即将对法国其他地方进行的进攻，等等。第二个理由，他知道，我们作为军人是不能反驳这个理由的，因为这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理由。

　　“这第二个理由是，为了政治的理由，他不希望这个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居民重大损失的最后决战，发生在佛兰德斯人居住的地方。他说，他想把这个日耳曼后代佛兰德斯人居住的地方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区域，从而使他们和德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在佛兰德斯地区的支持者，为此已经作了长期的活动。他已经答应他们，使他们的国土不致遭到战争的破坏。如果他现在不实践诺言，那就会严重损害他们对他的信任。这对于德国将是一件政治上的损失，这是他作为政治上负责的领袖所必须尽力避免的。”哈尔德写道，他和布劳希奇没有被这种理由说服。

　　然而，希特勒对另一些将领透露的另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却是比较合理而且重要的。

　　龙德施泰特的作战处长古恩特·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在战后对英国军事作家利德尔·哈特追述希特勒5月24日和龙德施泰特的会晤时说：

　　希特勒当时的心情很好……并且告诉我们，他认为战争在六个星期之后就可以结束。他希望战事结束后，能和法国缔结一个合理的和约，这样和英国达成协议的道路就打开了……

　　后来，使我们觉得惊异的是，他竟用钦佩的口吻谈到大英帝国，谈到它的存在的必要，谈到英国给世界带来的文明……他说，他所要求于英国的，不过是它应当承认德国在大陆的地位。德国如果能够重新获得它的殖民地，那当然最好，但也并不是非如此不可……他最后说，他的目的是能和英国在一个英国认为可以接受而并不有损自己的尊严的基础上媾和。

　　希特勒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常常向他的将领们、向墨索里尼和齐亚诺表示这种想法，并且最后公开地做了表示。

　　齐亚诺在一个月以后发现，这个纳粹独裁者当时正处在成功的顶点，竟反反复复地提到保持大英帝国作为“世界均势的一个因素”的重要意义，他不禁感到惊异。

　　7月13日，哈尔德在日记中谈到元首对于英国没有接受和平感到非常迷惑不解。那一天，希特勒对他的将领说，用武力迫使英国投降，“对德国没有什么好处……只对日本、美国和别的国家有好处”。

　　因此，希特勒把他的装甲部队遏止在敦刻尔克的前面，目的可能是想使英国避免一场奇耻大辱，从而促进和平解决。而这个和平解决，照他的说法，必须是这样的：英国让德国放心地重新掉头东向，这一次是进攻俄国。他还说，伦敦必须承认第三帝国独霸大陆的地位。在以后两个月之中，希特勒深信，这种和平已在他的股掌之中了。他现在和过去几年一样不了解英国民族的特性，不了解它的领袖和它的人民要不惜牺牲作战到底加以保卫的是哪种世界。

　　过去和现在对于海洋都缺乏了解的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做梦也想不到熟悉海洋的英国人竟能够从一个设备已荡然无存的小小港口和暴露在他们鼻尖下面的沙滩上撤退了30多万人。

　　5月26日晚上19时差3分，在希特勒发布停止前进的命令以后不久，英国海军部发出通知，开始执行“发电机计划”，这是敦刻尔克撤退计划的代号。

　　德军装甲部队停止进攻两天，给英法联军带来了绝处逢生的转机。然而联军能否及时地利用这个转机，特别是在魏刚计划已无胜利的希望和德军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情况下，能否摆脱困境，这还要看戈特将军如何利用时间了。

　　5月25日，戈特既没有请示法军司令部，也没有等待英国方面批准，不顾被围困的法比两军的命运，擅自决定把在阿拉斯受到威胁的英军各师撤向敦刻尔克。英军的撤退，打乱了联军的整个作战部署。位于索姆河南岸的法军再向北实施反突击也没有多大意义了，北线的法比军队只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独立奋战。

　　5月26日，魏刚被迫命令部队朝敦刻尔克方向撤退，并重新部署，以掩护这个滩头阵地。应当指出的是，英法联军向敦刻尔克撤退的指导思想是不同的，英军是主动撤退，而法军是被拖着走的；英军的撤退，是准备从海上逃往英国，而法军的撤退，是想在这里继续战斗，最后创造“马恩河奇迹”。

　　英军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坚持把远征军撤向敦刻尔克，很快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

　　5月26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开始对戈林的轰炸效果和B集团军群的推进速度产生怀疑，加之A集团军群中部分指挥官要求恢复装甲部队进攻的强烈愿望，希特勒于中午前后允许德军各装甲部队恢复进攻。

　　但是，前线部队到下午4时15分才接到取消“停止前进”的命令。最有利的时机已经错过，撤退下来的英法联军已做好防御部署，完成了从海上撤退的准备工作。

　　希特勒“停止前进”的命令是德国发动战争以来犯下的第一个后果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它给联军提供了死里逃生的机会，而正是这支逃脱的英法联军部队，4年后又从诺曼底登陆，成为最后打败希特勒的重要力量。

英法突出重围有序撤退

　　把英国远征军撤回英国本土的打算，最早是由丘吉尔提出的。5月16日，他在访问巴黎时发现，法国最高统帅部到处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

　　17日，他开始考虑撤退的可能性，并召集张伯伦等人研究“如果有必要把英国远征军从法国撤退时将会发生的问题”。

　　19日，戈特将军正式向伦敦建议从法国撤出英军，他在报告中写道：“我懂得这个方案甚至在理论上也是万不得已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个方案意味着英国远征军在法国人需要英国予以最大限度的支援时退出战区。”

　　戈特不仅在理论上研究了这个方案，而且开始付诸实践。17日，他就下令让一些后勤人员撤往英国，支援远征军的英国空军也调回英国。

　　根据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指示和远征军司令戈特将军的建议，英军马上着手采取更为具体的撤退措施。

　　5月19日，韦伯斯特将军在陆军部主持召开研究撤退远征军的会议。会议决定：必要时在加莱、布洛涅和敦刻尔克撤退。从20日开始，按一天2000人的速度回撤；从22日开始，撤离1．5万名后勤人员；最后是战斗部队大规模后撤。会议认为，这种撤退是可能的，海运部有充分时间来集合所需的船只。

　　为防万一，英军统帅部要求海军部尽可能早做撤退的安排，并指示在多佛基地任职的伯特伦·拉姆齐海军中将负责这一行动。

　　这位卓越的组织者于20日在多佛召开会议，研究战局，认为事态严重，战斗部队的大规模撤退应摆到议事日程的首位。

　　5月21日，形势更趋恶化，为了加强撤退的准备工作，上级部门拨给拉姆齐30艘渡船、12艘蒸汽渔船和6艘海货船。

　　到了22日，情况剧变，加莱和布洛涅港受到德军装甲部队的围攻，只剩下敦刻尔克了。事态的恶化，使拉姆齐进一步认识到，必须立即采取果断的非常措施。

　　拉姆齐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总共只有16人，来组织这场有史以来最复杂、最危险的海上撤退。拉姆齐负责全面指挥协调，韦克沃尔海军少将负责指挥在英吉利海峡的航行，威廉·坦南特海军上校负责指挥敦刻尔克港和海滩登船事宜，杰克·克劳斯汤海军中校则负责指挥最关键的东堤。其中坦南特上校是负责指挥撤退的海军最高军官。

　　在以后的几天里，拉姆齐及其参谋人员在一座被称为“发电机房”的指挥部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要求海运部把东、南海岸可用船只集中起来；向诺尔指挥部要求更多的驱逐舰；向南方铁路要求专用列车；向海运部要求拖船、医药品、弹药、给养、发动机备件、绳索、柴油、空白纸、船员、机械师等等。

　　拉姆齐先后筹集到693艘舰船，加上盟国的船只，共计860艘之多。从巡洋舰到小帆船和荷兰小船，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大小船只编成舰队，准备驶往敦刻尔克。

　　5月26日晚，德军装甲部队恢复了从西面和南面向敦刻尔克的进攻，但进展缓慢。英法联军已加强了对这一狭长地带的防御。

　　同日晚18时57分，英国海军部下达了“发电机”行动的命令，英军的撤退行动开始。第一批出发的船只有129艘。

　　第一艘前往敦刻尔克的是英轮“莫纳岛”号，它于26日晚21时驶离多佛尔港，午夜抵达敦刻尔克的盖尔海岸。

　　撤退行动一开始，就不可能再有机密可言，加之形势紧急，英国海军部开始在沿海和泰晤士河沿岸征用船只，甚至通过广播呼吁所有拥有船只的人前往敦刻尔克，这些船主非常明白撤出远征军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所以积极响应海军部的呼吁，驳船、拖船、货船、客轮、渔船、汽艇乃至私人游艇，都纷纷出海，驶往敦刻尔克。

　　27日日出时分，第一艘船满载1420名英国士兵返航。当天，德国空军第三航空队和第二航空队大举出动，对敦刻尔克港区和海滩进行了猛烈轰炸，总共投下1．5万枚高爆炸弹和3万枚燃烧弹，敦刻尔克几乎被夷为平地，英国空军从本土起飞200架次战斗机竭尽全力掩护海滩上的登船点和执行运输任务的船只。

　　尽管英机没有能阻止德机对敦刻尔克的空袭，但却给德机以沉重打击，仅德军第二航空队就被击落23架，空勤人员死64人，伤7人，损失超过最近几天的总和！因此，这天被德军称为“灾难的一天”。英国也损失了11架飞机。

　　英国海军也全力以赴，抽调1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26艘其他舰艇前来，这是英国海军自开战以来第一次用军舰来运输人员，满载着官兵的军舰吃水很深，甚至还有几分倾斜，海军官兵凭借着高超的操舰技术，全速通过海浪滔天、弹如雨下的英吉利海峡。

　　尽管英国海空军竭尽全力，但由于缺乏小型船舶，无法迅速将人员从海滩接到停泊在近海的大型船只，撤退速度很慢，全天只撤出了7669人。

　　当晚，德国海军潜艇、鱼雷艇和扫雷艇也从刚占领的荷兰和比利时的港口出动，企图借助夜色掩护攻击担负撤退的英国船只。

　　希特勒也取消了装甲部队停止前进的命令，令英法联军最为胆战心惊的装甲师再度投入战斗。

　　27日早晨，有5艘运输船因德军海岸炮火猛烈而无法靠近敦刻尔克，只得空船折返。这时，其他救援船只也程度不同地尝到了德军炮火轰炸的滋味，其中两艘小船在接近法国海岸线时，一艘被击沉，另一艘救起落水船员，穿过德军炮火向英国返航。

　　由于受沙洲和布雷区的影响，多佛到敦刻尔克的最短航线是“Z”航线，只有34海里，轮船需紧贴着敦刻尔克以西几海里海岸线航行，经6号浮标直达多佛，但是这条航线被德军炮火封锁。

　　拉姆齐将军及其参谋人员开始修改计划。经过慎重研究，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航线。在“Z”航线东北处有一条“X”航线，全长48海里。它能避开德军炮火的袭击，但航程远，沙洲多，而且密布有水雷，不便航行。

　　另一条是东边的“Y”航线，全长76海里，较易航行，水雷较少，而且不会遭到德军的炮击。如果使用这条航线，航程将是原计划的两倍多，要想撤出同样多的人，就得需要两倍以上的船只。

　　鉴于这种情况和其他一些原因，5月27日这天，驶抵敦刻尔克的船只总共只撤运了7669人。按照这个速度，要把全部远征军撤回国内起码需要40天。

　　兵多船少，已成了撤退行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容易靠岸的小船极为短缺，因为敦刻尔克的海滩是渐次倾斜的，即使是海水涨潮时，大船也难以靠岸，更何况大船转舵不灵，易造成拥挤堵塞。所以，小船大有用武之地。

　　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海运部把泰晤士河两岸各种小船场的驳船、帆船、摩托快艇和渔船都征集过来，组成小船预备队。

　　为了加强“Y”航线的掩护，击退德国空军的袭击，保证运输线的畅通，拉姆齐还向海军部发出紧急呼吁，取消驱逐舰的其他任务，去为敦刻尔克撤退行动护航。兵多船少的问题解决以后，撤退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5月28日，他们撤走了17804人，29日撤走了47310人，30日撤走了53823人，头4天总共撤走126606人，大大超过了海军部原来希望撤出4．5万人的数字。5月29日，法国第一集团军奉命正式撤退。在相当多的法国部队到达敦刻尔克海滩时，那里的情况混乱异常。

　　英军最初拒绝让法军登上英国的船只，因为近处没有法国船只，这就等于将法国人丢在那里。情况反映到雷诺总理那里后，他甚感不安。

　　5月31日，在巴黎召开的盟国最高军事会议上，雷诺坚决主张英法联军共同撤退，他说：“22万名英国士兵中已经运走了15万人，而在20万名法国士兵中只运走了1．5万人。如果这种不均衡的比例不立刻加以纠正的话，那将对我们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丘吉尔首相既懂得数字上的意味，又懂得政治上的意味，他同意共同撤退，并强调说：“仍在敦刻尔克的3个英国师，将同法国人在一起，直到撤退完成。”

　　5月31日和6月1日是“发电机行动”成绩最显著的两天，尽管有德军连续不断的炮击和飞机的经常轰炸，英国船只白天不便靠近敦刻尔克附近海岸，但这两天仍撤出了13．2万人。但是船只的损失很大。

　　6月1日，天气转晴，德国空军全力出动。英国空军针锋相对，几乎派出了所有能够派出的飞机，从“喷火”式、“飓风”式单座战斗机、“无畏”式双座战斗机到“哈德逊”轰炸机、双翼“箭鱼”鱼雷机，甚至连侦察机都投入到敦刻尔克。但德军战斗机出色地阻截了英机，有效掩护轰炸机的攻击，德机虽被击落23架，但击沉了包括4艘满载官兵的驱逐舰在内的31艘船只，还重创11艘，其中有2艘满载2700名法国士兵的英国运输舰沉没，舰上人员只有2100人被小船救走。这是英军损失最惨重的一天！

　　丘吉尔遂打电报给雷诺，建议“于今夜（6月1日）停止撤退”。雷诺大为光火，认为英国人已救出了他们自己的大部分部队，现在正准备抛弃法国军队。戈特将军及其参谋人员已奉命于5月31日到6月1日午夜后撤回英国，留下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的3个师组织防御。

　　魏刚坚决要求亚历山大的部队留下来与法军肩并肩地守卫环形防线，直至更多的法国部队撤离。在法国的坚决要求下，英国同意将“发电机行动”延长到6月4日。这时，德军将包围圈收得更紧了，德军的炮火已延伸到敦刻尔克附近海域，撤退只能改在天黑后进行。

　　6月2日和3日夜间，剩下的英国远征军和6万名法军冒着德军的炮火撤了出来。奉魏刚之命，布朗夏尔将军已于6月1日下午18时乘法国驱逐舰离开敦刻尔克，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等人3日晚随最后一批撤退的法国士兵到了英国，亚历山大将军于3日早晨乘船回到英国。

　　6月4日早晨，阿布里亚尔和拉姆齐在多佛城堡见面，他们都同意撤退工作告一段落。当天上午11时，法国政府也批准该决定。下午14时23分，英国海军部正式宣布“发电机行动”结束。

　　此次撤退行动，除了没来得及撤出的法军第一集团军的4万人投降外，共有338226名英法士兵撤出了敦刻尔克，其中有21．5万名英国人，12．3万名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有5万人是由法国海军救出的。

　　撤退中被击沉的各种船只共243艘，其中英国的226艘，法国和比利时的17艘。英国远征军丢下1200门火炮、1250门高射炮和反坦克炮、6400支反坦克枪、1．1万挺机枪、7．5万辆摩托车和180架飞机。

　　历时10天的敦刻尔克撤退行动，对德国最高统帅部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对英国和法国来说，它“完全不是什么胜利，而仅仅是侥幸地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灾难”。

　　丘吉尔在6月4日承认：“我们必须非常慎重，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赢得的。”

　　当1940年6月4日，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起立发言的时候，这些惨淡的事实，使他的心头十分沉重。当时，从敦刻尔克开回来的最后一批运输舰正在把人员卸下来。正如同他后来所写的那样，这时他已下定决心不仅向本国人民，而且也向全世界——尤其是美国——表明：“我们决定继续战斗是有重要理由的。”

　　正是在这个时刻，他发表了他那著名的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演说：

　　欧洲大片大片的土地和许多古老著名的国家虽然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政体所有凶恶的统治工具的魔掌之中，但是我们决不气馁认输。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将在海洋上战斗，我们将以不断增长的信心和不断增长的力量在空中战斗。

　　不论代价多么大，我们都将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地点战斗。我们在农田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将在山中战斗。我们决不投降，即使这个岛屿，或者它的一大部分土地已被征服，或者挨冻受饿——我一点也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那个由英国舰队所武装和保卫的海外帝国，也将战斗下去，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机挺身而出，用它的全部力量把旧世界援救和解放出来为止。

　　英国的处境的确是严峻的，没有陆军保卫岛屿，空军力量在法国已受到很大的削弱。剩下的只有海军。

　　然而，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情愿称这次撤退为“敦刻尔克的奇迹”。毫无疑问，在德军的强大进攻面前，短短10天之内能从德军的炮火底下撤出33．8万余人的军队，这的确是一次出色的、成功的战役行动。这一行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法联军英勇顽强的抗敌精神和援救人员的英雄气概，取决于英军的周密组织和国内人民的大力支持。

　　这次撤退的成功还得益于良好的气候条件。在此期间，连续10天无风无雨，海面风平浪静，为撤退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显然，希特勒的“停止前进”令也有利于联军的撤退。德军装甲部队在敦刻尔克附近停止前进，这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的重大战略失误，而这个失误却恰恰帮了联军的大忙，为联军提供了死里逃生的机会，使其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

　　但也必须看到，英军决定撤退远征军是在有可能达成反攻成功的关键时刻做出的，它势必给英法盟国的相互信赖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对整个法国战局带来严重影响。

季赫温防御战役

法西斯向季赫温发起进攻

　　季赫温防御战役指苏联卫国战争中，独立第四、第五十二集团军在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拉多加湖区舰队配合下，于1941年10月16日至11月18日进行的战役，是列宁格勒会战的一部分。

　　9月下半月以来，德军对列宁格勒的正面突击屡屡受挫，招致重大伤亡。在突击力锐减的情况下，德军难以实现在短期内紧缩列宁格勒包围圈，腾出更多兵力加强莫斯科方向的作战企图。

　　莫斯科会战开始后，同德军的判断相反，伊尔门湖以南的苏军兵力并未调往莫斯科方向。沃尔霍夫河沿岸和涅瓦河以西的苏军部队，甚至企图对施吕瑟尔堡、锡尼亚维诺和姆加地域实施声东击西，以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陆上封锁。

　　德军统帅部决定开始向季赫温进攻，以便从东面深远迂回列宁格勒，在斯维里河与芬军会合，完成对列宁格勒的封锁。

　　德军统帅部指派“北方”集团军群第十六集团军所属摩托化第三十九军、第一军实施进攻。该集团应向格鲁济诺、布多戈希、季赫温、洛杰伊诺耶波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而向小维舍拉、博洛戈耶实施辅助突击。

　　1941年10月中旬，拉多加湖至伊尔门湖的正面，沿利普卡、沃罗诺沃、基里希，以至沃尔霍夫河东岸一线，防守这一长约200千米地区的，是列宁格勒方面军第五十四集团军，隶属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第四集团军和第五十二集团军，西北方面军诺夫哥罗德集团军级集群。

　　这支部队全部兵力的70%都集中于第五十四集团军地带，该集团军准备发动进攻战役，以突破对列宁格勒的封锁。

　　德军在130千米宽的正面上对第四、第五十二集团军实施主要突击，在这两个集团军的防御地带内总共有5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防御。

　　在这里，法西斯德军是苏军的1．5倍，坦克和炮兵是苏军的2倍以上。由于兵力不足，苏军未能构成必要的防御纵深，没有战役预备队。

　　指挥员和政治机关向全体军人讲明对列宁格勒造成的危险，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完善防御，巩固军人的政治精神状况，提高他们在防御中的积极性和坚定性。

　　10月16日，法西斯德军转入进攻，在20日前，突破了第四、第五十二集团军接合部的防御，并以主力向布多戈希、季赫温发展进攻，而以一部兵力分别向北面基里希和向东南面小维舍拉发展进攻。

　　10月22日，法西斯德军夺取了大维舍拉，23日夺取了布多戈希。这造成了德军向季赫温突进的威胁。

　　为从西北面保障其季赫温集团的翼侧，扩大突破口和把苏军从季赫温方向引开，德军于23日再度向北面沃尔霍夫方向发起进攻。为阻止德军，苏军统帅部从列宁格勒方面军向季赫温方向调去4个师，并停止了业已开始的锡尼亚维诺战役。拉多加湖区舰队把参加防卫季赫温和沃尔霍夫水力发电站的两个步兵师和一个独立海军陆战旅，从湖西岸渡送到东岸。由大本营预备队开来3个师，由西北方面军预备队开来一个师，由独立第七集团军开来近两个旅。

　　同时，大本营要求继续在锡尼亚维诺方向积极行动，以牵制该处的德军兵力。由于采取了措施，第四、第五十二集团军于27日分别在季赫温西南40千米和小维舍拉以东阻止了德军的进攻。

　　11月1日，第四集团军向布多戈希、格鲁济诺总方向实施反突击，任务是恢复沃尔霍夫河地区的防御。该集团军未能完成这一任务。德军击退反突击和加强其突击集团后，于5日再度向季赫温方向发起进攻，8日夺取了季赫温。

　　德军切断了向拉多加湖运送物资，从而也就切断了对列宁格勒进行补给的唯一铁路干线。然而，这是德军最后一次得逞。第五十二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分别在小维舍拉附近和季赫温附近实施反突击，于19日前彻底阻住了法西斯德军向季赫温方向的推进。

　　早在10至12日，苏军对德军季赫温集团南翼的反突击就已发展为反攻。但是在沃尔霍夫方向，德军向沃尔霍夫市和沃伊博卡洛车站的进攻一直持续到12月初，苏军的反攻几乎在全线展开的时候。

　　11月26日，第五十四集团军实施反突击，将德军阻止于沃尔霍夫。但在一天以前，法西斯德军已向沃伊博卡洛车站方向发起进攻，目的是取捷径前出拉多加湖。至12月3日前，此处战线也稳定下来。

　　季赫温防御战役的结果，苏军打破了法西斯德军统帅部在斯维里河与芬军会合，完全封锁列宁格勒，并使用“北方”集团军群的兵力从北面进攻以迂回莫斯科的企图。

　　德军经由沃伊博卡洛向拉多加湖突进的企图亦未得逞。

　　尽管莫斯科附近的局势紧张，兵力兵器不足，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仍在季赫温方向和沃尔霍夫方向组织了防御。苏军防御的特点，是在实施多次反突击和反冲击时，在受威胁的方向广泛机动兵力兵器时，表现出了高度的积极性。

苏军粉碎德军的侵略计划

　　季赫温进攻战役，是指苏联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方面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和独立第四、第五十二集团军在西北方面军配合下，于1941年11月10日至12月30日进行的反攻，是列宁格勒会战的一部分。

　　战役目的是粉碎法西斯德军季赫温集团，恢复季赫温-沃尔霍夫铁路交通，改善列宁格勒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和列宁格勒的态势，并牵制德军兵力于西北方向，阻其调往莫斯科方向。

　　1941年11月10日前，法西斯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第十六集团军在季赫温方向深深楔入苏军防御，切断了苏军向拉多加湖运送物资，从而也就切断了对列宁格勒进行补给的唯一铁路干线。

　　在这种情况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苏军毫不迟延地在季赫温方向转入反攻，粉碎德军主要集团，恢复沿沃尔霍夫河右岸的战线，并在该河左岸夺取登陆场。

　　季赫温进攻战役的准备是在防御战役过程中进行的。尽管兵力兵器有限，但由于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上半月抽调了大本营预备队和从正面其他地段调来9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一个坦克旅、一个步兵团和一些分队，参加战役的军队得到了加强。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苏军进行了大量政治工作，以动员全体人员粉碎德军。苏军讲明了此次任务由于列宁格勒的严重局势和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对莫斯科的威胁而具有特殊重要性。

　　由于采取了措施加强在沃尔霍夫河以东行动的第四、第五十四、第五十二集团军，此处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军的变化。苏军的人员和炮兵数量多于德军，但坦克居劣势，飞机的劣势更大。

　　苏军对德军季赫温集团采取了包围态势。战役企图是向基里希、格鲁济诺实施数个向心突击。第四集团军从季赫温地域实施主要突击，任务是在基里希地域与第五十四集团军和在格鲁济诺地域与第五十二集团军会合。以主力向谢利谢进攻的西北方面军所属诺夫哥罗德集团军级集群，与第五十二集团军协同动作。

　　1941年11月10日，诺夫哥罗德集团军级集群不待全部军队做好准备，即在诺夫哥罗德以北转入进攻，12日第五十二集团军在小维舍拉以北及其以南，19日第四集团军在季赫温东北，12月3日第五十四集团军在沃尔霍夫市以西分别转入进攻。

　　各集团军根据其准备程度发起进攻。诺夫哥罗德集团军级集群的进攻未取得进展。由于进攻组织上的缺点，第五十二集团军于11月18日才突破德军防御，20日攻占了小维舍拉。

　　起初，苏军在其他方向的进攻也极为缓慢。直至12月7日，当第四集团军左翼各兵团在季赫温以西突破德军防御，并前出至西托姆利亚，造成截断德军季赫温集团唯一交通线的威胁时，情况才出现了转变。

　　法西斯德军统帅部被迫开始把在季赫温地域被击溃的各兵团残部撤到沃尔霍夫河对岸。9日，季赫温解放。第四集团军对德军转入追击。15日，两个新锐师进入战斗后，第五十四集团军的进攻开始较顺利地发展。17日，该集团军进抵奥洛姆纳地域，包围了德军沃尔霍夫集团左翼。此前，第四集团军部队包围了其右翼。该集团在被合围的威胁下开始仓促退却。

　　16日，第五十二集团军粉碎大维舍拉的德军守备部队后，开始向霍尔沃夫河推进。28日前，第五十四集团军将法西斯德军赶过姆加-基里希铁路。

　　12月17日，苏军第四、第五十二集团军合编成沃尔霍夫方面军。12月底前，他们进抵沃尔霍夫河，夺取了该河左岸数个登陆场，并将法西斯德军逐至向季赫温发起进攻的地区。

　　季赫温附近反攻的结果，苏军重创德军10个师，迫使法西斯德军统帅部向季赫温方向增调5个师。苏军推进100至120千米，从法西斯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了一大部分国土，并保障了直达沃伊博卡洛车站的铁路交通。德军统帅部完全切断列宁格勒与各地的联系和用饥饿困死该城的计划被打破了。

　　季赫温反攻，为苏军在11至12月展开全线反攻奠定了基础，配合了苏军在莫斯科附近粉碎法西斯德军。季赫温进攻战役是苏军在卫国战争中发动的最初几个大规模进攻战役之一。苏军统帅部正确地确定转入反攻的时间和战役的主要目的——粉碎向季赫温方向进攻的德军最强大的集团，对取得战役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斯摩棱斯克战役

苏军攻克罗斯拉夫尔

　　罗斯拉夫尔战役指苏联卫国战争中西方面军于1943年9月15日至10月2日进行的进攻战役；是斯摩棱斯克战役的一部分。该战役目的，是粉碎斯摩棱斯克方向和罗斯拉夫尔方向的法西斯德军集团，解放斯摩棱斯克、罗斯拉夫尔，并向奥尔沙和莫吉廖夫发展进攻。

　　斯帕斯杰缅斯克战役和叶利尼亚—多罗戈布日战役的结果，苏联西方面军重创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第四、第九集团军，并于1943年9月初前出至乌斯特罗姆河、杰斯纳河一线。苏军统帅部决定经短时间准备后重新发起进攻。

　　战役企图，是在同时在杜霍夫希纳方向进行进攻战役的加里宁方面军的配合下，实施一系列正面突击，以分割当面德军，并将其各个击溃。

　　西方面军在中央以近卫第十集团军，第二十一、第三十三集团军向波奇诺克、奥尔沙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应以右翼各集团军向斯摩棱斯克进攻，以左翼各集团军向罗斯拉夫尔进攻。

　　尽管在主要突击方向的兵力未占明显的优势，苏军仍组建了强大的军队集团。突破地段的密度达到每千米正面有火炮和迫击炮15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48个单位。

　　广泛开展政治工作的目的，首先是保持从1943年8月初以来在复杂条件下几乎连续进攻的方面军所属军队的高昂进攻锐气。

　　经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之后，西方面军于战役第一日就几乎在所有方向突破了德军主要防御地带。

　　在方面军右翼，第三十一集团军各兵团于9月16日攻占亚尔采沃市，在左翼，第十集团军从行进间强渡了杰斯纳河。空军第一集团军有效地支援了进攻部队。

　　游击队给进攻军队以巨大支援，他们从后方对德军实施突击，并破坏德军交通线。法西斯德军统帅部被迫将“中央”集团军群基本兵力撤向斯摩棱斯克。

　　西方面军的集团进展最大，于23日切断了斯摩棱斯克—罗斯拉夫尔铁路，次日进抵索日河，并从南面包围了在斯摩棱斯克地域防守的法西斯德军。

　　与此同时，方面军右翼军队粉碎了德军在斯摩棱斯克东接近地的抵抗。

　　第三十一、第五集团军各兵团从行进间强渡第聂伯河后，于24日夜间从数个方向突入斯摩棱斯克，并于次日凌晨解放该市。

　　德军失去了西方向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防御枢纽。同日，第十集团军攻占罗斯拉夫尔。

　　西方面军在向奥尔沙方向和莫吉廖夫方向发展进攻时，强渡了索日河，于1943年10月2日前进抵克拉斯诺耶以东、戈尔基、普罗尼亚河一线，并进入白俄罗斯东部地区。

　　法西斯德军统帅部力图不让苏军突入白俄罗斯腹地，在这一线建立了坚固防御。2日，根据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命令，苏军进攻停止。

　　罗斯拉夫尔战役的结果，是苏军西方面军推进135至145千米，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州，并为解放白俄罗斯奠定了基础。西方面军以积极的行动给了从8月底起展开第聂伯河会战的乌克兰的苏军以巨大支援，并给了布良斯克方面军以巨大支援。

　　罗斯拉夫尔战役，苏军基本上是以方面军的现有兵力准备和实施的，而无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庞大预备队参加。

　　在夺取罗斯拉夫尔战斗中战功卓著的兵团和部队被分别授予“斯摩棱斯克”、“罗斯拉夫尔”荣誉称号。

斯摩棱斯克获得解放

　　斯摩棱斯克战役，指苏联卫国战争中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左翼军队，于1943年8月7日至10月2日进行的进攻战役。战役目的，是粉碎法西斯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左翼，不让其兵力调到苏军实施主要突击的西南方向，并解放斯摩棱斯克。

　　苏军在奥廖尔地域顺利进攻的结果，至1943年8月前，形成了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和罗斯拉夫尔方向实施突击的有利局面。加里宁方面军左翼军队和西方面军对在斯摩棱斯克、罗斯拉夫尔地域防守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采取了包围态势，并从北面对在基洛夫、罗斯拉夫尔一线以南行动的德军整个战略集团造成威胁。

　　根据战役企图，规定以两个方面军实施一系列同时突击，以便在宽大正面上牵制德军兵力，予以分割，并粉碎杜霍夫希纳、多罗戈布日、叶利尼亚、斯帕斯杰缅斯克等地域法西斯德军集团。

　　西方面军以其中央军队实施主要突击，西方面军在粉碎当面德军后，应向罗斯拉夫尔进攻，向西南方向对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当面行动的德军集团一翼实施突击。

　　西方面军右翼军队与加里宁方面军左翼各集团军协同，在完成当前任务后，应向斯摩棱斯克总方向发展进攻。如布良斯克方面军进攻顺利，则将西方面军主力转向斯摩棱斯克。

　　法西斯德军统帅部认为，扼守斯摩棱斯克以东的阵地有很大意义，因此在这一方向配置了40多个师，并建立了坚固防御。此处防御是“东方壁垒”的中央部分，包括5至6道防御地带，纵深为100至130千米。

　　在苏军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当面防守的德军集团有人员85万余人、火炮和迫击炮近8800门、坦克和强击火炮约500辆、作战飞机近700架。

　　进攻开始前，苏军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的编成内共有人员125万余人、火炮和迫击炮2．06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430辆、飞机1100架。

　　战役准备期间，进行了大规模变更部署。全体人员受到了在森林沼泽地行动的训练，掌握了突破德军预有准备的防御的经验。

　　第一阶段，1943年8月7至20日，苏军西方面军进行了斯帕斯杰缅斯克战役，在战役过程中粉碎了斯帕斯杰缅斯克地域的德军集团，向纵深推进30至40千米，尔后被阻止在中间防御地区。

　　苏军加里宁方面军从13日起向杜霍夫希纳方向展开进攻，仅略微楔入德军防御。在此情况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暂时停止了进攻，以变更兵力部署和准备新的突击。鉴于布良斯克方面军推进顺利，决定将西方面军基本兵力集中于斯摩棱斯克方向。

　　第二阶段，1943年8月21日至9月6日，苏军西方面军准备和实施了叶利亚—多罗戈布日战役，在战役过程中，于8月30日攻占了叶利尼亚，以右翼强渡第聂伯河后，于9月1日解放了多罗戈布日。6日晚前，西方面军推进35至40千米。

　　第三阶段，1943年9月7日至10月2日，苏军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变更部署后，于9月14至15日再度发起进攻，分别进行了杜霍夫希纳—杰米多夫战役和斯摩棱斯克一罗斯拉夫尔战役。

　　9月25日，苏军解放了斯摩棱斯克、罗斯拉夫尔。在进攻过程中，苏军于10月2日前，进抵韦利日以西、鲁德尼亚、德里宾及沿普罗尼亚河一线，在此转入防御。

　　斯摩棱斯克战役的结果，苏军在宽约400千米的地带内向西推进200至250千米，肃清了加里宁州一部分地区和斯摩棱斯克州全境的法西斯德军，为解放白俄罗斯奠定了基础。德军被向西击退到更远之处。

　　在进攻过程中，德军有7个师被消灭，14个师遭重创。为了抗击苏军在斯摩棱斯克方向的进攻，德军被迫从奥廖尔—布良斯克方向调来13个师，从其他方向调来3个师，从而使苏军胜利结束了库尔斯克反攻。

波罗的海战役

苏联大本营实施进攻战役

　　波罗的海沿岸战役指苏联卫国战争中苏军为粉碎波罗的海沿岸法西斯德军和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于1944年9月14日至11月24日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参加这一战役的有列宁格勒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一部以及红旗波罗的海舰队。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对波罗的海沿岸各方面军的行动进行协调；从1944年9月24日起，苏联元帅戈沃罗夫负责协调波罗的海沿岸第三、第二方面军，同时他仍担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

　　战役开始前波罗的海沿岸的总情况，是由苏军1944年夏季的顺利进攻决定的，由于这些进攻行动，德军在苏德战场各主要战略集团已被粉碎。

　　负责防守波罗的海沿岸的法西斯德军损失惨重，退至纳尔瓦湾至东普鲁士边界之间的地区，其主力则被从南面纵深包围。

　　法西斯德军统帅部认为扼守这一战略要地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失掉它，就会使德国的军事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更加困难，同时为苏军从东北面进攻东普鲁士造成有利态势。

　　德军力图在波罗的海沿岸方向稳定战线，便在此赶筑补充防御工事，加强其军队集团，建立了完善的纵深梯次配置的多地带防御。

　　德军最强大的集团部署在里加地域，由5个坦克师编成。

　　在波罗的海沿岸防守的是德国“北方”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所属坦克第三集团军。第一航空队航空兵和第六航空队一部对陆军进行支援。这一集团军共有70余万人、12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约7000门火炮和迫击炮、近400架作战飞机。

　　苏军4个方面军共有90万人、约17500门火炮和迫击炮、30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640架作战飞机。苏军无论从哪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

　　苏军战役企图规定，切断德国在波罗的海沿岸防守的集团，将其分割并各个歼灭。因此，主要力量集中对付在里加地域行动的第十六、第十八集团军基本兵力。

　　为了粉碎这些德军，预定以波罗的海沿岸3个方面军对里加实施向心突击。列宁格勒方面军应在红旗波罗的海舰队配合下，粉碎盘踞爱沙尼亚的德军集团。在战役准备时节，苏军进行了方面军之间的大规模军队变更部署，并将许多兵团和军团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调到了波罗的海沿岸方向。

　　由于在各方面军主要突击方向坚决集中兵力兵器，苏军在总兵力对比上占了两倍于德军的优势。苏军指挥员、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竭尽全力动员全体人员顺利完成战斗任务，在军队中培养高昂的进攻锐气。他们讲明波罗的海沿岸战役的军事政治意义，研究突破德军坚固防御的以往各次战役的经验和在森林、沼泽地条件下进攻的经验。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兵团参加战役，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进攻之前，连、营党组织得到了巩固，共产党员被分配到最重要、最危险的地段。

　　苏军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号召书，对提高军队的进攻精神起了重要作用，它号召全体人员尽快粉碎德军和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

　　战役第一阶段，波罗的海沿岸的苏军第三、第二、第一方面军进行了里加战役，并在战役过程中进抵距里加25至60千米处构筑的德军“锡古尔达”坚固防御地区。

　　由于法西斯德军在该防御地区进行激烈抵抗，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为尽快切断德军波罗的海沿岸集团与东普鲁士的联系，于1944年9月24日决定将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的力量从里加方向转移到梅梅尔方向，该方面军应会同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一部兵力，在此方向实施进攻战役。

　　列宁格勒方面军与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协同，于17至26日进行了塔林战役，此役重创德军“纳尔瓦”战役集群，解放了塔林和爱沙尼亚整个陆地部分。该方面军于27日前进抵滨海地带，而以左翼进抵德军在拉脱维亚境内的“锡古尔达”防御地区。

　　爱沙尼亚滨海地带的解放，大大改善了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在波罗的海的活动条件，为完全解放爱沙尼亚创造了前提。

　　战役第二阶段，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向梅梅尔方向展开进攻，波罗的海沿岸第三、第二方面军则继续进行里加战役；列宁格勒方面军和红旗波罗的海舰队进行了蒙群岛登陆战役。

　　在列宁格勒方面军左翼当面行动的法西斯德军于9月24日前将主力向里加撤退，而以一部兵力在蒙群岛固守。德军在里加方向建立了强大的集团，依靠从爱沙尼亚退却的兵力对它进行了补充。该集团编成内有33个师，在梅梅尔方向行动的有德军7至8个师。

　　根据当时形成的情况，苏军在梅梅尔方向实施了猛烈的正面突击，该处德军集团及其防御都比里加地域薄弱。苏军面临的任务是切断法西斯德军“北方”集团军群与东普鲁士的联系。

　　为了实施梅梅尔战役，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悄然将其全部军队调到了希奥利艾地域，并于1944年10月5日向梅梅尔方向实施了突击。

　　突击第四集团军对利巴瓦方面实施积极行动，第三十九集团军和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由罗谢内地域向陶拉格方向实施突击，分别从北面和南面保障梅梅尔方向的进攻。

　　由于列宁格勒方面军和红旗波罗的海舰队早在9月27日就开始了蒙群岛登陆战役，也由于波罗的海沿岸第三、第二方面军在里加地域积极行动，德军未能从“锡古尔达”防御地区调庞大兵力来抗击苏军在梅梅尔方向的进攻。

　　梅梅尔战役的结果，苏军前出至波罗的海沿岸，楔入东普鲁士领土，并切断了德军整个“北方”集团军群与东普鲁士的联系。

　　正当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在梅梅尔方向展开进攻时，波罗的海沿岸第三、第二方面军从1944年10月6日起，对怕丢掉退向东普鲁士之路而开始从里加地段向库尔兰半岛仓促退却的德军转入追击。

　　13日，苏军解放里加。16日，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撤销，其所属军队分别编入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还有部分编入大本营预备队。

　　到22日前，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以其右翼进抵德军图库姆斯防御地区，结束了里加战役。德军“北方”集团军群被从陆上封锁于库尔兰半岛。波罗的海沿岸第二、第一方面军负责消灭被封锁集团。

　　列宁格勒方面军利用波罗的海沿岸各方面军在里加方向和梅梅尔方向的进攻，会同红旗波罗的海舰队，从9月27日至11月24日通过蒙群岛登陆战役解放了蒙群岛。

　　由于这一战果，也由于苏军前出至利巴瓦以南的波罗的海沿岸，红旗波罗的海舰队舰艇在沟通库尔兰集团和德国联系的交通线上行动的条件改善了。

　　苏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各战役的胜利结束，促进了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在东普鲁士境内的进攻。该方面军长时间牵制了德军庞大兵力，使这些兵力无法被用来对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作战。

　　波罗的海沿岸战役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从法西斯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了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法西斯德国丧失了重要的粮食、原料基地，就丧失了可以实施翼侧突击以威胁在东普鲁士进攻的苏军的有利基地。

　　苏军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胜利，使芬兰加速退出战争。战役结果，使德军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集团失去了战略意义。苏军进攻前德军在该处的59个兵团中，29个被击溃，其余兵团则被隔离在库尔兰和被封锁于梅梅尔地域。波罗的海沿岸地段的战线长度缩小到250千米，使苏军有可能腾出相当大的兵力，用于实施1945年冬季的进攻。

　　波罗的海沿岸战役的特点是规模大。苏军参加进攻的有：5个方面军、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和远程航空兵兵团。德军参加作战的兵力，占其苏德战场总兵力的25%。进攻第一阶段各次方面军战役的纵深为250至300千米，第二阶段为130千米。总进攻地带达1000千米。

　　波罗的海沿岸战役最显著的特点，是在进攻过程中将主要力量由里加方向转移到梅梅尔方向，这要求进行距离为120至140千米的大规模军队变更部署，并在短时限内准备新的进攻战役。变更部署的隐蔽性保障了突击的突然性，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保障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空军集团军的基本力量被用于支援各方面军主要方向的陆军。在战役第一阶段，仅在波罗的海沿岸3个方面军编成内行动的空军第十四、第十五、第三集团军，就出动3．4万架次，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共出动5．5万架次。

　　在波罗的海的沿岸战役准备和实施过程中，红旗波罗的海舰队进行了军队和技术装备的输送；从海上掩护进攻军队的翼侧；以航空兵和舰艇炮兵对在滨海方向进攻的军队实施火力支援。

苏军攻占波洛茨克防御枢纽

　　波洛茨克战役指苏联卫国战争中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于1944年6月29日至7月4日进行的进攻战役，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白俄罗斯战役的组成部分。战役目的是粉碎德军波洛茨克集团，解放波洛茨克市。

　　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会同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于1944年6月28日完成维捷布斯克一奥尔沙战役之后，根据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赋予的任务，未经战役间歇就开始实施波洛茨克战役。

　　该方面苏军辖突击第四集团军、近卫第六集团军、第四十时集团军和空军第三集团军。其当面为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第十六集团军各兵团和“中央”集团军群坦克第三集团军一部兵力。

　　法西斯德军统帅部力图扼守波洛茨克，将它变成了坚固防御枢纽，并在该市接近地集中了一个辖6个步兵师的强大军队集团。战役企图：以从东北和南面沿向心方向实施的突击，围歼德军波洛茨克集团。

　　在战役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突击苏第四集团军，该集团军以其左翼向科特利亚内、波兹德尼亚基、多赫纳里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以便从西北迂回波洛茨克。

　　近卫第六集团军右翼各兵团从西南迁回波洛茨克，其基本兵力则会同第四十三集团军向格卢博科耶、希文恰内方向实施进攻。空军第三集团军对进攻军队实施航空火力支援和航空兵掩护。

　　在战役准备时节，军队隐蔽变更了部署并在选定的突击地段建立了兵力优势，旨在保持军队高昂进攻锐气的政治工作起了巨大作用。苏军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向全体人员广泛讲解了波洛茨克战役对粉碎白俄罗斯的法西斯德军的重要性。

　　1944年6月29日，突击第四集团军和近卫第六集团军各兵团转入对波洛茨克的进攻，在粉碎德军的抵抗之后，开始包围其波洛茨克集团翼侧。

　　7月1日，他们前出至波洛茨克东郊和南郊。近卫第六集团军基本兵力和第四十三集团军于当晚出至格尔马诺维奇、格沃兹多沃、多克希齐一线，各坦克兵团则突向季斯纳河。

　　经两天的激烈巷战，至4日晨，波洛茨克完全从德军手中解放出来。方面军左翼军队迅猛追击退却的法西斯德军兵团，于4日晚向西推进约110千米并前出至奥普萨、科贾内、纳罗奇湖一线。

　　波洛茨克战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苏军攻占了德军波洛茨克防御枢纽，便获得了沿西德维纳河两岸向德文斯克总方向实施进攻的可能。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在波洛茨克和希文恰内两方向的胜利前进，从北面可靠地保障了苏军主要战略集团在白俄罗斯的进攻。

德第十八集团军全线溃退

　　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战役指苏联卫国战争中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于1944年7月17至31日进行的进攻战役。战役目的是粉碎法西斯德军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集团，解放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两市。

　　战役开始前，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沿普斯科夫湖东岸、普斯科夫以东，奥斯特罗夫以东、捷列霍瓦，以及沿韦利卡亚河占领防御。

　　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当面是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所辖第十八集团军和第十六集团军一部，由第一航空队航空兵支援。在第六十七集团军和突击第一集团军当面的奥斯特罗夫方向，德军集团的密度最大。

　　法西斯德军统帅部认为扼守所占领的防御地区具有重要意义，该防御地区组成“东方壁垒”的北段。第一防御地带在韦利卡亚河以东构筑，第二防御地带沿韦利卡亚河、锡尼亚河西岸构筑。

　　防御是由堑壕和交通壕连接的支撑点和防御枢纽体系。德军的整个防御地区分为4个野战筑垒地域。此外，普斯科夫和奥斯特罗夫两市各有市区防御加以掩护。

　　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战役的企图，是以突击第一集团军和第五十四集团军相邻翼侧从斯特列日涅沃登陆场向巴尔维、古尔贝内总方向实施猛烈突击，迂回德军最坚固的奥斯特罗夫筑垒地域，首先粉碎法西斯德军奥斯特罗夫集团，以后前出普斯科夫集团后方，并予以粉碎。

　　右翼和中央军队应以积极的防御牵制德军，不让其向方面军主力的突破地段调动兵力。

　　在战役准备时节，军队进行了大规模变更部署，以便在斯特列日涅沃登陆场集中兵力兵器。为使德军无法查明真实的突击方向，从1944年7月5至20日，苏军在奥斯特罗夫以东进行了9个师的假集中，从23至28日，又进行了局部进攻战役。德军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这个方向。

　　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战役开始前，苏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利用友邻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于9日在新勒热夫东南发起进攻后取得的战果，以步兵第三二一师于11至16日消灭了韦利卡亚河东岸德军各掩护群，在佩切赫诺瓦—谢缅佳希地段进抵该河，并夺取了河西岸登陆场。

　　17日，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之后，方面军突击集团转入进攻。突击集团于两天内在奥斯特罗夫以南近70千米宽的正面上突破了德军防御，向纵深推进达40千米，从19日起，转入追击开始退却的法西斯德军。

　　德军奥斯特罗夫集团遭到苏军从西南面和西面的深远迂回。21日，向奥斯特罗夫进攻的苏军第六十七集团军各兵团会同突击第一集团军步兵第一四六师，以强击攻占了德军防御中的这一要点及其交通枢纽。

　　德军普斯科夫集团也受到被迂回的威胁。苏军第四十二集团军于22日开始了攻占普斯科夫的战斗行动，次日会同第六十七集团军步兵第二九一师解放了该市。

　　奥斯特罗夫和普斯科夫两市解放，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右翼军队前出至韦利卡亚河西岸后，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受领了新的任务，即以主力向阿卢克斯涅、瓦尔卡总方向发展进攻。

　　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战役的结果，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突破了德军坚固筑垒防御，解放了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挫败了德军第十八集团军，为解放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创造了有利条件。

布达佩斯战役

苏联红军攻克布达佩斯

　　德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接近地建立了一系列坚固筑垒、防御地区和市区围廊。在布达佩斯西南，沿巴拉顿湖、韦伦采湖一线，直到瓦茨附近的多瑙河弯曲部，再沿捷匈边境，构筑了一条防御地带，即所谓“马尔加里塔防线”。但是，德军在布达佩斯附近并无重兵配置，因为当时德军主力还在尼赖吉哈佐方向作战。

　　苏军统帅部大本营因此颁布如下命令：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转入进攻，攻占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迫使匈牙利退出战争。方面军在其左翼以第四十六集团军和近卫第二、第四机械化军的兵力，向凯奇凯梅特、布达佩斯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突破守军在布达佩斯东南的防御，攻占布达佩斯市。地面突击的航空火力支援，由空军第五集团军负责。近卫第七集团军由索尔诺克东北地域实施辅助突击，以便强渡蒂萨河，并在索尔诺克地域夺取该河西岸登陆场。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余部则继续向米什科尔茨方向进攻，牵制当面守军兵力，使其无法调往布达佩斯地域。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继续变更部署，集中主力于南斯拉夫巴纳特，同时派出先遣部队夺取匈牙利境内多瑙河右岸各登陆场。

　　彼得罗夫大将指挥的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向捷克斯洛伐克腹地进攻，以策应布达佩斯战役的顺利发展。

　　1944年10月29日，苏军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转入进攻。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左翼的进攻发展顺利，至11月2日，距布达佩斯仅15公里。但是，德军很快地调整了部署，向布达佩斯地域调集重兵，阻住了苏军迅猛发展进攻的势头。一场持久战开始了。

　　11月4日，苏军统帅部大本营命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尽快将方面军中央和右翼军队撤至蒂萨河右岸，以便加宽进攻地带，从北面和东北面实施突击，与左翼军队协同，粉碎德军布达佩斯集团。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执行了这一命令，于11月11日再次发起进攻，在长达16天之久的作战中，却未能在城市以东分割和粉碎德军布达佩斯集团。鉴于部队连续进攻3个多月已疲惫不堪，秋季道路泥泞难行，交通线过长，影响弹药的及时送达，及德军顽强抵抗等诸多因素，马利诺夫斯基司令员要求暂停进攻，并获得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许可。

　　12月5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重新开始进攻。其左翼和中央连续5天企图从北面和西南面实施迂回，以围歼守军集团，但未能奏效。第四十六集团军强渡多瑙河后，在西岸夺取了一个不大的登陆场，但由于兵力不足，未能从西南进逼布达佩斯。

　　这样，以一个方面军攻占布达佩斯的第三次尝试又未成功。不过，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解放了蒂萨河与多瑙河之间地带，切断了守军布达佩斯集团向北退却之路。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第五十七集团军强渡多瑙河后，在西岸巴蒂纳和阿帕廷两地域夺取了登陆场。至12月9日前，集团军已前出到巴拉顿湖以南地域。从11月下半月起，编入该方面军的近卫第四集团军开始在多瑙河右岸投入战斗，并与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四十六集团军会师。从此，苏军有了向守军布达佩斯集团后方实施突击的可能。

　　12月12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颁布关于乌克兰第二、第三方面军同时围歼布达佩斯集团的训令。在多瑙河西岸作战的第四十六集团军转隶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此时苏、德双方的兵力对比如下：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有39个步兵师、2个坦克军、2个机械化军、2个骑兵军、2个筑垒地域、14个罗马尼亚师。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有31个步兵师、2个海军陆战旅、1个坦克军、2个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

　　在该方面军编成内作战的还有保加利亚第一集团军。空军第五、第十七集团军航空兵和多瑙河区舰队舰艇负责对方面军地面进攻行动实施火力支援。南斯拉夫第三集团军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以南行动。

　　苏军两个方面军当面为南方集团军群和F集团军群一部，共51个德国师和匈牙利师另2个旅，其中包括9个坦克师、4个摩托化师、1个摩托化旅、1个骑兵旅以及第四航空队的大量航空兵。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规定的任务是，由沙希地域向凯贝尔库斯特总方向实施突击，在奈斯梅伊、埃斯泰尔戈姆地段进抵多瑙河，阻止布达佩斯集团向西北退却。

　　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应以部分兵力从东面向布达佩斯进攻。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受领的任务是，由韦伦采湖地域向北面，即向比奇凯方向实施突击，在埃斯泰尔戈姆、奈斯梅伊地域进抵多瑙河，并与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会合，切断布达佩斯集团西退之路。

　　方面军的部分兵力应由比奇凯地域向布达佩斯进攻，并与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协同攻占该市。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还应在布达佩斯以西及其西南构成对外正面。

　　12月20日，苏军对守军布达佩斯集团再次发起进攻，进展顺利。至12月26日日终前，乌克兰第二、第三方面军在埃斯泰尔戈姆地域会合，完成了对守军布达佩斯集团的合围。

　　尽管守军在坦克方面居优势，但苏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在激烈的战斗中不仅阻止了楔入其防御的德军反突击集团的进攻，而且将该集团逐回出发阵地。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一部1945年1月上旬对科马尔诺的进攻，对破坏守军反突击起了很大作用。

　　从1944年12月27日至1945年1月18日，苏军进行了解放首都东部——佩斯的战斗，从1月22日至2月13日进行了解放首都西部——布达的战斗。城内战斗由专门组建的布达佩斯集群进行。

　　此役解放了布达佩斯。但德军布达佩斯集团遭苏军围歼后，尚有部分残余部队突围到匈牙利西南与其他德军会合，企图进行最后的较量。为此，苏军又开始了在匈牙利全境的围歼战斗。

匈牙利全境获得彻底解放

　　苏军攻克布达佩斯后，德军统帅部为了扭转彻底毁灭的命运，于1945年2月中旬从西线阿登山脉抽调出装备有最新式坦克的党卫军坦克第六集团军进入匈牙利巴拉顿湖地域，为转入反攻创造条件。

　　苏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所面对的德军，集中了南方集团军群和E集团军群所属31个师、5个战斗集群、1个摩托化旅、4个强击火炮旅，计有官兵43．1万人；火炮5630门、坦克和强击火炮877辆（门）、装甲输送车900辆、飞机850架。德军在坦克和强击火炮方面占优势，总数为苏军的2．1倍。

　　德军统帅部布置如此强大的兵力，是妄图粉碎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恢复多瑙河防御，继续盘踞匈牙利的石油产地，消除苏军对奥地利工业区和德国南部工业区的威胁。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了解了德军的意图后，决心以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实施顽强而积极的防御，疲惫和消耗德军突击集团，尔后向西南方向发展进攻。

　　方面军编成内计有37个步兵师、6个保加利亚步兵师、2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共有官兵约40．7万人、火炮700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407辆、飞机965架。

　　方面军的战役布势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近卫第四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五十七集团军编成，第二梯队为第二十七集团军，而近卫第一机械化军、近卫第五骑兵军步兵第八十四师和6个炮兵旅为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的基本兵力集中在德军主力可能进攻的近卫第四集团军和第二十六集团军的防御地带。

　　防御计划拟定了数种行动方案，并根据德军可能实施的突击情况，一一进行过实兵演练。在陆军防御作战中，由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所属空军第十七集团军和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所属空军第五集团军一部实施火力支援。

　　德军的进攻于1945年3月5日夜间开始，苏军进行了顽强、积极的防御。激烈战斗持续了10天10夜，双方参战兵力超过80万人，火炮12500余门、坦克和强击火炮约1300辆、飞机1800余架。

　　苏军广泛机动预备队和炮兵，各部队和兵团坚韧不拔，积极防御，致使德军一筹莫展。德军只取得了一些战术成果，即楔入苏军韦伦采湖以南的防御12千米，楔入沙尔维兹运河以西的防御约30千米，但却为此损失4万余人和坦克、强击火炮约500辆（门）、火炮300门。

　　遭受重创后，德军于3月15日被迫停止进攻，转入防御。通过巴拉顿湖战役，苏军完全粉碎了德军统帅部在苏德战场南翼阻止苏军进攻的企图。

　　3月16日下午，经过强大的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后，苏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近卫第九、第四集团军转入进攻。

　　开始时，德军惊惶失措，未进行认真抵抗，但很快即恢复了被炮火和飞机袭击打乱了的指挥系统。许多地段上的德步兵和坦克一起开始反击。至3月16日日终时，苏军推进不过3～7千米。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根据当时态势，当天就把近卫坦克军第六集团军调给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命令利用该集团军发展方面军突击集群的攻势，并与第二十七集团军共同击溃党卫军第六集团军。方面军右翼部队粉碎了德军的顽抗，于进攻的第三天傍晚把突破口扩大到36千米，向纵深推进达20千米。这时，德军又把预备队和由未遭冲击的地段调来的部队派到突破地段，利用山区地形进行顽抗。

　　为了加快进攻的速度，3月19日晨，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奉命投入近卫第九集团军地带的交战。方面军司令员要求这两个集团军尽快完成对党卫军第六坦克集团军的包围。此外，还命令从3月20日晨开始，以近卫第四集团军一部以及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集团军的兵力向别尔希达、波尔加迪迪、列普申实施突击。

　　第十八坦克军和近卫第一机械化军在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集团军进攻地带内作战。方面军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使德军受到重创。尽管如此，德军仍不惜代价地拼命抵抗，以使自己的部队免遭合围，撤出韦伦采湖和巴拉顿湖之间的地域。

　　有鉴于此，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批准方面军使用空军第十八集团军的部分兵力。3月21日夜间，该集团军的远程轰炸机袭击了铁路枢纽维斯普雷姆。空军第十七集团军的轰炸机和强击机消灭了行进中的德军纵队，摧毁了德军的通信枢纽部、防御工事以及停放在机场上的飞机。

　　盟军航空兵与苏军协同于1945年3月下半月轰炸了奥地利南部、匈牙利西部和斯洛伐克南部境内的一些机场、铁路枢纽、桥梁和工业设施。

　　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主力的进攻发展得比最初几天要快。至3月22日黄昏，党卫军第六坦克集团军主力几乎全部被围，但是未能全歼。德军以巨大代价撤走了相当数量的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

　　3月23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批准了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并作了若干修改。

　　方面军受命向帕波、肖普朗，而不是在方面军司令员原先提议的桑博特黑伊实施主要突击。为此，近卫第九集团军和近卫第六坦克集团军进攻克塞格，近卫第四集团军被重新部署到近卫第九集团军的右翼地带，以便此后与近卫第九集团军和近卫第六坦克集团军一起进攻维也纳。

　　第二十六集团军向桑博特黑伊实施突击，而第二十七集团军则向佐洛埃格塞格实施突击。第五十七集团军和保加利亚第一集团军在4月5～7日前占领端古考尼绕地域。方面军的队伍接到任务后，立即朝指定方向实施进攻，进展顺利。

　　3月29日，苏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第五十七集团军和保加利亚第一集团军在巴拉顿湖以南转入进攻。4月2日解放匈牙利的石油中心端古考尼绕市，并向西北方向发展进攻。

　　苏军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左翼于3月17日转入进攻，突破德军多瑙河以南防御后向杰尔方向发展进攻，以部分兵力进至科马罗姆地域，切断了德军埃斯泰尔格姆一托瓦罗什集团西逃之路，并于27日将其肃清。

　　至28日，第四十六集团军肃清了多瑙河南岸埃斯泰尔戈姆至拉包河口地段之德军，攻占了科马尔诺、杰尔，并与4月2日在多瑙河与新锡德尔湖之间进抵奥匈边界。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部队于4月1日至4日攻占肖普朗和新维也纳，前出到维也纳的接近地。

　　德军被彻底赶出匈牙利的日子愈来愈近，他们对匈牙利的掠夺也更加猖狂。城市变成了废墟，农村被洗劫一空，人民财产损失严重。与德国占领者勾结的萨拉希集团、地主及资本家们，带着黄金储备和匈牙利的其他国宝逃往西方。

　　4月4日，德军的最后一支部队被赶出了匈牙利。匈牙利人民热情欢呼全国解放。全国到处都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这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匈牙利政府专门作出决议，规定4月4日为解放节。

　　从此以后，匈牙利人民每年都隆重庆祝这个伟大节日。布达佩斯战役的胜利是苏联、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三国军队密切协同、共同奋战的结果。在解放布达佩斯的战斗中，罗马尼亚的一些兵团和匈牙利布达志愿团，都曾与苏军并肩作战。

　　在布达佩斯战役中，苏、罗、保三国军队取得了在大工业城市实施战斗的丰富经验。尤其在使用强击群和在对方坦克占压倒优势条件下建立合围的对外正面及强渡多瑙河、蒂萨河等方面，他们取得的经验更为丰富。这些宝贵的经验，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录

德军攻陷东南欧

希特勒策划“水星”计划

德军错误估计盟军实力

英军前沿阵地马利姆失守

英舰队与德空军的对抗

德空降部队攻克克里特岛

巴巴罗萨计划

德军大部队进入集结地域

苏军判断失误致使初战失利

希特勒重兵围困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战役

德军占领什利谢尔堡

苏军民开辟“生命之路”

苏联取得战役最后胜利

莫斯科保卫战

“台风”计划顺利实施

莫斯科红场阅兵大典

德中央集团军群疯狂进攻

苏联海陆空军全线反击

保卫斯大林格勒

德军围困斯大林格勒

朱可夫将军临危受命

苏联军队掌握战略主动权

德最大集团军全军覆灭

库尔斯克战役

希特勒发起新一轮攻势

德军丧失优势步步败退

苏军赢得世纪坦克之战

苏美攻克柏林

盟军陈兵百万围困柏林

苏军铁拳砸开“柏林之锁”

苏美两军会师易北河畔

德军攻陷东南欧

希特勒策划“水星”计划

　　1940年4月至6月，德国在法、比、荷的胜利，不仅将英国的势力逐出了西欧，同时也大大地削弱了英国在东南欧的影响。东南欧诸国在现代军备方面都很落后，因此竭力避免与这个欧洲大陆的头号军事强国发生冲突。

　　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因德意两国于1940年8月30日在维也纳强行裁决而趋于缓和。这个裁决使罗马尼亚损失最大。尽管如此，它却寻求和德国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这是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由于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已不复存在，德国便成了能保卫它的剩余领土和对付苏俄威胁的唯一强国。

　　希特勒准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罗马尼亚的愿望，因为希特勒对普洛耶什蒂油田感兴趣，德国继续作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依赖它。

　　10月，汉森将军率领的德国军事代表团和斯派达尔将军率领的德国空军代表团抵达罗马尼亚。德国也急于探究罗马尼亚有无参加对苏作战的可能性。对苏作战已在德国的谋划之中。

　　正值德国在东欧进行活动之际，西欧的对英作战仍在激烈地进行，尽管那里令人沮丧的局势已使“海狮”计划推迟执行。

　　东南欧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与德国自己的军事计划，使德国对保障东南欧的和平安全十分关切。意大利对此应该心有灵犀。尤其是它于9月13日开始进入埃及以来，现已在西迪巴腊尼陷入困境时更应如此。可是，墨索里尼非但不在地中海全力以赴对付已无力发动有取胜希望的进攻的英国人，反而转向希腊，并在10月28日入侵希腊。

　　墨索里尼之所以如此，一是因德国在罗马尼亚所采取的措施激怒了他；二是受其外交部长齐亚诺的怂恿，墨索里尼预计入侵希腊会迅速取胜。

　　当时德国对意大利的行径大为震惊，极不愉快。对轴心国各自为政的战争努力早有许多批评，现在再去进行事后批评，实在是多费笔墨。但是有一条似乎可以肯定：即使全然不考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个性与政治上的原因，仅就军事上的原因来说，当时也不可能将作战的重心移向地中海，成功地转移作战重心的一切必要条件均不具备。

　　然而必须指出，有人一再劝说希特勒这样做，尤其是海军和陆军的顾问们更是如此，尽管德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实力比其他任何地区都弱。

　　11月12日，即莫洛托夫访问柏林的当天，希特勒签署了元首第十八号指令。指令明显地反映出盛行于1940年秋季那种对形势捉摸不定的看法。这是在德国空军对英作战失败，推迟执行“海狮”作战计划，以及巴尔干又出人意外地爆发了一场战争之后。

　　在这项指令中，希特勒认真考虑了对其主要敌人英国发动战争的每一种可能性，并分析了当时的整个欧洲局势：德法关系，说服法国参加对英作战的可能性，西班牙与葡萄牙对执行“菲利克斯”作战计划的态度以及德国对意大利向埃及发动进攻所给予的援助。指令还注意到东南欧与东欧的形势。

　　希特勒预见到意大利和希腊冬季作战将会遇到重重困难，并意识到这将给英国在大陆上重新获得立足点提供机会。于是，他指示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作好准备，“如有必要，便从保加利亚向希腊进攻，占领其爱琴海以北的领土。这样，便可为德国空军提供有效的作战基地，特别是可以对付威胁罗马尼亚油田的那些英国空军基地”。

　　鉴于希特勒还认识到土耳其的地位十分重要，“上述决定与其军事行动都是以使用约达10个师的兵力为前提的”。

　　为了加速完成必要的部署，驻罗马尼亚的军事机构将尽快地得到加强。戈林也奉命加强驻罗马尼亚的空军机构，准备在巴尔干东南部部署德国空军部队，还将在保加利亚的南部边境建立一个空军情报站。

　　影响到整个巴尔干作战尤其是克里特岛之战的苏联问题，是个大问题。指令在提及苏联这个问题时指出：

　　为了搞清苏联近期的态度，已经开始和苏联进行政治协商。无论这些协商的结果如何，有关东线作战准备的一切口头指示依然有效。同时，作战准备仍要继续进行。

　　至11月中旬，意军在阿尔巴尼亚已被迫采取守势，而且很难守住阵地。德国的首次援助是提供了一支空运大队。但情况已很明显，还必须提供更多的援助。

　　12月13日，希特勒签署了元首第二十号指令。在指令中，他说明了德国准备进攻希腊，代号“马丽塔”作战计划的作战要点。这项指令一开始便指出：

　　阿尔巴尼亚日趋危险的局势使我们感到采取这一措施加倍重要，即应当阻止英国以巴尔干战线为掩护在那里建立空军基地。因为这些基地一旦建成就会威胁意大利，威胁罗马尼亚油田。

　　德国进攻的首要目标是爱琴海沿岸地区和萨洛尼卡盆地。然而，也可能有必要经由拉里萨与科林思地峡发动进攻，进而占领整个希腊。

　　德国空军的具体任务是“尽可能使用伞降和机降着陆夺取在希腊沿海诸岛上的英军基地”。

　　在进攻的目的全部达到之后，参战部队将撤退，“另有他用”。这一耐人寻味的措辞表明，这些作战行动与计划中的对苏作战具有直接联系。事实上，5天后，即12月18日，希特勒签署了元首第二十一号指令——“巴巴罗萨”对苏作战计划。

　　考虑到气候有利，原来计划于1941年3月进攻希腊。进攻发起时间之所以推迟了，是由于德国正在与保加利亚进行外交谈判，而要到达希腊必须假道保加利亚；也是由于南斯拉夫在3月26日至27日发生了政治动乱；最后是因为德军到4月6日才能开动，而且时间紧迫只能匆忙部署，要做好这些工作，时间又不够。

　　对苏作战即将开始，而且作战计划已经坚定不移地执行。但是，即便如此，还是不得不改变1941年5月15日进攻苏联的原定日期。新的进攻日期定在4周之后。

　　直至3月末，以空降作战夺取希腊沿海诸岛的建议才进而变成占领利姆诺斯岛的实际措施。攻占基克拉季斯群岛只能在占领雅典周围地区之后。因为那里的地形对实施进攻非常不利。

　　1941年3月26日，作为准备的一项内容，德国空军命令聚斯曼特遣队与第七空军师的师部一同开往保加利亚。由聚斯曼中将指挥的特遣队包括第二加强伞兵团以及炮兵、高射炮兵、工兵和通信部队。这两支部队在保加利亚的任务是在第八空军的指挥下负责执行空降作战。但是，驻保德国空军还需要支援越过希保边境向希腊军队与英国远征军发动强大的进攻的作战行动，这意味着它将无力实施伞降与空降登陆作战，这一行动只好推迟实施。

　　战争的进展使德国伞兵部队不必再去夺取利姆诺斯岛，但在4月26日，第二伞兵团却携带重装备在科林思地峡空投成功。科林思运河桥梁上的炸药被英军的一颗炮弹引爆而炸毁。但德军很快又架起了一座桥。

　　德国伞兵们俘获了约900名英军和1450名希军，其中军官21名。德军仅死亡63人，伤158人，失踪16人。

　　这次军事行动打开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门，加速了克里特岛之战的进程，并保卫了康斯坦萨—博斯普鲁斯—科林思这条轴心国重要的海上通道，此外便是引人注目地使用了伞兵部队。

　　这次使用伞兵的经验加上先前在荷兰、比利时的经验，也就明确了德军在今后如何使用伞兵的具体方法。

　　在同希腊作战进行之际，德第十一空军司令施图登特曾于4月20日亲自向戈林作过报告。还可以肯定的是，就在第二天，进而呈报希特勒后，“水星”作战计划终于决定，即从空中夺取克里特岛。

　　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一份研究报告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战争的现阶段，鉴于马耳他岛位于地中海中央，应在夺取克里特岛之前首先夺取马耳他岛。但那时对苏作战即将开始，希特勒的战略重点日益东移，因此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巴尔干地区、东地中海、埃及和中东。希特勒在指令中相当明确地指出，夺取克里特岛的目的是要把该岛作为对付东地中海英军的空军基地。

　　尽管第二十八号指令中没有明显地涉及夺取克里特岛的战略企图，但可以推测出，在4月21日那次重要的会议上，施图登特将军向希特勒阐明的意见，与他在成功地夺取克里特岛之后作战报告中所强调的想法相同。

　　他写道：

　　我军必须占领克里特岛，因为夺取它是将英军逐出大陆后保卫轴心国的康斯坦萨—科林思—意大利这条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的唯一手段，也是为了保证希特勒得到罗马尼亚的石油供应的唯一可行手段。

　　克里特岛在德国人手中将有如下作用：

　　实际上等于把英国舰队驱逐出爱琴海；标志着英国在东地中海的地位受到很大的削弱；为德国空军攻击埃及，尤其是苏伊士运河，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基地。

　　希特勒在命令中规定应于5月15日进攻克里特岛，由戈林负责指挥。空降登陆军担任主攻，由已进驻地中海地区空军基地的德国空军部队和在西线已负盛名的第二十二师实施支援。

　　不过，第二十二师还驻在布加勒斯特地区，而且由于所有可用的运输机急需为实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做准备，因此赶不上参战。数日后，由林格尔将军指挥的第五加强山地师代替第二十二师进入希腊。

　　在整个“水星”作战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希特勒对拟定的对苏作战有种焦虑不安和迫不及待的心情。他毫不掩饰地催促加速作战准备。他要求所有参战部队不要希望在现有兵力以外再增加部队，作战部队的空运行动绝不能耽误“巴巴罗萨”作战部署，空降登陆军完成任务之后应立即撤出，另有他用。

　　由此可见，德军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时间紧迫的问题，而且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一直如此。这使德军不得不频繁地变更部署，因此造成了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其原因是对于伞降与机降作战来说，精确地选择时间是成功的关键。然而，巴尔干之战大败英军的胜利使德国战争决策者兴奋至极，他们信心十足地认为这次作战已胜利在望。

德军错误估计盟军实力

　　“水星”作战是首次以德国空军为主，国防军三军相互配合的作战。这次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勒尔将军指挥的第四航空队，其编成内有冯·里希特霍芬将军指挥的第八空军和施图登特将军指挥的第十一空军。海军支援的作战任务交给了东南舰队司令舒斯特尔海军上将。

　　由里希特霍芬将军指挥的第八空军在攻占希腊本土的作战中作用显赫，因此他对这次行动的总情况已了如指掌。由施图登特将军指挥的第十一空军编成内的大部分部队不得不从德国的驻地和训练营地内抽调。

　　在调动过程中，德军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主要是技术方面的，例如在巴尔干非常缺乏交通线，而“巴巴罗萨”作战的运输量又很大等。

　　但是尽管如此，至1941年5月14日，第十一空军还是成功地在雅典附近集中完毕，并做好了战斗准备。德军还调集了10个容克-52飞行联队，共500余架飞机，准备运送伞降与机降部队。

　　但是，空军地面部队却未做好准备，其数量也不足以完成任务。由于少数可以使用的机场必须分给第八空军的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使用，所以留给第十一空军使用的机场是在科林思、梅加拉、塔纳格拉、托波利亚、达迪翁、埃莱夫西斯和法利龙。

　　在这些简陋的机场上过多地集中飞机对实施进攻克里特岛的作战妨碍极大。飞机所掀起的大量尘埃几乎使机队无法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起飞。第十一空军使用了地面消防设备，试图消除尘埃，但作用不大。

　　所有的补给物资必须运往比雷埃夫斯港与科林思港。在装载这些物资时所有可直接利用的船舱都利用了。补给船受到水雷与盟军潜艇的袭扰，一直拖至5月17日后才赶到。

　　因为码头与港口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又没有合适的劳动力，在卸载这些补给物资时发生了拖延现象。此后，在转运物资时又有耽搁。

　　在5月17日至5月20日期间必须为第十一空军提供79．2万加仑的油料。但目前的油料仅够10个容克-52飞行联队实施3次战斗飞行之用。与此同时还必须给第八空军的部队提供油料。

　　补给舰船迟迟不到，为机场运送油料又遇到许多困难，这就必须推迟作战的发起日期，开始推迟至5月18日，后来又推迟到5月20日。另外，通信系统也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把有关的作战参谋机构集中在雅典及其周围是有利的，这样可使大量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得以迅速解决，促使空军总司令迅速作出决策。

　　德第八空军的部队改编和准备完毕后，便执行了各种重要的战前任务，诸如为补给舰只提供空中掩护，对付盟军潜艇与水面舰只的袭扰，侦察整个作战海域，攻击在克里特岛周围航行的盟军运输与战斗舰只和该岛港湾内的舰船，以及突击盟国空军地面部队和防空阵地等。

　　这些战斗行动给盟军造成了伤亡、破坏，使德军夺取了该岛的制空权，这是后来德军空降作战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作为进攻克里特岛这场总体战的一部分，德国空军在克里特岛周围的许多岛屿上修筑了工事：把基西拉岛与安蒂基西拉岛修建成防空阵地；把梅洛斯岛修建成补给中心和海空救援站；把斯卡潘托岛修建成战斗机与俯冲轰炸机基地。各作战参谋部只得依赖德国情报部与空中侦察所提供的情报来了解盟军的兵力与阵地情况。

　　凡是德军能从海空运送部队登陆的地点，盟军都用巧妙的技术和大量的物资器材有计划地进行了设防。在许多重要机场的周围和北部沿岸修筑了许多易守难攻的坚固支撑点。

　　盟军充分了解德国伞兵部队的战术，在入侵部队可能用来空降的所有内陆地区都作了认真的设防。这些地区大多是低洼的平地，为此盟军占领了周围的制高点，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为了把整个地区都置于自己的火力之下，并尽量使德军损失惨重，盟军在那些被视为适于机降和伞降登陆的橄榄树林内埋伏了狙击手，对所有防御性坚固的支撑点进行了十分巧妙的伪装，使德军即便借助于详尽的空中照相和冒险的低空飞行也难以辨别。

　　尽管德军费尽心机，并且蛮有把握地认为发现盟军的一些防空阵地，但后来才弄清楚那些被发现了的阵地都是用木头“炮”设置的假阵地，而真阵地却设在别处，伪装得十分成功。

　　德军参谋总部经常出现对盟军实力错误估计以及对盟军阵地的设置位置错误判断的情况，比如他们认为：希腊人“将不愿再继续作战”；英国兵已“士气沮丧”，一旦遭到德军攻击也“不会认真抵抗”。

　　德军这种对盟军战斗力的错误估计给整个作战的进程造成了威胁，结果是使第十一空军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鉴于盟国情报部门的工作卓有成效，加之德国伞兵部队已经在科林思作战，德军试图达成战略上突然性的希望已成泡影。不仅如此，连发动一场进攻性的战术突袭，无论从兵力和时间上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由于英国在希腊的间谍活动活跃又富有成效，它对德国伞兵部队与运输机联队在雅典附近集结、装船和运输的情况了如指掌，结果，以亚历山大港为基地的英国海军部队从5月15日开始便在克里特岛附近的海面上巡戈。

　　至5月17日，驻克里特岛的英军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准备对付德军的进攻，他们预计德军将在翌日凌晨发起进攻。

　　在发起进攻之日的凌晨，德国第八空军将实施预备性作战，摧毁仍留在岛上的英国空军部队及其地面防御设施。它还负责掩护第十一空军头两波攻击部队的接近和着陆，并对尔后作战实施支援。最后第八空军还要负责掩护参加作战的舰只，消灭克里特岛附近的盟军海军部队。

　　德东南舰队司令官将派出扫雷艇与机帆船，这样第一分舰队就可在进攻的第一天晚上在马利姆以西上岸，而第二分舰队可在第二天晚上在伊腊克林以东上岸，运货的轮船则准备在接到苏达湾的水雷已被排除和盟军已被肃清的报告之后立即扬帆起航。这项拟订得极其详尽的进攻计划为快速攻占克里特岛提供了胜利的希望。

英军前沿阵地马利姆失守

　　1941年5月17日凌晨5点半至6点，德国第八空军向马利姆和伊腊克林的机场，以及这些机场周围地区和干尼亚城的防空设施发动了预备性进攻。

　　接着，即在空降着陆开始之前，第八空军于7时再次发起了攻击，目的是牵制着陆地区的守军。尽管守军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但参加战斗的总数为493架的德国容克-52式飞机只损失了7架。

　　第十一空军发动的第一攻击波是根据作战计划中规定的空降作战时间实施的。但由于英军防空火力猛烈以及飞行员迷航等多种原因，派出的飞机并不是每次都能到达选定的着陆场。

　　负责夺取马利姆的西部大队和负责夺取苏达村与干尼亚的中部大队以滑翔机各运了半个营进行机降着陆。这个营的3个连就在守军防空阵地周围着陆，以便摧毁这些阵地。有两次成功地实施了这项计划，随后参加第一攻击波的伞降部队也纷纷而至。

　　德伞降部队遇到了守军步兵部队的猛烈抵抗，而战前的空中侦察并没有发现这些部队。在马利姆机场以南的斜坡上的抵抗尤为顽强，守军在那里构筑了台阶式的防御阵地，火力十分密集，有些伞兵在空中就被击毙，有的刚一着陆便被击毙，许多人虽然着陆时未被打死，却也无法得到他们的兵器囊。

　　德国突击团的一个营降落得太偏东，中部大队向阿克罗蒂里高地与加拉塔斯村发动的进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西部大队与中部大队的战斗一打响便失去了它们的指挥官，这使局势变得复杂了。指挥中部大队的聚斯曼中将在作战刚开始便因滑翔机在埃吉纳岛坠毁而毙命，西部大队司令官迈因德尔少将在着陆前不久受重伤。

　　直至下午，德军作战室才了解到这些情况。这是因为当运输机安全返回基地和收到第八空军的报告时给人的印象是“第一波已按计划着陆成功”。当时驻雅典的空降军司令部丝毫没有得到伞降部队的消息。

　　临近中午，中部大队发来了一份电报，电文报告说，向干尼亚发动的进攻因损失惨重而受阻。西部大队也报告，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指挥官已负伤。由于最初抱有的乐观态度，所以第二波仍按计划出发，结果酿成了更大的失误，遭受到更大的挫折。

　　9时至10时，运输机返回希腊的基地。但事实证明在13时之前，不可能让容克-52做好飞第二架次的准备。

　　每个容克-52飞行联队起飞时间耽搁达3个半小时之久，其原因是：一是加油困难；二是必须先把坠毁的飞机从跑道上清除掉；三是起降过多飞机的机场尘埃密布，即使使用消防器材也无济于事。结果各运输机中队都未按战斗序列起飞，也没有同时到达目的地，只是在15时至18时之间才陆续到达。

　　第十一空军的战斗报告说明了如下情况：各个机场之间的电话通信常被切断，因此指挥官们不可能就拖延进攻时间问题进行磋商，也不可能重新安排共同发起进攻的时间。

　　负责指挥德第二特种任务轰炸机大队的军官报告，在第一波着陆不久，他便意识到出现情况。但由于未能与他的直接上司（隶属于第十一空军的地区作战指挥官）取得联系，于是他便直接向军司令部通话，要求推迟第二波发起进攻的时间。

　　可是无法确定是否作出了决定，即便作出了，也没有传达到实施第二波进攻的运输机大队。同样的原因，也未同第八空军做出进一步安排。

　　轰炸机编队按原计划在15时飞临雷西姆农与伊腊克林目标的上空，企图摧毁英军的高炮阵地，或至少要压制住英军的火力。紧接着，单引擎与双引擎战斗机飞来掩护伞降部队跳伞，压制英军的防御火力。

　　由于这些飞机的航程短，在16时15分之后便不能再停留，大部分部队是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情况下实施伞降的。

　　中部大队现由施图尔姆上校指挥。其任务是占领雷西姆农飞机场，尔后向苏达湾推进。东部大队由布罗伊尔上校指挥，任务是占领伊腊克林城及其机场，并扼守该机场，保证后续部队空降着陆。

　　这两个大队都遭受了严重损失。原因同第一波一样，它们都降落在防守坚固、伪装巧妙的守军防御阵地的中心。另外，由于运输机是毫无组织地到达的，这使英军更易于完成其抵抗任务。

　　一些无经验的运输机机组人员犯了错误，把伞兵降落在错误的地点，造成了更大的混乱。由于许多伞兵都不能得到他们的补给囊，所以德军的物资损失也很大。

　　所有情况都使得中部大队未能占领雷西姆农机场。同时在英军密集的火力下，向苏达湾推进的企图也没有实现。

　　由于运输机在运送第一波进攻部队不能及时赶来，当东部大队与英军接触时，其兵力比原计划少了600人。尤为糟糕的是，进攻的时间耽搁了，这给部队的进攻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以致最后东部大队未能夺取预定的目标。

　　在当时的情况下，布罗伊尔上校只能在夜暗的掩护下集结失散的人员并于翌日清晨向机场发动进攻。

　　5月20日夜，对作战情况的检查表明，在4个空投伞兵所在的地点，英军的防御比预想的要强得多。3个机场无一被攻占，克里特岛的局势十分危急。马利姆的情况似乎好一些。

　　傍晚，甚至有人错报：该机场尽管仍处于英军炮兵火力之下，但已被攻占。现在为了按计划使第五山地师进行空降着陆，十分有必要至少占领3个机场中的一个。

　　在目前的情况下，那只有夺取距德军在希腊的空军基地最近的马利姆机场。虽然它比伊腊克林机场小得多，但可为进攻部队的胜利提供最美好的前景。

　　马利姆机场南面的107高地是英军防御的要点。不过，开始德军并未从空中照片上看出它的重要性，因此只派了一个由科赫少校率领的加强连，搭乘滑翔机向107高地发起突击。结果伤亡惨重，突击被击退。

　　西部大队指挥官迈因德尔少将着陆后很快认识到英军防御阵地力量雄厚。该阵地从机场的西部边缘沿塔夫罗尼蒂斯河床通过107高地的西坡向南延伸。他立刻增加4个连的兵力向机场方向实施正面进攻，另外派出2个连从南面包围高地。

　　马利姆周围的阵地由新西兰第二十二营扼守，营长是安德鲁中校。在通信与信号系统均遭破坏后，他认为已不再能对其部队实施有效的指挥，于是便在强大的压力下趁着黑夜撤离阵地。这次“从马利姆的撤退”导致了整个克里特岛的失陷。

　　这一天，英军总司令弗赖伯格将军截获一份德军将把第三伞兵团投入战斗的指令。这项指令提供的情况加上他对整个局势的看法，便使他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比较清楚了。

　　深夜，他向韦维尔将军报告，如果海军能够阻止德军从海上发动的入侵，那么他自己的部队是有足够的力量，并且完全能够对付所有可能来自空中的进攻。

　　不过他也指出，德军猛烈的空中突击，使他的通信与信号系统的效能已经降低。但他向上级报告时还不知道当时情况的严重程度，例如，他不知道新西兰第二十二营已从马利姆撤退，已在他防御最薄弱的地段大开了缺口。如果他知道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他势必会竭力在夜暗的掩护下派援兵援救马利姆。

　　施图登特将军预期在5月20日至21日这个具有决定作用的夜间发动猛烈的进攻。当这一设想未成为现实时，突击团的那些疲惫不堪的残部在5月21日清晨却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他决定集中全部力量进攻马利姆，从而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德军的变化。

　　他之所以能够作出这项决定，原因之一是，当时尽管团通信主任损失了他的大部分器材，但他与驻雅典的空降司令部成功地建立了无线电联系。

　　5月21日上午，一些携带武器、弹药的容克-52飞机在马利姆滩头降落遭受了一些损失，一架容克-52飞机在马利姆机场降落。

　　然而，由于机场的跑道仍处于英步兵与炮兵的密集火力之下，所以虽然为山地营着陆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是不得不再次推迟。

　　要增援西部大队并作出更大的努力使机场完全置于德军控制之下，唯一的途径是继续空投伞兵，德军这样做了。

　　大约在17时，德军占领了马利姆，并且牢固地控制了机场。这一战果是在第八空军的十分有效的支援下取得的。第八空军享有绝对的制空权，向英军的防空阵地和坚固支撑点实施了连续的攻击。

　　同时，从16时起，德军一个加强山地营的第一批空降组冒着英军不间断的炮火和机枪火力在机场着陆。许多容克-52飞机在着陆过程中被摧毁。但是已可以继续着陆，扩张战果，并向前推进，于5月22日，与干尼亚和苏达湾附近的中部大队会师。

　　下一个目标是，扩大马利姆这一桥头堡，由此出击，将英军从苏达湾的海军据点中赶出去。在那里，英军的快速舰艇仍利用夜暗不断地运入补给物资。

　　5月21日，德军的运输机给中部大队运来了弹药，但占领加拉塔斯周围高地的企图却失败了。进攻部队遭受到很大的削弱，只能扼守已攻占的阵地，牵制英军的力量。

　　留在雷西姆农附近的德军击退了英军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他们在弹药与其他补给物资的支援下守住了阵地。

　　在伊腊克林附近，东部大队被切成两段。西段的部队在第八空军的近距离支援下，试图突入伊腊克林。开始打得还不错，尔后却遭到英军的猛烈抵抗，进攻受挫，结果那些已经突入该城的部队只好撤出。

　　东段的部队由布罗伊尔上校指挥，企图占领机场，但未成功。部队没有重型武器，进攻毫无获胜的希望。由于它的失败，空降军不能按计划将第五山地师的部分部队机降到伊腊克林。

　　据第十一空军5月21日夜的报告，它已绕过伊腊克林这个重要地点，并受命巩固德军在马利姆的阵地以及向干尼亚发动进攻。第五山地师师长林格尔将军现已升任西部大队指挥官。翌日，该师的3个营在马利姆机场登陆。

英舰队与德空军的对抗

　　进攻克里特岛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迅速提供重型武器。完成这项任务的唯一理想途径是用机帆船与商船从海上运进武器。

　　德军企图执行这项任务并同时阻止英国海军把援兵送上克里特岛的军事行动，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海空之战”。很明显，英国人在空中处于劣势，他们希望使用能够在东地中海投入作战的强大的海军部队来弥补这个不足。

　　英军认为，德国人将会发现单靠空军夺取克里特岛是不可能的，所以估计大量德军会试图从海上登陆。

　　德第八空军已经收到了如下指令：在作战的准备阶段要不断地监视克里特岛周围的海面，并袭击在这一海域中看到的所有运输舰。第八空军报告称，在执行这项指令中，至1941年5月20日止，已击沉或重创27艘英舰船。

　　两支由机帆船编成的船队根据计划从比雷埃夫斯与哈尔基斯驶出，由意大利的“狼号”与“人马座号”鱼雷艇护航，载有一支约2300人的山地部队和重装备，在进攻克里特岛的当日夜间，抵达了战斗出发地点——梅洛斯岛。

　　德第四航空队要求东南舰队司令竭尽全力保证第一支船队于5月21日夜幕降临前，在马利姆附近靠岸。德国当局还试图说服意大利舰队出海，以便把参加克里特岛作战的英国海军部队引开，但是被拒绝了。

　　5月20日至21日夜，英国海军部队绕越在其东侧的克里特岛，又穿过该岛西侧的基西拉海峡，搜索了克里特岛以北的海域，并沿该岛北部的海岸巡戈。英国海军在搜索过程中，轰击了斯卡潘托机场，但未造成很大的破坏。

　　正在待命出击的攻击力量强大的德第八空军看到时机已到，于是在5月21日晨向正在撤离的英国海军舰队发起攻击，击沉“天后号”驱逐舰，重创“阿贾克斯号”巡洋舰。

　　当时仍在该岛以南进行战斗的第八空军于上午9时报告，克里特岛以北的海域已没有英国的海军部队。

　　接近中午，第一支由机帆船编成的船队继续从梅洛斯岛向马利姆行驶，可是下午被英国空军侦察机发现了。

　　夜间，遭到新抵达的英国海军部队的攻击，这支部队包括“狄多号”、“奥赖恩号”和“阿贾克斯号”巡洋舰以及4艘驱逐舰。多亏意大利“狼号”鱼雷艇的英勇奋战和船队的迅速四下疏散，只有10艘舰只被击沉。其余的船只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海岸避难。

　　如何将重型武器与援兵运入克里特岛的问题仍未解决。第二支船队在5月22日清晨又遭到英国第二支特混舰队的攻击而被立即召回。2艘船被击沉。由于意大利的“人马座号”鱼雷艇的救援与德国空军立即实施的多次攻击才使损失减少到如此小的程度。

　　为了支援正在发动进攻的英国海军舰队，坎宁安海军上将派出了第三支特混舰队，其编成内有“厌战号”与“勇士号”战列舰、“格洛斯特号”与“斐济号”巡洋舰以及7艘驱逐舰。

　　5月22日一整天，英国特混舰队与德国由第十空军的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支援的第八空军展开了连续的激战。

　　“格洛斯特号”与“斐济号”巡洋舰以及“快轮号”驱逐舰被击沉。“水中仙女号”巡洋舰、“厌战号”战列舰被重创。“卡莱尔号”防空巡洋舰与“勇士号”战列舰受创较轻。英国海军就是这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战胜德国运输船队。

　　翌日，即5月23日，得到加强的第八空军发动的攻击使英国在克里特岛以南海域又损失了2艘驱逐舰——“卡西米尔号”与“凯利号”。

　　德国空军首脑对于英国人是否会把这场在“狭窄的海域飞机对军舰”的作战的胜利让给他们仍无把握。但是，5月24日坎宁安海军上将坦率地向伦敦报告，他的部队迫于德国空军攻击的巨大压力，昼间已不能在爱琴海或克里

特岛周围水域作战。

　　然而，伦敦对于德国人不可能从空中夺取克里特岛还相当有把握。

　　因此坎宁安在亚历山大港得到的答复是决不妥协，英国海军与空军必须不顾一切阻止德国人将更多的援兵送入克里特岛。

　　根据这项指示，英国海军舰队必须在昼间实施消灭该岛以北的德国运输船队的作战，并准备蒙受巨大的损失。但是，尽管英国当局发布了这些指示，却不可能把更多的战舰从西地中海调往克里特岛。

　　因为驻守在直布罗陀的Ｈ舰队、本土舰队的全部舰只以及其他所有可以使用的舰只都被动员用于猎捕在大西洋中的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了。

　　尽管如此，5月24日至25日，英军夜间增援克里特岛北部沿海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5月26日，“可畏号”航母也出现在那里，并以12架舰载飞机袭击了斯卡潘托岛上的机场。当天下午，它遭到德国轰炸机的猛烈轰炸，有两处直接中弹，与此同时“努比亚人号”驱逐舰被炸掉了船尾。次日，隶属另一支特混舰队的“巴勒姆号”战列舰在卡索斯岛东南水域因遭到攻击而受创。

　　所有这些作战行动都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占优势的德国空军飞机的航程内，一个舰队如果没有充分的空中掩护是不能实施海上作战的。否则就要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

德空降部队攻克克里特岛

　　英国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克里特岛，所以此时来自埃及的英国空军飞机再次出现在该岛的上空，重点攻击了马利姆机场。

　　携带副油箱的“飓风式”战斗机在伊腊克林机场降落。但是这些努力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是在同日夜间，德国人早已把战斗机转移到马利姆机场去了。

　　1941年5月22日夜，林格尔将军接管了马利姆地区的指挥权，他重新组织部队，并开始对该岛的西部进行扫荡，以防止来自西部和南部对其基地的威胁。

　　5月25日，卡斯特利陷落。

　　在向克里特岛东部的干尼亚与苏达湾开进时，林格尔把部队分为两个大队，一个由山地部队组成，任务是向南成扇形展开，在坎坷不平的山地上前进，另一个由伞兵部队组成，任务是沿海岸向前推进。

　　山地部队5月23日晚与干尼亚以西的中部大队会合。德军首次以在右翼实施的一次大规模合围机动战胜了守军。

　　在5月24日后的数天里，德军有秩序地调来更多的援兵编进林格尔将军指挥的大队里，使他得以实现自己的作战意图。他能得到多大程度的增援取决于现有的运输机的数量和岛上其他参战大队所需的补给物资的数量。

　　要减轻空运大队的过重负担以及输入坦克等重型武器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海上运输，这就要求昼间有强大的空中护航机队的掩护，而且对所涉及的整个海域进行彻底的侦察。

　　德军海上运输的首次成功，是在加强了对梅洛斯岛和基西拉岛的对空防御之后才取得的。5月28日，一艘拖轮把载有4辆坦克的两艘驳船拖入马利姆。总的来说，英国海军在克里特岛之战的关键日子里确实起到了阻止德国人从海上将其援兵与补给物资输入克里特岛的作用。

　　夜间，英国海军完全控制着克里特岛周围的海域。如果德国空军没有在昼间对所有舰只的活动保持严密的监视并一发现情况就迅速做出反应，那么穿越山地前进的林格尔将军的部队就可能使英国人有机会把意义重大的援兵输入苏达湾。

　　当时的情况是，只有航速最快的英军舰才能在夜间到苏达湾作一次往返航行，而且这些舰船也只有部分航程在德国空军的飞行半径之外。英国这样的舰船很少，即便是有也只能运载几百人。

　　5月24日，林格尔大队的进攻在加拉塔斯受阻，英军在那里构筑了坚固的阵地。在干尼亚以西的高地上，弗赖伯格将军集中了苏达湾地区的所有部队。争夺克里特岛的最后一战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5月25日，英国空军再次参战，它的轰炸机与远程战斗机从埃及出发向马利姆机场发起攻击。可是，向已成为岛上重要的德军基地所发起的空袭势头太弱，成效甚微，最重要的是为时过晚，无法扭转失败的局面。同样，德军在马利姆的情况也不妙，飞机在狭窄的机场上着陆时不断坠毁，机场跑道上可利用的有限的空地，因飞机残骸的不断堆积变得越来越狭小。不过，装备有缴获到英军坦克的登陆队十分迅速地消除了障碍物。

　　登陆队的努力，给山地师输入援兵成为可能。

　　5月26日，德军第六山地师又有一个团在机场着陆。此后，这场旨在粉碎英军抵抗的作战按预定计划顺利进行。第八空军向干尼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攻击之后，德军突破了该城以西的阵地。

　　翌日，彻底粉碎了英军在干尼亚的抵抗，德军占领了该城。

　　5月28日，德军占领了苏达湾，次日又占领了雷西姆农，并与在伊腊克林周围驻扎的东部大队会合。

　　5月22日，意大利人对克里特岛的局势进行了判断，认为局势十分有利于他们参加征服该岛的作战，因此建议提供一个装甲连。这支相当于一个加强团的远征部队于5月28日在锡提亚登陆，尔后向耶腊皮特腊推进，在前进中并未遇到什么抵抗。

　　意军的目的是使英军无法撤至克里特岛以东，并从那里撤走大批部队。这次登陆对克里特岛之战的结局根本未起到任何作用。

　　至5月26日晨，弗赖伯格将军已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克里特岛的失陷只是个时间问题。

　　他把他的想法向中东部队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作了报告，并告诉他，在过去几天连续的战斗和集中轰炸攻击中，克里特岛上的英国部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允许立即撤出，还有可能救出一些参战部队。

　　弗赖伯格还说，当然，如果认为在该岛坚持的每一个小时对中东的局势都很重要的话，他将继续尽最大的努力指挥作战。

　　韦维尔回答说，情况确实如此。他曾请示过丘吉尔。丘吉尔仍坚持认为，克里特岛之战的胜利是绝对必要的，要求韦维尔向克里特岛提供保证取胜的援助。

　　但是，严酷的现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传来伦敦对此问题的答复时，韦维尔获悉驶往克里特岛的又一支运输船队在遭到德国空军猛烈的攻击之后，已经被迫调转航向，返回埃及。

　　在克里特岛上，守军的情况在5月26日这一天急剧恶化。

　　第二天，弗赖伯格将军下令，准备从该岛南海岸的小港斯法基亚撤退。

　　5月26日至27日的夜间，莱科克上校率领的两个突击营在苏达湾登陆，这支新锐部队在执行后卫任务时打得很顽强，使幸存的守军得以从马利姆与干尼亚撤至克里特岛的南岸。

　　与此同时，德军向东部的推进打消了守军想撤往雷西姆农与伊腊克林的一切念头。

　　5月28日至29日的夜间，守军从北岸港口撤出约4000人。为掩护撤退，英国海军损失了“赫里沃德号”与“帝国号”驱逐舰，近300人丧生。这两艘战舰都是在企图通过卡索斯海峡时被击沉的。

　　与此同时，“阿贾克斯号”、“奥赖恩号”与“狄多号”也被击伤，留给守军的唯一出路是设法从克里特岛南岸逃脱。

　　撤退的集结点在斯法基亚一座近乎垂直的峭壁脚下的小渔村。这座峭壁高约100米，只有一条险阻的羊肠小径可以通行。

　　昼间等待撤离的人们必须尽量隐藏好，以免遭到德国空军的袭击。在这同时，他们背后的山地上，后卫部队与紧追不舍的德国山地部队正在激战。战斗是沿着南部一条难于通行的道路进行的。

　　后来，弗赖伯格将军把这条道路称为英军的“悲惨之路”。

　　撤退行动是从5月28日至29日的夜间开始的。一支由英国巡洋舰、驱逐舰与商船编成的舰队在四个夜晚共撤走约1．7万人。

　　在夜间短暂的几小时之内，从开阔的海滩上英国能撤出远征军的一半，这确实是一个壮举。从撤退一开始，英国人便把5月31日至6月1日的夜间定为撤退的最后日期。他们感到任何的损失与受创对地中海舰队来说都将不堪重负。

　　“佩思号”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受创，“加尔各答号”防空巡洋舰在距亚历山大港100海里的海面上又被一架容克-88型轰炸机击沉，这确实更加重了英国海军为保障从斯法基亚村的撤退所受的损失。

　　空军中将特德把留在埃及的3个英国空军战斗机中队用于在昼间执行护航掩护任务，这避免了更严重的损失。

　　人们通常把英军的死、伤、被俘数字估计为1．5万人，但一个更可靠的报告认为比这个数字要多近750人。同时，海军还损失2000余人。现在，已可以对德军在克里特岛作战中的损失作出可靠的估计。这个数字远低于丘吉尔原先所作出的“击毙5000多名伞兵”，总计打死打伤1．5万名德军的估计。在对所有的官方与非官方的资料进行认真的研究之后，在参加这次作战总数为2．2万名德军中，死、伤、失踪人数只有6500余人。

　　尽管我们所说的这个数字远远低于丘吉尔所作的估计，但要高于德军在整个巴尔干之战中的全部伤亡数字。在巴尔干之战中，德军死、伤、失踪总数为5600余人。

　　在克里特岛之战中，德军以较小的代价赢得了难得的胜利。这一胜利使德军的登陆作战似乎成为不可战胜的了。

　　在没有制海权的情况下，德军只有依靠其空中优势和独一无二的强大的伞兵空降部队进行这次战役，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以空降部队为主实施的进攻战役。

　　但由于盟军早有准备，原本可能的“辉煌”最后却使克里特岛变成了德国伞兵的坟场。

　　从对历史的影响来说，克里特岛空降战役对西方产生很大影响。美、英军事当局认为戏剧性的克里特岛空降作战，作战思想大胆新奇，具有极高的想象力，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美、英军方从而得出结论，盟国要打败强大的德国军事机器，空中机动是绝对必要的，从此美、英加速了空降兵建设的步伐。

巴巴罗萨计划

德军大部队进入集结地域

　　希特勒做好了攻打苏联的准备，精心制订了“巴巴罗萨”计划。在“巴巴罗萨”开始之前的最后几个难熬的日子里，希特勒的失眠老病又开始复发了。

　　随着对苏战争的一天天临近，希特勒每天和约德尔、哈尔德、布劳希奇，还有希姆莱、莱伊、赫维尔、里宾特洛甫等人讨论对苏作战问题，常常要熬到凌晨三四点钟。

　　希特勒非常忧虑，国外的报纸纷纷报道说，德国不久将进攻苏联。苏联驻德国大使杰卡诺索夫通知德国外交部，要求会见国务秘书。希特勒想，难道苏联觉察到了什么？杰卡诺索夫将向我们提出什么重要的东西？1941年6月19日傍晚，希特勒先明确了各人的责任。他宣布：

　　希姆莱全权负责解决两个对立的政治实体之间斗争所产生的“特殊问题”，希姆莱的行动由自己负责，不受军队约束。

　　戈林负责征发苏联全部资源以供德国工业之用。罗森堡主要制订在军事行动结束后苏联的国家体制的问题。至于军事行动计划仍按照原来的计划执行。

　　随后，希特勒特别指出：

　　必须让大家明白，让从将军到士兵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对苏战争不是一次骑士式的战争，它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战争，它将是意识形态对立和种族对立的战争。因此，我们要用空前残酷的手段进行这场战争！

　　说到最后一句时，希特勒将手一挥，然后向前紧走了几步，继续说道：

　　我们所要打破、根除、消灭的那种意识形态，并不是半空中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是有具体的人代表的，他们叫做政委、政治指导员、党组织书记、政治部的军官、教导员等。总之，不管他们叫什么，必须从肉体上加以消灭，通通消灭，全部消灭。

　　希特勒在发布了自己最得意的指示后，开始口授他的“巴巴罗萨”公告——告东方前线部队书。

　　就在这时，里宾特洛甫打来电话说，杰卡诺索夫在下午18时拜见了国务秘书，讨论的只是一些日常事务。希特勒如释重负，心绪稍稍安定下来，他指示将公告秘密印发给部队。

　　在满满4页的公告中，希特勒在详尽地解释德国的所谓“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后，对苏联政府肆意诬蔑，恶意中伤，希特勒声称：德国人民从未对苏联居民心怀恶意，但是20年来莫斯科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不仅要使德国而且要使整个欧洲燃起战火，克里姆林宫企图用颠覆的手段使欧洲的其他部分信仰共产主义。因此希特勒号召德国的士兵们，为了德国的未来而战斗。

　　6月21日夜幕降临之后，几十万德军悄悄前进，开到离边境大约1公里处，进入最后的集结地域，突击队埋伏在距离桥梁、岗楼和铁丝网障碍物等只有几十米的地方。为防止发生意外，德军实施了严格的噪音和灯火管制。

　　战争一触即发，莫斯科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

　　3月份以来，德军将进攻苏联的消息越来越多。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甚至德国人纷纷告诫苏联政府，德军将在6月对苏发动进攻，斯大林想，这是挑拨，是西方人的离间计。

　　但是，令斯大林不安的是，超级红色间谍佐尔格也发来了相同的情报。红军情报总局局长戈利科夫报告：至1941年5月初，德国国防军的军力将达到800万人，坦克1．2万辆，火炮5．2万门，飞机2万架，并且已大部集结在东部。

　　斯大林焦虑不安，对德国将进攻苏联半信半疑。因为他在收到战争威胁近在眼前的大量报告的同时，也收到大量关于战争不会发生的报告。

　　如德国人民不愿意打仗、德军中有一些士兵不愿打仗，德国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对苏战争的势力，因为许多德国人认为，对苏战争将使德军刚刚赢得的胜利丧失殆尽。尽管这些情报并不是主要的一面，但是这些情报符合斯大林的意愿，因此对斯大林更有影响。

　　斯大林还记得在年初的时候自己曾致信希特勒，询问德军在波兰集结的情况。希特勒在给自己的回信中就明确指出：

　　这些情报是可靠的，在波兰确实集结着大量的兵团，但是那不是针对苏联的，是为了躲避英国的轰炸，希特勒将严格遵守签订的条约，并以自己的人格做担保。

　　不过，斯大林还是有点犹疑，他找来莫洛托夫等人，商议对策。莫洛托夫献策：可以试探一下德国。斯大林决定发表一份声明，直言不讳地指责德国没有遵守条约。6月14日，塔斯社发表声明，呼吁德国同苏联就双边关系重开谈判。塔斯社的声明称，英国等国的报刊到处散播谣言，说“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这些谣言显然是荒谬的，是反苏反德力量的笨拙的宣传伎俩，他们希望战争进一步扩大和加剧。

　　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并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斯大林希望德国能借此发布澄清声明，解除苏联的疑虑，并与苏联谈判。

　　斯大林认为，如果希特勒同意进行谈判，那就可以把谈判拖延一个月或一个半月。这样一来，德军在1941年进攻苏联就不可能了。因为德军不可能在夏末，更不可能在秋天进攻苏联，那样苏联就可以争取到7至10个月宝贵的时间。

　　但是，结果却与他们的想法相反：柏林根本不理会塔斯社的声明。对于苏联就德军飞机侵犯苏联国界一事发出的照会也未作出反应。

　　莫洛托夫约见德国驻苏联大使，要求他就此作出说明。与此同时，苏联驻德国大使也设法求见里宾特洛甫，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

　　柏林主意已定，现在已经不是摆外交姿态的时候了，今后将是用战争说话了。德军张开了大网，从北冰洋到黑海已经布满了德军，苏德战争的大门已经无法紧闭了。

　　然而，斯大林依然迷溺于用外交途径来避免冲突，没有下决心尽快让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战争迫在眉睫，尽管苏联政府和军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来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但是还远远没有做好同希特勒进行决战的准备。

　　主管军事工作的铁木辛哥、朱可夫等人见战争威胁一天天地临近，而苏联的备战工作仍在不紧不慢地进行，心急如焚。1941年5月，也就是战争爆发前一个月，他们心急如焚地向斯大林报告。

　　朱可夫说：“从红军奇缺的许多武器和技术兵器来看，工业执行供应计划的情况根本不能令人满意。关于这一点，铁木辛哥将向你作详细汇报。”

　　铁木辛哥说：“除了弹药生产计划未能完成预定任务外，拖拉机、防空和反坦克兵器、通信器材，特别是坦克、飞机的生产也无法满足新建和扩充部队的需要。至1941年3月，部队尚缺1．25万辆中型和重型坦克、4万余台拖拉机、约3万辆汽车。也就是说，新组建的坦克兵团和机械化兵团只能得到30％的保障。即使是高速生产，也需要三四年才能完全配齐技术兵器。

　　“铁路、公路的建设也远远满足不了战时的需要，西部边境的许多桥梁承受不住中型坦克和火炮的重量，乡间道路需要彻底翻修，各边境铁路区段很难适应卸载大量部队的要求，铁道兵和建筑部门也不可能在1941年内完成临战准备。

　　“现代化通信器材不够，通信器材的动员储备品和应急储备严重不足。西部边境军区拥有的电台只有标准数的27％，基辅军区仅有30％，波罗的海沿岸军区最好，但也仅有52％。其他无线和有线通信器材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统帅部、总参谋部、各方面军的通信枢纽部将主要依靠邮电人民委员部的通信设施，而邮电人民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做好在战争条件下工作的准备。与此同时，供战略战役机关使用的地下电缆网更是空白。而苏联最高领导人1941年2月接到各军区十分忧虑的报告时，也没有将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列入解决的日程。

　　“机场的建设直至1941年3月2日才作出保证建造和改建飞机场的决定，要求修建新机场190个，而且只能在春播结束后调用劳动力。”

　　斯大林脸色铁青，他说：“你们的担忧我都能理解，但是只要我们努力，战争不会像你们担忧的那样马上就来临，我们还有时间。因此，无须采取特殊政策，免得引起德国人的警觉。”

　　不过，斯大林对苏军的战斗力情况表现出格外的关心，他提醒铁木辛哥，应多到部队去，多了解一些部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军队改编后的情况。

　　铁木辛哥在一年内，视察了莫斯科军区、西部军区和基辅军区，观摩训练和演习。铁木辛哥在视察中发现，鉴于部队缺编严重，苏军赶在战争开始前对军队进行大规模改组，以提高战斗力，这一决定是符合苏军的现实要求的。但是，由于战争已迫在眉睫，大规模改组也带来了大量问题，部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下降。

　　6月16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根据对边境各军区坦克部队的检查情况发出密电指出：

　　对战士和指挥员的训练同机械化部队战备的主要任务脱节，训练目的不明确；人力准备处于低水平；机械化兵团内部各兵种的协同动作规定得少而差；摩托化部队当做步兵部队来训练，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战斗使用中的作用和性质；无线电兵的培养工作至今仍处于低水平；炮兵部队尚未掌握从开阔阵地直接瞄准的技巧，这门课根本就没有上过；夜间作业当做例外进行，而且许多部队，根本就没进行过夜间训练和提出过密电要求，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1940年年底，联共（布）中央发布了“关于改编红军空军的决定”，要求组建100多个用新式飞机装备的作战兵团，结果至1941年5月底，只来得及组建19个齐装满员的团，其他军兵种的情况也相类似。

　　战争进行不到一个月，苏联统帅部就不得不对军队编制进行大幅度的修改。航空兵师由4至6个团缩编为2个团，每团编制飞机由61架减为22至32架，步兵新编制比原编制人员减少了25％，火炮减少52％。机械军七八月间全部撤销。

　　干部短缺的现象也十分严重，肃反扩大化使国家和军队的战争准备受到严重损害。由于大量干部，特别是优秀高级干部遭清洗，加上部队的大规模改编，使苏军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具有一定军事理论素养和一定实战经验的军官去指挥这支庞大的军队。

　　至战争前夕，军队的指挥干部没有配齐，陆军中缺6．69万名，占整个陆军指挥干部的16％；而在西部边境军区，缺额更大；空军中飞行技术人员缺32．3％；在海军中，指挥员缺编22．4％。

　　指挥员严重缺编致使一些指挥员连提数级，一些营长晋升为师长，甚至军长，而一些排长则一跃而为团长。仅1941年3月7日和8日两天，就新任命了4个集团军司令、42个军长、117个师长。对于他们来说，到苏德战争爆发，只剩下3个多月的时间用于熟悉自己的职责了。

　　预备役军官的征集和各种训练班虽然使干部不足的状况得到局部改善。但是，由于战争逼近，时间缩短，加上军队的大规模改编改组，很难从整体上达到预期效果。

　　虽然在战前解放或重新启用了一大批被清洗的干部，但指挥人员仍主要靠初级军事院校和短训班应届毕业生，以及征召预备役人员加以补充。

　　即使这样，至战争前夕，军队的指挥干部也没能完全配齐，而且全军有75％的指挥员任职才不过几个月。

　　军队的集中、展开和通讯指挥系统的建立也是以应付1942年战争为标准的，军队没有做好防突袭的准备。

　　首先，军队的集中与展开直至1941年2月才开始，而且1941年2月通过的这份军队动员计划，还需要各军区继续修改。

　　3月底至4月初，同意征召80万预备队做补充部队，而征集工作要求在5至10月才进行。而从征集到分派到各军区，并达到实战要求恐怕要到1942年。

　　4月，步兵部队实行战时编制，实际执行的结果是没有一个师在战争爆发时达到战时编制要求。至6月初，要求军区司令部完成掩护国境线计划的制订并呈报国防人民委员部审批，其结果是计划尚在国防人民委员的办公桌里，战争就已爆发了。

　　因此，直至战争爆发，苏联也没研究建立战时战略领导体制，没有预先建立战时统揽国家一切权力的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

　　长期的战争准备不是一时可以弥补的，但是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地域广阔、有着强大实力的国家来说，只要临战准备做得好，仍然能够在战争初期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但是，固执的斯大林对日益迫近的战争依然视而不见，而他周围的人因为恐惧又不敢将自己的忧虑如实向他阐明。

　　朱可夫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检讨说：“当战争日益临近时，我们这些军人看来没有尽一切力量说服斯大林相信苏德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最近爆发，向他证明必须将作战和动员计划规定的紧急措施付诸实施。”

苏军判断失误致使初战失利

　　1941年6月21日晚，古老的莫斯科城在经历了白昼的喧闹之后，已归于宁静，静得让人陶醉，让人流连，仲夏的莫斯科，夜色真美。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动了朱可夫，他预感到一种危险，他抓起话筒，声音有些颤抖，急切地说：“我是朱可夫，有什么新情况。”

　　一向沉稳的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中将给他带来了坏消息。他说，一个德军司务长向苏军边防部队投诚，供称德军已开始进入出发地域，将在22日晨向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

　　朱可夫立即将这一消息向铁木辛哥、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沉默了一会，然后命令铁木辛哥、朱可夫、瓦图京立即到他那里去。朱可夫等人匆匆赶到克里姆林宫，接着政治局委员们也来了。

　　斯大林很忧虑，在桌旁踱来踱去。他问：“我们该怎么办？”没有人应声。“应该立即命令边境各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铁木辛哥打破令人窒息的寂静，轻声对斯大林说。“把命令读一下。”斯大林说。朱可夫把在总参谋部拟订的命令草稿读了一遍。他强调说：“必须根据既定地击退敌人任何进攻的作战计划采取坚决行动。”

　　这时，斯大林有点不耐烦地打断朱可夫的话说：“现在下达这样的训令太早，也许问题还可以和平解决。应该下达一个简短的训令，指出进攻可能从德军的挑衅行动开始。边境各军区的部队决不要上挑衅的当，以免引起麻烦。”

　　朱可夫立即叫来第一副总参谋长瓦图京，两人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迅速拟定了一份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草稿，即第一号命令，然后回到斯大林办公室。斯大林详细阅读了命令草案，并作了一些修改。命令全文如下：

　　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军事委员会：

　　抄送：海军人民委员会。1941年6月21日到23日德国可能在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正面实施突然袭击。袭击可能从挑衅行动开始。

　　我军的任务是：不受任何挑衅行动的影响，以免使问题复杂化。与此同时，列宁格勒、波罗的海沿岸、西部、基辅、敖德萨各军区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以防德军或其盟军可能的突然袭击。

　　命令：1941年6月21日夜间，隐蔽占领国境筑垒地域各发射点；1941年6月22日拂晓前，将全部飞机、包括陆军航空兵的飞机，分散到各野战机场，并加以周密伪装；所有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军队应分散、伪装；防空部队不待补充兵营到达，立即进入战斗准备。城市和目标地区应采取灯火管制的一切措施；在没有特别命令的情况下，不得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铁木辛哥、朱可夫等人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克里姆林宫以后，回到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在朱可夫等人走后自言自语地说：“我想这是希特勒的挑衅，难道他真的敢发动对苏战争？”

　　斯大林望着寂静无人的大街有些出神。他绝没有想到，德国的飞机已经侵入苏联的领空轰炸苏联的城市和机场，法西斯的坦克正隆隆开向苏联边境，希特勒的将领们正越来越频繁地看着自己的手表，表盘上的指针正一分一分地向发起进攻的决定性时刻逼近。

　　6月22日3时许，德军出动约2000架飞机，突然袭击苏联西部66个机场以及其他军事基地、交通枢纽和重要城市，并以数千门火炮猛烈轰击苏联西部边境地区，揭开了“巴巴罗萨”行动的序幕。

　　德军选择6月22日作为进攻苏联的发起日，是经过精心计算的。

　　首先，这一天是星期天，苏军的大部分军官都去度假了，只有一小部分军官留在岗位值班；其次，这一天恰好是夏至后的最后一天，昼长夜短，在战役的最初日子里，德军一天可以战斗18个小时，这对于迅速取得对苏战争的胜利是极为有利的。

　　德军进攻的具体时间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德军在确定具体进攻的时间时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德军陆军总司令部一向奉行传统的军事理论，认为德军进攻的时间应定在6月22日清晨，也就是在拂晓发起进攻。

　　德国空军总司令部却坚决反对陆军的观点。空军将领们认为，参加第一波攻击的大约900架飞机在黑夜中无法找到目标。

　　如果陆军在拂晓时分发起进攻，空军的飞机从前沿和内地，顶多能够与地面部队同时越过边境，此后平均还要飞30分钟才能对苏联机场实施攻击，这就给苏联空军大约30分钟的预警时间，这样德国空军将无法实现将苏联飞机消灭在地面上的任务，这对“巴巴罗萨”计划追求的突然性是十分不利的。

　　两种意见各执一词，最后陆军的观点略占上风。

　　4时30分，德军北方、中央和南方3个集团军群共152个师以装甲摩托化部队为先导，在空降兵部队的配合下，从波罗的海至喀尔巴阡山一线约1500公里宽的正面上，分北、中、南三路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

　　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在处事谨慎、行动保守的勒布元帅指挥下，以第四装甲集群为中路，第十八和第十六集团军为左右两翼，由第一航空队支援，自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以东地域向陶格夫匹尔斯、普斯科夫、列宁格勒总方向实施进攻，企图消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军集团，占领那里的港口和海军基地，攻取列宁格勒，与芬军会师。

　　中央集团军担任主攻任务，辖第四、第九集团军和第三、第四装甲集群，第二航空队担任支援任务，由在西线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博克元帅指挥，德国装甲兵的缔造者古德里安担任先锋。中央集团军的任务是由东普鲁士的苏瓦乌基地域和波兰的华沙地域向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明斯克方向实施钳形突击，围歼苏军西方面军主力，尔后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发展进攻。

　　南方集团军群辖第六、第十七、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一装甲集群，第四航空队进行空中支援，由龙德施泰特元帅指挥。其任务是：左路从波兰的卢布林地域向基辅方向和第聂伯河下游实施突击，通过迂回包围阻止苏军退过第聂伯河；右路从罗马尼亚向第聂伯河下游发起进攻。

　　忙了一夜的斯大林正准备睡一会儿，感觉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斯大林心里一阵发紧，已经是6月22日凌晨4时，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时候把自己叫醒。难道德国真的向苏联进攻了？

　　斯大林裹紧睡衣走了出来，卫队长有些不安地报告说：“朱可夫大将有急事向您请示，请您接电话。”

　　斯大林走到电话机旁，拿起电话。

　　朱可夫语言急促，简明扼要地向斯大林报告了德国空袭的情况，他说：德国的飞机空袭了基辅、明斯克、塞瓦斯托波尔以及其他一些城市。

　　斯大林发出了急促的呼吸声。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斯大林还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希特勒在他60岁生日时发来的贺电，贺电说：

　　约瑟夫·斯大林先生：在你60寿辰之际，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贺，并为此表达我最良好的祝愿。祝你健康长寿，祝友好的苏联各族人民前程似锦。

　　斯大林默不做声。朱可夫又急切地说：“斯大林同志，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斯大林惊了一下，迟疑了一下，然后用嘶哑的嗓音说：“你让铁木辛哥他们到克里姆林宫来吧，然后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让他把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都叫来。”

　　斯大林放下话筒，在桌边呆呆地站了一分钟。希特勒怎么敢同时在两线作战？他简直是一个疯子！应该再与柏林方面联系一下。

　　这时政治局委员们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进来了。朱可夫、铁木辛哥跟在后面。此时，斯大林脸色苍白，手里拿着装满烟丝的烟斗，默默地坐在桌旁，他吩咐了一句：“同德国大使联系一下吧！”

　　莫洛托夫很自觉地出去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见人们的呼吸声。在座的除朱可夫、铁木辛哥外，还有安德烈耶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加里宁、贝利亚、马林科夫等人。

　　过了不一会儿，莫洛托夫走了进来。斯大林与他的同事们紧张地看着莫洛托夫，希望从他那里能得到好消息。莫洛托夫回到自己的座位前，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轻声说道：“舒伦堡通知我们，德国政府为了预先防止俄国人正在准备的进攻，向我们开战了。”

　　房子里静悄悄的，除了人们的呼吸声外，一点声音也没有，就连一根针掉到地上也能听见。

　　这时铁木辛哥打破沉默，轻声问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我们是不是立即分析一下当前的局势？”

　　斯大林答应说：“谈谈当前的情况吧！”

　　第一副总参谋长瓦图京中将走了进来。但是他并没有带来多少新的消息，他说：“边境的情况尚不十分清楚，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德国的大部队在猛烈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已经在西部和西北部许多地区越过边界，侵入我国，至于双方的伤亡情况目前尚不清楚。”

　　朱可夫补充说：“应该集中西部所有的兵力猛烈还击德军的进攻，制止他们的进攻。”

　　铁木辛哥进一步补充说：“应该以还击敌人的打击，不是制止，而是歼灭！”

　　斯大林说了一句：“就照此下命令吧！”

　　6月22日7时15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向各军区发出了第二号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使用一切力量及手段进攻德军并将其歼灭在边境地区，轰炸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要以强大打击将德空军消灭在机场上并轰炸其地面部队的主要集团。航空兵应深入德国领土100至150公里实施打击。

　　很显然，苏军的意图是顶住德军的进攻，并迅速将战火推向德国。

　　结果，许多师只是在德军轰炸和炮击后才紧急动员起来，一些部队和兵团尚没有到达指定地域，就在途中遭遇了德军的坦克部队，被迫在行进中投入战斗。

　　第二道命令由于通讯设施遭到德军的破坏，各军区和各集团军没能迅速接到命令，而且接到命令的部队也无法按照命令的要求去执行。苏军在德军的突然袭击下，陷入一片混乱。溃散的苏军与连绵不断的难民群混在一起，局势十分混乱。

　　斯大林焦虑不安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他不知道德军统帅部会不惜一切代价，不顾在他们的身后留下多少苏军，径直地向苏联纵深挺进。

　　战争已经烧向苏联领土，必须将这一消息告诉苏联人民。由谁来把德军进攻苏联的消息告诉人民呢？大家很自然地想到了斯大林，可是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

　　斯大林为什么会拒绝呢？

　　在苏联历史上曾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心灰意冷，他不知道对人民说什么好，因为他一直在告诉人民不会发生战争，即使发生战争，敌人也将在他自己的领土上被粉碎等。而现在，必须承认苏联正在遭受失败。

　　其实，这一说法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因为在决定发表讲话时是在清晨，那时在莫斯科还没有人知道苏军在初期的战斗中遭受了失败，因此斯大林不愿发表讲话，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一点，更大的可能性是此时斯大林还不知道边境上的事将如何发展。他不愿意在局势不明时轻易向人民说什么，因为这样有可能动摇他的威信，他不愿为此去冒无谓的风险。

　　22日清晨，斯大林还没有听到胜利的战报，但是他心中还是坚信，两三周之后他将惩罚希特勒的背信弃义，到那时他才会出面向人民宣布，我们打败了背信弃义者的无耻进攻。

　　中午12时整，莫洛托夫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发表了广播讲话。

　　今天早晨4点，德国军队未向苏联政府提出任何口实，未经宣战就对我国发动了进攻，在许多地方侵入了我国国境，派出飞机轰炸了我们的城市，我国人民面对凶恶敌人的进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的人民用卫国战争回敬了拿破仑的进攻并使他遭到失败。

　　现在我们面对着凶恶的希特勒分子发动的反对我国的新的进军，红军和全体人民一定要把保卫祖国，保卫幸福，保卫自由的胜利的卫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必败，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斯大林焦急地在等待着前线的消息，他不断询问铁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图京，要求得到边境战况和第二号命令执行的情况。

　　斯大林不时地问：“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把边境的战斗情况清清楚楚地报告上来？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西南方面军基尔波诺斯、西北方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都在干什么？总参谋部在干什么？现在战斗到底在什么地方进行？敌人在哪里？”

　　情况不明使斯大林的情绪十分压抑，他再也不能等待了，他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最终决定，派人到前线实地了解一下战斗情况。

　　13时，斯大林指出：“我们的各个方面军司令员缺乏足够的作战指挥经验，看来有点慌。因此决定紧急派遣大本营有权威的代表到西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去。去巴甫洛夫处的是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基尔波诺斯处的是朱可夫。现在就立即出发，乘飞机去。”总参谋长朱可夫问了一句：“在目前复杂情况下，有谁来领导总参谋部呢？”斯大林答道：“把瓦图京留下，我们这里还可以对付。”

　　斯大林终于等来了消息。据有关消息说，由于苏军的顽强抵抗，德军的进攻已被击退。铁木辛哥立即发布了第三号命令。

　　命令要求：

　　西北方面军及西方面军应采取集中突击的办法包围并歼灭敌苏瓦乌基集团，至24日黄昏时占领该地区。

　　西南方面军应以若干机械化军和全部空军，以及第五、第六集团军其他部队的集中而强大的突击包围并歼灭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及布罗德方向上进攻的德军集团。

　　至6月24日黄昏时占领卢布林地区。

　　斯大林补充说：“在从波罗的海直至与匈牙利接壤的国境线上，我允许越过国境线，可不受国境线的限制。”

　　但是，这些命令要么是根本就没有送达，要么是难以执行，要么是无力执行，要么是在执行中遭受惨败。

　　完全没有准备的苏军在德军的突然打击下，损失惨重，仅战争第一天，苏军就损失飞机约1200架，其中800余架被击毁在机场上，德国空军成功地夺取了制空权。

　　德军的装甲、摩托化部队也迅速突破苏军防线，向前推进了50公里至60公里，边境地区的军用仓库、储备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几乎全部落入德军之手。

　　西方面军损失最为严重。西方面军的兵力集中在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该突出部是一个凸向波兰的弧形区域。

　　西方面军把3个集团军一线部署在突出部的北、西、南三个方向，北边是库兹涅佐夫指挥的第三集团军，中间是戈卢别夫指挥的第十集团军，南边是科罗布科夫指挥的第四集团军。3个集团军孤零零地部署在突出部，就像并肩排列在德军张开的大口中，德军只要上下一合牙，就能把他们吃掉。

　　博克将自己的部队分成两路，像铁钳一样从突出部的南北两翼夹向苏军集团，没有任何准备的苏军很快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局面，仅战争第一天，博克的中央集团军就将苏军的3万余人重重包围，第四天就攻到了苏联西部重镇明斯克。

　　听到这一消息，斯大林大发雷霆。德军在几天内就逼近了明斯克，如果不迅速堵住它的进攻，德军将很快突入斯摩棱斯克，直接威胁苏联的首都莫斯科。看来，德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不是自己预想的西南方向，而是最直接、能给苏联带来最大威胁的正西方向，必须加强对这一方向的指导。

　　他迅速打电话给正在西南方面军的朱可夫，急切地说：“西方面军形势严重，敌人逼近了明斯克。我不明白巴甫洛夫是怎么了？库利克元帅在哪里？沙波什尼科夫在这关键时刻又生病了，你能不能马上飞到莫斯科来！”

　　6月26日深夜，朱可夫急匆匆赶回莫斯科，从飞机场直接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当他走进斯大林办公室时，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第一副总参谋长瓦图京正笔直地站在斯大林的身旁，他们脸色苍白，面容消瘦，眼睛布满血丝。

　　朱可夫认为，现在西方面军的形势极为严重，单靠它本身的力量已经无法挡住德军的进攻，必须调集新的部队，加强那里的防御。

　　铁木辛哥、瓦图京表示同意朱可夫的分析。最后，他们决定：立即组织第十三、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集团军，在西维德纳—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一线占领防御，并使用统帅部预备队的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戈梅利一线建立第二道防线，同时迅速在莫斯科组建两三个集团军。目的是，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建立纵深梯次防御，疲惫德军，将其阻止在某一区域，然后伺机反攻。斯大林批准了这一建议。

　　但是，气势正盛的德军并没有给苏军以喘息之机。

　　6月28日，德军装甲部队攻占明斯克，封闭了对苏军西方面军的大包围圈。同日，随后跟进的德军第四、第九集团军在比亚韦斯托克以东地域会合，完成了对苏军的近距离合围，将比亚韦斯托克小包围圈同东部的新格鲁多克大包围圈完全分割开来，苏军损失惨重。

　　斯大林听到这一消息，再也忍耐不住自己的愤怒。一个方面军司令怎么在一个星期之内把什么都丢得干干净净呢？当初自己任命巴甫洛夫为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时，巴甫洛夫给自己的印象不错，他在报告时条理清楚，显得老成持重，很有信心。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中东铁路之战、支援过西班牙国内战争，并且由于战功卓著，而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后来又参加过苏芬战争，应该说是久经沙场了。

　　唯一不足的是他还缺乏统帅大部队的经验和智慧，对错综复杂的环境还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

　　实际上，斯大林在极度缺乏高级指挥员的时代，提拔巴甫洛夫没有错。巴甫洛夫富有爱国精神、大胆、英勇、敬业，他在战争威胁面前，曾有一定的警惕。

　　巴甫洛夫从1940年8月起，举行过5次集团军级的野战演习，1次集团军级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就地作战演习，5次军级的作战演习，1次方面军级的演习，1次有两个坦克军参加的无线电演习，2次师级和1次军级操练。

　　他仔细地注视着敌军的部署情况，一再向国防人民委员会提出将军区部队由纵深调至边境地区。巴甫洛夫知道德国人准备发动突然袭击，所以请求允许进驻国境沿线的野战工事，但是他的请求没有得到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允许，他们害怕这样会招来德国人的进攻。

　　斯大林没有去想这些，也没有去想西方面军面临的是数倍的德军，更没有去想由于自己的失误，使西方面军的部队在战争爆发时，军区还在进行整编，5个坦克军、1个空降军、3个反坦克旅都没有组建完毕，物资装备都不齐全。斯大林唯一想起的是，巴甫洛夫的西方面军在连连打败仗。

　　斯大林呆呆地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莫斯科的夜色。他不由得想起图哈切夫斯基以前给自己写的一封信，其中一段话还记得很清楚：“未来的战争将是发动机的战争。装甲坦克部队的集中可以形成强大的突击拳头，要抗御他们是很不容易的。”

　　他设想如果让图哈切夫斯基处在巴甫洛夫的位置，也许很多事情就会是另一番景象。看来，现在要扭转不利局面，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撤换军事长官，加强对军队的指挥，改变目前的混乱局面。

　　6月30日，斯大林打电话给总参谋长朱可夫，命令召回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宣布解除他的职务，由铁木辛哥接任他的职务。

　　与巴甫洛夫一起被解除职务的还有方面军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将、方面军通讯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少将、第四集团军司令员科罗布科夫少将。不久，这些人立即被送交军事法庭，以叛国罪、渎职罪判处死刑，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在西北方向组织防御的是西北方面军的第八、第一和第二十七集团军，共有44万人，库兹涅佐夫任司令员。西北方面军与防守列宁格勒的北方面军合作，由伏罗希洛夫元帅统一指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防守苏联十月革命的摇篮、有苏联第二首都之称的列宁格勒。

　　德军的攻势十分凌厉，很快占领了维尔纽斯、陶格夫匹尔斯、里加。斯大林再也按捺不住对库兹涅佐夫的失望，他决定改组西北方面军，撤销库兹涅佐夫上将司令员的职务，由原第八集团军司令索宾尼科夫少将接任，瓦图京中将任参谋长。

　　但是，仓促改组的班子一时无法扭转被动局面，德军就像潮水一样继续向苏军冲来，处于被动之中的苏军不仅没有还手之力，更没有招架之功。集团军在宽大的正面上作战，又没有建立纵深梯次防御所需的兵力兵器，预备队又没能及时赶到。

　　结果，德军从行进间占领了普斯科夫城，打开了通往列宁格勒的最后一道门户。

　　西南方向的情况尽管比前面两个方向要好些，但是也不妙。至7月初，德军在南翼推进了300至350公里，苏军在南翼共死约17．2万人，伤6．9万人，平均每天死伤1．6万人。

　　这样，在短短的3个星期，苏军就后退了300至600公里，德军占领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全境、白苏联大部、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的部分领土，并进入苏联联邦西部，进抵列宁格勒接近地，威胁到斯摩棱斯克和基辅。苏军死58万余人，伤10余万人，并损失了大量物资装备。

　　苏联曾竭力掩盖自己的失利，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苏联的解体，苏军严重失利的原因逐步浮出水面。从总体上看，苏军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德战争爆发时间判断失误是造成苏军失利的首要原因。前苏军总参军事学院院长伊万诺夫大将认为，时间判断失误对苏军的初期失利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朱可夫元帅也曾指出：“对时间判断错误这个消极因素，作用虽然逐渐减弱，但极大地增强了德军客观上的优势，加强了他们暂时的优势，造成了我们在战争初期的严重情况。”

　　譬如，由于通信指挥系统尚未做好迎战的准备，结果到6月21日向西部边境军区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时，朱可夫、铁木辛哥从21日17时左右开始，直至22日零时30分才下达完毕，历时7个半小时。

　　战争开始后，由于有线通信遭受严重破坏，大部分部队又没有无线电通信工具，上下左右之间的联系十分困难，各部队各自为战，局势一片混乱。统帅部不得不根据主观意志定下决心，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加剧了混乱。

　　国防人民委员会和总参谋部的组织体制也不符合战时要求，因而不得不加以改组。结果造成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仅以总参谋部为例，六七月间变动了393人，而且主要是领导干部。

　　作为军队大脑的总参谋部，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做如此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是对苏德战争初期战法判断失误。苏联对德国侵略是有一定警惕的，但对德国一下子投入规模如此巨大的兵力实施首次突击却没有料到，认为两军将先在边境交战，然后才会投入主力作战。

　　这样苏军在防御时缺乏纵深梯次防御，兵力部署主要在国境一线上。苏军准备在边境交战后才进行全面动员，集中和展开主力准备决战，这大大延误了战机，丧失了御敌良机。

　　加上战前制订的作战计划以及部队的部署、边境筑垒工事的构筑、仓库和作战物资的配置都深受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对战争初期认识的影响。

　　战前苏军总参谋部提出并几经修订的作战计划，始终把以强大的反击将战斗行动迅速推到德领土上去视为主导思想，计划根本没有考虑在德军大规模进攻下的防御问题，更不要说必要的退却了。

　　在军队的部署上，担任掩护的第一梯队只有少数部队配置在国境线上，大部分军队驻在离边境8至20公里或更远的营房里。而预备队又分布在离边境不远的地区，根本没有考虑纵深防御、物质技术器材的储备点，机场也是从便于部队反击考虑的，大多配置在离边境近的地域。因此，战争爆发后，在德军强大炮火和航空火力的突击下损失惨重。

　　斯大林对德军主突方向判断失误与西方面军的失利也密切相关。

　　战前，斯大林认为，德军未来对苏作战的主要突击方向将在西南方向，因为在他看来，苏德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斯大林在与朱可夫谈及苏德战争时多次说：

　　德国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家，他们如果没有乌克兰的石油等资源，德国法西斯是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的。

　　斯大林的这一分析从战略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希特勒为了避免战争长期化，而采取“闪击战”战略。希特勒的企图是以己之长，击苏之短，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速战速决。

　　当然，从客观上看，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一是斯大林曾是苏联国内战争时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对粮食和煤对苏维埃共和国的重要性有着特殊的感情。

　　二是在斯大林智囊团的构成中，基辅特别军区的比重很大。在战争前夕，在总参谋部的主要职位上大部分是从基辅特别军区提拔上来的，如铁木辛哥、朱可夫、瓦图京，他们与斯大林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都认为西南方向是首要的”。

　　而事实上，德国陆军认为，“向莫斯科总方向进攻，成功的机会最大”，因为一旦德军在西方向的首次突击成功，苏军必将集中主力于该方向以保卫莫斯科。这样可以置乌克兰的苏军于不利地位。

　　由于错误地认为德军的主突方向将在西南方向，苏联制订作战计划时，很自然地把西南方向作为苏军防御的重点。苏军在这里部署了90个师共86万人，占西部边境各军区总兵力的47％。

　　其结果是，苏联的西方面军不得不抗击几倍于己的德军的突击，从而陷入极为不利的地位，而到苏军察觉时，又不得不把早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十九集团军全部、第十六集团军的大部转移到西部方向，编入西方面军，从行进间进入交战。

　　在战争初期，苏军的许多部队就这样不是在与德军作战，而是在忙于调整部署，这大大削弱了这些部队的战斗力，丧失了歼敌的良机。

　　肃反扩大化给人们内心造成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惯性力，是苏联不能扭转错误政策的重要因素。虽然到1938年秋，肃反扩大化有所收敛，一部分被捕的指挥员被放了出来，而且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但是，即使至1940年和1941年，怀疑、告发之风仍十分盛行。

　　战前不久，塔斯社公布了一则备忘录，对那些听信所谓德国对苏联怀有敌意的谣言的人又指责、又威胁，红军空军司令员雷恰戈夫和防空司令员什捷尔尼都是在那时被捕和被杀的，至战争爆发，副国防人民委员梅列茨科夫还遭到逮捕。

　　苏德战争爆发前的这种气氛是致命的。特别是在判明德军入侵、德军主要突击方向和未来作战特点等事关全局的问题上，人们或是唯命是从，或是规避卸责。

　　从大量的材料看，铁木辛哥、朱可夫等一批造诣很深的行家，通过分析大量的情报，对苏军所面临的大规模的突然袭击的严重威胁，以及未来作战样式是有一些正确判断的。但是他们无法向斯大林说明这一点，也无权采取应有的措施防止这种危险造成危害。

　　1941年6月13日，铁木辛哥与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要求批准下令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并根据掩护计划展开第一梯队，斯大林一句“不能完全相信侦察”就把一切都挡回去了。让人压抑的氛围是无形的，这对初战的失利也不无关系。

希特勒重兵围困列宁格勒

　　德军闪击得手后，开始向基辅、斯摩棱斯克和列宁格勒三个方向发动全面进攻。德军统帅部一派乐观气氛，德军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兴致勃勃地对自己的部属说：

　　歼灭西德维纳河与第聂伯河前方苏军主力的任务已经完成，苏军的164个步兵兵团，已经有89个被我们歼灭了，只有46个还有一定的战斗力，18个部署在芬兰等次要的战场上，有11个虽然情况不明，但不会对我军构成多大威胁，我们可以保守地说，14天内我们就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希特勒也按捺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他断言：

　　苏联已失去了这场战争。

　　为此，希特勒命令：

　　中央集团军群应强渡第聂伯河与西德维纳河，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实施钳形攻击，并占领该市；南方集团军群应兵分三路：一部围歼文尼察以西的苏军，一部向东南方向进攻，阻止苏军后撤，一部向基辅挺进；北方集团军群则继续向列宁格勒进攻。

　　博克的部队在完成战役的第一阶段战斗后，博克就指挥自己的部队马不停蹄地向前攻击。

　　博克命令：集中兵力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围歼苏军斯摩棱斯克集团，并夺取奥尔沙、维捷布斯克、斯摩棱斯克三角地带。

　　斯摩棱斯克是苏联的西部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距莫斯科仅400千米，素有“莫斯科门户”之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1812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入侵俄国，就是经由这座古城进入莫斯科的。德军将领们企盼着能重温拿破仑的旧梦。

　　苏军虽然拼死抵抗，但是仑促应战的苏军又没有完备的防御体系，无法抗拒德军强大装甲部队的进攻，在德军接连不断的钳形攻势和不断地分割、包围下，被各个击破。7月16日，德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通往莫斯科的门户被打开了。

　　西南方向的形势也不妙。斯大林认为，西南方向是德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他把苏军大部分兵力部署在乌克兰，设立了两个方面军：南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其兵力超过巴甫洛夫的西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两个方面军的总和。

　　西南方面军由基尔波诺斯指挥，编成内有第五、第六、第二十六和第十二集团军。南方方面军由秋列涅夫指挥，编有第十八、第九两个集团军。

　　尽管苏军在乌克兰地区部署了重兵，但是在德军的突然打击之下，苏军猝不及防，未能抵挡住德军的进攻。

　　至9月初，苏军已经被迫退守乌克兰首都基辅。克莱斯特和古德里安指挥的两支装甲大军如两根利箭在基辅南北两侧齐头并进，进至第聂伯河后转头相向推进，准备将基辅兜进德军的大包围圈。

　　朱可夫认为，德军气势凶猛，最好趁德军尚未合围之机，主动撤出基辅，以保留实力。

　　斯大林的心情真是糟透了，战争局势很不好，自己的家人也陷入了德军的魔掌。据日丹诺夫报告，他的长子雅科夫，也就是苏军第十四装甲坦克师第十四榴弹炮团的连长，不幸被德军俘虏。

　　斯大林对自己儿子的被俘有些不安。雅科夫万一挺不住，被摧垮了，按德国人的意志在广播和传单里乱说一气，这不仅将对自己的声誉有极大的损害，而且会对正拼死抗战的苏联军民的士气造成很大的打击。

　　在此前一天莫洛托夫曾告诉他，说瑞典红十字会主席通过瑞典使馆带来口信：问是否要委托他或其他什么人采取行动解救他的儿子。斯大林内心非常矛盾。此刻，见朱可夫说要放弃基辅，就很不耐烦地拒绝了朱可夫的建议。他厉声打断朱可夫的话说：“要放弃基辅？要将部队撤出基辅？撤退，撤退！我们丢掉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全部，白苏联一部，以及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的一部分，苏联的西部也丢掉了，我们还要撤退，我们要撤到什么时候？现在德军已成了强弩之末，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坚持一下子呢？再说，我们的人民在注视着我们，美国人、英国人乃至世界人民也在关注我们。

　　“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对我们充满了疑虑，他们不相信我们会把战线稳在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以西，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我们最需要的武器和物质援助。如果我们把基辅丢了，谁还相信我们，谁还肯帮助我们！”

　　斯大林一想到基辅的局势，就想起西南方向总指挥的布琼尼。布琼尼是久经考验的老元帅了，他恐怕是当前苏联最有经验的军事家了，他怎么也与朱可夫一样主张放弃基辅了？不管怎么样，基辅是不能丢的。

　　最后，斯大林下令，不许后退，不许炸毁桥梁，一定要守住基辅。而且他要求基尔波诺斯要实施更加积极的战术，对德军发起反攻。这样，苏军西南方面军错过了避开德军合围和保存实力的最后时机。

　　9月15日，德军完成了对苏军西南方面军第二十一、第五、第三十七和第二十六集团军的合围。

　　9月17日晨5时，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再次向斯大林请求撤离，斯大林仍旧不许突围。

　　情况已经十分紧急，9月17日黄昏前，军事委员会不顾斯大林的反对，决定让苏军突围，但为时已晚。

　　方面军司令部也与各集团军失去了联系，被德军分割、包围的苏军各自为战，虽然英勇奋战，但仍未能挡住德军的猛烈进攻。

　　9月19日，苏军被迫放弃基辅。

　　9月20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参谋长等高级将领在突围中阵亡。有66万多人被俘，800余辆坦克和3000余门火炮被德军击毁或被缴获。

　　在北路，德军已经突破了苏军在拉脱维亚—苏联边界的防线，占领了列宁格勒的西南门户普斯科夫，与位于拉多加湖西北的芬军主力遥相呼应，列宁格勒已经处在德芬军队的南北夹击之中。列宁格勒好像已成为德军的囊中之物。

　　气急败坏的斯大林给负责西北方向防御的伏罗希洛夫打电话：“伏罗希洛夫吗？普斯科夫怎么又丢了？你们打算撤到哪里？撤到北冰洋上去吗？”

　　伏罗希洛夫手里紧紧握着话筒，头上冒出一层细细的汗珠。他轻声表示决心说：“普斯科夫我们丢了，但请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重新夺回来。”

　　但是，自己用什么去阻止德军的凶猛进攻呢？改组后的列宁格勒军事统帅机构虽然围绕列宁格勒筑了三道防线，但因兵力不足，各条防线均兵力薄弱，其中最外面的以卢加城为中心的，南起伊尔门湖西岸希姆斯克，沿卢加河一字摆开，至卢加河出海口金吉谢普，全长300公里的卢加防线，只有4个正规步兵师、3个民兵师和一些军校学员在防守，单靠这些兵力是无法阻止德军的进攻的。

　　想到这，他犹疑了一下，向斯大林请求说：“斯大林同志，我清楚我的职责，我会不遗余力地去完成党和人民对我的嘱托。但是，我们这里兵力薄弱，能不能再给我调几个师来。”

　　斯大林颇为不快地说：“现在到处都向我求救兵，我到哪里去找这些救兵？现在我连一个营也派不出，你自己去想办法吧！”

　　伏罗希洛夫碰了钉子，他了解斯大林的脾气，只要他拒绝了的事，你再怎么哀求也没有用，相反还会引起他的反感，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主要方向应该在列宁格勒西南和南部，北部只是次要方向，而且担任北部进攻的是芬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弱。伏罗希洛夫决定：从北方面军调出6个师又1个旅，参加卢加河一线的防御，同时动员列宁格勒人民行动起来，加固卢加防线。

　　苏联军民在卢加防线上拼死抵抗，使勒布的北方集团军在卢加防线前裹足不前。

　　在勒布的司令部里，有人建议印发请帖给各兵团和部队的司令官，邀请他们参加预定在“阿斯托里亚”旅馆举行的庆功宴，使进攻的部队以为，德军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勒布希望，这份请帖变成一个号召、一种奖品、一笔预支或一种提示。在各个集团军里纷纷传说，这份请帖是按照元首本人的指示印发的。但这一切都是白费心机，勒布的部队虽然一再企图突破卢加防线，但始终没有成功。待在“狼穴”的希特勒再也待不住了，他决定亲自到勒布的司令部走一趟，上前线督战。7月20日夜，希特勒的专车从“狼穴”出发，开向勒布的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

　　一路上，希特勒没有心思观赏外面的风景，只是一门心思看着一张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地图，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地图上一个标着列宁格勒字样的粗大黑点。

　　“为什么？为什么勒布在军事上背运呢？在头两个星期，战争不是都按照自己的预定计划发展的吗？现在为什么会突然出乱子呢？这个在法国战役中赫赫有名的将军为什么在苏联老百姓匆忙凑合起来的防线面前却踏步不前呢？”

　　老勒布身材瘦长，动作有些迟缓。他不但在军事上积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处世圆滑。他认真研究过希特勒的性格。他知道，无论哪一个高级将领，如果引起元首怀疑，认为谁没有能力去完成自己交代的任务，他就会立即被元首赶下台。

　　勒布见希特勒不辞辛苦来前线，他知道这既是自己的荣耀，又是对自己的最大的不信任，自己必须小心翼翼伺候他，要不然自己的宝位就不稳了。第二天早上9时左右，勒布带着三位将军急匆匆来到希特勒的专列上。希特勒见勒布来了，只是冷淡地向这个已经有点老态的65岁的元帅伸了下手，并向元帅的随行人员微微颔首招呼了一下，他没有请任何人坐下。老勒布简单介绍了一下战况，然后想向元首解释自己的部队为什么直至现在还没有突破苏军的防线。

　　希特勒冷冷地看了一眼勒布，不耐烦地说：“我不想听你介绍糟糕的战局，更不想听你解释！我给你两个集团军、一个航空队，给你占领布尔什维克第二首都的机会和光荣，但是你却在一条临时组织的防线面前停止了自己的步伐，这简直是给你自己丢脸，你太让我失望了！”

　　希特勒越说越气，他嘴唇发青，吐沫四溅。略略停了一下，稍稍缓了一口气，然后冲着低眉垂首的勒布说了句：“我们看地图去吧！”

　　勒布听到这句话，略微松了一口气，赶紧走到地图前。希特勒开始喋喋不休地说道：“你应该停止对卢加防线的正面攻击，在防线的西翼集中力量猛攻，就是在这里，诺夫哥罗德，和这里，金吉谢普。要猛攻，不要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

　　“彼得堡一定要在最近几天内拿下来，只有如此，俄国在芬兰湾的舰队才会丧失作用。如果俄国的潜水艇失去了在芬兰湾和在波罗的海上的基地，那么它们就得不到燃料，它们就片刻也支持不住了。此外，瑞典的铁矿石才能源源不断地供应我们。如果兵力不够，你可以把中央集团军群的第三装甲集群调过来。”

　　勒布犹疑地问了一句：“元首，你是说，德军下一步的行动重点不是放在莫斯科？而是放在北路，也就是彼得堡吗？哈尔德的参谋部不是一直鼓吹应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中路吗，在他们看来，只要占领苏联首都莫斯科，战争也就宣布结束。”

　　“莫斯科的确很重要，但是现在我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占领和毁灭莫斯科应该是大戏的尾声，在此之前，应先在南方和北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彼得堡，这个一直令我魂牵梦绕的城市，自然是应先占领，而且要彻底毁灭它。占领和毁灭这个城市，不仅可以取得巨大的战略利益，让德国严严钉死俄国彼得大帝打开的‘欧洲之窗’，把波罗的海变成德国的内海，而且通过占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摇篮，还能瓦解敌人的反抗意志，摧毁他们的士气。你必须尽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

　　“至于对彼得堡的善后处理问题，我们一定要残暴，要让每一个俄国人吓得发抖！我们要把旧世界毫无意义的法律、旧世界的犹太—基督教的传统踏在脚下。我们不需要俄国，既不需要敌对的俄国，也不需要友好的俄国，我们只需要一片东方的土地。所以，我们决不能接受不论是彼得堡，还是莫斯科的投降。你们必须使它们化为乌有，化为灰烬，让他们在地球上消失。”

　　勒布从希特勒那里回来，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又多了一个战斗力极强的坦克集群，这为他更自由地运用军力提供了一定的余地；另一方面他感到压力也更大了，这就像赌博一样，赌注越大，一旦输了，付出的代价也越大。勒布明白，如果自己不能如期完成元首给他下达的任务，他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可能连命也难保。

　　在以后的3个星期里，勒布出动29个师的兵力，约1200架飞机，1500辆坦克，1200门火炮，对卢加防线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猛攻。

　　炮弹将卢加河畔的土翻了个个儿，苏军顽强抗击，但是德军凭借优势兵力发动了一轮又一轮攻击。

　　至8月8日，德军终于在金吉谢普附近撕开了一个缺口；4天后又在中路突破了苏军阵地。德军以每天2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尽管推进的速度与战争初期相比大大减慢了，而且德军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德军的进展仍旧给列宁格勒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9月8日，德军占领了施吕瑟尔堡，切断了列宁格勒与外界联系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已将列宁格勒三面包围，只有拉多加湖一边有一条通道可以与苏联其他地区相连。包围圈也变得很小，德军的大炮已经可以直接攻击列宁格勒市区了。在勒布看来，列宁格勒已经唾手可得。

　　德军的大炮和飞机开始对列宁格勒城区狂轰滥炸，列宁格勒的处境已十分艰难。

　　斯大林对列宁格勒的局势十分担忧。德军集中兵力进攻列宁格勒，很显然是想在短期内夺取列宁格勒，迅速与芬军会师，然后挥师莫斯科，从东北方向实施迂回，如果不能及时采取反措施，德军就会占据战役战略的主动权。

　　斯大林指示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可夫立即赶回莫斯科，接受新的任命。

　　9月9日晚，朱可夫风尘仆仆地赶到斯大林的住处。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在座。斯大林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列宁格勒形势图。人们都默不做声地坐着。

　　他见朱可夫进来，离开地图，对朱可夫说：“我们多次研究了列宁格勒的局势，一致认为那里的形势很严峻。我们同列宁格勒的陆上联系已经被切断，军队和居民的处境都很困难。现在芬军正从北面进攻卡累利阿地峡，得到坦克第四集群加强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正从南面向列宁格勒进攻。听说伏罗希洛夫对列宁格勒的未来已经不抱希望了，他甚至跑到前线去，希望被德国人打死。看来指望现在的方面军领导已经无力阻止德军的进攻，希望你能到那里去，接替伏罗希洛夫指挥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

　　朱可夫表示坚决服从。不过，他提了一个条件，要求带三位将军去，替换在列宁格勒连续作战多日、已经极度疲劳的伏罗希洛夫等将军。斯大林很爽快地答应了。

　　朱可夫说：我就带霍津中将、费久宁斯基少将和科科佩夫少将去吧！

　　9月9日，朱可夫一行4人乘专机飞抵列宁格勒。他们一下飞机就直奔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冬宫。他们到时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正在召开会议，讨论一旦扼守不住列宁格勒，应采取什么措施。

　　朱可夫对此立即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必须坚决保卫列宁格勒，直至最后一人。”

　　随后，朱可夫对方面军进行了改组，费久宁斯基被任命为副司令员，霍津为参谋长，并当场宣布撤换第四十二、第八集团军司令员的职务。

　　朱可夫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部队的纪律。当他巡视到第八集团军时，见那里的军纪松弛，一些人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就退出了战争，有些人甚至一听到枪声就跑。

　　朱可夫决定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拯救列宁格勒。他颁布命令，处决一批严重失职者。与此同时，他雷厉风行，对机关进行了改组，彻底改变机关的作风，坚决纠正不负责任、形式主义的作风。

　　形势十分严峻。勒布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列宁格勒南方要冲发动猛烈的进攻。朱可夫没有急于采取行动，9月10日晚至11日晨，朱可夫同助手们彻夜未眠，精心制订了一份城防计划。朱可夫命令：

　　从市区防空部队撤出部分高射炮，将其配置在列宁格勒最危险的地域，对敌实施直瞄射击，加强对德军坦克的防御；以全部舰炮火力支援乌里茨克—普尔科沃高地的第四十二集团军；在各主要方向上建立纵深梯次防御，布设地雷，设置电网；从卡累利阿地峡抽调第二十三集团军部分兵力支援第四十二集团军，以加强乌里茨克地区的防御；立即组织新部队。

　　这时有人问了一句：到哪里去组建新部队呢？

　　朱可夫说：据我了解，波罗的海红旗舰队水兵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加上列宁格勒军事院校的学员，估计可以组建五六个独立步兵旅。

　　最后，朱可夫指出：由于德军最近进攻十分猛烈，我军的防线已经被冲乱，现在应重整防线，组织起一条新的防线。防线的北部从芬兰湾的斯特列尔纳起，经西南的乌里茨克，正南的普尔科沃，东南的科尔皮诺，然后沿涅瓦河到拉多加湖西岸的什利谢尔堡。

　　果然不出朱可夫所料，德军对乌里茨克和普尔科沃高地发动主要突击。这两个高地控制着通往列宁格勒的公路，直接危及列宁格勒的安危。朱可夫指示要严防死守，绝不能后退。

　　德军还是突破了苏军的防御，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占领了索斯诺夫卡、芬兰科伊洛沃，逼近乌里茨克。

　　哈尔德兴奋异常，他不停地向自己的参谋说，我们已经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勒布的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向列宁格勒城堡内的防线挺进，占领列宁格勒已经指日可待了。

　　希特勒更是乐得合不拢嘴，他在阴冷的“狼穴”里走来走去，说：“你们看看，我的决策有多么的英明，现在列宁格勒已经是我的口中之食，很快就会被我嚼碎。到那时，我们就能如我预想的那样，尽快将北方的部队调往莫斯科方向，看来，占领俄国的闭幕式不久就能在莫斯科圆满完成了。”

　　朱可夫意识到，列宁格勒的防御已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只要能够顶住德军的这一次进攻，德军的攻势将很快被化解。朱可夫决定，将方面军的最后一个预备队——步兵第十师投入战斗，尽管这要冒很大的危险，但这对苏军能否保住列宁格勒来说也是最后的拼搏。

　　9月14日晨，在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步兵第十师与友邻部队协同，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对德军实施迅猛的突击。德军没有想到苏军会突然发起反击，一时大乱，德军被迫放弃了索斯诺夫卡和芬兰科伊洛沃，苏军迅速恢复了原来的态势。

　　勒布对苏军的战斗力有些吃惊，苏军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他们是不是发现了我们的进攻主要方向是乌里茨克，把其他地域的兵力调到这里？

　　想到这，勒布既有点失望，又有些高兴。失望的是，德军未能一举突破苏军的防线，迅速占领列宁格勒；高兴的是，苏军的其他地域可能设防较空虚，这就为德军在其他地域突破苏军的防线提供了有利条件，必须迅速对苏军防御的薄弱部位实施更猛烈的进攻。

　　勒布命令，向苏军第四十二集团军与第五十五集团军接合部实施凶猛进攻，攻占普希金城，然后从左面迂回普尔科沃高地，从右面迂回科尔皮诺，从而突入列宁格勒。

　　然而，在勒布心里，失望还是大大地超过高兴。因为，对他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了。

　　9月6日，元首已经下达了第三十五号命令，确定9月底发起莫斯科会战。元首要求他迅速同在卡累利阿地峡实施进攻的芬兰各军建立联系，合围正在列宁格勒的苏军集团，以便最迟在9月15日为德军在中路的进攻创造条件。到那时，赖因哈特的坦克第四集团军和一部分空军将依照希特勒的命令转交给中央集团军群，15日之前如果不能攻下彼得堡，他将更没有能力去攻占彼得堡。

　　勒布也非常清楚，要在希特勒那里争取延缓将第四集团军等部队转交的时间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需要这几天宝贵的时间。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勒布决定使出最不情愿的一招，致电总参谋部，要求准许他推迟四五天再执行大本营要他把部分兵力转交给中央集团军群的命令。同时，他信誓旦旦地担保，他将在几天内占领彼得堡。为此，他专门写信给极力主张集中力量进攻莫斯科的总参谋长哈尔德，希望他能支持自己的请求。

　　勒布的请求得到同意，准许他推迟4天。

　　哈尔德在命令的最后加上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许多事情和许多人的前途将由这4天决定。”

　　勒布明白，这是一种威胁，尽管他对许多人的命运并不关心，但是他知道，这许多人中也有自己。只有4天了，也就是96小时，这些时日决定彼得堡的命运，也许还有他本人的命运。不过，在西线曾一路凯歌的勒布还是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4天的时间还能扭转局面。

　　勒布的努力总算取得了一些进展。9月16日，德军第二十八和第五十军分别在斯卢茨克东西两翼突入苏军防御，德军第三十八军一部也逼近了列宁格勒西南郊的乌里茨克。至此，勒布的北方集团军群大体实现了包围列宁格勒的第一期计划，苏军的形势更加危急。

　　然而，德军的进攻速度就像蜗牛爬行一样慢，他们的推进速度从7月份的每天的5公里下降到9月一个月的不到2公里。而距希特勒规定的时间只有一天了。

　　勒布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做最后一搏。

　　19日，勒布的炮兵对列宁格勒实施连续17个小时的攻击，并出动飞机对该市进行了6个波次的轰炸，出动飞机近300架次，企图以此摧毁列宁格勒军民的抗战意志。但是，列宁格勒军民顶住了德军的最后攻击，挫败了勒布的最后一搏。

　　此后，德军的精锐部队被逐步调离，除第三十九装甲军外，第四装甲集群和第三装甲集群的第五十七装甲军均被调往莫斯科方向。不久，第十八航空军也转给第二航空队，德军再也无力全线进攻列宁格勒了。苏联北部的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但是列宁格勒军民的反围困斗争还远没有停止。

列宁格勒战役

德军占领什利谢尔堡

　　列宁格勒这座英雄的城市，不仅在政治上有“苏联第二首都”之称，在经济上是苏联最大的工业中心，而且在军事上的地位也十分重要。它是苏联第二大运输枢纽，共有10条铁路线通过这里，因此在国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希特勒认为，只有在保证占领列宁格勒之后，“才能继而打好占领莫斯科这个重要交通枢纽和国防工业中心这场进攻战”。因此，在希特勒的对苏战争中，他是把占领列宁格勒这一战略要地看做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为了确保能够一举拿下列宁格勒，希特勒任命曾经指挥德军突破法国“马其诺防线”的陆军元帅冯·勒布为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统率的兵员达70万人，配备了约1200架飞机、1500辆坦克、1．2万门火炮，并限令勒布务必根据“巴巴罗萨”计划的规定日期，在1941年7月21日之前拿下列宁格勒。

　　希特勒甚至狂妄地宣称，届时他不仅要前往列宁格勒“皇宫广场”检阅军队，而且还要在列宁格勒“阿斯托里亚”饭店举行盛大的祝捷宴会。

　　1941年6月22日拂晓，苏联西部伴随有阵阵发动机的轰鸣声，五颜六色的星光越过无形的空中国境线，1000多架机翼上涂有纳粹标志的飞机闪电般地闯入苏联领空，对苏联腹地的机场、军事指挥部和交通中心泻下瀑布般的弹雨。

　　紧接着，7000多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同时对准早已瞄好的目标开火。一时之间，苏联西部边境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火光冲天。

　　大地在颤抖，山河在震荡，战火在燃烧，腥风血雨席卷整个苏联大地……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了。

　　其中，勒布统率下的北方集团军群，6月22日在大量航空兵的支援下，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向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起进攻。

　　战斗一打响，德军就轻而易举渡过涅曼河这一水上天堑，长驱直入向苏联腹地进发。

　　在辽阔的北方战线上，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先头部队第五十六摩托化军，在开战后的24小时内就深入苏联境内40多公里。

　　6月25日，德军坦克部队推进到离陶格夫匹尔斯只有70公里的乌提那。

　　6月26日，德军装甲集团的先头部队离维尔纽斯和列宁格勒之间的主要铁路中心陶格夫匹尔斯几乎不到8公里的路程了。至此为止，在短短的4天内，德军装甲部队就翻山越岭、攻城掠地，向苏联腹地推进达300公里。

　　为了完好无损地一举拿下陶格夫匹尔斯市内的一座大型公路桥和一座铁路桥，便于后续部队能够迅速越过西德维纳河，德军“勃兰登堡—800”特种部队一部，驾驶着缴获来的4辆苏制军用汽车，身穿苏军军服，口操流利的俄语，混进陶格夫匹尔斯市内，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这两座桥梁。

　　陶格夫匹尔斯的失守，使得奥斯特罗夫—普斯科夫—卢加—列宁格勒一线因失去了天然屏障而完全暴露在德军面前。

　　7月1日，随着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首都里加的失守，列宁格勒的形势越发险恶了。

　　4日，德军又突破奥斯特罗夫—普斯科夫防区内的斯大林防线。

　　9日，防守普斯科夫的苏军在经过一场血战后不得不放弃该城，退往诺夫哥罗德。于是，希特勒法西斯的铁蹄终于在闯入苏联大地之后踏上了列宁格勒州的地界。

　　就在北方集团军群向列宁格勒全力推进的时候，部署在列宁格勒北面芬兰一侧的两个芬兰集团军，为了配合德北方集团军群进攻列宁格勒，也于6月底分别在彼德罗扎沃茨克和维堡方向，对苏军北方方面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企图从北、东两个方向与德军一起完成对列宁格勒的全围。

　　在这种情况下，进展顺利的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司令赫普纳上将得意忘形地宣称，现在只要一举突破卢加河，他就拿到了打开通往列宁格勒大门的钥匙。然而，列宁格勒的英勇保卫者们，是绝对不会轻易交出这把金光闪闪的大门“钥匙”的。

　　就在列宁格勒面临三面受敌的危急时刻，苏军统帅部于7月10日任命伏罗希洛夫元帅为西北方向指挥部最高军事负责人，日丹诺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责成他们两人统一指挥西北方面军和北方方面军的作战行动。

　　与此同时，指挥部紧急动员百万列宁格勒居民夜以继日地沿着卢加河畔，构筑一条以卢加城为中心，南起希姆斯克，经卢加，北到金吉谢普全长约300公里的卢加防线，并在这条防线上部署了由4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组成的卢加作战集群。

　　其主要任务就是阻滞德军前进，以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在列宁格勒附近周围再构筑第二、第三条防线。也就是为列宁格勒争取尽可能多的准备时间。

　　7月11日，德军坦克部队突破卢加防线外围据点波尔霍夫，朝着希姆斯克猛扑过来。

　　就在卢加作战集群与优势的德军拼死作战的同时，苏军统帅部为减轻卢加作战集群的压力，命令西北方面军所属的第十一集团军从旧鲁萨前出到希姆斯克西南方向的索耳策地区，对德第四装甲集团军的翼侧实施强有力的反突击。使德军损失飞机400多架，坦克120多辆，伤亡1万余人，迫使德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勒布于7月19日下令暂停进攻，并不得不在卢加河畔据守待援达一个多月，从而为列宁格勒军民赢得了极为宝贵的准备时间。

　　经过双方的紧急调兵遣将，8月8日上午10时，德军首先从卢加河下游向苏军发起猛攻，德军的大炮在滂沱大雨中一齐瞄准苏军阵地轰击，顿时卢加河上弹雨如注，恶浪排空。德第四十一摩托化军所属第一、第六两个坦克师不顾恶劣的天气，向着列宁格勒一金吉谢普一纳尔瓦铁路线以南的一片开阔地疾驰而来。

　　8月9日凌晨，经过一天激战，德第一坦克师占领伊兹沃兹。10日，德军以第一坦克师为先导，继续推进到列宁格勒的莫洛斯科维策车站附近，这就使得德军随时都有可能切断加特契纳至纳尔瓦的铁路交通，使苏军纳尔瓦、金吉谢普、爱沙尼亚3个作战集群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为此，苏军北方方面军紧急命令新组建的列宁格勒第一近卫民兵师开赴这一地区投入战斗。

　　8月12日凌晨，这支民兵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尚未来得及休整即与德军展开激战。后来，由于缺乏重装备，无法抵抗德军重型坦克的凌厉攻势，该民兵师才在给德军以重大杀伤后撤往金吉谢普。

　　8月13日，金吉谢普防区的激战继续进行，德军在遭受重大损失后，于当天下午15时突破第十一近卫民兵师据守的防线，占领了莫洛斯科维策车站，切断了金吉谢普至列宁格勒的铁路和公路线。

　　在卢加河上游的苏军防线左侧，德军于8月11日开始向希姆斯克地区发起进攻。12月，德军沿着伊尔门湖西岸猛攻苏军西北方面军指挥部所在地——诺夫哥罗德。经3天激战，苏军开始后撤，卢加至诺夫哥罗德的铁路线也被德军切断。德军这时用肉眼就能隐隐约约地望见诺夫哥罗德市内的许多建筑物的顶了。

　　8月15日下午18时左右，德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突破苏军第一道防线，推进到该市市郊。

　　16日清晨，苏军被迫从诺夫哥罗德撤出。诺夫哥罗德的失守，不仅使防守卢加弧形地带的苏军部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困难境地，而且也使德军有可能前进到楚多沃，从而切断列宁格勒通往莫斯科的10条铁路线。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德军占领诺夫哥罗德后，就立即向东北方向的楚多沃挺进。同时，以部分兵力准备越过沃尔霍夫河，占领提赫文，切断列宁格勒同苏联内地的铁路交通联系。

　　在卢加河中游防区内，虽然德军用两个师的兵力，于8月10日凌晨4时向卢加发起攻击，但在当地苏军的顽强抗击下，多次进攻均以失败而告终。曼施坦因在德军一再失利的情况下，建议把第三摩托化师调往卢加河下游，以增强那里的进攻能力，加快向列宁格勒的进军速度。这一建议被批准后，曼施坦因于15日挥师北上。与此同时，德军还以第五十摩托化军继续在卢加牵制苏军。

　　就在德军向卢加防线发起全线进攻的时候，列宁格勒北面的芬兰军队也以3个师的兵力紧缩包围圈，直逼拉多加湖，并在西南方向的克克斯戈利姆地区向防守卡累利阿地峡的苏第二十三集团军的侧翼频频发起攻击。

　　为了减弱德军的攻势，苏军统帅部命令西北方面军所属第三十四集团军利用德第十六集团军因主力北上而在旧鲁萨和霍尔姆之间出现的一个宽达80多千米缺口的机会，从旧鲁萨沿铁路线前出到德第十六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德诺地区实施强有力的反突击。

　　德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勒布对苏军这一突如其来的凌厉攻势感到十分意外，他不得不重新命令正在北上的曼施坦因掉头南下，前往旧鲁萨地区为第十六集团军的被围部队解围。

　　8月21日，德军占领楚多沃，切断了列宁格勒通往莫斯科的十月铁路。22日，德第十六集团军在曼施坦因第五十六摩托化军的增援下，不仅解除了几乎被苏军围歼的危险，而且还向前推进到旧鲁萨东南的洛瓦提河畔。25日，苏第三十四集团军终因力量悬殊而不得不撤出洛瓦提河沿岸。8月底，德军在卢加防线前遭受重大损失后进至距列宁格勒城南仅20千米的斯卢茨克—科尔平诺地区。希特勒虽然对北方集团军群未能如期拿下列宁格勒不太高兴，但对勒布能在8月末挺进到列宁格勒城下还是私心窃喜的。为了加强北方集团军群的力量，使其能一鼓作气迅速攻下列宁格勒，他命令正在莫斯科方向作战的第三十九摩托化军北上驰援攻打列宁格勒。

　　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在得到加强后，迅速以9个师的兵力向列宁格勒再次发动进攻。而这时盖世太保部队为了在德军占领列宁格勒后，能够“迅速恢复秩序”，也紧紧地尾随大军后面，它们甚至连供各种车辆进出列宁格勒用的特别通行证都印制好了。

　　9月8日，德军占领什利谢尔堡，这就完全切断了列宁格勒与苏联各地联系的所有交通线，列宁格勒保卫者的处境更加困难了，现在他们只能经过拉多加湖和空中与外地保持着有限的联系。

　　16日，位于列宁格勒以南18千米、当年曾是老沙皇避暑胜地的普希金落入德军之手。

　　17日，列宁格勒一条电车线路的终点站亚历山大罗夫卡失守。这时，德军离列宁格勒市中心的皇宫广场仅有14千米，德军的大炮已经能够直接轰击列宁格勒市区了。真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兵临城下”了。

　　形势异常危急！但列宁格勒人民没有屈服，西北方面军司令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和军事委员日丹诺夫向300万列宁格勒军民发出紧急动员令：

　　列宁格勒面临着危险，法西斯匪军正向我们光荣的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逼近。我们的神圣职责是：在列宁格勒大门口，用我们的胸膛挡住敌人前进的道路！

苏军民开辟“生命之路”

　　兵临列宁格勒城下的德军，在苏军的顽强抗击下，已成了强弩之末。

　　1941年9月25日，遭受重大损失的德军，在列宁格勒军民顽强抗击下不得不转入防御，德军以武力占领列宁格勒的企图落空。

　　希特勒看到他的卐字旗已不可能挂到列宁格勒的城头，便决定严密封锁列宁格勒，妄图以饥饿和恐怖征服列宁格勒。他咬牙切齿地说：“要把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抹掉，即使列宁格勒要求投降，也绝不接受。应对列宁格勒实施大规模的空袭，特别是要炸毁那里的自来水工厂。”妄图以野蛮的轰炸和炮击切断城市与外界的联系，将全城困死。

　　希特勒的参谋长哈尔德在9月的日记中对这一饥饿战略作了形象的解释，他说：“列宁格勒周围的包围圈还没有收紧到期望的程度，苏军在列宁格勒集中了庞大的兵力和大量的物资，考虑到我们力量在列宁格勒前的消耗，局势将继续紧张，直至饥饿配合我们发挥作用的时候。”

　　9月和10月份，德军对列宁格勒进行了猛烈的空袭，仅10月4日这一天，德军就持续空袭9个多小时。

　　应该说，希特勒的这一着棋是很毒辣的，特别是11月8日德军占领了提赫文后，从苏联内地向列宁格勒运送粮食的运输线完全被切断，它使300万列宁格勒军民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饥饿“大灾难”之中。

　　列宁格勒遭到陆上封锁导致粮食供应急剧恶化。

　　9月11月，居民的面包定量先后降低5次。11月20日，降至最低限量：高温车间工人每人每天375克，一般工人和技术人员250克，职员和儿童仅125克。为此列宁格勒付出了近百万人的宝贵生命。

　　自从列宁格勒与苏联内地的铁路交通被完全切断后，拉多加湖就成了列宁格勒唯一能从外界获得粮食和其他一切必需品的水上生命线，可现在拉多加湖也仅仅剩下中间一段宽约65公里的水域不在德军炮火的射程之内。

　　拉多加湖，古时候称之为“涅沃湖”，面积18．4万平方千米，是欧洲最大的一个湖泊。它的南北长200多千米，东西最宽处达120多千米，湖的北岸和西北岸都是陡峭的悬崖岩壁，湖深达250米，而湖的南岸则是低平的砂土层和沙滩，湖岸也比较平整，湖深只有20多米。

　　在9月8日列宁格勒被围困之前，拉多加湖的水上航运业务主要是客运，而不是货运。湖的东西两岸都未建有大型现代化的港口设施和停泊码头，货物的吞吐量极其有限。再加上秋天的拉多加湖经常是大雾弥漫，狂风怒吼，而德军飞机又整天在湖面上空盘旋扫射，使许多满载粮食的平底驳船往往由于风大浪急和躲避空袭而触礁沉没。

　　因此，如何切实保证城内300万军民的生活必需，就成了列宁格勒方面军当时所面临的一项头等大事。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300万军民的吃饭问题，坚守列宁格勒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11月下旬，拉多加湖开始封冻，水上运输暂停，这使列宁格勒的粮食供应更趋紧张，在这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死神随时随地都会夺走人的生命，列宁格勒城内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因饥饿而丧生。

　　对于自己一手造成的“杰作”，希特勒得意忘形地狂叫：“列宁格勒不久将会出现人吃人！”

　　在这面临被困死的危急关头，列宁格勒军民的唯一出路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牢牢地控制住拉多加湖南岸地带，并迅速采取果断措施，组织冰上运输。

　　早在11月9日，德军占领提赫文的第二天，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就作出决定，立即沿着靠近什利谢尔堡海湾那段已冰封的湖面，从西岸的鲍利索瓦——格里瓦车站和拉多加湖车站至东岸的列德涅沃修建一条冰上军用公路。

　　可是，要想在封冻的拉多加湖面上修筑一条运输公路真是谈何容易。列宁格勒的科学工作者在对拉多加湖结冰情况作了一次实地考察后，他们发现在靠近南岸风平浪静的浅水区内，一般在10月底至11月初就开始结冰了；而在什利谢尔堡海湾内打算修筑冰上汽车运输线的那一段湖面，一般要在12月中旬，个别地方甚至要在下一年元旦才能结冰。

　　另外，拉多加湖的冰层表面凹凸不平，坑坑洼洼很多，特别是在浅水区内，叠积的大冰块有时会形成高达5至10米的冰丘，其周围堆着一层厚厚的积雪，因而底下的冰层较薄，当载重汽车驶过这些地方时危险性很大，随时都有可能因冰面裂开而连车带人掉进冰窟窿里。

　　时间不等人！

　　被围的列宁格勒军民每时每刻都有人由于饥饿而躺下，他们急待从内地运进粮食、燃料和武器弹药。

　　但时至11月16日，拉多加湖冰层的厚度还仅有100毫米，这顶多可以供不载货的马拉雪橇勉强通过。

　　而要组织大规模的冰上汽车运输，冰层厚度至少需要达200毫米以上。根据水文工作者的测定，气温在零下10度时，湖面冰层厚度达到200毫米需要6昼夜，300毫米则需12昼夜；气温在零下15度时，冰层厚度达到200毫米需要4昼夜，300毫米则需8昼夜。

　　11月18日清晨，拉多加湖面上刮起了期待已久的西北风，天气寒冷刺骨，至黄昏时分，气温骤然下降了12度。11月20日，湖面冰层的厚度已达到180毫米。

　　这时，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认为：形势逼人，时不我待，他们决定立即用马拉雪橇在筑路勘探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以标杆标明走向的冰道上开始试验性运输，把堆放在湖东岸列德涅沃转运站的大量粮食和其他急需物资迅速运往西岸的鲍利索瓦—格里瓦车站和拉多加湖车站。

　　尽管当时挑来赶马拉雪橇的都是从郊区集体农庄里精心挑出来的富有经验的好驭手，但在第一天的冰上运输中，还是有不少马拉的雪橇因冰面破裂而掉进了湖里。

　　另外，考虑到马拉雪橇不仅载运货物少，而且还要耗费饲料，特别是在遇到暴风雪时，极易迷失方向而掉进冰窟窿。所以，这种运输方式不久就被放弃了。

　　11月21日，修筑在离拉多加湖南岸12至13千米地方，也就是在什利谢尔堡德军炮火射程内的第一条冰上汽车运输干线，经过列宁格勒军民的劳动，胜利通车了。

　　第二天晚上，由60辆大卡车组成的第一列车队载着运往列宁格勒的货物从拉多加湖东岸的卡鲍纳出发，经冰上公路驶往西岸的奥西诺维茨。

　　就是这条后来昼夜通行的冰上公路在1941年至1942年间冬季列宁格勒处于饥饿围困最艰难的期间，连接了拉多加湖东西两岸的运输线，成了列宁格勒赖以取得外界支援的唯一通道，因而被列宁格勒军民誉为他们的“生命之路”。在“生命之路”刚通车时，拉多加湖的冰层还不是十分坚实，有些地段的冰层厚度只有240毫米。

　　卡车驶过时，冰层发出嘎吱嘎吱响声，随时都有被压裂的危险。在寒冷中行驶的司机不仅注意力要高度集中，而且还得把驾驶室的车门打开，以防万一遇到冰裂时能够迅速跳出驾驶室。

　　从11月23日至12月1日10天时间，虽然司机们历经千难万苦，但车队总共才为列宁格勒运来了800吨面粉，还不敷两天之需，然而在此期间，却有40名司机陷入冰窟窿之中。

　　1941年12月9日，尽管列宁格勒方面军在沃尔霍夫方面军的配合下，一举收复了提赫文，大大缩短了汽车运输的路程，运输状况却仍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

　　这是由于这年冬天气候反常，大雪弥漫，狂风呼啸，使湖面冰层经常断裂，而从裂开的冰缝里渗上来的湖水很快又被冻住了，结果使湖面平如玻璃，又光又滑。汽车在这样的冰面上行驶时不仅车轮经常会空转打滑，而且方向也极难把握，有时狂风甚至会把满载货物的汽车刮离冰上车道五六米远。

　　此外，德军为了破坏冰上运输，也不断派出飞机盘旋在拉多加湖上空，对车队进行疯狂的轰炸扫射；什利谢尔堡的德军炮兵则干脆集中瞄准一段宽达5公里至10公里的冰面一下子就送上数以千计的高爆炮弹，造成冰面裂缝重重，弹坑累累，车队一时无法安全通过。

　　为了提高冰上运输速度，确保行车安全，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立即在什利谢尔堡德军炮兵射程之外的安全地带另外开辟4条单向公路线：其中两条供满载货物的汽车从湖东岸驶往西岸；两条则供载着疏散到大后方去的列宁格勒居民的回程汽车驶回东岸。

　　尽管这样，当时经过这唯一的“生命之路”运进列宁格勒的货物还不到最低限量的1∕3，列宁格勒的困境仍没有解脱。

　　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输速度，列宁格勒方面军一方面派出大量的高炮部队负责保护“生命之路”的安全，一方面派出大批得力的政工干部前往汽车司机和公路养护人员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在这条被称之为“生命之路”的冰上运输线上，司机们每增加一公斤的货运量都得付出大量的血汗甚至是宝贵的生命。

　　隆冬季节，他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和10级以上的狂风，日日夜夜地行驶在百里冰封的湖面上，一面把粮食、燃料和其他急需物资运进被围困的城市里，一面又把妇女、儿童、伤员，以及最重要的设备和文化珍品撤离该城。

　　司机们为了多装快跑，力争在一昼夜内驾车跑两个来回，彼此之间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竞赛。他们24小时内连续4次越过拉多加湖的冰上运输线，行程达700多千米。

　　他们不辞辛劳，吃、睡都在冰上的帐篷里，每天驾车行驶长达16个至18个小时。由于采取了各种强有力的措施，经拉多加湖“生命之路”运进列宁格勒的货物量开始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货运的速度也一天比一天快起来了。随着运进列宁格勒的粮食日益增多，市内的粮食储备有所增加。1942年4月，日丹诺夫有一次很风趣地对人们说：“好啦！现在我成为一个富人了，因为我已有了12天的粮食啦！”就这样，传奇般的拉多加湖“生命之路”，终于使列宁格勒军民战胜了饥饿的威胁，从而彻底挫败了希特勒妄图困死列宁格勒人的罪恶计划。

苏联取得战役最后胜利

　　自从1941年9月德军兵临城下之后，尽管希特勒能够从望远镜里看见城里圣伊萨克斯教堂的穹形屋顶和海军部大厦的尖顶，但德军却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经过战斗炮火洗礼的列宁格勒军民，正时刻以一种老战士那惯有的镇静神情，警惕地盯着蓝色阴霾之中的德军前沿阵地，时刻准备着击退敌人的进攻。

　　1943年1月12日清晨，一尊尊威武雄壮的“马兰特”炮和“喀秋莎”火箭炮正在瞄向涅瓦河对岸的德军前沿阵地。当阳光刚刚穿过薄薄的云层，2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就一齐发出了震天的怒吼，打破了严冬的沉寂，向着德军的阵地喷吐了万丈怒火。这是为了突破德军围困，苏军所实施“火花”战役复仇的怒吼。

　　1943年1月18日夜晚，当列宁格勒人从莫斯科电台播送的最后新闻节目中突然听到播音员以激动的声调大声宣告：“封锁线突破了！”“列宁格勒解围了！”这一期待已久的胜利喜讯使人们顿时热泪盈眶，奔走相告，甚至不顾外面正在下着的鹅毛大雪，一个个都兴奋得像个孩子一般跑出屋外。

　　“红军会师了！”“乌拉！列宁格勒！”“乌拉！斯大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每一幢房子外面都被挂上镰刀锤子旗，以致到了第二天清晨，整个列宁格勒到处都闪耀着迎风招展的红旗，显得格外夺目动人。

　　继“火花”战役突破德军围困之后，1944年1月14日，列宁格勒人民盼望已久的大反攻又开始了。经过14天的激烈作战，苏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4年1月27日，这是列宁格勒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天，尽管这一天是个三九严寒的阴冷日子。因为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正是在这一天晚上的祝捷大会宣布：“列宁格勒现在已经从敌人的包围中，从敌人的野蛮炮击中获得了彻底解放。”列宁格勒人民终于取得了战役的重大胜利。

　　历时长达900天之久的列宁格勒战役，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虽因冻饿致死64万余人，被德军空袭和炮击致死2．1万人，但是这场战役不仅坚定了苏联人民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斗志，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而且还消耗了法西斯德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把兵力雄厚的北方集团军群始终紧紧地拖在西北战场上，为世界人民最终战胜法西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莫斯科保卫战

“台风”计划顺利实施

　　1941年9月21日午餐时分，东普鲁士腊斯登堡。希特勒的大本营仿佛凝聚了整个德国的那种急不可待和幸灾乐祸。盛满冰块的银质小桶里放满了一瓶瓶法国香槟酒，待者们把夹有鱼子酱、火腿和鲑鱼的面包片分放到一个个的盘子里，酒杯里斟满了白兰地、威士忌、杜松子酒……

　　希特勒满面红光，就连说话的声音也似乎比平时温柔了许多，在餐桌旁开始了他那著名的“室内演说”：

　　6月22日早晨，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战役开始了。一切都按计划发展，我们在北翼围困了列宁格勒，在南翼占领了基辅，在中央攻占了斯摩棱斯克，通往莫斯科的门户已被我们打开了！

　　突然，希特勒用手一拍桌子，“砰”的一声，力量之大使桌子上五颜六色的酒杯有几个倒下，里面的酒洒了一桌子。希特勒接着说：“我已经决定，我们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莫斯科！莫斯科将在冬天到来之前被摧毁，完全从地球上抹掉！”

　　说完，在座的德国军官们不失时机地赶紧全体起立，端起酒杯，室内响起一片酒杯的碰撞声、笑声……9月30日，希特勒亲自签订了进攻莫斯科的军事行动计划，此计划的代号为“台风”。9月，对于莫斯科人民来说应该是最美好的季节，莫斯科郊外的森林被镀上了一层金黄色，苍山翠松间的枫叶红了，山果黄了，就好像一幅色彩斑斓的美丽图画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1941年的这一美好秋色却不能像往常那样给莫斯科人民带来欢乐。

　　此时此刻，法西斯的战车正在隆隆东进，一场猛烈的“台风”正在向着莫斯科刮来，保卫莫斯科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莫斯科是苏联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交通中心。它位于东欧平原的中部，莫斯科河两岸，同伏尔加河有河道相连接，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812年，拿破仑占领莫斯科并焚烧了这座城市，名将库图佐夫率领的俄国军队和人民一起打败了拿破仑并迫使他仓皇撤退。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于1918年3月10日将首都由列宁格勒迁入莫斯科。

　　现在，法西斯暴徒正逼近莫斯科，这座伟大的城市将接受严峻的考验。

　　法西斯德军的准备可谓全面面周到，他们和往常一样，打算以坦克重兵集团的强大突击力突破苏军的防御体系，并同步兵协同，合围与消灭保卫莫斯科的苏军主要兵力于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地区。然后各步兵师开始从正面进攻莫斯科，而坦克和摩托化集团则从南北两翼迂回莫斯科。

　　9月30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由古德里安统帅的坦克集群宛如一张弯弓，扣上了强劲的利箭，钢铁的箭头直指布良斯克和维亚兹马。

　　从乌克兰到莫斯科，古德里安的部队进展神速。10月里的一天，他和他的部队竟然挺进了80公里。不到3天，他们就占领了布良斯克战线以东200公里的奥勒尔。进展之神速，以至于当德军坦克隆隆开入奥勒尔城时，电车上的乘客纷纷向他们招手致意，这些乘客还误以为是苏军的装甲部队。

　　占领奥勒尔后的德军，迅速切断了布良斯克—奥勒尔公路，并一举攻占卡拉切夫，紧接着又向布良斯克迂回包抄前进。10月6日，布良斯克被德军攻占。

　　与此同时，德军第九和第四集团军分别以第三和第四装甲集群在杜霍夫希纳和罗斯拉夫利方向实施猛烈进攻。他们来势汹汹，像一股破坏力极大的飓风一样横扫而来。

　　德军迅速突破了苏军的防御阵地，并从南北两面，急速地向维亚兹马冲去。古德里安的坦克第二集团军与南进的德第二集团军一起，10月7日在布良斯克以南包围了苏军第十三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一部，在布良斯克以北包围了苏军第五十集团军的部分兵力。

　　10月13日，被围的苏3个集团军虽经英勇抵抗，但大部被歼，一部分退守在莫扎伊斯克防线，有的在敌后展开游击战。

　　至此，“台风”计划的第一阶段行动已告完成，莫斯科的第一道防线已被德军的钢铁洪流冲开一道可怕的缺口。

　　从10月13日起，几乎在通往莫斯科的所有重要作战方向上都开始了激烈的战斗：莫斯科西南160千米的卡卢加于13日陷落；接着离首都仅150公里的加里宁也被夺占；距离莫斯科仅100千米的鲍罗季诺也遭到了德军的致命一击。莫斯科处于十分危急之中。

　　第一阶段的顺利进展，使希特勒觉得东方战役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希特勒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认为攻占莫斯科简直是探囊取物。于是，10月7日，希特勒专门签署了一项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不准包克接受莫斯科的投降，即使主动投降也不予接受；德国军队也不需要进入莫斯科，只需用炮击和轰炸予以毁灭。

　　另外，希特勒觉得光用炮火还不够，还需要加上大量的燃烧弹和高爆炸药，直至把莫斯科夷为平地才能解除内心深处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恨。德国法西斯处心积虑地要把厄运降落在莫斯科头上，如今它又确实疯狂地向她扑来！莫斯科——这座伟大的城市，着实让全世界屏住气息。

莫斯科红场阅兵大典

　　莫斯科已成为最靠近前线的城市了。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作出在莫斯科近郊歼灭德军的决定，采取攻势防御的果断措施。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红军依靠前线防御工事系统，组织了坚强的攻势防御，以削弱和消耗德军的有生力量，赢得时间，准备集中后备力量，在一定时机转入反攻，给德军以歼灭性打击。

　　在1941年10月的艰难日子里，负责保卫莫斯科的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告全军书”，其中写道：

　　同志们！在我国面临严重危险的时刻，每个军人的生命应该属于祖国。祖国号召我们要成为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堵住法西斯匪帮去莫斯科的道路……

　　在当时莫斯科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苏联虽大，但已无处可退却，因为后面就是莫斯科。”就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危急情况和莫斯科军民高涨的士气。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10月17日新建立了加里宁方面军，从莫斯科西北面阻击德军的进攻。

　　19日，国防委员会号召首都人民要不惜一切代价，配合红军，誓死保卫莫斯科。

　　20日，《真理报》发表《阻止敌人向莫斯科前进》的社论，动员全市人民在德军到达首都之前，用自己的鲜血把他们埋葬。莫斯科召开全市积极分子大会，号召全市人民把首都变成一座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在莫斯科最危急的日子里，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表现出了一种“临危不惧、气壮山河，誓与敌人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他们豪迈地说：敌人在哪里进攻，我们就在哪里歼灭他们！我们要在红场上为列宁而战斗，决不让纳粹的血手玷污列宁的陵墓！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持，使前线的指战员深深地感受到，全城的人都在保卫首都，全国都在保卫首都，这给了他们进行莫斯科保卫战的巨大鼓舞。朱可夫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对此深有感触地说：

　　当我们谈到莫斯科保卫战的英勇战绩时，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军队英雄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战绩。

　　在西方面军以及在而后各次战役中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完全是首都及莫斯科军民团结一致和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国、全体苏联人民对军队和首都保卫者进行有效支援的结果。

　　本来希特勒认为苏军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他的装甲铁蹄稍向前驱，克里姆林宫就会握于己手，斯大林就会向他低头。但是，随着苏军越来越强的抵抗和天气的变冷，慢慢地在希特勒的心头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很快他就意识到“斯大林是他真正的对手”。

　　1812年，拿破仑统帅着浩浩荡荡的法兰西大军横扫欧洲，但在莫斯科城下却大败而归。据说，那是上帝拯救了苏联，因为就在拿破仑胜利在望时，严寒突然降临。

　　历史总会出现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1941年10月1日，莫斯科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雨；6日，莫斯科周围的广大地区就飘飘扬扬地下起了第一场冬雪。

　　越来越坏的天气使德军的“台风”计划开始时的那种神速，就好像突然踩了紧急刹车般一下子停了下来。

　　连绵的秋雨使许多河流决堤，大片大片的地区变成粘如胶状的沼泽，德军不得不听任烂泥的摆布。道路上的稀泥经常没到膝盖，乘车行进的大军不得不停下来，正在打仗的坦克也不得不撤下来，去拖拽陷在泥坑里的大炮和弹药车。步兵在泥泞中一步一滑，弄得疲惫不堪。

　　然而，在大雪中的德军真可说是“雪上加霜”。

　　11月3日，第一次寒潮袭来，气温一下子就降至零度以下，而且还正在迅速下降。

　　27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凛冽寒风，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使莫斯科的气温降至零下40度。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德军的机械化部队终于又可以重新开动了。但是，把坦克从泥泞中解救出来的严寒却无情地摧残着那些不得不驱车作战的士兵。

　　冬天，使德军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后勤供应不足，缺乏防寒设施。许多士兵穿着单薄的夏衣，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不少人严重冻伤。数以千计的德军士兵被冻成残废，许多人染上了使人寒战不止、全身无力的疟疾。

　　寒冷的天气使得大炮上的瞄准镜失去了作用。燃料常常冻结，汽油也冻成了黏糊状，发动坦克时，得先在底下点火烘烤一阵才行。

　　抱怨、沮丧情绪开始在德军中漫延，许多人开始谈起1812年拿破仑的失败和俄国在塔鲁季诺的纪念碑。然而，冬天的来临，却使希特勒越加催促着法西斯德军向莫斯科发起新的更加猛烈的攻击。他要抓紧时间摧毁莫斯科！

　　严寒也同样给苏联军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在寒冷彻骨的天气里挖防坦克壕、设置障碍物等。

　　但是，在严寒中长大的红军将士是在本土作战，供给和适应力要比德军强得多；苏军的机枪都披着枪套，以防止冻坏；武器上涂有冬季润滑油，使用非常灵活；士兵穿得暖暖的，足以御寒……

　　但斯大林不仅要使自己的将士们穿得暖和，而且还要使他们在精神上更加饱满，为了排除自开战以来的晦暗气氛，他决定在德军的炮火声中举行传统的红场十月革命阅兵式。

　　1941年11月1日，一辆黑色小轿车，把正在前线鏖战的朱可夫送进克里姆林宫。

　　汽车在一处台阶前停下，朱可夫走下车，疾步登上台阶。台阶上的两扇雕花大门同时打开。他进门后，沿着一条比较狭窄、但光线充足的走廊走了一段，然后从一条很普通的窄窄的楼梯登上二楼。

　　二楼的走廊宽敞多了，铺着红色的长条地毯，走过10多米，朱可夫来到一扇高大的深棕色大门前。

　　这条路他不知走了多少遍，现在确实依然照旧。他习惯地正了正军帽，扯了扯军上衣的下缀，准备进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只是通知他来克里姆林宫开会，内容并没有讲，但他认定情况肯定很重要，于是接到通知后就风风火火、马不停蹄地赶紧从前线回来。

　　朱可夫跨进门，他看到在一张铺着绿呢长桌的两边几乎坐着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国防委员会成员。斯大林坐在长桌一端。朱可夫与众人打过招呼后，在斯大林示意下坐在长桌的左侧一边。

　　斯大林缓缓站起身来，从桌子一侧慢慢走到朱可夫身后，然后说道：“朱可夫同志，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有一个打算，今年的十月革命节，除了要召开庆祝大会外，还要在红场举行阅兵式。我们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作为直接负责保卫首都的方面军司令员你的意见，你认为如何？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搞阅兵式吗？”

　　斯大林的话音一落，长桌两旁所有的目光都以探寻的神色注视着未可夫的脸。朱可夫清楚地知道，他的回答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事关重大。

　　在德军眼皮底下搞阅兵式，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否则斯大林也就不会请他来商量。可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不仅隆重地庆祝节日，还搞阅兵式，这不仅能充分显示出对法西斯的蔑视，对本国军民的鼓舞，而且还能给全世界一切同情和支持者们一种莫大的宽慰。说到底，它甚至比在前线消灭法西斯几个集团军所引起的震动和反响还要大。

　　一想到这里，朱可夫便很坚定地说：“这个想法我认为是可行的。据我们的观察分析，德军正在全线构筑防御阵地，各条战线上的进攻基本都已停止。这说明德军在最近几天内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前一段作战的严重损耗，加之不利于机械化兵团行动的恶劣天气，补给不足等，都不允许他们马上发动新的地面进攻。但是，危险是有的，这就是德军的空袭。”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看到众人或是朝着朱可夫点头，或是相互对视着点头。

　　“你有什么建议吗？”斯大林不慌不忙地问道。

　　“我建议加强对空防御，增大高射炮的密度，同时，把友邻方面军的战斗机调一些到莫斯科附近待命。这样构成空中和地面双重打击力量。”

　　众人纷纷表示同意并作了一些具体的补充。

　　“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斯大林最后坚定地说，“就是说，阅兵式一定要搞，而且还要通过无线电向全国实况转播。”

　　11月6日上午，先是在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大厅举行了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斯大林作了演说：

　　同志们！今天是在严重情况下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的。德国强盗背信弃义的进攻和强加于我们的战争，造成了对我国的威胁……而我们的国家，我们举国上下，却已经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战斗堡垒，同我们陆海军一起，共同粉碎德国侵略者……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消灭德国占领军！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我们祖国的独立万岁！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斯大林慷慨激昂的演说，回荡在莫斯科红场的上空，通过电波又传到前线的战壕、传到掩蔽所、传遍了苏联各地，使正处于法西斯铁蹄蹂躏之下的人民群众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从中看到了希望。

　　11月7日中午，灰色云层压得很低很低，纷纷扬扬的雪片无声地飘落下来，落在圣母天主教堂巨大的圆顶上，落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外的红场上，落在红场上排成方队肃立的红军将士的身上。

　　塔楼上的大钟，敲了8下，斯大林等人健步登上列宁墓，这时没有掌声和欢呼声，整个红场一片寂静，甚至都能听得见雪片“沙沙”的落地声。

　　阅兵式开始了。最先走过列宁墓接受检阅的是身穿呢大衣、头戴皮军帽的军校学员方队，接着是穿着白色带帽雪地伪装服的摩托化步兵分队，穿着深蓝色呢大衣的水兵方队。最后是坦克编队隆隆驶过红场，那马达的轰鸣和履带转动所产生的巨响，震撼着红场，震撼着大地，也震撼着每一个人。斯大林默默地伫立着，目送着从列宁墓前列队走过的队伍，他们大多数就这样带着人民的期望，直接从红场开赴正在鏖战的前线。

德中央集团军群疯狂进攻

　　1941年11月7日，希特勒正在设于腊斯登堡的“狼穴”大本营里，满心欢喜地等着博克能够给他带来攻占莫斯科的好消息，却万万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红场阅兵这样一个绝妙的“好消息”。

　　斯大林在红场阅兵的消息，传到希特勒的耳朵里时，已是当天傍晚了。闻听此言。希特勒大发雷霆：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斯大林竟然能在德国空军的机翼底下，检阅部队！这是对帝国空军的公然蔑视，蔑视！

　　希特勒歇斯底里发作了一阵子，觉得还不足以消除心头之恨，于是大声喊道：

　　哈尔德，你马上与博克联系，问问他，为什么在今天放过了俄国人？难道他对俄国连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不知道11月7日这一天对他们有多么重要，因而对我们来说也就十分重要吗？

　　红场阅兵，这是一种挑衅，赤裸裸地挑衅！对这种挑衅，只能用炸弹加倍惩罚！告诉博克，今天晚上必须对莫斯科实施最猛烈的空袭！

　　恼怒之下的希特勒立即调兵遣将并敦促博克再次从地面进攻莫斯科。

　　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德军将组成两大重兵突击集团，从莫斯科的西北和西南两翼实施突击。赫普纳的第四装甲集群与赖因哈特的第三装甲集群并拢，在施特劳斯第九集团军的配合下向沃洛科拉姆斯克、克林方向进攻，力争从西北接近并迂回包抄莫斯科，如有可能就从北面突破。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团军向高图拉、卡希拉、科洛姆纳进攻，从南面逼近莫斯科。而莫斯科以西宽大的正面，则由克鲁元帅的第四集团军实施攻击。

　　这样，在战役打响后，力求形成这样一种态势：在莫斯科周围，兵力部署犹如一个半张开的巨掌，上边是并拢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下面是最粗的大拇指，中间则是密不透风的手掌心儿。

　　希特勒认为，这个“巨掌”对莫斯科既可以掐，又可以捏，直至将它死死地攥在手心里。

　　希特勒对他的这份“杰作”可说是极为满意，于是向部队下达了战斗指令：

　　从11月13日起，中央集团军群全线开始进攻，目标——莫斯科！

　　莫斯科成千上万的军民在“坚决死守莫斯科”战斗口号的鼓舞下，在最危急的时刻，在每一寸土地上与法西斯展开了拼死作战，使德军每前进半步都要付出无数血的代价。

　　但德军在开始的几天总算还给希特勒争气，进攻频频得手，推进速度虽说不是太快，但却一步步地向莫斯科逼近。

　　而随着德军的逼近，苏军的抵抗也越来越顽强，常常是打得整营、整团不剩一人。

　　至12月3日，德军第四坦克集团军在遭受重大损失后攻占了红波利亚纳。红波利亚纳在莫斯科西北郊，距莫斯科仅有27千米，从这里坦克最多一个小时便能抵达莫斯科城。

　　闻讯赶来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博克站在塔楼顶部，手拿望远镜，当克里姆林宫尖顶那颗闪闪发光的红星尽收眼底时，他嘴里低声自言自语：“看到了，红星……我总算看到莫斯科了……”

　　然而，博克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不仅是他此生此世所能到达的距莫斯科最近的地点，而且也是德国军队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看到莫斯科。

　　12月初，莫斯科已是寒冬季节。白雪皑皑的莫斯科郊外，凛冽的寒风裹着卷起的层层雪浪，阵阵呼啸，铺天盖地而来，就仿佛要把整个大地吞没似的昼夜不停。

　　温度计的水银柱在急剧下降。在这零下40多度的冰天雪地中，一些身着单衣，紧裹破毛毯的德国官兵在呼啸的北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他们一边哆嗦，一边捉身上的虱子。

　　在田野上、堑壕边、顿河冰水中，到处可见冻僵了的德国兵尸体，而那些已冻得奄奄一息的士兵们，望着越下越大的鹅毛大雪，在绝望中无可奈何地痛苦呻吟着。

　　12月4日，苏军第十六集团军在红波利亚纳地区发起反击。红波利亚纳镇几易其手，苏军与德军在镇外展开坦克战，镇内则进行巷战。战斗异常激烈，整整持续了一整天，直至天黑，苏军终于把德军逐出红波利亚纳。

　　与红波利亚纳地区相仿，莫斯科周围其他地区的战斗也是呈白热化状态，战斗的双方就犹如身处激烈角逐的足球场，德军的前锋已将球带入禁区，正在寻找一切机会企图“破门”而入，而苏军“后卫”也是拼命扑救、补位，死死地保护着自己的大门。

　　德苏双方都是不遗余力，而且他们都知道这是最后关头，谁能坚持住，谁就能取胜。

　　12月5日，对苏军来说是整个莫斯科保卫战最关键的一天，而德军将领们则称之为“最黑暗、悲惨的一天”。

　　这一天，德军在环绕莫斯科周围320多千米的半圆形阵地上，全线被苏军制止了。

　　不仅如此，古德里安的那支所向无敌的装甲部队自踏平波兰以来，第一次被迫后撤，以便在坚硬的冰天雪地上组织起一道防线。然而，德国人已经什么都来不及了，苏军的反攻开始了。

　　12月6日，大雪铺天盖地，整个战区一片银白。朱可夫的西方面军首先从莫斯科的西北发起了反攻，接着在莫斯科前沿北起加里宁、南至叶列茨长达1000多千米的战线上，苏军7个军团和2个骑兵军——共计100个师全线出击。

　　听到反攻的消息和命令，红军将士们无不兴奋异常。半年来失败的耻辱、退却的痛苦、对入侵者的仇恨，此刻都将转化为一种巨大的能量，推动着他们对疲惫不堪的德军发起猛烈的攻击。他们都怀着这样一个心愿：“是该出口气了，让法西斯看看上西天的路，也让他们尝尝背后挨枪子儿的滋味！”

　　反攻的第一天，科涅夫率领的加里宁方面军就突破了德军的防御前沿，越过封冰的伏尔加河上游之后，猛扑筋疲力尽的德军。他们进展神速，很快就插进德军第九集团军的右翼，到达了德军后方大约20千米的图尔吉诺沃。

　　第二十九、第三十一集团军在当天即渡过伏尔加河，对固守在加里宁的德军第九集团军的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第三十集团军在骁勇善战的列柳申科将军率领下，迅速击溃德军在德米特罗夫西北的抵抗，冲向克林地区，威胁着德军第三、第四坦克集群的后方。库兹涅佐夫率第一突击集团军在德米特罗夫以南进攻，并越过莫斯科和加里宁铁路。

　　第十六和第二十集团军的进攻更是顺利，12月8日，第十六集团军解放了克留科沃，并开始向伊斯特拉水库发起进攻。此外，戈沃罗夫将军指挥的第五集团军也积极向前推进，从而有力地保证了第十六集团军的进攻。12月9日，第二十集团军粉碎了德军的顽强抵抗，将德军驱逐出索尔奇诺戈尔斯克。

　　在参加反攻的部队中有新从内地及远东地区调来的，也有长期坚守莫斯科防线的；有新入伍的，也有久经沙场的。这样一支有着步兵、炮兵、坦克兵、骑兵和空军组成的强大反击兵力，是德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等到博克反应过来，苏军的攻势已是锐不可当。从12月7日起，反攻速度不断加快，反攻的前3天，苏军便推进了30至50千米，而且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战果也越来越大。

　　在反击中为扩大战果，斯大林特意将西方面军航空兵的飞机增加至1000多架，这大大超过了德中央集团军群的飞机数量。强大的反击部队在航空兵的有力支援下，越战越勇。

　　至1942年1月初，苏军完全击溃了窜至莫斯科城下的德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击兵团，德军被迫后退100至250千米，从而解除了德军对莫斯科的直接威胁。

　　当苏军发起反击时，正在受冻挨饿的德军不得不在没有足够冬季装备的条件下进行激烈的战斗，他们伤亡惨重，根本无力阻止苏军的攻势，防线到处出现危机并被迫撤退。

　　德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博克元帅几天前，还准备乘坐第一辆坦克冲进莫斯科城，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并且准备将他的部队撤往库尔斯克—奥廖尔—勒尔一线作为德军的“冬季阵地”。

苏联海陆空军全线反击

　　1942年1月5日，斯大林向红军发出指示：不给德军任何喘息的机会，不停顿地把它们向西驱赶。

　　1月8日，苏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的舰桅高昂，海军战士将炮弹填进了炮膛，莫斯科郊外野战机场上的战鹰满载航空炸弹，振翅待飞。

　　从列宁格勒城外雪深齐腰的森林，到莫斯科以西冰封的大地，从静静的顿河流淌过的乌克兰平原，到黑海北岸的克里木岛，苏军在这条纵贯南北的战线上，9个方面军110多万将士正在整装待发，收复失地大总攻的战幕即将拉开。

　　随着红色信号弹飞上天空，威力巨大的“喀秋莎”首先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一时之间从空中到地面雷声滚滚、火光冲天，苏军的全线总攻开始了。

　　总攻首先以加里宁方面军实施的瑟乔夫卡—维亚兹马战役开始。这一战役也是勒热夫—维亚兹马进攻战役的一部分。

　　进攻的第一天，方面军的第三十九集团军就在勒热夫以西突破德军防御，至1月21日挺进80至90千米，前出至德军第九集团军勒热夫集团的后方。

　　26日清晨，方面军的第二十二、第二十九集团军即在奥列尼诺包围了德军约7个师。骑兵第十一军从正面突至维亚兹马，并切断了维亚兹马—斯摩棱斯克公路。

　　西方面军以9个集团军和2个骑兵军实施的勒热夫—维亚兹马进攻战役，1月10日开始发起攻击。方面军的右翼第一突击集团军第二十和第十六集团军在突破德军沃洛科拉姆斯克防线后，于17日切断了莫斯科—勒热夫铁路。

　　方面军中线部队第五、第三十三集团军于1月20日收复莫扎伊斯克；第四十三集团军则向尤赫诺夫方向进攻。

　　方面军左翼的第四十九、第五十集团军和近卫第一军、第十集团军从北面和南面迂回包抄了由德军第九集团军约9个师组成的尤赫诺夫集团，这就使苏第三十三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一军分别在尤赫诺夫以北及其以南突入德军后方，并开始向维亚兹马展开攻击。

　　为配合正面部队围歼维亚兹马的德军，苏军还从1月中旬至2月中旬先后在维亚兹马东南地域，以空降第二十一旅、第八旅和第四军主力1万多人实施了空降。

　　至4月20日左右，苏军又向西推进了100至350千米，收复了莫斯科州、加里宁州、图拉州等莫斯科以西大部地区。希特勒占领莫斯科的企图完全化为了泡影。

　　1942年4月，暖流融化了伏尔加河的坚冰，解冻的土地开始散发出浓郁醉人的春天气息，随着春季泥泞时期的到来，苏军开始转入防御。至此，莫斯科保卫战以苏军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在此战役中德军损失官兵50余万人，坦克约1300辆，火炮2500门，汽车1．5万辆。

　　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在20世纪世界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它不仅粉碎了希特勒闪击速胜的企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德军第一次遭到重大失败，为战争形势的根本扭转奠定了基础，从而成为20世纪“一个冬天的神话”。

　　战争的胜利使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给苏联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坚定了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同时，也给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各国人民以巨大鼓舞，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最后战胜法西斯，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保卫斯大林格勒

德军围困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位于欧洲第一大河——伏尔加河的西岸，是连接苏联欧洲部分南北交通的枢纽，是贯通欧亚的咽喉，也是苏联南部著名的工业中心和粮食储存地。希特勒狂妄地宣称：攻下斯大林格勒之后，巴库的石油、顿巴斯的煤以及库班的小麦也将随即成为德意志帝国的资源；同时，还可沿伏尔加河北上，从东面包围莫斯科，再出波斯湾。希特勒吹嘘实现这一切不需要几日。

　　顿河是一条巨大的河流，它缓缓流过俄国的原野，从莫斯科南方的高地发源，流向俄国南端的罗斯托夫进入亚速河。其弯向东方的河床部，跨斯大林格勒及伏尔加河不足10多千米。河向东弯去形成了大河套，就是在这个大河套区内，德军将展开对斯大林格勒的猛烈攻势。

　　为保卫斯大林格勒，城内军民争取时间，建立了3道防线。最外边的一道防线，全长150千米，延伸至顿河东岸；中间的一道防线，全长也有上百公里，沿着狭窄的罗沙卡与齐伏林那也两条河设防；最里边的一条防线全长25千米，从斯大林格勒北面的雷诺克村起至南面的库普洛斯诺耶及卡拉斯诺亚美斯克止。

　　1942年春夏之交，苏军在苏德战场作战的失利，尤其是在哈尔科夫战役和克里木战役中的失利，使德军重新夺取了战略主动权。

　　接着，德军凭借其在西南方向的优势兵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和高加索方向迅速发展进攻。苏军虽进行了顽强抵抗，最后不得不放弃在经济和战略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南部地区，退至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山前地带。

　　德军于7月中旬以前前出到顿河大弯曲部，威胁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伏尔加河，造成分割苏军战略防线的态势。

　　德军的战略企图是：

　　集中主力于苏德战场南翼，迅速攻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占领巴库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夺取丰富的石油资源、粮食和工业设施，尔后北取莫斯科，南出波斯湾。

　　德军最初将主力集中在高加索方向，企图首先以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进攻行动保障对高加索的突击。由于防守斯大林格勒方向的苏军顽强作战，打乱了希特勒的计划，迫使其将主力转移至斯大林格勒方向进行决战，从而使这一方向很快就从辅助的地位变成了整个苏德战场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方向。

　　在斯大林格勒方向，奥廖尔至哈尔科夫一线部署的是德军B集团军群，其编成内有第二、第六集团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匈牙利第二集团军，共41个师，其中5个装甲师、3个摩托化师、6个匈牙利师。

　　德军统帅部最初指定由第六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担任斯大林格勒方向的突击任务。

　　由于第六集团军战斗力最强，在B集团军群右翼展开，担任主攻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但是，当B集团军群前出到顿河大弯曲部后，希特勒认为斯大林格勒无须那么多兵力，遂命令第四装甲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方向南下，转隶A集团军群，以便向罗斯托夫发展进攻。

　　为确保第六集团军集中兵力担负主攻斯大林格勒的任务，又向B集团军群调拨了意大利第八集团军。该集团军拟前出到顿河沿岸，在顿河西岸的巴甫洛夫斯克至韦辛斯卡亚地段展开。得到加强的德军第四航空队部分兵力担任斯大林格勒方向的空中支援任务。

　　截至7月17日，在斯大林格勒方向进攻部队计有实力较强的德军第六集团军的14个师、3000门火炮和迫击炮、近500辆坦克和1200架飞机。

　　在高加索方向上部署的是德军A集团军群，其编成内有第一装甲集团军、第十七、第十一集团军。

　　为便于统一指挥防御部队抗击德军重兵集团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进攻，苏军最高统帅部于7月12日决定在西南方面军原有基础上组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铁木辛哥为方面军司令员，担负斯大林格勒方向的防御任务。

　　该方面军编成内有从大本营预备队抽调的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集团军，原西南方面军的第二十一、第二十八、第三十八、第五十七集团军，第十三、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坦克军，以及第八航空集团军和伏尔加河区舰队。

　　至7月17日，在德军第六集团军当面对峙的主要是苏军第六十二、第六十三集团军的12个师约16万人，2200门火炮和迫击炮，约400辆坦克和454架飞机。苏军远程轰炸航空兵和国土防空军歼击航空兵可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及其市区，苏军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构筑了4道防御地带，即外层、中层、内层围廊和市区围廊。

　　7月17日，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前，这些围廊的工程仅完成40％至50％，但仍对城市防御发挥了不小作用。

　　斯大林格勒居民18万余人积极参加了防御围廊和方面军机场的修建。斯大林格勒城防委员会和州党委，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民兵和城市消防，组织了由工人、职员组成的许多民兵营。

　　苏军统帅部采取的种种措施，使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形势得到改善，消除了德军突然冲至伏尔加河的威胁。

　　7月17日，苏德双方开始了斯大林格勒远接近地的交战。德军第六集团军前卫在顿河大弯曲部的奇尔河—齐姆拉河一线与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六十二、第六十四集团军前进支队遭遇。苏军各前进支队在第八空军集团军协同下顽强抵抗，德军被迫以5个师的兵力，用了6个昼夜，于7月22日才前出到苏军第六十二、第六十四集团边界主要防御地带。苏军前进支队的顽强抗击，消除了德军对苏军主要防御地带突击的突然性。

　　苏军在保障地带的抗击，迫使德军加强其第六集团军。至7月22日，该集团军编成内已有18个师，双方兵力对比变得对德军更为有利。除炮兵对比大体相当外，其他各项对比德军均居优势：人员对比1．2∶1，坦克对比2∶1，飞机对比3．6∶1。

　　德军企图向苏军第六十二、第六十四集团军翼侧实施包围突击，前出到卡拉奇地域，尔后沿最短路线突向伏尔加河，从行进间攻占斯大林格勒。为此，德军第六集团军主力组成北路突击集团和南路突击集团。

　　7月23日，德军的大量坦克和步兵在强大的航空兵空中支援下，突破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右翼的防御。苏军最高统帅部详尽研究了德军在苏德战线南翼各个地段突击的结果后认为，斯大林格勒方向岌岌可危。

　　当日晚，斯大林用电报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进行联系。方面军司令员戈尔多夫中将报告说，德军150辆坦克投入战斗，其中35辆被击毁，但德军并没有停止前进，还正在向斯大林格勒急速推进。

　　斯大林在给戈尔多夫的电报中说：

　　目前最重要的不是在齐姆良斯卡亚的渡口……而是在方面军的右翼。敌人将自己的兵力投入齐姆拉地域，意在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南面，而敌人正是在这时将其主力悄悄地调到了方面军的右翼。

　　敌人这一军事计谋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没有可靠的侦察。我们务必考虑这一情况，尽可能加强方面军右翼。

　　斯大林要求把整个航空兵90％的兵力集中到右翼，他命令：“不要为敌人在齐姆拉的佯动和诡计转移注意力，再重复一遍，要把所有突击力量转向方面军的右翼。”

　　他宣布了最高统帅部调给方面军统一指挥的兵力兵器，并批准了组建坦克第一、第四集团军的计划。斯大林提醒戈尔多夫将军：

　　请注意，一旦敌人突破右翼，进至顿河古姆拉克或以北地域，它就会切断你们同北方的铁路交通联系。因此，我认为你们方面军的右翼目前是决定性的。

　　斯大林还给方面军下达了一项对以后斯大林格勒会战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重要任务：“我要求，绝对控制住顿河以西从克列茨卡亚、罗日科夫斯卡亚到下卡利诺夫卡一线的防御地区。”“要不惜任何代价消灭突入近卫师作战地域内的敌人。你们有完成这一任务的兵力，你们应该做到这一点，绝不允许撤离指定的防御地区……”

　　尽管戈尔多夫将军完全清楚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员科尔帕克奇将军的情况，斯大林还是再次向他强调指出：“……请注意，科尔帕克奇是个脾气暴躁容易冲动的人，能派一个坚定的人帮助他就好了，如果戈尔多夫本人能到他那里去，那就更好了。”

　　斯大林预见到即将发生重大战事，遂指派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率领一个军官小组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去。华西列夫斯基的主要任务是到第一线了解情况，并协助方面军首长工作。

　　华西列夫斯基亲眼看到了第六十二集团军地带日趋紧张的情况。德军正在继续施加压力，并在克列茨卡亚、叶夫斯特拉托夫斯基地段取得显著战果，已突入防御纵深并合围了苏军的两个师。

　　德军迂回了第六十二集团军主力，即将抵达顿河，致使德军突向斯大林格勒。

　　于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和方面军司令员戈尔多夫中将只好采取迫不得已的、在当时情况下也是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立即以尚未完成组建任务的坦克第一和第四集团军的兵力实施反突击。时间是最宝贵的，延误和错过时间，德军就会渡过顿河，固守已占领地区。到那时，再想把德军打回去，就十分困难了。苏军坦克第一和第四集团军司令员很快接到了以现有兵力立即行动，消灭楔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战斗队形的德军和恢复防御态势的命令。该两个坦克集团军的任务是：从南北两面突击，斩断德军的楔形攻势。7月25日10时，莫斯卡连科指挥的坦克第一集团军的一个军已开始进攻，集团军的其他兵力随后也投入了进攻。该集团军部队作战英勇、坚决，迫使德军转入防御继而退却了。克留乔金指挥的坦克第四集团军于7月27日拂晓在第六十二、第六十四集团军步兵和炮兵的支援下开始了突击。

　　华西列夫斯基组织了坦克集团军向顿河的突击后，就飞向莫斯科，向苏军最高统帅部汇报自己关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结论和建议。然而，战况瞬息万变。当他正在空中飞行时，地面上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德军制止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反突击的发展。

　　7月25日夜，斯大林指示华西列夫斯基亲自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联系，并转达严肃的警告：“最高统帅部坚决要求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竭尽全力迅速肃清突入之敌，恢复防御态势”。

　　7月26日，斯大林指示华西列夫斯基传达更加严厉的指示：

　　最高统帅部很不满意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首长的行动……最高统帅部要求，近几日内务必毫无条件地恢复斯大林格勒地区——从克列茨卡亚到卡尔梅科夫防线，必须把敌人赶到奇尔河一线以外。如果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那就请直爽坦白地提出来。最高统帅部要求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首长对是否准备执行这一指示做出明确答复。

　　华西列夫斯基在发报机旁等待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首长的答复，但戈尔多夫将军到第六十二集团军部队去了。没能马上找到他。答复迟了一些：方面军首长向最高统帅部保证，完全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一切指示。

　　客观地讲，斯大林这一严厉指示的根据并不十分充分。因为德军在战场上直接占有优势，尤其是坦克和航空兵。当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有38个师，其中一半是每师6000至8000人，其余的都是每师1000至3000人。这些实力薄弱的兵团必须在50千米的漫长正面上作战。

　　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也不过18．7万人，坦克360辆，完好的作战飞机330多架，火炮和迫击炮约1900门。而当面德军却有25万人，坦克近740辆，飞机1200架，火炮和迫击炮750门。

　　双方兵力对比，德军显然处于压倒优势。因此，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要完成最高统帅所赋予的任务并非易事，需要每一个军人都付出巨大的努力。

　　斯大林收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坚决执行最高统帅部指示的保证后，心里还不那么踏实。他依然认为，有必要再次派华西列夫斯基到苏德战线最紧张的地方去，这是形势的需要。

　　7月27日凌晨1时，总参谋长就已经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指挥所了。

　　随后，斯大林吩咐准备一份特别严厉的命令：要求各部队无条件地扼守所占领地区。他认为，苏军若继续东撤，苏联整个国家就有遭到沉重灾难的危险。斯大林口述了命令的基本原则，并命令总参谋部一丝不苟地监督各部队无条件执行这一命令。

　　斯大林的这份口述命令是一份极其重要的军事文件。它简明扼要地评估了国家的总形势，描绘了各个战线的总形势和德军情况的真实情景，给苏军下达了最紧迫的任务：

　　我们的祖国正经历着艰难的日子……必须彻底铲除这样一些议论……如说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粮食永远过剩。这种议论是自欺欺人的，是有害的，它只会削弱我们自己而增强敌人。

　　因为，如果我们不制止退却，我们就会没有粮食，没有燃料，没有金属，没有原料，没有工厂，没有铁路……该是结束退却的时候了。

　　不得后退一步！现在该成为我们的主要口号……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部队必须坚守所占领的地区，然后赶走和消灭敌人。

　　斯大林口述命令中关于敌情和战争现阶段性质的论断也是非常有远见的。这些论断堪称科学战略预见的典范。他在口述命令中明确指出：

　　德国人并不像一些惊慌失措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强大，他们只是强弩之末。只要现在，在近几个月内顶住他们的攻击，这就意味着保证能赢得胜利……我们能顶住攻击，然后把敌人赶回西方吗？是的，我们能，因为我们后方的工作现在干得很出色，我们的前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飞机、坦克、火炮和迫击炮……我们现在还缺什么呢？我们的连、营、团、师、坦克部队和飞行大队缺少制度和纪律。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缺点。如果我们想要扭转局势，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就应该在我们的军队里建立起来最严格的制度和铁的纪律……今后，没有上级的命令，不得后退一步，这一要求，应是每一个指挥员、红军战士、政治工作人员的一条铁的纪律法规。

　　7月29日，斯大林以国防人民委员的名义，签署了命令，原文印发到作战部队，并向全体军人进行了宣传。苏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向指战员宣传这一命令的指示，军队共产党员的巨大政治作用表现在绝对执行“不得后退一步”的要求。总参谋部责成驻部队的参谋人员现地检查这一命令的执行情况。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坦克第一和第四集团军的反突击虽未能击溃德军第六集团军，但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德军的作战行动，并使其暂时丧失了进攻能力。德军未能合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六十二集团军。而且，德军企图一鼓作气夺取顿河渡口并前出到斯大林格勒的计划也落空了。德军统帅部开始明白：只用第六集团军的兵力进攻，是无法突进到伏尔加河的。如果苏军再把该集团军击退，情况将会如何呢？

　　该是德军统帅部作出重大决断的时候了。

　　德军统帅部需要确定：在顿河形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在南翼应把军队主力集中到哪里，是高加索还是伏尔加河？德国的战略家们决定：集中到斯大林格勒。于是，希特勒命令将原指定向高加索进攻的德军坦克第四集团军从齐姆良斯卡亚附近的登陆场急速转向斯大林格勒。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使用计划简单而明了：两个集团军向伏尔加河方向实施突击，于伏尔加河附近分别向左和向右转变方向，夹击整个斯大林格勒地域及其防守部队，但要把这一计划变为现实并不那么简单。

　　苏德双方在顿河大弯曲部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有一段时间，苏军成功地稳定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六十二和第六十四集团军的防御，赢得了至为宝贵的时间。

　　苏军总参谋部采用一切手段向斯大林格勒地域集中预备队，有10个步兵师开到了那里。在斯大林格勒的远、近接近地上构筑了野战工事。

　　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十分熟悉该地域地形的斯大林，亲自给总参谋部指示各防御地区。斯大林格勒的党组织动员成千上万的市民挖掘防坦克壕、堑壕，构筑斯大林格勒外围防御的支撑点。

　　这时，侦察人员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使构筑防御工事的工作更加紧张和急迫。原先在巴甫洛夫斯克、韦申斯卡亚地段担任防御任务的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兵团，被意大利第八集团军的部队替换下来，集中到斯大林格勒方向上了。苏军总参谋部向最高统帅部报告，德军近期内将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展开积极的作战行动。

　　苏军总参谋部认真地研究了斯大林格勒地域部队指挥的能力。这里的战线太长，德军不仅能向斯大林格勒，而且能向斯大林格勒以南发展进攻。第五十一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成内，却在顿河对岸、齐姆良斯卡亚以南组织防御。

　　苏军总参谋部设想，如果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不是一个方面军，而是两个，那就更好了。当了解到德军坦克第四集团军已转向东行动时，华西列夫斯基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并以总参谋部的名义上报最高统帅部。

　　8月5日，最高统帅部下令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分为两个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分界线沿第六十二和第六十四集团军的接合部，从莫罗佐夫斯卡亚、经上奇尔斯卡亚至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在东南方面军地带内。

　　德军在收拢和调整兵力后，于8月6日转入进攻。

　　德军对顿河以西防御的苏军南、北两翼实施突击。苏军总参谋部知道，德军统帅部的企图是切断苏军第六十二和第六十四集团军与斯大林格勒的联系，但目前无力实施对抗措施，因为预备队尚未到达。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地带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情况，德军占领了顿河渡口，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首长对防御的稳定性极为担心。

　　8月9日，当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季霍米罗夫将军向斯大林报告前线情况时，斯大林命令转达：

　　我为你们缺乏远见和惊慌失措而吃惊，你们有的是兵力，缺乏的是应付这一情况的勇气。我等待着你们方面军结束令人不安状况的消息。

　　令人遗憾的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令人乐观的消息并没有随之而来，德军加紧施加压力，苏联军人死守着阵地，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

　　斯大林格勒就要变成直接角逐的战场。华西列夫斯基刚到总参谋部不久，又被斯大林派到斯大林格勒去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再次被更换。

　　9月，季霍米罗夫被任命为列宁格勒方面军第四十二集团军副司令员，作战部长的职务由伊万诺夫少将接任。

　　德军在向伏尔加河进攻时，利用苏军作战部署中很小的间隙地，在空中轰炸和强击突击的强有力支援下，迅速向间隙地投入坦克，步兵紧随坦克前进。战斗异常激烈，德军直逼斯大林格勒城下。

　　在斯大林格勒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苏军总参谋部不得不考虑斯大林格勒本身的处境了。该城已成了苏军的近后方并有成为前线的危险。从西部撤下来的居民在这里居住，现处于法西斯德军飞机狂轰滥炸的困境之中。

　　以科兹尼科夫为首的总参谋部的一些军官奉命前往东南方面军视察市内情况。两三天后的8月20日，总参谋部收到了他们从斯大林格勒送来的报告。科兹尼科夫写道：

　　城市人口密集，甚至墙脚下、花园、伏尔加河畔、山腰上等，都住满了人。由于缺乏足够的交通工具，加之后送部门的工作开展得不好，城市疏散工作进展太慢等候交通工具的人们，在后送基地就得住五六夜……所有的学校和俱乐部都挤满了伤员。野战医院只得继续留在市内。灯火管制很差……

　　我个人认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全城实行戒严；

　　二是加快城市疏散工作，首先是疏散野战医院，其次是疏散城市居民，城里只留下坚持企业生产和能协助军队进行城防的居民，只留下城市防御所需的物资；三是整顿城市秩序，为此要指派一名要求严厉的斯大林格勒城防警备司令；

　　四是为了维护城市的革命秩序，必须把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部队和民警归属卫戍部队管辖，只能按照卫戍部队的命令作战和撤退；

　　五是从保卫城市的战斗一打响，就不允许后勤和其他部队在市内移动，为此要在斯大林格勒以北修筑迂回道路。

　　情况紧急，要求最高领导机关立即介入。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伊万诺夫将军给东南方面军司令员下达了整顿城市秩序的指示，将“应采取的措施”的复制件交给了当时担任疏散委员会主席的什韦尔尼克。

　　什韦尔尼克担负把工厂和其他国家财产从军事行动地区疏散至内地的工作。这些措施是非常及时的。

　　8月23日，向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右翼发展突击的德军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几乎冲到了斯大林格勒北郊的伏尔加河畔。第六十二集团军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主力的联系被切断。

　　与此同时，德军第四航空队对斯大林格勒狂轰滥炸。致使苏军最高统帅部与斯大林格勒的电话、电报通讯都中断了。华西列夫斯基在第六十二集团军部队只好采用无线电短波传输的方法向斯大林报告战况。电话员和电报员采取各种措施来恢复联络。深夜，有线电通讯修复。

　　斯大林直接从华西列夫斯基那里获得了斯大林格勒地域的详细情况。

　　8月25日，德军克莱斯特的坦克部队已进驻莫兹多克，距格罗兹尼四周的苏联最大产油中心只有50千米，距里海也只有100千米。

　　8月31日，希特勒催促高加索方面的司令李斯特陆军元帅纠集所有可以调集的力量向格罗兹尼做最后进攻，以便他“能够拿到油田”。

　　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的战绩从来没有满意的时候。他于7月13日罢免指挥整个南线攻势的博克陆军元帅的职务后，仍喋喋不休地责骂大部分司令官和参谋总部进攻迟缓。尽管如此，他现在仍然相信，决定性的胜利已经在握。他命令第六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在攻占斯大林格勒以后，沿伏尔加河北进，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合围行动，从东西两面进逼苏联中部和莫斯科。希特勒认为，苏联人已经完了，苏联在整个前线的后备力量已消耗殆尽。

　　8月底，希特勒在与雷德尔海军元帅举行会谈时，其心思已从苏联转移到英美方面。他说，苏联现在在他的眼中已是一个“不怕封锁的生存空间”。他确信，不用多久便迫使英美达到“可以谈和的程度了”。

　　实际上，希特勒的这些想法不过是镜中幻影而已。差不多所有战地的将领和参谋总部的将领们一样，看出了这幅美丽图画上的破绽。

　　德国根本缺乏人力、枪炮、坦克、飞机和运输手段等种种资源，无法实现希特勒执意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当哈尔德和李斯特陆军元帅想就苏德战争前线的情况指出这一点时，他们却被撤了职。

　　苏军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抵抗日益顽强，秋雨绵绵的季节临近，就连最外行的战略家也会看出德军军队在苏联南部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险。

　　第六集团军的北翼战线极长，从斯大林格勒沿顿河上溯到沃罗涅日共长350公里，毫无掩护。希特勒在这一线部署了仆从国家的3个集团军：匈牙利的第二集团军在沃罗涅日的南面；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在东南面更远一些的位置；罗马尼亚的第三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正西、顿河弯曲部的右侧。由于罗马尼亚人与匈牙利人有着很深的敌对情绪，因此不得不用意大利人把他们隔开。

　　在斯大林格勒南面的草原地带，还有第四支仆从军队，罗马尼亚的第四集团军。其战斗力不可靠自不用说，其装备也不充足，缺乏装甲、重炮和机动能力。还有，他们的兵力十分分散。

　　罗马尼亚的第三集团军只有69个营，却守着一条105千米长的战线。但是，这些部队是希特勒所拥有的全部人马。德国自己腾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填补这个缺口。

　　同时，正如希特勒对哈尔德所说，由于他认为苏联人已经“完了”，因此，他并不为顿河翼侧这条暴露在苏军面前的漫长战线过分操心。但是，这条战线却恰恰是关键所在。后来希特勒发觉自己犯了错误，但为时已晚，而且接下来他一错再错。

　　德军向斯大林格勒以北伏尔加河畔的突破终于被苏军阻止住了。德军未能从行进间夺占城市。虽然情况非常严重，苏军第六十二和第六十四集团军仍然不屈不挠地坚守着。他们英勇顽强，抗击和长久地钳制了德军强大的突击集团。同时，还吸引了德军的补充兵力及其仆从国军队。斯大林格勒地域已成为解决苏德战争这一阶段主要战略任务的地点。9月初，苏军第六十二和第六十四集团军的情况继续恶化。突至伏尔加河畔的德军没有被肃清。苏联国防委员会代表马林科夫、最高统帅部代表朱可夫大将和华西列夫斯基上将来到现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寻求肃清突至伏尔加河畔的德军、保证斯大林格勒取胜的途径。

　　当时，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对峙的苏德军队双方都在寻求完成任务的途径，8月底形成的军事部署基本上没变。苏军部署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兵力的集中，斯大林格勒以北也是如此，这也是歼灭突至伏尔加河畔之敌的一切企图屡遭失败的原因之一。此外，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将军已料到苏军将向城市以北实施反突击，已在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兵器。

　　德军在他们建立的通往伏尔加河的走廊上组织起坚固的防御，而苏军各集团军——坦克第四集团军、第二十四集团军、近卫第一集团军和第六十六集团军的兵力在连续战斗中明显削弱。德军一天天地向斯大林格勒增兵。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如没有外援，不把德军兵力吸引到其他方向上，就不可能保住斯大林格勒。因此，苏军各集团军的突击，势必一次次地反复实施。在对斯大林格勒地域苏军的指挥上也存在一些缺陷。苏军总参谋部很快就觉察到这一点。

朱可夫将军临危受命

　　1942年8月27日，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通知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8月26日国防委员会研究了苏联南部的局势，并通过了任命朱可夫为副最高统帅的决定。

　　当时朱可夫正在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地域，部队正在实施进攻战役。国防委员会对斯大林格勒的地区的斗争结局十分担心。波斯克列贝舍夫要朱可夫14点务必在指挥所等候斯大林的电话。果然，斯大林准时以高频电话与朱可夫通了话。斯大林询问了西方面军的态势后说：“你必须尽快到最高统帅部来。留下参谋长代理你的工作。请考虑一下，任命谁来接替你担任方面军司令员。”当日朱可夫赶到达克里姆林宫时，夜幕已经降临。斯大林已在他的办公室里，国防委员会有几位委员也在那里。

　　斯大林对他简单问候了一声，便直截了当地说：“南方情况进展对我方不利，德军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在北高加索，形势也不太好。根据8月26日国防委员会决定，现在我宣布你已被任命为副最高统帅并派往斯大林格勒地域。目前在斯大林格勒的有华西列夫斯基、马林科夫和马雷舍夫。马林科夫留下和你一起工作，华西列夫斯基应飞向莫斯科。你何时可以起程？”

　　“我需要用一昼夜的时间研究情况，29日才能飞往斯大林格勒。”朱可夫答道。“那好吧！”斯大林说，又突然回过头来问朱可夫，“你不饿吗？不妨稍稍吃一点东西。”

　　在喝茶时，斯大林简略地介绍了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战况后说：

　　最高统帅部已决定把第二十四集团军、近卫第一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拨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于斯大林格勒形势困难，我们已命令火速将莫斯卡连科指挥的近卫第一集团军调到洛兹诺耶地域，并由9月2日晨在该集团军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他部队对突至伏尔加河的德军集团实施反突击，与第六十二集团军会合。同时，马利诺夫斯基的第六十六集团军和科兹洛夫将军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均拨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你必须采取措施，使莫斯卡连科将军的近卫第一集团军能在9月2日实施反突击，并在其掩护下使第二十四和第六十六集团军进入出发地域。这两个集团军必须迅速进入战斗，否则，我们就会丢掉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会战具有极其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如果斯大林格勒陷入德军之手，德统帅部就有可能把苏联南部与中部的联系切断，苏联就可能丧失由伏尔加河沿岸和高加索向北运送大量朱可夫元帅（雕像）物资的伏尔加河这条最重要的水路交通命脉。

　　因此，苏军统帅部正调动一切可用力量派往斯大林格勒地域。苏联还采取紧急措施，增加飞机、坦克、火炮、弹药和其他物资的生产，以便及时用于粉碎进入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德军集团。

　　8月29日，朱可夫由莫斯科中央机场起飞，4小时后已出现在伏尔加河畔卡梅申地域的野战帐篷中了。华西列夫斯基迎接了朱可夫，并当场给他介绍了最新情况。经过简短交谈后，他们便驱车前往设在小伊万诺夫卡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

　　大约12时，他们抵达方面军司令部。戈尔多夫中将也在前沿阵地上。参谋长尼基舍夫和作战部长鲁赫列汇报了情况。从其汇报中听得出，他们并不完全相信在斯大林格勒地域能阻止住敌人。

　　朱可夫给近卫第一集团司令部打了电话，当时戈尔多夫在那里。朱可夫让他在莫斯卡连科集团军司令员的司令部等候。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在近卫第一集团军指挥所里遇到了戈尔多夫和莫斯卡连科。

　　他们的汇报和言谈举止使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很高兴，因为他们既对德军的力量了如指掌，又对己方的能力心中有数。4个人共同讨论了情况，一致认为，正在集中的各集团军部队直至9月6日才能做好反突击的准备。

　　朱可夫由该处通过高频电话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听取汇报后未表示异议。华西列夫斯基奉命于9月1日飞离斯大林格勒，返回莫斯科。

　　苏军最高统帅部规定9月2日为近卫第一集团军实施反突击的时间。但实际情况是，编入该军的部队缺乏燃料，途中延迟了，直至9月2日晨尚未进入出发地域。

　　朱可夫根据集团军司令员莫斯卡连科的请求，将实施冲击的时间改为9月3日，并报告了最高统帅部：“近卫第一集团军未能于9月2日转入进攻，因为该集团军的部队没有来得及进入出发地位，没有来得及前送弹药、燃料和组织战斗。为了不致使部队无组织地进入战斗和因此而遭受无谓的损失，经过我在现地亲自检查后，将进攻时间改在9月3日5时。

　　“第二十四和第六十六集团军的进攻时间，我规定在9月5至6日。现全体指挥人员正在详细研究任务，我们也正在采取战役的物质保障措施……”

　　9月3日晨，经过炮火准备后，苏军近卫第一集团军的部队转入进攻，但在斯大林格勒只前进了数公里，给德军造成的损失不大。由于遭到德航空兵不间断的突击和德坦克与步兵在炮火支援下由斯大林格勒所实施的反冲击，近卫第一集团军继续前进受阻。

　　同日，朱可夫收到了斯大林签署的一份电报：

　　斯大林格勒的形势恶化了。敌人距斯大林格勒3千米。如果北部集团部队不立即援助，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占。

　　应要求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队司令员立即突击敌人和援助斯大林格勒的军民，不得有任何延迟，现在延迟无异于犯罪。应将全部飞机都用于援助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剩下的飞机已经很少了。

　　朱可夫当即给斯大林打电话报告：“我可以下令在明天一早就发起进攻，但所有3个集团军的部队将不得不在没有弹药的情况下开始战斗，因为最早要到9月4日黄昏才能把弹药送到炮兵阵地上。此外，在9月4日黄昏之前，我们不可能组织好各部队与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而没有协同动作，是什么也搞不成的。”

　　斯大林开始发火了，在电话中的声音越来越大：“你是不是认为德军会等你慢腾腾地弄好了再干？叶廖缅科断定，如果你们不立即由北面实施突击，德军只要用第一次猛攻就可以拿下斯大林格勒。”

　　朱可夫仍沉着镇定，从容做答：“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请求准予按原定时间5日发起进攻。至于航空兵，我现在就下令全力轰击德军。”“那好吧！如果德军对市区发起总攻时，你们应不待部队做好准备就迅速向德军冲击。你的主要任务是把德军的兵力由斯大林格勒引开，如果办得到，不应消除隔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德军走廊。”

　　斯大林终于冷静下来，最后拍了板。

　　9月5日早晨之前，正如朱可夫预测的那样，斯大林格勒附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发生。

　　5日凌晨3时，斯大林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询问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完成转入进攻的准备情况。当他确信他的命令正在贯彻时，就没有再让朱可夫听电话。

　　5日拂晓，在第二十四集团军、近卫第一集团军和第六十六集团军的全正面上开始了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但甚至在各集团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上，炮火的密度也不大，致使没有取得必要的效果。待“喀秋莎”齐射后，发起了攻击。朱可夫就在近卫第一集团军司令员的指挥所里进行观察。

　　从德军抗击苏军冲击部队的火力强度来看，显然苏军炮火准备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致使苏军进攻部队不可能推进很远。

　　约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后，德军在很多地段上以火力阻止了苏军的前进，并以步兵和坦克实施反冲击。苏军通过航空侦察查明，德军大量的坦克、炮兵和摩托化步兵集群正由古姆拉克、奥尔洛夫卡、大罗索什卡地域向北移动。德军航空兵开始轰炸苏军战斗队形。

　　下午，德军新的部队进入战斗并在某些地段上将苏军挤回到出发地区。持续了一整天的火力战到傍晚时分几乎沉寂。苏军近卫第一集团军通过激烈交战才前进了2公里至4公里，而第二十四集团军几乎仍在出发阵地上。

　　苏军利用傍晚时分给部队补充了炮弹、迫击炮弹和其他弹药。根据昼间战斗中查明的敌情，朱可夫和马林科夫等决定，在夜间做好新的冲击准备，并在可能范围内对兵力兵器部署作必要变更。

　　天黑以后，斯大林给朱可夫打来电话：“情况怎么样？”

　　“整整一天都进行了艰苦的交战。德军被迫由古姆拉克地域向斯大林格勒以北调动新的部队投入战斗。”朱可夫报告说。

　　斯大林听后满意地笑了，说道：“这就不错嘛，这可以把德军的力量从斯大林格勒引开。”

　　“我军稍有进展，但在不少地方仍停留在出发地区。”朱可夫继续报告说。斯大林开始有点不耐烦了，问道：“怎么回事啊？”

　　“由于时间不够，我军没有来得及做好进攻准备，没有很好地进行炮兵侦察和查明德军的火力配系，自然就不能将其压制住。当我军转入进攻时，德军就以其火力和反冲击阻止我军进攻。此外，德航空兵整天都在掌握着制空权，并对我军进行轰炸。”朱可夫回答道。

　　斯大林以强硬的口气命令说：“继续冲击。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尽可能多的德军调开斯大林格勒。”

　　翌日，战斗更加激烈。苏军航空兵于9月5日整个夜间对德军实施了轰炸。除前线航空兵外，戈洛瓦诺夫将军指挥的远程航空兵也参加了轰炸。

　　9月6日白天，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再次发起冲击，但是，这次冲击又一次被德军击退了。这一天，德军由斯大林格勒地域调来新的部队，在许多制高点上设置了预伏坦克和强击火炮并可靠地组织了支撑点。只有使用威力强大的炮兵火力才能摧毁德军这些防御设施，而当时苏军的这种炮兵很少。

　　7日下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作战部长鲁赫列找到朱可夫：“最高统帅询问，要消灭德军，我们的力量够不够？”

　　“要消灭德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补调一个集团军，而且要在最短期限内对德军实施更强大的突击。”朱可夫向斯大林作了答复。

　　但斯大林关于补调几个师的决定一直没有下达。交战的第三天和第四天，主要是各种火器对射和空战。

　　9日夜，在汇报各方面军的情况时，斯大林对苏军诸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北裹足不前的情况极为不满，并对城市本身的局势更加严重而深感不安。

　　9月10日凌晨4时30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所在方向处主任博伊科夫与该方面军作战部长鲁赫列进行联系，问道：集中兵力于近卫第一集团军的正面上突破德军防御，以缓和斯大林格勒的局势，威胁德军集团的一翼，尔后实施翼侧突击，效果不是更佳吗？”鲁赫列回答说：“进行任何兵力的变更部署都会浪费时间和减轻德军的压力，要边进攻，边调整兵力部署。”这样做了，但这次在极端紧张情况下实施的进攻又未获成功。当天，苏军最高统帅部试图从北面实施突击，恢复同第六十二集团军的联系，又遭到了失败。

　　当日，朱可夫再次巡视各个集团军的部队和兵团后，最终坚决地认为，以现有的兵力和部署是不可能突破德军的战斗队形并消除其走廊的。戈尔多夫、莫斯卡连科、马利诺夫斯基和科兹洛夫将军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于是，朱可夫通过高频电话再次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希望朱可夫能当面汇报这些情况。

　　这时，法西斯德军统帅部也没有完成夺取斯大林格勒这一主要任务。德军在这里的进攻停止了，而且在苏德战线中央决定性方向上作战的是德军最有战斗力、装备和指挥精良的德军重兵集团，而在其两翼则是战斗力很差、装备不好的匈牙利集团军、意大利集团军和罗马尼亚集团军。

　　高加索会战虽然在夺取领土上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但并没有最后完成。对于希特勒军队来说，巴库和里海沿岸仍是可望而不可及。德军精锐兵团都陷在捷列夫和高加索山脉各山口上了。

　　9月11日，B集团军群司令冯·魏克斯和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被召到文尼察附近的希特勒统帅部汇报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情况。希特勒认为，总的讲斯大林格勒的情况是十分有利的，夺取斯大林格勒只要10天就够了，并命令魏克斯和保卢斯于9月14或15日突击斯大林格勒。而将军们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并提出了证实对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德军存在着严重威胁的理由。保卢斯指出，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战线是脆弱的，最大的危险就在于第六集团军的左翼，在那里作战的是意大利和其他轴心国的军队。保卢斯认为，已有必要将德国兵团使用到同盟国军队的地段上，把这些德国兵团用作集团军群预备队。

　　德军统帅部讨论斯大林格勒战况的会议持续了两天，对作战的最后结果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两个司令员坚持“折中解决方案”的意见，因为苏军的抵抗是强有力的，德军要想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是不可能的，但要让它失去作为军事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作用。这样，使用重武器可以办到。第六集团军司令尤其坚持这一意见。

　　翌日，希特勒签发了训令，命令B集团军群准备有关确定战线走向问题的“折中解决方案”，同时在训令中指出：

　　如果进攻遇到苏军的薄弱抵抗，那就应当越过按“折中解决方案”确定的最后地区实施突击，歼灭苏军。

　　德军向阿斯特拉罕的突击没有取消，并指示做好突击准备。至于使德军统帅部担心的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左翼，已开始在沃罗涅日以南和以西顿河沿岸仓促构筑防御阵地。

　　此外，九十月份，已将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调到克列茨卡亚至叶兰斯卡亚地段。对于第六集团军的右翼，德军统帅部并不担心，因为他们认为，向阿斯特拉罕的突击必定会取得胜利，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保障自己的翼侧了。

　　与此同时，苏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也对当前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系统的剖析，并于九月中旬得出结论：在不久的将来，形势将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好转。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已无力进攻，实际上已被阻止。

　　尤其重要的是，在苏联欧洲部分的纵深内，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已完成组建和训练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工作，有可能将其调往斯大林格勒了。这些部队，尤其是坦克部队，是一支能够根本扭转斯大林格勒附近局势，使之对苏联有利的强大力量。

　　此外，由于党政工作的加强，所有作战部队和预备队中无一例外地根除了命令中所指出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苏军防御的稳定性明显增强。部队士气日益高涨，指挥员的威信和一长制得到进一步加强。

　　现在需要的是周密计划各个战役，并进行必要的物质准备，以及用一定时间在部队人员中进一步提高高昂的进攻锐气，树立歼灭德军的决心并做好充分的准备。

　　9月12日，斯大林召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开会。斯大林和两个汇报人对斯大林格勒地域的作战结果都不满意。通过讨论，他们对斯大林格勒的形势得出一致的结论：“必须寻求另一种解决办法”。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受命制订粉碎伏尔加河畔德军突击力量的战役企图。13日整个夜晚，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都是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地图旁度过的。他们为总参谋长提供了有关德军、苏军尤其是苏军预备队和向斯大林格勒方向集中的可能性和时限的参考材料。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终于把标有战役企图的地图准备好了。

　　斯大林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胜利的关键是在苏德战线的南翼实施决定性的反攻，并决定在斯大林格勒西北和以南德军第六集团军和坦克第四集团军的翼侧突破德军防御，合围和歼灭德斯大林格勒集团。尔后，所有兵力向罗斯托夫总方向发展进攻。

　　同时规定，在西方向上实施钳制性进攻战役。用以实施反攻的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东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东南新组建起来、尚未定名的方面军，以及伏尔加河区舰队、远程航空兵。各方面军都补充了一些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兵团和军团，其中大多数是快速部队，尤其是坦克部队。

　　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随后沃罗诺夫和沃罗热伊金，都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奔赴前线，以便在各个部队现地进一步完善已有基本轮廓的战役企图。总参谋部有关人员与他们一同前往前线。

　　9月中旬起，苏联武装力量大反攻的企图和计划的制订工作，在苏军最高统帅部领导下，同时在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和方面军分别进行。

　　结果，经过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共同工作，制订出了当时情况下最佳的歼灭德斯大林格勒集团的方法。这次围歼战，胜过著名的坎尼战。

　　根据苏联战略领导的决定，除了建立直接包围的正面外，还建立了防止德军统帅部从外面突破以解救其被围部队的对外正面。在地图上详细规定了这个对外正面的轮廓；对它所需兵力进行了周密的计算；特别注意确定了可能行动的地区。

　　苏军总参谋部所制订的对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包围，只是苏军在斯大林格勒胜利的开端。主要的是苏军尔后在苏德战线的南翼深入发展粉碎德军的各进攻战役。

　　9月13日、14日、15日，对斯大林格勒保卫者来说，是极其艰难的日子。市区争夺战异常残酷。当时，德军用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兵力有50多个师，其中13个师直接投入市区的战斗。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虽已拥有6个集团军，但各个师都严重缺员，有的师甚至仅有800人。防守市区的苏军仅9万人。但是，苏军士气高昂，为保卫神圣的国土，个个视死如归。德军从南、北、西三面包围了斯大林格勒，苏军的陆上交通完全被切断，伏尔加河成为支援这次会战的唯一运输线。

　　德军不顾一切，一步步通过市内的废墟，越来越逼近伏尔加河。似乎斯大林格勒保卫者要支持不住了。但是，只要德军一向前推进，苏军第六十二和第六十四集团军的英勇无畏的战士就加以阻击。市内古老建筑物的废墟变成了堡垒。

　　然而，兵力却在每时每刻都在减少着。在艰巨而且看来似乎是最后一刻的时候，罗季姆采夫的近卫第十三师起了转折作用。该师一渡过伏尔加河进入斯大林格勒后，立即就对德军实施反冲击。该师的突击完全出乎德军的意料之外。

　　9月16日，苏军近卫第十三师夺回了马马耶夫岗。

　　戈洛瓦诺夫和鲁坚科指挥的航空兵的突击，以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由北面对德军第八军各部队所进行的冲击和炮击，援助了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向第二十四、近卫第一和第六十六集团军的官兵、空军第十六集团军和远程航空兵的飞行员不惜一切牺牲，对东南方面军的第六十二和第六十四集团军固守斯大林格勒，给予了无可估价的帮助。

　　如果没有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顽强的反突击，如果没有航空兵的不断攻击，那么，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可能还会更加恶化。

　　从9月中旬起，斯大林格勒全市的街道和广场都变成了激烈的战场。苏军浴血奋战，为争夺每一个街区、每一幢房屋，甚至为每一层楼或每一个房间，都要展开反复的残酷的战斗。后来甚至为争夺废墟而战。

　　第一火车站在一周之内曾13次易手，战斗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保卢斯集团军的一位德军军官写道：

　　我们军的各个部队在9月份抗击苏军企图由北面突破我斜切阵地的猛烈冲击时，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这个地段上的各个师虚弱不堪，一个连一般只剩下三四十人。

　　9月底，斯大林又把朱可夫召回莫斯科研究更具体的反攻计划。这时，在东南方面军左翼各集团军研究反攻条件的华西列夫斯基也回到了莫斯科。去最高统帅部以前，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会了面，以便交换意见。

　　在讨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地段的情况时，斯大林向朱可夫问道：“你对戈尔多夫将军的看法如何？”“戈尔多夫在作战方面是一位成熟的将军，但与参谋人员及指挥人员有点不和。”朱可夫汇报说。“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任命另一位司令员担任方面军的领导。你看谁适合？”斯大林说。朱可夫提名罗科索夫斯基中将为这个职务的候选人。华西列夫斯基支持朱可夫的意见。

　　于是，当时斯大林作出决定：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东南方面军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由罗科索夫斯基担任，其参谋长由马利宁担任。新组建的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预定由瓦图京中将担任。决定以近卫第一集团军司令部为基本核心扩建成西南方面军司令部。该集团军司令员莫斯卡连科调任第四十集团军司令员。

　　接着，斯大林、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详细讨论了反攻战役的计划。之后，斯大林转过头来对朱可夫说：“请飞回前线去。要采取各种措施，更多地消耗和疲惫敌人。要再去看一看计划中规定的预备队集中地域和西南方面军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右翼的出发地域，尤其在谢拉莫菲维奇和克得列茨卡亚地域。华西列夫斯基也应以同样的目的再去一次东南方面军的左翼，并在那里研究计划中规定的所有问题。”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奉命在现地详细研究了准备反攻的所有条件后，回到最高统帅部，再一次讨论了反攻计划。斯大林随即批准了这一计划。反攻计划由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签署，

　　最高统帅斯大林签字批准。10月1日朱可夫返回莫斯科，进一步拟定反攻计划。10月份，根据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决定，有6个以上满员的师经伏尔加河调入斯大林格勒，因为原第六十二集团军编制内，除后勤和司令部门外，实际上什么部队也没有了。顿河方面军也得到了一些加强。苏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对新组建的西南方面军尤为关注。

　　在斯大林格勒市内和附近地区，最激烈的交战正在继续进行。希特勒要求其B集团军群指挥官和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于最近期间拿下斯大林格勒。按德国国防军参谋总长哈尔德的说法：

　　希特勒的决定与自古以来公认的战略、战术原则不再有共同之处。他的决定是一种狂暴的天性在一时冲动下的产物，这种天性不承认可能性是有限度的，而只凭愿望和梦想行事。

　　希特勒总是“对自己的力量病态地估计过高，对敌人力量有害地估计过低”，而且根本听不得不同意见。

　　有一次，有人把一场非常客观的报告念给他听。报告上说，斯大林于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以北、伏尔加河以西地区仍能集结100万至120万生力军，在高加索的50万人还不包括在内。这份报告证实了俄国为前线生产的坦克每月至少达1200辆。

　　希特勒未等听完，便把念报告的人大骂了一顿，不许他今后再念这种“愚蠢的废话”。

　　用哈尔德的话说，“用不着有未卜先知的天才，也能预见到一旦斯大林把这150万大军用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翼侧，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正是因为哈尔德十分清楚地向希特勒指出这一点，而招致被免除陆军参谋总长这一职务的后果。

　　继哈尔德担任德陆军参谋总长的是库特·蔡茨勒将军。陆军参谋总长一职曾在德国陆军中职务最高、权力最大，如今库特·蔡茨勒担任这个职务，景况却比希特勒的一个听差好不了多少。

　　调换一个参谋总长并不能改变德国陆军的命运。这时兵分两路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德军，受到苏军的顽强抵抗，阻滞不前。

　　10月份一个月中，斯大林格勒一直进行着激烈的巷战。德军逐屋战斗，虽获得一些进展，但损失十分惊人。凡经历过现代战争的人都知道，大城市中的断垣残壁，对顽强而持久的防守十分有利。苏联英勇无比的士兵充分利用这些障碍物，拼命争夺每一寸焦土废墟。

　　尽管哈尔德及其继任者对希特勒作过警告：德国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已疲惫不堪，但是一意孤行的希特勒仍然硬要他们继续前进。一批又一批新的师投入战斗，但转眼间就在这人间地狱中化为齑粉。

　　进攻斯大林格勒本来只是德军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但是现在却成为目的本身。当德国部队已到达斯大林格勒城郊的南北两面的伏尔加河西岸，几乎切断了伏尔加河的交通时，这个目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但现在对希特勒来说，能否占领斯大林格勒已成了一个关系到个人威信的问题。

　　有一次，蔡茨勒终于鼓足勇气，向希特勒提了一个建议：由于沿顿河一带漫长的北翼战线情况危险，应将第七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到顿河弯曲部一带。

　　希特勒听后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道：“德军士兵到了哪里，就要守到哪里！”尽管困难重重，损失惨重，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却于10月25日打电报向希特勒报告：他估计最迟可于11月10日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听到这项保证兴奋极了。翌日便下达命令：

　　第六集团军和正在斯大林格勒南面作战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应准备于斯大林攻陷以后，立即沿伏尔加河向南北两面继续向前推进。

　　难道希特勒不知道德军在顿河翼侧战线所受到的威胁吗？不是的。德军最高统帅部大事日记的记载表明，这种威胁曾引起希特勒忐忑不安。

　　问题在于？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威胁的严重性，结果没有设法应付这种威胁。他深信局势已在他掌握之中，于是，在10月的最后一天，他和最高统帅部人员及陆军参谋总部撤出了在乌克兰维尼察的大本营，回到腊斯登堡的“狼穴”。希特勒认为如果苏联果真会发动冬季攻势的话，也只能在中路和在北路战线发动。那样，他在东普鲁士的大本营仍可以更好地进行指挥。

　　但是，他一回到“狼穴”，坏消息便接踵而至。10月14日，德军出动5个师，再次派出2000架次飞机，对苏军发起新的进攻，妄图一举结束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但是，和先前一样，德军又遇到了苏军的顽强防御。

　　苏军第九十五师、第一一二师、第一三八师、坦克第四十八旅及近卫第十三师、近卫第三十七师尤为勇猛善战。日日夜夜，战斗不停地在街道上、建筑物内、工厂内、伏尔加河岸上，到处进行着。苏军各部队遭到重大伤亡，据守在斯大林格勒的许多不大的“岛”上。

　　10月19日，顿河方面军各部队转入进攻，支援斯大林格勒保卫者。这次也像以往各次一样，德军被迫从突击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中抽调了大部分航空兵、炮兵和坦克来抵御顿河方面军的进攻。

　　与此同时，第六十四集团军在库波罗斯诺耶、绿草地地域由南向德进攻部队的翼侧实施了反突击。顿河方面军的进攻和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反突击减轻了第六十二集团军的困难处境，并粉碎了德军攻占斯大林格勒的企图。

　　如果没有顿河方面军和第六十四集团军的援助，第六十二集团军就会支持不住，斯大林格勒也可能会陷入敌手。

　　11月初，德军数次企图消灭市内的各个防御基点。

　　11日，当苏军已充分做好反攻准备时，德军又一次企图进攻，但均未得逞。这时，德军已精疲力竭，其部队和兵团的人数极少，不仅士兵，连军官的士气也一落千丈，几乎没人相信，能够活着离开这个令人苦恼不堪的数个月交战的地狱。

　　从7月至11月期间，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地域和斯大林格勒的交战中，损失近70万人，1000余辆坦克、2000余门火炮和迫击炮、1400架飞机。

　　德军在伏尔加河地域的总的战役态势也复杂化了。没有师和军预备队，在B集团军群两翼上是战斗力不强的军队，他们已经开始懂得了自己所处的困境。

　　苏军在顿河上占领着可以保障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的反攻出发地位的有利阵地。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前，第五十一集团军以局部反突击把敌人驱逐出湖间隘路，牢固地把萨尔帕湖、察察湖和巴尔曼察克湖这段有利的地区掌握在自己手中。根据华西列夫斯基建议，这个地域被选作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左翼11月份反攻时的出发地域。

　　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激烈交战持续了3个多月。全世界人民都在屏住呼吸注视着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大会战。苏军的胜利、苏军的英勇斗争鼓舞了全体进步人类，并增强了全世界战胜法西斯的信心。

　　斯大林格勒会战对苏军来说是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取得了组织步兵、坦克、炮兵、航空员协同动作的重大实践经验。部队学会了在城市实施坚守防御，并将防御与机动结合起来。苏军士气大为高涨。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为苏军转入反攻准备了有利条件。

　　1942年11月中旬，以斯大林格勒地域和北高加索的防御交战，结束了在苏联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卫国战争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对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来说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尤其是散布死亡和破坏的德军进到列宁格勒、莫斯科附近和占领了乌克兰后，更是这样。

　　至1942年11月，德军占领了苏联的面积约180万平方千米的大片领土。战前，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约8000万人。遭受战祸的数百万苏联人被迫背井离乡，撤往苏联东部地区。在当时的军事形势下，苏军不得不退往苏联腹地，撤退时人力和物力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苏联军民也从未丧失粉碎德军的信心。生死存亡的危急使苏联军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共产党的周围，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终于在所有作战方向上阻挡住了凶猛的德军。

　　在历时16个月的战斗中，德军在苏德战场上遭到了苏军和占领区人民的顽强抵抗，损失极为惨重。

　　至1942年11月，德军死、伤和失踪者达250万人之多。这些都是德军中的精锐力量，到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时，德军统帅部已无法加以补充。

　　由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巨大努力，苏军手中已掌握足够数量的现代化坦克、飞机、战斗技术装备和辅助技术装备。

　　1942年生产了作战飞机2．1万余架，坦克2．4万余辆，而且，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决定，从年底开始，还将批量生产自行火炮。可靠的武器装备更加提高了苏军的士气，他们战斗得更富有成效。

　　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防御交战而结束的战争第一阶段是学习与强大的德军进行武装斗争的一所大学校。苏联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各部队的首长和司令部取得了组织与实施积极防御交战和反攻战役的丰富经验。在战争第一阶段最激烈的交战过程中，苏联军民表现出惊天动地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无所畏惧的勇敢精神和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很好地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布列斯特要塞、列宁格勒、莫斯科、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斯大林格勒、基辅、新罗西斯克、刻赤和高加索保卫者的英勇斗争，以光辉的一页载入战争第一阶段的光荣史篇。

　　截至1942年11月，苏德双方在苏德战场上的兵力兵器对比是：苏军作战部队中有660万人，坦克7300余辆，作战飞机4500余架，火炮和迫击炮近7．8万门。在最高统帅部战略预备队内储备有27个步兵师、5个独立坦克和机械化军以及6个独立步兵旅。

　　德军有266个师，共编有约620万人、坦克和强击火炮5000余辆、作战飞机3500架、作战舰只190余艘、火炮和迫击炮近2．1万余门。

　　由此可见，在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前，兵力对比开始向有利于苏联的方面转变。苏方对德军的优势还表现在，苏联武装力量已学会对自己的作战意图严加保密，慎之又慎，并制造大量假情报迷惑德军，隐蔽地变更部署和集结兵力，对德军实施突然打击。

　　希特勒军事当局错误地认为，苏军经过在苏联南部、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地域的艰苦交战后，已无力在这些地域实施大规模进攻。实际上情况远远不是这样。苏军正在积极准备对德军实施大规模进攻。

苏联军队掌握战略主动权

　　1942年11月12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各部队的计划工作完成后，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打电话说，他们需要亲自向他汇报有关当前战役的意见。

　　11月13日晨，他们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情绪很好。他详细询问了在准备反攻过程中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情况。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汇报的基本情况如下：

　　关于双方兵力在数量、质量方面的对比，在苏军主要突击地段即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突击地段上，仍然主要由罗马尼亚军队防守，其战斗力不强。

　　如果在苏军转入进攻前，德军统帅部不往这些方向调集预备队，那么在这里苏军在数量上将占很大的优势。苏军侦察尚未发现德军有任何调动。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和坦克第四集团军的主力正被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的部队牵制在斯大林格勒地域。

　　苏军各部队按计划规定已在指定的地域集中，看来，德方尚未发现苏军变更部署的情况。苏军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措施调动兵力兵器。

　　苏军各方面军、集团军和兵团的任务都经过研练。诸兵种协同动作，直接进行了协调。计划规定的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突击集团的会合问题，已经与方面军、集团军和将要进入苏维埃农庄、卡拉奇地域的部队的司令员和司令部进行了周密研究。

　　苏军各空军集团军在11月15日前显然不可能完成准备工作、至于建立对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合围的对内正面和建立保障消灭被围德军所需的对外正面的各种方案，可以说已经准备就绪。

　　弹药、燃料和冬季的前送工作，虽耽搁了一些时间，但有足够的根据认为，至11月16至17日日终前，各种物资器材均可送至部队。反攻发起时间，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可在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则晚一昼夜。

　　斯大林十分认真地听取了汇报。他不慌不忙地抽着烟斗，而且一次也没有打断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汇报。显然，斯大林对汇报颇为满意。他十分清楚，实施如此巨大的战役意味着战略主动权从德军手中再次转入苏军手中。

　　在汇报过程中，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和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委员来到斯大林办公室时，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则不得不把汇报过的内容再简明扼要地重新汇报一遍。对反攻计划进行了简短的讨论后，斯大林全面批准了该计划。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提请斯大林注意，德军统帅部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地域一旦出现严重的局面，将会被迫从其他地域尤其是维亚济马地域抽调部队来支援其“南方”集团。

　　为了不致发生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在维亚济马以北地域准备和实施进攻战役，而且首先应粉碎勒热夫突出部地域的德军。他们建议由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部队参加这个战役。

　　斯大林说：“那很好！但是他们哪位负责这件事呢？”

　　“斯大林格勒战役在各方面均已准备就绪。华西列夫斯基可负责协调斯大林格勒地域的部队行动，我可以负责准备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的进攻。”朱可夫回答说。

　　“好吧！明早你们就飞往斯大林格勒，再次检查一下部队和指挥人员的战役前准备情况。”斯大林说道。11月14日，朱可夫到了瓦图京部队中，华西列夫斯基到了叶廖缅科处。翌日，朱可夫收到了斯大林的如下电报：

　　康斯坦丁诺夫同志亲收：

　　费多马夫和伊万诺夫移动的日期由你酌定，以后来莫斯科时向我汇报。如果你认为他们当中的某人应先一两天或后一两天移动，那我赋予你酌定的权限。

　　瓦西里耶夫1942年11月15日13时10分

　　朱可夫接电报后，立即与华西列夫斯基商定了转入进攻的时间：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的第六十五集团军为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为11月20日。

　　斯大林批准了这一决定。

　　从11月19日开始，苏军第六十五集团军率先开始了反攻，猛烈的炮火一时间使罗马尼亚集团军惊慌失措。苏军的坦克很快的全速通过了阵地，并突入村内。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也开始了猛烈的炮击。

　　11月23日16时，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坦克部队进入苏维埃农庄地域，终于封闭了对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德斯大林格勒集团的包围圈。

　　第六十四、第五十七、第二十一、第六十五、第二十四和第六十六集团军得以向斯大林格勒总方向发展进攻。从两侧压缩德军的内包围圈。

　　获得坦克兵团加强的西南方面军的近卫第一集团军、坦克第五集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五十一集团军等，在追击退却德军的过程中，接受了任务，将被击溃的德军部队赶到距被围的德斯大林格勒集团尽可能远的西部，并建立牢固的对外正面以保障顺利地肃清被围的德军。

　　11月24日，苏军西南方面军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坦克第五集团军粉碎了被围的罗马尼亚集团后，俘获了包括将军在内的官兵3万余名，以及大量的技术兵器。

　　苏军反攻的第一阶段，到此即告结束。

　　11月28日傍晚，斯大林给正在加里宁方面军司令部讨论即将实施的进攻战役的朱可夫打来了电话：“你是否了解斯大林格勒的最新情况？”

　　“了解。”朱可夫回答得十分干脆利落。

　　“好！那就请你考虑并尽快提出有关肃清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德军的意见。”斯大林命令道。

　　11月4日晨，胸有成竹的朱可夫向斯大林发了如下电报：

　　在目前情况下，被合围的德军如无敌人由下奇尔斯卡亚、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实施的辅助突击，是不会冒险突围的。德军统帅部显然将竭力固守斯大林格勒、维尔佳奇、马里诺夫卡、卡尔波夫卡、“高山旷地”国有农场地域的阵地，并在最短期间内在下奇尔斯卡亚、科捷利尼科沃地域集结突击集群，在卡尔波夫卡总方向上突破我军防线，从而在我军防线上打开缺口，形成向其被合围部队供应各种补给品的走廊，尔后再利用这条走廊实施突围。在对敌有利的情况下，这条走廊可能在马里诺夫卡、利亚皮切夫、上奇尔斯卡亚地段形成其对北正面。在齐边科、泽特、格尼洛夫斯卡亚、舍巴林一线形成其对东南正面。

　　为了不让敌下奇尔斯卡亚和科捷利尼科沃集团与斯大林格勒集团会合，并形成走廊，必须：

　　一、尽快击退敌下奇尔斯卡亚和科捷利尼科沃集团，并在奥布列夫斯卡亚、托尔莫辛、科捷利尼科沃一线建立密集的战斗队形。在下奇尔斯卡亚、科捷利尼科沃地域保持两个坦克集群，每一集群中至少应有100辆坦克作为预备队。

　　二、将斯大林格勒附近敌被围集团分割为两部分。为此……应在大罗索什卡方向上实施分割突击。同时，在其对面杜比宁斯基、135高地方向上实施突击。在其余地段上则转入防御，只派出独立的支队进攻，以消耗和疲惫敌人。

　　将被合围的敌人分割为两部分后……应首先消灭较弱的那部分，尔后再集中全力突击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军集团。朱可夫1942年11月29日

　　朱可夫给斯大林发出电报后，又利用高频电话与华西列夫斯基通了话。

　　华西列夫斯基完全同意朱可夫的见解。与此同时，他们还交换了西南方面军当前行动的意见。华西列夫斯基同意暂时放弃“大土星”战役，而使西南方面军向德托尔莫辛集团翼侧实施突击。苏军总参谋部也是这样的意见。

　　苏军西南方面军受领了代号为“小土星”的任务：以近卫第一、第三集团军和坦克第五集团军的兵力向莫罗佐夫斯克总方向实施突击，以粉碎该地域的德军集团。西南方面军的突击，由沃罗涅日方面军的第六集团军支援，该集团军在坎捷米罗夫卡总方向上进攻。

　　德军统帅部急需预备队来改善其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方向上的危险处境。为了制止德军由中央集团军群调动部队，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反攻的同时，组织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进攻勒热夫突出部的德军。从1942年11月20日至12月8日，进攻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完全就绪。

　　12月8日，苏军最高统帅部给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下达了如下训令：

　　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应共同努力于1943年1月1日前粉碎勒热夫、瑟切夫卡、奥列尼诺、别雷地域的敌军集团，并在亚雷吉诺、瑟切夫卡、安德列耶夫斯科耶、列宁诺、新阿热沃、坚佳列沃、斯维特一线牢牢地巩固下来。

　　西方面军在实施战役时应遵照下列事项：

　　一、12月10至11日，在大克罗波托沃、亚雷吉诺地段突破敌人防御，12月15日前攻占瑟切夫卡、12月20日至少有两个步兵师进入安德烈耶夫斯科耶地域，协同加里宁方面军的第四十一集团军封锁被合围之敌。

　　二、突破敌人防御并待主力进到铁路线后，方面军快速集群及至少4个步兵师应向北进攻，突击敌勒热夫一切尔托利诺集团的后方。

　　三、第三十集团军应在科什基诺、布尔戈沃东北的交叉路口地域突破敌防御，并于12月15日前进到切尔托利诺地段的铁路线上，进至铁路线后应与方面军快速集群协同，沿铁路线进攻勒热夫，并于12月23日攻占勒热夫。

　　加里宁方面军在完成受领的任务时应遵照下列事项：

　　一、第三十九和第二十二集团军继续向奥列尼诺总方向发展进攻，以粉碎敌奥列尼诺集团，并于12月16日前进入奥列尼诺地域。

　　以第二十二集团军的部分实力在叶戈里耶方向上实施辅助突击，协助第四十一集团军粉碎敌别雷集团。二、第四十一集团军应于12月10日前粉碎突入齐齐诺地域的敌军集团，并恢复奥科利查地域的原态势。

　　12月20日前，应以部分实力进入莫利尼亚、弗拉基米尔斯科耶、列宁诺地域，协同西方面军部队从南面封锁被合围的敌军集团。

　　最高统帅部斯大林朱可夫

　　由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这两个方面军实施的这次战役，对于粉碎勒热夫突出部的德军，具有重要作用。普尔卡耶夫中将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执行了任务。

　　在别雷以南进攻的方面军部队，顺利地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向前推进与加里宁方面军部队会合，以便闭合对德军勒热夫集团的合围圈。但是，西方面军未能突破德军的防御。于是，斯大林命令朱可夫立即前往西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处。

　　朱可夫抵达西方面军指挥所后，经过了解情况，认为：继续进行这次战役已不适宜，因为德军已猜透苏军意图并从其他地段向该地域调来大量兵力。

　　与此同时，在苏军突破的地域中，加里宁方面军的情况也复杂化了。德军的猛烈的翼侧突击切断了索洛马京少将指挥的机械化军与主力之间的联系，该军陷入合围。

　　苏军最高统帅部不得不从其预备队中抽调一个步兵军协助该机械化军实施突围。该机械化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奋战了三个多昼夜。第四天夜间，赶来援救的西伯利亚人突破了德防线，该机械化军的官兵才得以突围，但已精疲力竭，不得不撤往后方休整。

　　苏军在这里尽管未能达到最高统帅部规定肃清勒热夫突出部德军的目标，但却以积极的行动使德军统帅部不能从这个地段向斯大林格勒地域调动大量援兵。而且，德军统帅部为了保住勒热夫—维亚济马基地，还被迫从维亚济马、勒热夫地域调来4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

　　西方面军进攻何以受挫？最主要的是对所选定的实施主要突击地段的地形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

　　众所周知，若德防御配置在视界良好、没有防炮火的天然遮蔽地的地形上，则炮兵和迫击炮火力易于破坏这种防御，通常在该处进攻时会获得胜利。

　　倘若德防御配置在视界不好的地形上，在高地的反斜面上及与防御正面平行的峡谷内还有良好的遮蔽地时，则这种防御很难用炮火加以破坏，也很难突破，尤其在使用坦克受到限制时更是这样。

　　而在西方面军进攻时，恰恰是没有估计到德军配置地点的地形影响，在该处起伏地的反斜面上有良好的遮蔽地。受挫的另一个原因是，保障突破德军防御所需的坦克、飞机、火炮和迫击炮的数量不足。方面军首长曾力图在进攻过程中弥补这些缺陷，但未能成功。

　　12月上半月，苏军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消灭被围德军的战役，发展极为缓慢。

　　德军则等待着希特勒亲自答应的支援，他们为固守每一个阵地而顽抗。苏军的进攻由于分出相当大的一部分力量去消灭由科捷利尼科沃地域转入进攻的德军集团，因而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对于德军来说，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溃败可能发展成为战略规模的大失败。德军统帅部认为，为了改变总的态势，首先必须稳住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防线，并在斯大林格勒德军的掩护下由高加索撤出其A集团军群。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德军组建了新的“顿河”集团军群，其编成内主要是从苏德战场其他地段上抽调的部队，还有部分部队是由法国和德国抽调的。该集团军由被希特勒当局视为“最合适和最能干的司令官”曼施坦因担任司令。

　　希特勒给他赋予的任务是，从斯大林格勒西南向前推进，为第六集团军解围。

　　为了挽救在斯大林格勒被合围的部队，曼施坦因元帅打算在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和托尔莫辛地域建立两个突击集群。实际上，这样的计划是注定不能实现的。

　　当时德军极端缺乏预备队，能够拼凑到的部队在漫长的交通线上像蜗牛似的艰难地、缓缓地前进着。

　　在德军后方的苏军游击队神出鬼没，竭尽全力阻止德军前进。德军指望集中军队以打破封锁和建立新的防线的企图破灭了。

　　希特勒预感到德军将在斯大林格勒附近面临灭顶之灾，一再催促曼施坦因不要等部队全部集中完毕即发起进攻，为第六集团军解围。

　　但是，希特勒对这位新任司令官的要求，简直是无法实现的。曼施坦因竭力向他解释，唯一的成功的机会在于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向西突围；另一方面曼施坦因自己的部队以第四装甲集团军为前锋，向东北进攻，夹击处于这两支德军之间的苏军部队。

　　但是，希特勒仍然不同意从斯大林格勒撤退。

　　实际上，只要看一看地图，便可以看出苏军的作战企图。德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一清二楚：苏军显然正以大量兵力从南北两面夹击，企图切断斯大林格勒德军的退路，逼迫德军第六集团军不是仓皇向西退却，就是束手就擒。

　　于是，蔡茨勒向希特勒建议同意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撤退至顿河弯曲部一带，恢复被突破了的阵线。

　　没想到总参谋长的这么一个建议竟惹得希特勒火冒三丈：“我决不离开斯大林！我决不从斯大林后退！”希特勒大声吼叫着，并亲自下令：第六集团军务必坚守斯大林格勒周围阵地！希特勒甚至还催促曼施坦因尽快发起进攻。

　　12月12日，出于无奈，曼施坦因只是由科捷利尼科沃地域沿铁路发起了进攻。曼施坦因在科捷利尼科沃集群中编有坦克第六、第二十三师，后来又增加了坦克第十七师，还有1个装备“虎”式重型坦克的独立坦克营、4个步兵师和一些加强部队，以及2个罗马尼亚骑兵师。

　　经过3天战斗，德军向斯大林格勒推进了45千米，并渡过了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在上库姆斯基地域进行了激烈的交战，苏德双方均有重大损失。德军和仆从国军队不顾伤亡，向斯大林格勒突进。

　　但是，苏联军队毕竟经受过战斗锻炼，十分顽强地扼守着防御地区。只是迫于新开来的德军坦克第十七师的压力以及德军飞机的狂轰滥炸，苏军第五十一集团军的部队和沙普京将军指挥的骑兵第四军才撤过梅什科瓦河。

　　现在，德军距斯大林格勒只有40余千米了，显然认为胜利即将在握。然而德军高兴得未免太早了。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华西列夫斯基向该处调去马利诺夫斯基将军指挥的、装备有充足坦克和火炮的、加强了的近卫坦克第二集团军，并使之进入交战。该集团军的突击最终决定了交战的命运有利于苏军。

　　12月16日，为了粉碎顿河中游地域的德军并进到德军托尔莫辛集团的后方，苏军西南方面军部队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第六集团军发起了对德军的进攻。

　　苏军第六集团军和近卫第一集团军、近卫第三集团军粉碎意大利第八集团军后，迅猛地向莫罗佐夫斯克总方向发展突击。坦克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军及近卫机械化第一军在第一战役梯队中进攻，采取撞击的办法粉碎敌人的抵抗。坦克第十七和第十八军为右梯队，进入米列罗沃地域。

　　苏军西南方面军在这个方向上的迅猛行动，迫使曼施坦因将其预定由托尔莫辛地域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击的兵力用来对付前出到整个“顿河”集团军群翼侧和后方的苏军西南方面军。

　　12月19日，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离斯大林格勒已不到40公里，21日，离城已不到30千米。夜晚时分，被围的德军第六集团军部队已能看到在大雪覆盖的草原的那一边，来救他们的援兵所发出的信号弹了。

　　第六集团军这时如果从斯大林格勒向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前进阵地突围，应该说，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希特勒再一次禁止第六集团军突围。

　　12月21日，德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再次请求希特勒批准第六集团军突围，这次希特勒总算同意保卢斯的部队突围，但要以他们同时能守住斯大林格勒为前提条件。希特勒这种愚蠢的想法差不多把蔡茨勒给气疯了。

　　翌日晚，蔡茨勒再次请求希特勒批准第六集团军突围。蔡茨勒说：“这肯定是我们解救保卢斯20万大军的最后机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但是，希特勒硬是一点儿也不肯让步。

　　这时，蔡茨勒把这个所谓堡垒的内部的真实的情况告诉他：士兵们饥饿不堪，沮丧至极，对最高统帅部已失去信心，伤员们得不到照顾而奄奄一息，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活活地被冻死。但希特勒对所有这一切境况仍无动于衷。蔡茨勒的说服工作再次宣告失败。

　　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在正面和两翼遭到苏军官兵的顽强抵抗，再也无法越过这最后的30千米，打到斯大林格勒。

　　霍特将军认为，尽管如此，如果第六集团军突围，他还是能够同它会师，然后两支部队便可以一起撤退至科捷尔尼科夫斯基。这至少能挽救20万德军的生命。

　　这在12月21日至23日近几天内进行的话，或许能够成功。但如果再晚的话，便无济于事了。因为苏军这时已在更北面的地方开始进攻，威胁着曼施坦因的整个顿河集团军的左翼。

　　12月22日夜间，曼施坦因打电话给霍特，要他按照即将颁发的完全不同的新命令行事。翌日新命令颁发，要求霍特立即停止向斯大林格勒推进，派遣他们率领的3个装甲师中的一个师到北面的顿河前线，他自己则率其余部队就地死守。

　　曼施坦因之所以给霍特发来这项新命令，是因为他在12月17日得到一个紧急的消息，一支苏军部队在顿河上游地区的博古查尔突破了意大利第八集团军的防线，至傍晚时分，已打开一道27千米宽的缺口。

　　3天以后，缺口扩大到90千米，意大利部队仓皇溃逃。南边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在11月19日苏军发动攻势的第一天就受到重创，正处在瓦解中。因此，曼施坦因必须调出霍特的一部分装甲部队来协助堵住这个缺口。于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发生了。

　　不仅顿河方面的部队向后撤退，已经进到斯大林格勒这样近的霍特的部队也后撤了。这些撤退又转过来使高加索方面的德军受到威胁。一旦苏军打到罗斯托夫，高加索方面的德军将被切断。

　　圣诞节后一两天，蔡茨勒向希特勒指出：“如果你再不下命令立即撤出高加索，我们就要碰到第二个斯大林格勒了。”

　　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才很不情愿地于12月29日给克莱斯特的A集团军群下达了必要的指示。A集团军群由德军第十七集团军和第一装甲集团军编成。他们没有完成夺取盛产石油的格罗兹尼油田的任务，现在也不得不在目标在望时开始迅速后撤了。

　　原来在苏军西南方面军当面的大约17个师的全部敌人被歼，物资储备亦被苏军缴获。德军及仆从国军队被俘6万人，击毙者亦不少于此数。少得可怜的德军，除少数例外，已几乎不作抵抗了。

　　但是，在奥布利夫斯卡亚—上奇尔斯卡亚一线，德军还在顽强地进行防御。在莫罗佐夫斯克地域，苏军已于11月28日抓到原先在罗曼年科集团军当面的德坦克第十一师和野战第八师的俘虏。由科捷利尼科沃地域渡过顿河后进到切尔内什科夫斯基、莫罗佐夫斯克、斯科瑟尔斯卡亚、塔钦斯卡亚一线的敌人对苏军列柳申科集团军和快速部队的抵抗最为强烈。

　　德军的这支部队力图占领防御地区，以阻止苏军快速兵团继续进攻并以此保障其部队有撤退的可能。德军在有利的条件下，可能会坚守这个突出部，以便将来通过这里援救其被合围的集团。苏军竭尽全力割裂这个突出部。

　　苏军通过逐日实施的航空侦察发现，德军正在罗索什、旧别利斯克、伏罗希沃夫格勒、切博多夫卡、卡缅斯克、利哈亚、兹韦列沃地域卸载。显然，德军打算沿北顿涅茨河占领基本防御地区。德军首先不得不堵塞苏军造成的宽达350千米的缺口。

　　在这种情况下，苏军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瓦图京认为，苏军最好能不作特别间歇地打击德军。

　　11月28日，瓦图京向斯大林汇报了近期进攻战役进程，并提出建议：“为了不作特别间歇地打击德军，请求最高统帅部向这里调拨援军，因为这里现有部队要用于完成叫‘小土星’战役，而实施‘大土星’战役则需要补充力量。”

　　当瓦图京汇报情况时，恰好斯大林和朱可夫都坐在电报机旁边。

　　斯大林立即回复瓦图京：“你的首要任务是不得让德军粉碎巴达诺夫的部队，并应尽快派帕夫洛夫和鲁西亚诺夫所部去援助他。你做得对，在最危急的时刻允许巴达诺夫放弃塔钦斯卡亚。你们对托尔莫辛的突击，最好给骑兵第八军再加强以某个步兵部队。至于经苏沃罗夫斯基向托尔莫辛调近卫骑兵第三军一个步兵师，那是非常适时的。为使‘小土星’变为‘大土星’，我们已经给你调拨了坦克第二和第二十三军，再过一个星期，你还可以得到两个坦克军和三四个步兵师。

　　“我们对坦克第十八军的使用有不同的见解。你想把他调往斯科瑟尔斯卡亚，最好让它与坦克第十七军一起留在米列罗沃、上塔拉索夫斯科耶地域。总之，你应当注意，坦克军派往较远距离去时，最好两个军同时派出，而不要一个军单独行动，以免陷入巴达诺夫的处境。”

　　这时朱可夫接过电话问瓦图京：“坦克第十八军现在何处？”

　　“坦克第十八军现在米列罗沃以南，它不会被孤立。”“请记住巴达诺夫，不要忘记巴达诺夫，无论如何要援救他！”“我一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们一定要救援巴达诺夫。”瓦图京向斯大林和朱可夫作了保证。

　　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在科捷利尼科沃和莫罗佐夫斯克方向上的顺利突击，最终决定了被围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希特勒常常引以为豪的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的命运。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苏军最高统帅部赋予他们的任务并迅猛地粉碎了敌人，从而打破了曼施泰因给保卢斯部队解围的计划。

　　12月底，苏联国防委员会开会讨论今后的行动。斯大林建议：“粉碎被围德军的工作交给一个人领导，现在有两位方面军司令员在指挥，不利于这一任务的完成。”

　　出席会议的所有国防委员无一例外地都支持这一意见。“最后肃清德军的任务交给哪位司令员呢？”斯大林进一步问道。这时，有人建议把所有部队都交给罗科索夫斯基指挥。斯大林问朱可夫：“你怎么一声不吭呢？”“我认为，这两位司令员都能干，如果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拨归罗科索夫斯基指挥，那么，叶廖缅科必然会感到委屈的。”朱可夫回答道。“现在不是谈论委屈不委屈的时候，”斯大林打断朱可夫的话，并命令朱可夫道，“打电话给叶廖缅科，向他宣布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当天晚上，朱可夫即用高频电话给叶廖缅科打了电话，告诉他说：“叶廖缅科同志，国防委员会决定最后肃清斯大林格勒集团的工作委任罗科索夫斯基进行，因此，你应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五十七、第六十四和第六十二集团军转交给顿河方面军。”

　　“为什么要这样呢？”叶廖缅科迷惑不解地问道。朱可夫给他解释了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但这显然使叶廖缅科十分难过，情绪激动，难以自抑。朱可夫建议他过一会儿再打电话。15分钟刚过，朱可夫的电话铃又响了。

　　“大将同志，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特别看重顿河方面军的领导人。我请你报告斯大林同志，我要求留在这里直至肃清敌人为止。”叶廖缅科略带几分委屈地说。

　　朱可夫这次没有作过多的解释，他还是按着斯大林的指示下达了关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3个集团军拨归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训令。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应领导在科捷利尼科沃方向上行动的部队，继续歼灭科捷利尼科沃地域的敌军。

　　不久，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南方面军，在罗斯托夫方向上行动。根据苏军最高统帅部1942年12月30日训令，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和第五十七集团军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拨归顿河方面军编成内。

　　1943年1月10日，顿河方面军编成内共有21．2万人，坦克250余辆，作战飞机近300架，火炮和迫击炮约6900门。

德最大集团军全军覆灭

　　1942年12月底，华西列夫斯基主要研究有关肃清科捷利尼科沃、托尔莫辛和莫罗佐夫斯克地域的德军问题。苏军最高统帅部任命沃罗诺夫将军为其驻顿河方面军代表。他和顿河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共同提出一个最后肃清被围德军集团计划，该计划的代号为“指环”。苏军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审查了该计划，认为尚存在一些问题，并在训令中向沃罗诺夫将军指出：

　　你提出的“指环”计划的主要缺点是，主要突击和辅助突击向不同的方向实施，而且从不连接，这就使战役的胜利深为可疑了。最高统帅部认为，在战役第一阶段，你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在克拉夫佐夫、巴布尔金、马里诺夫卡、卡尔波夫卡地域切断并歼灭被围敌军的西部集团，以便我军由德米特里耶夫卡、第一国有农场、巴布尔金地域发起的主要突击转向南直指卡尔波夫斯卡亚车站，第五十七集团军由克拉夫佐夫、斯克利亚罗夫地域应实施与主要突击相向的辅助突击，并在卡尔波夫斯卡亚车站地域与主要突击会合。

　　此外，应组织第六十六集团军经奥尔洛夫卡向“红十月”村方向实施突击，第六十二集团军则实施与该突击相向的突击，以便这两个突击能够会合并从而切断工区的德军与德主要集团的联系。最高统帅部命令根据上述内容修改计划。最高统帅部批准你在第一个计划中提出的战役发起时间。战役第一阶段应于发起五六天结束。战役第二阶段应于1月9日前通过总参谋部送呈，计划中应考虑到第一阶段的战果。

　　斯大林

　　朱可夫

　　1942年12月28日

　　1943年1月，在顿河地域的苏军对外正面，经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努力，向西推进200至250千米。压缩在合围圈中的德军的态势急剧恶化，已没有任何解救的希望，其物资储备业已耗尽。部队领到的是不够充饥的口粮。医院的伤病员大大超过容量。伤、病致死的人员急剧增加。不可避免的覆灭的命运即将来临。

　　为了停止流血，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顿河方面军领导人向德军第六集团军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根据惯例条件投降。

　　1943年1月8日，3名苏军青年军官带着一面白旗，进入斯大林格勒北部的德军防线，把苏顿河方面军前线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一份最后通牒送交保卢斯将军。最后通牒提醒保卢斯，他的部队已被切断，解救无望，空中接济也不能保持了，然后说道：“你军已陷入绝境。你们饥寒交迫，疾病丛生。而苏联的寒冬还只刚刚开始，严霜、寒流、暴风雪还在后头。你的士兵缺少冬衣，卫生条件又差到极点。你们的处境暗淡无光，继续抵抗下去实在毫无意义。”“有鉴于此，并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兹建议你们接受下列投降条件。”

　　这些条件是体面的。所有被俘人员一概发给“通常标准的口粮”。伤病员和冻伤人员将得到医治。所有被俘人员可以保留他们的军衔领章、勋章和个人财物。通牒要求保卢斯于24小时之内答复。

　　保卢斯立即将最后通牒的全文以电报形式发给希特勒，并要求批准第六集团军向苏军投降。希特勒立即驳回了他的请求。

　　苏军要求投降的期满之后，又过了24个小时，即1月10日晨，苏军以5000门火炮对德军狂轰猛炸。经过猛烈的炮火准备后，顿河方面军部队转入旨在分割并各个歼灭被围德军的进攻，但未能获得全胜。

　　这一仗打得激烈而残酷。在瓦砾成堆、遍地冰冻的城内废墟上，双方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不顾一切地战斗。但是战斗并没有持续多久。6天之中，德军的袋形阵地已缩小了一半，只剩下15千米长，9千米宽的一块地方。

　　1月22日，苏军顿河方面军部队经过进一步准备后再次转入进攻德军经不住这次突击，开始后退。会战中托尔布欣将军指挥的第五十七集团军和扎多夫将军指挥的第六十六集团军取得的战果最好。

　　1月24日，德军保卢斯第六集团军本来就已十分可怜的阵地又被苏军一劈为二，最后一条小型的临时跑道也失去了。过去，德军飞机还运来些供应品，特别是治疗伤病员的药品，并运走了2900名伤病员，现在飞机再也不能降落了。在这种情况下，苏军再次给保卢斯所属部队一次投降的机会。

　　1月24日，苏联的使者带着一份新的建议来到德军阵地。保卢斯又一次感到左右为难，并再次发电报向希特勒请示：“部队已弹尽粮绝，已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伤员1．8万人，无衣无食，也无药品绷带，继续抵抗下去已毫无意义，崩溃在所难免。部队请求立即准予投降，以挽救残部生命。”

　　但是，希特勒的答复一如既往：“不许投降。第六集团军必须死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实际上，继续抵抗不仅毫无意义、毫无用处，而且是根本办不到的事。第六集团军被迫开始全线退却，退却变成了逃跑，溃逃的德军乱作一团，路上布满尸体，并很快被白雪所覆盖，整个部队开始无命令的退却，势不可挡，因为他们在和死亡赛跑，稍慢一点儿，死神便会轻易地追上他们，捉住他们……队伍里一批批人死去，集团军缩在越来越小的地狱里。

　　1943年1月28日，德军第六集团军这样一支曾经煊赫一时的军队的残兵余卒被分割在3小块袋形阵地之中，保卢斯将军的司令部在南面的一块，他坐在黑暗角落里的行军床上，样子颓丧至极。

　　第六集团军的“光荣”和可怕的痛苦都快要结束了。

　　1月30日，保卢斯电告希特勒：“最后崩溃不出24小时之内。”

　　希特勒得到这个信息后，赶紧对斯大林格勒的那些面临死亡的军官们封官晋爵，显然希望这种“恩典”能加强他们顽强到底的决心。

　　希特勒对约德尔说，“在德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陆军元帅被生俘的”，随即给保卢斯发去一封电报，授予他元帅节杖。117名军官也都升一级。1月31日晚，保卢斯向德军统帅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第六集团军已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同日7时45分，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的发报员自己决定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苏联人已经到了我们地下室的门口。我们正在捣毁器材。”最后写上“CL”——这是国际无线电码，表示“本台停止发报”。

　　实际上，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并未发生最后一分钟的战斗。保卢斯和他的司令部并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兵一卒。总司令的地下室的黑黝黝的洞口，由一名苏军下级军官率领一班士兵窥看。苏军士兵叫黑洞中的德军军官投降，第六集团军的参谋长施密特将军接受了投降的要求。保卢斯瘫软无力地坐在行军床上。施密特问保卢斯：“请问陆军元帅，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此时此刻，曾不可一世的保卢斯竟连吭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

　　1月31日，苏军最后粉碎了德军的南部集团。德军的南部集团残部，包括第六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元帅在内，无一例外地统统投降了。

　　2月2日，北部集团的残部也投降。至此，苏军彻底完成了伏尔加河畔的最大的会战，由德军及其仆从军所组成的最大的军队集团彻底遭到覆灭。9．1万名德军，其中包括24名将军，正在冰雪途中一步一拐地走向寒冷凄凉的西伯利亚战俘营。这批战俘都是饥肠辘辘，身患冻伤，大部分还负了弹伤，人人迷茫颓丧。他们抓紧了裹在头上的满是血污的毛毯，以抵御零下24度的严寒。两个月前，这支远征部队共28．5万人，现在除了2万名左右罗马尼亚部队和2000名伤员已空运回国外，残存者还就是这么多了。其余人员已全部战死，成为希特勒的牺牲品。

　　2月1日，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在最高统帅部举行会议。会议里，希特勒像一头发疯的狮子，不断责骂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保卢斯：“他们已经在那儿投降了，正正式式、完完全全地投降了。他们本来应该团结一致，负隅顽抗，然后用最后一粒子弹自尽，那个人（保卢斯）应该举枪自杀，正像历来的司令官眼看大势已去便拔剑自刎一样……”

　　希特勒越说越对保卢斯恨之入骨。希特勒还与蔡茨勒将军就如何向德国民众公布投降消息的问题，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

　　2月3日，即保卢斯等投降后的第三天，德国最高统帅部发布了一项特别公报：“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第六集团军在保卢斯元帅的卓越领导下，忠实地履行了他们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誓言，终为优势的苏军和不利于我军的条件所压倒。”

　　斯大林格勒的会战极其激烈，只有莫斯科会战可与之相提并论。

　　斯大林格勒会战反攻过程中，苏军共歼灭德军第六集团军、第四装甲集团军、罗马尼亚第三、第四集团军和意大利第八集团军。德军共损失32个师和3个旅，另外还有16个师伤亡50％至75％，损失人员80余万、坦克和强击火炮近2000辆、火炮和迫击炮1万余门，作战和运输飞机3000多架，以及汽车7万多辆。苏军把德军从伏尔加河和顿河击退几百千米。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德国军队所曾遭到的最大的一次失败。

　　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域总共损失了约150万人，占其当时在苏德战场作战总兵力的1／4，还有3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2万门火炮和迫击炮，约3000架飞机及大量的其他技术兵器。这些实力兵器的损失对法西斯德国的整个战略地位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并彻底动摇了它的整个战争机器。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苏联军民充分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进行艰苦卓绝的顽强作战，计损失113万人，终于赢得了辉煌的胜利。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从南到北向苏军各个方向的反击作战也频频告捷。列宁格勒、顿河流域、北高加索等地的德军先后败退。

　　苏联军民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首先，斯大林格勒会战使德军遭到沉重打击，元气大伤，粉碎了希特勒灭亡苏联、进而称霸世界的狂妄企图，改变了苏德战场的战略形势，是苏联卫国战争的重大转折点，也是欧洲战争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苏军从此牢牢地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苏德战争的进程开始发生根本转折。

　　其次，苏联军民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引发了法西斯集团内部的深刻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德军在苏德战场的空前失败，德军士气一落千丈，在德军内部甚至在部分希特勒将领中，对打赢战争的信心产生严重动摇。

　　在希特勒大本营里，怨声四起，一些纳粹将军还暗中策划了推翻希特勒的政变。德国与其伙伴和仆从国的关系显著恶化，这些国家的离心倾向日趋明显，不愿再听命于德国。斯大林格勒会战后，尽管希特勒一再坚持要求增加苏德战场的力量，但仆从国不愿再做出更多的承诺。日本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后，也向德国表示，无法参加对苏作战。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军队在斯大林格勒的覆灭，使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对希特勒的信心产生严重动摇，他们开始寻求退出战争的方法和道路。

　　3月26日，墨索里尼在给希特勒的信中，建议同苏联单独媾和。一些中立国家对德国也越来越持慎重态度。1943年，同德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从苏德战争前夕的40多个减少至22个。此外还有不少国家正在酝酿与德国断绝关系。

　　再次，苏联军民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扩大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巩固和扩大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一步坚定了世界人民共同打败法西斯集团的信心，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新高潮。

　　1942年至1943年，苏联同澳大利亚、古巴、埃及、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连同卢森堡、墨西哥和乌拉圭先后恢复了外交关系。美英国家的政治家，看到苏联展示出来的强大威力及其战略、战术的明显提高，开始认真考虑和研究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苏联军民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促进了在反法西斯同盟国团结合作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苏美英三国首脑第一次会议——德黑兰会议的召开。

库尔斯克战役

希特勒发起新一轮攻势

　　德军自1941年6月入侵苏联至1943年年初，已经损失了200万以上的兵员。

　　除了历年的征补外，希特勒在1943年1月13日又发布了“防卫第三帝国”的总动员令，其中把男子征召的范围定在16至65岁。这样，德军此刻仍然能在东线保有198个师。

　　虽然素质不如往昔，但是其整体实力仍旧不可轻视。只是军备的生产一直赶不上作战的损耗，从而严重影响了德军的战斗力。例如1943年1月时，东线全部18个装甲师竟然只有495辆坦克可用，其困境可想而知。

　　与德军形成对照的是，苏军方面自从斯大林格勒大胜后，利用潮水般的猛攻解放了许多城市，并从中获得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兵源。同时，苏联庞大的工业能力也源源不断地供给前线军备。

　　更值得注意的是，苏军T-34坦克的出现使德军也渐渐丧失了武器上的优势。这样，德军便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面对东线的严峻态势，转任南方集团军司令的曼施坦因，向希特勒提出了两种选择：其一是放弃邓尼茨河附近的土地以引诱苏军深入，待苏军战斗力衰竭后再予以反击；其二是乘苏军尚未完成攻势准备前先行发动攻击，借助大规模的包围及歼灭战重创苏军。

　　然而，不论是“先攻”或者“后攻”，对曼施坦因而言，充其量不过是在东线上造成一个和局罢了。

　　对兼任陆军总司令的希特勒来说，东线的攻守问题不仅仅是个战略问题，更是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斯大林格勒大败之后，轴心国之间隐隐产生了一些动摇。

　　希特勒认为，若采取“后攻”，不仅将被迫放弃无数德军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广大的土地及资源，更会对巴尔干半岛上的轴心国家产生不良的印象。唯有采取主动攻势才能重新巩固“德军无敌”的神话，以加强各盟国的向心力。而且此时土耳其的问题也很棘手，同盟国及轴心国都想争取土耳其加盟，德军势必要在东线有所表现。

　　凡此种种因素，迫使希特勒作出了“先攻”的决定，而库尔斯克战线的突出部分正是攻击的最佳目标。

　　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一直苦恼不已的希特勒决定先发制人，以库尔斯克为突破口，发起新一轮攻势，歼灭苏军主力兵团，保住奥廖尔突出部，为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的进一步东进创造有利条件。希特勒为此将集中50个陆军师，共90万人，2000多辆坦克。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准备苏军岂会视而不见？

　　苏军通过有效的情报侦察，对希特勒的企图了如指掌。统帅部决定后发制人，先在库尔斯克地域以坚强的防御作战拖垮进攻的德军，尔后发起反攻，回兵削掉奥廖尔突出部。苏军在该地域投入了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共130万人，坦克也达近3000辆，另有草原方面军的强大预备队作后援。

　　1943年4月15日，德军开始拟定第六号作战行动。由中央集团军及南方集团军对库尔斯克一带的突出部分实施南北夹击，企图包围并歼灭其间的大量苏军。

　　依照曼施坦因的计划，攻势应当在5月初融雪期结束后发动，只要苏军整补还未完成，德军便有可能重演1941年的大胜。但是许多的因素使得攻击发起日一延再延，结果白白地延误了大好战机。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坦克数量的不足，重坦克更是如此。德军入侵苏联初期虽然在坦克数量上居于劣势，但是仍能靠优秀的乘员以及新式坦克打败苏联。

　　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苏军在1941年年底又研制出了新型T-34型坦克，这种坦克无论在火力、防护力还是机动力方面都比德国坦克优秀。因此，德军对新型坦克的需求已是迫在眉睫。

　　为此，德军也研制开发了新型“豹式”坦克以及“虎式”坦克。其中“虎式”坦克是搭载88毫米反坦克炮的重装甲坦克，深得希特勒的厚爱。希特勒甚至认为一个“虎式”坦克营即抵得一个普通坦克师的战斗力，因此坚持要等到拥有足够的数量时才发动攻击。然而此时“虎式”和“豹式”坦克的月产量不过各25辆而已。

　　不过这种窘状很快便得到改善。1943年2月，德军“装甲部队之父”古德里安将军出任德军装甲兵总监，肩负起重建装甲部队的任务。另外，修贝亚接任军需部长，统一并强化了德国的军需生产。由于这两人不断努力，德军装甲部队又渐渐恢复了元气。

　　1943年5月，北非的25万轴心军向英美盟军投降，这对希特勒而言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在扫清非洲障碍后，英美联军极可能在近期内进攻意大利，这也是个潜在的威胁。

　　在东部前线，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出苏军已经加强了库尔斯克一带的兵力。德军的攻势越往后延，苏军的防御工事就越坚固。况且此时苏联正以每月近千辆的速度生产T-34型坦克。德军担任北面主攻的第九军团指挥官摩德尔不得不一再请求增加部队，以面对越来越强的苏军。

　　这许多因素使得希特勒一再延后攻击发起日，直至7月初，德军才算完成攻击准备，而曼施坦因原本计划的时机早已不存在了。

　　与德军一筹莫展的境况相比，苏军也强不到哪儿去。在红军最高指挥部内，斯大林和以朱可夫为首的将军们也面临着“先攻”或“后攻”的抉择。然而他们借助于“露西”间谍网的帮助，准确而迅速地作出了决定。

　　“露西”是鲁道夫·李斯特的匿名。他在第一次大战时即加入德军，但他却是个彻底反纳粹的人。纳粹兴起后，李斯特偷偷组织了10名反纳粹的军官，这10人都留在战后的国防军中，其中5人升至将官。8人任职于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另两人任职于德国空军。

　　李斯特本人则住在瑞士，随时将手下得到的情报传到苏联，这些情报后来果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连李斯特自己也始料不及。

　　早在1943年4月，“露西”即对红军提出了警告：德军将在泥泞期结束后立即发动夏季攻势，而库尔斯克的突出部正是德军的攻击目标。由于情报准确，再加上希特勒一再延后开战日期，苏军遂得以从容布置防御阵地，静待着德军的攻击。

　　对垒双方都深谙空中支援之道，为此都投下了血本。德国空军集结了2000余架飞机，占苏德战场的70%。其中13个大队专门从德国本土和法国、挪威调来，这当中不乏能征善战的精锐之师，包括曾击落近千架敌机的第三战斗联队、第五十二战斗联队，以及俯冲轰炸航空兵主力——曾在波兰参与维卢尼大屠杀、在海上击沉苏联“玛拉塔号”战列舰的第二俯冲轰炸联队。

　　苏军的投入也并不逊色，他们投入了中央方面军空军第十六集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空军第二集团军、西南方面军空军第十七集团军和远程航空兵主力兵团，共有飞机3100架，兵力数量远远优于德军。

　　苏军的主力战斗机是雅克-3、雅克-9和拉-5，性能与德国最新型的Me-109G和FW-190A大体相当，特别是拉—5H型属最新改进型，首次投入战场。该型飞机发动机1850马力，比一般战斗机高出80马力，机动性好，坚固耐用。

　　苏军在库尔斯克一带共集结了130万名士兵、超过2万门的火炮和3500辆坦克，他们分属北边洛克索夫斯基指挥的中央方面军以及南边瓦图丁指挥的佛洛尼兹方面军。另外库尔斯克的北面有帕波夫指挥的白扬斯克方面军，南边是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南方面军。其后的预备队则是可涅夫指挥的斯帝普方面军。这些兵力合在一起，总数超过200万，坦克更多达5000辆。

　　苏军把这项行动取名为“库图佐夫作战”。苏军在德军可能进攻的方向，以层层的地雷、铁丝网、碉堡及战壕构成一个巨大的防御阵地。

　　据估计，平均每千米正面埋下了1500枚以上的反坦克地雷以及无数的人员杀伤雷。其密度是莫斯科防御战的6倍，斯大林格勒会战的4倍。

　　与此同时，苏军一道道的壕沟及反坦克阵地也布满了库尔斯克地区。光是中央方面军就挖了大约54公里的战壕。每个阵地有三五门重型反坦克炮，并有交通壕互相联结。苏军将许多反坦克炮放在改装的农舍中，前线的坦克也开进坦克壕中，仅露出炮塔射击。这种阵地战准备的规模之大，也是历次战争中罕见的。

　　为了防御德国空军的攻击，苏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内集结了9个防炮师、40个防空团、17个防空营，甚至还有10列防空装甲列车。

　　在苏军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同时，德军至7月初也已完成所有的攻势准备：担任北面夹击任务的是克鲁格指挥的中央集团军，下辖第二装甲军团及第九军团，担任主攻的第九军团由摩德尔指挥，辖有6个装甲师、1个机械化师及10多个步兵师。大约有960辆坦克、2400门火炮，第二装甲军团则防守奥廖尔突出部以掩护第九军的翼侧。

　　伴着苏联平原的暖风阵阵吹来，数千辆坦克和数千架飞机齐聚库尔斯克地域，一场规模空前的空地大血战即将拉开帷幕。

　　北线的战斗首先在空中打响。还在双方筹备战事阶段，双方空军就竞相以对方航空兵为主要目标展开了一场对攻战，目的都是为即将打响的大决战做准备。

　　5月6日，苏联空军首先发起空中进攻战役，连续4天猛烈地轰炸库尔斯克及其毗邻地区的德军26个机场，出动飞机总数高达近1400架次，在机场上击毁德机370余架，击伤50多架，令惯于突击敌方机场的德国空军饱尝了被别人攻击之苦。

　　5月8日开始，苏军又进行了第二次空中进攻战役，继续猛轰德军机场，出动规模竟达到了3360架次。在突击机场的同时，苏联空军还对战区内和德纵深交通线、仓库、通信指挥中心施加了猛烈打击。

　　德军也出动大批飞机对苏军机场和铁路线进行突然轰炸。

　　6月2日，德军近300架轰炸机在战斗机掩护下，分多批扑向库尔斯克铁路枢纽，苏军起飞近400架歼击机拦截，经过数小时空中对攻，一举击落德军第一梯队轰炸机近60架。

　　但德军后续梯队的160架轰炸机乘机突入了库尔斯克，对铁路枢纽投下了数十吨炸弹，致使苏军铁路运输中断了12小时。此役德军总共损失飞机约145架，苏军损失则少得多。

　　苏军这两次空中进攻战役，使德军航空力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改善了空中力量对比，为即将打响的大决战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库尔斯克南，德军的实力也不弱。在那里，主攻的第四装甲军团由霍斯指挥，辖有5个装甲师、一个机械化师及5个步兵师。右侧是肯夫指挥的肯夫军团，包含3个装甲师及3个步兵师，士兵总数也有20万之众，拥有坦克1500辆。

　　加上全线的防御及支援兵力，德军在库尔斯克一共投入了约90万名士兵、2700辆坦克、2000多架飞机以及1万门火炮。其全部兵力占德军总兵力的1／3。

　　当大进攻进入倒计时阶段时，双方的空军都加紧展开了侦察工作。

　　7月2日，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总统大本营中召见德军的高级将领及主要的前线指挥官。由于德军攻势延后，侦察得到的种种迹象都显示苏军已经增强了兵力，德军已经不可能再有奇袭的优势。

　　曼施坦因最初原本倾向“后攻”方案，后来虽然勉强同意采取“先攻”，但拖到此时，情势已经改观了。在一番分析比较后，希特勒最后下令：7月5日凌晨3时30分展开强击。

　　苏军代理最高指挥官朱可夫及参谋总长华西列夫斯基在综合各项侦察情报后，于7月2日对各地守军提出警告。他指出德军可能在7月3日至6日展开攻击，要求各地军队严加戒备。

　　至4日晚上，苏联中央方面军的侦察部队发现前线的德军工兵正在清除前线的地雷带，便派兵追歼。

　　双方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后，苏军带回一名德军俘虏。该俘虏属于德军第六步兵师的工兵营，他透露说：德国将于翌日凌晨3时30分发动攻击，各部队已进入战斗位置等。有了这些情报后，苏军将领们对战局更加有把握了。

　　7月5日凌晨3时25分，就在德军准备猛攻之际，一枚枚重型炮弹突然从天而降，砸向德军阵地。紧接着，苏联空军也一齐冲向德军前线机场，只几分钟便炸毁德机60余架。幸亏一些德战斗机部队反应敏捷，紧急升空，遏制了苏机的攻势，停放在各机场上的大批轰炸机才未遭到更大损失。

　　但它们发起进攻的时间却被迫推迟。早上5时30分，稳住阵脚的德军才分别从北面的奥廖尔和南面的别尔哥罗德发起了南北对进攻势，早有防备的苏军地面部队立即展开了顽强阻击。

　　德国空军为了给接下来的坦克部队前进铺平道路，在南北两路的进攻方向上均投入了大量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强击机。

　　同时还派出大批战斗机为轰炸机和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苏联空军也针锋相对，派出大批歼击机争夺制空权，拦截来袭之敌，同时以轰炸机、强击机猛轰敌地面部队。

　　双方在地面战场均投入了上千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双方空军均拿出反坦克杀手锏。苏军强击机配备了一种新式反坦克聚能炸弹，它重约2．5公斤，能击穿德军最新型的“虎式”和“豹式”坦克。

　　德军则使用了两种专用反坦克攻击机，一种是改装了的HS—129B2强击机，它发射的穿甲弹由钨合金包覆弹头，能穿透数十毫米厚的坦克装甲；另一种是JU-87G型飞机，摧毁力更大。这两种飞机均在1942年下半年研制成功，属世界第一批专用反坦克攻击机，德军用它们组建了若干个反坦克攻击大队，指望它们能在这次行动中一显身手。

　　激烈的战斗在空中和地面同时铺开。双方的歼击机与歼击机之间、歼击机与轰炸机之间、轰炸机与坦克之间展开了天昏地暗的大混战。空战、空袭、反空袭交替进行，直杀得库尔斯克地域烈焰翻卷不休，浓烟遮天蔽日。

德军丧失优势步步败退

　　1943年7月12日，德军南方集团军对普洛赫洛夫卡发动了总攻击。如果德军能顺利占领该城，那么德军进攻库尔斯克的取胜把握便会大增。

　　德国担任主攻的是豪瑟将军指挥的第二军团，辖有近700辆坦克。纳粹武装近卫队是希特勒的私人军队，也是希特勒种族优越神话下的产物。

　　加入纳粹武装近卫队的士兵不仅要有纯正的雅利安血统，也要求具备强健的体格。纳粹在宣传上总是将纳粹武装近卫队塑造成钢铁般的劲旅，但实际上纳粹武装近卫队缺乏有经验的各级干部，战斗的伤亡率颇高，并不见得比国防军的精锐部队高明多少。不过第二军团的人员及装备补充都有优先权，编制也比国防军的部队大。因而，纳粹武装近卫队仍称得上是德军引以为傲的精锐部队。

　　在纳粹武装近卫队左侧是身经百战的第四十八装甲军，右侧还有肯夫军团的300辆坦克支援。自清晨发动攻击开始，德军就陆续遭到苏军数个机械化部队的攻击，到了大约上午9时，两军的主力终于在普洛赫洛夫卡城的南郊遭遇。

　　作为苏军先锋的第五近卫坦克军团首先冲进了德军的队伍中。德军坦克炮虽然能在1500至1800米的距离开火，但此刻它们面对苏军坦克的全速出击只能望洋兴叹，于是两军很快纠结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德军“虎式”坦克强力的火炮以及苏军的拉—5H型坦克，都无法讨到什么便宜，它们那巨大的炮塔不易旋转反而成了致命伤。不多久，草原上到处都是坦克的残骸。浓密的硝烟弥漫着战场，坦克行进和射击扬起的沙土更阻碍了两军的视野，双方的士兵也混杂在其中互相厮杀。

　　在近距离对攻中，无数的惨烈战斗不断地在上演，炮声、枪声、爆炸声和哀嚎声处处可闻。坦克乘员侥幸从燃烧的坦克里爬出后，往往被迫拿起步枪像步兵一样地作战，有时双方的坦克兵甚至用匕首肉搏。

　　就在南线坦克部队激战正酣之时，北线也展开了正面对攻。不过唱主角的却不是坦克而是空军。担任北线防御的苏联空军第十六集团军，从开战第一天起就同德军展开了激战。

　　空战中，苏联飞行员表现出的机智勇敢，加上飞机本身性能良好，一架架德军飞机拖着浓烟撞向地面，往往还误中自己的坦克。战斗中，苏军研制的聚能炸弹大显神威，强击航空兵师使用这种武器，一口气便干掉了德军坦克30辆，以致德军坦克参谋长梅伦将军悲叹道：“许多坦克成了苏联空军的牺牲品，俄国飞行员表现得特别勇敢。”

　　在空军的有效支援下，苏军地面部队顽强地顶住了各路强攻的德军。至7月5日夜，德军仅在奥利霍瓦特卡方向楔入苏军防御区至8千米。

　　然而，防御战役的第二天表明，苏联空军为压制和消灭大量目标分散了自己的兵力。歼击机的作战也暴露出一些缺点：他们迷恋于同德战斗机作战，有时竟把德轰炸机置之于不顾；有些歼击机巡逻队只在己方上空值班待命，没有按高度作梯次配置，这样就只能通过不间断的空中巡逻来掩护地面部队，造成了兵力的大量消耗。

　　7月6日，苏军航空兵克服了前一天作战中存在的缺点。他们注意监视空中情况，必要时还用机场值班分队来加强歼击机巡逻队。为了更加主动地打击德机，他们甚至还大胆地把巡逻警戒线推至敌占区空域。

　　德军航空兵遇到顽强的抵抗，其攻势严重受挫。而苏军航空兵却不断加强突击，这一天出动架次比7月5日多了一倍。在战斗机的92次空战中，共消灭德机110多架。轰炸、强击航空兵也于6日展开了强大的反突击，给楔入防线的德军造成重大伤亡。

　　从7月7日开始，苏军牢牢地掌握了战区北部的空中主动权，大部分德军轰炸机还未开到战场即遭到了拦截，并且损失惨重。

　　至10日，德军在奥寥尔—库尔斯克方向上的进攻能力已经枯竭，不得不转入了防御。首先，北线作战中，苏空军第十六集团军出动飞机7600架次，远程航空兵出动800架次，共消灭德军飞机近520架，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粉碎德军进攻。陆军部队对他们的表现给予很高评价，第十三集团军总指挥在报告中写道：

　　请向空军全体人员转达我们地面部队的衷心感谢，感谢他们从空中给我们的积极支援。我们都怀着爱戴的心情赞扬自己的战友从空中实施的成功突击。

　　在南线，担任防御的苏军航空兵打得更加顽强。

　　当德军从别尔哥罗德向库尔斯克城以南的奥博扬发起主攻后，沃罗涅日方面军几乎将其所有兵力都集中到了奥博扬一线。

　　从5日开始，德苏又展开了歼击机大战，参战飞机之多、空战频率之高、战况之惨烈，均达到惊人的程度。在宽20公里，长69公里地区上空，同时有德苏的2000多架飞机在纵横交织，几乎遮蔽了天空。一次参战的飞机常常多达100至150架。7月5日双方编队空战达近100次。

　　至10日止，苏军仅空军的歼击机就进行了200多次空战，击落德军飞机队强击机和轰炸机的防御能力更强，歼击机也更容易掩护。如此铺天盖地的空中火力，给德军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苏军优势兵力的顽强抵抗，7月10日，损失惨重的德军被迫中止了对奥博扬的进攻，德军第一阶段南北对进计划就这样被无情粉碎了。

　　但是，希特勒不肯罢休，他进行了重新部署，把进攻重点放到南线，将坦克师、机械化师和航空兵的主力调到了奥博扬东南的普罗霍罗夫卡地域，打算从东南方向迂回包抄库尔斯克。沃罗涅日方面军针锋相对，及时调整了自己的部署，决心以攻对攻，彻底粉碎进攻之敌。

　　至7月23日，沃罗涅日方面军的部队完全恢复了7月5日前所处的位置。在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方向防御战役期间，苏军航空兵共出动飞机近2000架次，击落德机近900架。至此，希特勒攻占库尔斯克的“卫城作战”计划彻底破产。

苏军赢得世纪坦克之战

　　早在战役开始之前，苏军统帅部在作战计划中就明确规定，在挫败德军攻势后，应抓住战机，对德军占领区实施全面反攻。

　　1943年7月12日，双方南线部队鏖战普罗霍罗夫卡之际，苏军便在北面开始执行“库图佐夫”计划，一直伺机而动的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分别从奥瘳尔突出部的北、东两个方向发起了强大攻势，总兵力超过德军两倍，占据了绝对优势。战斗开始前夜，苏军远程航空兵和夜间轰炸航空兵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航空突袭，对德军火炮阵地、防御支撑点和兵力集结地域彻夜猛轰，炸得德军晕头转向。其中在东线出动了600多架次，投弹550吨。

　　12日晨，各路航空兵又以猛烈的直接火力并施放烟幕掩护陆军发起了地面冲击。北线，强击航空兵也连续出动，为进攻部队清障开道。

　　发起进攻一小时后，德军轰炸机群飞临战场上空，企图对苏军部队实施突击。早在空中和机场待战的近卫歼击航空兵第一军的歼击机立即迎击，它们以猛烈的攻击将德轰炸机队形打乱，使其无法对苏军部队进行瞄准轰炸。

　　当日，苏军航空兵共出动飞机2100多架次，空战70多次，消灭德机80多架，自己则损失近60架。与苏军飞行员共同作战的还有“自由法国”志愿飞行员组成的“诺曼底”大队，他们由戴高乐将军派遣，于1943年5月到达前线，编入空军第一集团军。他们在同德机的格斗中表现尤为英勇，至7月底，已击落德机30余架。

　　在8天之内，苏联西方面军部队推进了70公里，布良斯克方面军部队推进了20公里。德军急忙增调来10个师的兵力，发起了强大的反冲击。

　　苏军空军出动第一和第十五集团军的几乎全部兵力，对德军反冲击部队实施全力突击，打得德军人仰马翻、尸横遍野。仅7月25日一天，空军第一集团军就消灭德军大约25辆坦克、150辆汽车、5个炮兵连和大量步兵。

　　至7月29日止，博尔霍夫的德军集团完全被粉碎。

　　在东线，强击航空兵第三军于12日晨也向德军发起猛攻，消灭和压制突破地段上的德军火器和部队。在部队发起冲击前5分钟，89架轰炸机又对德军一些重要的抵抗枢纽和炮兵阵地投下了500枚爆破弹和3000多枚杀伤弹。

　　轰炸机、强击机和炮兵的集中突击，打得德军士气沮丧，防线土崩瓦解，苏军乘势推进。强击机不停地消灭德军残存的发射点和抵抗枢纽部。苏军地面部队在航空兵的支援下节节推进，

　　至7月16日已前出到奥列什尼亚河。7月19日，德轰炸机以8至35机编队在战斗机掩护下出动，攻击北线苏军坦克兵团，严阵以待的苏军歼击机与之展开激烈空战，击落德机23架，其余德机落荒而逃。

　　8月4日拂晓，苏军突入奥瘳尔城，一天之内城内德军便全部被肃清。

　　在北线，坚守在那里的中央方面军也于7月15日对奥瘳尔突出部南翼发起猛攻。空军第十六集团军每天出动飞机1000多架次，实施强有力的空中支援。8月6日，苏军收复了奥瘳尔市南面重镇克罗梅。

　　德军兵败如山倒，全线大溃逃，苏军乘胜转入追击。侦察机频频升空，四下捕捉德军动向，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昼夜不停突击奥瘳尔一带的公路、铁路网，无情追杀逃窜中的德军车队。8月6日至10日，德军有60列列车和大批坦克、汽车被击毁，死伤惨重。8月18日，奥瘳尔反击战胜利结束。此役苏军航空兵共出动6万多架次，投弹5000吨，为战役胜利立下了大功。

　　南线的大反攻从8月3日开始。反攻前夜，远程航空兵飞机在突破地段实施了突击。翌日晨，在部队发起冲击前两小时，空军第二集团军的轰炸机和强击机在歼击机掩护下，对突破地段上的德支撑点进行了压制。而在部队发起冲击前，两个空军集团军又有200多架飞机对主要防御地带内的目标实施了集中突击。

　　在苏军航空兵和炮兵的有效打击下，德军支撑点的火器有的被击毁，有的被压制，所以在进攻的头30分钟内，德军基本上没有进行抵抗。个别炮兵刚准备开炮，便被战场上空的苏军强击机发现并击毁，沃罗涅日方面军当日上午即占领了德军主要防御地带。

　　困兽犹斗的德军把大量航空兵投入被突破地段，意欲阻止苏军的进攻。其轰炸机主要以小编队活动，重点突击苏军进攻的步兵和坦克。但每次袭击都遇上了苏军歼击机的猛烈拦截，纷纷败下阵来。在强有力的空中掩护下，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坦克集团军很快突破了德军防御，至8月3日夜已向前推进了26公里。草原方面军部队也突破敌防线，楔入9公里。

　　8月5日，草原方面军部队首先解放了别尔哥罗德，并向哈尔科夫防线外围逼近。几日后，沃罗涅日方面军也将德军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集团军拦腰切成两段。德军急忙把预备队从其他地段调往哈尔科夫一带。苏军空中侦察机及时发现了德军的调动，苏军也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调来大批航空兵给予打击。南方面军空军第八集团军第一个投入对德军预备队的战斗，其轰炸机向调往哈尔科夫地区的敌坦克兵团和摩托化兵团发起猛烈攻击。空军第十七、第五和第二集团军的轰炸机和强击机也先后参战。他们成功地袭击了沿线许多铁路车站，消灭了行进途中的许多军列和汽车纵队。

　　由于苏联陆军和空军协调一致的行动，德军的反突击一直未获成功。空军第二集团军的飞行员几天就消灭了德军数十辆坦克、数百辆汽车，以及几个火炮和迫击炮连。德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却。

　　当沃罗涅日方面军正在抗击德军的反突击的同时，草原方面军又于8月18日突破了哈尔科夫外围防线，对德构成三面合围态势。德军弃城出逃，苏军立刻派出空军第五集团军几乎全部兵力进行阻截。仅8月21日至22日，苏军就出动1300架次，击毁、击伤坦克多辆、汽车上百辆。

　　总之，在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方向的反攻中，苏联航空兵共出动飞机2．8万架次，为陆军部队完成任务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自7月12日开始，苏军的反攻便一浪高过一浪，蓄势已久的苏军投入了大批的预备队，使得库尔斯克一带的苏军累计兵力多达260多万人、火炮5万多门、坦克8200辆，飞机也多达近7000架。连日来德军也对库尔斯克增援，一共投入了15万余人，16万门火炮以及5000辆坦克、5000架飞机。

　　7月13日，希特勒紧急召回克鲁格和曼施坦因两位前线总指挥，在一番商议后，克鲁格兵团撤出苏联前线，用于防守英美盟军在意大利的新攻势。最终，希特勒只同意让曼施坦因单独继续作战。曼施坦因也认为自己军队已到了胜利的边缘，只要继续努力就一定能消灭南部苏军主力。

　　然而，曼施坦因这次可能误判了战况。苏军不仅拥有超过他想象的预备队，同时也已经准备进攻南部德军的右侧面，该地面仅有少数德军防守而已。但由于曼施坦因的顽强作战，严重打击了南线的苏军，许多苏军部队一直等到8月3日才发动反攻。

　　在北部的奥瘳尔方面，苏军以第十一近卫坦克军团为主，向德军名将摩德尔的第二装甲军团的阵地突破，其火炮的密度达到每公里150至200门，坦克密度也达到每公里15至20辆。尽管苏军此次反攻规模堪称世界之最，他们却仍然无法重演斯大林格勒的大包围。摩德尔利用数道预备好的防线，巧妙地迟滞苏军的攻势，从容地将德军撤出了奥瘳尔。苏军用在奥瘳尔的兵力达到近130万人，此外还有2万门火炮及2400辆坦克、2000架飞机。

　　德军方面，摩德尔除了49万部队外，还有1000辆坦克及1000架飞机。

　　直至8月5日苏军才终于收复奥廖尔，此时大部分的德军已安全撤退到下一道防线。而在南部战线，希特勒于7月17日又撤出了装甲军前往意大利。曼施坦因虽然非常不愿意，但也无可奈何。最后南部战线只好改攻为守，苏军乘机展开了全面反攻。

　　最后，长达两个多月的库尔斯克战役以苏军大胜、德军惨败而告结束，是苏德空战的一个转折点。

　　整个战争中，德军损失坦克近2000辆，飞机损失更达3000多架。经库尔斯克一役后，德军元气大伤，再也无力阻止苏军前进。

　　不过德军的防御仍然可圈可点，减缓了苏军的前进。在战争进入尾声时，苏军又于8月23日夺回了哈尔科夫。但直至11月6日，苏军才进入基辅，接着光复了整个乌克兰。往后，整个东线就是苏军不停地进攻，德军不断地防御，直至苏军攻入柏林为止。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役中，苏德双方皆动员了上百万的士兵以及数以千计飞机，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双方共投入了4000辆坦克展开铁甲对攻，堪称“世纪坦克之战”。

　　在这场历史上最大的坦克大会战中，德军耗尽了几乎全部的坦克师。

　　与此同时，苏德双方空军作战之惨烈也是历次战争中绝无仅有的。在经过10多天的血战后，希特勒的东线扩张野心被重重地打上了休止符。

苏美攻克柏林

盟军陈兵百万围困柏林

　　柏林位于德国的东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的首都。曾经这里是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希特勒穷兵黩武，在这里发出了征服世界的号令。然而，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抗击下，纳粹德军在东西两线频频受阻，江河日下，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1945年，苏联百万大军与德军就在这里展开了最后的决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一年，也到了最后的关头。1945年年初，苏军推进到德国境内的奥德河和尼斯河一线，即开始作进攻柏林的准备。从这里到柏林只有60千米远了。东线的苏联红军紧锣密鼓，枕戈待旦。此时，西线的英美盟军也已攻入德国境内。然而就在蒙哥马利率领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和布莱德雷率领的第十二集团军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东挺进之时，3月28日，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事先不与联合参谋长们和盟军副司令蒙哥马利将军磋商，就直接向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迪恩少将发出一封递交给斯大林的电报。

　　电报中艾森豪威尔指出了英美盟军的攻击目标是埃尔富特、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地区，而没有把柏林包括在内。电报于3月28日当天递交给了斯大林。艾森豪威尔的这一自作主张的举动，立即在盟军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在英美盟国当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盟军副统帅蒙哥马利是坚决主张进攻柏林的。本来，艾森豪威尔也同意下一步的主要攻击目标应是柏林。直至3月27日，蒙哥马利还在作战报告中告知丘吉尔，他率军向易北河和柏林突击。然而，仅事隔一天，艾森豪威尔就改变了主意。

　　因此，当丘吉尔和蒙哥马利得悉电报的内容时，大为吃惊。丘吉尔感到艾森豪威尔擅自决定的不仅是军事上的目标，而且是政治上的目标，无疑是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

　　此外，丘吉尔也不同意这位盟军司令的决定，他认为抢在苏军之前拿下柏林，对西方与苏联讨价还价时会大有益处。但是，不论丘吉尔和蒙哥马利怎样反对，艾森豪威尔主意已定，认为柏林已不再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了。

　　艾森豪威尔之所以不把柏林作为主要攻击目标自有他的道理，而且他认为这些理由是无可辩驳的。

　　他认为如果向柏林突击会使他付出伤亡10万人的代价，在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未免得不偿失，而且他还得到报告说，德国重兵不在柏林，而是云集在德国南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就这样，艾森豪威尔一纸电文将柏林拱手让给德国人最不情愿的俄国人手上。

　　1945年3月29日，在通往莫斯科的一条道路上。几辆吉普车疾速向东飞奔，车里坐着苏联红军白苏联第一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元帅和他的随行人员。他这次是应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之召返回莫斯科的。根据最高统帅部的部署，白苏联第一方面军、白苏联第二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被赋予了攻克柏林的任务。

　　两天之后，苏联最高统帅部在莫斯科召开作战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订柏林战役的作战计划。

　　经过反复审慎的研究之后，最高统帅部进一步明确由朱可夫的白苏联第一方面军向柏林实施主要突击，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白苏联第二方面军从柏林南、北两个方向上实施辅助突击，其中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还负有协助白苏联第一方面军合围并攻占柏林的任务。

　　为确保柏林战役万无一失，最高统帅部对三个方面军的兵力给予了极大加强。白苏联第一方面军任务最重，因此兵力也最多，共有11个集团军又4个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任务稍轻，共有8个集团军又5个军。白苏联第二方面军不负有直接进攻柏林的任务，因此兵力也最少，只有4个集团军又5个军。

　　这样3个方面军加起来拥有的兵员总数达到250万。俄国人磨刀霍霍，英美盟军也步步紧逼，德国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1945从1月19日起，德国最高统帅部因战局所迫迁至柏林办公，希特勒本人则在柏林市中心的总理府地下深处的避弹室定居了下来。此时的希特勒被东、西两个战线上雪片般飞来的战报搞得焦头烂额，他的思想越来越变得虚无缥缈，已无法清醒地认识到德国的真实处境。

　　对于身边的人，希特勒也完全失去了信任感，认为他们都在欺骗自己。对于一些敢于直言不讳的将领，稍不经意，希特勒就予以撤换。

　　战争初期，德国装甲大军势如破竹，攻无不取，使希特勒坚信他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他认为眼下的失利完全是由于手下将领指挥不利造成的，德国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对于苏联红军在柏林城下陈兵百万和几千辆坦克，希特勒并没感到恐惧，他自信能击退这些俄国人。

　　此时的德军已无法与战争初期同日而语，柏林的守备也谈不上固若金汤，但要想夺占它，也并非易事。

　　担负柏林守备任务的德军主要是海因里希将军指挥的“维斯瓦”集团军群和舍尔纳将军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共有48个步兵师，9个摩托化师，6个坦克师，37个步兵独立团，近100个步兵独立营和大量的炮兵部队。

　　此外，柏林城里守备部队还有20余万人，德国陆军总部的预备队还有8个师。这样加起来，守卫柏林的德军共有100万人，坦克和自行火炮1500辆，大炮1万多门，飞机3300架。

　　为了防御柏林，德军统帅部还采取了“专门措施”。城市按其所辖范围划分成为8个防御地区。

　　另外还设置了9个特别防御区，负责掩护政府各办公大楼、帝国办公厅、秘密警察总部和国会大厦所在地的柏林市中心区。

　　在城市的直接接近地上德军构筑了三层防御地区：外狙击区、外城廓和内城廓。每层防御地区内都构筑了大量坚固工事、碉堡和障碍物。沿街楼房的窗户都经加固而变成了发射孔。

　　为了进行巷战，德军统帅部还动员市民组建了200个民众突击队营，希特勒法西斯青年团的团员自愿组成反坦克歼击队。

　　苏联人大兵压境，挽弓待发，德国人调兵遣将，严阵以待，一场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了。

苏军铁拳砸开“柏林之锁”

　　1945年4月15日，柏林。

　　夜幕渐渐降临，天黑了下来，天空中群星闪烁。如果是在别的时期，德国首都的居民们都会走上街头，公园和广场草地上也都要挤满了人。可是现在柏林市民却不得不小心翼翼，早早地躲进地下铁道的车站和防空洞中。

　　柏林在等待着同盟国空军的轰炸。可是大家都很惊奇，这一夜警笛一声没响，始终保持沉默。人们渐渐放松了紧张的情绪，不少人开始返回住所。近来柏林已很少有这样的安静之夜了。

　　凌晨4时，柏林突然震动了一下，像受到地震一般。接着从远处传来巨大的响声。几分钟后，惊慌失措的人们再次冲出家门，他们以为柏林又遭到空袭了。

　　4时20分，一份电报从东方前线的一个师部发回柏林防卫司令部：

　　我们遭受到残酷的炮火，与各团部断绝了联络，我们面前发现了莫名其妙的强光，像几十万支蜡烛，也许是新式武器，也许是化学武器……

　　这是苏联红军从奥得河、尼斯河一线对柏林发起全线总攻了。刹那间，2万多门各种口径的火炮齐声怒吼，成千上万枚炮弹疾风骤雨般地向德军阵地倾泻，爆炸声惊天动地。正是这阵阵炮声惊动了柏林市民。在红军炮火的密集轰击下，德军的坚固工事被摧毁，坦克掩体被高高地抛向空中，掩蔽部被夷为平地。

　　那么，电报中说的强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那并不是什么新式武器，也不是什么化学武器，而是白苏联第一方面军进攻时使用的140部防空探照灯。

　　这是朱可夫元帅搞的“疑兵之计”。

　　在以往的作战中，苏联红军一般都是白天发起进攻，对此德军早已习以为常。

　　而这一次，在筹划柏林战役时，朱可夫突发奇想，打算从夜间发起进攻，这样可以大大出乎德军的意料，打德军一个措手不及。但这样做也有一个难题，就是夜间进攻，坦克和步兵不易发现目标。后来，有人提出使用强功率探照灯为坦克和步兵照明的办法，这个办法受到朱可夫的批准。正如朱可夫预料的那样，红军于凌晨4时发起进攻后，完全出乎德军的意料，大多数德军官兵还在梦中即命丧黄泉。强光照亮了苏军坦克和步兵冲击的目标，在强大的航空兵和炮兵火力支援下，数以万计的红军步兵和几千辆坦克潮水般地冲向德军阵地。

　　天渐渐亮了起来，德军这才像是从睡梦中醒过来，开始拼命抵抗。白苏联第一方面军的一线攻击部队前进受阻。特别是在泽洛高地，德军的防御极其顽强，红军几次冲锋都被挡了回来。

　　泽洛高地位于柏林的正东方，是进攻柏林的必经之地。这里山高坡陡，地势险要，犹如一面厚墙挡住了白苏联第一方面军的前进道路。它的后面即是一片高原，因此一旦攻下泽洛高地，红军就可以直接冲到柏林城下。正是看到这一点，德军把泽洛高地当成防御柏林的最后一道关口，不仅调集重兵把守，而且构筑了大量坚固碉堡工事。

　　希特勒的宣传机构则把它吹嘘成“柏林之锁”、“无法攻克的堡垒”。德国人的功夫没有白下，尽管红军不惜一切代价，坦克和步兵轮番发起冲击，但直至中午，泽洛高地的防御仍然是完整的，红军未能前进一步。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形势也越来越紧迫。在南面，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已顺利渡过尼斯河，向德军的纵深发展进攻。迫不得已，朱可夫命近卫第一坦克集团军和近卫第二坦克集团军立即投入战斗，攻击泽洛高地。

　　近卫第一坦克集团军和近卫第二坦克集团军是白苏联第一方面军中攻击能力最强的。关于两个集团军的使用问题，最高统帅部曾指示朱可夫将它们用于北线对柏林实施迂回。

　　但朱可夫没有按着最高统帅部的要求去做，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只留一个坦克集团军从北面对柏林实施迂回，而让另一个坦克集团军从南面迂回柏林。按原定计划，两个坦克集团军要等第一梯队步兵集团军突破德军第一线防御，打开突破口之后再投入战斗。但眼下的形势是第一梯队集团军没有在预定时间内打开突破口，而且进攻受挫，如果再拖下去，将严重影响作战进程。因此，朱可夫将两个坦克集团军提前投入战斗是有一定道理的。两个坦克集团军投入交战后，使白苏联第一方面军的攻击力大大增强。18日拂晓，白苏联第一方面军终于攻占了泽洛高地，但比预定计划晚了近两天。拿下泽洛高地，德军后面的防御已对红军的进攻构不成太大的障碍，因为那里的地形平坦开阔，德军无险可守，非常便于坦克大部队进攻。拔出了眼前的硬钉子，朱可夫终于松了一口气。白苏联第一方面军进攻遇到波折，在其南面展开进攻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则要顺利得多。

　　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没有像白苏联第一方面军那样从夜间发起进攻，而是待天亮后才发起全线进攻。这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要发起进攻，首先要渡过尼斯河，而夜间在德国的密集炮火下渡河是十分危险的。

　　据守在尼斯河对岸的是德军格雷泽尔将军指挥的第四坦克集团军。如果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但此时第四集团军已遭到苏联红军的多次打击已经是残缺不全。

　　4月16日6时55分，在强大的炮火动摇下，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一梯队的3个近卫集团军开始强渡尼斯河。出乎科涅夫的意料，这些部队很快就渡过了尼斯河。

　　登上尼斯河对岸，德军的抵抗也没有预想的那么强烈。第一梯队的3个集团军于当天即突了德军第一线防御。

　　17日晨，第一梯队的步兵集团军又突破了德军第二防御地带。科涅夫当即命令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和近卫第四坦克集团军加入战斗，并肩向德军的第三防御地带施雷河一线猛冲。一时间，枪炮声隆隆，马达声轰鸣，T-34坦克车后扬起一道道尘土，和硝烟交混在一起。弥漫在整个战场上空。

　　由于德军第四坦克集团军在坦克数量上明显劣于苏联红军，因此它已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反击，而且这里的地形也不允许这样做。但格雷泽尔将军还组织起数十辆规模的坦克小分队轮番对红军实施反击。于是红军的T-34与德军的“黑豹”、“虎”Ⅰ型、“虎”Ⅱ型坦克展开一场混战。森林旁溪流边到处都是燃烧的坦克、垂死的伤兵和死者的尸体。

　　4月17日黄昏，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和近卫第四坦克集团军一鼓作气推进至施普雷河岸边。

　　鉴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进展顺利，17日晚，斯大林同意了科涅夫的建议：将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和近卫第四坦克集团军用于向柏林发展进攻。

　　这样一来，两个坦克集团军的进攻轴线和作战任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原来的计划，两个坦克集团军的进攻轴线是指向柏林西南部、易北河畔的贝尔齐希和德累斯顿，其任务是消灭柏林南部的德军，切断德“维斯瓦”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并协助白苏联第二方面军对柏林达成合围。

　　月光映照着施普雷河河畔，河水在静静地流淌。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和第四坦克集团军的近千辆坦克全部聚集在施普雷河东岸。

　　根据科涅夫的命令，两个坦克集团军必须在当夜渡过施普雷河。显然，要等工兵架桥是来不及了。两个坦克集团军只好分头去找徒涉场。

　　值得庆幸的是，此时正是枯水季节，施普雷河河水并不深。两个坦克集团军很快找到了几个徒涉场。于是，近千辆坦克陆续驶下河去，轰轰隆隆地冲向对岸。

　　德军的抵抗并不很强烈，两个坦克集团军没费多大周折就于拂晓前登上了施普雷河西岸。稍事整顿后，两个坦克集团军并肩开始向柏林方向猛攻。在以后的几天中，两个坦克集团军的进展也非常顺利，每天都推进几十公里。

　　4月20日夜，两个坦克集团军把几个步兵集团军远远地抛在后，前出到柏林的外层环形防线的接近地，这里离柏林近在咫尺。

苏美两军会师易北河畔

　　1945年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要是在过去必定要大大地庆贺一番，而此时的希特勒已经没有这种心情。

　　但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还是精心为他设置了一个生日晚会。所有纳粹头目，如空军司令戈林、宣传部长戈培尔、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等都在座，此外，还有仍然活着的将军们，如邓尼茨、凯特尔和约德尔等。

　　所有在座的人，除希特勒外，都明白眼下的战况对德国来说十分不利，柏林存在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但希特勒倒没显得特别沮丧，他对在座的人断言：“俄国人在柏林城下要遭到最惨重的失败。”

　　不过，希特勒的这番话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了，他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威。

　　晚会刚结束，不少人就开始撤离柏林逃之夭夭，他们是想在柏林还没完全被包围之前求条生路。这些人当中包括希特勒最信任的两个老部下戈林和希姆莱。戈林走时所带的汽车大队，满载着他多年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这两个人在逃离柏林时，都相信他们的元首死期将到。

　　希特勒刚从晚会上返回住所就接到报告，德军东线的防御连续被突破，苏联红军正从南、北、东三面向柏林接近。还没有听完，希特勒就暴跳如雷，连骂几声“背叛”，除此之外再也说不出别的词语，他认为东线的失利完全是手下“背叛”造成的。

　　第二天，希特勒仍没死心，他下令给党卫军的菲里克斯·施坦因纳将军，叫他向柏林南郊的苏联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发动全面的反攻。柏林地区的所有一兵一卒，包括空军部队全部投入战斗。

　　“所有按兵不动的司令官，”希特勒向留守柏林指挥空军的科勒尔将军喊道，“都将在5小时内被处决。你自己也必须拿你的脑袋保证最后一个人也要投入战斗。”

　　发布命令的当天和第二天，希特勒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施坦因纳反攻的消息。然而，他不知道施坦因纳并没有反攻，他压根就没有按希特勒要求的那么做。因为施坦因纳心里明白，凭他手中的四个七拼八凑、残缺不全的师去反击科涅夫的坦克集团军，无疑是以卵击石、飞蛾投火，他不能白白去送死。

　　希特勒对于这一切还蒙在鼓里。

　　4月22日，从早晨开始直至下午15时，他都在不停地打电话询问施坦因纳反攻的消息。相反，却得到红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的报告。

　　从4月20日开始，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朱可夫的白苏联第一方面军陆续对柏林发起攻击。

　　当天上午，罗科索夫斯基的白苏联第二方面军在经过60分钟的炮火打击之后，开始强渡奥得河。

　　在此之前，白苏联第二方面军一直在格丁尼亚地区肃清残余的德军，因此进攻时间比其他两个方面军推迟了几天。由于经过白苏联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前几天的猛烈突击，德军的防御体系已被打乱，因此，白苏联第二方面军的进攻比其他两个方面军要顺利得多。

　　4月25日，白苏联第一方面军的近卫坦克第二集团军和步兵第四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近卫坦克第四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柏林以西的凯钦地区会师，这就是说苏联红军已完成对柏林的合围，柏林城中的德军已成瓮中之鳖。

　　同一天，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近卫第五集团军与美军第一集团军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附近会师。这样，整个德国就从中央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全世界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进入了尾声。

　　4月26日，朱可夫的白苏联第一方面军和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主要突击集团都转向柏林的中心区。两个方面军用于强攻柏林的兵力达46万多人，各种口径的火炮1．4万余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500多辆。两个方面军的4个坦克集团军都投入了强攻柏林的战斗。

　　和苏联红军的兵力相比，防守柏林城的德军要弱得多。其主力是在东线遭红军重创的德军第九集团军的6个师的残部，除此之外，还有1个党卫军警卫旅、10个炮兵营、1个强击炮兵旅、3个坦克歼击旅、6个反坦克炮兵营、1个高炮师，以及几十个国民突击队营和一些警察部队，加起来不足20万人。

　　虽然防守柏林市中心的德军兵力不算多，但柏林城天然的防御设施使柏林的抵抗能力不容低估。此时的柏林，座座房屋都变成了坚固的堡垒。临街建筑物的门窗都堵上了，只留下各种武器的射孔。

　　柏林的大街小巷和交叉路口都处在斜射和侧射火力的控制之下。在这些建筑物中，德军不仅配置了机枪、冲锋枪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而且还配置了20至50毫米口径的加农炮。为数不多的坦克被分散配置到重要的街区，隐藏在掩体之中。

　　4月26日，天刚透亮，苏联红军的几百架飞机和上万门大炮就开始对柏林进行疾风骤雨般的轰击。紧接着，朱可夫的白苏联第一方面军和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从四面八方对柏林发起全线总攻。

　　刹那间，柏林城硝烟弥漫，飞机和坦克的轰鸣声、枪炮声以及红军战士冲锋的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响彻柏林城上空。

　　果不其然，柏林城内德军的抵抗格外地强，毫不逊色于泽洛高地。白苏联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进展都非常缓慢，尤其是坦克部队所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

　　此时，柏林的广场和街道空无一人，德军都躲在建筑物里、房顶和地下室，坦克兵看不到德军，又无法进入建筑物里，成为德军反坦克手的活靶子。残余的德军兵用燃烧瓶、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拼命地袭击红军的坦克。

　　由于街道很狭窄，坦克无法展开冲击，只好排成长长的纵队向前推进，但不久就遇到了麻烦。先头的坦克被长柄火箭弹击中后起火燃烧，后面的坦克被堵住去路，也动弹不得。

　　显然再采用这种办法进攻，后果不堪设想。当朱可夫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坦克大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成数个小部队，与步兵、炮兵和工兵一同组成强击群和强击支队，逐个逐个地攻克德军的堡垒。

　　这一招非常奏效，红军坦克的损失大大减少了，进攻速度大大加快了。这个办法迅速在所有攻城部队中推广。

　　红军的强击群与德军逐座房屋逐个街道地争夺，越往市中心，德军的抵抗越顽强，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

　　4月28日，希特勒总理府地下避弹室里，希特勒脸色铁青，神情呆滞地坐在椅子上。

　　苏联红军的先头部队离这里只有几条街了，他们从东面、北面以及西面，通过毗邻的柏林动物园正逐步向总理府推进。希特勒已隐约地听到了坦克发出的轰鸣声。

　　直至这时，希特勒才终于明白他所指望的“奇迹”不会再出现了，他的大日耳曼帝国将不复存在了，他开始绝望，但他仍故作镇静地对身边的人说：

　　我决心留在柏林，但我将不亲自参加战斗，因为那样很可能会出现一种危险，就是我也许只是负点伤，因而被俄国人生擒。我不愿意给敌人以任何机会来将我碎尸万段。我已命令将我的尸体火化……

　　4月29日凌晨，希特勒与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在地下避弹室的一间小会议室中举行了一个简单、凄惨的婚礼。婚礼还没结束，希特勒就把一个女秘书叫到隔壁的房间，开始口述他的遗嘱。

　　在遗嘱中，他指定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戈培尔为政府总理，此外，希特勒还指定了新政府的组成人选。4月30日，希特勒的生命到了尽头。总理府外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他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用过午饭后，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回到寝室，希特勒饮弹自毙爱娃·布劳恩服毒身亡，恶贯满盈的希特勒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元首虽死，但德军并没有立即投降，他们仍在顽强地抵抗。5月2日凌晨，白苏联第一方面军的一个师收到了德军第五十六坦克军发来的一份俄语电报，要求停火并在波茨坦车站迎接苏方的谈判代表。

　　当日天亮之后，柏林守备司令魏丁格将军向白苏联方面军投降，并发出电文命令残余的德军立即停止抵抗。到了下午，柏林城里的枪炮声渐渐平息了下来，德国人终于停止抵抗了。

　　经过16个日日夜夜的浴血奋战，苏联红军终于在这场空前规模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防守柏林的德国百万大军在苏联红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全军覆没。苏联红军共俘虏德军官兵48万人，缴获150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4500多架飞机和1万多门大炮。

　　1945年5月8日午夜，在欧洲上空连绵响彻了6年的枪炮声停止了。

　　自1939年9月1日以来，欧洲大陆第一次出现了和平的景象。胜利的礼炮，五光十色的烟火映红了柏林城，照亮了整个欧洲大地。

　　为了攻克柏林，苏联红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损失30．4万人，坦克2156辆，火炮1220门，飞机527架。但红军战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赢得了胜利，苏军攻占了法西斯德国首都并给德军以歼灭性打击，也为世界赢得了和平。

　　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蒙哥马利元帅预料的那样，攻克柏林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柏林被攻克的消息传出后，全世界人民都为之振奋，而德军的战斗士气则迅速土崩瓦解。

　　在柏林被攻克5天之后，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目录

二战爆发前的世界格局

国际裁军会议不欢而散

英国政府实行绥靖政策

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外交

法国政府频繁更迭

苏联倡导“集体安全体系”

中国国共两党携手合作

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建立

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政权

希特勒成为纳粹组织党魁

日本军部推行法西斯极权

佛朗哥建立独裁统治

风云际会的欧洲天空

德意日三国轴心的形成

德国意大利军事同盟

英国和法国军事同盟形成

英法苏德举行多重谈判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日本法西斯首开战端

日军非法侵占中国东北

国联决议成为一纸空文

侵略者蓄意炮制伪满洲国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

德意在欧非燃起战火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德意志征服莱茵兰

纳粹党吞并奥地利

德国轻取捷克斯洛伐克

但泽危机弥漫欧洲上空

意大利攻占阿尔巴尼亚

墨索里尼图谋法国领土

欧洲战争的全面爆发

德国孤注一掷入侵波兰

英法迫不得已对德宣战

苏德两国联手瓜分波兰

二战爆发前的世界格局

国际裁军会议不欢而散

　　1932年2月2日，有60多国代表参加的国际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和平宫国联大厦开幕。

　　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除国联成员国54个外，另有美国、苏联、土耳其、埃及、墨西哥、巴西、阿富汗、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等国的代表。

　　早在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订时，协约国曾向德国许诺，一旦德国解除武装，协约国也将实行普遍裁军，但它们又强调“国家安全”是任何裁军的绝对前提。

　　国联盟约第八条曾规定：“联盟成员国承允为维持和平起见，必须缩减本国军备至适足保卫国家安全及共同履行国际义务的最少限度。”

　　1925年12月，国联作出成立裁军会议筹委会的决定，准备召开裁军会议并邀请苏联和美国参加。两大国出于自身的安全和义务考虑，均来到了日内瓦。

　　会议主席由英国前外交大臣阿·亨德森担任。会上，各国提出一系列裁军方案，旨在加强自己而削弱他国军事实力。

　　法国提出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并将各国的轰炸机部队、远程炮兵、万吨级以上战列舰和大型潜艇交给国联掌握，企图借英法操纵的国联建立欧洲霸权；同时主张裁减战列舰和巡洋舰，以限制英美。

　　英国提出削减战舰吨位和火炮口径，以反对美国的海军扩军计划，并为遏制法国和日本大力发展潜艇对其构成的威胁而主张取消潜艇；同时鼓吹废除征兵制，以削弱法陆军实力。

　　美国提出“胡佛裁军计划”，强调在质量上裁军，要求各国裁减陆军，销毁坦克、移动式重炮和毒气武器，但反对削减战舰吨位。

　　德国主张各国都应把军备裁减至与其同样的水平，并坚决要求与其他各国军备取得平等地位。

　　日本强调它在太平洋的特殊地位，要求修改1922年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1930年的《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国际条约》。

　　苏联提出把全面裁军的原则作为裁军工作的基础，并提出一个部分裁军方案，要求完全销毁杀伤性最大的武器装备，如坦克、超远程火炮、万吨级以上军舰、航空母舰、重型轰炸机及化学、细菌武器等。

　　由于西方大国尤其是德法两国的尖锐对立，使会议陷入了激烈对峙争论的状态。第一阶段会议经过5个月的争论，只通过一项没有实际裁军内容的决议案。

　　直至1932年12月11日，英、美、法、德、意五国才达成协议，承认德国将“在各国同样安全体系范围内享有平等权利”。

　　1933年2月，法国的新方案因遭英、德、意等国反对而被否决。与此同时，苏联鉴于希特勒上台、法西斯侵略威胁增长，提出关于侵略定义的提案。安全委员会经过激烈争论后，同意苏联提案的基本思想，但未提交全体会议通过。

　　3月16日，英国代表麦克唐纳提出一项裁军公约草案，规定在5年之内，让德国获得与法、意、波等国同等的兵额，并要求成立一个常设裁军委员会，以监督公约的实施情况。法国表面上接受这项关于给予德国军备平等原则的草案，但要求将5年期限延长为8年。

　　6月，裁军会议接受以英方计划作为未来裁军协定的基础。

　　10月14日，德国致电裁军会议，宣布由于“拥有庞大武装的国家”既不裁军，又不满足德国军备平等的要求而退出裁军会议。

　　10月19日，德国退出了国际联盟。

　　12月18日，德国提出只有允许德国征兵30万，允许其拥有《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各种武器，萨尔立即归还德国等，才能恢复参加裁军谈判。

　　1934年1月1日，法国拒绝了德国的条件。苏联曾提出将日内瓦裁军会议变成经常性的、定期召开的和平会议。会议决定将苏联的提议提交各国政府研究，后来却不了了之。

　　1934年6月11日，国际裁军会议不欢而散。

　　国联裁军会议前后持续两年之久，开会900多次，除通过一些内容空泛、无关紧要的决议和提案外，未取得实质性成果。相反，在裁军会议期间及会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备战。

英国政府实行绥靖政策

　　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使英国的经济受到打击。从1932年中期起，英国经济开始缓慢回升。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经济实力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这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当时的政治、外交与军事政策，束缚了其军备的发展。

　　和平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英国的和平主义运动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和战后的经济衰退，使和平主义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这种形势大大增强了英国公众的恐战情绪，推动了和平主义运动的高涨。

　　1935年3月，纳粹德国公布了重整军备宣言，公开走上了扩军备战的道路。但在英国，和平主义者却举行了一场全民和平投票。

　　这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和平主义运动，是由国际联盟协会、新联邦社等和平主义团体发起，并得到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议员支持的。全国共有1150万人在50万志愿工作者的协助下参加了和平投票。

　　他们提出了全面裁军和废除航空部队的主张，还要求用非军事性的经济制裁方法来阻止战争的爆发。以此为标志，英国的和平主义运动达到高潮。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和平主义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和影响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有力地制约了英国政府和有影响的政治家的行动，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对英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5年，英国军方根据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提出有限的重整军备计划。此时已担任国民内阁首相的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告诉英国选民们：“我向你们保证，不会有任何大规模的军备。”

　　避战求和一时成为英国举国上下的行动准则。可以说，和平主义运动是英国绥靖主义的温床，对英国绥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从军事卷入政策退回到传统的欧洲均势政策，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英法德相互信任与合作的稳定的安全局面。

　　20世纪20年代，法国联合东欧国家，压制德国，与英国传统的均势政策发生矛盾。于是，英国便推行扶德抑法的政策，企图削弱法国及其盟国的地位，以保证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仲裁国地位。

　　1933年3月，英国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抛出“麦克唐纳计划”，其目的在于用裁减法国陆军来安抚叫嚷“军备平等”的希特勒。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后，英国继续压迫法国做出让步，以便使德国重返裁军会议和国联，也就是让德国在英国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扩军。

　　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与世界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尽管英国统治集团逐步意识到了法西斯国家的威胁，但其对外政策却并没有实行全面调整，直至大战在西方爆发，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威胁都未做出有力的反应。

　　1935年3月，英国对德国公开宣布重整军备，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抗议行动，反而于1935年6月与德国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消息传出，举世震动。

　　《英德海军协定》的要点是，德国海军实力与英联邦成员国海军总数实力的固定比例为35：100。但是另一项协定规定，德国的潜水艇可占英国全部潜水艇的45％，在危急情况下，此限度可提高至100％。从而使希特勒打破了《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开始放手扩军备战。这是英国在绥靖德国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同年12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英国担心失去意大利这个盟友，而不敢对其采取有力的制裁措施。随着法西斯国家的不断扩张，英国维持欧陆“均势”的政策失去了现实基础，绥靖政策便逐渐成了英国外交的主要内容。

　　1937年5月，张伯伦任英国首相后，即向议会宣称，本政府的政策是“对全世界实行绥靖政策”。

　　早在1937年3月，张伯伦在出任首相前不久给美国财政部的信中称：“德国决心使它自己强大得没有人敢于抗拒它所提出的无论是对欧洲的还是对殖民地的领土要求，既然它存心如此，就不大可能同意有损于其既定目标的任何裁军计划。”

　　只有在德国相信它的努力将遭到优势兵力的抵制时才能有所收敛。尽管如此，张伯伦政府仍坚信，在国家利益没有受到危害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争端比诉诸战争对英国更有利。

　　为了达到避战的目的，张伯伦政府认为，有必要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欧洲问题。

　　这成为张伯伦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

　　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分的欧洲边界的不合理，满足希特勒“统一德意志民族”的要求，以求得欧洲政治问题的解决；在欧洲“政治解决”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对德国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允许德国开发其出口潜力，从而在经济上消除德国对外扩张的理由。

　　基于上述设想，张伯伦上台后，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绥靖外交活动。

　　首先，在外交上加强与德国的联系。张伯伦一上台就邀请德国外长牛赖特访英，并于1937年11月派遣哈利法克斯出访德国，目的是对德国放风、摸底，“找到一项解决分歧的方案”，达到“一个总的解决，那时，合理的抱怨可能消除，猜疑可能被束之高阁，信任可能重新恢复”。

　　访问结束后，张伯伦称，会谈充满相互信任，进一步加强了相互了解的愿望。

　　为了实现对德绥靖的目标，也需要绥靖意大利。

　　1937年7月，张伯伦在给墨索里尼的私人信件中进一步确认了早在同年1月达成的《英意地中海协定》的原则。

　　1938年年初，他建议与意大利会谈，解决两国间的所有争论，并且不顾外交大臣艾登的反对，于4月16日缔结了《英意协定》，确认并划定两国在整个地中海和中东的权益，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占领，以此换取墨索里尼在“总解决”中的默契与回报。

　　根据张伯伦欧洲问题全面解决的设想，远东问题同欧洲相比居于次要地位。

　　1937年，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张伯伦在日记中写道：

　　在当前欧洲有两个脾气暴烈的独裁者的情况下，我们简直经不起再同日本进行争吵了。

　　因此，当日本不断扩大侵略的时候，英国远东政策的绥靖色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

　　张伯伦深感，要实现欧洲问题的全面解决，单靠英国是不行的。鉴于法国在欧洲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张伯伦于1937年11月访问法国，对其施加外交压力，要求法国与其协调行动。这对此时已将同英国保持一致作为外交基点的法国在绥靖道路上越走越远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与希特勒达成欧洲问题的全面解决，张伯伦不惜以牺牲中小国家为代价，只要希特勒同意“按和平演进方式实现变更”，就满足其侵略扩张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张伯伦在绥靖道路上越走越远。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张伯伦认为这是“不可能避免的”。接着，希特勒又把侵略矛头指向捷克苏德台区。张伯伦将此看做是通向欧洲问题总解决的可能入口。

　　当捷克危机加剧时，张伯伦乘飞机三赴德国与希特勒谈判，并一再做出让步，最后上演了慕尼黑丑剧，把英国的绥靖主义推到了顶峰。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绥靖活动还表现在对西班牙的态度上。

　　西班牙内战爆发，英、法两国政府实行不干涉政策。而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则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不仅给西班牙叛军送去大批金钱和武器弹药，派军舰封锁西班牙海岸，而且派出几十万正规部队，直接侵入西班牙，使地中海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结束地中海危险的状态，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于1937年1月签订了《英意地中海协定》。协定双方保证维持地中海的现状，相互尊重对方在地中海的利益和权利，并共同维护西班牙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是，这个协定的缔结对地中海的局势没有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对意大利的侵略扩张和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也没有起到任何限制作用。

　　在英国下院里“叛国”、“耻辱”的呼声中，英国首相张伯伦1939年2月27日宣布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法国总统勒布伦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但他却得到法国内阁成员的一致支持。

　　人们认为承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许多人特别是英国畅所欲言的在野党人士对佛朗哥的“建立一个自由的西班牙”的含糊保证并不信任，同时还对仍留驻在西班牙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表示关注。

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外交

　　经济危机自1929年开始至1933年春，已使美国的经济下降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人们对未来、对美国社会丧失了希望和信心。这时的白宫主人是柯立芝繁荣时期声名大震的前商业部长胡佛。胡佛政府一再预言危机即将过去，而现实是危机一步步加深。

　　胡佛是“自由企业”的拥护者，一贯反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但在危机日益加深的压力下也开始动用国家机器“干预”经济了。他照搬繁荣时期所谓“自上而下”的老套路，采取优先资助大公司、大银行、大农场主，紧急援救那些处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富豪等措施来对付危机。

　　结果，在生产过剩、产销严重脱节的情况下，这种措施救活的大企业不多，而破产的小企业和小土地所有者却大量增加，排队等候慈善机构发放面包的失业者队伍越来越长。政治上的动荡也加剧了，1929年至1932年，大约共发生2700次罢工。

　　1933年这一年就有117万工人罢工，在全美国都能听到饥民们示威游行的脚步声。

　　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伊利诺州的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厦；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10层高的市府大楼；芝加哥市有5000名忍无可忍的教师闯进了市区银行；俄亥俄州的失业者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喊出了“建立工农共和国”的口号。

　　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布“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

　　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率先出现了极右组织“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接着在一些地方先出现了极右组织“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接着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法西斯团体。他们残杀进步工人、农民和黑人，给经济萧条的美国带来进一步的混乱。正是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美国开始了第三十二任总统竞选活动。共和党仍推胡佛作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则推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

　　从1932年7月2日始，罗斯福公开以“新政”作为竞选纲领，指责胡佛“粗暴的个人主义政策”，抨击金融巨头，表示要为“那些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们”谋求好处。并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表示要用国家行政和经济力量，整顿经济混乱状况，扩大就业机会，增加社会消费资金，克服经济危机。

　　在全国经济濒于崩溃，社会矛盾激化，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下，罗斯福的纲领得到广泛的支持，加上他本人的组织才能和演讲才能，终于在竞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于1932年11月8日当选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在白宫前面的草坪上宣誓就职。

　　1933年3月5日，罗斯福下令禁止囤积黄金，违者重罚，由此拉开了“新政”的序幕。“新政”分为两个阶段：1933年至1934年是第一阶段，重点在复兴救济；1935年至1939年是第二阶段，重点在改革，即全面地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罗斯福在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政”方面，提出了有名的复兴、救济、改革计划，对经济、社会进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调节。

　　从1933年3月初罗斯福上台，至1939年共6年的新政期间，美国政府和国会总共颁发了700多个法令，这些法令几乎涉及了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统计，在罗斯福新政任内有关美国生活、社会和各种问题的演讲，比以前历届美国总统的有关的演讲加在一起还要多。

　　“新政”的实施使美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实力，从而使其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民主国家兵工厂”的作用，为同盟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后盾。

　　罗斯福在大刀阔斧实施“新政”的同时，尽其所能推行国际主义外交路线。但是，由于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他要使美国参与国际社会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

　　首先是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流产，随后是罗斯福加入国际法庭的提议被否决。罗斯福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决定以内政为主走孤立主义外交之路。1935年年初，随着欧洲战争危机的加深和经济恐慌的缓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倾向于持孤立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防止卷入欧洲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一向标榜的航海自由。2月，意大利发出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叫嚣。3月，德国废除了《凡尔赛和约》中限制其军备的条款，日本这时则在加紧侵略中国的华北。

　　面对此种情况，美国国会从3月就开始讨论各种不同的中立法案。多数人主张制订对所有交战国禁运武器、冻结货款和限制贸易的彻底中立法；主张集体安全体系的人则想制订一项授权总统酌情处理的中立法，以区别对待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经过3个月的辩论、争执，美国国会终于于8月24日通过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提出了《中立法案》。

　　8月31日，罗斯福总统勉强签署了该法案。这个法案完全反映了孤立主义者的主张，它规定对所有交战国一律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禁运，但授权总统确定军需品名单和宣布实行禁运时间；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输军火，旨在防止通过贸易渠道卷入战争或纠纷之中；法案还规定，如有必要，总统可宣布不保护乘坐交战国船只旅行的美国公民。

　　在新《中立法案》下，美国战略物资仍源源不断地运往意大利。1936年5月，阿比西尼亚沦亡后，美国撤销了“道义禁运”，宣布对意大利的占领不予承认。8月6日，西班牙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购买少量机枪弹药的请求，被美国政府婉言拒绝。8月11日，美国正式宣布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9月30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呼吁民主国家制止德意的武装干涉，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美国政府仍坚持同英、法同步行动，奉行“不干涉”政策。1936年11月罗斯福再度当选总统后，要求国会采取行动，对西班牙冲突双方实行禁运。

法国政府频繁更迭

　　20世纪30年代，法国经济的衰退对政治、外交和国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经济危机和法西斯组织暴乱的打击下，法国政府频繁更迭。自1930年至1940年10年中，法国政府更换了24次。

　　法国政权机构的频繁更迭，“使当事者无法把连接的许多计划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拟出成熟的决定和措施，把它贯彻执行，成为一个政策”。这对法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法国国内政局动荡，政治势力两极分化。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右派法西斯组织纷纷出笼，准备武装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共产党等进步力量也在团结人民群众，开展反法西斯斗争。

　　1934年7月27日，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统一行动公约》，首先实现了工人阶级的统一。

　　法国与苏联就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进行了接触与谈判。1933年12月28日，法国外交部长保罗·邦库尔和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多夫加列夫斯基举行会谈，达成了共识：为保卫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必须采取集体安全措施，并主张把反侵略的互助义务补充到1932年11月签订的《法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去。

　　谈判期间，法国外长甚至对苏联全权代表宣称：“你我双方开始了极关紧要的事业，你我双方今天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然而，在这次会谈之后，法国政府并未采取具体的行动。

　　1934年2月上台的加斯东·杜梅尔格内阁的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进一步推进了联盟外交政策。他的目的是联合苏联和东欧小国反对德国，通过谈判签订了一个建立在集体安全原则上的《东方公约》。

　　签订这样一个公约，英国既怕加强苏联的战略地位，又怕会增加法国的国际威望，表示不愿参加。德国也明白缔结这样一个公约的后果，明确表示反对。这样，《东方公约》的设想未能最后实现。

　　1934年10月，巴尔图遇刺身亡。巴尔图的继任者皮埃尔·赖伐尔，口头上说要继承前任的外交政策，但事实上却开始扭转法国的外交方向，而把调整法德和法意关系放在了法国对外政策的首位。

　　1935年2月，赖伐尔同英国政府代表一起，向德国提出了包括“军备平等”和缔结《东方公约》的“全面解决”建议。这是法国开始走上绥靖道路的标志。

　　1937年3月，勃鲁姆政府宣布暂缓改革，并于6月辞职。此后政局再度动荡，内阁几度换届。

　　1938年4月，激进社会党人爱德华·达拉第组阁，对外推行绥靖政策，参与出卖捷克斯洛伐克。

　　10月4日议会讨论慕尼黑协定时，社会党弃权，共产党反对，达拉第宣布同人民阵线决裂，法国人民阵线运动遂告瓦解。

苏联倡导“集体安全体系”

　　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以压倒一切的强大势头发展着，并不惜以牺牲或削弱国民经济其他群体的利益和实力为代价，再加上苏联工人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使得苏联工业创造了奇迹。

　　1926年至1938年的12年时间，苏联就完成了工业化，从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但是过度地发展重工业，使得全国的轻、重工业发展失衡，农业和工业失衡，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许多问题埋下了隐患。

　　和工业化有些类似，苏联在农业发展上的口号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制度”，在广大农村推行社会主义的新农业制度，建立集体农庄。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在合作劳动的基础上，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起来，改造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形式。”

　　但是，由于集体化过程中违反了自愿原则，出现了冒进和极端现象，发生了强行集体化农民住房、家禽、牲畜等私有财产，关闭农贸市场，禁止农副产品上市等现象，还出现了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直至1930年3月1日，联共（布）中央的《农业劳动组织合作示范章程》颁布后，这些现象才有所缓和。

　　苏联在物质方面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为苏联武装力量的壮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需求，但是，由于政治和外交上的不利，却葬送了工业发展上为苏军争取的重大优势。在军事上，由于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战争危机日益严重，苏联处于两大战争策源地东西夹击的威胁下，因此，他们对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作了相应的调整。

　　他们为争取联合英、法、美等非侵略国家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及苏联的国家安全，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强调利用帝国主义矛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集中精力反对法西斯侵略势力。1933年12月12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开展争取集体安全的决议，决议强调：“为防止战争，保卫和平，苏联考虑参加国际联盟，并和广大的欧洲国家缔结区域性的共同防御侵略协定。”

　　为贯彻这一外交策略，当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季维洛夫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建立欧洲的集体安全体系。经过一番努力，1933年10月，苏联与美国建交，在此前后还与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33年7月，苏联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等邻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1934年9月18日，苏联加入国联并任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这样苏联可以利用国联这个论坛遣责法西斯国家的战争政策，敦促国联采取行动遏制法西斯的侵略行为。

　　随着德国法西斯侵略矛头的步步进逼，法国被迫接受苏联的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于1935年5月2日与苏联签订《法苏互助条约》，随后苏联又与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签订《苏捷互助条约》。

　　苏法、苏捷条约的签订，加上已有的法捷条约，使德国在战略上处于东西南三面受钳制的不利态势。对此，苏联极为重视，把它看作是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奠基石。

　　1936年3月7日，德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0月，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三个法西斯勾结在一起了。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

　　面对法西斯步步进逼的侵略扩张，苏联政府作出强烈的反应，一再建议各国，尤其是英、法等大国，应采取集体行动保卫世界和平。在捷克“五月危机”期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季维洛夫就明确表示，苏联将坚决履行《苏捷互助条约》的义务，保证同法捷盟国站在一起，抵抗德国的侵略扩张。但是由于英、法仍奉行绥靖政策，一再退让，对苏联的建议未作可否，致使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活动越来越嚣张。

中国国共两党携手合作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一忍再忍，《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却发动了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在此期间，日军顺利地占领了热河，并向长城一带推进。国民党仍决定不调动“剿共”军队北上抗日。

　　在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后，蒋介石利用日本的停战时机，展开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1933年年初，当日军越过长城，向冀东、察北大举进攻之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著名宣言。这三个条件是：

　　一是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是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即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自由等；三是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此文件一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亲蒋的著名科学家、政治家丁文江，以《假如我是蒋介石》为题发表文章，主张“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中国共产党根据此条件的精神，进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尝试。1933年年初，派出大批共产党员与冯玉祥合作建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初征察东，一举收复宝昌、沽源、多伦三城，威震海内外。

　　当在福建“剿共”的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派代表与红军谈判联合抗日反蒋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立即允诺，并于是年10月26日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不久，福建事变爆发，打乱了蒋介石的“剿共”部署。

　　1933年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又拟定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此文件提出了著名的6项行动方针：

　　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

　　2．全体人民总动员。

　　3．全体人民总武装。

　　4．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如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一切国库收入用作抗战经费，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在国内外开展募捐，等等。

　　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

　　6．国际上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以及同情中国抗战的国家和民族。

　　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各种形式，敦请宋庆龄、何香凝、李达、胡汉民、马相伯、章乃器等多位著名人士在文件上签名后，于1934年4月20日正式发表。此文件高举抗日旗帜，号召工农兵学商大联合，并建立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拥护。

　　1934年9月下旬，驻守赣边境的国民党“剿匪”南路军司令陈济棠派代表到达瑞金，要求与中国共产党谈判联合反蒋。但是，由于此时中国共产党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只是在酝酿之中，上述文件并未得到认真执行。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鉴于德、意、日法西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据此，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它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策略路线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立即着手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连续发出《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抗日救国宣言》《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等文件，并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该执行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一切赞成抗日的力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是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议认为，为了适应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必须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过去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召开的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精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批判过去的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政策，“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边去”。

　　毛泽东的报告和瓦窑堡会议决议，全面论述和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方针，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确立。

　　1933年后，日本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蚕食华北各省，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始酝酿着重大的转变。

　　1936年6月，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举起反蒋抗日旗帜，组织抗日救国军。6月1日，陈、李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电请国民政府立即抗日，并通电全国，呼吁“日入侵我愈亟……今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这一事件史称“两广事变”。虽然“两广事变”被蒋介石以武力威胁和分化利诱而消弥，但却表明国民党内部的进一步分化。

　　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也严重危及蒋介石集团的支持者英美在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加深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矛盾，英美对日态度开始转变。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在抗战派的努力下，1935年8月7日，国民政府监察院对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提出不信任案，迫使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下台。

　　11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被刺伤。12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亲日派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其间，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换了亲英美派的人，表明亲日派势力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衰落。

　　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势不可挡。这几种因素促成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由妥协转向强硬。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在对外关系的报告中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

　　他虽仍对日妥协抱有幻想，但毕竟提出最后限度，“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较之以前的一味妥协退让，确实有了进步。国民党五大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也出现了新动向。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对他的“对华三原则”重新作了解释，并宣称中国政府已表示赞成。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

　　1936年3月中旬，外交部长张群就调整两国关系问题同日本驻华大使举行了4次会谈，明确提出，中日邦交调整要从东北问题谈起，使中国恢复领土完整。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就对日交涉问题指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分裂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分裂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条约，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假若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中国共产党时刻关注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考虑到国民党内外政策有所变化，但反共立场仍未放弃，要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此，共产党自1936年开始，逐步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实行有条件的联蒋方针。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肯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宣布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国民党抗日，“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并提议国共两党进行谈判。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阐述了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任务、完成任务的步骤方法、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谈判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

　　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初次谈判。11月19日，潘汉年又到南京与陈立夫再次晤谈，就双方合作抗日的条件进一步做了商谈。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此时将中国共产党的“联蒋抗日”政策视为软弱的表现，认为共产党是为摆脱困难的处境才急于向国民党妥协，因而谈判的目的也是为了收编、瓦解红军，并且为配合谈判加强了在军事上的进攻，企图消灭红军。

　　结果，从1935年冬至1936年冬国共两党的多次秘密接触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尽管如此，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不久，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谈判转为公开。

　　在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更为实务的措施逼蒋抗日。毛泽东曾先后致函宋庆龄、蔡元培等国内70多位知名人士，呼吁他们挺身而出，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联合南京以外的地方实力派，共同逼蒋抗日，如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山西的阎锡山，两广的李宗仁、李济深、陈济棠，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华北的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收到显著成效。

　　国民党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和西北军总司令杨虎城，最早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中国局势为之一变。1936年冬，蒋介石调集30个师的庞大兵力集结陕甘，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蒋威逼说，如不“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西北军调往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

　　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商定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

　　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在几经“哭谏”、“苦谏”无效后，实行“兵谏”，派兵在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在西京招待所拘捕了陈诚等军政大员。“西安事变”爆发了。

　　同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及一切政治自由等8项主张，并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支持蒋介石的英美，担心此时中国内乱会给日本可乘之机，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驻华大使的电文中称：“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提议的行动。”

　　日本对“西安事变”如何发展，一时尚难作出准确判断，但极不愿看到南京政府与张学良、杨虎城妥协。日本陆军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推测，“西安事变”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并侵害帝国侨民的安全的权益”，要求做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手段”，并阻止各国乘机对“远东和平”的干预。12月23日，日本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说：“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打击。”

　　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因“西安事变”达到极点。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担心蒋介石性命不保，英美派会失去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却决定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16日，何应钦组织“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15个师的兵力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17日，又电召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

　　在事关民族命运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应共产国际提出的意见，决定争取南京政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再召开扩大会议，商议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会议认为“西安事变”的性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它的意义“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

　　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后，首先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共商解决事变的大计。针对亲日派的军事安排，为防止新的内战爆发，12月15日和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先后致电国民政府，坚决反对“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挑起新的内战，呼吁国民政府接受张学良、杨虎城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6日，周恩来等人抵达西安后，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予以释放，以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始谈判，并就谈判策略、条件及对蒋介石的处理办法，作了进一步的具体指示。

　　12月23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西安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南京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开始举行谈判。周恩来首先提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6项主张：

　　1．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24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会谈，蒋介石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以中国共产党主张为基础的6项协议。

　　12月25日，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至此，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终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局势转变的枢纽。在日本侵略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一举结束了中国的10年内战，创造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必要前提。为推动国共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要求把下列5项定为国策：

　　一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是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是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同时表示，如国民党确认上述国策，则本党做如下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抗日派与亲日派的斗争，否决了汪精卫提出的政治决议草案，通过了一个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决议案。尽管这一决议案还没有制订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国民党过去政策的错误，但在国内政策上，它确定了和平、修改选举法、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它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通电的要求在原则上是大致接近的。在对日问题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指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对于日寇的侵略有了比较强硬的表示，对于国际和平阵线有了进一步的接近，对于本党‘国共合作’的提议，也并不表示拒绝”。

　　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建立

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政权

　　法西斯主义是在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影响较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克服危机、对抗革命、争霸世界而出现的反动思潮、政治运动和政权形式。

　　法西斯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潮流高涨之际。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已陷入政治危机之中，原有的国会政治、法庭、议会等都已经不足以维持原来的统治，而无产阶级因条件尚未成熟，也不能夺得政权，当这两种势力相持不下的时候，法西斯主义趁机产生。

　　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一开始它还只是一场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运动，之后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法西斯运动的领袖心甘情愿与大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相结合，成为他们手中对内镇压工农运动，对外叫嚣民族沙文主义的工具。

　　最后，在统治阶级的扶持下，意大利法西斯运动迅速发展成为政坛上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并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墨索里尼1883年出生于一个铁匠家庭，早年倾向社会主义，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2年担任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的主编，并成为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墨索里尼因公开表示支持政府参战而被赶出《前进报》，并被开除出社会党。

　　1914年10月，他参加了意大利第一个法西斯组织“国民行动革命法西斯”，并在3个星期后创办了一份新报纸《意大利人民报》。

　　1915年1月，“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更名为“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并在米兰建立了全国性组织，墨索里尼很快成了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

　　1915年，意大利政府正式对奥宣战，墨索里尼与其他领导人立即应征入伍，“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虽未正式宣布解散，但已名存实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墨索里尼等人决定重建法西斯组织。1919年3月，“战斗的法西斯”宣告成立。它以“要求巴黎和会兑现伦敦条约对意大利的领土许诺”为号召，扩大自己在民众中的影响，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它支持退伍军人和农民的土地要求，以赢得他们的好感；它又迎合统治阶级镇压革命运动，以求得与新老政客、垄断资本、封建地主和王室的结盟。这些策略和措施，使意大利法西斯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

　　1920年5月，是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重要转折点。战斗的法西斯在米兰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选出了党的领导机构，通过了新的《法西斯纲领的基本要点》。这个新纲领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军事各方面的主张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向右转的趋向。从此，法西斯运动转向反动。

　　之后建立了以反对社会党为首要目标的法西斯行动队，由过去的同情和支持工农运动转而采用残酷的手段疯狂破坏工农革命组织，殴打和杀害社会党和工会领导人，公开参与军警对群众运动的镇压，与之合谋制造白色恐怖。

　　法西斯运动的新动态使以垄断资产阶级和封建王室为主体的统治阶级消除了对它的疑虑，开始转而大力支持它的发展。

　　在统治阶级的扶持与资助下，法西斯运动在一两年的时间里获得了重大发展。至1920年年底，战斗的法西斯成员已达20000多人；至1921年5月底猛增至18万人；至1922年5月，已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的党员人数为32万多人。

　　意大利法西斯已从一个微不足道的组织一跃而成为拥有武装的全国第一大党。面对法西斯运动的迅猛发展，墨索里尼等领导人不再安于仅仅充当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一个次要角色，开始跃跃欲试谋求夺取全国政权了。它首先夺取了意大利的许多地方政权，然后，决定向罗马进军。

　　1922年10月27日，由30000多名法西斯行动队员组成的进军队伍分三路向罗马进发，法克特总理要求国会颁布全国戒严令，遭到国王拒绝，法克特政府被迫辞职。29日，国王埃马努埃莱三世授权墨索里尼担任总理组阁。31日，第一届法西斯内阁组成，墨索里尼任首相兼内政大臣和外交大臣，此后，又通过暴力恐怖和非法等手段，建立了法西斯的极权统治。

　　为了保证法西斯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墨索里尼一方面进一步改善与垄断资本的关系，废除“累进税法”，以各种名目和方式向大资本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摆脱战后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以争取他们的全面支持。

　　另一方面，加强对党政大权和法西斯武装的控制，解散所有党派武装和由40000人组成的皇家卫队，建立由他直接掌握的国家安全志愿民兵，并设立一个“超越和凌驾于原有政治机构之上”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法西斯大委员会”。

　　从1925年5月起，法西斯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为墨索里尼独裁统治提供法律保证。1925年5月16日颁布《反秘密团体法》，宣布取消集会和结社自由；6月20日颁布《法西斯新闻检查法》，取消言论自由；12月24日颁布《政府首脑及阁员职责与特权法》，授予墨索里尼独裁权，要内阁大臣和副大臣像士兵一样，一切行动听从“领袖”的命令。

　　1926年11月26日，颁布《国家防御措施法》，宣布取缔国家法西斯党以外的所有政党；1928年12月9日颁布《法西斯大委员会权力法》，规定政府首脑和法西斯大委员会主席由墨索里尼一人担任。

　　至1929年4月，作为政府首脑的墨索里尼一身兼任内阁中的内政、外交、陆海空三军、职团、殖民和公共工程8个部的大臣，可谓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他控制了意大利的一切，成了意大利最高主宰者。法西斯极权统治已经全面确立和巩固。

希特勒成为纳粹组织党魁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对德国经济的打击特别严重，导致1930年3月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大联合政府垮台。这是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后第十五届政府的失败。很显然，魏玛议会民主制已经丧失了联合政府存在的基础。

　　1930年，德国几乎没有一个政党具有议会政党的责任意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尽管不希望以损害政府为代价背离议会民主制，但是此时已不能单独阻止政局的发展。

　　中央党是社会民主党长期的联合伙伴，在因经济危机而政治偏激化的政党中受到的打击最小，对选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1928年12月，具有保守教会观念的路德维希·卡斯当选为党的主席，此后该党急剧偏激化。关于国家的观念，它已由主张民主制政党国家转变为主张带有完全权威特征的专制国家。德意志人民党，也在其主席施特雷泽曼1929年逝世后急剧变化，从一个自由主义的和支持共和国的政党转变为一个经济政党，反对共和制，要求恢复德意志帝制。该党公开表示，以大资产阶级代表居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联盟”，优于民族自由观念的协会。

　　德意志民主党也隐藏着一种偏激的趋向，主张应与青年德意志教团，特别是与德意志人民党联合；而青年德意志教团追逐一种理想的结盟制度，并不赞成政党国家。与魏玛资产阶级联合政党比较，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保守政党，主要代表大地主、易北河地区的贵族和重工业集团的利益，在资产阶级右翼势力中影响较大。该党始终站在魏玛宪法的边缘，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

　　新闻康采恩巨头、重工业和农业利益代表人物胡根堡当选为党的主席之后，该党从1928年10月起作为反议会制度的一种“运动”，转向“民族反对派”队伍。在魏玛共和国后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和纳粹分子联合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势力。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偏激和反共和制势力对不受政党影响的强大国家观念的宣传，资产阶级政党在对待社会民主党这一棘手的问题上，发生了由最初与之联合，到持保留态度，最后与之决裂的转变。这样一来，大联合政府中的诸政党就不能在议会内形成团结一致的强大势力，加之他们又没有看清楚纳粹党和胡根堡领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真面目，直至纳粹党夺权，在德国都没有形成以民主人士为一方，以纳粹分子为另一方的明确阵线。

　　大联合政府中的诸政党自动让大联合政府垮台，这使人们对国会扭转日益严重和波及广泛阶层的经济危机的期待破灭了，增加了人们对议会体制本身的怀疑。作为摆脱政府危机的唯一出路，由总统任命组成一个依附性的少数派政府，是取代议会制的一种权威式的解决方式。

　　资产阶级政党公然允许背离议会民主制的事态发生，从而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排斥有组织的工人组织，向权威制国家转变提供了条件。

　　1930年之后，纳粹主义发展成一股滚滚的褐色洪水，推动纳粹政权的建立。1930年3月29日，兴登堡总统根据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赋予的权力，作为大联合政府垮台和抵制由经济下降而引发的财政危机的出路，任命中央党人布吕宁为总统制内阁总理。9月14日进行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急剧增长。相反，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遭到惨败，在国会中的席位大大减少，社会民主党的议席也明显减少。

　　在以后几年中，各政党力量消长的总趋势一直未能改变。而资产阶级传统政党中具有保守、权威思想派别的势力日渐增长，因此，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逐渐无力左右政局的发展。大工业主、农业主、军人和官吏等权势集团趁机加强对总统兴登堡的影响。这样，便加快了独裁体制取代议会民主制的进程。1930年11月27日，德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开始把希特勒作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提出来。

　　1931年，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经济政策联合会向兴登堡总统呈文，要求把政府交给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希特勒非常清楚，要想合法上台，必须得到总统的任命。因此，兴登堡总统周围的容克地主和顾问们的态度，对希特勒的政治前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争取容克地主，希特勒多次向容克地主发表演说，阐述纳粹党对他们的态度。1931年1月14日，他同欧根堡·海尔特菲尔德公爵进行了一次谈话，尽量解答容克地主期待澄清的问题，解除容克地主的疑虑。

　　他明确表示，绝不没收和剥夺大地产，将继续执行对易北河东部容克地主“东方援助”的政策，重视同大地主合作，准备同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以保证执行有利于容克地主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欧根堡·海尔特菲尔德公爵将这一谈话记录连同他的一封信，在容克地主中间广为散发。

　　1月21日，希特勒出席了冯·阿尔尼姆·波伊岭堡伯爵组织的一次有15名容克地主参加的小型私人集会，并在会上作了报告。有影响的大容克地主们认为，希特勒公开提出的政治目标与他们的现实经济利益相一致，应该支持纳粹党。1932年2月25日，阿尔尼姆伯爵写信给兴登堡总统，表示支持希特勒出任总理，并阐述了希特勒和纳粹运动的重要性。

　　1932年5月30日，布吕宁的下台是魏玛共和国的又一转折点。他的下台并非因为遭到议会的否决，而是失去了总统的信任。布吕宁曾试图通过减薪、降低物价、移民措施和改进失业救济金来克服危机，未能奏效。

　　他试图通过重新举行国会选举从而获议会多数，又遭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兴登堡考虑向右敞开大门，“扼制褐色洪水”，即把吸收纳粹主义和加强权威权力机构的愿望，同根本上干预魏玛社会体制的要求结合起来，在此情况下布吕宁下台。继布吕宁之后，帕彭成为总统制内阁总理，只有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追随他并支持其政策。

　　帕彭限制失业救济金，采取取缔最后的“民主堡垒”——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普鲁士政府等措施，从根本上修正了魏玛体制。但是，帕彭的政策遭到了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基督教工会和原布吕宁政府成员的反对。

　　1932年7月31日，德国第六届国会选举揭晓结果，为德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纳粹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明显的胜利。

　　纳粹党囊括了37．4%的选票和多数国会席位，成为德国国内最突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除此之外，只有德国纳粹党133个席位，德国共产党89个席位，中央党75个席位，国家人民党37个席位和巴伐利亚人民党22个席位成为重要的议会党派，游离党派则全军覆没。这次选举之前，纳粹党与德国社会党、共产党形成对立局面，双方甚至发生流血冲突。

　　德国纳粹党虽然在7月31日的国会大选获得胜利，但是希特勒纳粹党仍不能摄政。原因是选举之后，在纳粹党和德国内阁举行的一次谈判中，纳粹党与总理帕彭无法取得协调，双方出现严重的分歧。因为帕彭只同意最多让希特勒担任副总理的职务，但是希特勒坚持要担任总理，他的党员要出任普鲁士邦的首席部长职位，以及其他许多重要的部长职位。

　　帕彭下台后，1932年12月23日，兴登堡任命施莱谢尔将军为总统制内阁总理。施莱谢尔采取的国家干预政策，不但未能取得工人和广大下层民众的支持，还引起了垄断资本集团的不安和恐怖。

　　布吕宁、帕彭、施莱谢尔总统制内阁政治基础薄弱，缺乏群众基础，无法稳定政治、经济局面。希特勒的纳粹党则乘机争取权势集团和舆论界的支持，以达其上台执政的目的。纳粹党便想方设法与各权势集团结盟。

　　反对马克思主义，敌视民主制，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是纳粹党与垄断资本等权势集团结盟的共同基础。但是，纳粹党纲领中有关“反资本主义”的条文却是两者接近的障碍。

　　为了加强对垄断资本集团的争取工作，希特勒反复向工业家代表解释，纳粹党纲领中“反资本主义”的条文，只是反对“贪婪的犹太资本”，绝不反对“创造性的雅利安人资本”。并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出于宣传和争取群众的需要。

　　希特勒通过在工业家集会上演说，消除了垄断资本家对纳粹党“反资本主义”条文的顾虑和对“施特拉瑟左派”的恐惧，使纳粹党与垄断资本的关系出现了转机。1929年，希特勒提出与垄断资本的结盟问题，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响应。

　　同年9月，纳粹党发表的“反对奴役德意志人民法案”被称为“自由法案”，法案称纳粹党要与持种族权威观念的保守派结为联盟伙伴，集中解决“德国世界政治地位的衰落”问题，“重新赢得我国人民的自由”。

　　同年12月，德国工业家全国协会提出一份备忘录——《德国经济的崛起或毁灭》。在这份关于德国经济和财政改革的方案中，激烈地攻击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和魏玛共和国，表示愿意与纳粹党结盟，并且指出：“德国的经济面临着抉择。如果最终不能改变航向，并使我们的经济、财政和社会政策根本转变，那么德国经济的毁灭将无可挽回。”

　　德国工业家全国协会呼吁说：“一切建设性的力量”应该联合为“一种广泛的和统一的反击阵线，抵制一切敌视经济的努力”，把经济“从一切非经济障碍中解救出来！”

　　1931年10月11日至12日，纳粹党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容克地主和垄断资本家代表结成“哈尔茨堡阵线”，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建立公开的恐怖专政，向魏玛共和国发起总进攻。

　　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向600多名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经济界领导人发表演说。为了迎合大企业界领导人的需要，希特勒大肆攻击民主制，宣扬以效率和伟人建设经济的思想，强调天才人物和个人主动性的价值，鼓吹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和战争。

　　希特勒的演说，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大会主席、鲁尔地区最有权威的大亨之一弗·蒂森代表听众向希特勒表示感谢。他说：“只有纳粹主义运动和元首精神，能够改变德国的命运！”

　　希特勒的这一演说发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经济界的许多代表人物的态度发生了有利于希特勒纳粹党的转变。他们也希望以自己的观念来影响纳粹党，以便其行动体现自己的意志。

　　这次在杜塞尔多夫城的集会，成为希特勒的纳粹党与垄断资本集团开始结盟的标志，为他日后上台奠定了基础。后来，应希特勒的请求，由工业家凯普勒组织领导了一个“凯普勒社团”，为纳粹党上台提供经济资助。该机构由10多名经济界领导人组成，其中有银行家沙赫特和联合钢铁厂总裁弗尔格勒等人。

　　1932年11月6日，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丧失了34个议席。在这种情况下，大工业和重工业界的资助人对继续捐助纳粹党表示迟疑。银行家施罗德立即向希特勒表示帮助，成立了一个由10多名重要工业家和银行家组成的为纳粹党债务承担信用担保的银行集团。施罗德是贵族俱乐部的成员，并与总统之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关系密切，可通过后者对总统兴登堡施加影响。因此，他对希特勒上台执政起到不可小看的作用。

　　同年11月19日，20位重要的工业、银行、商业和农业方面的代表人物签名，向兴登堡总统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任命希特勒组织总统制内阁。

　　没有军队的支持，夺取并保持政权是很难想象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国防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无时无刻不在梦想重建昔日德国的大国地位，进而夺取世界霸权。而且，国防军在德国内阁更替中日益发挥着左右局势的作用。从1929年起，希特勒便开始有计划地对国防军加强宣传活动，表示愿意与陆军联合。

　　同年3月15日，希特勒在一次演说中阐述了纳粹党与国防军的关系，正式声明：严格的纪律将把德意志人集聚起来，我们由此产生希望，新的德意志民众国家将开始取代当代的阶级和政党国家。

　　他对军队大加赞美，并声称“帝国军队是德意志民族的最高学府”，以此满足军官团具有的自我精英意识。1930年10月，希特勒再次声明：国防军居于运动之首。如果我们上台执政，那么国防军将重新成为伟大、悠久、高贵的人民军队。

　　希特勒向国防军做出的明确保证，使一些陆军高级将领感到宽慰。他们认为，美好的时刻即将来临。许多较年轻的军官对纳粹党的宣传欣喜若狂，他们从希特勒关于扩军备战的诺言中，看到了晋升的希望。

　　国防军中以第一军区司令勃洛姆堡及其参谋长欶歇瑙为代表的一派，极力主张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他们认为：“解决国防军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只能由唯一的力量——纳粹主义加以实现，纳粹主义是国防军实现扩军备战的巨大发动机。”

　　1933年1月下旬，勃洛姆堡和欶歇瑙受召同兴登堡总统商议组阁问题。两人提议任命希特勒为民族阵线政府总理。1月29日上午，兴登堡总统任命勃洛姆堡为国防部长，客观上加强了希特勒和国防军内亲纳粹派的地位。魏玛共和国官吏集团也是希特勒纳粹党着意争取的势力。魏玛共和国建立之时，对旧的官僚体制未加触动。魏玛共和国宣布，确保官吏的合法权利和法官的独立性。但在渡过了王朝崩溃的危机之后，官吏阶层对新产生的魏玛共和国并无善意，对魏玛宪法中规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平等原则持保留态度，推崇王朝时代对上服从和对下命令的专制方式，留恋君主制及其“光彩”，不愿意放弃军国主义等。

　　因此，纳粹党大肆攻击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推行所谓领袖原则，与魏玛共和国官吏集团的权威思维方式不谋而合。同时，纳粹党的宣传及其选举成就，使官吏们逐渐与纳粹党接近，最后支持希特勒上台。官吏集团的重要代表、总统的顾问、国务秘书奥·梅斯纳，为大资本家和大容克地主向兴登堡总统呈交“陈情书”，要求任命希特勒为内阁总理。他和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为帮助希特勒组阁，穿梭于希特勒和总统之间。

　　基督教在德国具有重大影响。希特勒为了上台执政，也进行了争取教会的工作。魏玛共和国后期，天主教会内部帝国思想派的影响逐渐扩大，主张支持纳粹党。新教内部出现的“德意志基督教信徒信仰运动”，完全肯定纳粹主义，赞成和支持希特勒纳粹党上台。

　　德国知识界的保守人士，在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机构居于优势。他们把纳粹党上台视为拯救德国、摆脱危机和新生的开始。在大学生中，反动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反民主和反犹观念广为传播。

　　1931年7月之后，德国大学生协会的许多领导人为纳粹分子。知识界出现大肆宣扬战争、诋毁民主和主张权威的保守思潮，为希特勒纳粹党的上台制造了广泛的社会思想舆论。在布吕宁、帕彭、施莱谢尔总统制内阁缺乏国会多数支持、德国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大资本家、大容克地主、军人和官吏等权势集团代表人物、教会和知识界，都要求总统兴登堡让希特勒出面组阁，他们一致认为，希特勒的纳粹党是最佳选择。

　　他们不仅能够利用纳粹党拥有的众多选民及广泛的群众基础，稳定政局和渡过危机，同时又能利用纳粹党对内废除议会民主制，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利，对外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恢复德国世界霸权地位。

　　1933年1月22日，兴登堡之子、总统副官奥斯卡·冯·兴登堡，国务秘书梅斯纳和帕彭，同希特勒、戈林、弗兰克密谈组阁问题。1月25日，资产阶级右翼党团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发表声明，支持希特勒组织政府。1月28日，总理施莱谢尔下台。总统顾问帕彭、奥斯卡和梅斯纳向兴登堡建议，组成希特勒、帕彭、胡根堡“民族联合政府”。1月29日上午，希特勒同意了组阁条件。1933年1月30日上午，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内阁总理。一个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政权在德国建立，它标志着欧洲已形成一个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1932年2月，有60多个国家出席的国际裁军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德国出席会议的目的是希望废除《凡尔赛和约》，但这一企图与法国等国的愿望相悖。1933年3月16日，英国代表在裁军会议上提出一项裁军公约草案，规定在未来5年之内允许德国获得与法国、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同等的兵额。但这一草案受到法国的非议。法国要求将草案提及的5年期限延长至8年。在裁军会议未能取得任何有利于德国的条件的情况下，1933年10月14日，德国政府致电国际裁军会议主席，宣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后来德国曾提出一系列违背《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要求，作为恢复出席裁军会议的条件，被法国断然拒绝。德国退出国际裁军会议使该会议实际上陷于瘫痪。

　　此后，德国公然加紧扩军，使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10月19日，德国又退出国联，从而向实现法西斯称霸欧洲和世界的目标迈出一大步。

　　1934年6月30日，在纳粹冲锋队结束一切活动，准备休息一个月，并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准予开始放假的前一天，一场酝酿已久的权力争斗开始白热化，而且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

　　6月30日，希特勒在广播和报刊公开宣称，他压制了恩斯特·罗姆领导纳粹冲锋队所进行的颠覆活动，并且格里高尔·斯特拉赛和前帝国总理库特·史莱布将军也参加这项反对政府的阴谋。希特勒当月初从帝国党卫军方面获知纳粹冲锋队计划要将该队建设成一支武装力量，并加入帝国部队。

　　而纳粹冲锋队的首领罗姆同时公开声称，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因此希特勒曾在5日与罗姆举行会谈，试图与这位自1923年以来合作的战友达成和解，但罗姆仅保持沉默。

　　10日，罗姆鼓动纳粹冲锋队向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领导权挑战。军方也响应这项反抗活动，国防部长握那·冯·布拉姆伯格21日探望在养病的兴登堡总统时向希特勒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其中提及将在帝国部队中宣布紧急状态，并以接管行政机关相威胁。

　　25日，军队指挥部司令官弗利兹克果真向帝国部队宣布紧急戒备令，希特勒便毅然采取行动。

　　罗姆原定计划于30日在召集纳粹冲锋队主要干部会议，希特勒针对这次会议展开整肃行动。戈林及希姆莱也分别在柏林警察局向纳粹精卫队下达命令，希特勒在慕尼黑也命令党卫军开始行动。

　　希特勒率领纳粹党卫队在凌晨4时左右冲进纳粹冲锋队的营地，逮捕罗姆及幕僚人员。他们被押解到慕尼黑斯达德尔汉监狱，立刻遭到党卫队枪决。戈林在柏林同时展开“扫荡行动”，结果纳粹冲锋队和主要干部之一柏林纳粹冲锋队队长卡尔·恩斯特被枪杀。史莱希夫妇与布莱多将军均在家中被射杀。

　　格里高尔·斯特拉塞被捕，随后在普林兹—阿柏莱契特街的盖世太保大楼遇害。希特勒任命维克多·鲁兹接替罗姆职位，并要求纳粹冲锋队服从命令。德国总统兴登堡逝世两周后，希特勒在德意志人民面前表明他是总统继承人，虽然他从1934年8月2日就已开始掌握了行政职权。德国政府在兴登堡去世的前一天通过《国家元首法》，决定将总统和总理的职务合并为一。

　　由于希特勒已出任总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民的表决将使他正式获得这个职衔。此外，希特勒还希望在官方的用词及一般的场合中，一律称他为“元首”。事实上，所有的德国士兵都把这个惯用语当做一个新誓言，它取代了以往宣誓的对象——宪法，士兵们不再对人民和祖国承担义务，而是对希特勒个人负责。

　　该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是前总理帕彭郑重地宣布兴登堡的遗嘱，遗嘱中希特勒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被称为德国美好未来的开路先锋。大选的结果是希特勒获胜，从此希特勒合法地成为德国独裁者了。

日本军部推行法西斯极权

　　日本法西斯早期产生于民间，原来是一个叫大川周明的人组建的“犹存社”。这些团体多脱胎于右翼组织，封建性强，奉行家族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几乎处于“一人一党”的松散状态，团体互相间没有共同的纲领。

　　这类民间法西斯组织的主要活动在日本法西斯化的过程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只是军部法西斯运动的辅助力量。日本军部由于在国内拥有特殊的地位，后来成为法西斯分子重点争取的对象。

　　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在军内逐渐发展起来的法西斯分子分别形成了“幕僚革新派”和“基层将校革新派”，两者统称“军内革新派”，即军内法西斯帮派。军部完成法西斯化之后，成为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军队内部在如何建立法西斯政权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以永田铁山、石原莞尔、宇垣一成、东条英机等上层将领组成的幕僚革新派认为，鉴于军部的势力在不断扩大，军队完全有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径，建立“高度国防国家”。

　　由于他们主张保持军部中央机构的统制，依靠合法手段自上而下建立军部独裁，因而被称作“统制派”。但是，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为首的基层革新派，却仍然坚持其通过军事政变途径实行“国家改造”的主张。由于他们宣扬“皇道精神”，提倡国体明征、天皇亲政，因而被称为“皇道派”。皇道派认为，日本的军备和国力比不过美、英、苏，因而不太重视军备的现代化和总体战思想。他们所热衷的是皇道精神，喋喋不休地鼓吹精神主义。荒木贞夫讲话写文章，通篇尽是皇道、皇军、皇威之类冠以“皇”字的字眼。他甚至对人说：“国力不足，我们并不介意。何必要为物质之类的东西多费心机呢？”

　　皇道派和统制派形成后，因意见分歧，对立尖锐。两派的主要分歧是：第一，关于改造国家的手段，统制派主张自上而下地合法进行；皇道派则坚持自下而上地搞暴力政变；第二，关于改造的次序，尽管两派都主张对外侵略扩张，但统制派主张先外后内，通过发动战争，推动国内的法西斯改造；而皇道派的中、下级军官则强调“国内第一主义”，主张先在国内建立法西斯统治，再谋对外侵略。

　　统制派得到军队内大多数中上层军官的支持，势力渐丰。

　　1934年1月，荒木贞夫辞去陆相职务，支持统制派的林铣十郎接任陆相。林铣在陆军省内安插统制派成员，排挤皇道派。3月，永田铁山任军务局长，在陆军省，这是仅次于陆相的最有实权的职务。统制派掌握了陆军的大权，成为推进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体力量。建立高度国防国家离不开统治阶级的支持，尤为重要的是军部与官僚、财阀的结合。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中出现了一批新官僚，他们在1932年与军部一起推动救农事业，开始崭露头角，以后新官僚的队伍陆续扩大。他们大多是内务、经济方面的官僚，主张用极权主义取代自由主义，与军部完全合拍。他们超越各省厅的界线，形成横向联合，在推进综合统制方面具有很大能量。

　　1935年5月，按照统制派的主张，在军部的推动下，设立了综合国策机构“内阁调查局”。它后来发展为企划厅、企划院，成为新官僚的大本营。新官僚是军部最亲密的同伙。军部与财阀的结合有一个过程。

　　新兴财阀是在1931年后日本政府实施军需通货膨胀政策、经济军事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军部的积极支持者。财界主力三井、三菱等旧财阀，由于过去投资的重点是轻工业和民用工业，所以尽管他们不反对军部发动侵略战争，但是不希望军部使日本过早地卷入力所不及的大规模国际冲突。

　　旧财阀往往通过内阁、政党和舆论界，对军部干预政治进行一定的抵制。同时，军部一度也有排斥财阀的倾向，如关东军、荒木贞夫陆相都曾宣布拒绝财阀资本进入“满洲”。

　　1932年，在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的冲击下，发生了“财阀转向”。其表现是：

　　一是向社会事业捐款。三井、三菱、住友都有捐款，最大的一笔是三井拿出3000万日元，设立社会事业团体“三井报恩会”。

　　二是协助开发“满洲”。三井、三菱、住友向“满洲国”的银行、军火企业提供2000多万日元贷款。

　　三是财阀家族退出第一线，辞去财阀直属公司负责职务。承认子公司的相对独立性，这意味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四是公开出售所属企业的股票，售价高出股票面额一倍以上。

　　财阀转向是为了缓和社会上的反财阀情绪，也是为了迎合、接近军部，并且趁机改革不适应扩大经营的家族封闭式体制。

　　1934年，统制派在陆军中占支配地位，他们重视协调军部与财阀的关系，深知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不能没有财阀的支持。陆军小册子明确宣布，只要不违反国家的要求，可以“满足个人的创造性和办企业的欲望”。

　　关东军也在实践中认识到，开发“满洲”离不开财阀的财力，宣布不再排斥财阀投资。对于旧财阀来说，他们看到新兴财阀在化学工业等军需品产业中大发横财，加之自身对外倾销政策四处碰壁，也逐渐扩大了重化学工业的投资。这样便加强了对军需生产和军部的武力夺取市场的依赖，于是财阀与军部在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在对外侵略、扩大军需生产、加强国内控制等方面利益一致。

　　至1935年，连一向比较稳健的关西财界也公然主张，外贸谈判已无济于事，必须“从外省转向军部”，“以军事力量确保东洋市场”。财阀过去是政友会、民政党的后台。政党政治完结后，政、民两党企图联合起来，东山再起，与军部争权夺利。

　　但从1934年下半年起，财阀主流已不再支持政、民两党联合运动。1936年2月中旬的总选举后，三井已不再向政党提供经费。至此，军部与垄断财阀正式勾结起来。

　　1934年统制派支配陆军后，对陆军的全面统制尚未确立，统制派与皇道派的斗争异常激烈，尤以统制派与皇道派青年军官之间的斗争更甚。统制派反对武装政变和恐怖暗杀，要求全军“一丝不乱”地服从军部中央的统制，采取军部介入政治的途径，推行自上而下的合法改革。这一立场深得垄断资产阶级的赏识。

　　但是，皇道派青年军官坚持擅自行动，不放弃用“清君侧之奸”的恐怖手段，对上层施加惩戒与压力，以实现天皇亲政和昭和维新。他们攻击统制派是财阀的走狗。双方展开了统制、压制和反统制、反压制的斗争。

　　1934年11月，皇道派军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和陆军士官生图谋政变，被统制派揭发。事后，林铣十郎进行“整军”，清洗皇道派的军官，两派矛盾尖锐化。

　　1935年7月，林铣陆相得到参谋总长闲院宫的支持，免去皇道派主要头目之一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

　　统制派与皇道派的明争暗斗日趋白热化。皇道派军官们认为，这是属于统制派的永田军务局长策划的，于是便散发了《关于整肃军队的意见书》《军阀重臣阀的大逆不道》《教育总监更迭情况要点》等攻击永田的秘密文件。受此影响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于1935年8月12日上午闯进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室，大喊一声“天诛”，即把正在听取汇报的永田铁山砍死。相泽被逮捕后声称，他的行动是“奉伊势神宫之神旨”，是“大神附体，进行天诛”。

　　1936年1月，军法会议公审相泽。皇道派青年军官通过法庭辩护和散发文书，指责统制派是“军阀”、“以阴谋为能事之徒”。同时，村中、矶部决心再次发动政变。为了分化皇道派，2月21日，陆军省宣布将皇道派军官较多的第一师团从东京调往中国东北。此举成了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的导火线。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军官在北一辉、西田税等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以“昭和维新”为目标发动了武装叛乱。皇道派军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20多名青年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兵，袭击了首相冈田启介的官邸和其他内阁委员的住宅，杀死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侍从长官铃木贯太郎，占领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警视厅等处。

　　叛军还错杀了首相秘书，首相冈田启介得以幸免。叛军打出“尊王讨奸”旗号，当天早晨向陆相川岛义之提出，要求实行维新，充实国防，重用皇道派，惩处统制派。

　　除了具体的派别人事意见外，他们没有提出实行维新、收拾事态的任何具体主张。他们希望真崎甚三郎或柳川平助出任首相，但认为这是“私议天皇大权”，没有正式提出。兵变之后，他们就静候天皇颁发《维新大诏》，没有任何进一步行动的打算。

　　陆相川岛听取荒木、真崎的意见，承认叛军为“崛起部队”，叛军的行动是“出于显现国体之至情”，同意上奏天皇。

　　天皇得知叛乱和大臣被杀后，十分恼怒，严令立即加以平定，并一再催促。统制派和一些上层军官也主张加以镇压。28日夜，陆军部从东京附近调集24000兵力，配有飞机、坦克和大炮，包围叛军。29日，叛军未作抵抗，俯首投降。军内派系斗争是“二·二六”事件的直接起因，而事件的实质则是两派法西斯势力围绕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政变。虽然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它对日本国家的法西斯政权建立却起了催化和加速作用。

　　“二·二六”事件被平息后，统制派乘机在军队内部实行大整肃，直接参与“二·二六”事件的80多名军人受到处罚，其中17名骨干分子被处死刑，另有两名民间法西斯分子也被判处死刑。皇道派的军官将被编入预备役，1000多名皇道派官兵被清洗出军队。更重要的是，统制派通过控制军队，向政府施加压力，一举建立了军部法西斯政权。

　　冈田内阁在“二·二六”事件发生的当天辞职。叛乱平定后，1936年3月5日广田弘毅受命组阁。陆军自恃平定“二·二六”事件有功，对新内阁提出4项要求：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更新外交。6日，将出任陆相的寺内寿一，在统制派重要成员、军事科高级科员武藤章的陪同下，前往组阁本部通知广田，不许吉田茂等自由主义分子入阁，否则陆军将无人出任陆相。

　　寺内回陆军省后，又发表强硬声明，反对“专事维持现状或妥协退缩”。他声称：“采取积极政策以革新国政，是陆军的一致要求。妥协退缩非但不能收拾局面，反而会使事态更加紊乱，以致给将来留下严重祸根。”

　　广田不得不更换了吉田茂等几名入阁人选，组阁才告成功。

　　新上台的广田内阁完全成为军部控制和操纵的傀儡。执政伊始，即按照军部的要求和意愿，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政策”：

　　第一，广田内阁在军部的安排下，于1936年5月恢复陆、海军大臣由现役军官专任。这一制度的恢复，为军部控制政权提供了合法手段。军部从此可以肆无忌惮地以派出陆、海军大臣为筹码，干涉内阁的组成，操纵内阁，使之成为军部的应声虫。

　　第二，为服从法西斯对外扩大侵略的要求，广田内阁把称霸中国大陆和西太平洋提上实践日程。

　　8月，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要求以“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为根本国策。

　　为此，应“充实国防军备”，“消除北方苏联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之紧密提携”。这是在法律上确认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为以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定下了基调。

　　此前两个月，军部修改通过了《帝国国防方针》，确定了新的扩军计划。该计划规定日本国防所需兵力，陆军是50个师团、142个飞行中队，海军是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基地航空部队65个。陆军以此兵力为目标制订了扩充军备的“六年计划”，海军制订了“五年间充实必需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

　　第三，实行准战时财政。广田内阁根据军部的要求，确定了充实国防，更新教育，改革税制，安定民生，振兴产业贸易，确立对苏政策，整顿行政机构等“七大国策”。其核心是适应陆、海军的扩军计划，推进经济准战时化。

　　军部推荐的马场镆一藏相，采取了优先考虑军费、膨胀预算支出的方针，其主持制订的1937年度预算，总额30多亿日元，其中军费14亿日元，两者均比前一年增加1／4左右。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高度国防化与经济准战时化进程。

　　第四，与德、意接近，结成法西斯国家侵略集团。为加强与德、意两国提携，牵制苏、英、美，日本于1936年11月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同年10月，德意“柏林—罗马轴心”已形成于前。这样，日本的加盟，便在国际上初步形成了一个国际法西斯主义集团。

　　1937年1月下旬，广田内阁辞职，宇垣一成受命组阁，但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无人出任陆相，宇垣组阁流产。

　　2月，在军部的授意下，林铣十郎上台组阁。兴业银行总裁结城丰太郎任藏相，他又请出原三井领导人池田成彬任日本银行总裁。财政的过分膨胀超过了承受能力，需做某些调整。

　　日本经济联盟要求政府压缩开支，但又声称，加强国防是当务之急，必须确保国防费。财界支持大幅度的军费开支，财界首脑亲自出马主持财政表明垄断财团已与军部结成紧密联盟。

　　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和军部与垄断资本联盟的最终形成，标志着日本军部法西斯政权的正式确立。

佛朗哥建立独裁统治

　　西班牙位于西欧，20世纪30年代前是一个半封建的君主制国家。

　　1931年4月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资产阶级力量软弱，新政府虽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但不彻底。在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势力的鼓动下，西班牙右派保皇反动势力猖獗活动。左翼政党也积极开展群众斗争，保卫共和制度，发展民主成果。

　　1933年1月10日，当革命扩展到南部城市塞维利亚、格拉纳达和赫雷斯城时，整个西班牙不断出现骚动、炸弹爆炸事件和枪战。这些事件的发展促使西班牙政府授权阿萨尼亚总理在必要时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由于紧张的局势越演越烈，设防在许多地方的全副武装的卫兵实际上已将国家置于军事管制之下。

　　因为塞维利亚发生骚乱，整个安达卢西亚区陷入瘫痪，塞维处亚省长命令部队看管工人。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这个宣言要求造反者中断电话、电报、铁路交通，并且烧掉所有过时的档案。西班牙政府中绝大多数人反对这场革命。

　　西班牙成立共和国以来，一直处于党派纷争和各种分裂阴谋的阴影中。至1934年10月，这种纷争已升级到内战的边缘。在少数民族区之一的加泰罗尼亚宣告成立共和国的同时，巴塞罗那也设立一个临时中央政府，预备另行成立西班牙联邦共和国，这个临时政府由前总理曼纽·阿札那任主席。

　　在这次分裂的同时，社会主义分子和工会主义劳工联盟也共同发动大罢工。马德里政府出动大批的军队、大炮和战舰来镇压这场暴动。据一项非官方的估计，双方约有500人死于战斗中。

　　继而，在阿斯托里恩又发生另一起分裂行动，此次行动是由社会主义分子策动。他们以同样的军力，并接受一支摩洛哥军团的支持，与马德里政府展开对抗。

　　这一次工会也号召举行总罢工，但是社会主义分子并未参加讨论这一局势的议会会议。他们的领袖拉哥·卡巴莱洛在15日被捕，但暴动直至23日方平息，许多参与暴动者均被宣布判处死刑，但没有执行。

　　1935年6月2日，以何塞·迪亚斯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第一次号召成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并提出了这个同盟的纲领。1936年1月15日，签订了《人民阵线公约》，参加者有左翼共和党、共和联盟、工人社会党、劳工总会、共产党、工团主义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等左派政党和团体。

　　《人民阵线公约》规定：大赦1933年11月后被捕的政治犯，吸收因政治信仰、维护自由和法制而被解雇的人参加工作；降低赋税，消灭高利贷，减少地租，取缔投机商，鼓励农产品出口；保护民族工业，保护关税，扶助小工商业，执行公共工程计划等等。

　　《人民阵线公约》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在2月16日举行的全国议会选举中，人民阵线获得胜利。

　　2月19日，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建立，由左翼共和党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组阁。工人社会党和共产党人没有参加政府，但表示支持实行《人民阵线公约》的新政府。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建立，是西班牙民主力量对右翼法西斯反动势力的一个重大胜利。

　　新政府的成立，引起了西班牙反动势力的仇恨。在大地主、大资本家和法西斯势力的支持下，反动军队准备武装叛乱夺取政权，其中反动军官组织“西班牙军事联盟”和法西斯组织“长枪党”起着重要作用。

　　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扩大了对西班牙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并答应给叛军以军事物资援助。叛军领袖是圣胡尔霍·萨卡内尔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1936年7月17日，西属摩洛哥首先发难，参加叛乱的35000官兵中有11000名“外籍军团”、14000名摩洛哥雇佣军。

　　7月18日，西班牙各大城市也发生了暴动，12万官兵和大部分国民警卫军站在叛乱分子一边。

　　7月20日，萨卡内尔从葡萄牙飞回西班牙途中因飞机失事身死，佛朗哥成为叛乱的魁首。

　　10月1日，佛朗哥被宣布为“国家元首”和叛军“最高统帅”。他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鼓吹西班牙必须建立强大的极权主义国家，佛朗哥的叛乱挑起了西班牙内战。

　　内战迅速波及全国。法西斯军队的领导人佛朗哥发誓要继续前进，直至占领马德里。忠于共和政府的军队则奉命与反叛者决一死战，要把马德里以北的瓜达拉马山变成“法西斯的坟墓”。这场战争的爆发使整个欧洲的局势紧张起来。

　　意大利已派遣飞机前往西属摩洛哥以帮助佛朗哥，使得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法国向英国和意大利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召开一个联合会议，将强调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必要性。但是英国外交部对法国的呼吁反应冷淡。

　　一份报告说有几百名反叛军官已经被捕，首都局势很紧张。政府官员们宣布，那里食物供应充足，试图以此来安抚民心。但是也警告市民如果他们藏匿食物，囤积居奇，将被告发。忠于共和政府的士兵正保卫首都的水源。

　　佛朗哥将军自从带着来自摩洛哥的军队在卡的斯登陆并发动了内战之后，已经运动到阿尔赫西拉斯。他正企图沿着海岸去往被称之为叛军大本营的马拉加。

　　佛朗哥宣称：“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我们胜利的进军，西班牙得救了！”并强烈要求共和政府解散。

　　此外，在南部前线，右派力量正向塞维利亚挺进。政府军的飞机轰炸了马略尔卡岛上帕尔玛市的叛军阵地。许多叛军企图乘小汽船逃跑，但是被政府军的潜水艇抓住。

　　从北部向马德里挺进的叛军已经由于共和政府军队凶猛的反击而减缓下来。政府宣布已经有成千的叛军被处死。

　　在北部，叛军控制了圣塞瓦斯蒂安周围的乡村。成千的巴斯人参加了叛军，叛军的飞机扫射了圣塞瓦斯蒂安城的街道。虽然政府最近在马德里附近炫耀自己的军事力量，但它的政治力量比起它的军事力量来却相形见绌。佛朗哥在本月早些时候发出的威胁使政局动荡不安，致使西班牙在24小时之内换了3届政府。

　　此刻德、意法西斯开始插手，不但帮助将叛军从摩洛哥运抵西班牙，还分别派遣5万和15万军队去西班牙协助叛军作战。

　　英、法等国在“不干涉”政策的名义下，对西班牙政府进行封锁。国际进步力量积极支持西班牙联合政府，来自54个国家的大约35000名志愿人员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

　　1936年11月6日，佛朗哥叛军和干涉军战争矛头直指马德里。至1937年3月，叛军先后向马德里发动4次大规模进攻。在西班牙共产党等领导下，马德里守军和人民击退了叛军的进攻，守住了首都。之后，叛军把作战重点转向西班牙北部。

　　1937年4月，叛军主力推向毕尔巴鄂方向，对未加设防的城镇和乡村实施空袭。

　　6月20日，叛军占领毕尔巴鄂，继而向桑坦德、希洪进军。尽管此间共和军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战略进攻，但未能挽救北部危局。接着，叛军转向东线。

　　1938年3月，叛军突破政府军防线，夺得东线战略主动权。

　　1938年4月19日，佛朗哥敦促忠于共和政府的军队投降。

　　在取得击败政府军和外国支持者的关键性军事胜利后，佛朗哥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佛朗哥说，他已击败了“赤色分子”，但“对其他国家并不怀有任何敌对情绪。我们完全是为文明而战。我们不信任一个民主自由的政权，因为这个政权给西班牙带来的损失太大了”。

　　佛朗哥是在他的部队在地中海沿岸取得胜利后发表这番讲话的。他的部队放弃了对托尔托萨的进攻，转而向南，一路长驱直入逼近比纳罗斯海滩。

　　这一胜利把西班牙实际上分成两半，使忠于共和政府派的大本营巴塞罗那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分隔开来。

　　一支以“林肯—华盛顿营”著称的美国先遣队在反叛者的袭击中惨遭失败。他们根本不是佛朗哥装甲部队的对手。这个营的大部分人在托尔托萨的袭击中丧生，只有极少数幸存者在叛军防线后面发动了游击攻势。其中6人决不投降，在试图游过埃布罗河时淹死。

　　7月25日，政府军在埃布罗河战役中获胜，部分扭转了军事形势。但《慕尼黑协议》的签订助长了德意法西斯支持佛朗哥对共和国的进攻。12月23日，叛军和干涉军开始全面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共和国内部又出现党派纷争，力量削弱。

　　1939年1月26日，佛朗哥的军队胜利进入巴塞罗那。

　　3月28日，马德里陷落，共和国被倾覆，佛朗哥建立独裁统治。内战中有100多万人死亡，成千上万的群众逃往法国。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最大的流血战争之一，给西班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1939年7月，佛朗哥签署法令，制订了新的长枪党章程，强调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逮捕、枪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39年8月颁布新法令，独揽一切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

　　他亲自领导内阁，任命内阁部长，批准法令和法律；所有高级官员、将军甚至主教的任命，均必须得到他的同意；取消其他一切政党，宣布法西斯政党长枪党为唯一合法政党。取消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重组受佛朗哥势力监督的产业工会；恢复天主教会的许多特权，教会对戏剧、出版、书刊实行严格检查；与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建立友好关系；以爱国为招牌，开展仇视犹太人和一切外国人的运动。

　　根据1940年3月的法律，凡参加共产党和其他任何秘密组织的人犯有罪行，送交“政治责任”特别法庭审讯，被告人无权聘请辩护律师。至1941年年初，有一两百万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

　　1947年宣布西班牙为君主国，佛朗哥任终身摄政王。1969年7月，宣布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孙胡安·卡洛斯为王位继承人。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逝世，卡洛斯继位。佛朗哥独裁政权结束。

风云际会的欧洲天空

德意日三国轴心的形成

　　自法西斯产生以后，经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法西斯先后在意大利、德国、日本建立政权。

　　法西斯的侵略本性决定了其政权自产生之日起就要为实现全面对外扩张，而竭力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

　　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日、德、意法西斯的扩张，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在法西斯的战争威胁面前，纷纷调整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重新确定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由此引起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崩溃。

　　法西斯国家则在对外扩张，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过程中走向结盟。

　　首先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提出挑战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

　　1931年9月，日本悍然派兵侵占中国东北，冲破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的束缚，迈出了武力入侵中国的步伐，打响了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第一炮。这一事件加剧了日本和欧美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

　　1933年，由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要求日军撤退到满铁附属地和承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于是，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当即退出会议以示“抗议”。

　　3月27日，日本外相正式向国联秘书长发出通知，退出国际联盟。这是日本决心打破华盛顿条约，走向与国际对抗之路的重要步骤。

　　为了重新瓜分世界，日本大肆扩军备战。然而，华盛顿条约对其军备的限制，却成了其扩军备战的重大障碍。

　　在退出国联的第二年，即1934年9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

　　10月23日，英美日裁军预备会议在伦敦召开，日本的扩军要求遭到英美拒绝后，谈判破裂。

　　12月2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美国，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

　　1935年12月，伦敦裁军会议正式召开，日本在会议不能满足其大规模扩军要求的情况下，于1936年1月15日，宣布退出伦敦裁军会议。至此，日本彻底走上了与国际相对抗的道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一翼已经折断。

　　在欧洲，随着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纳粹德国走上了公开重新武装的道路。为了实现希特勒称霸世界的梦想，过去那种秘密的、小规模的扩军已经不能满足其需要了。为了重建武装力量，必须打破《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与监督。

　　1933年10月14日，法西斯德国退出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裁军会议，接着于10月19日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退出国际联盟的国家。退出裁军会议与国际联盟是德国决心摆脱包括《凡尔赛和约》在内的所有国际条约的约束，由秘密扩军转而公开扩军的标志。

　　1934年8月，希特勒密令在一年内将德国陆军扩充至30万人，海军扩充一倍。1935年3月，德国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并计划建设一支现代化的空军，全国正规军总兵力达12个军、36个师，共55万人。另外，还组织由冲锋队改编的特种部队30万人。希特勒还声称，德国再也不受《凡尔赛和约》的约束了。

　　1936年，德国着手执行扩充军备的“四年计划”，并在3月派军队重占了莱茵兰非军事区，除掉了其向外侵略扩张的最后障碍。德国进军莱茵兰，撕毁了《洛迦诺公约》，打破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限制。3月31日，希特勒在汉堡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凡尔赛的精神已经被摧毁了”。

　　日德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挑战，尤其是希特勒德国的公开武装，彻底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奠定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而导致国际政治力量的急剧分化和改组。面对着法西斯国家的威胁，西方一些国家开始调整与苏联的关系，苏联也采取措施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

　　苏联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作用，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苏联地处欧亚大陆，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此时，在空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军事政治冲突的汹涌浪潮中，苏联却一枝独秀，国内经济建设一片欣欣向荣。由于上述原因，苏联成为20世纪30年代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日益引起各国注目。

　　正如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所说：“苏联这个大国处在当代世界两个危险中心——东亚和中欧之间。”“苏联是对付侵略的屏障，它在一个大陆上对付军国主义的日本，而在另一个大陆上对付希特勒德国。”

　　1933年3月，就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上台伊始即表示“要想真正改善世界现状，必须实现美苏关系正常化”。在这一构想的指导下，长期拒不承认苏联的美国主动向苏联提出建交要求，并在1933年11月，与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深感德国威胁的法国，进一步谋求与苏联共同制约德国。

　　1934年就任法国外长的巴尔图，提出了旨在防止德国日益增长的侵略扩张危险的《东方公约》，并就缔结《法苏互助条约》开始与苏联接触。尽管巴尔图在1934年10月被暗杀，而使《东方公约》与《法苏互助条约》受阻，但是法国与苏联仍在1935年5月2日在巴黎签订了针对德国的《法苏互助条约》。

　　德日法西斯的扩军备战和侵略活动，对苏联也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在东方有虎视眈眈的日本，在西方有磨刀霍霍的德国，这种东西夹击之势使它陡增战争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因此，苏联本身也加紧了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以摆脱孤立状态。

　　在与美国建交之后，1933年12月12日，苏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开展争取集体安全斗争的决定，并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国际联盟。

　　1934年9月18日，苏联加入国联，并担任国联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表明其外交战略已作重大调整。苏联外交目标在欧洲的主要打击方向，由英法转向德国，准备利用国联舞台，推动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

　　至1935年，随着德国扩军备战步伐的加快，德国对英法等战胜国已构成严重挑战，尤其是与德国为邻的法国，更深切感到来自德国的威胁与压力。但是，法国既不具备单独行动以扭转局势的实力，又不愿接受德国违约的既成事实，它迫切希望加强与英、意的合作，遏制德国的扩军行动。

　　为此，法国政府在向德国提出抗议的同时，要求国联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德国的违约问题。在国联召开会议之前，法国提议英、法、意三国先进行协商，以便为会议做准备。此时，英国也感受到了德国扩军备战的威胁。

　　1935年春，英国三军参谋长在国家与帝国防御年度检查报告中强调，英国的国家安全已到了严重危险的程度，至1939年1月1日，英国的安全将不复存在。意大利为争夺中欧霸权，在奥地利问题上同德国有矛盾，因而在对德政策上同英、法有共同点。基于这一原因，法国的倡议得到了英、意的响应。

　　1935年4月11日，英、法、意三国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雷萨召开了讨论三国互相保障欧洲和平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国总理弗兰亭和外长赖伐尔，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和外交大臣西蒙。

　　会议听取了法国宣读的备忘录，它的内容是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向国联表示抗议。法国代表还要求英、意共同行动，对德国的违约行为进行经济制裁。但是英、意明确表示拒绝，英国代表西蒙认为，制裁不会发生什么作用，反而会殃及实施制裁的国家。

　　经过3天的会谈，4月14日英、法、意三国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公报温和地谴责了德国的违约行为，认为这种行为“蔑视了公众对于和平秩序的信任”，是令人遗憾的。三国声明中，他们的目的是“在国际联盟范围维护集体和平”，并紧密合作“用一切实际可行的手段，反对足以危害欧洲和平的片面废除条约的行为”。

　　斯特雷萨会议的结果，仅仅是发表了一项内容极为一般的公报，但是英法两国外交家们却深信自己在巩固和平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西欧一些国家的报刊甚至渲染和吹嘘说，英、法、意三国建立了一条保障欧洲和平的“斯特雷萨阵线”。

　　事实上，这个阵线根本不可能对德国的重新武装起任何抑制作用，英、法、意三国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合作。

　　时隔不久，英国即与德国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准许德国把海军吨位增加4倍多，达到与法国海军大致相当和更加现代化的水平，引起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极大不满。“斯特雷萨阵线”瓦解了。

　　1936年3月，德国出兵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英法两国都无以武力阻止德国的毁约行动的决心和勇气，国联行政会议通过的决议也只是谴责德国违背了《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和《洛迦诺公约》。这致使希特勒的冒险轻易地取得了成功。

　　这样，继1931年日本在东方打破华盛顿条约的束缚之后，德国在西方又摧毁了《凡尔赛和约》的精神。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赖以支撑世界和平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便土崩瓦解了。

　　世界各主要大国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遭到法西斯国家破坏而面临共同的战争威胁面前，虽然进行了种种调整相互关系的尝试，但由于各自的国家利益、战略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要联合起来限制、对付德日意的威胁还有一段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尤其是当英、法、美等西方国家转而对德日意的侵略采取绥靖政策的时候，这一联合尚属遥遥无期。而法西斯国家在侵略扩张一致利益的驱使下，却迅速地走向了结盟。

　　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成为国际格局转换和各国力量重新组合的重大转折点。本来在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刚上台时，德、意，德、日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这是因为，在欧洲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有自己的扩张计划，他们在争夺中欧和巴尔干的霸权中有矛盾，尤其在奥地利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尖锐。奥地利地处欧洲心脏，希特勒早已相中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竭力鼓吹德奥合并。意大利则把奥地利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非常忌讳德国染指奥地利。面对希特勒上台后吞并奥地利的活动，1933年3月至8月，墨索里尼数次邀请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访意，强调“由于奥地利地处中欧心脏和多瑙河流域”，意大利的一贯立场是“必须首先保证其独立”。

　　1934年2月18日，意大利同英法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在“根据有关条约保持奥地利的独立和完整方面”，三国“持有共同的看法”。

　　一个月后，意大利同奥地利、匈牙利签订《罗马议定书》，相约在三国中任何一国遭到威胁时，三国将互相磋商对策。希特勒为了协调与意大利的关系，于1934年6月14日至15日，在威尼斯与墨索里尼举行了首次会晤，但由于在奥地利问题上互不相让，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7月25日，在德国策动下，奥地利纳粹党叛乱，刺杀了陶尔斐斯，企图扶植亲德分子上台。墨索里尼对此做出强烈反应，他谴责那些对陶尔斐斯之死“负有直接、间接责任的人”，下令调集意军4个师驰赴意奥边界勃伦纳山口，以示强烈反对德国乘机兼并奥地利。

　　1935年，意大利参加英、法的“斯特雷萨阵线”，5月，与法国签订秘密军事协定，决定共同保卫奥地利的独立。

　　然而，1935年10月开始的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却使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接近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使英、法、德、意欧洲四强的关系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意侵埃危及到英法在北非和中东的利益，恶化了同英法的矛盾。在英法操纵下的国联，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并对意大利实行所谓经济制裁。

　　希特勒乘机笼络意大利，推动德意联盟的建立。他在表面上宣布对意阿战争保持中立，暗地里却给墨索里尼撑腰打气。

　　德国拒绝参加对意大利的任何制裁，相反，1935年冬希特勒指示增加对意大利急需的燃料供应。德国法西斯的这种举动，赢得了墨索里尼的信任。

　　侵略野心与经济军事实力非常不相称的意大利，唯有取得德国的支持，才能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实现其在地中海和非洲的扩张计划。

　　用墨索里尼本人的话说就是，“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同德国结盟”。因此，意大利开始修正其外交政策，向德国靠拢，从此改变了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态度。

　　1936年7月11日，德国与奥地利签订协议，强迫奥地利服从德国的对外政策，允许奥地利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和移居该国的德国侨民团体恢复政治活动，从而为德国吞并奥地利创造了条件。一贯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意大利，不但没有表示反对，反而对协定的签订感到满意。

　　这样，经过意埃战争，德意两国开始妥协，并迈出了勾结的第一步。欧洲四强的关系格局正如丘吉尔所评论的：“德国已不再孤立。欧洲4个强国，从前是3∶1，现在却变成2∶2了。”

　　就在这一年，德意法西斯公开合流，第一次采取共同侵略立场，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这一行动进一步密切了德意法西斯的关系，使英法最终失去了同意大利重修旧好的机会。为了进一步加强同意大利的关系，1936年8月下旬，希特勒派遣意大利国王的女婿、纳粹党重要领导人达西亚亲王，作为他的特使秘密前往罗马拜会墨索里尼。

　　9月23日，希特勒又派亲信汉斯·弗兰克访问罗马，向墨索里尼转达了希特勒邀请他访问德国的愿望，并谈判“德国和意大利越来越紧密合作的必要性”。10月20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前往柏林。次日，他在柏林开始和德国外长牛赖特进行谈判。10月24日，签订了秘密协定，即德意柏林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德国正式承认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双方共同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政府并加强对它的军事援助；在不干涉委员会内采取共同行动方针；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而德国也承认意大利有权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主人；相互协作，发展两国空军。

　　德意柏林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德意法西斯同盟的初步形成。

　　11月1日，墨索里尼在米兰教堂广场发表轰动一时的演说，声明：“柏林会晤的成果是两国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谅解”，“柏林—罗马垂直线是一个轴心，可以在这个轴心周围团结所有愿意进行合作和维护和平的欧洲国家。”这充分暴露了法西斯国家欲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贪婪野心。至此，“柏林—罗马轴心”正式确立。

　　柏林协定的签订，使德国在欧洲有了盟友，但这还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在东方能够牵制苏联与英美的日本，构成法西斯同盟的另一翼。德国与日本的结盟尝试在德意接触之前就开始了。早在1933年年初，希特勒就明确提出了与日本建立密切关系的问题。他认为，除了德国和意大利外，只有日本才是“能够对抗世界威胁的力量”。他还曾同里宾特洛甫就“是否能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同日本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时，日本法西斯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走上与世界对抗之路后，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也迫切需要“再次在世界强有力的国家中寻找朋友”，其眼光很快转向了正在欧洲迅速重新崛起的德国。

　　1933年2月，日本退出国联时，外务省欧亚局局长东乡茂德在提交广田外相的《退出国际联盟后帝国对欧美的外交方针》中提议：“在日德关系上，利用极右党掌权的机会，努力使它了解我国在远东的立场，同时促进日德学术文化的接触和了解，以便把德国引到我方。”

　　同时，松冈洋右在德国的报刊上表示，德国是“历史上唯一同日本的历史发展道路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并同样在争取世界承认自身地位的国家”。出于相互利用的需要，日德关系很快转热。

　　1934年3月，日本派出“德国通”大岛浩为驻德武官，6月，日本成立了日德协会和旅德日本人协会，11月，在京都成立日德文化研究所等学术团体。1934年和1935年，日本多次派军舰访问德国，以示对德友好。

　　1935年春，德日两国法西斯政府就建立同盟问题开始进行试探和接触性谈判。最初的接触是在德国外交官哈克和日本驻柏林武官极端亲德分子大岛浩之间进行的。

　　哈克提议在两国间缔结针对苏联的防务协定，大岛向日军参谋部请示后表示同意，并希望就协定的范围、内容和形式作更详细的研究。

　　1935年年底，日本又派出参谋部情报部德国组长若松前往德国活动，先后与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会谈。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军部法西斯政权确立，大大推动了德日同盟的建立。

　　4月，主张日德亲善的有田八郎出任外相后，致电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各种情况表明，有必要在日德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日德之间的谈判遂改由武者小路和里宾特洛甫通过外交途径进行。

　　同年5月，德国政府拟定了由希特勒亲自修订的德日协定草案和一份秘密附件。7月，德国正式向日方提出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草案文本和秘密附件。8月7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决定实现日德合作。10月23日，日本驻柏林大使武者小路与德国代表里宾特洛甫代表本国政府草签协定。

　　11月25日，正式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协定之所以采用这个名称，同希特勒的反动策略手法有关。他充分地利用了英法统治集团惧怕共产主义的心理，以减少英法对其侵略扩张的阻力。

　　正如希特勒对他的党羽所说的：“我们必须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幽灵来遏制《凡尔赛和约》诸国，要使他们相信，德国是反对赤祸的决定性堡垒。这是我们渡过危机、摆脱《凡尔赛和约》和重新武装的唯一方法。”

　　协定的主要内容有两条：

　　一是缔约国相约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协议关于必要的防止措施，并且紧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施；二是缔约国对于因共产国际的破坏工作而国内安宁感受威胁的第三国，应根据本协定的规定，采取防止措施，或共同邀请加入本协定。

　　在缔结协定时，根据德国的要求，德日双方又签署了一个直接反对苏联的秘密附件。双方约定：

　　缔约国一方无故遭受苏联进攻或进攻威胁时，不采取任何有利于苏联的行动，并应立即着手讨论保护共同利益的措施；两国保证在条约5年的有效期内，未经缔约国同意，不得与苏联缔结与本协定精神相抵触的任何政治性条约。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缔结，表明日本法西斯与纳粹德国在侵略扩张的共同利益下，走向结盟的开始。这一协定虽然打着“反共”的旗号，但其矛头并不仅仅指向苏联和各国的革命运动，其主要的目的还是以此为烟幕，掩盖他们同英法美争夺势力范围，最终建立世界霸权的狂妄野心。

　　里宾特洛甫在协定签订后表示：“形式上我们还要把苏联当做主要敌人，而实际上，我们完全应该把英国当做主要敌人。”

　　当时，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也认为：“尽管日本军部说防共协定只不过是反共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这个完全是表面上的借口，骨子里显然是要和德意联合起来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

　　正因为如此，协定签订后，德国在致日本的秘密照会中强调，它认为德苏之间现有的那些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的条约，如1922年《拉巴洛条约》和1926年的《友好中立条约》，其各项条款与《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及由此产生的义务是不相抵触的。

　　在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希特勒急需将意大利拉进协定，结成较为稳固的集团。但是，意大利仍希望抬高自己在盟约中的地位，促使德国在殖民地、政治和其他方面给意大利以优厚的报酬，因此，并不急于加入协定。

　　相反，意大利在1937年1月与英国缔结了彼此承认在地中海利益的“君子协定”。这使希特勒大为不安。1937年年初，他连续向罗马派去了戈林等一些重要使节拜会墨索里尼，并热情邀请墨索里尼访问德国。

　　1937年9月25日，墨索里尼接受了希特勒的邀请，第一次访问德国。

　　访德期间，墨索里尼公开向希特勒保证，意德两国“要共同奋斗到底”，“坚定不移地继续意德合作”。

　　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墨索里尼洋洋自得地发表了一通好战言论，他说：“当言词不足以达到目的，情况又紧迫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拿起武器。我们在西班牙就是这样干的。”

　　通过为期4天的访问，墨索里尼坚定了与纳粹德国为伍的决心，并决定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11月6日，德、意、日三国代表在罗马签订了《关于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书》，从而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希特勒得意地宣称：

　　三个国家联合起来了，起初是欧洲轴心，现在是世界的大三角。这个三角主要是针对着我们的敌人，即英、法、美。这个三角，并不是由三个微弱的幻影组成的，而是由三个大国组成，准备并决定实现他们的权利和确保他们的生死利益。

　　齐亚诺在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像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这样的三个军事帝国结盟，在军事均势方面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伦敦应当重新考虑它的所有立场。”

　　德日意三国轴心的建立，标志着法西斯侵略集团的初步形成，它是三个法西斯国家进一步加紧勾结，准备发动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略步骤。它的建立助长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气焰，壮大了侵略者的声势，为法西斯国家发动战争创造了重要前提。

　　希特勒在轴心建立后露骨地宣称：“缔结同盟的目的如果不包括战争，这种同盟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我们缔结同盟只是为了进行战争。”

德国意大利军事同盟

　　建立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和德日两国签订《关于意大利加入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书》。至此，德、意、日侵略同盟初步形成。但《反共产国际协定》并没有明确规定相互之间承担的军事义务，从本质上说，该协定只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为了摆脱自己的外交孤立而签订的政治条约。

　　随着它们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也急剧膨胀。但是德、意、日三国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世界霸权。出于争霸和对外侵略的需要，德、意、日都认为有必要把三国轴心协定变为政治军事同盟。

　　1938年1月2日，里宾特洛甫在向希特勒提出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德国争取同日、意结成紧密同盟，以牵制英国的军事力量，便于德国在欧陆扩张。不久，里宾特洛甫通过亲德的日本驻德陆国武官大岛浩，向日本建议缔结一个既针对苏联，又针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同盟条约。为讨日本的欢心，德国向日本做出一系列友善表示。

　　2月，德国停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同时承认日本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7月，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日本政府对德国的建议意见不一，外务省和海军主张同盟条约应仅仅针对苏联，而不是针对英法。他们认为，军事力量陷入中国战场的日本，外交上日趋孤立，不宜再与西方国家为敌。而陆军和外务省里的革新派则主张，接受德国的建议。他们认为同德意缔结军事同盟，有利于挫退苏联介入日中战争，“使英国抛弃亲蒋援华政策”，并“使美国至少保持中立态度，可能的话，诱使其倾向亲日”。这样，日本就可以在东亚放手行动。争论的结果，外务省的意见占了上风。1938年7月初，大岛浩答复里宾特洛甫，日本只同意缔结在采取对付苏联攻击的行动前进行协商的协定。

　　里宾特洛甫迅即回复大岛浩，德国希望缔结的德、日、意军事条约针对的目标不仅限于苏联，也包括英法，而且要规定相互之间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义务。7月19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加强日、德、意合作的方针。

　　8月12日，五相会议决定讨论外务省制订的草案，但因陆相板垣征四郎主张接受《里宾特洛甫方案》，审议被迫延期。

　　8月26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外务省经过修改的方案。该方案主张在前言中写上，“加强防御共产主义在各地的破坏”，防卫对象仅限于苏联，并将原案中的自动参战义务改为经过协商决定。

　　但外务省与陆军对修正案有不同解释。前者的解释是以苏联一国为对象，而后者的解释则是主要针对苏联，但不排除以“第三国”为对象，并以此精神向驻外机构发出了训令。为统一解释，外务省于9月9日制订修正案，并提请陆、海、外三省协议会审议。

　　但陆军方面认为，修正案把对象明确限于苏联，冲淡了军事同盟的性质，这是对8月26日五相会议决定的主要精神的“阉割”，拒绝参加审议。至此，德日关于军事条约的谈判陷入僵局。

　　虽然早在1937年德意秘密经济协定书签订后，意大利的军事情报处就开始向德国提供情报，但德国同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同日本的谈判相比要稍晚一些。

　　1937年9月，墨索里尼访问德国，1938年5月，希特勒回访意大利。在这次访问期间，希特勒向墨索里尼提出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问题。但4月16日英意协定刚刚签字，根据协定，英国答应意大利可以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自由行动。墨索里尼不愿立即得罪英国，还无意接受这项条约。

　　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到慕尼黑会议召开时，墨索里尼的态度已有所变化，尽管依然不愿明确表示接受德国关于缔结包括日本在内的军事同盟的建议。

　　1938年9月29日晨，希特勒去德奥边境的库夫施泰迎接墨索里尼。在去慕尼黑的火车上，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终有一日我们要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墨索里尼表示同意。会议期间，德国还将德、日、意军事同盟条约草案交给了意大利。

　　10月28日，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目的是说服墨索里尼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他说：

　　元首深信，我们不可避免地必须估计到在几年之内也许在3年或4年之内同西方民主国家发生战争，捷克危机已经表明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处于能先发制敌的有利地位，并且能完全掌握局面。我们是不会受人进攻的。军事形势好到无与伦比，从1939年9月起，我们就可以同各民主大国打仗了。

　　墨索里尼表示，不能缔结单纯的防御同盟，要缔结一个“足以改变世界地图的同盟”。

　　里宾特洛甫表示支持墨索里尼关于同盟性质的看法，并许愿说，德国将努力使地中海成为“意大利海”。据齐亚诺看，此时德国外交部长的心思“完全都在”战争上。10月15日，反对德日军事条约谈判的日驻德大使东乡茂德调任驻莫斯科大使，大岛浩接任日驻德大使职务。

　　10月27日，里宾特洛甫趁此机会向大岛浩表示，德国准备在军事援助等问题上向日本让步，但条约的针对目标应包括英法。11月1日，德国正式提出条约草案。11月11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促进《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早日缔结。新外相有田八郎作了谅解性说明：本协定主要是针对苏联，但英法等国一旦站在苏联方面则即成为对象，英法等国本身并不是对象。

　　外务省据此制订了第二次修正案。但大岛浩对此案极力反对，认为与8月26日五相会议精神相去甚远，已经按照以“第三国”为对象的方针，向德国提出谈判，现又变卦，“事关我国威信”。因陆相与外相意见相左，日本政府对如何回复大岛浩，得不出一致意见。

　　但是，意大利独裁者对缔结军事同盟的态度同日本政府相比积极得多。

　　墨索里尼认为，同英法发生冲突不可避免，希望能与德日结成军事上的同盟。1939年1月，他对齐亚诺说，决定接受里宾特洛甫关于把三国《反共产国际协定》变成军事同盟条约，并希望在1月份就能签订这项条约。

　　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态度表示满意，并希望加快步伐迅速缔约。

　　1月6曰，德国向意大利和日本重新提出《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方案。此时，日军已占领武汉和广州，英国在华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

　　1月14日，英法声明不承认日本的行动，表示将捍卫自己在华利益。日英矛盾的加剧使日本对三国军事同盟的态度有所改变。里宾特洛甫、大岛浩和齐亚诺经直接磋商，草拟了三国条约的文本。

　　在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看来，签订条约似乎已不成问题了，因为剩下来的只是技术性问题。他们预定于1月28日签订这项条约。

　　但是，他们想得太简单了。1月19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外相提出的如下方针：

　　三国同盟是针对苏联的，但根据情况也针对“第三国”；军事援助及援助的程度将视情而定，并声明这只是反共产国际条约的延伸。

　　为向日本驻意德两国大使传达政府的这一精神，2月下旬日本政府派遣由外务省、陆军部和海军部组成的特使团前往罗马和柏林。德国不满意日本的保留态度，谈判再度搁浅。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侵占后，欧洲局势日趋紧张。1939年4月，英法苏三国开始结盟谈判。日本政府担心，如果英法苏结盟，而日本仍游离于法西斯军事集团之外，处境将会十分不利。同时，德国也可能与苏联结盟对日本施压。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首相平沼于5月14日致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表示“即使德国遭到苏联以外的一个或数个国家的攻击，日本也决定提供政治、经济援助与军事声援”。但日本仍借口准备不足，拒绝一旦德国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立即提供支援。

　　日本政府对缔结三国同盟的态度抬高了意大利在德国人心目中的身价。虽然德国的高级将领对意大利的军事实力评价很低，但希特勒现在却急于要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

　　从1939年4月份起，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谋人员就开始了谈判。在凯特尔看来，无论是意大利的部队还是它的军备，都情况不佳。他认为，要打仗就得当机立断，不然意大利人就不会参加了。

　　4月15日，苏、英、法三国开始在莫斯科进行政治谈判。苏联和西方国家为了建立抵抗德国的防御阵线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使希特勒很恼火，他决定加速德意结盟谈判的进程。

　　5月6日，德意两国外长在米兰会面。由于意大利人估计德国对波兰的行动已“迫在眉睫”，在谈判中，齐亚诺便根据墨索里尼的指示，强调意大利至少在3年之内希望避免战争。

　　里宾特洛甫表示，德国也希望能维持这么久的和平。这种德国人不希望马上打仗的表示，显然使意大利人感到满意。双方商定立即缔结一项德意同盟条约。

　　5月22日，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在柏林总理府签订了《德国和意大利同盟条约》，即所谓《钢铁盟约》。条约主要内容是：

　　如缔约国之一的安全或其他重大利益受到外来的威胁时，缔约的另一方将给予受威胁的一方充分的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支持，以消除该威胁。

　　如果违反缔约双方的愿望而发生其中一方陷入与另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军事纠纷之中时，则另一个缔约国应立即以盟国的身份以其全部军事力量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予以援助和支持。

　　两缔约国一经共同作战，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得单独停战或请和。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性军事同盟条约。其侵略性质突出地表现在希特勒一定要放在序言中的一句话上：两国人民“因其世界观内在的血缘关系及其利益上的广泛一致性，相互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保障他们的生存空间和维护和平而共同奋斗”。

　　德意军事同盟条约的签订，使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法西斯侵略集团在通向世界大战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英国和法国军事同盟形成

　　在欧陆争霸问题上，英国一贯坚持帕麦斯顿的原则：“我们没有永久的同盟者和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不变的永久利益，我们的行动就应该以这些利益为转移。”

　　《凡尔赛和约》确立了法国对德国的优势，奠定了法国在欧陆的霸权地位。这时的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并建立了协约国体制，成了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

　　扶德抑法，在法德之间确立一种既相互冲突又彼此牵制的关系，借以维护自己在欧洲的仲裁国地位，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所追求的目标。

　　英法在欧洲争夺霸权构成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但是，随着法西斯德国巧妙利用英法争霸这一深刻矛盾争取英国的支持而达到毁约扩军，增强经济、军事实力，并与日本和意大利建立侵略同盟之后，英法同德意的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而英法之间的矛盾则退居次要地位。

　　为既得利益和自身安全，英法的立场逐渐趋于一致。

　　1936年3月7日，德国违反《洛迦诺公约》，派兵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3月19日，英法两国在伦敦举行参谋部人员会议，双方达成协议，决定：“建立联系，以便对那种遭到无端的侵略而要采取战争措施的技术条件做好准备。”

　　1937年，英法两国军事人员进行互访，双方军事合作有所加强。12月，法国空军部长前往伦敦与英国空军部长进行会谈，决定派一个技术代表团去英国研究空军建设问题。1938年1月底，法国技术代表团到英国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星期的访问。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从而使德国处于可以从三面包围捷克斯洛伐克的有利地位。法国陆军总司令甘末林在事前指出，一旦德国人完成了他们莱茵河的防线，他们将成为中欧的主人，因为我们那时将无法再进行有效的干涉。面对这种情况，英法加快了军事合作的步伐。4月4日，法国陆军总司令甘末林建议：立即同英国进行军事谈判，以求达成建立联合参谋部的协议。此外，还考虑扩大两国军事合作范围，将现在空军方面的合作也扩展到陆军和海军方面去。4月24日，英法两国就建立军事同盟在巴黎举行会谈。双方对政治合作的范围、军事手段、指挥和军事行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双方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由两国政治官员和军事首脑组成的战争领导组织，该组织担负的任务是：协调两国的外交政策；制订相互配合的补给、运输和生产计划；确定发起行动的共同指令；在法国面临德国和意大利进攻的情况下，英国必须承担援助法国的义务。

　　双方还认为，应建立一个战争联合指挥机关，统一进行作战指挥，发布军事命令。

　　4月28日、29日，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同达拉第和博内进行了会谈，两国政府首脑商定了双方进行军事谈判的原则。

　　5月23日，英国作战与情报机构负责人接见法国驻英武官。后者被告知说，4月末两国政府首脑的会谈使重新开始中断的1936年的会谈不再存在任何困难。英方提议派一名英国军官去参观法国的登陆港口，以便实施1936年协议中的英国向法国派遣远征军的条款，并答应就战争物资交换情报。

　　此时，为使英法两国可以集中力量来应付中欧的事变。英国政府正在谋求同意大利在地中海问题上取得和解。

　　1938年4月16日，英意两国签订了一个协定。该协定实质上是英国让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自由行动，想以此来打动意大利，使其在中欧问题上表示出善意。

　　而此时的法国则认为，意大利怀有侵略企图，它已成为法国的冤家对头。这种意见分歧当然也会反映到两国的军事谈判中来。但好在双方都一致认为其主要威胁来自德国，这种分歧并未影响两国加强军事合作。

　　在1938年9月捷克危机期间，法国政府曾询问英国政府，法国能得到何种军事援助。英国答复说，在战争开始6个月里，可派出两个非机械化师和150架飞机。

　　9月27日，张伯伦同法国代表会晤时说：“我们现在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决意抵抗。法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它将履行其条约义务。我们曾多次公开申明，我们不能对法国遭受德国影响或征服视而不见。如果法国处境危机，我们将出兵援助。英国政府将说到做到，决不会自食其言。”

　　11月下半月，张伯伦会见了达拉第。两国政府首脑就各自的备战情况交换了意见。

　　达拉第说，法国政府正在发展军火生产，1938年法国拥有飞机2600架，准备今后每月生产400架。

　　张伯伦则说，至1939年夏末，英国将每月生产700架至800架飞机。

　　12月，里宾特洛甫和沙赫特访问巴黎，此行的表面目的是签订《德法宣言》，但更深层的动机却是离间英法关系。但从访问的结果来看，后一目的并未达到。

　　会谈中，法国外长博内一再强调英法团结的根本重要性和不可动摇性。明确指出，从长远来说，德法关系的真正改善，如果不同时存在与此相平行的英德关系的改善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慕尼黑已使法国在东欧的主要盟国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法国经多年苦心经营在东欧同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立起来的同盟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法国不能再失去英国。

　　慕尼黑会议后，英法等西方国家以为德国的矛头可能会指向乌克兰，但在新年到来的时候，却传来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

　　1939年1月30日，英国驻巴黎武官报告说，根据法国总参谋部的材料，希特勒即将进攻西方，而不是东方。同月，英国政府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通报说，英国政府掌握了德国有可能在东方战役开始之前，向西方国家发动进攻的情报。面对德国日益严重的威胁，张伯伦于1939年2月6日发表了《英法团结声明》。声明说：

　　利益上的一致，把法国和我国联系在一起，因此，任何危及法国切身利益的威胁，不管它来自何方，都不可避免地会迫使我国向法国提供援助。

　　2月10日，法国政府表示，如果英国由于德国入侵荷兰而卷入战争，它将支持英国，如果因德国入侵瑞士而发生战争，英国政府则应给予法国对应的支持保证。

　　与此同时，英法政府决定，他们的参谋本部之间的对话必须比过去范围更广，性质更加亲密。

　　3月，德国出兵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此举不但使德国的军事、经济实力都有了很大增长，而且侵略行动的又一次轻易得手进一步刺激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促使他更快地采取下一个行动。

　　在争霸斗争中，英法所面对的形势更加险恶。这时，英法统治集团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味妥协退让是满足不了希特勒的野心的，而且时至今日，英法已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为商议对策、协调行动，法国总统勒布伦和外长博内于3月21日出访英国。在两国外长的会谈中，哈利法克斯深有感触地说：“只要纳粹分子还在执政，欧洲和平的希望就是渺茫的。”双方就对德作战时相互支援的措施和在对德作战中“波兰的突出意义”交换了意见。

　　3月22日，勒布伦、张伯伦参加了会谈。双方相互通报了飞机生产情况。同日，英法互换照会。照会规定，当一方遭到侵略时，另一方有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照会还规定对比利时和荷兰的安全提供保证。英法军事同盟遂告形成。

英法苏德举行多重谈判

　　德意军事同盟条约签订之后，德日之间的缔约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为解决两线作战的问题，德国加紧了与苏联的谈判。与此同时，德国也重新开通了与英国谈判的渠道。

　　面临战争威胁的英、法、苏三国为对付侵略，从1939年4月起也开始了结盟谈判。这就是在战争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1939年春夏在欧洲外交舞台上出现的多种谈判并举的局面，各种力量相互之间展开的决定命运的激烈斗争。

　　1939年3月18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西兹奉政府之命拜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里维诺夫，询问如果德国入侵罗马尼亚，苏联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作为答复，苏联政府建议召开苏、英、法、罗、波、土六国会议，讨论采取共同行动制止德国侵略的问题。

　　3月21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对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说，召开这样的会议为时过早，从而拒绝了苏联的建议。

　　同日，西兹向里维诺夫递交了一份英国政府准备同苏、法、波三国签署的宣言草案。宣言称，“构成一项对任何欧洲国家的政治独立的威胁的任何行动”，都是同宣言参加国密切相关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各宣言参加国应“立即共同协商应采取的步骤，以便提供对任何这种行动的联合抵抗”。

　　虽然苏联政府认为，发表这样一项宣言并不会有多大作用，但毕竟是一项积极行动，便表示同意，并建议宣言应由四国总理和外长签署，以增加宣言的分量。3月23日，苏驻英大使将这一意见通知了英国外交部。但是，4月1日，建议发起者英国政府又突然变卦，声明，它认为宣言的问题已成为过去。显然，埋藏在张伯伦心中的根深蒂固的对苏敌视和偏见在起作用。3月26日，张伯伦在其日记中写道：

　　我必须承认对苏联极不信任，我不相信它有能力维持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怀疑它的动机。在我看来，这些动机与我们的自由思想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并且它只关心把别人搞得人人不和。

　　另外，波兰不赞成签署《四国宣言》，建议立即签订一项秘密的英波磋商协定的做法也恰恰成了张伯伦拒绝与苏联合作的借口。

　　苏联本来就对长期将苏联排斥于欧洲事务之外，一心要和德意做交易的英法政府极不信任。英国现在这种朝三暮四的做法，更增加了苏联这种不信任感。无疑，这为谈判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由于时局日趋紧张，英国国内要求与苏联结盟的呼声越来越高，英国政府决定恢复与苏联的谈判。

　　4月14日，英国政府建议苏联发表公开声明：“一旦对苏联某一个欧洲邻国发生侵略行为，只要这个国家起来抵抗，就可以指望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如果需要这种援助，将通过最方便的途径提供。”建议要求苏联在其欧洲任何一个邻国遭到侵略时必须承担援助义务，但对一旦苏联遭到德国侵略时，苏联的这些邻国和英法两国应承担的义务未作任何规定。

　　此外，英法已对苏联的两个邻国波兰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一旦波、罗两国遭受侵略，不但可以得到苏联的援助，而且还可以指望同其他两个大国共同与侵略者作战。但是，假如芬兰、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遭受侵略，苏联却不能指望得到英法方面的支持。

　　这样做只能促使德国进攻苏联国土，因为这无异于为希特勒指明了进攻苏联的方向。

　　法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英国更易遭受德国的入侵。虽然英法业已结盟，英国也已经对波、罗两国提供保证，但没有苏联的合作，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战略态势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也不能制止希特勒即将发动的战争。所以，法国政府在英、法、苏三国谈判中和英国相比，态度积极一些。

　　与英国相比，4月14日，法国提出的建议较为合理。法国外长博内表示，法国愿意以两国互换信件的形式补充1935年的《法苏互助条约》，并建议，如果其中一方由于援助波兰或罗马尼亚而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双方应立即相互支持和援助。

　　法国的建议虽然因不提对波罗的海沿岸的苏联邻国遭受侵略和苏联直接遭受侵略时承担义务的问题有其局限性，却包含着英国建议中所没有的相互因素。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法国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完全听命于伦敦。这种较为积极的态度虽然时有表现，但在英国的压力下很快便与英国的立场趋于一致。

　　4月17日和18日，苏联政府分别向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递交了自己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是：

　　一是英、法、苏三国缔结为期5年至10年的盟约，彼此承担在欧洲一旦发生反对缔约一方的侵略时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

　　二是英、法、苏三国保证，当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国家遭受侵略时，将向这些国家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

　　三是英、法、苏三国应在最短期间内，讨论和确定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进行军事援助的规模和方法。同时规定了《三国盟约》与《军事援助协定》同时签署。缔约各方保证，在军事行动开始后，三国未经一致同意，不得单独同侵略者谈判和请和。

　　苏联的建议消除了英国建议中的诸多弊端，体现了缔约国之间的平等互利原则，为缔结真正有效的同盟条约提供了基础。

　　正是由于苏联的建议使缔约国相互承担义务，不但对波、罗两国，而且也对苏联的其他欧洲邻国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都承担援助义务，使英法祸水东引的险恶用心难以得逞。所以，苏联的建议完全不合张伯伦的胃口。

　　对苏联的建议，张伯伦开始不想理睬。但后来由于议会内要求与苏联合作的一派的压力、宣传媒介的推动，加之5月初苏联外长易人和苏德谈判的传闻，英国政府才于5月8日向苏联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再次建议苏联单方面承担援助西方国家的义务。

　　5月14日，苏联新外长莫洛托夫向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西兹递送了苏联政府的答复，指出英国建议的不合理性，重申建议的立场。

　　莫洛托夫认为，为了建立爱好和平国家的有效屏障以防御在欧洲进一步发动侵略，至少必须具备3个条件：

　　一是英法苏三国签订一项有效的反侵略互助条约。

　　二是上述三大国向中欧和东欧各国，其中包括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提供保证。

　　三是英法苏三国签订关于相互间以及对受保证国提供援助的方式和规模的具体协定，没有这种协定，就像过去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训所表明的那样，互助协定就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

　　5月19日，在英国下院的辩论中，丘吉尔、劳合·乔治、艾登、艾德礼和辛克莱等人，都力促政府必须根据平等的条件同苏联订立最广泛的协定。

　　丘吉尔说：“我始终不能理解是什么理由阻碍同俄国达成协议。毫无疑问，俄国政府所提出的建议，是想成立反侵略的英、法、俄‘三国同盟’。联盟的目的，只是为了抵抗将来发生的侵略行为，和保护被侵略的国家。我看不出苏联建议有什么不好。”

　　同时，他在发言中含蓄地指出，英国政府不肯给苏联平等待遇和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和政策的摇摆不定，才是英国和苏联之间的协定难以缔结的症结所在。

　　5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向政府提交的有关英苏谈判的备忘录，分析了缔结三国条约对英国的利弊。英外交部认为，缔结《三国互助条约》，意味着英国政府将完全失去一切同德国求得和解的希望，这是条约的“主要不便之处”。

　　另外，条约有可能对英日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备忘录还说：“如能同苏联签订某种协定，规定在我们受到来自东方的进攻时，苏联将给予我们援助，将是十分理想的，这不仅可以迫使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而且也还因为战争一爆发，应力求把苏联拖进去。”

　　英国正是在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心理状态下，抱着自己与德国求得和解而将苏联拖入战争的希望，与苏联进行周旋的。

　　6月27日，英国驻苏大使西兹和法国驻苏临时代办帕亚尔向苏联提出一项新建议，建议规定英、法、苏三国中的任何一方在遭到德国侵略时，其他两方应给予援助。

　　但建议又规定，一旦发生侵略，各方将就互助方式“进行协商”和在国际联盟中解决问题。这显然不利于对侵略者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甚至会被用作拒绝立即援助被侵略国的手段。

　　6月2日，苏联政府在对英法两国的建议做出答复时表示，如果德国进攻比利时、希腊和土耳其这些英法两国保证独立的国家，苏联愿意提供援助。

　　当西方国家提出也支持荷兰和瑞士时，苏联表示同意。苏联只是要求英法承诺，当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遭到侵略时，英法也要同苏联一起给这三国提供援助。

　　苏联还建议，在签订互助条约的同时签订一项军事协定，详细规定相互之间的军事援助的方法、方式和范围。

　　但是，英法政府在6月15日对苏联最新方案提出的修正案中表示，当波罗的海沿岸各国遭到侵略时，他们只愿同苏联商谈是否给予援助。他们还表示，只有在政治协议签订之后，才能谈判军事协定的问题。

　　6月8日，哈利法克斯表示，希望不通过信件而通过圆桌会议进行谈判。英方参加谈判的代表是外交部官员斯特朗。对这种做法劳合·乔治极为不满。他在7月23日的演说中说：“哈利法克斯勋爵访问过希特勒和戈林。张伯伦连续3次投入元首的怀抱。为什么仅仅派一个外交部官员代表我们出使一个建议援助我们的强大得多的国家呢？对此只能有一个回答：张伯伦阁下、哈利法克斯勋爵和西蒙先生不愿同俄国结盟。”

　　6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英法毫无诚意，拖延谈判的做法。文章说：“在同苏联谈判中出现的不能容忍的僵持局面和无休止的拖延，使人有权怀疑英法真实意图的可信程度。”

　　在苏联揭露之后，英法于7月表示同意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遭到直接侵略时，同苏联一道向他们提供援助，但当这些国家遭受间接侵略时的援助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局势来看，最使人担心的正是这种间接侵略。

　　在“间接侵略”的定义上，谈判各方主要是英苏两国又发生了争执。

　　在哈利法克斯于6月12日给西兹的指示中给“间接侵略”所下的定义是：“这种间接侵略是通过，已经从各缔约国获得了保证的其他各国；还没有获得保证或不愿接受这种保证的其他国家。”

　　而苏联认为：“‘间接侵略’的说法是指这种行动，该行动是上述国家，即所列被保障的八国中的某一国在来自其他强国的武力威胁之下或者没有这种威胁的情况下而同意的，该行动导致为了侵略这个国家或反对某个缔约国家而利用该国的领土和力量，从而导致这个国家丧失其独立或违反其中立。”

　　7月下半月，法国政府在“间接侵略”这个问题上已开始倾向于苏联的观点，但英国仍坚决反对，使谈判再次搁浅。

　　为打破僵局，苏联政府于7月9日建议，在政治谈判达成协议之前，可以同时进行军事谈判。

　　7月21日，英国总参谋长从华沙返回伦敦，带来关于德国将在8月底进攻波兰的情报。为形势所迫，英国政府于7月25日正式通知苏联，同意立即开始三国军事谈判。

　　苏联对谈判非常重视，派出了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为首的高级军事代表团。但英法两国代表团的规格都很低。英国代表团团长德拉克斯是个退役的海军上将，法国代表团团长杜芒克也是一位不甚知名的人物。

　　当时，战争已迫在眉睫，然而，去莫斯科参加军事谈判的英法军事代表团却不慌不忙。他们不立即起程而是拖了10天后才动身，他们不乘飞机，而是乘一艘低速邮船前往莫斯科。

　　两国代表团8月11日才抵达目的地，拖延了17天之久。

　　更令人不解的是，法国代表团的全权证书只授予杜芒克将军同苏联进行谈判的权力，没有签约的权力。英国代表团则更彻底，根本就没有全权证书。

　　那么，他们去莫斯科是为了干什么呢？德国驻英大使在给柏林的报告中，谈到了英国的真实用意。他说：“英国进行谈判的目的主要在于摸清苏军战斗力的真情实况。”

　　8月12日，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正式开始。

　　8月15日，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具体的军事计划。根据这个计划，苏军准备投入军事力量以反击欧洲侵略者。当侵略者向英法进攻时，苏联所提供的武装力量将是英法直接用于对付主要侵略者德国所使用的武装力量的70％。

　　波兰必须参战，并应在本国西部边界集结部队。当波兰和罗马尼亚遭到侵略时，这两个国家应把全部兵力调往前线，苏联出动的兵力应相当于英法直接反对德国而动用的武装力量。

　　当主要侵略者进攻苏联时，英法两国应通过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领土，立即开始反击侵略者的军事行动。英法投入的兵力应相当于苏联投入兵力的70％。在这种情况下，都要求允许苏联军队通过罗马尼亚和波兰的领土。

　　苏联提出的具体军事计划，为缔结军事协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在谈判过程中，英法代表团只是空谈军事合作的“共同目标”和“一般原则”，竭力回避提出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

　　因为，英国政府对代表团早有指示：“英国政府不愿承担在任何情况下可能束缚我们手脚的任何具体义务。因此，在军事协定中应力求局限于尽可能一般性的措词。对此最合适的是一个政治性共同宣言之类的东西。”

　　法国代表团也接受了类似的指示。

　　因为苏联和德国并不接壤，当德国进犯法国、波兰或罗马尼亚，或者同时进犯这几个国家时，为同德国作战，都存在一个苏军过境的问题。

　　8月14日，苏联代表团在谈判中提出苏军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国境的问题，要求英法两国政府同波、罗两国政府协商，利用他们的影响，促使波、罗两国同意苏军过境。但英法代表团借口波、罗都是主权国家，这样的问题只有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才能回答，要苏联政府直接与波、罗两国政府提出问题。

　　经苏联代表团据理力争，哈利法克斯于8月17日指示英国驻波大使，要他“尽一切能力规劝波兰和罗马尼亚接受苏联提出的让苏军通过波兰领土的要求”。指示说：“没有苏联及早的有效的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抵挡不住德国从陆上或空中的迅猛袭击，优柔寡断等到战争爆发，就为时过迟了。”

　　法国政府也向波兰政府提出了让苏军过境的问题。但波兰政府坚决反对苏联的建议，8月20日发表声明，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同意苏军进入波兰。

　　在这种情况下，英法政府也不想对波兰施加压力，使其改变立场。过境问题得不到解决，继续军事谈判也就失去了意义。由于英法对谈判无诚意，由于波兰政府拒绝苏军通过波兰领土，长达4个多月的英法苏谈判最后失败了。

　　英国在三国谈判中之所以三心二意，除英国长期以来对苏联怀有严重的政治偏见并低估苏联的军事实力使它不急于同苏联结盟外，张伯伦政府对英德和解始终抱有幻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英法苏三国结盟谈判开始后不久，英国政府就开始与德国秘密谈判。

　　1939年5月14日，英保守党著名活动家德拉蒙德·沃尔夫在柏林与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顾问吕特尔会谈时明确表示：“我是在英国内阁枢密顾问知道的情况下前来柏林的，并要求我对这次会谈完全保密。”

　　他向吕特尔表示：英国在政治筹划中不排斥向德国提供经济活动场所，甚至支持它的活动；可以帮助德国克服外汇困难的借款总额问题；恢复3月份中断的英德经济谈判；就调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同英国之间的收支差额和德国进行谈判；关心德国何时提出归还殖民地的要求和这个要求包括的内容。

　　5月19日，张伯伦在下院一面声称，英苏之间“有一道幕，有一堵墙，极难穿过”，另一方面又暗示，英国并不反对寻求可能满足德国要求的途径，“如果这将会使目前局势明显缓和的话”。

　　同一天，哈里法克斯对德国驻英大使迪克森明确表示，希望改善英德关系。

　　6月8日，张伯伦会见了以私人身份访英的德国政界人士特罗特·楚·佐尔茨。张伯伦表示仍希望同德国和解，并说，据他看来，“自他上任的那天起他就一直认为，解决欧洲问题只有通过柏林—伦敦这条线。”

　　7月中旬，英国外交当局向德方建议，两国报刊停止相互攻击和指责，以便为两国接近和合作准备舆论。

　　7月1日至21日，沃尔塔特第二次访英，同英国政府要员进行了4次秘密会谈，双方讨论了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会谈中，张伯伦的经济顾问威尔逊向德国人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德英合作纲领》。

　　其主要内容为：

　　一，德英联合发表不使用武装侵略作为国际政策手段的宣言。

　　二，德国宣布不干涉英联邦，英国宣布不干涉“大德意志帝国”，包括东欧和东南欧。

　　三，在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上，缔结一项从根本上修改《凡尔赛和约》有关条款的德英宣言。

　　四，在军事上模仿先前的《英德海军协定》，缔结一项限制军备的协定，但在空军和陆军问题上顾及德国在中欧的特殊战略需要。

　　五，在供应原料、粮食和出口工业品方面实行合作，将首先在大英帝国（包括印度、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中国和俄国三大市场上，同时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对外投资和国际金融、债务等方面的合作。一旦双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英国政府将争取使法国“废除它同苏联的结盟和对东南欧的义务”。

　　此外，张伯伦政府还准备“终止同苏联进行的关于签订条约的谈判”，甚至可考虑取消英国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

　　很清楚，无论是对波兰的保证还是同苏联的谈判，对英国来说，都只是用来迫使德国回到慕尼黑轨道上来的手段。但是，此时的德国进攻波兰的决心已定，对希特勒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避免两线作战的问题。所以在这一阶段，希特勒在外交方面的真正心思用在同苏联签约上。

　　他之所以同意与英国谈判，既是为了利用英国对德国的幻想，牵制与破坏英法同苏联的谈判，也是为了一旦不能从东方取得避免两线作战的条件为德国留下一条同英法进行交易的退路。

　　英国对英德秘密谈判是认真的，但由于德国只是虚与委蛇，谈判始终未获进展。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字，从而宣告英德秘密谈判的彻底失败。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长期以来，苏联一直致力于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但因英法顽固推行“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苏联的努力屡遭失败。慕尼黑会议使捷克斯洛伐克惨遭肢解。作为欧洲大国的苏联被排斥在欧洲大国之外，不得与会。

　　这就不能不使苏联感到，不但1933年12月19日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其核心是在与西方国家合作，并利用国联的基础上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和平计划是几乎无法实现的，而且自己已处于被孤立的危险之中。

　　为本国安全，不得不对自己的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由过去的一手打算——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转变为两手打算，即一方面尽最大努力争取同英法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另一方面也不排斥与德国改善关系。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批评了西方国家放弃集体安全政策，转而执行不干涉和中立政策，企图“祸水东引”的错误做法，提出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继续实行维护和平和巩固我国和世界各国经济的政策；保持谨慎态度，决不让那些惯于使他人为自己火中取栗的战争贩子把我国拖入到冲突中去。斯大林的讲话引起了德国的注意。

　　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就此向柏林报告说：“斯大林对英国及当政的英国反动派的讽刺和批评要比对所谓侵略国家，特别是对德国的讽刺和批评尖锐得多，这点很值得注意。”

　　同时，这一讲话也引起人们的如下猜测：苏德可能修好。

　　其实德苏之间的外交接触在慕尼黑会议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只是双方都做得十分小心，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

　　这时虽然德苏双方都有接近对方、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由于两国积怨甚深，相互之间的猜疑很难在短期内冰释化解，在未摸清对方的真实意图之前，谁都不肯轻易地向前迈出一步，故双方长期停留在一般外交官员之间的关于经济贸易问题的谈判上。

　　5月16日，里宾特洛甫电告舒伦堡，要他转告莫洛托夫：“德国与苏联之间没有政治外交上的利益冲突。现在是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安定化、正常化的时候了。”5月20日，莫洛托夫会见舒伦堡。会见中，莫洛托夫对舒伦堡提出的恢复两国2月份中断的经济会谈的建议答复说，这要具备必要的“政治基础”。在柏林看来，这是苏联给自己泼了瓢冷水。

　　第二天，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指示舒伦堡静观待变。但在以后的几天里，英法苏谈判取得了进展，这使德国大为不安。

　　5月26日，里宾特洛甫曾拟电示舒伦堡，要他尽快去见莫洛托夫，打破德苏会谈中的僵持局面。只是由于当时德国认为，英法苏协议“很不容易防止”，希特勒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会遭苏联拒绝，而出面干涉，电报才未发出。5月30日，魏茨泽克以讨论苏联政府请求保留苏联驻布拉格商务处为借口，和苏联驻德国大使馆代办阿斯塔霍夫进行了会谈。

　　会谈伊始，魏茨泽克便说：“元首过问了这件事。”显然是想给对方造成柏林的上层人物对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感兴趣的印象。这次会谈使德国外交部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政府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和继续进行会谈。

　　当天22时40分，魏茨泽克向舒伦堡发出了如下“特急”电报：“我们决定：与迄今为止所采取的策略相反，现在要与苏联建立某种程度的接触。”整个6月份，德国大使和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阿那斯塔斯·米高扬之间，一直在进行关于签订新的贸易协定的预备性会谈。

　　苏联担心德国与苏联谈判的目的只是想以此来干扰和破坏苏联同英法的谈判，所以态度非常克制和谨慎，避免一切有碍于三国谈判的东西发生。尽管同英法的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没有什么令人鼓舞的东西。

　　5月31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作报告时，详细分析了当时出现的局面。他强调说，苏联一如既往，愿为“建立非侵略国家的可靠而有效的抵抗阵线”而竭尽全力。他说：“我们同英国和法国进行谈判，我们认为，有必要与德国和意大利也保持实质性关系。”

　　很显然，在任何情况下苏联都不能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

　　7月22日，德苏贸易谈判在柏林恢复。同一天，魏茨泽克告诉舒伦堡：“我们将在这里以明显的合作态度采取行动，因为出于总的考虑，希望签订，而且是尽早签订条约。”

　　7月23日，法国和英国最后同意苏联的立即进行军事谈判的建议。消息传到柏林后，引起了德国当权人物的担心。他们不再犹豫，决心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使苏联在他们行将发动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7月26日，德苏经济谈判的德方代表施努雷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指示请苏联驻德代办阿斯塔霍夫和商务代表吃饭。其间，施努雷露骨地对两位苏联人说：“英国能够给俄国什么呢？至多是参加一场欧洲战争并与德国交战，这对俄国来说几乎不是一个值得向往的目标。相反，我们能够给些什么呢？中立，并置身于可能发生的欧洲冲突之外。如果莫斯科愿意，还可以达成一项关于俄德间相互利益的谅解，这项谅解会像先前那样给双方带来好处。”

　　7月29日，魏茨泽克给舒伦堡写了一封密信，要他试探莫洛托夫的态度。

　　8月2日，里宾特洛甫同阿斯塔霍夫进行了一次长谈。里宾特洛甫表示，德国方面希望改善德俄关系，并且说，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没有一个问题不能得到使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再次明确表示愿同苏联修好的愿望，并暗示德国将在一周之内向波兰算账，希望同苏联就波兰的命运达成谅解。

　　第二天，里宾特洛甫亲自给舒伦堡发了一份特急电报，向他通报了这次会谈的情况。同日，施努雷同阿斯塔霍夫举行会谈。

　　阿斯塔霍夫表示，虽然苏联也希望改善关系，但“迄今为止对德国的态度还不了解有什么具体的东西”。但是，德国人现在是“准备更加具体地继续谈判的”。

　　稍后，在魏茨泽克向舒伦堡发出的电报中谈到了这一点。当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接见德国大使，舒伦堡遵照德国外长的指示明确表达了德国方面的意愿。这时，苏联政府发现德国已开始沉不住气了，便欲擒故纵，有意采取拖延战术。一是因为英法苏军事谈判即将开始，苏联仍然希望能与英法达成协议；二是认为，适当拖一拖有利无弊，苏联不但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而且还会促使急于同苏联和解的德国拿出更多的东西。

　　这时，莫洛托夫虽然放弃了他往常那种“矜持的态度”，但对舒伦堡的话却反唇相讥。他列举德国拼凑反共公约、支持日本反苏、将苏联排斥在慕尼黑会议之外等敌对行为之后说：“怎么能说德国最近的声明能同这三件事没有矛盾呢？德国政府态度的改变目前还没有证明。”

　　在以后的几天里，德国方面的要求更加强烈。

　　8月10日，施努雷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指示向阿斯塔霍夫保证：“在采取战争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德国在波兰的利益也是有限的。德国的利益决不需要与苏联的任何利益发生冲突，我们只是必须对这种利益加以了解。”阿斯塔霍夫的回答依然是冷淡的、回避性的。8月12日，苏联通过阿斯塔霍夫通知德国政府，同意对迄今所提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谈判，建议谈判在莫斯科分阶段逐步进行。但是，已经将进攻波兰的日期定在9月1日的希特勒是不能允许同苏联的谈判逐步进行的。他愿出大价钱，以求与苏联签约。

　　8月14日夜，里宾特洛甫电告舒伦堡，要他立即去见莫洛托夫，并“一字不改地”向其宣读一封长信。信中说，为了为德苏关系的最后解决奠定基础，他不想采取通常的外交途径，而是准备亲自去莫斯科做一短期访问，以元首的名义向斯大林阐明德国的观点。他再次重申，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不存在任何问题不能按两国完全满意的方式加以解决，并具体列举了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东南欧等问题。这就是说，德国准备和苏联瓜分东欧了。

　　次日，舒伦堡会见了莫洛托夫。后者热烈欢迎德国政府改善对苏关系的愿望，但对德国外长的来访问题却强调要有充分的准备。此外，他询问德国是否愿意：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施加影响，以改善苏日关系和消除边境冲突；对波罗的海国家实行联合担保。

　　苏联的建议使希特勒喜出望外，他立即全盘接受了苏联的要求，并于16日下午电令舒伦堡立即通知苏联，德国外长准备在8月18日以后的任何时候飞赴莫斯科，以元首全权代表的身份谈判德苏关系的全部问题，并签订相应的条约。1939年春夏以来，虽然苏联在与英法进行结盟谈判的同时，也在同德国谈判，但一直以前者为主，而且为与英法结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苏联在与德国的谈判中则一直采取拖延策略。但此时希特勒已全盘答应了苏联提出的全部要求，再要拖延就意味着拒绝，就意味着谈判的破裂。

　　这时苏联同英法的谈判虽然仍在进行，但给人的印象是：谈判不会取得积极的成果。在东方，苏联与日本激战正酣。苏德谈判一旦破裂，苏联势必会陷入孤立无援，两面受敌的绝望境地。权衡利弊得失，苏联决定调整对德政策。

　　8月17日，苏联政府就舒伦堡于8月15日转交的德国政府的声明答复说：“现在不仅有了改善苏德关系的现实基础，而且也具备了采取认真而实际的步骤的前提，建议首先缔结一项贸易与贷款协定，不久以后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对派里宾特洛甫来莫斯科非常满意，认为这突出表明了德国的诚意。但鉴于英法苏谈判仍在进行，仍主张一步步走。

　　8月19日，《苏德经济协定》在柏林签字。同日，莫洛托夫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草案交给了舒伦堡，表示同意在经济协定签字一周后在莫斯科接待德国外长。但是，希特勒绝不能再等待一周的时间，否则，他的侵略计划就必须改变。8月20日，希特勒亲自致信斯大林，要求后者立即同意其外长在8月22日至迟在8月23日，去莫斯科签订条约。

　　8月21日，斯大林复电希特勒，同意里宾特洛甫8月23日访苏。

　　8月23日，德国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有效期为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任何一方不得向对方采取敌对行动；如果其中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动的对象，另一方将不能予该第三国以支持；双方决不参加直接或间接针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在英法苏谈判成功无望，德国侵波决心已下，而苏联又无力阻止德国侵略的情况下，苏联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这一行动打破了英法“祸水东引”的绥靖阴谋，摆脱了德日两面夹击的危险，使自己暂时置身于战争之外。

　　但是，条约的签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中间引起了混乱，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的开展。同时，多年来苏联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世界和平维护者和反法西斯斗士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在道义上苏联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严重的是，条约的签订使希特勒获得了避免两线作战的条件。至此，战争再也不能制止了。

日本法西斯首开战端

日军非法侵占中国东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进攻，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00米处，在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为爆破地点，一是因为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因为距东北军最大兵营北大营较近，便于诬称中国军队所为，就近攻击北大营。

　　早在1930年冬，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就准备选择柳条湖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至1931年春，日军制订了在柳条湖附近炸毁南满铁路，同时袭击北大营和攻占沈阳城的具体方案。随后日军便从关东军和中央军部物色最可靠的骨干，组成秘密阴谋班子。

　　1931年6月，板垣征四郎将爆破任务交给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校和曾担任过张学良顾问的柴山兼四郎的副官今田新太郎上尉。

　　他们商定：9月28日在柳条湖爆炸南满铁路，于一夜之内占领沈阳；要以闪电般的行动，在各国还没有来得及干涉之前，占领预定地区。但是，至9月中旬，因柳条湖事件的计划暴露，遂决定提前在9月18日发动。

　　9月18日，河本末守以巡视铁路为名，带领6名士兵来到柳条湖，将42包小型黄色炸药安放在南满铁路的道轨上，然后点燃了炸药包。爆炸声响起后，今田新太郎指挥埋伏在文官屯南侧的日军对东北边防军驻地北大营发起攻击。

　　当日23时，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相南次郎拍发急电，谎称：“18日22时30分左右，在奉天北大营西侧，暴虐之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一部发生了冲突。”

　　在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用“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代行发布命令：“令独立守备队第二营扫荡北大营之敌，第五营从北面进攻北大营，第二十九团进攻沈阳城，第二师以主力增援之。”

　　19日凌晨零时，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仍谎报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本守备队虎石台连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中。

　　接到电报后，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作战先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讨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繁当即决定，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实施中心突破，占领东北三省。

　　19日凌晨1时30分左右，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第二师主力迅速集中，攻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各部进攻铁路沿线的丹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同时，电请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尽速增援关东军。本庄还将各项命令及战况电告日本军部，于19日晨3时30分偕司令部乘火车前往沈阳。

　　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向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沈阳城，以及南满铁路全线展开了进攻。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东北军将士毫无戒备，使日军偷袭得逞。当时，留在东北的军队尚有近20万人，另外还有公安、警察部队。但“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地方军政官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驻在沈阳。他们对日军的突然袭击毫无戒备。臧式毅通过电话向日本总领事馆交涉，日领事以“军人行动，领事无权限制”为由拒绝。当北大营值班军官以电话请示处置措施时，荣臻却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在不抵抗主义的约束下，第七旅官兵只有听任数量占绝对少数的日军进攻北大营。18日23时30分，日军守备队第二营攻入北大营西北角。同时，沈阳车站日本兵营内的240毫米重炮，也对准北大营轰击。至次日拂晓5时30分，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

　　与此同时，驻沈阳的日军兵分三路进攻沈阳。5个多小时后，日军便完全占领了这座东北重镇。9时，事先印好而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署名、反诬中国军队爆炸南满铁路的布告赫然贴遍全城。

　　一夜之间，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所有军警均被缴械，各种财物被洗劫一空。

　　在南满铁路沿线，日军控制交通线的行动进展也十分迅速。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三、第四营于19日凌晨5时30分攻陷丹东，然后第三营攻占营口，第四营攻占凤凰城。

　　19日零时15分，驻长春日军第三旅炮击南岭中国炮兵团。3时55分，日军向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的终点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无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

　　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

　　这样，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很快都落在日军之手。

　　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立即于19日7时召开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决心和行动“完全得当”，应关东军“增派3个师”的请求，着手派兵增援。

　　当日晚些时候，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讨论关东军的报告。出于侵华策略的需要和对列强以《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为依据进行干预的担心，内阁会谈乃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责成陆相通知关东军。

　　会后陆军省、参谋部分别含糊地训令关东军，在传达内阁“不扩大”方针的同时，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深知军部意图的桥本欣五郎进一步密电板垣：“参谋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应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其本意并非要你们停止行动。”

　　关东军对军部和内阁的意图心领神会，在继续调兵遣将的同时，向陆军中央请求增派3个师团的兵力。

　　20日上午8时，日本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决定，当事态进一步扩大时，海军将出动舰艇到山海关配合陆军阻止东北军入关增援。21日，驻扎朝鲜的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命令混成第三十九旅团4000多人侵入中国东北沈阳。这为关东军扩大侵略提供了保证。21日上午，本庄繁作出攻占吉林市的决定，占领长春的日军第二师团奉命乘装甲车于当日下午进占吉林，随后又相继占领了通辽、巨流河、洮南等地。在日本国内，日本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加速了陆军扩大战争的行动。9月22日，内阁会议决定承认驻朝鲜日军越境的既成事实，并通过支付出兵经费。日本天皇裕仁发布可驻朝日军越境进入“满洲”的敕令。

　　两天后，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声明，宣称日本政府已决定“不扩大事态，并逐渐撤兵”，以继续欺骗世界舆论，为陆军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战争障目。日军占领东北辽宁、吉林大部分地区后，以此两省为基地，向北、南扩大侵略。

　　黑龙江省及哈尔滨东三省特别行政区等北部“满洲”地区是日军首先进攻目标。鉴于该地区与苏联接壤，哈尔滨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为避免苏联介入，日军曾制订《关于征服“北满”的方略》，设想以谋略手段夺取“北满”，因而暂时中止了像攻占辽、吉那样的直接军事进攻，转而首先采取“和平手段”。

　　9月24日，日军参谋总长下令“不得向宽城子以北进军”，明确禁止出兵哈尔滨。日军变换策略，采取利用汉奸军队打头阵的手法，避开哈尔滨，沿铁路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出击，企图不战而取得黑龙江省。

　　柳条湖事件后，日军收买了原洮辽镇守使张海鹏。10月1日，张海鹏自称“边境保安司令”，宣布脱离张学良。于是，日军便利用张海鹏部伪军充当进攻齐齐哈尔的前锋。当张部伪军临近嫩江时，黑河警备司令、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奉张学良之命统率黑龙江的军队，并代理省主席职务。

　　10月13日，张海鹏伪军开始发动进攻，被马占山部在嫩江桥击溃。日军遂决定直接出兵。30日，关东军以第二师主力一部组成“嫩江支队”，集结于泰来附近。

　　11月4日，日军嫩江支队掩护张海鹏伪军向马部进攻。马占山部奋起反击，嫩江支队死伤数百人。但最终由于中国守军装备劣势，并且在日军重新增援下，19日马占山等率中方军政人员退出省城齐齐哈尔。继而再退海伦、克山一带，组织临时政府。19日晚，日军进占齐齐哈尔。

　　至此，日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继而南下辽西，完成对整个“南满”的占领。辽、吉两省沦陷后，中国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行署，迁往锦州。

　　9月23日，张学良任命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

　　锦州地处辽西，是北宁、锦朝两铁路的汇合点和山海关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陆军参谋部认为：“只有消灭锦州附近的张学良势力，才能有希望解决“满洲”事变。”他们将攻占锦州视为巩固其占领东北的最后措施。

　　10月8日，日军曾派飞机轰炸锦州。20日又派伪军进攻锦州，被中国边防军击溃。11月27日，关东军令第二师团主力和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到沈阳集结；令混成第四旅团进到大凌河一线，掩护主力开进。

　　当日，该部越过大凌河，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被阻于大虎山、沟帮子一线。日本当局唯恐引起国际上的反对，于28日命令关东军撤出辽西。

　　12月上旬，日本成立犬养毅内阁。犬养内阁采取了较其前任更加积极支持军部的政策。12月7日，日本陆军大臣致电关东军，表明了军部关于攻占锦州的意图。12月13日，关东军制订《锦州攻击方略》，决定由北向南直取锦州。17日，日军参谋总长批准了关东军进攻锦州作战计划，并向东北增派部队。至27日，至此，日军攻击锦州的总兵力已达4万人以上，摆出了空前未有的大会战态势。由于中国军队受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约束，加之又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因而缺乏抗战守土的决心。1932年1月3日，日军不战而占锦州。

　　日军占领锦州后，迅速回师北上，重返“北满”，进攻哈尔滨。当时哈尔滨附近的中国军队，日军引以为患。日本经过多方试探，在确认苏联将采取“不干涉”政策后，参谋部始于1932年1月28日批准关东军向哈尔滨进军。

　　在哈尔滨郊外，中国守军同装备有飞机、坦克、装甲车的日军展开激烈的保卫战。但由于事先未做御敌准备，缺乏防御工事的中国军队，在日机轮番轰炸和坦克横冲直撞的强大攻势下，伤亡极大。

　　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至此，在短短的4个月零18天的时间里，整个东北1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3000万同胞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

国联决议成为一纸空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本的空前进攻，中国政府采取了不抵抗和依赖国际联盟解决问题的误国政策。

　　国际联盟于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和约》正式生效的当天，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主持下正式成立。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同盟国宣战的国家和新成立的国家都是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

　　国联有4个主要组织，分别为秘书处、理事会、全体大会及国际法庭。除了这4个主要组织外，国联还有其他机构及委员会。

　　国联理事会担当了“执行者”的身份，并指导全体大会的事务。国联的理事会最初有4个常任理事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另有4个非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需从常任理事国以外的成员国中选举胜出，而且任期只有3年。而首任非常任理事国为比利时、巴西、希腊及西班牙。

　　美国本来有望成为第五个常任理事国，但因1919年1月20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接纳《凡尔赛和约》，拒绝加入国联，这降低美国在国联的参与度。

　　1926年9月8日，德国加入国联，与日本、意大利一起成为常任理事国。

　　理事会会议每年平均举行5次，有需要时会另开特别会议。在1920年至1939年间，共举行100多次公众会议。

　　在20世纪20年代，国联曾成功地解决一些小纷争。但对于20世纪30年代较大的冲突，国联则显得力不从心。

　　1931年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将“九一八”事变诉诸国联理事会，要求立即采取措施，“阻止危及各国和平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恢复原状，并决定应向中华民国支付的赔款总额及性质”。

　　9月22日，国联理事会仓促举行会议。而此时，日军已经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辽源等26座大小城市。

　　国联理事会在听取中、日两国代表的发言后，按照英国代表的主张，授权西班牙代表、国联理事会主席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要求双方立即停止一切冲突，撤退军队，荒谬地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同等看待。

　　为了应付国联理事会的决议，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将侵略行径说成是“自卫”，并宣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无任何领土野心”，日本政府有诚意采取“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方针”，将军队撤退至满铁范围内。

　　日本的声明是把冲突的责任推给中国，以争取列强的同情。日本此举果然奏效，它使国联理事会相信，是中国人“大大夸大了所发生的事情”，只要给予时间，日本会找到体面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此，日本大受鼓舞，认为国联理事会没有实力干涉日本的行动。随后，日军便趁势侵占了洮南、洮安和敦化等地，并准备继续向“北满”推进。

　　9月28日，中国代表再次做出努力，建议国联理事会派一个中立代表团去中国了解事实真相，但遭日本代表断然拒绝。

　　9月30日，国联理事会行政院通过决议，决议内容空洞无物，徒然地呼呼中日两国尽力避免形势的恶化，并未重申撤兵要求，派调查团一事也由于日本的反对而作罢，理事会随之休会。

　　国联理事会的态度大大助长了日本侵略扩张的气焰。1931年10月8日，日本轰炸锦州，国联理事会才感到局势的严重。

　　10月9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指示外交大臣雷丁：“我们在理事会必须在认真制订政策方面能起领导作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致电国联理事会，表示愿与国联理事会进行合作，并决定以国联理事会邀请的方式参加国联理事会下次会议。

　　10月13日，应中国代表要求，国联理事会在巴黎召开会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充当主席。在会上施肇基控诉日本在9月30日理事会后，不但没有退兵，反而暴行越演越烈。

　　日本代表则竭力为日本侵略辩护，竟称：东三省为日本生存所系，故不能从该地撤军。

　　白里安表示，中日双方均负维持远东和平责任，应各自约束。10月16日，美国代表基尔伯以正式观察员资格参加会议。

　　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作出第三次决议，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以前将军队退到南满铁路区域之内；要求中国切实保护在华日侨；撤军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交涉。

　　这是自事变以来国联理事会对日本提出的最强硬的要求。尽管如此，但决议仍然没有谴责日本侵略者，而且由于日本的反对，大会主席白里安宣布：依照盟约的规定“未获全体通过的决议没有法律效力”。

　　这说明，国联仍未改变对日本姑息迁就的立场。

　　日本坚决拒绝了国联理事会的撤军要求。1931年10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继续反诬中国“收回国权运动渐趋极端”，企图破坏日本国民“生存权益”，声称日本如果撤军，只会使事态更加恶化。日本不仅拒绝撤军，而且于11月初大举进犯黑龙江，使国联理事会的决议成为一纸空文。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在巴黎举行会议。

　　3天后，日军攻占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日军没有像西方各国所希望的那样进攻苏联，而是掉头南下进攻锦州。

　　为了欺骗国联理事会，转移其要日本撤军的注意力，11月17日，日本主动提出要求国联理事会派调查团到“满洲”调查的建议。国联理事会如获至宝，将注意力完全转到派调查团的问题上，在短短20多天的会期中，理事会竟召开21次秘密会议讨论调查团问题。日本则乘机提出要国联理事会承认其在东三省的所谓“剿匪权”。

　　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派遣国联调查团赴远东考察，同时也让日本最后以保留发言的形式实际获得了“剿匪权”，给日本以后的军事提供了“合法”的外衣。

　　12月15日，日陆军参谋部在给关东军的电报中要求：“进攻锦州，事前要采取适宜的方法，其实施手段应与剿匪的名义相符。”

　　1932年1月，日军正是以所谓“剿匪为名，增派兵力，攻占锦州和辽西”。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入侵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既不谴责日本，也不制止日本扩大侵略。日本正是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顺利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占领。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国联理事会活动的中心也转向国联理事会调查团。

　　根据1931年12月10日的国联理事会决议，调查团由5人组成，其任务是“到当地调查并向理事会报告任何影响一切能危及国际关系，威胁或扰乱中日两国间的和平的一切情况”。中日两国可各派一人参加调查团，并对其活动提供一切方便条件。

　　1932年1月21日，国联理事会调查团正式成立。团长为英国前驻印度代理总督李顿爵士，团员为美前任菲律宾总督麦考益少将，法国殖民地防御咨询委员会主席、前驻印支法军司令克劳德中将，德国前任东非总督希尼以及意大利外交官马柯迪伯爵。中国派前外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作为顾问参加调查团。

　　这个调查团成立后，行动迟缓，2月3日从欧洲出发，直至4月21日才到达沈阳。此时，日本已成立了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以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现状。

　　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6月5日回到北平。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10月2日，《国联理事会调查团报告书》在国联所在地日内瓦、中国南京与日本东京三地同时公布。

　　《国联理事会调查团报告书》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方的预谋，但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没有认定日本军事行动的侵略性，却诬蔑中国的革命运动，为日本的侵略行为遮目。

　　《国联理事会调查团报告书》承认，东北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揭露了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但又“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极大重要性”，说什么“日本在满洲的权利和利益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为日本侵略制造合法依据。

　　在解决方法上，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状况的要求，也反对承认日本维持伪“满洲国”，主张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以国际共管维护英、美等国在东北的权益。

侵略者蓄意炮制伪满洲国

　　日本在密谋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同时，就策划了怎样统治中国东北的具体办法。

　　早在1931年4月，日陆军参谋部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三种形式：

　　一是建立名义上受中国政府管辖，实际上亲日的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三是将中国东北直接划入日本版图。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关东军达成一致意见，即建立所谓“独立国”。

　　9月22日，关东军拟定《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在此方案中明确提出：在“满蒙”成立一个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三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元首的新政权”，国防和外交委托日本帝国掌管，交通和通讯的主要部门也由日本管理。

　　9月23日，本庄繁进一步提出建立“满蒙”政权原则：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关东军把“满洲”和蒙古统一起来；在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日本急于建立一个名义上的傀儡政权的目的在于：以华制华，长期占领。这样一方面可以造成既成事实，混淆国际视听，另一方面又可掩盖侵略行径。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挑战，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苏联和世界舆论的谴责，西方大国也对日本的行为表示不满，使日本在国际上极度孤立。

　　为了缓和国际压力，1931年9月24日，日本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政府声明》，否认日本出兵是“军事占领”，并声称“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

　　显然，建立“独立的满洲国”有利于欺骗国际舆论，巩固已占领的地区，将中国东北变成日本扩大侵略的军事基地。

　　为了使伪满洲国尽快建立起来，日本策动汉奸宣布“独立”，拼凑东三省伪政权。日本驻中国东北各地领事、特务机关纷纷出动，进行拉拢和策划活动。

　　1931年9月26日，熙洽声明在吉林成立“吉林省长官公署”，又声明同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地方当局脱离关系。

　　9月22日，张景惠在哈尔滨宣布“自治”，27日，成立“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1932年元旦，最终宣布“独立”。

　　在辽宁，1931年9月24日，通过土肥原的策动，汉奸袁金铭组织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与此同时，日军又指示汉奸组成“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以恭亲王溥伟为会长。10月20日，关东军以赵欣伯接替土肥原，任伪奉天市长。11月20日，日军将辽宁省改称奉天省，解散“维持会”，任命前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为伪奉天省长。

　　东北三省的伪政权拼凑起来后，日军开始有计划地控制“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自1924年11月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一直被日本人所庇护，居于天津日本租界。1931年10月29日，土肥原到达天津，诓骗和引诱溥仪到东北。土肥原迎合溥仪期盼复辟“大清帝国”的强烈欲望，谎称帮助溥仪到东北重新登基。

　　为了免除溥仪的怀疑，促使溥仪终下决心，土肥原又使伎俩，指示汉奸于11月8日在天津制造暴乱，土肥原乘机劫持溥仪离开天津，于11月13日到达营口。随后密送甚至旅顺，静观时机。

　　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组成李顿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为了对付李顿调查团，日本决定利用调查团尚未踏进中国国土的时机，加快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步伐，企图给占领东北披上“合法”的外衣，蒙骗世界舆论。

　　1932年1月4日，本庄繁同幕僚拟定出最后具体方案。方案决定成立管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满蒙中央政府”，“定都”长春，由溥仪担任“首脑”；“中央政府”设参议府，由蒙、满各一人，汉人三人，日本人三人组成；日本军队担当新国家的“国防军”。

　　该政府最迟在3月上旬，即国际联盟调查团到达东北之前成立。关东军的方案谎称，“满蒙中央政府”是中国人本身从内部分离出来的，并不违背《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的精神。

　　这一方案由板垣携往东京，日皇裕仁破格接见了板垣。

　　1932年1月13日，板垣携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制订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返回沈阳。

　　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开了“建国幕僚会议”，具体制订了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此后，便加快了建立伪满洲国的速度。

　　2月16日，按照关东军的指导和板垣拟订的方案，张景惠等各地汉奸头目在沈阳召开炮制伪满洲国的“建国会议”。17日，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告成立，并于次日发表宣言，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

　　25日，板垣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东北行政委员会”提出经日本政府和军部批准的方案，指定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伪满洲国版图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及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各盟。以红蓝白黑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国都”定在长春，改称“新京”。

　　2月22日，板垣到旅顺与溥仪会晤。痴心复辟的溥仪不肯出任“执政”，要求恢复帝制。后在板垣威胁要“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的情况下，溥仪答应暂任执政一年。这样，伪满洲国的筹备工作便告结束。

　　1932年3月1日，按照日本的旨意，张景惠以“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以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

　　3月9日，溥仪在日本文武官员和大小汉奸簇拥下，在长春粉墨登场，就任执政。3月10日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提出的名单，溥仪任命了伪满洲国的主要官吏。

　　随后，溥仪同本庄繁以“换文”的方式签订了《日满密约》，规定：

　　“满洲国”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日本；“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线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请日本及日本指定之机关；日本人可任“参议”和“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关东军司令有“保荐”权、“解职”权等。

　　1932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一天，日本和伪满洲国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规定伪满尊重和确认“日本国或日本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他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力和利益”；“日本国军队驻扎在‘满洲国’境内”，“两国”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

　　《日满议定书》以正式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日本指挥伪满洲国的一切行动，中国东北从此沦为日本的新型殖民地。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在长春郊外的祭坛上，告天即皇帝位，年号康德，郑孝胥改称“国务总理大臣”，行政体制改为君主立宪制。

　　1934年10月1日，“满洲帝国”公布新的《省官制》，将热河省在内的原东北四省划为10个省，12月又把原来的兴安省划分为东、南、西、北四省。实际上分为奉天、滨江、吉林、龙江、三江、间岛、安东、锦州、热河、黑河、兴安东、兴安南、兴安西、兴安北等14省。此外还有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和东省特别区。

　　1937年增设通化省和牡丹江省。1939年增设北安省和东安省。1941年增设四平省。这样，伪满洲国最后便由19省、两市所构成。

　　伪满洲国实际上是日本的傀儡政权，它的成立，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并最终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前进基地。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逐步把侵略范围向华北地区扩张。

　　至1937年上半年，日军已对平津地区形成了半包围的战略态势。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已达8000多人，加上日军豢养的伪军，对华北安全构成威胁。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辖4个师、4个旅和5个独立守备队，成为进攻华北的二线部队。

　　中国军队拥有庞大的陆军，并从1933年起对陆军的装备、编制进行整顿，中央部队的力量有所加强。但是当时，中国在平津地区的军队仅有第二十九军。该军辖步兵师4个、骑兵师一个、独立骑兵旅和独立旅各一个、冀北保安队一个，总兵力约10万人，军长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分散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及平绥、北宁铁路沿线。

　　驻平津前线的中国第二十九军，面对日军的包围和挑衅，进行了一些战备工作。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宛平卢沟桥地区的防御部署。守卫接防后，即以得到加强的第三营部署于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以第一、第二营和团部集结于长辛店地区。

　　日军在威胁利诱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失败后，即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伎。为此，日军从1937年5月起，频繁地在宛平卢沟桥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

　　1937年7月6日，驻丰台日军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带演习，遭到驻军拒绝，但日军坚持不退，至晚始返丰台。

　　1937年7月7日夜间，驻丰台日军一个连未经中方允许，即以军事演习为名，到卢沟桥之回龙庙—大瓦窑中国驻军防区附近耀武扬威。

　　深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告知中国冀察当局，诡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落士兵一名，要求进宛平城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拒绝后，仍坚持要派兵入城，否则“将以武力保卫前进”。

　　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量，双方先派人进城调查，再寻处理办法。正当双方交涉之际，中国驻屯旅已令丰台日军第三营赶赴卢沟桥待命。

　　不久，日方虽得知失踪的士兵已归队，但仍提出让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起攻击，中国第二十九军官兵被迫奋起还击，由此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和中国全国性抗战的战幕，同时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的爆发。7月8日，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

　　同一天，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家卫国之目的”。

　　7月8日，日军3次炮击和进攻宛平驻军，并攻占了永定河东岸的回龙庙附近和铁路桥以南部分地区。随后，又调集兵力，调整部署，准备9日进攻宛平城。

　　7月8日夜，中国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举行会谈，至次晨2时达口头协议：双方停止射击；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到永定河西岸；宛平由冀北保安队接防。但是日方意在缓兵，拒绝执行停火撤军协议。

　　7月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在9日、10日两天之内，日军违约进攻宛平驻军，并复占铁路桥和回龙庙地区。10日夜，第二十九军展开猛烈反击，终将失地夺回。日军退至大枣山及其以东地域待援。

　　7月11日上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杉山陆相提出的派兵案，即：从关东军抽两个旅，从朝鲜军调一个师，从国内派3个师和18个飞行中队，到华北参战。同时，会议还将“七七”事变改称“华北事变”。接着，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分别上奏天皇，均获批准。

　　11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二十九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随后，近卫首相连夜召集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人士开会，介绍内阁决定出兵的决心，争取各界支持。同日晚，日陆军参谋部分别向关东军和朝鲜军发布命令，迅速动员指派的部队向华北开进。

　　这一天，陆海军还就在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日本天皇钦命香月清司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7月12日，香月赶赴天津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援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并于7月20日前“做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7月15日，日陆军参谋部下令组编临时航空兵团，并将其所辖之18个飞行中队调往中国东北待机。

　　7月15日至17日，日陆军参谋部又相继作出形势判断，制订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大纲》，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规定作战方针是：“尽量限定于华北作战”，“根据情况，预计可能转向全面对华战争”。接着，增派的日军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号召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7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内部指示，针对事变发展可能出现的对日积极抗战或者对日妥协的两种前途，提出的总任务是：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出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

　　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

　　与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立场相比，国民政府迟迟未下决心，痛失战机。“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另一方面，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者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中，以便早日和平解决；同时，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为此，蒋介石采取了诸多谋和行动。

　　但是，所有的措施最终均成泡影。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应战谈话。

　　谈话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原则：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谈话还阐述了“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抗战方针，指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蒋介石的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全国同胞的欢迎。但是，蒋介石依赖外援、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打消。

　　与此同时，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面压迫宋哲元接受种种苛刻条件，一面调兵遣将，加紧部署。至7月20日，第一批增援之第二十师已抵达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独立混成第一旅和第十一旅，分别集结于怀柔和高丽营地区。日军进攻平津的条件已经成熟，只待时机和借口了。

　　7月25日，日军第二十师一部以修理军用电话为名，闯入廊坊车站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制造了廊坊事件。

　　7月26日，驻天津日军一部由丰台分乘26辆卡车冒充日本领事馆卫队演习返回北平城，被广安门中国守军以武力阻止，制造了广安门事件。

　　廊坊和广安门事件发生后，对正在寻找进攻借口和时机的日本当局来说，如获至宝。经天皇批准，日陆军参谋部立即命令中国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动攻击，并下令国内进行第二次动员，增调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此时，日本中国驻屯军也下达了进攻第二十九军的命令，决心集中一个师和3个旅在临时航空兵团配合下，首先攻占北平。

　　廊坊、广安门事件发生后，宋哲元深感日军大举进攻迫在眉睫。26日，他连续两次致电蒋介石，报告平津形势，并请求援助。

　　蒋介石复电说：增援平津，可直令孙连仲部加入。并令宋哲元：北平城要立即准备开战，宛平应死守勿失，决心大战，从速部署。

　　27日，宋哲元下令设城防司令部，以张维藩为城防司令；任命正接防的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面司令官。同时，将军部由南苑移到北平城内怀仁堂；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孙连仲、万福麟等部迅速北上，协同第二十九军作战。同日，宋哲元还向全国发出了“自卫守土”通电。

　　28日，在香月清司指挥下，日本中国驻屯军开始向北平附近的第二十九军发起总攻。日军从东、南、北三面突然向南苑兵营发起攻击。

　　由于中国驻军仓促应战，再加上战前营区周围没有构筑坚固工事，守军只能凭借营区围墙，进行顽强抵抗。日军在飞机和火炮大力支援下，反复向营区发动猛攻。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攻占南苑。

　　28日，与主攻南苑相配合，日军也分别向西苑、北苑和黄寺等地的第二十九军展开进攻。28日23时，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自己离开北平去保定。北平城内及其附近的第二十九军主力也开始向涿县方向撤退，另一部则向南口方向突围。

　　29日，北平遂告沦陷。

　　日军集中主力进攻北平时，天津兵力空虚。中国第二十九军驻天津之第三十八师一部，在副师长指挥下，于7月29日晨乘隙向天津日军发起进攻，并袭入东局子飞机场，攻占了天津火车总站和东站。

　　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闻讯后，立即抽调北平第二十师一部和关东军增援天津，并以临时航空兵团对天津守军及和平居民进行狂轰滥炸。在日军猛烈反击下，中国军队伤亡不断增加，遂于30日撤至马场方向，天津终陷敌手。

　　日军占领平津后，日本陆军准备把战争扩展到全华北之际，日本海军抢先一步，点燃了上海的战火，把战争由华北扩展到了华中。

　　其实，早在7月12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就制订了对华作战的秘密计划，确定第一阶段配合陆军进行华北作战，第二阶段在陆军配合下进行上海作战，并进而把战争扩展到华中和华南。

　　7月16日，驻上海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发现军部的上述意图后，立即上书东京陈述《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

　　7月28日，日本当局下令撤退长江沿岸的日侨。8月8日，又要求第三舰队做好开战准备。

　　8月9日18时30分前后，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和水兵斋藤要藏，驱车冲进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挑衅，中国保安队阻止无效，将他们当场击毙，史称“虹桥事件”。

　　日本当局立即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要求中国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队，拆除一切防御工事。8月10日，日本陆海军紧急磋商，向上海派兵，并得到内阁的同意。

　　8月13日9时，日本内阁会议正式确认了派兵上海的方针，并批准了陆军省的派兵案。当天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间同中国驻军发生武装冲突。

　　日军以虹口日租界为依托，先向天通庵、横浜路一带发起进攻，接着以主力向宝山路、八字桥、天通庵进攻，均被中国军队击溃。于是，“八一三”事变爆发。

　　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并调集陆军和空军投入自卫战斗。

　　同一天，日本海军还派海军航空兵轰炸了华中地区的杭州、南京和南昌等城市。

　　8月14日晚，日本内阁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内阁成员要求进行全面对华战争，迅速建立战时体制，正式对华宣战。8月15日，日本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声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如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还称：此举是为了“消灭类如此次事变所由发生之根源，并达到日、满、华三国融合和提携”之目的。这个声明，“把处理事变的目的，从解决局部事件扩大到全面地、根本地处理调整日华关系。”它表明日本政府即使进行“全面战争也在所不辞”。

　　8月15日，日陆军参谋部还下令实行第三次动员，并下令组建了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要求其迅速开赴上海作战。

　　8月18日，天皇裕仁召见陆海军两总长，提出了重点用兵，迅速结束战争的方针。陆海军省、部之间经过协商，决定陆军以华北为主战场，海军以华中为主战场，并对沿海实行封锁，切断中国的对外经济联系。

　　8月下旬，日本从国内抽调的增援部队相继运抵华北和上海前线，并开始投入当地的作战。

　　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在讨论施政方针时，鉴于战争已由华北扩展到了华中，遂决定将“华北事变”正式改称“中国事变”，并于同日宣布。至此，中日战争已在华北和华中战场全面展开。

德意在欧非燃起战火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位于地中海到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红海通道的南端，向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它虽属高原地区，然而由于地处热带，北有红海，东有印度洋，故雨量充足。境内多河流湖泊，享灌溉之利，土地肥沃，农产品丰富，又有金、银、宝石、白金、铜、铁、煤和石油等矿产资源，故历来是欧洲列强争夺的目标。

　　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觊觎已久。

　　早在1889年，意大利便利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将《乌查里条约》中的“埃塞俄比亚万王之王陛下在其与其他列强或政府所发生的一切交涉中，可以借助于意大利国王陛下的政府”中的“可以”两字在意大利文本中改写成“必须”，妄图使其成为保护国，因遭到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得逞。

　　1895年，意大利又派兵侵入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人民奋起反抗，并于1896年3月1日在阿杜瓦战役中大败意军，迫使意大利赔款，承认埃塞俄比亚人民的主权和独立。

　　1906年，意大利同英法两国签订了《三国协定》。根据协定，意大利又取得了修建连接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的铁路、使用欧加登地方的水源和牧场以及在北部开发植棉事业的特权。

　　1922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在夺取政权后，更加快了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步伐。

　　墨索里尼早在1925年就曾准备入侵，只是由于当时财政困难，军备不足，未敢贸然行动。1928年，墨索里尼胁迫埃塞俄比亚订立《意埃互惠条约》，企图借助条约，“通过和平途径”吞并，但未能得逞。

　　1929年至1933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给了意大利的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为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力，摆脱国内危机，意大利法西斯更加急于从战争寻找出路。

　　但因当时意大利实力有限，难以和英法在巴尔干、多瑙河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展开争夺。而一旦侵占埃塞俄比亚，意大利便可将其在东非的几个殖民地连成一片，扼住欧亚航道的咽喉，切断英法同其亚洲殖民地的联系，有利于同英法的竞争；同时，还可控制尼罗河水源，将苏丹和埃及的整个灌溉体系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墨索里尼一心要夺取埃塞俄比亚。

　　1934年2月8日，墨索里尼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说：“由于《四国公约》未能得到批准，欧洲将走向战争，因此，意大利必须在1935年对埃塞俄比亚采取行动。在此之前，防止发生一切事件。”

　　为迅速造成既成事实，墨索里尼认为，“我们的行动将是非常迅速的，这样在外交上遇到麻烦的危险性就会很少。”

　　他主张实行速战速决，为做到这一点，他指示要大量使用现代化技术兵器，“在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至少要分别集中250架飞机、150辆坦克，大炮和毒气保持绝对优势，要有充足的弹药。”

　　随后意大利加紧入侵准备。3年内，意大利在其本土和殖民地的军队扩大至130万人。为了运送远征军，意大利准备了海船155艘以上。至战争爆发前，用海船“把40万军队、10万匹骡马、20000辆汽车、数目可观的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运到了战场。它还在索马里等地建造和修复了海港、机场、军事基地，铺设了通向埃塞俄比亚边境的公路。

　　为了进行战争，意大利向美国购买的武器、飞机、航空发动机、备件、石油、原料和其他军用品的数量猛增。英国对意大利扩大了煤、镍和其他战略物资的供应。

　　为了制造发动战争的口实，意大利于1934年12月5日在距意属索马里100千米至150千米处制造了瓦尔·瓦尔事件。意军出动飞机和装甲车，向正在担任保护调查索马里人游牧部落放牧范围的英国联合委员会的警卫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埃军奋起还击，结果埃方死伤152人，意方死伤60多人。

　　然而意大利却贼喊捉贼，反诬事件是由埃塞俄比亚挑起的，蛮横地要求埃方：“正式赔礼道歉，通过在当地向意大利国旗致敬的办法承认意大利占领瓦尔·瓦尔的合法性，把奥马尔·萨曼塔尔交给意大利惩处和支付20万埃塞俄比亚银元的赔偿费。”

　　1935年9月，意军统帅部决心在意属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集中近38万兵力，统由东北非意军总司令德·博诺将军指挥，分北、东、南三路，以北路为主攻方向，向埃腹地实施向心进攻，企图在短期内打败埃军队，占领埃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一举灭亡埃国。

　　北路由德·博诺任司令官指挥，总兵力达25万人。南路由格拉齐亚尼指挥，集中了两个战役集群。在东路方向上有一个战役集群。

　　埃塞俄比亚军参战兵力约为37万至47万人，除皇室禁卫军和中央的军队外，多数为各省、各部族的民团。他们装备落后，缺乏训练，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之下，埃塞俄比亚人并没有被强大的意军吓倒，他们决心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自己的家园。埃军最高统帅是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埃军统帅部的抗战计划是，实施山区机动防御作战，为尔后转入反攻创造条件。在北部展开的是塞乌姆、古克萨、穆鲁格塔等公爵的军队集群；在南部展开的是涅西布和德斯塔二位公爵的军队集群；在东部方向的埃军、预备队由禁卫军和一些地方部队担任。

　　1935年10月3日，意军大举入侵。德·博诺指挥的北路意军在580辆坦克和120架飞机的配合下侵入埃境，向德塞和亚的斯亚贝巴方向实施主要突击。

　　格拉齐亚尼指挥的南路意军在70辆坦克和38架飞机的配合下，由意属索马里入侵埃欧加登地区，向戈腊黑、哈拉尔方向进攻，试图切断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牵制尽可能多的兵力。东路意军则试图从意属厄立特里亚的阿萨布地域穿过纳基尔沙漠进攻德西埃，并牵制埃军的作战行动。

　　北路意军分左右两路向阿杜瓦城进攻。因意大利不宣而战，开始未遭抵抗。

　　10月4日，意军凭借猛烈炮火攻陷达罗泰克尔山道后，进逼喀西亚尔西山道。此处地势险要，距阿杜瓦城只有10千米，埃军凭险据守，意埃两军遂在此处发生激战。5日，意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埃军营房和诸多设施中弹被毁，埃军势渐不支。

　　6日，意军猛攻喀西亚尔西山道，埃军顽强抵抗并与意军展开肉搏，但终因势单力薄，该山道于6日10时被意军占领。

　　左右两翼意军会合后直扑阿杜瓦。塞乌姆公爵率军奋勇抵抗。但意军上有飞机轰炸扫射，下有坦克配合步兵作战，且援军源源而至，埃军虽浴血奋战，但终因力不能支，不得不放弃该城，退守提格雷省首府马卡累。

　　马卡累城形势极为险要。为攻打该城，意大利竟动用了12万大军。11月6日，意军一部曾一度闯入城区，但在埃军的英勇反击下，又被迫撤出。后来，由于皇帝姻亲古萨克公爵叛变，马卡累才于11月8日被意军占领。

　　南路意军遇到多路埃军的顽强阻击。在欧加登地区，埃军屡屡以小股部队出击，出奇制胜，战败意军强大的自动车队。10月中旬，埃军盖勃勃莱里阿将军率埃军一部，在欧加登地区阿那拉城附近与意军激战。

　　戈腊黑是沃迹丹省交通枢纽，是意军进攻的主要目标。意军虽连日对该镇进行疯狂轰炸，但埃军依然坚守不退。虽然该镇于11月8日落入意军之手，但意军也为此付出了不小代价。

　　东路意军也遭到埃军的奋勇抵抗。埃士兵常常采取夜间活动的方式，出其不意地袭击意军。他们撤退时又将粮食运走，并将水井填死，或将食盐投放在井内。意军常因无粮吃，无水喝，而被迫撤出占领的地方。因此，东路意军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马卡累和戈腊黑战役后，英勇的埃塞俄比亚人民很快就阻止了意军的攻势。11月23日，南路埃军一举收复戈腊黑，北路埃军也在提格雷山区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此时，埃塞俄比亚举国上下斗志昂扬，抗敌热情空前高涨，全国军民一致表示，坚决抗战到底，把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赶出去。而侵略军在埃人民的有力打击下士气低落，纪律松弛，给养不足，困难越来越大。

　　为摆脱战场上的颓势，1935年11月16日，墨索里尼决定以巴多里奥将军代替德·博诺为侵埃意军总司令。但这种战时易帅的做法，也帮不了侵略者的忙。

　　12月中旬，伊鲁姆和埃尤厄鲁两位公爵的军队集群在阿克苏姆地域，对占领军进行突然袭击，击毁坦克多辆。

　　1936年1月下旬，意埃双方在坦皮思地区展开激战，经过10天恶战，埃军缴获意军坦克18辆、野炮33门、机枪720挺、来复枪3654支，毙伤意军8000多人，解放了亚比亚边城。在埃军反击过程中，意军一些集团陷入合围，损失严重。

　　1936年2月起，战场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意军凭借自己的空中优势，对埃军进行狂轰滥炸，杀伤大量埃军，使成片的和平居民区变成废墟。意军还肆意践踏国际公法，在战争中大量使用毒气，使大批军民中毒身亡，大大影响了埃军的战斗力。

　　在意军新的攻势下，埃军接连失利。

　　3月31日，埃皇海尔·塞拉西一世亲率大军在阿珊吉湖附近的梅丘阻击向首都逼近的意军。尽管埃军官兵奋勇作战，但毕竟顶不住意机的俯冲轰炸和毒气的袭击，不几天便全线崩溃。此役使埃主力部队遭到致命打击，而意军却由此打通了向埃首都前进的道路。

　　4月15日，首都的门户德塞重镇被迫放弃。4月26日，南路意军攻破萨萨巴纳一带防线，直逼季拉尔。4月底，意军逼近亚的斯亚贝巴。

　　5月3日，埃皇海尔·塞拉西流亡国外。5日，意军占领亚的斯亚贝巴。

　　9日，墨索里尼宣布吞并埃塞俄比亚。巴多里奥被任命为全权总督。随后，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合并为意属东非。

　　埃塞俄比亚军民作战英勇，并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有力声援和支持。尽管最后沦陷了，但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仍在敌后广泛开展英勇而巧妙的游击斗争，为恢复失去的国土而战斗。

　　意大利军队武装入侵埃塞俄比亚，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由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的默许甚至纵容，这一可耻的行径并未得到十分有效的制止。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西斯势力侵略扩张和促进战争威胁的重要事件，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德意志征服莱茵兰

　　莱茵兰是德国领土，与法国相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迫使德国向法国和比利时保证莱茵兰非军事化。《凡尔赛和约》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1925年由德、法、英、意、比等七国签订的《洛迦诺公约》对此再次作了重申。莱茵兰非军事化使德法边界德国一侧出现了一片缓冲地带。假如德国要进攻法国，那么，战争首先要在德国领土上进行。法德相比，显然法国在战略上占据优势。

　　倘若德国对其东邻，诸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挑起战争，由于法国和他们均订有互助条约，必将出兵干涉。而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存在，使法国很容易进入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对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威胁。

　　反之，如果莱茵兰驻有德国军队，不仅法国本身的安全会受到直接威胁，而且对法国的东欧安全体系也将会带来致命打击。因此，莱茵兰非军事化对制约德国，防止它对外扩张，从而保障法国、波兰和东欧国家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德国为对外侵略扩张，急于改变自己这种在战略上所处的不利地位，无奈国力有限，兵力不足，且受着《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种种束缚，一时难以如愿。

　　明知不敌而逞匹夫之勇，乃下下策。诡计多端的希特勒可并未急于采取行动，而是在一段时间里采取口头上多谈和平，暗中却积极准备战争。在政治上，他通过一系列措施，迅速实现了纳粹党的一党专政，使德国完全纳粹化，并加强了自己的独裁地位；在军事上，德国从秘密扩军到公开扩军，很快便增强了军队的实力。

　　1935年5月2日，德国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将军向德国三军发出了第一个指令，要他们拟定重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的计划。这次行动的代号叫做“训练”。勃洛姆堡在指令中强调，下达“执行训练”字样的命令后，必须以闪电速度的奇袭来完成这一作战行动。

　　6月16日，在德国国防会议工作委员会的第十次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进军莱茵兰的计划。会上，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校报告了这个计划的各项细节，提到了统帅部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所采取的向莱茵兰进军的初步措施。

　　1935年5月2日，《法苏互助条约》在巴黎签订。本来这一条约应该成为有效回击侵略者的基础，但由于法国签订条约只是为了将它用来作为同柏林谈判的筹码，而不准备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这项条约并未实行。但它却给一直在寻找机会破坏《洛迦诺公约》，准备进军莱茵兰的希特勒提供了口实。此后，希特勒一伙便以受到法苏结盟威胁为借口，大肆攻击《法苏互助条约》，甚至咒骂条约是犯罪，说如果法苏条约获得批准，这就意味着它将与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已经缔结的条约联结在一起，使德国极易遭到这些国家的联合空中行动的攻击。

　　虽然希特勒一伙不断攻击《法苏互助条约》，但在一个时期内，法国并未批准该条约，而善择时机的希特勒也未立即采取行动，因为他不但需要一个废除《洛迦诺公约》的借口，也需要一个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合适气候。

　　1935年10月，意大利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英法对意无可奈何，国际联盟的制裁也未奏效。

　　1936年2月，意大利利用狂轰滥炸和施放毒气在战场上取得了一定进展。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亚逃脱惩罚，这让希特勒对莱茵兰非军事区采取行动更充满信心。

　　在1936年，对希特勒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起鼓励作用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月6日重申美国今后对欧洲事务将持严守中立的超然态度。这让希特勒相信他对莱茵兰采取军事行动决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麻烦。希特勒巧妙利用英法意之间的矛盾，成功地拆散了西方的反德阵线，并利用意埃战争将意大利拉到自己一边。1936年2月22日，墨索里尼向德保证，如果德国废除《洛迦诺公约》，意从1935年起，这一地区的局势日趋紧张，关于该地区形势的情报也不断从法国驻德机构送往巴黎。

　　1935年4月12日，法国驻科隆总领事让·多勃雷向法国外交部报回的情同年秋天，莱茵兰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10月，法国陆军情报局报告说，德国人正在积极地准备重新占领非军事区。法国驻德大使弗朗索瓦·庞塞根据10月21日同希特勒的谈话断言，希特勒马上要报仇了，很快就要进军莱茵兰。

　　根据这些情报，法国政府和军队本应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在各方面做好粉碎德国军事冒险的准备。但法国方面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国联理事会、盟国，特别是英国身上。

　　1936年1月24日，法国外交部长弗朗丹曾通过外交部提请国防部注意防范问题，并要求就此提出建议。2月12日，陆军部长莫兰将军在他签署的一份陆军参谋部致弗朗丹的电文中提出某些预防措施，但其中没有一项是准备反击的措施。2月17日，莫兰代表军队再次致函弗朗丹。

　　2月25日，军队由于害怕希特勒以批准法苏条约为进军莱茵兰的借口，居然建议外交部推迟批准该条约。2月27日，法国内阁确定了法国在莱茵兰问题上的行动方针：

　　一是法国政府将不单独采取行动，而要和《洛迦诺公约》签字国一致行动。

　　二是一旦《凡尔赛和约》受到明目张胆的和不容置疑的破坏，法国政府即将和英国、比利时和意大利政府进行协商，以期协调一致，采取共同行动，执行《国际联盟盟约》和《洛迦诺公约》的规定。

　　三是在等待各承担义务的国家提出建议期间，法国政府保留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的权利，包括军事性质的措施。

　　希特勒认为，解决莱茵兰问题宜早不宜迟，否则，如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得手，英国就更不愿意在莱茵兰问题上妥协了，意大利也将更难对付。1936年2月27日，法国众议院批准了法苏条约。进军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3月1日，希特勒决定占领莱茵兰。

　　3月2日，勃洛姆堡发出了占领莱茵兰的正式命令。他要求陆、空军部队同时出其不意地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为保持行动的和平性质，准备工作应尽量做得不惹人注意；假如《洛迦诺公约》的其他签字国，通过军事准备来对德军进入莱茵兰做出反应，任何军事上的“反措施”都要由他来决定。这里所说的反措施就是“赶紧将三营德军从莱茵河西岸撤回”。

　　1936年3月7日星期六，英法两国法定的休息日，凌晨，德国一支象征性的小分队奉命越过莱茵河，进入非军事区。

　　上午10时，德国外长牛赖特召见《洛迦诺公约》缔约国驻德大使，交给他们一份废除《洛迦诺公约》和提出新的和平计划的照会。

　　德国在照会中建议，同比利时和法国签订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并由英国和意大利出面保证；同德国东方诸邻国签订同样的互不侵犯条约；同意法德边界两边都非军事化；与西方国家签订空军条约，国联改组后，德国可能重返国联。然后德国外长告诉他们说，德国“象征性的小分队”正在进入莱茵兰地区。中午，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讲，他说：

　　德国不断地、反复地提出和法国保持友好关系和保障和平，而法国却拿法苏军事同盟来回答我们，这个军事同盟是专门对付德国的，这是对《莱茵条约》的破坏。

　　《洛迦诺公约》从此失去了它的实质意义，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德国不应该再受这个失效的公约的约束了。

　　当时，希特勒作出的决定使德国的将领们感到惶惶不安，他们多数人认为，占领莱茵兰的少量德国部队会被法国军队彻底歼灭。希特勒的计划付诸实施之后，将军们依然坐卧不宁。

　　希特勒之后也承认：“在进军莱茵兰以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兰，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资利用的那点军事力量，即使是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

　　3月7日，德军进入莱茵兰的当天，法国总理萨罗在自己的办公室召集三位阁僚以及莫兰和甘末林开会。但最后会议未作任何决定。

　　3月9日，在内阁会议上由于莫兰危言耸听，内阁会议作出如下决定：向国联理事会和《洛迦诺公约》缔约国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召开国联会议，在巴黎同《洛迦诺公约》各缔约国进行磋商”。

　　法国人不愿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兵莱茵兰，但又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于是将法国的命运交由国联和《洛迦诺公约》缔约国来裁决。实际上，法国最重要的盟国英国早在一年以前就已决定了不干预德国占领莱茵兰的方针。1935年年初，英国内阁在未征询总参谋部意见的情况下即作出结论：维持非军事区并非英国的重要利益。

　　1936年1月27日，法国外长弗朗丹乘参加英王乔治五世葬礼的机会，就德国人可能进军莱茵兰问题征求英国政府的意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却认为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存在与否只是法国的事，与英国完全无关。

　　3月10日，《洛迦诺公约》签字国在法国外交部举行会议，弗朗丹以虚假的强硬姿态表示：如果我们要和平，就必须立即把德国人从莱茵兰赶出去，要求对德国实行经济、财政和军事制裁。

　　艾登在会上重申，英国反对法国采取单方面行动。比利时首相保罗·范·齐兰支持艾登的意见。意大利大使沉默不语。后来会议改在伦敦继续进行，但始终未作出什么值得一提的决定。

　　3月14日至24日举行国联理事会行政院会议，19日通过决议，谴责德国重占莱茵兰破坏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

　　除此之外，有关与会国家做出了一定外交姿态，但各国的所谓“保证”和“义务”，毫无实际意义。正是英法两国没有以武力阻止希特勒毁约的勇气和决心，希特勒及其将领们所担心的灾难并未发生。希特勒的冒险成功了，这使希特勒乐不可支。

　　1936年3月21日，希特勒在汉堡得意洋洋地宣布：“《凡尔赛和约》的精神已经摧毁了。”

　　希特勒因莱茵兰一举，不但“提高了声望，加强了手中的权力，分化了对手”，而且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战略形势，决定了战前欧洲各国政策的基本走向。

纳粹党吞并奥地利

　　奥地利和德国都是属于日耳曼民族文化范畴的国家。但前者从来不是德意志帝国的组成部分。历史上日耳曼人在政治、经济上曾有过大联合，但这种联合的核心是奥地利而不是普鲁士。直至19世纪，奥地利仍然恪守领导日耳曼人的传统，坚决反对普鲁士的兴起。只是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之后，奥地利对日耳曼人的领导地位才为普鲁士所代替。

　　但是，德国早就梦想吞并奥地利。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不久，便委任国会议员西奥多·哈比希特为奥地利纳粹党督察。希特勒还批准设立一个由几千人组成的奥地利军团，驻扎在沿奥地利边界的巴伐利亚境内，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越过边界占领奥地利。

　　他还把流亡在外的奥地利党领袖阿尔弗雷德·法劳恩菲尔德弄到慕尼黑，让其每晚进行反对奥地利政府的煽动性广播。

　　此外，无孔不入的德国情报人员披着各种合法的外衣大量涌入奥地利。他们在奥地利发展情报人员，建立情报组织，进行旨在颠覆奥地利的宣传活动，支持已有的法西斯组织，建立新的法西斯团体，他们鼓动并联合奥地利法西斯分子，利用各种手段，攫取奥地利国家各部门的权力。

　　至1938年时，希特勒情报人员同奥地利法西斯分子已经一起控制了奥地利国家的许多要害部门。他们不但可以使德国及时了解奥地利的各种情况，而且大力影响奥地利政府的政策，使其适合德国的口味。

　　1934年7月25日，纳粹分子制造了暗杀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事件。但这次纳粹暴动和1923年的啤酒馆暴动一样，很快便被平息了，参加暴动者被逮捕，其中13人被处以极刑。

　　这次纳粹暴动之所以失败，除技术上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时机不当。

　　1934年，由于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德国在外交上也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英法反对德国这种直接违反《凡尔赛和约》和《圣日耳曼条约》的做法，坚持应让奥地利继续保持独立。

　　此时的苏联正好首次表示愿意同西方一起签订一个东方《洛迦诺公约》，当然也不赞成德国在奥地利的行动，甚至同为法西斯的意大利也不站在德国一边。

　　希特勒无计可施，只好强忍了几年。

　　1935年5月21日，为了欺骗国际舆论，安抚奥地利，希特勒在国会公开宣称德国既不希望也不打算干涉奥地利内政，并吞奥地利，或者来一次合并。但是希特勒亡奥之心不死。他口头上奢谈和平，暗地里重整军备，表面上尊重奥地利的独立，背后却在加紧干着破坏奥地利独立的勾当。

　　经过几年紧锣密鼓的准备，至1938年年初情况已有了很大变化。此时的德国已经建立起一支陆海空各军种齐全的武装力量。德国已经完成了“打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的任务，在希特勒看来，实现他长期孕育的目标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此时的国际环境非常糟糕。1937年4月，奥地利总理舒施尼格曾谋求英国发表一项保证奥地利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声明，未果；法国政府拟与英国一起发表关于中欧问题的声明，也未成。

　　但张伯伦在1937年5月却对奥地利国务秘书施密特说：“英国不仅希望与意大利，而且也希望与德国达成谅解。”

　　1937年11月19日，英国枢密院主席哈利法克斯去萨尔茨堡拜访希特勒，明确提出英国愿意承认德国在中欧的合法要求，只是“要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来实现这些改变。要避免使用可能引起巨大骚乱的方法”。

　　此时的法国唯英国的马首是瞻，没有英国的支持，法国不会单独对德国采取战争行动，尽管它不愿意看到奥地利失去其独立地位。法国总理也曾明确表示，如果德国吞并奥地利，法国将不参战。

　　1937年9月，墨索里尼访问柏林，重申两国之间的团结，并对彼此的势力范围达成一个总的协议，“意大利在地中海的行动将不会受到德国的阻碍，而另一方面，德国在奥地利的特殊利益也将不会受到意大利的损害。”

　　至1937年年底，意大利与德国的关系更密切了。当时，奥地利国内更是危机四起。

　　1936年7月11日，奥地利与德国签订了奥德协定。根据协定，德国政府承认奥地利的主权，保证不干涉奥地利的内政；奥地利则保证其对德政策“始终遵循那条与这一事实相符的基本路线：奥地利承认自己是一个“德意志国家”。但在这项条约的秘密条款中，舒施尼格做出了后果极其严重的让步，他表示同意大赦在奥地利的纳粹政治犯，保证让“民族反对派”——纳粹党人或纳粹党的同情者———加入祖国阵线并参加政府，让他们担任“政治上负责任”的职务。这就等于让希特勒在奥地利安插自己的人手，以作为将来德国对奥地利采取行动时的内应。

　　1937年，奥地利纳粹分子加紧恐怖活动，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爆炸事件。他们还计划像杀害陶尔斐斯一样干掉舒施尼格。此外，国家许多部门的权力已落入他们之手。

　　1938年1月25日，奥地利警察在搜查一个叫做“七人委员会的团体”在维也纳建立的办公处时，发现了由元首的代表鲁道夫·赫斯署名的文件，文件表明奥地利纳粹分子在国防军支援下将在1938年春天发动公开反叛。

　　1938年2月12日，经帕彭的一番活动，舒施尼格同希特勒进行了一次后来被证明是决定命运的会谈。会谈一开始，希特勒便给舒施尼格来了个下马威。他指责奥地利在德国历史上的破坏作用，大骂奥地利在边境上构筑对付德国的工事。

　　当日午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交给舒施尼格一份“协定”草案。草案要求取消对奥地利纳粹党的禁令，释放所有监禁着的纳粹分子，必须让亲纳粹的维也纳律师赛斯·英夸特担任内政部长，要由他主管警察和保安事务，必须让另外两名亲纳粹分子分别担任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

　　“草案“还规定，要通过有步骤地交换100名军官等措施来使德奥两国军队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要做好准备，使奥地利纳入德国经济体系。

　　这分明是一份奥地利的卖身文书，希特勒却要舒施尼格原封不动地在这个文件上签字，限期3天，不然就要下令向奥地利进军。

　　舒施尼格表示愿意签字，但他不能担保协定会得到批准。后来，希特勒表示再宽限3天的时间来实施这个协定，并使草案的措辞多少温和了一些。在得到这些所谓的让步之后，这位奥地利总理无可奈何地在奥地利的卖身契上签了字。

　　2月13日上午，舒施尼格返回维也纳后，立即向总统米克拉斯作了汇报。米克拉斯表示可以释放奥地利纳粹分子，但不同意让赛斯·英夸特主管警察和陆军。13日下午，希特勒批准对奥地利施加军事压力，这种压力要保持到2月15日，即希特勒宽限的最后一天。在军事压力下，米克拉斯总统屈服了。

　　16日，奥地利政府宣布对纳粹分子，包括在暗杀陶尔斐斯案件中被定罪的那些人进行大赦，并且改组内阁，让赛斯·英夸特当上了内政部长。这位新部长立即去柏林晋见希特勒。

　　2月20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演说，他明白无误地向世人宣告，今后700万奥地利人和300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的前途是第三帝国的事情。在签订了奥地利的卖身文书后，舒施尼格在国内的日子很不好过。为了对国人有个交代，他决定在3月13日那天举行公民投票。

　　当柏林的希特勒获知这一消息后，希特勒决定对奥地利进行军事占领。

　　要阻止奥地利13日的投票，德军必须在12日前开入奥地利，然而当时德国军方并没有进军的计划。于是，当初为阻止哈布斯堡王室太子奥托的复辟企图而拟定的“奥托特别方案”便被拿来应急。

　　10日下午6时30分，向陆军3个军和空军下达了动员令。11日2时，希特勒发布了关于奥托军事行动的第一号指令。11日清晨，德军的卡车与坦克开始向德奥边境进发。

　　上午10时，赛斯·英夸特和刚从柏林飞来并给前者带来希特勒关于如何对付这次公民投票指示的格拉斯·霍尔斯特瑞，一起拜会了奥地利总理，并向他提交了希特勒的要求：取消原定的公民投票，3星期后举行另一次公民投票。下午14时，舒施尼格召见赛斯·英夸特，告诉他同意取消这次公民投票。这时，戈林的价码又提高了。经同希特勒商量，戈林在14时45分打电话给赛斯·英夸特，要求舒施尼格辞职，并且必须在两小时内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

　　当天下午，米克拉斯总统勉强同意舒施尼格辞职，但坚决不肯让赛斯·英夸特继任总理。17时30分，戈林打电话命令赛斯·英夸特跟德国武官莫夫中将一起去告诉米克拉斯总统说，如果不立即接受条件，已经在向边境前进的部队将全线开入，但这位倔强的总统仍坚持不从。20时45分，希特勒发出了入侵命令。

　　奥地利政府本来对英法两国政府抱着一线希望，但英国对德国致奥地利最后通牒的反应只是提出外交上的抗议，而法国的总理及其内阁已于3月10日辞职，直至13日已经宣布德奥合并后，才有了一个新组成的法国政府，这期间巴黎一直未采取任何行动。

　　在德国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米克拉斯总统屈服了。赛斯·英夸特最终被任命为总理。但希特勒仍然让军队按计划进入奥地利。

　　13日深夜，由德国的内政部次长威廉·斯图卡特奉希特勒之命拟定的“规定德奥完全合并的法律”，由已经接掌总统权力的赛斯·英夸特签字送到了希特勒面前。很快，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弗立克和赫斯在这个所谓德奥合并法上签了字，并于同日由德国政府在林茨颁布。它规定奥地利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邦，奥地利人在4月10日就“同德国合并问题”举行公民投票。3月18日，希特勒宣布，德国人也要就此举行公民投票。

　　就这样，希特勒不折一兵一卒便为德国增加了700万臣民，而且大大加强了德国的战略地位。纳粹德国不仅得到了维也纳这个通向东南欧的门户，而且使捷克斯洛伐克处在自己军队的三面包围之中。

德国轻取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祖先曾建立起古老的波希米亚王国，16世纪时为哈布斯堡帝国兼并，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重新独立。

　　这里有发达的军事工业，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数十万军队，有坚固的号称“捷克的马其诺防线”的抵御外敌入侵的防御工事。

　　1925年，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订立《联盟条约》；1935年又与苏联订立了《互助条约》。法国与德国世代为仇，苏联又是德欲置之于死地的，而作为法国的盟友、受苏联保护的民主国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德国人深恶痛绝的和约的产物，纳粹德国与希特勒自然容不下捷克斯洛伐克。

　　更为重要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地处中欧，在地理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希特勒向东侵略扩张、解决德国“生存空间”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所以，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捷克斯洛伐克自然成为下一个猎物。

　　纳粹德国在吞并奥地利之后，之所以立即把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英法两国的毫无作为。

　　1938年3月17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拒绝苏联关于举行一次“四国会议”，以讨论制止德国进一步侵略的问题，希特勒自然不再把法国放在心上了。

　　其实，早在1937年6月24日，冯·勃洛姆堡就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主持制订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同年11月5日，希特勒对这一方案又进行了详细说明，他要求德国的高级将领要“以闪电式的速度来进行”“对捷克人的突袭”，并确定了执行这一方案的可能时间是1938年。

　　德国征服奥地利之后不久，即1938年4月21日，希特勒召见凯特尔，商谈如何根据当前形势修改“绿色方案”，并立即展开各项准备工作。

　　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成为纳粹德国对捷侵略的马前卒。1933年10月，苏台德德意志人成立了以康拉德·亨莱因为首的“苏台德德意志祖国阵线”，1935年改名为“苏台德德意志人党”。

　　希特勒秘密为该党提供武器、经费。至德奥合并时，该党已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第五纵队”，随时准备执行希特勒的命令。1938年3月28日，亨莱因前往柏林接受希特勒的命令，希特勒指示他，要向捷克政府提出不能接受的要求。

　　4月24日，在卡尔斯巴德召开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党代表大会上，亨莱因提出了苏台德区完全“自治”的纲领，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纳粹政治犯；享受宣传民族社会主义的充分自由；赔偿1919年以来的经济损失；改变捷克斯洛伐克与法苏联盟对抗德国的外交政策。

　　显然，如果满足苏台德德意志入党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将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贝奈斯政府同意释放政治犯，但拒绝实行苏台德区“自治”的要求。5月9日，亨莱因宣布他的党同捷克政府之间的谈判已告破裂。

　　5月中旬，亨莱因分子开始在国内散发告士兵书，劝诫国民放弃反抗。苏台德德意志人党还宣布，预定在5月22日举行的市政府选举是关于苏台德区并入德国问题的公民投票。

　　5月16日，希特勒向国防军统帅部询问，“一旦动员的话”，在捷克前线有多少个师“随时能在12小时以内挺进”？5月17日，他又急切地了解捷克境内防御工事的情况。5月20日，凯特尔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根据“绿色方案”的新草案。同时，德国报界传出德国军队调动的消息。在此迫在眉睫之际，5月20日下午，在贝奈斯总统的主持下，捷克内阁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实行部分动员，军队进入了边防筑垒工事。当时，欧洲各国也纷纷表态。法国重申立刻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诺言；

　　苏联表示，如果捷克政府提出要求，准备提供援助；英国则通过其驻德大使和外交部长再三向德国指出局势的严重性，警告说，欧洲一旦发生战事，英国能否置身事外，殊难预料。

　　为了缓和紧张的形势，5月23日，德国政府通知捷克驻柏林公使，德国没有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企图，关于德军在边境集结的报道是没有根据的。5月26日，希特勒又命令亨莱因恢复同贝奈斯的谈判。

　　5月28日，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的希特勒在总理府对国防军高级军官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表示要“彻底地解决苏台德问题”，“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此后，纳粹德国开始忙于制订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后计划。到了这年夏末，入侵捷克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全就绪。

　　9月3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同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一起研究入侵捷克的各项安排，决定各野战部队在9月28日进入德捷边境沿线的阵地。

　　在这几个月里，希特勒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收到了很多好消息。

　　6月8日，德驻苏大使舒伦堡向柏林报告说，苏联极少可能出兵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驻波兰大使冯·毛奇不断向柏林报告说，波兰不但不愿让苏联人假道以军队和飞机援捷，而且对捷克的领土也垂涎欲滴。

　　8月3日，张伯伦派下院议员伦西曼赴捷“调查”，并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实际上他的真正使命是为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德国人铺平道路。

　　希特勒也不忘记对与捷克斯洛伐克有领土争议的匈牙利做工作。8月23日，希特勒在接待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和匈牙利政府成员时，别有用心地挑动他们说：“谁要想坐席，至少得帮厨。”

　　在内外交困之下，9月5日，贝奈斯总统在赫拉德欣宫召见了苏台德人的领袖孔特和西伯科夫斯基，要他们书面提出全部要求，不论什么要求，他都答应接受。但是，希特勒想要的不是这些，而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所担心的正是贝奈斯的这一手。

　　9月7日，根据柏林的指示，亨莱因以捷克警察所谓过火行为而中断了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一切谈判。此后，欧洲的紧张气氛日甚一日。

　　9月12日，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的最后一天，希特勒的闭幕演说通篇充满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及其总统的粗暴攻击和恶毒咒骂。

　　希特勒的演说成了苏台德区叛乱的信号。但是捷克人并没有惊慌失措，捷克政府立即宣布戒严，派兵平息了叛乱，并控制了局势。亨莱因逃往德国，宣布只有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时，法国人也开始坐立不安了。

　　9月13日，法国内阁整天开会，内阁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但法国是否应当根据条约履行对捷义务，内阁意见存在严重分歧。最后，达拉第要求张伯伦设法火速同希特勒谈判。当日23时，张伯伦急电希特勒，提议立即飞往德国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希特勒欣然应允。

　　1938年10月6日，在德国的支持和操纵下，斯洛伐克宣布成立自治政府，不久以后卢西尼亚也起而效之。这样，本来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便陷于分裂状态。10月21日，希特勒下达了武装部队必须随时准备清算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存部分的命令，以便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1939年3月初，由德国人鼓动的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分裂活动已经闹到布拉格政府必须作出决定的地步。

　　捷克政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并于3月6日和9日，先后下令解散了卢西尼亚和斯洛伐克的自治政府；又下令逮捕积极从事分裂主义活动的斯洛伐克总理蒂索、都卡和杜尔坎斯基，并宣布在斯洛伐克实行戒严。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维护自己国家统一的行动，给希特勒提供了干涉的借口。3月13日，希特勒在柏林召见蒂索和杜尔坎斯基，要求他们宣布斯洛伐克“独立”。3月14日，斯洛伐克宣布独立。同日，卢西尼亚也宣布成立独立的“喀尔巴—乌克兰共和国”。

　　至此，布拉格政府手中只有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块捷克人的土地了。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这块剩余土地时尽量做到合理合法，3月14日深夜，希特勒召见捷克斯洛伐克新任总统哈查和外长契瓦尔科夫斯基。

　　当时，德军已陈兵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边境，并已占领捷克的重要工业城市摩拉夫斯卡—俄斯特拉伐。3月15日3时55分，在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的强迫下，哈查在《德捷协定》上签了字。

　　3月15日清晨，德国军队未遇任何抵抗便侵入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3月16日，希特勒宣布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

　　在德军侵入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同时，匈牙利军队也开进了卢西尼亚。第二天，卢西尼亚并入匈牙利。同日，斯洛伐克“总理”蒂索将德国人为其起草的请德国人“保护”的电报发往柏林，希特勒当即慷慨应允将斯洛伐克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随即，德军开进了斯洛伐克。

　　至此，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复存在了。希特勒兵不血刃达到了“绿色方案”所要达到的全部目标。

但泽危机弥漫欧洲上空

　　但泽位于波兰的北部，濒临波罗的海的格但斯克湾，这是一个略呈半圆形的海湾，位于波罗的海的东南部，部分以海尔半岛与波罗的海的主体相分隔，有波兰最大的河流维斯瓦河注入。

　　但泽在历史上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自从1308年条顿骑士团征服该市以后的600多年间，它一直是德意志和波兰两大民族之间反复争夺的主要焦点。

　　由于它控制了维斯瓦河的入海口，是波兰最理想的出海口；同时它也是联结东普鲁士地区和德国大部分领土的咽喉要地。因此，波德两国均将该市视为自己的生命线，每次战争之后，失去这座城市的一方会引为奇耻大辱，并积极备战，于是又引发下一次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战后，根据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协约国同意波兰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如果完全按照民族分布来划分国界，新成立的波兰只能是一个内陆国家，周围又被强大的敌国所包围，将非常不利于它的生存。

　　波兰人根据地理形势，也根据历史上对但泽的拥有，希望重新得到这座城市作为波兰天然的出海口。波兰的愿望得到了协约国的支持。

　　最终各方妥协的结果是：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中规定，波兰得到通往波罗的海的狭长的波兰走廊，而但泽成立自由市，一个在国际联盟保护下的半独立的准国家。

　　但泽自由市于1920年11月15日正式成立，管理内政的权力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占绝对多数的德国居民手中，但自由市的外部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波兰的控制。

　　自由市发行自己的邮票和货币，货币上刻有铭文“但泽自由市”，以及该市的东方海运和历史的标志。

　　但是，无论是波兰还是德国，对这样的安排都并不满意。对于波兰人来说，但泽自由市的存在在事实上阻碍了波兰贸易，加上对定居该市的波兰人的限制，于是波兰政府决定在该市以西波兰走廊的部位新建格丁尼亚港口，不久这个新港口就占据了波兰海运出口总额的大部分份额。

　　而对于德国人来说，失去了但泽和“波兰走廊”地区，就使得德国领土被分成了不相连接的两块，连接德国大部分领土与东普鲁士之间的咽喉被“掐断”，位于“波兰走廊”和但泽自由市之东的东普鲁士成为一片孤岛。当地占多数的德国人甚至无权向其他有争议的地区一样举行公投，决定自己的归属。

　　因此，许多德国人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在战后的德国引起了许多争议和复仇思想。慕尼黑会议之后不久，德国就认为，全面解决波兰和德国之间积怨的时机已经到来。

　　1938年10月24日，里宾特洛甫向波兰驻德大使利普斯基提出3条要求：

　　一、把但泽自由市归还德国；

　　二、由德国在波兰走廊建一条超级公路和一条双轨铁路，二者都要享有治外法权；

　　三、波兰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共同反对苏联。作为报答，德国愿意将德波条约从10年延长到20年，并且对波兰边界作出保证。

　　11月19日，利普斯基根据外长贝克的指示通知里宾特洛甫：“任何使自由市并入德国的趋势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冲突，不仅是局部性的，而且是危及整个波德关系的冲突。”

　　希特勒对此做出了激烈反应。11月24日，他向三军司令发出命令，要求德国军队做好占领但泽自由市的准备。

　　1939年1月5日，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接见波兰外长贝克，两人再次谈到但泽问题。

　　希特勒说：“但泽是德国的，它永远属于德国，它迟早会成为德国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可以保证不会在但泽造成什么既成事实。”

　　希特勒试图说服贝克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未能奏效。第二天，在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中，贝克表示，在但泽问题上，他“看不出有什么可能取得协议”。

　　3月21日，里宾特洛甫约利普斯基，再次向波兰提出领土要求，仍态度傲慢，气势逼人。里宾特洛甫警告说，元首“对波兰的态度越来越感到惊讶”。他希望波兰对德国的要求做出满意的答复。

　　3月26日，利普斯基把波兰政府拒绝德国建议的备忘录转交里宾特洛甫。波兰不允许德国侵占但泽。面对威胁，波兰征召后备兵入伍，并宣布实行局部动员。里宾特洛甫拒绝了波兰的备忘录，对波兰的动员措施大发雷霆，并宣布波兰军队对但泽领土的任何侵犯都认为是对德国的侵略。

　　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再次召见波兰驻德大使，无中生有地指责在波兰境内发生的对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迫害，说这件事“在德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他声称，由于波兰政府的态度，两国之间的关系已迅速恶化。

　　3月28日，贝克召见德国驻波大使声明，由德国或者由纳粹的但泽参议会任何改变这个自由市现状的企图，都将被波兰视为开战的理由。

　　德国在外交上采取攻势的同时，在军事上也在进行针对但泽自由市的准备。2月底起，每天都有德国军火从埃尔平运往但泽的警察营房。3月13日和14日，东普鲁士的德国军官沿着埃尔平—但泽公路和“可能的战场”一带进行侦察。

　　在斯洛伐克被占领后，德国立即在这个保护国中开始修筑工事。

　　在27日至31日的几天里，不断传来德国军队在斯洛伐克朝着波兰边界方向频繁调动的报道。为防止不测，波兰在3月17日至25日期间也将部队和战争物资运往德波边界地区。

　　另外，但泽市的民社党党徒也猖狂活动，他们准备于3月29日起事，只是由于德国当局认为，“通过但泽去波兰是不合适的”，出面进行干涉，才未动手。

　　在3月的最后几天里，在波兰，人们预料德波战争可能随时爆发。到30日，波兰驻柏林大使馆的大多数官员和波兰侨民已将其家眷遣送回国，领事们已接到销毁机密文件的命令。此时，波兰国内也在为抗击德国侵略进行着紧张的准备。

　　1939年5月25日，希特勒已决定入侵波兰。此后，德国便加快了但泽军事化的进程，它利用多种借口将人员和武器送往但泽。

　　但泽当局大大增加警察的人数并组织志愿兵。6月底7月初，在但泽市区周围建造了工事，在维斯杜拉河上建造了一座浮桥，征用了房屋以储存军火，检查了全部摩托车辆和动员了马匹。

　　7月3日，但泽参议院颁布动员劳动力的法令，4日，关闭了霍尔小岛，以供存放武器和驻扎志愿兵之用。为德国私运武器进入但泽，波兰与但泽当局还发生了持续数月的海关争端。在整个6月和7月，人们都一直在担心，但泽会随时遭到德国的袭击。

　　8月初，纳粹德国领导人开始直接干涉波兰驻自由市的代表和但泽参议院之间的争端，对波兰施加更大的压力，直至9月1日战争爆发。

意大利攻占阿尔巴尼亚

　　意大利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远不如德国强大，但其野心却不亚于德国。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主要由靴子型的亚平宁半岛和两个位于地中海中的大岛西西里岛和萨丁岛组成。

　　意大利早在19世纪中期国家统一之后，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资本主义殖民道路，并且以强国的姿态出现在欧洲的政治外交中。

　　在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意大利成功地蚕食了东非红海沿岸的交通要地厄立特里亚和南索马里；1912年夺取了北非的利比亚和爱琴海罗德诸岛屿。

　　1939年3月15日，德国进入了布拉格后，墨索里尼感觉到自己的扩张宏图受到了挑战，心中极度焦虑和震惊。令他恼火的是，表面上将他尊为“领袖”的希特勒，事前竟未同他打一声招呼，便擅自采取了行动。更令他焦心的是，捷克的沦亡急剧地加大了意大利与德国之间的力量差距。

　　墨索里尼决定亲自致信希特勒，说明某些事件使其受到了损害，要求立即得到补偿。希特勒收到信后，权衡了当时的形势，自然遵从了墨索里尼的意愿。

　　可是，从哪里寻求补偿呢？墨索里尼把目光瞄准了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岸，北接塞尔维亚与黑山，东北与马其顿相连，东南邻希腊，西濒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隔奥特朗托海峡与意大利相望。

　　早在1938年5月2日，齐亚诺在给墨索里尼的一份书面报告中就已经建议并吞自己的这个邻邦。

　　阿尔巴尼亚从15世纪起，就一直被奥斯曼帝国统治。1912年，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1914年所召开的国际会议，确立阿尔巴尼亚王子古尤姆·杜瓦伊为年轻的阿尔巴尼亚国的国王。但是，他执政6个月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得不放弃王位。交战各国在整个战争期间交替占领阿尔巴尼亚。

　　在1918年停战后的若干年里，阿尔巴尼亚内部局势动荡，内乱四起。动乱之中，涌现出一位改良政府首脑范·诺利。

　　但是，阿赫梅特·索古推翻了他的统治。在1925年，索古宣布自己为共和国总统，又在1928年称帝，宣布阿尔巴尼亚为君主国，自称国王，为索古一世。

　　索古在统治期间，镇压民主运动，与意大利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索古为了反对南斯拉夫觊觎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签订了同盟条约。当然，他也从意大利那里得到了财政援助。同时，索古还鼓励意大利资本家到阿尔巴尼亚投资，以发展本国薄弱的经济。

　　对于这样一个邻居，齐亚诺觉得没有理由不将其纳入自己国家的版图。1939年2月7日，齐亚诺和墨索里尼商妥，将侵阿日期定在4月1日至9日之间。在齐亚诺看来，如果意大利控制了阿尔巴尼亚，就会对巴尔干各国产生有利影响，阿尔巴尼亚的资源、农产品以及土地就会为意大利所用。

　　不仅如此，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一个桥头堡会使亚得里亚海变成“一个大陆的内湖”，从而为解决意大利海军的种种问题提供方便条件。同时，可以将阿尔巴尼亚作为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基地，特别是可以沿着古罗马帝国大道的路线进入马其顿。

　　1939年3月25日，墨索里尼向阿尔巴尼亚发布了最后通牒，限令阿尔巴尼亚政府在4月6日12时之前答复下列要求：

　　允许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主要港口登陆；允许这些军队控制战略要道、飞机场和边境战略据点；在阿尔巴尼亚建立意大利“移民区”，这些移民享有阿尔巴尼亚公民的权利；建立关税同盟；居住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公民有权担任最重要的公职；政府各部秘书长应为意大利人；驻地拉那的意大利公使和互派驻罗马的阿尔巴尼亚公使，均应为派遣国的内阁成员。

　　这些有损阿尔巴尼亚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条约，遭到阿尔巴尼亚的拒绝。但意大利并不死心，他们对条约细节略做修改并得到墨索里尼同意后，于4月1日再送交阿尔巴尼亚。同时，做好了应对准备。意大利的行动方针是：

　　如阿方接受条约，齐亚诺将前去地拉那签约，并由强大机队护送，以显示阿尔巴尼亚已是意大利之天下。如阿方拒绝，意大利则鼓动阿境内部族暴动，并命令意军入侵。

　　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不愿承担投降的责任，向意大利提出一项反建议，意未予置理。索古惶惶不可终日。此时尽管索古政府对墨索里尼的最后通牒严守秘密，但人民群众很快就掌握了事实真相。

　　从1939年4月3日至6日，阿尔巴尼亚每天都在爆发大规模的群众性示威。

　　4月3日，阿尔巴尼亚新王子诞生的同一天，齐亚诺受命从罗马起飞，前往阿尔巴尼亚向国王“祝贺”，并重提对阿尔巴尼亚实施“保护”，但是又遭到拒绝。

　　1939年4月7日，约40000人的意大利军队在最高司令官格位齐亚尼将军的指挥下，在都拉斯、圣乔瓦尼—迪梅杜阿、谷罗拉和桑蒂—丘阿兰塔等地登陆。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闻讯，带着他刚出生的王子逃往希腊。

　　4月8日晨，意军开进地拉那。阿尔巴尼亚的抵抗很快被击破，4月10日几乎全国都被意军占领。4月14日，罗马宣布将阿尔巴尼亚并入意大利版图。阿尔巴尼亚落入意大利之后，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使这一地区的国家的独立遭到严重威胁。因为，意大利既可把阿尔巴尼亚作为进攻希腊的基地，又可把它作为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

墨索里尼图谋法国领土

　　意大利不但对阿尔巴尼亚有吞并之心，而且对西欧强国法国也有威胁之意。这不是因为意大利有多大力量，而是因为英法推行的绥靖政策大大刺激了墨索里尼的胃口。

　　慕尼黑会议之后，一心要建立地中海和非洲帝国的墨索里尼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侵略野心。

　　1938年11月14日，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在给意大利驻英大使的信中，首次公然宣称意大利对法国的殖民地要求是实际政策问题。

　　11月30日，意大利国会辩论外交政策时，意大利发生了反法示威游行，游行的人群高喊：“突尼斯！科西嘉！萨瓦！”意大利报刊也积极响应，大做反法宣传。

　　12月17日，意大利正式通知法国外交部废止1935年1月7日的法意协定，同时制订了意德武装力量协同作战原则。

　　1938年11月8日和1939年1月8日，墨索里尼曾两次向齐亚诺谈到意大利对法国领土和法国殖民地的野心问题。

　　他的目标是：

　　科西嘉自治，独立，吞并；突尼斯成为意大利少数民族移居地，总督自治，为意大利的保护国；吉布提的港口和铁路自由开放，与法国共管，最后吞并；苏伊士运河则要掌握行政管理上的大部分权力。

　　1939年3月26日，墨索里尼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说，再次针对法国提出他对地中海的要求。

　　3月15日，墨索里尼还十分自负地说，如果同法国发生战争，意大利可以单独作战。意大利总参谋长帕里亚尼则说，要同法国打一场局部的殖民战争。

　　意大利的这些举措，在法国引起了很大慌乱。

　　1938年11月，当意大利向法国提出了领土要求后，法国认为这是意大利可能在不远的日子里进攻法国的预兆，担心德国会鼓励意大利以武力来实现它对法国的要求，而且，德国会以意大利盟国的身份来参加这场战争。法国人认为，德国人会同时攻击荷兰、瑞士和突尼斯。

　　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很多法国人担心，作为向东推进的准备，德国有可能在意大利的帮助下，以其全部力量一举击溃法国，以巩固其后方。

　　此外，帮助佛朗哥推翻西班牙合法政府的意大利军队，这时不但没有撤离西班牙，而且在1939年4月有谣传说，驻西班牙意军还在增援。

　　而只要意大利在西班牙本土，在巴利阿里群岛，以及在意大利的撒丁、西西里和潘特莱里亚岛上保持着据点，法国本土和西北非的一些法国主要交通线就会受到意大利的控制。

　　此时的法国最担心的局面是：德国从东北方面进攻法国，而意大利则一方面从的里波里塔里亚向突尼斯进攻；另一方面又从西班牙一侧的比利牛斯山向法国本土进攻。

　　4月7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造成了对希腊的直接威胁。法国对意大利的这一行动也感到非常惊慌。它担心意大利很快就会针对科本岛、埃及、直布罗陀或突尼斯制造一次事变，甚至认为对阿尔巴尼亚的攻击只不过是意德两国从北海到埃及这一总攻势的前奏。

　　为了防患于未然，早在1938年11月12日，法国总理达拉第就通知陆军上将甘末林说，1939年政府将提供250亿法郎的特殊款项用来准备战争。这样，加上正规的军事预算150亿，总数达到了400亿法郎。

　　1939年3月20日，法国公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有给予国防定货以优先权，指导工人参加工业等措施，并规定国防工业每周工作60个小时的制度。3月31日，法国议会无限期地延长了1936年3月17日的两年服役期法令，并通过一项法案，授权政府可以随时征召后备役军人。

　　4月9日晚，法国国防委员会决定，将大部分大西洋舰队调至地中海，进一步向突尼斯和法属索马里派出增援部队，并把空军集中到容易轰炸意大利的地方。

　　当晚，法国总理达拉第向英国驻法大使菲普斯保证，如果英国帮助希腊抵抗对希腊领土的任何部分的攻击，法国将立即向意大利宣战。

　　同时，英法两国之间也加强了军事方面的合作。3月22日，英法两国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规定了战时相互支援的义务；保证一旦德国进攻荷兰、比利时和瑞士，双方给予军事援助。从而使它们之间那种不成文的同盟关系进一步确定下来，正式形成英法军事同盟。

　　此后，英法两国总参谋部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双方就一旦欧洲发生战争如何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

　　双方确定：

　　两国武装力量将共同对德意作战；在一定战区内的共同作战行动由一方的指挥部统一领导。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应以海空军采取积极行动，并向法国派出远征军；陆上的战役计划由法军总司令部负责拟定，英国远征军归其指挥。

　　7月21日，英国首相张伯伦致函达拉第，建议成立战时盟国最高军事会议，由两国总理和一名部长组成。随后，英国又建议成立联合作战参谋部。

　　8月3日，达拉第委托甘末林起草复信，同意建立盟国最高军事会议，但提议让双方军事最高当局的代表加入；不过由于法国担心成立统一指挥机构将使自己服从英国的战略，主张先成立盟国军事研究委员会，而不是联合作战参谋部。

　　8月17日，英国表示同意法国的意见。但盟国最高军事会议直至9月12日才举行首次会议。

欧洲战争的全面爆发

德国孤注一掷入侵波兰

　　1939年3月，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很快便将侵略矛头对准了波兰。

　　4月，纳粹德国制订了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在灭亡捷克斯洛伐克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波兰统治者这时也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危险处境，便极力在外交上修补篱笆，寻找靠山，以求自保。

　　1939年3月31日，张伯伦对波兰的安全单方面提出保证，4月6日，波兰外长贝克在伦敦同英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把英国单方面的担保改变为一项临时的互助条约。双方商定，一旦条件成熟，便签订长期条约。

　　5月22日至6月5日，英国代表团访问华沙，两国参谋人员会谈开始。后来两国又在伦敦继续会谈。

　　7月下旬，英国海外武装部队监察长埃德蒙·艾思赛德上将访问华沙，与波兰有关方面讨论军事形势，参观波兰陆军和空军的演习，把两国参谋人员会谈推向高潮。

　　波兰同法国早在1921年就签订了军事协定。直至1938年秋天，两国参谋人员一直根据协定进行经常性接触。后因波兰在捷克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而使两国关系变冷。

　　在英国宣布给予保证和法国重申对波兰的条约义务之后，波兰采取主动，派陆军部长卡斯普尔祖斯基和参谋长斯塔希耶维奇访问巴黎。

　　5月16日，双方就波兰代表提出的一项协定草案取得共识。草案规定，如果德国侵略波兰或威胁波兰在但泽的重要利益，从而引起波兰的武装抵抗，法国武装部队将自动地开始行动。如果德国的主要攻击是针对波兰的，法国将以其武装力量的大部分在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的第二天对德国进行攻击。

　　但5月19日，法外交部长博内提出，军事协定应从属于政治议定书。由于政治议定书直至9月4日才签订，故战争开始时，军事议定书对双方都不具约束力。

　　在凯特尔6月22日签发的一项命令中称，希特勒已大体上批准了初步时间表，并指示征召预备役以秋季演习为幌子。为保密起见，必须停止执行陆军总司令部自7月中旬起陆续腾空边境地区医院的建议。

　　6月24日，凯特尔指示陆军总司令部拟定完整的夺取维斯瓦河下游各座桥梁的措施。此前，德国已开始向美国各大公司大量采购各种物资。

　　至8月下旬开始，德国的军事首脑们已开始全力进行在东面消灭波兰、在西南防备英法的准备工作。

　　8月15日，陆军总司令部已计划好迁移到柏林东面的佐森，海军的袖珍战舰斯比伯爵号和德意志号及21艘潜艇已准备好开赴大西洋防区。为充实西线部队，有25万人被征召入伍。同时，对铁路部门发出了动员令。

　　8月19日，德国海军接到了出发的命令。21艘潜艇开始进入不列颠群岛以北和西北的阵地，斯比伯爵号开赴巴西沿岸海面，德意志号进驻北大西洋可切断英国海上航路的阵地。

　　8月25日，已驶入但泽港作为期两天访问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号”战列舰到30日仍停留在那里，并已停泊到靠近威斯特帕莱脱的一个地方。

　　8月25日以前，德国外交部已通知驻在波兰、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叫他们要求德国公民尽快离境。

　　8月27日，德国政府宣布，食品、肥皂、鞋、纺织品和煤从第二天起实行配给。

　　8月30日，德国设立了一个由戈林任主席，由戈林、凯特尔、赫斯、弗里克、丰克和拉默斯组成的常设的内阁国防委员会。

　　在进行夏季大演习的幌子下，德军在7月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而使大量按战时编制补满人员的基干军队，在不宣布动员的情况下调至预定集中地域或战略展开地区。借口参加庆祝坦嫩贝格会战25周年，德国军队开进了东普鲁士。

　　一些部队诡称进行“掩体作业”，进入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装甲师、轻步兵师和摩托化师，则开往德国中部进行“秋季大演习”，以便在入侵波兰之前能在最短时间内进入集中地域。

　　至8月25日前，预定用来进攻波兰和没有参加这些“大演习”的部队，已得到充分动员，被调到了战略展开地区。8月25日，陆军已做好入侵准备。

　　面对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波兰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自卫措施。早在1939年3月份，波兰虽然开始制订对付德国入侵的“西方计划”，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怕刺激德国，给德国造成入侵的口实，在战争准备方面一直缩手缩脚。

　　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德波关系更加紧张，这才引起波兰领导人的严重不安。

　　8月23日傍晚，波兰政府下令实施秘密动员。8月26日，波兰政府决定实行局部动员，并命令动员起来的部队开往集中地域。

　　在德军开进斯洛伐克后，斯洛伐克电台于8月28日号召居民同德军合作，共同对付波兰。鉴于这一严重局势，加之德军在波兰边境的集结，以及那里发生的多次冲突，波兰政府决定于8月29日下午实行总动员。

　　但英法两国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当英德谈判仍在进行的时候，采取这一极端措施是“不合时宜的”，波兰的这种作法可能会被人视为好战。虑及英法的意见，波兰决定将总动员的时间推迟到31日零时，致使到战争爆发，波兰还未完成总动员。

　　至1939年8月下旬，德国已成功地破坏了英法苏反侵略同盟的建立，并且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尽管如此，希特勒仍不能确定英法是否参战。8月22日，张伯伦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希特勒，表示德苏条约决不会改变英国履行对波兰义务的决心。在复信中，希特勒又软硬兼施，试图动摇英国履行对波兰义务的决心。

　　自从希特勒决定入侵波兰以来，他不断蓄意制造事端，使两国关系日趋紧张。散居在波兰境内的德国人与波兰当地居民的关系也随之激化。这样，在几年前的德波关系中未发生任何影响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现在便成了希特勒等德国领导人大做文章的主要题目。

　　他们经常无中生有或黑白颠倒，硬说波兰对德国少数民族进行无端挑衅和迫害，致使这些德国人苦不堪言。而且他们对波兰人的这些所谓罪行几乎是处处控诉，逢人便讲。

　　8月23日，希特勒对英国大使汉德逊说：“波兰有数以万计的日耳曼人正在受到迫害。这些罪行已经使他忍无可忍。要是波兰人再继续迫害日耳曼人，就会马上引起‘实际行动’。”

　　8月24日，戈林在接见波兰大使利普斯基时，离间波兰与其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

　　在战前有限的时间里，希特勒仍在争取英法。8月25日，希特勒在总理府接见了英国大使汉德逊。他说，他准备同英帝国缔结协定，愿意保证大英帝国的存在，准备接受一项合理的军备限制，并且愿把德国的西部国界看成是最后疆界。

　　他强调这是他最后的建议，如果英国政府拒绝他提出的这种“慷慨而又全面的建议”，就会发生战争。他请汉德逊敦促英国政府，“十分认真对待这一建议”，并主张大使亲自乘飞机将建议送往伦敦。德国政府可派飞机供他使用。

　　在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波兰一直没有对英国政府施加任何压力要它签订两国间的正式的长期协定。

　　8月初，德波关系已进入危急阶段，波兰人要求签订这样一项协定的愿望日渐急切。8月的第二周，波兰提出了一份协定草案，由波兰驻英国大使拉斯津斯基带往伦敦。虽然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由于爆发战争的危险与日俱增，双方都不想在次要问题上过多纠缠，于是协定在8月25日签字。

　　协定规定，如果一方受到“一个欧洲大国”的直接侵略，如果发生显然威胁其独立的行动而受威胁的一方“认为使用其武装部队，进行抵抗是极端必要的”，或者如果有企图“用经济渗透或任何其他方式”来破坏其独立的图谋，另一方保证给予支持。

　　8月25日，墨索里尼来信表示，意大利因缺乏战争准备不能参战，希特勒不得不收回26日晨入侵波兰的命令。

　　8月29日晨，德国给英国的一份正式照会中表示，德国政府为了维护英德友谊，为了让英国政府满意，准备“接受英国的建议，同波兰进行直接谈判”，要求波兰派一名特使于8月30日去柏林。

　　显然，这份照会是为英法不履行义务提供借口，而且也给波兰人出了难题——派特使去，就要准备接受希特勒提出的任何苛刻条件，否则，拒绝“和平解决”的罪名就会落在波兰头上；不派特使去，希特勒就更有理由将上述罪名加在波兰的头上。

　　为了将战争的罪名强加在波兰人头上，希特勒等人无所不用其极。8月30日在他的导演下，又制造了一个骗局。

　　这一天，他责成外交部专家起草了一项解决德波问题的“宽宏大量”的建议。希特勒在建议中，要求把但泽归还德国，同意格丁尼亚港为波兰的自由港，波兰走廊的命运在一年后由公民投票解决，公决后无论走廊归谁，另一方都有权保留一条享有治外法权地穿过走廊的公路和铁路。

　　但希特勒并不想使这项建议成为谈判的基础，而只是想借此将谈判失败及因此而引起战争的罪责加在波兰头上，并且用以欺骗世界舆论。

　　后来，这项建议根本未正式提交给德波直接谈判的斡旋者英国，更未提交给波兰，只是在8月30日深夜，由里宾特洛甫用德文向汉德逊匆匆读过一遍。这位大使连建议的基本内容都没有弄清楚。

　　里宾特洛甫却借口波兰代表直至半夜仍未到达，而粗暴地拒绝大使看建议原本的要求。希特勒一伙为了起到宣传效果，让电台于8月31日晚21时向德国人民全文广播了这项建议。

　　8月31日，德国人还未放弃争取英法的希望。在9月1日负责指挥德国空军对波兰进行大规空袭的戈林，在当天17时邀请英国大使到他的寓所喝茶，大谈波兰的罪状以及希特勒和他自己同英国友好的愿望。

　　为了使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看起来德国对波兰的侵略名正言顺，希特勒一伙不但进行了卑鄙的宣传，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无耻的“行动”。

　　早在8月初，国防军统帅部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就接到了希特勒的手令，要他发给希姆莱和海德里希150套波军制服和若干波军小型武器。后来他才得知，这些东西是用来制造先动手的不是德国而是波兰的假象的道具。被选定执行这项计划的是年轻的党卫队特务，名字叫阿尔弗雷德·瑞约克斯。

　　8月31日晚20时，这场丑剧正式开演，由穿着波兰陆军制服的党卫队人员开枪射击，假装对格莱维茨的德国电台的进攻，并把事先麻醉过去的集中营囚徒放在电台的门口，充当被波军打伤的电台工作人员。这些冒牌的波兰人攻下电台后，用波兰语广播了三四分钟的煽动性反德演说，然后开了几枪离去。晚上22时，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无数的波兰人侵入德国境内，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波兰的正规军攻击了格莱维茨电台。”于是，希特勒便提出了发动战争的宣传上的理由。1939年9月1日4时40分，德国陆、海、空三军一齐出动，大举入侵波兰。德国的战略企图是：

　　集中兵力于首次突击，将主力使用于南北两翼，迅速突破和分割波军防线，在维斯瓦河以西围歼波军重兵集团，力求尽快结束对波战争，尔后将主力西调对付英法。

　　战争一开始，纳粹德国的空军便对波兰的城市、机场、铁路、桥梁、电站、交通和通讯枢纽、部队和军火库进行狂轰滥炸，使弱小的波兰空军遭到重创，给波兰造成重大人员和物质损失。

　　在但泽地区，战斗主要集中在韦斯特普拉特。由于进攻准备不充分，尽管有教练舰上重炮的火力支援，德一支海军突击队的进攻仍遭到失败。对迪尔施附近几座大桥的袭击也未成功，桥梁均为波兰人炸毁。因此，在较长时间里，东普鲁士中断了与德国其他地区的联系。

　　9月2日，希特勒要求对韦斯特普拉特再次实施攻击，攻击日期确定为9月4日，但后来又多次推迟。为保险起见，德国人进行了周密准备。

　　他们曾对韦斯特普拉特多次炮击，并动用60架俯冲轰炸机进行轰炸。他们还向但泽调来一个工兵连，加强步兵的力量。在德军不断猛烈空袭和炮击的情况下，波兰守军由于弹药补充不足于9月7日投降。

　　至此，“波兰走廊”战役结束。

　　战争的第一天，德第四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在科尼茨东北强渡布拉厄河。该集团军的右翼部队沿奈策河前进，9月2日晚，进抵纳克尔西北10000米处。集团军中路部队突破了克罗内两侧布拉尼河上的坚固设防阵地，越过勃洛姆堡—迪尔绍铁路，在库尔姆附近进抵维斯瓦河。

　　9月3日，德第四集团军在图霍尔荒原北边建立了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之间的陆上联系。在库尔姆附近渡过维斯瓦河的行动，也未遇波军多大抵抗。该集团军中路继续向东推进至德雷文察河。

　　在图霍尔荒原被合围的波兰部队试图向南突围，但其战斗力很快便被大大削弱。

　　9月5日，这股波军被德军歼灭。德第三军的右翼部队未经重大战斗，便进抵布罗姆贝格，后掉头向南直逼霍恩萨尔察。

　　德第三集团军的右翼部队担负着支援第四集团军进攻的任务。该部越过普鲁士边界后不久便遭到波军的有力抵抗，至9月4日才攻占格劳登茨。后继续南进与从波美拉尼亚向前推进的德第四集团军会师。

　　第四集团军向维斯瓦河推进时，只想保证自己的侧翼不受驻守在“波兰走廊”北部、负责守卫格丁尼亚港的波军的攻击，对该部波军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9月6日，由考皮施将军指挥的由德国边防军组成的“北方兵团”，才开始对该部波军实施包围。

　　“波兰走廊”战役结束后，原属第四集团军的由装甲和摩托化步兵师组成的十九军，立即奉命向第三集团军左翼开进。第二十一军在格劳登茨东南与第四集团军会师后也被抽调出来，同其他主要由北方集团军群的预备队和第四集团军组成的部队一起被调往约翰内斯堡—吕克地域。

　　此外，位于勒岑附近的所有非必需部队也被用来加强第三集团军的左翼，以保证在这里形成的主攻方向。

　　在奈登堡—维伦贝格地域集结的德第三集团军主力，开始进展顺利，后来遇上波兰北方集团军的强大重兵集团。波军依托姆瓦瓦和普扎斯内什北面的筑垒阵地进行有力防御，并组织反突击。但是至9月6日，德第三集团军主力依然得以进抵纳雷夫河并在鲁然附近渡过该河。

　　德南方集团军群的主要突击也取得很大进展。战争刚刚打了两天，第八集团军就进抵普罗斯纳河。第十集团军进抵瓦尔塔河东面，并占领了琴斯托霍夫。该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向拉多姆斯克方向推进。

　　第十四集团军在维斯瓦河上游渡河，并艰难地向西贝斯基德山区推进直至诺伊马克特盆地。

　　在德第八和第十集团军的打击下，波军已部分陷入混乱，仓皇后退。由边防部队组成的德“吉南特兵团”受命去占领德国的前波森省，而第八集团军顺利向罗兹方向推进。

　　9月6日晚，第十集团军右翼的快速部队进抵维萨山北麓的凯尔采和孔斯凯之间。再往北，第十六军的坦克部队在皮沃特勒库夫附近实现突破和粉碎波军的反击后，向托马舒夫方向追击。

　　9月6日，德第十四军几乎未经战斗便占领了克拉科夫。西南方的第二十二军在到达平原以后，对波希米亚和塔尔诺夫的突击进行得很顺利。最南部的德第十八军主要由山地师组成，其任务是继续在贝斯基德山区粉碎波军的猛烈抵抗。同日，该军在诺伊桑德茨附近渡过杜纳耶茨河，进抵戈尔利采西部地区。

　　南方集团军群依然希望通过其快速部队的快速行动迫使波军在维斯瓦河和桑河以西进行决战。但为谨慎起见，命令第十集团军的右翼部队在登布林和普瓦维附近渡过维斯瓦河和加强第十四集团军的右翼，并让其依然按原定计划实施迂回包围。

　　在波兰方面，“克拉科夫”和“罗兹”两个集团军遭到重创，并开始向东撤退。“波莫瑞”集团军的情况跟他们差不多。“莫德林”集团军受到德军第四和第三集团军两翼包抄的威胁，但是撤退就会过早地让开通往华沙的道路。

　　“波兹南”集团军的处境略好，但未及时后撤以便与其他友邻部队建立共同防线。这时，波军再无可供使用的预备队。因为“纳雷夫”作战集团由于担负着防备德第三集团军的任务而受到牵制，“普鲁士”集团军还在集中阶段就遭到德国飞机和坦克的袭击而动弹不得。

　　这时，波兰元首雷兹·斯米格雷元帅认为，波兰已输掉了这场战争。

　　9月6日，波兰政府由华沙迁往卢布林；9日，迁至克列梅涅茨；13日，再迁至紧靠罗马尼亚的边界城市扎列希基。

　　至9月7日，德军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华沙以西合围、彻底消灭波军的企图并未得逞。德军调整部署后，于9月9日开始了以后的战役。实施这些战役，使仍然在维斯瓦河以西坚守的波军几乎全部遭到围歼。

　　然后，第十四和第三集团军从南北两面实施深远突击，以求合围维斯瓦河以东或退守该地域的所有波军兵团。

　　刚刚形成的德第三集团军左翼部队，在纳雷夫河附近的沃姆惹两侧突破了波军的防御，9月11日进抵比亚韦斯托克—华沙铁路线。其快速部队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推进，该集团军的中路和右翼部队在布格河南岸建立了桥头堡。

　　9月15日，古德里安的第十九军攻占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两天后又攻陷符沃达瓦。第二十一军从沃姆惹向南推进，并于9月12日和13日两天在马佐夫舍地区奥斯特鲁夫附近包围并歼灭了战斗力较强的波军部队，尔后东攻别尔斯克一比亚韦斯托克一线。

　　9月15日，德军攻陷比亚韦斯托克。

　　布格河以西的该集团军右翼部队攻陷文格鲁夫，逼近谢德尔采。9月16日，该部停止向东南方向进攻，掉头西攻明斯克—马佐夫舍—卡尔切夫一线。第一军也掉头进逼华沙的北部和东部战线。至此，德军已封闭了对莫德林和华沙的包围圈。但德军尚未粉碎波兰人的抵抗意志，他们拒不交出华沙。

　　在这几天里，德第四集团军在维斯瓦河两岸向南推进。在该河北岸向前推进的第二军未遇强敌，比较顺利地经普沃茨克向莫德林进逼。而在该河南岸的第三军则遇到了当面波军的有力抵抗。该军无法跟上第八集团军左翼的步伐。

　　第八集团军左翼部队除为第十集团军提供翼侧保护之外，现在又奉命超越追击“波兹南”集团军。由此出现的缺口便是后来进行布祖拉战役的主要原因。

　　9月11日，波森为德军占领。

　　9月7日以后，考皮施兵团不断向格丁尼亚进逼。经过激烈战斗，德军于9月13日闯入该城，但波兰人的抵抗至9月19日才被粉碎。

　　战争进行到第二周，南方集团军群的第十集团军的所属装甲部队便进抵华沙近郊。9月10日，第四装甲师的部分部队冲入波兰首都，但在波兰军民的抵抗下，又撤到该市西郊。

　　在古拉卡尔瓦里亚附近的德军装甲部队，在维斯瓦河东岸建立了桥头堡。德第十集团军的右翼部队继续向东南进攻，占领奥帕图夫和桑多梅日，尔后掉头沿维斯瓦河向北进攻。在拉多姆东面，该部挡住了波军6个师的部分部队渡河的去路。

　　这样，德军便实现了对战斗在维萨山区和拉多姆附近的波兰部队的合围。经德国空军毁灭性突击，波军该部于9月11日停止了战斗，6万人成了德国的俘虏。当德军其他部队还在进行拉多姆合围战或参加布祖拉战役时，第十集团军右翼的部队渡过维斯瓦河继续向东进攻。

　　9月9日，德第八集团军未经战斗便占领了罗兹市，尔后向华沙西南部的波军集团进逼。德第十六军挡住了该波军集团向东的去路。波军顽强抵抗，并在局部范围内实施反突击，使德军遭到重大伤亡。

　　当时，布祖拉河南面的德军受到了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正在试图向南撤退的“波兹南”集团军试图从库特诺地区突围。从波兰北部地区撤退到莫德林—华沙—布祖拉地域的其他集团军的部队与其会合。

　　他们不但威胁着德第八集团军的侧翼，而且也威胁着它的背后，致使该集团军为阻止波军的前进不得不将其两个军掉转方向，以建立向北的防御正面，甚至有部分部队要掉头向后，以对付背后的波军。但德军在这一地区的暂时的危急局势，并未对波兰中部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虽然陷入包围的波军拼死抵抗，并继续试图向南突围，但形势越来越危急。德第十三军和第十军在格沃夫诺—文奇察地域，德第十六军和十一军由华沙和姆什乔夫地区向渡过布祖拉河的波军东翼逼近。

　　第十五军于9月16日赶来加强。德第四集团军也从西南和北面向集结在库特诺地域的波兰殿后部队推进。在弗沃茨瓦韦克南面挖壕据守的波兰部队对德第三军进行了艰苦抵抗，使该军一度受阻。

　　德第二军于9月11日进抵莫德林，在这里的要塞西面和北面留下部分部队，主力部队继续向布格河边的登贝推进。9月15日，该部侵入那里的波军桥头堡阵地，渡过布格河，进抵亚布翁纳。

　　9月16日，在布祖拉河附近，所有参加包围的德国部队开始集中突击。

　　德第三军从西面和北面向东推进。在维绍格鲁德附近，该军以部分兵力封锁了维斯瓦河的通道。在该军的右侧，德第十三军和第十军于9月17日向北越过沃维奇—库特诺公路并占领库特诺。

　　德第十集团军所属3个军的情况是：第十五军于9月17日越过了华沙一索哈切夫公路，并于19日对在莫德林南面顽强抵抗的波军发起进攻。

　　第十六军于9月19日向南渡过布祖拉河，在该河两岸向维绍格鲁德方向转入进攻，并于同日进抵维斯瓦河。第十一军于9月17日在索哈切夫和沃维奇之间渡过布祖拉河并向西北方向推进。

　　9月13日，所有德国空军作战部队对罗兹东北部地区进行空袭，并攻击波军密集行进纵队。

　　9月16日，德国空军对沃维奇和索哈切夫北面的大规模的波兰纵队实施空袭。这一天，德军动用了820架飞机，投下了328吨炸弹。德国空军的空袭有力地支持了德军的作战，严重影响了波军的士气。

　　9月19日，完全丧失抵抗力的波军宣布投降，19个师和3个骑兵旅的12万人做了俘虏。波兰在维斯瓦河以西的最后一个有战斗力的“波兹南”集团军被消灭了。

　　在南方，德第十四集团军竭力切断波军渡过桑河的退路。在该军的右翼，山地部队于9月11日渡过桑河进抵普热梅希尔。9月12日，德军一个不大的先遣部队进抵雷姆贝格城下，9月16日，攻击该城的行动受挫，侵入该城的德国部队无法立足，不得不重新撤出。

　　集团军左翼部队试图挡住后退波军渡过桑河下游的去路，集团军中路的第二十二摩托化军则向东北方向推进，渡过桑河，其主力部队于9月15日进抵卢布林地区的托马舒夫，其先头部队进抵弗沃济梅日和赫鲁别舒夫，并在布格河上建立了桥头堡。

　　侦察兵与第三集团军的第十九军取得了联系。9月16日，第二十二军又掉头向西南拉瓦-鲁斯卡亚-雷姆贝格一线推进。

　　波军指挥部企图在波兰东部地区组织防御。为此，决定建立北方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波军的企图被德军察觉。德国空军除对波兰的行军纵队不断空袭外，还对波兰的铁路进行狂轰滥炸，破坏了波兰的交通，打乱了波军的计划，从而使波军的企图根本无法实现。

　　至9月16日止，波军已大部被歼，波兰西部和中部完全为德军占领，德军推进到维斯瓦河以东地区。德军已达到了作战的主要目标。

　　9月17日，波兰政府越过边界逃往罗马尼亚。同日，苏联红军进入波兰。

　　当苏联红军于9月17日进入波兰境内时，德军已进至8月23日条约规定的德苏利益分界线以东200千米处。

　　为避免同苏军发生冲突，9月17日至21日，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连续发布命令，以确定德苏两军分界线和德军撤出日期。最后确定德苏两军占领地区以维斯瓦河、纳雷夫河和桑河为界，完全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所一致。

　　此外，根据希特勒9月20日的命令，德军必须停止分界线以东的一切作战行动，向西部撤退的行动必须立即开始。

　　9月22日，德第四集团军开始向西和西北方向撤退。

　　德第三集团军在古拉卡尔瓦里亚附近与十集团军会师，封闭了对莫德林一华沙的包围圈。波军9月19日，从莫德林和20日从普拉加突围的企图被挫败。

　　德第十集团军右翼的第四军，在这期间经卢布林向海乌姆，尔后向赫鲁别舒夫推进。该军在维普日河东岸建立了两个桥头堡，并同第十四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科茨克和扎莫希奇会合。9月19日，该部停止前进。

　　在第十四集团军的作战地域的托马舒夫—扎莫希奇地区仍有激烈战斗。经过3天交战，波兰4个步兵师、1个摩托化旅和1个骑兵旅投降。在雷姆贝格北面的茹乌夫和卡米翁卡之间的森林里一个较大的波军集团被合围，并于9月19日被迫放下武器。

　　德第十八军和第十七军的部队，从南、西、北三面包围了雷姆贝格，但波军仍顽强抵抗。19日，波军拒绝交出该城，并试图突围，未果。

　　9月20日，德第十七军的部队推进到布格河上游。

　　在布祖拉战役结束后，德第八集团军便准备进攻华沙。出于政治原因，希特勒也希望早日攻占华沙。但由于波兰首都军民的英勇抗击，德军一时难以如愿。

　　9月20日下午，德国空军出动了620架飞机，目的是切断莫德林和华沙的要塞之间的联系。次日，戈林命令第一和第四航空队倾其所有兵力对华沙的广大地区进行集中轰炸。

　　9月22日，德第八集团军实现了对维斯瓦河的突破，并对莫德林和华沙的波军实现了完全分割。集团军司令布拉斯科维茨决定，利用维斯瓦河西岸的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突击波兰首都。第十五军和第十军在莫德林南面切断了波军的退路。

　　9月25日，德军开始对波兰首都华沙进攻，空军出动了约1200架飞机，而且还动用了不适合于担当空袭任务的运输机。9月26日，空军出动450架飞机空袭莫德林。

　　德国陆军的进攻也取得了进展。第十三军在9月25日摧毁了波军在华沙第一道防线，次日又摧毁了第二道防线，第十一军占领了第一道防线。

　　与此同时，为粉碎波军对德军侧翼的攻击，经希特勒批准，第一军在维斯瓦河以东向普拉加的南郊推进。

　　9月26日晚，华沙守军指挥官罗梅尔将军要求停战一天，并进行交出该城的谈判，遭到拒绝。

　　9月26日至27日夜，德军猛烈炮击，步兵继续在全线实施攻击。

　　9月28日，在水电遭到破坏、食品、药品断绝，完全丧失抵抗力的情况下，华沙无条件投降，守城波军12万人被俘。

　　9月27日，德国对华沙的攻击已不再需要空军的支援。同日，空军作战部队奉命攻击莫德林。两天后，莫德林停止抵抗，30000名波兰士兵被俘。作为波兰的最后一个抵抗中心，海尔半岛也于10月1日陷落。

　　在德军从德苏占领区分界线以东西撤的过程中，发生了与波兰军队的战斗，甚至是激烈的战斗，但这已无碍大局。

　　10月6日，在登布林以东的科茨克附近的波军也缴械投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波军全军覆没，德波战争结束，波兰成了纳粹德国“闪击战”战略的第一个牺牲品。

英法迫不得已对德宣战

　　1939年3月31日，英国曾许诺保证波兰的安全，又于同年8月25日与波兰签订了《互助协定》。根据英国的保证和英波《互助协定》，在波兰遭到德国进攻时，英国政府有义务立即给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

　　早在《洛迦诺公约》中，法国就曾许诺保证波兰领土的完整。1939年4月13日，法国政府又紧随英国对波兰问题发表原则声明，表示保证波兰的独立。

　　同年5月19日，法国陆军总司令甘末林与波兰陆军部长卡斯普里茨基又签订了关于在波兰遭受德国进攻的情况下，法国实行军事行动的议定书。

　　议定书规定，一旦波兰遭到德军进攻，法国空军应立即行动，保证派出60架飞机轰炸德国目标；陆军在宣布动员3天后开始行动，毫不迟延地对德军发起有限攻击；从总动员第15天起，法军投入主力部队对德军发动攻势。法国还说，一旦发生军事行动就突破齐格菲防线。

　　然而，英法两国多年来一直口是心非，对波兰也不想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只是想让波兰在这场他们与纳粹德国的对抗中充当其马前卒，挡一挡德国侵略军的锋锐，使自己起码暂时不受太大的损失。

　　德国大举入侵波兰7个小时后，英法不想如何解救波兰，而是仍然打算同德国做交易。法国外长乔治·博内这时打电话给法国驻罗马大使弗朗索瓦·庞赛，要他转告齐亚诺，法国政府欢迎墨索里尼在前一天向英法政府提出的如下建议：邀请希特勒于9月5日来举行一次会谈，以便“审查已经成为当前纷争根源的《凡尔赛和约》的一些条款”。

　　英国也同意会谈，只是坚持德国军队必须立即撤出波兰。

　　9月1日晚上21时，英国政府才将一份正式照会递交给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要求德国政府停止对波兰的一切侵略行动，并立即从波兰领土上撤出其军队，否则，英王陛下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己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同日晚上22时，法国也向德国递交了一份措词完全相同的照会。

　　此后，为了寻求与德国谈判，两国外长和英国驻德大使又连连表示，此照会并非最后通牒，而只是一种警告。他们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想逃脱自己对正在受到纳粹德国野蛮侵略的波兰所承担的义务。

　　在政府面临垮台的巨大压力下，英国政府于9月3日上午9时才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表示如果德国政府在上午11时以前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两国即从该时起处于战争状态。

　　在英国连拖带拉的情况下，至9月3日中午，法国政府才十分不情愿地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最后通牒的期限是当天下午17时。

　　德国拒绝接受英法的最后通牒，于是已成骑虎之势的英法两国分别于9月3日上午11时和下午17时向德国宣战。同日，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向德国宣战。

　　英法对德宣战使战争突破了亚欧两大洲的界限。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出现了东西两个战场，并且战争进一步蔓延之势已不可遏止。

　　虽然英法两国已向德国宣战，但他们并不想真的与德国刀枪相向。

　　当时，英国和法国分别拥有作战飞机1760架和1407架。但不管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未对波兰履行空中支援的义务。法国甚至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英国空军不要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生怕引起德国的报复，使法国未设防的工业企业遭到轰炸。

　　殊不知在德波战争期间，德国人最担心的就是英法两国的空军对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进行轰炸。

　　为了在东线集中优势兵力，尽快结束对波战争，德国在西线只配置了32个师，但就其训练和技术装备而言，只有11个基干步兵师是够格的。

　　而且当时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所大肆吹嘘的齐格菲防线，实际上尚未完全竣工，既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也不能弥补德军兵力的不足。而当时法国已经动员了110个师。

　　因此，就德法边界上的兵力和兵器而言，法国对德国占有很大优势。法国本可以利用战争初期的这种有利态势，采取断然措施，在西线对德国实施大胆突击，即使不能根本扭转战局，起码可对德军起到巨大的牵制作用，从而大大减轻德国对波兰的压力，阻止德国速战速决目的的实现。

　　尽管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在9月3日就通知波兰，他将于9月4日在陆上开始战斗行动，但直至9月7日，法军一直拥兵自重，不肯向德军发一枪一炮。

　　只是到9月8日，法军才发动所谓萨尔攻势。法军从萨盖明出发，略有推进。9日，同齐格菲防线前沿掩体有了接触，但法军并没有对该防线发动进攻。

　　10月16日，德军首次出击，法军又撤回原出发地。萨尔攻势是法国人的一种象征性姿态，目的不在于打击德国，支援波兰，而只是想以此稍稍平息波兰人的怒气，并对国内外舆论做出一个他们认为可以说得过去的交代。英国直至10月11日才派了4个师到法国去。这时，波兰战局早已结束。在英法消极避战的同时，德国也不愿过早同英法交战。在侵波战争期间，它力求稳住西线，以避免两线作战。侵占波兰后，它又企图以“和平”烟幕掩护新的战争准备。因此，希特勒继1939年9月19日在但泽宣称他没有同英法打仗的意图后，又于10月6日在德国国会向英法提出“和平”建议。

　　由于在英法对德宣战后，双方在8个多月的时间里都无意正面交锋，从1939年9月3日至1940年5月9日，西线出现了宣而不战和不战不和的不正常局面，英法对德国的这场“战争”被人们称为“奇怪的战争”。

苏德两国联手瓜分波兰

　　德波战争刚刚爆发，纳粹德国领导人就催促苏联尽早出兵波兰。

　　在他们看来，苏联出兵将会壮大德国的声威，使得英法两国更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使德国可以更加从容地消灭波兰；他们甚至希望苏联的出兵会使英法两国也向苏联宣战。果真如此，德苏关系可能会更深一层，纳粹德国的处境也将会大大改善。苏联准备出兵，但要选择“适当的时机”。

　　1939年9月5日，莫洛托夫在书面答复德国要求苏联从东方进攻波兰时说，“这一时机尚未到来”。9月8日，德军已进抵华沙城下。9月17日晚波兰政府离开本国领土。9月17日，苏联政府认为，波兰国家和政府已不复存在，苏联已不再受《苏波互不侵犯条约》的束缚；并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波兰境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族同胞。凌晨5时40分，由科瓦廖夫率领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由铁木辛哥率领的乌克兰方面军以7个集团军约40个师的兵力，越过长达1000多千米的苏波边界进入波兰境内，其快速兵团在8个航空兵群支援下，迅速突破波兰边境防御，当晚占领波列西耶地区。

　　波兰为全力抵抗西部德军的入侵，在波苏边境只有25个边防营。这时已呈崩溃之势的波军根本无力承受苏联在自己背后的一击。

　　18日，已逃往罗马尼亚的波军总司命令部队全部撤往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对苏联不作抵抗，除非他们进攻我们或企图解除己军的武装。但一些部队未接到这一命令，仍继续抵抗。在格罗德诺和科布林等地双方展开了激战。18日，苏军先头部队与德军会合。两军商定，西进苏军与西撤德军之间须保持25000米的距离。22日，苏军从西撤德军的手中接管了布列斯特要塞，迫使利沃夫守军投降，并占领比亚韦斯托克。25日，苏军进至布格河、桑河一线。

　　波兰被征服了。全部领土为德国和苏联占领。于是，如何处理波兰问题又摆在了德苏两国领导人的面前。德国人主张，大部分波兰领土由德苏瓜分，但还应保留一个完全由波兰人组成的人口为1200万至1500万的残存的波兰国家。在德国人看来，以拿破仑的华沙大公国为蓝本保留下来的这样一个国家，一来有可能提供同英法两国谈判的基础，为自己今后的行动留下更多回旋的余地；二来有利于自己对波兰人的控制，因为波兰人今后要想收复被苏联占领的土地，就不能不依靠德国人的帮助，委身于德国。苏联人开始表示赞同，但很快便意识到这样做对自己有弊无利，于是改变主意，放弃原先允许一个残存的波兰存在的意图，主张以皮萨河、纳雷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为界分割波兰。

　　德国人当然是求之不得的。9月23日，里宾特洛甫要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通知莫洛托夫，同意苏联方面的主张。并表示，为与苏联人讨论有关细节，并确定“波兰地区的最后结构”，他愿意再次去莫斯科。

　　9月28日下午18时，里宾特洛甫飞抵莫斯科，并连夜与苏联人进行会谈。

　　会谈中，苏方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前面所说的以四河为界划定双方势力范围；第二个方案是把原定划归德国的立陶宛让予苏联，作为交换，原定属于苏联的卢布林省和华沙省东部地区划归德国。苏联建议这样做的理由是，把波兰人分开在两个国家是不合理的。

　　正在西线与英法严重对峙的德国是看得清苏联在其战略棋盘上的位置的，它不能为眼前的一点点蝇头小利而与苏联闹翻，从而使其费尽心血创造的可以避免两线作战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所以，尽管仗是德国打赢的，但它不敢不恪守它在8月间与苏联达成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甚至对苏联提出的新要求也不想说个“不”字。

　　9月29日清晨5时，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根据苏联提出的第二个方案的精神正式签订了《苏德边界和友好条约》。

　　条约规定：在“前波兰国家崩溃之后”，双方承认各自的势力范围，其界线大致以桑河、布格河和纳雷夫河一线划定。苏联除收回1921年以前属于苏联的领土之外，还取得了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控制权；德国除得到了东普鲁士、波兹南省和西里西亚这些1918年以前原属德国的领土外，还占领了其他波兰领土。至此，波兰第四次被德苏两国瓜分。

目录

崔可夫

参加卫国战争抗击外敌侵略

指挥大兵团夜战取得辉煌战果

挺进法西斯老巢打败入侵之敌

库兹涅佐夫

战争爆发领导海军顽强抵抗

主动出击袭击德军石油基地

海空联动保卫祖国神圣领土

精心策划轰炸德国首都柏林

有序撤退打乱侵略者部署

收复失地取得卫国战争胜利

科涅夫

参加卫国战争成长为高级将领

激战库尔斯克上演坦克大战

前出第聂伯河夺取河右岸登陆场

扎紧包围圈重创德军装甲部队

攻占柏林取得卫国战争胜利

罗科索夫斯基

战争骤发率领部队奋勇抵抗

组建新军艰难守卫每寸地域

转战南北夺取战争最后胜利

布莱德雷

飞抵北非战场取得辉煌战绩

参与“霸王”行动展示非凡才能

制订作战计划打败纳粹德军

陈纳德

退役赴华开启辉煌人生

八年抗战立下汗马功劳

崔可夫

参加卫国战争抗击外敌侵略

　　1900年2月12日，崔可夫出生在俄国图拉省一个叫做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农民家庭里。12岁那年，他就来到彼得堡挣钱糊口，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1917年，崔可夫在喀琅施塔得水雷教导队当见习水兵。1918年春，崔可夫在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之后，进入红军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成为第一期学员。

　　1919年，崔可夫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期间，历任连长、团长，并获两枚红旗勋章。

　　1925年，崔可夫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结束学业后，于1927年来到中国，任驻中国军事顾问。1929年回国后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处长。1932年9月任首长进修班主任。

　　1936年，崔可夫进入工农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速成班学习。毕业后，于同年12月任机械化旅旅长。1938年4月任步兵第五军军长。

　　1938年7月起，他先后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博布鲁伊斯克集团军级集群司令员、第四集团军司令员，并指挥集团军参加了解放西白俄罗斯的战斗。

　　1940年12月，远东方面的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日本已吞并了大半个中国，并在北上进攻苏联和南下同英美开战之间举棋不定。在这种情况下，熟悉中国情况并在中国工作过的崔可夫再一次被派到中国，任驻中国武官和军事总顾问，直至1942年3月回国。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时，崔可夫正在中国，他密切注意着苏德战场的形势发展。随着德军一路东进，攻陷明斯克，占领基辅，夺取斯摩棱斯克，直逼莫斯科城下，列宁格勒陷入重围，崔可夫的心情十分沉重。

　　1942年3月，崔可夫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返回莫斯科。崔可夫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之后，便要求上前线，迫切地希望马上参加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战斗。

　　5月，崔可夫被任命为配置在图拉地区的预备队第一集团军副司令员。由于司令员还没被任命，崔可夫负责指挥部队。

　　7月初，统帅部将崔可夫所在的预备队第一集团军改编为第六十四集团军，戈尔多夫中将任集团军司令；并在顿河或伏尔加河一带迎敌。

　　7月23日，戈尔多夫被任命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官，崔可夫开始代行第六十四集团军指挥权。

　　7月25日，崔可夫在卫国战争中第一次参加了战斗。当日，德军以2个步兵师和1个战车师的强大兵力对第六十四集团军右翼阵地发起攻击，企图在卡拉奇附近强渡顿河，直扑斯大林格勒。

　　3天过后，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右翼撤过了奇尔河，德军从下奇尔斯卡亚地区突袭斯大林格勒的企图落空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官戈尔多夫中将对崔可夫后撤部队的做法不满意，指派舒米洛夫少将担任第六十四集团军司令。

　　8月1日，德战车第四集团军在突破了苏军第五十一集团军的防线后，攻占列蒙特纳亚并逼近了科捷尔尼科沃；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和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左翼受到德军从南面的包围。

　　崔可夫迅速赶赴形势最糟的南部地段，于8月3日组成了拥有4个师的“崔可夫战役集群”，并迅速与方面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

　　8月5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命令第六十四集团军在科捷尔尼科沃方向迎击德战车第四集团军，“崔可夫战役集群”则奉命从南面掩护第六十四集团军的行动。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崔可夫率部将德军赶回了阿克赛河，取得了反击的胜利。

　　8月中旬，希特勒调整部署，要从西北和南部两个方向对斯大林格勒发起“钳形攻势”。

　　8月23日，德军向斯大林格勒派出了大量的轰炸机，进行了近2000架次的轰炸飞行，形势万分危急。

　　9月12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任命崔可夫为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的任务是防御斯大林格勒城的中部和工厂区。

　　崔可夫表示：

　　斯大林格勒对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至关重要，这个城市的失守将挫伤人民的斗志。我发誓决不离开这座城市，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我决心要么守住城市，要么就战死在那里！

　　为鼓舞士气，崔可夫在到任伊始就发布命令∶

　　斯大林格勒是我们最后的战场；未经我和参谋长同意，任何部队严禁擅自撤离现有阵地；集团军司令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向后撤。

　　崔可夫在作战会议上指出：“我们不能仅限于防守，而应该抓住一个有利战机去打反击，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德军，并用我们的积极行动破坏德军的计划。”

　　9月14日凌晨3时，崔可夫指挥第六十二集团军从马马耶夫岗向德军发起了攻击，但遭到德军的强力抵抗和反击，进展极不顺利。

　　9月15日，德军对第六十二集团军实施强攻，双方在马马耶夫岗等城郊地区展开激烈的城区街巷战斗。

　　9月16日和17日两天的战斗尤为残酷。崔可夫说：“我们的部队在这里经受了从残酷和顽强程度来说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恶战。”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巷战，崔可夫摸索出了一些规律。他告诫属下的各级指挥官，不要束缚于既定的战斗条例条令，要相信士兵们并给他们充分的战斗自由，要多化整为零地组织突击小组，甚至可将“单人堡垒”作为新的战术单位。这些措施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在接下来的残酷战斗中，崔可夫及其司令部一直坚守着自己的防御阵地，从未撤离到伏尔加河的对岸。

　　在10月中旬，德军甚至攻至距离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部仅400米之处，而崔可夫和参谋长克雷洛夫都镇定自若地表示：“我们将一起清洗好自己的手枪，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的脑袋。”

　　10月底的战斗，对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来说是更为艰苦的日子，但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

　　11月13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于11月19日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全面反攻行动以围歼该地域的德军部队。

　　12月17日，第六十二集团军从一块块漂来的巨大浮冰上步行渡过了伏尔加河，与德军展开激战。

　　1943年1月10日，苏军部队对被围德军发起攻击行动。顿河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中将在视察第六十二集团军时告诉崔可夫的任务是：“以积极的行动，从东边将更多的德军吸引过来。如果德军企图越过结冰的伏尔加河突围，就坚决地把它堵住。”

　　崔可夫向罗科索夫斯基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在顿河方面军主力发起主攻之前，第六十二集团军决不让保卢斯的德军部队撤走一兵一卒。

　　随后，崔可夫指挥部队由东向西推进，对德军发起了强劲的攻势。

　　1月26日，第六十二集团军与自西向东进攻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在马马耶夫岗胜利会师。

　　1月31日，刚刚被希特勒授予元帅军阶的第六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及其手下的步兵第四军军长普费尔、第五十一军军长库尔茨巴赫、第二九五师师长科尔费斯等德军高级将领都成为了第六十二集团军的战俘。

　　2月2日，崔可夫的第六十二集团军向负隅顽抗的德军部队实施最后的攻击，俘获德军第十一军军长施特雷克尔。当天16时整，顿河方面军终于彻底完成了歼灭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集团的使命，历时200多天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终于以苏军的彻底胜利宣告结束。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崔可夫指挥的第六十二集团军在市区防御作战中，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数倍于己的德军部队，完成了苏联最高统帅部“不许后退一步”的任务。

　　苏军的《红星报》在社论中说：“第六十二集团军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入反攻，重创庞大的德国法西斯部队。”

　　为表彰第六十二集团军的战功，苏联最高统帅部将第六十二集团军改为近卫军，而崔可夫则获得了苏联最高荣誉称号——“苏联英雄”。

指挥大兵团夜战取得辉煌战果

　　1943年3月底，苏联最高统帅部将第六十二集团军调入西南方面军，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换防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和斯瓦托沃地域。4月16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把第六十二集团军改编为近卫第八集团军。

　　4月中旬，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崔可夫利用休整时机，使所属部队做好实施进攻和突破敌防御地带的准备，并深入研究诸兵种协同作战、近战、夜战、反战车战等进攻作战中的常见作战样式。

　　崔可夫在与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大将、近卫第一集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上将、战车第三集团军司令雷巴尔科夫将军、战车第六集团军司令哈里托诺夫将军等著名战将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获得了诸多宝贵的意见。

　　为了报斯大林格勒城下惨败之仇以及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德军统帅部又拟定了代号为“堡垒”的进攻计划。希特勒于1943年4月15日发布了第六号命令，其战役企图是：

　　从北面奥廖尔和南面别尔哥罗德向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根部实施向心突击，围歼苏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攻占库尔斯克，继而再向苏西南方面军后方实施突击。

　　苏联最高统帅部在察觉了德军的这一企图后，计划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与德军交战，并立即部署了这次交战的兵器和兵力。

　　7月4日，苏军掌握了德军将于次日凌晨发起进攻的准确情报。

　　7月5日，苏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抢在德军之前发起了强大炮火反击行动；德军阵脚大乱，被迫在原计划两小时后发起进攻。

　　7月7日，崔可夫和近卫第一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应召到西南方面军的司令部，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向他们传达了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利用德军主力部队被牵制在库尔斯克方向的时机，向顿巴斯发动攻击行动。强渡北顿涅茨河，协同正由米乌斯河向斯大林诺进攻的南方方面军，突破巴尔文科沃地域之敌的防线，歼灭德军顿巴斯集团并前出至第聂伯河。

　　这是崔可夫第一次参加指挥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进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崔可夫一遍又一遍地审定着整个进攻作战计划，给各兵团指挥员下指示。

　　7月17日4时50分，在长达90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近卫第八、第一集团军在北顿涅茨河右岸对德军发起了强劲的进攻，西南方面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亲临崔可夫的集团军观察所督战。

　　第一波攻击部队及其战车和火炮迅速从先遣工兵营临时架设的舟桥上渡过了北顿涅茨河，但在扩大登陆场时，不仅德军的抵抗越来越强，而且德国航空兵也加紧了行动。德国航空兵对渡口实施了猛烈的航空轰炸，使崔可夫部队的进攻行动受到严重阻滞，其原定的进攻计划全部落了空。这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集团军实施的第一次进攻。受领的任务，没有一项得以完成。对崔可夫来讲，这是相当困难的时期。

　　可是，苏军牵制德军的目的已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在接下来几天的激烈战斗中，近卫第八集团军虽顽强作战，但进展不大，西南方面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命令损失较大的近卫第八集团军暂时撤为第二梯队，改由第六、第十二集团军接替，准备在北顿涅茨河右岸的登陆场发动新的攻势。

　　鉴于首轮进攻的失利，崔可夫向上级请求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第六、第十二集团军组织实施进攻的全过程，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批准了他的这一请求。

　　8月17日，新一轮进攻开始，崔可夫来到第六集团军进攻地带的中心，观察进攻的发展情况。但此次进攻也未达到既定的目的。

　　在8小时激战之后，第六集团军只向前推进了不足两千米；此后就难以继续向前推进。方面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只得再命令崔可夫的近卫第八集团军进入第六、第十二集团军之间的接合部，准备参加进攻行动。

　　崔可夫对3个集团军进攻行动的连续失利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认为失利的最大原因是苏军的进攻行动没有达成突然性。于是，他拟订了一份实施机动、改变突击方向以达成进攻突然性的新作战计划——将突击集中在一个狭窄地段上，楔入德军防御纵深8千米至10千米，为机械化部队投入战斗创造条件；同时请求允许自己的集团军进行适度的休整。

　　8月22日清晨，崔可夫指挥近卫第八集团军向德军发起了猛烈攻势，强大的航空轰炸和炮火准备使德军阵地立即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德军万万没有料到苏军会在两次连续失利后再度发起第三次强大的进攻行动，德军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纷纷溃退。

　　崔可夫的近卫第八集团军此次终于为西南方面军在浴血奋战一个多月后赢得了首次胜利。紧接着，崔可夫指挥部队加强攻势；但德军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首次使用了防战车地雷，使苏军的战车部队受到很大损失。

　　尽管如此，西南方面军的进攻还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草原方面军则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协同下，攻占了哈尔科夫城，从而为下一步收复左岸乌克兰并前出到第聂伯河奠定了基础。

　　至此，库尔斯克会战以苏军的最后胜利宣告结束。之后，德军统帅部不得不放弃进攻战略，转而采取防御战略。在取得库尔斯克会战胜利后，苏军在从大卢基至黑海长达1500千米的战线上对德军展开攻击行动，以歼灭德“南方”集团军群的主力，并解放顿巴斯工业区和乌克兰的农业区。而德国陆军总部于1943年8月中旬发布了希特勒的第十号命令，企图在苏德战场构筑起一道代号为“东方壁垒”的新防线来阻挡苏军的进攻行动。

　　通过八、九两个月的浩大攻势，苏军几乎收复了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的全部领土，而德军撤到第聂伯河右岸的“东方壁垒”后面继续坚守。

　　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西南方面军不迟于10月3日全部肃清位于第聂伯河左岸扎波罗热登陆场的德军，并在该方向上出击至第聂伯河。

　　9月16日，根据大本营的命令，近卫第八集团军将调到中央方向上，而朱可夫坚持要将其转隶于草原方面军，以便支援科涅夫实施的大规模战役。但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认为，没有近卫第八集团军，他无法占领扎波罗热登陆场。

　　9月23日，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命令崔可夫率他的近卫第八集团军立即在第十二集团军和近卫第三集团军的接合部集结并替换这两个集团军的部队。

　　德军统帅部在扎波罗热登陆场建有防御外廓及大量中间支撑点的纵深梯次防御阵地系统。登陆场整个外围前沿均筑设有一道深4米，宽6米的梯形截面防战车堑壕，堑壕内灌有1米深的水以阻挡苏军步兵的进攻，此外还建有4排防战车雷场。

　　德军用于防守扎波罗热登陆场的部队为步兵第一二五师、第三○四师、第一二三师，战车第四十军。

　　10月1日，崔可夫的近卫第八集团军与其左翼的近卫第三集团军、右翼的第十二集团军一同向德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崔可夫指挥炮兵对德军部队实施了巧妙的推进式打击，近卫第八集团军在当天上午就突破了德军的第一道防战车堑壕。但德军利用苏军炮兵因弹药锐减而不能对步兵和战车提供支援的时机，迅速用精良的“虎”式战车部队实施反击，挡住了苏军的攻势。

　　10月2日夜，苏军暂停进攻行动。西南方面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在近卫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召开指挥会议，决定由崔可夫指挥近卫第八集团军承担主要突击任务。

　　10月10日晨，崔可夫命令近卫第八集团军的部队发起了又一次强攻行动，直到中午在德军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使整个方面军的进攻战线全面推进了3千米，德国士兵已纷纷丢弃战壕逃到各支撑点。

　　10月11日，苏军进攻的任务仍未改变，在预定的各个方向上突破德军防御，继续开展歼灭德军坦克的斗争。

　　10月12日夜23时，崔可夫指挥近卫第八集团军发起了夜间进攻，猝不及防的德军被击溃了。在战斗过程中，崔可夫不顾个人安危，带领自己的司令部人员亲赴前线各处督察战况。

　　10月13日上午，马利诺夫斯基来到崔可夫指挥所，决定集中整个方面军的部队暂停攻击，准备对扎波罗热实施夜袭行动。

　　10月13日夜，西南方面军集中全部炮火对德军实施了毁灭性的轰击，进攻部队随即发起攻击行动，德军一触即溃，纷纷败逃。

　　10月14日13时，苏军终于攻占了扎波罗热。在这一夜的进攻战斗中，崔可夫指挥的近卫第八集团军取得了骄人的战绩。苏联最高统帅部在广播中对崔可夫近卫第八集团军的辉煌战绩表示了祝贺。

　　攻占了扎波罗热后，西南方面军利用战场的短暂间歇进行休整。此时的崔可夫由于连续征战，已身心疲惫，便被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和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勒令返回莫斯科住院休养，由马斯连尼科夫上将临时代任近卫第八集团军司令一职。随即，原属于第十二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四军就近被编入近卫第八集团军。

　　尽管崔可夫在莫斯科，但无时无刻不牵挂第八集团军。

　　十月革命节过后没多久，崔可夫便返回前线，重新指挥近卫第八集团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告诉崔可夫：“进攻阿波斯托洛沃！大本营将根据向阿波斯托洛沃进军的情况来判断近卫第八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哪怕一天前进5千米至10千米，也是在前进。”

　　以前，乌克兰几乎无人知道阿波斯托洛沃，但阿波斯托洛沃小城对于西南方面军攻打尼科波尔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可以切断尼科波尔德军的退路。

　　为使部队减少伤亡，崔可夫对阿波斯托洛沃发起了避实就虚的攻击。崔可夫规定各部队绕过德军构筑在各大车站的强大支撑点，沿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尼古拉耶夫卡—阿波斯托洛沃前进。

　　德军投入大量战车实施连续有效的反冲击，使缺乏反战车武器的崔可夫部队损失严重。苏军在秋雨连绵的泥泞道路上的进攻行动受挫，6天才向前推进了10千米。

　　在此作战的紧要关头，崔可夫向所属部队发出命令指出，此刻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已非兵力和兵器，而是部队的意志、耐力和决心，各部队要坚决对疲惫不堪的德军实施连续不断的攻击。

　　崔可夫的果断指挥收到了明显的成效，26日，近卫第八集团军攻占科什卡诺夫卡，27日向前推进了12千米。为守住尼科波尔和锰矿区，德军收缩防线，用主力部队抗击近卫第八集团军，崔可夫部队的进攻受到了遏制，战事陷入暂时的相持状态。

　　1944年年初，苏德战场两军之间的战线，从北往南自拉多加湖南岸经斯摩棱斯克南下，以第聂伯河为界，德军在西，苏军在东。但苏军的实力已明显高于德军。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在西南战区实施主攻突击，收复乌克兰和克里米亚。

　　1月10日，在冰雪严寒之中，崔可夫指挥近卫第八集团军所属近卫步兵第四军在肖洛霍沃方向发起攻击，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便前进到索菲耶夫卡—尼古拉耶夫卡公路。

　　1月15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和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要求该方面军各集团军加紧攻击行动，尽快拿下尼科波尔。

　　崔可夫针对战场情况，向方面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提出了一份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局部突破的作战计划，获采纳。根据这一计划，苏军兵力做了调整，近卫第八集团军的进攻正面缩短了整整60千米。

　　2月1日，近卫第八集团军向德军阵地发起了进攻，突破了德军的防线。2月2日中午，崔可夫带领集团军司令部人员亲临前线了解敌情，要求部队继续加强攻势。

　　2月5日，近卫第八集团军和第四十六集团军会合，开始集中兵力猛攻阿波斯托洛沃。至3月10日，崔可夫的近卫第八集团军完成了对因古茨河当面德军部队的合围。

　　德军为了解除困境，向崔可夫的部队发起了猛烈的反击。对此，崔可夫镇定自若，指挥自己的近卫第八集团军调整兵力部署，坚决挫败了德军的反冲击企图。

　　3月19日，崔可夫的近卫第八集团军强渡了南布格河，将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德军完全孤立起来，并打开了通向德涅斯特和敖德萨的道路。为表彰崔可夫指挥近卫第八集团军取得的辉煌战绩，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于3月21日再次授予崔可夫“苏联英雄”称号。

　　6月5日，近卫第八集团军被调为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预备队，随后根据大本营的决定，被编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此时的德军已根据苏军的进攻特点，采取了一套全新的“弹性防御”战术。一旦受到苏军的进攻威胁，德军即撤离受威胁地带以保存实力，待苏军突入后再发起突然反击给苏军以大量杀伤。

　　针对德军的这一新战术，崔可夫技高一筹，他决定将通常在进攻前一两天实施的战斗侦察改在进攻前两三小时内进行，以使德军无法及时判明苏军的进攻企图。

　　为防止德军脱身，崔可夫决定以不断投入新的攻击兵力来实施突击的“添油”战术，使德军无法及时躲避苏军的打击，丧失其防御的“弹性”。

　　崔可夫的上述想法受到方面军司令部一些人的质疑，却得到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朱可夫元帅和方面军司令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大力支持。

　　7月20日，崔可夫的部队和友邻部队越过苏联与波兰的国境线。

　　7月23日，近卫第八集团军攻克卢布林。

　　7月27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下一步进攻计划。崔可夫奉命率近卫第八集团军在华沙以南强渡维斯瓦河并夺取登陆场。崔可夫向方面军司令部大胆提出了自己计划的攻击地点和攻击发起时间，并向有些犹豫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立下军令状：如果进攻失败，自己甘愿被革职送交军事法庭论处。

　　8月1日，崔可夫指挥近卫第八集团军沿用由战斗侦察迅速转为主力进攻的战术，在自己亲临一线选定的攻击地段发起了攻击行动。

　　8月2日，崔可夫的部队在德军猛烈的航空轰炸下强渡了维斯瓦河，占领并扩大了登陆场。在紧接着的几天时间里，崔可夫指挥近卫第八集团军对德军的疯狂反扑，实施了坚决而顽强的抗击。在艰难的时刻，崔可夫亲自率领集团军司令部指挥人员渡过河去，在战事最激烈的马格努舍夫实施战地指挥。

　　最终，经过集团军全体官兵们的浴血奋战，崔可夫终于实现了自己许下的军令状，牢牢地将维斯瓦河登陆场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崔可夫的近卫第八集团军在维斯瓦河登陆场之战的胜利，为苏军下一步实施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朱可夫元帅盛赞崔可夫“以高度的指挥艺术和决心，赢得了在维斯瓦河上夺取和扼守登陆场的交战”；方面军司令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则明确指出“崔可夫的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善于保卫维斯瓦河登陆场的一小块土地”。尽管取得如此骄人战绩，崔可夫本人却谦虚地表示说：

　　这些指挥官善于鼓舞和引导士兵们去建立功勋，他们的主动精神和大无畏精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战役取得了成功。

　　崔可夫努力为近卫第八集团军的各级勇士们向上司争取到了包括“苏联英雄”、“一级光荣勋章”、“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列宁勋章”等在内的大量荣誉表彰，并亲自前往近卫第八集团军所属各部队，向获得奖励的英雄们授勋。

挺进法西斯老巢打败入侵之敌

　　1945年年初，苏军已将德军全部赶出苏联国土，并攻入东普鲁士境内。已陷入四面楚歌境地的希特勒妄想与节节进逼的苏军进行破釜沉舟的决战，他在维斯瓦河与奥得河之间构筑了7道防御阵地。

　　为突破德军的最后防线，苏联最高统帅部调集了庞大的部队，配备了大量武器，准备在华沙—柏林方向上实施新一轮强劲攻势。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领受的作战任务是从崔可夫所部驻守的维斯瓦河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向库特诺、波兹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

　　后来，英美联军在阿登战役中严重受挫，为了缓解西线盟军的压力，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将原定1月20日的进攻行动提前至1月14日进行。

　　崔可夫在接到提前进攻的命令之后，立即组织集团军司令部制订了相应的进攻战役计划。

　　当波兹南城激战正酣时，崔可夫近卫第八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近卫战车第一集团军的主力部队也不断向西挺进。

　　1月28日，近卫第八集团军攻入德国境内；方面军司令官朱可夫元帅命令崔可夫近卫第八集团军及其友邻部队由奥得河向西继续进攻。

　　崔可夫将近卫第八集团军的司令部西迁至普涅维，他本人在普涅维与波兹南城两地之间往返穿梭实施指挥。

　　1月31日，仅用一天时间，近卫第八集团军几乎就彻底攻克了梅塞里茨筑垒地域。

　　自2月1日起，近卫第八集团军开始进入森林地带，逼近了奥得河。奥得河是德国首都柏林的大门，为守住这一生死之地，德军在此调集了重兵进行防守，并出动航空兵对苏军实施了疯狂的轰炸，崔可夫的部队遭受了较大损失。

　　崔可夫亲临作战第一线指挥部队实施强攻，于2月3日攻占了渡河的登陆场，近卫第八集团军的攻击部队随即强渡了奥得河。但随着战线的不断拉长，苏军攻击部队的弹药补给出现了严重问题，使得部队的攻击力受到削弱。

　　鉴于形势的变化，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暂缓对柏林的不间断攻击行动，命令各集团军扩大奥得河的各个登陆场并使之连成一体，以便下一步对柏林实施大规模的进攻。

　　崔可夫的近卫第八集团军任务是与别尔扎林将军的突击第五集团军一同攻占德军的科斯钦要塞。经过一系列的联合攻击行动，近卫第八集团军和突击第五集团军于3月29日攻克了科斯钦要塞核心堡，使两个集团军的登陆场完全连成了一片，围攻德国柏林已是指日可待。

　　至1945年4月中旬，在德国东线战场，苏军已在宽大正面上前出到奥得河和尼斯河并占领了登陆场，攻占了维也纳，从东、南两面包围了柏林。在西线战场，盟军合围了鲁尔德军集团，进抵易北河，并向汉堡、莱比锡和布拉格方向发出攻势。

　　但是，希特勒并不甘心失败，他又纠集了大量德军和国民突击营精心设置了防务，在奥得河—尼斯河地区，构筑了纵深达20千米至40千米的3道防御地带。

　　在柏林地区，德军也精心构筑了3层防御阵地体系。在柏林城内还设置了大量的街垒防御阵地，甚至在临街的房屋的窗户上都修筑了坚固的射击孔，使整个柏林城变成了一座巨型掩体和射击阵地。

　　为给守军打气，希特勒声称：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战斗下去，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说，要一直打到那些该死的敌人每一个都精疲力竭不能再战为止。

　　为尽快攻克柏林，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从1945年4月中旬对柏林德军发起总攻。由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集团军群承担突击并攻占柏林的任务，朱可夫决定由崔可夫指挥的近卫第八集团军和第四十七、第三集团军及突击第五集团军从科斯钦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行动。

　　4月12日，朱可夫元帅向崔可夫发布作战命令，要求近卫第八集团军在霍尔措夫铁路车站和萨克森多夫村之间实施突击行动，突破德军的防线。

　　4月16日莫斯科时间5时整，崔可夫下达了攻击命令。苏军的炮弹呼啸着倾泻到德军的防御阵地上，整个大地都在可怕的颤抖之中，苏军进攻部队随即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但泥泞的道路、纵横交错的沟渠以及德军的顽强抵抗，大大减缓了苏军的进攻速度，使崔可夫当天攻占泽洛夫高地的计划落了空。针对战场的不利情况，崔可夫当即决定利用夜色掩护来秘密转移炮兵阵地，变更兵力部署，以便对德军实施突袭。

　　此一战术果然收到了奇效，近卫第八集团军于4月17日就突破了德军的第二道防线，夺取了泽洛夫高地。此后，苏军部队就有了将所有战车部队投入攻击行动的便利条件。

　　4月20日晚，崔可夫的近卫第八集团军已突破了德军的第四道防线，前出到加尔岑—金巴姆—爱尼肯多夫一线，其友邻进攻部队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4月21日，近卫第八集团军迅速转向柏林的东南郊和南郊，从南面收住了对柏林的合围圈，并于次日开辟了通向柏林东郊的进攻道路。

　　4月23日，崔可夫近卫第八集团军的进攻部队开始在达米河以西的柏林城区与德军守城部队展开激战。

　　4月24日，近卫第八集团军以强劲的攻势向柏林市中心地带发起了攻击。此时，德军柏林城防司令官魏德林心里明白，柏林城的失陷已是几天内无法避免的事情了。

　　但疯狂的希特勒还不死心，他命令负责指挥作战的约德尔将西线德军全部撤回柏林，命令海军总司令邓尼茨立即放弃海军的战斗任务而迅速调运部队回柏林，妄想战局出现戏剧性的转机。

　　但此时强大的苏军部队已开始对柏林德军发起了势不可当的向心突击，希特勒的幻想逃脱不了破灭的命运。

　　在强击柏林的作战中，亲临一线的崔可夫将军命令战车部队改变过去单兵作战的战术，以步兵、战车、炮兵和工兵的密切协同，全力弥补战车在巷战中容易暴露翼侧的弱点。这样一来，近卫第八集团军减少了战车的损失，大大加快了在巷战中的推进速度。

　　4月27日，崔可夫的部队逼近希特勒的最后一个堡垒——集中了帝国办公厅、国会大厦和希特勒大本营的蒂尔花园区。困守在此的德军仍然在进行最后的抵抗。

　　5月1日凌晨3时55分，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莱勃斯打着白旗钻出帝国办公厅的地下掩蔽部，前往苏近卫第八集团军的前线指挥所来谈判。崔可夫接见了他。

　　克莱勃斯故作神秘地对崔可夫说∶“我想告诉您一件绝对机密的事，您是我通报此事的第一位外国人，希特勒已于4月30日自杀了。”

　　听到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拥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崔可夫以一副早已知情的模样，淡淡地回答说：“这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

　　崔可夫立即到另一间房子里，用电话将情况向朱可夫作了报告。根据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崔可夫立即向克莱勃斯严正指出：“我要直截了当地问你，你们的抵抗有什么意义呢？你们的军队已经在投降，你们的官兵成千上万地成了俘虏，而此时此刻你还在提什么停战和谈判？”

　　5月1日9时45分，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德军必须彻底投降，否则苏军将在10时40分对德军实施最后的猛烈炮击。在未得到回应的情况下，苏军按时发起了最后的强攻行动。

　　5月2日早晨，德军柏林城防司令官魏德林前往崔可夫的前沿指挥所，签署了投降书。中午，柏林守军全部投降。

　　5月9日，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凯特尔、什图姆普弗、弗雷德堡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

　　崔可夫作为历史见证人，参加了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

　　旷日持久的苏德战争终于落下了战幕。崔可夫以出色的指挥才能，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崔可夫所统率的近卫第八集团军也一同成为伟大的英雄部队，有233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0多万人次获得各种勋章和奖章，145个作战单位获得集体勋章。

　　6月10日，驻德苏军部队统编为苏驻德占领军集群，朱可夫元帅出任总司令，崔可夫上将任副总司；11月，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接替了朱可夫的职务，崔可夫升任第一副总司令。在此期间，崔可夫协助总司令采取各种措施对苏占区实施管制，为后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政治及经济的基础。

　　1949年3月，崔可夫上将继任苏驻德占领军集群总司令，兼任驻德军管局总指挥官。

　　5月，崔可夫宣布取消自上年3月起对柏林与西占区及德国东占区与西占区之间的交通及贸易封锁。此后，崔可夫致力于东德的筹建工作。

　　9月21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政府成立。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诞生。11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任命崔可夫上将出任新成立的德境管制委员会主席，将原来苏联军政府的行政权力移交给东德政府。

　　1952年，崔可夫上将在苏共十九大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3年5月底，苏联政府取消了德境管制委员会，崔可夫被调回国，担任基辅军区司令。

　　1955年，时年55岁的崔可夫获晋元帅军阶。

　　1960年4月，崔可夫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同年7月，兼任苏联民防司令。

　　1961年，崔可夫元帅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成为苏联武装力量的高层中坚人物。

　　1972年，72岁高龄的崔可夫元帅改任国防部总监小组组长，仍然着力研究军事理论问题，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自己的晚年中，崔可夫勤于笔耕，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非凡的军事指挥生涯，撰写了《在战火中锤炼青春》和《在华使命》两部回忆录。他还出版了《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斯大林格勒：经验与教训》《战火中的180天》《空前的功绩》《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近卫军西进》《在乌克兰的战斗》《本世纪之战》等8部很有分量的战史著作。

　　1982年3月18日，戎马一生的崔可夫安详地闭上了双眼，享年82岁。他在自己漫长的军事生涯中，以大胆的独创精神屡建战功，先后荣获了9枚列宁勋章、1枚十月革命勋章、4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1枚红星勋章。

库兹涅佐夫

战争爆发领导海军顽强抵抗

　　1902年7月11日，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出生于俄罗斯德维纳河流域的麦德维德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小时就失去了父亲，因家贫只在教会学校读了3年书。1919年秋天，库兹涅佐夫报名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在红海军北德维纳河区舰队。

　　1920年春天，在部队表现优异的库兹涅佐夫被选拔进入伏龙芝海军学校学习。在校期间，他学习刻苦，表现突出。1925年，库兹涅佐夫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26年，库兹涅佐夫从海军学校毕业后加入黑海舰队，在“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上担任值班长、司炉连连长。1929年7月29日，斯大林登舰视察，对这个年仅27岁的值班军官记忆深刻，不久，库兹涅佐夫进入海军学院深造。1932年，他毕业后回到塞瓦斯托波尔的“红色高加索”号巡洋舰担任大副，次年升任舰长。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法西斯分子掀起旨在扼杀西班牙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并得到德国的支持。但共和派也得到苏联的援助，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纷纷前往西班牙，组成了闻名世界的国际纵队。

　　苏联是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主要的援助者，他们提供给共和军约800余架飞机、360余辆坦克和1500多门大炮，其中有如T-26战车、BT-5快速战车、I-15、I-16战斗机等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装备。8月，库兹涅佐夫奉命出任苏联驻西班牙共和国大使馆海军武官兼西班牙海军总顾问，主要任务是协同西班牙海军护运来自苏联的武器装备和志愿人员。

　　1937年8月，库兹涅佐夫调任太平洋舰队第一副司令。1937年年底，苏联成立单独的海军人民委员部。1938年1月，库兹涅佐夫升任太平洋舰队司令，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

　　1938年7月，日军在张鼓峰一带向苏联发起挑衅。库兹涅佐夫领导的太平洋舰队也参与了反击战斗，为陆军运送物资和人员。8月中旬战事结束。

　　12月，库兹涅佐夫来到莫斯科参加海军总委员会会议，讨论海军理论和海军发展问题。

　　1939年2月，库兹涅佐夫出席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海军人民委员弗里诺夫宣布辞职，库兹涅佐夫则就海军问题发言，引起了斯大林的特别注意。

　　同月，库兹涅佐夫升任海军第一副人民委员，一个月后出任海军人民委员兼海军总司令。时年不足37岁。为制止法西斯发动战争，英法苏开始谈判。库兹涅佐夫作为苏联海军代表也参加了谈判。由于英法两国对谈判缺乏应有的诚意，谈判未能成功。为了自身的安全，苏联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苏联先后强迫合并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取得了更多的海军基地。随后又发动“冬季战争”。苏联海军在对芬兰战争中有所贡献，但也暴露出许多弱点。

　　库兹涅佐夫担负海军领导工作后，苏联海军有长足的进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1941年前，我们有将近600艘战舰。在各个海区里有3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59艘驱逐舰、28艘潜艇。”此外，还有近270艘鱼雷艇和2500多架飞机。

　　战前苏联海军情报系统就拿到德军攻苏的情报，库兹涅佐夫客观地上报给上级。1941年3月3日，在库兹涅佐夫的提议下，海军总司令部发出指示各舰队对来犯者无须警告即可开炮的训令。6月19日和20日，海军人民委员部命令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转入二级战备状态。

　　6月21日（星期六）晚上11点，铁木辛哥元帅召见库兹涅佐夫，命令苏军进入完全战备状态。库兹涅佐夫立即通过电话向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传达命令。

　　6月22日凌晨，德军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事实上，德国海军对苏军波罗的海舰队采取行动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天就已开始了。法西斯的潜艇至少在两天以前就进入了靠近苏联海岸的阵位。6月21日，德国和芬兰的舰艇就开始在芬兰湾口苏联舰艇可能经过的航道上布设了水雷。

　　从6月19日起，已进入二级战备的苏军波罗的海舰队，通过侦察发现了几艘不能识别的可疑舰艇，它们究竟在干什么没有查清楚。至于德军飞机入侵苏联领空、舰艇频繁来往于芬兰和德国的港口和基地之间这类事则早已引起了舰队司令部的不安。舰队首长向海军总司令部报告了这些情况，甚至还请求批准布设防御性水雷障碍。

　　6月21日23时35分，库兹涅佐夫命令：“转入一级战备。一旦遭到袭击，即可使用武器。”

　　利巴瓦（利耶帕亚）海军基地司令员克列文斯基接到命令后，把这项命令通报了自己的作战首长——波罗的海滨海军区司令员兼步兵第六十七师的师长杰达耶夫将军，他们将要协同作战。

　　舰队下达提高战备等级的命令后，估计德军可能从利巴瓦地区发动进攻。因为这个地区的陆上边界和海上边界都直接毗连德国。果然，对波罗的海舰队来说，战争正是在利巴瓦地段开始的。

　　6月22日4时，希特勒的军队开始对波拉恩根纳，即帕兰加地区发动进攻。同时，他们的飞机开始轰炸利巴瓦的飞机场。德军步兵二九一师以强行军沿着海边道路向利巴瓦市推进。

　　当时，还没有按战时体制展开的苏军步兵第六十七师和海军基地的部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从6月22日早上开始，波罗的海海军舰艇开始在基地入口附近布雷，潜艇也受令进入预定阵位，而部分舰艇则调到温次匹尔斯和乌斯季德文斯克。

　　傍晚，德军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空袭已被苏联海军击退。黑海舰队也开始对航道进行检查性扫雷，以消除德国飞机投下水雷引起的危害。多瑙河区舰队有组织、有准备地以比德军更加猛烈的舰炮火力回击了德军从罗马尼亚海岸来的暴风雨般的疯狂射击。

　　至于波罗的海舰队方面，德国飞机在喀琅施塔得附近投下的水雷已被观察哨发现，因此没有构成多大的危险。

　　6月22日晚上，库兹涅佐夫听取了海军参谋长伊萨科夫海军上将的汇报，他刚从塞瓦斯托波尔回来。在这次汇报中库兹涅佐夫才获悉，德军已向利巴瓦长驱直进。

　　虽然苏军步兵第六十七师的战士们在海岸炮兵的支援下，击退了德军的第一次强攻。但是，希特勒的军队仍然在6月25日日终时突入到“托马拉”造船厂。

　　“列宁”号驱逐舰舰长阿法纳西耶夫海军大尉，当时是厂修舰组组长，他下令炸毁那些不能出海的舰艇。同时还炸毁了弹药仓库和油库。

　　6月25、26日两天，保卫城市和基地的战斗仍在继续。6月26日黄昏，师长和基地指挥员接到撤退的命令。但这项命令已只能部分执行，因为通向温次匹尔斯的几条道路都已被德军占领。苏军在利巴瓦的各据点的抵抗又持续了5天，直到第六天才停止了射击。

　　抵抗德军向利巴瓦发动第一次疯狂强攻的部队，除了步兵第六十七师和岸防炮兵外，还有海军的分队：位于利巴瓦的防空学校、海军近程侦察机大队和其他一些部队。由于利巴瓦保卫者们的英勇作战，德军的闪电式进攻没有得逞，并遭受了重大损失。

　　7月3日晨，斯大林发表演说，指出了将如何展开对敌斗争。斯大林号召人民投入这场无情的神圣战争，不要幻想轻而易举地很快取得胜利。

　　斯大林说：

　　由于强加于我们的战争，我国已经同最凶恶而阴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国军队正在同以坦克和飞机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英勇作战。红军和红海军正在克服重重困难、为保卫每一寸苏联国土而奋不顾身地战斗。……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支援我们英勇的红军和我们光荣的红海军！用人民的一切力量来粉碎敌人！

　　斯大林的讲话，极大地激发了苏联军民战胜侵略者的决心。战争初期，尽管德军对苏联海军基地的空袭十分频繁，但苏联海军并没有被比自己强大的法西斯军队吓倒。

　　为了回应德军对利巴瓦残酷的空袭，库兹涅佐夫指示波罗的海舰队的航空兵在战争开始不久就袭击了梅梅尔，根据航空照片判断，这次空袭使该地遭受了巨大损失。此外，苏联航空兵在黑海也有效地突击了普洛耶什蒂。黑海舰队的舰艇还做好了袭击康斯坦萨的准备。

主动出击袭击德军石油基地

　　战事急速发展，使战前制订的所有作战计划都变得不切实际了。库兹涅佐夫只好指示苏联海军舰队针对暂时对自己不利的形势，去完成与计划完全无关的其他一些任务。

　　苏联海军是一支防御性力量，不是用于单独和敌国舰队作战，而是用于护航和保卫交通线，配合陆空军完成各种任务的。库兹涅佐夫的海军总司令部下辖参谋部、政治部、航道测量部、海军航空兵司令部、海防炮兵司令部等职能部门，以及北方、波罗的海、黑海、太平洋4个舰队和平斯克等5个区舰队。

　　在战争最初几个星期中，由于情况紧急，库兹涅佐夫给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萨莫欣将军下达命令经常是“直线下达”，未通知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在这种情况下，纯属海军的任务对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来说已放在次要地位。

　　舰队司令员特里布茨将军据理多次报告了这种不正常的状况，而库兹涅佐夫那时给他答复的总是千篇一律的要求：“对塔林、汉科、厄塞尔岛以及达格岛要坚守到最后一分力量。”

　　当时，苏军所面对的是强大的、经验丰富的德军，他们为了发动进攻已做了精心的准备。苏军不惜一切力量阻住德军，但是战斗经验不多，要取得经验，还需要时间，而这段时间又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然而，努力不是徒劳的，牺牲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在利巴瓦和爱沙尼亚领土上进行顽强的斗争，也许塔林也就不可能在围困中坚持近一个月时间。如果没有保卫塔林、厄塞尔岛、达格岛及汉科的战斗，那么在危急的1941年的9至10月份，也许就很难守住列宁格勒。

　　尽管苏军有种种失算，但海军在保障陆军翼侧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战争初期，还是在以后的作战中，苏联陆军的后方从未受到过德军从海上登陆的干扰，这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现象，也不能认为是德军指挥部的失算，而是处于翼侧的海军基地的坚强防御。

　　库兹涅佐夫在战争之初就对海军几个舰队下了死命令，要求他们协助陆空军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并相机袭击侵略者。

　　波罗的海舰队在1941年经历了几个月的艰难日子，它被迫从利巴瓦撤到喀琅施塔得。正是在这几个月内，波罗的海舰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但他们勇敢地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黑海舰队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舰队航空兵首先对罗马尼亚境内的重要目标实施了突击，然后又击退了来自罗马尼亚海岸的第一次袭击，并把登陆兵遣送到罗马尼亚海岸登陆。潜艇还出动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海岸附近去搜索和攻击德军的舰艇。

　　黑海舰队当时已拥有1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16艘驱逐领舰和驱逐舰、2艘护卫舰、47艘潜艇、84艘鱼雷艇和许多辅助船只。舰队航空兵计有625架飞机。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和掌握黑海的制海权。

　　同其他舰队一样，保障陆军翼侧也是黑海舰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战争越迫近，舰队与敖德萨边疆军区的陆军部队的协同作战就越受到重视。正是为了操练这种协同作战而在战争爆发的前夕举行了一次最后的演习。演习取得的成绩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就已反映出来。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在向东推进的同时，接连占领了苏联的几座沿海城市。德军吹牛说，苏联的黑海舰队失去自己的一切基地后，很快就会在“陆上枯竭，自行灭亡”。但是，黑海舰队仍在战斗，而且日益加强突击的力量。

　　在罗马尼亚成了法西斯德国的同盟国后，库兹涅佐夫要求黑海舰队指挥部突击罗马尼亚舰队的主要基地——康斯坦萨。

　　早在6月22日夜间，黑海舰队航空兵就已对康斯坦萨的军事目标实施了第一次空袭。6月23日又连续进行了5次空袭：3次空袭康斯坦萨，2次空袭苏利纳。

　　此后不久，航空兵又对普洛耶什蒂实施了突击。苏联最高统帅部认为，普洛耶什蒂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目标，因为它是罗马尼亚的石油生产基地，而石油是法西斯德国非常需要的。

　　轰炸前，斯大林曾问库兹涅佐夫：“英国能否轰炸普洛耶什蒂？”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斯大林要求库兹涅佐夫联合陆军航空兵实施行动。

　　库兹涅佐夫立即与黑海舰队司令奥克佳布里斯基中将研究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从7月份开始，黑海舰队航空兵联合陆军航空兵对普洛耶什蒂进行了多次轰炸。两个月间炸毁了这里的几十万吨石油，而此地的石油开采在一段时间内也几乎降到了零。

　　希特勒在得知苏军轰炸普洛耶什蒂后，在给纳粹德国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的信中强调：必须尽快夺取黑海沿岸和克里木以及这一带的飞机场，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掌握油井了。希特勒接着指出，如果俄国飞机对我们唯一的石油来源长期实施这样的空袭，就很难想象，战争的进程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库兹涅佐夫在得知普洛耶什蒂的德军加强戒备后，并没有停止对德军的袭击，而是在获取德军的情报后，又派出两艘驱逐领舰“莫斯科”号和“哈尔科夫”号前去炮击德军的又一个石油基地康斯坦萨。这个突击群由“伏罗希洛夫”号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担任掩护。这些军舰在夜间完成了航渡，拂晓突然出现在康斯坦萨附近。早晨5时，两艘驱逐领舰开始射击。

　　整个编队的指挥员诺维科夫海军少将和驱逐领舰突击群的指挥员罗曼诺夫海军中校一共向指定的目标发射了350发炮弹，炮弹击中了石油库，引起了熊熊大火。但为这次胜利，苏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舰上的炮兵顺利地击中目标后，舰艇撤出时采用高航速——30节，并进行曲折机动，结果丢失了“破雷卫”（一种用于对付水雷的装置），致使驱逐领舰“莫斯科”号触雷炸毁。

　　“哈尔科夫”号想帮助正在下沉的“莫斯科”号，但自己也遭到岸炮的射击而受了伤，只好放弃救助，随舰队后撤。

　　舰队在驶出塞瓦斯托波尔时，黑海舰队的“快速”号驱逐舰又被德军设计出的新式电磁水雷击沉。

　　库兹涅佐夫接到战报后，心情非常沉重。他立即要求海军水鱼雷研究所尽快揭开德国这种新式武器的秘密。库兹涅佐夫还致电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请求协助找出破解电磁水雷的方法。

　　1941年8月份，以亚历山德罗夫为首的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小组——库尔恰托夫、列格利、斯捷潘诺夫、谢尔巴一行五人来到了黑海舰队。

　　科学家们与舰队的水雷专业人员一道，冒着生命危险拆卸德国水雷的引爆装置，探索这种新武器的秘密，研究对策。黑海舰队的水雷专业人员奥赫里缅科、马洛夫、伊万诺夫和克瓦索夫也同专家们一起小心翼翼地琢磨着他们未曾见过的仪器，寻求安全处理这些奥秘的、稍有不慎便会随时爆炸的机械装置的方法。

　　不久，这个任务便完成了。扫雷舰艇装备了专门的新式扫雷具，而大型舰艇则逐步装备了专门的消磁线圈。最先采取这种防水雷设施的是苏联海军的“C”级潜艇。

　　后来，黑海海域又出现了一批德军的新型水雷：声引信水雷、磁声引信水雷，以及水压引信水雷。为了确保舰艇和战士们的生命安全，库兹涅佐夫又从莫斯科调来了一些经验丰富、精通业务的科学家，专门组成由专家领导的研究小组，最终找到了破解德军新型水雷的方法。

　　随着战争的形势逐步明朗化，为了便于指挥和协调，库兹涅佐夫命令将多瑙河区舰队编入黑海舰队。

　　多瑙河区舰队编入黑海舰队后，位于对德斗争的最前沿。不久，北摩尔达维亚前线的局势恶化了。多瑙河区舰队奉命将主力派去与步兵第十四军协同作战，而多瑙河口只留下少量兵力进行掩护。

　　后来，由于苏陆军部队陆续撤退，区舰队的多瑙河上游支队的舰艇也且战且退，向伊兹梅尔突围。多瑙河区舰队司令员阿布拉莫夫后来对库兹涅佐夫说，战争初期，区舰队作战顺利，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向伊兹梅尔的撤退使他非常伤心。

　　在以后的战争中，重新组建的多瑙河区舰队在戈尔什科夫海军少将和霍洛斯佳科夫海军少将的指挥下，与陆军兵团协同作战，陆续扭转了被动局面，开始在战场上赢得胜利。

海空联动保卫祖国神圣领土

　　1941年6月22日，德国飞机从芬兰机场起飞轰炸了苏军北方舰队的舰艇和机场。北方舰队司令阿尔谢尼·格里戈里耶维奇·戈洛夫科在电话里向库兹涅佐夫报告。

　　“莫名其妙，我们遭到空袭，却还把芬兰当中立国！”戈洛夫科说。

　　库兹涅佐夫命令道：“抓紧时间，全面展开舰队的兵力，布设水雷障碍，密切注视海上的情况。”

　　在海军参谋长伊萨科夫海军上将的一次报告上，库兹涅佐夫曾与其他将领一起专门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可不可认为芬兰是中立国？德军的登陆兵是否可能在苏联北方登陆？

　　芬兰政府在30年代曾追随某些西方国家的政策。芬兰的艇船编队当时不仅异常关注芬兰湾和拉乡多加湖上的波罗的海舰队，而且还相当关注在佩萨莫和摩尔曼斯克地区的北方舰队。

　　尽管如此，苏联政府还是真诚地希望与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在签定1940年的和约时，苏联表示了温和的态度。但芬兰的好战集团却把赌注押在与希特勒的联盟上。

　　6月24日晚上，在斯大林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上，库兹涅佐夫报告了芬兰飞机和德国飞机空袭汉科，及轰炸波利亚尔内的舰艇的情况，还汇报了德军在芬兰一挪威边境集结，以及沿芬兰边境向苏联边境推进的情况。

　　6月25日，黑海舰队司令员报告，德军山地步兵第十九军正在向苏联边界推进。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德军很快就要从芬兰边境方向发起进攻了。

　　6月29日，德军正式发动进攻。从这天起，战争席卷了北方的广大地区。至此，苏联战线的翼侧就不仅依托黑海和波罗的海沿岸，而且依托在非常寒冷的巴伦支海了。

　　北方海战区的特点是它不受严酷的自然条件的限制。由于从大西洋流往巴伦支海西南部的暖流，冰层全年都不妨碍舰队的战斗行动。但是，在巴伦支海和白海的北部和东部，以及喀拉海，舰艇冬天则因冰封而不能出航。

　　频繁的暴风，尤其是在秋、冬两季，低云、雾、阵雪、雷暴——所有这些都极其妨碍舰艇和飞机的活动。但雾又能帮助护航运输队隐蔽航渡和遣送登陆兵登陆。北方的自然特点就是如此奇特。

　　给舰队行动造成严重困难的是极昼和极夜。在极夜，目力搜索更加困难，而在极昼条件下又几乎不能隐蔽行动。由于苏联与盟国间的交通线、军事运输和国民经济运输都离不开北方航路，所以不冻港摩尔曼斯克就显得十分重要。

　　挪威北部沿岸的地理特点是：狭湾众多、海岸高而陡峭、沿岸海域都是深水区。德军舰队的舰艇能够利用这些特点，在这里机动而分散地驻泊。

　　德军指挥部在准备进攻苏联时，在挪威北部和芬兰北部保持战备的有芬兰1个军和德国2个军，它们编成一个“挪威”集团军。

　　德军的作战计划是攻占摩尔曼斯克和北方舰队的主要基地——波利亚尔内，夺取基洛夫斯克铁路，从而切断科拉半岛与苏联的联系，占领苏维埃卡累利阿，占领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在内的白海区域。

　　德国法西斯指挥部打算主要用陆军兵力和空军实施闪击战来实现他们进攻北方的计划。轰炸机对波利亚尔内和摩尔曼斯克进行密集突击，摧毁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上的水闸，切断北方海战区与波罗的海的联系。

　　战争开始时，德军在北方的海军力量为数并不多，他们驻泊在瓦兰格尔峡湾内的各港口和基地，包括佩萨莫和基尔克内斯。

　　德军第五航空队、芬兰空军和法西斯的运输飞机在北极地区有一个相当大的机场网。直接攻击北方舰队的飞机约有170架，其中有近百架是轰炸机。

　　在这里，战线延伸300多公里。与德军对峙的兵力是弗罗洛夫中将指挥的第十四集团军。该集团军共有5个师，其中有2个在摩尔曼斯克方向作战。

　　防守摩尔曼斯克方向的是这个集团军的右翼，由北方舰队进行支援。北方舰队是苏联海军中最年轻的舰队。战争初期，它的舰艇为数不多，驱逐舰只有8艘，潜艇也只有15艘。甚至连设备良好的基地也没有，舰艇只好停泊在摩尔曼斯克港和科拉湾、莫托夫湾。

　　北方舰队的空中力量也不强，总共只有116架飞机，主要是一些老式飞机。战争初期，实际上只有3个可用的机场，备用机场和停机坪还在修筑，突击航空兵实际上还没有。而德军在北方的陆军和空军都占优势，只有潜艇的数量不如北方舰队多，水面舰艇的实力大致相等。

　　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山地步兵迪特尔所率的部队开始向摩尔曼斯克进攻，但遇到了苏军第十四集团军和北方舰队的坚决抵抗。苏联陆军和舰队兵力的行动十分协调，同时苏联海军登陆兵和舰艇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7月中旬，库兹涅佐夫担心的是舰队的主要基地——波利亚尔内，但是当前线的局势稳定下来以后，他就命令北方舰队司令员使用潜艇和部分飞机去破坏德军通向佩萨莫和基尔克内斯的海上交通线。北方舰队的这次行动击沉了10多艘运输船，其中有几艘运输船载着部队。

　　此后，德军山地步兵迪特尔部队开始请求增援。1941~1942年的冬季，法西斯指挥部把战列舰“蒂尔皮茨”号、3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为数不少的其他舰艇，其中包括驱逐舰、潜艇、鱼雷艇，调到了挪威北部的各基地。另外，还调来了约520架飞机。

　　库兹涅佐夫为了应对德军的进攻，在其他战线物质紧张的情况下，只好想办法征用地方和政府部门的船只。将这些船只经改装成护卫舰、护卫艇、布雷舰、扫雷舰、供应舰后，再调到北方舰队使用。

　　而北方舰队航空兵的飞机则是库兹涅佐夫通过最高统帅部从波罗的海、黑海和红军空军等单位挤出来补充的，还有一些是从同盟国那里得到的。到1942年11月，北方舰队航空兵已有了318架作战飞机。这已经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了！

　　但在此期间，德军也得到了很大的补充，首先是北方的海军兵力对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占有很大优势。德国海军在北极地区竭力保障自己挪威北部沿岸的海上交通线，破坏苏军的海上运输。

　　苏军北方舰队与德军舰队针锋相对，一面打击德军的海上交通线，一面保卫自己的海上交通线，必要的时候还要支援第十四集团军的濒海翼侧。

　　北方舰队司令员戈洛夫科将军曾作为志愿者在西班牙作战，后来指挥过里海区舰队和阿穆尔河区舰队，1940年7月被任命为北方舰队司令员。

　　在莫斯科，戈洛夫科受到了斯大林和库兹涅佐夫的接见，接受了“整顿舰队秩序”的任务后，他便到波利亚尔内上任。这时距战争爆发还有一年时间，在这一年里，戈洛夫科熟悉了舰队的人员，熟悉了海战区和舰艇。舰队虽然不大，却管辖着广阔的水区。

　　早在1940年9月初，库兹涅佐夫和戈洛夫科司令员曾乘坐一艘驱逐舰从摩尔曼斯克去阿尔汉格尔斯克，沿途巡视了所有的大小海湾。

　　根据远景规划，在这个广大而开阔的海战区，要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但当时这还只是一个规划。几个大的工厂还刚刚在动工兴建。

　　北方舰队由于舰艇不够，便用设置海岸炮兵连的办法来弥补。库兹涅佐夫同戈洛夫科的这次巡视主要就是要解决设置海岸炮兵连的问题。有些要设海岸炮的地方荒无人烟，道路很少，有时只好乘拖拉机前去。一部分炮连已经筹备好，一部分还在建设，还有一些甚至还只是纸上的方案。

　　在这次巡视中库兹涅佐夫既详细地熟悉了海战区，也很好地了解了北方舰队新的司令员。戈洛夫科对潜艇和飞机在北方将起到的作用有准确而精辟的见解。

　　德军侵略北极地区的战斗开始时，苏军第十四集团军和北方舰队已作好了迎击德军的准备。在坎达拉克沙方向，德军经过多日战斗才向苏联领土纵深有一点推进，但却未能推进到基洛夫斯克铁路。

　　在摩尔曼斯克方向，尽管德军在兵力上，尤其是在航空兵方面占有优势，但他们只向前推进了不到13公里。到1941年8月，德军已精疲力竭，失去了进攻的能力。苏军把德军阻止在西利察河沿岸。

　　在此之前，1941年7月15日，突向斯列德尼半岛的法西斯陆军部队已转入了防御。当然，他们切断了可掩护科拉湾入口的斯列德尼半岛及雷巴奇半岛与大陆的联系。但这两个半岛仍牢牢地掌握在苏联海军和陆军部队的手里。

　　9月初，德军再次企图在摩尔曼斯克方向发起进攻，但由于第十四集团军的右翼和北方舰队的坚决抵抗，他们只推进了16公里。到10月初，摩尔曼斯克方向战线最后已稳定在海湾区和大西利察河地区。但德军在大西利察河东岸占领的屯兵场还继续威胁着北方舰队的主要基地——波利亚尔内，从那里到波利亚尔内只有不到60公里的距离。

　　早在7月份，舰队军事委员会就报告说，若第十四集团军继续撤退，“舰队在科拉湾的驻泊将受到威胁”。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也预料到摩尔曼斯克和波利亚尔内将会遭到猛烈的强攻，因为这里即将运输从美国和英国来的物资。德国人即使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也不可能不明白摩尔曼斯克的重要性。

　　为了确保北方舰队基地的安全，苏联政府请求英国政府提供援助。库兹涅佐夫作为苏联海军方面的代表就此事在莫斯科与英国军事代表团的代表迈尔斯海军少将进行了两三次会谈。

　　库兹涅佐夫甚至提出了苏英两国海、空军在北方联合作战的初步想法。迈尔斯用严肃的语调答应库兹涅佐夫，他将同英国海军部联系。

　　7月上旬，苏军第十四集团军在大西利察河一线向德军发起攻击，海军官兵志愿者部队的登陆部队在进攻之德军的翼侧和后方登陆，支援陆军部队。当大西利察河一线进行激烈的战斗时，北方舰队又向莫托夫湾遣送了3支登陆兵和几个侦察破坏组登陆。

　　登陆兵中的海军官兵作战十分英勇。这支登陆兵的一个海军小组守卫着一座山岗，德军从邻近高地上不断向他们轰击。基斯利亚科夫上士领导的班奉命夺取这个高地。水兵们完成了交给他们的任务。

　　但德军紧接着就向他们发起冲击。海军战士们顽强地坚守阵地。当已不可能坚持下去的时候，基斯利亚科夫命令战士们撤退，而自己则趴在机枪后面，向步步进逼的德军射击，直到射完最后一发子弹，然后他突然站起身子，把手榴弹举过头顶，冲向德军。惊呆了的德军四散逃跑。

　　后来，基斯利亚科夫突围奔回自己的队伍。1941年8月14日，他在北方舰队官兵中第一个荣获了“苏联英雄”称号，库兹涅佐夫亲自赶赴前线为他颁发了奖章。

　　在这一时期，北方舰队航空兵也创造了佳绩。北方舰队飞行员在苏联卫国战争最初几个月，也就是在最困难的几个月中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都是与萨弗诺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1941年9月15日，为支援步兵的进攻，德军派出一个大的轰炸机群，由“梅塞施米特”式飞机掩护飞向列宁格勒。萨弗诺夫率领7架歼击机迎击。萨弗诺夫以巧妙的机动，使德军先头轰炸机脱离了队形，并把它击中着火，坠入山崖。德机的战斗队形被打乱了，又有几架飞机被击落，德机吓得赶紧逃跑，慌乱中将炸弹投向了自己部队。

　　当天下午，萨弗诺夫又率领那7架飞机在前线附近截击了德军30架轰炸机。这些轰炸机由22架战斗机掩护。在这次战斗中，苏联的7名飞行员共击落了13架法西斯飞机，迫使其余的飞机纷纷逃散。

　　9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萨弗诺夫“苏联英雄”的称号，授予他所在的团红旗勋章一枚。到那时为止，这位海军飞行员已单独击落16架敌机。

　　随着摩尔曼斯克附近的战线形势好转，关于英国派舰队到北方来的问题已失去意义，苏联政府要求英国的援助项目就转向了其他方面。

　　1942年春季，按照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苏军准备实施一系列进攻战役，首先是在克里木方向。库兹涅佐夫为此与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弗罗洛夫中将研究了周密的计划。

　　为了把德军的预备队吸引到摩尔曼斯克方向，第十四集团军的部队，从大西利察河地区发动进攻，要突破防线向西挺进。北方舰队的任务是遣送登陆兵在德军后方登陆，从而使第十四集团军突破德军防御时易于推进。

　　担任登陆兵的是海军陆战第十二独立旅，由拉索欣海军上校和政委基里洛夫指挥。登陆兵中还有舰队的一支侦察队。登陆兵共有将近6200人，装备轻武器和45毫米口径以下的火炮。

　　登陆编队指挥员由普拉托诺夫海军上校担任。登陆兵的炮火支援由驱逐舰“响亮”号和护卫舰“红宝石”号、“旋风”号担任。它们要压制德军的海岸炮，并把德军的火力吸引过来。

　　为了达到战役的突然性，登陆兵于1942年4月28日凌晨在预定的地点登陆，并开始向前挺进。到5月1日，第十二独立旅已占领了宽15公里的登陆场，并向纵深推进了12~14公里。

　　5月30日晨，近卫军中校萨弗诺夫奉命带领战友波克罗夫斯基和奥尔洛夫起飞去掩护开到摩尔曼斯克的盟军护航运输队，当时，护航运输队距苏联海岸60海里。

　　德军的飞机已在护航运输队的上空盘旋。45架“容克”式飞机猛烈地轰炸运输船和警戒舰艇。萨弗诺夫立即向最靠近的一架德轰炸机猛冲过去，把它击中着火。波克罗夫斯基和奥尔洛夫向其他的法西斯飞机进行了攻击。

　　在这次战斗中，萨弗诺夫击落3架“容克”式飞机，他的战友也击落了几架德机。在退出战斗时，萨弗诺夫用无线电告诉团指挥所，他的飞机发动机被击坏。前来助战的新的机群的飞行员询问萨弗诺夫是否受伤，他们准备来营救自己的团长。但是，无线电里传来了萨弗诺夫严肃的回答：

　　“去追击德军，不然他们就跑了！”

　　这是他发出的最后一个命令。

　　战斗结束后，萨弗诺夫没有返航。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萨弗诺夫依然没有回来。

　　库兹涅佐夫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海空搜寻。海军方面专门派出了“古比雪夫”号驱逐舰去搜寻，找了多少遍，但在海上什么也没有发现。空军也出动多架飞机在作战空域寻找，均没有发现失事飞机的踪迹。

　　显然，萨弗诺夫是在与战机都受了重伤的情况下，用自己最后的力气向战友发出了向德机追击的命令后，同战机一起沉入了大海。

　　1942年6月14日，萨弗诺夫成为苏联卫国战争参加者中第一个身后荣获第二枚金星英雄勋章的人。萨弗诺夫指挥过的航空兵近卫军红旗歼击机航空兵第二团从此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摩尔曼斯克的攻防战中，德军指挥部的计划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摩尔曼斯克。希特勒甚至要求德军不仅占领摩尔曼斯克，而且要把整个科拉半岛都“移交”给傀儡头目特博文管辖。但在苏联大本营和库兹涅佐夫的领导下，苏军陆、海、空军协同，终将侵略者的计划变成了一纸空文。

精心策划轰炸德国首都柏林

　　1941年8月初，在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部，库兹涅佐夫将一张特制的波罗的海地图摊开放在斯大林面前。图上，一条清晰的直线赫然画在厄塞尔岛与柏林之间。面对迷惑不解的斯大林，他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使用海军航空兵轰炸柏林！

　　库兹涅佐夫还没说完，斯大林就表现出一脸惊讶，提出这一建议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识！库兹涅佐夫当然也清楚，执行这样的任务必须挑选最勇敢的飞行员，带上足够多的燃油，采取最有利的飞行高度，充分利用飞机的最大活动半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投弹后都要毫不迟疑地沿直线返航，否则就只能在德国领土降落……但是，一旦轰炸成功，其意义将不可估量。这样的冒险是值得的。

　　在详细听取了库兹涅佐夫的说明和论证之后，斯大林锐利的目光扫视了这位年轻的海军中将片刻，重重地点了点头，嘱咐说：“你要亲自负责完成这个战役！”

　　考虑到这次行动比较复杂，库兹涅佐夫要求此次战役的准备和领导都直接由海军航空兵司令员札沃龙科夫空军中将负责。8月2日，札沃龙科夫首先飞抵水鱼雷航空兵第一团驻扎的列宁格勒附近的机场。为了保守机密，他将此行的目的只通知了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特里布茨海军中将和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萨莫欣空军少将。

　　库兹涅佐夫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因为他不仅要对即将执行这次任务的人员负责，还要对最高统帅部负责。库兹涅佐夫与札沃龙科夫详细讨论了应该注意的问题后，又特意安排了几次试验性飞行，以便证实他们考虑的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8月2日夜间，即将执行任务的航空兵又进行了一次气象侦察并对柏林附近的目标——斯维讷明德进行了轰炸。飞机满载燃油和炸弹从厄塞尔岛上的卡古尔机场起飞，就像是飞往柏林那样。这次飞行证明，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能够驾驶重型轰炸机从这个小机场起飞。

　　8月4日清晨，15架飞机在卡古尔机场降落。随后，札沃龙科夫也抵达那里。他不仅要亲自检查准备工作做得怎样，而且要对首次空袭柏林的实施情况负责。

　　8月5日夜间，札沃龙科夫派出5架飞机到柏林进行侦察，结果查明：德军高射炮是环城配置的构成半径为100公里的环形防御。德军还部署了许多探照灯，能够照射的距离为6000米。

　　经过测试，库兹涅佐夫和札沃龙科夫心中有了数：这次飞行是困难的，但又是可行的。于是，各部门又一次检查了物质器材，排查了一切飞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8月7日夜，15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飞机从厄塞尔岛滑离跑道，直奔西南方向飞去。这次作战由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上校指挥，机群中有他的助手格列奇什尼科夫大尉、叶夫列莫夫大尉和领航员霍赫洛夫大尉。

　　正当库兹涅佐夫要动身到最高统帅部汇报情况的时候，收到了札沃龙科夫的飞机已经起飞的通报。库兹涅佐夫相信，最高统帅部会首先问的一定是空袭柏林的情况。

　　果然不出所料。一见面，大本营的总参谋长就问他空袭柏林的准备情况。库兹涅佐夫报告说：“战役已经开始！”

　　8日凌晨，第三帝国首都柏林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被戈培尔的宣传搞得晕头晕脑的观察哨值班员们，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他们的头顶上会出现苏联飞机。当苏军的飞机飞近时，他们还从地面发信号询问：哪个部队的飞机？飞到哪里去？他们认为是自己的飞机迷航，还建议飞行员在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

　　苏联飞行员开始从7OOO米的高空下降。柏林的灯火从高处看得清清楚楚，市内没有实行灯火管制，柏林的纳粹分子大概还在做着美梦，因为他们的军队正在向列宁格勒进军，向莫斯科进击，认为红色苏联即将被征服。

　　领航员霍赫洛夫根据灯火和河流、湖泊、道路的轮廓，修正自己的航向，引导飞机直奔柏林的中心。然后，15个“不速之客”将7500公斤炸弹投向了目标，随即掉头便走。

　　返航途中，兴奋的飞行员们已完全把德军漫天搜索的探照灯，四处飞舞的高射炮弹抛在脑后。

　　法西斯德国甚至没有想到，轰炸他们首都的是苏联飞机。德国的报纸第二天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英国的飞机轰炸了柏林，有些伤亡。6架英国飞机被击落。

　　对此，英国人回应说：

　　德国关于轰炸柏林的报道令人莫名其妙，因为8月7日至8日，英国飞机没有飞到柏林上空。

　　得到英国的回应，德国人才如梦方醒，原来实施这次成功的空袭的是苏联飞机。

　　继第一次空袭柏林后，苏军此后又进行了几次空袭。但由于德国加强了戒备，空袭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每次苏军的飞机刚刚飞越海岸线，就会遭到德军疯狂的炮击，柏林周围已建立了复杂的对空防御配系。

　　库兹涅佐夫在每一次空袭前都要求海军航空兵制定特殊的战术。但尽管如此，空军英雄们通常也只能在7000米以上的高空飞行。因为对于苏军的轰炸机来说，只有在这样的高度，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自身的安全。

　　希特勒遭到多次打击，发出了野兽般的嚎叫：“必须消灭苏联海军！占领苏联所有海军基地！”

　　苏军为了保护厄塞尔岛上的海、空军基地，几乎把岛上所有的高射兵器和有限的歼击机部队都集中到这些机场去。

　　9月5日，苏军对柏林进行了最后一次空袭，此后由于被迫放弃了塔林，就不能从厄塞尔岛起飞了。空袭柏林的战斗就此结束。

有序撤退打乱侵略者部署

　　1941年7月27日，希特勒授予已加入轴心国阵营的罗马尼亚军官安东尼斯库陆军元帅军衔，要求罗马尼亚军队在德军支援下攻占苏联的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切断苏联通过敖德萨从黑海向乌克兰输送兵力和物资的渠道，同时也方便德军抽出兵力进犯苏联腹地。

　　希特勒要求他们完成这个任务的时间不得超过1941年8月。德军陆军前总参谋长哈尔德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罗马尼亚人认为，只有到9月份，他们才能占领敖德萨。这就太晚了。不拿下敖德萨，我们就无法夺取克里木……

　　德国人懂得，夺取克里木对他们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哈尔德在其后曾这样写道：

　　夺取克里木半岛对于保障从罗马尼亚运出石油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

　　8月3日，罗军第四集团军在司令尼古拉伊·索皮卡指挥下横渡德涅斯特河。罗军计划兵分两路，左翼第三集群，辖罗军第一、第三、第七步兵师和第二坦克团负责正面强攻敖德萨；右翼第五集群，辖罗军第十五步兵师、第一装甲师和第一骑兵旅负责由敖德萨以南发起侧攻。

　　8月初，罗军的进攻截断了滨海集团军及敖德萨基地的苏军部队与南方方面军主力的联系，这时，库兹涅佐夫应召到最高统帅部。

　　“依你的意见，由谁来领导防御合适呢？”斯大林问库兹涅佐夫。

　　库兹涅佐夫回答说：“海军基地司令员茹科夫海军少将。”

　　作为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向最高统帅部提出坚守敖德萨，组成“敖德萨防御地域”的建议。同时，还指示各海岸炮兵连要作好射击陆上德军的准备，并准备与舰艇和航空兵协同作战。

　　随后，斯大林亲自口授了一份电报发给敖德萨：“敖德萨不能放弃，要坚守到最后一刻。吸收黑海舰队参加。”

　　斯大林还听取了库兹涅佐夫的建议，下令组建敖德萨防区，任命茹科夫海军少将统辖红军独立滨海集团军、黑海舰队、敖德萨基地和民兵部队。

　　以茹科夫海军少将为首的敖德萨防区组织起来以后，作了一些人事调整。防区参谋长由陆军将领希金宁担任。应茹科夫的要求，由索夫罗诺夫将军担任防区副司令员。敖德萨海军基地指挥员由库列绍夫海军少将担任，而基地参谋长则由杰列维扬科海军上校担任。

　　苏军投入防御兵力为第二十五和第九十五步兵师、第九骑兵师、第四二一海军步兵旅（由黑海舰队水兵组成）、第五十四步兵团及1个内务团，总共3．5万人，配以240门火炮和110多架飞机。

　　守卫部队立即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他们围绕敖德萨市区修筑了由战壕、碉堡和反坦克炮阵地组成的3道防线。外围防线距市区25~30公里，全长80公里；中层防线距市区6~8公里，全长30公里；最后的防线即敖德萨市区。海军官兵8000多人占领了该市周围的防线。

　　8日，罗军发起总攻。14日，罗军第一骑兵旅突破外围防线，孤军深入至亚历山德罗夫卡镇，原地转入防御，等待后续跟进的罗军第一装甲师。下午，随着远处传来隆隆的螺旋桨声，很快天空中出现了数架被喻为“黑色死神”的苏军“伊尔-2”强击机。

　　它们喷吐着火舌扑向地面，一排排弹雨过后，罗军人仰马翻，一些受伤后倒地的战马苦苦挣扎，发出声嘶力竭的哀嚎。空袭刚过，四面八方就涌出难以计数的苏军士兵，他们口中高喊着“乌拉！”潮水般扑向罗军。

　　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中世纪般的搏杀：罗军骑兵抽出锋利的马刀，策马出击；苏军步兵排着整齐的队列，步枪上好了雪亮的刺刀，杀向罗军骑兵。一时间，小镇里杀声震天。

　　战至下午，罗军第一装甲师赶到，罗军才挡住苏军的反击。随后几天，罗军不断进攻，不久占领了敖德萨城外的蓄水池，切断了市内水源，使敖德萨军民只能依靠海运的淡水维持生命。

　　18日黎明，罗军2个步兵团以1个坦克团为先导向敖德萨外围防线的米哈伊洛夫卡镇发起进攻。罗军坦克刚刚前进不久，对面阵地上就闪起一道道光晕，苏军密集的反坦克炮火像雨点般袭来。转眼间罗军20余辆捷克制轻型坦克便被接连命中，坦克团团长当即毙命。

　　失去坦克支援的2个罗军步兵团仍然拼死冲锋，杀进镇里，战斗异常惨烈，包括2个团长在内的半数罗军军官阵亡。当日夜，罗军终于彻底控制该镇。24日，罗军全面突破了苏军外围防线，敖德萨市区已进入罗军重炮射程之内。

　　28日晨，随着隆隆炮声，罗军打响了对苏军中层防线的进攻战。苏军顽强抵抗，敖德萨市内，拖拉机厂工人配合苏军为拖拉机安装45毫米反坦克炮，改装成简易坦克投入战斗；战场上，苏军反坦克炮手，面对驶近的罗军坦克，无一后撤，连续开炮直至战死炮位。

　　9月13日，为打破僵局，罗军集中了2个师再度发起强攻，突然遭遇大量苏军抵抗，全天仅推进300米，打头阵的一个步兵师伤亡巨大，不得不撤出战斗，由其他部队顶替。后据情报显示，原来苏军刚从黑海将1个步兵师约12600人运抵敖德萨防线。罗军很快组织对敖德萨港口的大规模空袭阻止苏军的补给和增援。

　　15日、16日，德国空军和罗马尼亚空军联合出动了9个轰炸机大队对敖德萨港口展开轰炸。罗军轰炸机低空接近，使善于对付高空目标但射速慢的苏军重型高炮难以发挥优势。空袭给苏联海军运输补给舰队致命打击，击沉苏军驱逐舰、炮艇、拖船、运输舰各1艘，击伤多艘，使苏军在敖德萨的海上支援一度中断。

　　9月21日，罗军终于突破了苏军中层防线，罗军第七骑兵旅一部突入了敖德萨东部市区，跟进的罗军炮兵立即对敖德萨港口进行封锁射击，致使苏联海军运送补给的舰只无法出入港口。被逼上绝路的苏军在9月22日发动了整个战役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击，出动了驻防市内的2个步兵师，并从海上登陆1个团的海军陆战队进行配合。

　　进攻发起前，苏军在罗军第七骑兵旅后方空降了一个小分队，他们袭击了一个罗军团指挥部，并四处活动，造成大部队空降的假象。罗军一时惊慌失措，竟然主动后撤了6公里。

　　9月30日，库兹涅佐夫给黑海舰队军事委员会发了一份电报，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鉴于德军有可能很快突入克里木，因而命令守军待机放弃敖德萨。

　　这时，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敖德萨防线的右翼，步兵第五十四团、榴弹炮第一三四团，以及边防部队和海岸炮兵部队的战士们正是在这里立下了战功。

　　一位名叫A．H．库兹涅佐夫的上尉指挥的180毫米海岸炮兵第二十一连负责掩护敖德萨港的海上入口。但因罗军突入到港口附近，这个炮兵连已处在防御前沿。敖德萨海军基地参谋长杰列维扬科是这样描绘这次战斗的：

　　炮兵连抗击敌人的强攻是从最大的射击距离上开始的，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击，每当敌军一接近炮兵连阵地，都遭到了迎头痛击。在8月份的最后几天，有几次都是展开白刃战，站在最前列的是库兹涅佐夫。阵地上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连里的报话员因为同敌人进行肉搏，不只一次地中断了通话……

　　10月5日，苏联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收到了最高统帅部关于必须撤离敖德萨的命令，便立即给黑海舰队军事委员会发出一份电报：“按照命令全部撤离敖德萨。”

　　10月6日大本营又电告：

　　请指示茹科夫，撤退不得拖延，首先撤出军队和武器。所有的运输工具都用于完成这项任务。

　　最高统帅部之所以这样三番五次地提醒按规定期限撤出，这是由于彼列科普的形势日益复杂，必须尽快把增援部队调到克里木去。部队在撤退中的上船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组织大规模撤退的必要条件是要有很充裕的时间。这段时间对于准备、伪装，以及出敌不意地实施撤退中最关键的行动——最后一个梯队的上船都是必需的。

　　在苏德战争中，苏联海军曾经被迫组织过3次大规模的军队和居民的撤退，分别是塔林的撤退、敖德萨的撤退和汉科的撤退。3次撤退时条件都不相同，但每次都遇到独特的困难，都是被迫在德军火炮的直接瞄准下撤退的。而且，哪里越顽强地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那里的撤退就越困难。

　　敖德萨的情况与以前稍有不同，因为此次撤退舰队和防区指挥部掌握有两个多星期的时间，而且德军对苏军的压力也不很大。撤退前，苏军向德军发动了几次有力的突击。部队的撤出十分隐蔽，当最后一个梯队已经离开港口时，罗马尼亚军队仍然不敢向敖德萨推进。

　　到10月中旬为止，苏军已从敖德萨撤出了1万多人。海军舰员和商船船员们共完成了几百个航次的运输，这种航行后来被称为“炮火下的航行”。撤退的高潮是10月15日黄昏，巡洋舰、驱逐舰和运输船都集结在德军火炮轰击过的敖德萨港湾，掩护部队3万多人隐蔽地撤离阵地以后，登上了运输船，几乎没有伤亡。部队撤离后，德军又向苏军阵地轰击了好几个小时。

　　为时72天的敖德萨保卫战结束了。这次战斗，德军虽然还有强大的军队，但他们寄托在闪击战上的希望却一天天化为泡影。黑海舰队水兵、滨海集团军战士、敖德萨居民，以及敖德萨保卫战所有参加者的功绩谱写了苏联卫国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收复失地取得卫国战争胜利

　　1943年7月底，意大利投降，意大利海军作为战利品交给同盟国。那时意大利海军尚有100多艘战斗舰艇，苏联作为同盟国之一分得了1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4艘潜艇。

　　但英、美盟国因怕立即分配战利品会挑起意大利人反同盟国的情绪，因此临时拨出自己的军舰来抵充作为战利品的军舰。他们从英国拨出的军舰是：旧战列舰“君主”号，同样破旧的驱逐舰“圣奥尔本斯”号、“布赖顿”号、“里士满”号、“切尔西”号、“利明顿”号、“罗克斯巴赫”号、“乔治城”号及“林肯”号，还有4艘“厄休拉”级潜艇。美国也拨出一艘旧巡洋舰“密尔沃基”号给苏联使用。

　　这些军舰虽然不是新的，但毕竟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海上武器，当苏军派出海军突破德军海空封锁线从美国和英国开回苏联时，无论是作为海军总司令的库兹涅佐夫，还是普通的海军士兵心中都感到振奋。

　　库兹涅佐夫将新的舰艇及时分配到各舰队。新舰艇分配下去后，库兹涅佐夫手中的舰队每次都能派出约40艘战斗舰艇和2个航空兵师去掩护护航运输队。护航运输队在航行中损失的运输船更少了，而卸载地点也有苏军自己的歼击航空兵和高射武器的掩护。

　　有了这些舰艇，雷巴奇半岛和斯列德尼半岛上的守备部队也都喘过一口气来。陆军和海军战士们以前曾经在极夜的条件下，在冬季寒风刺骨的花岗石无人区内，顽强地保卫着被德军从陆地、海上和空中封锁的北极圈内的这个角落。

　　1944年春，苏联各方面军的进攻速度都加快了。当然，与方面军协同作战的各舰队也积极地展开活动。海上作战的性质改变了，参加解放海岸地带和沿海城市开始成为海上作战的目的。

　　现在，苏联大本营对海军更加重视。最高统帅部在给方面军的训令中明确规定了各舰队的作用。斯大林对库兹涅佐夫说：“舰队更积极地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已经来到了。”这次谈话是在直接提出解放克里木的问题时进行的。克里木位于黑海的正中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苏军在夺取了刻赤半岛上的登陆场之后，总参谋部即着手制订由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和独立滨海集团军同时解放克里木的战役计划。

　　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简单地给库兹涅佐夫介绍了当前战役的情况，要求库兹涅佐夫制订海军的战斗计划。

　　库兹涅佐夫立即和相关人员一起拟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力求从海上给陆军以全方位的支援，并封锁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木的其他港口，使德军的交通线陷于瘫痪。

　　战役企图是：从彼列科普方向和刻赤半岛同时向辛菲罗波尔和塞瓦斯托波尔进攻。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在战役的前一阶段应该支援独立滨海集团军的进攻，在后一阶段，支援整个方面军的进攻。

　　苏军在克里木战役开始前必须解放敖德萨，这是黑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德军指挥部认为防守敖德萨具有重大意义。失去了敖德萨和黑海的整个西部海岸，必然会使克里木的德军集团在陆上陷于孤立。而且还意味着军事行动会转移到罗马尼亚的领土上，使罗马尼亚港口受到威胁，造成克里木集团的补给线彻底中断。而且，普洛耶什蒂石油区也会遭到突击。

　　从各个方面来看，敖德萨都是重要的战略基地。因为敖德萨的丧失，必然会使德军加快放弃克里木。

　　为了加强对黑海沿岸作战的陆军部队的支援，黑海舰队建议把海军航空兵部队和鱼雷艇的基地转移到卡尔基尼特湾地区。库兹涅佐夫经过考虑批准了这个方案。黑海舰队不久就在已肃清了德军的金布恩沙咀（在斯卡多夫斯克）重新组建了奥恰科夫海军基地。基地部署有几个海岸炮兵连，并拨出部分强击航空兵交基地指挥。

　　3月初，由普罗岑科海军中校指挥的新罗西斯克鱼雷艇第二支队转移到斯卡多夫斯克驻泊。天气不利于海上航行，但鱼雷艇仍然在20小时内航行了差不多500海里。不久，第二鱼雷艇群也调到斯卡多夫斯克。艇员们开始在敖德萨和奥恰科夫海域展开积极的战斗活动，后来又到阿克梅切季和叶夫帕托里亚等海域及罗马尼亚的沿岸海区活动。

　　鱼雷艇第一支队的16艘鱼雷艇也在这时转移到设在阿纳帕的机动基地。鱼雷艇从这里沿着克里木南岸破坏德军的海上交通线。配置在波季，奥切姆奇雷和图阿普谢的潜艇支队也积极地行动起来。

　　库兹涅佐夫布置在黑海海域的海军机动部队为打击德军海上运输和供给，解放敖德萨，保障陆军实施敖德萨战役提供了坚强的支撑。

　　3月26日，由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实施的解放敖德萨的战役，在马利诺夫斯基大将的指挥下正式开始。

　　当天凌晨，首先由科塔诺夫少校指挥的海军陆战营派出55名海军战士和12名陆军战士在尼古拉耶夫登陆。这支登陆分队由奥利尚斯基海军上尉指挥。他们乘坐7艘划桨渔船于夜间离开十月村，迎着强风激流沿着南布格河航行了15公里来到尼古拉耶夫城郊，于3月26日拂晓时隐蔽地在粮仓区登陆。

　　早晨8时，德军发现他们。10时，德军开始对登陆兵发起攻击。为了对付这67名战士，德军投入了3个步兵营、4辆坦克、4门火炮、2门六管火箭炮和几个喷火器。

　　在战斗中，德军除了开枪开炮，坦克冲锋外，还不断地向苏军投掷毒烟罐。在两昼夜的时间内，苏军登陆兵击退了德军18次猛烈的冲击，消灭了约700名法西斯士兵、2辆坦克和所有的4门火炮。

　　战斗将近结束时，苏军战士只剩下12人，他们中间有的遍体鳞伤、有的通身被烧伤，但没有一个人退缩，一直到援军来到，他们仍在坚持战斗。

　　3月28日，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部队，包括科塔诺夫少校领导的海军陆战营，突破敌军的防御，占领了尼古拉耶夫。

　　在这段时间，黑海舰队积极破坏德军海上交通线，中断德军的运输，舰队航空兵还轰炸了罗马尼亚港口康斯坦萨和苏利纳，消灭了德军的运输船和战斗舰艇。

　　尼古拉耶夫城解放以后，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强渡南布格河，在奥恰科夫的接近地开始战斗。3月31日，海军陆战队员乘坐舢板和登陆艇从金布恩沙咀出发，到奥恰科夫灯塔附近登陆，然后故意弄出很大的动静吸引德军的注意力。德军发现灯塔附近有苏军登陆，立即向灯塔方向调去了大量兵力。

　　苏军利用这个时机，开始猛攻城市，于3月31日解放了奥恰科夫。在尼古拉耶夫和奥恰科夫登陆的人数不多，但他们的行动扰乱了德军的防御计划，为苏军其他部队攻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10日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实施突击，解放了敖德萨。在这次战役中，海军在翼侧支援陆军作战。参加战斗的虽然只有黑海舰队的部分兵力，但其作战结果却使德军在海上遭到了相当大的损失。据苏、德双方文件所证实的数字是：在黑海西北部，苏军击沉德国运输船6艘，击伤驱逐舰和艇只各1艘。

　　敖德萨解放后，莫斯科用324门火炮以24次齐射鸣放礼炮。黑海舰队分舰队也向敖德萨的解放者们致以军礼。

　　4月11日，大本营批准了关于下达解放克里木任务的训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黑海舰队下达的任务如下：

　　1．系统地破坏敌人在黑海的交通线，但在最近期间，主要任务是破坏沟通克里木的交通线。为破坏交通线，应使用潜艇，轰炸航空兵和水鱼雷航空兵，而破坏近岸交通线，则使用轰炸—强击航空兵和鱼雷艇。

　　2．作好由一个营至一个步兵团的兵力在敌军后方实施战术登陆的准备。

　　3．保卫沿岸地带和集团军的濒海翼侧，当集团军翼侧的部队向前推进时，用海岸炮的火力和小型舰艇的舰炮火力支援他们。

　　4．逐渐扩大和巩固舰队在黑海的作战海域。其方法是消灭水雷场、开辟自己的航道和机动水域并保持它们使不受水雷威胁。

　　5．保障自己的交通线不受敌方的打击，尤其是要组织可靠的对潜防御。

　　6．通过系统扫雷首先保障能沿航道航行，然后转入对布雷区的全面扫雷。

　　7．大型水面军舰要认真作好准备，待情况变化时按大本营的指示实施海上战役。

　　8．作好舰队向塞瓦斯托波尔转移和组织克里木防御的准备工作。

　　9．作好组建多瑙河区舰队及转移其驻泊地点的准备工作。

　　这个训令是以库兹涅佐夫的海军总司令部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的。最高统帅审查训令时，曾邀请库兹涅佐夫到大本营。斯大林详细询问了各舰队的舰艇编成，对海军的部署表示满意。

　　潜艇支队也受领了重要任务。库兹涅佐夫发布的命令指出：“协同航空兵消灭黑海西北部交通线上的敌方运输船和浮动工具。”

　　克里木会战是在4月8日早晨由乌克兰第四方面军的进攻开始的。数千门火炮、迫击炮和数百架轰炸机用2．5小时摧毁了德军在彼列科普地峡和锡瓦什南岸的防御。在炮兵射击之后，步兵和坦克在所有方向上同时发起冲击，又继续消灭第一线堑壕的德军。德军拼命抵抗，但不能阻挡苏军前进的洪流。而到4月10日，德军从彼列科普地峡的退却变成了混乱的逃窜。

　　与此同时，库兹涅佐夫也命令海军独立滨海集团军和黑海舰队展开进攻。海军航空兵的650架作战飞机中，参加此次克里木战役的就有400多架。它们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和苏利纳水道布设了水雷，突击了德军的海上运输船以及在塞瓦斯托波尔、费奥多西亚、基克阿特拉马和苏达克等港口内的运输船，轰炸了阿尔米扬斯克、伊顺和刻赤等地区集结的军队。

　　对德军舰船的突击，苏军使用了各种类型的飞机，而且广泛运用了所谓俯冲平桅轰炸的新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准确性高，对于通常以低速航行的护航运输队的威胁尤其大。

　　平桅轰炸的效果大约是通常的水平轰炸的5倍。法西斯分子开始遭受巨大的损失，迫使他们加强护航运输队的空中掩护。大海的上空不断发生激烈的空战，而空战的结局往往决定着运输船的命运。在这些空中格斗中，法西斯分子损失了80多架飞机。而沉入海底的船只有68艘，其中42艘是运输船、登陆驳船、拖船和扫雷舰艇。许多法西斯船只被击伤。

　　苏军的潜艇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潜艇艇员根据空中侦察转来的关于德军舰船运动的情报，打击德军水上兵力。

　　为了对付苏军的潜艇，德军使用了一切可能用的反潜兵器。在黑海上，仅仅在克里木战役这段时间内，德军就向苏方潜艇投掷了1500多枚深水炸弹。但苏军的潜艇仍不断出动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海岸附近。战果特别显著的有马特维耶夫海军大尉指挥的“A-5”潜艇的艇员们，他们击沉了德军“杜罗斯塔尔”号运输船和“瑟菲尔德”号斯库纳型帆船；还有帕拉莫什金海军少校指挥的“Ⅲ-201”潜艇艇员仅仅在一次出航中就击沉了“盖泽里赫”号运输船和1艘扫雷舰，并击伤1艘登陆驳船。

　　鱼雷艇也积极作战。它们一般在夜间出海。第一，在夜间暗中敌方航空兵的威胁较小；第二，夜间更易于对敌船设置埋伏和陷阱。

　　在克里木战役期间，鱼雷艇击沉了几艘自行驳船和干货驳船，击伤了3艘护卫艇，1艘登陆驳船和1艘猎潜艇。

　　由于黑海舰队各种兵力的突击，德军的损失是相当巨大的，这一点甚至连德国的原海军将领鲁格也承认：“后撤时被击沉了50艘船只，其中很多小船，一部分是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中击沉的，大多数是由于遭到空袭被击沉的。‘托蒂拉’号和‘泰雅’号轮船的沉没损失尤为惨重。”

　　事实上，苏军消灭了德军78艘战斗舰艇和运输船只。而被击沉的“托蒂拉”号和“泰雅”号运输船上装有4000多名德军官兵。

　　进攻不断发展。4月13日，苏军解放叶夫帕托里亚，一天以后，解放阿克梅切季和萨基，15日，部队抵达塞瓦斯托波尔筑垒地域的外围。在东面，独立滨海集团军的兵团到这时已占领苏达克和乌斯库特，把后撤的德军紧紧逼到阿卢什塔，后来也前出到塞瓦斯托波尔筑垒地域的外围。

　　根据苏军指挥部的计划，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从北、东、东南三个方向同时实施突击。主要突击在东方的萨哈尔纳亚戈洛夫卡一因克尔曼和东南方的巴拉克拉瓦高地—萨蓬山。以第五十一集团军左翼和4月18日编入乌克兰第四方面军的滨海集团军实施主要突击。近卫第二集团军实施辅助突击，以牵制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德军兵力。黑海舰队负责从海上和空中缩紧封锁圈。

　　在攻城准备阶段，所有部队都建立了强击群。优秀军人和党团员接受了光荣的任务，即把红旗插上塞瓦斯托波尔各制高点和市内行政机关大楼。在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开始前6昼夜内，远程航空兵和空军第八集团军进行了预先航空火力准备。

　　5月5日，近卫第二集团军转入进攻。德军以为这里实施的是主要突击，便向此地段增调军队。5月7日，苏军在主要方向上经一个半小时的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之后转入进攻，突破德军防御。

　　苏军从北、东和东南三面实施协调一致的突击，粉碎了德军，被击溃的德第十七集团军残部向赫尔松涅斯角退却。为了追击德军，坦克第十九军向屏护赫尔松涅斯角的德军最后防御地区疾进。5月12日，粉碎了克里木陆上德军，在赫尔松涅斯角俘德军2．1万人，缴获大量技术装备和武器。

　　克里木战役结束后，库兹涅佐夫来到黑海，检阅了在此次战役浴血奋战的海军舰队。在战争爆发的两年半中，苏联海军又重新建立亚速海、奥涅加等7个区舰队。海军航空兵也做了改编：取消混编航空兵旅，组建歼击航空兵师、轰炸航空兵师、强击航空兵师和水（鱼）雷航空兵师。

　　库兹涅佐夫登上检阅舰，看着眼前一排排舰艇、水上飞机和海军官兵，感慨万端。两年多前，被法西斯军队声称已经消灭了的苏军海军，现在竟然成长为一支强大的，令纳粹军队望而生畏的国防力量。

　　1945年，德国法西斯败局已定。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黑海北岸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参加这次会议。

　　从雅尔塔回到莫斯科，库兹涅佐夫得到通知：从2月2日起，库兹涅佐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安东诺夫大将一起成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5月8日德国投降。库兹涅佐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和列宁勋章、金星奖章。

科涅夫

参加卫国战争成长为高级将领

　　1897年12月28日，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出生于俄罗斯基辅区洛杰伊诺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小时接受过基础教育。1916年，他应征加入俄国军队，在西南战线的一个炮兵师里当士官。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军队被解散，科涅夫复员回乡，在家乡参加地方苏维埃，并在1918年年初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担任当地工农“战斗支队”的政委。时值苏联内战烽火连天，他向军区政委伏龙芝主动请缨，率领他的工农支队开赴东线作战，被任命为第一○二装甲列车的政委，率领装甲列车执行在敌后骚扰作战的任务。后来又先后担任旅政委和师政委。

　　1922年，他担任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司令部政委，在一代名将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指挥下对盘踞远东的日军作战，将其最后赶出苏联领土。

　　内战结束后，科涅夫先在东部担任一个海岸步兵军的政委，后因红军大规模缩编，他调任莫斯科军区一个步兵师的政委。这期间，他与莫斯科军区司令员伏罗希洛夫有过多次工作接触。伏罗希洛夫对这位年轻师政委的精明干练留下深刻印象。

　　1925年10月，伏罗希洛夫接替逝世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担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不久后的一次军事工作人员会议上，科涅夫就加强部队纪律和秩序，以及提高战备发表了大胆而有原则性的讲话，使与会者深受触动。

　　伏罗希洛夫称赞他说：“您是一位有战斗能力的军事委员！”并建议他改任军事指挥员。在这位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关心下，科涅夫在1926年进了红军军事学院的高级指挥人员进修班，开始了从一位政工干部向红军指挥员的转变。1927年学习期满后，他回到原来所在师，当时图哈切夫斯基对他这种政工改行当军官的看不上眼，把他降级当了步兵团团长，5年后才升任师长。

　　科涅夫并不满足于在进修班所学到的知识，他向上级申请进红军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这次，他又得到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帮助，后者下令让他离职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科涅夫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学院对他的评语是能胜任军级指挥。从学院毕业后，他历任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等一系列职务。

　　在科涅夫成长为一位杰出统帅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人起了非常重要作用，这就是苏军的杰出将领乌博列维奇。

　　这位天才的苏维埃统帅特别重视对指挥干部的培养。在他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红军指挥员们，许多人日后在卫国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闻名于世的军事统帅，朱可夫和科涅夫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1939年，科涅夫在联共（布）十八大上成为候补中央委员。1940年，他晋升为中将，被任命为外贝加尔军区司令员，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1941年1月，他又被任命为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

　　苏德战争爆发后，科涅夫作为第十九集团军司令率军在西部方向作战。战争初期，西部方向是德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德军中最为强大的“中央”集团军群来势凶猛，在明斯克围歼了苏军西部军区的主力，直扑莫斯科的最后屏障斯摩棱斯克。

　　科涅夫在这危急时刻，从容镇定，首次显示出他出众的指挥才能。他一面指挥部队顽强固守，阻住了当面德军的进攻；一面向德军发起反攻，有力地钳制住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击尖刀——第三坦克集群。

　　由于他在1941年年初德国猛烈进攻中顽强反击、寸土必争，丢失地盘较少，被称做“永不后退的将军”，很快引起了苏军最高统帅部的重视。当西部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和几位集团军司令员因为部队的惨败而被送上法庭审判时，科涅夫却得到晋升，在9月11日擢升为上将，次日接替去西南方向救火的铁木辛哥元帅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接过了防守莫斯科方向的重任。

　　科涅夫的西方方面军共有6个集团军、480辆坦克，实力在当时仅次于苏军西南方面军。9月份，由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主力之一——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的第二坦克集群被调往南方包抄苏军西南方面军，中央战场出现短暂平静。但随着苏军西南方面军在基辅战役中被围歼，德军大量兵力开始向中央战场集中，准备发动对莫斯科的攻势。

　　德军投入中央方向的有第二、第三和第四坦克集群和第二、第四和第九野战集团军，占当时苏德战场德军总兵力的一半和装甲兵力的四分之三，共有180余万人、1700辆坦克、1390架飞机、1．4万门火炮和迫击炮。

　　他们当面的苏军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共有125万人、995辆坦克、677架飞机、6808门火炮和迫击炮。苏军非但在兵力兵器上居劣势，更重要的是在战役态势上部署不当。

　　苏军在战前强调进攻战略，对防御研究不够，尤其对如何抗击德军坦克集群的强大突击缺少对策。包括科涅夫在内的几位方面军司令员，都没有将主力部署在纵深，而是呈前沿一线部署，这就使苏军的防御纵深过浅，容易被德军的装甲利刃所穿透。

　　同时，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德军可能发动进攻的方向，将重兵部署在西面。结果，9月底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会战开始后，德军的坦克重兵集团出乎科涅夫等人的预料，不是从西面，而是从南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迅速突破了当面薄弱的苏军防线。

　　德军强大的坦克兵团已经向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的维亚济马城进逼，很快就要推进到西方方面军后方，科涅夫用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情况，说明西方方面军主力被包围的危险已经出现，但斯大林当天没有作任何指示，而科涅夫也缺乏甘冒风险下令部队后撤的临机决断勇气。

　　德军第三、第四坦克集群在维亚济马会师，将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主力团团围住。南面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主力也被德军包围。这场史称的维亚济马—布良斯克包围战，是卫国战争中苏军的最大悲剧之一，苏军3个方面军共有8个集团军被德军合围。德军宣称在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两大包围圈内共俘获苏军67万3千人。

　　战役失败，伏罗希洛夫元帅一气之下，准备将科涅夫送上军事法庭。朱可夫来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亲自打电话向斯大林说，采取这种极端手段无助于挽救局势，他在白俄罗斯军区工作时了解科涅夫，此人聪明能干，是块当方面军司令员的料，建议留下科涅夫给自己当副手。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

　　大战之前，当是用人之际。莫斯科最高统帅部让科涅夫任朱可夫的副职只有一两天，就派科涅夫到加里宁去指挥方面军的右翼部队。科涅夫指挥这支远离主力的部队，顽强抗击德军的进攻，显示出他干练的指挥才能，重新赢得了最高统帅部的信任。鉴于西方方面军正面区域过于宽广，不利于防守。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科涅夫指挥的3个集团军组成加里宁方面军，任命他为司令员。

　　由于科涅夫指挥得当，多次击溃正面进攻的德军主力，大大缓解了首都莫斯科的来犯之敌。1941年12月初，苏军对莫斯科城下德军的反攻开始后，科涅夫指挥加里宁方面军首先出击，第一天就突破了德军阵地前沿，随后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也转入进攻，击溃了不可一世的德军，这是德军自二战开始以来的首次大败。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退却150公里。显然这场决定生死的战役既救了苏联，也救了背负罪名的科涅夫。科涅夫抖擞精神，轻装上阵。

　　随之而来的是残酷的拉锯战，战役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942年夏季，德军在南方重新发起进攻，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斯大林格勒城下。斯大林紧急将朱可夫召回莫斯科，任命他为副最高统帅去应付南线的危急形势。朱可夫推荐科涅夫接替他的西方方面军司令员一职。科涅夫在重掌西方方面军后，指挥部队在阴雨连绵中继续对中央战场的德军猛攻，使之陷入无尽苦战之中，无法抽调大军去增援斯大林格勒。但是，苏军在连续强攻德军的坚固防线中，也遭到了很大伤亡，这给方面军司令部招来了批评。1943年3月，科涅夫被调任西北方面军司令，不久又出任新建立的草原方面军司令。

　　这以前，他统率的部队主要是步兵，而这一次，他手中首次握有了强大的装甲机械化部队。草原方面军除4个步兵集团军外，还有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的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这是一支令德军闻风丧胆的钢铁雄师，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建立了殊勋。而且这一调动使他从中央战场转到了南方战场。莫斯科战役之后，苏德战局重心已经移到南线，双方在此集结重兵展开主力决战，这就使科涅夫有了建立功勋的机会。

激战库尔斯克上演坦克大战

　　1943年年初，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乘胜进攻，收复了大量失地。但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在溃败的同时，也开始计划向苏联红军反扑。他主动放弃了一些重要据点，诱使苏联红军深入，苏联红军在不断进攻中，战线越拉越长，而德军却趁机完成了兵力的集结。

　　曼施坦因指挥刚组建的“南方”集团军群向顿涅茨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苏联西南方面军发起反击，西南方面军遭到了重创，其第五集团军遭到了毁灭。德军又向哈尔科夫进攻，苏联红军被迫放弃一个月前刚刚攻占的哈尔科夫，后撤至库尔斯克南面的奥博扬地区，为防止战线的彻底崩溃，苏最高统帅部把第一坦克集团军从列宁格勒南调，并把第二十一和第六十四集团军也从斯大林格勒调至这些方向，此后，战线趋于稳定。

　　曼施坦因的这次反击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以库尔斯克为中心的突出部的形成。在其北部，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控制了奥廖尔一带。在其南面，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群控制了别尔哥罗德地区。在突出部内的是苏联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苏德双方在此形成僵持。

　　德国统帅部认为，向西远远伸出的库尔斯克突出部，为德军合围并尔后消灭苏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部队创造了条件。为此，德军打算对苏西南方面军后方实施突击，即实施代号为“豹”的战役。

　　希特勒在库尔斯克附近集结了50个最有战斗力的师，其中包括16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包括“虎”式和“豹”式坦克、“费迪南德”式自行火炮、“海因克尔129”式和“福克—乌尔夫190A”式飞机等德国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1943年4月15日，希特勒签署的第六号命令十分详细地阐述了德军在库尔斯克地区进攻的企图。按照这一命令，进攻的任务是，采取旨在合围苏军各方面军的“向心进攻”，消灭库尔斯克以西地域内的苏军部队。一次突击拟由“中央”集团军群基本兵力从奥廖尔以南地域实施，而另一次突击则由“南方”集团军群主力从哈尔科夫以北地域实施。

　　苏联最高统帅部及时识破了德军的企图、基本突击方向和转入进攻的日期。从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德军准备对库尔斯克发动进攻的侦察情报得出结论：在战局的第一阶段，在库尔斯克方向上实施战略防御对我们较为有利。

　　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当时注意到，德军由于没有预备队，只能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实施进攻，并为此建立了足够强大的突击集团。在防御交战中消耗德军的兵力，消灭其坦克，然后投入新锐预备队，实施歼灭性突击，从而粉碎德军基本集团将是适宜的。

　　在库尔斯克会战之前，科涅夫被召到大本营。最高统帅斯大林当着朱可夫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的面说道：

　　“科涅夫同志，看来，德军将建立非常强大的集团，以切断库尔斯克突出部。您的方面军配置在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之后，应作好准备，如果德军突破得逞，就打退其突击，不让德军在奥廖尔方向上或别尔哥罗德方向上向东部方向发展突破。因此，方面军占领的地带应构筑良好的防御工事，而在后方，沃罗涅日河和顿河沿岸，则应构筑国家防御地区。”

　　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在准备面临的进攻战斗时，也完善了防御准备，构筑了国家防御地区。当时，协助军队构筑防御工事的是成千上万的苏联妇女和半大孩子，他们挖掘掩体，设置反坦克障碍物，修筑道路、桥梁，为阻挡德军的机械化进攻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在库尔斯克会战开始之前，苏军各兵团还补充了人员和战斗技术装备，储备了弹药、燃料、工程器材。

　　为狠狠回击德军，苏军进行了3个月的准备。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没有间断。战斗开始前，所有部队，其中包括预备队，都隐蔽到了战壕之中，战斗技术装备也隐蔽起来了。根据在战争进程中得到发展的军事学术规则，建立了军队集团，组织了火力配系，特别是反坦克火力配系，组织了村庄、小镇和城市的环形防御。

　　防御交战开始前，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共有2万门火炮和迫击炮，36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370架飞机。苏军的人数是德军的1．4倍，火炮和迫击炮是德军的2倍，坦克和自行火炮是德军的1．3倍。

　　7月4日夜间，苏军侦察员抓到几名德军俘虏，俘虏们证实，库尔斯克会战的进攻定于7月5日3时开始。为了打乱德军进攻步骤，苏军副统帅朱可夫于5日2时20分下达向德军阵地实施炮火反准备的命令，库尔斯克会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苏联红军的炮击完全出乎德军的意料，给其造成很大损失。虽然比原计划推迟了3个小时，但德“南方”集团军群的第四装甲集团军仍根据预定计划发动进攻。7月5日早晨，大批德军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开始进攻，但遭到苏联红军的顽强阻击，德军损失惨重，只好转入防御。

　　7月5日晚，苏中央方面军指挥部作出决定，第二天早晨对在奥廖尔—库尔斯克铁路以西向奥利霍瓦特卡进攻之希特勒军队主要集团实施反突击。为此，科涅夫又调来3个坦克军和2个步兵军。此次反突击对于粉碎德军继续发展进攻的企图起了促进作用。方面军指挥部赢得了一昼夜的时间，并利用这些时间变更部署，调集兵力兵器。

　　7月6日日终时分，向奥博扬实施进攻的德军坦克军在狭窄的地段上越过了苏军主要防御地带，但此后的推进被阻。在科罗恰方向上，进攻的第二天日终时分，法西斯军队占领了北顿涅茨河东岸的一个登陆场，并在狭窄的正面地段上前出到舒米洛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七集团军第二防御地带。

　　德军继续向前推进。7月9日，德军在奥博扬方向10公里的地段上集中了500辆坦克，进行打开苏军防御缺口的绝望尝试。尽管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往那儿调去了自己的预备队，派去了航空兵基本兵力，但在日终时分德军还是楔入苏军防御纵深达35公里。德军坦克第四集团军扑向普罗霍罗夫卡，该集团军在主突方向上拥有700辆坦克和强击炮。

　　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将草原方面军的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和近卫第五集团军转隶沃罗涅日方面军，用于预定的反突击。为了更快更好地执行大本营的命令，科涅夫飞往被转隶的集团军指挥所，以便亲自向集团军司令员下达命令，并监督及时地将两集团军调至出发地域。

　　草原方面军分散地沿预先构筑的道路向沃罗涅日方面军预定地域运动。科涅夫乘飞机从空中监督行军。两个集团军及时前出到指定地域并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7月9日，科涅夫又接到将已调往库尔斯克地域的第二十七集团军调至别尔哥罗德一库尔斯克方向的号令。

　　7月12日凌晨2时许，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第一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在电话中通知科涅夫，在别尔哥罗德方向上，德军以200辆坦克的兵力向第六十九集团军进逼，向科罗恰方向实施进攻，7月11日日终时分已前出到基谢列沃、马济基诺、舍伊纳地域。

　　大本营命令：

　　以雷若夫少将的第四十七集团军和奥布霍夫少将的近卫机械化第三军从东南，索洛马京中将的机械化第一军从北面实施联合突击，消灭向科罗恰方向尔后向奥斯科尔河前出之敌军集团。为此：

　　1．雷若夫和奥布霍夫于7月13日日终前在新奥斯科尔、大米哈伊洛夫卡、锡多罗夫卡、布拉诺夫卡、斯洛诺夫卡地域集结；

　　2．索洛马京于7月13日早晨前自索尔恩采沃地域前出至维亚佐沃耶、斯科罗德诺耶、博布罗沃—德沃尔斯科耶地域。

　　苏军近卫第五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受命在预定地点集结展开后，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决定以这两个装备优良、补充完备的集团军以及方面军现有的部队在普罗霍罗夫卡实施反突击。

　　于是，在普罗霍罗夫卡地域展开了20世纪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双方共投入了超过250万名士兵和6000多辆坦克，激烈的厮杀一直持续到夜晚。第二天，德军仍然顽强地继续他们的攻势，瓦图京指挥部队继续在正面抵挡德军向奥博扬推进，同时在两翼连续发动反击，虽然这些反击一次又一次的遭到失利，但却使德军无法全力以赴的攻击他们的主要目标。

　　德第四装甲集团军司令霍斯将军见无法从正面突破奥博扬，便决定先从右翼突破，他命令第二党卫装甲军转向东北的普罗霍罗夫卡。接下来的两天，德军的进攻还比较顺利，他们攻到了普罗霍罗夫卡城下，库尔斯克会战的高潮上演了。

　　猛烈的坦克炮和自行火炮的轰击使普罗霍罗夫卡变成了一个震耳欲聋的火场，天空不时俯冲的飞机落下的炸弹更使这块土地变得浓烟滚滚。

　　7月12日，苏军的强大反突击，使德军的所有进攻企图化为泡影。疯狂扑向库尔斯克的德军突击集团已经精疲力竭，一蹶不振。

　　根据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命令，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转入进攻，而中央方面军于15日开始进攻。由于苏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南正面的进攻，德军损失惨重，指挥部开始撤退。

　　7月18日，沃罗涅日方面军和投入交战的草原方面军部队转入追击并于7月23日日终前恢复了防御交战开始前的态势。德军在东线的第三次夏季进攻破产了。

　　在库尔斯克北部，当德军的攻势在7月10日被阻止后，苏军决定于12日发动奥廖尔战役，并以打败拿破仑入侵的俄国元帅“库图佐夫”的名字作为此次战役的代号。

　　12日凌晨，苏军向奥廖尔突出部的德军阵地实施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炮击，随后索科罗夫斯基上将的西方方面军和波波夫上将布良斯克方面军的一线部队开始进攻。德军则进行着顽固的抵抗，给苏军造成部分伤亡。

　　15日，罗科索夫斯基大将指挥苏中央方面军的第七十、第十三和第四十八集团军也加入攻击。此时苏联空军完全控制了制空权，法国“诺曼底”航空大队也在库尔斯克上空与苏联空军并肩作战。

　　面对坦克和兵力都占优势的苏军，德军第九集团军司令莫德尔无力阻止其进攻，他意识到失去奥廖尔只是时间问题。7月16日，莫德尔向希特勒请求放弃奥廖尔将德军后撤至“哈根”防线，但被希特勒否决。

　　到了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意大利退出战争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希特勒需要从东线抽调兵力去意大利，而奥廖尔突出部的德军也面临被苏军合围的危险。在莫德尔和克鲁格再一次请求后撤后，希特勒最终同意弃守奥廖尔，并调第二党卫装甲军去稳定意大利的局势。

　　7月31日，德军向布良斯克方向的“哈根”防线撤退，撤退途中，德军实行了残酷的焦土政策。8月5日，苏军攻克了奥廖尔，并继续追击退却中的德军，10日解放了霍特涅茨，15日进入卡拉切夫，至16日苏军的进攻基本结束，战线逐步稳定了下来。

　　在奥廖尔战役中，苏军歼敌20万人，坦克1044辆，火炮2402门，并向西推进了150公里，拉平了库尔斯克防线，但却未能完成战前制订的合围并歼灭德“中央“集团军群的计划。

　　在南线，当德军和苏联红军脱离接触时，斯大林便要求苏联红军立刻发动哈尔科夫战役，这次作战的代号以七年战争中俄国名将“鲁缅采夫”的名字命名。担当此次进攻任务的是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总兵力为90万人和280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

　　为了防御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略基地，德军驻扎有14个步兵师和4个坦克师的重兵集团。此外，在交战过程中，德军还向这一方向调来5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4个步兵师。

　　德军防御的战役地幅由全纵深达18公里的主要地带和第二地带组成。同时，在纵深为6~8公里的主要防御地带另设两个阵地，每一阵地都构筑有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互相之间由全断面堑壕连接，堑壕又由交通壕连接。其支撑点中有大量的土木发射点。第二地带由一个纵深为2~3公里的阵地组成。主要地带和第二地带之间是一个中间阵地。

　　除此而外，德军在各居民地还构筑了环形防御阵地，哈尔科夫周围构筑了两道围廓。别尔哥罗德也守卫森严，构筑有许多防御工事，具有许多发射点的支撑点、数道带刺铁丝，并有大量雷场。

　　德国人认为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略基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并非偶然。这一基地是德军在东方最强大的防御棱堡，是阻止苏军通向乌克兰道路上的大门。在这一基地范围内，坐落着苏联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之一、乌克兰的第二首都哈尔科夫，还有别尔哥罗德、苏梅、阿赫特尔卡、列别金、博戈杜霍夫、丘古耶夫和其他城市。

　　哈尔科夫在德军防御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被希特勒称为“东大门”。因为哈尔科夫是自莫斯科至顿巴斯、克里木、高加索各条道路上最大的铁路枢纽，是最重要的公路枢纽和航空枢纽，是机器制造、金属加工、化学工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城市。希特勒因而要求他的将军们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该城。

　　8月3日拂晓，苏军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方向的反攻以强大的炮火准备和航空兵火力准备开始。火炮密度达每公里正面230门。据后来的俘虏供认，苏军的火力突击使不少死里逃生的士兵吓得神经失常。上午，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各兵团楔入德军防御纵深5~6公里。不久，苏军近卫坦克第一和第五集团军进入突破口，其任务是以先头旅突破德军防御战术地幅，以基本兵力在战术纵深发展胜利。

　　突破德军防御之后，苏军草原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让马纳加罗夫将军的第五十三集团军右翼和在该集团军地带内作战的索洛马京机械化第一军各兵团进至德军向西的退路。正面突击由克留琴金将军的第六十九集团军实施，而舒米洛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七集团军在强渡北顿涅茨河后，从东攻击德军的守备部队。

　　这样一来，进攻前德军的防御前沿得到了仔细清理，所有火力配系均被压制。在清理德军前沿时，各师、团的炮兵和统帅部预备队各炮兵师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以密集地、猛烈地炮火摧毁德军的大部分阵地。尽管如此，8月4日德军的抵抗仍然非常顽强。

　　8月4日，草原方面军第五十三和第六十九集团军经过激战，突破了从北面掩护别尔哥罗德的德军第二和第三防御地区。

　　编有8个步兵师的近卫第七集团军及其配属的许多坦克团、旅和炮兵团、旅，楔入德军防御，从东面进攻别尔哥罗德。该集团军拔除了北顿涅茨河东岸米哈伊洛夫登陆场后，各兵团已在西岸开始了战斗。

　　德军统帅部开始惶恐不安。8月4日，坦克第三军和党卫军坦克军开始从顿巴斯向哈尔科夫方向开进。这两个军的指挥机关已在哈尔科夫。

　　科涅夫要求第五十三集团军及其配属的机械化第一军击溃德军坦克第六师各部队，并向米高扬诺夫卡发展进攻。机械化第一军从集团军右翼前出到格里亚兹诺耶、列普诺耶地域，切断德军集团向西南和向南的退路。第六十九集团军则在近卫第七集团军的支援下攻占别尔哥罗德，而近卫第七集团军则应突破德军防御并前出至塔夫罗沃、布罗顿地区，以便协同第六十九和第五十三集团军合围德军别尔哥罗德集团。

　　夺城战斗十分激烈。8月5日早上6时，近卫步兵第八十九师近卫步兵第二七○团各分队，以及分别由瓦西里耶夫上校和戈沃鲁年科上校指挥的步兵第三○五和第三七五师各部队，最先冲入别尔哥罗德。近卫第七集团军近卫步兵第九十三师和步兵第一一一师从东面攻打该城。

　　8月5日，草原方面军第六十九集团军部队和近卫第七集团军各兵团攻占了别尔哥罗德。同日，经过激战解放了奥廖尔。莫斯科第一次用礼炮来庆祝这一辉煌的胜利。从此，在莫斯科用礼炮庆祝红军胜利成了光荣传统。

　　与此同时，具有高度机动能力的苏军各坦克集团军，在脱离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基本兵力的情况下顺利作战。卡图科夫将军指挥的坦克第一集团军各兵团，5天内向德军防御纵深推进100多公里，并于8月7日日终前攻占了博戈杜霍夫，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夺取了哥萨克的洛潘和佐洛切夫。德军别尔哥罗德一哈尔科夫集团被分割成两部分。

　　苏军的进攻继续迅猛发展。到8月11日，沃罗涅日方面军部队大大地向西和西南方向扩大了突破口，进抵博罗姆拉、阿赫特尔卡和科捷利瓦，切断了哈尔科夫一波尔塔瓦铁路，而草原方面军部队战胜了德军坦克集团的激烈抵抗后，进抵哈尔科夫防御线的外廓。

　　为了防守哈尔科夫，德军统帅部集结了编有8个步兵师、2个坦克师、若干炮兵部队、许多党卫军支队、警察支队和其他分队的强大集团，这些部队采取纵深梯次配置的方式，并基本上集中在防御外廓的北正面和东正面。希特勒命令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哈尔科夫，并要求他的将军们严厉镇压那些表现怯懦和不愿打仗的士兵。他警告曼施坦因说，丢失哈尔科夫将造成丢失顿巴斯的危险。

　　为了防止从西南面包围哈尔科夫军队集团，希特勒统帅部从顿巴斯和奥廖尔方向调来战役预备队——坦克师和摩托化步兵师，投入对付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战斗。这些坦克师和摩托化步兵师先后在博古杜霍夫方向和阿赫特尔卡方向上对苏军实施了强大的反突击。

　　同时，德军还调来了“帝国”、“骷髅”、“维京人”等党卫军坦克师，坦克第三师和“大日耳曼”摩托化师来加强参加哈尔科夫战斗的部队。

　　8月10日，科涅夫下达了夺取哈尔科夫的训令。训令的基本思想是，要在哈尔科夫接近地，在野外粉碎防守哈尔科夫地域的德军集团。科涅夫清楚地知道，在经过如此周密准备的城市里作战，要求部队付出非常巨大的努力，将会造成人员的重大损失，而且战斗可能具有持久性。

　　此外，巷战可能会在居民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并且可能导致破坏居民住宅和完好的工业企业。必须作出一切努力，在野战条件下分割并各个击溃德军集团，使其不能同在博戈杜霍夫地域实施反突击的各坦克军协同动作，将城市与来自西面的坦克预备队隔绝。

　　为了保证突破防御外廓，草原方面军部队得到4234门火炮和迫击炮的加强，火炮数量的对比为6．5∶1。

　　8月11日，激烈的战斗打响了！德军顽强地防守配置在防御圈以北担任掩护其接近地的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直到夜晚，第五十三、第六十九和近卫第七集团军才在整个战线上进抵哈尔科夫防御外廓。

　　第五十七集团军克服德军第二防御地区后，占领了一些大抵抗枢纽部，其右翼抵达从东南掩护哈尔科夫的中间地区。在一些地段上，展开了激烈的堑壕战斗。

　　第六十九集团军肃清切尔卡斯科耶一洛佐沃耶、大达尼洛夫卡地域的一些大抵抗枢纽部并消灭近千名德军后，直抵哈尔科夫北郊城廓。其中央楔入了城廓纵深，占领了索科利尼基——城市防御配系中的一个支撑点。

　　近卫第七集团军在突破外廓后，从东北面迂回哈尔科夫；第五十七集团军强渡过罗甘卡河，从行进间以其右翼突破了中间防御地区和外廓。

　　经过极其紧张的战斗，草原方面军部队于8月12和13日在一系列地段上直抵城廓，并在哈尔科夫郊区展开了战斗。

　　德军统帅部为进行防御，投入了一切可能对抗苏军的力量。因此，在4天的时间里，苏军被迫只能在已到达地区进行战斗，打退企图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苏军进攻的德军的激烈反冲击。但是，德军所有的反冲击均被击退，第五十三集团军、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和第五十七集团军部队准备实施新突击，以便从西面、东面和南面包围哈尔科夫。

　　8月18日至20日，战斗进行得特别激烈，当时德军企图在博戈杜霍夫地区消灭沃罗涅日方面军突击集团的基本兵力，以达到改变整个别尔哥罗德一哈尔科夫地区形势的目的。

　　然而，德军的这一企图未能改变哈尔科夫战役的进程。

　　8月18日早晨，第五十三和第五十七集团军继续进攻，努力更加严密地从西面和西南包围哈尔科夫。为肃清森林地带的德军，第五十三集团军部队在哈尔科夫西北进行艰苦的战斗。该集团军步兵第二九九师和第八十四师对森林北缘实施的进攻未获成功。

　　当夜，在强大的炮火急袭射击之后，苏军克利缅科上校指挥的步兵第二九九师和布尼亚申将军指挥的步兵第八十四师部队击败了德军的抵抗，夺取了森林地带。从预备队调来的阿尼西莫夫将军指挥的步兵第二五二师迅速而巧妙地通过森林向前推进，并在肃清森林地带之敌后，于8月19日早晨前协同步兵第二九九师和第八十四师，展开了夺取佩列谢奇纳亚镇和渡过乌达河的战斗。

　　为了尽快地拿下哈尔科夫，科涅夫令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在波列沃耶以南森林地域集结。该集团军应以对科罗季奇的突击，截断德军从哈尔科夫向西和向西南的退路。

　　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的坦克在夜间渡河并通过了铁路路堤，集结于乌达河南岸，转入进攻并从西面和西南包围了哈尔科夫地域德军集团，而第五十七集团军则从东南实施包围。

　　扎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五集团军与第五十三集团军密切协同，同时在哈尔科夫西面实施进攻。

　　在为夺取哈尔科夫而进行紧张战斗的时候，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部队胜利地完成了奥廖尔进攻战役，前出到布良斯克接近地；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展开了解放顿巴斯的战斗；沃罗涅日方面军部队在8月17日至20日的激烈战斗中遭受了令人痛心的损失，但德军在博戈杜霍夫和阿赫特尔卡地域实施的反突击并未取得成功。

　　8月22日下午，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从哈尔科夫地域撤退。为了不让德军逃脱打击，科涅夫于8月22日晚下达了夜间强攻哈尔科夫的命令。

　　8月22日夜，城里进行了巷战，各个巷道火光冲天，强烈的爆炸声不绝于耳。第五十三、第六十九、第五十七、近卫第七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勇敢无畏，巧妙地绕过德军支撑点，渗入德军防御阵地，从后方进攻德军守军，稳步地肃清着哈尔科夫的法西斯侵略者。

　　8月23日拂晓，突入城中的步兵第一八三师各部队沿苏梅大街顺利地实施进攻，最先进至捷尔任斯基广场。近卫步兵第八十九师的军人们沿克洛奇科夫斯基大街进至戈斯普罗姆大楼，并将红旗插上了楼顶。

　　到8月23日11时，草原方面军部队完全解放了哈尔科夫。防守该城的德军集团大部分被歼，残部弃城逃跑。沿途他们破坏了所有公路、铁路和桥梁，污染了水源，焚烧一切农作物，毁坏了建筑物。

　　当天晚上，莫斯科为庆祝哈尔科夫解放，用224门礼炮鸣放20响向草原方面军军人致敬。8月30日，苏军在舍甫琴科纪念像旁举行集会，庆祝哈尔科夫解放，所有活着的城市居民都走到街上。广场上人山人海，哈尔科夫沉浸在一片欢呼之中。

前出第聂伯河夺取河右岸登陆场

　　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彻底击溃德国法西斯军队后，苏军从大卢基到亚速海展开了强大的进攻。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苏军的基本战役将在西南左岸乌克兰实施，目的是消灭德军东线南部集团，前出至第聂伯河，夺取河右岸的登陆场，以便尔后完成解放全部右岸乌克兰的任务。

　　被迫在苏德战场全线转入战略防御的希特勒军队，竭力扼守已占领的领土并阻止苏军在韦利日、多罗戈布日、布良斯克、苏梅、北顿涅茨和米乌斯河等地区的进攻。一旦不能守住这些地区，德军打算在杰斯纳河、索日河、第聂伯河、莫洛奇纳亚河地区固守。

　　1943年8月11日，希特勒下达了关于加速构筑战略防御地区的命令，该防御地区从楚德湖北面开始，沿纳尔瓦河、普斯科夫、涅韦利、维捷布斯克、奥尔什以东，然后经过戈梅利，顺索日河和第聂伯河中游，再沿莫洛奇纳亚河至亚速海。

　　法西斯统帅部特别重视沿第聂伯河防御的组织。因为第聂伯河水量大，河面宽阔，是继伏尔加河和多瑙河之后的欧洲第三大河流。第聂伯河适于防御的另一个原因是，河右岸高，可控制左岸，左岸在很大一段距离上坡低而缓。9月底，德军在这里构筑了工程完备、布满防坦克兵器和防步兵兵器的防御，这就是所谓“东方壁垒”的基本部分。

　　德军统帅部在认为苏军可能渡河的地方，构筑了极为牢固的多地带防御。在第聂伯河左岸一系列地域，构筑了火力很强的桥头堡。在克列缅丘格、扎波罗热和尼科波尔地域，构筑了特别强大的工事。

　　希特勒在丢失哈尔科夫后声称：“第聂伯河是一道700~900米宽的巨大江河障碍，右岸是连绵不断的永备发射点，攻不破的天然堡垒。除非第聂伯河水倒流，否则俄国人是克服不了它的。”

　　第聂伯河的战略地位也十分明显，它是乌克兰的天然屏障。乌克兰对于法西斯德国来说具有重要经济意义。希特勒明白，第聂伯河沿岸阵地的崩溃，将使法西斯德国失去乌兰克的粮食、克里沃罗热的铁矿、扎波罗热和尼科波尔的锰和有色金属。一句话，丢掉乌兰克，对于德国人及其盟国来说，就意味着丧失重要的原料基地。

　　早在8月12日，当草原方面军部队进抵哈尔科夫防御外廓，在博戈杜霍夫以南展开激战的时候，草原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指挥部就已收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训令，训令中下达了这三个方面军部队的尔后任务。

　　草原方面军的预定方向规定为向克拉斯诺格勒、上第聂伯罗夫斯克进攻，快速部队应前出至第聂伯河并占领各渡口。

　　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任务是进攻克列缅丘格，西南方面军部队应向巴尔文科沃、巴甫洛格勒总方向运动，前出至扎波罗热、波洛吉一线，截断德军顿巴斯集团向西的退路。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委派元帅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协调诸方面军的战斗行动。

　　德军同以前一样，将基本军队集团部署在西南方向上。在这里，与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对峙的是德军“南方”军队集群，编有坦克第一和第四集团军，第八和第六集团军，以及从“中央”集团军群调来的德国法西斯第二集团军，总共62个师，其中14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南方”军队集群共有124万名官兵，12600门火炮和迫击炮，约2100辆坦克和强击炮，近2000架作战飞机。曼施坦因指挥“南方”军队集群。

　　苏军共有263万人，51200门火炮和迫击炮，24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850架飞机。因此，苏军为实施进攻战役而拥有的优势不大：人员为德军的2．1倍，坦克为1．1倍，飞机为1．4倍，仅在火炮方面为德军的4倍。

　　9月上半月，苏联大本营将第六十、第五十二和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2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2个骑兵军转隶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将第三十七集团军和分别从友邻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抽调的2个集团军转隶草原方面军。

　　9月15日，希特勒作出了将军队撤过第聂伯河的决定。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在作出这一决定后，便向基辅、卡涅夫、克列缅丘格、切尔卡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附近的永备渡口运动。

　　法西斯匪徒在退却时按照预定的计划，野蛮地毁坏城市和村庄、工业企业、桥梁，燃毁庄稼，牵走牲口，强行驱赶苏联人去当法西斯的奴隶。这一切激起了苏军对法西斯占领者的强烈仇恨。在烧毁的乡村和破坏的城市的废墟上，在被杀害的人们的尸体旁，苏军士兵和军官宣誓，要加倍地狠狠打击德军，尽快将德军赶出祖国领土。

　　为了不让德军把富饶的边疆变成一片废墟，不让其有组织地向第聂伯河对岸退却，苏军对德军穷追不舍。坦克、机械化和骑兵兵团神速地前出到德军后方，截断了德军的退路。各方面军航空兵对德军纵队、道路枢纽和渡口实施了突击。

　　苏军的进攻在700公里的正面上展开。进攻极其艰难，因为苏军必须渡河作战，德军则利用这些河流进行防御。谢伊姆河、索日河、北顿涅茨河、沃尔斯克拉河、奥列利河、米乌斯河、杰斯纳河等河流的河岸成了德军的天然屏障。

　　科涅夫打电话从工程兵主任沃罗比约夫那里要来了有关第聂伯河的兵要地志资料，弄清了渡河的最佳位置，又调派重型舟桥纵列，用来架设第聂伯河铁路桥。

　　9月20日，科涅夫定下了在克列缅丘格和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方向上击溃退却之敌，紧随退却之敌从行进间强渡第聂伯河并占领右岸登陆场的决心。

　　科涅夫要求近卫第五集团军司令员，第五十三、第六十九集团军司令员，近卫第七集团军司令员，第五十七和第四十六集团军司令员坚决地对退却之敌展开追击，在1943年9月24至25日前占领第聂伯河各渡口并保证强渡该河。同时科涅夫要求坚决、果敢地实施向第聂伯河前出和强渡该河的战役。

　　强渡第聂伯河拟在130公里的正面上实施。上述命令还确定了部队夺取第聂伯河对岸登陆场的任务。

　　近卫第五集团军应向列舍季洛夫卡方向实施突击，从北面迂回波尔塔瓦。其先遣支队应于9月24至29日在克列缅丘格地域前出至第聂伯河。

　　第五十三集团军从南面迂回波尔塔瓦，向科舒博夫卡、科贝总方向追击德军。该集团军先遣支队应于9月24自在萨德卡和奇卡洛夫卡地域占领第聂伯河渡口。第六十九集团军向别利克和布列乌索夫卡方向实施进攻。

　　近卫第七集团军的任务是，在佩列沃洛奇纳亚、博罗达耶夫卡、旧奥尔利克地域向第聂伯河前出，并夺取右岸各登陆场。第五十七集团军向舒利戈夫卡方向发展进攻，应于9月23日在普什卡列夫卡—索什诺夫卡地域夺取该渡口，并占领舍甫琴柯沃、韦尔霍夫采沃地段上的登陆场。

　　第四十六集团军向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索菲耶夫卡和恰普林卡总方向发展进攻。该集团军应于9月23日在奥雷、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居民地地域夺取各渡口，并占领米诺夫卡、布拉戈韦先卡地段上的登陆场。

　　第三十七集团军位于方面军第二梯队，作好替换第六十九集团军进入交战的充分准备。第三十七集团军新锐部队和兵团应于方面军地带中央，在乌斯片斯科耶、库采沃洛夫卡地段上强渡第聂伯河。

　　方面军部队在执行命令时，顺利地向前推进了10~15公里，并于9月21日占领了250多个居民地。到9月21日日终时分，第五十三集团军部队在其整个正面上前出到沃尔斯克拉河东岸。扎多夫的部队也与马纳加罗夫同时进至该河。这两个集团军未能从行进间攻占波尔塔瓦，面临的是一场苦战。他们必须强渡沃尔斯克拉河并克服该河右岸德军完备的防御配系。

　　9月22日拂晓，近卫第五集团军和第五十三集团军部队开始强渡沃尔斯克拉河。7时，近卫第五集团军的近卫空降兵第9师，近卫步兵第九十五、第九十七和第十三师部队渡至河右岸。其中近卫第九十五师的军人表现得特别勇敢。

　　与此同时，第五十三集团军近卫步兵第二一四、第二三三和第二九九师部队也渡过了沃尔斯克拉河。随后渡过该河的是该集团军步兵第八十四、第三七五和第一一六师部队。第五十三集团军部队在摧毁德军的抵抗时，不顾德军强大的火炮、迫击炮和机枪的火力，冲击沃尔斯克拉河右岸德军阵地并顺利地向前推进。

　　9月22日傍晚，第五十三集团军各部队在切罗夫、克利莫夫卡、东科祖巴地段上攻占了河右岸，并继续向东方向逼退德军。

　　由斯卡奇科上尉带领的近卫步兵第九十五师的侦察兵和步兵第八十四师的两名侦察兵穆欣中士和列兵孔沙洛夫最先突入市内。

　　3时，斯卡奇科小组到达十月公园。侦察兵伊万·别雷赫将一面红旗插上了纪念波尔塔瓦城下历史性会战参加者的古老纪念碑——光荣方尖碑。穆欣和孔沙洛夫到达市中心，并在一座建筑物上又插上了一面红旗。

　　近卫步兵第九十五师、步兵第八十四师和近卫空降兵第九师经过专门训练的强击队，紧随侦察兵之后从四面八方突入市内。

　　突入市中心后，步兵第八十四师第二○一团团长叶尔米申少校将一面红旗插上了波尔塔瓦广场的一座幸存的建筑物。波罗马廖夫少校、亚什尼科夫大尉指挥的分队和其他许多分队也成绩显著。

　　在激列的巷战中，这些师的部队于9月23日早晨肃清了波尔塔瓦的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市民们欢天喜地地迎接解放者。

　　这样，这座俄罗斯的光荣城市，乌克兰波尔塔瓦州中心获得了解放。

　　草原方面军近卫第五集团军和第五十三集团军部队以坚决的冲击和迂回机动，攻下了这座被德军变成通往第聂伯河道路上强大防御支撑点的城市。希特勒统帅部阻止苏军并使苏军陷入攻城持久战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莫斯科鸣放礼炮向方面军部队致敬，最高统帅命令向参加解放波尔塔瓦的部队宣布嘉奖并授予它们“波尔塔瓦”荣誉称号。

　　被击溃的德军波尔塔瓦集团仓皇退往第聂伯河各渡口和克列缅丘格渡口。德军各师也从其他方向退向这里。克列缅丘格是第聂伯河左岸重要的交通枢纽，因此，现在，当苏军解放了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之后，德军千方百计力图守住克列缅丘格，而主要是守住保证德军退向第聂伯河对岸的各渡口和登陆场。德军按照军事工程学的一切规则加强了克列缅丘格桥头登陆场。在克列缅丘格近接近地上，挖掘了防坦克壕，构筑了崖壁，设置了铁丝网和雷场。

　　为防御登陆场，保障渡口，德军调来了“帝国”、“大日耳曼”等法西斯精锐党卫军师。德军将抢来的大量粮食集中在渡口附近，准备运回德国。城里关押着几万名附近村庄的居民，准备将他们驱赶到异国他乡。这也是为什么德军要如此死守克列缅丘格的原因。

　　科涅夫清楚地认识到占领克列缅丘格附近渡口的重要性，特地调来了在战火中经受过锻炼的两个集团军——近卫第五集团军和第五十三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从别尔哥罗德出发，边战斗边行进了300公里，因此可以信赖它们。

　　科涅夫要求，在拔除克列缅丘格地域德军登陆场时，部队的行动应尽可能地迅速。在送别两集团军司令员扎多夫和马纳加罗夫时，科涅夫指示他们说，在克列缅丘格附近一些地段上强渡第聂伯河时，无论如何不能让德军登陆场留在第聂伯河左岸。

　　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其命令中更早地提请方面军司令员注意，要拔除这条大河左岸的所有登陆场。

　　到9月28日，近卫第五集团军和第五十三集团军在追击退却的德国法西斯军队时，消灭了其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抵达了克列缅丘格。德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苏军从四面八方向克列缅丘格实施冲击和强击，分割了德军登陆场。经过9月28、29日两天的战斗，第五和第五十三集团军全部肃清了克列缅丘格的德军。缴获了21门高射炮、26挺机枪、1艘摩托艇、数艘驳船（载有640吨粮食）、300头准备赶往西方的牛。

　　9月29日，大本营于签署了关于向切尔卡瑟·新乌克兰卡、沃兹涅先斯克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消灭德军基洛夫格勒集团的命令。方面军受命以自己的左翼向皮亚季哈特卡和克里沃伊罗格方向实施进攻，目的是向德军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后方前出。

　　根据受领的任务，科涅夫和司令部开始计划新的战役，与此同时，各部队一个接着一个相继在从切尔卡瑟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正面上进抵第聂伯河。

　　科涅夫的尔后行动计划是，在宽大的正面上从行进间强渡第聂伯河。主要方向选择在佩列沃洛奇纳亚—克里沃罗格。面临的任务是消灭德军基洛夫格勒—克里沃罗格集团。战役预定分两个阶段实施。在第一阶段，计划强渡第聂伯河并占领河右岸登陆场。第一阶段计划制订得较为详细。至于第二阶段，当时制订的是一个初步计划。第二阶段比较详细的计划，要视强渡第聂伯河的结果和在河对岸占领的登陆场的大小而定。

　　10月3日，大本营未作重大修改便批准了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的计划。

　　大本营批准的战役计划规定，草原方面军突击集团向皮亚季哈特卡、克里沃罗格总方向实施进攻，以便在攻占皮亚季哈特卡后，继续向阿波斯托洛沃方向发展胜利，目的是切断扼阻西南方面军进攻的德军第聂伯罗夫斯克集团的西逃之路。

　　为了不在新地点强渡第聂伯河，规定从第三十七集团军、近卫第七集团军和第五十七集团军地带内已有的登陆场发展突击。

　　根据规定的任务，科涅夫在杰里耶夫卡和上第聂伯罗夫斯克之间的登陆场上集中了近卫第五和第七集团军，第三十七和第五十七集团军。由近卫第五集团军和第三十七集团军实施主要突击。为了发展向皮亚季哈特卡方向的突破，投入了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和近卫机械化第七军，并且采取了措施，使德军在短时间内无法发觉方面军部队在变更部署和对部队进行物质保障。

　　近卫第五集团军从克列缅丘格地域内的登陆场撤回，由近卫第四集团军接替。该集团军渡到第聂伯河左岸，完成了100公里沿正面向东南到库采沃洛夫卡地域的行军，随后重新渡到第聂伯河右岸第三十七集团军的登陆场，并于10月13日在此占领新的战斗地段，以便发起进攻。

　　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在波尔塔瓦一哈尔科夫地域得到补充。该集团军坦克兵完成了100~200公里的行军，沿着为坦克专门架设的渡桥越过了第聂伯河，因此，他们还未来得及准备进攻。第五十二和近卫第四集团军奉命在宽大正面上积极行动，并从已占领的登陆场转入进攻，消灭当面之敌并扩大登陆场。第五十二集团军的任务是解放切尔卡瑟。

　　军队调动是在夜间隐蔽进行的，德军没有发现苏军变更部署和在登陆场上的集中，因此，也未采取抗击突击的措施。但是，方面军部队强渡第聂伯河和夺取登陆场的积极行动，使德军把大部分兵力调到了这一地域。

　　在苏军进攻之前，德军在切尔卡瑟—上第聂伯罗夫斯克战线上拥有24个师，其基本兵力部署在杰里耶夫卡、上第聂伯罗夫斯克地段上。其地面兵力得到第四航空队拥有700余架飞机的两个军的支援。

　　同时，法西斯统帅部为了增援它在基洛夫格勒方向上的军队，又从西欧抽调几个师到这里来。曼施坦因关于以新锐部队加强“南方”集团军群的要求得到了部分满足。希特勒加强“南方”集团军群的目的是保护克里沃罗格的矿石，德军正在加紧攫取这种矿石。但整个说来，第聂伯河所形成的局势对德军不利。苏军为尔后从已占领的登陆场实施进攻创造了一切条件。

　　10月15日早上，方面军部队经过猛烈的炮火准备和航空兵火力准备之后，以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1个坦克集团军编成的突击集团转入进攻。冲击一开始，双方就展开了激战。德军拼命抵抗，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多次转入反冲击。德机也猛烈轰炸苏军的战斗队形。这天，德机出动了250架次。苏军摧毁了德军的抵抗，继续突破其防御。

　　当天下午，科涅夫决定将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投入交战，以加快突破速度。15时，在第三十七集团军地带内，机械化第七军投入战斗，两个半小时后，特鲁法诺夫将军的坦克第十八军的两个旅在近卫第五集团军地带内投入战斗。

　　10月16日，经过激战，苏军草原方面军部队顺利地突破德军的防御，继续发展进攻，并于10月18日攻占了能侧射苏军登陆场部队的德军坚固支撑点——杰里耶夫卡。

　　10月19日，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兵在波尔宾将军的轰炸航空兵和梁赞诺夫将军的强击航空兵的支援下，向前猛冲，摧毁德军的抵抗，解放了左岸乌克兰的城市和大铁路枢纽——皮亚季哈特卡。在这里，缴获了几列运送武器和粮食的军列以及一个储备大量谷物的机械化粮仓。

　　科罗杰耶夫中将的第五十二集团军，在离方面军主要集团很远的地方单独地渡过了第聂伯河，并在切尔卡瑟地域建立了仅次于基辅和第聂伯河登陆场的第三个大登陆场，正面为60公里，纵深为30公里。军队在此经过残酷的战斗，攻占了切尔卡瑟这个很牢固的防御枢纽部，接着又神速地前进了。

　　从行进间攻占斯梅拉铁路枢纽的计划未获成功，但第五十二集团军部队在前出至斯梅拉和博布林斯卡亚车站的近接近地之后，可以通过炮火控制白采尔科维一斯梅拉一克里沃罗格的横向铁路，不让德军利用它。

　　在切尔卡瑟战斗中，德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攻城战斗进行得很激烈。获得“切尔卡瑟”荣誉称号的步兵第二九四师炮兵第八四九团的炮兵们，在这里战功特别卓著。

　　为了表彰瓦连京·波德涅维奇炮兵上尉和弗拉基米尔·莫洛特科夫炮兵中尉在切尔卡瑟战斗中的功绩和勇敢，战后他们被追认为“苏联英雄”。

　　其间，在德军后方作战的游击队和空降兵分队给了第五十二集团军部队以巨大的援助。他们与集团军部队一起，以自己的行动加速了苏军在基辅和基洛夫格勒方向上的胜利。

　　方面军在登陆场的胜利进攻，在德军中引起了惊慌。他们从意大利和法国调来4个新锐师，即步兵第三七六、第三八四师和坦克第十四、第二十四师投入交战，企图阻止苏军的进攻。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后来在《失去的胜利》一书中写道：

　　在整个十月里，敌草原方面军指挥部似乎要算是最活跃的……草原方面军将一批又一批的新锐兵力不断地调往他们在第聂伯河以南我坦克第一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之接合部所夺取的登陆场。到10月底，该方面军在那里配置的兵力不少于5个集团军（其中包括1个坦克集团军），编有61个步兵师和7个坦克和机械化军，坦克900多辆。两个集团军的内翼侧都顶不住这种优势兵力，便开始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撤退。于是，在两个集团军之间形成了一个大的缺口。在敌人面前出现了一条深入第聂伯河弯曲部，通向克里沃罗格，从而直趋尼科波尔的道路。希特勒认为，从军事经济观点出发，控制尼科波尔是至关重要的。

　　曼施坦因在这里夸大了苏军的数量，但他说了真话：苏军的行动确实是活跃而坚决的，尽管由于道路泥泞，给军队运送弹药和燃料造成很大困难。但为了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国家最富饶的矿区的矿山和矿井，苏军不断增强突击力，顽强地沿克里沃罗格向前推进。

　　从10月20日起，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分别改为乌克兰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方面军。

　　1943年10月23日，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以基本兵力前出至克里沃罗格接近地，而以部分兵力前出至基洛夫格勒以东30公里的米特罗法诺夫卡地域。早上，坦克第十八军各部队和搭乘坦克的步兵一起迅猛地突入克里沃罗格，但遭到德军强大坦克集团的反冲击，未能在城中固守住。

　　紧随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之后进攻的第三十七集团军部队也因德军坦克的反冲击而受阻于克里沃罗格接近地。

　　这天早上，科涅夫亲自到克里沃罗格附近的罗特米斯特罗夫的观察所观看攻城战斗，观察集团军的行动和梁赞诺夫军的强击航空兵对坦克兵的支援。梁赞诺夫也在罗特米斯特罗夫的观察所里。

　　科涅夫指示，夺取该城之后，必须牢牢地固守，并很好地与沙罗欣集团军协同。科涅夫从罗特米斯特罗夫那里来到沙罗欣处，帮助他弄明白克里沃罗格的情况，并建议他准备好炮兵，以抗击德军的坦克冲击。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部队前出至克里沃罗格和基洛夫格勒，使德军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集团面临困难的处境，并为乌克兰第三方面军部队转入进攻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10月22日，第五十七集团军部队解放了上第聂伯罗夫斯克，给德军造成了从后方被合围和冲击的直接威胁。德军采取一切措施，企图阻滞苏军的进攻。德军的抵抗开始不断增强。

　　为了发展进攻，苏军利用一切手段帮助部队向前推进，例如用波-2飞机运送燃料，用“道格拉斯”运输机运送部队，用畜力运输炮车……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德军利用该城的砖石建筑负隅顽抗。为了使城市不被破坏，也为了减少人员伤亡，科涅夫决定暂时不直接转入争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斗，而是首先在野外击溃德军基本集团，特别是德军的坦克师。那时，城里的，尤其是后方的德军就将面临被彻底合围的威胁。

　　科涅夫把战役的简短总结和方面军的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报告，并向他表示：“我方面军部队现在位于克里沃罗格接近地。德军担心被合围，开始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后撤后勤机关，在城市地域，只留下一些掩护部队，而把主力调到我正面的克里沃罗格地域。在这种条件下，急需要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右翼集团军开始进攻，以便尽快粉碎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集团。”

　　当天，大本营就命令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立即转入进攻。到10月23日，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右翼部队已向前推进。在此之前，在右翼展开的部队有格拉戈列夫将军的第四十六集团军和崔可夫将军的近卫第八集团军。

　　第四十六集团军从它与第五十七集团军共同占领的奥雷登陆场向新尼古拉耶夫卡方向进攻，而近卫第八集团军则从沃伊斯科沃耶的登陆场向索廖诺耶、丘马基、契卡洛夫方向进攻。这两个集团军摧毁德军的抵抗，顺利地向前推进，并扩大已占领的奥雷和沃伊斯科沃耶登陆场，这就使德军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集团面临着被合围的危险。

　　苏军部队在翼侧和后方实施的坚决而大胆的进攻和机动，突破了德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域的防御。乌克兰第三方面军部队也在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积极协同下，于10月25日以强攻夺取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这两个大工业区和德军在第聂伯河弯曲部的重要防御枢纽部。

　　10月底，乌克兰第二方面军部队在克里沃罗格地域与调到这里来的德军坦克第十一、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师进行了激战，并继续逐步地扩大登陆场。当时，登陆场集结了第五十三集团军、近卫第五集团军、第三十七集团军、近卫第七集团军、第五十七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

　　希特勒统帅部认为，扼守尼科波尔、克里沃罗格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他千方百计在这些地域巩固自己的集团，企图无论如何也要赶走苏军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各集团军。

　　11月初，在苏军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当面组织防御的是：德军第八集团军和坦克第一集团军的一部，共25个师，其中有7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德军于10月28日在此建立了一个编有4个坦克师的强大坦克集团，该集团在航空兵的密集支援下转入进攻。

　　但是，德军在这里遇到了苏军第三十七集团军、近卫第七集团军和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反坦克预备队强大而预有准备的对坦克防御，遭受了重大损失：在两天的战斗中被击毁坦克150辆。德军的进攻逐渐平息，最后停了下来。

　　11月23日，科涅夫通过高频电话向最高统帅报告了第聂伯河交战和夺取战略登陆场的情况。他报告说：军队作战英勇，有着高昂的士气。但是，战士们已经连续战斗4个月左右，在体力上感到疲乏，需要休息和补充。斯大林对乌克兰第二方面军部队的行动表示十分满意，并同意了科涅夫的意见。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在1943年夏秋战局中完成了所受领的任务，并取得了重大的战役胜利。他们在粉碎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的德军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从行进间在宽大正面上渡过了第聂伯河，并在克列缅丘格西南建立了战略登陆场。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积极行动重创了“南方”集团军群，钳制了德军重大兵力，阻止了德军将这些兵力调往基辅方向去对付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从而促进了苏军在基辅地域的胜利和在那里建立战略基地。

　　经过一系列战斗，希特勒称之为固若金汤的“东方壁垒”被摧毁了，德军统帅部固守第聂伯河和以防御战斗赢得时间的所有战略计划和企图都被彻底粉碎了。

扎紧包围圈重创德军装甲部队

　　1943年12月，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突破了德军沿因古列茨河的设防地带，攻占了亚历山德里亚城和兹纳缅卡大铁路枢纽，但由于遭到了猛烈的、愈来愈强的抵抗，于12月下旬暂时停止了进攻，在占领地区固守。

　　科涅夫发现，在进一步向西展开战役时，乌克兰的重要铁路和公路枢纽、工业中心——基洛夫格勒城将是他们进攻的严重障碍。德军认为扼守该城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把大量的步兵预备队和坦克预备队调到这里。12月的最后几天，德军甚至从基洛夫向兹纳缅卡、诺夫戈罗德卡方向对苏军进行了突击。

　　根据侦察情报，在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中央各集团军当面的雅西，诺夫戈罗德卡地带内行动的德军是：野战航空兵第二师，步兵第三二○、第二八六和第三七六师，党卫军骑兵师，摩托化第十师，坦克第三、第十一和第十四师。在战役过程中，德军又调来了党卫军“骷髅”师，并将其投入战斗。

　　德军的防御，基本上是以堑壕连接的支撑点体系为基础的。由于缺乏兵力，在前沿许多地段上，只构筑了一些每个可容3~5人的步兵掩体，阵地前架设了轻型铁丝网。在隐蔽的接近地上和第一道堑壕的逼近处，以及在纵深内，都设置了绵密的地雷障碍物。

　　第二防御地带离前沿6~8公里，这里的工事要比前边薄弱得多。

　　作为据点的基洛夫格勒本身是很坚固的。城内工事的基础是根据防御要求经过改造而又彼此相连的大型砖石建筑物；市内建立有交叉和侧射火力配系，城市接近地和城内的重要目标如桥梁、大型建筑物、机场等都敷设了地雷。

　　因此，德军按照野战工事体系建立起来的防御，纵深不大，而且许多地段是由不满员的，在前几次战斗中被重创，但现在多少还有战斗力的兵团占领着。防御的基础是步兵自动武器的火力、步兵和坦克的反冲击，以及火炮和击迫炮的密集射击。德军就是以机动火炮和追击炮火力来抗击苏军的进攻的。

　　在准备和计划战役时，科涅夫向大本营简要报告了战役的企图，并很快得到了同意。方面军的基本任务是：粉碎德军基洛夫格勒集团，并切断其西逃之路。

　　战役的总企图是沿向心方向实施突击，其目的是合围德军整个基洛夫格勒集团。计划以机械化第七军协同近卫第五集团军从北面，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协同近卫第七集团军从南面包围歼灭德军集团。

　　在选择进攻地段上，科涅夫集中了相当强大的集团：56个师中的30个步兵师，5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在这里还集中了百分之百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以及百分之六十左右的炮兵。

　　战役计划于1944年1月5日开始。1月3日夜间，在近卫第五集团军地带内，以几个营、连的兵力实施了战斗侦察。在侦察过程中，各步兵师长和各炮兵司令员均在观察所里。这次侦察所获得的情报，在明确炮兵的目标和给各部、分队下达任务时得到了利用。

　　1月5日8时10分，苏军开始了50分钟的炮火准备和航空兵火力准备。在炮火准备时节，军队在地雷场和铁丝网中开辟了通路，清除了德军设置的障碍物。

　　9时，步兵发起冲击，马纳加罗夫将军的第五十三集团军在斯克沃尔佐夫将军的近卫机械化第五军协同下，突破了德军的防御，但德军从第一次突击中恢复元气之后，便开始以坦克和步兵从费德瓦里地域实施反冲击。

　　扎多夫中将的近卫第五集团军顺利地突破了德军防御，击退了德军步兵和坦克的多次反冲击。11时，卡特科夫将军的机械化第七军投入交战。日终前，苏军的快速部队以及奥戈罗多夫上校的近卫步兵第一一○师各部队在大马迈卡地域突至因古尔河。

　　突击集团右翼的行动发展得相当顺利。到进攻第一天日终前，第五十三集团军和近卫第五集团军在宽24公里的正面上突破了德军防御，突入纵深4~24公里。也就是说，在个别方向上，德军的防御战术地幅已被突破。

　　但在近卫第七集团军地带内，战斗的发展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由于苏军的步兵团遇到了德军强大的坦克兵力，对德军防御的突破未能达到足够的深度。因此，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的各坦克军投入战斗的任务改为完成对德军防御的突破。

　　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协同近卫第七集团军部队突破德军防御后，与德军反冲击的坦克进行了战斗，并于1月5日日终前，以自己的兵团前出至切尔沃内亚尔东部、普拉夫尼、新安德烈耶夫卡北郊一线。

　　1月5日21时，科涅夫向部队下达了战斗号令：“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司令员于1944年1月6日晨8时前，将机械化第八军集结于卡扎尔纳地域，转隶近卫第五集团军司令员指挥；近卫第五集团军司令员用机械化第七和第八军坚决地发展进攻，从西北面向格鲁兹诺耶、列列科夫卡会让站总方向迂回基洛夫格勒，目的是切断从基洛夫格勒通向西面和西北面的道路，并与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部队协同，攻占基洛夫格勒。”

　　1月6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突击集团继续进攻。但是，当德军判明主要突击在基洛夫格勒以北后，就变更了自己的兵力部署，进行拼命抵抗，特别是在第五十三集团军和近卫第五集团军地带内。在这里，他们开始以步兵和坦克实施强大的反冲击，特别是对近卫第五集团军突击集团的左翼。坦克冲击是以约120辆坦克组成的数个坦克群实施的。

　　但是，近卫第五和第七集团军，击退德军的反冲击，摧毁德军的抵抗，顽强地向前推进，到战役第二天日终前，已把相邻翼侧连接起来，并将突破口扩大到正面70公里，纵深30公里。

　　第五十三集团军摧毁了德军的拼命抵抗，到日终前，在近卫机械化第五军协同下，在普列什科沃东郊、奥西特尼亚日卡一线进行战斗。右翼有机械化第五军和强大的反坦克炮兵群，因而态势得到了巩固，德军所有的坦克反冲击均未奏效。

　　在尔后的进攻中，近卫第五集团军在右翼和中央遭到了法西斯军队的拼命抵抗。他们从大马迈卡、奥博兹诺夫卡地域以步兵和数个坦克群多次实施反冲击。

　　在近卫第七集团军地带内，德军的抵抗也在不断增强，因此，近卫步兵第二十四军也投入了交战，任务是向南和西南方向发展胜利。这个军以两个师转入进攻，但不在主要方向上，而在辅助方向上，目的是从左翼保障正在进攻的集团军的突击集团。

　　与此同时，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各兵团从行进间克服了德军沿阿贾姆卡河建立的第二防御地区，继续顺利地向前推进。坦克第二十九军在1月6日夜间前出至基洛夫格勒东南，坦克第十八军攻占了费多罗夫卡，掩护自己的南翼，并以主力向新巴甫洛夫卡推进，即从西南面迂回基洛夫格勒。

　　近卫第五集团军空降兵第九师各先遣分队紧跟坦克之后进入南城区。近卫第五集团军近卫步兵第三十三师各部队在击退德军所有的反冲击，并将其从基洛夫格勒附近的居民地逐出之后，也突入城内。在近卫第七集团军各兵团中，科夫通·斯坦克维奇上校的步兵第二九七师部队最先入城，并在城南展开巷战。紧接他们之后，刚毅的列别坚科将军指挥的步兵第五十师突入市中心。

　　到1月7日早上，配属给近卫第五集团军的机械化第七和第八军，向格鲁兹诺耶发展进攻。在列列科夫卡会让站地域切断了基洛夫格勒—新乌克兰卡的铁路和公路。同时，坦克第十八军的先遣部队也前出至新巴甫洛夫卡地域，并切断了基洛夫格勒—罗夫诺耶的道路。

　　这样一来，苏军坦克部队就切断了在基洛夫格勒及其以东地域内行动之德军的一切退路。

　　到1月8日早上，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全部解放了基洛夫格勘，并继续发展进攻。近卫第四集团军、第五十三集团军、近卫第五集团军，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的部队和近卫第七集团军的一部，一天时间又向前推进了4~12公里。

　　基洛夫格勒解放后，乌克兰第二方面军部队为抗击德军新的反冲击，又以右翼和中央兵力继续进攻了一段时间。但因为规定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部队从第聂伯河开始进攻后，经过了两个半月的顽强战斗，已感到很疲乏，因此，科涅夫向各集团军下达了转入防御的命令。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在瓦图京大将的指挥下，于1944年1月中旬，前出至萨尔内城地域，以及古佩托夫卡和文尼察接近地。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部部队在马利诺夫斯基大将的指挥下，解放了扎波罗热，从第聂伯河向西推进了50至100公里。

　　但是，德军守住了第聂伯河中游卡涅夫地域。由于战线出现的情况，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突出部。防守的德军，利用有利地形，扼守乌克兰第一和第二方面军的接合部，威胁着两个方面军的相邻翼侧，钳制其机动的自由。希特勒的将军们期望利用这个突出部作为进攻基地，以恢复沿第聂伯河西岸的战线。

　　希特勒大本营和“南方”集团军群指挥部指望由于泥泞季节的到来，苏军就不能按原来的规模组织进攻。他们希望在自己东方战线的南地段上获得喘息时间。

　　德军在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突出部地域建立了稳固的防御阵地，使之既能扼守整个基地，又能在进攻战役展开时，成为进攻的出发点。该地域的地形有利于防御。无数的江河、小溪、陡坡、雏谷，以及众多的大居民地，都有助于构筑防御地区和斜切阵地。高地，特别是卡涅夫地域内的许多高地，能很好地组织观察。

　　在突出部的顶端卡加尔雷克、莫什内地段上，德军构筑了极为牢固的防御阵地，构筑了完备的工事体系和各种障碍物。在莫什内、斯梅拉地段上，德军防御前沿经过一片很深的沼泽地。因此，这里的防御是由一些切断主要通路的支撑点组成的。从斯梅拉向南，是双地带防御。防御前沿与佳斯明河河岸和高地平行。主要防御地带由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组成，它们之间有些地方用堑壕连接。在支撑点内有完备的堑壕和交通壕体系，以及大量的土木质发射点。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的正面和两翼用地雷场和铁丝网掩护。

　　第二防御地带在塔什雷克、帕斯托尔斯科耶、季什科夫卡一线构筑，但还没有完成。

　　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当面，特别是在从奥利沙内向南的地段上，德军防御工事比较薄弱。德军刚于1月10至12日撤退到这个地区，因此来不及加固。这里有许多支撑点，支撑点之间的间隙地有障碍物掩护。在森林地，德军设置有鹿寨和树枝鹿寨，在鹿寨中敷设有防坦克地雷和防步兵地雷。

　　法西斯统帅部认为扼守右岸乌克兰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这里集中了最有战斗力的重兵兵团和部队，共93个师，其中包括在整个苏德战场上的25个作战坦克师中的18个坦克师。在乌克兰第一和第二方面军当面行动的则有第四航空队的各兵团，编有500架昼航轰炸机、260架战斗机和240架侦察机。

　　在1944年1月中旬形成的战略态势中，肃清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突出部之德军，成了乌克兰第一和第二方面军的首要任务。顺利解决这项任务有助于实现完全解放右岸乌克兰的目标。

　　1月12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两个方面军下达任务，向科尔孙一舍甫琴柯夫斯基突出部根部实施相向突击，围歼兹韦尼戈罗德卡—米罗诺夫突出部德军集团的方法是：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左翼部队和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右翼部队，在什波拉地域某地靠拢，因为只有乌克兰第一和第二方面军的这种会合，才有可能增强突击力量，前出至南布格河。

　　进攻开始时间规定为：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为1月26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为1月25日。进攻时间不同是由两个方面军的突击集团到兹韦尼戈罗德卡，即到他们应该会合的地点所通过酌距离的差别所决定的。

　　根据下达的任务，两个方面军首长和司令部拟制了战役计划。大本营同意方面军的计划。

　　进攻于1月24日开始。为了确定德军主要防御地带的真实位置，科涅夫决定先进行猛烈但是短促的炮火袭击，而后，各先遣营立即开始进攻。如果各先遣营取得胜利，方面军突击集团的主力就投入交战。

　　这种突破德军防御的方法是有效的，各先遣营从拂晓开始的冲击具有突然性。他们在16公里的地段上突破了德军防御，并向纵深推进2~6公里。

　　紧随各先遣营之后，近卫坦克第四集团军和第五十三集团军的主力投入战斗。突破发展顺利。战役第一天，在争夺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的紧张战斗之后，苏军突破德军防御纵深4~10公里，即摧毁了德军第一防御地带，攻占了捷列皮诺、拉德瓦诺夫卡、奥西特尼亚日卡、皮萨列夫卡、赖缅塔罗夫犬卡等居民地。

　　下午，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投入交战，到日终前向前推进了18~20公里。该集团军脱离步兵部队，摧毁了德军的第二防御地带，从行进间攻占古了卡皮托诺夫卡和茹罗夫卡，在已占领地区设防固守，并向南展开左翼兵团，其目的是向两翼扩大突破口。

　　从1月26日早上起，该集团军各坦克军继续进攻什波拉。

　　德军明确了苏军的真实的主突方向，并感到了对自己整个集团的严重威胁，便开始调集兵力，破坏苏军的进攻。德军从基洛夫格勒方向调来一些坦克师，在苏军突破的两翼仓促建立强大的突击集团。

　　1月27日，德军两个集团分别从南、北两面向皮萨列夫卡和奥西特尼亚日卡总方向开始进攻，旨在清除防御中的突破口和切断苏军在这之前已到达什波拉地域的坦克部队与方面军基本兵力的联系。

　　由此，双方在整个突破地段上展开了激战。苏军勇敢而顽强地抗击德军一次又一次的反冲击。

　　1月27日夜间，科涅夫将谢利瓦诺夫将军的近卫顿河骑兵第五军投入交战。尽管骑兵军进入突破口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然而，当它前出到德军的后方后，在合围和与德军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最后阶段，当德国法西斯军队企图逃出大包围时，骑兵的战功特别卓著。

　　在这次合围战役中，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主要突击集团补充加强了14个步兵师，4个炮兵旅，1个坦克旅和1个工程工兵旅。

　　由于采取措施及时，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不仅在突破口的两翼成功地抗击了德军重兵的激烈冲击和反突击，而且顺利地发展了进攻，完成了对德军的合围，在合围的对外正面击退了德军的密集突击，同时把被围集团分割成若干部分。

　　1月28日，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拉扎列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二十军，以两个旅实施神速进攻，前出至兹韦尼戈罗德卡。最先突入兹韦尼戈罗德卡的是普罗申中校的坦克第一五五旅的部队。迎接该部队从西面突入的是坦克第二三三旅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坦克第六集团军的其他先遣部队。

　　此时，在兹韦尼戈罗德卡地域内，苏军的坦克合围圈闭合了。也就是说，苏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会合了。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合围整个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的德军奠定了基础。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突击集团部队在兹韦尼戈罗德卡、伊斯克连诺耶、沃佳诺耶一兹拉托波尔以北一线建立了对外正面，在奥利尚卡河—布尔特—奥利沙纳—线建立了对内正面。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在特诺夫卡—雷扎诺夫卡—兹韦尼戈罗德卡以南一线建立了对外正面，在奥利沙纳、申杰罗夫卡、比耶夫齐、亚赫纳（不含）、克列夏季克以北的罗西河河口一线建立了对内正面。

　　此时，德军在合围的对外正面上有14个师，其中8个坦克师，密度为8．8公里1个师。在合围的对外正面上，兵力对比按师的数量是1．3∶1，苏军占优势；但就坦克数量来讲，德军超过了苏军。

　　为了援救被围各师，德军开始调集自己的坦克兵力。比如在新米尔戈罗德地域，德军集中了第八集团军的4个坦克师。

　　2月1日至3日，双方在合围的对外正面展开了激战。德军在尤尔科夫卡—利相卡的正面上集中了4个坦克师，对付苏军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和第五十三集团军。当天，合围圈内的德军以约2个步兵师和坦克第十四师1个团的兵力，向布尔特方向实施突击，企图与对外正面向克雷姆卡方向进攻的德军坦克集团会合。

　　由于苏军第五十二集团军和近卫第四集团军的顽强抵抗，德军从合围圈内实施的突击未能得逞。2月5日日终前，苏军还攻占了德军的重要支撑点维亚佐沃克。

　　2月5日，近卫骑兵第五军采取迂回机动，攻占了韦尔博夫卡和奥利沙纳。因此，在近卫第四集团军地带的对内正面，苏军的态势大大地改善了。

　　在2月的第一周里，德军从对内正面继续拼命地进行坦克冲击。但是，在其坦克冲击的道路上，苏军建立了不可摧毁的强大炮兵火力和坦克火力拦障。他们在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地带内遇到强大的炮兵和坦克的防御后，便开始把自己的突击从东向西转向安东诺夫卡和里济诺地域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地带。

　　为了不让德军向两个方面军的接合部突破，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指挥部采取了加强接合部的紧急措施，于2月11日给军队下达了如下命令：

　　坦克第二十七旅旅长应立即按照警报沿卡扎茨科耶、米哈伊洛夫卡行进路线前进，于2月12日10时前前至出达诺夫卡地域，就地组织设伏和组织反坦克防御。该旅到达这个地域后，隶属近卫第四集团军司令员指挥。

　　空降兵第七师和近卫第六十九师编入近卫步兵第二十一军。该军的任务是：巩固防御，不让敌坦克从南向东北和东面突破去援救被围者。

　　近卫空降第七师将配属1个反坦克歼击炮团。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步兵第一八○师，从2月12日12时起，隶属近卫第四集团军。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首长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把步兵部队和炮兵调至维诺格勒、利相卡地域。此外，波格丹诺夫将军的坦克第二集团军从大本营预备队向这个地段开进。

　　希特勒的将军们指望以各坦克师的强大突击，突破合围正面并恢复态势。希特勒也慷慨许诺。他在发给施特默尔曼的电报中写道：“您可以像依靠石头墙一样依靠我。您将从合围中被解救出来。而现在您应要打到最后一粒子弹。”

　　曼施坦因也给施特默尔曼发了一封无线电报，电报说，坦克第三军正向利相卡方向实施援救。该军军长坦克兵将军布赖特通过无线电对施特默尔曼说：“坦克第三军在击退苏军强大的冲击后，又重新转入进攻。无论如何你们要坚持住，不管怎样，我们一定会来。布赖特将军。”

　　德军坦克第一集团军司令官给施特默尔曼及其部队的无线电报特别频繁。“我来援救你们。胡贝。”

　　所有这一切，证明了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对已陷入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大包围中的部队的命运焦急不安。电报倒是发了，而德军的态势越来越坏。

　　乌克兰第一、第二方面军在合围的对外正面上完成合围和抗击德军坦克冲击的同时，在合围的对内正面积极实施进攻行动，以分割和消灭德军的被围部队。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和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五十二集团军、近卫第四集团军、骑兵第五军，虽然在兵力上只略占优势，但他们勇敢进攻，从各方面实施突击，把被围集团肢解并互相隔断，而后夺取一些独立支撑点，消灭守备部队。

　　近卫第四集团军和第五十二集团军部队抗击德军来自布尔特、维佐沃克地域的反冲击，从东面、南面和西南实施突击，切断了威胁苏军两翼的戈罗季谢突出部，粉碎了德军的进攻，解放了戈罗季谢。

　　在布基以北的德军各坦克师准备向利相卡方向实施反突击的同时，施特默尔曼按照曼施坦因的命令变更兵力部署，准备以步兵第四十二军从斯捷布列夫、塔拉夏地域向西南方向实施突击，其任务是突围。

　　因此，德军步兵第十一军奉命从戈罗季谢突出部向斯捷布列夫地域撤退。下这一命令是由于苏军进攻对防守戈罗季谢突出部的步兵第十一军与德军其他集团造成割裂的现实威胁。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决心是难以实现的。苏军对德军戈罗季谢集团的突击不断增强，他们能够向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撤退的走廊越来越窄。

　　步兵第十一军从戈罗季谢地域向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的撤退，是在2月7日夜间开始的。当时，苏军在科罗捷耶夫、斯米尔诺夫和谢利瓦诺夫等将军的指挥下，继续对德军实施不间断的突击。炮兵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射击戈罗季谢地域。航空兵从空中对退却的德军实施突击。

　　所有的道路都被大车、汽车、装甲汽车、火炮堵塞了。每座桥梁和每条隘路也都被一大堆一大堆的技术装备阻塞了。

　　第二十七集团军在斯捷布列夫地域的对内正面击退了德军强大的冲击。

　　战斗十分激烈。德军死守每个地区，每个居民地。但苏军一步一步摧毁了德军猛烈的抵抗，稳步向前推进，并将铁钳中的被围集团越夹越紧。

　　2月8日至10日，德军开始了旨在突围的坚决冲击。这时，在对外正面上苏军正与企图援救被围者的坦克重兵进行激战，很明显，德军的这一切行动在于沿利相卡、申杰罗夫卡最短方向突破合围圈并达到会合的目的。

　　2月10日，科涅夫下了最后决心，将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从合围的对外正面调至利相卡地域的突破走廊，其任务是，不让被围集团在两个方面军的接合部突围并与对外正面进攻的德军坦克集团会合。

　　科涅夫命令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兵，以及斯米尔诺夫和科罗捷耶夫的部队去完成这一任务。因为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的机动是经过计算的，所以这一机动顺利地实现了。

　　在苏军地段的合围对外正面上，即在第五十三集团军行动地段上，在这些日子里，德军的冲击也被苏军击退了。

　　为了完成战斗任务，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于2月11日前，将坦克第二十九军集结在克尼亚日耶—洛佐瓦特卡地域，将坦克第十八军集结在米哈伊洛夫卡，将坦克第二十军集中在兹韦尼戈罗德卡。

　　为了沿格尼洛伊季基奇河占领防御阵地，2月12日，前出至十月城、利相卡、迈达诺夫卡、兹韦尼戈罗德卡地段的近卫第四集团军部队有：步兵第四十一师，近卫空降兵第七师，步兵第六十九、第一一○和第三七五师，从而可靠地保障了两个方面军的接合部，免遭德军坦克集团从鲁巴内莫斯特，里济诺地域向利相卡突围。

　　为了加强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七集团军行动的斯捷布列夫、申杰罗夫卡方向，即合围的对内正面，2月11日4时30分，科涅夫命令近卫骑兵第五军军长谢利瓦诺夫将军将该军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即转向西面，转向申杰罗夫卡。该军骑兵第六十三师执行命令，于2月12日晨进抵格尼洛伊季基奇河，前出至波恰平齐地域。军主力集中在苏希内、格尼列茨、茹罗夫卡地域，与第二十七集团军、近卫第四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建立了联系。

　　采取这一切措施，是为了保障合围的对外正面和对内正面上两个方面军的接合部，防止德军被围集团可能向西南实施的突破。

　　2月11日晨，德军以200辆坦克和步兵的兵力，冲击坦克第六集团军部队，在克服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的顽强抵抗后，到日终前，前出至弗兰科夫卡、布然卡一线。

　　同时，施特默尔曼将军仓促地建立了一个突击集团。从2月12日早晨起，该集团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地段上转入进攻，从斯捷布列夫地域向申杰罗夫卡实施突击，指望突破正面并与自己向利相卡实施突击的部队会合。

　　德军孤注一掷，不顾损失地投入了战斗。在第二十七集团军地带内，德军得以突破防御，并于日终前占领了希利基、申杰罗夫卡和新布达。此时，德军被围集团与对外正面上进攻的德军之间的距离缩短到12公里。

　　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因德军的突围而表示不安，2月12日12时左右，最高统帅通过高频电话与科涅夫通话。

　　科涅夫报告说：“请放心，斯大林同志。被围之敌逃不了。我们方面军已采取了措施。为了保障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接合部，为了把德军赶回合围圈，我已经命令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和骑兵第五军向已形成的突破口地域推进。他们正在顺利完成任务。”

　　斯大林听了科涅夫的话，又将处于突破口地域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七集团军转隶给科涅夫指挥，命令他一定扎紧口袋，消灭包围之德军。

　　接受命令后，科涅夫立即飞往位于突破走廊的近卫坦克第四集团军指挥所，以采取紧急措施完成大本营交给的任务。

　　科涅夫一到斯米尔诺夫将军的观察所，第一件事就是召见集团军通信兵主任和方面军司令部的通信代表，命令他们采取紧急措施，沿突破走廊与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员特罗菲缅科将军的观察所建立直接通信联络，然后，给各集团军规定了消灭被围之德军的新的作战任务。

　　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接受任务后，立即采取积极而神速的行动，分割和消灭德军。到2月13日清晨，无论是在对外正面，还是在对内正面，苏军的态势都是相对稳定的。军队继续积极行动，压缩和分割德军被围集团，并在对外正面击退了德军的多次激烈冲击。

　　在合围的对内正面上，乌克兰第二方面军部队向前推进，压缩合围圈，于2月14日解放了德军强大抵抗枢纽部——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城。2月14日和15日，苏军顺利地击退了德军旨在进一步向西南推进的多次冲击。到2月15日，解围的德军力量耗尽，被围各军收到自行向南方向突围的命令。德军随即下令销毁没有装载弹药的所有汽车和大车。司令部的所有文件和军官的私人东西均被焚毁。德军第十一军司令部的军官聚集起来编成一个战斗组，人数约有一个连。指挥这个连的是施特默尔曼将军本人。他宣布说，“由于所形成的情况，再不能留在合围圈了，我们应该自己向西突围。”

　　到2月17日早上，德军集团已被全歼。施特默尔曼将军在2月16日夜间的突围过程中被击毙，人们在米尔任齐镇附近的战场上发现了他的尸体。就这样，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以彻底歼灭和俘虏被围德军集团而告结束。

　　2月18日，苏联首都莫斯科隆重鸣放礼炮，向科涅夫和乌克兰第二方面军部队致敬。这场大捷使科涅夫得以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继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斯大林之后第四位荣获苏联元帅军衔。

攻占柏林取得卫国战争胜利

　　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战役之后，由于春季解冻的雪水融化，使苏联南方成为泥泞的海洋，德军以为在这种天气里，苏军的坦克机械化部队无法行动，而且经过冬季的苦战后，红军也必须休整，难以开展新的攻势。他们希望能通过这段宝贵的时间获得喘息的机会，以重整旗鼓。

　　但苏军不想给德军喘息的机会，而且苏军T-34坦克的履带比德军坦克宽，能在泥泞中行驶自如。同时，美国援助苏联的大量卡车具有比德国军用车辆更出色的越野性能，更重要的是苏军在经过整个冬季的激战之后，仍然具有饱满的精神和高昂的士气。

　　因此，虽然气候条件恶劣，道路泥泞难行，苏军仍在南方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春季攻势，3个乌克兰方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南部战场。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攻势凌厉，发起了乌曼—博托沙尼战役，尽管无边的泥泞使苏军的T-34这样出色的坦克也时常陷入泥中，汽车和大炮更难以前进，只能用人力推动，但科涅夫的大军还是在短短一月内挺进了200~600公里。

　　在苏军的神勇进攻面前，德军丢下陷在泥中的坦克、大炮和车辆，依靠骑牛或步行，狼狈地从乌克兰逃走。科涅夫部队在进攻中毙俘德军8万余人，冲入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在文尼察的总部和补给中心，击毁和缴获600辆坦克和220辆装甲车。

　　1944年3月底，苏军前锋部队进入罗马尼亚境内。这是苏军在卫国战争中首次前出到国境线。消息传出，苏联举国振奋，首都莫斯科以最高等级的礼炮——324门火炮齐鸣24响，庆祝这一重大事件。德军的南方战线在3个乌克兰方面军排山倒海的进攻之下迅速崩溃，曾是德军显赫战将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曼施坦因和“A”集团军总司令克莱斯特为此双双被希特勒免职。

　　乌克兰战役结束时，由于瓦图京大将于1944年2月28日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伏击，不幸去世，战功显赫的科涅夫元帅奉命把两个方面军合并为一个新的部队。

　　这时的苏联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是苏军最强大的方面军，兵力达120万人，拥有205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250架飞机。科涅夫的下一个目标是粉碎德军最强大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有90万人，900辆坦克，700架飞机。在苏德战争中，这还是红军首次单独以一个方面军对德军一个集团军群，这表明红军的威力在战争过程中得到极大提高。

　　7月14日，科涅夫发动了史称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的攻势。科涅夫在这次战役中再次显示了他的能攻善战和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卓越才干。他大胆地将方面军编成内90%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集中在主要突击方向，对德军形成强大优势。

　　按照计划，在卢布林方向上实施突击的苏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左翼部队配合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行动。科涅夫的计划是首先围歼德军布罗德集团，然后围歼利沃夫集团。

　　德军主要防御地带绵密的堑壕和大量的交通壕，非常密集的火器，完备的火力配系，这些都要求对其主要防御地带实施认真的火力准备。所以科涅夫给炮兵下达的任务是消灭德军第二道和第三道堑壕中的有生力量及技术兵器，摧毁浅近防御纵深的支撑点，压制德军阵地上的迫击炮和炮兵。

　　进攻开始后，苏军步兵在强大炮火支援下，经英勇奋战在德军坚固防御体系上打开了一条长18公里、宽4~6公里的突破走廊。这样狭窄的走廊本来并不适合坦克部队进入，应等待步兵将其向两翼扩展后，才能投入坦克兵团发展攻势，但拖延下去德军就有调来援军反击的可能。

　　7月16日早上3点钟，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司令雷巴尔科将军打电话给科涅夫。他报告了第六十集团军部队和在比较狭窄的正面上前出至佐洛切夫地域的各旅先遣支队的战果，并请求允许他将坦克集团军主力投入战斗。科涅夫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7月16日傍晚，雷巴尔科将军的几个军已前出至佐洛切夫东北地域，而集团军先遣支队前出到了佩尔捷夫河。

　　在预感到布罗德集团有遭合围的危险后，德军开始将步兵和坦克重兵往所谓的“科尔图夫走廊”以南集中。从7月17日早上起，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冲击，以消除已经形成的突破口，并截断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的交通线。

　　如果这条走廊被截断，对苏军可能出现不利后果。科涅夫当机立断，在第六十集团军占领佐洛切夫后，将坦克第四集团军也投入战斗。命它从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左翼旁边进入突破口，并迅速向戈罗多克方向，即利沃夫以西30公里发展进攻。同时，命令第四集团军司令员列柳申科将军从南面迂回它，切断德军向西南和向西的退路。

　　苏军强大的坦克兵团雷霆万钧般地进入突破口后，德军的防线迅速崩溃。7月22日日终前，集团军主力在利沃夫南郊展开了战斗，而其近卫坦克第十志愿军突入了市区。

　　从7月24日起，苏军对利沃夫展开了向心突击。第六十集团军部从东面和东北面发起进攻。近卫坦克第十军在城内进行战斗。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的近卫坦克第六军，前出至利沃夫以西的亚沃罗夫地域。

　　德军只剩下一条通往西南桑博尔的退路。在7月24至26日几天里，在通往利沃夫的接近地上，苏军和德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德军依靠工程构筑完备的阵地，并利用有利的防御地貌，企图阻止苏军发展胜利。7月26日，第六十集团军部队夺取了一系列支撑点，并在利沃夫郊外展开了战斗。波卢博亚罗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四军部队，在沿米克拉舒夫—利沃夫公路作战时，于7月26日23时，突入该市东郊，与坦克第四集团军的近卫坦克第十军会合。

　　7月26日日终前，德军指挥部开始向西南方向撤退利沃夫集团的部队。为了使城市免遭破坏，7月27日拂晓，苏军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部队从西面转入了对利沃夫的进攻，而第六十集团军步兵第二十三军部队从北面，第二十八军从东面，第一○六军从东南面发起了冲击；坦克第四集团军的近卫坦克第十军继续在市内进行激烈的战斗。第三十八集团军在利沃夫以南进攻。

　　7月27日早上，乌克兰的州中心之一，重要的道路交叉点、重要的工业和文化中心——利沃夫，从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手中获得解放。被粉碎的德军部队匆忙向西撤退。

　　几乎在解放利沃夫的同时，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以及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第五十三和第二十二旅部队，于7月27日以夜间强攻夺取了佩列梅什利要塞。雅库鲍夫斯基上校指挥的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的部队从南面迂回冲击佩列梅什利。

　　在右翼，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继续向维斯瓦河进攻。

　　7月27日日终前，戈尔多夫将军的近卫第三集团军部队和索科洛夫将军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在维尔科瓦兹、克拉希尼克、亚斯特科维采、尼斯科一线进行战斗，左翼兵团已前出至桑河。第十三集团军、近卫坦克第一和第三集团军，以及巴拉诺夫将军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在尼斯科、索科武夫、普热沃尔斯克、德努夫、弗雷德罗波尔、栋布罗米尔以西一线粉碎德军，可靠地保障了在桑河上的登陆场。

　　科涅夫的部队在宽大正面上从行进间渡过了桑河。方面军中央各集团军则开始追击着向喀尔巴阡山脉撤退的德军部队。

　　由于利沃夫地域的德军被粉碎，以及它失去了俄罗斯拉瓦、利沃夫、佩列梅什利，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等城市，“北乌克兰”集团军群部队不仅遭到了重大损失，而且被分割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无望地企图以部分分散的兵团进行抵抗，急速地向维斯瓦河奔去。第二部分由德国坦克第一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一集团军各兵团组成，兵力约有20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师，向西南方向喀尔巴阡山脉撤退，因为经佩列梅什利向西的道路被苏军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和坦克第四集团军部队切断了。

　　此时，在德国坦克第一和第四集团军之间，出现了一个宽约100公里的缺口。在这里作战的只有一个预备警卫团，若干作业营和其他小股部队。

　　这个缺口是在合围并粉碎德军布罗德集团之后形成的。苏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以右翼部队迅速向维斯瓦河进攻。

　　这时，出现了对右翼各集团军向维斯瓦河和桑多梅日快速进攻，以及左翼各集团军向德罗戈贝奇方向发展胜利，和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山前地带粉碎德军坦克第一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一集团军的有利态势。苏军现在的任务是把德军紧逼至喀尔巴阡山脉，在那里将其歼灭。

　　为了在维斯瓦河建立防御正面，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开始向这里调遣第十七集团军的指挥机关，从“南乌克兰”集团军群中调来坦克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师，从战线的其他地段上调来两个步兵师和坦克第二十四军的指挥部，从德国调来两个师和一些独立部队。德军统帅部企图用这些兵力阻止苏军强渡维斯瓦河和维斯沃卡河。

　　鉴于这一态势，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7月27日的训令中重申，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的基本力量应集中在自己的右翼，用于夺取维斯瓦河西岸桑多梅日—维斯沃卡河口地段上的登陆场。

　　大本营指出，这一任务应在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部队的密切协同下完成，当时，他们受领了夺取华沙以南登陆场的任务。在维斯瓦河上建立两个方面军的协同动作，会在柏林战略方向上建立起强大的统一的苏军集团。

　　在左翼，科涅夫于7月27日5时50分，命令近卫第一集团军司令员以主要兵力，向霍多罗夫、德罗戈贝奇方向实施急遽突击，于7月29日日终前夺取德罗戈贝奇，并前出至杜布利亚纳、斯科列一线。

　　7月27日，近卫第一集团军部队于日终前前出至戈罗季谢、霍多罗夫、沃伊尼卢夫、格拉布夫卡一线。这一天，第十八集团军部队右翼推进约20公里，于日终前在克拉斯纳以东、亚布翁卡一线展开了战斗。

　　为了充分利用利沃夫方向取得的战役成果，粉碎德军斯坦尼斯拉夫集团，科涅夫命令坦克第四集团军进行强行军，于7月28日早晨前出至桑博尔地域，从那里实施急遽突出，于日终前夺取德罗戈贝奇和鲍里斯拉夫，以便同近卫第一集团军一起粉碎德军，阻止其向西北桑河对岸撤退。在此之前，近卫第一集团军右翼已前出至霍多罗夫地域。然而，由于德军在德涅斯特河和德罗戈贝奇地域加强了抵抗，坦克第四集团军未能完全完成受领的任务。

　　格列奇科将军的近卫第一集团军和茹拉夫廖夫将军的第十八集团军继续追击德军，向喀尔巴阡山脉推进。德军利用得到坦克加强的重兵后卫，在有利的天然地区进行顽强抵抗。

　　近卫第一集团军部队行动坚决，在第十八集团军的协助下，于7月27日解放了喀尔巴阡地区的州中心斯坦尼斯拉夫。

　　解放该市后，第十八集团军主力部队向奥特尼亚、博戈罗恰内方向发展进攻，同时，以部分兵力在帕谢奇纳、多拉和奥斯拉夫—比亚列以南地域，进行争夺喀尔巴阡山脉山前地带通道的战斗。7月26日日终前，第十八集团军各兵团在博戈罗恰内、茹拉基、帕谢奇纳、多拉一线，而后在原先的地区进行战斗。

　　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在利沃夫以东战败，以及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各兵团前出至利沃夫以西之后，7月24日，决定从这一地域将其部队往西南方向撤退。科涅夫认为，德军可能在德罗戈贝奇和鲍里斯拉夫地域，集结一个由从利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地域撤退下来的部队组成的重兵集团。因此，他要求近卫第一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加快追击退却之敌的速度，尽快夺取西乌克兰产油区——德罗戈贝奇和鲍里斯拉夫两座城市。

　　为了阻止苏集团军的推进，德军在部分地段转入了猛烈的反冲击。德军以约2个步兵团的兵力，在40辆坦克的支援下，多次进行反冲击。于7月28日逼退了苏军步兵第三十军部队，夺取了卡卢什市。经过顽强战斗，近卫第一集团军部队又于7月29日重新占领该市。7月30日日终前，集团军部队经过三天英勇战斗，推进8~15公里，并在罗兹多尔、茹拉夫诺、兹博拉、拉胡夫一线战斗。

　　苏军第十八集团军主力在7月28日至30日期间，不停地追击德军，于7月30日夺取了多利纳铁路车站，切断了经喀尔巴阡山脉通往匈牙利平原的道路。

　　德国法西斯统帅部通过在德涅斯特河的顽强防御和反冲击，竭力将遭受重大损失的利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集团，沿着他们剩下的一条经德罗戈贝奇、桑博尔、萨诺克的最方便的道路，撤过桑河。

　　从7月31日到8月4日的5天时间里，德军为了保障其坦克第一集团军各部队向西和西南方向撤退，以大约5个师的兵力，其中包括德军坦克第八师和匈牙利坦克第二师，进行反击，企图打通通往匈牙利平原的多利纳——柳德维库夫卡道路。

　　在四天的激战中，德军多利纳集团被打得一败涂地。8月4日，德军开始被迫从多利纳—博列霍夫地域向西和西南方向撤退。

　　苏军近卫第一集团军在坦克第四集团军和第三十八集团军部分兵力的协同下，继续进攻，于8月5日夺取了重要的道路交叉点斯特雷市。8月4日，苏军第十八集团军部队，打败了德军在维戈达、多利纳地域的抵抗，战斗向西推移，于8月5日强渡过希维察河。

　　这样，从7月19日至28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顺利完成了它面临的全部任务。德军“北乌克兰”集团军群遭到惨重失败。

　　8月29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各部队转入全线防御。至此，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结束。在战役过程中，苏军击溃德军32个师，彻底歼灭德军8个师。德“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被粉碎。仅在7月后半月，德军被打死、打伤和被俘的官兵就有20万名左右。同时，苏军缴获了大批战利品：各种口径火炮2200余门，坦克500辆，汽车10000辆，火车车厢666节，军马12000匹，各种仓库近150座。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将军因实施利沃夫战役而荣获“苏联英雄”称号。苏联大本营寄往前线的信中这样写道：

　　为表彰您在与德国侵略者的斗争前线出色地完成最高统帅部所赋予的战斗任务，以及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1944年7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授予您苏联英雄称号、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

　　1945年1月，在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结束后，科涅夫又率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同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各自在维斯瓦河的登陆场向希特勒德国发起了最后的强大攻势，直指第三帝国的巢穴柏林，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壮观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

　　苏联这两个方面军共有220万人，70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5000架飞机，33500门火炮和迫击炮，其中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拥有110万人，3244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582架飞机，16000门火炮和迫击炮。

　　这两路大军原定在1月20日发动攻势，但由于德军在阿登展开了强大进攻，使英美军队的战线陷入危急之中，西方盟国紧急向苏联呼救，因此苏军最高统帅部下令攻势提前在1月12日进行。

　　在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里，苏军将无法得到航空兵的支援，只能依靠炮兵和坦克进行突破。但是战役开始后，苏军的进攻威力丝毫未曾降低，原因是科涅夫素来重视炮兵突击，早在战役的准备阶段，他就亲率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们察看了整个战场前沿，在突破方向集中了强大的炮兵集团，每公里正面的火炮密度达到250~280门，有的地段甚至达到300门。进攻开始后，苏军炮火的猛烈程度有如山崩地裂，虽然炮火准备只持续了1小时47分钟，德军却感觉似乎不下5小时。

　　苏军空前的炮火威力，使德军完全失去控制，纷纷擅自脱离阵地向后溃逃。苏军在第一天就突破了德军的主要防御地带，科涅夫不给德军任何喘息和反击的机会，在当天中午就下令两个坦克集团军进入突破口发展进攻，迅速击溃了德军。德国将军蒂佩尔斯基希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描绘这场进攻说：

　　突破是如此猛烈，它不仅打退了第一梯队的师，而且打退了很强的快速预备队……深深楔入德军战线的兵力如此之多，以致要消灭他们，哪怕是限制一下他们都已不可能……俄国军队很快将其坦克兵团投入了打开的缺口，其主力开始向尼达河推进……

　　另一位德国将军梅林津也评论说：

　　俄国人的进攻以前所未有的威力和速度发展着。很清楚，他们的最高统帅部已经完全掌握了组织大量机械化集团军进攻的方法。

　　科涅夫的方面军向前长驱直入，与朱可夫的方面军一起，在23天中向前神速挺进了600公里，扩大突破近1000公里，渡过奥得河并在对岸占领了战役登陆场。在23天的作战中，仅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就俘敌官兵43000人，歼敌15万余人，缴获300多辆坦克和200多架飞机。

　　科涅夫在神速的进攻中，还以巧妙的机动完整地夺取了西里西亚工业区，这是欧洲居鲁尔区之后的第二大工业区。他的大军越过奥得河后并未停息，而是一鼓作气地又打到尼斯河，与朱可夫大军一起对德国首都柏林形成威逼态势。

　　斯大林原来的意图是让红军统帅中最有声望的朱可夫指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占领柏林，但由于德军向首都集结百万重兵，摆出了全力固守的架势，因此有必要让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也加入柏林方向作战。

　　由谁的部队攻占柏林，成为摆在斯大林面前的难题，因为这两人都是战功赫赫。他踌躇再三，最后决定让这两位统帅进行竞争，谁的部队最先打到柏林，就让其攻占柏林。

　　4月16日，进攻柏林的战役开始后，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第一天中就发射了123万发炮弹，这是迄今为止东线的最猛烈炮火，令德军的幸存者们日后无不谈虎色变；而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稍后开始的炮火准备，比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更为猛烈，以致当毁灭性的炮火准备停止后，许多德军士兵甚至小分队都不顾指挥部的死守命令，纷纷溜之大吉。

　　凭借压倒一切的炮火威力和强击机撒布的烟幕掩护，科涅夫的大军顺利地渡过了尼斯河，突破了德军防线，并打退了德军以大量坦克进行的反冲击。科涅夫命令他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司令员：脱离方面军的主力部队，更大胆地向战役纵深挺进，不要顾及后方，因为他本人作为方面军司令员，将在他们身后亲自保障其后方的安全。

　　随后，科涅夫接到斯大林的电话，最高统帅告诉他，朱可夫的部队遇到德军的顽强抵抗，进攻受阻，询问是否可以将朱可夫的两个坦克集团军调过来，通过他的方面军打开的缺口向柏林方向突击。

　　科涅夫认为这将造成很大混乱，他这里战事发展顺利，没有遇到德军十分强大的阻击，他完全可以用自己手中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向柏林进攻。斯大林表示同意，让他把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

　　接完电话后，科涅夫立即向两个坦克集团军司令下达命令，让他们向柏林方向迅猛发展进攻。两个坦克集团军接令后，立即风驰电掣地杀向柏林，于4月22日进抵柏林城郊。4月25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波茨坦胜利会师，将柏林完全包围，并在当天进抵易北河畔，同美军实现了历史性的“易北河会师”。

　　柏林之战震撼了德军，各路德军在首都陷落后大都停止抵抗，只在捷克境内还有一个德军强大集团拒不投降，这就是费迪南德·舍尔纳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它拥有近50个精锐师，总数近90万人。

　　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科涅夫强大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主力迅速向捷克境内出动，与乌克兰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会歼该敌。科涅夫以最快速度将他的部队从柏林的废墟中撤出，重新进行部署，随着他一声令下，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以10个坦克军、1600辆坦克向南方勇猛进击。

　　5月6日早晨，各集团军先遣支队发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一是德军占领的不是绵亘防御阵地，而是由若干枢纽部、抵抗中心和支撑点组成的防御阵地。二是德国法西斯指挥部尚未发现苏军突击集团在易北河左岸，德累斯顿以西及西北方向集结。

　　14时，在实施强大的炮火准备后，普霍夫和戈尔多夫各集团军转入了进攻。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也在同时向前推进。

　　这一整天，德国法西斯军队进行了殊死的反抗。夜间，苏军只推进了10~12公里。但在普霍夫的第十三集团军的地带内和戈尔多夫的右翼，苏军向前推进了23公里。这时，坦克兵暂时还在几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战斗队形中行动。

　　18时，德军布雷斯劳城防司令官尼克戈夫将军，深知继续抵抗毫无希望，于是，带领4万名守备部队投降了。

　　不久，在苏军的左翼科罗夫尼科夫第五十九集团军的当面，突然发现德军开始撤退。第五十九集团军司令员科罗夫尼科夫马上组织追击，到傍晚，其部队推进了7公里。

　　5月7日，苏军主突集团部队沿易北河西岸向南推进越来越远，日终前，到达鲁德内山脉主山脊的北坡前。

　　这一天，戈尔多夫近卫第三集团军夺取了迈森及其著名城堡，以及一座出名的瓷器工厂。为了完整无损地夺取这座最古老、最漂亮的德国城市，戈尔多夫采取了一切措施。

　　在苏军的突击集团右翼、外翼，即普霍夫和列柳申科集团军以其神速的进攻席卷德军，不让德军有机会占领防御阵地，而只能停留在沿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修筑的永备工事地带，从两侧控制住山口。

　　当天，按照大本营的总计划，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部队也转入了进攻，并从东南方向迂回布拉格。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舒米洛夫指挥的近卫第七集团军和克拉夫琴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迎着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前进，以包围舍尔纳集团。同时，叶廖缅科大将指挥的乌克兰第四方面军部队，从东面向南推进，在通往布拉格的道路上，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一片又一片新的地区。

　　5月8日拂晓，在列柳申科集团军的作战地带，叶尔马科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机械化第五军，夜以继日地快速向前推进，他们消灭了沿途遇到的一切德军，在布拉格西北的亚罗梅日和扎泰茨之间，从行进间竟然粉碎并消灭了企图逃往美军那里的舍尔纳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

　　从那时起，苏军部队一支又一支地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捷克人民以加盐面包和鲜花欢迎他们。

　　就在这一天，扎多夫的近卫第五集团军，在戈尔多夫、雷巴尔科集团军和波兰人民军第二集团军部队的协同下，完全占领了德累斯顿，并从行进间又推进了25公里。

　　20时，科涅夫命令用电台向驻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领土上的所有德国法西斯军队广播，敦促他们无条件投降。同时，也给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司令员下达了指示：假如再过3小时，也就是说，到5月8日23时前，希特勒军队还不投降，就继续军事行动，对其实施坚决突击，彻底消灭他们。

　　为防止法西斯将领和其他纳粹战犯从空中逃跑，科涅夫要求苏军部队，在进攻中，首先占领机场和起飞场。为此，还派出了由坦克、装甲车和乘坐汽车的步兵组成的特种快速支队。

　　3小时过去了。但是，德国法西斯指挥部一直都没有回音。

　　23时整，方面军部队按照命令，对德军进行了猛烈射击，并恢复了进攻。向前推进的不仅有主突集团和辅助突击集团的各集团军，而且还有方面军的全部12个集团军，直至最左翼的集团军。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发起进攻，但到日终前，方面军中央和左翼的7个集团军都前进了20~30公里。

　　到5月8日早晨，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的波兰人民军第二集团军和科罗捷耶夫、沙夫拉诺夫、古谢夫、科罗夫尼科夫等将军的各部队，推进了15~20公里，肃清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及其境内许多城市里的德军。

　　从发起进攻起，苏军航空兵共出动飞机4000架次，其中三分之二是5月8日出动的，主要对企图从布拉格向西撤退的德军部队实施了空中突击。航空兵的行动制止了德军沿尚未被苏军坦克兵切断的道路的运动。

　　为了突进布拉格，苏军列柳申科集团军的近卫乌拉尔第十志愿军的坦克，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奔袭80公里，首先从西北进入布拉格。紧随其后从北面进入该市的是雷巴尔科集团军机械化第九军的坦克兵。而总共只过了几小时之后在布拉格郊区已出现了诸兵种合成第十三和近卫第三集团军的先遣部队。近卫第五集团军部队的主力，在消灭了布拉格东北的德军集团后，其先遣部队也前出至布拉格北郊。5月9日上午10时前，布拉格被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完全占领，并肃清了市内的德军。

　　13时，乌克兰第二方面军部队在布拉格东南35公里处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列柳申科的近卫坦克第四集团军的部队会合。

　　乌克兰第四方面军的快速集群，快速追击退却之敌，其主力部队于5月9日18时前也抵达了布拉格。

　　对拒绝放下武器的驻捷德军集团的合围圈合拢了。陷入这次大包围中的有混乱和失去指挥的舍尔纳集团军群的50多万名官兵。现在，他们除了投降之外，已无别的出路。

　　布拉格解放了。一支又一支游行队伍行进在大街上。为庆祝布拉格的解放，苏联首都以324门火炮的24次齐射，鸣放了苏德战争中最后一次庆祝战功的礼炮。几个小时后，莫斯科以1000门大炮齐鸣30响，庆祝卫国战争的胜利。

罗科索夫斯基

战争骤发率领部队奋勇抵抗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1896年12月9日出生于俄罗斯大卢基市。1914年加入沙俄军队服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罗科索夫斯基加入了红军卡尔戈波尔分队。不久，他被选为副队长。国内战争中，罗科索夫斯基随分队转战南北，为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同白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1918年9月，红军东方面军第三集团军乌拉尔第三师组建乌拉尔骑兵第一团。罗科索夫斯基担任了骑兵团第一骑兵连连长。1919年3月7日，他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5月底，骑兵团分编成两个骑兵营，他被任命为乌拉尔独立骑兵第二营的营长，指挥近500名骑兵。

　　1919年11月，罗科索夫斯基获得他在红军中的第一次奖赏——红旗勋章。次年1月，几个独立骑兵营合并成第三十团，罗科索夫斯基任团长。不久，骑兵第三十团派驻俄蒙边界一带，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东部边境。

　　1920年8月，罗科索夫斯基转任步兵第三十五师骑兵第三十五团团长。这个团驻扎在伊尔库茨克，从未参加过战斗。24岁的罗科索夫斯基出色地完成了训练部队的任务。

　　1921年3月，骑兵第三十五团缩编为骑兵第三十五独立营，罗科索夫斯基随之降任营长。

　　4月，红军步兵第三十五师被调往贝加尔湖以南，迎击反苏维埃武装温甘伦的入侵。6月初，温甘伦的骑兵向俄罗斯边境重镇热尔图林卡亚发起进攻，将驻守的第二步兵营主力切断并包围起来。罗科索夫斯基的骑兵第三十五营正处于镇子的右翼侧，作为预备队待命。他根据战场形势，当机立断，命令骑兵出击。他自己一马当先，挥舞马刀冲入敌阵。红军骑兵奋勇冲锋，击退了敌军，为第二营解了围。为此罗科索夫斯基获得第二枚红旗勋章。

　　不久骑兵营恢复团的建制，他也随任团长。1921年12月，他被调任库班骑兵第五师第三旅旅长。这时内战已经结束。1922年7月，骑兵第三旅缩编为第二十七团，罗科索夫斯基随之降任团长。

　　1924年9月，罗科索夫斯基进入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进修。1926年9月，进修班结业后，他被派回外贝加尔。不久被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担任蒙古人民革命军骑兵第一师的教官。

　　1928年9月归国后，他被任命为库班骑兵独立第五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因战功卓著又获得第三枚红旗勋章。1929年1月，他又进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首长进修班进修了2个月。1930年起先后任骑兵第七师和第十五师师长。

　　1932年2月，库班第五旅扩编为骑兵第五师，他升任师长。由于训练工作成绩突出，他荣获了苏联政府的最高奖赏——列宁勋章。1936年年初，他被任命为隶属列宁格勒军区的骑兵第五军军长，离开了服务多年的偏远的外贝加尔地区，来到俄罗斯的古老城市普斯科夫。

　　1940年5月，苏军对军衔制进行了改革，罗科索夫斯基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0年下半年，苏联开始组建机械化部队。基辅军区建立了几个机械化军。11月，罗科索夫斯基调离了骑兵部队，担任了基辅军区机械化第九军军长。

　　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德军越过边界，分三路长驱直入。苏军作战准备不足，仓促应战，无法阻止德军的推进，全面败退。

　　罗科索夫斯基所在的西方方面军机械化第九军在西南基辅方向上同德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6月24日，摩托化第一三一师把强渡斯特尔河的德军先遣部队击退到河的对岸后，在卢茨克及其以南一线作战，使德国人重新向东岸渡河的企图不能得逞。

　　苏军坦克第三十五师在克列万西南与其面前的德军坦克第十三师交战。苏军坦克第二十师在24日黎明以一个先遣团从行进间攻击正在奥雷卡地区休息的德军坦克第十三师的摩托化部队，给他们以很大杀伤，捉到了一些俘虏，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苏军坦克第二十师构筑工事后，在那一天中多次成功地击退了德军坦克部队的冲击。

　　25日，罗科索夫斯基的西方方面军机械化第九军在卢茨克、奥雷卡、克列万以南一线与德军第十四师和第十三师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进行顽强的防御战。德军力图切断罗夫诺—卢茨克公路并占据卢茨克，苏军英勇反击，使德军的企图未能得逞。直到快近黄昏时德军才开始停止进攻。

　　26日，遵照集团军司令员波塔波夫的命令，罗科索夫斯基的第九军在杜布诺方向实施反突击。他们左翼的机械化第十九军和右翼的机械化第二十二军也在这一方向上开始进攻。

　　这3个军联合行动，与强大的德军鏖战了两昼夜。第二十二军受到了德军强大兵力的冲击，损失惨重，向卢茨克东北方向退却。第十九军也遭到来自杜布诺地区之德军的攻击，向罗夫诺退守。

　　傍晚，机械化第二十二军的坦克师师长来到罗科索夫斯基的指挥所，他情绪沮丧，右手缠着绷带。他报告的声调使罗科索夫斯基气得大声吼叫道：“你给我马上住嘴！别再谈你们军的伤亡情况了。第二十二军还在战斗，我刚刚和塔姆卢奇谈过话，赶紧去找自己的部队，和他们在一起。”

　　罗科索夫斯基带着司令部的军官小组乘车来到正在进行战斗的坦克第二十师驻扎的小高地。他看到，德军的一个由汽车、坦克和火炮组成的纵队正在从杜布诺向罗夫诺方向运动，而更多的德军士兵的纵队正在从南面向苏军防守的地带进发。

　　罗科索夫斯基在罗夫诺一卢茨克公路选择了一块地方，命令第九军诺维科夫的三十五师掩护，把坦克第二十师连同它的装备有85毫米新式火炮的炮兵团从左翼调到这里来。他们把火炮安置在公路旁的水沟里，而一部分火炮就摆在路上。德军大批涌来，摩托车在前面，装甲车和坦克紧随其后。

　　罗科索夫斯基从观察所看到，德军的强大兵力如何向坦克第二十师进攻和他们如何受到打击。苏军的炮兵们等德军靠近了才开炮，随着“轰隆隆”的炮声，公路上霎时堵满了摩托车、装甲车和德军的尸体。但是由于惯性，德军进攻的部队继续向前推进，苏军继续用火炮轰击。德军的损失越来越大，只好后退。诺维科夫利用切尔尼亚耶夫取得的胜利向前推进，占领了前方的小高地。

　　但不久，苏军的头顶上出现了德军的“容克”轰炸机，飞机飞来一批又一批，对苏军进行了残酷的狂轰滥炸，不过没有给苏军造成伤亡。因为士兵们躲入森林，大炮和坦克进了掩体。

　　根据抓获的俘虏供称，德国人预先集中了庞大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苏军第五和第六集团军的接合部突破成功。坦克和摩托化兵团进入突破口后扩大了战果，正在迅速向日托米尔方向继续推进。德军的主要突击是在罗科索夫斯基第九军的南面进行的。情报表明，在德军主要突击方向上作战的苏军的处境非常艰难。

　　当然，罗科索夫斯基的西方方面军机械化第九军也不轻松。据摩托化第一三一师师长报告说，德军的步兵和坦克击退了他在斯特尔河一线设防的几个团，并在广阔的正面上实施强渡。他们的人数越来越稀少。

　　但是，在艰辛的战斗期间罗科索夫斯基找到了新的人员补充来源：在克列万附近的森林中当时有不少失去自己部队的战士，他把他们收容并派往自己的兵团，这些战士中有许多人后来在战斗中表现出色。

　　德国人把所有新锐兵力投入到对付机械化第九军的战斗中来，殊死的战斗一直继续到6月29日。德军未能切断克列万方向上的罗夫诺—卢茨克公路，也未能全部突破第五集团军的防线。

　　但是，德军通过投入补充兵力迫使科维尔、卢茨克地段的苏军第六集团军右翼退却并强渡斯特尔河。可这并没有使德军免除来自苏军的威胁，亦即第五集团军及其配属的几个机械化军对它的威胁，他们从北面威胁向日托米尔急速前进的德军主要集团的翼侧，使德军指挥机关深感不安。因此，德军发动了不间断的、越来越强大的进攻，想置第五集团军于死地。

　　6月30日，在日托米尔—基辅方向上苏军第五集团军开始向原先的筑垒地域撤退。苏军的各兵团一边反击德军的进逼，一边采用“运动防御”的方法，从一个地区退往另一个地区。

　　在沃伦斯基新城，西方方面军机械化第九军击退德军后占据了斯卢奇河沿岸的防御阵地，从两面控制了通往日托米尔的道路。

　　渡河并经历10天的战斗后，苏军连陈旧的坦克都已所剩无几。尽管战斗中遭受了巨大损大，但苏军依然顽强作战。

　　由于在这些战斗中的突出表现，机械化第九军的所有师长、许多团长，以及其他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受到了苏联政府的奖赏。罗科索夫斯基因表现出苏军指挥员的大无畏精神，则荣获了他人生的第四枚红旗勋章。

组建新军艰难守卫每寸地域

　　1941年7月10日，德“中央”集团军群向通往莫斯科的必经之地斯摩棱斯克发起进攻。扼守这一地区的苏军西方方面军处境险恶。第十六、第二十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一部陷入德军合围。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组建几个集团军级的军群，从别雷—亚尔采沃—罗斯拉夫利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实施反突击，以扭转斯摩棱斯克战局。

　　7月14日，罗科索夫斯基奉命将机械化第九军交由副手指挥，自己飞往莫斯科，受领组建新军军群的任务。他只在莫斯科停留了几个小时。大本营告诉他，要在斯摩棱斯克方向形成一片“真空”，军群的任务是不让德军向维亚济马方向推进。

　　他的军群将由几个师组成。总参谋部派给他几名参谋和几名士兵。这就是他的司令部的全部班底。总参谋部指示他说：“从莫斯科到亚尔采沃，沿途你所遇到的部队，统由你收编。具体指示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受领。”

　　当天傍晚，罗科索夫斯基带领他的司令部抵达位于维亚济马以北的卡斯纳的西方方面军指挥部。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元帅指示他在亚尔采沃地域采取军事行动。最后铁木辛哥说：“预备队一到，就给你几个师，眼下你只能收编一些部队和兵团。”

　　7月17日夜间，罗科索夫斯基乘车前往亚尔采沃地域，一路收编了一些被打散或撤下的队伍。在亚尔采沃组建兵团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该兵团的正式名称是“罗科索夫斯基将军集群”。

　　为了实施指挥，罗科索夫斯基在行进间组建了由15~18名参谋组成的司令部，其中10人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并由西方方面军干部处管理。谢尔盖·帕夫洛维奇·塔拉索夫中校成为临时司令部的参谋长。

　　尽管工作条件差，但司令部仍然正常运转：8辆吉普车，1部电台和2辆拖四联装高射炮的卡车。抵达亚尔采沃附近后，司令部迅速熟悉情况，与这一地区的各部队建立联络，并着手组织防御。

　　罗科索夫斯基和他的司令部乘汽车从一个地段驶向另一个地段。他们在亚尔采沃以东遇到的第一个兵团是基里洛夫上校的步兵第三十八师，这个师隶属第十九集团军，后撤时与集团军司令部失去了联络。基里洛夫领略过德军在亚尔采沃附近施加的出其不意的压力，竭力进行了防御。

　　此时，亚尔采沃已经落入德军手里。第三十八师师长基里洛夫上校高兴地说，他终于不是孤军作战了。罗科索夫斯基把一路上收容的人补充了他的各团。人们得知在亚尔采沃地区和沃皮河东岸有抗击德军的部队后，纷纷来投奔，有的是完整的一个分队，有的是指挥人员率领的小组。

　　不久，由米哈伊洛夫率领的坦克第一○一师也来到罗科索夫斯基这里。这个坦克师人员不足，只有80辆装甲性能不好的旧坦克和7辆新式重型坦克。但对于罗科索夫斯基来说，这却是极大的支援。师长米哈伊洛夫本人是一名英勇善战的军官，他在哈拉哈河战斗中获得过“苏联英雄”称号。

　　7月18日，他们前往正在同德军步兵进行顽强战斗的基里洛夫的观察所。这一地区的情况比以前在西方方面军司令部预计的要严重得多。首战使罗科索夫斯基了解到，亚尔采沃地区不仅有德军的空降部队，还有更强大的兵力，即从北边迂回斯摩棱斯克的德军坦克第七师冲向这里。

　　侦察和俘虏的供词证实，在斯摩棱斯克方向行动的德军坦克集群的摩托化部队开始抵达。德军渡过沃皮河后占领了河东岸的登陆场，并努力沿公路向维亚济马方向推进，就是向第十六和第二十集团军后方渡河的方向。

　　德军的意图是把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作战的苏军包围，然后为其沿公路干线突向莫斯科创造条件。

　　罗科索夫斯基明白，在大本营兵力吃紧的情况下，粉碎当面德军的这些意图的重任就落到了自己新组建的这两个师身上。他们的防御具有线式特征，没有第二梯队。

　　罗科索夫斯基使用了稍向左边靠后的坦克第一○一师的两个团作为预备队。这个师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在右面防守杜布罗沃，在左面防守小城拉吉，在它的地段上还布置了一个反坦克炮兵团。第二四○榴弹炮团部署在扎莫希耶西南向右稍后一点。

　　这样，公路干线和铁路在反坦克方面就得到了可靠的保证。步兵第三十八师在亚尔采沃以东沃皮河沿岸防御，坦克第一○一师的一个坦克团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一旦德军沿公路干线突破就进行反冲击。

　　罗科索夫斯基把这一切向方面军司令员作了报告。他还报告说，根据方面军的命令抵达亚尔采沃的各个师人数极少，有一个师只有260人，另一个师比这更少。由于全体参谋的巨大努力，苏军集群在不间断的战斗过程中得以在短时间内组织抗击德军，不让其向东推进，之后苏军开始转入进攻，在这个或那个地段上打击德国人。

　　法西斯统帅部不断地在亚尔采沃地区集结自己的军队，对罗科索夫斯基将军集群的渡口和战斗队形实施密集的空中突击。德军的火炮和迫击炮的火力也加强了。但是，亚尔采沃地区的森林和步兵挖的堑壕拯救了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在这一地区进行的不间断的、对交战双方都是伤亡惨重的战斗也阻碍了德军向南推进。这是罗科索夫斯基将军集群对西方方面军总的斗争的贡献。这场斗争的目的是阻止德军，使其遭受最大损失，同时不让其对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交战的苏军各集团形成包围。

　　在第十六和第二十集团军后方行动、防守第聂伯河各个渡口的利久科夫上校的混成支队有一段时间是在独立作战，随着事态的发展也归属了罗科索夫斯基的军队集群。利久科夫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指挥员。无论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他总是信心十足，无所畏惧。几小时后，利久科夫的各分队就击退并消灭了的德军的一个完整的支队。

　　利久科夫上校在战争爆发之前是坦克第三十七师师长，他的支队是由坦克兵组成的，他们一共只有15辆坦克，但这些人都很精干，都是正规军人，受过战斗的洗礼，包括团长萨赫诺和舍别柳克。利久科夫特别赏识萨赫诺少校。在此期间，亚尔采沃一线的战斗昼夜不停。苏军的各部队遭受了巨大损失。罗科索夫斯基在补充各个师和组建分队和部队中困难很大。因为来到集合地点的人以前属于各个不同的部队，把所有这些人组成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并不容易，何况时间也不够。

　　战斗行动的地段一天天扩大。德军投入了补充兵力，苏方也有部队抵达，指挥变得越来越困难。罗科索夫斯基仍然同自己的“车轮上的司令部”一道尽量靠近前沿，此外没有别的选择。

　　7月24日，铁木辛哥报告说：“在亚尔采沃地域双方血战三天，伤亡惨重………”27日，铁木辛哥的报告说：“亚尔采沃仍被罗科索夫斯基坚守着……”

　　罗科索夫斯基司令部的人员日渐减少。在10天战斗中，司令部的参谋中有一半以上阵亡或受重伤。有一次罗科索夫斯基差点失去参谋长。当时需要马上去方面军指挥所，罗科索夫斯基不加思索地交待塔拉索夫中校驾驶吉斯-101以代替吉普车出发，而德军飞行员追着这辆指挥车扫射和丢炸弹。后来，塔拉索夫虽然回来了，但浑身到处都是烧伤。

　　7月下旬的一天，机械化第七军军长维诺格拉多夫带着自己的司令部到罗科索夫斯基这里听候调遣。他的司令部人员齐全。各处应有尽有，装备不错，有电台、司令部汽车、各种设备及正常工作所需的一切。

　　到7月底，罗科索夫斯基军队集群的状况大大改善，方面军指挥部调了几个坦克营来加强该集群，莫斯科给他们调来一个共产党员营。力量加强后，罗科索夫斯基决定对德军实施突击。他主要使用步兵第三十八师和坦克第一○一师的兵力，给他们配属了炮兵和坦克，包括10辆KB型重型坦克。

　　8月初的一天，罗科索夫斯基军队集群通过突击占领了亚尔采沃，强渡了沃皮河，在河西岸占据了有利的阵地。苏军利用这些阵地设防，击退了所有的反冲击。完成了西方方面军给该军队集群下达的“守住亚尔采沃，不让德军向维亚济马突破”的任务。

　　斯摩棱斯克地区的形势越来越复杂，根据侦察材料和审问在亚尔采沃战斗中捉到的俘虏得悉，德军准备发动新的攻势，旨在切断苏军第十六和第二十集团军的退路。为此，德军打算以坦克第七和第二十师的兵力对苏军在亚尔采沃地区的防御实施突击。

　　8月8日，斯摩棱斯克被德军占领，铁木辛哥元帅下令撤退。第十六和第二十集团军的各部队顺利地沿着索洛维约夫斯克和拉奇诺渡口退过第聂伯河，并在霍尔姆—日尔科夫斯基、亚尔采沃、叶利尼亚一线加强防御。罗科索夫斯基军队集群协助卢金和库罗奇金将军的部队，在亚尔采沃附近及其以南转入进攻。

　　法西斯德军统帅部用“中央”集团军群的部队，包括第二、第九集团军和2个坦克集群实施突击时，法西斯统帅部认为，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包围并歼灭西方方面军的主力就能结束战役，这一企图没有实现。德军在莫斯科战略方向上所遇到的不是他们所想象的“真空”，而是重新建立起来的坚固的防线。德军要突破这道防线需要补充兵力和必要的准备时间。

　　在亚尔采沃，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命令罗科索夫斯基部队集群和第十六集团军合并。合并后的第十六集团军达到6个师，即米哈伊洛夫上校的坦克一○一师，利夫科夫上校的莫斯科摩步第一师，基里洛夫上校的第三十八师，切尔内绍夫上校的第一五二师，格里亚兹诺夫上校的第六十四师，奥尔洛夫上校的第一○八师，以及列米佐夫的坦克第二十七旅，一个重型炮兵营和其他部队。集团军在50公里的正面设防，切断斯摩棱斯克—维亚济马的主要公路干线。

　　德军仍企图突破亚尔采沃方向上的防御。但是，除了遭到重大损失外他们一无所获。第十六集团军的各部队根据需要依靠突围出来的人进行补充。从西向东“去找自己的部队”的人流源源不断：有的来自边境地区，有的来自明斯克……

　　第十六集团军已经具有强大的力量，越战越勇。德军在进攻中遭受巨大损失后转入防御。到8月中旬，德国人只好沿沃皮河西岸加强防御。

　　在8月份的下半月，第十六集团军的右面的友邻部队科涅夫将军指挥的第十九集团军发动了进攻战役。这次战役出乎德军意料之外，取得某些具有局部意义的胜利。但是，科涅夫没能突破德军的防御。

　　方面军司令部那里没有传来令人不安的信号。然而，暴风雨即将来临。它很快就在绝对预料不到的情况下发作。

　　8月底，苏中央方面军遭到德军围歼，斯摩棱斯克战局更加恶化。9月初，苏最高统帅部再次发动反击，预备队方面军第二十四集团军10个师进攻叶利尼亚，罗科索夫斯基的第十六集团军从北面迂回斯摩棱斯克。

　　罗科索夫斯基兵力单薄，未能突破德军防御和解放斯摩棱斯克，但是牵制了德军准备用于叶利尼亚战役的大部分预备队，从而协助第二十四集团军收复叶利尼亚并向西推进25公里。

　　不久，科涅夫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卢金从他那里接收了第十九集团军，叶尔沙科夫将军指挥第二十集团军。在这之前，在叶尔尼亚地区的战役顺利结束。在苏军的打击下德军向西退却。

　　从9月10日开始，在斯摩棱斯克作战的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全部转入防御。11日，罗科索夫斯基被晋升中将军衔。

　　德军取得斯摩棱斯克会战胜利之后，没有继续向莫斯科进攻。希特勒将首攻目标从莫斯科转向基辅和列宁格勒。德“中央”集团军群主力转而面南，和“南方”集团军群主力一起投入基辅战役。

　　9月份下半月，第十六集团军司令部详细制订了集团军在其所占领地区的部队行动计划，计划中规定的措施确保坚决击退德军。同时还制定了一旦德军突破防御时的行动方案，方案规定部队怎样撤退，怎样使德军遭受最大损失，如何全力阻止它推进。

　　这个计划呈送给了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他批准计划中有关防御内容的第一部分，而有关被迫退却内容的第二部分没有批准。

　　9月底，德军取得基辅会战的胜利并完成了对列宁格勒的包围之后，集结了“中央”集团军群和3个坦克集群共78个师，180万人，开始实施进攻莫斯科的“台风”作战计划，企图于入冬前攻下莫斯科。

　　德军首先对布良斯克方面军防御地带和维亚济马一线发动进攻。

　　10月2日，前沿观察人员和侦察小组报告说，从德军方向传来了坦克发动机的响声。黎明，德军开始在第十六集团军的中心地段发动进攻。在那里，苏军已作好迎击的准备。德军飞机第一次长时间轰炸苏军指挥所所在地，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在火炮和迫击炮开火的同时，德国坦克向前推进，步兵紧随其后。苏军的所有火炮立即回击，反坦克炮兵连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卡秋莎”炮向爬出掩体的德军士兵齐射。战斗延续到中午12点。德军在人员和技术装备上遭受到巨大损失，没有取得胜利。第十六集团军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午后，在卢金的第十九集团军那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德军在第十九集团军的右翼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是卢金司令员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态势。次日一整天，德军不再进攻，而是把苏军的防御地段置于强大的火力之下。一批飞机轰炸了炮兵阵地，并加强对通往维亚济马方向的道路进行侦察。

　　到10月3日傍晚，来自第十九集团军的消息令人不安。集团军司令员在电话里说：“我只好把自己的右翼拐过去，正面改为向北……与友邻第三十集团军的联系中断。”

　　卢金请求帮助，罗科索夫斯基给他派去了2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和1个炮兵团。第十六集团军左面的友邻叶尔沙科夫将军那里平安无事。

转战南北夺取战争最后胜利

　　1941年10月5日，罗科索夫斯基接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

　　兹命令第十六集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立即将其防御地带连同部队转交第二十集团军司令员叶尔沙科夫，你本人带司令部及必要之通信工具以强行军速度最迟不得晚于早6时10分到达维亚济马。第十六集团军新编成内将包括维亚济马地区的步兵第五十、第七十三、第一一二、第三十八、第二二九师，坦克第一四七旅，以及1个火箭炮营、1个反坦克团和1个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团，集团军的任务是阻击从南面斯帕杰缅斯克地域向维亚济马进攻之敌，不让其越过普梯科沃、克鲁德耶、德罗日诺一线北进……

　　罗科索夫斯基立即执行命令，当夜动身沿明斯克干线向维亚济马进发。一路见到的都是撤退景象。6日拂晓，罗科索夫斯基抵达维亚济马，城里没有任何部队，命令所列的部队一个也联系不上，同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系也中断了。罗科索夫斯基派出侦察兵，了解到形势的严重性。他对司令部人员说：“必须赶快离开这里。没人守卫维亚济马。”

　　德军的合围圈已经在维亚济马附近闭合，罗科索夫斯基决定朝东北方向突围。8日，在距莫扎伊斯克40公里处，罗科索夫斯基终于用无线电与方面军司令部取得联系，并按指示抵达莫扎伊斯克，然后乘派来的飞机飞抵西方方面军司令部。

　　10月13日，新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大将命令罗科索夫斯基“率领步兵第十八师前出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域，收编该地全部部队和新到达该地的部队，在北起莫斯科海（伏尔加水库），南到鲁扎河的地带组织防御，制止德军从该地带突破”。

　　罗科索夫斯基在沃洛科拉姆斯克设立了指挥所，着手收编部队。到16日，第十六集团军的编成内共有21个步兵营、6个骑兵团、73门反坦克炮和123门野战炮。要防守100余公里的地带，这些兵力远远不够。

　　当日，德军开始以绝对优势兵力向第十六集团军防地发起猛烈进攻。苏军浴血奋战，顽强阻击德军，最后被迫将防线后移。10月17日，德军占领沃洛科拉姆斯克。几天后，罗科索夫斯基夺回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的几个战略点，但无力扩大战果。他的首要任务是加强防御，准备对付德军即将发动的更大规模的进攻。

　　希特勒在“中央”集团军群内建立了两个快速集群，对西方方面军和相邻方面军的接合部，同时对西方方面军的两翼突击，以便从南北两面迂回莫斯科，在其东部封闭合围圈。西方方面军右翼是第三十集团军和第十六集团军。德第三、第四坦克集群的主突方向直指这两个集团军。

　　11月6日，德军快速突击部队开始冲击罗科索夫斯基的防御阵地。战斗异常激烈。第十六集团军各部挡住了德军的进攻，使德军陷入争夺据点的持久战之中，推进速度十分缓慢。

　　11月20日，罗科索夫斯基遵照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退至巴韦利措沃、莫佐罗沃、阿克谢诺沃、新彼得罗夫斯科耶、鲁缅采沃一线防御。

　　德军难以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取得突破，遂将主力集中到克林方向上，攻下了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和克林。25日，朱可夫命令罗科索夫斯基夺回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罗科索夫斯基按命令迅速组织了反击，取得部分战果，但未能夺回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而且，第十六集团军的防线，如同整个莫斯科防线，开始步步后移。

　　到11月底，极度疲惫和损失极大的第十六集团军被迫退却到离莫斯科仅25~35公里处。但是苏军终究还是挡住了德军的进攻。遭受极大消耗的德军已成强弩之末，再无力推进。

　　12月初，苏最高统帅部将秘密组建的3个新的预备队集团军投入战场。其中2个集团军在西方方面军右翼参加了第十六集团军北翼的战斗。

　　12月5日，苏军开始反攻。西方方面军右翼各部向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第三、第四坦克集群发起突击。7日，第十六集团军从防御直接转入进攻。经一天激战，罗科索夫斯基解放了克留克沃。之后，各部在伊斯特拉方向上全线进攻。到10日，德军丧失了全部主要抵抗枢纽部，向伊斯特拉河一线退去。

　　罗科索夫斯基不给德军以喘息之机，命令部队不停息地全速追击。在12月11日至12日的两天之内，第十六集团军推进了10~16公里，在许多地段前出到伊斯特拉河一线。

　　12月13日，苏联中央报刊的第一版上都刊登了西方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及其领导的各集团军司令的肖像。在罗科索夫斯基肖像上方的文字说明写道：“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部队，在追击敌坦克第五、第十、第十一师，党卫队师和步兵第三十五师的同时，占领了伊斯特拉市……”

　　12月15日，第十六集团军强渡伊斯特拉河，突破德军防线。德军退却。20日，第十六集团军同友邻部队前出到拉马河和鲁扎河一线。至此，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在十几天的战斗中推进了100公里左右。

　　1942年1月中旬，为发展莫斯科近郊所取得的胜利，苏军发动了新的攻势。第十六集团军于1月16日出击，当天攻克德军14个防御枢纽部。在罗科索夫斯基继续挥师挺进时，1月21日，他接到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将部队转隶友邻第五集团军。率集团军整个指挥机构到司令部接受新任务。”

　　在西方方面军指挥所，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中将对罗科索夫斯基解释说，德军对左翼戈利科夫中将的第十集团军发起反突击，控制了苏希尼奇这个大铁路枢纽及其周围地区，罗科索夫斯基及其司令部应在最短的时间里赶到苏希尼奇地区，接管部队，并恢复原来的态势。罗科索夫斯基受命后立即率司令部赶往前线。这是他半年里第三次接手新部队。

　　1月29日，方面军司令部接到罗科索夫斯基的报告：“已攻克苏希尼奇，并在那里设立了集团军司令部。”

　　紧接着，罗科索夫斯基利用所能集中的少得可怜的部队，对德军防御筑垒据点逐个进行攻击，动摇了德军防御，将德军逼到日兹德拉河。

　　3月8日，罗科索夫斯基视察了准备攻打马克拉基的部队之后，回到苏希尼奇的司令部的路上，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弹片击中罗科索夫斯基脊椎，在胁骨中间穿过，打穿肺部，幸而未触及心脏。

　　伤势严重的罗科索夫斯基被送去抢救。罗科索夫斯基接受手术之后，被送往莫斯科治疗。5月底，他不待伤愈便跑出医院，回到第十六集团军。这时莫斯科会战已于4月20日结束，德军对莫斯科的进攻遭到失败。但是苏德战场的整个形势仍对苏军不利。

　　7月初，苏军最高统帅部任命罗科索夫斯基为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这时布良斯克方面军正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德军在6月28日开始的进攻中，突破了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防御，向纵深推进150~170公里，强渡顿河，冲入沃罗涅日。

　　7月7日，苏最高统帅部将布良斯克方面军一分为二，一部分部队归入沃罗涅日方面军，一部分由罗科索夫斯基接管。罗科索夫斯基将司令部设在叶列茨以东几公里的下奥利沙涅茨村。布良斯克方面军编成内包括5个集团军和3个军。罗科索夫斯基首先阻止住德军由顿河西岸向北推进，使战局稳定下来。

　　此时，布良斯克方面军防御地段相对沉寂。希特勒将进攻重点转向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7月中旬，德军集结71个师发起斯大林格勒会战。8月中旬，德军攻占了顿河西岸的所有地区，苏军退至斯大林格勒外围组织防御。到9月中旬，斯大林格勒外围防御地带丧失殆尽，德军突入市内。守城苏军被分割成三块，但仍坚守城市，顽强抵抗。

　　苏军最高统帅部从9月开始准备反攻，为此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新组编顿河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10月初，罗科索夫斯基转任顿河方面军司令员，辖第六十五、第二十四和第六十六集团军，战线宽达400公里。10月中旬，顿河方面军转入进攻，意图歼灭斯大林格勒以北的德军，与坚守在城内的崔可夫各师会合。但此次进攻未能突破德军防线。

　　11月13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批准了代号“天王星”的大反攻计划，以3个方面军攻击斯大林格勒德军集团两翼并围而歼之。19日和20日，瓦图京中将的西南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从谢拉菲莫维奇和克列茨卡亚一线，叶廖缅科上将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从萨尔平斯耶湖一带，先后发起反攻。经几天激战，3个方面军于23日在卡拉奇以东的苏维埃村会师，合围德保卢斯上将第六集团军全部和坦克第四集团军一部，共22个师，33万余人。

　　苏军围歼保卢斯第六集团军的“指环”作战计划由罗科索夫斯基统一指挥实施，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制撤销，所辖第五十七、第六十四和第六十二集团军转隶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

　　包括7个集团军的顿河方面军于1943年1月10日实施“指环”战役。此前两天，罗科索夫斯基向被围的保卢斯发出最后通牒：“……在你们毫无出路的情况下，为避免无谓的流血，我们建议你们接受以下投降条件：以您和您的司令部为首的全部被围德军部队停止抵抗……如果拒绝投降，将予以消灭……”署名是：红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沃罗诺夫炮兵上将，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中将。保卢斯拒绝了最后通牒。

　　1月10日早8时零5分，第六十五集团军率先发起进攻，炮火准备持续了55分钟。几千门大炮齐声怒号，惊天动地。随后，苏军突击部队全速前进，迅速冲垮德军防线。

　　进攻的第一天，第六十五集团军楔入德军防御纵深1．5~4．5公里，经过3昼夜的血战，苏军消灭了德军防御西面突出部的守军。1月12日日终时，第六十五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前出至罗索夫什卡河西岸。15日，苏军突破德军中层防御围廓。这一天，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晋升为上将。

　　1月22日，顿河方面军全线出击。26日，第二十一集团军的部队冲入斯大林格勒城内，与坚守数周的苏军守卫部队会师。31日，走投无路的保卢斯及其司令部向罗科索夫斯基投降。但是被围德军部队拒绝停止抵抗，罗科索夫斯基发起最后的攻击。

　　2月2日，罗科索夫斯基向苏联大本营报告：“顿河方面军务部已于1943年2月2日16时完成了任务，全部粉碎并歼灭了敌军集团……斯大林格勒市及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战斗行动已经停止。”

　　历时16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以苏军的最后胜利而告终。这次战役德军损失150万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苏德战场的一个转折点，苏军从此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罗科索夫斯基上将未来得及去一趟浸透着英雄守卫者鲜血的斯大林格勒市，2日当晚，斯大林便召他立刻飞往莫斯科，接受新的任务。

　　2月15日，斯大林命令罗科索夫斯基以顿河方面军的指挥机构，组编中央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任方面军司令员，紧急开到叶列茨地域，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之间展开，对德军奥廖尔集团的翼侧和后方进行攻击。中央方面军编成内有第二十一、第六十五和第七十集团军，坦克第二集团军，以及空军第十六集团军。

　　2月25日，罗科索夫斯基组织新集团军刚刚10天，就按期发起进攻。苏军开始阶段的进攻十分顺利。第六十五集团军和坦克第二集团军突破德第二集团军防线，到3月6日推进了30~60公里。德军为免使奥廖尔集团遭到纵深包围，急忙从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增调多个步兵师和坦克师，摆在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当面。

　　罗科索夫斯基进攻受阻。他向大本营指出，以中央方面军状况，无法继续向布良斯克一斯摩棱斯克方向进攻。大本营于3月7日变动了中央方面军的任务，第六十五、第七十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改在北面和东北方向上进攻，帮助布良斯克方面军歼灭德军奥廖尔集团。

　　战役进展仍不顺利。第七十集团军从行进间无组织地分批投入战斗，未能向前推进。罗科索夫斯基亲自到第七十集团军司令部了解失利原因，认为是集团军司令员指挥不力，当即撤换了他。

　　罗科索夫斯基认为自己也有责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追究集团军指挥人员和司令部作战失利责任的同时，我自己和我的司令部也难辞其咎：我们没有检查部队的准备情况，不了解他们的指挥人员，就给集团军下达任务。使其仓促投入战斗。这是我应汲取的一次教训……

　　大本营决定停止对德军奥廖尔集团的进攻。自3月21日起，中央方面军在戈罗季谢、小阿尔汉格尔斯克、特罗斯纳、利季日、科列涅沃地区转入防御，和布良斯克方面军一起，形成库尔斯克突出部正北面。

　　3月底，沃罗涅日方面军在击退德军进攻之后态势也稳定下来。于是，苏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形成一个孤形战线，弧部向着德军。希特勒为了从苏军手中夺回战略主动权，于4月15日下达了第六号作战令：

　　以别尔哥罗德地域的一个突击集团和奥廖尔以南的一个突击集团，坚决而迅速地进行集中突击，以向心进攻的方法合围并歼灭库尔斯克地域之敌……

　　中央方面军及其南翼友邻沃罗涅日方面军将面临德军的集中突击。苏军对德军的主突目标做出了正确判断。朱可夫在4月8日给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写道：“我认为，德军将对中央、沃罗涅日、西南三个方面军进行主要进攻战役，以便粉碎这一方向的我军，取得机动自由，沿最近的方向迂回莫斯科。”

　　罗科索夫斯基于4月10日在给总参谋部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1943年春夏时期，德军的进攻将只能在库尔斯克—沃罗涅日方向。”4月12日，沃罗涅日方面军也向大本营提交了内容相似的报告。

　　4月12日晚，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定下决心，要求各方面军在所有的特别重要方向上，特别是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建立巩固的纵深梯次配置防御，先以强大的防御迎敌，然后转入反攻并彻底歼敌。

　　4月28日，罗科索夫斯基晋升为大将军衔。此时中央方面军的编成做了调整，现有第十三、第四十八、第六十、第六十五和第七十集团军，并有预备队坦克第二集团军、1个步兵军和2个坦克军。空军第十六集团军负责对方面军的空中掩护。

　　罗科索夫斯基建立了纵深梯次配置，设立了6道基本防御地带、大量的中间地区和斜切阵地，挖掘堑壕和交通壕5000公里。罗科索夫斯基断定德军将以主要兵力突击方面军右翼上方的奥廖尔突出部的根部，他毅然决然地在这一方向上布置了高密度的兵力和兵器。在这95公里的地段，他集中了方面军全部步兵兵力的58%，炮兵的70%，坦克和自行火炮的87%，并配置了第二梯队和预备队。

　　为加强奥廖尔—库尔斯克铁路沿线的第十三集团军，罗科索夫斯基调去拥有7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的炮兵军，使每公里正面上有92门76毫米以上的大炮，这是前所未有的密度，是德军进攻所能建立的密度的1．5倍。

　　在德军进攻的整个方向上，苏军部署了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和瓦杜丁大将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共130万人，2万门火炮和迫击炮，36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130架飞机。其后还有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58万人，9000门火炮和1640辆坦克及自行火炮。

　　7月4日晚，罗科索夫斯基从德军俘虏中得知，德军已于当天早晨3时开始进入出发地。罗科索夫斯基估计德军将于次日凌晨发起进攻，决定先采取行动，但已来不及报告和请示大本营，他与最高统帅部代表朱可夫大将商量后，发出进行反击令。

　　7月5日凌晨2时20分，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开始对正面德军进行疾风射击，反击持续了30分钟。5时30分，德军发起进攻，主突地段是奥利霍瓦特卡地域。普霍夫第十三集团军的第十五师和第八十一师与德军激战一天，击退其4次进攻，之后被迫后撤。这一天德军以巨大代价向苏军防御纵深推进6~8公里。

　　罗科索夫斯基以坦克第二集团军和坦克第十九军对突入的德军进行反击，以恢复原来的态势。坦克部队遭德机轰炸，并受到德“虎”式坦克的阻击，损失很大，反击未果。

　　第二天，德军又在奥利霍瓦特卡方向上推进了2公里，并开始将进攻锋头稍向右转，指向波内里火车站地域。

　　罗科索夫斯基将现有兵力做了大胆而坚决的机动，他毫不犹豫地将受到威胁较小地段的部队调到奥利霍瓦特卡和波内里地域。

　　德军在各进攻地段均未取得重大突破，于是投入全部预备队，经4天激战，德军仅前进了10公里。

　　7月12日，德坦克第四集团军和苏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南正面的普罗霍罗夫卡附近展开了一场对攻战。这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战，双方共投入了1200辆坦克。双方各损失了300辆坦克，都退回了出发地，而德军此后已再无力进攻。苏军转入反攻。

　　十分疲惫的中央方面军未经休息，立即参加了对德军奥廖尔集团的总攻。从7月15日开始，经3天战斗，战线恢复7月5日以前态势。此后罗科索夫斯基不断扩大战果。德军的抵抗相当顽强。苏军未及完成合围，仅将德军逐出奥廖尔。同天，沃罗涅日方面军解放了别尔哥罗德。

　　当晚，斯大林命令在莫斯科以124门礼炮鸣响了12下，向杰出的部队和他们的指挥员致敬。

　　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继续向西推进，8月30日进入北乌克兰境内，随后相继解放了雷利斯克、克罗列韦茨、普季夫利、沃罗涅日等地。

　　9月7日，中央方面军各集团军前出至杰斯纳河。10天后，罗科索夫斯基强渡杰斯纳河，突破德军西岸防御，直指基辅。18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罗科索夫斯基将主攻方向转向切尔尼戈夫。战事进展顺利。10月2日，中央方面军改称白俄罗斯方面军。

　　到11月底，罗科索夫斯基大将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已肃清了白俄罗斯大片领土上的德军，并解放了战略要地戈梅利。11月26日，莫斯科再次鸣礼炮向罗科索夫斯基和他的部队致敬。

　　进入1944年后，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继续推进。2月中旬，白俄罗斯方面军改称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进入4月份后，白俄罗斯低地道路泥泞，部队不能进行任何调动，战斗暂停。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转入防御。

　　5月30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批准了代号“巴格拉季昂”的白俄罗斯战役计划。战役目的是：

　　以巴格拉米扬大将的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上将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扎哈罗夫上将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维捷布斯克、博古舍夫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和博布鲁伊斯克等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分割德军战略防御正面，于维捷布斯克和博布鲁伊斯克地域歼敌，尔后向纵深挺进，在明斯克以东围歼德第四集团军，为各方面军发展战役创造最有利条件。

　　此役苏军投入兵力240万人，德军兵力为120万人。战役于6月23日打响。拥有最大兵力的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于24日开始进攻，激战5天，在200公里正面上突破德军防御，围歼德军博布鲁伊斯克集团，向纵深推进110公里。这一辉煌战绩受到最高统帅部的高度赞扬，29日，罗科索夫斯基不仅被晋升苏联元帅军衔，成为战争期间第六个获此殊荣的高级将领，还荣膺“苏联英雄”这一崇高荣誉，可谓双喜临门。

　　苏军4个方面军的进攻取得全面胜利。7月5日到11日，苏军在明斯克以东围歼了德第四集团军。

　　到7月16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各集团军已前出至斯维洛奇河、普鲁扎内一线，12天前进150~170公里。7月20日，罗科索夫斯基前出到苏联边界西布格河，并强渡过河，进入波兰国境，迅速向维斯瓦河推进，24日解放了卢布林，28日解放了布列斯特，尔后在华沙方向上不断发动进攻。

　　白俄罗斯战役于8月底结束，苏军歼灭德军54万人，给德“中央”集团军群以毁灭性打击，向西推进了500~600公里，解放了白俄罗斯全部领土，以及立陶宛部分领土和波兰东部。

　　白俄罗斯战役结束之后，罗科索夫斯基积极准备解放华沙的战役，并准备向德国境内挺进。10月中旬，斯大林突然调他转任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司令员。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交由朱可夫指挥。

　　罗科索夫斯基感到困惑：“为什么把我从主要方向调到次要地段？”斯大林回答：“你错了。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将是西攻主要方向上的三个方面军之一。白俄罗斯第一、第二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将结束在德国的战争。”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为参加决定性战役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配备了大量的兵力和兵器。罗科索夫斯基辖7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空军集团军，1个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和数个炮兵师，总计88万余人，有1500架飞机，2195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万多门火炮和迫击炮。

　　1945年1月13日，苏军大本营以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巴格拉米扬大将的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和特里布茨海军上将的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共167万人，发动了西进德国的东普鲁士战役。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发起进攻，6天后攻入东普鲁士境内，占领许多防御支撑点，1月底与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合力消灭了乌祖里地区的德军。苏军将东普鲁士德军分割成三个孤立集团，德军防线崩溃。

　　此时，位于进至奥得河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在东普鲁士作战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之间的东波美拉尼亚地区，形成百余里的空隙。德军统帅部急调“维斯瓦”集团军群，企图歼灭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固守奥得河防线，扭转柏林方向上的不利形势。

　　为了顺利进攻柏林，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将最后消灭东普鲁士德军的任务交由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完成，抽出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主力歼灭“维斯瓦”集团军群，占领东波美拉尼亚。

　　2月10日，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和左翼部队从布罗姆贝格以北维斯瓦河各登陆场向斯德丁方向发起进攻，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部队的配合下，罗科索夫斯基于3月底占领了格丁尼亚和但泽。

　　为了奖励罗科索夫斯基“对大规模战役进行优异指挥，在摧毁法西斯德军的斗争中获得的辉煌胜利”，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45年3月31日授予他苏联最高军功章——胜利勋章。

　　4月4日，罗科索夫斯基彻底击溃德军余部，解放了东波美拉尼亚，消除了进攻柏林的苏军翼侧威胁，为攻占柏林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16日，苏军发动攻占柏林的战役。苏联元帅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苏联元帅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同时向柏林发起进攻。罗科索夫斯基受命向西方前进，包围德军坦克第三集团军主力，分割柏林地区的德军集团。

　　4月26日，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部队占领了德国大城市斯德丁。此后罗科索夫斯基各部以每天平均25~30公里的速度推进，5月2日前出至波罗的海沿岸。5月3日，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潘菲洛夫的近卫坦克兵与英国第二集团军的战士会师。

　　5月8日，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的文书签署了。战士们听到消息，激动地往空中放排枪排炮，宣泄自己的快乐。夜晚，街道上灯火通明，这意味着灯火管制的时代结束了，战争结束了！

布莱德雷

飞抵北非战场取得辉煌战绩

　　1893年2月12日，奥尔马·布莱德雷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克拉克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布莱德雷的家里很贫穷，15岁时，布莱德雷的父亲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在母亲和他的身上。

　　1910年5月，布莱德雷高中毕业后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和职业。开始，他决心成为一名律师。这样，他必须先去上大学深造。可是，家里无钱供他上大学。母亲含辛茹苦，整日劳作，也只能勉强养家糊口。

　　布莱德雷只得放弃了上大学的念头，他决心打一年工攒足几百美元，然后上密苏里大学。不久，布莱德雷在锅炉车间谋到了一份修理蒸汽机的差使，这比一般的打工挣钱多。他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9小时，计时工资为17美分。这样下来，布莱德雷一个月可挣到40美元。

　　布莱德雷的家族没有从军的传统。他的祖父曾在联邦陆军中当过二等兵，但只是生计所迫。父亲生前是一个乡村教师，虽喜欢打猎，但与军人相差十万八千里。父亲希望布莱德雷成为一个医生，或做一个知识分子。布莱德雷本人也从未有过从军的念头，他甚至不知道从军也是一条生活之路。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布莱德雷获知西点军校招生，学校免收学费，每月还有津贴。他尽管对军校一无所知，但却很快放弃了1911年报考密苏里大学的念头，改考西点军校。作为一名候补生，布莱德雷搭上了报考的末班车，最后奇迹般地考上了西点军校。1911年8月1日，布莱德雷跨入了西点军校的大门，成为一名军人。

　　在西点军校艰苦环境的磨练下，布莱德雷成了一名合格的职业军人。1915年，他从西点军校毕业之后，部分时间在部队服役，但更多的时间是在军校进修和任教。布莱德雷曾在本宁堡步兵学校、利文沃思堡指挥与参谋学校进修。

　　利文沃思堡指挥与参谋学校是晋升将军的台阶，从此结业的学员都会有远大的前程。布莱德雷于1928年4月进入位于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思堡指挥与参谋学校进修。

　　这所学校的学员们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布莱德雷很幸运，他在本宁堡执教时结识的老朋友奇尔顿劝告说：“布莱德雷，别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晚上学到10点就睡觉，在课堂上头脑清醒比通宵苦学而第二天昏昏欲睡好得多。”

　　听了奇尔顿的劝告，布莱德雷开始琢磨学习窍门。经反复考虑，他意识到良好的思维方法最为重要。当复杂的军事问题用通常的方法解决无望时，不妨去寻找不寻常的办法，反向思维方法往往易出妙招。

　　就用这种方法，布莱德雷在短短的时间内掌握了谋划战争、驾驭战争的必备能力，指挥才能大为提高。在利文沃思堡进修结业后，布莱德雷面临着两条路可走。一是他在夏威夷服役时的史密斯师长已调任西点军校校长，史密斯将军邀请布莱德雷到西点军校去任司库；二是有人建议他去本宁堡步兵学校担任教官。

　　布莱德雷最后决定去本宁堡任职。1929年9月，布莱德雷第一次到本宁堡步兵学校任战术系教官，很快得到助理校长马歇尔的赏识，第二年便被提升为兵器系主任。

　　在工作期间，他时刻感到马歇尔用严峻的目光在背后注视着他，但马歇尔对布莱德雷的工作从不干涉，他总是放手让布莱德雷干自己份内的工作，独立决策。

　　新学年开始的第一天，各系按惯例向学员介绍本系的教官、教学内容，以及学员在本学年中可以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布莱德雷主张反其道而行之，兵器系要打破常规，独树一帜。他提出：兵器系要向全体人员举行一次野外表演。马歇尔当即同意了布莱德雷的计划，让布莱德雷组织为时4个小时的野外综合表演计划。

　　这次是布莱德雷充分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也是他一生中最杰出的表演之一。事先，布莱德雷精心组织了这场至关重要的演习。他计划用大轿车将参谋人员运送到各个靶场，每打完一个项目用10分钟时间，然后转场表演另一个项目。4小时一共要表演14个项目，每个项目表演前，布莱德雷要亲自讲解武器操作的方法，然后由专业人员进行实弹射击。

　　马歇尔助理校长和其他教官们坐在大轿车上观看了布莱德雷亲自指挥的14个项目的表演。在场地里，兵器系的13名军官和几十名士兵熟练地操作着机枪的直接、间接瞄准射击，靶场顿时枪声四起，热火朝天。然后，布莱德雷率领表演人员依次进行了37毫米野炮的活动靶射击、迫击炮射击、勃朗宁自动步枪射击等科目。最后，布莱德雷等人仅用两个半小时就完成了14个项目的表演，引起全体参观者的一片喝彩声。

　　马歇尔兴奋地跳下轿车，满面笑容地对布莱德雷说：“布莱德雷，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一次表演。我要求你为本宁堡步兵学校的每一届学员都表演一次。”

　　这次简洁、有效的表演给全校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布莱德雷因此而名声大振。马歇尔十分欣赏布莱德雷的组织才能和有条不紊的工作作风。

　　在令人难忘的表演之后，布莱德雷又办了一件令马歇尔非常满意的事情。布莱德雷亲自组织了一次飞靶射击活动，在活动中他结识了一位名叫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的高年级学员。

　　史密斯才华出众，技艺超群，非常引人注目。他生于印第安纳波利斯，上大学期间因父亲患病而辍学。后来，史密斯加入了国民警卫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衔为少尉，随第四师赴法参战中受伤而回国。

　　布莱德雷在飞靶射击中仔细观察了史密斯的一举一动，他发现史密斯很像本校战术系主任约瑟夫·史迪威，才思敏捷，善于分析问题，头脑非常冷静。但他有些妄自尊大，有时又坦率得惊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布莱德雷觉得史密斯为人真诚、心地善良，而且富有幽默感，这令布莱德雷非常高兴。布莱德雷断言，史密斯将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官。他满怀信心地向行政处提出报告，请求将史密斯留下来在兵器系任教。

　　在本宁堡步兵学校，马歇尔总是悄悄地到各教室去查课，事先并不通知授课教师和学员。有一天，史密斯正在聚精会神地在班里作专题发言，碰巧马歇尔来查课。史密斯精彩的演说、清晰的思路深深地吸引着马歇尔。

　　回到办公室，马歇尔对布莱德雷说：“有一名学员将成为出色的教官，我敢断定还没有人要求留他。”

　　“您指的是史密斯？”布莱德雷脱口而出。

　　马歇尔再也没说什么，等布莱德雷一走，马歇尔便开始翻阅文件。他突然发现布莱德雷写来的要求留史密斯在兵器系任教的报告。他终于明白了，布莱德雷在自己之前便发现了史密斯的才能，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马歇尔坐在办公室里，史密斯的精彩演说又闪现在眼前。马歇尔再想到刚才与布莱德雷的简短对话，他不由自主地笑了。这件小事的发生，使马歇尔更加加深了对布莱德雷的印象。他想布莱德雷是一位可用之材，将来可担当更重要的职务。

　　1931年夏天，马歇尔在本宁堡的任职满了4年，按惯例，他要离开学校去部队服役。而布莱德雷在本宁堡可以干到1933年。在本宁堡，共同的事业把马歇尔和布莱德雷捆在了一起，他们之间思想相近，作风相承，共同对本宁堡的改革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1934年，布莱德雷被分配到西点军校战术系任教官。1936年7月，晋升为中校。

　　1938年，布莱德雷进入陆军参谋部人事部工作，不久就被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调去作助理秘书。其间，布莱德雷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在马歇尔手下处理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1941年2月23日，布莱德雷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校长兼驻地指挥官，一跃成为准将。

　　除全面主持步校工作外，布莱德雷设立预备军官学校进行速成培训，以适应大规模扩军对增加基层军官的要求，组建并训练坦克部队和空降部队，以提高陆军的机动作战能力。

　　后来，本宁堡预备军官学校在布莱德雷一手操持下成了美国预备军官学校的样板。这所学校培养的军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布莱德雷对美国兵力动员，立下了一大功。

　　1942年2月，布莱德雷调任正在重组的第八十二师师长，并晋升为少将。

　　1942年6月，布莱德雷抵达路易斯安那的利文斯顿接手国民警卫队第二十八师。该师隶属第四军。

　　1943年2月12日，是布莱德雷50岁生日，他被任命为第十军军长。可是，他还没上任，就被派到非洲任艾森豪威尔的私人代表。

　　布莱德雷对领受的任务并不高兴，他主要是在突尼斯前线作艾森豪威尔的耳目，同时对前线的美军军官提一些“建设性的调动”建议。

　　布莱德雷深知，他这个工作要穿梭于各指挥官之间，是一个讨人猜忌和厌烦的“间谍”角色。

　　为了避免与人结怨，或招致嘲笑，布莱德雷告诫自己要小心谨慎，多听反映，睁大眼睛观察，绝不能胡说八道，多嘴多舌。一到非洲，他就以善于观察、稳健沉着、深藏不露的姿态处理一切。1943年4月15日午夜，布莱德雷正式接手第二军，交接是秘密进行的。盟军对突尼斯轴心国部队的围歼准备已接近完成，决战即将到来。4月16日，亚历山大下达了代号为“铁匠”的总攻令：

　　部队沿整个弧形战线强攻退守的轴心国部队。安德森的第一集团军担任主攻；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对昂菲达维尔施加压力，相机推进；法国第十九军在蒙哥马利左侧和安德森的右侧伺机参加攻击而扩大战果；布莱德雷刚接手一天的第二军部署在第一集团军北面，任务是保护安德森的左翼，并逐步向乔吉高地推进，最后协助安德森夺取比塞大。

　　亚历山大给布莱德雷一把尚方宝剑，那就是如果布莱德雷认为安德森的命令不合适的话，允许他越过安德森与他本人直接联系，布莱德雷比巴顿幸运，他可以不受英国人的掣肘。

　　接受任务后，布莱德雷把第二军的司令部安扎在贝迪市郊外的帆布帐篷里，他从第二十八师调比尔·基恩来当自己的参谋长，并保留巴顿留下的领导班底。布莱德雷取消了巴顿确立的过激的规定。

　　同时，布莱德雷一反巴顿的粗暴作风，耐心地说服下级执行命令，放手让手下的军官独立解决问题，这是布莱德雷从马歇尔那里学来的。

　　1943年4月19日至20日夜，蒙哥马利首先发动佯攻，安德森手下的第五军和第九军在佯攻后的两天发起主攻。可是，非洲军团拼死抵抗，奥尔弗里的第五军、约翰·克罗克的第九军严重受阻。

　　埃迪的第九师居北，赖德的第三十四师位于中间，艾伦的“大红一师”居南，布莱德雷跟随哈蒙的第一装甲师指挥作战。战前，艾森豪威尔希望布莱德雷在南部泰恩河谷用装甲部队攻击德军，

　　但布莱德雷看到德军居高临下，德军可用反坦克炮还击，这样做也许会重蹈卡塞林山口的覆辙。布莱德雷没有理会艾森豪威尔的建议，简单地对4位师长说：“我们要坚决地先攻占609高地！”

　　“609高地”是布莱德雷根据地图标高给它起的名字，实际上它是第二军东进路上的最高点。艾伦的“大红一师”冲在最前面，战斗异常激烈。

　　1943年4月23日至26日的3天中，第二军才推进9千米。德军在第二军有条不紊的进攻中慢慢退却，但每退一步，都要埋设地雷，然后依托崎岖不平的山地构筑工事抵抗。

　　为了鼓舞士气，艾森豪威尔及他的新“耳目”平克·布尔，还有莱斯利·麦克奈尔等也来督战。结果，麦克奈尔被炮弹炸伤，布莱德雷也差点被一颗炸弹炸中。

　　德军死守着609高地，布莱德雷命赖德的第三十四师在炮兵科长查尔斯·哈特指挥的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攻，但3次均退了回来。

　　攻占609高地是个大难题，为了加强火力，布莱德雷建议调来坦克作移动大炮使用，并命令部队于4月30日上午发起攻击。17辆坦克迂回到侧翼和背后炮击德军的阵地，赖德的步兵终于在5月1日占领了609高地。

　　之后，德军多次反扑，均未奏效，第二军牢牢地控制了制高点。用坦克当移动火炮，这是布莱德雷的一个小发明，德军根本没料到这一手，惊慌失措，不少人当了俘虏。

　　1943年5月7日，突尼斯战役以盟军的胜利而结束了，布莱德雷给艾森豪威尔发去只有单词的电报：“任务完成！”

　　从1943年2月布莱德雷飞抵北非充当“耳目”，至5月7日率第二军参加突尼斯战役取得辉煌战绩，布莱德雷开始扬名美国。

　　布莱德雷不像巴顿那样锋芒毕露，他善于与自己的上级和英国人和睦相处，同时也得到马歇尔在背后的有力支持，在作战方面，布莱德雷谨慎沉着、刚柔相济，善于捕捉战机。

　　布莱德雷对战场态势、兵力运用、战术安排和后勤补给均能巧妙调度。当然，布莱德雷接手的第二军，是以巴顿的辛勤劳动为基础的。没有巴顿的大刀阔斧，也没有布莱德雷的战功显赫，没有布莱德雷的指挥有方，也不会取得为美国人争了一口气的胜利。

　　对布莱德雷而言，他在战火中显露出自己的指挥才能、作战勇气。

　　早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美首脑便决定在突尼斯战役结束后立即实施西西里岛登陆战，扫除地中海交通线的主要障碍。

　　5月29日，丘吉尔、马歇尔、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等在阿尔及尔召开军事会议，经过反复磋商，决定进攻西西里岛，成功后即攻入意大利本土，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为下一步横渡英吉利海峡做准备。

　　布莱德雷作为一位崭露头角的军长，他还没有资格参与这些决策。不过，他坚持认为，进攻西西里岛有两种战略，一是包围孤立之，在墨西哥和卡拉布里亚同时实施两栖登陆；二是对全岛实施正面突击，然后在岛上纵深苦战。对于前一种战略，可以发挥盟军海、空军的巨大作用，利用已控制的海、空权切断意大利本土对西西里岛的支援，也可防敌退却。结果，布莱德雷的战略思想无人知晓和采用，只是到战役结束后才有人想起这一战略的优点，可以迫使岛上守军投降，节约时间和装备。

　　1943年夏，盟军在北非沿海港口集结了大量部队，亚历山大的第十五集团军群负责执行“赫斯基”计划，下辖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和巴顿的第七集团军。登陆战役定于7月10日开始。

　　巴顿组建的第七集团军准备以欧内斯特·道利少将的第六军为主攻部队。布莱德雷得知第六军担当进攻西西里岛的美军主力后，心急如焚。

　　这意味着他个人也无法显露自己的才能，只好待在摩洛哥驻防。尽管布莱德雷对盟军高层的战略决策颇有微词，但他还是积极活动，为自己和第二军求得参加行动的机会。于是，布莱德雷分别给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写信，阐述第二军作战经验丰富，可担当大任，而第六军刚抵非洲，最好不让它去冒这个险。艾森豪威尔和巴顿都认为这种分析很有道理，巴顿多少有点偏爱第二军。

　　1943年5月15日，艾森豪威尔电告马歇尔，告诉他准备把第二军调给巴顿，而把第六军调给摩洛哥的第五集团军。

　　艾森豪威尔说：

　　布莱德雷干得如此出色，我实在不能拿一个毫无实践经验的军长和参谋部去碰运气。

　　马歇尔对布莱德雷也颇为赏识，同意了艾森豪威尔的决定。

　　从1943年5月下旬起，布莱德雷率部队开始为期一个月的集中训练，其中包括登上岛屿后的城市巷战实弹演习。布莱德雷视察第一、第九步兵师和第二装甲师时，强调要当心轴心国部队埋设的地雷，告诫他们要敢于分队作战，不到绝望境地绝不投降。

　　6月27日，布莱德雷关闭了雷利赞的指挥所，转移到奥兰作登陆最后准备。7月4日，布莱德雷到奥兰以西9千米的法国海军基地克比尔港，登上了两栖作战指挥舰“安康”号。

　　布莱德雷和他的部队于7月5日傍晚出发，先绕西西里岛航行5天。

　　7月11日早晨，巴顿和布莱德雷分别上了岸。第二军的指挥部设在第四十五师防区内的斯科格利蒂。

　　激烈的恶战持续了一天，德军坦克几乎推进到距滩头阵地不足2千米之处。美军奋力反击，海军也用猛烈炮火轰击德军。傍晚，德军溃退了。

　　在进攻墨西拿时，布莱德雷向巴顿建议，可以利用巴勒莫的小型海军部队向北部沿海公路上轴心国部队坚守的阵地实施“蛙跳”式或“两栖兜圈子”式的两栖围攻。事实证明，这种新战术十分有效。

　　8月7日至8日夜，首次“蛙跳”式进攻开始，两个加强营配合第三师围攻圣阿加塔，德军一片恐慌，德军第二十九装甲师已开始后撤。但由于美军登陆太晚，未能消耗德军有生力量。

　　1943年8月10日，美军攻到了墨西拿附近的三角形滩头地带。轴心国部队没有空中和海上优势，只好撤退。但是，由于盟军没有切断墨西拿海峡的计划和行动，7万名意军和4万名德军悄悄地溜走了。一直与盟军作战的3个德军师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随时还可参战。

　　布莱德雷认为，这次战役获得了表面的胜利，未能重创轴心国部队是由于战术失误以及盟军内部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

　　8月10日至11日夜，第二次“蛙跳”式进攻在布罗洛进行。事先，巴顿安排了许多战地记者同往，特拉斯科特要求推迟24小时行动，德军的抵抗很顽强。巴顿担心新闻界报道不利于第七集团军，反对推迟。无奈，特拉斯科特要求布莱德雷去说服巴顿。布莱德雷警告了巴顿，要求严格控制战斗规模，并要保证登陆部队迅速合拢，否则登陆就会失败。巴顿为了一条新闻，拒绝了布莱德雷，战斗仍按原计划进行。布莱德雷认为这是巴顿越权干预行动。巴顿这次越权，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在这次布罗洛战斗中，650人组成的部队死伤和失踪277人，伤亡率达27％。而德军几乎没受任何损失。

参与“霸王”行动展示非凡才能

　　西西里战役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派专栏作家厄尼·派尔去采访布莱德雷，发表了5000字的连载文章，布莱德雷的名字显赫地出现在美国报刊上，他在全国开始扬名。

　　1943年8月，西西里战役接近尾声，罗斯福、丘吉尔和盟军最高司令部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了会议。在魁北克会议上，原则上决定由美国指派一名将军指挥“霸王”行动，丘吉尔、罗斯福也同意马歇尔担任这一角色。

　　“霸王”行动计划已确定，马歇尔急于拟定详细计划。8个月后，法国海岸登陆就要实施，而此时美国在英国仍没有一个集团军司令部和司令。

　　进攻意大利南部的战役将由亚历山大负责，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和马克·克拉克的美国第五集团军于9月初分别向卡拉布里亚、萨莱诺进攻。布莱德雷的第二军列入了萨莱诺战役的预备队，一旦克拉克出现“意外”，布莱德雷将指挥第五集团军。

　　1943年8月25日，马歇尔致电艾森豪威尔，建议由布莱德雷尽快去英国筹建第一集团军并担任司令。

　　这一天，布莱德雷正和艾森豪威尔在北非审阅克拉克进攻萨莱诺的计划。他根本不知马歇尔的建议，正为接替克拉克做准备。

　　在伦敦亨利机场，布莱德雷的新上司雅各布·德弗斯中将前来迎接，并把布莱德雷安顿在多尔切斯特旅馆。布莱德雷在伦敦待了一周，于9月14日飞回美国为第一集团军选调人员。

　　9月21日，布莱德雷向马歇尔客观地汇报了西西里战役的得失，尽量避免涉及个人，他也没在马歇尔面前替巴顿美言，因为在战役中巴顿的确使人失望。

　　9月22日，马歇尔的秘书弗兰克·麦卡锡通知布莱德雷要去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西西里战役的情况，布莱德雷猜想这是马歇尔的主意。他精心地准备了汇报的内容，这是总统第一次正式听取自己的汇报，事关重大。

　　罗斯福总统听完汇报后便向布莱德雷详细述说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布莱德雷得知这一最高级的秘密后大吃一惊，他有点惴惴不安地离开了总统的办公室，此后也未向任何人谈过此事。

　　马歇尔决定，在“霸王”行动计划确定主帅以前，布莱德雷除在英国担任第一集团军司令外，还要建立一个集团军群司令部并代理集团军群司令。因此，布莱德雷必须组织两套班子。

　　1943年10月2日，布莱德雷又到了伦敦。第一集团军群司令部设在伦敦西区布朗西斯广场，第一集团军的司令部则设在布里斯托尔的克利夫斯学院。布莱德雷的卡迪拉克牌大型高级轿车来往穿梭于两个司令部之间。布里奇在伦敦任布莱德雷的副官，汉森则在布里斯托尔任副官。

　　由于“霸王”作战行动的主帅迟迟未定，布莱德雷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很难做安排。

　　1943年12月6日，罗斯福任命艾森豪威尔为“霸王”行动总指挥。

　　布莱德雷在伦敦获知这一消息，既为马歇尔留在华盛顿保持原有职位并参与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决策而高兴，又为他自己不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潘兴”而惋惜。艾森豪威尔将成为这样的人物。

　　几周后，艾森豪威尔任命布莱德雷为集团军群司令。

　　布莱德雷知道登陆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希特勒就会利用其“秘密武器”，包括火箭、喷气式飞机和改进的潜艇进行反扑。

　　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比德尔·史密斯及其他军官经常讨论“霸王”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有了更多的权力和精力，他的行动也更加果敢。对于计划，布莱德雷提出了三个方面的修改补充。

　　首先，布莱德雷主张加强进攻力量。攻击部队增加至5个师，海军提供更猛烈的炮火支援，登陆最好在夜间进行。同时，布莱德雷力主取消西西里岛空降失利后对使用空降部队的限制，将第八十二和第十一空降师首先空降在“犹他”滩，打乱德军的部署。但艾森豪威尔的英国战术空军司令利·马洛里反对此项建议，认为伞兵要损失50％，滑翔部队要损失75％。最后艾森豪威尔支持了布莱德雷。

　　其次，布莱德雷主张在法国马赛附近开辟第二个登陆点，以便把德军从诺曼底吸引开，同时向登陆部队提供支援和开辟补给品港口。这个建议被称为“铁砧”行动，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对此一致同意。但是，丘吉尔、艾伦·布鲁克和蒙哥马利均不同意，他们想利用“铁砧”行动的部队去攻巴尔干，因而此建议在数月内一直悬而未决。

　　“霸王”行动的部队正在扩大，需要更多的坦克登陆艇和其他登陆艇。意大利战役久拖未决，英国人认为在那里已拖住德军，“铁砧”行动的目的已达到。

　　一场争论以后，美国人保留了“铁砧”计划，但规模小多了。“霸王”行动也推迟了几个星期，以便拥有更多的登陆艇。最后，布莱德雷坚决支持了由“铁砧”计划改名而来的“龙骑兵”计划。

　　再次，布莱德雷建议大量使用战略轰炸机，支援利·马洛里的战术空军，在进攻前几周轰炸法国境内的铁路和桥梁系统，防止德军快速调动部队和坦克驰援诺曼底。

　　“霸王”行动计划是英美合作的结晶，布莱德雷作为美军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参与了许多重大活动。在计划逐步完善中，他表现出优秀的合作能力，也与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丘吉尔、艾伦·布鲁克、蒙哥马利、德金甘德、登普西等逐步了解和熟悉起来。

　　在诺曼底登陆战初期，布莱德雷的第一集团军隶属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为此，布莱德雷要与蒙哥马利探讨计划的细节。他不喜欢蒙哥马利的拘谨、刻板、冷淡，但尽心尽责地做工作。

　　1944年4月7日，丘吉尔和盟军的主要指挥官聚集蒙哥马利驻肯辛顿圣保罗学校的司令部开会。

　　蒙哥马利在拟订计划时，显得过分有条不紊，给地图标上了每天抵达的“阶段线”。布莱德雷认为这样过分刻板，与蒙哥马利发生争论，并第一次对蒙哥马利发了火，要求至少取消美军地区的“阶段线”。

　　攻击日前夕，艾森豪威尔召开了最后审查“霸王”作战计划的会议。会议在圣保罗学校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召开。英国国王、丘吉尔、英三军参谋长及战时内阁成员均到会。

　　英国国王亲自授予布莱德雷“低级巴斯荣誉军事勋位”。

　　布莱德雷身居高位，他成了《时代》杂志、《生活》杂志和《新闻周刊》等追逐的人物，特写照片赫然出现在封面上，被美国公众称为“大兵将军”。他以珍惜士兵的生命和不作无谓的牺牲而成了著名人物，并引起狂热宣传。

　　在诺曼底登陆战开始前夕，布莱德雷更频繁地去看望士兵，并把军长、师长召到布里斯托尔最后审查行动计划。布莱德雷手持教鞭亲自讲解有关问题。部属们亲切地称他是“西点军校和步兵学校的老教师布莱德雷将军”。

　　审查结束后，布莱德雷感到应该讲几句话，他激动万分，感到千斤重担系于一身。由此布莱德雷眼睛模糊，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祝你们幸运！”部属们感到布莱德雷是一位“应当为之牺牲一切的司令”。

　　1944年6月1日下午，蒙哥马利对布莱德雷的计划做了最后一次审查。

　　6月3日，布莱德雷和助手在普利茅斯登上美国“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他的司令部也设在舰上。

　　6月4日，港口阴云密布，空气潮湿。参谋长比尔·基恩送来艾森豪威尔推迟24小时行动的通知，即6月6日再行动。晚上，布莱德雷上岸和“霸王”行动西线特混舰队美海军司令艾伦·柯克少将、美第九航空队副司令拉尔夫·罗伊斯少将等会晤，并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若天气不好转宁愿推迟行动，即8日或9日再进攻。

　　1944年6月6日攻击开始。

　　5000艘舰只浩浩荡荡地从普利茅斯出发了，“奥古斯塔”号在21艘护卫舰只的保护下，向登陆点“奥马哈”和“犹他”海滩驶去。

　　6日凌晨3时35分，布莱德雷到达指挥位置。表面上，他十分平静、乐观，但内心的忧虑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奥马哈”海滩调来了德军精锐的第三五二师，那里肯定有一场恶战。

　　自诺曼底登陆以来，盟军艰难地站住了脚，但在扩大战果上屡屡受挫。

　　7月10日，蒙哥马利夺取了卡昂市郊，但未能控制市区；布莱德雷的突击也未能奏效。英军至此损失了2．2万人，美军损失了3万人，而且盟军与德军正在僵持中。布莱德雷想出了新的突破计划，他称之为“眼镜蛇”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是把美军4个军的兵力集中在圣洛地区的狭窄地段上实施正面突击，以柯林斯的第七军为先锋。地面部队突击前，空军要对正面的德军实施毁灭性打击，进攻时间定在1944年7月19日。

　　但由于天气原因，7月25日，总攻才正式开始。7月28日，布莱德雷攻击成功。

　　“眼镜蛇”行动是布莱德雷在诺曼底登陆以来的杰作，这是盟军的一次十分成功的突破，成为战争进程的重大转折点。此前，盟军被局限在康坦丁半岛上。现在盟军冲出了防线，可以实施大刀阔斧的新攻击了。

　　1944年9月16日，布莱德雷正式晋升为少将。

　　布莱德雷升任集团军群司令后，布列塔尼半岛的德军残余势力尚未肃清。按“霸王”行动计划的部署，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应首先扫荡该半岛，夺取圣马洛、布雷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等重要港口。

　　布莱德雷根据德军主力已调往诺曼底的情况，与艾森豪威尔、巴顿商量并决定只派巴顿手下的第八军参加战斗。巴顿的其他军则改派到东线作战。巴顿很长时间未参加战斗了，他终于抓住了机会，指挥装甲师和机械化步兵师大战半岛上的残敌。但是，德军撤到重要港口，负隅顽抗。他们执行希特勒血战到底的命令，美军以高昂的代价夺取了已经无关紧要的布雷斯特港。

　　战后，许多历史学家批评布莱德雷在半岛投入兵力，付出了无谓的牺牲。布莱德雷则认为，他派巴顿和米德尔顿扫荡半岛，主要还是解决后勤问题。盟军每天需要26000吨作战物资。

　　布列塔尼战斗开始时，盟军仅靠瑟堡港和空中运输解决后勤补给问题。

　　1944年8月，遭破坏的瑟堡港只运进了三分之一的物资，其他物资仍靠“奥马哈”和“犹他”滩运输作战物资。因此，夺取半岛的港口，并非无关紧要。

　　此外，夺取半岛上的港口，美军部队可以不经英吉利海峡，而是直接从半岛上岸参战。在整个半岛，约有5万德军非主力部队，德军精锐的空降第二师也秘密调往半岛。若忽视半岛，则会给阿弗朗什—雷恩—圣纳泽尔—线增加压力，盟军不得不加强这一线的防御。所以，肃清半岛的残敌可一举多得。

　　1944年8月上旬，布莱德雷开始考虑围歼德军于诺曼底的计划。他计划在夺取布列塔尼半岛后，将第一、第三集团军沿卡昂至勒芒一线摆开，建立好运输线，然后由6个装甲师为先锋，机械化步兵居后，向巴黎挺进。3个空降师在奥尔良以北空投，阻止德军沿巴黎至奥尔良一线溃逃，并起到掩护南翼的作用。之后，地面部队向东南的巴黎、东面的塞纳河和北面的埃迪普进攻，最终攻占巴黎。

　　布莱德雷构想的远距离迂回包围计划，目的是将德军包围在诺曼底，防止其向塞纳河溃退。孤立巴黎后，盟军可以从迪埃普向加莱进攻，歼灭德军第十五集团军，肃清进军德国本土的障碍。

　　布莱德雷的宏伟计划需要有强有力的后勤补给为基础，装甲部队和机械化步兵需要大量汽油才能保证进军巴黎的速度。布莱德雷寄希望于蒙哥马利，即以他手下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夺取法莱斯，建立补给线。

　　正当布莱德雷还在设想新计划时，希特勒于8月2日命冯·克鲁格攻击美军脆弱的莫泰恩地区。希特勒企图靠这次有限进攻让主力撤到塞纳河。

　　布莱德雷获得情报很晚，但他迅速地加强了莫泰恩防线。许布纳的“大红一师”8月3日攻占莫泰恩后将该城交给了霍布斯的第三十师，而“大红一师”则调往马延，紧挨着埃迪的第九师。雷·巴顿的第四师部署在圣波伊斯担任预备队，罗斯第三装甲师的一部分也在附近。最后，布鲁克斯的第二装甲师的部队路过该地，加入了“大红一师”以加强防御。

　　除此以外，布莱德雷将巴德的第三十五师调给柯林斯。同时，布莱德雷电话通知巴顿，命令向沃克第二十军靠拢的另两个师停止前进，以防不测。

　　8月7日，克鲁格将几个装甲师从蒙哥马利战区调到美军战区，企图突破莫泰恩，夺取阿弗朗什。

　　布莱德雷驱车去巴顿的指挥所了解布列塔尼的战况。同时，布莱德雷向巴顿通报了莫泰恩遭到反击的简况以及自己试图从巴黎到迪埃普远距离包抄的新构想。巴顿没提出太多异议，但要求让他的第三集团军实施横扫式的突击。从诺曼底登陆到巴黎解放，标志着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巴黎的解放也标志着整个诺曼底战役的胜利。

　　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布莱德雷始终是一位战争的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从集团军司令升任集团军群司令后，更是美军在盟军中的重要战场指挥官。

　　盟军进占法国西北部以后，新的战略问题又出现了。按原计划，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后，德军将会退到塞纳河与盟军对峙，盟军也准备在塞纳河休整、补充后再和德军决战。

　　不料，希特勒违反常规，纠集部队与盟军在诺曼底决战，结果一溃千里，逃过塞纳河。

　　按原来的预测，德军在塞纳河会进行殊死抵抗，然后逐步退到索姆、马恩河、默兹和摩泽尔河一带防守，最后才退到“齐格菲防线”，沿德国西部抵抗盟军的进攻。

　　盟军也按计划分两路大军追击德军，蒙哥马利率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第二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沿亚眠—列日—亚琛一线追击，其装甲部队要途经阿登山脉北麓的山地；布莱德雷率第十二集团军群的第一和第三集团军沿特鲁瓦—南希—梅斯一线前进，途经阿登山脉南部，摧毁和占领德国重要煤炭和钢铁生产基地——萨尔工业区，之后，转向法兰克福直扑鲁尔工业区，与蒙哥马利会合。总的来看，两路大军攻击的目标是鲁尔工业区，进而彻底击败德国，结束欧洲战争。

　　盟军冲过塞纳河以后，高级将领感到必须修改总战略了。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两位集团军群司令都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但是意见相左，争论不休。

　　1944年8月13日，布莱德雷正忙于法莱斯围歼战，蒙哥马利向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透露了他的总计划，他建议取消渡过塞纳河之后两路进军追击德军的计划。代之的是由他率4个集团军共40个师“一路出击”，向东扫荡消灭加莱的德国第十五集团军残部。然后，他将在比利时建立庞大的盟国机场网，夺取安特卫普和鹿特丹以解决后勤补给问题。同时，摧毁威胁英国的V-1和V-2导弹发射场，挥师占领鲁尔工业区，东捣柏林。

　　蒙哥马利的总计划依赖于以最快的速度突击混乱不堪、士气低落的德军，集中盟国所有的人力物力归他指挥。

　　布莱德雷认为：

　　蒙哥马利从阿拉曼战役到最近的法莱斯战役，都不善于集结部队，过于谨慎而不愿冒险追击德军、扩大战果。

　　而按蒙哥马利的计划，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追击德军至柏林，这绝不符合蒙哥马利的风格，把赌注压在他身上是“战争史上最冒险的行动之一”。

　　在进攻战略上，布莱德雷主张按部就班地实施“两路进攻”的战略。蒙哥马利率军在阿登山脉以北推进，布莱德雷自己则率军在阿登山脉以南进攻，直逼萨尔。两军在德国西部边界的齐格菲防线或莱茵河停下来补给、休整，然后再发起进攻。

　　对于蒙哥马利夺取荷兰港口及摧毁导弹发射场，布莱德雷同意把李奇微的第十八空降军调给他通过水乡泽国，并从第一集团军中抽出一个军支援蒙哥马利。调走6个师后，布莱德雷手下仅有15个师的兵力去进军萨尔了。

　　8月13日，蒙哥马利飞抵圣詹姆斯附近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部找布莱德雷，要求布莱德雷全力支持他的计划。

　　布莱德雷支持他向东北方向夺取港口和摧毁德军导弹发射场的想法，并表示支援他。但在由蒙哥马利个人率4个集团军攻占柏林及让布莱德雷放弃进攻萨尔的问题上，布莱德雷未做丝毫让步。

　　在这场新战略的争论中，布莱德雷和蒙哥马利各有计划，并且互不相让。最终，在艾森豪威尔的调和下，这一争论才得以结束。接下来，盟军进行了全线追击。但至1944年9月初，盟军终于因补给品的严重缺乏而陷入了困境。在补充汽油的关键问题上，布莱德雷与蒙哥马利又发生了冲突。

　　蒙哥马利计划将李奇微的伞兵空降在图尔内，协助进攻布鲁塞尔，但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早在空降行动前已越过图尔内。

　　布莱德雷要求蒙哥马利调飞机空运汽油，但蒙哥马利为谨慎起见，不肯放手，结果飞机延误了近一周才投入使用。

　　9月1日，美军的汽油耗尽，布莱德雷命令第一集团军在蒙斯附近停止前进，巴顿在默兹河畔停止追击。第一集团军虽不隶属蒙哥马利直接指挥，但他有权协调行动。布莱德雷的命令又使蒙哥马利火冒三丈，他责备布莱德雷把汽油转给巴顿。

　　在蒙哥马利夺取安特卫普后，艾森豪威尔尚未决定战略。布莱德雷和蒙哥马利都为各自的战略设想而奋争。

　　9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布莱德雷设在夏尔特尔的司令部与布莱德雷及其手下的集团军司令巴顿、霍奇斯讨论战略战术问题。最后，艾森豪威尔除未确定进攻日期外，接受了布莱德雷的计划。

　　布莱德雷主张两路突击，不等重新组织后勤保障而马上实施快速追击。盟军分两路沿阿登山脉南、北侧直指鲁尔区和萨尔区。

　　自从盟军联合作战以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将领们就为战略问题纷争不已。

　　9月3日，蒙哥马利、布莱德雷、登普西在亚眠讨论有关进攻亚琛时使用空降部队的计划。蒙哥马利主张在阿纳姆实施空降，夺取安特卫普以北的桥梁和水道。艾森豪威尔同意了这一计划，并要求于9月7日实施。最后，又因天气恶劣而取消了该计划。

　　9月8日，德国开始向伦敦发射V-2导弹，两枚导弹从鹿特丹或阿姆斯特丹附近发射，官员们敦促蒙哥马利迅速攻占德军发射导弹的地区。蒙哥马利抓住这一良机，又发动了一场推行其计划的运动。蒙哥马利制订了代号为“市场花园”的作战计划，对阿纳姆实施大规模的陆空联合进攻。布莱德雷间接地获知了这个计划，他对蒙哥马利违背盟约并偷偷摸摸地请求英方批准其计划而感到愤怒、失望和震惊。

　　布莱德雷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计划是蒙哥马利企图从助攻转为主攻的把戏。若计划成功，可直指柏林。美军到时被迫让出作战物资，甚至停止前进，失去攻打德军的机会。

　　因此，布莱德雷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抗议蒙哥马利的战略，指出他的战略实质上是以一路突击战略代替两路突击战略，迫使美军支持他一意孤行地攻打柏林。

　　9月9日，艾森豪威尔在凡尔赛与布莱德雷会谈了一夜，布莱德雷详细陈述了他反对蒙哥马利放弃扫清斯凯尔德湾而去攻击阿纳姆的理由。其实，布莱德雷一眼看穿了蒙哥马利的真正攻击目标不是阿纳姆而是柏林。

　　布莱德雷在9月12日向霍奇斯和巴顿介绍完蒙哥马利的“市场花园”计划后，讨论了美军的作战和供应问题。尽管供应不如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决定储足弹药后让两位集团军司令继续前进，突破齐格菲防线，不必停留。这个决令后来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认可。但到德国边境时，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两军的对峙形成。布莱德雷的部队受阻了，这是他步入艰难时期的开端，更残酷的日子还在后头。

　　蒙哥马利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市场花园”计划使盟军损失1．7万人，这比进攻诺曼底损失的人数还多。这个计划的失败，比起布莱德雷进攻受阻来说，要严重得多。

　　布莱德雷尖锐地指出：“允许蒙哥马利发动‘市场花园’攻势，这是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战术错误。”

　　但是，蒙哥马利并未因此而放弃争权夺利的做法，因此，高级将领间的斗争也升级了。

　　1944年9月22日，艾森豪威尔在凡尔赛的司令部召开盟军高级司令会议研究形势和制订未来战争的方针。这是自诺曼底登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蒙哥马利借口因执行“市场花园”作战行动脱不开身而回避这次会议，只派参谋长德金甘德代之。

　　布莱德雷在筹备会议时就用口头和书面形式向艾森豪威尔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必须启用安特卫普港；向德国纵深进攻并与德军周旋，迫使其无法集中兵力；对首要目标鲁尔区发动两路突击，南北夹击。”

　　毫无疑问，蒙哥马利与布莱德雷之间的争论又非常激烈，艾森豪威尔又一次偏袒了蒙哥马利。他决定，蒙哥马利将在霍奇斯支援下夺取鲁尔区，安特卫普港交给加拿大部队去解决，巴顿的任务是防御而非进攻。对此，布莱德雷内心感到十分沮丧和无比失望。

　　直到10月18日，布莱德雷9月22日提出的战略终于被艾森豪威尔采纳了，原因是蒙哥马利10月初进攻鲁尔区的失利以及10月6日马歇尔来访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但是，布莱德雷在11月份指挥大军攻击齐格菲防线和莱茵河时，却受到了挫折。

　　11月，布莱德雷从情报部门获悉，冯·伦德施泰特重新担任西线司令官。但是，希特勒是否仍控制西线战略，不得而知。

　　布莱德雷希望希特勒主持西线战略，希望他能再次命令德军进行歇斯底里的灾难性攻击，盟军便可歼灭德军于莱茵河以西。但是，所有人都认为德军的反击是袭扰性的，绝不可能是大力反击。造成这些判断失误的原因是决策部门过分依赖“超级”情报，而德军的通信联络已改用有线通信，侦破很难。

　　布莱德雷也认为德军进攻的可能性极小，但他还是和米德尔顿制订了抗击计划。他要求米德尔顿边打边撤，甚至可以退到默兹河，但要尽量迟滞德军。布莱德雷打算用空军战术打击德军，并派第九、第三集团军的预备队第七、第十装甲师切断德军的退路，第一集团军的预备队“大红一师”也可参加战斗。

　　非到关键时刻，布莱德雷不会轻易动用预备队。他相信，这些计划足以对付德军的袭扰性进攻，足以对付德国第六装甲集团军。

　　12月16日，布莱德雷晋升为四星上将。但也在同一天夜里，德军对盟军进行了大规模反击。

　　面对德军的进攻，史密斯对布莱德雷说：“喂，布莱德雷，你不是期望反攻吗？看来你盼望的东西终于到来了。”

　　事实上，布莱德雷并不轻松，他清楚目前处境不妙。面临德军的反击，盟军高层的斗争形势又复杂起来了。蒙哥马利想从美军的挫折中夺权，从而大干一番。布莱德雷从情报部门获知，德军已弹尽油竭，伤亡惨重，只是做垂死挣扎。蒙哥马利的保守战略只会葬送歼灭德军的良机。

　　布莱德雷大胆地在电话里向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反对蒙哥马利的守势战略，要求将第一、第九集团军归还自己指挥。布莱德雷表示要将司令部迁到那慕尔，组织美军反攻。

　　由于霍奇斯归蒙哥马利指挥，布莱德雷只好去一封信表示自己对战局的乐观看法，奉劝霍奇斯随时寻机反击德军。

　　12月26日，曙光终于出现了。巴顿第三集团军的先遣部队打通了通向巴斯托尼的一条狭窄通道，解救了固守的美军。柯林斯违抗蒙哥马利的命令，让哈蒙的第二装甲师冲出迪纳特附近的防线阵地，袭击伦德施泰特向西移动的德军装甲先遣部队，并歼灭了德军第二装甲师，德军被迫停止进攻。美军的这两个胜利，鼓励了盟军的士气，布莱德雷决定向盟军最高统帅部施加压力，重新考虑作战计划。

制订作战计划打败纳粹德军

　　艾森豪威尔、特德、史密斯、斯特朗、布尔、怀特利等人和布莱德雷在凡尔赛开会讨论了盟军的战略问题。

　　布莱德雷在会上提出了近期、长期两个战略计划。近期战略主要是立即向德军突出部的腰部发动一次钳形攻势。布莱德雷认为这个战略可以将德军包围起来一举歼灭。同时，他提出将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部迁到那慕尔或迪纳特，以便协调第三、第一集团军的作战。

　　对于长期战略，布莱德雷主张利用希特勒反攻的错误，及时将北部以蒙哥马利为主力进攻莱茵河改为中部进攻战略，由布莱德雷率主力部队实施取代。

　　横渡莱茵河的进攻由蒙哥马利的部队担任主力，布莱德雷的部队担当配角。然而，布莱德雷暗中运筹，美国勇将霍奇斯、巴顿巧战德军，抢在英军之前渡过了莱茵河，建立了桥头堡，为盟军全面渡河歼灭德军奠下基础。

　　1945年3月9日，布莱德雷和美军的4位集团军司令霍奇斯、辛普森、巴顿、杰罗，还有几位空军将领在那慕尔接受了法国勋章，法国阿方斯·米安将军亲自抵达那慕尔为他们授勋。

　　布莱德雷抓住几位集团军司令相会的良机，与他们秘密商谈，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他准备以雷马根桥头堡为全面进攻卡塞尔的起点，向卡塞尔击出盟军的右翼铁钩。

　　几位集团军司令都欢喜雀跃，但布莱德雷警告他们要严守秘密，这个计划还未获批准，蒙哥马利的北面仍然是主攻。第一集团军还要准备10个师作为蒙哥马利的预备队。3月13日，艾森豪威尔下达了行动命令。3月23日，霍奇斯和巴顿以极小代价攻占了“桥头堡”，并迅速扩大了战果。3月25日，布莱德雷与丘吉尔、布鲁克、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在莱茵贝格会晤后，和艾森豪威尔开始酝酿最后征服纳粹德军的计划。这个计划主要由布莱德雷提出，许多人称之为“布莱德雷计划”。“布莱德雷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其一，美军扫清鲁尔区的德军，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由北向南，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由南向北，两面夹攻，形成钳子，在帕德博恩—卡塞尔地区会师，歼灭包围圈中的大部分德军。鲁尔区的残敌，则从两个集团军和即将渡过河的第十五集团军中抽调部分兵力去肃清。其二，美军围歼鲁尔区的德军后，由布莱德雷组织第一、第三、第九集团军向卡塞尔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横穿德国中部，通过莱比锡—德累斯顿向易北河挺进，与攻到易北河的苏军隔岸相望。

　　为此，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在帕德博恩与第一集团军会师后立即归还布莱德雷指挥。进攻中蒙哥马利率英国第二集团军和加拿大第一集团军担任左翼的掩护任务，向北渡过易北河，打到丹麦边境；南部则由德弗斯掩护，第六集团军群在右翼向东南攻到奥地利。

　　“布莱德雷计划”获准后于1945年3月28日上午开始实施，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包围鲁尔区。4月1日，怀特的先遣队与柯林斯手下的第三装甲师合拢了钳子，德军被包围在鲁尔区。

　　4月4日夜零时刚过，艾森豪威尔按计划命令第九集团军回归布莱德雷指挥。到这时，布莱德雷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已拥有第一、第三、第九集团军及第十五集团军12个军共48个师的兵力，人数达130万人。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集团军群，也是布莱德雷指挥过的最大规模的集团军群。

　　布莱德雷把自己的战术司令部从那慕尔迁回卢森堡，后来还临时迁到德国的威斯巴登。按照计划，向易北河主攻的计划要在4月14日前后开始实施，布莱德雷确信鲁尔区已不能构成威胁时，于4月6日和7日让各军开始东进，这是一次小小的冒险。一股股小部队先期轻装进发了，他们的行动实际是在包围圈形成之前开始的。主攻从卡塞尔开始，布莱德雷让第九、第一、第三集团军从北到南部署在220千米的战线上。

　　4月12日，辛普森的第二装甲师渡过易北河，首先在东岸建立了桥头堡。在巴比，辛普森已拥有一个桥头堡可作为进攻柏林的跳板。辛普森表示4月15日可以用麦克莱恩的第十九军、吉勒姆的第十三军向柏林发起进攻。麦克莱恩可以在17日黄昏抵达柏林郊区，吉勒姆也表示18日中午抵达柏林。

　　布莱德雷反复思量着攻打柏林的得失。大军长驱直入，后勤补给困难自不待言，以10万士兵的生命去换取一座毫无军事意义的城市，得不偿失是肯定的。但攻打柏林的政治诱惑力如此之大，令布莱德雷心动。

　　正当布莱德雷让辛普森认真准备进攻，不要轻举妄动时，艾森豪威尔最后下了决心，让苏联红军去攻打柏林。若苏联红军无力攻克柏林或柏林较难攻克时，盟军再考虑去攻打柏林。这样，布莱德雷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南部战线和阻止德军在阿尔卑斯山脉建立“堡垒”的问题上来。

　　巴顿已抵达莫德尔河，向东南继续挺进，直扑林茨和多瑙河，德弗斯担任巴顿右翼的掩护，经纽伦堡及慕尼黑向东进攻。

　　在西线战场，1945年4月15日，盟军的最后总攻令下达，巴顿挥师直指多瑙河谷和萨尔斯堡。在西线的美军主要由巴顿实施对多瑙河的进攻，这是美军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次决战，布莱德雷不敢有半点松懈。总攻前，布莱德雷对巴顿手下各军及军长的配备做了调整。

　　1945年4月26日，美苏两军正式会师于易北河。4月27日，布莱德雷命令霍奇斯派许布纳的第五军从卡尔斯巴德—比尔森一线向南推进至1937年的捷克边境，这个地区是巴顿的战区。5月4日，布莱德雷正式把第五军划归巴顿的第三集团军。至此，“布莱德雷计划”胜利实施。

陈纳德

退役赴华开启辉煌人生

　　1893年9月，克莱尔·李·陈纳德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1917年8月，考入印第安纳州本杰明士官学校。3个月之后，成为预备役中尉的陈纳德转入陆军通信兵航空处学习。

　　当陈纳德刚刚步入军校时，欧战正酣。1918年秋，陈纳德被派到纽约长岛米契尔机场担任第四十六战斗机联队的副官。陈纳德在这里刻苦学习掌握了飞行技术，并且得到飞行员的职位。他准备从这里乘船开赴法国，参加欧战。其实，欧洲这时的局势已十分明朗，德奥同盟已趋瓦解。不久德国投降。陈纳德所在队伍的船刚刚行至一半，便奉命全部停驶，并立即沿原路返回。陈纳德对此深感遗憾：因为他一直想通过战争实现自己当英雄的梦想。

　　1923年，陈纳德被调到夏威夷珍珠港的机场工作。这时，他开始研究新的航空战术，并领导他所在的队钻研各种新的战术。在一次演习之后，陈纳德根据他们所采用的战争方式写了一份报告，报告颇获好评，并引起上司的注意。在此后的15年中他担任过多种职务。

　　1930年，陈纳德被保送到弗吉尼亚州兰黎空军战术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亚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基地的航空兵战术学校任战斗机的战术教官。

　　20世纪30年代，世界空军界流行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的“轰炸至上”的空战理论。杜黑主张，空军在作战中应集中大量远距离、运弹量大的重型轰炸机，将其分布在一些机场上，一有敌情，即以多个纵队对战略目标轮番进行轰炸袭击，而地面武器却无法形成对这些轰炸机的防御，这样经过3到4天的不断轰炸，就可迫使被轰炸国家求和。据此，欧洲的军事家断定，轰炸机一旦进入空中，就无法阻挡。在杜黑的“轰炸至上”理论的影响下，战斗机受到漠视。许多驾驶战斗机的好手，都不约而同地改习轰炸机了。陈纳德对这一套理论持怀疑态度。他坚信，现代空战是不能没有战斗机的，在未来的战争中，战斗机将像轰炸机一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陈纳德认真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战记录。他根据以往的战例和自己的演练经验指出，过去战斗机离队俯冲目标，并进行一对一战斗的空战方式显然已经过时。交战时，在各种因素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交战双方火力的差别不是火力单位的差别，而是火力单位差别的平方。就是说，一个由两架战斗机编队的机组攻打一个目标，这不是二对一而是四对一的优势。他断定，两机小组是最容易运动的，并且最能集中火力攻击敌军的轰炸机或战斗机，同时又最能保护每一个进行攻击的驾驶员。另外，他还认为，为了发挥战斗机的作用，必须做好情报工作，建立完整的警报系统。

　　1935年，他编著出版了《防御性追击的作用》一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此书出版后，其战术理论在美国陆军航空兵中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却未引起军界上层的注意。陈纳德在马克斯韦尔基地还曾与威廉·麦克唐纳和约翰·威廉森组成“三人空中飞人”特技表演队，成为美国陆军航空兵公认的最好的特技表演队。

　　陈纳德一直到46岁，肩上还扛着尉官的牌牌。这对于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来讲，其情绪可想而知。当时他的身体也不好，患有慢性支气管炎、低血压等病。于是他的上司顺水推舟，于1937年4月以上尉军衔让他退役。

　　陈纳德不甘心就这么退出军界，但也无可奈何。正在这时，他有个在中国的好友霍勃鲁克来信，问他是否愿意来华任职。他毫不犹豫地一口就答应了。4月初，他从旧金山启程来中国。

　　1937年5月29日，陈纳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6月3日，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接见了他。宋美龄曾在美国乔治亚州读书，陈纳德与她一见如故。此时，宋美龄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实际上领导着中国国民党空军。宋美龄要他担任她的专业顾问，并给他两架T-13式教练机，以便他视察中国国民党空军的现状。

　　陈纳德来华时，国民政府聘有意大利空军顾问。由于当时美国政府不愿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只有小部分美国人以个人名义在空军服务。陈纳德发现，国民党空军无论在训练技术上还是在装备上都很不正规。从训练方法来说，意大利人对基础飞行训练很不重视，只是教授一些初级飞行课程，结果所有毕业的驾驶员除了起飞和降落，几乎再也干不了什么。由于当时的飞行学员多是从中国上层社会挑选来的，需要照顾学员的面子，所以洛阳航空学校由意大利教官所教出的学员个个都能毕业，但他们却既不能驾驶战斗机，也不能驾驶轰炸机。国民政府从意大利进口的飞机和零件也都是劣质产品，战斗的实践证明，战斗机多是容易着火的废物，轰炸机只能作运输机用。在全面抗战开始前，国民政府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

　　当陈纳德即将完成对中国国民党空军的考察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战争正是检验自己空战理论的机会，他决心在蓝天上实现自己的抱负。他马上给蒋介石去电，表示愿在任何能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蒋回电接受了陈纳德志愿服务的请求，让他“即赴南昌主持该地战斗机队的最后作战训练”。根据蒋介石的要求，陈纳德又招募了部分美国飞行员组成了第十四志愿轰炸机中队。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第二天，陈纳德派飞机参战。虽然轰炸机队投弹偏离目标，但中国战斗机在当日的空战中取得了胜利。

　　日机不断对上海、南京进行轰炸，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陈纳德根据以前在美国建立航空地面情报网的设想，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组织了一个地面电话警报网，又挑选出一些优秀的战斗机驾驶员，来对付日军的轰炸机。

　　这些措施立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日机飞临时，早有情报到来，一架战斗机从日机上面俯冲下来，另一架从下面升空，而第三架则按兵不动，伺机进行攻击。日军轰炸机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对南京连续袭击3天，一下子损失了54架，这时他们才明白，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等于自杀。

　　此后，日轰炸机改为晚上袭击，陈纳德又将在美国的设想拿到中国施行。他将探照灯布成格子形，当日机一临近即处于探照灯光中，日机驾驶员在灯光照射下，既看不到轰炸目标，也看不到攻击它的飞机。此时，陈纳德指挥战斗机驾驶员用最快的速度由下而上，背着探照灯对日轰炸机的肚皮开火。这一战法给日机轰炸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10月，中国的飞机只剩10多架，许多中国飞行员阵亡。陈纳德设法雇用了4个法国人、3个美国人、1个荷兰人和1个德国人，加上6个幸存的中国轰炸机飞行员，组成了一个“国际中队”。他们成功地袭击了几个日占区目标，造成日军的恐慌。但是在一天下午，日军飞机袭击了机场，国际中队的飞机全部被炸毁。

　　按照陈纳德与中国航空委员会所订的3个月合同，他的顾问任期到10月就满了。之后，蒋介石、宋美龄邀请他留在中国参加抗战，他毅然留下了。他们也没谈延长合同的事，只是每月发给他一定的薪金。当时，美国政府对日侵华战争持“中立”的态度，日本人知道有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曾要求美国下令让所有在华的美国空军人员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将此情况转告陈纳德时，陈斩钉截铁地回答：等到最后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

八年抗战立下汗马功劳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陈纳德随军撤到汉口。这时中国国民党空军几乎损失殆尽，只得靠苏联援华的飞机来保卫城市。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陈纳德和中国、苏联的空军指挥官断定这一天日机会空袭，决定惩罚日本侵略者。

　　为引诱日机来犯，陈纳德要中国和苏联的飞机佯装撤离汉口，飞往南昌。飞机起飞后先在武汉上空盘旋，让人们（包括日本间谍）看到他们撤离，当夜又溜回机场。29日清晨，日机从芜湖机场起飞，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武汉上空。

　　陈纳德事先侦得日机只有从芜湖到汉口一个来回的汽油，于是派了20架战斗机在城南拖住日军战斗机，使他们消耗大量汽油，在城市安排40架苏联飞机埋伏在高空，等日机折回芜湖时把轰炸机和战斗机分开，日军战斗机因缺油不敢去保护轰炸机，中苏飞机一队攻击轰炸机，一队攻击战斗机，将39架日机击落36架，只有3架落荒而逃。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他在昆明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对学员进行严格的训练，不少人中途被淘汰。

　　1940年后，苏联空军援华人员陆续撤走，中国国民党空军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飞机更为缺乏。这时中国国民党空军和日本空军飞机之比是1∶53，日本完全掌握了中国的制空权。

　　1940年5月20日，蒋介石召见陈纳德，要他去美国，设法搞到尽可能多的作战物资。陈纳德返美后，四处宣扬中国人民的抗战，争取各方援助。

　　罗斯福决定对华进行军事援助，以把日本拖在中国。陈纳德几经周折，最终得到100架P-40型战斗机。

　　1941年4月14日，罗斯福总统又签署命令，准许预备役军官和退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士兵参加赴华的美国志愿队。7月中旬，陈纳德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到达中国。

　　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员。陈纳德立即开始对志愿队成员进行专门训练。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有几人最终忍不住辞职了。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志愿队人员的技战术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

　　11月，陈纳德将美国志愿大队编为3个中队。第一队为“亚当与夏娃队”，该队飞机均有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的图案。第二队为“熊猫队”，该队飞机未画熊猫而画有飞行员的漫画像。第三队为“地狱天使队”，该队飞机均画有姿态各异的裸体天使图案。

　　12月7日，陈纳德率第一中队和第二中队到昆明。20日，一批日机向云南方向飞来，昆明机场所有的飞机都升空迎击，并出师告捷。日入侵飞机10架，被击落6架，3架负伤。志愿队无1架飞机损失。志愿队的初战胜利，给饱经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为美志愿队举行庆功会。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行的猛虎”，从此“飞虎队”成为志愿队的代称。12月23日，陈纳德派第三中队转往仰光，协同英军作战。在两个多月的空战中，美英战机对日作战31次，共击落日机217架。

　　1942年2月3日，宋美龄致电陈纳德，要他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准将。陈纳德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上尉，一跃成为世界各国的新闻人物。在美国，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各个战场上的消息都不佳，战争正处于黑暗的时刻。这时突然冒出陈纳德带领一小批“兵油子”取得辉煌胜利的消息，立即引起美国人的轰动和兴奋，陈纳德顷刻之间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获得“飞虎将军”的美称。

　　5月，日军侵占缅甸，继而进犯云南。为阻止日军跨越怒江，陈纳德指挥志愿队连续出击。袭击保山、腾冲、龙陵一带的日军运输队，企图强渡怒江的一队日军在志愿队的轰炸下几乎全军覆没。6月，陈纳德率司令部及2个中队前往桂林。12日，志愿队在桂林上空一举击落日机8架，自己仅受伤1架。桂林人民为之欢欣鼓舞，集资2万元慰劳美飞行员。日军遭受打击后，飞行员上天心慌胆怯，因而要求增派飞机。

　　7月3日，陈纳德根据美国陆军部和蒋介石的命令，解散美国航空志愿队，而以志愿队部分队员为主组建隶属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的第二十三大队。美国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以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的代价，取得击落约150架敌机和摧毁297架敌机的战绩。美国航空志愿队共损失26名飞行员。

　　美国航空志愿队解散之后，该队所留飞机和人员归并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二十三大队，与派驻中国的第十六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隶属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陈纳德改任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司令，军衔仍为准将。日军得知航空志愿队解散的消息，遂将原在南洋的第三飞行师调往中国，企图一举歼灭新组建的美空军。

　　7月份，日空军凭借数量上的优势，对华中的美空军基地发起进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陈纳德仍采取志愿队的空中游击战术，以奇袭和机动的作战方式打击日军。到7月底，共击毁日军战斗机2架，轰炸机12架。自己损失战斗机5架，轰炸机1架。特遣队初试锋芒，粉碎了日军一举歼灭在华美空军的企图，也表明该队有能力与数倍于己的日本空军周旋。

　　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遣队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陈纳德上任后，强烈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加强美国驻华空军力量，夺回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并伺机攻击日本本土。他在作战计划和指挥权等问题上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发生冲突。蒋介石对史迪威也多有不满，因此陈纳德得到蒋的支持。为使陈纳德脱离史迪威的指挥，蒋介石于7月12日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将陈纳德提升为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罗斯福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同意让陈纳德担任中国国民党空军（而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

　　指挥权限的扩大使陈纳德开始发动计划中的攻势作战。从7月下旬起，美日双方为争夺制空权在华中展开了激烈的空战。陈纳德指挥美空军，依靠“精密的情报通讯网”，仅在7月下旬的8天空战中，就击落日机62架，自己仅损失3架。美空军掌握了制空权后，即对长江和北部湾的日舰进行轰炸，并接连袭击了汉口、香港和广州的机场、码头，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43年11月25日，陈纳德指挥美空军机队远征日军在台湾的机场，击落日战斗机15架，并把机场上的42架日机全部摧毁。

　　1944年秋，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激化。10月18日，罗斯福决定调回史迪威将军，改派魏德迈来华接任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史迪威离华后，马歇尔等人就开始考虑改组在亚洲的航空队，拟将所有驻缅甸和印度的空军调往中国，由驻华的空军司令部统一指挥第十和第十四航空队。

　　陈纳德坚决反对这一改组计划，然而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支持，也没得到蒋介石的支持。1945年7月6日，陈纳德提出辞呈，魏德迈等立即批准并任命了斯通将军接替陈纳德指挥第十四航空队。1945年8月1日，陈纳德带着失意离开中国返回美国。

　　陈纳德在中国8年，协助中国人民抗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汗马功劳。1942年7月以来，陈纳德率领美第十四航空队摧毁了2608架敌机，击沉和击伤敌大量商船和44艘军舰，己方损失496架飞机。临行前，蒋介石和宋美龄设宴为他送行，并授予他青天白日大蓝绶带。

　　陈纳德回国几天后，日本投降了。他对自己不能最后参与受降仪式十分难受。他说：“八年来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打败日本，我很希望亲眼看看日本人正式宣称他们的失败。”

　　1945年12月，陈纳德重返中国。1946年10月成立了民航空运队，为行政院善后救急总署运送救急物资。1947年，陈纳德与中国女记者陈香梅结婚。1948年后，蒋介石军队在内战中节节失利，陈纳德的民航空运队又帮助蒋介石空运军队、给养。

　　1949年，陈纳德的回忆录《一个战士的道路》在纽约出版。1950年6月，空运队改组为控股公司，陈纳德任公司董事长。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18日，美国国会通过晋升他为空军中将的法案。7月27日，陈纳德因病在华盛顿去世，终年67岁。

目录

艾森豪威尔

战争爆发出任作战部长

受命北非展示军事才华

挂帅出征横扫地中海顽敌

麦克阿瑟

应邀担任菲律宾军事顾问

大胆实施太平洋战略反攻

亲自主持日本受降仪式

蒙哥马利

从零起步升任集团军司令

进入非洲击溃“沙漠之狐”

再接再厉突破阿拉曼防线

赶走法西斯解放全非洲

挺进德意志打败希特勒

朱可夫

参加红军显露军事才能

抗击入侵预见基辅态势

重振士气保卫列宁格勒

打破神话赢得莫斯科会战

浴血奋战夺取斯大林格勒胜利

全面反攻占领德国首都柏林

华西列夫斯基

恪尽职守的作战部副部长

尽职尽责的统帅部智囊

实施新的一轮进攻战役

亲临前线指挥东普鲁士战役

挂帅远征实施远东对日战役

艾森豪威尔

战争爆发出任作战部长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年10月14日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丹尼森，1892年随全家迁往堪萨斯州的阿比林。

　　1911年，艾森豪威尔考取美国海军学院，却因超龄而未被录取；后经该州参议员推荐，考入美国西点军校。艾森豪威尔在校期间并非模范学员，学习成绩中等，但他注重交际，热衷于橄榄球运动。可以说，正是军校体育运动培养和发挥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因西点军校1915届毕业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58人晋升为将军，故人们称之为“将星云集之班”。

　　1915年，艾森豪威尔从西点军校毕业并获得少尉军衔，旋即赴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任职。

　　1917年4月，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之时，又晋升为上尉。战争时期留在国内任训练教官。

　　1918年6月，艾森豪威尔晋升为少校临时军衔。

　　1921年，艾森豪威尔又从陆军坦克学校毕业。1922年，被调往驻巴拿马的第二十步兵旅任参谋。旅长福克斯·康纳将军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遂不惜时间和精力加以培养：讲授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指导战术制定。

　　1923年，艾森豪威尔经康纳帮助而进入陆军指挥与参谋学校（现为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192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又经康纳介绍赴法国进行战场考察。1927年至1928年，艾森豪威尔在陆军军事学院深造。1929年，赴陆军部助理部长办公室任职。1933年，改任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的助理。

　　1940年2月，艾森豪威尔调到驻加利福尼亚的第十五步兵团任职，11月升任第三师参谋长。1941年3月，升为第九军参谋长。

　　1941年8月至9月间，艾森豪威尔负责指挥路易斯安那的军事演习。这是美军进入战争之前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此时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坚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演习，因为他想找出训练中的不足和装备上的缺陷，也因为他需要去发现军官中有才能的人。

　　艾森豪威尔渴望得到这次考验。这是自1918年以来，美国投入“战场”最大的一支部队，比南北战争时规模最大的格兰特军队大两倍。

　　艾森豪威尔为了筹划这次军事演习几乎几天没睡觉。他发现连、排领导不称职，这使他很伤脑筋。于是，他花了很多时间，从一个单位跑到另一个单位，这里作指示，那里下命令。当可能时，用表扬来鼓励年轻的中尉和上尉，当需要时，也进行批评。

　　他对他们“愚蠢地不顾空袭的危险”、忽视必要的伪装的倾向、蹩脚的交通管理能力感到恼怒。每天清晨，他把主要负责的军官们召集在一起进行讲评。他清楚地知道，实际的作战会更艰苦。

　　在军事演习期间，参谋长的帐篷成了“高谈阔论的场所”，每一个人都到这里来发表见解或发牢骚。艾森豪威尔总是欢迎他们这样做。他把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作为他的领导艺术的主要部分。

　　通过这场军事演习，艾森豪威尔的声誉提高了。参加演习的第三集团军按照艾森豪威尔制订的计划，包抄了第二集团军，迫使其撤退。

　　1941年9月，艾森豪威尔晋升为准将，虽然这是临时任命，一时间祝贺信件和卡片也像雪花一样纷至沓来。这次晋升，使得艾森豪威尔举手向国旗致敬的照片在全国流传开来。美国人民以及新闻界开始发现，艾森豪威尔是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最上镜的人物之一。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早晨，艾森豪威尔到办公室去处理完日常文件。大概中午时分，他对副官欧内斯特·李说：“我太累了，我想回家睡一会儿。不管谁来的电话，都不要接。我想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会儿！”

　　不到一个小时，艾森豪威尔床头的电话就响了。熟睡中的艾森豪威尔恼怒地抓起话筒，话筒里传来副官惊慌失措的声音：“先生，珍珠港被轰炸了。”

　　早在1941年7月，日本开始向东南亚发动攻势，占领了印度支那，其中包括在金兰湾的重要港口，它距新加坡不到1000千米。华盛顿方面认为，这是日本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发动进攻的序幕。

　　在美国实行禁运之后，英国人和荷兰人也紧接着拒绝向日本出售石油。然而，罗斯福并不想马上与日本断绝关系，为了缓和双方关系，美日仍在继续谈判。

　　10月23日，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召开军政要员联络会议，集中讨论了有关日本与美国谈判的问题和同美国开战的前景。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东乡茂德外相主张最好从中国部分撤军，但却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

　　会议相持不下，东条英机随即提出三种方案让大家裁决。一是即使蒙受巨大的困苦，就是“卧薪尝胆”，也要避战；二是立即决定开战；三是在继续谈判的同时，做好必要时开战的准备。

　　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坚持认为，与美国谈判已进入死胡同。于是，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主张应在12月初开战，不过仍要继续同美国谈判，玩弄外交骗局，以便给日本带来军事上的好处。

　　而开战的首要前提是，成功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为了确保这次偷袭成功，日军大本营采取了大量的欺骗和伪装措施，并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准备。

　　1941年11月6日，山本五十六就根据东条英机的指示发布联合舰队绝密的作战命令。11月10日，特遣舰队司令南云忠一发布了他实施山本五十六计划的第一号命令。

　　12月7日清晨，珍珠港风和日丽。当天，美国太平洋舰队泊港舰只共86艘，其中战列舰8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28艘、潜艇5艘。瓦胡岛上各机场共停放飞机387架。舰上的水兵有的刚刚起床，有的在用早餐或在甲板上散步。

　　7时30分，一个水兵发现有20架飞机向珍珠港飞来，他认为可能是进行演习的飞机而没有在意。稍后，有人看见一架飞机从北低空飞过福特岛，并听到一声爆炸，人们仍认为是一次什么事故。

　　直至日机对美军机场和舰只实施集中突击时，珍珠港的美军才如梦初醒，看清了飞机的标志，发出了警报。福特岛美军司令部广播：“飞机袭击珍珠港，不是演习！”

　　日军经过约两个小时的狂轰滥炸，共炸沉炸伤美军各种舰艇40余艘，其中炸沉战列舰5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2艘；炸伤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1艘、辅助舰5艘。击毁飞机260余架，毙伤美军3500余人。

　　日军仅损失飞机29架，潜艇6艘。

　　但是，日军这次突然袭击并未完全达到预定的目的。首先，突袭的主要目标美国太平洋舰队的3艘航空母舰当天不在港内。其次，日军飞机忽视了对修船厂和油库的破坏，这些设施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尔后的恢复和作战活动都起了很大作用。担任日舰主攻任务的南云忠一，在两次攻击得手之后，已是大喜过望，他拒绝了实施第三波轰炸的建议，匆忙收兵溜回日本。12月8日上午，罗斯福总统身披蓝色海军斗篷，乘车来到国会大厦，要求向日本宣战。罗斯福总统向美国参众两院发表讲话，在讲演最后要求国会宣布：

　　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发动无端的、卑鄙的进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参议院以82票对0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从此，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2年2月，马歇尔将作战计划部改组为美国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作战部，并于3月任命艾森豪威尔为作战部部长。

　　此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奉马歇尔之命拟制欧洲盟军联合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军应以欧洲与大西洋战场为主要战略方向，先将美军的主要兵力兵器向英国集中，再横渡海峡突向欧陆。

　　1942年5月，艾森豪威尔奉命赴伦敦考察军事形势和未来驻欧美军的编制问题。6月，在呈交考察报告《给欧洲战区司令的指令》后被任命为欧洲战区美军司令，重返伦敦。7月，晋升为中将。

受命北非展示军事才华

　　1942年7月，鉴于北非英军及远东美军接连受挫和丘吉尔的极力要求，美英决定发动北非战争。8月，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实施北非登陆的盟军最高司令。

　　盟军司令部设在伦敦，根据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的指示制订作战计划。作战计划要点是：盟军特遣部队在法属北非的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实施登陆，代号“火炬”，占领沿海主要港口，然后由阿尔及尔登陆部队向东抢占突尼斯，再待机与北非英军协同作战，消灭北非的德意军队。攻击发起日定为11月8日。

　　1942年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接到第一份战报，第一次交火的情况令人沮丧。11月7日，美国军舰“托马斯·斯东号”载着美军的一个加强营在驶向阿尔及尔的途中，距目的地仅150千米处，被德国的鱼雷击中。

　　在倒计时的最后一刻，突击部队准备就绪，发起进攻。参加这次作战的英美军队共有13个师，665艘军舰和运输舰，其中包括3艘战列舰、7艘航空母舰、17艘巡洋舰、64艘其他作战舰艇，分别编为西部、中部和东部3个特混舰队。首批登陆的兵力为7个师，其中有美国的4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英国的1个步兵师，共约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他们的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

　　午夜时分，美英联军的3个特混舰队分别在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8日凌晨1时，东部特混舰队在英国海军少将布罗斯的指挥下，在阿尔及尔的东西两面登陆。在西面，英军第十一旅顺利地占领了滩头；在东面，载运美军的船只被意外的浪潮冲离海岸数千米，在黑暗中造成了一些混乱，虽耽误了时间，但很快就控制了局势。

　　中部特混舰队，在美军弗里登少将的指挥下，也于1时许在奥兰登陆。法军在这里的抵抗比在阿尔及尔更猛烈些。登陆部队虽在开始时顺利地占领了阿尔泽湾和安达鲁斯，但在向奥兰实施向心突击的过程中被阻于半路，进展较缓。

　　西部特混舰队，由美军巴顿少将指挥，拂晓前抵达摩洛哥海岸。由于夜间行驶，而且航程较远，所以登陆时间比原计划晚了3个小时。美国军队分别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费达拉、利奥特港和萨菲登陆，一开始就牢固地占领了立足点。在有些地点，登陆部队根本没有遇到抵抗。

　　登陆全面展开不久，参谋军官兴高采烈地向艾森豪威尔报告消息：“卡萨布兰卡的海浪平静下来了！巴顿将军正在登陆！”从奥兰发来的电报说：“登陆顺利，未遇特殊险情。”

　　4时30分，精疲力竭的艾森豪威尔拿着几份刚到的电报，睡意像巨网一样朝他直压了过来，他头一沾枕头便开始呼呼大睡。早晨7时，天光放亮。艾森豪威尔一骨碌爬了起来，得知战况顺利。不过，接下来形势的严峻，使他不得不收起笑容。法国部队的抵抗行为，使得美军的消耗很大，而且失掉珍贵的时间。至11月11日，艾森豪威尔已经笑不出来了。他沮丧地认为，“火炬”获得战略胜利的可能性已经消失。

　　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迫于无奈，飞抵阿尔及尔，与维希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进行谈判。艾森豪威尔认为，他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后方，为了得到这样的后方，他准备与维希法国当局合作，尽管他们都是在法西斯德国控制之下。维希政府头目达尔朗身材瘦小，圆脸，非常好动。他非常高兴地与艾森豪威尔握手，并签订协议，保证一丝不苟地遵守协议，使法国殖民军和舰队“满腔怒火”地转向德军。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协议无论是在英国国内、戴高乐流亡政府——自由法国内部，还是在美国舆论界，都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丘吉尔声称，这一协议简直是晴天霹雳，罗斯福也表示不接受这个协议。报纸和电台的评论员则不无讽刺地说：“知道盟军登陆后所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吗？是与欧洲法西斯首要分子签订协议。”“这一名头脑简单的将军，在政治的汪洋大海里没了顶，居然与法西斯分子握手言和。”

　　听到这些，艾森豪威尔吃惊不已，一次军事上的权宜之计，竟然在人们心中激起如此轩然大波。

　　这一协议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艾森豪威尔个人声誉的损害。这个协议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例如，苏联领导人怀疑英国、美国和法国维希当局背后有不可见人的交易。法国抵抗运动领袖戴高乐也对此强烈不满。他说：“如果盟军在解放一个国家时，却与投敌的前政府官员们签订协议，那么抵抗还有什么意义？”这一协议不仅伤害了法国抵抗运动成员的感情和士气，也对日后戴高乐与美国的长期合作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由于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被“达尔朗协议”所困，他不能及时向突尼斯进军，而这时德军却继续在突尼斯集结。结果盟军强行攻占突尼斯城的打算遭到失败。

　　至12月，艾森豪威尔手下有近15万人，但仅有3万人战斗在前线。他估计德军有3万人在突尼斯城内及附近，其中作战部队是25000人。由于盟军向突尼斯推进的速度过慢，兵力过弱，双方交锋时，盟军吃了败仗。

　　此时的艾森豪威尔尽管外表一直保持乐观，内心却充满了厌倦、自怜和悲观的情绪。在许多时候，他总是不经意地抱怨说：“谁想当盟军总司令，就让他当吧！”

　　圣诞节前夕，当夜幕降临时，艾森豪威尔在安德森野战司令部食堂吃晚饭。一名通信兵从电台那边冲进来，低声对艾森豪威尔说：“达尔朗刚刚被暗杀。”艾森豪威尔咕哝了几句，坐上他的汽车，冒着霏霏的雪雨，向迷蒙的远方驶去。90分钟后，他到达阿尔及尔，让参谋人员汇报情况。

　　原来，达尔朗这个维希政府头目，虽然口口声声要真诚与盟国合作，却继续为非作歹，与纳粹来往密切。愤怒的法国人坐不住了，年轻的抵抗运动成员沙佩勒刺杀了达尔朗。此后，吉罗掌管了北非的军政事务。

　　达尔朗之死，给人们带来的是欣喜。克拉克将军评价说：“在我看来，达尔朗上将之死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把他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就像刺破脓疮一样。”就这样，达尔朗之死，也为艾森豪威尔解除了一个政治上的包袱。

　　1942年12月22日，马歇尔命令艾森豪威尔：“授权你的部下去处理国际外交问题，集中你的全部精力用于突尼斯的战斗。”于是，艾森豪威尔决定，在突尼斯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攻势，来转移外界的注意力。

　　1943年1月的突尼斯，寒风凛冽、雨雪交加，恶劣的气候条件严重地阻碍着在前线发动攻势。在战事稍稍平歇的同时，一场后勤之战却紧锣密鼓地打响了。在这场后勤竞赛中，德军显然拥有一些有利条件，其中包括西西里岛及突尼斯的优良机场、靠近战场的海港，这使他们的运输线路大大缩短。同时，艾森豪威尔却不断抱怨后勤问题。

　　当时，德军还有着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和作战部队，并拥有较多的坦克，这些优势，愈发激起了希特勒尽早从突尼斯向卡萨布兰卡推进的野心。同时，丘吉尔对突尼斯前线进展迟缓感到非常不快。

　　从华盛顿传到盟军总部的谣言说，为平息民愤，美国总统将要“牺牲”艾森豪威尔，以平息达尔朗事件造成的不利政治影响。据说，罗斯福认为保留艾森豪威尔“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

　　就在达尔朗事件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在1943年1月初任命佩鲁顿为阿尔及利亚总督时，又掀起了另一次抨击的浪潮。因为，佩鲁顿曾任维希政府的内政部长，民众怎能容忍这样的人担任他们的总督呢？与此同时，吉罗又逮捕了在北非的自由法国成员，引起又一次抨击浪潮。

　　妻子写信警告艾森豪威尔说：“头头们正在准备把你撤职。”他的联络副官布彻在记录上也这样写着：“我告诉他，他的脖子已经套在绞索上！”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加上工作进度不能按时完成，艾森豪威尔的情绪很坏。他经常发脾气，很容易冲动。在他的影响下，盟军总部士气低落。

　　在圣诞节从突尼斯前线赶往阿尔及尔时，艾森豪威尔又患了重感冒。有一个多星期，整天躺在床上，吃饭很少，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这使他的感冒和病痛加重。

　　不久，艾森豪威尔得了失眠症。马歇尔得知这些情况后，指示有关人员，为艾森豪威尔制定了加强保健的生活制度，甚至强迫艾森豪威尔抽出时间来做喜爱的体操。

　　1月15日，艾森豪威尔病后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恢复健康，就飞往卡萨布兰卡，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会晤。

　　飞行过程中，B-17重型轰炸机出了点故障，发动机运转极不规律，飞机在蓝天中剧烈地颠簸。透过玻璃窗，可看到黛色的山尖及丛林在身旁一掠而过，大家一片惊呼。

　　终于，在经历了数次惊险之后，飞机安全降落在卡萨布兰卡。此时，等待着艾森豪威尔的是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致同意不仅让艾森豪威尔继续指挥“火炬”行动部队。而且待英国第八集团军开抵突尼斯边境后，也归艾森豪威尔指挥。

　　第二个消息是，马歇尔建议授予他上将军衔，为的是让美国总司令能与盟国的同僚平起平坐。因为，盟国一些同僚的军衔都比他高。

　　按惯例，军衔应授予有战功的将军，尽管艾森豪威尔还没有拿下突尼斯，但罗斯福总统还是同意提升艾森豪威尔的军衔。

　　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盟军将在北非战役之后实施西西里战役，以改善盟军的军事态势；任命艾森豪威尔为北非战区盟军最高司令，亚历山大为副司令兼地面部队司令，特德为空军司令。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晋升为上将。会后，北非盟军整编为第十八集团军群，由亚历山大任集团军群司令，在艾森豪威尔之下负责直接指挥。

　　1月24日，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之后，艾森豪威尔加紧积蓄力量，整顿部队，准备向隆美尔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这时，美国的军用物资、装备已源源运抵前线。随着飞机数量不断增加和使用前方机场，盟国空军开始从德国人手中夺取了制空权。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德国人感到越来越难以切断盟军的供应线，或保卫他们自己的供应线。

　　此间，艾森豪威尔最担心战线的南端。在这里布防的美国第二军团的四个师，除了在11月间同维希法国部队有过一两天交锋之外，都没有作战经验，都是匆促组成派到北非来的。他们在美国没有时间进行认真训练，战备观念极差。

　　在一次视察时，艾森豪威尔吃惊地发现，一支部队已经进入阵地两天，却仍然没有布雷。军官们说，他们准备在第二天解决。艾森豪威尔狠狠地骂了他们一顿，然后指出，当德国人进入防御阵地时，他们必须布雷，机枪进入掩体，部队在两小时内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使艾森豪威尔同样感到生气的是，他发现部队撤出前线时，军官们允许士兵到附近的村庄去休息。他了解到，每当英国军队撤离前线时，甚至对他们最有战斗经验的部队也都进行长时间的实战训练演习。

　　1943年1月底至2月，隆美尔部经费德、加夫萨向卡塞林发动钳式攻势，费雷登道尔的美国第二军攻卡塞林蒙受重大损失。艾森豪威尔急调巴顿任第二军军长。

　　在盟军的强烈攻势下，钳形攻势结束。隆美尔部向梅德宁进攻失败之后，隆美尔认为再战无益，于3月9日抱病回国，由阿尼姆代替指挥。

　　根据艾森豪威尔批准的突尼斯作战计划，英国第八集团军将担任主攻，突破马雷特防线，沿海岸平原将敌军往北赶到突尼斯城；英国第一集团军固守北部和中部突尼斯前沿阵地；美国第二军则沿山地向东实施有限佯攻，把敌军从第八集团军的前线吸引过来并威胁敌军的右翼。

　　3月20日，英国第八集团军对马雷特防线的正面突击失败，而侧翼迂回行动则获得成功。5月5日，盟军发动最后突击，阿尼姆于13日率所部24万人投降。北非战役给纳粹德国以沉重的打击，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创造了前提条件，北非战役证明了艾森豪威尔的指挥能力和领导地位。

挂帅出征横扫地中海顽敌

　　北非战役之后，北非战区盟军司令部即改组为地中海战区盟军司令部。1943年6月，艾森豪威尔亲自指挥盟军攻占潘特莱里亚岛作为空军基地。因为根据美英联合参谋会议，攻克西西里战役是以空战为先导的。

　　6月12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大致的作战计划，以此防止新闻记者通过推测性报道泄露作战机密，结果获得成功。

　　6月下旬，特德指挥空军对战区内的德意空军基地及其他军事目标实施战略突击，并于7月获得制空权。

　　根据作战计划，两栖登陆作战部队为第十五集团军群，担任主攻的蒙哥马利部将在诺托湾登陆，沿东部海岸向墨西拿突击；担任助攻的巴顿部队将在杰拉湾登陆，先向北面和西北挺进并攻占巴勒莫，再沿北部海岸向墨西拿突击，与英军会师墨西拿，围歼西西里守敌。

　　8月17日，盟军进占墨西拿。

　　西西里战役为盟军的两栖登陆作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最终导致墨索里尼政府的垮台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

　　9月8日，艾森豪威尔进军意大利本土，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最终于10月1日进占那不勒斯。此后，盟军与德军处于僵持状态。

　　9月9日晚，盟国空降部队实施空降，地面部队则于10日凌晨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实施登陆，随后得到空军和海军的火力掩护。

　　面对铺天盖地的盟军部队，意军毫无斗志。英军登陆之后，先后攻占诺托、锡腊库扎和普利马索莱桥，但在埃特纳火山和卡塔尼亚地带遭到德军的顽强阻击。美军登陆之后，先后攻占杰拉、利卡塔、安佩多克列港、卡尔塔尼塞塔、巴勒莫和马尔萨拉，进军迅猛但仍未能将敌军拦截在该岛西部。

　　英军的攻势受阻之后，美军成为突向墨西拿的主攻部队。得到增援的德意军队开始通过墨西拿向意大利本土撤退。

　　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举行了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参加的“三巨头”会议。

　　会议广泛讨论了国际局势，美国和英国明确表明了1944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决心，苏联则希望尽快决定此次作战的盟军最高司令人选。艾森豪威尔在会后被任命为指挥“霸王”行动的盟军最高司令。

　　1944年1月中旬，艾森豪威尔抵达伦敦组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任命特德为副司令，史密斯为参谋长，布莱德雷为美国地面部队司令，蒙哥马利为英国地面部队司令，拉姆齐为海军司令，利马洛里为空军司令。

　　按照艾森豪威尔设计的体制，上述军种司令担负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军种司令是最高司令部成员，参与最高司令部制订计划的工作；另一方面，军种司令是整个军事行动中指挥具体作战的司令，拥有各自的司令部。

　　为了获得诺曼底地区的制空权，艾森豪威尔将在英国的战术与战略空军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早在1943年3月，盟军就在伦敦成立联合参谋机构，研究和拟制欧陆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在计划的基础上主持制定的“霸王”作战纲要包括：

　　在诺曼底海岸登陆并破敌军的防御阵地，用两个集团军群实施正面追击，重点是在左翼取得必需的港口，进逼德国边境并威胁鲁尔，右翼要同从南面进攻法国的兵力相连接。

　　取得比利时、布列塔尼以及地中海的港口，以便沿着德国占领区的西界建立新的基地，按照两翼包围鲁尔的方式发动最后的进攻，重点再次放在左翼，随后朝着当时决定的特定方向直接突入德国。

　　攻击发起日定为1944年6月5日。

　　与此同时，集中于英国的盟军加紧进行以两栖登陆作战为重点的协同作战演练，相当数量的登陆艇、特种坦克等逐步装备部队；空军频繁出动，以重创德国空军，掌握制空权，孤立突击地带；情报部门通过“超级”和“魔术”破译机构获取德军情报，气象部门则密切注视气候变化；开始制造人工港和防波堤，敷设通过海峡的输油管道；采取军事欺骗措施，使德国最高统帅部判断失误。“霸王”行动实施前夕，盟国在英国共集中兵力38个师，共计287万人，坦克5000余辆、舰艇9000余艘、飞机13000余架。处于防御地位的伦德施泰特的德军西线部队共59个师，施佩勒的空军第三航空队和克兰克指挥的西线海军集群，力量明显薄弱。

　　令人费解的是，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颇受限制：无权向施佩勒或克兰克下达命令；未经最高统帅部批准，无权调动任何装甲师；战斗行动地域及防守沿海地区的所有陆军部队管辖的范围，纵深不得超过20千米。

　　此外，伦德施泰特、隆美尔和最高统帅部之间在防御计划方面亦有比较大的分歧。6月4日，在盟军作战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根据气候形势的变化，果断决定将攻击发起日改为6月6日。1944年6月6日凌晨，“霸王”作战计划开始实施。空降部队在诺曼底地区的要害地域降落。空军和海军对沿海目标实施火力突击和扫雷。盟军五个师在海空的火力掩护和特种坦克的引导下向诺曼底海滩发起冲击，登陆成功。

　　7月，盟军在攻占瑟堡和冈城之后，登陆场扩大为正面宽100千米，纵深50千米的地带。7月25日至30日，美军的“眼镜蛇”战役实现了对德军防线的突破。

　　8月1日，布莱德雷指挥的第十二集团军群组成。随后，美军横扫布列塔尼。盟军挫败莫尔坦反攻后，发现可在法莱斯形成对德军的包围圈。艾森豪威尔命令实施围歼德军的作战计划。

　　自8月8日起，盟军通过机动兵力从北、西、南对法莱斯形成包围态势。直至20日，德国被俘约50000人，死亡约10000人。诺曼底战役至此结束，德军损失约40万人，盟军损失约21万人。

　　8月25日，盟军解放巴黎。8月，盟军“铁砧—龙骑兵”作战开始。9月，实施“霸王”和“铁砧—龙骑兵”作战的盟军胜利会师。德弗斯的第六集团军群开始归属艾森豪威尔。

　　9月1日，艾森豪威尔将司令部移驻法国并从蒙哥马利手中正式接管地面部队的指挥权。

　　在此前后，美军解放夏隆、兰斯、凡尔登等地，强渡马斯河，英军则解放亚眠、里尔和布鲁塞尔。

　　艾森豪威尔决定盟军采取“宽大正面战略”，使德军首尾不能相顾而加速崩溃。4日，艾森豪威尔命令阿登以北部队必须占领安特卫普，突破齐格菲防线，然后夺取鲁尔区；阿登以南部队必须突破齐格菲防线，然后夺取法兰克福。英军攻克安特卫普后，盟军在齐格菲防线前受阻。12日，艾森豪威尔晋升为五星上将。

　　1944年12月16日，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反攻（通称突出部战役），企图攻占列日和安特卫普，迫使美英同意和谈。德军从圣维特地区出发，向西攻至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南部，最后进抵马斯河畔的迪兰特。与此同时，德军实施“格赖夫计划”，组成能讲英语的连队，换穿美军制服，突入美军防区制造混乱。17日，艾森豪威尔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并采取相应措施。

　　19日，艾森豪威尔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北侧盟军先取守势，待机转入进攻；南侧盟军则应尽早向北进攻。南侧盟军于22日发动进攻，迫使德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北侧盟军直至次年1月才发起进攻。

　　1945年1月，盟军在乌法利兹会师，将德军赶过初始防线。在突出部战役中，盟军伤亡77000人，德军伤亡12万人。在突破齐格菲防线之后，盟军攻占萨尔，将德军赶过莱茵河，并抢占雷马根地区的鲁登道夫大桥，继而控制莱茵河东岸，对鲁尔实施两翼合围。

　　4月18日，德国B集团军群32万余人投降。

　　1945年3月，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就盟军主要突击方向发生分歧。蒙哥马利主张向柏林快速突击，先于苏军攻占柏林；艾森豪威尔则认为主要突击方向为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因而据此通知苏联协调行动。

　　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德国代表到驻法国兰斯的盟军司令部投降。

　　5月7日和8日，德国代表在兰斯和柏林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德国投降之后，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驻德占领军司令。1945年12月，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1948年，艾森豪威尔退出现役，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1950年，艾森豪威尔出任北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1953年至1961年，艾森豪威尔连任两届美国总统。为了使白宫办公厅成为有效的总统行政机构，艾森豪威尔仿参谋长制度而设办公厅主任。

　　艾森豪威尔在任内被迫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但继续奉行冷战政策，并先后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

　　1969年3月28日，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病逝，终年79岁。著作有《远征欧陆》《白宫岁月》《艾森豪威尔的战争经历》等。

麦克阿瑟

应邀担任菲律宾军事顾问

　　1880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他从5岁起就开始接受军事方面的熏陶，父亲的军人生涯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13岁时小麦克阿瑟就进了西得克萨斯军校，4年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

　　1899年夏天，19岁的麦克阿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进入了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学习。在西点军校，麦克阿瑟非常用功，训练也十分刻苦，并乐于接受教官交给的各项任务，有超过别人的强烈欲望。

　　在100名左右的同年级学生中，麦克阿瑟的学习成绩有三年名列首位，包括毕业那一年。因此在第四学年，麦克阿瑟获得了学员团的最高军阶，即第一上尉。当时在西点军校百年历史上，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第一上尉除了麦克阿瑟外，其他仅有三人。

　　1903年，麦克阿瑟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先到菲律宾服役一年，这似乎预示着他将与父亲一样同菲律宾结下不解之缘。回国后不久麦克阿瑟与父亲一起，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指派为日俄战争的军事观察员。

　　完成观察任务后，父子两人又到东亚和南亚各地搜集情报。这一经历使麦克阿瑟眼界大开，他意识到富饶的东亚和南亚以后将是美国向外扩张的重要目标，因为“这里居住着世界人口的一半，维持以后各代人生存的原料和半成品的一半也在这里”。“美国的未来乃至美国究竟能否生存，都不得不与亚洲及其外围岛屿联系在一起”。回国之后，麦克阿瑟成了罗斯福总统的军事副官。

　　1917年10月29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麦克阿瑟作为第四十二师的上校参谋长到达法国参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麦克阿瑟由于“战绩卓越，服务优异”而获得了一系列的勋章。其中有一枚服务优异勋章、两枚服务优异十字勋章、七枚银星勋章、两枚紫心勋章和数枚法国的勋章。

　　麦克阿瑟回国后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西点军校校长，这是该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在三年的校长任职期间，他使西点军校产生了迅速的发展变化，改革了陈旧过时的课程，开始了现代化的军事教育。麦克阿瑟因而被称为“西点军校之父”。

　　1930年11月，麦克阿瑟开始担任了美国上将陆军参谋长，负责筹划、执行和发展美国陆军当前和长远的防务。

　　以前美国陆军的备战工作一般由陆军内的各部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常常显得很不协调。每当战争来临时，参谋工作往往缺乏效率，军队调动不力，后勤补给跟不上。

　　尽管后来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参谋部，但它却常用上一次战争的计划来从事下一次战争，不健全的体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麦克阿瑟当上陆军参谋长后，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他首先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陆军航空队和海军由谁来进行海岸防御的问题，使各方面一致同意把这一任务交给陆军。他又把骑兵改成了机械化部队，用坦克、装甲车和摩托代替了马匹，使陆军的行进速度和机动能力大为提高。

　　由于麦克阿瑟的不懈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才有了一支装备较好的军队，为最后击败法西斯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在陆军参谋长任期结束时，麦克阿瑟获得了缀有橡树叶的优异服务勋章。

　　1935年，麦克阿瑟的陆军参谋长任职期满后，应菲律宾自治政府总统奎松的邀请，到菲律宾担任军事顾问。

　　1936年，他被授予菲律宾陆军元帅的军衔，并迅速着手组建菲律宾军队和制订菲律宾防务计划。麦克阿瑟的计划十分庞大，打算到1946年在菲律宾组建一支40万人的地面部队、一支拥有250架飞机的空军和一支由50艘鱼雷快艇组成的海军。

　　但菲律宾的经济条件使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麦克阿瑟在菲律宾仅组建了一支为数不多的陆军。

　　他呕心沥血地训练这支军队，仔细研究他们可能与敌人交战之处的地形，深入探讨他们在未来战争形势下所必需的后勤供应、武器装备和战术问题。尽管许多人认为这种战争形势永远也不会出现，麦克阿瑟还是倾注了全部精力去策划和布置菲律宾的防务。

　　有人问他：“如果菲律宾落入日本人之手，你担心什么呢？你已尽了最大努力。”

　　他回答说：“就我个人而论，我一定不会失败！世界的明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里的成功。也许这些岛屿不是控制太平洋的门户，甚至不是这个门户的锁，但对美国来说，它的确是打开门锁的钥匙，我决不让这把钥匙丢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于1941年占领了印度支那半岛后，亚太地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7月，华盛顿动员菲律宾陆军与美国驻菲部队合并，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美国远东军司令，司令部设在马尼拉。

　　同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10个小时后日机轰炸了菲律宾的美军克拉克空军基地，炸毁了机场上几乎全部美国B-17型轰炸机和大部分战斗机，极大地削弱了美国远东军的防守力量。

　　三天后日本开始进攻菲律宾。麦克阿瑟指挥的远东军仅有美军19000人，菲律宾军12000人，另外还有10余万当地民兵。空军仅剩下菲律宾军队的150架飞机，海军只有一支小舰队。

　　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美国远东军损失惨重并节节败退，麦克阿瑟只得放弃马尼拉的防守，将部队撤到早已有所准备的马尼拉湾西面的巴丹半岛组织抵御。日军对巴丹半岛多次发动猛攻，远东军凭借坚固的工事英勇抗击，多次击退日军。

　　但这时战争形势对远东军十分不利，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空军已损失殆尽，无法从空中配合陆军防守，再加上此时美政府正花大量精力援助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影响了对远东的援助。

　　日本突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一度占据优势，使美国本土难以有效地支援菲律宾的远东军。这一切使巴丹的守军处境日益恶化。

　　1942年3月，日军向巴丹大规模增兵，使美国远东军的坚守更加困难。日本方面兴高采烈地宣布，若能生擒麦克阿瑟，将在东京帝国广场当众绞死他。

　　这时美国政府为了在太平洋地区进行陆海军协同作战，命令麦克阿瑟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乔纳森·温莱特将军，他自己到澳大利亚去担任新建立的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的总司令。

　　3月11日夜里，麦克阿瑟登上鱼雷艇准备驶离巴丹时，向众人发誓：“我还会回来的！”他离开之后，美国远东军坚守巴丹近两个月，最后因寡不敌众而向日军投降。

　　麦克阿瑟乘鱼雷艇闯过日军海空巡逻队的封锁后，于3月17日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尽管他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他的心情还是非常沮丧。

　　当他得知巴丹守军投降的消息后说：“我是那个失败事业的领导者，从我痛苦的内心深处，我祈祷仁慈的上帝，不久就把那里的失地收回。”

　　麦克阿瑟这时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他认为自己活着就是为了早日重返巴丹。他在澳大利亚建立起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司令部，积极着手整顿澳大利亚防务，组织和训练部队，积蓄反攻力量，制订积极的进攻计划。

　　他命令他的参谋人员要用“这是巴丹”来回答所有的电话，他本人的专机“吉恩号”也改称“巴丹号”。

大胆实施太平洋战略反攻

　　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之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逐渐由防御转入进攻。麦克阿瑟主张趁势攻占日军在西南太平洋最重要的海空军基地——新几内亚东部的拉包尔，然后正式开始对日本的战略反攻。

　　尽管海军上将尼米兹主张先考虑欧洲战场而在太平洋地区采取守势，但因英国不同意盟军过早渡过英吉利海峡对德作战，美国决定采纳麦克阿瑟的主张先在太平洋地区对日发动进攻。为此必须首先守住美军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尤其是新几内亚东南部的莫尔兹比港。

　　8月25日夜，日军1200人在莫尔兹比港以东90千米外的米尔恩湾登陆。

　　这次作战是对该城的第二个潜在威胁，要不是日军犯了一个大错的话，这座城市就将处于南路来自科科达、西路来自米尔恩湾的日军各路纵队合击的压力下。

　　日军不知道麦克阿瑟在距离他们登陆点约25千米的岛上正在修建一座机场。

　　即使在有了600人的增援和两辆轻型坦克的支援之后，日军还是发现他们在人数上和枪炮数量上都远远不及对方。日军对米尔恩湾机场进行了10天徒劳的正面进攻。他们从早到晚一直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战斗机“直至枪膛子弹打光才停止扫射”的攻击。

　　日军在这场注定要失败的进攻中共有1000余人伤亡，而剩下的幸存者突然撤退了。米尔恩湾的胜利是盟军在太平洋地面战斗中的首次重大胜利。

　　与此同时，5000名日军仍在从科科达向南进发，坚持不懈地向莫尔兹比港跋涉。日军不断渗透，守军节节败退。

　　尽管巴布亚的日军人数还不到盟军人数的一半，但他们于9月16日，仍得以前进到离莫尔兹比港约30千米的地方。晚上，日军侦察兵已能看到港口上来回搜索的防空探照灯。澳大利亚人正在山路上建造新的防御据点，但他们的防御能力有限。

　　麦克阿瑟决定攻打日军的后方。他让第三十二步兵师的两个团开赴新几内亚发动反击战。

　　9月16日夜，麦克阿瑟给澳大利亚总理柯廷打了保密电话。他向总理承认他非常担心，他说：“防守莫尔兹比港的澳大利亚地面部队在战术上的被动保守，严重威胁着附近的机场”，“如果阻止不住日军前进，在新几内亚的同盟国部队将重蹈马来西亚的覆辙”。

　　正如每个澳大利亚人痛苦地意识到的那样，那年年初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一整个师被一小股日军包围并俘虏。麦克阿瑟说形势很严重，他希望布莱梅立即来巴布亚并亲自控制局势。他没有明确指出，但暗示他希望布莱梅能让澳大利亚人投入战斗。

　　这是麦克阿瑟一生中的关键时刻之一。如果丢了莫尔兹比港，他的军旅生涯也将随之付诸东流。

　　麦克阿瑟早已认识到新几内亚是澳大利亚的屏障，其东南的莫尔兹比港则是新几内亚的战略要地和通向澳大利亚的跳板，因而增强了该地的防备。

　　1942年7月，日军两支部队约13000人先后在莫尔兹比港东北边的布纳登陆，向西攻占了科科达，8月进入欧文斯坦山向莫尔兹比港进发。中途受到盟军飞机袭击，加之补给缺乏，日军被迫停止前进。

　　麦克阿瑟率领澳大利亚军两个师和美军一个团，于11月2日收复了科科达。这次战役使日本意识到原来认为1943年才会开始的盟军的反攻这时已经开始了。

　　由于西南太平洋战场的胜负决定着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前途，日本决心加强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的防御，并新设了三个军驻扎在这一带。但在12月中旬，麦克阿瑟指挥盟军攻陷了布纳，把日军压迫到了海边。

　　1943年1月，沿海日军被盟军消灭了12000人。与此同时，日军在瓜岛战役中也遭到惨败。

　　3月22日，日本制定了《陆海军中关于东南方面作战协定》，决定把主要战场放在新几内亚。日本联合舰队也向南太平洋进军，企图阻止盟军的反攻，并不断向美军占领的莫尔兹比港等处发动袭击，但日军最终未能攻占莫尔兹比港。

　　1943年，美军在反攻路线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陆军主张，应该沿着新几内亚向菲律宾发动反攻；海军却认为应沿着中部太平洋路线反攻。

　　最后华盛顿决定采用“双叉冲击”的战略，从西南和中部太平洋两路同时发动反攻，使日军顾此失彼，无法相互援助，最后两路美军在菲律宾会师。

　　在西南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计划是，由海军上将哈尔西先率军占领所罗门群岛东南，建立进攻拉包尔的空军基地，然后逐步向北推进；麦克阿瑟则随后率军进攻新几内亚北岸的莱城，接着北上占领俾斯麦群岛中的新不列颠岛；最后陆海军联合围攻拉包尔。

　　在哈尔西行动成功后，麦克阿瑟于9月5日指挥澳军第九师在莱城以东登陆，次日又增加了澳军第七师和美军一个伞兵团，11日攻占了莱城南边的萨拉茅阿，15日又攻占了莱城西面的拉姆普。此时离日军在新几内亚的军事重镇马丹仅有80千米了。

　　1944年4月2日，麦克阿瑟指挥7000军队在莱城西北的赛多尔登陆，向马丹节节进逼，4月24日攻占了马丹。4月底他又向拉包尔北部的阿德米雷尔提群岛发动进攻，击溃了4000日军的抵抗，并将其全歼，5月占领了该群岛。

　　同时哈尔西的部队也于1944年3月攻克了拉包尔东南的布干维尔岛。这样，驻守在拉包尔的10万日军被盟军团团包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1944年暮春，麦克阿瑟率领15个师的盟军对新几内亚及其以东群岛的日军发起了最后攻击，在进攻战术上，麦克阿瑟认可一种伤亡更少的战术，即所谓“蛙跳战术”或“跳岛战术”。

　　具体就是向敌人防守坚固的主要据点的外围作跳跃式进攻，不正面攻击这些据点，而是迂回到敌人背后，将他们分割包围，用空军和海军切断敌人的补给来源，将他们困死。不等据点里的敌人被歼灭，其余部队又越过该地，再包围前面的敌军据点。对拉包尔的日军就采取了这种战术。

　　麦克阿瑟的这种战术很奏效，使盟军在伤亡较少的情况下得以控制更多的地区。

　　他于这年4月派澳军从马丹沿海向西推进；另一方面下令盟军主力进攻马丹西边的军事重镇荷兰地亚。4月22日，50000名美军在荷兰地亚及其东边的文塔佩登陆，很快突破日军防线，迅速包围了文塔佩东边的威瓦克，使日军第十八军军部和3个师团被围困在威瓦克，处于孤立无援、坐以待毙的境地。

　　未等威瓦克的日军被歼灭，5月中旬麦克阿瑟又指挥美军向西推进120千米，跳跃到托埃姆，渡过海峡占领了韦克德岛。

　　5月下旬又指挥部队跳跃到荷兰地亚以西350千米的比亚克岛，遭到日军顽强阻击，一直激战到8月美军才取得胜利。

　　比阿克岛的战斗尚未结束时，麦克阿瑟又于7月6日指挥美军跳跃到了诺埃莫富尔岛，迫使新几内亚的日军撤到了最西端的鸟头半岛。但麦克阿瑟又指挥美军一个师迂回到了鸟头半岛西北的桑萨波角登陆，切断了日军退路，打通了向菲律宾跳跃前进的道路。

　　1944年7月，美军经过激战，攻占了日军控制的马里亚纳群岛。美国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应指向哪里？早在这年春天海军和陆军便就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

　　以尼米兹为首的海军主张绕过菲律宾，直接进攻台湾或冲绳岛等地。这一主张受到麦克阿瑟为首的陆军的反对。这位陆军上将认为，首先，菲律宾是日本缩小防御区域后的防守重点，日本一旦失去菲律宾，就不能从海上得到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供应而无法继续进行战争；其次，如果美军放弃菲律宾而进攻台湾是极为冒险的，有可能受到日军的两面夹击；第三，攻克菲律宾后可以直接进攻日本冲绳；第四点更重要，从政治上考虑，美军应该去解救受日本人奴役的1700万菲律宾人民，这是美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麦克阿瑟对两年前的巴丹战败仍耿耿于怀，复仇之心十分迫切。因此他在与尼米兹讨论这个问题，当尼米兹说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倾向于海军的主张时，麦克阿瑟大发雷霆，说菲律宾是被美国人遗弃了的，如果不能解放菲律宾人，就会给美国的荣誉抹黑。

　　在1944年7月27日，罗斯福总统将这两位骁将请到了夏威夷，由自己的参谋长、海军五星上将莱希和哈尔西上将作陪，一道共进晚餐。

　　大家心平气和地讨论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两位意见分歧的将军指着墙上的地图，向总统兼三军总司令罗斯福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罗斯福尽力使双方的分歧缩小，最终按照麦克阿瑟的意见制订了作战计划，把下一个进攻目标定为菲律宾，尼米兹保证向陆军提供有力的支援。

　　为了完成沿新几内亚海岸挺进的行动，麦克阿瑟必须控制这个巨大岛屿西端的杰尔芬克湾和福克尔科帕半岛的主要地形。比亚克岛以西50千米的诺埃莫福尔岛上有3个日军机场。空军指挥官肯尼建议，如果飞机从诺埃莫福尔起飞，就可对福克尔科帕半岛实施大规模空袭，继而控制杰尔芬克湾。

　　麦克阿瑟决定在打赢比亚克岛战役后利用空降与两栖联合突击攻占诺埃莫福尔。

　　7月2日，第一五八步兵团在诺埃莫福尔登陆，来到距离其中一个机场只有100米的地方。第二天上午，第五○三伞降步兵团的一个营被空投到机场增援进攻部队。独立日那天又空投了第二个营。诺埃莫福尔的2000日本守军撤回到该岛中心的高地上。他们顽强战斗，但最终还是被歼灭了。美军伤亡400人。日军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

　　夺取诺埃莫福尔后，7月30日，麦克阿瑟突袭了福克尔科帕半岛上的一个名叫桑萨波的渔村。第六步兵师大举登陆，其中还包括几千名修机场的陆军工兵。桑萨波附近几乎没有日军。入侵部队两周后发起攻击，他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击退了无心恋战的日军。

　　现在麦克阿瑟控制了长1300千米的整个新几内亚岛。他在夏威夷期间，“厄尔特拉”情报显示，日军为阻止麦克阿瑟从新几内亚岛向菲律宾的前进，正在构建一个三角防御区。

　　这个三角防御区以哈马赫拉岛、棉兰老岛东部的帕劳群岛和棉兰老岛为依托。80000名日军地面部队和拥有500架飞机的三个航空军驻守在这个三角防御区内。将近半数的日军部队驻在哈马赫拉岛。敌人似乎已经了解麦克阿瑟的企图。

　　麦克阿瑟决定离开总司令部几天，参加第三十一师进攻哈马赫拉岛的战斗。9月10日，达斯蒂·罗兹开飞机把他从莫尔兹比港带到霍兰迪亚。两天后，麦克阿瑟登上“纳什维尔号”，这艘巡洋舰加入了沿新几内亚海岸向西北行进的护航运输舰队。

　　9月15日破晓时分，“纳什维尔号”和其他战斗舰艇驶入哈马赫拉湾，炮击日军的海岸防线。面对此番猛烈炮击，日军低下了头，但是大自然却做出了反应：甘科诺拉火山爆发。一时火光冲天、浓烟四起。当舰队向东北方向转弯朝莫罗太岛驶去时，整个舰队被铺天盖地的巨大尘云笼罩了。

　　上午8时，第三十一师的第一波次登陆。登陆艇在离岸200米至300米的长长的河口沙洲处停了下来。战士们沉着地下船，涉水上岸，把他们的M-1半自动步枪举过头顶，这时，肯尼的C-47运输机在他们上空飞过，向附近的海岸和丛林喷洒大量的滴滴涕。因为热带的斑疹伤寒比日军更危险。

　　10时15分，埃格伯格、莱尔巴斯和麦克阿瑟来到岸上。尽管实际上不远处有三个渔村，并且麻风病在几千米的范围内肆虐，但没有任何明显迹象表明该岛曾被人占领过。

　　麦克阿瑟在岛上逗留了三个小时后回到“纳什维尔号”巡洋舰上。

　　当这艘巡洋舰返回霍兰迪亚时，无线电通信一直处于静默状态。船上可以接收信息，但是到本次军事行动结束前不能发出任何信号，以免让敌人知道这艘舰在战场上及其所处的位置。

　　美国及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魁北克召开会议，9月15日晚，尼米兹向参谋长们通报了几小时前从哈尔西那里得来的一条消息。

　　哈尔西的一支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最近在空袭莱特岛上的目标时，实际上并没有遭到日军飞机的任何抵抗。一名跳伞的飞行员在莱特岛上躲了一天后也获救了。

　　这名飞行员报告说，曾帮助过他的菲律宾人说这个岛“一攻就破”。哈尔西请尼米兹批准他集结一支登陆部队，发起突然进攻，攻占莱特。

　　这些材料也被送到了“纳什维尔号”巡洋舰上。当麦克阿瑟看到这些材料时，他的眼前像过电影般闪现出了一幅幅画面：军事史上的一次最大胆的袭击，一场可与坎尼之战和滑铁卢之战媲美的伟大战役，一个即便是科西嘉天才（指拿破仑）也要品味品味的绝妙战略行动。

　　用金凯德的第七舰队和尼米兹提供的其他进攻登陆舰艇等可用的海上运输力量，他就能把六个师的部队全部送上岸。但为什么要把六个师全都送到莱特岛的海岸上呢？那是最稳妥也最平淡无奇的做法。

　　一个伟大的指挥官是可以做到一箭双雕的，他要同时攻打莱特岛和吕宋岛。他的部队要组成锤子和铁砧般的阵式：四个师的兵力从林加延湾登陆，两个师在莱特岛上岸，那么在菲律宾的42．5万名日军就会像坚果一样被麦克阿瑟的军队捶烂！

　　麦克阿瑟给马歇尔发去了一封电文，阐述了以上观点。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了这项卓越而大胆的计划，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关于吕宋岛的激烈争论。

　　9月17日，上午9时，“纳什维尔号”在霍兰迪亚靠岸时，麦克阿瑟兴高采烈地走下船。就他所知，总司令部成员们正在讨论他的那项同时攻打吕宋岛和莱特岛的计划。这趟旅行使他精神振奋，他觉得似乎可以把握命运了。

　　马歇尔是否要做出修改还不清楚，但在麦克阿瑟回到新几内亚几天后，马歇尔派作战处处长约翰·赫尔少将前往澳大利亚。

　　赫尔希望更多了解有关麦克阿瑟解放菲律宾的计划。麦克阿瑟告诉赫尔应该绕过的是台湾，而不是吕宋。位于吕宋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孤立台湾，没有必要攻占它。另一方面，麦克阿瑟奚落了金提出的通过实行海军封锁削弱菲律宾的日本兵力的建议，他认为，如果这种封锁能伤害谁的话，那伤害的也只能是菲律宾人，而不是日本人；他自己的目标则是切实可行的：在吕宋登陆30天后解放马尼拉，这是一个清晰而明确的誓言。

　　10月5日。麦克阿瑟终于获得了他自1942年春一直苦苦企求的那句话：他可以攻打吕宋。10月14日，他飞回莫尔兹比港，次日上午动身前往霍兰迪亚和莱特岛。

　　到1944年夏季之前，麦克阿瑟的每一步重大行动都是对空中力量的一次肯定。他已学会像其他地面指挥官一样合理利用空中兵力，他既了解航空兵的灵活性，也了解其脆弱性。他知道飞行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知道根据天气状况、飞机的种类和数量搭配、地面部队的紧急需求、空中战役的总体需求和敌军的行动，空战每日是怎么变化的。

　　莱特岛长115千米，北部和南部宽40千米，但中部只有15千米，很适合麦克阿瑟的部队登陆。那里的机场可停放肯尼的在林加延湾海岸线内飞行的战斗机，这些飞机将为吕宋的两栖进攻提供掩护。

　　但是当肯尼仔细研究将在1944年夏投入使用的这4个机场时，他才发现他们在岛上的位置不利。这几个机场都位于莱特湾或莱特湾附近，而且靠东面，这是整个岛上天气最恶劣的地方，而进攻的时间正处于雨季。机场所在的地点又排水不畅。

　　当初在那里建造机场是出于商业考虑的，它们足以容纳往返于当地首府塔克洛班的轻型飞机。它们或许能承受日本战斗机和其他比肯尼的P-38和P-47稍小的飞机的起降。如果不重建这些机场，它们是绝对不能停放他的轰炸机的。

　　肯尼坚持要在攻打莱特的计划中将攻占岛的西岸包括进去，这样可为他提供平坦的、排水良好的机场。

　　麦克阿瑟表示同意，因为进攻莱特的最初计划就是从两侧实施打击。在莱特湾东侧实施两栖进攻，与此同时，空降第十一师在西侧空降，占领可用于建造机场的场地。

　　但当进攻日期提前至10月20日时，上述方案便被放弃了。麦克阿瑟的工兵们告诉他，雨季到来时，很难在塔克洛班建造机场。

　　麦克阿瑟早就知道这一点，实际上，在他们当中某些人还没有出生时他就知道这一点。他早在1903年就考察过塔克洛班海岸附近的地形，那时他也是一名陆军工兵。

　　尽管如此，麦克阿瑟还是把他们的反对意见放到一边，要求他们于登陆5天后在塔克洛班建好一座5000米长能够停放一个战斗机群的临时机场，随后再建几个停放轰炸机、侦察机和更多战斗机群的机场。

　　他指望在他们登陆的头三天由哈尔西用他的快速航母上的战斗机为他提供掩护，而凯西的工兵则竭力在泥泞中建造机场。700多艘舰船沿西北航线向北进发，目标是菲律宾中部。

　　与这次进攻相比，1944年6月6日的横渡海峡的进攻只是一次摆渡战。这确实是一支无敌舰队，整个进攻舰队由20多艘航母、12艘战列舰和近100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及上千架飞机护航，掩护和输送着75万士兵，带着他们所有的装备和火炮穿越宽广无垠的海域到达敌人大后方的遥远的海岸作战。

　　10月20日黎明，战列舰和巡洋舰靠近了要登陆的海岸，并开始用他们的大口径火炮轰击。炮弹的轰鸣震撼着莱特湾的水面，震撼着寂静的清晨。

　　攻击部队由四个师组成：第一骑兵师和第二十四步兵师在塔克洛班机场附近登陆，这是这一天最重要的战术目标；其他两个师，即第七步兵师和第九十六步兵师，将在南边的杜拉格附近登陆，在那里有肯尼要占领并将赶修的三个简易机场。

　　上午10时，登陆部队的第一波上岸，他们在大部分地区几乎都没受到什么抵抗。日本部署在莱特岛上的部队约2000人，但他们知道他们建造的掩体经受不住太平洋舰队为制压海岸防御而进行的炮击。

　　只有在有岩洞的地方如比亚克，他们才可能把岩洞加固并挖深，这样一来哪怕是直径16英寸，重达1吨的海军炮弹也很难摧毁它们，除非是刚好命中。但是莱特岛的海岸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岩洞。于是，日军将大部分防御部队撤到俯视海岸的山上，在那里他们能用迫击炮和机枪扫射登陆部队。

　　从“纳什维尔号”巡洋舰的甲板上，很难看到岸上发生的事情。密集的炮火传来震耳欲聋的声响，头顶上有变幻莫测的火箭弹曳光，时而传来在低云层中穿过的海军战斗机的呼啸声，加上沿海岸线的浓烟和从下直伸向云间，带着火舌的浓黑烟柱，这一切都好像是这场战争的背景，而不是战争本身，麦克阿瑟沉静地观测着。

　　下午14时30分，登陆艇靠近海口沙洲，开始慢慢停靠在另外四艘已经靠岸的登陆艇旁，其中一艘登陆艇正起着火。在登陆舰停靠地的内陆上，海军的俯冲轰炸机正在向日军阵地进攻。

　　舰上的舷梯降下，四名随军记者冲下舷梯，其中两人带着照相机，准备记录下这位将军重新踏上菲律宾国土的这一时刻。麦克阿瑟下船，他的属下奥斯梅纳、肯尼和金凯德紧紧尾随其后上岸。在舷梯底部，海水没过了他的膝盖。

　　他的下巴向前伸着，显得气宇轩昂，他大步走了约50米才走上柔软的沙滩。当他的美国和菲律宾伙伴围上来时，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我回来了。”

　　这是一句简洁的、无可辩驳的事实，从他的嘴里平静地说出，好像是在随意地交谈。一会还要正式发表讲话。奥斯梅纳伸出手来与麦克阿瑟握手，以官方身份欢迎他回到菲律宾。

　　滩头阵地的报告表明，这将是战史上代价最小的重要登陆行动之一。尽管这次登陆并不像麦克阿瑟在头一天晚上祈祷的那样是一次不流血的胜利，但他确实感到他的祈祷得到了一些回报。

　　在这个重要的一天里，麦克阿瑟将要完成的最后一件事是写公报。他写道：

　　在一场大规模两栖作战中，我们已经占领了菲律宾莱特岛的东岸，它离莫罗太600千米，离米尔恩湾2500千米，我们在16个月前就开始进攻米尔恩湾了，这次是总司令亲自指挥作战。

　　10月23日早晨，麦克阿瑟跟他的参谋们离开“纳什维尔号”巡洋舰，参加奥斯梅纳正式就任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的仪式。

　　就职仪式在塔克洛班的地区议会大厦前的台阶上进行。这座大厦和这个城镇一样，在战争中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仪式结束后，麦克阿瑟向莱特的游击队长鲁珀托·坎列昂上校授予了服役优异十字勋章，奥斯梅纳任命坎列昂为莱特岛总督。

　　那天晚上回到“纳什维尔号”后，他听说哈尔西不告而撤出战场，去追击日军航母去了。一场大海战已经开始让莱特湾的水面不能平静。金凯德告诉麦克阿瑟说，日军的弹药好像快用光了，“纳什维尔号”应该到战场支援作战。

　　第二天晚上莱特湾上空开始回荡起枪炮声。漆黑的夜幕被橘红的火焰和炫目的白光撕破。海水在弹药的爆炸中颤抖。

　　这时候，哈尔西的第三舰队以最大航速向北去追逐日军的航母，航母上共有29架飞机。哈尔西以30节的速度撤离战场，使从菲律宾中部水域到莱特湾的主要航线失去掩护。

　　10月25日上午，当战争进入高潮时，金凯德坚持要麦克阿瑟离开“纳什维尔号”巡洋舰，以便让该舰投入战斗。麦克阿瑟不情愿地转移到另一艘舰“瓦萨奇号”上，克鲁格的第六集团军指挥所就设在这艘船上。

　　从北部进入莱特湾的日本舰队部署成纵队，正好遭遇到美军6艘老式战列舰，其中5艘是从珍珠港的泥浆中打捞出来的。美军指挥它利用海军传统的T形交叉战术，集中这6艘老战列舰的火力一次对付一艘来袭的战列舰。

　　日军舰队眼看着自己的几艘巡洋舰被炸后，剩下的调头逃跑，又遇上了美军潜艇跟踪。哈尔西在这场战争中也做出了贡献。

　　从南部进入莱特湾的日军舰队有5艘快速战列舰、9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夜间，他们有两艘战列舰已经被美军潜艇击沉，但现在这支舰队很有威慑力地压倒了莱特湾的16艘美军护航航母。紧急起飞的美军飞机向日舰发起了攻击。但由于护航航母使命与大型航母完全不同，所以他们的飞行员们没有受过攻击战列舰的训练，而飞机上的武器装备也是不适宜对军舰进行攻击作战的。

　　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云集在来袭日舰的上空，迫使他们采取规避措施，同时，金凯德的驱逐舰则用鱼雷对日军战列舰和巡洋舰进行攻击。日军舰队的海军将军们经过数小时的忙乱行动后，精神已彻底崩溃了，只得撤出他们的舰队，而美军潜艇追踪其后。

　　日军联合舰队在莱特湾海战中损失3艘战列舰、4艘航母、6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然而10月25日，当日本海军的希望之光渐渐消退时，他们亮出了他们的撒手锏，即神风特攻队。

　　日本的9架自杀飞机在莱特湾上空盘旋，它们没有冲向金凯德的舰艇，而是跟这些护航航空母舰相撞，致使1艘航母沉没，3艘遭到严重损坏。

　　在随后的24小时中，日军摧毁了将近一半的P-38飞机。肯尼将战斗机群其余的飞机调来，但这些战斗机仍继续遭受打击。在一天时间内，这座小城和机场要被日军轰炸十多次。

　　晚上的空袭最密集，对麦克阿瑟的参谋部的一些参谋来说，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麦克阿瑟仍像往常一样没把这些空袭放在心上。

　　占领莱特的关键地点不是塔克洛班而是奥莫克，这是岛上最大的港口，位于西部海岸，离第六集团军进攻的地方30千米。为了到达奥莫克，克鲁格的战士们不得不边打边前进，翻越横亘在他们前方的山脉，并进入莱特岛。

　　穿过莱特谷的稻田，还得翻过一座山进入奥莫克山谷中。到了那儿，他们还要再超过几座山峰，才能到达西北部的海岸平原。

　　在东京日军总部，日军参谋们越是仔细研究地图，就越确信为夺取莱特岛值得打一场大仗，地形对守军一方非常有利。但在菲律宾的日军司令山下奉文将军却反驳说，尽管莱特有地形上的优势，但没有必要为它而战。

　　山下曾因从美国手中夺取新加坡而名声大振。他个子不高，秃顶，肌肉发达，智慧过人。没有人会怀疑他的能力或他的好斗本性，在他看来，自从联合舰队在莱特湾战役中失败后，试图攻占莱特岛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尽管日军可以让美军为莱特付出很高的代价，美军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夺取这里。他认为全力攻打吕宋而放弃莱特更有意义。

　　山下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仍没有说服日军总部，总部将增援力量送至奥莫克，决定让美国第六集团军在那些偏远的山上和山谷中打一场艰难而残酷的战役。

　　尽管克鲁格的第六集团军在人力和火力上都占有强大的优势，但他们的挺进速度却不快。正如工兵军官所预言的那样，潮湿的季风已将山谷地区变成了一片浅湖。

　　因为那年秋天，几十年来最恶劣的季风气候入侵菲律宾中部。必须调用登陆艇到莱特谷运送补给品和装备，而空军工兵在塔克洛班和杜拉格建造足够的机场的努力也几乎被完全破坏了。

　　在适合飞行的天气里，日军与美军在空中势均力敌。实际上，美军并没有像原先预想的那样获得空中优势，第六集团军只得在无制空权的情况下继续进攻，直至10月中旬还没有拿下莱特岛。

　　麦克阿瑟刚刚使第七十七步兵师隶属于自己，这个师参加了6月份的关岛之战。麦克阿瑟告诉克鲁格如果第六集团军感到没有能力占领奥莫克，他将考虑让艾克尔伯格指挥莱特战役，而且第八集团军将利用第七十七师作为前锋向奥莫克发起进攻。

　　在这个关头，克鲁格妥协了，他要求再给他3个星期时间攻占莱特，并说第六集团军欢迎第七十七师加入，并打算用第七十七师在奥莫克登陆。

　　在珍珠港事件纪念日这天，第七十七步兵师在奥莫克南几千米处的海岸登陆，给了日军出其不意的打击，奥莫克城在3天后被攻克。

　　这是一次完全成功的战斗，但美中不足的是：仍有4万多日军在莱特岛上作战，看来他们不会投降，日军仍占据着奥莫克山谷的绝大部分。克鲁格的形势岌岌可危，肯尼要建立空中优势还缺少机场跑道，而且这场该死的大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在莱特岛中部的缓慢推进，加上没有建成机场，使得原计划在吕宋的登陆时间推迟了，这使麦克阿瑟感到非常为难和懊恼。

　　1944年12月18日，他被授予新设立的陆军五星上将军衔，日期比马歇尔晚两天，比艾森豪威尔早两天。

　　当天他还发布了一份特别公告，宣布莱特岛已经光复，只剩下一些扫荡工作。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艾克尔伯格和第八集团军。克鲁格和第六集团军撤出，他们将去攻打吕宋。

亲自主持日本受降仪式

　　在莱特岛战役中美军阵亡3500人，伤12000人。日军在保卫莱特岛的战斗中损失约50000多官兵，另外还有40000余人乘船前往莱特岛的途中因船只被美军的潜艇或飞机击沉而葬身海底。

　　尽管莱特之战让山下奉文将军的队伍损失了近10万人，但他仍有27．5万人可用于保卫吕宋。但他不想让这些官兵在林加延湾海岸的战斗中遭到无谓的伤亡，在那里他们可能会被美国海军的炮火歼灭。

　　他也不打算死守马尼拉。如果那样，他就得打赢吕宋中央平原一仗，但是他没有足够的火力和机动力在美国拥有回旋余地的地方和麦克阿瑟决战。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大约就是进入山区，这是吕宋岛上特别有优势的地方，他们可以在那里修工事，坚守阵地等美军自己送上门。

　　他在吕宋北部山区部署了约15万人；还有75万人部署在马尼拉以东的高地上；另外30000人沿着俯视克拉克机场的高地布防，只留下20000人保卫马尼拉，16000海军陆战队保卫港口。

　　1月8日，在夜色的笼罩下，美军舰队在林加延湾集结。第二天破晓时分，海湾里云集了一大片来往的舰船；从海平面的一端到另一端分布着800艘灰色船只。

　　他们决意进攻东海岸是因为这一带有最适合登陆的海滩。山下奉文料到麦克阿瑟的部队会这么做，因此将他最精锐的部队部署在山上，俯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与此同时，克鲁格计划在林加延湾南端登陆，部分登陆海岸被河口沙洲阻挡，而且风大浪高。他想出奇制胜，减少人员伤亡，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可与麦克阿瑟相媲美的成就。

　　1月9日清晨，在海军炮击后，第六集团军投入四个师登陆。他们几乎没有遭到抵抗，在有些地方部队几乎是跑步上岸的。午饭后，麦克阿瑟、萨瑟兰、埃格伯格、莱尔巴斯和其他几个参谋登上一艘登陆艇前往圣法比安附近的海岸。

　　1月13日，麦克阿瑟将他的前指转移到岸上，住在从海湾向内地走4000米的达古潘镇的一所中学里。他把操场上的一所平房作为自己的寓所兼办公室。

　　在那儿的头几天，他心情乐观、兴高采烈，但后来便开始和克鲁格发生矛盾。他想让克鲁格在1月26日，即他的65岁生日以前，南下攻占马尼拉。

　　而克鲁格担心，如果他大举南下，日本可能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他只想巩固登陆第一天所占领的滩头阵地，等待本月晚些时候增援部队到来。然而不仅仅是麦克阿瑟一个人催促他对马尼拉发动进攻，肯尼也叫嚷着要陆军占领大致位于林加延湾和马尼拉中间的克拉克机场。

　　在这个节骨眼上，麦克阿瑟收到了来自马歇尔的电文，马歇尔告诉他，陆军部计划向总统上报一份职务晋升名单。

　　问麦克阿瑟是否要推荐什么人？为了推动克鲁格更加合作，3月18日，麦克阿瑟推荐克鲁格升为四星上将。

　　不知道是为四星上将的前途所打动，还是因为第六集团军需要它所能得到的所有空中支持，克鲁格动心了，允许第三十七师和第四十师向克拉克机场进军。

　　结果，就像推一扇没有上锁的门一样畅通无阻。部队沿着三号公路以每天10000米的速度长驱直入，它遇到的抵抗微乎其微。

　　事实证明，攻占克拉克很容易。难的是如何让这个地方发挥作用。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埋伏在山上，居高临下，将这里的六个机场置于其炮火打击之下。

　　第四十师必须进入山区，把他们驱赶到火炮射程之外，并最终把他们从战壕里抠出来。

　　在第四十师攻占克拉克以前，克鲁格就清楚地表明他不想朝马尼拉的方向再前进半步了。他确信埋伏在吕宋中央平原以北和以东的山区里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会突袭连接林加延和马尼拉的主干线三号公路，并打垮他的右翼。

　　在他的后援部队，主要是第一骑兵师和第三十二步兵师，从莱特调到林加延之前，他什么机会也不会有。

　　麦克阿瑟认为克鲁格对周围形势的判断是大错特错。他还批评了威洛比，因为他夸大日军的实力，无形中增加了克鲁格的恐惧心理。

　　如果山下奉文让他的人进入平原地区，那就无异于要他们自己被美国的坦克、飞机和自行火炮消灭光。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争夺克拉克的战斗中，当日本第二坦克师的一个装甲团从高地冲下来企图切断三号公路时，确实被美军一下子歼灭了。

　　1945年1月31日，麦克阿瑟命令艾克尔伯格的第十一空降师的两个滑翔团乘坐登陆艇在纳苏格布湾实施两栖进攻。三天后，该师唯一的伞兵团空降，攻占距离登陆滩头1万米处的高地。但空降师在接近马尼拉南部近郊时，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

　　日军严密防守着进入市区的唯一接近路，而第十一空降师正试图由这条路上进入。部队在这里戛然止步，日军防御部队迫使他们停留在尼科尔斯机场南两千米处。

　　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的两个最好的师，第一骑兵师计划1月27日到达林加延湾，然后沿五号公路进军；第三十七师从克拉克机场附近的驻地出发，沿三号公路向马尼拉市前进。事实上，第三十七师已经处于林加延到马尼拉的中间了，但第一骑兵师有更强的机动能力，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强烈的团队精神。他们自认为是美国陆军最好的师。

　　麦克阿瑟急于到达马尼拉的迫切心情常常驱使着他叫吉普车开到先遣部队的前面。

　　1月30日，在克拉克机场附近，他设法让车开到交火地带的中间，日军的3挺机枪在他左侧不到100米处向他右侧不到100米处的美军炮兵连射击，而炮兵连则通过概略瞄准向藏在战壕里的日军射击。

　　在这个时候，第一骑兵师从林加延湾海岸向南挺进。当晚，麦克阿瑟见到维恩·马奇师长并告诉他：“去马尼拉。我不管你怎么去，到那儿就行，而且要快。要避免人员伤亡。你可以绕过日本鬼子，超越日本鬼子，但一定要到马尼拉，救出圣托马斯集中营的战俘，占领马拉卡南宫和议会大厦。"

　　马奇组织了一支由800名勇敢的志愿者组成的飞虎队，分乘吉普车、卡车和轻型坦克向马尼拉全速前进。

　　两天后，飞虎队到达马尼拉东北74千米的甲万那端。骑兵师的战士们涉水过河，把日军赶出了甲万那端。

　　上了五号公路。这支飞虎队在6小时之内行进了75千米，于2月4日黄昏时到达马尼拉市区第三十七师。沿三号公路紧赶慢赶，还是晚到了12个小时，于第二天凌晨到达马尼拉。

　　麦克阿瑟实现了他登陆后四个星期内到达马尼拉的誓言。他还希望用一支精干、行动快捷的力量迅速突破马尼拉，趁日本人正晕头转向时，让他的部队去解救被关押在市里和周边的几千名盟军战俘。

　　如果能让部队迅速入城，就可以不战而拿下这些集中营，但是如果陷入艰苦而血腥的包围战，就很容易提醒日本人在无望的战斗的最后几天大举屠杀他们的战俘。这些天来，麦克阿瑟对盟国战俘的命运深深地担忧。

　　2月5日上午，第一骑兵师的飞虎队插入北部郊区并向圣托马斯大学进发，日军在那里关押着3500名战俘，主要是美国公民。

　　与此同时，第三十七师前往比利比德监狱。他们赶在日军炸毁山谷上的一座桥梁之前将其占领，没开一枪一炮就占领了比利比德监狱，释放了那里的800名囚犯。

　　2月7日，麦克阿瑟、埃格伯格、莱尔巴斯和其他十来个司令部的先遣梯队参谋人员分乘几辆吉普车出发向马尼拉驶去。麦克阿瑟径直前往比利比德监狱。进入监狱以后，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但丁曾描绘过的那种惨不忍睹的景象之中，令人不堪忍受成为其中一员的巨大痛苦。

　　几百人抬头凝视着他，这些人虚弱得除了从他们躺着的地方努力地向他微笑以外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像一具具尸体一样直挺挺地躺在污秽不堪的简易窄床上，虽生犹死，几乎已经为葬礼做好了准备。

　　他回到吉普车里，驱车前往圣托马斯集中营，这里的情况比比利比德监狱要好一些。但这里的景象也一样惨不忍睹。

　　当总司令部计划夺回科雷吉尔多时，麦克阿瑟采纳了参谋长萨瑟兰的采用空降部队和两栖部队同时发起进攻的办法。

　　2月16日，第五○三伞降步兵团大约2000人进行空降着陆，与此同时，1000步兵在悬崖底部的狭长海岸上登陆。这次进攻完全出乎日军意料之外，日军总共约有5000人。

　　第二天美军又空降了1000人的增援部队。夺回罗克的战斗十分激烈，第五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用凝固汽油弹几乎炸平了科雷吉尔多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海军驱逐舰在直射射程内从海上向岛上的岩洞和隧道入口处射击。

　　罗克之战是对装备精良、很好地隐蔽在战壕中的敌人的一次残酷的近距离作战。

　　2月21日夜，共有2000日本人在马尼拉隧道中自杀，他们用数百吨烈性炸药将自己炸死。

　　然而，战斗还在继续。有组织的抵抗又持续了一个星期。美军收复科雷吉尔多的代价是1000人伤亡。

　　当这场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时，麦克阿瑟对另一所监狱发动了突袭。马尼拉的南部有一个大潮，叫做拉古纳。拉古纳湖南岸耸立着洛斯巴诺斯拘留营，这里关押着2000多名美国人和菲律宾人，这些人当中主要是传教士和修女。

　　2月24日，第十一空降师几百名滑翔兵发起强渡大潮的两栖进攻。拘留营的日本卫兵惊讶得乱作一团，以致忘记屠杀他们的囚犯了。所有的被拘留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都获得了自由。

　　这次戏剧化的突袭是整个事件的闪光点，否则这里将是一幅悲剧性的场面。负责马尼拉作战指挥的日本海军上将岩渊山治手下有35000人，他拒绝执行山下奉文保全马尼拉的政策，而是把他自己无政府主义的观念强加给这座城市里无助的居民、古老的建筑和倒霉的军队。

　　让马尼拉变成战场并不能使日本赢得丝毫的战略或战术优势，破坏这座城市也不能给日本带来荣誉和光彩。残杀马尼拉人不会让日本的失败推迟一天时间。一切都无济于事。守军拥有大量的自动武器，弹药库里充斥着军械。

　　每一个主要路口都设置了路障；街道上布满地雷；数千建筑物里都理置了饵雷；马尼拉湾的海军舰艇被拆解了武装，船上的大炮被拖到岸上。就像他们征服其他地区时的做法一样，日本兵围捕了大批市民，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们屠杀。这些暴行是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开脱不了的。

　　麦克阿瑟发现自己不得不为这座城市而战，这是一场会毁灭这座城市的战斗。他尽力不伤害这里的人们。肯尼建议轰炸称为“内城”的有城墙的市区，把它夷为平地，免得步兵还要把守军从城里“抠”出来，麦克阿瑟对此建议不予考虑。

　　“不，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他告诉肯尼，“你可以全歼日本人，这没问题，但是那里还有几千菲律宾人也会死。”

　　结果，麦克阿瑟不让肯尼向马尼拉的任何地方投放炸弹。因为当时轰炸的精度还不能保证让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大量无辜市民免遭杀害。

　　起初，麦克阿瑟尽量避免在这场战斗中使用重型炮，但是当他的部队受到日军炮火的猛烈袭击时，他不得不解除了这些限制。当时的美国大炮是全世界最好的。这种火炮的协同性与控制能力都很出色。麦克阿瑟发现，一旦开火，这种炮几乎能摧毁人类能建造出的任何东西。

　　在马尼拉之战中，大部分建筑物是被美国的炮火毁坏的，而死难的数万菲律宾人中大部分则是日本人杀害的。

　　马尼拉市中心被打得四分五裂，建筑物分崩离析。这一战制造出了历史中最血腥的也是本世纪里最壮观的火葬场之一。“火焰有1000米高，而它喷冒出来的大片大片的黑色浓烟则高达2000米。”一位胆战心惊的将军记录下了他在战斗开始阶段从飞机上看到的情景。

　　美军进入马尼拉后不久，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参谋们就拟出了胜利大游行计划，但是战斗迫使这一计划推迟，再推迟，最后取消了。

　　在收复马尼拉以前，整个城市只剩下四个没有遭到破坏的公共和商业建筑了。这座被称为“东方明珠”的城市已是废墟瓦砾堆。日军实际上被歼灭35000人。麦克阿瑟的战斗伤亡人数是6500人。

　　1945年7月，美国陆军数十万人从欧洲战区出发前往太平洋战区，陆军部时刻监视着日军在九州的大规模集结。

　　一些激进分子描述了一幅令人生畏的场面，说是一个巨大的杀人场正在筹建之中。仓库里近5000架神风特攻机只加注了够飞单程的汽油。美军从80000名日军手中夺取冲绳，却付出了伤亡50000人的代价。如果按这个比例推算正像马歇尔担心的那样，攻占九州美军将伤亡27．5万人。

　　当时被授权指挥太平洋战略空军部队的卡尔·斯帕茨将军7月31日到达马尼拉，向麦克阿瑟出示了投放原子弹的命令。

　　史汀生设法将日本文化中心京都从预定要轰炸的城市名单中撤销了。由长崎取而代之。斯帕茨说，一切都准备就绪。

　　麦克阿瑟断定这颗炸弹将使日本退出战争。8月2日，他告诉肯尼战争将在两个星期内结束。

　　五天后，日本南部的天空万里无云。当天下午，麦克阿瑟在马尼拉市政大厅召开了异乎寻常的不准记录发表的记者招待会，邀请了25名战地记者参加。

　　他谈到了这次战争，但是他脑海里真正想到的却是即将出现的新战争。他坐在舒适的真皮扶椅中讲了一个小时。他说：“子弹将把战争恐怖扩大几万倍。现在是技术当家。我还清楚地记得，还只是在10年以前，第一架泛美大型远程客机到达马尼拉时，全世界都为这一巨大的成就欢呼。而1945年，每天有几百架飞机飞越太平洋，却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了。”

　　至于日本，它已经被打败了，它的当权者也知道这一点。苏联准备加入对日战争，为这场战争增添他们的力量，他欢迎这种变化。

　　记者们回到他们的办公室，而来自华盛顿的消息刚刚通过电传打字机传来：广岛已经被一颗原子弹炸毁了。

　　然而直至此刻，代表日本政府的六位军官实际上拒绝投降。他们认为美国的入侵太血腥、太恐怖了，因此美国当然应该向他们提出更好的投降条件。在无记名投票表决中，他们投票主张继续战斗。

　　两天后，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斯大林不想在瓜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果实时被排除在外。

　　1945年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放了第二颗原子弹。

　　日本战时内阁投票结果是3∶3，日本天皇自1941年来首次发表意见。他建议他的政府寻找投降的途径。

　　8月15日，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官，也就是说由他接受日本投降。

　　他不想私下处理这一事件，不像艾森豪威尔那样，允许德国在上午很早的时候，在一间阴暗的普通教室里向他投降。麦克阿瑟想要一个仪式，要举办一个盛大的有纪念意义的仪式，让全世界都能看到。

　　海军对让他接受投降的事不太高兴，但是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这一仪式有助于抚慰他们受伤的自尊心，还肯定会让总统哈里·杜鲁门高兴。而总统的女儿玛格丽特曾为这个重达45万吨的庞然大物剪彩下水。

　　9月2日这一天，在“密苏里号”军舰上，麦克阿瑟作为美国的全权代表，与中国、苏联、英国等代表一起，接受了日本的正式投降。全世界终于迎来了没有硝烟的和平的日子。

蒙哥马利

从零起步升任集团军司令

　　1887年11月17日，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出生在伦敦肯宁顿区板球场圣马克教区的牧师寓所。

　　1889年，蒙哥马利的父亲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主教，全家便搬到那里。1901年，蒙哥马利随父母返回伦敦，并于次年1月进入圣保罗学校读书。

　　1907年，19岁的蒙哥马利终于进入了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实现了他想当一名军人的愿望。在那里，蒙哥马利开始意识到生活就是一场严峻的斗争，必须通过艰苦的工作和绝对的努力才能获取成功。

　　1908年9月19日，蒙哥马利被分到皇家沃里克郡团。他没有别的兴趣和爱好，选择军事职业后，他便以全副身心投入进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蒙哥马利被编入第四师第十旅前往法国、比利时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任师司令部中校一级参谋。1920年1月，蒙哥马利跨进坎伯利参谋学院的大门，同年12月毕业后，参加爱尔兰战争。

　　1926年1月，蒙哥马利被调回参谋学院任教官。1930年，陆军部选派他担任步兵教令的重编工作。1934年，被任命为奎达参谋学院的首席教官。

　　1937年，蒙哥马利调任第九步兵旅旅长，因带兵有方，得到当时南部军区司令韦维尔的赏识。

　　1938年10月，任驻巴勒斯坦第八师师长，参与镇压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暴动，晋升为少将。

　　1939年8月，蒙哥马利被调回国内接任以“钢铁师”著称的远征军第三师师长。接任第三师师长三天后，英国陆军于9月1日发布全面总动员令。当天，德国入侵波兰，英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

　　9月3日11时，英国正式向德国宣战，同日17时，法国也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了。

　　第三师经过战争动员后，开始向克鲁干地区集结。9月12日举行通信演习，13日举行不带实兵的司令部机关演习，19日国王乔治六世检阅全师，20日举行师前进指挥所与师情报所演习。

　　9月20日，由五名军官组成的先遣队前往法国。第二天，师运输部队向福茅斯进发。

　　9月26日，蒙哥马利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训话，宣讲他的攻防策略和对机动作战的看法。为了使预备人员有机会进行实弹射击，全师已使用了10万发步枪弹，但蒙哥马利仍坚持，全师在起航之前，每人至少还应投三枚手榴弹。

　　9月29日这天，第三师乘火车赶到南安普敦，在那里登船，于当日午夜起航驶往法国。

　　英国远征军司令为帝国参谋总长戈特，蒙哥马利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这项工作超过了他的能力。从个人感情上来说，蒙哥马利认为戈特是令人尊敬的，他个性开朗，是个热心的朋友；他为人诚恳，从不做小动作和卑鄙的事。在他任团级军官时，曾经被人视为英国军队中团级军官的典范。

　　但蒙哥马利认为，作为远征军司令官，戈特的缺点在于他的经历。他在任帝国参谋总长以前，任过的最高职务是指挥一个步兵旅。而且他本人一向只关注作战事务，对部队的行政和后勤都缺乏应有的关注，而在现代化战争中，它们的重要性绝不低于战略，尤其是后勤工作。

　　另外，指挥系统也过于分散。戈特把他的总司令部设在哈伯克附近。各下属部门的司令部分别设在面积达130平方千米的13个村庄里。司令部设置分散，对于通信联络来说十分不便。从一开始就麻烦不少，有时想要知道某人在哪里，或想下达某个命令就非常困难。

　　更糟糕的是，从宣战开始，他们的法国盟友就要求无线电静默，而英军多数报务员几乎没有操作实践，至于高功率的无线电接收机，更是从未碰过。结果可想而知，远征军内部的通信一直就很差劲，对外通信几乎没有。

　　与英国远征军这种一团糟的情况相反，德军不仅装备先进、训练有素，而且有着一个非常健全的、高效的指挥体系。对此，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派陆军参加最现代化的战争，而配备它的却是极不适当的武器和装备，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耻辱。1940年战争开始后我们在战场上早期所受到的失利的灾难只能归罪于我们自己。

　　应该责怪谁呢？我认为两次大战之间的历届英国政府，特别是1932年以后的政府，都有责任。因为那一年，才开始讨论在现代规模上重整军备的必要性。直至1938年还仍然停留在讨论阶段。直至1939年的春天才只在小范围内推行。

　　在1939年至1940年冬季，英国远征军的任务实际上是训练和自卫。反坦克障碍、掩体、战壕和铁丝网，都必须修建。虽然军队里和国会里有许多人反对希特勒即将发动进攻的观点，但对英国军人来说，由于必须对付希特勒的坦克部队，他们至少应该假设希特勒可能发动进攻。

　　1939年10月，各种情报资料表明，某种事件正在酝酿中。10月29日，布鲁克和迪尔试图提醒他们的总司令、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戈特勋爵注意局势的严重性，但未获成功。

　　就在那一天，希特勒曾指示他的陆军总司令说，入侵低地国家（即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黄色战役”将在11月12日开始。但由于那年冬天天气恶劣，希特勒不得不一再推迟进攻日期。

　　1940年1月10日，希特勒终于下达了1月17日发动进攻的命令。只是由于盟军事前在比利时偶然俘获了一架迫降的德国飞机，机上载有有关“黄色战役”的全部材料，才迫使希特勒把入侵行动暂时搁置起来。不管乐观派们怎样认为希特勒不可能很快发动进攻，蒙哥马利和他的将军同事们还是处在必须对付德军猛攻的十分现实的危险中。

　　德军推迟进攻，使盟军在西线有了从事战争准备的机会。然而，从1939年英国远征军在法国登陆的那天起，直至1940年5月积极行动开始的那天为止，戈特统率的远征军司令部从未举行过行政、通信、情报、运动等演习，甚至也未进行过沙盘模拟演习。理由是服从无线电静默的需要，不便举行。

　　相比之下，第二军军长布鲁克却具有真正的大将风度。他看问题能够从大处着眼，全面衡量，遇事坚定而有决断。他以真正军人的敏锐眼光，正确地预见到数月之内，英国远征军将陷入“千钧一发”的险境。

　　同时，他也看清了蒙哥马利是一个优秀的训练者和组织者，于是放手让他去干，大多由他自己做主。

　　蒙哥马利很清楚自己的职责：必须在可供使用的极短时间内使第三师处于高效能状态。蒙哥马利使出了浑身解数，对他的士兵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蒙哥马利亲自计划和指导了五次大规模师演习和许多小规模演习，使第三师成为英国远征军中最训练有素的机动师。这项投资在战斗开始以后给他和部队带来很大好处。

　　第一次师演习于10月30日举行，称之为“进入防御阵地演习”。1939年11月21日，第三师与皇家空军联合举行通信演习；11月26日，全师举行铁路输送演习。

　　12月，第三师举行第二次大规模演习。演习内容主要有：以汽车运输进行快速运动，夺取并固守一河，等待援军到达；准备并发起步兵、炮兵及空军协同的反冲击，将敌人打退至一地障后，如敌人超越此地障则可能成功地建立桥头堡。这次演习与1940年5月第三师进入比利时的任务十分相似。

　　1940年3月7日至8日，第三师举行第三次大规模演习。3月29日至31日，第三师举行第四次大规模演习。1940年4月11日，盟军部队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第五次演习计划只好取消。

　　1940年5月，德军闪电袭击西欧时，他与法比军队并肩作战，后被迫随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撤回英国。

　　蒙哥马利作为一个师长，从第三师抵达法国起到从敦刻尔克撤退止这整个时期内，一直表现得很出色。

　　1941年4月27日，蒙哥马利调任第十二军军长，该军负责防卫英国东海岸，保卫肯特和苏塞克斯地区的安全。

　　当时，在肯特郡指挥第四十四师的霍罗克斯说，蒙哥马利到来所产生的影响，就像在不列颠的这个乡村角落爆炸了一颗大炮弹一样。

　　蒙哥马利在第十二军巡视一遍后，认为部队过于松散，过得过于舒适，于是立即采取措施。军官太太被送上火车撤走，指挥官和参谋们被赶出办公室进行越野长跑，不称职的军官被撤换。1941年5月2日，蒙哥马利到职不满一周，便发布他的第一号训令，推翻其前任的战术原则，提出自己的防御作战原则。

　　三天后，蒙哥马利又把第十二军的全体机关人员集合起来，详细说明自己的防御作战思想，并要求大家彻底铲除前军长的“海滩防御”思想。

　　蒙哥马利认为，德军的任何入侵，必然包括空降和海上突击，而且后者有装甲部队支援。因此，应集中防御海岸上可以固守的地区据点，等待预备队加入战斗，要不惜任何代价固守可能被德军用作桥头堡的主要港口、机场和通信中心。

　　为提高第十二军机动防御作战能力，蒙哥马利决定以演习来带动训练。为此，他在当年6月份精心组织实施了名为“醉汉”的全军大演习。

　　接着，又于8月4日进行了名为“大醉汉”的第二次大规模演习。这次演习的目的是提高部队的抗登陆和反空降作战能力。这两次演习，取得了圆满成功。

　　为检验部队自敦刻尔克撤退以来训练的效果，国内武装部队总司令艾伦·布鲁克决定在这年夏天举行一次代号为“保险杠”的大规模演习。有四个装甲师和九个步兵师参加了演习。演习基本上采用蒙哥马利在第三军和第十二军所举行的各次演习的模式。这表明蒙哥马利对英国陆军的训练施加了个人影响，这当然使他感到异常得意。

　　演习从1941年9月29日开始，至10月3日顺利结束。艾伦·布鲁克主持了这次演习，蒙哥马利则理所当然地成为裁判长。10月10日，蒙哥马利对270名高级军官作演习讲评，对演习的成功之处及所暴露出来的缺点分析得头头是道，令人叹服。不过，多少有一点好为人师的味道。所以，有些将领事后说：“蒙哥马利是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但你不得不承认他说得都对。”

　　“保险杠”演习使蒙哥马利出尽了风头。回到第十二军后，意犹未尽的他准备再举行一次军事演习，着力解决“保险杠”演习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

　　就在这时陆军的人事有了变动：蒙哥马利被提升为东南军区司令，原东南军区司令佩吉特接替布鲁克任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布鲁克则去接迪尔的班，担任帝国参谋总长。

　　上任后，蒙哥马利把东南军区改称为“东南集团军”，把自己列入“集团军司令”之林。这样，不仅能使他属下的官兵习惯集团军指挥部的指挥程序，而且能使他易于向两个野战军及东南地区其他部队灌输他的作战思想。

　　接着，蒙哥马利访问了所属各部长官，然后下达集团军司令个人备忘录，拟订出冬季训练计划。他的训练计划包括士兵的各种训练、部队的野外演习和不带实兵的各级司令部演习。集团军将组织五次指挥所演习，日期定在12月、1月和2月。

　　蒙哥马利第一份个人备忘录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仍是军官训练。他在备忘录中写道：

　　我认为今冬我们必须特别致力于军官训练，以提高其专业知识水平。此项训练可在室内以模型进行，不会干扰第一节甲项所规定的主要训练目标。

　　蒙哥马利为了协调第十二军和加拿大军队，下了很大的工夫。加拿大军军长克里勒曾任加拿大参谋总长，他自以为自己不仅是加拿大军军长，而且是加拿大国家军事利益的保护人。这种态度使他多次同蒙哥马利发生冲突。

　　至1942年春季，加拿大军不再对东南集团军行文，而只称之为东南军区指挥部。

　　1942年2月，蒙哥马利拟订了一套预备队计划，以备德军入侵时调动辖区内的总部预备队时使用，但克里勒对此计划提出抗议说，加拿大预备队的部署，除非得到加拿大政府或其授权之代表的同意，否则不能调动。

　　克里勒的坚持态度，使他和蒙哥马利的关系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处得很不融洽。

　　加拿大军的参谋长盖·赛蒙兹是位具有卓越能力的军官，蒙哥马利决定把他拉到自己一边。于是，他在晚上将东南集团军、第十二军和加拿大军的参谋长召集在一起，秘密协调工作。

　　在盖·赛蒙兹的协助下，蒙哥马利的战术理论被加拿大全军采用，而加拿大军的“击溃入侵计划”，则完全以他为第十二军拟订的计划为蓝本。尽管蒙哥马利对加拿大军的指挥并非一帆风顺，但最终还是将它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了了解部属，蒙哥马利经常访问下属部队，其影响渗透到东南集团军的各个层次。他的这种访问并没有因为他成为集团军司令而有所减少。除此之外，蒙哥马利还参加演习、战术讲座、加拿大军研究周、新武器示范等。至1942年，蒙哥马利已成为名闻遐迩的训练专家，他的作战思想也更为成熟。这一年蒙哥马利奉命飞往开罗指挥第八集团军。

进入非洲击溃“沙漠之狐”

　　1942年8月31日，德军统帅隆美尔向北非英军发动了进攻。

　　蒙哥马利给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设计了一个英国军队从未设想过的陷阱，使隆美尔的进攻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悲下场。

　　蒙哥马利以新西兰师箱形阵地的南翼侧为基础，在箱形阵地与阿拉姆哈勒法山之间的缺口内部署了第二十二装甲旅，该旅坦克都在隐蔽阵地上掘壕固守。

　　第八装甲旅配置在哈勒法山脊以南一个靠后的阵地上。第七装甲师则配置在哈勒法山脊南面，向西保持一个宽大的正面，当敌人袭击时，马上撤退；当敌人袭击转向左面，逼向阿拉姆哈勒法山地时，就从东面和南面进行骚扰。

　　不管隆美尔采取什么样的进攻方法，这样的部署都能将他堵住。如果他朝正东方向进攻，那他将被第八装甲旅堵住，而第二十二装甲旅和两个师的炮兵将从其左侧猛击。

　　如果他突破地雷场后向左侧出击，那他将面对配置在隐蔽阵地上的第二十二装甲旅，而在他的右面则是严阵以待的第八装甲旅。

　　总之，不管隆美尔朝哪个方向运动，都将被困住，当隆美尔被困时，英国空军的飞机将以密集队形对其轮番攻击，实施“地毯式轰炸”。此外，蒙哥马利还将以空前集中的方式使用炮兵，把他在英格兰用无线电同时指挥大量火炮射击的试验用于实战。

　　对付隆美尔进攻的计划一经制定，就开始进行各项准备。在战役开始前几天，第八集团军官兵都有一种特别镇静的感觉。当时的新西兰第五旅旅长霍华德·基彭伯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蒙哥马利）向我们详尽地说明了整个战役计划。我非常喜欢这一计划。我觉得它比以往任何一次战役计划都高明。

　　更令人高兴的是，我有了一种主意已定、镇静自若的感觉，这种感觉无疑是从集团军司令部那里感染来的。这是第一个典型的蒙哥马利式战役，一切准备活动都是在不慌不忙、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完成的。当德军进攻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了。

　　然而，蒙哥马利的对手隆美尔却并不镇静。当时，隆美尔不仅疲劳不堪，而且有病。他的医务顾问曾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隆美尔患有胃溃疡和鼻病，血液循环也不好，不宜再担任指挥职务了。

　　隆美尔本人也建议让古德里安来替换他，但遭到拒绝。实际上，在哈勒法战役之前和战役期间，隆美尔的身心都不是处于最佳状态。

　　拜尔莱因将军回忆说，隆美尔曾对他的医务顾问说：“教授，我昨天作出的进攻决定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其结果要么是我们在俄国的德军能够抵达格罗兹尼，而我们在非洲能够抵达苏伊士运河，要么是……”

　　蒙哥马利判断隆美尔可能在8月25日晚发动攻击，但隆美尔当夜并未攻击，第二天也无行动。至27日，蒙哥马利根据最新情报，判断德军的攻击将在两夜之后。隆美尔的进攻延期，使第八集团军有了较充裕的时间进行战前训练演习，进一步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

　　8月31日晚，蒙哥马利像往常一样，到了时间就上床。当隆美尔在半夜后发动进攻时，他早已睡着了。参谋长德·甘冈决定叫醒蒙哥马利，把消息告诉他。蒙哥马利答了一句“好极了，不能再好了”，马上又睡着了。

　　事情完全像蒙哥马利预料的那样发生了。简直可以说，在阿拉姆哈勒法山战役的最初几个小时内，隆美尔就打输了。

　　实际上，英国空军在8月30日黄昏就开始出动，用“威灵顿”轰炸机轰炸了隆美尔的装甲车停车场。

　　当非洲军团在地雷场奋力开辟通道的时候，他们发现地雷场比预计的要宽得多，复杂得多。第一个通道直至8月31日凌晨4时30分才开辟出来。

　　早上8时，隆美尔接到报告说，进展仍然十分缓慢。第二十一装甲师的冯·俾斯麦将军被地雷炸死，而非洲军团指挥官涅林也因受伤而不能指挥。

　　拜尔莱因接管了涅林的指挥，并和隆美尔一起决定继续进攻，企图在夜间迅速向东猛冲。其结果是德军坦克纵队在雷场中进展缓慢，而英军第八集团军和空军则已完全做好准备，坦克已开到战斗位置待命，炮兵也已做好开炮的准备。

　　由于坦克在松软的洼地上行进非常浪费汽油，隆美尔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命令他的装甲部队向北做预定的左包抄运动。这样德军坦克就朝着英军第二十二装甲旅的隐蔽着的坦克开过来了。

　　隆美尔迫于燃料短缺，在那天傍晚就停止使用坦克了。这样，非洲军团就在皇家空军的照明弹和炸弹以及第十三军炮兵的轰击下停止了活动。

　　翌日，德军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攻击，但远不如31日那样猛烈。6时40分，德军第十五装甲师对阿拉姆哈勒法山脊进行了短时间冲击。7时5分和8时30分，又分别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局部攻击。在此期间，德军还与第八装甲旅进行了一次剧烈交战。霍罗克斯牢记着蒙哥马利不允许第十三军的坦克从事近战的指示，在损失了几辆坦克后就把第八装甲旅撤回了。

　　9月2日，隆美尔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撤退，并在3日加快了撤退速度。

　　迫使隆美尔撤退的重要原因是英国空军轰炸了隆美尔用以发动攻击的后方基地托布鲁克，使他得到补给的可能性消失了。缺乏汽油意味着他无力重新发动攻击。

　　但蒙哥马利拒绝了一切要求坦克发起进攻的请求，并且实际上禁止霍罗克斯继续追击敌人和占领希迈马特高地。

　　蒙哥马利要让隆美尔保留下那里的观察哨，以便德军能够看到英军准备下一个大战役时将要采取的各种欺骗措施。到9月7日，非洲军团已在英军原来的地雷场及其后方站稳了脚跟，于是蒙哥马利下令停止这次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德军损失了约2900人和49辆坦克及装甲车辆；英军损失了1700余人和67辆坦克，其中13辆“格兰特式”坦克尚可修复。但英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充满了兴奋与喜悦的气氛。但对蒙哥马利而言，这种兴奋的顶峰则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温德尔·威尔基的光临。

　　蒙哥马利亲自陪同威尔基到前方地区视察。正当盟军在挪威、法国、希腊、远东等战场遭受挫折之时，能向美国总统特使展示德国军团大撤退的景象确是一个令人自豪的时刻。

再接再厉突破阿拉曼防线

　　阿拉姆哈勒法战役的胜利，犹如一针兴奋剂，使第八集团军的士气空前高涨。

　　1942年9月7日，战斗刚刚结束，蒙哥马利便总结出那次作战的经验教训，一共十条。

　　9月10日，蒙哥马利向整个集团军发布训练指示——第八集团军第一号训练备忘录，并且亲自监督所辖三个军进行训练。9月14日，蒙哥马利制订出代号为“轻步”的阿拉曼战役计划。

　　这个计划准备同时进攻敌人的两翼。由利斯指挥的第三十军在北面主攻，在敌防线与布雷地带打开两条走廊。由拉姆斯登指挥的第十军通过这些走廊后，在敌供应线两侧的重要地带布下阵地，准备消灭隆美尔的装甲部队。

　　在南面由霍罗克斯指挥的第十三军攻入敌阵地，与第七装甲师联合行动，把敌装甲部队吸引过来。这将有助于第十军在北方展开攻击。

　　第十三军不应遭受严重伤亡，特别是第七装甲师必须保持“完好”，以便在完成向内陆突进之后进行机动作战。

　　蒙哥马利既不计划在左翼进攻，也不准备在右翼进攻，而准备在中央偏右处突破。这样，部队打进去之后，便可根据情况，朝最有利的方向发展战果。

　　蒙哥马利的计划没有得到总司令部参谋人员的普遍赞同，因此他们向德·甘冈施加压力，要他让蒙哥马利改变主意。但总司令亚历山大却没有反对蒙哥马利的计划。9月17日，丘吉尔拍电报给亚历山大，要求第八集团军提前发动攻势。于是，亚历山大带着丘吉尔的电报来到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对蒙哥马利说：“首相要求你一定在9月进攻。”蒙哥马利回答说：“我不能在9月进攻，若让我在10月进攻，我一定会打胜仗。”有关这件事，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在我到达时，我曾对第八集团军的官兵许了愿，在没有做好准备之前我不会发动进攻。从目前情况看，要到10月才能准备就绪。月圆期是10月24日，我认为应在10月23日夜间发动进攻，并报告了亚历山大。

　　白厅当即复电。亚历山大接到首相的电报说，进攻必须在9月发起，以配合俄国人的某些攻势以及盟军于11月初在北非海岸西端的登陆（“火炬”战役）。

　　亚历山大前来看我，商量怎么答复。我说如在9月份进攻，我们各项准备来不及，攻了也要失败；如果延至10月，我保证可获全胜。

　　我认为9月动手简直是发疯。难道真要照办吗？亚历山大一如往昔，全心全意地支持我。因此，就照我所要求的那样答复了白厅。

　　我曾私下告诉亚历山大，由于我对官兵们许诺过，因而拒绝在9月发动进攻；假如白厅命令我在9月行动，那么就让他们叫别人来干好了。阿拉姆哈勒法山战役之后，我的身价提高了。此后就再也没有听到9月发动进攻的事了。

　　10月5日，第八集团军情报单位对隆美尔的防御计划提出最精确的分析。隆美尔的防御计划是他在9月23日回德国休养前制订的。隆美尔用大约50万枚地雷，设置了一系列地雷带，特别是在蒙哥马利试图突破的北部和中北部防线上，设置了两条大致平行的地雷带，并以防御据点形成的“分割墙”连接南北两面的主地雷场，其间隔为四五千米，造成一连串的空白地区。设置空白地区的目的，是为了给突破部队设置陷阱，因为攻击部队突破第一地雷带之后，将被迫向“分割墙”左边或右边运动。

　　第八集团军的整个训练情况和这份新情报，迫使蒙哥马利重新考虑他的作战计划。

　　10月6日，他放弃了第一个“轻步”计划，而提出一个基于完全不同原则的计划，代号仍为“轻步”。

　　他说：“过去一般公认的原则是，现代战役计划应当首先着眼于消灭敌人的装甲部队，一旦这个任务完成了，敌人的非装甲部队就很容易对付。我决定把这个原则颠倒过来，先消灭敌人的非装甲部队。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暂不打他的装甲师，留待以后再收拾它们。”

　　他准备让坦克屏护队向前推进，堵住敌地雷场通道的西部出口，而用“粉碎性”打击法有条不紊地消灭敌防区内的步兵。

　　敌装甲部队不可能眼巴巴地看着非装甲部队被逐步消灭而按兵不动。它们将进行猛烈的反突击。这样，便正好撞上第八集团军严阵以待的装甲部队。

　　蒙哥马利说：“粉碎性作战行动是在一系列坚实的基础上周密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在我军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及早组织坦克屏护队显然是这种作战方法的关键。

　　蒙哥马利甚至在地雷场的通道清扫完毕之前，就命令第十军的各装甲师紧跟着第三十军各先头步兵师进入通道。

　　此外，他还命令，假如在总攻击日后一天，即10月24日，通道之敌尚未完全肃清时，各装甲师必须自行扫清道路，进入开阔地带。

　　拉姆斯登和他的师长们认为，按这个计划打，步兵很可能受阻，而坦克如执行命令在地雷场上打出一条通路则可能带来灾难。

　　于是，他的三个师长向第三十军军长利斯报告说，他们都对坦克执行任务的能力缺乏信心。利斯把这报告了蒙哥马利。德·甘冈也表示他怀疑拉姆斯登是否坚定。但蒙哥马利不理会这些“无端的抱怨”，坚决要求各装甲师严格执行命令。后来事实证明，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为了使敌人摸不清第八集团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和地点，达成进攻的突然性，蒙哥马利决定实施代号为“伯特伦”的欺骗计划。这个计划是八九月间设计和制订的，是沙漠战中迄今为止最精巧的欺骗计划。

　　计划的总意图是，在北方，不暴露第八集团军的真正意图和实际行动，而在南方，则要有意识地显示正在准备进攻的假象，使敌人摸不清第八集团军发动攻势的意图，进攻日期和主攻地带。

　　整个欺骗活动是在集团军范围内进行的。除了采取谨慎地传播有利于敌人的假情报等措施外，主要是从视觉上欺骗敌人。

　　首先是伪装前沿地区的巨大的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堆集所。例如，离阿拉曼车站不远，就设立了一个很大的堆集所。它可储存补给品600吨、油料2000吨和工程器材420吨。场地在露天，伪装得很好，除了偶尔有一些坑坑洼洼之外，看不出有堆集所的样子。

　　其次是用假车辆扮演坦克和其他车辆的运动，使敌人对大量部队在作战阵地上集结逐渐习以为常。

　　10月1日，这些必要的假卡车、大炮、武器牵引车等都要进入阵地。到了发动进攻前一天，当进攻的各师集结时，要在夜间把假卡车换成真的作战用车。

　　在准备进攻的各师开来的后方地区，表面上仍应保持全部的车辆密度，用假车辆替代开走的真车辆。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对付敌人的高空照相侦察。

　　早在总攻日前一个月，就为参加突击的步兵挖好了细长的战壕，供他们在10月23日昼间躺卧用，而且这些战壕都伪装得丝毫不露破绽。

　　同时，为了表明主要突击可能来自南面，还在那里铺设了一条假输油管。铺设工作于9月下旬开始，施工日进度表明到11月初才能竣工。假输油管长约20千米，在三个地方建造了假油泵房，并在其中两个地方建造了给水站与储油罐。

　　此外，还用通信分队模拟将在南面发动主攻的无线电通讯。为了把伪装搞得天衣无缝，只向下层军官传达将要发生什么事，而且是在9月28日至10月21日期间按军衔高低分批传达。

　　在最后一天，传达到了普通士兵，并且停止了一切休假和进城活动。这些措施产生了这样一种结果：“在黄昏来临之前，23日那天过得像阿拉曼前线上的任何一天。”

　　隆美尔在评述阿拉曼战役时指出：“这一仗在射击开始之前，就由军需官们打了并且决定了胜负。”

　　蒙哥马利在前沿地区的后勤安排以及他从基地得到的后勤保障，使他的野战火炮在阿拉曼战役的12天里，一共发射了100万发炮弹，平均每门炮每天发射102发，而他的中型火炮每天的发射量比这还要大。在其他各方面，蒙哥马利也得到了充分保障。

　　关于英国军队和轴心国军队在这次战役中的相对实力，就师的数量而言，双方大致相等。德意军队集团有八个意大利师和四个德国师，以及一个空降旅，但各部队的人员和装备都不满额。

　　英军第八集团军辖三个满员军，共十个师和四个独立旅。编入第八集团军的有英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南非、希腊和法国的师和旅。

　　但就人与装备的数量而言，英军占有决定性优势。此外，蒙哥马利还拥有短而不中断的交通线。

　　因此，蒙哥马利对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充满信心。10月19日和20日，他分别召集第十三军、第三十军和第十军所有中校以上的军官训话，告诉他们他的计划的细节，他如何指导战争以及各个局部怎样与总体计划配合。

　　他虽然坚信敌人将无法抵抗这次进攻，第八集团军必将取得胜利，但也警告军官们说：“这个仗将是一次艰苦而持久的战斗，我们的部队绝不可以为有了良好的坦克和强大的炮兵支援，敌人就会投降。敌人是不会投降的，激战就在前头。”他预期“整个战役大约需要12天”。

　　10月23日，蒙哥马利向第八集团军官兵发表了一份私人文告。他在文告中说道：

　　我们马上要打的战役将是决定性的一仗。它将是战争的转折点。全世界将注视着我们，关心这一战役的进展。

　　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必须下定决心投入战斗，以战斗和杀敌的实际行动把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

　　要求每个官兵怀着只要一息尚存就必须坚持到底的决心投入战斗。在未受重伤尚能作战的情况下，决不允许任何人投降。

　　他的私人文告使士气高昂的集团军官兵信心倍增。

　　10月23日上午，蒙哥马利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战地记者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表现出来的必胜信念，使许多战地记者大为震惊，都纳闷他怎么会那么自信。

　　当天下午，他和参谋长德·甘冈一起进驻位于第三十军和第十三军军部附近的集团军指挥所，准备在那里控制作战。为了能随时访问军长们和部队，他特地调来一辆“格兰特式”坦克备用。英国空军的科宁厄姆也在作战指挥所里，在那里有一个专供他使用的常设帐篷，这与战争早期陆、空军互相隔离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大战前夕，第八集团军从上到下的气氛都是轻松而镇定的。10月23日晚上，蒙哥马利看了一会儿书，很早就睡了。那天傍晚，接替隆美尔的斯图姆将军发给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情况报告是：敌情无变化。

　　但是，到晚上21时40分，英军阿拉曼防线上的一千多门大炮把暴雨般的炮弹倾泻在敌前沿阵地上。接着，第三十军和第十三军的士兵，借助天空中的探照灯光和轻高射炮对固定战线发射的曳光弹，冲进战场上令人窒息的烟幕尘雾，向敌人展开进攻。

　　一排排头戴钢盔的步兵，随着尖厉急切的风笛声，队列整肃地向前挺进，月光下，刺刀寒光闪烁，高高端起的步枪杀气逼人。当第三十军的四个步兵师在一个最初宽近10千米，后来逐渐扩大到近13千米的正面上以横队前进时，他们前面有三个主要目标地带。

　　第一个目标地带叫做“酢浆草”，它沿米泰里亚山脊的西斜面延伸，然后向西北转向腰形山脊的边缘，接着转向正北。“轻步”计划规定于次日凌晨3时10分占领这个目标地带。

　　其次是“皮尔森”目标地带，该地带从腰形山脊的西端向东南延伸，规定于拂晓时由三个装甲旅占领。

　　最后是“小气鬼”目标地带，它在“皮尔森”目标地带的正西，大致是从拉赫曼车站到泰勒阿卡基尔以南的一个区域，这是装甲部队夺取的目标。

　　在北面，以第五十一高地师为左翼侧的澳大利亚第九师应夺取直至米泰里亚山脊的“酢浆草”目标地带。山脊本身则由以南非第一师为翼侧的新西兰第二师来占领。供第一装甲师使用的走廊应通过高地师的正面直抵腰形山脊，而供第十装甲师使用的第二条走廊则应通过新西兰师的地域，到米泰里亚山脊北段的反斜面为止。

　　开始时由步兵师负责清除地雷，但后来每个装甲师都必须用扫雷分队为自己开辟四条狭窄的通道。

　　最初，每一条通道仅几米宽，但要求尽快扩展。然而，夜间的战斗并没有实现这个意图，装甲部队不但没有到达“皮尔森”目标地带，甚至连“酢浆草”目标地带的范围也没有超出。

　　由于蒙哥马利实施的压制敌炮兵火力的射击和随后的拦阻射击使敌步兵的重武器和通讯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至24日凌晨前，敌人的防御射击都未能对英军构成实际威胁。

　　这样，英军就能够突破德军的前哨防线向纵深推进。第二十三装甲旅的坦克团和三个步兵师一起推进，而新西兰第二步兵师则在整个第九装甲旅的协助下向前推进。这些部队要在必要时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桥头堡。

　　但夺取桥头堡的任务却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夜深后，敌人的抵抗加强了，越来越多的大炮向正在雷区摸索前进的英军士兵、车辆和装甲车射击。

　　除了在地雷场开辟通道碰到困难外，各处散布的地雷也给英军造成了严重延误与大量伤亡。由于沙漠中没有什么地貌特征，烟尘滚滚能见度差，英军在前进中遇到越来越多的进行顽抗的敌防御阵地。

　　10月24日，蒙哥马利进攻部队的态势大致如下：右面是澳大利亚第二十六旅；中央是新西兰师的大部分部队，高地师第一五四旅配置在他们旁边；而左面远处的南非第三旅则还处于“酢浆草”目标地带。

　　另一个澳大利亚旅、高地师的另外两个旅和一个南非旅仍然没有到达目标地带。第二十三旅和第九旅还没有建立桥头堡。

　　至拂晓时，第一装甲师的扫雷分队仅在澳大利亚师的作战地域内开辟出一条通道，而第十装甲师所开辟的四条通道，没有一条超出米泰里亚山脊顶峰。

　　从南面第十三军传来的消息也令蒙哥马利不怎么放心。第七装甲师本来应该像北面的第三十军那样于10月23日22时开始进攻，突破“一月”和“二月”两个地雷场，建立一个桥头堡，以便进一步向西扩大战果；而第一自由法国旅则应占领希迈马特山西边山脚下的纳克布赖拉高地。

　　但一切都不顺利。“蝎子”扫雷装置被毁，部队伤亡惨重，白天获得的战果仅仅是拥塞在“一月”地雷场两侧，“二月”地雷场尚未突破。

　　法国人的运气更坏，地面松软，前进速度缓慢，反坦克炮运不上来，又在7时30分遭德军反突击。结果，两个上校阵亡，损失了全部车辆，却连一寸土地也没有攻占。

　　当时第十三军的处境是，要么突破“二月”雷场，要么在两个雷场之间陷于崩溃。

　　蒙哥马利逐渐明白了这一总的形势后，于9时以后发布了24日的新命令：彻底打通北部走廊；新西兰师从“酢浆草”目标地带和米泰里亚山脊向南扩张战果。

　　24日中午，蒙哥马利在弗赖伯格的司令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下令盖特豪斯的第十装甲师必须在第三十军全部炮兵的支援下，于当天晚上打到新西兰师的战线之外，进入开阔地带。

　　为了强调这一命令，蒙哥马利还给拉姆斯登参谋长打电话重申：第十装甲师必须推进到“皮尔森”目标地带，以便为新西兰师的进攻提供保护，为此他准备接受重大伤亡。

　　由此可见，在24日那天，蒙哥马利已开始怀疑他的装甲部队指挥官的积极性了。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坦率地说：“第十军军长在情况危急时没有魄力，也未当机立断；第十军的装甲师又普遍缺乏旺盛的进攻意志，可见这不是他们习惯打的仗。”

　　在此次作战中，英国空军持续地发挥作用，给敌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空军不仅在进攻前对敌人的防御工事实施了猛烈轰炸，而且在整个战役过程中都对第八集团军进行了不停顿的战术支援。

　　10月24日，英国空军大约出动了1000架次，主要用于直接支援集团军。“台风式”战斗轰炸机痛击了曾把自由法国旅击溃的敌基尔集群。敌第十五坦克师和利托里奥师的坦克集团遭到了轻型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的穿梭轰炸，敌着陆场遭到了攻击，而英军战线则有空中保护伞的保护。

　　当夜幕降临时，为保障第十装甲师向前推进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但第十装甲师却说，“还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

　　利斯向拉姆斯登查问时，发现拉姆斯登对这次作战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因为山脊上地雷场的纵深比预计的要大，炮轰猛烈，情况混乱，而且英军的掩护炮火越来越远离这支停止前进的装甲部队。

　　为了避免因炮轰而遭到更多伤亡，装甲部队必须马上分散。因此，第八装甲旅旅长卡斯坦斯25日凌晨向盖特豪斯建议说，他的进攻应当取消。盖特豪斯向拉姆斯登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拉姆斯登同意这个建议并上报集团军参谋长德·甘冈。

　　这样就发生了蒙哥马利称之为“战役中的真正危机”，而德·甘冈称之为“第一踏脚台”的事件。德·甘冈认为危机就在眼前，因此决定叫利斯和拉姆斯登于凌晨3时30分到集团军作战指挥所开会。然后，他叫醒了蒙哥马利，把开会的事告诉了他。

　　利斯和拉姆斯登准时到达，并逐一向蒙哥马利汇报了情况。简单说来，情况是这样的：第十装甲师的一个装甲团已经通过一条通道，进入开阔地带，并且在拂晓前可望有更多的装甲团出击。但盖特豪斯担心，进入西斜面开阔地带的坦克在拂晓时容易被敌人逐个瞄准消灭，他要求退回到东斜面比较安全的地带，而拉姆斯登同意他的观点。

　　蒙哥马利认为，任何迟疑或动摇都会使整个战役毁于一旦。因此，他十分清楚地向拉姆斯登和盖特豪斯表明，他的计划必须贯彻执行，绝不允许撤退。

　　他对拉姆斯登的一切怀疑现在都得到了证实，于是他把拉姆斯登留下来，坦白地对他说，如果他或盖特豪斯不赞成继续推进，他将找别人来代替他们。

　　当盖特豪斯把拉姆斯登开会后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卡斯坦斯时，第八装甲旅已经有两个团越过山脊了，第三个团也正沿着走廊跟上来。但在早晨7时，打出去的三个团又退回到山脊下隐蔽起来，而在他们左边的第九装甲旅和新西兰师的装甲部队则处于困境。

　　早晨8时，北面的装甲部队全部出动，进入开阔地带。他们所进入的阵地，正是蒙哥马利要求在前一天早晨8时应该到达的地方。

　　英军以极大的代价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毁英军突出部的作战行动。由于装甲部队楔入敌军防线时建立了用以对付敌军反突击的阵地，蒙哥马利现在开始指挥步兵部队实施“粉碎性”打击。

　　一支支部队投入进攻，数以千计的炮弹和炸弹不断爆炸，滚滚的沙尘遮天蔽日，烟雾笼罩着整个西南面战场。新西兰师陷入了异常激烈的苦战。

　　中午，蒙哥马利在新西兰师司令部召集军长开会。会上，蒙哥马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新西兰师进一步向南推进将付出太大的代价，因此他把进攻矛头转向北面，命令澳大利亚师开始进行“粉碎性”作战行动。

　　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只有北面战线有获胜的希望。24日夜至25日黎明前，南面第十三军对“二月”地雷场实施的第二次进攻已经失败。实际上，在第五十师的一个旅企图突破穆纳西卜失败后，蒙哥马利在南面战线的所有部队就全都处于守势了。

　　在25日夜至26日黎明前，澳大利亚师进行了一次干净利落的进攻，而且迅速获得成功。但第一装甲师和高地师却没有取得什么重要进展，第八集团军的进攻势头逐渐减弱。

　　此外，隆美尔在10月25日夜又回到了前线指挥所，这必然会增强轴心国部队的反攻力量和势头。

　　在23日至26日拂晓这段时间里，整个第八集团军的伤亡和失踪人数估计为6140人，被打坏不能使用的坦克约300辆，但却远远没有达到蒙哥马利预定在24日要达成的目标。

　　蒙哥马利已面临步兵短缺的问题。因此，他在10月26日不得不用一整天的时间来周密地思考战场的形势。

　　隆美尔也有许多问题要考虑，并为许多问题所困扰。他有127辆坦克被摧毁，并且修理设备不如英军好，现在只剩下148辆德国坦克和221辆性能较差的意大利坦克。他的燃料短缺，而运送石油和弹药的轮船又在海上被击沉。他的部队进行反突击，却收效甚微。他已经感到绝望，于是向元首司令部报告说：“除非供应情况得到改善，否则这场战役就要输掉。”

　　蒙哥马利经过一番周密考虑后，他的头脑清醒了，行动计划明确了。

　　10月26日中午，他发布了第一组命令：命令高地师继续在第一目标地带内扫荡；命令澳大利亚师准备在28日夜间向北发动第三次进攻；在此期间，第三十军除了帮助第一装甲师推进到腰形山脊以外，将不实施重大作战任务；第七装甲师则继续休整。但更重要的是，他已决定实施大有希望获胜的机动，并通过重新部署部队来建立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以实施猛烈的最后打击。

　　晚上，他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如何完成这项称之为“增压”行动的任务。作为第一步，他把本战役中尚未参加过激烈战斗的南非师和印度第四师从翼侧调到右边，从而让新西兰师撤到休整地域。然后，他向第七装甲师发出预先号令，让它做好准备向北开进。在此期间，第十装甲师应继续努力作战，以取得新的战果。

　　第十装甲师于26日夜至27日黎明前向腰形山脊西北面的“山鹬”防御阵地和西南面的“沙锥鸟”防御阵地发动进攻。

　　在第三十军和第十军的炮兵的协助下，第七摩托旅的两个营应在夜间夺取这两个阵地，以便拂晓时第二装甲旅能够越过“山鹬”，第二十四装甲旅能够越过“沙锥鸟”向前推进。

　　这次战斗未能按计划进行，但却变成了整个阿拉曼战役中最英勇的一次战斗，给了隆美尔装甲部队又一次沉重打击。

　　至28日，蒙哥马利已把他的新计划准备停当。这个新计划很快就能给他和盟国带来决定性胜利。

　　早晨8时，他给利斯和拉姆斯登下达了命令：腰形山脊地区必须转入防御；第一装甲师必须撤出战斗，重新编组。中午时分，他告诉弗赖伯格说，澳大利亚师在北面占领更多的地盘后，经过休整的新西兰师必须沿着海岸打下去。

　　这项任务不是由弗赖伯格单独完成，他将得到几个步兵旅的支持，第九装甲旅也将再次归他指挥，该旅可优先补充坦克。同一天早上第七装甲师受领了向北进攻的任务，它将把第四轻装甲旅留下来，但带上第四十四师的第一三三步兵旅。这样就为“粉碎性”打击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预备队。

　　那天夜里，澳大利亚师采取了第一个步骤，进一步攻占德军突出部的阵地。

　　有几个师从前线撤走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开罗和伦敦，引起了很大的恐慌。29日上午，丘吉尔问道：“我的蒙蒂在干什么呀，为什么让战斗停下？近三天来，他什么事也没有干成，现在却要从前线撤走他的部队。如果他打算使一场战役半途而废的话，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他能在七天内突破敌人的防线呢？”

　　12时30分，召开了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会上艾伦·布鲁克不得不针对丘吉尔以及其他内阁成员的责难为蒙哥马利辩护。他的辩护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蒙哥马利万万没想到，他认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军事行动，竟会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呈现在伦敦的焦急不安的上司面前。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29日上午，驻开罗的国防部长亚历山大·凯西和亚历山大的参谋长麦克里少将来到蒙哥马利的指挥所，这使蒙哥马利马上明白白厅在惊惶不安。当凯西问要不要发一封电报给首相，使他在思想上对挫折有所准备时，蒙哥马利回答道：“如果你发那样的电报，那你一定会被撵出政治舞台！”在蒙哥马利向视察者讲明自己的意图后，客人们才愉快地走了。视察者向伦敦发去了让白厅放心的电报。接着，特德也找上门来。空军也对蒙哥马利的缓慢行动感到十分着急，担心既定的进攻发动太迟，他们便不能夺取机场来救援马耳他。蒙哥马利让特德看了“增压”作战计划，但特德觉得这个计划还不够大胆，并为此进行争论。蒙哥马利回答说：“这是一次猛烈的较量。”特德只好耸耸肩膀说：“好吧，这是你们的战役。”随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饭快要吃完时，蒙哥马利对特德说：“有一些关于隆美尔部署的新情报，这意味着一个变化。”

　　这份情报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澳大利亚师在上一夜的进攻中，发现与之交战的德国部队是第九十轻装甲师的第一五五战斗群。这不仅表明隆美尔的全部精锐部队已投入了北面作战地段，企图堵住英军沿海岸向西迪阿卜杜勒拉赫曼的进攻，而且表明隆美尔现在手头已没有德军预备队了。

　　在这次战役开始之前，蒙哥马利的情报处长威廉斯就向他指出，德国部队和意大利部队是交错地配置在一起的，如果能把他们分隔开，那么突破完全由意大利部队构成的正面就不成问题了。

　　威廉斯所说的情况现在看来已经出现了，于是他和德·甘冈建议把“增压”作战的出击线更向南移动一些，以使新西兰师能够进攻德意部队的接合部。

　　蒙哥马利立即改变计划，决定澳大利亚师在30日夜间至31日黎明前，以相当大的力量向海边发动第三次攻击，但在第二天夜里，“增压”作战的矛头应对准轴心国部队的接合部，主要打击意大利部队。

　　澳大利亚师打得很出色，该师虽然遭到顽强抵抗，进展困难，未能一直打到海边，但他们夺取了公路和铁路沿线的许多阵地，俘获了500名德军，并在隆美尔发动的许多次凶猛的反突击中守住了阵地。

　　“增压”作战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但蒙哥马利又把发起总攻的时间推迟了24小时。

　　推迟总攻时间是弗赖伯格建议的，其理由是：步兵感到疲乏；需要进行侦察；把不同的参战部队及其支援兵器结合在一起尚有困难。根据计划，弗赖伯格将统率他的师和两个步兵旅，即第一五一旅和第一五二旅向前推进。当时第九装甲旅已加强到拥有79辆“谢尔曼式”和“格兰特式”坦克、53辆“十字军式”坦克。

　　该旅跟在弗赖伯格师的后面推进，越过步兵的目标，夺取泰勒阿卡基尔和拉赫曼车站以外的地方，从而形成一个屏障来保证第一装甲师在拂晓以前编成战斗队形，以进行预期的决定性坦克会战。蒙哥马利接受了弗赖伯格的意见，于10月31日6时30分将“增压”作战的总攻时间改为11月2日1时5分。

　　当“增压”作战行动在11月2日开始的时候，步兵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第一五一旅和第一五二旅在规定的时间内夺占了目标，在他们右侧和左翼侧的第二十八营和第一三三车载步兵旅也都夺取了能保证执行翼侧保卫任务的阵地。至于第九装甲旅，它的任务异常艰巨。

　　据了解，德军在拉赫曼铁路线上以及在泰勒阿卡基尔周围筑有坚固的防坦克壕和工事。

　　弗赖伯格在进攻前召开的一次会上说：“我们全都明白，用坦克去攻击一堵由火炮构成的墙壁，听起来真像是天方夜谭。这应当是步兵干的事，但我们再没有多余的步兵可供调遣，只好由装甲兵来干。”

　　第九装甲旅指挥官约翰·柯里说，他的旅这样打可能遭受50％的损失。弗赖伯格回答说：“损失可能比这要大得多。集团军司令说，他准备接受100％的损失。”

　　该旅进行的11千米截敌运动使人灰心丧气。新补充的坦克效能很差，摆来摆去地开进时所卷起的滚滚沙尘使能见度变得极差。

　　炮击使坦克和士兵遭到损失和伤亡。一个分队迷失了方向，不得不掉过头来再往前赶。结果，该旅三个团的坦克中只有94辆在发起总攻时可以使用，而发起总攻的时间根据柯里的请求还推迟了半个小时。

　　这一推迟虽然是战术的需要，但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它使敌人赢得了30分钟的时间。

　　但是，第九装甲旅所实施的自杀性冲击绝不是一场灾难。从统计的数字看，该旅的伤亡是骇人听闻的：94辆坦克中有74辆被击伤，伤亡官兵230人，而拉赫曼铁路线上的敌火炮防线仍未突破。

　　但另一方面，该旅摧毁了敌防线上的35门大炮，而且该旅幸存的坦克还坚持战斗了一段时间，使第一装甲师的第二和第八装甲旅得以驶出走廊，在开阔地上展开。但这两个旅的进攻也被阻挡住了。

　　但相对来说，法西斯非洲军团的损失更大些：德军有14辆坦克被击毁，40辆坦克被击伤；在这一天里，非洲军团共损失坦克70辆，而它的坦克本来就所剩无几。

　　虽然蒙哥马利有理由为他的雄心勃勃的“增压”作战计划未能最后解决问题而感到懊恼，但他所不知的是，在8时15分的时候，非洲军团指挥官冯·托马将军向隆美尔报告说，他的战线只是勉强地维持下来，如果英国人再继续进攻，就将不可避免地被突破。

　　如果说，胜利的实质在于敌军士气的溃败，那么蒙哥马利通过“增压”作战已经获得了胜利，因为隆美尔在分析了他的处境后，已经决定撤退到防卫力量薄弱的预备阵地——富凯。

　　但是，就是这样做也不会带来什么希望。隆美尔在呈送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形势报告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这支军队将逐步毁灭。”

　　而这时蒙哥马利必须做的事则是结束这场“事先精心布置的战役”，并组织追击。希特勒帮了蒙哥马利一个大忙，因为他在11月3日发给隆美尔的电报中命令：“在你目前所处的形势下，除了坚持战斗以外，不能有任何其他想法，不得放弃一寸土地，要把每一门大炮、每一个士兵都投入战斗。”

　　当时非洲军团只剩下30辆坦克。隆美尔知道，这是一道要部队去送死的荒唐命令。然而他是个军人，军人的天职乃是服从命令。

　　他把希特勒的电报给冯·托马看，冯·托马愤怒地声称，他不可能“不放弃一寸土地”。这时，英国装甲部队已突入德军南面战场。冯·托马驱车前往察看战场情况，结果被英军坦克包围，被迫投降。

　　11月3日夜间，印度师和高地师实施了两次猛烈的冲击，于次日凌晨突破了非洲军团的阵地。紧接着，成百上千辆坦克和装甲车通过突破口，进入开阔地带，向西面和北面猛冲而去。

　　尽管隆美尔并没有下达撤退的命令，但非洲军团已开始溃退。隆美尔要求部队坚决抵抗，但根本没有人再听他的。

　　隆美尔后来悲哀地写道：“我们曾竭尽全力地加以避免的那件事终于出现了：我们的战线崩溃了，全部摩托化的敌军已经拥进了我们的后方。上级长官的命令再也不能算数了。我们必须挽救还可以挽救的东西。”

　　11月4日9时15分，蒙哥马利发布文告说：

　　目前的战役已持续了12天，在此期间全体官兵英勇作战，使敌人遭到了很大损失。现在敌人已达到了崩溃点，正企图撤退。皇家空军正在袭击沿主要的海岸公路向西移动的敌军部队，使之遭到重大伤亡。敌人已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崩溃在即。我号召全体官兵继续对敌施加压力，不得有片刻松懈。我们有可能擒获敌人整个装甲集团军，我们一定要做到。

　　我为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就向全体官兵祝贺。彻底胜利已经在望。我已代表你们向皇家空军发去一份贺电，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巨大支持。

　　11月4日上午，隆美尔接到他的参谋长韦斯特法尔打来的电话说，他右面的意大利师已经瓦解。13时，当时已接管了非洲军团的拜尔莱因又报告说，冯·托马将军在前线失踪了，可能已被打死，而他本人则徒步逃脱了盟军装甲部队的攻击。

　　隆美尔认识到，他的战线已无可挽回地崩溃了，于是只好不顾希特勒的命令，于15时30分发出了全面退却的命令。次日凌晨，希特勒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发来电报，认可了隆美尔的退却命令。

　　11月4日晚，蒙哥马利与被俘非洲军团司令冯·托马共进晚餐，他们一起谈论9月间的战斗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事。晚餐方毕，蒙哥马利立刻令人收拾餐桌，然后拿出一幅埃及沙漠地图，摊在桌上。他对冯·托马说：“我的部队今晚将接近富凯，你有何想法？说说，你将如何处置，冯·托马？”冯·托马只是说：“非常之严重，确实非常之严重。”实际上，英军推进的距离连那一半都还不到。蒙哥马利命令拉姆斯登指挥的第十军担任先头部队；利斯指挥的第三十军留在出击地带以西进行整编；霍罗克斯指挥的第十三军负责打扫战场和收集敌我遗留下来的所有军事物资。

　　11月5日凌晨，隆美尔本人到达富凯并在那里建立了司令部，在这一天昼间，非洲军团的大部分部队、第九十轻装甲师和若干意大利摩托化部队也到达了。

　　隆美尔原打算在富凯停留一段时间，以便让正在行军的步兵摆脱困境，但他很快就认识到停留是没有希望的。

　　11月5日夜间，当隆美尔认清必须抛弃步兵让他们听天由命后，就命令机动部队向马特鲁港撤退。撤退途中，德军的交通严重阻塞，为英国空军提供了良好的攻击目标。

　　尽管英空军对德军造成的实际破坏可能不如预期的那么大，但德军军部却一致认为，英国沙漠空军似乎在昼夜不停地进行空中监视，给轴心国退却部队的士气造成了很大损害。在“十字军”行动中，大雨曾拯救隆美尔，而现在大雨又来营救非洲军团了。

　　新西兰师正向富凯冲去，第一和第七装甲师则向马特鲁分进合击。这时，天空突然劈头盖脸地下起暴雨来，几分钟之内就使坚硬的路面变成了无法通行的沼泽。

　　11月7日，整个追击部队都被迫停止前进。虽然英国空军继续给德军以沉重的打击，但德军还是充分利用这24小时的喘息时间，使绝大部分的残余部队都能沿海岸公路撤走。

　　11月8日，蒙哥马利进入马特鲁港时，发现隆美尔已于头天夜间离去。在马特鲁港，蒙哥马利险些遇难。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他派遣一个侦察组为他在马特鲁港一带选择司令部的地址，侦察组中有他的继子迪克·卡弗。当接近马特鲁港时，侦察组取道前往马特鲁港以东的“走私湾”海岸。不料，那里还有德军，于是这个侦察组被德军后卫部队俘虏了。要不是蒙哥马利的警卫队因为一场小遭遇战而停止前进的话，他很可能走上那条通向“走私湾”的路。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可能被敌人俘获。

　　11月8日上午，盖特豪斯向蒙哥马利报告说，第十装甲师“是埃及最强大的师，拥有完整的B梯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要求允许该师向萨卢姆和图卜鲁格推进。

　　但蒙哥马利不愿冒“猛冲”之险，不愿意冒被隆美尔“踢回”之险。他觉得隆美尔可能作困兽之斗，可能创造另一个奇迹，于是把英军从“杰别尔障碍”向相反的路线猛推回去。

　　其实，蒙哥马利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被隆美尔踢回，因为在11月10日前后，德军主要部队仅剩下大约4000人，仅有11辆坦克和少量野战炮和反坦克炮。凭这种实力，德军是无法将强大的英军踢回去的。

　　当第八集团军还在肃清马特鲁港的残敌时，11月8日传来了蒙哥马利一直在盼望的消息，即“火炬”战役开始了。

　　这个消息对隆美尔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致命打击，它“宣告了非洲德军的灭亡”。

　　与拜尔莱因商议后，隆美尔得出的结论是：他必须迅速往西撤退……轴心国甚至现在就必须撤离北非。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激战，并且打算撤离昔兰尼加，尽快地沿苏尔特湾海岸往后撤退。

　　但与此相反，墨索里尼却企图在东面尽可能远的地方保留一个立足点，而且保留的时间越长越好。于是，希特勒下令坚守阿盖拉隘道。11月12日，蒙哥马利把敌军赶出了埃及。他向第八集团军发布文告说：

　　今天，11月12日，在埃及土地上，除了俘虏外，再也没有德国和意大利士兵了。……我们击溃了德国和意大利军队，追击了约300英里，到达并越过了边界，把残敌逐出了埃及……但北非还有残敌。

　　至于再往西，在利比亚，我们还大有可为，而我们的先头部队现在已准备在利比亚动手。我们此次到班加西及其更远的地方，将不再回来了。

　　从文告的落款中，可以看出蒙哥马利已不再是中将而是上将了。阿拉曼战役之后，蒙哥马利因为“战功显赫”在11月11日被提升为上将，同时被授予巴斯骑士勋章。

　　蒙哥马利得到了亚历山大的坚决支持，并且不断赢得丘吉尔的赞许，因此对更大的胜利充满信心。

　　11月15日，蒙哥马利夺取了迈尔图拜附近的几个机场，接着又夺取了德尔纳附近的机场，进一步赢得了首相的好感。虽然暴雨使迈尔图拜在11月19日以前不能使用，但重要的护航船队于11月20日到达马耳他岛，使该岛复苏了。同一天，第八集团军进入了班加西。两星期后，第二个护航船队到达马耳他岛。从那以后，该岛再也没有出现过严重危险。

　　11月23日夜间，隆美尔撤退到布雷加港和阿盖拉地区，开始建立阵地。蒙哥马利用少量部队予以阻止，自己则停下来分析所面临的形势。

　　这是自10月23日发起阿拉曼战役以来，首次出现的大的战斗间歇。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蒙哥马利完成了他应该完成的任务：在预定的期限内突破了阿拉曼防线，击溃了隆美尔部队，连续追击敌人上千千米，按要求的时间到达迈尔图拜，解放了马耳他岛。

　　在阿拉曼战役中，尽管蒙哥马利缺乏明确的追击计划，没有抓住最佳追击时机，并且有时用兵过于谨慎，但他的指挥却是非常成功的。

　　在蒙哥马利的正确指挥下，阿拉曼战役一举扭转了同盟军在非洲战场上的态势，开始掌握主动权，成为二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蒙哥马利而言，他不仅使盟军付极少的代价，而且在自己所规定的时限内决定性地赢得了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

赶走法西斯解放全非洲

　　12月11日夜，蒙哥马利率军对阿盖拉主阵地开始发起猛烈进攻，并于14日进行全面攻击。敌军被赶出了阿盖拉阵地。随后，蒙哥马利又率军队向的黎波里塔尼亚挺进。

　　1943年1月23日凌晨，英军攻下的黎波里，将意大利法西斯赶出了它在海外领土的最后一个城市。

　　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戴高乐于1943年1月在摩洛哥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英军第八集团军将与美国第一集团军会师，合编为北非盟军，由艾森豪威尔统一指挥，进入突尼斯作战。亚历山大任副总司令，负责指挥地面部队。特德任地中海战区空军总司令。

　　要完成下一个重要任务——突破马雷斯防线，第八集团军必须依赖的黎波里港供应作战物资。因此，占领的黎波里后，蒙哥马利便致力于使港口畅通，以便船只进港，每天能卸下大批物资。

　　在第八集团军的协助下，海军创造了奇迹。虽然港口设施被彻底破坏，港湾口完全堵塞，但由于海军的努力，第一艘船于2月3日到达，第一个护航船队于2月9日到达。到2月10日，港口日卸货量就超过了2000吨。

　　2月3日和4日，英国首相和帝国参谋总长到第八集团军视察。蒙哥马利为他们举行了阅兵式。

　　参加检阅的有苏格兰师、新西兰师、皇家装甲部队和皇家陆军后勤部队。部队精神饱满，威武雄壮，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相的视察使部队士气更加高昂。

　　隆美尔把他的集团军从的黎波里周围的复杂地形中解脱出来以后，至2月初，德军大部分已在马雷斯防线站稳了脚跟。隆美尔与突尼斯德军指挥官冯·阿尼姆之间的责任界限正好定在加贝斯隘口的北面。第二十一装甲师已经进入冯·阿尼姆的辖区之内，这使得两条战线互相交错起来，而它们彼此靠得越近，就越能从“内线”的运用中得到好处。

　　但不幸的是，由于隆美尔撤出的黎波里过于突然，使意大利人十分不满。因此，意大利人、凯塞林（南线德军总司令）和希特勒的参谋机构全都反对他。这样，德军的力量反而被微妙地情绪变化削弱了。

　　2月20日，隆美尔发起卡塞林战役，在卡塞林隘口大败美军，但使总的战况胜负未定。

　　蒙哥马利说，在那一天，“亚历山大给我发来一份紧急求援的电报，强烈要求我采取行动以减轻敌军对美军的压力”。当时，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进入了突尼斯，第七装甲师和第五十一师的一个旅已经到达了本加尔丹。因此，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说，“我加快了行动的速度，至2月26日，我们施加的压力明显地使隆美尔停止了对美军的进攻。”

　　隆美尔从第一集团军的正面撤走后，蒙哥马利估计他很可能转过身来向第八集团军发起攻击。在2月28日至3月3日这段时间，蒙哥马利感到十分焦虑，认为他在前线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付隆美尔可能发动的反攻。

　　马雷斯战役很快就要打响，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进行十分复杂的准备。但那时他主要考虑的却是离他很近的梅德宁。

　　梅德宁是他的集团军的前哨，他估计敌人任何时候都可能向那里发动进攻。果然，蒙哥马利很快就得到了敌人向第八集团军正面调动军队的情报。

　　但是，蒙哥马利并没有慌乱。

　　至3月4日，他的忧虑消除了，又恢复了自信。他的参谋长这样写道：“我们兴奋地工作着，以便做好一切准备……隆美尔丧失了他的机会，我们现在又可以自由呼吸了。”

　　蒙哥马利本人则决定用阿拉姆哈勒法山战役的战法对付隆美尔。他把新西兰师从的黎波里调来，负责保卫梅德宁地区。第七装甲师则部署在该师的右翼。第二○一近卫步兵旅暂时置于第七装甲师的指挥之下，占领了一座叫做塔杰拉基尔的小山，来填补第七装甲师与新西兰师之间的缺口。

　　3月5日晚上，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隆美尔将于明晨发起进攻。果然不出所料，英军在3月6日清晨的薄雾中看到两群德军坦克从马雷斯防线内陆一端的群山中开出来了，沿着梅德宁与图坚之间的公路摸索前进。

　　大约在同一时刻，第五十一高地师面临着德军第九十轻装甲师和意军斯皮齐亚师步兵的攻击。接着，又发现一支敌装甲部队从哈卢夫隘口向梅德宁冲来。

　　英军的野战炮和中型炮向推进的轴心国部队进行了无情的轰击，而反坦克炮则尽可能地直至最后一刻才开火。

　　英军发现，敌人的坦克和步兵之间的协同很差，非洲军团已丧失了它往常所具有的勇敢。实际上，英军的阵地没有遭到任何突破，至中午时分，敌人就向后撤退重新编组了。

　　但重新编组并没有给敌人带来什么好处。敌三个装甲师指挥官在一起协商后，决定派步兵在坦克前面推进。这是一种绝望的行为。敌人的步兵被英军的炮弹打得焦头烂额，人心慌乱，敌人的坦克进攻也是有气无力的。

　　于是，隆美尔在20时30分下令结束他在非洲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在这一天的断续战斗中，英军损失轻微，而隆美尔则伤亡了653人，更为严重的是，损失坦克50多辆。

　　与打阿拉姆哈勒法战役一样，蒙哥马利只在自己选定的地点迎敌，而拒绝在既定的地点以外应战。隆美尔撤退时，他也不追击，以便战斗一结束就继续筹划马雷斯战役。

　　正如阿拉姆哈勒法战役有助于阿拉曼战役一样，梅德宁战斗也必将有利于马雷斯战役。

　　马雷斯防线是法国人在兴盛时期修建的，用来防止意大利人入侵突尼斯。它从大海向内陆延伸约35千米到达迈特马泰山麓，而荒凉高耸的迈特马泰群山则把防线向西延伸直至沙海。

　　这片显然无法通过的沙海提供了强有力的翼侧保护。德国人接管防线后，先后进行了改造和加固，结果使这条小型的“马其诺防线”即使不能说坚不可摧，至少也可以说很难突破。因此，马雷斯防线对蒙哥马利的指挥艺术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蒙哥马利认为，要对如此坚固的阵地做正面进攻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因为在迈特马泰山和大海之间的回旋余地不大。因此，他计划在迈特马泰山以西的地区做包围运动，同时进行有限度的正面攻击，以资策应。但问题是，能否找到一条通过沙海的道路呢？早在1942年12月当他的司令部还在“大理石拱门”的时候，他就派遣了一个“沙漠远程侦察组”前去沙海侦察了。

　　大约在1943年1月下旬，沙漠远程侦察组报告说，他们在沙海找到了一个可以实施翼侧包围运动的隘口，即怀尔德隘口。通过怀尔德隘口，可以到达沙海那一边的泰拜盖隘口。通过泰拜盖隘口，可以到达哈迈平原、加贝斯和大海。

　　于是，蒙哥马利的计划也就具体化了：

　　第三十军以三个师的兵力进攻东翼，其目的是把敌军预备兵力吸引到防线的东翼上去；抽调其他部队，组建新西兰军，从西翼迂回，打入迈特马泰山后方，攻取泰拜盖隘口，尔后直扑哈迈平原；保留第十军作为预备力量，以便一有机会就可投入无论哪一翼的战斗；整个作战行动需要空中攻击部队给以集中而持续的支持。

　　有关马雷斯防线及其周围地区的大量情报，使蒙哥马利认为，沿海岸大规模进攻而在内陆进行佯攻的作战方案是可行的，这几乎是在非洲海岸作战的必然方式。

　　如果两方面的进攻都能够发展到把敌人击溃的地步，而不是其中一个仅仅是佯攻的话，那就具有更大的优势。蒙哥马利的马雷斯战役计划使他在右翼的猛攻没有奏效时能够迅速转移兵力，在左翼进行猛烈的、决定性的打击。

　　3月14日，亚历山大下达了一项命令。要求美国第二军向米克纳西和加贝斯发起攻击以威胁德军的交通线，而第八集团军则夺取马雷斯防线。蒙哥马利早已为夺取马雷斯防线做好了准备，现在只等把计划付诸实施了。

　　新组建的新西兰军共计25000余人，150余辆坦克，由弗赖伯格指挥。3月11日深夜至12日黎明前，新西兰军开始在位于梅德宁与怀尔德隘口中途的富姆泰塔温集结。3月19日，它已到达泰拜盖隘口的西面。至20日，已做好突破隘口，向哈迈和斯法克斯进击的准备。

　　第三十军对右翼发动的进攻定于3月20日22时30分开始，蒙哥马利在3月20日向第八集团军发布文告，号召全军将士：“向突尼斯前进！把敌人赶到大海中去！”

　　马雷斯防线的主阵地由第三十军来突破。该军的第五十一高地师扼守战线，第五十师和第二十三装甲旅在3月20日23时15分越过战线向敌人发起冲击。第五十师的第一五一旅企图在济格扎奥干河上获得一个桥头堡，便在云梯的帮助下，不顾敌人猛烈的防御火力，渡过了干河，夺取了敌人的两个大据点。

　　但当轮到支援坦克强渡时，事情却搞得一团糟，参加那天夜里攻击的是第五十皇家坦克团，坦克携带着大柴捆前进，以便把柴捆扔在干河里，连成一条简易的前进道路。

　　然而，坦克废气的热度把许多柴捆点燃了，同时领头的那辆坦克又淹没在近1米深的水里，堵塞了道路。工兵们修了一条旁道，使3辆坦克到达了对岸。但后来旁道也堵塞了，直至该坦克团接到撤退命令时，渡过河的坦克只有4辆。

　　第二天夜里，第一五一旅得到第六十九旅的加强，又进行了一次强渡，有42辆坦克渡过干河到达对岸，与前一天渡过去的4辆坦克会合。但这仅仅是一次表面上的胜利，因为这些坦克在强渡时把道路都搞坏了，以致任何运输工具和反坦克炮都不能随同过河。这一点是致命的。

　　次日下午，敌第十五装甲师就进行了凶猛的反冲击，消灭了30辆坦克，并把第一五一旅驱赶到干河的边缘。至3月22日2时，蒙哥马利看出这次攻击已经失败，就命令幸存的部队撤下来，及时地终止了部队的伤亡。

　　右翼的攻击遭受挫折，蒙哥马利便马上把进攻重点转到左翼，用增援力量把弗赖伯格的军力变成进行突破的主要工具。

　　第三十军被留下来以便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在马雷斯阵地上，而印第四师则受领了向迈特马泰山进击的任务。这一任务看来是适当的，因为在3月19日夜至20日黎明前，敌第一六四师就开始撤离其山中阵地，向泰拜盖隘口开拔了。英军观察到了敌军的这一调动。

　　3月20日早晨，当蒙哥马利得知敌人已发觉新西兰军正隐蔽在南侧时，马上命令它不必再隐蔽了，而应拼命北进，以完成任务。

　　但是这些新西兰人在进行了出色的紧急行军后，动作却缓慢起来了。虽然蒙哥马利给弗赖伯格发来了电报，要求他尽快到达哈迈，然后再向加贝斯地区和马雷斯防线后方推进，但弗赖伯格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紧迫感。

　　在3月21日午夜至22日黎明前，第八装甲旅和新西兰第六旅的旅长都想尝试一下突破泰拜盖隘口，但没有得到弗赖伯格的支持。

　　弗赖伯格没有迅速采取行动，倒不是因为他缺乏斗志，而是因为他认为他的部队会处于可能招来敌人猛烈反击的暴露位置。还有一个使他经常感到恐惧的问题，就是他既要使用又要保存新西兰部队，因为这支部队代表着一个人力有限的小国。

　　3月23日，蒙哥马利给弗赖伯格发来一封电报说，第一装甲师连同霍罗克斯的第十军司令部将开来增援他。由于弗赖伯格错过了一次突破的机会，他的兵力显然已不足以对付德军。

　　蒙哥马利很了解弗赖伯格，知道怎样掌握他。在阿拉曼战役中，为了保证弗赖伯格进行“增压”作战行动，蒙哥马利曾额外地多给了弗赖伯格几个步兵旅。

　　这次蒙哥马利也觉得有必要给弗赖伯格以“鼓舞”，而热情的霍罗克斯正好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

　　然而霍罗克斯却机敏地指出，弗赖伯格对于把一个军司令部置于他之上这种做法不会感到舒服。因此，他向德·甘冈建议，一切电报和命令都应当同时发送给两位军长。德·甘冈同意了这个意见，后来写给他们的信件都是以“亲爱的将军们”开头。

　　霍罗克斯率领第十军军部和第二装甲师于23日20时出发，24日下午赶上了弗赖伯格。虽然受到了冷淡的接待，但他和弗赖伯格都是久经战火的军人而不是小孩，因此他们立即讨论了蒙哥马利关于当天在空军掩护下进行攻击的建议。

　　15时30分，他们对蒙哥马利的建议做出答复时指出，由于当地的地形特点，蒙哥马利的计划不宜执行，并提出了他们的方案。然后又进一步交换意见，制订出最后的作战计划：先由弗赖伯格军突入，接着布里格斯的第一装甲师立即跟进和实施突破。

　　由于布里格斯否定霍克罗斯和弗赖伯格在昼间进行攻击的要求，结果决定弗赖伯格于16时开始行动，把部队开到离进攻出发线4500米的地方；然后，布里格斯把第一装甲师的坦克开到离该点约3000米远的地方休息。第一装甲师将在这里等待月亮出现，一旦有足够的月光可以利用，该师即向哈迈长驱直入。

　　左翼的闪电攻击于3月26日下午16时开始。白天，太阳在英军背后，直射敌人的眼睛。当时风沙飞舞，英军处于上风头，风卷沙土直扑敌阵。敌人原来只做好了对付夜间袭击的准备，没料到下午就遭到了猛烈的袭击。

　　在这次攻击中，英国空军用“真正的低空闪电攻击”进行支援。沙漠空军出动了22个中队的“喷火式”战斗机、“猫式”轰炸机和“飓风式”反坦克飞机，把敌人阵地上的每一辆车辆，所有的可见和移动目标，都炸成了碎片。由于当时的进攻正面很窄，这种攻击产生了毁灭性效果。

　　这种“低空闪电攻击”是英国空军司令哈里·布罗德赫斯特少将设计的，可以说是当时陆空军紧密协同的典范。但战术空军司令部对此举却有过严重的忧虑。

　　战术空军司令科宁厄姆认为风险太大，还派来一名军官试图劝阻。但布罗德赫斯特决定承担风险，拒绝听从劝告。结果，他以最少的损失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得到了空军部的祝贺。

　　蒙哥马利把这次进攻也取名为“增压作战”，但它比阿拉曼战役中的“增压作战”更为成功。弗赖伯格一开始行动就夺得了必要的地盘。

　　接着，第二装甲师的坦克按时开到了它们的停驻线。23时后不久，月亮就升起来了。虽然月亮被云层遮暗了，但在午夜时分，布里格斯还是开动了他的装甲部队。于是，在逐渐明亮起来的月光下，出现了英军和德军肩并肩地向哈迈快速奔驰的奇特景象，有时这两支军队甚至混杂起来了。

　　但是，英军还是被德军超过去了。敌第一六四师指挥官冯·利本斯泰因，费了很大劲才把一些野战炮和反坦克炮集合起来，组成一条薄弱的防线，使逃跑的军队在哈迈村以南几千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但在那里，战斗也逐渐变弱而最终停止了。总之，敌人已在主动地退却。至3月29日，新西兰军和第五十一高地师就向加贝斯开进了，蒙哥马利已经获得胜利。

　　德军第二十一装甲师掩护梅塞的集团军撤退到了加贝斯隘口以北大约20千米的阿卡里特干河防线。然而，在3月30日和31日，第二十一装甲师又离开那里去同德军第十装甲师和意军森泰罗师会合，以阻止美第二军的推进。

　　隆美尔一直希望把他的军队撤到他所谓的“加贝斯隘口”，实际上，是撤到沿阿卡里特干河的防线。要是过去他能够从阿盖拉撤退到这里的话，他可能已经获得足够的时间来加固阿卡里特干河的防御工事，把它发展成一条比马雷斯防线更坚固的防线，从而使他能够在这里进行相当长时间的抵抗。

　　这里是一个真正的隘道。防线的一侧依托大海，另一侧位于离海近20千米的内陆，是根本不能通行的杰里德盐沼泽和盐湖。在离海约8千米的地方，有一个高约150米，长约1600米的鞍状山脊。

　　该山脊叫作“鲁马纳”，十分险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可惜的是，隆美尔已于1943年3月9日最后离开非洲，而且德军也没有时间来加固这道防线了。

　　霍罗克斯早在29日就派第一装甲师和新西兰部队对阿卡里特干河防线进行了侦察。他建议进行另一次闪电攻击，但蒙哥马利拒绝考虑这个建议。

　　至3月31日，霍罗克斯就不得不承认单凭他的部队是不可能突破这条防线的。蒙哥马利决定先用第三十军的步兵进行常规攻击，然后由第十军的机动部队来扩大战果。进攻发起时刻定在4月4日深夜至5日黎明前。

　　蒙哥马利的作战计划是：第五十一师将在右翼进攻，打开一个突破口让第十军来扩大战果；印第四师将在左翼进攻，并向前推进到法特纳萨高地下较低的地带。

　　印第四师开进战线后，图克根据巡逻报告和亲自侦察的结果，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即使第五十一师夺取了鲁马纳，法特纳萨高地上的敌人仍能居高临下地威胁整个战场；二是，印第四师能够夺取法特纳萨。当图克发现第五十一师师长温伯利倾向于他的主张后，就向军长利斯交涉并保证说，如果让他的师在黑暗中奇袭法特纳萨，他的师能够在一夜之间夺取这块具有威胁性的高地。

　　利斯被说服后，就向蒙哥马利进行交涉，于是修改了原计划，满足了图克的要求。鉴于敌守军的力量比最初设想的强，就又在图克的右翼增加了第五十师。

　　正式进攻于4月6日4时在黑暗中开始，梅塞被打得晕头转向，因为他估计蒙哥马利要等月圆时才会发起进攻。在发起进攻前几小时，图克的廓尔喀士兵就向法特纳萨高地上的哨所渗透了。这些廓尔喀士兵在不断增强的后续部队的支援下，非常有效地执行了任务。

　　到早晨，整个法特纳萨高地就全被印第四师占领了。但在英军战线的右翼，却是一团混乱。第五十师在反坦克壕沟上和鲁马纳山脊下面的地雷场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在鲁马纳山脊上，第五十一高地师虽然已经夺得了阵地，但仍然遭到德意军的凶猛反击。该师的情况总结报告说：“毫无疑问，本师在这一天经历了这次战役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

　　但是，该师的英勇作战并没有迫使敌人配置在鲁马纳山脊下的88毫米大炮退却。这些大炮把在新西兰师前面摸索前进的第八装甲旅的坦克一辆接一辆地击毁，有效地阻挡了蒙哥马利部队的前进。

　　然而，这场战役还是打赢了。那天下午，非洲军团的高级军官们开始绝望地商量对策。虽然第十五装甲师和第九十轻装甲师这些久经沙场的部队仍和往常一样凶猛地作战，但他们的指挥官已丧失一切希望。

　　4月7日，战线突然崩溃，梅塞命令部队向西退却。

　　4月10日，第八集团军占领了斯法克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2月间曾在的黎波里与蒙哥马利讨论如何尽快地使第八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在加贝斯北部会师。

　　蒙哥马利说，他将于4月15日前到达斯法克斯。史密斯说，如果他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艾森豪威尔将军将满足他提出的任何要求。蒙哥马利说他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希望能得到一架归他个人使用的“空中堡垒式”飞机。史密斯同意了这一要求。

　　进入斯法克斯后，蒙哥马利给艾森豪威尔发去电报说：“今晨8时30分进入斯法克斯。请派‘空中堡垒’来。”

　　艾森豪威尔弄清情况后，为了搞好关系，就把一架“空中堡垒”连同一个美国空勤组送给了蒙哥马利。

　　4月16日，飞机飞来了，于是蒙哥马利成了一名完全“机动”的将军。为了这事，帝国参谋总长后来曾狠狠地责备了蒙哥马利一顿，说他不应为比德尔·史密斯的一句玩笑话而当真，因为艾森豪威尔得知这个消息时曾大发雷霆。

　　当第八集团军推进到突尼斯的大山脚下时，它在军事上已没有重大意义，只能作为一支牵制力量，把冯·阿尼姆的部队尽可能多地牵制在昂菲达维尔。

　　昂菲达维尔这个小村庄坐落在离海大约8千米的内陆，它的周围以及通向海的隘道都有防坦克壕加以防护，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要塞的前哨而已。要塞本身由一排耸立在北面的险峻的小山构成，其中约300米高的加西山耸立在村子的西面，而在加西山的北后方则是姆代克尔山。

　　此外，还有向东北方向延伸的卜利达山、曼古卜山和泰拜盖山。敌人在这样的地形上建立的防御阵地有两大特点：一是敌人能够看清山下平原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二是设在顶峰线下的敌火炮阵地有极好的天然屏障，第八集团军的炮火打不到那里。

　　因此，对昂菲达维尔进行任何攻击都必然要付出极大代价，而只能夺取极小地盘。要突破防线是不可能的，除非在人员和弹药方面付出惨重代价，以至于使昂菲达维尔变成像一战时索姆河或帕森达勒那样的“绞肉场”。

　　为了拖住敌人，蒙哥马利必须不断地向敌人施加压力，使敌人误认为第八集团军将担任主攻。新西兰师的一个营从接敌行进间发起攻击，“突然袭击”了加西山，但马上就失败了。接着又进行了几次其他试探性攻击，结果都一无所获。

　　最后，蒙哥马利在4月19日深夜至20日黎明前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事先部署好的进攻。这次进攻的计划要求印第四师夺取加西山，新西兰师夺取泰克鲁奈及其周围地区，而第五十师则在右翼遂行牵制任务，第七装甲师照管左翼，并与第一集团军的法国第十九军会合。

　　印第四师把可供使用的六个营中的四个营投入战斗，牺牲了五六百人，却只在加西山上夺得了巴掌大的一块土地。新西兰师虽于4月21日下午占领了泰克鲁奈，但却伤亡了大约500人。蒙哥马利不得不停止攻击，变更部署。

　　4月23日至26日这段时间，蒙哥马利在开罗参与制定“赫斯基”（进攻西西里的代号）作战计划。在离去之前，他对霍罗斯特说：“现在我要你制订一个计划，通过沿着海岸的强大的进攻来突进到突尼斯。”

　　但血的教训使蒙哥马利认识到，有裂缝的山坡能够吞没进攻者的人力，却使防御者实际上坚不可摧。于是，他最后放弃了进攻的计划。

　　4月26日，蒙哥马利回到昂菲达维尔后，患了重感冒和扁桃腺炎，卧床不起。鉴于第一集团军最初对突尼斯的突破作战并不成功，蒙哥马利急于同亚历山大商量怎样迅速结束在突尼斯的战争，并转而计划西西里战役。于是，请求亚历山大来见他。

　　亚历山大于4月30日来到第八集团军司令部。蒙哥马利对他说：“有必要整编第一和第八集团军，这样才能在最合适的地带使用最大的力量来进攻突尼斯。”

　　蒙哥马利建议，由霍罗克斯带领印第四师、第七装甲师、第二○一近卫步兵旅和若干炮兵部队前往第一集团军的战线，并接管那里的第九军，负责突破突尼斯的作战。

　　亚历山大表示完全同意。于是，蒙哥马利和亚历山大一起召见了霍罗克斯，并指示说：“你要突进到突尼斯，结束在北非的这场战争。”

　　霍罗克斯率领部队前往第一集团军，并于5月6日率军从迈贾兹巴卜北面发动强大的闪电攻击，沿着迈杰尔达河谷一直冲进了突尼斯。5月12日，敌军有组织的抵抗结束，大约有24．8万敌军被俘。

　　5月13日，继隆美尔负责整个指挥的意军总司令梅塞陆军元帅向第八集团军投降。至此，非洲战争全部结束，德意军队以惨败告终。

　　第八集团军对北非最后胜利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它把隆美尔和他的军队赶出埃及、昔兰尼加、的黎波里，然后协同第一集团军将他们全歼在突尼斯。

　　从阿拉曼到突尼斯相距大约3200千米，第八集团军却在三个月内拿下的黎波里，六个月内拿下突尼斯，创下了光辉的业绩。

　　1943年7月，蒙哥马利率第八集团军在西西里登陆，与美军胜利会师。

　　1944年前夕，蒙哥马利被陆军部电召回国接替佩吉特指挥第十二集团军群，准备在英吉利海峡彼岸开辟“第二战场”。第八集团军交由奥利弗·利斯将军指挥。蒙哥马利负责指挥远征欧陆开始阶段的地面作战，并指挥在英国的作战行动。

　　回国后，蒙哥马利对诺曼底登陆的总体计划做了全面而细致的准备。

　　至1944年5月，他视察了在英国的各个部队，同几乎所有将参加诺曼底登陆行动的官兵都见了面，并向他们发表讲话，使整个参战部队上下都充满了信心。其间，蒙哥马利还参观了英国各地生产军事装备的工厂，向工人们发表演说，极大地鼓动了群众的热情，并获得了他们的广泛支持。

　　经过全面的研究分析以及充分的准备，盟军于1944年6月6日开始发起诺曼底战役。他们首先以强大的空中和海上力量猛轰德军设防薄弱的滩头阵地，陆军则迅猛地在诺曼底东北部滩头登陆。

　　在蒙哥马利的精心策划下，英国第二集团军在左翼做出向内陆突进的威胁姿态，以便把敌军的主要后援，特别是装甲师牵制住；同时美军第一集团军从右翼出击，尔后向南，再折往东面向环绕巴黎的塞纳河前进。其目的是希望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巨轮，以法莱兹为中心旋转来切断塞纳河岸的全部敌军。

　　进攻开始日那天的出击收到了战术上奇袭的效果。到6月10日，各滩头占领区连成宽约100千米，纵深13千米至20千米的一片。但由于敌人负隅顽抗，再加上天气的恶劣，造成盟军增援部队无法到达，进攻受挫。

　　担任主攻任务的美军伤亡较大，英军次之，这便引起了美国方面，尤其是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的不满。为配合“眼镜蛇”作战计划，7月底，蒙哥马利命令第二集团军重新集结力量，将主力从最左翼转移至最右翼的科蒙，断掉了敌军后撤时企图重建阵地的几个关键地区。

　　8月19日，盟军消灭了陷于莫坦东面“袋形阵地”的残敌，诺曼底战役最终取得了全面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

挺进德意志打败希特勒

　　盟军攻克巴黎后，欧洲战争的结束已近在眼前。但此时蒙哥马利同以艾森豪威尔为代表的盟军最高统帅部和美国陆军部门之间却开始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

　　蒙哥马利主张以巴黎为中心，集中主力向东北方向挺进。目标是在比利时建立一个强大的空军基地，在冬季到来以前攻下法、德边界的鲁尔，摧毁德国的军事工业。

　　他计划该次战役的西翼作战由第二十一集团军群负责，东翼的行动由第十二集团军群负责，而由法国南部出发的龙骑兵直掏南锡和萨尔。蒙哥马利主张应该确定主力方向以及在主攻地区确保强大的兵力，以便迅速获得决定性战果。

　　艾森豪威尔则主张采用“宽大正面”战略，以塞纳河为基地，向北起海牙、南至瑞士边界的正面开阔地上的莱茵河各重镇出击，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

　　蒙哥马利指出若采用全线挺进、全面出击的“宽大正面”战略，进攻就不会有力，以致最后非停止不可，这样会给德军以喘息机会，将战争时间拖延。虽然蒙哥马利极力争取，但由于艾森豪威尔是盟军最高统帅，他的意见终不得实施。

　　根据决定第十二集团军群的主力仍挥戈东指，朝梅斯和萨尔进击。正当蒙哥马利为“七零八落”的战场不安时，英国王室于9月1日晋升他为陆军元帅。

　　9月4日，收复安特卫普和卢万那天，蒙哥马利再次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建议，但仍未得以采纳和实施。由于物资匮乏，给养不足，蒙哥马利无力迅速攻下鲁尔、挺进柏林，也推迟了向阿纳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计划。

　　在蒙哥马利的反复争取下，计划终于得以重新审订。在同艾森豪威尔致电交换意见后，他的计划终于得到支持，但此时的情况发展却已令人担忧。

　　9月17日，阿纳姆战役开始进行。由于盟军最高统帅部未将此战视为北翼的主要行动，作战总体部署不妥，加上恶劣的天气影响，盟军未能如愿攻克阿纳姆北面最后的桥头堡。9月25日，盟军前线部队被迫撤退，阿纳姆战役未获全胜。

　　12月6日，由龙德施泰特指挥的德军突然向美国第一集团军正面即兵力薄弱的阿登地区发起强攻。其目的是力争取得所谓“德国争取战争胜利”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进攻在美军防线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突出部位。局面迅速恶化，第十二集团军群最后被一分为二。

　　蒙哥马利受命组织力量反攻。他把英国部队置于第九集团军统辖之下，和美军共同作战，并要该集团军接管第一集团军的某些阵地。在美军后备队组成之前，他将英军配置于第一和第九集团军后，充当后备梯队。

　　在蒙哥马利的组织部署下，情况渐趋稳定。随后，他奉命指挥整个北方战线的盟军。盟军协调一致、英勇战斗两个星期，消灭了进攻的德军，粉碎了龙德施泰特的阴谋。

　　阿登战役后，艾森豪威尔接纳了蒙哥马利的建议，集中力量进击鲁尔工业区的北线，并任命蒙哥马利指挥和掌握盟军作战。

　　1945年2月8日，美国第九集团军配合加拿大集团军向北进攻。至3月10日，美第九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群部队在莱茵河西岸摆开阵势。同时，美第一集团军于3月7日完整拿下雷马根的铁路桥梁，并立即在东岸建立了桥头堡。

　　3月23日，蒙哥马利指挥英、美联军强渡莱茵河，击溃了北德平原上的德军，之后便日夜兼程，向波罗的海沿岸进发，以防止苏联军队抢先进入丹麦从而控制波罗的海入口。

　　5月2日，部队抵达波罗的海的维斯马和吕贝克，在苏联军队到达前的6个小时封锁了丹麦半岛。之后，英军在东西向筑起了两条防线，第二集团军两天之内俘获战俘近50万人。

　　5月4日，驻荷兰、德国西北部和丹麦的150万德军向蒙哥马利投降。对德战争到了最后关头，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面临彻底崩溃。

　　1945年5月8日，欧洲战场的战争正式结束，由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军事代表签署了军事投降书。

朱可夫

参加红军显露军事才能

　　1896年12月2日，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出生在莫斯科西南的卡卢加省一个普通的穷村庄里。他的父母都是贫苦的下层人，家境凄苦，但自古寒门出英才，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造就了朱可夫勤奋、朴实、坚毅的性格。

　　8岁时，朱可夫进了一所教会小学。他背着用粗麻布缝的书包，和附近几个村里背着洋书包的小朋友一起去读书。刚开始他有些自卑，但不久，这种自卑感便烟消云散了。因为朱可夫聪明且勤奋，所以在同龄人中显得出众。

　　小学毕业后，为了谋生，朱可夫告别了父母，离开家乡去莫斯科，到他舅舅米哈依尔·皮利开的毛皮作坊里当了一名学徒工。

　　朱可夫心灵手巧、聪明过人，一年之后就成了学徒工里技术最好的一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15年7月，沙皇政府决定提前征召1896年出生的青年。1915年8月7日，朱可夫从卡卢加省小亚罗斯拉韦次县应征入伍。

　　朱可夫上战场了，但他的热情并不高，因为他离开莫斯科时，只见一面是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一面是阔少爷仍和从前一样过着豪华骄奢的生活。这两种鲜明的对比，使他茫然。可他还是想，既然入伍，就要忠诚地为国打仗。

　　军营对朱可夫来说就像一张白纸，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连最习惯的走路、吃饭、睡觉，都有了新的约束和规定。第一次体验军营生活，他既感到新奇，又觉得那么不可思议。

　　1915年9月，朱可夫等人被派到了乌克兰境内的后备骑兵第五团，该团驻扎在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城内。骑兵当时分为骠骑兵、枪骑兵、龙骑兵三种。朱可夫被分到枪骑兵连，还分到了一匹叫“哈谢奇娜娅”的烈马。

　　骑兵每天要比步兵早起一小时，晚睡一小时。最要命的算是乘马训练，在训练骑乘、特技骑术和使用冷兵器时，每个人两条大腿都磨出了血，刚结了疤，又磨破了。

　　每次训练后，马鞍上都血迹斑斑，可朱可夫十分坚强，不怕苦、不退缩。他每次训练都最认真、最刻苦。那匹烈马不知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有多少次，但越摔这个年轻人训练时间越长，仅仅两个星期，“哈谢奇娜娅”就被驯服了。

　　在1916年春天，朱可夫以优秀的成绩被选进教导队。1916年8月，朱可夫从教导队毕业，被分回骑兵第十师。当时第十师正驻在德涅斯特河岸，其任务是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朱可夫是乘火车前往部队的。

　　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他们负了很重的伤急需治疗，但还要停下来为开往前线的部队让路，朱可夫心中有些说不出的感受。

　　他还从伤员那里听到各种消息。有的说俄军装备落后，伙食很差，根本打不过敌人；有的说，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名声很坏，常常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士兵的死活；还有的说最高统帅部里有敌军奸细，这仗没法打。

　　很快，朱可夫经受了生平第一战斗的洗礼。那是他们到达一个车站下车时，天空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迅速隐蔽起来。接着敌人来了一架侦察机，扔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结果炸死了一名士兵和五匹马。

　　不久，在一次战斗中朱可夫俘虏了一名德军军官，因而获得了他军事生涯中的第一枚勋章。

　　1917年2月，彼得格勒部分工人开始罢工。几天后，罢工浪潮席卷全城和临近的城市，罢工人员达20万人，并且势如潮涌，不可阻挡。朱可夫也置身到革命的浪潮之中，参加了“二月起义”，被选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并出席团苏维埃代表大会。团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叫雅科夫列夫，他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布尔什维克。

　　但是，当时的国内形势瞬息万变，朱可夫那里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5月初，雅科夫列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走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趁机在团里掌了权，宣称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方针。

　　不久，连士兵委员会决定解散朱可夫领导的这个连。于是，朱可夫和其他委员只好给士兵们发了退伍说明书，并让他们带上了马枪和子弹。由于朱可夫是该连负责人，所以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在到处搜捕他，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得不躲起来。

　　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等人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进行炮击，标志着起义的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率领下，成千上万的革命军队和赤卫队包围了冬宫及政府各部门。反动军队兵败如山倒，起义很快获得胜利。

　　当晚22时45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由于工人和士兵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11月30日，朱可夫终于平安地回到了莫斯科。

　　1918年1月，朱可夫准备报名参加赤卫队。当时，各地忠于革命事业的工人武装都被称作赤卫队，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统一领导。

　　由于赤卫队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当时名声很响，青年工人十分踊跃地报名参加。但朱可夫这一愿望落空了，因为不久他得了斑疹伤寒；4月，又得了“回归热”。整整几个月，朱可夫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这是他一生中在病床上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1918年春季，红军已扩大到近20万人。朱可夫经过几个月的调治，渐渐恢复了健康。他殷切地希望加入红军。1918年8月，朱可夫终于加入红军，编入了莫斯科骑兵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铁木辛哥，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布琼尼将军。

　　朱可夫所在的骑兵第一师，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伏龙芝元帅部队的一部分，他亲身感受到了伏龙芝上任后战场及红军士气的变化，伏龙芝成为他心目中的偶像。

　　朱可夫认为，伏龙芝的统帅才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伏龙芝富有远见；二是伏龙芝讲究知己知彼，用己之长对敌之短，牢牢把战场主动权；三是伏龙芝和军亲众、关心士兵。

　　朱可夫在1919年3月1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也正是因为这个开始，他才得以在苏联红军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以致成就了他辉煌的军事伟业。

　　1920年1月，朱可夫被派到第一骑兵训练班学习。学员都是从各部队中挑选出来的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军事技术比较过硬，但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有不少人根本就没有文化。

　　由于朱可失在原来的军队中干过军士，又有文化，训练班便让他兼任司务长，并委托他教学员掌握冷兵器。半年后朱可夫被分配到独立骑兵第十四旅第一团，担任了一名排长。

　　朱可夫由于在内战中表现出色，所以经过大规模裁军后，他仍然留在军中，并且被提升为萨马骑兵第七师第四十团副团长。

　　1923年春天，朱可夫接到师司令部的通知，说师长要见他。不明所以的朱可夫一开始还以为是他在工作中出了错。没想到师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询问了有关国内形势以及如何训练部队的问题。

　　朱可夫做了认真回答，他的回答颇得师长的赏识，最后师长决定任命他为骑兵第三十九团团长。因为在此之前有很多同志向师长推荐朱可夫担任这个职务。

　　朱可夫刚任团长就碰到了一道难题：该团正准备出去野营，而且这是国内战争以后，红军骑兵部队第一次进行野营训练。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搞好这次训练，上下官兵都很关注，许多指挥员对此感到无从下手。

　　朱可夫接任团长后，立即深入到连队调查研究，他发现部队纪律比较松懈，战斗准备不足，而射击训练、战术训练特别差。所以，他在布置野营基地建设时，要求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1924年7月，朱可夫被师长推荐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深造。朱可夫把精力都投入到军事科学的研究上。这一年系统而扎实的学习对他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元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后的几年里，朱可夫先后到莫斯科高干深造班学习，接着担任了骑兵第二旅旅长，不久又改任红军骑兵监察部助理。新的工作岗位使朱可夫学习到了更多的军事理论，于是他常常从更高的层次上去研究战役战术的问题。

　　1933年，朱可夫又一次被提升，担任了骑兵第四师师长，年仅37岁的他跨入了红军高级军官的行列。不久又升任军长。

　　1939年5月，日军突然侵犯蒙古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朱可夫被紧急召赴国防委员会。在那里，伏罗希洛夫给他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并委派他带几个专业军官立即飞赴远东亲临督战。

　　这次战役表明，朱可夫是个足智多谋的将领。经过几个月的战斗，苏军粉碎了日军防御，并开始巧妙地肃清孤立的抵抗据点。

　　至8月31日晨，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日军已经全部被肃清。

　　1939年9月15日，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协议，要求9月16日以前停止哈勒欣河地域的一切战斗行动。双方同意交换战俘，并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哈勒欣河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之间的边界。

　　日本当局似乎受到一次痛苦的教训，于是双方都采取步骤来维持和平。从1941年4月1日，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直至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以前，两国一直避免进攻对方。

　　朱可夫经受住了哈勒欣河战役的严峻考验。他和他的部队表现出比预料的还要顽强，而且一些军事理论和装备在实战条件下得到切实的应用。朱可夫回到莫斯科，备受嘉奖和礼遇。斯大林亲自向他表示祝贺，他还荣获了苏联英雄称号。

　　1940年6月，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命令，提前晋升朱可夫为大将军衔。不久，他被任命为苏联最大的军区之一——基辅特别军区的司令员。

　　哈勒河战役使朱可夫赢得了国内外的注目。苏联报刊评论认为：“朱可夫在他指挥的这次大战役中，表现出了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

抗击入侵预见基辅态势

　　1940年，朱可夫被派到基辅担任大军区司令员后，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组织策划了一次军事演习。

　　演习的总题目是：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突然袭击为背景，组织“红”“蓝”两军的防御和进攻的战役战略演习。“红军”是苏联，“蓝军”是德国。

　　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巴甫洛夫上将指挥“红军”，朱可夫大将指挥“蓝军”。双方各自准备，设想在苏联遭到德国突然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的情况，为未来的战争积累一些经验和宝贵资料。

　　斯大林十分重视这次演习，要求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司令员等所有重要政治、军事官员自始至终参加这次演习。他还多次召见演习的总导演铁木辛哥，详细询问了演习的准备情况。

　　在这次演习中，朱可夫率领的“蓝军”获胜，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总讲评在克里姆林宫里进行，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报告了演习的经过。

　　当他谈到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和“蓝军”在演习开始阶段坦克和空军的优势时，斯大林不禁打断他的话说：“参谋长同志，不要忘记，决定战争的胜负的因素除了数量上的优劣，还有指挥员和军队的作战艺术。”

　　演习讲评的第二天，斯大林召见了朱可夫。斯大林对朱可夫在这次演习的表现很满意，又加上他先前对朱可夫的印象良好，于是他以政治局的名义任命朱可夫接替梅列茨科夫，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

　　朱可夫上任后，苏联的国际形势已经岌岌可危，德国军队进攻苏联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但是，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斯大林认为：德军对苏战争中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克河流域，以夺取苏联最重要的经济地区，夺取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以及高加索的石油，因为这些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德军进行长期、大规模战争的基础。

　　由于他错误地判断了德军的进攻方向和时间，使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斯大林忽略了德军赖以称霸欧洲的“闪电战”，而1941年6月，希特勒统帅部选定的主攻方向又恰恰在斯大林没有预料到的西部方向。希特勒在白俄罗斯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团，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攻破莫斯科。

　　朱可夫通过详细的侦察得知，德国法西斯军队已经在苏联西部边塞集结了大量军队，形势十分危急。朱可夫决定调动部队，针锋相对，但是斯大林仍然犹豫不决。他怕触犯德国，影响两国关系，又怕给德国抓住把柄以发动战争。斯大林为了延缓战争发生，保持国内和平费尽了心思，但战争还是来了。

　　1941年6月20日深夜，基辅军区参谋长向朱可夫报告，从一个德军投诚司务长口中得知，德军已经进入出发阵地，将在6月22日凌晨全面发动进攻。

　　6月22日凌晨3时7分，黑海舰队司令奥克佳布里斯基海军上将报告，有大量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向苏联海岸接近。

　　3时30分，西部军区报告，德军空袭白俄罗斯的城市。3分钟后，基辅军区报告，乌克兰的城市遭到空袭。3时40分，波罗的海沿岸军区报告，敌机空袭考那斯和其他城市。

　　战争终于爆发了。德国政府已正式向苏联宣战。直至此时还犹豫不决的斯大林在朱可夫和铁木辛哥的力劝下，才勉强下了命令任朱可夫担任西南方面军统帅部代表，立即动用各边境军区所有的兵力猛烈还击敌人的进攻，制止其继续前进。

　　朱可夫雷厉风行，在与斯大林谈话后40分钟就已经乘飞机起飞了。他于22日黄昏时分，赶到了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赫鲁晓夫正在等他。两位老朋友此时相见，倍感亲切。赫鲁晓夫关切地说：“不要再往前飞了，否则有危险。德军飞机总是追逐我们的运输机，应当坐车去。”朱可夫听从了赫鲁晓夫的安排。

　　随后，朱可夫乘车到塔诺波尔去，那里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的指挥所。

　　深夜时分，朱可夫赶到目的地。下车他顾不上和高级军官们寒暄，立刻要通了瓦杜丁的电话。

　　瓦杜丁报告说：“到6月22日此刻，尽管采取了有力措施，总参谋部仍无法从各方面军和空军司令部获得我军和敌人的准确情报。”

　　朱可夫亲自赶到担任主攻任务的机械化第八军的指挥所。第八军军长里亚贝舍夫是朱可夫的老部下。里亚贝舍夫拿着地图向朱可夫报告了部署，安排干净利索，句句击中要害。

　　6月24日，按照统一部署，机械化第八军在别列斯捷奇科方向转入进攻，机械化第十五军在拉杰霍夫以东进攻。这两个军的出色战斗，使德军第一装甲集团的第四十八摩托化军陷入十分危急的境地。

　　德军统帅部调动了全部空军到这一地域抗击苏军的反突击，才使第四十八摩托化军免遭全军覆没。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西南方面军胜利实施了最初的一系列反突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

　　敌人（苏军）以大量坦克兵力在第一坦克集群的侧翼转入进攻。

　　对这次战斗，朱可夫并不甚满意，他认为，如果他手中有更多的航空兵用来与机械化军协同作战，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朱可夫分析：

　　莫科斯方面的德军，由于损失太大，短期内不可能实施战略进攻；列宁格勒方面的德军，在得到兵源补充之前，也不可能夺取列宁格勒；乌克兰的德军正在与苏军对峙。

　　朱可夫认为，苏联最薄弱的是中央方面军，德军很可能利用这个弱点向西南方面军的侧翼实施攻击。

　　当斯大林召见朱可夫时，朱可夫根据当前敌我形势的分析，建议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还要增加三个集团军。西南方面军必须撤过第聂伯河，把兵力集中起来，避免被敌军包围。

　　放弃基辅，在西部方向马上组织兵力夺取叶利尼亚的突出部。

　　对于当时的苏联人来说，基辅意味着生命，他们对这个地方倾注了太多的感情，自然朱可夫这个建议无异于在斯大林头上丢了个炸弹，不明形势所迫的斯大林生气指责朱可夫完全在乱弹琴。

　　以后的事实证明朱可夫是完全正确的。基辅会战历时一个半月，最后以苏军惨败告终，65万苏军官兵被俘，大量物资装备落入了敌人手中。

　　8月中旬，朱可夫率部向叶利尼亚地区的德军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在所有地段同时展开激战，德军企图以密集的大炮和迫击炮火力阻止苏军进攻，朱可夫则成竹在胸，沉着应战，下令动用所有的飞机、坦克、大炮和新研制的“喀秋莎”火箭炮猛烈还击。

　　9月6日，苏军最终攻占了叶利尼亚，歼敌近5个师，共5万余人。这是苏德战争开始以来苏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的胜利，苏军的士气空前高涨，坚定了战胜德军的信心。

　　朱可夫又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派往形势危急的列宁格勒。

重振士气保卫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原叫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在1703年建立的“西方的窗户”。1712年，圣彼得堡成为俄国首都。其后200余年，它始终是俄罗斯帝国首都。1914年，改称彼得格勒。1924年，列宁逝世后又命名为列宁格勒。

　　正是在这里，俄国的共产党于1917年11月夺取了政权。列宁格勒是苏联第二大城市，有300多万居民，是苏联最重要的海港和重要的工业、文化中心。

　　列宁格勒的重大意义，苏德双方都十分清楚，1941年7月，希特勒就决定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夷为平地。

　　8月底，西北方面的德军进逼列宁格勒。9月8日，德军完成了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并开始收紧夹攻的铁钳。

　　负责驻防此城的苏军统帅伏罗希洛夫彻底感到绝望，他甚至跑到火线上，希望被德国人打死，苏军士兵的士气也极为低落。斯大林不得不重新启用朱可夫，要他来保卫列宁格勒。

　　朱可夫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士气和纪律问题。他一到前线就发现第八集团军纪律松懈，如同一盘散沙，有些师长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退出战斗，不少战士一听到枪声就跑，朱可夫认为对于这些状况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于是他颁布命令，凡是失职者都要处决。为了使命令具有威力，他逮捕并处决了一批投敌叛国的擅离职守的军官和士兵，并将一些不良风气弥漫的连队解散，士兵重新分配。对军队机关中不负责任、形式主义严重的不良作风，朱可夫也大力整顿。

　　经过整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朱可夫精心制订了一个加强城防的计划。苏军在最危险地段和战略要地集中了大量的高炮、舰船，并调集兵力建立了纵深防御。

　　朱可夫和高级将领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朱可夫显得态度烦躁。但他对士兵们仍旧保持友好的态度，对于那些没有责任感的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则大声训斥。

　　朱可夫的精心防御有效地阻止了法西斯德军的进攻步伐，这使希特勒大为恼怒。他下达命令猛攻列宁格勒，即使不能用武力取胜，也要用严密封锁的办法把城里人困死，然后将城市摧毁。

　　朱可夫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了，他的军队不但要进行残酷的防御战斗，还要应付空袭、炮轰，而且还要应付更严重的饥饿。

　　为了加强防御，朱可夫把全城分为六个防御地段。每个地段都建立了以营防御区为基础的坚强阵地。此外，又组织了所有的妇女在全城修建路障，在城周围挖防坦克堑壕。

　　朱可夫在进行地面防空建设后，还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德军突入列宁格勒后的应变措施。

　　朱可夫命令在工厂、桥梁和公共设施内部安装了地雷，如果德军进入了城市，把这些建筑物连同敌人一同炸掉。朱可夫还给居民们发放了武器弹药，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使列宁格勒变成了一座攻不破的保垒。

　　由于固守列宁格勒的苏军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尽管苏军在城市周围某些地段发起的反攻未获成功，但他们得以与进攻的德军对峙达50天之久，打破了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夹攻以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

　　至9月底，列宁格勒几个方面的战线都处于稳定状态。

　　德军为了“彻底摧毁”列宁格勒，除了陆地上封锁外，还进行了系统的炮轰和飞机轰炸。

　　第一次轰炸是在9月8日，但规模最大的则是9月21日至23日的轰炸，约有400架轰炸机轰炸了他们选定的主要轰炸目标，企图摧毁喀琅施塔得要塞和红旗波罗的海舰队。

　　9月至10月，德军的飞机进行了数百次袭击。虽然，这些轰炸未达到目的，但毕竟给朱可夫及守军带来了极其困难的局面。后勤供应基本中断，只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被称为“生命之路”的拉多加湖水道。

　　通过这一水道运进的食品和弹药只能最低限度地满足官兵们的需要，特别是粮食的需求更加恶化。

　　9月至11月，居民的面包定量先后降了五次，11月20日降至最低限量，即高温车间的工人每人375克，一般工人和技术人员250克，职员和儿童125克。

　　可以想象，这么点粮食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不少妇女在挖工事时，饿得一头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工人安装机器时，一下子倒在机器上再也唤不醒了。为了节省体力，对路旁的尸体，人们也无力去进行安葬。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红军在朱可夫的指挥下仍然英勇作战，一次又一次把红了眼的德军打退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

　　到9月底，德军终于相信，列宁格勒的防御十分坚固，依靠现有兵力是无法摧毁它的。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围困列宁格勒，企图使苏军丧失战斗力，不战而胜。

　　德国的企图最终还是失败了。1943年3月初，苏军开始全线反攻，终于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列宁格勒保卫战。

　　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是空前的，它不仅坚定了苏联人民必胜的信心，打击了德军的气焰，而且牵制了德军大量的兵力，对其他战场形势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朱可夫为于这个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确是功不可没。

打破神话赢得莫斯科会战

　　1941年10月上旬，德军知道列宁格勒是攻不下的。于是，集中了100多万人、1700多辆坦克和1900门大炮，在空军掩护下，又对莫斯科发动了猛攻。

　　这是一场关系苏联生死存亡的大战。斯大林又一次将指挥棒交给了朱可夫。

　　10月10日，斯大林给朱可夫打来电话，正式通知他，最高统帅部决定任命他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最后，斯大林以命令的口吻在电话中大声说：“赶快把一切都抓紧干吧！”

　　很快，朱可夫就接到最高统帅部于1941年10月10日17时发布的命令：

　　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为西方方面军；任命朱可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任命科涅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任命布尔加宁同志、霍赫洛夫同志和克鲁格洛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朱可夫同志于1941年10月11日18时开始指挥西方方面军；撤销预备队方面军指挥机关，用以补充西方方面军和莫斯科战线的预备队。

　　接到命令后，朱可夫立即出发去西方方面军司令部。该方面军司令部临时设在几个帐篷内，朱可夫走进帐篷后立即投入了战役的组织工作。熟悉朱可夫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意志坚强、处事果断、具有杰出才干和天赋的人，也是一个要求严格、持之以恒、目标明确的人。所有这些品质对于一个精明强干的军事首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莫斯科会战最激烈的日子里，正是由于朱可夫许多优秀的个性品质，才使他在国家与民族的危难时刻，挑起了挽救莫斯科和整个国家的千斤重担，能够组织起保卫莫斯科的有效防御。

　　朱可夫以他特有的充沛精力和工作效率，开始实施这新的使命。他通过实地考察军情，制订了一系列战略方针：在莫斯科正西方向建立一条牢固的防御带；加大纵深防御，建立第二梯队和方面军预备队，随时听候调动；组织有效的地面和空中侦察，以加强对方面军各部队的指挥；安排好军队的物资保障；增强战士们必胜的信心。

　　最让朱可夫头疼的问题是兵力不足，现有的部队根本无法有效地驻守莫扎伊斯克防线。最高统帅部竭尽全力从其他地方调集了14个步兵师、16个坦克旅、40个炮兵团，以解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莫斯科几十万居民不分昼夜地构筑保卫首都的防御工事。他们修筑了72000米长的防坦克壕、近90000米长的峭壁和断崖，设置了50000多米长的障碍物地带，挖掘了近12万米的战壕和交通壕。这些用居民双手挖出的300多万立方米土石，建立起一个蔚为壮观的环形防御圈。

　　前线的苏军官兵知道，全国人民都在为保卫莫斯科作最大的支援，这种军民同仇敌忾的团结精神，是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的鼓舞力量和坚强支柱。

　　11月上半月，苏德军队双方都做了新的调整和补充，莫斯科附近一场更大规模的生死决斗即将开始。

　　11月15日清晨，德军从北面、南面、西面对莫斯科发起了猛攻。德军的总的战役计划是：第九集团军牵制加里宁方面军并进攻克林，从北面包围莫斯科；第二集团军牵制西南方面军并占领图拉，从南面包围莫斯科；第四集团军在西面消灭莫斯科附近的苏军。然后从南、北包抄，在莫斯科以东会师并完成包围，最后几个集团军同时配合，正面进攻，一举占领莫斯科。

　　在11月16日以后的几天里，莫斯科形势极其危险，德军不顾一切动用强大进攻力量，用坦克开路，对苏军实施沉重的打击，苏军的兵力显得非常薄弱。

　　虽然在前几天残酷的战斗中，苏军损失惨重，但他们却以顽强的抵抗阻止了德军向莫斯科的推进。在德军方面，虽然战线向前推进了，但是种种不祥之兆却弥漫在军队中。连续作战的疲惫和日渐寒冷的天气成为德军面临的两个大敌。

　　最让德国士兵不安的是，由于战线过长，使得补给品奇缺，尤其是冬装非常缺少。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德军士兵只穿单薄的军服，冻得瑟瑟发抖，浑身僵硬。

　　从11月中旬起，其他战区的苏军相继展开了一些反攻，牵制了德军的兵力，支援了莫斯科方面的防御战。然而，虽然德军进攻受阻，但是对莫斯科的威胁仍未减轻。德军继续缓慢地向前推进，日益逼近莫斯科。

　　苏军最高统帅部经过仔细的分析，通过了朱可夫的反攻计划。在苏军大反攻前夕，苏德双方在莫斯科附近的兵力情况并不利于苏军：苏军有110万人、7652门大炮、774辆坦克、1000架飞机；德军共有170万人、13000门大炮、1170辆坦克、615架飞机。

　　但朱可夫分析，德军人数虽多，可战线拉得过长，两翼的突击部队相距200千米，兵力分散。而苏军兵力则比较集中，可以集中局部地区的优势兵力打击敌人。

　　1941年12月6日早晨，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从莫斯科南、北两面开始了反攻，几乎在同一时期，友邻方面军积极配合，苏德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经过10天的激烈较量，使已经削弱和极度疲惫的德军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不得不在苏军压力下节节败退。

　　希特勒得知德军败退的消息后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禁止前线部队继续后退，并答应补充部队。然而在苏军英勇无畏的进攻下，至12月底，德军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

　　德军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失败，是德国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遭到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它打破了希特勒“闪电战”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斗志。

　　在此之后，德军的有生力量大大削弱，它在世界各地的侵略战争也终于开始走下坡路了。而苏军却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士气高昂。

　　朱可夫作为拯救莫斯科的英雄，在这场举世闻名的战役中名声大振，被斯大林称为“胜利的象征”。

浴血奋战夺取斯大林格勒胜利

　　“闪电战”美梦的破灭，使德军无力在苏德战场上发动全面进攻，希特勒被迫采取重点进攻的战略，他把眼光盯上了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先夺取斯大林格勒，占据这个重要战略要地和战略物资基地，然后由此北进莫斯科，对莫斯科形成夹击之势。

　　德军在苏德战场的南部部署了150万以上的兵力，其中“南方”集团军群共97个师，90万人，分为A、B两个集团军群。动用了12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640架战斗机，于1942年6月28日发动了对斯大林格勒总攻。

　　为减轻斯大林格勒方面的压力，9月3日早晨，经过炮火准备，苏联第一集团发起了反攻，但是只前进了几千米就受到德军的有力阻击而被迫停了下来。

　　9月5日拂晓以前，如同朱可夫所估计的那样，斯大林格勒附近并没有发生特殊事件。按预先计划，9月5日早晨，苏军炮兵和航空兵开始火力准备，随之发起了攻击。但德军的阻击仍很顽强，经过一天的交战，苏军进展甚微。

　　由于苏军这次大规模的反击，迫使德军把大坦克、炮兵和摩托化部队从斯大林格勒附近向北调动，从而延缓了攻击斯大林格勒的速度。

　　德军用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兵力有50个多个师，其中用来直接攻击市区的有12个师，共17万人，拥有500辆坦克、1700门大炮和迫击炮。

　　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虽然合起来有120个师，但是人员编制严重缺额，许多师只有编制人数的20%至25%，有的只有800人。实际上负责防守市区和西南一带的主力第六十二和第六十四集团军总共只有90000人、1000门大炮和迫击炮、120辆坦克。在市区争夺战中，德军的兵力和武器上是占优势的。

　　9月13日至15日的3天，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是十分艰难的日子。争夺市区的激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全市的街道和广场变成了激烈的战场，有些重要据点被反复地争夺，第一火车站的争夺战持续了一周之久，曾13次易手。

　　德军不顾一切，一步步向市中心逼近。苏军似乎有些支持不住了，兵力每时每刻都在减少。但是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下，战斗意志无比坚强，只要德军一向前推进，就以顽强的阻击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这场殊死的战斗中，值得一提的是苏军战士为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表现出的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精神。苏军的顽强使得德军精疲力竭，一筹莫展。

　　战前，德军十分蔑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力量，但受到意想不到的痛击之后，他们就逐渐感到恐惧和悲观。

　　经过连续13天的战斗，德军在9月25日占领了市南和市中心的部分地区，并且前进到伏尔加河河南，几乎每一个渡口都被苏军强大的火力控制着，斯大林格勒变成了一个大战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巷战在这里展开了。

　　朱可夫命令红军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城市，每一幢房屋，只要有苏联军人，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成为敌人攻不破的堡垒。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朱可夫下令在部队中组织新战斗单位，即突击小组。

　　尽管炮火连天、弹片横飞，被炸毁的工厂却成了苏联人的抵抗中心。朱可夫在纷乱复杂的战争形势中，再次显示了他惊人的预见性。

　　他分析后认为：尽管敌人暂时处于进攻之势，但苏联红军的顽强设防使他们很难完成既定目标，而随着时间的拖延，敌人的补给将越来越困难，恶劣寒冷的天气也将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困难。

　　德军攻打斯大林格勒市区的战斗从9月13日开始，至11月18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朱可夫制订了“天王星”反攻计划：苏军从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和南北两线向中心反攻，合围在那里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

　　为了迷惑敌人，朱可夫又实施了一系列漂亮的伪装措施。10月中旬，当德军的进攻陷于停顿之时，斯大林格勒前线各方面军接到命令，停止一切具有攻势的作战行动。这一命令中详细地讲述了如何安排冬季的防御，如何构筑工事，如何在支撑点储备粮食、弹药等。

　　与此同时，苏军正在秘密地把部队不断调往准备实施突击的方向。德军情报机关上当了，他们坚信苏联军队不会发动反击。朱可夫以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使红军赢得了艰难的战略主动。1942年11月19日7时30分，隆隆的炮声宣告了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进攻德军的战斗正式打响。苏军大反攻的序幕拉开了。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苏军西南方面军的3500门大炮直射德军阵地，然后以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为先导，突击德军的薄弱阵地。面对苏军强大的攻击压力，德军陆军参谋长建议从斯大林格勒撤军，加强后方，巩固前方，然后进攻发动突击的苏军。但刚愎自用的希特勒听到撤军的建议暴跳如雷，驳回了德军陆军参谋长的建议。德国纳粹元首的顽固，给了朱可夫实施其战略计划的绝好机会。经过十余天的激战，至11月30日，苏军已完成了对德军共22个师33万人的合围，将其压缩在150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面对合围数量如此之大的德军，斯大林十分担心德军发起突围反攻，苏军会支持不住。

　　朱可夫再次分析了战争态势。他认为以德军目前现状，是不会轻易冒险突围的。但是如果有其他军团的辅助突围，情况就不好说了。当前最紧迫的是防止其他地域德军的支援，主要是防止德军顿河集团军前来解围。

　　就在苏军分析怎样消灭德军的同时，德军也在积极想办法解围。曼施坦因元帅计划由德顿河集团军群的主要兵力发动进攻，支援第六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另外，秘密派坦克师来支援。

　　曼施坦因元帅得意地把这一作战计划命名为“冬季风暴”，妄图以此摧毁苏军的包围。可惜他的计划与朱可夫的分析如出一辙，朱可夫已经对此做了精心的准备，设计了整套“包围打援”方案，不仅打退了前来支援的德军，还将包围的德国压缩在更小的范围之内。

　　德第六集团军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楚，一再请求希特勒准许他们突围。但不甘心失败的希特勒却要求他们继续死守。他给部下打气说，只要坚守到明年春天，德军就可以展开新的攻势。

　　希特勒的刚愎自用为朱可夫实现战役目的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也为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彻底灭亡挖掘了坟墓。

　　1943年1月10日，苏军以5000门大炮轰击包围圈内的德军，随后坦克和步兵发起迅猛的冲锋。

　　德军由退却变成了无目的的逃跑，沿途丢下成千上万的尸体。不到6天，德军的阵地又缩小了一半。1月24日，德军元帅保卢斯再次电请希特勒允许立即投降，但是他得到的仍然是“不许投降”，要死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的命令。

　　至1月25日，德军被击毙、击伤和被俘者已超过了10万人。苏军又把包围圈缩小到南北长20千米、东西宽3500米的地段上。

　　2月2日，被围德军全部被歼灭，历时20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苏联红军的英勇胜利而告终。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从此，苏军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德军则走向灭亡。

　　朱可夫因在苏德战争中的卓越功勋，被授予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勋章后面标有“第一号”的字样。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吹响了苏军战略进攻的号角。在1942年至1943年之交的秋季战役中，苏军共消灭了德军100多个师，迫使德军在整条战线上后退了600千米。

全面反攻占领德国首都柏林

　　苏联红军经过了1943年的反攻和1944年总攻后，开始了向希特勒的老巢柏林挺进的步伐。

　　1945年4月5日，朱可夫向所有的集团军司令等各级军队的指挥员宣布了斯大林的命令：从1945年4月16日凌晨发动总攻，包围法西斯德国的老巢柏林，粉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柏林上空升起胜利的旗帜。

　　当时在柏林地区，敌人还有214个师，其中有34个坦克师和15个摩托化师，共有100万以上的军队、约10000门大炮、1500辆坦克、3300架飞机。除此之外，陆军总司令部队有8个师，柏林市民还组建了200个人民冲锋队营，守备部队超过20万人。

　　苏联红军也调集了所有的有生力量，与德军相比，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有优势。1945年4月16日凌晨3时，苏军向柏林发起了总攻。

　　首先炮兵开火，万炮齐鸣，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在战役的第一天，就向敌人阵地发射了80多万发炮弹和迫击炮弹，其中50万发是在头25分钟发射的。朱可夫精心策划了这种前所未有的猛烈的短促的炮火准备，使敌人惊慌失措。德军为此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调集到前沿阵地的德军处于毁灭性打击的焰火之中。

　　德军一发炮弹都没有打，只有几挺机枪响了一阵儿，朱可夫当机立断，命令地面部队进攻。

　　立刻，苏军几千枚五彩缤纷的信号弹升入天空，接着140部功率强大的探照灯一下子都打亮了。这又是朱可夫创造性的一个好主意，强烈的电光把德军阵地照得通明，德军士兵被突如其来的强烈光柱照得目眩眼花、心惊胆战。

　　他们认为这又是苏军的什么新式武器，在探照灯的照耀下，原来掩藏在黑暗中的德军目标暴露无遗，苏军的炮兵趁势猛烈射击，步兵和坦克也协同一致地冲了出去。

　　苏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德军前沿部队完全被掩埋在一片炮火的海洋之中。在两军之间，掀起的烟尘就像一道厚厚的烟墙矗立在空中，有的地方连探照灯的强光也照射不透。

　　在交战的第一昼夜，苏军出动轰炸机达6550架次以上。发射炮弹123．6万发，也就是说2450车皮的炮弹，近98000吨钢铁都落到了德军的头上。

　　纵深8000米范围内德军的防御基本被摧毁或受到强大压制。德军部队受到苏军如此凶猛的攻击后，被迫退到泽劳弗以东的高地。

　　泽劳弗高地处在苏军向柏林进攻的途中，高地四周地势险要，向东的坡面陡峭，它的后面是一片高原。

　　在战役发动之前，朱可夫和他的部属对泽劳弗高地一带地形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他没有料到德军在高地的反面斜坡上隐蔽的兵力和武器很不容易被苏军的炮火所损伤，所以德军可以凭借这一地势组织起苏军难以攻击的防御。

　　缓慢的推进令朱可夫感到不快，他收到斯大林的命令，把原本计划直至有突破性进展才动员的后备军也投入战斗。到傍晚时，红军前进了大概6千米并取得一些地区，但德军防线仍然原封未动。

　　朱可夫不断增加突击力量，并将两个坦克集团军投入战斗，但几次进攻都被德军打退。4月17日晨，朱可夫集中了方面军的几乎所有炮火，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后，近千辆坦克排成一列纵队向前推进，前面的一批坦克被击中起火，后面的顶走它继续前进。

　　苏军士兵从浓密的大火中冲过去，大声呐喊着向高地上爬，前面的一群倒下，后面的继续喊叫着往上冲。在德军士兵看来，苏军士兵好像发了疯一样。

　　这种无畏的进攻气势，对德军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可怕的心理震慑。此时的德军已经经受不住朱可夫部队狂潮般的攻击，开始从泽劳弗高地向柏林退却。

　　至4月18日早晨，这个被称为“柏林之锁”的高地被朱可夫的部队打开了。苏军终于攻占了泽劳弗高地，歼灭守敌近3万人，并继续向柏林城挺进。

　　20日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突击集团军在库兹涅佐夫上将的率领下，抵达柏林近郊，使整个柏林城市区处于其榴弹炮和加农炮的射程之内。

　　20日下午1时30分，苏军的地面炮兵群首次向柏林城内轰击。

　　同样是4月20日这一天，在四面楚歌中，希特勒迎来了自己56岁的生日。在这之前他的情人爱娃·勃劳恩，也从阿尔卑斯山的别墅里公开地来到了他的身旁。

　　她是一位身材苗条、容貌秀丽的金发女人。平时她很少露面，由于她性情随和、寡言少语，很得希特勒的喜爱。

　　此时，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同希特勒死在一起。希特勒的生日纪念活动是在地下室里举行的。

　　希特勒原以为他可以留在柏林，鼓舞士气，以图东山再起。可是朱可夫部队的迅猛进攻彻底粉碎了他最后的美梦。

　　走投无路的希特勒待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手里摇晃着被手汗浸湿得快要破碎的地图，焦急地等待着援兵的消息。

　　希特勒不但没有等到什么好消息，却收到了给他和所有在场的人致命打击的报告：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戈林和最“忠诚”的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希姆莱背叛了希特勒。

　　这个消息标志着第三帝国的末日真正来临了。此时，希特勒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决定：他要在黎明时与情妇爱娃·勃劳恩结婚。

　　结婚仪式是在地下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举行的。

　　4月30日，绝望的希特勒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戈培尔、鲍曼和其他几个人听到元首寝室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第二声枪响，但是却没有声音。

　　等了一会儿，他们轻轻走进元首的房间，看到希特勒的尸体趴在沙发上，还在淌血。他是对着自己的嘴放的枪。爱娃躺在他的身旁，她是服毒自尽的。

　　接着，戈培尔等人将希特勒和爱娃的遗体抬到总理府花园的一个弹坑里，浇上汽油进行火化。

　　希特勒自杀的当天清晨，朱可夫的大炮向德国国会大厦开火。由库兹涅佐夫上将指挥的第三突击集团军攻占了大厦的主要部分。

　　为了争夺这座象征第三帝国政权的庞大建筑物，朱可夫的部队和装备精良的德国党卫军部队进行了一场近距离的血战。即使在苏军占领了大厦下面各层楼以后，在上面楼层守备的德军仍不肯投降。苏军只好一层楼又一层楼地与德军搏斗。

　　直至夜间，苏军才终于在大厦的主楼圆顶上升起了苏联的旗帜。此时亲自指挥这一历史性战斗的库兹涅佐夫将军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朱可夫此时也激动不已，因为他在4年的卫国战争中，一直盼望着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柏林攻克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战斗也即将结束，但朱可夫在卫国战争中多次临危受命，挽救败局所谱写的军事史的神话却永远留在了史册，他赢得了人们永远的崇敬。

　　1995年5月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前夕，塑有朱可夫元帅的纪念碑在莫斯科市中心红场革命博物馆前落成。整个塑像由最负盛名的雕塑家精心设计，外加青铜铸就。世界人民纷纷来此瞻仰，纪念名垂青史的朱可夫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

恪尽职守的作战部副部长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于1895年诞生于俄罗斯，父亲是一位神父。华西列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从军参战，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21岁时被提升为营长，获上尉军衔。十月革命爆发后，华西列夫斯基加入苏联红军。

　　1920年11月，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步兵第四十八师奉命调到斯摩棱斯克省驻防，同时负责该地区的剿灭残匪的工作。他所担任营长的那个独立营由于一些年纪较大的军人被动员退伍或发送回籍而宣布解散。

　　1922年，苏俄工农红军开始改制，他被任命为第一四二团副团长，后因团长被派出学习，他便代理该团团长之职，未久，则成为该团的正式团长。

　　1922年9月，华西列夫斯基还率所部参加了军区联合组织的一次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大规模对抗演习。这在国内战争结束以来还是第一次，当时的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及红军第一副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都亲自参加了。

　　通过这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华西列夫斯基大开眼界。虽然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中级指挥员，但他已经认识到，军队今后的首要任务必须是下大力全面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理论修养和作战技术水平，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因此，他在自己所在团内率先开展各种军事技术训练，甚至包括旨在提高指战员身体体能素质的军事体育训练活动。为此，华西列夫斯基本人多次受到师首长，甚至上至军区首长的表彰。

　　正因为如此，当1924年年初整个苏联红军倡导提高部队全面战斗力的活动展开后，华西列夫斯基便被师部调出，指定由他担任师初级指挥学校校长之职。

　　在此任上，华西列夫斯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不仅为步兵第四十八师培养出了第一批现代化条件下中级指挥员的助手，而且还在军事教学实践中独创了一套新的教学与训练方法，特别是结合当时进行的军事改革活动，对该师初中级指挥机构做了相当合理且更切合实际需要的大胆调整。

　　华西列夫斯基的一个很显著特点和优点，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他总能在自己的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令人称誉的成就。

　　1926年夏，当华西列夫斯基在第一四三团团长任上的时候，他奉命到“维斯特列尔”步兵战术进修学校团长进修班学习了一年。

　　该校是苏军最老和最有名望的一所军校，始建于1918年11月，至1924年正式定名为：共产国际“维斯特列尔”工农红军指挥人员步兵战术进修学校。

　　1927年8月，华西列夫斯基为期一年的军校进修结束。他仍回到了原来的第一四三团工作。此后不久，他又被派到第一四四团担任团长。

　　1931年秋，华西列夫斯基奉命由步兵第四十八师调入苏联红军军训部任职。当时，苏军军训部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新部门，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军新形势下军事训练的安排部署、督导检查等工作。

　　在军训部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先是主持编辑《军训通报》。后来，苏军最有影响的军事学术刊物《军事通报》也转归军训部办，他同时也成了该刊的主要负责人。

　　此间，华西列夫斯基深入地研究了关于大纵深进攻战役的理论，以及诸兵种合成战斗动作协调等一系列最新军事科学理论。这为他后来在卫国战争中成功地筹划和领导大规模战役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构成了他军事思想的主要框架。

　　由于华西列夫斯基在大纵深战役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当谢佳金将军出任第二任军训部部长后，华西列夫斯基曾多次被派遣到各军区的野战部队去检查应用训练演习。

　　在1933年夏季进行的诸兵种合同大纵深战役试验演习中，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演习导演司令部的参谋长。担任这次演习总导演的是苏军参谋长叶戈罗夫，副导演是苏军炮兵主任戈罗夫斯基。

　　为了这次震动全军的大型演习的准备和总结工作，华西列夫斯基整整忙了4个月。演习结束后，他参与编写了《大纵深诸兵种合同战斗细则》《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在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中的协同动作细则》。这些，后来曾广泛发至全军各部队使用。

　　1934年，华西列夫斯基被派到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部担任军训部长一职。此间，他结识了许多后来成为苏军名将的军事领导人。如他的终生挚友、著名的朱可夫元帅及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布琼尼元帅、特卡切夫将军等都是他在这时认识的。

　　1935年9月，苏共中央和人民委员部做出决定，在陆海军中普遍实行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军衔制。华西列夫斯基当时被授予上校军衔。

　　1936年秋，受国防人民委员派遣，华西列夫斯基上校前往刚刚成立的总参谋部学院深造。毕业后，留在总参军事学院担任包括集团军战役教研室在内的后勤教研室主任。

　　1937年9月，当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学院工作刚满一个月时，总参谋部又来了新的调令。总参谋部任命他为总参机关主管军队高级指挥人员战役训练处处长一职。

　　这样，从这年10月起，华西列夫斯基就开始在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工作了。这时他根本预料不到的是，此后这里竟成为他长期永久性的家。

　　1939年年初，由于战争日益临近，总参谋部决定将原来的作战处扩充为权限更高的作战部，作战部是总参谋部的核心机构。同年6月，华西列夫斯基出任作战部副部长，同时兼任战役训练处处长之职。

　　尽管苏联政府与法西斯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苏联最高军事委员会对此并不抱幻想。还在战争爆发初期，斯大林便指示总参谋部着手拟定和编制旨在应付突发事变的苏军战时集中和展开作战计划。

　　这项工作最早是由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负责领导的，具体参与这项计划编制的即是总参作战部瓦图京部长与华西列夫斯基副部长。

　　1940年5月间，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战争形势，苏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对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这次调整中，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总参谋部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西方工作。

　　1941年6月22日凌晨，法西斯德国在苏联边境西部约1000多千米的宽大正面突然发起了侵苏战争。至此，希特勒蓄谋已久的苏德战争终于爆发了。

　　战争爆发最初的两个月里，华西列夫斯基的工作岗位一直在总参谋部作战部。那时，作战部简直像一所蜂房，“蜜蜂”从前线飞回来，带来了紧急情报，立即分发到当时根据战斗方向成立的三个处——西方处、西北处、西南处。各个方面军司令部都把他们的情况汇总到这里，经过处理再转给最高统帅或大本营，然后他们再把新的训令或命令下达给前线各部队。

　　作战部内挂满了各种比例和各种用途的地图，电话机话筒上的连线长达10米以上，这为的是一边听电话，一边随手在各处的地图上做好军事标记。10多部电报机和数十部电话终日终夜地工作。有时这还不够，则只能靠通讯飞机或侦察机与前线保持联系。

　　华西列夫斯基经常向同僚们说的一段话就是：“准确而可靠及时的情报，对一个参谋人员来说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前线有什么变化？我军和敌军的部队位置现在哪里？战斗在什么地区进行？援军要派往何处？什么地方需要技术兵种？需要哪种技术兵器？……所有这些，都需要有条不紊地、不误时机地传到大本营，传到最高统帅那里。

尽职尽责的统帅部智囊

　　苏德战争进入第一个秋季的时候，法西斯希特勒军队并未丧失其优势地位，虽然自入侵苏联以来他们已经损失兵员达53万之多，但他们仍在气势汹汹地猛烈向东推进。法西斯军队仍然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制空权，在战场总兵力和兵器方面也仍有相当大的优势。

　　在西北地区，苏军未能制止住德国军队向列宁格勒的挺进，随后这座城便遭到了敌人的围困；在西南战场，由于基辅陷落，致使哈尔科夫工业区和顿巴斯受到严重威胁。在克里米亚，苏军受到了敌人的分割包围，他们独自承受着法西斯军队的打击。

　　那时，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所最为关切的仍是西部战场，即中央方向的战局变化。

　　总参谋部认为，虽然秋季以来这里的形势比较稳定，但这并不全是因为法西斯军队曾在这里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和打击。显然，敌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只是暂时的，他们正在这个方向上组织新的突击集团，以便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从这里发动对莫斯科的第二次攻势。

　　因为，法西斯希特勒一直坚持认为，只要苏联首都还是苏方战争的鼓舞中心和组织中心，那么就休想取得对苏战争的最终胜利。所以，他们一定不会放过在这里通过殊死决战来决定战争命运的机会。

　　事实证明，苏军总参谋部的判断是正确的。

　　9月底，希特勒德国军队基本上完成了夺取苏联首都莫斯科的战略部署。希特勒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会议上说，在这次战役中必须对莫斯科实行合围。进攻方法仍像战争初期那样，同时从三个方向给拼死防御的苏军以决定性打击。他把该战役命名为“台风行动”，规定的突击日期为10月2日。

　　当时，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已集中了77个师的部队，总人数在100万以上，拥有1700辆坦克和强击炮、1400门火炮和迫击炮、950架作战飞机。

　　而与之对抗的苏军西方方面军、大本营预备队方面军和勃良斯克方面军，仅拥有约80万兵力、6808门火炮和迫击炮、782辆坦克和545架飞机。更为严峻的是，当时大本营已经不再掌握有已经编成的任何战略预备队了。

　　9月30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装甲部队首先派出的一支先遣部队出发了。

　　10月2日，霍特的装甲兵团和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同时在两个方向发起突击，从而揭开了维亚兹马和勃良斯克双重战役的序幕。先是奥廖尔被攻占，接着维亚兹马和勃良斯克也相继陷落。

　　在西南方向，距莫斯科不到100千米的卡卢加被攻占，在西北，距莫斯科93千米的加里宁城也被攻占。

　　莫斯科处于危急中。

　　10月5日，国防委员会做出保卫莫斯科的决定。决定号召全体莫斯科市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协助苏军保卫自己可爱的城市和祖国的首都。

　　当天下午15时，华西列夫斯基到达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在那里，经过与该方面军首长一道努力，用了5天时间，终于从尔热夫、谢切夫卡及维亚兹马撤下来的部队中抽调了5个步兵师的兵力，并派他们开赴莫扎伊斯克一线。

　　10月9日，当华西列夫斯基在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向斯大林作例行工作汇报时，斯大林决定把朱可夫从列宁格勒方面军调来，继续担任西方方面军总司令，并准备把大本营预备队方面军合并到该方面军以加强力量，华西列夫斯基表示完全同意这种安排。

　　次日上午回到莫斯科后，大本营就作出了这项正式决定，最后的命令文稿即是华西列夫斯基亲自起草的。

　　10月14日，法西斯德国军队又开始进攻。莫斯科的各个主要方向都在进行激战。各方向的战线都越来越逼近莫斯科市区，首都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

　　为此，国防委员会决定，一些政府机关、外交使团、大型国防工厂以及苏联首都的科学文化机构都必须撤出莫斯科市，只允许国防委员会、最高统帅大本营及对国家和武装部队实施有效领导所必不可少的党、政、军机关留在这里。

　　16日，最高统帅部决定，为了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可靠地指挥部队，必须把总参谋部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总计10人，由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领导，留下负责前线军队的指挥；第二梯队是大部分，则由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带领迁往新地点，并在次日早晨乘坐两个列车向莫斯科郊外转移。

　　但有一条，这撤出去的总参谋部第二梯队，仍必须与大本营继续保持牢固可靠的经常联系。

　　由华西列夫斯基领导的总参谋部第一梯队，当时人们都习惯地把它称为作战参谋小组。它的任务就是直接为大本营服务。

　　雨季到了，秋雨是严寒和冰雪的前奏。身穿夏装的德军士兵要在苏俄的首都过一个“舒服”的寒冬了。

　　德制坦克走不多远就要陷入泥潭之内，简直无法前进。后面的炮车和运输车辆也全都陷在田野里更深的泥潭中，丝毫动弹不得，连弹药和粮秣都送不上来。德国指挥官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全线停止前进以待大地封冻。

　　这时，苏军那体积庞大的远远出乎德国士兵意料的宽履带坦克群，像一群发了疯的巨形怪兽，猛烈地向德军停止进击的前线紧逼过来。

　　德军的猛烈进攻被雨季的泥泞和苏军的重型坦克暂时止住了，其突击集团先锋部队的前出部分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即使某些地段的德军仍在顽强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但进攻的速度显然大大减弱。

　　在南面主攻的古德里安部队，也在距图拉还有3千米的地方停顿下来。原来，他们企图一举攻下图拉，然后从背后或侧翼包围莫斯科，以便由此率先攻入苏联首都。但是，他们过去在各个战场曾经一往无前的巨大坦克群也陷入了进退不得的泥潭之中。

　　华西列夫斯基从作战参谋小组获悉这一情报后，当即打电话向斯大林报告喜讯。

　　此时，苏军最高统帅部内有人提出进行反攻的建议。斯大林询问华西列夫斯基的意见时，这位沉着稳健的将军表示不好。因为，根据当时他领导的作战参谋小组的判断，德军近期还要展开新的攻势，这说明他们还有力量。

　　至11月底，德军的进攻力已渐告竭，这正是由于气候条件、德军战线的拉长及苏军的顽强抵抗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总参谋部这时便提示大本营说：现在我军转入反攻的时机似乎差不多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也坚信此点无疑。经研究，最后把发起对德军反攻的日期定在12月5日至6日。这时，希特勒的司令部还没有正式下令停止进攻，但实际上各个方向上的德军进攻已经基本停止。

　　恰在此际，沙波什尼科夫总参谋长病倒了。于是，斯大林要求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出任代理总参谋长一职。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与斯大林等大本营成员一起，具体制订、筹划并直接领导了这场莫斯科城下的反攻。这是苏德战争爆发以来，苏军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击德军的行动。

　　对于这次反攻行动，苏军最高指挥中枢自信可以成功。这可以从下面一点得到证实和证明：12月15日，即在反攻开始后的第十天，苏共中央就作出了把原来迁出莫斯科的党、政、军机关迁回的决定。而原来迁出的总参谋部第二梯队，早在11月下旬就已迁回莫斯科，以便立即投入反攻的准备工作。

　　反攻计划编制完成后，身为代理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在12月4日便亲自前往加里宁方面军司令部。

　　在那里，他当面向该方面军总司令科涅夫传达大本营关于转入反攻的最后指示，并在那里作为大本营代表协调该方面军不折不扣地执行反攻命令。

　　何以需要如此这般呢？原来，在12月1日凌晨3时30分，他和斯大林两人曾亲自签署了一道命令，要求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不要在自己所辖的地域内另外组织任何局部反攻，而应把主力用在配合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的反突击进攻上面。但随后科涅夫即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借口缺乏坦克和兵力不足，不想采取支援西方方面军的行动，仍想单独进行一次进攻加里宁的局部战役。

　　最后，在华西列夫斯基答应他增加兵力支援的情况下，科涅夫才勉强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尽管如此，斯大林仍不放心，于是便派华西列夫斯基亲自来到这里。

　　经过莫斯科保卫战这场空前的激烈角逐，苏军很多高级指挥人员经受了锻炼，他们更多地掌握了现代化战争条件下一系列军事战略技巧与军事指挥艺术。

　　华西列夫斯基在协助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筹划、指挥这次会战中，学到了许多实战军事技能，并在这次著名战役中成长为苏军高级将领。对于他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献身祖国的精神，苏联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同时也给了他以应有的实际地位和待遇。

　　1942年4月中旬，华西列夫斯基作为大本营代表，被最高统帅部派往西北方面军工作去了。按当时1942年春季和夏初苏军作战计划的规定，在西北方向上还有一个所谓的局部战役。它要求西北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协同动作，将已经陷入苏军合围的法西斯杰缅斯克集团就地聚歼。

　　华西列夫斯基此行的任务，就是协助该方面军首长做好这次战役的具体筹划和指挥。他在这里一直工作至5月8日。

　　正当他们准备实际实施这一聚歼行动时，忽然接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一道命令，要求华西列夫斯基尽快赶回莫斯科。原来，是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心脏病突发不能照常工作，总参谋部的工作又须臾不可离人主持。于是，从5月11日起，华西列夫斯基便第二次受命代理总参谋长一职。

　　稍后，病愈并逐渐恢复健康的沙波什尼科夫向最高统帅部提出，由于自己年龄和健康的原因，最好辞去总参谋长之职，而去某所军事院校担任一些身体能够承受的较轻松的职务。而且，他还正式提议总参谋长一职的继任人选，他认为华西列夫斯基是最合适的了。因为，这位被推荐者不仅素质和能力方面无可挑剔，其忠诚、干练、机敏及沉着多思，都可以说是一流的人才。

　　此外，在资历上也说得过去，华西列夫斯基于1942年4月26日始获上将军衔的。斯大林当即表示可以考虑他的建议和要求，只是关于华西列夫斯基继任问题，必须得到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的批准方可。

　　6月24日，经研究，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决定：任命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上将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

　　在一定的意义上，对华西列夫斯基来说，此番出任苏军总参谋长很有点儿临危受命的味道。当然，这是从此间苏军战场所面临的诸种严重局势这个角度来说的。因为，在他上任还不到一周，苏军战场的各个方向就开始出现一系列重大失利，随之而来就是整个春季和夏季的形势逆转……

　　第一桩就是克里米亚战场上形势日益复杂和日趋恶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踵而来的就是西南方向铁木辛哥元帅领导的哈尔科夫附近进攻的惨重失败。由此，还严重地累及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的安全，以致整个西南战场的局势迅速恶化起来。

　　5月中旬，德军的突击力量仍在不断地增加，各种坦克集群和摩托化步兵师越来越多地蜂拥到苏军侧翼。估计，很快将严重威胁到第九和第五十七集团军的后方。尤其糟糕的是，当时铁木辛哥不仅未认识到这种危险，反而仍然顾前不顾后地坚持他的向前进攻方针。

　　当晚，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给他的老同事、第五十七集团军参谋长阿尼索夫，后者向他如实地报告了前线的真实危局。由此，华西列夫斯基断定，德军业已展开的这个进攻很可能就是其大规模春季进攻的前奏。

　　显然，敌人是想先清除巴尔文科沃突出部，然后全歼苏军西南和南方两个方面军。这种分析如果成立，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认为，只有立即停止铁木辛哥集团向哈尔科夫的进攻，并将原用来突击的部分兵力调转头，以解除对第九和第五十七两集团军的危胁。因为在该地区根本没有任何预备队部署，也没有其他可供调用的苏军部队。

　　打定主意后，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向最高统帅做了汇报，并如实谈出自己的这番打算。

　　不料，斯大林却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主意。当他与铁木辛哥通话后，后者也没有表现出多么的不安，并且提出，只要再给他增派1个师的预备队，仍然坚持既定方向进攻便绝无问题。所以，他放下电话对华西列夫斯基说：“铁木辛哥元帅正在采取的措施完全能够击退敌人对南方方面军的突进，所以西南方面军仍将继续进攻。”

　　1942年5月18日，形势继续恶化，华西列夫斯基非常着急。他再次找到斯大林，建议必须立即停止哈尔科夫方向的进攻，将西南方面军的突击集团转向南面抗击敌人。

　　这次斯大林走到电台旁，要求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现时情况作出判断。铁木辛哥元帅再次做出了令人放心的保证。晚上，斯大林又就这个问题与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通话，后者也报告说，尽管克莱斯特集团的威胁在增大，但没有理由终止正在进行的进攻。

　　这样，进攻便仍然继续。华西列夫斯基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眼看一昼夜的时间又失掉了，怎么才能说服最高统帅呢？

　　情况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严重。至5月19日下午，德军在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合围苏军的威胁已相当明显了。只是在这时，铁木辛哥才下令停止哈尔科夫战役，调转突击部队对付正在形成合围之势的克莱斯特集团。

　　但是，为时已晚。由于各部队在夜间才开始执行命令，极为宝贵的时间再次损失了。及至翌日拂晓及以后的几天中，德军的强大坦克突击集群已经重创苏军第九集团军，并将其赶过了顿涅茨克河。

　　随后，敌人迅猛突入第六和第五十七集团军及博布金将军集群的后方，很快就合围了这些部队。

　　至5月23日，第六、第五十七、第九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博布金所部完全陷入德军重兵合围之中。

　　经过一个半月的苦斗，只有很少一部分突围出去了，绝大多数都无法冲出重围。在给德军以大量杀伤后，苏军大部战死，余者全都被俘。

　　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有苏联红军西南方面军副司令员科斯坚科中将、第五十七集团军司令员波德拉斯中将、参谋长阿尼索夫少将、军事委员波品科大校、第五集团军司令员戈罗德扬尼斯基中将、军事委员弗拉索夫大校、集团军群司令博布金少将等一大批高级军官和士兵。

　　据有关史料提供的说法，此一役，苏军死伤及被俘者，总计达25万人之众，损失坦克600余辆，还有大量其他兵器。

　　总参谋部闻得这个消息，华西列夫斯基总参谋长不禁为之失声……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也懊悔莫及。

　　然而，苏军西南战线的危机并未到此结束。铁木辛哥元帅调转回师的突击集团也遭到德军的顽强阻击，在经受巨大损失后，被迫退到奥斯科尔河地带固守。

　　6月28日，得势猖狂的德军的巨大进攻真正开始，这就是他们的夏季攻势。德军从库斯克到罗斯托夫的广阔战场上，分两路猛烈突击，其中一路就是保卢斯指挥的最强大的第六集团军，其直指方向正是原西南方面军与勃良斯克方面军之间的薄弱结合部。

　　该部德军依靠其强大的坦克集群，横冲直撞，直取前方。这里，是数百里一望平川的草原，没有那些曾把它阻挡于莫斯科城前的大片森林，没有高山，没有丘陵，没有沟壑。

　　坦克集群旋风般向前驱驰，扬起了20千米之内都清晰可见的蔽天尘埃。它们疯狂地驶过无数的城镇和乡村，所留下的仅是死神光临的痕迹。

　　至7月2日，勃良斯克方面军所在的沃罗涅日地域局势也日益严重恶化。德军两天内即疾进80千米，而且推进的势头仍未见减弱。苏军这一方向上的所有预备队都使用上了，但仍止不住德军的强大攻势。

　　为了阻止德军占领沃罗涅日这一重要城市，最高统帅部决定，再增加两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交给勃良斯克方面军指挥，同时又把强大的坦克第五集团军也拨给该方面军，并派华西列夫斯基亲临前线，负责这里剧烈战斗的协调和指挥。

　　不久，由于南方方向也出现了麻烦，华西列夫斯基又被紧急召回大本营。

　　就这样，在这段极为紧张艰难的日子里，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新上任的总参谋长和大本营代表，总是在最高统帅部和前方战场之间被扯来扯去，疲于奔命。

　　在这危急时刻，华西列夫斯基作为大本营代表于7月23日到达前线。他是受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前去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首长共同应付这一难题的。

　　此前不久，最高统帅部已经把大本营预备队方面军中几乎所有部队都编入了该方面军。除了尚未准备就绪的坦克第一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外，大本营在这一地区已没有任何可供使用的预备队了。

　　经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戈尔多夫中将商量，华西列夫斯基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这两支正在组建中的坦克集团军。但是，经过联系才得知，坦克第四集团军至少需要两昼夜的时间才能赶到。

　　当时，前线形势根本不允许坐等这么久。在这种情况下，华西列夫斯基当机立断，决定只派坦克第一集团军单独对德军实施反突击。

　　华西列夫斯基想，对现在来说，时间是最宝贵的。如果延误或错过这段时间，德军就可能渡过顿河，并在河的右岸建立起可以固守的阵地。到那时，再想把德军赶回来，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了。

　　结果证明，华西列夫斯基的决断是正确的。当7月25日苏坦克第一集团军发起反突击后，德军的阵地果然被冲乱了。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在这时苏军还有预备队可以使用，而且又是如此迅速地突到了自己的后方。

　　于是，德军被迫转入防御态势。不久，奉命开到这里的苏坦克第四集团军也从另一个方向加入了对德军的突击，这更使保卢斯大惑不解：怎么又出现了新的苏军坦克集群；元首和统帅部提供的情报不是说这个方向上苏军再也没有预备队可以使用了吗？

　　无奈之下，德军只好暂时退却，退出了他们要夺取的斯大林格勒方向。

　　华西列夫斯基急中生智安排的这次反突击行动，虽然未能一举消灭德军，但它却打破了保卢斯集团企图围歼第六十二集团军的计划。

　　更重要的是，它打乱了德军的行动计划，使其失去了迅速进攻的能力和机会。其一鼓作气夺取顿河渡口、并前出到斯大林格勒附近地区的既定计划落空了。这样，希特勒原以为完全可能的令该集团军在急速奔进中一举攻下斯大林格勒的最终战略追求，也随之化作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泡影。

　　至8月上旬，希特勒决定同时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新的一轮攻势。其计划为：由第六集团军从西北面自上布齐诺夫卡发动进攻；由坦克第四集团军从南面自阿勃加涅罗沃地区发动进攻。双方进攻务求向心态势，以便一举攻占斯大林格勒。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是从一位前线侦察员的报告中获知德军新的大规模进攻情况的。

　　据该侦察员提供的情报，原先在巴甫洛夫斯克至韦申斯卡亚地段担任防御任务的德第六集团军，已被意大利第八集团军替换下来，集中到斯大林格勒方向去了。

　　经过分析，总参谋部认为，德军的这种调防肯定不是正常的举动，这说明第六集团军另有新的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呢？再明显不过了，它只能是被用来对斯大林格勒进行突击进攻。因为，该集团军是这个方向上德军最强大的部队。

　　8月5日，为了对付敌军随时都可能发动的新的大规模进攻，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一分为二，即改组为两个方面军——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在当时也还有另外的实际考虑。这就是，随着8月上半月连续未断的激战，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战线已经延伸至800千米之长，这使该方面军首长越来越不适应指挥和组织这么多军队的战斗行动。因为，当时这些军队不得不在两个互相分离的方向上作战。

　　当然，也有原方面军首长不称职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以后也是存在的。基于此种原因，在未做人事调整前，8月13日，大本营又决定：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拨归东南方面军节制；两方面军的最终指挥权，由派往这里的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负责协调和领导。

　　8月19日，德军第六集团军和坦克第四集团军按预定计划开始了对斯大林格勒的第一次直接进攻。

　　保卢斯和霍特这两个法西斯恶魔，简直是倾其所有地把强大的快速集群从南北两个方向推向斯大林格勒城郊。先是保卢斯集团从卡拉奇方向突破了苏军的防御，并在23日把部队前出到了斯大林格勒以北的伏尔加河一线。随后霍特集团也从城南楔入苏军防线，并使其所部前锋前出到了京古塔车站。至此，斯大林格勒的形势开始呈现危局。

　　此间，作为大本营代表的华西列夫斯基一直在东南方面军司令部。当随后德军飞机对斯大林格勒肆无忌惮地实施空中轰炸时，他曾目睹了这座英雄的城市变成废墟的全过程。

　　一度，华西列夫斯基与总参谋部、最高统帅部的电报电话联系全部中断，他不得不在指挥观察所内用无线电拼命地喊话。

　　电话联系接通后，斯大林给他和前线的两个方面军首长发来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誓死保住城市。

　　8月25日，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接到斯大林的命令要求他立即赶到北郊附近的一个屯兵场去，并领导那里刚刚开来的部队进行突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稍后，刚刚被任命为最高副统帅的朱可夫元帅也赶到了那里，他是斯大林派来接替华西列夫斯基并领导整个斯大林格勒地区苏军作战的。

　　因为，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非常需要华西列夫斯基这颗“智多星”；而在具体指挥作战方面，斯大林似乎又认为朱可夫要比参谋出身的华西列夫斯基强些。

　　1942年9月1日，华西列夫斯基奉命离开前线，他下飞机后便直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向最高统帅作战场局势汇报。

　　可是，在他离开后这段时间里，前线的战斗更加残酷，更加激烈。有着优势兵器和兵力的德军已经攻破了斯大林格勒城垣，其中一部分坦克部队已与守城的苏联军民拉开了巷战的序幕。

　　9月上旬，斯大林把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找他们来，主要是想听听两位对当前斯大林格勒前线战局的分析和预测，商量如何摆脱各部队当前的困境，以及怎样才能解决掉德军保卢斯第六集团军与霍特坦克第四集团军，并最后夺取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终胜利问题。

　　应该说，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左膀右臂，是斯大林最为信任和赏识的两员猛将。在斯大林看来，朱可夫有足够的军事指挥天才，而华西列夫斯基则是无与伦比的军事智囊。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沉着机敏，有决断能力，尤其富有军事创造才能。

　　9月底，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关于进攻的准备工作，在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由最高副统帅朱可夫领导；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领导。随后，他们两位便各自赶到自己所在部队去。

　　11月13日，华西列夫斯基代表总参谋部向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大本营报告了经过核实的“乌兰”进攻计划。

　　战役进攻发起前，华西列夫斯基与朱可夫又向斯大林提出了一项新建议：为了不使希特勒和德国统帅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危急时刻从维亚兹马以北地区抽调部队来增援敌“南部”集团军群，苏军必须在维亚兹马以北的莫斯科中央方向发起一次迅猛的诱攻性战役，顺便也好一举吃掉一直威胁首都的尔热夫突出部地域的德军。

　　斯大林对此也十分感兴趣，他很快就同意了这个建议，并要求他俩中派出一人来负责这个诱攻任务。最后，朱可夫被派到了那里，因为他此前曾担任过西方方面军司令。

　　这样，华西列夫斯基便成了南部战线斯大林格勒地域战斗的总负责人。随后，朱可夫便奉命去了西线，而华西列夫斯基则直接到了斯大林格勒前线。

　　由于担任此次战役突击任务的西南方面军把司令部设在了绥拉菲莫维奇市。为了方便协调指挥，总参谋部便在这里也给华西列夫斯基准备了一个协调三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指挥所。

　　11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经过战前巡回检查，正准备于当天搬到自己的前线指挥所去。恰在这时，他突然又接到斯大林的电话指示，要他必须在18日到莫斯科讨论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没做任何透露。

　　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如约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和全体国防委员正在那里开会。斯大林立即接待了他，并把一封信交给他，请他仔细加以研读。说完，斯大林便回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开会去了。

　　在一间被指定只有他一人才能进出的房间里，华西列夫斯基急忙地展开了这封信。及读毕，确实令他大吃一惊，并且很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原来，写这封信的人，正是在即将开始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担负重要突击进攻任务的机械化第四军军长沃利斯基。这封信是他不久前写给国防委员会的，内容是请求推迟或干脆取消马上就要进行的这次战役。

　　这位军长在信中写道：鉴于进攻开始前敌我兵力和兵器的对比情况，拟议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攻不仅不会成功，而且必定遭到带来一切严重后果的惨败。

　　因此，作为一名忠实的共产党员，并代表参加这次进攻的其他负责干部，请求国防委员会立即详细地检查就实施这次战役所作出的决定是否现实，请求推迟这次战役，或者完全取消这次战役。

　　华西列夫斯基把这封信一连看了两遍，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他大大地感到惊讶，也极困惑。

　　他对写信人虽不很熟悉，但还是了解的。最近几周，这位军长一直在参加战役的准备工作。不论对整个战役，还是交给他负责的该军任务，他一次都未表示过异议。

　　更何况，在前不久的那次总结会议上，他还当面向大本营代表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保证，他的军将坚决完成任务，并讲了自己军的充分战斗力及全体官兵的高昂士气。

　　斯大林要他急匆匆地赶回来，就是因为国防委员会要在这个问题上听听他的看法。一则，他认识并了解这位写信人；再者，这位军长就在他负责协调指挥的部队中，而且战役马上就要开始。

　　当然，华西列夫斯基是不同意这封信的分析的，他当时就把这一看法告诉了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

　　当时，斯大林当着华西列夫斯基的面就给沃利斯基军长挂了一个电话，在简短的谈话中，最高统帅并没有严厉地批评这位军长。然后，他对华西列夫斯基说，他的意见是还把写信人留在军里，因为后者刚刚还表示过一定完成上级交给他们军的任务。关于他是否还担任该军军长的问题，要按该军的行动结果再做最后决定。

　　但是，关于该军及写信者本人在战役头几天的作战表现，他命令华西列夫斯基必须向他提出专门报告。

　　11月19日清晨，华西列夫斯基就回到谢拉菲莫维奇的指挥所里。这时，进攻已经开始了。

　　虽然早晨的浓雾和飞雪使突击发起时根本不能使用强击航空兵实施先期轰炸，但各方向的突击集群仍然进展较快。西南方面军的主攻突击很快就粉碎了罗马尼亚军队的防线，一天之内就向前推进了20多千米。有些集团军则挺进到了30千米至35千米的纵深。同样，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突击行动，也没有更多地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他们照样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特别是沃利斯基指挥的机械化第四军，表现得更加卓越而勇敢。他在第一天之内也率部前进了20多千米，成绩非凡。在当天晚上向最高统帅的汇报中，华西列夫斯基特别遵嘱谈到了该军的无畏行动。

　　至此，斯大林心里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自然，华西列夫斯基也为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23日，按“乌兰”计划的预定时间，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突击集群，在顿河方面军右翼的积极支援下，像两把锋利的钢刀，巧妙而适时地实施了对卡拉奇方向的向心突击，从而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地域德军第六集团军和坦克第四集团军的合围。

　　这是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德国法西斯军队所遭到的第一次大合围。

　　当晚，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指挥所内分别给他调度下的三个方面军首长通话，讨论战役形势并拟定了下一步最适当的行动计划。随即，他又把他们的想法和建议直接报告了斯大林。

　　很快，最高统帅部就复电华西列夫斯基，表示同意他们的建议和下一步部署。

　　11月24日晨，各方面军所属部队开始按照既定部署向合围圈内的敌军发起攻势。然而，这次攻势未达成预期目的，相反在各个方向都遭到了强大敌军集群的反冲击。

　　原来，根据最新的敌情分析，苏军前线总指挥机关才知道，他们从行进间消灭被合围敌军的计划所依据的对敌兵力的估计出现了严重差错：当初，他们认为敌保卢斯指挥的集群只有9万人，可是实际这时却有30万人。所差之多，实在令人为之咋舌。

　　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误差，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敌第六集团军和坦克第四集团军在进攻和防御中补充得到的兵力算进去，也未估计到合围圈内大量的特种部队和其他辅助部队，这些部队的官兵则多数补进了作战部队。

　　12月初，经过准备和调整，苏军又对该部敌军组织了一次分割性突击消灭的作战，但仍无显著战果，德军对合围他们的苏军仍然不断进行着远不是没有活力的反冲击。

　　了解到这种局面后，斯大林非常着急。在12月4日的电报命令中，他批评了华西列夫斯基在最近的第二次突击进攻中的错误。

　　华西列夫斯基接到最高统帅的电令后，感到很懊悔。他知道，最高统帅所批评的这些全是确实存在的。当然，话说回来，最主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苏军自身的力量不够。这也说明，敌军虽已被围，但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更何况，困兽之斗，是会更加凶猛和不遗余力的。

　　稍后，更严重的情况发生了。据侦察部门侦知，希特勒和德国统帅部为了给遭到合围的保卢斯集团和霍特集团解围，恢复他们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原态势，已在这个战线的东南地段建立了以德军前副总参谋长曼施坦因元帅为首的顿河集团军群，所有南线的德军，包括被合围的上述两德军集团，统一由他负责指挥。

　　华西列夫斯基还获悉，为了实施解围战役，曼施坦因建立起两个新的突击集团：一个在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另一个在托尔莫辛地域。

　　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将这一最新战局变化报告给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并提出从大本营预备队中抽调实力雄厚的马利诺夫斯基中将指挥的近卫第二集团军和其他部队前来支援，拨归顿河方面军指挥。

　　随后，大本营又决定成立由波波夫中将指挥的突击第五集团军，使之以最快速度在西南方面军的坦克第五集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五十一集团军之间展开。按命令，该集团军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指挥。至1942年12月10日左右，曼施坦因麾下的德军顿河集团军群已经占领了从维申斯卡亚到马内奇河的正面。

　　在它现编成的大约30个师中，有17个师横在了苏西南方面军正面；另外13个师则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突击第五集团军和第五十一集团军相对峙。其中仅在苏军第五十一集团军对面就有10个师之众的强大德军部队。

　　这样，两军目前的敌我力量对比是相当悬殊的：德军76000人、坦克500辆、火炮和迫击炮340门；苏军只有34000万人、坦克77辆、火炮和迫击炮147门。由此可见苏军第五十一集团军处境之艰难。

　　12月13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终于批准了华西列夫斯基的请求，决定把马利诺夫斯基的近卫第二集团军由顿河方面军划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指挥，并决定暂时放弃原来拟议中的“土星”战役。

　　原先，经华西列夫斯基等建议，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一部的突击进攻方向是径直向南，直取罗斯托夫地域，目的是廓清合围圈外的德军。后因德军曼施坦因顿河集团军群建立，华西列夫斯基又建议改变该战役，而用这两部强大苏军来抗击曼施坦因集群；待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消灭顿河中游的意大利集团军后，挥师东南，向莫罗佐夫斯克和托尔莫辛方向突击，即前出到敌曼施坦因集团军群的后方。

　　同时，斯大林还命令说，此后华西列夫斯基的任务便是负责解决敌曼施坦因的解围部队，而消灭合围圈内德军保卢斯和霍特集团的任务则由新派来的大本营代表、苏军炮兵主帅沃罗诺夫负责。在工作中，沃罗诺夫应以华西列夫斯基的副手出现。

　　12月19日，德军曼施坦因集团军猛攻苏军第五十一集团军和突击第五集团军防线，防御正面被同时撕开了几道口子。战斗呈胶着状态，梅什科瓦河附近的许多居民点曾多次易手，原先白雪覆盖下的草原大地，两天后便全部化成焦土一片。

　　次日，苏军驰援的近卫第二集团军赶到，部队还没有全部展开，前锋就投入了钢铁大战与血肉厮杀。

　　敌人的进攻终于被击退了，草原上布满了血肉模糊的敌人尸体。近卫第三师在瓦西里耶夫卡与敌军的激烈交战中，虽然伤亡逾半，但终于守住了阵地。

　　华西列夫斯基事后回忆说：“正是这些日子里在布满峡谷的叶尔根地带的战斗，决定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命运。”

　　至12月23日，虽然曼施坦因集群的另一路前锋部已经冲到了距被合围的保卢斯集团只有35千米至40千米的地域，但它却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他们确实时运不济，或者说是命运乖蹇，苏第五十一集团军和突击第五集团军的迅猛反突击，苏空军第八集团军令人胆寒的空中轰炸，终于给近卫第二集团军的展开赢得了不可缺少的宝贵时间。

　　待到该集团军全部展开之后，希特勒援救保卢斯集团的计划便破产了。因为，此后不久，该集团军和其他苏军部队便在这里展开了对曼施坦因集群的大规模反击。结果，曼施坦因连同他的企图全都失败了。

　　1943年1月8日，苏军向保卢斯集团发出了劝降书，答应给战败者以体面的待遇，包括供给足够的口粮，治疗伤员，允许军官保留自己的武器，并保证战后将他们全部遣送回国。

　　但是，正所谓困兽犹斗，保卢斯不肯放下武器。也许，他这时还在想着战役胜利后希特勒许诺给他的高级参谋或德国统帅部长官的军职呢。德军的所有抵抗和挣扎都变成了徒劳，特别在当前这种被困破城而又待援无望的情况下。

　　当苏军发起进攻并逐步缩小了合围圈时，也就是战斗到第十四天之后的时候，保卢斯向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发出了报告，其中说：“溃败已经不可避免。我请求立即允许投降，以挽救残部生命。”但是，他的请求没被批准。而没有希特勒的批准，他保卢斯也好，其他军官也好，谁敢投降呢？这样，保卢斯和他麾下的将士们便不得不躲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废墟和瓦砾之中。

　　冬日漫天的风雪也与他们作对，士兵们有的干脆放下了武器，他们用冻结的雪块艰难地积起道道雪墙。尽管如此，他们也被冻得一个个神志麻木地蜷缩在地上。至于吃的，开始还有面包，但定量是每天每人一片；15个士兵能分到1000克土豆。而饮水的唯一来源是融化积雪。罗马尼亚骑兵师所存不多的马匹，到头来竟被他们宰食一空。再到后来，他们不得不在废墟中捕捉狗猫和乌鸦来填充肚子。

　　1月30日，保卢斯成了苏军的俘虏。两天后，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了。

实施新的一轮进攻战役

　　1943年，元旦刚过，斯大林的新命令到了。

　　华西列夫斯基被告知，他要近日动身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在那里，他仍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的身份，负责准备与实施计划在顿河上游地区展开的一轮新的进攻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主要是沃罗涅日方面军、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组织协调这三个方面军的协同行动，保障新的进攻战役的胜利完成，则是他的主要工作。

　　1943年2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授予他“苏联元帅”这一最高军衔的决定。2月19日，华西列夫斯基突然接到斯大林的命令，要他立即赶回莫斯科。当天，华西列夫斯基便风尘仆仆地赶回。

　　见到斯大林后，他被告知说，大本营决定立即在莫斯科中央方向发起一次旨在消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并把战线向西大大推进的重大战役。

　　他的任务是，在这次战役中负责领导和协调西方方面军左翼部队以及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即由原顿河方面军改称而来）、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作战行动。

　　华西列夫斯基还清楚地记得，在1月底2月初，斯大林曾为此征求过他的意见，同时也与很多方面军首长商量过。但那时还只是初步酝酿，想不到这么快就要实施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表示服从最高统帅部的安排和调遣。

　　领受这项新使命后，华西列夫斯基又回到了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就在苏联红军建军节刚刚过后，苏德战场南部战线的情况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希特勒法西斯军队正以一个新组建的集团军群向苏军发起迅猛的进攻。

　　最先遭到德军攻击的部队正是瓦图京所部西南方面军，他们这时刚好发动经最高统帅批准的“跃进”战役而推进到了第聂伯河附近地域。随后，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西南方面军开始了不得已的快速后撤。

　　然而，就像连锁反应一样，西南方面军右翼部队的迅速后撤给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翼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这样，先此返回大本营参加西线进攻战役计划编制工作的华西列夫斯基又被派回了沃罗涅日方面军，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进一步危局。这时，时间恰在3月初。

　　果然，3月7日，德军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部队经过顽强英勇的抵抗，防线还是被敌军突破了，最后也不得不向哈尔科夫退却。

　　至3月15日，由于德军不断投入新的兵力和兵器，沃罗涅日方面军却得不到有力的援军支持，只好放弃了哈尔科夫。到3月18日，他们又丢掉了别尔哥罗德，一直退到了库尔斯克南面的奥博扬地域。

　　3月19日，最高副统帅朱可夫也被派到了这里，他与华西列夫斯基及各方面军首长经过研究部署，终于在沿北顿涅茨克河，经戈斯季谢沃—贝科夫卡—德米特里耶夫卡—红亚鲁加—克拉斯诺波里耶一线建立起了牢固的防御正面。

　　3月22日，华西列夫斯基奉命回到了大本营。他的任务就是与斯大林、朱可夫具体策划库尔斯克会战的举措。

　　从3月底到4月初，华西列夫斯基带着初步方案在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讨论了多次。他整天奔波于国防委员会—大本营—总参谋部之间，详细地审听每个参与讨论和决策的人的各种意见。

　　在这些意见中，有的同意总参谋部关于组织有计划防御的主张，有的则认为应该先敌发起进攻，通过强大的突击进攻来直接消灭敌人。

　　对所有这些意见，斯大林当时只是听，并未做出明确支持哪一方的表态。与此同时，华西列夫斯基还用电话与正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前线的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就这一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

　　4月8日，朱可夫向最高统帅斯大林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该报告对敌军近期活动做了有根据的判断，其中也叙述了他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行动计划的一些设想。

　　稍后，华西列夫斯基逐个打电话给各方面军司令部，要求各位高级首长再重新考虑一下敌情和我军的计划，并务必在4月12日前将明确意见报告给总参谋部。

　　对于瓦图京和罗科索夫斯基，他还亲自打电话对他们做了交代。未久，各方面军司令们的报告都送上来了，其中多数都同意总参谋部或朱可夫的意见。

　　4月10日，华西列夫斯基飞到了朱可夫所在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在这里，他俩再次详细地讨论了这次行动方案及关于战役战略预备队部署的意见。他们还就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配置问题拟定了一道训令草案，以便届时一并呈送最高统帅过目。关于对即将展开的这次大规模作战行动，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原先那种“后发制人”的战略。

　　在整个战役的准备过程中，华西列夫斯基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前线各部队中度过的。

　　5月中旬，由于斯大林的指示，总参谋部又制订了一个名为“库图佐夫”的进攻性战役计划。它是为整个库尔斯克会战服务的，其任务是在会战进入反攻阶段前先行出击，以消灭战线西端的德军奥廖尔集团军，并相机夺取该城。参加这个战役的部队是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西方两方面军各一部。

　　随后，华西列夫斯基就为布置这次战役去了勃良斯克方面军驻地。在这里，他视察了各参战部队，并与该方面军司令波波夫一道逐个检查了各集团军的前沿防御情况。

　　6月10日，华西列夫斯基被召回莫斯科。根据大本营的指示，他最后被派到了沃罗涅日方面军。其任务是负责协调沃罗涅日和西南两个方面军的战役作战行动。与此相适应，朱可夫则被委派为负责中央、西方和勃良斯克三个方面军的作战协调工作。整个战役的协调者是最高统帅斯大林。

　　至此，苏军的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7月3日，战线仍极为平静。第二天的中午过后，还是没有任何情况。华西列夫斯基和沃罗涅日方面军首长处在焦急的等待之中。

　　大家彼此也不多说话，只是都不期然地盯着指挥所里的几部电话机：万一又有什么新消息呢？突然，16时，前沿防御阵地传来报告，大约有4个营的德军在20辆坦克和1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冲向我防御线，估计是前沿火力侦察，但很快就被击退。

　　据战斗中被俘的德军步兵第一六八师的一名士兵供认，他们每人分到了一份干粮和伏特加酒，为的是明日拂晓转入突击。

　　不久，这名俘虏被送到了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与瓦图京又审了一遍，说法依旧。

　　于是，华西列夫斯基立即把这一最新事态报告了斯大林和在中央方面军的朱可夫。当即，总参谋部又把这一情况转告所有的前线各参战部队及梯次配置在纵深的预备队。

　　7月5日凌晨2时30分，沃罗涅日方面军实施了炮火和航空兵的反准备。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就这样展开了。

　　8月23日，库尔斯克会战全部结束。法西斯德国军队被歼灭了30个精锐师，总计兵力50多万人，坦克1500多辆，作战飞机3500多架，火炮3000余门。这些惨重损失，使德军在整个苏德战场上完全转入了战略防御。经过从1943年年初到8月底的战争考验，特别是七八月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与敌军的斗智斗勇，华西列夫斯基的自信心大增。他一开始提出并一再坚持的对1943年夏战计划的设想，被战争的结果证明是正确的。

　　因此，他自豪地写道：“我们学会了猜测敌人的意图。我们有钢铁的意志和坚毅的性格、自制力和沉着精神。这就使我们足以避免犯错误，避免过早地开始战斗行动，避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总之，我们的统帅艺术显示出了创造性。”

　　华西列夫斯基在前线接到了最高统帅部下达的大本营训令：要求西南方面军立即向南实施主要突击，与南方方面军采取协同动作，争取一举消灭敌军顿巴斯集团。

　　南方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对斯大林诺实施突击，并在那里同西南方面军突击集团会师。华西列夫斯基的任务是负责领导和协调该两方面军之间的行动，并将它们的行动计划上报大本营审批。

　　8月12日凌晨，华西列夫斯基收到大本营发给他和朱可夫的训令，内容是他们已经知道的南线各方面军的作战任务。训令要求：

　　沃罗涅日方面军在截断敌哈尔科夫集团的退路后，立即在克列缅楚格附近强渡第聂伯河。草原方面军在攻克哈尔科夫后还应攻占克拉斯诺格勒，继而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北地域强渡第聂伯河。

　　西南方面军应迅速向第聂伯河推进，进抵扎波罗热地区，从而切断敌顿巴斯集团的退路。南方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突破德军“米乌斯防线”，进而占领第聂伯河下游广大地域。

　　8月16日，西南方面军右翼突击集团如期展开了进攻。西南方面军虽然有些部队击破了敌军防御，但是最终没能突破成功。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整个战场上尸体成片。

　　原来，8月12日，德国统帅部发布了希特勒的第十号命令。命令要求他们那些经过库尔斯克附近苏军打击、业已精疲力竭而又无心恋战的部队，立即在第聂伯河以西地域筑起“东方壁垒”线，用以阻挡苏军乘势的追击作战。

　　现在，由于希特勒对他们下了死命令，这两个集团军便对西南方面军的进攻展开了顽强的抵抗。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不断地给他们补充新的预备队和大量的技术兵器。

　　苏军在上述各个地域的受阻遭挫，使斯大林极为恼火。

　　18日晚，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作例行前线报告时，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方面军首长提出了新的建议：考虑到部队的隐蔽调动及部署、弹药准备等至少需要五六天，他请求允许在8月25日左右开始在新地段发起突击。斯大林批准了他们的新建议，进攻时间获准于8月27日开始。

　　22日，在布置好马利诺夫斯基西南方面军的突击准备工作后，华西列夫斯基便马不停蹄地飞到了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司令部。待到这里之后，他才获知草原方面军已经从两个方向包围了哈尔科夫。经与科涅夫研究，他们决定，立即派出快速部队加速对敌军的合围，并最好堵住敌人企图撤逃的铁路线。

　　但是，由于德军已经事先接到了上峰指示，因此在当晚就弃城向西南方向逃跑了。这样，第二天，草原方面军东部和北部的部队胜利地挺进到哈尔科夫。担负掩护撤逃任务的德军一部，全部成了苏军的俘虏。

　　解放哈尔科夫后，华西列夫斯基与随后赶来的朱可夫就前线战局交换了意见，并着重对草原和西南两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作了指示。是晚，华西列夫斯基又飞回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指挥部。

　　至8月30日，德军的“米乌斯防线”已经荡然无存，全线败退的敌军简直向飞蝗一样，回扑到了第聂伯河一线。当天，乌克兰南部重镇塔甘罗格获得解放。

　　至9月上旬，华西列夫斯基所统帅的西南和南方两方面军，已经解放了顿巴斯广大地区。铁路枢纽巴尔文科沃、钢铁工业中心马里乌波利以及斯大林诺、沃尔诺瓦哈等一批城市，相继获得解放。

　　9月18日，自春季以来始终置身前线的华西列夫斯基通过电话与最高统帅斯大林就下一步战役发展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讨论。

　　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决定：西南方面军各部迅速突击并攻取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以便在最近强渡第聂伯河，夺取并固守住对岸的登陆场。

　　南方方面军各部突破莫洛奇纳亚河并摧毁敌军的防御，然后把敌人牢牢封锁在克里米亚半岛，并向第聂伯河下游挺进，在该地段实施强渡计划。

　　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任务是向基辅方向集中，进而解放这座被敌军占领长达两年之久的乌克兰首都。草原方面军则应向波尔塔瓦—克列缅楚格方向集中，夺取该两据点后直接进抵第聂伯河。

　　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把他与最高统帅决定的战事安排告诉了马利诺夫斯基。随后，他们来到作战地图前，就西南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做了具体的安排。

　　经研究，他们决定，在第十二集团军和近卫第三集团军的结合部，调来实力更强而又骁勇善战的崔可夫近卫第八集团军，它将担任主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的艰巨任务。

　　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与马利诺夫斯基请来了崔可夫将军，当面给他下达了上述命令，同他共同研究了集团军的部署等一系列有关问题。

　　剩下的其他部署，华西列夫斯基交给了马利诺夫斯基去安排，他将立即动身去托尔布欣那里。

　　9月22日，华西列夫斯基飞到了南方方面军司令部。在这里，托尔布欣向他介绍了方面军的部署情况。

　　第二天，他们便直接来到前沿位置上的茨维塔耶夫的突击第五集团军和扎哈罗夫的近卫第二集团军。

　　希特勒下令死守莫洛奇纳亚河谷这道防御线，因此华西列夫斯基决定，除了上述两集团军的9个师外，再增派第四十四集团军的6个师、炮兵第二、第二十六两个师及近卫M-31火箭炮第十三旅和8个火箭炮团。突击时间定于9月26日开始。

　　10月2日，德军开始全线溃退，坚固的莫洛奇纳亚河防线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左翼西南方面军所属的近卫第一集团军也已经前出到第聂伯河左岸，第六集团军的四个师已经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南地段强行渡过了第聂伯河。随后，第十二集团军也有两个师沿这里渡过了大河。

　　10月9日，经过战斗间歇补充后，南方方面军主力开始了旨在夺取美利托波尔城的攻坚战斗。该城是通往克里米亚半岛和第聂伯河下游地区的咽喉要地，因此德军准备誓死固守。10月13日，美利托波尔获得解放。

　　在南方方面军攻打美利托波尔的同时，西南方面军主力对第聂伯河下游突出部上的扎波罗热地域的进攻也开始了。除了担任主攻的崔可夫的近卫第八集团军外，左右两翼配合作战的分别是第三和第十二两个集团军。

　　10月1日拂晓，突击正式开始。但至11日，近卫第八集团军及其侧翼部队仍然未完成攻克扎波罗热的既定任务。

　　为此，华西列夫斯基指示马利诺夫斯基亲自到崔可夫的指挥所坐镇，研究是否可以利用夜战来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和有效性。后来，经多方研究论证，夜间突击的方案形成了。

　　13日21时50分，整个苏德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夜战行动，参加的有3个集团军、1个坦克军又1个机械化军开始进攻了。至14日，扎波罗热被夺回。

　　至此，整个第聂伯河会战胜利结束。

　　1943年12月中旬，华西列夫斯基自前方回到了莫斯科，参加研究1943年冬季战役计划会议。从1943年4月开始，他就不得不不停顿地反复奔波于前方各个战场，工作之紧张，任务之繁重，有时简直超过了他脑力和体能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

　　在前线，他既要经常与最高统帅商讨全国战局的任何新变化及其特点，为之提供战略总体设想甚至包括具体战役的构思，还要随时解答最高统帅或总参谋部提出的各种棘手问题；又要直接负责自己所在的南方战线各方面军的战役策划和军事行动的协调，甚至深入到各集团军参与实际部署或战前战后检查，解决每一个具体战役中不时冒出来的新问题。

　　会上，华西列夫斯基总结了前线各战场的作战情况和作战经验，分析了整个战局态势及其未来发展前景。

　　会后，斯大林特意宴请与会人员。当斯大林来到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的身边祝酒时，两人立即站起来。

　　斯大林幽默而风趣地说：“两位劳苦功高，何必起立呢？而不像我，整天在办公室里闲坐，所以才特别需要站起来走动走动呢。”一席话，大家都笑起来。

　　12月21日，华西列夫斯基离开莫斯科，又回到了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和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即原来的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以便根据大本营训令协调它们即将展开的新的进攻行动。

　　在苏军1943年冬季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正当朱可夫协调瓦图京和科涅夫两路大军勇猛进击、节节胜利的时候，华西列夫斯基在南端协调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三、第四两方面军进攻尼科波尔地域突出部的行动却连连受阻，进展缓慢。

　　至1944年2月底，进军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域战役的第一阶段宣告胜利完成。按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乌克兰第一、第二和第三方面军继续向西挺进，在行进中分割德军“南部”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然后将其各个歼灭，并把战线推到苏联国境线附近。

　　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则留驻克里米亚地峡地域，以彻底孤立和封锁克里米亚敌军，并准备实施进攻克里米亚半岛战役。

　　3月初，在华西列夫斯基的直接参与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制订了进攻乌克兰战役的第二阶段实施方案。

　　4月10日，也就是解放敖德萨的那一天，华西列夫斯基荣获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奖给他的一枚最高军事勋章——“胜利勋章”。

　　当时，获得此项殊荣的只有他和朱可夫。奖词是：“由于出色地完成最高统帅部赋予的领导大规模战役的任务，从而在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这项荣誉命令之前，斯大林就首先在电话中向华西列夫斯基表示了祝贺，但最高统帅的贺词叫人听来总是那么沉甸甸的。

　　斯大林在电话里对华西列夫斯基说：“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让我祝贺您荣获苏联最高级别的军事勋章，我为您的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但是，也需要请您知道，您受到奖励并不仅是由于顿巴斯和乌克兰的解放中有您的智慧和汗水，照我看，它还预示着克里米亚的解放也必须由您来负责。现在我就建议您把注意力转到这件事上来。同时，也不要忘记与您颇有感情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

　　克里米亚半岛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南端，是连接欧洲和中东的重要海上通道，在它的南部海岸，与土耳其遥遥相对，西部则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4月8日，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打响了进攻克里米亚半岛的第一炮。战斗一开始，第五十一集团军迅速攻占了赞科伊，第二集团军攻破彼列科普防线。

　　此际，4月初因急驰敖德萨城下协助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攻城的华西列夫斯基，奉斯大林电令于4月11日赶回了克里米亚前线。

　　来到托尔布欣的前线指挥所后，华西列夫斯基先听了托尔布欣关于部队进展的详细报告。因扎哈罗夫指挥的近卫第二集团军正在遭受敌军的顽强抵抗，于是，他与托尔布欣商定：

　　立即由坦克第十九军和步兵第二七九师、反坦克歼击炮第二十一旅组成一个快速集群，由坦克战车搭载步兵同时前进，迅速插入敌军防御后方，以尽快攻占辛菲罗波尔。

　　战斗至第三天，该快速集群就攻克了德军重兵把守的辛菲罗波尔城。随后，乌克兰第四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大踏步跟进，很多城镇和居民点先后获得解放。

　　这时，半岛上的大部分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纷纷向塞瓦斯托波尔撤退，并在这里重新集结和组织兵力，企图依托坚固的城防工事负隅顽抗。

　　的确，塞瓦斯托波尔不愧为一座“堡垒城市”。德国军队在这里已经有了六道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堑壕，此外还有密如蛛网的铁丝网，遍布四周的地雷区及许多令人摸不清具体位置的永备性暗堡。这一切，无疑都给苏军的进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

　　此间，华西列夫斯基和托尔布欣等指挥者曾多次对塞瓦斯托波尔组织过进攻，但都未能成功。

　　4月28日，华西列夫斯基制定了详细计划报告给最高统帅，并确定了实施进攻时间，即5月5日至7日。

　　5月10日，被希特勒法西斯宣传工具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堡垒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终于又回到了苏军手中。

　　这几天，华西列夫斯基和托尔布欣一步也未离开过巴拉克拉瓦以北的濒海集团军指挥所。他们一方面时刻注视着前线各部队的进攻行动，随时为他们做战争导引和战略指挥；另一方面则不断把报告上来的战况向最高统帅部汇报，并随时等待最高统帅可能给他们发来的新指示。

　　在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决定到那里去看一看。在麦肯齐耶维山地区，他不幸被一枚残存的地雷炸伤。护送人员将他送往方面军司令部。再往后，他被飞机送往莫斯科。

　　在住院医疗期间，华西列夫斯基一刻也未停止对白俄罗斯战役计划的思考和运筹。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再次考察总参谋部正在起草的白俄罗斯战役计划的细节。”

　　其实，当华西列夫斯基还在克里米亚前线紧张地部署攻打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进攻时，斯大林与朱可夫元帅，安东诺夫副总参谋长等就在莫斯科开始了1944年夏季作战计划的运筹帷幄。这次战役的代号叫“巴格拉季昂”。

　　5月20日，伤愈出院的华西列夫斯基第一次应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同时参加的还有朱可夫、安东诺夫和什捷缅科。他们这次是在最高范围内审定“巴格拉季昂”战役计划的细节问题。

　　以后几天，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几乎全是在斯大林那里度过的。

　　其中第三天，还召集来了所有担任主要进攻方向的那四个方面军司令员，以及苏军各兵种领导人和总参谋部的部分人员，以便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经过这次充分的讨论，总参谋部又负责对战役计划做了进一步的修正和明确，“其目的就是合围并消灭明斯克地域内敌中央集团军群的有生力量”。

　　5月30日，最高统帅和大本营最后批准了“巴格拉季昂”战役计划，并规定从6月19至20日开始执行。

　　关于这个计划的特点，华西列夫斯基曾有八个字的精彩概括：“简单明了，大胆宏伟。”

　　就在“巴格拉季昂”战役计划被批准的当天，朱可夫去白俄罗斯第一和第二方面军，而华西列夫斯基则到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去。

　　5月30日夜间，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四人再次聚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这是白俄罗斯战役前苏军正副最高统帅和正副总参谋长的最后一次聚会。研究并起草了给白俄罗斯各方面军的各个训令，关于立即投入准备白俄罗斯战役的指示和战役实施第一阶段的具体任务。

　　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两人以大本营代表身份分别签署的给巴格拉米扬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和扎哈罗夫的训令也发了下去。他们要求这四位方面军司令员在他们到达部队之前，先行确定好完成战役准备和开始进攻的日期。

　　6月4日，华西列夫斯基由莫斯科出发，到了设在斯摩棱斯克州红城附近的森林中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在这里，他听取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关于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战役计划及其实施准备工作方面的汇报。

　　6月8日，华西列夫斯基离开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带着随员到了巴格拉米扬大将的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司令部。

　　在这里，华西列夫斯基先后听取了方面军司令、参谋长、各兵种首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关于战役准备过程以及战役的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报告和说明。

　　在此后的几天中，华西列夫斯基一直在为铁路工作的缓慢而发愁。因为，一旦承担进攻任务的部队及其所需要的物资和技术器材不能如期到达指定位置，任何周密的计划也等于白费。

　　而且，由于铁路运输的拖延，必将会使战役发起时间推迟，而这给高度集中起来的部队和大量技术兵器的隐蔽和伪装又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他曾多次向斯大林打电话并递报告，要求最高统帅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由于华西列夫斯基的一再催促，终于引起了最高统帅部的重视。后经斯大林亲自过问，交通人民委员会才改变了原运输计划。但是，这种修正已经太晚，以致最后不得不把进攻时间推迟至6月23日。

　　每当大战之前，都是华西列夫斯基最为繁忙的时候。作为苏军总参谋长，他要对所有的方面军和各集团军负责领导工作。

　　总参谋部和大本营还要为考虑其他方向的作战或下一步的战役规划征求他的意见，或干脆要求他主持这些工作。而作为派赴某一指定位置的大本营代表，他也丝毫不能因上述问题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6月19日，华西列夫斯基奉斯大林的命令，处理列宁格勒方面的问题。直至6月20日，他才回到前线。

　　1944年夏季，随着苏军在整个西部战线的迅猛推进，特别是白俄罗斯战役的巨大胜利及其战役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最终消灭敌“北部”集团军群有生力量、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广大地区的条件成熟了。

　　这时，根据最高统帅大本营的命令，华西列夫斯基的工作又增加了协调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行动的内容。这样，在整个北部地区作战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一、第二方面军就全部由他来负责了。

　　在7月12日以前，华西列夫斯基不断地在波罗的海沿岸第一和第二方面军之间飞来飞去。作为大本营代表，他更关心的是这两支部队在具体部署和未来作战中的相互协调问题。待巴格拉米扬和叶廖缅科基本完成战役准备后，华前列夫斯基于12日晚回到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

　　这里正在进行合围德坦克第三集团军的激烈战斗。早些时候，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已派出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和近卫第十一集团军从北南两侧绕到了维尔纽斯的后面。

　　随着合围圈内敌军被消灭，第三十一集团军攻克了利达。很快，维尔纽斯也被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解放。更重要的是，由此，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与“北部”集团军群的陆上联系终于被切断，德军坦克第三集团军被彻底地挡在立陶宛南部地区。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决定，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主力部队立即向西挺进，占领整个从考纳斯到波罗的海沿岸的直线走廊，最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德国与立陶宛之间的边境线，以待下一步从这里直接进军东普鲁士的德军“狼穴”所在地。

　　1944年7月底至8月初，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战场上，苏军的前沿战线已经大大地向前延伸了。

　　按照最高统帅部的训令，华西列夫斯基的任务再次加重了。他不仅要负责协调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一、第二方面军的行动，而且还要指挥它们的战役作战。同样，朱可夫元帅在南部战线也得到了同样的指示。

　　新的使命，让华西列夫斯基更加感到了自己的任重道远。他清楚地知道，德国统帅部和前线德军都不会甘心波罗的海沿岸战线上这个“德军的缺口”的存在，他们肯定会不惜代价地派出部队来填充这一缺口，以恢复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与东普鲁士之间的陆上联系。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甚至是性命攸关的。

　　鉴于此点，华西列夫斯基于8月2日晚将自己的分析报告给斯大林，并再次提出把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调入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他还提出，应把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所属的突击第四集团军也划入该方面军建制。斯大林表示同意他的分析，也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第二天，安东诺夫就告诉他说，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已经做出了上述安排。

　　有了这些部队，华西列夫斯基便命令巴格拉米扬立即在米塔瓦至夏乌里亚一线严加部署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的前沿和纵深，以便随时准备击退德军的反突击。此外，为了积极防御的需要，华西列夫斯基又指示波罗的海沿岸第二和第三两方面军立即对里加实施南北夹击作战。

　　果然不出所料，在此间获得的大量情报表明，敌军正在沿麦麦列河地域建立强大防御，那里已集中了7个步兵师，而且还有一个军队集团集结在里加以南的森林中，看样子可能是要从北面突击进攻米塔瓦。

　　同时，侦察部队还发现，在夏乌里亚以西地域还有大批敌军正在集结。据此，华西列夫斯基判断，敌人可能要从上述两个方向拔出苏军打在里加湾方面的楔子。

　　于是，华西列夫斯基与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首长经过商量，并向最高统帅部请准，在这两个重要方向上布置了强大的防御措施，其中还安排了近卫机械化第三军的反突击行动。

　　8月16日，德军的突击行动果然开始了。敌军同时以6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2个坦克旅的强大兵力展开反攻，其中反攻的重点在米塔瓦附近。

　　结果，德军在夏乌里亚附近的突击被击退，而米塔瓦地域的突击却取得效果。虽然遇到英勇顽强的激烈抵抗，德军最后还是堵住了所谓的“缺口”地带，从而获得了一条宽约50千米，长达1000千米的防御地带，在它的南端，则经过日穆季直接可达东普鲁士边界。

　　此次作战，应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华西列夫斯基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因此在准备实施战役计划时，他格外细心，也严格要求各方面军部队。

　　9月11日，天公不作美，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忽然下起了暴雪。虽然气温还没有明显变冷，但雪粒和8级以上的大风也给人们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尽管如此，华西列夫斯基还是坚持在进攻前逐个方面军和集团军检查了一遍各部队。直至13日下午，他才风尘仆仆地从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赶回他设在第一方面军的指挥所。

　　14日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方面军在暴风雪的呼啸里同时对德军发起了进攻。

　　17日，列宁格勒方面军也转入了进攻。一开始，德军没有想到苏军会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实施突击。当猛烈的炮火倾泻过来，以及随后的坦克群冲到防御前沿时，德军次要方向的阵地立时大乱，伤亡损失十分严重。

　　但随后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出现了有组织的抵抗。经过一周多的残酷战斗，苏军才推进了80千米，有些地段也就是60千米左右。

　　然而，在里加主要方向上，敌军在当天下午就稳住了战线。从第二天开始，德军曾数次组织反突击行动，战斗极为激烈。

　　17日上午，敌军以两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师的强大兵力，向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所属的近卫第六集团军正面实施了猛烈的反突击。近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向该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结合部猛冲。

　　由于反坦克武器的缺少和后援坦克部队没有到达，该部敌军曾一度突破苏军防线达四五千米。

　　只是在晚上，华西列夫斯基派去的坦克第一和第十九军赶到才制止住了敌人的前进。第二天，当敌人再度发起进攻时，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也插向了这个方向。这样，敌人的反突击被击败了。

　　然而，此后德军凭借深沟堑壕和坚固的筑垒地域，仍在拼死抵抗，致使苏军在这一主要方向上只能一口一口地咬着敌人的防御缓慢地向前推进。

　　恰在这时，大本营给华西列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送来了敌军的最新情报。稍后，方面军侦察部队也印证了这一情报的准确性。这些情报说，在克莱彼达州的德国坦克第三集团军地段上，敌人的兵力总数不超过8个师，其余的都被派往米塔瓦附近去营救那里的“北部”集团军群去了。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敌军力图用一切办法保住其“北部”集团军群与东普鲁士的联系通道，以便在必要时将其部队全部撤离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说什么也不能让这部分敌军跑了。否则，这旷日持久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作战岂不要功败垂成？这是当时华西列夫斯基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

　　他与巴格拉米扬反复分析，权衡轻重，最后一致认定：宁可暂时放下里加附近的战役计划，也要先在南部海岸的美麦尔首先堵住德军“北部”集团军群的退路。这样，还正可以利用该地区敌坦克第三集团军的暂时弱势。

　　9月22日，华西列夫斯基立即把这一想法用电话告诉了斯大林，并要求大本营给他一定的战役准备时间。没想到，斯大林听了立即很高兴地表示赞同。9月24日，最高统帅部正式训令到达，要求把进行这一战役的任务全部交给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

　　几天后，斯大林又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说，经他再三考虑，这一任务应以波罗的海沿岸第一和第二两个方面军来协力完成。此外，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第三十九集团军也应加入，它的任务是沿涅曼河进攻，以协助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的行动。电话中，斯大林还批准了华西列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提出的于10月5日发起战役的日期。

　　10月1日，华西列夫斯基又收到大本营训令，让他只负责和协调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行动。10月5日，美麦尔战役打响了。就在这段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再次在行车途中受到了意外的伤害。当然，这次不是碰到了地雷，而是一个冒失鬼司机迎面撞的。那天，华西列夫斯基清晨从叶廖缅科的司令部到巴格拉米扬的指挥所去。当他的车子正常地在路面上奔驰时，突然前面飞驰过来一辆越野吉普车。驾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不知怎么回事儿，只见这辆车子直直地朝华西列夫斯基的小车迎面冲来，司机根本来不及拐弯或刹车。结果，华西列夫斯基被甩出了车外。原来，这名肇事的年轻上尉是一个前线的侦察连长。那天夜里，他刚刚出色地完成了一次责任重大的任务。他是要急着赶回部队去向上级首长报告。华西列夫斯基原谅了他，并要求有关部门不能处分他。不多久，这名上尉光荣地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亲临前线指挥东普鲁士战役

　　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东普鲁士对法西斯德国有着极为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战略意义。

　　它是牢靠地掩护从波兰北部和立陶宛进入德国并由此通向德国中心地区的要冲。因此，在普鲁士境内和与它毗邻的波兰北部地区，法西斯在旧有的地堡基础上又构筑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工事。

　　早在1944年11月间，苏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就开始酝酿东普鲁士战役计划，并曾试图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先行突入东普鲁士境内。

　　为此，华西列夫斯基被斯大林由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前线召回了莫斯科。但这次行动没有能够成功。后来，大本营只好重新策划，华西列夫斯基因战事紧急没有再回莫斯科，只是征求了他的意见。

　　当时，大本营和总参谋部考虑到，只有及早地粉碎这里的敌军集团，才能空出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去增援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正在准备中的柏林方向作战。而且，这也是事先消除该部敌军集团可能对柏林方向作战的苏军实施侧翼突击威胁的需要。

　　因此，还在华西列夫斯基没有完全脱离开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前线事务时，东普鲁士战役便于1945年1月13日开始了它第一阶段的作战。在这一阶段中，华西列夫斯基的主要精力仍旧放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围歼敌“库尔兰圈”的作战上。

　　至1945年2月初，由于斯大林和安东诺夫要去克里米亚半岛参加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他被召回莫斯科以履行总参谋长和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责，即代行大本营统筹全局，领导各个方向战场上对德军的进攻。此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军行动转入防御，具体协调工作转给了当时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戈沃罗夫上将负责。2月6日起，华西列夫斯基开始了东普鲁士战役第二阶段的实际部署工作。2月10日，东普鲁士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开始。

　　此间，东普鲁士的德军各集团已接到德国统帅部的命令，必须拼全力固守其现有防御地域，以便尽可能长久地把苏军牵制在这一地区，不使其转到柏林方向参加作战。此外，德国统帅还答应给在哥尼斯堡、皮拉乌海军基地及海尔斯贝格地域的部队以预备队补充。

　　鉴于此种严重情况，刚刚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的斯大林派华西列夫斯基去前线之前，他便直接向斯大林提出了解除自己苏军参谋长职务的请求。斯大林最后说：“让我再考虑一下吧，这也需要征求政治局和其他有关领导的意见。”随后，他指示安东诺夫为华西列夫斯基起草了一份训令，即派他去领导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作战行动的命令。见他收好了训令，斯大林又问道：“您什么时候赴前线呢？”“明天吧！”“噢，照我看，您不必这么急。我建议您在家待两天，也去看看戏，休息休息。对了，在您离开前，也就是19日晚上，请再到我这儿来一趟。”“好，我将按您的建议去做。”说完，华西列夫斯基走了。在他的印象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没有急急地催他奔赴前线。然而，到了第二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当他真的来到莫斯科大剧院看戏时，正在演出过程中，他的副官说最高统帅要他立即去接电话。在电话中，斯大林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在梅尔扎克城地区因负重伤而牺牲了。听到这个噩耗，华西列夫斯基特别感到震惊。

　　在电话中，斯大林还说，大本营准备派他去担任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问他有什么意见。华西列夫斯基当即表示愿意服从大本营新的安排。2月19日，华西列夫斯基成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2月20日，华西列夫斯基来到了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第二天，他便开始着手对该方面军的全部领导工作。好在他与方面军军事委员及集团军一级的首长们早就十分熟悉。很快，他们便建立起良好的新型合作关系。

　　2月24日，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划归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领导。这样一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兵力十分强大，但是它的突击力量是有限的。鉴此，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只有先暂时停止对敌泽姆兰德集团的11个师的主动战斗，而把主力用在消灭更大的敌19个师组成的海尔斯贝格集团上面。除此，方面军没有任何其他良策可行。经最高统帅部同意，粉碎敌海尔斯贝格集团的战役准备必须在20天之内完成。

　　3月15日，分割聚歼敌海尔斯贝格集团的作战行动开始了。

　　一直在企图向南运动以突击向柏林方向前进的苏军侧翼的敌海尔斯贝格集团终于被彻底地解决。在消灭敌海尔斯贝格集团的同时，华西列夫斯基便指示巴格拉米扬展开了强攻哥尼斯堡敌军的准备工作。

　　3月17日夜间，华西列夫斯基专门为战役开始时间问题与斯大林通了话。原来大本营给他们规定的攻城时间为不迟于3月28日，但那时南面的敌海尔斯贝格集团才刚刚被消灭，部队部署根本来不及。因此，他建议改为4月初，至迟不超过4月8日。后来，斯大林同意了，并答应派新任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空军上将前去当他的助手。

　　4月2日，苏军炮兵和航空兵的强大火力准备开始了。整个四天之内，“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它们都没有过瞬息的停止，当时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安静’两字的存在”。

　　城内的许多坚固建筑全被夷为废墟，各主要雷区也被炮击引爆了。

　　4月6日，经过四昼夜的毁灭性炮火轰炸，攻城部队的坦克和步兵向敌人发起了冲击。在冲击推进的过程中，方面军本身的徐进弹幕射击也给了突击集群以有力的掩护。

　　攻击开始以后，华西列夫斯基再也坐不住了，他离开了自己的指挥所，不间断地到第三十九、第四十三和近卫第十一集团军的指挥所去巡视和实地观察。当他发现第三十九集团军由北向南的突击不够有力时，立即调来了第五集团军到西北方向。

　　很快，两支部队便切断了哥尼斯堡和泽姆兰德半岛的敌军的有效联系。随后，第五十团军封锁了从东面入城的道路，近卫第十一集团军从城南方向的突击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第四十三集团军也从西北方向突入城郊地区。

　　第一天下来，敌人的指挥系统被打乱，但各堡垒和永备地下发射点内的敌军守备队仍在拼死抵抗。

　　7日是攻城战斗的决定性一天。仅在这一天中，方面军就出动了作战飞机4700架次，向敌军阵地和堡垒投掷炸弹多达1500多吨。晚上又出动轰炸机1800架次，敌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被炸塌了无数个缺口。

　　但即使这样，奉命不得撤退半步的敌军仍没有放弃垂死前的挣扎。最先从西面和南面突击要塞内层的苏军第四十三集团军和近卫第十一集团军部分部队，与敌军展开了空前的肉搏。晚上，城内的合围圈终于在城区的西面合拢了。到第三天上午，要塞内已有300多道街区为苏军所占领。

　　4月8日，为了避免更多的无谓牺牲，华西列夫斯基以方面军司令的身份向哥尼斯堡守敌发出了劝降最后通牒。然而，守敌仍然决心抵抗到底。这样，更加激烈的街区战斗在全城四面八方展开了。

　　由于苏军伤亡严重，华西列夫斯基决定，暂时放弃争夺所有市区的敌人筑垒，各步兵团队撤到指定街垒位置，以便明天实施加强轰击炮火与地毯式飞机轰炸。

　　9日清晨，5000门各种口径的大炮，1500架轰炸机几乎同时对有限的敌军固守区域进行了毁灭性打击！

　　不到一个小时，敌军的堡垒和建筑物内便越来越多地挂出了投降的白旗，待到轰击停止后，敌军成队成队地从筑垒工事里走了出来。到当天夜间，城市所有的敌人全部被肃清。

　　4月10日清晨，华西列夫斯基接到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打给他的祝捷电话。在电话里，最高统帅高兴地告诉他，他已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同时，还准备为他颁发第二枚“胜利”勋章。

　　斯大林说：“我祝贺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希望您取得更大的成就！这就是全歼东普鲁士境内的法西斯匪帮。”

　　华西列夫斯基十分激动，他对党和国家给予的巨大荣誉表示感谢。

　　最后，他说道：“斯大林同志，请放心。我将迅速执行您的指示，全歼泽姆兰德半岛上的残余敌军！”

　　确实，华西列夫斯基值得骄傲和自豪。要知道，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荣获过两枚苏军最高军事勋章——“胜利勋章”的只有三个人，除了他本人外，再就是斯大林和朱可夫。

　　哥尼斯堡被攻克后，在整个东普鲁士就只剩下了敌军泽姆兰德集团。它在这时还有8个师的兵力，其中只有1个坦克师。而且，它已绝对地处在强大苏军的包围之中。海路上有波罗的海舰队的严密封锁；陆路则被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围得铁桶一般；即使在空中也有终日不断的苏军航空作战飞机在他们头上盘旋巡视。鉴于敌泽姆兰德集团已经插翅难逃，4月11日，华西列夫斯基向他们发布了劝降通牒。然而，华西列夫斯基的这个要求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得到回答。

　　4月13日凌晨，华西列夫斯基命令预定的突击集团以双倍敌人的兵力发起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强大攻势。按预先计划，突击地点选择在泽姆兰德半岛中部的费什豪森方向，目的是分割敌军集团，然后加以各个歼灭。担负主攻任务并从北向南并肩作战的是近卫第二、第十一集团军，第五、第三十九、第四十三集团军。

　　4月17日傍晚，泽姆兰德半岛上的德军被彻底肃清了。

　　4月25日，在波罗的海舰队的积极配合下，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攻克了皮拉岛。这是德军在泽姆兰德半岛上的最大港口，也是它在这里的最后一个要塞和据点。

　　至此，整个东普鲁士战役以苏军的最后全面胜利而告终。由此，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在东方的最大防御堡垒彻底陷落了。

　　1945年4月27日，也就是当东普鲁士战役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就奉最高统帅部命令离开了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他知道，这次调离后等待他的将是更重大的使命，即由西线转赴东线，奔赴远东领导和指挥最高统帅拟议之中的未来对日作战。

挂帅远征实施远东对日战役

　　远东苏军各方面军的部署为：“满洲”西部边境的是外贝加尔方面军，方面军司令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捷夫钦科夫中将。“满洲”东北部的是远东方面军（后改为远东第二方面军），方面军司令为普尔卡耶夫大将，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列昂诺夫中将。部署在“满洲”东部边境的是滨海集群（后改称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为麦列茨科夫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是什蒂科夫上将，参谋长是克鲁季科夫中将。

　　此外，参加远东苏军对日作战的还有尤马舍夫海军上将指挥的太平洋舰队和安东诺夫海军少将指挥的阿穆尔河区舰队。这两支舰队也受华西列夫斯基的苏联远东军总指挥部节制和指挥。

　　1945年7月30日，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远东军总司令一职。实际上，从4月底至8月初，华西列夫斯基一直是以远东军总司令的身份在领导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

　　但多数人并不知道此事，只是知道有一个“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因为，在此间的一切公开场合，华西列夫斯基都是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大本营成员兼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的身份出现的。

　　根据日本关东军的实际兵力及其部署状况，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分析了敌人的弱点和优势，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当时远东苏军的实际情况，展开了制订对日作战计划的全面工作。

　　其中主要一点是，经过请示最高统帅斯大林，根据远东新的敌我对比变化，他们提出了改防御为进攻的战略。

　　华西列夫斯基认为，现在对日作战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对德作战。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在德国投降后日军根本不敢再进攻苏联了，所以必须坚决地实施突击进攻才能最后消灭关东军。

　　华西列夫斯基认为，日本关东军的部署及其战略意图显然是守势，它在兵力配置和部署方面的最大弱点在于缺乏可靠的后方。关于日军的长处，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在滨海地区对面苏军可以实施进攻的各个方向上，已经全被关东军的筑垒防御和大量兵力所封锁。

　　经过对关东军的情况仔细研究之后，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便初步确定了通过数路突击来分割敌军的总战略意图。这样做的优点在于，一是可以从敌人防御的薄弱地域利用快速兵团突击，从而一举插入敌后；二是在敌防御坚固地区的突击可以牵制住敌军的有效机动，在行进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7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飞到赤塔。这里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他的远东军总指挥部先期驻地就在距此西南方向25千米远的地方。后来，他的指挥部转移到了麦列茨科夫的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部那里。

　　8月8日，置身于远东前线的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到克里姆林宫。他向斯大林建议，应该把原来拟定的8月9日凌晨3时的进攻时间提前至0时10分，以增强进攻的突然性。斯大林同意了。

　　8月8日夜，远东苏军三个方面军按照统一计划隐蔽地进入进攻出发阵地。从8月9日零时10分至凌晨1时，苏军未经炮兵和航空兵火力准许就发起了全面进攻。

　　总攻发起以后，空军先后出动了两批共480架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对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等地的军事工业基地及铁路枢纽和机场等重要目标实施了集中轰炸。

　　日空军慑于苏军的威力，在战役的第一天就转移到南朝鲜和本土，所以苏军一开始就掌握了战区制空权，为地面部队顺利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9日零时10分，外贝加尔方面军各先遣支队越过边界，率先发动了进攻。从拂晓开始，第一梯队各集团军分12路向东挺进。行动迅猛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每昼夜前进达150公里，12日已纵深前进约400公里，越过了大兴安岭，前出至东北平原。

　　但这时油料告罄，装甲大军不得不在鲁北和突泉集结休整两天。得到情报的日军出动了86架轰炸机，进行了12次集中轰炸，击毁了苏军150辆坦克、27门火炮和42辆汽车。直至14日，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才得到了空运的油料供应，重新恢复了进攻，左翼先头部队攻占洮南，歼灭伪满骑兵第一师，俘敌1300多人。

　　至此，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圆满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打开了进军日本关东军心脏地区的大门，从而加快了整个方面军的前进速度，为其他集团军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5年8月14日，日本通过瑞士向各盟国发出了同意无条件投降的电报。同时，裕仁天皇在秘密录音室里录制了投降诏令的录音磁带，以备明晨向全世界播出。

　　然而，受到陆相阿南支持的以畑中少校为首的一批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直至这最后的时刻仍然拒绝无条件投降。

　　是日深夜，他们以一个警备师的兵力发动了占领皇宫的叛乱。他们企图搜出天皇的投降诏令录音带和联席会议记录，结果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

　　他们随后又向主和派官员大开杀戒，铃木首相和平沼议长是他们的首选目标。可是，赶到两家后，首相和议长都事先躲出去了。于是，叛乱者愤怒地烧掉了他们的住宅。

　　至15日清晨，叛乱被田中中将为首的东部军区部队平息。

　　叛乱主要首领畑中、幸贺等被命令剖腹自杀。随后，阿南陆相也被迫剖腹自杀谢罪。

　　8月14日深夜，在得到了日本政府决定全部接受波茨坦公告条件的报告后，斯大林立即打电话通知了总参谋部的安东诺夫和远东前线的华西列夫斯基。

　　他特别提醒华西列夫斯基说：“请注意明日以后日军在战场上的行动。如果对方放下武器投降，苏军必须以人道主义待之；如果日军仍继续顽抗，则坚决彻底地消灭之。”

　　得此消息，华西列夫斯基高兴异常。

　　在他看来，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终于招架不住了，这也许是它比西方战争狂徒希特勒明智的地方所在。

　　但是，他也同时感到，中国东北战场上实力尚未完全消耗的日本关东军，是不会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就俘的。就是说，今后的任务将更加复杂化了。

　　果然不出所料，所有各个作战方向上的日军在15日这一天都没有停止战斗的任何表示，有些地段上的战斗仍旧十分激烈。

　　当天晚上，华西列夫斯基将这一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斯大林和大本营。总参谋部也向斯大林报告说，并未发现有日本军部给关东军和其他各作战部队下达停战令。对此，似乎也在斯大林的预料之中。他显得非常镇静，处理起来也极为轻易。他指示安东诺夫说，应该立即在报纸上对战场的实际情形加以说明，同时命令各作战部队，在敌人尚未在实际上无条件投降以前仍应继续采取积极行动。

　　在随后的几天里，华西列夫斯基下达命令给马利诺夫斯基、麦列茨科夫、普尔卡耶夫，要求其所属各前线部队继续按计划发展进攻，坚决消灭一切尚在顽抗中的敌军。

　　于是，至19日日终时，整个方面军已经前出到了赤峰、沈阳、长春和齐齐哈尔一线，其所占领地域已经接近60多万平方千米。

　　远东第二方面军所属各部，在这几天内占领了北满战略重镇佳木斯，沿松花江溯流而上直取哈尔滨的进攻也态势良好。此外，太平洋舰队已牢牢地封锁住了朝鲜北部沿岸。

　　至8月17日，山田司令官终于意识到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乃于15时通过关东军司令部的广播电台向华西列夫斯基提出了进行停战谈判的请求。这时，距他接到日本大本营停战令已经过去了近23个小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广播中说：

　　为了尽快实现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我们关东军首长今晨颁布命令，以便我方代表乘坐的飞机能在8月17日10至14时之间飞往牡丹江、密山、穆棱，同苏联红军当局建立接触。关东军司令部希望这一措施不致引起任何误会。

　　两个小时后，华西列夫斯基又收到了山田本人亲自签署的无线电报，说他已命令所属部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交出武器。又过了两个小时，即19时，日军飞机在远东第一方面军驻地地段上投下了两个通信筒。筒内装有日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要求。

　　然而，在整个远东苏军的其他大多数作战地段上，日军仍在做着顽强的反抗。鉴于此，华西列夫斯基当即发电报给山田司令官，命令其在8月20日12时起在全线停止对苏军的任何战斗行动，并缴械投降。

　　同时，华西列夫斯基下达命令给麦列茨科夫，要求他派出代表到牡丹江和穆棱两地的机场，授权他们通知关东军司令部的代表，明确告知对方，只有当日军开始投降缴械时，苏军的军事行动才能停止。

　　应该指出的是，华西列夫斯基所采取的这种拖延受降期限的做法，在一方面，确实有他向山田等日军方面所名正言顺地解释的成分，即很多地段上的日军并没有停止抵抗，山田也没明说要缴械投降，另外担心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不能按时送达各部队，等等。

　　一般地说，这些是基本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这里也有苏联政府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另外打算，这就是，趁日军混乱之际更多地占领原日军所盘踞的地区，其中尤其是中国东北各大中心城市与各铁路沿线，包括整个中东铁路全线，即长春至旅顺口这一线正是苏联的未来利益所在。

　　这样，即可以对英美等盟国夸口自己全部消灭了关东军部队，又可以向国民政府说是它帮助解放了东北全境，以在中苏互助同盟条约的双方谈判时增加自己的砝码。

　　此外，他们还可以更多地从这些地区最大限度地掠取财富——名义上是对日作战的“战利品”。

　　18日晨3时许，山田再次致电华西列夫斯基，答复苏军说，日本关东军将立即向苏联远东军履行一切投降条件。

　　山田还说，关东军司令部已经在答复总司令阁下的同时向所属各部队下达了相应的命令。

　　当天上午，华西列夫斯基就开始接到有关前线苏军指挥部的报告。报告说，从上午8时起，很多前一天还在激烈抵抗的日军师团，纷纷派来代表商谈受降事宜。

　　鉴此，华西列夫斯基深感形势逼人，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来组织和实施这样空前巨大的突击占领和受降活动。为此，他立即向各方面军首长下达了用快速支队占领长春、沈阳、吉林、哈尔滨等大城市的命令。

　　后来，他又向各方面军首长提出，对重要的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的占领，还必须立即组织精干的伞兵分队，以它们为先导而迅速执行快速支队的先期任务。

　　远东时间19日15时30分，在麦列茨科夫元帅的陪同下，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与秦彦三郎和宫川举行了关于日军在整个东北和朝鲜地区无条件投降事宜的谈判。

　　华西列夫斯基向秦彦提出了投降程序的要求，指定了受降的集合点、行动路线和具体时间。

　　秦彦立即表示接受苏军的安排。他还向华西列夫斯基解释说，某些日军部队所以未及时执行缴械命令，是由于关东军当局没能把投降令传达下去。因为关东军司令部在苏军发起进攻的第二天，就已经失去了对某些部队的指挥。

　　华西列夫斯基还警告他说，所有日军的投降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包括军官在内一并转交苏军，不得有任何差错之处。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秦彦三郎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对华西列夫斯基的每项要求，总是连连点头称是，甚至不惜卑躬屈膝。

　　至8月底，以消灭日本关东军有生力量、解放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为目的的远东战役，胜利地结束了。不仅日本关东军彻底败亡了，整个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也被全部打碎了。

　　华西列夫斯基和所有参加这次远东作战的苏军全体将士一样，每人都获得了一枚“战胜日本”奖章。此外，他再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目录

德军在苏联战场受挫

苏德双方争夺战略主动权

德军在苏联的夏季进攻

苏德两军的斯大林格勒会战

苏军发动一九四二年冬季攻势

扭转战场局势的库尔斯克会战

砸碎德军梦想的第聂伯河会战

地中海、北非的反击

北非地中海战场的战略重点

改变战场态势的阿拉曼战役

英美军歼灭侵非轴心国军队

盟军夺取地中海制海权

欧洲战场的战略转移

盟军夺取西西里岛战役胜利

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

英美掌握大西洋战场主动权

对德国的空中进攻联合战略

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

日将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

美国调整“先欧后亚”战略

美日航母决战珊瑚海

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战役

瓜岛制胜盟军掌握主动权

德军在苏联战场受挫

苏德双方争夺战略主动权

　　莫斯科会战和苏军发动冬季总攻后，德军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冬季作战结束时德军伤亡总数达116万余人。尽管如此，1942年春，他们尚拥有860万人的庞大兵力。在苏德战场，部署着德军及其仆从国军队近620万人，坦克3229辆，各种火炮约5．7万门，作战飞机3395架。

　　而苏军取得两大战役的胜利之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至1942年5月，苏军作战部队共510万人，坦克约3900辆，火炮、迫击炮4．49万门，作战飞机2200多架。与此同时，盟国对苏军的援助越来越大，并且对德军采取的行动也越来越积极，日本北进威胁苏联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总的态势看，苏德战场的形势已朝着对苏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1942年4月5日，德军统帅部发布东线作战第四十一号训令，希特勒被迫放弃一贯奉行的全线进攻战略，采取逐次进攻战略，要求“歼灭苏军残存的有生力量，尽可能多地夺取它的最重要的战争经济资源”，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

　　作战的基本方针是：

　　中路陆军放慢进攻速度；在北面，应攻陷列宁格勒，并与芬兰军队建立陆上联系；在陆军战线南翼，应楔入高加索地区。

　　考虑到冬季会战的结果、可供使用的兵力兵器和运输状况，只能逐步实现上述目标。

　　希特勒确定的先后顺序是：

　　目前应把所有可以动用的兵力集中到南段主要作战方向，以歼灭顿河前面的敌人，接着占领高加索地区的油田和通往高加索山脉的通道。

　　一旦包围地区形势发展允许，或者从别的地方抽出足够的兵力，就应最后攻占列宁格勒和夺取英格曼兰。

　　为实现上述目标，并为夏季作战做好准备，希特勒决定，首先在克里米亚肃清刻赤半岛的苏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在哈尔科夫地域铲除苏军在巴尔文科沃的突出部。

　　就在希特勒磨刀霍霍准备打败苏联的时候，苏军最高统帅部也在酝酿于1942年彻底粉碎希特勒军队的计划。

　　苏军最高统帅部认为，1942年夏季，德军可能在莫斯科和南线发动大规模进攻，其中莫斯科方向将是德军的主攻方向，此线将决定1942年夏季战局的成败。为此，苏军将战略预备队的大部兵力集中到布良斯克地域。

　　第5坦克集团军也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后方展开。西南方向则只配置了很少的预备队，而且没有制订应急的行动方案。

　　由于苏军在冬季攻势之后，必要的预备队尚在组训之中，兵力、兵器不足以展开大规模进攻战役，因而关于而后一个时期的行动计划，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采取积极的战略防御，但同时应在克里米亚、列宁格勒和杰米扬斯克、哈尔科夫地域、斯摩棱斯克方向、利沃夫——库尔斯克方向实施局部性进攻战役，在夏初消耗、疲惫敌人，待积蓄足够的预备队后，再展开大规模进攻。

　　1942年4月下旬，苏军最高统帅部批准西南方面军在南方面军部分兵力协同下实施哈尔科夫进攻战役。

　　计划确定：

　　从沃尔昌斯克、巴尔文科沃屯兵场对哈尔科夫发动向中心突击，粉碎德军哈尔科夫集团，夺取哈尔科夫，然后调整部署；从东北面实施突击，夺取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锡涅利尼科沃，使德军失去第聂伯河上的重要渡口和锡涅利尼科沃铁路枢纽，为解放顿巴斯创造条件。

　　为了便于在临近的夏季进攻中指挥南翼的军队，苏军最高统帅部于1942年4月21日任命布琼尼为北高加索方向总司令，统一指挥克里米亚方面军、塞瓦斯托波尔防区、北高加索军区、里海和亚速海区舰队。

　　苏德双方争夺战略主动权的作战行动，是从1942年春德军进攻刻赤半岛开始的。

　　德军进攻刻赤半岛前，这里的形势十分复杂。在这一地域与德军对峙的是苏军克里米亚方面军，它拥有第四十七、第五十一和第四十四编有加强兵器的集团军，共计21个步兵师、3577门火炮和迫击炮、347辆坦克和400架飞机。与德军第十一集团军拥有的10个半步兵师、2472门火炮和迫击炮、180辆坦克以及不到400架飞机相比，苏军占据明显优势。

　　2月至4月，克里米亚方面军曾3次试图突破德军防线，均未成功，被迫转入防御。但是，方面军的战役布势却仍按进攻态势部署，不适于进行防御。2／3的兵力集中在北部直至基特的突出的弧形阵地上，南部的第一线只有3个师加上预备队的两三个师，不足6个师，兵力薄弱。

　　针对苏军的兵力布置，德军曼施泰因制订了代号为“鸨”的作战计划。“鸨”计划的基本企图是：

　　第三十军以3个师的兵力沿黑海海岸对苏军薄弱的南部防线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突破防线后迅速向北部苏军后方和翼侧迂回，会同在北部担任佯攻任务的德军第四十二军和罗马尼亚第七军围歼北部苏军集团。

　　与此同时，德军计划从费奥多西亚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乘突击艇在苏军后方登陆。

　　1942年5月8日，德军第十一集团军发起“鸨”作战行动，航空兵对克里米亚方面军进行了密集突击。担任主攻任务的德军第三十军首先向苏军薄弱的第四十四集团军发起攻击，担任偷袭任务的德军也在苏军后方登陆成功。

　　第四十四集团军由于缺乏充分的准备，没有建立纵深梯次防御，防线很快被突破。德军随后迅速向北部的苏军第四十七、第五十一集团军迂回，企图合围北面的苏军。

　　鉴于局势严重，苏军最高统帅部于5月10日清晨命令克里米亚方面军撤至土耳其壁垒，组织顽强的防御。但是，方面军领导没有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5月11日，最高统帅部责成北高加索方向总司令布琼尼急速前往克里米亚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刻赤市，整顿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使用一切防御手段，一切部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器，不让敌人向土耳其壁垒以东推进”。由于克里米亚方面军错过了时机，推迟了两昼夜才撤退，未能在土耳其壁垒组织起坚强的防御。5月13日，土耳其壁垒被突破。

　　5月14日，德军突至刻赤城西部和南部。布琼尼在征得最高统帅部的批准后，被迫下令克里米亚方面军撤出刻赤半岛。15日，德军占领刻赤半岛。

　　5月15日至19日，苏军一面反击德军的攻击，一面横渡刻赤海峡撤往塔曼半岛，几天内共撤出近12万人。未及撤出的人员，则留在刻赤半岛的许多采石场内坚持战斗，最后大都壮烈牺牲。

　　刻赤半岛一战，在兵力、兵器方面占有很大优势的苏军克里米亚方面军损失约17．65万人、300多辆坦克、近3500门各种火炮、400架飞机。这是苏军自莫斯科保卫战胜利以来的第一次严重失利。

　　苏军最高统帅部对此十分重视，于1942年6月4日专门发出训令，总结了苏军失利的原因。

　　训令指出：克里米亚方面军领导“不理解现代战争的性质”，是苏军失利的基本原因。这突出表现在，他们把各师展开成一线，没有建立第二、第三梯队，在敌人突破防线后，未能派出足够的兵力抗击敌人，封闭突破口；而且，不顾开阔平原的地形特点，让全部步兵和炮兵过分接近敌军；不能有效地组织各集团军之间、地面部队与航空兵之间的协同；撤退时缺乏组织；在战术上，当德军对左翼实施主要突击时，苏军不是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右翼，而是消极怠战，结果使德军轻易突破防线，达成合围。

　　德军第十一军夺取刻赤半岛之后，转而将全部兵力用于攻打塞瓦斯托波尔，共集结约20．4万人、450辆坦克、2000多门火炮以及600架飞机的强大兵力。与驻守塞瓦斯托波尔的苏军10．6万人、600门火炮、38辆坦克和53架飞机相比，德军占有明显优势。

　　6月2日至7日，塞瓦斯托波尔遭到德军地面及航空炮火的猛烈攻击。

　　6月7日拂晓，德军转入进攻。德军第五十四军从北面和东北面对北湾东端实施主要突击，第三十军从卡马雷地区越过萨莲山向塞瓦斯托波尔东南郊实施辅助突击，罗马尼亚山地军在中段进行牵制。

　　前5天，苏军顶住了德军的疯狂进攻。

　　由于德军成功地从海上封锁了苏军的交通补给线，塞瓦斯托波尔守军的补给日益困难，弹药日缺，兵力消耗也很大。相反，德军在得到第十七军的加强后，突击力大大增强。

　　6月18日，德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推进到北湾、因克尔曼和萨蓬山等地。6月29日，德军楔入塞瓦斯托波尔市区。

　　6月30日，苏军被迫从坚守8个月之久的塞瓦斯托波尔撤退。

　　塞瓦斯托波尔的失守，使苏军失去了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整个克里米亚落入德军之手。这对苏军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进一步恶化了总的形势；而对德国来说，自然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就使德军能腾出一个有作战能力的集团军和相当数量的加强兵器。

　　德军在刻赤发动进攻后的第五天，即1942年5月12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在哈尔科夫方向转入进攻。德军当时也正准备进攻，目的是守住哈尔科夫，消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域德军南翼交通线的危险，并占领北顿涅茨河以西、哈尔科夫东南地区，为而后渡河东进创造条件。为此，德军在哈尔科夫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力。

　　苏军西南方面军的进攻开始时很顺利，各突击集团3天内就突破了德军第六军的防御。在哈尔科夫以北推进18至25千米，以南推进25至50千米，德军第六军处境危急。

　　苏军如将快速兵团及时投入突破口，即可迅速扩大战果。但是，西南方面军领导被所谓兹米约夫地域有德军坦克重兵团的情报所迷惑，直至17日才将各坦克部队投入战斗，延误了战机。德军得以从容调集援军，封闭突破口，并在后方组织起顽强的防御，苏军进攻速度锐减。

　　5月17日晨，德军“克莱斯特”集群以15个师的兵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转入反攻。这一情况完全出乎苏第九集团军和整个南方面军的预料。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德军突破了第九集团军防线，向前推进20千米，很快对第五十七集团军和从南面进攻哈尔科夫的西南方面军突击集群的后方构成威胁。

　　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这一严重威胁，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苏军最高统帅部也未能认清形势，没有接受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提出的立即停止对哈尔科夫进攻、以消除来自南面的威胁的建议。

　　5月18日，西南方面军的形势急剧恶化，华西列夫斯基再次建议停止进攻，抽调巴尔文科沃突击集团的主要兵力肃清楔入之敌，恢复第九集团军的态势，但再次遭到最高统帅部的拒绝。

　　5月19日，情况更趋恶化。直至下午德军楔入苏军后方、企图在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合围苏军时，苏军才下令停止对哈尔科夫的进攻，调转南部集团对付楔入的敌人，但是为时已晚。此时，德军已重创第九集团军，并将其赶过了顿涅茨河。随后，德军“克莱斯特”集群和第六军迅猛楔入苏军第六、第五十七集团军和博布金将军的集团军战役集群后方。

　　5月23日，在巴拉克列亚以南10千米地区会合，合围了这些苏军。与此同时，德军还加强了在沃尔昌斯克方向的突击，并成功地合围了苏军第二十八集团军。

　　为了打破德军的合围，西南方向指挥部指令第三十八集团军从外部实施突击，但没有多大成效。被围苏军除小部分突围成功外，大部分坚持至29日被歼。此战是苏军自刻赤失败后遭到的一次更为惨重的失败。苏军牺牲和被俘达23万人，损失坦克755辆、火炮5000多门。西南方面军副司令员科斯坚科中将等众多高级将领阵亡，而德军仅损失2万人。

德军在苏联的夏季进攻

　　德军统帅部在1942年春季夺得苏德战场的战略主动权后，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加紧进行夏季进攻的准备，并于6月初制订了为在苏德战场南翼发动攻势而首先采取的两个大规模进攻战役计划，即沃罗涅日进攻战役和坎捷米罗夫卡进攻战役，统称“蓝色”行动。此时，苏德战场南翼已移至奥廖尔以东、沃罗涅日、米列罗沃、罗斯托夫，以及亚速海东岸一线。

　　沃罗涅日战役，预定在向心方向实施两个突击行动：一个从库尔斯克东北地域向沃罗涅日突击，代号“蓝色1号”；另一个从沃尔昌斯克向奥斯特罗戈日斯克方向实施突击，代号“蓝色2号”。德军企图通过此役粉碎沃罗涅日方向上防御的苏军集团，将其围歼于旧奥斯科尔以西地区，前出到沃罗涅日至新卡利瓦特地段的顿河一线，并在顿河东岸占领登陆场。坎捷米罗夫卡战役，代号“蓝色3号”，则预定在德军推进到沃罗涅日地区以后开始。

　　根据制订的计划，德军实施第一个战役的突击集团于6月下半月在库尔斯克东北地区和哈尔科夫东北地区基本完成集结和展开。与此同时，在顿巴斯也开始集结兵力，准备实施第二个战役。

　　为了保证夏季进攻战役的顺利实施，德军统帅部从德国、法国以及苏德战场其他方向抽调约29个师的兵力加强沃罗涅日方向的突击力量。

　　这样，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集团军总数增加至8个。此外，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也正在向乌克兰调动。

　　为适应在西南方向实施重点进攻的需要，德军统帅部在夏季进攻前夕，对德军东线部队的指挥结构进行了调整。德军南方集团军群被分为B、A两个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由博克元帅指挥，下辖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第二、第六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二集团军；A集团军群由利斯特元帅指挥，下辖德军第二十一装甲集团军、第十七和第十一集团军，以及意大利第八集团军。这次改编于7月上旬最后完成。在B集团军群中又建立了由德军第二集团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二集团军组成的“魏克斯”集团军级集群。

　　截至1942年6月底，德军在苏德战场的兵力总共达11个野战集团军、4个装甲集团军、3个战役集群，共计230个师又16个旅，共560万余人、9000多门火炮、3700辆坦克和3200余架作战飞机。

　　德军最大的重兵集团A、B两个集团军群，配置在苏德战场西南方向。这里展开了当时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37％以上的步兵团和骑兵团，53％左右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这两个集团军群的编成内共97个师90万余人、1200辆坦克、1．7万余门火炮、1640架作战飞机。与德军部队相对峙的苏军，在人员和坦克的数量上与德军大致相等，但飞机、火炮较德军落后。

　　苏军经过5月和6月的数次战役后，尚未获得时间进行补充休整和调整部署。6月底，苏军在苏德战场北段和中段的部署基本未变，南翼较之5月初稍有变动。苏军撤销了西方向、西南方向、北高加索方向的指挥部，布良斯克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改由苏军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布良斯克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的任务是固守现有阵地，在沃罗涅日、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方向组织防御。新组建的高加索方面军负责掩护亚速海和黑海东岸。西方向和西北方向的苏军部队，基本任务是改善现有态势，牵制德军兵力。

　　6月28日，德军发起侵苏战争第二年的夏季进攻。德军B集团军群的“魏克斯”集群向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突击，从苏军第十三集团军和第四十集团军的接合部突破了苏军防御。6月30日，德军第六集团军从沃尔昌斯克地区发起进攻，突破了苏军第二十一、第二十八集团军的防御。至7月2日，德军突破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和西南方面军右翼的防御，并向纵深推进约80千米，给苏军造成了前出顿河、占领沃罗涅日的威胁。

　　为阻止德军进攻，苏军最高统帅部将大本营预备队中的3个集团军调至顿河地区，并将新编第五装甲集团军集中到北面的耶列茨地区，对进攻沃罗涅日的德军集团后方和翼侧实施反突击。苏军第五装甲集团军的反突击，迫使德军统帅部将沃罗涅日地域的突击集团分兵北调，从而削弱了德军对沃罗涅日的进攻。苏军的反突击措施，虽然降低了德军的推进速度，但德军仍于7月6日楔入沃罗涅日。

　　为便于指挥在沃罗涅日方向作战的部队，苏军最高统帅部于7月7日将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各集团军编为沃罗涅日方面军，并赋予其肃清顿河东岸德军并扼守东岸的任务。

　　此时，德军向沃罗涅日方向的进攻虽被制止，但这个方向的形势仍十分危急。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防御地带正面约300千米、纵深150至170千米被德军突破，德军已前出到顿河，并在沃罗涅日以西强渡了该河，由北向南对苏军西南方面军右翼实施深远迂回，从而对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后方构成极大威胁。

　　德军统帅部决定沿向心方向分两路向坎捷米罗夫卡实施突击。

　　7月7日，德军A集团军群第一装甲集团军展开进攻，防守顿巴斯的苏军南方面军右翼和中央的部队有组织地向东南实施后撤。同日，德军第六集团军强渡黑卡利特瓦河，向东南发展进攻。至7月11日，进入顿河大弯曲部，从东北和东面包围了苏军西南方面军主力。苏军被迫在坎捷米罗夫卡以南和西南苦战。由于驻卡拉奇的西南方面军指挥部从7月7日起同所属部队大部失去联系，苏军统帅部决定西南方面军中央和左翼部队转隶南方面军。

　　德军前出顿河中游后，希特勒命令第四装甲集团军转隶A集团军群，从斯大林格勒方向转向罗斯托夫方向推进，以便对苏军南方面军实施更大合围。

　　7月15日，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先头部队已前出到莫罗佐夫斯克和米列罗沃地区，德军第一装甲集团军先头部队则前出到卡缅斯克地区，苏军南方面军在顿河西岸的情况日益严重。

　　为免遭合围，苏军统帅部决定将南方面军从顿巴斯撤过顿河，协同北高加索方面军部分兵力在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至巴加耶夫斯卡亚一带的顿河东岸，以及罗斯托夫以北接近地组织防御。7月15日，苏军南方面军开始后撤。7月23日，德军第一装甲集团军楔入罗斯托夫，守卫该市的苏军第五十六集团军退至顿河东岸。至24日，南方面军主力已撤至顿河东岸。

　　6月28日至7月24日，苏军在沃罗涅日方向和顿巴斯进行的防御战役以失利告终，防御部队在德军突击下被迫后退150至400千米。

　　德军突破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防御后，推进到顿河大弯曲部，攻占了重要战略据点罗斯托夫，强渡了顿河下游，从而对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构成直接威胁。

　　苏军最高统帅部对德军1942年夏季攻势主要突击方向判断失误，又无法及时调整部署做好防御准备，结果遭到失利。但是，德军合围并歼灭苏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的基本目的并未达到。苏军经过顽强抵抗，被迫后撤，随后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及高加索会战。

苏德两军的斯大林格勒会战

　　1942年春至1942年7月，苏军在哈尔科夫战役和克里米亚战役中的失利，使德军凭借其在西南方向的优势兵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和高加索方向迅速发展进攻。

　　苏军在抵抗失败后，忍痛放弃了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南部地区，退至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山前地带。

　　德军于7月中旬以前前出到顿河大弯曲部，威逼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伏尔加河。于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决定性会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拉开了帷幕。

　　斯大林格勒位于伏尔加河下游西岸、顿河大弯曲部以东约60千米处，是苏联欧洲部分东南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铁路和内河运输枢纽、欧亚两洲的咽喉，也是苏联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战前人口约60万。

　　斯大林格勒以西、以南为广阔的顿河下游地区、库尔班河流域和高加索，这些地区是苏联粮食、石油和煤炭的主要产区。

　　1941年乌克兰被德军占领后，斯大林格勒便成为苏联中央地区通往南方重要区域的唯一交通线的咽喉，战略地位更趋重要。斯大林格勒市区沿伏尔加河西岸延伸，呈狭长形，地势起伏不平，市内有许多高大建筑。城西近郊地势较高，城东河岸陡峭，城南多长条形湖泊。市区附近的伏尔加河河宽1至2千米。

　　德军的战略企图是：

　　集中主力于苏德战场南翼，迅速攻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占领巴库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夺取丰富的石油资源、粮食和工业设施，然后北取莫斯科，南出波斯湾。

　　最初将主力集中在高加索方向，企图首先以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进攻行动保障对高加索的突击。

　　德A集团军群越向高加索推进，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战斗对其后方的威胁越大。陷入斯大林格勒的作战后，德军甚至想短时间的摆脱都不可能，哪怕想在这里转入防御也不行了。

　　对德军来说，摆脱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击溃苏军，夺取斯大林格勒地域。不解决这两个问题，要想稳定南方法西斯德军的整个战略路线，尤其是保障高加索方向，是不可能的。

　　由于防守斯大林格勒方向的苏军顽强作战，打乱了希特勒的计划，迫使其将主力转移至斯大林格勒方向进行决战，从而使这一方向很快就从辅助的地位变成了整个苏德战场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方向。

　　苏军最高统帅部正确分析了形势，决心在苏德战场南翼组织坚强防御，阻止德军进攻，坚守斯大林格勒，逐步消耗德军突击集团，为组训和调遣预备队赢得必要的时间，在条件具备时，即转入反攻，以歼灭德军重兵集团，扭转整个苏德战场的形势。

　　德军统帅部最初指定由B集团军群的第六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担任斯大林格勒方向的突击任务。

　　但是，当B集团军群前出到顿河大弯曲部后，希特勒认为斯大林格勒方向无需用那么多兵力，遂命令第四装甲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方向南下，转隶A集团军群，以便向罗斯托夫发展进攻。

　　为使第六集团军集中最大限度的兵力进攻斯大林格勒，又向B集团军群调拨了意大利第八集团军，该集团军前出到顿河沿岸，在顿河西岸的巴甫洛夫斯克至韦辛斯卡亚地段展开。

　　在斯大林格勒方向担任空中支援任务的是得到德军第八航空军加强的第四航空队部分兵力。这样，截至7月17日，在斯大林格勒方向进攻的德军部队计有实力较强的德军第六集团军的14个师、3000门火炮、近500辆坦克和1200架飞机。

　　为了建立新的防线，苏军从纵深前出后，从行进间就地占领了没有构筑防御设施的阵地。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大多数部队都是新建部队，又非常缺乏歼击航空兵、反坦克和防空火器，许多师弹药不足。

　　鉴于斯大林格勒方向所形成的独立性和双方在这里已集结大量兵力，为便于统一指挥防御部队抗击德军进攻，苏军最高统帅部遂于7月12日决定在西南方面军原有基础上组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担负斯大林格勒方向的防御任务。铁木辛哥元帅被任命为方面军司令员。

　　实际上，到7月17日，与德军第六集团军当面对峙的主要是苏军第六十二、第六十三集团军的12个师约16万人、2200门火炮、约400辆坦克和近500架飞机。此外，苏军远程轰炸航空兵和国土防空军歼击航空兵还可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任务是：

　　固守巴甫洛夫斯克至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一线，阻止德军向伏尔加河推进，消耗、削弱德军的有生力量；坚决守住斯大林格勒，钳制德军突击集团主力，为而后转入反攻歼灭德军重兵集团创造条件。

　　鉴于要以有限兵力防守很长的防线，方面军决心集中主力于左翼的顿河大弯曲部，并掌握强大的战役预备队，准备适时向西南和西方实施强大的反突击，粉碎德军进攻。

　　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及其市区，苏军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还构筑了4道防御地带，即外层围廊、中层围廓、内层围廓和市区围廓。会战开始前，尽管这些围廓的工程仅完成40%~50%，但仍对城市防御起到不小的作用。

　　斯大林格勒城防委员会和州党委，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民兵和城市消防，组织了由工人、农民组成的许多民兵营。苏军统帅部采取的措施，改善了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形势，消除了德军突然冲至伏尔加河的威胁。为攻占斯大林格勒，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决定：

　　对斯大林格勒市中心实施两路突击，即以4个师的兵力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地域向东，以3个师的兵力从萨多瓦亚车站地域向东北，分别实施突击，分割苏军防线。斯大林格勒西北和以南的其余德军部队，则采取牵制行动。

　　截至9月12日，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有6个集团军防守从巴甫洛夫斯克到耶尔佐夫卡一线；东南方面军有4个集团军防守斯大林格勒市区和南部的湖泊地带。

　　9月13日，德军第六集团军开始对市区中部大举进攻。

　　从9月13日至26日，德军向市中心的第六十二集团军所属部队反复发动冲击。

　　9月14日，德军进攻马马耶夫岗和1号火车站，在不到4千米宽的正面集中了4个师。1号火车站的争夺持续一周之久，反复易手13次。

　　截至26日，德军以惨重代价在一个宽约10千米的地段击退苏军，占领了市中心区一部和城市南部，从库波罗斯诺耶地域前出到伏尔加河岸，切断了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与第六十四集团军的联系。

　　9月28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东南方面军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10月27日，经补充后的德军开始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强攻，主要突击指向在北部工厂区和奥尔洛夫卡地域防御的苏军部队。结果，双方在这里形成胶着状态，展开了反复争夺战。

　　10月14日和11月11日，德军先后攻占了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南部，并从这两处突击至伏尔加河河岸。

　　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被分割成3个孤立部分，但在市区仍固守着3个登陆场，面积分别为14平方千米、1．28平方千米和1平方千米。第六十二集团军依托这3块被分割的阵地，顽强死守，阻止德军进攻，一直坚持到防御战结束。

　　德军为攻占斯大林格勒，仅10月份就向斯大林格勒地域增调约20万人、近90个炮兵营、约40个受过专门攻城训练的工兵营。在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的防御正面上，德军主要突击兵团达8个师，约9万人，并配备有300余辆坦克。

　　德军不但实施猛烈的地面进攻，而且对斯大林格勒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在市区争夺的67天中，德军共出动飞机7万余架次，平均每昼夜1000至1500架次以上。苏军航空兵在市区战斗期间，共出动飞机4．5万余架次，平均每昼夜670余架次。

　　苏军为增加城防兵力，确保第六十二集团军不断得到新锐部队补充，以便长久地与德军反复争夺，从9月14日至10月16日的33天中，陆续向市区增派了10个步兵师、2个坦克师和1个步兵旅。

　　伏尔加河区舰队在从伏尔加河东岸向斯大林格勒运送人员、弹药和粮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区舰队的舰艇经常在德军炮兵和航空兵的袭击下渡过伏尔加河，把数万名战士和数万吨物资送到斯大林格勒。区舰队的渡河拖船、渡轮和装甲艇，在保卫斯大林格勒市期间，共完成约3．5万次航行。

　　9月中旬至10月4日，苏军先后在城北以及城南湖泊之间阵地发起反攻，迫使德军不断从突击斯大林格勒的部队抽调兵力应付苏军的这些突击。

　　为减轻德军对斯大林格勒市区的压力，苏军顿河方面军突击队于10月19日从斯大林格勒以北转入进攻。

　　10月25日，第六十四集团军也从南边对德军翼侧实施反突击。这一系列攻势行动有效地改善了第六十二集团军的困难处境。

　　朱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中指出：

　　斯大林格勒以北苏军地面部队和航空兵的作战行动，对第六十二、第六十四集团军固守斯大林格勒给予了不可估量的帮助。

　　至1942年11月18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防御阶段共持续4个月。德军先后调来50多个师的兵力，但始终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

　　德军在夺取斯大林格勒的作战中遭受巨大损失，死伤近70万人，损失火炮2000多门、坦克1000多辆、战斗机和运输机1400多架。德军完全被苏军钳制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陷入被苏军半包围的态势。

　　在这种形势下，苏军已悄悄地完成大反攻的准备。

　　苏军最高统帅部规定了1942年底至1943年初的战略任务：彻底改变苏德战争进程，解放南方重要工农业地区，粉碎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稳定莫斯科——斯摩棱斯克方向。

　　鉴于德军并未耗尽其全部进攻力量，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逐次消灭德军集团，首先消灭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德军重兵集团，进而击溃德军在南翼的全部军队。

　　苏军大本营和总参谋部从1942年9月起即开始拟制由3个方面军实施的围歼斯大林格勒地域德军的反攻计划。

　　11月13日，苏军统帅部批准代号为“飓风”的反攻计划。计划总企图是，利用苏军对德军第六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所形成的有利包围态势，以3个方面军对德军两翼实施突击，合围德军，然后消灭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德军主力。

　　截至反攻开始前，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共展开3个方面军：即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总兵力达110余万人，火炮和1．5万门，坦克1500辆，作战飞机1300余架。

　　转入反攻的日期规定为：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11月20日。这是因为，各方面军突击集团必须同时抵达卡拉奇和苏维埃茨基地域。西南方面军的突击集团应在3昼夜内向前推进110千米至140千米，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应在两昼夜内向前推进90千米。

　　为了牵制苏德战场其他地段的德军，使德军不能在苏军反攻期间向斯大林格勒方向调遣兵力，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于11月下半月和12月，以加里宁方面军部分兵力在大卢基方向展开进攻，以西方面军的军队在加里宁方面军部队协同下，对尔热夫和维亚兹马的德军实施突击，以外高加索方面军的军队向莫兹多克方向进攻。

　　11月19日拂晓，在持续80分钟的炮火准备后，苏军西南方面军以及顿河方面军右翼部队开始突击，揭开了反攻的序幕。苏军主要突击首先指向战斗力较弱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

　　在苏军第五坦克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突破罗马尼亚军队防御后，配置在罗军后方的德军企图以强大的反突击阻止苏军前进，但被苏军粉碎。在达成对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突破后，苏军即快速向纵深推进。

　　至日终时，进入突破口的苏军各部队已向德军纵深推进30千米至35千米，并继续向卡拉奇推进。

　　作战第一天，苏军顿河方面军只有第六十五集团军参战。该集团军切断了德军从顿河小弯曲部向西的退路，楔入德军防御纵深三五公里。

　　11月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五十一、第五十七集团军以及第六十四集团军左翼部队在斯大林格勒以南转入反攻，当日突破德军防御。第五十一集团军的第四机械化军，于11月22日前出到苏维埃茨基。

　　23日，该机械化军与西南方面军第四坦克军在卡拉奇和苏维埃茨基会合，合围了斯大林格勒附近德军集团的基本兵力，共计22个师，约33万人。苏军很快构成了绵亘的合围对内正面。西南方面军所属第五坦克集团军第二十六坦克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的第四坦克军，攻占了顿河东岸重要支撑点卡拉奇。

　　11月24日，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向被围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集团展开进攻。西南方面军围歼了被围在拉斯波品斯卡亚地域的罗马尼亚集团。

　　为加强合围对外正面上的兵力，苏军开始调整部署。

　　从11月24日至30日，苏军航空兵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共出动飞机5760余架次，平均每昼夜824架次，比德军出动架次多4倍，并取得了制空权。

　　至11月30日日终前，德军被压缩在方圆不到1500平方千米的地域内。在此期间，苏军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成功地击退了德军新建的“霍利德”战役集群的突击，并沿克里瓦亚河、奇尔河、顿河、科捷尔尼科沃以北之线组成了宽达500余千米的合围的对外正面。

　　苏军统帅部企图于12月初即对被围德军进行割裂、歼灭，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加之德军收缩了战斗队形，并利用了苏军1942年夏季构筑的工事，两个方面军围歼德军的企图没有成功。因此，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合围对内正面的苏军暂停进攻，着手进行进一步的周密准备。

　　德军统帅部为解救其被围集团和恢复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原有态势，决定在科捷尔尼科沃和托尔莫辛地域集结新锐部队，并向斯大林格勒实施突击，突破苏军合围的对外正面，解救其第六集团军和第四坦克集团军，然后恢复顿河防线。

　　为此，德军统帅部于11月初将在合围圈对外正面作战的德军改编为顿河集团军群，并从德、法和苏德战场其他方向抽调部队加强该集群。

　　顿河集团军群下辖“霍利德”战役集群、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残部、“霍特”战役集群。被围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名义上也归顿河集团军群指挥，但实际上由希特勒直接控制。顿河集团军群司令部是在德中央集团军群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基础上建立的。

　　顿河集团军群在韦慎斯卡亚至马内奇河的600千米战线上共展开30个师，其中有6个装甲师和1个机械化师。这些部队严重缺员，战斗力很差。

　　苏军攻占卡拉奇以后，切断了德军向斯大林格勒地域被围部队运送补给的主要通路，德军第六集团军唯有依赖空运勉强维持。但希特勒仍下令第六集团军死守斯大林格勒，不得撤退。

　　在希特勒的严令下，德军计划从托尔莫辛地域和科捷尔尼科沃地域这两个方向对苏军实施突击，但由于缺少足够的预备队同时组建两个突击集团，以及苏军在合围对外正面的积极作战，德军无法实现这一意图。

　　于是，12月12日，德军“霍特”集群不待托尔莫辛突击集团集结完毕，就沿科捷尔尼科沃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铁路转入进攻，突击沿140千米正面上防守的苏军第五十一集团军，企图解救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集团。前两天的进攻，德军在一个狭小地段上突破苏军防御，并楔入纵深40千米。

　　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先实施防御，粉碎德军增援，然后再歼灭被围之敌。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迅速将兵力、兵器从合围的对内正面向合围的对外正面机动，以第五十七集团军第十三坦克军以及方面军预备队的1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加强第五十一集团军，又将统帅部预备队第五突击集团军的3个步兵师调至梅什科瓦河北岸设防。

　　苏军积极而顽强的防御，消耗了德军科捷尔尼科沃集团，并将其阻止在梅什科瓦河畔。

　　为迅速消灭德军科捷尔尼科沃集团，苏军最高统帅部从预备队中抽调近卫第二集团军，配属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12月19日，德军增调1个装甲师后再度发起攻击。23日前，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的第五十七装甲军进抵梅什科瓦河，一度与被围德军集团相距不到40千米。德军在进攻中付出了沉重代价。12月24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转入反攻。计划规定：

　　近卫第二集团军向科捷尔尼科沃实施主要突击，第五十一集团军以其右翼从斯大林格勒——科捷尔尼科沃铁路实施突击，第五突击集团军沿顿河西岸向南实施突击。

　　12月29日，苏军攻占科捷尔尼科沃，德军向西和西南方向退却。至12月底，苏军歼灭了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并重创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的第五十七装甲军，将德军击退到距斯大林格勒200千米远的集莫尼基地域。这次作战的成功，粉碎了德军科捷尔尼尔科沃集团解救被围德军的计划，也为而后向罗斯托夫方面发展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苏军在托尔莫辛方向也采取了积极行动。西南方面军12月初的原计划是在顿河中游实施进攻战役，并向米列罗沃、罗斯托夫方向发展进攻。根据德军12月12日从科捷尔尼科沃地域发起进攻等新的情况，苏军最高统帅部对原计划做了一些修改，于13日决定：

　　西南方面军放弃向罗斯托夫的深远突击，从上马蒙地区不再向南，而改向东南，向下阿斯塔霍夫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以歼灭德军顿河集团军群。当前任务是以近卫第一、第三集团军围歼意大利第八集团军和“霍利德”战役集群的部队，然后进攻莫罗佐夫斯克。

　　沃罗涅日方面军的第六集团军从西面保障西南方面军突击集团的进攻，为此，应从上马蒙以西地域向坎捷米罗夫卡总方向实施突击。

　　12月16日拂晓，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突击集团同时发起进攻。为尽快突破德军防御，苏军近卫第一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所属各坦克部队第一天即全部投入了战斗。

　　17日，近卫第三集团军的机械化军也投入战斗。经3天激战，苏军在5个方向上突破了德军防御，德军200千米的防御正面被分割成4个孤立的地段。

　　在苏军从后方和翼侧的突击下，意军和德军向南方和西南方向退却。苏军近卫第一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所属各坦克军，以及近卫第三集团军的一个机械化军，一面歼灭德军退却纵队和后方机关，一面迅猛向南和东南发展进攻。

　　12月24日，苏军近卫第一集团军坦克第二十四军出敌不意地楔入塔钦斯卡亚，夺占了德军向斯大林格勒实施空运的机场，以及300余架军用飞机和后勤仓库。

　　这一举措，使德军失去了空运补给基地，同时也切断了德军运送补给和部队的唯一铁路交通线。

　　21日至24日，苏军突击集团各部队协同作战，在麦什科夫斯基卡亚地域合围并歼灭意大利第八集团军主力。

　　12月底，西南方面军已推进100至200千米，抵达新卡利特瓦、马尔科夫卡、米列罗沃、伊林卡、莫罗佐夫斯克、奥勃利夫斯卡亚一线，并在此设防固守。

　　至此，德军托尔莫辛集团基本被歼。苏军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任务遂告完成。

　　此次胜利，不仅粉碎了德军从顿河中游解救被围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德军集团的企图，也削弱了德军从科捷尔尼科沃方向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压力，并为苏军然后向伏罗希洛夫格勒和沃罗涅日实施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至1943年1月初，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合围对外正面已向前推移200千米至250千米，被围德军人数已从33万减员至25万，近8万人已在战斗中被歼或被俘。

　　被围德军所占地区受到苏军炮火控制。弹药、油料和粮食储备已消耗殆尽。苏军航空兵还对合围地域进行了空中封锁，粉碎了德军向被围部队空投补给的企图。

　　被围德军的覆灭已成定局。

　　早在1942年12月底，苏军最高统帅部就制定了歼灭德军第六集团军的进攻作战计划，代号为“指环”，由得到加强的苏军顿河方面军负责实施。

　　1943年1月8日，苏军向被围德军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停止抵抗，缴械投降，遭到德军拒绝。

　　1月10日拂晓，顿河方面军经炮火准备后发起进攻。尽管德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方面军突击集团仍于日终前在许多地段突破德军防御，向纵深推进6至7千米。

　　在发展进攻过程中，苏军于1月12日夺取了马里诺夫卡突出部，消灭该地德军近3个师。

　　1月25日，苏军楔入斯大林格勒西郊。1月26日日终，分别由东西两个方向进攻的苏军第二十六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在红色十月新村、马马耶夫岗地域会师，将德军分割成南、北两个部分。德军南部集群被压缩在市中心，北部集群被压缩在拖拉机工厂和“街垒”工厂区。

　　1月27至31日，苏军对德军南、北两个集群实施了突击。德军战斗力已急剧降低，开始大批投降。

　　1月31日，德军南部集群停止抵抗，刚被希特勒提升为元帅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及其参谋长被俘。

　　2月2日，在苏军炮火猛烈袭击下，德军北部集群也被迫停止抵抗。苏军顿河方面军最终完成了歼灭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集团的任务，斯大林格勒会战至此全部结束。

　　在“指环”战役中，苏军顿河方面军各部队共俘敌9．1万余人，其中包括保卢斯陆军元帅在内的2500余名军官和24名将军。在各战场则收集了约14万具被击毙德军官兵尸体。

　　在斯大林格勒反攻作战过程中，苏军消灭了德军第六集团军、第四装甲集团军、罗马尼亚第三、第四集团军和意大利第八集团军。

　　德军一方共损失32个师和3个旅，另有16个师遭重创，损失人员80余万、坦克近2000辆、火炮1万余门、作战和运输飞机约3000多架，以及汽车7万多辆。苏军把德军从伏尔加河和顿河打退几百千米。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苏联军民充分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气概，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顽强作战，计损失113万人，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德军在整个会战中，总共损失150万人，占其当时在苏德战场作战总兵力的1／4。德国由于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惨败，宣布致哀3天。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从南到北的苏军各个方向的反击作战也频频告捷：列宁格勒、顿河流域、北高加索等地的德军先后败退。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巩固和扩大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一步坚定了世界人民共同打败法西斯集团的信心，掀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新高潮。

　　1942年至1943年，苏联同澳大利亚、古巴、埃及、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还同卢森堡、墨西哥和乌拉圭先后恢复了外交关系。会战的胜利，促进了在反法西斯同盟国团结合作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苏美英三国首脑第一次会议——德黑兰会议的召开。

苏军发动一九四二年冬季攻势

　　苏军统帅部根据此时的形势，提出了1942年底至1943年初实施冬季战局的战略企图，即：在从拉多加湖到大高加索山麓的广阔正面上依次实施一系列进攻战役，击败德军强大集团，夺取战略主动权，取得卫国战争的决定性转折。

　　斯大林格勒的反攻则被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根据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战略企图，苏军应首先消灭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德军集团，然后在北高加索、顿河上游和列宁格勒实施突击。

　　为牵制敌人，使其无法调动兵力，还计划在大卢基、尔热夫和维亚兹马等地域实施进攻战役。一旦顺利完成上述任务，即在库尔斯克方向、哈尔科夫方向和顿巴斯发展战略进攻。

　　苏军把主要突击方向放在西南战略方向并把基本力量集中在这一地区，是出于多种考虑。

　　一是这里聚集着德军兵力最强、威胁最大的集团，粉碎这一集团，就能使苏军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并为其他战略方向发起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解放重要的经济区将增加苏联的物质和人力资源，解除德军对巴库的威胁。

　　三是斯大林格勒方向是德军战略防御的弱点，德军基本兵团都已投入攻城作战，在翼侧仅部署有战斗力不强的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军队。此外，在西南方向向罗斯托夫和塔甘罗格展开进攻，能分割敌A集团军群，从而使顿河中游敌军翼侧暴露。

　　在苏德战场南翼，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和北高加索作战的突击集团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强固的防御，而且是分散在从沃罗涅日到厄利斯塔和从莫兹多克到诺沃罗西斯克的广阔正面上。因此，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

　　作战第一阶段，在斯大林格勒——罗斯托夫方向集中重兵，投入坚决的反攻，合围并歼灭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德军主要集团；然后，将增调的预备队投入交战以扩大战略反攻正面，击溃顿河中游的德军，并向卡缅斯克——沙赫亭斯基、罗斯托夫总方向实施突击，切断北高加索敌军庞大集团撤向顿巴斯的退路，进而击溃德军在苏德战场南翼的全部军队。

　　同时决定：

　　首先把兵力集中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实施当前作战的主要战役斯大林格勒——罗斯托夫方向的进攻战役，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反攻则是当前作战的最重要的战役。

　　在展开斯大林格勒方向反攻准备工作的同时，苏军其他方向的方面军也受命做好进攻准备：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要做好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围困的准备；

　　西北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应于1942年10至11月在莫斯科方向共同实施进攻战役，以击溃尔热夫地域和诺沃索科耳尼基地域的德军；

　　外高加索方面军固守占领地区，其北方集群应于11月初完成进攻准备，准备击败德军莫兹多克集团。

　　由于一年半的战争消耗损失，战时生产走上轨道不久，而且战线太长，不能在短期内在斯大林格勒方向集中很多兵力，因而苏军进攻的兵力优势并不很大。

　　冬季战局是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反攻开始的，结果歼灭德军重兵集团约33万人。

　　为扩大斯大林格勒反攻的胜利，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展开战略总攻。进攻主要方向仍选在西南战略方向，目的是击溃德军B、顿河、A集团军群，解放第聂伯河东岸乌克兰地区。同时，在正西方向上对德中央集团军和在西北方向上对杰米扬斯克突出部的德军展开进攻。

　　从1943年1月开始，在苏军顿河方面军围歼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同时，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南方面军、外高加索方面军等也相继展开进攻。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实施反攻时，苏军外高加索方面军也在那尔契克、莫兹多克和土阿朴谢方向对德军进行了多次反突击，牵制了德军A集团军群的兵力，有力地支援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作战。

　　1942年年底，高加索战场主动权已转入苏军手中。至1943年1月1日，北高加索德军已没有战役预备队。

　　斯大林格勒附近苏军的反攻，为高加索苏军造成了合围德军集团的有利形势。因此，德军统帅部从1943年1月1日起，就仓促将其第一装甲集团军沿北高加索铁路向西北撤退。

　　1月5日，又开始撤退其在高加索山脉一带的军队。德军对受威胁最大的克拉斯诺达尔方向，也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防御的措施。

　　苏军歼灭德军北高加索集团的总企图是：以两个方面军的部队从东北、南面和西南实施协调一致的突击，分割并歼灭德军A集团军群主力，不让其撤出北高加索，解放顿河、库班和捷列克等工业区和农业区。为实现总企图，苏军的具体部署如下：

　　南方面军以右翼第五突击集团军和近卫第二集团军实施主要突击，沿顿河下游进入罗斯托夫地域，以切断德军整个北高加索集团北撤退路。

　　为了合围德军A集团军群的基本兵力，计划实施两个突击：一个是以外高加索方面军黑海集群左翼部队向克拉斯诺达尔、季霍列茨克方向实施；另一个是以南方面军左翼各集团军向萨尔斯克、季霍烈茨克方向实施。然后，这两支部队向罗斯托夫发展突击。

　　此外，黑海集群还向诺沃罗西斯克进攻，消灭德军第十七集团军右翼诸兵团，攻占塔曼半岛。外高加索方面军的北方集群右翼应向莫兹多克、阿尔马维尔进攻，阻止德军第一装甲集团军各兵团有组织的撤退。

　　西南方面军左翼拟向伏罗希洛夫格勒方向突击，保障南方面军右翼各部队向罗斯托夫方向的突击。

　　1月1日，苏军北方集群在斯达夫罗波尔方向开始追击德军。此前，德军已将其第二装甲集团军向西北撤退。

　　1月3日，北方集群收复莫兹多克，5日，收复普洛赫拉得内依，8日，前出到库马河、马尔卡河和绕尔克河沿岸。10日，北方集群突破德军沿这几条河流建立的中间防御地区，并继续向前追击。11日，收复囤积有大量物资的矿水城车站，同时解放了吉斯洛沃得斯克和彼阿提哥斯克。21日，收复斯达夫罗波尔边区首府斯达夫罗波尔。24日，前出到普利弗尔诺耶、阿马维尔、苏维特一线。同一日，北方集群根据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决定，改编为北高加索方面军。

　　黑海集群于1月11日在个别方向上发起进攻，其主要突击集团则于1月16日拂晓在克拉斯诺达尔方向发起进攻。至1月22日，黑海集群各部队向北推进了20千米，于2月1日前出到法秀林斯卡姬至道赫塔姆卡依的库班河沿岸一线。黑海集群的进攻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山地，给后勤补给和航空兵支援造成很大困难。集结在克拉斯诺达尔方向的德军部队又是德军的主力。这一切使苏军前进异常迟缓。直至2月12日，黑海集群各部队才解放克拉斯诺达尔边区首府克拉斯诺达尔。

　　接着，苏军北高加索方面军以及外高加索方面军的黑海集群，发起了合围并消灭德军集结在库班河附近集团的战役。由于德军的顽强抵抗，苏军未能歼灭德军集团，但将其压缩至塔曼半岛，至1943年秋季才将其驱走。

　　苏军南方面军于1月1日开始实施罗斯托夫进攻战役，所属部队向罗斯托夫和萨尔斯克方向转入进攻。2月6日，解放了巴达依斯克，2月14日，解放罗斯托夫。

　　在进攻过程中，苏军重创德军。1至4月，前进160至600千米，解放了北高加索、罗斯托夫州一部、库班全境、乌克兰一部，前出到亚速海，然而未能合围北高加索德军集团。

　　德军统帅部将其第一装甲集团军5个师经罗斯托夫撤至顿巴斯，而A集团军群主力则于6月初撤至库班河下游地区和塔曼半岛固守。6月初，北高加索方面军根据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转入防御，并开始为拔除德军塔曼登陆场准备最后一战。

　　苏军高加索会战的防御阶段以及反攻阶段前期，是与斯大林格勒会战同时进行的。两个会战互相配合，互相影响。高加索防御战牵制了德军兵力。而斯大林格勒附近苏军转入反攻，又为高加索方向的苏军造成了合围德军集团的有利态势。

　　在实施解放北高加索各次战役的同时，苏军还向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方向以及在顿巴斯展开了进攻。

　　进攻于1943年1月中旬开始，由沃罗涅日方面军，在西南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两个方面军部分兵力配合下，对德军B集团军群主力沃罗涅日集团先后实施了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战役和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战役，旨在歼灭德军B集团军群主力。

　　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战役于1月13日发起，沃罗涅日方面军所属部队向罗索什和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实施相向突击，18日日终前在伊洛斯夫科耶、阿列克谢耶夫卡地域合围了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集团。

　　至24日，被围集团大部被歼。至27日，完全歼灭冲出合围圈逃到瓦卢伊基以东的罗索什集团残部。

　　此役，苏军在德军防御上打开一个宽250千米的缺口，向纵深推进了140千米，从敌军手中解放约2．2万多平方千米土地，包括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科洛特亚克、阿列克谢耶夫卡、瓦卢伊等城市和铁路枢纽。击溃敌军15个师，重创6个师，俘敌8．6万余名。

　　由于在敌防线上打开一个大的缺口，因而为实施沃罗涅日一卡斯托尔诺耶战役和向哈尔科夫方向进攻创造了条件。

　　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战役由沃罗涅日方面军会同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部队，于1月24日至2月2日实施。

　　1月24日，苏军第四十集团军所属第四坦克军首先发起进攻，于次日日终前楔入敌防御纵深20至25千米，对沃罗涅日德军造成合围威胁。德军统帅部开始将军队撤向顿河对岸。

　　25日，苏军第六十集团军在追击敌人过程中解放了沃罗涅日。第三十八集团军和第十三集团军也先后于25日和26日转入进攻，向卡斯托尔诺耶总方向实施突击。

　　1月28日，苏军各部队突击集团会合于卡斯托诺耶地域，切断敌军集团西撤主要道路。与此同时，苏军第十三、第四十集团军一部顺利西进，构成合围对外正面。

　　德军第二集团军基本兵力和匈牙利第三军在卡斯托尔诺耶东南地域陷入合围。

　　1月29日，沃罗涅日方面军开始歼灭被围德军。任务最初由第三十八集团军以及第四十集团军部分兵力实施。沃罗涅日方面军主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则奉命开往提姆河和奥斯科耳河地区，以便向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方向实施新的进攻。

　　2月2日，布良斯克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开到指定地区。至此，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战役实际上已经结束。

　　由于苏军对德军估计不足，用于歼灭被围集团的兵力不够，无法构成绵亘的合围对内正面，加之没有组织好参加歼灭被围之敌的部队之间的协同，肃清被围集团战斗一直拖延至2月17日。

　　经多次激战，被围集团损失惨重，但部分兵力得以突围西逃。通过此役，苏军夺取了沃罗涅日突出部，解放了沃罗涅日州大部和库尔斯克州一部，粉碎了德军第二集团军主力和匈牙利第二集团军第三军，为向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两个方向发展进攻创造了条件。

　　由于苏军在北高加索、顿河上游和列宁格勒等地的进攻战役取得胜利，苏军战略进攻的正面显著扩大。德军在苏德战场南翼的防线被摧毁达2000千米，即从利夫内直至大高加索山山麓。

　　苏军在西方方向推进约300千米，在北高加索推进达700千米。苏军顿河方面军此时已粉碎斯大林格勒地域被围德军集团，可以腾出手来在新的方向发展总攻。

　　1943年2月5日，顿河方面军改名为中央方面军，并将一部兵力调往库尔斯克地域。

　　1943年2月初，苏德战场上已经出现有利于苏军在宽大正面上展开进攻的条件，西南方向的情况则更为有利，德军在那里的防线已被摧毁。

　　因此，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于2月初在苏德战场的整个西南方向继续采取攻势，以便解放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同时计划在正西方向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和在西北方向对杰米扬斯克德军集团实施进攻，以便向北扩大苏军进攻正面。

　　在西南战略方向，苏军在库尔斯克、哈尔科夫、顿巴斯、罗斯托夫和克拉斯诺达尔等方向同时展开进攻。参加进攻的有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部队、沃罗涅日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南方面军、北高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其中大多数兵团在过去一两个月期间连续实施进攻作战，人员和技术装备缺额很大。

　　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以及西南方面军右翼部分兵力的任务，是解放哈尔科夫工业区。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部队应从旧奥斯科耳、瓦卢伊基地域沿向心方向对哈尔科夫实施主要突击。正在库尔斯克方向作战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第十七集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第六十集团军，则分别向马汉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库尔斯克两个方向发展进攻，从北面保障沃罗涅日方面军主力对哈尔科夫方向的突击。沃罗涅日方面军在收复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以后，进一步向西发展进攻。

　　苏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的任务，是歼灭德军顿河集团军群和解放顿巴斯。

　　战役计划规定：西南方面军主力负责切断德军顿巴斯集团向西的退路，然后会同在伏罗希洛夫格勒方向进攻的方面军左翼各集团军以及南方面军将顿巴斯集团歼灭；南方面军应首先完成粉碎德军罗斯托夫集团的任务，然后沿亚速海北岸向西发展进攻，与西南方面军部队协同作战，消灭德军顿巴斯集团并解放顿巴斯东南部地区。苏军统帅部决定：

　　在苏德战场南翼实施大纵深作战的同时，在西方方向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也实施几次进攻战役。在西北方向清除德军杰米扬斯克突出部并扩大列宁格勒与内地相通的走廊。

　　在此期间，德军统帅部也在采取紧急措施在苏德战场南翼建立强大突击集团，力图改善德军在苏德战场南翼的态势，阻止苏军继续向西推进，并企图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

　　1943年1月，德军统帅部为加强苏德战场南方集团，从西线调来6个师和两个步兵旅，并把从高加索撤退下来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加强给顿河集团军群。此外，还决定通过缩短战线从杰米扬斯克和尔热夫两地域抽调部分兵力，组建新的预备队。2月上旬，仅从尔热夫——维亚兹马突出部就抽调了7个师。

　　苏军在南翼的进攻，未经间歇即在库尔斯克、哈尔科夫和顿巴斯等几个方向同时展开。

　　沃罗涅日方面军于2月2日至3日转入进攻，在两个方向作战。第四十、第六十九集团军和近卫第五坦克军计划前出到哈尔科夫以北地域，并从西北迂回该城。

　　第三坦克集团军和近卫第六骑兵军则实施机动，从南面绕过该城。右翼第六十集团军与布良斯克方面军第十三集团军协同动作，在库尔斯克——利哥夫方向进攻。

　　在获悉德军企图向库尔斯克地域调遣预备队后，苏军第六十集团军决定加速解放该城，以两个突击集团从南、北两面迂回库尔斯克。

　　2月8日晨，苏军收复库尔斯克，并继续向西面的利哥夫发展进攻。

　　沃罗涅日方面军主力第四十、第六十九集团军和第三坦克集团军，在哈尔科夫方向的作战行动也很顺利。它们粉碎德军在奥斯科尔河地区的抵抗后，向哈尔科夫迅猛推进，但越接近城市，遭到的抵抗越激烈，德军将预备队投入了交战。

　　2月9日，苏军第四十集团军主力解放了别尔哥罗德。10日，第四十集团军所属各兵团已进抵广阔的战役地区，前出到距哈尔科夫城北55千米处。这对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部队行动非常有利。

　　为免遭包围，德军哈尔科夫地域的部队开始从北顿涅茨河一线撤至哈尔科夫。

　　2月15日，苏军从三个方向同时向哈尔科夫城突击，激烈巷战持续一个昼夜。苏军于16日中午肃清哈尔科夫的德军，收复哈尔科夫。

　　在向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两个方向发展进攻的同时，苏军以西南方面军为主，进行了解放顿巴斯的战役。为完成任务，西南方面军专门成立了主要由第六集团军、近卫第一集团军和波波夫将军的快速集群组成的突击集团。

　　1月29日，苏军西南方面军第六集团军率先向巴拉克列亚总方向发起进攻。翌日，方面军其他部队也先后投入战斗。

　　最初，苏军西南方面军进攻发展十分迅速。第六集团军占领巴拉克列亚和伊久姆两城市后，至2月19日，已推进140至180千米。

　　进入克拉斯诺格勒郊区。近卫第一集团军在第六集团军左侧行动，于2月11日攻占洛佐瓦亚车站。快速集结的近卫第四军，进抵克腊斯诺阿尔美伊斯科耶地域。

　　2月9日，德军开始撤离北顿涅茨河下游和顿河地区。德军从北顿涅茨河下游撤到米乌河，并把装甲师和机械化师从罗斯托夫地域调到克腊斯诺阿尔美伊斯科耶。

　　苏军西南方面军司令员获悉与其右翼对峙的德军各装甲部队正在转移的情报后，错误地认为德军顿巴斯集团很快将放弃顿巴斯，向第聂伯河对岸撤退，并将错误的判断报告苏军最高统帅部，同时通知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

　　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发现，德军党卫坦克军从哈尔科夫地域向克拉斯诺格勒方向撤退，也误认为德军将从沃罗涅日方面军地带内撤向波尔塔瓦。

　　西南方面军司令请求大本营批准方面军“倾全力发起神速的进攻，以彻底粉碎北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敌人，并在春季的泥泞开始之前前出到第聂伯河。”

　　苏军最高统帅部也犯了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同样的错误，没有料到德军能发起进攻战役，不仅同意两位司令员关于发展下一步进攻的建议，甚至还扩大了两个方面军的计划。

　　结果，西南方面军根据错误的判断，决定全线发展进攻，先赶到第聂伯河，并特别强调部队务必推进至第聂伯河弯曲部，攻占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日耶渡口。方面军各部队不断向西方和西南方向边战斗，边前进，逐日扩大进攻正面宽度，在敌人反攻开始时，宽度已达400多千米。

　　2月18日，西南方面军所属部队抵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日耶附近。

　　当西南方面军开始遂行所受领的任务时，参加顿巴斯战役的南方面军也开始追击退却的德军。苏军从冰面上渡过顿河，于2月14日解放罗斯托夫和诺沃切尔卡斯克。

　　17日，南方面军追击德军，进抵米乌斯河。德军利用预先构筑的阵地迅速组织了强固防御。南方面军几次试图突破德军防御均未成功。

　　2月上半月，沃罗涅日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的部队在800多千米宽的地带内发起进攻，向前推进150至300千米，解放了库尔斯克、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罗斯托夫等城市，并使德军遭受较大损失。

　　正当苏军准备实现自己的企图时，德军统帅部已于2月中旬完成兵力集中和对苏军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实施反攻的准备。

　　德军统帅部取消了在一、二月的作战中遭到严重损失的B集团军群和顿河集团军群的建制，以其残部为基础，补充人员和武器，建立了新的南方集团军群，组建了拥有800多辆坦克的突击集团。

　　在苏军西南方面军当面，德军在兵力上拥有一倍的优势，坦克拥有6倍的优势，航空兵拥有两倍的优势。

　　2月19日，德军重新组建的南方集团军群转入反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东和东北同苏军展开了遭遇战，最后以苏军受挫而告终。德军向哈尔科夫西南地区变更部署后，于3月4日对沃罗涅日方面军暴露的翼侧实施突击。

　　3月16日和18日，德军重新攻占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至3月底，德军将沃罗涅日方面军诸兵团击退到北顿涅茨地区。在这种形势下，苏军最高统帅部被迫全面修改计划，为击退德军反攻，从其他方向调来了两个集团军，从预备队抽调了3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第一坦克集团军，派往哈尔科夫以东地域。

　　从3月20日至25日，德军企图往北奥博扬方向发展进攻。德军数次试图北进，突破苏军别尔哥罗德防线，未获成功，不得不于3月22日开始转入防御。

　　至3月25日，奥博扬方向的战线就在克腊斯诺波利耶、别尔哥罗德，再沿顿涅茨河岸直至楚古耶夫一线稳定下来。沃罗涅日方面军着手组织阵地防御，构成了所谓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南部正面。

　　综上所述，苏军向第聂伯河实施深远突破后，在艰苦条件下抗击德军优势兵力的反突击，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但终于使战线沿北顿涅茨河以及在别尔哥罗德附近稳定下来，双方都没有达成预定目的。

　　对于苏德战场南翼德军反攻的结果，斯大林在1943年5月1日第一九五条命令中评价时指出：

　　德国人指望合围哈尔科夫地域的苏军，并为我军安排一个“德国的斯大林格勒”。但是，希特勒德军指挥部想报斯大林格勒一役之仇的企图破产了。

　　德军未能夺回战略主动权，也未能转入其反攻的第三阶段并围歼苏军重兵集团于库尔斯克地域。在西方战略方向，苏军的计划是：

　　以布良斯克方面军以及西方面军左翼部队，沿向心方向对奥廖尔和布良斯克实施突击，击溃德军奥廖尔集团。

　　待苏军中央方面军所属各集团军到达，即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发展进攻，进至德军尔热夫——维亚兹马集团后方，并协同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围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主力。

　　1943年2月6日，苏军各有关方面军接到准备进攻的训令。

　　德军统帅部为掩护其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不仅计划固守奥廖尔突出部，而且计划从这里向南对库尔斯克实施突击，接应第四装甲集团军，扩大德军在哈尔科夫地域内发起的进攻的正面。

　　为此，德军统帅部急忙由尔热夫——维亚兹马突出部和战场其他地段抽调兵力加强第二装甲集团军。至2月12日，该集团军已得到调来的7个师，这些师大部在奥廖尔以南展开。德军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其正面大多数地段建立了组织完善、工事坚固的防御。

　　苏军西方方向和西北方向所属各集团军，因长期采取进攻行动，战斗能力已有所下降。西方方向各方面军投入战役时间先后不一，首先开始进攻的是布良斯克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部队进展缓慢，两周内仅向北和西北推进10至30千米。

　　至2月24日日终，前出到诺沃西耳、马洛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布良策沃一线。应从北面突击布良斯克的西方面军第十六集团军，至2月22日才发起进攻。在突破德军第一防御地带并推进13千米后，遇到德军由尔热夫调来的2个装甲师有组织的抵抗，无法继续推进。

　　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主力直至3月初才转入进攻。这时，德军为腾出兵力投入奥廖尔地域，决定放弃尔热夫——维亚兹马突出部，实际上已开始从尔热夫——维亚兹马登陆场主动撤出自己的军队。

　　2月24日，苏军中央方面军基本集结完毕，并在库尔斯克以西和西北展开。因此，苏军最高统帅部将原先计划由布良斯克方面军担负的进攻布良斯克的任务转交给中央方面军实施。布良斯克方面军奉命直接歼灭德军奥廖尔集团，解放奥廖尔。展开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奥罗涅日方面军接合部的中央方面军，从2月26日开始，以主力向布良斯克总方向，以骑兵、步兵集群向谢夫斯克和斯塔罗杜布总方向发起进攻。

　　由于遇到兵力不断增强的德军有组织的抵抗，苏军主力进展缓慢。德军统帅部因苏军中央方面军骑兵、步兵集群前出到杰斯纳河而深感不安，急忙从预备队中抽调9个师的兵力进行阻击。骑兵、步兵集群在遭到德军南北夹击的情况下，被迫退至谢夫斯克地域，沿谢夫河设防固守。

　　从3月21日起，苏军中央方面军在姆岭斯克、诺沃西耳、布良策沃、谢夫斯克和雷耳斯克一线转入防御，构成了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北部正面。

　　由于苏德战场南翼苏军情况已开始恶化、德军防御的巩固，以及德军从尔热夫——维亚兹马突出部迅速机动大量兵力进行反击，苏军在西方方向的进攻未能奏效。但这一方向的行动，却粉碎了德军从奥廖尔突击库尔斯克、接应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和扩大进攻正面的企图。

　　在西北方向，苏军统帅部打算使用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的部队，击溃德军北方集团军群。

　　1942年，德军曾多次从南面向列宁格勒进攻，但始终未能进一步楔入，被迫转入防御。苏军也多次发起进攻，企图打破封锁，也未达到目的。

　　苏联军民因长期遭受围困，直至1943年初生活和斗争条件仍十分艰难，“街道和广场不断遭到轰炸和炮击，人员时有伤亡，建筑物常受破坏。由于与内地的陆路交通断绝，工厂所需燃料和原料运输极为困难，军队和居民迫切需要的食品也得不到保证”。

　　苏军在南翼的大举进攻，牵制了德军的基本兵力和预备队，使德军统帅部无法加强其列宁格勒方向的军队集团。苏军统帅部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列宁格勒附近实施进攻战役，以粉碎德军对列宁格勒的长期封锁。

　　1942年12月初，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准备实施突破列宁格勒封锁的战役。

　　1943年初，德军第十八集团军共26个师从南面和东南面包围着列宁格勒，芬兰集团军以4个师以上的兵力，在卡累利阿地峡，从北面封锁列宁格勒。德军在什利谢利堡——锡尼亚维诺突出部，部署了密度很大的兵力，并在这一地区构筑了许多防御枢纽部和支撑点。

　　1943年1月12日晨，两个方面军同时发起进攻。苏军由于在突破地段集结了大量火炮和坦克，而且行动迅速，所以进攻第一天就在两个方向达成了突破。德军统帅部抽调预备队和其他方向的部队，力图恢复态势，但在苏军各集团军将第二梯队投入交战后，德军统帅部这一企图被粉碎。苏军冲破德军抵抗，继续向敌防御纵深发展进攻。1月14日日终，苏军两个方面军相隔已不到2000米。1月18日，沃尔霍夫方面军与列宁格勒方面军在锡尼亚维诺以北地域会师，从而在拉多加湖以南形成了一条宽8至11千米的走廊。通过这条走廊，列宁格勒军民便可以从陆路直接与内地联系。

　　至此，苏军终于突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长期封锁。此后，苏军试图在锡尼亚维诺——姆加方向上继续进攻，但未获进展。

　　在战役进行过程中，苏军航空兵出动飞机9000余架次，积极配合两个方面军突击集团的进攻。红旗波罗的海舰队的舰炮提供了有效的火力支援，以火力破坏敌方防御工事，压制对方炮兵，共发射1．5万余枚炮弹。

　　苏军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时起，列宁格勒方向的作战主动权转到苏军手中。德军和芬兰军队在拉多加湖以东会合的威胁已经解除。突破封锁和恢复通向列宁格勒的铁路、公路交通以后，军民的粮食和武器弹药供应明显好转。列宁格勒的工业得到了开工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和燃料。从2月起，市内发电量和工厂武器产量都明显增长。

　　此后，苏军西北方面军所属各部队，在不同的时间发起进攻。对德军杰米扬斯克集团的进攻由此开始。苏军主要突击集团此时尚未完成战役准备，2月下旬才发起进攻。这时，德军已用退下来的杰米扬斯克集团的部队加强了突出部的底部。2月21日，德军开始把部队撤离杰米扬斯克突出部。苏军追击后退德军，遭到有计划的抵抗。随着德军向洛瓦特河对岸撤退，其防守达17个月之久的所谓杰米扬斯克登陆场便不复存在。

　　1943年春季，在从芬兰湾至亚速海的广阔战场上，战事停顿下来，苏军暂时转入防御，但仍保持着主动权。

　　苏军在包括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在内的1942年11月至1943年3月底的冬季战局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德军被歼灭100多个师，占其对苏作战全部兵力40％以上。德军共损失火炮2．4万门，坦克3500余辆、飞机4300架。

　　苏军将德军向西驱赶600至700千米，解放了德军1942年夏季侵占的全部地区。苏军的反攻大大改善了战略战役态势，为然后展开广泛的进攻战役创造了有利局面。

扭转战场局势的库尔斯克会战

　　苏军在1942年底至1943年初的冬季进攻之后，于3月底暂时转入防御，但仍保持着战略主动权。

　　苏德战场出现了“平静的春季”，仅在库班继续进行着争夺制空权的激战。苏军要实现战争的根本转折，尚需做出巨大努力。

　　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对宁静的1943年春哪一方能更迅速地弥补损失，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更好地做好下一步作战的准备。

　　在1943年4月至6月这段战略间歇，交战双方都用来制订新的战略决策和准备夏季的行动。

　　在苏德战场，苏军在包括斯大林格勒反攻作战在内的冬季进攻中，取得一系列胜利，进攻力量进一步增强。德、意军队1943年5月在北非的作战中败北。意大利已濒临被迫退出战争的前夕。大西洋交通线的斗争于春季取得有利于同盟国的转折。日本在太平洋已成强弩之末。反法西斯一方的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整个大战的战略形势对反法西斯联盟十分有利。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和1942年底至1943年初苏军冬季攻势中的失败，以及在其他战场的不利形势，使德国内部情况更趋恶化。

　　为了改善德国的困境和防止法西斯集团崩溃，德军统帅部决定在苏德战场发动大规模夏季攻势，企图以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扭转不利的战争态势。进攻计划于3月初开始制订。

　　关于在苏德战场作战的战略方针和1943年夏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在德军武装部队东线与西线的将领之间，陆军总部与德军最高统帅部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但是，最终德军统帅部的计划是：

　　坚决削弱苏军将在夏季发动攻势的突击力量，然后向东方展开胜利的进攻，从苏军统帅部手中夺回战略主动权，力求战局发生对德军有利的转变。

　　德军统帅部考虑到其军队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的有利态势，决定把库尔斯克突出部作为进攻出发地段。为准备在库尔斯克附近实施代号为“堡垒”的进攻战役，希特勒于1943年4月15日签署了第六号作战命令。

　　德军的进攻企图是：

　　从北面的奥廖尔和南面的别尔哥罗德向库尔斯克突出部根基部实施向心突击，围歼苏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然后向东南方向，即苏军西南方面军的后方突击。

　　此后，预定向东北方向发展进攻，以图进至苏军中央方面军后方，威胁莫斯科，并计划重新向列宁格勒进攻。

　　对于德军统帅部来说，主要问题在于补充兵员和武器的损失，并建立相应的进攻集团。为了补充军队和组建新的兵团，德国不得不从1943年1月13日起实行总体动员，征召大量军工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人，以及老年男子和16至18岁的青年入伍。

　　新入伍的人员在后备军和正在整编或组建的师里经4至6个月的训练即被送往作战部队，有的甚至仅进行6至8周训练即被派往前线。根据总动员令应征入伍的士兵，无论身体条件或战斗素质都大不如以前。但是，动员毕竟使苏德战场上受到严重削弱的德军部队得到了补充。实行总体动员的结果，征召了200余万人。这使德军在1943年上半年得以新组建一批师，并对1942年底至1943年初遭受损失的一些兵团进行补充。

　　1943年，德国的工业加紧发展，军火产量比往年有所增长。1943年，德国火炮、坦克和迫击炮产量比1942年增加一倍多，作战飞机产量增加70％。但是，由于德军作战损失很大，超过其军工生产和人员的补充能力，德军统帅部仍被迫缩减了许多步兵师的编制规模。

　　截至1943年7月，由于实行总动员和加紧生产技术装备，德军在苏德战场共集中530余万人、5．4万多门火炮、5800多辆坦克、近3000架飞机，以及277艘舰艇，但仍未能补足其全部损失，使其苏德战场部队总人数达到1942年秋季的水平，约620万人。不过，德国此时仍是个强大的对手。在英美尚未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情况下，德军还能够从西线向东线抽调兵力。

　　为实施“堡垒”战役，德军在库尔斯克方向集中了苏德战场德军全部装甲师的近70％、作战飞机的65％以上。实施“堡垒”战役的各突击集团共编有50个精锐师，其中包括16个装甲师。

　　集中于库尔斯克突出部以南和以北的德军中央和南方两个集团军群，总兵力达90余万人。实施战役的德军各集团共装备火炮、迫击炮约1万门、坦克约2700辆、飞机2000余架。德军突击集团还装备了新式“虎”式和“豹”式坦克以及“裴迪南”式强击火炮。

　　然而，至1943年7月库尔斯克会战前，整个苏德战场的兵力兵器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苏联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后，更加广泛地展开了军火生产，新式武器产量有了很大增长。军事经济迅速发展和部队作战技能的提高，使苏军各军兵种从1943年春季至夏初这一期间得以进行大规模组织整编，组建了大量的坦克集团军和空军集团军，基本完成了在全军中建立军一级编制的工作。

　　苏军装备了各种新式武器装备，诸如改进型坦克、自行火炮、飞机，以及大量火炮、迫击炮、自动步枪和弹药等。至7月初，苏军已取得对德军优势，许多武器装备的主要质量指标，已超过德军同类武器装备。

　　1943年3月末，冬季战局结束后，苏军最高统帅部即着手制订1943年夏秋作战计划。

　　最初计划先敌转入进攻，在西南战略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战局一开始就展开广泛的进攻行动。但是，在查明德军准备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采取大规模进攻行动的企图后，苏军最高统帅部于3月末至4月初进行了多次讨论，对夏季攻势计划做了重大修改，并于4月12日召集会议，定下了实施有防御的预先计划。

　　计划规定：

　　在库尔斯克突出部集中重兵集团，暂时转入有组织的坚守防御，在防御交战中疲惫、消耗德军集团，然后转入反攻，粉碎德军进攻企图；在粉碎库尔斯克方向德军后，计划在正西方向和西南方向全线出击，摧毁德军从斯摩棱斯克到亚速海的防御。

　　为牵制德军部队并使其无法机动预备队，在苏德战场南部一些方向上和西北方向上实施局部进攻。

　　会上也研究了另一种方案：倘若德军统帅部近期内不在库尔斯克附近发动进攻，则苏军将转而采取积极行动。

　　为进行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在库尔斯克地域建立了由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组成的军队集团。截至7月初，该集团编成内共有133万余人、火炮1．9万门、坦克近3500辆、飞机近3000架。

　　在两个方面军后方配置的大本营战略预备队——新编草原方面军，准备随时采取防御或积极的进攻行动。部署在这里的苏军占其整个作战部队人员约1／3，火炮的近26％，坦克的46％以上，作战飞机的1／3以上。

　　库尔斯克会战，从7月5日德军发起进攻开始至8月23日苏军胜利结束进攻，历时50天。为实施防御，苏军预先做了大量周密充分的准备工作。4月，苏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展开了坚守作业，接近前线地区的居民给苏军以巨大支援。6月份，计有30余万库尔斯克市、州的居民参加了防御工事的构筑。为实施稳固的防御，苏军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在库尔斯克方向建立整个纵深为250至300千米的多地带防御；将大本营战略预备队调到库尔斯克以东地域；向库尔斯克地域进行了整个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物资器材和部队的集中；组织了专门破坏德军交通线和夺取制空权的空中战役；加强游击队的活动，在德军后方开展大规模破坏活动和收集重要情报的活动；从4月起，部队利用战斗间歇进行战斗训练，特别是反坦克训练；实施一整套措施，以便保证苏军即将开始的行动。

　　防御作战从7月5日拂晓苏军实施炮火反准备开始，共有2460门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炮参加了炮火反准备，平均每千米正面的火炮密度达35门，在最重要的地段上达70门。炮火反准备使德军的首次突击力量遭到重大损失，已做好进攻准备的德军战斗队形和指挥系统被打乱，因此，德军被迫推迟3个小时才发起进攻。

　　7月5日5时30分和6时，德军在炮火准备后分别由奥廖尔以南地域从北向南和从别尔哥罗德地域由南向北对库尔斯克发起进攻。

　　德军在苏军中央方面军地带内向三个方向实施了突击：向奥利霍瓦特卡实施主要突击，向小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格尼列茨实施辅助突击。

　　德军第九集团军在奥利霍瓦特卡主突方向上，将300多辆坦克同时投入战斗，大批轰炸机轮番轰炸，为坦克开路。苏军航空兵和炮兵对德军坦克实施了猛烈突击。德军步兵也遭到防御部队猛烈射击。

　　7月5日日终，主突方向的德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楔入苏军第十三集团军防御纵深7至8千米。

　　苏军中央方面军判明德军主突方向后，于6日以第十三集团军的近卫第十七军和第二坦克集团军的第十六坦克军向北，以第十九坦克军从萨莫杜罗夫卡向东北，分别对德军主要集团实施反突击，阻止了德军的进攻。随后几天，德军向波内里增调兵力，但通过这一方向向库尔斯克突破的企图也未成功。

　　7月9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被迫把突击集团全部兵力投入战斗。

　　7月11日，德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未能突破苏军防御阵地，被迫转入防御。苏军在奥廖尔方向转入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库尔斯克南面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地带内，德军共集中了约1000辆坦克同时投入战斗，其中700辆配置在奥博扬公路的主要方向上。

　　7月5日晨，德军向奥博扬实施了主要突击，在科罗恰方向实施辅助突击。

　　沃罗涅日方面军以3个集团军和一个坦克集团军抗击德军的进攻。在防御的关键时刻，苏军及时调整部署，加强兵力，实施反突击，终于在奥博扬方向阻止了德军的进攻。

　　7月10日，因在奥博扬方向未能继续前进，德军被迫将主力调到普罗霍洛夫卡方向实施进攻，企图绕道向库尔斯克推进。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和“肯百夫”战役集群实施了这次进攻。

　　苏军决定从两个方向对雅科夫列沃实施向心反突击，即以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和近卫第五集团军从东北，以第一坦克集团军和近卫第六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二十二军从西北，分别实施反突击。第二和第十七空军集团军对反突击实施空中支援。

　　7月12日，在普罗霍洛夫卡以西和以南地域，双方约1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坦克遭遇战。同时，双方飞机在空中也展开了激战，仅7月12日，苏军空军即出动飞机近300架次。

　　普罗霍洛夫卡地域的坦克战以苏军的胜利告终，德军被迫停止进攻，并后退10千米，德军损失坦克400多辆。德军由南面向库尔斯克的进攻已陷入困境，在楔入苏军防御纵深近35千米后被迫转入防御。

　　从7月16日起，在进攻计划已被彻底挫败的情况下，南面德军开始撤回出发地区。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在德军后卫阻击下追击撤退之敌，于7月23日日终前出到交战开始前所占地区，并根据苏军统帅部指示就地做反攻的准备。

　　反攻的目的是歼灭德军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两个集团，并为转入总的战略进攻创造条件。苏军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以及西方面军负责实施奥廖尔进攻战役。

　　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一部，负责实施别尔部德——哈尔科夫进攻战役。苏军的这次反攻在300余千米正面进行。

　　苏军最高统帅部代表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分别负责协调沃罗涅日方面军与草原方面军、西南方面军与南方面军之间的行动。

　　7月12日，经航空火力和炮火准备之后，苏军首先对奥廖尔突出部北部正面和东部正面发起反攻。西方面军左翼各兵团向霍特涅茨和博尔霍夫方向展开进攻，布良斯克方面军向博尔霍夫和奥廖尔方向展开进攻。

　　进攻第一天，西方面军近卫第十一集团军为夺取主要防御地带与德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第二天日终前已突破德军防御的战术地域，向纵深推进近25千米。

　　布良斯克方面军地带内的进攻十分艰难，德军竭力扼守博尔霍夫，因为这是从北面掩护通往奥廖尔集团后方的重要防御枢纽。布良斯克方面军所属第六十一集团军在两天的进攻中接连击退德军的反冲击，楔入敌防御纵深8千米。

　　7月12日，方面军第三、第六十三集团军的部队未能突破德军主防御地带。近卫第一坦克军在第六十三集团军地带投入交战后，进攻速度才有所提高。7月13日日终前，第三、第六十三集团军楔入德军纵深已达15千米。

　　西方面军不断扩大和加深突破口，摧毁了博尔霍夫德军集团的抵抗，从西面包围了该城，并从北面和西北进一步威胁到奥廖尔城。布良斯克方面军从东北和东南向奥廖尔实施主要突击，布良斯克方面军所属第六十一集团军则由东面和东南面对博尔霍夫实施包围。

　　7月15日，中央方面军右翼各集团军转入反攻，向西北方向的克罗梅实施主要突击。至17日，中央方面军完全恢复了自己在德军进攻前所处的态势。

　　为阻止苏军的进攻，德军急忙从第九集团军和苏德战场其他地段调来7个装甲师、1个机械化师和4个步兵师。为了增强突击力量，发展进攻，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将战略预备队投入交战。采取此举的另一个原因是，战斗至第七天，苏军进攻的总正面已大大加宽，随着部队日益楔入德军防御纵深，各兵团之间开始出现间隙，翼侧逐渐暴露。

　　7月19日至26日，布良斯克方面军将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加强的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西方面军把最高统帅部加强的第十一集团军、第四坦克集团军和近卫第二骑兵军，先后投入交战。战略预备队投入交战后，大大提高了苏军的进攻速度。

　　7月29日，布良斯克方面军攻克博尔霍夫。结果，奥廖尔德军集团被苏军3个方面军从北、东、南三面包围，苏军的3个坦克集团军又构成了切断德军西撤道路的威胁。

　　7月31日夜，德军为免遭全歼，开始由奥廖尔向西撤退。

　　8月3日，布良斯克方面军所部楔入奥廖尔。

　　8月5日晨，布良斯克方面军在西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的两翼配合下，经过激战解放该城。就在同一日，实施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进攻战役的草原方面军，解放了别尔哥罗德。苏联首都莫斯科鸣放礼炮，以表示对解放这两座城市的苏军的敬意。消灭奥廖尔集团以后，苏军转入追击。

　　至8月18日，苏军前出到德军在布良斯克以东构筑的防御地区。此时，为了准备实施解放布良斯克的战役，苏军抵达该地域后便停了下来。

　　通过奥廖尔战役，苏军拔除了德军的重要战略基地，击溃德军15个师，向西推进150千米，为然后苏军向白俄罗斯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3日，苏军向德军占领的遏制着苏军通往乌克兰和顿巴斯进攻道路的别尔哥罗德西北地域发动进攻。进攻第一天，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取得很大胜利。

　　8月5日，草原方面军攻占别尔哥罗德。苏军在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方向上的进攻，迫使刚被调走抗击苏军在顿巴斯方向进攻的德军几个装甲师又匆忙调回哈尔科夫地域。沃罗涅日方面军进攻较顺利，所属第一坦克集团军在实施战役的5天中，推进100多千米。

　　至8月7日日终，已攻占德军战役纵深内的重要抵抗中心和交通枢纽博戈杜霍夫市。此时，方面军近卫第五坦克师也攻占了德军从西北方向掩护哈尔科夫的两个重要枢纽位洛切夫和卡扎契亚洛潘。至此，德军已被分割为两个部分。8月11日，沃罗涅日方面军向西和西南方向扩大突破口，并切断了哈尔科夫至波尔塔瓦铁路。此时，草原方面军各集团已逼近哈尔科夫德军防御外廓。西南方面军第五十七集团军已强渡北顿涅茨河，从东和东南逼近哈尔科夫。

　　为了粉碎沃罗涅日方面军的突击集团，消除包围哈尔科夫的最大威胁，德军决定使用从顿巴斯调到哈尔科夫方向的基本兵力，对楔入博戈杜霍夫以南地域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实施反突击。

　　8月11日至17日，双方在博戈杜霍夫以南地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德军将3个装甲师投入战斗后，把苏军向北击退20千米，但未能实现楔入博戈杜霍夫地域前出到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主要集团后方的企图。

　　8月17日，在苏军打击下，该方向德军被迫停止进攻转入防御。德军在这一企图失败后，又企图从阿赫特尔卡地域由西北方向突击博戈杜霍夫，计划切断阿赫特尔卡以南的战线突出部，由西北方向楔入博戈杜霍夫地域，粉碎沃罗涅日方面军突击集团的基本兵力。

　　为此，德军在阿赫特尔卡及其以西地域集中了一个机械化师和第十九、第十一、第七装甲师的基本兵力。同时，德军在科帖尔瓦以南集中了党卫队的装甲师的基本兵力，企图从南面突击前出到科帖尔瓦地域的苏军后方。经激战，沃罗涅日方面军粉碎了德军的企图，德军被迫转入防御。

　　当沃罗涅日方面军抗击德军反突击时，草原方面军逐步摧毁德军的顽强抵抗，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了哈尔科夫。德军迟滞苏军反攻的企图遭到失败。为免遭歼灭，德军于8月22日开始向西南撤退。

　　8月23日，草原方面军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协同下攻占哈尔科夫。此次战役，使苏军向南和西南方向前进140千米，击溃德军15个师，为解放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和前出第聂伯河创造了条件。

　　苏军在反攻中肃清了奥廖尔地域和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地域的德军集团，胜利结束了连续50天的。会战结果是：德军损失50万人、1500辆坦克、3000门火炮、3700余架飞机，德军30个师被粉碎。当然，苏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此战役使希特勒的进攻战略彻底破产，苏军在整个苏德战场完全转入战略进攻。

　　库尔斯克会战，如同莫斯科会战和斯大林格勒会战一样，成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苏军在库尔斯克地域的胜利，使苏军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为然后在苏德战场全线展开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砸碎德军梦想的第聂伯河会战

　　苏军经过库尔斯克会战以及同时在西方和西南方向实施的一系列进攻战役，使德军受到沉重打击，预备队消耗殆尽。

　　德军统帅部为了阻止苏军的进攻，稳定战线，保住第聂伯河以东的重要经济区，决定在苏德战场全线转入战略防御。

　　为此，德军在纳尔瓦河、维帖布斯克、奥尔沙、索日河、第聂伯河中游、莫洛奇纳亚河，直至克里米亚半岛东岸一线，急速构筑了一道战略防御地区，即所谓“东方壁垒”，第聂伯河一线为该防线的主要部分。德军企图在这一战略地区阻挡苏军进攻，然后转入反攻。

　　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为苏军在广阔战场转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3年秋，苏军最高统帅部正确判断了德军稳定战线、转入阵地战的企图，决定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不失时机地在大卢基至黑海1500千米的战线上展开战略进攻，并决定在西南战略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按统一的战略企图实施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进攻战役，即“第聂伯河会战”。

　　第聂伯河会战在战略进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此外，在战略进攻中，苏军在西方方向上，计划以加里宁方面军、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发起进攻战役，使德军无法抽兵南下；在南翼，计划以北高加索方面军收复塔曼半岛，并在刻赤半岛夺取登陆场。

　　第聂伯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掩护着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和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两个战略方向，控制着盛产农产品的乌克兰地区和储存有丰富煤炭资源的顿巴斯地区，同时又能随时对距离较近的莫斯科构成威胁。

　　因此，德军统帅部对第聂伯河地区非常重视，企图依托这一天然屏障阻止苏军的进攻。然而，由于时间仓促，德军整个防御未能做好准备，有些地段尚未构筑工事，防御纵深没有强大的预备队，防御后方也不巩固，防御部队的士气因一连串的失败而日趋低落。

　　德军在这一地区集中了中央集团军群的第二集团军、南方集团军群的第四装甲集团军、第八集团军、第一装甲集团军、第六集团军和第十七集团军，共62个师，其中包括14个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共124万人、1．26万余门火炮、2100辆坦克、2100架飞机。

　　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会战企图是：

　　彻底摧毁西南战略方向上的敌人，解放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顿巴斯、基辅，并在行进间强渡第聂伯河，夺占河西岸的战略登陆场，为然后解放白俄罗斯和西岸的乌克兰创造条件。

　　1943年8月26日，在进行了45分钟的猛烈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后，苏军中央方面军开始向德军防御阵地发起进攻。中央方面军在谢夫斯克、诺夫戈罗德——谢韦尔斯基方向投入了3个集团军的兵力。

　　由于德军的顽抗，经过一天的激战，位于主突方向上的苏军第二坦克集团军和第六十五集团军进展缓慢，仅向前推进了3至8千米。次日，经过顽强战斗，苏军解放了谢夫斯克，但后因遇到德军激烈抵抗而前进受阻。

　　在左翼辅助突击方向作战的第六十集团军则进展顺利，很快就突破德军宽45千米，纵深40千米的防御正面，于8月29日解放了格卢霍夫，并继续向科诺托普推进，进入乌克兰北部地区。这样，该集团军就在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的接合部上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

　　为了扩大战果，加快推进速度，中央方面军出敌预料，把主要攻击方向上的基本兵力第十三集团军、第二坦克集团军，以及最高统帅部调来的第六十一集团军集中到左翼，在科诺托普方向上发展进攻，取得重大胜利。

　　至8月31日日终前，突破口的正面扩大到100千米，纵深达60千米。德军由于无力阻止苏军的进攻，被迫于9月1日撤至杰斯纳河和第聂伯河的对岸。

　　苏军中央方面军发现敌军撤退，立即追击。方面军左翼在行进间强渡谢伊姆河，9月9日解放了重要铁路枢纽巴赫马奇；9月15日，又解放了通往基辅道路上的德军重要支撑点涅任；9月19日在切尔尼戈夫以南强渡杰斯纳河；9月21日解放了切尔尼戈夫市。次日，在基辅以北前出到第聂伯河。方面军右翼部队也强渡了杰斯纳河，并在9月16日解放了诺夫哥罗德市。

　　9月22日拂晓，为了出敌不意，方面军左翼第十三集团军不等制式渡河器材运达，便开始在宽大正面上强渡第聂伯河。第一批强渡的是携带轻武器的步兵，接着是团属炮兵。师属炮兵在河东岸提供火力保障。一日内，集团军夺占了一个正面宽25千米、纵深2至10千米的登陆场，前出到切尔诺贝利、高查雷至普里皮亚季河口地区。

　　9月23日，登陆场正面扩大到35千米，纵深扩展到20千米。同一天，第十三集团军左翼部队又在普里波亚季河右岸占领一个登陆场。

　　德军调来若干个师，向苏军登陆部队实施多次反突击，均被苏军击退。与第十三集团军几乎同时在基辅以北强渡第聂伯河的，还有第六十集团军和近卫第七军机械化部队。

　　当中央方面军左翼部队在哥美尔以南进行紧张的战斗时，方面军右翼和中路各兵团也分别向日洛宾和哥美尔展开了进攻。

　　9月底，中央方面军巩固了第聂伯河、普里皮亚特河和索日河上已夺占的登陆场，并继续扩大登陆场战斗。

　　沃罗涅日方面军原计划在8月27日转入进攻。由于中央方面军在基辅方向上的胜利进攻，对防守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正面的德军第八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构成威胁，加之不久前沃罗涅日方面军在阿赫特尔卡地区击退了德军的反突击，德军为免遭合围，便于8月25日开始从阿赫特尔卡突出部撤退。战场形势的变化促使沃罗涅日方面军右翼部队提前于25日转入追击，于当天解放了阿赫特尔卡，并向前推进近20千米。

　　9月2日，右翼部队解放了苏梅，继而向罗姆内、朴里卢基和基辅进攻。

　　方面军左翼部队与草原方面军配合，在哈尔科夫西南进行战斗。9月10日，方面军各部队突破了罗姆内东南的德军防线，3天后强渡了苏拉河。9月21日，加强给沃罗涅日方面军的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先遣支队，在布克林附近强渡第聂伯河，并夺取一个登陆场。22日，方面军突击集团第四十、第二十七、第四十七集团军利用坦克集团军的战果也开始了强渡行动。草原方面军的情况与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情况均不同，它在8月底以前在哈尔科夫以西和西南进行了多次战斗，在解放哈尔科夫以后，应向克拉斯诺格勒、上第聂伯罗夫斯克方向继续进攻，并前出到第聂伯河。但是，德军调来15个师，竭尽全力阻止苏军在该方向上的进攻。草原方面军在打退德军反突击后，直至9月初才向克拉斯诺格勒、上第聂伯罗夫斯克方向展开进攻。9月6日，苏军最高统帅部调整了该方面军的任务，令其向波尔塔瓦和克列缅丘格方向实施主要突击，阻止德军在该方向上建立稳固的防线。

　　9月20日，方面军在追击敌人过程中，前出到距第聂伯河70至120千米处。23日，解放了波尔塔瓦，6天后又解放了克列缅丘格。

　　9月底，草原方面军已全线推进到第聂伯河，肃清了东岸的德军，并准备强渡第聂伯河。

　　当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在阿赫特尔卡和哈尔科夫地域进行战斗时，西南方面军于8月13日从伊久姆地域向巴尔文科沃方向展开了进攻。但8月份进展不大，仅扩大了伊久姆地域北顿涅茨河右岸的登陆场。

　　8月18日，南方面军各兵团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西南地域发起进攻。南方面军第五突击集团军和近卫第二集团军突破了德军米乌斯河一线的防御。

　　近卫第四机械化军和近卫第四骑兵军组成的方面军骑兵机械化集群，前出到亚速海沿岸地区，切断了塔甘罗格防御之敌的退路。

　　8月23日，苏军解放阿姆夫罗西耶夫卡，然后继续向南发展进攻。

　　8月30日，解放塔甘罗格。这样，南方面军就在顿涅茨克、阿姆夫罗西耶夫卡和塔甘罗格湾之间的德军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9月初，西南方面军左翼部队在伊久姆东南的北顿涅茨河地区重新发起进攻，突破了德军第一装甲集团军的防线。这样，两个方面军的进攻很快汇合成一个强大的突击。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担心被包围，遂于8月31日开始把第六集团军和第一装甲集团军右翼撤往戈尔洛夫卡、日丹诺夫一线的后方预设阵地，而以后卫部队顽强抵抗。

　　9月8日，苏军南方面军粉碎德军后卫部队的抵抗，解放了顿巴斯州首府斯大林诺。

　　9月15日，德军统帅部担心部队被围，遂命令南方集团军群放弃顿巴斯，全线撤至梅利托波尔、第聂伯河一线后面的“东方堡垒”。苏军两个方面军向西南和南方进一步发展进攻，于9月22日前出到扎波罗日耶以南和莫洛奇纳亚河一线，并解放了顿巴斯。

　　9月25日，西南方面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南强渡第聂伯河。

　　9月底，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解放了除莫洛奇纳亚河以西和扎波罗热以东的小部分地区以外的整个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在洛耶夫至扎波罗热之间近750千米宽的正面上先后进抵第聂伯河。部分部队还不失时机地实施了强渡，在第聂伯河西岸夺取23个登陆场。

　　11月10日11时，苏军白俄罗斯方面军第四十八、第六十五、第六十一集团军向当面德军发起进攻，结果推进15千米。

　　在苏军猛烈进攻下，德军于14日开始向西北方向退却。方面军乘机追击，于15日切断了戈梅利至加林科维契的铁路线。

　　11月17日，攻占德军重要防御枢纽部列奇察，并对列奇察以南的德军形成包围之势。德军为了解救列奇察以南的部队，于18日在列奇察以南和马洛多什以南两个方向上实施反突击。经激烈战斗，苏军于21日击退德军，并将列奇察以南德军大部歼灭。

　　11月22日，苏军方面军右翼第三集团军在普洛布斯克以南转入进攻，当天突破德军防御正面20千米，纵深10千米。

　　11月24日，第五十集团军也转入进攻，与第三集团军协同作战，至25日将突破正面扩大至70千米，并前出到新贝霍夫附近，从而造成对戈梅利地区德军的包围之势。当日夜，德军从索日河与第聂伯河河口地带撤退。苏军追击退却之敌，于26日解放戈梅利城。

　　至11月30日，白俄罗斯方面军在强渡第聂伯河后向前推进130千米，解放了白俄罗斯东部一部分领土，扩大和巩固了登陆场，有力地配合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基辅战役。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实施基辅进攻战役于11月3日开始，根据方面军的最初企图，为解放基辅，决心实施两个突击：从布克林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从基辅以北的登陆场实施辅助突击。

　　由于德军指挥部在10月初已集中30个师，其中在布克林登陆场苏军正面就有10个师，加之基辅以南的大起伏地给苏军的进攻、尤其是坦克部队的行动造成很大困难，方面军突击集团在10月份实施的两次突击均未成功。

　　于是，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

　　由基辅北面的柳捷日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在基辅南面的布克林登陆场实施辅助突击。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迅速采取措施，将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和第七炮兵军从布克林登陆场隐蔽地调到柳捷日登陆场。由于集中了兵力兵器，方面军在主突方向达成了对德军的优势。

　　为了最大限度地达成战役突然性，方面军在主要集团发起进攻之前，首先命令第四十、第二十七集团军于11月1日由布克林登陆场发起进攻。这一行动迷惑了德军，牵制了德军大部兵力。

　　11月3日凌晨，方面军主力经过40分钟的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从柳捷日登陆场发起进攻，第一天即楔入德军防御纵深5000米至12000米。

　　为了达成突破并向西南方向发展进攻，4日中午，刚调来不久的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在第三十八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内投入战斗。为阻止德军撤离基辅，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连夜发起进攻。

　　德军防御部队开始撤退，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乘势突破德军战术防御地带，切断了基辅至日托米尔的公路，并继续向法斯托夫方向进攻。

　　11月4日至5日，近卫第一骑兵军、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第二梯队和预备队均投入了交战。此时，第三十八集团军和近卫第五坦克军已接近基辅北郊和西郊。

　　11月6日晨，乌克兰首都基辅解放。同时，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解放了瓦西里科夫，11月7日，解放法斯托夫。方面军其他部队也乘势向西、西南和南方推进，11月13日，苏军前出到拉杰卡、日托米尔、法斯托夫地区。基辅登陆场12日已扩大到正面宽140千米，纵深150千米的范围。

　　德军统帅部决定实施反突击，拟合围并消灭苏军在日托米尔地域的集团，然后向基辅发起进攻。主要突击由法斯托夫西南地域向布鲁西洛夫实施；辅助突击由日托米尔西北地域向拉多梅什利实施。参加反突击的是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的15个师。

　　苏军在查明德军企图和主要装甲集团在法斯托夫以南和西南集中的动向后，于11月12日停止了日托米尔以西的进攻。

　　从11月13日起，方面军以第三十八、第四十、第二十七集团军和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等部队，在中央和左翼组织纵深梯次防御，并向该地调派了方面军预备队；第十三、第六十集团军协同白俄罗斯方面军在右翼继续发展进攻，牵制德军兵力。在抗击德军反突击过程中，苏军力量不支，被迫回撤到有利防御地区。

　　11月20日，德军以沉重的代价占领日托米尔等地。

　　12月6日至14日和19日至22日，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两次企图以数个装甲师在苏军第六十集团军地带突向基辅，均被苏军击退。德军在伊格纳特波尔、梅列尼、斯塔维谢一线的进攻也被阻止。

　　德军通过近一个半月的进攻，在基辅方向仅前进三四十千米，突击力量遭到了疲惫和消耗。

　　12月24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得到加强后，转入反攻。12月31日，苏军攻占日托米尔。至此，苏军收复了德军之前夺取的全部土地。

　　第聂伯河会战于1943年年底结束。

　　此次会战，苏军重创了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基本兵力和中央集团军群一部。经过4个月的进攻，苏军消灭了第聂伯河接近地的德军防御部队，肃清了德军在左岸的全部桥头堡，并且在右岸建立了两个战略登陆场和数十个战役战术登陆场，粉碎了德军恢复沿第聂伯河进行防御的企图。

　　如果说库尔斯克会战彻底埋葬了希特勒的进攻战略，那么，第聂伯河会战则粉碎了德军统帅部建立坚固阵地防御并在这一方向扼守重要经济区的企图。苏军在第聂伯河会战中的胜利，还为在白俄罗斯的进攻和完全解放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以及将侵略者驱逐出境奠定了基础。

　　苏军不仅在第聂伯河会战中，而且在苏德战场的其他方向上都取得了胜利。北高加索方面军在黑海舰队、亚速海区舰队的协同下，于9月和10月解放了新罗西斯克和整个塔曼半岛。塔曼解放，高加索会战即告结束。

　　10月31日至12月11日，苏军进行了刻赤——埃利季根登陆战役，并在刻赤半岛夺占了登陆场。

　　布良斯克方面军发起的布良斯克战役，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实施的斯摩棱斯克战役，也给德军以沉重打击，牵制了德军部分兵力，支援了第聂伯河会战。

　　由于苏军在库尔斯克、第聂伯河，以及在苏德战场其他地区的胜利，从斯大林格勒反攻开始的苏联卫国战争的根本转折遂告完成，军事战略形势和力量对比发生了对苏联有利的和不可逆转的变化。

　　正如斯大林所说，“这场战争已进入了把侵略者从苏联土地上完全驱逐出去和消灭法西斯欧洲新秩序的阶段”。

地中海、北非的反击

北非地中海战场的战略重点

　　1942年上半年，是英国处境艰难的时期。它不仅遭到新加坡沦陷和缅甸失守的打击，而且面临法西斯轴心国东从高加索、南从北非的两面夹击的危险，而最沉重的是北非图卜鲁克失守。

　　隆美尔军队在拔掉这个钉子之后，就可以长驱直入埃及亚历山大港、开罗，直至苏伊士运河。

　　这种严峻的局面，尤其是来自北非的威胁，导致丘吉尔在国内的政治处境极为困难——“只有战场上的胜利才能挽救他的首相地位”。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便是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

　　这种思想也符合英国一贯主张的地中海战略。英国总参谋长艾思赛德将军在1939年曾断言：

　　地中海战区是英国可以打赢或输掉一场战争的最重要的战区，也是英国可以发动地面攻势的唯一战场；德国只要占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就有望赢得一场短期战争。

　　丘吉尔在1941年4月写道：

　　失去中东，对大不列颠是一个重大灾难。

　　对于英国来说，中东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保卫中东仅次于保卫英国本土，中东地区是支援土耳其、苏联和地中海作战的基地，是通向印度、意大利的跳板，特别是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更是英国的生命线，没有它，英国的陆、海、空三军就会瘫痪。

　　为了保卫中东，从1941年夏季起，英国就一直在准备登陆西北非的“体育家”计划，并竭力说服美国同意这一计划。

　　1941年12月，美英举行的第一次华盛顿会议，即“阿卡迪亚”会议，丘吉尔以备忘录的形式表明了英国的这一战略企图。丘吉尔说过，他认识到俄国的战事发展十分重要，但目前除了向俄国人提供物资外，别无他法。

　　丘吉尔建议：

　　英美联合在西北非采取登陆作战行动，就能减轻苏联的压力。

　　这一两栖进攻战在英国发动的利比亚攻势的配合下，将在1942年底肃清北非之德军，使盟国地中海海运畅通无阻，这比绕道好望角能节省大量的载重吨位。

　　控制了这个关键的海上环节，美英两国就可以把全部注意力转向欧洲大陆，彻底击败希特勒德国。

　　丘吉尔的建议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赞同。“阿卡迪亚”会议最后排除了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确认美英联军占领法属北非的战略重要性，并定于1942年5月实施。

　　后来由于太平洋战区紧张，北非英军在昔兰尼加受挫，以及美国军方倾向于在欧洲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体育家”计划因此被搁置下来。

　　1942年7月初，北非战线在埃及稳定下来，英国再次提出“体育家”计划，力主在非洲西北海岸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这样既可以威胁隆美尔的后方，解埃及之围，又可以把德、意军赶出北非，确保直布罗陀的安全，进而北上意大利、巴尔干，进取东南欧。

　　7月7日，英国战时内阁举行会议得出结论：由于实施“痛击”战役，即1942年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有限突击行动的可能性不大，必须说服美国政府回到“体育家”战役计划上来。

　　第二天，丘吉尔致信罗斯福：

　　英国陆军、海军或空军的负责将领均不准备推荐“痛击”计划为1942年可能实行的作战行动，在1942年组织并未成熟的战役，只会以失败告终，而且还会决定性地破坏1943年大规模战役的前景。

　　接着，丘吉尔明确提出英美军队1942年在北非登陆的问题，他写道：

　　我自己确信，“体育家”计划是在1942年使俄国战线获得缓和的最好机会。这个计划一直是同您的意见相符合的。

　　事实上，它是您的主导思想。这是1942年的真正的第二战场。我已与内阁和国防委员会商量过此事，大家看法一致。这是今年秋季可能实行的最可靠的、最有成果的攻击。

　　7月14日，丘吉尔再次致信罗斯福催促道：

　　我盼望您了解我现在的处境。我已发现，没有人认为“痛击”计划是可行的。我很希望您尽快实行“体育家”计划。

　　7月15日晚，罗斯福总统在同他的私人顾问霍普金斯的谈话中，对于英国不热心于“痛击”行动表示不安。同时指出，美国不能等到1943年才打德国，“如果我们不能够在‘痛击’行动中发动进攻，我们就应当采取第二个最好的行动——而这不是太平洋”。他表示，要对美军在1942年对德地面作战的战区作出明确而具体的决定，“考虑中的战区就是北非和中东”。尽管军方反对在北非作战，而主张在欧洲或太平洋展开对轴心国的作战，但罗斯福坚持他的想法。

　　他认为，“体育家”作战行动的一大好处在于它纯粹是美国人的创举，它将夺取西非，使敌人无法使用那里的港口，为最终控制地中海开一个头。另一个战区是中东，这方面美国可能不会遇到什么抵抗，它可以使用在埃及的部队，或从波斯湾北端调遣部队。更重要的是，美国只有尽快参加对德作战，才能和其他主要同盟国家一样有权决定关于战争的全部问题。

　　为此，罗斯福于7月16日派遣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哈里·霍普金斯以及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再次飞赴伦敦，与英国领导人商谈联合作战计划，并对这次伦敦会议作了指示。

　　其中一条指示便是尽力守住中东，因为失去中东就意味着一连串的损失：

　　丢掉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丢掉叙利亚；丢掉摩苏尔油井；由于敌人从北面和西面夹击而失去波斯湾，同时得不到波斯湾的石油；德国同日本会师，很可能丢失印度洋；德军十分可能占领突尼斯、阿尔及尔、摩洛哥、达喀尔，并切断通过弗里敦和利比里亚的渡海路线；严重地危及南大西洋的一切航运，也严重地危及巴西以及整个南美洲的东海岸。

　　同时，罗斯福也要求他们“必须细心地研究执行‘痛击’的可能性。这样的作战行动，今年肯定会给俄国很大的支持，它可成为今年解救俄国的转折点”。

　　根据指示，在未能达成关于实施“痛击”战役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代表应将情况通知总统，并在仔细研究国际形势后，另行确定“美军于1942年作战的其他地点”。

　　最后，指示强调，当前的目标就是：

　　美国地面部队必须在1942年对德军开战。

　　7月20日，英美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马歇尔反对在西北非卡萨布兰卡附近登陆的建议，认为这对于局势严峻的东线战事无济于事，不会减轻苏联的压力。此外，如果把兵力都投入到不起多大作用的“体育家”行动中，会无端地消耗兵力。与其这样，不如将这些宝贵的作战力量用于1943年有可能实施的“围歼”作战中。金海军上将则更倾向于将兵力投入太平洋，对付日本的扩张。

　　丘吉尔对1943年实施“围歼”战役表示赞同，但坚决反对1942年在北非以外的战场采取大规模地面作战。他首先指出，以盟军现有的船只和兵力兵器，肯定无法在1942年实施“痛击”计划。该计划不仅面临失败的可能，而且会吞掉进行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必需的“全部资源”。他继而强调，既然登陆法国的计划不可能实施，那么就应该考虑登陆北非的“体育家”计划。

　　英方认为，“体育家”计划规模稍小，所需要的兵力、装备、物资等均比登陆欧洲的行动要少，因此，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而且，如实施顺利，有可能在地中海以及中东成为决定性的转折点，同时也能减轻苏联南部战场的压力，起到第二战场的作用。

　　随后，两国参谋长就该问题进行过3次会议，均未能达成协议，罗斯福获悉此讯，拍电报给在伦敦的美方人员，重申他们离开华盛顿前他下达的指示——必须制订在1942年发动有美国地面部队参加的对德作战的其他计划。

　　罗斯福总统提出5个战役方案，并要求军方优先考虑在北非登陆。

　　它们依次是：一是以阿尔及尔或摩洛哥或以返两地为目标的一种新攻势；二是原有的北非作战行动的开始阶段完全由美军负责执行；三是进攻挪威北部的作战行动；四是美军增援埃及的英军，以便在那里发动一个攻势；五是美军经由伊朗一直打进高加索地区。

　　罗斯福最后敦促美方代表尽快同“我们的朋友”作出一个决定。

　　根据罗斯福的指示，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于7月24日召开，就同盟国在1942年至1943年实施战役的问题迅速达成协议并通过备忘录。

　　内容如下：

　　只要在1943年7月以前存在顺利实施“围歼”战役的可能性，就不能放慢这一战役的准备工作。

　　假如在9月15日以前出现了俄国人在东线抵抗停止或急剧削弱的征兆，而使顺利实施“围歼”战役的希望变得渺茫，那么，就应当定下决心，在1942年12月以前的短期内共同实施在西北非沿岸登陆的战役。

　　因此，必须立即制订这种非洲共同战役计划并确定集中交通工具、海军力量和部队的最后的期限，以便在1942年12月1日以前实施登陆兵第一梯队的登陆行动。

　　实施非洲战役，实际上排除了在1943年顺利实施“围歼”战役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将在欧洲大陆周围处于防御态势，不包括空军行动和封锁。

　　但是，进攻大陆的组织工作、计划的制订和部队的准备，应当考虑在下述情况下继续进行，即在德国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当然，还要在有资源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实施这一战役。

　　7月25日举行的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第二次会议决定，在北非和西北非登陆战役代号更改为“火炬”。同一日，罗斯福总统电告霍普金斯，“不迟于10月1日”实行的在北非登陆的计划，应立即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据此，1942年7月，在德、意军紧逼埃及之际，英美两国经过长时间讨论，终于作出于1942年秋季实施北非登陆战役的决定。

　　从8月初开始，英美参谋部着手进行进攻北非的实际准备工作，除了确定“火炬”行动指挥官人选，调集大批部队、空军中队、装备、物资补给品之外，丘吉尔还亲临北非视察，整顿了中东战区指挥系统，由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出任中东英军总司令，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任英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并指示第八集团军做好一切准备，配合秋季的“火炬”作战，先行对阿拉曼之敌发动大规模进攻，然后同登陆的英美联军一道，彻底歼灭德、意非洲集团军。

　　此后，丘吉尔飞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就“火炬”计划代替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同斯大林交换意见。

　　丘吉尔为了说服斯大林，列举了采取“火炬”计划的种种理由及好处，并画了著名的鳄鱼图形，借此说明英国的意图是，在打鳄鱼的硬鼻子时，即法国北部，也要攻击它的柔软下腹，即地中海。

　　斯大林最后同意了英美的战略计划。

　　“打敌软下腹”是英国一贯采取的典型的“间接战略”，即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打边缘战，扫清外围之敌，利用在次要方向作战的时机积蓄力量，然后再向主战场挺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向德国进攻，将其一举歼灭。一言以蔽之，以稳妥的渐进方式和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胜利。

　　至此，盟军就1942年北非地中海战场的战略重点问题达成一致：登陆北非，肃清非洲之敌。同时加强地中海马耳他岛的军事力量，以便充分发挥其重要的海、空军基地的作用。

改变战场态势的阿拉曼战役

　　1942年7月，德、意非洲集团军进攻英军阿拉曼防线失败，陷入僵局，隆美尔及德国最高统帅部已准备放弃攻势。但是，希特勒仍不甘心，命令继续准备进攻尼罗河三角洲。意大利统帅部也请求隆美尔无论如何不要撤退。

　　在他们的催促下，隆美尔不顾部队疲惫、补给不足，以及缺乏燃料的恶劣状况，决定再次进攻英军阿拉曼防线，突破苏伊士运河。他认为，如现在不进军，双方兵力日趋悬殊，将再无机会向尼罗河三角洲进军了。

　　阿拉曼防线北濒地中海、向南延伸64千米至卡塔腊洼地的盐碱滩。由于该防线地势复杂，防守严密，没有装甲部队可迂回的开阔翼侧，无法从正面进攻，隆美尔遂决定以哈勒法山为突破口，在该地以东挥戈北上，再朝哈马姆方向进逼海岸。之后，德军击溃英军第八集团军，突破阿拉曼防线，前出至苏伊士运河地区，为夺取埃及铺平道路。

　　隆美尔计划以德军第一六四师和意军两个师对阿拉曼防线北部的英军第三十军实施牵制性进攻。然后，以德军第九十轻型装甲师、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装甲师、意军摩托化军及侦察大队，向防守战线最南端希迈马特的英军第十三军实施主攻。

　　该地段是一个防御的薄弱点，阵地前仅由雷区加以封锁。隆美尔的作战意图是，从南端突破英军防线，部分兵力向东推进到达左侧的哈勒法山山脊，然后迂回山脊，对英军主力实施包围与进攻。

　　根据“超级机密”提供的可靠情报，英国第八集团军对德、意军的作战部署了如指掌，遂决定以重兵防守战线南端及哈勒法山地。

　　英军防御兵力为8个师。北面由第九澳大利亚师重兵扼守特勒埃萨突出部，第一南非师把守第九澳大利亚师和鲁瓦伊萨特岭之间的地区，第五印度旅据守鲁瓦伊萨特岭，岭南的第二新西兰师则在代尔穆纳西卜高地上担负正西和西南方向的防守任务，第四十四师和第二十二装甲旅据守哈勒法山，第七装甲师布设在东南面，隐蔽待命，一旦德军坦克企图突破，立即给予痛击。此外，英军还布设了6个相互连贯的布雷区，构筑了坚固的炮兵阵地。英军各步兵师装备有威力强大的新式反坦克炮。部署在阵地前沿的700辆坦克中，有160多辆是装备有75毫米炮的性能优良的美制坦克。英军坦克比德意军优势明显。

　　8月份，英军得到的补给是轴心国军队的10倍。总之，英军的装备与作战人员素质已超过入非作战以来的任何时候，而德、意军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补给均已处于最低点。

　　8月30日晚23时，德、意军开始向英军防线南端的要塞发起进攻，打响了哈勒法山之战。

　　英军的大纵深密集布雷区和空军的猛烈轰炸，使德、意军大受挫折，非洲军陷入死亡陷阱。第二十一装甲师师长冯·俾斯麦将军阵亡，非洲军军长内林将军身负重伤。

　　31日黎明时，先头部队只突进布雷区。上午8时，隆美尔被迫停止战斗。半小时后，鉴于德军两个装甲师已突破至雷区尽头，隆美尔重新下令进攻，同时被迫修改计划，推迟向亚历山大和开罗的进军，将哈勒法山作为直接目标，全部兵力提前北转，尽快横跨哈勒法山脊，以避开右翼英军第七装甲师的威胁。

　　于是，德，意军掉头直扑英军第二十二装甲旅的防守地段。蒙哥马利迅速派出第二十三装甲旅对保护布雷区的新西兰师和哈勒法山脊的第二十二装甲部队旅实施增援。

　　至中午，德国非洲军装甲部队主力伤亡重大，未能推进一步。这时，战场上刮起风暴，遮蔽了非洲军部队，英国空军只得停止轰炸。

　　下午16时，德军进至山脊最有利的据点132高地对面。在轰炸机的配合下，集结在高地的英军坦克和火炮立即向德军开火。

　　9月1日拂晓，德军第十五装甲师企图包围英军第二十二装甲旅，遭遏制被迫撤退，下午重新发起进攻，再次被隐蔽在工事内的英军第十装甲师的坦克击败。蒙哥马利集中兵力收紧包围圈。天黑前，德军曾3次试图突围均未成功。

　　激战持续至9月2日上午，德军损失惨重，燃料严重短缺，未能前进一步。隆美尔被迫放弃进攻，于夜间命令其装甲部队逐步撤至8月30日的出发阵地。哈勒法山之战以德、意军失败告终。

　　在该战中，德、意军损失近3000人，其中死570人、伤1800人、被俘570人；损失坦克50辆、野战炮15门、反坦克炮35门、卡车400辆。

　　英军损失1751人、坦克68辆、反坦克炮18门。从此，隆美尔军队进至尼罗河一线的最后希望破灭。他们完全丧失了主动权，再也无力发动攻势。这就注定他们在阿拉曼战役中的失败。

　　经过哈勒法山一役之后，英军士气大振。这是他们进入北非作战以来第一次赢得如此辉煌的胜利，英军总结出该战的经验，为下一步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如集团军各部队之间在战斗中协调一致；陆军和空军之间实行卓有成效的协同。尤其是英国皇家空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不断猛烈攻击德、意部队，将其钉死在地面上，使之无法按预定计划行动。

　　此外，“超级机密”情报，以及在该战中运用的假情报、欺骗战术，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种欺骗战术被第八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继续运用于阿拉曼战役。

　　哈勒法山一战失败后，隆美尔率部退至阿拉曼以西卡塔腊洼地的防线。防线正面宽60千米，纵深15至20千米，北濒地中海，南靠坦克无法通过的卡塔腊洼地，两翼不受威胁。

　　此时，德、意军经过长时间的沙漠地连续作战，体力、兵员、装备消耗均已达到顶点，而且迟迟得不到补充。

　　在“超级机密”情报的帮助下，英国空军对意大利补给船队和北非港口实施了有力而准确的打击，给轴心国的后勤补给计划带来严重的影响。轴心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夺取马耳他岛是一大失策。隆美尔估算，在1942年前8个月，他只得到所需最低补给量的40％。

　　在兵力对比方面，盟国军队处于明显优势。首先表现在装甲车、坦克等机动作战力量方面。

　　1942年7月以来，英国第八集团军补充了大批装甲力量，组成精锐的第十装甲军；德、意非洲集团军虽然也有少量补充，但大都是非摩托化兵力，甚至将两支空降部队代替地面作战力量补充进来。

　　鉴于装甲兵的机动性和攻击力适合于沙漠作战，轴心国军队补充的这些兵力几乎毫无价值。其次是空中力量对比，英军掌握绝对制空权，而且在配合步兵地面作战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最后一点，即轴心国军队油料补给一直不足。在几次作战、追击行动中，德、意军均由于缺乏油料而中途退出战斗，前功尽弃。

　　自轴心国军队入侵埃及以来，补给线越拉越长，图卜鲁克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轴心国运输船队不断遭到盟军的空中和海上打击，往往未到北非港口便沉入海底。沙漠战中，没有油料足以置人于死地。作战开始之前，德军仅剩4天的油料，弹药仅够用9天。

　　油料不足，隆美尔不敢再打他擅长的机动战。坦克在暴露的地域作战，也容易受到英军飞机的攻击。

　　鉴于种种不利因素，隆美尔决定打一场阵地战：利用步兵坚守防线，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英军的突破。一旦英军楔入防线，立即采取反击手段将其消灭，以避免英军扩大突破口。

　　为此，隆美尔沿整个防线建立了10多千米宽的防御体系。首先让部队占据坚固阵地，阵地最前沿设置了大面积布雷区。

　　第一道雷区纵深约900至1800米，其后是无人地带，仅配置少数前哨加以监视；其后1800米处是主防线，由德、意军步兵重兵防守，配备高爆炸弹、火炮和反坦克炮。主防线之后配置装甲部队。

　　整个布雷区威胁最大的是北部雷区，纵深达4500至8200米，共用了50万枚地雷。其中交错设置着拥有相当兵力的“防御点”，被称为“魔鬼的花园”。南部雷区虽不如北面庞大，但位置恰当，十分有利。

　　德、意非洲集团军拥有4个德国师、8个意大利师，其中包括4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师。装备坦克480多辆、火炮近1300门、飞机680多架，总计约10万人。

　　其兵力部署如下：

　　德、意军混合编成的6个步兵师坚守主防线；德军装甲部队主力第二十一装甲师和第十五装甲师各率一个意大利师，分别防守战线南、北两端；德军第九十轻装师作为预备队部署在北段后方海岸附近。

　　英国第八集团军辖3个军，共11个师和6个独立旅，其中包括4个装甲师和2个装甲旅；装备坦克1200辆、火炮2311门、飞机750架，总兵力达19．5万人。

　　英军作战意图是：

　　突破德意军的防御地域后，迅速向西挺进，占领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全境，配合即将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美英联军，将德意军全部逐出北非。

　　蒙哥马利的作战计划是分三路同时出击。

　　第三十军在北面担负主攻任务，负责突破德、意军防线中央以北的防御，在雷区打通两条通路，一条通往腰子岭，一条越过米泰里亚岭。之后，第十军的装甲部队通过通路，在战线另一边的开阔地带占据阵地，迎战德军装甲部队的反击。

　　第十三军在南面实施佯攻，分两路出击：一路在耶伯尔卡拉赫和卡雷特哈迪姆以东；另一路在更南面，向希迈马特和塔卡实施打击，诱使隆美尔相信英军主攻方向在南面，因而在那里保持强大的装甲部队。

　　在牵制德军装甲兵的同时，第八集团军将首先对其步兵实施粉碎性打击，然后再以密集装甲群奋力追击德国非洲军的残余部队，并将其彻底消灭。

　　这是蒙哥马利的一种新式沙漠地作战战术。他一改过去的先以密集的装甲群歼灭敌装甲部队、继而再扑向暴露的步兵的战法，而是首先歼灭德军非装甲部队，同时将德军装甲部队隔开，不让他们前往接应。

　　这一大胆的不合常规的战术引起英军装甲师及步兵指挥官的反对，但是，蒙哥马利力排众议，坚持了自己的做法。

　　他预计，只要从翼侧和后方对扼守阵地的德军非装甲部队进行夹攻，采用“粉碎性”打击予以消灭，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就无法守住夺来的地盘。在这种情况下，隆美尔会由于补给不足而始终处于危险的境地，唯一的出路只有撤退。

　　为保障战役成功，蒙哥马利的进攻计划以两项内容作为基础：诈敌计划和作战计划。首先，对轴心国军队实施欺骗战术，使之相信英军的主攻方向在南部，然后，运用强大的火力优势，对北部防线实施大规模进攻。

　　诈敌计划要达到两个目的：尽可能长久地隐蔽英军发动攻势的意图；如瞒不住，则要使德军无法确定进攻日期和主攻地带。

　　具体做法是，在北部，掩盖英军的真正意图和实际行动，而在南部，则要有意识地显示英军正在活动的假象，以诱使德、意军在南面集中兵力。

　　英军在阿拉曼防线南端的后方一带，布置了假辎重卡车和假的弹药库，铺设了长达32千米的假的输油管，并且故意迟迟不竣工，给德方造成一种英军将到11月以后才发动进攻的假象。电台使用也日益频繁。

　　在北部，真正发起进攻的地段，作战运输工具和火炮都趁黑夜运入并仔细加以伪装。成百辆坦克隐藏在各种模拟车辆下面，卡车停在火炮阵地上。停放在后方的坦克和火炮运到前沿后，在它们空出来的地方放置了伪装物。

　　9月下旬，在沙漠的开阔地上，步兵出击前使用的前沿狭长掩壕已于夜间挖成并伪装起来。

　　开战日定在月盈之夜的10月23日。这样英军便可借助月光安全有效地排除地雷，在德、意防线上尽快打开缺口，开辟雷区通路。作战代号为“捷足”。

　　10月23日21时40分，英军1200门火炮对德、意军整个阵地进行了猛烈袭击，最后集中在北部地区。不久，德、意军的通信网就被破坏，其司令部顿时耳目封闭。

　　在英军强大火力的压制下，意军第六十二步兵团的部分兵力擅自离开防线，纷纷后撤。22时，英军第三十军在战线北部开始进攻。

　　与此同时，英军在南部发起攻击，牵制德军主要装甲部队。第三十军所属第九澳大利亚师和第五十一苏格兰师投入战斗后，准备打通一条穿过布雷区的通路。

　　在其南侧，新西兰师和南非师也投入进攻，以开辟一条南通路。同时，第四印度师从鲁瓦伊萨特岭上具有威胁性的突出阵地展开凌厉的攻势，楔入德军阵地。

　　在英军战线北端，一个澳大利亚旅于特勒埃萨和地中海之间发起牵制性进攻。

　　10月24日凌晨1时，英军越过德军前哨线，楔入其主防线，突破口宽度在9600米以上。

　　至凌晨5时30分，第三十军一半部队已达预定目标，两条重要的雷区通路均已打通。第三十军各师和第十军所属第一、第十装甲师尾随在步兵后，分别开入北通路和南通路。

　　由于雷区纵深大，英军先头步兵部队和坦克在通路遭到越来越猛烈的炮火袭击，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10月24日下午，苏格兰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重新组织进攻，杀开通路冲过了布雷区，新西兰师的第九装甲旅也越过了米泰里亚岭。但在其南侧进攻的第十装甲师遭到德、意军的顽强阻击，直至次日清晨仍无法推进。

　　英军坦克被迫停留在米泰里亚岭背后，在最大射程上与德军交火，他们随时都可能被行动缓慢的步兵堵塞在后面，陷在狭窄通道内无法行动。不过，英军还是击退了德军第十五装甲师的多次小规模反击。

　　至傍晚，德军第十五装甲师只剩下1／4的坦克能投入战斗。

　　第十三军在南面的助攻也不顺利，所属第七装甲师和第四十四师都未能通过希迈马特北面的布雷区，被迫停滞于主阵地前。在各布雷区之间，第十三军所属步兵按照蒙哥马利的“粉碎性”战术展开血战，未能奏效。

　　为保存第七装甲师实力，蒙哥马利命令南部放弃进攻，北部仍按原计划继续强攻。

　　10月25日夜，在炮兵和轰炸机的强大火力支援下，英军不间断地向德、意军实行突击。午夜时分，英军攻克了北部的重要据点——第28号高地。接着，在此地集中兵力准备继续进攻，以便扩展他们在雷阵以西的桥头阵地。

　　在此期间，接替隆美尔任非洲集团军代理司令的施登姆将军，在战役开始后不到一天，便死于心脏病猝发，司令部一度发生混乱。

　　9月23日才回国治病的隆美尔应希特勒的要求，于10月25日晚匆匆返回阿拉曼前线指挥作战。他放弃以步兵固守阵地的原计划，命令第十五装甲师和一个意军师于26日清晨向第28号高地发起反击。

　　在英军的顽强抵抗下，德军进展迟缓。入夜，意军两个营占领高地的东、西两面。但高地仍控制在英军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作战依托地。

　　此后，隆美尔动用了预备队第九十轻装师，并于26日夜调遣南段第二十一装甲师率部分意军和炮兵前去增援北段。他明白，由于缺乏燃料，一旦英军再进攻南部，第二十一装甲师就无法重新返回。

　　然而，德军当务之急是尽一切力量顶住英军在北部的进攻，隆美尔只有孤注一掷。10月27日上午，他命令各部队尽量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火炮，阻滞英军的攻击。接着，德军装甲兵对英军发动一系列进攻，但均告失败。经过3天激战，英军损失较大，伤亡6000多人，损失300多辆坦克。蒙哥马利“开始意识到必须谨慎行事”。他决定在10月27日和28日暂停大规模进攻，重新调整部署：第三十军和第十军进行休整，增补人员和装备；将南线第七装甲师调往北部战线，准备同澳大利亚师共同沿海岸公路一线发动决定性进攻；腰子岭和米泰里亚岭转入防御，由第十三军防守；新西兰师作为预备队。

　　10月28日，隆美尔发现英军在第一道雷区前集结大量装甲兵力，预料将发生一场决定性战斗，于是，将南段剩余的德军和重武器全部调往北面。英军侦察机发现了德军的集结行动。

　　10月28日中午，英国空军出动轰炸机，轰炸德、意军的集结部队，粉碎了隆美尔第二次反攻企图。这次失败是阿拉曼之战的转折点，隆美尔再没有可用于反攻的部队了。

　　10月29日，德军已全部集结在战线北部，南部仅剩意军防守。这样，精锐的德军便不再和意军交叉部署了。据此，蒙哥马利及时改变计划，决定先在德、意两军的接合部给意军以决定性打击，然后在左翼重创德军。作战行动代号是“增压”。“增压”计划规定：

　　澳大利亚师要在10月30日夜至31日凌晨之前向北猛攻到达海边，把德、意军的注意力引向北面。然后，在10月31日夜至11月1日凌晨前，在北通路北面，以新西兰师为主，在第九装甲旅和两个步兵旅增援下，向意军发起强大攻势，打开一个深远缺口。之后，第十装甲军通过缺口。

　　澳大利亚师在向海岸的进击中遭到顽强抵抗，进展困难，未能一直攻到海边，但在德、意军的多次凶猛的反突击中守住了阵地，并夺得了公路和铁路沿线的许多阵地，俘获500名俘虏。

　　在此期间，英军加紧“增压”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由于新西兰师同其增援部队尚未取得协调，蒙哥马利于10月31日6时30分将“增压”作战的总攻时间推迟一天，改为11月2日凌晨1时。

　　11月2日凌晨1时，“增压”行动开始。300余门火炮同时炮击德、意军主阵地长达3个小时，接着新西兰师在移动弹幕掩护下，开始向意军防线发起进攻。首先攻击的目标是第28号高地两侧的第二零零步兵团。英军很快楔入阵地，跟随坦克和装甲车向西挺进。

　　隆美尔正确地估计到英军将向海岸进击，并做了相应的部署。但他没想到英军会突然改变作战方向，攻打德、意军接合部。经过激战，隆美尔把第九十轻装师预备队投入战斗，阻止住英军前进。

　　英军遂在已楔入的阵地上不断增加兵力。英军第一五一旅和第一五二旅在第二十三装甲旅的支援下，在规定时间内打开一条长达3600米的通道。装甲部队前锋第九装甲旅紧随其后，以便赶在日出之前进抵前方1800米处的德军炮兵屏障前。

　　接着，第十军装甲部队迅猛出击，进入突破口向纵深发展。不久，大批英军突破了第28号高地西南面德军第十五装甲师的防线。新西兰步兵和强大的装甲群向西推进，击溃1个意大利团和1个德国装甲兵营，并攻击德军后勤补给系统。

　　11月2日上午，德、意军残存部队发动反击，并设法堵住已达4000米宽的缺口，随后展开了一场整个战役中最激烈的坦克战。越来越多的德军和意军坦克在大炮和反坦克炮支援下投入战斗，英军炮兵和沙漠航空队轰炸机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双方伤亡都很大。

　　经过两个小时激烈战斗，德、意军的反击失败。北部战线的严峻局势，迫使隆美尔调集南部意大利“艾里特”装甲师和炮兵部队的大部兵力向北增援。于是，整个南段防线缩短。

　　下午，隆美尔运用全部残存坦克，对英军进攻部队的两翼实施反突击。由于缺乏空中掩护，在英国空军的袭击下，德军损失惨重，大部分坦克被击毁，有生力量只剩下1／3，坦克35辆。一天之内，德、意军消耗弹药450吨，但得到的补充只有190吨，而且是由驱逐舰卸在约500千米以外的图卜鲁克港。

　　当晚，隆美尔获悉英军正在把第二线的装甲部队全部集中在突破口，准备做最后的攻击。鉴于抵抗无望，隆美尔遂决定将部队后撤到阿拉曼以西96千米处的富卡，以免全军覆灭。南线兵力撤回到8月底所占阵地，第九十轻装师、非洲军和意军第二十军开始缓慢西撤。与此同时，隆美尔向希特勒报告了撤退情况。

　　11月3日中午1时30分，希特勒发来电报，制止非洲集团军后撤，要求他们誓死守卫北非沙漠。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德、意军停止西撤行动重新部署防线，准备同英军决一死战。

　　11月4日晨，德国非洲军同第九十轻装师会合，在特尔曼斯拉构成一道薄弱的环形防线，一直延伸至铁路线以南约16千米处，与意大利第二十装甲军残部连接在一起。南段防线由意军1个师、1个伞兵旅和第十军部队负责防守。

　　上午8时，经过一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英军对德、意军防线发起最后进攻，一举突破特尔曼斯拉防线，俘虏非洲军军长冯·托马。意军第二十装甲军也被包围。

　　经过激战，黄昏时分，第二十军被英军全歼。其间，英军第十三军部队突破南段意军防线，至4日已前进8000米，使德、意军的滨海集团面临被包围的威胁。

　　11月4日，英军装甲部队抵达其最终目标——战线后方的开阔地。

　　迫于局势，隆美尔于4日下午15时30分再次下令撤退。撤退时，德军将4个意大利师的淡水储备和汽车全部带走。

　　11月5日早晨，接到希特勒同意撤退的命令，但为时已晚，富卡防线已无法据守，德军继续向西撤去。

　　从11月5日起，英国第八集团军开始实施对隆美尔军队的追击行动，中午即抵富卡与德军展开激战。

　　隆美尔原打算在富卡停留一段时间，以便等待随后跟进的步兵，可是不久，英军一支强大的迂回纵队迅速向德军敞开的南面翼侧挺进。隆美尔担心被包围，当晚便撤向马特鲁，英军继续追击。

　　11月6日下午开始下暴雨，道路泥泞，补给、油料未能跟上，妨碍了英军的追击行动。

　　11月7日一整天，英军3个装甲师均未能继续前进。翌日清晨，英军巡逻队进入马特鲁港后，发现隆美尔已于夜间离开，向西撤往萨卢姆。

　　这样，从1942年11月5日起，英军一路追击退却之敌，一路收复埃及、利比亚失地。

　　11月10日，英军占领西迪拜拉尼，第二天占领萨卢姆和拜尔迪耶，20日占领班加西，直至1943年1月23日占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迫使轴心国军队退至利比亚——突尼斯边境。

　　1943年2月16日，隆美尔军队停止撤退，占据突尼斯——马雷斯防线，准备在非洲做最后的抵抗。

英美军歼灭侵非轴心国军队

　　经过长时间讨论，美、英于1942年夏达成一致意见：进攻欧洲的时机尚不成熟，战略重心将移至北非地中海战场。为此，美、英确定在同年秋实施代号为“火炬”的北非登陆战役。

　　此役旨在夺取北非登陆场。然后，美英登陆部队与在埃及和利比亚作战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协同行动，歼灭非洲大陆上的德、意军队，巩固中东，控制地中海，为然后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并以此减轻德军对苏联的压力。

　　1942年8月14日，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发布作战指令，正式任命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国远征军总司令，美国的马克·克拉克少将任副总司令，史密斯任参谋长。

　　指令要求：

　　针对非洲的联合军事作战行动，应根据实际情况尽早实施，其目的在于协同中东盟军完全控制从大西洋到红海的整个北非。

　　为执行“火炬”计划，盟军动用了13个师，以及300艘战斗舰艇和370艘运输舰，编成东部、中部、西部3个特混舰队。东部特混舰队，由英国皇家海军载运英军2．3万人、美军1万人，从英国出发前往阿尔及尔；中部特混舰队，将在英国海军的支援下，从英国运送3．9万名美军部队攻占奥兰；

　　西部特混舰队，将直接从美国本土运送3．5万人攻占卡萨布兰卡。夺取上述港口后，后续运输船队将源源不断地运送增援部队和补给品，直至战役完全结束为止。

　　根据统一指挥原则，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负责指挥“火炬”作战的所有兵力。英国坎宁安海军上将任盟军海军总司令。战役的航空兵保障由英国东部空军司令部和西部空军司令部分别负责，共计1700架飞机。

　　首批登陆部队为6个加强师，约11万人。根据战役计划，上述兵力于11月8日凌晨在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地区同时登陆。之后，从阿尔及尔上陆的英国第一集团军即直驱突尼斯，抢在轴心国派兵增援之前，夺取整个法属北非。

　　北非登陆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盟军陆、海军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驻守北非的法军将采取何种行动。

　　1942年11月，法国维希政府驻北非军队拥有500架飞机和14个师20万人。尽管这些部队兵力不多，装备欠佳，但训练有素。另外，在法国土伦和北非各港口还有法国舰队的大量兵力。

　　只要法军在政治上未被瓦解，并且决心抵抗到底，他们就完全可能阻止盟军登陆。于是，美国积极采取政治攻势，争取法军归附同盟国。

　　罗斯福政府不顾公众压力，拒绝与维希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美驻法国大使莱希海军上将的主要使命，是使法国反对德国控制法属北非的态度强硬起来。

　　在预定登陆开始之前两周，盟军副总司令克拉克少将乘潜艇前往北非，在阿尔及尔附近同美国领事馆总领事墨菲和亲同盟国的法国指挥官进行了秘密会晤。

　　克拉克要求他们在战斗开始时尽力挫败任何抗登陆计划。这些法国人的友好行动为盟军的登陆，特别是在阿尔及尔的登陆创造了一定条件。

　　登陆前夕，盟军还把法国著名的高级军官吉罗将军接到直布罗陀，准备利用他的威望号召北非法军与盟军合作。然而，预先争取那些操纵海岸炮的法国海军人员的工作却没有成功。

　　东部特混舰队3．3万人在英国皇家海军少将哈罗德·巴勒的指挥下，11月8日凌晨1时开始在阿尔及尔及其东、西两面，将英、美部队送上岸。登陆部队指挥官是美国查尔斯·赖德少将。

　　在西面，英军顺利占领滩头；在东面，载运美军的船只被意外的浪潮冲离海岸数海里，在黑暗中造成了一些混乱和耽搁。但天亮后，也很快控制了局势。

　　由于美国人事先做了工作，盟军登陆时只遇象征性抵抗。他们登陆后迅速向内陆目标推进。许多法国部队，包括两个重要机场的守卫部队，都不加抵抗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两艘英国驱逐舰“布罗克”号和“马尔科姆”号悬挂美国国旗载着一个营的美国步兵，试图夺取阿尔及尔港口，却遭到法军的猛烈抵抗。最初，在夜暗和陌生的水域中，驱逐舰没有找到通往港口的狭窄入口。

　　后来，这两艘驱逐舰刚一驶近入口，就遭到猛烈的炮轰。“马尔科姆”号受重创后撤出战斗；而“布罗克”号经过4次努力，才冲过交叉火网，靠上码头，将运载的部队送上岸。

　　在火炮的轰击下，“布罗克”号受创后设法撤离，登陆部队则遭到火力压制，陷入法军的包围之中。

　　两天后，达尔朗在法国维希政府首脑贝当的秘密认可下，向北非的所有法军下达了停火命令。

　　中部特混舰队3．9万人由英国皇家海军准将托马斯·特鲁布里奇指挥，11月8日凌晨1时30分在奥兰以东的阿尔泽湾和西面的安达鲁斯实施登陆。登陆部队，指挥官是美国劳埃德·弗雷登德尔少将。

　　登陆兵出其不意地登上海滩，向预定目标前进，完好无损地缴获了法国的4艘小型舰艇和13架装满燃料和鱼雷的水上飞机。阿尔泽港的守军只进行了一些零星无效的抵抗。

　　在奥兰以西登陆的部队也未遇到抵抗，顺利上岸。这些装甲部队抢在主攻开始之前，占领了一个重要的机场和一个至关重要的公路交叉点。

　　上午9时前后，美军按计划从各滩头堡开始向奥兰城进军。至中午，法军宣布投降。

　　美国海军少将肯特·休伊特指挥的西部特混舰队全部由美国海、陆军组成。该舰队自10月23日起，分批自美国本土汉普顿起航，于8日拂晓前抵达摩洛哥海岸。

　　由于在夜间行驶，而且航程较远，所以登陆时间比原计划晚3个小时。美军登陆部队在美国乔治·巴顿少将的指挥下分3处登陆，主要登陆点是卡萨布兰卡附近的费达拉，由中路突击舰群担任主要突击任务。另在其两侧各有一个辅助登陆点：北面的麦赫迪耶，南面的萨菲。

　　根据计划，中路突击舰群的15艘运输舰必须于11月7日午夜成四路纵队锚泊在登陆海滩以北6~8海里的海面上。

　　靠近海岸的4艘运输舰各运送一个营登陆队。4个营登陆队共计6000人，准备在黎明前实施最初登陆突击。由于天黑，海军人员无经验，以及登陆兵携带装备过多，整个登陆行动动作迟缓，偏离目标，出现混乱。

　　11月8日晨5时，美军第一艇开始向海滩前进，接着，每隔5~10分钟，第二、第三艇相继跟进。登陆艇开足马力，马达声引起海岸法军炮兵连的注意，他们打开探照灯进行搜索。美军再次发生混乱，部分登陆艇触礁或搁浅，一些士兵落入海中。至黎明时分，3500人登陆上岸。在负责指挥费达拉登陆的乔纳森·安德森少将的指挥下，第一梯队向前推进，并夺取了费拉达城。但滩头阵地翼侧的岸炮连依然掌握在法国人手里，并在早晨6时后不久，突然向登陆部队和驱逐舰开火，法国战斗机也向航空母舰上的美军飞机发动攻击。美舰立即还击。

　　战斗于中午前结束，美舰无一遭受重创，而法舰除一艘外，全部受到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在卡萨布兰卡西南海路150海里处，南路突击舰群在萨菲取得很大进展。当天下午，美军已夺取了登陆突击的全部目标，只损失一艘登陆艇。之后，部队便全速向卡萨布兰卡推进。

　　北路突击舰群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利奥特港飞机场，从护航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个战斗机大队将从该机场起飞作战，以便为从直布罗陀起飞实施下一步作战的轰炸机提供战斗机掩护。

　　11月9日起，各路登陆部队开始向卡萨布兰卡进军，次日，包围了该城。美军计划于11日晨从陆上、海上和空中实施全面进攻。

　　在发动攻击之前，摩洛哥总督诺盖闻讯达尔朗已下令停火，便宣布投降，美军遂占领卡萨布兰卡。

　　盟军11月中旬占领整个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后，即向突尼斯推进。

　　尽管意大利人一直担心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但德军最高统帅部对局势判断却一错再错，认为盟军不会在的黎波里或西西里岛登陆，进攻法属北非更不可能，盟军大批船队不过是要增援并补给马耳他岛。

　　结果，德国人“甚至连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点。直至最后一天，我们还认为他们肯定会穿过西西里海峡……后来，他们突然回头驶向北非海岸。”

　　北非落入盟军之手后，轴心国在非洲只剩下最后一块地盘——与欧洲遥遥相望的突尼斯。鉴于突尼斯具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性，轴心国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扼守突尼斯，并订定了西地中海战略的新基础，即占领整个法国，在科西嘉岛登陆，并在突尼斯建立一个桥头堡。

　　盟军登陆的当天中午，纳粹德国已迫使维希法国政府接受了它的建议：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提供空中支援，以抵抗盟军在北非登陆。由此，法国在突尼斯的机场全部对德国飞机开放。

　　11月9日，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向突尼斯空投第五伞兵团及其他分队，抢在盟军之前占领了突尼斯城的欧韦奈机场，10日占领突尼斯比塞大的西迪艾哈迈德机场。

　　11月11日晨，德军执行“阿提拉”计划，占领了法国的未沦陷区。同日，两个意大利师分别由撒丁岛和本土出发，在科西嘉岛登陆。

　　11月27日，德军为夺取法国军舰，进攻法国南部的港口土伦。在土伦法国舰队司令让·德拉博德海军上将的命令下，土伦法国海军将其舰队的70余艘军舰以及60余艘运输舰、油船等击沉。土伦法军被解除武装。

　　盟军占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获得重要的后方基地之后，迅速向突尼斯挺进。11月15日，北非登陆部队英国第一集团军在安德森中将的指挥下，追击德军进入突尼斯境内，占领突尼斯市西北部海岸城市泰拜尔盖。

　　11月17日，在比塞大以西50千米处，盟军与德军首次在突尼斯交战。德军15000人的快速增援部队和大量飞机，挫败了英美联军迅速夺取突尼斯和比塞大的企图。

　　12月1日，盟军共有25．3万余人在北非登陆。登陆6天之内，盟军在海上、陆地和空中总共损失2225人，其中死1083人、伤1068人、失踪74人。法国人死亡490人。盟军海、空军共击沉法军驱逐舰9艘、潜艇10艘，其他舰船14艘。

　　年底，盟军被迫撤至迈杰兹巴卜一线。至翌年春，由于暴雨不断，道路泥泞，盟军暂停在突尼斯的攻势。与此同时，蒙哥马利指挥的第八集团军也因等待补给而推迟了向突尼斯的挺进。

　　轴心国乘机向非洲增派兵力，并规定突尼斯轴心国军队司令库尔特·冯·阿尼姆上将的首要任务是，保证隆美尔军队的道路通畅，进而两军配合，共同守住突尼斯。

　　1943年2月初，轴心国在突尼斯的兵力总数约10万人，其中德军7．4万人，编成德意非洲集团军群，下辖德军第五装甲集团军和意大利第一集团军，共17个师另2个旅。

　　轴心国军队的防区是以160千米长的一连串防卫哨所连接起来的一个总桥头堡。它由包括突尼斯和比塞大在内的两个环形阵地构成，从比塞大以西约32千米的海岸延伸到东海岸的昂菲达维尔，分为北、中、南3个防区，各由一个师防守。防守该桥头堡的德意兵力最后增至25万人以上。

　　1943年初，同盟国根据卡萨布兰卡会议作出的攻占突尼斯领土、结束非洲战役的决定，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军地中海最高统帅部司令，英国亚历山大将军任副总司令，负责地面作战指挥，英国空军中将阿瑟·特德任地中海战区盟军空军总司令，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任地中海盟军海军总司令。

　　参加突尼斯战役的盟军兵力是第十八集团军群，亚历山大将军兼任司令，下辖英国第一、第八集团军和美国第二军，共18个师另两个旅。由盟国地中海舰队及3200多架作战飞机支援作战。

　　1943年2月，隆美尔军队在英国第八集团军的追击下，退守突尼斯的马雷斯防线。第八集团军则开抵马雷斯以南数千米的梅德宁占领阵地。德军趁英军尚未立稳脚跟，于2月14日在卡塞林隘口打败美国第二军的部队。

　　然后，在3月6至7日又袭击了梅德宁的英国第八集团军，结果被早有准备的英军打败，损失52辆坦克，被迫撤回防线。

　　此后，隆美尔应召回国，冯·阿尼姆上将接任隆美尔的非洲集团军群司令一职。

　　1943年3月中旬，盟军恢复在突尼斯的攻势。

　　根据亚历山大司令的仅作有限进攻，以转移英第八集团军攻击德、意军的命令，3月17日，美军第二军在航空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之后转入进攻，20日，顺利楔入米克纳西地区，成功地牵制了德军第十装甲师。

　　同日夜，英国第八集团军开始进攻突尼斯南面的门户——马雷斯防线，以便歼灭意大利第一集团军，同英国第一集团军会合。

　　马雷斯防线是驻突尼斯的法国军队于20世纪30年代末修建的防御工事。它东翼临海，西翼坐落在迈特马泰山，紧挨一片沙漠地，全长32千米，由几十个孤立的小地堡和一些坚固筑垒阵地构成。

　　防守马雷斯防线的意大利集团军拥有6个，约8万人。德军第十五装甲师为预备队，拥有坦克150辆、火炮680门。

　　英国第八集团军进攻部队为3个军，辖6个师另8个装甲旅，有坦克610辆、火炮1410门及22个空军中队支援作战。作战计划规定，第三十军以3个步兵师由正面进攻防线东翼，在近海地区突破防线。此后，第十装甲军通过缺口实施突击。

　　与此同时，新西兰军从西翼迂回迈特马泰山发动袭击，以威胁守军后方并牵制其后备力量。作战代号“拳击家”。

　　1943年3月20日晚，英军右翼第三十军在靠近海岸的狭窄沼泽地区首先发起强攻，仅在对方防线打开一个很浅的缺口。次日夜得到增援后，英军重新发动进攻，桥头堡稍有扩大。由于反坦克炮受沼泽地及地雷阻滞，未能跟进，英军前沿步兵阵地在没有充分支援的情况下被德军的反击所摧毁。战斗开始两天后，英军正面进攻失败，撤回出发阵地。

　　鉴于初战失利，蒙哥马利改变原计划，将作战重点移到内陆翼侧。为此，英军第十军司令部及第一装甲师于3月23日夜穿越沙漠去增援受阻于普卢姆山峡的新西兰军。

　　同时，印度第四师从梅德宁向内陆侧面挺进，加强对德、意军翼侧的威胁，并开辟另一条冲击线。新计划代号为“增压2号”。

　　增援部队到达后，英军左翼即于26日下午16时在空中轰炸的掩护下发起闪电攻击。德、意军试图调动其预备部队阻挡英军左翼的猛烈进攻，但为时已晚。

　　在被合围的威胁下，守军不得不向北撤往瓦迪阿卡里特。3月28日，英军完全占领马雷斯防线，通往突尼斯的道路被打通。

　　1943年4月7日，英国第八集团军开始进攻退守瓦迪阿卡里特防区的意大利第一集团军，并于同日与美国第二军先头部队会师，将德、意军包围。轴心国军队放弃阵地继续北撤。

　　1943年4月13日，意大利第一集团军撤至轴心国在突尼斯的最后一道防线昂菲达维尔——蓬德法斯一线。至此，德、意非洲集团军群在突尼斯东北部只保留一个南北长130千米，东西宽60千米的桥头堡阵地。次日，英军第八集团军开抵昂菲达维尔防线。

　　4月20日，盟军在突尼斯展开非洲战役最后阶段的进攻，从南面和西面向突尼斯和比塞大方向同时实施突击，占领了重要据点。

　　5月6日，英国第一集团军在强大的航空兵火力支援下，在突尼斯西线对德国第五装甲集团军发动决定性进攻，突破德军防线，将其残部分割为两部。

　　5月7日，盟军占领突尼斯市和比塞大，此后，继续向海边进军。轴心国部队撤入邦角半岛，因受到同盟国海军的海上封锁，德、意军既无法继续防御，也无法逃脱。

　　5月12日，盟军歼灭轴心国残余部队，德、意军总司令冯·阿尼姆被俘。13日晨，意大利第一集团军投降，历时3年的北非作战全部结束。

　　法西斯轴心国被俘的人数约27．5万人，被同盟国的飞机、水面舰艇和潜艇击沉的轴心国的舰艇达43．3万吨。盟军伤亡7万余人。

　　3年来，法西斯轴心国在非洲战场总计损失95万人，损失舰艇240万吨、飞机8000架、火炮6200门、坦克2500辆、车辆7万辆。同盟国伤亡约26万人，其中英军22万人、法军2万人、美军1．9万人。

　　同盟国占领北非，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为后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创造了良好条件。

盟军夺取地中海制海权

　　1942年上半年，地中海形势显然对英军不利。在地中海各条交通线上，轴心国掌握了制空权，英国舰队被挤在东部海域。6月，英国为解救马耳他岛而发起的护航运输行动也告失败，马耳他岛面临被占领的危险。轴心国海上运输线的改善，严重影响到英军在北非的地面作战。

　　6月底，隆美尔军队追击英军进入埃及，其空军占据的机场距亚历山大仅250千米。

　　1942年7月，英美两国政府就美国积极介入北非地中海战区的军事行动达成协议，制订了从海上攻入北非的“火炬”行动计划，以尽早占领整个非洲。

　　同盟国占领非洲的全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海、空军基地网，赢得地中海的制海权，从而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保证地中海的同盟国海运畅通，并打击轴心国补给线。

　　两年来的作战已经证明，地中海之战由于远离双方本土，实际上是一场拼实力拼物质的海上补给战。该战以海、空控制权之争为标志，谁掌握制海权、制空权，谁就获胜。

　　为此，英国与轴心国之间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争夺制海权的战争。

　　1942年春季，英国在地中海拥有各类舰艇61艘，其中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27艘、潜艇25艘，分编为3个舰队：驻亚历山大港的地中海舰队，驻马耳他岛的K舰队和驻直布罗陀的H舰队。

　　意大利总共拥有68艘舰艇，外加德国潜艇20艘。相比之下，英国的海军实力略为薄弱，主要表现在潜艇方面。但是意大利舰队没有航空母舰。

　　英国为保证北非作战的胜利，开辟了3条交通线为它在埃及的部队提供补给。

　　一条是快速护航船队绕道非洲的海运线，全程长达1．16万余海里；另一条是穿越中非，从塔科腊迪越过尼日利亚和法属赤道非洲到埃及的空运航线；还有一条是通过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的航线，尽管它航程较短，但由于易遭受敌人的攻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它。

　　北非轴心国地面部队的补给基地在意大利，向北非运送一次物资只需3天时间。而英国的主要海上运输却不得不绕道好望角，经马达加斯加岛抵达北非，每次航行需3个月。航程虽远，却安全可靠。

　　1942年4月下半月至11月，从英国运抵印度洋各港口的兵员达33．7万人，其中运到中东的约20万人。

　　自从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发动攻势以来，英国一直担心轴心国会在马达加斯加的迭戈——苏瓦雷斯兴建基地。因为从这个基地上，德国或日本的海、空军不仅可以威胁印度和南非，而且还可以打击驶往埃及的英国运输船队。

　　马达加斯加是法国的殖民地，但长期以来英国一直不承认维希政府，尤其在法国将法属印度支那转让给日本之后，英国对维希政府更是痛恨。

　　为防止马达加斯加落入日本之手，英国决定对它发动一次两栖突击，占领迭戈—苏瓦雷斯港。行动代号为“铁甲舰”。

　　执行“铁甲舰”作战计划的舰艇包括“光辉”号和“无敌”号两艘航空母舰、“拉米伊”号战列舰、两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大批扫雷艇和驱潜快艇，以及15艘载运陆军的运输舰和攻击舰，其中重型舰只全来自H舰队。

　　1942年5月5日凌晨4时30分，英军第一批部队开始在马达加斯加岛东北部的科雷尔湾实施登陆。下午16时即占领迭戈——苏瓦雷斯城。

　　第二批部队在安巴拉拉塔湾以南登陆，向东部安齐拉纳进军。第二十九旅先头部队在安齐拉纳以南3000米处受阻。5月6日晚8时，在第十七旅的增援下，第二十九旅发起最后一次突击获得成功。

　　与此同时，英国海军陆战队在法国守军后部实施突袭登陆。

　　5月7日，法军投降。英军占领迭戈——苏瓦雷斯和安齐拉纳，伤亡不到400人。法国海军损失大部，其中包括3艘潜艇。4个月后，英军再次登陆马达加斯加，占领其西岸港口、马任加及首府塔那那利佛，以伤亡100余人的代价，完全控制了该岛。

　　其间，英国第八集团军已将隆美尔军队阻止在阿拉曼阵地前，并根据英国首相及内阁的指示，开始补充、整训部队，以迎击德军即将对阿拉曼的进攻，并准备最后的大规模反攻，消灭德、意军的有生力量，配合盟军的北非登陆行动。

　　随着好望角航线的危险被消除，英国对中东的增援迅速得到加强，大批物资、兵力源源不断地运往北非。

　　1941年12月，希特勒给地中海战区德军下达指令，规定1942年的任务是：

　　取得意大利南部到北非之间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以保证通向利比亚和昔兰尼加海路的安全，尤其要压制马耳他，切断敌人经过地中海的交通线以及英国从图卜鲁克和马耳他实施的补给。

　　该指令同时任命凯塞林元帅为德军南线总司令。此外，德军统帅部将第二航空队派往西西里，旨在协同意大利舰队作战，加强对马耳他岛的攻击，对其实施海、空封锁。

　　为了夺取地中海的制海权和破坏轴心国的海上运输，同盟国开始向地中海区域调集庞大的海空军兵力。

　　至1942年10月，英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大大增长，其舰艇比半年前增加近一倍，总数达114艘，其中战列舰3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63艘、潜艇30艘。而意大利的舰艇仅增加10艘，共计78艘。

　　美国航空兵介入地中海战区，使英国能够充分利用航空母舰的战斗机支援海上作战，并为马耳他岛运送飞机。

　　10月11日，德、意空军对马耳他岛发起猛烈攻势，企图一举消灭该岛的空军力量。但由于岛上空军力量大大加强，轴心国不得不于一周后放弃了这一企图。

　　这时，德国海军的基本兵力已集中在大西洋和北极圈区域，对付同盟国的护航运输船队。在地中海战区，德军只留下15艘潜艇，1943年1月后，潜艇继续减少，轴心国主要依靠加强空军与同盟国对峙。

　　但是，由于德国必须兼顾大西洋及东线战事，同盟国在地中海战区的空军增长速度要大大超过对方，至1943年初，盟军飞机已达3000架；轴心国仅有1700余架。

　　这样，随着马耳他岛海空军战斗力的逐步恢复，随着该战区同盟国空军不断增强和德意军不断削弱，轴心国的航运损失急剧上升，10月份损失率已达44％。

　　运给德军的3．2万吨的补给品，只运到2万吨；对隆美尔军队至关重要的油料，虽装载上船1万吨，但只有4000吨抵达北非。德意非洲集团军处于弹尽粮绝、油料匮乏的困境，而英国第八集团军则得到充足的兵力、装备及物资补给。

　　在这种两军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英军向北非德意军发起了阿拉曼战役。战役开始3天后，10月26日，隆美尔寄予极大希望的一支运载汽油和弹药的护航船队被盟军海空军消灭，这对非洲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没有汽油，隆美尔便无法有效利用装甲部队实施他所擅长的装甲机动战。他被迫多次放弃反击，最终走向失败。

　　就在蒙哥马利率部向西追击隆美尔溃军之际，盟军于11月8日出敌不意地实施北非“火炬”登陆战役，获得成功。

　　11月11日，希特勒下令“抢在敌军从阿尔及尔进入突尼斯之前建立突尼斯桥头堡”。3个德国师和两个意大利师奉命担负此项任务。

　　为这些部队提供后勤支援的重担理所当然地落在已经不堪重负的意大利海军肩上。11月12日下午，第一支意大利船队抵达突尼斯比塞大港。该船队由两艘运输舰和5艘驱逐舰编成，装载1000名意军和1800吨的军事装备。意海军立即在突尼斯设立指挥部，由此开始了海上补给战的最后阶段。

　　在该阶段，德、意军完全丧失地中海制海权。

　　趁盟军主力尚未进入突尼斯、英军仍致力于对利比亚提供补给之机，意海军在11月为先行空运抵达突尼斯的5个师运去的油料、坦克、火炮等补品达3万余吨，另运去部队1．3万余人。德、意军依靠这些兵员、装备，挫败了盟军迅速夺取突尼斯和比塞大的企图。

　　与此同时，德、意潜艇在北非沿海也异常活跃地打击同盟国的航运。

　　11月10日，同盟国一艘运煤船和一艘驱逐舰被德潜艇击沉。次日，又有4艘运输船被击沉。

　　11月中旬起，德国海军组织力量从海上封锁北非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在直布罗陀以西展开了25艘潜艇，任务是切断同盟国对已上岸的登陆部队的供应。此外，德军还在西西里岛至突尼斯海岸之间紧急设置两道平行的长120海里的水雷障碍。

　　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对盟军的地中海航运并未产生严重影响，截至12月份，盟军在地中海仅损失16艘运输船。

　　随着昔兰尼加落入英军之手，通往马耳他的交通线也畅通无阻了，该岛被围困的状态终于打破。英军再次加强该岛的作战力量，不仅增加了岛上的潜艇和飞机数量，而且开始派驻水面舰艇力量。

　　1942年12月起，第十五巡洋舰分舰队、舰队驱逐舰“K”编队和第十潜艇区舰队，开始在那里驻泊。除担任突击任务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外，在马耳他岛还编组了若干近海舰艇区舰队，由炮艇、鱼雷艇和其他小型舰艇组成。

　　另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编成的Q舰队，11月13日进驻阿尔及利亚的波尼港，这对于负责向突尼斯守军运送补给的意大利海军是致命的打击。波尼是通向比塞大和西西里海峡的前进据点，在战略上控制着撒丁岛以南的水域。它和马耳他岛一道成为盟军手中用以对付西西里海峡的一把钳子。

　　在这种态势下，轴心国对非洲的海上补给线实际处于瘫痪。尽管最后的突尼斯之战尚未开始，非洲的轴心国部队已经是气息奄奄。

　　盟军的注意力很快便从利比亚补给线转向西西里海峡。马耳他岛的空军部队对该海峡实行一天24小时的空中巡逻，以配合同盟国海军阻止轴心国向突尼斯运送援兵，为彻底消灭德、意非洲集团军创造条件。

　　12月1日夜，驻波尼的英国Q舰队出航，首次袭击一支意大利护航运输船队。这支船队的4艘运输船满载2000名官兵和数十辆坦克及弹药，在5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向突尼斯驶去。Q舰队依靠优势雷达和舰炮，迅速击沉3艘意大利护航驱逐舰，重创一艘驱逐舰。唯一幸存的意大利驱逐舰见势不妙，丢下运输船队仓皇逃走。意大利船队遭到英国Q舰队的猛烈攻击，无一幸免。英舰未受损失。与此同时，在波尼以北的西西里西面，一艘满载突尼斯守军急需的燃料的意大利油轮被来自马耳他岛的舰队航空兵发现，顷刻间被鱼雷机击中葬身海底。

　　在随后的两个夜晚，又有4艘意大利舰船被同盟国海、空军击毁。

　　1942年12月，意大利海军和商船队竭尽全力向其北非部队提供补给，运载的货物总吨位达到最高水平——21．2万余吨。但是，其中至少有6．8万吨被盟军击沉，1．5万吨受到损坏，损失率达40％。其中运往利比亚的物资损失率达52％，运往突尼斯的物资损失率也有23％。

　　11月至12月份，盟军在地中海击沉德国和意大利的船舶为106艘，总吨位达17．79万余吨。盟军占领阿尔及利亚机场之后，1943年1月，美国斯帕茨将军率美军第十二航空队加入了地中海作战，他们高速低空轰炸的作战技能，给予意大利海军以沉重打击。

　　至此，盟军在地中海战区已取得决定性的空中优势，作战飞机既可以击沉海上的轴心国船舶，也能对港口和港湾内的敌船实施突击。

　　至1942年年底，突尼斯的德意军依靠抢运来的补给和有利的冬季雨天，暂时迟滞了盟军的推进。

　　利比亚的德军军队却处于日暮途穷的境地，该军每月至少需要8万吨的补给，但在12月只得到2．4万吨，最终不得不放弃的黎波里塔尼亚，仅1月份，同盟国空军就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港口和公海上的敌国船舶实施突击。

　　同月，轴心国共出动51艘货船驶往北非，其中11艘被潜艇击沉，4艘被水面舰艇击沉，两艘触上水雷，7艘被飞机炸沉，还有7艘在盟军的空袭下遭重创，损失率高达55％。意大利人懊丧地将通往突尼斯的航线称为“死亡线”。于1943年2月中旬退至突尼斯马雷斯防线，据守着这个突尼斯的门户。

　　盟军从3月恢复攻势后，决定首先拔掉马雷斯防线这个钉子。其间，盟军海、空军再次发挥巨大的优势，狠狠打击敌补给线及运输力量。

　　至3月，盟军已拥有大量美国4引擎轰炸机，可以在白天对西西里岛以及意大利和希腊其他滨海地域的运输船只装载点和护航运输船队编组点进行大规模轰炸。在一次袭击中，22架美国“空中堡垒”式飞机将西西里巴勒莫港的4艘运输船击毁。

　　4月10日，美国轰炸机对停泊在撒丁岛拉马达累纳港的意大利最后两艘重型巡洋舰发起攻击，击沉“的里雅斯特”号巡洋舰，击毁“戈里齐亚”号。

　　在突尼斯战役初期，轴心国在海上交通线上的平均损失率为25％至30％，4月、5月这最后两个月的损失则尤为严重，高达50％以上。至此，轴心国与其突尼斯守军之间的交通线实际上已被切断。

　　在这种情况下，德、意非洲集团军群司令阿尼姆上将向希特勒报告了他缺粮少油料的处境。凯塞林元帅也建议放弃突尼斯，将残存部队撤回本土，但是遭到希特勒的拒绝。

　　为了鼓舞士气，维持突尼斯守军，轴心国统帅部利用所有可供使用的驱逐舰、鱼雷艇以及运输船向突尼斯运送兵员及补给。

　　4月，被盟军击沉击伤的补给船达60％。就在4月的最后一天，3艘意大利驱逐舰载运军队900人，葬身于大海之中。

　　4月底，在美国战斗机的有效截击下，轴心国的空运也停止了活动。轴心国不甘心失败，于5月3日夜派出一艘8000吨的大型货船，满载弹药、炸弹和地雷，在一艘鱼雷艇的护卫下向突尼斯驶去。它们在邦角附近被3艘来自马耳他的英国驱逐舰击沉。

　　5月7日，盟军占领德意军队在北非的最后供应基地——突尼斯港和比塞大港。德意非洲集团军群残部撤往突尼斯北部的邦角，并向总部报告无法再接受船运补给。

　　然而，希特勒仍要求派船增援。当晚，最后3艘德国货船向邦角驶去。它们平安渡过西西里海峡后却找不到可以靠岸卸货的港口，犹豫徘徊之际被盟军飞机炸成碎片。

　　在突尼斯战役的最后阶段，盟军统帅部预料敌人将会通过海路或空运从邦角撤走，于是，同盟国海、空军在德、意军交通线上的作战活动发展成为对海岸的封锁，旨在将轴心国军队全歼在非洲大陆上。

　　为此，护航运输船队暂时停止开往马耳他岛，也不在近海区内活动，全部兵力集中封锁突尼斯的敌军。在这里盟军首次进行了逼近的紧闭封锁，参加封锁行动的驱逐舰、鱼雷艇和小型舰艇在邦角附近分两线成半圆形展开。

　　炮舰则向集中在邦角半岛的轴心国军队开火，并压制向实施封锁的舰艇射击的敌炮兵。盟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对舰艇实施支援和掩护，歼灭机场和空中的敌机，阻止轴心国残余部队乘运输机撤走。

　　盟军的这一封锁行动，粉碎了轴心国军队从突尼斯撤走的一切尝试。除数百人趁黑夜搭乘小型舰艇逃到西西里岛之外，5月13日，近30万人的轴心国部队向盟军投降，非洲战争胜利结束。

　　随着整个北非海岸控制在盟军之手，同盟国船运在地中海畅通无阻。尽管德国潜艇仍在暗中活动，但是其数量和威胁都在日趋减少。有时德国空军也袭击同盟国海军，骚扰它在地中海的航运。但是，从1943年5月13日突尼斯的轴心国军队放下武器那一刻起，盟军赢得的地中海制海权再没有丢失，在随后的西西里战役和意大利战役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欧洲战场的战略转移

盟军夺取西西里岛战役胜利

　　在非洲战事结束之前，同盟国于1943年1月召开卡萨布兰卡会议，确定下一步战略目标。

　　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可实施突击的地点有两个：一个是西西里岛；一个是撒丁岛。丘吉尔及其参谋长们认为，攻陷西西里将导致墨索里尼政府的倒台，并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从而为同盟国在地中海的下一步军事行动打开通路。他们还希望，由此而给轴心国部队造成的打击将促使土耳其放弃中立，加入对轴心国的作战。尽管美国军方人员对此不太热心，但他们也认为，在1944年能够登陆法国之前，欧洲战区的盟军部队不能无所事事，而西西里显然是一个目标。

　　同盟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在轴心国的国土上建立一个立足点，必将大大提高同盟国的士气。因此，会议最终确定西西里岛作为攻击目标，作战代号为“爱斯基摩人”。

　　计划制订人员认为，战役的成功取决于3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制海权、制空权和快速夺取港口。鉴于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优势，第一个因素不成问题。

　　但是，能够得到岸基航空兵充分支援的唯一登陆地点，是在利卡塔和锡腊库扎之间的西西里东南角沿岸地区。该地区仅有3个港口，无法满足攻占西西里岛的大批盟军部队对补给品的需要。

　　因此，计划人员提出，首先攻占西西里岛上那些盟军战斗机能够实施空中掩护的登陆场，然后建立机场，扩大战斗机的掩护范围。几天之后，再在巴勒莫和卡塔尼亚的主要港口附近实施登陆。

　　这个计划遭到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轴心国的增援部队可能突破兵力分散的盟军部队。因此，他们要求在西西里岛上能得到盟军战斗机掩护的某一地区，实施一次单一的、大规模登陆突击。

　　至于后勤支援保障，海军计划人员认为，由于得到了大批新研制的坦克登陆舰和数百辆水陆两用汽车，进攻的陆军部队可以在现有的几个港口的支援下，通过西西里岛东南面的海滩进行补给。

　　1943年5月初，盟军地中海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批准了这个新的大规模登陆突击的计划。西西里战役计划规定：

　　进攻部队分编为东线英军和西线美军两支部队，分别在西西里岛南部和东南部海岸实施登陆。上岸后向北展开进攻，夺取全岛。

　　运载这两支地面部队的海军突击兵力是肯特·休伊特海军中将指挥的西部海军特混舰队和伯特伦·拉姆齐海军中将指挥的东部海军特混舰队。1943年5月19日，亚历山大将军发布作战指令，将西西里战役划分为5个阶段：

　　一是海、空军采取初步措施摧毁轴心国的空军部队及其基地，以确保制海权和制空权。二是在空降部队的援助下，于拂晓前实施两栖突击，确保包括海岸附近机场和利卡塔及锡腊库扎的港口在内的登陆场。三是建立一个宽大的基地，据此夺取奥古斯塔、卡塔尼亚以及杰比尼机场。四是占领上述地区。

　　五是攻陷该岛。

　　指令要求，英军将全力直抵墨西拿，并控制墨西拿海峡，从而切断轴心国的主要补给干线。与此同时，美军保护其翼侧并占领重要机场。一旦攻占墨西拿，英、美两支军队即实施机动战，以便使轴心国军队在埃特纳火山以北或以西某地陷入困境，阻止其逃回意大利本土。

　　希特勒倾向于凯塞林的意见，决心不放弃巴尔干领土。他下令向巴尔干再派驻6个师，从而使那里的驻军总数达到13个师。他在撒丁岛重新组建了第九十师，在西西里重组了第十五装甲师，并向意大利南部派遣了“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和第十六装甲师。

　　为防范意大利投降，希特勒命令制订一项计划，必要时解除意大利军队武装，并占领意大利北部的比萨——里米尼一线。

　　驻守西西里岛的轴心国部队为意大利第六集团军，司令是意大利古佐尼将军，辖8个海岸师、4个意大利机械化师和2个德国装甲师，总兵力达27万人，包括战役开始后增援的两个德国师，可用于空中支援的飞机约600架。

　　实际上，德军派驻第六集团军的联络官埃特林中将控制着德国师和古佐尼。此外，戈林也经常直接给他的师下达命令。

　　意大利海岸师装备落后，士气低下，轴心国统帅部不指望他们能抵御盟军的登陆。关键是那6个机动师的部署。

　　凯塞林认为，在盟军登陆部队建立登陆场之际，当地的后备队就应将其消灭在水线附近。

　　埃特林则认为守军在确定盟军的主攻方向后，同意大利后备队一道从中央阵地发起反攻，将其歼灭。为此，埃特林命令，机动师沿直径240千米的西西里岛分散布防，盟军一登陆即对其发起反攻。

　　盟军佯装对特拉帕尼进攻的欺骗计划，促使轴心国进一步分散兵力，将第十五装甲师调往该岛西端。担任西部防御的还有两个意大利机动师，另两个意大利机动师同“赫尔曼·戈林”师一道防守该岛东部。

　　7月10日，德军在该岛的兵力只有约2．3万人，至战役结束前，德军投入西西里防御的总兵力达到6万人。

　　随着登陆日的临近，盟军开始对西西里岛的空军设施及其附近岛屿实施一系列打击，扫清外围。班泰雷利亚岛是意军的飞机和鱼雷艇基地，位于突尼斯和西西里岛之间。

　　盟军为了夺取这一前进基地，在进行了为期10天的轰炸之后，于1943年6月11日在该岛登陆成功，俘虏意军1．1万人，盟军仅损失40名飞行员，不到20架飞机。

　　两天以后，盟军又占领了附近的利诺萨小岛和兰皮奥内岛。至此，盟军控制了西西里海峡的所有岛屿，肃清了轴心国的前哨阵地。

　　7月3日，同盟国空军开始对西西里岛、撒丁岛和亚平宁半岛南部的机场、港口、潜水艇基地以及工业中心展开猛烈空袭，摧毁许多重要目标，迫使德、意军的远程航空兵将其基地撤至意大利北部。

　　墨西拿海峡的5艘火车渡轮也被击沉了4艘，西西里岛与意大利本土的联系更为困难。到开始登陆时，盟军在空中和海上均占有绝对优势。

　　1943年7月9日下午，来自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的盟军护航队分别抵达马耳他岛东面和西面的集结地区。但此时的气候急剧恶化，海上刮起强劲的西北风。尽管航行异常困难，突击舰队仍保持基本队形，按预定时间接近指定海滩。

　　7月10日凌晨2时30分，盟军在英、美军登陆区各空降一个师，拉开西西里战役的帷幕。由于风速过大，导航系统不良，并且缺乏经验，133架滑翔机中有47架坠入海中，大部分空降兵未能在指定地点着陆。

　　按计划抵达目标区的少数空降兵迟滞了意军后备队向登陆滩头的进军，但未能阻止其行动。

　　与此同时，盟军两栖突击舰队顺利抵达预定登陆点。在空降兵登陆15分钟后，盟军在黑夜和风暴的掩护下，以首批8个师的庞大兵力在160千米长的西西里海岸线上实施登陆；

　　蒙哥马利指挥英国第八集团军在锡腊库扎以南登陆，巴顿的美国第七集团军在杰拉湾登陆。

　　面对盟军的突袭，德、意军海滩防线很快被摧毁。防守海岸的意大利军队几乎未加抵抗便仓皇撤退。这样，防守的担子几乎全部落在德国肩上。

　　驻守卡尔塔吉罗内四周的“赫尔曼·戈林”师，于第二天早上匆匆赶到美军第一步兵师登陆点——杰拉平原，企图将其赶回大海。

　　由于海滩拥挤，风浪过大，美军的坦克和大炮尚未起卸上岸。结果，德军坦克从平原上冲杀而下，摧毁了美军前哨，并冲到连接海滩的沙丘地带。

　　在这紧急关头，盟军海军舰炮以猛烈而准确的炮火打退了德军的攻势。另一支德国纵队和一个“虎”式坦克连对美军第四十五师左翼的威胁性冲击也被打退。

　　英军的登陆突击较顺利，未受到任何反击。至7月11日晚，盟军即攻占了纵深5至15千米的两个登陆场，并开始向内陆进军。此刻，阻止岛上的27万轴心国部队逃往意大利本土，便成为取得这次战役全面胜利的关键。

　　西西里岛东北角的墨西拿，距意大利“脚趾”仅5千米，是德意军唯一的撤退通路。盟军必须赶在轴心国部队之前进抵墨西拿。

　　英第八集团军挥师北上，7月12日占领重要港口锡腊库扎和奥古斯塔。蒙哥马利遂“决定以极大的努力，从伦蒂尼地区向卡塔尼亚平原突破”，并命令：“在7月13日晚上发动一次主攻”。

　　首先要夺取的重要目标是离卡塔尼亚南边几公里的锡美托河上的普利马索莱桥。为此，英军使用了一个伞兵旅，但是同德军空投到战线后方的一支伞兵分遣队遭遇。

　　7月14日，德军占领桥梁。英军主力随后开到，与德军进行了3天激战，

　　终于夺回了这座桥梁，并重新打开了通往卡塔尼亚平原的道路。至7月18日，盟军占领了该岛南部所有地区。早在7月12日，盟军进攻西西里岛的第三天，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乘飞机抵达该岛了解形势。他判断意大利的抵抗已经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守住这个岛屿是不可能的。希特勒获悉后，第二天便亲自接管了西西里岛的指挥权，并发布了一项命令。命令中说：

　　在大批意军被消灭以后，只靠我们自己的部队把敌人赶下大海，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我们的目的将是阻滞敌军的进展，并把敌军阻止在埃特纳山西侧使其前进不得。

　　为了展开阻滞行动，德军统帅部向西西里增援了大批部队和坦克、重炮、飞机，并将岛上大部兵力调往该岛东岸中部的卡塔尼亚城周围，抵抗英军的进攻。其后备部队布满直通墨西拿的东海岸路线上，以掩护该岛通往墨西拿海峡东岸的道路。

　　7月17日，德军下达了下一步行动的指令：

　　我们不再期望能够守住西西里岛。但重要的是打一场拖延战，以便为稳定大陆的局势争取更多的时间。然而，最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我们的3个德国师遭受损失。最低限度也要保存下我们宝贵的人员。

　　根据指令，德军又得到第二十九装甲师和休伯将军统辖下的第十四装甲军司令部的增援，其任务不是确保西西里防线，而仅仅是实施阻击战，并掩护轴心国部队安全撤退。

　　由于英第八集团军距墨西拿比美第七集团军近，因而轴心国派出了德军精锐部队在埃特纳地区牵制蒙哥马利，轴心国其他部队则纷纷向北面和东面后退，向墨西拿海峡撤去。

　　轴心国军队在卡塔尼亚南部平原加强防御，第八集团军的进军受阻。蒙哥马利被迫将其主力向西运动，兵分两路实施突击：第十三军直接进攻卡塔尼亚，第三十军向左，从西侧绕过埃特纳火山进行迂回进攻。

　　按原计划，攻打墨西拿应由蒙哥马利指挥的第八集团军担任主攻，巴顿指挥的美军第七集团军掩护其翼侧，担任支援。但是，英军主力的西调，占据了美军翼侧前进路线。

　　巴顿遂向盟军地面作战总司令亚历山大请战，要求进攻西端的巴勒莫。获准后，巴顿立即率部向西西里中部猛进，同时在最左翼投入几支机动纵队，沿岛屿的西缘进攻。

　　7月22日，美军占领巴勒莫，西西里岛西部约4．5万名意大利军队投降。这一胜利大大挫伤意军的士气，他们只剩下墨西拿一个港口了。

　　与此同时，英军在东、西两侧的攻击均已减弱，部队开始染上疟疾，战斗力下降。而美军攻占巴勒莫后很快于7月31日到达圣斯蒂法诺，主攻任务遂改由巴顿的第七集团军担任。

　　为堵死轴心国军队的退路，盟军决定于8月1日发动新的攻势，并从北非调来美军第九师和英军第七十八师，总兵力增至12个师。

　　8月1日，盟军对西西里东北部轴心国防线发动进攻，美军部队占领了该岛北岸的3个重要城镇。

　　8月5日，英军攻克卡塔尼亚。

　　8月7日至8月16日，盟军发动4次小规模两栖跃进，试图加速进展，拦截撤退的轴心国军队，但均因动作迟缓，未能收效。

　　8月17日，轴心国的撤退行动全部结束。在没有遭到盟军海、空军部队严重截击的情况下，越过墨西拿海峡撤往意大利本土的德军3个师官兵共计约4万人，意大利官兵6．2万人；携带装备有：9800辆车辆、47辆坦克、135门火炮、2000多吨炸药、燃料和1．5万吨其他物资。

　　8月17日晨，美军第三师进入墨西拿。第八集团军一部不久也进抵该城。当天，轴心国在该岛的残余兵力全部被歼。德、意军总计损失约16万人，其中德军1．2万人。

　　盟军死、伤、失踪人数总计2．2万余人。

　　同盟国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爱斯基摩人”战役的大部分目标，使同盟国在地中海的交通线安全完全得到保障。这次胜利促使墨索里尼政府的垮台，然而，盟军未能充分利用制空权和制海权，行动迟缓，致使近半数的轴心国军队逃脱。

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

　　盟军在北非、地中海战场的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导致意大利国内局势日趋紧张，加速了墨索里尼的垮台。

　　意大利于1940年6月正式参战后，不到半年，公众便对战争产生极度厌恶的心理。意军在希腊和埃及的失败使他们不再信任所谓一贯正确的领袖了。

　　连续3年的战争及其失利，更是让意大利经济濒于崩溃。由于英国对地中海实行海上封锁，意大利长期依赖进口的粮食减少，普通意大利人的面包定量每人每天只有150克，日常生活用品常常只能在黑市上见到。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对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日益不满，反法西斯和反战活动频繁发生。

　　1943年3月，米兰和都灵爆发了有13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要求获得“和平与自由”。伦巴第和热那亚两地的工人立即响应。这是意大利出现的第一次反政府示威，致使军工生产陷于停顿。

　　在法西斯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意识到战争不得人心，并对墨索里尼表示不满与轻蔑。法西斯的头面人物齐亚诺等人在1942年底便打算与同盟国媾和，寻求摆脱战争困境。墨索里尼遂于1943年2月改组内阁，撤销了齐亚诺外交大臣一职和格兰迪司法大臣一职，但仍未能挽救摇摇欲坠的法西斯统治。

　　在对外战争的压力下和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墨索里尼企图以缩短战线的办法避免战争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革命。

　　1943年4月7日，墨索里尼在同希特勒的会晤中提出，希望德国与苏联单独媾和，以便腾出兵力增援南欧战线。这一建议遭到希特勒的坚决反对。

　　墨索里尼的退缩心态、双方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尖锐矛盾，以及意大利重新开始在其阿尔卑斯边境修筑旨在针对德国的工事，令希特勒忧心忡忡，意德关系逐渐恶化起来。

　　希特勒为防止意大利单独退出战争，加强了对意大利的严密控制，迅速将一大批德军调往意大利。尽管德国就这一举动作了充分解释，仍然引起意大利人的疑心。而意大利的这种疑心，又反过来增加了希特勒对意大利的不信任情绪。

　　1943年5月中旬，希特勒暗中制定了占领意大利的军事计划——“轴心”行动。

　　盟军于1943年7月10日进攻西西里岛，意大利本土面临遭到攻击的危险，意大利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3天后，希特勒秘密命令西西里岛的德军指挥官，“悄悄地排挤意大利指挥机构……自己接管西西里岛桥头堡的全部指挥权”，并授权墨西拿海峡德军司令官在万不得已时由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岸防炮兵连阵地。

　　7月19日，希特勒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费尔特雷会晤。希特勒再次给墨索里尼鼓劲，并保证继续向其提供援助。尽管墨索里尼赞成顾问们提出的意大利不能继续打下去的意见，但他又不敢对希特勒当面提出，特别是背弃德国人就意味着投降或法西斯主义的灭亡。

　　就在同一天，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美国第十九航空队的500余架轰炸机首次轰炸了罗马。投弹1000吨，炸死约2000人，城市重大建筑物圣洛伦佐皇宫也遭巨大破坏。这次轰炸对意大利冲击极大。

　　意大利法西斯的其他领导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除掉墨索里尼。在以罗伯托·法里纳契为首的法西斯头目的提议下，7月24日，意大利“法西斯大委员会”举行会议。

　　会上，墨索里尼作了关于国内形势、前线局势以及同希特勒会晤结果的报告，随后受到法西斯同党的尖锐批评。经过长达10小时的辩论，由反对党领袖之一格兰迪起草的决议案提交大会表决。

　　该议案要求墨索里尼全部交还篡夺的由法律和宪法规定属于国王、议会、大臣和大委员的合法权利，将全部军队交由国王指挥，并向国王提出寻求一项更可行的政策，使意大利免遭进一步破坏。

　　7月25日，墨索里尼晋见国王，要求国王惩处那些投票反对他的人，任命一批新大臣，并将战争继续下去。可是国王表示，鉴于战争已失败，军队士气低落，墨索里尼已成为意大利人最痛恨的人，因此必须辞职。他已任命巴多格里奥元帅接替首相职务。墨索里尼离开国王后即被逮捕，监禁在马达莱纳岛。

　　7月26日，巴多格里奥组成摒除所有法西斯领导人的新内阁，拉法埃莱·瓜里利亚任外交大臣。意大利新政府解散了法西斯党，宣布全国戒严，禁止一切政治集会。持续21年的意大利法西斯统治就此宣告结束。

　　墨索里尼垮台以后，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新政府为避免德国占领罗马进行报复，一方面声称意大利仍是德国的一个“积极的盟国”，战争将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又想在不蒙受正式投降耻辱的前提下，秘密寻求退出战争的途径。

　　1943年7月底，意大利新政府询问英国驻梵蒂冈公使和罗斯福总统派驻教皇处的私人代表，能否向各自的政府转交意大利秘密媾和建议书。由于当时尚不了解巴多格里奥政府的真实意图，美英两国拒绝了这一试探。

　　8月15日，意大利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的参谋长朱塞佩·卡斯泰拉诺将军，前往西班牙拜访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交给他一封巴多格里奥元帅的信。

　　信中表明意大利愿意无条件投降——如果意大利能加入同盟国的话；盟军一旦在意大利本土登陆，意大利政府立即准备加入同盟国对抗德国。

　　鉴于意大利新政府有投降意向，8月18日，正在魁北克举行会议的罗斯福和丘吉尔，命令艾森豪威尔派遣其参谋长美国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和盟军地中海司令部情报处处长英国肯尼思·斯特朗将军，前往葡萄牙里斯本与意大利特使卡斯泰拉诺将军开始谈判。

　　他们带去了在魁北克会议上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的军事投降条件：

　　包括意大利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海军和空军撤往盟军指定的地点并接受同盟国的指挥；立即撤回在国外各战场作战的军队；盟军有权使用意大利的机场和军事基地。

　　8月19日，双方在葡萄牙首都的英国大使馆会晤，同盟国代表递交通牒并通知卡斯泰拉诺：艾森豪威尔将军将按照现在交给他的这些条件，接受意大利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意方代表得到10天的期限，以便将此决定通知意大利政府。

　　8月31日，史密斯将军在西西里岛再次会见卡斯泰拉诺。后者表示，由于意大利处于德国控制之下，停战不可能在同盟国要求的时间，即盟军完成登陆意大利以前宣布。在遭到同盟国拒绝之后，卡斯泰拉诺当晚即返回罗马请示其政府。

　　9月3日下午，在西西里，盟军代表史密斯将军和意大利代表卡斯泰拉诺将军经正式授权，签署了短期停战协定，生效日期为萨莱诺登陆日。届时，意大利将宣布投降，退出战争。这样，盟军进攻意大利本土的一个主要目的——将意大利逐出战争，在攻击开始之前就已达到。希特勒对意大利新政府有可能与同盟国媾和并背弃德国，已有所预料，并且及时采取了对策。7月26日，墨索里尼倒台第二天，德军最高统帅部即命令原拟赴希腊担任指挥任务的隆美尔“在阿尔卑斯山集结部队，并做好进军意大利的准备”。

　　8月16日，希特勒命令隆美尔及其总司令部越过边界，进入北意大利，借口是：减轻意大利人保卫北部领土的重担，以便他们增援南部，因为盟军随时会在南部登陆。尚未公开倒戈的意大利政府对此无法加以拒绝。

　　就这样，9月初，隆美尔率领的8个德国师便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边疆境内站住了脚，有力地支援了南部的凯塞林部队。到9月3日意大利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意大利境内共有德军16个师，分为驻北部的B集团军群和驻中部、南部的C集团军群。两个集团军群都担负两项任务：

　　一是，一旦意大利投降，两个集团军群便解除附近的意大利部队的武装并夺取其装备；二是，集团军群负责保持阿尔卑斯隘道畅通，使凯塞林的部队不致陷入包围，集团军群则负责击败盟军的登陆。

　　根据西西里岛反击战的经验，凯塞林确信，必须在盟军登陆过程中或在内陆，在其舰炮射程之外击败盟军的登陆行动。因此，他将部队部署在盟军最有可能登陆的海滩周围。

　　如果水际防御失败，便横跨意大利半岛布置一系列防御阵地进行抵抗，直至德军完成兵力集结，发动反攻。可是，如果意大利人倒向盟军，德军将无法阻止盟军强大的登陆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凯塞林计划将部队撤至比萨——里米尼一线。

　　驻守意大利南部的兵力为德军C集团军群所属第十集团军，司令为冯·菲廷霍夫·谢尔上将。除去对付意军的部队，该集团军仅有6个师用于阻止盟军登陆。

　　其中，“赫尔曼·戈林”师和第十五装甲师从西西里岛撤回后，正处于重新组建与训练阶段。第十四装甲军只有一支部队达到满员标准，部署在萨莱诺湾周围的小山上。

　　“赫尔曼·戈林”师能投入战斗的兵力只有5个营和1个连。此外，德军仅有120架歼击机和50架歼击轰炸机掩护意大利中部和南部。

　　1943年9月3日凌晨4时30分，在海、空军的火力掩护下，英国第八集团军部队实施“湾城”行动，在卡拉布里亚雷焦地域顺利上岸，未遇抵抗。第五师沿西海岸推进，加拿大第一师沿东海岸推进，一路无阻。

　　当晚，英军主力部队占领雷焦、卡托纳和圣乔瓦尼，7天内推进160千米，于9月10日到达卡坦扎罗一线。

　　由于兵力不足，凯塞林无法阻止蒙哥马利的部队从意大利“脚趾”部向北推进，同时他也判断出“湾城”行动是支援作战，因此只派出两个师对英军进行阻滞战，用其余的师保护罗马和那不勒斯地区。

　　凯塞林命令驻守在萨莱诺的第十六装甲师的大部兵力和一个伞兵团在登陆地区及其后面构筑工事，在海滩上敷设了地雷和铁丝网，在萨莱诺湾布设了水雷，从山上直至海边都部署了火炮，此外还部署了坦克，以进行反突击。

　　凯塞林还拟定了迅速向萨莱诺调集兵力的计划，准备在南部做持久抵抗。然而，隆美尔却主张放弃意大利南部和中部，而在波河流域南面的亚平宁防线上作最后的死守，因为这条防线缩短了海岸防线，守方据此可以以少胜多。

　　希特勒折中地采纳了隆美尔和凯塞林的建议，命令凯塞林在意大利南部进行抵抗，但又不给他调派足够的兵力来防守萨莱诺和那不勒斯，从而影响了凯塞林的反击准备工作。

　　9月3日至6日，参加萨莱诺登陆突击的各部队分别从奥兰、阿尔及尔、比塞大和的黎波里出发，并在西西里以北与从巴勒莫和特尔米尼出发的部队会合，然后于9月8日向萨莱诺驶进。

　　9月8日下午18时30分，当盟军的北部和南部突击部队沿两条平行线抵进萨莱诺湾时，艾森豪威尔将军通过无线电广播了停战通知，宣布意大利无条件投降：

　　意大利政府已经命令其军队无条件投降。联合国家和意大利武装部队之间的敌对行动立即终止。现在，所有采取行动把德国侵略者从意大利国土上驱逐出去的意大利人都将得到联合国家的援助和支持。

　　约两小时后，意大利政府首脑巴多格里奥元帅通过罗马电台宣布了停战宣言。意大利与同盟国的停战协定公之于世之后，德国即付诸实施数周前准备的“轴心”方案：解除意大利军队的武装，接管意大利的所有政权机构和通信设施。该方案规定：

　　击败意大利摩托化军，将在意大利本土、法国南部的意军和东南欧的意军解除武装、俘虏或解散，然后占领罗马，并向意大利增调10个德国师。

　　9月8日夜，德军开始包围罗马。意大利政府及王室乘两艘驱潜快艇离开罗马。9月10日，德军在与意军进行小规模短促战斗之后占领罗马，并接管梵蒂冈城。德国宣称，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和巴尔干国家的意大利部队已经投降。同日，意大利政府及王室成员到达盟军占领的意大利布林迪西地区，迅速成立起反法西斯的意大利政府机构。

　　两天后，德国伞兵小分队在党卫队的奥托·斯科尔兹内上校的指挥下，搭乘运输滑翔机在意大利阿布鲁齐山脉大萨索峰顶的旅馆附近降落，救出被拘禁在那里的墨索里尼。看守墨索里尼的250名意大利宪兵数分钟内全部投降。

　　9月14日，墨索里尼在拉斯腾贝格“狼穴”大本营与希特勒会面，充当了设在意大利北部的傀儡政府首脑。

　　萨莱诺盟军登陆兵力为克拉克将军指挥的美国第五集团军，下辖美军第六军和英军第十军。登陆正面宽约96千米，包括萨莱诺及其以南和以西海湾沿岸地区。

　　9月9日凌晨3时30分，萨莱诺之战开始。

　　盟军第一梯队3个步兵师分两路行动。北路英军主要登陆地点在萨莱诺以南数公里的海滩。登陆伊始即遭到德军的猛烈炮击。尽管有盟军舰炮的火力支援，第一登陆突击波仍遭到德军顽强抵抗。

　　第一天内，先头部队向内陆推进了3千米，但伤亡重大，未能占领预定第一天要攻占的主要目标——萨莱诺湾、蒙特科维诺飞机场以及公路的交叉要道。

　　南路美军在佩斯通附近的4个海滩上实施登陆。在没有舰炮和飞机火力支援的情况下，部队冒着德军的猛烈炮火靠近海岸，首批突击波的部队绕过德军的坚固阵地，在指定的会合区集中。接着，水陆两用载重汽车把榴弹炮和弹药运送上岸。

　　陷入德军火网之中的登陆部队用这些武器在直射距离上抗击着德军的坦克和步兵。

　　中午，尽管个别海滩已被德军的火力严密封锁，但美军还是在其登陆地段建立了一个尚不稳固的立足点。

　　傍晚，美军左翼向内陆推进约8千米，右翼仍被阻于海滩附近。虽然第五集团军在头一天占领了所有预定的海滩，但在南、北这两个登陆地段的登陆场仍然极不稳固。

　　次日凌晨，英军第五十六师占领机场及公路交叉点，德军第十六装甲师遂将其大部兵力向北调往英军战区。美军趁机扩大桥头堡，并以预备部队第四十五师大部登陆。

　　在盟军的舰炮和飞机的火力支援下，9月11日黄昏前，美军第三十六师向前挺进了15千米，英军的几个师占领了萨莱诺及其以南沿岸地带。

　　德国人发现盟军的支援舰艇发挥了重大作用，立即将空中攻击的重点转向军舰，炸伤盟军战列舰和巡洋舰各一艘。

　　9月12日，第五集团军的登陆场稍有扩大，但尚未达到规定的范围。同时，已登陆的盟军4个师仍被遏制在两个纵深浅近、彼此隔开的滩头堡。原计划第三天到达那不勒斯的希望落空了。

　　至此时为止，已有5个德国师到达萨莱诺地区，他们集中了600辆坦克和机动炮，准备沿着盟军登陆地段的分界线——塞莱河向下游实施全面反击。德军的企图是对第五集团军分而歼之，各个击破，先集中力量攻击一个登陆地段，然后再攻击另一个登陆地段。

　　9月13日，得到增援的德军发起强大反攻，冲进美、英军之间的缺口，将其截为两部，迫使盟军退至离海岸3公里以内的地方，处境极为危险。

　　克拉克将军不得不要求休伊特拟订一个后撤北部盟军部队或南部盟军部队，并重新实施登陆的计划，同时要求盟军统帅部予以增援。

　　为保住登陆场，盟军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火速增援岸上部队。盟军向登陆场空降了美军空降兵第八十二师。

　　9月14日，盟军地中海战场所有飞机出动轰炸德军及其运输线。同时，10多艘军舰发射的猛烈而准确的炮火有效阻止了德军向海滩推进。

　　9月15日，盟军部队已巩固了自己的阵地。

　　9月16日晨，德军集结兵力分两路对英军战区再次发动攻势，企图扭转局势，遭到盟军火炮、舰炮、坦克和飞机的猛烈袭击，损失惨重，反击遂告失败。同一日，追击德军部队的英国第八集团军部队在萨莱诺西南60千米处与美国第五集团军会师。至此，盟军第十五集团军群在亚平宁半岛构成了一条统一的战线。

　　凯塞林认识到，重新夺取登陆场代价太大，德军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继续抵抗，遂决定放弃萨莱诺和那不勒斯，向北撤至沃尔图诺河后面的一条既设防线。

　　在实施萨莱诺登陆战的同时，英国第一空降师奉命占领塔兰托港，向福贾方向攻入意大利半岛的“脚跟和小胫部分”。

　　9月9日下午，英国第一空降师6000人搭乘英国军舰，在两艘英国战列舰和一个驱逐舰中队的掩护下，经扫过雷的海峡向塔兰托疾驶，顺利驶进东面的意大利海军基地塔兰托港上岸，占领了这个可供一个集团军使用的头等海港及其附近的各个机场。之后，英军越过意大利东南部，向北方福贾地区的重要机场进军。

　　与此同时，意大利舰队根据停战协定，逃离热那亚、拉斯佩齐亚和塔兰托等地，于9月10日抵达马耳他，正式向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坎宁安海军上将投降。

　　9月29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同巴多格里奥元帅在马耳他英国“纳尔逊”号战列舰上，签署了全面的意大利投降书。

　　在9月3日签订的停战协定基础上，投降书进一步规定了“意大利应遵守的其他政治、经济和财政性质的条件”。投降书条款规定，扩大同盟国在意大利的权利，将意大利领土上的一切物质财富置于同盟国控制之下。

　　在同盟国的要求下，10月13日下午15时，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政府对德国宣战。英国、美国和苏联三国政府发表《联合宣言》：

　　承认巴多格里奥元帅所声明的意大利王国政府的立场，并且接受意大利国家和武装部队的积极合作，将它们看做在对德战争中的一个共同交战国。

　　德军在撤退时破坏了那不勒斯港及其城市，然而，同盟国海军很快疏通了那不勒斯港，支援陆军通过了萨莱诺海滩。

　　10月1日，第五集团军进入那不勒斯。

　　10月3日，盟军沿东海岸对北面80千米处的泰尔莫利发动突击，从而牢牢控制了福贾地区的所有机场。这些机场成为同盟国空军从南欧出发，对欧洲的德国占领区实施战役空袭的主要基地。

　　凯塞林尽管下令北撤，但仍向希特勒表示，他能够在罗马以南地区有效地进行阻滞战，并要求批准他构筑一条“冬季战线”，这是从罗马以南地区横贯亚平宁半岛最狭窄处的一连串防御阵地。

　　鉴于迟滞盟军进攻意大利的行动有效，希特勒同意了凯塞林的要求，于10月1日命令在未来数月坚守罗马以南防线，而不是继续北撤。

　　10月6日，盟军抵至沃尔图诺河至泰尔莫利一线。对德军来说，这里只是一条临时防线，他们正准备在北部地区组织更坚固的防御。在10月一整个月和11月的前两个星期，德军一边进行后卫战斗，一边后撤至那不勒斯西北40千米处的“冬季防线”。

　　11月15日，亚历山大将军鉴于部队打得太艰苦，命令盟军暂停进攻。意大利战局陷入僵局。

　　至此，盟军已攻占了意大利南部，夺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港口和机场，从而能迅速提供兵力及补给，为后来占领整个意大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英美掌握大西洋战场主动权

　　1941年12月美国对日本宣战后，希特勒改变了避免公开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

　　12月9日，德国海军作战部取消了关于有克制地对付美国船只的决定，不再限制针对美国商船和军舰的一切行动，允许潜艇在西经26度范围以外的大西洋任何海区，包括泛美安全区内搜索和攻击所有目标。从此，德国海军在大西洋交通线上开始了无限制的潜艇战。

　　德军统帅部认为，美国参战必然会大大增强同盟国的战争力量，然而，德国海军只要不断打击同盟国至关重要的大西洋海上运输线，就可削弱其战争力量。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手段则是潜艇。

　　基于这一认识，德军统帅部决定：

　　1942年以后的海军作战，应不断加强潜艇进攻，消灭穿梭于大西洋上的同盟国护航运输队，制止盟军兵员与装备的增长。

　　据此，德国海军进一步规定，潜艇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吨位战”，尽可能利用潜艇作战的有利条件，在最短期间内使同盟国在船舶吨位上的损失超过其造船吨位，以达到削弱同盟国运输能力、瘫痪其海上运输的目的。

　　基于上述考虑，德军统帅部和德国海军计划扩大大西洋的作战区域。

　　1941年12月12日，德国决定发动“击鼓”战役，派遣潜艇深入美国沿岸发动袭击。

　　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作战需要，德国进一步加紧潜艇的制造与部署。

　　1942年1月，德国海军拥有260多艘潜艇，其中参加作战的100艘潜艇中有约50艘集中在大西洋战场。

　　至6月，德国海军潜艇总数增加到330艘，投入大西洋交通线上的潜艇近100艘。此时，德国每月可平均生产18．5艘潜艇，超过了月平均损失7．1艘的数量。

　　德国海军计划年底将服役潜艇增加至400艘。同时，德国潜艇质量也不断提高，以燃气轮机为动力的“瓦尔特”新型潜艇试验成功，水下时速可达23海里。潜艇还装备了TS式电动和自导鱼雷。

　　1942年3月，德国开始使用被称为“乳牛”的大型输油潜艇，在海上为潜艇加油。这种输油潜艇载油430吨，可使12艘中型潜艇在海上逗留的时间增加4个星期，或使5艘大型潜艇的逗留时间增加8个星期。有了这种“乳牛”，德国潜艇可以深入大西洋的任何海区，作战能力和参战率均有较大增长。

　　大西洋海上交通线是同盟国的生命线。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在同盟国的战略计划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关系到英国的生存安危，也关系到在欧陆直接反击德国的进攻战役能否成功。

　　但是，至1941年年底，这条运输线的状况非常糟糕。

　　由于德国实施海上破交战，英国物资进口量开始急剧下降。

　　英国海军大臣达德利·庞德海军上将惊呼：“如果我们在海战中失利，我们就将输掉整个战争。”

　　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召开阿卡迪亚会议，在“先欧后亚”战略的指导下，确定了1942年在大西洋和欧洲的战略计划，规定首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保证大西洋的海上交通。

　　美英在阿卡迪亚会议后，及时调整了各自国内的体制和政策，加快了合作步伐。美国调整了国家军事指挥机构，成立了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相对应的参谋长联席会议。

　　1942年2月6日，在华盛顿成立了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负责制定和指导美英联盟大战略，从而奠定了美英在大西洋战场联合作战的坚实基础。与此同时，美国海军进行了改组，金海军上将接任海军作战部长、尼米兹海军上将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英格索尔海军上将接任大西洋舰队司令。鉴于海军作战部长和美国舰队总司令职责分工混乱，1942年3月，罗斯福总统将两个职务归并，由金上将统一指挥。

　　海军作战部把原属行政机构的海军军区，改组成作战指挥机构海疆司令部，指挥在各自管辖海区内的作战，设立了东部海疆司令部、墨西哥湾海疆司令部、加勒比海海疆司令部、巴拿马海疆司令部等。此外，美英还将1942年保护海上交通的主要任务确定为消灭“空白点”，即对大西洋上未曾顾及的海区实施经常性巡逻，为此，调来了护航航空母舰。

　　为加强对德国潜艇的作战力量，美英两国的工业体系大规模转向制造用于反潜作战的舰艇和飞机。但由于生产周期所限，这些武器装备在1942年底以前尚不能大量投入战斗。

　　因此，1942年夏季，同盟国能用于大西洋反潜作战的兵力尚嫌不足，计有美国护航航空母舰1艘、舰队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183艘、猎潜艇33艘；英国舰队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205艘、护航舰91艘、猎潜艇200艘；美国潜艇39艘，英国潜艇61艘；英国岸基航空兵飞机540架，美国作战飞机100架。

　　尽管同盟国将大西洋作战列为1942年作战计划的重点，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美、英国内各自存在一些问题，双方未能及时进行有效的合作。

　　1942年，正值英国针对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国参战的形势，调整和改组国家战时体制的转换阶段。

　　英国内部海军和空军为飞机的分配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国内“对空军的潜力估计过高”，导致把海防司令部所属轰炸机都调给空军，新飞机也全部分配给空军，海军航空兵为即将服役的31艘护航航母争取战斗机大费周折，明显地影响了海军在大西洋的作战。

　　2月中旬，德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编队突破英吉利海峡的作战，“充分暴露了英国皇家海军航空兵突击力量的效率低下”。

　　另外，美国为英国建造的新的快速护航舰只迟迟不到位，也导致了英国海上的护航舰只比较缺乏。

　　美国虽然参战，并且同意在大西洋战场投入海军主要兵力承担护航责任，但是珍珠港的灾难性打击，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岸的威胁，牵制了美国海军主要力量，它不得不把护航舰艇和飞机集中到本国沿海地区。

　　事实上，战争初期，美国国内并没有完成全面战争准备，战时体制刚刚建立，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海军对“先欧后亚”战略“不是全心全意地表示赞同”。

　　海军指挥体制重叠，海军战略、战役指挥编制内均未设置反潜机构。在东部海疆区尚未组织好对潜防御，沿岸和商船没有实行灯火管制，配置在各海疆军区和基地的海军轻型兵力数量有限，没有进行保护海上交通线的演练。

　　总之，处于调整阶段的美英海军在大西洋战场并不占据优势，双方在战略相持条件下，围绕交通线上的制海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同盟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早在1941年12月9日，德国向美国宣战后，德国海军开始向美国沿海发动“击鼓”战役。1942年1月，德国5艘“王牌”潜艇从比斯开湾出发，横渡大西洋，开始对美国哈特拉斯角至圣劳伦斯湾之间航运展开“重点打击”。企图瘫痪北美大西洋沿海的交通线，减少运往美国东海岸工业区的石油和其他原料，逐渐向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渗透，使同盟国的护航兵力达到最紧张的程度，消耗其商船吨位70万吨以上，以迫使同盟国妥协。1月12日，德国潜艇“U—123”号在科德角以东300海里处用鱼雷击沉英国客轮“赛克皮洛斯”号；14日，德国潜艇在哈特拉斯角击沉巴拿马油船“诺内斯”号；15日，击沉英国油船“科因布腊”号；18日，击沉美国油船“阿兰·杰克逊”号；19日，击沉加拿大3艘商船。随后，德国又向美国海域派出3艘大型潜艇，从亚速尔群岛方向也抽派7艘潜艇前往作战。它们在纽芬兰、卡罗来纳角、布雷顿角等海域都实施了单艇机动作战。黄昏之前，潜艇一直潜伏在近海水域，黄昏之后，便半露于水面向目标接近，以鱼雷和炮火攻击目标。德国潜艇日益大胆的作战行动，严重破坏了同盟国的海上交通线，同盟国商船损失惨重。

　　1月份，德国海军出动54艘次潜艇，先后击沉同盟国运输船23艘14万吨，2月份击沉10．3万吨，3月份击沉15．9万吨，而德国则没有一艘潜艇被击沉。美国海军自己也承认，1942年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沿岸给美国造成的损失等于破坏了6个大规模军事工厂。

　　巨大的损失震动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

　　3月，美国海军总司令部成立了防潜处，负责全面的防潜工作，加强对防潜人员的培训和防潜武器的研制。4月1日，东部海疆区建立起局部护航体系。在沿岸交通线上，以现有的护航兵力白天为运输队护航，夜晚在港口或隐蔽锚地进行警戒，以交接形式把运输队一站一站地护送到目的地。

　　由于有了新建造的和退役后又重新启用的驱逐舰，以及从北大西洋护航队和大西洋舰队抽调的护航舰只，5月份，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英格索尔和东部海疆区司令安德鲁斯组建了一批实力较强的沿海护航队，沿岸19个机场300多架飞机也投入反潜作战。5月中旬，又成立了隶属海军总参谋长的护航航线处，在整个东海岸建立起完整的护航体系，并很快扩大为近海护航体系，对护航运输队实施空中掩护。从5月下旬起，美国海军基本上保障了关塔那摩——哈利法克斯、纽约——基韦斯特、纽约——哈利法克斯航线的安全。

　　从5月开始，德国海军潜艇舰队司令邓尼茨把潜艇游猎区转向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在这些海区，美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护航体制，5月份，被德国潜艇击沉41艘船只，共22万吨。

　　1942年6月，德国潜艇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击沉的船只比每月在北大西洋所有战区击沉的还要多。

　　7月，美国海军把护航体系扩大到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域，并开辟了4条新航线。德国一部分潜艇又转向巴拿马至里约热内卢海域袭击同盟国交通线。邓尼茨将第一批新型“乳牛”级1700吨的补给潜艇也投入这一海域，延长了潜艇在这些海域的作战时间。

　　8月中旬，10艘德国潜艇进入巴西海域，“U—507”号潜艇在巴伊亚附近海域击沉5艘巴西货船，巴西政府遂于8月22日对德国宣战。

　　同盟国向南美海域扩展护航体系显得更为重要。于是美国对近海护航体系进行了重要改组，决定由南大西洋舰队组成护航兵力，建立起健全而灵活的分段护航体制。

　　邓尼茨认识到德国潜艇在美洲海域的第二个“快乐时光”已经结束，下令潜艇重返北大西洋。

　　同盟国在大西洋的交通线分西段、中段、冰岛段、东段等4段护航。由于缺乏护航加油船和护航舰艇，护航舰只在整个航线上需要替换两三次。而且，快速护航运输队和慢速护航运输队以及进行分段护航，需要78艘驱逐舰和156艘驱潜快艇，其他战场也需要大量护航舰只。

　　但1942年同盟国造船业仍不能满足对护航舰艇的要求，因此，北大西洋航线上的运输队往往得不到充分的护航。

　　7月19日，邓尼茨下令把作战重点转移到北大西洋。在该海域，德国海军采取了不同于北美洲和中美洲的潜艇战术。

　　由于北美洲和中美洲海域的作战距离较远，补充较难，靠近同盟国海岸，海区情况复杂，不宜集中使用大批潜艇，因而，德国海军采取的是单艇机动攻击战术。而北大西洋的海域辽阔，同盟国运输船队在海上滞留时间较长，便于德国潜艇集结隐蔽和发动连续的集团攻击。

　　因此，德国海军在北大西洋作战中采取了所谓“狼群”战术，即在同盟国运输船队可能经过的海区，集结多艘潜艇设伏，发现目标即咬住不放，群起攻击，直至运输船队全军覆灭或进入同盟国反潜力量较强的区域为止。

　　此时，德国已具有较大兵力实施这种战术。邓尼茨手中拥有300多艘潜艇。

　　9月，德国在大西洋参战的潜艇第一次达到100艘，在作战海域的潜艇由原来的20至30艘增至40艘，组成艇群部署在北大西洋中部“黑色陷阱”的东西两端，建立起一两道巡逻线，彼此相距50至100海里。

　　担任侦察的各艇间距30至40海里，几乎等于潜艇发现护航运输队距离的2倍。一旦中央巡逻线发现目标，就可以迅速集中15至20艘潜艇，给同盟国护航运输队以沉重打击。

　　1942年9月，德国由10至12艘潜艇组成侦察队和18至20艘潜艇组成突击队在北大西洋活动。

　　9月11日，侦察队中的“U—133”号潜艇发现同盟国护航运输队，进行尾随跟踪，并通过岸上潜艇指挥部不断地把护航运输队的情报发给突击部。黄昏后，五六艘潜艇迅速向护航运输队集中发起鱼雷攻击，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拂晓。如此，连续3个夜间进行了攻击，直至护航运输队进入英国沿岸的防潜区为止。

　　1942年8月至10月，同盟国被潜艇击沉的运输船平均每月在50万吨以上。

　　随着德国服役潜艇总数的增长，艇群袭击同盟国护航运输队的活动也更为猖獗。它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缺乏空中掩护的北大西洋中部，在冰岛与亚速尔群岛之间和冰岛与纽芬兰之间加强了突击艇群和侦察队的协同作战。

　　1942年，同盟国共损失近2000艘船只，其中被潜艇击沉1160艘。而在该年，同盟国仅有700万吨左右新船服役。

　　1943年初，英国海军增加护航舰艇数量，油船开始随运输队航行，随时给护航舰加油。

　　1月下旬，德国海军攻击“NX—224”号护航运输队和“SC—118”号慢速护航运输队，都取得成功。但1月份，同盟国被潜艇击沉的运输船吨位下降到20万吨。2月下旬，德国潜艇群对“ONS—166”号运输队进行了一次潜艇战，击沉运输船14艘，所以2月份潜艇击沉的吨位又开始上升。3月份，潜艇击沉的吨位上升至62．7万吨。

　　3月中旬的一次潜艇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当时，德国海军集中了38艘潜艇，协同攻击了两支凑巧驶在一起的返航护航运输队“HX—229”号和“SC—122”号。在英国海军恢复空中掩护之前，德军总共击沉其中21艘船只，而其仅损失一艘潜艇，从而形成了大西洋海战的高潮。

　　与此同时，希特勒在挪威海域集结了德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提尔比兹”号、“海军上将舍尔”号、“吕措夫”号、“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泽瑙”号战列舰和“希佩尔海军上将”号、“欧根亲王”号巡洋舰，以及17艘潜艇和一些空军力量，在北极海域展开了打击盟国向苏联运送物资货船的破交战。

　　从3月开始，同盟国护航运输队遭到来自空中、水面、水下的攻击，损失与日俱增。

　　3月28日至29日，德国潜艇群、飞机和3艘驱逐舰袭击了“PQ—13”号护航运输队，击沉、击伤10艘船只，并击伤了护航的“特立尼达”号巡洋舰，德国仅损失了一艘驱逐舰。

　　从3月至6月，德国海军共击沉同盟国“PQ—12”号至“PQ—16”号护航运输队84艘船只中的23艘以及数艘军舰。

　　德国海军在北极海域的破交战，牵制了英美海军力量。美国海军遂派遣航空母舰“大黄蜂”号、新型战列舰“华盛顿”号和“北卡罗来纳”号，以及两艘轻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中队参加护航。

　　6月27日，同盟国“PQ—17”号护航运输队从冰岛起航，驶向苏联北部港口。这个运输队包括运输船33艘、油船1艘、救生船3艘，除直接护航的舰艇在冰岛加强了护航兵力。

　　运输队共有33艘运输船，护航兵力计有护航航空母舰1艘、防空巡洋舰1艘、驱逐舰16艘、潜艇2艘和数艘小型舰艇。这是一支武器装备较强的护航运输队。

　　但是，途中仍然遭到德国潜艇和“容克—88”、“亨克尔—Ⅲ”式飞机的袭击。9月13日至20日，护航运输队遭到德军鱼雷机、轰炸机数百架次的空袭，在斯瓦尔巴特群岛附近又遭到德军潜艇的攻击，损失13艘运输船和1艘救生船。

　　由于英国护航兵力强大，德国海军损失潜艇3艘、飞机约40架。德军由于飞机损失惨重，从此不再在苏联北方投入这样大的空军力量了。

　　10月至12月初，同盟国抽调了大量驱逐舰参加“火炬”计划，英国海军部和美国海军部决定派遣有警戒能力的单艘船只，利用冬夜长的特点驶向苏联北部，在被派遣的37艘船只中有9艘被击沉。

　　12月中旬，英、美再次派遣小型护航运输队，采取从冰岛和苏联北部港口交替出发的办法实施护航。护航运输队改代号为“JW—51A”号，由洛赫伊伍出航，安全抵达苏联北方港口。

　　12月31日，“JW—51B”号驶至熊岛东南约100海里处，遭到德国特混舰队的远距离攻击。英国两艘驱逐舰被击沉。德国一艘驱逐舰沉没，“希佩尔海军上将”号也被英国海军巡洋舰击伤。“JW—51B”号运输船队，除一艘巴拿马货船在科拉湾入口搁浅外，都安全到达指定港口。

　　希特勒对1942年除夕的这场战斗非常恼怒，他责令海军撤回大型军舰，并解除雷德尔元帅的海军总司令一职。

　　1941年8月至1942年年底，同盟国21支北行护航运输队被击沉53艘，16支南行护航运输队被击沉16艘，其中一半是美国的船只。

　　此外，英国海军还损失2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扫雷舰和1艘潜艇。

　　1943年的头几个月，几支拥有强大警戒兵力的护航运输队到达苏联北部，只受到轻微的损失。1943年3月至年底，由于大西洋作战的需要，同盟国的护航舰主力都转移到大西洋战场，北极诸海区的航运被迫停止。不过，同盟国在4月份德军从突尼斯撤退以前，已经控制了地中海航线。

　　因此，由美国出发的护航运输队可以沿直布罗陀——苏伊士——波斯湾航线向苏联运送物资。

　　1943年底，摩尔曼斯克航线恢复航行，护航运输队基本上可以安全航行了。

　　为了进一步打击同盟国，德国更加重视潜艇战。1943年1月，德国海军更换领导人，由潜艇舰队司令邓尼茨接任海军总司令；同时调整了海军战略，决定造船工业集中建造潜艇，并停止征召潜艇制造业的工人入伍，还将水面舰队的官兵和造船工人近万人转入潜艇后备队。

　　1943年初，德国海军拥有400多余艘潜艇，其中大中型潜艇占63％，做好战斗准备的约210艘，在北大西洋活动的约50艘，在中大西洋活动的有30艘，在美洲沿岸活动的有10艘。7艘大型水面舰艇、14艘舰队驱逐舰、60艘小型舰艇和21艘潜艇被部署在挪威北部海域。意大利少数潜艇也投入大西洋战场。

　　邓尼茨预言，德国在大西洋战场不久即将胜利。

　　1943年3月，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在华盛顿召开大西洋护航会议，决定：

　　同德国潜艇作战是同盟国当前海上战役中最中心的任务；在潜艇威胁最严重的北大西洋中部集中反潜兵力和武器，并调整同盟国护航体系，采用新的护航时刻表，组建统一指挥的反潜支援队；尤其要加强空中力量，广泛使用护航航空母舰和新式雷达，将护航运输队的反潜作战由单纯的被动防御转为主动的立体搜索和进攻。

　　会上还采纳了英国海军的建议，对各国承担的护航责任进行了重新调整，接受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的方案，由英国和加拿大负责北大西洋的护航，美国承担大西洋中部的护航和整个护航体系的联结部。护航体系的调整，使同盟国之间的护航行动得到协调，护航兵力的分配更加合理。

　　美英海军用于保护大西洋交通线的兵力有：护航航空母舰22艘、舰队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508艘、护卫舰艇222艘、巡逻舰艇380艘、猎潜舰776艘以及扫雷舰等其他舰船近1000艘；英国潜艇70艘，美国若干艘；岸基飞机约1620架，舰载飞机260架。

　　由于同盟国加强了在大西洋战场的作战兵力，将护航体制从消极防御改为攻势防御，因此，1943年3月下旬，同盟国在北大西洋战场的形势开始出现转机。

　　英国海军西航道总司令马克斯·霍顿海军上将统一指挥以驱逐舰和护卫舰组成的6支反潜支援舰队，以纽芬兰和冰岛为基地，对德国潜艇展开了更强大、更集中的反击。

　　5月，为了进一步对大西洋海域的反潜兵力实施集中指挥，美国建立了海军第十舰队，统一指挥海疆区兵力、护航兵力和反潜航空兵，并负责制订护航运输队的航线和组织护航运输队的运行。

　　1943年初，美英护航运输队选择了3条新航线：库拉索岛——阿鲁巴岛——英国；库拉索岛——阿鲁巴岛——直布罗陀；纽约——卡萨布兰卡。

　　德国海军为了查明同盟国防潜的薄弱海区，把潜艇展开在宽大的正面上，主力集结在北大西洋交通线上，在中、南大西洋和北极海区则派遣一些小艇群，准备集中兵力在盟军防护较为薄弱的方向取得最大的战果。

　　2月4日至8日，由6艘德国潜艇组成的侦察队和20艘潜艇组成的突击队攻击由纽约驶往英国的“SC—118”号护航运输队。该护航运输队由64艘运输船和12艘护航舰艇组成。护航舰艇进行了顽强的反潜作战，但是，德国潜艇经连续追击，还是用鱼雷击沉了7艘护航运输船只。2月8日拂晓，护航运输队进入掩护力量强大的岸防水域后，德军才被迫停止追击。

　　从2月中、下旬至3月5日，德国海军聚集了50艘以上的潜艇，在北大西洋一些延长的巡逻线上作战。德国海军潜艇使用新型接收装置，能及时发现同盟国护航舰队的雷达搜索，从而免遭袭击，并依靠无线电监听探测同盟国运输队的航线。

　　尽管受到大西洋风暴的影响，德军在3周时间内，仍成功地攻击了几乎所有同盟国“HX”号快速护航运输队和“SC”号慢速护航运输队。3月上、中旬，同盟国共损失运输船85艘。这表明，在德国海军潜艇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改变航线来躲避德国海军潜艇的攻击已无济于事。

　　这引起英国海军部对护航体系的担心。护航体系在3年半时间内一直是同盟国在大西洋的战略支柱，而此时“预示英国在海上斗争中要失败”。

　　英国海军部事后史料记载：“德军从来没有像1943年3月前20天那样近乎切断新旧世界之间的交通。”英国海军部甚至有人对能否继续把护航队当做有效的防御系统表示怀疑。

　　在这次潜艇战高潮之后，同盟国下决心调整护航兵力，经常用航空母舰加强护航运输队的警戒，或用岸基飞机担任护航。

　　3月下旬，英国马克斯·霍顿海军上将组织的支援舰队投入反潜作战后，发挥了巨大作用。同盟国6个支援舰队与护航舰群密切协同作战，当护航舰艇进入空中掩护缺口时，支援舰队便去进行支援，对大西洋中部德国海军潜艇予以更有力、更集中的反击。

　　支援舰队中单独行动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可以对德潜艇穷追不舍。在3月最后的10天里，这些支援舰队显示了作用。

　　3月21日，“S—123”号和“HX—23”号运输队在费尔韦尔角东南的“空中缺口”，碰上了德国强大的潜艇群。

　　3月26日傍晚，“SC—123”号运输队的几艘运输船驶入该艇群中间，被德国“U—564”号潜艇和“U—663”号潜艇发现。由于“U一663”号潜艇很快被第三支援舰队的高频测向仪发现，未及报告运输队的航向和航速，就被支援舰队逼入水中。

　　当迹象表明“SC—123”号运输队周围再没有任何潜艇时，该支援舰队又全速回返去接应随后而来的“HX—230”号运输队。邓尼茨命令南边的潜艇群全速北上去攻击“HX—230”号运输队，结果又被支援舰队的高频测向仪发现，受到驱逐舰驱赶而撤退。

　　由于盟军航空兵给德国潜艇造成的损失增加，德国海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潜艇的自卫能力。例如，在潜艇上装备了四联装高射机枪，改进了37毫米高射炮，装备了干扰雷达工作的装置，并在某些潜艇的船体和指挥室上覆盖一层特殊物质，以便部分地吸收电磁波。此外，还改进了技术观察仪器，装备了无声自导鱼雷。

　　与此同时，德国海军对反护航战役战术也进行了调整，采用了一系列新的进攻战术和规避方法。然而，这些新方法未能扭转德国潜艇战的即将失败的结局。

　　同盟国保护交通线的兵力和装备，在数量上，尤其在质量上远远超过了德国的进攻兵力。美英的飞机和水面舰艇装备了新型雷达，航程和续航力增加，声呐器材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护航运输队航行队形的配系和整个护航勤务都得到了改进。

　　同盟国横渡大西洋的护航运输队几乎在整个航行途中都有航空兵和护航舰艇群掩护，尤其是加强了直接护航舰艇和飞机的突击力量，使没有空中掩护、缺乏其他兵力协同的德国潜艇无论昼间或夜间都难以从水面接近，不得不从水下接近护航运输队。由于水下航速较低，极大地影响了德国潜艇的作战效果。

　　3月下旬，同盟国在大西洋被击沉的船只由3月份的92艘、53万余吨，降至4月份的45艘、25万余吨。5月以后，损失显著减少，而德国潜艇却损失惨重。据统计，1943年1至3月，德国每击沉同盟国商船10万吨，要损失3．8艘潜艇；4至6月，则增加至10．5艘。

　　4月上旬，由于德国只有一艘潜水油船能保障潜艇供油，加上一批潜艇要进行检修，因此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数量有所减少。4月起，美国加强了大西洋海区的空中力量，从太平洋战场抽调大量“解放者”式轰炸机投入北大西洋海区作战，使这一海区超远程飞机的数量，由3月底的20架上升至5月份的约70架。

　　这些飞机分别以北爱尔兰的巴利基利、冰岛的雷克雅未克、冈迪亚和纽芬兰的阿根夏机场为基地，活动半逐渐覆盖了费尔韦尔角东南大西洋上的“空中缺口”。

　　这样，同盟国随时都可以派遣飞机在空中指挥火力支援舰队作战，使德国海军潜艇难以进行“狼群”战。

　　4月28日至5月6日，德国海军潜艇群，在对“ONS—5”号护航运输队的连续作战中，虽然击沉13艘运输船，但自己损失6艘潜艇，另有4艘潜艇遭重创。在以后的一个月内中，德国潜艇群，在对“SC—129”号、“HX—237”号、“SC—130”号、“ONS—184”号和“HN—239”号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损失也很严重。

　　正如邓尼茨在5月24日的战争日记中写道：“5月份至目前为止，我们的损失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鉴于潜艇损失严重，德国海军决定暂时停止潜艇在北大西洋的作战，除一些储油量小的潜艇仍留在这一海区外，其他潜艇全部撤到了亚速尔群岛西南海域。

　　德国海军在大西洋战场的退却，标志着战争爆发以来同盟国和德国围绕大西洋交通线的斗争出现了重要转折。双方力量对比清楚地表明，同盟国在大西洋战场完全占据了优势，掌握了制空、制海权，能够在北大西洋交通线，尤其在不列颠群岛西部和比斯开湾集中护航兵力，能主动限制德国潜艇在大西洋的活动范围。德国潜艇实施的“吨位战”宣告破产。

　　面对大西洋海战出现的转折局面，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在大西洋战场以适当的方式继续坚持潜艇战，即使不能达到“吨位战”的目的，也要在战略上有效牵制同盟国海空军力量，支援其他战场。

　　为了尽可能加强潜艇战，德国海军一方面改变潜艇战战术，将潜艇部署在中大西洋、加勒比海、墨西哥湾海区。将原来在二三百海里正面的大艇幕作战改三四道短艇幕，依次展开在航线上，由航空兵担任搜索，引导潜艇攻击目标。另一方面加紧研制新式潜艇，改进原有的潜艇装备，试图通过潜艇技术的突破，取得对盟军水面舰艇的优势。

　　德国海军总司令部设计处和政府装备部集中力量，组织新型“瓦尔特”潜艇迅速投产。每艘潜艇都装备了可伸缩的通气装置，可一直在水下潜航，使盟军雷达测位器不易搜索到目标。在潜望塔四周装备了保护物质，干扰雷达的探测，潜艇的防空武器也得到了加强。

　　德国海军企图通过一系列的调整，重新恢复并加强在大西洋交通线上的潜艇战。

　　1943年秋，德国潜艇重返北大西洋航线作战。据德国统计，潜艇发射的声自导鱼雷60％命中目标，九、十月，击沉同盟国和中立国船舶吨位开始上升。

　　德国新式潜艇对同盟国交通线的威胁，迅速引起同盟国的注意。针对声自导鱼雷，同盟国军舰和商船装备了“福克斯”声波诱雷器，航空兵以双机或小队方式进行搜索、警戒，迫使德国潜艇下潜，反潜舰艇装备了24管发射炮，发射装有撞发引信的深水炸弹，在运输船附近海域给德国潜艇造成较大的威胁。

　　在大西洋海战的第三阶段，同盟国在反潜兵力、技术和战术上始终保持优势，使德国在潜艇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以及采用的新战术只能短时间奏效，很快就被同盟国的反潜优势所制约，并且付出很大的代价。

　　11月，德国在北大西洋交通线上击沉14艘同盟国运输船，但自身也遭到盟军的有力反击，损失了18艘潜艇。这表明德国的潜艇战出现负增长的新迹象，同盟国船舶吨位损失逐渐减少，德国潜艇损失增多。

　　这都表明1943年5月大西洋海战出现有利于盟国的转折之后，德国海军重振潜艇战的努力到1943年11月也彻底失败。从此，德国在大西洋战场的潜艇战处于维持局面，美英完全掌握了大西洋战场的主动权。

对德国的空中进攻联合战略

　　1943年是美英战略航空兵从协同作战走向联合作战的一年，也是联合轰炸进攻作战初试锋芒的一年。

　　1943年1月，英军共有各型轰炸机近840架，其中“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只有270多架，而对战略空中进攻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波士顿”和“冒险”式轰炸机却占1／3，还有老式的“惠灵顿”和“斯特林”式轰炸机也占了1／3。加上美军第八航空队和第十五航空队的150余架轰炸机，盟军用于进攻德国的轰炸机总数不超过千架。

　　而到1944年1月，美英战略航空兵已拥有轰炸机近3000架，其中英军的“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有600架，占英军轰炸机总数的一半；第一线部队中已不再有“惠灵顿”一类的老式轰炸机。美军战略航空兵则全部装备B—17型“空中堡垒”式和B—24型“解放者”式重型轰炸机。经过一年多的作战，美英战略空中力量得到壮大。

　　对美英战略空中力量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它们终于实现了对德国的联合战略空中进攻。尽管其中有分歧、有成功、有挫折，但它们毕竟形成了一支统一的战略空中力量。

　　美英对德国的联合轰炸进攻的真正开始时间为1943年6月10日。这一天，美英联合参谋部批准了代号为“直射”的战略航空兵联合轰炸进攻的作战计划。

　　随着“直射计划”出台日期的临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就是德军战斗机的威胁。

　　1943年4月17日，美军第八航空队出动115架轰炸机，在140架P—47战斗机的护航下，突击了德国不莱梅的福克——沃尔福飞机工厂。

　　不莱梅在德国北部，濒临北海。虽然这是一次对德国本土较近目标的突击，但美军仍有16架B—17型“空中堡垒”式重轰炸机被击落，另有39架轰炸机被击伤。

　　美军被击落和击伤的飞机总数已接近出动飞机总数的一半。这一结果使美英军队认识到，对联合轰炸行动的首要威胁是德国空军的战斗机部队。

　　盟军的战略轰炸需要首先取得空中优势。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直射计划”的突击目标序列表中，德国航空工业上升到头等重要的位置。为此，“直射计划”规定：

　　在这样的环境下，阻止这种增长，削弱敌人在这个战场上能够对付我们的昼间和夜间战斗机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英在英国本土的轰炸机部队最优先的作战目标，是德国的战斗机部队和它们所依赖的航空工业。

　　1943年6月13日，美军第八航空队在“直射计划”开始后的第一次深入德国本土作战中，第四轰炸机联队出动76架B一17型轰炸机，结果被击落22架，击伤23架。

　　“直射计划”将摧毁德国航空工业作为首要任务的另一个动因，是“霸王计划”日益临近。“霸王计划”是1944年盟军的头等重要的作战行动。

　　鉴于削弱德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对“霸王计划”的胜利有着重要意义，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也积极支持将德国飞机工业列为美英战略航空兵的头等重要的突击目标。

　　1943年6月10日，随着“直射计划”的下达，美英战略航空兵的联合轰炸进攻正式开始。目标首先指向德国的航空工业。

　　然而，1943年下半年，美英战略航空兵对德国飞机工厂只进行了14次突击，共投弹4000吨，平均每月投弹不到670吨，仅占这一时期美军战略航空兵投弹总量的2％。

　　德国航空工业没有遭到应有打击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已将飞机工厂进行了广泛的疏散，而美英战略航空兵当时的兵力又相当有限，不足以突击疏散后的众多飞机工厂。于是，美英战略航空兵便在一个统一的总原则之下，按照各自的既定方针展开了作战行动。

　　在美英战略航空兵对德国飞机工厂突击的同时，美军又选中德国的轴承工厂作为主要突击目标。轴承是制造飞机、坦克、军车、潜艇、精密仪器等武器装备所必不可少的零部件，对轴承工厂的打击会对德国的军工生产部门造成严重影响。

　　这与美军通过摧毁德国工业系统中的关键部门，来瘫痪德国整个军工生产能力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美军之所以选择德国的轴承工厂作为主要打击目标，还在于德国轴承工厂主要集中在德国的3个大城市，其中尤为吸引美军的是施魏因富特。因为在这个城市中共有3个轴承工厂，生产能力占德国整个轴承生产能力的52％。为此，美军第八航空队在对德国飞机工业的作战效果不理想时，便将施魏因富特的轴承工厂作为主要打击目标。

　　1943年8月和10月，美军第八航空队先后两次对这个城市的3个轴承工厂进行大规模袭击，一度给德国轴承供应造成一定困难。

　　8月17日，轰炸德国施魏因富特轴承工厂的美军第一轰炸师共出动B—17型重轰炸机230架。主要突击目标是施魏因富特的轴承工厂，备份目标是德国法兰克福的通用工程设备厂、亚琛的铁路调车场和波恩的仪器厂。

　　威廉斯率领的第一轰炸师于17日13时47分通过法国海岸进入欧洲大陆，然后便不断遭到德军战斗机的攻击。由于英吉利海峡上空的天气不好，第一轰炸师的起飞时间一再推迟，结果德军的战斗机在上午攻击第三轰炸师后，有充分时间做好准备对付第二轰炸师。

　　而负责掩护第一轰炸师第一梯队的P—47战斗机起飞又晚了9分钟，没能按预定时间与第一轰炸师的轰炸机编队会合，由此导致第一轰炸师的第一梯队只能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还未飞抵施魏因富特就被击落15架轰炸机。后面的P—47战斗机按时起飞，为第二、三梯队提供了战斗机作战半径内的有限护航。

　　第一轰炸师在威廉斯的率领下，有188架轰炸机到达施魏因富特上空。

　　14时开始投弹。美军在12分钟内共投下250磅燃烧弹1000枚，500磅普通炸弹700枚，1000磅普通炸弹235枚。屈格尔——菲舍尔轴承工厂的电站、平房车间、楼房车间、办公楼和仓库都被击中。

　　菲希特尔——萨克斯轴承工厂的一个平房车间被两枚炸弹直接命中，还有三四枚炸弹命中附近的建筑物。3个轴承工厂都遭到严重破坏。

　　15时，美军第一轰炸师投弹完毕，退出攻击。在返航的路上，第一轰炸师又遭到德军战斗机的猛烈攻击。据美军报告，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先后有300余架次德军飞机对第一轰炸师进行了攻击，美军共有36架B—17型重轰炸机被击落，360多名机组成员在作战中伤亡或失踪。

　　尽管盟军对施魏因富特轴承工厂的轰炸效果非常满意，但美军的损失也非常惨重，已远远超出所能承受的限度。美军不得不暂时中止深入德国纵深地区的作战活动。

　　1943年10月14日，美军经过精心准备，再次突击施魏因富特的轴承工厂。这一次共出动29架B—17型重轰炸机，分成2个突击队。第一突击队由第一轰炸师的150架B—17型轰炸机组成，第二突击队由第三轰炸师的140架B—17型轰炸机组成。此外，第二轰炸师还出动一部分B—24型轰炸机进行牵制性作战。

　　鉴于上次突击的教训，美英战略航空兵此次加强了战斗机护航。每个突击队固定由一个P—47战斗机大队负责护航。此外，在轰炸机撤出战斗返航时，再派出一个P—47战斗机大队前往欧洲大陆接应，负责在欧洲大陆内为返航的轰炸机编队提供支援，并一直护送轰炸机编队飞过英吉利海峡。

　　除P—47战斗机外，美军还安排新到的英国P—38战斗机为轰炸机编队开辟空中通道。英军的两个喷火Ⅳ型战斗机中队被安排扫尾，负责在最后一批轰炸机编队脱离德军战斗机截击后，继续在空中巡逻，以保护掉队的轰炸机。

　　美军第一轰炸师的第四十作战联队飞在整个编队的最前面，首先遭到德军战斗机的集中攻击，损失惨重，在到达目标前，已经损失7架轰炸机，还有很多飞机被击伤。第一和第三轰炸师的飞机在到达目标前，共损失28架轰炸机。尽管美军轰炸机编队遭到较大损失，但对施魏因富特的轴承工厂的轰炸还是很成功的。

　　美军第一轰炸师有101架轰炸机到达目标上空，14时39分，当第一轰炸师的轰炸机进入轰炸航路起始点时，德军的空中攻击反而减弱了。目标上空的能见度很好，突击编队按预定计划进入攻击。

　　飞在最前面的第四十作战联队首先投弹，将53％的炸弹投到距瞄准点33米以内。14时51分，第三轰炸师开始投弹时，第一轰炸师轰炸掀起的烟尘给他们的瞄准造成一定困难。

　　美军此次对施魏因富特的作战，共有209架B—17型轰炸机到达目标上空，并投下1122枚共395吨高爆炸弹；另外还投下88吨燃烧弹。1122枚高爆炸弹中有88枚直接命中工厂建筑物。但也损失了60架轰炸机及其机组人员，战损率高达20．62％。空战中，美军共击落186架德军战斗机。

　　1943年10月，美英第二次突击施魏因富特的轴承工厂后，德国整个轴承工业生产能力与未受轰炸影响的7月相比，下降了32％，施魏因富特的轴承生产能力下降了60％。

　　德国军工生产部长施佩尔战后供认：如果集中力量轰炸轴承工厂，“两个月后，将从根本上削弱军工生产。大约4个月后，军工生产将完全停顿”。

　　但美军第八航空队没有远程战斗机全程护航，致使轰炸机损失惨重，不得不中止深入德国纵深地区的作战行动。德国的轴承工业得到喘息，并很快恢复了生产。

　　早在“直射计划”尚处于酝酿阶段时，英国的战略航空兵发动了直指德国本土的鲁尔轰炸战役。鲁尔区是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空袭该地区对破坏德国的军工生产可产生重要影响。

　　战役开始于1943年3月5日，当夜，英国轰炸航空兵共出动442架飞机轰炸了鲁尔区内的埃森。这里是德国最大的军工生产企业克虏伯的所在地。

　　在茫茫夜色之中深入德国本土作战，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准确找到预定突击目标。为此，英军在1942年的作战中，始终致力于改进导航技术，经过一年多的研制，终于将更为先进的“欧波”导航技术用于对德国的夜间轰炸作战。

　　5日夜，英国本土的气象条件并不好，浓雾迷漫着英伦三岛并一直延伸至英吉利海峡上空。这对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的“欧波”导航系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计划规定，进攻开始时间为3月5日21时。

　　飞在最前边的是8架装有“欧波”导航系统的“蚊”式飞机，它们以克虏伯的工厂为瞄准点，首先投下红色标志弹，为后面的目标指示飞机和主力飞机指示地面目标，提供瞄准点。

　　第二批引导飞机应在第一批飞机之后3分钟到达目标上空，第三批引导飞机则在进攻开始后7分钟到达目标上空。

　　最后一批负责投掷红色标志弹的“蚊”式飞机到达目标上空的时间为21时33分。作战计划规定所有投掷红色标志弹的机组无需搜寻地面目标，只需根据“欧波”导航系统指示器的指示将红色标志弹盲投下去。

　　为了加强对地面目标的标志，英军又专门抽出22架重轰炸机担任目标指示飞机，负责投掷绿色标志弹。这些目标指示飞机没有装备“欧波”导航设备，因而以红色标志弹为瞄准点，目视瞄准，投下绿色标志弹。

　　担负主攻任务的轰炸机部队被分为相互衔接的3个波次。第一波由“哈里法克斯”式轰炸机组成，进攻开始后20分钟内进行突击；第二波由“惠灵顿”式和“斯特林”式轰炸机组成，进攻开始后15至25分钟内进行突击；第三波由“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组成，进攻开始后20至40分钟内进行突击。

　　根据作战计划的要求，主攻部队以红色标志弹为主要瞄准点进行瞄准轰炸，在无法看到红色标志弹的情况下，可根据绿色标志弹瞄准轰炸。

　　3月5日傍晚，422架飞机按照任务区分，分别从英国不同的机场陆续起飞。因机械故障、操纵失误等原因，有56架轰炸机在到达目标前被迫返航。

　　20时58分，英军第一架装有“欧波”导航装置的“蚊”式飞机投下了第一批红色标志弹。

　　21时03分，第一架负责投掷绿色标志弹的目标指示飞机也开始投弹。然后，担负轰炸任务的主攻部队开始陆续进入攻击。

　　由75架“哈里法克斯”式轰炸机组成的第一攻击波，除5架轰炸机提前或推迟进行攻击外，其余70架轰炸机都在预定时间内实施了轰炸。

　　由141架“惠灵顿”式轰炸机和“斯特林”式轰炸机组成的第二攻击波中，有106架轰炸机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了轰炸。

　　第三攻击波是由121架“兰开斯特”式重轰炸机组成，其中86架轰炸机按预定计划实施了投弹。破坏区处于市中心，这里约有160英亩的区域被夷为废墟。克虏伯的工厂也遭到严重破坏，其中13幢克虏伯工厂的最主要建筑物被摧毁或严重破坏，至少有53个车间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英军轰炸航空兵在这次作战中共损失飞机14架，另有38架飞机受伤。

　　在整个鲁尔轰炸战役期间，英军曾多次空袭埃森，在5次主要袭击中，英军出动了2070架次。此外，英军还突击了鲁尔区内的杜伊斯堡、科隆、杜塞尔多夫、多特蒙德和波鸿。在对鲁尔区这几座城市的16次最主要的突击中，英军出动了近8000架次。

　　这次空中进攻战役的作战范围实际上并不局限于鲁尔区，英军还先后突击了德国的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纽伦堡，法国的洛里昂，意大利的都灵、拉斯佩齐亚，波兰的斯德丁，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等城市。

　　在整个鲁尔轰炸战役期间，英军共出动飞机1．8万余架次，共损失飞机872架。

　　英国希望通过摧毁德国最重要的城市来打击德国人的抵抗意志，从而使战争尽早结束。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目标，在“直射计划”开始后，英国首先选定了汉堡。

　　汉堡是德国第二大都市，也是整个欧洲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当时人口175万。汉堡有生产飞机零部件的工厂、生产各种发动机的工厂以及炼油厂。此外，这里还是德国最大的潜艇生产基地。英国选择汉堡作为第一个打击目标的另一原因是，汉堡的地形比较适合英军轰炸机新装备的机载新型雷达领航装置对目标进行识别。

　　汉堡在德国最北端，是距离英国较近的一个重要城市。易北河从汉堡城内贯穿，将城区一分为二。汉堡所有的潜艇工厂、飞机零部件工厂、炼油厂和大多数发动机工厂，以及储存军用物资的码头仓库都集中在易北河南岸。汉堡城的政治、经济和生活区都坐落在易北河北岸。这个城市横跨河流并靠近海岸，易于从空中识别，或从雷达屏幕上分辨。

　　在汉堡战役之前，英军轰炸航空兵已对汉堡进行过98次袭击。早在1942年5月，英军策划第一次“千机轰炸”时，首选目标就是汉堡。英军为此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当时科隆只是备份目标。

　　然而，至1942年5月底，汉堡地区一直浓云密布，哈里斯被迫改而决定突击科隆。德国人一直未放松对汉堡防空力量的建设，在城市中心区域，建立起严密的对空防御火力网。1943年7月，在汉堡及其周围地区，德军共部署了54个重型高炮连、24个探照灯连和3个发烟队。

　　7月24日夜，英军共起飞轰炸机791架直飞汉堡。所有袭击飞机在进入德国海域后，以每分钟一捆的速度投放干扰德军雷达的锡箔条。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使用电子干扰装置，其代号为“窗口”。

　　7月25日零时57分，英军轰炸机飞抵汉堡上空，对汉堡的轰炸正式开始。英军8架目标指示飞机对准汉堡的瞄准点投下红色标志弹。标志弹的落点在瞄准点附近形成4个相对集中区。

　　围绕这4个红色标志弹集中落点区，700余架主攻飞机很快建立起4个集中轰炸区，半小时后，沿着轰炸航路，出现了一个10多千米长的燃烧区，参加作战的机组中有728个机组报告说对目标进行了袭击，但夜间照相侦察的结果表明，只有300个机组将炸弹投在距瞄准点5000米范围内。

　　在作战中，英军有12架轰炸机没有返回，此外，还有31架轰炸机受伤。由于首次使用“窗口”电子干扰装置，德军空地间的无线电联络被英军飞机投下的锡箔条严重干扰，德军夜间战斗机地面控制员无法指挥空中的飞行员进行有效的截击作战。

　　德军的探照灯也漫无目的地在天空乱扫，高炮也因失去雷达指示目标而只能盲目射击。

　　对汉堡的第一次大空袭使这个港口城市受到广泛和严重的破坏，汉堡市有1500人在空袭中被炸死。

　　英军的轰炸机还炸毁了汉堡市的自来水供应系统，由此造成在其后的几天空袭当中，汉堡市内的大火因缺水而无法扑灭，加重了损失。但这次袭击直接造成的破坏，远小于先前鲁尔轰炸战役中对鲁尔区内城市的破坏程度。

　　7月25日和26日的白天，美国第八航空队参加了空袭。在这两次空袭中，美军第八航空队司令埃克将军派出了B—17型重轰炸机365架次，共投弹456吨，损失轰炸机33架。每次美军昼间攻击过后，英国轰炸航空兵都要出动几架“蚊”式轰炸机在其后的夜间进行补充性骚扰轰炸，以便使汉堡得不到喘息之机。

　　7月27日夜间，英军对汉堡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空袭，出动787架轰炸机。主攻开始前，25架装有HZS的飞机将黄色标志弹按照HZS的指示投下。

　　主攻部队紧随其后，围绕这些黄色标志弹指示的目标，迅速建立起大火集中区。尽管有722个参战机组宣称击中了目标，但夜间照相侦察的结果表明，只有325个机组将炸弹投在距瞄准点5000米范围内。

　　德军在第一次遭到“窗口”的干扰后，开始采取措施，调整德军战斗机战术以对付英军“窗口”装置的干扰。这一次有17架英军轰炸机没有返回，还有49架轰炸机受伤。

　　7月29日夜，英军进行了汉堡之战的第三次大规模空袭。这一次，英军出动了770余架轰炸机。轰炸发起后24分钟，汉堡城区遭到燃烧弹的突击。

　　这一次，英军轰炸机的战损率明显上升。这说明“窗口”电子干扰装置的效果明显下降。

　　德军采用了代号为“实况转播”的战术，即德军地面指挥官适当放松对战斗机飞行员的控制，使战斗机飞行员在空中更自主地进行空战。这是英军飞机将铝箔条撒散开时，德国所能采取的最佳对付办法。

　　德军的战斗机在这次作战中，进行了近100次截击。英军有30架轰炸机没有返回，另有43架轰炸机受伤。

　　1943年8月2日夜间，英军出动740架轰炸机，进行最后一次袭击。英军轰炸机飞越北海时，因天气恶劣而不得不闯入积雨云中。没有月光，能见度为零，地面上落下瓢泼大雨。

　　装有HZS雷达领航装置的飞机所投下的目标指示弹只能偶尔为主力轰炸机所看到，有将近一半的机组回来报告说根本未找到目标。在这一夜的袭击作战中，有30架英军轰炸机没有返回，51架轰炸机带伤而归。

　　在整个汉堡战役中，哈里斯共出动轰炸机3095架次，投弹近9000吨，约一半是燃烧弹。损失86架轰炸机，174架轰炸机战伤。

　　盟军对汉堡的空袭使汉堡市27．7万余间住宅被完全摧毁，还有其他住宅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英军的空袭还摧毁了汉堡市内很多工厂、办公楼、公共服务设施、医院、学校、教堂、文化娱乐中心、银行金融机构、邮政设施、铁路中心、桥梁等，使汉堡陷入全面瘫痪。

　　在汉堡之战进行的同时，英军还于1943年7月25日夜和30日夜，两次对德国的埃森和雷姆沙伊德进行了空中袭击。

　　7月25日夜，对埃森的袭击开始时，11架装有“欧波”导航系统的“蚊”式飞机准确投下指示目标的标志弹，604架轰炸机紧随其后投弹。夜间照相侦察结果表明，368架飞机将炸弹投到瞄准点5千米之内。

　　190个克虏伯的工厂中有110个工厂遭到攻击。埃森城中很多建筑物的大火持续燃烧两天。作战中，23架英军轰炸机没有返回，67架战伤。

　　对雷姆沙伊德的攻击规模不大，但非常成功。9架装有“欧波”导航系统的“蚊”式飞机飞在最前面，为273架轰炸机带路。最终有228架轰炸机到达目标上空投弹，其中有不少于191架飞机将炸弹投到瞄准点5千米范围内。

　　从侦察照片上看，市中心几乎完全被摧毁，大火第二天仍在燃烧。英军有15架轰炸机没有返回，受伤的飞机不少于12架。

　　1943年8月17日夜，英军又对德国皮尼曼德导弹试验研究所进行了空中袭击。在以往的夜间作战中，英军都是对城市进行面积轰炸，这一次是夜间对点状目标进行精确轰炸。

　　英国轰炸航空兵出动了597架重型轰炸机，结合使用几种夜间精确轰炸技术。轰炸非常成功，但代价也最高。英军共有40架轰炸机没有返回，32架轰炸机战伤。

　　汉堡战役之后，英军开始策划下一个打击目标。柏林作为德国的首都，是第三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军事指挥中心。为此，英军认为，摧毁柏林比摧毁汉堡更能对德国人产生更大的震撼力。

　　1943年11月18日至19日夜间，英军经过充分准备，开始对柏林进行历时3个半月的大规模轰炸。

　　英国轰炸航空兵司令部很清楚，摧毁柏林将是一个极为困难和代价巨大的任务。因为他们的作战目标是德国的首都，城市面积近750平方千米，距英国海岸850多千米，盟军的轰炸机编队在欧洲大陆内近600千米的飞行过程中将不断遭到德军夜间战斗机的猛烈攻击。在柏林地区，德军还集中了很多高射炮，从而使柏林成为德国防空力量最强、火力密度最大的地区。

　　英军所选择的轰炸目标是柏林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和行政区，这个区也是人口和工厂最密集的地区，约有103座军工厂，主要是发动机工厂和被电力专家列为头等重要目标的电力设备工厂。

　　在11月18日夜间进行的第一次攻击中，英军共出动450架重轰炸机，其中约400架轰炸机成功地到达目标，在政府所在的市中心区投下1593吨高爆炸弹。英军在作战中损失9架轰炸机。

　　同日，为了配合对柏林的突击，吸引德军的夜间战斗机，英军轰炸航空兵在对柏林空袭的同时，还对德国的路德维希港进行了攻击。

　　然后的两次规模较大的攻击于11月22日至23日夜间和23日至24日夜间实施。这两次突击仍然以重型轰炸机为主。在这两次作战中，柏林市内共死伤1200人，轰炸使柏林城内燃起大火。

　　12月的最大一次空袭是在2日至3日夜间进行的。整个轰炸只持续了40分钟，650架轰炸机参战，458架抵达目标上空投弹。

　　1944年1月英军共进行了6次轰炸，平均每次投弹1500吨，其中两次夜间轰炸规模比较大，每次都出动400多架重型轰炸机。

　　2月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发生在15日至16日夜，891架轰炸机参加空袭，806架到达目标上空。空袭持续38分钟，共投弹2642吨，主要目标是柏林的工业区。

　　1944年3月2日，柏林轰炸战役暂告一段落。在柏林之战中，英军共进行了16次大规模空袭，出动轰炸机9000余架次，绝大多数是由重型轰炸机进行的，其中“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出动7000多架次。

　　英军在作战中损失537架轰炸机和4000名空勤人员。柏林在空袭中有6166人死亡，1．8万余人受重伤，市中心有近10平方千米建筑区被夷为废墟，103家最重要的军工厂中有43家工厂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为了配合轰炸柏林，打乱德军的防御，在对柏林空袭的同时，英军轰炸航空兵还对其他目标进行了19次大规模轰炸，这些目标包括：路德维希港、勒沃库森、法兰克福、斯图加特、莱比锡、斯德丁、不伦瑞克、马格德堡、施魏因富特、奥格斯堡、埃森、纽伦堡等城市。在这些协同攻击中，英军共出动飞机1．1万架次，其中7000架次是“兰开斯特”式轰炸机。

　　美军战略航空兵自1943年10月14日第二次轰炸施魏因富特的轴承工厂后，由于不堪承受巨大损失，在其后很长时间里，既无法像英军战略航空兵那样利用夜间的掩护，深入德国纵深地区作战，也不敢在没有战斗机全程护航的情况下贸然在昼间深入德国纵深作战。

　　1943年12月5日，美军出动36架刚刚研制的“野马”式远程战斗机首次为美军的轰炸机提供全程护航。此后，美军第八航空队才逐步深入德国纵深地区作战。

　　1944年3月4日，美军战略航空兵在昼间对柏林进行实验性空袭。美军第八航空队共派出500架重轰炸机，在77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深入德国纵深作战。其中第三轰炸师派出238架B—17型“空中堡垒”式轰炸机前往柏林进行空袭。在对柏林的轰炸中，美军轰炸机共投下42．8吨高爆炸弹和24．6吨燃烧弹。然后，美军便加入到对柏林的大规模空袭作战。

　　3月6日，美军战略航空兵对柏林实施第一次昼间大规模空袭。美军第八航空队的第一轰炸师出动262架B—17型“空中堡垒”式轰炸机，第二轰炸师出动了226架B—24型“解放者”式轰炸机，在801架战斗机的护航下空袭柏林。其中100架P—51型“野马”式战斗机为这些轰炸机提供全程护航，共有446架轰炸机到达柏林上空，并对柏林的工业区投下1600吨高爆炸弹。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只有200架德军战斗机升空与美军的轰炸机编队和护航战斗机进行空战。美军在作战中损失B—17型重轰炸机34架、P—51型战斗机5架。

　　3月8日和9日，美军第八航空队再度出动980架次重轰炸机，投弹1855吨。此后，由于美英战略航空兵受命支援即将开始的“霸王”作战，对柏林的空袭暂告结束。

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

日将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海军在南方各个战场上频频得手，取得了巨大胜利，1942年春季以前，提前一半的时间完成了战前拟定的太平洋战争第一阶段作战计划。英、美军实力在作战中遭到严重削弱。相比之下，日军的损失却很小。

　　日本初期作战形成的有利态势，导致陆军和海军在整体战略指导及具体作战目标上都产生了分歧。在今后战争全局指导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是继续发展大规模战略进攻，还是按照原计划采取战略守势，以确立长期不败的战略态势；是以美国及太平洋正面的作战为主，还是以英国、中国及印度洋、亚洲大陆方面的作战为主。

　　陆军认为，第一阶段作战的巨大战果，使日本在今后两年内可以称霸西太平洋，太平洋正面的持久不败的态势已基本形成，而且日本也不具备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和手段。

　　因此，在占领南方资源和战略要地之后，应利用美国海上力量一时难以恢复的有利时机，立足于战前确定的持久战方针，迅速转入对日本本土、“满洲”、中国以及南方占领区的战略调整，培植国家战争力量，从根本上确立长期持久的战略态势。

　　根据这一持久战方针，陆军设想下一阶段的军事战略应该是，对东正面太平洋方向的美国，采取旨在确保已占领区域的抑制作战；同时，将陆海军主力转用于西正面的印度洋和中印缅大陆地区，通过控制印度洋、击败中国以及与德意相呼应强行打通印度和西亚等行动，首先击败美国的盟友英国和中国，达成孤立美国的目的。尔后，再转向东正面与美国进行海上决战。

　　日本海军则认为，战前确定的“第一阶段攻占南方的资源与战略要点，第二阶段消灭来犯的美国海军主力”的战略指导方针已经不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由于开战初期重创了美国海军，原定第二阶段歼灭美海军主力的任务已经完成一半，因而，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应该是，在美国的实力恢复之前，在太平洋与美国展开积极作战，尽可能缩短战争时间。

　　海军内部鼓吹这一观点的最大势力，是以山本五十六为首的联合舰队。早在战前山本就认定，与拥有雄厚战争潜力的美国进行持久战，对日本不利，应该采取连续不断的积极进攻，迫使美国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难以恢复。初战的胜利，更加坚定了联合舰队以美国为直接打击对象、在太平洋方向实施连续主动进攻的决心。

　　联合舰队认为，拖延时间，不仅将丧失以往战果，而且会使美国增强实力，使日本陷于束手待毙的被动地位。虽然应认识到长期战争的可能，但主动追求长期战争是愚蠢的。……消灭了美国舰队和英国海军，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任何事情，这是结束战争的最佳捷径。

　　为了协调陆、海军在战略上的分歧，1942年3月4日，日本陆、海军召开双方作战部长会议。三天后，又召开了大本营与政府的联络会议，在对陆、海军的意见进行折衷的基础上，制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

　　这个指导大纲的要点，一是为迫使英国屈服，使美国丧失战争意志，继续扩大既得战果，不断整备长期不败的政治军事态势，并趁机采取积极对策。二是努力确保占领地区的主要交通线，促进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确立自给自足的体制，并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三是更加积极的战争指导具体方案，在研讨国力、战况的演变、德苏战况、美苏关系、重庆的动向等各种形势之后再确定。

　　这个指导大纲是在陆、海军基本战略设想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形成的，内容抽象，措辞含糊，陆海军双方都可以从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和依据，因此，对今后战争起不到统一指导的作用。

　　日本陆海军在第二阶段的主要战略方向、重点作战对象以及打持久战还是速决战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他们在具体作战目标的选择上意见不一。

　　海军部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西进，攻占锡兰（即斯里兰卡）和印度，以歼灭印度洋的英国舰队，前提是需要德意军事行动的配合；二是南进，攻占澳大利亚以及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萨摩亚诸群岛，目的是摧毁同盟国的反攻基地，切断美澳间的联系，同时诱出美舰队将其歼灭。

　　海军中的强硬派联合舰队则提出更为激进的方案：东进，进攻中途岛，向夏威夷方向扩大战果，促使美国丧失作战意志。因为美国的痛处在于丧失舰队势力及夏威夷被占。

　　陆军基于在太平洋转入战略守势的观点，反对任何大规模进攻。因为这样一来，它就不得不将亚洲大陆急需的大量地面部队投入海上岛屿争夺战。据估计，进攻澳大利亚的兵力不能少于12个师，运输船舶总吨位不能少于150万吨。陆军根本无法抽调这么多的人力和物力，除非它大幅度缩减对苏战备和中国战场的兵力，而这样会使整个战略态势陷于极大的不利。因此，陆军仅仅同意以海军力量为主，对上述目标实施有限的封锁战和压制战。

　　1942年4月，日本大本营海军部确定了海军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

　　在印度洋方面，寻求迅速歼灭英国舰队，并与德、意在西亚的作战进展相呼应，趁机攻占锡兰。

　　在南太平洋方面，以澳大利亚为目标，加强旨在切断澳、美之间交通线的作战，消灭澳大利亚方面的舰队，促使澳大利亚屈服。为此，应摧毁澳大利亚东岸和北岸要地的兵力和军事设施，消灭澳舰队，破坏其海上交通线，并与陆军协同攻占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及萨摩亚诸群岛，切断美、澳间的海上和空中联系，在解决中国事变和对苏关系缓和的情况下，趁机攻占澳大利亚。

　　在中部和北太平洋方面，攻占中途岛，以限制美国海军的机动袭击；依靠突袭进攻，努力削弱和破坏夏威夷等地的美军兵力和作战基地；尽快破坏并攻占美军在阿留申群岛的作战基地，挫败美国在北太平洋方面的作战企图。

　　等到印度洋和澳大利亚方面的作战告一段落后，全力指向东正面，强行与美国舰队主力决战并将其消灭。为此，应攻占夏威夷的外围要地约翰斯顿岛和巴尔米拉岛，趁机对夏威夷实施大规模突袭，消灭该地的美国航空兵力；同时捕捉美海上兵力，极力迫使其主力决战；如情况允许，与陆军协同攻占夏威夷。

　　4月16日，日本陆军明确表示同意参加旨在封锁澳大利亚、攻占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萨摩亚诸群岛的作战。至于对夏威夷、澳大利亚、印度等地的作战，陆军部表示视今后的情况决定。

　　也就是说，除了封锁澳大利亚的作战之外，陆军不同意海军拟定的其他作战目标。

　　促使陆军让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机动作战。

　　从2月1日开始，美国太平洋舰队出动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在宽阔的太平洋海域实施打了就跑的奇袭战，先后攻击了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岛，进而袭击威克岛、南鸟岛、新几内亚东部的莱城和萨拉马瓦。对莱城和萨拉马瓦的袭击击沉日军运输船4艘，重伤9艘，击伤日军巡洋舰2艘、驱逐舰1艘，迫使日军暂停对莫尔兹比港的进攻。

　　促使陆军进一步同意海军观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本土首次遭到美机空袭的事件。

　　4月18日，美国航空母舰特遣舰队通过数道日军警戒线，进至距东京1200公里的海域。舰载飞机于中午轰炸了东京、神户等地。

　　由此，陆军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太平洋的防御存在严重缺陷，美国海军依然具有很大的威胁力。为了加强太平洋防御，稳定局面，消除美国的威胁，4月20日，日本陆军部改变初衷，向海军提出愿意派部队参加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作战。

　　双方遂在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上达成一致：5月上旬实施对新几内亚南部莫尔兹比的进攻战；6月上旬实施中途岛及阿留申群岛作战；7月中旬实施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萨摩亚诸群岛的作战。

　　上述三个方面的作战目的分别为：确保珊瑚海及其沿岸的制空权；诱出美航空母舰予以歼灭，以防其空袭日本本土，为攻占夏威夷作准备；切断美澳交通线。

　　至此，尽管日军统帅部未能明确对澳大利亚本土、夏威夷等地的大规模进攻战，对印度洋、锡兰的作战也仅局限在海军袭击的范围，但日本第二阶段的作战重点显然已转向太平洋战场，而且是实施一场进攻战，不过其目标有限。

美国调整“先欧后亚”战略

　　在日本的突然袭击下，英、美在太平洋战场受挫，战前及战争初期拟定要保卫的西太平洋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如香港、新加坡、英属马来亚、缅甸的一部分、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新不列颠岛、新爱尔兰岛、新几内亚岛的大部、所罗门群岛以及一系列其他太平洋岛屿。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群岛、锡兰和印度受到威胁。

　　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前沿已退缩到以夏威夷为中心，北至阿留申群岛，南至澳大利亚的弧线之上。倘若这条防线也被突破，美国西海岸将裸露在日军面前。

　　1942年3月9日，在日军攻占爪哇的当天，美国总统罗斯福电告英国首相丘吉尔：

　　太平洋的局势现在非常严重。

　　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提议，3月17日，英美两国首脑就战略区的划分达成协议，由英国负责中东和印度洋（包括马来亚和苏门答腊），而美国负责整个太平洋（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和缅甸在英国负责的战略区内，中国战区则归美国负责。同时，双方进一步确认了“先欧后亚”的基本战略。这意味着美国在太平洋要采取战略守势。

　　然而，急剧恶化的形势，导致美国国内掀起一股要求修正“先欧后亚”战略方针、重视太平洋战场的舆论浪潮。

　　1942年3月9日至16日，美国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会上，美国海军力主将美国陆海军主力转向太平洋战场，发动联合攻势，把日军赶出拉包尔，解除对澳大利亚的威胁，甚至可以为此动用派往欧洲的增援部队。

　　陆军航空兵的意见截然相反，要求全力以赴在欧洲打败德国，不主张向太平洋派遣增援部队，并准备承受失去澳大利亚的后果。

　　最后，根据罗斯福总统在3月5日的白宫会议上宣布的坚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在太平洋发动进攻的方针，参谋长联席会议采纳了陆军部提出的妥协的战略计划，决定在坚持“先欧后亚”基本战略的前提下，以保证太平洋方面能承担目前的任务为限度，派遣有限兵力保卫夏威夷、澳大利亚的安全。

　　正如金海军上将所说，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方针是：“该守则守，能攻就攻。”这样，美国在为欧洲和非洲的大规模进攻而训练部队和积蓄物资的同时，也为太平洋战区提供大量舰船、飞机和部队，以便坚守那里的重要阵地和保卫交通线。

　　为贯彻上述战略计划，美国建立了太平洋战区新的指挥体制。根据罗斯福总统1942年3月30日批准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议，太平洋战场划分为两个主要战区：西南太平洋战区和太平洋战区。西南战区包括澳大利亚及其邻近海域、所罗门群岛的西部、俾斯麦群岛、新几内亚、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除外）。

　　美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墨尔本。1942年7月20日，司令部又迁到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

　　其余太平洋区域为太平洋战区所辖范围，但巴拿马运河附近地区和经线110度以西的南美洲沿海地区除外。

　　太平洋战区由于海域辽阔，又划分成三个区域：北太平洋区域，中太平洋区域，南太平洋区域。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担任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接受美国海军总司令金海军上将领导，麦克阿瑟则受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领导。

　　1942年3月，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得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明确了两个战区的作战任务。指令规定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任务为：

　　守住澳大利亚的关键性军事区域，将其作为阻止日军征服西南太平洋和今后对日反攻的基地。

　　粉碎日军对澳大利亚及其主要交通线的进攻，摧毁进入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的日军部队、补给船、飞机和基地，阻止日军进攻。

　　消灭从新征服区域向日本运输原料的日本船舶，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保卫西南太平洋及其附近地区的陆地、海上和空中的补给线。

　　在西南太平洋沿线岛屿驻兵，建立基地，确保该区域航路安全。

　　支援太平洋及印度洋的友军作战。

　　进行反攻准备。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规定太平洋战区的任务是：

　　确保美国与西南太平洋之间的交通补给线及作战上必需的岛屿。支援西南太平洋的友军。牵制太平洋的日军。支援北美大陆的防卫。保卫重要的海上及空中交通补给线。准备对日军基地实施大规模登陆战，初期攻势应从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发起。

　　从上述一系列战略决策及任务中可以看出，到1942年3月，美国已经放弃了菲律宾及西太平洋地区，退守中部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在太平洋处于守势的基础上，力图保卫阿留申——夏威夷——澳大利亚一线至美国西海岸的广大区域。其中重点是守住夏威夷和澳大利亚两个战略要点，以及联接这两地的漫长的海上交通线，以此构成稳固的对日防御的战略前沿。

　　美国西南太平洋战区承担的任务主要是防御性的。在如何完成保卫澳大利亚这一主要任务方面它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澳大利亚方面设想的内陆防御计划，即在澳大利亚东南部建立从布里斯班直达南部滨海的阿德莱德防线，借此保卫澳大利亚心脏地区；二是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主张的境外防御计划。麦克阿瑟认为，内陆防御计划将牺牲澳大利亚广大的西北部地区，是纯粹的消极防御。即使守住了这条防线，其结果也将使美军无限期地陷入一个被日军围困的岛国之中，失去反攻的一切希望。因此，麦克阿瑟决定将澳大利亚保卫战放在澳大利亚境外进行，在新几内亚东部山区建立防线，利用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作为补给基地。如果成功，不仅可以达到保卫澳大利亚的目的，而且有利于今后的反攻。麦克阿瑟的主张被采纳。

　　太平洋战区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夏威夷，并加强夏威夷至澳大利亚的西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该任务早在战前太平洋舰队的计划中即已存在，不同的是，由于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遭到重大损失，以及战略前沿的不断退缩，该项任务已成为太平洋战区的首要任务。

　　1941年12月30日，新任美国海军总司令欧·金海军上将，给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明确规定了下述任务：

　　除控制并固守夏威夷至中途岛一线外，还须保护上述地区与美国西海岸之间的海上交通线。除尽早控制并固守夏威夷至萨摩亚群岛和斐济群岛一线外，还须保护美国西海岸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交通线。

　　1942年1月，日军攻占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之后，澳大利亚及其东面的海上通道受到严重威胁。作为应急措施，美国开始增强夏威夷、澳大利亚以及两地间一系列岛屿上的陆、海军防卫力量。

　　1月至3月，美国陆军向海外派遣了13．2万人，其中11万余人派往夏威夷和澳大利亚。

　　1942年春季，美国在确定了太平洋的战略方针为战略防御结合个别地区的局部进攻战役之后，加快了在太平洋战场集结力量的步伐。到1942年6月初，美国陆军驻守海外的50余万人，约24万多人负责保卫夏威夷—澳大利亚一线，占美军驻海外部队10个师当中的7个，而西半球以外的航空兵几乎全部派往太平洋。

　　到1942年12月3日，在中太平洋地区，总共驻有14．5万人的地面部队和航空部队；在南太平洋驻有9．1万人；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约有11万人。

　　美军用于对付日本的兵力，比用于对付德国的兵力多出约5万人。此外，美国海军主力也同样集中在太平洋。

　　尽管英美早已确认“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但是，鉴于太平洋局势紧张，美国1942年春夏的战略计划不得不将太平洋作为主要战区。

　　这一阶段，美国根据全球战略重点的需要，在太平洋采取的是防御战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的作战任务，即首先确保战略前沿；如有可能，在局部地区转入积极行动；在收复失地的同时，伺机准备大规模反攻。

　　为此，美国在1942年年内把大量的陆、空军力量陆续投入这一战区，一方面阻止日军的进一步扩张，另一方面，力图达成兵力兵器上的优势，以实现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

美日航母决战珊瑚海

　　1942年春季，根据美日双方的战略计划，珊瑚海成为太平洋的主要作战地区。珊瑚海是太平洋西南部海域，位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以东，新喀里多尼亚和新赫布里底群岛以西，所罗门群岛以南，日军若控制了这一地区，便可拥有坚固的海空军基地，进而威胁同盟国的主要反攻基地——澳大利亚。

　　日本海军部计划，第二阶段第一期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攻占莫尔兹比港。莫尔兹比港位于新几内亚东南部的澳大利亚海，空军基地，是澳大利亚北部海域的重要战略基地。

　　日军夺取莫尔兹比港的企图在于，占领该基地既能保护拉包尔以及新几内亚的己方军事要地，又可使澳大利亚北部的盟军航空基地不能发挥作用。这样，日军进攻新喀里多尼亚、斐济群岛和萨摩亚诸群岛时，翼侧就有了保障。

　　1942年年初，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曾尝试过攻占莫尔兹比，但没有成功。当时，日军大本营签发了攻占该要地的作战指令，规定陆海军协同攻占新几内亚东部的莱城、萨拉马瓦，尔后攻占莫尔兹比。

　　同时，海军可趁机进占图拉吉岛，以切断所罗门群岛南部的瓜达尔卡纳尔水道，并建立航空基地，掩护莫尔兹比作战的翼侧并为尔后向东南方向前进提供支援。

　　该战役的目的是，攻占英属新几内亚东部要地和所罗门群岛要地，切断澳大利亚本土与这些要地的联系，同时控制澳大利亚本土的北部海域。

　　3月8日，日军登陆占领莱城和萨拉马瓦，但是，由于日海军航空母舰主力转向印度洋作战，日军未及时掌握西南太平洋的制海权。两天后，日本一支护航运输船队遭到美国航空母舰舰载飞机的猛烈轰炸，损失半数舰船。日本遂暂停对莫尔兹比港的进攻。直到4月，日本海军主力回师太平洋战场，准备实施第二阶段进攻战之后，日本才决定于5月10日前后再次实施对莫尔兹比港的占领。

　　日海军中将井上成美指挥的第四舰队受领了这一任务。登陆部队为陆军南洋部队抽调的5000人，由第五十五师步兵指挥官崛井富太郎少将指挥，该部队拥有100台车辆和1000匹马。参战的海军兵力为第四舰队主力，包括第六、第五、第十八、第十九战队，第六水雷战队和海军陆战队一部，以及海军岸基航空兵第五空袭部队。

　　为了与进至西南太平洋的美国航空母舰部队抗衡，日本特派出第五航空母舰战队的重型航空母舰“翔鹤”号与“瑞鹤”号，以及联合舰队的轻型航空母舰“祥凤”号前来加强第四舰队。舰队总计拥有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15艘，以及炮舰、驱潜舰、扫雷舰、运输舰等60余艘。此外，还有岸基飞机70余架和舰载飞机137架为战役提供空中掩护。

　　1942年4月23日，第四舰队下达作战命令，规定：“5月上旬陆海军部队协同攻占并确保莫尔兹比；海军部队攻占并确保图拉吉岛及新几内亚东南部要地；在上述地区和岛屿建立航空基地，加强对澳大利亚的空中作战。上述作战完成后，继续以一部兵力袭击吉尔伯特群岛的瑙鲁岛和大洋岛，确保磷矿资源。”

　　该命令规定作战时间顺序为：5月3日攻占图拉吉，5月10日攻占莫尔兹比，5月12日攻占新几内亚东南角的萨马赖岛，5月15日攻占吉尔伯特群岛的瑙鲁岛和大洋岛。

　　第四舰队的作战计划是，以1．2万吨轻型航空母舰“祥凤”号为主组成海上掩护部队，首先支援图拉吉岛的登陆作战，尔后转向西进，前去支援进攻莫尔兹比港的部队。后者预定从拉包尔出发，经约马德水道，绕过新几内亚岛东端，驶往莫尔兹比港。

　　日军除对上述两地的登陆战组织直接掩护外，还以航空母舰“翔鹤”号与“瑞鹤”号为主力组成机动突击部队，从特鲁克南下，前去截击美军任何企图阻止登陆的部队。作战代号为“MO”，所有参战兵力统称为“MO”特混舰队。

　　由于破译了日本海军的密码，美国获取了有关日军作战意图方面的详细可靠情报。4月上旬，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向海军部报告：

　　日军在印度洋的作战任务已告结束，舰队正返回国内基地；日军没有进攻澳大利亚的打算；日军将很快发动夺取新几内亚东部的作战；随后日军将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更大规模的作战，并动用联合舰队的大部兵力。

　　4月中旬，新的情报表明，日军运输船队很快将在轻型航母“祥凤”号和重型航母“瑞鹤”号、“翔鹤”号的支援掩护下进入珊瑚海。

　　据此，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判断，日军将首先拿下瓜达尔卡纳尔岛北面的小岛图拉吉，作为海上预警机的基地，战斗可能在5月3日打响。

　　对于日军准备发动莫尔兹比之战的企图，美军非常重视。盟军固守莫尔兹比港，不仅对澳大利亚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该港作为将来反攻的跳板也是不可缺少的。

　　尼米兹和麦克阿瑟认为，倘若日军的企图得逞，不仅澳大利亚的防卫会变得困难起来，而且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也将面临很大威胁。况且，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已计划将新几内亚东南部山区一线作为保卫澳大利亚及今后反攻的战略前沿。因此，两位总司令一致认为，必须制止日军的进攻。

　　然而，要集结足够的兵力对付日军对莫尔兹比的威胁并非易事。驻西南太平洋的美国分舰队仅有驱逐舰和巡洋舰。“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1月份被鱼雷击伤，仍在美国西海岸西雅图附近的普吉特海峡进行修理；“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空袭东京后，4月25日前还未回到珍珠港。这2艘军舰虽然正在尽速返航，但难以如期赶到珊瑚海。陆军航空兵虽有200架左右各式飞机分布在莫尔兹比和澳大利亚东北部地区，但这些飞机必须对付日军岸基航空兵的攻击，同时也不具备支援海上作战的能力。

　　4月中旬，尼米兹下令：正在西南太平洋海域执行任务的第十七特遣舰队迅速补充油料和兵员，于4月底以前返回珊瑚海准备战斗；正在珍珠港的第十一特遣舰队迅即向西南太平洋移动，于5月1日与第十七特遣舰队在珊瑚海会合。这两支航空母舰编队均由第十七特遣舰队指挥官弗莱彻海军少将统一指挥。

　　同时，珊瑚海的一支澳大利亚巡洋舰分舰队也奉命接受弗莱彻的指挥。这样，美国海军在珊瑚海战区拥有2艘航空母舰、7艘重型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13艘驱逐舰，以及其他各类舰只共计30艘，舰载飞机143架。分编为突击大队、支援大队以及航空母舰大队。

　　为进一步加强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兵力，尼米兹于4月底命令刚刚返回珍珠港的“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立即开赴西南太平洋。其设想是，如果日军进攻推迟，美军将以4艘航空母舰的优势兵力参加战斗。

　　1942年4月底，日军开始了以图拉吉岛、莫尔兹比以及吉尔伯特群岛的瑙鲁岛和大洋岛为目标的作战行动。首先攻打图拉吉岛，以确保主力对莫尔兹比的进攻。

　　4月28日和29日，攻占图拉吉岛的先头警戒部队从拉包尔基地出发。4月30日，第四舰队第十九战队主力，搭载4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及设置基地的人员和物资从拉包尔出发。4月30日和5月1日，担任海上支援任务的第四舰队第六战队和担任机动作战任务的“MO”部队主力第五战队，先后从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基地出发南下，前去同第十九战队会合，夺占预定目标。

　　获悉日军的动向和企图后，美军第十七和第十一航空母舰编队于5月1日在珊瑚海东南海域筹结，并加紧了对这一海域的空中侦察。5月1日，美侦察机发现了日军舰队的海上行动，将这一情况通知图拉吉岛。该岛守军兵力薄弱，仅驻有50名澳大利亚军人，难以固守，遂于2日炸毁岛上设施后撤离。日军陆战队于5月3日凌晨开始登陆，未遭抵抗即占领图拉吉岛，下午8时以前，完成该岛水上侦察机基地的设置工作。

　　弗莱彻将军得知日军已在图拉吉登陆，于是留下“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编队补充燃料，率领“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编队北上。5月4日晨7时，该编队在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秘密抵达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南约100海里的海面。

　　在此之前，6时30分，“约克城”号上的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飞向图拉吉岛，对该岛开始了长时间的轰炸。至中午，美军以损失3架飞机的代价，击沉日军驱逐舰1艘、运输舰1艘、扫雷艇2艘，击伤其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舰各1艘。尔后美舰返航南下。

　　得知图拉吉岛遭美军舰载机空袭的消息，日军第六战队急忙南下支援，4日晚12时，抵达所罗门群岛的新乔治亚岛附近。此时美舰早已撤出战斗，第六战队遂反转北上，准备在5日晨以“祥凤”号航母的攻击机在图拉吉岛西南海面搜索美军舰队。后因天气恶劣飞机返回困难而取消这一计划。同时，日军机动部队也沿所罗门群岛东面南下，搜索美舰，一无所获，遂于6日晨绕过所罗门群岛南端，进入图拉吉岛南部海面。至此，图拉吉岛作战结束。

　　尽管图拉吉岛的日军遭到美军舰载机的攻击，“MO”特混舰队司令官井上成美仍在5月4日11时下令：

　　各部队按既定计划于当日14时以后转向对第二个目标——莫尔兹比的进攻。

　　由于莫尔兹比是“MO”舰队作战的首要目标，因此，除了图拉吉岛之战中受损舰船以及部分准备转用于瑙鲁岛、大洋岛方面作战的舰船外，参加“MO”行动的主力将全部投入莫尔兹比作战。

　　日军兵分两路：一路是莫尔兹比作战部队，由负责直接攻击的第六水雷战队和负责海上支援与掩护的第六战队、第十八战队组成；另一路是对珊瑚海的美国航空母舰特遣舰队进行警戒的机动突击部队——第五战队和第五航空母舰战队。参战舰船总计46艘。

　　5月4日，日军攻击舰队和掩护舰队奉命分别从拉包尔、图拉吉岛向新几内亚岛东南角的路易西亚德群岛附近集结，预定7日黄昏进入珊瑚海。

　　5月6日黄昏，美军警戒飞机发现正在路易西亚德群岛附近集结的日军舰队。美军航空母舰特混编队接到报告后，于7日2时进入南纬14度3分、东经156度25分的位置，距西北方向的日军舰队约310海里。之后，连夜向西北方向移动，准备展开攻击。与此同时，日军机动舰队搜寻美舰未成，于7日1时15分南下，7日晨6时抵达南纬13度20分、东经158度的地点。

　　5月7日清晨，位于路易西亚德群岛附近的日军莫尔兹比突击舰队与东南方相距约400海里的机动舰队各自派出侦察机搜寻美军舰队。7时53分和8时20分，日军机动舰队收到两份敌情报告：在南面和西面均发现包括1艘航母在内的美军舰队。

　　机动舰队指挥官原忠一少将据此判断，美军有2支航母舰队。他决定先攻击南面的舰队，再转向西面。日军舰载机在搜索南面时，误将美军的1艘油船和1艘驱逐舰当作航母编队，结果炸沉驱逐舰，炸伤油船。与此同时，日军支援舰队运载莫尔兹比登陆队前往约马德水道。

　　实际上，美军袭击图拉吉岛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编队返航后，弗莱彻将军即于5月6日将两个编队编在一起。7日拂晓，该特混编队在新几内亚岛东端路易西亚德群岛以南海域航行，航向西北。

　　将近7时，弗莱彻将军命令克雷斯海军少将指挥的2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向西北方向搜索前进，截击日军经过约马德水道进攻莫尔兹比港的登陆部队，航空母舰编队转而向北航进，并派出侦察机搜寻日舰。

　　8时15分，侦察机报告发现2艘航空母舰和4艘重型巡洋舰。弗莱彻认为这就是日军的机动突击舰队，下令全速接近目标。9时26分，“列克星敦”号抵至目标所在地的东南面约160海里处，其飞机起飞半小时后，“约克城”号上的飞机也开始起飞。至10时30分，两舰起飞飞机共93架，另47架留作预备队和担负空中警戒。

　　美军突击机群刚出动，侦察机便返回。弗莱彻获知，由于密码译错，日军支援舰队被误认为是日军航母机动突击舰队。不久弗莱彻又接到侦察报告，在突击机群前去攻击的目标东南35海里处，发现1艘日军航空母舰及数艘其他舰只。美军突击机群即对航向稍加修正，向新目标飞去。

　　11时许，美机开始轰炸日舰，93架飞机对日军航空母舰“祥凤”号展开轮番轰炸。首次突击就有13颗炸弹和7颗鱼雷命中目标。11时31分，日军下达弃船命令。5分钟后，“祥凤”号航空母舰沉入海底，舰上的21架飞机损失了18架。航母附近的1艘日军重型巡洋舰也被击沉。13时38分，美军飞机全部安全着舰。

　　下午，飞行条件恶化，能见度降低，不便实施突击。此外，日军显然已确定美国航空母舰的位置。为免遭日舰袭击，弗莱彻决定，由岸基飞机确定日军机动突击舰队的位置，航空母舰编队则趁夜暗向西驶去。

　　“祥凤”号航母沉没后，“MO”特混舰队司令官井上成美下令：运输船队向北方退避；机动舰队迅速接敌实施攻击；第六战队和第六水雷战队于当夜对美舰队实施夜战。日军航空母舰机动舰队接到命令后，于15时15分以后向西疾驶。2小时后，“翔鹤”号和“瑞鹤”号航空母舰不顾日落后飞机难以飞回的危险，放飞27架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向西搜索、攻击美国航空母舰，希望在美舰再次袭击日军登陆部队之前将其击沉。

　　然而，由于天气不良，能见度较低，日机飞临美舰队附近却未发现目标。美国舰队则借助雷达发现了日机，立即起飞战斗机进行截击，交战15分钟，击退日机。这次出击的日机中，10桨被击落，另11架着舰时堕入大海，27架飞机只有6架安全返航。

　　5月7日20时40分，鉴于美军舰队的威胁，日军舰队总司令井上成美再次发布命令：取消第六战队和第六水雷战队的夜战任务；对莫尔兹比的进攻推迟2天；机动舰队准备8日天亮后与美军舰队展开海上决战。

　　至此，双方指挥官都已知道对方的大概位置，并考虑过以水面舰艇实施夜间攻击，但都没有付诸实施，因为交战近在咫尺，双方都怕损失各自的重型巡洋舰，削弱自己的警戒兵力。因此，决定珊瑚海海战结果的航空母舰之间的决战遂于第二天进行。

　　5月8日的决战是在旗鼓相当的条件下进行的。双方各有2艘航空母舰，美军有121架飞机，日军有122架。美军在轰炸机方面占优势，日军则在战斗机和鱼雷机方面占优势。此外，日军还处于有利的地理位置：美军航母编队经过彻夜南行，8日已进入天朗气清的平静海域，而日军舰队仍在风雨交加、云雾笼罩的海域活动。

　　凌晨，双方派出侦察机进行搜索。8时刚过，双方侦察机几乎同时发现对方。9时10分，日军2艘航母起飞69架飞机南下攻击。9时至9时25分，美航空母舰也先后出动俯冲轰炸机、战斗机、鱼雷机82架，双方舰队相距约175海里。

　　10时30分，美军俯冲轰炸机群发现日本航空母舰编队正向东南方向行驶。该编队以疏开队形航进，2艘航空母舰之间相距8海里，各由2艘重型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就在美军轰炸机借助积云的掩护等待鱼雷机到来的时候，“瑞鹤”号航空母舰已消失在暴风雨之中，于是，“翔鹤”号成为美机的唯一攻击目标。

　　11时后，美军轰炸机和鱼雷机对“翔鹤”号发起攻击。由于缺乏协调作战的经验，美机未能发挥数量上的优势，盲目的轰炸，鱼雷偏离目标很远，只有2颗炸弹击中目标，“翔鹤”号的飞行甲板上燃起大火。

　　10多分钟以后，“列克星敦”号的飞机赶到，但由于积云较厚，22架轰炸机未能发现目标，只有11架鱼雷机和4架轰炸机发现了日舰。美军鱼雷机进攻速度慢，再次失败，只有1架俯冲轰炸机对“翔鹤”号又投中1颗炸弹。“翔鹤”号飞行甲板损坏，已不能收容飞机，失去了作战能力，遂奉命返回特鲁克。美军损失43架飞机。

　　其间，日机也对美军舰队展开攻击，69架飞机分成3个机群，其中2个是鱼雷机群，1个是轰炸机群。这些日机离美舰还有70海里时，就被美军雷达发现，但是在日机发起攻击之前，美军只有3架战斗机升空拦截，未起作用。此外，美军的2艘航空母舰虽同在一个环形警戒序列之中，但规避运动逐渐加大两舰之间的距离，警戒舰也随之一分为二，警戒能力随之削弱。

　　日机迅速抵近“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朝其左舷和右舷投掷鱼雷，实施两面夹击。其中2颗鱼雷击中该舰左舷，3个锅炉舱进水。“列克星敦”号试图规避，但由于吨位大，机动能力差，躲闪不及，又遭到2颗炸弹的攻击。但该舰主机未受损伤，航速可达24节，仍可使用。

　　到中午，“列克星敦”号的一台发电机冒出的火花，点燃了被鱼雷打坏的舰底油箱渗出的油料，引起爆炸。晚22时，弗莱彻将军命令驱逐舰将受重创的“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击沉。

　　在“列克星敦”号之后跟进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同样受到日机的注意。但该舰较小，转舵灵活，成功地避开了日机发射的鱼雷，仅中炸弹1颗，战斗力并没有受到多大削弱。

　　美军开始回收返航飞机时，2艘航空母舰虽然受创，但均能使用。而日本航空母舰“翔鹤”号已丧失战斗力，“瑞鹤”号容纳不下两舰的飞机，只好将许多飞机抛入大海。日军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9架，而美军尚有37架攻击机和12架战斗机可以作战。但是，由于“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发生爆炸，美军没再发动攻击，奉命退出战斗，乘夜南下。

　　“MO”舰队司令井上成美下午接到战况报告：美军2艘航空母舰遭到致命打击，“列克星敦”号确已沉没，“约克城”号很可能沉没；日方飞机几乎都中了弹，暂停第二次航空攻击。据此，井上成美认为日军并未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同意舰队停止作战行动，并下令无限期推迟对莫尔兹比的进攻，同时命令各有关部队做好攻占瑙鲁和大洋两岛的部署。

　　日本本土的联合舰队和大本营海军部，均不同意井上停止作战以及延期攻占莫尔兹比的安排。结果由山本五十六向第四舰队发出“应继续追击，歼灭残敌”的电令。遵照联合舰队的命令，“MO”舰队再度南下追击美军舰队，但是美舰早已失去了踪影。9日下午，联合舰队见战机已失，只好下令将莫尔兹比作战延期至7月份第二阶段第三期再行实施。

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战役

　　珊瑚海战，从战术角度看，日美双方损失不相上下，但从战略角度看，日本却是失败者。此战使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的进攻锋芒首次受挫，攻占莫尔兹比港的战略企图未能实现，日军的南进受到了扼制。

　　虽然如此，日军遏制美军进军太平洋、消灭美军舰队的强烈企图并没有减弱。1942年5月5日，日本大本营陆海军部就攻占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西部的作战达成协议，规定：陆海军协同“攻占中途岛，封堵敌国舰队自该方面的机动，并推进我方的作战基地，……海军在以有力部队支援和掩护攻占中途岛的同时，捕捉歼灭前来反击的敌舰队”。此外，陆海军协同攻占并破坏阿留申群岛西部要地，增加美军自该地机动及空中进攻的困难。

　　1942年5月26日，联合舰队最后确定了具体作战计划，其中包括3项独立的但相互支援的作战行动：占领西阿留申群岛；占领中途岛；舰队决战。

　　战役目的是为日本海军航空兵获取前进基地，继续向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扩张，同时诱歼美国太平洋舰队。

　　日军作战计划规定，中途岛的登陆日为6月6日。该计划以登陆日为中心，详细安排了各部队的行动时间表。鉴于攻击阿留申群岛的目的之一是配合中途岛作战，因此，攻击将首先从北方开始。

　　按计划，6月3日，北方部队的第二机动部队应对荷兰港进行压制性空袭。6月5日，开始在阿达克岛和基斯卡岛登陆。阿达克岛的登陆作战由阿图岛攻占部队执行，并在摧毁岛上军事设施和在港湾、荷兰港内布雷后把部队撤走。6月11日，在阿图岛登陆。

　　在中途岛方面，从5月下旬至6月2日，远程侦察机和潜艇应对美军情况进行先行侦察。6月4日黎明，第一机动部队的舰载飞机从中途岛西北250海里的水域对中途岛实施大规模空袭，目标是美军航空兵力、防御设施和附近的任何水面兵力。登陆前一天，应占领中途岛西北60海里处的小岛库雷岛，以便直接支援中途岛登陆作战。6月6日，攻占中途岛。尔后，各部队进入待机阵位，准备迎战前来救援的美军舰队。若一周内未见美军舰队出动，各部队应于6月13日分别返回，准备实施第二阶段第三期作战，即切断美澳之间的海上交通线。

　　根据破译的日军密码电报，到1942年4月上旬，美军即获悉日军将很快发动夺取新几内亚东部的作战，随后将动用联合舰队的大部兵力，在太平洋正面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据此，太平洋舰队在派遣第十七、第十六两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前往西南太平洋的同时，要求这两支舰队待珊瑚海局势稳定后，立即返回珍珠港，准备对付日军的进攻。

　　1942年5月中旬，美军根据新破译的日军电报，进一步掌握了日军具体作战计划方面的情报，包括其作战企图、兵力基本编成、接近方向，以及进攻日期等情况，明确了日军将于6月3日和4日分别进攻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

　　然而，美军可以用来抗击日军进攻防兵力很少。“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已经沉没珊瑚海。“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虽已修好，但正在美国西海岸进行训练，后又因组织护航兵力而耽误了时间，6月6日才抵达珍珠港，未来得及参加这场海战。“大黄蜂”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奉命急速从南太平洋开往夏威夷，5月26日进入珍珠港。被击伤的航空母舰“约克城”号原定3个月修复，但在3天之内便抢修完毕，准备参战。这3艘航空母舰及其护航舰只，是美军当时能够用于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兵力。

　　面对与日军兵力悬殊的局面，尼米兹将军首先作出的抉择是：集中兵力保卫中途岛，放弃阿留申群岛，或者腾出部分兵力加强阿留申群岛。他选择了后者，于5月17日决定组成以第八特遣舰队为主的北太平洋部队；5月22日，又将陆军第十一航空队配属北太平洋部队，统由罗伯特·西奥博尔德海军少将指挥。至于中太平洋的防御，由于中途岛面积很小，部署不下足以击退日军大规模进攻的兵力，尼米兹遂重点加强岛上的防御力量。在水际滩头及周围水域布设了水雷，加强海军陆战队的守备兵力，并增加了一些高炮。此外，还加强了岛上航空兵力。

　　5月27日，尼米兹向所有陆海空参战部队指挥官下达作战计划，指出：由于双方力量悬殊，美国航空母舰部队应避免在中途岛以西正面与日军交锋，而采取翼侧伏击战术，突然袭击日军航空母舰部队。为此，要求第十六、第十七两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于5月28日和30日先后驶离珍珠港，于6月2日秘密驶抵中途岛东北约325海里处会合，隐蔽待机，准备突袭预计在中途岛西北面出现的日军航空母舰部队。

　　尼米兹命令这两支航空母舰舰队指挥官，运用强大的消耗战术最大限度地摧毁敌人，亦即以舰载机对日实施空袭。同时，尼米兹给航空母舰舰队司令的特别指令指出：

　　在执行规定的任务时，你们必须遵循不轻易冒险的原则。这一原则须理解为：若无把握使优势之敌遭受较之我方更大的伤亡，则须避免暴露自己，免受其打击。

　　从美军的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来看，美军的作战重点放在中途岛方面。在阿留申群岛方面，以一部兵力实施干扰破坏性作战。在夏威夷和本土西海岸方面则采取警戒态势。

　　按照计划，在拉开中途岛之战的帷幕之前，日军首先以北方部队的第二机动部队攻击阿留申群岛荷兰港的美军海空基地。

　　6月3日2时左右，日军第二机动部队避开美军潜艇、巡逻艇和飞机的侦察与警戒，抵达荷兰港西南约180海里处，48架舰载战斗机和轰炸机起飞前去实施第一次空袭。由于气候恶劣和美军战斗机的拦截，空袭收效不大，仅摧毁油罐场、无线电站等地面设施，但发现了5艘美军驱逐舰。

　　8时45分，日军再次起飞飞机45架，实施第二次空袭。又因乌云遮盖，能见度不佳等原因，仅有两架飞机到达目标区域上空。在美军战斗机拦截下，这两架飞机一毁一伤，第二次空袭失败。

　　第二机动部队原计划3日以空袭压制荷兰港的美海空力量之后，即转向攻击阿达克岛、阿图岛和基斯卡岛，支援该地登陆作战。但由于空袭目的未能达到，第二机动部队决定4日再度空袭荷兰港。其间，美国太平洋舰队曾明确要求仅以飞机和潜艇进行反击，因此，美军的水面舰队主力始终停在后方的科迪亚克岛待机，飞机则频频攻击日军舰队。因气候不良，云层太低，未取得战果，美军损失9架飞机。

　　4日午后，第二机动部队的突击机群刚离舰，便接到联合舰队的命令：迅速南下支援中途岛方面作战。第二机动部队回收飞机后，于18时26分转向南下，前去与第一机动部队会合。

　　5日清晨，北方部队指挥官细萱海军中将获悉，由于作战受挫，联合舰队主力已经开始从中途岛撤退。细萱认为，如不能攻占中途岛，即便完成北方作战任务也没有意义，而且会由于伸展太远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下令推迟阿留申作战，各部队准备西返。

　　然而，山本却认为攻占该群岛西部，阻止美军航空力量南进非常必要，遂于10时下令第二机动部队返回北方参战，同时抽出正在回撤的主力部队的部分兵力加强阿留申群岛作战部队。

　　7日1时27分和21时15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北海支队分别占领了基斯卡岛和阿图岛，登陆未遇抵抗，俘虏两岛美军非战斗人员几十名。由于新发现的沃特角美军机场离阿达克岛仅有350海里，细萱将作战计划作了一些改动，决定不在阿达克岛登陆。之后，日军北方部队的海上舰队即准备迎战可能来袭的美国舰队。

　　从6月11日起，美军岸基飞机对基斯卡岛日军展开反击，于11日和19日击伤日军驱逐舰1艘，击沉运输舰1艘。由于担心日军联合舰队主力在基斯卡岛以南设伏，尼米兹放弃了派航空母舰部队北上打击日军部队的打算。

　　6月19日，在确认美军舰队不会再来之后，日军除基斯卡岛和阿图岛守备部队之外，其他部队全部撤回。阿留申群岛战役至此结束。

　　1942年5月26日，日军航空母舰第一机动部队从柱岛基地出发，驶向中途岛西北面250海里附近的出击地点。28日，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率领的主力部队离开柱岛，在第一机动部队之后数百海里距离上跟进。

　　参加中途岛作战的日军，虽然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但始终未能掌握美军航空母舰部队的动向。按照联合舰队计划，作战行动首先从对夏威夷和中途岛方面的敌情侦察开始。

　　为此，制定了代号为“K号作战”的侦察计划，规定2架大型水上侦察机于5月30日从马绍尔群岛的沃特杰起飞，至中途岛与夏威夷之间的弗伦奇一弗里格特沙洲，加油后于当夜飞抵瓦胡岛执行侦察任务。

　　然而，负责油料补给的日军潜艇发现弗伦奇一弗里格特有2艘美国舰船和美军水上飞机。因此，日军不得不放弃“K号作战”，指望预定6月1日在中途岛至夏威夷之间构成的潜艇警戒线能够提供预先警报和美军兵力情况。

　　但是，这些潜艇迟至6月3日才到达指定阵位，而6月1日前，美国的两支航空母舰舰队已经通过这一带海域。其间，日军无线电侦听也出现了失误，未能提供有关美国舰队活动的准确情报，致使第一机动部队遭到美国航空母舰的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第十六、第十七航空母舰特遣舰队，按计划于5月28日和30日分别驶离珍珠港，中途岛美军岸基航空兵也于30日开始实施700海里半径的空中巡逻。

　　6月3日8时20分，美军侦察机在中途岛以西430海里处首先发现日军攻占中途岛部队的先头部队。接着，9时15分，美机又发现日军运输舰队。由于估计到日军将从中途岛西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所以美航空母舰便在中途岛东北偏北约300海里处待机，中途岛基地的部队也严阵以待。直到下午，未发现日军其他部队，9架B－17型轰炸机奉命从中途岛起飞，于16时30分实施攻击，但无战果。入夜，4架美军水上飞机携带鱼雷从基地起飞，击中日军油船1艘。就在这批飞机返回基地前，中途岛也受到日军的空袭。

　　中途岛战役的决定性战斗于6月4日上午打响。当时双方作战部队的位置及相互关系如下：4时30分，日军第一机动部队进抵中途岛西北约24O海里处后，即向中途岛接近；4时52分，山本五十六的主力舰队进至中途岛西北800海里的水域。4时，向中途岛方向南下的美国航空母舰舰队距离日军第一机动部队约200海里。直到当日战斗告一段落的12时，日军攻占部队中的战列舰主力，仍位于第一机动部队西南340海里处。由于日军各部队分布过广，相互距离过大，无法实施配合作战，尽管双方都派出了大量水面作战舰艇，但4日的决战实际上是以3艘美国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和中途岛岸基飞机为一方，以日军第一机动部队的4艘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为另一方的海上空战。

　　由于不知道美军航空母舰就在附近，日军第一机动部队仍按原计划于6月4日4时30分下令第一攻击波的108架飞机升空飞向中途岛，同时派出侦察机向东方海面搜索可能出现的美国舰队。

　　5时34分，美军巡逻机在中途岛西北发现日军航母舰队；在同一方位还发现大批日军飞机。接到报告后，中途岛上几乎所有的飞机于6时以后升空，以免被消灭在地面。

　　从7时05分起，美军飞机分三波连续攻击日军舰队达1个半小时。但是，由于日军防空炮火猛烈和战斗机的拦截，加上美军飞行员无实战经验，美军飞机未能突破日军防御，所投鱼雷和炸弹无一命中。参加攻击的40架美机被击落15架，受创报废6架，仅有19架尚能作战。

　　起飞迎战日机的美国战斗机在距中途岛30海里的空域与日机遭遇。由于日军“零”式战斗机的空战性能远比美机优越，双方交战不久，美机便转攻为守，并设法摆脱日军战斗机的追击。日军机群对中途岛进行了近30分钟的轰炸，地面设施几乎全部遭到破坏，仅飞机跑道幸免被毁。

　　美日首次交锋的结果对日军有利。日方军舰未受到任何损失，而中途岛上的美军飞机已经损失一半。然而，美军的中途岛岸基航空兵虽然未能狠狠打击日军航空母舰部队，却通过积极进攻牵制了日军半数的空中兵力，对日军航母舰队的翼侧构成威胁，迫使日军在兵力使用和作战指挥上顾此失彼。此战，还使美军确认了日军航母的位置，为下一步突击创造了必要条件。

　　当中途岛派出的侦察机首次报告发现日军航空母舰时，美国航空母舰编队正位于日军航空母舰编队东北方向大约200海里处。美军两支航空母舰编队的指挥官弗莱彻将军立刻命令“大黄蜂”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向西南急进，一经查明敌航空母舰位置，立即予以攻击。“约克城”号则在回收侦察机后随后跟进。

　　7时许，在估计距日军航空母舰150海里处，第十六特遣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命令舰载机起飞。7时45分和8时零6分，“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的117架轰炸机、鱼雷机和战斗机分两批前去攻击日军航空母舰。8时30分稍过，弗莱彻决定动用“约克城”号上的35架飞机参战。

　　在此期间，日军南云第一机动部队一直保留半数舰载机，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美军航空母舰，但始终未发现美舰的行踪。同时，南云部队又频繁受到中途岛岸基飞机的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南云下令，准备攻击美国舰队的日军第二波突击机群，立即换掉鱼雷炸弹，改装轰炸陆上目标的炸弹，随时准备再次出击中途岛。7时28分，日军搜索飞机报告，发现10艘美国军舰。但直到8时20分，日机才又报告，其中似有1艘航空母舰。

　　南云在7时45分重新命令部队将炸弹改换鱼雷，准备攻击敌舰队。但是，由于更换武器需要时间，飞机无法立即起飞。此外，7时零5分至8时35分，日舰队频频受到中途岛岸基飞机的攻击和美国潜艇的袭击，被迫一再进行规避运动，这不仅妨碍了舰载机的起飞，更使日舰队陷于混乱状态。直到8时30分左右开始回收袭击中途岛后返航的机群时，这种混乱状态才告结束。9时18分，最后一架飞机回收后，南云第一机动部队开始北撤，以便整理队形，袭击美国军舰。然而，为时已晚，美军的舰载机已经飞临南云部队的上空。

　　9时23分至10时20分，“大黄蜂”号、“企业”号、“约克城”号的41架鱼雷机，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情况下，分三批首先发起进攻，但均被日军战斗机拦截，损失飞机38架，所发射的13校鱼雷无一命中。美军鱼雷机的攻击虽未奏效，但却将日军战斗机引向低空，为随后从高空俯冲而下的轰炸机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0时10分，来自“企业”号的轰炸机队飞抵日军航空母舰部队上空。10时24分，25架美军轰炸机在没有日军战斗机拦截的情况下，对准“加贺”号航空母舰俯冲而下，直接命中4枚炸弹。另5架轰炸机，于10时26分左右轰炸日军“赤诚”号航母，命中2弹。10时25分，“约克城”号的17架轰炸机攻击日军“苍龙”号航母，命中3弹。3艘日军航空母舰中弹后即爆炸起火，丧失作战能力，随后相继沉没或发射鱼雷自沉。

　　这样，日军能够用来反击的兵力仅剩“飞龙”号1艘航空母舰。10时58分，“飞龙”号起飞轰炸机18架、战斗机百架反击美军航空母舰。12时左右，日本飞机飞抵“约克城”号上空，在与美军战斗机激战中实施轰炸，投中3弹，自己损失13架轰炸机和3架战斗机。13时31分，“飞龙”号集中能够使用的全部攻击兵力共10架鱼雷机和6架战斗机，再次起飞攻击美国航空母舰。14时40分左右，“约克城”号又被2颗鱼雷击中，15分钟后，舰长下令弃船。反击得手的日军误认为已经重创2艘美军航空母舰，企图在薄暮时以“飞龙”号残存的5架轰炸机、4架鱼雷机和10架战斗机，对剩下的1艘美军航空母舰实施第3次攻击。

　　重创日军3艘航空母舰的美军急于寻找第四艘航空母舰。14时30分，美军搜索飞机发现了“飞龙”号。15时30分和16时零3分，美军集中40架轰炸机分两批起飞攻击日舰。16时45分左右，第一批轰炸机背对夕阳接近目标，8分钟后开始攻击，4枚炸弹命中目标，“飞龙”号燃起大火，6月5日12时日军发射鱼雷自沉“飞龙”号航空母舰。

　　美军第二批轰炸机转向对日军战列舰、巡洋舰的攻击，未果，美军损失轰炸机5架。至此，美军击毁了日军第一机动部队的全部航空母舰4艘和舰载飞机，取得海上伏击战的决定性胜利，迫使日军放弃对中途岛的进攻。此后，美军为避免与日军夜战，回收飞机后，于19时零7分向东方规避。战斗力大减的日军第一机动部队担心美军追击，向西北方撤退。

　　在中途岛战役中，日军损失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损伤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1艘、驱逐舰2艘、油船1艘，另有2艘驱逐舰相撞受伤，损失各类飞机332架。美军损失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各1艘，损失飞机147架。

　　日军大本营海军部鉴于损失严重，于6月6日决定中止对中途岛的攻占行动。10日决定，推迟预定在7月实施的对莫尔兹比以及对澳大利亚东部的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各群岛的进攻战。

瓜岛制胜盟军掌握主动权

　　中途岛海战失败之后，日军统帅部重新制订了新的作战方案：

　　尽快攻占莫尔兹比并扫荡英属新几内亚一带的残敌，在必要地点建立航空基地，以便于对澳大利亚实施航空作战，加强反击态势。

　　为获取矿源，填补所罗门群岛与马绍尔群岛之间的警戒空隙，由海军实行对瑙鲁岛、大洋岛的占领，并在两岛设立航空基地，加强其警戒能力。

　　以潜艇和水面舰艇加强印度洋的破交战，以潜艇加强对美澳交通线的破交战。加强所有已占地区的防御，准备对付盟军的反攻作战。

　　日军具体的作战方案是，从新几内亚岛北部登陆，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攻占莫尔兹比港。为掩护这一攻势的翼侧，日军开始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修建轰炸机跑道。

　　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使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第一次有了反攻的机会。由于美日双方的海空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转变，美军无力在整个太平洋区域全面反攻，遂决定在局部地区，即日军威胁最严重的西南太平洋实施反攻。这是因为，经过5月的珊瑚海之战，美军虽然在该区域暂时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日军占领的图拉吉岛依然威胁着美澳交通线。

　　中途岛海战之后，以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为代表的陆军和以海军总司令金为代表的海军，虽然都主张尽早开始反攻，但对于如何反攻的问题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在麦克阿瑟看来，反攻并不是对小小的图拉吉岛发动一次突袭，而是对新不列颠岛和新爱尔兰岛发动大规模攻势，以控制拉包尔和战略要地俾斯麦群岛。他认为，只需3个陆军师、1个海军陆战师和2艘航空母舰，就能迅速夺回俾斯麦群岛，将日军逐回700海里以外的特鲁克，从而获取防御与进攻两方面的战略优势，并立即进一步扩张战果。

　　金海军上将赞成反攻，但不同意直接进攻俾斯麦群岛，因为这对航空母舰来说太危险。他主张，应采取分阶段逐步推进的稳妥方法，实施从所罗门群岛到拉包尔的反攻。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此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后，采纳了海军的建议，并于1942年7月2日下达代号为“瞭望台”的指令，规定战役第一任务是夺取圣克鲁斯群岛、图拉吉岛及其附近的要地，由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将军担任战略指挥。在图拉吉地区站稳脚跟后，即执行战役第二任务，向巴布亚半岛的萨拉马瓦和莱城进军，同时夺取所罗门群岛的剩余部分并北上。该阶段由麦克阿瑟将军担任战略指挥。之后，盟军转而对拉包尔实施两面夹击。

　　美军在制订“瞭望台”计划期间，获悉日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修建飞机跑道，颇感震惊：如果日军在此地修建了机场，就会危及美澳交通线上的重要基地圣埃斯皮里图岛、埃法特岛，甚至新喀里多尼亚的北部机场库马西，这对美军今后的作战非常不利。

　　7月10日，尼米兹给在南太平洋地区担任指挥的戈姆利海军中将下达作战指令，命令其部队攻占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这样，瓜岛登陆便纳入夺取图拉吉岛和圣克鲁斯群岛的第一阶段作战计划中。

　　预定登陆日期为8月7日。美军必须在日军修完机场之前夺取该地。谁在作战中首先使用这个机场，谁就能赢得胜利。南太平洋美军的基本兵力为第六十一远征特混编队（司令弗莱彻）和第六十二南太平洋两栖编队（司令特纳）。此外，还有一支岸基航空编队。

　　为实施该战役，从新西兰和圣迭戈调来登陆突击部队海军第一陆战师，由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少将任师长。弗兰克·弗莱彻海军中将指挥航空母舰编队，并担任整个登陆编队的战术指挥，原任海军作战部计划部部长的里奇蒙·特纳海军少将负责指挥两栖作战部队，麦凯恩海军少将指挥岸基航空兵编队。

　　1942年8月7日凌晨1时，美海军第一陆战师分乘23艘运输舰，在航母编队的护航和掩护下，抵达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北附近海域，分两路直扑瓜岛和图拉吉岛。7日凌晨，美军开始登陆，至8日下午，夺占了瓜岛上的日军机械厂、发电厂、物资仓库，以及整个图拉吉岛及其邻近的另外2个小岛，同时消灭驻岛日军大部。日军残部退入丛林藏匿。至8月9日，美军上岛部队已达1万人。

　　日军大本营获悉美军登陆瓜岛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取消印度洋的破交战，派遣联合舰队主力支援东南太平洋作战；现驻东南太平洋的第四舰队、第八舰队及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统编为“东南方面部队”，由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统一指挥，并立即展开攻击；驻拉包尔的陆军第十七集团军，在实施预定的莫尔兹比进攻战的同时，速将散布各地的部队集中于拉包尔，与海军协同，夺回瓜岛和图拉吉岛。

　　8月7日至9日，从拉包尔起飞的日军岸基航空兵对美军舰队连续实施攻击，遭到美军舰载机和防空炮火的猛烈拦截。日军损失36架飞机。美军损失12架飞机，1艘运输舰重伤报废，1艘驱逐舰沉没。日军的空中攻击虽未给美军舰队造成重大损失，但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伤亡，美军舰队于8月8日下午向南退避，放弃了对登陆部队和正在卸载的运输舰队的掩护，从而为日军第八舰队的夜袭提供了条件。

　　8月7日下午，日军第八舰队从拉包尔启航，向瓜岛方向驶去，准备乘夜暗袭击盟军的运输船只，挫败其登陆行动。8日深夜，该舰队在瓜岛以北的萨沃岛海域与正在南区巡逻的盟军舰只遭遇，当即发起攻击。激战35分钟后，日军舰队击沉盟军重巡洋舰4艘，击伤重巡洋舰1艘及驱逐舰2艘。日军损失轻微。这次萨沃岛海战，是美国海军遭受的最严重的失败之一。虽然日军在该战中未攻击盟军运输船只，未能阻止盟军登陆，但它取得了重大战果，迫使盟军运输舰队未卸完物资便随同掩护舰队于9日上午全部撤离，从而将瓜岛的占领部队置于危险之中，致使整个“瞭望台”战役的完成推迟了数月。

　　8月10日，日军大本营决定派步兵第二十八团，即一木支队前往增援。8月18日，乘6艘驱逐舰自特鲁克抵达瓜岛附近海域的日军第二十八团先遣队，以1个步兵营和1个工兵连，共1000人乘夜暗在瓜岛东部上陆。该部队以为岛上仅有2000名美军，遂决定不等预定22日到达的后续部队，立即实施进攻，夺回机场和瓜岛。经过昼伏夜出的行军，日军一木支队先遣队于21日夜对机场附近的美军发起进攻。在数量占绝对优势的美军反击下，到22日下午，包括指挥官在内的一木支队先遣队大部被歼，仅100余人得以退守上陆点。日军第一次夺回瓜岛的作战以失败告终。

　　日军不甘心其失败，动用联合舰队主力，准备实施第二次瓜岛争夺战。8月24日，日军输送登陆部队1500人，及护航的舰艇编队进至瓜岛以北200余海里处，日海军第二舰队则在其东面40海里处航行。两支舰队共拥有航母3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24艘，以及舰载飞机177架。

　　当时，在瓜岛以东150海里处活动的为美海军第六十一特混编队部分兵力。该编队的巡逻机发现了日军第二舰队前方的轻型航空母舰，未看到在其后跟进的日军第二舰队主力。由于美“黄蜂”号航空母舰编队已返南方补给燃料，能同日军交战的只有2艘航空母舰。于是，弗莱彻将军决定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

　　当日下午，美舰队抢先对日军发起攻击，共出动30架轰炸机和8架鱼雷机，一举击沉日轻型航空母舰“龙镶”号。随后，美舰发现了日军第二舰队主力，当即派出舰载机前往迎击。由于未找到日军的主力航空母舰编队，只击中1艘水上飞机供应舰。与此同时，日舰载机也飞临美舰上空。经过激战，美军“企业”号艘航空母舰受创，17架飞机受损。日军90架飞机被击落、击伤。入夜，美特混编队撤离战场，日军第二舰队也退往特鲁克岛。但是，日军登陆输送队在驱逐舰护送下，利用夜暗继续向南驶去。25日黎明，美军驻瓜岛机场的岸基航空兵前往袭击。日军1艘运输船和1艘驱逐舰被击沉，1艘巡洋舰受重创。日军被迫放弃登陆企图。

　　所罗门群岛以东海战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第三次大规模航空母舰作战，也是围绕瓜岛进行的第二次海上作战。尽管这不是一场决定性作战，却阻止了日军利用大量船只输送登陆部队上岛的活动。

　　在瓜岛机场美军航空兵的打击下，日军不得不放弃用速度缓慢的运输船运送部队，改用快速驱逐舰运兵。8月28日至9月2日夜晚，日军在夜暗的掩护下，分数批将川口支队和一木支队第二梯队共5000人送上瓜岛。其中除8月28日夜，首批驱逐舰运输队在瓜岛以北遭美军瓜岛飞机的攻击、暂停登陆行动之外，其余的夜间登陆均获成功。9月4日、5日和7日夜，日军又以同样的运输方式将青叶支队一部送上瓜岛。至9月7日，登陆日军已达8400人。

　　鉴于登陆成功，日军于9月12日夜兵分三路向瓜岛机场发起进攻。与此同时，日海军舰队奉命消灭附近海域的美军舰队，支援陆军在瓜岛的反攻，待夺取机场，日机立即进驻。然而，日军的行动已在美军预料之中。美海军陆战队兵力处于优势，在105毫米榴弹炮火力支援下，用迫击炮和机枪抗击来袭日军。日军当夜和次日均未突破美军防线，最终溃败，躲入丛林。日军伤亡1500多人。联合舰队在海上也一无所获，于14日撤回特鲁克岛。日军第二次反攻又以失败告终。

　　然而，弗莱彻的航空母舰编队却在珊瑚海遭到日军潜艇的沉重打击。8月31日，1艘日军潜艇用鱼雷击伤美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使其在尔后3个月的关键时期未能参加战斗。两周后，航空母舰“黄蜂”号和1艘驱逐舰又被日军潜艇击沉，1艘战列舰被击伤。这样，盟军在整个太平洋海域能够执行作战任务的航空母舰只剩下“大黄蜂”号，没有受伤的战列舰只有“华盛顿”号。日军几次争夺瓜岛失败，兵力分散是原因之一。由于日军过低估计了美军在瓜岛的地面兵力，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把地面部队主力用于夺取巴布亚半岛和莫尔兹比的作战。如8月中旬集结在特鲁克岛的1．7万名地面增援部队中，竟抽调1．1万名部队加强新几内亚岛东部的作战，只把其余的兵力投入夺回瓜岛的战斗。

　　日军对盟军登陆瓜岛估计不足，仅把它看作是一次侦察行动，并认为即使是正式登陆，也不难夺回。因此，仍按原计划实施攻占莫尔兹比港、新几内亚、吉尔伯特群岛等要地的作战，企图在东南太平洋战区将莫尔兹比——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群岛连成一线。

　　7月21日，日军横山先遣队及部分海军陆战队分别在新几内亚的戈纳和布纳登陆。7月28日，日军大本营下令，陆军南海支队迅速沿布纳——科科达——线前进，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攻占莫尔兹比。同时，海军陆战队进攻新几内亚东南角，配合莫尔兹比作战。

　　8月，盟军在瓜岛反攻，日本陆军仍将作战重点放在新几内亚方面。瓜岛战况日趋激烈，日军两线作战，顾此失彼。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乘机发起反击，9月5日收复拉比，日军仅撤出一半人员。随后，盟军加紧对新几内亚东部米尔恩湾等日军基地的进攻，使日军的补给和增援日益困难。与此同时，盟军全力对付莫尔兹比北面日军主力的进攻，至9月16日，终于将日军南海支队阻于欧文斯坦利山脉南麓、距莫尔兹比50公里的地方。

　　此时，日军在瓜岛的作战也屡遭失败，日军大本营遂决定，将作战重点由新几内亚转至瓜岛方向，一切为夺回瓜岛让路。9月18日，大本营命令南海支队停止进攻，再次翻越大山，撤回布纳固守。

　　同一天，大本营陆海军达成协定：

　　待陆军增援部队做好准备后，发挥陆海军的综合力量，一举夺回瓜岛机场；海军则尽力阻止美军对所罗门的支援。

　　至10月17月，日军在瓜岛的兵力已达15个步兵营计2．2万人、25辆坦克和各种火炮100余门。第十七集团军司令官也于10月9日率战斗司令部登陆瓜岛，准备亲自督战。

　　为了对付日军更大规模的反攻，美军不断向瓜岛运送兵力和物资装备。9月18日，将海军陆战第一师第七团4200人送上瓜岛，10月13日，陆军第一六四步兵团3000人也在瓜岛上陆。截至10月23日，美军在岛上的兵力达2．3万人，与日军大致相等。

　　为了压制瓜岛美军岸基航空兵，掩护陆军登陆，日本海军水面舰队多次试图夜间炮击瓜岛机场。10月11日夜，执行炮击任务的日军第八舰队与美军舰队在萨沃岛西北8海里处遭遇。在这场埃斯佩兰斯角海战中，美军击沉日巡洋舰、驱逐舰各1艘，击伤巡洋舰2艘；美军损失1艘驱逐舰和2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受创。此战阻止了日军当夜的炮击行动。但是，10月13日、14日和16日夜，日军战列舰、巡洋舰连续3次炮击瓜岛机场成功。

　　10月24日夜和25日夜，日军第十七集团军司令先后两次组织部队对机场发起总攻，但此时美军阵地已经大为加强。在美军强大火力的打击下，日军两次进攻均告失败。26日上午，日军司令官下令停止进攻，撤离战场，等待增援。

　　美军粉碎日军多次夺岛企图后，仍不敢掉以轻心，继续向瓜岛实施增援。11月4日，海军第二陆战师第八团在瓜岛登陆；11日，岛上美军第一陆战师的补充兵员登陆完毕；12日，美国陆军第一八二步兵团主力也登上瓜岛。这样，美军在岛上除了原先的海军陆战队1个师的兵力外，又增加了将近1个师的陆军部队，总兵力达2．9万人。

　　此外，还增加了许多大口径火炮和坦克等武器，大大加强了火力。岛上航空兵兵力为5个陆战队飞行中队、4个海军飞行中队和1个陆军飞行中队。

　　日军在经历10月份的惨败后，其统帅部一度产生动摇，认为争夺瓜岛之战得不偿失，但最终还是决定投入更大的兵力，坚决夺回瓜岛。

　　11月6日，大本营陆海军部达成东南太平洋作战的协定，规定为确立东南太平洋的优越态势，首先必须夺回瓜岛等所罗门群岛南部要地。为此，组建陆军第八方面军，下辖第十七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两个集团军分别担负夺回瓜岛的作战和随后的新几内亚方面的作战任务。方面军另直辖1个师。海军则以第二、第五和第八舰队主力及第十一航空舰队协助陆军作战。

　　日军计划于12月下旬完成一系列航空基地的建设，尔后以大规模空战夺取制空权；至1943年1月中旬，完成对瓜岛的大规模兵员与作战物资的输送。完成上述作战准备之后，于1月下旬开始发动总攻。

　　然而，日军在作战准备阶段便连遭挫折。从10月底开始，日军就加紧向瓜岛运输兵员物资。至11月12日，岛上的日军部队居然超过美军兵力1000人，达3万人。但是，这种小规模的逐次增兵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满足不了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因此，日军决定再次使用大型运输船队，在海军护航舰队和航空兵的掩护下，将第三十八师主力及第十七集团军直属部队共计1．3万人送上岛。

　　此时，盟军也准备将6000名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送上瓜岛，为此，调集了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18艘，为7艘运输船扩航。

　　11月12日晚，美军两栖编队司令特纳获悉，日炮击编队正向美军接近。为挫败日军对机场即将发起的夜袭，特纳从护航运输队的护航舰只中抽出5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在海军少将丹尼尔·卡拉汉的指挥下前去迎战，由此拉开了历时3天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的序幕。

　　双方经过30分钟激战，盟军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4艘沉没，巡洋舰3艘和驱逐舰2艘受创。日军战列舰1艘和驱逐舰2艘沉没。13日凌晨，双方撤离战场。在这次海上夜战中，日军编队占有绝对优势，但美军编队仍完成了任务，迫使日军战列舰编队撤退和护航运输队返航。

　　14日，日军运输船队在护卫编队掩护下再次出航，进至瓜岛西北海域，遭到美军舰载飞机和岸基飞机108架次的攻击。结果，日军11艘运输船有6艘包括运载的6000人被击中，沉入海底，1艘受重创返航，其余4艘虽然到达瓜岛，但在15日也被盟军炮兵和航空兵击毁，只有2000人和少量弹药与补给品得以上陆。日军护卫编队被击沉巡洋舰1艘，被击伤巡洋舰3艘。与此同时，日军还派出战列舰1艘、巡洋舰4艘和驱逐舰9艘，再次前往炮击瓜岛机场。

　　14日夜，该编队在萨沃岛附近海域与盟军前来截击的编队遭遇。双方经过50分钟的交战，日军战列舰1艘和驱逐舰2艘遭重创后自行沉没；盟军战列舰1艘和驱逐舰2艘受创，驱逐舰2艘沉没。

　　经过3天的海战，盟军共损失巡洋舰2艘、驱逐舰7艘，受创巡洋舰3艘、战列舰1艘、驱逐舰4艘；日军共损失战列舰2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4艘、运输船10艘，被击伤巡洋舰3艘、驱逐舰6艘。

　　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不仅是瓜岛争夺战中的决定性一仗，而且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具有决定性意义。该战的胜利标志着美军已完全掌握了瓜岛战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从防御转为进攻。而日军在该战中的惨重损失则动摇了它夺回瓜岛的信心。

　　12月31日，日本大本营陆海军部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停止夺回瓜岛的作战；在1943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期间，尽一切手段撤回瓜岛部队；尔后，确保新乔治亚岛、伊沙贝尔岛以北的所罗门群岛。

　　相对瓜岛而言，新几内亚东部更为重要。该地一旦丧失，盟军以此为基地的航空兵将对拉包尔形成更大的威胁，进而可能从根本上瓦解日本在东南太平洋的战略防御体系。于是，日军在讨论放弃瓜岛的同时，又将作战重心重新移向新几内亚方面，企图通过增援，稳定戈纳——布纳地区的战局。

　　但是，在盟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日军已无回天之力。至11月下旬，盟军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对戈纳——布纳一带的日军形成包围，并将其分别压制在背靠大海、互不相联的几个地点。12月上旬，盟军再次发动全面攻势。12月8日攻占戈纳，1943年1月2日攻克布纳。1月20日，盟军消灭了戈纳与布纳之间的萨纳南达地区的日军，取得了新几内亚东部反攻的胜利。

　　与此同时，困守瓜岛的日军，至12月中旬，几乎断绝了海上补给，不仅得不到武器弹药，连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除少量口粮外，只能靠草根树皮度日。此外，还要疲于应付兵力已达5万的岛上美军部队的打击。从1943年2月1日至7日，日军集中了20艘驱逐舰，在航空兵和潜艇的掩护下，将瓜岛处于半饥饿状态的近1．2万名残存部队分3批撤出。至此，历时6个月的瓜岛争夺战以日军失败告终。

　　通过瓜岛战役，盟军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的两支部队分别夺取了日军赖以继续扩大侵略的前进基地，开辟了通往拉包尔的两条反攻道路，实现了太平洋海域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伟大转折，为此后全歼日军海上力量，进攻日本本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录

首枚核弹诞生记

科学家上书美国研制原子弹

海森堡是否真的为纳粹卖命

斯大林怎会知道原子弹的秘密

爱因斯坦为何被怀疑为间谍

美国为什么要投放原子弹

美国飞行员揭露侵略者罪行

日本遭受的是汽油弹袭击吗

巨额财宝大转移

临危受命丘吉尔制订秘密计划

孤注一掷巡洋舰偷运数亿美金

“超级机密”的价值

英国城市遭受纳粹空军轰炸

“超级机密”换取盟军全面胜利

丘吉尔散布假情报

丘吉尔实施祸水东移战略

希特勒发动入侵苏联战争

轰炸高加索油田

英法计划偷袭高加索油田

纳粹东侵促使英国放弃初衷

穿越世界最高峰

飞越“驼峰”开通空中运输线

经受考验输送战备物资超万吨

山本五十六之死

破译密码美军实施复仇行动

击落座机谁是美军真正英雄

谁最先攻占柏林

盟军司令突然改变作战路线

最高统帅主动放弃最高荣誉

百枚导弹偷运记

情报人员发现百枚V-2导弹

美国军方秘密偷运先进武器

为何不救犹太人

德国纳粹残酷杀害犹太平民

两大国首脑因何不出手救援

无敌铁甲创奇迹

无名上尉研究装甲兵作战理论

实战运用铸就世界大战的利剑

“生命之源”的计划

希特勒承诺要优化德国人种

纳粹建立雅利安人“生育农场”

纳粹高官为何出走

德国第三号人物出走英国

寻找媾和之路反遭终生监禁

震慑西欧的“功臣”

德国军方制造超级“多拉”

苏军钢铁堡垒变成一片废墟

希特勒的性格之谜

罗斯福下达奇怪的调查令

希特勒竟然有轻微的晕血症

性格分析报告促成战役提前

“轴心国”的常败军

二战战场上的“常败军队”

意军打败仗的原因探寻

首枚核弹诞生记

科学家上书美国研制原子弹

　　20世纪30年代，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得威克、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和德国物理学家哈恩、施特芬斯等在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发现，一克重的铀产生裂变后其能量相当于燃烧3吨煤或200升汽油所放出的能量，所产生的爆炸力也是巨大和惊人的。人类从此进入了“核”时代。

　　然而，就在科学家们对这一科学的发现感到欣喜的时候，纳粹德国也把目光盯在了这个伟大的成果上了。他们要利用这个科学的发现，把这一成果转移到战争中去。

　　1939年4月，纳粹德国将6名原子物理学家召集到柏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开始制造能控制利用铀的装置，也就是原子弹。9月26日，德国正式制订了代号为“U”的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计划。

　　纳粹德国研制核武器让一些科学家感到担忧，流亡在美国的费米立刻联系了诸如西拉德、泰勒等人在美国积极奔走，呼吁美国尽快开展原子弹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的研制工作。当他们向美国军方提出这项计划时，美国军方并没有认识到原子弹能产生的巨大破坏力，所以对这些科学家的看法没有引起重视。

　　费米等科学家心急如焚，他们深知核能的巨大威力，如果纳粹德国抢先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人类就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而要制造原子弹是需要雄厚的经济后盾和完整的科学体系以及科学人才的，还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

　　这些条件，就当时的世界来说，只有美国符合。

　　费米、泰勒等科学家决定直接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只有说服他采纳这个计划，才能尽早开始研究工作。他们还想到了德高望重的爱因斯坦，想请他作为代表向罗斯福进言，这样还可以增加说服的力度。

　　与此同时，罗斯福的好友和科学顾问阿列克谢·萨克斯也受科学家们的委托，向罗斯福总统进行游说工作，他讲到了拿破仑不听富尔顿的建议，拒绝制造蒸汽轮船，而丧失进攻英国的时机的故事。

　　他说：“总统先生，我个人认为，原子能就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总有一天会有人能够控制并释放它那巨大的能量，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可能阻止他这样做，只能希望他不要把邻居炸飞。”

　　罗斯福听了萨克斯的话，幽默地说：“我明白了，你现在所寻求的是保证纳粹不要把我们炸飞。”

　　12月6日，美国国会拨款20亿美元作为研究经费，正式启动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计划。

　　德、美两国都启动了核计划，为了掌握对方的进程动态进而遏制对方，他们在自身的保密和置对方于死地方面进行了大量的间谍侦察和破坏活动。

　　美国研制原子弹工作规模庞大、人员众多，但他们居然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未被德国间谍机关了解到“曼哈顿工程”行动计划。

　　要知道，“曼哈顿工程”有成千上万热情的美国人参与其中，据统计，参加这项研制计划的美国人前后达60万之众，任何一个人如果口风不严都可能引起警觉性极高的外国间谍的注意。

　　“曼哈顿工程”的运作是分散在田纳西州、新墨西哥以及华盛顿等地秘密进行的。在这些人员庞大的研制队伍中，美国人组织了一批尽职合格的保密队伍。

　　这些经过训练的青年男女之间谈话用暗语，对核心研制人员的行动进行监控，负责检查每一份文件资料的收发，对散落在办公室里的每一张纸片进行详细检查处理，做到万无一失。

　　在60万参与人员中，他们与所有人员都有严格的保密协定，其中2000多个因口风不严、说话随便的职员受到了处分。在文职人员中，他们特别注意对每一位适应做这样高度机密工作的人的善后安排，做得周到、完满。使这些人在调离工作岗位后，也不会产生不满情绪而导致对“曼哈顿工程”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最为困难的是参加研究的科学家们的保密工作。

　　许多人在国际上是原子物理学方面的著名人物，德国人只要知道这些人的行踪，自然会尾随其后并容易推测出美国人在何时、何地进行什么样的工作。因此，“曼哈顿工程”的反间谍机构对这些科学家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给这些科学家每人编上代号，并派专门警卫人员负责他们的行动安全。

　　美国人的保密措施的确是十分出色的，他们不仅成功地使本国科学家的行踪一直不为外人所知，而且还十分成功地将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带到了美国，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参与研制工作。

　　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他们还把世界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玻尔从丹麦营救出来，化名贝克在美国秘密地从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研究。

　　与此同时，德国已经注意到，虽然美国从事核领域的研究是在德国的后面，但是德国却并不敢小视。因此，德国人在战争初期曾经派出两名最优秀的科学家来美国进行“交流”，但美国方面成功地阻止他们的企图，并利用科学家之间的这一“交流”，使德国人产生错误的判断。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的研究还停留在初期的阶段。

　　“曼哈顿工程”的反间谍保密工作不仅仅针对德国人，就连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人都难以窥其端倪。

　　英国物理学家阿兰对美国人的这项研究表现出极大兴趣，曾三次前往参观。美国人立即引起警觉，迅速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并协助英国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位科学家曾向苏联方面提供过铀标本和美国人研制的进展情况。英国方面立即将其逮捕，判以重刑。

　　“曼哈顿工程”的保密工作的确是美国反间谍部门的一项成功大作，真可谓史无前例。人们在钦佩之余，也产生不解和疑惑，以德国间谍机构的高超水平，何至于对这一情报无所作为？其实，这也是美国反谍报部门的棋高一筹。

　　“曼哈顿工程”实施期间，美国情报部门不断地制造假象以迷惑德国人，其中最多地是向德国情报部门提供假情报，使德国人误以为美国人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另一方面，也与德国情报部门的科学家分析失误有极大的关系。这批科学家自以为是地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德国科学家都未能在原子弹的研制方面有关键性突破，美国的科学家更是不在话下，他们只能跟在德国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相反，美国和英国的情报工作却十分出色，他们不但准确地把握了德国人研制原子弹的进展情况，而且还成功地策划了一次重大的破坏活动，炸毁了德国的重水工厂，阻滞了德国人研制工作的进展。

海森堡是否真的为纳粹卖命

　　美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除了政府的巨大努力外，还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科学家密不可分。“曼哈顿工程”中的一些卓有成效的科学家起初都曾经为纳粹德国服务，尤其是丹麦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玻尔教授，他当时并没有外逃，而是潜心地做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后来在英国情报人员的努力下，幡然悔悟，并逃到了美国。

　　在“曼哈顿工程”中，玻尔教授带过许多学生，其中有些还是世界级的领军人物，他们的科学成就也是被人们所敬仰和尊重的，德国的核物理学家海森堡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起初人们认可的一个说法是：希特勒之所以没有研制出原子弹，是海森堡阻碍了希特勒开发核武器的进程。然而最近，随着玻尔一封尘封多年的信，关于海森堡在纳粹德国核武器研究中起到的作用问题，又一次在世人中掀起了波澜。1941年9月海森堡与玻尔在哥本哈根的会面，出现了一个令人无法解释的谜。

　　海森堡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天才般的见地以及在物理学史上的地位，世人虽有不同程度的评价，但无疑都是相当正面的。

　　然而，对于海森堡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他的为人处世，尤其是他充满争议的哥本哈根之行，却存在着许多针锋相对的评价：肯定他的人，把他描绘成道德上完美的化身，他是一个身处逆境却迎难而上的人，为了保护德国的科学研究，不惜忍辱负重，战后为恢复德国科学所作的种种努力，使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否定他的人，则把他看成是纳粹的帮凶，认为他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战后的种种说辞完全是文过饰非。

　　多年来，人们对海森堡的看法随着新证据的出现，也在不断地左右摇摆，对立的阵营始终泾渭分明，他们之间无法找到一个令双方都能接受的解释。

　　1992年出版的《海森堡传》则试图在这两极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该书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详细叙述了海森堡的科学研究与个人生活。无论对与错、伟大与渺小都不放过，使得对海森堡的评价更趋客观。

　　1998年，米歇尔·弗赖恩出版了剧作《哥本哈根》，在剧中，海森堡被描写成阻碍纳粹开发核武器的英雄。后来该剧被搬上舞台，在英国连演18个月，之后还在百老汇上演，并获成功。

　　《哥本哈根》出版后，海森堡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它不只是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更是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阶层。2002年2月18日，弗赖恩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给海森堡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的文章，充分阐明了自己的“同情”观。弗赖恩本人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会如此成功。

　　就在这种同情观占据上风的时候，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出了最新消息，玻尔研究所新公布了资料——包括玻尔写给海森堡但一直没有寄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玻尔回忆了他和海森堡1941年的那次会面，当时，海森堡曾警告他的导师说，希特勒已经成立了一个“铀俱乐部”专门研究原子弹。战争可能会由核武器的出现而结束，而希特勒正是在从事核武器的研究。

　　这与以往的一些说法大相径庭。据以往的说法，海森堡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为纳粹工作，但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尽管当时海森堡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技术，却避开原子弹的研究，集中力量研究反应堆和回旋器，显然是有意拖延研制进程。

　　两种不同的观点发生了激烈的碰撞。那么，当年海森堡和玻尔在一起到底都谈了些什么？

　　1940年春，德军占领丹麦的第二天，海森堡曾写过一封信给他的汉堡同行——德国原子弹计划参与者、德国核试验计划关键人物之一的德国物理化学家保尔哈特克。在信中，海森堡请保尔哈特克和卡尔弗里特里希·冯·魏茨泽克一道前往哥本哈根，因为他要在那里同某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玻尔商谈要事。

　　1941年9月，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找到他的老师玻尔并与之进行了一次谈话，但是谈话不欢而散。2002年2月，玻尔研究所公布的文献似乎仍对海森堡当时的动机持有疑虑：海森堡是否想从玻尔那里打探为德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但是，从海森堡写给保尔哈特克的信中看，这次哥本哈根之行一年半以前就已开始策划了。海森堡的学生魏茨泽克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海森堡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玻尔的安全，他只想知道，他的老师是否需要在他帮助下离开哥本哈根，或者说，他至少能让德国驻丹麦机构为玻尔提供方便。

　　直到1941年春天，魏茨泽克才找到机会去哥本哈根作报告。他利用这次机会为海森堡和玻尔会见积极准备。开始，魏茨泽克通过关系找到了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冯克，请他给玻尔以保护。但魏茨泽克得到的回答是玻尔根本不愿意与冯克接触。后来，魏茨泽克在哥本哈根向德国驻丹麦代表处建议举办一次天体物理会议，这样，他就能邀请海森堡到哥本哈根来。德国公使采纳了魏茨泽克的建议，在哥本哈根举办了一次天体物理会议。

　　应当时所谓“德国科学研究所”的邀请，海森堡与魏茨泽克于1941年9月一道前往哥本哈根参加会议。但玻尔拒绝出席德国科学研究所的活动，并对海森堡产生怀疑。

　　玻尔的儿子阿格·玻尔后来回忆说，海森堡与他父亲和其他同事谈到当时的军事局势时说，德国会打赢这场战争。其实这一点不奇怪，因为当时德军已占领了差不多半个欧洲，并正向莫斯科推进。对海森堡来说，他没法在公开场合怀疑德军会打败仗。最后，海森堡终于找到一个与玻尔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两人进行了私下谈话。现在看来，海森堡多半是接受了魏茨泽克的建议，劝诫玻尔不要跟德国公使过不去。

　　这次谈话导致了玻尔对海森堡的疑虑，他认为海森堡从一开始就有目的地要将自己引向德方，两人之间的误解可能就此深深埋下了。

　　可以肯定的是，海森堡当时确实谈到了原子弹的话题。这个话题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为海森堡参与了纳粹的原子弹制造计划。因此，海森堡在与玻尔交谈时十分谨慎，很多话不能直说，这也因此给玻尔留下这一印象，海森堡全力以赴地为德国制造原子弹。

　　事实上，德国当时的情况是，1939年9月，在陆军装备局领导下成立了“铀协会”，研究如何将铀裂变并用于军事，但许多技术问题根本没弄清，如制造一枚原子弹需要几千克或几吨裂变物。此外，德国手里当时除了有铀-235外，一无所有。

　　1939年12月，海森堡建立了铀反应堆基础理论，后来试验成功。魏茨泽克的理论也证明，反应堆在运行时可以产生用于原子弹的裂变物质钚。

　　但是，1939年玻尔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他认为，自然铀在获取核能时不会产生别的主要物质，也就是说，德国除了仅在进行核研究外，并没有一个关于制造原子弹的具体计划。

　　那么，海森堡是否真想请教他视同慈父的导师，或者真想与玻尔密谋共同研制原子弹，迄今仍是一桩疑案。但是，玻尔当时肯定是中断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而且气氛很僵，就像海森堡在结束谈话几分钟后对魏茨泽克说的那样：“全弄拧了！”

　　玻尔在谈话20年后写给海森堡的信中仍能让人们感觉到，玻尔没有将海森堡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区别开来，也许，他没有意识到海森堡对待他的真实想法。直至战后，魏茨泽克在美国见到玻尔，并问起那次的谈话情况时，玻尔仍说：“唉，随它去吧！我知道，在战争期间，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祖国。”

　　围绕这个像谜一样的问题，海森堡的辩护者和谴责者有过激烈的交锋。

　　辩护者称，海森堡从未主动要求去国外访问。他出使丹麦、匈牙利和瑞士等国，完全是官方刻意安排的。在海森堡被称为“白色犹太人”之后，纳粹官方安排他出访，是对海森堡的承认和平反。如果拒绝，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海森堡进退两难，没有自主权。

　　对于一些德国人，尤其是像海森堡这样的非纳粹人士，存在一个道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并不希望希特勒主导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是强烈的爱国者，并不希望德国战败。对于他们来说，最佳的解决办法是德国能避免战败，军队最终摆脱希特勒的控制。虽然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当时这种想法却是非常普遍的。由于纳粹的片面宣传和有意隐瞒，德国民众只知道苏联的斯大林搞过大清洗，对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却一无所知。

　　一些高级将领甚至想通过刺杀希特勒来避免失败。通过与反对派接近的“星期三聚会”，海森堡本人知道这些情况。毋庸置疑，他内心是讨厌纳粹政权的。在无法推翻它之前，最好是利用它。

　　反对者则称，海森堡当时相信德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他根本没有掩饰过自己的态度。海森堡的目的至少是劝说玻尔冷静地对待德国即将获得的胜利。

　　对于这一点，辩护者称，海森堡其实并不希望纳粹德国掌握原子弹。经过初步计算后，他就不想再进行下去了。海森堡已经得到了正确的结果，但他并没有向纳粹当局讲明真相，而是夸大了制造原子弹的难度，因而也拖延了研究进程。

　　反对者称，海森堡并不是不想制造原子弹，他竭尽全力为纳粹服务，只是由于他的错误而导致德国的计划没有成功。海森堡没有仔细计算“临界质量”。按他的计算，制造原子弹需要成吨的纯“U-235”，而他估计盟国一年只能生产30千克“U-235”。

　　辩护者认为，这种说法已遭到海森堡本人的有力驳斥。在《部分与整体》中，海森堡对他当时的心态作了很好的描述。

　　反对者称，玻尔档案馆公布的材料表明，玻尔在信中明确指出，海森堡曾说过，他曾竭尽全力地花了两年时间研究原子武器。

　　辩护者的观点是，这只是玻尔自己的理解，玻尔当时并不清楚反应堆与原子弹之间的区别。海森堡所言是说，经过两年的研究后，他得出结论：原子弹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很难制造，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是这样；而反应堆除了理论上，实际当中也是可行的，也比较容易制造，以后他将只研究反应堆。在海森堡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之前，玻尔就中止了谈话。很显然，这是一种误解。

　　反对者坚持，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海森堡不阻止纳粹的计划？他去哥本哈根的真实目的是想从玻尔口中了解盟国在原子弹方面的研究进展。

　　辩护者感到好笑，海森堡用不着阻止纳粹的计划，因为早在1942年，纳粹就放弃了这个计划。他们从海森堡处得知，研制原子武器需要许多年，并且投入非常大。纳粹没有耐心等待，他们需要更直接有效的武器。海森堡去哥本哈根的真实目的并不邪恶。

　　反对者认为，海森堡，还有他的那个“谋士”魏茨泽克，通过新闻记者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明亮》，为自己洗清罪名，把自己打扮成是因道德考虑而主动放弃原子弹研究，这是一种十足的虚伪，他在战后反对核武器，是一种不自然的表现。

　　辩护者认为，容克在他的书中作了许多不必要的夸张和推广，有许多失真之处。无论海森堡本人，还是魏茨泽克都给他写过信，指出书中的不实之处，但容克在该书1957年的丹麦版本中，只摘出了海森堡出于礼貌而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的话。

　　可见，持不同见解的人的观点是何等的对立。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发生在玻尔和海森堡之间的误解构成了一出悲剧。也许海森堡当时还想以一种相互信任的方式与玻尔交谈，但是他忘了当时的情形——丹麦是一个被德国占领的国家。

　　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与玻尔已有两年多没有联系，玻尔把他看成是德国占领军的代表，怀疑他是代表德国政府来游说的。海森堡一点也没有察觉到这其中的心理差异。

　　在海森堡60岁生日时，玻尔给海森堡寄去了热情洋溢的祝寿信，高度赞扬了海森堡的成就。也许有人认为这纯粹是出于一种礼貌，但是，另一些事情却很难将这种关系界定为仅仅是出于礼貌。当海森堡被关在英国的“农舍”时，玻尔也与海森堡保持着通信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玻尔还访问过海森堡在哥廷根的家，后来他们两家还一同去希腊游玩。可见，仅仅出于礼貌是很难维持这种关系的。

　　海森堡与玻尔在1947年又一次见面，他当时已获知玻尔对1941年的访问有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理解，但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按他的说法，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勾起双方痛苦的回忆，因而作罢。

　　不过，海森堡的言行确有前后不一，文过饰非之处，加上有些“谋士”的辩解，使本来就异常复杂和不确定的海森堡形象变得更加无从定位。他虽不热衷政治，但不幸被深深卷入其中，进退两难，尽管在恐怖的纳粹德国没有人能保住尊严，但他的所作所为仍有需要检讨之处。正是由于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才更应该谨慎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

　　海森堡在纳粹德国统治期间的种种表现，是一出真正的历史悲剧。而这种悲剧的结局是他自己也不曾预料到的。

斯大林怎会知道原子弹的秘密

　　1938年年初，苏联侦察局开始策划搜集美国核机密的情报。

　　当时，苏联政府已经隐约地察觉到美国在搞原子弹，但美国人究竟使用什么东西来制造原子弹，在哪里研制和生产，进展如何，以及将来它的威力有多大，苏方对此不甚了解。

　　于是，苏联向美国派出了一位化名“阿杜尔·阿达姆斯”的特工，专门搜集这方面的情报。

　　“阿达姆斯”的工作进展得十分不顺利，在美国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后来，这位经验丰富的老特工涉嫌“与国内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联系”的问题，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高压下被从美国召回到国内。为继续搜集核情报，苏军情报部门开始物色替代“阿达姆斯”的人选，并为新的人取化名“德尔玛”。

　　1939年，物色候选人的工作已经进行到最后敲定阶段，“德尔玛”的热门候选人有好几个。最后，一个叫德米特里的年轻人被苏军侦察部门的考官看中。

　　德米特里是当年刚刚应征入伍的，参军前，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某技术学院毕业，并被保送读研究生。这一天，德米特里收到了一张入伍应征通知书。第二天，德米特里作为应征入伍青年来到区兵役局，准备检查身体参加苏联红军。德米特里的个人条件侦察机关十分看好。他1915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来自苏联的移民家庭，通晓英语，熟谙美国生活。德米特里的父亲早年居住在苏联，是个木匠。

　　有一次，父亲遇上一位相貌出众的姑娘，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决定娶她为妻。但是由于家境贫寒，自己又没有积蓄，无法举办婚礼，情急之下，父亲决定到美国打拼一番，等挣足了钱再回国娶自己的心上人。

　　德米特里的父亲来到美国后，很快就找到一份收入相对不错的工作，干上了自己的老本行——排锯工。他省吃俭用，将自己的积蓄全部电汇国内，交给自己深爱的姑娘。姑娘深受感动，很快就到美国与年轻的木工结了婚。

　　两人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他们一共生了3个孩子，德米特里是老大。随着孩子的增多和长大，开销逐渐增多，尽管父亲很勤劳，能吃苦，但毕竟靠他一人挣的钱仍难以养活5口之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1933年，德米特里全家回到苏联，居住在苏联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德米特里在集体农庄里当钳工，修理各种农用机械，为农庄修建房屋。

　　1934年，德米特里决定到高等学校学习。他只身来到莫斯科，顺利考入了莫斯科某技术学院，直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保送研究生。

　　苏军侦察机关觉得德米特里是个可塑之材，可以把他训练成一个出色的特工人员。在征求德米特里的意见时，德米特里表示十分愿意到这个全新的又是未知的部门工作。

　　1939年夏天，德米特里被派到美国，单线执行“德尔玛”计划，并化名“德尔玛”。他的任务是搜集美国科研实验室研制化学辐射物质的情报。

　　当时，在研制化学武器方面美国人走在了德国人的前面，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在美国潜伏了多年的德米特里，又被要求到美军部队服役。这让他感到十分为难，然而这次服役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德米特里到达应征处报道时才知道，他服役的地点不是野战部队，而是科研机构。他这才松了一口气，这对德米特里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机会。

　　不仅如此，德米特里和苏军侦察机关还获得了意外收获——德米特里被选送去进修了。这次进修实际上是一个集训班，学员都是当时在美国生产放射性物质企业工作的年轻技术骨干。

　　德米特里所在的集训班里有30多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其他人则成为美国重要公司的资深分析专家。

　　1944年8月，德米特里顺利地从集训班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的一家秘密单位工作，担任一家生产辐射材料工厂的技术员，他们所生产的这种放射性材料是用于研制原子弹的。

　　德米特里初到橡树岭小城所看到的一切让他大为震惊，这里面汇聚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有数万名，大批的警察、联邦安全局特工和军事情报部门的特工在这里从事着安全保卫工作。

　　这个城市简直就是一个禁区，进出这个城市要经过多道严格的检查。城市当时并没有名称，地图上也没有标志，对外只宣称某某公司。实际上这个“公司”的技术人员从事的是研制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元素——铀。

　　在1943年，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就得知，美国在洛杉矶和芝加哥两个城市开办了核研究实验室，但对橡树岭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德米特里的情报非常重要，苏联军事情报部门据此掌握了这个被美国人隐蔽多年的原子能城的具体位置。

　　后来根据德米特里的进一步报告，苏联得知橡树岭生产铀，而生产企业分为3个实验室。德米特里所在的企业大约有1500人。

　　1945年年初，德米特里转到另一个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主要是完成美国核计划的一项单独研究任务。与此同时，德米特里也获得提升，新的职务使他拥有了接触更多资料、掌握更多情报的机会。

　　在新的实验室里工作的都是著名的科学家，根据看到的情况，德米特里判断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德米特里立即将自己工作的变动及判断向莫斯科总部作了报告。

　　德米特里的主要贡献就是摸清了美国的原子能设施、结构、核材料生产量及参加的专家人数情况，并与美国其他秘密原子能计划及相关单位保持了联系。

　　难怪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很诡秘地对斯大林说，美国已经拥有了令人震惊的武器，而斯大林只是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看来，当时苏联对美国的核研究已经有了很全面的了解。当然，这些都与美国的实验室对“德尔玛”的信任有关。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之后，德米特里所在的这家美国实验室举行了庆祝活动，实验室主任对大家说：“你们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之后，这家实验室准备选派专家到日本察看轰炸效果，德米特里也被选中，但后来考察计划因故取消，德米特里未能到日本亲眼看看美国原子弹的威力。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米特里也很快从美军中退役，他想乘机离开这个城市。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报纸披露说在美国潜伏着一些外国“核间谍”，实验室也开始对所有研究人员进行重新审查。

　　正如德米特里所担心的，美国反间谍机关很快查清德米特里曾在1933年与自己的父母回到苏联定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返回美国。德米特里回到美国后就一直在重要的秘密部门工作。于是当德米特里离开橡树岭之后，美国情报部门就开始调查他。

　　1949年至1951年，他们对所有在橡树岭实验室与德米特里熟悉的人都进行了审查。他们还找到德米特里的父亲原来居住过的城市里的邻居进行谈话。

　　因为德米特里的父亲有3个儿子，美国情报部门想要搞清楚1933年究竟是哪一个德米特里返回苏联定居，而后又是哪一个德米特里到美国的橡树岭秘密实验室工作，两人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

　　然而，美国情报部门的工作进展也不是十分顺利，他们没能找到德米特里的任何有用的证据，1949年5月，德米特里离开美国回到了苏联。

　　1949年6月，苏军总参谋部第二总局局长扎哈罗夫大将签发了一份涉及德米特里命运和他在军事侦察机关工作的命令。命令指出：“列兵德米特里，1915年出生，按列兵军衔从武装力量中复员。”

　　不久，德米特里回到自己的莫斯科母校读研究生，两年后，他获得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但是，德米特里在毕业分配问题上却意外地遇到了麻烦，没有一所大学的科研机构、也没有一家工厂愿意接收他，因为“他的专业太偏了”。

　　后来他才知道，没人接收他的真正原因是，有些当权者对他的简历不理解，认为他可能是有什么过错的人。的确，从1939年至1949年的10年间，德米特里在苏联红军服役，最后却是以列兵的军衔退出现役。

　　德米特里知道自己不能对那些谨小慎微的官员说出他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不能说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不能说出自己为什么服役那么长时间竟然在最后退役时没有戴上哪怕是少尉的军衔，却只得到一枚奖章。

　　1953年3月，这位好几年没有工作的技术副博士忍无可忍，他决定给苏军侦察机关的局长写信说明情况。苏军总参侦察总局局长沙林中将收到信后立即指示解决德米特里的工作问题，并在3月16日给高等教育部部长斯托列托夫写信，说明情况。

　　信是这样写的：

　　兹证明德米特里在1939年至1949年10年间在苏军服役，由于涉及国家秘密和军事秘密，不便说出其服役性质。如果此事影响到高教部对他的分配，请直接找我们的代表，他将面对面向您解释一切。

　　事实表明，德米特里的特工经历的确是举世无双的，他能够在美国特工部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渗透到美国原子能机密组织内，而这个组织在美国也只有少数高层官员和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及技术专家才知道。

　　而且，这家军工厂当时属于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生产用于制造原子弹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铀和钚的工厂。由此可见，有关这家工厂的一切信息和资料都属于美国的最高国家机密和军事机密，德米特里所搜集的任何情报都是有着重大价值的。由于总参侦察总局局长沙林中将的干涉，德米特里终于在一所学院谋到了一个职位并一直工作到退休。

爱因斯坦为何被怀疑为间谍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为间谍。

　　怀疑的主要内容是：曾在德国柏林给苏联当过间谍；支持民权运动、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研究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死光”；和一个共产主义组织试图掌管好莱坞。因此，调查局一度对爱因斯坦进行跟踪、监视、监听等，但是，直至爱因斯坦去世也没有拿到有利的证据。

　　2002年9月，一本名为《爱因斯坦档案：埃德加·胡佛对付世界最著名科学家的秘密战争》的书与读者见面，它深入地剖析了当年联邦调查局对爱因斯坦所做的一切调查，并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揭开人们对这一案件的好奇心理。

　　《爱因斯坦的档案：埃德加·胡佛对付世界最著名科学家的秘密战争》的作者弗雷德·杰罗姆是一名报道民权运动的记者，曾经当过教师和媒体顾问，并建立了一个促进记者和科学家相互了解的媒体资源中心。

　　杰罗姆说，他在美国公民诉讼组织的帮助下，从政府和FBI那里得到了关于爱因斯坦的调查文件。经过仔细的研究，杰罗姆说，与他的想象相反，爱因斯坦身为理想主义者，实际上却又是一位见多识广、机敏而冷静的战士，他知道自己应该支持什么样的组织。

　　在杰罗姆的书中提到，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确是一位干练的情报官，自1924年FBI成立，到1958年这长长的34年里，美国更换了14名司法部长、7任总统，但胡佛的职位始终没有变过。对爱因斯坦的调查就是他下的命令。

　　在他的授意下，FBI检查爱因斯坦的垃圾，监视他的邮件和电话。杰罗姆说，这些似乎是FBI的家常便饭。“情报人员打开别人的邮件并监听电话，就像他们早上起床、刷牙一样。”

　　FBI对爱因斯坦的监视，直至他1955年去世才终止。然而，FBI却什么证据也没有拿到。尽管调查没有什么成果，胡佛却在此期间根据个人的想当然，曾与美国移民和归化局一起，动过把爱因斯坦驱逐出境的念头。无奈碍于爱因斯坦的威望，这一想法没有实现。

　　说爱因斯坦与共产主义有关，其实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并存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他们都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都在努力地缔造人类的和平。作为科学家，没有什么理由会像政治家那样去极度偏向哪一个政治制度。爱因斯坦也同样如此。

　　杰罗姆的书中提到了有关爱因斯坦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内容。书中提到：FBI关于爱因斯坦的调查文件长达1427页。文件中说，爱因斯坦与共产党有关联。自1937年至1954年，此人一直是34个共产主义性质组织的成员、发起人或与之有联系往来、他还是3家共产主义组织的名誉主席。但FBI拒绝就此内容进行明确评论。FBI发言人表示，他们听凭公众评估这份材料。

　　在杰罗姆的书中称，爱因斯坦是一位非常厌恶战争的人。爱因斯坦一生都没有掩饰过对战争的厌恶。

　　爱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德国的乌尔姆镇，父母都是犹太人。青少年时他曾在慕尼黑受教育，1895年10月，转到瑞士求学，据说部分原因便是不喜欢德国的黩武主义。

　　1914年4月，成名后的爱因斯坦接受德国科学界的邀请，回到柏林，当年8月即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个月，爱因斯坦参与发起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这个组织后来被宣布为非法，其成员大批被捕并遭到迫害，故该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在此情况下，爱因斯坦仍坚决参加这个组织的秘密活动。1914年10月，德国科学界和文化界在军国主义分子的操纵和煽动下，发表了所谓“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在“宣言”上签名的有93人，许多享有世界声望的德国名人，包括伦琴、普朗克、斯脱等都在上面签了名，但爱因斯坦却坚决予以拒绝。在拒绝的同时，他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告欧洲人书》仅有的4位国际知名签名者之一。爱因斯坦的这一行为当即震动了世界。此后，尽管工作繁忙，爱因斯坦仍不时出席一些致力于和平和裁军的活动。1931年，在牛津大学短期任教时，他参加的争取和平的活动甚至多于科学会议。1945年8月，美国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造成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灾难。消息传来，爱因斯坦极度震惊。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但他的著名质能方程式E=mc2就是制造原子弹的理爱因斯坦头像（石雕）论根据。爱因斯坦当即写信给《大西洋月刊》说：“我在担心新的战争到来。”1955年，爱因斯坦与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联名发表了反对核战争呼吁世界和平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爱因斯坦继续积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1946年，他支持黑人歌手、演员和运动员团结起来反对私刑。1952年，他公开呼吁给因间谍罪被判死刑的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免除死刑。

　　杰罗姆的书中说，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胡佛就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个左翼人士，是有着共产主义意识的人物，也就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胡佛曾专门写了封信总结爱因斯坦的反战和左翼活动，还拟就了一个未署名、未标明日期的“传记梗概”。

　　记道，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爱因斯坦于1933年到美国前的两三年里，爱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是“一个共产主义活动的中心”，他在英国卡珀斯乡下的别墅是“莫斯科特使的匿身之处”。因此推测：“基于这种背景，此人在短短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一些历史学家怀疑，胡佛受到了德国右翼情报来源的影响。

　　一些历史学家都认为，FBI盯上爱因斯坦一点也不奇怪。《没有象牙塔：麦卡锡主义和大学》的作者、耶希瓦大学历史学家埃伦·施雷克说：“爱因斯坦危险，因为他赞同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他们认为爱因斯坦是左翼人士，故而是危险人物。”

　　《秘密的权力：埃德加·胡佛的一生》的作者、市立纽约大学的历史学家理查德·吉德·鲍尔也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爱因斯坦太出名了，美国政府势必担心他这样的知名人物批评美国的政策，那会“误导”老百姓，所以FBI只有选择监视他，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FBI对爱因斯坦的监视工作逐渐升级，他们监视的范围已经不限于爱因斯坦本人。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爱因斯坦的姐姐，还有他的继女马戈都受到了监视。

　　FBI对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可谓“情有独钟”。1943年，FBI就曾闯入杜卡的侄子、一个反法西斯组织的领导者家中“搜集证据”。1944年，FBI又表示，杜卡很可能已经通过爱因斯坦取得有关原子弹的情报，声称她卷入了“高度可疑的”活动。

　　到了1946年，根据FBI文件备忘录，负责监视爱因斯坦的情报人员一度要求允许监听杜卡的电话，但FBI上层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担心“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果被抓住的话，容易惹祸上身。

　　然而，情报人员仍然跟踪打到爱因斯坦家的电话和送到他家的邮件，前去收集有关爱因斯坦所接触人物的资料。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1950年2月2日，美国逮捕了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德国籍科学家克劳斯·富克斯。据称此人向克里姆林宫透露了关于1945年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情况，并提供了一张原子弹的草图；富克斯的被捕，引发了美国对苏联间谍的大搜捕，FBI对爱因斯坦监视也进一步加强。

　　据杰罗姆说，巧合的是，当年2月12日，爱因斯坦出席了埃莉诺·罗斯福的电视节目，讨论军备竞赛的危险性。13日早晨，该节目第一次播出后，胡佛立即要求对爱因斯坦进行全面调查，并命令取得所有相关的“反面信息”。

　　杰罗姆的新书透露，FBI也注意到爱因斯坦曾与马加丽塔·科年科娃有过密切接触，后来有人说马加丽塔·科年科娃是苏联间谍，但证据并不充足。

　　而据1998年在索斯比拍卖行拍卖的爱因斯坦的有关手写信件中发现，科年科娃其实是爱因斯坦的情人。

　　直至爱因斯坦去世，胡佛也没有找到能证实爱因斯坦是间谍的材料，只好封存档案，不了了之。

美国为什么要投放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造成无数的生灵涂炭，一时间举世大哗，有人不由得要问：美国不投原子弹行吗？

　　早在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首席科学顾问萨克斯，就坚决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虽然美国研究原子弹就是在萨克斯的力荐下才开始的，但萨克斯却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同时，曾经上书罗斯福要求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也都反对在实战中使用原子弹。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主张动用原子弹的一方和不主张动用的另一方争论更加激烈。马歇尔和史汀生坚决支持对日的登陆作战不如动用原子弹，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美军的巨大伤亡。

　　除一些科学家外，美军著名的将军艾森豪威尔也不支持动用原子弹，他认为日本的战败已经不可避免，使用原子弹毫无必要；还有些人认为仅凭美军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就可以摧毁日本的战争经济基础。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得美国的决策者意识到，想让日本投降，或是登陆日本本土，那将造成美军的极大伤亡；如果动用原子弹来威吓，那样就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但战争就是战争，况且，日本这个民族与其他的民族的确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欧洲战场的战火于1945年5月7日就熄灭了，而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仍在继续，而且异常激烈；据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或许还要再打18个月。为此，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与高级官员拟订了进攻日本本土的两个两栖攻击行动计划。

　　第一个是“奥林匹克行动”，暂定于1945年11月1日施行。将动用美军陆军的11个师和海军陆战队的3个师，向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九州岛发起进攻。参联会的计划要求美军占领九州南半部，建立起密集的机场网络，以加强对九州北部及日本主要岛屿本州的空中轰炸。

　　如果从航空母舰和陆上机场发动的持续轰炸仍不能使日本投降的话，则将调集12个陆军师和3个陆战队师发起“花环”行动，于1946年3月1日进攻本州。这两个计划中，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都是：美军在进攻中还要损失多少人？毫无疑问，这两个登陆行动和以后的陆上战斗必将是美军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的血腥的战斗。无论进行哪种推测，最后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没人怀疑日军包括平民在内，将为保卫他们的本土决一死战。因为太平洋战争中发生的一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经常看到成千殊死顽抗的日军死于自杀，而不愿面对投降，因为被军国主义思想所异化了的武士道精神将投降视为是军人及其家人的耻辱。在“血腥的塔拉瓦之战”中，5000名日本守军殊死抵抗，最后除17名伤兵被俘外，其余全部战死。在塞班岛，陷入美第二十七步兵师重围中的3000多名日军还发动了大规模的自杀性进攻。

　　不仅如此，负隅顽抗的日军还向驻地的日本平民灌输盟军是“野蛮人”的思想，强迫他们以自杀行为反抗盟军的军事占领。一些不愿自杀的日本妇女和儿童都被灭绝人性的日军杀害。

　　在冲绳，不到3个师的日军在受到美军空中和海上炮火的沉重打击后，虽然已毫无胜利或获救的希望，仍然面对数量、质量均占绝对优势的美军坚持抵抗了100余天。岛民们也在各种准军事部队或前线作战部队中负隅顽抗。

　　冲绳一役，双方都死伤惨重，日本军民死亡近20万人，幸存者多数自杀，被俘的约8000名日军几乎全是伤员，另有4000人躲入岛上的山中企图打游击。美军也损兵7万余人，其中死亡约1．25万人，仅在5000米的阵地上双方就有3万具尸体。

　　从1946年3月初至6月末，有2000余架日本飞机对冲绳周围的美舰进行了自杀性攻击。美军13艘驱逐舰被击沉，37艘受重伤。盟军的统帅们心中明白，面对日军的殊死抵抗，在“伤亡比”上，盟军并没有占多少便宜。因此，在盟军基本已稳操胜券的情况下，在此后的对日作战行动中，如何尽量减少自己的伤亡，自然成为了盟军方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据美军参联会估计，对九州和本州的两栖进攻和随后的陆上战斗中，美军的伤亡情况是：在九州，阵亡和失踪2．1万人至2．75万人，伤8．5万人至10．5万人；进攻本州以及预计在东京平原的战斗将阵亡2．25万人，伤6．5万人。这与麦克阿瑟的估计也很接近。马歇尔则预计，登陆作战中美军至少要伤亡25万人，多则达100万人，日军方面的伤亡人数也大致一样。美海军因考虑到自杀飞机的威胁，更倾向于悲观的估计。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也认为，进攻被强大海空力量切断后路的岛屿的战例，不能被用做估计进攻有充足后援日本本土的依据。冲绳离日本本土的自杀飞机基地还有563千米，而本州离日本本土太近，到时，美国军舰就将成为靶子了。而且那时日军自杀性武器的数量将会数以千计，让人防不胜防。

　　在这些自杀性武器中，数KORYUD型袖珍潜艇叫人害怕。这种5人潜艇以16节的速度可在水下行驶40分钟，以2．5节的速度则可支持50个小时。一般装两枚鱼雷，鱼雷不够时，则干脆装炸药包。这样的潜艇日本每月可生产180艘，日本海军计划在1945年秋拥有540艘。另外，日军还计划到预定的美军进攻日期时，拥有740艘更先进的KAIRYU潜艇。这种两人潜艇也装两枚鱼雷或炸药包。日本海军还培训了“人雷”，即由潜水员携带装有触发引信的炸药包游到登陆艇下炸毁它。当时日军已组成了650人的“人雷”营，并打算在盟军登陆前组织到4000人。至于海岸边的浅水水雷就更不用说了。盟军的运兵船和两栖舰将是自杀武器的首要攻击目标，这会给船上的登陆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有人估计，登陆船队的海陆军伤亡将比冲绳高10倍。

　　同时让盟军的统帅们不得不考虑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日本人是如何对待盟国战俘和被捕的盟国平民的。在菲律宾被害的约10万平民有不少是死在美军即将解放马尼拉之前日军的大屠杀中的，至于在中国等地，日军的暴行更早已骇人听闻。当然，在美军的心中留下最深阴影的还是日军残酷虐待不幸落入其手中的战俘的行为。从1942年4月巴丹陷落后，美、菲战俘的“死亡行军”，到修筑265千米的桂河铁路的27万名亚洲人和6．1万名盟军战俘分别死了8．75万人和1．25万人的严酷现实即可窥见一斑。战后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被德、意军俘虏的23．5万名英、美战俘死亡4％，而被日本人俘虏的13．2万名美、澳、英战俘死亡27％。

　　冲绳战役期间，美国通过破译日本密码，了解到日本正在本土积极备战的重要情报。情报显示，日军方已要求驻欧洲中立国的外交官了解德国在欧洲战场最后防御阶段的情况，以便吸取教训。其他证据也表明，日本正在制订战至最后一人的防御计划。

　　日军方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他们能成功地使美国人在九州作战中遭受难以接受的损失，使美国人民相信对日本的大规模登陆会带来美军的巨大牺牲，并使美国人民感受到日本军队和平民的决死战斗精神，美国政府就会在公众的压力下，取消或者延迟在东京地区的关键战役。这样他们就可能赢得时间来争取得到有利的投降条件或者其他方式的谈判。面对败局已定而又决心孤注一掷进行拼死抵抗的日本，任何在以后的作战中尽最大可能减少美军的伤亡就自然成了杜鲁门关注的焦点。

　　杜鲁门总统是美国三军的最高统帅，同时他又是一个政治家。在对待是否动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他还有另外一种考虑。

　　美国为了研究原子弹可谓耗资巨大，如果不在实战中加以应用，他就无法在国会和国民面前交代，人们就会怀疑花费巨资研制的原子弹的意义和价值。在政治上，虽然当时美国和苏联是盟友，但是两国受到自身利益，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区别，两国必定会成为敌人。因此，美国不会也不愿意让苏联在太平洋战场上以很小的代价取得很大的利益。杜鲁门一定要在苏联参与进来之前打垮日本，他要提高美国在战胜日本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上述种种问题的分析看，能够在战略上及心理上给日本人以沉重打击并尽快促使日本投降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使用那个令杜鲁门和军方极感兴趣的“可怕的新家伙”——原子弹。更让杜鲁门心动的是，在世人面前展示一下这柄利剑的锋芒，将会给美国在战后的世界地位铺下一块坚实的基石。这对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将是极大的诱惑，杜鲁门也难以拒绝。

　　但是，杜鲁门总统毕竟是政治家，在日本投降的问题上盟国给了日本最后一次机会——在《波茨坦公告》中，再次敦促日本投降。

　　1945年7月28日，针对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铃木表示：“本国政府……除了完全不予理睬并坚决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以外，别无他途。”随后，陆军大臣阿南上将又在《告全军将士》中叫喊：“事已至此，夫复何言；唯有毅然保卫神州，将圣战进行到底而已。纵使啖草茹泥，匍匐山野，只要坚决战斗，相信死地自有活路……”

　　日本的强硬态度，促使美国人坚定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心。在决定使用原子弹攻击城市的问题上，军方的一致意见是：

　　虽然不能以平民区为目标，但应对尽可能多的平民和最高决策当局造成极其深刻的心理影响。为此，有必要选择一个有军事和政治双重价值的大城市，并且为防止日本用盟军战俘作为盾牌，不能事先警告。

　　杜鲁门同意了这个意见。最终，两枚原子弹落到了日本人的头上。两枚原子弹当时造成了30万人的死亡，终于使裕仁天皇开了金口：

　　现在已经到了承受不可承受的结局之时了。

　　随着电波的传送，蛮横飘扬在他国的日本军旗，颓然落地。

　　虽然杜鲁门在战后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是否在决定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时很伤脑筋的问题时，做了一个轻弹手指的动作，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像这样。”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原子弹的杀伤效果在这位美国总统的脑子里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否则他不会拿这种武器与庞大的登陆计划及轰炸计划相衡量。

美国飞行员揭露侵略者罪行

　　1995年5月11日，美国退役空军少将、唯一一个曾两次参与对日本实施原子轰炸的飞行员查尔斯·斯文尼在美国国会发表证词，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揭露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本质及其暴行：

　　我是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

　　作为唯一一个参与了两次对日原子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本人亲身经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

　　此刻，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我要陈述我的思考、观察和结论。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作出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具有压倒其他可能选择道义上的必要性。

　　就像查尔斯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参加过对日战争的美军将士，和那些被日本占领并被日军奴役过的人都会赞同他的这个看法：当年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

　　查尔斯在他的演说中说道，他们那一代人的绝大多数，都是喜欢和平最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他说美国虽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作为一个民族而不是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

　　查尔斯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他列举了日本在亚洲搞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认为那是所有法西斯为了对他国进行侵略而打出的漂亮的旗号，其实质是用此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

　　查尔斯说，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占有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日军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惨遭杀戮。这是犯罪，这是事实。查尔斯之所以提到南京大屠杀，是因为日本的右翼势力置历史于不顾，极力抹杀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他们一边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一边又否认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不能不激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的义愤。此后，查尔斯用大量的事实和有力的证据阐述了当时美国对日本动用原子弹的理由和必要性，同时，他对现今社会上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查尔斯在他的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发动的偷袭珍珠港事件，是由于“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授’命运的唯一障碍”，于是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这足以表明日本是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国家，并且所用手段极其卑鄙。查尔斯回忆说：“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湮灭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军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的头上。”查尔斯还谈到了科雷希多的陷落及随后日军对盟军战俘的屠杀。他说：“日军对待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人们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丝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暴行也是令人发指的。巴丹省的死亡进军充满恐怖，7000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这都是事实。”

　　是的，当时由于受到“武士道精神”宣传的毒害，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族、对国家、对天皇的污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毫不手软。

　　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流血”地进军，日本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桀骜不驯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是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是多么渺茫，无论结果是多么确定，日本都战至最后一人，并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

　　“美军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

　　据美国的统计，在塞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最初几个小时就死了1500人；在硫磺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万人；冲绳岛一役：美军阵亡1．2万人，伤3．8万人。

　　冲绳的战斗中，日军近乎疯狂，“神风特攻队”驾驶装载炸药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他们把这种行为认为是“天上人间至高的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在冲绳海域，神风敢死队的自杀性攻击使美军5000人阵亡。

　　在谈到美国动用原子弹的原因时，查尔斯表现了异常的气愤，他说：“日本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踏上日本本土，他们就将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作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这是事实。”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军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居然认为这是荒唐可笑的，并对此不屑一顾。从美国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以争取可接受的条件经谈判投降。

　　在8月6日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飞机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猛烈的轰炸。但日军发誓绝不投降。

　　查尔斯说到这里，用颤抖的声音说：“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已就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撒了传单；在一次为期10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8月6日，美国动用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武器。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枚炸弹，日本可以继续坚持。

　　在8月6日之后，日本本来有3天的时间用来投降，但利令智昏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却不愿放弃他们已经虚幻的美梦。在长崎受原子弹轰炸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仍声称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团体发起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

　　查尔斯对在场的人用不可辩解的口气说：“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是必要的。”

　　在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一位所谓的杰出的历史学家声称，往日本投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吓唬苏联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

　　这些人提出的所谓论据是当年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准备投降，没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这种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在1944年他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结果，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后果是布尔兹战役的失败，数万盟军将士牺牲了生命。同盟国就是出于此战役差一点丧失大好局势，给了德国拖延战争和有条件投降的机会。

　　查尔斯说：“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争的情况，可以合理地预期日本将是比德国更疯狂的敌人。”

　　有一些人认为，如果当年盟军不是动用原子弹，而是用大批的军队进攻日本本土，美军的伤亡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100万，而是只要死上46000人就够了。

　　“只不过是4．6万人！你能想象这种论调的冷酷吗？仅4．6万人，好像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美国人的生命。”查尔斯对这样的论调痛心疾首。

　　他接着说道：“在此时此地，我要承认，我不清楚在对日本本土的部队进攻中美军将会伤亡多少人，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但根据对日本作战时行为的判断，我的确认为，一个公正合理的假设是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不是根据某些人的臆想，日本不打算无条件投降。在对硫磺岛——太平洋中一个8平方英里的岛屿的进攻中，6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伤亡总数达2．7万人。

　　“但对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万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万人？谁的父亲？谁的兄弟？谁的丈夫？”

　　是的，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美国没有选择，只能是等待，而日本则可以选择，或是继续战斗，或是投降，但是有一点是人们不应该忘记的，在等待中，美国的士兵在不断地阵亡。

　　查尔斯说：“就在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900多人。”

　　除了上述的说法外，人们还可以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认为美国应该与日本谈判，达成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

　　查尔斯用讥讽的口吻说道：“我从来没听任何人提出过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这样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在事实上已经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领导者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

　　日本在战败60多年后，其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这是极不负责任的。

　　这就是现如今的许多日本人不理解要让他们道歉的理由。

　　与德国人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部分人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日本的这种态度无法让持正义的人们理解和原谅，也永远不会弥合心灵的创伤。

　　查尔斯提醒道：“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查尔斯用一个老兵的观点，用一个对生命无比珍惜的幸存者的意识，提醒那些心灵歪曲的人，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复辟和泛滥。

　　他指出：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不那么特别与日本相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和“太平洋的胜利”绝对不是一回事。“太平洋的胜利”是什么？它就是一个事件，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庆祝一个事件，类似于庆祝一个商场的开业典礼，而不是庆祝战争胜利。数以千万计的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身心伤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将会不知所措。这种语言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

　　当代的日本巧妙地打起了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显示其行为的正义性，日本总是想把当年它进行的侵略战争美化为无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

　　查尔斯用一种嘲笑和轻蔑的语气继续说道：“解放！多么可笑的解释。是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2000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2000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这‘高尚’的行为。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重的文明。”

　　查尔斯认为，这些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才是真正的“蓄意”。为此，他用事实来驳斥了那些所谓的“正义”人士。

　　他说：“对此，有如下事实：其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清单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国务卿史迪文森把它从清单目标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

　　“其二，在战时，我们受到命令的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本有机会轰炸白宫，是否也会像美国这样克制。我认为日本不会。

　　“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工业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这两个城市的市区中心。”

　　在对待战争中无辜死亡的人的看法上，查尔斯说：“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

　　“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两国，而且是世界。我不为战争的残酷性而骄傲而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是日本战犯要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道抹杀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如果日本不追悔并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地与自己相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

　　“我和我的部属在执行原子弹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

　　查尔斯最后讲到原子弹对整个世界的意义和今后人们应该正确理解和使用核武器。

　　他说：“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

　　“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条件下，杜鲁门总统没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

　　“战后几年，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他选择。

　　“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它总会找到途径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

　　“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

　　“日本和美国的年轻人不再互相杀戮，而是生长、成家立业，在和平中生活。作为10个孩子的父亲和21个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证明，我很高兴战争这样结束。”

日本遭受的是汽油弹袭击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然而，从1995年开始，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德国以及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经过单独或是联合研究发现，无论是在文字还是图像资料上，都有许多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

　　他们在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令人吃惊，当年美国并没有在日本投下原子弹！难道这是一个骗局吗？

　　研究人员提出了以下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首先，运送问题。由于承担投掷原子弹任务的飞机是B-29型，该型号飞机的航程有限，投放原子弹的飞机起点应该是选择在距离日本较近的提尼安岛的美空军基地，而从美国本土运送两枚原子弹到提尼安岛需要分两个步骤来完成。

　　先从本土把原子弹运到夏威夷，然后再从夏威夷运到提尼安岛。但是受到当时飞机的航程和安全性的限制，这两步只能靠军舰来完成，这两段路程是很危险的。

　　虽然日本的飞机在美国空军的打击下已经没有了战斗力，但日本还有相当数量的潜水艇，这些潜水艇在战争的后期仍可以偷袭美国的军舰。因此，运送原子弹的军舰很可能被日本潜水艇袭击。美国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用军舰运送原子弹呢？

　　其次，数量问题。当时美国制造出来的首批原子弹只有3枚，而且其中一枚已经作为实验品在1945年7月试爆了。所以，美国怎么还敢用仅剩的两枚去攻击实际上已经处于没有还手之力的日本呢？

　　而且，美国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不会马上再制造出原子弹，美国难道不考虑有可能出现的突然事件而再动用原子弹吗？

　　再次，道德问题。当时，爱因斯坦、费米以及奥本海默等科学家都认为，原子弹的威力过大，他们都极力反对使用这样的武器。作为原子弹的设计者提出这样的疑问，难道美国政府就一点也不顾及他们的意见吗？那样的话，以后还怎样去依赖这些科学家呢？

　　第四，资料的可信度问题。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的电影和照片是人们经常见到的资料。但是，人们往往并不注意里面有多少值得怀疑的成分。其实，只要用心就会发现这些电影和照片资料中存在许多问题。

　　就常识而言，原子弹爆炸后谁还能在强烈的核辐射区域进行摄影或摄像，日本当时并没有防辐射的装备。在少得可怜的电影资料中，也存在着问题。人们发现一些“幸存者”在爆炸后从废墟中出来，是排成行的行走，似乎也是经过导演的。

　　第五，“幸存者”问题。从战争结束至今天，从未发现过一个可以直接证明在广岛和长崎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人。一些“幸存者”只是看到有大火产生，而另一些人展示的自己所谓因“受到辐射烧伤”的疤痕，也无法证明是火烧伤还是真正的“辐射”所致。

　　第六，计量问题。战后，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在广岛和长崎两个地方进行了土样的秘密采集，经过化验发现，这些土的土质与普通土的土质几乎没有区别，辐射量并没有超标。根本无法与核试验中所采集土样的辐射计量相比较。

　　从理论上讲，受到严重辐射的土地，在几百年内是不可能生长植物的，人类在此环境下生活也是很危险的。但是，人们看到如今的广岛和长崎现实生活并不是这样，这也是令人感到困惑的。

　　第七，重复的图像。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运用计算机的有限分析，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的电影图像资料进行分析后，惊人地发现，这3份图像竟然是同一枚原子弹爆炸不同角度的拍摄图像，也就是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爆炸的那一枚。

　　另外，据日本战后的统计数字，说广岛和长崎两市因原子弹死亡30万人。但是，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推测，由于美国对日本本土进行的轰炸是异常猛烈的，因此，在广岛居住的大部分市民已经逃到乡下去躲避战火了，城市里已经不足5万人。

　　据广岛的一位日本老人说，当年他4月离开广岛去乡下时，城里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日本的其他城市也基本如此。因此，由于原子弹的爆炸死亡了30万人的说法是令人费解的。以上种种猜测，后来被美国一位据说曾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以及另一位当年作为美军上级军官的人证实：美国的确没有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过原子弹，而这些都是美军进行的非同寻常的信息战和心理战。但后来据说这两个人都被美国有关部门软禁了起来，以致这样的消息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据这两位曾经亲历过“轰炸”的人士所说，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1945年7月16日，人类历史上第一枚原子弹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爆炸成功。这枚原子弹的威力，大大超出了科学家们的预料。大多数的科学家已经预感到它将直接威胁到人类的自身。此时，欧洲战场的战火已经熄灭，在太平洋上，由于日本采取了与美国决一死战的架势，因此，尽管美军对日本的本土和军事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但是日本还是没有任何想要投降的迹象。

　　这时，盟军已经开始准备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由于日本的顽固抵抗，美军最高当局认为，施行强攻必定会遭到人员的重大伤亡。因此，动用原子弹就成了美国军方的强烈要求。但是，在美的大多数科学家都表示了反对或不赞成，他们认为那样会造成很多无辜平民的伤亡。

　　正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下级军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他认为，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了一个孤岛，与外界的联系途径很少，美军对日本所有的通讯联络完全可以进行监听。日本各地的通讯设施已经遭到很大的破坏，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美军完全可以控制日本的喉舌，而日本当时又是处于听觉不灵的状态。所以，美军这时向日本境内发布虚假恐吓消息，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是无法辨别其真伪的。这样就可以达到促使日本投降的目的。这一方案的提出，开始并没有得到重视，后来经过充分的论证，美方认为还是可以一试的。

　　不过，美军方仍然坚持动用真的原子弹，对于这个方案只是勉强接受，表示一旦此计划失败，立即投掷原子弹。

　　方案一通过，便立即进入实施阶段。选择对哪个城市进行“攻击”呢？美军方经过严格的筛选，最后决定选择离东京比较远，且通讯被基本切断的广岛和长崎两城市。

　　1945年8月5日，大量的美军战舰已经在广岛外海域部署完毕。8月6日清晨，美军一架B-29轰炸机在提尼安岛起飞，它携带了大量的凝固汽油弹。

　　B-29到达广岛上空后，按计划投放这种美军新型的炸弹。这种新型的炸弹主要是起到燃烧作用，直接杀伤力并不是很大，也没有辐射。

　　投放后，飞行员马上向地面报告炸弹已经投下，随后，美军立刻开始用电子干扰的方法切断了广岛与外界的无线电联系，并伪装日本在广岛的机构向日本全国各地发送无线电消息：广岛遭到轰炸，其轰击规模之巨大，超过以前的10倍。

　　美国人相信，日本的物理学家们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判定是原子弹的轰炸，因为他们知道原子弹的威力，这样，才能促使日本政府的投降。

　　然而，令美国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日本的通讯设施几乎瘫痪，有很多地区根本没有收听到这个消息，因此也就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陷入一片混乱。

　　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6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并向人们介绍了这种武器的强大威力：

　　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相当于15000吨TNT……广岛已经消失了。

　　世界各地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片沸腾，只有日本国内，听到这样的消息后感到震惊，同时还存一丝侥幸的心理。

　　美国军方在看到日本政府没有丝毫的投降迹象后，准备动用真的原子弹。但被反对方极力劝阻，称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现象，应该按计划再进行一次“攻击”，这次还达不到目的，再动用原子弹也不迟。

　　8月9日，尽管日本政府没有投降，但日本国民已经从各个渠道知道了广岛遭到了原子弹的轰炸，就在国内还在被一片恐怖笼罩时，美国的第二枚所谓的“原子弹”在长崎“爆炸”了。这一次，日本国内真的陷入了一片混乱。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个目标是哪里。日本政府也放弃了做最后的挣扎，不久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巨额财宝大转移

临危受命丘吉尔制订秘密计划

　　1940年5月10日，绥靖主义者、英国首相张伯伦面对德国的西线攻势束手无策，不得已只好于下午18时向国王递交了辞呈。半小时后，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被召到王宫授权组阁。

　　5月13日，英国下院在怀特举行特别会议，要求对新政府进行信任投票。会上，年满65岁的丘吉尔宣布了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并要求获得下院的赞同。他在下院向全体与会人员和英国保证：“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大家。”

　　丘吉尔走马上任后，以其惯常的充沛精力投入到新的神圣的工作中去。对英法盟军在横渡英吉利海峡时遭到的溃败，他的内心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一度感到无计可施。仅仅3个星期，希特勒的兵团就已迫使比利时和荷兰投降了，英法盟军的大部分兵力被围困在法国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小港——敦刻尔克。

　　6月的一天，丘吉尔独自待在伦敦一个地下指挥所里，嘴里仍然叼着一根又长又黑的雪茄烟，目光透过眼镜盯着前方。一份有关从敦刻尔克撤退的报告——“发电机计划”摆放在他的眼前。

　　丘吉尔感到吃惊，报告里说，一个由大约850艘民用舰船组成的“救援船队”将近40多万的盟军士兵从敦刻尔克安全地撤到了英国，但是，随士兵们一起运回来的武器却少得可怜：285辆坦克，12门大炮和少量的机枪。而丢弃在敦刻尔克的却有12万辆坦克和各种军用车辆，2300门大炮和迫击炮，8000挺“布伦”式轻机枪，9000支步枪和7000吨弹药。

　　丘吉尔感到了危机，他曾对助手们这样形容：“如果德国人来了，我们不得不用瓶子来砸他们的脑袋——那是我们能够投入到战斗中的全部武器了。”

　　大不列颠遭遇了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军事灾难。事情向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着，几周后，法国宣布投降。此时的英国只有单独面对已经攻占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希特勒那强大的、令人畏惧的战争机器的威胁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丘吉尔制订了一个秘密的计划——一旦德国人攻进来，英国将马上把王室成员和政府领导人转移到加拿大。反抗希特勒的斗争将在那儿继续进行下去，而要将王室和政府迁移到加拿大，没有国家的储备是不行的。

孤注一掷巡洋舰偷运数亿美金

　　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丘吉尔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于是，他主持召开了内阁全体成员会议，向他们宣布了这个代号为“鱼雷行动”的计划——将价值大约70亿美元的黄金和有价证券秘密地转移到加拿大。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计划。

　　1939年9月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公民就被要求登记他们所持的由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丘吉尔利用他的战时特权，现场征用了部分列在表上的英国国库的有价证券。

　　在玩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花招后，政府代理商们迅速地扑向英国各大银行，“巧夺”了公民的有价证券，这种行为是英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之后，这些大量的单据被塞进数以千计的大箱子里，快速地运到了不同地区的征集中心。

　　在短短的几天内，重兵把守的一列列火车运载着政府的黄金和公民的有价证券全速向北驶去。把守的士兵被要求发誓严守秘密，否则他们将受到长期坐牢的惩罚。

　　在苏格兰西南部克莱德河河口湾的一个小港——格里挪克，这些笨重的货物在夜里被搬到英国的巡洋舰——“埃默拉尔德号”上。

　　在人们的目光难以企及的甲板下层有2230个笨重的箱子，每个箱子里装有4个金块。巡洋舰别的地方还藏有将近500箱的有价证券，价值10亿美元。

　　“埃默拉尔德号”最终能不能抵达加拿大，不敢肯定。因为德国的潜艇司令——海军上将邓尼茨命令他的潜艇暗中潜行于苏格兰和加拿大的海上航道之间，航线向西伸展约3000海里。就在这个月，57艘盟国的船只被德军潜艇击沉在北大西洋之中。

　　1940年6月24日，在黑暗的掩护下，“埃默拉尔德号”从克莱德河驶入了大西洋，到了指定的地点集合。为了确保这次航行的安全，英国方面还派出了几艘驱逐舰护航。

　　“埃默拉尔德号”的船长是海军上校弗兰西斯·西·弗林，他仔细地阅读过最新的大气报告，得知风暴恶魔正在前方大西洋上尖声呼啸。但更令他担心的是随后收到的英国海军部的一个警告：有两艘德国潜艇正潜行于“埃默拉尔德号”将要前往的航道上。

　　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德国间谍向柏林报告了这艘船上装载了特殊的货物了吗？是德国的间谍机构破译了英国海军的密码并且准确地获知“埃默拉尔德号”将要航行的路线了吗？弗林把他的这种不祥的预感压在了心底。

　　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由于洋面上风急浪高，船员们呕吐得非常厉害“埃默拉尔德号”的几艘护卫舰不得不减速航行。到了第三天，天气转晴了，海上也平静下来了。一路上并没有遇上德国潜艇，这无疑使他们感到了极大的宽慰。“埃默拉尔德号”终于抵达了它的目的地——加拿大的哈立法克斯。

　　“埃默拉尔德号”的武装警卫封锁了码头，以防闲杂人员进入。几乎同时，卸货程序开始。“埃默拉尔德号”上的每箱黄金和有价证券都受到了加拿大银行官员的检查，在每箱黄金和有价证券被装入到早已等在码头旁的铁路支线上的一个专列上时，又一次接受了检查。

　　12个小时后，这辆装满黄金珠宝的专列又驶离哈立法克斯，驶往它的第一站——蒙特利尔。

　　在蒙特利尔的博纳文切车站，加拿大外汇管制委员会的伯金斯和银行秘书戴维已经等候在那里。两人一边等待火车的到来，一边作最后的论证。他们曾经为这数百箱有价证券的藏身之处感到为难。

　　后来戴维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将这些有价证券都藏到有26层楼的阳光人寿保险公司大厦的最底层的地下室里，并将这层标上“联合王国的安全储备库”字样，那将是非常安全的。

　　午夜时分，专列缓缓驶进博纳文切车站。

　　火车一停，卫兵们就立即封锁了整个车站，然后那些运载有价证券的车厢被脱挂，而载有黄金的专列继续向下一站——加拿大的首府渥太华驶去。

　　蒙特利尔的警察封锁了车站到阳光大厦间的街道。那些运货的卡车开始陆续出发，天要亮时，最后一箱有价证券被放进“联合王国的安全储备库”中。与此同时，在渥太华，卡车也正在把从火车上卸下的装满黄金的箱子运往惠灵顿街加拿大银行的地下保管库中。

　　1940年7月初，“鱼雷行动”计划仍然在继续。这时，整个计划已经进行到了3／4，丘吉尔的情绪稍稍有些缓解。这样连续不断地运送黄金和有价证券后，大部分的财产已经运送到了加拿大，这时的德国人即使得到情报，也不会再对英国的国库造成大的麻烦了。

　　令人奇怪的是，在整个运送途中，珠宝船竟然没有和德国的潜艇遭遇，而仅仅被恶劣的天气阻拦。

　　一次，满载珠宝的“巴特利号”船在途中引擎突然出现故障，不能继续前行。为这次运输护航的海军上校阿切尔考虑到不能因“巴特利号”给整个船队带来危险，因此命令“巴特利号”改航，驶向纽芬兰的圣约翰斯，同时派出一艘巡洋舰护卫。后来，这艘船中的黄金也在晚些时候运抵渥太华。

　　当这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工程”完成后，海军部统计已经有价值25亿多美元的黄金用船运到了加拿大。同时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这3个月里，有134艘盟国或是中立国的船只在北大西洋被德国人实施的“狼群”行动所击沉，却没有一艘运输英国珠宝的船只被击沉——甚至从来就没有遭到过袭击。

　　不仅如此，更令人吃惊的是，大西洋两岸足有1000人参与了这次运输行动，可是德国的情报部门一点也没有察觉，始终不知道这个秘密。

　　丘吉尔的“鱼雷行动”的胜利实施，给他战胜希特勒平添了无穷的勇气，因为这几十亿的黄金储备，能使他的腰杆挺起来，即使希特勒攻陷英国，他也能在外国继续领导英国人民打击侵略者。

“超级机密”的价值

英国城市遭受纳粹空军轰炸

　　1940年11月14日，晚上19时5分，英国考文垂市的上空突然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声。

　　5分钟后，德国“海因克尔”飞机在月光皎洁的城市上空拉开了死亡的黑幕，飞蝗般的炸弹铺天盖地地落入楼区、房屋，耀眼的火光冲天而起。

　　德国在考文垂市进行了长达10个小时的轰炸。城市被一片火海淹没。巨大的爆炸声震动得该市地动山摇，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到报告，满脸愤怒，却一声不响。人们不会想到，丘吉尔事先已经知道了这次德国准备空袭考文垂市的计划，但他却没有采取任何的防御和转移措施。

　　事后当人们得知这一真相时无不目瞪口呆，丘吉尔为何这样做？他究竟是怎样想的呢？

　　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战场，德国的实力一直令邻国担忧不已，邻国也都在为能搞到德国的情报而绞尽脑汁。如果作出一点牺牲能获取其军事机密，那么是在所不惜的。考文垂就是这种状况下的牺牲品。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纳粹头子希特勒就向全国宣布，要在欧洲建立起一个帝国。这对于他的邻国来说就意味着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而一旦战争爆发，对方的实力如何？有多少坦克？多少飞机？多少潜艇？它的石油和钢铁的生产能力怎样？这些都是英国人急于想得到的情报。

　　而作为一个大国，机密一旦为人所窃，它的结局必将是处处被动挨打，接受失败的结果了。希特勒非常懂得严守秘密的重要性。德国政府早在1934年就开始了更换密码系统的工作。在极其保密的条件下，德国研制出了一种被称做“哑谜”的密码机。

　　这种机器具有很多优点，它的价格十分低廉，且结实耐用，操作和保养也十分简便，携带方便。更为神奇的是，对方是否能得到这种机器相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不知道编码的程序，这种机器对于缴获者来说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因此，希特勒十分重视“哑谜”，对它的相信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破译它的密码。正是出于心理上强烈的依赖和自负，希特勒毫不犹豫地让德国国防三军部队全部采用了“哑谜”。

　　“哑谜”问世后，的确给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带来了困难。英国人为了破译“哑谜”的密码绞尽了脑汁。他们非常清楚，一旦破译了德国的密码，就能非常方便地了解希特勒的一切决策和军事行动计划，这对于夺取战场上乃至整个战争的胜利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就局部战役来说，有了它就可以争得主动、抢先突击、事先布防等。

　　英国人学着德国人的样子也制造出了一种与“哑谜”一样的机器。可是，光有机器是没有用的，首先要了解编码系统的程序。

　　但是，想要从德国人手中得到编码系统和编码程序是非常困难的。德国人极其小心谨慎，即使英国人把它们弄到了手，德国人知道后也会很快并且轻而易举地更换它们，使英国人到手的程序和编码毫无用处。

　　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所谓超级机密并不是绝对安全。英国人在研究“哑谜”的密码和系统上所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首先，他们从研制能模仿或能解释德国国防军每一个“哑谜”方式的机器入手，从而能推出所有德军主要司令部日日夜夜、成年累月发布命令时经常变换的编码程序。经过艰难的攻关，英国人终于制成了具有上述功能的机器。英国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炸弹”。

　　1939年年底，“炸弹”破译出了德国的密码，英国人欣喜若狂，并把这种破译视为“超级机密”，千方百计地防止德国人知道这一“超级机密”。

　　对英国人已经窃取了他们的密码系统这一事件德国人一无所知。这样，英国人就掌握了主动权。“炸弹”所破译的“超级机密”第一次用在战场上是英国粉碎德国的“海狮计划”。

　　1940年7月2日，希特勒发布了第一组“海狮”作战计划，即开始入侵英国的命令。战役一开始，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空军参谋部就通过“超级机密”了解到德国空军的大部分——有时甚至全部的计划。

　　针对德国空军司令戈林要求德国空军要争取控制英国的上空这样一个命令，英国皇家空军制订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德军的方案。因为英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没有德国多，所以只能在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高度，集中战斗机中队和主要防御力量，对付德军的主攻力量，却不能也不需要为驱逐漫天数不清的德国飞机，消耗本来就弱小的皇家空军。

　　8月13日，苏塞克斯和肯特上空，浓云密布。由80架“道尼尔-17”飞机组成的庞大的轰炸机群起飞执行轰炸东彻奇机场和希尔内斯港口的任务，相等数量的“容克-88”飞机飞向奥迪汉和法恩巴勒，一大群“施图卡”飞机则沿着汉普都海岸线飞行。

　　由于天气的原因，护航的战斗机没有按计划同时起飞，德国轰炸机只好在几乎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单独出击。

　　英国空军司令部在雷达上很快就发现了德军的飞机，按照事先的计划，第八战斗机大队司令派克命令两个“喷火”式战斗机飞行中队和两个“旋风”式飞行中队前去保护泰晤士河口的一支船队以及霍金吉、罗斯汤两地的前进机场。并派出一个机群在坎特伯雷上空巡逻。他们把2／3的“喷火”式飞机和一半的“旋风”式飞机留在手头，以便对德机实施集中攻击。与此同时，第十战斗机大队司令布兰德也派出了两个中队的“旋风”式飞机到多塞特上空巡逻。

　　德国最先出击的是第一飞行训练团第五驱逐机大队。23架双引擎驱逐机在大队长林斯贝尔格上尉的带领下，进入苏格兰南岸地区。当林斯贝尔格越过英国海岸线时，处在编队最后的一架飞机发出后方出现“喷火”式飞机的警报。

　　这一警报使德国飞行员们惊慌失措，因为事实上他们知道，“梅塞施米特”飞机的性能不如英国的“喷火”。林斯贝尔格立即命令全队排成圆形的防御阵形，相互掩护尾部。

　　林斯贝尔格率先按编队部署开始转弯，在他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的时候，飞在高空的英国歼击机突然高速从后面追上来。林斯贝尔格的飞机马上向右一拐，巧妙地避开了“喷火”式飞机的火力，子弹从旁边擦过。而另一架德机想用俯冲的动作来躲避，但是却被英国飞机击中，接着又有两架德国飞机被击落了。这次交锋，德国空军共损失飞机47架，另有80多架被击伤，而英国空军仅损失飞机13架。戈林曾经向希特勒夸下海口说，英国南部的空中防御将在4天内土崩瓦解，英国空军将在4周内被逐出英国上空。他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沉重打击。尽管德国在后来的几次轰炸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戈林却始终没有取得英国的制空权，这是导致希特勒不得不暂时放弃入侵英国计划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这一次空军的失利，德国并没有发现是因为“哑谜”已经被英国人所掌握。因此他们仍然使用着这个系统。

“超级机密”换取盟军全面胜利

　　1940年11月12日，德国空军司令部向驻扎在西欧的德国空军机群的司令部发出一批指示。英国的“炸弹”很快就破译了这些指示。

　　这一指示就是被德国人称为“月光奏鸣曲”的作战计划，即1940年11月14日～15日德国空军将对英国的考文垂大教堂和工业区进行大规模猛烈轰炸。

　　根据“炸弹”截获的信号，英国人详细地掌握了德国空军空袭考文垂的战术。这一情况马上被报到首相丘吉尔这里。

　　丘吉尔接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在会上许多人建议采取措施保卫考文垂，因为考文垂位于英格兰的内陆中心，距离伦敦仅有90千米。这里有古老的教堂和最美丽的哥特式建筑，又是英国的主要军火库之一。当时英国有410门机动高炮可供使用，可以把这些高炮火速调来加强考文垂的对空防御。但是，丘吉尔却有个大胆的行动，就是任德国人来炸。他认为，如果英国加强了考文垂的防御，德国人就会怀疑英国人已经得到了空袭的警告，这样，就会危及“超级机密”的安全。是“超级机密”重要，还是一座工业城市重要，这一点，在会议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一时都不知如何是好了。

　　最后，丘吉尔决定，放弃考文垂，保护“超级机密”。因为“超级机密”的价值不止一个城市，它将是整个战争胜利的保障。有人在会议上提出应该在考文垂市内发布这个城市即将遭到大规模空袭的秘密警告，并事先撤离市内居民和在医院里能挪动的病人。丘吉尔听了后，坚决反对这样做。

　　丘吉尔认为，这样做不但会泄漏“超级机密”，而且会在居民中造成混乱，而混乱比实际轰炸造成的伤亡还要大。最终，英国政府没有将这样一个消息传给任何人，而只是默默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德国的“月光奏鸣曲”奏效了，考文垂市成了一片废墟。德国人看到这一计划的实现得意忘形了。他们怎能想到这是丘吉尔为了保护“超级机密”而主动付出的代价呢？虽然事后证明丘吉尔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丘吉尔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考文垂被炸成一片废墟，给英国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丘吉尔为了保护“炸弹”而付出的代价得到了回报。英国通过“超级机密”提供的情报，一举击沉了比任何英国战舰都要强大的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俾斯麦号”战列舰是纳粹头子希特勒非常重视和倾心的一艘战舰，是以普鲁士著名“铁血”首相的名字命名的战列舰，它是德国海军的骄傲。希特勒为了实现称霸欧洲的梦想，重建大德意志帝国，便无视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协定》和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造了它，“俾斯麦号”排水量达53000吨，航速达30节，装有381毫米主炮8门，中小口径高平两用炮40余门，并搭有4架水上飞机，而舷装甲最厚处有320毫米，被誉为“不沉的海上堡垒”。“俾斯麦号”建成后，希特勒曾经到这艘战舰上去参观，给予这艘战舰极高的荣誉。自从法国败降以来，英国处境危急，它赖以生存的大西洋海上运输线极为脆弱，被德国击沉的英国商船无数，每月以50万吨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像英国这样的岛国一旦失去外部的物资供给，等待它的唯有毁灭！

　　丘吉尔十分清楚希特勒是想在他的脖子上套上绳索，然后再勒紧一扣，直至扼死英国。对付大西洋上那些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已经使英国人焦头烂额。如果“俾斯麦号”再出现在大西洋，英国的海上生命线无疑将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大西洋”这个英国海上生命线绝不能让德国人切断！一定要不惜代价在“俾斯麦号”到达大西洋前将其击毁。

　　“炸弹”不断地收到德国方面发给“俾斯麦号”的信息。终于，英国人等到了这一天。在明确了“俾斯麦号”的行动计划后，英国海军本土舰队快速舰只组成了突击编队，立即从英国北部的斯卡帕湾基地出发，取捷径直插丹麦海峡南端，截击“俾斯麦号”。

　　“俾斯麦号”的这一次航行，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目的是秘密进入大西洋，给英国运输船队狠狠打击，以彻底切断英国的海上生命线。由于德国没有航空母舰，因此，“俾斯麦号”战列舰还是很忌讳在途中撞上英国的海军舰队，特别是航空母舰。行进途中，尽管“俾斯麦号”战列舰实行了灯火管制，但却始终没有逃出英国舰队的追踪。德国人并不知道，从“俾斯麦号”上发出的任何“保密”的电文，英国人都已经全部知晓。

　　所以，“俾斯麦号”在沉入大西洋的一刹那，德国人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英国会将那么多的战舰迅速地集结到它的周围，给了它致命的打击。

　　后来，英国又摧毁了德军“埃塔普”舰队。虽然德国在英国摧毁“埃塔普”舰队后一度怀疑是否是海军的密码被破获，但是一个负责调查此事的委员会，几次调查的结果，都排除了“哑谜”已经泄露的事实。

丘吉尔散布假情报

丘吉尔实施祸水东移战略

　　1941年6月22日拂晓，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进攻苏联，苏德战争全面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新阶段。

　　苏联为抗击德国的入侵付出了惨重代价，同时也为彻底打败法西斯德国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是当年的许多档案资料仍尚未公开，关于这场大战爆发的有关细节依然笼罩着不少神秘色彩。

　　在苏德战争爆发61周年前夕，一位名叫纳瓦罗佐夫的军事史专家经过研究当时的历史事实，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希特勒由于丘吉尔而几乎赢得胜利——一段现在依然是新闻的历史》的分析文章。

　　他在该文中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苏德战争之所以爆发最直接的原因竟然是英国的丘吉尔为了祸水东移、离间苏德关系而故意向斯大林和希特勒散布假情报导致的。

　　1939年9月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进攻波兰，英法两国被迫对德宣战。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法国是很强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是战败国。

　　而眼前的情景和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法国已被德国闪击战打败了，苏联实际上成了德国的盟友，德国对英国的入侵迫在眉睫。

　　在这之前，人们根本没有料到德国会对英国发动侵略。然而，它却活生生地摆在了英国人的面前。

　　保守坚持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被迫下台后，丘吉尔成为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人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首相丘吉尔对英国英雄般的赞歌，然而当时的情况却预示着流血、流汗、苦役和眼泪。

　　“可是，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胜利，预示着他们最终会获得胜利，因此，英国人那时候依然等待着德国人的入侵，这是英国以往历史和未来1000年中最美好的时刻，是英国人曾生活过的最伟大时期，英国人将会继续与德国战斗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不管如何恐怖，不管前面的道路多么漫长和艰辛，胜利必定属于英国人民，因为没有胜利就没有生存。”

　　实际上，当时英国处境远远要比丘吉尔在上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描述的危险得多。人们相信，分割波兰的斯大林和希特勒很可能继续瓜分世界其他地方。

　　正如所有人知道的，斯大林向希特勒源源不断地提供发动战争所需的各种生铁、棉花、粮食、锰和硫磺等原材料，如果斯大林再允许德军自由通过苏联边境向印度这个英国后方基地进攻，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

　　还有，张伯伦和法国的达拉第给予斯大林的冷遇，东西方长期的利害冲突，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别，一旦苏联加入德国阵营一道反对英国，结果将更加可怕！

　　这样一来，离间苏德同盟，实施祸水东移策略就成为当时丘吉尔政府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为了离间对英国构成潜在威胁的苏德同盟，丘吉尔指令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克里普斯于1941年4月19日将一份英国方面的备忘录转交给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委员维辛斯基。

　　在这份备忘录中，丘吉尔警告斯大林说：

　　如果英德战争持续时间过长，英国将考虑与德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和平协议。

　　这位英国大使还告诫说：“近来，在有影响力的德国人圈子中已谈到了签署这样一份和平协议的各种条件，西欧将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状态，而德国可能集中兵力向东方进军，以便在那里确保德国人的生存空间足够。”

　　英国这份特殊备忘录的目的十分清楚：斯大林千万不要犯傻，苏联方面应该在德国军队正把主力用于对付英国的时候，立刻向德国发动进攻，因为英国已经有打算和德国谈判议和了。希望斯大林不要等到德国和英国之间签署了和平协议再动手，因为到那时，德国已经有精力集中所有的兵力来对付苏联了。

　　处于讨论阶段的所谓英德和平协议，实际上是丘吉尔为了保护自身而特意散布的假情报。

　　丘吉尔一边劝说斯大林首先进攻德国，告诉苏联希特勒企图对其发动进攻；另一边他又劝说希特勒进攻苏联，因为斯大林企图进攻德国。丘吉尔这种离间术对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人居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摸透了斯大林和希特勒脾气的丘吉尔的判断无疑切中要害：假情报必须让斯大林相信希特勒会进攻苏联，那么斯大林就会先突然对德发动进攻。当然，同时也要让希特勒相信斯大林即将进攻德国，那么希特勒也就会突然对苏联发动攻击。

　　丘吉尔自认为是搞谍报活动的行家里手。早在担任英国首相之前，他就自己组建了秘密情报机构，他的部下不断向他提供“日耳曼人重新武装”的各种秘闻，他故意将其泄露给外界，以此作为德国准备向英国发动进攻的证据。

　　担任英国首相之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完全由他支配，进行这样的挑拨离间的假情报工作自然也就得心应手了。但“谍报老兵”丘吉尔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情况，那就是在他自己的情报机构内还隐藏着特工。

　　当时，苏联在英国情报机构中安插了许多间谍，但这些间谍似乎也分成了派别。一个名叫菲尔比的苏联特工向斯大林报告了丘吉尔在制造假的情报。菲尔比是苏联情报机构的重要谍报人员，虽然过去他曾为维也纳共产党工作，他的妻子是奥地利共产党党员，而且他还存在“酗酒”问题，但他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中的职位却不断晋升，他也为苏联提供过重要的情报。

　　一次，苏联情报机构让菲尔比为他们提供一份当时正在苏联和即将派往苏联的英国特工名单，这样的情报是非常难搞的，菲尔比仍然及时完成了这个任务。

　　同时，在英国的其他谍报人员也向斯大林报告了丘吉尔提供的假情报，这种假情报的目的就是要让斯大林相信德国企图进攻苏联，同时要让希特勒相信苏联准备进攻德国。

　　斯大林收到情报后，自然看清丘吉尔的意图。斯大林觉得，要是英国和德国在和谈上一直在进行的话，那么丘吉尔怎么会向他斯大林转告这样的重要信息呢？

　　因为英德一旦取得和谈的成果，斯大林就会是他们的对手了。况且，如果和谈是真的，那么，斯大林肯定会做好准备，或通过官方或通过与德英之间的秘密渠道竭尽全力去挫败他们的图谋。

　　出于这样的判断，成为斯大林对手的就不会是希特勒，而是丘吉尔了。

　　其实，在1941年6月初，丘吉尔已经开始相信希特勒真的要计划进攻苏联了。这样他就不再需要散播假情报了，因为一旦德苏开战，斯大林也就成为了英国的一位潜在盟友，他可能帮助英国共同反击希特勒的进攻。

　　因此，此时的丘吉尔开始诚挚地提醒斯大林。可是，很自然的，斯大林将丘吉尔真心实意发出的警告误认为又是其散布假情报的一种手段。

希特勒发动入侵苏联战争

　　虽然丘吉尔的假情报被斯大林看穿，却对希特勒产生了重要影响。

　　希特勒进攻苏联的主要理由自然是因为他信奉豪斯霍费尔的地缘政治理论：征服俄国是实现统治世界的关键。同时进攻苏联是场大规模的地面战，这是希特勒所喜欢和擅长的作战方式。

　　虽然德国与苏联已经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希特勒从内心深处感到，红色苏联是他最大的敌人，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就有苏联的前身俄国。希特勒之所以和斯大林签署那个条约，就是害怕苏联向德国发动进攻，如今，丘吉尔提供的有关苏联要向德国发动进攻的情报，他无法不有所怀疑。

　　正是出于担心苏联对德国可能发动进攻，在对苏发动进攻前夕，希特勒在致墨索里尼的一封信中明确地表明了，担心苏联对德发动进攻是他首先动手的原因，他没有理由不相信从英国传回的有关情报。而且没有任何一名特工向他本人报告说这情报是假的。

　　另外，希特勒对斯大林的印象是：一介莽夫，像他本人一样酷爱战争。这就更增添了希特勒要首先动手的砝码。

　　斯大林太自信了，如果说菲尔比发回的情报中还让人感到丘吉尔的情报是假的的话，那么，斯大林的王牌特工佐尔格1941年5月12日发回的报告，应该引起斯大林的注意。因为这时，丘吉尔向他发出的警告已经是真实的了，佐尔格的报告同丘吉尔的警告基本一致，并把德国出兵计划的详细情况汇报给了斯大林。佐尔格的报告具体列出了希特勒对苏发动进攻的日子、多少个德军步兵师和进攻的主攻方向。但所有汇报上来的情报都被斯大林怀疑成是丘吉尔的假情报。斯大林对这种假情报采取了如下两个措施：第一，告诉所有部下，关于希特勒企图进攻苏联的所有情报都是假情报；第二，向希特勒证明苏联并不打算对德发动进攻，即让希特勒千万不要相信丘吉尔的假情报。

　　1941年6月下旬，正当德国对苏联准备发动进攻前夕，斯大林和他的高级将领在一起讨论当时的军事形势，虽然斯大林仍然不相信希特勒会攻击苏联，德国军队的调动还是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注意，但没有达到战备的高度。在会上，苏联的最高指挥部门只是向边防军下达了战争的准备。即使是这样，斯大林仍然怀疑发布这道命令的时机是否成熟。

　　苏联边防军正在进行战争动员工作的情报很快被报到了希特勒这里。希特勒一阵窃喜：丘吉尔的意见是对的，德国必须发动进攻以阻止斯大林的进攻。德国三路大军箭已上弦。而此时的斯大林却向他的部队发出了这样的命令：“即使德军发动进攻，苏联边境地区的军队也不应对这些挑衅行为作出反应，以免节外生枝。”这样，丘吉尔的那些假情报就彻底毫无用处了。但此时的斯大林已经是一厢情愿了。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40分左右，斯大林被人叫醒，部下通过电话向他报告说：德国轰炸机正在轰炸“我们的城市”。斯大林几乎难以置信，他一言不发，部下多次重复电话内容直至斯大林相信了正在发生的一切。苏德战争爆发11天之后的7月3日，斯大林才通过广播向全国军民发表了一次迟到的抗德演说。

　　至于苏军方面，由于斯大林的命令，所以他们完全没有作战准备工作。在入侵苏联时，希特勒彻底击溃了苏联在欧洲领土部署的部分军队，苏军撤退时混乱不堪。战争刚刚开始，德国军队就俘虏了120万苏军将士。

　　但在列宁格勒，德国军队遭到了苏联红军顽强的抵抗，战斗异常激烈。苏联红军终于粉碎了德国的进攻，稳定了列宁格勒一线的战局。这也为后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赢得了精神上的支持。

　　7月中旬，在入侵苏联3星期之后，希特勒的部队已挺进到距苏联政治、经济与军工中心莫斯科大约200千米的地方。这时，希特勒的将军们给斯大林送了份礼物：

　　他们停止了向莫斯科的推进，花了两个半月时间来进行部队休整，德军统帅部针对苏德战场出现的形势改变了战略计划，放弃全面进攻，转而在苏德战场南翼实施重点进攻。

　　能得到这一宝贵的时间令斯大林惊喜不已。

　　他当然不会丧失时机，但是却无法拿出更多的兵力来保卫莫斯科。斯大林已经准备放弃莫斯科了。

　　据俄罗斯政府在后来公布的苏联档案资料中，有一份1941年10月18日斯大林向国防委员会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演讲记录：今天就立即离开莫斯科，唯一的希望是军队很快将开始从西伯利亚和远东赶来，用火车输送军队工作已开始了。

　　人们看到这份资料后感到的是后怕，因为如果希特勒在当时的莫斯科有一名谍报人员的话，那么这名特工肯定会在10月18日后，在西伯利亚和远东苏军赶到莫斯科之前就向德国报告莫斯科的实际情况。莫斯科已被苏联政府所放弃，这里没有警察，所有办公室都空无一人，任何人都可进商店拿走剩下的东西，住在城里的都是些很平常的老百姓。

　　在德军休整部队的时候，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苏军正在日夜兼程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呢！

　　希特勒没有进入不设防的莫斯科。相反，却下令对其他地区的苏军进行严密围堵。结果，西伯利亚和远东苏军在1941年12月5日击溃了在苏联几乎无法过冬的德军，彻底扭转了战争的局势。

轰炸高加索油田

英法计划偷袭高加索油田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第三个年头，此时的德国正全力以赴对付欧洲各国，在吞并了波兰后，又全力攻击法国。当时的苏联还没有受到德国的进攻，它与德国之间还有一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在阿塞拜疆首府巴库上空，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正悄然飞临，对这里的大型油田进行偷拍。

　　数天内，已有许多架飞机飞临油田的上空。苏联方面显然已经察觉到这些飞机的来意，于是调集了密集的炮火对其进行轰击，战斗机也紧急升空进行拦截。

　　人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就曾经用同样的方式窥探其他国家的军事秘密。而这一次也是德国人的飞机吗？不，这次是英国人的飞机。

　　英国人的飞机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原来，根据斯大林同希特勒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同意向燃油缺乏的德国供应石油。英国等欧洲国家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不满，如坐针毡。

　　他们发誓一定要加以阻挠。英法两国都认为，苏联向德国提供的石油被德国全部用来进攻法国和英国，所以，阻止苏联向德国运送石油是当务之急。用什么办法阻止呢？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的途径之一就是摧毁苏联位于高加索的大油田。

　　英国皇家空军根据高空侦察机拍到的图像，制订了绝密计划，即英国空军将对苏联高加索地区的油田进行长达3个月的战略轰炸。在德国战胜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及卢森堡后，英国认为德军机械化部队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进攻，主要是由于苏联的石油供应。

　　因此，轰炸苏联高加索油田的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起来。英国皇家空军的“布伦海姆”轰炸机群已经进驻中东，随时准备轰炸。

　　至1941年，战场上的形势发生变化。德国在攻打英国不利的情况下，转而做好了进攻苏联的准备。

　　英国首相丘吉尔本来一直进行着挑拨德国和苏联关系的活动。这一次，丘吉尔发现德国人是真的要对苏联动手了。于是，丘吉尔向斯大林作了通报，但斯大林像从前一样并没有理睬丘吉尔，苏联境内没有丝毫备战的迹象。

　　英国人认为，斯大林宁可屈从于希特勒，也不会选择与德国军队兵刃相对。为此，英国做好了用轰炸油田相要挟，迫使斯大林做抵抗德国纳粹的准备。

　　6月22日，德国开始大举进攻苏联。苏联前线部队很快就被势如破竹的德军打垮，全线崩溃。德国军队迅速地推进到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附近。此时的丘吉尔害怕了。他知道，一旦苏联的高加索地区落入德国人的手里，必将增强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同时也意味着下一步德国将全力以赴对付英国。

　　形势严峻。6月23日，英国军方决策者们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德国占领高加索地区的形势问题。讨论的结果是，应该抢在德国占领高加索之前摧毁苏联油田。

　　与此同时，军方也向政府提出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方面施压，提出让苏联自行炸毁油田的建议。

　　7月4日，英国方面向莫斯科建议，在德国军队抵达高加索油田之前，英国的皇家空军从伊拉克的摩苏尔起飞，摧毁这个油田。作为补偿，英国将向苏联提供重型机械设备和石油。但斯大林回绝了这个建议。

　　到了7月中旬，苏联的溃败越发严重了。面对这种情况，丘吉尔越来越焦急，留给英国人的时间好像已经不多了。

　　英国负责制订轰炸计划的石油专家贝尔图这时赶到了伦敦，与军事行动总指挥、陆军少将商讨对策。

　　贝尔图敦促英国应该尽快准备行动，并建议该行动只有在苏联刚刚失去对油田的控制，德国刚刚接管油田的混乱时期执行。

　　而军方则提出在苏联有迹象失去油田时就开始进行轰炸。

　　这时，乌克兰首府基辅已经陷入德军的包围，尽管丘吉尔知道，轰炸苏联油田将使苏联农用燃油机械处于瘫痪状态，并导致大批的苏联人陷入饥荒，但是德军距离油田只有数百里的距离了。丘吉尔按捺不住，再次呼吁斯大林尽快自行摧毁油田。作为回报，英国将向苏联提供一亿英镑用于进口石油。他告诉斯大林：如果苏联方面不自己动手炸毁油田，那么，英国将出手替苏联来完成。

　　此时，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制订出摧毁苏联石油工业计划的大部分详细步骤，即全面摧毁高加索地区的石油泵站、炼油厂和石油输送设施。

　　由于无法准确估计苏联空军将如何对付出现在高加索上空的英国飞机，为了减少风险，军方建议轰炸机夜间进行低空飞行袭击目标，并列举了3方面的优势：轰炸引起的大火，会使轰炸目标更加清楚；海岸沿线城市比较容易定位；苏联的防空相对较为薄弱。

　　英国人知道，这部分油田的高度低于海平面，如果幸运的话，只要一次有效的轰炸，就可以将油田变成一片汪洋。

　　然而，轰炸另一个国家的油田到底是否有必要，英国人心里还是没有底。至少要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和充分的借口。

　　1941年秋天，基辅被完全包围，50多万苏联红军成为德军的俘虏。苏联南方战线危在旦夕。几天后，德国开始进攻莫斯科，并很快就推进到距离莫斯科140千米处。苏联红军的溃败，为德国军队直捣北高加索地区开辟了道路。

　　至10月20日，德国军队已经到达距离莫斯科不到65千米的地方。与此同时，英国也在不断向伊朗增兵。

　　丘吉尔告诉斯大林，英国的军队将有效地保障苏联供给线的畅通，并可以向高加索派遣英军协同苏军作战。

　　斯大林对丘吉尔在高加索地区以及伊朗问题上的用意颇为怀疑，对英国的“好意”丝毫不领情。他用冷冷的口气回复丘吉尔：高加索没有战争，战争在乌克兰。

　　丘吉尔对斯大林的态度十分气愤，他埋怨苏联的不领情，并指责说正是苏联同纳粹德国签订了条约，让德国攻破了波兰的大门，开始了这场战争。他一度怀疑苏联面对德国军队的进攻能否迎刃而上，他曾经说：

　　我们不知道，当希特勒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迎刃而上，还是踌躇不决。有着这样一种背景的政府竟然指责我们试图靠着他们的血本，在伊朗争取利益，这真让我感到寒心。

　　丘吉尔指示总参谋部，不管斯大林怎样表态，英国都要作好轰炸油田的准备，只要德国军队向巴库进军，英国就要阻止他们。在伊拉克境内待命的英国皇家空军已经随时准备实施轰炸，当时的态势异常紧张。

纳粹东侵促使英国放弃初衷

　　然而，随着冬季的到来，德国军队在苏联境内的战斗情况越来越成问题，他们已经没有了先前那样的勇猛，他们一开始就已经把苏联红军打得几乎失去了一半的军队。

　　可是，在冬季到来的时候，德国人发现苏联红军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快要没有战斗力和没有兵源了。相反，红军反而越来越多起来。

　　这得益于苏联的独特的“第二力量”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在和平时期，每一位师长都有两名副手。其中一人是常规的副师长，另一人则只有部分职责——他另有一项秘密职务：第二力量师的师长。

　　当战争来临时，师长和常规副师长带领这个师出发打仗，而剩下的那位副师长这时成为“第二力量”的师长，把像他一样的“第二力量”的团长、营长等召集起来，重新成立另一支队伍，这样苏联红军的实际军力并个像德国将领们开始估计的那样少，也就是令德国人感到大惑不解的苏联红军怎么会越打越多的原因。

　　由于苏联红军自身兵源的增加，以及从西伯利亚来的援军也及时赶到，加上此时已是隆冬季节，德国军队无法适应苏联冬季的寒冷气候，德军对莫斯科的进攻于12月初开始停滞不前了。

　　气候的恶劣，加上援军不足和武器供给短缺，德军此时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斯大林借此时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迫使德军节节败退。

　　苏联的节节胜利，让英国人如释重负。然而，轰炸行动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止。伦敦方面认为，冬季结束后，德国人还会卷土重来，苏联首都莫斯科仍然处于严峻的威胁之中。

　　果然，到了1942年的夏天，希特勒再次集结兵力大举入侵苏联高加索地区。尽管苏军给予了顽强的抵抗，但阿尔马雅尔和麦科普还是相继落入了德国人的手里。

　　此时的英国，正被德军具有“沙漠之狐”之称的隆美尔入侵埃及，以及日本占领新加坡和缅甸搞得焦头烂额，已经顾不过来苏联战况以及高加索的局势了。德国人这回可以轻松地夺得高加索地区的油田了。

　　但是，德国人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们没有夺取油田，而是将全部精力用于进攻斯大林格勒。英国的轰炸行动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英国的这次行动成了苏联对西方极不信任的借口。斯大林认为德国进攻苏联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消除英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威胁；而英国则绝不承认对苏联实施空中打击的计划促使德国对苏联的入侵。这种敌对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冷战时期……

穿越世界最高峰

飞越“驼峰”开通空中运输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飞行人员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共同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壮举——飞越“驼峰”，为同盟国最终战胜貌似强大的敌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亚洲——特别是中国战场，有效地阻止了日军，使其不能派出更多的兵力和物力去支援欧洲战场。

　　飞越“驼峰”行动中，中美两国飞行人员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完成了大量的空中运输任务，为美国航空兵从中国基地出发对日本进行战略空袭提供了军需保障；为中国军队提供了抗日作战急需的物资，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人们回首这段往事的时候，发现当年飞越“驼峰”的壮举是那样地令人振奋，同时也令人难以置信。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蓄谋已久的日军向中国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几个月之内，日军便占领了许多中国领土，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失守。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中国华东地区通往国外的主要海上通道以及香港经粤汉线的重要国际运输线均被切断，中国内地从外界获取抗战物资的通道只剩下3条陆路运输线：一条是从云南昆明经滇越铁路通往海防；第二条是从昆明经滇缅公路到缅甸的腊戍再转仰光；最后一条就是从新疆的公路通往苏联。

　　然而，随着日军的步步逼近，不久，这3条陆路运输线也先后被切断、封锁了——1940年9月，日军占领了越南的河内和海防等地，由中国云南至越南的滇越铁路运输线被日军切断。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向苏联发起突然进攻，几百万德军以闪击战的方式从多个方向向苏联进攻，直逼莫斯科——此时的苏联全国动员抗击德军的侵略，自顾不暇，对中国的物资供应已微乎其微，通往苏联的物资运输通道也就名存实亡了。

　　仅存的唯一一条国际运输线——中国云南至缅甸的滇缅公路又因道路崎岖，地形复杂，管理不善，车辆缺乏而导致运输量小，并于第二年缅甸失陷后彻底中断了。

　　至此，中国与外界的物资运输通道，均已被日军全部封锁，中国与国际间物资联系已被完全切断，中国的出口物资运不出去，外援和进口的军用武器装备、器材也进不来。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国决定打破日军封锁，开辟新的国际运输通道——中国至印度的空运线。

　　1942年1月30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了备忘录，指出：

　　日本正在南太平洋发起全面进攻，中缅公路已处于极端危险之中，仰光港已关闭，必须开辟一条通往中国的新的空运航线，即从印度的萨地亚到中国的云南、四川。

　　抗战初期，美国政府曾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对抗，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个广大市场，所以，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不冷不热。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对中国这次提出的中美共同开辟“驼峰”空运的建议，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

　　1942年1月31日，即中国代表提交备忘录的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就表示同意，并让宋子文与军人分配委员会负责人哈里·霍普金斯及有关官员具体研究协商开航计划。

　　刚开始，美军中曾有人对“驼峰”空运信心不足，认为飞机不会飞得如此之高，开辟空中物资运输线不切实际，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对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出于战略利益的大目标，坚持要开通这条航空运输线。

　　5月初，他重申：“通往中国的通道，无论有什么困难，必须保持。”

　　美军遵照总统命令与中国合作，终于开通了这条飞越世界屋脊的“驼峰”空中运输线。

经受考验输送战备物资超万吨

　　“驼峰”航线南起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汀江、杜姆杜马等地，北至中国云南省的昆明和四川省的宜宾、重庆、成都。具体航线有很多条，其中主要有：汀江经葡萄、程海至昆明，称为北航线；汀江经达奈卡、河叉、云龙到昆明，称为南航线。

　　由于“驼峰”航线要飞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所以飞行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因为这里的山峰海拔高度多在3500米左右，有的高达6000米。同时，由于航线所经过地区地形崎岖，山势陡峭，峡谷幽深，飞行途中一旦飞机遇机械故障等特殊情况，几乎难以寻找到一块紧急迫降的场地，即使飞行人员跳伞，落地后也难生还。因此，即使很有经验的飞行人员面对“驼峰”航线也感到紧张。

　　由于高原的原因，“驼峰”航线的气象条件更是复杂，风云变幻莫测，气候恶劣，严重威胁着飞行安全。

　　一是飞行中常会遇到强大的西南气流，使飞机偏离航线，进入北部更高的山区，如飞行员不能及时发现和修正，飞机就有撞山的危险。

　　二是高空风力变化大，风速时大时小，有时可达每小时200千米以上，从昆明向印度汀江飞行时，有时突遇大逆风，飞行时间延长很多，若飞机载货量大，油料加得少，飞机就难以到达目的地。

　　三是飞行中飞机结冰现象严重。由于各种气象因素变化快，飞行中飞机经常出现结冰现象，有时结冰非常严重，难以除掉，如飞机载荷大，飞行安全系数低，极易造成事故。

　　四是空中气流不稳，飞机颠簸严重，高山峡谷之中上下气流波动很大，且很不规则，时有强大的气流袭扰飞行，可把飞机突然上下抛置500米至1000米，飞行员根本无法控制，身体也非常不适。

　　五是云雨难测，雷雨频仍，每年5月至10月常有暴雨肆虐，还有亚热带的狂风，以及澜沧江、怒江的兴风作浪，使“驼峰”飞行中的天气瞬息万变，艰险难测。

　　由于地形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驼峰”航线的飞行情报、通信导航、气象等各项保障条件也非常差。航线上几乎没有什么雷达情报保障，空中飞行状态地面基本无法掌握，因此也就谈不上进行有效的对空指挥与控制。

　　“驼峰”航线飞行中，飞行人员使用的主要航行资料和航空地图，都是美国人编绘的，许多资料陈旧，大部分未经实测校验，有些地标之间关系位置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飞行人员若不能参照地面实际地形地物，适时检查修正航行线路，就很难保证航线的准确并进行安全飞行。

　　艰险复杂的地形，恶劣的气象环境，极差的雷达情报、通信导航、气象等条件，使“驼峰”航线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最艰险的航线——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成为世界上最艰巨的空运行动。曾经飞越“驼峰”的飞行人员形容“驼峰”飞行之难难于上青天。

　　参加“驼峰”空运中国方面的空、地勤人员约1000余人，航运开始初期，正驾驶员为美、英等国人员，后来逐步由中国飞行员担任。

　　最早担任该航线正驾驶员的陈鸿恩、陈文宽、梁广尧、陈文惠、陈启发等，都勇敢地经受了“驼峰”航线艰难飞行环境的考验，成为中国运输队中的骨干。

　　“驼峰”空运后期，中国方面的飞机数量不断增加，为此，还在昆明招收了一批大学生，这批大学生经过一段时期的飞行训练，充任空运飞行的副驾驶员，后来，各个方面如领航员、通信员、机械人员也大多由中国航空技术人员担任。但飞机失事和人员伤亡数量也不少。

　　据有关资料统计，“驼峰”空运从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3年多的时间里，共损失各型运输机514架，占其参加空运全部飞机的50％以上；中美两国共牺牲飞行人员1500人左右；平均每月损失飞机13架。1943年下半年尤为严重，损失飞机155架，牺牲飞行人员168名。

　　从损失的飞机和伤亡的人数上来看，“驼峰”航线是相当危险和艰苦的，美国曾有人认为“驼峰”空运飞行的危险性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盟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

　　后来，从历史资料和曾经亲自参加过“驼峰”航线飞行的中美两国飞行人员的记录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

　　但经过中美两国飞行人员的共同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大量的物资运输任务，使飞越喜马拉雅山山脉和横断山脉的“驼峰”航线，成为印度阿萨姆和中国云南、四川之间的一座空中桥梁。

　　“驼峰”空运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中力量的使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显示了空中运输的巨大潜力，也证明了运输航空兵是一股重要的战略力量。

　　1942年5月，“驼峰”空运正式开始。

　　刚开始时由于各项组织保障、指挥协调等工作不力，投入的空运飞机少，运输量较小，6月份一共才空运了296吨物资，但随着飞行架次和货运量的逐步增加，到1942年年底已达到每月千吨以上，1943年增至每月1万吨，1944年8月达2万吨，至11月，空运总量已高达35万吨左右，空中运输能力已远远超过滇缅公路的每月4000吨。

　　“驼峰”空运不平凡的经历也给中美两国飞行人员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两位曾参加过“驼峰”空运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威尔·埃里克森和迪克·丹尼尔斯说，在“驼峰”飞行的日日夜夜，无论从反法西斯战争或个人经历来说，都是永远值得怀念的。

山本五十六之死

破译密码美军实施复仇行动

　　1943年4月14日，珍珠港。

　　早上8时刚过，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情报参谋埃德温·莱顿海军中校拿着一份文件快步走进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兼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办公室，莱顿手上的文件是刚刚截获并破译的日军机密电报：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定于4月18日视察巴拉尔、肖特兰和布因的日程安排如下：

　　8时，乘坐“一”式陆上攻击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起飞；10时，到达巴拉尔，换乘猎潜艇前往肖特兰；11时30分时，到达肖特兰；12时30分时，乘坐猎潜艇离开肖特兰返回巴拉尔；13时30分，到达巴拉尔；14时，乘坐一式陆上攻击机离开巴拉尔；14时30分，抵达布因，在第一基地司令部午餐；16时，从布因起飞返回拉包尔；17时40分，回到拉包尔；如遇天气不佳，本视察日程向后顺延一天。

　　这是老对手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视察日程安排，是由日军东南舰队司令和第八舰队司令联名于4月13日20时发给巴拉尔、肖特兰和布因的基地、航空队和守备队主官的。

　　尼米兹看过电报，抬头对莱顿微微一笑：“你的意见，干掉山本五十六？”

　　莱顿激动地说：“山本是策划轰炸珍珠港的罪魁祸首，这次该是让他偿还血债的时候了。”按照日程安排，山本五十六将进入瓜岛机场起飞的战斗机作战半径，正是干掉他的绝佳机会。

　　这份电报是太平洋舰队无线电情报分队凌晨刚刚截获并破译的。无线电情报分队是在原来由罗彻斯特海军中校指挥的夏威夷海军情报中心站的基础上组建的，该情报站就是破译了日军中途岛战役作战计划密码的功臣，那时已经拥有1000多名工作人员，由威廉·戈金斯海军上校负责，专门截收日本海军的无线电通讯，然后进行破译、翻译及情报分析。

　　分队的密码专家已经逐步掌握了日军各作战单位的战时无线电呼号，摸索出了日军密码变化规律，并成功破译出了日军的部分密码，其中有日本海军运输调度所使用的密码，从中洞悉日军运输船队的航线及中途停泊港，这些准确的情报为美军潜艇部队作战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尼米兹作为运筹全局的战略家，并没有因为可以干掉山本五十六而得意忘形，他首先考虑的是山本五十六死后日本海军是否还有比他更出色的将领来代替他，如果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所以尼米兹马上就这一点询问莱顿。作为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参谋，莱顿对日本海军所有大将级别的将领情况都了然于胸，随即向尼米兹逐一列举，分析每个人的资历、经验、能力和胆识，最后莱顿说：“在日本海军，山本五十六是最出类拔萃的，而且由于在偷袭珍珠港中的高超指挥，使他成为除了天皇之外，最受军民崇拜的人物，如果干掉他，将给日军士气和民心以沉重打击！”

　　山本五十六曾数次赴美，或求学或考察或任职，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潜力有着极为深刻的了解。所以最初他竭力反对与美国开战，成为日本海军中坚定的反战派人士，甚至因此几乎遭到激进少壮派的暗算。但是山本五十六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所反对的不过是与强大的英美开战，因为他曾准确预测日本即使通过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也只不过能保持一年到一年半的优势。所以在他担任第一航空战队司令时积极参与对中国的侵略，他指挥第一航空战队“赤城”号和“加贺”号航母的舰载机对中国城乡进行过野蛮的轰炸，并积极扩充海军航空兵的实力，使之成为日本海军在战争中最具打击力的利器。

　　当日本大本营与英美开战的战略方针确立后，山本五十六便一改初衷，竭尽全力策划并组织对美国的作战方针。也正是由于他在偷袭珍珠港作战中的出色指挥，使他被日本海军誉为“军神”，深受崇拜，也被美军视为珍珠港的罪魁祸首，一心要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

　　这一次，山本五十六在“伊号作战”结束后，决定利用一天时间视察巴拉尔、肖特兰和布因等前线基地，以激励士气。山本五十六的这一决定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日本陆军第八方面军司令今村均陆军大将就以2月间自己前往布因视察途中，座机遭遇美军战斗机的经历，力劝山本五十六取消此行。驻肖特兰岛的第八航空战队司令城岛高次海军少将甚至专程来拉包尔劝阻山本五十六，但山本不为所动，执意要去。因此他的副官渡边海军中佐草拟了视察日程安排后要求第八方面军派专人送交，但通讯军官表示该密码4月1日刚刚启用，又是极难破译的5位乱码，美国人根本不可能破译，绝对安全，因此最后还是用无线电发出了。而美军破译专家却只用数小时就将其破译，这一电报无形之中也就成为山本五十六的“催命符”。

　　美军破译工作如此出色主要归功于新西兰海军“基威”号轻巡洋舰1943年1月29日在瓜岛附近海域撞沉了一艘日军潜艇，并从这艘潜艇上得到了日本海军最新版的密码本，这本密码本对于此次破译绝密电文帮助极大。这也是美国军事情报领域在无线电破译方面继中途岛战役破译日军作战计划之后的又一辉煌成就。

　　山本五十六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时，干掉山本五十六也将极大地鼓舞盟军的士气，打击日军的气焰，并能报珍珠港这“一箭之仇”。

　　尽管尼米兹心里十分想干掉山本五十六，但这不仅仅是军事行动，还牵涉到诸多的政治因素，因此一向谨慎的尼米兹仍不敢轻易拍板，于是向华盛顿请示。

　　当尼米兹的请示电报转到了罗斯福总统那里时，罗斯福正与海军部长诺克斯和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一起共进午餐。罗斯福听了汇报，并没有立即表态，因为在西方世界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战争中不得暗杀对方的国王和统帅，似乎颇有几分骑士风度。

　　但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德国还是英国，都组织过对敌方首脑和统帅的暗杀，倒是美国人还始终坚持这一惯例，所以罗斯福有些犹豫。

　　倒是金上将的分析提醒了他，金上将指出，山本五十六要去的地方是前线，在作战区域内，一名海军大将和一名普通的士兵一样，都是合法的射击目标。何况山本五十六还是毫无信用发动偷袭珍珠港的元凶，早已失去了国际法的保护，即便他活到战争结束，也要接受军事审判。

　　海军部长诺克斯也征求了随军主教关于截杀敌方统帅是否道德的问题，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也表示了同意。

　　罗斯福这才下了决心要干掉山本五十六，并为此次行动取了最恰当的名字——“复仇行动”。

　　尼米兹接到罗斯福总统指示后，立即开始制订行动计划。为了作战能有绝对把握，他们询问了战斗机专家，对各种飞机的性能进行了认真的对比，最后决定选用P-38“闪电”战斗机为参战机型。

　　这是美军第一种双引擎战斗机，由洛克希德公司研制。最高时速732千米，最大航程3600千米，机上配有1门20毫米机炮和4挺12．7毫米机枪，机炮配弹120发，每挺机枪配弹500发，火力相当强劲，各项综合指标都胜过日军现役主力战斗机“零”式。日军对性能优异的P-38“闪电”战斗机望而生畏，称之为“双发恶魔”。

　　机型选定后，尼米兹对莱顿说：“太好了。现在瓜岛的亨德森机场就驻有装备此种飞机的第三三九战斗机中队！正好派上用场。”

　　第三三九战斗机中队隶属于南太平洋舰队，归哈尔西指挥。尼米兹于4月15日向哈尔西下达了命令，如果能把山本五十六及其参谋人员打下来，就可以开始执行伏击计划。

　　最后特别指示用澳大利亚海岸监视哨的名义向战斗机中队发出敌情通报，以免暴露美军破译密码的机密。

　　哈尔西接到命令，立即向所罗门群岛航空部队司令马克·米切尔海军少将通报了山本五十六的日程安排，要求其出动P-38战斗机，想尽一切方法将山本五十六击毙。

　　命令最后特别指出：

　　罗斯福总统非常重视此次战斗，战斗结束速报华盛顿。此份电报不得转抄和保存，立即销毁！

　　米切尔海军少将是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一员骁将，曾任“大黄蜂”号航母的舰长，运送过杜立特空袭东京的飞机，还参加过中途岛海战。接到命令后的米切尔立即召集包括第三三九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约翰·米歇尔少校和小队长托马斯·兰菲尔中尉在内的有关人员讨论、研究和制订战斗计划。

　　米歇尔和兰菲尔一进房间就觉得气氛异乎寻常，几乎岛上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在，一名海军少校递给米歇尔一份电报：“最高机密，第三三九战斗机中队的P-38战斗机务必全力以赴，及时赶到并击落山本五十六座机，总统特别重视这次行动！”落款是“海军部长诺克斯”。

　　随即大家开始一起讨论，最初计划在山本五十六从巴拉尔乘坐猎潜艇到肖特兰途中实施攻击，但很快就有人提出异议，当地日军有不少猎潜艇，无法确定山本五十六乘坐哪一艘，退一步说即使击沉了山本五十六乘坐的猎潜艇也难保证将其击毙。

　　最后大家觉得只有空中截击座机的办法是最优的。但这对截击空域、时间以及双方飞行速度要求极高，稍有差错就会失去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有人提出山本五十六在日本海军中向来以守时著称，这样就可以为截击行动增添几分成功的把握。最终，大伙觉得这个计划可行，于是计划按部就班开始执行。

　　米切尔特意拍了拍米歇尔的肩膀，说：“这就要看你的了！”

　　尽管截击距离长达600千米，没有出色的飞行技术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出于对自己中队的信任，米歇尔还是肯定地点了点头：“坚决完成任务！”

　　会议结束后，米歇尔就回到自己的帐篷同情报参谋乔·麦奎甘上尉一起挑灯工作，研究绘制截击航线。瓜岛第三四七战斗机大队大队长维克塞洛上校随后也来到帐篷。

　　米歇尔指点着航线图向维克塞洛汇报：“明天天气预报是晴天无风，山本五十六从拉包尔到布干维尔岛的卡希利机场航程约563千米，‘一’式陆上攻击机巡航时速290千米，如果不是顶风，他会提前5分钟到达。我们在他降落前10分钟飞过海岸，如果一切顺利，我们飞入布干维尔岛时就能很快发现山本五十六，我估计山本五十六的飞行高度不会超过3000米，因为这样的高度飞行比较舒适。此时我断定山本五十六将从西面飞来，正降低高度准备降落……”

　　麦奎甘打断他的话：“你凭什么肯定他从西面飞来？”

　　米歇尔分析道：“经过近两小时的长途飞行，飞行员肯定希望尽快着陆，这样肯定是从最近的航线——西面飞来。再说要是他不是从西面过来，我就直接插到岛东，在东面搜索。要是也没有发现，就干脆直扑机场，在他着陆时将其击落！”

　　“好！”维克塞洛同意了米歇尔的计划。

　　米歇尔随即向米切尔报告，米切尔仔细研究后表示同意，最后他仍不忘强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必须干掉山本五十六！随后米切尔就将作战计划电告哈尔西和尼米兹，尼米兹复电：完全同意！并以个人名义预祝好运和取得胜利！

　　午夜时分，米歇尔在机场召集飞行员。由于日军在卡希利机场驻有百余架飞机，担负截击任务的飞机数量不能太多，否则就有被发现的可能，因此米歇尔只挑选了18人。参战飞行员在经过保密宣誓后进行了分工：兰菲尔等6人为攻击组，从低空不惜一切代价击落山本五十六；米歇尔亲自指挥12人作为掩护组，在高空牵制日军的护航战斗机，掩护攻击组截击山本五十六。

　　米歇尔最后说此次战斗没有后备队，如果兰菲尔遇到麻烦，无法投入攻击，掩护组的霍姆斯和海因两人立即接替攻击任务。

　　随后米歇尔向参战飞行员宣布作战计划：尽管瓜岛与布干维尔岛直线距离仅480千米，但为了避开日军雷达，不仅采取低空飞行，还需要绕道，首先以265度航向飞行55分钟，航程294千米，再转为290度航向飞行27分钟，航程141千米，最后再以305度航向飞行38分钟，航程192千米，这样一来总共飞行两小时，总航程627千米。

　　4月18日，星期日。

　　清晨，正如天气预报那样，晴空如洗，微风轻拂。如果不是在战争中，人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惬意。

　　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

　　瓜岛亨德森机场一片忙碌，18架P-38战斗机为了增加航程全部加装了大容量的机腹副油箱。米歇尔召集飞行员，下达出击命令，并强调飞行途中必须严格保持无线电沉默。

　　米切尔专程前来送行，他望着待命出发的飞行员最后重申：“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必须完成任务！”

　　7时30分，P-38战斗机引擎隆隆作响，飞行员依次登机。由于飞机满载燃料和弹药，几乎是超负荷了，飞行员不得不使用襟翼来增加升力。尽管如此，飞机还是几乎要滑行到跑道尽头才离地升空。米歇尔最先起飞，驾机在低空盘旋等待后续飞机起飞编队，与计划完全一致。

　　7时35分，飞机起飞编队完毕，只是攻击组的麦克拉纳汉的飞机起飞时供油管阀门松脱，飞机无法控制而未能起飞；穆尔的飞机起飞后发现副油箱无法供油，这样就不可能飞到目的地，只得返航。这样一来，攻击组就少了两架战斗机。米歇尔随即用手势通知霍姆斯和海因加入攻击组。机群保持着严格的无线电沉默，只使用罗盘和空速表导航，为了不被日军雷达发现，一直保持着最为安全的超低空飞行。

　　远在800千米外的拉包尔，山本五十六早早起床准备行装。由于山本五十六平时穿的白色军装太过显眼，副官出于安全考虑提醒他换草绿色军装。山本五十六同时想到布干维尔岛上有不少陆军，为了表示对陆军官兵的敬意听从了副官的意见，换上了草绿色军装。

　　驱车到达拉库纳机场后，山本五十六一行匆匆登上第七零五航空队的两架三菱“一”式陆上攻击机，和山本五十六同乘编号323号飞机的是：联合舰队军医长高田六郎海军少将、秘书福崎升海军中佐和航空参谋端久利雄海军中佐，驾驶员是王牌飞行员小谷武男飞行兵曹、长和林信一二等飞行兵曹。

　　和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中将同乘编号326号飞机的是：联合舰队总会计北村海军少将、通信参谋今中熏海军中佐、航空参谋室井合治海军中佐、舰队气象长海野海军大尉，飞机由谷本一等飞行兵曹和林浩二等飞行兵曹驾驶。

　　担任护航的是第三零九航空队的6架“零”式战斗机。两架攻击机和6架战斗机编好队形，两架攻击机飞行高度2000米，比翼而飞，战斗机分为两组，一左一右在攻击机后面300米处，直向东南飞去。

　　9时34分，美军P-38战斗机群经过两个多小时飞行后，已经到达了布干维尔岛莫依拉角。米歇尔率各机一面以小角度爬升向岛西飞去，一面开始进行机炮和机枪试射。天高云淡，视野开阔，按照计划，11分钟后就将遇到山本五十六了！米歇尔带着机群盘旋上升，拉开间距开始搜索。

　　9时44分，距离计划时间只有一分钟了，空中毫无动静。米歇尔在心里开始焦急起来，山本五十六在哪里？他一心希望山本五十六能准时到达！就在这时，一名飞行员突然打破无线电沉默，兴奋地呼叫：“发现目标！发现目标！左前方10点钟方向！”

　　米歇尔循声望去，两架攻击机和6架战斗机，虽然有两架攻击机，与情报有所不同，但毕竟来了。山本五十六以他一贯的守时作风，准点来赴这次死亡之约！

　　几乎是大海捞针一样的长途伏击，竟然成功了！

　　米歇尔按捺住心头的狂喜，大声下令：“全体注意！按照计划投副油箱！掩护组爬高！”

　　12架掩护组的战斗机大开油门，急速跃升，爬升到6000米高度。而兰菲尔的攻击组则留在3500米高度，直盯着那两架攻击机！

　　此时山本五十六座机正准备降低高度着陆，突然，一架“零”式战斗机出列，向右急转——远处10多架P-38战斗机正向北飞来。随即6架“零”式战斗机急速爬升，与米歇尔的掩护组缠斗起来。

　　而兰菲尔的攻击组则朝两架攻击机猛扑过去，两架攻击机见势不妙，急剧下滑，企图以超低空摆脱攻击。兰菲尔的攻击组哪肯放过，紧盯不放。

　　这时高空的“零”式战斗机才意识到上了当，有3架“零”式战斗机不顾一切俯冲下来，但为时已晚，山本五十六座机已经被击中，燃起大火，转眼之间化为一团火球，坠入布干维尔岛茂密的丛林。

　　宇垣透过机舱的舷窗看到了可怕的一幕：黄中透白的火焰笼罩了山本五十六座机的机翼和机身，飞机拖着浓烟向下坠落。宇垣如同坠入无底深渊，什么话也讲不出，只是拉着航空参谋室井，手颤抖着指向那架飞机。

　　此时美机的炮弹也从宇垣座机旁掠过，显然它也已经被美机盯上了。飞行员驾机拼命地曲折飞行，以躲避攻击。

　　当飞机急转之后，宇垣就只看见冲天的黑烟从丛林中升腾而起！面对突如其来的情景，宇垣呆若木鸡。

　　这时又一架P-38冲了过来，第一次射击就准确地击中了飞机，“一”式攻击机在美机的猛烈射击下痛苦地颤抖着，机尾和机翼全被打断。机舱里，室井和几名机组人员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

　　飞行员竭尽全力驾驶飞机向海面飞去，企图在海上迫降，但终于控制不住，飞机一头栽进海中。除了重伤的宇垣、北村和飞行员3人获救，其余机上人员全部毙命。

　　短短3分钟，两架“一”式攻击机全被击落。这时，卡希利机场上尘土飞扬。显然日军飞机正在起飞，米歇尔不敢恋战，下令返航。

　　这时他看到一架P-38已经负了伤，还被“零”式咬住不放，形势相当危急。米歇尔和僚机雅各布森立即上前支援，赶跑了“零”式，但负伤的P-38还是拖着浓烟栽入海中，飞行员是攻击组的海因，他成为此次战斗美军唯一的损失。日军两架“一”式陆上攻击机和3架“零”式战斗机被击落。

　　返航途中，兰菲尔迫不及待地向瓜岛报告：“我打下了山本五十六！”

　　当兰菲尔因飞机燃料即将消耗殆尽而采用滑翔方式最后一个着陆后，还没等他爬出座舱，机场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就一拥而上，兴高采烈地拍打着他的肩膀和后背。

　　后来兰菲尔回忆说：“当时就像一个橄榄球中卫，在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中投进了一个决定胜负的好球！”

　　米切尔待机群回到基地后，立即向哈尔西报告：米歇尔率领的P-38机群于9时30分到达卡希利上空，击落有“零”式严密掩护的两架攻击机及3架“零”式飞机，一架P-38没有返航。4月18日似乎是我们的节日！

　　接到报捷电后，哈尔西发来了热烈的祝贺电：“祝贺你和米歇尔以及他的猎手们作战成功！看来，装鸭子的口袋里还有一只孔雀！”

　　此后伏击山本五十六之战便以“猎杀孔雀”而闻名。

　　4月18日这一天，注定要成为美国的节日，日本的倒霉日。因为一年前的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率领的b-25轰炸机轰炸了东京，一年后的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军最出色的统帅山本五十六被击毙。

　　山本五十六座机被击落后，日本布干维尔岛驻军立即出动搜寻。两天后，陆军少尉滨砂盈荣指挥的搜索小队才发现了山本五十六的尸体。

　　现场只见飞机机身被无数子弹洞穿，千疮百孔，四周散布着飞机部件和11具尸体。

　　其中一具坐在飞机坐垫上，手握军刀，姿态还相当威严，胸口佩戴着勋章的绶带，肩章上是3颗金质樱花的大将军衔。不用查看其口袋中的笔记本，单从左手缺了两个手指，就明白无误地证明这正是山本五十六。

　　随后赶来的医护人员检查了山本五十六的尸体，确定有两颗子弹击中，一颗从颧骨打进从太阳穴穿出；另一颗从后射入穿透左胸。

　　山本五十六在飞机坠毁前就已身亡，之所以还保持着威严的姿态，那是飞机坠地后唯一的幸存者高田军医摆放的，高田最终也因伤势严重且无人救护而身亡。

　　日军将山本五十六之死列为“甲级事件”，并开始进行调查，日军也曾怀疑过密码被破译，就故意拍发草鹿任一中将前往前线视察的电文，作为试探。但美军识破了日军的伎俩，在电文提及的时间和航线上，没有出现一架美机。

　　因此日军认为密码绝对可靠，山本五十六之死纯属偶然。

　　山本五十六的死，对于日本海军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美军的此次胜利是无线电破译人员、司令部参谋人员和战斗机部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军事史上一次完美的奔袭。

　　作为击毙山本五十六的功臣，兰菲尔中尉提前晋升为上尉，并获得最高荣誉国会勋章。但为了不暴露破译密码的机密，兰菲尔被立即送回国，直至战争结束才公开了他的战功。

　　其他参战人员都被警告如果将战斗详情泄露出去，将受到军法审判。美军还煞费苦心地制造伏击山本五十六纯属巧合的假象，所罗门航行队接连几天出动飞机在布干维尔岛附近巡航，机群在航行时还特地穿越日军雷达监视区域。

　　山本五十六死了，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人们对山本五十六这样的死似乎还有些不解恨。就像美国人所说：

　　这算什么，真希望将这个家伙用铁链拴着牵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任人们唾骂！

击落座机谁是美军真正英雄

　　1943年4月18日，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乘坐的飞机在太平洋上空突然遭遇美军飞机。战斗中，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美军飞机击落，山本五十六坠机死亡。

　　这条消息在日本引起巨大轰动，因为山本五十六是袭击珍珠港的“英雄”。

　　美国当年在发布这则消息时，也同样用了“遭遇”和“偶然”这样的词语。但在战后，美国公布了击毙山本五十六的真相，原来是美军截获了日本的电报，并成功破译了电文内容，采取了伏击的方式，一举将策划偷袭珍珠港的元凶山本五十六击毙。

　　击毙山本五十六是爱好和平的人们心中的一件大快人心之事。出于保密的原因，直至战后的1960年，美国才将这一真相公布于世。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是谁将山本五十六击落的细节上却出现了一些争论。1960年，美军有关击落山本五十六的机密文件获准解密，认定由兰菲尔击落的理由是他在战斗结束后上报的战斗报告。据托马斯·兰菲尔本人回忆说：

　　当我们快速向日本飞机接近到约1600米时，“零”式战斗机发现了我们，迅速抛下副油箱向我们飞来。两架攻击机一架向岛上飞去，另一架则垂直上升，我朝着第一架俯冲，就在这时，3架“零”式冲了过来。

　　我立即调整方向迎了上去，在即将相撞的瞬间，我猛按炮钮，一串炮弹打掉了为首“零”式的一个机翼，这架“零”式拖着浓烟烈火一头栽了下去。我拉起飞机寻找攻击机，这时又有两架“零”式向我扑来。此时我看见一道绿色的影子掠过丛林，正是那架涂着草绿色伪装的攻击机，我不顾“零”式在后，牢牢盯住攻击机，猛烈开火，将机炮和机枪里的所有弹药都倾泻出去。

　　日机发动机轰然起火，接着火势迅速蔓延到右机翼，眼看着机翼折断，一头栽向地面。此时僚机巴伯也将另一架攻击机击落在海中。听到米歇尔返航的命令，我随即摆脱了尾随在后的“零”式，飞过海湾返航。

　　但是更多的证据显示，兰菲尔的僚机雷克斯·巴伯才是真正击落山本五十六座机的英雄。

　　根据战友的回忆和巴伯接受众多记者的采访，当时兰菲尔受到“零”式的攻击，他没有按照预定计划不顾一切攻击日军攻击机，却转头迎战“零”式。虽说僚机应紧跟长机，但巴伯却紧盯着那架攻击机，转过弯后，巴伯便开火了，子弹和炮弹连连命中。

　　这时巴伯的飞机几乎就要撞上攻击机，巴伯赶紧转弯，机翼擦着攻击机而过，攻击机燃起大火栽向地面。巴伯并不知道这就是山本五十六的座机。

　　接着他看见霍姆斯正在攻击另一架攻击机，立即赶去支援，携手将其击落。此时巴伯的飞机也已带伤，但他打得兴起，请求米歇尔同意干掉尾随在后的两架“零”式，米歇尔非常干脆地回答说不行，立即返航，巴伯这才返航。

　　随着争论的深入，美国军方再也无法无视巴伯的战绩，只好将击落山本五十六的功劳一分为二，认定为兰菲尔和巴伯共同击落。

　　1975年，日本东京航空博物馆派出专家到布干维尔岛对山本五十六座机残骸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山本五十六座机的两个机翼都完好无损，这与兰菲尔的报告完全不符，倒是与巴伯从后攻击的说法比较吻合。

　　而且山本五十六的尸体检验也证明他是被从后方射来的枪弹击中，也与兰菲尔从右攻击的说法出入较大。

　　为山本五十六护航的“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中唯一在世的柳谷谦治也指出了兰菲尔报告的诸多疑点，美国专程邀请柳谷谦治赴美，陈述亲眼目睹的战斗经过。

　　柳谷谦治批驳兰菲尔报告的最大根据是当时双方机群遭遇之后，在低空的两架P-38战斗机一架向左，迎战“零”式，这是兰菲尔的飞机；另一架则向右紧追山本五十六座机猛烈开火，这是巴伯的飞机。

　　山本五十六的座机从遭到攻击到被击落，不过区区30秒，如果是兰菲尔击落了“零”式之后再掉头攻击山本五十六座机的话，至少需要40秒，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攻击山本五十六座机。

　　1991年，美国战绩评审委员会正式要求美国海军最后判定，到底是谁击落了山本五十六，但直至今天美国官方仍没有明确答复。

　　而众多的民间人士和组织，对此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不懈的努力，特别是美国“王牌飞行员协会”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同时结合山本五十六的尸检、柳谷谦治的证词和山本五十六座机残骸的实际情况，于1997年3月认定，巴伯一人击落了山本五十六座机，这一论点也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认可。

　　争论归争论，但山本五十六的确是被第三三九战斗机中队击毙了。针对谁是击毙山本五十六的英雄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老人的巴伯说的话最能让人感到欣慰：“第三三九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约翰·米歇尔，具体策划并亲自指挥此次战斗，他才是最大的功臣。而没有兰菲尔左转攻击前来救援的‘零’式，也不可能击落山本五十六。”

谁最先攻占柏林

盟军司令突然改变作战路线

　　1945年3月，蒙哥马利率领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在盟军的配合下顺利完成了诺曼底登陆计划，大军势如破竹，一举收复法国，直逼纳粹德国疆土。就在大军稳步向德国境内纵深推进的时候，蒙哥马利将军突然收到艾森豪威尔的来电。来电称：

　　盟军的作战计划已经变动，现在要立即改变盟军的主攻方向，由原来主攻柏林改为攻击东南方向的慕尼黑和莱比锡，并且主攻任务由原来的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承担改为布莱德雷的第十二集团军承担。

　　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改为向东北，占领位于汉堡正北的波罗的海巨港卢贝克湾，以切断德国军队逃往丹麦和挪威的退路。占领柏林的任务交给苏联人去完成。

　　此时，正踌躇满志准备全力攻打柏林的蒙哥马利被这份电报内容惊得目瞪口呆。他不禁怒火中烧，故意将这份让其部队做配角的电文向部下做了宣传。

　　顿时，在英军中掀起一股指责美国的狂潮。参谋部的指挥军官们没有征求首相丘吉尔的意见就给华盛顿的美军联合指挥部发去了一份长长的电报，指责美国人擅自决定改变进攻方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对由苏联人独自攻占柏林表示无法理解……

　　美国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面对这份措辞激烈的电文，焦急万分，他也感到艾森豪威尔做事有些冲动，于是以私人的名义给艾森豪威尔发去电报，对英国军官的指责要求其做出解释。

　　面对激烈的反对者，艾森豪威尔也有些犹豫了……

　　在兰斯郊外的一个别墅里，艾森豪威尔凝视着一张大比例的作战地图出神。自从诺曼底登陆以来，盟军制订了直捣柏林的作战计划，目前他的部队距离柏林有480千米的路程，并且还要越过雄伟的哈尔茨山脉和波涛滚滚的易北河。

　　然而，此时的苏联红军在朱可夫的带领下，先头部队已经在离德国总理府仅60千米的奥德河上建立起桥头堡。想抢在苏联红军的前头进入柏林，恐怕已经没有半点可能。

　　柏林本身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座无足轻重的城市，德国的重兵团都已经转移到了南部，如果主攻方向仍然指向柏林不仅没有丝毫的意义，而且会使美军部队受牵制而动弹不得，因此，现在有改变原来作战计划的必要了。

　　艾森豪威尔把参谋长史密斯找来，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史密斯初闻也甚感突然，但仔细想想又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设想有一定的道理，美军放弃柏林将有利于美军在德国的南部大展宏图。

　　史密斯已经料到这样的计划给英国的蒙哥马利带来的误解和怒火，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担心英国人会反对这个计划。”艾森豪威尔道：“自诺曼底登陆以来，我一直迁就他们，把英国人放在主攻的位置上，美军长期担任配角，现在也该换换位置了。”史密斯不无担心地说：“如果蒙哥马利不接受这个计划怎么办？”艾森豪威尔提高了嗓门道：“别忘了，我是最高统帅。”

最高统帅主动放弃最高荣誉

　　史密斯无奈，只好按艾森豪威尔的指示，草拟了给蒙哥马利的电文。艾森豪威尔接过电文审查了一遍后，点头表示同意发出。

　　同时跟史密斯商量，觉得既然苏联先于美军进入柏林，何不做个顺水人情，主动给苏联方面发个电报，告诉斯大林，美军主动把柏林让给苏联。史密斯表示同意，于是又草拟了给斯大林的电报。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见到蒙哥马利发来的电报后，也觉得艾森豪威尔干了一件大蠢事，在战争初期，他也曾像罗斯福一样迫不及待地想要一下子就打垮希特勒，因而，他常常放弃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但是，自从雅尔塔会晤后，他越来越坚信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将是西方世界面临的问题。随着胜利的临近，政治问题也就显现出极大的重要意义。因此，丘吉尔认为柏林不仅不能放弃，而且应该作为英美联军的首要目标。

　　于是，丘吉尔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阐明自己观点的电报，并对艾森豪威尔此时此刻忽视柏林的政治问题表示质疑。

　　他在电文中说：“我不明白不越过易北河有什么好处。如果敌人的抵抗就像现实一样削弱下去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跨过易北河，尽可能地向东挺进？当我们把柏林主动让给南部的俄国人，但俄国人一旦进入柏林，就将产生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因为这一切都将使他们产生‘天下是俄国人打下来的’意识。

　　“另外，我并不认为柏林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意义，更不认为它失去了其政治意义。柏林的陷落将对整个德国在心理上产生巨大的震动，一旦柏林陷落，大多数的德国人就会自动地放弃抵抗。

　　“所以，我更倾向于第二十一集团军向易北河挺进，攻占柏林。这同您准备攻打鲁尔以南的攻势并不矛盾，只是把部队的任务向北移动一些罢了。这样也可以使英国军队免于陷入意外的狭窄地带……”

　　不久，丘吉尔收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回电，他重复了自己对于放弃柏林决定的论据，并说让苏联人去攻打柏林会减少数万人的伤亡。针对丘吉尔说到的使英国军队陷入狭窄地带的说法，艾森豪威尔表示了反对。

　　他在回电中说：“您推测的‘使英国军队陷入意外的狭窄地带’与我的想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认为我这两年来所做的工作，应该使您消除这种想法才对。

　　“此外，我也没有觉得我的调动就会削弱英国军队的作用和威望……”

　　丘吉尔不明白，美国人的政治眼光怎么会这么短浅，只看到眼前的军事利益，而没有看到将来包括军事利益在内的政治利益。丘吉尔见说服不了艾森豪威尔，就专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然而，美国的态度是不会有什么转变了。无奈之下，丘吉尔为了不破坏“兄弟友情”，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通情达理的友好电报，希望盟国军队能在尽可能靠东的地方与俄国人会师，这样是有着超乎一切的重要性的。

　　就在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相互通过电报说服对方的时候，苏联统帅斯大林也接到了美国人让其攻打柏林的电报。斯大林只是淡淡地一笑，不动声色地说：“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似乎不错。”

　　第二天，斯大林的回电传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阁下的使贵军与苏军会师从而把德军一分为二的计划甚好，与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想法完全一致。我完全同意贵军同苏军在埃尔伏特、莱比锡和德雷斯顿会师。苏联最高统帅部认为苏联军队的主攻点也应该在这个方向。

　　“柏林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战略重要性，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准备派次要的部队攻打柏林……”就这样，苏联红军于1945年5月2日独自完成了对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攻占，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看到斯大林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后，知道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无法更改，不禁痛心疾首。

百枚导弹偷运记

情报人员发现百枚V-2导弹

　　1945年5月11日清晨，东方刚刚破晓，美国情报部门的威廉中校的无线电发报机收到另一个情报人员发来的紧急召唤：“快来！真不敢令人相信！一条大干线的铁轨直接通向了一座山里。许多火车装满了‘东西’。”

　　威廉中校立即跳上他的吉普车向这个“令人不敢相信”的地方急速驶去。

　　20分钟后，威廉中校来到了一座高耸的山峰脚下，他得知这座山叫克恩斯泰因。在另外两名第三装甲师军官的陪同下，威廉小心翼翼地走入隧道的入口。

　　这几个美国人对他们的发现感到吃惊：这里是一座庞大的地下工厂，包括两条平行的隧道，每条长达2000米，还有一个有着46条水平巷道的迷宫，每条巷道长有250米，宽14米，高30米。他们蹑手蹑脚地穿过隧道，发现了大量的已经组装完成了的巨大的武器——“V-2”导弹，他们清点了一下，足足有100枚。

　　原来，这个庞大的工厂属于米特尔维尔克，一家大量生产“V-2”导弹的公司，这个工厂实在是称得上“钢筋铁骨”，它在盟军的轰炸下竟安然无恙。

　　“V-2”导弹在当时来说可谓“巨大”，它的长度有14米，每枚重达13吨。

　　希特勒曾经相信，只要他在前一年的9月开始将这些秘密武器像雨点般地射向伦敦，英国就会臣服。此时的这些部分已经装配完成的“V-2”导弹却成了盟军的战利品。

　　也许德国人也曾想在美军接近他们时将这些导弹运到发射场去，但是什么原因导致没有发射却令人感到疑惑。

　　威廉中校等几个人从地下工厂出来后，立刻将在这里的惊人发现通过上司安得鲁上校用无线电波发给了上级指挥部。

　　在巴黎的军需技术情报间谍首脑托夫托伊上校接到这个惊喜的发现后也是高兴得很，因为就在前几天，他收到了一份美军驻欧洲空军副司令克奈尔少将写给他的绝密备忘录副本。内容主要是说美军占领德国后才发现，美国的科学和工业同德国相比还是很落后的，“假如我们不利用这个机会来获取设备或技术，并且迅速让他们为我们工作，我们将依然落后25年……在苏联到来之前夺取任何可以得到的‘V-2’导弹，以便使这些导弹能运往于新墨西哥州的白沙试验场，用于科研开发。”

　　托夫托伊上校是个善于行动的实干家，得到信息后，他迅速组织了一个叫做“V-2”特别任务秘密小组，它的使命就是火速赶往克恩斯泰因山，“解放”在那里的100枚导弹，然后把它们运往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

　　他知道，自己负责的是一项特别微妙的任务，因为在年初的时候，美英苏三国的领导已经达成了协议，将被攻克的德国划分为若干部分。克恩斯泰因山属于苏联占领区，所以，美国第一集团军将不得不很快从这里撤出，并把这一地区让给斯大林。

　　同时，在三巨头会议上，已经达成协议任何一个盟国都不能从其占领区内带走任何德国的武器或者科学成果。因此，“V-2”特别任务不仅面临巨大的后勤保障问题，同时还不得不在苏联人的眼皮子底下偷偷地进行，因为这实际上是从属于苏联人的区域内“偷东西”。

　　领导“V-2”特别任务小组的是来自福德姆大学的物理系毕业生詹姆斯·哈米尔少校。他的助手有两个，一个是军械官，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威廉·布罗姆利少校；另一个是电子工程师路易斯·伍德拉夫少校。

　　在哈米尔少校动身离开巴黎的时候，托夫托伊赶来为他们送行。他说：“我要提醒你，官方的高层协议规定不能从苏联占领区搬走任何东西。非官方地，我要告诉你，将这l00枚该死的导弹带出克恩斯泰因山，你们在搬走它们时不能让外人知道，明白吗？”

　　哈米尔少校和他的下属离开了巴黎，前往德国，在克恩斯泰因山以北的富尔达建立了一个协调基地。哈米尔开始执行这场战争中最奇特的秘密行动。尽管那个时候他并不真正了解这个行动的重大意义。

　　5月7日，就在“V-2”特别任务小组到达富尔达几天后，德军要员的代表到达了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位于法国兰斯的统帅部。一个小时之内，德国便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使得抢夺这100枚导弹的行动变得更加紧迫。因为美国人知道，西方国家和苏联对战后统治地位的激烈争夺已经开始了。所以，对托夫托伊来说，如果这100枚导弹落入苏联人的手中，那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结果。

　　无论怎样，也要赶在苏联人到来之前运走这些导弹。当哈米尔少校和他的助手们侦察地下工厂时，发现他们要赶在苏联人到来前“撤走”导弹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虽然美军从苏占区撤离的时间没有宣布，但是哈米尔认为不会太远，大概是在5月末、6月初，很可能就是6月1日。这样，留给他的时间就已经十分有限。

　　一个主要的障碍是还有许多导弹没有装配好，特别任务小组不得不把在工厂中发现的所有零件全部运送出去，待日后在美国组装。但是，没有那些尚未被美国情报官员发现的零件清单和其他“V-2”导弹的技术文件，将“V-2”重新组装起来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在诺德豪森附近的一个小镇中，一个重要的铁路装卸点在盟军的轰炸中得以幸免，但是，必须调集几百辆卡车来运走几百吨重的导弹部件，并送到铁路的装卸点。

　　更令哈米尔沮丧的是，从诺德豪森到比利时的港口大部分主干铁路桥和相当大的一部分铁轨都已经被破坏得扭曲变形，估计要用340多节火车车厢才能将这些部件运送到安特卫普，然后还得需要16艘大型货船将这些东西运过大西洋。

　　尽管特别任务小组的行动进行得十分隐蔽，但身着便装的苏联情报人员还是自地下工厂里走进走出。

　　于是，行动小组便部署了一个步兵营的士兵来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没有小组领导的口令，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工厂。那些美国士兵被告知在隧道里有“重要的技术项目”。

　　电子专家伍德拉夫根据他对美国所收集的情报文件的集中研究，分离出大部分不要的导弹部件。

　　然而，引导“V-2”导弹的控制系统却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生产，没有这些部件，就不可能在美国把导弹重新组装起来。

　　面对如此多的导弹零件和尚未完成组装的导弹，把它们装上火车是哈米尔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而这项工作需要大约200名具有机械知识的人。这时，第一四四摩托车装配连从距离诺德豪森750千米的法国火速赶来，当这些装配手到来之后，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地下工厂并不是像和平时期那样的井然有序，这里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这些破坏包括盟军的轰炸和德国人自己的破坏，几十吨的泥土、岩石还有瓦砾堵住了铁轨进山的隧道，哈米尔他们雇了将近200名劳工才将这些垃圾运走。

美国军方秘密偷运先进武器

　　在哈米尔的努力下，地下工厂中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5月19日，哈米尔计算如果这样干在6月1日前一定能将这100枚导弹运出去。

　　就在这时，哈米尔和布罗姆利接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这天的夜里，从诺德豪森通向西占区的仅存的一座桥梁被炸毁了，这将直接影响美国陆军运输团即将开始的火车运输工作，美军运输团正准备将这个地区的几百列尚能使用的火车运送出去。

　　哈米尔知道，对于“V-2”特别行动小组来说，如果不能尽快完成这项工作的话，那么导弹和配件都将由苏联人来接管了。

　　怎么办？哈米尔真是急了，但他不打算放弃，他利用情报部门的有利条件，伪造了一张据称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签署的授权他收集和运送德国设备的证件，跑到美军第一一八六战斗工程连，说服他们尽快修复了被炸毁的桥梁。为了开动火车，哈米尔和布罗姆利还招募了德国前铁路员工，德国工人们很是高兴，在混乱的战争年代能找到一份有报酬的工作是很难得的。

　　5月25日凌晨，第一辆满载“V-2”导弹部件的火车缓缓驶出诺德豪森。它开往德国的埃尔富特，在那里，美国铁道部的人将接管火车，并将它开往安特卫普，这一天离苏联红军接管该地区只剩下5天时间。

　　在随后的4天时间里，另外有9列火车驶出了诺德豪森，平均每列火车有34节车厢，所有的341节车厢共运走了约1300吨重的“V-2”导弹及其部件。

　　尽管“解放”100枚导弹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对于托夫托伊上校和“V-2”特别行动小组来说，只有这些“货物”还是不够的，因为缺少设计图纸和重要数据，这些东西在白沙试验场上也只能是一堆废品。没有关键的设计数据，重新组装“V-2”导弹的部件和试射导弹都将是不可能的。

　　哈米尔和另外两名助手一边将这些零部件安全从山中运出，一边搜寻文件的下落。根据一些线索，他们找到了住在诺德豪森的前电子机械厂总经理卡尔先生。这名德国人同意和美国军队合作，但是他对自己是这一地区唯一知道“V-2”导弹数据藏匿地点的人这样一个事实却保持缄默。

　　原来，就在几个星期前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两名火箭专家——特斯曼和胡泽尔，在一个班的德国党卫军陪同下，驱车前往德国小镇德恩特郊外的一个废弃的矿场，厚重的帆布罩在几辆破旧的卡车后厢上，在帆布下面，正是与研究和开发“V-2”导弹有关的珍贵文件，它们重达14吨。

　　德国士兵们把这些资料从卡车上卸下来，一箱箱的文件资料被他们藏在漆黑的矿道里。接着，德国人在矿道的入口处放上炸药，点燃了导火索，便匆匆离去。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入口被彻底封死了。

　　几天后，盟军的部队逼近这里，德国军队和科学家也都要撤离这里了。胡泽尔和特斯曼在飞往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前，在与卡尔相聚时向其透露了这个秘密。这时，特别任务小组继续盘问卡尔，卡尔已经帮助他们找到了很多火箭设备，但是卡尔对那些资料的埋藏地点仍然保持沉默。

　　根据情报部门的经验，哈米尔他们认为卡尔一定还知道这一重要的秘密，也许就是资料的藏匿地点。

　　于是他们准备用计谋来诱使卡尔透露资料藏匿的地点。年轻的少尉斯塔维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开始给卡尔读一些听上去似乎是美国间谍人员的报告，但实际上都是少校编出来的：

　　“我们的情报官员已经同维尔那·冯·布朗先生以及其他逃往巴伐利亚的科学家们谈过了，这里还包括一些已经被抓获的科学家们。他们都曾经告诉我们，许多资料的草稿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文件被埋在了克恩斯泰因山附近的地下某处。”

　　卡尔这时像黑夜中的被灯光照到的动物一样，畏缩在那里，显得十分的紧张。虽然卡尔仍然保持着沉默，但斯塔维尔少校已经确信，卡尔一定知道文件的藏匿地点。通过各种心理战的较量，24小时后，卡尔重新被斯塔维尔少校请进办公室，这时，卡尔看上去已经形容憔悴、疲惫不堪，他承认自己由于害怕成为德国的叛徒而不肯说出“V-2”导弹文件资料的藏匿地点。

　　特别任务小组迅速赶往离克恩斯泰因山大约30千米的旧矿场，他们召集了一支由愿意被雇佣的德国人组成的工作队，夜以继日地轮班工作，挖掘被封死的矿道入口。他们还派出了一个步兵排，命令他们有权枪毙任何企图携带这些资料逃跑的人。

　　6天后，几百个装有“V-2”导弹资料的箱子被抬上了两辆大型的拖挂货运车，它们被运往安特卫普后，再装船运往美国。

为何不救犹太人

德国纳粹残酷杀害犹太平民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统计，1939年住在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的有1000多万，至1945年德军投降时，大约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占全部犹太人的一半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两个焦点问题，那就是美英等西方盟国是否了解纳粹大屠杀计划？如果了解的话，美英等国为何无动于衷？对此，部分学者和美英官方一贯的立场是：美英等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对纳粹德国大屠杀计划一无所知，所以也就谈不上采取任何的措施；而反对派学者则认为，美英等西方盟国早就知道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计划，只是出于某种可怕的考虑才一直缄默不语，任由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纳粹德国赶往死亡集中营，赶入毒气室。

　　然而，2000年6月26日，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天宣布解密40万页美国战略勤务办公室和美英战时情报机构提供的绝密情报档案。最让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感到震惊的是，当年美英盟国通过破译纳粹安全机关的绝密情报，不但知道纳粹大屠杀计划，而且对计划的细节也了如指掌。

　　华盛顿和伦敦最高层从一开始就知道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计划。

　　1943年夏天，英国伦敦郊区布雷特切里庄园，著名的“埃格玛密码破译小组”的密码专家们连续破译了驻罗马纳粹安全总部发给柏林总部的绝密电报、破译出来的内容让英国的密码专家们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战争初期，由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犹太人的处置问题上并不完全服从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训示，所以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免遭被驱逐的命运。

　　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推翻后，德军已经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地区，所以根据“第三帝国”最高元首希特勒的训令，入侵意大利的德国党卫军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在意大利的犹太人通通关押起来，送往设在南欧和东欧的集中营，然后予以“肉体上的消灭”。

　　截获的绝密电报清楚说明了纳粹德国准备屠杀意大利犹太人的步骤和方案：10月6日，驻罗马的德国官员接到希特勒亲自签发的密令，要求他们把生活在罗马的8000名犹太人通通逮起来，这一任务务必在接到命令后10天内完成。10月11日，一份从柏林发往罗马的电报发出了训令：“基于意大利总体安全的利益，必须立即彻底消灭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延误的时间越长，就会有越多的犹太人逃往或者躲到亲犹太人的意大利人家里。”10月16日，一份从罗马发回柏林的电文清楚说明：“针对犹太人的行动已经开始，并于今天结束，一共捕获了1200名犹太人。”10月20日，纳粹德国驻意大利盖世太保总部密电柏林总部：逮捕犹太人的任务已经完成，所有这些犹太人已经被押离罗马，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些犹太人几乎没人活着走出集中营。战后的文件显示，整个罗马只有数百名意大利犹太人幸免于难！

　　尽管驻罗马的部分德国官员对此持保留意见，但纳粹德国确实正在进行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实际关系到数百万欧洲犹太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埃格玛小组”截获破译的这些纳粹绝密电报被专人火速送交英国的最高层。此时，只有包括首相丘吉尔在内的极少数英国政府官员有权审阅“埃格玛小组”提供的绝密情报。这些绝密电报同时也呈交给美国政府最高决策者的手里。

　　历史学家们现在仍弄不清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否亲眼看到了这一令人震惊的绝密情报，但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最高层肯定是知道这条绝密情报的。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途径获得的可靠情报再次证实了纳粹德国准备屠杀所有意大利犹太人的计划，提供这些情报的是潜伏在纳粹德国各要害部门内的盟国间谍，其中最重要的间谍之一便是潜伏在纳粹德国外交部内的弗里兹·科尔贝。

　　这位纳粹德国外交官经常利用前往中立国瑞士的机会与美国战略勤务办的特工杜勒斯秘密会面。

　　新解密的绝密文件说明，科尔贝当时就向杜勒斯提供过关于纳粹德国将在1943年年底消灭意大利犹太人的惊人情报，实际上，美英两国政府早在1943年年初就知道奥斯维辛等死亡集中营的真相，但两国政府却选择了沉默，令人费解。

　　既然美英当局事先已经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可为什么却保持了沉默呢？从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主要有这么两个因素：一是美英当局用沉默换取纳粹的技术与合作来发展自己；二是要维护形象，怕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学者就开始就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否知道纳粹德国种族大屠杀计划和死亡集中营真相一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多数的学者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领导人的尊敬和爱戴，根本不敢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美英首脑早就了解纳粹种族大屠杀真相，但却袖手旁观的事实。

　　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1981年出版的《奥斯维辛与盟国》一书中说，盟国的领导人是到1944年夏天才多少知道点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和纳粹种族大屠杀一事的。然而，新解密的档案和绝密资料把这些学者善意的推测击得粉碎。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和官员对美英两国政府把如此重要的历史真相掩盖这么多年深感愤怒和不解。

　　美国前国会议员、美国战争犯罪解密法草案起草人之一的伊丽莎白·霍兹曼质疑说：“这些真相的披露必将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道义疑问：这是否意味着盟国在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保护起纳粹战犯来呢？这个问题是美英两国政府不敢正视的问题。”

　　最具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中遇难者的亲属，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法官没有把纳粹冲锋队将军科尔·沃尔夫送上绞刑架深感不解。众所周知，沃尔夫领导的纳粹德国冲锋队把意大利境内成千上万的犹太平民赶进了死亡集中营，沃尔夫正是所有意大利犹太人大屠杀遇害者的刽子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沃尔夫一直被拘押在盟国拘留营里，1949年获释并回到慕尼黑过上了逍遥的生活。直至1962年才因被人指控与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30万犹太人之死有关而被逮捕。沃尔夫随后在西德接受了审判，最终被判处15年的监禁，但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其中原因令世人一直不解。

两大国首脑因何不出手救援

　　这次解密的档案终于给出了答案。沃尔夫之所以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与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杜勒斯有“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是杜勒斯在瑞士任战略勤务办公室特工时与沃尔夫建立起来的；其次是沃尔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安排入侵意大利的德军投降，多少算是“有功之人”。

　　针对这样一个关乎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位总统评价的问题，更多的历史学家现在一致认为，有关“盟国国家领导人对种族大屠杀一事一无所知”的历史应该重写；另一些激进的史学家甚至建议说，丘吉尔和罗斯福应该对在大屠杀中遇难的欧洲犹太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情报专家蒂莫斯是美国国家档案馆指定的专门评价新解密的档案资料的两名专家之一。

　　他坦率地说：“实际上，当时罗斯福或者丘吉尔哪怕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就能挽救成千上万意大利犹太人的生命，最起码引起意大利犹太人的警觉，使他们有机会逃脱纳粹的种族大屠杀。然而，两位著名的领导人却选择了沉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损害英美两国的密码破译行动。”

　　此外，解密的资料还显示，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确是有想发表声明的念头的。当时他曾和外交大臣艾登商量说，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谴责纳粹种族大屠杀暴行的声明。

　　艾登却坚决反对丘吉尔发表类似的声明，认为这样做不但无助于盟国阻止纳粹的种族屠杀，也不利于盟国赢得这场战争，于是丘吉尔再度选择了沉默。

　　美英两国政府迟迟不公布这些绝密档案资料的做法，遭到部分历史学家的猛烈抨击。

　　众所周知，美英两国政府向来都是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借口，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两国国防部、美国战略勤务办公室、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安全机构搜集到的情报资料守口如瓶。而实际上，这些学者怀疑美英政府这么做的动机一半是出于维护两国战争领导人的形象的考虑，另一半则是两国政府不想由此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无敌铁甲创奇迹

无名上尉研究装甲兵作战理论

　　1919年6月28日，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条约规定德国不仅需要割地赔款，更重要的是限制了军队和军备的发展，尤其是规定了德国不得拥有坦克、重炮等攻击性武器。

　　对德国的种种限制和掠夺，引起了德国的仇恨，播下了复仇的种子。时隔20年之后，1939年9月，蓄谋已久的德国集重兵闪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一个月后，即10月5日，拥有3400万人口，面积为30．9万平方千米的波兰便被彻底击败了。

　　此后到1941年突然对苏宣战，苏联西部大片领土失守为止的短短3年间，闪电般的德国部队，占领了90％的欧洲。而相对于德国整个战局的飞速发展，第三帝国的装甲部队，更是创造了当时的军事奇迹。1938年3月，德国的第十六军的两个装甲师在48小时行进600千米，到达并攻占了维也纳。

　　1939年9月1日，作为闪击波兰的尖刀，第十九装甲军以装甲师为先导，向波兰境内猛插猛打，仅用10多天就占领波兰全境。

　　1940年5月，以装甲兵为先锋发起了对法、比、卢等国的西线战役。13日到15日，德国的装甲部队即攻下了卢森堡、比利时、法国要塞色当，打通了通向英吉利海峡沿岸的道路。

　　6月初，装甲兵为主力又一次发起了旨在歼灭法国南部约70个法国陆军师的战役。装甲部队只用了8天时间就打到了法国和瑞士的边境，平均每昼夜推进速度约70千米。

　　从《凡尔赛和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短短20年时间，德国的装甲兵从无到有，并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欧洲的陆战之王，不能不说是一个军事奇迹，而这个奇迹的缔造者，就是后来被誉为“闪击英雄”和“装甲兵之父”的德国陆军上将海因茨·威勒姆·古德里安。

　　正是古德里安对德国装甲兵建设和训练上的贡献及他在战术上的“闪电战理论”成就了这段神话。古德里安1888年6月17日生于但泽南部魏克塞尔河附近的卡尔姆。1901年至1907年，就读于军事学校和柏林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作为一名准尉加入了他父亲指挥的部队。

　　1913年，他与一位医生的女儿玛格丽特小姐结婚，他们有两个儿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跟随装甲部队作战，他的长子后来也成了一名将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古德里安因表现突出被派往柏林的军事学院进行参谋培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古德里安奔赴西线战场参战。1914年11月被提升为中尉，一年后即升为上尉。战争期间，他虽然没有指挥任何战斗单位，却亲身经历了西线各个主战场——从马恩河大溃败到凡尔登。

　　古德里安此时是一名无名上尉，职位频繁转换，但在大战结束前有幸在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任职3个月，在此他大开眼界。

　　战后，他留在了被裁减到仅10万人的德国国防军，德军中只有最优秀的人员得以留下。当时在德军第五骑兵师任职的古德里安上尉就开始思考古老的骑兵部队未来发展的问题。

　　因为大战结束后，复兴中的德国面临着如何迅速恢复强大战斗力的问题，这与古德里安对于新的机动兵力的探索不谋而合，正如他本人所言：“我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的活动就是与德国装甲兵建立密切的关系。虽然我是轻骑兵出身，而且也无任何的技术训练，但是命中注定我一定要和‘机械化’发生密切的关系。”

　　从此，古德里安就开始研究装甲兵作战理论并着手为德国建立一支欧洲最强的装甲兵。1921年1月，古德里安幸运地被选调到德国国防部运输兵总监部担任参谋。他开始研究装甲车辆问题，并将注意力集中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初露头角的坦克这一兼具机动力、攻击力和防护力于一身的新式武器。当时在装甲兵理论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是英国，古德里安非常崇拜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因为哈特是世界上第一个注意到坦克集中使用的人，有人由此称古德里安是利德尔·哈特的未曾谋面的学生。

　　当时，哈特和富勒等装甲兵理论的先驱们已不满足于将装甲车辆仅仅视为步兵的一种支援武器，而是试图凭借装甲车辆的大规模使用而发展出一种全新可行的战术理论；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先进军事思想在当时并不为保守的英国军界所接纳。

　　尽管德国军队也存在这种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挠，但古德里安却远比他的英国老师更加幸运，因为此时德国有一个野心勃勃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力主扩军备战，他认为战争中重要的不是军队的数量，而是军队的速度和与飞机合作的技巧。希特勒构想编组装甲兵团，使之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以具有攻无不克的功效。1927年10月，古德里安被提升为少校，这段时间，他全副精力都在搜寻有关机械化战争的资料。

　　他以良好的法语和英语能力翻译了利德尔·哈特、富勒等人的有关著作，然后便尝试着在卡车上架起了木头做的炮塔和主炮，试图模拟真实的坦克以进行军事演习，因为直至此时，他还从未亲眼见过一辆坦克。《凡尔赛和约》不允许德国拥有坦克这样的重型武器装备，所以他只能进行理论研究。

　　这一时期是古德里安的装甲兵作战理论形成的初期。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在1929年逐渐相信，无论是单独使用坦克还是坦克与步兵协同作战，都不可能达到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在各兵种的组织下，坦克应居于主要地位，其他兵器都应配合装甲兵的需要而居于辅助的地位。把坦克配属在步兵师里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装甲师，其中包括一切支援部队，以使坦克得以充分发挥战斗效力。”

　　1930年，古德里安少校出任第三机械化营的营长。几经波折，他拼凑成一支拥有模拟坦克的装甲搜索营，充当德军第一支供试验用的“装甲兵部队”，并全力投入战术演习。他又遇上新任运输兵总监的鲁兹将军，鲁兹将军思想开明，很欣赏他对新战术的研究。

　　1931年10月，已在年初晋升为陆军中校的古德里安升任机械化兵总监部参谋长。这使他有可能开始为德国装甲兵部队的组织编制和武器装备进行初始的实际工作。他确信装甲兵将发展成为一个在战术上具有决定性价值的兵种，其组织应以装甲师为基本单位，进而组建成装甲军。为使德国陆军的众多将领们接受自己的新观念，古德里安中校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后来谈到自己的成果幽默地说：“最终，新观念的建立者还是战胜了马匹；大炮还是战胜了长矛。”

　　在研究和推广自己的装甲兵理论时，古德里安还亲自参与了德国坦克的研究设计工作。他认为，装甲师应配备轻型和中型两种坦克；一个坦克营的编制应是三个轻型坦克连和一个中型坦克连。

　　1932年夏，德国运输兵总监鲁兹将军组织了一次包括加强步兵团和坦克营在内的混合演习，此次演习充分展示了使用装甲兵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的前景。

实战运用铸就世界大战的利剑

　　1933年纳粹上台后，打破了《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并开始了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

　　希特勒在参观古德里安的“演习”时，立刻被那些飞奔在战场上玩具似的小坦克深深吸引住了，很快批准古德里安依次组建3个装甲师，由此古德里安和希特勒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之后，他被任命为第二装甲师的师长，接着晋升为少将，不到一年半就被提升为中将和第十六军军长。

　　10个月后，古德里安获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职务——德军快速部队首长，这意味着他要负责整个德国国防军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牵引式突击炮除外）的征兵、训练、战术和技术方面的指导。

　　担任这一职务使古德里安终于可以倾注全力运用以往艰难岁月下积累起来的才智和经验，把那些他亲手组建的一个个德国装甲师合铸成战场上最令人生畏的利剑！

　　进攻法国期间，古德里安为了完成真正的闪电战杰作，不断违抗其上级“停止前进”的命令，无情地把他的装甲部队向能走到的最远距离上推进。

　　这些部队酿成的风暴远超过前线指挥部的预见——他们切断了法国的通信并大批地俘虏后方的法军……由于这些人被俘时根本还没有做好战斗动员并有效地组织起来，有的连指挥官都没有。

　　法国这些没头苍蝇般的部队和一塌糊涂的指挥系统使德军在西线大获全胜。

　　被击溃的法军事实上拥有比德军性能更优良的坦克，当时德军只有很少量装备75mm火炮的PanzerⅣ型坦克才能和法军的CharB重型坦克单独对抗，至于其他那些Panzer、PanzerⅡ、PanzerⅢ的性能和法军坦克相比简直不入流。但德军坦克发挥了其优点：装备了无线电指挥系统、高速机动、易于维修等。他们在战斗中被完全作为一支独立的队伍，而不是隶属于步兵单位，他们直接被军一级的首长指挥，各级指挥官都是该军首长，也是该兵种的创始人一手训练提拔起来的。他们是海因茨·威勒姆·古德里安指挥的。

　　古德里安的追击直至英吉利海峡，他创立的装甲部队在法国深远腹地持续猛烈地插进，一举砍断了巨人般的马其诺防线。

　　从那时起，隶属“古德里安装甲军”的每一辆坦克、卡车和摩托车都打上了一个“G”。

　　进攻俄国前夕，古德里安被晋升为上将，离陆军元帅只有一步之遥，并出任第二装甲集群的指挥官。在进攻的第一阶段，他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上的橡树叶，但由于古德里安和他的上级陆军元帅冯·克卢格由来已久的矛盾，他不久被解除了指挥职务。

　　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古德里安被重新起用并再次出任装甲兵总监，负责推进该兵种的现代化。他很快和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博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两人精诚合作，成绩显著，使得坦克月产量大幅增加。

　　1944年，古德里安被推到了陆军总参谋长的位置，这个位置事实上早已是个傀儡，因为发令枪掌握在希特勒本人手里。在和希特勒发生了一次非常激烈的争吵以后，他又被免除了职务，被闲置到1945年3月。

　　古德里安于1945年5月向美军投降成为战俘，被押送到了纽伦堡，但没被当做战犯推上法庭。俄国人试图指控他犯有战争罪行，但其西方盟国并不同意。

　　1946年，古德里安被丢进阿伦多夫和黑森的监狱羁留，1948年释放。剩下的几年，他一直在巴伐利亚富森的天鹅堡写他的回忆录以及其他一些文章，直至1954年5月14日去世。

　　古德里安和他的装甲军创造了众多的军事奇迹，但是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帝国的26位元帅中都没有古德里安的名字，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与希特勒的关系。

　　古德里安会驾驶各种型号的坦克，包括瞄准和射击。作为一名指挥官，他的才能来自持久积累而来的真知和理性，他清楚地知道不同型号坦克在哪种地面上最远能开到哪里，依此再决定进攻速度……并且，古德里安在他的一生中，还著有《装甲兵及与其他兵种的协同》、《注意！坦克师》、《一个士兵的回忆》和《坦克——前进》等数本关于装甲兵作战的著作。

　　由此可知，古德里安太了解装甲兵的特性了。

“生命之源”的计划

希特勒承诺要优化德国人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下达惨绝人寰的屠杀犹太人的命令，竟来源于一个荒谬的结论：在希特勒眼中，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他人都属于劣等民族，而且，“劣等民族”中，强壮的斯拉夫人可以被日耳曼人所奴役，犹太人则必须有步骤地消灭掉。

　　希特勒这种荒谬绝伦的种族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给欧洲的非日耳曼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尤其是犹太人，竟被纳粹分子屠杀了600万之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也表现出这位元首的无知。

　　例如，在苏德战争期间，德军发现苏联红军有一种性能非常优异的坦克叫T-34，当时，德军的任何一种现役坦克都不能与之相抗衡。为了在短时间内提高德军战斗力，德国的坦克专家们建议希特勒：应该大量仿制苏军的T-34。

　　但是希特勒固执地认为，T-34是由“劣等的”斯拉夫人生产的东西，日耳曼人怎么能仿制这种产品呢？于是，希特勒下令德国人研究自己的先进坦克。德国科学家于是费时费力地研究出了“虎”式和“豹”式坦克。实战经验表明，这两型坦克并不比T-34好，T-34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最优秀的坦克。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承诺要优化德国人种并清除其中的“糟粕”。纳粹制造了一个历史性的“神话”以支持他们的谎言：纯种的德国人是高贵的种族，是来自远古时期贵族骑士的后代，并且拥有雅利安人的血统。

　　为了支持这一说法，谄媚的考古学家还“发掘”出了伪造的古迹。负责“纯种”工作的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甚至编造了一个亚特兰蒂斯神话，以证明德国人是最优秀民族的后裔。

　　亚特兰蒂斯是一块沉没的大陆，俗称大西洲。传说中沉没的大西洲，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

　　人类在文字上第一次对亚特兰蒂斯作出描述是公元前360年前后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描述说：“亚特兰蒂斯位于岛的中心，是大陆的首都，主岛由3条宽阔的运河环绕，这些环形的运河和陆地把全岛划分为5个同心圆形的区域，另一条运河从中心贯穿各区，直通海岸。”

　　尽管曾经有许多学者提出亚特兰蒂斯只是虚构出来的一个文明社会，但从古至今，仍然有许多人对大西洲的存在深信不疑。

　　希姆莱的“亚特兰蒂斯”情结直接来源于一本叫《冰盖理论》的书。作者赫尔比格声称有一个“超级人种”从太空来到地球，他们在古老的亚特兰蒂斯岛上落了户，创造了先进的文明。1．2万年前，亚特兰蒂斯因巨大变动而沉没于海中，少数居民乘船逃离，留下了上古时期关于大洪水的传说。

　　希姆莱坚信在德国可以找到亚特兰蒂斯人的后裔，而且是所有后裔中最优秀的。

　　不仅有神话作为依据，希姆莱还给人种计划披上了现代科学的外衣——优生学。这一理论始自查尔斯·达尔文的一个表弟——弗兰西斯·高尔顿。

　　高尔顿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启发，曾对英国社会杰出人物的家庭背景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一个结论：成就和遗传显然是有联系的。

　　在《遗传基因：关于其法则和结果的探究》一书中，他宣布：“我以最绝对的态度反对人人生来平等的借口。”在他看来，一个明智且进步的国家应该在“更合适的人种或血统”被贫穷阶层的多产交配习性所湮没之前，鼓励在该国宣传和增加优良人种的数量。

　　很显然，高尔顿的研究结论和纳粹的种族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总结下来，那就是：人种是有优劣之分的，人类应当通过有计划的交配来解决人种优劣问题。

　　按照希特勒的授意，希姆莱为人种繁殖计划取了一个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生命之源”，目标是培育最纯粹的雅利安人。

　　“生命之源”计划的最初实施地是德国。

　　1933年5月，德国政府规定；雅利安女人堕胎属于违法。纳粹政府号召德国人民提高“种族储备”，“纯种”女人被免于劳动并被鼓励生育，不管她们结婚与否。

　　为了保证婴儿是纯粹的雅利安人，孩子的父母必须经过严格挑选。纳粹还以各种方式推动雅利安人生育，例如，对那些生了很多孩子的所谓“英雄母亲”发放津贴及颁发勋章等，而那些无子女的夫妇则遭到贬低。

　　1934年1月，纳粹开始给数十万人实施绝育手术，这些人包括精神病人、妓女、罪犯、一些穷人和其他种族的德国人。

　　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在纽伦堡主持了纳粹党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两个决议——《德意志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

　　这两个决议明确规定：只有日耳曼民族和与日耳曼同血缘的人才是帝国公民，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都不再是帝国公民，而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同时，明令严禁他们同日耳曼民族通婚。

　　1938年，新颁布的婚姻法将雅利安女性的结婚年龄降低至16岁，并且允许一方可与不育的配偶轻易离婚。而后，纳粹的“安乐死计划”出台，并依此计划屠杀了10多万身体或精神有疾患的成人及儿童，这是对人类的犯罪。

　　与此相对照的是，纳粹宣布对那些为雅利安母亲做堕胎手术的医生处以死刑，遏制出生率的直线下跌。从以上政策可以看出，纳粹德国对优生学理论的迷信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纳粹建立雅利安人“生育农场”

　　在整个“生命之源”计划中，最臭名昭著的要数“生命之源”产院，即俗称的“生育农场”。

　　“生育农场”指的是，纳粹政府向雅利安妇女提供一个可生小孩并对外保密的地方，使她们可在那里悄悄产下她们非婚生的婴儿。这里的孕妇个个都是金发碧眼，符合纳粹的雅利安人理想标准。

　　为了保密，母亲的身份都被记录在由党卫军严密保存的文件中，这些文件是与当地普通儿童的出生纪录分开保存的。自从希姆莱1936年开办第一所产院之后，他手下的党卫军在德国各地又建起了9个这样的产院。

　　许多金发碧眼的德国未婚女子和已婚妇女都疯狂地响应纳粹的号召，在德国士兵开往前线时，与他们发生关系。

　　历史学家马克·希尔写道：

　　当年许多德国女子都将她们的行为当做是爱国心的表现，为的是生产出金发碧眼的新一代纳粹分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纳粹又在多个被占领的欧洲国家设立了“生育农场”，但与国内的情况不同，进入“生育农场”的其他国家的女性并非出于“爱国热情”，她们中的很多都是妓女，还有一些是被穷困和绝望所迫的妇女，希望能挣点钱养家糊口。

　　当时纳粹对她们的要求只有一点，就是必须金发碧眼。纳粹认为这是生产“纯种”雅利安婴儿的基本条件。

　　婴儿出生后，身体健康的能够得到一本假护照，然后与生母分离，送给一个德国家庭收养；如果身体带有某些残疾和缺陷，“生育农场”中的护士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毒死或饿死。

　　至大战结束时，约有1万名婴儿出生在德国的“生育农场”。

　　德国入侵挪威后，在挪威也出生了数量大致相当的婴儿。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地的“生育农场”也出生了一定数量的婴儿。

　　据称，希特勒对英国的人种评价颇高，在他的眼中，世界上只有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才能与德国的日耳曼人相提并论。所以，他计划一旦德军攻克英国，就命令希姆莱在英国各地建立多处“生育农场”，逼迫成千上万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人跟德国军官发生关系，炮制最优秀的人种。

　　可惜德军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实施不利，希特勒的美梦没能实现。

　　纳粹分子为了实现“光大德意志民族”的伟大理想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以生孩子的多寡作为提拔党卫队成员的标准。希姆莱对各地“生育农场”的日常管理工作也兴趣甚浓，常去那里巡视。更为可笑的是，他为了“生育农场”的孩子，不惜暂时放下自己“杀人魔王”的架子，发明了一种高蛋白食谱，把自己装扮得像个“爱心天使”。

　　后来，纳粹分子甚至嫌十月怀胎批量生产“雅利安婴儿”速度太慢，于是干脆直接绑架其他国家具有雅利安血统和相貌特点的金发儿童，将他们送到德国抚养，希望他们将来成为“优秀民族”的一分子。

　　据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至少有25万儿童被纳粹分子绑架，送给德国家庭收养。1945年春，盟军横扫欧洲，党卫军匆忙之中把各地的“生育农场”关闭。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纳粹拼命销毁有关“生命之源”计划的档案。一种说法是，纳粹分子在逃跑之前就烧毁了所有的档案；另一种说法是，正当纳粹试图逃往山区时，美军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在双方对峙过程中，档案被倒入河中。

　　但是，不管怎样，很多记载着孩子生父生母的照片再也找不到了，那些孩子的真实身份也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战争结束以后，在“生命之源”出生的孩子，有的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当他们辛辛苦苦地去德国寻找出生线索时，很多知道谜底的人始终不愿正视自己当过纳粹分子这一事实，自然也不会对这些“雅利安婴儿”提供什么消息。

　　另一些明确知道自己身世的孩子连同他们的母亲，在国内又受到同胞的歧视。许多孩子受到老师、同学、邻居的骚扰和殴打，甚至被赶进教养院。他们的母亲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报复，挪威警察曾经把1．4万个与德国士兵发生过关系的妇女送到拘留营。然而，这些可怜的孩子和母亲，都是无辜的，他们的不幸遭遇都是希特勒和纳粹造成的。

纳粹高官为何出走

德国第三号人物出走英国

　　1941年，当纳粹势力在欧洲滔天发展之际，纳粹德国的第三号人物，当时的国家副元首，也是仅次于戈林的希特勒接班人赫斯，突然从德国只身驾机飞往英国“单刀赴会”，令当时整个世界震惊。

　　作为纳粹德国如此重要的人物，赫斯当时突然出走英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也为人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

　　对他出走的原因众说纷纭。希特勒对此百般辩解，骂赫斯“精神失常”；墨索里尼则怀疑德国三心二意同英国媾和，出卖盟友；斯大林坚信，赫斯是希特勒的秘密使节，此行是专程与英议和，矛头对准苏联；当时同赫斯谈判过的英国政府首相丘吉尔也觉得莫名其妙，称其言行是荒诞的；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政府更是如在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

　　赫斯于1920年7月1日参加纳粹党，成为该党的第十六名党员。1923年11月9日，他随希特勒在罗森海姆街贝格劳凯勒啤酒馆发动政变失败。赫斯得知希特勒被捕后，便回到慕尼黑向官方自首，自愿伴随希特勒前去兰茨贝格监狱服刑，并在狱中帮助希特勒炮制了《我的奋斗》一书，以期将来能为德国争夺新的“生存空间”，文中曾经提到要同海上强国英国共同对付苏联，这可能就是赫斯1941年5月10日驾机飞往英国的动机所在。

　　纳粹党于1925年重组之后，赫斯成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这是赫斯青云直上的起点。

　　1939年8月30日，赫斯成为德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就在此时，赫斯被希特勒任命为继戈林之后的元首继承人。

　　1941年5月10日下午，赫斯与妻子匆忙告别，在副官、传令官、保安官和司机的陪伴下驱车来到德国奥格斯堡机场。赫斯换上德国空军尉官制服，留给副官一封如果他离开4个小时之后仍未返回就得尽快转交希特勒的信件，然后单独驾驶准备就绪的Me110战斗机飞往英国苏格兰，其时为中欧时间17时45分。

　　当晚23时09分，飞临苏格兰的赫斯伞降在汉密尔顿公爵住宅区所在的格拉斯哥附近。令人吃惊的是，听到这架陌生飞机的噪音，正在野外散步的当地著名工程师拉姆齐对儿子说：那可能是鲁道夫·赫斯。

　　拉姆齐刚说完这句话就以警告的口吻中断这次谈话：“忘记我刚才所说的话，不要对任何人谈及此事。”拉姆齐本人直至去世也没有再提及此事。飞机坠毁的巨大响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农场总管麦克莱恩找到带有轻伤的赫斯并将其带往农场。

　　赫斯在路上用英语对麦克莱恩说：“我是德国人。我的名字是艾尔弗雷德·霍恩上尉。我是来此执行特殊任务的。我想向汉密尔顿公爵提供重要情况。”

　　赫斯先后被带到吉福诺克国民自卫队总部和格拉斯哥，一再申明要见汉密尔顿公爵。5月11日，赫斯终于和业已担任皇家空军某歼击航空兵群司令的汉密尔顿公爵上校相见，公开表明自己就是鲁道夫·赫斯。

　　赫斯说明自己在执行人道使命，元首并不想征服英国而是要实现停战；元首认为德国将迅速赢得战争，而赫斯想停止这种不必要的流血，建议德英双方共同讨论可行的和平方案，同时转达希特勒的和平条件；要求英国国王保证赫斯的行动安全和自由意愿。

　　5月13日至15日，英国前驻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伊冯·柯克帕特里克爵士奉政府之命数次与赫斯接触。6月9日，英国大法官西蒙勋爵亦奉丘吉尔之命与赫斯谈判。9月9日，英国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在前往莫斯科进行武器装备供应谈判之前与赫斯交谈。除此之外，被转移到伦敦塔的赫斯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因而他深感失望。赫斯飞英之谜的关键是：赫斯飞英的动机何在？

寻找媾和之路反遭终生监禁

　　赫斯飞英国是自作主张，还是奉令行事？赫斯飞英纯粹是德国的一厢情愿，还是英国和德国事先有过某种默契？赫斯飞英之谜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有关著作大量出版发行，但对于上述问题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赫斯的儿子沃尔夫·赫斯认为，1940年夏季行将结束之际，赫斯就在豪斯霍弗父子的协助下开始拟订德国与英国停止战争的协议，否则一旦德国与苏联之间爆发战争，德国最终将被迫实施两线作战。赫斯原计划在中立国与英国的汉密尔顿公爵就和平协议举行谈判，后因未能得到汉密尔顿公爵的满意答复而于1940年12月决定亲自飞往英国会见汉密尔顿公爵。

　　赫斯为此行作过精心策划，已被希特勒禁止飞行的赫斯密请梅塞施密特飞机制造公司总裁、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威利·梅塞施密特为其提供Mel10战斗机并安装远程飞行训练装置，还曾集中精力学习驾驶技术和空中导航，布置收集有关的气象资料，标有飞行路线图，此外还备有一份和平计划。

　　赫斯给希特勒的信件以“我的元首：当你收到此信的时候我将身处英国”开头，结尾则表示“我的元首，如果我的计划失败，如果命运决定与我作对，那么此行也不会给你或德国带来不幸的后果，你可以选择任何时机与我断绝关系——就说我疯了”。

　　赫斯的和平计划的主要内容有：

　　德国和英国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就全球政策达成妥协，所谓维持现状即德国不得为争取生存空间而与苏联发生战争；德国放弃对殖民地的要求并承认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英国则承认中欧为德国的利益范围；

　　德国和英国之间目前的实力关系将得到维持，即英国不得从美国得到增援；

　　德国将在法国陆军和海军全面解除武装之后离开法国，德国专员将留驻法属北非，从实现和平之日起德国部队仍将留驻利比亚5年；

　　德国将在波兰、丹麦、荷兰、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建立卫星国，但在实现和平两年后将从挪威、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撤出，且德国将在东面、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问题圆满解决后放弃在东地中海和中东对英国地位的压力；

　　德国将承认阿比西尼亚和红海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则认为，赫斯的动机是清楚的，他真诚希望同英国媾和。此外，战争使他个人黯然失色。战争期间，作为希特勒的副手管理纳粹党是一种很无聊的且不再是非常重要的职务。德国的重要工作是处理战争和外交事务，这些事情使戈林、里宾特洛甫、希姆莱、戈培尔和将军们处于重要地位。赫斯感到既失望又嫉妒。为了恢复他以前在元首身边的地位和他在国内的地位，单枪匹马地安排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和平，这样一种大胆而显赫的政治成就，岂不是最好的办法吗？

　　苏联方面长期认为赫斯飞英后曾经有过某种深入的谈判或策划，由德国和英国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但该项计划最终流产了。苏联方面最近公布的克格勃绝密文件表明赫斯飞英是英国方面诱骗的结果。

　　英国情报部门假意答应谈判一项和平解决方案，以把赫斯骗到英国。

　　而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前夕，赫斯想说服英国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这些绝密文件包括充当苏联间谍的英国人菲尔比的两份绝密报告。菲尔比通过他的朋友、英国外交官杜普雷获得情报后于1941年5月22日向在伦敦的苏联情报人员报告：赫斯在飞来英国之前给汉密尔顿公爵写过信，但这封信被英国情报部门所截获；赫斯认为英国国内存在强大的反丘吉尔派，他们想利用他飞来英国同德国人媾和。因此，英国情报部门在赫斯于1941年5月11日在苏格兰降落以前，就知道赫斯要来英国。

　　再说1941年5月10日深夜，希特勒将赫斯副官送达的信件阅读完毕，竟不露声色地问道现在赫斯在哪里，并暗中通知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因为赫斯约定如果使命进展顺利，就向苏黎世的姑妈拍发电报。

　　5月11日，希特勒终日没有收到赫斯的只言片语，对赫斯使命能否成功的怀疑有所加深。当天下午，在戈林和里宾特洛甫来到上萨尔茨堡的伯格霍夫别墅之后，赫斯的副官才遭逮捕。

　　5月12日，赫斯或许可能成功的希望化为泡影，希特勒遂安排新闻处长迪特里希发布公报，命令博尔曼行使赫斯的职权，向小豪斯霍弗询问赫斯飞英的细节。5月12日夜晚，德国广播电台播发公报，称赫斯业已违背命令驾机起飞，至今仍未回返；赫斯留下的信件以其混乱状态而不幸地表现出精神错乱的迹象，这使人感到党员赫斯恐怕是妄想症的牺牲品，因此赫斯或许已在某地坠毁，公报并未透露赫斯业已飞往英国媾和。

　　5月13日，在英国政府宣称赫斯的飞机坠毁，他本人在苏格兰降落并受有轻伤之后，希特勒向集中在上萨尔茨堡的纳粹党高级官员指出：“在指挥官们随时可能奉命开始最为困难的军事行动的时刻，赫斯离开了我。当我的高级政治领导人根据他自己的计划离开战场的时候，我怎么能指望我的将军们服从这项命令？因此党应当将赫斯的名字从记忆中勾销。”

　　鉴于德国人民对赫斯事件的解释存在可怕的情绪，希特勒和戈培尔决定在5月13日晚发布第二份公报。公报声称赫斯似乎处于幻觉之中，这种幻觉使之感到通过在过去认识的英国人之中采取个人行动，能够促成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谅解，国家社会主义党对这个理想主义者沦为这种灾难性幻觉的牺牲品深表遗憾。

　　然而，这丝毫也不会影响这场战争的继续。沃尔夫·赫斯认为希特勒和戈培尔似乎不想将后门堵死，故而承认赫斯对于元首的大量和平方案的了解比任何人都多。既然赫斯已经叛逃，赫斯家族也就在劫难逃了。其实不然，1941年10月2日，赫斯的父亲去世，希特勒即给赫斯的母亲发去私人唁电，博尔曼据此得出希特勒并未与赫斯家族断绝关系的结论，也随后发出唁电。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赫斯飞英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奉令行事；精神错乱、发疯、幻觉都是纳粹为摆脱赫斯使命的失败所带来的困窘而寻找的托辞。不过，赫斯使命只有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等极少数纳粹要员知情，至于具体的飞英日期，则是赫斯自行决定的。

　　沃尔夫·赫斯通过对大量事实的分析研究，认定赫斯飞英是英国情报机构设定的圈套。其中最重要的事实是，赫斯飞抵苏格兰之时，汉密尔顿公爵正在苏格兰西海岸的特恩豪斯空军基地值班，通过雷达掌握有关情报，而在此之前汉密尔顿公爵还曾亲自驾机升空观察。

　　1945年10月8日，赫斯被转移到纽伦堡。1946年10月，赫斯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47年7月，赫斯被转移到西柏林的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编为第七号囚犯。随着1966年10月施佩尔等人的释放，作为施潘道监狱仅存囚犯的赫斯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施潘道监狱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各指派一名监狱长共同管理，各组织30名卫兵轮流看守。有关的经费全部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承担。从1960年10月到1984年，纳税人为此共付出2650余万德国马克。

　　赫斯的监狱生活是有规律的：早晨7时醒来，起床、洗漱、早餐、阅读、散步、晚餐；大约在晚上22时，眼镜被摘掉，同时熄灯。根据通信与探视条例，赫斯获准阅读指定的3份德文报纸，每月可由家人提供4本书籍作为读物，1978年起室内备有一台电视机。不过，赫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仍然是有限的。因为赫斯不得收听新闻广播或收看有关当代历史的节目，有关第三帝国、纽伦堡和施潘道的报刊文章事先都被删剪。

　　赫斯获准每个星期与家人来往信件各一封，篇幅均不得超过1300字，且来往信件均需经过监狱长检查；每个月接受一名家人探视一次，时间不得超过一个小时，每次探视必须提前两个星期向狱方提出申请，由监狱长审核批准或予以拒绝。沃尔夫·赫斯一家长期为争取释放赫斯而努力，赫斯则声称自己不会请求宽恕，因为对他来说名誉比自由更为重要。1987年8月17日，赫斯在施潘道监狱自杀身亡。

震慑西欧的“功臣”

德国军方制造超级“多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为防止德军入侵，在其东北边境地区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这道防线以法国陆军部长A．L．R．马奇诺的姓氏命名，因此称为马其诺防线。

　　马其诺防线从1929年起开始建造，至1940年基本建成。防线主体有数百公里，由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十分坚固。

　　资料表明，马其诺防线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的顶盖厚达3．5米，装甲炮塔厚达300毫米，可抗击两发直接命中的420毫米炮弹。整个工程耗资达50亿法郎，土方工程量达1200万立方米。

　　希特勒上台后，对马其诺防线心存芥蒂，于是命令德国军事部门设计巨炮，以待将来德法开战时攻击这条坚固的防线。德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制造过巨炮，而且曾经威慑过当时的协约国法国的巴黎。因此，希特勒准备继续使用巨炮轰开马其诺防线。

　　那么，这种大炮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呢？话还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

　　1918年3月21日早晨，作为大后方的巴黎春意盎然，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开始了新的一天。

　　尽管此时的法国仍然和德国进行着一场战争，但巴黎的市民们显得很安闲，因为战场距离这个美丽的首都还很远很远。

　　突然，一声刺耳的尖啸划过长空，紧接着震天动地的巨响从塞纳河畔传来。街上的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惊得不知所措，短暂的迟疑之后，人们四处寻找着防空洞，街上炸开了锅。

　　美丽的塞纳河畔长眠着法国的拿破仑，他的赫赫战功曾经为法国争得了统治欧洲大陆的荣誉，然而，此时此刻，巨大的爆炸声已经打破了拿破仑安睡之地的宁静，到底是什么武器这么厉害呢？

　　当天黄昏，法国的电台广播了这样一则消息：

　　敌人飞行员成功地从高空飞越法德边界，并攻击了巴黎。有多枚炸弹落地，造成多起伤亡……

　　可是，对于电台的说法，巴黎市民并不相信，因为他们既没有看到飞机，也没有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况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飞机投掷的炸弹一般不会产生如此强大的破坏力。

　　就在人们惊慌失措的时候，法国的特工在靠近法德边界发现了德国的一种远程大炮，并认定轰炸是从这里发起的。人们仍然对这条消息将信将疑。

　　不过，如果巴黎市民有兴趣来参观一下这种神秘大炮，就不会对它轰击百千米以外目标的能力产生怀疑了，因为它的炮管有36米长，整个系统全重375吨，发射的时候，它的炮弹先射到40千米的高空，到达同温层，以1000米每秒的速度在同温层里飞行100千米，然后再降低高度进入对流层，最后击中目标，整个飞行过程和一枚弹道导弹差不多。它的理论最大射程是120千米，但在实际使用中，射程达到了131千米。

　　德军轰击巴黎时的炮兵阵地，距离巴黎市区远达120千米。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巴黎大炮”。

　　实践证明，在巴黎市区落下一枚炮弹，抵得上在前线落下成百上千枚，因为这些巨大的爆炸声会严重挫伤法国人民的斗志——连首都都不安全，还有哪里是安全的？

　　当时，德国的军火公司共制造出了7门“巴黎大炮”，但只有3门用于战斗中。到1918年8月，“巴黎大炮”共向巴黎射出了367发炮弹，但它的准头似乎不太好。

　　“巴黎大炮”的底座加装了专门设计的特殊的轮子，故其能够运用铁路系统快速移转阵地，这也让“巴黎大炮”成为列车炮的族系中第一个能够拥有超长程打击火力的一员。尽管“巴黎大炮”威风八面，但它仍无法挽救德国失败的命运。

　　随着战场形势急转直下，为了防止“巴黎大炮”落入敌人手中，德军不仅破坏了其设计图纸，而且将这三门大炮拖回工厂重新投入熔炉。如此一来，“巴黎大炮”虽一鸣惊人，但却只是昙花一现，留给后人的只是几张黑白照片和无尽的想象。

　　现在，希特勒要重新制造巨炮，纳粹党立即又找到了当年承担建造巨炮任务的厂商克虏伯兵工厂，命令他们立即启动建造计划。希特勒甚至向德国工程师发布一道命令，要求他们设计出一种“可以穿透一米厚钢、7米厚混凝土、30米深泥土的超级炮弹”。

　　1935年开始，经过7年的努力，又一种超级巨炮诞生了，它有着800毫米的口径，足以让一名士兵毫不费力地蹲在炮管里。为了纪念克虏伯兵工厂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克虏伯，希特勒给这种炮命名为“古斯塔夫”，而设计师穆拉为纪念自己的妻子，将巨炮命名为“多拉”，德国士兵们则喜欢叫它“大多拉”炮。

　　1942年春天，多拉大炮要进行试射。希特勒和几位高级将领，乘坐着火车专列兴致勃勃地赶到戒备森严的鲁根沃尔德靶场。中午，发射了第一发混凝土破坏弹，弹头3000多千克，射程达26千米。下午，又发射了一枚4000多千克的榴弹，射程达47千米。希特勒对此庞然大物十分满意。

　　验收以后，巨炮以700万马克的高价被军方购买。虽然价格高昂，但绝对是物有所值。这家伙的炮管长达32米，在战斗状态下火炮全长达53米，高12米，全重1488吨。炮弹也大得惊人，其中标准榴弹丸重4．81吨，用于破坏混凝土掩蔽部的弹丸则重达7．1吨，内装200千克炸药，它的威力足以击穿3千米以外厚度为850毫米的混凝土墙。

　　这样的庞然大物在装配、运输和射击试验时遇到极大困难。仅就运输而言，需要首先把各部件卸下来分别装车，运炮车与两层楼的楼房相当。整座大炮及所需的弹药需动用60节车皮。

　　而且，由于炮身过宽，标准宽度的铁路无法运输，需要专门铺设特制的轨道。

　　在试验弹道性能时，装弹机还不太完善，只好用一台起重机把4吨重的炮弹吊送到炮身尾部，再用一辆轻型坦克把它猛地推撞到炮膛里。

　　为了把火炮运送到试验场，特地设计了3辆构造特别的巨型运输列车。沿途的桥梁无法承受这样大的重量，列车只好绕过很长的弯路行驶。

　　到达阵地后，先用两台巨型起重机吊装底座，然后安装炮架、炮管、装弹，全部工作由一名少将指挥1400余人奋战3个星期才能完成。

　　为了预防苏军飞机轰炸，阵地四周部署了高炮部队和警戒飞机，大量步兵、巡警和警犬在周围10千米内日夜巡逻。一旦发现敌机轰炸，立即由化学兵施放烟幕掩护。参加指挥、操作、警卫的总人数达到4000人以上。

　　希特勒对“古斯塔夫巨炮”寄予厚望，曾梦想靠它制造战争奇迹，但战争初期它却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

　　德军翼侧包围马其诺防线后，很快就迫使法国投降；希特勒本希望用“古斯塔夫巨炮”在直布罗陀海峡对付英国军队，但最后也没有派上用场。

　　直到1942年6月，“古斯塔夫巨炮”才找到不至于“大材小用”的场所——当德军进攻苏联的塞瓦斯托波尔市时，“古斯塔夫巨炮”真正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纳粹工程师后来又造出了另一门一模一样的“克隆炮”。然而，它还没怎么用于战斗，就在德军败退途中被自己人摧毁了，希特勒显然不想让它落入苏联人的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超级大炮，除了“多拉”之外，还有著名的卡尔炮，该炮口径为600毫米。

　　大炮由重达124吨的车体承载，为了运输方便，德军有时将“卡尔”挂上两个特制火车头作为铁路行进，最高时速只有10千米，由于它发射时震天动地的威力，卡尔炮也被称为“雷神之锤”。

苏军钢铁堡垒变成一片废墟

　　塞瓦斯托波尔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南端。克里米亚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向黑海延伸出去的一个大半岛。作为黑海最合适的港口之一，塞瓦斯托波尔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1000多年来，它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苏联时代，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进行了全面的现代化改造，由此，它也成了希特勒的一块心病。

　　希特勒认为：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苏军可以随时从黑海登陆，对侵苏德军南线部队进行包夹攻击，这使得德军不敢贸然向东方推进；而且从克里米亚机场起飞的苏联飞机时刻威胁轴心国的生命线——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蒂油田。

　　苏德战争爆发前，塞瓦斯托波尔只做了对空和对海防御准备，要塞的陆上防御体系从1941年7月才开始大规模建立，但是到德军进攻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套坚固无比的陆上防御体系。

　　在这片绵延360千米的矩形地带，分为三个防御区，配置了12个永久要塞群，占全部克里米亚要塞数量的75％。中心地带由3个巨大的要塞群把守，在防御线的最北也是最容易被突破的隘口，是当时最强的马克西姆-高尔基Ⅰ号联装炮塔要塞。

　　高尔基Ⅰ号要塞拥有双联装305毫米巨炮，射程达到44千米，外部防御层形状酷似当时的战列舰炮塔，由200毫米至300毫米厚的装甲板全体包裹，炮塔下面有3层永固工事，每层永久混凝土天盖都厚达3000毫米至4000毫米。所有要塞周围都被永久混凝土装甲板覆盖，用地下通道和小型铁路连接，在山地部分更设置难以数计的暗堡、火力点，所有的要塞炮塔都是下沉式安装且具有绝对优势射界，理论上不可能对该防御地带进行地面攻击。而且设计者将要塞的基本弹药存放在塞维纳亚湾南岸地下深达30米的库拉贝主弹药库中，可谓万无一失。整个防区配有坦克、飞机、火炮和高射炮，装备非常齐全。防守人数约为10万，大部分隶属于苏军内务部队，战斗力很强。

　　1941年12月17日，德军7个步兵师和两个山地师全面包围要塞，发起第一次塞瓦斯托波尔攻防战。德军绕过马克西姆-高尔基1号，从要塞群西侧进攻斯大林要塞，但是毫无战果，由于两天前苏联海军陆战队在刻赤半岛登陆迅速粉碎德军包围圈，第一次攻防战以德军的全面失败收场。

　　1942年6月6日，第二次塞瓦斯托波尔攻防战拉开了序幕。当天，203个德军炮兵连集结在北部要塞群，德军将领曼施泰因试图在最强防御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从而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最疯狂的一次炮击作战。但是，在最北部的马克西姆-高尔基Ⅰ号要塞压制着北方主要道路和别别克峡谷的险要地带，305毫米火炮随时会对德军步兵造成毁灭性威胁。而普通的火炮对这个坚固无比的要塞也毫无办法，它的44千米射程更让德国第五十四军难以前进寸步。为了突破最强的要塞，必须动用最强的火炮。

　　德军经缜密策划后调拨了包括多拉炮在内的3门巨型火炮，它们分别是：800毫米多拉列车加农炮、610毫米卡尔自行臼炮、420毫米刚玛固定式臼炮。德军的第一目标是苏军库拉贝弹药库，这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多拉炮上场。

　　但是多拉的穿甲弹射程只有38千米，所以必须在苏军马克西姆-高尔基Ⅰ号联装炮的射程之内冒险攻击。

　　多拉巨炮冒着苏军的猛烈炮火，连续不断地发射重达7100千克的穿甲弹。那些呼啸的炮弹带着巨大的动能贯穿了要塞8000毫米的防护层，并且命中了地下弹药库中部，引起震撼全岛的大爆炸，从而断绝了苏军北部要塞群的弹药供给。

　　随后，“多拉”沿着临时搭建的四轨大型铁路转弯南下，开始攻击斯大林要塞，同时北部德军炮兵开始进入全面围攻高尔基Ⅰ号的炮击行动。北部炮击的主角换成了“雷神之锤”——600毫米的卡尔臼炮。“卡尔”的射速较快，重达2200千克的610毫米高爆弹倾泻在高尔基Ⅰ号要塞周围，4000毫米厚的永久水泥装甲板被打成碎片，要塞内部开始暴露，然后是第八航空军倾巢出动，采用每天1000架次的波状俯冲轰炸对要塞生活区造成完全破坏，迫使苏联士兵向要塞内部退却。

　　为了压制苏联步兵的突围和增援，420毫米臼炮对要塞周边进行地毯式轰击，1000千克重的420毫米炮弹雨点般粉碎要塞周围所有的公路、铁路网。

　　从6月30日开始，德军动用包括3门巨炮在内的所有火炮对市区进行地毯式轰击，第一天就发射了6．4万吨炮弹，整个城市变成一片火海，天空消失在浓烟和烈火中。

　　第二天起，德军进行不间断射击，第八航空军的出击增至每天1500架次，12万枚燃烧弹席卷塞瓦斯托波尔，排炮达到暴风雨般猛烈的程度，市区建筑全部被炸毁，公路、图书馆、公园、学校荡然无存。

　　德军对塞瓦斯托波尔市区进行全面包围后，守军的抵抗已无任何意义。7月3日，德军减低炮击强度，步兵和装甲兵占领了市区的50％。考虑到市民的生命安全和多拉巨炮的威胁，苏联红军同意投降。而此时，号称最坚强堡垒的塞瓦斯托波尔，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

　　1944年，波兰地下武装起义，德国秘密警察头子下令镇压，多拉巨炮再次派上了用场。它在离华沙城30千米的地方，发射30发炮弹，造成很多波兰平民的死亡，华沙几乎变成一片废墟。

　　多拉巨炮从初次登场到最后镇压华沙起义，总共发射104发炮弹，它的威力虽然强大，但是制造、运输、架设都费时费力，因此战场运用少之又少。与它的前辈“巴黎大炮”一样，多拉巨炮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它都算得上人类兵器制造史的奇迹之一。

　　关于多拉巨炮的下落，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希特勒为了避免巨炮被盟军缴获，命令德国工程师将其拆除，盟军只缴获了这门巨炮的一些零部件，在德国希尔雷本靶场还发现过一根巨大的炮管和几发炮弹；还有一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多拉巨炮成为苏联红军的战利品，以后又被运到盟军占领区，成为盟军研究巨炮的样品，最后，这座空前绝后的超级巨炮被盟军拆解，结束了它短暂而奇特的一生。

希特勒的性格之谜

罗斯福下达奇怪的调查令

　　1944年6月，美、英、加等反法西斯同盟国集结了近300万的兵力，在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进行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战略性两栖登陆作战。目的是为盟国军队大规模登陆西欧、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配合苏军在东线的进攻和最终击败纳粹德国创造条件。

　　6月5日午夜，盟军出动2500多架轰炸机对德军阵地进行轰炸，投掷炸弹10000多吨，拉开了“D日行动”的序幕。

　　6日凌晨，盟军1．7万多名空降兵乘坐1200架运输机首先在德军防线背后着陆，夺取海滩堤道和主要桥梁，占领主要登陆地段的侧翼，阻止德军增援。同时，100多艘舰只上的火炮对登陆地点的德军阵地进行轰击。6日6时30分以后，登陆部队开始突击着陆。

　　9时，已经基本突破德军阵地，站稳脚跟。盟军在43天中，从诺曼底登陆共9个军39个师约165万人，物资约66万吨，坦克约4000辆，各种机动车辆约20万辆。

　　7月下旬，盟军已占据了比较广阔的登陆场，完成了地面总攻的全部准备工作，诺曼底战役胜利结束。希特勒所吹嘘的“大西洋铁壁”就此被撕破了，法西斯德国陷入了苏联和盟军东西夹击的尴尬境地，迅速走向了失败。

　　斯大林高度评价了诺曼底登陆战役，他说：

　　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的执行计划情况来讲，在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足以和它类比的事业。历史将把这一业绩作为一项最高的成就记载下来。

　　然而，这样一场伟大的登陆战役，其进攻时间的选择，竟和一篇妙趣横生的心理报告有直接的关系。这篇心理报告的主角，就是那位性格怪异的德国法西斯元首——希特勒。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军开始战略大反攻后，欧洲的战场形势转为对同盟国有利，美、英、苏三国随即商定盟军的登陆作战，开辟第二战场。然而，美国上层人物却对登陆时间展开了一场秘密大争论。

　　一派主张登陆作战宜早不宜迟，这样的话，一来可以减轻苏联在东方战线的压力，二来可以和苏联争夺最多的胜利果实。他们强调说，登陆时间最迟不得超过1944年5月底。另一派则认为，此次登陆难度巨大，准备周期太长，登陆时间最好选在1944年8月以后。

　　争来争去，焦点聚集在了这样一个问题上：如果5月底以前登陆，希特勒心理上能否坦然承受？他是否还能镇定自若地指挥依旧强大的德国军队？当时德国虽然在战略上转为防御，但仍然拥有数百个师的庞大军队，而且德军四处侵略，士兵的战斗力都很强。

　　为了破解希特勒的性格之谜，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1月初破天荒地下了一道命令：情报机构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份有关希特勒性格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报告。

　　情报机构不敢怠慢，马上组织了最干练的间谍，特别是长期潜伏在德军高层的间谍参与了这次行动。由于情报人员平时就注重收集德方首脑“个性特征”的秘密情报，因此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即2月下旬，一份详尽完整的《希特勒性格特征及其分析报告》就摆上了罗斯福总统的办公桌。

　　《报告》的内容令大伙儿吃了一惊——他居然有“晕血症”！

希特勒竟然有轻微的晕血症

　　希特勒的一个命令就可以让数百万犹太人死于非命，但他却有轻微的晕血症，这是真的。他一见到血，尤其是见到人血以后，会感到非常不舒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秘密曝光以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马上用他如簧的巧舌替希特勒美化道：“这是元首对生灵的仁慈！”

　　希特勒的女秘书容格说：“希特勒私底下为人非常友善，经常关心我的生活，对我充满了父亲般的慈爱。但我发现他身上蕴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发布命令时总是通过对讲机，声调比较平和，但当他发表演讲时声调却突然变得很刺耳，他的姿势也变得夸张起来，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会运用一些在私底下从来没有用过的可怕的词汇来恶意攻击犹太人，但过后他又恢复到一派学者风范，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据有关资料记载，希特勒对动物，特别是自己饲养的动物关怀备至，充满仁爱。他拥有一个庞大的鸟类养殖场。如果有一只孔雀死了，他会伤心得掉泪。有时，一只昆虫死了，他甚至也会摇头叹息。然而另一方面，他命令毒死1000个犹太人的时候，却从没有犹豫超过3秒钟。

　　希特勒一生没有驾驶过汽车。可是，他的秘密爱好却是在夜深人静之际，坐上车，要司机以时速超过100千米的速度飞驶。当时，高速公路不像今天这么宽敞，汽车也不像今天的性能这么优越，所以时速100千米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疯狂速度”，相当危险。

　　后来，他的司机因为过度紧张而精神失常。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严格规定他所乘的大车最高时速不准超过37千米。

　　鲜为人知的是，希特勒这位留着“卓别林式”小胡子的“丑角”当权后，曾做了多次“鼻美容”手术。他的“理论”是，对于日耳曼人而言，有一个高挺的鼻子会给人以“刚毅自信、勇敢无畏”的感觉。然而，他对这个手术却严加保密，绝对不愿让他的臣民们知道他们的“至高无上的元首”居然会像一名爱漂亮的少女一样钟情于“美容”。当时，欧洲人普遍认为，整容是一种“破坏上帝赋予自己容貌”的爱虚荣的行为。希特勒深知这一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德军在苏德战场上节节败退，希特勒的威信一天天降低时，他的鼻子却在逐渐地“长”高。

　　此外，希特勒对长桌有独特的兴趣。他召开会议时总是用很长的会议桌，因此德国一些优秀的木匠常常被召去制造长桌。他拥有的一张最长的桌子超过了15米，竖起来有5层楼那么高。

　　50岁以后，看文件通常要用老花眼镜，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却禁止任何人拍摄他戴眼镜的照片，以至英国情报部门接到隐藏在德国上层机关的间谍送来的有关希特勒眼睛已经老化的密报后，还在怀疑情报的可靠性。

　　希特勒是个严重的牙病患者。拔牙时，他会痛苦地尖叫，像个孩子。但他又拒绝麻醉，他顽固地认为，麻药会让他“变傻”。这常常使牙医非常为难。

　　希特勒对别人的手指非常着迷。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人的手，他会转身走开，拒绝同这个人继续交谈。

　　希特勒的肌肉原本就不发达，50岁以后更是日趋萎缩，因此他即使在夏天也不穿短袖衫。为他洗澡的仆人必须对他的身体外形严格保密，否则就可能有“杀身之祸”。

　　他一生对女人都无好感，但年轻时曾狂热地爱上他的“嫡亲外甥女”。然而这场“刻骨铭心”的爱，却以心上人的自杀而收场。这样看来，他并不爱他的情妇——爱娃。

　　希特勒年轻时在奥地利维也纳游荡那几年，为了糊口，曾经画过一些色情画出卖。但在飞黄腾达以后，他悄悄地指使手下人把那些色情画以高价全部购回销毁。

性格分析报告促成战役提前

　　美国的心理分析专家依据材料，给希特勒开出了一份比较客观的性格分析报告：

　　高度压抑。对于任何人来说，“午夜飞车”都很可能是为求得心理压抑的解脱。但是，希特勒竟然到了不顾生命危险的“疯奔狂驰”的地步。这不仅有力地证明他长期处于心理压抑状态，而且说明这种压抑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

　　严重变态。同自己的亲外甥女恋爱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场古怪恋情的失败，必然会在他心灵上留下深刻的，甚至一生都难以消除的阴影，完全有可能导致心理压抑。更重要的是，这种压抑只会越来越深重，最后必然导致严重的变态。

　　畸形虚荣。虚荣心是许许多多人都有的。但希特勒的虚荣已经到了畸形的程度。他对“鼻子增高手术”的迷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严重“女性化”。一般来说，女人比较注重研究别人的手，希特勒对别人的手的兴趣，属于一种比较严重的女性性格。他对动物反常的“柔情”，并不是为了博得“仁慈”的矫揉造作，因为事实上他如要博得这种美名，是不需要这样的。毫无疑问，这种“多愁善感”也是一种女性化的心理特征。

　　负担沉重。其实，肌肉不发达，对于一名国家领导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大的缺陷。而希特勒这种“讳莫如深”，正说明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软弱也已到了反常的地步，说明他心理十分脆弱，“永不露体”的衣服无疑会大大加大他与周围人、同外界的隔膜，大大增加他已经很沉重的心理负担。

　　非常脆弱。长桌上居于主席位置的人能给别人一种威严感，同时又可同其他与会者离得远一些。对长桌的酷爱，显示他对这种形式上、表面上的“威望”的渴求；同时又表明他对下属心存疑虑，甚至表明他对任何人都有一种恐惧感，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非常脆弱的表现。

　　此外，以上的种种严重心理缺陷、矛盾、压抑和扭曲也都可以造成或归结为严重的心理障碍。这份报告的结论是：如果盟军在西线发动强大的攻势，那么希特勒在表面上，特别是在属下将领面前，仍会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内心的虚弱感肯定会大大增强。

　　盟军如果在1944年上半年发动大规模反击，希特勒将无法有效地指挥百万大军。罗斯福仔细地将这份心理报告阅读了几遍。比起大众传媒的报道，这份心理报告中的希特勒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是个战争狂，但他也有感情，也有弱点，怎样才能抓住他性格最脆弱的部分呢？

　　罗斯福经过思考，最后，微微一笑。他已下定了决心——美军在1944年上半年参加西线登陆战。

“轴心国”的常败军

二战战场上的“常败军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是德国的铁杆盟友，是最顽固的法西斯强盗，意大利元首墨索里尼还是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崇拜的领袖人物，然而，在整个德-意-日轴心国中，意大利军队的战绩却远不如德国和日本那么“辉煌”。

　　从意大利正式宣战到墨索里尼政权垮台的3年时间里，意大利军队虽然到处点火，但每次都是气势汹汹而去，损兵折将而回。

　　鉴于意大利军队的无能，德国士兵时常尖酸地嘲笑他们的法西斯盟友，甚至直呼其为“小朋友”、“小兄弟”。

　　曾经有一次，在北非，一支5000人组成的意大利军队遇到一个连的英军设下的路障后就缴械投降了。由于战俘太多，英军来不及建造战俘营，只好让军需官把原材料发给意大利战俘，让他们自己搭个战俘营把自己关起来。

　　同样在北非，英军坦克向意大利的反坦克炮阵地冲锋，数量不多。冲锋开始的时候，意大利人开炮还击，刚射击了几分钟，意大利人突然停止抵抗，举了白旗。英国人不解，问其原因，意大利人理直气壮地说道：“因为我们的弹药箱没有撬棍打开，所以我们被迫投降。”

　　一天，一个德军军官发现两个英军押着差不多一个连的意大利战俘，为了解救他们，军官下令向英军射击。打了好半天，麻木的意大利人终于跑起来了，不过不是朝德军这边跑，而是朝英军阵地跑去，德国军官被弄得哭笑不得。

　　萨拉洛登陆战中，组织严密的盟军在滩头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据当时随军记者报道，盟军在滩头遭遇的最强的抵抗来自于当地动物园，因为轰炸跑出来的一只美洲豹，咬伤了两名美军士兵，但是意大利军队早没影了。

　　类似讽刺意大利军队的笑话还有很多，当时一位德国军官甚至说，意大利一直以来被人们叫做“穷汉帝国主义”，意大利人的热情似乎全部被用来进行歌剧、足球等活动，打仗不是他们的强项。

意军打败仗的原因探寻

　　1922年10月，墨索里尼组织10万人向罗马进军，法克达内阁被迫辞职，国王把政府首脑的席位授给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政权，而此时的希特勒才刚刚“脱贫致富”不久，当上了规模算不上庞大的德国纳粹党的领袖。

　　15年以后，德、意、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柏林-罗马-东京”侵略集团初具规模。这个野心勃勃的集团，看似融洽，其实有诸多的不稳定因素。

　　15年间，墨索里尼似乎没有多大的长进，希特勒却把德国变成了一架巨大的战争机器，墨索里尼在他面前变成了笨手笨脚的小兄弟。

　　希特勒每作出一个侵略决定，并不会提前通知盟友墨索里尼，而是等行动开始或者已经结束，才假惺惺地拍封电报过去，解释情况是如此紧急，以至于来不及通知意大利，这恰恰说明希特勒对意大利缺乏基本的信任。

　　另一方面，意大利又极不情愿与日本合作。

　　对墨索里尼来说，他需要获取的只是德国而不是日本的支持。墨索里尼曾经告诉他的同僚，他要一个两国同盟，而不要一个三国同盟，因为“这样的一个两国同盟就足以抵消英法的联合力量”。

　　反之，作为危险的盟友，日本肯定会把强大的美国推入英法同盟的怀抱，因为日本在太平洋和美国曾有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这对德意同盟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墨索里尼对日本的判断是有先见之明的。同时，意大利人还怀疑，“冷淡而迟钝的”日本人能否同“强悍有力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人和德国纳粹党人”合作共事，是否有必要使他们自己如此深刻地卷入欧洲政治的激烈动荡之中——那可是一种只要通一次电话就能引起时局变化的政治局面啊。

　　基于相互间的不信任以及松散的联盟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德国和意大利并没有太多的战争合作。

　　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

　　意大利内阁通过了一项动议，申明意大利处于“非交战状态”，并强调意大利“决不首先采取军事行动”。意大利原本以为，希特勒会避免在1942年年底以前打一场全面的战争，当这个幻想被德国进军东欧的消息粉碎以后，墨索里尼经过两个星期的深思熟虑，向希特勒委婉地推脱道，意大利尚未准备好投入战争。面对意大利的临阵退缩，希特勒也束手无策。

　　其实，关于是否加入希特勒的冒险行动，墨索里尼一直处在极端的矛盾之中。虽然身为轴心国之一，但是意大利的经济和军事在欧洲大国间处于软弱的地位，它的军队在面对战争时更显得准备不足。

　　有两件事足以证明意大利军队存在潜在的危险，一件事是远征阿尔巴尼亚时意大利陆军暴露出严重的弱点；另一件事是墨索里尼偶然发现，空军上报的能投入战斗的飞机数量被严重地夸大了。而且，墨索里尼这个法西斯独裁者把舆论看得非常重要。当时意大利人民对战争越来越恐慌，墨索里尼害怕民众的不满情绪会威胁到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稳定。

　　意大利的犹豫不决使英法联盟看到了把其争取过来的希望，或者说，如果不能把意大利拉入英法阵营，至少也要诱使它走向真正的中立。盟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讨好意大利。英、法两国政府公开表示欣赏墨索里尼为和平而作的努力。他们提出，意大利可以选择一个角色，成为一个“伟大而友好的国家”，成为欧洲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总之，它可以扮演自己乐于扮演的任何角色。盟国还在经济上加以诱导，甚至取消了一直在北非实行的限制意大利的措施。

　　另一方面，希特勒迫切地想把意大利绑在轴心国的战车上。尽管希特勒明白，意大利没有能力应付一场长期的战争，如果它介入战争，德国也许会因为照顾这位“小朋友”而消耗更多的资源。不过，德国有非常需要意大利的一面。

　　比如，就海军而言，德国在本国的造船计划尚未完成之际就挑起了战争，而意大利的海军却拥有许多潜艇，这对德国的整个战略会特别有用。因此，希特勒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德国对意大利的“友好情意”。

　　希特勒在一封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用情人般的口吻说道：

　　命运终于将把我们两个国家结合在一起……我要感谢你在过去给予的支持，并恳求在将来能继续得到你的支持。

　　话虽说得肉麻，其实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希特勒从来没有采纳过墨索里尼的建议。夹在强国中间的意大利，一直在静静地观察形势，它既不盲目地支持希特勒，也不主动向英法示好。

　　对于拉拢意大利这个问题，希特勒一直在寻找机会。1940年3月1日，局势发生了变化，英国宣布切断德国由海道运往意大利的煤炭运输，这对意大利的经济是个沉重的打击。

　　希特勒趁机派德国外长前去罗马转告墨索里尼：“元首对于最近英国对德国从海路给意大利运煤采取封锁措施，感到异常愤慨。”德国外长问墨索里尼：“需要多少煤？”墨索里尼回答说：“每月50万吨至70万吨。”德国外长爽快地答应：“德国现在准备每月供应100万吨，而且提供运煤用的大部分车皮。”

　　面对德国的慷慨之举，墨索里尼并没有激动到想要派兵帮希特勒打仗的程度。他平静地告诉德国外长，对于参战一事，“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因为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前，意大利不应该参战，以免加重他的伙伴的负担”。

　　墨索里尼的答复，希特勒不甚满意，于是双方约定举行一次会谈。

　　3月18日清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个独裁者乘着各自的专车徐徐驶入坐落在高耸入云、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下的勃伦纳隘口车站。作为对墨索里尼的尊敬，会谈地点选在墨索里尼的私人车厢里。

　　但是，发言的几乎只是希特勒一个人，他大谈特谈德国的势不可当，不可战胜，并且兴致勃勃地谈到了德国的侵略计划。经过希特勒天花乱坠的动员和开导，墨索里尼开始产生了忧虑，他担心，如果意大利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始终保持不交战，它就将丧失掉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丧失掉最后的机会，再也不能树立起自己的大国地位了。

　　根据墨索里尼的看法，意大利绝不能最终降格为欧洲的二等国家。或者说，假如意大利再不参战，德国失去了耐心，大举侵略意大利而英法两国却不做任何事来帮助意大利的话，那么意大利就会落到波兰那样的下场。事实上，畏惧德国的心理，在墨索里尼的政治考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940年4月9日，墨索里尼一觉醒来，发现德国已经采取了断然的行动，在丹麦和挪威登陆。

　　希特勒事先没有征得墨索里尼的同意，甚至都没有通知他。但是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突然袭击非常热心，在给希特勒的两封信里，墨索里尼大大地表示了一番祝贺，并详述他自己的备战工作进展神速，以及意大利对英法的敌意“正在稳步增长”。

　　促使墨索里尼对德国态度迅速转变的原因，主要是德国在军事与政治斗争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从慕尼黑阴谋，到闪击波兰，到入侵北欧，德国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向世人表明了实力。

　　墨索里尼开始怀疑，英法盟国凭其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和松懈的组织，是否是纳粹德国的对手？

　　随着希特勒在军事上的“胜利”，墨索里尼越来越被希特勒的魅力所折服了。当纳粹军队征服丹麦和挪威之后，墨索里尼变得“更为好战，更加亲德”了。

　　等到希特勒向法国进军的时候，墨索里尼几乎是惶恐不安了，他认为希特勒会单独打赢这场欧洲大战，这就等于让德国赢得了全部战争果实，意大利将沦为一个得不到尊敬的欧洲“二等国家”。

　　他对自己的部下说：“数月之前，我就预言英法失去了获胜的机会，今天我断定他们要彻底垮台了。我们意大利人的面子是丢尽了，我们不能再犹豫了。在近期之内，我们必须向同盟国宣战。作为最高统帅，我将命令意大利空军和陆军向英、法发起攻击！”

　　5月30日，正当德国军队在西线捷报频传的时候，墨索里尼向希特勒宣布了他准备参战的决定。但是希特勒劝他再等上几天，以防止法国飞机由于调到意大利前线而幸免在法国北部被德军消灭。

　　至6月2日晚上，希特勒希望意大利参战的日子改在6月5日，可是墨索里尼却临时变卦说，军队的调动要到10日才能完成。因此，直至10日下午，意大利才把宣战书交给了英法两国。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发表了演说。

　　他告诉国民们：

　　骰子已经掷下，我们决心破釜沉舟。为了取得进入大洋的通路，为了扩充领土，为了忠于对德国的义务，为了给意大利、给欧洲和给全世界建立一代人的公正与和平……正是这些动机，迫使意大利参加了一场它曾不遗余力地想制止的战争。

　　墨索里尼本想在瓜分世界的行列里分一杯羹，可惜的是，到后来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目录

戈 林

在战争中成为王牌飞行员

追随希特勒推动纳粹党上台

出任议会议长操纵国会纵火案

从建立秘密组织到“解决犹太人问题”

掌控纳粹空军充当战争先锋

逃离第三帝国接受正义审判

邓尼茨

参加德国海军研究潜艇战术

创立潜艇兵种实施“狼群”战术

变身海洋“恶魔”攻击盟国船队

遭遇反潜作战兵败北大西洋

曼施坦因

少年从军逐步进入决策机构

入侵苏联突破苏军多道防线

兵败被俘成为英军阶下囚

戈培尔

控制宣传工具推行文化专制

运用媒体喉舌充当纳粹帮凶

海德里希

加入纳粹党成为党卫军头子

晋升情报高官实施龌龊计划

达到权力顶峰遭遇炸弹袭击

哈特曼

进入空军学校成为优秀学员

加入侵略战争成为德军“英雄”

冈村宁次

插手中国事务挑起“一·二八事变”

出任侵华头目犯下累累罪行

战败受到庇护变身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

板垣征四郎

策划侵略中国制造“九一八”事变

炮制伪满洲国掠夺中国战备物资

战败被处绞刑偿还累累血债

广田弘毅

起草“二十一条”侵犯中国主权

推行侵华政策犯下滔天罪行

大岛浩

出任驻德武官缔结《日德协定》

依靠军部力量晋升大使职位

木村兵太郎

执掌陆军大印疯狂筹划战争

参与侵略战争屠杀抗日军民

武藤章

进攻南京血腥屠杀中国平民

挑战英美霸权策划太平洋战争

小矶国昭

策划阴谋活动挑起侵华战争

沦为巢鸭罪犯接受军事审判

冢田攻

参与侵华战争屠杀中国人民

晋升陆军大将殒命大别山区

戈 林

在战争中成为王牌飞行员

　　赫尔曼·戈林于1893年1月12日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罗森海姆的一座温泉别墅里，他的父亲海因里希·厄恩斯特·戈林博士时年64岁，是位海外殖民地总督。母亲蒂芬布鲁恩是老戈林的第二任妻子，比丈夫小20岁。

　　戈林自童年以来就形成了极爱奢华和排场的特性。他童年的那些日子是在默特恩多夫宫殿和菲尔登斯泰因城堡中度过的。这些都是他那有着一半犹太人血统的富有的教父里特尔·冯·爱泼斯坦的财产。

　　爱泼斯坦接纳了戈林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们到自己的家中——并非出于无私的帮助，而是因为赫尔曼·戈林的母亲是他的情人。少年时代的戈林聪明英俊，还不具有残暴冷酷无情的秉性，但是终归母亲高明，她说：“戈林不成为一个传奇，便会成为一个罪犯。”戈林虽然调皮捣蛋，但是学业成绩一直优异，在学校里，他如鱼得水。1910年，他以优良的成绩升入号称“德国西点军校”的利希菲尔德军事学院。在这里，他心甘情愿地接受着极其严格的普鲁士军训。第二年他通过了系列考试，并取得军训课最高分。1912年3月，戈林应征入伍，继续在利希菲尔德军事学院进修，并在第二年12月通过了军官考核。

　　1914年8月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戈林作为排长被派往前线。在纳尼、埃普诺尔和弗里雷的战斗中，荣获二级铁十字勋章。不久染病退出战场，疗养于弗赖堡。

　　在这里，他结识了正在接受飞行训练的陆军中尉布鲁诺·勒歇泽，并燃起了对飞机这种新式装备的兴趣。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病愈后被派到达姆施塔特接受侦察飞行训练。

　　从1915年2月起，戈林和勒歇泽一直同驾一架飞机。

　　3月，在法国装甲炮群威胁的科特德塔上空，两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侦察飞行，为德军的进攻提供了重要情报。为此，德皇亲自召见了他们，并授予他们一级铁十字勋章。

　　6月，他们驾驶着没有任何武装的阿尔巴特罗斯侦察机，设法迫降了一架法国轰炸机，这一壮举使他们两人声名鹊起。

　　10月，戈林首次完成了作战飞行，并在11月第一次击落了一架法尔芒飞机。

　　1916年3月，戈林驾驶着一架300马力的C-499号大型战斗机，同法国的3架大型飞机展开激战，击落了其中一架。

　　1916年11月，戈林在空战中挨了英机的一枚机关枪子弹，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地把负伤的飞机开回自己的防区，此后疗养了3个月。

　　伤愈归队后，戈林已成为德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之一。

　　戈林在空战中勇猛果敢，胆大心细，经常孤军奋战，每次都能奇迹般地胜利返回。

　　有一次，英机打掉了他的方向舵，他却安然返回防区。事后，他得意洋洋地说：“我不知怎么回事，没有方向舵，我照样飞得很好。”

　　到1918年6月，戈林击落敌机累计达21架，并因此获得了被视为德国空军军魂和象征的里希特霍芬中队的指挥权。然而，还没有等他充分品尝权力的滋味，德国军队在战场上便节节败退。

　　11月3日，基尔港水兵起义，德国陷入了一片混乱。

　　11月11日，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德国战败了。这对刚被誉为天之骄子的空中英雄——戈林是何等的打击！

　　他将往何处去？

追随希特勒推动纳粹党上台

　　此后，戈林带着伤痛曾先后到过柏林和慕尼黑，然而到处是混乱，失望之余他决定离开多事的德国，取道北上，到北欧去寻求发展。

　　在北欧，戈林为丹麦人做过试飞员和飞行表演，后来又来到瑞典当飞行员。

　　1920年2月，瑞典社交界名人埃里克·冯·罗森伯爵包租戈林的飞机。在罗克尔斯垮特城堡，戈林遇到了伯爵的妻妹卡琳·冯·福克女伯爵。两人相见恨晚，很快坠入爱河，不久即同居。由于卡琳本是有夫之妇，两人决定远走高飞，前去德国。

　　在魏玛共和国里，这位30岁的退役上尉对未来没有信心，处于窘境。戈林开始在慕尼黑学习历史和国民经济。比起获取科学知识，这位经过斗争考验的飞行员更加渴求志同道合者之间的结合，渴求英雄行为和一个能帮助德国重新夺回昔日权威的“强人”。

　　1922年秋天，戈林在慕尼黑的国王广场上的一次集会上终于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皇帝”。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深深吸引住了他。

　　此后不久，戈林在对方接待时间里第一次坐在了他的对面。他要给戈林的人生指明新的方向。而这也正是戈林愿意听的：《凡尔赛条约》是一种耻辱，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要对这一切负责任，必须拯救祖国。这个人就是希特勒。

　　戈林相信希特勒能将德国从战败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从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和听到他的第一声起，”两年之后他写道，“我便在内心深处完全从属于他了。”

　　希特勒也对这位被授予过高级勋章的久经考验的勇士颇有好感：“妙极了！一位因为特别英勇而被授予过最高勋章的战斗英雄！请你们设想一下：绝妙的宣传素材！此外他还有许多的钱，所以不用花我一个芬尼。”

　　戈林的声望对年轻的纳粹党，尤其是对希特勒非常有用。一个是平易近人的勋章获得者，一个是狂热偏激的蛊惑民心者——这就像一个魔鬼契约。

　　当希特勒把冲锋队的领导权委托给他的这位新追随者时，戈林感动地发誓说：“我将我的命运无条件地托付给您，即使要我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戈林曾经说过：“我没有良知，我的良知叫做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的政党和计划引不起戈林多大的兴趣。从作为冲锋队头目所做的单调的日常事务中，他只能获得很少的乐趣。尽管他在短时间内将一个管理不善的冲锋队变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私人军队，但他更愿意把精力用在令他愉快的方面。

　　他让人给他剪裁了第一套梦幻般的制服。

　　他以高人一等的气势，骄傲而又显示宽容和友善的声调，对待像鲁道夫·赫斯或者阿尔弗雷德·罗森伯尔格这样的“党内朋友”。所以，戈林在纳粹党内待着，却没有封建贵族般的领导权，这几乎是不足为奇的。对于戈林来说，意识形态是“无用的杂物”，他决心要毕生为希特勒效命。

　　1923年11月9日，天气阴沉而湿冷，在慕尼黑的大街上将要对权力和软弱无能作出决断。临近中午时，一队冲锋队和突击队队员启程向歌舞剧院开进。在队伍的最前列是希特勒、鲁登道夫将军和戈林。

　　观众们的欢呼声和“万岁”的叫喊声使他们希望这次夺取政权能够成功。但是在统帅大厅前只有几米处时，一枚子弹呼啸而来，随后大街上枪炮齐鸣，巴伐利亚州的警察们瞄准了行进队伍的第一排。

　　枪战中，死了14名暴乱者和3名警察。希特勒倒在了地上，戈林被子弹击中了腰部，身负重伤，一动不动地躺在大街的铺石路面上。在失去知觉几秒钟之后，他满身鲜血地挣扎着爬出了射击线。

　　冲锋队队员们把他拉上了一辆卡车，送到犹太家具商人巴林的家中接受简单的照料。随后戈林便开始了躲避警察追捕的逃亡。

　　戈林带着卡琳越过边界来到了奥地利。慕尼黑的失败使他在政治上的升迁突然停止了。尽管他还逍遥法外，但是伤口的疼痛给他带来的几乎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医院的医生第一次给戈林注射了吗啡——这种毒品让他暂时忘却了痛苦，但也使他后来成为了一个瘾君子。不论是戈林的私人医生拉蒙·冯·昂达尔查大夫还是长年照料他的护士，在战后都报道说他睾丸受了伤。自此后，戈林便认为自己没有了生育能力。

　　被监禁在兰茨堡的希特勒请求逃到奥地利的戈林立即前往意大利，和墨索里尼建立联系。戈林认为以恳切的方式和一枚闪闪发亮的勋章，应该能激励墨索里尼这位“领袖”用20亿里拉帮助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遭破坏的“运动”。但这完全是幻想，墨索里尼一次也没有接待过希特勒派来“行乞”的这位使者。

　　由于戈林的财产在德国被充公，以及恩斯特·罗姆接管了冲锋队，一无所有的夫妇两人只得极其失望地回到卡琳在瑞典的父母家中。

　　可是戈林摆脱不了他的伤痛，他几乎每天都让人给自己注射吗啡。从前瘦高、容貌英俊的他不久就肿胀起来，深受记忆衰退和没有毒品就活不下去的压力的折磨。

　　戈林在戒除毒瘾的治疗中时常丧失自控能力，有一次竟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这种治疗便不能继续下去了，他被转到瑞典的一家精神疗养院，这个疗养院专门接纳有生命危险的严重病人。

　　戈林依然依赖于吗啡注射。“意志非常薄弱的残暴的瘟病患者。”他在瑞典的病历中这样写道。医生认为他很消沉，有自杀的危险，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一个“仇恨犹太人的人”。

　　尽管如此，他还是于1925年10月7日被允许出院了，“没有精神障碍的症状”，戈林被正式认定“痊愈”了。但事实上他还是一个病人——一个每天给自己注射多达50毫克吗啡的瘾君子。除了卡琳，大概没有人知道他生活在毒品的阴影里。但是他抛头露面的机会越多，有关国家最高层人物吸吗啡的流言蜚语就滋生得越多。

　　在那段时间里，戈林仍然远离他所渴求的权力。当他于1927年对政治犯大赦之后重返德国时，终于结束了被追捕的艰难日子，从而寻求新的站稳脚跟的生活。

　　他要从零开始。对于早已从兰茨堡监狱释放出来的“元首”来说，像戈林这样一个人当然是来得正好。戈林恰恰适合填补希特勒最亲近圈子中那个急需填补的空缺。戈林不像希特勒是个小市民，不像罗姆是个雇佣兵，也不像戈培尔是个亡命之徒。他所具有的，正是“运动”中的暴徒们所缺少的：出身良好的家庭、精炼的举止和引起人们好感的才能。此外，他所荣获的为奖励战斗特别英勇而设立的勋章便是通往“朝廷”和财团们保险柜的通行证。

　　作为驻柏林的政治特派员，戈林奉命为希特勒赢得柏林上流社会的支持。而事实上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不仅为他的“元首”搞到了晋见德国总统冯·兴登堡的机会，还用克虏伯、图森、德意志银行、巴伐利亚摩托厂、汉莎航空公司、海因克尔、梅塞尔斯密特等的捐款填满了纳粹党的钱箱。

　　作为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的成员，戈林不久便如鱼得水般地混迹于由贵族、金融巨头和工业家组成的最具影响力的圈子里。他用充满幽默的闲聊和自私自利的魅力为希特勒在上层社会赢得了胜利。

　　虽然戈林在服用减肥丸后仍然越来越胖，虽然他深受失眠之苦，虽然他得克服卡琳于1931年10月17日去世给他带来的痛苦，但他仍然不乏用狡诈的手腕和肆无忌惮的诡计帮助希特勒越过通往权力的边界的巨大热情。

　　作为被选出的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他用各种许诺和礼物贿赂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将军队拉到希特勒这一边，并在使人耗尽精力的谈判中促使年迈的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国务总理。

　　当戈林在1933年1月29日将“不再有什么东西会阻碍夺取政权”这一消息转告给希特勒时，那可能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戈林对这次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希特勒用一大堆职位来奖赏这位帮手的功绩：最初没有职权范围的国务部长，负责飞行的全权代表和普鲁士内务部代理部长。

　　希特勒的信任使戈林受宠若惊，他在日记中诚惶诚恐地袒露了自己的心迹。他说：

　　当我被任命为普鲁士内务部长时，我告诫自己，必须接任这个难度最大的职务，因为这里是打通所有权力和职位的钥匙。我要狠狠地整顿一下，把那些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红色的或是黑色的观点以及为了镇压所有的民族奋斗而身居要职的人全部扫地出门。

出任议会议长操纵国会纵火案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德国人民心中普遍存在的不满、绝望和彷徨，以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畏惧心理，在全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在1932年的大选中大获全胜，一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戈林被元首指定为纳粹议会党团领袖，当然也就成了议会议长，这是纳粹党迄今为止在国家公职中取得的最高职位。

　　当时纳粹党对总理府早已垂涎三尺，戈林就利用这一职位为纳粹党入主总理府潜心竭力，矢志以图。为此，他曾和当时的总理——巴本开了一个小玩笑。由于巴本在新选出的议会中遭到多数的反对，他准备在新议会还没有开始工作时就解散它。为此，他已经从总统那里搞到了解散令。

　　1932年9月12日，新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并第一次由一位纳粹党人主持。会议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弹劾巴本政府的动议，这使巴本着了急，他必须在议会表决之前就把它解散掉。他急不可耐地举手要求发言，但是议长却微笑着把脸转向别处。巴本举起那张解散令，并站起身来让会场的人看清楚。全场的人都看见了，只有戈林没看见。巴本气得发疯，他大步走到议长面前，把那张解散令朝戈林一扔就怒气冲冲地走了。戈林还是不看那张解散令，他微笑着说：“如果没人反对就进行表决。”

　　结果，以530票对32票通过了这项弹劾协议。这时议长才“吃惊”地看到了面前的那张解散令。他宣读了一遍，然后裁决说：“由于这是一个已被法定多数弹劾了的总理签署的，因而没有任何效力。”当然，议会最后还是接受了解散令。但戈林使用这种鬼把戏来达到目的，则刚刚是一个开始。

　　1933年3月5日，德国又要进行新的大选了。从1932年最后一次选举看，纳粹党失去了200万张选票，而共产党则增加了75万张选票。这使纳粹党极为紧张，他们要寻找一个办法遏制共产党的影响，并且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1933年2月24日，戈林派秘密警察搜查了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然而，这是一个被共产党放弃了的办事处，戈林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戈林仍然宣布他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共产党要发动一场革命。公众对这件事的反应并不理想，甚至保守分子也对此持怀疑态度。很明显，他必须在3月5日大选前，找到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事件作为彻底打击共产党的借口。

　　2月27日晚上，凛冽的寒风扫过柏林街头。黑暗中，一小队早已隐藏在戈林家里的冲锋队员揭开地下暖气管道的盖子，一个接一个地钻了进去，这是一条直通议会大厦的地沟。这些冲锋队员每人都携带着易燃物品，迅速地来到了议会大厦下面。他们钻出地沟，把易燃物品撒在所有能燃烧的东西上，然后便悄悄地顺原路返回。不一会儿，一个几天前被秘密警察发现的、神经不正常的荷兰共产党员在秘密警察的精心安排下，偷偷地潜入议会大厦，脱下自己的衬衣把火点了起来。只两分钟的光景，议会大厦已是一片火海了。

　　戈林比谁来得都早。他头上冒着汗，嘴里喘着气，兴奋得有点失常。他立即断定，这是共产党人干的。他大声对秘密警察头子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坐等，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的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

　　戈林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纳粹党就这样为大选排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后来，在1942年的一次宴会上，戈林酒后露真情，他得意地吹嘘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放火把它烧了。”作为希特勒的帮凶，戈林为主子献上了一份丰厚的礼物。戈林可以为所欲为了，根据他的命令，政治敌人们，包括同性恋者和信仰耶和华的人，被一道驱赶到了集中营。在奥拉宁堡和帕彭堡，戈林让人将这些管教和刑讯的场所建造成“改造营”。

　　至1933年7月底，即希特勒夺取政权半年之后，“改造营”中政治犯的人数就已经迅速膨胀到了27000人。在纽伦堡审判中，戈林夸夸其谈地说，这些逮捕和拘留都是“国家在受到非法进攻时采取的紧急自卫，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在集中营里肯定会有残暴、拷打和“粗鲁的行为”存在。然而戈林却又宣称：“我早已经下达了要阻止这类事情发生的指示。”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

　　就这样，戈林既为后来清除共产党立了首功，又为希特勒赢得了合法实行纳粹恐怖的尚方宝剑。

从建立秘密组织到“解决犹太人问题”

　　1933年3月23日，随着国会通过《授权法》，希特勒获得了立法权，这标志着德国从此进入法西斯专政时期。

　　希特勒为了便于纳粹统治全国，首先迫使总理巴本辞职，继而让戈林接替其位置，并且给予了戈林代理外交部长的职务。此后，戈林就像一只巨大的蜘蛛，不断喷溅着毒汁，在一个个角落里编织着权力的网络。

　　首先，他建立了国家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

　　盖世太保本是柏林市警察局长冯·勒韦楚组建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制止纳粹冲锋队的无法无天行为。希特勒发现勒韦楚的企图后，立即让戈林解除他的职务。

　　戈林发现这个秘密特务组织非常合乎他的要求，因此他将勒韦楚的组织划归他直接掌管的普鲁士内政部。从此，盖世太保逐渐发展成一个无孔不入的恐怖组织，成为纳粹暴政的象征。

　　其次，戈林创建了情报研究所。这个以电子研究为幌子的情报机构，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装备最精良、技术最先进的特务组织。

　　戈林将研究所分为若干个语言区，监听通过德国陆地的通讯线路和附近的海底电缆，获得的情报可以使纳粹对国外的动态迅速作出反应，占据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使戈林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其他权力竞争对手。

　　在通话的高峰时间，戈林手下有多达3000余名工作人员在监听国务总理办公厅、各部委、党务办公室和大使馆的电话线。监听专家们昼夜不停地破译着密码文章并做着记录，用以满足他们上司对来自政治和私人方面的消息的饥饿感。

　　不论是约瑟夫·戈培尔和莉达·巴罗瓦之间极个人的窃窃私语，还是外国通讯记者之间的政治讨论——戈林手下的监听人员都勤奋地逐字逐句地做着记录，尽管这种工作是如此的乏味。

　　纳粹力量的壮大，本来与冲锋队的鼎力相助有关，戈林就是冲锋队的最早队长之一。

　　然而纳粹上台后，冲锋队变得无事可干，认为在权力分配时没得到相应的照顾，其头目罗姆迫切要求进行“第二次革命”，企图将国防军并入冲锋队。

　　反对这项计划的不仅有国防军的将领们，而且也有罗姆的党内对手，首先就是戈林。由于罗姆不断向戈林掌握的各机关安插特工人员，所以这两个纳粹元老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戈林极力劝说希特勒以最严厉的手段镇压罗姆及其冲锋队。

　　希特勒亲自领导了南部的谋杀行动。戈林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柏林和北德采取行动——对于戈林来说，这又是一个在希特勒那里毛遂自荐甘为刽子手的机会。

　　在他曾经就读过的柏林利希菲尔德军官学校里，他让人枪杀了43名所谓的暴乱分子。这是纳粹政权实施的首次集体大屠杀。

　　就是在纽伦堡审判中，戈林也不为此感到懊悔：“冲锋队是怎样一群反常的强盗啊！我把他们消灭了是一件好极了的事情，否则他们就会杀死我们。”

　　希特勒非常高兴他“最忠诚的追随者”在危难时刻能作出如此“冰冷”的反应。戈林这位久经考验的勇士证明了自己是可靠的。他在意识形态上不是那么坚定并不影响什么。

　　他盲目地服从希特勒并享受着他的信任。仅仅是希特勒的到场就足以使他丧失判断能力。他曾对经济部长哈雅尔马·夏霍特说起过：“我努力克制自己，但是每一次当我站在希特勒的面前，都感到非常害怕。”

　　这首先是对希特勒那使他成为甘心效劳的执行者的权力的敬畏。

　　“谁只要多少知道一点我们这里的情况，”戈林于1934年让人在他的《民族建设》一书中写道，“他都会明白当元首愿意给予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同样多的权力。只有追随元首才可能真正地有权势，将国家强大的权力握在手中，但若违背他的意志，哪怕只是惹他不高兴，也会立即失去全部权力。元首的一句话可以弄倒任何一个人……”

　　戈林的献身是值得的。1934年8月2日，希特勒接任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总理和总统的职位合二为一。为酬报戈林，12月7日，希特勒签署两个命令：

　　一是他不能视事时，戈林可全权处理一切事务；二是明确戈林为他的接班人。

　　这样，戈林在纳粹党中的权威地位已不可动摇。然而戈林的胃口却永不会满足。从1935年开始，他突然关心起了经济问题。为此，他排挤了纳粹的经济理论专家沙赫特，将德国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其本人也很快成为德国经济领域的“无冕之王”。

　　与此同时，他把空军作为自己的私有领地，不许任何人染指，并毫不隐讳地表明，他希望晋升为空军元帅。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希特勒于1936年夏天晋升他为四星上将。早在夺取政权以前，戈林就已经作为快速扩充军备的极端拥护者而出名了。现在身为空军总司令的他，负责把耗资巨大的需要大量原料的空军军备生产推向前进，从而使希特勒拥有一个强大的进攻武器。

　　“我做梦都想拥有一支空军，”他在飞行少尉们上路前的宣誓典礼上讲道，“如果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它便像一群复仇的野兽凶猛地扑向敌人。敌人应该在和你正式交手前就已经感觉到了失败。”

　　在1935年夏天——时值刚刚公布了普遍服役义务——戈林便敦促希特勒将空军当时的实力扩大两倍，然而由于缺乏原料，那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打算。为了改善原料状况和“确保继续自卫反击”，希特勒于1936年再次授权他的“多功能武器”戈林，让他负责原料和外汇。

　　希特勒在一份绝密的备忘录中要求德国军队必须在4年内具有“随时可供使用的能力”，以及德国的经济具有“适合战争的能力”。对此他不允许有异议。对于希特勒来讲，经济问题是“意志问题”，而且他相信戈林具有这样坚强的意志。“他是我所有的人中最好的一个……他是一个坚毅果敢的人，知道什么是必须做的，并去实现它们。”

　　尽管戈林在经济问题上是个门外汉，希特勒还是于1936年任命其为扩军备战的“4年计划”的全权总代表，从而使得他成了国家中第二号权势人物。作为“负责4年计划的专员”，戈林根据最高当权者的命令，负责推动军备生产，“为德意志民族争取到获取食物的自由”，但是首先应该搞到原料和外汇，以便为希特勒的“和平中的战争”作准备。

　　“不要黄油要大炮，飞机、坦克、轮船现在比个人消费或者比巩固的国家财政都要重要。”这就是戈林的指导原则。对于受人尊重的帝国经济部长和帝国银行主席哈雅尔马·夏霍特等专家们的警告，戈林则置之不理。

　　他现在和实行独裁统治之初一样，用尽一切手段，不顾任何反对，强行推行希特勒的政策。只要一笔一笔地合计一下，就会看出：无节制的军备导致了被迫决定发动战争，以避免国家在财政经济上的崩溃。

　　“扩军备战的结果是不可预见的，”戈林1936年12月告诉工业巨头们，“如果我们胜利了，那么我们的经济将得到足够的补偿……不可以去计算花费了多少……我们现在是在以最大的投入作为赌博。有什么能比接到扩军备战的订货更值得呢？”

　　1936年12月2日，戈林在空军领导层面前讲得具体些：“整个形势非常严峻，但愿1941年前能保持安宁。但是我们不得而知，纠纷是否会提前到来。我们已经身处战争之中，只是还没有开枪罢了。”这只道出了一半的真实情况。

　　和希特勒一样，戈林也不愿意放弃沉浸在欢呼的海洋中的机会。他公开宣称随着德国军队的进入将有步骤地实现恐怖政策。他叫喊：“维也纳这座城市不能再称作是德国城市。这里有30万犹太人，所以不能称它是德国城市。”

　　还在欢庆统一的时刻，戈林就下令立即仔细地使贸易“雅利安化”，并强迫犹太人流亡国外。现在这位“负责4年计划的专员”也在德国驱逐犹太人了。自从戈林作为国会主席于1935年9月在纽伦堡市颁布《种族法》，作为反对犹太人斗争的“神圣标志”以来，在法律面前，犹太人已被看做是二等公民。尽管戈林的反犹太主义还没有像约瑟夫·戈培尔一样极端到灭绝犹太人的程度，然而在宽容的表象下仍然隐藏着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这种仇恨早于1925年在瑞典的精神疗养院就已引人注目，并使他在“第三帝国”中成为迫害犹太人的推动力量。

　　戈林甚至在老朋友面前也不掩饰这种仇恨。有一位犹太珠宝商人过去是曾受戈林指挥的歼击机飞行员，当他向戈林忧心忡忡地报告仇恨犹太人的恐吓信时，最初戈林还表现得很友好，“你们不用担心，我会关照这件事的”。但是当那位请求者随后表示要成为德国人时，戈林盛气凌人地斥责他说：“对一个从前的战友，我已做了一切，但是我要剥夺你成为德国人的权利。你永远也不是德国人，你是犹太人。”

　　根据戈林的观点，必须“用尽一切手段”将犹太人从经济中清除出去。尽管他批评由约瑟夫·戈培尔于1938年11月9日策划的在“帝国水晶之夜”中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但这并不是出于对犹太居民们的同情，而是纯粹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我更愿意你们杀死200个犹太人而不是毁坏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犹太教堂被烧毁的打砸抢之夜刚过两天，戈林就邀请所有参与了行动的部门到帝国航空部参加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以作为怀有恶意的骚乱的结束。

　　在会上，他按照希特勒的愿望直切主题：现在必须统一一致地总结“犹太人问题”并“这样或那样”地予以解决。“元首昨天通过电话再次向我指示目前起决定作用的集中统一的步骤”。于是戈林便担任“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高协调人。

　　按照他的话说，“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广泛的经济问题”，他要通过经济的“雅利安化”、“一个接一个”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戈林的主持下，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犹太人移民集中地”，并让德国的犹太人承担缴纳10亿马克的“义务”——作为对由冲锋队和党卫队造成的破坏的“补偿款项”。

　　戈林显然非常满意地对与会者讲道：“此外，我还将再次强调说明，我不愿德国有一个犹太人。”

　　戈林在这段时间里，并不只是处理“犹太人问题”。刚刚“合并”完奥地利，他便瞄准了希特勒又一个外交目标——苏台德。他根据劫掠来的奥地利驻柏林、布拉格、巴黎和伦敦的大使馆的档案以及他的“研究局”所做的窃听记录得知——英法两国是如何害怕战争的。这些情况更坚定了他准备采用类似1933年3月对奥地利采用的强迫手段来解决苏台德问题的决心。

　　但是他的计划没有实现。这一次是希特勒决定进展的速度。戈林又一次发现自己处在观众的地位。戈林打算把“欧洲的盲肠”——捷克斯洛伐克非暴力地切除，“并在波兰、匈牙利和德国之间进行瓜分”。他担心“摘取布拉格”可能会使得西方列强介入并挑起一场世界大战。

　　然而在此期间，希特勒已经在较高级的文武官员们面前表达了他那“不可改变的决定”，即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一场军事行动来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戈林作为唯一的一个人提出了谨慎的想法：把德国高度武装起来以减少遭受进攻的危险不是更好吗？

　　希特勒把他追随者的意见当做耳边风。他打算进攻。和平只不过是战争的前奏。尽管如此，希特勒自1922年以来就对外公开了他认定的随从。这位国家首脑在南斯拉夫保尔王子面前宣称：“我并不感到孤独。我有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有戈林。”

　　埃米·戈林由于希特勒未婚而成为德国的“第一夫人”。当她令许多人目瞪口呆地生下一个女孩时，希特勒便做了孩子的教父。这个女孩按照墨索里尼女儿的名字取名为埃达。然而教父是希特勒也没有改变对戈林家这位新添人口戏弄性的评论。

　　埃达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呢？民间的笑话是：永远感谢那位副官。（埃达德文为ED-DA，正好是永远感谢那位副官中各词的首位字母的组合）小型歌舞演员韦勒·芬克嘲弄说，那个孩子原本肯定是叫哈姆雷特。

　　戈林认为他在搞卑鄙的恶作剧，于是芬克进了集中营。然后戈林这位举足轻重的乐天派也表现出如此贴近人民的幽默——谁取笑了他，谁不久便没什么可笑的了。

　　当戈林1936年在“德国装甲战舰”由于晕船而在甲板上呕吐时，两名莽撞的少尉授予他“帝国喂鱼大臣”的头衔，还同时给了他相应的网眼衬衫。这个玩笑也是以逮捕结束的。

掌控纳粹空军充当战争先锋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日，希特勒在国会中宣布：“如果我在这场战争中遭遇到什么不测，那么我的第一继承人便是党内的戈林同志。”

　　宣布继承人的公告于1941年6月29日被书面公证，这使戈林成了驯服的工具，也注定了他对希特勒的从属和依赖。只要希特勒活着，戈林就得向他保证忠诚，就不愿意被剥夺继承权。

　　对于希特勒来讲，规定继承人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而对于戈林而言，却表明他又被划进希特勒身边最亲近的圈子了。只是对有朝一日继承“元首”的职位的指望，换来了在战争期间令人感到屈辱的权力丧失以及“他的”空军的失败。

　　受空军装备状况的虚假数字的迷惑，以及被负责空军武器试验的工程师们主观臆造的“建设成就”所蒙骗，戈林对“他的”飞行部队寄予了不现实的厚望。

　　但事实上，戈林的骄傲还缺少远程重型轰炸机以满足一场持续较长时间的空战的战略要求。这支空军是为针对波兰或者法国的“闪电战争”而装备的，但却不能胜任和英国皇家空军进行战斗。只有4架型号为“Ju-88”的轰炸机可以投入使用。远程轰炸机还只存在于罗斯托克、马林埃尔那些海因古尔手下的设计者们的绘图板上。

　　戈林本人曾于1937年4月29日把建造远程轰炸机一事暂时搁置起来了。可以肯定的是：要取得轰炸机战略进攻的决定性胜利，是不能指望这支空军的。战争的爆发毫不留情地使空军陷入了绝境。

　　戈林总是设法在世界上显示自己的空军。在西班牙，他的秃鹰军团已经充分地表演了一次。但这一次还是使全世界为之一震，戈林痛快极了。空军为他赢得了不少荣誉，他对空军也十分信任。

　　1939年9月1日拂晓，戈林的空军先于其他兵种乌鸦般地向波兰扑去。几分钟后，波兰的所有重要目标都遭到了来自空中的闪电般的袭击，所有作战设施几乎成为灰烬。

　　1940年5月，在征服法兰西的战争中，他的空军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不仅成功地摧毁了军事目标和交通线，而且在摧毁法国人民抵抗意志、造成战争恐怖方面也作出了贡献。

　　戈林特意在飞机上装了一种凄厉的尖哨，每当飞机俯冲时就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这种声音简直把法国人吓坏了。那些拥挤在公路上向后逃跑的军民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像见到了魔鬼一样乱作一团，任何重要的军事运输都不能照常进行。

　　但是，从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戈林的空军有点每况愈下了。正当敦刻尔克的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戈林感到有些不舒服，他看到在整个战场上出风头的尽是陆军和装甲兵，而他的空军却没有得到单独显示力量的机会。

　　眼下已到了决战关头，他不能眼看着全部勋章都挂到那些陆军和装甲兵身上。于是，戈林跑去警告那位一向疑心很重的元首，如果这场战争最终是由陆军取胜的话，那么元首的威信将大大下降。他建议，由他的空军来最后解决那些陷在重围中的可怜虫。

　　结果，这就成了希特勒突然下令A集团军的坦克停止前进的原因之一。

　　被蝗虫般的坦克追得溃不成军的英法联军突然绝路逢生。他们在海边的一块弹丸之地——敦刻尔克扎住了阵脚，准备在那里与德军背水一战，以待对面英国接应撤退的船队赶来。

　　等到德国重新开始进攻的时候却遭到法军从未有过的顽强抵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时，从英国本土开来的大批救应船队，一批又一批地把英法军队从这块弹丸之地接走，9天时间一共抢救出34万名英法士兵。那么，威力无比的“戈林战鹰”哪里去了呢？

　　“戈林战鹰”并没有带给戈林预期的荣誉：一是由于气候恶劣他们无法出动；二是他们遇到了英国空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抵抗。

　　结果，戈林不但没有解决掉这些残兵败将，而且让他们从自己眼皮底下逃走了。这是戈林，也是纳粹德国第一次最严重的失败。然而，戈林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对空军的信心，他要在未来与英国决战的时候报这一箭之仇。

　　1940年8月13日，戈林的“鹰计划”开始执行。“鹰计划”是德国入侵英国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掌握制空权，为入侵铺平道路。

　　但是，在戈林元帅心目中，入侵是多此一举，单靠他的空军就足以使英国人屈服。为此，他决定倾巢出动，一举荡平英国空军。他“非常谨慎地”告诉人们，他可以在4天内消灭英国南部的空军，在稍长一点儿时间里使整个英国空军失去战斗力。

　　德国空军确实不同凡响，在西班牙、在波兰、在法国都曾独占鳌头。这让戈林相信：此次收拾英国也不会有多大麻烦。其实，英国已经是戈林的手下败将了。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空战在狭长的英国蓝天上展开了。

　　戈林做梦也想不到，在陆地上被德军打得落花流水的英国人，在天上竟如此英勇。特别令人意外的是那个叫做“雷达”的新式武器，使德国飞机没有到达之前英国人就能了如指掌。

　　他们总是等候在预定地点，德国飞机刚一出现，便给予沉重打击。戈林的空军遭到了严重损失。

　　尽管如此，戈林仍然屡屡得手，但两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使他功亏一篑。他本来知道英国“雷达”的厉害，但却没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稍加打击之后就放弃了。此外，戈林曾集中力量打击英国的战斗机群。这一战术措施使英国空军突然遭到重大伤亡，战斗机大量损耗。

　　丘吉尔担心，再这样持续下去，英国空军将面临崩溃的危险。然而，戈林却突然改变了作战方案，开始倾全力夜袭伦敦，从而使英国空军绝处逢生，获得喘息之机。等戈林回过头来再想对付那些战斗机，则为时已晚。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空战，戈林无法获得制空权。

　　希特勒对这样无止境的消耗战已经厌烦，下令停止。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也因此无限期推迟。对英空战的失败，是德国自开战以来最重大的失败，也是戈林听到的第一声丧钟。

　　不列颠空战不利的局势使不可一世的戈林变得垂头丧气，他甚至不再有心思去关心前线的战局，转而在法国搜括各种各样精美的艺术品。

　　戈林在法国一直待到11月初。在此期间，希特勒加紧制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将战略重点转向东方。戈林对此竟一无所知，直至12月18日才得到希特勒的正式指令。

　　“巴巴罗萨计划”的要点之一，就是利用巴尔干南翼国家，作为德军的集结地和后勤供应基地。

　　为此，1941年4月，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戈林出动了300架轰炸机袭击贝尔格莱德，酿成17000人死亡的惨剧。两周后希腊战事结束。而在此以前，墨索里尼的军队在6个月里都没使希腊人后退一步。

　　6月22日，德军在波罗的海至黑海的1000多千米的战线上向苏联发动大规模攻势。戈林派出2700架飞机参与行动，目标是对方布置在边境线上的4000多架飞机和1000多个雷达站，然后全力支援地面部队的进攻。在最初的一个月里，德军的打击使得苏军节节败退，似乎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纳粹党徒们欣喜若狂，一场权力角逐随即在上层拉开。

　　戈林一再提醒希特勒，要注意刚得到党务部长一职的鲍曼的“野心”。

　　希特勒则安慰说，戈林在第三帝国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

　　1941年6月29日，希特勒签署了一份秘密指令，确认戈林为他死后的“唯一”接班人，并且可以作为他的“一切事务的代表”。戈林心花怒放，美中不足的是身体状况欠佳，尤其是心脏。于是戈林将注意力放在疗养上，甚至懒得关心时局。

　　进入8月份以后，军备不足的德国空军不再能充分地配合陆军，不免使戈林脸上无光。

　　直到希特勒任命米尔希为新的空军军械局局长以后，飞机的产量才大有起色。然而，随着冬季的到来，前线的情况不断恶化，希特勒对戈林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

　　1942年2月，希特勒剥夺了戈林主管军备的权力。此后，戈林的4年计划系统慢慢被施佩尔所架空。

　　1943年1月底，由于戈林的空中运输不力，在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陷入重围的德国第六集团军经过绝望的顽抗后被消灭。

　　3个月后，北非战场也陷入了灾难。

　　在德国国内，戈林的空军似乎从天上消失了，而敌机则在德国实施不断升级的毁灭性轰炸。

　　英国空军在1943年3月对鲁尔区进行了一次地毯式轰炸。在1943年6月24日至30日，英国空军对汉堡进行了5次大空袭，用成千上万的燃烧弹在汉堡地区点燃了熊熊大火。大火使街道上的沥青地都炽热地燃烧起来。戈林本来希望伦敦遭受的灾难突然落到了汉堡的头上。这一切让希特勒对戈林的恼怒又升级了。

　　英国皇家空军用锡箔使雷达监视系统“迪泊尔希特莱劳”陷入了瘫痪，这样德国空军整个夜间行动就变得盲目了。德国在夜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戈林既不能抵抗英国和美国的袭击，又没有有效的手段进行反击。

　　英国飞行部队在夜间几乎一刻不停地袭击着德国城市，而且其战略进攻也越来越准确。曼海姆、纽伦堡、达姆施塔特、海尔布隆，每一座稍大一点的城市都成了潜在的目标靶。“欧洲要塞”的“屋顶”对空中大敞着。

　　在那段时间，纳粹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在佩内明德发疯般生产着的“复仇武器”上。当在一次大规模的空袭中，不仅柏林，而且那个秘密的导弹试验中心也被轰炸了时，希特勒的暴怒几乎达到了极点。

　　必须得有个替罪羊。

　　希特勒原本是冲着戈林发火的，但他不打算损害戈林的威信，他把罪责推给了总指挥部头目汉斯·耶肖雷克大将。后者反正已经对戈林喜怒无常的脾气，对他的愚昧无知和过分自信失去了信心。

　　受指控的折磨，耶肖雷克也和乌德特一样用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在他遗留下来的书桌上有一张纸条：“我不能再和帝国元帅共事。元首万岁！”

　　就连希特勒也和戈林的联系越来越少。大量粗暴的侮辱和伤害不仅仅只在私下里发生。“您的烂摊子空军”，希特勒这样批评戈林，却不愿承认空军的能力是不能胜任分配给它的任务的。“戈林！空军毫无用处。这是您的责任。您太懒了！”

　　一段时期以来，希特勒在注意戈林在卡琳厅或是在弗尔登斯坦因城堡中拜占庭式的生活风格时，越来越表示出反感了。

　　就在德国空军为生存而战的同时，戈林邀请斯德哥尔摩新任公使汉斯·托姆森去打猎，紧接着又到卡琳厅去观看时装表演。

　　“早晨穿着17世纪时的紧身上衣，并带有凸出的白色衣袖，”外交官乌尔里希·冯·哈塞尔描述道，他对戈林滑稽可笑的装束持反对态度，“白天换了多次衣服，晚餐时穿着蓝色或紫罗兰色的日本和服和镶着毛皮的睡鞋……次日早晨，他又在腰间佩戴上了一把金制短剑，领带上别着一个镶满宝石的别针，缠在他那肥胖的身体中间的是镶着许多宝石的宽腰带。其外表的华丽和戒指的数目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然而，希特勒仍然让戈林担任总司令——正如他对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所讲，这是出于国家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民众对由他指定的继承人的喜爱程度依然未减，这对于政权是有用的。

　　所以戈林首先仍然是一个不能低估的权力因素，因为希特勒从来也没有打算完全抛弃他在斗争时期为自己创作的关于那位“老战士”的图画。

　　墨索里尼倒台后，在1943年7月25日的形势讨论中，希特勒像在催眠状态中一样热情洋溢地谈论道：“帝国元帅和我一起经历过非常多的危机，他在危机中是冷酷的。在危机时期不可能有比帝国元帅更好的建议者了。”“他在紧急关头残忍而冷酷。我总是看到，当进行殊死斗争时，他便是一个毫无顾忌，如钢铁般坚强的人。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得不到一个更好的。他还帮我渡过了所有的危难时刻，他总是变得很冷酷……”

　　尽管有失望和不成功，但“元首”和他“第一位追随者”之间的纽带看来是不可割断的。

　　约瑟夫·戈培尔的副官鲁道夫·塞姆勒于1943年8月10日在日记中写道：

　　从政治上看，戈林可能已经死了。已经有关于他死亡的谣传了。所以希特勒建议——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戈林在他那里还享有很高的威望——帝国元帅应该重新在公众场合露面，以重新赢得大家对他的喜爱。

　　应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对于像戈林这样一个人来说并非不危险。但是步行柏林大街一事表明，由于戈林的同情心以及他的魅力，他仍然可以令人吃惊地获得人民的好感。

　　很显然，对空袭和作为空军领导而失去作用的责任被推到了别人的身上：大多数人认为“领导层”应该对此负责任，但却不是这位“肥胖的人”。对于空袭中绝望的牺牲者来说，戈林与其说是出气筒，倒不如说是一个滑稽人物。

　　群众嘲讽说，戈林和“腾格尔曼”相似——在每一个城市里都遭到失败。

　　而关于空军则是这样说的：“只要戈林的歼击机在空中，空袭肯定已经结束了。”

　　这些黑色幽默有着一个真实的背景。

　　1944年5月，每天有2000架盟军的飞机进入德国领空，落到化工厂、炼油厂以及军备企业的炸弹一天比一天多。

　　1944年冬天，情形看起来完全绝望了。德国空军正处在瓦解状态，德国城市陷入废墟之中。戈林辱骂他的歼击机就像胆小该死的乌德特对空军军备生产中的混乱状况一样无能。

　　戈兰德建议将达到成批生产水平的喷气式飞机“梅塞尔斯密特”262飞机作为截击机立即投入使用，戈林拒绝了，为的是维持他和希特勒之间易碎的和平，因为希特勒荒唐地要求将其作为轰炸机使用。

　　有关此种第一批生产的喷气式飞机投入使用的纠缠持续了数月之久。直至1944年夏天才将“梅塞尔斯密特”262飞机作为“闪电轰炸机”和“阿拉多234”飞机供应给空军，但以此来对付德国上空的盟军空军已经太晚了。这些先进的飞机几乎是不起任何作用地消失在了盟军大量密集的炸弹中。

　　1944年，武器车间提供了38000架飞机，但是化工厂被轰炸后，这些歼击机由于缺乏汽油而陷于瘫痪，它们现在才大量地从工厂车间滑行到停机场，在那里毫无保护地遭到了轰炸。

　　戈培尔1944年6月6日在日记中透露：

　　我们在空战中的劣势简直是灾难性的。元首对此非常痛苦，特别是考虑到戈林肯定对此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但他又不能采取反对戈林的行动，因为这样一来，帝国和党的威信将会蒙受最严重的损失。

　　就是在空军内部，对这位总司令的信任也在逐渐消失。戈林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授予最高勋章的战斗英雄，曾经是年轻飞行员心中的偶像，但他却远离了空军的困顿和担忧。

　　戈林1944年11月7日在柏林瓦恩湖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再次谩骂到场的参加过战斗的飞行员是“胆小鬼”。当让所有歼击部队在唱片上听到这次侮辱性的讲话时，差点导致了一场暴动。

　　由此可见，这位总司令和他的军官们之间的关系遭受损害的程度之深。当戈林为了解释自己的不妥行为而召集30名重要军官举行“空军会议”，并在会上责备“代表们”“在批评空军中任何事情或任何人时把我除外了”时，气氛仍不见好转。

　　“1945年1月中旬至月末，”他在纽伦堡说，“就不再有任何希望了。”戈林已身处绝境：不管是在希特勒那里，还是在他的军队那里，他都得不到支持。

逃离第三帝国接受正义审判

　　1944年，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使法西斯德国陷入东西夹击之中。

　　希特勒狂吼乱跳依旧难解决任何问题。苏联在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之后，对德军连续发动10次快速纵深的攻击，使德军节节败退。

　　第三帝国岌岌可危之时，作为法西斯党徒的戈林的政治生命也该完结了，但是元帅的野心不减当年。

　　当1945年2月苏联军队移近肖夫草原的世外桃源时，戈林派人将夫人埃米和女儿埃达带往巴伐利亚。在德累斯顿陷入地狱的同时，他关心的是将首批着陆的艺术珍宝藏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个山间隧道里。

　　在那段时间里，他最后一次萌发了和平的希望。他打算和盟军进行一次和平谈判，并由于对形势完全错误的判断而相信“在不分胜负的平局中还有机会”。然而私下里他也预料到了最糟糕的结果并写下了遗嘱。

　　1945年4月20日，是希特勒最后一次生日。戈林最后一次启程到国务总理办公厅，目的是再一次站到那个他在所有罪行中都以盲目的忠诚助纣为虐的人的面前。戈林在20多年前就发过誓，他将至死都对希特勒保持忠诚。现在他却决定尽快离开他的“元首”和已被包围的德国首都。

　　阿尔伯特·斯佩尔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戈林解释说，他在南部德国有万分紧急的任务需要完成。希特勒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他向戈林伸过手去，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

　　戈林随后来到卡琳厅，亲手将这座庄园炸飞，自己逃到了上萨尔茨山。他有着吸毒的坏名声，身体像希特勒一样极端衰弱，但却怀着有朝一日实现人生最大目标的希望：从希特勒的阴影中走出来并继承他的职位，最终成为唯一的统治者！

　　关于希特勒所谓的神经崩溃的消息，再一次使他发疯似的忙碌起来。希特勒真的死了吗？1945年4月23日，戈林向希特勒在柏林的住所发去一封后果严重的无线电报。电文前几行的内容就把希特勒的脸都气红了。原文是这样的：

　　我的元首，您同意我按照您1941年6月29日发布的公告作为您的代理人立即接任帝国的全部领导权，并对内对外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吗？

　　仅仅是这个问题就已经使希特勒感到受了侮辱，那么接下来的文字便注定了他和戈林之间的关系最终破裂。

　　如果直至晚上22时30分还没有答复，那么我就认为您被剥夺了行动自由。然后我将视您公告的前提条件已经成立并开始为民族和祖国的幸福而行动。

　　鲍曼不必考虑过多，他深知这是最终击败他的内部敌人的大好良机。“戈林背叛了您！”他向希特勒强调说。“对他我早就看透了，”希特勒晃动着脑袋叫喊道，“我知道戈林很懒，他毁了空军。他贪污腐化，他干的事使营私舞弊在我们国家成为可能。

　　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个瘾君子。我很久以来就知道了。”

　　没过多久，党卫队在贝希特斯加登的行刑大队长贝恩哈德·弗兰克就接到了鲍曼匆匆忙忙亲笔涂写在纸上的命令：“立即包围戈林的住所并逮捕至今为止还是帝国元帅的赫尔曼·戈林，任何反抗都应该被制服。”由阿道夫·希特勒签名。

　　1945年4月23日晚将近22时，弗兰克在戈林位于上萨尔茨山宫殿般的乡村别墅里鞋跟相碰地向这位假定的叛变者行礼并坦白相告：“帝国元帅阁下，您被捕了！”

　　6天之后，希特勒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命令：

　　我在死前开除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出党。

　　这位希特勒的得力干将，纳粹元凶，为第三帝国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也许从来就没有想到，他亲爱的朋友希特勒在最后的时刻抛弃了他，他成为了第三帝国的囚徒。这是多么富有讽刺意味！

　　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在绝望中自杀。而这时已沦为阶下囚的戈林认为自己被希特勒误解了，自己是某个阴谋的牺牲品。尽管不是他，而是海军元帅邓尼茨接任了希特勒的职务，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是唯一有合法权力决定德国命运的人。他要和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进行对等的谈判。

　　5月7日，这位帝国元帅带着妻子埃米和女儿埃达在前往和美军会面地点的途中，在拉德施塔特附近的一条山路上被美军俘虏。这应该是赫尔曼·戈林最后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见到他的家人了。

　　他的评论意味深长：我至少有12年是体面地活着的！被俘后，戈林没有受到什么特殊的待遇，他被艾森豪威尔送进了普通战犯的牢房。帝国元帅被俘以后似乎很潦倒，他经常向人要药片，说没有药片他就活不了。

　　在美国人的牢房中，戈林没有享受到昔日荣华富贵，但是和以前相比他得到了一个绝妙的好处，他戒掉了毒瘾，而且体重也下降了，倒还显得神采奕奕了。不管怎样想，戈林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尽管内心有一百二十个不情愿，但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临了。

　　赫尔曼·戈林对此丝毫没有准备，但是这位被告没有让人觉察出什么来。当垂头丧气地坐在被告席第一排的椅子上时，他看起来很困倦。他用双手捂住眼睛，只是偶尔抬起头来，草草地向左边看上一眼。

　　他的左边是纽伦堡司法大楼600号大厅的正墙，在那里的两扇宏伟的大门之间挂着一幅电影银幕。大厅内差不多漆黑一片，只有被告席和法官席像舞台上一样由探照灯照明着，没有任何声响。

　　这是一种被惊呆后的沉默，其间偶尔夹杂着一声抽哽和叹息，就好像整个大厅正经历着一场噩梦。但是戈林一点也没动声色，他避开那些用作证据的电影记录附言所展示的画面，但是他通过耳机在听翻译人员翻译那个美国发言人的描述：“在这个莱比锡附近的集中营里，有200多名政治犯被活活烧死。这个集中营原来有350名犯人，其余的犯人在从简易木板房冲出来时，被开枪打死了……”

　　这部长达一个小时的官方纪实片为美国于1945年11月29日指控集中营里的犯罪——谋杀行为——提供了证据。就是赫尔曼·戈林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也要为此承担责任。

　　戈林生硬地否定了这一指控，将自己掩藏到一副和蔼的老实人的假面具后面。为了逃脱罪行，他选择了厚颜无耻。“这个下午原本是如此的令人愉快，”他晚上在小牢房里诉苦道，“我的关于奥地利事件的电话谈话被当众宣读，大家都和我一块儿取笑了这件事。然后就开始放映那部糟糕的影片，把一切都败坏了。”

　　那些让人不能忍受的镜头，不仅仅败坏了戈林的情绪。它们首先是摧毁了厚颜无耻的幻想，即认为用口头上的假相去掩盖，甚至是否认自己那无以复加的罪行是可能的。在58小时的发言时间里，戈林还将被同意给予在诉讼双方对证人的发问，作为充分发挥演说才能、魅力和厚颜无耻的机会。

　　但是言语却不能胜过那些图像，他自己大概也清楚这一点，于是便躲进了佯装无知的小天地，把自己扮成一个无辜的人。

　　这位从前的权势人物自称对集体大屠杀一无所知，尽管他介入了每一个歧视人性的暴力行动，尽管几乎所有的敌视犹太人的法律、条文和谋杀命令都由他签署，而且他还授权帝国安全总局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作准备。

　　当戈林被证明参与了奴役和屠杀1150万人的时候，他摘掉了耳机。他说他什么事情都回忆不起来了。他要使一位辩护人相信，“地位越高，对下面所发生的事情看到的就越少”。

　　其余的战犯有的和戈林一道坐在被告席上，有的在证人席上就民族大屠杀的问题在接受审问。戈林要求他们也对各自的罪行保持沉默。他仍然相信自己能支配别人。当党卫队埃里希·冯·登·巴赫·切列乌斯基将军公开谈到集体大屠杀这一名称时，戈林便狂怒得不能自制。一时间，他显然失去了理智，跳了起来，士兵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控制住他。

　　“老天啊，这个卑鄙无耻的该死的叛徒，猪猡！”他破口大骂道，“这个下流的无赖！……他是整个该死的团体中最邪恶的凶手。这只令人作呕的、散发着恶臭的猪狗！出卖灵魂，只为保全他那卑鄙无耻的性命！”在破口大骂时，戈林给人的印象有些异常，过于肥大的马裤以及不带勋章和等级标志的蓝灰色夹克衫像无风时的帆布在他身上直晃荡。

　　戈林以前体重为150千克。在监禁期间，他减去了80千克，并戒掉了吗啡瘾。在强制疗养之后，他看起来好像又恢复到了最好的身体状况，现在的戈林再也不像那个“幼稚的微笑着的软体动物”了。

　　在纽伦堡法庭上，戈林的目光再次证明了他冷酷的决断力。正是这种决断力为希特勒铺平了通往权力的道路，并毫不留情地肃清了政治敌人。

　　他表现得如此自信，几乎就像一个胜利者，尽管他知道等待他的是绞刑架。这次审判将是戈林最后一次出场，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为自己和国家社会主义竖立“纪念碑”——不是作为位于希特勒之后的“第二号人物”，而是正如美国报纸所写的那样，作为“第一号纳粹分子”。

　　在出庭作证时，戈林千方百计想炫耀自己，企图取悦听众。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甚至检察官杰克逊也感到难以对付。但是诡辩不可能掩盖铁的事实，戈林的罪状主要有以下4点：①策划阴谋；②破坏和平；③发动战争；④危害人类。对于国际军事法庭来说，戈林令人无法忍受的罪行是毫无疑问的。

　　判决中称：

　　没有可使罪行减轻的证据。因为戈林经常，几乎总是推动力量，而且他只站在他的元首后面。在一系列进攻战争中，他都是领导人物，既是政治上的，又是军事上的领导；他是奴役工人的领导人和针对国内外犹太人以及别的种族的压迫方案的制订者。

　　所有这些罪行他都公开承认了。他的罪行在令人难以置信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全部的审判材料里都找不到能宽恕这个人的地方。

　　心理学家吉尔伯特在宣读判决书之后注意到：戈林第一个走下来，面孔呆板，眼睛由于恐惧而凸出来，然后拖着长步，回到他的房间。当他一屁股坐在木板床上时说：“死刑！”尽管他试图表现得漫不经心，但他的双手在颤抖，他的双眼湿润，呼吸沉重，好像他正在强忍一次精神上的虚脱。当天晚上，德国狱医路德维希·普夫吕吉尔大夫因为他心率过快前来为他看病。大夫说：“判决使他太激动了。”

　　戈林曾对某翻译说：“每个人都得死，但是作为烈士去死，就会永垂不朽。有朝一日，你们会把我们的尸骨放进大理石棺材里。”辩护人有违他意愿地提交了赦免申请书。戈林本人是不愿向胜利者们请求赦免的。尽管如此，他仍写下了3封信：

　　一封给监狱牧师，一封给他的妻子埃米，一封给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存在于1945-1948年）。他在给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信中强调道：

　　我原想让人立即枪毙我！而用绞刑处决德国的原帝国元帅是不可能的！为了德国我不能容忍这样，所以我选择了伟大的汉尼拔的死亡方式。

　　1946年10月15日晚22时45分，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监狱第五号牢房里咬破了一粒氰化钾胶囊，一个纳粹凶神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邓尼茨

参加德国海军研究潜艇战术

　　1891年，卡尔·冯·邓尼茨出生在普鲁士的一个名门望族。他从小就对技术教育感兴趣，而在当时，只有海军才能提供这种教育机会，所以他一心一意想参加海军。他在19岁时加入德意志帝国海军，4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是轻型巡洋舰“布雷斯劳号”上的一名尉官。

　　战争初期时，“哥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两艘德舰逃过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围捕，到达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名义上出售给土耳其。

　　此后两年，虽然这两艘军舰在名义上是属于土耳其，但邓尼茨仍留在“布雷斯劳号”上服务，偶尔也参加在黑海中的突击行动。由于害怕苏联黑海舰队的追击，因此离开土耳其海的海域。尽管如此，这也使邓尼茨学到了一些特殊的海战经验：德国海军并非无敌于天下，英国海军无论是在战术上还是技巧上，都远比它占优势。这使得邓尼茨立志重振德国海军。

　　1916年，邓尼茨返回德国并转入潜艇部队。这是他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尽管邓尼茨第一次接触潜艇，但经过初步训练，他被派到“U-39号”潜艇上任守望官。1918年，邓尼茨升任“U-68号”的艇长。这是一艘在地中海内活动的潜艇，以奥地利在亚德里亚海上的波拉港为基地。当时，施泰因鲍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最富冒险精神的潜艇指挥官之一——也在这里。

　　邓尼茨与他相识，并从他那学到了夜间水面攻击的理论，即利用黑暗的掩护，以求溜过敌方驱逐舰的警戒线发动攻击。

　　有一次，邓尼茨与施泰因鲍尔为了验证他们的理论，两人约定在同盟国的一条护航线上会合，然后攻击驱逐舰保护下的商队。但不知什么原因令施泰因鲍尔未能到达指定的会合点，邓尼茨只好单独去试验这一新理论。

　　当时，恰好一支英国的护航船队到达附近海域。邓尼茨毫不困难地通过驱逐舰的屏障，悄悄地溜到了商船附近，并用鱼雷击沉了一艘商船。但很不幸的是，此后在潜航时，潜艇失去了控制。如果这样下去，潜艇会因潜入太深而被水压所摧毁。在这种情况，炸毁主压载水槽是唯一选择，邓尼茨也正是这样做的。

　　主压载水槽被炸毁后，“U-68号”遂在英国船队中浮出海面。邓尼茨只好下令弃船。他被一艘英国驱逐舰救起，然后被关在约克夏的战俘营中。

　　邓尼茨虽然不是一位海军历史学家，对于护航原则的光荣历史也未作过研究，但凭自身经验，他发现自从英国人在1917年采取护航的办法之后，德国的潜艇攻击战术就很难发挥作用了。传统的潜艇攻击在白天用潜航的潜艇来执行，这对船队中被护航的商船已经不能造成任何影响。于是，邓尼茨决心研究一种新战术，来打败英国皇家海军传统的护船原则。

　　直至16年后，邓尼茨才有机会试验有关潜艇战术的新理论。

　　1919年，即邓尼茨被关押了10个月后，他从英国战俘营返回德国，并再度进入德国共和国海军。由于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那实际上是一支没有潜艇的海军。不过魏玛共和国政府还是秘密地在外国订购潜艇，这就使邓尼茨与潜艇的发展不至于完全脱节。

　　实际上，他在海军中的服务还是以在驱逐舰和巡洋舰上为主。1935年，他晋升为上校，负责指挥“艾姆登号”巡洋舰。

　　1933年，德国纳粹分子夺得了政权。之后不久，希特勒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会晤，为了赢得雷德尔及全体海军将士的拥护，表示在其未来的建军计划中，海军在公平的分配中一定占优先地位。希特勒的目的达到了，同时也显示，德国海军开始重整旗鼓，其前途日益光明。

　　在雄心勃勃的“Z计划”中，预定在1944年，德国将拥有一支强大而稳定的海军舰队，至1948年，其实力足以向英国海军挑战。

　　可以公正地说，雷德尔是非常正直的人。虽然他对德国的效忠是毫无疑问的，但对纳粹党却是另一种态度。雷德尔讨厌且不信任戈林，对纳粹党的其他领袖的态度也是既冷淡又谨慎。他本人不曾入党，并且严格命令一切海军人员都不得参加政治活动。

　　邓尼茨则恰好相反。虽然受到雷德尔的禁止，他不能正式加入纳粹党，但他对纳粹主义具有强烈的信仰，更狂热地拥护希特勒。最初，邓尼茨还太年轻，资历浅，缺少表现的机会。但自从战争爆发以后，随着地位日益提高，他开始培养与党内领袖之间的友谊。尽管知道戈林强烈反对建设海军，但由于戈林是希特勒亲信中权力最大的一位，所以邓尼茨千方百计与他建立“友谊”，甚至曲意奉承。

　　1943年年初，邓尼茨接替雷德尔出任海军总司令，他立即解除了海军人员不得参加政治活动的禁令。雷德尔曾戏称他是“希特勒青年——邓尼茨”。

创立潜艇兵种实施“狼群”战术

　　毫无疑问，支配欧洲，建立欧洲新秩序，是希特勒奋斗的目标。他的基本计划是先解决欧洲大陆问题，然后再占领不列颠。基于这种思想，希特勒先开始和英国展开有关海军协定的谈判。在谈判所提出的建议中把德国海军的吨位数定为英国海军的35％，而潜艇则可达到45％。这个数字在某种环境下还可以增至100％。

　　他们认为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对于这种程度的海上优势应会感到满意，也就可能不再干涉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冒险。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在伦敦签字。

　　事实上，在《英德海军协定》签字以前，德国早已开始建造潜艇。

　　1934年9月，德国重新组建潜艇部队，邓尼茨被希特勒任命为海军总部中的“首席潜艇官”。接着，雷德尔对邓尼茨极为赏识，把有关潜艇的发展计划、战略战术、训练等所有事宜都交给他全权处理。

　　在这里，邓尼茨开始将筹划多年的潜艇“狼群战术”投入训练。可以说，这使他有机会发展他的理论，并通过演习把这些理论付诸试验。邓尼茨的潜艇思想以两项原则为基础。

　　第一项原则，潜艇的攻击目标就是商船。对他来说，这就包括了潜艇战的一切行动和其目的。击沉一艘敌方的军舰不过是一种额外的收获而已。对商船的攻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更不必考虑平民生命的损失。而根据《海牙公约》，在攻击商船时应先停船检查，而在击沉之前应对所有的乘员提供安全保障。

　　邓尼茨不仅不理会这种规定，而且还花了许多时间去寻找《公约》的漏洞，以便使潜艇可以合法地在无警告情况下击沉商船。他狡辩说一艘商船在战时发出求救的信号就意味着正在受到潜艇的攻击，这就构成海军的一种情报来源。根据这种理由，它也就不应受《海牙公约》的保护。

　　第二项原则，潜艇根本上只是一种能潜航的水面船只，应像一艘水面军舰一样投入战斗。这是一种超前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当时流行的看法，即认为潜艇在白天应潜伏在水中，当目标进入其射程以内时才在水下用鱼雷加以攻击。

　　邓尼茨认为夜间的水面攻击最为有利。因为潜艇的指挥塔体型很小，在夜间几乎看不见，而潜艇的水面航速又几乎超过商船。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也就使潜艇可以到达最有利的火力发射位置。

　　在训练人员时，邓尼茨非常注意细节。他要求全体官兵对德国潜艇的设计充满信心，同时也要掌握在一切恶劣天气条件下的操作能力。他用德国舰队来扮演敌方的护航兵力，试验其潜艇的夜间攻击技术。结果德国潜艇很轻松地穿过一道驱逐舰的屏障，且到达距目标600米以内的位置而未被发现。毫无疑问，邓尼茨所采取的措施实完全正确。

　　其实，夜间水面攻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狼群”战术——集结成群，以群打群。邓尼茨在敌方船队可能的航线上横向展开一队潜艇，假使有一艘潜艇发现了踪迹，就立即跟着它走，同时通知其他的潜艇集合在一起并驶往前方等候，这样就可以在夜间对其发动有效攻击。“狼群”战术无疑很有作用，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指挥权的归属，是由海上的潜艇指挥官，还是由岸上的司令部统一下令作战呢？

　　邓尼茨曾试验过这两种方法，最后发现在装备有精密通信网的岸上司令部中，他可以进行较好的控制。不过，邓尼茨又迅速认识到这种控制体系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大量的讯号从海上潜艇中发出，将使敌方的方向寻觅系统易于发现己方潜艇的位置。他准备进行这种冒险，因为他认为从岸上进行有效的控制有较大的优势，同时他也相信英国还没有十分有效的高频率定向系统。

　　“狼群”攻击的组织工作相当复杂，必须由邓尼茨在岸上的司令部作严密的控制。根据正常的情报部门的资料，邓尼茨很容易地了解到对方的护航船队何时离开加拿大前往英国，以及所包括的船只数量。

　　他把个别潜艇散布在一条与敌方的预计航线成直角的直线上，根据能见度的差异，彼此间隔25海里至30海里等待发现敌船。当其中一艘潜艇发现敌船之后，就立即用高频率的潜艇无线电波向邓尼茨报告，同时继续监视敌人的船队。它此时浮出海面但与敌船保持最大的能见距离，这样就不易被对方发觉。在监视的同时，这艘潜艇也就继续向邓尼茨报告敌方船队在航向或速度上的改变，以及天气情况和其他有关资料。

　　当潜艇司令部收到发现敌情的报告之后，就立即用同样的高频率电波通知参加“狼群”行动的其他潜艇，命令它们向那一艘潜艇靠拢，甚至连它们应该怎样走都由司令部决定。当它们即将接近敌方船队时，原先的那艘潜艇就会用中波无线电来和它们取得联系。

　　所有潜艇都奉有严格的命令，必须等待全部舰只到达后才开始攻击。它们驶往前方的某一位置，那是预计敌方船队在天黑之后能到达的地点，这样它们就可以在一整夜发动攻击。

　　攻击的方法是依赖它们几乎完全不被敌人发现的特性，通过护航舰只的屏障线，一直溜到商船的中间，直至射程大约600米时才发射鱼雷。在这样的距离内几乎百发百中。当天快要亮时，潜艇立即开始停止攻击，以最高速度在水面上沿着船队的同一航向向前行驶，依赖其高速度进入下一个有利位置等到夜幕再度垂下时再做第二次攻击。这样一夜复一夜，直至所有的潜艇把鱼雷都用完为止。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邓尼茨都对部队保持着严密的控制，从他的司令部中发出一连串的无线电报，指挥每一艘潜艇在每一分钟的行动，只在夜间攻击时例外。在夜间，各位舰长要用自己的技巧和主动性去达到适当的射程并尽可能击沉大量的商船。但何时开始攻击和何时停止则都由司令部决定。对于这种形式的攻击。英国人基本上毫无防御能力。在最初阶段，大西洋之战是完全靠肉眼来打的，决定胜负的问题就是要看谁先发现对方。潜艇显然占了优势。当时虽已有雷达，但受到巡逻飞机航程的限制，即最远只可以到达距机场200海里的地区，而护航舰只则还没有装雷达。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仍心有余悸地写道：“战争中，唯独使我真正害怕的是德国潜艇的威胁！”

　　邓尼茨曾凭着高度的技巧和坚定的决心来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情况。部队执行命令时事无巨细都根据他的指示和决定来办。当然他也有失算的地方，譬如说有些鱼雷设计不佳，有向深水处潜入而从目标船底下通过的情况发生。邓尼茨不仅立即加以矫正，而且还把负责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另一方面他也有特别好的运气，最重要的是英国海军的密码几乎全被德国海军情报机构译出，所以邓尼茨对敌情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指挥的潜艇也就能击中敌人而不被敌人击中。在1936年至1939年中，邓尼茨根据他的理论建立起德国潜艇兵种。除了经常演习以求将“狼群”战术发展到最高效率以外，他还集中精力为这一目标设计了一种性能最佳的潜艇。

　　对于这样的战争，理想的潜艇是舰体尽可能小，因为愈小则愈不易为敌人所发现；而从燃料储量来说，则希望它具有最大的续航力，因为任何与英国人的战争，德国潜艇都必须到达离基地很远的地方去作战。

　　德国的潜艇工程专家发现，只要把排水量500吨的标准潜艇再增加17吨以加装油槽，即可以使其航程由6200海里增加至8850海里。这就是以后大量生产的VⅡC型。为了适应航程较远的战斗，他们还设计了740吨的潜艇，其航程为13000余海里，这就是IX型，它与VⅡC型的生产比例为1∶3。最后，为了真正的远程作战，例如在非洲的南部海域和印度洋的战斗，又设计了一种大型水底油轮，可以在海上为作战用的潜艇加油。这就是XIV型潜艇，其水面排水量为1688吨。那些潜艇艇长们称XIV型潜艇为“奶牛”。不过直至1940年年底和1941年年初，这种潜艇才开始按一定数量生产。

　　从1935年至1939年这短短的4年时间，邓尼茨对于德国潜艇兵种的发展，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是总负其责，他专心一意地投入潜艇部的建设，亲自选拔和训练人员，并把他自己的新战术思想灌输到他们的头脑中，使他们树立坚定的信心，从而涌现出一批凶狠狡诈的海上杀手。

　　虽然他并非是个和善可亲的人，但他尽可能与他的艇长们保持接触。每当一艘潜艇出海演习回来，他总是在码头上欢迎官兵，所以全体官兵都称他为“教父”，对他十分忠诚。

　　德国海军不像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海军，不是在任职两年半左右就实行调职。这样一来，邓尼茨有充裕的时间来发展和改善其战术思想，同时也使他的部下有一种安全感，知道这种指挥体系不会有所改变，他们不必害怕到时又要去适应一位新领袖的思想。

　　邓尼茨对潜艇的建设专心致志，而且他对假想敌是谁也有坚定不移的看法。在1935年至1939年间的德国，也许只有他一个人如此坚信英国是未来战争中的主要敌人，他的一切训练和准备都指向这个唯一的目标。他甚至要求一切演习都应到大西洋中去进行，而不应限于波罗的海或北海范围内。

　　当时的海军总司令雷德尔认为德国在1945年以前不会与英国交战，所以一直在按“Z计划”实施潜艇建设。邓尼茨对此却有完全的不同看法，不过他那时还是人微言轻，也就不敢随便表露自己的意见。

　　1939年4月26日，德国单方面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其实，德国占领捷克以后，英国就为波兰的安全提供了保证。两国的关系从此开始紧张，而这次废约行动更是火上浇油。这不仅暗示战祸可能一触即发，而且也使英国人认清德国海军正在以最快速度重振旗鼓。废约以后，邓尼茨认为德国决不能等到1948年去完成其舰队的建造计划。所以，他力主德国的造船工业应立即停止其他一切船只的建造，而集中全力来生产潜艇。

　　最终雷德尔决定把战舰和潜艇同列为第一优先。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德国的工业在战争开始时未能交出邓尼茨所希望的那么多潜艇。

变身海洋“恶魔”攻击盟国船队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邓尼茨手中的潜艇总共不过57艘，其中只有46艘已完成战备，且只有22艘可以适应大西洋中的海战。

　　依照惯例，一支潜艇部队通常是三分之一在作战地区中巡逻，三分之一在来往的途中行进，三分之一在基地整顿和休息，所以邓尼茨在大西洋中能用的作战兵力不会超过7艘潜艇。这对于有效的“狼群”战术而言，显然是太少了。

　　直至1940年10月，邓尼茨才有足够的潜艇来使“狼群”理论发挥真正的效力。结果实在惊人，在那一个月内，德国潜艇一共击沉了63艘商船，总吨位数达到35万吨之多。

　　1939年9月3日，英国政府宣战的话音未落，德“U-30号”潜艇即大开杀戒，把英国客轮“雅典娜号”送入了海底。

　　德军最辉煌的战绩是，“U-47号”在10月13日夜间深入英国斯卡巴夫罗，击沉了英国航空母舰“皇家橡树号”。这次成功使邓尼茨晋升为海军上将，就任潜水艇队总司令，并使他能与希特勒直接接触。

　　在希特勒身边，邓尼茨向希特勒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只有凭借潜艇作战才能击败英国。邓尼茨的“狼群”在大西洋肆意施虐，使盟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1940年10月19日上午，普里恩指挥的“U-47号”潜艇正在英国北海峡口的柯卡尔沙洲附近巡游。突然，一支庞大舰队驶进了他的潜望镜，普里恩细心数了数，共有运输商船34艘，外围有6艘驱逐舰护航。

　　他喜出望外，一边在后面紧紧尾追，一边向岸上的潜艇司令部发报。

　　10月17日、18日两个晚上，以“U-99号”、“U-100号”为首的艇群刚袭击了代号为“SC-7”的运输船队；19日，普里恩又在邻近海域咬住了“HX-79号”的尾巴。邓尼茨不明白，这些英国人为什么撞了墙还不知道回头。他接报后，立即命令周围海域的所有潜艇，迅速向“U-47号”靠拢，结群作战，争取最大战果！

　　“U-47号”周围已聚集了6艘潜艇，“U-100号”、“U-46号”和“U-48号”，刚从袭击“SC-7”的战场上下来，本应回港庆功，但一闻到血腥味也匆匆赶来，参加对“XH-79号”护航船队的猎杀。

　　潜艇散布于船队航线的两侧，犹如夹道欢迎一般。艇载鱼雷发射管的挡水管打开了，静静的鱼雷虎视眈眈。夜幕降下来时，攻击的时刻到了，数十艘英国舰船一无所知。“攻击开始！”潜艇全都浮上了水面，有夜色掩护，驱逐舰发现不了。这是一片开阔海域，正适于舰群作战，空中几点星光。1000米以外的船队像黑压压的城墙。

　　普里恩登上舰桥，深吸了一口海面上的清新空气，发出了屠杀命令。“U-47号”放出的两枚鱼雷如离弦之箭，率先向船队扑去。5000吨的首船“斯达朗克号”中雷，船队像炸了群的羊，恐慌地向四面散开。护航的军舰既要抢救落水者，又要搜索潜艇，顾头顾不了尾。乘着船队的混乱，各艇纷纷寻找目标，商船触雷爆炸声此起彼伏，海上大屠杀持续到天亮才告一段落，海面上火光熊熊。

　　狩猎的潜艇忽而潜入水下，躲避军舰；忽而浮上水面，发射鱼雷；忽而冲到船队的前部，忽而扑向尾部。胆大的干脆钻进舰队中间，抵近攻击。

　　海面上遍布船骸、尸体和船上装载的物资，空气中充满焦煳味，落水的未亡者在凄声呼救，劫后的场景惨不忍睹！

　　1940年夏季，德军占领法国，这使得德国潜艇进出大西洋的航程缩短了800海里，可以直接进出大西洋腹地，不必为溜过英军封锁的海域而浪费时间和燃料。

　　同时，德国的潜艇数量迅速增加。邓尼茨将潜水舰队指挥部迁至法国，以法国沿海港口为潜艇基地，放出一批批“狼群”向英国船队展开全面攻击。“狼群”战术立显奇效。从1940年6月到11月，德国潜艇共击沉舰船272艘，共计139．5万吨。

　　1941年12月9日，邓尼茨向他的潜艇发出指示：自即日起，所有对英国商船攻击的限制取消！

　　随即，他发起了一场针对美国的“击鼓战役”，12月16日，第一批5艘潜艇悄悄驶离了比斯开湾的基地。

　　邓尼茨严格命令，为达到突然性，在驶往美国东海岸的途中，不许攻击任何目标。

　　“山姆大叔”太麻痹了。虽然报纸上天天画有邓尼茨和德国潜艇的狰狞漫画，还刊有英国船队遭受袭击的悲惨消息，但那是在欧洲水域，和美国大陆隔着一个大西洋。

　　美国人可能忘了：既然宣战，就是敌人；既是敌人，就有被其攻击的危险。他们更想不到，就在纽约港口外不远的水下，5只“野狼”正贪婪地盯着自己的猎物。“U-133号”的艇长哈尔德根少校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摩天大楼上的霓虹灯喷红吐绿，自由女神铜像也被灯火装饰得大放异彩，一艘艘商船前接后拥，进进出出，所有的航行灯都亮着。

　　哈尔德根后来写道：

　　天哪，这哪像战争，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已向德国宣战，也许是在搞建国大庆！既没有巡逻警戒，更谈不上护航编队。潜艇在这里作战，根本不需要什么战术，只要你会按那个鱼雷发射按钮！当时，我真不忍心去打破那个灯火织成的辉煌的画面。

　　哈尔德根不会发慈悲，战争也不允许他慈悲！

　　5艘潜艇各自占领了发射位置，哈尔德根在下达攻击命令的同时，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发射按钮。哈尔德根带领他的5艘潜艇，从纽约港南下，昼潜夜浮，大打出手。威廉斯堡、查尔斯顿、佛罗里达，到处有被他们击沉的商船。有时候杀得兴起，干脆白天也浮上水面，用舰桥上那门小口径高炮，轰击岸上的炼油厂、油库等大型目标。

　　美国这块大陆自南北战争以来，已有80年与炮火硝烟绝缘，德国潜艇的袭击才使它的居民亲身感受到战争的存在。

　　1942年1月的“击鼓战役”期间，仅哈尔德根的艇群就击沉商船20万吨。当月，美、英盟国的海上损失急剧上升至55万吨。哈尔德根也成为邓尼茨手下新的“王牌艇长”。4月起饱受潜艇之苦的美国也开始编组护航船队。但是，邓尼茨的“狼群”继续南下，进入了加勒比海和南美海域。

　　广阔的大洋上有无数条航线，处于攻击一方的德国潜艇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不断把目标从一个点转移到另一个点，美、英有限的护航兵力疲于奔命，防不胜防。整个1942年，商船的月损失都保持在60万吨左右。1942年11月，英国的霍顿爵士接替诺贝尔，负责指导反潜艇战。在诺贝尔负责期间，由于缺乏护航舰只，所有的新舰都是立即投入战斗以至于人员都不曾接受适当的训练。等到霍顿接手时，由于造船工业的加速发展，专供反潜作战的舰只开始逐渐增多。于是他可以把它们组成护航群，加以适当的训练，以迎接大西洋中的新战斗。

　　霍顿也像邓尼茨一样，深知士气在战争中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他也像邓尼茨一样要求其司令部具有高度的指挥能力和奉献精神。这样才能使所有护航舰只的舰长和飞机机长对一切战斗都充满信心。

　　正像邓尼茨站在码头上欢迎潜艇返航一样，霍顿亲自乘坐小型护航船只和巡逻飞机在海上监督作战。

　　1942年2月，德国潜艇的损失开始剧增，这已经给了邓尼茨一次警告。损失的原因在于英国的水面和空中护航兵力都已装备1．5米的雷达。这种新的雷达装置比老式雷达射程更远，也更精确。当德国潜艇在夜间攻击商船时，它们也会受到全速赶来的敌方护航军舰的奇袭。

　　邓尼茨和他的技术专家很快就弄清了其原因，但直至8月间他们才找到对策，这是一种雷达射线接收器，能够迅速告诉潜艇它已被雷达盯住，于是潜艇常能迅速潜入水中来逃避攻击。

　　但是对邓尼茨来说，盟军设下的网已经在收紧之中。

　　1943年2月，盟军又在大西洋中首次使用0．1米的雷达。德国的雷达射线接收器不能接收这种新型雷达的信号，潜艇因此突然受到袭击。也许是受到这种失败心理的影响，邓尼茨此时又犯了一个最大的战术错误。他命令所有潜艇在通过比斯开湾时，一律浮出水面并用高射炮和盟机对攻。

　　这个倒霉的命令造成了重大损失。在2月间损失潜艇19艘，3月15艘，而5月更多达37艘，损失如此惨重，其原因不仅在于新雷达，还在于威力较强的英军深水炸弹。

遭遇反潜作战兵败北大西洋

　　1942年5月，希特勒要求邓尼茨出席讨论全面战争情况的定期元首会议，亲自报告潜艇战的进展。

　　邓尼茨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在雷德尔比较现实地作出评论之后，他就大谈其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这立即赢得了希特勒的赞许。所以当1943年1月雷德尔辞职时，邓尼茨就越过了其他资历较深的海军将领而接任海军总司令。

　　雷德尔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希特勒在戈林的唆使下下令把所有大型军舰都报废，舰炮改为岸上炮，人员则用来扩充潜艇部队或补充陆军。雷德尔遂愤而辞职。

　　邓尼茨最初同意希特勒的命令，但几星期之后，他弄清了海战的全盘情况，又要求希特勒收回成命。

　　就潜艇战的指挥而言，邓尼茨的确成就卓越，但他似乎不能胜任海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对于地中海战役的处理，尤其是在非洲的撤退和盟军进攻西西里岛时，就显得不太高明。

　　他本人在当时确信问题的关键在于陆军的补给，他坚决主张使用所有德国和意大利的军舰，从巡洋舰到潜艇，来运送补给而不参加战斗。这一错误导致轴心国部队在突尼斯大批投降，盟军在西西里岛顺利登陆。

　　为了控制并挫败“狼群”的攻击，英、美海军开始全力实施反潜作战。随着强大的护航舰队的建立，严密的空中、海上监视网的形成，特别是用于反潜作战的新型雷达和新型深水炸弹投入实战，盟军在大西洋上布下了围捕“狼群”的天罗地网。

　　1943年5月以后，所有的德国潜艇都撤出北大西洋。

　　此时，邓尼茨似乎已经知道海上的战争是输定了，两年多以来，他一直都在用新型潜艇的神话来欺骗希特勒，甚至也可以说他在自欺欺人。

　　邓尼茨使出浑身解数，力图挽回败局。他下令建设使用通气管的新型潜艇，但新潜艇的建设由于受盟军战略轰炸的影响，直至1945年4月才正式服役出航。

　　此刻，邓尼茨已不能有所作为了。

　　当海战地点已经接近德国本土时，邓尼茨又赶造了大批小型潜艇以求扭转劣势，结果不仅损失惨重，而且也毫无成效。

　　当盟军迫近柏林时，所有的纳粹要人中，只有邓尼茨和戈培尔还真正效忠于希特勒。

　　1945年4月，戈林企图接管政权，希特勒大怒，立即下令拘捕他。海因里希·希姆莱也私自想和同盟国接触。所以希特勒在自杀前，留下遗言任命邓尼茨继任德国元首。

　　邓尼茨于5月1日就职，起先他还希望和西方同盟国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他以为西方国家将会利用他来对抗苏联并控制战后的德国。

　　这种梦想只维持了3个星期就破灭了。5月22日他被捕，和其余的德国领袖们一同在纽伦堡接受战犯审判，并被判处了10年徒刑。

　　在被捕前夕，根据邓尼茨的指示，德国陆海空三军放下了武器。但是，被击败的“狼群”比它们的主人更为顽固！——自行击沉了残剩下的220艘潜艇。

曼施坦因

少年从军逐步进入决策机构

　　1887年11月24日，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出生在德国柏林的一个军人贵族家庭。1900年，他进入少年军官学校学习6年，在此期间曾担任德皇侍卫。1906年，他到第三近卫步兵团当了一名见习军官。1913年，曼施坦因进入德国陆军大学学习，但一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作为正式军人参加了战争，历任第二近卫预备团中尉副官、军团部参谋、骑兵师作战科科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继续留在陆军中任职。在1929年，曼施坦因到国防部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门工作。

　　1921年，曼施坦因与林茨的一位军人世家的女儿结了婚。相隔一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来到了世上，名叫吉罗。1940年，吉罗高中毕业之后，就在李格尼兹加入了德军第五十一军。1942年，吉罗战死在苏联战场。

　　曼施坦因在学校的时候，就精通了法文，后来又学会了西班牙文。当时10万德国国防军的天地还显得相当狭窄，有了外语这种工具，他就可以扩大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军事交流。

　　因此在掌握了足够的工具之后，曼施坦因就尽量利用国家所给的少量补助，一再到国外去考察旅行。1931年和1932年，他曾访问苏联，与苏联的高级军事将领会晤，并参加在乌克兰和高加索举行的演习。

　　1933年希特勒掌权时，曼施坦因任德国步兵第四团的一个营长。当时，希特勒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只知道一味地扩军。曼施坦因等几个国防军将领都曾对此表达过不满，他们向军官团反映，德国短时期内大量的扩军会影响军队的素质，同时也会导致西方列强的干涉。

　　1934年，曼施坦因出任柏林第三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是个十分要害的位置，整个军区担负着德国首都柏林的安全，他的军衔也随之晋升为上校。

　　此时柏林第三军区司令是维茨莱本将军，他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了名的人物，两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1935年5月21日晚上，希特勒颁布了秘密的国防法，彻底改组了武装部队。魏玛时期的国防军被改称武装部队，元首和总理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国防部长勃洛姆堡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他是唯一得到过这种头衔的将军。三军各有自己的总司令和参谋总部。

　　从此之后，曼施坦因在军界升迁速度明显加快。

　　改组武装部队两个月之后，曼施坦因升任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主管作战的第一厅厅长。

　　在这个位置上，他协助制订了德军武装进驻莱茵地区的计划。

　　1936年10月，曼施坦因晋升少将，出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部第一军需部长。不久，他又升任德国陆军总部首席副参谋总长，开始直接接触德国军界的高级决策机构。

　　1938年2月间，在希特勒大肆扩张德国军备的时候，弗立契被免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曼施坦因也因与弗立契私交甚厚而被解除了在陆军参谋总部中的职务，改任驻李格尼兹的德国陆军第十八师师长。曼施坦因举家从柏林搬到了李格尼兹，并一直居住在那里。同年，他又以勒布军团参谋长的身份参加了德军对捷克苏台德区的占领。

入侵苏联突破苏军多道防线

　　1938年3月7日，希特勒突然宣布召见曼施坦因。1939年8月，德国实行了战争动员，希特勒准备进攻波兰，成立了南方集团军。在“白色作战”命令中，曼施坦因被内定为南方集团军总部的参谋长。1939年8月31日，德国入侵波兰的战争终于打响了。1939年10月21日，曼施坦因奉命到设在左森的陆军总部去接受新的作战命令。南方集团军司令部于1939年10月24日抵达了西线的科布伦兹，并接管了为了西线作战而新建立起来的德军A集团军。11月，曼施坦因制订了西线作战的作战计划，这就是所谓“曼施坦因计划”的雏形：

　　计划的核心主要就是利用强有力的德军坦克部队，经过比利时南部的卢森堡，直抵色当，突破该区内的马其诺防线，而将整个法国战线一分为二。

　　1940年2月7日，曼施坦因被调离南方集团军和A集团军参谋长的位置，任第三十八军军长。2月9日，曼施坦因交割了集团军中的事务，黯然神伤地离开了科布伦兹集团军司令部，回到了李格尼兹家中。

　　在家中修养了一个时期之后，曼施坦因2月17日奉命前往柏林，以新任军长的身份向希特勒报到，希特勒设宴款待各位新军长。

　　宴会结束，众人告退之时，希特勒请曼施坦因留下，随他到元首的书房。在那里，希特勒请曼施坦因把他对于西线的作战计划的个人见解说给自己听。于是曼施坦因就原原本本地把他的计划讲了一遍。希特勒对于曼施坦因的陈述，理解非常快并完全同意他的见解。

　　2月22日，希特勒通过陆军总部下达了与“曼施坦因计划”大致相同的作战命令。

　　5月10日，德国空军突然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的72个机场实施了猛烈的轰炸，德军地面部队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当德军按照以“曼施坦因计划”为蓝本的新西线作战计划而紧张忙碌时，曼施坦因本人却在忙里偷闲，坐看第三十八军军部的参谋们忙着把所属各师集中起来，有时也前去视察正式在波米拉尼亚和波兹南编组中的新陆军师。

　　5月16日，在B集团军辖下百无聊赖的曼施坦因又接到了新命令，他的第三十八军又改由A集团军指挥。

　　次日，曼施坦因在包斯托根向他的老长官伦德斯特上将报到。在那里，他受到了接替他出任A集团军参谋长职务的索顿斯吞将军以及旧日同僚的热烈欢迎。他们热情地向他介绍了通过安德内斯山地和渡过缪斯河的作战情况，按照他计划的基本点，新计划的每一步都在顺利进行之中了。

　　6月5日，曼施坦因接到了晋升他为德军步兵将军的通知。

　　7月19日，曼施坦因以及所有的高级将领都被召往柏林，去参加德国国会的开会典礼。希特勒在典礼上正式宣布西线战役已经结束，同时为了表示国家对军人的感谢，给了一部分高级军官以极高的荣誉。

　　7月25日，曼施坦因获得骑士十字勋章。

　　1941年2月底，曼施坦因在法国西北沿海的小镇李托奎特交卸了第三十八军军长的职务，改任德军第五十六装甲军军长的新职。这次对曼施坦因来说，可是遂了心愿。早在西线战役开始之前，他就一直想指挥一个装甲军，把自己酝酿多时的新战术加以实践。

　　5月间，曼施坦因接到了对苏联战争的作战命令，这个命令没有细节，只是指示他的第五十六装甲军从属于一个装甲兵团而已。作为一个普通军长，事先是无权过问对苏战争计划细节的。

　　“巴巴罗萨计划”规定，执行入侵苏联的德军部队将编成北方集团军、中央集团军和南方集团军等3个集团军，从3个方向同时对苏军实施突击。曼施坦因的第五十六装甲军隶属于第四装甲兵团，而第四装甲兵团又隶属于北方集团军。北方集团军总司令是勒布元帅，主要是从东普鲁士进攻，歼灭在波罗的海地区中的苏军，然后再向列宁格勒前进。

　　第四装甲兵团司令是克鲁格上将。第四装甲兵团的任务是挺进芬斯克对岸和维拉河上，占领渡河地点，随即向阿波卡方向前进。第四装甲兵团的右翼为第十六军团，司令为布歇上将；左翼为第十八军团，司令为屈希勒尔上将。

　　6月16日，曼施坦因到达了第五十六装甲军的集结地区。

　　6月21日13时，曼施坦因在军部接到命令：6月22日凌晨3时做好攻击前的各项准备，4时开始攻击。

　　1941年6月22日，这一天恰好是星期天，凌晨4时，德军向苏联发起了进攻，对苏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德国飞机对苏联西部的重要城市、交通枢纽、桥梁渡口和军事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接着，在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德军以数十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为先导，在巴伦支海到黑海3000千米的正面发动了进攻。苏联西方军区在22日的整个上午失去了指挥，被迫节节撤退。

　　德军北方集团军第四装甲兵团的先期任务，就是完整地夺得维拉河上的桥梁，为进一步攻击列宁格勒打下基础。这条大河是一个可怕的障碍物，而完整地夺取河上的桥梁，直接关系到德军装甲部队的行进速度，成为体现和发挥闪击战特长的关键所在。因此第四装甲兵团的前进，实际上是一场赛跑，看哪一个军最先夺到维拉河上的渡口。

　　8月15日，曼施坦因第五十六装甲军在鲁加的任务改由德军第五十军接管，在北进到达了沙门罗湖之后，第五十六装甲军刚刚宿营，就接到第四装甲兵团司令部的电话，命令他们停止前进，待天明之后折返；随后告诉他们，现在第五十六装甲军已经调归德军第十六军团指挥。

　　8月18日夜间，经过成功的伪装，曼施坦因手下的两个机械化师在苏军西侧面秘密集结完毕，于次日凌晨对正准备进攻德军第十军的苏军侧翼突然发动了攻击，苏军受到这支突然出现的生力军的打击，连忙撤兵，德军第十军乘势转守为攻。

　　至8月22日，第五十六装甲军的两个师已经俘获了12000名苏军，坦克141辆、火炮246门，以及许多自动兵器和摩托化车辆。

　　9月初，原属于德军中央集团军的第五十七装甲军被调到北方集团军，加入布歇的第十六军团序列。但过了不到10天，最高统帅部又决定把曼施坦因的第五十六装甲军调到中央集团军，归第九军团指挥。

　　9月12日，曼施坦因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团司令。

　　13日，曼施坦因到第十六军团司令部，正式向兵团司令布歇上将告别，随后只带了副官斯皮赫特和驾驶兵纳格尔，前去苏联黑海沿岸接任德军南方集团军第十一军司令之职。

　　9月17日，曼施坦因到达了尼柯拉夫的第十一军团司令部，接管其指挥权。该司令部恰好设在布洛河口上的原苏联海军基地中。

　　曼施坦因对自己的这一新职务感到奇怪，第十一军团名义上是军团，实际只是被扩大了的军而已，而且除了德军第十一军团之外，还要兼管罗马尼亚第三军团。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这个地区的指挥体系很复杂。名义上的指挥权是由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安东尼斯库元帅负责，由他在形式上指挥罗马尼亚第三、第四两个军团和德国的第十一军团。

　　第十一军团除了要继续追击向东撤退的苏军之外，还必须攻占克里米亚，而且统帅部命令第十一军团，要把攻占克里米亚的任务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考虑。

　　攻占了克里米亚，将对把土耳其拉到德国一方大有好处。另一个更迫切的理由是，苏军设在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对于罗马尼亚油田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罗马尼亚油田对德国的战时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德国装甲兵血液的来源之一，元首希特勒对此特别重视。

　　攻陷克里米亚之后，第十一军团的山地部队将越过刻赤海峡进军高加索，加强德军进攻罗斯托夫的兵力。

　　11月16日，德军猛烈的追击结束，除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地区以外，全部克里米亚都已经落入了德军手中。

　　1942年2月1日，集团军通过电话，又告诉曼施坦因一个好消息：

　　他已经被晋升为上将军衔，离元帅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刻赤半岛作战之后，乘着德军部队士气正高，曼施坦因把第十一军团立即进行重新编组，以便执行克里米亚战场的最后一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

　　曼施坦因决定把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作战计划的代号定名为“鳄鱼”。

　　在制订对要塞的作战计划的时候，第十一军团的参谋们给堡垒中的炮台起了一些很好记的名字，如“高尔基1号”炮台，是一座装备着35厘米口径火炮的据点，有钢甲保护，与其他据点之间有地道相连。另外还有“斯大林”、“伏尔加”、“西伯利亚”、“莫洛托夫”等。

　　曼施坦因统帅着德军第十一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终于攻克了克里米亚。希特勒在高兴之余，晋升曼施坦因陆军元帅军衔。

　　8月27日，曼施坦因率领德军第十一军团的司令部到达了列宁格勒前线，第十一军团被指定为第二个波次的进攻部队，部署在德军第十八军团地区内。

　　9月4日，正在焦急地等待前线消息的曼施坦因，突然接到了希特勒从芬尼特沙元首大本营亲自打来的电话，委派曼施坦因负起列宁格勒前线的全面指挥之责。

　　11月20日，曼施坦因又接到了元首的新指示，奉命成立了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由他出任总司令，负责协调对斯大林格勒两侧地区德军的指挥，集团军司令部初步设在费特布斯克。

　　11月21日，曼施坦因被任命指挥德军第四装甲军团、第六军团和罗马尼亚第三军团。

　　1943年2月19日，曼施坦因命令南方集团军所属的第四装甲军团，对当面的苏军发起了短暂的预防性攻击。攻势于3月2日结束，苏军的西南方面军所属各军团都受到了重创。

　　据德军参谋人员报告，苏军在顿聂兹、第聂泊河战场一共死亡23000人，德军缴获坦克615辆、野战炮354门、高射炮69门，以及大量的机关枪和迫击炮。

　　2月28日，德军南方集团军在曼施坦因的指挥下，又发动了对苏联的名城卡尔可夫的战斗。参战的有德军第四装甲军团、肯夫兵团和党卫军的一个装甲军。

　　曼施坦因督促德军士兵冒着河中浮冰的碰撞，迂回包围了该城。这次党卫军的装甲军冲劲十足，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们要把卡尔可夫城当做献给元首希特勒的礼物。

　　3月14日，党卫军的装甲军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终于攻入了卡尔可夫城。另外，德军肯夫兵团的北翼“大德意志师”也就势攻占了贝尔果罗德。

　　第二阶段的反击结束，总算没有让希特勒完全失望。元首因此而授予曼施坦因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

　　7月5日，德军终于发动了攻击。中央集团军的第九军团在两天的时间内，突破苏军阵地达9000米，直至7月9日，被苏军阵地中的一个高地所阻。苏军于7月11日在中央集团军第二装甲军团防御阵地的侧翼实施了反突击，中央集团军总部不得不把第九军团的机动兵力调回去防守。

　　南方集团军发展比较顺利。至7月11日，击溃了苏军的近10个坦克或者机械化军；至7月13日，南方集团军俘虏苏军24000人，缴获、击毁苏军装甲车辆1800辆、野战炮267门、战防炮1080门。

兵败被俘成为英军阶下囚

　　1943年7月13日，当卫城战斗达到最高潮，胜利在望之际，德军南方集团军的曼施坦因元帅和中央集团军的克鲁格元帅被希特勒召去元首大本营汇报。

　　希特勒根据地中海和中央集团军的情况，决定停止卫城作战。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希特勒开始更加事无巨细地干预南方集团军的指挥，曼施坦因终于按捺不住，于7月下旬，愤而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书面抗议。

　　在1943年夏季，东线战场的德军与苏军展开了拉锯战。

　　7月30日，曼施坦因指挥德军4个装甲师、1个装甲步兵师和2个步兵师的兵力，暂时攻占了米斯河上的苏军桥头堡，小有收获。俘虏苏军18000人，缴获100辆坦克、200门野战炮和400门战防炮。

　　德军的这一行动，马上招致了苏联红军的强大反击。

　　8月3日，苏军向德军南方集团军第四装甲军和肯夫兵团的防御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南方集团军所属各师遭受到惊人的损失，有两个团已经完全崩溃，其余受到了重创。

　　德军装甲部队的很多坦克在苏军的快速推进下，来不及从修理厂中撤走，结果被苏军俘获。

　　1945年，曼施坦因在林茨被英国人俘虏，并囚禁在英国的布里金德。

　　1949年，盟国军事法庭在德国的汉堡公审了他，他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监禁在韦尔监狱。

　　从1947年起，西方占领当局将自己收押的许多前战犯、将军陆续释放。1953年曼施坦因因健康原因被释放。

戈培尔

控制宣传工具推行文化专制

　　1897年10月29日，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出生于德国莱茵地区雷特城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职员家庭。戈培尔小时候曾患小儿麻痹症，致使左腿萎缩。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戈培尔准备参军服役，却遭到拒绝。这让戈培尔痛苦终生。

　　从天主教中学毕业时，戈培尔代表全班作毕业演讲，获得好评。从1917年夏至1921年春，戈培尔主要依靠天主教艾尔伯特·马格努斯协会的资助，先后在波恩大学、弗赖堡大学、乌兹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攻读历史和文学。

　　1921年4月，在海德堡大学犹太文学史家弗里德里希·贡尔夫教授的指导下，戈培尔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戈培尔致力于创作小说、剧本和诗歌，著有小说《迈克尔》、剧本《流浪者》和《孤客》，但当时根本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直至1926年，戈培尔的小说《迈克尔》才得到出版。

　　希特勒的演讲非常能蛊惑人心，当时很多德国青年因此而加入纳粹党。1922年，戈培尔也因受希特勒演讲的感染而加入纳粹党，谋求通过政治活动而出人头地。戈培尔大肆散布关于德意志民族和种族优秀的陈词滥调，认为同盟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为了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胜利而欺骗了德国人。

　　1924年6月，戈培尔在日记中表示要“思维简单一点，爱情高尚一点，期待真诚一点，信念炽热一点，说话谦虚一点”。

　　同年10月，戈培尔在日记中发誓：我们必须寻找上帝，我们正是为此而活在世上。由于戈培尔的才智，擅长演讲鼓动，在纳粹党内很快出人头地。1925年，戈培尔出任纳粹党鲁尔区党部书记，成为纳粹党北德派领袖格里戈尔·施特拉塞的主要合作者。戈培尔创办并编辑《纳粹通讯》等属于施特拉塞兄弟的出版物。

　　为了笼络人心，戈培尔和施特拉塞兄弟经常发表迎合劳动群众情绪的言辞，提出纳粹党与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共同开展征用贵族财产运动，主张将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

　　这与希特勒的主张相矛盾，希特勒对此非常生气。但戈培尔当时效力于施特拉塞，因此大力攻击希特勒。在1925年11月的纳粹党汉诺威会议上，戈培尔甚至鼓噪“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

　　希特勒与施特拉塞分裂之后，戈培尔被人推荐给希特勒。希特勒欣赏这位擅长宣传鼓动的演说家，以亲笔签名的《我的奋斗》相赠，邀请戈培尔到慕尼黑发表演说。

　　戈培尔对此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进入大厅，欢声震耳……我讲了两个小时……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1926年2月，戈培尔在纳粹党班贝格会议上完全倒向希特勒一边。8月，戈培尔通过《人民观察家报》发表声明，与施特拉塞彻底决裂。11月，戈培尔被任命为纳粹党柏林—勃兰登堡区党部书记，负责清党和机构整编，很快就使该区的纳粹党成为强有力的组织。1927年，戈培尔创办《进攻报》并兼任主编，加强纳粹宣传工作。戈培尔设计广告画，出版宣传品，组织游行，举行慕尼黑啤酒店暴动纪念集会和柏林体育馆大型演讲会；制造元首“一贯正确”的神话，把希特勒描绘成“主宰者”，诱导人们盲目服从；将被人杀死的冲锋队头目霍斯特·威塞尔生前所作的进行曲《威塞尔倒下了》作为纳粹党歌，鼓吹为纳粹事业献身。1929年，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纳粹党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工作出色，能力非凡，给希特勒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希特勒在1942年回顾起来仍颇有感慨：

　　戈培尔博士带有言辞和才智两件礼物，没有这些礼物，柏林的局势就无法控制……对戈培尔博士来说，他以言辞的真实感情赢得了柏林。

　　1928年，戈培尔成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当时，他曾经这样宣称：

　　我们进入国会，以便我们能从其武库中取出民主武器来武装自己。我们应该成为国会议员，以便魏玛观念形态自己帮助我们摧毁它。

　　这对纳粹党的夺权策略有着重大的影响。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640万张选票，得到107个席位，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国会第二大党。

　　1931年总统竞选活动中，戈培尔力促希特勒参加竞选，并且倾尽全力为其效劳。戈培尔与希特勒周游全国，频繁发表竞选演说，煽动党徒的狂热情绪。

　　此外，戈培尔调集全部人马，开动宣传机器，利用募集的经费，发动前所未有的宣传运动。纳粹党成员在全国各地张贴100万张彩色宣传画，散发800万本小册子和1200万份党报特刊，有时一天之内就有3000个动员大会，首次将电影和唱片用于总统竞选活动。

　　尽管希特勒经过两次投票均未能当选，但这番宣传却也收获不小，第二次获得的选票比第一次获得的选票翻了一番。

　　1933年1月，希特勒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政府总理，奉命组阁。戈培尔欣喜若狂，迅速与希特勒“定下同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第三帝国很快就查封德国共产党的60种报纸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71种报纸，强行封闭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

　　2月27日，戈培尔伙同戈林策划制造“国会纵火案”，以此为借口迫害、镇压德国共产党。

　　3月，戈培尔被希特勒任命为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负责宣传纳粹内外政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戈培尔对此不遗余力。

　　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主要设有下述职能部门：行政管理局——负责管理全部行政事务；宣传局——负责组织反对共产主义、犹太人、教会或支持种族纯正的宣传运动，组织各种规模的集会；广播局——负责从政策高度指导并监督德国广播公司的工作；新闻局——负责每日新闻发布和出版；对外局——负责对国外的宣传工作以影响国外的公众舆论；电影局——负责指导和审查影片的制作与放映。

　　德国文化协会也隶属该部领导，下辖美术、音乐、戏剧、文学、新闻、广播和电影等6个协会。从事上述职业的人必须加入相关的协会，对纳粹主义不热心的人或“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将遭到开除并剥夺从事文化活动的权利。

　　纳粹党对宣传的重视和纳粹宣传的成功，使戈培尔赢得了纳粹党高层领导人的信任和尊敬，原来称其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也改称其为“我们的博士”。

　　戈培尔认为，宣传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众”；“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必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信仰”；“政治不再是可能的艺术，我们相信奇迹，相信不可能和可望而不可即。在我们看来政治正是不可能的奇迹”；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为了使民众的思想与纳粹的观点一致，1935年5月10日的夜晚，戈培尔在柏林发起随后遍及全国的焚书运动，那些被视为“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书籍，如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海涅和爱因斯坦等名人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

　　戈培尔向参加焚书的学生们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这火光不仅结束了旧时代，而且照亮了新时代。”戈培尔因此获得“焚书者”的万恶之名。

　　为了消灭与纳粹党对立的宣传媒介，戈培尔对报刊、广播和电影以及新闻工作人员实施严格控制。《法兰克福日报》的犹太老板被赶出报社，颇有影响的《伏斯日报》被勒令停刊。

　　在纳粹统治的前4年，德国报纸由3607种减为2671种；戈培尔或其部属每天就新闻编发问题作出口头训令或书面指示。戈培尔也将德国广播公司和电影公司驯服，使其成为纳粹的舆论宣传工具。

运用媒体喉舌充当纳粹帮凶

　　在万湖会议上，希特勒最后决定在整个西欧开始屠杀犹太人。最初，戈培尔似乎想将屠杀行动同镇压天主教会一样，推迟到所谓“最后胜利”之日，但既然希特勒决心已定，他也就决心紧跟了。

　　1935年，戈培尔主持德国的反犹太人活动。6月，他宣称“我们再也不想要犹太人了”，将犹太人逐出国防军和劳役部门。9月，颁布纽伦堡法律，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任何交往均属犯罪行动。

　　此外，戈培尔还气势汹汹地扬言：“只有将所有犹太人消灭干净，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只要还有一个犹太人活着，这个犹太人就始终会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为敌。因此，不能对犹太人讲任何宽容和人道。”

　　1936年1月17日，戈培尔面对18000名纳粹分子发表了激烈演说，他宣布德国必须拥有殖民地。他说：“德国确实是一个贫困的国家，我们没有殖民也没有原材料。”在谈到德军供应不足的问题时，他说：“没有黄油我们还能活，可没有大炮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1937年5月28日，戈培尔发表演说，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腐化堕落。

　　1938年，戈培尔再次组织反犹太人运动。10月，情报与安全局局长海德里希奉命逮捕17000名波兰犹太人，用闷罐车驱逐出境。11月，为纪念啤酒店暴动而制造“水晶之夜”（亦称“砸玻璃之夜”），将犹太人经常集会的会场、住宅和店铺的玻璃全部砸碎而诡称为德国人民“自发的示威”，身穿褐色制服的纳粹党冲锋队员还高唱：“今天，德国是我们的；明天，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在纳粹德国发动波兰战争之前，戈培尔操纵宣传机器煽动战争狂热。《柏林日报》先使用大字标题警告“当心波兰”，后又谎称“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

　　《领袖日报》则用危言耸听的标题：“华沙扬言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十二点钟报》报道波兰人攻击3架德国客机。《人民观察家报》编发特大通栏标题“波兰全境处于战争狂热中！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

　　1939年9月1日的早报则竞相报道所谓“波兰志愿人员和上西里西亚叛乱分子”袭击靠近边界的德国格莱维茨广播电台的消息。实际上，袭击行动是纳粹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工人员炮制的。

　　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后，最高统帅部在作战部设有国防军宣传处，负责军事新闻检查和编发国防军公报。在整个战争时期，戈培尔都力图把国防军宣传处变为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职能部门，以便使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协调起来，但是未能成功。

　　戈培尔与里宾特洛甫争夺对外宣传权的斗争也以妥协告终。尽管如此，戈培尔仍竭力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为配合法西斯战争而鼓噪呐喊，并颇具成效。

　　戈培尔认为广播是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宣传工具，演说比写作更能吸引人心。由“哈哈勋爵”主持的对英广播节目，在宣传纳粹战争政策，影响英国公众心理方面是相当成功的。

　　1940年6月，在德军侵苏战争之前，戈培尔试图让人们相信3个星期或5个星期之内德军将入侵英国，告诫人们“不要试图猜测——你们不会猜着，继续你们的工作。可以肯定，届时你们将听到你们必须知道的消息”。

　　1943年2月2日，德军在“命运之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后，戈培尔下令全国娱乐场所关闭3天，在第一天和第三天停止交通一分钟。

　　2月18日，在柏林体育馆里，聚集了15000名精选的听众，戈培尔发表著名的煽动性演说《论总体战》。演说历时两个多小时，据称是纳粹领导人在战争时期所作的最长的演说。

　　演说直言不讳地以“经过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和训练的德国人民能够承受全部真相”开头。

　　第一部分不讲德军的败绩而强调“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指明德国胜利的必然性，旨在告诫德国听众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听众。

　　第二部分则旨在说服德国公众相信胜利必须通过总体战来赢得，共有10个结论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个问题：“你们想要总体战吗？你们想让战争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具总体性和彻底性吗？”

　　演说最后以西奥多·科纳的诗句“国家屹立而风暴消失”作为结尾，获得雷鸣般的掌声。

　　演说之后，戈培尔下令关闭柏林的豪华饭店和娱乐场所，装模作样地带头不用宽敞阔气的客厅、不上高级茶点，并通过纪录片大肆宣传。

　　戈培尔还经常为希特勒朗诵《腓特烈大帝史》，共同期待第三帝国“时来运转”。

　　1944年6月，戈培尔出任德国总体战动员委员会全权总监。

　　7月20日，德国发生谋杀希特勒事件。戈培尔积极组织镇压并及时通过广播电台发布挫败谋杀的公告，使奄奄一息的纳粹政权又缓过劲来。

　　8月24日，为了挽救第三帝国，戈培尔下达总动员令。

　　1945年1月，戈培尔出任柏林城防司令，鼓吹焦土政策和毒气战，下令枪毙被俘盟军飞行员，主张固守柏林。

　　4月，戈培尔夫妇迁居总理府地下室。这时，希特勒已决定自杀，并立下遗嘱任命邓尼茨为总统、戈培尔为总理。

　　戈培尔或许已意识到纳粹政权的崩溃，写下《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声称“要在元首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在今后的艰苦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为重要”。

　　5月1日，戈培尔夫妇先让党卫队员毒死他们的6个孩子，然后让党卫队员从背后开枪——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海德里希

加入纳粹党成为党卫军头子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生于1904年3月7日的萨克森省（现时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哈勒。他的父亲布鲁诺是失意的歌剧院歌手兼作曲家，母亲是德累斯顿音乐院院长的女儿。他有音乐天赋，学过小提琴和大提琴。

　　1931年，年轻的军官海德里希被军方驱出部队。因为他答应娶一位很有影响的海军中尉衔土木工程监督官的女儿为妻，但当他在基尔舞会上结识乡村小学教师的女儿丽娜·奥斯滕并于两天后和她订婚之后，他就不想再提前次的承诺了。

　　海德里希将他登在地方报上的订婚启事寄给了那位被弃的女子，这位年轻女性精神崩溃了。这是十足的羞辱。

　　被弃未婚妻的父亲向海军领导部门投诉，进入名誉审理诉讼，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毫不知罪，且自鸣得意，以至于名誉参事认为他品行不端，没有资格继续待在海军里。海德里希被不光彩地开除了。

　　回到哈勒后，海德里希成了数百万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之一。海德里希的母亲最后求助于家庭的一位老朋友，慕尼黑冲锋队首领卡尔·弗赖海尔·冯·艾伯斯坦因，请他帮她的儿子找份工作。

　　艾伯斯坦因和海因里希·希姆莱有往来，希姆莱当时正想创办一个党卫军情报处，为自己和纳粹领导层收集党的朋友和敌人的信息。海德里希是受过培训的情报官，似乎可以考虑。

　　艾伯斯坦因安排海德里希去了一趟慕尼黑附近瓦尔德特卢德林的希姆莱的养鸡场。他高大的北欧人身材，他的举止和他迅速草拟的组建一个党卫军情报处的计划给希姆莱留下很深的印象，希姆莱当场就录用了他。

　　海德里希就任新职时刚好27岁。

　　1931年之前，他从未接触过纳粹党和党卫军。他仅从妻子丽娜的介绍中认识了希特勒的政党，她18岁时就加入纳粹党了。

　　海德里希的党卫军情报处一开始很简陋乃至寒碜，缺少钱、房子、人员。但海德里希证明了他是个组织天才，热情地在国内组建情报网络。

　　海德里希执行希姆莱的意志，从不反抗。他早就发现了自己的才能，能预见希特勒或希姆莱想干什么。这样他就让对方少不了他——作为肆无忌惮、无所畏惧的万能武器。

　　1932年2月，当海军里同船的战友们得知海德里希在慕尼黑纳粹党的党卫军得到了一个职位时，他们向哈勒纳粹党党区负责人提交了一封指控，声称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具有犹太血统。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党卫军里的事业刚刚开始，这一难堪的问题就折磨着他，直至1932年6月22日一封“人种出身鉴定”才解决了问题。

　　鉴定说：

　　所附祖先名单证明，海军中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系德国出身，无有色和犹太人血统。

　　1934年4月20日，赫尔曼·戈林将普鲁士盖世太保的领导权交给了海因里希·希姆莱，希莱姆任命海德里希为它的负责人。这下海德里希从柏林出发，将党卫军的影响扩大到所有的德国警察。

　　海德里希是个冷酷无情和肆无忌惮的家伙。

　　在所谓的“罗姆政变”中——这是这场屠杀行动所披的外衣，海德里希、希姆莱和戈林一起参与了制订清洗名单。冲锋队首脑恩斯特·罗姆与海德里希关系密切，但当牵涉到党卫军的权力要求时，这就无关紧要了。

　　1934年6月9日，希特勒的助手赫斯代表希特勒宣布，党卫队保安处是党内唯一的情报机构，不容许党内再有其他机构从事谍报活动。至此，海德里希在纳粹党内的情报机构中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1936年，海德里希经过努力，由他担任处长的党卫队保安处如愿以偿地扩充为保安局，海德里希任党卫队保安局局长。

　　在此之前，海德里希领导的党卫队保安处和卡纳里斯领导的军事情报局签订过协议，保安队的情报机构不插手国外情报事务。海德里希由处长升任局长之后便有了更大的野心，他不甘心仅在国内从事情报活动，他要插手国外情报。

　　海德里希第一次直接插手国外情报事件，是派人捣毁了捷克境内的一反纳粹的电台。设立于捷克首都布拉格近郊的这个电台名为“黑色电台”，在当时是许多反纳粹的电台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对此，希特勒恨得要命，必欲除之而后快。海德里希得悉主子的意图后，早已把他与从前的上级卡纳里斯订的协议置之脑后。

　　海德里希通过在捷克的情报人员提供的线索，了解到“黑色电台”的负责人名叫福米斯。他原是德国一家广播电台的技术领导人，后来与一个反纳粹组织的领导人施特拉塞一起跑到了捷克。

　　一天，海德里希把保安局局长助理、党卫队三级突击队队长约克斯叫到办公室，让他想办法把远在捷克的，专与德国人为敌的福米斯弄到柏林来。约克斯接受任务后化装成一个商人，与自己从事舞蹈事业的女友一同来到布拉格。

　　约克斯的确是一名干练的特工人员，他没费多大劲便找到了“黑色电台”的准确地点——一家旅馆的某个房间。但是他并没有马上行动，而是带着自己的女友在布拉格玩了个痛快后，才向海德里希汇报已经找到目标。

　　在得到海德里希行动的命令后，约克斯才悄悄地搬进了“黑色电台”所在的那家旅馆，并神不知鬼不觉地偷配了一把“黑色电台”所在房间的钥匙。行动当晚，约克斯按照事先约好的暗号接来另外一个名叫格奇的纳粹间谍。约克斯来到福米斯的房门口，把配好的钥匙快速插入锁孔。他们原以为主人不在，谁知里边随即传出福米斯的问话声。约克斯情急之下伪装成服务员的口气说：“给您的房间摆肥皂。”

　　毫无准备的福米斯刚一打开房门，约克斯和格奇便猛地向他扑了过去。福米斯感觉到大事不好，快速地把手伸进怀里，想掏出枪来，然而约克斯的枪已经响了，福米斯当即倒在了血泊之中。之后，两个间谍又掏出磷粉洒在电台和其他物品上，点上一把火后逃之夭夭。

　　希特勒得悉捣毁了“黑色电台”后十分高兴，表扬了海德里希一番，这更加坚定了这个“金发野兽”插手国外情报的决心。海德里希领导的党卫队保安局自从捣毁“黑色电台”，得到希特勒的嘉奖后，更是有恃无恐。他们在纳粹德国分裂捷克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与德国接壤，这里居住着260万日耳曼人，由于北部和西部的矿山和波希米亚森林都是极其富饶的土地，因而德国纳粹党人早就对这块土地垂涎三尺。

　　住在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自由日子，德国的纳粹党人要把他们鼓动起来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是一个民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23年，就有一些充满德意志主义的纳粹开始在那里活动了。

　　在苏台德地区亲纳粹的团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组织名叫“德意志祖国阵线”，1935年这个组织又改名为“苏台德德国党”。因此，纳粹德国要在捷克的苏台德地区煽起民众的情绪是很有一些基础的。

　　希特勒的意图和苏台德的现状，作为党卫队保安局局长的海德里希当然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早在1936年年初，海德里希就在希姆莱的授意下通过德国驻布拉格使馆，给苏台德德国党这个组织提供经济等方面的资助，指导他们怎样组织情报网，进行情报活动。

　　至1938年的夏天，盖世太保的人开始直接介入了。在海德里希等人的操纵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纳粹党人不断地渗透到各地区的组织中去，不但把所有这些组织变成了亲纳粹的，还把那些组织中的许多人变成了德国人的特务。这些特务们不遗余力地为德国保安局收集情报。

　　为了把大量情报及时传送到德国去，保安局竟然派人在边境两端架设了电话线。为了给希特勒在军事上入侵捷克找到借口，海德里希领导的党卫队保安局授意苏台德德国党到处寻衅滋事，叫嚷着要回到德国的怀抱。捷克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了反击，拘捕了一批闹事者。

　　然而，捷克的命运早已不是掌握在捷克领导人的手中了。随着《慕尼黑协定》的签署，纳粹德国入侵捷克已经“合法化”。不久，德国军队就开到捷克的土地上。

　　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是借民族矛盾和疆土利益为幌子来实行侵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绥靖政策也帮了希特勒一个大忙，使希特勒及其走卒更加忘乎所以。

　　为了更快地驱逐更多的犹太人，海德里希在维也纳的助手阿道夫·艾希曼让人在普林茨·欧根街上的前罗特希尔德宫里设立了一个“犹太人移居中心”。想出去的人虽然8天之内就能在这里拿到所有的证件，但代价是一大笔钱，私人财产被没收。

　　海德里希称1938年11月9日所谓的“水晶之夜”里发生的野蛮骚乱和全国范围的大屠杀是一桩“巨大的猪猡行为”。海德里希这样讲当然不是要同情受害者。他认为这些野蛮侵犯是非理性的。和他的上司希姆莱一样，他更喜欢不声不响的官僚恐怖，用图章和签字谋杀，有中央操作，像在流水线上一样机械化。

　　1939年，在德国柏林的一条大街上有一家神秘的夜总会。其实，这不是一家普通夜总会，它是德国情报头头海德里希设下的一个温柔陷阱。

　　海德里希通过威逼利诱，强占了这家夜总会，把它改造成纳粹的情报基地。

　　经过彻底的“整修”和“装饰”，夜总会所有的卧室、客厅、走廊都偷偷装上了窃听器，通过一条电线与地下室的录音器连接起来。

　　随后，海德里希派人找遍柏林所有的夜总会和色情场所，挑选出了20名美女，送到一所秘密学校进行专门培训，让她们学习外语、政治、经济等知识和徒手格斗、射击、破译密码等本领，还训练她们如何从对方口中套取秘密。此后，这20名美貌女子先后登场，凭借她们的迷人美貌和高雅素质，引得“特殊顾客”蜂拥而至。纳粹由此获得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情报。

　　当时的意大利外长加拉索·西亚诺伯爵来到这家夜总会时，对一个姑娘说，希特勒没有远见，是一个政客、无赖，一个无能的情人。海德里希把录音带送到希特勒那儿，从此两国关系出现裂痕。

　　1940年9月，西班牙外长的唐位索·塞拉诺·沙那光临，向一位姑娘透露了西班牙要入侵直布罗陀的计划。海德里希把这一情报报告了希姆莱，使西班牙这一计划中途流产。

　　可是，海德里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精心设计的这个陷阱竟然被英国间谍釜底抽薪，窃为己用。

　　精明的英国人早就注意到了这家特殊的夜总会。伦敦方面派人以秘密顾客的身份打入夜总会，弄清了里面的一切后，把窃听线接到了德国人的窃听器上。

　　从1940年12月至1943年，英国人和盟军通过这根电线，窃听了许多德国人的机密。

　　1942年，随着战争的进展，这家夜总会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海德里希派人封锁了这一区域，后来，干脆终止了它的活动。

晋升情报高官实施龌龊计划

　　如果说海德里希领导的间谍们在德国入侵捷克的问题上最初还是站在幕后的话，那么在希特勒准备对波兰发动“白色方案”的计划时，他们则是直接走上前台制造事端了。这个事端的制造计划就是“希姆莱作战计划”。希特勒为了给入侵波兰找一个借口，命令希姆莱在德波边境制造一个事端，希姆莱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得意门生海德里希。

　　海德里希接到任务后，很快就制订出一个绝妙的计划，并给这个计划起了一个代号——“希姆莱作战计划”，即：

　　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前一天夜里，情报安全局的部队穿上波兰游击队员的制服，沿德波两国边境制造波兰入侵德国事件。他们的任务是在几分钟以内攻占格莱维茨的德国电台，并用波兰话对德国进行攻击。

　　海德里希意识到，要把这台戏演好，演得更逼真，就得动真格的，要制造出真正的流血事件来。海德里希的脑海里马上想到了约克斯领导的党卫队突击队，这个党卫队突击队队长领导着保安局的一个特殊的情报部门。

　　在该部门工作的都是一些特殊的技术人员。这些人员主要是为保安局的外国间谍们伪造不同国籍的证件、护照、通行证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这个部门还制造假币。总之是一个专门造假的部门。

　　于是，海德里希立刻找来党卫队突击队队长约克斯，向他布置了任务。这一次约克斯的主要任务是带上6个精明强干的党卫队员，在规定的时间里对格莱维茨电台进行攻击。

　　海德里希向约克斯交代完后又着重强调，这件事不得同格莱维茨的任何一个德国机关或单位进行联系；执行任务的每一个人不得随身携带党卫队成员、安全局人员或警察等可看出是德国人的证件。最后他凑到约克斯的耳边说：“事后在现场能留下几具波兰人的尸体则再好不过了。”

　　海德里希给约克斯交代完最主要的任务后，又忙着给其他与之相关的一些负责人分配任务。有的负责置办行动中所需的波兰军服，有的负责把电台附近所驻武装部队撤走，有的率领兵卒化装成波兰部队向电台发起攻击，还有的充当边防警察与“敌”激战，最后一个负责人的任务是把从集中营里拉来充当波兰人尸体的犯人运往将要出现的几个战场上。

　　约克斯从海德里希处回来，便在约定的时间内带着6个党卫队员，包括一名懂波兰语的翻译乘车悄悄地来到了格莱维茨。他把人员分住在两家旅馆，随后，又带着人员侦察了电台周围的地形。电台设在城外塔尔诺维茨公路旁，外面围着一道两米高的铁丝网，电台四周几乎没有警卫人员。等各路人马报告说一切准备妥当后，海德里希又把几个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再一次商讨具体细节，看看有没有不妥的地方。看来一切都是天衣无缝，剩下的问题就是等待元首的命令。

　　1939年8月31日，希特勒向德国武装部队发布命令：9月1日4时45分进攻波兰。海德里希随即指示他的各路“导演”们做好有关准备工作。

　　8月31日下午16时，海德里希向约克斯下达了作战命令。约克斯得令后，于19时45分带着6名党卫队员乘车直扑电台。与此同时，早已停在奥佩恩别墅前的卡车也快速启动，把里边装着的刚刚弄死的囚犯运往预定地点。当晚20时许，当电台的工作人员和往常一样进行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几个陌生人杀气腾腾地走了进来，冲向播音室，他们用手枪指着吓得不知所措的播音员，高喊着：“举起手来！”还有的朝天花板乱开枪。

　　约克斯命人把电台工作人员绑起来，塞进地下室，然后让翻译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波兰语讲话稿对着麦克风进行播音。就这样，无数正在收听广播的德国人听到了波兰人的声音和夹杂其间的枪声。这次事件的全过程只有4分钟。4分钟之后，约克斯就带着人马溜得无影无踪了。电台门外，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血淋淋的穿着波兰军制服的尸体。同一天晚上，另外几个地方的纳粹特工也按照海德里希的指令从波兰境内向德国边境进行佯攻。

　　9月1日，德国的所有报穿着击剑服的海德里希纸、电台、广播都无一例外地发了同一条新闻：“波兰暴徒进犯德国”。

　　战争开始后，海德里希创造性地将秘密国家警察、刑事警察和纳粹党的保安处合并成一个中央机构——帝国安全总局，以更有效地监视和迫害反纳粹分子。特别是艾希曼的四处“犹太人业务处”，是“恐怖中心”，是案头作案者之家，令人闻之丧胆。

　　海德里希，这位最高情报系长官，战争期间几乎从不待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要亲自参战，在波兰战场上他担任机枪手坐在机舱里，后来甚至担任歼击机飞行员。

　　当前线正全力进行大屠杀时，海德里希还有时间和兴趣从事体育活动。

　　1941年8月，他参加了有12名最佳选手参加的特级德国击剑冠军赛；1941年12月，当德国国防军被困在莫斯科城外的俄罗斯寒冬里时，海德里希参加了和匈牙利国家队的比赛，成了最了不起的德国人。

达到权力顶峰遭遇炸弹袭击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从1941年年初就开始制订一个将欧洲的所有犹太人运往东方的全面计划。由于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希特勒开始执行“最后解决”的最极端阶段也临近了。海德里希想为这一刻、为希特勒讲的“毫无疑问正在到来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好准备。

　　他让帝国安全总局的“犹太人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起草公文，由赫尔曼·戈林于1941年7月31日签署。

　　戈林在公文中授权1938年分管“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海德里希，“为在欧洲的德国影响区内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好必要的准备”。这场突击部队在东方开始的大屠杀，也将扩展到西欧甚至法国及已占领的北非。

　　1941年9月23日，希特勒不得不把在捷克领导间谍工作不力的牛赖特召回柏林，让海德里希亲自去捷克坐镇。牛赖特曾任德国外交部长，后任秘密内阁会议主席。这时的海德里希在拥有多重头衔之后，又多了一个拥有极大权力的捷克德军占领区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副行政首长的头衔。

　　海德里希达到了他一生权力的顶峰，不要说别人，就连他的“老师”希姆莱也得让他三分。9月29日，人称“金发野兽”的海德里希来到了布拉格。这个盖世太保头子的气魄显然比那个前任牛得多。不说别的，单是与柏林的联系方法上，他的前任就没法和他比。每天有一个空中信使和一条秘密电报线路专供其直接与柏林联系不说，帝国安全总局的特殊电话网和无线电通信网也是24小时为海德里希开通着。还有两架飞机在不远处的机场随时准备起飞，使这个还不到40岁的大间谍在紧急情况下两小时内就能到达柏林。

　　来到布拉格的，不仅仅是一个海德里希，还有他开展工作的全班人马。海德里希拒绝接管牛赖特的人马，连女速记员都是自己带来的。

　　海德里希也确实比他的前任有招儿，除了更多的捷克人人头落地外，他还真破获了好几起英国间谍案，使英国在捷克的间谍网元气大伤。消息传到伦敦，英国人在震惊之余十分愤怒。不久，“特别行动委员会”主席签署命令，制订了谋杀海德里希的“类人猿行动”计划，并得到了捷克在英国流亡政府的支持。

　　1941年12月，一个刮着寒风的夜晚，有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从伦敦起飞，向着捷克的方向飞行。当飞到距捷克首府布拉格不远的一片森林旁边的空地时，机舱内抛出了两个东西。那是两个跳伞的人，名字分别叫库比斯和加布锡克。他俩就是去执行“类人猿计划”的。两人飘落大地，迅速收起跳伞用具并将其藏好。天亮后，他俩装扮成德国军官的模样，与一个名叫包曼的人接上了头。三人迅速研究了进一步的行动方案，以将计划尽快付诸实施。

　　由于海德里希的行动异常诡秘，他的住所更是戒备森严，外人难以接近。因此一连几个月，加布锡克和库比斯都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1942年5月23日，一个扮成钟表匠的捷克抵抗运动组织成员打入了海德里希的住所，并得知了这个混世魔王5月27日将由乡村别墅去布拉格住所。于是，加布锡克和库比斯便决定27日在其行驶的途中行刺。

　　行刺地点选在里拉弯道，因为那个弯道呈“U”字形，而且是海德里希的必经之路，任何一辆汽车到那里都是必须要减速的，计划就在海德里希的坐车减速的一刹那将其干掉。

　　5月27日上午，加布锡克、库比斯两人和另一个名叫瓦尔锡的捷克抵抗运动组织成员早早地来到了里拉弯道，他们随身携带着英国“特别行动委员会”的特制炸弹，那是一种可以在滚动时爆炸的炸弹，且命中率极高。

　　10时30分，海德里希的轿车即将在里拉弯道上出现的时候，负责瞭望的瓦尔锡立即发出信号，隐藏在草丛中的加布锡克急忙跃上公路，用枪瞄准弯道。但是，汽车出现后他却未能扣动扳机——一棵小草卡在了扳机上。库比斯见状急忙掏出那个特制的炸弹，向着弯道处的汽车扔去。

　　做了数不清的坏事的海德里希看到草丛中突然冒出一个人来，情知不妙，他急忙掏出手枪射击。但是，这天给海德里希开车的是一个替补的司机，他被眼前突然出现的情景吓呆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本应开足马力冲过去，但他却不由自主地把车停了下来。这时候，那枚特制的炸弹刚好滚到汽车底下并爆炸了。

　　浑身是血的海德里希滚出车外后，本想向刺客冲过去，但却未能站起来。他的腰被炸断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3个刺客从容逃走。

　　海德里希立即被送往布拉格的一家医院，由当地最好的外科医生雷尔鲍姆主刀手术。海德里希的肺部和下腹部多处受伤，不过手术很成功，海德里希从死神那里捡了一条命，不久他就可以进食了。可是，到了6月3日这天，这个混世魔王的病情又恶化了，并在6月4日早晨死去了。这一年，海德里希只有38岁。

　　关于海德里希的病情突然恶化的原因众说不一，尸体解剖后证明是死于胸膜炎，医生说是因为去掉脾脏后受不了注射的缘故。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自英、美等国的消息说，那颗特殊的炸弹里装有生物制剂。海德里希是同盟国生物武器的牺牲品。不管什么原因，海德里希这个德国最大的间谍组织之一的头目确实在1942年6月4日死了。

　　海德里希死后，德国盖世太保对捷克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先后有上万人被捕，好几千人被杀。执行这次谋杀任务的两个英国特工曾经逗留过的两个村庄，几乎被盖世太保夷为平地。所有的男人均遭枪决，妇女则被关进了集中营，小孩被送进教养院，连村庄的名字也不许存在了。

哈特曼

进入空军学校成为优秀学员

　　1922年4月19日，埃利希·哈特曼出生于德国符腾堡地区魏斯扎赫城，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军医。战争结束后，为躲避经济危机，于1925年全家离开德国，到中国的长沙开了一家诊所。

　　1929年，哈特曼随母亲和弟弟一同回国。3年后，老哈特曼也回到德国，在魏尔的俾斯曼大街开了一家诊所，靠行医谋生。哈特曼的母亲是对他的飞行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第一人。哈特曼的母亲是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飞行体育运动爱好者。

　　1933年，希特勒上台，德国掀起了飞行热。希特勒大力支持建立滑翔俱乐部。1936年，哈特曼的母亲在魏尔建立了一个俱乐部，亲任教员，招收青年人学习滑翔飞行。当时，哈特曼正上中学，他也加入了俱乐部。当他14岁时，已成为一名优秀的滑翔机驾驶员。1937年，他获A级和B级滑翔机驾驶员证书，取得C级后，成为希特勒青年飞行团中的滑翔机教员。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高中毕业的哈特曼立即报名参加了空军。父亲希望儿子去从事救人生命的事业，而不是去杀人，而且他认为战争会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母亲却支持哈特曼参军。

　　1940年10月15日，哈特曼加入德国空军第十训练团，驻扎在离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15千米的新库伦地区。1941年3月，转入柏林加托夫第二空战学校。3月24日，入校不到一个月的哈特曼放了单飞。10月14日，基本飞行训练结束，他转入第布斯特歼击机飞行学校，学习驾驶梅赛施密特公司生产的ME-109式战斗机。

　　在这里，哈特曼遇到了对他的飞行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个人瞿哈根教官——德国有名的特技飞行能手。教官对哈特曼也特别赏识，他教哈特曼基本战术动作和独自驾驶ME-109的技术，还传授了一些特技飞行的秘诀。

　　1942年3月，哈特曼顺利结束飞行训练，获驾驶员证章，并晋升为少尉。6月，转入空战和射击训练。6月3日，哈特曼驾驶ME-109D型飞机用机枪对拖靶射击50发，命中24发，引起教官和同行的注目。

　　9月，哈特曼随部队开赴东线战场，加入德国空军第五十二战斗机联队，参加对苏军作战。

加入侵略战争成为德军“英雄”

　　哈特曼后被分配到第三大队，到第七中队任勒斯曼中士的僚机。

　　1942年10月14日，哈特曼和勒斯曼初次合作，由于哈特曼犯了新飞行员盲目性和不善观察的毛病，他被处罚和地勤工作3天。

　　11月5日下午，哈特曼和大队副官特雷普特中尉率4架飞机在迪戈附近起飞，去拦截企图攻击德军地面部队的飞机。哈特曼击落一架伊尔-2飞机，但他的飞机也受了伤，迫降后被德步兵救了出来。

　　哈特曼被任命为克鲁平斯基的僚机，克鲁平斯基当时已击落飞机70多架。战争结束时，克鲁平斯基共击落飞机197架，居世界第十五位。此时，哈特曼才击落两架飞机。

　　在与经验丰富的克鲁平斯基配合的日子里，哈特曼的战术逐步奏效，至1943年3月14日，他共击落敌机15架，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

　　1943年5月25日，哈特曼又击落6架敌机。不久，他出动后飞机受伤，第五次迫降。

　　8月17日，哈特曼击落飞机达到80架，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著名空战英雄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曼所创造的世界纪录。9月，他升任中队长。

　　9月底，哈特曼击落敌机115架，破默尔德斯创造的击落敌机100架的记录，成为新的“空军英雄”。

　　10月29日，哈特曼击落了第150架飞机，平了克鲁平斯基的记录。他因此被授予铁十字骑士勋章，并获准休假两周。

　　哈特曼击落150架飞机后，报上常常登出他和第五十二联队其他“英雄”的照片。苏联飞行员给他起了个“南方黑色魔鬼”的绰号。所谓黑色魔鬼是哈特曼机头上画的一个像郁金香花心似的黑色箭头。

　　1944年1月至2月，哈特曼又击落飞机50架，平均每个飞行日击落大约两架飞机。

　　3月2日，哈特曼击落飞机数达到了202架，希特勒授予他和克鲁平斯基中尉各一枚柏叶骑士十字勋章。哈特曼少尉和克鲁平斯基一起飞到阿尔卑斯山脉的贝希斯特加登山庄。在这里，希特勒亲手给他们授衔。

　　3月18日，哈特曼回到伦贝格前线，晋升为中尉。这个时候，美国人最新式的P-51式飞机投入了东欧战场，给德军造成很大威胁。

　　5月初，在苏军强大的反击攻势面前，哈特曼的中队狼狈撤出苏联，移防罗马尼亚的罗曼。他们的任务是拦截袭击罗马尼亚石油中心的美国B-17、B-24轰炸机群，同时继续同苏联空军作战。至5月底，哈特曼又击落23架飞机。

　　7月1日，哈特曼已击落250架飞机，成为德国空军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达到这个高峰的超级王牌。

　　8月3日，希特勒授予哈特曼一枚剑柏骑士十字勋章，这是颁发这枚勋章以来第二次授予一位中尉。哈特曼成了德国空军的神奇人物和“民族英雄”。

　　8月24日，哈特曼两次升空作战，击落敌机11架，从而使他击落飞机的总数达到301架，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击落飞机超过300架的王牌飞行员。希特勒颁给他一枚钻石骑士十字勋章。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这一天，哈特曼从捷克起飞，执行这次战争的最后一次任务——侦察一支苏军的位置。他没打算再进行空战，可是却撞上了8架雅克-11飞机，由于对方轻敌大意，他击落了第352架飞机。

　　回到机场，航空兵司令官赛得曼上将司令官命令格拉夫和哈特曼飞往多特蒙德，向英军投降。但是，在盟军高级官员的协议中，捷克属于苏联受降区，在比尔森以东被美国人俘虏的德国人应该交给苏联进攻部队。

　　5月16日，美国人将哈特曼等移交给苏军。于是，23岁的哈特曼成了苏军战俘。由于哈特曼的“战绩”和他飞过ME-262的经历，苏联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问，想了解ME-262的有关情况，但哈特曼拒不合作。1949年12月，苏联法庭判处哈特曼25年徒刑。1955年，西德总理阿登纳收到哈特曼母亲的信，希望拯救哈特曼。阿登纳亲自回了信，答应下个月采取措施使哈特曼获得自由。

　　为兑现诺言，阿登纳在莫斯科签了一个一般协定和一个贸易协定，事先提出了释放战俘的条件。苏联同意把释放1945年起关押的战俘作为协定的一个内容。哈特曼列入了名单，被提前释放。

　　11月，回到西德不久的哈特曼与乌施举行了宗教仪式的婚礼，这是一个推迟了10年多的婚礼。1956年年底，哈特曼正式回到空军工作。1957年，哈特曼赴美国考察F-104。回国后，哈特曼在歼击飞行学校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校长后，又改任新德国空军的第一个喷气式战斗机联队——第七十一战斗机联队指挥官。1968年，哈特曼升为上校。1970年9月30日，哈特曼退出现役。

冈村宁次

插手中国事务挑起“一·二八事变”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出生在日本东京四名坂町街区的一个没落武士家庭。

　　他的父母冈村宁永夫妇此前生过一个儿子，但没有保住，他们担心这个孩子也会夭折。在给这个孩子起名时，他的父亲将自己名字里的“宁”字作为儿子的一个字，以示长久，再加一个表示顺序的“次”字，表示是第二个孩子，所以就取名为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从小学习就比较刻苦，每天都给自己划定学习目标，并努力去完成。

　　1890年3月，冈村宁次入坂町小学。13岁时小学毕业，考进了著名的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更名为早稻田大学）的附设中学部。由于该校当时的学费较贵，所以冈村宁次在此只读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转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

　　1898年9月，冈村宁次身穿草绿色军装参加了陆军士官学校入学典礼，从此迈出了他军人生涯的第一步。

　　1904年，冈村宁次以优异的成绩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他被分配到麻布步兵第一联队担任补充部队的小队副。

　　此时的冈村宁次，怀着为天皇建功立勋的迫切心情，恨不得马上驰骋疆场。在冈村宁次的一再要求下，上司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1905年4月，冈村宁次从补充部队转到步兵第四十九联队，作为新编第十三师团的一个小队长参加库页岛战役。

　　1907年至1910年的3年间，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中尉区队长，带过3期156名中国留学生，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军事人物，如阎锡山、孙传芳、李烈钧、何应钦。

　　1910年12月，冈村宁次被推荐进入日本陆军大学。1913年11月，以第25期第8名的成绩毕业。

　　1914年8月，他被调到参谋本部外国战史处工作。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乘机抢夺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青岛就这样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1915年2月，日军参谋本部决定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遂派冈村宁次等人赴青岛收集资料，冈村宁次首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冈村宁次在青岛被时任黎元洪大总统顾问的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调到北京做助手，主要负责对外联络、文牍书案之类的工作。

　　冈村宁次在青木顾问处干了4年多，于1919年7月重返日本。回国后，他被任命为陆军军事调查部新闻班的少佐班员，主要从事沟通军队与国民之间的“感情”和处理军方对国内民众的宣传事务。

　　1921年，冈村宁次作为巡回武官赴欧美考察，临行前，首次参拜了皇太子裕仁。他此行的任务是替裕仁搜罗驻外武官作为党羽。

　　同年10月27日，冈村宁次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他和另外两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

　　这两人一个是永田铁山，另一个叫小畑敏四郎，他们在东京陆军小学时就是好朋友。

　　这所学校的许多学生都来自名门望族或富裕家庭，他们自视政治、经济地位优越，时常结伙欺负别人。为不受欺侮，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小畑敏四郎也结成了自己的团伙。

　　一次冈村宁次在做木马练习时，与一个来自长州高级武士家庭叫做龟田的打起架来，龟田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平时在学校就是一霸，身边总有一帮人跟随。冈村宁次眼看就要吃亏，幸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得讯飞奔而来拳脚齐上，才把冈村宁次救了下来。

　　三人中，永田铁山与冈村宁次关系最好，彼此亲昵称呼“铁”和“宁”。

　　小畑敏四郎则与冈村宁次在同一个学员区队。三人从那时起就玩闹在一起、打架在一起，是性格、脾气都合得来的挚友。后来这三人又一起考进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

　　在以训练严酷著称的日本军校中，永田铁山的毕业成绩是士官学校第四名、陆军大学第二名；小畑敏四郎的成绩为士官学校第五名，陆军大学第一名；冈村宁次则为士官学校第六名，在陆军大学则因成绩优异接受过大正天皇颁奖。

　　这一天，冈村宁次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结成“巴登巴登盟约”，立誓打倒军队中的长州阀元老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势力，拥立太子即位，这就是日本史上著名的“三羽乌之盟”。这三个人后来成了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象征。

　　其实，巴登巴登聚会还有第四个人——东条英机。尽管他后来出任日本战时首相，可是在巴登巴登聚会时他只是替永田铁山点烟和站在蒸汽浴室门口放哨的小喽啰。

　　除了在巴登巴登这4人之外，他们还在才华出众的同事中又选出了7个人。这11人都是后来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的核心骨干。

　　他们是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和驻北京武官矶谷廉介等。

　　当被称为太阳鸟的“三羽乌”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他们张开的黑色翅膀，将笼罩整个东亚大地。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的大地震。

　　9月3日，日本政府为抗震救灾和维持秩序，遂成立关东戒严司令部。刚晋升为中佐的冈村宁次被调至该司令部宣传情报部，负责戒严期间的新闻检查。

　　冈村宁次并不满足于宣传工作。经过频频活动后，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参谋本部上海驻华武官的调令。

　　冈村宁次在谍报武官任上，干得风风火火，颇有“实绩”。在上海纺织工人罢工，日本厂家枪杀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他巧妙地利用英帝国主义分子打头阵，制造“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使中国民众的反帝矛头一下子集中于英国。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

　　冈村宁次在瓦解和破坏“五卅”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情报、谋略及交涉协调能力，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深得他们的赏识。所以，后来遇到像谈判塘沽协定、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之类的军事外交问题，陆军本部总是指定他来主持。

　　在江浙战争爆发时，他把军事间谍派到双方的军中去当顾问，自己成了战争的总导演，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以此检验双方军队的作战实力。后来只是在福建的孙传芳部突然出兵，奇袭卢永祥才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便去当孙传芳的顾问，看着这支小小的军队迅速膨胀成为五省联军，又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击败。在一片混乱中，他偷盗了孙传芳的军用地图，躲进了日本长江舰队，又被奖励了一大笔资金。

　　1927年，冈村宁次任日本陆军步兵第三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在山东“济南惨案”时奉命率部支援暂驻青岛，后回国调任参谋本部国内战史课课长。

　　1932年，为了转移“九一八”事变后国际社会对东北的关注，他派遣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出兵中国上海。

　　2月26日，熟悉上海情况的冈村宁次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

　　3月6日晨，待冈村宁次抵达上海时，淞沪战事已基本结束了。

　　4月1日，他转任为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同时晋升为陆军少将，粉饰日军侵略上海的行动。时年48岁。

　　5月5日，中日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尽管日军取得了在上海的种种特权，但冈村宁次还是对协定的内容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对中国“让步”太多。

出任侵华头目犯下累累罪行

　　1932年8月19日，冈村宁次奉命转赴中国东北，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来关东军就任后，由于中国东北各地的抗日活动高涨，将“治安”问题列为首要任务。

　　9月，日伪发布了由冈村宁次等人参与炮制的《治安警察法》，随后又颁行《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把义勇军污蔑为“叛徒”、“盗匪”，规定对其可以格杀勿论。

　　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关东军以“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向义勇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1933年春，在以武藤信义、小矶国昭和冈村宁次为首的关东军的疯狂“围剿”下，东三省的各地义勇军，除少数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被打散，无数义勇军战士为反抗侵略而献出了宝贵生命。

　　3月2日，日军轻取赤峰城，两天后又占领了承德。从1月份挑起事端至此，日军在短时间内基本上控制了热河省，直逼长城一线。

　　至5月中旬，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日军很快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向密云、怀柔一带逼近压进，其师团指挥所也前移至白河洞。随着密云、怀柔被占，北平已处在日本侵略军的枪口之下。

　　在日军的步步进逼之下，5月24日，中国方面不得不正式提出停战要求。当晚，中方密使殷同与冈村宁次进行了会晤。

　　其实，此前冈村宁次的多年故交、他曾经的学生、国民党有名的亲日派分子何应钦，已经早在暗中向冈村密授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玄机，因而双方很快就达成了有关停战的大致意向。

　　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何应钦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正式停战谈判。16时，双方交换全权证书。31日上午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

　　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上午11时前作允诺与否的答复，对中方代表熊斌提出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弃而不顾。

　　冈村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是”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

　　双方相持至10时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

　　停战协定内容如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做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队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达成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所签订的这个协定，其实质在于强迫中国方面承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这等于认可华北平津地区是第二个“满洲国”。同时非武装区的确定，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打开了通路。

　　1934年12月，冈村宁次回调参谋本部。他的关东军副参谋长的职位则被板垣征四郎接替。

　　1935年3月，冈村宁次出任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在他的策动下，关东军展开了以在华北建立亲日傀儡政权、控制华北于日本势力之下为核心目标的“华北工作”。

　　奉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被派具体负责“华北自治运动”。11月中旬，随着“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建立，这一侵略目标基本实现，冈村宁次对自己的成果非常满意。1936年2月26日拂晓，日本“皇道派”少壮军人发动了震撼日本政坛的“二·二六”事变。兵变发生后，冈村宁次和石原莞尔等临时参谋本部主要成员积极主张采取“断然镇压”的方针，以整肃军纪。

　　冈村宁次原先也倾向于“皇道派”，并受到过“皇道派”一些实力人物的提携。但是，冈村宁次的政治观点是国家革新固然重要，但国内的稳定更为重要，下级军官的兵变会“损害军队的名声，削弱首脑部门的统制力”。

　　鉴于这些原因，冈村宁次并没有在事变中站到“皇道派”一边，而是积极参与制订具体的镇压计划。几天后，这次事变就被镇压下去。冈村宁次因在此次事变中立场站得对、处置得当，被晋升为中将，破格出任第二师团师团长，成为17个正规师团主将之一，随后即开赴“北满”。在“北满”，冈村宁次的部队编入关东军的建制序列，后又移防东部，担任对苏警备。1938年6月，冈村宁次接到军部调令，组建第十一军，并任该军司令官，负责攻略武汉地区。7月中旬，冈村宁次正式在南京行使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权。他履新的第一仗是亲自指挥攻占九江的战役。九江位于从安庆到武汉这段长江向南弯曲处，是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冈村宁次在海、空军的密切配合下，疯狂向九江中国守军张发奎的部队进攻，弹火铺天盖地，天地一片黯然。中国守军竭力抵抗，但损失惨重。7月25日晚，日军最终蜂拥攻入九江城，正赶上城里流行霍乱。冈村宁次诬蔑是中国军队撤退时有意散布的结果，因而“一定要消灭九江霍乱”。随着一声令下，九江城内大批染病或被日本军医定为有染病嫌疑的中国老百姓，惨遭涂炭，被日军屠杀、焚尸。

　　8月1日，冈村宁次下达继续进攻命令。当时，他手里有3个师团1个旅团，还有两个师团在增援中。他决心以波田支队镇守，以第六师团沿长江北岸而上攻武汉，集中两个师团沿南浔线攻取南昌，然后西进大迂回至岳阳，切断合围陈诚第六战区的27个军。

　　随后，他改用第六、第九、第二十七师团的强大兵力沿江而上，在海、空军的支援下，突破田家镇要塞，击退沿途的张发奎、李品仙两兵团。

　　10月25日凌晨，蒋介石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武汉。当日深夜，汉口完全沦陷。26日凌晨5时，武昌被占。27日午后，汉阳失守。至此，武汉三镇全被日军占领。

　　1939年4月，他又发动了以夺取南昌为目标的南昌会战。面对罗卓英集团的10个军20万人和横在进军道路上的3条宽阔的河流，他违抗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元帅的意志，用两个连吃败仗的软弱师团作为主力，在3000米宽的突破口上集中了250门重炮，并集中了130辆坦克在空军的掩护下作为先锋单独突破，仅7天时间就占领了南昌。

　　5月和9月，冈村宁次又发动了对中国第五战区的襄东进击战（随枣会战）和对第九战区的湘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

　　在随枣会战时，他以3个师团和1个骑兵旅团面对李宗仁的20个军30万人；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他以4个师团对薛岳的52个师。

　　在这两次战役中，冈村宁次在宽大的正面上长途奔袭，穷追猛打，以消灭对方骨干兵团为目标，不以占领地域为目标，速进速退。因作战兵力不足和作战地域限制，他并没能完成预期的任务。

　　冈村因此对大本营总参谋部的限制扩大作战地域的方针大为不满，他要求大举增兵。由于他的上书和日本的大方针有冲突，他被调离前线，回日本当军事参议官。

　　1941年4月，冈村宁次被授予大将军衔。不久，被天皇钦点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当时，华北方面军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战略集团。

　　冈村宁次到任后，调集数万日军，开始对中国军队进行残酷的大“扫荡”。

　　国民党军队受不了压力，光投降的就有40余万。

　　在“扫荡”中，日军进行了无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无数的百姓，尸首异处；大好的河山，荒冢累累。

　　这时八路军陷入很被动的局面，丧失了一半根据地和人口，平原富庶地带全部变成游击区，总兵力由40万减至30万。太行山上的前方总部被日军特种部队突袭，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战死。

　　“扫荡”之后，冀中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根据地大部分变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冀中军区部队也受到重大损失，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遭到很大破坏，区以上干部牺牲过半。

　　日军在大“扫荡”中滥杀无辜平民，而冈村宁次却因为屠杀中国人民“有功”被日本大本营授予一级军功“金鹄”勋章。

　　1943年，冈村宁次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有增无减，对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屠杀更加凶残。这年秋季，展开了大规模“扫荡”，短短3个月时间，日军残杀根据地人民6700余人，烧毁房舍55000余间，抢走牲畜19000多头，抢劫和焚毁粮食1500千克。

　　冈村宁次虽然多次施展“扫荡”毒计，但始终无法消灭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在整个战局的影响下，冈村宁次再也抽不出多少机动兵力来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趁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连吃败仗的冈村宁次不得不自讽“狮子捕鼠，效力不大”。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由盛转衰、兵力吃紧，不得不从中国战场上调兵增援。

　　至1943年年底，冈村宁次麾下已有五六个师团被调走，占华北日军师团总数的近一半。剩下的部队守卫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干线犹恐不足，更不用说主动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了。

　　没有实力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冈村宁次只好想办法招降纳叛，利用汉奸对付抗日队伍。在华北，他主要劝降的对象是阎锡山。

　　经过多次会议，冈村宁次对阎锡山的劝降虽没有成功，但达到了使阎锡山在军事上消极避战，日军得以在山西专事对付八路军的目的。

　　任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期间，冈村宁次的一大收获是：国民党各路杂牌军总共有30万人左右投降了日军。

　　1944年，日军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日本军部责成华北方面军提出方案，这虽然不是冈村所主张的西安—成都作战，但他还是认真作了准备。

　　早在1941年秋，冈村宁次就在黄河南岸夺得了一个桥头堡作为突破口，并不惜代价保持了两年之久。

　　鉴于中国军第一战区40万人为蒋鼎文和汤恩伯两个集团，而华北日军140个大队只能动用12万人。冈村宁次预计先消灭作为机动兵力的汤恩伯集团，然后再消灭以洛阳为中心的蒋鼎文守土部队。

　　针对汤恩伯喜欢打运动战，而且喜欢趁日军退却时集中兵力突击一翼的习惯，冈村命令内蒙古的战车第三师团秘密南下，部署在战线后方，准备在汤恩伯反攻的时候给他当头一棒。结果战场形势发展完全符合他的预计，汤恩伯的反攻刚刚显出模样就被打垮了。

　　冈村宁次也由守土的华北方面军司令调任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的第六方面军司令。在到达武汉上任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华南的制空权已经被中美空军所夺去，武汉的军用仓库都被炸掉，连他要去广州都要绕道台湾。

　　由于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中，为日本立下赫赫战功，1944年11月24日，日本政府升任他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这一年，冈村宁次已60岁。

战败受到庇护变身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

　　进入1945年，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在司令官王耀武的指挥下，湘西会战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歼敌30000余人。

　　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44年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就先后转入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仅这一年就作战20000多次，毙伤日伪军26万人，收复国土80000平方千米。

　　至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军队已发展到91万，民兵200万，建立了19个解放区，面积达95万平方千米，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本占领的大多数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战略包围。

　　国际方面，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战败投降，欧洲战场战事结束。苏、美、英三国首脑为了处置德国，解决他们对欧洲及其他问题的安排，于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举行会议，通过了《波茨坦公告》。

　　在这个公告中，中、美、英三国要求日本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执迷不悟，他们只想着“本土决战”，叫嚣“一亿玉碎”，对波茨坦公告置之不理。

　　盟国对日本的反应极其愤慨，美国海军部发言人说：“美、英、中决心将不负责之军国主义驱逐出世界。日本如不投降，则目前对日本之大打击仅属全面战争伟大戏剧之序幕。”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日本本土受到重大打击，日本国内陷入一片恐慌。

　　虽然大势已去，冈村宁次仍想做垂死挣扎。9日，冈村宁次向部队发布训示说：“苏联参战早在预料之中。我数百万精锐皇军正严守皇土及大陆。必须发挥最大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只有断然决一雌雄。本官决意率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玉碎之决心，誓将骄敌歼灭，以挽狂澜于既倒。”

　　正当冈村宁次要带领侵华日军同中国军队决战时，却收到东京大本营密电，此文的核心内容透露了准备接受投降的实情。

　　看了这封电报，冈村宁次立即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发了电报，要求拒绝《波茨坦公告》，继续作战。

　　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

　　8月9日，苏联红军150余万人，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分四路突入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击。

　　经过10多天的凌厉进攻，一举打垮了侵占中国东北多年的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在整个远东战役中，苏联军队共击毙日军83000多人，俘虏59．4万人。8月9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

　　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紧接着，8月10日午夜，朱德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布第一号受降命令，命令要求“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以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证”。命令指出：

　　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

　　8月11日，朱德接连发出第二号至第七号命令，具体部署各部队受降事宜。

　　8月15日10时10分，冈村宁次接到了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陆第六十八号密电。他心中顿时明白了，战败投降已成定局，除谨遵诏命外恐别无他策了。

　　11时过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2000余名日军官兵，按平时遥拜天皇的队形，在南京市鼓楼广场东面集合，聆听天皇亲自播讲的投降诏书。

　　12时整，广播里响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接着，天皇用他那极其尖细的声音说：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国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这声音传遍了日本本土，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有日军驻在的地方……

　　虽然投降的消息，冈村宁次早已知晓，但亲耳听见天皇裕仁宣布这个“悲惨”的结局时，他仍禁不住悲痛与绝望。广播结束了，司令部的全体人员在炎炎烈日下站了许久，没有人说一句话。

　　当天晚上，冈村宁次彻夜难眠，既不甘心侵略战争就这样失败，也为自己性命、前途担忧。他自知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现在战败，作为败军之将，必是难逃法网。

　　正当冈村宁次倍感绝望之际，收到了蒋介石的一封电令，命令他的部队“暂保有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方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何应钦总司令之命令”。

　　此时，蒋介石的军队大多在西南地区，蒋介石电告冈村宁次，为的是防止中国共产党就近“得利”，依靠日伪军先替自己看好地盘。日军败北，蒋介石的目标可要集中于“反共”了。

　　冈村宁次收到蒋介石的电令，心领神会，立即命令所属部队：“未得蒋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则采取武力行动。”

　　冈村宁次这个杀气腾腾的“命令”，公然继续把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看做敌人。冈村宁次还把他的通告堂堂正正地刊登在他武力控制下的报纸上。南京汪伪《中央日报》8月19日登载：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于8月17日上午10时发表通告如下：日本派遣军基于大本营严肃之统帅命令，以既往之配置即移入停战态势，然如有中国军队自称受命局部地区指挥官之命令，于津浦沿线，扬子江沿岸地区，对日本军取不法攻击态势，或要求解除武装者，日本派遣军对之，实甚表遗憾。

　　在日本派遣军于严肃之纪律下，根据本官之命令而进退，以后基于停战协定之成立，逐次转入实行协定，绝不许他人妄加置喙。

　　以上中国方面军之不稳行动，相信绝非蒋委员长之命令，更望蒋委员长从速命令中国军全军，以至大小各部队，以观态势彻底实行停战。

　　发此通告者，似不像日本之降将，更使人看到了冈村宁次作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的凶残嘴脸。根据冈村的命令，被八路军、新四军围困的日军作困兽斗，不但不投降，还使用了武力。冈村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8月16日以来，华北一带及江苏北部日军，由于拒绝共军的缴械要求，到处发生了战斗。仅举二三事例如下：江苏省松相镇警备队，12月份受到共军的猛烈攻击，丧失1／3的兵力突围而出，中队长战死。

　　同一时期，江苏省高邮警备大队受共军攻击，激战两日，受重大损失，终于被共军解除武装……我军为对共军之攻击实行自卫战斗，共死伤7000多人。

　　8月21日，冈村宁次按照国民党受降主官、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先派他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乘飞机去湖南芷江城，谈判投降事宜。

　　8月23日，今井武夫返回南京向冈村宁次作了汇报。

　　冈村宁次根据国民党备忘录的要求，迅速草拟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坚决支持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完全彻底地交付给重庆政府军队。

　　9月1日至5日，中国新编第六军被陆续空运到南京。

　　8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进驻南京。中国方面特意选择9月9日，在原国民党陆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受降签字仪式。

　　上午9时整，何应钦宣布受降仪式开始。首先，冈村宁次出示了日本政府出具的授权冈村宁次投降的证明书。然后，小林浅三郎从何应钦手里接受受降书两册，转身走回日方座位交给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将受降书一一阅读，手微微颤抖地签了字，虽然对方是旧日相识，而且一贯亲日，但还是由于心情慌乱，而将图章盖歪了。

　　何应钦接过受降书，代表中国战区签名盖章，然后，宣布受降仪式结束，命令日军投降代表退庭，整个受降仪式仅用了18分钟。当晚，冈村宁次即对所属部队下达了向中央军各受降主官办理投降事宜，交出武器、装备的命令。

　　受降仪式的第二天，何应钦便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宁次举行了“亲切会见”。何应钦对冈村宁次说：“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次马上响应，说道：“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

　　10月21日，何应钦邀请冈村宁次举行第二次会谈。23日晨，蒋介石还亲自出马与冈村宁次会晤。这时的冈村宁次哪里像个阶下囚，俨然是一个座上宾了。

　　11月6日，国民政府在光复后的南京设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当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公布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第一号战犯。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战犯名单。

　　冈村宁次知道后暗想，自己的“死刑也在所难免”。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此时却想方设法庇护他。

　　2月12日，何应钦派人转告冈村宁次：“总司令部参议政府不以战犯论。”这使冈村宁次悬着的心稍安下来。

　　不仅如此，在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挑起内战后，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竟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的所谓“军事天才”。此前，冈村宁次有名的《剿共指南》就已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

　　这一年的年底，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4号，以隐其行踪。

　　在这里，冈村宁次遵国民党军事当局之托，先后撰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分析报告和文章。他的这些报告和文章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阅看。

　　对这个侵华日军的总头目长期逍遥法外而且久无音讯，各界舆论纷纷向政府提出质问，国民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返侨、俘工作尚未结束”为由进行敷衍搪塞。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曾几次照会国民政府，要求冈村宁次出庭，国民党当局照样制造理由，搪塞过去。

　　1948年6月，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国民党政府迫不得已，只得把冈村宁次交出来，在国内对其进行象征性的审判。7月12日，冈村宁次接受法庭调查。

　　8月9日，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终获批准，冈村宁次被送进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在审判之前，怕冈村宁次担心，国防部二厅曹士徵少将向日本小笠原参谋透露：“对冈村宁次的审判……由于蒋主席、白崇禧国防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等对冈村宁次在停战后的工作甚为感谢，审判只是走走形式，毋庸挂虑。”

　　8月22日，典狱长孙介君特意看望冈村宁次，并密谈道：“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请安心受审。”并教给他受审时应采取的适宜态度——“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或入狱只是形式而已”。

　　8月23日上午9时30分，开始对冈村宁次公审。礼堂内座无虚席，外面广场上也挤满了人。开庭后，检察官首先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读完，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庭审。当审判正在进行中，庭长石美瑜忽然接到南京来电，说冈村宁次案子暂停审理。18时30分，石美瑜在法庭宣布：“今天只审不判，至此休庭。”全场愕然。

　　对冈村宁次一案的审判，就这样又拖延了下去，冈村宁次在有关人员的安排下不久离开战犯监狱。此后，国民党亲日派的要员，一个个都为使冈村宁次逃脱法网而奔走斡旋。

　　11月，在讨论对冈村宁次的判决问题时，何应钦等极力主张无罪。11月30日，汤恩伯派人透露给冈村宁次一个好消息，说蒋总统同意对冈村宁次判无罪。

　　1949年1月26日10时，时隔5个月后，法庭又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这次公审规模甚小，只有新闻记者20多人参加。特邀辩护律师迟到了，只有钱龙生律师一人。开始依次出演了一套程序：开始要求被告对检察官论罪理由进行申辩，冈村宁次仅回答同意各辩护律师的申辩；然后，钱律师作简短补充申辩。石美瑜庭长再次问冈村宁次还有何最后陈述，冈村宁次立即表示对法律审判无任何意见。但又假惺惺地表示对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对因病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表示感谢。随后，进入讨论量刑阶段，法官们纷纷发言，一致表示，冈村宁次是残杀中国人民的大战犯，为伸张正义，维护民族尊严，平抑民愤，理应判处极刑。

　　听完大家的发言，庭长石美瑜面色苦涩地从公文包内取出两份文件展示给众法官，一份是代总统李宗仁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签署的命令：“冈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应该宣告其无罪。”另一份文件则是抄写工整的判决书：“冈村宁次无罪。”

　　法官们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这时，石美瑜才说明真相：“此案上峰已经决定，我已身不由己。”

　　石美瑜告诉不愿签名的法官们：“你们要不签字，我也没办法。在隔壁房间里，已有国防部派来的5位军法官，在此等候。他们马上可以接办本案，宣布重新审理。我们5人就到看守所去。”

　　法官们被迫在判决书上签了字。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如下：

　　冈村宁次，男，年龄六十六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日本陆军大将。

　　被告于1944年11月26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

　　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既形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有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

　　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1949年1月26日

　　这样，当天16时，冈村宁次竟当场被宣布无罪释放。

　　国民政府公开袒护日本战犯的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

　　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就此事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对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并以此作为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一项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声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由于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蒋介石的心腹汤恩伯却将命令扣压不发。

　　汤恩伯还于30日上午10时，安排冈村宁次乘“维克斯号”轮船驶离上海黄埔港，逃回日本。这就是国民政府对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中国派遣军第三任总司令官的判决！

　　不仅如此，国民党在败退台湾后，企图“重振旗鼓”，在台湾成立了“军事实践研究院”，1950年，该院还聘请冈村宁次为其高级教官。

　　冈村宁次返回日本后，1955年6月，出任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改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

　　这个曾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战犯，竟然被国民党政府放虎归山，逃脱惩罚，继续从事反人类活动，这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里恐怕也是独此一例。

　　直至1966年9月，冈村宁次才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板垣征四郎

策划侵略中国制造“九一八”事变

　　板垣征四郎出生于日本岩手县岩手町沼宫内的一个士官家庭。他的祖父是藩主讲师，神道教徒，在明治维新时隐居乡野，潜心研究汉学。父亲曾长期担任地方长官。

　　板垣自幼随祖父母生活，从4岁起，祖父就亲自教他学习汉学。板垣征四郎日后成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之一，与此不无关系。

　　1891年春，板垣进入村里的沼宫内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盛冈中学。中学时的板垣征四郎学习成绩并不出众。

　　板垣征四郎在盛冈读了两年后，于1899年投考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的学监大越谦吉大尉在“日俄战争”中战死，被誉为日本陆军的“军神”。

　　这位“军神”曾主张对学生实行残酷的训练，以磨炼学生的意志，使他们在今后的战争中能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无往而不胜。

　　板垣征四郎受这位学监的思想影响极大，在他的思想熏陶下，板垣逐渐成为一名狂热尚武、嗜血好战的青年军官。

　　1903年12月，板垣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成为该校第十六期的学员。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是这一期的学生。

　　1904年10月，板垣征四郎从这所学校毕业。11月1日，被授予步兵下士军衔，任步兵小队长。此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板垣随部队开赴中国东北前线。在这场帝国主义利益争斗的侵略战争中，板垣狂热地投入其中。

　　在一次大会战中，板垣的左胫部被子弹打穿，伤势非常严重，但他仍坚持战斗。后来部下才硬把他抬下火线，送到随军医院。待伤愈合，战争已经结束了。

　　1913年，板垣征四郎被调回国，进入日本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学习。1916年从陆大毕业，晋升为步兵大尉。

　　由于板垣征四郎自幼学习中国文化，深谙中国民情风俗，而且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因而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日军参谋本部以研究员的身份派往中国负责收集情报。

　　这一时期，板垣辗转于昆明、汉口等地从事间谍工作。在汉口任职期间，他与同任参谋的另一名法西斯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石原莞尔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两人一起刺探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形势的情况，为后来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作了充分的准备。

　　1922年，板垣征四郎调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同时兼任陆军大学教官。这期间，他仍非常关注中国问题，并寻找各方面资料，从理论上深入地探析中国国情。

　　1924年，板垣调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助理，在武官林弥三吉和本庄繁手下工作。

　　1926年，板垣征四郎升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此后，又担任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司令部参谋，驻防青岛；不久又调任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联队长，转驻天津。

　　1929年，板垣调任关东军某部团长，进驻奉天；同年5月，升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开始了他在中国的“黄金时代”。

　　在奉天，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与旧识石原莞尔再度相逢，两人开始了共同策划侵略中国东北的罪恶勾当。

　　据他们得到的情报，张学良的东北军约有25万，其中沈阳附近有2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万余人，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

　　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领导的东北政府为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中，中方战败，东北当局损兵折将。所以，石原非常看不起东北军，他轻蔑地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

　　由此，他们制订了一个“以寡制众”的策略，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

　　计划制订后，板垣一刻不停地开始着手实施。他在国内四处演讲，进行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动员煽动，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他发表了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讲。

　　他不加掩饰地鼓吹日本应该侵略中国东北：“‘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满蒙’权益是‘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以10万日本人鲜血取得的，它具有特殊的地位，必须彻底确保”。

　　板垣征四郎还在关东军部队长会议上叫嚣煽动道：“日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最终目标，是要把‘满蒙’变成日本的领土”，这样，对整个中国，日本将“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所以侵略中国东北是“当前的急务”。

　　板垣的计划得到了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参谋本部冈村宁次大佐、东条英机大佐的支持。永田铁山还亲自到东北视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制订的“关东军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并答应拨给关东军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

　　在板垣的鼓动下，侵占“满蒙”渐成日军内部之共识。为了寻找借口，制造紧张气氛，1931年6月至7月间，板垣征四郎蓄意在中国东北相继策划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后者直接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有了紧张事件的铺垫，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者乘机煽起“满蒙危机”的紧张气氛。

　　1931年8月4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对“满蒙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要求军队“随时准备尽军人的天职”。

　　内阁首相也在会上宣扬为了保卫“满蒙”权益，国民应准备“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

　　而且早在6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已制作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要求以一年为期，争取国内外的“谅解”，做好准备，分三个阶段完全占领中国东北，解决所谓“满蒙问题”。

　　总之，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准备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针已定，只待寻找有利“时机”而已。

　　与此同时，7月，永田铁山答应支援的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运抵奉天日本守备队，秘密安装妥当，炮口对准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和奉天飞机场。

　　8月初，暗中放纵和支持侵占“满蒙”的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中国通”本庄繁中将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几个极力主张对华动武的狂人齐聚一起，板垣决定大干一场了！

　　9月5日前后，关东军要在中国东北发动事变的消息传来，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及日本国内的关注。内阁闻讯向参谋本部施压，认为此时挑起事端，时机尚不成熟。板垣等人见事已至此，只有争取主动了。

　　于是，他们先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名义致电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说明关东军对“最近之暴虐侮辱实所难忍”，要求派人来“满洲”“视察”，以“使政府对现状有适当认识”。

　　参谋本部接到电报后，以国内外时机尚不成熟为由，力阻他们操之过急，要他们“再隐忍一年”，并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满洲”“安抚”关东军。

　　建川美次表面上是奉命去东北劝阻板垣等少壮派军官的行动，实际上他已经将参谋本部的决定透露给当时陆军法西斯青年军官组织“樱花会”头子、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桥本接连给板垣发出三封密电，催他立即行动。

　　板垣接到密电后，立即与石原商定，将9月28日行动计划提前至9月18日晚进行。

　　9月18日下午，建川美次所乘火车到达奉天站，板垣征四郎强抑心中的激动，亲自到车站迎接。

　　随后，板垣征四郎把建川美次护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开的菊文旅馆。安排妥当后，板垣借口有事告辞了，而建川美次也闭口不谈此行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在暗中怂恿板垣等人及早动手。

　　22时20分，关东军按预定计划，由独立守备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部引爆事先埋在靠近中国军队北大营的南满铁路线上的炸药，炸毁奉天城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

　　早已埋伏在一边的日军在听到爆炸声后，立即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为由，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顿时，东北军北大营枪炮声四起。

　　板垣征四郎一面将偷袭成功的消息转告给留守关东军司令部的石原莞尔，一面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命令一部分日军占领北大营，并向奉天城发起突然袭击。

　　23时46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封电报，谎报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郊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发生冲突。

　　19日零时28分，花谷正发出第二份电报，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

　　三宅光治参谋长接到电报后，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尔等参谋到司令部集合，一面向司令官本庄繁报告“柳条湖事件”，并请本庄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紧急研究对策。

　　在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本庄繁、三宅光治、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发动武力的“绝好机会”。

　　石原主张应立即向全军下达“出动”攻击命令。本庄繁司令官开始对于这样重大的、超出关东军平时作战计划的行动尚有所犹豫。不久，他又接到土肥原请求司令部派兵增援的紧急电报。石原莞尔着急地催促说：“如不立即增援奉天，关东军将蒙受失败之辱。”本庄繁才最后下定决心，命令关东军主力投入进攻奉天的战斗。

　　奉命前来“阻止”的建川美次，在夜里的枪炮声中，被“好意”的卫兵守护在旅馆的客房内，说是以免被中国军队袭击。于是，他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屋子里了。

　　9月19日清晨，奉天城的枪炮声终于平息下来，一夜之间奉天城成了日本兵的天下，成群结队的日本兵扛着太阳旗，耀武扬威地招摇过市。

　　关东军司令部也在占领当日迁至奉天城，驻扎在板垣事先安排好的中央广场前的东拓大楼。

　　19日上午10时，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关东军关于“柳条湖事件”的报告。在内阁会议上，首相和陆相均认为关东军发动武力是为了“自卫”。对此，内阁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

　　会后，日本陆相和参谋总长马上分别向关东军发了电报，传达内阁“不扩大”方针，同时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宜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这无疑纵容和支持了关东军的行动。

　　在日本国内的纵容下，关东军乘胜出兵吉林。继奉天之后，不久营口、凤凰城也被日军攻占，长春以南的军事重镇都被攻占，吉林省全境也很快落入关东军囊中。

　　日军占领吉林后，板垣又置日本大本营关于“鉴于目前国内外之大局，暂不实行对北满积极作战”的命令于不顾，坚决主张继续进攻齐齐哈尔，进而占领黑龙江省。

　　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奉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所率近20多万东北军在日军的进逼下节节败退，最终退至关内。整个东北地区100多万平方千米的大好河山，3000万人民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炮制伪满洲国掠夺中国战备物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板垣、石原等人在沈阳馆二楼客厅与建川美次会谈。建川主张吞并中国东北应分三步走，而板垣和石原则主张一步到位，即“满蒙占有论”，双方争执不下。

　　9月22日，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亲日傀儡政权，即实施“满蒙独立论”。提出以溥仪为“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

　　10月2日，在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板垣、石原等人提交了事先拟定的《解决满蒙问题案》，进一步提出了日本控制“新政权”的军事、外交、交通、通讯等的具体实施办法。

　　这个方案和最初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两个方案被合称为《满洲建国方案》，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拼凑傀儡政权的第一个具体方案。

　　10月21日，板垣、石原在国际法顾问松木侠的协助下炮制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提出了全面控制“新政权”的具体措施。1931年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东北，与土肥原贤二商讨事变进展。此后，南次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建议在中国东北建立“新国家”。在报告中，南次郎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后进攻苏联“向北发展”，而日本通过控制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可以获得使日本永久自给自足的资源，还可以通过向中国东北移民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

　　1932年1月6日，板垣携带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前往东京向政府汇报。裕仁天皇破例召见板垣。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制订了一个所谓的《满洲问题处理纲要》，确定要在“满洲”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管辖的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均由日本控制的“新国家”。

　　不久，板垣征四郎捧着天皇的敕令，带着《满洲问题处理纲要》返回奉天，紧锣密鼓地为建立“新国家”作准备。

　　事实上，板垣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就已经开始积极物色人选，拼凑地方傀儡政权了。

　　1931年9月22日，板垣亲自来到张景惠的公馆，劝张景惠回哈尔滨复任，并宣布“独立”。为了收买张景惠，他又是答应给张景惠武器弹药，又是允诺一旦张景惠宣布“独立”，日军会迅速支援并“保护”张景惠的政权。

　　9月23日，张景惠仗着有日本人撑腰，赶回哈尔滨，于9月27日宣布建立“东北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并自任会长，然后暗中策划哈尔滨“独立”，投靠日本侵略者。

　　与此同时，板垣还利用一心想复辟的清朝遗老罗振玉，策动前清皇族投靠日本。身为吉林省军参谋长的熙洽一直冀望复辟清朝，趁吉林长官奔母丧不在城中之机，打开吉林城门，向日本投降。熙洽成为日本侵华后第一个投降日寇的中国官员。熙洽曾写密信给溥仪，请溥仪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日本支持下，先据有东北，再图关内。

　　9月25日，板垣派人策动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靠日本。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

　　12月7日，板垣又亲自出马，企图说服海伦的马占山归顺日本。马占山虽有抗日之心，但独力难支，只好退一步与板垣缔结了一个停火协定。

　　12月16日，板垣威逼利诱被软禁的原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迫使臧式毅降日。

　　除了扶植傀儡地方政权以外，板垣也早已展开了对清末代皇帝溥仪的工作，以便建立一个依附于日本的所谓“独立国家”。

　　1931年9月22日，板垣征四郎叫来罗振玉，告诉他关东军准备推举溥仪为伪满洲国首脑的决定，希望罗振玉能尽快把溥仪请到“满洲”来，以商“建国”大事。

　　9月30日，板垣派日本特务上角利一与罗振玉一起前往天津，溥仪当时在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两人力劝溥仪到东北“复位”。罗振玉是大清国的臣子，应无贰心，但日本人就不一定了。溥仪心中有些犹豫，所以决定回去考虑一下再作答复。

　　这个办法效果不佳，关东军司令部遂派土肥原贤二赴天津，专门做溥仪的工作。土肥原是板垣的密友，是搞间谍阴谋的老手。

　　土肥原一到天津，就马上去拜访了溥仪，他利用与溥仪是旧识，力陈“满蒙人民之渴望”，希望溥仪回到祖宗发源之地，以图重新来过，一番“肺腑之言”，说得溥仪动了心。土肥原还在溥仪周围策划一系列的恐吓、威胁事件，使溥仪吓得心惊胆战，不敢再留在天津。

　　通过利诱、恐吓、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段，土肥原终于把胆战心惊的溥仪秘密诱出天津，并于11月18日，辗转送达旅顺。

　　同时，板垣征四郎还拨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2万日元，作为他的活动经费，让他在上海制造事端，转移外国对中国东北的关注。

　　田中隆吉秉承板垣征四郎的旨意，回到上海后立即策划，在1932年年初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就在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大家关注淞沪战局的时候，板垣征四郎风尘仆仆地回到奉天。

　　1月29日，板垣受本庄繁司令官派遣，前往旅顺和溥仪会面，询问溥仪对“建国”方案的意见。

　　此时的溥仪，在旅顺大和旅馆已经被幽禁了近两个月。溥仪被迫退位后，没有一天不想着复辟清朝，这次有了日本人的帮助，他当然要“把握机会”了。

　　2月16日，板垣操纵张景惠召集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人，在奉天举行了建立伪满洲国的“建国会议”，即所谓“四巨头会议”。

　　臧式毅在会上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遭到板垣的严词拒绝，而且板垣还迫令“四巨头”接受关东军事先早已拟订好的建立伪满洲国的计划。会议决定，建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指令专人在日本授意下起草“建国宣言”。

　　18日，关东军利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伪造的“宣言”，宣布东北各省完全“独立”。

　　21日，板垣奉命再度动身去旅顺，最后与溥仪谈判，使溥仪接受日本帝国既定的“建国方案”。

　　22日，板垣再一次会见溥仪。板垣以关东军的名义，明确地说：“这个国家名号是‘满洲国’。”说完，拿出所谓的《满蒙人民宣言》以及五色的“满洲国旗”，放到溥仪面前。

　　溥仪一心想的是恢复帝制，重当皇帝。他强忍着心中的怒气说道：“这算是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我要做的是大清的皇帝！”

　　他向板垣陈述了10多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翻来覆去地表示不能放弃皇帝的身份，板垣当然不同意。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板垣最后给溥仪丢下句“请阁下再考虑考虑”便起身而去。

　　板垣扬长而去之后，溥仪身边的郑孝胥提醒溥仪说：“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溥仪一听又害怕又沮丧。

　　第二天，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郑垂等人叫到他所住的旅馆，态度强硬地让他们向溥仪转告，这是关东军的最后决定，是不能改变的，溥仪必须出任“满洲国”的“执政”，而不是什么宣统皇帝，如果不同意，就视为敌对态度，就会采取对待敌人的手段了。这三个人被吓得战战兢兢，赶紧回去传话。

　　在板垣的威逼利诱之下，溥仪无可奈何，既怕没法向日本人交代，又不愿放弃复辟大清当皇帝的打算。最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

　　郑孝胥拿着这个妥协的方案再去找板垣报告。板垣表示同意这个方案，因为溥仪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怕他不听话。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执政”，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以长春为“国都”，改称“新京”。

　　3月6日下午13时许，溥仪乘车到达汤岗子车站，板垣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待溥仪一行来到下榻之处“对蓼阁”后，板垣与溥仪再次进行会谈。板垣先向溥仪通报了关东军司令部对伪满洲国人事安排的决定，然后拿出事先拟定好的《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让溥仪签字。

　　溥仪心里当然明白，只要一签字，他就成了日本人的傀儡，而这个伪满洲国，也只是日本人用来掩人耳目的傀儡政权罢了。即便有一天真的登基做了皇帝，恐怕也是个日本人的“儿皇帝”。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无奈的溥仪拿起笔在《换文》上签了字。

　　3月9日，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在“新京”举行了“就职典礼”，并发布了《执政宣言》，任命板垣征四郎为伪满洲国的“执政顾问”。在溥仪的强烈要求下，1934年3月，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

　　板垣征四郎终于实现了侵略中国东北，将其变为日本殖民地的计划，“功勋卓著”的板垣自然被日本统治集团大为嘉奖了一番。1932年8月，板垣征四郎被破格晋升为少将。

　　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勤民殿签署《日满议定书》。

　　《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在伪满洲国驻军，担负伪满洲国的“国防”。在附件中规定由日本管理伪满洲国的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

　　此外，还约定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伪满洲国负责，日本有权开发矿山，日本人有权充任伪满洲国官吏，日本有权向伪满洲国移民等。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法西斯动用军警宪特等镇压机构，以残酷的手段镇压抗日运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血债。关东宪兵队除配合关东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之外，在平时指挥其他镇压机构，成为实行白色恐怖的主导力量。

战败被处绞刑偿还累累血债

　　1934年，板垣征四郎升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伪满洲国武官，又染指内蒙古，妄图把内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在内蒙古和华北制造伪政权。

　　1936年，板垣升任关东军参谋长，又在内蒙古挑起了绥远事件。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担任驻本土广岛第五师师长的板垣征四郎，又被派往中国直接参加侵略华北和华中的战争。同年，率军进攻山西时，在平型关战斗中遭到中国八路军的痛击。1938年春，又率第五师参加徐州地区的作战，在台儿庄战役中受重创。

　　1938年5月，奉调回国，出任改组的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亲自下令扩大战争范围。

　　他参加了重要内阁会议，决定打倒中国国民政府，以拼凑的傀儡政权取而代之，并对筹组汪精卫傀儡政权负有重要的罪责。

　　1939年9月至1941年7月，板垣担任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继续参与侵华战争的指挥事宜，并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解放区的暴行负有责任。1941年晋升上将，调任日本朝鲜军司令。1943年任最高军事参议官。

　　1945年4月，板垣征四郎出任总部设在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指挥日军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地同盟军作战。在这期间，板垣强拉当地壮丁和劳工，抢夺当地的军需物资，强征、拐骗当地青年妇女充当“慰安妇”，对东南亚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间，板垣征四郎来到英军指定的受降地点，即英国皇家军舰“萨塞克斯号”，代表日军南方军在新加坡向英军投降。板垣办理完投降手续回到军中后，召集各军司令官，防止这些军官带头自杀，命令将“有为之士”送回国内，以求“尽快地实现皇国之复兴”。

　　板垣深知自己积极参与了几乎全部日军侵华活动，又积极参与了侵略朝鲜及东南亚的活动，历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日军总司令等要职，一定会被作为战犯处理的，他想逃过英军对他的监控，逃往南美洲。为了顺利逃脱，他向英军驻新司令官史密斯行贿了价值30万美元的白金、黄金和天然钻石。史密斯看透了板垣的心思，先假意收下这份礼物，同时命令加紧对板垣的监控。

　　1945年12月，作恶多端的板垣征四郎终于作为战争罪嫌疑犯在新加坡被盟军逮捕，押解至东京，关于巢鸭监狱候审。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板垣征四郎等28名甲级战犯开庭审判。审判地点就在东京市原日本陆军大本营的大讲堂。

　　板垣征四郎被起诉犯有“破坏和平罪”、“杀人罪”、“分裂中国”等10项战争罪行。

　　对板垣征四郎的审判由中国法官担任主审。为了能尽量为自己减轻罪责，板垣与他的律师进行了多次商议，最后拟定了一个证人的名单，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曾是他的部下，他们事先秘密商议、互相串供，企图尽量为板垣洗脱罪责。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基南与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新西兰法官诺斯克罗夫特、美国检察官达尼甘等人，见到板垣的证人名单后，立即商议对策，他们开始想到板垣的故交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与板垣交往密切，而且两人一起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石原应该清楚板垣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当时石原患上了膀胱癌已是晚期，他们希望石原在人之将死时，能够反省自己的罪行，与法庭合作，交代实情。岂料石原拒不合作，也不悔悟。

　　这一办法行不通后，中国法官梅汝璈、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经过积极争取，获得了另一有力证人——被苏军俘虏的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他愿意出庭作证。

　　经过充分准备，对板垣的审判终于拉开了帷幕。

　　一开始，板垣仗着有自己的部下作证，替自己说话，气焰颇为嚣张。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刚控诉完板垣自1931年起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板垣的律师团立即要求传证人出庭为板垣“作证”。

　　打头阵的是岛本正一，此人是“九一八”事变后，指挥日军守备队进攻中国军队的联队长。他证明说“九一八”事变纯属突发事件而非事先的预谋，并且说当时“日军只是采取了自卫行动，不是板垣、土肥原、石原几个幕僚所能策动的”。

　　中国法官梅汝璈见他满嘴胡言，当即质问他当晚在哪里，干什么。

　　这个问题他提前还没来得及串供，因而不及细想就说：“那晚，我去一个朋友家赴宴，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后就得到满洲事变发生的报告。”

　　机敏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抓住这个空子，立即提出：“审判长，证人岛本既然声称他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醉酒的人又能证明什么呢？”

　　审判长韦伯见中国检察官批驳得有理有据，切中要害，便同意了请求，于是令宪兵将岛本拉了下去。板垣其他证人如法炮制的串供，因为拿不出什么证据来确实地证明板垣的无罪，所以法庭决定不予采纳。随后，法庭传溥仪出庭作证。

　　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详细陈述了板垣和土肥原一伙如何诱骗他到旅顺，如何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他，最终炮制出伪满洲国的经过，并且详细揭露了日军在东北的侵略罪行。除了人证以外，中国检察官还提供了许多重要物证，包括日本外务省所藏档案中的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记录和决议，关东军与大本营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的日记等重要材料。

　　依据这些有力的人证、物证，不仅推翻了板垣证人团炮制的伪证词，而且驳斥了板垣为自己开脱而向法庭提交的长达48页的自辩书。

　　面对确凿的证据，板垣再也无法抵赖或是狡辩了。

　　经过长达两年的法庭调查审理后，法庭认定板垣征四郎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制造内蒙古、华北“自治”运动；率军在“七七”事变后，扩大侵华战争，任陆军大臣期间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并扶植“汪精卫政府”分裂中国。另外，对日军侵略苏联领土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战争政策，奴役占领区人民等罪行，事实俱在，证据确凿。

　　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板垣征四郎“进行了对中国、美国、英联邦、荷兰及苏联实行侵略战争的阴谋，他明知这些战争是侵略战争却积极发动，并在其实行中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同时，法庭还判定他犯有“违反战争惯例和违反人道罪，对于南洋群岛占领区数千人的死亡和痛苦，犯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1948年11月12日，法庭最后判决板垣征四郎绞刑。同年，板垣征四郎这个沾满中国人民和其他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

广田弘毅

起草“二十一条”侵犯中国主权

　　1878年2月14日，广田弘毅出生于筑前藩福冈那珂郡锻冶町，是林德平和林竹的长子。出生后起名叫丈太郎。出生后不久，林德平夫妇成为广田石材店的养子，丈太郎从此改姓广田。

　　1893年，丈太郎考入福冈县中学。在中学的日子里，他除了学习之外，经常到寺庙去坐禅或到明道馆练柔道。

　　明道馆是日本右翼团体组织“玄洋社”组织的一个社团，“玄洋社”的创始人是被称为日本“右翼运动大祖师”的头山满。

　　在明道馆练习柔道过程中，丈太郎受到头山满的忠君和侵略思想的很大影响，丈太郎的上进和聪明也为头山满所欣赏，两人渐渐成了忘年之交。

　　1898年，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的丈太郎自作主张，引用喜爱的《论语》中“士不可不弘毅”一节，将名字改为弘毅。当时的法律只允许出家人改名，为此他征得常去参禅的小林寺和尚的同意加入了僧籍。

　　广田弘毅从福冈中学毕业后，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继续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两个曾居于高位的同乡副岛种臣和山座圆次郎。副岛种臣曾担任过日本外相，而山座圆次郎则是外务省政务局局长。

　　与这两位同乡的结交，使广田弘毅对外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立志日后要成为一名外交官。

　　1901年，广田弘毅高中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在大学里，表现出色的广田弘毅受到山座圆次郎的“赏识”。

　　1903年暑假，他在山座的帮助下，获得去中国东北和朝鲜调查俄国动向的机会。此次的所见所闻使他大受刺激。他认为，日俄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日本必须要先发制人，向沙俄发动突然袭击，才能占据优势。

　　1904年2月，日本突袭了旅顺口外的俄国舰队，挑起日俄战争。广田弘毅因其超凡的“见识”，被推荐当上了外务省的特约工作人员。

　　1906年，广田弘毅被外务省录用为候补外交官。

　　1907年，他被派往日本驻华使馆工作，这是他真正外交生涯的开始。

　　1909年，转赴日本驻英国使馆工作。

　　在此期间，日英双方调整了同盟条约，并签署了《日英通商条约》。

　　1913年，他奉调回国，任农商务省书记官兼通商局第一课课长。

　　1915年，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广田便是这一侵略性文件的起草人之一。

　　1919年，他再度出国，赴日本驻美国使馆工作。从此，广田弘毅的仕途出现了转机。他步步高升，先后担任外务省情报部次长，欧美局局长，日本驻荷兰大使。

　　1929年，作为日本代表出席第十次国际联盟大会。

　　1930年，出任驻苏联大使。此时，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势力日益强大，广田弘毅也得到升迁。

　　1933年9月，广田弘毅进入内阁，担任外相，虽然高唱“和平外交”，却支持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中国的侵略，加紧从外交上挤压中国。这一时期，日方先后迫使中方订立《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并积极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图谋将华北从中国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分离出去。

　　面对中国与英美等国关系的改善，日本横加干涉。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谈话，声称中国如果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实行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日本不得已唯有加以打击。

　　1935年10月，广田提出了关于中日关系三原则，即“广田三原则”：

　　一是中国停止抗日活动，抛弃依赖英美政策，与日本合作。二是中国要承认“满洲国”，借以促进华北与“满洲”的经济文化关系。三是中国应与日本合作，“防俄”、“防共”。

　　“广田三原则”的实质是绞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广田的对外侵略政策得到了军部法西斯的支持和信任。10月2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蒋作宾将中国方面的意见交给广田，其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向无以夷制夷之意。今后，为实现两国亲善关系，中国在与各国关系方面，不做排除或妨害日本之事。

　　二、对“满洲”不能进行政府间交涉，但对该地方现状，绝不通过和平以外之方法挑起事端，并将考虑保持关内外人民经济联系的方法。

　　三、中国关于防止赤化已做出最大努力，赤祸已处于无需忧虑之现状，关于在北部一带边界地区如何防范赤化问题，如日本完全实行以前中国方面提出之三原则，中国将在不损害中国主权与独立原则下，协商与此有关之有效方法。

　　从1935年9月初至11月底，广田弘毅多次与中方大使交涉施压；另一方面，日军在华北地区不断挑起事端，制造紧张气氛。

　　10月20日，日本特务策动了香河县汉奸暴动。

　　11月25日，日军又扶植成立了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关东军也不断地向平津地区增兵。

　　在日本的军事、外交双重威逼下，蒋介石从“攘外必先安内”的“大局”出发，采取了妥协、投降的政策。

　　11月底，蒋介石向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表示：“对前述三原则，本人完全同意。”并于12月18日，组织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回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该委员会可以独立处理河北、山西、察哈尔以及平津的一切政务，实质上是一个半傀儡式的政府机构，通过它，日本政府达到了入侵华北的目的。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广田弘毅得寸进尺地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日本在华北的既得利益。

　　1936年1月21日，广田弘毅要求驻华大使有吉明按《处理华北计划纲要》的要求，配合军部在华北五省建立“自治政府”的活动。

　　虽然对于“广田三原则”的正式承认问题由于11月1日汪精卫被刺事件暂被搁置，但从蒋介石个人的表态以及国民政府的实际行为上可见，广田弘毅的侵略目标实际上已基本达到。

推行侵华政策犯下滔天罪行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右翼军人举行暴动。暴动平息后，首相冈田启介辞职，内阁其他所有大臣一道下台，唯有广田出任新一届内阁的总理大臣。从此，日本军事法西斯专制体制正式确立。

　　广田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法西斯体制的措施。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将级以上的军人担任，加强了军部的力量，使内阁成为军部的工具。同时，他还加强了对国内人民的专制统治，如禁止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等。

　　不久，日本内阁便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一将陆海军大臣的任职资格限定于现役将领的制度，使军部能在政府与军部意见不合时，以陆海军大臣辞职等办法使政府无法组成，只有下台。

　　广田新内阁不久便制订了确立扩张方向的《国策基准》，其确定的国策是“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为向中国扩张和准备南进，日本全面扩军备战。

　　陆海军分别制订了扩军五年计划和庞大的造舰计划，并在言论、产业等各方面加强了统制。可以说，在广田内阁时期，为战争而建立总动员体制的工作已经开始。

　　10月，广田内阁的藏相公开宣称，日本已进入“准战时体制”。

　　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在防共的名义下与德国结成政治同盟。这一协定向建立国际法西斯同盟迈出了一大步。

　　推行侵华政策是日本历届内阁的重点，广田内阁也不例外。

　　1936年8月11日，广田内阁通过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取得必要的军需物资，还提出了具体实施步骤。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加深，中日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从1936年9月15日以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经过多次会谈，未达成任何协议。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这次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广田内阁原来对华外交政策在巨大冲击之下，变得更加积极地促进侵略。日本军部酝酿已久的侵华战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

　　1936年12月8日，陆相寺内寿一就已经开始叫嚣：“我们的协调精神和态度是有限度的。只要南京政府不放弃现在的反日排日思想，今后两国关系的调整是困难的。我们有坚强的决心：今后帝国正当权益濒于危急，在华日侨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将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然而就在广田内阁受军部操控，积极准备发动战争扩大对外侵略的时候，向法西斯政权过渡的政府组织机构自己却出了问题。

　　由于广田弘毅内阁在执行军部的侵略计划时，并不太听话，广田弘毅并不是军部想要的能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强硬阁魁。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在政党与军部的尖锐对立下，迫于压力不得不提出总辞职。同年6月，广田出任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外相。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广田参与了所有对华战争扩大化的决策，是日本推行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

　　战争初期，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曾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但在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外务省方面提出了令中方难以接受的近似于投降的苛刻条件，实际上堵死了和谈的道路。陶德曼调停无果而终。

　　此后，日本政府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关闭了与中国政府谈判的大门，中日战争走向长期化。1938年，广田丢掉了外相职务，被宇垣一成取代。1940年，广田出任米内光政内阁的参议，担当起顾问的角色。同年，参加了决定第二次近卫组阁的重臣会议，广田由此进入国家“重臣”之列。

　　直至日本战败为止，广田一直参与日本历届内阁的组阁工作，为日本国家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分子之一。对于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挑选东条英机担任首相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广田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本面临战败之时，广田曾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秘密会谈，力图争取对日本有利的投降条件，但未能成功。1945年12月，广田弘毅被驻日盟军逮捕。1946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广田弘毅为甲级战犯。法庭认为：

　　广田弘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持日本外交或参与日本外交决策，他对于日本侵略中国、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建立法西斯同盟及挑起太平洋战争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

　　另外，法庭的判决书指出，广田在日本政府内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物和强有力的指导者，“在他所任职的整个时期中，他对于军部及各届内阁所采用所实行的侵略计划，有时是设计者，有时是支持者”，“当从事谈判的时候，对于牺牲日本邻国所得来的或欲得的利益以及所期待的利益，是绝对不愿放弃的；如果不能用外交谈判满足日本的要求时，一向就赞成行使武力”。

　　判决书还指出，在发生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时候，身为外相的广田明知每天都进行着成千上万的杀人、强奸及其他暴行，但“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停止暴行，以及他未采取其他任何可能的措施来停止暴行，这是他对本身义务的怠忽……他的怠忽已构成犯罪”。

　　因此，法庭判定广田犯有“破坏和平罪”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并判处他绞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广田弘毅是7名被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文官。

　　1948年12月23日凌晨，广田弘毅在巢鸭监狱内被处以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大岛浩

出任驻德武官缔结《日德协定》

　　1886年4月19日，大岛浩生于岐阜县。其父大岛健一是军人出身，年轻时曾留学德国，对德军的训练教育感受很深，他生得鼻直口方，很是英武。

　　大岛健一教育儿子完全是德国式教育。他命令大岛浩每天必须记住10个德语单词，晚饭前进行背诵。每逢星期日和冬夏两个假期，大岛浩被送到德国驻日使馆人员的家里，在思维、游戏、生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式德式熏陶。

　　大岛浩和东条英机关系很好，如果不是因用功过度而患胸膜炎休学一年的话，他和东条英机就是同班同学。

　　1905年，大岛浩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他的要塞炮兵课程成绩名列榜首，因此被分配到东京湾要塞炮兵队服役。

　　1908年，大岛浩晋升为中尉。

　　1915年，又拿到陆军大学的毕业证书，毕业成绩名列第十四。

　　1916年，升为上尉，从此步步高升，青云直上。

　　1921年，出任驻德大使馆副武官。

　　大岛浩踏上德国的土地之后，受到了像返回祖国般的热情款待。因为他的父亲大岛健一在担任陆军大臣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军俘虏非常照顾。父亲的行为使儿子得到了好处。

　　大岛浩把自己完全德国化了。他的军服都要在德国军官常去的服装店制作；帽子也是德国陆军的样式，帽檐儿很高；大衣也是开胸很大的德国式。总之，除了他的个头比较矮小之外，简直跟德国军官一模一样。

　　大岛浩晋升为少校后，立即于1933年调任驻奥地利兼匈牙利公使馆武官。一年半后回国，先后担任了第八野战重炮团营长、第十野炮重炮团团长、参谋本部处长等职。

　　1934年3月，他正式出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在之后10余年中，他一直为日德军事同盟而奔波，出谋划策，收集情报，极尽外交家兼谍报人员之能事。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到处疯咬，逐渐把自己逼上绝路。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满洲国事件”，使中国东北沦于日蹄之下。1933年，退出联合国；1934年，撕毁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1936年，退出伦敦裁军会议……

　　此时德国的情况也不怎么乐观，原因是与日本一个鼻子出气的纳粹集团同样是一只无药可救的疯狗。

　　1933年，希特勒建立纳粹政权后不久，就步日本之后尘于同年宣布退出联合国；1935年，希特勒使用人民投票的方法获得了泽尔地区，进而在冲垮凡尔赛体制的口号下，于1936年出兵莱茵非军事区，从而使德国也变成了国际社会中的狂人。

　　虽然日德两国所处的情况不同，但都反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并因此在国际社会上双双陷入了孤立境地。

　　在此种情况下，两个臭味相投的国家一拍即合。尽管当时有不少日本外交官指出日德军事协定的签署是一件凶多吉少的事，并指出“日本将来只能被德国所利用，不会有任何所得”。

　　在大岛浩即将前往德国赴任之际，陆军参谋本部特别要求他注意认真观察苏德关系的动向。

　　日本陆军认为，苏联不再是假想的敌人，已是现实的威胁。不言而喻，对于陆军来说，德国的对苏态度是极其重要的。陆军首先考虑的是，在日苏开战时，德国能否予以合作。

　　1935年春天，德国亨克尔飞机公司负责向日本陆海军出口工作的哈克试探地问大岛浩：“不知贵国是否愿意与德国缔结德日军事合作条约共同对付苏联？”哈克接着又说：“当然这是纳粹党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的个人想法。”

　　大岛浩听后大为心动。

　　同年10月，在里宾特洛普的要求下，大岛浩与其在哈克家里进行首次会见。两人详细密谈了关于缔结军事条约的事。随后，大岛浩立即拍电将此报告给参谋本部。

　　当时，大岛浩心意已定，为了牵制苏联，日德必须缔约。他说：“日俄战争时，由于俄国与德国签订了协约，所以俄国毫无后顾之忧，把自己的王牌部队调到远东作战，使日军大吃苦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过来由于日本对德宣战，又使俄国可以放心大胆地打起德国人来。因此，这次如果日德两国结为盟友，就会迫使苏联两面作战，它再想干预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参谋本部收到大岛浩的报告后，为摸清德国方面的真实意图，于同年11月派陆战二部德国情报组组长若松前往柏林。若松在柏林逗留期间，曾与里宾特洛普和德国国防部长举行了会谈。在大岛浩的参与下，双方草拟出《防共协定》。

　　《日德防共协定》定于1936年11月25日签约生效。该协定还附有一份议定书和一份秘密协定。

　　《日德防共协定》缔结后的第三天，即11月28日，苏联负责外交工作的人民委员李季诺夫在苏维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谴责了法西斯国家的反苏外交政策，强调指出：“公布于众的防共协定不是什么为对付第三国际的协定；运用正确的语言表达，只不过是其他秘密协定的一种掩护而已。”

　　他说：“这个秘密协定，充分暴露了过去15个月以来日本陆军武官与德国超级外交官之间所进行的会谈的真正目的。”

　　这就是说，苏联谍报机关业已探明，《日德防共协定》是日本陆军代表独断专行的产物，它将发展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因素。

　　当初日本外务省的想法是：应避免《防共协定》过分刺激英国和苏联，同时不要加入任何特定的政治集团。然而，事实上它已大大地刺激了苏联，英国也投来了不安的目光。

　　紧接着，意大利于1937年也在这个协定上签了字，至此，日、德、意三国开始走上结盟的道路。

依靠军部力量晋升大使职位

　　1938年7月14日，日本驻意大利使馆武官有末精三突然接到大岛浩的电话，要求他在16日到布达佩斯的盖莱尔特饭店见一面。大岛浩没有告诉有末具体内容，只说到时再说。

　　到了指定日期的下午，有末精三坐在饭店的大厅里等待大岛浩时，还在反复猜想：他找我到底要干什么呢？

　　过了一会儿，大岛和参谋本部的笠原幸雄一起走进了大厅，笠原的腋下还紧紧夹着一个手提包。据传，笠原将出任驻柏林武官。因此有末精三想他们一定是来商讨对苏联秘密活动的。

　　大岛浩说：“此番会晤的内容极为保密，为以防万一，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于是他们决定借日本驻匈牙利公使馆大使的私邸进行交谈。后来为谨防窃听，三人又跑到停放在有树林掩蔽的庭院中心的汽车里。

　　大岛浩沉稳地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本30厘米宽的相册，然后揭下了几张照片给有末精三看。照片实际是密码。

　　大岛浩说：“这是德国提出的有关日、德、意三国结盟的方案。这次的方案不是只针对苏联，而是对各国而言的。主要意思是，当任何一方受到第三国进攻时，三个国家要互相支援，包括武力援助。事关重大，不便发电。所以，决定请笠原君亲自带回东京。你看这个方案任何？”

　　有末精三回答说：“意大利和德、日两国的情况不同，恐怕其国内形势使之难以同意加盟。”

　　大岛浩边听边说：“里宾特洛普说，戈林元帅和墨索里尼总理是老交情了，没有什么问题？”最后，大岛浩还叮嘱道：“此事不宜外传。”

　　“但，对大使……”有末精三嗫嚅地刚要发话，就被大岛浩打断：“这是军事机密。”并强调道，“同国内的一切交涉都要通过我。”

　　为加强日、德、意三国的合作，早在1938年1月，刚刚就任德国政府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普就与大岛浩开始了磋商。这次也和签订《防共协定》时一样，驻德大使东乡茂德完全被蒙在鼓里，这在外交上是不允许的。

　　这里面的原因是东乡茂德在担任欧美局局长时，曾就签订《日德防共协定》表示过反对。他说：“希特勒的过激行动终将成为引起欧洲乃至世界大乱的根源，因此日本与之结盟并非上策。”所以里宾特洛普肯定对他甚为不满，而想通过大岛浩来做日本陆军的工作。

　　1938年7月，驻德大使馆一等秘书昌谷忠宝获悉，笠原在柏林的逗留是为了与德方磋商加强日、德、意三国合作的问题，于是马上报告了东乡大使。东乡闻之大为震惊。

　　8月中旬，当东乡了解到谈判业已获得相当进展时，立即电告了外务省：“三国同盟很可能起到诱发欧洲战争的坏作用，最后日本也会被牵连进去，因而应取消结盟谈判。”

　　但是，就任外相不久的宇恒一成却回电说：“关于加强《防共协定》问题，业已决定由陆军武官大岛浩同里宾特洛普进行联系磋商。”东乡茂德不服，第二次拍电：“委托陆军武官处理军事以外工作是很不妥当的。这有悖于外交一元化原则。”几天之后，东乡便被调往莫斯科。大岛浩的谍报奇才运用到了自己人身上，东乡被排挤出去，德国成了大岛浩独来独往的场所。10月，大岛浩直接由武官升为大使，这在日本外交史上尚属首例。同时，日本老轴心外交促进派白鸟敏夫被任命为驻意大使。日、德、意三国结盟的步伐更加加快了。在白鸟临行之际，当时的首相近卫鼓励他说：“到任之后，希望你与大岛大使合作，在那里不断为鼓舞国内士气而努力。”很显然，“鼓舞国内士气”指的就是加强情报活动。对于加强日、德、意三国合作问题，近卫内阁及其后来的平沼内阁，态度都极为暧昧。之所以如此，完全与信仰日、德、意轴心主义的少壮军官拥戴上台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有关。

　　在五大臣中，即总理大臣、大藏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有着绝对的影响，这就使得应起主导作用的总理大臣一味退让；而应坚持外交原则的外务省也立场不稳、态度暧昧。

　　1938年8月12日，外务省向五大臣会议提出关于日德谈判方案，明明白白地把缔约的目的限定在苏联一国的范围内，可29日参谋本部拍给大岛的电报却含糊其辞地说：“（条约）矛头虽针对苏联，但不要给人印象，似乎英美等国也列为我正面之敌。”

　　11月11日，五大臣会议又一致通过决议：“本协定的矛头主要针对苏联，即使英法等国站在苏联一边，变成我们的敌人，也不要以英法等国为对象。”

　　12月25日，大岛浩表示反对这一决定。他说：“倘若矛头直针对苏联，三国协定则难以谈判成功。”由于陆军大臣板垣支持大岛浩，使近卫内阁意见分歧。结果一个月后，还没来得及给大岛浩拍发回电，近卫内阁便宣布倒台。

　　1939年1月4日，平沼内阁诞生。

　　19日，召开五大臣会议，终于达成一个妥协方案：条约矛头固然应该主要针对苏联，但也可以根据情况指向第三国。然而大岛浩依然对此方案表示反对。

　　他在3月4日的回电中说：“谈判时若提出如此建议，只会招致德意的轻蔑。”他主张无保留、无条件地实现三国同盟。

　　大岛浩这一偏执态度激怒了政府首脑。宫内大臣汤浅仓平申诉参谋次长中岛铁藏说：“大岛浩的态度简直岂有此理！可以说，他已经侵犯了陛下的外交大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则提出罢免大岛浩。

　　尽管如此，大岛浩依然我行我素。他若无其事地说：“倘若不能组成军事同盟，我就辞职，如果我辞了职，内阁恐怕就难免倒台。”

　　大岛浩之所以如此盛气凌人，是因为他虽然身为大使，却不是与外务省，而是与参谋本部串通一气。

　　外务大臣抱怨说：“大岛大使与参谋本部之间有什么电报来往，外务省一无所知。相反，外务省的电文却马上被日本陆海军获取，然后从中挑毛病，进行攻击。”

　　大岛浩和白鸟等人依仗陆军的支持，滥施军人外交。4月2日和3日，他们分别会见了德国的里宾特洛普外长和意大利的齐亚诺外长，他们明确表示：一旦欧洲爆发战争，日本一定参战。大岛浩终于将日本推向了法西斯的碾盘之上。

　　然而大岛浩万万没有料到，德国却在暗地里跟日本人玩花招。里宾特洛普一面叫嚷着与日意结成神圣同盟，一面暗暗与苏联的莫洛托夫多次举行了苏德秘密会谈。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1939年，又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为了满足其急剧膨胀的贪欲，它的下一个目标便是波兰。

　　精明的大岛浩却对此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一大讽刺。然而，德国的这一举动却引起英法等国的警惕，使得英法对德的态度强硬起来，并想通过与苏联结盟，孤立德国。

　　德国也想到了这一点，选择苏联作为靠山或盟友以对付英法。这使苏联处在一种既可选择英法为友，又可选择德国为友的地位上。而日本，对此毫无察觉。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及其附件秘密协定。

　　由于德国突然与日德共同的假想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政府和陆军的处境极为尴尬。

　　8月28日，平沼内阁留下一份“欧洲局势复杂莫测”的声明后，便宣告了总辞职。

　　大岛浩确切得知苏德签约的消息是在8月21日夜里23时。里宾特洛普打电话告诉大岛浩苏德将要缔约时，大岛浩大吃一惊，这种通告简直是突然袭击。

　　大岛浩一面向里宾特洛普提出抗议，一面连夜叩响德国副外长巴伊图泽卡的家门，要求对方说明事情的原委。

　　8月22日傍晚，里宾特洛普正要启程前往莫斯科，大岛浩在柏林机场截住了他，再次提出了强烈抗议。

　　里宾特洛普狡猾地回答说：“因为日本外务省常常走漏消息，考虑到你的立场，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你。”说完，里宾特洛普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班机，留下了怅然的大岛浩茕立在柏林机场。

　　12月1日，大岛浩疲惫不堪地奉命回国……

　　1945年12月16日，大岛浩被捕并因战争罪而遭起诉。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他因参与谋划侵略战争而被判处终身监禁。

　　1955年年底，大岛浩得到假释。1958年得到赦免。

　　1975年6月6日，大岛浩死于心脏病，终年89岁。

木村兵太郎

执掌陆军大印疯狂筹划战争

　　木村兵太郎是日本埼玉县人，1888年9月出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历任参谋本部部员、驻德国大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等职。

　　1929年伦敦裁军会议时，他作为随员参加了会议，当时就积极主张摆脱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约束，鼓吹自主发展军备。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木村先后任野炮第二十二联队联队长、整备局统制课长、兵器局长、第三十二师团师团长等职，1940年，升任关东军参谋长。

　　是时，由关东军挑起的诺门罕战役刚刚结束，日本中央军部迁怒遭受重挫的关东军，由梅津美治郎和木村兵太郎接替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职务。木村上任后，继续坚持陆军派的强硬立场，积极酝酿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筹划对苏开战。

　　1940年7月，东条英机就任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上任伊始就暴露出实施军事独裁、发动更大战争的野心，积极拉拢和拼凑自己的亲信班底。

　　时为陆军大将的木村兵太郎成为东条的首选对象，被推举为陆军省次长。从这时开始，木村作为东条最为信赖的部属之一，伙同东条等人把战火烧向太平洋战场。

　　1941年10月，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东条英机趁机登台组阁，不仅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还身兼陆军、军需、内务大臣等职，木村兵太郎虽然仍居陆军省次长之职，但实际上与军务局长武藤章共同执掌起陆军省的大印，为东条内阁发动更大的军事冒险筹划一切。

　　10月24日，东条内阁主持召开大本营联席会议，按照陆军省提出的计划，全面部署了对美开战的一切事宜。会后，南方陆军部队迅速向作战地点集结，海军也以鹿儿岛为模拟作战场所，终日进行袭击珍珠港的作战演习。

　　在这一系列的军事部署中，木村是具体的策划者和指导者。

　　11月5日，御前会议召开，最后批准了木村等人提出的陆军省对美、英、荷作战计划，决定于12月初正式宣战。

参与侵略战争屠杀抗日军民

　　1939年3月9日，木村兵太郎被任命为日本侵略军第三十二师团师团长，从此他开始步入了职业军阀生涯，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生命的践踏。木村兵太郎上任后不久，就立即准备对中国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4月14日，木村兵太郎率领8000多名日军对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在他率队“出征”前对部队下达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全歼八路军及根据地，还要施行“三光”政策。

　　但是，当日本侵略军进入根据地后就遭到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游击战的重创，气急败坏的木村兵太郎便命令日军士兵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进行血腥屠杀，并将2000多名老百姓关押在新华院集中营做苦工。

　　从此，这座新华院集中营就成了中国劳工的“阎王殿”，很多山东劳工在被掳掠至日本和东北的伪满洲国之前，都会被送到新华院集中营进行“训练”。每一个被送到这里的劳工，每天都会被抽出200毫升的血，日军欺骗劳工们说是做化验，其实是供日军伤员输血，有很多人都因抽血过多而致死。有些反抗者会被严刑拷打，甚至被放出的狼狗撕咬。

　　集中营的墙上围着高压电网，很多逃跑的劳工都被电死在上面，而被抓回来的，也会被日军使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

　　死去劳工的尸体会被剥去衣物，用车拉到济南西郊的“万人坑”。济南的这座“万人坑”不过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制造的无数“万人坑”其中很小的一座而已。

　　木村兵太郎命令伪满洲国的关东军将劳工送到矿区，并且命令劳工们在矿山附近挖“万人坑”，因疾病、矿区事故、劳累等各种原因死去的劳工就被埋在这些“万人坑”里。在吉林、辽宁、山西等地都有很多座埋着成千上万中国劳工尸体的“万人坑”。

　　木村兵太郎不仅在中国欠下累累血债，在日本侵略军入侵东南亚国家时，也率领着日军在东南亚犯下滔天罪行。

　　太平洋战争打响后，日本陆军相继占领了新加坡、菲律宾等地，1942年5月，又占领了缅甸。翌年8月，日本政府假惺惺地宣布承认缅甸“独立”，并在仰光设立日本驻缅甸大使馆。事实上，日本侵略军从占领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域的第一天起，就露出凶残和贪婪面目，疯狂掠夺这里的资源，残酷镇压和屠杀当地民众，妄图以血与火维持殖民统治秩序。

　　其中，有被称作“巴丹死亡行军”的虐待英美战俘的恶举；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疯狂“大检举”、“大逮捕”，屠杀无辜平民的暴行。

　　特别是从1942年11月至1943年10月间，日本占领军为了修筑泰缅铁路，强迫数十万英美军战俘和劳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服苦役，先后有一两万名战俘和25万名劳工悲惨死去……这一切都是木村担任陆军省次长期间，日本军队在各地犯下的战争罪行，除陆军大臣负有责任外，木村也难辞其咎。

　　1944年7月，东条内阁被迫总辞职后，木村兵太郎出任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木村上任以后，立即制订了3个作战方案：一是试图切断中印之间的地面联络；二是攻击曼德勒及伊洛瓦底江畔；三是抗击印度洋沿岸登陆的美英部队。

　　10月，木村兵太郎指挥驻缅日军大举向中国远征军发起进攻，但是在中国远征军的猛烈打击下，日军丢盔卸甲，四下逃窜。受到如此惨败，木村兵太郎在日军大本营前丢尽脸面，于是将一肚子的火气撒在了缅甸老百姓和俘虏的身上，命令部下对他们进行虐待与屠杀，一手制造了仰光大屠杀。

　　在战后接受审判时，木村兵太郎被揭发，在缅甸战争挫败后向部下下达了屠杀的命令，对部下樱井省三说日军损失多少士兵就两倍于这个数字的去屠杀缅甸百姓。当时，日军损兵6300多人。被杀的战俘中有中国的士兵，也有英美军队的士兵。从此，这个杀人魔头得到了“缅甸屠夫”的恶名。

　　此外，他对日本军队的残虐行为继续采取放纵的态度，甚至强征30余万名印度尼西亚壮丁充当“兵补”，驱赶他们到缅甸和新几内亚作战。

　　当时，随着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崩溃，日军在东南亚各个战场也呈现出不可挽救的颓势。木村拼命组织军队固守阵地，力图扭转败局。不论木村兵太郎如何挣扎，也不能改变日本军国主义最终战败的命运。

　　至1945年年初，中美和英印联军逼近仰光，木村面临着岌岌可危的态势。4月23日，木村丢下部属和军队，只率几名随从乘侦察机仓皇逃出仰光，日本在缅甸等地的殖民统治宣布崩溃。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美国占领当局以木村参与和策划对美、英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将其列为A级战犯嫌疑人。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木村兵太郎百般抵赖，法官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木村兵太郎和其他几名战犯互相揭发。于是东条英机、木村兵太郎、板垣征四郎、铃木贞一、星野直树几人被同时带上了法庭。

　　这些战犯在单独受审时都各个拒不交代，但是法官们的这一招让这些战争罪人一下都露出了老底。自己的罪行是不想承认，但揭发起别人来倒是个个起劲，再加上犯罪事实证据确凿，到最后，每个人都无从抵赖。

　　1948年11月12日，木村兵太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犯有“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罪，对美国的侵略战争罪，对英国的侵略战争罪，对荷兰的侵略战争罪，以及“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等共计7项罪名，被判处绞刑。

　　1948年12月23日凌晨，木村兵太郎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武藤章

进攻南京血腥屠杀中国平民

　　武藤章，1892年12月生于日本熊本县，192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其后，他先在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部工作，后调入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负责收集国际情报。

　　1933年，武藤章奉命到中国中部和南部收集情报。1934年，调赴东京步兵第一联队。1936年，重被调到中国，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收集情报为武藤章所擅长，经他整理的情报和实地调查报告对日本侵略中国发挥了不少作用。1936年，他晋级为大佐。

　　关东军侵略东北期间，为了达到分裂中国并侵占绥远的目的，策划了德王成立伪蒙古军政府事件，但因中国军队傅作义部发动绥远抗战，德王失败。武藤章参与了绥远事件的全部过程，并出面善后，指挥德王后撤以保存实力。

　　1937年，武藤章调任参谋部第三课课长，负责制订作战计划、建立兵站、组织兵员等。

　　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对于武藤章来说，如同服了兴奋剂。他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时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的河边虎四郎大佐说：“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但战争开始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出现了战争指导方面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所谓“不扩大派”，只不过是从“北进”的战略考虑，希望有更多的兵力，以备将来向苏联开战，因而希望把对中国的侵略暂时限定在一定区域。

　　而“扩大派”则是从“南进”的战略考虑，希望以速战速决占领全部中国，继而向太平洋地区扩张。

　　武藤章是“扩大派”主要成员，坚决主张立即扩大侵华战争，不仅向华北，同时向青岛和上海出兵。最后，武藤章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日本的侵略战火很快在中国大地蔓延。武藤章也因提出扩大侵华战争计划，得到参谋本部的赏识，破例让其赴皇宫晋谒天皇。

　　武藤章不仅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成为扩大侵华战争的先锋。“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进攻上海，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并未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

　　于是，武藤章又提出派兵在杭州湾登陆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采纳后，日军攻占上海的计划得逞。

　　因献策有功，他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就任新职后，又提出立即进攻南京的建议。

　　12月1日，日本大本营采纳了他的建议后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随之而来的是30万中国同胞惨遭杀害的灾难，武藤章是制造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

　　12月17日，华中方面军为庆祝日军占领南京，在一片血泊中举行入城式，武藤章紧跟在骑马的松井石根后面，乘汽车抵达南京中山门外，又陪同松井石根，自中山门至国民政府官邸，检阅列于两旁的侵略部队。

　　当时武藤章以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的身份，负责日军在南京地区的宿营安排。

　　武藤章宣布南京城外宿营地不足，日军官兵可以在南京市内随意选择宿营地。这一声令下，犹如打开了野兽的牢笼，日军冲向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看到男人就杀，看到妇女就强奸，看到财物就抢夺，导致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1938年7月，武藤章调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又开始了他在华北地区的屠戮罪行。

　　同年10月，他因不断策划扩大侵华战争而受到日本统治者赏识，晋升为少将。

　　在华北期间，武藤章参与指挥了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围攻作战，对冀中进行5次大“扫荡”。凭着对中国人民血腥屠杀的“战功”，1939年他又升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

挑战英美霸权策划太平洋战争

　　在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期间，武藤章又积极参与了太平洋战争的策划。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国公诉人基南控诉武藤章是推动日本向美英开战的元凶。

　　武藤章辩解说，他在当时并无决策权。而基南引用大量文件，证明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的半年多时间里，召开过几十次会议讨论对美开战问题，武藤章每次都到会鼓吹对美开战，并参与制订了《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

　　如田中隆吉证实：

　　1941年11月2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曾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

　　4天后的29日，武藤章局长就断然拒绝说：“假如日本接受这项要求，那日本必将成为赤贫而毁灭，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出之一战。”

　　1942年，武藤章晋升为中将，调任近卫师团师团长，率军入侵菲律宾；1944年，调任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在侵略东南亚期间，武藤章又犯下屠杀东南亚人民和盟军战俘的罪行。

　　在战后国际军事法庭上，中国公诉人以确凿证据提出：

　　在武藤章被任命为日本驻北苏门答腊帝国近卫军司令官之后，凡是由其军队占领的地区，就都有最残酷的暴行发生，武藤章对此负有责任。战俘和被拘禁人员遭受的是饥饿、有病有伤不予医治、刑讯拷打和任意杀戮，而对待平民百姓则采取灭绝政策。

　　尽管武藤章仍为自己的罪行百般辩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然认定：

　　他在菲律宾任参谋长期间，日本军队正在对平民搞大批杀害、刑讯和其他暴行活动，对待战俘和被拘禁人员则是用饥饿、刑讯折磨他们，或把他们杀掉。武藤章对此等令人发指的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负有责任。

　　上述事实表明，武藤章自参加日本军队之后，一直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并积极鼓吹扩大侵华战争，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武藤章为甲级战犯，宣判对其处以绞刑。12月21日，武藤章接到了两天后执行死刑的通知。彻底绝望的武藤章回到牢房后，写了一首绝命俳句：

　　霜夜时，横下铁心，出门去。尘世间，妻儿固可恋；壮士豪杰，岂可苟且偷生。

　　从这首诗中，看不出武藤章对发动战争的反思悔过，反而是一副誓死不屈、死不悔改的模样。

　　12月23日零点，武藤章被送上绞刑架，在绞架前他仍然和另外三人大喊：“天皇陛下万万岁！“

　　零点10分，这个顽固的法西斯侵略战犯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

小矶国昭

策划阴谋活动挑起侵华战争

　　小矶国昭，1880年3月生于日本山形县宇都宫市。先后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参加过争夺中国权益的日俄战争。先后出任关东都督府参谋、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海参崴及伯力特务机关长、步兵第五十一联队联队长、参谋本部课长、航空本部总务部长、陆军省整备局长、军务局长、陆军省次官、关东军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等职。

　　从军队退役后先后任平沼内阁拓务大臣、米内内阁拓务大臣、朝鲜总督，1944年7月出任内阁总理大臣。

　　他的升迁经历与他参加侵略战争经历密切相关。早在关东都督府任职期间，小矶国昭就提出了加强日本对中国东北统治的重要建议，受到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后主持“东方会议”，提出首先占领中国东北、继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政策）的赏识。

　　华盛顿裁军会议召开后，小矶国昭主张以强硬方式对外扩张。1931年，时任军务局长的小矶国昭参与了法西斯军人政变阴谋活动，企图建立军部独裁政权，为发动侵华战争进行准备。虽然这次政变没有成功，但日本法西斯势力急剧膨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小矶国昭就在陆军会议上挑动说：“将校们对于‘满洲’的排日、侮日活动和侵犯日本帝国既得权益的情况甚感愤慨，已陷入无法抑制的状态。关东军此次的果敢行动，完全是合理和正当的行动。应当全面地支持关东军的这次行动，为彻底解决‘满洲’问题而向前果敢地迈进！”

　　在小矶国昭的怂恿下，会议决定立即派兵增援关东军。“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预谋引发的，战后已经由关东军当事人招认，小矶国昭说的完全是一派谎言，目的就是为了挑起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他的阴谋得逞了。

　　1931年9月21日，日本驻朝鲜军越境侵入中国东北后，小矶国昭要求日本首相承认“既成事实”，予以“事后追认”。9月23日，日本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军务局局长小矶、荒木贞夫本部长四人会谈，决定了关东军的军事占领范围，即包括热河在内的整个中国东北。关东军秉承其旨意在进入10月份后，攻势更加猛烈。

　　12月，小矶国昭升任陆军省次官。但他是属于宇垣一成、南次郎这一派的人，受到时任陆军大臣的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的排挤。后被调出陆军省到关东军任参谋长，辅佐武藤信义，他和副总参谋长冈村宁次一起替武藤出谋划策，制定了以突出军事讨伐和占领的政策，以图尽快在东北各地建立殖民统治秩序。

　　1932年，小矶国昭以陆军次官身份出任关东军参谋长。他到任后立即制订了一系列对东北进行全面殖民统治的措施，并且以抗日义勇军为主要目标，制订了“讨伐”计划。

　　其后，关东军在东北各地疯狂镇压中国抗日武装，残酷屠杀东北各族人民，并从东北掠夺了大量财产和物资，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33年1月，在小矶国昭等人的策划下，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占领热河后，小矶国昭又命令关东军向长城一线进攻。

　　5月，关东军越过长城侵入怀柔、密云、平谷等地。小矶国昭主张继续进攻，一举占领北平和天津。最后，因国民政府与关东军签订《塘沽协定》，实质上迫使中国政府承认了以长城与伪满洲国划界，关东军停止了进攻。但日军势力从此向华北渗透，这就为以后在平津地区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准备了条件。

　　小矶国昭还积极执行日本政府的移民政策。1932年10月，首批在乡军人500余名开赴佳木斯，成为日本武装移民的开端。小矶国昭还把日本的法西斯组织“正义团”引进中国东北，充当迫害中国人民的工具和帮凶。

　　1934年，小矶国昭出任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1935年晋升为大将，出任朝鲜军司令官，被称为“朝鲜之虎”。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小矶国昭积极支持日本进行全面的侵华战争。11月1日晋升陆军大将。

沦为巢鸭罪犯接受军事审判

　　1938年，小矶国昭退役，先后任平沼内阁和米内内阁的拓务大臣。1942年出任朝鲜总督。小矶国昭长期在朝鲜推行奴化教育，宣传朝鲜人与日本人同根同族，愚弄朝鲜民众，血腥镇压朝鲜人民的抗日活动。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下台，小矶国昭组阁出任首相。

　　这时，日本在战争中已经处于劣势，但是担任首相的小矶国昭不甘心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认为“还不能断定最后一战无获胜的希望”，继续推行战争政策。

　　战局的发展并未如其所愿，战争几乎消耗了日本所有国力，不仅生产武器的物质资源枯竭，而且兵源也已耗尽。日本已经没有任何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小矶国昭幻想日军打一次胜仗后，“抓住时机进行和平停战谈判”。

　　为了挽救战局，小矶国昭还着意加强内阁与统帅部的联系，设置了以首相、陆首、海相、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外相等组成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代替原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目的是为了使内阁与军部协调，以利对战争的指导。

　　在天皇亲自参加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小矶国昭内阁提出指导战争的基本方针是：

　　彻底集结现有战力和国力以击败敌人；完成战争；实施彻底的对外政策，促使世界战局的好转。

　　在此战争方针指导下，小矶国昭寄希望于在菲律宾发起的代号为“天王山”的决战。然而，由于日军在菲律宾海战和台湾海域空战中不断遭到打击，“天王山”决战并未实现。

　　军事上的失败促使小矶国昭开始考虑用外交方式收拾战争残局。

　　1945年2月，小矶国昭征求了外相重光葵的意见，并与陆、海两相协商后，决定召汪伪政府的缪斌到东京，企图通过缪斌与重庆国民政府取得联系，继而由重庆国民政府和苏联调解，结束战争。

　　3月，小矶国昭在东京会见了缪斌，但这项工作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4月，苏联通知日本，不延长《苏日中立条约》。军事上的失败与外交上的受挫，迫使小矶国昭内阁下台。这时，离日本的彻底失败已经为期不远了。

　　战后，小矶国昭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1950年11月3日，这个因侵略战争而升迁的日本陆军大将和前内阁首相，因病死于日本东京巢鸭监狱。

冢田攻

参与侵华战争屠杀中国人民

　　冢田攻，日本茨城县人，1886年7月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九期步科及陆军大学毕业，曾任日军参谋本部科员、欧美科长，陆军大学研究部主事兼兵学教官，驻德国大使馆武官等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学德国，执贽鲁登道夫之门，曾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原因，“主由国防上政府不肯依照军部之要求与以充分之满足，故卒为敌所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事预算无限膨胀，实为此种思想所促成，冢田攻是为之极力鼓噪者。

　　1933年8月，冢田攻出任关东军参谋长。1935年11月，升任日军参谋本部第三部少将部长。在日军参谋本部，冢田攻与山下奉文同被称为“负荷日本新陆军之双璧”。

　　1937年，与石原莞尔、町尻量基、石本寅三、田中新一、秦彦三郎等人共同反对宇垣一成执政，致宇垣内阁因此流产。

　　“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作为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副手，指挥日军第十军的杭州湾登陆，参与进攻上海和南京，是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

　　1937年10月，冢田攻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参谋长。10月23日，秘密离开日本，随第十军开赴杭州湾前线。

　　新组建的第十军及第十六师团，不仅是进攻上海的生力军，而且作为华中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未来进攻南京最重要的部队。

　　1937年9月25日，是所有南京市民、所有中国人都无法忘却的日子。自8月15日开始，日军不断袭击南京，而9月25日这一天最为血腥。据《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战斗详报》记载：

　　由崎长大尉指挥的第九次空袭部队，在‘加贺号’舰载战斗机4架以及第八战队水上侦察机6架的掩护下，于25日下午1时55分左右对南京进行了空袭，投下500公斤炸弹1枚、300公斤炸弹1枚、250公斤炸弹15枚、60公斤炸弹33枚。除了轰炸中央广播电台、财政部以外，还对其东面的军医司、船政厂附近进行了轰炸。

　　11月5日，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的军事阴谋终于实施，日军开始了对南京长达8年的残忍蹂躏。而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30万人，都是这个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攻手下的冤魂。

　　11月12日，日军占领了上海，并进一步向昆山—嘉兴一线追击。12月1日，裕仁天皇下达“攻击敌国首都南京”的“敕令”。与此同时，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立即行动，松井石根、冢田攻向全军正式颁布了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命令。

　　除第一○一师团留守上海一线外，华中方面军所辖两个军的全部兵力都投入到进攻南京的战役中去。12月13日晚22时，日上海派遣军发布日军完全占领南京的第一份战报：“我进攻南京城的军队已于今天傍晚占领了该城。”

　　南京沦陷，大屠杀由此开始。在南京城东的中山门，当时的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亲眼目睹了日军残酷屠杀中国被俘官兵的恐怖情景。

　　他在《我目睹了那次南京的悲剧》中写道：

　　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情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

　　日军第六师团的一位小队长高城守一于1937年12月14日在下关长江边看到的情景是：

　　在汀线，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下来；在岸边重叠堆积的尸体一望无际……他们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杀戮。这些死尸遭到射击后，在地上重叠在一起，并被浇上重油，点火焚烧。

　　1938年2月下旬，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攻被召回日本。因为攻陷了中国南京，并策划了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国内受到凯旋英雄般的欢迎，受到裕仁天皇的接见，并得到赏赐。冢田攻也因此由少将被晋升为中将。

晋升陆军大将殒命大别山区

　　1940年11月，冢田攻升任日军参谋本部次长。

　　1941年11月，被派往西贡，任日军南洋派遣军参谋长，成为太平洋战争元凶之一。

　　1942年6月，日美两军在太平洋上激战正酣，中途岛海战后，日军在太平洋上逐渐处于不利态势，驻南洋日军通往本土的海上、空中道路有被切断的危险。而此时在中国战场上，日军进攻重庆和西安的计划又被提起，并制订了实施作战的“第五号作战计划”。

　　日本军部有鉴于此种情势，并为加强南洋日军与南中国大陆的联系，决定将曾积极主张进攻重庆的冢田攻从南洋调到中国战场。

　　1942年7月1日，冢田攻从西贡飞汉口，接替阿南惟几中将，任驻武汉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兼华中派遣军指挥官。

　　日军第十一军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唯一的纯野战机动兵团，担负监视和进攻西安和重庆的任务，主力6个师团，共有23万人。

　　12月7日，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在南京召开侵华日军各方面军、军司令官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重新研讨在11月份被日军大本营裁示中止的“第五号作战计划”。企图将侵略的魔掌伸向中国的战略后方，彻底灭亡中国。一场密谋直插中国腹心地区重庆的重大战事即将打响。同时决定在12月底，部署对其威胁最大的华中地区的大别山游击区进行大扫荡。并决定调集主力师团，共约5万余人，委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为指挥官，兵分六路向大别山游击区同时发起进攻。

　　12月18日，冢田攻参加完会议之后，乘配属第十一军的专机回武汉。这是一架本年刚由上海飞机厂制造出厂的“七九式”飞机，机身上漆有“中支那派遣军第十一军军邮机G310九江号”，能乘坐14人，专航于上海—汉口航线。

　　当日上午10时20分，“九江号”由上海起飞，11时到达南京，12时05分，冢田攻及其军部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等随员登上飞机后，“九江号”继续往西向目的地汉口飞行，进入大别山区。

　　13时许，“九江号”飞抵安徽省太湖县和湖北省英山县之间的弥驼寺上空。此时，新桂系军队第四十八军一三八师四一二团三营九连的高射炮队正在演练，发现一架身躯庞大的日机从长江方向由东向西飞近阵地，并且高度较低，立即开炮射击。

　　“九江号”被一炮命中，顷刻间冒出滚滚浓烟，坠毁在不远处的深山里。

　　巧合的是，就在这同一天，日本陆军省刚刚颁布了晋升冢田攻为陆军大将的命令，这使得他“有幸”成为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

　　新桂系军队在搜索日军飞机坠毁现场时，搜获日军“中支那作战计划”、“中支那派遣军各部队主官姓名及部队驻地表”、航空暗号、航空乘员手册、航空搭乘券3张等物。

　　由于冢田攻身份特殊，随身所带会议文件事关日军的作战机密。事发当天，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命令华中派遣军调集了第三、第四十、第六十八、第一一六4个师团各一部，约1．7万人的兵力，于19、20日由武汉、合肥、安庆三个方向分五路出发，搜寻冢田攻的飞机，并乘机扫荡新桂系军队盘踞的大别山区，进行报复。新桂系称此次日军的进攻为“大别山战役”或“立煌战役”。

　　日军在大别山内弥驼寺附近寻到了冢田攻的飞机残骸和已被炸碎的日军尸首，冢田攻的碎尸被运至安庆装殓，后运回日本安葬。

目录

隆美尔

出版《步兵攻击》引起元首关注

指挥“魔鬼之师”横扫欧洲战场

晋升非洲军长进军北非沙漠

攻克托卜鲁克成就辉煌战绩

德·甘冈佩服地点了点头。

费尽心力布设“魔鬼的乐园”

大势已趋决然指挥军队撤退

一路败北无力组织有效防御

无视命令最终撤出的黎波里

后退千里固守马雷斯防线

曲散人终被逼服毒结束生命

希姆莱

结识冲锋队员加入纳粹组织

靠拢希特勒升任党卫队领袖

血洗冲锋队制造“长刀之夜”

效力法西斯沦为“杀人机器”

背叛第三帝国难恕滔天大罪

山本五十六

进入海军学校接受武士道熏陶

改姓名门姓氏提高自身身价

留学美国深造关注海空发展

晋升舰队司令制订罪恶计划

遭受美军阻击丧命太平洋

土肥原贤二

进入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挑起事端发动九一八事变

扶植傀儡政权建立伪满洲国

策反汪精卫设立汉奸政府

恶贯满盈命丧巢鸭绞刑架

隆美尔

出版《步兵攻击》引起元首关注

　　在德国符腾堡州斯瓦比亚的海登海姆，1891年11月15日诞生了一个后来颇受希特勒重用的人物，他就是隆美尔。

　　隆美尔小时候体弱多病，很少参加孩子们的游戏，对竞技、体育等更不感兴趣。直至10岁时他的性格才有所改变，打网球、骑自行车、滑冰等都成了他喜爱的运动项目。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具备了斯瓦比亚人常有的一些特征——强壮、自信、倔强、节俭和实用主义。

　　1898年，隆美尔开始从私人教师那里学习必要的知识，以便能进入他父亲任校长的中学读书。

　　1900年隆美尔考进了一所拉丁学校并在那里就读了五年。

　　1908年秋，他开始在格蒙登皇家现代中学五年级读书，一年后升上六年级。这成了隆美尔从军前的最高学历。日后当隆美尔跻身将军、元帅之列时，与一些有着显赫家世受过良好教育的同行相比，便难免自惭形秽，不过这更使他发愤努力。

　　青少年时代的隆美尔并没想做一名军人。他的第一志向是当一位工程师，因为他喜欢机械学。

　　14岁时，他和一位朋友在阿伦的田野里制作了一架完整的盒式滑翔机，而且居然使它飞出了一段距离。当时莱特兄弟刚刚发明飞机不久，还是个少年的隆美尔能制作出一架滑翔机也算是了不起了。

　　正基于此，隆美尔经常向人夸耀他的这项发明。他的遗物中还保留着一张很小的这架滑翔机的照片。可见，隆美尔最初的志向与他后来的辉煌业绩几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尽管少年的隆美尔就有了令人可喜的小发明，但老隆美尔还是希望儿子能去从军。从当时的大背景看，德国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德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大力扩充军备。军队在社会中占有优越地位，军人们享有种种特权。参军对隆美尔的前程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1910年，隆美尔加入第一二四伍尔登堡步兵团，三个月后被提升为下士，六个月后成了一名军士，1911年3月又被送到但泽皇家军官候补生学校。按照德国军制，军官主要是通过专门的军事院校来培养。

　　军事院校根据自愿原则接纳主要是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青年人并加以训练。由于军队中的军官几乎总是配备不齐，加之不断扩军使军官缺额更多，军事院校就接纳了一定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僧侣、官吏、知识分子出身的人。

　　隆美尔就是这样成为一名军官候补生的，这对他来说是很幸运的。那时德国共有8所陆军幼年预备学校和11所军事学校。

　　隆美尔在军官候补生学校期间对军事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到了完成军事课目上，射击、操练、击剑和骑马等训练项目都一丝不苟地完成。

　　仅仅过了两年时间，在1912年1月，隆美尔就被授予中尉军衔，随后回到第一二四步兵团。在之后的两年里，隆美尔一直在那里训练新兵。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单兵训练和分队训练。

　　此外，还要向士兵们灌输由普鲁士创建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即将成为一个“世界帝国”的思想，帝国的社会制度、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都是完美无缺的，军人的职责就是不惜一切捍卫现存的一切。隆美尔虔诚地信仰着这一切，而后义无反顾地向他的那些新兵们灌输着。

　　1914年3月1日，隆美尔被派到离家乡不远的乌尔姆第四十九野战炮团的一个炮兵连服役。德军统帅部十分重视炮兵建设，德军每个步兵师都有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营，每个军有一个150毫米榴弹炮营。集团军则配备了独立炮兵营，但德军的炮兵训练水平却不是第一流的。尽管如此，在炮兵中的经历使隆美尔有机会掌握了这一技术兵种的专门知识，为他将来很快胜任合成军队指挥官提供了便利条件。

　　1914年8月1日，德皇威廉二世宣布全国总动员，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比利时的一个村庄里，隆美尔参加了他平生第一次战斗。

　　他一连24小时都在巡逻，几乎没有合眼睡上一觉，他已精疲力竭，饥肠辘辘。这时一队20人的法国兵向他们发起了进攻并占领了村庄。隆美尔与一个排中的另三个人立即发起反击。

　　他大叫一声向法军冲去并率先开了火，几名法军应声倒地，残存者立刻卧倒以猛烈的火力还击。隆美尔被打得抬不起头来，被迫退了下去。

　　待全连到达后，隆美尔再次发起反击，终于击退了法军，占领了村庄并抓了很多俘虏。隆美尔取得了第一次战斗的胜利，并因此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

　　这次战斗规模很小，谈不上什么重要意义，但却显示出隆美尔的战斗风格。在他以后的戎马生涯中，只要有机会，不论作战规模的大小，他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法。

　　隆美尔所在团随大军穿过比利时后，继续向巴黎迂回前进。

　　1914年9月5日至12日马恩河战役后，西线转入阵地战。隆美尔所在的团在阿贡纳斯森林一带作战。

　　1915年1月29日，在德军发起的一次攻势中，隆美尔带着他的士兵爬过100码带刺的铁丝网，突然闯入了法军的主阵地，占领了四个地堡，但后继部队没有增援上来。这时法军以一个营的兵力发起了反攻，并夺回了其中一个地堡。隆美尔凭借其余三个地堡击退了这次反攻，并在法军即将发起一次新的进攻之前，带领士兵顺利地撤出阵地，仅仅损失12人。这一行动使他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授予一名年轻中尉如此高的荣誉，这在全团还是第一次。

　　1915年9月，隆美尔晋升为上尉，在随后的突破科罗弗拉防线、攻克蒙特山、占领隆格诺恩等作战中，隆美尔表现非凡，终于获得渴望已久的由德皇威廉二世授予的功勋奖章。

　　在长达四年的残酷厮杀中，隆美尔先后三次负伤，但显露了自己的战术风格：先发制人并不惜冒一切风险，千方百计渗透到敌防线后方动摇其决心，巧妙地发挥火力优势并尽量夺取敌人的弹药。他悍勇倔强、狡诈多谋、拼命追逐荣誉，在战火中显露出了锋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嘲弄为“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的德国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不准建立空军和制造潜艇，只准保留为数很少的轻型军舰和一支10万人的国土防卫部队。

　　在随后进行的裁军中，隆美尔因其在战时的突出表现总算保住了饭碗，有幸成为4000名军官中的一员。

　　1918年12月21日，隆美尔又回到步兵团任连指挥官；1920年10月1日，他调到驻守斯图亚特的第十三步兵团任连长，一干就是九年。

　　1933年10月，隆美尔被提升为德国中部哈兹山区十七步兵团第三营指挥官。

　　1935年，隆美尔被派往波茨坦，就任新的波茨坦陆军学院教官。波茨坦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摇篮，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遗体就埋葬在这里。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更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圣地，霍亨佐伦王朝的历代先王都曾在这里做过礼拜。

　　希特勒上台后于1933年3月21日也在这里举行了他不久就要解散的新国会的开幕式。

　　那一天，参加过俾斯麦统一战争的老军人被找来了，旧的火炮和军旗被摆设好，总统兴登堡身穿老式陆军元帅服，冯·马肯森陆军元帅也身穿威武的制服出席了那天的开幕式。

　　波茨坦总能勾起昔日德国人心目中辉煌的回忆，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更成了希特勒及其党徒煽动民族复仇主义的一面旗帜。隆美尔对到这里任教无疑是兴奋不已的。军事学院的陆军元帅大厅悬挂着44名普鲁士——德国陆军元帅的油画肖像。隆美尔站在讲堂上显得意气风发。

　　隆美尔在为高年级授课期间，整理了他的讲课记录，然后又戏剧性地把它们用现在时态写成一部井井有条而又颇为生动的书。

　　1937年年初，这本书以《步兵攻击》为题问世。该书共分六章，完整记述了隆美尔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经历。

　　书中贯穿了德国军事理论的进攻精神，提出“进攻，进攻，进攻！”强调了发挥火力的重要性，“数量居于劣势之军，可以采取更多地使用自动武器或者更加迅速地发挥火力的方式压倒数量居优势之敌”。隆美尔在书中还提出要实施欺骗、恫吓等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隆美尔在法国和北非所运用的战术实际上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用战术的丰富和发展。

　　这本以实践经验为主要内容的书成了畅销书，至1944年10月，至少重印18次。美军于1943年将该书译成英文，乔治·巴顿将军不止一次地阅读过此书，并能背诵许多重要章节和段落。隆美尔当时赚了一大笔稿酬，一下子富裕了起来，并因此名闻遐迩，被无数德国青年崇拜。

　　隆美尔任教于波茨坦陆军学院期间，正值德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动时期。希特勒正马不停蹄地进行着扩军备战。不过隆美尔在1936年9月被任命为希特勒的警卫部队的指挥官之前，与这个影响他终生的法西斯分子并没有过多的接触。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34年。

　　那一年的9月30日，希特勒到戈斯拉访问时顺便视察了隆美尔所在的营。希特勒在视察该营仪仗队时，隆美尔跟在旁边，戴着一顶看上去尖得像煤斗式的钢盔，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马靴。

　　就在这次对双方来说都不过是例行公事的行动中，戈培尔首先发现了隆美尔这个“人才”。

　　事情是这样的。在希特勒访问戈斯拉时，隆美尔奉命担任警卫工作。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坚持要在第三营部队前面派上一些党卫队队员，被隆美尔婉言拒绝。后来是戈培尔说服希姆莱让步的。因为那年6月30日的“罗姆事件”刚过去不久。

　　罗姆是希特勒赖以起家的纳粹分子武装“冲锋队”的头目。他在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后叫嚣要进行“第二次革命”，要以“冲锋队”取代陆军，陆军和“冲锋队”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最后希特勒为了维护与军队的关系，不得不在那个月的“长刀之夜”干掉了罗姆及其追随者。现在希姆莱要让党卫队的队员们排在第三营士兵的前面，显然是对军队不信任的表现。隆美尔以自己的忠诚和信誉维护了军队的荣誉。

　　戈培尔正要找一些典型的军官加以宣传，以提高军队的地位，这关系着希特勒帝国的安危和未来发动侵略战争的成败。

　　佩戴少校军衔和耀眼的功勋奖章的隆美尔仪态庄重、素质良好，片刻之间成了戈培尔心目中的典型。从此隆美尔和戈培尔结下了不解之缘。隆美尔后来荣任希特勒警卫部队指挥官也多亏了戈培尔的栽培。

　　隆美尔真正引起希特勒的注意是在担任新职后不久，那次他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位不讲情面、忠于职守的军官。

　　有一天，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集会，隆美尔担负着比一般安全警卫更大的责任。集会期间，希特勒决定乘汽车兜兜风，并指示已晋升上校的隆美尔，他的车后最多只许跟六辆车。

　　到指定的时间，希特勒公寓的路边挤满了部长、将军、省长和他们的小汽车。隆美尔让前面的六辆车通过后，便亲自站在路当中命令其他车辆停止前进。

　　那些要员们气得大声诅咒：“真是无法无天！上校，我们要把这事报告给元首。”

　　隆美尔毫不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已用坦克堵住了前面的道路。”

　　当天晚上，希特勒派人把隆美尔叫去，当面赞扬他执行命令果断坚决。

　　1937年年初，隆美尔的《步兵攻击》出版后，希特勒读了这本书，并把它当做一部有关步兵教程的最好的书。于是，隆美尔开始受到了重用。

　　1937年2月，隆美尔被任命为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冯·席腊赫的作战部特别联络官。希特勒青年团是纳粹党的外围组织和准军事部队，任命隆美尔担任该职是想使他加强与纳粹党的联系。

　　希特勒是出身贫贱的流浪汉，对军队的贵族化倾向很不满意，他需要拉拢一些像隆美尔这样出身平民的年轻军官，以加强纳粹党和军队的关系。但隆美尔在这个岗位上干得并不顺心。仪表堂堂的席腊赫是个十足的纳粹党。因倾心于希特勒，席腊赫加入纳粹党，并于1933年6月被任命为545万德国青年团的领袖。30岁的席腊赫看上去仍像个稚气未脱的美国大学生，而隆美尔却是个地道的普鲁士军人。两人的气质相差甚远，在相处的日子里关系越来越糟。希特勒青年团直接向希特勒本人负责，向青年们传授体育、文化和纳粹哲学方面的知识。作战部还决定青年们必须接受半军事化训练。

　　隆美尔出于职业本能，上任之初就提出让德国军队里的未婚中尉担任培训希特勒青年团的工作，席腊赫对此不置可否。隆美尔还宣传开展初级军事教育，他在加强希特勒青年团的军事化方面做过了头，连席腊赫本人也觉得未免太过分。但隆美尔依然我行我素。

　　两人关系越来越僵，一次在戏院举行庆祝晚会时，席腊赫坐在第一排，而把隆美尔安排在第二排。

　　隆美尔直截了当地移到第一排一个空位上坐下，并大声宣告：“我代表着德国军队，在这个国家里，军队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期间，希特勒加紧了侵略扩张的准备工作。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向纳粹德国的党、政、军要员们宣布了他未来的侵略扩张计划。1938年2月，取消国防部，设立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希特勒成了当然的最高统帅。3月，德国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9月，德国又在慕尼黑会议上迫使英、法等国把捷克斯洛伐克有争议的边界领土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希特勒决定要到那几个古老的德国城市去游览一番，遂提拔隆美尔为元首大本营的临时司令官。至1939年8月，隆美尔作为“元首大本营”的指挥官正式向希特勒报到，并被提升为少将。

　　总之，隆美尔几次服务于希特勒身边，密切了与希特勒的关系。他给这位独裁者留下了精明强干、恪守职责的良好印象，从而为自己搭好了日后晋升的阶梯。

　　同时，隆美尔还大大开阔了军事视野，耳闻目睹了新式武器的运用在作战样式上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指挥“魔鬼之师”横扫欧洲战场

　　德国攻打法国这个宿敌，是在“闪击”波兰取得重大胜利之后。

　　隆美尔作为一个传统的步兵军官，在陪伴希特勒巡视波兰战场期间，“对装甲部队在这次大战中的作用和战绩，羡慕不已”。

　　陪同希特勒从波兰返回德国后，隆美尔利用经常能见到元首的特殊条件，开始伸手向希特勒要官了，他要求能去指挥一个装甲师。然而，当他的这个要求拿到陆军总部讨论时，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没有同意。

　　勃劳希契认为可以让隆美尔去指挥一个师，但这个师仅应限于步兵师，因为他是纯粹的步兵出身。要知道当时德军远没有全部机械化，为数不多的装甲师被陆军总部视为心肝宝贝，他们怎么能让从来没有在装甲部队干过的隆美尔去指挥这个技术复杂的兵种呢？

　　最后，还是在希特勒亲自出面干预下，陆军总部终于同意任命隆美尔为德军第七装甲师师长，并在进攻法国的战役打响之前发布了这项任命。

　　尽管如此，陆军总部还是舍不得把最好的装甲师交给这位从未与坦克打过交道的将军。第七装甲师原为第二轻型装甲师，是由骑兵部队改编的。

　　在德军入侵波兰的战争中，第二轻型装甲师只装备有90辆轻型坦克，而且多是德国吞并捷克时从捷军那里掠夺来的旧货，其战斗力远低于德军中建立较早的六个标装的装甲师。

　　波兰战争结束后，第二轻型装甲师改编为第七装甲师，改编后虽使坦克数量增加到两百余辆，但仍有近一半是捷克制造的轻型坦克，而且，“师里的士兵大部分来自图林根，那是德国的一个很少造就出有前途的军人的州”。

　　隆美尔到任后干劲儿十足，他心里憋着一口气，“要使这个最差劲的装甲师变个样子，让陆军总部的那些显贵们瞧一瞧我的本事”。他一上任，就首先抓纪律和整顿作风。

　　为了整肃军纪和杀鸡儆猴，他撤销了一个只顾养尊处优的营长的职务，并让这位军官在90分钟之内离开军营。每天早晨6时，他还带头出操跑步，进行严格的体能训练。

　　经过一番磨炼，“这群图林根的小伙子，多数人改变了松松垮垮、吊儿郎当的习气，懂得严谨和认真了”。

　　其次，他狠抓坦克兵的战术训练。虽然古德里安早在1929年就提出了利用坦克进行突破的思想，德军组建专门的装甲师也已有五年的历史，但却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坦克兵战术训练教材。隆美尔一边用古德里安的一些现成的理论指导训练和演习，一边摸索新的东西。

　　至1940年5月对法国进攻开始时，在就任装甲师师长仅三个多月的时间内，聪明和领悟能力极强的隆美尔，不仅在坦克作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已成为内行，而且发展了某些独特的作战艺术。如把坦克部队编成各种大小队形，用快速的、熟练的无线电指挥和重炮轰击的形式实施野战等。

　　德军陆军总部这时才认识到隆美尔非等闲之辈，并钦佩他们的元首“慧眼”识人的本领。

　　1940年5月10日，德军发起了自大战爆发以来对西欧国家的首次大规模的进攻。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天刚破晓，盟军的官兵还在酣睡中，成群的德军轰炸机便呼啸而过，对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机场、铁路枢纽、重兵集结地区和城市进行疯狂的轰炸。

　　同时在从北海到马其诺防线之间的300多千米战线上，德军地面部队突破三个中立小国荷、比、卢的边境，粗暴地违反了德国人曾经庄严地一再作出的保证。

　　与德军对峙的法、英、荷、比等国的军队共有135个师，有着绵亘的防御工事，坦克的数量也足以与德军匹敌，可是他们并没有像德军一样把坦克集中起来，更没有料到德军竟会集中装甲部队从阿登森林突破，因此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德军装甲部队迅速突破阿登地区。

　　5月14日，德军抢渡马斯河。

　　5月15日，德军深入法国境内后兵分两路：一路朝巴黎方向逼进，一路沿宽阔平坦的公路向英吉利海峡推进。

　　5月19日，德军攻克了康布雷。

　　6月5日，德军沿索姆河和埃纳河一线向法国首都巴黎发动进攻，开始了“法兰西战役”的第二阶段。

　　6月7日，德军突破法军索姆河防线。接着，隆美尔又率领部队绕过前进道路上的设防据点，一鼓作气渡过塞纳河，急转西进，直抵第厄普海岸。此举切断了法国第十集团军左翼五个师的退路，迫使数万名法军官兵向第七装甲师投降。

　　6月18日，隆美尔的部队又拿下瑟堡，至此结束了他横扫法国和西欧的主要战斗。

　　在战斗过程中，隆美尔乘坐的装甲指挥车总是出现在最靠近前线的地方。他不是靠地图和远距离遥控来指挥作战，而总是坚持在前线指挥。他还经常率领十几辆坦克和部分摩托化步兵在前面为部队开路。

　　在突破法军防线后，隆美尔心中只有“攻击”二字，从不把注意力放在估计对方重新集结、进行反击、威胁翼侧和后方上，进而使他的第七装甲师总是突出在整个战线之前。

　　在法国作战期间，隆美尔的“魔鬼之师”共俘敌97648人，缴获炮29门，坦克和装甲输送车458辆，其他车辆3500辆。而他的师仅阵亡682人，伤1646人，失踪296人，损失坦克42辆。

　　法兰西之战后，英伦三岛已成孤悬海上的一叶方舟，飘飘摇摇，素有“雄狮”之称的首相丘吉尔艰难地领导英国军民在苦苦支撑局面。

　　但希特勒没有一支可以与英国海军决一雌雄的强大舰队，其空军在与英国皇家空军进行的英伦空战中也没有捞到什么便宜，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不得不一拖再拖。

　　希特勒也像拿破仑一样望洋兴叹起来。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隆美尔没有打什么仗，比起那刀光剑影的战场来，现在恬静多了。

　　不过，在对法之战后的论功行赏中，一大批将领晋升了军衔，隆美尔却没有晋升中将，也未得到梦寐以求的栎树叶勋章，显得有些沮丧。直至1941年年初，他才被晋升为中将。

　　当然，隆美尔在战斗期间的表现也并非是无懈可击的。他的直接上级——装甲集团军司令霍特将军在一份秘密的作战总结报告中认为：隆美尔身为一师之长，在战斗中太容易凭一时的冲动行事。另外，他的指挥经验尤其是对后勤补给的组织指挥经验仍显不足，并且对别人在他所赢得的胜利里作出的贡献没有谦逊的认识。

　　后来，当隆美尔邀请第四集团军指挥官为自己所写的一本有关法国之战的手稿撰写序言时，他的这位老上司委婉地对隆美尔指出：

　　书稿中没有充分反映出空军对第七装甲师的支援作用，对该师左邻右舍的战绩也没有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言外之意，就是责怪他太贪功了。

　　虽然在德军中科班出身的装甲部队指挥官们看来，隆美尔的指挥艺术未免有些不合常规，但是他在战场上的行动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出色的装甲师师长。

　　他亲临前线，冲锋在前，而不是置身于战场之外；他的作战计划简明扼要，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使下级指挥官能见机行事；他充分利用装甲车辆良好的机动能力形成进攻的突然性，多次挫败敌方的抵抗。

　　隆美尔一身兼备“虎”威与“狐”气。当他率领装甲师冲锋陷阵时，他就像一只下山猛虎；而当他施展种种诡计攫取胜利时，又成了一只十足狡猾的狐狸。

　　正像纳粹宣传家们吹捧的那样：

　　隆美尔的魔语是速度，灵活机敏是他的资本。

　　在此期间，隆美尔的工作一方面是组织部队进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是协助纳粹的宣传部门拍摄一部反映德军在法国取得辉煌胜利的影片《西线的胜利》。

　　隆美尔这时很注意宣传自己，也乐得能跟戈培尔的人拉上关系。为此，他一遍遍地指挥士兵们演示作战时的情景，让摄影师精心拍摄，因为他知道这部影片放映后，隆美尔的名字将在德国家喻户晓。

　　空余时间里，他还将第七装甲师的战时日志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并把它呈给希特勒。

　　希特勒阅后大加赞赏，于1940年12月20日给他写亲笔信说：

　　你应该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对此，隆美尔曾兴奋地告诉妻子露西：

　　元首在日理万机的操劳中，还能抽空阅读我写的有关装甲师的历史，并且还给我回了信，这使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其实希特勒之所以能在众多的法西斯将领中如此破格地优待他，是打算让他去担负一项更艰巨的使命。军人的本能也使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果然，1941年2月15日，在隆美尔从部队回到维也纳新城的家中准备度假的当天晚上，“元首大本营”的一名军官带着一份要他立刻与陆军总司令和希特勒会见的通知找上门来。当夜，他便跟着那位军官动身前往柏林。

　　次日，他见到了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希特勒，他们告诉他：他已被任命为德国“非洲军”军长，任务是赴北非与意大利人共同对英军作战。

　　原来，在德国征服西欧的同时，意大利法西斯也加紧了对北非和地中海地区的侵略扩张。地中海为欧、亚、非三大洲所环抱，是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西经直布罗陀海峡通往大西洋，东北以达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相连，东南经苏伊士运河、红海通往印度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自中世纪以来，谁能全部或大部控制住地中海，谁就可以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其中，属于地中海文明一部分的北非地区，由于地处大西洋、地中海和红海之间，更是兵家历来争夺的战略要地。

　　特别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列强在北非的争夺愈加激烈。至20世纪初，法国占领了北非西部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控制了北非东部的埃及和苏丹，意大利抢占了中部的利比亚。

　　希特勒德国征服法国后，贝当政府虽保留了在北非名义上的利益，但实力已大不如前了。英国正面临德国入侵的威胁，更难以顾及北非。

　　所以，法国战争结束不久，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便派遣50万大军于1940年9月入侵埃及。

　　希特勒原本并不希望墨索里尼到北非地区去大动干戈，特别是自1940年夏末起，在眼看入侵英国无望的情况下，他已将登陆准备作为恫吓英国的手段和着手实施入侵苏联的掩护，妄想在打败苏联夺得“生存空间”后再图谋其他。

　　希特勒虽然不赞同墨索里尼的行动，但在意军入侵北非时曾主动提出派一个装甲师以示支援，然而却被担心“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墨索里尼婉言谢绝了。

　　墨索里尼原以为他的50万大军会很快旗开得胜，将英军彻底赶出北非，从而再现昔日古罗马帝国的辉煌。

　　岂料，开战不久英军便顶住了意军的进攻，并于1940年年底转守为攻。至翌年2月初，英军相继收复和占领了地中海及红海沿岸的巴尔迪亚、托卜鲁克、班加西等地，歼灭了意军九个师，仅俘虏就抓到了13万余人。

　　墨索里尼这时只好求助于希特勒。

　　希特勒认为：虽然对德国来说，丢掉北非并不影响他将要发动的侵苏战争，但这会对意大利人产生强烈的精神震撼，使他们因担心英国以北非为基地来对自己的国土进行轰炸而退出“轴心国”联盟，那样就将大大损害德国的战略利益。

　　于是，希特勒决定组织一个以两个德国装甲师为主力的“非洲军”前往北非，并挑选隆美尔为指挥官，全面负责这次远征。

　　希特勒挑选隆美尔为“非洲军”最高长官，给隆美尔搭就了一个充分显示自己才干的舞台。

晋升非洲军长进军北非沙漠

　　为了尽快挽救意大利人的败局，1941年2月，希特勒将隆美尔调往北非前线，这是希特勒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其主要目的是站稳地中海，谋求在印度洋海岸与日本人携手会师。

　　2月12日，隆美尔飞抵利比亚的黎波里城。那时，格拉齐亚尼领导的意军连吃败仗。墨索里尼非常生气，就撤销了他的职务，并任命加里波第上将担任北非意军总司令。

　　加里波第上将匆匆地接任了这一职务，他来到北非后，发现情况非常严峻，此时的意大利军队军心涣散，毫无斗志，可以说几乎溃不成军。

　　士兵们不顾命令，丢弃了手中的军械和弹药，拼命地爬上各种车辆，不顾一切地向西逃窜。有时他们为了争夺车辆，竟互相开枪射击。许多军官都已捆好了行李，一旦船只来到，就准备打道回府。的黎波里失守已在所难免，加里波第曾几次下令组织反击，但均未成功。

　　“真是兵败如山倒，不堪一击的意大利人。”加里波第嘟囔道。这时联络官梅蒂尼少校进来报告说：“将军阁下，刚才德国驻意军北非总部联络官梅根中尉打来电话，说德国的一位叫隆美尔的将军来到了北非，协助我们指挥作战。联络官还说，他们马上就来司令部拜访阁下。”“你说那位将军叫隆美尔？”“是的，埃尔温·隆美尔，统率‘魔鬼之师’，在法国所向披靡的埃尔温·隆美尔将军。”

　　加里波第眼睛一亮说：“这太好了，他们来得正是时候，赶快叫大家做好欢迎准备。”

　　但是，他心中仍有一丝不快，派德国将军来北非协助作战是一件大事，意军统帅部竟然事先不打招呼，全然不把他这位意军北非最高军事指挥官放在眼里。

　　半小时后，一辆吉普车疾驶而来，“嘎”的一声，在司令部大门前停了下来。

　　从车上下来了一位年近50岁、体格壮实的军人，他有着宽阔匀称的额头、挺直的鼻梁、突起的颧骨，小巧的嘴巴上有两片绷紧的嘴唇和一副带有轻蔑意味的下颚，从鼻孔到嘴角有几根严厉的线条，那双碧蓝的眼睛里含有一种敏锐而狡诈的东西。这就是带有传奇色彩的隆美尔。

　　“隆美尔将军，欢迎您，”加里波第迎了上去，“感谢您不辞辛苦前来相助。”

　　“我们两国是盟友，相互帮助是应该的。”

　　“将军阁下，贵军什么时候能够到达？”

　　加里波第急切地问道。“一个月后。”“一个月后？等到你们德军来了，我们早就被赶出非洲了。”加里波第暗自想道，脸上现出了失望的神色。

　　隆美尔好像明白了加里波第的心思，又接着说道：“不过先头部队两个营后天就可抵达。另外，德国空军第十大队也将全力以赴，密切配合。目前，意军状态如何？”

　　加里波第回答说：“阁下，意军已丧失了战斗意志，人人厌战。的黎波里的一些军官已经把行李都收拾好了，至于士兵，有的已经擅自撤离了。”“你必须下令意军停止撤退，就地构筑防御阵地，违者军法处置。”“阁下，此地无险可守，只能作为暂时防守。您亲自去考察一下地形吧！”加里波第有些不悦地说。隆美尔瞪着加里波第，不客气地说：“我自然会去看地形的，但我告诉你，一旦你们再往后撤，我们就不管了。”下午，隆美尔乘一架轰炸机对的黎波里周围的地形进行了现场侦察。从机舱里，隆美尔发现港口的东边有一条由沙子构成的高坎地带。他顿时有了主意：就在这里，利用这一天然屏障来阻截英军车辆。回到的黎波里后，他给德国拍了一份电报：

　　与加里波第和诺塔亚将军的第一次会谈圆满结束。我们的建议已付诸行动。我们将在锡尔特进行战斗，我已乘机至该地区勘察过地形。

　　电报拍出后，隆美尔回到了他下榻的阳光宾馆，衣服也没脱就倒在了床上。北非沙漠是一个不同于欧洲战场的全新环境。隆美尔在这里开始了他长达两年之久的新战役。这里的夏季，正午的太阳使气温上升到摄氏四五十度，夜晚的气温又骤降至零度。最危险的是突然刮来的沙漠风暴。开始时只是一小点古怪的旋风在沙包之间旋转，转瞬就会变成时速达130千米的狂飓，搅起层层滚烫细小的沙粒铺天盖地。

　　不过，这里平坦的地面倒是机械化战争的理想战场，可以任坦克和装甲履带车辆奔驰逞威。而且，这里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战区，虽然原则上隆美尔要受意大利北非战区总司令的控制，但实际上意大利人根本指挥不动他。隆美尔直接听命于柏林。

　　而希特勒这时的主要力量和兴趣已集中在征服苏联的计划上，很长一段时间让隆美尔见机行事，因此隆美尔可以率领他的兵力不多的“非洲军”独立作战，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所以，正是在北非广阔的战场上，隆美尔达到了他军事生涯的顶点。

　　两天后，一艘运兵船满载着隆美尔的先头部队徐徐地驶入了的黎波里港。隆美尔的士兵整齐地排列在甲板上，望着闪光的白色建筑物、掌状植物和宽阔的林荫道，士兵们心中充满了喜悦，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神秘的非洲。

　　当然，他们当中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待多久。

　　两年后，当撤离非洲时，他们当中又会有多少人能完整地离开呢？

　　命运不能选择，危险和灾难不可预测。

　　第二天早上11时，在政府议会大楼前举行了军事检阅，一队队德国士兵身着新式热带军服，头戴钢盔，在灼热的阳光下雄赳赳地走过阅兵台。这是一支专业化的精锐部队。

　　隆美尔向士兵致敬，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我们将向尼罗河推进，一旦局势出现合适的转机，就把这一地区重新夺过来。

　　乐队奏起了德国和意大利国歌，随后，轰隆的坦克声震动了整个利比亚首都，强大的坦克群，一辆接着一辆，很长时间都没有过完。这是隆美尔为迷惑英军而想出的一条诡计。为了对付英国的侦察，他命令部下用木头和纸板做了几百辆坦克，有些做得十分逼真，其余的是把原来的沃尔克卡车装饰了一番。卡车和摩托车在这些“坦克”之间绕来绕去，而真正的坦克，为了避开英机拍照，早已井井有条地转动着履带开过了沙漠。

　　隆美尔命令琼汉尼斯·施特莱彻将军指挥的第五装甲师从锡尔特出发，沿着海岸向东进行探索。一路上，竟然没有发现英军的任何踪影。3月4日，隆美尔的部队轻而易举地到达了埃尔蒙格塔。

　　隆美尔感到十分迷惑。英军在哪里呢？

　　原来，英国的第七装甲师在2月底已调回埃及去休整，接替的是新调来的、没有经验的第二装甲师一部分；第六澳大利亚师已派往希腊，而接替它的第九师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不充分；时任英军指挥官奥康纳也在休假，由一个初出茅庐的司令官代替。

　　1941年3月31日，施特莱彻攻占了布雷加港。4月2日，第五装甲师攻占了阿杰达比亚。此时，第五装甲师只有一个装甲团、两个机枪营、两个侦察营、三个炮兵连和一个高射炮营。

　　隆美尔这才意识到英国人开始了一次从昔兰尼加这个鳞茎状半岛的总撤退。阿杰达比亚是直接通向这个半岛的许多条道路的起点，要不要继续向前推进呢？

　　隆美尔轻轻地玩弄着一份电报，电报上写道：“你的行动和我的命令抵触，在你继续前进之前，务必等我到达。”这是意大利指挥官加里波第发来的。隆美尔看了一眼后，轻蔑地笑了笑。他知道统帅部也反对他向前推进。1941年3月19日，隆美尔飞回柏林，接受希特勒的栎树叶勋章时，总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曾坚决反对他向东猛冲的计划，只是要求他守住现有的防线，准备一次严格控制的有限进攻。隆美尔哪里知道，他的向前推进使几个月来纳粹为干涉巴尔干和苏联而处心积虑的秘密计划失去了平衡。4月3日晚上21时，一辆警戒森严的指挥车里，加里波第正在和隆美尔激烈的争吵。隆美尔说：“英国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让部队不受任何损失，安全撤出昔兰尼加。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向前，消灭英国人。”“隆美尔将军，守住已有防线，做有限制的进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制订的计划。你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但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补给线拉得太长，物资供应不上。”隆美尔咧着嘴笑：“阁下，用不着为我们的补给情况担心。”加里波第气得手指发抖，对这位军阶低于自己却一意孤行的德国将军毫无办法。墨索里尼曾有过训令，要求在北非的意军尽可能地配合隆美尔行动，不得有违。

　　隆美尔的副官赫尔曼·阿尔丁杰中尉送来陆军总参谋长凯特尔元帅的来电。电报是凯特尔用“艾尼格马”密码发来的。在电报中，凯特尔告知，希特勒严肃地指示，隆美尔的任务是巩固阵地并钳制英国军队，“任何必要的有限进攻均不得超过小股部队的兵力”。

　　隆美尔看完电报后，转过身，轻轻地对加里波第笑了笑：“阁下，元首已声明给我‘行动的绝对自由’，这一下，我向前进攻，你没有什么意见吧？”

　　肥胖的加里波第瞪了瞪眼，叹了口气。可惜他反应太迟钝，没有识破隆美尔的诡计。隆美尔态度坚决地下令道：“命令部队立即准备跨过昔兰尼加。”昔兰尼加是个几乎草木不生的地方，因此看不到日光阴影下的风景。杰布尔阿卡达是个荒芜的断裂山区，几道山谷把它劈开，白色或红色的沙粒常常席卷这些山谷，阻碍一切植物的生长。这里只有贫瘠的沙石和阿拉伯人的帐篷、羊群、骆驼，机械的力量在沙漠上几乎完全受限制。在托卜鲁克周围，看不到一个居民，甚至连矮小的松树也很稀少，多刺的灌木赤裸裸地挣扎着，屈服于上苍的意旨。1941年4月4日黄昏时分，只习惯在欧洲柏油路上轻松行驶的驾驶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撇开坚固的维亚比尔比西公路，向东插进了荒凉的沙漠。在此后的整整一个星期，隆美尔的小股部队艰难地跋涉在这片沙漠之中，穿行在闪烁跳跃的热浪里。最危险的敌人则是在那令人痛苦的干渴之后，突然刮来的沙漠风暴。风沙遮住了挡风玻璃，切断了人的视线。隆美尔的一个连级指挥官在日记里写道：“在风暴中看不出三码远。感谢上帝，下午风暴平息了，我们都像鼹鼠似的从自己的洞里爬出来，然后把一切东西再重新挖出来。”

　　进入沙漠后不久，道路就消失了，而意大利人提供的地图毫无用处。在指南针和星斗的指引下，施特莱彻的部队艰难地向前推进。正午，烈日当空，发动机里的油由于温度过高而变得稀薄，坦克只好暂时停止前进。

　　一架飞机几乎擦着他们的肩膀掠过，紧接着一张纸片飘到地上，上面写着：“如果你们再不立即行动，我就下来！——隆美尔”原来无线电通讯联络已经失灵，为了掌握部下的行动，隆美尔每天乘容克52式运输机或轻型飞机在沙漠上空来回巡视，督促部队加速前进。对那些迷了路的人，他一经发现，就指给他们正确的方向。他两次误入敌阵，把敌军当做自己的部队。1941年4月8日，施特莱彻的坦克攻占了梅尼奇要塞。同一天，古斯塔夫·波纳斯上校的第八机枪营攻占了德尔纳。

　　这时，波纳斯的部队已经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他报告说，他们每一挺机枪都只剩最后一条子弹带，但隆美尔却变得冷酷无情，他命令波纳斯立即继续沿公路向东挺进，目标是托卜鲁克。

　　隆美尔赢得了这次出其不意的进攻，他恐怕一直没有想到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他与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全部秘密通讯一直是用艾尼格马密码传送的。纳粹的密码专家一直认为这种密码绝对安全，敌人是无法破译的。然而，在遥远的一个英国小乡村里，英国人安装了一种更为先进的设备，它有一座房子那么大，能够将艾尼格马的秘密信号破译出来，再把它传送给与隆美尔对峙的英军指挥官。

　　但是，隆美尔多次违背用艾尼格马电码发给他的命令。4月初，英国人从破译的电文中得知，德国统帅部下达给隆美尔的命令是固守班加西，他们设想隆美尔肯定会执行这一命令。

　　因此，当隆美尔向前推进时，英军没有做任何准备，在德军的突然进攻下迅速溃败。德军迅速向前推进，直逼托卜鲁克城下。

　　德军取胜并非偶然，是因隆美尔的坚强性格和作战智慧得来的。

攻克托卜鲁克成就辉煌战绩

　　沙漠的“闪击行动”，使隆美尔赢得了“沙漠之狐”的美称，也使英国在北非战场上仅几个月的时间就损失惨重。德国“非洲军”获得了极大成功。这时，隆美尔的声誉也几乎达到顶点，广播电台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他的名字，纳粹德国将他视为“英雄”。就连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曾在英国下院发出这样的感叹：

　　一个勇敢而老练的对手在同我们作战，虽然我们双方在战争浩劫中相互攻杀，请允许我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

　　希特勒对隆美尔也表现出特别的宠爱，提议晋升隆美尔为上将。不过，希特勒的提议受到总参谋部坚决抵制，因为隆美尔在短短两年内已经由中校提升为中将。然而，随着北非形势的发展，需要在那里设立一个在建制上仅次于集团军群的装甲兵团，因此除了把隆美尔晋升为上将之外已别无选择。

　　于是，隆美尔佩上将军衔，时年只有49岁。初战大胜后，隆美尔着手准备攻打英军在昔兰尼加地区最后一处孤立的要塞——托卜鲁克港。1941年5月上旬，德意军首次向这座仅有四千多阿拉伯居民的小城发起进攻，然而拿下它并不容易。一是英军在这里防守兵力雄厚，总计有六个步兵旅、四个炮兵团、两个反坦克团以及45辆坦克和75门高射炮，共36000人。

　　二是自然环境对进攻者不利。在托卜鲁克周围几乎全是不毛之地，夜晚的温度降至零下，“然而一到白天，热空气闪烁跳跃。从早至晚，太阳炙烤着士兵们的躯体，使之失去水分，变黑蜕皮；热风使他们的嘴唇干裂，头发卷曲，眼睛布满血丝”。连隆美尔的脸也被太阳晒起了水泡。

　　当然，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攻守双方是一样的。但是，防守的一方由于有城内建筑和坚固防御工事的遮掩，境遇要比进攻的一方好得多。

　　5月，隆美尔没有打下托卜鲁克，双方在这里的战事呈现出胶着状态。不久，酷热的夏季来到了。坦克停放在沙漠上，白天烫得简直不能碰，隆美尔让摄影师拍下在坦克上煎鸡蛋的照片，借以引起德国公众的注意。因病伤官兵减员较大和补给线过长，德意军队被迫后撤。

　　隆美尔的迅速提升引起了意大利将军的不安。不知为什么，这位在2月抵达、率领一个轻装甲师来帮助他们扭转危局的将军，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了轴心国在北非的指挥官，并被授予管理这块土地的行政权力。

　　这样一来，隆美尔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之间就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敌对情绪。

　　1941年7月12日，意大利的指挥官加里波第——这个逐渐引起隆美尔喜爱的和蔼、温顺的老头，突然被墨索里尼那位风度翩翩、留着唇髯的私交埃托尔·巴斯蒂柯将军所取代。

　　有个德国人形容巴斯蒂柯，说他是个“难对付的、蛮横的独裁者”。明显地，在这个沙漠舞台上，不可能同时容纳他和隆美尔。

　　作为隆美尔的正式上司，7月底巴斯蒂柯把这个风尘仆仆、头发蓬乱的“沙漠之狐”召到他在昔兰尼加的大理石宫殿里，明确表示，他要给这只狐狸带上“口笼”。

　　“到柏林去势在必行了。”隆美尔在一封写给家里的信中怒气冲冲地说。

　　两天后，隆美尔乘坐他的“亨克尔”飞机，来到了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大本营“狼穴”。在那里，希特勒对隆美尔在萨卢姆战役中的胜利，给予了令人激动的褒奖。

　　在隆美尔动身之前，希特勒批准了他为进攻托卜鲁克将采取特殊措施而提出的全部要求——只有一个例外，不得使用德国科学家发明的一种具有巨大穿透力的空心炸药炮弹。

　　这种武器的密码代号为“红头”。虽然库存品已经送到利比亚，但由于这种武器还是一个绝密，所以希特勒不让隆美尔使用。不过希特勒命令空军在隆美尔全面进攻开始时，向托卜鲁克第一次投掷一种两吨半的新型炸弹。同时他还指示海军向地中海出动六艘潜艇和部分鱼雷艇，协助封锁托卜鲁克。

　　1941年8月6日，隆美尔在德国驻意大利武官林特伦的陪同下拜见了墨索里尼。

　　“隆美尔将军，祝贺你被提升为上将。”墨索里尼握着隆美尔的手，亲切地说。“谢谢！”隆美尔对墨索里尼行了个军礼。话题围绕着要不要从托卜鲁克撤退和放弃萨卢姆前线展开。隆美尔作了自信的描述：

　　萨卢姆前线的前景是光明的，我们能守住这一阵地，甚至打败敌军。尽管他们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只要能得到充足的后勤补给，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

　　墨索里尼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对意军总参谋长卡瓦利诺说：“你和林特伦立即飞往利比亚，进行必要的部署。”但是，巴斯蒂柯仍旧把隆美尔对托卜鲁克的兴趣看成一种病态的迷恋。9月6日，他还写信给隆美尔，建议在不惊动托卜鲁克的情况下向埃及发起进攻。

　　隆美尔十分生气，他没有告诉巴斯蒂柯，已经派人前往罗马。罗马方面回答说，按既定的方针办，在尼罗河推进之前，攻下托卜鲁克是“绝对必要的”。罗马方面还答应提供给养，以便隆美尔可以在1941年11月初发起进攻。

　　隆美尔听到罗马的回复后，暗自笑了：“巴斯蒂柯，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进攻托卜鲁克定在11月份。1941年11月21日，隆美尔决定二打托卜鲁克。为了争夺托卜鲁克防线的防御支撑点西迪拉杰格，他决心集中德意军队的坦克部队与英军进行殊死争战。双方的一千多辆坦克在大量飞机火炮支援下，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沙漠坦克战。

　　德意军队虽然占领了西迪拉杰格，但因损失过大又被迫撤走休整。

　　1942年年初，地中海形势发生变化。

　　轴心国的海空军在马耳他海域实施严密封锁，英国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和战列舰“巴汉号”被击沉，战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和“英雄号”也在马耳他岛附近被击伤，轴心国的运输船只能够较顺利地通过马耳他海道而到达北非。隆美尔由此得到了235辆坦克和11个营的增援部队。

　　隆美尔决定再次发动对英军的攻势。

　　为了达成突然性，他既不把意图通报北非意军总部，也不报告德国最高统帅部，就组成了两个突击群，并亲率先头部队挺进阿杰达比亚。

　　1月22日夜，隆美尔率部包围了英军第一装甲师，经过激战，该师主力冲出包围逃走。

　　25日，隆美尔向姆苏斯进攻，占领该地并缴获96辆坦克。接着，隆美尔不顾意军总参谋长卡瓦利诺的亲自劝阻，继续前进，于29日第二次占领班加西，俘虏英印第四师官兵千余人。

　　这一胜利使隆美尔得到了一柄镶有栎树叶和骑士十字勋章的佩剑，“非洲军”被升格和扩编为装甲集团军，身为该部指挥官的隆美尔也顺理成章地晋升为上将。

　　1942年4月，德意首脑会晤，商讨非洲作战的战略问题，隆美尔强烈要求最高统帅部拿下盟军攻击他运输线的基地马耳他岛，以便他能攻击贾扎拉，夺取托卜鲁克。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隆美尔进攻，但对能否拿下马耳他岛感到力不从心。之后，隆美尔决定以意军第十、第二十一军为主向贾扎拉发动正面进攻，自己则亲率德国部队和意军第二十军迂回到贾扎拉的背后发起进攻。

　　5月26日夜，隆美尔开始行动，但很快被英军打退，他本人也险些被对方炮火击中。

　　30日，德国空军派出320架飞机前来助战，隆美尔这才又恢复了攻势。

　　31日，隆美尔对贾扎拉重新发起进攻，经过十余天激战夺取该地。

　　6月17日，德军占领阿德姆。

　　三天后，托卜鲁克连同大批的军用物资一起落入隆美尔的手中。隆美尔命令拥有100辆坦克的庞大前锋部队毫不迟疑地继续前进，而此时的英军第八集团军已没有什么装甲力量了。巴尔迪亚、塞卢姆和哈勒法亚迅速失陷，第八集团军直退到迈尔萨·．马特鲁才进行抵抗。

　　6月21日，托卜鲁克的英军指挥官克洛普中将被迫率三万余名守军投降。托卜鲁克的失陷，使英国军方处于难堪的境地，丘吉尔政府也受到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丘吉尔不断地说：

　　别的无关紧要，只要打败隆美尔就行！

　　与此同时，正是隆美尔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光，他的声誉在这时达到了顶峰。“沙漠之狐”的名字在纳粹德国的上空回荡，希特勒甚至发布特别公告，表彰隆美尔的战绩并破格晋升他为陆军元帅。

　　击败英军劲旅遭遇蒙哥马利战功并非一蹴而就。

　　早在隆美尔担任装甲师师长时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让团指挥官休假。他说：“在我自己掌握情况之前不需要你们。”

　　他拼命阅读有关坦克战的书籍，一次又一次地观看坦克演习，三个月后，这位步兵出身、对坦克一窍不通的军官，居然在坦克作战的理论和指挥上有了很深的造诣。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独特的领导指挥艺术。他对部属要求严厉，但同时又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部属具有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

　　英军奥金莱克将军深知，如果第八集团军被歼，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拯救尼罗河三角洲和中东其他地区了。因此，他亲赴现场进行指挥，一方面动用精良的新西兰师暂时拖住德军，一方面则利用这段时间来重新组织溃败的军队坚守阿拉曼一线。

　　1942年6月29日，德军又占领了英军的最后一道防线梅尔沙马特鲁布港，在阿拉曼一线与英军形成了对峙局面。

　　在阿拉曼一线阻击隆美尔“非洲军”的英国部队有：新西兰师、澳大利亚师以及经过沙漠深处血腥厮杀后归来的英印军队。他们把隆美尔的非洲军阻在了这里，使其无法取得迅速突破而向中东推进。

　　隆美尔深知，阿拉曼是英军在尼罗河前的最后一道防御阵地。突破阿拉曼，征服埃及就指日可待。为此，他在这里摆下阵势，准备长驱直入。但是此时隆美尔的非洲军被种种不利因素困扰着。这支部队虽然节节取胜，但经过战斗消耗已疲惫不堪。而且他们被阻于沙漠之中，处在这条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的末端。因此，隆美尔急于想打破这种局面。

　　1942年7月1日凌晨3时，德军步兵、机枪手和第九十轻装甲师的其他士兵重新爬进自己的卡车，编成宽阔的队形出发进攻阿拉曼。

　　严阵以待的英军进行了英勇的还击，德军损失惨重，士兵们纷纷溃退。指挥官逼迫他们返回阵地，但士兵们却原地不动。隆美尔亲自驱车上阵，重新组织进攻，但被英军的炮火挡回。

　　“实在太可怕了，”隆美尔的副官阿尔布鲁斯特在日记中写道，“一枚炮弹刚好在离总司令小车六米远的地方爆炸。在密集的炮火下，我们发疯似地挖着坑，以便在随后的三小时里可以把脑袋藏起来，直至天黑，我们才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

　　7月2日，德军第九十轻装甲师在没有任何炮火掩护的情况下，遵照隆美尔的命令，再次向英军阵地发起攻击，但仅仅前进了2000米，就被英军势不可当的炮火和机枪扫射给挡住了。

　　1942年7月13日，隆美尔对阿拉曼防线上的盟军部队发动了大举进攻，把正在迅速重新装备的非洲军装甲力量投入战斗。

　　阿拉曼战役的第一场真正战斗正式打响了。

　　英军在阿拉曼战线顽强地阻住了隆美尔发起的进攻，隆美尔只好命令他的部队撤回到原出发地。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失败。隆美尔的两个意大利师崩溃了，盟军在另两个意大利师之间又冲出一道突破口。

　　7月18日，整个阿拉曼战线一片寂静。隆美尔在前线巡视，指挥士兵们埋设地雷和修筑工事。他认为，一种暂时的危机已经出现，一直要到德军主力到达时为止。

　　为了夺得埃及，迅速占领非洲，希特勒对隆美尔的非洲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都进行了大量的补充。

　　隆美尔决定：

　　要从阿拉曼防线的南端突破，并在那里与英第八集团军进行决战，然后直取埃及的开罗和亚历山大港，横渡尼罗河，征服整个埃及。

　　1942年7月，北非沙漠中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在离埃及亚历山大港只有两个小时汽车路程的阿拉曼，濒临全面溃败。消息传到伦敦，英国一片哗然。

　　仅仅一个多月前，第八集团军这支出类拔萃、最能征善战的英国部队，还在约750千米以西的利比亚沙漠完善的既设阵地上，摆开阵势准备给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以粉碎性打击。然而此时，第八集团军不仅败北，还面临崩溃，趾高气扬的德国装甲部队几乎已开到了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大门口。

　　埃及的严峻局势，使丘吉尔大为震惊。

　　8月4日，丘吉尔抵达开罗，与有关人士举行了会谈。奥金莱克被解除了中东战场的指挥权，他的主要参谋军官也大部分被解职。经过协商，决定任命第十三集团军的戈特将军为第八集团军司令。

　　8月7日，戈特在赴任途中，不幸被德军的战斗机击中丧命。结果，刚刚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司令的蒙哥马利改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被任命为中东战场总指挥。

　　丘吉尔向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发出了最后通令：

　　不惜一切代价打败隆美尔的非洲军团。

　　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本人大概也没有想到，戈特的丧命使他有机会成为阿拉曼战场的指挥官，而此次走马上任也成了他军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正是此战使他利成为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将军之一。

　　蒙哥马利在许多方面都与他的对手隆美尔相似。两人都很孤僻，在同行中，“敌人”多于朋友，并且为人都很专横、傲慢。在受到约束的情况下，两人都是难以对付而又抗上的军官；然而在一切由他们支配的时候，却又都是最优秀和最有独到见解的战斗指挥官。

　　1942年8月13日5时，蒙哥马利离开英国大使馆，向沙漠进发。在亚历山大港以西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第八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情报处长德·甘冈已如约在那里迎候他。

　　德·甘冈与蒙哥马利相差14岁，曾一度是好朋友，可这些年失去了联系。为了尽早了解情况，蒙哥马利请他同车。

　　在车上，他们紧靠坐着，膝上铺着一幅地图。

　　蒙哥马利说道：“现在想请你谈谈德军的最新状况。”

　　德·甘冈清了下嗓子道：“目前，隆美尔的部队由于长驱直入，交通线拉得很长，随时有被我们切断的危险。根据我们的情报，他在人员和物资方面十分短缺，他的各个师总共缺员16000人，他的运输工具有85％是缺少备件的缴获车辆，他的战斗装备的数量比编制规定的少210辆坦克和175辆装甲运兵车，他的弹药十分缺乏，他的士兵的口粮质量极差，他的燃料储备也很少，而且补充又没有把握。”

　　蒙哥马利饶有兴趣地听着。在德·甘冈讲完后，他笑着问：“这么说，隆美尔应该向后撤退才对啰？”

　　德·甘冈思索了一下回答说：“根据这种情况，按理说，隆美尔最明智的方针是实施‘兴登堡路线’式的撤退，即向西撤退到某个适当的防御阵地上，以缩短过长而危险的交通线。况且，我们战线的北段和中段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箱形阵地，箱形阵地的南翼侧有宽广的地雷场，一次有计划的撤退将使英军这些精心构筑的工事完全失去作用，对德军十分有利。但我认为德军不会撤退。”

　　“说得对，隆美尔肯定会发起进攻的。”蒙哥马利接过话说，“不管撤退的理由多么充足，撤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8月份，德军的大战略计划看来仍然是可行的，在德军实施的大钳形运动中，俄国方向的大量德军将经过小亚细亚南下，与向东进攻的非洲军团结合起来，向盛产石油的地区和印度洋突进。目前，德军向俄国南部发动的攻势十分顺利，如果隆美尔在非洲往后撤，希特勒是决不会同意的。”

德·甘冈佩服地点了点头。

　　“你认为如果德国人要发起攻击，进攻的方向会在哪里？”蒙哥马利又接着问道。

　　“在南侧，这是我手下的情报人员搞到的非常准确的情报。”德·甘冈很有信心地说。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给他们布好陷阱，让他们自己掉进去。”蒙哥马利指着膝上的地图说。

　　通过这一路的交谈和观察，在到达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之前，蒙哥马利心中已选定德·甘冈做他的参谋长了。

　　上午11时左右，他们到达了第八集团军司令部。第八集团军代理司令拉姆斯登中将在1938年至1939年间曾在蒙哥马利领导下当过营长，见到老上级，拉姆斯登表示热烈欢迎。

　　蒙哥马利下车后，发现眼前一片混乱：在满目荒凉的沙滩上，只有几辆卡车，绝大多数的工作都得在烈日之下的卡车内或露天里完成，军官们都睡在地上，伙食极差，苍蝇乱飞。

　　虽然他自己习惯于禁欲主义，但却要求参谋人员应当有合情合理的生活享受，他和丘吉尔一样对这里到处脏乱感到厌恶。

　　而且他还发现战场上的一切都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气氛，情况十分危险。于是他决定立即接管第八集团军的全面事务，而不是等到15日之后。他把拉姆斯登派回到第三十军后，就接任了第八集团军司令一职。

　　刚一上任的蒙哥马利，面对着的是混乱的部队和低落的士气，全军上下都充满准备撤退的气氛。敏锐的蒙哥马利一到前线就发现了英军屡屡失败的原因，那就是对胜利没有信心，恐惧“沙漠之狐”，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自己的信念。当天晚上，他就召集60名高级军官和作战参谋训话。他以坚定、沉着、充满自信的语气对部属说：

　　我不喜欢这儿的气氛，这是一种怀疑的气氛，是向后寻求增援部队、挑选下一个撤退点的气氛，是对我们能够击败隆美尔失去信心的气氛。我们将在此战斗，决不后退。如果我们不能在此生留，就让我们在此献身。

　　蒙哥马利这次激动人心的讲话，一扫众人心头悲观失望的情绪，鼓舞了士气，使这支遭受暂时挫折而萎靡不振的军队又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而重新振作起来。

　　蒙哥马利接着对他的军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解除了一批意志软弱的指挥官的职务。他命令部队，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准撤退；他号召官兵们“向敌人进攻，歼灭他们”，创造英军的辉煌。

费尽心力布设“魔鬼的乐园”

　　在英国舆论的压力下，丘吉尔急不可待地来电催促上任不久的蒙哥马利进行反攻。

　　但蒙哥马利明白，目前这种情况下仓促实施反攻，弊多利少，无取胜的把握。于是，他据理说服丘吉尔，把反攻的时间推迟十天，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随后，蒙哥马利调查研究了英军在北非作战的情况，认为英军接连失利有以下主要原因：一是对装甲部队在沙漠地区作战的特点和作用缺乏认识，作战指挥因循守旧；二是陆军和空军各自为战，不能密切协同；三是在战术上零星分散地使用坦克，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可乘之机。

　　蒙哥马利还研究了隆美尔攻击英军装甲力量的常用手段：隆美尔常常是以少量装甲部队做诱饵，将英军装甲部队引入预先设置好的反坦克阵地中加以消灭，或引诱英军装甲部队孤军深入，然后断其退路，将其分割围歼。

　　在总结教训并研究了敌人之后，蒙哥马利决定将一些分散使用的坦克部队和装甲车部队集中起来，编为装甲军，以集中力量对付隆美尔的装甲军团；成立联合指挥部，以直辖各军兵种在作战中的行动，并要求部队遇到敌步兵坦克协同作战时，先消灭其步兵，割断敌步坦之间的联系，孤立敌坦克，使其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1942年8月下旬，蒙哥马利获悉隆美尔将对英军发起新的攻势的情报后，仔细检查了英军在阿拉曼地区的防务。

　　鉴于该地区满威萨高地和阿拉姆·哈法高地以南地形平坦，英军防御力量薄弱，蒙哥马利判断隆美尔将集中装甲部队，从上述两高地以南实施主要突击，然后由南向北攻占这两个高地或者向东迂回，绕过阿拉姆·哈法高地，打击英军侧后，向开罗方向发展进攻。

　　根据上述判断，蒙哥马利决心依托有利地形和阵地组织反坦克火器构成的多面夹击的火力网，以对付隆美尔的集群坦克突击。

　　据此，他部署：

　　英军第七装甲师在阿拉姆·哈法高地南侧占领有利地形，组织防御，阻止敌向东迂回。当敌北上攻击阿拉姆·哈法高地时，则集中力量从侧后袭击敌人的坦克和战车；步兵第四十四师固守阿拉姆·哈法高地并集中反坦克火器沿该高地西侧进行配置，形成一道火力密集的反坦克阵地；第十装甲师和第二十二装甲旅的坦克，主要配置在上述反坦克阵地前沿后的工事内，以协同第一线的步兵和反坦克炮兵，打击进攻的敌装甲部队，并视情况需要向阿拉姆·哈法高地西侧地区机动，以截击经该地区北犯的敌人；航空兵待敌进入英军预设战场后，集中力量袭击敌人，并破坏其后勤补给。如敌人采取迂回行动，直接向开罗方向发动进攻，则集中英军装甲部队，猛击敌侧后。

　　果然不出蒙哥马利所料。

　　1942年8月27日，隆美尔召集装甲师指挥员到他的司令部开会，并决定把总攻的时间定在8月30日。如果燃料供应短缺，那么隆美尔最大的希望是摧毁英军在阿拉曼防线上的兵力。

　　8月30日，德军装甲师开始在夜间沿沙漠小道运动，直接向阿拉曼战线的南端前进，隆美尔决定在那里突破英军防线。他们向沙漠推进了大约20千米，并在那里设下了前线指挥部。

　　晚上22时，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开始朝英军布设的地雷区推进。

　　8月31日凌晨，隆美尔的活动指挥部紧跟着他的军团搬到了克拉克山，他认为英军在这一地区布雷防御不会很强，然而他错了。他的士兵闯入了密集的布雷区。

　　凌晨2时40分，整个阵地被英军照明弹照得通明，配有重机枪、大炮和迫击炮的英军步兵扼守着这块布雷区。英军同时开始空中打击。德军装甲部队被死死挤在布雷阵内，成为飞机轰炸的目标，卡车、运兵车和坦克被英军炮火击中，燃起熊熊大火。

　　在战斗中，指挥第二十一师的俾斯麦将军被地雷炸死，非洲军团指挥官涅林将军被炸成重伤。

　　隆美尔是在8月31日早上赶到战场时才获悉这一消息的，他极为震惊。他继续错误地判断战局，不是后撤，而是继续实施强有力的进攻。并且，他不是按原计划向东推进20千米，到达他左侧那座令人生畏的哈法山脊。

　　隆美尔修改作战进攻路线是蒙哥马利求之不得的。蒙哥马利决定彻底打破“沙漠之狐”不可战胜的神话。

　　下午16时30分，隆美尔的部队进展顺利，接着开始向北推进。这条路把他们带进了一片松软的沙漠。

　　18时，一切不得不停顿下来。这时，他们已经面对着哈法山峪最占优势的132高地。天放晴时，集结在山脊上的英军坦克和火炮立即开火。这是一场空前的两军厮杀。整整一天一夜，一刻也没有停息。

　　9月2日拂晓，隆美尔驱车前往战场时看到，在这片狭窄的地段上，到处布满坦克的残骸。

　　8时25分，隆美尔命令装甲军团撤回到8月30日出发时的阵地。此时，德军方面伤亡并不严重，536人死亡，38辆坦克被炸毁；但英军牢牢站稳了脚跟，处于防御地位。

　　虽然损失了68架飞机、7辆坦克和更多的伤亡人数，然而英军是可以进行补充的，可隆美尔却办不到。

　　9月4日，隆美尔撤回到自己先前的司令部。

　　为切断隆美尔的“输血管”，断绝他与海上的联系，英军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空中和海上战役。

　　海上战役卓有成效，在秋季的四个月里汽油损失达66％，船只损失达20万吨以上，这对隆美尔的军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已陷于极端困窘的境地。

　　而此时，希特勒正忙于攻打斯大林格勒，根本顾不上支援北非。隆美尔本人也感到非常疲惫、苦恼。

　　9月中旬，隆美尔决定回国休养。

　　16日，接替隆美尔的格奥尔格·施登姆将军来到了前线。他个头高大，脾气很好，而且还是一位坦克专家。隆美尔向他详细介绍了情况，把阿拉曼战线必须继续加紧工作的最强硬的命令交给了施登姆。

　　隆美尔认为，英军很可能会从正面插入，而且英军的主攻目标将是德军布雷区战线。德军所有布雷区均无人把守，但却布下了成千上万的地雷和陷阱。在布雷区的后面是步兵防御阵地，后面有大型的反坦克炮，防御阵地后方作为机动后备力量的是装甲和摩托化师。

　　这些主要的防御地带便是隆美尔著名的“魔鬼的乐园”。大多数地雷的威力足以炸断坦克的履带或摧毁一辆卡车。在蒙哥马利发起进攻以前，德军埋设了近25万枚反坦克地雷和14000枚杀伤地雷，加上南线布雷区，德意军防线上一共有44．5万枚地雷。

　　隆美尔的作战计划是使英军的进攻陷入他的布雷区，然后再从战线的两端发起反攻，使蒙哥马利的精锐部队落入他的圈套。

　　他向施登姆保证说：“一旦战斗开始，我将放弃治疗，返回非洲。”

　　为了彻底打败隆美尔，蒙哥马利精心策划了代号为“轻盈”的反攻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战术构想是：在阿拉曼南面佯攻，在北面则实施真正的进攻。主力沿西迪向哈迷德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将德意联军沿海集团压缩至沿海一带，尔后予以歼灭。

　　蒙哥马利认为，实现这一个企图的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进行战役伪装，对敌人进行示形欺骗，使隆美尔摸不清第八集团军发起进攻的时间和地点，达成战役进攻的突然性。

　　蒙哥马利计划分三路出击，主攻位置在北面，目标是德军一条配置四个师的防线，由第三十军担任主攻任务，其目的是要冲破德军防御，打通两条走廊。这样第十军的装甲群就能开过走廊投入战斗，让坦克在一片开阔地带上占据阵地。

　　南面，第十三军将兵分两路冲出。第十三军和第三十军一旦冲进对方防御阵地，就将干净利落地消灭那里的敌人。第十三军的主要任务是诱使隆美尔相信英军主攻方面在南面，从而在那里保持强大的装甲部队。

　　在北面地段除了发起正面主攻外，蒙哥马利还打算先歼灭对方的非装甲部队，同时将其装甲部队与之隔开，阻止他们前往接应。为了消灭德军的步兵师，蒙哥马利决定在战斗开始时实行强行突破，采用一种他称之为“粉碎性程序”的打法。开始是从空中和地面发起大规模轰炸和炮击，袭击对方炮兵阵地，继而打击步兵阵地。然后，由第八集团军发起冲锋。蒙哥马利要他的部下们记住：必须紧紧抓住敌人的一切弱点，绝不能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蒙哥马利认为，一个月盈之夜对他的攻击计划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他的部下就能利用月光排除成千枚地雷，并在敌人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因此，他选定在10月23日夜晚打响阿拉曼战役。交战的准备是按计划开始进行的。首先，蒙哥马利派人破坏了德国的情报机构，并破获了隆美尔的全部情报，掌握了他的电报密码。这样，蒙哥马利就能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来对付隆美尔的第一次进攻。

　　其次，为确保德军相信英军的战术欺骗，蒙哥马利专门组织了一支用来进行示形欺骗的部队，它被称为A部队，由克拉克上校和怀尔德上校负责组织指挥。

　　A部队的成员可以说是个大杂烩，他们中有商业银行家、药剂师、音乐厅的魔术师、电影脚本作者、艺术家、情报人员和大学讲师。虽然是这样一支杂牌军，A部队却有着惊人的伪装能力，他们可以制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陆军师或方面军。不过，A部队此次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欺骗活动需要南、北同时进行，而且在南线要暴露进攻的态势，给隆美尔造成是一个辅助攻击方向的错觉。

　　再次，A部队必须在北线把蒙哥马利的庞大队伍伪装起来。这支部队共有1000辆坦克、1000门大炮、81个步兵营，还有几千辆军车和数万吨战争物资。他们利用夜间把战争物资运进进攻出发地域，然后分在若干组，用网子盖上后，远远望去就像是10吨大卡车；把牵引车和大炮倒开再盖上伪装网就变成了3吨卡车，而敌人对这种卡车的集结是习以为常的，当敌人在南线觉察到大部队的集结时，他们就自然得出结论：北线这些车辆的集结只不过是前线步兵的军需品。

　　与此同时，南线的欺骗活动也在加紧进行。A部队制作了大量的模拟坦克、火炮和军用物资，以供德意军队的侦察部门进行侦察、拍照。A部队除了模拟集团军的集结外，为了在进攻的时间上进一步造成德意军队的错觉，在南线铺设一条长达30千米的模拟输油管、修筑一条与输油管平行的模拟铁路，并在沿途建立了供水站。

　　在工程进度方面，有意显示出完成输油管道和铁路的铺设时间在11月上旬，使隆美尔判断英军将在11月份发动进攻。

　　鉴于隆美尔防御工事的性质，蒙哥马利对部队进行了最严格的训练，尤其是扫雷训练。同时，英军还制作了一些机械工具来帮助地雷工兵执行这项危险的任务。

　　在即将进行的战斗中，英国占据着巨大的物力人力优势，但仍面临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蒙哥马利必须突破隆美尔的“魔鬼的乐园”。即使德军铺设的44．5万枚地雷只有3％的杀伤性，英军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因为没有布雷区的准确情报，所以只有用士兵的血肉之躯去尝试，去扫除。

大势已趋决然指挥军队撤退

　　阿拉曼战役定于1942年10月发动攻击。

　　此时，隆美尔正坐在客厅宽大的沙发上喝着咖啡。但他没有忘记随时翻看着施登姆将军从埃及送来的信件。

　　因为染病，他不得不把指挥权交给施登姆将军，回国休养。他已离开埃及前线近一个月了。这里没有枪炮的轰鸣，没有令人讨厌的苍蝇、蚊子。

　　白天，妻子露西陪着他去森林里散步，到河边垂钓；晚上，全家聚在客厅里倾听他那迷人的有关埃及战斗的描述，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的病在渐渐地好转。

　　露西轻轻地走到了他的旁边。

　　隆美尔喝了口咖啡，指着信件微笑着说：“你看，施登姆将军在信中说，目前埃及前线很平静。这样我就可再多待几天，不用急于返回非洲去。”

　　露西在他的旁边坐下，把头依偎在他的胸前，轻声地说：“埃尔温，我真不愿你再上前线了，那个沙漠太神秘，可怕了。你去了，我真怕有一天你会永远回不来。”

　　隆美尔紧紧地搂着妻子，动情地说：“不会的，亲爱的。我一定会回来的，等到战争结束了，我就退休，在这里安然地度过我们的晚年。亲爱的，我太对不起你了，请原谅。”

　　“叮铃铃……”一旁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隆美尔轻轻地推开妻子，拿起了话筒。

　　里面传来了一个紧张的声音：“是元帅吗？我是您的副官伯尔恩德中尉，我现在在罗马。昨天夜里，蒙哥马利向我们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施登姆将军下落不明。”

　　“什么？”隆美尔惊呆了，拿电话的手有点发抖。他镇静了一下，问道：“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意军总参谋部。”隆美尔沉思片刻后，果断地说：“伯尔恩德，你先别回德国，在罗马听我指示。”隆美尔接通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电话。几乎与此同时，最高统帅部也给他打来了电话，是希特勒亲自打来的。希特勒用他特有的沙哑声音说：“隆美尔元帅，英军在北非向我们进攻了。施登姆已经失踪，在北非，我军已处于无指挥的混乱状态。”“我的元首，我请求立即飞赴阿拉曼前线。”隆美尔毫不犹豫地说。希特勒关切地问道：“你的身体怎么样？能支撑得住吗？”“不要紧，我的元首。”隆美尔语气坚决地说。“那么你先到维也纳的利诺伊施塔别墅待命，”希特勒接着又说，“我要弄清楚，那里是否迫切地需要你。”隆美尔放下话筒，走到妻子前，拥吻着她，内疚地说：“亲爱的，真对不起，我会很快回来的。”“愿上帝保佑你平安。”露西抽泣着说。不一会儿，隆美尔乘上汽车，向机场急驰而去。隆美尔在机场焦急地等待着希特勒的命令。此时，希特勒正在犹豫不决，与其在隆美尔身体未痊愈之前过早地将其匆匆派回非洲，不如留住他，日后用于俄国战场，这样对德国岂不更好？

　　但是，希特勒还是下了决心，非洲战场现在毕竟也是一个重要部分，不能在那里失败。他拿起话筒，告诉隆美尔：“埃尔温，蒙哥马利的总攻已迫在眉睫。只有你才能对付得了他。现在，我命令你立刻赶回非洲，重握指挥权。”

　　“决不辜负元首的期望。”隆美尔说罢，放下话筒，径直朝跑道上早已准备好的“亨克尔”飞机走去。7时50分，“亨克尔”飞机载着隆美尔起飞了。10时，飞机抵达罗马，德国驻罗马武官冯·林特伦已在机场等候多时。“前线状况如何？”隆美尔一下飞机，劈头就问。“形势很严峻，英军已突破我军防线，正在向纵深推进，我军将士正在进行殊死奋战。现在最关键的是给养供应不上，士兵们是在饿着肚子跟英军作战。我们的装甲军团剩下的汽油只够三天的战斗消耗。运输船只仍然无法通过地中海。”

　　隆美尔脸色剧变，他瞪着林特伦，咆哮着说：“我在非洲时，部队的汽油还够八天，现在至少也得有30天的汽油才行。”林特伦咳嗽了一下，抱歉地说：“元帅阁下，您知道几天前我才休假回来。在我休假期间，后勤补给工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隆美尔对林特伦说：“林特伦将军，我要求你立即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联系，让他们马上采取措施，不惜动用飞机和潜艇向非洲军团运送物资。”

　　10月25日14时45分，隆美尔飞到了克里特岛。德国空军第十军军长冯·瓦尔道将军已在跑道上等候。隆美尔下了飞机后，瓦尔道向他报告了阿拉曼战线的最新情况。“施登姆将军有消息吗？”隆美尔急切地问道。“他已经阵亡。”瓦尔道将军心情沉重地回答说，“根据前线的报告说，英军发起攻击后，由于情况不明，施登姆将军决定亲自到前沿进行侦察。他是想到预备阵地上的第九十轻装甲师那里去，但结果他走偏了道路，来到了最前线。

　　“对面澳大利亚师的士兵发现了他的汽车，于是立即开枪扫射，子弹像雨点般射来，他的副官当场阵亡，司机急忙掉转车头，企图躲过射击，由于转弯时太急，施登姆将军被甩出了车外，挂在车门上。

　　“汽车全速往回开，施登姆将军本来患有高血压，这时，心脏病又发作了，从汽车上摔了下去。那个混蛋司机却未发觉，只顾开车逃命，到了安全地带，才发现施登姆将军已不见了，返回去找到他时，他已气绝身亡。”

　　隆美尔听完瓦尔道的叙述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转身向飞机走去。

　　瓦尔道急忙上前拦住他：“元帅阁下，您是否立即出发？”

　　“对！”

　　“我不能允许您大白天乘坐‘亨克尔’，这在地中海上空太危险了。我向您提供一架‘多尼尔’高速轰炸机，这样您能够安全地回到埃及前线。”“谢谢！”隆美尔满意地说。傍晚时分，“多尼尔”轰炸机在飞沙走石的埃及卡沙巴机场安然着陆。

　　在那里，隆美尔的专机“斯托奇”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他坐上“斯托奇”继续向东飞行，天黑时才着陆，换乘吉普车沿海岸公路向前急驰。

　　他终于又回到了他的装甲军团司令部，又见到了那些熟悉的面孔，见到了那遍布石头的荒凉沙漠和令人窒息的热浪，以及无所不在的苍蝇、蝎子，还有那些营养不良但却勇敢的士兵。

　　1942年10月25日夜间23时25分，隆美尔向全体官兵发出了告示：

　　我又回到了非洲。

　　这时，英军已向德军的纵深地带发展，阿拉曼大厮杀已经进行了48小时。

　　凌晨1时，非洲军团指挥官冯·托马将军和代理参谋长威斯特法尔上校向他汇报了48小时的战场状况。

　　“为什么在开始时不用炮火还击？”隆美尔生气地质问他们。

　　冯·托马将军连忙解释说：“元帅阁下，施登姆将军下令严禁进行炮击，以免浪费炮弹。”

　　“胡说！”隆美尔不禁大怒，“在敌人兵力集结，刚刚发起冲锋时，就应用大炮砸烂他们。那时候不用，留着现在又有何用？”他知道，由于施登姆将军犯了这一错误，才使英军集中起兵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过雷区，突破德军前沿阵地。

　　26日至27日，隆美尔亲临前线指挥。他根据经验已经判断出蒙哥马利的意图。不过他也知道已无法集中起力量，对英军进行反击。德军不仅力量处于劣势，而且前景不妙，因为刚才意大利统帅部已来电告知他，意大利向隆美尔运送汽油的“普罗塞比娜”号在海上被英军击沉，没有汽油，德军必将寸步难行。

　　但“沙漠之狐”不甘心失败，他要作最后挣扎。

　　1942年10月28日早上8时50分，隆美尔向非洲军团全体官兵发出了一道命令：

　　非洲军团的官兵们，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这场搏斗的胜利与否，关系到祖国的名誉和元首的战略。你们必须绝对服从命令，每一个人都必须战斗到底，凡临阵脱逃或违抗命令者，无论职务高低，一律军法处置。

　　这是隆美尔到非洲以来下的最为严厉的命令。他让指挥官们用电话通知下去，不要留下任何字迹。在他看来，这是命令士兵们去自杀的做法，是他心里不愿意做的事。

　　下完命令后，他迅速调整了德军的防守战略，一度沉寂的德军大炮再次疯狂地向英军阵地轰击。第八集团军的进攻势头渐渐减弱了。

　　英军尽管突破了德军的前沿阵地，但也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蒙哥马利的步兵师本来就少，此时，他手中已没有步兵预备队了。坦克和车辆也所剩无几。

　　他决定改变计划，实施大面积的机动，并通过重新部署部队来建立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以实施猛烈的最后打击。

　　他下令第一装甲师撤出战斗，重新编组。第三十军也暂时退出战场，将这次战役打响后尚未参加过激烈战斗的南非师和第四印度师从侧翼调到右边，替下精锐部队新西兰师，让他们做一次短暂的休整。

　　蒙哥马利将几个师撤出战斗的做法引起了伦敦的惊慌，丘吉尔疑惑不解，连忙召开了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会上，布鲁克不得不为蒙哥马利辩护，尽管这位帝国总参谋长在会上说得头头是道，但他内心也有怀疑。

　　他后来写道：

　　返回我的办公室后，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被一种绝望的孤独感折磨着。

　　同一天的上午，英军中东战区司令官亚历山大将军、英国驻开罗国务大臣凯西和亚历山大的参谋长麦克里里一齐来到了蒙哥马利的战斗指挥所。蒙哥马利向他们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要不要发一封电报给首相，让他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凯西问道。蒙哥马利回答说：“如果你发那样的电报，那你就一定会被撵出政治舞台。”

　　蒙哥马利继续调兵遣将。10月31日，他做好了阿拉曼战役总攻的准备。

　　漆黑的沙漠上，隆美尔正在徘徊踯躅着。战役开始以来，德军损失惨重，已无法再正面对英军实施攻击，他已将手中最精锐的部队第九十轻装甲师的第一五五战斗群也投入了北面作战地段。至此，他手中已无任何预备队了。他停下脚步，仰望着茫茫的夜空。英军的飞机一架接一架地飞临德军阵地，投下了成吨的炸弹，到处是燃烧的坦克和大炮。

　　隆美尔很清楚自己所面临的不利战局。如果他的部队坚守在原地，一旦英军突破防线，就会形成包抄的态势，德军必将彻底覆灭。因为他根本不可能迅速地将辎重装备和大批非机械化的意大利步兵撤到新的防线。

　　隆美尔不得不酝酿撤退到新防线的计划，因为阿拉曼战线北段已经被英军突破。

　　29日下午16时，隆美尔命令所有非作战部队撤到梅尔沙·马特鲁地区，组成新的防线悄悄地开始了全线大撤退。隆美尔决定将部队后撤到富卡，以免被英国全歼。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仗打得异常艰苦，战事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晚上，我睁开眼睛躺着，绞尽脑汁为我这支不幸的部队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死去的人们是幸运的，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已经了结。

　　1942年11月1日至2日夜间，英军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又发起一轮更大的进攻。1日夜间22时左右，200门大炮同时向隆美尔防线的一段狭窄地带齐射猛轰，构成一条密集的火力网，重型轰炸机如潮水般向该地区和后方目标猛烈轰炸。

　　2日5时，隆美尔驱车赶到北部战线前沿，了解战事进展情况。他获悉，凌晨1时，英军的第二新西兰师坦克群和步兵在1000米宽的德意防线上突破了28号高地西面的防御工事，第一装甲师和第九装甲师此时正长驱直入，通过布雷区，企图打开一条通道，向阿拉曼挺进。

　　拂晓，英军成百辆坦克排成纵队冲向突破口，有二十多辆坦克已突破防线。上午11时，英军坦克群突破28号高地西南地段。隆美尔迅速调集全部残存的坦克，对英军侧翼实施反击。但因缺乏空中掩护，在英空军的袭击下，德军损失惨重，大部分坦克被炸毁，有生力量只剩下三分之一，反击遂告失败。

　　隆美尔曾亲自在一座山巅上观察这场坦克大战。使德军惊恐的是，英军主力坦克部队使用了数百辆从未见过的美利薛尔门式坦克。这种坦克远比德军的四型坦克厉害。它可以在1000米的距离外开火，而口径88毫米的德国高射炮几乎连它的装甲都无法穿透。

　　下午15时30分，隆美尔决定当天晚上就开始从前线撤兵。接着，托马打来电话说：“明天能够作战的坦克只有30辆，至多不会超过35辆，而且后备队已全部出动。”只有35辆坦克了！看来非撤不可了。隆美尔对托马说：“我的计划是要全军边打边撤，退到西线。步兵今晚开始行动。非洲军的任务是坚守到明天早晨，然后撤出战斗。但是尽量牵制住敌军，给步兵赢得撤出的机会。”他放下电话，命令参谋人员立即给希特勒拍发了一份报告：

　　我的元首：

　　虽然我军在今天的防御战中获胜，但面对占绝对优势的英空军和地面部队，经过十天的艰苦鏖战，全体将士已筋疲力尽。预计强大的敌军坦克群可能于今晚或明日将再次突破防线，我军部队确实已鞠躬尽瘁。

　　目前，我军的机械化部队正在浴血奋战，然预料仅有一部分兵员能摆脱敌军纠缠。尽管我军部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显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鉴于此种形势，全军覆没的危险依然不可避免。

　　陆军元帅隆美尔

　　全线溃退已成定势，孤傲自负的隆美尔不得不下达了撤退命令。

一路败北无力组织有效防御

　　此时已是午夜时分，希特勒也还没有休息。他眉头紧锁，在“狼穴”房间里沿着对角线在踱来踱去，这是希特勒的一个习惯。与隆美尔失去联系已整整一天多了。非洲局势不明，希特勒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希特勒拿起了话筒：“给我接约德尔。”电话里传来了约德尔的声音：“我的元首，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希特勒问道：“隆美尔还没有消息吗？”约德尔回答：“还没有。”希特勒心有不快地指示道：“你立即向驻罗马的林特伦了解情况。”两个小时后，希特勒终于得到了有关隆美尔的消息：“隆美尔的最后报告已送抵罗马，正在翻译，随后电告我们。”

　　第二天，即1942年11月3日，早晨8时30分，凯特尔快步冲进希特勒的地下避弹室，要求面见元首。他气急败坏地把隆美尔夜间的报告交给了希特勒。

　　“我的元首，隆美尔的部队已于昨晚开始撤退。”凯特尔焦虑地说。“什么？”这句话给了希特勒当头一棒，他拿起电文快速地看了一遍后说道，“隆美尔在上面没有说撤退一事啊！”“他在报告结束时闪烁其词，隐瞒了他事实上已经开始撤退的真相。凯瑟林元帅已发来了详细报告，证实隆美尔准备撤至梅尔沙·马特鲁防线。”“为什么不叫醒我？”希特勒厉声地责问道。

　　“是这样的，”凯特尔解释说，“值夜班的军官未看出隆美尔这封电报的真正意图，把它作为日常公文处理了。”几分钟后，希特勒又收到了隆美尔早上发来的电报：

　　我的元首：英勇的步兵战士正在按计划撤退。隆美尔希特勒紧紧地揪住自己的头发。非洲战场的撤退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苏德战场，德军已经处境不妙，本指望能在非洲打败盟军，替第三帝国挽回点面子，但现在连他最得意的将军隆美尔都开始溃败，这是他无法忍受的。

　　他把怒气全发泄到了值班军官约德尔的副官瓦尔特·瓦尔利蒙将军身上。他歇斯底里地叫嚷道：“笨蛋，在这关键时刻，隆美尔求救于我，求救于祖国，我们应给他鼓励，给他支持。要是把我喊醒，我一定全力支持他，命令他坚守阵地。可是当隆美尔向我呼救时，我们的瓦尔利蒙先生却在呼呼大睡。”

　　希特勒骂完后，立即向隆美尔发出了一封电报，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闻名遐迩的电文之一：

　　尊敬的隆美尔元帅：

　　我和全体德国人民，怀着对你的领导能力和在你领导下的德、意部队的英勇精神的坚定信念，注视着你们在埃及进行的英勇防御战。

　　鉴于你现在所处的形势，毋庸置疑，只有坚守阵地，决不后退一步，把每一条步枪和每一名士兵都投入战斗，除此别无出路。意志的力量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这在历史上已屡见不鲜。

　　你可向你的部下指明，不胜利，毋宁死，别无其他道路。阿道夫·希特勒黄色的沙漠上，数不清的车辆和坦克在往后撤退。

　　隆美尔躺在指挥车上倾听着汽车持续不断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他的脸色蜡黄，眼圈上罩着一片黑晕。回到北非仅仅一个星期，他一下衰老了许多。

　　战斗对德军大为不利，意大利利特里奥师已无法控制，人人都在仓皇逃窜，德里雅斯特机械化师也已溃不成军。整个非洲军团只剩下不到30辆的坦克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撤退速度，越快越好。

　　下午13时30分，一名参谋人员钻进了他的指挥车，把一纸电文递给隆美尔，希特勒那个著名的电报到了。

　　电报的结尾是：

　　你可向你的部下指明，不胜利，毋宁死，别无其他道路。

　　隆美尔读着电文，心乱如麻。他明白，尽管现在德军形势不妙，但只要保存力量，将部队撤至马特鲁港，利用有利地形，同英军展开对峙，他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

　　而现在希特勒却明令禁止他撤退，这无疑等于自杀。

　　“我该怎么办？”隆美尔一遍遍地问着自己。

　　隆美尔曾起草了一份回电：

　　我的元首：我永远遵从您的命令。但在盲目服从和责任感之间我无所适从。

　　但这份回电最终没有发出。他认为，自己作为希特勒的爱将，必须遵从命令。隆美尔拿起了电话筒：“托马将军，听着，元首来电，命令我们竭尽全力坚守，‘不胜利，毋宁死，别无其他道路’。”托马回答：“元帅阁下，全面撤退才是唯一的明智抉择。”“不行，”隆美尔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你要不遗余力地战斗下去，把这项命令贯彻到士兵中去。部队必须坚持到最后的一兵一卒。”“那么，元帅阁下，我们是否先把坦克撤下，重新编组？”“不行！不能撤！”隆美尔对着话筒吼叫道，“元首命令我们不能撤退，只能死守到底。”“是，服从命令。”接着，隆美尔又命令装甲军队在原地设防，坚决抵抗。他轻轻地放下话筒，坐在桌子旁，给爱妻写了一封短信：

　　亲爱的露西：我不相信，几乎也不再相信我们会以胜利而告终。我们的生死全操在上帝手里，别了，露西，别了，我的孩子……

　　他把所有积蓄——25000意大利里拉，约合60美元——塞进了信封，请求即将前往维也纳的伯尔恩德中尉一定平安地转交给露西。一并捎去的还有一些秘密文件。

　　他已做好了必死的准备。1942年11月4日早晨7时25分，德军南线总司令凯瑟林元帅飞抵隆美尔营地，他是赶来给部队打气的。隆美尔一见到凯瑟林就报告说：“元首的命令已经不遗余力地贯彻下去了。”“很好，”凯瑟林赞许道，“自然，元首已从俄国战场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坚守现有的牢固阵地一直是最好的策略。”“你现在还有多少坦克？”凯瑟林接着关心地问道。“只剩下22辆了。”隆美尔冷冷地回答。“真的只剩下22辆了吗？”凯瑟林立刻皱起眉头，额头上渗出汗珠，“看来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对于元首的命令，我一向认为应该灵活掌握。”隆美尔执拗地回答：“不行，军令如山，应坚决执行。”“但是元首绝不愿意你和你的士兵葬身此地，第三帝国还需要你们。”

　　凯瑟林反驳说。

　　“要想保住北非军，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术，”隆美尔悲伤地说，“但必须要元首对自己的命令作出明确的修正，我才能执行。”

　　“你立即给元首回电，就说部队伤亡惨重，无法再守住防线了，要想在非洲保存实力，以便日后东山再起，唯一的办法就是边打边撤，”凯瑟林急切地说，“另外，我也将电告元首此事。”

　　隆美尔果然给希特勒拍了电报。同时，他仍旧一连几个小时地执行着固守的命令。没多久，意大利的军队已经开始没命地溃逃了。中午，拜尔莱因跑进地下掩蔽部，上气不接下气地向隆美尔报告：

　　“元……元帅阁下，冯·托马将军……出事了。”隆美尔像弹簧似地跳了起来，急问道：“怎么回事？快说！”“冯·托马将军认为元首发疯了，才下了坚守的命令。他挂上自己所有的勋章，乘坦克朝着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了。”

　　拜尔莱因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水，接着说，“我得知此事后立刻开车去追他，沿途看到的只是一堆堆燃着熊熊火焰的坦克、尸体和反坦克炮。当我远远地看到他，快要追上他时英军的坦克迎了上来，我清楚地看到托马将军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帆布包。”

　　1942年11月4日晚，在英军第八集团军司令部里。

　　蒙哥马利与被俘的非洲军团司令冯·托马正在共进晚餐。他们一起谈论着9月间的战斗和正在进行的战事。

　　晚餐方毕，蒙哥马利立刻令人收拾餐桌，然后拿出一幅埃及沙漠地图，摊在桌上，他对冯·托马说：“我的部队今晚将接近富凯，你有何想法？你将如何处置，冯·托马将军？”

　　但是，冯·托马只是说：“非常严重，确实非常之严重。”．同一天晚上，隆美尔不再等待希特勒的命令，断然下了撤退的命令。次日凌晨，希特勒同意撤退的命令才送到隆美尔手中，可是已经太晚了。就这样，隆美尔的70000人部队开始了艰难的撤退，开始了一场2000千米的远征。

　　蒙哥马利终于取得了阿拉曼战役的胜利。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它是非洲战场的转折点，也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转折点之一，从此，英军开始进入了反攻。

　　德国非洲军团灭亡的日子不远了。北非这个地方既是隆美尔的发迹地，也是他的伤心地。然而他的伤心之时却是全世界人民的大喜之日，因为魔鬼法西斯的丧钟已敲响了。

无视命令最终撤出的黎波里

　　隆美尔率军从阿拉曼战役撤下来，一路向西。在沙漠的公路上，燃烧的车辆喷着烈火，焰光冲天。

　　1942年11月5日凌晨，隆美尔本人到达富凯并在那里建立了司令部，非洲军团的大部分部队、第九十轻装甲师和若干意大利摩托化部队也到达了。

　　隆美尔原打算在富凯停留一段时间，以便让正在行军的步兵摆脱困境，但他很快就认识到停留是没有希望的。当天夜里，他下令机动部队向马特鲁港撤退，不再理睬意大利步兵师了。

　　11月7日，隆美尔又放弃了马特鲁港，向布雷加一线撤离。

　　蒙哥马利试图从两翼迂回包抄隆美尔，可每一次英军到达时，德军总是快一步，溜走了。另外，他一直小心翼翼，不愿让部队快速追击，以免中了隆美尔的埋伏。

　　其实，蒙哥马利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此时德军主要部队仅剩下大约4000人，仅有11辆坦克、少量野战炮和反坦克炮，他们是无法对英军实施反击的。

　　11月8日，当隆美尔刚摆脱英军追击喘了口气时，传来了盟军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的消息。

　　隆美尔听到这个消息后，绝望地喊了声“完了”。蒙哥马利的英军让他疲于逃命，他原指望向西撤退，能在那里站稳脚跟，伺机反扑。

　　而现在，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已在他背后登陆，对他实施夹击，他感到已无任何立足点了，最好的选择就是撤出非洲。

　　他写了一封信给希特勒，告诉他，非洲军团已无法守住昔兰尼加，请元首立即派潜艇、小船、飞机在夜里尽量把这一批身经百战的德军士兵运回欧洲，投入其他战场。

　　但是希特勒没有答应，他不想放弃北非。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登陆的前一天，情报官告诉他有一支英军船队驶入地中海，当时他认为这支船队是往马耳他岛去的，因而并不在意。盟军登陆后的第二天，他决定全面占领法国，并在突尼斯建立一个桥头堡。

　　11日早晨，德军和意军开进了法国的“自由区”，维希政府垮台。与此同时，大批德意军队来到突尼斯，组成了第五装甲军团，由阿尼姆将军指挥，企图制止美英军的前进，守住非洲的最后一个堡垒。

　　希特勒不想撤出非洲，隆美尔也不想再说了。他在希特勒身边干过一阵子，了解他的脾气，他决定了的事，别人再说也无用。因此，隆美尔继续按计划向西撤退。

　　1942年11月23日，隆美尔率领他的装甲军团，撤到了布雷加一线，这里离阿拉曼已经有800千米了。

　　到达布雷加后，隆美尔对该地区随即进行了视察，这条防线长达100千米，是阿拉曼战线的一倍半。他一没有汽油，二没有机械化部队可以抵挡蒙哥马利对他的迂回包抄。在阿拉曼战场，他有50万枚地雷，而现在，仅有32000枚。部队已丧失了许多重型武器和反坦克炮。要想守住这条防线，只是一种幻想。

　　于是，隆美尔请求继续后撤，但却遭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拒绝，他们要他坚守住布雷加，顶住英军的进攻。

　　11月24日，隆美尔、凯瑟林、卡瓦利诺和巴斯蒂柯四位陆军元帅召开了一个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议。

　　在会上，除了隆美尔，其余三人都认为要坚守下去，这使隆美尔大为恼火。

　　他大声说道：“死守布雷加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既然元首要我坚守，再争论其他的选择也是徒劳无益，不过，我要提醒诸位，我手中只有35辆坦克和57门反坦克炮，而蒙哥马利手中却有420辆坦克和300辆装甲车。一旦布雷加失守，在的黎波里作任何抵抗都徒劳无益。”

　　凯瑟林连忙捧场：“我们十分钦佩您从阿拉曼的撤退，在一条800千米长的路上拉回一支庞大的部队，敌人毫无办法挡住你，这在战争史上是空前的。”

　　隆美尔不耐烦地回答说：“假如一两天里敌人在这条防线上缠住我军，然后以强大的兵力迂回夹击，我们该怎么办？”

　　他的话一出，三位元帅顿时哑口无言，他们也实在想不出好的对策来了。

　　11月26日，巴斯蒂柯又电告隆美尔，墨索里尼正期盼着隆美尔能指挥装甲军团向英军的先头部队发起进攻。他在电文中还告诉隆美尔，没有他和巴斯蒂柯的直接允许，隆美尔无论如何不许再往后撤。

　　隆美尔气急败坏地把电报一扔，然后转身简短地命令纳瓦里尼和缨勒上校，做好撤至布厄艾特的准备。

　　他下完命令后，叫上副官，向“亨克尔”飞机走去。他要到“狼穴”去面见希特勒，向希特勒面叙撤退的原因，他坚信，元首是理解他的。

　　当天下午，隆美尔来到了东普鲁士大本营。当他走下飞机时，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位元帅已在机场等他。他们不高兴地问隆美尔找希特勒干什么。隆美尔没有理睬他们，只是说了声“有关北非之事”，就坐上汽车径直向“狼穴”驶去。17时多，隆美尔走进了元首大本营的会议室。希特勒一见他，劈头就说：“没有我的允许，你怎敢擅离职守！”隆美尔惊讶地望着希特勒。此刻气氛极为紧张，连空气都几乎凝固了。隆美尔没有明白希特勒最近心情很不好，不仅仅是因为北非战场问题，在东线战场，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已成了瓮中之鳖，在别的战线，也出现了一连串棘手的问题。隆美尔这位不速之客的来临自然引起了元首的不满。隆美尔开始向希特勒作汇报。当隆美尔汇报到自己的军队所处的困境和新防线的不利时，希特勒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你手头还有多少人？”他问。“大约六七万。”隆美尔回答说。“英军进攻时，你有多少人？”“83000人。”“看起来，”希特勒指出，“你并没有遭到什么损失。”隆美尔回答说：“可是我们的武器几乎都丧失了，成千上万的士兵甚至连支步枪都没有。”希特勒扯开嗓门叫道：“那是因为他们把枪都扔掉了。”隆美尔也大声嚷嚷：“非洲已无法固守，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尽快地把德军撤出非洲。”再次提出撤退，就如火花飞进了火药桶。希特勒勃然大怒：“你提出的建议和我的那些将军们去年冬天所干的完全一样。他们要求退到德国边境，我拒绝这样干，事实证明我做对了。我不允许这样的戏在非洲重演。我们必须在北非保留一个大的桥头堡，因为它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原因。假如我们丢掉了北非，意大利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反响。因此以后别再提放弃的黎波里了。你的部队会得到足够的武器，使你能够把每一个士兵都投入前线。你必须把后勤部队削减到绝对的少数。凯瑟林的空军将竭尽全力护送给养到队伍。”

　　晚上，隆美尔带着希特勒向他提供更多援助的许诺，坐上了帝国元帅戈林的豪华专列，隆隆地驶向罗马。

　　在罗马，经过激烈争论，墨索里尼终于稍稍改变了初衷，决定只有在隆美尔确信蒙哥马利即将进攻布雷加的情况下，才允许他撤到的黎波里以东200千米的布厄艾特一线。这一指令实际上等于允许隆美尔可以自由撤出布雷加。1942年12月2日，隆美尔飞回到了利比亚。不等蒙哥马利发起进攻，12月6日夜，埃尼·纳瓦里尼将军的意大利步兵先头部队就开始撤出布雷加一线。隆美尔命令每辆汽车前面必须有一人步行，在夜色中引路。在必要时，可用步枪击灭车灯。但是不一会儿，非洲军司令部打电话告诉隆美尔，意军的先头部队大开着车灯，飞快地向西驶去了。

　　整整一夜，意大利的部队乘坐数百辆军车行驶在通向布厄艾特的沙漠公路上，待到天亮时，路上已空无一人。对于非洲军团的撤退，英军毫无察觉。9日夜间，意大利最后一支部队比斯托伊亚步兵师一部也平安无事地撤离了布雷加防线。12月10日半夜，蒙哥马利的炮火向布雷加防线进行了猛烈的轰击。然而，那一带空空荡荡，“沙漠之狐”再次逃脱了。蒙哥马利又扑空了。在匆匆忙忙的大撤退中，汽车、坦克、装甲车争先恐后地向西奔驰，生怕英军的轰炸机落在自己的头上。终于，布厄艾特到了。但是隆美尔的主意又改变了。他决定放弃布厄艾特。

　　隆美尔找到了巴斯蒂柯，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布厄艾特防线与其他防线一样，南部地带经不住迂回夹击。我们手中现在只有几十门反坦克炮，一半以上的士兵手中仅持有步枪或机枪，地雷、弹药和其他给养物资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我们只能再继续撤退，撤到马里斯那样的高山阵地上进行防御。”

　　巴斯蒂柯这次同意了隆美尔的看法，就将此事禀报了罗马。

　　墨索里尼看到非洲军团又要求后撤，顿时火冒三丈，他亲自拍来了电报：“我再次重申，抵抗到底。在布厄艾特防线的德意装甲军团的所有部队必须抵抗到底。”

　　隆美尔已全然不顾，他下令立即撤退。

　　1943年1月18日，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比墨索里尼允许的日期提前三个星期到达了霍姆斯防线，这是利比亚首府的黎波里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这条防线由于没有来得及做好防御准备，不宜久留。

　　隆美尔来到霍姆斯防线后，顾不上休息，就前去察看前沿阵地。他发现在德军的尾部，英军的坦克正在做Z字形推进，进展十分缓慢。

　　就是这一可疑的举动引起了隆美尔的警惕，英军的这些坦克不过是一次牵制性进攻，目的在于将他拖住。英军一定有别的部队在做迂回进攻。

　　隆美尔下令立即对英军实施大范围的侦察。当天下午14时，德军的侦察飞机带来了消息，他的估计是正确的，在他原先确信坦克不能通行的山地那边，一支拥有1400辆坦克和车辆的大部队正在向西挺进。

　　下午16时，第十九轻装甲师俘虏了一名英军高级军官，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份秘密文件，文件表明，蒙哥马利的战略目标是的黎波里外围30千米海岸公路上的托维尔。显然，英军正在从更远的地方对德军进行战略包围，霍姆斯是守不住了，的黎波里也只得放弃。

　　墨索里尼坚决不同意放弃的黎波里。这里是意大利统治利比亚的象征，丢掉的黎波里，意味着失去了他们在北非和东非殖民地帝国的最后一部分。这个帝国是他们在半个世纪里以巨大的物质代价，精心建立起来的，他想作最后的挣扎，保住的黎波里。

　　但是，隆美尔根本不予理睬，他不想冒的黎波里落入英军手中同时又使德军全军覆没的风险。他下令于1943年1月21日黄昏时全部撤出的黎波里。

　　像以往那样，隆美尔下令对的黎波里实施破坏。这座美丽的城市顷刻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1943年1月25日，隆美尔告别了利比亚，进入了突尼斯。

　　蒙哥马利的追击总是差半拍，1月23日，当隆美尔的军队已全部撤出的黎波里后，英军的先头部队才开进了这座城市。当天中午，蒙哥马利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意大利副总督处正式受降。

　　2月3日和4日，丘吉尔和布鲁克亲临第八集团军视察。蒙哥马利为他们举行了阅兵式。参加检阅的有苏格兰师、新西兰师、皇家装甲部队和皇家陆军后勤部队。看到威武雄壮的第八集团军，丘吉尔非常高兴。他要求第八集团军乘胜前进，冲破马雷斯防线，进入突尼斯，彻底消灭德军。

　　马雷斯防线是法国人在战前防备意大利入侵突尼斯而修筑的一条长达20千米的防御系统。这条防线工事坚固，组织严密。

　　在临海的一端，陡峭的瓦迪济佐是主要防线正面一道防坦克的坚强屏障；再往南，则是混凝土修筑的炮楼，防坦克战壕和铁丝网。从前线直至马特马塔的山丘为止，没有可能进行迂回运动，除非取道通往特巴戈山和梅拉布山之间那条山峡弯路。

　　现在，隆美尔退入了突尼斯，依靠马雷斯防线阻住了追击他的蒙哥马利军队。

　　突尼斯是一个连绵起伏的山乡，草地上百花盛开，井中泉水清清，牧马恬静安闲，兀立着的是棵棵棕榈。

　　美丽的自然环境，却阻不住战争的侵袭。隆美尔的到来，将会使突尼斯遭受巨大的灾难。

后退千里固守马雷斯防线

　　隆美尔的一路溃逃，使最高统帅部非常愤怒，他们下令解除了隆美尔的职务。但隆美尔却仍然没有离开非洲，他不愿离开那些朝夕相处的士兵。墨索里尼无可奈何，希特勒则听凭他自己作出决定。就这样，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隆美尔过着轻闲的生活，每天外出游览、打猎，他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情绪也变得乐观起来。

　　这一天，他正和翻译阿尔布鲁中尉开着车游玩。一辆摩托车从后面急驰而来，超过隆美尔的汽车，“嘎”的一声停了下来。

　　“报告元帅，”梅伦辛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兴奋地说道，“今天早上，第二十一装甲师已夺回了弗德山口，现美军第二军正从西面向我们逼来。”他边说边从文件夹中拿出一份情报，递给了隆美尔。

　　“好，”隆美尔兴奋地说，“夺回弗德山口，这就给了德国人冲过山口打击美国人的机会。”

　　美军在北非登陆后，也由西向东进入了突尼斯，准备与蒙哥马利遥相呼应，夹击隆美尔。不过，对于美军，隆美尔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他认为那些美国兵既无实战经验，也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不是他那些身经百战的非洲军团士兵们的对手。

　　他早就想进攻美军，杀一杀他们的威风。他要向全世界表明，即便经过2000千米的后撤，隆美尔的军队仍然能打败拥有优势装备的艾森豪威尔的美国兵。

　　隆美尔开始忙碌起来。他把主力悄悄地撤离了马雷斯，调到了美军的对面。1943年2月15日，隆美尔的装甲部队突然向美军发起了进攻，一举冲垮了美军的防线。美国人被德国人这次进攻打得晕头转向，狼狈逃窜。

　　2月19日，隆美尔的军队攻到了卡塞林山口下。但美军在重炮的支援下，顽强地坚守住了山口。当天，隆美尔驱车赶到山口下，卡塞林进攻受挫直接干扰了他的全盘计划。

　　一位叫门顿的上校向他报告：“美国人仍控制着山口。”“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作为指挥官为何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隆美尔生气地说，“上车，跟我往前走。”车子一直驶到前沿阵地，在那里，隆美尔亲自指挥了卡塞林战斗。上午10时，德军动用了新式的奈比尔威费火箭发射装置，这种六管的火箭发射架可以把80磅的火箭炮弹射向4000米远的目标。火箭弹在美军阵地爆炸，引起了美军的极度恐慌，他们扔下阵地，开始逃命。德军占领了山口。不久，美军的50辆装甲车运来了数以百计的部队。他们在30辆重型坦克的支援下，进行反攻。德军的一个装甲营疯狂地冲了上去，一场壮观的坦克大战开始了。坦克与坦克在相撞。一辆接一辆坦克被炮火击中，长长的火舌从坦克的通气孔喷向外面，座舱里的炮弹和机枪子弹开始爆炸，直至看上去整个外壳在膨胀和摇撼为止。熔化了的金属铅似小河熠熠闪光，像眼泪一般从死气沉沉的发动机向外流淌，在沙漠的沙子上凝结成坚硬无比的金属镜子。

　　紧接着，橡胶和油类也起了火，犹如丧葬的烟柱从恐怖的燃烧物里螺旋升起。在烧成残骸的坦克周围则是士兵的尸体，有些仿佛刚刚入睡，有些却狰狞可怕，没有头，没有四肢，或是已被烧得焦黑。

　　德军的奈比尔威费火箭炮再次开火。美军动摇了，开始撤退。德军完全控制住了卡塞林山口。隆美尔下令第十装甲师继续追击。但是，第十装甲师同美军混战了一夜，并没有攻进北边的特拉镇。

　　第十装甲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不敢顽强地向前推进。其实，特拉镇已是一座空城，驻守特拉镇的是一支力量薄弱的法军小分队，风声鹤唳的美军早就逃命去了。

　　德军一旦占领特拉镇，便踏上了向美军腹地推进的坦途。由于德军未能占领特拉镇，美军的增援部队便又返回了特拉镇。美军的指挥官从无线电里向所有的部队下令：“不准以任何借口向后撤退一步。”德军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战机。当隆美尔获悉这一情况时，他的情绪一落千丈，他感到他的非洲军团像一个马拉松选手，虽然接近终点，但精力已经耗尽，不能坚持到底。凯瑟林元帅从遥远的罗马赶来了，他是来给隆美尔助威的。当他走进隆美尔的指挥车时，发现隆美尔正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倾听雨点拍打车顶的声音。看到凯瑟林进来，隆美尔只是欠了欠身子，并未起身相迎。“埃尔温，为什么停止前进了？”隆美尔惨然一笑：“你去问阿尼姆吧，他没有派来‘虎’式坦克和步兵营。”“这倒可能是真的，”凯瑟林说，“但是你有权力压倒他。你为什么不行使你的职权！”隆美尔生气地回答：“我的职权有何用？有人只知道对我的计划大泼冷水。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去冒经过深思熟虑的风险的意义。”凯瑟林百思不得其解。就在前一天晚上，隆美尔还把令人欢欣鼓舞的战报用无线电向他作过汇报。“你的部队将向哪里行动？”凯瑟林问道。“撤回马雷斯，那里现在很危险，蒙哥马利才是我的真正对手。”“据我看来，马雷斯防线很稳固，任何企图进攻马雷斯防线的人都要为之煞费心机，指挥官没有最充分的准备是不可能突破这道防线的。”隆美尔摇了摇头。当天下午，他取消了在卡塞林的全部进攻。尽管在短短的几天里，他使美军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损失，给了爱面子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一个难以忘怀的打击，但要想改变大势肯定是不可能的。德军非洲军团司令部正在举行着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隆美尔指着墙上的地图对指挥官们说：“现在马雷斯防线上，蒙哥马利近日必将向我们发起攻击，因此，我们要先下手为强，要摧毁敌人总攻前集结的部队。”

　　自从德军从卡塞林山口撤回马雷斯防线不久，罗马就来了新的正式命令，委任隆美尔为“非洲集团军司令”，统率非洲装甲军团和德国非洲军团。这是墨索里尼为了协调在突尼斯的两个集团军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隆美尔激动得有点不知所措，他感到元首和领袖仍信任他。他郑重地接受了这一职务，要好好地利用突尼斯的兵力，同蒙哥马利决一死战。

　　他指着墙上的一个小圆点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梅德宁。”他停了一下继续说，“我建议来一次两面夹击，第十和第二十一装甲师从海岸附近的北线出击；第十五装甲师、第一六四轻装甲师一部分从南线穿插出山，进攻梅德宁，我们给蒙哥马利来个措手不及，因为，英国人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右肘弯击’战术，总预料我们会从北边发起进攻。”

　　他的计划使与会者哗然。贝劳威斯将军首先站起来说：“我军已在北线埋设了成千枚地雷，这些地雷有真有假，以防敌军取走。要通过我军的地雷区，十分困难，除非将地雷炸掉，而一旦炸毁，等于事先告知敌人我们要发起进攻。”

　　梅斯也表示反对。他提出了一项相反的建议，认为全部兵力应该穿过马特马达山脊。隆美尔不赞成这个建议：“要是汽油车和弹药车被敌机击中起火，堵塞住狭窄的公路怎么办？最好的办法还是实施两面夹击战术。”

　　“可是，从我们空中拍摄的照片表明，蒙哥马利的多数大炮都部署在梅德宁和海岸之间，我们从这里进攻无疑是自投罗网。”梅斯毫不相让。

　　隆美尔气极了：“阿拉曼战役中我们吃够了在远距离与英军坦克作战的苦头。但是突尼斯这里的经验证明，我们的坦克在近距离内要比英军的坦克占绝对的优势。因此我们的坦克需要复杂的地形借以向前推进。”

　　会议开了五个小时，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隆美尔厌烦了，他对梅斯将军说：“你自己拟定作战计划吧！”

　　梅斯坚持采用简单的“右肘弯击”战术。

　　这一次梅斯失算了。蒙哥马利在离梅德宁约8000米的一座山背上严阵以待。在这里，他设下了大批重炮，有500门可以发射六磅重炮弹的反坦克炮、400辆坦克和数量众多的步兵。

　　1943年3月6日早晨，德军向梅德宁发起了代号为“卡普里”的进攻，但结果损失惨重，以失败告终。

　　当天晚上，隆美尔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再次撤退，并在蒙哥马利开始总攻前放弃马雷斯防线，同时把梅斯的20万部队撤至自昂菲达维尔向内陆延伸的较易防守的小段战线上。这样，整个非洲集团军将只防守在100千米的战线上。

　　3月7日，一封由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元帅起草的复电传到了隆美尔手中。复电援引希特勒的话说：

　　隆美尔元帅的行径同他从前对我们讲的话简直大相径庭。他想把部队撤至昂菲达维尔去，这绝对不行。隆美尔对局势的估计截然不同于他在的黎波里以东期间的估计。那时他认为一旦撤到目前的马雷斯防线，一切潜在的危机就会消失。把两个军团撤进突尼斯和比塞大一带无法施展的桥头堡地区，必将是失败的开始。

　　隆美尔失望了。他从失败中尝到了被冷落、被人轻视的滋味，而且他隐隐感到希特勒已不再信任他了。

曲散人终被逼服毒结束生命

　　希特勒任命从非洲回国的隆美尔为意大利北部德军总司令。因为1943年7月15日，英美盟军开始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希特勒责令其在意大利中部组织防御，阻止盟军的进攻。

　　但是不久，隆美尔和南战场总司令凯瑟林就在意大利的防守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而希特勒采纳了凯瑟林的意见，把隆美尔调离了意大利。

　　隆美尔被调离意大利后，希特勒对怎样安排他颇费思量。最后，希特勒决定派隆美尔到法国去，任务是彻底检查和加强“大西洋壁垒”的海岸防御工事。

　　1943年11月5日，希特勒在“狼穴”颁布了这项任命。希特勒之所以选派隆美尔去西线，原因是在纳粹的元帅和上将这一级别的指挥官中只有隆美尔具有数年来一直与英美军队作战的经验。此外，他也想给隆美尔一个挽回声望的机会，振作一下他的精神状态。

　　12月18日，隆美尔到了法国。1940年他曾率第七装甲师一直打到法国西海岸，英军不得不仓皇从敦刻尔克撤退。

　　短短三年多，现在的局势就大不相同了。那时德国处于进攻地位，现在则处于守势；那时德军的飞机在法兰西上空横行，现在英美空军对德国和法国北部地区的轰炸已是家常便饭。

　　德军的所谓“大西洋壁垒”，与其说是不可逾越的工事，不如说是戈培尔吹嘘宣传的产物。它的支撑点是逐渐建立起来并互相隔绝的，而且防守兵力不足。所以，隆美尔对能否阻击盟军的登陆信心不足。

　　隆美尔这时已无单独决定重大行动的权力，他作为德军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斯泰特属下的B集团军群司令，必须接受龙德斯泰特的指挥和节制。隆美尔要求控制更多的装甲师，但希特勒一直没有答应。

　　1944年6月6日早晨，英美盟军开始在诺曼底登陆。

　　当天，隆美尔正在家里为妻子露西庆祝生日，待他接到报告后赶到诺曼底前线时，盟军已夺占了几个纵深达10千米的登陆点。

　　至6月12日，登陆盟军已达33万人，而德军统帅部才调来三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使诺曼底地区的德军兵力增至12个师。

　　希特勒命令部队不准实施新的部署和调动，而由他亲自决定如何行动。他于6月17日到法国视察时，隆美尔建议部队从诺曼底主动后撤，但被拒绝。

　　随着盟军自诺曼底登陆成功后向德军防御纵深的逐步推进，隆美尔对整个西线战事越来越绝望了。他像当时的一些德军将领一样，希望希特勒能在西线与英美单独媾和，然后集中力量去对付东线的苏军，为此他曾当面与希特勒发生了冲突。

　　1944年6月29日，就在盟军从诺曼底继续向法国腹地挺进期间，希特勒在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里召开了一次有西线将领参加的大本营军事会议。

　　会上，希特勒先发表一通旨在鼓劲打气的演说，然后请隆美尔谈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来的军事局势。

　　但隆美尔谈的却不是这些，他鼓足勇气当着希特勒的面说道：“元首阁下，我作为B集团军群司令，认为有责任向您阐明西线局势。首先谈谈我们的政治形势，全世界联合起来对付德国，而力量平衡……”

　　希特勒立刻打断他的话：“陆军元帅，请谈你的军事形势，别的不用你讲。”

　　“我的元首，历史要求我应首先谈谈我们的整个形势。”隆美尔固执地说。

　　希特勒猛一拍桌子，说：“你就谈谈你的军事局势，其他的什么也不许谈。”

　　隆美尔不得不遵命介绍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军事局势。

　　之后，希特勒又就反击问题口出狂言：用德国的海军、空军封锁盟军从英国到诺曼底的交通线，同时集结部队，把盟军赶下大海，再来一个敦刻尔克。希特勒说到这儿，便把期待的目光转向隆美尔。

　　这一回，隆美尔不想再说话了，但希特勒还要他就军事问题表明一下态度。隆美尔仍然默不做声。因为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德国已没有多少潜力了，隆美尔认为只有趁着德国军队还未被彻底摧毁之前，与英美媾和，或许还能够讨价还价，以挽救第三帝国的命运。

　　但是，希特勒不允许他的将领们谈论这个“政治问题”，而且他认为德国还能够也必须打下去。

　　所以，当隆美尔最后忍不住还想就“德国这个主题谈一谈时”，希特勒气愤地让他离开会场：“陆军元帅，还是离开这里吧！我看这样做好一些。”

　　隆美尔实际上是被希特勒轰出了会场。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与希特勒的会面。

　　18天以后，隆美尔离开B集团军群司令部去前线部队视察时，乘坐的汽车遭到盟军飞机的扫射，司机被当场击毙，他从打翻的汽车里爬出来后，颅骨四处骨折，头皮也被撕去一块，左眼眶伤得厉害。

　　随后，他离开法国战场返回国内治伤。隆美尔的军事生涯从此结束了。

　　三个月后，他因被牵涉进“7月20日阴谋用定时炸弹谋害元首”的案件中，于10月14日在希特勒派来的陆军人事部长的监视下服毒自杀，终年53岁。

　　他死后，希特勒还像演戏似的给露西发来唁电：

　　谨对贵夫君逝世表示至为沉痛的哀悼。元帅英名和非洲军团的英雄业绩一样永垂不朽！

　　其实，隆美尔的命运从阿拉曼战役失败之后就已确定了。败军之将，言不听，计不从，虽然他还是忠心耿耿为德国命运出谋划策，但希特勒早已不屑一听，这样的人“谋杀元首”，恐怕除了希特勒谁也不会相信。可怜隆美尔戎马一生，最后被逼自杀。

希姆莱

结识冲锋队员加入纳粹组织

　　1900年10月7日，希姆莱在慕尼黑希尔德加德街2号三楼的一间小卧室里出生了。

　　他的父亲戈培哈德·希姆莱时年35岁，向来都受到巴伐利亚的威特尔斯巴赫皇室的提携和帮助，并一度担任过皇室枢密顾问海因里希亲王的指导教师。

　　1900年，老希姆莱离开皇室，担任慕尼黑一所高等文科中学的老师，但他同巴伐利亚的皇室仍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加上为人正直勤勉，因此在同事和邻居中有着很好的人缘。

　　老希姆莱极为珍视巴伐利亚皇室给予他的社会荣誉，因此，当希姆莱出生时，他请求巴伐利亚枢密院的顾问海因里希亲王屈尊担任这个孩子的教父并赐名。

　　亲王爽快地答应了，并用自己的名字给这个教子命了名，这就是后来那个一度让欧洲和世界为之战栗的名字——海因里希·希姆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弥漫全球的烽火硝烟，撩动了少年希姆莱的心。

　　1917年，当战争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时，17岁的希姆莱已经再也无法坐在教室里当一名战争的旁观者了。可是，他离法定的服役年龄还差一岁，这使希姆莱烦恼已极，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知子莫若父，老希姆莱很了解儿子的苦恼。于是，他向皇室里的朋友寻求帮助，问题很轻易地解决了。

　　1917年年底，希姆莱加入了巴伐利亚第十一步兵团“森林团”。这与希姆莱最初的愿望多少有些不一致。希姆莱所向往的是加入海军部队，可是他鼻梁上的那副深度眼镜却拖了他的后腿，因为帝国舰队从来不收戴眼镜的人。这样，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成为陆军的一员。

　　希姆莱一入伍便被安排去累根斯堡接受候补军官训练，同时还进了拜罗伊特的机枪训练班。结业后，他被编入第十一步兵团补充营四连。正当希姆莱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却散尽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宣布战败投降，希姆莱奉命退役。

　　对希姆莱而言，战争的过早结束无疑是一种不幸。在这场战争中，他寸功未建，他的服役记录仅是一名毫不起眼的士官生。

　　除了当兵，希姆莱对农业也颇有兴趣。早在幼时，他便喜欢在自家的花园里搜集各种植物。后来，在他所管辖的集中营里，他还专门下令种植一些他认为应该种的植物。

　　1919年春，希姆莱在巴伐利亚的一家农场找了一份工作。然而，同他的军事生涯一样，希姆莱的农业之梦也是刚一开始就破碎了。

　　1919年10月18日，他考入慕尼黑大学技术学院，成为一名农业技术专业的学生。

　　初入慕尼黑大学时，希姆莱无疑是个好学生。他整日埋头苦读植物学、土壤学和化学方面的书籍，但很快他便被一些宣扬种族主义的书籍所吸引。这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理查德·瓦尔特·戴尔的《血和大地》。

　　瓦尔特·戴尔是纳粹党最早的拥护者之一。他所鼓吹的选择繁殖的观点与希特勒如出一辙。

　　希姆莱不再安心于学业了。

　　从1919年11月起，他开始参加各种右翼政治活动。这些活动要求德国回到传统的价值观，结束软弱的魏玛政权，处死对“耻辱的停战”负有责任的“十一月罪犯”。

　　希姆莱对战争和穷兵黩武表现得更加热衷了。翻开这一时期希姆莱留下的日记，可以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文字：

　　1919年11月28日我现在但愿能身临险境，让我以生命孤注一掷，让我去战斗，这也许会使我得到解脱。1921年11月22日一旦东方战争再起，我将加入战斗。东方对我们极其重要，而西方将要死亡，我们必须在东方开拓新的空间。

　　1922年2月19日但愿果真能再次战斗、战争和出征！

　　就在这个时候，希姆莱生命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就是恩斯特·罗姆。恩斯特·罗姆，1887年生于慕尼黑，职业军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授上尉衔。罗姆是希特勒的密友、纳粹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20年，他同戈林一起创建了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该组织网罗了一大批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凶悍之徒。1922年1月26日，在慕尼黑阿尔贝尔克啤酒馆举行的一次右翼团体集会上，希姆莱同恩斯特·罗姆相遇。罗姆此时是冲锋队的参谋长，正四处招揽“人才”，以扩大冲锋队。罗姆与希姆莱一结识，便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罗姆很欣赏希姆莱，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合作伙伴；而希姆莱则被罗姆的政治魅力所征服，成为罗姆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为罗姆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1922年8月5日，希姆莱通过考试，从慕尼黑大学毕业并取得农艺师文凭。这时，他在慕尼黑郊外的兰德氮素有限公司谋得了一个不错的职位，担任实验室助理。这份工作不仅给希姆莱带来了一份可观的收入，更主要的是这儿离慕尼黑仅有15千米，可以同德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保持经常的联系。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生活在下巴伐利亚农民聚集的地方，使他形成了这样的想法：农民阶级是民族的本源，自由乡土上的自由农民是德意志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最强大的后盾。这一思想，加上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宣传的影响，希姆莱设想了一个以农业为主要标志的社会。

　　他伙同几个臭味相投的人在慕尼黑郊外买了一块地，开办了一个农场，以此作为实现他农村之国的胚胎。

　　然而，他的农场没等兴旺发达起来，便夭折了。

　　他把自己的农场因资金不足而夭折的原因，归结到犹太人的身上。他的理论是：世界犹太民族煽动城市居民反对农民。他认定，农民最危险的敌人是世界犹太资本。

　　这可以说是希姆莱反犹思想形成的雏形。

　　希姆莱当时还有另一种奇怪的想法，他认为斯拉夫人也是农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全国农民阶级唯有在反斯拉夫人的斗争中才能保存和壮大自己。

　　这无意中形成的想法成为希姆莱日后给党卫队纲领提出的两个要点的思想基础，即确定第三帝国反犹和反斯拉夫人政策的基本思想，成为希姆莱反“世界犹太民族”和反“斯拉夫劣等种族”的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

　　这种与人道相悖的种族理论被希姆莱所吸收，他觉得从中受到了鼓舞，得到了启发。

　　希姆莱的思想日益走向右翼极端主义。

　　在罗姆的影响下，希姆莱先是加入了由海斯上尉领导的“德国国旗”组织，该组织同罗姆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1923年10月初，这个组织分裂了。

　　希姆莱索性辞去了在兰德氮素有限公司的工作，返回慕尼黑，同该组织的另外300名极端分子在罗姆和赛德尔上尉领导下，又组成了“德国战旗”组织。这一组织，一成立便参加了慕尼黑啤酒馆暴动。

　　1923年，德国国内外形势急剧恶化。

　　法国和比利时以德国不履行《凡尔塞和约》为由，停止支付赔款为名，出兵占领了鲁尔区。

　　德国政府以“消极抵抗”作为对策，导致了国内大量工人失业、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德国共产党提出反对法比占领军和本国资本家、组织统一战线、建立工农政府的口号，萨克森和图林根两地很快便成立了工人政府，后来又爆发了汉堡起义。

　　但是，工人政府被镇压，起义很快失败，反革命势力获胜。德国笼罩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不安。

　　就在此时，希特勒发动了著名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这次幼稚的政变虽然失败了，希特勒的大名却传遍了整个德国，使得希姆莱进一步投入到极右翼运动中。

　　他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组织。希姆莱在其中遇见了过去的朋友戈利格尔·施特拉塞。他是自由运动组织的头目，他看出希姆莱有组织能力，便很快起用他，让他担任了自己的秘书。

　　1924年5月，德国国会大选在即。

　　施特拉塞企图利用希特勒政变在德国引起的轰动，将自己手下的纳粹分子塞进国会。

　　为帮助施特拉塞竞选，希姆莱驾驶着一辆摩托，在下巴伐利亚各村镇之间往返奔驰，传达施特拉塞的通知文告，并向农民声嘶力竭地进行民族社会主义的宣传，煽动农民反对金融资本，诅咒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攻击布尔什维克，诋毁民主政治和一切合理的政策。

　　希姆莱的力气没有白费，施特拉塞的竞选活动捞到了近两百万张选票，赢得了32个国会议员席位。

　　作为对希姆莱的奖赏，施特拉塞设法满足了希姆莱的权力欲望。在赴柏林上任前，他提升希姆莱担任了巴伐利亚—上普法尔茨省党部副书记。

　　希姆莱虽然投靠到施特拉塞的门下，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不是施特拉塞的侍从。因为，施特拉塞并不具备令希姆莱所折服的领袖魅力。

　　就在这时，希特勒的到来为希姆莱的人生道路打开了一条通往血腥罪恶的“光明”坦途。

靠拢希特勒升任党卫队领袖

　　希特勒离开了兰茨贝格监狱后，立即着手重建因啤酒馆暴动失败而四分五裂的纳粹党。而希姆莱早已为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里炮制的那本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种族主义理论和他狂妄的叫嚣所深深地折服。

　　凭着择主而事的本能，希姆莱认定希特勒就是自己的新偶像。于是，当施特拉塞调往柏林并成为希特勒在德国北部的竞争对手时，希姆莱开始向希特勒靠拢。

　　1925年2月，希姆莱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恬不知耻地吹捧希特勒，说稍有祖国观念的德国人都信任他，把他视为能帮助德国重新占据它应有地位的那样一个人。希特勒被这位新崇拜者的信感动了，他决定要见一见这封信的作者。1925年3月12日，希姆莱敲开了希特勒的房门。同年8月，他加入了纳粹党，党证编号1345。

　　希特勒很喜欢希姆莱那种恭敬的态度和严守纪律的作风。对这位忠诚的新“仆人”，希特勒果然没有亏待他，不断地给他一点甜头，让他在特权阶层中的地位直线上升。

　　1926年，希姆莱任纳粹党上巴伐利亚—施瓦本区副领袖，后又任纳粹党全国宣传工作副领导。1927年，希姆莱任党卫队全国副领袖，其党卫队队员证号是168。面对这些令人炫目的头衔，希姆莱感到称心如意，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在希姆莱的办公室和住宅的门上，金光闪闪的哥特字母显示：希姆莱身兼三职。他既是纳粹党慕尼黑党部书记，又是党卫队全国副领袖和中央宣传工作副领导。

　　坚信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希姆莱，终于在他26岁时碰上了一个梦幻中的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日耳曼姑娘。

　　这个女子叫玛加丽特·波登，是西普鲁士贡歇策沃一个德国地主的女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曾经当过护士，后到柏林结婚，不久离婚。在柏林，她用她父亲给的钱开了一家小型私人诊所。

　　希姆莱被玛加丽特身上的那股主宰人的气质所迷醉；而她则对希姆莱关于医学的一些妄言特别是顺势疗法颇表赞同。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如胶似漆。

　　玛加丽特·波登比希姆莱大八岁，而且还是教徒、结过婚的人。希姆莱的父母对儿子所找的对象不大满意，但他们并没有横加干涉。

　　1928年7月3日，希姆莱同玛加丽特·波登结婚。从这一天起，这个粗俗、毫无幽默感和神经质的金发女人，主宰了希姆莱的生活。

　　希姆莱所担任的三个职务中，无疑以党卫队全国副领袖最为重要，因为这个组织在未来的岁月中即将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和生死。

　　1925年4月，根据希特勒的授意，希特勒的司机尤利乌斯·施雷克为希特勒组建了一支本部卫队，首批党卫队员只有八人。几个星期后，这支新的卫队改名为党卫队，简称为“SS”，从此，这个词成为德国人最大的梦魇。

　　这时的党卫队，远不如后来向人们所显示的那样强大和不可一世，它充其量不过是纳粹党内得到主子恩宠的一个“私生子”。荣耀是有的，但骨子里还是被人看不起。它所担负的任务，在纳粹党内是很不起眼的。

　　当希姆莱担任党卫队全国副领袖时，全国仅有队员167人。而当他小人得志，于1929年1月6日成为党卫队全国领袖时，全国队员也仅仅300余人，并且在名义上隶属于一向不把党卫队当回事的冲锋队头头管辖。

　　党卫队不仅兵微将寡，而且还缺乏精锐装备和应有的尊严及传统。它干的是被认为微不足道的工作，在经济上也没有得到纳粹党的任何补贴。党卫队队员还要自己掏腰包买黑夹克、筒靴，交纳党费和党卫队的队费。

　　更叫人恼火的是，纳粹党内存在一种普遍的偏见，人们把党卫队仅仅看做是推销党的报刊的一支队伍。

　　此外，这一时期的希姆莱虽已进入纳粹高层，但同戈林、戈培尔、弗立克、施佩尔这些人比起来，他还不是希特勒最亲密圈子中的成员。这也令希姆莱伤透了脑筋。

　　希姆莱向被他认为有用的社会各阶层频送秋波，这些阶层拥有他所需要的东西：声望、金钱和一种世代相传的统治本能。

　　在希姆莱不遗余力地努力下，党卫队得到了迅速地扩张。．大量各阶层人士涌入党卫队，迅速改变了党卫队的社会成分和面貌。一些心存疑忌和不满的党卫队老队员把这些新人戏称为“香堇菜”。

　　截至1933年，“香堇菜”成员主要有以下几种人：

　　其一是前志愿团成员。这都是一些崇尚武力、爱好冒险的家伙。在德国历史上，可以说找不出第二个比1919年和1920年间的志愿团更为冒险、既打仗又搞政治的军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了。

　　其二是贵族。这是最先加入党卫队的一些知名贵族人士。紧随其后，党卫队的血管里进一步注入了贵族血液。在党卫队的花名册上，普鲁士、德意志历史上的显赫姓氏几乎无一遗漏。

　　贵族的加入，是希姆莱为党卫队添置的一个精致的花瓶，穿上党卫队制服的贵族在党卫队内担任了一些有名无实的高级职位。希姆莱并不要求这些显赫的成员做任何具体事情，他只是要利用这些人进行招摇撞骗。

　　事实证明，这对党卫队补充新人和扩大影响起了显著的作用。没过多久，党卫队便从人们心目中的“卖报小贩”变成了“精华的组织”，黑色制服也在社会上成为男性阳刚之美的象征。

　　继贵族之后涌入党卫队的是中等资产阶级子弟。他们中的多半都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这些人差不多都进了海德里希主持的保安情报处。他们成了不凭感情办事的党卫队技术政治家，给法西斯专政提供了各种需要的、形式上合乎法律的公式。

　　这种公式巧妙、实用，除了着眼于权力之外不计其他，但又灭绝人性和无视人们一致公认的准则。

　　这群人的另一部分，是一些青年经济学家。他们对党卫队本身的世界观不感兴趣，而是将希姆莱的经济企业看成是一条比较保险的成名发迹的道路。

　　“香堇菜”还有一个重要来源，是国防军中的资产阶级军官团，他们使本已很不一致的党卫队成分更加复杂化了。农民也纷纷涌入了党卫队。这些人大多比较年轻，感到一辈子待在农村无出路，而投身党卫队谋求发迹。

　　喜欢别出心裁的希姆莱，似乎嫌党卫队还不够五花八门，他又给党卫队添了一个别致的大花瓶：名誉领袖。希姆莱授予有影响的公职人员、纳粹党的高级干部、社会名流以领袖头衔，并让他们有权穿相应的党卫队制服。

　　党卫队名誉领袖直接由全国领袖本部领导，不需值勤，但也无权发号施令。希姆莱企图利用这种名誉领袖的头衔扩大党卫队的社会基础，并以党卫队的思想来操纵这些名誉领袖。这种想法看上去荒唐，但很有用。

　　为把党卫队变成名副其实的近卫军，希姆莱仍在马不停蹄招兵买马，扩充势力。

　　希姆莱利用节日活动，同农业技术协会建立了联系，并进而由此和半保皇性质的“基夫豪塞”德国军官联合会总会结盟，使党卫队又多了一个大量退伍老兵的来源。不久，德国军官联合会总会的中央领导成员和地方分会领袖也集体加入了党卫队。

　　党卫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膨胀着，但希姆莱对此仍感不满。这时，他打起了冲锋队的主意。

　　对党卫队而言，冲锋队现在还是一个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这也使得希姆莱垂涎三尺。

　　党卫队此时在名义上还隶属于冲锋队，但这并不影响希姆莱的行动。在暗地里，希姆莱开始大挖冲锋队的墙角，而且颇有成效。

　　希姆莱的举动，引起了冲锋队的头头弗朗茨·普费维尔·冯·沙洛蒙的警惕和不满，他认为“党卫队组织是使用卑鄙手段招募人员，意在瓦解冲锋队”。

　　于是，在1926年年底，他签署了一项命令规定：

　　党卫队只许在冲锋队的领导下进行行动。

　　可是，得到希特勒暗中撑腰的希姆莱并不买账，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在冲锋队的后院煽风点火。

　　冲锋队的头头们被激怒了。其中有些人怒不可遏，他们纷纷印制匿名传单，抗议希特勒“以牺牲冲锋队来扩充平民阶级的党魁的私人卫队——党卫队”的阴险做法。党卫队同冲锋队的矛盾越演越烈。这时候，希特勒以平衡者的面目出现了。

　　希特勒指示，立刻结束党卫队与冲锋队的敌对状态。同时，他不无偏袒地站在了党卫队一边。1930年年底，希特勒下令：“任何冲锋队领袖均无权对党卫队发号施令。”

　　党卫队从此脱离冲锋队的领导，成为纳粹党的又一支独立力量。希姆莱在权力角斗场上取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希特勒很高兴地看到，党卫队队伍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令他讨厌的冲锋队的影响，为此，他决定进一步为党卫队大开方便之门。希特勒指示：党卫队不要再在冲锋队内招募人员。相反，冲锋队有义务主动挑选优秀的人员输送给党卫队，其输送人数应占各地区规划中党卫队人数的半数。对冲锋队输送来的成员，党卫队有权进行严格的挑选，被认为血统不纯正即不是日耳曼人血统的，党卫队有权退回。冲锋队作为党卫队的重要来源，需再重新挑选和输送党卫队员。

　　党卫队的势力得到爆炸性的扩大。

　　最令希姆莱满意的是，党卫队不再是纳粹党内执行微不足道任务的“小弟弟”了。在希特勒1930年11月7日发布的命令中，希姆莱欣喜地注意到这样一句话：“党卫队最首要的任务是在党内执行警察职责。”

　　从这时起，心领神会的希姆莱便把组建一支对希特勒无限忠诚、在兵员素质上远远超过冲锋队那帮粗野武夫的部队，作为他所奋斗的目标。他知道，希特勒要他做的，就是将党卫队建成日耳曼血统部队的雏形。

　　纳粹实行铁血专政的利剑在这时雏形已具。从这时起，党卫队开始向情报领域进军。在希姆莱的领导下，它倾尽全力地投入了这样一种活动——侦察反希特勒分子和反党人物。

　　据此，希姆莱在党卫队各个地区建立起秘密侦察部门，负责监视党内外敌人的情况。

　　随着纳粹党在德国政治生活的日益得势，党卫队也在一天天地发展壮大。

　　1932年1月25日，希姆莱被任命为位于慕尼黑布里纳大街45号的纳粹党总部的安全工作负责人。

　　193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历史舞台上存在了14年的魏玛共和国寿终正寝，德国人14年来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丧钟终于敲响了，纳粹在德国取得了政权。

　　维也纳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下士、啤酒馆政变闹剧的主角、纳粹党党魁希特勒，在德国军人和垄断巨头的支持下，以合乎宪法的方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

　　希姆莱的权势却随着纳粹的上台而下降了。1933年，他被希特勒任命为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希姆莱无法容忍这一切，他要想成为纳粹国家中真正的实权人物。

　　幸运的是，他命运中又有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这就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纳粹帝国中未来的另一个谍报巨头。

　　海德里希与希姆莱于1931年6月结识，希姆莱对海德里希超群的才能深为赏识，称他为“一部活的记录器，一位了解所有线路并使其始终连接通畅的有头脑的人物”，是一个“天生的情报人才”。

　　希姆莱当场决定，起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由其负责党卫队情报机构的组建。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对纳粹德国的“梦幻组合”从这时开始形成了。希姆莱在1931年年初，仿效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的IC部门——主管敌情侦察的部门——在党卫队高级指导处设立的类似机构的实际工作全部交给了海德里希，而他本人仍旧担任该机构的名义领导。

　　1931年8月底，海德里希以未来的情报巨头身份参加了在慕尼黑褐色大厦召开的一次党卫队高级干部会议。在这次会上，海德里希指出党必须无情地清除一切间谍分子和异己分子。

　　1932年年初，海德里希已将他的特务机构扩大，在各区的党卫队内都先后成立了IC科。

　　这时的海德里希已不满足于跟几个密探和情报人员保持松散的接触了，他决定将在各地的IC部门组织起来。

　　1932年4月，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将IC改名为PID，即新闻和情报处，并以此为基础，将党卫队各单位的谍报人员和密探抽调出来，直接置于海德里希领导之下，由此产生了第一个党卫队特别机构——保安处，简称SD。

　　这时，保安处也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慕尼黑楚卡里大街4号的一幢大楼。

　　关于党卫军保安处的作用，希姆莱曾写道：

　　揭露一切与国家社会主义为敌的分子从而指导警察的行动，因为执法的任务只能由警察担任。

　　但保安处的头头们并不甘心仅仅充当盖世太保的助手这一角色。于是，他们为自己确定了相同的目标：保安情报处将成为精神警察和评判控制思想的工具。

　　作为党卫队特别机构的保安处，是海德里希自己控制的一个半独立机构，仿佛党卫队中的“国中之国”。

　　党卫队和保安处的势力在巴伐利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1933年4月1日，巴伐利亚的所有政治警察被划归希姆莱领导，希姆莱自称政治警察司令，同时，他还领导了巴伐利亚内政部的一个特别司。自此，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又在积极筹划将这“黑色章鱼的触角”伸向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海德里希这个能干的帮凶，教会了希姆莱如何利用党卫队去干成他想干的事。对希姆莱来说，没有比赢得希特勒的欢心、挤进希特勒身边最核心圈子更重要的事了。

　　希姆莱抓住了希特勒神经上最敏感的一点——安全问题。

　　希特勒这位德国的新主宰从上台那一天起，就有着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对个人安全怎么也放心不下。他疑神疑鬼，好像到处都有向他逼近的影子。

　　于是，希特勒指令由党卫队建立一支负责保卫他的本部警卫。希姆莱立刻挑选了一个矮胖粗壮的巴伐利亚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约瑟夫·狄特里希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卫队长，由他负责组建工作。狄特里希纠集了120名忠心且凶悍的党卫队员，在希特勒周围布置了一道由三层岗哨组成的警戒线。这支新队伍后来被希特勒冠以“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的称呼。这就为德国第二支国防军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即后来的武装党卫队。希姆莱由此得到启发，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类似性质的“党卫队特遣队”，即后来的“政治预备队”。希姆莱的野心不断地膨胀。

血洗冲锋队制造“长刀之夜”

　　为了成为“秘密国家警察”的领导人，希姆莱利用罗姆的冲锋队与戈林的矛盾，经过一番钩心斗角的斗争，迫使戈林交出了“秘密警察”的控制权。而后，希姆莱、海德里希又和戈林联合起来，向着共同的对手——罗姆发起进攻。

　　此时罗姆的势力过于膨胀，几乎得罪了所有人，希特勒也觉得如芒刺在背，除去罗姆才能使各个实权集团满意，诛杀老战友已成为希特勒唯一的选择。罗姆曾是希姆莱的偶像，但涉及权力之争，心狠手辣的希姆莱是绝不会顾及这点情谊的。

　　希姆莱在全国范围内大搜捕、大屠杀；党卫队翻脸无情，火并其昔日的兄长——冲锋队，纳粹党内的争斗使德国一度处于内战边缘。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数百万褐衫武装土崩瓦解。1934年6月30日夜，希特勒亲自率领党卫军与国防军，血洗了冲锋队总部，枪决了包括罗姆在内的一百多名冲锋队高级领导人，此外被杀的还有一千多人，史称“长刀之夜”。在结束对冲锋队的屠杀之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得到了希特勒前所未有的信任和器重，纳粹特务机构的这两驾马车从此一路绿灯，畅通无阻。1934年7月20日，希姆莱得到了希特勒最好的报酬。希特勒在这一天下令：

　　鉴于党卫队的丰功伟绩，特别是6月30日的事件，因此我将其看做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一个独立自主组织。

　　党卫队成了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从此以后，希姆莱将只受希特勒一人的制约。党卫队保安处也名副其实地成为纳粹党内唯一的情报机构。

　　国防军很不情愿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长刀之夜”最大的赢家是那个面色苍白、奴气十足、一向不被他们放在眼里的来自慕尼黑的农场主。在希姆莱的统领下，党卫队正在向真正的“国中之国”迈进。在德国的城市和乡村，蛊惑人心的宣传四处弥漫。

　　从纳粹上台的第一天起，每个德国人就被教会要牢记“领袖原则”，即无条件地绝对服从领袖——希特勒的一切旨意。这是第三帝国的国家原则，任何敢于反对它的人，都将被视为“国家之敌”。

　　而希姆莱就是实现这一原则的一把铁血之剑，在他和他所领导的机构身上充分体现了“毫不犹豫、无条件执行领袖命令”的顺从性。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有意强化黑色集团存在的恐怖效应。

　　党卫队这个秘密宗派，不让任何人了解它的组织内幕。阴森恐怖的氛围、神秘莫测的行动……使德国人对它望而生畏而又无从捉摸。

　　早在1933年3月20日，希姆莱便批准在巴伐利亚建立了一座专门关押男性犯人的集中营。这座集中营建在达豪附近的一个火药厂的旧址上，以几间石砌的平房为中心，所有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人都被集中到这里。

　　看守集中营的党卫队从1936年起被称为“骷髅队”。

　　从那时起，“集中营”这个词使得人们谈之色变，每一个德国人都面临着这个无声无息、但又无处不在的威胁。“达豪”成了希姆莱警察统治的代名词。最初，几乎谁也没有理睬希姆莱的样板集中营的发明，纳粹的头目只是发愣地看着希姆莱警察机器的官僚主义的办事效率和完善组织。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集中营构成了海因里希·希姆莱警察之国的中心。

　　继达豪集中营之后，1933年3月底，党卫队又在符腾堡地区的施韦比施格明德附近，建立了第一座专门关押女性犯人的集中营，即戈特斯采尔集中营。集中营像蜘蛛网一样延伸到德国的各个角落。

　　带有强烈种族色彩的集中营的大量出现，其目的在于“不但不允许一个犹太人存在，而且要让整个犹太民族从这个星球上消失”。

　　比死更可怕的是生不如死。在集中营里，最坏的遭遇并不是死。在党卫军的种族政策中，灭绝人性的暴行常常伴之以五花八门的凌辱手段。其中有些手段就连最富想象力的文学家也无法想到。

　　集中营的恶毒用意就在于，给在押犯制造一种极端卑贱感，让他们不把自己当人看。同时，也借此震慑其他德国人，让他们学会循规蹈矩，抹去一切不顺从的精神。

效力法西斯沦为“杀人机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随着纳粹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希姆莱“魔王”的狰狞面目开始显现，党卫队成为纳粹种族屠杀的工具，而盖世太保则变成恐怖的代名词，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惨绝人寰。

　　希特勒命令希姆莱：

　　绝对不可以让波兰复活。为此必须消灭波兰的贵族，消灭波兰的知识分子。这样，波兰人就会沦为奴隶，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人。

　　希姆莱表示：“我不会做任何领袖所不知道的事情。”

　　在希姆莱眼里，犹太人的一切努力，不过是在苟延残喘地做着无望的求生挣扎。希姆莱说：“当我们听到被枪决人数有17000名时，我们切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波兰人在希姆莱的鼻息下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1942年1月20日，在格罗森·万塞56至58号的威尔姆斯别墅里，党卫军巨头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主持了所谓的万塞会议。在白兰地酒香气四溢的气氛中，海德里希充满自豪地向他的下属抛出了一个统计数字：从1933年开始到1941年年底，已有53．7万名犹太人被移民。

　　当时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已有50多万犹太人被“最后解决”了。

　　海德里希同时指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战时条件已不适合移民政策的实施了，我们要“身负重任，把最后不分疆域解决犹太人的办法搞出来”。

　　海德里希拿出一张图表，该图显示出哪些犹太聚集地需要撤走。他还暗示了他们的命运：适合劳动的将组成劳工队，但是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也不准自由行动，以避免他们“组成新的细菌细胞，让犹太民族重新崛起”。

　　不久，希特勒在庆祝纳粹党执政九周年大会上公开坦言：

　　这场战争结束时，不是日耳曼民族从欧洲消失，就是犹太人消失。

　　对于那些正在设计毒气室的人们来说，对于那些在波兰建造屠杀中心的人来说，这无疑是集体屠杀的号角。至第二年春季，仅在波兰就建立起了六个屠杀中心，其中四个在弗兰克的德占区，即特莱勃林卡、索比堡、贝乌泽茨和卢布林；两个在和平区里，即库姆霍夫和奥斯威辛。在德国及被占领土上，还有与此性质相同而大小不等的几十座集中营。

　　所有的犹太人、斯拉夫人、吉卜赛人、同性恋、智力迟钝者和精神病患者都是希特勒“最后解决方案”中的人选，一到挤满够一列货车装载的6000人，他们就被集体运往集中营。由于窒息与传染病，当这列货车到达集中营时，里面已有近四分之一的人死亡。

　　活着的人被鞭子赶下车后，被勒令将衣服脱光，将假肢、眼镜等取下，把贵重物品和钱交出来。妇女与少女的头发全被剪下，拿去给潜艇人员做漂亮的拖鞋。

　　男女老幼列队进入死亡室。他们被告知“只要深呼吸就行了。吸氧是防止传染病的方法之一，是消毒的一种良方”。

　　32分钟后，他们全部直挺挺地死去，就像柱子似的，因为他们连倒地或倾斜的空间都没有。

　　尸体被拖出来后，一群工人用铁钩将死者的嘴巴扒开寻找金牙，其他人则在肛门里寻找珠宝首饰，因为这是犹太人能够藏匿财物的唯一地方。

　　接下来是将人皮做成灯罩，头发做成褥垫，脂肪做成肥皂，将死者假牙上的金子熔化后存入德国国家银行或瑞士银行。

　　最后的一个程序是将尸体扔进壕沟。壕沟有许多条，每条长数百米不等，一般就建在毒气室旁。因为中了毒，这些尸体数天后便会肿胀，消肿后，尸体被堆在铁路枕木上，加上柴油，烧成骨灰。

　　纳粹分子就是这样残忍和贪婪，一面残杀犹太人，一面掠夺死者的财富，甚至利用尸体赚钱！

　　据有关资料统计，仅1942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比克淄区西部就建造了30处木板房。木板房刚一造好，里边就堆满了东西。木板房的周围，没经清理的物品堆积如山。

　　据有关材料证实，抢劫来的物品装满350个仓库，在纳粹分子撤离期间，他们仅来得及烧毁29个仓库。从剩余的仓库中，人们发现这里有约800万件女人衣服，350万件男人西服，40．4万双鞋，14000张地毯和其他物品。

　　比克淄被苏联红军解放后，在仓库里发现了7000千克女人的头发。它们分成293捆，经专家鉴定，是从14万名妇女头上剪下来的。

　　此外，还有大量牙刷、须刷、眼镜、假牙和犯人用的各种器皿；还发现了大批犯人的服装：衬衣、婴儿被服、裤子、大衣和帽子。

　　经检查，衣服、鞋或其他物品有着法国、比利时、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工厂的商标，而在手提箱上还可看到贴有欧洲各地旅馆的标签。

　　从搜查到的集中营文件中可以看出，从1944年12月1日至1945年1月14日，仅奥斯威辛送往德国的就有92000多套服装，29万多件女人衣服，22万多件男人衣服。

　　这些衣服和其他物品都送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教学法集训组织”或各个市的市长，再分发给国内的居民。居民们虽然十分清楚这些物品的来路，但仍然照样使用。

　　昭彰罪恶，天理难容！

　　1941年12月7日，希特勒亲自下令颁布了一项名称奇怪的命令——“夜雾命令”。

　　这项命令的目的在于逮捕一切“危及德国安全”的人，逮捕以后并不立即杀害，而是要让他们丝毫不露痕迹地消失在第三帝国的茫茫夜雾之中。

　　1941年年底，“夜雾命令”的出台，使德占区的盖世太保和保安处取得了一把上方宝剑，恐怖势力因有了这把上方宝剑而得到空前加强。

　　除了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外，盖世太保还对地下抵抗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所有的人，从成为盖世太保的“客人”那一天起，便意味着人间地狱的到来，等待他们的是非死即残的命运。

　　被捕者交由盖世太保来审讯。毫无疑问，他们将在肉体上遭受折磨。

　　让被捕者开口说话的方式是千篇一律的：跪尖桩、反吊、拳打脚踢、鞭打，此外还有挫牙齿、拔指甲、火烫，甚至用通电电线接身体的敏感部位……盖世太保的变态狂们，甚至对妇女采取卑劣的行径更感兴趣……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底有多少人无声无息地在希姆莱领导的机构的魔爪中消失，已经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我们只能说：

　　千年易过，希姆莱的罪孽难消！

背叛第三帝国难恕滔天大罪

　　希姆莱是“7·20”事件（谋杀希特勒）的最大受益者。

　　这次事件之后，希姆莱几乎没有了与之抗衡的对手，成为第三帝国最重要组织党卫队的主宰，统帅着38个师的武装党卫队。他权掌内政部，作为新的补充军总司令，他还指挥着国内的全部准军事力量。

　　在德国，除了希特勒，谁还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呢？

　　1944年年底，希姆莱走到了他一生权力的顶峰，许多国家的报纸都把他称为德国的独裁者。

　　希姆莱巧取豪夺的能力是人所共知的，那么他统兵率将指挥作战的能力怎么样呢？

　　“7·20”事件之后，希姆莱这个新的补充军总司令按照希特勒的命令，从工厂、学校七拼八凑地开始拼凑50个师的兵力。希姆莱最初也是很有成绩的，两个月时间就征集到了50万个新兵，他还制订了保卫德国的逐屋战争到底的疯狂的作战方案，并为将来的纳粹游击队设计了一个“狼人”计划。

　　但是，希姆莱指挥作战的无能也很快就暴露了出来。他根本不是率兵御敌的材料。最先窥视到他的这种无能的便是“副元首”鲍曼。

　　就在希姆莱权力擎天的时候，第三帝国正在加速灭亡。这一年的11月，盟军在寒冷的朔风中进入了阿尔萨斯，迫使德军的第十九集团军退缩到莱茵河左岸。德国急需要在莱茵河的右岸地区有一个兵团挡住气势正盛的盟军。

　　新的兵团说成立就成立了。这时候鲍曼站出来，向希特勒建议，任命希姆莱为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一直想做大将军大元帅的希姆莱欣然接受了。

　　然而，希姆莱根本就不是苏联红军将领朱可失的对手，一经交手就立刻败下阵来。1945年3月，希姆莱十分尴尬地被撤掉了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这是希姆莱第一次遇到挫折。

　　4月16日，苏联红军突破了奥得河防线和劳齐茨防线，向柏林进军，希姆莱明白德军是无论如何也顶不住了。对帝国命运有清醒认识的希姆莱，开始考虑保全自己及家人的逃命方法，或者是保住此时的权势与地位。

　　异想天开的希姆莱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促成和平、领导摆脱希特勒的战后德国的合适人选。希姆莱作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向他毕生崇拜的偶像和主子、第三帝国的神话——希特勒告别。

　　希姆莱决定由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经过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接头，直接通往华盛顿白宫，并争取德国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单独媾和。党卫队全国领袖急不可待地催促同自己接触的犹太人尽快敞开通向西方的大门。1944年8月21日，在瑞士边境的圣玛加勒滕，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贝歇尔同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代表、瑞士银行家扎利·迈尔进行第一轮会谈。迈尔坚持只有在希姆莱公开宣布停止屠杀犹太人，并给“示范列车”的全部乘客放行之后，才好继续谈下去。贝歇尔把迈尔的声明夸大其辞地向犹豫而又恐惧的希姆莱进行了汇报。9月底，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教友会领袖罗斯韦尔·麦克莱伦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瑞士，参加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的谈判。这正是希姆莱盼望了几个月的消息。希姆莱立即作出反应。9月30日，他让人通知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已批准从即日起停止在奥斯威辛的“行动”。10月，希姆莱又作出决定，同意将“示范列车”残存的犹太人送往瑞士。美国人很快就领会了希姆莱的盛情。

　　麦克莱伦同贝歇尔进行了会谈，美国驻伯尔尼公使馆请求瑞士当局立即给希姆莱的代表团办理入境护照签证。

　　1944年11月5日，教友会会员和党卫队队员在苏黎世博化维尔的萨瓦饭店会晤。

　　希姆莱高兴地看到他的努力有了结果，他认为这是他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希姆莱把“最后解决”执行人艾希曼从匈牙利召了回去。

　　12月，布达佩斯“示范列车”的残余犹太人到达瑞士，可是进一步的谈判由于犹太人组织不愿以金钱和货物来酬答希姆莱的姿态而搁浅。

　　尽管如此，瑞士的谈判却给另一位党卫队重要人物以启示，因为此人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动员希姆莱反对阿道夫·希特勒。他就是瓦尔特·施伦堡。

　　从1943年以来，施伦堡一直在竭力争取希姆莱，支持一项大胆的行动以结束战争，并使党卫队幸存下来进入一个没有希特勒的战后时代。施伦堡和希姆莱有着同样的妄想：犹太人可以引导党卫队进入盟国阵营，因此施伦堡十分热心地四处寻找熟识的国外重要犹太人士。施伦堡跟在蒙特勒的美国犹太法学家协会在瑞士的代表——施特恩布赫兄弟进行了接触。施伦堡向他们提出，他可以帮助拯救犹太人。施特恩布赫兄弟与瑞士联邦老总统让·马里·米西博士有联系，米西表示愿意去德国同希姆莱商谈犹太人的命运。希姆莱开始有些犹豫，但很快他就表示准备逐步释放德国在押犹太人，并让他们离境去瑞士。

　　施伦堡在回忆录中说道，希姆莱当时曾当着他的面口授打印一项指示，命令卡尔登布鲁纳保护集中营的犹太人生命安全。贝歇尔在纽伦堡审判中，回忆了他所记得的这项命令的内容：

　　即日起，我禁止消灭任何犹太人，命令对体弱和患病的人给予护理。

　　希姆莱跨出了远离纳粹的重大一步。

　　随着纳粹帝国的迅速崩溃，希姆莱也加紧了与西方盟国的请和过程。在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之后，希姆莱异想天开地自命为希特勒的接班人而与西方讲和。

　　希姆莱的秘密活动先是被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得知。艾登将此情况透露给了英国情报局的负责人杰克·威诺卡姆，此人又告诉了路透社的保尔·斯科特·兰金。

　　保尔·斯科特·兰金立即从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向伦敦发报。1945年4月28日傍晚，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了这一消息。24小时后，纳粹宣传部的一名官员给领袖避弹室送来了这个消息。“狼穴”里的人都被这则消息惊呆了。对这里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一消息无异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时，群情哗然，男男女女都因震怒、恐惧和绝望而齐声嚎叫起来。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一贯忠诚的党卫队领袖，也遗弃了这艘即将沉没的船。希特勒所受的打击最重。他从未怀疑过希姆莱的忠诚，眼下，他气得满脸通红，五官都变了形。他呼天抢地大骂了一通之后，突然失去了知觉。整个地下室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一个叛国者绝不能作为我的继承人！”希特勒醒过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来了空军元帅冯·格莱姆，命令他无论如何要把希姆莱逮捕。但是，希姆莱早已远离了柏林，希特勒根本没法报复这个背叛他的党卫队领袖。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向他的女秘书口述了他的遗嘱。

　　希特勒的遗嘱是两个文件。

　　第二份文件中，希特勒谈到了他对希姆莱的判决：

　　在我行将去世之前，我将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内政部长和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革除他的一切职务。

　　戈林和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而且背着我擅自与敌人进行秘密谈判，阴谋夺取政权，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这是背叛，大逆不道，他们是与国家为敌的罪人。

　　1945年5月10日，希姆莱悄悄离开弗伦斯堡，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东海岸的马恩进发。一路上，希姆莱一群人狼狈不堪。为了躲避盟军的搜捕，他们有时在火车站寄宿，有时则露宿旷野。在这条路上，希姆莱还在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和盟军谈判保住他的地位以及他留在德国南方的两个家，即妻子与情妇的命运。

　　希姆莱这支队伍到了易北河口时，不得不把汽车丢弃。为了避人耳目，这些人全部化装成交通警察。希姆莱还在他的左眼上蒙着黑色布条，身穿深色平民上衣。他的护照上写的是海因里希·希特齐格尔。

　　海因里希·希特齐格尔实有其人，不过他早在“7·20”事件中成为希特勒报复的牺牲品。

　　利用死者的证件是非常危险的。作为德国的特务头子，如此轻率地使用假证件，表明大部分纳粹头头并没有逃跑的准备，因为他们始终认为政治军事局面还会发生变化。

　　这一行人混入了逃难的人群中，渡过了易北河的小港湾。之后，他们开始步行逃亡。1945年5月21日，在走了约150千米后，他们来到不来梅港。

　　在这里，希姆莱一行被英国人设的关卡拦住。一名士兵对他们的身份证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些身份证太新了，不像是逃难的人所持。于是，英国士兵将他们扣押，监禁在菲林布斯台尔的兵营里。5月23日下午14时，一辆汽车将这些形迹可疑的人运到威悉河畔靠近尼恩的科尔哈根031号兵营。两个小时内，这些人中有三个人提出要同兵营里的负责军官谈话。塞尔维斯特上尉接见了这三个人。三个人中身材最为矮小的一个人取下他的黑色蒙眼布条，戴上眼镜，说：“我是海因里希·希姆莱。我有紧急的事情要与蒙哥马利元帅谈！”塞尔维斯特上尉将情况向他的上级作了汇报。在等待答复的时候，上尉拿给希姆莱一套英国军服。希姆莱拒不接受，因为他害怕穿着这身衣服被拍照。但最后还是被迫作出了让步，穿上了英国人送给他的一件衬衣、衬裤、短统袜。

　　几名士兵对希姆莱的衣服进行认真仔细的检查，从他上衣的衬里里发现了一瓶毒药，此外没有别的。

　　一个想法在塞尔维斯特上尉脑中挥之不去，他总觉得希姆莱身上可能还有毒药。于是，上尉派人找来一些面包和茶给希姆莱吃喝，借以观察希姆莱有何可疑之处。

　　在希姆莱吃饭时，塞尔维斯特一直盯着他，但是，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希姆莱表现得很规矩，吃完饭后，他又按上尉的要求去洗澡。这之后，希姆莱似乎又恢复了活力，甚至有些近乎活跃。塞尔维斯特一步不离地整整盯了希姆莱八个小时。这期间，希姆莱总是一再打听有关他的同伙的消息，似乎对他的这些手下的命运很是关心忧虑。晚上，蒙哥马利元帅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迈克尔·墨菲上校来了。墨菲决定用汽车将希姆莱带到离031号兵营约15千米远的第二军团总部，并由情报部门的官员押送。到达目的地后，希姆莱被交给上士埃德·奥斯丁看管。在旁边的办公室里，墨菲听塞尔维斯特汇报情况。墨菲问：“我想你们是对他搜查过了，在他身上可有毒药？”“是的，”塞尔维斯特上尉回答，“在他上衣里子里，有一小瓶毒药。此外，再无发现。”

　　“我希望是这样。”墨菲说，“可你们想过要在他嘴里仔细搜查一下吗？没有吧？那好，马上检查他的嘴。他放在口袋里的毒药很可能是为转移人们注意力用的。”

　　有人当即把希姆莱叫了过来，命令他张开嘴。希姆莱张开嘴巴，在囚室的暗淡光线里，医生发现希姆莱的牙齿间有黑色的东西闪亮。医生叫希姆莱将头对着光亮。这个时候，希姆莱突然扭过头，合上嘴巴，牙齿发出“喀喀”的咬嚼声。墨菲的猜测被证实了，在希姆莱的牙齿间果然藏着一个装有氰化钾的微型胶囊。只不过一秒钟的工夫，希姆莱的身子就僵直了。只见他的眼睛开始缩小，脸上的肌肉上下抖动着。过了片刻，他就重重地栽倒在地上。虽然医生采取了急救措施，但一切已为时太晚。12分钟后，希姆莱一命呜呼。两天后，“魔王”希姆莱被葬在吕纳堡荒原。

山本五十六

进入海军学校接受武士道熏陶

　　山本五十六原姓高野，1884年4月4日生于新潟县长冈市古志郡竹泽村一个破落的士族家庭。

　　父亲高野贞吉在戊辰战争时曾任洋枪队小队长，战争结束后，回到故乡长冈，在柏奇县政府工作，后转任古志郡一个小学校长。

　　高野贞吉是由长谷家族入赘高野家的，最初与高野家的大女儿成婚，生下让、登、丈三、留吉四个儿子。其妻病死后，又与妻妹峰子成亲，生下嘉寿、季八和五十六。五十六是他的第六个儿子，时年高野贞吉56岁，故取名高野五十六。

　　高野五十六从小就受到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他的父母经常给他讲述祖父高野贞通和养祖父山本带刀的故事。

　　高野五十六的祖父在77岁高龄时，仍参与战斗，并坚持与夫人留下守城，并用6支祖传的火枪毙敌数十人后阵亡。

　　高野五十六的养祖父山本带刀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接替了身受重伤的河井继之助的总指挥职务，指挥队伍顽强抵抗。战败后，山本带刀被俘，不降被杀，年仅24岁。

　　祖辈忠勇刚烈、战死疆场的武士道精神，在高野五十六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少年时代的高野五十六家境贫寒。戊辰战争结束后，明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了武士阶层的封建特权和食禄制度。武士们过去不从事生产劳动，缺乏基本的生活技能，大多数武士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高野家在明治维新前俸禄是120石，在长冈镇算得上中上家庭。戊辰战争中，高野家两死三伤，财产付之一炬，家境一下子败落了。

　　战争结束后，仅仅依靠政府发放的金禄公债勉强度日。

　　然而，祸不单行，高野五十六的大哥高野让主持的农场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让只得用全部家产赔偿，其女高野京子被迫放弃学业，到东京帝国大学医院当了一名护士。

　　生活在这样一个破败的士族家庭中，高野五十六从幼年就开始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照看菜园、打扫庭院，和大人一起捕鱼。艰苦的生活磨炼了高野五十六的意志，造就了他沉默寡言的性格。

　　1890年3月，高野五十六进入阪上小学，开始了学校生活。

　　他聪明、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每年都能得到学校的奖励。小学毕业那年，得到学校的优等奖以及教育奖励会樱花银质奖牌一枚。

　　1896年4月，高野五十六升入长冈中学。这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学校，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旧长冈藩的武士，学生则是士族子弟。当时，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社会上的武士都认为，要改变长冈的地位，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用他们的武士精神培养优秀人才。

　　1875年成立的长冈社，就是一个武士发起以育英为目的的团体，专门资助那些家境贫困但品学兼优的有用人才。高野五十六的情况十分符合长冈社的标准，因而得到了长冈社的资助，每月一日元。资助的数额虽小，但高野五十六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精神鼓励，他几乎放弃一切娱乐，努力学习。在上中学的几年中，大部分教科书都是自己抄写的。五年的时间，他只穿一套校服，回到家马上脱下，换上母亲做的土布衣服。高野五十六寡言少语、朴素实干，有一种超乎常人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品格；同时，又待人真诚，乐于助人，被称为“长冈武士的榜样”。进入长冈中学后，高野五十六受到更加浓烈的武士道精神教育，开始更多地关心外界事物，爱好也更加广泛。还经常利用学校的单杠、木马等体操用具进行体育锻炼。有人说他是7岁的秀才，到了15岁就成了蠢材，但他从不为自己辩解。沉默而显得有些木讷的他，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已经暗中选定了自己的目标，即当一名拓展日本帝国疆土的海军军官。1901年，高野五十六中学毕业。据其老师后来所说，个子矮小瘦削、寡言少语、老实朴素的高野五十六，最后成绩在全班40山本五十六名学生中，名列第五，其中品行课得96分，为全班最高成绩。接下来，高野五十六就要为自己报考海军学校作出努力了。为了能够考上海军学校，实现自己的愿望，高野五十六专门跑到他姐姐家，躲在一间小屋里复习。他的姐姐嘉寿子嫁给了旧长冈藩的藩士、学校教员高桥牛三郎。他只有这一个姐姐，比他大18岁。高野很小的时候，就非常讨姐姐的喜欢，嘉寿子自出嫁后一直没有生孩子，因而对他更是爱护备至。在听说他要来她家准备考试后，非常支持他的选择，并迅速清扫了一个多年不用的房间供他使用。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01年7月9日，高野五十六顺利通过考试。在得到录取通知以后，高野五十六异常高兴。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去当兵时，他决然回答说：

　　武士家的孩子成为武士岂不是理所应当。

　　1901年11月，高野五十六来到了他久已向往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江田岛位于濑户内海的南端，东与日本著名的军港吴军港隔海相望，在行政上属广岛县管辖，距神户大约有150海里。

　　海军兵学校是日本军国主义培养海军军官的摇篮，创立于明治初年。明治维新后不久成立的明治政府，在西方列强日益渗透的压力之下，为维持民族独立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并以此为国策，首先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

　　在这一过程中，明治政府认识到，作为岛国的日本，海军的有无和强弱对其生存和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而兴建海军的当务之急，是开设军校培养军官，因此下令军务官筹办海军学校。

　　1869年9月，兵部省为培养日本海军军官，在东京筑地旧广岛藩邸创建了海军操练所，作为统一的海军教育机构，并令鹿儿岛、山口、佐贺等16藩派出18至22岁的青年前来学习。

　　1870年2月，海军操练所改称海军兵学寮，此即海军兵学校的前身。在海军兵学校组建初期，由于日本在军制上是陆军取法国式，海军取英国式，因此从英国招聘了许多有经验的海军教官，依靠他们使其海军教育走上了正轨。

　　1876年，海军兵学寮正式改称海军兵学校。

　　日本在建立近代军队和军事教育体系的过程中，继承了封建武士道的精神传统，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

　　所谓“武士道”，本是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忠君爱国是其根本，它强调杀伐为荣，宣扬自我牺牲精神，甘为主子卖命。

　　武士为了殉主之死，或者为了挽回因打败仗而招致的耻辱，必须勇于剖腹自杀，以表示对其主子的绝对忠诚。至近代，日本统治集团继承这一精神传统，并百般加以美化，冒充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广大士兵和人民，致使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反动性和野蛮性愈益突出，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日本海军兵学校，武士道精神得到彻底贯彻，被称为“江田岛精神”。

　　每到重大节日，学校都要组织学生举行升军旗仪式，向天皇的照片行叩拜之礼。每个星期都要朗读、背诵一遍天皇的《军人敕谕》；为了磨练学生“意志”和适应任何环境的能力，除了正常的军事课程之外，学校经常举行残酷的训练，各种剑术、柔道、相扑更是不可或缺。学校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天皇拿枪的奴隶。

　　一名英国人在谈到他对日本海军兵学校的印象时写道：

　　在日本的青年中选择那些出类拔萃者，在这里接受世界上严酷无比的艰苦训练，他们的身心在经过只有十分顽强的人才能经受住的锻炼后，被培养成具备古代武士道德的现代海军军官。

　　因此，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有一副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身体，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天皇和祖国，他们可以不惜一死。

　　高野五十六所向往的海军兵学校正是这样一所训练战争贩子的学校。他入校的成绩，在同年入校的三百多名新生中名列第二。

　　据档案记载，他的各科成绩分别为：代数79分，几何97分，算术100分，三角95分，汉语70分，作文90分，英译日78分，日译英71分，语法62分，总计749分。

　　高野五十六在海军兵学校学习的三年，正是日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的时期。1900年，俄国借出兵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之机，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其中包括几年前日本被迫退出的辽东半岛。

　　这自然不能为日本所容忍。日本全国上下一致要求驱逐沙俄，单独霸占中国东北，于是日本政府马上开始了对俄作战准备，日俄之战已势不可免。

　　笼罩在日本国土上的日俄战争风云，激励着年轻的高野五十六发奋用功。在高野五十六同年级的学生中，可谓“人才济济”，后来就有四人升任大将、三人升任中将。

　　就在这样一个群体中，高野五十六仍以其刻苦、严肃获得了声誉，被人称为“顽强的五十六”。三年级时，他是第九分队的队长，在学校进行的黄海海战和攻占旅顺的各次模拟训练中，均获得优异成绩。在海军兵学校，他与堀悌吉结成了莫逆之交，这对其后来的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在海军兵学校的三年，军国主义武士道的“江田岛精神”在高野五十六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贫穷的学生生活和特殊的家庭背景，造就了高野五十六特殊的性格，盲目的忠君思想和武士道精神，造成了他人生的悲剧。

改姓名门姓氏提高自身身价

　　1904年，21岁的高野五十六从海军兵学校毕业。以少尉候补生的身份，到战舰“日进号”上任职，随即参加了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结束后，高野五十六在海军中的职位不断上升。1907年任中尉，1909年任大尉，成为训练舰队宗谷分队的指导官，对实习的少尉候补生进行指导。

　　1910年12月1日，高野五十六被海军大学录为将校科乙种学生，学习舰炮、水雷和航海。

　　1914年，高野五十六再次被海军大学录为将校科甲种学生。

　　1915年，高野五十六被授予四等瑞宝勋章，升任海军少佐。经过战争洗礼和高等教育的高野五十六，已经在各个方面渐趋成熟。他依旧沉默寡言、不露声色，但对任何重大问题都能做到反复琢磨、深思熟虑、独立思考，一旦作出决定，即果敢行动，给周围的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一时期，高野五十六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较为重要的事：一是改姓山本；二是与三桥礼子成亲。

　　高野五十六的故乡长冈是一个武士道精神盛行的地方，有着悠久的封建历史和浓厚的封建思想残余。戊辰战争以后，长冈在国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常成为人们的话柄。长冈武士为此感到耻辱，他们时刻准备重整旗鼓，再振长冈。

　　武士们认为，要为长冈振名声，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出身名门世家的大人物。于是，长冈人一致把目光对准了崭露头角的高野五十六。由于高野五十六门户一般，不能从声望上代表长冈，而长冈最有名的望族山本家又在戊辰战争之后后继无人。一些人便开始策划高野的改姓活动，以让高野五十六继承长冈武士名门山本家的遗业。

　　至1915年，高野五十六少佐即将从海军大学毕业，他们看到了希望。因为除了高野本人是一名很有前途的海军军官外，他还是与山本家的中兴之祖山本老于齐结为刎颈之交的高野荣轩的子孙，继承山本衣钵者几乎非他莫属。

　　藩主牧野为恳请高野五十六再兴山本家，绞尽了脑汁，付出了异常的努力，并动员曾担任高野家长老的田中浪江、山本家的旧臣渡边廉吉等人一同来做高野的工作。

　　此时的山本家，经过明治维新的冲击，庞大的家产早已被政府没收，作为可继承的财产只有一套褪了色的破旧麻质武士礼服和位于长冈市稽古班长兴寺的山本家荒凉的墓地。

　　然而聪明的高野五十六并没有计较这些，他考虑到高野家和山本家历代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满脑子充斥着武士道思想的高野五十六，认识到继承山本遗魂，对其将来的发展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因为它符合日本近代天皇制利用封建残余加强统治、对外实行扩张侵略的需要，以他的话来说就是，继承长冈第一名门是长冈藩士的天命所在。几经考虑，他答应了牧野的请求。

　　1916年5月19日，经过精心准备，在长冈藩最有纪念意义的长冈城落成纪念日，举行了高野五十六改姓山本的仪式。在其五哥高野季八主持证明下，高野五十六作为山本家的后嗣，改名为“山本五十六”。

　　改姓后，山本五十六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在藩士们的簇拥下，厚祭山本家历代祖先，清理自戊辰战争以来已经荒废了五十多年的山本家墓地；接着他又修心静身，于当日用了一个通宵将山本家祖先自庆长以来的各代法号、戒名全部书写了一份，并于第二天在长兴寺大作法事道场，以资纪念招魂。

　　改姓之后，山本五十六这个长冈武士的后代无形中又增加了一种荣耀，长冈遗魂以及一些旧武士倡导的军国主义色彩极浓的“长冈精神”“常在战场”的遗训，刺激着他为了不辱山本名门之“声誉”更加竭尽全力，勤学苦练，忠于职守。

　　在山本五十六武士战袍加身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35岁的山本五十六与三桥礼子结婚。三桥礼子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身高1．54米，身体结实，吃苦耐劳。据山本五十六的至交、曾任海军中将的堀悌吉说，山本的妻子在日本这样的国度里，堪称是个贤妻良母，是日本名副其实的一流女性。但是，两人婚后的生活有许多不和谐的地方。升任高级将领后，每逢山本看到部下在船舱内摆着妻子的照片，就深有感触地说：“你们是经自由恋爱而结婚，情投意合，多好啊！我是无可挽回了！”悔意溢于言表。这种想法并非因为山本地位变了才有的，而是一开始就隐藏着一些矛盾。从山本订婚时的情形看，他同意这桩婚事，主要是因为女方出身劳动家庭，体魄健壮，能够吃苦，而且生于祖辈曾经流血牺牲的地方，至于个人性格等因素却未过多考虑。

　　婚后两人经常吵架，一遇到闹别扭，山本总是蒙头大睡，渡过难关。家庭的矛盾和枯燥的军人生活，促使山本五十六在婚姻以外寻找感情寄托。

　　在他的一生中，曾与许多艺妓保持长期的密切关系，其中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千代子。在山本五十六荣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时，曾秘密携带其一同前往。

　　即使大战爆发以后，山本五十六也总是找各种机会与之幽会，甚至为讨其欢心，还曾谎称治病，背着千代子在大街上走。千代子对山本也是感情笃深，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给了山本五十六莫大的安慰。

留学美国深造关注海空发展

　　山本五十六从日本海军大学毕业后，在海军省军务局就职。1919年他被派往美国留学研修，进一步深造。

　　1921年，山本五十六结束了在美国的研修生活，回到日本。最初山本被任命为军舰“北上”舰的副舰长，到中国沿海一带活动，后被任命为海军大学教官，教授军政学。

　　在海军大学担任教官的一年多时间里，山本五十六得以摆脱艰苦的海上生活，消化美国之行的收获。但海军当局给他的时间并不多。1923年7月，他又奉命考察华盛顿会议后的欧美现状，踏上旅欧之途。参察完欧洲之后，山本五十六又来到美国，考察美国海军军备情况，并视察了日本投资经营的奥伦治油田。回国后，他曾大力游说日本石油公司向美国进军开发油田。作为一名校级军官，长期的海外生活，拓展了他的生活和视野，使他更加关注世界军事技术的每一项，并使他最终走上为之献身的军事航空事业。

　　1934年9月7日，山本五十六被任命为伦敦海军裁军会议预备会议日本方面的海军首席代表。山本五十六的伦敦之行，不过是日本统治集团利用“顽强的山本”，对英美实行愚弄和欺骗而已，因为他们期望山本既能使日本达到废除条约的目的，而又不背上舆论和道义上的不利压力。

　　山本五十六在谈判桌上的高超技巧，赢得了国际、国内法西斯的一致喝彩。回国后日本海军当局还为他举行了归国报告会。通过裁军谈判，山本五十六对世界海军大势的发展非常明了，他认为当时日本的国力与美国相差很远，所以不能卷入和美国无限制的造舰竞赛。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

　　不可否认，我帝国之国力较之美国确有天壤之别，吾等深感日本帝国是到了谨慎自重、发奋图强的时候了。可以想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如果再忍耐50年的话，它当今也能与强国相匹敌。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今天我们日本帝国必须冷静自重，积蓄力量，盛国强兵。尽管此次谈判已毫无胜利可言，但只要我们能清醒地意识到上述各点，并使之付诸实施，将不愁英美拜倒在我们的麾下。

　　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

　　对海军来说，至为重要的也是谨慎自重，艰苦努力，当务之急就是无论如何也要迅速发展海上航空兵。

　　山本五十六，这位刚在伦敦海军裁军会议预备会议上提升的海军中将，已经成为日本国内家喻户晓的人物了。

　　这一时期日本的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在大资产阶级的扶植、纵容下，日本法西斯运动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日本军部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成功后，法西斯分子深受鼓舞，便开始在国内实施暗杀政变等手段，企图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

　　1932年，他们迫使政党内阁倒台，军队内的法西斯分子也分裂成“皇道派”和“统制派”。两派相互残杀，并于1936年2月26日制造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二·二六”事件。

　　大约1500多名“皇道派”官兵打着“天诛”的旗号，对统制派实行突然袭击。杀戮持续了近四天，统制派遭到了残酷的清洗。

　　81岁的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首相冈田启介等重要人物均遭袭击。铃木和冈田侥幸活命，高桥和斋藤实被杀。

　　1936年2月29日，天皇下旨平息叛乱。得到大财阀支持的法西斯统制派趁机剪除异己，控制了政府。事变后的广田内阁，实际上是军部的傀儡。在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操纵下，广田内阁加快了侵略扩张步伐。

　　8月，通过了《国策基准》，决定“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发展”。

　　11月，日本和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把矛头指向美国。

　　国内局势的变化使刚被任命为海军航空本部部长的山本五十六忧心忡忡。他对过激分子的行为十分反感。在“二·二六”事件爆发之初，曾有人到航空本部动员海军参加，结果被山本赶出办公室。

　　事件发生后，山本曾说：

　　如果陆军做得太过分，使叛乱势态继续恶化下去，海军也准备出面干涉，最终难免同陆军兵戈相见。

　　这虽然是一时气话，不过也反映了他的态度。

　　山本五十六反对过激分子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主张世界和平。事实上，在效忠天皇、对外扩张方面，他同日本其他法西斯分子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只不过他比一般人看得更远，考虑得更周到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更具危害性的法西斯战争贩子。

　　山本认为，就日本的国力而言，打一场同世界强国之间的战争，条件还不成熟。如果非打不可，那么绝不能依靠巨舰大炮与之海上决战，唯一可以扼制敌人的办法就是依靠飞机打击。

　　他曾设想，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具有强大优势的美海军横渡大洋攻击日本，日本海军可以使用一种大型的远程陆基战斗机对之进行轰炸拦阻，不断削弱其力量。当他们到达日本近海时，力量就被削弱到与日本舰队差不多，甚至劣于日本舰队。

　　后来的战争发展表明，在美国舰队攻击日本本土时，日本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

　　出于这种思考，山本五十六竭其所能发展空军力量。在任航空本部技术处长时，他就开始对飞机进行技术改造，生产全金属高性能飞机，并提出“国产化”的口号。

　　1933年，他主持设计成功远程陆基机“八式特种侦察机”，1934年成功地改造为“九式中型陆基轰炸机”，1936年投入大批量生产，被称为“九六式陆基轰炸机”。这种飞机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技术和攻击力堪称一流。

　　山本五十六在任航空本部部长期间，每月至少要到三菱重工业公司和名古屋的飞机制造工厂去访问一两次，并且想方设法争取三井、住友和日立三大公司参与航空工业的发展。

　　此外，他还经常到曾经工作过的霞浦海军航空队探视，给予海军航空事业高度关注。

　　其间曾经发生许多有趣的事情。当时，由于技术和人员素质方面的原因，航空队事故发生率很高，航空队副队长桑原雄虎对此一筹莫展。这时，有人向他推荐了一名看相先生，说是能够分辨哪些人适合驾驶飞机，桑原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结果引起一片嗤笑。只有山本表示大力支持。

　　事实证明，这种看相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经过长期观察积累的经验，在当时科技尚未发达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办法。结果，这位看相先生被正式任命为海军航空本部顾问。

　　这件事既表明了山本对部属的关心，也说明了山本在某些方面与常人想法不同，几乎完全凭直观的判断。在山本五十六的心血浇注下，日本海军航空飞速发展，日本的飞机生产能力跃居世界第二，空军战斗力也迅速提高。1937年8月，为配合陆军大规模侵华，日本海军发动“八一四”空战，虽然遭到失败，但其跨海作战的能力令世界瞩目。值得庆幸的是，山本的航空打击和空海军思想并未被海军首脑所接受。早在1934年10月，日本海军军令部就确立“帝国海军第三次造舰补充计划”，决定建造配备18英寸大口径火炮，总吨位达72000吨的巨型战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山本对此激烈反对，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二·二六”事件以后，广田弘毅组阁。他任命海军大将永野修身担任海军大臣，取代了大角岑生的位置。永野修身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海军大将，但是过于自负，极易冲动。山本对他常抱轻蔑态度，然而永野对山本却十分推崇。

　　早在他出使参加伦敦裁军会议时，就曾邀山本参加，遭到了拒绝。担任海军大臣后，他首先选中山本五十六担任海军省次官，山本再次拒绝。永野不高兴地问山本是否对他抱有成见，存心不予配合。在这样的情况下，山本五十六不十分情愿地答应了担任海军省次官职务。

　　尽管山本五十六对海军省次官的职位不感兴趣，但担任此职却为他推行自己的主张提供了条件。他一方面全力协助永野修身整饬海军；另一方面极力鼓动永野与陆军抗衡。

　　使他失望的是，永野在对待陆军问题上经常表现出软弱。1937年1月，国会中残存的政党势力指责军部干预政治，并指名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应当切腹自杀。陆军态度十分强硬，提出政党要进行反省，内阁召开会议，解散国会。在军部的干预下，广田弘毅内阁于1月23日瓦解，永野修身只好离开海军省。

　　为了加强海军的地位，山本说服永野推荐米内光政任海军大臣。于是，在林铣十郎大将的内阁中，米内担任海军大臣，山本继续任次官，开始了海军省的米内一山本体制时代。米内对山本十分信任，不仅因为两人曾同在炮术学校学习，并结下深厚友谊，更因为思想观点甚至性格都十分接近。

　　一般情况下，山本的意见和建议都能得到采纳，米内也由于有山本这样的得力助手十分省心。

　　山本任海军省次官期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然而在日本军部内部，对待侵华战争的态度却不一致。

　　一些强硬派认为，中国不堪一击，主张立即解决中国问题。以海军省为代表的人则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真正敌人是苏美等国，不能把力量消耗在中国大陆。山本五十六就属于后者。

　　据说，他曾经对知心朋友武井大助说：

　　陆军中的这些混蛋们，果然挑起了战火，简直要把人气疯了。我从此戒烟，直至这次事件结束为止。

　　他对陆军的反感，经常是公开化的。

　　据说在一次陆海军首脑同时参加的会议上，山本坐在一位陆军将军旁边。会议开始后，这位将军大发议论，山本感到十分乏味，就把他的椅子悄悄往后挪了挪，结果让这位将军“扑通”一声摔在地上。

　　还有一次，陆军次官东条英机炫耀陆军飞机的性能和战斗力，山本竟尖刻地说：“实在了不起，你们的飞机也能飞了。不过，你可别忘了，有人常说：‘海上的雄鹰，陆上的鸡。’”

　　这句话引得哄堂大笑，只有东条和山本面无表情。然而，不管山本和海军省如何努力，也无法左右形势的发展，日本政府已决心在中国大打一场。从“七七事变”至1937年年底，日本不断对中国派兵，并以四万多人的代价于年底占领上海。国内外局势日益向着与山本五十六意愿相反的方向发展。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一面加紧对华侵略，一面寻找国际支持。这与处于同样境地的法西斯德国不谋而合，双方关系日趋密切。日本政府的这一行动使得山本五十六和海军省十分焦虑。因为山本十分清楚，与德意结盟自然就意味着与英美苏为敌，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山本和米内主持的海军省极力反对同德意结盟，而主张对英美实行安抚政策。1937年12月12日，正当日军进军南京的时候，美国炮艇“珀内号”载着使馆人员和西方记者撤离南京。杀红了眼的日海军航空兵明知是美国舰只，依然疯狂地炸沉了“珀内号”。山本听到消息后大为震惊，连忙发表声明，承认“这次事件的责任全在日本方面，海军应当诚恳认错”，并将直接责任者海军第二联合航空司令免职查办。但是海军省并不能在日本政府中起主导作用。

　　在陆军的坚持下，1938年11月，首、陆、海、外、藏五相召开会议，通过了促进日、德、意三国协定的决议，并制定部分接受德方提议的日本方案。

　　不料，驻德大使大岛浩和陆军坚持全盘接受德国提出的协议方案，不同意五相会议提出的只把苏联作为作战对象，从而导致近卫内阁辞职。由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组阁的新政府在三国同盟问题上依然束手无策，只好频繁召开会议，先后达七十多次。

　　山本五十六的苦心并未得到法西斯主义分子的理解。他们把山本反对同德意结盟看成是亲英美行动，许多右翼分子开始对山本采取针对个人的行动。

　　右翼政党大日本生产党的一个团体决议中写道，鉴于山本在海军中影响甚大，成了一些人的精神支柱，“要收集山本次官私生活方面的材料，即他同他的情妇——新桥的艺妓梅龙间来往的情况，以此作为突破口，在社会上把山本搞臭，破坏他的形象”。

　　山本对此毫不在意，他对那些人说：“难道你们不拉屎放屁吗？假如你们之中有人不拉屎放屁，也从未和女人有过云雨之情的话，我倒要见识见识，听听他的高见。”

　　这招未能奏效，极右分子又采取恐吓、暗杀的办法。海军省经常收到“宣言书”、“请愿书”、“劝辞书”和恐吓信，许多极右分子甚至当面提出“替天行道，诛讨山本”。

　　无奈，山本只好求助警察署，外出时随身携带特制催泪器，而且做好了随时遇难的准备，甚至在1938年5月31日预先写好了遗书，声称：

　　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播而不可灭其香。吾身可灭，而吾志不可夺也。

　　死心塌地效忠天皇和法西斯主义之情，溢于言表。

　　正当日本国内就同德意结盟闹得纷纷扬扬时，长期对立的苏联和德国突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与德日之间签订防共协定是根本矛盾的，使力主与德结盟的大岛浩大使狼狈不堪，日本国内一片哗然。

　　1939年3月，平沼内阁召开最后一次五相会议，决定停止三国同盟条约的工作，之后全体辞职。米内光政也因此离开海军大臣的位置。

　　由于不愿看到山本在海军省被杀，米内推荐了吉田善吾-担任海军大臣，让山本接任吉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十舰队司令长官职务。

晋升舰队司令制订罪恶计划

　　摆脱海军省，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令山本五十六的心情格外畅快。

　　因为从此以后，伴随着他的，不再是次官邸那昏暗的光线和沉闷的空气，也不是终日监视着他并给他生命带来威胁的右翼分子的眼睛，而是明媚的阳光、新鲜的海风和时刻保卫着他的40000联合舰队官兵。

　　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山本五十六接任联合舰队司令一职，正值56岁，与他父亲生他的那一年同岁。

　　雄心勃勃的山本，似乎对他的这一任职充满了自信。报纸以“飞向波涛起伏喧闹的大海——时隔六载后的出征，威严的山本提督”为题，对山本的任职进行了大肆报道：

　　就任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中将，精神振奋，从他的面部表情中看得出，他对天皇陛下的信任充满了感激之情并决心效忠于天皇。

　　他身穿一套十分合体的雪白军服，迈着矫健的步伐步入海军省会见了记者。山本提督素不饮酒，可是今天却破例地将一杯酒一饮而尽。

　　接着，就开始了他任提督后的首次答记者问。面对记者的提问，山本答道：“这次身负如此重任，实感惶恐，愿尽我微薄之力为国效劳。受命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此乃一军人之最高荣誉。我已下定决心，誓死尽职。”

　　1939年8月31日，身着白色军礼服、左胸前佩戴着一等瑞宝勋章的山本，在东京火车站站长的陪同下，走下了贵宾候车室的阶梯。站台上早已挤满了前来为他送行的人，有地位显赫的将军、无处不在的新闻记者、山本的亲朋好友。

　　下午13时整，临时增发的特快列车“海鸥号”，载着山本徐徐驶离东京。同六年前离别战舰一样，山本摘下了头上的军帽，轻轻地挥动着，和送行的人们告别。

　　路基两旁的建筑物、树木等急速地向后退去，月台上的人们越来越模糊了，很快就消失在山本的视野之中，唯有为他送行而击打的太平鼓的声音还隐约可闻。

　　9月1日，山本到达大阪和歌之浦联合舰队驻地。在舰队特意安排欢迎他的吹管乐的嘀嗒声中，山本登上了联合舰队的旗舰“长门号”。他诙谐地对副官藤田中佐说：“长官这个称呼不错嘛！很吃得开嘛！海军次官算什么，不过是个高级勤杂工而已。”

　　山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挺吃香的职位上丧命大海。如果说他在这一天登上“长门号”有什么不吉利的暗示的话，那就是稍后传来的德国军队全线进攻波兰的消息。

　　两天后，英国、法国分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月5日，踌躇满志的山本五十六，第一次向联合舰队的全体官兵发表讲话：

　　鄙人虽不谋该职，但天皇陛下授命，只好就任，值此，深感责任重大。

　　不言而喻，今天欧洲的形势，乃世界再度出现大动乱之先兆也。值此风云突变之时，吾深感帝国海军任重道远。

　　望全体官兵更加同心协力，自重自爱，不辞辛劳，昼夜兼练，以保持联合舰队之最高威力，担负起保卫国防之重任，不负于天皇陛下之所望。

　　山本上任后不久，就恢复了因交接而中断的日常训练。他第一次站在“长门号”上看着由自己亲自指挥的这支世界第三大舰队拔锚起航。

　　“离港还有15分钟，各舰航海值班人员各就各位。”

　　一声令下，各舰从舰首到舰桥，立刻呈现出一片紧张繁忙的气氛和景象。总共80艘大小战舰井然有序，烟囱里冒出的黑烟笼罩了整个和歌之浦码头。“第二次世界大战队第一号舰正起锚。”随着报告声完毕，“长门号”的汽笛发出一声长鸣，下达了“立即出港”的命令。

　　负责舰队警戒任务的潜艇部队最先驶出港口。山本手里拿着双筒望远镜来到舰桥。他一边听着航海科传令兵关于各战队各舰的行动情况报告，一边直接观察着舰队出港。

　　传令兵继续报告：“第四战队正在出港：‘高雄’、‘爱宕’、‘鸟海’、‘摩耶’出港了。”“后面是‘伊势’出港了，‘日向’、‘扶桑’出港了。”“‘赤城’、‘加贺’、‘苍龙’、‘飞龙’第一、二航空战队依次出港了。”

　　当山本看到随后驶出的庞大的航空母舰时，他的眼睛好像一下明亮起来：现在该是将自己的航空战术思想付诸实践的时候了。

　　山本首先改变了老一套的训练方法。在海军中，舰队夜间出入港口是舰队训练中难度很大且有危险的科目，稍有失误，就会发生损伤“天皇军舰”的事故，情节严重者要受到切腹的惩罚。

　　因此在以往的训练中，一般各舰都要打开信号识别灯，并以无线电保持各舰间的通信联络，以免发生军舰相撞毁伤舰只的事故，这已成为联合舰队不成文的惯例。

　　但山本认为，这是不符合实战要求的。因为战时，舰队出港是不允许打开信号灯和使用无线电的，即使使用微弱的无线电波联络也是被禁止的。他要求各舰一律不准开信号灯，并关闭舰上的无线电联络装置。舰与舰间保持一定距离依次跟着各自的旗舰摸黑前进。

　　这是难度相当大的出入港训练。几万吨的庞然大物，启动后的惯性是相当大的，在黑暗中各舰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准确的方向，使舰上人员高度紧张。

　　一旦发现舰与舰间的距离过近时，靠舰上机械的制动能力是很难抑制住巨大的惯性的。山本的目的就是要训练日本海军的夜战能力。

　　接着山本在完成前任总司令官吉田善吾制订的年度训练计划后，至1940年便改以他心中构思已久的以航空兵力为中心的训练。1940年3月，山本为了检验海军航空兵的攻击能力，安排了一次代号为“123号作业”的演习。

　　演习的计划安排是，驻在志布的舰队从有明湾出发，经过九州东岸北上，向佐旧湾进发；航空队则搜索北上的舰队并利用夜间对舰队实施轰炸。

　　指挥鱼雷轰炸机的是“赤城号”航空母舰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少佐。他在发现山本五十六的舰队之后，便紧紧盯住山本的座舰——旗舰“长门号”。“长门号”打开探照灯，试图扰乱追踪飞机的视线，并用高射炮向空中的飞机猛烈射击，同时，加快舰速拼命躲避。

　　渊田率飞机巧妙地躲开了高射炮的反击，连连向舰上投放训练用的鱼雷炸弹，弹无虚发，发发命中。

　　看到这一情景，山本心中十分高兴。

　　如果仅就地位和荣誉而言，山本应当满足了。因为在日本海军中，海军省、军令部和联合舰队是三位一体的。海军省负责海军行政，参与内阁决策；军令部就是总参谋部，负责军令、作战计划和训练；联合舰队司令部是执行机构，是负责指挥作战的最高机构。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就是一名海军军官的最高荣誉了。

　　可是山本并未陶醉在荣誉和地位的光环里。

　　手扶旗舰“长门号”栏杆，望着海面上80多艘穿梭往来的军舰，山本陷入沉思之中。国际局势日益恶化，日本的对外扩张欲望如脱缰的野马，海军中的激进分子正蠢蠢欲动……作为世界第三大舰队的司令长官，责任重大啊！献身天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山本五十六的心情突然显得格外沉重。

　　他在给岛田繁太郎的信中写道：

　　当前，欧洲出现了大动荡，每当想到我们日本与德、意之间的关系，就使我不寒而栗。

　　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局面，他一面指挥舰队日常训练，一面针对欧洲战场局势的发展，特别是美国海军的发展和夏威夷太平洋舰队对日本造成的威胁，把日本海军防御线从小笠原群岛联结马里亚纳群岛推进到从东卡罗林群岛到马绍尔群岛。

　　令山本五十六最不愿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随着欧洲战场的急剧变化，荷兰、法国宣布投降，日本军部首脑感到无比兴奋。他们的眼睛盯上了英法等欧洲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企图趁其无暇东顾之际，将这些殖民地据为己有，控制太平洋，也从根本上打击亲英美的蒋介石。

　　发动了侵华战争的近卫文麿在第二次组阁前，召集陆相东条英机、外相松冈洋右和海相吉田善吾，在其私邸荻洼山庄举行了“荻洼会议”，制定了新内阁的行动方针，其中包括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尽快解决“中国事变”，与德意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等内容。

　　1940年7月26日，近卫内阁通过了《基本国策纲领》，三国同盟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闻听此讯，正在海上训练的山本五十六大为震惊。他多次上书海军大臣吉田善吾，陈述与德意签订同盟条约的危害，指出为避免日美冲突，绝不可缔结日德同盟。然而，吉田未能阻止同盟条约的签订。

　　尽管山本在海军首脑会议上极力反对，新任的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强行通过了海军同意三国同盟条约的决定。三国同盟条约遂于9月27日在柏林签署，约定三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遭到尚未参战的国家的攻击，三国须用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

　　日本被彻底绑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列车。

　　局势的变迁终于把山本作为一个悲剧性角色推到历史的前台。他在内心深处反对同美国交战，但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职责又必须面临同美国交战；对英美国家的了解使他深知战争必败，但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又迫使他必须夺取战争的胜利。

　　在回答首相近卫文麿的询问时，山本无可奈何地说：

　　如果非打不可的话，在开始的半年或一年中，可以奋战一番，并有信心争取打胜。如果战争持续下去，以至拖上两三年，那我就毫无把握了。三国同盟条约已经缔结，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政府能设法回避同美国交战。

　　可见，山本五十六当时的心情非常矛盾。然而，局势的迅速恶化已经不允许他怨天尤人了。在同他的秘书原田一起进餐时，山本忧郁地说道：

　　在我看来，我们要同美国打仗，就必须做好几乎向全世界挑战的准备。我将竭尽我的全部力量，但是我希望战死在我的旗舰“长门号”的甲板上。

　　在那些不祥的日子里，你将至少三次看到东京被夷为平地。

　　其结果将是延长人民的痛苦。而你和近卫，还有其他人，也许会被人民群众千刀万剐，尽管想起这种情景是很遗憾的，局势确实令人困惑。我们已经陷入这种困境，命运注定在劫难逃。

　　既然日本早已使自身走向一条既定的道路，山本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他的好战心理源于他根深蒂固的武士道传统，他像当时大多数的日本人一样，相信只有日本人才能完全符合逻辑地充当亚洲国家的“救世主”，将亚洲从白种人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

　　他陷入了两难之间：一方面，他看到资源贫乏的日本不仅要与美国，而且还要和中、英、荷，也许还要和苏联同时作战的暗淡前景；另一方面，他要承担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必须执行的职责的压力。

　　为了取得印尼的石油，向南方作战，必须避免美国太平洋舰队从夏威夷出发打击日本的侧腹，还需要把美国太平洋舰队阻挡在南方水域之外，至少在头几个关键月份中应做到这一点。

　　如何才能办到呢？自山本登上“长门号”之后，他就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

　　山本认为，依靠海军历来对美作战的正统的战略思想，是不可能完成上述任务的。长期以来，日本海军奉行的是以日俄对马海战为依据的大炮巨舰主义的舰队决战战略，坚持以战列舰为核心的传统作战方式。

　　自从1905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日本海大海战中大胜沙俄舰队以来，日本海军就充满着海上争霸思想，并把美国视为其在西太平洋争夺海上霸权的主要敌人。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在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用兵纲要》就提出了建设“八八舰队”、确定对美采取截击作战的战略方针。

　　所谓截击作战，就是基本原封不动地采用在对马海战中截击歼灭沙俄波罗的海舰队的东乡战略，即以战列舰为主力的联合舰队利用地理条件以逸待劳，伺机同美国海军主力进行决战并加以歼灭。以后虽几经修改，但其基本方针未变。

　　在1936年修订的《帝国用兵纲要》中规定：一旦日美开战，陆海军首先协同攻占菲律宾和关岛，迫使美舰队远渡重洋进至西太平洋实施进攻作战。

　　日本的海军将领们把未来事件的进程看成是这样：一支强大的美国舰队向西挺进，长途跋涉远道而来。这时，日本以南洋各群岛为基地，用潜艇和陆基飞机不断削弱美国舰队的力量，待其实力削弱到大体和日本舰队的实力相匹敌或弱于日本舰队时，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日本舰队进入有利的战略位置，寻机与之决战。

　　双方都横过空阔的洋面，把各自的舰只排成战斗序列，打出所有的炮弹。当硝烟和火光散去之后，日本的胜利将自然浮现出来。美国的钢铁巨兽将一只接一只凄凉地瘸着脚朝家逃窜，或者舰首向上，如同向大海行死亡前的敬礼，然后永远消失。

　　在山本看来，这种战略思想是一厢情愿的，不过是军令部的那些年轻参谋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而已。战争一旦爆发，除侥幸外，谁也不会相信战争会按着这个模式发展下去。

　　山本的好友堀悌吉在战后整理的《五峰录》中总结山本的看法时说：

　　不论是海军大学所进行的沙盘演习，还是军令部所提出的对美作战的战略计划，实际上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是主观主义的产物。

　　以军令部的作战计划而论，如前所述，概括起来包括这样四点内容：一，日本主动攻下菲律宾；二，迫使或诱惑美国舰队前来救援；三，在马里亚纳群岛一带逐步削弱敌舰队的力量；四，进行舰队决战，一举全歼前来之敌。

　　这纯属用想当然代替现实的概念游戏，是把敌人的行动规范在自己想象之中的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既然如此，那么对于保证日本侧翼不受美舰队干扰，同时又要把主力用于南方战役的课题，山本就必须找到有效的答案。

　　1940年3月，联合舰队举行演习。山本站在当做靶舰的战列舰上，观看航空部队在统一指挥下进行白天鱼雷攻击演习。长机率领着成群飞机，越过战舰的密集炮火，向下俯冲，鱼雷从战舰的桅杆掠过，划出一道白光，接连向舰腹冲去。

　　演习用的鱼雷是不会爆炸的，当撞上舰体后，鱼雷即浮上水面冒出白烟，演习完毕后可再收回。山本看到这一情景，心里十分高兴，他情不自禁地向站在身旁的参谋长福留繁少将问道：“参谋长，能不能用飞机攻进夏威夷？”福留中等身材，有着肥厚的胸膛和健壮的肩膀。这位海军大学的优等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舰炮专家。美作家高尔登·普朗格在他的名著《我们沉睡在黎明》中这样描写他：

　　他的头脑不像山本那样突然爆出主意，许多主意在他头脑中像植物生长那样慢慢地成熟。他支持向南扩张，但他缺乏山本那种先知先觉的睿智、个性和训练。

　　此刻，他正疑惑不解地看着山本，像在听天书。

　　的确，夏威夷距离日本有3000海里之遥，若要击溃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就得牺牲大量的机动舰队。在袭击之前，如被对方巡逻机发现，反有被歼灭的危险。

　　把仅有的航空母舰投入具有赌博性的战争，值得吗？两个月后，5月7日，在东太平洋举行大规模演习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没有像往年那样演习后返回西海岸，而是接到了就地停泊于珍珠港的命令。美国总统罗斯福想利用太平洋舰队进驻夏威夷对日本施加压力，以遏制日本的南进。

　　可是，罗斯福却没有想到，恰恰是他的这一行动激发了在大洋另一端的山本五十六袭击珍珠港的决心。1940年11月，山本和他的同学吉田善吾、岛田繁太郎同时晋升为海军大将。海军军阶达到顶点的山本更加卖命。

　　同月，为响应政府南进的号召，他率联合舰队进行进攻荷属东印度的图上演习。在演习过程中，山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如果对荷属东印度动手，英、美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道：

　　我们发动针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军事行动，有很大可能会导致与美国过早交战。并因为英国和荷兰将和美国站在一边，我们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军事行动在完成一半之前，将几乎确定无疑地发展成与美国、英国和荷兰作战。

　　因此山本主张，从制订战略方针的角度来看，不管对哪个国家动手，必须从一开始就制订一个对三国作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而在执行这一方案时，日本海军的大部分兵力一旦投入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其侧腹就暴露给了强大的美国海军。只要美国舰队主力向日本进攻，日本海军届时就不得不匆忙从南方作战中调回决战兵力。如果到了这个地步，日本海军的命运就惨了。

　　演习结束后，山本迫于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以一个赌徒特有的心理，终于下决心采取在胸中构思已久的攻击珍珠港的方案：在开战之初，抓住绝妙良机，不惜投下相当大的赌注，断然对夏威夷瓦胡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并给以沉重打击。山本五十六终于找到了出奇制胜的办法。11月下旬，山本亲至东京向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谈了自己的这一想法。

　　到了1941年，成熟的方案在山本的心中再也隐藏不住了，他想到的不是让这一方案变成电光一闪的火花，而是付诸实施的炸雷。

　　1941年1月7日，元旦刚过去才几天，山本坐在停泊在广岛湾柱岛的“长门号”上的座舱里，用了整整九页海军格纸，给及川古志郎写了一封《关于战备的意见》的长信。

　　山本在这封信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自己内心酝酿已久的关于夏威夷战役的设想。

　　山本的意见书在一开头写道：“任何人对紧张的国际形势的发展都无法正确预测，但是，海军，特别是联合舰队，应该以对美、英必战的决心，进入认真备战并制定作战计划的时期，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作战方针上，山本写道：

　　关于历来作战方针的研究，总是把堂堂正正的以迎击为主的作战方式作为对象。然而从过去多次举行的图上演习的结果来看，采取迎击战法，使用主舰队决战，帝国海军尚未取得一次大胜，而且，每次总因为这样下去会削弱日本海军的实力而不得不中止演习。如果是为了决定战争如何发展，这样做尚称可以，但一旦开战，为了战则必胜，这样的作战断断不可。

　　山本在意见书中鉴于对美作战的特殊形势，完全摈弃了在西太平洋迎击美国舰队的进攻，以舰队决战歼灭美国舰队的这一日本海军传统的战略思想，转而主张“开战之初，就猛攻并击沉敌人主力舰队，挫伤美国海军及美国国民的士气，使之达到无可挽救的程度”。

　　山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日本立于不败，维持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军国主义的疯狂性，使本来对美国的物质力量作出准确判断的山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美国人民的精神力量，犯了一个战略家不应犯的致命错误。

　　山本在信中接着强调：“在战争爆发之际，我们应该竭尽全力，要有决胜败于第一天的决心。”

　　山本具体设想了执行这一方案的几种情况：第一，在敌主力舰大部分泊于珍珠港内时，“以飞机队彻底击溃之，并封锁该港”；第二，在敌主力舰艇泊于珍珠港外的情况下，“按照第一种情况处理”；第三，在敌主力舰艇首先从夏威夷出击并发动进攻的情况下，“派决战部队迎击，并一举歼灭之”。

　　在兵力的使用上：

　　一、使用第一航空战队，即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和第二航空战队，即航空母舰“苍龙号”、“飞龙号”待月夜或黎明，以全部航空兵力对敌人发动强袭，以期全歼。

　　二、一个水雷战队，负责搭救因不能避免敌机反击而沉没的航空母舰上的官兵。

　　三、一个潜水战队，逼近珍珠港，迎击匆忙出动之敌。如可能，于珍珠港入口处断然击沉敌舰，利用敌舰封锁港口。

　　四、补给部队，为补给燃料，以数艘加油船充实该部队。

　　当然，山本也没有忽视日本的主要目标。“夏威夷作战要和菲律宾、新加坡方面的作战同一天实施。但只要击灭了美主力舰队，菲律宾以南的杂牌部队就会丧失士气，不敢逞能。”

　　“尽管夏威夷作战损失可能很大，但如果我们对其采取守势，等待敌人来攻，那么敌人就有可能一举袭击我本土，烧毁帝国首都及其他大城市。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态，国内舆论哗然，我们海军将受到舆论的谴责，国民的士气也将跌落。”他坚信，“虽然此次作战之成功并非容易，但有关将士若能上下一体，坚定以死奉公之决心，可期天佑以获成功。”

　　最后山本在意见书中提出他个人的请求：“卑职真心希望自身担任攻击珍珠港的航空舰队司令长官，亲自指挥夏威夷作战。”

　　从1941年1月开始，山本五十六全力组织力量论证和制订具体作战方案。他首先把制订基础方案的任务交给了密友——第十一航空队参谋长大西泷治郎少将。

　　大西是日本航空界的优秀人才，性格和思维与山本极其相似。接到任务后，大西找来第一航空队参谋“王牌战斗机飞行员”源田实中佐，协助他一起制订基础方案。

　　经过近两个月的苦苦思索计算，1941年3月拿出第一草案：以全部航空母舰尽可能靠近珍珠港，以飞机进行多次反复轰炸，使敌人失去反击能力；轰炸的主要目标是美国航空母舰，以及瓦胡岛上的陆基飞机。这份草案融合了空军、海军将领的创造性思想，山本十分满意。

　　随后，山本召集第二航空舰队有关人员进行讨论。面对争执不休的两派将领，山本宣布：

　　诸位，请你们了解，只要我还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个职务，这一仗就非打不可。希望你们研究万全之策。

　　会后，联合舰队设置四个预备研究小组，由首席参谋黑岛龟人主要负责。

　　4月底，黑岛赴东京军令部解释袭击珍珠港的计划。然而，军令部并不同意山本的作战方案，理由是这一作战计划成功的两个前提条件，即保证大型航空母舰远渡重洋而不被发现，以及美国太平洋舰队一定停泊在珍珠港内，是靠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无疑具有很大的风险。而战争不同于赌博，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最后，军令部只答应海军大学的年度图上演习提前到9月，在图上演习中论证黑岛的作战方案。正当日本海军内部为夏威夷之战争论不休的时候，国际局势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碎条约，悍然发兵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7月2日，天皇召开御前会议，确立了针对英美国家的南进扩张政策。7月28日，40000日军在东南亚登陆，不久便占领了西贡和金兰湾。日本的南下政策直接危害英国和美国的利益，英国宣布废除《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美国下令实行对日禁运，冻结在美国的日本资产，加拿大、新西兰等国也相继采取了报复措施。国际局势的这一系列变化使日美战争成了必然。

　　1941年9月6日，天皇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审议《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近卫文麿、永野修身、丰田贞次郎、及川古志郎、铃木贞一等相继发言，都对外交谈判不抱希望，主张以战争为主，外交为辅。

　　这时，从未在御前会议上发过言的天皇，突然拿出一张写有明治天皇在日俄战争前夕而作的一首短诗的纸条，并朗读道：“四海本来皆兄弟，缘何世上起风波。”

　　他告诉大家：“我很早以前就拜读过大帝的这首诗，我正奋力以继承先大帝爱好和平之精神。”然后，天皇起身退出了会议。实际上，裕仁天皇以日本的“腹艺”方式表明了开战的抉择。

　　御前会议结束不久，海军的图上演习也开始了。夏威夷海战演习结果表明，日军重创了美海军，自己也受到很大损失。基于此，军令部仍然对山本的计划迟疑不决。

　　山本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大发雷霆，声称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他将对计划负全责，否则宁愿辞职。消息传到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深为感动，当即表示：既然山本长官那样有信心，作为总长，我有责任批准他的要求，实行这一计划。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山本在给自己最好的朋友堀悌吉的信中却是这样说的：

　　我下了和我的意愿完全相反的决心，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沿此道路走下去。有什么能比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更难以忍受的呢？难道说这是命中注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军部的战争气焰日益嚣张。可是当战争贩子们在一片叫嚷声中等待近卫文麿的一声令下时，这位优柔寡断的首相却退缩了。在陆相东条英机的指责和嘲笑下，10月16日近卫内阁总辞职。

　　1941年10月18日，素有“刺刀”之称的屠夫东条英机内阁成立。

　　23日，东条内阁决定，在决定开战的前提下，做好战争准备，同时继续执行外交谈判政策，利用外交途径迷惑美国。

　　从袭击珍珠港的计划确定开始，日本海军就着手于对珍珠港的侦察间谍活动了。

　　1941年3月，军令部根据山本的要求，派遣海军情报专家吉川猛夫潜伏珍珠港。

　　经过了大约八个多月艰苦的侦察，这位并没有间谍经验但异常机警的情报人员，对夏威夷的海军情况已了如指掌。

　　11月上旬，吉川顺利地把一份份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送到日本，为联合舰队袭击珍珠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11月5日，山本接到了军令部总长永野奉天皇旨意发来的“大海令第一号”命令，预定于12月上旬对美、英、荷开战，命联合舰队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从5日至11日，山本根据永野的命令，连续发布第一至三号作战密令，确定1941年12月8日向美国开战，由南云忠一中将担任司令官，袭击夏威夷珍珠港。

　　11月13日，山本参加了联合舰队作战会议，他在一段精彩的演说之后指出：“在华盛顿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如果在12月8日的前一天上午11时以前达成妥协的话，我将命令作战部队撤回。”

　　11月21日，山本发布联合舰队第五号作战令：机动部队务于11月26日自单冠湾出发，竭力保持行动隐蔽，12月3日傍晚进入待机海域并加油完毕。

　　按照这一命令，11月26日清晨6时30分，由6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3艘潜艇、2艘高速战列舰以及7艘加油船等30多艘舰只组成的机动舰队，按照空袭部队、警戒部队、支援部队、巡逻部队、破坏中途岛部队和补给部队编制，以所谓的“第一警戒航行序列”的环形队形，悄悄地朝珍珠港扑去。

　　就在袭击珍珠港部队出发后的第七天，即12月2日，联合舰队司令部接到军令部根据天皇命令发来的“大海令第十二号”命令，最后确定了攻击日期为12月8日。

　　山本立即向南云机动舰队发出了“攀登新高山1208”的密电：开战日期决定在12月8日零时，按计划偷袭珍珠港。

　　对于日本暗中进行的如此巨大的军事行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似有察觉。

　　11月22日，美国的魔术情报即海军密码破译小组，已经判断出日本将要发动战争的迹象。罗斯福总统甚至在给丘吉尔的电报中指出：我们必须面对日本即将发动战争，而且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一事实。

　　25日，在白宫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罗斯福又提醒与会者，日本人在不宣而战这点上本来就是臭名昭著的，所以美国可能在12月1日前后遭到攻击。

　　但是，美国军界认为，日本的矛头肯定是印度支那地区，他们做梦也不会料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已经投入实施了。

　　然而，美国仍然有时间做必要的准备。

　　就在12月8日凌晨南云忠一下令攻击机群从指定海域起飞的时候，美国海军密码破译小组已经破译了日本政府给美国的“最后通牒”的最后部分，电文的内容是：

　　鉴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日美之间已无法达成协议，特此通知美国政府，并深表遗憾。

　　然而，如此重要的情报，由于美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怕黎明前影响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睡眠而被人为地耽误了。当参谋总长马歇尔上午11时看完破译电文后，他确信日本很快就会发动攻击，并决定向全军发出紧急戒备的指令。

　　不幸的是，马歇尔的电报命令并没有通过紧急通讯系统或海军无线电发出，而是被陆军情报局远东科科长布莱顿交给了陆军部信号中心，又被擅自决定通过商业通讯系统发出。

　　布莱顿违背了马歇尔“以最快最安全的办法拍发给各级指挥官”的命令，当电报指令传送到各级指挥官手中时，已经是珍珠港遭袭击7个小时以后了。

　　美国高层的判断失误、军队中的松散习气，为山本五十六大胆而又缜密的行动创造了条件，偷袭珍珠港获得巨大成功。

　　美国时间12月7日下午13时19分，负责空袭的指挥官渊田命令发出了“脱，脱，脱”的攻击信号，“脱”在日语中是“突击”的第一个假名，音译为英语就成了“虎”的发音。

　　旋即，354架日本各型飞机分两个攻击波次向毫无准备、沉浸在假日欢乐中的美国海军发起猛烈袭击。

　　霎时间，珍珠港内爆炸声隆隆，火光四起。

　　日本仅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击毁美机188架，击伤159架，击沉或重创战舰18艘。岛上的机场和设施遭到巨大破坏，击毙美国军民2403人，在港的美太平洋舰队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

　　而日本只损失了29架飞机，55名飞行员，6艘潜艇。当远在日本海域停泊的“长门号”旗舰上的山本得到确切的消息时，只是睁大双眼，默默地点了点头。

　　几乎在南云忠一率领的联合机动舰队大获全胜的同时，由冢原二四三中将司令和大西泷治郎参谋长率领的第十一航空舰队，开始袭击菲律宾的美军基地。

　　在日本的南进计划中，菲律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物产资源，而且是通向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交通枢纽。

　　1941年7月，为了加强防御和对日本的制约，美国成立远东美军司令部，任命麦克阿瑟为远东军司令，在菲的美军基地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就更加阻碍了日本的南扩进程，因此，按照山本的计划，必须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摧毁菲律宾的美军基地。

　　如果说珍珠港在毫无防范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尚可原谅的话，菲律宾战役就太不应该了。按照计划，大西的近400架飞机应在12月8日凌晨攻击美军空军基地。

　　然而，是日凌晨，日军基地却大雾弥漫，飞机无法起飞。直至南云部队袭击开始以后，大雾仍无散去迹象。

　　这时，如果拥有35架空中堡垒B－17轰炸机的美军前来袭击，日本航空队必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出人意料的是，老谋深算的麦克阿瑟元帅不仅未曾作如是设想，甚至对来自华盛顿的严重警示也未作出应有的反应。12时45分，近400架日机几乎未遇到任何阻拦地到达美军机场上空。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狂轰滥炸，18架B－17轰炸机、53架P—40战斗机和其他30多架美军飞机被撕成碎片。日本以极小的代价夺得菲律宾的制空权。

遭受美军阻击丧命太平洋

　　美国的大意，使珍珠港受到毁性灭的打击，气急败坏的美国政府立即对日宣战。听到天皇和东条煽动性极强的演说，正在南行迎接南云舰队的山本五十六这样写道：

　　今我已下定决心，一旦奉大诏而堂堂出击，则置生死于度外，闯过难关。然而此战为未曾有之大战，种种曲折也必有之。倘存借名誉而保自身之私心，则绝不能完成此大任。因之以诗曰：浩荡皇恩记心间，弃誉舍命何所惜。

　　这些思想充分暴露了山本五十六作为一个十足战争贩子的罪恶灵魂。

　　山本终于有机会验证自己“航空优先”的观点了。不仅在袭击太平洋舰队和菲律宾美军基地中，日本飞机显示了巨大威力，在两天后马来亚海战中，山本也再一次证明了巨舰大炮时代的结束。

　　1941年12月10日，英国“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军舰在日本飞机的猛烈轰炸中沉没，包括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菲利普上将在内的800多名英国官兵遇难。

　　两天以后，裕仁天皇赐语山本五十六：“联合舰队航空部队歼灭敌方英国远东舰队主力于南中国海，宣扬威武于中外，朕特嘉奖。”

　　同一天，一支由三艘轻巡洋舰、六艘驱逐舰和四艘其他运输船只组成的日本舰队在袭击威克岛的战斗中失败。

　　12月16日，山本派遣第二航空母舰战队和第八巡洋战队助战；数十架日机对威克岛进行了轮番轰炸，岛上美机全部炸毁，日军成功地占领威克岛。

　　为了扼制德日扩张势头，1942年年初，盟军在东南亚建立统一作战司令部，海军司令由荷兰少将杜尔曼担任。这支由四国海军组成的作战部队，由于空中打击力量很差，而且各自独立作战，投入战斗不到三个月，就被拥有数百架飞机的南云舰队击溃。

　　1942年3月9日，日本海军控制了爪哇并结束了荷兰对东印度群岛三个世纪的统治。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日本海军席卷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在亚太地区的扩张达到了顶峰。

　　在国内外法西斯分子的一片颂扬声中，山本五十六从“长门号”旗舰迁至超级战列舰“大和号”上。这艘曾遭山本极力反对建造的豪华战舰，成了新的海军指挥中心。

　　这时的山本，可谓踌躇满志。南云舰队的连连捷报，使得这位工于心计、心狠手毒的战争赌徒飘飘然。

　　战争形势的发展使他突发奇想，认为要想更好地护卫本土免遭空袭，应当再次出击，彻底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他把注意力放到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中途岛上。

　　日本海军创造了这么多奇迹，难道不能占领中途岛，以此为基地，进而消灭美国的航空母舰？山本又一次把大胆的设想告诉了军令部。

　　这一次与夏威夷的作战计划有所不同了，山本的设想虽然开始遭到军令部的坚决反对，但海军的巨大战果使得海军中大多数人对山本推崇备至，他的作战方案仅在上交的第八天，即4月10日便得到了军令部的批准。

　　又过了八天，一直沉浸在胜利狂热气氛中的日本遭到了美国的空袭，这一事件更加坚定了山本进攻中途岛的决心。

　　山本五十六并不知道，命运之神已经不再青睐于他了。嗜赌成性、一赌到底的品格，既造就了他偷袭珍珠港的成功，也为他在正义面前遭到可耻失败埋下了伏笔。

　　美国海军从一艘被击沉的日潜艇中打捞到日本海军联络密码本，美情报破译中心很快就获知了日本南下占领莫尔兹比港，切断美澳供应线的作战企图。

　　刚刚上任不久的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得到消息后，立即调兵遣将。5月5日，由航空母舰“莱克星顿号”、“约克城号”及英国“芝加哥号”、“澳大利亚号”、“霍巴特号”等重巡洋舰组成的美第十七特混舰队，在弗莱彻少将的指挥下，迅速进入战争状态。

　　这时，担负占领莫尔兹比港任务的日本第四舰队按计划进入珊瑚海，他们没有想到，美国特混舰队此时正在向西北方向疾驶。

　　5月7日，日本和美国为首的盟军之间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航空母舰大战。经过了大约三天的鏖战，日本损失了两艘轻型航空母舰、一艘驱逐舰和三艘登陆驳船，一艘重型航空母舰受到重创；美方则损失了一艘重型航空母舰、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船，另有一艘重型航空母舰受到重创。

　　尽管美国损失较重，但是却破坏了日军的战略，打破了日本海军强大无比的神话。

　　珊瑚海之战受挫，并没有使日本海军有所清醒，相反，盲目乐观、骄傲狂妄的气氛却日益浓厚。包括山本在内，绝大多数高层军官未能重新审视中途岛作战计划，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在这种狂妄心理的支配下，不仅整体战略规划出现许多漏洞，许多军中大忌也屡见不鲜。

　　山本的整个战略部署，一直采用原来的密码传达，但这个密码早已为美军掌握。有一个水上机队，甚至在出发前发出通知说：“6月中旬以后，凡寄交本队的邮件，收件地址一律写‘中途岛’。”

　　日本海军无所顾忌的行动当然逃不过早就严阵以待的美国海军。

　　1942年5月，美海军密码破译小组在日本人电报中发现一个代号为“AF”的地名。小组负责人罗奇福特少校为了证实“AF”是中途岛，拍发了一个中途岛淡水设备故障的假情报，日本大和田海军通讯队信以为真，立即把这一假情报通知给参战部队，从而证实了“AF”就是中途岛。

　　很快，美海军对日本联合舰队的兵力、计划、日程甚至舰长和航线都了如指掌。冷静沉着、精明强干的尼米兹紧急部署。

　　5月28日，由斯普鲁恩斯少将指挥的第十六特混舰队离开珍珠港，两天后，由弗莱彻指挥的第十七特混舰队也向预定海域进发。日本联合舰队尚未采取实质性重大行动，美国海军就已经撒开了一张无形的大网，等待日军来投了。

　　对于即将来临的厄运，山本似乎有所察觉。

　　1942年5月28日出发前，他在给情妇千代子的信中流露出不安：“29日就将起锚出征，在海上约需三周左右的时间，我将亲自指挥全军奋战。说心里话，对这次出征作战，我并不寄予多大希望。今天是纪念日，道路崎岖坎坷，已到顶点。”

　　山本的话不幸言中，6月1日和2日，日本情报部门发现美军调度频繁，“大和号”甚至截获了美国航空母舰在夏威夷的信号。然而，一向嗅觉灵敏的山本对此却无动于衷，甚至于运输舰队已遭到了中途岛空军的两次袭击，也未能引起山本的警觉。

　　6月5日，按时到达中途岛西北240海里水域的南云舰队向岛内发起攻击。这时，南云只有18架战斗机执行空中战斗巡逻任务，庞大的舰队成了美军随时猎取的猎物。

　　正如渊田美津雄中佐当时所描述的：“我们就像一个背着满口袋黄金，单身在森林里赶路的人，自然会引起强盗的注意。哪个强盗发现了，都会首先猛扑过来。”

　　自信有余的南云忠一根本就不相信附近会有美国舰队。

　　由于岛上早有准备，南云的第一次攻击毫无收获。南云没有采纳防备敌舰袭击的建议，决定对中途岛发动第二次攻击。正当四艘航空母舰上的勤务人员匆忙为飞机换装炸弹时，中途岛对南云舰队的攻击开始了。

　　南云的三架零式战斗机迅速投入战斗，美国海军六架攻击机或坠或逃。南云忠一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恰在这时，日军四号侦察机由于走错了航线，意外地发现了美国特混舰队，并立即发回了消息。突发的敌情变化使得盲目自信又墨守成规的南云忠一吃惊不小，他拿不定主意是攻击美国舰队还是进攻中途岛，因为进攻中途岛的飞机刚装上炸弹，南云的护航飞机已经很少了。

　　第二航空母舰战队司令官敦促南云，应当立即攻击美国舰队，而南云却作出了暂时向北挺进，捕捉并歼灭敌机动部队的指示。

　　这样，刚刚换上进攻中途岛炸弹的飞机不得不再次换装鱼雷和对舰炸弹，这些换下来的普通炸弹被任意搁置，最终导致了巨舰的引爆自毁。

　　1942年6月5日6时25分，美军舰队的攻击开始了。

　　然而，战斗力极强的日本零式战斗机三个小时内便击退了美军不下八次空袭。正当南云趁空袭间隙下达“第二攻击波准备起飞”命令时，美俯冲轰炸机群突然向航空母舰扑来。仅仅几分钟时间，南云的多艘舰只中弹起火，“赤城”、“加贺”、“苍龙”三艘航空母舰失去了作战能力，只剩下“飞龙号”航空母舰在山口多闻司令官的指挥下孤军奋战。

　　下午14时30分，美军轰炸机发动了新的攻击，山口无奈地下达了弃舰命令，并把自己绑在舰桥上沉入海底。此时，像红了眼的赌徒一样的山本五十六已经明白，日本失败的命运已定。21时15分，他下达了停止攻击中途岛的命令。

　　中途岛之战，日本海军元气大伤，共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一艘重巡洋舰，322架飞机，3500多名官兵；而军事力量明显处于弱势的美国海军，却只损失一艘航空母舰，一艘驱逐舰，147架飞机和307名士兵。

　　这一结果明显改变了太平洋日美军事力量的对比。山本五十六预谋已久的速战速决速谈判的计划彻底破产。

　　从此，为了护卫本土和巩固对南方资源地区的占领，日本军部取消了原来的作战计划，不得不采取保守的防卫措施。相反，拥有雄厚工业基础的美国的军事力量却日益壮大。中途岛战役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

　　中途岛战败，山本心情沮丧，懊恼万分。他在给自己亲朋及情妇们的信中不时流露出厌倦的心态。

　　1942年8月，抱着报仇雪耻心理，山本五十六率全部联合舰队，再次投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展开的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决战。

　　8月8日，由三川中将率领的舰队首先与美舰队遭遇，由于美军的疏忽，三川舰队在夜里突然发起的袭击中大获全胜。山本意识到美国海军绝不会善罢甘休，遂率舰队主力于8月17日南下瓜岛，决心与美国决一雄雌。

　　与此同时，负责攻取瓜岛的陆军也派出一木清直大佐率领的1000人先遣队。比海军还狂妄的陆军认为，有1000人就足以解决瓜岛问题了。他们不会想到，这时的瓜岛已经驻守了拥有各式重武器的美军精锐部队16000人。

　　海军复仇的心理与陆军轻敌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再一次把日本推向惨败的深渊。在长达半年的瓜岛争夺战中，日本共伤亡陆、海、空将士5万余人，舰艇24艘。1943年2月，山本五十六奉命将瓜岛13000名日军撤回，日本侵略者已是穷途末路了。

　　山本似乎对日本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已经有所预感了。1943年年初，他在给好友堀悌吉的信中写道：

　　开战以来，阵亡将士已近15000人，实在令人悲伤、慨叹。痛定思痛，我写下这两句诗文，以抒郁怀：兵戈声声一年去，阵亡将士若云消。

　　在给原田雄熊的信中，他甚至写道：“我已做好在今后百日之内贡献余生的思想准备。”山本要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曾经说过的，“以我众多部下的性命去换取大量敌人伤亡之时，即是我恶贯满盈之日”。

　　1943年2月，山本再次将旗舰移至更加豪华的“武藏号”。在这艘堪称世界一流的战列舰上，山本推出“伊号作战”计划，准备在南太平洋再次组织大规模的反击。

　　谁也没曾想到，山本竟会在这次精心策划的战役中丢掉了性命。

　　1943年4月7日，联合舰队按计划发起第一次攻击。由于日军战斗力的下降和美海军的有力防御，日军没有达到目的。为了不使山本失望，飞行队长竟然谎报战功，使山本误认为“伊号作战”旗开得胜。

　　在以后的四天中，空中作战部队继续夸大战果。为了鼓舞士气，慰问将士，就在原计划的最后一天，即4月13号，山本突然决定视察部队。这一提议当即遭到部下的坚决反对。可是，一意孤行的山本很少听从别人的劝阻。

　　4月18日，按照事先安排。山本率视察队伍登上了前往巴莱尔的飞机。此时，准确截获了山本行动情报的尼米兹上将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9时34分，在四架P－38“闪电”式战斗机的猛烈炮火下，视察人员的座机相继坠落。

　　第二天，日军搜索部队找到了失事地点。只见山本坐在飞机的座垫上，左手握军刀，套有白色手套的右手也按在军刀上，左胸流着血。山本的军医长高田六郎少将倒卧在旁边。

　　据后来推测，山本临死时的情景可能是：飞机坠毁后，高田还没死，他把山本拖出机舱，经过匆忙的整容后，自己也断了气。

　　4月20日，海军少佐军医田渊义三郎写下下面的尸检报告：“左肩胛骨的中央部，有一个食指大小的子弹孔，子弹的走向是右前上方；左下颌角有一个小手指肚大小的子弹射入孔，出口在右眼外眼角，像拇指压痕一样大小……显然系因损伤主要内脏器官而致命。”

　　1943年5月21日，日本政府发布了山本的死讯，追授他大勋位、功一级、正三位和元帅称号。

　　6月5日，山本的国葬仪式在东京举行。仪式之后，骨灰一分为二，一部分安葬在东乡平八郎的墓旁，一部分由他的姐姐高桥嘉寿子带回故乡长冈长兴寺。

　　山本五十六果然如他信中所说，在百日内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他在太平洋战争和珍珠港犯下的罪恶却使爱好和平的人们至今思之犹痛。

土肥原贤二

进入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1883年8月8日，在日本冈山县的一个武士之家，降生了一个男孩。男孩的父亲给他起名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的父亲土肥良永是一名陆军少佐，兄长土肥原鉴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将军衔。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土肥原从小受日本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为天皇献身的种子。

　　20岁那年，军人出身的父亲为了让儿子继承父业，把土肥原送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土肥原成为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生。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为日本培养出无数侵略战争的“精英”。在这里，土肥原与后来侵华战争期间的元凶冈村宁次和板垣征四郎成为同窗好友。

　　1904年，土肥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被授予陆军少尉军衔，供职于高崎步兵第十五联队。

　　这一年正是日俄在中国东北打得难分难解之际，土肥原积极要求参战。在战场上，土肥原十分卖命，因此，战争一结束，就被送进了日本高级军官的摇篮——陆军大学深造。

　　1912年，土肥原从陆军大学毕业，任职于参谋本部，然后调到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任联队长。

　　第二年，土肥原被坂西利八郎看中，选调到中国担任坂西利八郎的辅佐官。远在中国的坂西利八郎之所以看中土肥原，是因为土肥原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期间，潜心钻研中国问题，早已名声在外。

　　这是土肥原渴望已久的职务。土肥原刚刚步入军中就已在作战中显示出自己的才能，尽管如此，他觉得最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却不在于军事本身，而是谋略工作。他如愿以偿地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他十分感谢坂西利八郎。上任伊始，土肥原跟随着坂西利八郎来往穿梭于中国北方各系军阀之间，与许多军阀和政界要人建立起了微妙的个人关系。

　　在与中国上层人物打交道的同时，他还利用职务之便到中国各地旅行，了解中国的政治、历史和风土人情。每到一地，他常常穿一身中国式的长袍马褂，走街串巷混迹于三教九流之中，这为他以后收买利用流氓、土匪打下了基础。

　　为了搞好特务活动，土肥原下苦功学习中国语言，他不仅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还学会了中国许多地方的方言。土肥原成为当时日本陆军中公认的“四大中国通”之一。从此，土肥原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30年的间谍生涯。

　　1923年，在北京王府井附近锡拉胡同深处的一座深宅大院中，朱漆大门常年紧闭不开，甚为神秘。这就是有名的日本特务机关坂西公馆。

　　所谓坂西公馆，是北洋政府聘请的最高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公馆的简称。坂西利八郎从1904年就开始在北京活动，当时他还是陆军少佐军衔，至1927年被调回国的这段时间里，他在北京的活动使坂西公馆名扬四方，坂西公馆也成为日本在中国最大的特务机关。

　　作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遣来华从事间谍活动的第二代特务头目，坂西利八郎为日本培养了大批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特务。土肥原、坂垣征四郎、多田骏、岩松义雄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

　　绿荫下一张长条桌旁，坐着几个着便装的日本军人。坂西公馆的主人坂西利八郎和他的两个副官正在探讨对华方策。

　　这两个副官，一个是后来的战争狂人——曾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骏，一个就是已初露间谍锋芒的土肥原。

　　土肥原先作扼要说明：“要想把英美在华北的势力挤走，必须打败直系军阀新首领吴佩孚。眼下，奉系军阀——靠日本人扶植起来的张作霖在大战之后尚未恢复元气，无再度挥戈入关的实力；皖系军阀势单力薄，尚构不成对吴佩孚的威胁；广东的孙中山虽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并在俄国人的辅佐下筹建黄埔军校，可他的后方还有一最大的隐患陈炯明，一时也难以出兵北伐。在这种情势之下，为了早日击溃称雄中原的吴佩孚，必须首先促成张、段、孙大三角联盟。坂西机关的工作重心，便是促使其内外结合，摧毁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事实力。”

　　“不过，”土肥原突然话锋一转，道出了他的新想法。

　　“击败吴佩孚指日可待，但把华北作为我日本帝国拓展大业的基础，其实现之日还为时尚早。且不说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人不答应，英美各西方列国也不会允许我大日本帝国在华北建立霸业。我们的前辈川岛先生、头山满先生均失败于此。我以为，应先把已有一定基础的东三省建为牢固的基地，嗣后才可向华北拓展。”

　　坂西立即追问下去：“目前，土肥原君认为帝国对奉系的谋略重心应该是……”

　　“继续壮大奉系的实力，直至打败直系吴佩孚为止。”土肥原一板一眼地说道，眼睛里射出了几束凶光，让人不寒而栗。

　　“好！好！”坂西晃着满是白头发的脑袋，说道，“我最寄厚望的，莫过于你们两位了。我大日本帝国的兴盛大业，就落在你们肩上了。土肥原君，为了实现你的计划，参谋本部想请你出任张作霖的顾问；多田君，派你去驻华使馆处工作，你们两位有什么意见吗？”

　　“听从将军的安排！”两人挺直了腰，一齐回答。从此，土肥原脱离了坂西机关，开始独立从事间谍活动，但是他并没有如愿做上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张作霖身边的首席私人顾问町野武马，极力反对张作霖收留土肥原这个关东军的骨干分子，町野本人则处处以日本帝国政府代言人自居。町野私下多次挑拨张作霖与土肥原的关系，说土肥原是个十分跋扈的人，与他合作，于事无益。张作霖听信了町野的话，向日本当局提出异议，要求更换军事顾问。最后，另一个分化老手本庄繁代替了土肥原。土肥原的第一步棋落空了，然而他不死心。1925年，此时的张作霖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仿佛中国马上就是他一个人的了。因为此时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已被他打败，而冯玉祥势力又弱，天下势力最强的也莫过他张作霖了。

　　奉军所到之处横行不法，为所欲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激愤，也引起了其他军阀的不满。1925年下半年，各派军阀掀起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奉运动。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奉系军阀内部又发生了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

　　郭松龄手握奉军精锐部队，他的反戈一击，使张作霖惊恐万状。

　　1925年11月30日，张作霖发出对郭松龄的讨伐电，声称郭松龄与左派联合行动，“欲使中国赤化”，并以80万元悬赏郭的头颅。同时，为了延缓郭松龄的行动，他又将杨宇霆免职，并请驻奉日本总领事内田转达郭松龄，说要他和平交出军权。

　　郭松龄没有中张作霖的缓兵之计，全力进军。不久，取得连山战役的重大胜利。

　　12月5日，郭军占领了锦州。奉军继续溃败。

　　在这种情况下，在东北有着巨大利益的日本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张作霖已摇摇欲坠，他的地位是否保得住，郭松龄的倒戈能否成功，一切全系于日本的态度。

　　张作霖深知这一点。他暗中派杨宇霆到大连勾结日本关东军。郭松龄也深知这一点。12月1日，他致电日本公使芳泽，声明“凡两国条约上的权利，一律尊重”，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但他同时指出：“在本军举事之后，抵奉以前的军事时期，东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订新契约，均不能承认有效。”土肥原更是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这件事发生在东北，已经引起了人心浮动，如果造成进一步的动乱，将直接威胁日本的权益。以前日本人扶植张作霖建立起来的奉系军队，很有可能成为互不相让的若干支扰乱社会治安的部队。要知道，日本在满洲，可是住着数十万侨民，经营着以满铁为代表的各种事业，投资数额巨大。他更担心的是，郭松龄很可能与俄国人有联系。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理由。当时日本人在满洲最担心的就是苏联的势力，而与郭松龄结盟的冯玉祥与苏联关系密切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苏联此时与郭松龄策应，乘此机会，侵略北满，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土肥原曾遭到过张作霖拒绝他做军事顾问的冷遇，说心里话，他对张作霖也不十分感冒。但是日本在东北的巨大利益，容不得他把个人好恶掺杂进去，他要做的是对日本帝国的利益负责。他决定亲自出马，到张作霖府上走一趟。张作霖一改往日盛气凌人的口气，叹了一口说：“我平日对部属疏于管教，才落得今日这般结局，这也是我自己一手酿成的，怨不得别人。

　　但目前形势紧急，仅凭我一人的力量实难控制局面。现在省城空虚，虽已电告吉、黑军队前来助援，但恐远水解不了近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想去旅顺暂避，届时还望关东军给予方便。”

　　土肥原说：“阁下想去旅顺暂住，我们非常欢迎，届时，定当提供一切方便，保护阁下安全，这一点请您放心。大帅一向对日本亲善友好，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大帅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日本方面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是因为这是贵国内部事务，我们不便出面干涉。”

　　张作霖心中一阵狂喜，听土肥原的意思，日本似乎要介入这件事，而且立场好像对他张作霖有利。于是他进一步探听土肥原的意思。

　　“关于日本方面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此事，我想听听土肥原君的个人意见。”

　　“根据目前日中所签订的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条约并规定必要时，关东军还可以出兵阻击。这样，郭松龄的军队是无法进入省城的。”

　　张作霖知道，关东军是不会轻易作出这种承诺的，一定会附带条件。可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张作霖除了依靠日本人以外，已别无他途。

　　他咬了咬牙，说道：“土肥原君，当前，郭松龄太过猖狂，已遭到全体东北人民的反对，只要能把郭松龄赶出东北，有利于东北人民，也有利于保持住日本国在满洲的利益，我想只有这样一种办法了。”

　　土肥原知道张作霖上钩了，他慢条斯理地说：“如果阁下认为可行，那么，我方将警告郭军不得在满铁线20公里内落下一枚炮弹，必要时，日本关东军还可出兵保护您，并担负维持奉天省城的治安。这份文件请您过目。”

　　说罢，拿出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件，文件中提出了五项要求：

　　一是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二是间岛地区即延边地区，行政权的移让；三是吉敦铁路即吉林到敦化铁路延长，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四是洮昌道即奉省西北部一带所属各县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五是以上详细实施办法，另由中日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作霖看了看这份文件，略加思索，就满口答应，随即在土肥原准备的草约上签了字。张作霖又说：“万一我去旅顺时，需要相当数目的日本金票，而现在我不能让官银号在市面上买，希望日本银行暂借一部分。”土肥原想了想，说：“这一点不存在问题，我通过国内迅速与朝鲜银行奉天支行行长联系一下。”土肥原威逼利诱张作霖答应日方提出的条件之后，剩下的工作就交由关东军方面出面了。日张密约签订后，日本内阁立即作出决议，令关东军“速施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置”。

　　1925年12月24日，在日张军队的联合夹击下，郭松龄部溃败。郭松龄与夫人被张作霖部下抓住，并按张作霖的意见当场枪毙。张作霖指使部下将郭的肠肚挖出，去祭他的“阵亡将士”，然后将郭暴尸三天。

　　土肥原将即将溃败的张作霖扶持起来，张作霖不禁对土肥刮目相看。令郭松龄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反叛不仅没能扳倒张作霖，还将张作霖更进一步地推向了日本人——明确地说就是土肥原的怀抱。

挑起事端发动九一八事变

　　控制奉系张作霖，这只是土肥原鲸吞中国计划的一小部分，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1931年5月，在土肥原的精心安排下，日本特务机关先后又策划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

　　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的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到中国东北进行军事侦察。同行的还有退伍的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一名蒙古人和一名俄罗斯人。他们均化装成中国农民。

　　中村等人为了不暴露身份，穿着厚厚的棉裤和棉袄。他们从海拉尔出发，赴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情况。

　　5月25日，中村等人在对兴安岭地区进行了近一个月的间谍活动后，大摇大摆地经过屯垦军团部所在地兴安区公府，被正在带领士兵操练的屯垦军第三团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发现。

　　陆鸿勋将中村等人带到操场盘问，但言语不通，于是改用蒙古语问话，仍不通。

　　陆鸿勋怀疑他们是日本人，于是报告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副团长董昆吾。董昆吾来到操场用日语询问。

　　中村拿出一张印有“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等字样的名片，佯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东北调查土质和农业状况的研究人员。

　　董昆吾从中村等人的马匹、物资断定他们形迹可疑，命士兵搜查。结果从他们的行囊和棉裤中搜出三八式手枪和南部式手枪各一支，多幅军用地图、调查手记、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望远镜等物品。

　　从笔记中得知，中村的确切身份是“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

　　董昆吾认为事态严重，遂将中村等人交给第三团团长关玉衡重新审问。

　　审讯中，中村等人气焰嚣张，狂妄声称自己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并企图以不会中国话逃避间谍罪责。

　　井杉延太郎说：“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现已退役，在札幌采木公司工作。这次到中国，中村指派我作案内（助手）。这些地图都是由中村自己掌握的，我不管。”

　　转而讯问中村时，中村傲气十足，闭口不言。

　　初次审问，关玉衡认为中村到东北的任务是提供日本参谋本部急需的入侵蒙古方案的报告，以及满铁拓殖会社需要的情报。

　　鉴于长期以来在处理与日本在满洲军人关系上的被动局面，为了慎重起见，5月25日晚，关玉衡在团部大军帐内召集各官佐开会，集思广益，征询对这一间谍案件的处理意见。

　　大家七嘴八舌，有的主张秘密处死，有的主张在路上将他们杀死。

　　会后对中村进行第三次审讯。中村蛮横如故，竟耍起法西斯武士道的威风，同官兵格斗，激起士兵怒火。关玉衡抽出战刀，煞住了中村的威风。

　　当命令中村在口供记录上签字画押时，中村撕毁口供，并同官兵扭打起来，被中国士兵用枪击中头部，晕倒在地。

　　在这种情况下，关玉衡采纳了营长陆鸿勋的建议，命令第三连连长宁文龙和第四连连长王秉义，将中村等人押至后山偏僻处秘密枪决，并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监督执行。除重要文件外，中村等人的行李、马匹一律焚毁灭迹。

　　1931年7月，日本方面得到了中村等人被杀的消息。

　　本来，按照国际法准则，主权国家有权处死敌对国家的军事间谍。中村等人构成军事间谍罪的证据确凿，况且东北地方当局有言在先，不准外国人进入屯垦区，中村等人罪有应得。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却无视这些事实，乘机掀起反华浪潮。8月，日本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和无理要求。8月20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陆相南次郎威胁中国，要求中国政府作出保证，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的话，日本将不惜使用武力。四天后，日本陆军省在处理中村事件的决定中狂妄宣称，如果中国否认杀害中村的事实，就将对东北洮南、索伦地区实施保护性占领。日本政友会为扩大中村事件，组织了以森格为首的“特别演说队”，到日本六个大城市发表演讲。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同东北军参谋长交涉时，咬牙切齿地说：“谁杀的，就由谁偿命。”土肥原公然要到兴安区寻找中村的尸体，并扬言日方要带关东步兵团到兴安区进行武力搜查。由于中国驻军严阵以待，土肥原心虚，只得作罢。

　　1931年9月12日，林久治郎照会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要求东北当局正式谢罪，严惩责任者，赔偿中村等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4日，日本驻哈尔滨领事大桥从满洲里出发，绕道伯力，就中村事件向苏联远东当局请求谅解。17日，大阪《朝日新闻》以“此后能直接交涉，受军部最高指示归奉之土肥原大佐谈话”为标题，发表了土肥原16日就中村事件发表的谈话。土肥原说：

　　中村事件不能简单地加以解决，我们早已定下种种方案，但是此刻还不能公开。

　　唯有一点，我们须十分明白，那就是中村事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陆军单方面的事情，而应该是全日本的重大事件，决不能采取姑息手段，一定要彻底、干净地解决才行。

　　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渲染中村事件，大肆进行反华叫嚣，表明日本已经在东北大地上布满了干柴，只等时机一成熟，日本军国主义者就会毫不犹豫地点上一把火，把战争的烈焰烧遍整个东北。

　　1931年7月2日，日方驻长春领事馆武装警察三十多人，擅自闯进长春东北65千米的万宝山村，强占民房，向中国百姓开枪射击，并逮捕中国人。

　　万宝山事件的直接起因，是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唆使朝鲜人擅自在无权居住的长春境内毁坏中国农民良田、修建水渠、开垦水田。这种蔑视中国领土主权、直接侵犯中国农民利益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朝鲜人在日本人的默许下，在万宝山附近挖沟占地，截流引水，对万宝山附近农民危害极大。万宝山村一年损失良田40多垧，损失高达数千元。

　　万宝山农民决定请求当地政府解决。于是全村每户派出一名代表，组成200多人的请愿团，来到长春，向长春市政筹备处请愿，并请市政筹备处向省政府转达他们的申诉。

　　吉林省接到报告，十分气愤，当即批复：

　　朝侨未经我地方当局批准，擅自进入该地农村，有背公约，令该县公署派员会同公安警察前往劝阻，并令朝侨出境。

　　第二天，长春公安局长鲁绮带警察前往万宝山执行省政府命令。

　　当天，朝鲜人有一百多人撤出，其余八十多人也写下保证，表示停止开挖沟渠，两天内全体人员回到长春。

　　就在朝鲜人即将全部撤走之时，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派日本警察来到万宝山地区，声称要保护朝鲜人。

　　这真是可笑得很，万宝山一带，既非“满铁居住地”，也非日本租借地，日本领事公然派警察来保护朝鲜人，这纯属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田代所派出的日本便衣警察携带手枪，督促朝鲜人不但无需离开，还要继续挖沟，并授意朝鲜人打出日本人的旗号，对中国地方当局说：“我们是受日本人命令来此种稻的，至死不能停工出境。”

　　三天后，日本警察又携带机枪掩护，将先前撤走的一百多名朝鲜人带回万宝山，继续挖沟筑坝。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又颠倒黑白，捏造一百多名朝鲜人被杀害的消息。他们买通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向朝鲜各地连发急电，扩大欺骗宣传。

　　于是，从1931年7月2日起，朝鲜各地掀起了反华排华狂潮。仁川、汉城、元山、镇南浦等地，都发生了排华惨案，在朝华侨遭到疯狂袭击。

　　被日本人利用的朝鲜记者金利三此时才发现自己已经酿成大错，连忙于7月14日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受了日本人的唆使，承认自己的报道严重失实，并揭露出万宝山事件的真相。

　　日本人当然不会让金利三再活下去，阻碍自己的阴谋计划。金利三不久便死于日本特务之手。

　　南京政府对于万宝山事件的严重性，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事情发生一个星期后，才决定由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就万宝山事件进行交涉。

　　日本方面根本无意于谈判，他们只是想借这一事件在国内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反华浪潮，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舆论氛围。

　　1931年8月下旬，日本国内借“中村事件”大肆煽动战争狂潮，报纸广播铺天盖地地叫嚣“满洲问题除使用武力外，别无解决之途”。东京的青年军官们则聚集在靖国神社前祭灵。整个日本国内战争气氛甚嚣尘上。

　　在中国东北，日本则加紧进行战争部署，尽快完成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9月15日，就在中方谈判代表向日本驻华公使发出第二次照会三天后，日本侵略军便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人对中国的大好河山垂涎已久，却苦于无“进入”的借口，土肥原抓住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侵华事件，可怜南京政府还在梦中。

扶植傀儡政权建立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授意“关东军三羽”商讨下一步行动。

　　板垣征四郎毫不掩饰自己的主张：“全面占领满洲，作为我国的领土。帝国的部队一旦有此丰饶、坚实的后盾，占领中国，统治南洋将指日可待。”

　　“我反对！”石原莞尔急急接上坂垣的话音，“未来的满洲在形式上应当独立，但当权者必须听命于我们。也就是说，满洲真正的主宰应当是我们日本帝国。如果在政体的形式上纠缠而激怒中国人，满洲将永无宁日。”

　　土肥原静静坐在一边，手中玩着一只景德镇瓷茶杯，仿佛自己与正在讨论的主题无关。其实他心中已有成案。

　　石原发言完毕后，土肥原不紧不慢地说：“这次奉天市政府由日本人直接掌管，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实践。我这个短命的市长没做几天就下台了，我个人的荣辱不足挂齿，但是如果关乎帝国的前途，我们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

　　“我个人以为，主张由日本直接统治中国，这是不负责任的主张。我主张在满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汉满蒙日鲜五族共和国。这个国家不应该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对外号称独立，但国防、外交要由帝国把握，整个国家的方向也要由我们操纵。”

　　土肥原与石原意见接近，占了上风，板垣征四郎只好表示妥协。

　　“那么，由谁来领导这个国家呢？”石原莞尔自言自语道。

　　“宣统废帝！”

　　“宣统废帝？”板垣征四郎叫道，“这位清朝皇帝现在远在天津，并不在关东军的管辖之内；再说，就算把他弄来了，曾经统治过庞大的中国的皇帝怎么肯屈就做东三省的皇帝呢？”

　　“这就看我们如何做工作了。宣统久居天津，复辟之心不死。只要我们仍旧扯起清朝大旗，料他不会不动心，何况满洲还是他的祖宗发祥地呢！”“说时容易做时难啊！”石原轻轻叹口气。“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土肥原拍起了胸脯。三人会议最后确定如下方针：

　　在我国的支持下，以东北四省，即含热河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迫下诏退位的宣统帝，1924年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撵出紫禁城，逃进了日本驻华使馆，日本乘机承担起“保护”溥仪之责。1925年，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溥仪逃至天津日租界内的静园居住。静园原是陆宗舆的住所“乾园”，溥仪将它更名为“静园”，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继续从事复辟活动。在他身边，聚集着一批前清遗老遗少，这些人思想冥顽不化，一心想着复辟大清王朝。土肥原发现，溥仪“重登大宝殿”的迷梦同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新国家”的构想正好吻合。一旦被土肥原相中，溥仪在天津的居所“静园”就再也不能安静了。九一八事变后，孤寂闲居多年的溥仪突然身价倍增，成为各种力量争夺的对象。关东军给土肥原的训令指出：

　　无论如何，希望利用良机，将溥仪极为秘密地转移到最安全地带。

　　土肥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天津。一心做着复辟梦的溥仪，每日茶饭不思，如坐针毡。就在这时，土肥原找上门来了。土肥原给溥仪带来了希望，他的“和蔼可亲”，解除了溥仪的紧张；他的“言语中肯”，消去了溥仪的疑虑。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写道：

　　那时关于土肥原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

　　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的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赌案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

　　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

　　他那年48岁，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大概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问候了个人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的行动，说是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不存在了。

　　土肥原本人就是关东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土肥原为了表明日本人在东北的行动不是为了吞并东三省，对溥仪说：“现在日军的行动，只是对付张学良一个人的。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

　　土肥原望着渐渐咬钩的猎物，心中暗喜。然而这位皇帝的内心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亟待弄清。他问土肥原：“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土肥原心中一怔，随即捕捉到了溥仪的言下之意。但他想吊吊对手的胃口：“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的是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这些问题，到了奉天都可以解决。”“不，”溥仪急了，“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土肥原放心了，猎物已在手中。他微笑了：“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土肥原告辞后，与他同来的金梁接着向溥仪报告，东北以袁金铠为首的士绅们，表示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溥仪听了土肥原的甜言蜜语，心里美滋滋的，认为大事已定，巴不得插翅飞往东北。

　　土肥原到天津会见溥仪的消息，第二天就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出来了。这时，溥仪手下的一个重臣刘骧业又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溥仪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

　　看了这个电报，溥仪决定召开一次御前会议，再和谋臣们商议一下，讨论何时出山。溥仪到了旅顺以后，土肥原就不出面了。因为日本内部还存在着某些分歧，土肥原当初向溥仪痛痛快快允下的诺言一时还得不到实现。

　　这时出面与溥仪交涉的，就变成了土肥原的好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之所以不愿正面再与溥仪交涉，是因为日本人此时仍打算劝说溥仪做人们更易接受的“总统”，而不是在中国早已失去社会基础的“皇帝”。

　　可想而知，溥仪坚决拒绝当什么“总统”，因为土肥原在劝说溥仪离开天津时，说得一清二楚，是帝制，而不是共和制。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溥仪被迫同意暂任“执政”一年，一年期满，议定国体，再定去就。

　　3月9日，举行“执政就职典礼”。参加典礼的旧奉系人物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张燕卿、谢介石、丁鉴修、于冲汉、袁金铠、冯涵清、赵欣伯、韩云阶等；溥仪的旧臣有郑孝胥、罗振玉、宝熙、胡嗣瑗、陈曾寿、佟济煦、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前绍兴知府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凌升、齐默特色木丕勒等。

　　日本方面的代表是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等。

　　全体人员向溥仪三鞠躬后，由臧式毅、张景惠献上“执政之印”，郑孝胥代念“执政宣言”：

　　人类必重道德，然有种族之见，则抑人扬己，而道德薄矣；人类必重仁爱，然有国际之争，则损人利己，而仁爱薄矣。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实事。凡我国人，愿共勉之。

　　这个“执政宣言”的主旨很明确，就是要去掉“种族之见”、“国际之争”，将东北变成日本人的“王道乐土”。

　　老谋深算的土肥原一手操作成立了伪满政权，但他认为“满洲国还不具备作为国家而被承认的客观条件”，“权力还未达到独立宣言中所指出的全部地区”，所以他建议日本政府不要急于承认伪满政权，因为这个政权只是他的掌中玩物，承认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人可以操纵它、摆平它。

策反汪精卫设立汉奸政府

　　土肥原料理完伪满洲国的事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内地城市。

　　在上海虹口公园东体育会路7号，有一幢两层的小洋楼，四处洋溢着浓厚的日本气息。这套花园别墅原是日本人的私人别墅。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这里住进了日本兵。后来，土肥原看中了这个小院子，在这里设立了特务机关，并把那座主体建筑小洋楼命名为“重光堂”，以此作为土肥原特务机关的代号。

　　为了进一步推进在给大本营陆军部的报告中所提出的所有谋略工作，土肥原彻底改造了日本在中国的特务系统。他保留了原来军部和外务省在中国设立的各个分支机构，但是在这些机构之上，又设立了四大特务机关，各司其职，避免互相掣肘。

　　这四大特务机关是：专门负责对汪精卫一派策反工作的“梅机关”；以两广为对象的“兰机关”；以华北为对象的“松机关”；以重庆为对象的“竹机关”。

　　而对汪精卫的策反工作，则是土肥原对华谋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对于这一关系重大的特务工作，土肥原选中了参谋本部第八课即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来负责。

　　汪精卫，1883年生于广东省，20岁时留学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专科，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的才华和大胆实干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

　　辛亥革命后，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因与蒋介石的矛盾，他几次下野外游。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一度出现蒋汪合作的局面，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成为亲日派当之无愧的头面人物。

　　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竭力反对抗战。他一直试图影响蒋介石，在南京未陷落前，为中日和谈之事给蒋介石写信十多封，当面也谈过多次。

　　由于有汪精卫的“抗战必亡论”作后台，一些亲日投降派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制造和谈的舆论。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家的地下室中，利用防空袭的机会聚会，议论“和战问题”，大肆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大乱”等失败主义论调。

　　这时出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就是利用中日和谈的幌子另立新的中央政权。汪精卫暗想，只要他抢在蒋介石前面向日本方面抛出“橄榄枝”，日本方面就一定不会亏待他，新的中央政权的首脑人物就非他莫属。

　　何况近卫首相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中还明确表示：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是要协助中国建立“真诚与帝国合作”的新兴政权。这就更令汪精卫兴奋了。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逃脱作为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的土肥原的眼睛。他所从事的工作要找的不正是汪精卫这样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吗？

　　土肥原指示华中地区的所有特务系统，密切注视汪派的动作，一有异常，立即通报本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不放过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收到这份指示的，不仅有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在华的两大特务系统，还有其他日本机构在华的长驻机构，比如同盟通讯社上海、南京支局，“满铁”驻上海、南京特派员等。

　　汪派也在加紧活动。身为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周佛海，为了打通与日本方面的联络，以“必须搜集日本情报”为由，在汉口设立了一个机构，让高宗武任主任。

　　在土肥原的幕后策划下，一切都在秘密状态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这时候，高宗武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准许他以秘密身份前往日本试探中日和谈的可能性。

　　土肥原认真分析了中国方面的要求和西义显等人转来的其他情报。他一眼就看出了中国方面最高领导层所坚持的，是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实现对日和平，但是由于日本方面已经抛出了近卫对华声明，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强烈的反响，因而希望日本能够改变近卫声明，重新发表声明。

　　高宗武在日本逗留期间，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进行了会谈。所有的会谈都由今井武夫陪同。

　　今井武夫把高在日本期间的所有谈话整理出来，报告给土肥原。土肥原从中看出来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高宗武似乎不再热心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中两国间事变的方案。

　　土肥原决定亲自见一下高宗武。

　　这次会谈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高宗武和土肥原都很兴奋，这两个人在当时的背景之下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土肥原是负责对华和平工作的首脑人物，高宗武不会不知道；高宗武既是汪派热门人物，其访日又得到蒋的默许，这一双重身份土肥原更是再清楚不过了。

　　就在这时，日本在华间谍向日本政府和军部报告说，国民党内部已经出现严重分歧。这就更坚定了土肥原以汪精卫为对华工作重点的决心。

　　高宗武回国之前，土肥原托今井武夫转告他，日本的意图是恳求蒋介石下野，没有改变主意的打算，目前也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样，高宗武离开东京后，没有到汉口或重庆，而是来到香港。他怕到汉口或重庆后受到蒋介石的责难。

　　但是他对蒋介石不能没有一个说法，正好此时他胸部旧病复发，便借口想在香港专心治病而向蒋介石告假。同时，他给周佛海写了一份长篇报告，表明日本政府此时准备把和平运动的矛头指向汪精卫。

　　汪精卫既高兴，又有些犹豫，他最怕的不是国内影响，而是怕日本人说话不算数，最后鸡飞蛋打，落个身败名裂。

　　汪精卫召集梅思平、陈璧君等人共同商量对策。

　　陈璧君越俎代庖，替汪作了决定。她说：“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这时候，高宗武病情加重，吐血不止，以致卧床不起。

　　汪精卫和周佛海只好决定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至香港，出面与日本人联系，获取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诺，并开展进一步的谈判。

　　为了迷惑蒋介石，汪精卫让周佛海将高宗武的报告如实呈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对于日本方面仍旧不肯将他作为谈判对手，大为不满。他将秘书长陈布雷找来，怒气冲冲地责问：“高宗武真是个混账东西，是谁让他到日本去的？”

　　汪精卫和周佛海在这时候把梅思平选为高宗武的后继人选，自有其打算。梅思平，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当过大学教授，后任南京附近被国民政府评为模范县的江宁县县长。

　　梅思平没有留学海外的经历，也完全没有与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交往的历史，因此，由他代替高宗武，虽然多次往返于重庆、汉口、香港和上海之间，却也没有人注意到他是在与日本方面进行联络。

　　汪精卫与日本人的暗中勾结，一时间把蒋介石蒙蔽住了。

　　梅思平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授意下来到香港，与高宗武一道，继续与日本特务西义显、伊藤芳男会谈。

　　会谈中，梅思平正式提出了汪派关于“和平运动”的试行方案。由于梅思平的坚持，会谈的关键成了日方必须承认由汪精卫出面主和这一前提。初步谈判后，经双方幕后人物同意，决定将谈判地点改在上海。土肥原派今井武夫到上海，具体负责谈判工作。梅思平将香港会谈的情况，专程回重庆向周佛海、汪精卫作了汇报。汪精卫等商定了中方的和平基本条件并最后定稿，由梅思平带往上海，与日本正式代表进行会商。为了保密起见，梅思平、高宗武等人都分别单独乘船来到上海。1935年11月12日，梅思平先于高宗武一天到达上海。当晚，今井武夫就请他到一家日本酒馆进餐。梅思平穿着鞋子在日式榻榻米上走来走去，还坐到壁龛里去，弄得今井等人不知所措。梅思平说，这是他初次与日本人交谈，也是第一次吃日本菜肴。他一面夹着生鱼片，一面苦笑着说道：“从此我也将被人们称作汉奸了吧？”第二天，梅思平、高宗武与今井武夫等日方代表进行了会谈。会谈的焦点，是汪精卫既要卖国，又要名分。但是既然卖国的大政方针已定，那么技术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

　　对于这一点，土肥原有着充分的信心，他指示日本谈判代表，一拖二压，汪派迟早会顶不住的。果然，双方在一些技术问题上纠缠一段时间后，终于达成妥协。

　　11月20日，从早晨起，影佐和今井就与中国方面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进行了协商。影佐只是在会谈开始与结束时参加了一下，一切都由今井负责。到这时候，双方实际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项目，只是在措辞上做了一些修改，极其简单地就结束了会谈。

　　晚上19时，双方在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根据这一协议：

　　日本和中国共同防共，缔结日华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满洲国；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有居住权和营业自由；日华经济合作；中国赔偿日侨损失；日本发表解决时局的条件时，汪精卫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

　　11月21日，从上海返回东京的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将“重光堂会谈”的结果向陆军大臣、参谋次长、土肥原中将和有关的部、课长作了汇报。

　　第二天，板垣征四郎陆相带着影佐和今井两人前往首相官邸，将会谈结果向“五相会议”各有关官员作了报告并征求同意。经过商定，由近卫首相以近卫第三次声明的形式予以发表。

　　今井得到土肥原和日本内阁的答复后，于11月26日返回上海，与伊藤芳男一起待在旅馆里，专等中国方面的答复。在香港，今井通过西义显和参谋本部的大田梅一郎负责与中国方面联络。梅思平于11月25日乘飞机从香港返回重庆，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进行了协商，然后重新带着同意的复信，于12月1日回到香港。这样，在以土肥原为首的日本间谍的策划下，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活动正式付诸行动。土肥原在为日本对华侵略中所做的工作可谓殚精竭虑，虽然他的计划一步步得逞，但其反人类、反和平的行径最终必受到惩罚。

恶贯满盈命丧巢鸭绞刑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9月11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下达了逮捕战争罪犯的命令。19日，盟军司令部又命令日本政府，将以荒木贞夫为首的11名战犯嫌疑人逮捕并关进巢鸭监狱，其中有曾任天皇侍卫和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大将。本庄繁得知消息后立即自杀身亡。

　　所有重要的战犯都收容在东京巢鸭监狱，这里还关押着大量的被俘官兵。在巢鸭监狱，重要战犯每人独居一室，房间长8．5米，宽5米，高10米，配备有桌子、卫生间，地上铺着稻草垫。其他战犯二至六人同居一室。

　　土肥原住进巢鸭监狱之后，就享受了重要战犯的待遇。对于战犯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这往往意味着他犯下了比别的战犯更严重的罪行，要为之付出更大的代价。

　　室内卫生由战犯自己打扫，看上去倒也干净整洁。牢房的灯昼夜不熄，美国宪兵在走廊里不断走动，见有人躺下，就走过来用棍棒敲门或用脚踢，还打开外面的铁丝门，以防不测。

　　按照《波茨坦公告》的原则，苏、美、英三国外长于1945年12月在莫斯科通过了《莫斯科会议协议》，规定盟国驻日最高统帅部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协议中有关日本投降及占领和管制日本的各项内容得以顺利实现。

　　经过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等九国的反复磋商，达成协议，决定将日本首要战犯交由上述九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此后，印度和菲律宾代表也加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遂由这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

　　根据莫斯科外长会议协议，盟国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发布特别通告，宣布在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于同日批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宪章规定，法庭有权审理三种犯罪：（甲）破坏和平罪；（乙）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丙）违反人道罪。国际军事法庭以审理甲级战犯为主，乙、丙级战犯交由受害国自行组建法庭审理。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长达两年半的整个审理过程中，土肥原的声音只响起过一次，他为自己辩护了几句。从此以后，他便缄口不语。

　　令土肥原不安的是，中国公诉人开始提出一项对他的新的指控。这就是：

　　土肥原在日本侵略者中率先提出，使用麻醉品作为侵略武器征服被占领国人民，而不是流血的征服。

　　这是土肥原的主张，但他没有想到公诉人会这么快就掌握证据，并且把他作为始作俑者。

　　在土肥原看来，这种独特的侵略“武器”的大量使用，使得日本在被占领国展开了另一场战争。这场不流血的战争发生在鸦片和海洛因烟馆，没有呻吟，没有痛苦，也没有血腥，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

　　审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土肥原才真正紧张起来。为什么他当帝国间谍时所从事的阴谋、挑衅甚至是谋杀等幕后活动都没有使他如此紧张，而他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官的活动却让他如此不安呢？

　　答案很简单，土肥原活动的第一阶段仅仅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犯国际性滔天罪行作准备，而第二阶段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把德国发动的欧洲战争变成世界大战的时期，这时土肥原是实际执行阴谋分子的计划。

　　而且在破坏和平的阴谋实施阶段，土肥原已不是次要角色，而是帝国军事参议院的成员，更是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司令官。土肥原因为参加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因为破坏战争的法规和惯例，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的25名战犯中，土肥原和板垣是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的两人，他们都犯有“破坏和平罪”。判决书中说：

　　满洲事变前，土肥原在中国滞留达18年之久，在日本陆军部内被视为中国问题专家。土肥原对于日本在满洲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由开始到后来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的建立，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其他地区，土肥原也以政治谋略、武力威胁、军事干涉等手段，在推动日本侵略步伐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把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在军部的其他领导者为此制订方案，进行准备及具体实施之时，土肥原与这些人关系密切，积极为他们献计献策，与他们共同行动。

　　当不再需要他对中国的特殊知识以及他在华行使阴谋的能力时，土肥原被任命为野战指挥官，直接到中国现地从事直接的侵略战争，为实现他自己参加制订的侵略计划而直接工作。该人不但参与了对中国的战争，而且参与了对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以及1941年至1945年间日本对法兰西共和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侵略战争。

　　在1938年和1939年对苏联进行的战争中，土肥原当时是配属参谋本部的中将，该参谋本部为指挥哈桑湖战役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诺门坎战斗中，土肥原指挥的陆军部队参加了战斗。

　　土肥原自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间，曾任第七方面军指挥官，他的指挥权限包括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地。对于被告在其指挥区内保护战俘，使之免于遭受杀害、拷打等事项，被告方面提供的举证，多有矛盾之处。被告至少在对战俘食物及医疗药品的供应方面不能推卸责任。在这方面，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战俘曾深受虐待。由于不给予充分食物，以致战俘们食不果腹，营养不良，而导致疾病丛生，战俘死亡率达到惊人的程度。

　　这种状况只是发生在战俘方面，而作为战犯的日军却根本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因此，辩护方面提出的“该地区日军战局恶化，交通断绝，故而对战俘不能维持更好的供应”的说法不能成立。相反有证据表明，此项原本就有的供应是因土肥原决定的方针而被中断的。

　　基于上述确凿的事实，根据法庭宪章规定，土肥原所犯罪行应按甲等罪犯，即破坏和平罪审理。

　　1948年12月23日零时整，在东京的巢鸭监狱里开始执行绞刑。30分钟后，行刑结束。七名被判处绞刑的日本战犯东条、广田、土肥原、木村、松井、武藤、板垣，在同盟国对日委员会成员面前被绞死。

　　土肥原的一生可谓给日本帝国主义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多行不义必自毙，虽然在他看来，自己也许拥有“辉煌”的一生，但不知他的头伸出绞刑架的一刹那，心中又作何感想？

目录

非洲战事

非洲初始战役

英国意大利东非争夺战

墨索里尼发动利比亚战役

德国出兵援助意大利

撒哈拉奔袭

“魔鬼之师”进军北非

“沙漠之狐”围攻图卜鲁克

英军“战斧”计划夭折

英派遣突击队暗杀隆美尔

丘吉尔实施“十字军”行动

非洲军团撤离昔兰尼加

德军占领锡迪·雷日弗机场

阿拉曼之战

蒙哥马利首挫非洲军团

英军实施“捷足计划”

隆美尔占据马雷斯防线

英军赢得阿拉曼战役

突尼斯战役

盟军制订“火炬”计划

英美占领阿尔及利亚

同盟国赢得北非战役

北非护航战役

英军发动两栖突击作战

英政府实施护航战役

同盟国打击北非补给线

地中海战事

地中海争夺战

英国海军实施“弩炮”行动

英国舰队支援“自由法国”

海上较量英意不惜血

克里特岛厮拼

希特勒下达“水星”计划

德空降军攻占马拉马村

英国舰队退守亚历山大港

反击意大利

盟军实施“雪崩”作战计划

意大利政府秘密向盟军投降

德军抢先占领意大利领土

盟军夺取欧洲大陆首个城市

盟军首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

营救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成为阶下囚

希特勒实施“橡树计划”

德突击队成功实施营救

浴血安齐奥

英军制定“鹅卵石”计划

德军组织力量实施反攻

盟军浴血守卫安齐奥

德军退守“古斯塔夫”防线

克拉克率领美军进入罗马

非洲战事

非洲初始战役

英国意大利东非争夺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二战爆发前，英法共同制定了保卫非洲、地中海和近东的计划。

　　计划规定：

　　在战争情况下，盟国必须控制地中海，并对驻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意军实施突击，保卫东、北非。

　　希特勒闪击波兰、横扫法国后，英国本土受到德军直接威胁，东、北非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有利于轴心国的重大变化。由中东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指挥的英军部队只好准备孤军奋战，当时英军驻东、北非部队分别只有32500人和66000人，兵力相当薄弱。

　　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优势兵力夺取埃及和英属索马里，控制苏伊士运河和红海，切断英国的生命线，实现其建立地中海大帝国的迷梦。

　　为此，意大利集结了50余万人的兵力，其中，奥斯塔公爵指挥的东非军队集团约30万人，装备有813门火炮、63辆坦克、129辆装甲车、150架飞机；格拉齐亚尼元帅指挥的北非军队集团约23．6万人，装备有1800门火炮、315架飞机。

　　1940年8月4日，意军17个步兵营在装甲兵和炮兵支援下，从早先占领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入侵英属索马里。

　　两天后，意军占领哈尔格萨等地，8月11日，开始向英军主阵地进攻。当时驻索马里英军只有1500人，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和装甲车炮，他们被迫于8月15至17日从伯贝拉乘船撤往亚丁。

　　8月20日，英属索马里被意军占领。在苏丹和肯尼亚，意军集中两个步兵旅和4个骑兵团共6500人、24辆坦克和装甲车，先后攻占苏丹的卡萨拉镇和加拉巴特镇、肯尼亚的莫亚累镇。

　　但是，英属索马里、苏丹、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人民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同侵略者进行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迫使意军在这一地区不得不停止进攻。

　　英军乘机调兵遣将，将其在苏丹和肯尼亚的兵力扩大至15万人，同时也加强了埃及的防御力量。

　　8月底，英军“光辉号”航空母舰和一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在直布罗陀分舰队支援下驶入亚历山大港。

　　经过将近半年时间的准备，英军兵分两路，于1941年1月在东非开始大规模反攻。1月19日，北路英军第四、第五印度师和苏丹国防军，由苏丹东北部向厄立特里亚发起反攻，3月27日，攻克通往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门户克伦。4月1日，英军占领阿斯马拉。4月8日，驻守马萨瓦海军基地的意军投降，英军俘虏意军15000人，击沉意舰多艘，厄立特里亚反攻战遂告结束。

　　南路英军第一南非师和第十一、第十二非洲师，于1941年1月24日突入意属索马里，2月25日占领摩加迪沙，继而北上埃塞俄比亚。此时，埃塞俄比亚皇帝尼格斯·海尔·塞拉西结束国外流亡生活，返回国内，领导埃塞俄比亚人民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意大利侵略军，为英军的胜利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3月25日，英军占领哈勒尔。4月6日，夺取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5月18日，奥斯塔公爵率意军主力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安巴阿拉吉山投降。至1941年11月28日，在埃塞俄比亚西北部负隅顽抗的意军余部也全部投降。意属东非在沦陷9个月后被英军全部解放。

墨索里尼发动利比亚战役

　　意大利在东非发动战争的同时，其在北非的侵略也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序幕。意军在利比亚驻有两个集团军：第十集团军辖九个师部署在东部利埃边境，准备向埃及进攻；第五集团军部署在西部，掩护突尼斯方向。

　　为加强北非的防御，英军将一些英联邦军队调往埃及，并将三分之一来自敦刻尔克的坦克输往那里。在意军发起进攻时，英军驻北非的尼罗河集团军辖两个师又两个旅，其中一个师在利埃边境展开。

　　北非与东非，这块浩瀚无垠、气候恶劣的沙漠之地，几千年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古代的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到近代的法兰西人、日耳曼人，无不对它垂涎三尺。

　　西部，它与西班牙隔海相望，扼地中海通往大西洋之咽喉——直布罗陀海峡；东部的苏伊士运河，是欧洲通往中东、近东的必经之地；北面濒临蔚蓝的地中海，只需几十个小时，就可抵达对岸的巴尔干地区。

　　谁拥有北非，谁就拥有地中海、巴尔干，谁就拥有中东与远东地区。1940年5月10日，法西斯德国向西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不久就占领了挪威、丹麦、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对英国形成了环形包围圈。在远东，中国的抗战已经进入艰难时期，日本正虎视眈眈盯着英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缅甸。更令人担忧的是地中海、东非与北非。在地中海，意大利海军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英国驻亚历山大港的舰队。

　　英国目前已无法加强那里的舰只。如果要往地中海调动舰只，势必要影响英国在大西洋与德国军舰的较量，一旦失去大西洋的海军优势，英国本土的补给线就有随时被切断的可能。

　　在北非，意大利巴尔博元帅指挥着四个统帅部预备师、两个法西斯警察师和两个殖民地师，约25万人；而英国只有5万人的兵力：第七装甲师、第四印度师、新西兰师等部队。

　　1940年8月19日，墨索里尼写信给利比亚总督、北非意军总司令格拉齐亚尼元帅，要求其尽快进攻埃及。

　　他在信中规定：

　　第一批德军士兵登上英国领土之日，便是你们发起进攻之时。

　　9月7日，墨索里尼在一次部长会议上再次提到进攻埃及，但格拉齐亚尼元帅认为时机不够成熟，提出将进攻推迟一个月。对此，陆军参谋长巴多格利奥元帅也表示同意。但墨索里尼仍坚持对其决定负责。

　　他说：“格拉齐亚尼元帅，如果你没有能力在下星期一发起进攻，我将考虑起用其他将军。”言外之意就是要将其撤职。

　　在墨索里尼孤注一掷的压力下，9月13日，意军第十集团军以六个步兵师和八个装甲营越过利埃边界，向英军发起进攻。英军经短时间抵抗即全线撤退。

　　当天，意军占领塞卢姆，三天后攻占西迪拜拉尼。然而，意军补给日益困难，被迫停止进攻。英军一直后撤到马特鲁港附近的预设阵地才稳住阵脚，重新布置防御工事。由此在两军之间形成了一个130公里宽的中间地带。

　　意军占领西迪拜拉尼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到希腊战场。10月28日，意军入侵希腊，同时在非洲继续作战。英军尼罗河集团军利用这一时机调整部署，并补充两个师，准备将意军逐出埃及。

　　1940年12月9日，英军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向意军第十集团军发起有限目标的反击。英军出敌不意地通过意军间隙地，向意军后方实施攻击。意军指挥失灵，大批意军不战而降。

　　12月11日，英军收复西迪拜拉尼，俘敌2万人。12月17日，进占塞卢姆。

　　意军仓皇撤离埃及，向利比亚退却。英军乘胜追击，于1941年1月5日占领利比亚要塞拜尔迪耶，1月22日进占图卜鲁克。2月6日，英军占领意大利在东利比亚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班加西。

　　2月10日，英军进抵阿盖拉、马拉达以东一线，占领了昔兰尼加全境。此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决定向巴尔干转移兵力，利用意军在希腊的失败，在巴尔干半岛建立军事基地。英军的这次进攻史称“利比亚战役”。英军在两个月内向西推进800余公里，以较小代价，取得重大战果。几乎全歼意军9个师，俘虏13万人，缴获坦克约400辆、火炮12900门。意大利侵略非洲的失败，危及了希特勒征服欧洲的总计划，他不得不把目光也投向非洲。

德国出兵援助意大利

　　冷风卷着雪花刮了一天。伯希特斯加登山上，清早的严寒，掩没了晨光，只有那疏疏密密的枯枝，静待遥远未来的春意。在半山腰上，耸立着一栋白色的楼房。这就是希特勒的私人别墅。

　　这是一座三层的楼房，共有30个房间，在一层挨着门厅的是一间配有一个可以升降的大玻璃窗的起居室兼会议室。二层是希特勒的起居室、卧室和办公室。在这排房间后面几米远的地方是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的卧室。希特勒望着桌上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海军作战参谋刚刚送来的。

　　在这份备忘录里，海军指出：意大利绝不可能进行它的埃及攻势。意大利的领袖是很糟的，他们对局势毫无了解。

　　海军最后说，因此，这个任务必须由德国来执行。它劝告希特勒说：“争夺非洲地区的战斗是德国整个战争中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它对于战争的结局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

　　对于非洲，希特勒从未忽视过，那里是他的全球战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曾命令两个德国坦克师进行沙漠作战训练，以便随时开往非洲，投入战斗。非洲战场打开后，他曾派了一位坦克专家去北非考察，了解那里的局势。但此刻，希特勒并不想积极参加北非作战，他在心里还恨着他的那位意大利盟友。尽管德意两国是轴心国同盟，但两国从大战开始以来，就有了龃龉，摩擦不断发生。开战不到三个多月，双方官员就互相指责。意大利指责德国人没有履行前一年6月间的协议，从意大利的南提罗尔撤退“日耳曼”人，没有按月供应意大利100万吨煤；德国则指责意大利人未能突破英国的封锁将原料供应德国，反而同英国和法国大做买卖，出卖战争物资，趁机发财。

　　1941年1月3日，新年刚过，墨索里尼就给希特勒写了一封长信，倾吐了心中的不快，这是墨索里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希特勒坦白、直率地提出自己的不满。他在信中说：

　　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就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坐收战争之利。但是我，作为一个天生的革命家要告诉你，你不能为了某个政治策略上的一时需要而长久地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我也有责任通知你，你同莫斯科的关系再进一步，就将在意大利引起极为不利的反响。

　　希特勒没有答复墨索里尼这封信。墨索里尼越来越感烦恼。在整整一个月之中，意大利驻德国大使阿托利科不断询问德外长里宾特洛甫，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答复，并且暗示意大利和英法的关系正在改进，而且意大利在增加出售战争物资。意大利的这些举动使德国人十分恼火，他们向罗马不断提出抗议，指责意大利帮助西方盟国是不适当的。意大利仍然我行我素。

　　最使希特勒气恼的是巴尔干问题。早在1940年8月中旬，德国就警告罗马不要在南斯拉夫和希腊采取冒险行动。一旦进攻希腊，等于是向英国发出占领克里特及其他希腊岛屿的公开请柬。这些岛屿是轰炸罗马尼亚油田的最好基地，而罗马尼亚的石油是德军作战必不可缺少的。但是墨索里尼却偏偏要进攻希腊，并且事先并不告诉希特勒。

　　10月26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从法国各乘专列回国的时候，风闻了墨索里尼的计划。里宾特洛甫根据元首的命令在进入德国后的第一个车站就停下来，打电话给在罗马的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主张两国领导人立即举行会议。齐亚诺把此事转告给了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建议10月28日在佛罗伦萨举行会晤。但当希特勒在那一天上午11时从火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墨索里尼架子十足地向他走来，用德语宣布：“元首，我们在进军！胜利的意大利军队已经在今天黎明越过了希腊-阿尔巴尼亚边界了。”

　　希特勒十分恼火，为此曾大骂所有联络人员和使馆人员，说：“他们虽懂得去高级饭店，但却是世界上最低劣的间谍。”

　　意大利进攻希腊，把德国的计划搞得乱七八糟。意大利进攻希腊根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不到一周，墨索里尼入侵的几个师被打得缩了回去。希特勒只得命令武装部队进入希腊，来解除他那位刚愎自用的盟友所受的压力。

　　1940年11月初，从北非实地考察回来的一名装甲兵将军发来了报告。报告说，意大利根本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军事指挥官不足，不能保证进攻部队的用水供应，意军的机械化部队在沙漠条件下，马达常出毛病，影响进攻。希特勒拿起笔在报告上连写了几个“？”，然后朝会客厅走去。

　　会客厅里，海军元帅雷德尔见希特勒走了进来，连忙起立敬礼。

　　“元首，海军元帅雷德尔奉命来到。”

　　“坐下，雷德尔元帅，你的报告我看过了，本来，上个月我就准备派第三装甲师去帮助意大利夺取马特鲁的。但是意大利人很猖獗，让英国人教训一下也有好处的。”

　　“元首，意大利的力量太弱了，可以说是弱不禁风。”

　　“这些意大利人，他们总认为自己很行，早在5月，我就提议要派德军装甲部队进攻埃及，7月又向墨索里尼提起过，但他坚持认为，意军能够在非洲单独作战。并且认为，在炎热的北非，德国人将和英国人一样必然不如意大利人那样善于作战。”

　　“目前，英国在埃及对意大利的胜利以及它正在从美国得到的越来越多的物质援助，使得德国有必要集中力量先在北非把英国打垮。”

　　“你指的是推迟‘巴巴罗萨’计划？”

　　“是的，元首。”

　　“这不行，向俄国人进攻是我们未来的首要目标。至于英国人，只要我们打败俄国人，他们就会乖乖地坐下来与咱们谈判。出兵北非，留待以后再说吧！”

　　1941年1月8日至9日，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贝格霍夫，隆冬的积雪深深地覆盖着这座高山。通往山上的公路已被戒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党卫队所封锁。一次秘密军事会议正在“贝格霍夫”别墅举行。

　　在会上，希特勒向他的军事首脑们讲述着他的“伟大”战略。他谈到了北非战区，说：“使意大利不垮台，这一点对于战争的结局十分重要，我决心不让意大利失掉北非。失掉北非会使轴心国的威信大大下降，英国就会逼着墨索里尼媾和，因此，我决心支持他们，出兵北非。”

　　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表示出兵。因为，此时英国在北非的反击已取得了胜利，希特勒再也坐不住了。但是，在会上，希特勒又告诫他的军事将领们不要泄露德国的作战计划：“不能把我们的计划告诉意大利人，意大利王室极有可能会把情报送给英国人。”

　　会议后，他决定派往北非的部队要超过预先拟定的规格，他要往利比亚派一个轻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设有一个德国军参谋部。但是他心中对意大利仍有不满，他曾对部下说过：“意大利人一方面在尖声呼喊援助，甚至用最激烈的言词描述他们可怜的枪炮和装备，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那样有妒忌心，那样幼稚，不能忍受德国士兵的援助。如果我们的部队能穿着意大利的军服在那里战斗，我们的飞机在机翼上涂着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标志在那里飞行，那么墨索里尼才可能最高兴！”

　　希特勒决定前往奥地利会晤墨索里尼，向他陈述当前的局势以及德国的战略方针。

　　这天，奥地利萨尔茨堡火车站，阳光和煦，晴空万里。

　　一列火车喷着白汽徐徐地驶进了车站。列车停稳后，从车上下来了忐忑不安的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站在站台上的希特勒走上前去热烈地拥抱墨索里尼，对他冒雪前来会晤表示感谢。这一切使墨索里尼大为感动，紧张的心情顿时释然。

　　两人寒暄后，墨索里尼登上希特勒的座车，沿盘山道路向贝格霍夫驶去，齐亚诺在里宾特洛甫的陪同下坐上了第二辆车，第三辆是马丁·鲍曼和墨索里尼的秘书切萨雷。到了贝格霍夫后，希特勒设宴招待了墨索里尼。宴会后，两人走出室外，沿着别墅旁的小道散步。在散步中，希特勒向墨索里尼透露了他的战略思想。他告诉墨索里尼，他将继续集中空中优势兵力增援海军对英国的封锁，要困死英国，饿死英国，英国的最终毁灭是不可避免的。

　　接着，希特勒又对墨索里尼说：“俄国一定是英国的最后希望，只有等我们把这最后的希望在大陆上粉碎时，他们才能认输，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打败俄国。”关于俄国问题，希特勒只谈到这里，没有进一步说下去，其实，他早就制订好了对俄作战的“巴巴罗萨”计划，只是不想把它告诉墨索里尼。

　　希特勒话锋一转，谈到了北非，他告诉墨索里尼，德意两国是亲密的盟友，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应该共患难。他已决定出兵北非，阻挡英军的进一步推进。

　　另外，德国空军还将派出重型轰炸机对昔兰尼加的英军实施突击，破坏英国的海上运输，同时与英国海军作战，压制马耳他岛守军的抵抗。墨索里尼为希特勒的慷慨援助而欣喜，连忙致谢，但他哪里知道，希特勒只是担心北非的失利会给即将实施的“巴巴罗萨”计划带来复杂的副作用，才答应出兵北非的。最后，希特勒告诉墨索里尼，他要在地中海上好好教训一下英国，准备攻打克里特岛。

撒哈拉奔袭

“魔鬼之师”进军北非

　　意军在埃及和利比亚作战失败后，希特勒为保住北非，专门成立了非洲军团，派曾在法国统帅“魔鬼之师”的埃尔温·隆美尔任军长来到北非，协助意大利人作战。

　　隆美尔是德国符腾堡人，1891年11月15日生于海登海姆。1910年，他作为士官生参加了步兵。1912年学业结束后，被任命为下级军官。他的教官们说，隆美尔身材虽小、沉默寡言，但机警灵敏，头脑清楚。

　　1914年，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两次受伤而获得最高级的铁十字勋章和战功勋章。战争结束后，他先后担任过少校营长、威纳·诺伊施塔德军事学院的上校院长等职。

　　1938年10月，在德军占领苏台德区期间，希特勒任命他为陆军警卫营长，负责保卫“元首”的个人安全。隆美尔始终不是纳粹党员，希特勒之所以对他感兴趣，主要原因是他写了一本关于步兵战术的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隆美尔在波兰战役中任“元首”行营的司令官，其后担任第十五军第七装甲师司令官，在法国战役中，战功赫赫，他的师是越过松姆河、沿着塞纳河直指鲁昂的尖兵，曾席卷法军左翼，并在圣梵勒利附近俘获了大批英、法部队。也是这一师最先冲至英吉利海峡，并在英国最后一批军队刚刚撤退后就进入瑟堡。

　　1941年1月，隆美尔来到了利比亚。

　　下午，隆美尔乘一架“亨克尔”轰炸机对的黎波里周围实施现场侦察。从机舱里，隆美尔发现港口的东边有一条由沙子构成的隆起地带。他顿时有了主意：就在这里，利用这一天然屏障来阻截盟军车辆。

　　回到的黎波里后，他给德国拍了一份电报：“我已抵达目的地。我们将在锡尔特进行战斗，我已乘机至该地区勘察过地形。”

　　第二天早上11时，隆美尔和意军驻北非总司令加里波第在政府议会大楼前举行了军事检阅，一队队德国士兵身着新式热带军服，头戴钢盔，在灼热的阳光下雄赳赳地走过阅兵台。

　　隆美尔向士兵致敬，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我们将向尼罗河推进，一旦局势出现合适的转机，就把这一地区重新夺过来。

　　乐队奏起了德国和意大利国歌，随后，轰隆的坦克声震动了整个利比亚首都，士兵们径直向东驱车而去。这是一支专业化的精锐部队。

　　几天过后，第五轻装甲师的主力第五坦克团在的黎波里登陆。威武的德国坦克轰鸣着滚过利比亚的首都。

　　这是隆美尔为迷惑英军而想出的一条诡计。为了对付英国的侦察，他命令部下用木头和纸板做了几百辆坦克，有些做得十分逼真，其余的是把原来的沃尔克式卡车装饰了一番。卡车和摩托车在这些“坦克”之间绕来绕去，而真正的坦克，为了避开英机拍照，早已井井有条地转动着履带开过了沙漠。

　　隆美尔命令施特莱彻将军指挥的第五装甲师从锡尔特出发，沿着海岸向东进行探索。一路上，竟然没有发现英军的任何踪影。1941年3月4日，隆美尔的部队轻而易举地到达了埃尔蒙格塔。隆美尔开始感到十分迷惑，英军在哪里呢？原来，英国的第七装甲师在2月底已调回埃及去休整，接替的是新调来的、没有经验的第二装甲师一部分；第六澳大利亚师已派往希腊，而接替它的第九师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不充分；英军统帅奥康纳也在休假，由一个初出茅庐的司令官代替。

　　3月31日，施特莱彻攻占了布雷加港。

　　4月2日，第五装甲师攻占了阿杰达比亚。此时，第五装甲师只有一个装甲团、两个机枪营、两个侦察营、三个炮兵连和一个高射炮营。

　　隆美尔意识到英国人已开始了一次从昔兰尼加这个鳞茎状半岛的总撤退。阿杰达比亚是直接通向这个半岛的许多条道路的起点，要不要继续向前推进呢？片刻，隆美尔态度坚决地下令道：“命令部队立即准备跨过昔兰尼加。”

　　昔兰尼加是个几乎草木不生的地方，因此看不到日光阴影下的风景。杰布尔阿卡达是个荒芜的断裂山区，由几道山谷把它劈开，白色或红色的沙粒常常席卷这些山谷，阻碍一切植物的生长。

　　这里只有贫瘠的沙石和阿拉伯人的帐篷、羊群和骆驼。机械的力量在沙漠上几乎完全受限制。

　　在图卜鲁克周围，看不到一个居民的踪影，甚至连矮小可怜的树木也很稀少，多刺的灌木赤裸裸地挣扎着。

　　4月4日黄昏时分，只习惯在欧洲柏油路上轻松行驶的驾驶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撇开坚固的维亚比尔比西公路，向东插进了荒凉的沙漠。

　　在此后的整整一个星期，隆美尔的小股部队艰难地跋涉在这片沙漠之中，穿行在闪烁跳跃的热浪里。正午的太阳使干燥的空气温度上升，而夜晚的冷空气竟能在一小时内使气温降到零度，还有沙漠里的青蛇、蝎子和令人讨厌的苍蝇大军。

　　而赛过这一切的最危险的敌人，则是在那令人痛苦的干渴之后，突然刮来的沙漠风暴。风暴开始时只是一小点古怪的旋风在灌木丛之间旋转，转瞬就变成时速70公里的狂飙，搅起几百万吨滚烫、细小的沙粒，铺天盖地地卷过沙漠。这种风暴会一连持续好几天，细小的沙粒能渗进一切东西里去。

　　风沙遮住了挡风玻璃，切断了人的视线。

　　为了掌握部下的行动，隆美尔每天乘坐飞机在沙漠上空来回巡视，督促部队加速前进。对那些迷了路的人，一经他发现，就指给他们正确的方向。他两次误入英军阵营，把英军当作自己的部队。

　　4月8日，施特莱彻的坦克攻占了梅尼奇要塞。同一天，古斯塔夫·波纳斯上校的第八机枪营攻占了德尔纳。

　　英军奥康纳将军的汽车由于误入敌阵，将军本人被俘。

　　这时，波斯纳的部队已经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他报告说，他们每一挺机枪都只剩了最后一条子弹带，但隆美尔却冷酷无情地命令波斯纳立即继续沿公路向东挺进，目标是图卜鲁克。

　　隆美尔赢得了这次出其不意的进攻，他恐怕一直没有想到其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他与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全部秘密通讯一直是用“艾尼格玛”密码传送的。纳粹的密码专家一直认为这种密码绝对安全，盟军是无法破译的。

　　隆美尔用这种密码将电文拍往罗马，然后再用电话传送到希特勒的大本营。然而，在遥远的一个英国小乡村里，英国人安装了一种更为先进的设备。它有一座房子那么大，能够将艾尼格玛的秘密信号破译出来，再把它传送给与隆美尔对峙的英军指挥官。

　　但是，隆美尔恰恰多次违背希特勒发给他的命令。

　　1941年4月初，英国人从破译的电文中得知，德国统帅部下达给隆美尔的命令是固守班加西，他们设想隆美尔肯定会执行这一命令。没想到隆美尔违背希特勒的命令，一路凶猛进发，所以，当隆美尔突然出现在英军面前时，英军一触即溃。这就是德军取胜的一个偶然因素。

　　德军迅速向前推进，直逼图卜鲁克城下，英军形势危急。

“沙漠之狐”围攻图卜鲁克

　　图卜鲁克仅仅是昔兰尼加的一个海湾，但它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封锁着32公里长的海岸公路，迫使隆美尔的给养运输队不得不向前开往埃及边境，然后再绕过一条长50公里且情况变幻莫测的小道。

　　这座小城像一个楔子，插在德军的背后，德军要想向埃及推进，必须先拔掉这个楔子。

　　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也深知图卜鲁克的重要性。他下令据守的部队要誓死守住图卜鲁克，决不允许产生撤退的念头。

　　图卜鲁克坚固的防御工事是意大利人留下来的。意大利士兵在撤退之前，曾沿着这条30多公里长的环形防线设计和修建了138个互相连接的战术据点。

　　据点的坦克壕、射击壕的所有通道全用木头覆盖，上面铺上了一层薄沙作为掩盖，内部还修筑了反坦克炮掩体和机枪壕。这些据点在完工时与地面被铺成一个水平，进攻者只有到了跟前才能发现。

　　驻守图卜鲁克的共有30000余人，其主力是刚从昔兰尼加撤退下来的澳大利亚第七师。

　　隆美尔决定要攻下图卜鲁克。按照隆美尔的命令，波斯纳的机枪营继续迅速向前推进。1941年4月10日到达了距离图卜鲁克只有11公里的地方。波斯纳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力图把其部队再向前推进2000米，可这里的反坦克炮和机枪封锁了整个路面。

　　德军伤亡重大，士兵们只得跳进现有的小掩体内，等待着重型火炮的支援。

　　4月10日，隆美尔驱车来到第一五四师师长海因里希·冯·普里特威兹少将的帐篷前，他大声嚷嚷要查清为什么向图卜鲁克发起的进攻停顿了下来。“英国人正在逃跑。”他怒气冲冲地对普里特威兹说。普里特威兹困惑地红着脸。

　　他的第十五装甲师昨天刚到非洲。听到隆美尔的指责后，他抓起手枪，就冲出了帐篷。意大利将军施维林把自己的小轿车和司机借给他，看着他飞也似地开下公路，朝图卜鲁克开去。

　　他驶进了一个不知名的地带。惊惶的机枪手们看到插着将军三角旗的小轿车从后面追过他们，最靠近公路的一个机枪组士兵尖叫着警告说：“停车！停车！”

　　普里特威兹在飞驶的汽车里站起身来向后高喊着：“跟我来，前进！敌人正在逃跑！”就在这一瞬间，一发反坦克炮弹猛然落进他的小车里。

　　据空军当时的侦察，英军正从海上撤离图卜鲁克。

　　隆美尔命令道：“你们必须快速行动，否则澳洲袋鼠就要跑光了。”

　　下午16时，德军坦克滚滚前进，第八机枪营紧跟在坦克后面向前冲去……

　　突然英军的炮火在前边组成了一道火力网，德军坦克掉转车头，飞快地向后逃去，把波纳斯的第八机枪营扔在了后边。在英军火力的阻拦下，第八机枪营无法后撤。

　　4月12日，一场猛烈的沙漠风暴开始了。隆美尔命令利用风暴作掩护，在下午15时30分组织一次新突袭。然而就在发起突袭之前，风暴减小，装甲师师长施特莱彻问他是否停止进攻，隆美尔的回答是照旧进行。

　　但攻击的结果仍旧同前一次一样。下午18时，坦克团指挥官奥尔布雷克回来报告说，他的坦克无法突破敌人的防线，并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战斗开始时的161辆坦克，减少到不足40辆。71辆最新的三型坦克，现在仅剩9辆。

　　13日深夜，波纳斯的第八机枪营奉隆美尔之命再次发起攻击，为坦克团在拂晓前的进攻筑起了一个桥头堡，但结果却被英军悉数攻克，500名士兵中，只有116人在夜间逃脱，机枪营指挥官波纳斯和他手下的许多士兵阵亡了。

　　隆美尔愤怒至极但又茫然不知所措，他暴跳如雷地命令施特莱彻下午19时再次发起进攻。但施特莱彻拒绝了。

　　围攻图卜鲁克的失败使隆美尔的威信骤然下降，士兵中开始有人反对隆美尔了，认为隆美尔宁愿毁掉大批优秀士兵，也不肯做好适当的准备再发起进攻。

　　为此，隆美尔去看望了遭到重创的第八机枪营的残部，鼓励他们说：“只要大家再接再励，我们很快就将到达开罗。”

英军“战斧”计划夭折

　　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上将近日来连连遭到统帅部的指责，自隆美尔进入非洲以来，英军接连败北，引起了国会议员们的责问。

　　作为中东总司令，韦维尔感到有必要实施反击，把那只“沙漠之狐”赶回图卜鲁克以西去。他把自己的计划告知了丘吉尔，丘吉尔连声说好，并将此命名为“战斧”，意指要用斧子狠狠地砍断伸入埃及的狐狸之爪。

　　经过精心准备后，1941年6月15日，英军的部队沿着河岸平原和高原向前开进。当英军冲至德军阵地前沿时，已经整整等了一夜的德军立即实施了反击。在灼热的高温和令人窒息的尘埃中，双方的士兵进行了残忍的拼杀。英军的“马蒂尔达”坦克吼叫着冲进敌阵。德军的重机枪子弹和37毫米的反坦克炮弹雨点般射向英军的坦克，但丝毫不起作用。德军没有任何办法对付这种坦克。英军的坦克继续向前冲去。德军的一门门反坦克炮，一挺挺机枪在履带的碾压下成为碎片。隆美尔在情急中想起了88毫米高射炮，何不用它来试一试呢？这一尝试竟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辆辆马蒂尔达坦克在88毫米高射炮面前转瞬间失去威力。德军终于找到了对付马蒂尔达坦克的办法。12辆从高原一侧进攻隘口的英军马蒂尔达坦克，有11辆被88毫米高射炮击毁；另有6辆从海岸逼近的马蒂尔达坦克，也有4辆在阵地前被德军击毁。

　　隆美尔创造了奇迹。战斗结束后，一名被俘的英军少校要求看一看摧毁他坦克的大炮，当88毫米高射炮摆在他面前时，他说：“这太不公平了，竟然用打飞机的高射炮打坦克。”

　　不知道这一秘密的英军猜测，这是三型和四型坦克发射的一种令人震惊的炮弹。

　　6月16日，双方的坦克战更加激烈，伤亡人数直线上升。

　　形势对德军不利，因为一比一的拼法，只会耗尽德军的战斗力，而英军的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涌上来。

　　隆美尔坐在指挥所的炮弹箱上，紧锁着眉头，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脖子上的热疮，这是撒哈拉沙漠给予他最好的礼物。

　　他站起身，钻出指挥所，望着不远处一条曲折蜿蜒的公路，顿时有了主意。

　　他返回指挥所，立即电告第十五装甲师撤离卡普诺，与第五装甲师平行向南推进，全力打击英军的侧翼。然后，冲向哈勒法亚海岸。他要以此切断英军的退路，解除英军对哈勒法亚隘口的包围。

　　第五装甲师和第十五装甲师接到命令后，立即向前突进，次日清晨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英军始料不及，仓促向南撤退，以避免被歼。

　　韦维尔将军得知隆美尔从背后向英军发起攻击，英军处境不利时，就亲自赶到战场，但他也无法挽回局势，于是最后放弃了“战斧”行动。

　　不久，这位连连不走运的将军被撤销了中东总司令之职，改由奥金莱克继任。

　　隆美尔却由于战绩辉煌，被提升为上将，此年他才50岁，是德军中最年轻的上将。同时，德国统帅部决定将非洲军升格为非洲军团，统率非洲军和意大利第二十一军。

　　隆美尔把进攻图卜鲁克的日期定在1941年11月份。整个夏天里，北非战场出现了少有的平静。

　　在隆美尔的催促下，各种给养和援兵开始向北非运来。8月末，一个新编的师来到了班加西，这就是后来的第九十轻装甲师。至此，隆美尔手下的德国师增加至四个，其中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装甲师仍由非洲军统辖，第五和第九十装甲师归装甲军团直属。

　　此外，一批有着出色才华的军官也陆续来到了隆美尔的麾下。个头很高、举止文雅的齐格菲尔德·威斯特法尔中校担任了作战部长一职。从苏德战场上来的，有着丰富坦克战经验的弗里兹·拜尔莱因担任了隆美尔军团的主力——非洲军团的参谋长。

　　攻打图卜鲁克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英派遣突击队暗杀隆美尔

　　自隆美尔出兵非洲以来，英军损失惨重，一些部队被歼，坦克和其他重武器几乎丧失殆尽。北非战役引起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重视。

　　丘吉尔认为，丧失北非翼侧阵地非常危险，它可能导致英军被赶出非洲，断送英国的近东作战的一切计划，割裂英国同英联邦其他国家和殖民地的联系。因此，英国不能轻易放弃非洲这块阵地。

　　英军统帅部指出，北非英军有继续作战的良好条件，既可通过海空协同，瘫痪意大利与的黎波里之间的海上运输，破坏德意联军的补给，又可依托图卜鲁克要塞和埃及，实施一系列小规模进攻，为尔后反攻创造有利条件。为此，决不能轻易让出非洲。

　　1941年4月30日，固守图卜鲁克据点的英军粉碎了德意联军新的进攻。在利埃边界，英军于5月15日发起反攻，推进到塞卢姆和卡普措堡。后因德意联军加强抵抗，英军于两天后，撤回进攻出发阵地。

　　6月15日，英军经过周密准备再次发起反攻，企图夺回哈尔法亚隘口和边界工事，以便推到图卜鲁克，解救被围据点。英军向哈尔法亚隘口东南实施迂回，经卡普措堡向北推进。不久，德军第十五装甲师在第五轻装甲师的支援下，终于阻止了英军的反攻。

　　11月17日，利比亚下了一场多年未见的暴雨。狂风吹起浪涛，砸向海岸。两艘英国潜艇在暴雨和狂风骇浪中悄悄地浮出水面。这时，海岸上有人用电筒发来信号，表示一切安全，可以登陆。

　　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潜艇放下了几艘橡皮艇，由于浪高风大，转眼间，大多数橡皮艇被打翻，不少人溺水身亡。剩下的其他人员好不容易才到达海岸。他们是“雷弗斯敢死队”——英国著名的突击队，是从各部队中挑选的佼佼者组建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大部队“探险、炸毁铁路、破坏桥梁；深入敌后、绑架暗杀”，其领导人是雷考克中校。

　　奥金莱克自从接任了韦维尔中东战区总司令一职后，一天也没有轻闲过。他时刻想着给隆美尔来一个致命的反击。夏季后，英军的增援部队抵达前线，双方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

　　奥金莱克制定了对付隆美尔的“十字军”行动计划。为了在“十字军”行动前使德军群龙无首、打乱其指挥系统，他决定派雷弗斯敢死队去刺杀或俘获隆美尔，切断德军的通讯联系。

　　早在一个月以前，英国情报人员在黑夜乘飞机降落在利比亚的沙漠，经过艰苦、危险的侦察，找到了隆美尔的司令部。

　　此时在暴风雨中，雷考克中校正把幸存下的人员分成三个小组：他本人率领第一组，负责看管放在干涸河道中的弹药和粮食；克库中尉带领第二组，在吉烈尼南方的十字路口，负责切断通讯路线；吉斯少校则率领主力攻击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司令部甘布特。

　　吉斯少校率领着突击队艰难地向贝达利托里前进，隆美尔的司令部就在那里。零时30分，他们来到了一座隆美尔非洲装甲兵团的指挥部二层楼房前。吉斯下令部队展开，他自己跃过篱笆，跨上台阶，推开房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头戴钢盔、身穿大衣的德国军官。

　　吉斯用冲锋枪逼住他，不让他出声，但是这个德国军官却抓住枪身，与吉斯争夺起来，坎培尔及时赶到，用手枪将德国军官打死。吉斯带领大家继续向里冲去。一位名叫考夫赫尔兰的德国中尉听到枪声刚拔出左轮手枪冲到房门时，德利上士端起汤姆式冲锋枪一阵猛扫，德军中尉应声倒地。

　　吉斯少校箭步冲上二楼，发现一个房间里有十多个戴着钢盔的德国兵。他端起枪猛扫，身后的坎培尔冲房间的德军扔了一枚手榴弹，里面的灯一下全灭了。

　　“撤！”吉斯大喊一声，就在这一刻，一颗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心脏。他一声没哼，就栽倒在地，坎培尔迅速指挥部队撤到屋外，刚到大门口，一名英军误把他们看成德军，一阵猛扫，坎培尔身受重伤。德利上士弯起腰要把他背走，他坚决地拒绝了，下令德利上士立刻将部队撤离。

　　这次袭击，德国人只伤亡了四个人，在昔兰尼加的目标都没有受到攻击，唯一受到损失的是一个汽油供应站被炸掉了。除了雷考克中校和一名中士外，英国派去的全部人员都牺牲了。这位中校和中士待在干涸的河道里，待到“十字军”行动开始后，英国的先头部队才把他们救出来。

　　至于那栋二层楼房只不过是隆美尔的临时司令部，一个月前，隆美尔就将自己的司令部移至了距前线不足100公里的一个四方形的白色小客栈里。

　　突击队员即使在那儿也不可能抓到他，那一天，他的亨克尔飞机在飞回非洲的途中发生了故障，不得不在雅典降落检修。

　　刺杀隆美尔行动失败了。

　　一份贝达利托里指挥部被袭击的报告迅速地送到了隆美尔手中，隆美尔看了一下报告，迷惑地摇了摇头，他弄不明白，英军怎么会选择贝达利托里为袭击目标？

　　他唤来军团参谋长，命令野战医院务必全力医治受重伤的英军坎培尔上尉。另外，将吉斯少校同牺牲的德军官兵厚葬在一起。参谋长惊讶地望着隆美尔，隆美尔看了他一眼，“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以此鼓励广大官兵养成骑士风度，体现我们的高尚品德。”

　　几天后，吉斯少校带着一个军人的全部荣誉与隆美尔司令部四名被击毙的德国人，肩并着肩地入葬了。

丘吉尔实施“十字军”行动

　　为了将敌人逐出非洲，丘吉尔决定采取代号为“十字军”的行动。

　　英军突破封锁，不断地向北非增兵。坦克团从4个增加到14个，这样就为突击部队提供了4个完整的装甲旅，并从海上运往图卜鲁克一个旅，作为守军突围时与突击部队会师之用。另外，还增派了3个摩托化步兵师。

　　整个北非的部队改名为第八集团军，以中将艾伦·坎宁安爵士为司令。新的集团军共有两个军，一是戈德温·奥斯汀中将指挥的第十三军，辖有新西兰师、第四印度师、一个步兵坦克旅。二是诺里中将指挥的第三十装甲军，辖有第七装甲师。第二南非师为总预备队。

　　进攻计划的基本部署是，由第十三军牵制边境据点上的德军，第三十军迂回到这些德军的侧翼，搜索并摧毁隆美尔的装甲部队，然后与图卜鲁克守军会合，图卜鲁克的守军从里向外反攻，与第十三军会师。

　　早在1941年10月份，德国和意大利的情报曾多次提出警告，英军正在埃及增兵。但隆美尔却毫不介意，他向妻子露西保证：“眼下英军还有别的顾虑。”

　　德国最高统帅部曾做出最后努力，以期改变隆美尔的想法。统帅部指出了英军在非洲日益增长的空中优势，他们要求他考虑是否等到1942年再开始这一行动，但隆美尔的答复是不行。他认为轴心国现在正处于绝对优势，图卜鲁克很可能在两天之内便会投降。

　　1941年11月11日，隆美尔的情报官告诉意大利的联络官：“请你们不必担心，因为英国人不会发动进攻。”

　　一份航空照片拍摄了英军在卡塔拉低地以南一个新机场上停放着100多架飞机。另外一些照片也表明，一条起自马特鲁港跨越沙漠直抵前线铁丝网的军用铁路已经建成。

　　当这些照片送到那时正在罗马休假的隆美尔手中时，隆美尔怒不可遏地将它们全扔在了地板上，大叫道：“我拒绝看这些东西。”

　　“十字军远征”于1941年11月18日打响，数十万英军将士和700多辆坦克向萨卢姆发起了冲击。

　　天空低沉而又郁闷，坦克履带搅得尘土飞扬，烟雾弥漫。从东面的埃及边境到西面的图卜鲁克城外以南的公路上，到处都是英军的坦克。英军坦克在跨过海岸平原后，艰难地爬上了陡峭的悬崖，然后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淹没了德军的梯形战场。但是隆美尔仍然认为英军不会立刻发动大规模进攻。当18日清晨，德军的两个侦察营同英军先头部队相遇，一份英军已大举进攻的报告送到了隆美尔手中，他还未相信。

　　由于情况不明，非洲军司令官克鲁威尔中将决定让第十五装甲师处于待命状态，并且将腊芬斯坦的一个装甲团派往甘布特以南一个叫甘布萨尔赫的小地方戒备。当他把这些建议告知隆美尔时，隆美尔十分生气，指责克鲁威尔过于紧张，并且不让腊芬斯坦把坦克团派往南线。

　　黄昏时分，施陶芬贝格上校率领的德军第五装甲团向南插入甘布萨尔赫，与那里的一个英军装甲旅发生了厮杀，并击退了英军的进攻，但是施陶芬贝格上校却由于英军的轰炸而身负重伤，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右臂。

　　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为希特勒战争而卖命的军官后来竟干了一件令全世界大为震惊的事，他把炸弹安放在离希特勒很近的桌子底下，炸弹爆炸了。只因隔了厚厚的橡木板，希特勒没有被炸死。

　　他没有成功，反而因此事葬送了自己和一大批反法西斯军官们的生命，其中包括他的老上级，“沙漠之狐”隆美尔。

　　19日，英军占领了锡迪-雷日弗高地，这里离隆美尔的后方仅有10公里，德军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恰好就在此时，开罗BBC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用纯正的德语说：“我们英勇的第八集团军，拥有75000名装备精良、武器优越的士兵，已经在西部沙漠开始向隆美尔部队发起了总攻，目的在于消灭他的非洲军团。”

　　隆美尔终于明白了。他关掉收音机，抓起电话筒大叫道：“我是隆美尔，给我接克鲁威尔将军。”

　　在电话里，隆美尔命令克鲁威尔率领两个装甲师，立即沿着英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痕迹，从甘布萨尔赫向北直趋图卜鲁克，夺回锡迪-雷日弗高地。

　　在接下去的两天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坦克战，双方的阵脚彻底地乱了，互相切割成一股股独立的力量。

　　1941年11月23日下午，天下起了毛毛细雨。克鲁威尔的三个坦克团——阿雷艾特、第八和第五装甲团全速向北，滚滚而进，喷射着穿甲弹和机枪子弹。紧随其后的是满载全副武装的步兵的重型卡车。

　　英军进行了英勇的狙击。炮弹和子弹呼啸着射向德军，炮火和车辆燃烧的浓烟遮黑了地狱般的战场。坦克遭到重创，但剩下的仍然疯狂地继续前进。德军步兵团指挥官辛特尔笔直地站立在自己的小汽车和卡车上，车辆在坚硬、潮湿的砂砾上颠簸行驶。

　　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辛特尔的脑袋，他左右摇晃了几下，从车上栽了下去。不一会，他的营指挥官冯·格诺尔曼少校也被直接射向他卡车的子弹命中。德国军官一个接一个地伤亡。到后来是一名中尉团部副官承担了全团的指挥任务。在克鲁威尔代价高昂的蛮力战术下，英军的士气受到了极大打击；下午18时德军的方块形部队闯入了英军阵地。

　　隆美尔非常兴奋。他决定孤注一掷，把全部机动兵力集中起来，实施一次猛烈的冲击，直捣英国第八集团军的后方地域，打乱英军的后方补给线，并且瓦解英军的斗志。

　　11月24日清晨，隆美尔对司令部的人员说：“我将站在非洲军团的前列追击敌人，我今天晚上就回来。”

　　上午10时，隆美尔惊人的冲击计划开始了。第二十一装甲师向英军第三十军猛扑过去，紧跟其后的是西尔科少将率领的第十五装甲师。

　　德军疯狂的冲击行动使英军惊慌失措，纷纷仓皇向东方败逃。一时间英军乱作一团，艾伦·坎宁安中将慌乱中跳上一架轰炸机，从简易机场上仓促起飞。德军的坦克部队继续向东挺进。

　　隆美尔仍然笔直地站在敞篷汽车里，寒风呼啸着从耳边掠过。天渐渐暗了下来，敞篷汽车驶过了边境铁丝网进入了埃及。

　　突然，他的小汽车方向盘在越过一座沙丘时被折断了，发动机也熄火了。隆美尔从车上跳了下来，环顾四周，才发现后面的部队没有跟上，只有他一辆车穿过铁丝网。“阁下，后面有一辆车驶来，好像是英国车。”随行的参谋长紧张地说道。

　　“快，躲到车底下去。”隆美尔急促地说。说完，他迅速地钻到了车底下。车子驶近了，是一辆英国产的“猛犸”车，但车上坐的是非洲军军长克鲁威尔。隆美尔松了口气，站了起来。

　　一看到隆美尔，克鲁威尔十分兴奋，自从战役开始后，他们已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他急忙让隆美尔上了“猛犸”。

　　在车上，隆美尔兴奋地对克鲁威尔说：“我们的部队打得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一直在追击部队的最前列，第一个冲过边境线上的铁丝网，你们是第二个。”

　　克鲁威尔大吃一惊，他原以为隆美尔和大部队在前面，所以指挥着“猛犸”向前猛冲，想不到现在越过边境的只有他们几位非洲军团的高级将领，他的额头立时冒出了冷汗，急忙说：“总司令，这太危险了，我们赶快返回利比亚。”

　　隆美尔笑了笑，向司机挥了挥手说：“调转车头，回去！”

　　但是到了边境上，司机怎么也找不到来时的缺口。天色漆黑一片，又不敢开灯，好长一段时间只好在铁丝网前绕来绕去。

　　隆美尔二话不说，来到司机旁，推开司机，亲自把着方向盘。汽车像一头发狂的野牛在黑夜里横冲直撞，但仍然没有找到缺口，“猛犸”车的边上不时地驶过英国的卡车，他们已闯进了英军阵地。

　　隆美尔干脆将车开到一个沙丘旁，让发动机熄了火。“大家在车上先睡一觉吧，等天亮了再回去。”隆美尔将头往椅背上一靠，轻松地对大家说。

　　第二天天一亮，隆美尔就发动了引擎，不多时便在铁丝网上找到了缺口，众人都怀着谢天谢地的心情溜回了利比亚。

非洲军团撤离昔兰尼加

　　在1941年11月份的最后几天里，英军渐渐地恢复了过来，双方又继续厮杀起来，并且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德军死伤、失踪近4000人，损失坦克142辆；英军损失了814辆坦克和装甲车、127架飞机，9000人被俘。

　　尽管英军损失重大，但奥金莱克正确地估计到了隆美尔部队的弱点，地中海已被英国舰队控制，至少在近期内，德军无法得到新的补给和增援部队。而英国却有新的部队和后备坦克可以调来作战。因此他决定继续打下去，把边境的第四印度师调往前线，与英国第七装甲师会合，以切断隆美尔的补给线和退路。

　　隆美尔从无线电和空军侦察中得知，一支强大的英军正从南面逼近，决定向西撤退。12月4日，他悄悄地削减并撤除了图卜鲁克包围圈以东的装备，拖拉机拖着大炮向西进发。5日夜晚，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九十轻装甲师也悄悄退出了阵地。

　　隆美尔开始向加扎拉退去。他告诉柏林，他计划直接跨过昔兰尼加暂时撤退。起初，他的将军们和意大利人一样感到迷惑不解。当他将准备撤退的命令于12月4日送到非洲军那里时，克鲁威尔愤怒地回答说，他已经使英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完全没有必要在这时撤退。”

　　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总司令卡瓦利诺认为，隆美尔的行动未免操之过急，忽视了日本参战的重大意义，已经有迹象表明英军正把战斗部队从北非转移到远东。

　　当卡瓦利诺16日飞往利比亚时，意大利的指挥官们向他倾诉了一肚子的委屈。

　　随后，卡瓦利诺亲自拜访了隆美尔，他告诉隆美尔的第一句话是，昔兰尼加的丢失对意大利无疑将是一颗政治炸弹。

　　隆美尔回敬道：“整个的黎波里的丢失将是一颗更大的炸弹。”

　　那天晚些时候，卡瓦利诺又一次拜访了隆美尔，要求他将撤退命令收回。但是隆美尔没有答应。

　　这一仗对隆美尔来说是十分痛苦的，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撤退。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二十一装甲师师长西尔科被燃烧弹烧成面目全非，痛苦地永远闭上了双眼；第九十轻装甲师的指挥官苏梅曼也在一次英国空军的进攻中阵亡；瘟疫已在沙漠上肆疟，包括克鲁威尔在内的许多官兵都染上了黄疸病。现在，他只仅剩下驻扎在沿萨卢姆前线以及巴迪亚的14万名士兵了。

　　非洲军团不撤，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1941年12月8日午夜，撤退正式开始。11日，隆美尔退到了加扎拉。德军的撤退十分艰难，卡车和坦克常常陷入泥沼，要用绞车一辆一辆地拖出来。白天，英军的飞机不断地向他们发起进攻。12月16日，德军又从卜雷加港开始撤退，德国非洲军团和意大利机械化军取道沙漠，意大利步兵师则沿着海滨公路退却。英军迟迟没有发动追击，第四装甲旅直至第二天下午13时才出发，两小时后，在离哈莱格埃莱巴不到12公里的地方，停下宿营，同时也为继续前进做后勤准备。

　　18日，他们沿着沙漠道路前进，到梅基利南面的一个地方，但在转向北进时，刚刚错过捉住德军后撤部队队尾的时机。

　　与此同时，第四印度师乘汽车前进，一路逼近海边。19日清晨，占领了德尔纳，但意军的步兵师大部分早已安全通过了咽喉地带。第四印度师企图再往西追击，终因地形复杂和汽油缺乏而放弃了。

　　28日，第二十二装甲旅、警卫旅在追击中，不仅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在阿杰达比亚被隆美尔一个反击，损失惨重。第二十二装甲旅这支英勇善战的英军劲旅损失了60多辆坦克。

　　1942年1月份，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全部都已脱离“危险区”。与此同时，德军的一支6艘舰艇的护航队，偷越过英军的海空军封锁网，给隆美尔运到了一批坦克，潜水艇也送来了10万颗地雷。

　　这一切对疲惫不堪的非洲军团无疑是打了一针兴奋剂，隆美尔命令部队就地设置防线，同时要求部队立即投入整训，等待时机发起进攻。他自己每天乘坐侦察机在前线上空飞来飞去，了解情况。

　　而此时，英军的后勤补给线延伸了1000多公里，英军的给养正面临着困难。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英军的不少飞机已调往亚洲，无力再进一步向隆美尔发起进攻。

　　双方在北非出现了对峙的局面。

德军占领锡迪·雷日弗机场

　　春天来了，撒哈拉沙漠的褐色地面已被绿色取代，沙漠成了一块由鲜艳的红色、柠檬黄、紫色、丁香花色、绿、橙、紫罗兰色和白色点缀的地毯。

　　几个月来，隆美尔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让柏林、罗马增兵和训练一事上。他不断地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陈述非洲军团的困难以及他的宏大计划。

　　终于，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向北非运来。1300名德国空降兵——曾入侵克里特的老兵——飞来了。装甲军团的指挥官也做了调整。俾斯麦少将指挥第二十一装甲师；瓦尔斯特中将指挥第十五师。隆美尔将缴获的英军卡车都做了分配，坦克和战斗装甲车也重新喷上了非洲军团的番号——棕榈树和图案。

　　整整一个春天，隆美尔在严格地训练部队。新补充的步兵学会了在烟幕和坦克的掩护下如何向敌军阵地发起进攻；军官学会了如何像坦克炮火观测员那样行动，及时向后方请求炮火援助。

　　当1942年5月，炎热而又多风暴的日子开始缓慢地吞噬着撒哈拉大地时，隆美尔做好了进攻的准备。无垠的沙漠上，又将洒满鲜血……

　　5月12日，在德尔那附近的一所石头建筑里，隆美尔与全体非洲军的高级将领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伴随着急促、明快的手势，隆美尔说：“我们将在北面进行佯攻，把英军的装甲部队引诱到那边，然后，我们的全部坦克都迂回到南端，进行侧翼包抄。这一行动将在X日的下午两点钟开始。我军主力将在第二天拂晓从这里出发。”他指着地图的末端说，“主力部队将在X日天黑后开始运动到规定的起点线，晚上21时出发。”

　　随后，他向指挥官布置了他们各自的进攻目标以及发起进攻的时间。4天后，隆美尔又把计划扼要地告知步兵指挥官们。隆美尔这一次更加详细地部署了他的部队。按照他的部署，克鲁威尔将在前线的北端指挥两个步兵军。佯攻将在X日下午两点开始，也就是说在大白天进攻，并立即插入英军阵地10公里。

　　“德军一个装甲营和一支缴获的坦克部队将从第二十一军的防御阵地出击，”隆美尔指着地图上沙漠侧翼的地方，又接着说，“然而只要黄昏一降临，德军的装甲营就撤回加入我军主力装甲部队从这里发起进攻。”

　　军官们茫然地望着隆美尔。望着那些迷惑不解的面孔，隆美尔解释说：“为什么要调一支坦克部队参加佯攻呢？其主要目的是迫使敌人放弃装甲部队目前的部署，把他们调到你们两个步兵军的前面，使我们的主攻部队减少压力，快速向敌人纵深突入，占领图卜鲁克。”

　　5月26日下午14时，意大利的两个步兵军向加扎拉防线的英军发起攻击。一时枪声大作，炮声震天，喊杀声响彻了整个沙漠上空。漫天的灰尘，遮住了西沉的太阳。然而发起进攻的仅仅是两个坦克营，那铺天盖地的灰尘是由装着飞机发动机，安着螺旋桨的卡车缓缓地在沙漠上兜圈子搅起的。到了晚上19时，阵地上只剩下一个意大利坦克营了，德军的装甲营已经溜走，加入到主攻部队对英军进行迂回的战斗中去了。晚上20时30分，1万多辆战斗车辆开始向南运动。

　　隆美尔站在他的敞篷装甲车上，指挥着部队向南侧的沙漠挺进。皎洁的月光如水银般轻泻在荒凉的沙漠上，从汽油罐向外闪烁的火舌照亮了道路。他的左翼是拥有近300辆意大利坦克的第二十军，右翼则是非洲军和第九十轻装甲师。凌晨3点，隆美尔到达了靠近比尔哈希姆的第一道停留线上，这是一个离图卜鲁克下方40公里的沙漠前哨。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成功地迂回绕过了英军的防线，而且没有遇到抵抗。

　　拂晓，德军从南线向英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次，德军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第一天战斗结束时，隆美尔仅仅推进到比尔拉发。他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坦克，第十五装甲师的燃料已用光，弹药已耗尽。不是隆美尔大胆地撕开了加扎拉防线，而是他的部队真正陷入了重围。战场上，英军同德军展开了混战。战场上到处是燃烧的坦克、车辆。尘土蔽住了太阳，德国的空军想支援隆美尔，但却搞不清他们的前沿阵地在哪里，德军的俯冲轰炸机常常错误地呼啸在德军坦克和大炮的上空，并用炸弹向他们进行夹击轰炸。

　　1942年5月28日，指挥官克鲁威尔中将，坐着斯托奇飞机到前线视察。飞机飞得很低，在英军的一个战术据点，一名英军中尉用机枪发射了一排子弹，竟击中了飞机，克鲁威尔意外地成了英军的俘虏。

　　5月31日，隆美尔的两位主要助手作战部长威斯特法尔和参谋长都受了重伤。激烈的战斗在沙漠大地上一直持续着。6月1日，得到补给的非洲军决定向整个战线最南端的战术据点——比尔哈希姆开刀。只有拿下比尔哈希姆，隆美尔才能站稳阵脚，赢得主动权。守卫比尔哈希姆要塞的是自由法国第一旅。这是戴高乐将军的最精锐部队。

　　1940年法国面临灭亡危机，戴高乐将军毅然在伦敦举起了反法西斯的大旗，成立了“自由法国”，招募军队。自由法国第一旅是戴高乐将军创建的第一支反法西斯军队。

　　驻防比尔哈希姆的自由法国第一旅共有4000人，指挥官是比尔·柯宁上校。战斗于1942年5月30日黎明打响。德军开始对比尔哈希姆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轰击，空中布满了硝烟，酷热使人难以忍受。炮击过后，隆美尔的军队发起了集团冲锋，坦克一次又一次地猛扑法军阵地。法国士兵们以宽阔的地雷场为屏障，顽强地坚守着阵地，多次打退了德军的进攻。

　　隆美尔看到冲锋失败，决定用空军对比尔哈希姆进行轰炸，先摧毁法军的工事，迫使法军投降。从6月1日起，德国法西斯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像冰雹似地向比尔哈希姆倾泻炸弹。要塞的壕沟和墙壁坍陷了下去，许多士兵被活活地埋在了地下。但是比尔哈希姆仍然屹立着，由于水管被炸断，要塞内几乎已有数天找不到水，阵地上死去的战友的尸体已经发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然而，这些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没有任何退却的迹象。为了对付德军的轰炸，英国空军少将坎宁安也把英军“西部沙漠”的战斗机、战斗轰炸机相继调来对付德国的空军，但终因寡不敌众，起不了很大的作用。

　　隆美尔知道，不拿下比尔哈希姆，他就无法冲向海岸，包围图卜鲁克。于是，他不断地要求空军进行更猛烈的轰炸。

　　空军指挥官冯·瓦尔道的飞机天天呼啸在要塞的上空，至6月9日，在比尔哈希姆投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的飞机达到了1000多架次。

　　6月9日，法军的重炮阵地被摧毁。6月10日，德军还从希腊和克里特岛调来了几个轰炸机大队参加了对比尔哈希姆的轰炸。至6月11日，要塞里已断水三天了，法军伤亡惨重。隆美尔从北线抽出主力部队，在2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冲进了要塞。法国守军除了千余人突围外，2700人走进了德国战俘营。比尔哈希姆的攻占使图卜鲁克大门洞开，并使隆美尔得以腾出兵力对付加扎拉防线了。同时，比尔哈希姆的失守也使英军大为动摇。防守加扎拉战线的英国第五十师和第一南非师于14日清晨撤出了加扎拉防线。6月17日，隆美尔的部队重新占领了锡迪·雷日弗机场，紧紧地包围了图卜鲁克。

阿拉曼之战

蒙哥马利首挫非洲军团

　　1942年7月，德、意非洲集团军进攻英阿拉曼防线失败，局势进入了僵持阶段，隆美尔只得电告德国最高统帅部说准备放弃攻势。但是，急于攻下阿拉曼防线并趁势扭转局面的希特勒，是决不甘心放弃的，他命令继续准备进攻尼罗河三角洲。意大利统帅部也请求隆美尔无论如何不要撤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隆美尔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审时度势，深知战局对他不利。但面对各方的压力，隆美尔只好不顾部队疲惫、补给不足，以及缺乏燃料的恶劣状况，在整顿后，决定再次进攻英军阿拉曼防线，突破苏伊士运河。

　　他认为，不趁着现在双方兵力尚处于均衡态势的情况下奋力追击，恐怕将会丢掉向尼罗河三角洲进军的最佳时机了。他不想冒这个风险，宁愿现在出击。阿拉曼防线北濒地中海、向南延伸64公里至卡塔腊洼地的盐碱滩。由于该防线地势复杂，防守严密，没有装甲部队可迂回的开阔翼侧，无法从正面进攻，可以说易守难攻。

　　隆美尔认为，他不能给英军更多的喘息时间，他要进攻，遂决定以哈勒法山为突破口，在该地以东挥戈北上，再朝哈马姆方向进逼海岸。

　　之后，席卷英军阵地，击溃英军第八集团军，突破阿拉曼防线，前出至苏伊士运河地区，扭转时局为夺取埃及铺平道路。

　　隆美尔的计划是大胆而新颖的，以德军第一六四师和意军两个师对阿拉曼防线北部的英军第三十军实施牵制性进攻。然后，以德军第九十轻型装甲师、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装甲师、意军摩托化军、“富尔戈雷”师及侦察大队，向防守战线最南端希迈马特的英军第十三军实施主攻。

　　该地段是一个防御的薄弱点，阵地前仅由雷区加以封锁。经过认真分析局势后，隆美尔开始了他的进攻计划。他的作战意图是，从南端突破英军防线，部分兵力向东推进32公里到达左侧的哈勒法山山脊，尔后迂回山脊，对英军主力实施包围与进攻。

　　与此同时，部分兵力向北直插海岸，再向东突击，切断英军补给线，迫其原地抵抗，或向西逃脱放弃埃及。隆美尔的精密策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但他却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英军给他布下的天罗地网。

　　隆美尔现在的对手是丘吉尔刚刚从第一集团军调到北非第八集团军的蒙哥马利。蒙哥马利生于1887年11月17日，早年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任步兵第三师师长，参加了法国、比利时作战。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后，在英国本土任第五军和第十二军军长，后任东南军区司令。

　　蒙哥马利到北非后，根据“超级机密”提供的可靠情报，对德、意军的作战部署了如指掌，并开始策划应战，他决定以重兵防守战线南端及哈勒法山地。此时英军防御兵力为8个师。北面由第九澳大利师重兵扼守特勒埃萨突出部，第一南非师把守第九澳大利亚师和鲁瓦伊萨特岭之间的地区，第五印度旅据守鲁瓦伊萨特岭，岭南的第二新西兰师则在代尔穆纳西卜高地上担负正西和西南方向的防守任务，第四十四师和第二十二装甲旅据守哈勒法山，第七装甲师配置在东南面，隐蔽待命。将士们精神抖擞，随时准备奋勇杀敌。

　　此外，英军还布设了六个相互连贯的布雷区，构筑了坚固的炮兵阵地。

　　英军各步兵师装备有威力强大的新式反坦克炮。部署在阵地前沿的713辆坦克中，其中有164辆是装备有75毫米炮的性能优良的美制坦克。此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是英军占有绝对优势：英军坦克比德意军多五分之一，飞机的比例则是5：1。仅8月份，英军得到的补给是轴心国军队的10倍。

　　总之，英军的装备与作战人员素质已超过入非作战以来的任何时候，而德、意军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补给均已处于最低点，形势对德军非常严峻。1942年8月30日晚23时，德、意军开始向英军防线南端的要塞发起进攻，打响了哈勒法山之战。英军的大纵深密集布雷区和空军的猛烈轰炸，炮声震耳欲聋，令大地为之动摇，炮火像暴雨一样倾泻到德意部队的阵地上，使德、意军大受挫折，非洲军团掉入死亡陷阱。

　　非洲军团掉入死亡陷阱。第二十一装甲师师长俾斯麦将军阵亡，非洲军军长内林将军身负重伤。

　　31日黎明时，先头部队只越过布雷区12公里。隆美尔很清楚自己所面临的不利形势，上午8时零5分，被迫停止战斗。半小时后，鉴于德军两个装甲师已突破雷区，隆美尔重新调整部署，下令进攻，但计划仍没有奏效，再度改变策略，推迟向亚历山大和开罗进军，将哈勒法山作为目标，全部兵力提前北转，尽快横跨哈勒法山脊，以避开右翼英军第七装甲师的威胁。于是，德、意军掉头直扑英军第二十二装甲旅的防守地段。蒙哥马利迅速派出第二十三装甲旅对保护布雷区的新西兰师和哈勒法山脊的第二十二装甲部队旅实施增援。真是雪中送炭，经过协同作战，至中午，德非洲军装甲部队主力伤亡重大，未能推进一步。

　　这时，战场上刮起风暴，顿时乌烟瘴气，分不清天与地的界限，遮蔽了非洲军部队，英国空军只得停止轰炸。

　　下午16时，德军进至山脊最有利的据点132高地对面。在轰炸机的配合下，集结在高地的英军坦克和火炮立即向德军开火。

　　9月1日拂晓，德军第十五装甲师企图包围英军第二十二装甲旅，遭遏制，被迫撤退。下午经整顿后又重新发起进攻，再次被隐蔽在工事内的英第十装甲师的坦克击败。蒙哥马利集中兵力，收紧包围圈。

　　天黑前，德军曾三次试图突围，均没有得逞。

　　激战持续至9月2日上午，德军损失惨重。在面临弹药短缺，坦克和车辆所剩燃料严重不足，同时未能前进一步的情况下，隆美尔被迫放弃进攻，于夜间命令其装甲部队逐步撤至8月30日的出发阵地。

　　哈勒法山之战以德意军失败告终。

　　在该战中，德、意军损失近3000人，其中死570人、伤1800人；损失坦克50辆、野战炮15门、反坦克炮35门、卡车400辆。而英军损失1751人、坦克68辆、反坦克炮18门。

　　从此，隆美尔军队进至尼罗河一线的最后希望破灭。他们完全丧失了主动权，再无力发动攻势。这就注定他们在下一战——阿拉曼战役中的失败。

　　经过哈勒法山一战之后，英军士气大振。这是他们进入北非作战以来第一次赢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此时的英军并没有因这一次战役的胜利而沾沾自喜，而是总结出该战的经验，为下一步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做准备。

　　在此战役中集团军各部队之间协调一致，陆军和空军配合默契，使协同达到了心有灵犀的境界。尤其是英国皇家空军，发挥了高超的战略战术，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不断猛烈攻击德、意部队，将其死死挤在布雷阵内，成为飞机轰炸的目标，丝毫没有逃脱的机会。

　　此外“超级机密”情报，以及在该战中运用的假情报、欺骗战术，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种欺骗战术被第八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继续灵活运用于阿拉曼战役。

　　在哈勒法山一战中惨败的隆美尔率部退至阿拉曼以西卡塔腊洼地的防线。防线正面宽60公里，纵深15公里至20公里，北濒地中海，南靠坦克无法通过的卡塔腊洼地，两翼不受威胁。

　　此时，德意军经过长时间的沙漠地连续作战，体力、兵员、装备消耗均已达到极限，而且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战斗力急剧下降。

　　在“超级机密”情报的帮助下，英国空军对意大利补给船队和北非港口实施了有力而准确的打击，给轴心国的后勤补给计划带来严重的影响。

　　轴心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夺取马耳他岛是一大失策。据隆美尔估算，在1942年前8个月，他只得到所需最低补给量的40％。

　　无论是从士兵的数量和兵器的质量上看，轴心国军队都处于明显劣势。首先表现在装甲车、坦克等机动作战力量方面。

　　1942年7月以来，英国第八集团军补充了大批装甲力量，组成精锐的第十装甲军。德、意非洲集团军虽然也有少量补充，但大都是非摩托化兵力，甚至将两支空降部队代替地面作战力量补充进来。鉴于装甲兵的机动性和攻击力适合于沙漠作战，加上沙漠作战的特殊性，轴心国军队补充的这些兵力几乎毫无价值。

　　其次是空中力量对比。英军掌握绝对制空权，而且在配合步兵地面作战方面已积累了相当重要的经验。最后一点，即轴心国军队一直油料补给不足。在几次作战、追击行动中，德意军均由于缺乏油料而中途退出战斗，半途而废，所取得的成功也毁于一旦。自他们突入埃及以来，补给线越拉越长，图卜鲁克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轴心国运输船队不断遭到盟军的空中和海上打击，往往未到北非港口便沉入海底，使燃料严重短缺的隆美尔雪上加霜。

　　沙漠战中，没有油料足以置人于死地。作战开始之前，隆美尔仅剩四天的油料，弹药仅够用九天。油料的严重短缺，使隆美尔不敢再打他擅长的机动战，被迫改变作战方案。坦克在根本无法隐蔽的地段上作战，很容易成为英军飞机攻击的目标。

　　鉴于种种不利因素，隆美尔决定打一场阵地战，利用步兵坚守防线，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英军的突破。一旦英军突入防线，立即采取反击手段将其消灭，以避免英军扩大突破口，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为此，隆美尔沿整个防线建立了8～13公里宽的防御体系。首先让部队占据坚固阵地，阵地最前沿设置了大面积布雷区。

　　第一道雷区纵深约以900至1800米，其后是无人地带，仅配置少数前哨加以监视；最后1800米处是主防线，由德、意军步兵重兵防守，配备高爆炸弹、火炮和反坦克炮；主防线之后配置装甲部队。

　　整个布雷区威胁最大的是北部雷区，纵深达4500至8200米，共用了50万枚地雷。其中交杂设置着拥有相当兵力的“防御点”，被称为“魔鬼的花园”。和北面雷区相比，南部雷区虽不庞大，由于它地处十分有利的位置，也不可忽视。

　　德意非洲集团军拥有4个德国师、8个意大利师，其中包括4个装甲师和2个摩托化师。装备坦克489辆、火炮1219门、飞机675架，总计兵力约10万人。

　　经过精密部署后，兵力的调配产生了一些变化。德、意军混合编成的6个步兵师坚守主防线，德军装甲部队主力第二十一装甲师和第十五装甲师各率一个意大利师，分别防守战线南、北两端，德军第九十轻装师作为预备队配置在北段后方海岸附近。

　　但意大利部队装备低劣，士气消沉。为了改善这一局面，隆美尔作了一个重要调整，他将德、意军混合编制，交叉部署，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预期效果，但同时也妨碍了隆美尔在危急关头对德军部队的集中使用。

英军实施“捷足计划”

　　英国第八集团军辖3个军，共11个师又6个独立旅，其中包括4个装甲师和2个装甲旅；装备坦克1200辆、火炮2311门、飞机750架，总兵力达19．5万人。

　　英军的作战企图是：

　　突破德意军的防御地域后，迅速向西挺进，占领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全境，配合即将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美英联军，将德意军全部逐出北非。

　　蒙哥马利的作战计划是分三路同时出击。第三十军，辖澳大利亚第九步兵师、苏格兰第五十一步兵师、新西兰第二步兵师和南非第一步兵师在北面担负主攻任务，负责突破德、意军防线中央以北的防御。在雷区打通两条通路，一条通往腰子岭，一条越过米泰里亚岭。

　　之后，第十军的装甲部队通过通路，在战线另一边的开阔地带占据阵地，准备迎战德军装甲部队的反击。

　　第十三军，辖第七装甲师和第四十四、第五十步兵师在南面实施佯攻，吸引隆美尔的注意力，分两路出击：一路在耶伯尔卡拉赫和卡雷特哈迪姆以东；另一路在更南面，向希迈马特和塔卡实施攻击，诱使隆美尔相信英军主攻方向在南面，因而在那里保持强大的装甲部队。

　　在牵制德军装甲兵的同时，第八集团军将首先对其步兵实施粉碎性打击，然后再以密集装甲群奋力追击德国非洲军的残余部队，并将其彻底消灭。

　　这是蒙哥马利的一种新式沙漠地作战战术，足以看出他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他并没有采取过去的先以密集的装甲群歼灭敌装甲部队，继而再扑向暴露的步兵的战法，而是首先歼灭德军非装甲部队，同时将德军装甲部队隔开，不让他们前往接应。

　　这一大胆的不合常规的战术引起英军装甲师及步兵指挥官的反对，但是，蒙哥马利力排众议，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他断定，只要从翼侧和后方对扼守阵地的德军非装甲部队进行夹攻，采用“粉碎性”打击予以消灭，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就无法守住夺来的地盘。在这种情况下，隆美尔会由于补给不足而始终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撤退是他的唯一出路。

　　为保障战役成功，蒙哥马利的进攻计划以诈敌计划和作战计划两项内容作为基础。

　　首先，对轴心国军队实施欺骗战术，使之相信英军的主攻方向在南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然后，运用强大的火力优势，对北部防线实施大规模进攻。

　　诈敌计划要达到尽可能长久地隐蔽英军发动攻势的意图；如没有成功，则要使德军无法确定进攻日期和主攻地带，具体做法是在北部掩盖英军的真正意图和实际行动，而在南部则要有意识地显示英军正在活动的假象，以诱使德意军在南面集中兵力。

　　英军在阿拉曼防线南端的后方一带，布置了假辎重卡车和假弹药库，铺设了长达32公里的假输油管，并且故意迟迟不竣工，以给德方造成一种英军最迟至11月以后才发动进攻的假象。电台使用也日益频繁。诈敌计划简直完美的无懈可击。

　　在其正发起进攻地段的北部，作战运输工具和火炮都乘夜暗运入并仔细加以伪装。成百辆坦克隐藏在各种模拟车辆下面，卡车停在火炮阵地上。停放在后方的坦克和火炮运到前沿后，空出来的地方也放置了伪装物。

　　1942年9月下旬，在沙漠的广阔地带上，步兵出击前使用的前沿狭长堑壕已于夜间挖成并伪装起来。

　　开战日定在月盈之夜的10月23日。英军可借助月光安全有效地排除地雷，在德意防线上尽快打开缺口，开辟雷区通道。整个作战计划的代号为“捷足”。

　　1942年10月23日21时40分，英军1200门火炮对德意军整个阵地进行了猛烈袭击，最后集中在北部地区又狂轰滥炸了10分钟。

　　不久，德意军的通信网被破坏，其司令部顿时与外界隔绝。在英军强大火力的压制下，意军第六十二步兵团的部分兵力擅自离开防线，纷纷后撤。

　　22时，英军第三十军在战线北部开始进攻。与此同时，英军在南部发起攻击，牵制德军主要装甲部队。第三十军所属第九澳大利亚师和第五十一苏格兰师投入战斗后，准备打通一条穿过布雷区的通路。在其南侧，新西兰师和南非师也投入进攻，以开辟一条南部通路。

　　同时，第四印度师从鲁瓦伊萨特岭上具有威胁性的突出阵地展开攻势，很快楔入德军阵地。在英军战线北端，两个澳大利亚旅于特勒埃萨和地中海之间发起牵制性进攻。各路人马源源不断地向前推进，穷追猛打。

　　24日凌晨1时，英军越过德军前哨线，突入其主防线，突破口宽度在9．6公里以上。至凌晨5时30分，第三十军一半部队已达预定目标，并打通两条重要的雷区通路。第三十军各师和第十军所属第一、第十装甲师尾随于步兵之后，分别开入北通路和南通路，攻势日渐凶猛。

　　由于雷区纵深大，英军先头步兵部队和坦克在通路遭到越来越猛烈的炮火袭击，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这危急时刻，英军并没有乱了阵脚。

　　24日下午，苏格兰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重新发起进攻，杀开通路冲出了布雷区，新西兰师的第九装甲旅也越过了米泰里亚岭。但在其南侧进攻的第十装甲师遭到德意军的顽强阻击，经过一夜的激战，仍无结果，直至次日清晨也无法推进。

　　英军坦克被迫停留在米泰里亚岭背后，在最大射程上与德意军交火，他们随时都可能被行动缓慢的步兵堵塞在后面，陷在狭窄通道内无法行动。尽管在这样危难的情形下，英军还是击退了德军第十五装甲师的多次小规模反击。

　　至傍晚，德军第十五装甲师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坦克能投入战斗。第十三军在南面的辅助进攻也不顺利，所属第七装甲师和第四十四师都未能通过希迈马特北面的布雷区，被迫停滞在主阵地前。在各布雷区之间，第十三军所属步兵按照蒙哥马利的“粉碎性”战术展开血战，厮杀未曾间断，但仍没有奏效。

　　为保存第七装甲师实力，蒙哥马利命令南部放弃进攻，北部仍按原计划继续强攻。

　　25日夜，在炮兵和轰炸机的强大火力支援下，英军不间断地向德意军实施突击。午夜时分，英军攻克了北部的重要据点——第二十八号高地。接着，在此地集中兵力准备继续进攻，以便扩展他们在雷阵以西的桥头阵地。

　　在此期间，临时接替隆美尔任非洲集团军代理司令的坦克专家施登姆将军，在战役开始后不到一天便死于心脏病猝发，司令部一度陷入瘫痪。

　　9月23日回国治病的隆美尔应希特勒的要求，于10月25日晚匆匆返回阿拉曼前线指挥作战。

　　他放弃以步兵固守阵地的原计划，命令第十五装甲师和一个意军师于26日清晨向第二十八号高地发起反击。在英军的不屈不挠地抵抗下，德军进展迟缓。

　　入夜，意军一个营占领高地的东西两面。但高地本身仍控制在英军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作战依托地。

　　此后，隆美尔动用了预备队第九十轻装师，并于26日夜调遣南段第二十一装甲师率部分意军和炮兵前去增援北段。他很清楚地意识到由于缺乏燃料，一旦英军再进攻南部，第二十一装甲师就无法重新返回，有全军覆没的可能。然而，德军当务之急是尽一切力量顶住英军在北部的进攻，隆美尔只有孤注一掷。

　　27日上午，他命令各部队尽量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火炮，阻滞英军的攻击，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接着，德军装甲兵对英军发动一系列进攻，都未能取得成功。

　　经过三天激战，英军损失较大，6000人伤亡，损失300辆坦克。

　　这时蒙哥马利“开始意识到必须谨慎行事”。他决定在10月27日和28日暂停大规模进攻，重新调整部署：

　　第三十军和第十军进行休整，增补人员和装备；将南线第七装甲师调往北部战线，准备同澳大利亚师共同沿海岸公路一线发动决定性进攻；腰子岭和米泰里亚岭则转入防御，由第十三军防守；新西兰师改作预备队。

　　28日，隆美尔发现英军在第二道雷区前集结大量装甲兵力，预料一场决定性战斗正在酝酿之中，于是，将南段剩余的德军和重武器全部调往北面。英军侦察机发现了德军的集结行动。

　　28日中午，英国空军出动轰炸机，对德意军的集结部队进行狂轰滥炸，粉碎了隆美尔第二次反攻企图。这次失败成为阿拉曼之战的转折点，隆美尔已经没有足够兵力进行反攻了。

　　至29日，德军已全部集结在战线北部，南部仅剩意军防守。这样，精锐的德军便不再和意军交叉部署了。据此，蒙哥马利及时改变计划，决定先在德、意两军的接合部给意军以致命打击，然后在左翼重创德军，作战代号是“增压”。

隆美尔占据马雷斯防线

　　“增压”计划规定，澳大利亚师要在1942年10月30日夜至31日凌晨之前向北猛攻，到达海边，把德意军的注意力引向北面。

　　然后，在10月31日夜到11月1日凌晨前，在北通路北面，以新西兰师为主，在第九装甲旅和两个步兵旅增援下，向意军展开强大攻势，打开一缺口，好让第十装甲军可以顺利通过缺口。

　　其作战目的是：

　　一是消灭德意装甲部队；二是迫使德意军在开阔地带与英军进行决战，从而使之在持续不断的运动中消耗汽油；三是切断其补给线，阻止其补给勤务部队活动；四是迫使德意军放弃前沿着陆场和机场；五是最后瓦解整个德意军。

　　澳大利亚师在向海岸的推进中遭到顽强抵抗，进展十分困难，未能一直攻到海边。但却在德意军的多次凶猛的反突击中守住了阵地，同时夺得了公路和铁路沿线的许多阵地，俘获500名俘虏。

　　在此期间，英军加紧“增压”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由于新西兰师同其增援部队尚未取得协调，蒙哥马利于10月31日6时30分将“增压”作战的总攻时间推迟一天，改为11月2日凌晨1时。

　　1942年11月2日凌晨1时，“增压”行动开始。

　　300余门火炮同时轰击德意军主阵地长达3个小时，主阵地瞬间变为废墟。接着新西兰师在烟幕掩护下，开始向意军防线发起进攻，首先攻击的目标是第二十八号高地两侧的第二零零步兵团。英军很快突入阵地，跟随坦克和装甲车向西挺进。

　　到底是“沙漠之狐”，隆美尔正确地估计到英军将向海岸进击，当机立断做了相应的部署。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英军会突然改变作战方向，攻打德、意军接合部，这一击使他措手不及。

　　经过激战，隆美尔只得把第九十轻装师预备队投入战斗，才阻止住英军前进。英军遂在已突入的阵地上不断增加兵力。英军第一五一旅和第一五二旅在第二十三装甲旅的支援下，在规定时间内打开一条长达3600米的通道。

　　装甲部队前锋第九装甲旅紧随其后，以便赶在日出之前进抵前方1800米处的德军炮兵屏障前，为下一步进攻做好准备。接着，第十军装甲部队迅猛出击，进入突破口向纵深发展。

　　不久，大批英军突破了第二十八号高地西南面德军第十五装甲师的防线。新西兰步兵和强大的装甲群向西挺进，击溃一个意大利团和一个德国装甲兵营，并给德军后勤补给系统猛烈攻击。

　　2日上午，德意军残存部队发动反击，并设法堵住已被撕开4公里宽的缺口，随后展开了一场整个战役中最激烈、最壮观的坦克战。越来越多的德军和意军坦克在大炮和反坦克炮支援下投入战斗，成群的坦克如潮水般肆意泛滥。英军炮兵和沙漠航空队轰炸机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经过两小时激烈战斗，德意军的反击失败。北部战线的严峻局势，迫使隆美尔调集南部意大利“艾里特”装甲师和炮兵部队的大部兵力向北增援。于是，整个南段防线缩短。

　　下午，隆美尔运用全部残存坦克，对英军进攻部队的两翼实施反突击。由于缺乏空中掩护，在英国空军的袭击下，德军损失惨重，大部分坦克被击毁，有生力量只剩下三分之一，坦克只剩35辆。

　　一天之内，德意军消耗弹药450吨，得到的补充只有190吨，不仅是供不及需，而且还由驱逐舰卸在远约500公里以外的图卜鲁克港。

　　当晚，隆美尔获悉英军正在把第二线的装甲部队全部集中在突破口，全力准备作最后的攻击。由于对抵抗完全失去了信心，隆美尔遂决定将部队后撤到阿拉曼以西96公里处的富卡，以免全军覆灭。南线兵力撤回到8月底所占阵地，第九十轻装师、非洲军和意军第十军也开始缓慢西撤。与此同时，隆美尔向希特勒报告了撤退情况。

　　11月3日中午13时30分，希特勒发来电报，制止非洲集团军后撤，要求他们“不成功便成仁”。在希特勒的强制命令下，德意军不得不停止西撤行动重新部署防线，准备同英军决一死战。

　　11月4日晨，德国非洲军同第九十轻装师会合，在特尔曼斯拉构成一道薄弱的环形防线，一直延伸至铁路线以南约16公里处，与意大利第二十装甲军残部连接在一起。南段防线由意军一个师、一个伞兵旅和第十军部队负责防守。

　　上午8时，经过一小时的炮火准备后，英军对德、意军防线发起最后进攻，一举攻破特尔曼斯拉防线，并俘虏非洲军军长冯·托马。意军第二十装甲军也于黄昏时分全军覆没。

　　其间，英军第十三军部队突破南段意军防线，至4日已前进8公里，使德、意军的滨海集团面临被包围的威胁。同日，英军装甲部队抵达其最终目标——战线后方的开阔地。迫于局势，隆美尔于4日下午15时30分断然下令撤退。这样隆美尔率领其部队开始了艰难的撤退，德军将4个意大利师的淡水储备和汽车全部带走。

　　第二天早晨，接到希特勒同意撤退的命令，但为时已晚，富卡防线已无法据守，德军只得继续向西撤去。

　　从11月5日起，英国第八集团军开始展开了对隆美尔军队的追击行动，中午便抵达富卡与德军展开激战。隆美尔原打算在富卡稍做停留，以便等待随后跟进的步兵，可是不久，英军一支强大的迂回纵队迅速向德军的南面侧翼挺进。隆美尔担心被包围，深思熟虑后，当晚便撤向马特鲁。

　　英军继续追击。6日下午开始下暴雨，道路泥泞，英军经受着急风暴雨的吹打，补给、油料未能跟上，妨碍了追击行动。

　　7日一整天，英军三个装甲师均未能继续前进。翌日清晨，英军巡逻队进入马特鲁港后，发现隆美尔已于夜间离开，向西撤往萨卢姆。这样，从1942年11月5日起，英军一路追击退却之德意军，一路收复了埃及、利比亚失地。

　　11月10日，英军占领西迪拜拉尼，第二天占领萨卢姆和拜尔迪耶，20日占领班加西，直至1943年1月23日占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迫使轴心国军队退至利比亚-突尼斯边境。

　　2月16日，隆美尔军队停止撤退，占据突尼斯马雷斯防线，准备在非洲做最后的殊死抵抗。

英军赢得阿拉曼战役

　　阿拉曼之战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一场决定性战役。轴心国部队如果突破英军在埃及的这最后一道防线，就可以长驱直抵苏伊士运河。

　　然而，德意军被图卜鲁克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决定放弃攻占马耳他岛的计划，继续向埃及进军，从而酿成战略决策上的大错。马耳他岛的存在，对轴心国的非洲补给线始终构成威胁，而希特勒重心放在东线，又不肯分兵隆美尔，结果导致德意军兵力兵器数量处于劣势，严重缺乏弹药、油料、粮食和饮水等。

　　应该说，面对强大的英军，隆美尔采取了相对正确的战术——打一场阵地战，尤其是大面积的布雷区，在战役初期有效地迟滞了英军的进攻。但是，这并没有挽回残局，隆美尔因补给不足，部队丧失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最终被英军击败。轴心国夺取北非的企图也随之破灭。

　　面对严峻的北非战局，英军全力以赴，投入一切人力、物力抵抗德意军进攻，首先从物质上保障了战役的胜利。在整个战役过程中，英军充分发挥海、空军优势，制空权和制海权，阻挠、破坏并封锁了德军的后勤补给，同时保证了己方补给线畅通无阻。尤其是英军的空中优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时，轰炸机一天出击多达800架次，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低空攻击机出击2500架次，空军近距离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技能也得到长足的进展。反之，德军的俯冲轰炸机一天最多出击60架次，战斗机最多100架次。

　　英军战斗车辆的作战性能也大大超过德军。如英军首次使用的美国M4型“谢尔曼”中型坦克，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在兵力兵器方面占据优势，英军可以在主攻方向上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器支援步兵作战，数以千计的火炮攻击和强大的轰炸机波的空中攻击，使步兵能较顺利地突破和攻占德军的防御阵地。此外，英军在作战中采取的欺骗措施和“超级机密”提供的可靠情报，也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阿拉曼战役大大削弱了德意非洲集团军实力。隆美尔率残部逃离阿拉曼时，仅剩36辆坦克，而意大利的4个师全部被歼。德意军共计死亡20000人，被俘30000多人，损失火炮1000多门、坦克450辆。英国第八集团军伤亡13500人，损失火炮100余门，坦克500辆。德意军在阿拉曼的失败，导致希特勒的钳形攻势的彻底破产，使德意丧失了非洲战场的战略主动权。英军按预定计划，将德意军逐出利比亚、埃及，取得了这场战役的全面胜利，它宣告了轴心国企图占领北非、建立地中海帝国愿望的破灭，对北非的形势，乃至整个地中海战区的形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此，阿拉曼战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非洲战场的转折点。

突尼斯战役

盟军制订“火炬”计划

　　在阿拉曼战役中，英军突击部队未能一鼓作气全歼德意部队，使大部分轴心国残余部队撤走，同数十万兵力共同退守突尼斯防线，负隅顽抗。1942年8月14日，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发布作战指令，正式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国远征军总司令，克拉克少将任副总司令，史密斯任参谋长。

　　九月下旬，美英两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伦敦确定了实施“火炬”作战计划的细节，决定两国军队于11月8日在法属北非的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实施登陆占领沿海主要港口，然后由阿尔及尔登陆部队向东抢占突尼斯，再待机与北非的英军协同作战，消灭在北非的德意部队。

　　在决定进攻时间方面，考虑到从初秋开始天气将不断恶化，而且还要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三个地点同时登陆，因此，盟军认为一切都要尽早地做好准备，不失时机地发动进攻，即便海、陆、空部队达不到所期望的实力也没有关系。

　　1942年9月22日，丘吉尔主持的、有艾森豪威尔参加的三军参谋长会议做出最后决定：“火炬”行动发起日期定在11月8日。

　　基于最坏的打算，计划除了规定派遣大批部队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登陆以外，还规定从美国派遣一支战略轰炸机部队，袭击集结在西班牙基地的轴心国空军部队。此外，东部特混舰队的英国指挥官建议立即空降占领波尼、突尼斯和比塞大的机场，认为这是防止德军空运部队抢先抵达突尼斯的唯一办法。

　　但是，这个建议被计划制订人员拒绝了。他们倾向于夺取奥兰的大型机场，想以此作为抵抗轴心国军队通过西班牙进入北非的基地。结果，“火炬”计划开始后，德军空降部队抢先进入突尼斯，限制了盟军在非洲的进一步行动，同时也为盟军的迅速进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为执行“火炬”计划，盟军动用了13个师，以及300艘战斗舰艇和370艘运输舰，编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特混舰队。

　　东部特混舰队，由英国皇家海军载运英军23000人、美军10000人，从英国出发前往阿尔及尔；中部特混舰队，在英国海军的支援下，从英国运送39000名美军部队攻占奥兰；西部特混舰队，将直接从美国本土运送35000人，攻占卡萨布兰卡。夺取上述港口后，后续运输船队将源源不断地运送增援部队和补给品，直至战役完全结束为止。

　　根据统一指挥原则，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负责指挥“火炬”作战的所有兵力。英国坎宁安海军上将任盟军海军总司令。战役的航空兵保障分别由英国东部空军司令部和西部空军司令部负责，共计1700架飞机。

　　首批登陆部队为6个加强师，约11万人。根据战役计划，上述兵力于11月8日凌晨在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地区同时登陆。然后，从阿尔及尔上陆的英国第一集团军即直驱突尼斯，一定要抢在轴心国派兵增援之前，夺取整个法属北非。

　　北非登陆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盟军陆、海军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驻守北非的法军将采取何种行动。

　　至1942年11月，法国维希政府驻北非军队拥有500架飞机和14个师20万人。别小看了这些部队兵力和装备，在训练有素的前提下足够给盟军以致命的打击。另外，在法国土伦和北非各港口还有法国舰队的大量兵力。一旦法军坚定立场在政治上保证独立，并且决心抵抗到底，他们就完全可能阻止盟军登陆。于是，美国积极采取政治攻势，争取让法军归附同盟国。罗斯福政府不顾公众压力，拒绝与维希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美驻法国大使莱希海军上将的主要使命，是使法国反对德国控制法属北非的态度强硬起来。

　　在预定登陆开始之前两周，盟军副总司令克拉克少将乘潜艇前往北非，在阿尔及尔附近同美国领事馆总领事墨菲和亲同盟国的法国指挥官进行了秘密会晤。克拉克要求他们在战斗开始时尽力挫败任何抗登陆计划，确保登陆计划的顺利实施。

　　这些法国人的友好行动为盟军的登陆，特别是在阿尔及尔的登陆创造了一定条件，这次秘密会晤是成功的。登陆前夕，盟军还把法国著名的高级军官吉罗将军接到直布罗陀，准备利用他的威望号召北非法军与盟军合作。然而，预先争取那些操纵海岸炮的法国海军人员的工作却没有成功。

英美占领阿尔及利亚

　　根据作战计划，1942年10月22日、26日，东部、中部特混舰队分别自英国起航。

　　11月5日晚，两支舰队同时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先向东航进，进入地中海。意大利海军司令部发现了同盟国的这一大规模运输行动，并判断盟军的目标必定是阿尔及利亚。

　　但德国人否定了意大利人的判断。在这个判断上，两国产生了分歧，也预示着同盟军大规模运输行动的成功。在不敢断定的情况下，希特勒下令加强地中海的军事力量，并通知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做好执行占领法国南部的“阿提拉”计划的准备工作。于是，轴心国的潜艇、水面舰艇和飞机都集中在西西里海峡，而对同盟国的运输舰队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东进的盟军舰队于7日晚驶至预定登陆地域北部时，趁夜突然转向南航行，直扑登陆地点，从而达成战役的突然性局势。东部特混舰队33000人在英国皇家海军少将哈罗德·巴勒的指挥下，于8日凌晨1时开始在阿尔及尔及其东西两面，将英美部队送上岸。

　　担任登陆部队指挥官的是美国查尔斯·赖德少将。在西面，英军顺利占领滩头；在东面，载运美军的船只被意外的浪潮冲离海岸数公里，在黑暗中造成了一些混乱。但天亮后，也很快控制了局势。

　　由于美国人事先做了安排，盟军登陆时只有法军象征性抵抗。他们上陆后迅速向内陆目标推进。许多法国部队，包括两个重要机场的守卫部队，都不加抵抗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两艘英国驱逐舰“布罗克”号和“马尔科姆”号悬挂美国国旗，载着一个营的美国步兵，试图夺取阿尔及尔港口，却遭到法军的猛烈抵抗。

　　最初，在黑暗和陌生的水域中，驱逐舰没能顺利找到通往港口的狭窄入口，后来，这两艘驱逐舰刚一驶近入口，就遭到猛烈的炮轰。

　　“马尔科姆”号受重创后撤出战斗，而“布罗克”号也经过4次的奋力拼搏，才冲过交叉火网，靠上码头。将运载的部队送上岸。在火炮的轰击下，“布罗克”号受创后设法撤离，同时登陆部队则遭到火力压制，陷入法军的包围之中暂时进入了僵持状态。

　　11月8日18时40分，法军下达了一道口头停战命令。20时，美军正式接管了阿尔及尔。两天后，达尔朗在贝当元帅的秘密认可下，向北非的所有法军下达了停火命令。

　　中部特混舰队39000人由英国皇家海军准将托马斯·特鲁布里奇指挥，于8日凌晨1时30分，在奥兰以东的阿尔泽湾和西面的安达鲁斯实施登陆。

　　登陆部队为美军，指挥官是美军弗雷登德尔少将。英国陆军没有参加在奥兰的登陆作战，原因是英国曾在1940年7月对奥兰附近的米尔斯克比尔的法国舰队实施过攻击，曾极大地激怒过法国人。

　　为保证这次登陆成功，盟军司令部调派了当时美军中训练最有素的部队——第一步兵师全部和第一装甲师的一半兵力。

　　登陆兵出其不意地登上海滩，并顺利向预定目标前进，完好无损地缴获了法国的4艘小型舰艇和13架装满燃料和鱼雷的水上飞机。阿尔泽港的守军只进行了一些零星无效的抵抗。

　　在奥兰以西登陆的部队也未遇到抵抗，顺利上岸为主攻赢得了时间。这些装甲部队抢在主攻开始之前，占领了一个重要的机场和一个至关重要的公路交叉点。

　　然而，不容乐观的是，美军在向奥兰城和港口实施正面突击的过程中，遭到法军的猛烈抵抗。为攻占奥兰港，两艘英国快艇“华尔纳”号和“哈兰特”号载着400名美军突击队员，在海滩实施首次突击后的两小时突入奥兰港，遭到港口守备部队的登陆部队为美军，指挥官是美军弗雷登德尔少将。英国陆军没有参加在奥兰的登陆作战，原因是英国曾在1940年7月对奥兰附近的米尔斯克比尔的法抗击，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正在这危难之际，“华尔纳”号一马当先，强行通过一条封锁港口入口的铁索链，再度遭到两艘法国驱逐舰和一艘鱼雷艇的近距离射击。

　　“华尔纳”号中弹爆炸沉没，艇上70％的艇员和搭载的部队也随艇沉没。尾随其后的“哈兰特”号在企图绕过码头时，受到一艘法国驱逐舰的炮击。快艇动力系统失灵，爆炸起火，艇上一半人伤亡。最后，乘员弃艇，全部幸存者被俘。

　　在此次突击中，美军损失惨重。

　　上午9时前后，美军按计划从各滩头堡开始向奥兰城进军。但是，来自阿尔泽和安达鲁斯的两支实施向北攻击的美军步兵，在逼近奥兰时遇到抵抗，前进受阻。战斗持续到10日晨。

　　此时，法军已获悉双方在阿尔及尔进行停战谈判，抵抗意志受到严重动摇。美军装甲部队乘隙兵分三路对奥兰城发动最后攻势，步兵从东、西两面进攻，两支轻装甲纵队从南面直驱城区内。到至中午，法军宣布投降。在东部和中部舰队取得成功后，西部特混舰队也开始了它的航程。

　　美国海军少将休伊特指挥的西部特混舰队全部由美国海、陆军组成。该舰队自10月23日起，分批自美国本土汉普顿起航。为欺骗轴心国，北路突击舰群和南路突击舰群向南航行，次日，中路突击舰群也离开锚地，向东北航行，假装驶往英国，航渡中各舰群依次会合，频繁改变航向，以减小目标迷惑对方取得一定的成果。

　　至11月7日，南路突击舰群调头南下，直取萨菲港，准备从这里输送6500名部队和90辆中、轻型坦克登陆，以便从南面逼近卡萨布兰卡；中路突击舰群前往费达拉港，准备在此处输送19500名部队和77辆轻型坦克登陆，向北面突击卡萨布兰卡；北路突击舰群驶向麦赫迪耶，输送9000名部队和65辆轻型坦克登陆，以夺取利奥特港附近的飞机场。

　　为了同时支援三个地方的登陆，航空母舰支援群分为三组：一艘护航航空母舰前往萨菲，两艘护航航空母舰前往麦赫迪耶，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护航航空母舰驶往彼此相距24公里的费达拉和卡萨布兰卡。

　　西部特混舰队于8日拂晓前抵达摩洛哥海岸。由于在夜间行驶，并且航程较远，所以登陆时间推迟了3小时。

　　8日晨5时，美军第一波舰艇开始向海滩迅速前进，接着，每隔5至10分钟，第二、第三波舰艇随即跟上。

　　登陆艇开足马力，马达声引起海岸法军炮兵连的注意，他们打开探照灯进行搜索。美军再次发生混乱，部分登陆艇触礁或搁浅，一些士兵落入海中。

　　至黎明时分，计3500人登陆上岸。在负责费达拉登陆的乔纳森·安德森少将的指挥下，第一梯队向前推进，并夺取了费拉达城。但滩头阵地翼侧的岸炮连依然掌握在法国人手里，并在早晨6时突然向登陆部队和驱逐舰开火，法国战斗机也向航空母舰上的美军飞机发动攻击。

　　美军虽面临险境，却从容不迫，立即采取反击行动，给法军以有力回击。战斗于中午前结束，美舰无一遭受重创，而法舰除一艘外，全部受到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在卡萨布兰卡西南海路150海里处，南路突击舰群在萨菲取得很大进展。突击形势很乐观。盟军克服了浪高潮大、缺乏经验的困难，按原定计划实施了登陆突击。

　　当天下午，美军已夺取了登陆突击的全部目标，只损失一艘登陆艇。之后，部队便全速向卡萨布兰卡推进。北路突击舰群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利奥特港飞机场，从护航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个战斗机大队将从该机场起飞作战，以便为从直布罗陀起飞实施下一步作战的轰炸机提供掩护。

　　同在费达拉一样，部队上岸也出现延误和混乱，到达预定登陆海滩的部队既少而且零散，错过了尽早夺取卡斯巴和附近岸炮阵地的最佳时机。

　　不久，登陆部队便遭到法军的强烈反击。最终，登陆的部队损失尽半。

　　11月10日，形势好转，登陆部队于凌晨突破法军防线，进抵机场附近。不久，陆军航空兵便开始利用利奥特港机场。当天下午，当地法军最高指挥官要求停火。

　　11月9日起，各路登陆部队开始向卡萨布兰卡进军，次日，对该城形成了包围之势。美军计划于11日晨从陆上、海上和空中实施全面进攻。在发动攻击之前，摩洛哥总督便宣布投降，美军没有使用一兵一卒，遂占领卡萨布兰卡。

　　盟军至11月中旬占领整个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后，随即向突尼斯推进。

同盟国赢得北非战役

　　尽管意大利人一直担心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但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盟军不会在的黎波里或西西里岛登陆，更不可能进攻法属北非，盟军大批船队不过是要增援并补给马耳他岛。

　　结果，盟军的行动完全出乎德国人的预料，德国人“甚至连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点。直至最后一天，我们还认为他们肯定会穿过西西里海峡……后来，他们突然回头驶向北非海岸”。德国人终于看清了盟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北非危在旦夕。

　　北非落入盟军之手后，轴心国在非洲只剩下最后一块地盘——与欧洲遥遥相望的突尼斯。鉴于突尼斯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性，轴心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扼守突尼斯，并制定了西地中海战略的新规划，那就是要占领整个法国，在科西嘉岛登陆，并在突尼斯建立一个桥头堡。

　　盟军登陆的当天中午，纳粹德国强迫维希法国政府接受了它的建议：从西西里和撒丁岛提供空中支援，用来阻止在北非登陆的盟军，并予以有力回击。由此，法国在突尼斯的机场全部对德国飞机开放。

　　1942年11月9日，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向突尼斯空投第五伞兵团及其他分队，抢在盟军之前占领了突尼斯城的欧韦奈机场。第二天，占领突尼斯的西迪艾哈迈德机场。11月11日晨，德军又执行“阿提拉”计划，占领了法国的未沦陷区。同日，两个意大利师分别由撒丁岛和本土出发，在科西嘉岛登陆。

　　11月27日，德军为夺取法国军舰，进攻法国南部的港口土伦。在土伦法国舰队司令德拉博德海军上将的命令下，土伦法国海军将其舰队的70余艘军舰以及60余艘运输舰、油船等凿沉。土伦法军被解除武装。

　　盟军占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获得重要的后方基地之后，迅速向突尼斯挺进。

　　11月15日，北非登陆部队英国第一集团军在安德森中将的指挥下，追击德军进入突尼斯境内，占领突尼斯市西北部海岸城市泰拜尔盖。

　　17日，在比塞大以西50公里处，盟军与德军首次在突尼斯展开激战。德军15000人的快速增援部队和大量飞机，挫败了英美联军迅速夺取突尼斯和比塞大的企图。至年底，盟军被迫撤至迈杰兹巴卜一线。

　　1943年春，由于暴雨不断，道路泥泞不堪，给行军造成了很大困难，盟军暂停在突尼斯的攻势。与此同时，蒙哥马利指挥的第八集团军也因等待补给而推迟了向突尼斯的挺进。

　　轴心国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乘机向非洲增派兵力，并规定突尼斯轴心国军队司令阿尼姆上将的首要任务是，保证隆美尔军队的前进道路畅通，不受牵制，进而两军协同作战，共同守住突尼斯这个战略重地。至1943年2月初，轴心国集结在突尼斯的兵力总数约10万人，其中德军74000人，编成德意非洲集团军群，下辖德军第五装甲集团军和意大利第一集团军，共17个师，另两个旅。

　　轴心国军队的防区是以160公里长的一连串防卫哨所连接起来的一个总桥头堡。它由包括突尼斯和比塞大在内的两个环形阵地构成，从比塞大以西约32公里的海岸延伸到东海岸的昂菲达维林，分为北、中、南3个防区，各由一个师防守。防守该桥头堡的德意兵力最后增至25万人以上。

　　1943年年初，根据卡萨布兰卡会议同盟国作出的攻占突尼斯领土、结束非洲战役的决定，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军地中海最高统帅部司令，英国亚历山大将军任副总司令，负责地面作战指挥；英国空军中将特德任地中海战区盟军空军总司令；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任地中海盟军海军总司令。

　　4位将军会集在此，各施策略，展露拳脚，使突尼斯之战更具精彩性。

　　参加突尼斯战役的盟军兵力是第十八集团军群，亚历山大将军兼任司令，下辖英国第一、第八集团军和美国第二军，共18个师，另两个旅。由盟国地中海舰队及3000余架作战飞机支援作战。

　　战役计划是：

　　英国第八集团军在滨海方向上沿马雷斯—加贝斯公路实施主要突击，并积极配合美军第二军歼灭意大利第一集团军的基本兵力；尔后全部盟军迅速向突尼斯市发动进攻。同时美第二军向米克纳西和加贝斯湾方向实施辅助突击，转向意第一集团军后方并切断其退路，再予以歼灭。

　　1943年2月，隆美尔军队在英国第八集团军的穷追猛打下，退守至突尼斯的马雷斯防线。第八集团军则开抵马雷斯以南数公里的梅德宁占领阵地。德军趁英军尚未立稳脚跟，于2月14日在卡塞林隘口打败美国第二军的部队。

　　然后，3月6至7日又乘机袭击了梅德宁的英国第八集团军，结果反被早有准备的英军打败，损失52辆坦克，被迫撤回防线。

　　1943年3月中旬，盟军重新调整部署恢复在突尼斯的攻势。根据亚历山大司令的仅做有限进攻、以转移英第八集团军面对德意军的命令，3月17日，美军第二军（新任军长巴顿将军，后为布莱德雷将军）在航空火力和炮火准备之后转入进攻。经过几天的奋战，20日，顺利突入米克纳西地区，成功地牵制了德军第十装甲师。同日夜，英国第八集团军开始进攻突尼斯南面的门户——马雷斯防线，以便歼灭意大利第一集团军，同英国第一集团军会合。

　　马雷斯防线是驻突尼斯的法国军队于20世纪30年代末修建的防御工事。它东翼临海，西翼坐落在迈特马泰山，与沙漠地遥遥相望，全长32公里，由几十个孤立的小地堡和一些坚固筑垒阵地构成。

　　坚固的防御工事给英军进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防守马雷斯防线的意大利第一集团军拥有6个师，约80000人。德军第十五装甲师为预备队，拥有坦克150辆、火炮680门。

　　英国第八集团军进攻部队由3个军组成，辖6个师，另8个装甲旅，有坦克610辆、火炮1410门及22个空军中队支援作战。并实施了强有力的作战计划，第三十军以3个步兵师对防线东翼采取正面进攻策略，在近海地区突破防线。此后，第十装甲军通过缺口实施突击。与此同时，新西兰军从西翼迂回迈特马泰山发动袭击，对守军后方造成威胁并牵制其后备力量。

　　3月20日晚，英军右翼第三十军在靠近海岸的狭窄沼泽地区首先发起强攻，但并没有取得很大突破，仅在对方防线打开一个很浅的缺口。

　　次日夜，得到增援后，英军重新发动进攻，桥头堡稍有扩大。由于反坦克炮受沼泽地及地雷阻滞，未能跟进，英军前沿步兵阵地在没有充分支援的情况下被德军的反击所摧毁。战斗开始两天后，英军正面进攻失败，撤回出发阵地。

　　鉴于初战失利，蒙哥马利对原计划做了相应调整，将作战重点移到内陆侧翼。为此，英军第十军司令部及第一装甲师于23日夜穿越沙漠去增援受阻于普卢姆山峡的新西兰军。同时，印度第四师从梅德宁向内陆侧面挺进，加强对德意军侧翼的威胁，并开辟另一条冲击线。

　　在增援部队到达后，英军左翼即于26日下午16时在空中轰炸机的掩护下发起闪电攻击。德、意军试图调动其预备部队阻挡英军左翼的猛烈进攻，但为时已晚。在被合围的威胁下，守军被迫向北撤往瓦迪阿卡里特。3月28日上午9时，英军完全占领马雷斯防线，通往突尼斯的道路遂被打通。4月7日，英国第八集团军开始进攻退守瓦迪阿卡里特防区的意大利第一集团军，并于同日与美国第二军先头部队会师，将德意军重重包围。轴心国军队选择了放弃阵地继续北撤。

　　4月13日，意大利第一集团军撤至轴心国在突尼斯的最后一道防线昂菲达维尔-蓬德法斯一线。至此，德、意非洲集团军群在突尼斯东北部只保留一个南北长130公里、东西宽60公里的桥头阵地。次日，英军第八集团军开抵昂菲达维尔防线。4月20日，盟军在突尼斯展开非洲战役最后阶段的进攻，从南面和西面向突尼斯和比塞大方向同时实施突击，占领了重要据点。

　　5月6日，英国第一集团军在强大的航空兵火力支援下，在突尼斯西线对德国第五装甲集团军发动决定性进攻，突破德军防线，将其残部分割为两部。7日，盟军占领突尼斯市和比塞大，此后，继续向海边进军。轴心国部队被迫撤退，因受到同盟国海军的海上封锁，德意军面临进退两难的境界，无力防御。

　　5月12日，盟军彻底歼灭轴心国残余部队，德意军总司令阿尼姆被俘。13日晨，意大利第一集团军投降，长达3年的北非作战全部结束。

　　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轴心国在非洲战场总计损失95万人，损失舰艇240万吨、飞机8000架、火炮6200门、坦克2500辆、车辆70000辆。

　　同盟国伤亡约26万人，其中英军22万人、法军20000人、美军19000人。

　　同盟国占领北非，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为尔后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非护航战役

英军发动两栖突击作战

　　马达加斯加岛位于印度洋西部，隔莫桑比克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由于其战略位置的重要，马达加斯加岛变得异常不平静，该岛的归属关系到英军北非作战的补给问题。

　　英国为保证其北非作战的胜利，为它在埃及的部队提供补给，开辟了3条交通线：一条是快速护航船队绕道非洲的海运线，全程长达11600余海里，蜿蜒曲折，形成了独特的战场风景；另一条是穿越中非，从塔科腊迪越过尼日利亚和法属赤道非洲到埃及的空运航线；还有一条是通过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的航线，尽管它航程较短，但由于易遭受敌人的攻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用。

　　北非轴心国地面部队的补给基地在意大利，向北非运送一次物资只需3天时间，省时省力，能及时有效地对前线部队进行补给。而英国的主要海上运输却不得不绕道好望角，经马达加斯加岛抵达北非，每次航行需3个月。

　　和北非轴心国相比，英国的航程虽远，却安全可靠不会有不必要的损失。1942年4月下半月至11月，从英国运抵印度洋各港口的兵员达33．7万人，其中运到中东的约20万人。

　　自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发动攻势以来，英国一直担心轴心国会在马达加斯加的迭戈-苏瓦雷斯兴建基地。因为从这个基地上，德国或日本的海、空军不仅可以威胁印度和南非，而且还可以打击驶往埃及的英国运输船队，所以英国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马达加斯加是法国的殖民地，但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对维希政府持保守中立态度，尤其在法国将法属印度支那转让给日本之后，英国对维希政府更是失去了信任。

　　为防止马达加斯加落入日本控制之下，英国决定对它发动一次两栖突击，占领迭戈-苏瓦雷斯港，行动代号为“铁甲舰”。

　　执行“铁甲舰”作战计划的舰艇包括“光辉号”和“无敌号”两艘航空母舰、“拉米伊号”战列舰、两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大批扫雷艇和驱潜快艇，以及15艘载运陆军的运输舰和攻击舰。

　　1942年5月5日，英军第一批部队第二十九旅开始在马达加斯加岛东北部的科雷尔湾实施登陆。维希法国守军为4900多人，其中法国人800名。

　　英军很快突破其抵抗，登陆后迅速占领唯一可以向海面发射的炮台，并向东推进，下午16时即占领迭戈-苏瓦雷斯城。第二批部队第十七旅在安巴拉拉塔湾以南登陆，向东部安齐拉纳推进。第二十九旅先头部队在安齐拉纳以南3公里处受阻。

　　5月6日晚20时，在第十七旅的增援下，第二十九旅发起最后一次突击并获得成功。与此同时，英国海军陆战队在法国守军后部实施突袭登陆。

　　5月7日，法军缴械投降。英军占领迭戈-苏瓦雷斯和安齐拉纳，全部伤亡不到400人。法国海军损失大部，其中包括3艘潜艇。

　　4个月后，英军再次登陆马达加斯加，占领其西岸港口，完全控制了该岛，“铁甲舰”行动取得圆满成功。

　　其间，英国第八集团军已将隆美尔军队遏制在阿拉曼阵地前，并根据英国首相及内阁的指示，对部队进行补充和整训，以迎击德军即将对阿拉曼的进攻，并全力以赴准备最后的大规模反攻，消灭德意军的有生力量，配合盟军的北非登陆行动。

　　随着好望角航线的危险被消除，英国对中东的增援迅速得到加强，大批物资、兵力源源不断地运往北非的运输线畅通无阻，加速了北非作战的胜利进程。

英政府实施护航战役

　　马耳他岛位于地中海的中心，是同盟国舰船往返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的一个中间停靠站，位置相当重要。同时，由于它横跨意大利至利比亚的航线而成为有力打击轴心国海运的坚固堡垒，被称为通向北非的“喉咙”。

　　盟军驻马耳他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迫使德、意运输船只不得不绕道航行，增加了德意运输的难度，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德意向北非实施运输的能力，也削弱了前线的战斗力。

　　作为英国舰队基地的马耳他，能够威胁意大利和德国的运输船队，迫使意大利舰队投入大量的护航兵力，而且被迫在缺乏空中支援的情况下作战。

　　当马耳他岛上的力量强大时，前往北非的轴心国的运输船有将近五分之二被击沉；当该岛力量薄弱时，轴心国便有95％以上的运输船安全驶抵目的地。

　　因此，轴心国一直将马耳他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对其实施打击，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12月，希特勒给地中海战区德军下达指令，规定1942年的任务是：

　　取得意大利南部到北非之间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并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以保证通向利比亚和昔兰尼加海路的安全，尤其要不惜代价压制马耳他。切断敌人经过地中海的交通线以及英国从图卜鲁克和马耳他实施的补给。

　　该指令同时任命凯塞林元帅为德军南线总司令。此外，德军统帅部将第二航空队派往西西里，旨在协同意大利舰队作战，加强对马耳他岛的攻击，对其实施海、空封锁，想以此击垮马其他岛。

　　1942年上半年，德军对马耳他岛实施了一系列狂轰滥炸，摧毁了岛上大量英军作战飞机。

　　5月中旬，凯塞林认为，他已完成了摧毁马耳他防御的任务，遂将第二航空队的部分部队调往东线。放松了对该岛的封锁，英国趁机加强该岛的空、海军兵力。

　　与此同时，美国航空兵也陆续投入地中海作战。

　　5月底，盟军再次在整个地中海建立了空中基地，恢复先前的战斗力和防御力。尤其是在马耳他岛，从4月19日至6月5日，航空母舰给岛上一共运送了178架战斗机。更为重要的是，调往马耳他的新型鱼雷机具有更大的作战半径——从1939年的100海里达到1942年的400海里，超越了整个地中海的范围。

　　因此，轴心国的运输船即使采取最远的迂回航线，也难以逃脱英国飞机的攻击，甚至连拜尔迪耶、图卜鲁克和马特鲁港内的轴心国舰船也难逃脱被攻击的命运。

　　轴心国实际上已不可能保护船队免遭英国飞机的袭击。凯塞林只好集中力量轰炸该岛的机场。

　　在一次轰炸中，德机共投掷700吨炸弹，摧毁地面的17架飞机。但是，德国轰炸机同时也遭到英国战斗机的有力反击，损失飞机65架，而英军仅损失36架“喷火”式战斗机。

　　德国轰炸机不得不实行打了就跑的战术，才能维持原有的实力。6月中下旬，轴心国在北非取得胜利之后犹豫不决，终于放弃占领马耳他岛的“大力神”计划。7月初，英军统帅部决定将四五月间被迫撤离马耳他岛的潜艇重新派回，恢复该岛的进攻基地的作用。7月20日，第一艘潜艇抵达马耳他。潜艇部队的作用很快便显露出来；8月，共击沉7艘轴心国运输船，总吨位达4万余吨。至9月，马耳他已完全恢复了作为水面战舰、潜艇和战斗机基地的作用。自从1942年6月英国开往马耳他的两支护航船队被击溃以后，英国没有再进行例行的护航战役。高射炮弹和航空汽油等重要物资，是由快速水面舰艇和潜艇运往马耳他的。

　　然而，守军面临的食物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从3月至8月只有两艘受创的补给船开到马耳他，补给的物资远远不够。岛上尤其缺乏面粉和弹药，假如得不到及时足够的补给，英国守军很难坚守下去。

　　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在8月中旬再进行一次护航战役，派一支庞大的运输船队去马耳他，行动代号为“基石”。

　　英军统帅部深知，只要昔兰尼加控制在轴心国手中，船队从东部进入马耳他岛是绝对不可能的，6月的“精力旺盛”护航战役已证明了这一点。英国船队必须集中力量从直布罗陀打开一条通路。

　　为此，英国集结了一支包括现代化巡洋舰和强大的驱逐舰在内的庞大的护航队，用以对付意大利战舰。同时，英国和埃及大力加强马耳他岛的空军力量，以支援“基石”行动，希望可以取得成功。

　　8月10日晨，14艘货船从直布罗陀起航，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向马耳他方向航行。

　　为船队护航的军队有，载有72架战斗机的3艘航空母舰，第四艘航空母舰“暴怒号”载有运往马耳他的战斗机；护航舰队还包括2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24艘驱逐舰、8艘潜艇和20余艘小型舰船。

　　这支护航力量堪称是整个战争中最强的，也足以看出英国对这次行动的重视程度。

　　1942年8月5日，意大利海军总部便从无线电截听中获悉，英军准备在西地中海进行一次重大活动。

　　8日至10日晚，轴心国进一步获悉，一支庞大的船队分作若干群正在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向东航行。根据这一重要信息，德意军统帅部即着手部署兵力，想阻止此次航行。

　　由于缺乏燃料而无法使用战列舰，德意军遂派出大批空军和21艘潜艇，以及巡洋舰、驱逐舰和鱼雷艇，在英国船队的前进路上设置了5道阻击线，旨在迫使英国船队分散，然后由强大的意大利巡洋舰部队将其歼灭。一场激烈的海上作战即将拉开帷幕。

　　1942年8月11日，37架英飞机从航空母舰“暴怒号”起飞，前往马耳他岛，航空母舰则返航直布罗陀。途中该航母遭到意潜艇“达加布尔号”的袭击，英护航驱逐舰立即反击，击沉“达加布尔号”。日落时德意飞机开始猛烈轰炸，潜艇也展开攻势，但没有给英国船队造成任何损失。

　　8月12日上午，英国船队通过撒丁岛以南之际，德意空军又发起攻击，重创航空母舰“无敌号”，几艘运输船受重伤，一艘驱逐舰被德鱼雷攻击机击沉。当晚，护送船队的主要舰只返航直布罗陀，运输船队由4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护航，继续向马耳他前进。此时，除一艘货船受伤掉队外，其余均整列航行。

　　可是，在由6艘意大利潜艇组成的邦角区域的封锁线上，英船队受到巨大的挫折。防空巡洋舰“开罗号”和4艘运输船被击沉，巡洋舰“尼日利亚号”受重创。这两艘巡洋舰是作战护航的两个控制中心，它们的损失在船队中造成巨大的混乱。在德意轰炸机和鱼雷机的联合攻击下，巡洋舰“曼彻斯特号”、一艘油轮和两艘运输船在班泰雷利亚岛海域被击沉。

　　8月13日上午，德国轰炸机再次轰炸英船队，击沉两艘弹药船。后在来自马耳他的战斗机的保护下，剩余船只才逃脱了被消灭的命运。

　　13日晚，五艘运输船运载32000吨货物终于抵达马耳他，其中一艘油轮运来了岛上空军急需的燃料。在这次护航行动中，英国船队及其护航舰艇总共被击沉1艘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9艘运输船。轴心国损失约60架飞机、1艘潜艇，另有2艘巡洋舰受重创，但仍没有成功地阻截运输行动。

　　从总体看，英国海军由于未得到空军的有效支援，即便在海军力量处于优势的情况下也未能击退轴心国的空中突击，在战术上是一次失败。

　　然而，意大利战列舰舰队在战争中第一次不能投入战斗，其战略上的含义要深远得多。这表明轴心国军队在走向衰败，“基石”护航战役实际上是意大利海军的挽歌。而同盟国则依靠其强大的经济潜力和雄厚的物质基础，逐渐壮大自己的实力。至1942年秋季，同盟国根本扭转了地中海的战略形势，把主动权牢牢抓在手里。

同盟国打击北非补给线

　　为了夺取地中海的制海权和破坏轴心国的海上运输，同盟国开始向地中海区域调集庞大的海空军兵力。

　　至1942年10月，英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迅速增长，其舰艇比半年前增加近一倍，总数达114艘，其中战列舰3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63艘、潜艇30艘。

　　而意大利的舰艇仅增加10艘，共计78艘，各类舰艇比半年前只增加两三艘。此时，英国的兵力占有绝对的优势。

　　美国航空兵介入地中海战区，使英国能够充分利用航空母舰的战斗机支援海上作战，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并为马耳他岛运送飞机。

　　1942年10月11日，德意空军再次对马耳他岛发起猛烈攻势，企图一举消灭该岛的空军力量。但由于同盟国强有力的补充，岛上空军力量大大加强，轴心国不得不于一周后放弃了这一企图。

　　这时，德国海军的基本兵力已集中在大西洋和北极圈区域，困难地对付同盟国的护航运输船队。在地中海战区，德军只留下15艘潜艇。1943年1月后，潜艇继续减少，轴心国主要依靠加强空军与同盟国对峙。

　　但是，由于德国必须兼顾大西洋及东线战事，同盟国在地中海战区的空军增长速度要大大超过对方，至1943年年初，盟军飞机已达3000架，轴心国仅有1700余架。

　　这样，随着马耳他岛海空军战斗力的逐步恢复，该战区同盟国空军不断增强和德意军不断削弱，轴心国的航运损失急剧上升，10月的损失率已达44％。运给隆美尔的32000吨的补给品，只运到20000吨；对隆美尔军队至关重要的油料，装载上船10000吨。但仅有4000吨抵达北非。

　　德意非洲集团军处于弹尽粮绝、油料匮乏的困境，而英国第八集团军则得到充足的兵力、装备及物资补给。在两军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英军向北非德意军发动了阿拉曼战役。

　　10月26日，隆美尔寄予极大希望的一支运载汽油和弹药的护航船队被盟军海空军消灭。战役刚刚开始三天，这对非洲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其后非洲军再没有得到充分的补给。没有汽油，隆美尔便无法有效利用装甲部队实施他所擅长的装甲机动战。他不得不多次放弃反击，距失败越来越近。

　　就在蒙哥马利率部向西追击隆美尔溃军之际，盟军于11月8日出其不意地实施北非“火炬”登陆战役，获得成功，再度挫败了轴心国的士气。

　　11月11日，希特勒下令：

　　抢在敌军从阿尔及尔进入突尼斯之前建立突尼斯桥头堡。

　　三个德国师和两个意大利师奉命担负此项任务。为这些部队提供后勤补给的重担，理所当然地落在已经不堪重负的意大利海军肩上，此时的意大利海军也只有恪尽职守，尽力而为。

　　在此之前，意大利海军总部曾向其最高统帅部说明，由于盟军海军力量的急剧增强，除了已在进行中的对利比亚的补给外，意海军再不能承担任何大规模的海上支援活动了。

　　鉴于盟军突然登陆北非，突尼斯岌岌可危，意海军便建议放弃对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船运补给，全力增援突尼斯守军。因为突尼斯对轴心国具有更大的战略价值，它是地中海的门户，也是未来向非洲发动反攻的桥头堡。

　　可是希特勒却坚决不允许利比亚的隆美尔军队实行战略撤退。这样，意海军便被迫承担它力所不及的任务——同时为的黎波里塔尼亚和突尼斯两个地区提供补给。

　　1942年11月12日下午，第一支意大利船队顺利抵达突尼斯比塞大港。该船队由两艘运输舰和5艘驱逐舰编成，装载1000名意军和1800吨的军事装备。

　　为了保障补给的成功，意海军立即在突尼斯设立指挥部，由此开始了海上补给战的最后阶段。

　　在盟军主力尚未进入突尼斯之前，英军仍致力于对利比亚提供补给之机，意海军在11月为先行空运抵达突尼斯的5个师运去的油料、坦克、火炮等补给品达30000余吨，另运去部队13000余人。德意军依靠这些兵员、装备的增援，彻底粉碎了盟军企图迅速夺取突尼斯和比塞大港的作战意图。

　　与此同时，德意潜艇在北非沿海也异常活跃，有力地打击了同盟国的航运。11月10日，同盟国一艘运煤船和一艘驱逐舰被德潜艇击沉。次日，又有4艘运输船被击沉。自11月中旬起，德国海军组织力量从海上封锁北非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在直布罗陀以西布置了25艘潜艇，主要任务是切断同盟国对已上岸的登陆部队的供应。

　　此外，德军还在西西里岛至突尼斯海岸之间紧锣密鼓设置两道平行的长120海里的水雷障碍。

　　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对盟军的地中海航运并未产生严重影响，截至12月份，盟军在地中海仅损失16艘运输船。而轴心国实力已是强弩之末，危在旦夕。

　　随着昔兰尼加落入英军之手，马耳他的交通线畅通无阻，该岛被围困的局势终于打破。英军再次投入大量兵力物力，加强该岛的作战力量，不仅增加了岛上的潜艇数量，而且开始派驻水面舰艇力量。

　　从1942年12月起，第十五巡洋舰分舰队、舰队驱逐舰“K”编队和第十潜艇区舰队开始在那里驻泊。除担任突击任务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外，在马耳他岛还编组了若干近海舰艇区舰队，它们由炮艇、鱼雷艇和其他小型舰艇组成，大大加强了马耳他岛的防御力和战斗力。

　　另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编成的Q舰队，于11月13日进驻阿尔及利亚的波尼港，这给负责向突尼斯守军运送补给的意大利海军以致命的打击。

　　波尼是通向比塞大和西西里海峡的前进据点，在战略上控制着撒丁岛以南的水域。它和马耳他岛一道，成为盟军手中用以对付西西里海峡的一把钳子。在这种态势下，轴心国对非洲的海上补给线实际处于瘫痪状态。尽管具有决定性的突尼斯之战尚未打响，但非洲的轴心国部队已经奄奄一息。

　　盟军的注意力很快便从利比亚补给线转向西西里海峡。马耳他岛的空军部队对该海峡施行一天24小时的空中巡逻，以配合同盟国海军阻止轴心国向突尼斯运送援兵，为彻底消灭德意非洲军团创造良好条件。

　　12月1日夜，驻波尼的英国Q舰队出航，首次袭击一支意大利护航运输船队。这支船队的4艘运输船满载2000名官兵和数十辆坦克及弹药，在5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向突尼斯驶去。

　　Q舰队依靠优势雷达和舰炮，迅速击沉3艘意大利护航驱逐舰，并重创一艘驱逐舰。唯一没有遇难的意大利驱逐舰见势不妙，丢掉运输船队仓皇逃走。意大利船队则遭到英国Q舰队的猛烈攻击，受到重创，英舰则完好无损。

　　与此同时，在波尼以北的西西里西面，一艘满载突尼斯守军急需的燃料的意大利油轮，被来自马耳他岛的舰队航空兵发现，顷刻间被鱼雷机击中葬身海底。在随后的两个夜晚，又有4艘意大利舰船被同盟国海、空军击毁，其中包括为轴心国船运屡建战功的意大利驱逐舰“卢波号”。

　　意大利人在夜间进行的航运没有取得成功，便改变了战术：白天在战斗机的掩护下渡过西西里海峡。同时，为了免遭英国海军水面作战舰队的攻击，意大利人于11月底开始铺设两条水雷防线。

　　该防线从比塞大和突尼斯市向前延伸横贯西西里海峡，长达80海里，仅留下一道狭窄的航运通道，形成了一道有力的掩护屏障。

　　盟军不久便了解到意大利船队通过的这道宽约50海里的走廊的情况，于是，他们利用马耳他岛和波尼港的布雷舰，在日落时快速驶进走廊布雷，天亮前离开。

　　意大利舰船在通过这条走廊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才发现，在埃加迪群岛和突尼斯诸基地之间，只剩下一条长达40海里的“胡同”，其宽度不超过一海里。要护送一支混合编成的庞大船队通过一条一海里宽40海里长而没有航标的水道，外加隆冬时节雾霜相交、海浪汹涌和盟军的空袭，必定困难重重。这样，意海军白天航运的计划也告失败，不得不改道航行。

　　1942年12月，意大利海军和商船队竭尽全力向其北非部队提供补给，不惜重大代价，运载的货物总吨位达到最高水平21．2万余吨。但是，其中至少有68000吨被盟军击沉，15000吨受到损坏，损失率达40％。其中运往利比亚的物资损失率达52％，运往突尼斯的物资损失率也有23％。

　　1942年1月至12月份，盟军在地中海击沉德国和意大利的船舶为106艘，总吨位达17．79万余吨，这使德国和意大利的补给宣告失败。

　　盟军占领阿尔及利亚机场之后，1943年1月，美军第十二航空队也迅速加入了地中海作战。他们高速低空轰炸的作战技能，给予意大利海军以沉重打击。至此，盟军在地中海战区已取得决定性的空中优势，作战飞机既可以击沉海上的轴心国船舶，也能对港口和港湾内的船只进行狂轰滥炸。仅1月份，同盟国空军就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港口和公海上的轴心国船舶实施突击。

　　该月，轴心国共出动51艘货船驶往北非，其中11艘被潜艇击沉，4艘被水面舰艇击沉，两艘触上水雷，7艘被飞机炸沉，还有7艘在盟军的空袭下遭重创，损失率高达55％。意大利人懊丧地将通往突尼斯的航线称为“死亡线”。

　　至1942年年底，突尼斯的德意军只能依靠抢运来的补给和有利的冬季雨天，暂时迟滞了盟军的推进。利比亚的隆美尔军队却处于弹尽粮绝、气息奄奄的境地，该军每月至少需要80000吨的补给，但在12月只得到24000吨，最终不得不放弃的黎波里塔尼亚，于1943年2月中旬退至突尼斯马雷斯防线，抱着不畏牺牲的信念据守着这个突尼斯的门户。

　　盟军从1943年3月恢复攻势后，决定首先拔掉马雷斯防线这个钉子。其间，盟军海、空军再度发挥巨大的优势，狠狠打击轴心国补给线及运输力量。至3月，盟军已拥有大量美国轰炸机，可以有效地在白天对西西里岛以及意大利和希腊其他滨海地域的运输船只装载点和护航运输船队编组点进行大规模轰炸。一次袭击中，22架美国“空中堡垒”式飞机将西西里巴勒莫港的一艘运输船击毁。

　　1943年4月10日，美国轰炸机对停泊在撒丁岛拉马达累纳港的意大利最后两艘重型巡洋舰发起猛然攻击，击沉“的里雅斯特号”巡洋舰，击毁“戈里齐亚号”，取得了重大进展。

　　同盟国空军实施的一系列轰炸，大大地削弱了意大利的护航力量。

　　1943年第一季度，意大利用于突尼斯航线护航的军舰每日未超过10艘，在2月底减至5艘，数量急剧下降。以后，剩余的护航军舰几乎没有进港休息的机会，一直在西西里海峡来回游荡，每月出勤时间高达二十七八天之多。船员极度疲劳，护航能力降低。

　　2月间，轴心国派往突尼斯34艘运输船，仅有20艘抵达。3月，44艘运输船被盟军击毁击沉达23艘。

　　在突尼斯战役初期，轴心国在海上交通线上的平均损失率为25％~30％，至四五月这最后两个月的损失则尤为严重，高达50％甚至50％以上。

　　至此，轴心国与突尼斯守军之间的交通线实际上已被切断，想继续进行补给简直比登天都难。

　　在这种情况下，德意非洲集团军向希特勒报告了其缺粮少油料的处境。凯塞林元帅也建议放弃突尼斯，将残存部队撤回本土保存实力，但是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这意味着轴心国的陆、海、空军要继续在非洲做无谓的牺牲。

　　为了鼓舞士气，支援突尼斯守军，轴心国统帅部利用所有可供使用的驱逐舰、鱼雷艇以及运输船向突尼斯运送兵员及补给。

　　1943年4月，被盟军击沉击伤的补给船高达60％。4月的最后一天，3艘意大利驱逐舰载运军队900人，也没有逃脱厄运葬身于大海之中。

　　至4月底，在美国战斗机的有效拦截下，轴心国的空运也停止了活动。轴心国不甘心失败，于5月3日夜派出一艘8000吨的大型货船，满载弹药、炸弹和地雷，在一艘鱼雷艇的护卫下向突尼斯驶去。它们在邦角附近被3艘来自马耳他的英国驱逐舰击沉。此时没有得到有效补给的突尼斯守军，情况万分紧急。

　　5月7日，盟军成功占领德意军队在北非的最后供应基地——突尼斯港和比塞大港。德意非洲集团军群残部撤往突尼斯北部的邦角，并向总部报告没有能力再接受船运补给。然而，希特勒仍要求派船增援。

　　当晚，最后3艘德国货船向邦角驶去。它们平安渡过西西里海峡后却找不到可以靠岸卸货的港口，徘徊犹豫之际被盟军飞机炸成碎片。

　　在突尼斯战役的最后阶段，盟军统帅部预料德意军将会通过海路或空运从邦角撤走，于是，同盟国海、空军在德意军交通线上的作战活动顺势发展成为对海岸的封锁，旨在将轴心国军队全歼在非洲大陆上。

　　为此，护航运输船队暂时停止开往马耳他岛，也不在近海区内活动，全部兵力集中封锁突尼斯的德意军。在这里盟军进行了首次逼近的严密封锁，参加封锁行动的驱逐舰、鱼雷艇和小型舰艇在邦角附近分两线成半圆形展开。

　　炮舰则向集中在邦角半岛的轴心国军队开火，并有效地控制向舰艇射击的德意军炮兵。盟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对舰艇实施支援和掩护，歼灭机场和空中的敌机，阻止轴心国残余部队乘运输机撤走。

　　这一封锁行动，粉碎了轴心国军队妄想从突尼斯撤走的一切可能性。除数百人乘夜暗搭乘小型舰艇逃到西西里岛之外，5月13日，近30万人的轴心国部队向盟军缴械投降。至此，非洲战争胜利结束。

地中海战事

地中海争夺战

英国海军实施“弩炮”行动

　　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洲之间，是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它西连大西洋，北接黑海，南通红海及印度洋，自古是连接三大洲的重要航道和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欧战爆发后，同盟国与轴心国在地中海展开了激烈争夺。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企图重温罗马帝国的旧梦，把地中海变成意大利湖，为夺占非洲和巴尔干创造条件。德国为实施“德意联合海战”计划，稳定南翼，进军非洲，也十分重视地中海。英国为保护其在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殖民地，守住直布罗陀及马耳他等要地，保持与印度、缅甸、新加坡、香港等殖民地的联系，把地中海视为自己的生命线。

　　双方海上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海上保交与破交、空袭与反空袭、岛屿进攻与海岸防御等方面。

　　法国海军本来与英国舰队并肩作战，共同对付德意。法国战败后，情况发生了骤然变化。如何处置法国舰队，一时成为英德双方斗争的焦点。

　　希特勒迫使法国投降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法国舰队据为己有。德法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法国舰队应在指定的港口集中，并在德国或意大利监督下复员和解除武装。后来，希特勒在“海狮”作战计划指令中更明确地提出要“征用战败国的舰船”。

　　英国最担心的正是法国舰队落入轴心国之手，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阻止法国舰队落入德意之手，成了英国当务之急。

　　1940年6月17日，罗斯福致电法国维希政府，不要让舰队投降，贝当不予理睬。6月19日，英国派海军大臣、海军司令等赴法国与贝当商谈法国舰队开往美国的问题，遭到贝当的拒绝。

　　为了防止法国舰队落入德意手中，英国政府决定夺取或摧毁所有法国战舰，罗斯福赞同英国这一决定。

　　1940年6月24日，英内阁接到泊于埃及亚历山大的法国军舰将移驻法属港口的报告，准备采取坚决行动。

　　6月25日，英内阁再次讨论如何防止在米尔斯克比尔港的法国军舰落入敌手，会上决定，如法舰队不接受英国条件，就以优势海军对法国舰队发动攻击。6月27日，英军制定了“弩炮”行动计划，对英国所能接近的法国舰队采取突然行动，夺取、控制或使之失去战斗力。

　　英国将专门组成H舰队执行这一计划。H舰队编有3艘战列巡洋舰、1艘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部署在直布罗陀附近，由海军中将詹姆斯·萨默维尔指挥。

　　6月30日，英军参谋长委员会决定，“弩炮”行动应尽快实施。

　　当时，法国舰队的分布如下：在英国的朴茨茅斯和普利茅斯停泊有2艘战列舰、4艘轻巡洋舰、数艘潜艇、8艘驱逐舰以及约200艘较小的扫雷和反潜舰艇；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停泊有1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及数艘小型舰艇；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及其附近军港米尔斯克比尔停泊有“布列塔尼”号和“普罗旺斯”号2艘战列舰、“敦刻尔克”号和“斯特拉斯堡”号2艘战列巡洋舰、数艘轻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等，在阿尔及尔有7艘巡洋舰；在马提尼克有1艘航空母舰和2艘轻巡洋舰；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停泊有尚未装上舰炮的“让·巴尔”号战列舰；在塞内加尔达喀尔港停泊有“里舍利厄”号战列舰。此外，在法国土伦和其他港口也停泊着许多舰船。7月1日，英国海军部致电萨默维尔中将：

　　英王陛下政府之意已决，如果你们提出的各项办法，法国人都不接受，便断然予以击沉。

　　H舰队于7月3日拂晓由直布罗陀启航，9时30分许抵达米尔斯克比尔附近海面。英舰队司令致函米尔斯克比尔法国分舰队司令塞尔·让苏尔将军，要求其法国舰队根据下列办法之一行事：

　　一、和我们一起航行，继续为取得对德国和意大利战争的胜利而战。

　　二、裁减舰员，在我们的监督之下开往英国港口，或裁减舰员，随同我们一起开往西印度群岛的一个法国港口，例如马提尼克，在那里完全按我们的要求解除舰只的武装，或者交给美国妥为保管，直到战争结束。

　　如果你拒绝这些公平合理的建议，我要求你们在6小时以内把你们的舰只凿沉。如果你们未能遵照上述办法行事，那么，我只好使用一切必要的力量，阻止你们舰只落入德国或意大利之手。

　　让苏尔向法国贝当政府报告了英国舰队司令发出最后通牒的情况，法国海军参谋长复电法分舰队司令，法国已电令地中海所有部队向让苏尔分舰队所泊海域集中，以为支援。

　　英法舰队代表谈判了一整天，毫无结果。英海军部命令萨默维尔迅速解决问题，否则法国增援部队将会到达。

　　17时56分，英国H舰队遂向法国分舰队开火，袭击约10分钟，英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也参加空袭。法国分舰队驻泊港内，未能组织有效还击，“布列塔尼”号战列舰被击沉，“敦刻尔克”号战列巡洋舰、“普罗旺斯”号战列舰和1艘驱逐舰被击伤后搁浅，“斯特拉斯堡”号战列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逃往土伦。

　　与此同时，停泊在英国港口的法国2艘战列舰及其他舰艇全部被英国解除武装。

　　后来，驻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法国舰队司令勒·埃戈德弗鲁瓦海军上将与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坎宁安海军中将进行谈判，就扣留亚历山大港法国舰队并解除其武装使之中立化一事达成协议。

　　协议规定，法舰可不凿沉，但不得离港参与任何敌视美国的行动，英方不夺取法舰。7月7日、8日，法国驻亚历山大港的分舰队和停泊在非洲港口的2艘最新战列舰，分别被解除武装或击伤，丧失战斗力。

　　英国海军击沉法国舰队的“弩炮”行动，又称奥兰事件，在英法两国和国际上影响较大。

　　7月4日，丘吉尔向下院详细报告事件始末，他说：“关于我们这次行动的意义，我满怀信心地把它留给议会去裁决，留给全国人民，留给美国，留给世界，留给历史去评判”。

　　事件过后，丘吉尔也认为这是“可怕的插曲”，不过这可以表明英国战时内阁是无所畏惧的。

　　贝当政府态度截然不同。7月4日，贝当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

　　英国分舰队在奥兰海面向停泊在港内的法国军舰进行无端的袭击，希望罗斯福对法国表示积极的友谊。

　　罗斯福完全站在英国一边，称英国的行动是自卫行动产对贝当的信件不予置理。7月5日，法国贝当政府宣布与英断绝外交关系。贝当政府还命令空军派轰炸机从非洲基地起飞袭击直布罗陀的英国舰队，未获战果。

　　当时在英国的“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认为，这是“一件令人悲愤的事情”，是一个“悲剧”，“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不过，他又认为，“英国人当然有理由害怕敌人有一天会设法控制我们的舰队。在那种情况下，大不列颠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7月8日，戴高乐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对英国炮击法国舰队表示痛苦和愤怒，同时强调拯救法国的事业高于一切，甚至也高于法国舰队的命运。“弩炮”行动是一个重大事件，对英国来说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手段。

　　在行动中，英国舰队获胜，法国舰队失败，这就有效地制止了法国舰队落入德意手中的可能，对德意是沉重打击，对法国贝当政府则是严重警告。

　　“弩炮”行动打乱了希特勒的计划，有利于英国夺取地中海的制海权。

英国舰队支援“自由法国”

　　法国贝当政府屈服于希特勒的武力，而被贝当政府排挤出去的戴高乐将军却是一个强硬的抵抗派。贝当宣布停战之后，戴高乐于1940年6月18日在丘吉尔的同意下在英国广播电台BBC发出抵抗号召。

　　戴高乐的讲话在第二天的英国报纸进行了登载，并由播音员重新诵读。这个与政府唱反调的将军受到贝当政府的降级和停职处理，贝当政府还于8月份缺席审判宣判戴高乐死刑。

　　对于法国政府的宣判，戴高乐不仅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加激发了他的斗志。他在英国组织“自由法国”运动，领导法国流亡海外人士及法国殖民地人民起来抵抗德意法西斯。

　　以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于1940年6月28日宣布承认戴高乐将军为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组织的武装力量被称为“自由法国军队”。8月7日，由著名法学家勒内·卡森起草的协议得到了英国的认可。根据这份协议，自由法国军队在英国军队中不属于外籍兵团，拥有自己的国别和独立性。

　　1940年8月8日，丘吉尔和戴高乐签署关于“自由法国”志愿军的协议，明确规定法国志愿军的任务、编制、服役条例和物资供应，为英国同“自由法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将军在布拉柴维尔成立了帝国防御委员会，但强调战争结束后，将由法兰西对其一切行为进行评价。

　　为了使法国抵抗运动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并建立可靠的根据地，“自由法国”运动迫切需要向非洲发展。当时，法国的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地有许多组织表示拥护“自由法国”，但不久宣布退出。赤道非洲、喀麦隆倾向“自由法国”，可达喀尔拥护维希政府的领导人却派舰艇去“制裁”领地长官。

　　在这种情况下，8月3日，丘吉尔考虑由英国派出舰队，运送“自由法国”部队2700人到西非登陆，使赤道非洲和北非的法国殖民地脱离法国维希政府。

　　8月4日，英军参谋长委员会拟定计划，8月5日战时内阁批准方案。8月12日，确定了代号为“威吓”的达喀尔远征行动，预定9月19日实施。

　　8月31日，英法M舰队从斯卡帕湾启航。M舰队包括“巴勒姆”号和“决心”号战列舰、“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3艘载送部队的运输舰，以及3艘“自由法国”海军的护卫舰和2艘武装拖船。

　　9月11日，M舰队驶抵达喀尔北部，获悉法国维希政府派出的一支由3艘重巡洋舰和3艘轻巡洋舰组成的舰队已由土伦港沿地中海开往赤道非洲，企图夺取归顺“自由法国”的非洲殖民地，阻挠M舰队的活动。

　　M舰队准备拦击，直布罗陀的英舰队也采取行动。维希政府的舰队未能达到目的，但M舰队的登陆行动也受到影响。

　　9月16日，英战时内阁发出命令：

　　法国维希政府的巡洋舰之到达达喀尔，使我们不能执行进占达喀尔的计划。……最好的办法是让戴高乐将军的部队在杜阿拉登陆，以巩固喀麦隆、赤道非洲，并把戴高乐的势力伸张到利伯维尔。远征军中的英国部队目前应留在弗里敦。

　　翌日戴高乐致电英国，仍要求支待并掩护“自由法国”军队进攻达喀尔的战斗。

　　9月23日，戴高乐将军要求和平登陆，遭到达喀尔当局的拒绝。忠于法国维希政府的达喀尔海岸炮兵和停泊在港内的舰只还向英舰开火，致使英国的巡洋舰受重伤。战斗持续两天，M舰队没有取得进展。

　　9月25日，M舰队撤至英国殖民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战斗中，英国2艘战列舰和1艘巡洋舰受创，4架舰载机被击落。法国维希政府军1艘巡洋舰和2艘潜艇被击沉。

　　10月3日，M舰队离开弗里敦港，将“自由法国”部队护送到法属喀麦隆的杜阿拉上岸。11月10日，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部队占领加蓬首都利伯维尔。1941年2月23日，“自由法国”的一支部队在意属厄立特里亚登陆。

　　英国与“自由法国”的M舰队在非洲西部海域的活动，对于戴高乐在西非法属殖民地发展“自由法国”的力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对英国在北非及地中海与德意进行的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

海上较量英意不惜血

　　本地中海的海上斗争，与北非和巴尔干陆上战场紧密相连。意大利和德国为了称霸地中海，保护由意大利半岛到利比亚这条南北相距约500海里的海上交通线，以适应北非战场和进攻希腊的需要，先是投入了全部意大利海空军，后增调德国空军和潜艇到地中海参战。

　　美国为了保护英国经直布罗陀到埃及亚历山大这条海上交通线，以支援英军在北非及希腊的作战，坚持地中海的斗争。在地中海的争夺中，英国的地中海舰队部分地得到了美国海军飞机的增援。

　　1940年6月，在法国舰队被解决后，地中海就剩下英国地中海舰队与意大利海军。当时英国地中海舰队有4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22艘驱逐舰、1艘航空母舰、12艘潜艇，以亚历山大为主要基地。

　　而意大利海军有6艘战列舰、7艘重巡洋舰、12艘轻巡洋舰、49艘驱逐舰、108艘潜艇，以塔兰托为主要基地。

　　此外，还有意大利空军。意大利海空军在实力上略居优势，英国舰队在海军航空兵和雷达装备方面居于优势。

　　起初，英国海军部鉴于形势不利，曾考虑放弃东地中海，而将力量集中到直布罗陀。丘吉尔认为，意大利舰队素质低，英海军不应撤离地中海。他于1940年6月17日致函海军大臣：

　　驻在亚历山大的舰队应留在那里保护埃及，免遭意大利的进攻，否则我们在东方的地位将过早地受到破坏。

　　7月3日，英军参谋长委员会草拟了关于地中海的文件，做出了舰队留在地中海的决定。这个决定，有利于英国在地中海夺取主动权。

　　在英意地中海之战开始之初，英国设在马耳他岛海空军基地对意大利的往来船只构成很大的威胁，马耳他岛成为斗争的焦点。

　　1940年6月，意大利对马耳他发动30多次袭击，迫使英国潜艇撤离马耳他，妇女儿童也撤离该岛。英国地中海舰队负责为撤运的船队护航。地中海海上护航战斗开始。

　　7月9日，英国地中海舰队与意大利海军在卡拉布里亚海域遭遇，这是英意首次海上护航战斗。英地中海舰队司令坎宁安海军中将率“鹰”号航空母舰，载飞机19架、“厌战”号、“马来亚”号和“君主”号战列舰、5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编为3个战斗群参战。

　　意大利舰队司令伊尼戈·坎皮奥尼海军上将指挥意分舰队含“朱利奥·恺撒”号和“加富尔”号战列舰、6艘重巡洋舰、12艘巡洋舰、24艘驱逐舰参战。

　　战斗中，意旗舰“朱利奥·恺撒”号和1艘巡洋舰受伤，意舰撤出战斗。英舰“海王星”号和“沃斯派克”号受轻伤。英舰停止追击。此后，英意又多次进行海上护航战斗。

　　7月19日，英意海军进行斯帕达角海战。英舰队中的澳舰“悉尼”号在克里特岛附近击沉意大利“科利昂尼”号巡洋舰。

　　1940年8月底至9月初，英国将“光辉”号航空母舰和“勇士”号战列舰等调到地中海。英国地中海舰队有2艘航空母舰、3～4艘装有雷达的快速战列舰，而驻直布罗陀的H舰队作为英国海军部控制的一支突击力量，也可随时在地中海作战。

　　在新一轮争夺地中海的制海权中，保持马耳他岛的稳定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了保持马耳他岛的稳定，英国海军大臣亚历山大认为必须削弱意大利舰队，以海军航空兵攻击塔兰托港是最佳的选择。

　　英国海军原定10月21日袭击塔兰托，由于有其他紧迫任务，加之“光辉”号航空母舰受到损伤，英海军两次推迟袭击行动的时间。袭击日期的推迟，对英国海军非常有利，因为后来意大利6艘战列舰全部停泊在塔兰托港内。

　　11月11日下午，英舰载机拍摄的航空照片送到航空母舰“光辉”号。这些照片显示了意舰的具体位置。当时英航空母舰“鹰”号有故障未能参战，5架“剑鱼”式鱼雷攻击机转到“光辉”号上。“光辉”号共载21架飞机，在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的护航下，驶抵伊奥尼亚海，距意大利海岸约170海里。

　　天黑后，袭击塔兰托的战斗开始，“光辉”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发起攻击。20时30分，第一攻击波为12架“剑鱼”式飞机，抵近目标时，4架轰炸机首先飞往塔兰托的内港上空，牵制意军，2架轰炸机向东投掷照明弹，然后6架鱼雷机对目标进行攻击，鱼雷命中了战列舰。

　　1小时后，英舰载机第二攻击波9架“剑鱼”式飞机以同样的战术，对意舰实施鱼雷攻击。意大利共损失3艘战列舰，而英国只损失2架舰载机。这次空袭是航空母舰舰载机问世以来首次大规模袭击港内舰艇，英海军取得完全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意大利的主要海上力量，有利于英国人保卫马耳他岛，而且突出地显示了舰载航空兵的巨大突击威力，使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成为海军主要舰种，迎来了在海上实施海空一体作战的新时期，结束了“大舰巨炮，舰队决战”的旧方式。这对后来日本决定用航空母舰舰载机偷袭珍珠港，也有一定的影响。英国空袭塔兰托的成功，以及希腊对意大利的抵抗，使英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形势大为好转。

　　1941年上半年，为了帮助意大利改善在地中海的态势，1940年底至1941年初，希特勒派德空军约500架飞机进驻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其任务是：

　　攻击英国海军力量，袭击英国在地中海西部和地中海东部之间的交通线，保卫德国至北非海上运输线，阻止英国运输船队通过地中海，并空袭马耳他岛。

　　1941年1月6日，英国4艘运输船通过直布罗陀海峡驶往马耳他和希腊，英国H舰队2艘战列舰、l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若干艘驱逐舰护航。同时，英国地中海舰队“厌战”号、“勇猛”号战列舰、“光辉”号航空母舰及7艘驱逐舰由埃及出航前去接护。

　　1月8日，英国飞机从马耳他空袭意大利那不勒斯港，炸伤意大利“朱利奥·恺撒”号战列舰。意大利飞机也对英H舰队进行攻击，英H舰队大部返航，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继续为运输船队护航。

　　1月9日晚，英运输船队与前来接护的船队会合。

　　1月10日，德军40架轰炸机从西西里岛起飞投入战斗，重创英“光辉”号航空母舰，英舰驶往马耳他。这是德国飞机首次在地中海地区与英舰队作战。

　　第二天，英国“格洛斯特”号和“南安普敦”号巡洋舰在返回埃及途中被敌机炸伤，其中“南安普敦”号受损严重，英舰被迫自行将其击沉。

　　1月16日，德空军80架俯冲轰炸机从西西里岛起飞攻击马耳他，英“光辉”号航空母舰再次被击伤，岛上码头设施和建筑物遭破坏，居民被炸死100人。德军损失飞机10架。由于德空军参战，地中海形势发生逆转，英国在地中海的交通线开始处于严峻时期。英国对中东的补给靠绕道好望角航线，既漫长，又不安全。

　　1941年2月13日，意大利海军参谋长里卡尔迪海军上将在意大利梅拉诺会见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讨论两国海军进一步合作问题。

　　由于德国对意大利施加压力，加上德方向意方提供了经德军夸大的战果报告，说德国飞机已重创英国“厌战”号和“巴勒姆”号战列舰，意大利海军当局决定，由安杰洛·亚基诺海军上将指挥分舰队，包括“维托里奥·韦内托”号战列舰、6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13艘驱逐舰，准备向英国驶往希腊的运输船队发起攻击。

　　3月27日，由坎宁安海军上将指挥的英国舰队驶离亚历山大港，与来自克里特岛的舰队会合。会合后，英舰队共有3艘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3艘驱逐舰。

　　由于事先得到了情报，英军已有准备，27日8时许，意舰首先开火，双方展开战斗。下午，英国轰炸机吸引意舰的高射炮火，而以鱼雷攻击机实施超低空攻击，命中意大利“维托里奥·韦内托”号战列舰，击沉1艘巡洋舰。

　　双方海战持续约1小时，作战区域移至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马塔潘角西南100海里海域。夜战中，英舰队依靠雷达进行火控，又击沉意大利2艘重巡洋舰、2艘驱逐舰。意舰请求德国战斗机支援，但德空军没有及时参战。

　　此战意海军4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被击沉，“维托里奥·韦内托”号战列舰受伤，巡洋舰群司令卡塔内奥海军少将以下3000人被歼。英方仅1艘巡洋舰受轻伤，损失2架飞机。

　　丘吉尔说：由于这次及时的、可喜的胜利，没有人能再向英国在东地中海的制海权挑战了。但实际上，英军并未真正掌握地中海的制海、制空权。相后，争夺海上交通线的斗争更趋激烈复杂了。

　　1941年5月，德空军由意大利转到希腊。1～5月，英国进驻近东和马耳他飞机600架。经过克里特岛战役，德军攻占克里特岛，英军3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被击沉，1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被击伤，英地中海舰队实力受到很大削弱。从亚历山大到马耳他，英国的补给线受到德国空军的威胁，而轴心国对北非的补给线却比较安全。

　　1941年9月至11月，德国21艘潜艇先后进入地中海作战，同盟国地中海舰队处于不利地位。9月24日，英国一支由9艘运输船组成的补给船队由直布罗陀驶往马耳他岛，3艘战列舰、“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5艘轻巡洋舰、17艘驱逐舰担任护航，代号为“戟”行动。

　　26日，意大利空中侦察发现英船队在巴利阿里群岛，亚基诺海军上将率意大利舰队的2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出海截击，击伤英国“纳尔逊”号战列舰，击沉“帝国之星”号运输船。

　　11月13日，德国U一81号潜艇在直布罗陀以东25海里海域击沉英国“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另1艘德国潜艇击伤英国“马来亚”号战列舰。11月25日，德国U－331号潜艇在萨卢姆沿海袭击英国舰队，击沉“巴勒姆”号战列舰，英海军阵亡868人。

　　1941年12月，德国再派空军进驻意大利。12月19日，意大利“希雷”号潜艇夜间驶进亚历山大港，炸沉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勇士”号战列舰。同时，德国U－81号潜艇击沉英国“马来亚”号战列舰。这样，英国地中海舰队已无参战的大型军舰了。

　　在此期间，英国海军为争夺地中海海上交通线也做了很大努力，但未能挽回不利局面。

　　1942年上半年，德意企图夺占马耳他岛，进行代号为“大力神”行动。4月2～8日，德国空军第二军和意大利空军一部，对马耳他岛英军进行一周的猛烈轰炸，为夺占该岛作准备。英国2艘驱逐舰、4艘潜艇被炸沉，英国第十潜艇部队的其余潜艇被迫撤离马耳他港。

　　轰炸延续到5月10日，马耳他岛上的英军濒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北非英军全力以赴派运输船前往马耳他，但船只常被击沉。英国政府请求美国帮助。1942年4月20日，美国“喷火”式战斗机46架从停泊在巴利阿里群岛南部海域的美国“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增援马耳他岛。但这批战斗机遭到轴心国飞机的不断攻击，几乎被全部击毁或击伤。

　　5月9日，美国“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再次向马耳他岛运送47架“喷火”式战斗机，次日，与德机展开激战，受到较大损失。希特勒与墨索里尼4月29日在德国会晤，准备于7月间以空降部队占领马耳他岛。6月23日，希特勒致函墨索里尼，要求他放弃入侵马耳他计划，墨索里尼同意推迟到秋季进行。

　　1942年6月13～16日，为加强马耳他和非洲防务，英国两支护航运输队分别由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出发，实施代号为“鱼叉”和“精力旺盛”护航运输行动。直布罗陀船队6艘商船由1艘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护航，在撒丁岛以南遭敌200余架飞机和意第七巡洋舰分队舰艇攻击，6艘商船中仅有2艘抵达马耳他。

　　亚历山大船队10艘商船由8艘巡洋舰和27艘驱逐舰护航，遭到意大利2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15艘驱逐舰截击后，大部舰船在给图卜鲁克的英军补给后抵达马耳他，14日夜间到15日夜遭到空袭。14日夜，英军飞机在塔兰托以南发现并攻击德意舰艇。15日亚历山大船队得到来自马耳他和非洲的飞机支援。16日，该船队被迫返回亚历山大。

　　据英方公布，英军4天损失1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30架飞机，德意军损失1艘战列舰、2艘驱逐舰、1艘潜艇、65架飞机。

　　英国与意德争夺海上交通线的斗争，主要是在马耳他岛和克里特岛附近进行的。这场斗争与北非、希腊等陆上战场的斗争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海上斗争十分复杂激烈。

　　地中海之战的前一阶段，英国居于优势，意大利海军受到重创。后来，德国空军和潜艇部队调到意大利，德意联合对付英国海空军，地中海的斗争形势发生逆转。在1942年6月底以前，英国海空军受到重大损失，处于不利地位，克里特岛被夺占，马耳他岛也岌岌可危，使英军海上运输补给受到严重影响，而德意对非洲的海上补给比较顺利。

克里特岛厮拼

希特勒下达“水星”计划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征服希腊后，克里特岛便成为希腊国王和政府最后的立足之地以及各兵种部队的重要收容所。德、意法西斯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岛屿。克里特岛是希腊最大的岛屿，位于地中海东部，东西长250公里，南北长12公里至60公里，总面积为8336平方公里。它在地中海的各项事务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北非和马耳他岛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据点。盟军必须保有这个岛屿，才能在海上保持住补给线，支援北非，打败法西斯军队。而希特勒也认为：

　　克里特是通往北非、苏伊士运河和东地中海全域的跳板。有了克里特岛，空军就能控制这些地区。

　　因此，保卫和夺取克里特岛就成了双方在地中海和北非战区争斗的一个重要目标。

　　1941年4月中旬，德国空降兵创始人库特·斯徒登中将和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向希特勒陈述了夺取克里特的计划。不久，希特勒就下达了第二十八号元首命令，即代号为“水星”的攻占克里特岛的作战计划。

　　英国情报机关很快就获悉了德、意即将从海上和空中进攻克里特岛的情报。丘吉尔立即电告英国中东战区司令官韦维尔将军，要求他加强战备，坚守该岛，做好对付德国空降兵的准备。

　　接着英国总参谋部下令任命弗赖伯格将军为克里特岛驻军司令。

　　勇敢善战的弗赖伯格将军是新西兰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战功赫赫，从一名中尉排长被提升为旅长。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担任了新西兰师的师长，而且屡立战功，身上多处受伤。荣获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两条金线的殊勋勋章。

　　克里特岛易攻难守。岛上唯一的一条公路在北海岸，一旦这条公路被敌人切断，盟军就无法将后备部队及时调往遭受威胁的据点。从岛上的南岸至北岸，只是在斯法基亚和延巴基有一些小路，并且不适宜摩托化部队通过。

　　当英军总参谋部得知敌人即将攻占克里特时，立即向岛上运送增援部队、给养和武器，特别是重炮，但已来不及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空军，从希腊及爱琴海的基地起飞，对克里特岛进行了有效的封锁，船只几乎无法通过。

　　特别是对唯一设有港口的北岸封锁得尤其严密。

　　因此，参加守卫克里特岛的英军力量非常薄弱，总兵力只有38600人，主要用于保护登陆地点。在伊腊克林有两个英国营和三个希腊营；在苏达湾附近有两个澳大利亚营和两个希腊营；在马利姆，有一个新西兰旅驻扎在飞机场附近，另一个旅在其东面，准备随时接应。

　　此外，岛上还有6000名意大利战俘，这又给岛上的防御工作增加了负担。

　　岛上的防空力量也很弱少。整个克里特岛只有16门重型高射炮，36门轻型高射炮，24架防空探照灯。

　　至5月初，英国在该岛上的飞机只有12架“勃来汉姆”式轰炸机、6架“飓风”式战斗机、12架“勇士”战斗机和属于海军航空队的6架“海燕”式与“布鲁斯特”式战斗机。在这些数目可怜的飞机中，大约有一半是不能用的。

　　德国参加攻占克里特岛的主力是第十一航空军，大约有16000人将空投着陆，另有7000人从海上登陆。

　　此外，第八航空军也将提供空中支援。参加作战的飞机共有1280架，其中轰炸机280架、俯冲轰炸机150架、战斗机180架、侦察机40架、滑翔机100架，、“容克五二”式运输机530架。

德空降军攻占马拉马村

　　1944年5月20日6时，德国空军开始向克里特岛西部的马拉马村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马拉马村有一个临海的小型机场和可以控制前沿的107高地，这是德国进攻的重点地区。一旦把马拉马村夺到手，德军的飞机就可以往返于克里特岛与希腊和爱琴海的基地，不断地运送部队。

　　德国的DO-17式轰炸机和HE-111式轰炸机首先投下了1000磅的炸弹，接着，战斗机和驱逐机低空掠过海岸，用机枪扫射英军的高炮和步兵阵地。

　　驻防107高地的是新西兰第五旅第二十二营。第五旅其他各营在马拉马村内固守。这里共有兵力11900人，田普迪克旅长指挥，他已完全看出，敌人打算在这里空降。

　　空袭过后，周围是死样的沉寂。在沉寂中，德国的滑翔机像短粗的巨鸟从空中飞降下来，无声地落到地面上。他们一架接一架地向107高地西面的塔威拉尼蒂斯河谷接近，并降落到那里。

　　一架滑翔机在Z3了一个急转弯后冲向目标，伴随着一声很大的音响着陆了。滑翔机跳跃了一下，便贴着满是石子的地面地向前滑行。

　　机内的12名德国兵由于着陆的冲击跌向前方，接着又是一次冲击，机身撞出一道裂缝，尘土钻进了机舱，手可以从裂缝里伸出去摸到地面上那些低矮的灌木丛。

　　先头的一个士兵一下子跳了出去，其余的也都紧跟着跳出机舱。他们是德军第一空降突击团的一个营部，营长是瓦尔特·科赫少校。

　　其他滑翔机从这架滑翔机的头上掠过，全部都飞高了。原来，七分钟前，滑翔机在海上离开母机后，驾驶员们不得不迎着初升的太阳飞行。

　　克里特岛虽在眼前，但因晨雾朦胧，目标模糊不清，再加上俯冲轰炸机刚刚轰炸完毕，轰炸后的烟尘使能见度变得更坏，等驾驶员们看清目标时，已经快到目标跟前了。

　　马拉马机场旁边的塔威拉蒂尼斯河的河床就是他们的空降地点。但是滑翔机的高度高了100至200米。这时，只好用力压低机头。为了不致飞过空降地点，滑翔机又不得不再飞回来。但着陆时机有的过早，有的过晚，有的甚至撞在了岩石上。营长科赫跳下滑翔机后，急忙环顾了一下四周，这里的地形比预料的要坎坷不平得多。他连忙集结部队，准备向107高地发起攻击。整个上午，德军飞机从3000至100米的上空向马拉马投下了大批的伞兵。科赫少校集结好部队后，向107高地发起了攻击。107高地的周围，到处是弹坑，山坡上树木已所剩无几，有的还在燃烧，有的还在冒着浓烟。

　　当德军靠近阵地时，英军的火器一齐开火，德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有几名军官和士兵当即身亡，有的负了重伤，科赫少校的头部也中了一弹。德军无法继续前进，对107高地的攻击受阻。

　　但是德军对高炮阵地的攻击却已奏效。突击团的第三连在石子遍布的干枯的河床中间降落后，立即向塔威拉尼蒂斯河口两侧的英军高炮阵地展开进攻。很快占领了两侧阵地。马拉马机场西部的高炮失去了作用。

　　德军开始向机场发起进攻。这一次，英军的抵抗非常顽强，德军被封锁在掩体里，第三连的连长冯·布里森中尉被英军击毙，进攻停了下来。

　　德军的伞兵不断地从52式运输机跳了下来。他们明白，如果不攻占马拉马机场，就无法实施机降。而伞兵们最迟在战斗的第二天必须得到紧急支援。

　　在德军伞兵跳伞的同时，英军组织了猛烈的对空射击，正从空中徐徐下降的德国伞兵毫无招架之力，有的在空中被击毙，击伤，有的慌乱中被挂在了树梢，成了英军的俘虏。

　　从东面包围马拉马的进攻失败后，德国法西斯军队只好从西面进攻。德军第一突击团的第三、第四营和团部一起，降落在塔威拉尼蒂斯河以西。英军虽然在这里构筑了阵地，但还未进驻部队。因此，德军顺利地着陆，并且夺取了塔威拉尼蒂斯河上的桥梁，开始向马拉马机场逼近。英军不断地从107高地向德军扫射，组成了一道道火网，德军无法通过。

　　敌指挥官迈思德尔刚一离开掩体，即被新西兰狙击手打中手部，瞬间，又被机枪子弹打中，负了重伤。德军在西面的进攻也失败了。

　　德军除了对马拉马实施空降外，还在克里特岛的首府地干尼亚附近空投了部队。这支部队是由第七空降师师长威廉·聚斯曼中将指挥的，但这位将军未能踏上克里特岛的土地。

　　在飞离雅典近郊的埃莱夫西斯机场20分钟后，由JU-52式飞机拖曳飞行的5架载着师司令部的滑翔机被一架HE-111式飞机从后面赶上，擦着滑翔机飞过。由于气流的冲击，拖曳索断了。

　　这些轻型滑翔机近日来一直处于烈日暴晒之下，拖曳索一断，它就突然竖立起来，机翼因负荷过重而折断。于是，机身失控进入螺旋，撞毁在离雅典不远的伊纳岩礁上，这位空降师师长当即身亡。

　　为了夺取英军的高炮阵地，德军出动了两个连的兵力，但德军一进入目标，英军就以猛烈的炮火进行抗击，德国突击团的第二连根本无法在预定地区着陆。第一连的5架滑翔机在离高炮阵地不远的地方着陆。经过激烈的肉搏战，英军失利，高炮阵地落入德军之手。

　　好在卡拉特斯的要塞阵地仍在英军手里，他们击退了向克里特首府干尼亚进攻的所有德军，并且把数量可怜的坦克也用上了。

　　当天白天，德军没有攻下马拉马、干尼亚和苏达这三个预定目标。但形势非常危急。

　　克里特岛英军司令费赖伯格电告韦维尔：

　　今天情况不妙，我军受到极大压力。到目前为止，机场和海港虽然还在我们手中，但实际上是勉强维持局面。因此，形势不容乐观。

　　当天深夜，107高地失守。德军霍斯特·特雷贝施中尉和医务主任率领部队利用偷袭的办法，用手枪和手榴弹强攻上了107高地。

　　费赖伯格没有及时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失去了夺回107高地的战机。到次日凌晨再进行反击，良机已失。因为，第八航空军的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和驱逐机已经完全掌握了克里特的制空权。

　　随后，德军的飞机穿过英军的防空火力网，在狭窄的跑道上着陆。英军的炮弹虽然击中了一些飞机。但一架接一架满载山地作战部队的运输机在降落，一批又一批德、意军队从机内涌出。

　　克里特岛虽未被德军完全占领，但英军已经没有了胜利之希望，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撤出克里特岛。

　　5月26日夜，费赖伯格拍电报告诉韦维尔：

　　我很痛心，不得不向你报告，我认为在我的指挥下，防守苏达湾的部队已经到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极限了。无论各位总司令根据军事观点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这里的阵地是守不下去了。

　　27日夜，韦维尔电告丘吉尔，要求撤出克里特岛。他在电报中说：“我认为克里特岛的局势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干尼亚前线已经崩溃，苏达湾看来最多不过能再保持24小时，伊腊克林的部队显然也快要被包围了。恐怕我们必须承认，克里特不能再守下去，部队必须尽量撤出。”

英国舰队退守亚历山大港

　　1944年5月22日，爱琴海的东方升起一轮火红的太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罕斯、迈肯尼、莫拉沃依野战机场，几百架纳粹飞机的发动机发出了轰鸣。

　　俯冲轰炸机、战斗机、驱逐机进入了起飞位置。德国航空兵怀着少有的恐惧和不安心情等待着起飞命令。

　　自从克里特战役开始以来，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安德鲁·坎宁安一直率领他的舰队在克里特以西视野以外的海域游弋。

　　由于德军掌握了制空权，地中海舰队没办法用他们舰上的重炮介入岛上的战斗。

　　德国和英国的最高统帅部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光靠空降部队无法占领防守顽强的克里特岛，必须从海上解决后勤补给问题。因此，德军从海上向克里特岛运送物资。而英国则从海上进行封锁，攻击德军运输船只。

　　5月21日深夜，英国的舰队向克里特岛的北岸靠拢。在那里，他们截住了由20艘运输船只组成的船队。英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一齐开炮。

　　两只机帆船中弹起火，满载弹药的小型货船也燃起了熊熊大火。其余船只见势不妙，落荒而逃。这一仗，大约有四千名士兵和他们的船只一起葬身于海底的藻丛之中。

　　德军恼羞成怒，他们要出动飞机，轰炸英国军舰，打通海上通道。

　　德军第二“殷麦曼”俯冲轰炸机团团长奥斯卡·迪诺尔特中校神气十足地站在机场上的一辆装甲车前。

　　自从战争开始后，这位德国王牌飞行员参加了对波兰的轰炸，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追击，也参加过大西洋上空的追逐战，对英舰作战有着丰富的经验。

　　5时30分，迪诺尔特下达了出击命令。两个俯冲轰炸机大队立即起飞，他们在机场上空集合后，向东南飞去。在克里特以北40公里处，他们发现了英国舰只。JU-87式飞机从4000米高度向舰只疯狂地冲了过去。

　　英舰企图用高速蛇行机动战术规避炸弹。四周的海水涌起狂澜，海面被炸弹炸起的水柱如同一座座高塔。有时，军舰就好像在落下来的水柱里潜航一样。

　　“格罗斯特号”巡洋舰甲板上的上部建筑被几枚50公斤轻型炸弹击中，虽然弹片的杀伤效果比较大，但它炸不坏舰体。

　　“菲吉号”巡洋舰也受了轻伤。德军的重磅炸弹虽然有几颗离军舰只有几米之差，但都没有直接命中。

　　天刚过正午，德军飞机再次飞临舰队上空。罗林斯海军上将乘坐的“瓦斯派特号”战列舰被重磅炸弹击中，战列舰右舷的100毫米、150毫米火炮被炸坏。半小时后，“灵提号”驱逐舰被两架俯冲轰炸机击沉。“灵提号”是奉命去打沉在安迪基提腊岛附近的德国机帆船而离开舰队的。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一道命令却葬送了它。

　　为了营救幸存者，英海军派办“坎大哈号”和“金斯敦号”两艘驱逐舰前往沉没现场，“格罗斯特号”和“菲吉号”两艘巡洋舰担任对空警戒。但是，这两艘巡洋舰的弹药已差不多用完了。

　　德军的JU-87和JU-88式飞机乘机发起攻击。“格罗斯特号”当即中弹，烟囱之间燃起了大火，转眼之间，火势蔓延到整个甲板。这艘巡洋舰很快就不能动了，下午16时，它缓慢地转了个圈，舰体发生爆炸，然后沉没了。

　　“菲吉号”巡洋舰看到“格罗斯特号”沉没后，只得和两艘驱逐舰改道驶往亚历山大。因为此时已无法与舰队主力会合了。

　　4时30分，突然一架ME-109式飞机闪电般向它俯冲而来，炸弹在紧靠船舷的地方像一枚水雷一样爆炸。“菲吉号”的舷板被炸开一个很大的裂口，不久，轮机停止了工作，军舰严重倾斜起来。

　　这架ME-109式飞机通过无线电又叫来一架飞机。半小时以后，当“菲吉号”巡洋舰受到第二次攻击的时候，舰上用于防空的武器只剩下小口径高射炮了，舰上的官兵仍在英勇射击。一枚炸弹直接命中了锅炉舱，几十分钟后，“菲吉号”终于沉没了。

　　5月23日，英国地中海舰队因损失惨重，退回亚历山大港。这一次，英军共损失两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两艘战列舰和三艘巡洋舰遭重创。

　　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坎宁安在发给伦敦的电报中说：

　　由于敌人的空袭十分猛烈，舰队白天根本不可能在爱琴海或克里特近海停留。

　　英国伦敦丘吉尔办公室。丘吉尔接到电报，眉头一皱，手握铅笔在克里特岛上画了一个重重的圈，然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过了一会儿，丘吉尔拨通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话，向他通报了地中海舰队司令坎宁安的情况，请求美国给予一定的援助。美国总统罗斯福非常爽快地答复了他的请求，但请他给他一点时间，罗斯福说，美国永远是英国最可靠的盟友，他不会坐视德国人在那里胡作非为。

反击意大利

盟军实施“雪崩”作战计划

　　1943年5月，盟军占领突尼斯，7月10日，英美军队又在西西里胜利登陆。意大利人十分不愿意在自己的本土上发生战事，他们把意大利战败的怨恨都集中到墨索里尼身上。

　　7月25日，以前任总参谋长彼得罗·巴多里奥元帅为首的上层军政人员，在国王维克多·埃曼努埃尔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以保护安全的名义将意大利法西斯首脑墨索里尼软禁起来，其职务由巴多里奥接替。

　　巴多里奥政府上台后，表面上宣称将继续随同德国进行战争，实际上他已派出了全权代表卡斯特拉诺将军与同盟国一方进行了秘密接触，商议停战事宜。

　　西西里战役后，盟军对战争的下一步方针进行了商讨，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应当进攻意大利本土，因为只有当德军在法国北部的驻军少于12个师，横渡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才有成功的可能。

　　而迫使德军削减其驻法国部队的最佳方法就是进攻意大利本土，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使德军抽调在法国的部队接替原在巴尔干半岛的意军。

　　盟军地中海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也认为意大利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只需要再发动一次进攻，意大利就会投降。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则坚持只有尽快进攻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才是迅速结束战争的最有效的途径。

　　经过反复协商，英美达成了协议，美国同意进攻意大利本土。但条件是只能动用地中海战区的现有兵力，而且地中海战区还必须抽出7个有战斗经验的精锐师，参加在法国北部的登陆。

　　作为妥协，英国保证全力参加开辟第二战场的作战，并将太平洋战场交由美国全权处置。

　　尽管如此，马歇尔仍担心在意大利本土登陆将严重分散盟军的力量，影响在法国北部的登陆。

　　因此他指示艾森豪威尔制订两个计划，一个是进攻萨丁岛和科西嘉岛的计划，另一个是进攻意大利南部本土的计划，然后从中选择一个实施。

　　根据这一指示，艾森豪威尔责成在阿尔及尔的美第五集团军负责制订前一个计划，在利比亚的英第五军和第十军负责制订后一个计划。

　　后来随着意大利与盟军秘密谈判的进展，为了能在意大利宣布投降后尽快占领罗马，经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艾森豪威尔放弃了进攻萨丁岛和科西嘉岛的计划，命令美军第五集团军制订在那不勒斯以南的萨勒诺登陆计划，代号“雪崩”。其寓意正是希望登陆部队上岸后像雪崩一样，迅速推进攻占那不勒斯。

　　英军第八集团军横渡墨西拿海峡，在意大利亚平宁半岛的最南端登陆，代号“湾城”；英军第一空降师则直接在塔兰托和福贾登陆，夺取这两个重要海空基地，代号“响板”。

　　此外还命令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准备一旦意大利宣布投降就在罗马空降，尽速控制罗马。

　　8月，盟军在地中海战区已集结了地面部队40个师，作战飞机3000余架，舰艇650余艘，其中包括航母7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63艘、登陆舰只342艘。

　　盟军“雪崩”作战的战役总指挥是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地面部队为美军第五集团军，司令是美国陆军中将克拉克，下辖英军第十步兵军，共计5个步兵师、1个装甲师和1个空降师，其中美军4个师。

　　海军由美国海军中将休伊特统一指挥，分为4个编队：

　　第八十一特混编队，又称南部登陆编队，由美国海军少将哈尔指挥，计有运输船18艘、坦克登陆舰30艘、步兵登陆舰32艘、坦克登陆艇6艘、炮火支援登陆艇4艘、巡逻艇12艘、扫雷艇21艘以及其他小型舰艇32艘，掩护兵力为3艘巡洋舰、17艘驱逐舰和两艘护卫舰，负责运送美第六步兵军在意大利帕埃斯图姆登陆。

　　第八十五特混编队，又称北部登陆编队，由英国海军准将奥利弗指挥，计有运输船8艘、坦克登陆舰9艘、步兵登陆舰4艘、坦克登陆艇84艘、步兵登陆艇96艘、猎潜艇23艘、扫雷艇7艘和拖船4艘，掩护兵力为4艘巡洋舰、18艘驱逐舰和1艘护卫舰，负责运送英第十步兵军在意大利梅奥里维耶特里登陆。

　　第八十八特混编队，又称航母编队，由英国海军少将维安指挥，计有航母1艘、护航航母4艘、巡洋舰33艘和驱逐舰9艘，负责提供空中掩护和支援。

　　H编队，又称掩护编队，由英国海军中将威利斯指挥，计有航母两艘、战列舰四艘和驱逐舰21艘，提供海上掩护，同时接应意大利海军投降，并防止意军舰队可能的倒戈行动。

意大利政府秘密向盟军投降

　　轴心国方面，意大利巴多里奥政府从8月3日起，就投降问题与同盟国开始了秘密谈判。意大利表示愿意投降，并与盟军充分合作，其海军舰队将开往马耳他，将塔兰托军港和福贾空军基地交盟军使用。唯一的条件就是，盟军必须占领意大利全境。然而盟军根本不准备在1943年占领意大利全境，因为盟军战斗机作战半径只能到达萨勒诺，没有空中掩护，盟军不敢轻易行动。因此双方陷入僵局。

　　最终巴多里奥只得要求盟军在罗马空降，帮助其控制罗马。盟军觉得罗马本来就是既定的夺取目标，便答应了这一条件，并派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副师长马克斯维尔·泰勒准将秘密前往罗马，与意军商讨具体的空降事宜。

　　9月3日，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尔·史密斯中将与巴多里奥的全权代表卡斯特拉诺将军在锡拉库扎秘密签署了意大利投降和停战协定，双方确定在9月8日下午18时同时宣布意大利投降，意大利将所有机场、港口以及海陆交通线交给盟军支配，撤回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意军或就地解除武装。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则立即在罗马空降。

　　墨索里尼被推翻，德国这才发现，一夜之间其在意大利的驻军处境极为险恶，在狭长的意大利亚平宁半岛，德军的部署极其分散，而南部刚从西西里撤回的部队，粮弹俱缺，精疲力尽。一旦面临盟军和意大利军队的联合打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就在墨索里尼政府垮台的次日，希特勒就命令德军控制法意和德意边境的所有山隘、桥梁，并从法国和德国本土抽出数个师开入意大利北部，组建B集团军群，由隆美尔元帅担任司令，准备随时南下接应南部德军。统帅巴尔干地区德军的南线总司令凯瑟林元帅，下令第十四装甲军、第七十六装甲军和第一空降师组成第十集团军，由海因里希·冯·维廷霍夫中将任司令，其中第十四装甲军就是由原来在西西里的第十五摩托化步兵师和戈林装甲师组成的，部署在吉埃塔至萨勒诺一线。

　　第七十六装甲军则是由后来前去支援的第十六装甲师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组成，部署在卡拉布里亚。由凯瑟林直接指挥的第二装甲师和第二空降师，是德军最为精锐骁勇的部队，就部署在罗马，准备一旦意大利宣布投降，就立即占领罗马。

　　德军的计划是一旦盟军开始登陆，北部德军必须接应萨丁岛、科西嘉岛和意大利南部的德军北撤，然后步步为营组织防御，迟滞盟军的推进。

　　至1943年8月底，德军在意大利境内驻军已达17个师，而且凯瑟林对意大利与同盟国的秘密接触已有所察觉，做出了一些相应的必要准备。

德军抢先占领意大利领土

　　艾森豪威尔原计划让英军第八集团军1943年8月23日在亚平宁半岛南部登陆，吸引德军注意，以掩护盟军在萨勒诺的登陆。但第八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表示他目前只有能够运送4个营部队的船只，要求将登陆推迟到9月3日。

　　1943年8月31日，盟军出动2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对第八集团军登陆地区圣乔瓦尼镇至佩萨罗之间的海岸进行了预先舰炮火力准备。9月2日，盟军两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再次对登陆地区进行舰炮准备，德军发现盟军在西西里岛集结了大量登陆工具，意识到盟军的登陆即将开始。

　　但德意军实力太弱，根本无力抗击盟军的登陆，凯瑟林便命令第二十九装甲师只在卡拉布里亚一带留下两个营，主力向后退却，避其锋芒。

　　9月3日，盟军以22艘坦克登陆舰和270艘其他小型登陆舰艇，运送第八集团军第十三步兵军的两个师横渡墨西拿海峡。在卡拉布里亚登陆，登陆部队得到了海军两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的舰炮火力支援，此外还有英军第三十步兵军全部军属炮兵的炮火支援。盟军几乎未遇任何抵抗，意大利海防部队纷纷投降，一位随军记者甚至在报道中写道：

　　登陆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是一只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美洲豹！

　　9月4日，英盟军第十三军开始向北推进，德军第二十九装甲师一边撤退，一边凭借复杂地形实施迟滞作战，英军的推进十分缓慢。

　　卡坦扎罗以南的德军第十六装甲师与后撤的第二十九装甲师会合，随即合力向英军实施反冲击，一度迫使英军后退，并解救出部分被围的小股部队。英军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由于道路受到严重破坏以及船只的不足，补给物资的供应发生问题，大批物资不是滞留在西西里岛无法及时启运就是堆积在登陆滩头，难以送到需要的部队手中。因此英军的攻势在卡坦扎罗一线停滞下来。直至9月8日，英军才向北推进了25公里至50公里不等，距离萨勒诺还有70公里之遥。

　　9月3日，艾森豪威尔等意大利的停战协定一签订，就下令执行“雪崩”、“湾城”和“响板”三项计划。其中的“湾城”计划实际上已经开始实施。9月4日，美军第五集团军所属的美第六军和英第十军分别从阿尔及尔的奥兰和利比亚的的黎波里起航。

　　9月8日下午，德军侦察机发现盟军大批船只向北航行，尽管情况不明，为防万一，凯瑟林还是下令驻意大利德军进入最高等级的戒备状态，并命令罗马的第二空降师控制机场。随后与第十集团军司令维廷霍夫研究盟军下一步的行动，凯瑟林认为盟军可能会在罗马附近登陆，但维廷霍夫认为盟军最有可能登陆的地点是在萨勒诺，因为盟军绝对不会在战斗机作战半径之外的罗马登陆，尽管盟军登陆编队中有航母，但航母舰载机的起降受天气影响较大，不是很可靠，盟军是不会依赖航母舰载机的。而萨勒诺位于盟军战斗机作战半径的边缘，盟军性能最好的“喷火”战斗机携带副油箱能在萨勒诺活动20分钟，可以提供比较有效的空中掩护，加上萨勒诺附近8公里就有蒙特科维诺机场，约50公里外就是意大利南部最大的港口那不勒斯，可以在登陆后迅速得到海空基地。

　　凯瑟林被他的分析所说服，立即命令在萨勒诺附近休整的戈林师进入战斗状态，南部其他各部均作好随时增援萨勒诺的计划和准备。

　　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副师长泰勒见机场被德军所控制，第八十二空降师已无空降的可能，便建议艾森豪威尔取消在罗马的空降计划。

　　巴多里奥发现与盟军谈判的消息已经走漏了风声，而美军又不能及时赶来，便向同盟国请求暂缓宣布停战协议，但遭拒绝，只好在同盟国广播了停战协议后的一小时，也宣布了停战协议。

　　当晚，凯瑟林一知道意大利宣布投降，就立即下令实施代号“轴心方案”的行动，即解除意军武装的行动，在罗马的德军迅即占领了意大利各政府机关和要害部门，意大利王室和巴多里奥政府内阁成员分乘两艘潜艇仓皇逃出罗马，后来在盟军占领区成立了反法西斯政权。

　　10月13日，巴多里奥政府宣布加入对德作战的同盟国一方，同时美、英、苏三国发表宣言，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方。

　　在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德军也迅速行动，公开宣传所有意军官兵只要放下武器就可回家，意军厌战情绪已到极致，几乎全部缴械。德军轻而易举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领土，并获得了非常宝贵的意军全部运输车辆和燃油储备。

　　美第五集团军司令克拉克，曾在北非登陆前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密使与法国北非殖民地联系，颇有政治头脑和冒险精神，可惜他从未参加过实战，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更没有指挥登陆作战的经验了。他想不进行炮火准备，发动奇袭。但战役海军总指挥休伊特经历过北非和西西里岛两次登陆，深知不进行炮火准备的危险性，坚持要求进行炮火准备，可克拉克固执己见，根本听不进这一正确意见，休伊特只得放弃。

　　10月8日下午，盟军船队被德军侦察机发现，随即就遭到了德军轰炸机的猛烈空袭，好在没有损失。

　　休伊特认为既然已被德军发现，失去了突然性，就应当进行炮火准备了，但克拉克坚持认为德军并不知道船队的具体航向，也不知道登陆地点，仍能进行奇袭，依然拒绝实施炮火准备。伊特命令英军做两手准备，一旦遭到德军攻击，就立即进行强攻。

　　18时，艾森豪威尔通过盟军登陆编队各舰上的高音喇叭向全体官兵宣布意大利已经无条件投降！顿时几乎每艘军舰上都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士兵们普遍认为登陆作战将会非常顺利，甚至觉得迎接他们的将是意大利人民的热情欢迎，而不会是残酷的战斗。

　　22时，登陆编队驶抵换乘区，运输船抛锚放下登陆艇，士兵们沿着船舷的绳网下到登陆艇，满载着士兵的登陆艇开始编队，向预定登陆海滩冲击。

　　9月9日凌晨，德军发现了逼近的盟军登陆艇，海岸炮火开始射击，不时在舰艇周围掀起巨大的水柱，早有准备的英军驱逐舰立即开火还击，火力支援登陆艇上的多管火箭炮也随即开始射击，掩护登陆艇抢滩。

　　3时10分，比预定登陆时间提早了20分钟，美军的第一批登陆部队3个别动队营就登上了麦奥里镇海滩，上岸后未遇任何抵抗，便兵分三路，向内陆前进。第一路沿公路向阿马尔非推进；第二路直扑萨勒诺；第三路夺取齐翁兹山口。

　　美军三路进展都十分顺利，于天亮前就占领了齐翁兹山，控制了第十八号公路。3时30分，在美军别动队右翼的英军特种突击队，在马里镇海滩上陆，镇内的小股德军用迫击炮轰击海滩，威胁着英军后续登陆艇的抢滩，英军突击队迅疾冲入镇里，与德军展开激战，德军终于不支，退出了马里镇。

　　在英军突击队右翼的英军第四十六步兵师，在萨勒诺以南顺利上岸，未遇抵抗，并开始向内陆推进，但沿途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抗击，前进迟缓，未能按时攻占蒙特科维诺机场。

　　英军第五十六步兵师由于海军进行舰炮准备时出现了失误，炮击的海滩并不是预定登陆的海滩，只得将错就错，在炮击海滩登陆。

　　尽管上岸时没有伤亡，但整个海滩地形复杂，根本无法组织卸载，海滩上一片混乱，其推进绵软无力。德军瞅准机会，出动坦克进行反击，在海军舰炮有力支援下，第五十六师才免遭厄运。

　　英军尽管进展不多，但由于在登陆前进行了有力的舰炮火力准备，伤亡很小，总体还算比较顺利，而美军由于克拉克的固执，没有进行登陆前的舰炮准备，遭到了德军的沉重打击。

　　美军首批登陆部队为两个加强团，乘坐登陆艇依靠雷达引导，实行严格灯火管制，一炮不发，悄然向海滩逼近。当登陆艇冲上海滩，士兵刚跳下船，德军的密集火力已如暴风骤雨一般倾泻而下，顿时美军就死伤一片，幸存者在海滩上四下乱窜，寻找遮挡炮火的安全场所。第二攻击波的登陆艇见德军火力非常猛烈，竟然置海滩上的部队于不顾，掉头返回。

　　好在美军进行过针对性的战前训练，部队很快稳定下来，在军官的指挥下组织起来，开始向纵深攻击，而德军实力实在太弱，根本无力抗击美军在绝对优势海空火力支援下的猛攻，被迫逐步后撤。

　　18时许，美军就已夺取了登陆第二天要占领的地区，提前完成任务，只是俯视萨勒诺平原的高地还在德军控制之下。

盟军夺取欧洲大陆首个城市

　　德军在盟军登陆的当天，立即组织反击。维廷霍夫命令第十四装甲军全力投入反击，但军长正在后方休假，指挥通信系统又由于盟军的猛烈空袭而时断时续，无法集中主力。最后只有第十六装甲师的100辆坦克和35辆反坦克自行火炮向盟军进行了反击，结果在密布河道的狭小地域，遭到了盟军海空火力的猛烈轰击，损失惨重，有60余辆坦克被击毁，只得仓皇而退。

　　维廷霍夫随即调整部署，以第十六装甲师残部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先向英军发动有限攻势，以确保机场。等到第十五摩托化步兵师和第二十六装甲师到达后，再一起实施大规模反击。1943年9月10日夜间，德军6艘鱼雷艇对盟军登陆海域的船只进行了攻击，击沉了“罗恩号”驱逐舰。

　　11日，德军已在萨勒诺附近集结了4个师，开始了大规模反击，英军在德军猛攻下，损失惨重，仅被俘的就有1500人。美军也在德军的巨大压力下，步步后退，刚夺取不久的交通枢纽佩萨诺得而复失。

　　在德军地面部队进行强力反击的同时，德国空军也大举出动，还使用了新式武器——FX1400无线电遥控滑翔炸弹，先后击沉盟军1艘巡洋舰、4艘运输船和7艘登陆艇。盟军航母上的舰载战斗机多次起飞迎战，但性能太差，击落德机两架，自己却损失10架。

　　9月13日德军发动了更为猛烈的反攻，在德军压迫下，盟军被压缩在宽不过30公里，纵深不足10公里的狭小地区。更致命的是，德军发现了在塞勒河谷美军第六军和英军第十军结合部之间的空隙，德军当天的攻势重点就是通过这一空隙实施的。

　　黄昏时分，德军从这一缺口中取得了突破，逼近萨勒诺，其先头部队距离海滩仅800米，并将英美两军防线一切为二，就连克拉克第五集团军司令部都在德军的火力直接威胁之下，盟军的形势极为严峻。维廷霍夫向凯瑟林报告盟军的抵抗已接近崩溃，乐观地估计战斗即将结束。

　　而远在柏林的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甚至命令各报刊在次日预留版面，用以报道萨勒诺的辉煌胜利。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克拉克的信心开始动摇，命令他的参谋人员着手制订撤退计划，并通知海军中将休伊特，让海军作好接应地面部队的后撤。休伊特闻讯大惊，立即表示从技术上讲，无法让空载的登陆艇靠岸，再满载人员从海滩离开。

　　但军令如山，休伊特还是进行了必要的准备，由于原来克拉克的司令部是在休伊特的旗舰“安康号”重巡洋舰上，现在“安康号”因在战斗中受伤已驶往阿尔及尔，休伊特只得改以“费城号”轻巡洋舰为旗舰，而“费城号”吨位太小，无法安排克拉克的司令部人员，就询问北部登陆编队司令奥利弗准将，是否能够接纳克拉克的司令部。

　　奥利弗一听，就说在德军火力威胁下登船撤退，完全是自杀行为。

　　英军第十军军长也赶来向克拉克询问，其虽然是克拉克的下属，但毕竟是友军，见亲自前来，克拉克只得表示撤退计划是万不得已之时才采取的应急措施。

　　克拉克对德军的攻击深感担忧，接连向艾森豪威尔和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李奇微少将求援。盟军地中海战区也竭尽全力支援萨勒诺，在艾森豪威尔的指示下，海军两艘旧式战列舰从马耳他紧急起航，驰援萨勒诺，另有两艘新式战列舰随时待命出发。

　　空军停止了对德军后方战略目标的空袭，全部力量均用于对萨勒诺的直接空中支援。陆军更是将所有机动力量都调往萨勒诺，在西西里休整的美第三步兵师，被火速投入萨勒诺，作为战区战略预备队的第八十二空降师，临时更改了空降计划，在萨勒诺空降。

　　第八十二空降师原来接受的任务是在罗马空降，9月8日已经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但由于罗马机场被德军控制，这一计划被取消。

　　9月11日，李奇微接到了克拉克派战斗机送来的紧急求援信，信中要求李奇微将这封信作为正式命令，而且表示尽管他知道正常情况下空降作战的准备时间，但现在形势万分紧急，要求第八十二空降师务必在当晚空降到登陆滩头。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类似西西里空降中的误击悲剧，克拉克特意明确将在空降地点用点燃的汽油桶摆放成T字形，作为标示。

　　第八十二空降师此时充分显示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的高超战术素养，仅用8小时就完成了一切作战准备。

　　以第五○四团又一个工兵连为第一梯队，计划11日夜间在比斯士姆地区空降，攻占阿利诺维山；以第五○五团又一个工兵连为第二梯队，12日夜间也在比斯士姆地区空降，加强地面部队的防御力量；以第五○九团的第三营为第三梯队，14日夜间在阿维利诺镇空降，破坏德军后方交通和通信，尽一切努力阻挠德军后续部队的机动。

　　空降部队由美军第六十四运输机大队负责运送，起飞机场是西西里岛的利卡塔机场，空降距离320公里。11日夜间，第八十二空降师的第一梯队在T字火光信号引导下准确在预定地点着陆，然后于拂晓前攻占了阿利诺维山。

　　12日夜间，第二梯队也顺利空降，着陆后迅速夺取了附近的有利地形，增强了登陆场的稳定。14日夜间的第三次空降，由于烟雾弥漫，飞行员未能发现T字信号，致使偏离了预定空降地区，第五十九团的第三营着陆地点在远离目标32公里的山区，而且散布面积达到了25平方公里。

　　部队没能及时集合起来，只得以小股在敌后活动，对德军后方交通进行袭扰，战斗中营长受伤被俘，全营伤亡96人。

　　就在第八十二空降师以空降方式增援萨勒诺的同时，盟军航空兵对德军进行了三天不间断的猛烈空袭，使德军遭受了重大伤亡。

　　9月14日，德军几乎拼尽全力发动总攻，盟军滩头上的所有卸载工作都被迫中止，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甚至将司机和厨师等勤杂人员都武装起来，参加战斗。

　　德军攻势异常凶猛，几次都险些突破盟军防线，盟军停泊在萨勒诺湾的军舰提供了强有力的火力支援，其猛烈而准确的舰炮射击多次瓦解德军攻势，并造成了德军惨重的损失。但盟军的军舰也由于德军航空兵的攻击和水雷阻挠，在这几天的战斗中，有两艘驱逐舰被击沉，一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遭重创，4艘巡洋舰被击伤。傍晚，德军终因损失巨大，停止了进攻。15日，海滩的形势已经逐渐稳定，盟军的登陆场基本得到了巩固。

　　16日，德军仍不甘心失败，整顿部队实施最后一击，结果在盟军优势海空火力的轰击下，再告失利。维廷霍夫只得向凯瑟林请求撤退。

　　凯瑟林本来就知道单凭第十集团军根本不可能消灭拥有优势海空支援的盟军登陆部队，他原意只不过是拖延一点时间，好让卡拉布里亚的第七十六装甲军安全撤退。

　　维廷霍夫的表现已经超过了他的预期，第七十六装甲军早已安全撤回，而意大利军队也已被解除了武装，罗马也还在德军手中，已经足够了。所以他立即同意第十集团军后撤请求。

　　同一天，从卡拉布里亚北上的英军第八集团军终于推进到萨勒诺地区，与美第五集团军会师。17日，德军开始有秩序地撤离萨勒诺地区，沿途对桥梁、公路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破坏，埋设了大量地雷和爆炸物，还以坚强的后卫部队不时借助有利地形，实施阻滞作战。因此盟军的推进速度极其缓慢，“雪崩”变成了“蜗牛”。

　　9月22日，盟军一部在巴里附近实施登陆，以求合围阿尔塔穆拉地区的德军第一空降师。

　　德军第一空降师为避免遭到包围，主动撤过奥凡托河。英军继续推进，并不断加强对德军的攻势，终于夺取了重要的航空兵基地——福贾机场，这样盟军就可以从该机场起飞战斗机掩护轰炸机对德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位于罗马尼亚的普洛什蒂油田进行空袭。

　　9月28日，英军进抵梅尔菲，压迫德军第一空降师逐步后撤。维廷霍夫随即将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调到贝内文地区，以接应在盟军巨大压力下步步后撤的第一空降师。

　　直至10月1日，美第八十二空降师才进入那不勒斯，夺取了盟军在欧洲大陆的第一个大城市。

　　同一天，德军第一空降师福尔托莱河防线被突破，而且一支英军精锐部队——戴着红色贝雷帽的特种部队，在泰尔莫利地区登陆，从侧后包抄了该师，德军第十六装甲师急行军150公里火速赶来支援。

　　很多坦克都在高速长途行军途中损坏，但经过猛烈反击，终于将实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的第一空降师救出困境。

　　德军能以区区几个师的兵力一再阻止盟军的推进，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英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在兵力使用上的特别谨慎，在盟军具有绝对空中优势和兵力对比优势的有利情况下，通常在第一梯队也只投入4个师，无法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10月6日，盟军到达康波巴索、特尔莫利和那不勒斯以北。盟军进入意大利，标志着欧洲的全面反击已经展开，德国法西斯的战线逐步收缩，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

盟军首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

　　就在“雪崩”作战如火如荼之际，盟军的“响板”行动也开始了。

　　英军原准备以第一空降师在意大利南部的重要海军基地塔兰托空降，以夺取这一重要港口。但由于缺乏运送部队的运输机，只得改以搭乘军舰从海上直接驶入港口，这一计划似乎非常冒险，但为了能够夺得塔兰托，也是必要的。1943年9月9日，盟军组织了一支舰艇编队，运载英军第一空降师的6000名精锐官兵，直扑塔兰托。

　　出乎意料的是，英军根本没有遭到任何抵抗，非常顺利地上岸，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这一重要海军基地和港口。

　　唯一的损失是在1943年9月10日，英军的快速布雷舰触雷沉没，舰上所载的400余官兵大部丧生。该舰所触到的水雷是在意大利宣布投降的当晚，德军停泊在塔兰托的两艘鱼雷艇害怕被意军俘虏，趁夜逃离，就在离开塔兰托的时候，德军在港内布设的，而且未被发现。

　　至9月底，盟军的“雪崩”、“湾城”和“响板”三项计划均达成了预期目标，盟军夺取了萨勒诺、那不勒斯和塔兰托等港口，控制了意大利南部地区，并迫使意大利退出法西斯阵营，加入到同盟国一方。

　　但在意大利南部的德军第十、第十四集团军都未被消灭，这两个集团军于11月初合编为C集团军群，由凯瑟林指挥，主动后撤到加里格里诺河和桑格罗河一线，构筑了坚固的“古斯塔夫”防线，阻止了盟军的北进。

　　而且，德军特种部队于9月21日将关押在意大利中部阿布鲁齐高山的墨索里尼解救出来，并扶植他在意大利北部成立了傀儡政府，继续进行战争，直至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

　　根据与同盟国的停战协定，意大利海军的所有军舰，包括船员和武器必须转移到盟军控制下的港口，意大利海军忠实执行了这一协定。

　　先后共有6艘战列舰、1艘水上飞机母舰、9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8艘护卫舰、33艘潜艇和14艘鱼雷艇驶入盟军控制下的港口。在舰队转移途中，意军有1艘战列舰和2艘驱逐舰被德军击沉。另有2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和5艘鱼雷艇因为锚泊于德军控制的港口，无法离开只得自行凿沉。

　　此外意大利投降后，萨丁岛的德军于9月10日，与意大利游击队达成协议，德军共计27300名官兵、2300余辆车辆和5350吨补给品以及1200名战俘渡过博尼法乔海峡经科西嘉岛，再经巴斯提亚，最后到达里窝那和厄尔巴岛。

　　在撤退过程中，德军有5艘运输船被美军飞机炸沉，2艘油船以及运输船、布雷舰、护卫舰各一艘被英军潜艇击沉，还有一艘布雷舰触雷沉没。

　　自由法国的部队在得知科西嘉岛德军撤退后，即以潜艇、驱逐舰、巡洋舰和坦克登陆舰先后运送7100余人、1000余吨补给物资以及40门火炮和120辆车辆，登上科西嘉岛，在当地意军配合下收复该岛。

　　盟军意大利南部战役发起的时机，是意大利宣布投降的同一天，完全可以实施里应外合的夹击，使德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但盟军没有及时抓住这一极其有利的战机，给予士气低落而且战斗力较差的意大利军队以必要支援，坐视意军被德军一举解除武装。而登陆行动中又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结果上岸后的推进非常缓慢，原计划3天攻占的那不勒斯足足花了21天，还付出了伤亡12000人的巨大代价！而意大利南部的德军也逃脱了盟军的打击，给以后的意大利战局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反观德军，尽管处在十分危急之中，又处于绝对海空劣势，但在萨勒诺给了盟军狠狠一击，险些将盟军赶下海，然后全身而退，退守“古斯塔夫”防线。

　　意大利南部战役是盟军自1942年8月以来首次在德军的防御阵地实施的强行登陆，也是盟军在欧洲大陆实施的第一次大规模两栖登陆战。这次战役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并向德国宣战，标志着法西斯轴心国的解体，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大胜利。

营救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成为阶下囚

　　1921年，贝尼托·墨索里尼成立了法西斯党。翌年，当上了意大利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意大利见法军节节败退，英法联军明显处于劣势，于1940年6月10日站到轴心国一边，对英法宣战。同年10月28日，墨索里尼不顾政府和军方大多数人提出的“准备不足”的忠告，进兵希腊，遭到希腊军队的英勇抵抗，损失惨重。1941年又向苏联派出军队，欲重振国威，但没取得理想的效果。1943年5月，英美联军在突尼斯战役中全歼德意30万大军，占领北非。随后，英军实施“肉馅”计划，在骗过了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后，英美联军于1943年7月9日在西西里成功登陆，兵锋直指意大利！随后，意大利本土遭到盟国空军的猛烈轰炸，损失惨重，各地接连发生骚乱事件。迅猛而来的这一切将意大利人惊呆了，失败情绪笼罩全国，局势动荡不安。最终，一场来自法西斯党内的保皇主义者所策动的政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混乱之中，陆军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认为，要想把意大利从崩溃中拯救出来，只有更换元首。意大利国王埃曼努埃尔三世对内外局势忧心忡忡，也曾考虑要墨索里尼卸任。在法西斯党内部也有些人指责墨索里尼作为党的领导不得力，想要追究他的责任，解除他的职务。

　　1943年7月24日夜，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墨索里尼在他作为独裁者的生涯中，第一次发现自己由于把国家引入战争而成为猛烈抨击的对象。委员会最终以19票对8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恢复有民主议会的君主立宪制；军队的全部指挥权重新交还给国王。

　　对于墨索里尼，这无疑是一场噩梦，然而噩梦却并未就此停止。

　　翌日，国王埃曼努埃尔召见墨索里尼，告知他被撤除一切职务，随后，被装进一辆救护车押走。到此，墨索里尼才如梦方醒，明白自己成了阶下囚。

　　墨索里尼几经周转被押送大萨索山。

希特勒实施“橡树计划”

　　柏林，1943年7月25日夜，帝国总理府。

　　希特勒和他的军政要员们听到来自罗马的消息后震惊异常，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希特勒很快镇静下来，他一反常态以极其冷静的口吻下令，立即占领意德边境和意法边境阿尔卑斯山的所有山口。

　　为此目的，从德国和法国南部迅速集结一个德国师，组成B集团军，由精悍的隆美尔指挥，随时准备开进意大利。

　　7月27日，下午16时，最高统帅部收到来自罗马的消息：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被解放，实行全国戒严，战争结束前禁止一切政治活动。

　　听到这一消息，希特勒惊呆了，他知道，如果在意大利没有一个法西斯政府，就不能减轻德国人负担，并且不能帮助保卫那条很长的供应线，防止意大利游击队的骚扰。

　　一小时后，希特勒召集纳粹军政要员，商讨对付意大利的行动计划。他用拳头猛烈地捶着桌子，气急败坏地要大家立即拟定一个营救墨索里尼的计划。于是，“橡树计划”出笼了——派突击队把墨索里尼从深渊中救出来，使他重掌意大利政权。

　　鉴于任务的重要性，希特勒亲自点将，由奥托·斯科尔兹内来指挥这支由50人组成的突击队。

　　奥托·斯科尔兹内，1908年出生在奥地利，父母均是知识分子，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他自小对哲学充满了热情，尤其是尼采更使他入迷。

　　1936年，当他只身来到德国莱比锡准备进大学读书时，希特勒那些充满激情、极具诱惑力的演讲完全使他臣服了。怀着对纳粹主义的深厚信念，他加入了党卫队。在战争中，他成功地指挥了一次又一次的突击行动。

　　冒险，成了他的特殊嗜好。希特勒亲自召见了他，一见面希特勒即开门见山地说：“要交给你一项极重要的任务。我们军事上忠实的盟友墨索里尼，遭到意大利国王的出卖，以致被本国人囚禁起来了。”

　　接着，希特勒又说及了意大利内部正准备秘密投降的内幕。由于一场交涉，意大利政府准备在盟军登陆该国之前，放下武器投降。

　　“不过，这种交涉附带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意大利必须把1922年以来统领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囚禁起来。对于我来说，墨索里尼乃是古罗马的光荣化身，我绝对不能背弃他。我们必须尽快地把墨索里尼救出，否则他会落入盟军之手的。”

　　讲到此时，希特勒突然停下来，好像要给斯科尔兹内充分的时间理解似的。随即他又说：“我命令你去完成这一项任务，你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这么一来，不怕不会成功的。不过我要再三叮嘱你，那就是保守这项使命的秘密。细节方面请你和陆军空降部队司令当面洽商。”

　　想起落在肩头的重任以及它会带来的后果，斯科尔兹内感到一阵头晕。

　　步出了希特勒的房间之后，斯科尔兹内顿时感觉饥肠辘辘。

　　这也难怪，他已好几小时未进食了，他命令卫兵去弄一些吃的来。

　　然而，当他才吞下第一口时，一名空军军官突然进来说：“库尔特·斯徒登特将军有请。”斯科尔兹内只好放下碗，走了出去。于是，营救墨索里尼的战斗展开了。1943年8月1日，希特勒得到情报，墨索里尼被囚在万托特纳岛上。

　　8月14日，墨索里尼已被转移至另一个岛，在离撒丁岛北端不远的马达累纳岛上。希姆莱立即于当天晚上召见了斯科尔兹内，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派遣驱逐舰和伞兵进攻该岛，同时让斯科尔兹内的突击队空降到具体地点营救墨索里尼。”

　　但是这一计划还未得以执行，墨索里尼又被转移了。

　　9月3日，盟军在靴形的意大利南端登陆。当天晚上，巴多里奥政府与盟军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根据该协定中一个秘密条款的规定：墨索里尼必须交给盟军处理。两天以后，墨索里尼被偷偷地带到了亚平宁山脉最高峰——大萨索山顶上的一家旅馆里监禁起来。

　　9月6日上午10时，希姆莱就从他手下的情报人员发来的电文中得知了墨索里尼的下落。当天下午临近黄昏时分，斯科尔兹内中校在接到希姆莱送来的消息后，带着一名精通空中摄影的突击队员，由他亲自驾驶一架侦察机，飞往大萨索山山顶上空察看地形。

　　天公不作美，当斯科尔兹内的侦察机飞临大萨索山时，正巧碰上大片的乌云在山顶上空。不得已，他只好让飞机在空中做盘旋飞行，等待乌云飘过。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往日风云突变的大萨索山峰这时却显得异样的平静，10分钟后眼看着太阳就要沉下，不能再等了，侦察机油表上的读数显示油料已经维持不了多久。

　　斯科尔兹内内心中一个疯狂的念头一闪而过，他迅速地目测了一下山顶和那片乌云之间的距离，大概有800米左右，这时他稍稍地拉高了一点飞行高度，掉转机头，往山顶缓缓地俯冲下去。

　　在距离山顶不足500米的时候，他果断地关掉了飞机引擎。一瞬间，飞机穿过了乌云，悄无声息地在山顶上空200米的高度滑翔而过。

　　被斯科尔兹内的疯狂举动惊得直冒冷汗的突击队员迅速拍下了几张山顶的照片。

　　9月7日，柏林郊外，突击队营地。几幅放大了的照片摊在桌上，看上去异常清晰：矩形的。不足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山顶上，四座钢筋混凝土暗堡封锁了唯一能直达山顶的一条缆车铁路。

　　在此路口后大约40米的斜坡上，一幢三层楼高的旅馆里就囚禁着墨索里尼。旅馆前面有一片面积不大，但较为平整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悬崖边。

　　斯科尔兹内两手扶桌，眉头紧皱地审视着山顶地貌，脑海中闪过电影似的战斗场面。最后，他断然决定采取空中突袭——用滑翔机运载突击队，进行突然袭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服意大利宪兵警卫队，然后用一架经过改进的、大功率的小型“费赛勒”怪鸟式飞机把墨索里尼带走。

　　这样一个绝无先例的作战计划，其危险程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它的成功率，用斯科尔兹内自己的话来讲，不足50％，但却是唯一可行且最为有效的办法了。

　　第二天下午，一架运输机满载全体突击队员往意大利北部飞去，驻扎在那里的德国B集团军司令隆美尔陆军元帅已做好了迎接准备。

　　晚上22时许，隆美尔的作战指挥室里，隆美尔手执他那从不离身的权杖注视着斯科尔兹内的突击队，只见突击队员们挺立在那里，一个个手里都端着折叠式冲锋枪。

　　背囊里，枪榴弹4发、特种枪管各一支。腰插8．5毫米手枪一支。另外，每人还各携高爆定时手雷6枚，特种多用匕首一把。整个突击队每5人一组被划为十个战斗单位，每小组有反坦克火箭筒一支，火箭弹十发，并且配备短距无线对讲机两台，所有装备一应俱全。

　　随后，隆美尔宣读了元首的手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德突击队成功实施营救

　　对于救出墨索里尼的方法，斯科尔兹内认为：从地面展开的营救作战是行不通的，攀登险峻的岩石已很吃力，哪有余力从事作战？同时，势必为盟军所发现，巨大的损失将无法避免……

　　现在可行的方法有二：一是以降落伞降落山顶；二是使用滑翔机作战。

　　不过，根据德空军专家的意见，饭店内侧的那一块草地，欲作为着陆地点的话，仍嫌太小了。而大萨索山的海拔相当高，空气稀薄，不适合于使用滑翔机。为了对付守备饭店的卫兵，斯科尔兹内计划把200名兵力投入这场作战。然而，空军专家却说，如果使用降落伞或滑翔机的话，有20多名士兵着陆也就不错了。总之，斯科尔兹内无法改变他们的意见。

　　就上述的两种方法，他们考虑了一段时间，终于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法。

　　此后，他们又讨论了有关计划的细节。

　　首先，他们慎重地测定距离，决定作战的官兵该带哪一种武器。尤其是要使12架滑翔机正确地着陆，非制订周密的计划不可。

　　包括驾驶员，每一架滑翔机将搭载10名官兵。必须使各组能独立作战。斯科尔兹内决定搭乘第三架滑翔机，如果第三及第四架的人员展开直接攻击的话，那么先行着陆的两架滑翔机人员，可以援助。

　　斯科尔兹内的计划是大胆的，他准备用一部分滑翔机进攻并救出墨索里尼，其余滑翔机用来载运伞兵在山谷降落，攻占缆车站台，阻止意军向山峰增援，然后用一架轻型飞机在悬崖顶部降落，将墨索里尼送到山脉西部低地的阿奎拉机场，在那里换乘一架亨克尔轰炸机，将其送到希特勒的统帅部。

　　斯科尔兹内带18个突击队员，其余担任进攻的人员，包括空降夺取缆车站台的人员在内、斯徒登的另一支伞兵部队将乘车去攻占阿奎拉机场。

　　斯科尔兹内于1943年9月12日中午搭机起飞。他本来打算在早晨山上气流较稳定时起飞，但滑翔机未能到达。

　　滑翔机当时仍在里维埃拉的途中，为了避开盟国战斗机的袭击，这些疲劳的飞行员作了几次费时的长途迂回飞行，才于11时驾着飞机和滑翔机降落在罗马附近的普拉特克德马雷机场，随即接到攻击的命令。

　　起飞时间定于下午13时。在起飞之前半小时，盟国轰炸机对机场进行了一次猛烈袭击，滑翔机无一损伤，只是在跑道上留下几个弹坑。

　　斯科尔兹内按时起飞，但当飞机在1500米穿出云层时，他发现前面两架滑翔机已不见。这就意味着，在他着陆时将没有人进行掩护。由于各机之间没有通信联络，飞机和滑翔机一旦升空就无法改变计划。

　　斯科尔兹内发现他在滑翔机内的位置视界不好，就抽出匕首将两腿之间的布质舱底割开一个洞，他不时地弯下身子观察地面，并将所见情况大声告诉驾驶员。当把驾驶员引导到预定山顶后，告诉驾驶员使滑翔机脱钩。于是，他们就从300米高空穿过冰冷的大气盘旋下降，其余滑翔机尾随在后。

　　驾驶员转身看斯科尔兹内，露出惊疑的神色。他不相信所看到的就是预定着陆场。斯科尔兹内又检查了一遍，然后向驾驶员喊道：“是这个着陆场！”

　　进场时，斯科尔兹内发现，这一降落场的坡度比预料的还要陡些，而且上面还到处有岩石和松动的鹅卵石。“我们已在山谷上空，作战地域已近，戴上钢盔，准备战斗！”斯科尔兹内命令道。

　　饭店已进入视野，透过机窗找到那块计划降落的三角形草地，然而斯科尔兹内全身僵硬了。他瞪大眼睛看着那块三角地，那是一块非常险峻的倾斜地，乱石满地，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飞机在这里降落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且有机毁人亡的可能，怎么办？

　　斯科尔兹内快速地考虑着。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最后他坚定而大声地下达着命令：“强行着陆，越靠近饭店越好！”

　　斯科尔兹内乘坐的滑翔机右翼倾斜了下去，机体急速地下降了，驾驶员为了减低滑翔机的速度，使用了机尾的降落伞，机体强烈地抖动着，好像喝醉了酒一般。最后，斯科尔兹内乘坐的滑翔机第一个歪斜着降落于草地上面。由于强烈的抖动，机体的底板破裂了，甚至连机壁也裂开了缝。

　　驾驶员打开了滑翔机的减速装置并拉杆使之减速，于是滑翔机沉重地落在这块岩石着陆场上，滑到离饭店墙壁很近处停了下来。另三架滑翔机降落在他后面。这三架滑翔机在滑过岩石时，机翼被撞坏，各机人员集结在一起，无一人受伤。

　　但另一架滑翔机因未找到着陆场，撞毁在丛林和岩石上，人员损失惨重。其余5架滑翔机向山谷和缆车铁路站台滑去。在飞机尚未停稳之际，第一位突击队员跳出了滑翔机，携着冲锋枪，一路跑了出去。斯科尔兹内也跟着冲出。

　　滑翔机停留的地方离饭店不到15米！四周是凹凸不平的岩地，滑翔机碰到了石头有些地方已损坏，然而，岩石也起到了制动作用，使飞机能够在极短的距离内牢固地停下来。斯科尔兹内拿起了武器，弯着腰一路向饭店跑去。

　　饭店的旁边站立着一个意大利哨兵，他看见了这一只庞大的“飞鸟”之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想不透这只巨鸟是从哪儿飞过来的。至此，他们还不曾发射一枚子弹。

　　事先，斯科尔兹内叮咛自己的部下，不到万不得已不许开枪，否则很难达到奇袭的目的。

　　这一措施很对，他们在尚未惊动意大利守兵的情况下就已抵达了饭店，吃惊不小的哨兵瞪着眼睛看着他们，但却没有任何的反抗。“举起手来！”斯科尔兹内大声地喝道。

　　此时，几个意大利士兵正在摆弄着无线电发报机。斯科尔兹内带人冲上去，干掉士兵，敲碎无线电机。然后一直杀到了饭店正门，冲到了饭店的墙角。

　　在离墙角3米之处凸出着一个楼台，一个士兵弯下身子，斯科尔兹内踏上他的背部，跳上楼台，来到第二层走廊，其他的士兵紧跟其后。喘了一口气之后，斯科尔兹内仔细搜索着，透过窗子，这时他看到了一张很熟悉的脸孔，此人正是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用德语喊道：“快离开窗口，太危险了！”然后，便看不到他了。

　　德兵拥成一团，冲进饭店里面，刚好和气急败坏地跑出来的意大利兵撞个满怀。意大利兵个个惊恐万分，德兵和意兵纠缠在一起。

　　当斯科尔兹内搜寻到舞厅时，他又发现了墨索里尼，两名年轻的意大利军官看守着他。斯科尔兹内停下脚步，双方对视着，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时一个德军中尉从后面冲了进来，同时四周的窗口又出现了几名德国伞兵，他们是攀着避雷针爬上来的，这间屋子被包围了。

　　两名意大利军官只得把墨索里尼交给了斯科尔兹内。斯科尔兹内任命随行中尉为墨索里尼的新保镖。稍后一些的滑翔机陆续降落，斯科尔兹内对他们喊着：“一切都很顺利。”并命令立刻在各处配备哨兵。这时随后而来的第八号滑翔机在即将着陆之际，被上升的气流袭击，机身猛烈地振动起来，接着如一块石头，垂直地坠落下来，机身几乎被摔碎，10名士兵都负了重伤。

　　斯科尔兹内冷静地想，必须想办法使意大利士兵停止抵抗，否则事态继续发展，对德突击队的命运必有威胁。于是他走到大门处，以不太流利的意大利语大叫着说：“我要会晤司令官，请出来面谈！”

　　意军有名秃头上校走了出来。

　　斯科尔兹内大声喊着：“请阁下投降吧，墨索里尼已在我们手里，建筑物也被占领了。如果阁下想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请考虑，是否投降？”

　　说完了这一段话之后，斯科尔兹内一面等待回话，一面向窗外察看，注意意大利士兵是否有所举动。然而他的顾虑是多余的，意军上校很快便宣布投降了。他端了两杯红葡萄酒，走过来，简单说了一句：“向胜利者干杯！”斯科尔兹内向他表示感谢之后，接过了酒杯。

　　外面响起了一阵喊叫之声，不知谁把白色的床单挂在窗边，通知外面的德军，意大利军已全部投降了。饭店完全被德军占领了。

　　斯科尔兹内和墨索里尼碰面之时终于来了。墨索里尼很久没有刮胡子了，穿着一件蓝灰色的宽松大衣。然而，脸上却呈现着喜悦之色。

　　斯科尔兹内以立正的姿势，郑重地向墨索里尼报告：“阁下！元首派遣我来解救您，您自由了！”

　　墨索里尼颇为满意地说：“阿道夫·希特勒绝不会弃我于不顾的！”

　　然后，他紧紧拥抱着斯科尔兹内。两人又谈了几分钟，然后斯科尔兹内命令手下解除了意大利守备队的武装。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把墨索里尼从山顶送到希特勒那里。斯科尔兹内未能用电台与阿奎拉机场取得联系，从而未弄清营救用的飞机是否确实等在那里。他按预定计划呼叫一架轻型飞机在下面山谷的缆车铁路站台附近降落。

　　飞机来了，但在着陆时受到损伤，不能再起飞。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德国的王牌飞行员格洛克上尉，他正驾驶着一架轻型观察机在山头上空盘旋。斯科尔兹内向他送出做好试降准备的信号。

　　每一个人，包括墨索里尼在内，都动手清除这块小小场地上撞毁的滑翔机和一块块小鹅卵石，然后格洛克试行着陆。在稀薄的空气中，飞机很快就侧滑下来，接着就在这块倾斜的着陆场上连滑带跳地停了下来，飞机并未受到损坏。下一步就是要让墨索里尼乘这架飞机飞走。但是，斯科尔兹内已经把墨索里尼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不准备让格洛克或其他人分享荣誉。他坚持一定要随同这架飞机一起飞走。

　　格洛克认为一架小飞机根本不可能同时装下这两个人的重量，表示拒绝。但是斯科尔兹内和他嘀咕了一阵，格洛克意识到这一胆大包天怪人的后台是强硬人物。于是，三人爬进在倾斜的着陆场顶头已做好准备的飞机。斯科尔兹内为了得到希特勒的奖赏，甘愿用他和墨索里尼的性命来冒险。

　　接着12个士兵从后拉住这架飞机，格洛克踩着刹车，把发动机油门加到最大。当他发出放开信号后，飞机就颤动着、吼叫着向下坡滑去。

　　飞机起落架的一边碰在大鹅卵石上，被碰弯。但是格洛克终于使飞机保持了平稳，随后拉起使飞机离开场地，刚离开山峰即向山下俯冲以取得飞行速度。在山谷里他成功地将飞机拉平，安全地飞到了罗马。墨索里尼和斯科尔兹内被匆忙安置在一架亨克尔飞机的座舱里向维也纳飞去，然后到达希特勒的统帅部。墨索里尼得救了。

　　希特勒悲喜交加，在他的统帅部设宴为墨索里尼压惊，并旋即为他重新组织了傀儡政权。然而希特勒、斯科尔兹内虽然不惜血本搭救了墨索里尼一时，但却不能搭救他的一生，不久，对世界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墨索里尼就被送上了绞刑架。

浴血安齐奥

英军制定“鹅卵石”计划

　　安齐奥是位于意大利“古斯塔夫”防线以北100公里、罗马以南45公里的一个小渔港，在战前是著名的休假胜地。

　　“古斯塔夫”防线，从那不勒斯以北60多公里的地中海沿岸直至亚得里亚海边的奥尔托纳，横贯意大利。

　　防线的中枢要点是高耸入云的卡西诺峰，这座陡峭山峰的脚下就是通往罗马的必经之路——第六号公路，德军占据着卡西诺峰，就可以居高临下封锁第六号公路，切断盟军向罗马的通路。

　　1943年12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决定实施“鹅卵石”计划，丘吉尔将此计划比喻成一只牙尖爪利的野猫，去撕开德国人柔软的下胸腹，抓碎德国人的心脏。

　　整条防线到处都是构筑巧妙的混凝土工事和密布地雷的雷区，加上又凭借着天险之利，绝对是易守难攻，因此盟军在1943年9月至1944年1月4个月中，付出了数万人的重大伤亡，依然没有取得突破。

　　该防线由德军C集团军群凯瑟林元帅指挥，下辖第十、第十四集团军，共23个师，370架飞机。其中的第十集团军的15个师防御“古斯塔夫”正面，第十四集团军的8个师则位于第十集团军北部，作为后援，并负责肃清意大利北部的游击队，保障交通线的畅通，同时警戒意大利北部海岸。

　　为了突破“古斯塔夫”防线，盟军组成了以美军第五集团军、英军第八集团军和英军独立第五军组成的第十五集团军群，由亚历山大上将指挥，兵力共计19个师又4个旅。

　　亚历山大将军于1943年11月制订了代号“鹅卵石”的作战计划，准备投入一个师在“古斯塔夫”防线北面的安齐奥海滩登陆，协同正面部队突破。

　　但由于盟军1943年12月初对“古斯塔夫”防线发动的两次攻击均告失利，而且盟军正全力组织即将于1944年6月发起的诺曼底登陆，地中海战区的一些精锐部队和装备都被陆续调往英国。有鉴于此，美军第五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建议取消该计划，并随即得到亚历山大的批准。

　　1943年12月1日，刚结束德黑兰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觉得，盟军在地中海集结着优势的海陆空部队，而诺曼底登陆要到次年6月才会发动，他实在不愿意足足半年的时间里，毫无作为。

　　因此，他与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坎宁安等地中海战区将领进行商议，强烈要求盟军地中海部队采取行动，攻占罗马，解放意大利全境，威胁德国南部。

　　就这样，已经被束之高阁的“鹅卵石”又提了出来，在丘吉尔的坚持下，该计划的兵力由一个师增加至两个师。

　　但是，当时盟军地中海战区并没有能够运输两个师的登陆船只，登陆船只是战役准备的重中之重，而地中海战区是绝对不能影响诺曼底战役准备的，一时间，登陆船只似乎成为无法克服的困难。

　　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仔细研究了登陆船只的使用，丘吉尔也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求增派登陆船只，在罗斯福的亲自过问下，盟军重新协调了登陆船只的使用，推迟了56艘登陆舰离开地中海的时间，终于拼凑出了87艘登陆舰，勉强能够运送两个师。

　　但这些登陆舰只能供地中海战区使用两天，随后就将调往英国——求战心切的丘吉尔接受了这一苛刻的条件。

　　1944年1月8日，丘吉尔批准了“鹅卵石”计划，以两个师在安齐奥实施登陆。

　　安齐奥海滩沙砾晶莹松软，四周树木掩映，然而，这里即将成为血腥残酷的战场！

　　盟军战役总指挥是刚接替艾森豪威尔就任地中海战区总司令的坎宁安海军上将，登陆部队是从美军第五集团军序列中抽调出的第六军，军长是美国陆军少将卢卡斯。该军下辖两个师、一个伞兵团和5个海军陆战营，共约50000人。

　　其中由特拉斯科特任师长的美军第三步兵师和彭尼任师长的英军第一步兵师都是盟军的精锐之师，久经战阵。美第三师经历过突尼斯战役、西西里战役和萨勒诺战役；英第一师则参加过远征法国、敦刻尔克撤退和北非战役，两位师长都是深受部下爱戴的极富军事才干的将才！

　　海军由美国海军少将洛里指挥，共150余艘登陆船只和126艘军舰，分为两个编队。南部登陆编队由洛里兼任司令，由51艘运输船、5艘登陆舰、4艘火炮登陆艇、34艘步兵登陆艇、33艘其他舰艇和1艘潜艇组成，护航军舰为2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1艘防空舰、2艘护卫舰、2艘炮艇和23艘扫雷艇，负责运送美第三师在安齐奥以南滩头登陆。

　　北部登陆编队由特鲁布里英国海军少将任司令，由3艘步兵登陆舰、3艘坦克登陆舰、4艘火炮登陆艇、29艘步兵登陆艇、17艘坦克登陆艇、1艘火箭炮登陆艇、30艘其他舰艇和1艘潜艇组成，护航军舰为两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1艘防空舰和16艘扫雷艇，负责运送英第一师在安齐奥以北滩头登陆。

　　空中支援力量为700架作战飞机。此外，还有美军第四十五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英军第五十六步兵师作为第二梯队，准备在第一梯队登陆成功后上岸扩张战果。

　　德军认为，盟军根本没有力量在进攻“古斯塔夫”防线的同时组织侧后登陆，所以在安齐奥一带部署了一个工兵营，兵力极其空虚。后来干脆还在盟军登陆前的数小时，取消了这个工兵营的戒备状态。

　　但在德军诸多杰出将帅中，凯瑟林堪称佼佼者，他仍做了必要的预防准备，制订了周密详尽的部队机动方案。在意大利北部乃至德国本土的预备队，可以迅速根据这一方案南下增援。

　　所有通行的道路都事先进行了准备，即便是在最恶劣的天气情况下也能保证通过大批部队，工兵部队对道路冰封以及桥梁损坏，都有针对性的处置预案。在一些偏僻的岔道上，还处心积虑地设立了很多隐蔽的补给点。

　　与丘吉尔雄心勃勃相反，“鹅卵石”行动的两位关键人物——美军第五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和美第六军军长卢卡斯却忧心忡忡。克拉克经历了萨勒诺的惨烈战斗之后，他现在已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根本不相信英国情报机关通报的德军主力全都集中在“古斯塔夫”防线，认为这是英国人用以鼓舞士气的拙劣把戏，而且一想到海军在部队上岸两天后就要撤走，更是觉得心里没底。

　　还有好不容易拼凑出的87艘登陆舰中，只有14艘是可以携带登陆艇的新舰，其余73艘都是只能携带两栖车的老式登陆舰，而两栖战车速度慢，载重小，适航行能力差，驾驶人员也没有经验。在1月17日的演习中，就有40辆两栖战车翻沉，不仅淹死了不少人，还损失了10门火炮。

　　基于这些原因，他给卢卡斯的命令中只是要求在确实占领和控制安齐奥及其附近地区后，再向阿尔班山前进，生怕第六军孤军深入，全军覆灭。临行前还特意嘱咐卢卡斯，不要梦想一举夺取罗马，千万不要贸然进兵。第五集团军作战部部长布莱恩准将明确指示，第六军上岸后可以根据情况自行更改作战计划。

　　卢卡斯比他还要悲观，还要谨慎。在日记里多次流露出对此次作战的恐惧和担忧，心底里一直有着浓重的阴影，非常害怕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利波利登陆的覆辙。

　　那场死伤惨重却一无所获的战役就是由当时担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一手策划指挥的，与现在的情况简直如出一辙！

　　更要命的是卢卡斯的好友、大名鼎鼎的巴顿将军也对此次作战深表忧虑，这所有的一切，都给此次作战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1944年1月17日，“古斯塔夫”防线正面的盟军美第五集团军和英第八集团军，发起了全面攻击，力求取得突破，即使无法突破，至少也要吸引德军注意力，牵制其预备队，使其无力顾及安齐奥。同一时间里，美第六军开始登船。

　　1月21日下午，盟军登陆部队36000人和所有装备、补给，分乘253艘舰船从那不勒斯起航。为迷惑德军，船队先经卡普里岛向南航行，直至夜幕降临后，才转向安齐奥。

　　午夜前后，登陆船队顺利到达换乘海域，随即开始换乘登陆艇等小型登陆工具突击抢滩。盟军吸取了萨勒诺的经验教训，在所有登陆艇的艇首都加装多管火箭炮，对登陆海滩实施密集猛烈的火力准备。

　　1月22日1时，即预定的登陆时间，盟军首批登陆部队准时上岸，几乎没有遭到抵抗，担负防御任务的德军工兵营大部被俘，其中很多人在被俘时还穿着睡衣！

　　8时，美军先头部队已占领安齐奥镇。

　　盟军继续推进，顺利占领了预定目标，美第三师到达墨索里尼运河，英第一师到达莫莱塔河河口。至22时，36000人的登陆部队和3000辆车辆全部上岸，并在海滩建立起了长15公里的环形阵地，德军只有零星空袭，盟军损失极其轻微。

　　此时，距海滩仅24公里之遥的阿尔班山和山脚下通往罗马的公路，只有德军几个哨所，完全可以说，这一切都将是唾手可得！

　　但卢卡斯置第十五集团军群司令亚历山大必须迅速占领阿尔班山的指示于不顾，他打定主意，只要“古斯塔夫”防线正面盟军没有取得突破，就决不向纵深推进，因此他只是下令加强防御，巩固滩头。

　　22日整整一天，第六军就在滩头止步不前。

德军组织力量实施反攻

　　凯瑟林得知盟军在安齐奥登陆的第一反应是瞠目结舌！因为此时从安齐奥到罗马沿途已无一兵一卒！换言之，罗马已经是盟军的囊中之物了！

　　但出乎意料的，盟军竟然在海滩逗留不前，凯瑟林不愧是杰出的军事家，立即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组织力量进行反击。他凭借事先拟订的计划，迅速将意大利北部的第十四集团军调往安齐奥。

　　1944年1月23日，火速赶来的第一批德军首先控制了咽喉要道——阿尔班山，所有通向内陆的公路均在德军炮火的控制下，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冯·马肯森中将也赶到了，他将负责直接指挥安齐奥一线战斗。从第十集团军、第十四集团军共8个师中紧急抽调出的部队正陆续到达，开始建立起防线，还有5个师的部队正日夜兼程赶来。

　　黄昏时分，德国空军几个月来第一次大举出动，击沉了盟军一艘驱逐舰，德军还使用了无线电遥控滑翔炸弹，但盟军很快掌握了对付这种炸弹的有效方法，对滑翔炸弹的无线电遥控频率实施无线电干扰，使其改变弹道坠海。

　　至1月29日，在德军的空袭中，盟军的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船和医院船各一艘被击沉，两艘驱逐舰和一艘坦克登陆舰被击伤，此外还有登陆舰、扫雷舰、步兵登陆艇、扫雷艇各一艘触雷沉没，防空舰和驱逐舰各一艘触雷受伤。滩头上的盟军开始感觉情况不妙了，美第三师师长特拉斯科特和英第一师师长彭尼见卢卡斯坐失良机，听任德军集结，心急如焚，强烈要求迅速出击。

　　亚历山大和丘吉尔也都来电质问，为何不迅速占领至关重要的阿尔班山？

　　此时，卢卡斯仍不打算向纵深推进，在上下的压力下，以及考虑到滩头还比较狭小，这才决定向外扩张，美军攻占奇斯泰尔纳镇，英军则攻占卡姆波莱奥火车站。

　　奇斯泰尔纳镇位于蓬廷沼泽的边缘，第七号公路和从那不勒斯至罗马的铁路都从该镇经过。卡姆波莱奥火车站则正处在安齐奥通往阿尔班山山脚阿尔巴诺镇的公路上，两地都是安齐奥地区的交通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

　　美第三师在进攻奇斯泰尔纳镇的战斗中遭到了德军顽强抗击，每一条田埂、每一间房屋都要经过激烈争夺。师长特拉斯科特见正面进攻进展缓慢，便决定实施渗透穿插。

　　投入精锐部队——陆军别动队，这支部队曾在西西里和萨勒诺一展身手，训练有素，作风顽强，善打硬仗恶仗，堪称“虎贲”劲旅。他们将在夜间穿越德军防线，突袭奇斯泰尔纳镇。

　　当晚，别动队沿着被称作“潘塔诺壕沟”的水沟悄然而行，一路上匍匐前进，穿过德军防线后，到达距奇斯泰尔纳镇中心街区仅800米，这才一跃而起，冲上公路向附近房屋扑去。

　　哪知此时德军的炮火铺天盖地倾泻而下，原来，德军早已发现他们的行踪，一直等到他们进入开阔地带，才以密集火力实施覆盖射击，美军这支精锐之师完全像落入陷阱的猎物，任人宰割。

　　出击的700多人中后来只有几个人逃回美军阵地，其余非死即俘！美军的行动终以惨痛的损失宣告失利。

　　英军首先派出了侦察分队，沿着通向阿尔巴诺镇的公路搜索前进，一直推进了近5000米，才遭到了从卡罗切托村一处有着红围墙的坚固建筑里的射击，侦察分队把这幢红墙建筑称为“工厂”。

　　实际上这里是一处大型的居住点，是意大利政府为开垦沼泽地的农民修建的。“工厂”是该地区的制高点，居高临下控制着四周的平原，绝对是双方的必争之地。

　　英一师师长彭尼得到侦察分队的报告，意识到德军集结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料，因此必须在德军大部队到来之前，尽快夺取“工厂”和卡姆波莱奥火车站。他随即向卢卡斯请战，卢卡斯碍于彭尼是友军，勉强同意这一请求。

　　英军于26日凌晨发起攻击，德军在“工厂”顽强抵抗，甚至还在凶猛炮火支援下组织反击，双方展开激战，英军每前进一步，每夺取一幢房屋，都要付出巨大代价。英军最终以惨重的伤亡夺取了这一重要的据点。

　　特拉斯科特和彭尼两位师长都意识到了情况越来越危急，一再要求卢卡斯趁德军还没全部到来尽快发动总攻。

　　而丘吉尔、亚历山大也对美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克拉克施加压力，克拉克于1月28日乘鱼雷艇亲自到达安齐奥，督促卢卡斯发展进攻。

　　就在同一天，盟军第二梯队美第一装甲师和第四十五步兵师相继到达，使盟军在安齐奥已集结了68000人、500门火炮和250辆M-4“谢尔曼”坦克，卢卡斯这才觉得心里有了底，决定立即组织总攻。殊不知，此时德军也已集结了重兵，凯瑟林甚至确定了反击的具体时间表。

　　1月30日，盟军终于发动了总攻，左翼英一师和美第一装甲师为主攻，负责攻占卡姆波莱奥火车站，美第三师和第四十五师师为右翼，攻击奇斯泰尔纳。

　　2月1日，右翼美军由于伤亡惨重，进攻逐渐停顿下来，残部掘壕坚守，准备应付德军反扑。

　　左翼英军所处的地形比较狭窄，为了发动更为有力的攻势，英军首先投入爱尔兰禁卫营和苏格兰禁卫营，夺取有利的攻击展开线。

　　爱尔兰禁卫营和苏格兰禁卫营面对德军弹如雨下的火力射击，拼死冲杀，以巨大的伤亡达到了预期目的，夺取了预定的攻击展开地域，这样，英军已从滩头向内陆推进了20公里，如同一把利剑深深插入德军阵地！

　　最前沿的英格兰希罗普郡营已夺取了阿尔班山的第一道山坡，但附近德军力量在不断加强，英军急需美第一装甲师的增援。然而该地区遍布深沟高壑，坦克几乎无法活动，唯一可供坦克行动的道路就是通往阿尔巴诺镇的公路。

　　但在公路上德军早已设置了大量障碍，而且又是处在德军火力控制之下，如果装甲师贸然出击的话，必将遭受严重损失，因此，原来要求坦克支援的英军，反而要先为坦克扫清障碍！担负这一任务的是英军舍伍德山地营。该营越过英格兰希罗普郡营的阵地，向火车站冲去。

　　但很多官兵好不容易突破德军迫击炮、机枪和自动步枪组成的交叉火网，冲到罗马至那不勒斯的铁路旁，却根本无法越过铁轨到达对面的火车站。

　　因为这里地形非常不利，铁路两边是山崖，铁轨路基则正处在中间低洼地上，英军从山坡上冲下路基，却正好陷入了致命的绝地。

　　路基一带简直成为可怕的屠宰场，英军士兵就如同活靶子，被德军的火力成片成排地扫倒。美第一装甲师的先头坦克营，竭尽全力提供支援，却徒劳无功。

　　第一装甲师师长哈蒙少将面对尸横遍野的战场，感慨地说从没见过在一个地方死了这么多人！此战之后舍伍德山地营只剩下8名军官和250名士兵。

　　盟军的进攻徒有伤亡，毫无收获。盟军官兵开始感受到困惑和担忧，原来大有成功希望的突袭战，眼看却要成为全军覆没而进行的垂死之斗了。

　　盟军被困在正面不足25公里宽，纵深不过25公里的狭小滩头，“牙尖爪利的野猫”简直成为搁浅的鲸鱼！

　　德军则于2月3日发起了反击，攻击矛头直指英军阵地，英军坚守阵地的第一师第三旅经受了德军的疯狂冲击。德军先以猛烈炮击，再以装甲部队实施突击，步兵则穿插迂回，对英军实施分割包围。

　　由于连日大雨，加之战场上硝烟弥漫，盟军空军无法出动，英军得不到空中支援，伤亡惨重。彭尼向卢卡斯求援，但卢卡斯却要求其撤退，在这种情况下，撤退无异于自杀。

　　幸亏盟军又一批增援部队英军第十一八步兵旅和第一特勤大队约1800人到达，第一六八旅原在“古斯塔夫”防线苦战，刚被紧急调来，就立即在坦克配合下，全力救援，终于击退了包围英军的德军，第三旅这才冒着密集炮火带着大部分伤员突出重围。

　　英军以巨大代价所夺取的楔形阵地却失去了。

　　英军第一师退至“工厂”、马莱塔河和墨索里尼运河一线构筑防线。卢卡斯见德军攻势凌厉，开始在英军第一师防线后面5公里处建立最后防线，以备万一。

　　2月7日，德军对卡罗切托河的渡口发动了钳形攻势，英军第一师竭尽全力拼死抵抗，守住了渡口，但却失去了战略要地——布翁里波索岭，这个高地俯瞰着通往阿尔巴诺镇的公路，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英军还控制着山岭下的阵地。

　　2月8日，连日苦战的英一师拼尽最后力量反击布翁里波索岭之德军，激烈异常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英一师投入反击的部队伤亡惨重，军官几乎全部阵亡，残部被迫于黄昏时放弃重夺布翁里波索岭的努力，向卡罗切托河的渡口撤退。

　　当晚，潮水般涌入的德军乘势向“工厂”猛扑，双方在“工厂”展开了激烈争夺，尽管海面上的盟军军舰也连连开火，为英军提供火力支援，但仍未能阻止住德军的进攻。

　　9日凌晨，德军占领了已是一片废墟的“工厂”，随着英军防线上这一关键阵地的丢失，盟军态势更趋险恶。天亮后，德军集中所有能够集结的兵力，继续扩大战果。

　　2月10日，英军苏格兰禁卫营坚守的卡罗切托村也告失守，英一师残部退至卡罗切托河岸大堤，继续组织防御。

　　由于“工厂”失守，以及英军防线的一再告急，盟军登陆滩头环形防御有全线崩溃的危险，卢卡斯投入最后预备队——两个步兵营和两个坦克连，于2月11日发动反击。

　　但盟军的最后反击，也未能挽回危局，反击还是以失败告终。

盟军浴血守卫安齐奥

　　此时，安齐奥海滩上的10多万盟军，拥挤在狭窄滩头阵地上。整天在德军密集的炮火轰击下，从将军到士兵，都明显感受到了危在旦夕的恐慌！

　　但经过数年战火考验的盟军不再像战争初期，一触即溃，而是寸土不让，拼死抗击！

　　1944年2月的安齐奥正值雨季，连日大雨、遍地泥泞，在雨中，在泥中，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完全是一幅人间地狱的惨象。

　　2月14日，指挥意大利地区盟军地面部队的第十五集团军群司令亚历山大亲自到达安齐奥，在视察了前线后，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记者保证，安齐奥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敦刻尔克！

　　然而，盟军在地中海抽调不出更多的军舰，也没有足够的后备部队，即便有，也没有船只运送，即便有船，狭小的滩头也容纳不下更多的部队。

　　因此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意大利南线全力猛攻“古斯塔夫”防线，企图迫使德军从安齐奥抽调部队南下，减轻安齐奥部队的压力。

　　现实竟然如此具有讽刺意味——安齐奥登陆原是要解决无法突破“古斯塔夫”防线的难题，现在正面战线的盟军反倒却要救援那些原本是要帮助他们的部队。

　　2月15日，英军第八集团军对“古斯塔夫”防线的核心卡西诺峰发动了强攻，英军中最骁勇善战的廓尔喀兵曾一度冲上了山峰制高点的修道院，但随即被德军击退。

　　英军三次攻击，均无功而返。

　　盟军认为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修道院可能被德军作为炮兵观察哨，实际上凯瑟林在构筑“古斯塔夫”防线时就严禁德军官兵进入修道院，更没有将其纳入防御体系，甚至还为修道院派出了警戒哨兵，修道院里一些珍贵文物则被转交给了梵蒂冈的教皇全权代表。

　　盟军并不知道这些，凭着修道院在卡西诺山峰上的重要位置，想当然地出动近300架次B-17重轰炸机，向这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修道院投下了400多吨炸弹，将其夷为平地。

　　这反而使德军打消了一切顾虑，在修道院断壁残垣下的坚固地下室里，建起了理想的炮兵观察所。

　　现在，希特勒也对安齐奥关心起来。因为，近一年多来，德军在各个战场上迭遭败绩，正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民心士气。

　　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在安齐奥取得胜利，必将对英美即将开始的法国登陆产生重大影响，迫使英美取消或推迟登陆，这样就可以赢得至为宝贵的时间，先集中力量打败苏联，再腾出手来从容对付英美。

　　正因为如此，安齐奥在整个战略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希特勒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取得胜利。

　　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德国的宣传机器也开动起来，通过无线电广播、阵地前沿广播和传单等手段，一面宣称安齐奥即将成为第二个敦刻尔克，以涣散盟军军心，一面极尽所能挑拨英、美军队之间的矛盾。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德军不顾盟军海空火力的打击，不断向安齐奥调集部队，在安齐奥海滩周围，德军已集结了三个步兵师、二个装甲师、二个摩托化师和一个空降师，总计12．5万人，超过了盟军的总兵力。

　　而且，这些部队还有四个装备最先进的“虎式”和“豹式”重型坦克营，拥有的地面炮兵火力也丝毫不比盟军逊色。

　　2月15日6时，德军全线总攻开始了。

　　首先是猛烈炮击，盟军炮火随即还击，双方的炮战惊天动地，炮击还未停止，德军步兵就在烟雾掩护下发起了冲锋。

　　德军计划先以小群坦克直接支援步兵，以不停顿的攻击，打开盟军防线的突破口。然后以“虎式”和“豹式”坦克营为核心的装甲集群沿安齐奥至阿尔巴诺的公路实施强力突击，力争一举打到海滩，将盟军赶下大海。德军还投入秘密武器——280毫米K5列车炮，该炮实际口径达283毫米，重218吨，发射CR42特种榴弹时，射程达62公里，威力巨大。卢卡斯察觉了德军主攻方向，相应调整了部署，将苦战多日而残缺不全的英一师调到距安齐奥10公里，距“工厂”4公里的公路铁路立交桥，作为预备队。

　　刚从“古斯塔夫”防线正面调来的英军第五十六步兵师第一六九旅和美军第四十五步兵师第一五七团部署在公路左侧，美军第四十五步兵师的其余两个团，第一七九团和第一八零团部署在公路右侧，美军第三步兵师则位于奇斯泰尔纳镇附近。

　　德军主攻方向是美军第一七九团的防区，德军攻势如潮，步兵蜂拥而来，根本不顾同伴的死伤，一味向前猛攻，美军依托村落的房屋和匆忙构筑的野战工事，顽强抗击。

　　但德军的攻击一波接一波，几乎没有停顿，美军的阵地在德军优势兵力的强力冲击下，相继失守。眼看德军就要突破整个防线，直捣海滩。

　　这时，盟军在海滩上的炮兵和海面上的军舰，一起开火了，这些炮火早已精确测定了德军攻击路线上的坐标，密集而猛烈的炮火呼啸而来。死亡之网准确覆盖了德军的攻击队形，德军先头团遭到了灭顶之灾，军官几乎全部阵亡，士兵死伤大半，侥幸逃回阵地的士兵被如此猛烈的炮火完全吓破了胆，再也不愿前来送死！

　　直至黄昏，美军依然掌握着阵地。

　　天黑后，德军改变战术，集中力量对美军第一五七团和第一五九团结合部发动夜袭，终于在美军防线上撕开了突破口。

　　2月16日天刚亮，德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大举出击，奋力扩大夜间撕开的突破口，最终在盟军防线上打开了一道宽约3公里的缺口！

　　毫无疑问，接下来德军必将以装甲部队从这一缺口直扑海滩。但是为了尽可能发挥装甲部队的突击威力，3公里的宽度还不够，需要宽度更大的展开地区，因此德军集中全力向缺口两侧冲击。

　　盟军在缺口两侧阵地上的部队并没有因为防线出现缺口而崩溃，相反继续在阵地上拼死奋战，使德军始终只能局限在3公里宽的狭窄地域。

　　卢卡斯也向克拉克报告了目前的紧急态势，请求空军支援。克拉克立即与空军协商，说服了地中海战区的战略空军暂停对德军军事工业目标的空袭，将全部飞机都投入到安齐奥。

　　2月17日，意大利南部正面战场上，盟军在持续5小时的猛烈炮击，消耗炮弹达50000余发之后，再度猛攻卡西诺峰，依然没有得手。凯瑟林甚至对“古斯塔夫”防线懒得一看，全心关注安齐奥，亚历山大的企图落空了，第八集团军只得停止了进攻。

　　而在安齐奥，激战依然在继续。由于白天盟军航空兵和舰炮的强大火力，德军的攻击很难奏效。所以就在入夜后，发挥其擅长的穿插迂回战术，对盟军防线实施渗透。

　　盟军战线上的各个支撑据点都陷入了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很多阵地被德军一一击破，但其余阵地上的盟军还在顽强战斗，死战不退。

　　2月18日清晨，德军发动了第二次总攻。

　　此时盟军防线已经支离破碎，由于很多阵地失守而组织不起完整的防御，德军只需再粉碎美军第一五七团一个连的抵抗，向前推进900米，就可以到达由英一师残部防守的立交桥一线的最后防线。一旦突破了英一师那薄弱的防御就可到达海滩，取得胜利。

　　德军第一攻击波为两个步兵团，第二攻击波为两个装甲团，作为后援的则是两个摩托化师，无论从战场态势，还是兵力对比上，德军都是处于上风，胜利好像是唾手可得了。

　　德军很快肃清了美军最后一个连的微弱抵抗，步兵或是在坦克掩护下，或是伴随坦克一起向立交桥冲来。

　　此时盟军在海滩上的大炮和军舰的舰炮再一次发挥了威力，密如雨点的炮弹在立交桥前的开阔地构成了无法逾越的死亡地带，数以千计的德军倒在炮火之下。

　　德军无法越过盟军火力地带，也就无法突破防御非常薄弱的最后防线。

　　刚被提升为第六军副军长的特拉斯科特，在此危急关头，表现出了异常的坚毅果敢。他坚决主张在德军倾尽全力却未能如愿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立即实施反击，来彻底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以扭转战局。他计划以英军第五十六步兵师师长坦普勒少将指挥该师第一九六旅，从立交桥左侧出击，美军第一装甲师师长哈蒙少将指挥第一装甲师和刚到达的美军第六摩托化师和第三十步兵师，从右翼出击，以钳形攻势消灭进犯德军。

　　就在盟军积极准备反击时，德军投入了最后预备队，再次组织猛攻，盟军死守阵地，顽强抵抗，很多人一直战斗至最后。

　　海面上，盟军5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累计发射炮弹达20000发，与海滩上的地面火炮一起构成了令德军心惊胆战的死亡之网！就在立交桥下不足千米的开阔地上，布满了德军的尸体。

　　天黑后，德军还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盟军的防线尽管已是千疮百孔，却依然还没有崩溃。

　　德军待夜幕降临后，照例发动了夜袭，盟军集中所有火炮以绵密火力严密封锁德军进攻的必经之路，德军付出惨重的代价。冲入盟军防线，短兵相接的鏖战随处可见，连西方军队不大常见的白刃肉搏战，也在很多地段上发生了。

　　盟军清楚意识到，此时已经是生死系于一发的紧急关头，指挥官将厨师、司机等勤杂人员甚至连海滩上操纵吊车的工人都组织起来，投入战斗。

　　德军也深知，这是取胜的最后时机，拼尽所有勇气和力量，也要做最后的奋力一击！战场上战斗之惨烈难以用语言形容。

　　2月19日拂晓，盟军官兵透过淡淡晨雾，惊讶地发现德军正在从遍布尸体的战场上后撤。

　　正是盟军官兵一天一夜英勇卓绝的浴血奋战，使德军明白，他们即使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耗尽了全部的勇气，拼光了所有的力量，依然无法突破盟军的防线，胜利终于与他们擦肩而过。

　　在这次规模空前的攻势中，德军伤亡超过了3500人，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还是没有取得渴望已久的胜利。

　　此后直至战役结束，德军再也没有到达过立交桥一线，而在安齐奥海滩，这片战前宁静祥和的土地上，残酷的战斗还将继续。

　　盟军随即乘胜出击，坦克引导步兵冲出阵地。德军刚从战斗中撤下来，正在整顿建制，组织力量，没有料想盟军会突施回马枪，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德军顿时乱成一团，全线后退数公里，才勉强稳住阵脚。

德军退守“古斯塔夫”防线

　　1944年2月底，德军在希特勒的严令下投入4个师，以美第三师防区为目标，再次发动攻击。

　　此时特拉斯科特已接替卢卡斯就任美第六军军长一职，由于他一个多月来的卓越表现，深得广大官兵敬佩。再加之刚刚取得一场艰苦战斗的胜利，盟军的士气正高。

　　而德军新败，又没有获得增援，士气低落。双方军队在心理上的这一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斗发展，盟军轻松击退了德军的攻击。

　　3月2日，连日阴云低垂的天空终于放晴，几天来因恶劣天气而无法升空的盟军航空兵大举出动。全天出动飞机高达数百架次，对阵地前的德军进行了猛烈轰炸扫射，给德军造成了巨大伤亡。眼看已无取胜可能，德军终于放弃了最后努力。

　　此时，德军再也经不起集团军规模的部队损失。凯瑟林只得指挥第十、第十四集团军不再抱有歼灭安齐奥盟军的幻想，转而采取守势，准备在意大利实施持久防御。

　　而盟军方面，正集中全力准备即将于1944年6月发动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地中海战区既不可能得到地面部队的加强，也不可能增添新的装备，所以在意大利战场，盟军不论在南部的“古斯塔夫”防线正面，还是在北部的安齐奥地区，也都处于防御状态。

　　1944年3月中旬，在“古斯塔夫”防线正面的盟军在500架飞机的支援下，对卡西诺山峰再次发动猛攻。战斗中盟军共发射各种口径炮弹19万发，投掷炸弹1000余吨。但德军凭险死守，盟军即便消耗如此巨量的弹药，仍再一次无功而返。

　　至此，意大利战场特别是安齐奥地区，激战终于沉寂下来，双方形成了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地战的对峙局面。但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现象，双方都在利用这段时间，重整部队，调配装备，加紧训练，准备再战。

　　在“古斯塔夫”防线正面，盟军是16个师对德军6个师，安齐奥盟军是6个师对德军5个师。

　　春季来临后，诺曼底战役开始在即，盟军从战略上考虑，迫切需要意大利战场上的盟军采取积极行动，牵制吸引当面德军，以配合诺曼底战役。

　　因此，盟军经过休整补充后，决定发动进攻，“古斯塔夫”防线正面盟军首先开始攻击，其中英军第八集团军以主力12个师进攻卡西诺山峰，美军第五集团军则沿海滨地区发展进攻，两路大军齐头并进，向北推进，以求与安齐奥部队会合。

　　5月11日深夜，英军第八集团军主力在300架飞机和2000门火炮的强大火力掩护下，对“古斯塔夫”防线发起了总攻，先是40分钟火力急袭，完全破坏了德军通讯系统，接着开始全线冲击。

　　主攻卡西诺山峰的波兰军在安德森中将指挥下，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前赴后继，攻势一浪接一浪，却仍无法突破德军防御。

　　然而，在两翼的美军和自由法国军队的攻击却取得了进展，分别击溃了当面的德军，尤其是法军，打通了第七号公路，并迂回到卡西诺山侧后的第六号公路，严重威胁了防线上的德军。

　　德军被迫撤退到有预先构筑的防御阵地，并得到了后备部队加强。但盟军继续发展攻势，德军坚守了7个月之久的“古斯塔夫”防线，终于被突破了！

　　此时，凯瑟林再也不能像2月中旬那样，对“古斯塔夫”防线置之不理，立即从安齐奥抽调最具战斗力的第二十六装甲师前来增援。

　　5月13日，盟军终于攻占了“古斯塔夫”防线的核心要点——卡西诺峰，德军开始全线后退。

　　盟军乘胜向通往安齐奥的第七号公路推进。凯瑟林决定不惜代价阻止正面盟军与安齐奥盟军会合，因此投入全部预备队三个师中的两个师。在经过激烈战斗后，在利里河与萨科河汇流处稳定了防御，但盟军仍保持着对德军的巨大压力。

　　5月15日，英军第八集团军开始沿利里河谷进攻，眼看英军即将取得突破，凯瑟林不得不投入了预备队最后一个师。在海滨地区，美军和法军以优势兵力继续发展进攻，不仅深入德军第十集团军的侧翼，而且已威胁到了防御安齐奥盟军的第十四集团军后方。

　　而凯瑟林已经耗尽了所有预备队。很明显，如果安齐奥盟军再发起攻击，第十四集团军就相当危险了，因为尽管双方都是5个师的建制，但盟军每个师是9个齐装满员的营。

　　而德军每师仅6个营，人员和装备还由于连日战斗又没有及时补充，根本达不到编制数量。所以双方实际兵力几乎相差一倍，而且盟军还拥有绝对优势的技术装备和空中支援。

　　5月22日凌晨，安齐奥盟军也发动了进攻，英军第一师在500门火炮支援下率先向外冲击，作为佯攻。天亮后，盟军60架飞机赶来助战，猛轰德军阵地。

　　美军第一装甲师、第三、第四十五步兵师随即向奇斯泰纳尔镇猛攻，尽管奇斯泰纳尔镇已成为废墟，但德军仍拼死顽抗。一天的激战，德军蒙受了惨重的伤亡，也给美军造成了巨大损失，美军仅坦克就损失100余辆。

　　天黑前，盟军只推进到奇斯泰纳尔镇至罗马铁路沿线，进展十分缓慢。

　　同一时间里，英军第八集团军的攻击也未取得大的进展。倒是美军第五集团军所属的第十一军越过了加里利亚诺河，前锋直指特拉切纳城。法军也开始向利里河和萨科河推进。

　　上述两军的行动严重威胁着德军两个集团军，迫使凯瑟林调整部署，将部队后撤至从西海岸台伯河口到东海岸佩斯卡拉横贯意大利半岛的“恺撒”防线。

　　德军第十集团军以坚强部队担任后卫，掩护主力后撤，与已经部署在“恺撒”防线的第十四集团军会合。

　　南线盟军乘势推进，5月24日，美军第五集团军攻占了距奇斯泰纳尔镇仅50公里的特拉切纳城，法军也正在翻越莱皮尼山，向阿尔班山区前进。

　　安齐奥的盟军也在一步步向外突进，美第三师终于推进到了奇斯泰纳尔镇近郊，美第一装甲师的坦克穿过已是一片废墟的奇斯泰纳尔镇，驶上了镇北面的第七号公路。而美加特别勤务大队也控制了镇南部的安齐奥至阿尔巴诺的海滨公路。

　　这两条公路尤其是第七号公路是德军第十集团军后撤的必经之路，对于处境异常危急的第十集团军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退路。美军第一装甲师切断了第七号公路，就切断了德军第十集团军与第十四集团军的联系，也就是切断了第十集团军的生路。

　　5月26日，北上的美军第五集团军第十一军先头部队与安齐奥第六军的先头部队在海滨公路胜利会师。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美军第五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却命令第六军军长特拉斯科特率主力直取罗马，仅以美第三师和美加特别勤务大队夺取瓦尔蒙托内，封闭第六号公路。

　　特拉斯科特接到这命令也是大吃一惊，因为他明白这样就会使全歼德军两个集团军的计划，在即将实现时功亏一篑！

　　但军令如山，他只好照办。盟军第十五集团军群司令亚历山大和英国首相丘吉尔都对这一命令表示强烈反对，但克拉克对这些都置之不理，仍坚持命令第六军主力沿第七号公路攻占罗马。

　　而德军统帅部却将战略预备队精锐的“戈林”装甲师调给凯瑟林，第十四集团军得到这一生力军的加强后，阻止了盟军对“恺撒”防线的进攻。

　　但盟军拥有兵力和技术装备上的绝对优势，突破“恺撒”防线是迟早的事，因此凯瑟林决定果断放弃“恺撒”防线主动后撤。

　　5月30日，美军第三十六师突破了“恺撒”防线，而法军也从阿尔班山区以西威胁着德军的侧翼，只要美第六军扼守住第六号公路，就可全歼德军两个集团军。但由于克拉克的命令，使几乎成为瓮中之鳖的德军得以突破美第三师的阻击，扬长而去。

克拉克率领美军进入罗马

　　美第六军对罗马的进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德军后卫部队一直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不断进行迟滞作战，美第六军不得不一路粉碎德军的顽抗，夺路前进，推进十分缓慢。

　　1944年6月2日，凯瑟林不愿背上破坏罗马这座欧洲名城的罪名，命令德军撤出罗马，并宣布罗马为不设防城市，德军在撤出罗马时，没有破坏城市设施，甚至连台伯河上桥梁都未破坏，保全了这座历史名城。

　　6月4日，克拉克率领美军第六军进入罗马，受到了罗马人民的热烈欢迎。德军两个集团军残部退至“哥特”防线，继续作战。战争结束后很多年，亚历山大仍对此耿耿于怀，在回忆录里他这样说：

　　我一直向克拉克将军保证，一定让他的部队占领罗马。我只能这样认为，他的这一决定与其说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还不如说是受到沽名钓誉的动机所支配的！

　　安齐奥战役，盟军伤亡约4000人，德军伤亡约20000人，被俘约10000人。盟军突破了德军坚固的“古斯塔夫”防线，并攻占了意大利首都罗马，为全歼意大利境内的德军，解放全意大利奠定了基础。

　　安齐奥战役经过将近5个月的苦战，盟军终于突破了德军苦心经营的“古斯塔夫”防线，并占领了罗马，基本实现了战役企图。但在战役初期，盟军险些被德军赶下海，几乎到了失败的边缘，加上整个战役时间拖沓之久，人员伤亡之重，物资消耗之巨，可以说盟军的胜利毫无值得夸耀之处。

　　很多军事战略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都认为，发动这样一场登陆战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安齐奥战役最坚决的倡议者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出发点是不愿在诺曼底战役准备期间近半年之久的时间里，盟军在地中海战区拥有重兵却无所作为。

　　他希望通过组织这样一场登陆战，来吸引德军注意力，牵制分散德军在法国的兵力，为诺曼底战役创造有利条件。

　　实际上，对于决定战争进程的战略行动——开辟第二战场的诺曼底登陆，盟军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投入的兵力、物力，几乎是倾尽所有。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安齐奥登陆，盟军不可能投入足够的兵力，就连登陆船只都是千方百计才挤出来的。因此安齐奥登陆就显得有些“先天不足”了。

　　不过，也正是由于德军认为盟军是无力同时组织两次登陆，所以对安齐奥登陆毫无防范，盟军在登陆初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以非常微小的伤亡一举奏效。

　　但是在登陆最初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后，美第六军军长卢卡斯以及第五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对登陆作战的前途悲观沮丧，呆板地坚持只要意大利南部“古斯塔夫”防线正面盟军没有取得进展就不向纵深推进的原则，部队在安齐奥登陆成功之后整整两天在海滩上裹足不前，听任来之不易的大好战机白白流失，坐视德军预备队源源赶来，将一场出敌不意的奇袭战，变成了步步推进的阵地战。卢卡斯这一指挥被很多军事权威认为是安齐奥盟军初期失利的最主要原因。

　　不过，最负盛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历史学家英国人利德尔·哈特却认为，卢卡斯没有及时利用德军防御薄弱的大好时机向纵深推进，不是坐失良机，反而是令盟军“趋福避祸”。

　　因为盟军登陆部队仅两个师，区区36000人，如果留下一部分固守滩头阵地，主力向纵深推进，以德军的反应和部队机动速度，极有可能会在纵深遭到德军优势后续部队的合围，甚至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而且盟军推进的越深远，危险也就越大，平心而论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几乎所有军事历史学家公认的是盟军的海军在战役中的表现，可谓完美无缺，登陆时换乘、抢滩均颇具章法。在岸上部队处境危急之时，海军的舰炮支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舰炮火力成为盟军赖以坚持安齐奥最牢固的支柱。

　　战役中后期，海军在海滩不断遭受德军炮火轰击，又只有吞吐量很小的港口和狭窄的海滩可供利用的极其不利情况下，依然克服了重重困难，把4个师约70000人和50万吨各种物资运上岸，保障了战役的顺利进行。

　　由此可见，盟军海军已经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通过历次登陆战，从混乱不堪、毫无章法到秩序井然；从“菜鸟”逐步成长为“老手”，战术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是飞跃性的进步。

　　在这些登陆战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都成为诺曼底登陆最宝贵的财富，为诺曼底战役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德军方面，其迅捷的反应，快速的机动，无疑是极具特色的，这也是险些置盟军于死地的最重要原因，从中反映出凯瑟林出色的指挥艺术和战略眼光。

　　德军在盟军登陆时，部署在安齐奥地区仅一个工兵营，但在数小时之后，就不断有部队陆续抵达，并迅速控制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阿尔班山和公路，将盟军困在狭小的滩头阵地。

　　在盟军优势航空兵力的空中封锁下，德军这样的反应速度、部队机动、开进道路的保障以及后勤补给，不能不令人叹服！

　　由此，盟军不由联想到即将开始的诺曼底登陆，德军在法国驻军的战斗力、机动力和通信能力都远远强于在意大利的驻军，而且法国的公路铁路情况也要比意大利的好得多。

　　因此完全可以想象，诺曼底登陆将会遭到怎样的情况。盟军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周密细致，甚至不惜代价进行诺曼底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从而保障了诺曼底战役胜利。

　　毫不夸张地说，安齐奥登陆暴露了德军的底牌，使盟军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特别是组织实施精心策划的战略欺骗，为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可以说安齐奥是诺曼底的开路先锋，最终使诺曼底登陆成为流芳百世的经典之作！

　　看似无足轻重的安齐奥战役，却为后来的诺曼底登陆积累了宝贵经验，这是包括丘吉尔在内的各级将领都始料不及的。

目录

卧底东京的“红谍”

加入苏共变身国际情报人员

卧底东京搜集日本军事情报

综合分析最早发出德苏战报

德英两国间谍战

破译密码实施调虎离山之计

制造情报敲定“肉馅计划”细节

假戏真做情报军官横空出世

信以为真西西里岛一败涂地

无声战场的较量

妙龄美女邂逅情报局官员

进入谍校遭遇魔鬼训练

出师不利被拘异国警署

传递情报促成战役胜利

双面巨谍的蜕变

出身望族被德英双方看重

交际周旋为正义战争效力

放荡生活查出高层身边卧底

借刀杀人清除潜在威胁

经受考验跨越层层难关

转败为胜的密码本

击毁潜艇获取红色密码本

破译电文猎杀最高司令官

格鲁乌王牌特工

组建情报网刺探德军军情

发展谍报员渗透到纳粹心脏

功臣遭冷遇身陷囹圄十余年

夏威夷窃取“珍珠”

退伍军人接受秘密任务

不择手段收集重要情报

日本女谍命丧上海

日本女谍猎取淞沪情报

蛛丝马迹引起当局怀疑

限期破案“帝国之花”落网

重获新生的间谍

德国间谍跳伞潜入英国

落地被擒改变人生信仰

效忠英国战后得到宽恕

“业余间谍”铤而走险

穷困潦倒偶尔走上间谍之路

出卖机密成为国际风云人物

日本女谍在中国

清朝格格蜕变日本魔谍

潜入中国活跃于长城内外

心狠手辣难逃灭顶之灾

卧底东京的“红谍”

加入苏共变身国际情报人员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一个小镇上。他的父亲是一位德国工程师，他的母亲是俄国人。当佐尔格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定居在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

　　佐尔格的高中时代是在利奇特费尔德度过的。他特别感兴趣的课程是历史和文学。还在上高中期间，他就自愿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先是在西线同法军作战，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

　　在一次战役中，佐尔格被弹片击伤右腿，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身体恢复以后，他又返回原来的部队。可是3周后，他又负伤，这次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留下终身残疾。由于他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士，并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

　　佐尔格受伤后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在那儿，年轻的佐尔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佐尔格接受过战火的洗礼，曾两次在战壕中作战，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佐尔格说：“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拼命，但我和我的士兵朋友们没有一个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更谈不上它的深远意义了。”

　　佐尔格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他开始阅读德国和俄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逐渐投身到共产主义事业之中。

　　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他的计划是“除了学习外还要参加有组织的革命运动”。

　　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而就读于基尔大学，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博士。在基尔大学，佐尔格结识了科尔特·格拉契教授，俩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佐尔格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

　　不久以后，佐尔格便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他从基尔搬到汉堡，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最后部分。

　　同时，他又积极地参与建立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培训党的地方组织干部、筹建党的地下支部等工作。他的公开职务则是大学助教、煤矿工人、报纸编辑和记者等。

　　他还作为地区代表出席德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同克里斯蒂阿尼结了婚。

　　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佐尔格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两次与他见面，从此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

　　1924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苏联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其中有苏联军事情报局（即红军四局）的成员。

　　佐尔格再次与苏联共产党接触，这次见面是佐尔格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转折点。红军四局的特工人员早已注意到佐尔格的表现和他的经历了，认为佐尔格是一位理想的特工人员。

　　经过几次谈话之后，红军四局的人说：“你若有兴趣加入四局的话，就到莫斯科来吧。”

　　佐尔格欣然接受。

　　佐尔格到了莫斯科，不久便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被安排在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

　　接下来的几年，佐尔格便频频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伦敦和莫斯科之间。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他与红军四局局长别尔津将军成了知心朋友。

　　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苏联领导人决定把情报、谍报和宣传机构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为此，1929年11月，佐尔格被派到中国上海。

　　到达上海的最初几个月里，佐尔格一面广交朋友，寻找情报的来源；一面潜心研究中国的事务。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他爱上了这片土地。

　　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结识了《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著名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通过她，佐尔格物色到不少中国“助手”。也正是通过她，佐尔格结识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华记者、精通中国事务的日本专家大崎保积（即尾山崎秀实）。

　　大崎曾是东京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他与佐尔格对世界大事的看法比较一致，之后，成为佐尔格的主要搭档和最佳合作者。

卧底东京搜集日本军事情报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别尔津将军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干。

　　按佐尔格的说法：“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待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回到莫斯科后，别尔津便把任务派给佐尔格——卧底东京，摸清日本的计划，然后回到柏林。

　　为了逃避审查，佐尔格重新申请了一张德国护照，从履历看来，他是从中国，而不是途经莫斯科返回德国的。同时他还准备了一些身份证明，确保不对他过去的历史追究太多。

　　1933年7月，一切准备就绪。佐尔格怀里揣着高级介绍信、记者证和崭新的德国护照登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国港口瑟堡，从那里乘船经纽约到横滨，于1933年秋天抵达东京。

　　佐尔格到达东京的第一件事是去访问德国大使馆。新任大使还没上任，佐尔格受到使馆高级人员的热情接待，并与使馆官员们建立了联系。翌日，佐尔格又手持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给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羽荣二的介绍信登门拜访。

　　天羽是外务省数一数二的新闻发言人，他每周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只有各国驻东京的首席记者才有资格被邀请参加。

　　不久之后，东京小组的核心成员克劳森和大崎陆续来到东京。他们不定期地与佐尔格交换和分析情报。大崎当时已是日本的名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位老同学是近卫文的私人秘书，而近卫在内阁中是强有力的，他后来出任首相，两次组阁。佐尔格还吸收了宫木佑德作为小组的第四名成员。宫木是位善于收集情报的“艺术家”，他总是孜孜不倦地收集各种情报。佐尔格认为，“假若我真能在日本开始我的学者生活的话，宫木倒是位理想的助手”。与此同时，佐尔格开始申请加入纳粹党，一年以后就得到批准。之后，他又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德国记者协会。

　　在佐尔格看来，作为一个外国人，即使像他那样是个德国人，要想直接打入日本政界去获取情报也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德国大使馆着手。为了获得藏在大使馆保险柜里的绝密材料，必须博得大使的绝对信任，这就是他的主攻方向。

　　他的信条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险柜，而要让保险柜自动打开，让机密材料自动来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1933年年底，德国驻东京新任大使到东京上任。在此之前，佐尔格给《每日展望》撰写的一篇有关日本的文章在德国颇受重视，大使在柏林曾仔细地阅读过，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大使在起草致柏林的报告前同佐尔格交换资料和意见。

　　另一位给佐尔格帮忙的便是使馆武官尤金·奥特上校。佐尔格到日本后不久，便拿着奥特的一位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编辑的介绍信拜访奥特。在这种情况下，佐尔格的光临自然受到欢迎。由于佐尔格显得很有教养、风趣、开朗、活跃而大方，又当过兵，还跟奥特一样上过前线，他俩一见如故。正像佐尔格自己说的：“这种友谊可能由于我曾经是一个德国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负过伤。奥特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也参加过那次战争。”

　　佐尔格经常给奥特提供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有用情报，或者是关于日本形势的精辟见解，这充实了奥特交给柏林的汇报，增加了汇报的分量。由于他的帮助，奥特升了官，由助理武官升为武官，并被从名古屋调到了东京。

　　奥特在东京定居后，佐尔格便成了他家里的常客。佐尔格与大使及使馆武官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与使馆人员的交往和大使馆的关系更进一层。

　　1936年年初，佐尔格发现日本的政局正面临严重的危机。日本军部中的青年军官集团势力越来越大，他们提出“让那些无能的政客们滚下台去”。

　　佐尔格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一集团的行动，根据对大崎和宫木收集到的情报的分析，他得出结论：青年军官集团正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一切取决于2月20日国会选举的结果。青年军官起事前夕，佐尔格写了一份分析报告，在这份报告送往莫斯科之前，他决定向德国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报此事。但他们三人谁都不相信，对佐尔格提供的情报未予重视。

　　2月26日清晨，武装叛乱事件果真爆发！德国大使馆陷于一片慌乱，一时不知如何处置，而消息灵通的佐尔格的威望则更高了。此后，大使和武官对佐尔格更是言听计从。

　　经过几年的准备，佐尔格开始行动了。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德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和日本对苏联的秘密意图。他从奥特和大使那里获悉，迄今为止，德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尚未取得任何结果。但是，谈判是否可能在更高一级秘密地进行呢？

　　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奥特无意中露出了这样一句话：德日之间的谈判又重新开始了。佐尔格警觉地等着他说下去，但新任武官却不再提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通知佐尔格，英国和法国大使馆里也流传着德日恢复谈判的消息，并为此而感到紧张。宫木从日方那里也了解到同样的情报。

　　佐尔格要求大崎和他的朋友摸清这些传闻的真实含义，自己则从德国使馆方面着手。在向莫斯科发出报告之前，他开始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

　　4月、5月、6月飞逝而过。其间，佐尔格只收到大崎的报告：1936年4月，日本驻德国大使同德国外交部就签订同盟条约一事举行过多次谈判，因日方不愿立即同德国签订军事同盟，故谈判困难重重。

　　此后，无论从奥特还是从大使那里都捕捉不到一点有关谈判的消息，很可能谈判对他们也是保密的。佐尔格因为无法获得德日谈判的确切消息和内容而忧心忡忡。

　　然而不久，奥特给佐尔格带来了好消息。一天，奥特把佐尔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大使和他本人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得知，德日谈判正在柏林进行，德国外事局根本未参加谈判，谈判负责人是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小岛及德国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奥特让他帮忙拟一份密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报。

　　柏林一时没有答复，奥特感到很烦恼。他又让佐尔格再发一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终于复电了。佐尔格从那里了解到许多细节情况，但总的来说，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结果尚不知晓。

　　后来，柏林派来了一位特别信使哈克，他是代表德国外交部和卡纳里斯秘密来到东京的。佐尔格在奥特的办公室里遇到哈克。哈克此前与佐尔格在飞机上相识，于是，与奥特一起，他们3人便去东京一家著名的大饭店，喝酒叙旧。

　　从这个偶然的相遇中，佐尔格知道了自己想知道的一切：谈判正在进行，并最终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希特勒准备和日本共同攻击苏联。哈克此行是来日本制造气氛的，以便早日结成德日同盟。这样，在全世界知道德日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之前，苏联政府早就掌握了其内情。

　　1937年近卫文出任日本首相后，组织了一个“科学协会”作为他的智囊团，特邀大崎参加。大崎成了近卫的密友和谋士，得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并可对首相直接施加影响。

　　从此，佐尔格便可因此而获得更多的重要机密材料。佐尔格根据大崎所获情报的分析得出结论：近期内日本不会对苏作战，但它正准备全面进攻中国。他将这一结论报告了莫斯科。

　　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7月10日，日本首相近卫、陆相杉山及外相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日本全面对华作战。佐尔格想知道德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所以他问大使：“我们德国记者是否应支持近卫？”

　　大使把刚从柏林发来的电报给他看。电文中提到，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力量，因而必然不利于进攻苏联。关于德日同盟条约的谈判一事，德国外交部宣称，他们不打算没有报偿而白白奉送礼品。由于两国意见不同，无法结成同盟。

　　第二天，佐尔格从大使那里知道，现在是日本向德国提出请求了。外相要求德国政府停止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武器，陆相则坚持要德国从南京召回他的军事参谋人员。经过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进行分析之后，佐尔格给莫斯科发送了一份密电：

　　日本人企图在其他一些大国中制造假象，似乎他们打算对苏作战。但实际上，近期内日本不可能大规模进攻苏联。

综合分析最早发出德苏战报

　　佐尔格努力促成奥特的升迁，以利于他控制德国驻日本大使馆。1938年3月柏林来电，提升尤金·奥特为少将，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前任大使奉命回到柏林，出使伦敦。

　　此后，佐尔格就公开在大使馆办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对他敞开了。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研究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干脆把材料带回自己的办公室拍照或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

　　1939年年初欧战爆发后，佐尔格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编成新闻简报。此外，他还编新闻通报，分发给日本的报刊。

　　1940年，佐尔格终于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入会的。在此之前，他还应德国《法兰克福日报》之邀，正式成为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

　　他忠实的纳粹党记者形象终于塑成。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

　　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经过几星期的谈判后已在东京签署。虽然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中没有提到缔约国同苏联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几个国家不会发动对苏战争。

　　希特勒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奥特大使也不知道其行动计划。好运还是伴随着佐尔格的，一位从柏林来的信使给出了答案。这位信使是途经莫斯科到达日本的。

　　佐尔格随便问了一句：“苏联人对德国向西扩张有什么反应？”

　　信使耸了耸肩说道：“管它有什么反应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会议上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

　　1940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莫斯科马上回电，要他们提供确凿的证据，仅根据信使的话是不足信的。通过与大使馆的关系，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柏林发来。佐尔格经过仔细分析，最终发现，原来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都是虚假的，而且3个月前，希特勒已把第四和第十二集团军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尔格又发出如下密电：“在苏联边境地区已集结了80个德国师。德国打算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彼得格勒一线挺进，企图占领苏联！”

　　1941年3月5日，佐尔格又向莫斯科发出如下密电：“德国已集中了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以进攻苏联。”

　　接下来的两个月间，德国信使及柏林国防部的警卫人员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来到驻东京的德国使馆，开始仅是顺便提到，继而则频频谈论德国部队从西线向苏联边境的移动，德国东线防御工事已经完成等。

　　风声日紧，佐尔格煞费苦心地捕捉德国可能入侵苏联的任何一点迹象，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则一个接一个地向莫斯科发报。

　　与此同时，日本特种部队的报务员们越来越频繁地截获到一个身份不明的密电码，但一时还无法破译出来。日本人因为东京有一个外国间谍网而惶惶不安。安装着无线电测向仪的汽车到处巡回搜索，整个东京的反间谍机关都投入了行动。大使也曾对佐尔格提过，日本反间谍机关头子曾到使馆拜访过他。

　　佐尔格深知，如此频繁地向莫斯科发报，会加速暴露自己的组织，使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同千百万人的生命、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安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加快行动……

　　5月下旬，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感谢。这是很不寻常的。但电文中并未提及苏联政府的反应，这令佐尔格感到不甚满意。

　　6月22日，星期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全世界陷入震惊之中。

　　佐尔格向莫斯科口授了一封电文：“值此困难之际，谨向你们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我们全体人员将在这里坚持完成我们的任务。”

　　毫无疑问，佐尔格就德国袭击苏联事先提出警告，是他的小组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无疑是谍报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陷于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要抵御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同时又担心日本在远东地区发动对苏战争，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莫斯科陷入极度的惶恐之中。

　　6月26日，他们电告佐尔格：“告诉我们日本政府做出的有关我们国家和德苏战争的决定，日本军方因苏德战争而进行动员，并调遣部队到大陆的资料，以及有关日本军队向我们边界移动的情况。”

　　在此之前的3个月里，佐尔格和大崎一连好几个星期专心致志地研究了日本在北方的军事部署，他们就已收集到的日本军队的作战状态、军队的数目、驻扎地点、师长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报逐条加以核实，勾画出一张草图，由“艺术家”宫木描绘制成。在这张草图的基础上，他们还着手进一步收集和修正情报。

　　佐尔格根据已掌握的情报和近来的形势分析得出结论：日本军队已进入完全作战状态，但向北方进攻的意图不明显。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则摆出另一副架势。

　　7月2日，日本政府和军队举行御前会议，天皇参加并批准了重要政策决定。陆海军制订了新作战计划，制订了北方前线与西伯利亚边境以及华南前线与太平洋的作战部署。会议通过了重要决议：日本将争取“支那事件”的圆满解决，但同时准备，一旦北方或南方发生紧急情况则将进行普遍动员，以便向不论哪个方向调遣军队。

　　会议后一周，奥特收到日本政府有关会议决策的扼要报告。奥特大使把这一声明解释为日本的真实意图是在北方进行动员，他们将在北方增兵，进攻西伯利亚，而在南方持守势。大崎则告诉佐尔格：近卫首相的看法是，日本为“支那事件”忙得不可开交。由于他对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还未摸底，因此不愿与苏联交战。

　　佐尔格经过分析各种资料得出以下看法：日本将采取措施保住它在北方的地位，而不是真向苏联进攻，但在南方向印度支那发动进攻是无疑的。佐尔格将此看法电告了莫斯科。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一个大规模的普遍动员计划开始了。佐尔格、大崎和莫斯科都忧心如焚，他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是：各师动员起来后，准备开往何地？

　　佐尔格的小组成员各自加紧执行自己的主要任务。大崎计划制作一张包罗万象的图表，摸清调往东北的部队的数目，以及日本为进攻苏联在满洲进行准备的状况和规模。动员计划的细节由宫木提供，他可以从军队里的情报员那里收集到材料。佐尔格则负责从德国使馆搞情报。

　　大崎的第一批报告未免有点让人感到紧张：“不难证实，日本既向北，又向南调兵，但我无法找出到南北方向去的比例。”接着，他便前往中国东北实地调查去了。

　　来自宫木的报告也支持这种看法：“应征入伍者组成若干小组，有的人发冬装，有的人则发夏装，然后把他们分派到已经建制的部队。”

　　接着，来自大崎和宫木的报告又补充说：“因为美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部队大部分将开往华南。”

　　佐尔格日夜苦思，勾画出了总部署的轮廓。动员分三个阶段进行，总共为两个月的时间。第一阶段为15天，计划7月8日前完成，征兵共130万人，7月底以前军队征用100万吨商船运输。佐尔格还注意到，动员进展缓慢，根本不能按计划完成。

　　尽管有柏林方面不断施加的压力和德国军官对日本人施加的影响，经过与土肥原、冈村两位将军的谈话后，奥特才不得不相信，日本的进攻非得等到红军溃败到日本进攻有绝对把握的时候，否则，他们决不轻举妄动。

　　土肥原指出：日本由于石油匮乏，不能参加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除非确信能够速战速决，否则决不发动对苏战争。奥特还说，日本认为苏联能维持到今年冬天。

　　8月20日至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召开会议，讨论对苏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当年不向苏联宣战，但有以下保留，陆军在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便开始作战：关东军力量超过红军3倍时；有明显迹象说明西伯利亚军队内部瓦解时。大崎把这个情况向佐尔格作了汇报。佐尔格亦将此情况电告了莫斯科。佐尔格为了分析战争而钻研日本政策、计划，其详尽无遗和准确无误，真可谓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上自大崎在近卫左右的好友，下至宫木的军人关系，以及佐尔格本人与德国大使馆高级官员的谈话，凡是他收集到的情报都要相互验证，对从7月2日御前会议到8月20日至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会议不断透露出的高级决策，他都要全面考虑，仔细加以分析。他工作之认真细致，堪称谍报活动的楷模。

　　从春季以来，由于远东和平与战争的局势变幻莫测，佐尔格的工作显得格外谨慎，这是他长期谍报经验的结果。大崎终于完成了小组的调查任务，从中国东北回来。佐尔格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

　　佐尔格以日本春秋两次动员的调查和大崎调查报告作基础，结合日本的资源、生产、经济结构、国家财政收支和军事力量等大量数据和材料的分析，得出结论：日本无力进行长期的战争，不可能同时多面出击。

　　9月6日，他致电莫斯科：“只要远东红军保持一定的战斗力，那么日本就不会发动进攻。”

　　之后他又从探讨日本与美国以及日本在南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入手，加紧研究日本的意图。1941年10月4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最后一封、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封电报：

　　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

　　莫斯科很快复电，对他们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并宣布：佐尔格及其东京小组的使命已告完成。佐尔格和他的战友们感到无比激动和欣慰。就在佐尔格他们紧张地收集情报的时候，日本警察局特高课的成员们也在加紧搜捕活跃在东京的最大间谍网的活动。宫木和大崎先后被捕。

　　1941年10月18日清晨，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被捕。第二天，克劳森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为这一案件，日本警察逮捕了有关人员35人。奥特的大使职位被撤销，并被遣送回柏林。日本警察局对佐尔格进行法西斯式的审讯，佐尔格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严刑拷打。

　　1944年11月7日，他与大崎一起以叛国罪被秘密处死，终年49岁。

　　克劳森被释放后，经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秘密逃往莫斯科。他后来成为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1964年，沉默了20年的莫斯科当局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并于佐尔格的忌日追认他为苏联的最高英雄。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贡献。苏联的一艘油轮、莫斯科的一条大街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

　　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佐尔格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和佐尔格的肖像。

德英两国间谍战

破译密码实施调虎离山之计

　　1940年4月9日，在法西斯德国军队占领波兰之后的第六个月，被胜利所鼓舞的德国海军竟无视强大的英国舰队，以2艘战列巡洋舰、1艘袖珍战列舰、7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28艘潜艇的兵力，掩护3个师的陆军，不远千里，同时在挪威各主要港口登陆，配合当时在挪威各主要城市着陆的空降部队，完成了代号为“威塞演飞”的占领挪威作战的最初战斗行动。

　　而英国皇家海军预先对德国海军这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施的最大规模作战行动，竟然毫无察觉和防范。

　　德国海军之所以能够达成这一大规模作战行动的突然性，原因是多方面的：英国政府当时推行的姑息政策、宽阔的北海和挪威海海区恶劣的气候等，都为德军的成功提供了条件。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德国海军情报机构当时根据破译的大量英海军密码电报，全面摸清了英军的临战部署、调动、作战企图等重要情况，并适时在入侵挪威前制订和实施了调虎离山之计，从而对战前迷惑英军，隐蔽登陆企图、时间和地点，进而赢得整个作战行动的成功，起了关键的作用。

　　正如英国海军部“潜艇追踪室”副主任帕特里克·比斯利少校在1977年所写的一篇题为《英国海军部作战情报中心与大西洋战役》的论文中谈到的那样：

　　德国海军的8B机关早在战前就破译了一些有关英国海军行动和作战的密码。尽管当时德国人从未把所有的电报都译出来，而且破译过程中延误时效也相当严重，但这已经使他们在挪威战争期间受益匪浅。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所需要的铁矿石很大一部分来自瑞典，而且主要是通过挪威北部的纳尔维克港转口运输。

　　早在1939年9月19日，当时的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就迫使内阁接受了他提出的“在挪威领海布雷，阻止中立国挪威从纳尔维克港向德国运送瑞典铁矿石”的提案。

　　1940年3月，丘吉尔在内阁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在挪威登陆的作战计划，然而这一计划却由于英国政府内部绥靖分子的阻挠而未能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鉴于挪威重要的战略地位，1939年10月，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在一份报告中向希特勒提出：英国海军一旦封锁和占领挪威，将给德国造成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

　　1940年1月，希特勒明确指示德军总参谋部制订入侵挪威的计划。

　　2月16日，一艘从南大西洋向德国运送英国战俘的德国商船“阿尔特马克号”在挪威水域被英舰截获，加上英法宣布于4月8日之前在挪威沿海布雷阻止德国从纳尔维克港运输铁矿石的声明，最终导致了德军入侵挪威的军事行动。

　　实际上，早在入侵挪威前几个月，德国海军情报机构的密码破译部门，就从截获到的一份英国海军电报中得知了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制订的关于在挪威纳尔维克港布雷，进而占领该港，切断德国铁矿石运输的计划。

　　同时，德国海军情报机构还通过密码破译，获悉了英国海军在北海和挪威海的兵力部署及作战企图的情报。

　　从战后公布的德国海军情报局资料看，该局在1940年3月13日发出的一份电报反映出：这一天，密码破译部门破译了英国海军部命令其驱逐舰队归属本土舰队总司令指挥的密电。柏林方面注意到驱逐舰队力量的加强和集中，在斯卡帕弗洛的皇家海军舰队的行动是这一战区重要的敌对行动。

　　此外，无线电侦察单位再次成功地以破译密码的办法截获了英国潜艇新部署的详情。他们判断同以前观察到的北海潜艇分布情况相反，今天在斯卡格拉克有15艘英国潜艇整装待发……这或者是为了从侧翼保护己方计划在挪威发动大规模登陆行动，或者是已发现了德方的一些准备行动，害怕德国攻打挪威。

　　没过多久，德国海军情报机构又通过破译英国海军的密码电报，发现英国海军当时只是一般地判断德军可能在挪威登陆，而并未搞清德军具体的登陆地域和时间。

　　针对这一情况，德国海军司令部决定使用“调虎离山”之计，以便把英军的注意力从挪威方向引开。

　　挪威登陆作战开始前，德国海军大洋舰队首先派出一支佯动编队，驶往挪威北部的纳尔维克海区活动。当在北海和挪威海游弋的英国本土舰队驶向该海域寻德国海军编队决战时，德国主力舰队便顺利地通过斯卡格拉克海峡，掩护陆军部队在挪威南部的奥斯陆、卑尔根地区和中部的特隆姆地区登陆。

　　从挪威的军事地理环境看，在特隆姆登陆成功等于卡住了整个挪威的战略咽喉。在尔后执行这一佯动计划中，尽管驶抵纳尔维克海域担任诱敌任务的德海军编队中的几艘驱逐舰被英舰击沉，但却保障了登陆作战顺利实施。

　　其实，德军在挪威南部和中部地区实施登陆作战前，英国海军情报机构并不是没有发现有关征候。

　　1940年4月7日，在德军登陆挪威的前两天，英国海军情报处从一份破译出的德国海军电报中，得知德军的一支舰队正由丹麦哥本哈根外海驶向挪威沿海。同时，这一情况很快得到了来自英国驻哥本哈根总领事馆的证实。

　　而这一重要情报却未引起皇家海军部的足够重视。两天之后，德国海军就在挪威沿海登陆了。

　　1940年上半年，德军以闪电般的速度，先后占领了挪威、丹麦、法国等国，六七月份制订了进攻英国的“海狮”作战计划，进一步出兵英国似乎已成定局。

　　对此，英国海军情报处当时除了设法及时准确地搞清德国海军的作战部署和进攻时机、地点外，还千方百计地迷惑和欺骗德国海军，极力使其相信英军已经做了充分的抗登陆作战准备，进而动摇德军渡海进攻英国的决心。

　　例如对外广为散布“英国海军在英吉利海峡增设布雷区及商船，大量使用反鱼雷网”等假情报，并极力夸大反鱼雷网的作用。

　　面对德军“调虎离山”之计的成功，英军采用了“移花接木”之计，以牙还牙。

　　1940年9月，一名代号为“3725号”的德国间谍在英国伞降时被英军逮捕。不久，英国海军情报处按照“移花接木”的方式，利用他的代号为英军服务。

　　在尔后的战争期间，英国海军情报处经常以这个间谍的名义向德军情报局提供情报，干扰其作战决心；有时也发去一些无关紧要的真实情报，骗取德军的信任。

　　特别是当德军决心横渡英吉利海峡入侵英伦前夕，英国海军情报处几次以“3725号”间谍的名义，向德军情报局谎报英军在该海峡的布雷数量和区域。谎报的数字比实际数字往往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从而给德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对德军推迟直至取消入侵英国的计划起了很大作用。

　　有趣的是，在此期间，德国海军情报局不但始终确信这一冒牌“3725号”间谍提供的情报，而且为其电授一枚铁十字勋章，以示奖励。

制造情报敲定“肉馅计划”细节

　　1943年1月12日，著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秘密召开。会议决定了1943年的战争指导方针：1943年以打败纳粹德国为目标，待1943年秋末开始的北非战役结束后，首先攻占西西里岛。

　　为达到战役上的突然袭击效果，采取必要的隐蔽手段——“肉馅计划”。1943年3月至4月，轴心国军队在北非的败局已定。当北非战役结束后，盟军在欧洲的下一个目标将是西西里岛，这对于德军来讲似乎已经昭然若揭了。正如英军统帅丘吉尔所说：“除了傻瓜，谁都会明白下一步是西西里。”西西里岛是地中海的最大岛屿，由于它地处要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德国和意大利对该岛实行了重兵防卫，在这个面积仅有25000多平方千米的岛屿上，部署了13个主战师和1400多架飞机，总兵力达36万人。面对德意庞大的守军，盟军只靠武力进攻西西里岛，肯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用什么办法才能欺骗希特勒呢？经过研究，盟军统帅部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行：那就是利用希特勒很可能作出的一个判断，即西西里是一个过于明显的目标，因而盟军打算在南欧沿海其他地区大规模登陆。如果是这样的话，盟军的下一步企图将会选择两个地方登陆：一个是希腊，以便向巴尔干推进；另一个是撒丁岛，以作为进攻法国南部的跳板。

　　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次重大的战略欺骗，一个以假乱真的“肉馅”行动开始了。卡萨布兰卡会议后半个月，在伦敦皇家海军情报处，年轻的空军中尉乔治正在受领任务。

　　“要使战役取得成功，务使敌方不能察觉我方意图。”马西尔中校看了看手中的密电，继续说，“当然，敌人也会拼命派出间谍进行刺探，保守机密并非易事，所以……”

　　“以虚掩实，以假乱真？”乔治顺口接上话。马西尔中校神秘地笑了笑：“将计就计！年轻人，你很有头脑。来，我们看看地图。”乔治随马西尔中校到了隔壁房间的大幅地图前。“下一个攻占目标是西西里岛。原因有三：一是确保地中海的制海权；二是间接支援苏德战场的红军；三是对意大利施加压力。这次战役的代号为‘爱斯基摩行动’。”

　　马西尔中校带着一种军人的神圣感说完了这番话。他眉头一皱，又说：“目前的几个方案都不甚理想。有一个空投公文包的计划，可太明显，且空投地点未定。”

　　乔治点燃了两支雪茄，递给中校一支，久久凝视着地图上那片蓝色的部分。“空投，空投……”他自言自语。

　　突然，他眼睛一亮，说：“中校，能否用尸体？对，尸体！用一具尸体扮成一个参谋军官，携带绝密文件，在去往非洲英军司令部进行联系的途中，因飞机失事坠入大海，军官的尸体落入敌手。”由于激动，乔治忘了自己是下级，眉飞色舞。

　　马西尔中校沉思片刻，丢掉雪茄说：“很有意思，我看这个方案要重点考虑，要把参谋军官的身份伪装得真实些，如有任何一丝纰漏，这个计划将前功尽弃。”

　　马西尔中校拍了拍乔治的肩：“乔治，我的眼力没错。待方案批准后，这个任务正式交给你完成。”

　　方案很快批了下来。连续几天，马西尔和乔治在隔音室里想着计划实施的每一个细节，只怕有一丝疏漏。

　　“乔治，设想你自己是德军谍报人员，当你听到打捞上来一具尸体，且带有重要文件，你首先的反应是什么？尔后又是什么？”

　　乔治想了想说：“首先我是惊喜，尔后我就开始怀疑，是否会上圈套？尔后就会开始调查，调查死者身份，亲属关系；对尸体进行解剖，看死的时间、死因；情报准确度；敌军是否会改变已泄露的计划……”

　　“好，先别说得太多，一件事一件事地落实。”中校打断了乔治的话，“看来，我们确实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证准备。”

　　寻找尸体的工作在秘密进行着。乔治拿着墨绿底印红字的特别证件，出入各种场所，亲自寻找尸体。德军空袭伦敦，每天都有数百名市民死亡，可是被炸死的人和飞行事故溺死的人压根儿就不一样，况且一旦出现军方寻找尸体的传闻，整个计划不露自泄。

　　乔治装成病人亲属在事先打听好的因患肺病刚死去的病人旁痛哭。这位30多岁的男子，相貌堂堂，高大英俊，只是由于肺病的折磨略显清瘦。据红十字会医院的人讲，他很忧郁，母亲在空袭中命归黄泉，他曾当过兵，后肺病复发，只好退役，他从骨子里恨希特勒，只恨手无缚鸡之力。

　　“表哥，你去得太早，在上帝面前，你会原谅我的，我们都在为反法西斯而战。”乔治在尸体旁痛哭。医护人员同情地看着乔治，帮他把尸体抬上板车，乔治在雾蒙蒙的黄昏，穿着一身肮脏的工装，推着板车拐进了一个小胡同，消失在夜幕中。

　　尸体来源问题解决了，尸体的伪装又成了问题。乔治到了内政部，找到尚在实验室的病理学家罗伯纳·卡里尔教授，悲痛地说：“我女友露西的哥哥从法国来找她，没想到船被德军击沉了，好多天过去了，没有他的消息，可能是死了。”

　　“别难过，年轻人，战争是残酷的。”教授安慰乔治。

　　“教授，您想想，如果他活着掉进海里，经过几天的漂流后，冲上海滩是什么样子？”乔治焦急地问。

　　“如果他幸运不喂鱼，他会不自觉地溺毙，或是穿着救生衣冷至昏厥而被冻死。不过，不管怎样，尸体外表不会有钝器伤，且肺内应有积水。”

　　乔治告别了教授，“积水”两个字一直缠绕着他。他又一次伪装到红十字会医院查了“尸体”的病历：肺部有少量积水。“终于符合要求了。”乔治感叹道。

　　马西尔中校和乔治再次研究了谁有可能解剖尸体。“医生可能是西班牙人，因为尸体按计划要漂到西班牙的毕尔巴鄂港附近。”乔治继续说，“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对轴心国采取了友好态度，那里有德国能干的谍报机构，耳目众多，消息灵通。一旦发现那具尸体，就会把尸体身上的密件交给德国谍报机构。而解剖尸体的医生可能性最大的是在德国谍报机构监控下的西班牙医生，他们解剖比德国医生解剖对我有利。”

　　马西尔中校点了点了头，立即起草了一份“死尸诈骗”报告，签名后，立即送到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皮赫特局长看过后，批了几个字：“计划可行。速密送唐宁街10号。”

　　正式计划批下来了，定名为“肉馅计划”。

　　“肉馅计划”的实施要领是：

　　1．尸体约35岁，身高1．85米，体重178磅，无外伤，肺部有少量积水，着陆战队少校野战军服，无帽，外着橘黄色救生衣。

　　2．计算好潮汐，用潜艇把尸体运到毕尔巴鄂港，抛弃尸体。

　　3．把装有密件的文件袋系在尸体的内腰带上，造成飞机失事保护文件的假象。

　　4．把尸体装入特别容器内，里面塞满冰块。重量400磅。容器外面用油漆漆上“光学机械”字样，通知潜艇乘务员要试验新式武器。

　　5．预先知道本计划的人，只限于直布罗陀军港的谍报处长和潜艇艇长。

　　6．计划实施后，回电：“‘肉馅计划’实施完毕。”

　　在实施“肉馅计划”过程中，最棘手的是密件的形式和内容。形式不当，内容不巧妙，敌人不会轻信，但两者都做得太过分，又容易让敌人认出是圈套。怎么办？

　　经过反复论证，英国谍报机构决定由英军总参谋部的实权人物皮尔德·奈副总参谋长给英国驻北非突尼斯的远征军司令部华德·亚历山大将军写一封亲笔信。如此，德军统帅部会把这封信作为极为珍贵的材料而加以重视。密件内容的伪造似乎更要小心谨慎。信的内容表面上是写别的事，但却遮遮掩掩地透露点情报。怎样才能装得逼真呢？经过多次考虑后决定让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的突尼斯军队西进，攻击撒丁岛；让亨利·威尔逊指挥的埃及部队东进，从希腊长驱直入，强攻巴尔干半岛。事实上，当时盟军缺乏登陆艇，绝不可能多线作战，德军怎么也想不到这一点，盟军这就钻了德军的空子。

　　马西尔中校把密件的样稿起草后，立即呈报最高当局，总参谋部担心计划易被德军识破，但仍上报了首相丘吉尔，并提出了计划操作的可行性及目的性。

　　丘吉尔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说：“即使计划失败也无关大局嘛！”一句话减轻了下属们的压力。奈副总参谋长当即按计划给亚历山大将军写了亲笔信。信封上注明“私人信件，绝密”，接着是亲昵的称呼：“亲爱的亚历山大将军”，看起来确实是一封笔调轻松的私人信件。信中随意通报了由于敌军大力加强希腊方面的兵力，眼下我方正在增援威尔逊的部队的情况。

　　他写道：

　　大象（威尔逊的绰号）一直想以西西里岛作为‘爱斯基摩行动’的烟幕，但西西里岛已决定用作‘硫黄行动’的烟幕。你注意在‘硫黄行动’开始后进攻撒丁，令空军猛烈轰击西西里岛，故作假象，使敌军认为我方当真要在西西里岛登陆。这样，西西里岛用作‘硫黄行动’的烟幕，敌军更易上当。”

　　“爱斯基摩行动”本是盟军攻占西西里岛战役的代号，可信中故意张冠李戴。信中虽提及“硫黄行动”等实实在在的作战计划，但那是让德国方面感到盟军要预先进攻希腊和撒丁，为蒙蔽德军的耳目才施放的烟幕，玩弄的花招，装作目标在西西里岛的样子。

　　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德军相信盟军的真正作战目标不是在西西里岛，西西里岛是属于战役的内容，只不过是个“烟幕”而已。

假戏真做情报军官横空出世

　　尸体到底装扮成谁呢？

　　英国谍报局局长卡尔少将、马西尔中校和乔治中尉组成的特别小组又开始挖空心思地设计这个特殊人物。

　　“把这‘诱饵’装扮成陆军吧！”乔治想到这样做比较合适，加之他也曾执行这类任务。

　　“不！”马西尔看来早已想过这个问题，“尸体一旦被西班牙政府引渡给英国领事，领事自然要报告给英国外交部，而外交部移交给陆军当局时，会给陆军部带来很多麻烦，且陆军各方面情况复杂，搞不好会露了马脚。”

　　“海军呢？”乔治扬眉问道。

　　“海军更不合理，让一个海军军官带着这样重要的信件从飞机上摔下来，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何况军服很麻烦，因为再没有比英国海军军官那么繁琐的了，加之战乱期间穿正规礼服不合理，穿简单了又容易露马脚。”

　　马西尔看了一眼站在窗前的卡尔少将，继续说道：“我建议将此人扮成陆战队军官，一则陆战队人少，即使官方有什么异议，也无关紧要，不像陆军那么显眼；二则陆战队服装简单，穿一身普通野战服，不易引起疑义；三则陆战队军官执行特殊任务的较多，顺其自然。”

　　“好，就这样定了。”卡尔少将不等马西尔的话讲完就拍板敲定了。

　　看来他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成熟。“下一步的任务有几项：一是搞张穿军服的照片，这很关键，德军对军官证查得很仔细，包括证件的纸张都得一样；二是选个大众化的名字，这样可给德军造成调查上的困难；三是尽可能齐全地准备私人物品。准备完毕后向我报告。”“是！”马西尔和乔治立正行了个军礼。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后，他们直奔档案处，调查了陆战队花名册里少校一项，同姓最多的是马丁，于是决定叫威廉·马丁，因为威廉这个名字到处可见。有了名字，又编了住址和出身年月等细节。

　　乔治中尉立即去了冷冻室，拍了“马丁少校”的照片，拿着这张照片跑遍了伦敦附近的部队，寻找“马丁少校”的影子。由于“马丁少校”是浅黄色头发，乔治尽量寻找浅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因为即使是黑白照片，德军的分析技术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

　　在35个候选人中，乔治相中了一位空军机械师，头发、额头、隆鼻、嘴唇都很相似，只是略微瘦了一些。乔治有些拿不定主意。

　　“我看可以。”马西尔说，“马丁少校在海水中泡了以后要变形，加之照片有可能是年轻时照的，这点误差允许存在。”乔治终于松了一口气。

　　考虑到军官证不能是崭新的，因而假装由于“马丁少校”的疏忽而遗失，是最近补发的。这样，即使在纸张分析上比较新一点也不致引起怀疑。补发日期是1943年2月2日。

　　“肉馅计划”预定在4月下旬实施，所以乔治把军官证装在身上到处走，一有时间就在裤子上磨蹭。

　　有一次，在女朋友丽姆处，被丽姆发现，“威廉·马丁？”丽姆扬起她漂亮的脸庞问。

　　“哦，他是我过去的一个朋友！”乔治搪塞道。

　　半个月后，军官证终于被蹭得光溜溜的。

　　马西尔少校总有一种感觉，“马丁少校”专程去送这封“笔调轻松”的私人信件，仿佛有种故作姿态、引鱼上钩的感觉。经过一夜的冥思苦想，终于又想出一计。

　　第二天，他把乔治叫到办公室。“乔治，”马西尔命令道，“你马上去调北非舰队司令官坎特安海军上将的资料。”“是。”乔治转身走了。装成是登陆艇的权威人士，携带一封作战部长蒙哈特将军给坎特安将军的信，信中建议重用“马丁少校”，由于少校身上带着奈副总参谋长给亚历山大的绝密亲笔信，因而要求火速把少校送到亚历山大司令部。这样，“马丁少校”随身携带一封密信和一封附信，就俨然像一个信使了。马西尔将此事报告了卡尔将军，卡尔立即找到蒙特哈将军，请求合作。蒙哈特将军听完后很高兴：“老朋友，这个计划如果成功，我们的西西里岛登陆就成功了一半。”他在地图上西西里岛的位置做了个手势，仿佛西西里岛已被盟军占领。

　　“哦，对了，我负责的《奇袭作战》一书准备在美国出版，我早有打算请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写篇序言，这次我还可以给他写封信，连同书的清样装在一起，请那位‘少校’带走，这样岂不更能以假乱真？”

　　蒙哈特在信中介绍说：“马丁是一位登陆艇专家，他起初总是沉默腼腆，但他确实有两下子。他在迪埃普对事态的可能趋势比我们当中一些人预料得更为准确，而且对在苏格兰搞的新式大船和设备试验时，他也一直表现很好。恳请一旦攻击结束，就立即把他还给我。”

　　然后，蒙哈特又稍微暗示了一下那个假目标撒丁岛，在信尾写道：“他可以带些沙丁鱼来……”蒙哈特说：“沙丁鱼在英国是配给的。”总之，这是一个巧妙的骗局，每条线索都恰到好处。卡尔将军接纳了作战部长的意见，3封信连同书的清样装进了文件袋。文件袋的问题解决了，但仅凭这些，怎么看“马丁少校”也不像一个实际存在的人物，好像还缺少人情味儿。马西尔和乔治从各个角度进行反复研究，意见取得一致后，乔治找来了夜总会的请帖和银行的警告通知单。警告通知单就是存户开的支票超过了存款额，如不及时补上缺额，就要公布于众，为此，银行事先要发出警告。“马丁少校”的超过额是79英镑19先令2便士，警告日期是4月14日。乔治特别注意了这个日期，决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让“马丁少校”出入夜总会，银行给他发来警告单，是因为敌人看到那几封信后，会感到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模范青年军官，太过于造作，不像个现实生活中的人。

　　即使如此，马西尔仍感到“马丁少校”缺少人情味：“乔治，给‘马丁少校’找位情人吧？”

　　“情人？”乔治带着吃惊的表情，尔后大笑起来，“太妙了，马丁老兄很有艳福，可是，哪位姑娘愿意做亡灵的情人呢？”

　　“这就要看你的了，这人必须真实，又必须严守秘密，还要有应付德军调查的灵活能力，决不能找一般的姑娘。”

　　乔治明白了马西尔中校的意思。

　　“我明白了，我会做好丽姆的工作，并安排好一切。”

　　两人对视一笑，乔治笑得有些不自然。

　　第二天，乔治向马西尔中校递交了“亡灵情人方案”，并附丽姆的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乔治装在上衣口袋里很久了，经常看，正适合“马丁少校”的“私人物品”。乔治虽然不情愿，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忍痛割爱。

　　方案是这样设计的：“马丁少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漂亮的芭蕾舞演员丽姆，一见钟情，这种情况在战时非常常见。两人相恋后，“马丁少校”就向她求婚，两人刚订了婚，“马丁少校”就不得不作为密使而匆忙外出。

　　情意绵绵，依依惜别。丽姆给“马丁少校”写了几封情书，有的是在周末的宿舍里写的，有的是在刚下舞台的化妆间写的。日期是4月18日至20日。

　　乔治理解“马丁少校”的心情，把丽姆给他的信叫丽姆再抄一遍，以“马丁少校”称呼，以防德军调查笔迹。丽姆终于明白了“马丁少校”的真实含义，她勇敢地答应承担这项危险的任务。

　　乔治把几封情书反复打开，又折叠起来，用手把信纸自然揉皱了，很随意地表露了“马丁少校”相恋的心情。

　　马西尔中校还伪造了两个假证，一是一张付款通知单，这是“马丁少校”为丽姆订购结婚戒指未付款的通知单。珠宝店选在战前就以德国大使馆为顾客的邦德街的阿斯普雷珠宝店，便于德军调查；二是假造了“马丁”父亲给他的来信，这是为了避免发生遗产争执的继承权问题。由于“马丁少校”的地址变了，信几经转投才收到。

　　衬衣、裤子直至手套都收集些半新不旧的，然后再洗干净，好像本人常用的东西，真可谓用心良苦。一个意外的麻烦是，“马丁少校”的衣服不好穿，尸体是冷冻的，手脚僵硬，只好解冻，选了套稍大一点的陆战队服，总算掩饰过去了。

　　一个活生生的“马丁少校”诞生了。

　　清点一下他身边的携带物品，种类繁多。其中有：文件袋、钱包、手表、十字架挂物、军官证、军人阵亡时识别姓名、所在部队的卡片、丽姆的信及装在钱包里的照片、夜总会的请帖、银行的警告单、军官俱乐部的收据、订婚戒指的付款通知单、父亲的信及信封上端拆信时撕下来的一角、一张5镑的纸币、3张1镑的纸币、4枚铜板、两张公共汽车票、一串钥匙、半截铅笔、一盒火柴、半包香烟、“威尔士亲王剧院”两张用过的戏票等。

信以为真西西里岛一败涂地

　　一切准备就绪。首相府批准了“肉馅计划”的实施时间。1943年4月19日晨，格里纳克军港被大雾笼罩着，汽车不停地响着喇叭，黄红色的路灯时明时暗，一种神秘的气氛充溢着格里纳克军港。

　　5时10分，运载尸体的“塞拉夫号”潜艇从格里纳克港驶出。“塞拉夫号”潜艇在北非登陆作战时，曾执行过秘密运送克拉克将军的任务。艇长杰克逊少校有执行情报任务的经验，马西尔很看重他。

　　潜航10天，“塞拉夫号”抵达预定海域。艇长在靠近毕尔巴鄂港口一海里的地方观察情况。“猎鹰，猎鹰，我是海豹，我是海豹，听到后请回答。”电波越过黑暗的海洋上空，抵达伦敦。“我是猎鹰，我是猎鹰！请讲——”马西尔中校表情严肃，译电员紧张地操作着。“海豹报告，我们已抵‘珊瑚岛’，距‘珊瑚花’一海里，可否采摘？

　　请回答！”马西尔看了一下手表，4时15分。“行动开始，4时30分完毕！”艇长命令一下，装着“马丁少校”的容器便被4位军官从浮槽中搬了上来，放在甲板上。艇长对4位军官严肃地说：“今晚大家看到的，明天必须忘掉，这事关乎英国的胜利，谁走漏了风声，军纪严惩。”潜艇上的50余名水兵均被反锁在舱里，4位军官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因为这是潜艇上发生的第一件不相信自己人的事件。

　　那个银白色的容器被打开了，令军官们吃惊的是，容器里既不是光学仪器，也不是什么新式武器，而是一具尸体！军官们掀开毛毯，看到一具身着军装的尸体。

　　4时30分，在艇长的低声命令下，尸体滑向大海。“马丁少校”出征了，军服的内腰带上紧紧地系着文件袋。“爱斯基摩行动”能否成功，关键要看这个文件袋了。当即，伦敦收到信号：“‘肉馅计划’实施完毕。”

　　3天后，一位在西班牙南部的韦尔瓦河口加的斯湾附近出海的渔民，发现海面上浮着一具尸体，他把尸体拉上小船，连同橡皮舟一起拖到韦尔瓦古老的摩尔斯渔镇的乌姆布利亚沙滩。数百名渔民和他们的孩子围着这具尸体，看着西班牙军警对尸体进行检查、拍照。

　　尸体很快被送到西班牙的华尔斯医院进行解剖。解剖结果：尸体系活着坠海溺死，肺部有少量海水，估计尸体在海上漂流了三五天。

　　西班牙海军办事处希特勒（左）和墨索里尼（右）蜡像查明尸体身份后，便将此事通知了英国驻韦尔瓦的领事。但由于西班牙当局与纳粹德国的关系很密切，他们在通知英国人的同时，也通报了德国在西班牙的间谍，行动迅速的德国间谍立即抢先一步，在英国领事认领尸体之前，已经将“马丁少校”身上的所有文件全部偷拍下来。

　　不久，文件的影印件就被送到德国总部柏林鉴定去了。柏林当局接到驻西班牙谍报局的报告后，一面立即着手进行鉴定，一面指示其谍报局代表提供更加详尽的细节。

　　5天后，伦敦收到了驻马德里的英国大使馆海军武官的第一个报告：“毕尔巴鄂港的英国副领事从西班牙宪兵那里认领了漂流在海上的陆战队少校马丁的尸体，尸体已被埋葬了。”文件袋的事，一句也未提及。伦敦立即对马德里大使馆发出训令：“马丁少校随身携带的私人物品，务必照会西班牙当局查明其下落，但应注意不要让西班牙当局了解到文件的重要性。”

　　大使馆很快回电：“西班牙政府全部完好地移交了马丁少校的文件袋及其他遗物。”

　　文件袋一到伦敦，英国谍报局便用新的科学方法进行检验，终于从夹在纸上的夹子是干的这个疑点，发现文件已被德国人用盐水软化纸张的技术拆开拍照复制了。马西尔中校立即给卡尔少将写了份“‘肉馅计划’实施完毕”的报告。这份报告很快被送到了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

　　同时，英国海军公证司把“马丁少校”的名字登在阵亡将士登记册上。

　　5月28日，《泰晤士报》公布了一批包括“马丁少校”在内的阵亡将士名单，并发了讣告。经过英国驻西班牙使馆的多方交涉，“马丁少校”的尸体按照正式军礼在韦尔瓦安葬。

　　他的“未婚妻”特地送来一个花圈并附了一张“悲痛欲绝”的悼念明信片。英国驻韦尔瓦的副领事还为“马丁”立了一块简朴的白色大理石墓碑，碑文是：

　　威廉·马丁，1907年3月29日生于威尔士的加的夫。为国捐躯，无上光荣，愿君安息。

　　正如英国谍报机构所预料的，德国间谍在西班牙的活动极为活跃。毕尔巴鄂港的德国谍报人员意外地得到了“马丁少校”的书信，他们如获至宝。因为英军奈副总参谋长致北非英军司令官的绝密亲笔信，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德国方面认真研究了密件和“马丁少校”携带的物品，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报告：“虽然文件的可靠性无可置疑，但尚须进一步调查有关细节。”希特勒认真阅读了报告，批示：事关战局，慎重调查马丁。5月12日，一位中年人敲开了英国皇家剧院经理的办公室：“对不起，

　　经理，打扰了，我是希利少校，总参谋部的参谋，我们有位军官在4月18日晚17时失踪，我想查查贵院的演出时间和剧目。据说他和他的女朋友当时在剧院。”

　　经理有些不高兴：“战乱时期失踪个把人是正常的，我院最近未发生过绑架事件，请你说话注意，不要影响我院的声誉。”但经理还是去查了演出记录表。

　　“4月18日，嗯，演出《哈姆雷特》，时间是19时整。”经理边看边说。

　　“谢谢！打扰了！”“希利少校”退出门后想：与丽姆信上的《哈姆雷特》及戏票上的时间是一致的。他万万没想到，乔治中尉与丽姆一同去看的戏，绝对是真的，只是乔治中尉刚到剧院，便被马西尔召回执行公务去了。

　　“希利少校”沿着泰晤士河走了一站，抬头望了望眼前的这个10层高的建筑物“开伦”银行。他走进银行，乘电梯上到8楼，推开了行长菲利普的办公室门。

　　“你好，我是刚从北非回来的希利少校。”“有事吗？”菲利普行长没抬头。“我是马丁少校的同事。听说他在贵行欠款久拖不还，我想请您查一下欠多少，上司命我来还。因为他已牺牲了。”“马丁少校？”菲利普行长用不易察觉的目光看了一眼希利，“可怜的人啊！愿上帝保佑他！好，我查一下。”行长假意翻出个红皮大本：“嗯，一共是79英镑19先令2便士。不过，他已为国捐躯了，这点钱就算了。”“那就非常感谢了！”“希利少校”走出了办公室。

　　“看来确有其事。”“希利少校”暗自想，“让我再去见见那个丽姆姑娘。”他拿出在芭蕾舞剧团打听到的地址，走进了一座浅黄色公寓，上了三楼，敲响了312房间的门。“谁？”一个姑娘的声音。又敲了几下，门开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出来了。“请问你是丽姆姑娘吧？”“不，我是玛丽，丽姆同宿舍的，请进吧，她去买点心了。”“我是马丁少校的同事希利少校。”他注视着她。“马丁少校？”“丽姆的男友啊？”希利解释道。“丽姆的男友是乔治啊！”“希利少校”心中咯噔一下。为慎重起见，他想再证实清楚。“你认识丽姆多长时间了？”“上周搬来的，才认识。”“丽姆，你可回来了，这是希利少校，说是什么马丁的朋友，马丁是你原来的男友吗？”丽姆先是一怔，接着点点头，拿出手帕擦起泪来，还真流下了泪。“没想到他真狠心，丢下我不管了。”“丽姆姑娘，别难过，对他的牺牲，我们都很难过。你现在不是有男朋友了吗？”“希利少校”单刀直入地问道。他怎么会知道？丽姆看了一眼玛丽，明白了。“刚认识的，只是想从马丁的突然离去中挣脱出来，我对不起马丁。”说着又痛哭起来。“马丁的母亲给他来信，谈到了你们结婚的事。”“不，是他父亲来的信。”“哦，对，我记错了，你自己要多多保重。我住在米大街37号，有事找我，再见！”

　　“希利少校”说完后匆匆离去，回到他的公寓给德国局发报：“马丁事件”基本属实，如晚上18时收不到回电，即我已被抓，“马丁事件”就是假的。

　　丽姆赶紧给乔治去了电话，讲了“希利少校”的住址。乔治找到马西尔，建议用意外事故的方法，把“希利少校”抓起来，破坏他们的调查计划。“不。从目前情况看，进展顺利，我们可以利用他，将计就计。”姜还是老的辣。18时到了，没有任何动静。“希利少校”发报：“马丁是真的。”德军确信盟军将同时进攻希腊和撒丁，于是，开始调整部署，不失时机地采取对策，这是德军战役方向的重大转移。德军指挥部在2月份时就已确定了盟军的下一个攻占目标是西西里岛，4月底，即在密件得到之前，仍基于这种设想，一心从事防御准备工作。

　　得到“情报”的希特勒一阵狂喜。根据这一“情报”以及德军情报部门对此作出的判断，希特勒在5月12日的一份命令中明确指出：

　　在即将结束的突尼斯战斗之后，可以预料，英美联军将试图继续在地中海迅速行动，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最危险的地区有下列各地：在西地中海有撒丁岛、科西嘉和西西里；在东地中海有伯罗奔尼撒和多德卡尼斯群岛。

　　对此，我要求一切与地中海防御有关的德军指挥机构迅速密切合作，利用一切兵力和装备，在所余不多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加强这些危险地区的防务。其中，首先应加强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的防务。

　　5月14日，希特勒在他的盖希丽尔别墅会见了墨索里尼，向他透露了马丁密件的内容，并且洋洋自得地说：“我想这的确是真的！在我们举棋不定时，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墨索里尼说：“我总有一种预感，觉得盟军还是要进攻西西里岛。”

　　希特勒加重语气说：“直觉总没有情报重要，我们得到了可靠的情报！情报！”

　　第二天，希特勒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作战会议，他命令：“所有与地中海防御有关的德军指挥部迅速密切协同，集中全部兵力和火器，在6月30日完成对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的集结和部署。”

　　奉希特勒的命令，隆美尔元帅被派往希腊，组织一个集团军群，会同随后从法国南部调来的第一装甲师，在希腊东部的爱琴海域设下3道防线。

　　希特勒又从苏德战场抽出两个装甲师，命9天内抵达希腊。同时，他又把党卫旅派往撒丁岛，从西西里岛抽出装甲部队加强科西嘉岛的防卫。而在盟军要登陆的真正地点——西西里岛，其防御力量却较弱。

　　当陆军元帅隆美尔把他的大本营搬到希腊时，盟军集中主力于1943年7月9日夜在西西里岛登陆了。这对于德军来说是绝对意外的，以假乱真的“肉馅计划”帮助盟军成功地攻占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此战，德意军队伤亡及被俘22．7万余人，而英美军队仅伤亡21000余人。

　　西西里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一个战略转折点，它敲开了法西斯的死亡之门，在这一事件上“肉馅”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无声战场的较量

妙龄美女邂逅情报局官员

　　1944年夏季，盟军继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后，于8月又在法国南部圣特罗佩登陆。在战役过程中，美国特拉斯科特将军的第六军率先登陆，法国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的军团尾随其后，由亚历山大·帕奇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七集团军担任后卫。尽管德军做了些抵抗，但这次登陆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因此战斗伤亡不像一个半月前在诺曼底登陆时那样大。

　　这次登陆行动的代号叫“铁砧行动”。“铁砧行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然而围绕这次登陆战在幕后还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盟军登陆诺曼底后向纵深发展1943年，艾林·格里菲斯大学毕业时，正值20岁芳龄。她的容貌十分俊美，可谓如花似玉。本来，格里菲斯完全可以在纽约找到一份十分理想的工作，以她的容貌当名模、进公司当职员或成为政府公务员都是不成问题的。然而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美国人民为争取战争的胜利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格里菲斯的心中也燃烧着一股爱国的火焰，她像许多有理想的姑娘一样，想为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力量。1943年9月的一天，格里菲斯和女友艾米·波特参加一个家庭宴会，一个自称约翰·德比的人微笑着凑向格里菲斯。“漂亮的小姐，你准备当一名有名气的模特吗？”德比似乎有些讨好地问。“不！我可没这种奢望。”格里菲斯小姐很坚决地回答。“是吗？为什么？”德比有些诧异。“我想投身到战争中去，到国外去。最好现在就参加战斗，到真枪实弹、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去。”格里菲斯冷冷地说。

　　约翰·德比以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格里菲斯，说道：“你打算怎样来实现你的理想呢？像你这样漂亮迷人的姑娘，生活在纽约既舒适又安全，为什么要卷入这场血腥的大屠杀呢？你有男朋友吗？”

　　“这与我的理想有何相干？”格里菲斯想，看来无聊的晚上就要开始了。“嗯……这好像有点关系吧！”“不，先生。事实上，我没有男朋友。即使有，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关系。”德比轻微地点着头，一声不吭地打量着格里菲斯，接着问道：“你懂外语吗？”“在大学里我主修法语，选修西班牙语。”“噢，”德比意味深长地许诺，“好吧，漂亮的小姐，如果你真愿意到国外工作，也许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格里菲斯也好奇地打量了一下德比。她的眼睛似乎在问：你是什么人？可以告诉我吗？德比依然微笑着自我介绍。格里菲斯这才知道德比在美国战略情报局供职，所以才说可以帮助她到国外去。格里菲斯非常感谢德比先生能帮助她实现梦想。德比在临分别时对格里菲斯说：“如果有一位叫汤姆森先生的人与你联系，你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一周后，果然汤姆森先生与格里菲斯联系，并见了面。

　　汤姆森说：“我代表陆军部里的一个部门与你联系，可以为你安排一些有意思的工作。你能在10天之内到华盛顿来一趟吗？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的话，也许你就永远不用回来了。”

　　“太好了！我时刻准备着。”格里菲斯沉浸在兴奋的遐想之中。

　　汤姆森说：“告诉你家里，陆军部要给你安排一个工作，需要找你谈话。你来的时候带上一只手提箱，装上几件适合在乡下穿的衣服。记住，衣服所有的标记要统统去掉。要做到无法使人辨认出你的身份。这很重要，知道吗？”

　　格里菲斯严肃地点点头，心中升起一种神秘的感觉来。汤姆森接着说：“你中午抵达华盛顿后，就直接去9号大楼，这是地址。祝你一切顺利。”

　　格里菲斯照汤姆森的吩咐如期来到华盛顿大楼，她没有想到，接待她的正是一个月前在朋友的家宴上结识的约翰·德比先生。这次会面，德比先生没有像上次那样过多地寒暄，而是直接就进入了主题。

　　“虎子。你以后就叫这个名字。只要你在这儿，人家就只知道你这个名字，知道吗？你还有一个代号：527。”

　　德比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需要一个特殊的姑娘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我见过并调查过许多候选人，都是些大家极力推荐的人。但我认为，你最有可能通过必要的初试。我选你来，因为你年龄合适，学历优良，懂几门外语，长相标致，而且，你有必要时愿意做出牺牲的准备。当然，我们也对你进行了调查，一直查到你的祖辈，都没有问题。现在，就看你是否能经受住一些特殊的训练了。也许我过高地估计了你成功的可能性，但我希望不是这样。”

进入谍校遭遇魔鬼训练

　　就这样，格里菲斯跨入了美国谍报机构的大门。可是要成为一名真正的间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必须通过的是严酷的训练大关。

　　根据德比的安排，格里菲斯来到新谍员训练队，开始接受特工人员的专门训练。格里菲斯受到训练队负责人威士忌的欢迎。威士忌是西点军校毕业生，在圣西尔的法国军事学院干过一年。

　　他后来到英国受训，在那里成了白刃战的教官，专门训练派往敌后的加拿大和英国特工人员。

　　一同来训练的，还有一个名叫皮埃尔的男子。格里菲斯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是她所见过的最有吸引力的男人，但她还是尽力按捺住怦怦跳动的心，表现出不动声色的样子。

　　皮埃尔皮肤黝黑，像是一个经常在户外锻炼的运动员，身材虽然不十分高大，但却非常匀称，充满活力。

　　晚上19时，威士忌召集新来的队员开会。他首先介绍道：“这里是美国的第一所谍报学校。在这里，你们将被培养成为特工人员。”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然后拖着长腔儿，表情严肃地说，“如果你们能通过这里的训练，就将成为新近成立的战略情报局的雇员。”

　　威士忌语气缓和下来继续说道：“我不得不有言在先，你们中间有些人甚至连两星期都坚持不了。有极少数人，记忆力不够强，反应过于迟钝，或者吃不了苦，就会被淘汰。你们将经过一些相当艰苦的训练，不管你们是否喜欢，你们必须服从每一道命令。”

　　听完威士忌的训话，格里菲斯感觉一阵头昏眼花，能否经受住训练队的考验，她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第二天上午8时整，训练队正式开课。威士忌首先把一个叫“上尉”的教官介绍给新队员。上尉没有做任何开场白就开始讲课，主要就是保密的问题。

　　上尉说：“你们要牢记的第一件事是，我们这里是一个秘密情报机构，而不是公开的新闻社。我们向军方提供的情报都是绝密材料。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说到这儿，他故意停了下来，然后在新队员们的脸上逐个扫视一圈，继续说道：“意思就是，你打听到这种机密就有可能被枪毙。换句话说，一只耳朵甚至不能告诉另一只耳朵。现在，我们和德军情报局以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样，都重视保守自己的秘密。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如果把这里听到的任何情况告诉他，那么不管你是谁，头衔有多大，都将以叛国罪判刑。”

　　接着，上尉分析了当时的战场形势和谍报工作的有关问题，尔后开始训练课。

　　首先进行的是心理素质的训练，由一个年轻人放电影，电影全是战争的恐怖场面。特别是一些不同情报机构工作人员被害的惨不忍睹的镜头：有的用刀凌迟而死，有的被绑在路灯柱上绞死，有的用手掐死，还有的被机枪扫射而死。

　　新队员们看了都不寒而栗，格里菲斯也在全身发抖。但他们知道，这是使他们的意志得到磨炼的基本方法，确实他们也真正得到了磨炼。

　　接着，训练队员被领进一个四周尽是保险柜和装有各种锁的大房间，一个细高个，脸上总是堆着笑容的乔治先生在做了自我介绍后说：“在和敌人打交道前，你必须潜入他的房间，我在这里就是要教你们这个本领。只要你能潜入房间，你就能打开任何保险柜。现在都把手伸出来。”

　　他看了看这些人的大拇指和食指指尖，“啧啧，都是新手，一看就知道。”

　　说着，他拿出一把锉刀，说道：“每天早晨刷完牙的第一件事就是挫指尖肚上的皮肤，只要挫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就行了，这样你们在探测密码锁上的标记时，就可增加敏感度。今天的课题是门艺术，据本人愚见，这是一门最精深的艺术。”

　　这天，乔治还向他们传授了撬锁和扒窃的技术。此后，相继进行了野外训练、肉搏战训练、收发报、密码译电等一系列间谍技能训练。

　　就这样，每天从黎明到深夜，格里菲斯坚持不懈地训练。有时疲惫得连拍发莫尔斯电码和机关枪扫射的声音都区分不出。到训练结束时，格里菲斯以自己顽强的毅力和刻苦精神，已经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特工。

　　经过5周近乎严酷的训练之后，格里菲斯奉威士忌之命去会见德比先生。德比对格里菲斯的训练成绩非常赞赏：“成绩不错，祝贺你，漂亮的姑娘！有些人绝没有想到你会干得如此出色。”

　　夸奖完了以后，德比表情严肃但语气却非常温和地对格里菲斯说道：“虎子，你能保证愿意冒生命危险吗？”

　　格里菲斯极力掩盖自己焦虑的神情，下意识地摆弄了一下耳环，不知经过“过五关斩六将”似的训练后，自己能否胜任在国外的工作，当听到德比的问话，她立即充满信心地答道：“能！”

　　“那么，我们给你安排了一项任务。”德比略微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们需要你去……西班牙。”

　　“西班牙？”格里菲斯惊奇地重复了一下。这简直太出乎她的意料了，过去她猜想可能是去法国，也可能是去瑞典或瑞士，但从没想到要去西班牙。“那么就是说，我的各项测验都合格了？”

　　“对。但在送你去之前，你还必须做更充分的准备。你必须熟悉西班牙的历史和地理，能够辨认出当今的政治人物。但要特别留神，不要让人注意到你对西班牙感兴趣。”

　　“那里的任务带劲吗？我可不希望这是一项轻轻松松的任务。”格里菲斯真想一试拳脚。

　　德比听完格里菲斯的问话，哈哈大笑起来，说：“你放心。请相信我，西班牙正是下一步战争胜负的关键。”德比继续说道，“你被分到秘密情报处工作，具体任务我还不能说。到时由秘密情报处的处长谢普德森告诉你，你先按我说的去做准备，到时他会找你的。”

　　从华盛顿返回后，格里菲斯按德比的吩咐悄悄地了解有关西班牙的情况。

　　两周后，威士忌找到格里菲斯说：“虎子，今天你再去一趟华盛顿。我们的大老板谢普德森要见你，也许这就意味着你要出征了。”

　　“你就要出发了。”德比热情地欢迎格里菲斯的到来，并继续说道，“在我弟弟家见到你的那天，你就迫不及待地想上前线。现在好了，你就要出征了，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你的任务是在盟军发起南欧登陆的‘铁砧行动’之前，我们需要对德国人的行动了如指掌。因此，你是个关键人物。你要去迷惑敌人，使他们无法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

　　说到这儿，德比用手拍了拍格里菲斯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我在西班牙待了一年半，那次在纽约见到你，我刚从那里回来。是我推荐你来担任这项工作的，我现在仍然认为你是能够胜任的。但是如果你失败了，那也是我的失败。”

　　德比的话，使格里菲斯心里很是激动，她渴望着去完成这项不寻常的任务。

　　德比继续说道：“虎子，你干得不错。如果我们认为你不能胜任，肯定不会派你去的。我为你感到骄傲。快去吧，谢普德森正在等着你呢。”

　　当格里菲斯来到谢普德森的办公室时，这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秘密情报处的处长，绕过办公室内桌旁的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走过来和她握了握手，说：“请坐，格里菲斯小姐。”

　　当格里菲斯在椅子上坐好后，他接着说道：“你的教官对你的印象极好。你为什么这么急切地想去参战，到可能有生命危险的环境中去呢？”

　　格里菲斯有点不以为然，但却冷静地回答道：“谢普德森先生，我所认识的男青年，包括我的两个哥哥，都去前方打仗了。我当然也和他们一样热爱祖国，我也愿为祖国去冒险。我觉得只允许男青年去报效祖国，这太不公道了。”

　　谢普德森笑吟吟地说：“格里菲斯小姐，你会有许多为祖国服务的机会的，也许比你想象的还要多。现在，挑选你去完成的这项任务特别重要。在柏林，潜伏在盖世太保内部的一个内线告诉我们，希姆莱手下有一名最精干的间谍在马德里活动，他领导着一个高效率的谍报网，专门负责收集有关盟军‘铁砧行动’的情报。

　　“你的任务就是要挖出这个间谍。我们需要你打入马德里的上层社会。当你抵达马德里的皇宫旅馆时，我们的人会去接你的。他会把你介绍给几个人，并告诉你应注意的事情。这次行动的代号叫‘斗牛行动’。漂亮的小姐，现在马上就出发。你对外的掩护身份是美国石油公司西班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西班牙谁也不会料到一个女子——更不用说一位妙龄女子，会从事这种工作。如果你身陷困境的话……”

　　谢普德森停顿了一下，用一种发问的眼神看着格里菲斯。

　　“你是不是在暗示说，必要时我应该杀死自己的对手？”格里菲斯觉得这不应该算是什么大的问题。

　　谢普德森的脸上露出一丝同情，并肯定地点了点头。

出师不利被拘异国警署

　　几个月后的一天，在西班牙马德里“美利坚合众国石油办事处”的办公室里，格里菲斯见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马德里情报站站长——代号为“莫扎特”的菲利浦·哈里斯。

　　一见到格里菲斯，哈里斯没讲任何客套话，开门见山说道：“格里菲斯小姐，我一直在等待着你的到来。自从一个三面间谍使我们一半的人暴露后，我们的人手十分短缺。那个该死的间谍同时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我们干活儿。现在，要做到时时处处小心谨慎真不容易。”

　　哈里斯还向格里菲斯嘱咐，在马德里只有他一人知道“斗牛行动”，并让格里菲斯负责沟通埃德孟多和哈里斯之间的单线联系，要求所有情报都必须向他汇报，由哈里斯对情报进行综合分析，作出决定。

　　哈里斯给格里菲斯交代的具体任务是：挖出德国情报部门安插在马德里的高级间谍。时间紧迫，要分秒必争，因为在发起“霸王行动”的一周之后就要进行“铁砧行动”。

　　哈里斯进一步强调说：“南翼登陆成败与否，主要取决于战略情报局马德里情报站提供的情报。我们就在这里确保‘铁砧行动’的安全实施。”他抬起头来看着格里菲斯，“格里菲斯小姐，如果你不严格地遵照指示行事，就可能会送掉上百名，或许是上千名美国士兵的性命。”

　　最后，哈里斯交给格里菲斯一支小巧的25毫米口径的“贝雷塔”手枪以便自卫，并提醒格里菲斯两件事：一是为了不暴露身份，一定要遵守上下班的作息时间，要使人们感到你确实是石油办事处的职员；二是不能卷入爱情纠葛，一旦发现此类问题，就会被立即送回华盛顿。不久前就有一名女谍报人员由于同手下的一名葡萄牙间谍堕入情网而被迫自杀。

　　从哈里斯一番突如其来、意义深长而又十分生硬的讲话中，格里菲斯感到自己确实是任重而道远。此后，格里菲斯以美国驻马德里石油办事处职员身份为掩护，活跃于舞厅、宴会、夜总会等社交场合。这个漂亮，迷人而又精干的“虎子”从此跻身于达官贵人之间，同隐藏在马德里的纳粹间谍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蔽斗争。

　　这一天，哈里斯把格里菲斯叫到办公室，交给她一个任务，是让她利用周末，装扮成一个轻浮的美国姑娘外出旅游，去完成一件传递信息的任务。

　　哈里斯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包在透明信封里的东西后，对格里菲斯说：“这是微型胶卷，这里有一些西班牙人的姓名和住址，他们将掩护并帮助我们在马拉加至比利牛斯一带的地下交通线上活动的特工人员。哦，对了，我要强调的是，这是我们经过一年半‘研究’的结晶。必须立即把它送到‘黑家伙’手里，他是你在马拉加的接头人，刚从阿尔及尔来。”

　　哈里斯拆开包装上的一层胶条，用两个手指夹着胶卷：“你见到‘黑家伙’时不要跟他讲任何话。佛朗哥的秘密警察如果能获得这件东西，他会给多少奖赏……我简直不敢想象。”

　　哈里斯让格里菲斯站起来，然后把微型胶卷绕在了她的腰间，“你就这样带着它。”

　　哈里斯还为格里菲斯准备了一个大公文包。公文包里放有一支乌黑发亮的小型“柯尔特”自动手枪。

　　“这是送给‘黑家伙’的礼物。”哈里斯冷淡地说，“你到旅馆后，就把它放到公文包里。在你和他接头之前，你要想办法把胶卷从腰上取下来，也放进公文包。这是一种预防措施。如果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你的箱子出了问题，敌人也不会找到情报，除非他们找到你的头上。”

　　哈里斯取出一张火车票，拿在手中继续嘱咐：“为了能够安全交接，明天下午两点半，在马拉加市中心的大教堂里，‘黑家伙’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围巾，坐在后排座位上等你。”

　　他一边将火车票递给格里菲斯，一边说：“火车上可能会有点麻烦。最近规定旅客随身携带旅行证。德国人一周前就拿到了，但我们却还没有。凭你的年龄和其他条件，没有旅行证也能蒙混过去。如果他们真把你抓住了，想办法把胶卷毁掉就行了。”

　　晚上22时，格里菲斯顺利地登上了马德里至马拉加的列车。由于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她对富丽豪华的车厢布置没有产生什么兴趣。她的手轻轻拍着装有发报机和手枪的箱子，摸了摸围在腰间的微型胶卷。

　　这时有人敲门，“小姐，我是警察。请出示你的护照。”

　　格里菲斯把护照递了过去。

　　“请再出示你的旅行证。”

　　“旅行证？你指的是什么？”

　　“小姐，”警察说，“你应该明白，这是对外国人的一条新规定。没有旅行证，你不能离开马德里。”“不，我确实不知道。非常抱歉。”格里菲斯假装感到惊愕地说。“既然如此，明天上午请小姐跟我到马拉加警察局去一趟。”格里菲斯将准备好的一厚沓钱塞进这个警察的手里，满脸堆笑，然后又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请高抬贵手，让我直接去旅馆吧！我只能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待两天。”警察不吃这一套，把钱还给了她，严厉地看着她，说：“小姐，一下车我们就去警察局。”

　　格里菲斯因没能很好应付警察的检查而懊恼不已。到了警察局，格里菲斯被告知负责处理此问题的人去看斗牛了，必须等他回来才能办，因此只有耐心等待。这时，格里菲斯已经错过了两次接头的时间，只剩下最后的一次接头时间了。她一度曾想毁掉微型胶卷，把它丢进厕所里。还好，负责此事的官员见到格里菲斯已经等待这么长时间，也觉得不好意思，便很快就办理了手续，让格里菲斯离开了警察局。

　　这时已是下午14时20分了，离最后一次接头时间还有10分钟，格里菲斯心急如焚。她匆匆奔到教堂，推开正门旁边的一扇小木门，来到了昏暗的大厅。几分钟过去了，这时有人走进她坐的那一排座位，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跪了下来。

　　他围着一条肮脏的白围巾，格里菲斯连头都没转动，只是把用丝围巾包着的手枪从长凳上推了过去。他的手伸了过来，然后，他又把围巾还了过来。接着她又把装有发报机的手提包推了过去。

　　最后，把胶卷放在手里，手心朝上地伸出去。“黑家伙”取走胶卷时，她居然连一点感觉都没有。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传递情报促成战役胜利

　　美艳绝伦的格里菲斯凭借其天分和聪明才智拼搏在间谍战线。尽管在这特殊的战线里上司对特工人员私人的行为有特别的规定，然而，正值青春妙龄，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爱情火花也自然难免迸发。

　　自从在新谍员训练队初见皮埃尔，格里菲斯就被皮埃尔的魅力所征服。在训练队期间，她与皮埃尔的感情在暗中得到了飞速发展，两人已到难舍难分的地步。

　　一个星期天，格里菲斯和皮埃尔悄悄地来到“白天鹅俱乐部”用午餐。就在服务员把香槟酒端上来时，皮埃尔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盒子。红色的小盒子用缎带扎着，他把小盒子放在格里菲斯的面前。

　　格里菲斯轻轻地解开缎带，只见在黑丝绒衬垫上有一枚戒指——镶有一枚光彩夺目蓝宝石的扭花戒指和一对形状相似的金耳环。她脸红红地盯着皮埃尔说：“我想我不能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你当然应该接受，我希望你别忘了我。”皮埃尔用渴望的目光盯着格里菲斯，“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想着你的。也许我们会在那边再见，因为我们毕竟是同行嘛。戴上吧！”还没等格里菲斯有任何表示，皮埃尔就把她带到了舞池……此后，格里菲斯和皮埃尔分别担负了不同的任务，尽管他们在马德里时有会面，有时皮埃尔是神出鬼没般地与格里菲斯会面，但毕竟不能朝夕相处。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一举登陆成功。正在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格里菲斯又接到了令她高兴万分的好消息。哈里斯告诉她：华盛顿战略情报局秘密情报处准备派皮埃尔赴马德里执行特殊任务，让她做皮埃尔的接头人。

　　从这天起，格里菲斯时刻在盼望着皮埃尔会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

　　正在她焦急等待之中，突然有一天，格里菲斯得到一个千真万确的情报：盖世太保特工打入了美战略情报局驻西班牙马德里情报站的内部。这使格里菲斯充满了恐惧感，现在她看谁都像是隐藏在内部的“鼹鼠”，甚至她的顶头上司哈里斯都有可能。唯一使她感到宽慰的是，自己心爱的人皮埃尔很快就要来到她的身边，这多少可以缓解她心中的忧虑。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格里菲斯与皮埃尔在一家舞厅里如期相遇。拥挤的舞池中央，皮埃尔紧搂着格里菲斯。

　　“虎子，咱俩又在一起跳舞了。见到我，你高兴吗？”“高兴得很难相信这是真的。不，这不会是真的。”皮埃尔用力搂着格里菲斯，靠近她的耳边，擦着她的面颊说：“你信任我吗？”“皮埃尔，我怎么能不信任你呢？我们曾在一起受训。”“相信我！”他一边低声说，一边紧紧地拉住格里菲斯的手。他突然高兴地笑起来：“你手上戴着我送给你的戒指。”“我每时每刻都戴着它，我——我喜欢它。我想，哈里斯如果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他是绝不会安排这次会面的。”格里菲斯有些难为情。

　　从舞厅回来，格里菲斯马上将与皮埃尔会面的情况向哈里斯详细作了报告。第二天上午，格里菲斯与皮埃尔又在皇宫饭店圆形大厅一个靠窗的座位见面。情人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悄悄话，两人相互倾诉着自己对对方的思念。稍许，皮埃尔说：“你有关于这次登陆的消息吗？尽管我到这里来见到你很高兴，但我真正想去的地方还是敌后的法国。到那里去干才真带劲儿！”

　　说到这，他停了一下，又问道：“关于我，哈里斯说过什么没有？”“他叫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并通知你，我是你与他之间的唯一联系人。这个你以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被告知去参加那次舞会并设法在那儿见到你，就这些。”他思索了一会儿，又说道，“‘铁砧行动’一定快开始了。我不想错过参加这次行动的机会。”

　　“机要室近来处理的所有电报都是关于这件事的。”“他们是否已经选定了‘铁砧行动’的登陆地点？”“就我所知，好像还没有。”“虎子，告诉‘莫扎特’，我截住了德国高级指挥部的一名信使。从他那里知道，德军第一军司令部波托·埃斯特将军离开了他原来的行军路线，完全改变了方向，正向比斯卡地区进发，这支部队有750名军官，18000余名士兵和数量不详的‘马克-3’型坦克。这个情况必须立即让‘莫扎特’知道。”

　　格里菲斯答应了。时间过得真快，格里菲斯真的不想离开皮埃尔，但工作是第一位的。“虎子，既然咱俩以后要在一起工作，我想我们相爱不违反纪律。”在两人一起走下大理石台阶时，他边用手挎着她的胳膊边说。格里菲斯真的感到了幸福。

　　格里菲斯回到办公室，把情况汇报给哈里斯，哈里斯高兴地说：“虎子，人们认为皮埃尔是我们最能干的谍报人员之一。他的经历不凡，你能同他一道工作真是幸运的事。不过，有一点你必须要牢记，除了你我之外没有第三者知道关于‘鼹鼠’的事。当然‘鼹鼠’本人除外。所以你今后同他们共事时一切要和原来一样，丝毫不能流露出你对他们的态度有了变化。”

　　哈里斯摆弄了一下手中的钢笔，继续说：“谢普德森来电说，登陆行动即将开始，你有新的任务。现在还不能把全部情况都对你说。在今后几个星期的某个时间，你将收到一份谢普德森直接发给你的绝密电报。我会通知密码室，从现在起，所有的绝密电报都由你一人负责译码。你一收到我所说的那份绝密电报，必须立即把它拿给我。你可以随时找到我。记住，我说的话你一句也不能对外界透露，即使对皮埃尔也不要透露，除非事前经我许可。”

　　1944年8月8日清晨，那份关键的电报终于来到了！

　　虎子：

　　绝密！绝密！告哈里斯立即实行第二阶段计划。

　　谢普德森

　　格里菲斯译完报，连门都没有来得及敲，便一口气冲进了哈里斯的办公室。哈里斯看过电报后，很舒服地向后靠在扶手椅上，脸上带着一种满意的微笑。他取出收音机，扭开开关，并将音量调大，以使人无法听到他俩的谈话内容。

　　“虎子，这封电报的意思是说登陆作战将在法国的马赛进行。这封电报的重要性在于，它可能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也可能使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丧生，我们就是为了这一任务才把皮埃尔调到马德里来的。”

　　哈里斯走到墙角，拿过来一把椅子，让格里菲斯坐下，继续说道：“马上与皮埃尔联系，告诉他，将他领导的特工人员带到马赛地区，以便在我军登陆时他们能处于随时支援我军的位置上。他对部下要不露风声。登陆地点的情报是很机密的，绝对不能泄露出去，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对那些多年来为了我们的事业忘我战斗的人们也要保密。这一点你能对他讲清楚吗！”

　　格里菲斯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事实上，这一消息是如此重要，所以，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们不能让皮埃尔冒险越过比利牛斯山沿老路去法国，以免他在中途被捕。我将想法把他送到阿尔及尔，从那里他可以被空投过去。

　　“虎子，你要使他充分认识到这次任务非同小可。皮埃尔必须要透彻地理解这一任务的重大意义。”说这话时，哈里斯那双小眼睛一直在紧紧地盯着格里菲斯，“战略情报局伦敦站出色地执行了有关‘霸王行动’的任务，我们一定不能比他们干得逊色啊。”

　　格里菲斯又郑重地点了点头。

　　哈里斯最后说：“虎子，你马上行动吧！今天晚上我们有一架专机飞往阿尔及尔，晚上21时用我的‘派克’轿车送他到机场。我现在还不知道他被空投到法国的准确时间，但是到时我会告诉你，以便你能同我们一起收听无线电来了解他是否平安到达。”

　　几个小时后，在皇宫饭店酒吧间，格里菲斯和皮埃尔又一次见面了。

　　“虎子，我亲爱的，告诉我你这么急着见我有什么事吗？”皮埃尔紧紧握着格里菲斯的手，很着急但却温柔亲切地说道。

　　“哈里斯有一桩特别任务要交给你。命令是刚刚收到的，一份绝密电报。”“总算等到了。”皮埃尔显然很高兴。他拿出一支香烟点上，同时呷了一口雪利酒问道，“我什么时候走？”“一辆挂着外交牌照的黑色‘派克’轿车晚上21时整在旅馆门前接你。

　　接你到格塔贾军用机场。”“虎子，你是爱我的，对吗？我到了那边，会想你的。”“我也会想你的，盼望你平安回来。再见吧，皮埃尔。”朦胧的灯光下，两个有情人难舍难分，对望了一会儿后，两人几乎同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944年8月15日上午，格里菲斯走出家门时，突然听到看门人的收音机里传来一个令她吃惊的消息：“10万盟军正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渔村登陆。”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圣特罗佩位于戛纳附近，离她告诉皮埃尔的马赛差得太远了。怎么回事？登陆地点不是在马赛吗？这对格里菲斯来说，真是灾难性的消息。格里菲斯快步赶到办公室，看到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神情，似乎只有她被蒙在鼓里。

　　格里菲斯怒气冲冲地直奔哈里斯的办公室，她没等哈里斯开口便大声说道：“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为什么认为我不可靠，传给皮埃尔的是假情报。”

　　哈里斯静静地看着格里菲斯，没有说话，只是在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了同情但很坚毅的神情。现在格里菲斯明白了：那只“鼹鼠”就是皮埃尔。他们都知道，把假的登陆地点告诉他，就会迷惑德国人，使他们据此作出错误的判断。

　　“别太认真了，艾林。”哈里斯看着格里菲斯难过的表情第一次没有称她“虎子”，“这次登陆成功也是你的功劳。如果不是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今天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欢庆胜利了。我们之所以没有告诉你实情，只是为了保护你。一旦皮埃尔稍微察觉到你知道他是双重间谍，他就会杀了你。是的，只要他嗅出味道来。至于说确切的登陆地点，包括许多参加作战的将军和我们都不知道。这是艾森豪威尔的命令，我们必须服从。”

　　哈里斯说完，走过来将手搭在格里菲斯的肩膀上，“你应该回到办公室去和大家一起庆祝你的成功，你应该知道，你是受之无愧的。”

　　不管哈里斯怎么说，格里菲斯都难以平静。这对她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最亲近最信任的人，一下子成了“鼹鼠”，在感情上的确是一时难以接受。几天之后，当格里菲斯回到公寓，看到德比就站在客厅里。格里菲斯喜出望外，快步上前同他握手：“真不敢相信是你来了，你好吗？”

　　两人并肩坐在沙发上，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的，彼此用关切和诚挚的目光打量着对方。

　　“从哪说起呢？首先，谢普德森向你表示祝贺。他听说你干得不错，现在他把发掘出你这个人才算做他的功劳了。”德比的话，使几天来格里菲斯受伤的自尊心得到了一些安抚。

　　“另外，我要告诉你的是：皮埃尔早就是个叛徒，但他最终却成了我们向德国人提供假情报的工具。因此我们要感谢你，艾林。你作出了无法估量的重大贡献。在同一时间内，我们虽然还利用了其他一些人去迷惑敌人，但我认为，使敌人确信无疑的是你传给皮埃尔的那份决定性的情报。显然，皮埃尔从未想到你会告诉他假情报，而德国人也非常信赖他。”

　　德比停了片刻，又接着说：“虎子，哈里斯非常敬重你。其实，要不是他欣赏你的工作，今天我也不会专程到这里来的。另外，艾森豪威尔对你的工作也表示了钦佩，他说：在我们的‘铁砧行动’中，很难想象一位美丽的小姐所作出的贡献，她是这次胜利的功臣。”

　　德比的一席话，使格里菲斯感到无比高兴。她的工作到得这么多人的称赞，这是她得到的崇高荣誉。

双面巨谍的蜕变

出身望族被德英双方看重

　　达斯科·波波夫1912年7月出生于南斯拉夫一个富商家庭。波波夫自幼聪明伶俐，好四处交游。

　　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看准波波夫在南斯拉夫的地位和交际，欲招揽他做间谍，收集情报对抗盟军。此时的波波夫20岁出头，意气风发。

　　对德国政策不满的波波夫不甘为德军所利用，于是主动请缨，向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表示，愿意为英国效力，负责利用其在南斯拉夫的交际圈子，收集德国在南斯拉夫的经济、军事情报，为祖国的光复努力。

　　在波波夫的妙手经营下，由他建立的情报收集网“南斯拉夫圈”渐成气候。在军情五处协助下，波波夫在欧洲成立了“南斯拉夫圈”情报网络，利用无线电、微粒照片、隐形墨水明信片等特务工具，将大批德国情报，包括火箭研究资料送到英国手上。

　　波波夫多才多艺，亲自改进了许多特工的技术装备。在军情五处的档案中，记载了波波夫制造隐形墨水的配方，显示他利用酒杯混合隐形墨水。此外，他的档案还包括大量载有日期的文件、隐形墨水明信片、印上已“拆开”或“检查”邮戳的邮件，及他寄给女友的信件。

　　波波夫不仅构筑了自己的间谍网，自己的身份也保护得很好，可以说天衣无缝。也正因为如此，德国情报机构“猎头”的目光仍没有从他身上移开。

　　在纳粹眼中，波波夫在南斯拉夫和英国均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波波夫在南斯拉夫的身份——一个对德国占领军稍有不满，但大多时间无可奈何安于现状的小资本家——使得波波夫成为纳粹间谍的良好人选——这样的南斯拉夫人可以编造出一个合理的逃离南斯拉夫的理由，从而轻易打入英国并获得其信任。

　　1940年2月的一天，正在自己别墅中度假的达斯科·波波夫忽然接到柏林来的一份电报，上面写道：“急需见你，建议2月8日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大饭店见面。你的挚友约翰尼·杰伯逊。”

　　约翰尼是波波夫在德国南方的弗赖堡大学结识的挚友，两人私交不错，但是约翰尼在前两年加入了纳粹的情报组织——阿勃韦尔。见到约翰尼，两人谈了一笔关于战争被扣商船的贩卖生意，不过波波夫看得出来，约翰尼心不在焉。

　　不久之后，约翰尼介绍波波夫认识他的上司——党卫军情报部门的少校门津格。

　　寒暄几句后，门津格进入正题：“我们在英国有许多情报人员，其中有不少是很精干的。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他能通行无阻。你的社交关系可以打开许多门路，有些情报不是马路上可以搞到的，你可以帮我们的大忙；同样，我们也可以礼尚往来，波波夫先生。”门津格开始用力拍波波夫的马屁，“帝国是知道如何慷慨地报答你的，你将成为南斯拉夫未来的重要人物。”

　　“门津格是我的顶头上司，”约翰尼略带歉意地说，“波波夫，我本想采取另一种方式，可是他急不可耐。”

　　“是找我做间谍？”波波夫感到自己的全身血管快要爆炸了，但是脸上不动声色，依旧笑容可掬，给两位客人倒酒。

　　门津格以为波波夫还在考虑，继续说：“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个能在上流社会活动的人。正如你可以猜到的，这个人还要具备许多其他的素质。从根本上说，他应该具备做一个高级间谍的条件。所以，我自作主张把你推荐给了他们。”

　　波波夫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大厅里来回踱步：“我自己还没想过，给我几天时间考虑。”

　　在送走客人之后，波波夫立即与自己的上司迪尤联系，询问自己做双面间谍的可行性。言谈之中，显露出他对这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的强烈渴望。迪尤微笑着告诉他：“你是否考虑到如果你决定做这件事的后果呢？它会使你深深地陷进去，深深地。”

　　“一人做事一人当。”波波夫回答。

　　“那就祝你好运。”迪尤同意了波波夫的计划。

交际周旋为正义战争效力

　　这次见面结束后，波波夫便作为一名德国间谍展开了自己的“业务”。几星期后，按照约定地点，史巴雷迪斯向他——伊凡，下达了一项重要任务。

　　现在，波波夫的化名是“伊凡”。

　　门津格少校告诉他，他即将被派往英国，要求他转道西班牙前往英国，收集有关英国的城市地貌、人口分布、政府机构、军事设施等情报。他顿时明白此行的任务是为“海狮行动”提供轰炸目标。

　　按照约翰尼的接头办法，波波夫找到了自己的新上司——卡斯索夫少校，真名叫欧罗德。他是阿勃韦尔驻里斯本的头目。卡斯索夫少校办事果断、干练，马上就开始亲自教他使用密码、投寄信件，还给了他一架莱卡照相机和一台打字机。

　　同时，又指派阿勃韦尔三处驻里斯本的头目克拉默上尉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一切都证明正常后，卡斯索夫命令他住在一家德国人控制的饭店——阿维士饭店。

　　波波夫住进饭店到餐厅用餐时，几次都发现一个漂亮姑娘对他屡送秋波、频递媚眼。

　　有天晚上，波波夫碰巧在电梯里遇到了她，当时只有他们两人，那姑娘火辣辣的眼睛里冒出的全是情欲之火，就差没有扑到他的身上了。但是由于相见短暂，不可能有更多的交谈。

　　出了电梯，走进房间的洗澡间冲了个澡，波波夫突然发现那位姑娘已经躺在他的床上了。

　　见波波夫进来，这位姑娘竟大大方方地倒了一杯白兰地，对他说道：“来吧，有趣的男人，跟我喝一杯。”说着便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再给我倒一杯酒，然后谈谈你的身世，好吗？”

　　波波夫顿时警惕起来了。她那假装羞答答的样子使波波夫顿起疑心，对她的兴趣也随之抛到九霄云外。于是，波波夫打起精神，顺着这个女人的意思编一大堆自身的经历，特别是他到里斯本的经历，以及里斯本的打算。

　　这个女人看上去对他编造的故事十分满意，因为还没等他讲完，她那种卖弄风情的热情早已降到了零点。这下倒验证了波波夫的猜测：她是德国间谍，目的是为了了解自己对希特勒的忠心。

　　波波夫故意把快喝尽的威士忌酒瓶子递给了她，说道：“如果你睡不着的话，你就把它带着吧，你已经在我的床上搞到了你所需要的故事。”

　　第二天，波波夫例行向上司汇报了公务。卡斯索夫严肃地说道：“关于那姑娘的事，你再不要追查了。上头对你的警觉性……很满意，他期待着你从伦敦带来的好消息。”

　　带着阿勃韦尔的“厚望”，双面间谍波波夫搭乘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英国首都伦敦，而且“应聘”进入了英国的情报机构——军情六处。

　　抵达伦敦后，波波夫便在军情六处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收集工作”：他拍了一个伪造飞机场的照片，记录了一些飞机和军舰的数目与型号，描绘了重要地区的地形图；并利用卡斯索夫给的莱卡照相机，拍了许多海军方面的“情报”。后来德国人对此赞赏不已，认为这种情报实在非常宝贵。

　　在军情六处，风流倜傥的波波夫又认识了一个名叫嘉黛·沙利文的迷人姑娘。此人是奥地利一个纳粹头子的女儿，但却从未服从过父亲的信仰，于是出逃到英国来。嘉黛姑娘似乎对波波夫很有兴趣，她那双迷人的大眼充满了柔情蜜意。

　　波波夫看着这个女子，他感到有一股难以名状的暗流冲击着心房，真希望和这个姑娘多待一会。在波波夫进行复杂微妙而且危险的双重间谍活动时，嘉黛姑娘也来到波波夫的身边，成为波波夫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伴侣。

　　她风貌诱人，花枝招展，带着波波夫一个接着一个地参加宴会，把他介绍给所有值得拉关系的名流，并且帮助他配制密写剂，编写密码信，起草给转信人的明文信。他知道这辈子再也离不开她了。

　　在嘉黛的帮助下，波波夫用密写的方式为卡斯索夫提供了大量的伪情报，并谎称由于情报太多、体积太大、分量太重，不宜邮寄，必须回里斯本当面转交。实际上，这是为尽快地回到德国情报机关，刺探他们的内部组织而设置的一条妙计。

　　一切都按照军情六处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与心爱的姑娘惜别，波波夫前往里斯本，很快便和上司接上了头。卡斯索夫在一所别墅里对他进行了一番细致且持久的审讯。他对情报的每个细枝末节都要追根寻底，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盘问，以便发现新的动向。

　　当他听到嘉黛·沙利文和波波夫推荐的另一个情报员狄克·梅特卡夫时，就像一只机警的猎犬嗅到了猎物的踪迹一样，连续不断地提了许多问题。

　　最后，他十分谨慎地说：“想办法深入地摸一摸他们的思想状况。在谍报工作中，一定要做到绝对了解和控制。一个出色的间谍，绝不会把自己的安全与感情混为一谈。”最后，他又向波波夫泄漏了一个绝密的情报，这后来成为波波夫主要收获之一：“很快，我们就不需要你再去操心外交邮袋和其他传递材料的途径了。我们将通过一个小玩意儿来传递情报。柏林方面正在发明一种方法，把一整页的材料缩小到只有句号那么大小的一个微型胶片上。只能通过显微镜才能看清楚，我们把它称为‘显微点’。”

　　波波夫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暗笑，不久便将这一重要情报传回英国。于是从英国发往国外的可疑信件纷纷被英国用特殊工具一一检查，从中揪出不少德国间谍。

　　由于再次获得了上司的信任，嘉黛和狄克被发展为德国间谍，做波波夫的下手。很不幸的是，这三人早已是英国军情局发展的情报人员了。这三名双面间谍组成了一个小组，英国情报当局认为应该给它取一个新的代号，叫“三驾马车”。

　　为了获取德国方面的信任，军情六处给“三驾马车”暗地里不断帮忙。为了阻止毒气战，波波夫通过“气球”送去了一个报告，说明英国已对毒气战做好了一切准备，从而使德军完全打消了发动毒气战的念头。

　　同时，“三驾马车”还透露给德国许多政治情报，这些情报对战争没有直接影响，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威望。大部分通过“胶水”送过去的政治情报在反对最高统帅部的心理战中起了作用，“马基雅维里计划”就是其中一例。

　　英国海军想让德国人对东海岸的水雷区产生一个错觉，“三驾马车”的任务是把虚构的布雷图送给德国人。

　　为此，“三驾马车”设计了一场戏：有一个叫伊文·蒙太古的英国海军参谋总部人员，因为是犹太人，对德国人要打赢那场战争怕得要死。他听了许多关于集中营的可怕的故事，因此他希望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某种人生保险。

　　波波夫趁机和此人结成了好友，并请求他把那些绝密的海防图设法送给德国人。于是，有关英国海军的水雷布置图就这样到了“三驾马车”手里，而德国情报部门对此一直深信不疑，把它作为绝密情报呈送给元首，使希特勒打消了从东海岸进攻英国的想法。

放荡生活查出高层身边卧底

　　在波波夫领导下的谍报网空前壮大的同时，他们的战术谋略主要转向了发出假的警告和策反上。其目的在于混淆德国人视听，加重战争失败的心理压力；同时使德国军队在西线保持最大的数量，从而减轻苏联前线的压力。

　　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斯塔基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向德国情报机关提供了点点滴滴的情报，使他们相信在加莱港地区正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这就诱使德国空军进行侦察，并把轰炸机群引到英国皇家空军的后院，使之处于易受攻击的境地。

　　但是与上述反间计谋相比，最具有戏剧性的莫过于“西塞罗”的被捕。这名纳粹打入盟军高层的间谍，隐藏极深，破坏力极大，最后竟然是被波波夫在无意中从上司口中打听出来的。

　　事情要从波波夫的日常生活谈起。波波夫有一句名言：“要使自己在风险丛生中幸存下来，最好还是不要太认真对待生活为好。”因此，身为间谍的波波夫生活奢华放荡，喜爱享受生活和漂亮女孩。

　　作为间谍，波波夫的活动经费比其他间谍高不少。在一次前往美国探听军情的活动中，波波夫跟当时好莱坞著名女星西蒙娜·西蒙拍拖，在短短14个月内竟然花掉8万美元，不仅让他的德国上司心疼不已，连他在军情六处的英国同僚也暗暗吃惊。

　　有一天下午，回到西班牙的波波夫向纳粹要活动经费，并抱怨说给自己的钱太少了。卡斯索夫解释道：“请相信我，我们已尽了全力。我们支付情报的费用是按质论价。如果你能找着好的情报，说不定我们会支付数百万美元。”

　　“你别说大话了，”波波夫发牢骚，“难道天底下还有比我和我的小组提供的更惊人的情报吗？除了丘吉尔如何消化食物的详细情况稍有欠缺之外，我几乎把英国有点价值的情报都向你提供了，你不要为阿勃韦尔的吝啬找借口了。”

　　“请相信我，达斯科，”卡斯索夫辩解，“为什么我们没有给你们更多的钱呢？原因是我们把一大笔钱给了我们的一个情报员，这个人出身清贫、生活俭朴，但他向阿勃韦尔提供了难以相信的重要情报。”

　　“什么样的情报呢？”

　　“再也没有比这更多更好的情报，有军事的、政治的，甚至有德黑兰会议记录和盟军将要进行的一次大型两栖登陆的准备性消息。”

　　“我不相信。一个地位低下的人不可能搞到这些，他必须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他究竟是谁呢？”

　　“我告诉你吧，事实上他是你的同乡，离杜布罗夫尼克不远。”

　　这个消息立即引起波波夫和英国军情六处的高度警觉。他们从各方面推测认为，此人很可能是阿尔巴尼亚人，因为杜布罗夫尼克离阿尔巴尼亚边境最近。军情六处立即开始对所有能接触德黑兰会议记录的人员进行了摸底。

　　很快，范围就缩小到英国驻安卡拉大使的一个阿尔巴尼亚籍的随从身上，此人的化名叫“西塞罗”。随着“西塞罗”的被捕，德国在英国中枢机构的特务网也被打击殆尽。

　　最让波波夫沾沾自喜的是：自己还查到了“西塞罗”单个情报的最高酬金不超过150万美元，根本不是卡斯索夫所说的“数百万美元”。当然，此话只能暗地里嘀咕，不能明着跟卡斯索夫说。

　　1943年4月中旬，军情六处要波波夫去调查一种德国人正在试制的具有很大杀伤力的新武器。这种武器叫FZG-76型火箭，或叫“战车”式火箭。英国人后来把它称为：V-l火箭——即世界上第一种投入使用的巡航导弹。

　　很快，波波夫和自己的同志发现，在德国皮尼蒙德附近的两家生产小型飞机的工厂正在研制一种发射装置，并了解到他们还批量生产一种无人驾驶、能运载一吨重的炸弹的单翼飞机。得到这消息，英国皇家空军马上派出轰炸机群对该地区进行了密集式轰炸，使德国人的生产瘫痪了半年之久。

借刀杀人清除潜在威胁

　　就在英国人频频发起强大的间谍攻势时，德国人感到必须加强自己的谍报组织的建设。

　　阿勃韦尔拟订了一个代号为“太上皇”总反攻的计划：在它掌管的双重间谍中，选择一个人用于最重要的谋划，以期提高谍报人员的素质，挫败盟军的情报攻势。于是，在阿勃韦尔内部展开了一场评价间谍的活动，意图肃清内部的盟军眼线，特别是像波波夫这样的危害极大的“谍中谍”。

　　“评价活动”来了，波波夫按理要躲起来过冬。但是如果这样，波波夫就不是那个驰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谍了。为了不让德国人对自己的活动进行深入调查，以免从中发现“纰漏”；也为了能打入到德国的核心计划——“太上皇”计划中去，通过约翰尼的牵线搭桥，波波夫认识了阿勃韦尔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此人叫卡姆勒，是阿勃韦尔一处的中尉情报长官。他的部分工作是对潜伏在世界各地的间谍收集到的情报作出评价，并转送到柏林。他也是谍报界中层人士中最有可能接触“太上皇”计划的人。于是波波夫便想方设法地和他搞好关系。

　　卡姆勒是个孤芳自赏的人，从来不屑对那些特务组长拍马屁；相反，有时候还要干扰这些人的工作，其原因就在于他太能干，也太有嫉妒心了。所以他与卡斯索夫、克拉默等人的关系很不融洽。

　　波波夫抓住他这一弱点，经常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卡斯索夫根本没有什么才能，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舒适职位，恬不知耻地夸耀自己而已。时间一长，卡姆勒果然把波波夫看做是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对其几乎无话不谈。他偶尔有意无意地帮助波波夫评价一些纳粹特务，使之了解到许多幕后消息。

　　正当波波夫四处探听德国双重间谍的身价，并以此推测自己的安全系数和参加“太上皇”计划的可能性时，他从卡姆勒那里发现在里斯本还有一个阿勃韦尔的特殊间谍网，名叫“奥斯特罗”。

　　这个发现一度使他思想混乱，因为他原认为自己的间谍网是纳粹德国摆在西欧的唯一一张牌。看来德国人可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或者是想通过“奥斯特罗”来侦察自己。必须除掉这个组织，防止后院起火！

　　经过约翰尼的大力协助，波波夫终于查清了这个组织的活动情况。原来，“奥斯特罗”这个特务组织是由一个名叫卡迈普的人领导的，他领导着3名间谍，分别叫“奥斯特罗1号”、“奥斯特罗2号”、“奥斯特罗3号”。l号和2号在英国，3号在美国。

　　这个组织潜伏的时间很长，阿勃韦尔一直把它隐藏得很深，甚至卡斯索夫和克拉默都不能掌握其动向。他们只听命于柏林方面，不过仅由卡姆勒的秘书费罗琳充当桥梁而已。

　　波波夫在侦察的同时，立即通告了军情六处。军情六处对此案十分重视，专门派人来里斯本协助调查。军情六处很快就意识到“奥斯特罗”对“三驾马车”的潜在威胁：它有可能把德国情报机关引向“错误”的道路。

　　德国情报机关对它的信任超过对波波夫的信任，这不仅会阻碍波波夫参加“太上皇”计划，而且早晚都要暴露。

　　于是，英国情报当局决定清除这个组织。为了不使清除工作引起阿勃韦尔的疑心，对危及英国方面的双重间谍网，军情六处决定采取借刀杀人的办法：为了败坏“奥斯特罗”的声誉，“三驾马车”向柏林发出了得到证实的真实情报，使之与“奥斯特罗”送去的情报形成鲜明的对比。

　　正当波波夫扫清了通往“太上皇”行动的障碍，准备打入德国的核心机构时，从柏林的约翰尼那里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德国人还有一个老资格的双重间谍网，并对波波夫产生了怀疑。

　　看来，形势已迫在眉睫，必须拔除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钉子。

　　约翰尼发现的是一个3人双重间谍，头头是前奥地利骑兵军官科斯勒博士，后就职于阿勃韦尔在布鲁塞尔的情报中心站。科斯勒博士是个犹太人，但却是阿勃韦尔的高级军官。仅凭他的种族，就足可让那些反对纳粹的人认为他是个“敌后策反分子”。

　　科斯勒通过英国皮特公司驻欧洲大陆的分公司经理范托建立了他和英国方面的联系。此人诈称帮助英国向德国将军们说明战争的真实进程，以便说服他们向盟军求和，很快就骗取了英国方面的信任。英国情报当局认为此事很有前途，便把科斯勒和范托接纳为双重间谍。前者代号为“哈姆莱特”，后者代号叫“木偶”。

　　后来，科斯勒又给自己的情报网增加了一名情报员，此人代号叫“鲻鱼”。由于英国方面的轻信，这个情报网向阿勃韦尔提供了大量有关生产和工业的绝密情报。

　　得到这个间谍的详细情况后，波波夫立即向英国情报机关作了汇报。但鉴于上次清除“奥斯特罗”的行动已受到德国人的怀疑，英国情报部门只能小心提防，不能将之连根拔去。

　　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三驾马车”最终丧失了打入“太上皇”计划中心的机会。为了阻挠德国人的反攻策略——“太上皇”计划，英美决定尽快实施反攻计划——“海王星”计划。为了保证反攻计划的顺利进行，军情六处要求波波夫按照既定谋略计划的要点行事：

　　首先要使德国情报机关相信，反攻将在加莱海峡开始，而且在第一批部队登陆之后，紧接着就有第二批实力更强的部队在同一地区登陆。同时，在波尔多地区可能也有一股部队登陆。

　　此外，还要像虚设假情报员那样，制造假军队。要虚构三支军队，一支名叫美国第一军，另一支叫英国集团军，第三支是美国第十四集团军。

　　为了完成任务，波波夫等人如同进行猎狗追野兔的游戏那样，设置了一些细小的标记，引诱德国情报机关去追逐根本不存在的军队。他们向阿勃韦尔提供了大量有关师团的驻地、部队的调动、物资的供应、仓库的所在地、修理车间等情报。

　　为了使这些假情报更能迷惑敌人，他们又掺入点滴真实情报加以润色。为了愚弄纳粹的窃听机构，波波夫又派人建立了一个高频电台，24小时连续工作，模仿虚设的部队转移情况，不停地从师团向司令部发报。为了欺骗德国空军的侦察机，他们又提供了事先伪装好的假军营的住址情报，使德国人对飞机拍下来的照片深信不疑。

　　为了使德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所汇报的情况，他们又向中立国的大使馆泄漏有关方面的消息，再由他们把消息传到阿勃韦尔的耳朵里去。

　　由于间谍战的辉煌业绩，同盟军以极小的代价顺利完成了“海王星”计划，使德国人的反攻阴谋遭到彻底失败。正当英国人沉浸在胜利在望的狂热和乐观情绪之中时，“三驾马车”又奉命回到里斯本的“狼穴”中，等待执行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经受考验跨越层层难关

　　由于德国谍报部门在“海王星”计划中损失惨重，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急需休养生息。因此，在初到里斯本的一个多月中，波波夫轻松得简直没事可干，于是便到赌场里散心。

　　一天，波波夫正在赌场赌一种赌注不限的“百家乐”时，来了一群朋友，向他打招呼问好。他们中间有一位貌似天仙、白肤棕发碧眼的比利时姑娘。他们把她介绍给波波夫，说她名叫露易斯。

　　露易斯伸出手来与波波夫握手，其热情程度显然使波波夫感到与她在一起远比继续赌钱更为快慰。于是他提议到酒吧去喝一杯，露易斯欣然接受邀请。从酒吧到波波夫的房间，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并没有引起波波夫对这个女人的怀疑，直至晚上畅游情海之后，露易斯看上去还是那么纯洁多情。清晨三四时，波波夫醒来发现自己单独一人躺在床上。也许是仲夏的晨曦，也许是沙龙的嘈杂声吵醒了他。通向客厅的门洞开着，波波夫顿时警觉了起来，开始留心倾听。

　　他听到办公室抽屉被打开的声音，这下明白了过来：露易斯是阿勃韦尔派来监视他的！幸好波波夫从来不在房间里放重要的文件，所以索性不理不睬，让露易斯翻个够。

　　几分钟以后，露易斯踮着脚尖走进了卧室。波波夫装着睡着的样子，从眼睛缝里看着她。她走近床边，轻轻地爬上来躺在他的身旁。

　　波波夫见时机已到，便翻个身，用胳膊支起身子，装出一副睡眼惺松的样子说：“亲爱的，睡不着吗？”

　　露易斯转过身来，趴在波波夫的身上说：“我不是有意要把你弄醒，我是想找支香烟。”

　　听了这句话，波波夫把胳膊从她身上伸过去，到床头柜里拿了一包香烟。

　　“呃，这里才有香烟呢，抽一支吧！”

　　“真不好意思。”她喃喃地说，仍然把波波夫抱得紧紧的，“我已穷困潦倒，想找点钱花，可是，我绝不是一个小偷，这是我第一次……”

　　波波夫闻言把她从身上推开：“你应该更巧妙一些，我的外衣就在那边，口袋里装满了筹码，你不是看着我把它们塞进口袋里去的吗？你只要捞一把到赌场把它们换成现钞就行了嘛！好吧，你要钱就拿吧，不过你究竟是为谁工作？”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波波夫气愤之极，伸手打了她一个耳光，这个女人开始哭泣起来，但还是不肯吐露真情，波波夫见状也不再逼她了。经过这件事，波波夫越来越感到自己处境危险，预感到德国人又要变个花样对他进行审查了。

　　果然，过了几天，约翰尼突然从柏林赶来，对他说：“明晚你将要向反间处的施劳德和纳森斯坦汇报。还有一个新从柏林来的人，他是专门来审问你的。这是我在几小时之前从密码处搞到的真实消息。到时你要汇报的情况是属于绝密级的，既重要又紧急。他们将追根究底，使你绞尽脑汁。他们也不会像卡斯索夫那样彬彬有礼。”

　　“放心吧，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当然，你是一只真狐狸，只要你保持清醒的头脑，你是可以用智斗取胜的。但如果他们使用测谎血浆的话，那怎么办？”

　　“测谎血浆？那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新从实验室里试制出的一种妙药，是一种破坏人的意志的新药。服这种药以后，据说病人就不会说假话。你应该试一下，阿勃韦尔驻里斯本情报站最近运来了一些。”

　　“约翰尼，你相信这种药的性能吗？你要知道各人对药物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波波夫对自己的自制能力一向自傲。

　　“我承认你对酒精的抵抗力很强，至少……当年是很强。但这玩意儿是一种致幻剂之类的东西。”

　　“你能不能搞点那种药，让我先有个准备。”

　　“也许能搞到。”

　　下午15时左右，约翰尼果真拿了一包药回来，并带来一名懂行的医生。此人对该药的作用颇有研究，并且对纳粹忌恨如仇。

　　“25毫克，”医生用皮下注射器量了量剂量，“这个剂量足以使神经系统处于半麻痹状态。如果你有什么事就到隔壁的房间来找我。几分钟以后，你就会有所反应的。”

　　很快，波波夫便感觉头晕、恶心、想睡觉。眼前所有的事物都显得非常有趣而奇怪，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可爱。当波波夫感到舌头膨胀到口腔都装不下时，对着一旁的约翰尼叫道：“约翰尼，来吧，开始吧！你就从我们戏弄那几个盖世太保的笨蛋那儿开始提问好了。”

　　约翰尼开始问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胡乱地问波波夫的家庭、童年时代以及大学时代等情况，接着便把问题转到英国，问他在那里的活动情况和所接触过的人。结果波波夫不是回避，就是否认，或是撒谎。

　　虽然他说话有些困难，但回答的答案却证明他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看来在药力完全发作的情况下，波波夫还是能很好地控制住自己。

　　“药性有点过去了，约翰尼。”一个小时以后，波波夫对他说道，“我甚至连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可是醉得够呛，这是我一生中醉得最厉害的一次。”

　　到了晚上，为了进一步试验自己对测谎血浆的承受能力，波波夫主动要求医生把剂量加大到50毫克。这次几乎把波波夫搞垮了。朦胧中，他只知道约翰尼在问问题，但不知道在问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做了回答。他只觉得自己好像翻了一个跟斗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下午17时左右，波波夫被猛地摇醒。他睁开双眼，看见约翰尼站在自己身旁，眼前摆着十分丰盛的食物。

　　“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表现得怎么样？”

　　“下午17时整。昨晚你表演得精彩极了，我正想推荐你参加好莱坞奥斯卡金像奖的角逐呢！据说奥斯卡本人是世界上表演失去知觉的最佳演员。我几次审问你。第一次是刚注射以后，另一次是你熟睡以后，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你，一点情况都没从你的嘴里泄露出来。现在，你应该养精蓄锐，打起精神对付今晚的审讯。”

　　当天晚上，柏林来的审讯专家米勒少校对波波夫进行了冗长而有步骤的审查。他对波波夫的每一句话都要进行仔细的分析，但却从来不用威胁的口吻，表面上让人感到他在设法体谅你，帮助你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这是一种使受审者不感到拘束的技巧，显然他是想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来宽慰对方。但是，接踵而来的则是包藏着祸心的问题。

　　经过6小时的审讯，米勒才对波波夫温和地说道：“你看上去似乎非常疲倦。但是，很抱歉，我们还有不少情况想向你了解。刚好，我这次从柏林一个朋友那里弄了些上等吗啡，这种滋味真是赛过活神仙！咱们一人来点吧，也好把这讨厌的公事打发了。”说着，便叫军医拿来了两瓶药水，并让医生先给自己注射，然后用期盼的目光注视着波波夫。波波夫明白这是德国人在耍魔术：那支给米勒注射的药水充其量是蒸馏水而已，而给自己注射的却是测谎血浆！但事情是明摆着的：自己必须注射！想到这儿，波波夫表现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接受了注射。

　　不一会儿，他开始感到头昏目眩，两脚虚浮，波波夫知道是药性上来了。这时，只听米勒又问起了有关“太上皇”计划和德国双重间谍网被英方侦破等方面的问题。幸好波波夫棋高一筹，事先对此就作了防范，结果使米勒最终打消了疑虑。

　　审讯结束后，米勒对波波夫说道：“希望你能答应我们去与古特曼取得联系，告诉他再收集些具体的情况，我们急着要，等你回到英国再收集恐怕为时太晚了。”

　　这席话表明德国人认为波波夫还是可以信任的，他们可能不久就要启用他。果然，没过几天，德国反间谍处修改了卡斯索夫要他留在里斯本的计划，要他尽快回到伦敦去领导那里的间谍小组，并给他提供了一笔相当数目的奖金。

　　1944年5月上旬，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剧作，诺曼底登陆和反登陆作战，即将上演前彩排的日子。对德国情报机关而言，他们要求的情报提纲越来越多、越来越细。

　　波波夫发的“情报”当中，提纲中的答案得认真编造、仔细研究，务使它们与盟军的战略计划相吻合，并能取信于德国。必须通过电台发出新的情报，使盟军已经塑造好的强大的战斗序列形象更加伟大壮观。每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双重间谍人员都以高昂的情绪工作着。

　　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情报的检查与校对，使之互相协调，百分之百地保证不出现一个漏洞。然而，有时人们却经常出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性的错误。正是这种错误，使波波夫领导的间谍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5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军情六处的联络人塔尔和威尔逊急匆匆地赶来对波波夫说：“达斯科，艺术家（约翰尼的化名）已被捕，听说是与金融走私有关。但德国人已经查到了他的通讯册。总部希望你趁敌人还未发觉，赶快回里斯本通知其他人员转移，然后潜逃到比利时，我们到那里接应你。”

　　听到这个消息，波波夫禁不住一阵晕眩。“约翰尼是不会被突破的。”波波夫说。

　　“达斯科，我们不可能心存侥幸。”威尔逊说，“委员会已决定停止你们小组的行动。”

　　波波夫也本能地感到，其他潜伏在德占区的谍报人员都会被德国人逮捕，严刑拷打，直至用各种卑鄙的手段结束他们的生命……于是，波波夫星夜兼程地赶到里斯本，立即停止了“三驾马车”的活动，并组织外围成员逃亡。后来，约翰尼并没有供出小组的秘密，事实证明波波夫的预感非常正确。

　　几乎在“三驾马车”停止活动的同时，纳粹德国对在欧洲的谍报人员进行了大肃清。在诺曼底登陆、法国大部国土解放后，就连波波夫本人在回到英国的营救过程中也险些被纳粹抓获。

　　很快，纳粹的统治在大炮声中土崩瓦解了，作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三驾马车”的工作也彻底结束了。

　　1947年，休假中的波波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被英国谍报机关承认。同年，他获得了英帝国勋章。战后，波波夫拒绝了在军情局担任高位的工作，选择了退役——无论是对于一位苦战5年身心疲惫的老间谍，还是对风流倜傥的公子波波夫，这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转败为胜的密码本

击毁潜艇获取红色密码本

　　1942年4月18日，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战区。

　　距日本海岸500海里的大洋深处，伴随着雷鸣般的声音20架B-25轰炸机从美军航空母舰升入云层，然后，直扑东京等日本大城市。

　　美军实施的这次成功的轰炸，距日本偷袭珍珠港仅仅隔了5个月。日本朝野震惊了，他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4·18”轰炸虽然造成的损失并不大，但东条英机已深感美军航空母舰的威胁。

　　在东条英机的命令下，日本开始了攻占中途岛的作战计划。5月27日，日军8艘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22艘巡洋舰、65艘驱逐舰、21艘潜艇，计200多艘舰船和大约700架战机，浩浩荡荡地从广岛向中途岛战区进发。

　　中途岛位于檀香山西北约1900千米处，地处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很显然，中途岛在美国人手里，就是美国海军、空军重要的前进基地；如果在日本人手里，就是日本海空军巡逻的前进基地，也就等于扼住了整个太平洋。

　　刚刚取得了偷袭珍珠港辉煌胜利的山本五十六，在他的司令部里正做着重演珍珠港胜利的美梦。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他正在把他的舰队一步步推向死亡的深渊……

　　就在几个月以前，1942年1月，日本一艘名为“伊-124”的潜艇完成了海上布雷任务后，在南太平洋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外遇到了台风。几经左冲右突，却未能脱离险境，偏偏此时潜艇的发动舱又发生了机械故障，在内外交迫的无奈下，它竟稀里糊涂地闯进了一片浅水区。

　　美军的海上巡逻舰发现后，一阵穷追猛轰，“伊-124”潜艇终于葬身海底。

　　美军很快报道了日军潜艇被击沉的事件。也许是日本海军舰队太庞大了，一艘布雷艇算不得什么，日方并未做出反应。

　　对美军来说，似乎“击沉”也就意味着“结束”了。若在刚发生的珍珠港事件之前，兴许更会是这样。

　　然而，这次美军却似乎意犹未尽。那艘胜利的巡逻舰非但不急于离去，而且不停地在沉舰水域来回巡逻。

　　3天以后，美军一艘名叫“霍兰号”的潜水母舰秘密开进了达尔文港。麦克舰长一声令下，第一批9名潜水员很快查遍了艇舱，一批文件资料和大量的个人物品堆满了“霍兰号”的甲板。

　　麦克舰长只看中了一本“伊-124”构造分布图，对其他的则很不感兴趣。在对潜艇分布图资料进行了一番研究后，第二批7名潜水员又下海了。他们按照麦克舰长指示的路线，把指挥舱内底朝天地“筛”了一遍，却一无所获。

　　就在准备返回时，一名潜水员在一条狭窄的过道中被一具日军尸体绊了一下，觉得脚尖有点异样，返身一摸，从死者的怀中掏出了一个小铁盒，便随手带了上来。

　　小铁盒装的是日本海军正在使用的红色“J-25”密码本——这也是“霍兰号”千里迢迢赶来的唯一使命。

　　“红色钥匙已经找到。”一串电波飞向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随即，一架海军专机从达尔文港直飞珍珠港。从此，厄运降临到了日本海军的头上。他们自己制订的对付敌人的秘密，成了葬送自己的死亡密码！

　　而这本红色的密码本，对美国来说，则是他们在密码战中“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果说偷袭珍珠港是日本海军情报的一次辉煌胜利，那么美国人痛定思痛，从此开始了在密码战中的反败为胜。以研究日本间谍秘史著称的英国理查德·迪肯在他的著述中这样写道：

　　在“珍珠港事件”前夜，英国情报局有一个名叫达斯科·波波夫的双重间谍，掌握了日本人的偷袭计划。但当他把这一重要情报通知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时，这位局长大人注意的不是情报，而是波波夫的人品，说他是一个“不道德的堕落分子”。

　　当有人请他对此做出解释时，他喊道：“请您看看他电文上的那个神圣的署名吧：三驾马车！这就是说，他喜欢同时和两个姑娘睡觉！”

　　就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情报，竟被专管情报的局长随手扔进了废纸篓！

　　而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国会专门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在报告中这样说：“破译日本的密码电报，远比从正常渠道了解他们的消息来得重要。”

　　这种近乎幼稚的“发现”，被人讥讽为“奇怪的断言”。

　　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人正在纠正自己的这一失误。

　　事实上，1942年，美国就成立了由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情报协调局，英国人则在密码破译方面给予了美国许多帮助。很快，美国人在这一技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破译电文猎杀最高司令官

　　中途岛，有备无患。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首先给岛上增调了作战飞机，还派了鱼雷艇担负岛岸沿海巡逻，并随时准备投入夜袭，还在沿岛布置了3条弧形潜艇巡逻警戒线。

　　在海上，尼米兹上将则摆开了海上伏击的阵势：组编两支特混舰队，都以航空母舰、巡洋舰为主，赶在日军到达以前，进入中途岛东北方海域等待战机，准备对毫无察觉的日本航空母舰编队侧翼进行突击。

　　这其实是一个反偷袭的阵势，一个洗刷珍珠港耻辱的阵势。准确地说，美军是按照日本人的方案不慌不忙展开厮杀布局的。

　　如果说，破译密码使美国人一天一天变得聪明起来的话，那么，不相信对手竟能破译自己密码的日本人，对自己的“密码”十分保密的想法过于天真了。

　　研究日本情报的专家戴维·卡恩曾指出：“日本人对他们编制出的那种晦涩难懂的密码文字过于自信，以为是天书难懂，并且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能够准确地翻译出来，这在开始是对的，并且说明后来成了首相的东条英机将军何以那么安心。”

　　时至今日，连日本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历史学家伊藤正就这样说：“美军最高司令部对于中途岛作战计划的情报和日本参谋本部掌握得几乎一样多，但他们却放松了防务措施。海军被通过中途岛发出的无线电报、雷达干扰，以及各种情报搅昏了头脑。”

　　事实正是如此严酷。美军搜寻到的“伊-124”艇上的“J-25”密码本，约有四五万个5位数的数码组。这是日本的密码“正本”，使用周期长；同时配有一本经常更换的也有四五万组的乱码。发报员发报时要随便加上几组乱码，其中一组告诉对方所用密码本的页数、段数和行数。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拿到密码本，仅靠破译技术的确是很难译的。

　　美军太平洋舰队的特别情报组组长是罗彻斯特上校。有一段时间，他们从截获破译的日军情报中察觉了日本海军正在准备一场大战役，但是作战的确切进攻地点尚未搞清，只知道许多电报中都出现“AF”两个字母。

　　显然，“AF”在电文中是进攻地点的代号，但代表何处却是个谜。

　　罗彻斯特从堆积如山的情报中，把关于“AF”的电文全部调出来进行彻夜研究。他发现，“AF”有时是作为目的地，有时又作为需要特定装备的地点，特别是3月份的一份电报称，日本水上飞机攻击珍珠港时也曾使用过“AF”，这就意味着阿留申群岛、夏威夷或者中途岛，这几个地方有一处就可能是“AF”。

　　思维之网一张开，罗彻斯特的脑海里电击似的来了灵感，他立即派人找来一份刚刚缴获的日军太平洋海图，眼光集中在了中途岛上。

　　终于，罗彻斯特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中途岛的交叉点上有两条坐标线，横线的一端标明“A”，纵线的一端标明“F”。“就是它！”

　　罗彻斯特为自己的发现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尼米兹上将亲自听取了罗彻斯特的研究报告。面对喜形于色的属下，尼米兹不动声色，他站在窗前沉思良久，突然转身对罗彻斯特命令道：“发报：命令中途岛守军司令部，用明码向舰队司令部发出岛内严重缺水的电报。”

　　正在紧张待命的罗彻斯特立即明白了司令长官的意图，这也等于是对他的研究成果的一种鼓励。他“啪”地一个立正：“是！”

　　第二天，中途岛守军向太平洋海军舰队司令部发报：“此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供水困难。”

　　两天后，全神贯注侦听日方通信的情报人员，终于收到了一份向日本海军总部报告“AF”淡水供应短缺的电报。

　　日本人上当了。“一桶淡水换来了无价的‘AF’的作战秘密。”尼米兹上将也不无开心地说。现在“鱼儿”正冲着钩不知死活地冲过来。

　　1942年6月4日清晨，日军在中途岛西北200海里水域发起攻击，108架舰载飞机编队突袭中途岛。然而，这与日本半年前偷袭珍珠港的场面大不一样，甚至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空袭来临时，中途岛美机已全部升空待敌，分成几个梯队拦截日机。而5批美军岸上基地飞机和美舰载飞机近200架，则径直扑向日舰上空实施轰炸。战斗打得异常惨烈！

　　美军41架打头阵的鱼雷机，遭到日军舰炮和战斗机组织的密集火网的阻击，损失惨重。正当日军“击败”美机得意忘形之际，50架由轰炸机组成的美军突袭机群从云层中突然飞出，几乎是垂直地向日军航空母舰俯冲投弹，“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先后在烈火和爆炸中葬身海底。遭受重创的“飞龙号”也于次日沉没。

　　珍珠港劫难半年之后，美军终于在中途岛报了一箭之仇。而这次战役的胜利，也被美国军界称之为“情报的胜利”。

　　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仅使美军夺回了海上作战的主动权，而且也扭转了太平洋战场的局势。

　　虽然日本海军遭到接二连三的失利，却没有一丝反思的迹象。相反，他们对“死亡密码”似乎愈来愈漫不经心了。

　　1943年4月17日上午，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宽大的办公桌上，一份来自珍珠港的电报静静地躺在那里：“GF长官定于4月18日前往视察巴莱尔岛、肖特兰岛和布因基地。具体日程安排是：6时乘中型轰炸机从拉包尔出发；8时到达巴莱尔；然后转乘猎潜艇，8时40分到达肖特兰……14时离开布因；15时40分返回拉包尔。若遇恶劣天气，视察顺延一日。”

　　海军情报机关由于手中有了“J-25”红色密码，早已知道“GF”指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对于日本司令长官在战时日常事务安排的电报，属于“例行公事”。诺克斯草草看过之后，随手把电报往桌上一扔，就去参加罗斯福总统的中午聚餐了。

　　罗斯福总统举行这种“工作餐”的意图，无非是为高级将领们提供一个交流情况的机会。席间，将领们自然还是谈论太平洋战争局势的话题。

　　诺克斯想起刚刚看过的那份电报，随口说道：“明天早晨山本要去肖特兰视察。”

　　谁知刚才还有点漫不经心的诺克斯，此刻话一出口，大脑随之电光石火般地产生了一个奇想。他放下刀叉，伸出宽大的右手，一掌击在餐桌上：“对！拦截山本，干掉他！”

　　山本是珍珠港惨案的策划和指挥者。报仇雪耻，成了美军众将领的共同心声。此时的罗斯福总统一边静静地听着将领们的谈论，一边也在快如轮转地思考着这一计划的可行性，见将领们的意见如此一致，便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代号为“复仇”的战斗计划就在总统的餐桌上敲定了。

　　山本的僚属们对司令长官的冒险出巡都不赞成，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城岛高次海军少将专程从他的防区肖特兰岛赶来劝阻，他一见山本，开口就说：“一看见那份荒唐的电报，我就对参谋说，在这样风云变幻的前线，怎能把长官的行动计划用如此冗长详细的电文发出来呢？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干，这太愚蠢了，太愚蠢了，这简直是在公开邀请敌人！我决不允许在我的司令部里出现这种不计后果的事。”

　　但是刚愎自用的山本办事一向富有赌博精神，讲究的是出手无悔，对自己所决定的事，绝不肯轻易更改。

　　4月18日，日本时间早晨6时，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准时从拉包尔的拉库纳机场起飞。他只是接受了僚属的一条建议，没穿雪白的海军制服，而是穿了一套绿色的军便服，戴着白手套，挎着山月军刀，从容地走上了座机。

　　美方把“复仇”任务交给了第三三九闪电式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约翰·米歇尔少校经过精密的图上作业，把时间精确到恰到好处。

　　是日，正当山本在拉包尔享用早餐的时候，米歇尔率领的16架战机已悄无声息地飞行在布干维尔岛的绿色海岸线上。两小时后，即9时33分，机群到达了预定空域，此时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分钟。他们隐蔽在厚厚的云层中，急切地在空中搜索他们的猎物。9时34分，山本的机队如期而至。米歇尔一声令下，16架飞机犹如饿虎扑食般冲了过去……

　　太平洋战争时期这一戏剧性的历史一幕，前后只用了短短的3分钟时间。

　　“复仇”机群胜利凯旋，米歇尔少校收到了总部的贺电：“在猎获的家鸭中，似乎夹带着一只‘孔雀’。”

　　当然，美军的这一报告是在东京广播正式宣布山本死讯时才得到最后证实的。山本五十六的覆灭，似乎才让日本回过一点“味”来。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山本出巡的日程何以泄露出去的？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密码出了某种问题。为证实他们的猜测，日本情报人员又草拟了一份草鹿任一司令官要到前线视察的电报，以试探美国海军的反应，但美国人并没有上当，一副不理不睬的架势。与此同时，米歇尔和他的中队，照例在布干维尔岛附近巡逻，一副偶尔为之的假象。

　　于是，日本人又一次犯下了自欺欺人的错误——他们相信自己的密码还是可靠的。美国的这一机密一直守到战后。所有与行动有关的人员都被严肃地告知不得泄漏半点风声，就连击落山本五十六的兰菲尔特的立功勋章、晋升军衔的仪式，都是秘密进行的。

　　偷袭珍珠港侥幸成功使山本五十六的声誉在日本国内达到顶峰，山本自己也飘飘然以功臣自居。实际上，作为一个最高军事指挥官，如果真正仔细反思，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最大的战略决策错误。

　　而在他指挥进攻中途岛海战的全过程中，无论从战略决策、军力部署、作战计划、战斗指挥以及仓皇退却等任何一个环节来分析，都犯有严重的错误，致使日军的局部绝对优势变成劣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真是成也密码，败也密码。

　　当年池步洲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码，可惜，当年这份密电由蒋介石交给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后，美国人不相信中国特工的水平，于是导致了一场灾难的发生。

　　几个月后，日本人又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密码了，以至于把自己的英雄送上了不归路。正如美军上将尼米兹所言：

　　对日本不幸的是，美国通过破译日本的无线电密码，掌握了山本长官乘飞机到布干维尔岛的详细计划。考虑到山本长官一丝不苟的性格，我们从亨德逊机场派出了一个续航距离长的战斗机队，在山本座机飞近着陆机场时，按计划准确地将它击落了。

　　尽管日本人难以接受这一难堪的事实，但也只能把他们自己亲手酿造的苦酒，和着悔之不及的泪水囫囵地强咽在自己的肚子里。

格鲁乌王牌特工

组建情报网刺探德军军情

　　要了解尚多尔·拉多，就不能不先了解格鲁乌。“格鲁乌”是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是一个神秘而强大的情报组织，有一个同样神秘而强大的间谍统帅——戈利科夫。

　　提起苏联庞大的情报系统“克格勃”尽人皆知，但格鲁乌却鲜为人晓。这是苏联情报系统中最隐秘、埋藏最深的军事情报机构，即便是“克格勃”和苏联政权机构的一般官员，对格鲁乌也没有全面的了解。

　　自成立以来，作为庞大的苏联红军的耳目，格鲁乌在苏军参与的所有军事行动中均有不凡的表现。即便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军队的情报收集依旧要依靠格鲁乌的余脉。

　　格鲁乌成立后，迅速发展起庞大的国外谍报网。这与当时的客观条件及其所承担的任务密切相关。当时有利的客观条件是：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央地区就有400多万外国人，分别来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捷克、朝鲜、塞尔维亚等。这些人大多数是战俘和难民，其中有30多万人报名参加红军。更何况，这些人本身就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不需要招募和审查，军事情报部门只要对他们进行一些技术训练，他们就可以成为具有良好身份掩护的间谍。

　　其次，十月革命后，上百万的旧沙俄移民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的主要成分是沙俄的王公贵族、白俄军官、资本家、地主等，因为害怕苏联红色政权而逃往世界各地。这些外逃移民也为格鲁乌的派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训练的间谍只需要伪装成前沙俄资本家的身份，就可以顺利地随着移民洪流进驻到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获得当地永久居留权的苏联侨民和外籍苏联人，后来也成为苏联谍报机关布设谍报网的依托条件。

　　除此之外，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形势对格鲁乌招募和发展间谍也极为有利：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在西欧不少大学里，研究共产主义成为一种时尚，并把苏联看成新型社会制度的样板。

　　格鲁乌抓住这一时机，成功地在西方一些国家中招募了一批间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剑桥大学招募的菲尔比等四人，后来被人们称为“剑桥四杰”。其中，菲尔比在英国情报机关官至处长，为苏联效力达30年之久，提供了大量军政机密情报。

　　格鲁乌的主要间谍学校，设在莫斯科人民军事大街上一座像博物馆的建筑内。这是一座用希腊柱装饰起来、隐藏在高大铁栅栏和浓密白桦林后面的楼房。它对外的正式校名是“苏联军事外交学院”。

　　在苏联国力军力日益强大，逐渐傲视欧洲的时候，灾难突然降临。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发动了大清洗，包括当时的格鲁乌首脑别尔津在内，大批优秀情报军官被杀。苏联红军情报机构几乎被整个摧毁。

　　由于情报机构瘫痪，1939年至1940年苏联红军发动苏芬战争时，士气低下、人员松懈的格鲁乌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就连芬兰军队装备了冲锋枪这么简单的情报都没有弄到。苏军在苏芬战争中受到严重挫折。

　　所幸的是，格鲁乌情报系统的中下层——派遣内外的间谍躲过了大清洗。随着德军进攻法国，日益严重的战争迫使苏联重新重视军事情报。

　　1940年6月，菲利普·戈利科夫被任命为总参情报部部长。在戈利科夫的领导下，格鲁乌奇迹般地复活起来，很快成为一支卓有成效的军事力量。在这位复兴干将的努力下，格鲁乌的国外谍报网重新启动，收集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机密情报。

　　战争开始后，经斯大林批准，戈利科夫以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大批军政要员去国外，恢复战争开始后被切断的秘密交通线和谍报网。他先后去了英国和美国，官方使命是采购武器装备。

　　当然，作为高级特务，在公开身份之外，戈利科夫利用这次访问，与在德国占领区的苏联间谍取得了联系，并布置了任务。

　　这个新的间谍网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德国占领和控制地区，其中包括：由戈利科夫选中的谍报天才特雷帕尔一手组建的德国本土情报网，在1941年底特雷帕尔被捕后的“红色乐队”情报组织，以及在瑞士的“多拉”情报网。

　　在这些谍网的分支中，“红色乐队”处于纳粹的重重围捕中，常常疲于奔命；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还是“多拉”情报网。

　　尚多尔·拉多是匈牙利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就是匈牙利著名的地理和地图学家，精通德语、匈牙利语、俄语、英语和法语。

　　拉多是1918年匈牙利“秋玫瑰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并加入了匈牙利共产主义政党——匈牙利社会党，受雇于共产国际的情报部门。他多才多艺，谈到数理化便滔滔不绝，在做间谍的时候尤其擅长与别国的科学家、工程师交流，可以很快就和这些学者们找到共同语言。

　　由于瑞士是中立国，所以多拉情报网的组建较为顺利，也比较安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士与纳粹德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因此对在瑞士的德国人进行渗透，也能获得极有价值的军情。

　　1938年，拉多开始负责建立格鲁乌在瑞士的情报组织。接手情报站之初，拉多就显示了不同寻常的魄力，他决心以瑞士为基地，将情报的触角伸向瑞士之外。拉多的情报员以瑞士公民身份，不断向柏林、巴黎、布鲁塞尔等地成功渗透，获得了数量极大的情报。

　　拉多具有的扎实理工科基础，在窃取科技情报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他对前沿科技敏锐的感觉、对科研机构的熟悉，都使他在工作中如鱼得水。

　　1942年中期，苏联发现美国、英国和德国都在进行核研究，而苏联对此了解甚少。于是，莫斯科指示格鲁乌的情报机构，迅速搞到铀问题的情报，并指示：“速查明：什么方法可实现铀元素链式反应……搞清楚物理学家海森堡在何处和博拉实验室物理学家的名字。”

　　一个月后，拉多给莫斯科回话：“已查明，用中子攻击同位素铀235可使这种原子核爆炸，并发展到三四个能量单位……他们落在铀235新核子上，又会发生新的爆炸。这些连续爆炸被称为链式反应。”这是苏联获得的最早一份关于核爆炸原理的书面文字。此外，拉多还搞到了浓缩铀的相关情报，并在电文中提到：“德国人在利用铀同位素的密度差别，进行回旋加速器的试验。”

　　7月初，拉多再次向莫斯科通报：“莱比锡的物理学家海森堡已不再进行铀原子轰击试验，因为德国人已不信任他，并把他排挤到独立研究的大门外。这项工作已交给物理学家季赫茨。巴黎的乔利奥教授和其妻子正在夜以继日地研究原子分裂问题，苏黎世的海尔鲍教授也在致力于这项工作。”

　　在正式的情报发送完毕后，拉多又自作主张地添了一句：“我估计，德国人不会有什么进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原子计划参加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汉斯·贝特才评价说：“德国人想建核反应堆的计划，在1945年之前只能艰难地走过一半的路程。”

　　因为要想制造出原子弹，一个可以运行并测量裂变数据的反应堆只是最初的一步，反应堆之后，还有五分之四的工作需要完成。纳粹德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都没有建成一个可运行、测量参数的反应堆。

　　拉多窃取纳粹德国科技情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德军尚未正式装备，拉多的助手就窃得了德国最新“虎”式坦克的情报，甚至包括其生产量和投入东线日期；查明了德国工厂生产用的毒剂型号，还搞到了毒剂配方。

　　在德军一线部队还未装备STG44突击步枪的时候，拉多就已经将STG44的资料和步枪弹的样弹送到了苏联军事领导的办公桌上。除了窃取德国科技情报，多拉情报站还担负着收集盟军科技成果的任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出于反法西斯同盟的立场，英国和美国的军工厂和实验室的大门为苏联敞开着，从坦克、航空发动机到战列舰的火控系统，英美都表示愿意提供。但拉多想得到的不止这些。

　　在公开身份的掩护下，拉多到底干了些什么，收集到哪些具体机密，至今仍没有完全解密。但苏联解体后逐渐散出的秘密资料显示，拉多通过在瑞士的欧洲物理研究中心、航空公司等机构，将目光瞄准了美国核物理研究、喷气式发动机的理论研究，以及大型航空母舰的技术。

　　拉多从公开和秘密渠道双管齐下，与工厂经理、科学家、工程师们进行广泛的合法接触，讨论科技方面新的发明和先进工艺，从中获取了大量科技和工业情报。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秘密窃取活动。

　　据美国情报专家估计，在1941年至1945年期间，苏联派驻美国、瑞士的情报人员以及在当地招募的下线科技情报员达数百名。这些人窃取了大量美国先进技术，对苏联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尤其在原子科学方面，为苏联节省了巨额经费和数年时间。另据估计，这些科技情报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美国获得的核武器机密包括：链式反应方程，反应堆基本布置图，浓缩铀工艺流程和设备图纸，枪式原子弹和内爆式原子弹的设计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由于人力、资源紧缺，苏联一直没有正式启动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但从1946年至1949年，短短3年间，苏联就完成了从零开始到原子弹的设计和试验的过程，研制费用也比美国曼哈顿工程低一个数量级。如果苏联没有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窃取到的那些情报，自己摸索、重复曼哈顿工程的路子，会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达到美国在1947年的水平，但实际上，苏联在1949年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这其中，多拉情报站功劳不小。在盟军的军事情报收集方面，多拉情报网还利用种种特殊的手段，获悉了大量英美盟军的作战计划。

　　在1942年和1943年，苏德战场上，苏军出现了短暂的困难，被迫一再要求英美盟军出兵，提前开辟第二战场。而美国和英国此时对苏联的要求以外交辞令敷衍，声称将在1942年开始在欧洲本土登陆作战。

　　此时，拉多的情报网准确获取了英国所谓“欧洲登陆战斗”的详细计划：实际上并非丘吉尔所说的开辟第二战场的大规模登陆，而只是一个加拿大步兵团和部分英国特种部队的试探性登陆。

　　苏联外交高层在获得这一消息后，立即在盟军峰会中对英美的敷衍态度进行了批评，从而取得了外交上的优势。此事件可看出，谍报工作不仅是针对敌人，对盟友的情报收集也至关重要。

　　1941年6月17日早晨，一封来自日内瓦的译电放在了情报部长戈利科夫的办公桌上。多拉情报站向格鲁乌总部发报：“德国军队集团正向苏德边界增兵，并完成了从希腊向波兰的兵力投送。21日黎明时分，希特勒匪徒越过了苏联边界。苏联的无线电员和德国无线电反间分队的斗争早已拉开了帷幕。”

　　在格鲁乌接收到情报的同时，设在瑞士的纳粹情报站也监听到了电波。而在更早的时候，这样类似的电波也屡屡出现，最初是两人，尔后变为3个身份不明的无线电通信员。纳粹德国党卫军的舍连别格将军深信，他们是在为莫斯科工作。他发誓，一定要消灭这个“红色三套车”。

　　的确，拉多手下有3个无线电员，一对瑞士夫妇——爱德华和妻子奥莉加从日内瓦发报，一个英国人亚历山大·福特（吉姆）在洛桑工作。德国入侵苏联之前，经验丰富的尚多尔·拉多已建立了两条与莫斯科联系的通信线路。他们的工作准确无误，畅通无阻。

　　战争一开始，拉多的侦察情报就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他亲自吸收一位22岁意大利姑娘玛格丽特·博利作为联络员和报务员，并指示日内瓦的无线电工程师兼无线器材店老板为姑娘组装一部电台。

　　由于这个姑娘很漂亮，因而上级称其行动代号为“罗扎”（俄文意为“玫瑰”）。后来苏联总参谋部评价尚多尔·拉多情报组的工作时，几位专家甚至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瑞士赢得的。在瑞士，虽然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行动比在德国收敛，但尚多尔·拉多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他几乎每天都要同组员碰面，接受情报，下达指示，亲自处理汇总所有事情。

　　他的无线电员每天都要进行几个小时的无线电收发工作。但发报越多，被破坏的危险也就越大。莫斯科理解这一点，但却无法改变现实：总参谋部需要有关德国最高统帅部向东方战线部署兵力的精确情报。

　　在拉多提供的海量谍报背后，更为传奇的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即使是格鲁乌总部，也不知道拉多的情报是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搞到的，情报站的主要下线情报员都是谁，在德国何处任职。

　　作为一名老练的间谍，拉多深知情报系统单线联系的必要性，许多情报员只以口头联络和凭借记忆进行情报交接，而依照他的行事风格，情报员又与各自的下线保持单线联系，就连拉多本人，也无权知道下线的下线情报员姓名和职务。莫斯科多次要求拉多查明被招募的下线间谍的真实姓名，原因只有一个：格鲁乌总部需要知道这些情报员的消息是否可靠。

　　拉多则回答莫斯科说：“要搞清楚情报员的真实身份‘不太可能’，但我能保证这是真实的、有价值的情报。”

发展谍报员渗透到纳粹心脏

　　1942年8月，尚多尔·拉多决定扩大谍报队伍，将谍报网渗透到希特勒的心脏。“多拉”小组女特工拉舍尔·丘宾多费尔吸收了自己的熟人赫里斯蒂安·施奈德。他们于1935年相识，同在瑞士国际劳动局工作。此后施奈德（代号泰洛尔）又发展了好友鲁道夫·列赛尔——一个德国人，他原在柏林工作，纳粹上台后他逃到了瑞士。鲁道夫住在瑞士小城卢塞恩，开办了一个书店作为掩护。此人神通广大，并与瑞士情报机关积极合作，瑞士军队总参谋部还发给他一个特别证件，上面写着：“请各机关和个人给鲁道夫以援助，以便完成使命。”

　　早在柏林时，鲁道夫就与德国外交部和军界的高级官员保持着友好关系。当希特勒对欧洲开战时，柏林的反法西斯战士通过鲁道夫向瑞士、英国和美国通报了希特勒的战争计划。1942年9月，希特勒行政当局中的一些反法西斯人士开始与苏联情报机关秘密接触。通过这一渠道，大量重要情报从柏林流向苏军情报部，并形成了一个链式谍报网：柏林负责人——鲁道夫（代号柳茨）——施奈德——丘宾多费尔——组长拉多——莫斯科。鲁道夫向直接联络人提出一个合作条件：与莫斯科联络的一切信函中，柏林人员均用假名。被招募的德国间谍分别是：维尔杰尔、安娜、特迪、施陶芬贝格。

　　格鲁乌总部多次要求拉多提供这些情报下线人员的姓名和职务，但拉多死不松口，坚持自己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让上级知道。最后，格鲁乌欧洲局只好无奈地批文：“暂停身份验明工作。”

　　1944年，尚多尔·拉多获悉德军一些上层军官对希特勒的愤怒已达到极点，他指示在能够接近元首的军人中物色一个反法西斯人士，寻找机会干掉希特勒。于是，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施陶芬贝格上校的身上。

　　1944年7月20日这天，希特勒决定在他的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狼穴”——元首大本营内召开会议。当希特勒正在侃侃而谈之时，坐在他身边的施陶芬贝格上校将一个内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座椅下，并悄悄地离开了元首大本营。随着一声巨响，临时建立的会议室的墙壁和窗户被炸毁。可是，希特勒却像幽灵一般逃出了死亡陷阱，只是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轻轻震伤……

　　在盟军与苏军抢夺情报的暗地竞争中，拉多永远走在前面。截至目前人们还不清楚，在战争年代美国和英国情报机关与苏联红军情报局共同分享由瑞士发出的柏林情报比例究竟是多大。但人们已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杜勒斯对苏军情报部的战果十分羡慕。他在《情报艺术》一书中写道：“鲁道夫在瑞士成功地窃取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最高机密，遗憾的是大多都落在了斯大林手中……”

　　红军总参情报部第二局对尚多尔·拉多的特情组评价更为精确：“拉多小组的情报网广大无边，能力无限。十分令人满意。”

功臣遭冷遇身陷囹圄十余年

　　1943年年初，德国党卫军将军瓦德尔·舍连别格充分掌握了“红色三套车”无线电员的活动情况。1943年8月，应个人邀请，瑞士警察总头目毛勒出访柏林。舍连别格将活跃在瑞士领土上的3个电台的专案文件摆在来客面前，并要他快速缉拿案犯。舍连别格的态度十分强硬。他称，这些无线电员如继续活动，将给德瑞关系蒙上阴影，瑞士的独立也将受到威胁，一切后果将由瑞士自负。在德国的威胁下，瑞士被迫采取行动。

　　由特雷尔中尉指挥的瑞士警方特种无线电分队，迅速展开侦破工作，搜捕“红色三套车”成员。9月9日，多部车载测向仪出现在日内瓦的大街小巷。经过反复切断该街区的供电系统后，他们查明有一个身份不明的无线电员正在佛罗里桑大街的一处住宅里发报，这里正是无线电器材店老板爱德华和夫人奥莉加的住处。9月25日，罗扎的电台方位被测定，爱德华和罗扎的住宅被警方监控起来。尽管警察局对监控行动采取了隐蔽措施，罗扎还是发现了室外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并向拉多汇报了情况。

　　拉多命令他们暂停发报，同时指派爱德华取走罗扎住宅中的电台。10月10日，拉多向莫斯科通报了可疑情况。但随后形势急转而下，10月14日0时，奥莉加向莫斯科例行发报。l时30分警察破门而入，一架刚刚发报完的电台，几封收发电报和密码簿被警察缴获。

　　在抓捕“红色三套车”成员的行动中，瑞士出动了70名警察和大批警犬，日内瓦警察局长亲自坐镇指挥，宪兵司令和警察局政治处长协助其工作。

　　在大搜捕中，瑞士警方在爱德华夫妇的无线电器材店里发现了罗扎的电台。黎明时分，警察冲进罗扎的住宅，但她没在家里。最后警方在她的情夫、盖世太保秘密间谍汉斯·彼德尔斯的床上抓到了她。苏联间谍和德国特务居然是情人，这恐怕是电影里才有的情节。

　　11月底，无线电员亚历山大·福特、西西及丈夫鲍威尔，鲁道夫·列赛尔和其他几名成员先后被捕。随后，决定他们命运的不是战时法则，而是大政治原则。瑞士联邦安全局长罗热·马松上校向舍连别格通报说，瑞士政府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瑞士当局也已明白，战争结局决定了不值得与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关系搞僵。因此，所有被捕者均被释放，条件只有一个——战争结束前不得离开瑞士，但这一要求也只不过是形式而已。

　　在追捕中，尚多尔·拉多得以隐藏起来，身份没有暴露。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的重重围捕都没能抓到他，战后却“英雄气短”，被北约控制下的瑞士政府刁难了许久。

　　“多拉”小组受挫后，拉多潜藏在瑞士。1944年9月，他决定和妻子叶琳娜逃往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的巴黎。他把儿子伊姆勒和亚历山大及年迈的岳母暂留在日内瓦。一个法国少校帮他们越过了边界。带着法国游击队给他们的证件，9月24日拉多和妻子来到了法国首都。10月26日，拉多来到了苏联驻巴黎外交使团。在这个使团里有一位总参情报局的特工，因而莫斯科很快就知道了拉多的到访。中校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受命与他保持联络。诺维科夫非常古板，对于拉多的情况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拉多认为，苏军情报部的代表肯定会像对待英雄一样迎接他。然而他却遭到了冷遇。诺维科夫建议他写一份工作总结，几天后又通知他到莫斯科进行全面总结。拉多请求推迟一两个星期，因为他还没有得到法国的居留证，但诺维科夫却坚持要他马上起程。

　　一天，拉多在使团的走廊上遇见了亚历山大·福特——自己在洛桑时的部下。原来，福特也在诺维科夫的控制之下。但是，莫斯科的代表并没有在自己的面前提起无线电员福特，这自然引起了老侦察员的警惕。他第一次感觉到，有人不信任他。

　　令他更痛苦的是，诺维科夫收走了他的个人证件，只给他一个名为伊格纳季·库利舍尔的苏联公民遣返证书。

　　1945年l月8日，拉多带着这个证书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亚历山大·福特也乘本次航班飞往莫斯科，他们坐在不同的客舱里。拉多并不知道这事。他甚至没有料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几个军官正在监视他和福特的一举一动。在飞机上拉多的身旁坐着一个中年男子，他自我介绍说叫列奥伯特·特列贝尔。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特列贝尔告诉拉多，由于“多拉”小组受挫，莫斯科将要严惩他们……

　　飞机沿着巴黎-马赛-那不勒斯-开罗-德黑兰-巴库-莫斯科的航线飞行。在开罗停留的一昼夜间，全体乘客被安排在“月亮公园”饭店的单间里。清晨，拉多走出饭店，要到苏联使馆牙医那里看牙。但却一去不返，也未出现在机场。机长巴布纳什维利少校向使馆秘书说，一个乘客失踪了。在此后的几天，苏联使馆人员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并以官方形式请求埃及外交部副部长哈桑·利沙特·帕舍尔予以协助。埃方最终查明苏联公民伊格纳季·库利舍尔藏在英国使馆里，并向英当局寻求保护。但是，英国政府不愿破坏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把他移交给了埃及当局。

　　埃及人把流亡者藏在开罗附近的外国人隔离营里。后来才知道，拉多在英国使馆里受到了军情局特工的审问。但他陈述的事实并未引起英国情报机关的兴趣。几年后，当他们得知拉多的大名时，才后悔当初放走了一条大鱼。苏联驻开罗使馆向埃及当局提交了一份人民内务委员会“专家”伪造的公诉状，称拉多是一个刑事案犯并把他弄回使馆。8月2日，拉多被押解到莫斯科，随后被“除奸党”逮捕。1946年12月，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以间谍罪判处拉多丧失自由10年。

　　然而，拉多的苦难还不止于此，他是第一个同时受到两国法庭起诉，并同时服两份刑的间谍。在冷战帷幕升起之际，苏联多拉情报站的特工最后还是被瑞士送上了法庭。这已是战后的事情，至今还不清楚这是瑞士当局遵守民主法律意愿，还是伯尔尼与华盛顿、伦敦的一致行动，因为此时英美两国已掀起了反苏“浪潮”。

　　1945年10月22日，伯尔尼军事法庭以“多拉”特情组对德国实施非法间谍活动为由开审此案。西西被判丧失自由两年并处以罚金5000法郎。她的丈夫鲍威尔·贝切尔被判两年监禁。施奈德被判入狱一月。但最主要的情报人鲁道夫·列赛尔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1947年10月，日内瓦第二次开庭，已经返回祖国的尚多尔·拉多缺席，被判一年监禁。他被勒令10年内禁止访问瑞士。与他一同被审的还有无线电员福特、爱德华和奥莉加夫妇及罗扎。

　　1954后，拉多被释放。随后他离开了莫斯科，来到布达佩斯，妻子叶琳娜和已成年的儿子在那里等待着他。看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和亲人，拉多知道，自己的苦难快要结束了。

　　回到匈牙利的拉多，成为一名地理学和经济学家，先后担任布达佩斯大学教授、匈牙利国家测绘局处长、匈牙利地理委员会主席，在整个欧洲学术界中都享有极高声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渐渐只记得这么一个“学者拉多”，许多苏联和匈牙利的年轻人忘记了他就是曾经那个让纳粹闻之色变的间谍拉多。直至2001年1月，俄罗斯联邦总参谋部解密的资料公布，他这段传奇的间谍生涯才为世人所知。

　　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无犯罪要素”撤销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的判决。

　　战争中的拉多总是与勋章失之交臂。1942年5月，苏联情报部长仆伊利乔夫中将给“多拉”特情组发了一封电报，对其在战争10个月中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称统帅部将给拉多呈请政府奖赏。但由于战事吃紧，苏联情报部一时无法将拉多的勋章送交他手中。

　　1942年10月9日，格鲁乌正团级干部处长爱普斯坦因编制了一份“为完成红军总参谋部特种任务人员呈请政府奖赏名单”。拉多因“系统性地提供绝对价值情报”被呈请授予列宁勋章。

　　但由于拉多不愿意向上级提供自己情报下线的姓名等资料，这个勋章在审核过程中被偷偷拿下了。与拉多同时被呈请政府奖赏的还有无线电员亚历山大·福特——“红星”勋章，无线电员爱德华和奥莉加夫妇——“荣誉”勋章。与拉多一样，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勋章。

　　1972年，苏联总参情报部因工作失误向拉多表示抱歉。他被授予一级卫国战争勋章。此后他多次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地图学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并被授予各族人民友谊勋章。不过，拉多仍未获得列宁勋章。

　　1989年，尤里安·谢苗诺夫曾在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公开信中，呼吁授予这位情报员苏联英雄称号，但他的呼吁不过是过眼烟云。随着苏联的解体，拉多获取最高荣誉的梦想更无法成为现实了，但他的个人功绩是不会被忘记的。

夏威夷窃取“珍珠”

退伍军人接受秘密任务

　　1941年12月7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

　　日本海军集中了一支庞大舰队，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驶过几千海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被世人认为是世界上防御最强的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基地发动了突然袭击。

　　仅仅两个小时的时间，就使美丽的军港变成了美军的坟墓。在这一事件的幕后，双方的情报机构，特别是日本海军的情报机构，为在战争初期压倒对方、夺取战略主动权所展开的广泛的情报与反情报活动，是导致珍珠港事件的关键原因之—。

　　我国古代的军事家孙子曾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的军事指挥家们深知，日本海军要远程奔袭，与实力强大的美国海军作战，必须准确掌握美太平洋舰队的各种军事情报和舰队的动向。

　　1941年2月，在日本海军开始制订袭击珍珠港作战计划后不久，山本五十六认为，这一袭击作战能否取得成功，十分关键的先决条件是：当日本海军特混编队的舰载机开始对珍珠港发起攻击时，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只是否停泊在港内？如果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只当时不在港内，整个作战行动将前功尽弃，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日本海军情报机构于3月末，专门向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馆派了一个名叫吉川猛夫的海军少尉情报官，化名“森村正”，以领事馆书记生的公开身份作掩护，重点收集、掌握美国海军舰只在珍珠港驻泊的情况，以便为日本海军适时地袭击珍珠港提供可靠的依据。

　　吉川猛夫1912年3月生于日本松山市，1930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广岛县江田岛海军学校。毕业后，经过航海实习生活，于1934年8月被分配到巡洋舰“由良号”当通信密码官。

　　后来，他又到横须贺的水雷学校和霞浦飞行练习队深造。但学习期间由于患病，中途不得不住进东京筑地的海军医院治疗。出院后，根据医嘱，回家乡疗养。因身体健康原因，不能再到军舰上服役，最后退出了海军现役。

　　但吉川对海军工作怀有深厚的感情，退役后的吉川，自愿在家做宣传日本海军的工作。他开始奔波于各小学校、乡军人会、消防队之间，作巡回演说。一次偶然的机会，又给吉川带来了再次到海军服役的机会。

　　一天，一位海军人事部长来到吉川的家乡，做有关时局的讲话。当时，吉川身穿在海军服役时的制服，和村长、绅士们一起迎接这位部长，并由吉川向部长发出“敬礼”的口令。

　　那位海军人事部长发现吉川穿着海军制服，误以为吉川是海军部队的现役军官，便严厉地斥责吉川说：“如今海军忙得不可开交，人手极端不足，而你一个年轻军官却悠闲自在地待在乡下，太不像话了！”

　　吉川忙向这位人事部长说明原委，并请求他在海军方面给找一份工作。这位部长答应了他的请求。过了几天，吉川果然接到了一封军令部的任命通知：“命令海军少尉吉川猛夫编入预备役，即日以军令部嘱托身份，到第三部报到。”同时吉川还被告知月薪为85元，将来的提薪待遇准予与同期毕业的军官相同。就这样，吉川拿着军令部的通知书，到军令部报到。

　　那时，日本正急于向外扩张，建立世界经济圈，日本海军部正策划南进战略。吉川负责整理东南亚各国的基本情况资料，制作南洋海域的兵力地图，为将来把这些殖民地和半独立国家划归到日本的统治之下作准备。

　　1940年5月，吉川被叫到山口人事部长的办公室。一见面，山口大佐便说：“吉川君，准备派你到夏威夷，你看怎么样？”

　　面对山口大佐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吉川毫无思想准备，更不知道让他到夏威夷去做什么，多长时间。但他认为不会有重要事情，无非就是信使之类的差事，去去便回。因此，吉川便很痛快地回答道：“行，我去。”

　　“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学习有关美国舰船的知识吧，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讲，甚至对父母、兄弟都不能讲。”

　　这时吉川已经意识到此行非同一般，绝不是一般的信使之类的差事，必定是一项事关重大的工作。但到底会是什么任务，吉川仍然不知道。

　　几天后，吉川再次被山口大佐叫去，见面后，山口声音很低地对吉川说：“我们派到美国的谍报官已经被捕了，现在对珍珠港的情况不太了解。要你到檀香山总领事馆当馆员，你的任务就是要摸清那里的动态。”

　　此时，吉川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此行的身份。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派到美国做秘密工作，更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一名出色的间谍。

　　做谍报工作，对于吉川来说，既无思想准备，又无经验，但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并决心“大干一场，取回有价值的情报”。

不择手段收集重要情报

　　1941年3月初，在日本外务省经过半年多外交业务训练的“森村正”书记生乘船由横滨启程前往檀香山。

　　临行前，日本海军情报部给“森村正”规定的情报收集要点是：不同时期驻泊珍珠港的美军舰船的类型和数量；部署在夏威夷航空基地的飞机机种和数量；以珍珠港为基地的舰只动态、防空情况；飞机和航船巡逻情况；舰艇和军事设施的安全措施等。

　　珍珠港，这个被美军列为军事禁区的重要海军基地，真可谓壁垒森严。港湾的四周围绕着铁丝栅栏，各个重要地点和路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哨兵，严密注视着周围的风吹草动。

　　禁区的道路两旁，隐蔽着警察，在暗中监视着过往行人的一举一动。在这里，行人车辆速度稍慢一点，立即就会招来警察的仔细盘查和驱赶。摄影拍照更是绝对禁止。

　　围绕着港口的铁丝栅栏、油库和港内的建筑物挡住了视线，在外面很难看到港内的情况。吉川的任务正是要摸清里面的情况。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决心搞到东京所需要的情报。

　　不久，他便开始了对珍珠港的调查。

　　当时，除了日本驻该地的总领事外，领事馆内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森村正”整日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游山玩水，俨然是一个花花公子。他时而身穿绿色西装裤和夏威夷衫，头戴插着羽毛的夏威夷帽，以观光为名，雇一辆出租车，与年轻美貌的女郎外出兜风，情意绵绵，谈笑风生；时而在海边持竿垂钓，头上包着一块毛巾，脸上露出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时而整天泡在“春潮楼”里与日裔艺妓鬼混。

　　然而不论在做什么，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收集珍珠港美舰动向的情报。外出兜风时，他开车从珍珠港附近路过；持竿垂钓时，钓竿大胆地伸到珍珠港哨兵的跟前；在“春潮楼”与日妓调情时，他经常装作醉醺醺的样子，躲在窗户后面，眼睛却紧盯珍珠港的动静。

　　“春潮楼”是一家位于阿莱瓦高地上的日本酒馆。这里地势较高，又处在珍珠港的背面，这里没有荷枪实弹的哨兵，也没有埋伏的警察。但它的前面正对着珍珠港，且这里来来往往的人较多，是观察珍珠港内舰船活动的理想之地。

　　吉川为了准确掌握港内的情况，“春潮楼”便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吉川不仅和这里的艺妓们鬼混，有时还装成醉鬼的样子，在这里过夜，以便观察港内航船一早一晚的情况。

　　正是在这里，吉川发现了舰队出港的时间、编队的重要情报。

　　一次，吉川留宿“春潮楼”，当他第二天一大早打开二楼的窗户向珍珠港观望时，立即被港内的情景惊呆了：庞大的舰队正在起航。港外，驱逐舰已经展开阵形，重型巡洋舰和轻型巡洋舰也正在编制序列，有五六艘战舰正在缓缓驶离港口。

　　此时的檀香山正在沉睡之中，但庞大的舰队已经悄悄地驶离港口。这是一个意外的重大发现。

　　由此，吉川判断，美军舰队进出珍珠港的时间大约是在早晨和傍晚。为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弄清各种舰艇的名称、数目和调动情况，吉川几乎每天都要到“春潮楼”进行观察。

　　吉川常坐出租车，并和出租车的司机混得很熟。他知道，司机常年在岛内开车，跑遍了全岛的各个角落，熟悉岛内的地形，见多识广，是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

　　一次，吉川坐出租车出去观光，在快到珍珠港的时候，吉川看到一个军港，圆顶的仓库，庞大的飞机就在眼前。吉川断定这里是美军的一个重要海军航空兵基地。

　　为了探明实情，吉川装出一副既好奇，又对军事知识一无所知的样子说：“好大的飞机，那就是巨型旅客飞机吗？”

　　听到吉川的问话，司机立刻以他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的样子向吉川进行解释。原来这里就是希卡姆陆军航空基地。基地内停放着最近刚刚调来的B-174引擎大型轰炸机。就这样，吉川从热心的出租车司机那里获得了有关希卡姆陆军航空基地位置及该基地飞机型号、战斗性能的重要情报。

　　为了尽快掌握珍珠港内的情况，吉川决定以瓦胡岛为中心，巡游各个岛屿。为不引起周围人的怀疑，白天他总是在总领事馆内装模作样地做着分配给他的工作，装出一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的样子。一到下班或节假日便到外边四处转悠。

　　晚上，则到繁华的街道上寻找有美国水兵的地方，并设法与那些闲逛的士兵接近，与他们一起喝酒闲聊，从他们口中获取情况。

　　吉川听说在珍珠港内住着一位日本业余天文学家。于是，他决定去拜访。这位好客的天文学家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滔滔不绝地向吉川讲起自己几十年来天文气象观测的成果。对于吉川来说，天文气象知识并不陌生，他在日本海军学校学习时，这是必修的一课。

　　但吉川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希望能从中获得有用的东西。

　　果然，这位天文学家告诉吉川：30年来，夏威夷没有经历过一场暴风雨，而且在瓦胡岛上东西走向的山脉的北面总是阴天，而南面则总是晴天。

　　吉川听了，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这是多么重要的情报啊！他知道气象对作战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海空作战影响更大。如果日本要发动太平洋战争，这将是至关重要的情报。他默默地记在心里。

　　没过多久，东京果然向吉川提出了收集夏威夷气象情况的指示。吉川毫不犹豫地向东京作了如下回答：“30年来，夏威夷一向无暴风雨。瓦胡岛北侧经常为阴天。可从北侧进入并通过努阿努帕利进行俯冲轰炸。”

　　公开资料是获取情报的重要途径。吉川从不放过当天的地方报纸。对报纸上刊登的有关军事基地建设、船舶的航行、与军方有联系的知名人士的来访等情况，他都要进行认真研究分析。

　　吉川曾在一份报纸的结婚栏内发现了一条消息，说当地某某小姐将于某月某日与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所属军官某某于某地举行结婚典礼。根据这一消息，吉川当天便跑到珍珠港去观察，果然有一艘军舰停泊在那里，吉川断定这就是报纸上所说的那艘“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

　　通过反复观察，吉川很快便能正确地辨认出所有舰船名称，熟悉掌握了珍珠港区的地形，并获得了一些重要情报。吉川开始向东京报告情况。为使吉川准确报告港内美军舰船、飞机及其他重要军事目标的方位，日军把珍珠港划分为A、B、C、D、E五个水域：

　　A水域，指福特岛和海军工厂地区之间的水域；B水域，指靠近福特岛南部与西部的水域；C水域，指东南湾；D水域，指中部海湾；E水域，指西海湾及通过各海湾的各航道。

　　东京还要求吉川及时提供上述水域舰艇的数量、型号和种类等情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珍珠港内每天都有进进出出的舰船，随时都有升降的飞机，要随时掌握港内舰船飞机的数量、型号、性能和防御措施并非易事。

　　不久，吉川终于找到了一次绝好的机会。珍珠港航空队举行飞行特技表演，吉川混在航空队家属群中进入了机场。表演中，飞行员那高超的特技动作，使吉川很快判断出美军飞行员的战斗素质是相当高的。

　　借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吉川对惠勒机场进行了仔细的观察，记下了机场内的机种、数量和机场内部的飞行设施。

　　1941年10月下旬，在日美关系日趋恶化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司令部负责对美情报工作的第五课，书面向“森村正”提出了90余个有关珍珠港驻泊及港口防御问题：停泊舰船的总数；不同类型的舰船数量和舰名；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停泊位置；战列舰和航空母舰进出港情况；战列舰从停泊点到港外所需时间；星期几港内停泊舰艇最多；夏威夷群岛的航空基地和常驻兵力；是否有大型飞机在拂晓和黄昏时巡逻；航空母舰出入港时，舰载机是否在港外起飞；珍珠港附近有无阻塞气球，港口有无防雷网；水兵是否经常上岸；港口附近的油罐是否装油；等等。“森村正”根据几个月所收集积累的大量情报资料，在一夜之间，就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答复。在回答“星期几港内停泊的舰艇最多”这一问题时，他肯定地写道：星期日。第二天一早，“森村正”将全部答案交给了日本海军情报机构。

　　为了获取更多、更准确的情报而不被发现，吉川经常变换观光方式，到珍珠港活动。有时坐出租车，从陆地进行侦察；有时乘飞机，从空中俯瞰珍珠港全景；有时又坐旅游艇，从海上进行侦察。

　　他每次到珍珠港观光，都要带上“春潮楼”的艺妓。这是因为一则不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二则即使遇到麻烦或警察盘问，也好作解释。为了掌握美军舰艇和飞机夜间或黎明时的行动情况，有时他干脆露宿在山冈上，或藏在甘蔗园里，除了在深夜三四点钟稍稍睡一会儿，他很少睡过一个完整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京给吉川下达收集情报的电报越来越频繁，要求收集的内容也越来越具体详细。从这些电报当中，吉川领悟到日美关系已经恶化，日本将向美国开战，而且进攻的地点很可能是珍珠港。

　　吉川感到自己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收集情报的活动更加紧迫。就在这时，吉川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指示：

　　由于日美关系急趋恶化，请你不规则发来港内停泊舰艇的报告，但要每周两次，当然，你一定是很谨慎的，但你要特别注意保密。

　　既然日美关系已经彻底破裂，美国肯定会对日本驻檀香山领事馆进行严密的监视。收集情报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危险，而且随时都会被捕。但吉川为使东京在关键时刻能够得到最有效的情报，他决心冒生命危险，加紧活动。于是，他干脆住进了“春潮楼”，日夜窥视太平洋舰队的活动。

　　白天，他利用一切机会到珍珠港、希卡姆、惠勒、卡内奥赫和伊瓦各个机场侦察动静。

　　1941年11月22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参加袭击珍珠港作战的特混编队，全部悄然集结在千岛群岛的择捉岛单冠湾。11月26日，美日谈判破裂，日本海军认为袭击珍珠港已势在必行。12月2日，日本海军情报机构电示“森村正”：“基于目前形势，及时掌握美海军战列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在珍珠港的停泊情况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望今后每天将有关情况上报一次。珍珠港上空有无观测气球请电告。另外，战列舰是否装有防雷网，也望告之。”

　　“森村正”到夏威夷初期，每周上报一次情况。8月份之后，改为3天一报。11月中旬起，改为两天一报。而按此要求，应一天一报。

　　此后，他每天都要开车到珍珠港附近地区兜风、钓鱼，或到可俯视珍珠港的“春潮楼”妓院行乐，夜间则把白天侦察到的有关美舰在珍珠港内的最新动态上报日海军情报机构。

　　毫无疑问，东京已经把珍珠港当做目标了，他为自己的情报活动感到高兴。他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首先将自己费尽心血搞来的有关舰艇活动的情报全部烧掉，将所有能够证明他间谍身份的东西也全部烧掉。直至日本向美国开战前6小时，发出最后一封情报为止。

　　12月6日，在日军袭击珍珠港的前一天，整个夏威夷群岛十分宁静，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舰船静静地停泊在珍珠港内外，“犹如涂了一层白奶油的漂亮点心，排列在餐盘似的蔚蓝色海面上”。

　　这天上午，当吉川再次驱车来到珍珠港附近侦察港内美舰变化情况时，突然发现两艘航空母舰和10艘重型巡洋舰不见了。

　　20时，在日军袭击珍珠港前12小时，他以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的名义向外务省发出了第二五四号特急电：“6日珍珠港停泊舰船如下：战列舰9艘、轻型巡洋舰3艘、潜水舰3艘、驱逐舰27艘。此外，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2艘已入坞。航空母舰和重巡洋舰全部出港，不在港内停泊，未发现舰队航空部队进行空中巡逻的迹象。”

　　夏威夷时间6日22时30分，日军大本营海军部立即将有关内容通报给正在接近珍珠港的特混编队。海军部在电报结尾写道：“檀香山市内未实行灯火管制。大本营海军部确信此举必胜。”

　　这时，由于连日奔波而倍感疲劳的“森村正”早已进入梦乡。睡前，他既没想到刚才发出的电报竟是他在夏威夷期间向东京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也没想到日美双方几小时之后就进入战争状态，更没想到这份电报对于保障袭击珍珠港作战成功起到了何等重大的作用。这个书记生从1941年3月27日到夏威夷赴任，至12月6日，在210天的时间里，先后向东京海军情报机构发出了200多份电报，平均每天发回一份电报。

　　12月7日7时55分，当他被日本飞机投掷的鱼雷和炸弹从酣睡中震醒后，“森村正”才感到半年多来自己工作意义的重大！

　　实际上，这一切似乎又早在“森村正”的预料之中。就在几天前向东京发出的电报中，他还这样写道：“目前，珍珠港周围尚无施放阻塞气球的迹象，而且很难想象他们在实际上会有多少防空阻塞气球。即使进行这种准备，使用气球保卫珍珠港也是有限度的。我认为，进行奇袭，成功是十拿九稳的。”“森村正”在战前所提供的大量情报，为日军的袭击铺平了道路。

　　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日军突然向珍珠港发动进攻，几百架飞机轮番向珍珠港进行轰炸。瞬间，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作一团，珍珠港上空浓烟滚滚。仅仅几分钟的工夫，美军的舰艇、飞机及重要的军事设施，被炸得七零八落。珍珠港美军基地受到了最惨重的打击。

　　此时的吉川，作为东京的派遣间谍，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珍珠港战斗一开始，他便立即根据东京的指示，焚烧密码本，准备撤离，但已经来不及了，日本总领事馆的大门已被美国的便衣警备队封锁了。有几个警备队员冲进房间，发现正在冒烟的密码本，急忙用脚踩灭，但已经来不及了。警备队员让馆内所有的人员都举起手来进行全身检查。结果，总领事馆的密码译电员藏在身上的两个密码本被美国人搜出。

　　原来，这是译电员根据总领事的命令一直藏在身上的。这两本密码都是高度机密的密码，吉川后期获得的情报都是用这个密码向东京拍发的，虽然战争已经开始，吉川不需要再用它向东京拍发电报，但对吉川在软禁期间的安全带来了威胁。

　　总领事馆内的所有男馆员全部被扣留在办公室内，好几名美国警察端着枪站在门口看守，不准走出一步。后来，他们又被几次转移，但都没有受到美方的审讯。到底要把他们送往何处？下一步将会怎么处理他们？谁也搞不清。每天就是单调乏味的软禁生活。最后，他们被押到亚利桑那州塔克松市附近的一个牧场。

　　在这里，他们开始受到审问。这时，吉川明白了，原来美军根据缴获的密码本，查核日本总领事馆所发出的电文，发现了战前频繁向东京拍发电报的人就在总领事馆内，而且进一步查明，战前常常到珍珠港转悠的就是“森村正”。但他们没有抓住“森村正”任何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美方想通过疲劳轰炸，让“森村正”承认自己是间谍，或者使周围的人把“森村正”的间谍身份揭发出来。但吉川心里明白，在总领事馆内，确切知道他身份的只有总领事喜多一人。

　　另外，喜多有可能向奥田透露一点情况，只要这两个人不泄密，不出来揭发，别人是不可能知道情况的。

　　经过分析，吉川决定，至死不承认自己是间谍。几次审讯，吉川始终坚持“不知道”、“不清楚”。尽管美方知道“森村正”就是经常到珍珠港转悠的人，怀疑“森村正”就是那个向东京提供珍珠港情报的间谍，但因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和事实，吉川本人又始终不承认，几次审讯都没有实质进展。

　　这期间，日本政府也在抓紧对吉川的营救工作。日美交战后，美方立即下令将日本驻檀香山使领馆的全部人员驱逐出境。但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以强硬的态度坚持，若不把使领馆的人员全部交还，就不开船。

　　另外，美方也考虑到如果继续扣留“森村正”，可能会招惹日本的报复——以同样的手段扣留美国驻日使领馆的人员。终于，吉川猛夫被释放，于1942年8月15日乘坐“格里普斯霍姆号”轮船离开美国回到日本。

日本女谍命丧上海

日本女谍猎取淞沪情报

　　南造云子出生在一个侨居上海的日本家庭。

　　父亲名叫南造次郎，是一个老牌间谍，参加过头山满的“黑龙会”，对“欲占领中国，必先征服东北”的理论深信不疑。

　　在日俄战争时期，南造次郎入伍，在中国东北服役，负责探听俄军情报。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将中国列为蚕食的目标，南造次郎响应此号召，以教师为名长期居留上海。南造次郎能讲一口流利的东北话和上海话，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他公开的身份是正金日文补习学校的教师，实际的工作则负责收集中国上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他经常利用假期旅游的机会，到淞沪一带广泛探听军情，描绘地图。地图的详细度，连某村内有多少口水井，可供多少人饮用，乡村间的岔道如何走向等，都一一标记在其中。

　　南造云子于1909年出生在上海，家住上海虹口横滨路，自幼在中国上学。她深受父亲南造次郎的思想熏陶，总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小时候的南造云子就显露出了语言和表演天赋，这使其父亲更坚定了将南造云子培养成日本新一代王牌间谍的决心。

　　1922年，南造云子被送回日本，师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号间谍、日军在华特务总头子土肥原贤二，接受系统的间谍训练。在神户特工学校中，南造云子除了学习间谍的普通技巧和文化、外语等课程外，还学习射击、爆破、化装、投毒等专门技术。

　　1926年，年仅17岁的南造云子就被派到中国大连，开始从事对中国的间谍活动。

　　1929年，南造云子又从大连调往南京，化名廖雅权，以失学青年学生身份为掩护，打入国民党国防部的招待所——汤山镇温泉招待所做招待员，并以此身份为掩护，逐渐接近国民党高官要员，开始谋划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

　　汤山镇隶属江宁县，位于南京中山门外。汤山地形层峦起伏，温泉众多，是国民党要员的避暑疗养地。温泉招待所是当时国民党国防部出资建造的，国民党军事将领及高级官员常在这里举行秘密军事会议。

　　日本特务机关早就盯上了汤山，派南造云子打入温泉招待所，就是为了窃取军事情报。此时的“女学生廖雅权”长得娇俏动人，能歌善舞，很有交际手腕。

　　她在进入招待所做招待员之后，即利用美色勾引国民党军官，这些国民党大员们纷纷拜倒在“廖雅权”的石榴裙下。不用太费劲，南造云子就建立了自己的情报收集网络。

　　在得到的头几份军事情报中，其中一份是吴淞口要塞司令部向国防部作的扩建炮台军事设施的报告，里面有炮台的位置、火炮门类、口径设置、炮台和弹药库、联络线、观测点的分布情况、秘密地道的部署、70余座明碉暗堡的分布情况等重要军事机密。

　　而南造云子获得此情报的途径，竟然是以“我亲戚家在吴淞口有地产，想知道炮台扩建要征什么地”为名，从一个被她勾引的国民党军官手中套取的。

　　吴淞口是上海的北大门，也是长江口的第一个屏障。南造云子把这份重要文件弄到以后，日本军部如获至宝。由于获得了吴淞口的全部布防图，在向上海进攻时，日本海军舰队集中火力轰击吴淞口要塞，准确地摧毁了要塞的数十门德国造远程要塞炮，连在建设中尚未完工的炮位，也被准确的炮击打成漏勺。

　　相反，国民党军专门搭建的作为假目标的伪装炮位，日军却毫不理睬。在日军陆上部队进攻时，日军舰艇也完全压制住了岸上守备部队的火力点，使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轻易被日军攻占。

　　在淞沪会战中，南造云子与她的同伙还致力于收集华东地区国民党军队防务部署的各种情报，搞到了大量国民党军的调动情况，仅偷拍国民党军军事设施、军港、兵站、机场的照片就有千余张。这些情报都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上海虹口的特务机关，为日本军部在侵华战争中提供了重要帮助。

　　日军间谍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淞沪会战成为一场情报单向透明的战役，中国军队虽然数量众多，但在日军的海空优势和情报优势下，最终败下阵来。

蛛丝马迹引起当局怀疑

　　在温泉招待所的谍报网布设完毕后，南造云子又回到上海活动了一段时间。

　　1937年7月中旬，淞沪会战爆发前，南造云子化装成中国银行的职员，带了两名助手，混在沪宁列车的难民群中潜入南京，四处活动。她很快利用旧日的关系，和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外交部的副科长黄晟（黄浚之子）搭上了关系，引发了当时震惊全国的一起间谍案：封锁江阴要塞泄密案。

　　黄浚，字秋岳，福建省人，早年留学日本，与日本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是同班同学。黄浚从日本回国后，长期在北洋政府中任职，与北洋政府中的许多要人及前清遗老遗少多有交往。

　　北洋政府垮台后，黄浚又到南京寻求发展。好在国民政府不计前嫌，向旧北洋政府官员敞开了大门。

　　黄浚进入国民政府后，得到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赏识，进入行政院担任要职。因他有点才华，又善于溜须拍马，进而又得到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赏识，不断得到提拔。东窗事发时，黄浚官至行政院机要秘书，其地位相当于国民政府副秘书长。

　　按照古人的评价方式，黄浚此人“虽有文才，却少德行，生活淫糜，挥霍无度”。

　　他在南京和上海都有公馆，经常往来两地，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在温泉招待所时，他与南造云子认识，但未提供什么情报。黄浚的挥霍需要大量金钱，但此时号召“新生活运动”的南京政府官员薪水不甚丰厚。

　　早在南造云子之前，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就以金钱为诱惑，开始了逐步拉黄浚“下水”的工程。在南造云子的美色诱惑下，黄浚投降，在重金和美色之下迅速堕落成一名日本间谍。

　　黄浚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窃取了大量国民党高级军政机密，提供给日本间谍机关，同时还把自己的儿子黄晟拉下了水。黄晟又名黄纪良，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外交部担任副科长。

　　黄浚又用重金收买了国民政府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其中包括参谋总部的高参、海军部的高级部员和军政处秘书等级别的人物，这样就组成了一个以黄浚为小头目的间谍集团。

　　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蒋介石也在南京布设了由军统组成的庞大的特务体系。

　　在重重监视下，黄浚和潜伏在南京的日本特务主要有两种联系方法：

　　一是黄浚装作去玄武湖公园散步，用巧克力糖纸将情报包好，藏在一棵偏僻的大树洞里，再由日本特务取走。

　　二是黄浚定期到南京新街口闹市区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国际咖啡馆”里喝咖啡，将情报藏在自己的深灰色呢帽中，挂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时就会有一名日本间谍来咖啡黄浚馆，用同样颜色的呢帽，把他的呢帽取走。日本方面有什么指示，也放在这顶呢帽中传给黄浚。

　　日本间谍将情报取走后，先送到中山东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这是一处日本人的谍报机关，然后再送到南造云子手中进行分析整理。后来黄浚怕出事，不再亲自送情报，改派他的司机王某用同样的办法去送。

　　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封锁江阴要塞，一举围歼日本在长江内的舰船和陆战队的计划。此计划如能施行，一方面可以阻止日军沿长江进犯中上游；另一方面可将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70艘日军舰艇和6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围而歼之。

　　会议属高层机密，由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担任记录。黄浚在会上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军事部署，犹如看到了大笔的日元又进到自己的腰包，一时两眼放光。会后，他立即将这个绝密军事情报密报南造云子。

　　南造云子闻后惊出一身冷汗，看情势紧急，倘若经原定程序先与上级机关接头已来不及了，索性火速将情报交给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由他直接用密电报告东京。

　　1937年8月6日这一天，日军驻武汉总领事和在长江驻屯的日军海军将领正在武汉出席宴会，席间领事突然接到这份密报，阅后神色大变。在传阅电文后，所有日本海军军官匆忙退席，宴会主办方惊诧不已。

　　日军军官返回后，随即下令所有军舰立即做好出航准备。此后数天内，在长江中上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全部飞速顺水而下，逃跑似的冲过江阴，撤往长江口，所有日本侨民也都随船撤离。

　　事后人们发现，因撤退匆忙，许多日本海军军官和侨民把贵重物品都丢弃在家中，甚至有的人已经把饭菜摆好，来不及吃就撤离了。

　　与此同时，一份“计划泄密，封锁江阴要塞方案失败”的报告被送到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引起了蒋介石的勃然大怒。

　　如此秘密会议属高层机密，竟然会走漏风声，让瓮中之鳖轻易逃脱。虽然长江中的日军舰艇只占日本联合舰队吨位的一个零头，但却集中了日本海军几乎所有适合江河内水作战的浅吃水舰艇，这对后续入侵中国的作战行动非常重要。情报上的泄密，使国民党军的围歼计划落空。

　　同时日本从本土增派军舰，至“八·一三”淞沪事变爆发时，日军在长江口已集结包括31艘大型战舰在内的100余艘舰艇，从内地撤出的海军陆战队也参加了随后的上海战役、杭州湾登陆等行动。

　　南造云子在事件中及时送出了情报，使日军抢占了战役的先机，但她启用紧急情报通道，引起了国民党军情报组织的注意。

　　而封锁江阴要塞计划的泄密，也使蒋介石大为震怒，决心清查此事，一场除奸之战在南京城内悄然打响。但到此时为止，这个狂妄的日本女间谍不但毫不收敛，反而启动了更为大胆的行动计划。

限期破案“帝国之花”落网

　　抗战初期，日军为了彻底制服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曾命令潜伏在华的日本间谍把暗杀的矛头指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亲英美派官员。南造云子将刺杀蒋介石的任务下派到黄浚处，让他组织人员和情报，对蒋介石的活动进行监视，从中寻找下手的机会。

　　当时，蒋介石兼任中央军校校长，常住在校内的“校长官邸”中，还经常主持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活动，对师生发表精神训话。

　　“八·一三”抗战爆发前夕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指示中央军校举行一次“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除中央军校全体师生外，还要陆军大学全体师生和中央各部长官参加，他将作重要演讲。

　　这天，南京各处都加强了警戒，从中山中路到中央军校所在的黄埔路，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校内部也有大批便衣特务人员巡查。进校的轿车都由在学校门口执勤的宪兵登记车号和乘员。

　　正当与会人员列队整齐静候蒋介石出来讲话的时候，总值日官突然向大家宣布：有两名可疑分子混入军校，正在进行搜查。原来，国民党特工得到情报，两名日本间谍乘坐轿车混入军校刺探情报，并图谋杀害蒋介石或其他军政人员，被发现后，立即乘车逃跑了。事后也未抓到这两个人，仅仅记下了轿车的型号，此行刺事件一时成了悬案。

　　几次泄密或暗杀未遂事件，虽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但未想到此事与高层卧底有关。军统在调查事件过程中，牵涉到高级官员，就自觉放弃查办。

　　不久，淞沪会战全面爆发，由于国民党军指挥上的失误，上海形势日益紧张。由于上海与南京近在咫尺，蒋介石对上海的局势非常关心，几次准备亲临上海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因为宁沪之间的铁路和公路都受到了日军飞机的严密封锁，在密集的轰炸中行走很不安全，因此蒋介石一直未能成行。

　　1937年8月25日，在蒋介石召集的最高军事会议上，新任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议，次日英国驻华大使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可以搭乘他的汽车去。

　　当时英国还是中立国，大使汽车前面插有英国国旗，车身也有显著的英国标志，应该不会被日军轰炸。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并着手安排去上海视察事宜。殊不知黄浚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后，黄浚立即向南造云子传递了这一情报。

　　但第二天，蒋介石有急事缠身，临时中止了上海之行。结果，英国大使的汽车在嘉定地区沪宁公路上遭到两架日军飞机的轮番追逐扫射，汽车被打翻，英大使在爆炸中背骨折损，肝部中弹，生命垂危，随行人员慌忙为他草草包扎止血抬到附近车上，送到沪西宏恩医院抢救。

　　当天中午，蒋介石接到“英国大使汽车遇到袭击”的情报，大为震惊。当天下午，上海市市长派秘书前往医院探望英国大使，一个半小时后，市长亲自赴医院探望，代表蒋介石向英国大使慰问。

　　次日，《申报》头版以大号黑字报道“日机以机枪扫射，英国大使重伤”，中央社随即转发消息。

　　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等群众团体，纷纷派人慰问英大使，声讨日寇罪行，消息在英国传开后，也是举国哗然。

　　英国外交部发布公告：

　　英国政府业已照会中日两国，凡英人生命财产因受战事而损失，当由中日双方负责，今大使坐车远离交战区域，又悬有英国国旗，尤难容忍，待调查核实之后，将采取一定之行动。

　　西方诸国舆论一致谴责日军暴行。

　　日方最初百般抵赖，妄图嫁祸于中国。东京两家无线电台的英语广播甚至说，袭击英国大使坐车的是中国空军。

　　但在当时，中国空军在淞沪已消耗得差不多了，日机的低近精确扫射，当时中国空军飞行员也难做到，而且当事人均幸存，目睹袭击飞机上的日军标志。

　　上海当地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仗义还击：“所幸受狙击之人都还活着，均亲眼目睹是日机行凶，若车毁人亡，则中方虽有百口，亦难自辩矣！”

　　在外交官司打得热闹之时，蒋介石已把警觉的目光投到连续几次高级军事会议的泄密上了。这次几乎危急到他本人生命的泄密案，使蒋介石感受到了抓出卧底的迫切性。

　　在英大使遇刺受伤的当晚，气愤异常的蒋介石紧急召集军统局长戴笠，中统头目徐恩曾、宪兵司令部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等人开会。蒋先训斥了他们一顿，之后严令他们立即破案。

　　这时，蒋介石显然已经意识到有日本间谍打入了中枢部门，因此，他密令谷正伦秘密调查内部，限期破案。

　　谷正伦立即召集有关人员组成破案小组，开始施展军统的第一招：化装潜入。由“外事组”特工打扮成的各色人等混迹于日本驻南京使馆周围，对进出人员跟踪侦察。

　　此外，破案小组分析，上述几次泄密案，均是最高军事会议的内容，参加会议的除几位高级军政人员外，只有陈布雷和黄浚担任记录。陈布雷与蒋介石是多年同乡兼旧交，而黄浚平时生活放荡，与日本人素有来往，明显的疑点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黄浚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

　　不久，宪兵又查清“中央军校刺杀案”中，两个刺客所乘坐的正是黄浚家的轿车。案情逐渐清晰，为扩大战果，谷正伦又派人策反了黄浚家的女仆莲花，令她监视黄浚的行动，想通过黄浚作为蛇头，将间谍集团一网打尽。

　　在9月的一天，女仆莲花密报，黄浚的司机从外边回来后，径直去找黄浚，黄浚把一顶礼帽交给了他。谷正伦立即命令特工盯梢司机。

　　司机在特工的监视下毫不知觉，按程序走进了“国际咖啡馆”，把那顶礼帽挂在墙边的衣帽钩上，然后坐到一张桌子边喝咖啡。特工注意到衣帽钩上已经挂着一顶与司机式样和颜色相同的礼帽。

　　不一会儿，一名喝咖啡的日本人离座走到衣帽钩前，伸手取下黄浚的礼帽戴在头上，走出门去。此人就是日本大使馆管理员小河。

　　特工在悉知黄浚传递情报的流程后开始采取行动。

　　一天之后，小河头戴礼帽，骑自行车去咖啡馆，途中突然被一个骑车者猛地撞倒在地，摔得头破血流，礼帽也飞落一边。几个“好心”的过路人及时出现，有的将“肇事者”扭送警察局，有的拦下一辆汽车，把小河塞进车子送往医院抢救。

　　特工捡起礼帽检查，发现内藏日本大使须磨弥吉郎给黄浚的指令。由于指令没有任何暗号和加密，特工放弃了拷打策反小河的计划，直接草拟了一份假信塞入礼帽，内容为须磨弥吉郎指示黄浚：明晚深夜23时，聚集间谍集团所有乘员去黄浚家，由须磨弥吉郎亲自颁发奖金。

　　特工飞车赶往咖啡馆，见已有一顶相同颜色的礼帽挂在衣帽钩上，就伸手换了一顶退出门外。回去一看，帽中果然有黄浚向须磨弥吉郎提供的情报。

　　谷正伦得到消息后火速报告蒋介石，蒋介石立即下达次日夜间行动，秘密逮捕黄浚间谍集团的手谕。

　　第二天入夜，特工人员按照既定方案进入预定位置。深夜23时，线人莲花在楼上用手电向特工发出信号，表示黄浚一伙已全部到齐，聚集在楼上。

　　一会儿，一个装扮成邮差的特工以送交快件为名，敲开黄家大门，众多特工突然蜂拥而入，直扑楼上小客厅，黄浚一伙遂全部归案。紧接着，特工立即对这伙人进行讯问，在讯问工具的“良好效果”配合下，黄浚等人迅速交代了详情。

　　在掌握了确切的证据后，特工于当日凌晨就逮捕了“帝国之花”南造云子。

　　审讯中，黄浚对罪行供认不讳，最后经军事法庭审判，以卖国罪判处黄浚父子死刑，公开处决；判处南造云子无期徒刑，其他成员皆判有期徒刑若干年。

　　本来，按照国际惯例，战时抓到敌方间谍可直接处死，但南京当局为牵制日军，也想从南造云子口中套出更多的情报，因此未判处南造云子死刑。

　　在黄浚父子被处决后，南造云子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

　　几个月后，日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慌乱之中未来得及转移监狱中的犯人。南造云子凭借过去的一套手腕，以色相诱惑看守，加上日军的武力威胁，在打通关节后，南造云子竟然逃出了监狱。

　　因身份已经暴露，国统区她是不敢去了，就潜往上海继续进行间谍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造云子在上海日军特务机关任特一课课长，对在上海潜伏的国民党特工、共产党地下党员进行搜捕。多年的间谍工作和长期与国民政府情报系统打交道的经历，使南造云子对国民党军的情报系统工作方式异常熟悉，成为上海滩中统和军统的大患。

　　南造云子行事跋扈，进入英、法租界抓捕过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从1938年至1942年，她摧毁了10多个国民党军统留下的联络点，诱捕了几十名军统特工，包括军统情报高手万里浪等人均栽在她的手下。丁默邨、李士群等人被南造云子策反而成为其爪牙，以李士群等为首的汪伪特工总部，就是她一手扶植起来的。

　　由于南造云子在上海横行，军统特工对她恨之入骨，多次策划将她捉拿回重庆的行动，但都因南造云子太狡猾而未能得手。最后特工取消了捉拿她归案的计划，决定用暗杀方式直接清除这一心腹大患。

　　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南造云子单独驾车外出活动，她因屡次行动成功而产生了轻敌的情绪，认为国民党特工不是日本间谍的对手，因此车上仅她一人，未加防备。

　　但却被军统特工发现，迅即秘密跟踪，终于在法租界霞飞路的百乐门咖啡厅附近牢牢锁住了目标。当身穿中式旗袍的南造云子下车走向大门之际，3名军统特工手枪齐发，南造云子身中3弹，当即瘫倒在台阶上。

　　行动得手后，特工随即上车，顷刻便不见踪影。

　　南造云子在被日本宪兵送往医院途中死去，时年33岁，这朵“帝国之花”得到了罪有应得的下场。

　　南造云子从1926年开始，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长达16年。南造云子利用姿色和巧妙的交际手腕，在国民政府心脏布设了庞大的间谍网，其眼线的官职之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各国中也是罕见的，而获得的情报更是具有重大意义。

　　抗战初期的几次重大会战，如卢沟桥事变、上海保卫战和长江攻防战，无不有南造云子情报的影子。无怪乎当时国民党军一些重要将领的回忆录是这样评价淞沪会战的：“这是一场国民党军主动进攻，意在围歼全部日军的战斗，但由于一个女间谍，一切都被破坏了。”

　　实际上，南造云子的谍报网虽然获得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但在行动中也欠老练。

　　在西方国家中，对间谍网的使用是非常谨慎的。在英国，有时候为了高级间谍本身的安全，即使送回的情报准确且非常有用，在战略动向上，英军仍不敢明显暴露出已掌握对方机密的迹象，甚至配合德军的计谋做一些假动作。而对于投诚己方的双面间谍，一般情况下均让其向德军发送真实情报，只有在最后关头，这些双面间谍才开始发送假情报。

　　南造云子苦心营造的黄浚间谍系统，包含国民政府高官数人，下线情报员10多名，竟然数次被用来执行暗杀蒋介石等危险且价值不高的使命。而最后一次未遂的暗杀直接导致了情报网的漏洞，从而造成南造云子间谍网的崩溃，这反映了当时日本对国民政府谍报工作上的狂妄自大。

重获新生的间谍

德国间谍跳伞潜入英国

　　武尔夫·施密特，德国和丹麦混血儿。假如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也许会是一个风流浪子。

　　不过历史却给了他一个独特的位置，让他成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双重间谍之一，用一种多数人无法企及的方式游戏人生。

　　1940年9月19日夜晚，德国王牌飞行员加顿费尔德少校驾驶着一架梅塞施米特-110战斗机，滑过德国汉堡郊外一个军用机场的跑道，消失在夜空中。

　　梅塞施米特-110在德国空军当中的表现相当平庸。这种三座单翼重型战斗机，机体庞大，动作笨拙，容易被发现和击落，甚至在不列颠之战后期，要梅塞施米特-109护航才能出动。

　　只是后来在抗击英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中，倒是战果斐然。一般的王牌飞行员都不太喜欢这种笨重的战斗机。

　　不过加顿费尔德少校这次的任务不是去格斗，更不是去投掷炸弹。他此行要把一名特殊人物投到大不列颠的土地上。这个人此时就坐在他后面，他的名字叫武尔夫·施密特。

　　武尔夫·施密特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丹麦人。这种跨国婚姻在欧洲相当普遍，因此欧洲人能说多国语言的不在少数。武尔夫·施密特出生在一战爆发前的德国，1914年就随母亲回到了丹麦，躲过了战火。

　　至20世纪30年代，武尔夫·施密特已经成长为一个标准的北欧帅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还没有完全从1929年至1933年巨大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在郁闷、沉重的空气下，纳粹党人充满偏执和冲动的言论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们具有巨大的煽动性。武尔夫·施密特也不例外，他读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奋斗》竟然读到如醉如痴。

　　虽然自己是丹麦国籍，但他决心为父亲的祖国——德国奋斗，并且在丹麦加入了纳粹党。按道理说，武尔夫·施密特这位吕贝克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应该有个理性的脑袋，然而他天生就是个冒险家，间谍工作对他来说也许是致命诱惑。因此，当德国情报局找到他，希望他为德国做间谍的时候，武尔夫·施密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为了当间谍，武尔夫·施密特用过无数的化名，战后打算研究他、报道他的作家和记者走了无数的弯路，到现在也没人能统计出他到底化名过多少次。

　　敦刻尔克战役结束后，纳粹德国开始考虑进攻英国的问题。但是由于英国人反间谍机关当机立断，铲除了所有英国境内的德国间谍网，德国人失去了获得英国情报的主要来源。没有情报是不能打仗的。

　　在英国严密的防空体系面前，德国人完全没办法开展对英国本土的航空侦察，而且作为一个完整的情报体系来说，技术侦察和人力情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技术侦察包括航空照相、无线电监听等，人力情报就是派遣特务，用窃取、收买、现场观看等手段获得情报。没有人力情报的支持，就不可能知道对方的完整情况，例如敌方军队的士气如何、社会秩序如何等，用技术侦察就不大灵光。因此，德国情报局汉堡站受命重建驻英国情报网。

　　其实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首先，派遣特务很难踏上英国的土地。在和平时期，可以用记者、外交官、访问学者或者移民的方式，向一个国家派遣长期驻扎的间谍，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些人都受到反间谍机关的严密控制。

　　如果德国要派遣一名特务以第三国人士的身份进入英国，还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活动周期。至于移民就更不可能了，谁会冒着危险移民到战云密布、物资匮乏的英国去呢？在这个时候提出移民，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况且英国是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外来人士要融入英国社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就是说，通过常规方式，没有几年的周期，是不可能把间谍派到英国去的。

　　德国情报局汉堡站为了向英国派遣特务，无奈之下只好使出了最笨的办法：让特务偷渡或者空降英国。汉堡站对这种方法多少还有点信心，因为他们手里还掌握着一个没有被英国人发现的潜伏间谍——约尼。

　　因此，汉堡站每次派遣特务前后，都要通知约尼设法安置。然而约尼早就向英国人投诚了，但汉堡站却不知道约尼的叛变，武尔夫·施密特更不知道。此刻的他正在兴致勃勃地接受间谍训练，例如使用电台、跳伞等。然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却没有机会解决。

　　武尔夫·施密特能够读写英文，也能说一点，可是他的英语发音充满了德语味道。

　　如果把他放到美国去，或许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每天都有一大群人操着蹩脚的英语踏上美洲大陆。但把他放到英国人当中冒充英国人，马上就会露馅。

　　武尔夫·施密特本人和汉堡站到底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还是打算碰碰运气，我们不得而知。训练结束后，武尔夫·施密特得到了上司的高度评价：“思想上已经充分武装起来，精力旺盛，受过第一流的教育，有教养，举止优雅……”年轻的小特务要被放飞了。

落地被擒改变人生信仰

　　1940年9月下旬的英国正是秋天，灿烂的红叶黄叶煞是好看，不过夜空中的武尔夫·施密特看不到这些景色，即使看到了他也无心去欣赏。

　　加顿费尔德少校把他扔在漆黑的夜色里就匆匆返航了，这里是剑桥郡和哈德福郡的交界处，距离伦敦还有几十千米。武尔夫·施密特惊恐地发现，自己的下方正是一个机场，跑道尽头全是高射炮，加顿费尔德少校居然把自己扔到英国人的枪口上了！

　　好在秋夜的风帮了武尔夫·施密特的忙，他很快飘离了高射炮群。不过在落地的时候，武尔夫·施密特却挂在了一棵树上。他摸黑跳到地上，把脚踝扭伤了。

　　其实，空投的德国特务们经常忘记一件事情：英国在德国的南面，伦敦9月的平均气温是19度，而汉堡只有13．5度。况且当年的战斗机座舱都不是密封的，飞行员必须穿够御寒衣物才能挨过高空中的寒冷。

　　这样的结局就是，武尔夫·施密特和他的不少同伙全都是穿着厚实的冬衣降落到英国温暖的秋夜里，被英国民众轻易识破。

　　不过武尔夫·施密特不是因为这个被识破的，他在落地以后并没有被当场捉住，而且还有时间从容地把降落伞和电台藏好，一瘸一拐地找到附近的村庄，在村边的树丛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养好精神的武尔夫·施密特决定踏上征途。他镇定自若地进了村子，买了块新手表、一份报纸，还买了份早餐，决定乘火车前往伦敦。

　　不过这个时候他的脚踝疼得越来越厉害。为了缓解一下，他找到村子里的抽水机，打算用冷水冲冲脚。没想到这么一停留，居然引起了一个英国国民军巡逻兵的怀疑。

　　这位英国“民兵同志”立刻端起自己那支老式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对准了丹麦帅男，要他把证件拿出来。当把证件拿出来的时候，武尔夫·施密特露馅了。

　　这位英国国民军发现武尔夫·施密特的证件有问题，略一交谈就更不对劲了。武尔夫·施密特的德国口音太明显了，无论怎么掩饰都不管用。就这样，武尔夫·施密特被押解着朝剑桥警察局走去。

　　眼看武尔夫·施密特被国民军捉住，一直跟在他身后的军情五处特工开始着急了。间谍一旦被交到警察系统处置，消息就会立刻传到报界耳朵里，第二天的头条新闻就会是“英勇的剑桥郡军民抓获一名德国间谍”等。

　　这样，军情五处就不可能再对他加以利用，只能处死或者长期关押。于是，两位军情五处的特工把他及时“救”了下来。

　　关于这个过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军情五处的特工在押解途中就把武尔夫·施密特截下；另一种说法是，武尔夫·施密特是在警察局里被军情五处带走的。无论如何，武尔夫·施密特被塞进了专门抓间谍用的黑色厢式车，朝伦敦开去。

　　因为两位特工一开始用德语和武尔夫·施密特交谈，他还以为是同伙来搭救自己。待发现自己已经被捕时，武尔夫·施密特吃惊不小。不过他还不死心，打算用“丹麦逃亡者”的身份来蒙混过关。

　　军情五处是怎么盯上武尔夫·施密特的呢？这要归功于约尼。

　　武尔夫·施密特之前，另一名纳粹特务卡罗利也空降到了英国，德国情报局要求约尼设法安置卡罗利。然而由于约尼对英国的投诚，前去“安置”卡罗利的是军情五处的特工！

　　卡罗利被捕后，为了免遭死刑，同意和英国人合作，供出了武尔夫·施密特即将空降英国的消息。军情五处要求卡罗利向德国情报局报告自己平安到达。卡罗利照办以后得到汉堡站的回电，说3725号间谍，也就是武尔夫·施密特，将于数天后到达，还告诉了他具体的降落位置和时间。

　　这样，武尔夫·施密特还没“起飞”就注定要做英国人的阶下之囚。至于加顿费尔德少校能够多次安全出入英国领空，也是英国人有意为之，并非他技术好或者运气好。

　　军情五处从之前捕获的特务那里了解到，德国情报局在特务出发前都会告诉他们，英国在德国不间断的空袭打击之下已经是一片混乱，他们会看到老百姓四处逃命，政府陷入瘫痪。他们还会得到早已潜伏在英国的同伴帮助，轻松开展间谍活动。

　　不但如此，这些特务们还会被告知，德国军队将在几周之后踏上英国的土地，占领英国全境。因此，军情五处决心给德国特务们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看看英国不但没有遭到破坏，而且民众的生活井然有序。

　　武尔夫·施密特也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当汽车路过伦敦市区时，特工们特意绕道市中心，让武尔夫·施密特看到英国各个政权机构的建筑毫发无损，政府所在地的白厅、议会大厦和英国人的宗教信仰中心——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都安然无恙。

　　更重要的是，伦敦市民的生活节奏跟平时一模一样。

　　武尔夫·施密特开始认识到一个可怕的问题：德国情报局把他耍了。

　　战争结束后，武尔夫·施密特曾经接受记者采访，提起刚刚被捕后的“伦敦一日游”，他说：“纳粹曾经向我描绘说，英国已经被完全打败，人民在逃跑，无人继续抵抗，这纯属骗人的鬼话。我是一个专业间谍，我可以轻易地看出这个国家是多么平静，生活井然有序，我上了大当。”

　　汽车在伦敦城里曲曲折折地走了一阵子之后，开进了军情五处020基地的审讯室。对于如何审讯武尔夫·施密特这个问题，军情五处双重间谍计划负责人罗伯逊上校很是动了一番脑筋。

　　与意志薄弱的卡罗利不同，武尔夫·施密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如果他信仰一件事情，是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的，简单地用死刑来逼迫他恐怕适得其反。因此罗伯逊上校决定，首先要打碎他对纳粹的信仰。

　　出面审讯武尔夫·施密特的，是心理学教授哈罗德·迪尔登。这位教授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在特务机关里供职的人，完全就是个沉迷于学术的老学究。他穿着乱糟糟的衣服，个人卫生差劲到极点，衣服上沾满了不经意掉下来的烟灰，虽然慈眉善目，却完全没有英国绅士的风度。

　　见到这么一个邋遢的老人，武尔夫·施密特紧绷的神经多少松弛了一点。他镇定地把自己编好的谎话告诉了迪尔登教授，他说自己是丹麦记者，此行是逃离纳粹统治，投奔自由民主的英国，而空投到机场附近，恐怕是航线错误了。

　　迪尔登博士笑了笑，说英国军方对加斯顿费尔德少校的飞行技术是很有信心的，这位德国王牌飞行员才不会飞错航线，而且一个丹麦人要逃到英国，居然能请到正宗的德国空军为他帮忙，实在是稀奇啊！

　　武尔夫·施密特一听此言，如坠冰窖，他才明白自己的行踪早就被英国人掌握了，而自己的被捕也不是意外事件，只是早晚的问题。这简直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

　　惊慌失措的武尔夫·施密特选择了沉默，他需要一点时间来作出自己的选择：承认间谍身份，也许会被处死，也许会受到招募；不承认间谍身份，英国人早就对他了如指掌，结局恐怕更差。

　　武尔夫·施密特的自我斗争使他进入了一个有点自闭的状态，审讯只好中断。就在武尔夫·施密特踌躇不决的时候，罗伯逊上校有点等不及了。德国情报局规定，如果间谍在派遣后3天不发回平安电报，就认为这个间谍已经失败，会中断和他的联系。这样就无法利用他开展对德国的情报欺骗。

　　忧心忡忡的罗伯逊上校找到迪尔登博士，想知道武尔夫·施密特是否有可能转变过来，如果转变过来又是否可靠。

　　迪尔登教授通过对武尔夫·施密特的心理分析，判断说：武尔夫·施密特到英国以后，发现自己的所见所闻跟纳粹灌输的完全不同，已经发生了动摇。而且发现自己的一切秘密都被军情五处掌握后，武尔夫·施密特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居然存在着比德国情报局更强大的情报机构，他的自信心也已遭到重创。

　　更重要的，武尔夫·施密特是个热爱生活、具有幽默感的人，他不能忍受在监狱里度过残生，更不愿意为了谎话连篇的纳粹政权献出生命。只要英国方面保证他的生命安全，给他足够体面的生活，武尔夫·施密特是会一心一意给英国效力的。迪尔登教授的判断不但救了武尔夫·施密特的性命，也把一根绞索套在了纳粹的脖子上。两天后，武尔夫·施密特承认了自己的间谍身份，不过他还没有彻底放弃自己原先的“信仰”。

　　他对迪尔登教授说，可以交代自己来英国的任务，但是不能做双重间谍，因为那样是背叛祖国。迪尔登教授看到武尔夫·施密特防线已经开始崩溃，几乎要笑出声来。

　　他步步紧逼，对武尔夫·施密特说：他父亲确实有德国国籍，但是他的家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原先是丹麦领土，1864年才被普鲁士吞并，所以丹麦才是他的祖国。如今纳粹德国又占领了丹麦全境，他为纳粹效忠的行为，哪里是什么为国尽忠，完全是为虎作伥！

　　而且德国情报局只对他进行了简单的训练，让他带着无数的破绽、操着德国味道的英语、拿着粗制滥造的证件来到英国，完全是让他送死，何曾把他当做同胞了？

　　迪尔登教授的心理攻势不可谓不凌厉凶猛。一个人要是对自己的国家的认同都发生了动摇，又怎么可能继续为之效忠呢？

　　看到武尔夫·施密特陷入了沉思，迪尔登教授发动了最后一击。他对武尔夫·施密特说：在他之前进入英国的纳粹特务，一部分因为拒绝合作已经被处死，另一部分正在和英国合作，卡罗利也属于后者。武尔夫·施密特之所以会一落地就被捕，正是卡罗利提供的情报。

　　听到这里，武尔夫·施密特终于丧失了继续为德国情报局效忠的最后一点信心。在出发之前，汉堡站告诉他卡罗利已经在英国站稳了脚跟，并且正在开展工作，他到达英国后应该主动找到卡罗利，并且接受他的领导。如今卡罗利居然也投降了英国，那么自己的坚持和奋斗都毫无意义，理智一点的选择就是同意和军情五处合作。

　　就这样，世界间谍史上一位出色的双重间谍诞生了。

效忠英国战后得到宽恕

　　武尔夫·施密特同意合作后，被英国人赋予了“塔特”的代号。

　　军情五处派来一名军官和一名无线电报务员，拟定了一份向汉堡站报平安的电报，要求他立刻发回去，还警告他不准在电文里做手脚，如果他耍心眼就立刻要他的命。

　　我们不知道武尔夫·施密特有没有在电文中做什么手脚，不过可以断定的是，德国情报局并没有发现他已经被英国人控制，而且所有被英国人掌握的双重间谍都没有暴露。

　　英国情报机关派出的间谍一旦被捕，往往会在电文中加入一些特别约定的信息，总部一旦在电文中发现这些信息，就会知道自己的间谍已经被发现了。英国控制的双重间谍前后共有40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在当了双重间谍之后又感到懊悔，所以这40多人不太可能全都死心塌地为英国服务。

　　这样的判断是有理由的，武尔夫·施密特的“上级”、在他之前被英国捕获的卡罗利后来就反悔了，他在被关押的地方两次企图自杀，英国人不得不派两个卫兵看守他。

　　结果被他找准机会将两人全部打倒，其中一个被他扼住脖子直至昏厥，要不是卡罗利着急逃走，这个倒霉的卫兵就要去见上帝了。

　　卡罗利逃出自己被秘密关押的别墅后，偷了一辆摩托车，打算到海边找条小船逃回德国，结果只跑出20千米就被抓住。

　　这次英国人彻底对他失望了，把他关进了货真价实的监狱，直至战争结束才把他放回老家瑞典。为了不让德国情报局对卡罗利的失踪发生怀疑，武尔夫·施密特还不得不帮着英国人圆谎，发电报说卡罗利生病，必须由一名替补报务员来发报。德国情报局对此深信不疑。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叫军情五处心惊肉跳的事情，约尼受命前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任务期间居然擅自会见了德国情报局的一名间谍。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约尼没有泄露武尔夫·施密特等人的秘密，但是军情五处再也不敢放约尼自由行动了。

　　可怜的约尼一返回就被关进监狱，而且不准再和外界有任何接触，直至战争结束。

　　只有武尔夫·施密特忠心耿耿地为军情五处效力。但是特务机关的行为准则之一就是怀疑一切人，一个人看上去再可靠，也只有经过考验才可以信任。

　　1941年5月，在发生了卡罗利事件以后，军情五处要求武尔夫·施密特给汉堡站去电，说经费已近枯竭，而且电台的某个电子管快要报废了，希望能派一名间谍亲自送来。

　　而德国情报局也正打算派遣新特务，就这样，5月13日的夜晚，党卫军大队长、武尔夫·施密特的老同事卡尔·里希特带着一个电子管和500英镑、1000美元跳到了英国的土地上。可是还没等军情五处动手，一个精明的警官就先发现了卡尔，把他押到了警察局，而且弄得当地尽人皆知。

　　这样，卡尔就不可能再作为双重间谍来使用了。军情五处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卡尔送上了法庭。当年的年底，卡尔以间谍罪被绞死在旺兹沃恩监狱。

　　不过武尔夫·施密特因此通过了考验，英国人从此对他不再怀疑。为了让武尔夫·施密特发回德国的电文显得更加真实，军情五处允许武尔夫·施密特在英国自由行动，他甚至找到了一份当记者的工作，到英国的城市和乡村去采访。

　　不但如此，军情五处甚至让他去参观飞机制造厂和造船厂。武尔夫·施密特聪明机敏，文才出众。他能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把实际情况加以修改，写成生动形象的报告发回德国。由于他的幽默感和文学才能，德国方面不但没有发现他已经被英国人控制，而且对他的报告越来越着迷。

　　至1941年年底，武尔夫·施密特就发出了上千条报告，不但每天报告英国的天气情况，而且还经常报告有关机场和其他英国战略目标的情况，甚至还有英国武器产量和性能的情报，让德国情报局欣喜不已。实际上这些情报都做了手脚，比如把设防严密的地区说成防守空虚，编造一个虚假的英国造舰计划，还把英国飞机和其他武器的产量缩水以后汇报给汉堡站。

　　这些似真实假的消息使德国在制订西线作战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偏差，为盟军赢得欧洲战场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德国方面从来没有怀疑过武尔夫·施密特。武尔夫·施密特经常肆无忌惮地朝汉堡站要钱，口气近乎于勒索。

　　他曾经在电文里质问上司：“你到底还要拖多长时间才派人给我送钱来？”“立即给我送4000英镑来，否则你小心倒霉。”

　　收到钱以后，他居然回复说：“今天我要休假，我要喝个烂醉如泥。”

　　然而，正是这种痞子般的肆无忌惮让德国情报局对他信任有加。一个精神状态如此放松自如的人，一定在当地社会里混得如鱼得水，而且生活状态非常好。

　　为了给武尔夫·施密特提供经费，德国情报局想尽了办法。武尔夫·施密特向上司勒索4000英镑后，德国人苦于没有可靠的交通线，居然求助于同为轴心国的日本。

　　当时日本和英国尚未开战，日本外交人员还能在英国自由活动，日本驻英国大使馆的海军副武官把德国人委托他转交的4000英镑夹在报纸里，辗转多次，在公共汽车上交给了武尔夫·施密特。

　　要知道，当时的英国和日本虽然没有正式开战，但是双方对战争的必然来到也是心照不宣。外交部门的武官多数都是半公开身份的间谍，只要出了大使馆的门，必然遭到反间谍机构的跟踪。

　　德国居然动用日本外交官来为武尔夫·施密特提供经费，不但说明了德国在英国没有一个可靠的间谍体系，而且也说明了德国情报局对武尔夫·施密特的重视。

　　武尔夫·施密特先后从德国情报局弄来了80000英镑，按照当年的币值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这些钱理所当然地被军情五处当做了双重间谍活动的经费。

　　双重间谍的职责，是向德国情报局发送虚假的情报。这些情报不能是完全虚假的，经常是在九句真话里插一句假话。德国情报局虽然没有英国情报机关那么老辣，但也是由一群精明强干的人组成，要想欺骗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一般来说，情报机构的信息来源有研究公开媒体、电子监听、密电截获和破译、航空侦察、秘密间谍等。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都不会只依赖秘密间谍。

　　但是对双重间谍的任务来说，问题就复杂了。

　　双重间谍的报告，必须和其他信息来源的信息基本吻合，否则对方会立刻发现间谍出了问题。

　　英国在战争时期，为了统一领导情报工作、彼此协调，建立了由内阁领导的“双十字委员会”，成员包括英国陆军部、总参谋部、海军情报处、空军情报处、军情五处、军情六处、内务部、外交部。

　　这个委员会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双重间谍的对德报告“圆谎”，这样德国情报局就会越来越相信双重间谍发回的报告，被英国牵着鼻子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双十字委员会”的“圆谎”工作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德国情报局从来没有对双重间谍的报告产生过怀疑。诺曼底战役发起前后，军情五处的双重间谍活动进入高潮。几乎所有可靠的双重间谍都投入了使用。由于战略欺骗的成功，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军统帅部仍然怀疑这是佯攻，主攻方向是在加莱。盟军因此决定把战略欺骗继续下去，以利于巩固登陆场，站稳脚跟。

　　因为武尔夫·施密特之前曾经报告说，自己在怀城发展了一位农场主朋友，此时德国情报局命令武尔夫·施密特立刻赶到加莱对岸的英国怀城，侦察盟军所谓“第一集团军”的集结和作战准备。

　　武尔夫·施密特于1944年5月带着电台来到怀城，在军情五处的安排下“结识”了一名铁路职员，“了解”到了大量铁路运输的信息。他报告德国情报局说，美国第一集团军确实已经在港口整装待发。

　　这个消息让纳粹高层大为震惊，同时纳粹又从其他渠道了解到，这个“第一集团军”的司令就是著名的巴顿将军，这样德国就更加相信诺曼底登陆不过是佯攻，真正的主攻在加莱方向。

　　双方的情报机关首脑还对武尔夫·施密特的情报作出了相同的评语：

　　“这份情报简直可以决定战争的命运”。事实证明双方都没有说错，不过德国只能有苦难言。直至诺曼底登陆几个星期以后，纳粹才如梦方醒，把一直部署在加莱地区的几个师撤了出来。即使是这样，武尔夫·施密特也没有引起德国情报局的怀疑。

　　至1944年年底，虽然盟军已经在西欧开辟了第二战场，但是纳粹仍在顽抗。盟军由于破译了纳粹的“谜”密码机，以及采用了新型雷达，本来已经将德国潜艇“狼群”逐出了大西洋。但是德国海军司令、“狼群”战术的发明者邓尼兹并不死心。他把装备了通气管的潜艇投入战场，再次给盟军带来了巨大麻烦。

　　早期的潜艇都采取水上用柴油机推进、水下用电动机推进的方式，电动机的能源来自于蓄电池。但是一艘潜艇上的蓄电池容量有限，所以潜艇只能在水下航行很短的时间，多数时候都要在水面用柴油机航行。

　　在1943年前的大西洋反潜战中，多数被击沉的德国潜艇都是在水面被雷达发现而遭到攻击的。

　　早在1938年，荷兰海军就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O-19号”和“O-20号”潜艇上实验了通气管技术，就是在潜艇的指挥塔上加装一根很粗的管子，当潜艇在潜望镜高度航行时，这根管子也伸出水面，吸取足够的空气供柴油机使用。

　　1940年，德军入侵荷兰，缴获了关于通气管技术的资料和设备，但是这些资料起初并没有被重视。

　　至1943年，德国潜艇部队因为损失巨大而被逐出大西洋战场后，邓尼兹决定用通气管技术挽回败局。当时的雷达水平并不高，如果潜艇只把潜望镜和通气管伸出水面，是很难被雷达发现的。

　　通气管设备安装后效果不错，虽然会导致潜艇航行性能的下降，但是确实大大提高了隐蔽性。这样，盟军虽然能知道德国潜艇的大概位置，但是因为不能精确发现，反潜作战的效能急剧下降。

　　此时几十万美军和英军正在欧洲大陆上与纳粹厮杀，每天都需要大量的弹药、油料和补给品，有大量的伤员要运送，损失掉的车辆和装备也要及时补充。尤其是习惯大手大脚的美军，更是一刻也离不开补给。因此大西洋航线被德国破坏，这几十万人的战斗力就无法维持，敦刻尔克完全可能重演。因此大西洋的制海权比登陆更加重要。

　　为了对付重新猖獗起来的“狼群”，盟军首脑机关费尽了心思。实际上对付潜艇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深水水雷设下陷阱。然而当时盟军在西线处于攻势，像水雷这样的防守武器数量不多，而且布雷舰艇也不多。

　　更重要的是，德国潜艇的活动范围相当大，盟军不可能把德国潜艇活动的所有海区都布满水雷。在这样的困局之下，武尔夫·施密特再次登场。

　　这次他又“结识”了英国皇家海军“普罗佛尔号”布雷舰的舰长，从他嘴里“知道”了英国所有的布雷海区。为了配合武尔夫·施密特的工作，在英国红十字会向德国方面通报被英国海军俘获的德国潜艇人员名单前后，军情五处都会让武尔夫·施密特向德国报告这些潜艇是如何触雷沉没的。

　　在此期间，又发生了一件让武尔夫·施密特声望大增的事情。一艘德国潜艇在武尔夫·施密特报告的布雷区里沉没，而艇长在最后时刻报告说自己触雷。结果从那以后，凡是武尔夫·施密特指出的布雷区，德国潜艇从不涉足，让这些地方成了盟军船队的安全区。

　　因为武尔夫·施密特的“出色工作”，德国情报局破天荒地在电报里批准他加入德国国籍，还授予他一级铁十字勋章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一枚。就在汉堡市被盟军攻占的前夕，德国情报局还在要求武尔夫·施密特努力工作，保持联系。双重间谍做到这种程度，实在是登峰造极了。

　　至于武尔夫·施密特的结局，应该说还是比较理想的。在日复一日的合作中，武尔夫·施密特逐渐取得了英国人的信任。他不但能走出监狱，生活在自由的空气中，而且还找到了一份当记者的工作。

　　到这时候，武尔夫·施密特的英语水平已经是无懈可击，谁都不会听得出他的德国口音了。由于他生动风趣的文风，很快就成了当地的著名记者，甚至还有报纸请他现场采访诺曼底登陆。

　　武尔夫·施密特的个人生活也还不错。他本身就是个帅哥，在缺少壮年男性的战争时期更受女性青睐。武尔夫·施密特于1941年年底和一位哈德福德郡的农场女工结婚，次年得子。他还把这个消息发回德国说：“我刚刚当了一个7磅重男孩的父亲。”

　　因为忠心不贰，武尔夫·施密特在英国享受到的自由越来越多。他从心理上已经越来越把自己当英国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武尔夫·施密特申请了英国公民权，有了选举权，这让军情五处感到太荒唐了一点，到底武尔夫·施密特是以一个破坏分子的身份来到英国的，于是设法阻止。

　　武尔夫·施密特也没打算为自己争夺这项权利，他与妻子离婚后，独自居住在伦敦郊区。

　　也许他是担心某些漏网的前纳粹特务对他怀恨在心，设法报复；也许他对自己的间谍身份已经再没有兴趣，不想对人提起。不过历史是不会忘记他的，英国作家马斯特曼评价说，武尔夫·施密特的名字“将记录在世界间谍史正义的一页上”。

“业余间谍”铤而走险

穷困潦倒偶尔走上间谍之路

　　英国白厅，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在向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孟席斯大发雷霆。

　　原来，近日发现，英国的秘密外交文件频频被德国截获。盟国之间的重要决策，纳粹德国无不知晓，如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甚至还有丘吉尔进攻巴尔干半岛的计划、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等。

　　英国外交秘密屡遭泄露，引起了丘吉尔的严重不安。他责令立即查出隐藏在身边的间谍。

　　孟席斯不敢怠慢，他动用秘密警察系统，不久，这个人就露出水面。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使英美情报机关大伤脑筋的人物，竟是土耳其的一个无名小卒，化名“西塞罗”，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居然成了一名国际人物。

　　1943年春，在中立国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一座高级宾馆的休息室里，伊列萨·巴兹纳心酸地坐在那里喝啤酒。

　　他已经39岁，可是还一事无成，看来只能一辈子做外国人的仆人了。他当过南斯拉夫大使的司机兼侍从，当过美国武官的侍从，还当过德国大使馆参赞任克先生的侍从。

　　被德国大使馆解雇的那天，巴兹纳正在安卡拉宫饭店的休息室里考虑着自己的未来。

　　德国人一定怀疑巴兹纳是间谍了，因为他偷看过秘密文件，并对有些文件照过相，但那都是试试胆量的预演而已。巴兹纳在想，为什么德国人怀疑自己？因为土耳其是中立国，各大国的使馆靠得很近，是刺探军情、进行间谍活动的大好场所。穷困潦倒的巴兹纳突发奇想，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间谍呢？为什么不能把窃取的情报卖高价呢？

　　想入非非的巴兹纳偶尔瞥了一下手中的一张报纸，中缝的几行小字立即吸引了他：“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欲征雇司机一名。”巴兹纳兴冲冲地走出了安卡拉宫的休息室，走上了一条充满冒险与灾难的道路。

　　巴兹纳带了一封介绍信，来到了广告上所说的地点，外面停着一辆佛莱大轿车，车牌上写着“英国大使馆”。汽车的后座上搁着一个打开的公文包，巴兹纳还能看到里面的文件，巴兹纳预感到今后要窃取类似的文件并非难事。

　　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巴斯克先生把巴兹纳引进房间的时候，用阴冷的眼光盯着他问道：“你申请干这个活儿，是吗？”“是的，先生。”巴兹纳用法文回答巴斯克用英文提的问题。“你不会讲英文吗？”“我能看，也能听懂，但讲有困难。”“你还懂其他语言吗？”巴兹纳告诉他，除了土耳其文和法文，还懂一丁点儿希腊文和德文。第二天，巴兹纳就搬进了巴斯克先生的住宅。巴斯克习惯于把文件带回家中，晚上工作。巴兹纳很快就发现了放文件的地方。

　　一天，巴兹纳趁巴斯克暂时不在，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档案夹里的文件，放在外衣里。巴兹纳还没有来得及走开，巴斯克就回来了，突然问：“暖气修好了没有？”他妻子要生孩子了，所以显得异常兴奋。

　　当巴兹纳回答还没有修好时，巴斯克要他立即去修。巴兹纳来到装置暖气设备的地窖里，有了机会静下心来看文件。这个档案夹里有使馆写的和收到的备忘录，内有好几份丘吉尔的指示。这些指示说，必须不遗余力地把中立的土耳其拉到盟国一边来。文件中还有在土耳其建立盟军机场的计划以及为盟国舰只驶进黑海打开通道的计划。当巴兹纳走出地窖时，觉得自己仿佛已成了能改变土耳其历史进程的大人物了。

　　巴兹纳准备上楼送回文件时，巴斯克正冲出书房，脸部涨得通红。巴兹纳以为他发现了文件失窃，紧张得浑身发颤，嘴里喃喃地说：“暖气修好了。”

　　巴斯克兴冲冲地打断了巴兹纳的讲话：“我不管这个。我刚接到伊斯坦布尔来的电话，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一个女儿。”

　　巴斯克说完就走了，巴兹纳却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赶紧走进巴斯克的书房，把文件放回原处。

　　此后几个星期，一等秘书巴斯克老是惦记着一个女性——他的女儿，而巴兹纳却惦记着另一个女性——巴斯克夫人带回家照看婴儿的保姆玛拉。

　　她细长的身材、乌黑的头发，在巴兹纳看来，她身上似乎集中了许多妇女所具有的最优美的风姿。更重要的是，玛拉可能成为巴兹纳达到下一步目标的工具。因为巴兹纳想要看到巴斯克带回的文件并不困难，但要获得真正的有价值的文件，必须到英国大使馆本部去。

　　当时正好英国大使海森爵士要招雇一名侍从，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巴兹纳认定，要成为英国大使侍从的上策，是让一等秘书向大使阁下推荐他，但这件事得由玛拉帮忙。

　　通过旁敲侧击，巴兹纳得知玛拉有过一次痛苦的婚姻，于是约她在安卡拉近郊的一个小公园会面。巴兹纳海阔天空的炫耀很快得到了玛拉的钦慕。突然间，巴兹纳严肃起来，说道：“我要通知巴斯克先生我要辞职。”玛拉惊愕地望着巴兹纳说：“为什么？他对你非常满意。”“因为你，我要离开。”巴兹纳柔声地说。玛拉表示十分不解。巴兹纳对她说，自己已是4个孩子的父亲，但对她又一见钟情，为避免使大家为难，最好还是请她与巴斯克夫人说说，把他推荐给大使。玛拉天真地说：“你在大使馆工作，我们仍然可以见面。”狡猾的巴兹纳试探地问：“你认为这是件好事吗？”玛拉的回答是用胳膊搂住了巴兹纳的脖子，紧紧地抱着他。几天之后，巴斯克就问巴兹纳是否愿意当大使的侍从，巴兹纳当然求之不得。半个小时之后，巴斯克就把他引进了英国大使海森爵士的书房。巴兹纳的双手微微抖，海森爵士倒显得泰然自若，他肯定没有意识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生中最大的敌人。海森爵士简短地打量了一下巴兹纳，就录用了他。接着，大使把巴斯克叫了过去，递给他一个档案袋。巴兹纳从两个外交官的眼神里可以判断出，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明天早晨我退还给你。”巴斯克临走时对大使说。自鸣得意的巴兹纳心想：“是经我看过之后才返还给你。”那天晚上，巴兹纳仍旧回到了巴斯克的住所。巴斯克夫妇外出应酬去了，巴兹纳很快取出了文件，用莱卡照相机把文件一页一页照下来。在一旁看着巴兹纳照相的玛拉兴奋地叫道：“你是属于土耳其秘密情报机关的。”

　　巴兹纳只是笑笑。这确实是一份重要的文件，里面有一份美国交给苏联的全部战争物资清单，还有一份关于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的备忘录。备忘录说，苏联正在施加压力使土耳其参战。

　　第二天早晨，巴兹纳就开始了英国大使侍从的工作。管家领他看了一遍大使的住宅，巴兹纳留心观察着每一个房间和通道，以便行动。

　　他新的工作岗位是每天早晨7时30分叫醒大使，并且送上一杯橘子汁。巴兹纳发现大使床边的桌子上总是放着一只黑色的皮盒子，大使一边喝橘子汁，一边看文件。通过观察，巴兹纳很快弄清了英国大使馆文件传阅和存放的情况。海森爵士的习惯是把全天的秘密备忘录、电报以及其他文件让使馆给他送来，经他过目后，交给秘书放在寓所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但晚上大使要重点研究的文件却放在黑盒子里。

　　于是，英国大使馆的文件保管存在着一个令人吃惊的状况：越重要的文件，保安工作越松懈。不特别机密的文件放在使馆，那里有强有力的保安人员保卫，但真正事关重大的文件却保存在大使的寓所里，实际上没有任何保卫。最重要的文件就放在大使床边的黑盒子里。巴兹纳一下子就找到了源头，现在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把钥匙而已。

　　有一天早晨，机会来了。平时大使去洗澡总是把钥匙放在浴衣口袋里带进浴室去的，这天却把钥匙留在床头柜上。一共有3把钥匙，一把是黑盒子上的，另一把是保险柜上的，还有一把是大使馆给大使送文件的红盒子上的。

　　巴兹纳迅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蜡，印好3个钥匙的蜡印。

　　他刚把钥匙放在床头柜上，海森爵士就穿着浴衣满脸通红跑了进来。当他看到钥匙安然无恙地躺在床头柜上，如释重负。他拿起钥匙又回到浴室去了。他没有想到，钥匙已被做了手脚。

　　从此，巴兹纳要窃取英国大使的文件就易如反掌了。

出卖机密成为国际风云人物

　　1943年10月26日，这是决定性的一天。

　　巴兹纳决心到德国大使馆去接洽，出售他的情报。到那时为止，他已照了52张高度机密的照片。那一整天，巴兹纳在海森爵士家干活时，一直考虑应开价多少，最后决定开价17万美元。一想到有这么多钱，巴兹纳就乐得发狂。

　　傍晚18时，巴兹纳离开英国大使馆，口袋里装着两个胶卷。德国大使馆位于阿塔土耳克大街，铁门外是隆隆的车辆、赤脚的农民、赶驴的脚夫、哭泣的乞丐，一片喧闹嘈杂声。门内却秩序井然，安静整洁。

　　巴兹纳来到德国使馆门口，要求见大使馆参赞任克先生，以前巴兹纳为参赞开过车。看门人把巴兹纳带到会客室，让他在里面等。等了好半天，任克夫人终于进来了，寒暄了几句后，巴兹纳说明来意：

　　“夫人，我希望从你那里得到一大笔钱……”任克夫人是赫赫有名的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妹妹，她沉着自若地说：“巴兹纳先生，我恐怕没有工夫来同你瞎扯。”巴兹纳着急了：“这不是瞎扯，夫人。我来告诉你，我现在是海森爵士的仆人了，我才从英国大使馆冒着生命危险到这里来……”沉默了一会儿，任克夫人慢条斯理地开了腔：“我想我的丈夫会有兴趣见你的。”任克参赞来到会客室后，巴兹纳摸着口袋里的两卷胶卷说：“我现在卖给你标有绝密字样的两卷胶卷，我要17万美元。以后加一卷，要12万美元。”巴兹纳开价如此之高，把任克吓了一跳。巴兹纳威胁说：“记住，苏联大使馆只隔两个门。他们一定会出高价的。”任克参赞恢复了平静：“我们不能在不知道你的胶卷确实价值多少之前就付给你那么一大笔钱。况且，我们使馆也没有那么一大笔钱。”巴兹纳胸有成竹地说：“那么你得要求柏林给你汇些来。我10月30日打电话来，那时你就能告诉我柏林是否接受我的条件。”任克表示这要同负责这种事的人联系。巴兹纳趁热打铁说：“那么，今天晚上吧！”这么重要的事，参赞带着巴兹纳去见了德国大使慕吉斯，大使显然更感兴趣。在见面的最后，巴兹纳还要求慕吉斯给他一架莱卡照相机，并不断提供给他胶卷，因为他不便经常去买胶卷。第二天，德国驻安卡拉大使馆致电柏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10月30日下午15时，巴兹纳拨通了慕吉斯的电话，用事先约好的暗语说：“我是皮埃尔。”巴兹纳听得出德国人愿意做这笔交易。巴兹纳虽然已拍了两卷胶卷，但还想换取更多的钱。他趁海森爵士吃晚饭的时候，又进入了大使的书房，用仿制的钥匙打开文件盒，取出文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巴兹纳熟练地架起平时伪装成毛巾架的三脚架，取出照相机，扭开床头柜上100瓦的电灯，照下了文件。不到3分钟，巴兹纳把文件藏在外衣里回到大使的书房。他正欲进去，却让他大吃一惊，书房门半开着，海森爵士正在里面打电话。如果海森爵士那时打开黑盒子看看，那巴兹纳的一切都完了。

　　但海森爵士急着去吃他没吃完的晚餐，压根就没看盒子。巴兹纳又一次脱险了，安然地把文件放回了原处。

　　巴兹纳事后知道，这些文件是关于盟国莫斯科会议所作决定的详细报告。其中有关于进军法国的准备和增加压力迫使土耳其在年底前加入战争的内容。这些文件的内容德国人无疑千方百计地想知道。

　　两小时后，巴兹纳去见德国大使慕吉斯时并没有带刚才照的胶卷。他很迷信，因为这胶卷险些带来灾难。

　　巴兹纳见到慕吉斯后，两个互不信任的人四目相对。慕吉斯突然说：“给我看胶卷。”

　　巴兹纳直瞪着他的眼睛说：“给我看钱。”

　　慕吉斯毫不犹豫地走到保险柜前，取出一大包崭新的钞票。巴兹纳点了点，数字完全正确，是17万美元。

　　等巴兹纳走出德国大使馆时，他已成了富人。巴兹纳在安卡拉近郊买了一栋别墅，为玛拉买齐了高档服饰和化妆品。玛拉明知此钱来路不正，但她不在乎。

　　一次交易后，慕吉斯告诉巴兹纳说：“我们替你起了个化名，叫‘西塞罗’。”

　　几乎每天晚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人物的名字都出现在海森爵士的文件上，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艾登、莫洛托夫、霍普金斯等，这些名字每天也在巴兹纳的照相机前列队而过。

　　在所照文件中，“霸王战役”这个暗语不断出现，巴兹纳逐渐明白，这就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代号。

　　所有这些情报，巴兹纳每天晚上都在汽车里交给慕吉斯，德国人每天都能详细地了解他们的敌人想干什么。英国文件中经常重复提到的“霸王战役”，一经与德国人的其他情报联系起来，就有了极大的价值。

　　此时，巴兹纳收到了一封远方表亲的来信，信中说一个叫伊丝拉的姑娘要到安卡拉来闯世界，要他关照一下。

　　巴兹纳去见海森夫人，海森夫人同意这位姑娘可暂住使馆，等找到工作再走。

　　一位漂亮的天使飘然来到他的身边。伊丝拉芳龄刚满十七，像很多希腊血统的土耳其人一样，长得水仙花一般美丽。伊丝拉的到来，把使馆下人的住处搞得鸡犬不宁。即使巴兹纳看她时，也感到热烘烘的，尽管巴兹纳比她大20岁。

　　“西塞罗”需要观众，这是他冒险的精神动力。玛拉已使他厌倦了，漂亮的伊丝拉成了他渴望的观众，他要得到伊丝拉的钦佩，同时又要利用这位小天使。

　　很快，他的计划成功了，伊丝拉从心里接受了巴兹纳，不仅因为他是自己身处异乡的表亲，也是因为巴兹纳的“魅力”。

　　巴兹纳利用伊丝拉的机会没过多久就到来了。当巴兹纳在熨衣室为海森爵士熨西服时突然停电了，他走到保险丝盒子那里，发现伊丝拉已经站在那里。巴兹纳说：“一定有根保险丝断了。”伊丝拉却说：“没有断，有几个人在安装海森爵士房里的保险柜。他们叫我把保险丝拆下来……”没等伊丝拉说完，巴兹纳的脑海里就涌出了一个大胆的新计划，他急匆匆地向海森爵士的房间跑去。“难道必须把所有的保险丝都拆下来吗？”巴兹纳对着两名忙着弄保险柜的工人发问。“没有电，不能熨衣服，海森爵士会生气的。如果你们要修理警铃设备，只要拆掉警铃相连的保险丝就行了。”那个工人试了好几次，总算找到了与警铃相连的保险丝，把其他保险丝插上又回去干活了。

　　“仔细记住那根保险丝。”巴兹纳命令似的对伊丝拉说。伊丝拉感到困惑不解，巴兹纳逗着她说，“如果把一根保险丝拆下来，就能使警铃失灵，那在保险柜上安装警铃设备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天上午，伊丝拉飘然出现在巴兹纳的面前：“大使出去吃午饭了。

　　他的秘书也出去了。”巴兹纳听了，再也坐不住了。“把保险丝拆下来。”巴兹纳对伊丝拉命令道。不料伊丝拉说：“我已经把保险丝拆下来了。”巴兹纳吃惊地望着满脸孩子气的伊丝拉，一股冲动使他疾步赶到海森爵士的书房，取出文件后，嘴里吹着巴黎最新流行的歌曲“玫瑰生涯”的调子，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用照相机拍下文件。沿着走廊走回去经过伊丝拉身边时，巴兹纳简短地说了句：“5分钟后把保险丝装回去，5分钟就够了。”巴兹纳有意慢吞吞地走回去，他不愿在伊丝拉面前显露出丝毫的慌张。

　　“伊丝拉！”突然，一个声音喊住他。原来是海森夫人，她冷酷的声音彻底打垮了巴兹纳的故作镇静，他的双脚好像被钉住了似的，呆呆地望着海森夫人。

　　海森夫人机关枪似的发问：“你表妹怎么样了？你还没有替她找到工作吗？要知道她不能永远待在这里。”

　　巴兹纳结结巴巴地说：“夫人，我本来以为她能在这里工作，因为……”

　　习惯于发号施令的海森夫人打断了巴兹纳的话：“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我要你立刻替她找一个别的地方住。”

　　巴兹纳一面唯唯诺诺地答应着海森夫人，一面计算着他那宝贵的5分钟还剩多少时间。

　　海森夫人最后对巴兹纳说：“叫管家送些茶来。”

　　巴兹纳见总算有了脱身的机会，转身就想溜。想不到海森夫人又把他叫住了：“伊丝拉不一定非要今天就走。”

　　海森夫人说完，昂首走了。

　　巴兹纳浑身冷汗地望着海森夫人的背影消失，然后朝海森爵士的书房飞奔而去，以疯狂的速度打开保险柜，把文件塞了回去。

　　巴兹纳这次搞到的文件是盟军进攻巴尔干的详细计划，看起来是丘吉尔的得意之作。

　　文件中说，盟国的进攻矛头应指向萨罗尼加和保加利亚，这次进攻将由空军配合，飞机自埃及起飞，以土耳其伊斯美尔为基地。进攻的日子定于1944年2月15日，因此，从盟国的观点出发，在这个日期之前就得使土耳其参战。

　　德国人得知这些情报后，向土耳其人施加压力，土耳其仓皇结束了与盟国的谈判，萨罗尼加作战计划就这样取消了。英国驻土耳其军事代表团也走了，这使盟国大失所望。

　　德国驻土耳其大使盛赞“西塞罗”：

　　提供的情报极有价值……他提供给我们的关于敌人的作战计划的详情，具有重大的直接意义。

　　纳粹元凶希特勒对“西塞罗”的工作也大加赞赏，表示战后要为“西塞罗”在德国建一所别墅，以示奖励。“西塞罗”因此成为谍海中的风云人物，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不过，这一切都随着德国纳粹的覆灭而烟消云散，“西塞罗”也成为英国秘密警察的阶下囚。

日本女谍在中国

清朝格格蜕变日本魔谍

　　川岛芳子是清朝肃亲王善耆的十四格格，本名爱新觉罗·显玗，字东珍，汉名为金壁辉，生于1906年。

　　川岛芳子没有赶上清朝辉煌的时期，她一降生就要面对清朝统治的风雨飘摇。川岛芳子6岁的时候，清朝派去镇压辛亥革命的袁世凯反戈一击，精锐的北洋六镇以革命军的旗号杀回北京，一些清朝权贵仓皇出逃。

　　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立后来说：“清朝因辛亥革命崩溃时，我11岁，跟父母与弟弟妹妹一起在王府里生活。可是，随着革命军逼近北京，首先是父亲逃离北京去旅顺。一周之后，我们兄弟姐妹也离开了。先是逃到了北京的川岛浪速家中，后来又奔往旅顺。但是，因为山海关的铁桥已被炸毁，我们在中途下了火车，在秦皇岛上了日本的‘千代田号’军舰。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11岁的我拉着6岁的妹妹显乘‘千代田号’的情景。‘千代田号’抵达旅顺时，旅顺全城市民以最高礼遇迎接了我们，我们的亡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川岛浪速实际上是一个日本浪人，他名义上是给肃亲王当日语翻译，但是肃亲王是把他当做跟日本联系的桥梁，和他结成了把兄弟。

　　肃亲王企图恢复清朝的求助信件，也是通过川岛递交给日本政府的。

　　日本当时执政的是大隅内阁。他们在收到肃亲王的信后，立即表示愿意支持肃亲王，但暗示要先让“满洲”独立才能考虑，还要求肃亲王指定谈判代表。

　　肃亲王不假思索地指定川岛浪速为谈判代表。

　　日本政府得知这一任命，吃惊不小，大日本帝国政府怎么能和一个三等翻译谈判呢？日本政府照会肃亲王，问他为什么张口闭口地总是川岛浪速？原来，肃亲王对川岛信任备至，甚至要把他的十四格格送给川岛做养女。川岛闻知肃亲王的盛意后感激涕零，他本希望收一个男儿为养子。但是根据清朝的皇室规矩，皇族男子只能过继给本朝皇族，无奈川岛只好接受显；而另外一种说法是，肃亲王认为自己的男孩子没一个有出息的，唯有女儿显玗聪明乖巧，认为她将来一定最有出息。

　　川岛浪速作为肃亲王的代表回到东京后，许多对“满蒙问题”有兴趣的日本人经常聚集到他家中。这些人经常看到一个6岁左右、梳着刘海儿的可爱小姑娘，这是川岛芳子东渡日本后给日本人留下的最初印象。

　　芳子上女子学校时，川岛把家从东京迁到了信州的松本。芳子在那儿读到了女子学校毕业。当时那所学校叫“松本高等女子学校”，所以说芳子文化程度为高中毕业。

　　川岛浪速有位秘书，叫做石井。石井的夫人后来回忆说：“芳子常穿一件紫裙裤，头扎一条大缎带，一看就知道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小姐。当问到她家乡是哪里的时候，她非常灵机，既不说日本，也不说是中国，而说是‘在妈妈的肚子里’。一副才气横溢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川岛芳子的一些同学在后来回忆说，川岛芳子经常骑马上学。她高兴了就来上课，不高兴就在中途溜出去，跑到勤杂人员的屋子里消磨时间，是个我行我素的人。但在高校的学籍中并没有川岛芳子这个名字，也没有有关她的情况记录，据说这是因为她当时只是个旁听生。

　　芳子16岁时，她的父亲肃亲王去世了。当时她正在松本女子高中上学。这样，她称呼为父亲的人就只剩下川岛浪速一个人了。

　　但是芳子对父亲肃亲王的死，也没有感到非常痛苦。她从孩提时代就经受了乱世的磨炼，亲身经历了种种激烈变化，来到异国他乡，作为一个外国人的孩子长大成人。对于有着这样经历的芳子来说，也许早就丧失了“骨肉亲情”。

　　尽管如此，她的同班同学在后来回忆：“芳子尽管有她与众不同的任性的一面，但她在休息时却常常依在窗边，忧伤地哼唱着中国的歌曲。”

　　1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昔日的小姑娘已经成为身穿和服、口操地道日语、见人大大方方地鞠躬、颇有礼貌的川岛芳子了。

　　此时的芳子，常穿水兵式服装，头发有时梳成辫发，有时又随意飘散在两肩。由于年龄渐长，加之其生父和养父的事业急需有才华的后备军，川岛芳子开始接受有关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的收集等方面的专门训练。

　　而她也能无所顾忌地投入那种令她痴迷且疯狂的“男人的运动”中。川岛芳子首先下定决心剪去一头长发，女扮男装。接着，这位身穿黑色礼服、头戴太阳帽并戴着墨镜的女中豪杰，开始和养父的徒弟们一道，学习骑马、击剑、柔道、射击。

　　据说芳子的骑术精湛，枪法超群。川岛浪速早已发现芳子具有作为一名优秀间谍的天赋，于是开始着手训练芳子收集资料、使用谍报通讯器材、制造阴谋、窃取情报等技巧，为她日后成为全日本“军中之花”级的超级间谍作必要准备。

　　张作霖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首领，其势力日益发展，成为统治东三省的“东北王”，并于1927年6月16日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成为北洋政府的末代统治者。

　　此时，张作霖试图利用英、美来牵制日本，如将美国资本引进东北，请美国修建大虎山到通辽、沈阳到海龙等铁路和葫芦岛港口，而日本提出的增修吉林到朝鲜会宁铁路和开矿、设厂、移民等，以及阻止中国在葫芦岛筑港的要求，均被张作霖拒绝，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

　　日本渐渐发现，张作霖在利用日本人的势力发展至关内后，对日本的兴趣正在逐渐减少。

　　同时张作霖与北伐军的战争，也以失败告终。张作霖不得不考虑退回奉天。

　　而张作霖退回奉天势必会破坏日本对“满蒙”乃至全中国的侵略计划，此时日本人已经不能再容忍张作霖了。

　　于是，日本军部派员到东北集结，着手准备暗杀张作霖。由于日籍特务在东北行动不便，急需有中国国籍的可靠人士“协力共进”，于是驻扎在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特务处，便派与川岛浪速有师生之谊的崛田正胜少佐回国，游说川岛，希望他为了日本的利益，派遣养女芳子到奉天协助关东军完成一项“秘密任务”。

　　川岛浪速很快就答应了关东军的“邀请”，并作为交换条件，从陆军大臣岩崎男爵那里弄到了一笔巨款，供芳子寄居旅顺之用。跃跃欲试的川岛芳子，根本不劳养父多费口舌就一口应承。她从川岛芳子变回肃亲王十四格格，准备为复辟清朝“奋斗”。

　　事实上，当川岛父女受命协助关东军完成“秘密任务”时，为了不走漏消息，并争取足够的时间让川岛芳子变回肃亲王十四格格显，驻上海的日本领事馆领事、中国方面的特务组织负责人吉田茂，特地电告川岛芳子到上海接洽具体事务。

　　以“省亲”为名到达东北的川岛芳子，却滞留在大连。川岛芳子一面向旅顺发电报，说自己因患风寒不能如期到达，一面又四处活动，收集有关北京的消息。

　　这时川岛芳子的谍报天分开始显露了。这位男装“绅士”的举动非但没有引起奉系有关部门的怀疑，而且，谍报机构的几个年轻人还同川岛芳子建立了“热烈亲密”的友谊。

　　川岛芳子得到了不少有利的情报。这一举动，显示了川岛芳子的“积极性”之高，也反映出奉系军阀的谍报机关对日本毫无防范，其内部也没有任何组织纪律可言。一心要灭掉奉系军阀的蒋介石挥军渡过黄河，奉军受到重创。北伐军逼近北京、张作霖败退东北等消息传到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引起一片恐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紧急授意关东军稽查处采取果断对策：“如果战乱波及满洲，为了维持治安，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日本当时的想法是，中原地区无论如何打仗，也不要威胁到“满洲”的安全，也就是不要干扰日本对“满洲”的侵占。

　　关东军稽查处根据川岛芳子提供的奉军调动情况，以及张作霖近期召开的几次秘密军事会议内容，断定张作霖的后撤对关东军在“满洲”的利益存在致命威胁，必须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也不能让张作霖重新回到奉天，对已被日本人所控制的“满洲”产生任何影响。

　　于是，稽查处命令川岛芳子尽快弄清张作霖返回奉天的具体路线和日程安排，准备实施“秘密任务”。

　　在接到上级的指令后，川岛芳子只身来到奉天张作霖的私邸，要求与少帅张学良密谈。当时张学良因忙于处理后方事务和迎接父亲安全抵奉，正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派侍从贴身副官与她相见。

　　见面过程中，芳子施展自己与生俱来的魅力，使这位副官对自己垂涎不已。川岛芳子见有机可乘，便约定下次与其见面的时间、地点。

　　经过短期而频繁的接触，拜倒在川岛芳子石榴裙下的副官将关于张作霖行程安排的绝密消息和盘托出。

　　原来，张作霖为掩人耳目、瞒天过海，对外界公布自己将随大军返回奉天，实际上则是先于军队乘坐火车回到奉天。本来少帅张学良一再建议张作霖乘坐汽车回奉天，但是由于张作霖固执地认为火车的安全系数高于汽车，所以张学良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

　　川岛芳子得知这些情报后立即向总部做了汇报。

　　虽然在收到川岛芳子的情报之前，日军已通过潜伏在张作霖身旁的日本特务先一步获悉了这一消息，但关东军稽查处还是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大加赞赏，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名声不胫而走。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东北王”张作霖被日本事先放好的定时炸弹炸死在皇姑屯。日本关东军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川岛芳子功不可没，从此她成为了谍报新星，备受日本特务机关的青睐。

　　然而，川岛芳子也像她生父肃亲王善耆一样，顽固坚持“满蒙独立”的主张，她为日本人效力的最终目的就是“满蒙独立”。这可不是日本人想要的，他们不但要侵吞“满蒙”，更要吞下整个中国。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川岛芳子都被日本谍报机关闲置起来。

　　川岛芳子也利用这一闲置时间，搭乘商船回到日本，接受新一轮的充电。在船上，她对同行的日本关东军谍报员大村骏的弟弟大村洋一见钟情，经过短暂接触，大村为芳子潜在的“优良素质”所震动，对芳子另眼相看。

　　两人来到大村洋的别墅，做了一对快活的野鸳鸯。两个月的时间里，大村洋不仅教会了川岛芳子一流的床上功夫，强化了川岛芳子“把美色当做炸弹”的意识，而且将“满蒙中的日本”这一信念牢牢地植入到川岛芳子的大脑中。被“洗脑”之后，川岛芳子与日本军方更加“同心同德”，步调一致。

　　经过这样一番“洗脑”工作，身怀“绝技”的川岛芳子又回到了大连，作为关东军特务处的一名特别人员活跃在中国的军政界。在大连期间，芳子经过原情夫山家亨的介绍，认识了被称为“日本陆军中的怪物”的日军特务机关长官田中隆吉中将。

　　正是与田中的结识，使川岛芳子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据田中的供词说：“当时芳子身穿一身中式旗袍，尽管她会说中国话，但她还是用日语做了寒暄。”

　　这次见面后3天左右，田中接到川岛芳子打来的电话，说她已在四川路医院住院，希望他能来一下。田中到医院后，芳子用“又像要求、又像拜托的口吻”对他说，自己已没有去处，请给找个住所。于是田中很快便为她购置一所住宅，成为他藏娇的金屋。田中隆吉在芳子的盛情之下，很快就被弄得神魂颠倒了。从此，田中与川岛便抱成一团，互相激励，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川岛芳子也变成了日本军方插入中国心脏的一枚锋利的毒针。以后不论公私，芳子都成为田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在田中一生中的某一时期，“她作为一个难以忘怀的女性”，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其实，这是芳子计划中的事情。田中是特务机关长，探究日本的特务机关长有什么样的神通，是芳子兴趣所在。

潜入中国活跃于长城内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10月上旬，芳子奉田中隆吉之命赶到奉天，投到板垣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指挥之下。

　　芳子不仅能自如地使用中日两国语言，而且田中为了把她“培养成一个出色的间谍而倾注了全力”，还教会了她说一些英语，加上她那清室王女的堂皇招牌，使她更便于在这个混乱时期尽力施为，成为一名日军不可多得的战地谍报官和多面间谍。

　　当时，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秘密策划拥立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他将溥仪从天津静园秘密接到旅顺大和旅馆。

　　由于是顶风作案，走得太过匆忙，溥仪的侍从班子和“皇后”婉容仍滞留在天津。婉容误以为自己已被溥仪抛弃，因此闹了个天翻地覆。

　　日本军方为了安抚溥仪，尽快实施“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立刻派遣川岛芳子作为密使，去天津迎接婉容，而且此事必须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1931年11月的一天，一位着装入时、窈窕妩媚的漂亮女人来到了天津日本租界宫岛街溥仪的住宅。这就是川岛芳子，她受关东军参谋长板垣之托，秘密来津，企图将婉容接到“满洲”。

　　川岛芳子再三琢磨，最终采取偷梁换柱之计，用一口棺材将婉容运出了天津，送达关东军手中。然后，成功地使婉容坐上了一艘经过伪装的开往大连的日本兵舰。

　　婉容除身上穿的一套衣服外没带任何东西。平安抵达大连后，婉容对“这次可怕的成功的冒险”深感满意，于是便把母亲遗留下来的翡翠耳坠赠给了川岛芳子，以示感谢和纪念。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关东军论功行赏，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予她陆军少佐军衔，成为日本军阶最高的女子。

　　1932年1月10日，日本东北方面占领军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的名义给上海的特务总长田中隆吉发去一封长电，意思是：

　　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关东军则趁机实现满洲独立。

　　当时上海有个毛巾厂叫三友实业社，田中命令川岛芳子用金钱和色相诱使这个公司的工人去袭击日本山妙法寺的日莲宗的僧侣，使3人受重伤，其中一个叫水上秀雄的因伤势严重而死亡。

　　事件发生后，川岛芳子把一笔经费交给在上海由日本人组成的“日本青年同志会”，委任重藤千春宪兵大尉指挥他们袭击三友实业社，进行报复性的袭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纯粹是群众性的报复行动，与日本军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样一来，日中两国在上海的对立，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

　　尽管后来上海市长吴铁城曾就日莲宗僧侣遭受袭击一事照会日本在上海的总领事馆，做出书面道歉，并无条件地答应了日方提出的4项无理要求：第一，向日本道歉；第二，处罚肇事者；第三，负担伤亡者的治疗费、赡养费；第四，立即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排日活动。

　　但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在1月28日下达了进攻命令，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闸北区发起进攻，并与当地守军第十九路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大炮门数，然后向田中的上司——上海临时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作了报告，对日本制订作战计划起了很大作用。

　　与此同时，芳子又假扮男生，每夜都在上海百老汇的俱乐部狂欢。通过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川岛芳子又接触到孙中山之子、立法院院长孙科，抢先捕捉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

　　此外，为了摸清中国方面的抗战动向，第九师团的植田谦吉中将曾派川岛芳子设法到第十九路军摸底。川岛芳子受命后，秘密地来到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住所与之攀谈，弄清了蔡的抗日意向非常坚决，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植田师团长。

　　事实证明，芳子的情报是正确的，事后，植田评价川岛芳子，说她“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由于各国使团出面调停，日本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尽早结束战争。

　　就在中日双方为结束一·二八事变缔结停战协定时，川岛芳子通过田中的介绍，利用自身的优势和间谍的素质，很快认识并接近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并从唐那里得悉上海的中央银行业已濒于破产，国民政府迫切希望停战。

　　川岛芳子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日本政府，结果使日本在停战协议上占尽了便宜。

　　另外，田中还命令芳子去探听英国对伪“满洲国”独立问题的意向，而川岛芳子也没有辜负田中的厚望。她没费吹灰之力便从英国记者那里获知，英国政府将在国际联盟上对这个问题使用否决权，使他们对日方在一·二八事变中的侵略行径能够施以“谅解”。

　　由此可以看出，川岛芳子作为一个进行阴谋活动的媒介体、一名超级间谍，为日本的“战争机器”填补了不少有用的零件。

心狠手辣难逃灭顶之灾

　　说到川岛芳子的“手腕”，不能不提她那令众人倾倒的舞技。正是利用交际舞，川岛芳子能不费吹灰之力地从孙科、唐有壬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身上窃取到有重要价值的绝密情报。

　　芳子的惯技之一，就是看到有利用价值的男人，便马上约他跳舞。一天，稻田正纯少佐从巴黎回来，在长春中途下车，到多田公馆拜访多田少将。不巧，多田不在。稻田少佐在客厅等待时，芳子跑了进来。虽说是初次相见，可芳子张口就说：“哎，咱们跳舞吧！”而“跳舞吧”这句话，在日本人看来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川岛芳子长得眉目如画，冰肌玉肤，身材火爆，神态妖冶，无论是身穿笔挺的西服、华美的和服，还是合体的旗袍，都魅力四射。据20世纪30年代著名艺人李香兰的自传《在中国的日子》所记：

　　川岛芳子在人群中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笑脸；她个子不高，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男人的大褂里，却显示出女性的婀娜，气度雍容华贵。

　　川岛芳子娴于辞令，善于察言观色，比一般女子更解风情。她是情场高手，究竟征服了多少男人，恐怕连她自己也没个谱。正是川岛芳子这种超人的手腕，才使她得以成为世界著名的美艳间谍。

　　1940年，东条英机当选日本陆军大臣后，日本与中国的战争全面展开。当时川岛芳子赋闲在东京，她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然而东条英机却对她不太感冒。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在兵源、战争物资等问题上陷于捉襟见肘的困窘境地，因此迫切希望与国民党政府缔结和约。

　　闲居在东京的川岛芳子探听到这一消息，便急忙打电话给东条夫人胜子说：“有一件重要事情，请一定要我见东条阁下。请一定把我护送到日军的最前线。关于蒋介石军队方面，有许多将军是我的熟人，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一定要使日中和谈早日实现。”

　　于是，胜子便把川岛芳子的意思转达给了东条英机。东条一听，脸色马上就变了，他对妻子说道：“日本还没有落到非这种女人不可的地步……”

　　川岛芳子知道，如果现在不下一个大赌注，自己的名字将永远被遗忘。她想和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一样，重登华丽的舞台。

　　实际上，东条英机对川岛芳子掌握的消息的准确性确实感到吃惊，同时又十分赞赏她的计划，只是觉得若由日本政府出面派遣她当和谈代表，有损大和民族的威信。

　　思忖再三，东条英机向北京宪兵司令田宫中佐发电，令他保护川岛芳子的安全，尽量为她提供方便。

　　接着，一份日本军部的命令将跃跃欲试的川岛芳子派到北京，让她以东兴楼饭庄女老板的身份与国民党在京要员广泛接触，收集有关和谈动向的情报。

　　北京前门外有条西大街，街的北侧有一幢红砖二层楼房。日本侵略军外城宪兵队就在这里。新派来的队长是一个叫田宫的中佐。他作为一个宪兵队长，似乎太年轻了些，对中国的情况又谈不上精通。所以他上任后，马上把部下中所有的“中国通”叫到跟前，让他们介绍北京的情况。很快田宫就发现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这只能向部下暴露他的无知。

　　田宫赴任之前，就听到过关于川岛芳子的许多传闻。他想，自己欲飞黄腾达，当中将、大将，就必须同高官显要建立特殊关系，要做到这一点，能否利用川岛芳子呢？

　　经过一番调查，田宫决定见一见川岛芳子。

　　一见面，田宫就感觉到自己被对方彻底俘虏了。及至川岛芳子说了一句“我陪您去看一次京剧”，田宫已受宠若惊，心情一直难以平静。

　　川岛芳子略施手腕把北京宪兵队长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便有条不紊地开始着手进行“和谈”的事宜。

　　首先，川岛芳子利用自己过生日的机会大肆铺张，遍请在京各界名流。其中，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管翼贤、常来华北的邢士廉——此人与军统头子戴笠私交甚深、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等知名人士、“日满大使馆”的参赞，以及不少梨园名人都成了座上宾。

　　宴会刚开始，川岛芳子差人抬来一块刻着“祝川岛芳子生日快乐——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多田骏”的银色大匾。在场的人看到这份礼物，顿时就被芳子的声势镇住了。通过这样的办法，川岛芳子很快便打通了与各界要人接触的渠道。

　　紧接着，川岛芳子又通过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与蒋介石面前的红人——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搭上了线。

　　作为答谢，川岛芳子将负责把南京伪政府的特务分布网和北京谍报人员名单送给戴笠。

　　于是戴笠欣然同意双方进行初步的接触，并派亲信唐贤秋扮作北京大药行老板与川岛芳子直接磋商有关事宜。

　　但由于日军进攻缅甸，陷中国远征军于绝境，这种接触暂时中断了。即使如此，为了维系与国民党上层的“合作”关系，川岛芳子在征得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的同意后，将一些非战略性的消息有意透露给戴笠，使军统感到有必要把这位蜚声谍报界的“东方魔女”收到麾下效力。

　　正当川岛芳子和军统特务眉来眼去、关系暧昧之际，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与日本军方秘密达成了“和平相处，共同剿共”的协议，川岛芳子便渐渐地被军部遗忘了。

　　面对日益枯竭的活动费用，川岛芳子在田宫中佐的帮助下，网罗了20多个杀人不眨眼的彪形大汉，穿着镶有大将军衔的服装，出入公共场合，专门看准那些有钱的绅士和梨园名角下手，敲诈钱财。一些缺乏背景的老板受到敲诈，只好忍气吞声。

　　有一次，梨园名角马连良不小心怠慢了这位十四格格，奉上20000元“道歉费”，才得全身而退。

　　具有蛇蝎般歹毒心肠的川岛芳子，就是利用自己过人的社交手腕以及心狠手辣的作风，在风雨飘摇的北京城里称王称霸、作威作福。

　　但是，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的节节败退，这位昔日权柄炙手的“东方魔女”也只能一逞“落日余晖”，在挣扎和孤寂中等待着历史对她的惩罚。

　　1945年8月6日凌晨，两颗原子弹“小男孩”和“胖子”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大日本帝国的旗帜也被黑烟遮盖得失去了以往的光芒。

　　那些曾挑起世界大混乱的侵略者、阴谋挑唆者、战争煽动者和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们，在世界各个角落作为战犯受到了历史的严惩。

　　“东方魔女”川岛芳子的末日也临近了。

　　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东方的玛塔·哈丽”也随之走向了她的人生末路，她被国民政府当做头号女汉奸逮捕归案，关进监狱。

　　她的囚室是方形的，高度3米左右，上方有一个方形的铁窗，天棚上吊着一个小灯泡。房间里放着一张宽一米、长两米的木床，角落里放着一个大马桶。

　　很快川岛芳子就受到了法庭的传讯。在整个受审过程中，她一直用在当间谍时所熟悉的手段来奚落法庭，破坏审判的正常进行。与此同时，表面上不动声色、一副视死如归之态的川岛芳子，又通过各种关系为自己开脱、推卸罪责。

　　她首先派人让胞兄宪立找到田中隆吉和多田骏，请他们出面向美国驻日本最高军事长官麦克阿瑟将军求情，向远东军事法庭说情，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

　　接着，又写信给养父川岛浪速，恳求他证实自己是日本人，以摆脱因涉嫌汉奸罪而被判处死刑的危险。最后，川岛芳子亮出了自己的王牌，请军统局头子戴笠帮助营救她。此外，她还通过孙科向国民党上层人物疏通关系，企图逃脱罪责。不过不管有没有证据，川岛芳子这次是死定了。国民政府最终在1948年3月25日早上6时40分将她处决。一代魔女终于伏法，但川岛芳子所犯下的罪恶却并未得到清算。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走卒，她至今仍被日本国内某些极端势力称为20世纪不可多得的“巾帼英雄”。

目录

帝国主义的新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凡尔赛宫的分赃丑剧

协约国恃强凌弱

德国承担战争赔款

美日英的军备竞赛

列强之间的利益纷争

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苏俄粉碎外国武装干涉

欧洲国家的革命浪潮

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

共产国际的蓬勃兴起

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朝鲜爆发反日示威游行

中国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印度进行驱逐殖民者斗争

土耳其的全民抵抗运动

北非民族的解放斗争

德意日法西斯的产生

法西斯夺取意大利政权

纳粹党徒疯狂控制德国

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

日本法西斯的发展过程

世界法西斯运动的浊浪

世界各国的基本局势

内忧外患的中国政局

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国家

英国经济束缚军备发展

美国的国内国际关系

法国的战争应急措施

阿根廷民众的罢工抗争

帝国主义的新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8年11月11日，清晨的薄雾笼罩着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雷道车站。一辆列车静静地停在铁轨上，列车两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挺立着荷枪实弹的法国士兵。

　　这时，德国以外交大臣为首的代表团依次走上火车，来到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乘坐的车厢，他们将在这里签署停战协定。身着戎装的福煦元帅及其代表早已等候在这里了。

　　11时，签字仪式完成，各战胜国鸣放礼炮101响，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以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被刺杀为导火索，从1914年8月开始到1918年11月结束，历时4年3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波及亚洲、太平洋领域，先后有35个国家和地区参战，约占当时世界人口2／3的15亿人被卷入战争。

　　同盟国，协约国双方动员军队达6503万余人，战争中损失3750万余人，其中阵亡853万余人；另外平民死亡1261．8万人。双方直接用于战争的费用达1863亿多美元。各交战国经济损失总计约1700亿美元。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损失都无可估量。

　　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德国的工业产量在1910年即已超过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而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从1870年的13．2％上升至1913年的15．7％；同期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9．7％上升至12．6％，仅次于英国，也居世界第二位。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向帝国主义过渡，德国从19世纪80年代起疯狂进行对外扩张。1914年，德国殖民地面积达到290万平方千米，人口1230万人，但殖民地面积还远不及英国和法国。为此，它不惜诉诸战争，试图以武力重新瓜分世界，夺取世界霸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1918年，交战双方经过3年多激战，人员伤亡和物资消耗极大。战局互有胜负，相持不下。

　　此时，苏维埃俄国退出战争，美国远征军尚在大量组建训练之中。德军统帅部力图抓住摆脱两线作战困境和大批增援美军尚未到达欧洲的时机，在西线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在1918年夏季之前打败英法联军，夺取战争胜利。

　　德军在西线共集结194个师，编成4个集团军群，总兵力约400万人，拥有火炮5000余门、飞机3000架、坦克近200辆。与之相对抗的西线协约国军队，有186个师，分属于法国和比利时的4个集团军群及英国远征军，总兵力500万人，火炮16000余门、飞机3800多架、坦克800辆。

　　稍后美国远征军大批抵达欧洲，有14个师55万人参加夏季作战。3月至9月，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规模最大的一系列进攻和反攻战役。

　　德军从1918年3月21日至7月17日，先后发起5次大规模进攻战役。这几次战役虽然给了英法联军以沉重打击，攻占大片土地，再度迫近巴黎，但德军并未实现各次战役的预期目标，在协约国军顽强抵抗下被迫停止进攻。

　　其新占领地区形成3个巨大突出部，使战线拉长，给协约国军队实施反攻提供了条件。经过这5次进攻，德军折兵百万，兵源枯竭。1918年夏季每月需要补充16万兵员，实际只能拼凑到6万人。它再也无力发动新的攻势了。

　　另一方面，增援美军大批到达，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更加有利于协约国的变化。

　　从7月18日起，协约国军队转入反攻，接连发动3次战役。至9月15日，已消除3个突出部，将德军驱逐回其春季攻势出发地，牢牢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1918年9月26日，协约国军队在西线向德军发起总攻。德军全线溃退，败局已定。

　　与此同时，在巴尔干战场，协约国军队于9月15日向保加利亚军队发动进攻。保加利亚军队在9月29日投降。

　　在中东战场，英军在10月1日占领大马士革，大败奥斯曼帝国军，相继占领叙利亚全境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迫使奥斯曼帝国于10月30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在意大利战场，意军于10月24日向奥军发起进攻。几天后奥军全面崩溃。奥匈帝国于27日向协约国求和。

　　10月28日，奥匈境内各被压迫民族掀起民族革命浪潮。维也纳爆发总罢工和游行示威，要求奥皇退位。

　　11月3日，已经瓦解的奥匈帝国投降，与意大利签订《停战协定》。

　　德国的崩溃是必然结果。它缺乏人力，最后一次征兵把14岁的孩子和60多岁的老人都征去了。由于协约国实施海上封锁，粮食和其他给养消耗殆尽。

　　11月3日，德国开始了“十一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和自由派制造的国内动乱震撼了政府。

　　11月9日，德皇仓促逃往荷兰。

　　11月8日，天主教中间派首脑马塞厄斯·埃尔茨贝格尔率领其他的德国代表来到贡比涅的协约国司令部外。

　　他们会见了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他用两天时间考虑了投降要求：

　　德国必须交出重炮和飞机、5000辆卡车、5000辆火车头和15000节车厢；大型军舰和大多数潜水艇要停泊在各协约国港口，驻扎在奥匈帝国、罗马尼亚、土耳其和俄国的德国军队必须立即撤出；莱茵河西部领土上的军队必须撤走。

　　埃尔茨贝格尔和他的同胞们同意这些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同盟国与协约国两个军事集团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一场全球规模的战争。战争的结局是同盟国集团的彻底失败，协约国集团付出极大代价而获胜。

　　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由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王国所组成。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由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成，协约国集团为取得大战的胜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只有美国和日本掠获不少实际利益。

　　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无论是从同盟国方面讲，还是从协约国方面讲，都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暂时衰落，国际关系将发生新的变化。

凡尔赛宫的分赃丑剧

　　1919年1月18日，英法美意日等32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外交官上千人，汇集到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凡尔赛宫。

　　凡尔赛宫位于巴黎西南15千米处。前面是一座风格独特的“法兰西式”的大花园，园内树木葱茏，花红草绿，使人顿有美不胜收之叹。

　　这次，来到这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的首脑和外交官，他们将在这里召开和平会议，讨论与战败国签订和平条约，建立国际联盟，并策划武装干涉苏俄和匈牙利革命。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具有世界规模的缔约会议。

　　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有1000多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后改为“四人会议”，即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利孟梭和意大利首相奥兰多。

　　但因意大利在大战中作用不大，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加上本国底子又薄，被英法冷落一边。实际上这次会议又变为“三人会议”，他们是巴黎和会的三巨头，也是主宰者。32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名额和权利都是不平等的，德奥等战败国不允许出席和会，苏维埃俄国也被排斥在外。

　　各个战胜国对和会各有打算，都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掠夺野心，同时想方设法抑制对手。

　　法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又曾遭受1870年普法战争战败的屈辱，它处心积虑设法削弱和肢解德国，防止其东山再起，并确立自身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

　　英国仍持传统的“大陆均势”策略，既要大大削弱德国的竞争能力，以利维护自身在世界范围的霸权地位，又不愿德国被肢解或过分削弱，以利于抗衡法国，制约苏俄。

　　英法两国从一开始就卷入战争，不仅损失惨重，而且整个国力遭受重创，使它们在战后帝国主义列强的角逐中处于相当孱弱的地位。

　　1913年，英国本土人口为4000万余人，法国本土人口也有4000万人。战争期间，它们的军事人员死亡分别为90．8万人和153．7万人；负伤被俘失踪者分别为22．8万人和480．3万人。

　　英国1913年至1918年国家预算从1．97亿英镑增加至25．79亿英镑，5年中增长12倍。整个战争支出达124．54亿英镑，相当于同期国家收入的44％。

　　法国战时所受物资损失达2000亿法郎。其东北部10个省开战不久即被德军占领，沦陷4年的被占区原为重要采矿、冶金和纺织中心的，与法国经济生活相隔绝，工业品完全丧失。

　　大战期间，尽管军事工业有所扩展，但英法两国整个工农业生产趋向衰退。1913年至1918年间，生产资料生产下降14．3％，消费品生产下降23．9％。另外，战争期间，英国丧失原有船只的70％，造船业由1913年建造船只总吨位120万吨降至1918年的77万吨。德国的封锁、商船的减少、民用工业的衰落，使英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的影响。1913年至1918年间，按实物量计算，出口贸易减少一半；贸易逆差由1914年的1．39亿英镑增加至7．84亿英镑。为平衡国际收支，英国变卖10％的海外资产，并从美国的主要债权国变为它的债务国。

　　1919年，英国欠美国债务8．5亿英镑，占美国对协约国贷款的45％。英国同时失去了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地位，世界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以及控制两百余年的海运垄断地位。

　　1919年，英国商船吨位低于战前14％；同期世界商船拥有量却增加2倍，主要是美日两国造船业的增长。法国对外贸易入超总额，5年内达到600亿法郎以上，远远超过其支付能力。它同样沦为美国的债务国，至战争结束时共欠美国40亿美元。战争的苦难主要落在大众身上，他们不但要承受失去亲人的伤痛，而且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劳动条件越来越恶劣。由于大量工人应征入伍，广大妇女儿童到工厂从事繁重劳动，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很微薄。各种生活必需品实行严格配给，人们大多处于半饥饿状态。

　　英国工人实际工资在战争期间降低24％，而每个居民的税额从1913年的5．4英镑增加至1919年的19英镑。

　　法国工人的实际购买力仅为战前的1／3。政府还将战争费用的重担转嫁给人民；依靠提高税收、发行公债和货币来弥补巨额财政亏空。

　　与此相反，垄断资本家却大发战争横财。英国垄断资本在战争中获得利润40亿英镑。其矿场全部投资仅1．35亿英镑，而利润达到1．6亿英镑。

　　法兰西银行发行公债的佣金和利息，1914年第一季度收益1523万法郎，1917年第一季度增加至3362万法郎。

　　不同阶级、阶层人们的境遇有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改善经济生活和民主权利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

　　1914年参加罢工人数44．8万人，1918年达至111．6万人。绝大多数罢工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还提出政治要求。工会运动有所发展，会员从1913年的413．5万人增加至1918年的653．3万人。在军队中，士兵拒绝开赴前线，违抗军令的事件不时发生。1917年士兵开小差者增加至2．1万余人，甚至军队内部发生了哗变。

　　在大战中失大于得的还有意大利。它在国力上远逊于其他欧美列强，但也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渴求扩张领土和市场，野心勃勃。

　　意大利原本是德奥意三国同盟一员，进入20世纪后逐渐分化出来。大战一爆发，交战双方都积极争取意大利。它暂时保持中立，与双方同时进行谈判，以争取在对它最为有利的条件下参战。

　　1915年4月26日，英法意俄四国在伦敦签订秘密条约，许诺意大利将在战后从奥匈帝国取得南蒂罗尔、特伦蒂诺、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的部分地区和所属岛屿，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地区，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和伊兹密尔两省，并在瓜分德国非洲殖民地时得到它将得到的一份。英国还同意向意大利提供5000万英镑贷款。

　　5月，意对奥匈宣战。在战争中，意军伤亡极大。它的主要作战方向在威尼斯湾北端通往的里雅斯特的伊松佐河地区。

　　自1915年6月至1917年9月，意军在100千米长的战线上对奥匈军队发动了11次进攻战役，损兵100余万，推进不超过16千米。

　　1917年10月至12月，获得德军6个师增援的德奥联军在伊松佐河上游发起卡波雷托战役，在300千米长的战线上推近100多千米。意军大败，死伤4万余人，被俘265万人，溃散30余万人。

　　意大利总共支出军费650亿里拉，而它每年的国民收入仅200亿里拉。为此，共借外债200亿里拉，内债350亿里拉。工人实际工资降低40％～50％，生活费用比战前提高402．8％。大战结束后，伦敦密约的许诺大多未曾兑现，在意大利国内激起了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

　　与英法意等国的情形大不相同，美国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趁火打劫，肆意掠夺扩张，大发横财。特别是美国，参战时间短，战场远离本国，又是协约国军需供应的“兵工厂”和总后方。它的损失轻微，获利最大。按1913年比价折算，美国支付的战争费用仅为英国的55％。

　　欧洲交战国对军需物资的需求及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能力的削弱，为美国提供了增加工业生产和扩大商品输出的极好机会。

　　大战结束时，整个世界的国际贸易缩减到战前的60％，美国对外贸易却大量增长。

　　大战以前，美国是从欧洲输入资本的国家，积欠欧洲诸国60亿美元债务。战争期间，美国供应物资和军火作为对英法贷款，不仅偿清原先所欠债务，还借给协约国欧洲参战国103．38亿美元。

　　美国除影响欧洲以外，其扩张的目的是加强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支配。

　　1917年，美国在拉丁美洲20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都已达到一半以上，分别占51．7％至54．8％。它对南美的资本输出，从1913年的13亿美元增加1919年的24亿美元。

　　战前它在南美洲没有一家银行，至1921年年初已开设50家银行分行。美国资本还进一步侵入中国。美国对华出口额，从1913年的3500万海关两增加至1919年的1．08亿海关两，增长2倍以上。美国向中国政府贷款1300万美元，攫取在华修建750千米铁路的权利和其他权益。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攫取的利益仅次于美国。日本迫不及待地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其目的就是要接管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独霸中国，进而攫取德国的太平洋属地，从而继续向南扩张。

　　日本在1914年8月对德宣战，9月2日占领中国山东龙口，随即相继占领潍县、济南，控制胶济铁路，并在11月7日攻占青岛。日本人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南下掠取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马绍尔、马里亚纳和加罗林诸群岛。

　　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秘密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袁世凯政府除对其中第五条，即中国政府须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潮洲间的铁路修筑权等声明“容日后协商”外，其他各项均于5月9日答复予以承认，并与日方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等卖国条约及13个换文。

　　但在中国人民强烈反对，以及英美关于不得损害他们在华利益的表示之下，未能全部实际生效。

　　协约国多次要求日本派遣军队到欧洲作战，日本政府均以种种借口拒绝出兵。

　　至1917年3月，英法以承认日本对德属太平洋岛屿的占领为交换条件，日本派3艘军舰去印度洋和地中海。在整个大战期间，日本仅以军人死亡300人、负伤失踪910人的轻微代价，夺取了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势力范围”，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而且大发战争横财，增强了在帝国主义列强角逐中的实力。

　　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和来自欧洲的军事订货，使它在1914年至1919年间的进出口贸易增加3倍以上，总额累计13．2亿日元。

　　日本成为主要海运国之一，还取得18．9亿日元的贸易外收入。1919年，日本从战前负债17亿日元的债务国成为借出5亿日元的债权国。

　　美国谋求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企图以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为基石，左右和会议程和决定。它指望控制国际联盟，使之成为它的争霸工具；还要保存德国的一定实力，以抑制英法，对抗苏俄；并要削弱日本在远东的影响。

　　“十四点”原则是美国总统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在国会演说中提出，并在以后的声明中予以阐述的“世界和平纲领”。这是威尔逊总统对解决战后问题提出的建议。

　　“十四点”原则的主要内容：

　　1．以公开方式缔结和平条约；

　　2．公海绝对航行自由；

　　3．拆除一切经济壁垒；

　　4．缩减军备；

　　5．公平调整一切殖民地所有权要求；

　　6．从俄国领土撤军，允许俄国自愿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

　　7．从比利时撤军，对其所应享有的主权不能给予任何限制；

　　8．解放全部法国领土，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

　　9．按民族的分布重新调整意大利的边界；

　　10．充分给予奥匈帝国各民族发展自治的机会；

　　11．撤离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及黑山，并给予塞尔维亚出海口；

　　12．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部分仍享有主权，但属于土耳其统治的其他民族应享有发展自治的机会，达达尼尔海峡向一切国家的船只开放；

　　13．建立独立的波兰，使其拥有安全自由的出海口；

　　14．成立国际组织，以保证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十四点”原则是美国企图凭借在战争中增长的实力，削弱主要竞争对手英法的地位，保证美国充当世界盟主的纲领。它不仅是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也反映了美国敌视苏维埃俄国，限制被压迫民族独立要求的立场。

　　日本和意大利也各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由此可见，“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战胜国列强分配战争赃物的会议，是它们继续争夺世界霸权的会议，也是损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权益、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会议。整个会议的进程，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

　　其实，早在战败前夕，德国于1918年10月4日向美国表示愿在“十四点”基础上进行停战谈判及和平谈判。同年10月底，协约国就停战条款举行预备性会谈。

　　英法意首脑都不愿承担“十四点”内的义务。最后，美国威胁说将抛弃它的盟友单独与同盟国缔结条约。在此之后，英法才有条件地同意和谈。

　　“巴黎和会”的会议分为最高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和全体会议3种。帝国主义五大国首脑及其外长组成“十人会议”，即最高会议，决定和会进程与重大问题。

　　为了便于列强首脑讨价还价，迅速作出决定，1919年3月下旬成立由美、英、法、意首脑组成的“四巨头会议”，并在它之下设立五国外长组成的“五人会议”，以取代“十人会议”。

　　至于全体会议，整个和会期间只开过7次，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巴黎和会”一开始就为议程顺序展开激烈争吵。威尔逊主张首先讨论国际联盟问题，坚持提出国际联盟应与和约共同构成统一的整体，盟约是和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

　　英法主张盟约与和约分开，先讨论瓜分殖民地和领土问题。“十人会议”就此争论了4天，最后决定国际联盟问题与其他问题同时进行讨论。

　　关于国际联盟盟约及对德和约的讨论，几乎每一条款都引起激烈的争执，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利孟梭甚至先后威胁要退出“巴黎和会”。

　　对国联盟约的主要争执是：英国反对盟约中列入海上自由条款，以维护它的海洋优势和贸易地位；美国则力图在海上自由的名义下向世界海洋扩张。美国坚持将德国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领地交由国际联盟处理，实行委任统治制；英法等国反对委任统治原则，纷纷提出各自瓜分殖民地的方案。英国认为，各自战时所占领土应划归各自治领的版图。

　　由于威尔逊致力于建立国际联盟而背离门罗主义传统，为了不给反对派以口实，他力图在盟约中加上一段与门罗主义不相抵触的说明，因此，他不得不对英法做出某些让步，国际联盟盟约达成妥协。

　　1919年4月14日，克利孟梭提出萨尔区由法国实行委任统治及英法驻军莱茵河左岸15年等建议，并表示同意将门罗主义写入盟约。与此同时，为了换取英国支持，美国向英国作出口头保证，放弃海上竞争。

　　三方经过秘密交易而达成谅解。

　　1919年4月28日，《国际联盟盟约》在巴黎和会全体会议上通过。国际联盟理事会的权力机构是会员国全体会议及行政院；行政院由9国代表组成，美、英、法、意、日为常任理事国，另有4个非常任理事国。

　　《盟约》确立殖民地委任统治制，将原属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分别交由英、法、日等战胜国实行委任统治；其实，这不过是殖民统治的另一种形式。

　　威尔逊满以为美国将能操纵由他倡议建立的国际联盟，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国际联盟的实际控制权被英法所掌握。尽管英法之间也有矛盾，但它们在维护原有霸权地位，攫取战争赃物，抑制美国控制国际事务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国际联盟的表决制度，全体会议是一国一票，程序问题可以多数决定，英国连同其自治领地和印度即拥有6票。在行政院，英法也容易形成多数，足以遏止美国操纵的图谋。

　　殖民地的再瓜分，主要利益落入英、法手中，美国一无所得。美国虽软硬兼施，费尽心机，但到头来，通过的国际联盟盟约，对它来说，只是赢得一纸空文。由此引起美国国内的广泛不满。

　　由于《国际联盟盟约》是《凡尔赛条约》的组成部分，美国参议院在1919年11月19日以53比38的多数拒绝批准和约。因而，国际联盟的创立者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

　　《对德和约》条款是战胜国列强在“巴黎和会”期间争吵最激烈的问题。

　　1919年3月25日，劳合·乔治就此向美法提交一份备忘录，主张莱茵区仍归德国，实行非军事化；法国除收回阿尔萨斯-洛林外，将获得萨尔煤矿开采权10年。同时，由英美向法国提供军事保证，以防止可能来自德国的侵略。波兰可获得但泽走廊。尽管法国国内对此强烈不满，但慑于英美的压力，在做了小的调整以后达成妥协。《凡尔赛条约》共15部分440条。其第一部分是国际联盟盟约，第二部分以后是对德和约。主要内容是：

　　1．重新确定德国的疆界。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所有，萨尔区行政管理由国际联盟负责，15年后举行全民投票决定其归属。

　　莱茵河两岸50千米内划为非军事区，德国无权设防。莱茵河左岸由协约国占领15年，划分为3个占领区，分别在满5年、10年、15年后撤军。

　　有3小块面积为384平方千米的地区归属比利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经过公民投票，其拥有1538平方千米的北部地区归属丹麦。在东部，将波兹南、西普鲁士大部和西里西亚一部分交给波兰；但泽作为自由市，由国际联盟管理，波兰有权控制但泽走廊。

　　德国还放弃梅梅尔，并将上西里西亚南部划归捷克斯洛伐克。

　　2．瓜分德国的全部殖民地。按委任统治制，德国的非洲属地由英、法、比利时和英国自治领南非统治。所属太平洋岛屿、赤道以北诸岛归日本统治，赤道以南由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统治。取消德国在中国、埃及、摩洛哥、利比里亚等国的特权。

　　3．最大限度解除德国武装。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限定德国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海军兵员不得超过1．5万人，撤销总参谋部。规定德国拥有军舰的最多限额，禁止拥有潜艇及军用飞机。禁止生产和输入坦克、装甲车等重型武器。

　　4．规定赔偿原则和附加的经济条款。德国及其同盟国需赔偿协约国因战争所受的一切损失。由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在1921年5月1日以前决定德国应在30年内付清的赔款总额，此前德国应交付协约国200亿金马克赔款。

　　德国必须交出并归入赔款账内的实物清单。还规定10年以内，每年交付协约国4000万吨煤等。德国最重要的河流交由国际专门委员会控制，法国免税向德国出口一定数量货物，而德国出口货物必须付税等非互惠措施。

　　1919年5月7日，“巴黎和会”主席克利孟梭将和约文本交给德方，通知德国代表不得进行任何口头辩论，可在15天内用书面陈述意见。德方力图利用协约国列强之间的矛盾，接连发出备忘录，要求放宽某些条件，声称“这个条约的条款之苛刻，是德国人民所无法忍受的”。

　　5月29日，德方向“巴黎和会”主席提交答复，其中包括一整套的反对建议。

　　很多德国水兵宁愿把自己的军舰沉没，也不愿把它们拱手送给协约国。德国的海军官兵们1919年6月12日中午相约登上被扣押在斯卡帕夫罗海湾的德国军舰，以升上一面红旗为讯号，准备把这些船只沉没。

　　他们打开船上的防水活门，使除了“巴登号”以外所有的大型船只、主力舰和战斗巡洋舰迅速沉没。

　　英国警戒舰立刻向他们开火，德国兵或者利用救生筏，或者靠着游泳返回岸上。他们随即被岸上的英国海军拘捕，有部分拒绝从命的德国水兵丧生在英军的枪口下。

　　6月16日，“巴黎和会”将和约最后文本交给德方，仅做了不重要的改动，如原拟将上西里西亚割让给波兰改为举行公民投票。

　　克利孟梭在照会中宣称，对于“今天这一条约文本，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完全拒绝”，要求在5天内答复；如到期还未答复，列强将宣布停战期终止，“采取他们认为有利于强制执行和约有关条款的步骤”。协约国为此集结39个师，福煦受权在“停战终止时，立即开始前进”。

　　德方对是否接受和约发生重大分歧，内阁辞职，重新组成新政府。国民议会主张在不承认德国是大战发动者、不接受追究战争罪责条款的前提下批准签署和约，但协约国拒绝接受任何保留意见。

　　在停战期限终止前1小时30分，德方才被迫宣布无条件接受和约。

　　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枪杀案5年后的1919年6月28日，和平条约在法国签订，《凡尔赛条约》正式结束这场战争，但在德国引起了新的愤恨和摩擦。

　　事实上，德国代表说如果事先知道被如此对待，他们是不会到凡尔赛来的。德国代表因被迫由隔离通道进入明镜大厅而感到耻辱，拒绝进入大厅，直至协约国同意仪式结束时向他们致以军礼，他们才走进大厅。

　　法国主人尽其所能将会场布置得华丽壮观。1871年，德国人曾在凡尔赛使法国人处在卑躬屈膝的地位。

　　法国总理克利孟梭是到达凡尔赛的第一位协约国领袖，他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简短演说，警告德国要尊重条约的规定。但克利孟梭并不是第一位在和约上签字的协约国领袖。此项殊荣给予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签字仪式结束后，威尔逊、克利孟梭和劳合·乔治从明镜大厅走到凡尔赛宫后面的平台上，为此成千上万的观众激动不已。

　　人群簇拥着向前移动以便能看见这些政治家。他们欢呼着：“克利孟梭万岁！威尔逊万岁！劳合·乔治万岁！”如此这般的激动和混乱以致协约国的其他代表一时也被挤在大厅里面。

　　德国代表蒙耻离开会场，并在他们所住旅馆中发表对所受的对待感到十分愤慨。在德国国内那些《凡尔赛条约》的批评家们又何止是愤恨呢！抗议者们涌入街道，德国学生放火烧毁法国军徽。

　　中国反对和约有关中国山东的一些条款，拒绝签字。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此项和约。

　　出席和谈会议的英国代表，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尔·凯恩斯警告人们说：和约可能给德国经济带来严重破坏。其他批评家对《凡尔赛条约》能否真正带来一种永久的和平表示怀疑。

　　1921年7月，美国会两院通过共同决议，宣布结束对德战争，同年8月25日美德签订和约。

　　1919年9月10日，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宫签订《对奥条约》，称为《圣日耳曼条约》。11月27日，在巴黎近郊讷依签订《对保条约》，称为《讷依条约》。

　　1920年8月10日，在巴黎附近的色佛尔签订《对土条约》，称为《色佛尔条约》。

　　以《凡尔赛条约》为主的这一系列条约，基本构成战后国际关系，主要是欧洲国际关系的新体系，通常称为“凡尔赛体系”。这一系列条约的条款是极为苛刻的，是对战败国人民肆无忌惮的掠夺。

　　凡尔赛体系建立了欧、亚、非三大洲的新秩序。

　　国际联盟标榜的是“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声称凡对国际联盟成员国任何一国从事战争者，即被确认为对国际联盟所有成员国的战争行为，国际联盟应给予经济，甚至军事制裁。

　　国际联盟盟约还规定，维护殖民主义的委托统治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国际联盟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的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地分别委托给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来统治。

　　所谓委托统治制度，实际上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制度；从另一方面看，帝国主义列强不得不承认，这是受国际联盟委托，一旦这些殖民地能够自主，它们将取消这种委托。

　　总之，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国际联盟，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制造和平幻觉，以巩固巴黎和会所形成的凡尔赛体系的“新秩序”。

　　至20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对日、德、意法西斯的侵略行动，不但未加制止，反而纵容包庇，终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联盟也就随之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

协约国恃强凌弱

　　1919年6月28日，华丽壮观的法国凡尔赛宫明镜大厅。

　　衣冠楚楚的威尔逊、克利孟梭和劳合·乔治正襟危坐，满脸沮丧的德国代表垂头丧气。随着笔尖在一大叠文件上的”移动，《凡尔赛条约》如期签订。

　　凡尔赛宫后面的平台上，成千上万的观众激动不已。然而，这只是少数国家的狂欢，大部分参战国和受害国的利益都没有得到保证。

　　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代表团由北京和广州派官员联合组成，有北京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及广州的官员王正廷等。中国代表团最初对和会抱有很大的希望，在提交的议案中提出了7个条件：

　　1、废弃势力范围；

　　2、撤退外国军队、巡警；

　　3、裁撤外国邮局有线无线电报机关；

　　4、撤销领事裁判权；

　　5、归还租借地；

　　6、归还租界；

　　7、关税自由权。

　　此后，在中国留欧学生的强烈要求下，中国代表团又追加了一项提案：

　　请求“巴黎和会”取消1915年5月25日的中日协约即“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的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不平等条约。“换文”是1917年日本与段祺瑞控制下北京政府签订的“密约”。主要内容为：

　　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调集于青岛；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段祺瑞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

　　1919年1月27日，由美、英、法、意和日本代表组成的所谓“五人会议”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中国代表列席参加。在此后连续几天的会上，中日两国代表就山东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日方首先提出中国参战晚，未发一兵一卒，因此不能享受战胜国待遇，顾维钧列举了中国对协约国的贡献，指出中国应享有的权利。

　　日方代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兵山东赶走德国人，实际控制青岛为由，称胶州湾以及铁路并德国人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均应无条件让与日本。

　　顾维钧从山东的历史、地理及文化讲起，说明青岛完全是中国的领土，不容有丝毫的损失，因此山东主权应当直接交还中国。

　　日本代表又搬出“二十一条”和1917年日本与欧洲列强签订的密约作为根据，中国代表据理力争。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全国人民纷纷致电声援中国代表。但是，“巴黎和会”的“十人会议”对中方关于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及取消“二十一条”要求的两次提案，均以与“巴黎和会”无关为由予以拒绝。

　　1919年4月下旬，美英法意首脑会议3次讨论中国山东问题，中国代表被拒之门外，连会议记录也不准看。4月30日，美英法“三巨头”召开最后一次关于山东问题的会议，只邀请日本代表参加，再次排斥中国代表。会议决定，德国侵占的中国胶州地区、铁路、矿山、工厂等及一切附属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并将这一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决定列入《凡尔赛条约》。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密令中国代表签字，由此激起了中国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最后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在“巴黎和会”上，还有一项并非会议正式议程却始终在明里暗里进行策划的内容，就是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

　　列强对扼杀苏俄在目标上是一致的，但策略上有不同考虑。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煦，在“巴黎和会”预备会上公然要求组织200万反对苏俄的远征军，并建议主要由美国提供军队。此前，美军已有1．5万人被派往苏俄北部和远东地区，参与武装干涉。威尔逊拒绝增派军队。

　　劳合·乔治认为：俄国这个国家虽然很容易攻入却很难征服。他们主张采取谈判策略，以做好掩护武装进攻的准备。

　　整个和会期间，列强多次讨论武装干涉苏俄问题，批准对苏俄经济封锁，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组成“防疫地带”，抑制苏俄革命斗争的扩展。

　　“四人会议”还接见苏俄各种反革命组织的代表，派遣协约国军事代表团，提供武器装备，并讨论利用苏俄邻国的军队进行武装干涉的计划。

　　1920年4月，协约国集团利用波兰和弗兰格尔匪帮为主力，向苏维埃俄国发动一场武装进攻。

　　在协约国唆使和支持下，波兰于1920年对苏俄发动了战争，4月进入乌克兰，5月攻占基辅。与此同时，弗兰格尔军队由克里米亚自南向北发动进攻。

　　苏维埃军队从5月下旬转入反攻，收复了大片失地，并于8月中旬进抵华沙和利沃夫。波兰政府无力继续战争，遂于10月15日同意和谈。

　　10月20日，俄罗斯、乌克兰同波兰签订了初步和约。11月上旬，继波兰军队失败后，红军多次重创弗兰格尔军队，并最终将其赶出克里米亚，从而彻底打败了帝国主义对苏俄的3次武装干涉，基本结束了国内战争。

　　“巴黎和会”还成立策动武装干涉匈牙利革命的指挥部。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巴黎和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协约国总部下令禁止同匈牙利贸易，实行经济封锁。4月16日起，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先后从东线、南线、北线展开全面进攻。进攻部队在巴尔干协约国军总指挥、法军将领的统率下，总兵力达20万人至22万人。

　　克利孟梭代表“巴黎和会”两次向匈牙利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以罗马尼亚撤军和邀请匈牙利参加和会为交换条件，要求匈牙利红军停止进攻，撤至1918年停战协定规定的分界线内。7月5日，“巴黎和会”作出进一步武装干涉匈牙利的决议，终于在8月初颠覆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德国承担战争赔款

　　德国赔款问题也是“巴黎和会”上争执激烈的问题。法国要求德国赔偿战胜国的全部战费和全部损失，以此作为削弱德国的重要手段。

　　法国提出德国赔款总额为6000亿至8000亿金马克，折合150亿至200亿美元。“巴黎和会”专门委员会建议的赔款总额为4800亿金马克，即120亿美元，英美主张赔偿数额应与德国支付能力相适应。

　　至于赔款分配的份额，英国主张按军事开支分配赔款的原则，提议法国得50％，英国得30％，其他国家20％。

　　法国强调它遭受战争损失最大，坚持应得58％，英国得25％。美方试图折中，主张法国56％，英国28％，但反对英法把偿还美国债务同赔款问题联系在一起。

　　最后商定和约不确定赔款总额，交由一个特别赔偿委员会研究，至迟在1921年5月1日以前向德国政府提出确切的要求。

　　巨额的赔款导致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因此1921年1月6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白里安在夏纳召开会议，讨论德国请求延付赔款事宜。德国代表团在会上说明德国所处的经济困境。

　　在夏纳会谈中，德国代表表示：“德国为了偿付战争赔款，就得扩大出口，如此势必会威胁到法国的工业。”

　　英法两国原先同意让步，但这一让步却随着白里安政府于1月12日的突然垮台而终止。法国新任总理雷蒙·普恩加莱坚持德国必须履行《凡尔赛条约》中的条款。德国代表团在夏纳会议中唯一争取到的是允许其延期付款和在热那亚召开世界经济会议。

　　1921年1月24日，协约国在巴黎决定了德国应付的战争赔偿。基数近560亿金马克，分42年付清。此外，德国还将被迫交纳其12．5％出口商品税。

　　尽管德国没有派代表出席巴黎会谈，但会议上仍然产生了争议。法国总理白里安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劳合·乔治对法国要求更多的赔款这一点十分反感，以致拒绝离开他在格里朗旅馆的房间。

　　白里安不仅向德国要更多赔款，而且要求德国均分其战后重建新繁荣的利益。出口商品税就是对法国这种要求的让步。

　　为了防止德国抵制支付的赔款，协约国也制订了相应措施——如果德国不能支付，协约国威胁说要接管德国关税，在莱茵河两岸地区驻扎军队并重新占领鲁尔。因为协约国的金融专家计算过，德国通过缩减军事预算和取消高薪可以负担一半赔款，但德国马克正在迅速贬值，要想获得赔款“不过是竹篮打水”。

　　果不其然，1921年3月1日，在伦敦举行的协约国会议上，德国拒绝了为数2260亿马克的战后赔款。德国只同意扣除已缴纳的赔款之外，再付500亿马克。因为德国想通过国际贷款来筹措赔款，但协约国驳回德国的建议，并指斥该建议是不可接受的。

　　1921年3月7日，伦敦谈判中断，双方僵持不下，未取得任何结果。8日，协约国采取德国拒付赔款的制裁措施：比利时和法国军队占领了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鲁罗尔特，不久又占领了米尔汉姆和上豪森，并且解除当地警察、武装卫队的武装。

　　1922年8月2日，由于偿付战争赔款和国家银行采取膨胀性的贷款政策，德国的通货膨胀犹如雪崩一般急剧变化。

　　1922年8月初，1美元兑换860马克，到了月底1美元可以兑换1990马克。由于协约国坚持执行德国分期偿付赔款，使马克在国际股票市场上的汇率立即下跌。德国必须以外汇和黄金支付赔款。

　　由于法国对鲁尔区的占领及当地居民的罢工，给德国增加了极为沉重的负担。被占领区有数以百万的居民需要资助和救济，政府必须购买煤炭供应那些缺煤的地区。为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货币印刷机只好昼夜不停地运转。

　　4月份，政府的收入仅为支出的1／7。直至4月中旬，国家银行还能在外汇交易所通过出售外汇、黄金而购进马克，来支撑疲软的马克，但是，鲁尔区的持续斗争，使人无法采取任何支撑措施。

　　物价像脱缰的野马狂奔乱跑。德国人的忍受能力正面临严峻的考验，饥饿在全国蔓延着。在萨克森，愤怒的人群进行暴力活动，以抗议物价飞涨。

　　据此，1923年6月5日，德国国家银行行长鲁道夫·哈文斯坦公开承认马克支撑无望。

　　1924年7月16日至8月16日，协约国伦敦国际会议批准了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的计划，并得到德国议会立即通过。这个计划是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为主席的专家委员会拟定和提出的，所以称“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在1924年4月8日公布，计划所依据的原则是所谓“只谈业务，不管政治”。

　　计划规定，在协约国的监督下改组德国国家银行；但没有确定德国赔款的总数，只规定1924年至1925年的赔款数为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5年后增至每年20．5亿金马克；德国将得到8亿金马克的外国贷款，其中美国承担1．1亿美元，余额由欧洲国家承担。

　　计划规定，德国工业企业和铁路运输收入的一部分、关税的一部分作为赔款支付，法国、比利时军队立即撤出鲁尔。

　　“道威斯计划”的通过和实施，说明法国对德政策的失败，英、美对德政策起了主导作用。“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所得到的贷款远远超过8亿金马克。

　　据统计，1924年至1929年，英、美两国给德国的贷款至少有200亿至250亿金马克，而美国给德国的贷款就占了德国全部外国贷款的70％。德在此间支付的赔款为110亿金马克。

　　美、英的贷款和“道威斯计划”对德国经济的恢复起了不小的作用，德国借此有利条件以现代化的技术更新了本国的装备。至1927年德国生产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1929年，德国的工业经济水平已经超过英、法。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的财政经济日趋稳定，1927年，德国的输出已经超过战前水平。与此同时，德国在外交上向英、法、美提出协约国家军队提前撤出莱茵地区和减少赔款的问题。

　　为了研究修改“道威斯计划”中有关德国的赔款计划，1928年12月成立了特别专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美国银行家欧文·杨格担任主席，所以这个委员会制订的计划称“杨格计划”。

　　制订计划经过了激烈的争论，德国代表要求大量削减赔款款额，由于美国从德国的收益主要是投资利润而不是赔款，所以美国支持德国的要求。法、比、意反对减少赔款，英国要求从德国得到的赔款足够偿还美国的债务。

　　经过长期的争论调停，“杨格计划”于1929年6月7日得到特别专家委员会的赞同。8月6日至31日，由英、法等12个国家参加的海牙会议通过了“杨格计划”。

　　“杨格计划”是“道威斯计划”的延续，但又与“道威斯计划”不同。“杨格计划”规定，德国赔款总额减至1139亿马克，每年支付额比“道威斯计划”减少20％，前37年，即至1966年3月31日为止每年平均支付约20亿马克，后22年，即至1988年为止支付16亿至17亿马克；计划取消了协约国对德国财政经济的各种监督。

　　“杨格计划”的通过，表明协约国进一步放宽《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限制，也表明德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美国对欧洲和德国的经济、政治影响继续加强。

　　1929年，国际联盟在海牙举行会议。会议上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在德国同意下，达成关于赔偿的最后决定，并且同时约定至1930年夏季——比《凡尔赛条约》规定时间早5年——撤出莱茵兰占领区。

　　“海牙协议”是经过英国政府和它以前的盟国间的极艰巨的讨论还价才达成的。有很多次会议似乎必然要完全失败了。但是，当最后获得成功的时候，人们普遍表示了异乎寻常的宽慰和满意。

　　一般辩论和整个会议的确充满了目标一致和希望一致的精神，这是历来大会没有能达到或以后注定不能恢复的。

　　出席大会的会员国数目比以前增多，代表团的质量也比以前提高了。包括30位总理或外交部长的53个国家的代表团，坐满了改革大厅。

　　这是第十届大会，在几个月之后，就到国际联盟正式诞生的10周年了。因此各国发言人在讨论本国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的前后，都要考虑一下国际联盟总的情况，把它最初成立时的期望，和它头10年的成绩以及它未来的展望做一番比较。

　　来自欧洲、南美洲和远东各国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地发表声明：尽管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国际联盟仍然证明它的创立者的信念是正确的；它已经作了巨大的贡献，并且注定还要作出更大的贡献。

　　它的实际工作经验，证明它的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们以及他们代表的各国人民依赖它并且决心维护它。

　　第二次海牙会议经过卓有成效的讨论，于1930年1月20日闭幕。作为战败国的德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承担的经济后果终于获得调整。在海牙谈判的文件中规定，欧洲国家将两次海牙会议的全部成果和“杨格计划”合并处理，对德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一切财政问题做了重新的安排。

　　德国表示将负起新条约规定缴纳赔偿款项的义务，为执行这项会议决定，将建立一个国际银行，德国通过这个国际银行缴付债务。

　　为确保德国付款，该条约的签字国规定德国在货币经济受到威胁时，可以使用延期偿付权。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不可不顾德国的意见另作决定，而是应该通过一个有计划的规章，并在有德国参加的仲裁法庭中进行谈判。

　　所有的与会国家均希望随着条约的批准，能够有条理地处理大战之后赔款问题。

　　1930年2月5日，德国参议院批准“杨格计划”，同时，国会也开始讨论“杨格计划”的提案。此后在3天的辩论中，赞成政府派和德意志民族主义派各持己见，互相争论不休。

　　最后，国会将所有的提案提交主管委员会，该委员会马上着手工作，经过14天的激烈争议后，终于在月底通过了“杨格计划”的全部条文。

　　德国总统兴登堡在其中折中协调，为困难重重的国会立法工作铺路。

　　1931年，德国又以经济困难为理由，要求延期支付赔款，得到美国总统胡佛的支持，发布了“胡佛缓债令”，实际上取消了赔款。从“道威斯计划”到“杨格计划”，德国在经济上得到美、英的种种支持。

　　1931年6月5日至9日，德国总理布鲁宁和外交部长科蒂斯到英国访问，试图向对方解释目前极度困难的处境，但未获得具体的结果，无功而返。

　　美国总统胡佛建议有关国家制订一个延期偿付期，允许各债务国暂停付款一年。在欧洲停留的美国财政部长安德烈·梅隆立即与相关国家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一个国际银行财团贷款一亿美元给德国国家银行，以缓和外国纷纷提走存款的危机。

　　1931年6月20日，针对调整赔款及战争债务的“杨格计划”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德国的经济状况显然已付不出6月份到期的赔款额，结果连带使德国的债权国无法付清对美国的战债。

　　“杨格计划”规定至1988年为止，德国每年向一系列国家付款，其中大部分的款额又将转付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主要债权国美国。

　　条款中规定，德国每年必须缴的款额达10亿马克，以当时的世界经济状况而言，任何一国均得不到这些款额，仅仅是从国际预算银行贷款，德国每年就得支付利息1．1亿马克。

　　美、英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本国的资本和商品输入欧洲，为增强他们在欧洲的势力，为了培植德国力量，以牵制法国，反对苏联，并收“养鸡取卵”之效。

美日英的军备竞赛

　　“巴黎和会”以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还没来得及根据帝国主义力量对比的变化建立一个战后的新秩序，于是，美、日、英三国为此展开了激烈的造舰竞赛。

　　鉴于此，经美国发起，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举行了“华盛顿会议”。

　　帝国主义列强对霸权的争夺，在打败德国以后，就世界范围而言，主要是英美之争；在远东及太平洋区域，则是日美矛盾日益发展并趋于尖锐。自1902年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经1911年续约10年后，将再次面临续约。

　　日本于5月派皇太子访英，希望延长盟约。美国认为，英日同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是对付俄国和德国，在战后将主要针对美国，有利于日本的扩张，因而极力阻挠英日续订盟约。

　　美国参议员洛奇说：

　　英日同盟是在我们对远东的关系中和在太平洋上的一个最危险的因素，它正在鼓励日本穷兵黩武和准备在海上、陆上挑起新的冲突。

　　美国欲改变它在“巴黎和会”以后的不利处境，首先要夺取远东和太平洋区域的霸权，特别是对中国进行扩张，其主要障碍来自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在华投资已接近英国，并几乎掌握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半，超过英美而居第一位。

　　《凡尔赛条约》确认日本获得德国在中国的全部权益及赤道以北太平洋岛国殖民地，加强了日本在远东的地位。美日两国争相扩建海军。

　　1921年7月10日，美国向英、日、中、法、意等国建议，在华盛顿召开国际会议，讨论限制军备及太平洋和远东问题。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在远东或太平洋拥有属地，要求参加会议。华盛顿会议共有上述9国代表及英国4个自治领和印度代表与会。1921年12月13日签订的《美、英、法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通称《四国条约》，有效期10年。条约规定：

　　互相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缔约国之间发生有关太平洋某一问题的争端，应召开缔约国会议解决。缔约国在太平洋区域的权利遭受任何国家威胁时，应协商采取有效措施。

　　《四国条约》是以美国为主角的新集团取代英日同盟。尽管签约同日，4国发表共同声明指出，不能认为缔约表示美国同意委任统治条款，但是无异于承认了战后瓜分太平洋区域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既成事实，承认日本所攫取的权益，使美英日之间的冲突得到短暂的延缓。

　　1922年2月6日签订的《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通称《五国海军条约》。这一条约使英国被迫承认英美两国海军实力相等的原则，意味着英国海军优势开始丧失。

　　条约对日本做了一定限制，但美国放弃在菲律宾、关岛和阿留申群岛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英国放弃在香港以及在东太平洋岛屿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作为对日本的补偿，仍对日本有利。条约对主力舰和航空母舰以外的其他舰种和陆空军军备均无限制，因而并不能真正缓和列强的海上竞争与军备竞赛。

　　1922年2月6日签订的《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是华盛顿会议讨论远东及太平洋问题的主要文件。公约全文共9条，其中第一条是美方代表起草的《四点决议草案》，也是条约的核心。

　　它形式上宣称“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但并没有任何保证。

　　美国代表解释时说，这只是适用于中国的18个省，而不包括“南满”、内蒙古与西藏，仍然维护日本、英国对中国侵略扩张的特权。

　　《九国公约》的实质在于肯定美国提出的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为美国排挤各国在华势力，进行扩张和夺取霸权创造有利条件。

　　《九国公约》完全漠视中国的愿望。中国代表向会议提出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十项原则”中，列举了废除过去中国给予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撤销各国对华各种政治上、司法上、行政上的限制；现有的对华条约应有期限规定；凡涉及让予权的解释应有利于让与国等主张。

　　在随后的讨论中，又明确提出将以前德国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归还中国；日本放弃“二十一条”，取消外国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特权，废止外国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撤销外国人的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在华军警，关税自主等要求。

　　对于中国代表的提议，帝国主义列强均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仅就山东问题，由英美出面进行斡旋，促成中国与日本直接谈判，英美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1922年2月4日，中日代表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其附约》。

　　条约规定：

　　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胶州湾交还中国，撤退日军，中国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胶济铁路路权归属中国，中国偿付日本3200万银元铁路产值，未偿清前车务长与会计长职务仍由日本人担任。

　　日本在山东仍然保存相当大的经济、政治势力。这一条约修改了《凡尔赛条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为签订《九国公约》铺平了道路。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分赃。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其直接目的是要解决《凡尔赛条约》未能解决的帝国主义列强海军的力量对比，调整它们在远东及太平洋区域特别是在中国的利害冲突，完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主义和平体系。

　　可以说，在巴黎和会期间，英法攫取了战胜国的最大利益，并控制了国际联盟。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占了上风。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力量对比，构成了新的国际关系总体格局。

　　总体来说，华盛顿会议暂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同时隐藏着新的冲突。

列强之间的利益纷争

　　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是按照战胜国列强统治集团的意志强加于战败国及世界各国的。它建立在重重矛盾的基础之上，因而是极不稳固的。

　　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战胜国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与弱小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充满着矛盾。

　　一些矛盾被强行抑制了，一些矛盾暂时取得某种妥协，另一些矛盾又产生或激化起来。明里暗里，到处存在着激烈的争斗，随时可能爆发新的危机、出现新的事件，危及国际关系的稳定，破坏帝国主义列强的和平秩序。

　　1921年1月，协约国英法意日比等国代表向德国提出赔偿方案，在42年内偿付总共为2260亿金马克（折合565亿美元）的固定赔偿及每年交付年出口值12％的不固定赔偿，为德国政府所拒绝。

　　协约国军于3月8日占领杜塞尔多夫等鲁尔地区3个城镇，实施制裁。

　　4月27日，协约国赔偿委员会规定赔偿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折合330亿美元），分为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的固定赔偿和交付年出口值26％的不固定赔偿。

　　德国被迫接受，但在支付1921年赔款后表示财政困难，请求延期支付。

　　从1922年3月起，马克汇率大幅度下降，至同年8月，与英镑比价降至1921年5月的5％。

　　英国建议将赔款总额降至500亿金马克，延缓4年偿付。

　　法国、比利时反对削减赔款，只同意延缓偿还期2年，在此期间德同应负担占领军费用。

　　战后初期国际关系中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足以证明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的脆弱性。

　　1919年9月12日，意大利诗人邓南遮率领一支由退伍军人和民族主义狂热分子组成的义勇军占领阜姆城，宣布阜姆城并入意大利。这一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主义战胜国之间的矛盾。

　　1919年4月23日，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因在巴黎会议四巨头会议上要求兑现伦敦密约给予意大利的领土许诺，要求将在亚得里亚海处于枢纽地位的阜姆城划归意大利，遭到美英法三国首脑拒绝而暂时退出巴黎会议，至临近签署对德和约时，才于5月10日重新与会。

　　意大利是战胜国的五强之一，在战争中付出巨大代价，然而，战后对其领土许诺大多并未兑现。

　　意大利朝野广泛认为受了欺骗，曾发起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政治运动。邓南遮占领阜姆城是将民族主义狂热推向了极端。阜姆城问题至1924年才基本解决。

　　由此，意大利对美、英、法深怀不满，其极端民族民主主义思潮的泛滥成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了有34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国际经济会议。

　　这次会议名为讨论复兴欧洲经济问题，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失败以后，转向在外交、经济上对苏俄施加压力，企图尽可能多地迫使苏俄做出让步，以解决沙俄旧债问题，废除国有化法令，签订奴役性条约，进而在苏俄恢复旧制度。

　　会议起初出于苏俄的建议。1921年10月28日，苏维埃政府致英、法、美、日、意等国照会中建议召开国际会议，研究有关建立欧洲和平与经济合作问题。

　　照会表示，只要各国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并向它提供贷款，苏俄愿意承担沙皇政府所借外债。这表明苏俄希望通过作出适当让步，与西方缔结全面的和平条约。

　　1922年1月6日，英、法、意、比、日等国代表在法国戛纳举行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会议，讨论召开包括苏俄在内的欧洲各国经济会议。

　　由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与法国总理白里安事先经过磋商，戛纳会议当即通过决议在热那亚召开此会，并“要求各国总理尽可能亲自参加”。作为观察员列席戛纳会议的美国代表声明：美国政府不同苏维埃政府打交道，拒绝参加热那亚会议。但它仍派观察员出席。

　　热那亚会议期间，协约国方面向苏俄提交《复兴欧洲和俄国经济备忘录》，要求苏维埃政府偿还沙皇和临时政府以及地方当局总计184．96亿金卢布的债务（其中战前旧债96．5亿卢布、战债88．46亿卢布），发还或赔偿被收归国有的外国人在俄财产，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允许外国人在苏俄享有治外法权，由协约国监督苏俄财政。

　　苏俄坚决反对以该备忘录作为协议的基础，并向协约国提出反对要求，指出协约国对武装干涉和内战给苏俄造成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赔偿已经计算出来的损失390．497亿卢布。结果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热那亚会议是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协约国以苏俄为谈判对象，意味着资本主义大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的承认。

　　苏俄不仅宣传了它的外交政策，而且在会前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达成在会上一致行动的协议，并与德国就建立两国正常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谈判，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成果。

　　相反，协约国方面则公开暴露了内部矛盾。还在戛纳会议期间，列席会议的德国代表要求热那亚会议讨论减轻德国赔款问题。戛纳会议后，法国总统和陆军、财政等部部长对戛纳决议大为不满，反对邀请苏俄和德国参加热那亚会议，尤其反对讨论德国赔款问题。

　　法国议会大多数议员对总理白里安猛烈攻击，导致白里安辞职，代之以普恩加莱。

　　后者立即向英国发出照会，要求会期至少推迟3个月；如苏俄不预先承认戛纳会议提出的一切条件，法国将不派代表团参加会议。英法两国首脑为此举行会谈，英方以放弃讨论德国赔款和修改和约问题换得法方同意如期召开热那亚会议。会议期间，在同苏俄谈判过程中，协约国曾起草一个答复苏俄的5月2日备忘录。法国反对应英国要求，将那些颁布国有化法令前在俄国拥有产业的公司和个人宣布为有权取得赔偿的“原业主”的内容写进备忘录，并拒绝签字。

　　美国公开反对“原业主”问题的解释，原来此时英美公司争夺苏俄油田租让权的斗争已趋于白热化，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在俄国革命前已拥有在俄大油田，如作为“原业主”将在争夺租让权中占优先地位。

　　美国出席会议的观察员奉命声明：

　　决不容忍同俄国缔结任何损害门户开放政策或我们所要求于俄国的财产权利的协定。

　　热那亚会议结束以前，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了另一个重大事件。1922年4月16日，苏俄和德国在热那亚近郊的拉巴洛谈判成功，签订《德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通称《拉巴洛条约》。两国决定在法律上相互承认，恢复外交关系，相互放弃赔偿要求，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发展贸易，进行经济合作。

　　苏俄突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图谋建立的反苏统一战线，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德国也摆脱了在战后的孤立处境，开始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从东方寻找经济出路。

　　苏德两国自此经历了长达10年的合作时期，提供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实例。《拉巴洛条约》给协约国集团各国以很大冲击，它们除了发出照会抗议，实行无关紧要的报复之外，别无它法。

　　此后，在1924年至1925年间，英、意、法、中、日等国相继在法律上承认苏俄。这一事件表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矛盾并不是完全不可调和的，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存在，则使它们往往从各自的利害考虑而分道扬镳。

　　1923年1月11日，法国伙同比利时以德国未能履行赔偿义务为借口，出兵鲁尔，几乎囊括德国工业心脏地区整个鲁尔盆地。德法矛盾及英美与法国的矛盾迅速激化。

　　鲁尔事件一时成为战后初期欧洲国际矛盾的焦点。

　　1923年1月11日，法国出动3个师，由比利时军一支分遣队随同，以德国有意不履行木材、煤炭赔偿交付，对其实行制裁为名，侵占鲁尔。

　　法国、比利时军队占领鲁尔，在德国引起极大愤慨。德国政府除提出严重抗议外，鼓励并支持鲁尔地区居民开展“积极抵抗”运动。

　　政府明令禁止向占领当局纳税，禁止与法国、比利时贸易。居民拒绝同占领者合作，拒不服从占领当局的任何命令。反抗占领者的破坏行动层出不穷，一些场合甚至发展为流血冲突。

　　埃森的克鲁伯工厂职工遭法军枪击，死伤65人。斗争焦点是煤炭交付和铁路运输。占领当局接管煤矿，从法国、比利时境内招募矿工，并动用万余人的工兵部队直接经营铁路，均收效不大。

　　1924年1月，法军又利用美国撤军机会开进莱茵河左岸原美国占领区，扩大对莱茵河右岸桥头堡的占领。

　　鲁尔被占领使德国丧失钢铁产量的80％，煤产量的85％，铁路运输和矿山交通的70％，对外贸易急剧减少，经济陷于崩溃。在实行“消极抵抗”运动的一年间，近15万德国居民被驱逐出鲁尔。

　　为“消极抵抗”运动提供财政支持，使德国政府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马克跌至无异于废币的地步。绝大多数德国人的生活遭到近似毁灭性的打击。经济政治危机日益深化，社会动荡。

　　德国政府被迫于9月间撤销支持“消极抵抗”运动的一切条令。1924年年初，鲁尔和莱茵地区的“消极抵抗”运动全部结束。

　　对于法国来说，出兵鲁尔实际上得不偿失。它不仅在政治上陷入孤立，经济上也没有获得预期的利益。它从鲁尔掠夺所得，除去占领军费用，纯收益仅5亿法郎。

　　占领鲁尔导致德国停止支付赔偿，而法国在赔偿总额中的份额达一半以上，反过来又严重损害其财政信用。

　　1923年间，法郎在国内外金融市场的价值下跌25％。它要面对英美大量抛售法郎和有价证券的压力，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连最初支持法国占领鲁尔的意大利也被英美拉拢，一同要求停止占领鲁尔，重新审议德国赔偿问题。

　　英美对法国占领鲁尔极为不满。

　　英国政府不仅关心从德国索取赔偿，而且希望德国恢复经济，以此推动有利于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欧洲经济“复兴”。它在政治上开始扶持德国，借以制约法国，包围苏俄。

　　美国虽然在战后实行“孤立主义”政策，仍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干预欧洲事务，特别是影响欧洲经济。

　　美国认为鲁尔事件造成德国经济崩溃，严重阻碍欧洲经济“复兴”，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极为有害。

　　鲁尔问题和德国赔偿问题能否解决，还关系到美国能否收回欧洲协约国所欠100余亿美元的战争债务。

　　英美更担心德国局势继续恶化，有使魏玛议会民主制被颠覆的危险，并使欧洲大陆现存社会政治结构和帝国主义国际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结束鲁尔事件，成为美英在外交上最紧迫的事务。

　　1924年5月，法国狂热的霸权主义分子普恩加莱因在大选中失败而下台，这标志着法国对德国政策的破产。

　　8月16日，有美国和德国代表参加的协约国伦敦会议，通过“道威斯计划”。

　　它规定在提供外国贷款和改组德国财政的基础上，按德国偿付能力重新确定年度赔偿额，恢复赔偿交付，结束法国、比利时对鲁尔的占领，立即恢复德国在鲁尔的行政和经济控制。

　　从9月1日起，开始实施“道威斯计划”。11月18日，最后一批占领军撤出鲁尔。

　　在1929年至1931年实施“道威斯计划”期间，美国私人资本主要以短期贷款形式共向德国提供22．5亿美元贷款，同期德国向各协约国偿付27．54亿美元赔偿，美国则从各协约国收回约20亿美元战债本息，德国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鲁尔事件充分反映出列强构筑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的脆弱性。

　　战后初期，欧洲国际关系又经历一次重要改组。法国开始丧失依赖英法合作而维持的优势地位。

　　德国在英美扶持下渡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危机，逐渐恢复经济实力及其大国地位。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再一次显现。战争结束以来，协约国列强对德国的凌辱和掠夺，特别是《凡尔赛和约》和鲁尔事件给予德国经济和政治上的严重打击，在德国各阶层民众中激起强烈的复仇情绪，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滥。这正是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德国得势的重要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

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沙俄以一个1．8亿人口的国家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军在大多数战役中损兵折将，节节败退，士兵苦不堪言，逐渐滋长厌战情绪。不少士兵参加反战运动，同情或倾向革命。

　　沙俄从参战至1917年年初，财政入不敷出，靠滥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维持，引起严重通货膨胀。除军事工业外，民用工业和农业产量大幅度下降。广大城市的民众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彼得格勒随时有断粮危险。

　　帝国主义战争和严重经济危机促进了人民的觉醒。1916年，全俄罢工总人数超过100万，许多人在“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下展开斗争。不少农民起来抗租，夺回地主攫取的粮食和生产资料，撵走地主。

　　在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战争动员之下，中亚细亚被压迫民族在1916年7月发动起义，从费尔干省的霍占城开始，发展到塔什干、哈萨斯坦和吉尔吉斯等地，一直坚持到二月革命以后。

　　在一些地方，大批士兵开展反战斗争，出现整团甚至整师军队拒绝执行进攻命令的事件。布尔什维克党在军队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不仅工农兵群众迅速趋向革命化，俄国统治集团内部也频频发生统治危机。沙皇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寄托于迷信、宠信骗子拉斯普廷，听任他控制皇室大部分权力，并在1916年年初任命亲德人物为大臣会议主席兼外交大臣，引起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化。

　　后来，沙皇被迫再次更换大臣会议主席，拉斯普廷也遭暗杀。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一度策划挟持尼古拉二世，迫其退位，另立沙皇。这一宫廷政变图谋虽未实现，但它充分表明沙俄专制统治已经穷途末路。

　　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导致了社会矛盾极度激化，革命风暴终于来临。

　　1917年3月10日，彼得格勒25万工人举行反对饥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的政治总罢工。沙皇政府下令开枪镇压示威群众，激起更加强烈的反抗。

　　11日，布尔什维克党维堡区委决定将罢工变为武装起义。12日起义席卷全城，士兵成批转到革命阵营中来，沙皇王朝大臣和将军纷纷被起义者逮捕，革命在全俄迅猛展开。

　　3月15日，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统治沙俄300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就此覆灭。因此次革命发生在俄历二月，通称“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期间，彼得格勒建立了新的政权机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但资产阶级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成立俄国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临时政府对内镇压革命力量，对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是一个反人民、反革命的政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发展成为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已是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沙皇并未认识到沙皇统治时代已行将就木，仍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把大批的俄国人送上战场。

　　1917年7月1日，20万俄军向被德军占领的伦贝格攻去。先头部队是最精锐的哥萨克骑兵旅。俄军旗开得胜，很快就俘获德国人1．7万名，以后几天又俘获了1000多人。

　　可是，德、奥军队迅速得到后备军的支援，从7月7日起，使用大量野战炮，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反攻。结果俄军全线溃退，进攻完全失败。短短10天之内，死伤6万人以上。

　　这是俄军在第一世界大战中对德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极力主张发动这次进攻的，是临时政府的陆海军部部长克伦斯基，他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他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进攻胜利，他的威望将大大提高；如果进攻失败，可以把账算在布尔什维克身上，说他们煽动士兵反对战争，以致造成战事失利。

　　现在，进攻失败了。于是克伦斯基玩了一个新花招：借口要补充前线兵力，下令把首都一些他认为不可靠的驻军调到前线去。

　　这一来，首都的士兵们再也忍受不了了。

　　7月16日下午，两个士兵突然闯进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市委开会的地方，向主席团发表声明说：

　　我们是首都第一机枪团的代表。我们团决定今晚发动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并且已派出代表到各工厂、团部联络。希望党中央和市委立即组织队伍，领导武装起义！

　　接待这两个代表的是斯大林。他是当时的党中央委员，负责指导彼得格勒市委工作，并负责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工作。他清醒地意识到，军队和外省都还没有做好支援首都起义的准备，猝然发动，肯定会遭到临时政府的血腥镇压。

　　因此向这两名代表作了解释，并希望他们团里的党员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办事，不要贸然发动起义。

　　不料这两位代表全然不听斯大林的劝告，气愤地说：“打倒临时政府是全团的决议，我们绝不违反它！”说罢气呼呼地离开了会场。

　　斯大林知道形势非常严重。正巧这时列宁又因病暂离首都，不能立即得到他的指示。因此，他派人将情况紧急通知党中央委员斯维尔德洛夫，同时又派人向列宁报告。

　　经过多方面的说服解释，准备发动起义的士兵们总算接受了党中央的指示：第二天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游行。第二天上午，列宁抱病返回首都。他表示完全同意党中央的决定，把武装发动改成和平示威游行。

　　次日清晨起，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士兵列队走上街头。他们高举着“要和平！要面包！要自由！”的标语和旗帜，有秩序地开始行进。参加示威游行的有近50万人。

　　临时政府悍然出动军队镇压示威群众，搜捕和杀害革命党人，在全俄实行白色恐怖。

　　下午14时，游行队伍经过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先是一响，紧接着是“噼噼啪啪”的射击声。霎时间，一大批人倒在地上，秩序井然的队伍马上混乱起来。

　　随着人们的惨叫声，端着枪的步兵和举着马刀的骑兵，恶狠狠地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冲来。顷刻之间，大街上淌着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同一时刻，有准备的政府军队在各处出现，对游行队伍进行血腥的残杀。原来，克伦斯基早就从前线调回了好几个忠于政府的团队，加上首都军事学校学生——士官生的配合，有计划、有准备地制造了这一流血事件。

　　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牺牲，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就号召游行群众和平地返回工厂和营房。可是，克伦斯基并不就此罢休。他企图借此机会，一举消灭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党的处境非常危险，只能转入地下活动。

　　果然，临时政府公开地镇压革命力量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报被捣毁和封闭，工人赤卫队的武装开始被解除，有革命情绪的士兵被迫害，许多团和师被解散。

　　临时政府最害怕因而最憎恨的是列宁。因为他们知道，布尔什维克党的“完全不信任新政府”、“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等都是列宁提出来的。因此，要搞垮布尔什维克党，首先要把列宁抓起来。

　　但这又必须寻找一个借口。于是他们造谣说，列宁是个“德国间谍”，拿了德国人许多钱，到彼得格勒来组织武装叛乱。一下子，报纸上刊登的全是这类文章。

　　有了这个借口，临时政府在7月20日正式发出了逮捕列宁的命令。这天夜里，一辆满载政府士兵的大卡车，急驶到列宁住所门前。冲进门后，军官挥舞着手枪逼问列宁夫人：“列宁在不在家？我们奉令进行搜查！”列宁夫人冷冷地回答说：“他不在家。”原来，在临时政府发出逮捕令以前，列宁就秘密转移了住所。军官一声令下，士兵们立即打开橱柜、拉出抽屉、抬起沙发，乱纷纷地搜查起来。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搜到。军官怒气冲冲地从一沓信里抽出一封看了起来。这封信是从远方一个农村里寄来的，上面写着：

　　列宁同志，只有你才能挽救俄国，我们一定跟着您走……

　　军官失望地扔下信件，再次逼问列宁夫人，结果当然还是一无所获。他恼羞成怒，命令士兵把列宁夫人带走。他们虽然没能抓到列宁，但估计到列宁不可能这么快就离开首都，一定隐藏在市内哪座房屋里。因此当天深夜下了一道命令：

　　首都所有的房屋看守人，明天一清早都要站在大门口检查出门的人。凡不是认识的，一律不让外出，马上报告政府，当局要派人前来辨认。

　　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肯定能抓到列宁。列宁果真还没有离开首都。这天晚上，他住在城内一个工人家里。第二天一早，他从窗口里看到，两个守门人紧张地站在大门口，马上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他拿着一把伞，不慌不忙地出门，一直向守门人走去。守门人见屋里走出一个陌生人，想喊住他问问话。可是，列宁走得那么镇定、自然，连守门人也不相信他是个被通缉的人。两个守门人对列宁看了又看，越看越肯定他不像是政府要捉拿的人。他们互相使了一个眼色，让列宁从身边走了过去。列宁接连转移了几个住所。过了几天，他平安地离开了首都。1917年7月27日，克伦斯基爬上了临时政府总理宝座，并兼任陆海军部部长。从此，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这些发生在7月里的重大事件，在俄国历史上称为“七月事变”。“七月事变”，标志着俄国革命已经不可能再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了。

　　以克伦斯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维护英美法帝国主义的利益；对内则竭力维护统治机器，压制人民群众，企图解散工人武装，进而消灭苏维埃。他们四处调集军队，抽出闪亮的屠刀，准备屠杀人民群众。

　　布尔什维克党着手组织推翻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

　　9月7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迅速平定由临时政府策划、得到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叛乱。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被迫流亡在芬兰的列宁，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10月20日夜里，一位个头不高、工人打扮的人匆匆来到斯莫尔尼宫，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激动地站了起来。这位工人打扮的人摘去了假发，微笑着和大家握手。

　　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流着激动的热泪，充满感情地叫道：“列宁同志，你身体好吧？”

　　“好！好！同志们也好！”列宁也异常激动地问候大家。随后，紧急会议便在这种热烈气氛中召开了。

　　列宁严肃地讲道：

　　目前形势极为严峻，我们必须及时地进行一次新的革命，把国家权力从临时政府手中夺过来，全部权力应归工人代表苏维埃。

　　接着，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列宁关于准备举行新的武装起义的提议。

　　不料，就在他们秘密召开会议的时候，有个奸细混进了斯莫尔尼宫，杀害了放哨的苏维埃战士，并且偷听了他们讨论的内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立刻警觉起来，加紧调集军队，并下令逮捕列宁。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按照列宁的布置，准备提前举行武装起义。为了把列宁的讲话内容传达给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以便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党中央将决定在11月6日的《工人之路报》上刊登出来。但临时政府军队早有察觉，这天清晨，一伙临时政府军队突然闯进《工人之路报》编辑部，当即查封了这份报纸。

　　这个消息传开之后，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们迅速集结，并把临时政府的军队轰了出去。工人们加班加点，很快便把《工人之路报》印了出来，并散发出去。

　　于是，彼得格勒到处传扬着列宁的讲话，大家高声读着：“政权应该交给工人代表苏维埃！”人们奔走相告，几个小时以后，20多万人组成的革命队伍集合起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迅即进入战斗状态。

　　在列宁的亲自指挥下，一队队战士出发了，很快便占领了火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和银行等重要设施和部门。他们所到之处，受到群众支援，很多临时政府军队官兵也转到人民这边，临时政府完全孤立了。

　　第二天，也就是11月7日，除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和少数几个据点以外，彼得格勒实际上都掌握在革命军队的手里。列宁当即作出决定：占领冬宫！于是，革命军队从四面八方团团包围了冬宫。冬宫是座堡垒式建筑，要攻占它相当困难。它西北面紧靠涅瓦河，东南方是一条水渠，正前方则是一个开阔的广场。从11月7日清晨起，临时政府就命令士官生用成垛成垛的木头，排成深厚的街垒，堵住了冬宫的全部出入口。

　　在街垒里面，架设有机枪和各种小型火炮，守卫在这里的2000多名士官生，昼夜注视着冬宫四周。

　　克伦斯基一面给部下打气，鼓动他们坚决抵抗，而自己则借口迎接援军，乘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逃之夭夭了。

　　起义部队领导人安东诺夫，按照列宁的指示，派人给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可临时政府认为冬宫牢不可摧，而且有克伦斯基请求的援军将到，因而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起义部队的要求，欲做顽抗。

　　列宁当即向安东诺夫下达命令：必须在当天夜里占领冬宫，逮捕临时政府的全部成员！这天，夜幕刚刚降临，一艘小船划向停泊在涅瓦河里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从小船上跳到舰上。

　　一个放哨的士兵走上前来，厉声喝道：“干什么的？”“我马上要见别雷舍夫！”年轻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说道。那哨兵又端详了一下对方，才勉强说道：“请跟我来！”于是，两人一起走进舱内。一个中年汉子正对围在自己身边的几个人说着什么，见进来两个人，便急忙问道：“有什么事吗？”年轻小伙子急忙上前，迫不及待地问道：“您就是别雷舍夫同志吗？”“是的，我就是！”“这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给您的命令。”说完，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别雷舍夫接过一看，转身对大家说道：“同志们，军事委员会命令我们，今晚21时40分向冬宫开炮！”众人一听，兴奋地轻轻叫了出来。别雷舍夫急忙让大家静下来，认真地向各位布置了一番。然后，对那位年轻的小伙子说：“请你转告军事委员会，21时40分，我们准时开炮！”那个年轻小伙子满意地点了点头，告别了众人，走出船舱，上了小船，又慢慢地向岸上划去。别雷舍夫是巡洋舰上的政治委员，今晚的战斗由他指挥。他每隔三五分钟就看一次手表，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炯炯的双眼直视前方。

　　21时40分，别雷舍夫果断地发出命令：“舰首炮，准备——”炮手们“喀嚓”一声把炮弹推上膛。接着，他毫不迟疑地将高举的右臂向下一劈，喊道：“放！”

　　“轰！”的一声巨响，炮弹带着硝烟从炮口直冲冬宫。紧接着，其他大炮也一齐轰鸣，颗颗炮弹向冬宫射去。

　　巨大的宫殿颤动起来，顷刻之间，宫内便是一片火海。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响起，起义部队在安东诺夫亲自率领下，冲向冬宫，与街垒的士官生展开激烈的枪战。

　　革命战士前赴后继，英勇无畏，不顾疯狂的扫射，勇敢向前冲去。街垒的士官生哪见过这种气概，吓得纷纷逃跑，有的干脆扔下枪支，举手投降。

　　革命战士边喊边跑边射击，很快穿过空地，奔上宫门前的阶梯。但是，巨大的金属制宫门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很多战士从未见过这样威严坚固的门槛，一时不知所措。

　　这时，一名指挥官命令战士爬过去打开大门。于是，几十名战士同时攀着铜杆爬了上去。一会儿，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上千名战士呐喊着涌了进去。这呐喊声，代表着他们几代人的怨愤，带着无数个被沙皇残害过的人的仇怨，因而，格外响亮，可以说是惊天动地。

　　几千人涌进冬宫，便四处搜索。但冬宫很大，建筑物又多，战士们东找西寻，并未发现临时政府的要员，还不时被隐藏在阴暗的楼梯和栏杆后面的士官生射中。

　　安东诺夫见状，急忙找到一些倾向革命的冬宫仆役，让他们带路，有组织地袭击敌人。这样，士官生失去地理优势，很快纷纷被战士们击毙。

　　经过一段激战，守军基本上被消灭，可临时政府的要员还未抓到，战士们把一楼和二楼翻了个底朝天，仍一无所获。

　　安东诺夫身先士卒，带着一支队伍，直向三楼冲击。

　　他们冲到一个大房间，看到几个人影在东躲西藏，安东诺夫举枪喝道：“缴枪不杀！”这群衣着讲究、脸色苍白的家伙，颤抖着举起了双手。他们正是临时政府的副总理和诸位部长们。“我们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你们被逮捕了！”安东诺夫严厉地说道。这些平时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终于低下他们高傲的头。攻占冬宫的消息马上传开了。已经两夜没合眼的列宁顾不得休息，马上起草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并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埃维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列宁当选为第一届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诞生了！

　　随即，莫斯科起义在几经曲折后于11月15日取得胜利。俄罗斯出现了列宁所说的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时期。它的工业发达地区莫斯科周围中部各省，至1917年12月初已几乎全部建立苏维埃政权。

　　1918年4月，90％以上的市有了苏维埃政权。西伯利亚和远东在1917年年底以前，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都相继建立苏维埃政权。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打开一个缺口，促进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运动的高涨，加剧了国际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这是帝国主义全面危机的主要标志之一。

苏俄粉碎外国武装干涉

　　十月革命以在全俄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赢得完全胜利，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巩固苏维埃政权，还经历了3年严酷的国内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的斗争。

　　苏维埃国家建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实现和平。1917年11月8日，在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通过了《和平法令》，宣布苏维埃政权“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

　　协约国拒绝苏维埃政府的和谈建议；同盟国为改善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同意进行和约谈判。

　　从1917年11月20日苏俄与德奥代表开始进行停战谈判，至1918年3月《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字，期间经过布尔什维克党内克服尖锐分歧，德方提出苛刻条件及发动全线进攻，苏维埃政权终于以沉重代价换得短暂的“喘息”时机，与同盟国集团各国媾和，退出世界大战。

　　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后，苏俄于当年11月13日宣布废止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

　　帝国主义蓄意要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协约国列强策动和支持俄国白卫势力举行反革命叛乱，并直接出兵武装干涉，指望颠覆和铲除苏维埃政权。

　　1918年3月，英法美等国派出军舰和军队，入侵苏俄北部的摩尔曼斯克。4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及随后美英军队在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登陆。

　　5月，列强策动由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举行叛乱，占领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苏俄国内的反革命力量，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先后形成3支最危险的白卫势力。

　　在东部和中部，有沙俄海军上将、前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建立的伪军事独裁政权。其反革命武装得到捷克军团的配合，盘踞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一带，在1919年年底始被红军消灭。

　　在南俄和乌克兰，有沙俄将军、哥萨克骑兵军军长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卫军和沙俄将军、二月革命后任最高统帅参谋长、方面军司令的邓尼金所统率的“南俄武装力量”。

　　克拉斯诺夫1918年曾两次进攻察里津，失败后逃往德国。邓尼金白军在1919年占领整个乌克兰，从南面向莫斯科进攻，同年10月被红军彻底击溃。

　　在西北部有沙俄步兵上将、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尤登尼奇率领的白卫军。他就任高尔察克的西北军司令，部队在1919年两次进攻彼得格勒，于同年年底被红军彻底消灭。

　　外国武装干涉的高峰则在1919年春夏，由协约国组织的14国部队联合进攻，其兵力多达130万人，其中有英、法、美、日军约31万人，白卫部队37万人。

　　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所部两次进攻失败以后，协约国又策动波兰军队于1920年4月对苏俄发动战争，5月初占领基辅。

　　双方互易攻守后在同年10月停战，1921年3月签订确定两国边界的《里加条约》。

　　苏维埃国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的红军经过3年艰苦奋战，终于粉碎了侵略军和白卫军的多次进攻，保卫了苏维埃国家。

　　1920年11月，红军攻入克里木半岛，歼灭白卫军南俄总司令弗兰克尔所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

　　1922年10月25日，最后一批日本军队被逐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远东滨海地区全部解放，最终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列宁指导下，苏俄自1921年3月起实施新经济政策。经过几年努力，在克服种种困难和危机之后，苏维埃国家稳定了局势，加强了工农联盟，工农业生产在1925年年底基本上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俄罗斯是拥有100多个大小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庞大殖民帝国。

　　19世纪末，它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占全国人口的44．3％；非俄罗斯族人口占55．7％，均处于被奴役的境地。

　　苏维埃政府在1917年11月15日发布《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承认各族人民平等和自主权。

　　国内战争时期，俄罗斯同新建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苏维埃共和国结成军事联盟和经济联盟。

　　内战结束后，各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了军事经济联盟条约。1922年3月，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三国建立南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同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成立，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盟成为它的首批加盟共和国。

　　1924年1月，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苏联第一部宪法，完成建立苏维埃联盟国家的立法手续。

　　这部宪法的制定和通过，意味着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苏维埃国家恢复了国民经济，医治了战争创伤，巩固了革命成果，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对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发挥着重大影响。

欧洲国家的革命浪潮

　　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欧洲国家工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1918年至1923年间，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掀起了革命浪潮，震撼着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

　　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发生革命的是芬兰。它在1917年11月13日爆发同盟大罢工，迅即在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俄国军队帮助下发展为武装起义。

　　芬兰资产阶级组成政府，于12月6日经由议会宣布独立。苏俄在12月18日承认芬兰独立。

　　1918年1月，芬兰资产阶级政府企图解除工人赤卫队武装。工人赤卫队在原驻芬俄军士兵支持下，于1月28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解散议会，成立革命政权人民委员会，宣告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诞生。

　　资产阶级政府部分成员逃亡西北部另立政府，与德国秘密签订军事协定，制订联合作战计划。4月3日，德国侵略军2．5万人在汉科登陆，10日攻占首都赫尔辛基。5月15日，芬兰革命被扼杀。

　　波罗的海东岸三国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先后建立苏维埃政权。拉脱维亚在1917年12月中旬举行工兵农苏维埃代表会议，建立苏维埃政府。次年12月17日，宣告成立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年11月29日，在纳尔瓦成立爱沙尼亚劳动公社，即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2月16日，成立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俄在当年12月25日承认三国独立。1919年，三国苏维埃政权相继被倾覆，分别建立资产阶级国家。

　　哈普斯堡帝国1918年11月灭亡后分裂成4个新的国家：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王国。它们的边界是按种族关系划定的。虽经哈普斯堡帝国数世纪的统治，这种关系仍然保留着。

　　哈普斯堡王朝起源于10世纪，历尽沧桑。玛丽亚·特雷西亚女王于1740年至1780年在位，虽以铁腕统治国家，还是丧失了西里西亚，并因此与欧洲大多数国家屡屡征战，企图收复失地。

　　1867年，哈普斯堡国土分成以维也纳为首都的奥地利帝国和以布达佩斯为首都的匈牙利王国。日耳曼人在奥地利占大多数，马扎尔人在匈牙利占大多数。豪华的哈普斯堡生活与农民的贫苦生活形成鲜明对比。1914年，加弗里洛·普林西普暗杀弗兰茨·斐迪南大公时，塞尔维亚把这一行动看成是对冷漠的统治阶级的打击。最后一个哈普斯堡皇帝查理一世，战争期间把奥匈帝国变成了事实上的军事联邦。再加上极度通货膨胀和世代相传的种族不满，完全可能引起一场流血变革。然而各民族主义团体多年来经常在国外会晤，以求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1918年11月初，社会党和泛日耳曼党请愿要求查理一世放弃王位。11月11日，查理退位，两天后又退出匈牙利王位。于是各民族立即开始建立政府。奥匈帝国军队在意大利战场全线溃败，激发了奥匈所属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1918年10月28日，布达佩斯由群众示威游行发展为武装起义。31日，组成以卡罗利伯爵为首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11月16日，成立匈牙利共和国。卡罗利政府无力缓解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却铤而走险，镇压匈牙利共产党，于1919年2月20日逮捕了以库恩·贝拉为首的匈共中央委员57人和匈共积极分子150余人。

　　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强烈反对这种倒行逆施的反革命镇压，多次发动罢工、示威以至发生流血冲突。转入地下的匈共中央决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1919年3月19日，协约国驻匈军事代表以划定新的军事分界段为由，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匈方于21日晚答复，并从23日开始撤军。

　　为此，匈牙利将丧失1000多万居民，约2万平方千米土地。卡罗利政府束手无策。社会民主党与匈共代表在狱中谈判，于3月21日达成协议，决定两党合并，暂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党”，立即夺取政权。

　　拥有2万名卫戍部队和3．4万名其他武装人员的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通过决议，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天卡罗利政府被迫辞职，革命政府宣告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匈共领导人库恩·贝拉在革命政府中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

　　参加“巴黎和会”的协约国列强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在3月26日召开紧急会议，策划扼杀在欧洲心脏地区出现的苏维埃政权。

　　自4月16日起，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侵略军先后从东、南、北等方向对匈牙利发动大规模进攻，总兵力超过20万人。

　　匈牙利红军坚决予以反击，5月下旬在北线转入进攻，突破罗、捷联军的防线，至6月中旬解放斯洛伐克地区。6月16日，宣告成立斯洛伐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匈牙利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匈牙利红军撤离该地区后，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被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所扑灭，共存在21天。

　　由于轻信协约国关于罗马尼亚撤军和实行南线停火的许诺，匈牙利红军自6月30日从北方单方面撤军；加上新任总参谋长将作战计划泄露给协约国而在作战中陷入困境。原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导人，自7月下旬与协约国进行秘密谈判。

　　8月1日，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被迫辞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坚持奋斗133天终被颠覆。

　　1918年秋，德国败局已定。德国海军司令部于10月28日命令远洋舰队出海作战，不获胜利就“光荣沉没”。基尔水兵拒绝执行，并于11月3日自发举行起义，揭开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序幕。革命火焰迅即蔓延全德国。

　　11月6日，汉堡政权落入工兵苏维埃之手。巴伐利亚、萨克森等邦君主相继被赶下台，巴伐利亚宣布建立民主社会共和国。

　　柏林工人于11月9日举行武装起义。政府调来镇压的军队倒戈起义工人，起义仅发生小的冲突。

　　但政治斗争从一开始就异常激烈。帝国首相巴登亲王宣告帝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逊位，将宰相职务移交给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艾伯特。艾伯特发布“首相”文告，要公民们“离开街道，保持镇静，维护秩序”。

　　另一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谢德曼不顾艾伯特中止革命的意图，抢先于下午14时向游行群众高呼“德意志共和国万岁”。16时，斯巴达克派领袖李卜克内西在皇宫阳台宣布德国为“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11月10日，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组织第一届临时革命政府，取名人民委员会。它的施政纲领标榜“社会主义”，但不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李卜克内西拒绝参加政府。相反，兴登堡及军队当天就向它表示效忠。艾伯特与军方在11日达成秘密协议，结束“无政府状态”，镇压布尔什维克主义。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原为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的斯巴达克派，在11月11日组成斯巴达克同盟。

　　12月30日，举行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推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党的主席。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凭借其掌握的人民委员会和工会组织，操纵局势，逐步控制了柏林和全德工兵苏维埃。他们精心策划，在12月间两次挑起与左派的流血冲突。

　　1919年1月5日，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柏林的“一月战斗”。6日，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公告推翻艾伯特政府，但起义没有获得广泛的响应。

　　政府在10日进行武力镇压，屠杀起义者。13日起义失败。15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害。

　　同年春季，德国各地出现“第二次革命”浪潮。鲁尔矿工35万人总罢工，持续近4周；萨克森工人在3月2日宣布进行“第二次革命”，掌握政府的权力；不伦瑞克等地成立工农苏维埃共和国。

　　柏林在3月3日发动“三月起义”，一连四五天都处于严重动乱和巷战之中。政府于9日出兵镇压，至16日起义再次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在巴伐利亚，4月13日晚间成立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巴伐利亚工兵苏维埃共和国。柏林政府出动军队会合当地军队与巴伐利亚红军展开激战。

　　5月1日，政府军开进慕尼黑，5日市内战斗结束。巴伐利亚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被扼杀，标志着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的终结。

　　“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了议会制共和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作为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奋斗，由于无产阶级队伍的严重分裂，以社会民主党派右派领导人为代表的多数对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因而遭到了失败。

　　战后初期的德国革命运动，在1923年还有一阵余波。鲁尔危机期间，国内各种矛盾再度激化，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又一次出现革命形势。在共产党人带动下，德国许多城市建立“无产阶级百人团”的武装组织。

　　五一节柏林70万人大游行，鲁尔40万人参加“五月大罢工”。古诺政府在占领军同意下将大批国防军和警察部队开入鲁尔，进行血腥镇压。

　　德国各地纷纷举行抗议活动，8月11日有300万职工参加全国总罢工，迫使古诺政府在12日下台。

　　10月10日和16日，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萨克森邦和图林根邦政府接受共产党人入阁，组成两个邦的工人政府。尽管他们一再表明忠于魏玛宪法，艾伯特仍然宣布全国处于“非常状态”，授权国防军采取军事行动。

　　10月30日，萨克森邦工人政府被强行解散。几天后图林根邦工人政府也告夭折。

　　10月23日，汉堡工人在以台尔曼为首的德共汉堡党组织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在起义中心据点巴尔姆克区，300名起义战斗队员英勇苦战两天才做转移。汉堡工人起义战斗了3天，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

　　在意大利，无产阶级在1919-1920年共举行多次罢工。罢工运动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以葛兰西为首的意大利社会党左派在1920年春提出，夺取政权先从工厂开始，以建立工厂委员会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权形式和推动无产阶级争取革命胜利的动力。

　　5月，米兰冶金工厂厂主联合其他工厂主实行同盟歇业，破坏工人罢工。冶金工会组织工人占领工厂。至8月底，米兰冶金工厂全部控制在工人手中。

　　9月，意大利全国工人参加占领各自所在工厂的运动，他们组织护厂赤卫队，推选工厂委员会领导生产。因原料供应不上，生产被迫停止，运动招致挫败。

　　在工人运动影响下，农民也从自发的抗租抗税斗争发展为以退伍军人为主体的占地运动。至1920年4月，意大利有上百万农民和退伍军人参加占地斗争。

　　随着工农运动的迅猛高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一些地区出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呼声。都灵和佛罗伦萨已有“共产主义城市”之称。

　　经1920年地方选举，在全国省市镇控制了多数席位。但社会党内存在极大分歧，主要领导人深受第二国际改良主义影响，1919年至1920年意大利工人运动未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战后初期，英法等国无产阶级也掀起强大的罢工运动。他们要求改善自身处境，反对武装干涉苏俄。此外，1923年9月23日，在季米特洛夫等人领导下，保加利亚西北部举行反对詹科夫军事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9月30日，起义失败。

　　尽管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都遭到了失败，但这一连串的群众斗争、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汇合成为冲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洪流，震撼了资产阶级统治，锻炼了革命人民，激化了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帝国主义的全面危机。

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

　　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突然崩溃，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来势凶猛，由美国开始，迅速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蔓延，造成了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

　　经济危机引起工厂停工、商店倒闭、银行破产、失业激增，整个工、农、商业陷于瘫痪。德国和美国受危机的打击最为严重。

　　与此同时，农产品销售额大幅度下降，德国几乎下降一半，美国下降一半有余。

　　在财政金融方面，银行信贷系统崩溃。随即引发了德国一家大银行，即达姆施塔特国家银行破产，德国全部银行交易所被迫关闭。在国际贸易方面，整个世界国际贸易额下降。

　　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倒退了25年。其中，美国倒退了27年，德国倒退了36年。

　　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失业成了广为流行的瘟疫。德国和美国的失业现象最为严重，即使就业，大约也有一半人打短工。

　　经济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工人罢工此起彼伏，中小资产阶级掀起阵阵抗议声浪，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这次经济危机是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它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影响较大的德国和日本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

　　危机期间，德国工业生产直线下降。城市中小商业者、企业主和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动荡不定。许多工厂倒闭，中小企业破产。德国的官员、职员和知识分子的收入及退休金也大大减少。德国政府还不断削减社会保险费和补助金。在经济危机中，德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大大恶化。1932年至1933年间，农业收入降至1913年以来最低数额。农业危机首先表现为农产品销售困难，农业债务激增。在农业危机的冲击下，小农户都受到影响，就连有田250公顷以上的大地主也均负债。在债务重压之下，农民被迫出卖地产，其贫困程度相当严重。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中小资产阶级在苦闷、彷徨中寻找出路，提出：

　　我们需要一种新时代的信仰！

　　我们要改造社会、强烈地渴望一种进行改良、改善自己政治、经济处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城市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企业主强烈地希望，在大垄断资本面前得到国家的保护，限制大工厂、大企业的势力，以求生存，进而改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中小农户希望政府推行保护关税政策，降低地租，调整农产品价格。官员、职员和大学生希望保证就业，保持社会地位的稳定性。总之，自1930年起，中小资产阶级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希望建立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新的国家。

　　日本经济危机爆发较晚。直至1930年春天，日本才遭到世界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

　　日本对外贸易剧减，给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日本经济打击极大。国内物价、股票行情下跌，刮起阵阵解雇工人和企业倒闭之风。

　　1929年至1931年，日本农户负债总额相当于农产品总值的两三倍。沉重的债务，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此外，大批失业工人流向农村，加重了农村的压力。

　　日本是一个中小资产阶级广泛存在的国家，经济危机使中小资产阶级的处境恶化。在一般城市居民中，掀起要求降低房租、电费和煤气费的运动，中小商人纷纷反对大百货商店的排挤。

　　中小资产阶级成员，既对现状不满，特别是对财阀怀有强烈的愤恨，要求“革新”和“改造”社会，又具有保守和反动倾向，易于接受民族侵略扩张和专制思想的宣传。

　　日本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政党政治的鼎盛时期，但是此时政党政治不能解决日本的内外危机。

　　同时，各政党从本党利益出发，争权夺位，互相攻击，为政党政治自掘坟墓。同时，选举中的收买、舞弊现象越演越烈，重大贪污案接连不断。政党政治在民众中威信扫地。

　　不难看出，经济危机大大激化了日本的社会矛盾，从而为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总之，在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中小资产者受到了沉重打击，对其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惶恐不安，对于社会现状十分不满，强烈要求改造社会，幻想出现维护本阶层利益的强权人物和权威国家，形成了对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猛烈冲击。

　　法西斯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但是，在具有议会民主制传统的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尽管法西斯组织活动频繁，但统治阶级通过调整现存的议会民主制，阻止了法西斯运动的发展。

　　而在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影响较大和议会民主制传统薄弱的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势力却发展成为强大的法西斯运动，为法西斯党派的合法上台奠定了重要基础。

共产国际的蓬勃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公然在国会中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随着一战的进程也已瓦解。为了迎接世界革命的到来，国际工人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国际革命组织。

　　列宁为创建国际革命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

　　1917年4月，列宁就已提议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以取代堕入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

　　1918年，芬兰、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德国都成立了共产党。

　　此时，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巴黎和会上筹建国际联盟，共同镇压苏维埃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也在积极筹划复活第二国际。

　　为了与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相对抗，削弱死灰复燃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各国共产党人将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提上日程。

　　1919年1月，由俄国共产党（布）发起，召开筹建共产国际的国际会议，并以与会共产党和左派组织代表的名义向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左派组织发出参加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邀请。

　　当时，到苏俄参加会议的代表历经艰险。奥地利共产党接到列宁的邀请后，奥共中央决定派党的主席格鲁贝尔去参加会议。

　　1919年2月10日，格鲁贝尔从维也纳动身了。当时，从维也纳去莫斯科障碍重重，意外的事故层出不穷。一路上，格鲁贝尔在车厢踏级、车顶、车厢连接处坐卧休息，有时甚至坐上运送牲口的车皮，最后，连运送牲口的车皮也没有了，只得步行。这时，俄国国内战争尚未停息。进入俄国国境以后，还要穿过两道白卫军封锁线，才能到达莫斯科。

　　一次，格鲁贝尔经过白卫军盘踞的村庄，被白匪发现了。他拼命逃跑，一群白卫军紧追不放。格鲁贝尔跑上一座山坡，脱下棉大衣包住头顺着坡滚进一条沟里，才摆脱了白卫军的追赶。他浑身都受了伤，衣服也划破了。

　　于是，他乔装成一个被红军俘虏后释放回来的穿着破衣烂衫的士兵，把列宁的邀请书和奥共签发的代表证缝在军装里，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继续向莫斯科前进。

　　走着走着，突然有一群人从背后赶来，把他包围了。他被押到一个军队司令部。“这下可完了！”格鲁贝尔心想，一定是给白卫军抓住了。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一个长官开始审问他，并搜查他的军装。格鲁贝尔紧张得心“怦怦”直跳。正在这时，格鲁贝尔蓦地在煤油灯的昏黄的光线下，瞅见这个长官的军帽上面缀有一颗小小的红星！“你们是……”格鲁贝尔惊异地问道。“我们是红军……”长官回答。“那太好了！我是到莫斯科去参加列宁召开的国际会议的。”格鲁贝尔说着，撕开军服，掏出了列宁的邀请书和代表证。代表证是一块碟子般大小的布。在场的人都非常惊讶，立即向格鲁贝尔表示歉意。第二天早晨，审问他的那个长官——红军师长亲自把他送到火车站，安排在头等车厢，还给了他一口袋食物，并请他向列宁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就这样，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格鲁贝尔终于在3月初到达了莫斯科。走在莫斯科大街上，格鲁贝尔心情特别激动。他参加的这次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格鲁贝尔来到克里姆林宫。接待的同志告诉他，昨天会议已经正式开幕，列宁致了开幕词，现在各国代表们正在进行大会发言。格鲁贝尔走进会议厅，引起了全场的瞩目。前几天大家得到传闻，说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已经在旅途中牺牲了。他的突然出现使代表们又惊又喜。格鲁贝尔走上主席台，列宁站起来，满面笑容，向他伸出双手，亲吻了他。“格鲁贝尔同志，我们马上请您发言。”列宁说。“我这副样子怎能在听众面前讲话？”“正是这样子才好。”列宁向代表们宣布，曾经被大家以为牺牲了的奥地利代表刚刚抵达，现在请他发言。

　　格鲁贝尔报告了奥地利工人运动情况，报告了奥地利共产党员怎样同投靠本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进行激烈斗争的情形。他的报告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好极了，格鲁贝尔同志！”列宁紧紧握住他的手。

　　晚上，列宁向他介绍了前几次会议的情况。在前几次会议上，苏俄代表团提议立即成立共产国际，列宁也支持这个提议。但有个别代表认为，不必急于成立共产国际。

　　列宁征询格鲁贝尔的意见。格鲁贝尔说，奥列宁在演讲共在接到邀请后，即确认这次代表大会就是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因此，他完全拥护苏俄代表的提议。

　　在3月4日的大会上，格鲁贝尔又作了发言，详细阐述了必须立即成立共产国际的理由。会场上掌声雷动，表示赞成这项提案，然后进行投票表决。表决结果，提案一致通过，全场欢腾。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

　　就在这天会议上，列宁喜气洋洋走上讲台，作了《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

　　列宁回顾了无产阶级战斗的革命历程，挥着有力的手臂说：“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的螳臂是挡不住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的。现在，无产阶级必须找出实行自己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

　　他还说：“尽管资产阶级还在横行霸道，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

　　列宁讲话时，两眼炯炯有神，显得异常兴奋。自1918年他被反革命分子刺伤以后，身体尚未恢复，同志们让他坐着说话，但他还是站起身来，挥动着手臂，声音洪亮有力，响彻大厅。

　　这天晚上，格鲁贝尔和另外几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宣言》的定稿工作。列宁也来和大家一起推敲《宣言》的文字。从晚上22时一直工作到早上6时，列宁忘记了疲劳，大家把《宣言》逐段逐句念给他听，他和大家屡屡争论这句那句的措词，最后，他才乐呵呵地微笑着和大家告别。

　　3月6日，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

　　《宣言》号召各国工人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夺取政权而进行坚决斗争。接着，又选举了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完成了全部议程。列宁宣布大会闭幕。

　　共产国际成立以后，为了在群众中明确地与第二国际划清界限，又称“第三国际”。

　　来自21个国家35个政党和左派组织的52名代表出席会议。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的工人组织派代表列席会议。

　　会议通过《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共产国际章程》（草案）等文件。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受它领导。

　　共产国际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无产阶级国际革命事业的直接继承者。它的建立使各国无产阶级有了一个团结的中心，进一步推动了各国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促进了各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至1922年，在欧洲，连同俄共（布）在内，已先后建立28个共产党；在亚洲，有7个国家，南北美洲有7个国家，大洋洲和非洲各有2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遍及全世界。

　　在共产国际的指引下，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风起云涌。

　　在共产国际的指引下，各国的革命者纷纷组织起来，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美国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西班牙、法国、英国的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意大利和中国的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

　　共产国际成立后，国际工人运动有了重大发展，又有一些国家建立共产党。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后转到莫斯科）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41个国家的218名代表。

　　大会的任务是在各国共产主义力量迅速发展的形势下，研究如何帮助一些年轻的共产党组织内部克服“左”倾宗派主义倾向；确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原则、行动纲领和战略策略。

　　列宁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着重阐明了反对机会主义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列宁认为，工人运动要不是由机会主义分子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统治下去。因此，在各国党内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正是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

　　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亲自制订的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

　　其中规定：

　　凡是要求参加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系统地宣传共产国际的纲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与改良主义的“中派”分子决裂，并把他清洗出自己的队伍；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党；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纲领和决议。

　　大会还通过了列宁拟定的《土地问题提纲》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决议。这两个决议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的观点来考察农民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对农民的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进行领导。

　　1920年9月，共产国际在苏俄巴库召开了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印度、伊朗、土耳其等3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大会决定设立“东方民族行动和宣传委员会”，出版《东方民族》杂志。共产国际为东方民族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随着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国际影响的增长，1921年6月22日至7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52个国家的103个组织的代表共605名。大会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应以争取群众的大多数为主要任务。

　　列宁在大会上提出：

　　为了赢得胜利，必须取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我们不仅应当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而且应当把农村居民中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大会发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号召，以争取群众的大多数和消除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提纲，把争取群众大多数的思想，从政治上到组织上加以具体化。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58个国家的66个组织的408名代表。会上，列宁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讲演。

　　列宁总结了苏俄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必须深入学习苏俄和世界革命运动的经验。

　　大会批准了共产国际策略提纲，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组织工人成立统一战线，提出了建立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的思想；共产党人必须竭尽全力防止工会分裂，争取工会的统一和工会的革命化；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大会提出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决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推动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深广发展。

　　在欧洲各国革命被镇压、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处境非常困难。他们不仅遭到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党人从外部的围攻，而且还遇到党内各种机会主义集团的破坏活动。

　　特别是1924年1月21日国际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列宁逝世后，更增加了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困难。在上述情况下，共产国际决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4年4月18日，共产国际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报。通报提出，第五次代表大会必须就过去几年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情况作出总结，并本着真正列宁主义精神来解决它面对的一切问题。

　　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510名，代表49个国家的60个组织。大会总结了前一阶段斗争的经验，讨论和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策略方针和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建设等问题。

　　代表大会完全肯定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后执行委员会所进行的活动，并对1923年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作了总结。

　　这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在革命过程中，共产国际向各国无产阶级指出了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正确道路。如德国革命，早在1923年春，共产国际就指出，由于法国、比利时占领鲁尔区而带来的危机，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共产党要加强革命准备工作。

　　至8月，在群众革命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要求德国共产党立即确定直接夺取政权的方针，并动员其他国家支部大力支援德国革命。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首领的背叛和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投降行动，招致了这次革命的失败。

　　从当时各国革命斗争主观指导方面来看，这次革命之所以失败，更主要的是因为欧洲各国还缺少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在革命高涨年代所建立的各国共产党都还年轻，缺乏斗争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不够，对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原则的理解不够，尤其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的具体情况结合，组织上也很软弱。这就造成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不能强有力地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

　　代表大会对实现工人队伍统一问题给予了极大的注意。要取得工人队伍的统一，必须有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把广大工人群众争取到自己的方面来，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革命力量。

　　代表大会指出，欧洲各国支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是统一工人阶级队伍的严重障碍。

　　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过去和现在一直是革命的手段，而不是和平进化的手段。它是四面受敌人包围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革命的灵活战略。

　　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把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大多数非党工人吸引到共产党这方面来，吸引他们参加斗争，从而准备对资产阶级采取进攻。

　　共产党人的议会活动是为了揭穿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欺骗行为，并对广大劳动群众说明资产阶级成立的所谓工人政府的伪装性质，它是革命无产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和当时资产阶级不可避免的动摇不定的派生物。它实际上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府。

　　“工农政府”的口号是用革命的语言，用人民群众的语言，来表达“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俄国革命经验中所产生的“工农政府”的公式，是动员和鼓舞群众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苏维埃制度的一种方法。它是为劳动人民中的广大阶层所易于接受的一个好公式。

　　特别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越来越多地被邀请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社会民主党所掌握的广大工人阶层生活越来越坏的时候，对执行这一策略更加有利。

　　共产党人在执行这一策略时，要善于吸引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普通工人群众和共产党人一起，首先参加经济斗争，然后参加政治斗争，以消除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们的影响，从而使劳动人民中的主要阶层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

　　但共产国际欧洲各国支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这样，他们把工人政府说成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的政府，是和社会民主党的一种政治联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德国最为典型。

　　回顾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战斗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问题。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5月18日至30日举行。会议记录始终没有发表。到会的代表共71名，其中33名有表决权。会议议程只有中国问题和战争危险问题两项。

　　执行委员会这次不像往常那样在一个大厅里开会，而是在旁听者无法容身的一间小小的委员会办公室里举行的。有关文件直至会议开幕前夕才散发，而且在会议结束时必须交还。只有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说和布哈林向莫斯科党组织作的报告事后发表了。

　　1928年8月17日至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532名，来自57个国家65个组织。大会最重要的议程有两个：一是讨论当前的国际形势；二是讨论共产国际纲领。

　　布哈林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指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经历了3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无产阶级直接进行革命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逐渐稳定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复兴”，资本主义攻势的发展和扩张，无产阶级则继续处于守势，这个时期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进入第三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和苏联经济都已超过了战前水平，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缩小之间的对抗急剧增长，必然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指出在各种增长着的矛盾的压力之下，帝国主义面临着不可避免的革命与灭亡，共产国际的最终目的是共产主义世界代替资本主义世界，阐述了苏联新型社会制度的形成；规定了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

　　大会还听取了库西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报告、曼努伊尔斯基关于联共（布）情况的报告。大会还通过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危机的措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开展国际反战运动》等决议。

　　大会选举布哈林负责主持共产国际的决策机构——政治书记处的全部工作。李立三、蔡和森等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代表大会。

　　从1919年起，共产国际总共召开了7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1935年召开的。

　　会议对各国法西斯准备挑起新的世界大战阴谋作了全面的揭露，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战争。大会提出的口号是“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为世界人民指明了共同的敌人。

　　共产国际成立之初，曾经期望在很短时间内掀起欧洲各国革命高潮，并在赢得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

　　后来的实践证明，当时对于国际革命形势的估计是不切合实际的，在它的活动中，过分地强调了国际的集中领导。但它的建立和指导，尤其是在初期，的确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空前活跃的局面。

　　各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拥护和信奉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政治上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决裂；在组织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统一行动和严格纪律，因而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和战斗力。

　　它的存在、发展及影响的扩大，直接间接地构成了对各国资产阶级统治的严重威胁。它的革命实践，加剧了帝国主义全面危机。

　　共产国际在中、后期活动中，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党的建设作出过不少错误的指导和决定。但它正确作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策。

　　1943年，由于战争环境，以及各国共产党的逐步成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由单一的“中心”来领导。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于5月15日作出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由各国共产党根据各国的情况来领导。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朝鲜爆发反日示威游行

　　1910年8月，日本吞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朝鲜变本加厉地实行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朝鲜各阶层人民不断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爱国斗争。1919年1月22日，传出被日本废黜和长期幽禁的朝鲜国王李熙被毒死在德寿宫的消息，激怒了朝鲜各阶层群众，成为爆发反日爱国运动的导火线。李熙，原名载晃，字明夫，即位后改名李熙。李熙是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之子。1864年以王室旁支身份即位，成为新任朝鲜国王。

　　由于在许多朝鲜人眼中，被日本人废黜和长期幽禁的前朝鲜国王李熙是朝鲜复国的精神支柱，因此，李熙也成为了日本人的一块“心病”，必欲除之而后快。

　　李熙于1897年即大韩帝国皇帝，年号光武。其实，日本人只不过做个样子给世人看罢了，他们的目的是让李熙充当日本的傀儡。不过，李熙这个大韩帝国皇帝胸怀大志。他见日本实际已做上了太上皇，心里很不自在，便暗地里联络欧美势力，企图摆脱儿皇帝的处境。1905年，日本与俄国又交起火来，李熙乘机活动，争取朝鲜的独立。结果，俄国吃了败仗，寻求独立的李熙碰了壁，没办法，只好逃到俄国大使馆里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还是被日本人抓了回来。李熙气得吐血，被监视在深宫里，不准外出，整天唉声叹气。时隔不久，在荷兰的海牙召开了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李熙得知这一消息后转忧为喜，暗派一个密使前往海牙，在万国和平会议上呼吁国际舆论帮助朝鲜废除日本的“监护”，恢复朝鲜的独立。

　　日本驻朝鲜总督长谷川得知密使是李熙派出的，恼羞成怒，领兵冲进宫来，一把将李熙推下皇帝宝座，下令废掉李熙的皇位，另扶一个叫李坧的太子来做儿皇帝。

　　被废的李熙被关在德寿宫。从那时起，李熙在德寿宫整整被幽禁了12年。李熙在德寿宫里的生活也还不错，身边照样有宫女侍候。

　　李熙每天吃过晚饭稍事休息，就端坐在佛堂之上诵经念佛。诵经之后，宫女会依照惯例奉上一杯中国的红茶给他喝。李熙平日最喜欢喝红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赢得了胜利。亚洲各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埃及发生华夫脱运动；与朝鲜毗邻的中国，爱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日本见此局势不禁着了慌，担心朝鲜也为独立而乘机闹事。长谷川想，李熙虽然被关在高墙深宫里，可他在朝鲜人的心目中依然是个活着的神像。再说李熙本人也天天梦想复国，若是时局一变，他肯定又是朝鲜反对日本统治的一面旗帜。

　　于是，日本决定把李熙这个心腹之患除掉。

　　1919年1月4日晚，吃过晚饭的李熙又在佛堂上诵经，一个宫女像往常一样向他敬奉一杯红茶。李熙恰巧此刻口干，顺手接过茶饮了一大口。正想夸红茶清香，忽觉肚中绞痛难忍，倒在地上翻滚。宫女大惊失色，冲出门连声叫喊救驾。

　　可是，未等宫中太医赶到，李熙已七窍流血身亡。过了一会儿，日本监护、医生和宪兵出现在宫中，好像事先就准备好了似的。日本宪兵称李熙是得急病死的，并当即拘捕宫里所有的朝鲜官员、宫女和仆人。

　　接着，他们对外发丧，宣称李熙因患脑出血突然驾崩。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宣布，将在3月3日这天，依照日本礼仪，为李熙举行国葬。

　　李熙的真实死因，是蓄谋已久的日本政府下了毒手。日本特务利用李熙夜间喜用红茶的习惯，悄悄在茶中投下了剧毒砒霜。长谷川自认为这事做得机密，绝不会有他人知道隐情。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不出几日，日本毒害李熙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朝鲜。李熙的被害使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受到深深的伤害，引发了朝鲜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斗争。朝鲜天道教教主孙秉熙拍案而起，联络数十位朝鲜民族代表，起草了《独立宣言书》。爱国学生举行反日大游行，声援孙秉熙，并与以他为首的代表们结成反日同盟。举国相约，在3月3日国葬之日，发起反日大示威。

　　2月8日这天，在日本的朝鲜留学生率先起事，在东京举行几千人大会，发表要求朝鲜独立的宣言。

　　3月1日，反日斗争提前发动。成千上万的汉城学生涌向市中心的塔洞公园。汉城和其他城市的工人都赶来了，连边远山区的农民也赶着牛车或骑着毛驴蜂拥而来。学生领袖登上公园中心六角亭，面对人山人海，庄严宣读了《独立宣言书》。

　　集会过后，30万人民群众，高举着朝鲜国旗，挥舞着标语小旗，涌向大街，盛大的游行示威开始了。几十万人在长街上振臂高呼：

　　朝鲜是朝鲜人的朝鲜！

　　日本强盗滚回去！

　　朝鲜独立万岁！

　　游行的队伍像澎湃的潮水一般，奔涌在汉城的大街小巷，拥向停放李熙灵柩的德寿宫前祭奠。在爱国群众的感召下，一部分朝鲜巡警也加入了游行队伍。长谷川见时局危急，急忙派大批驻朝鲜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前去镇压。赤手空拳的人民群众与日本殖民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日本强盗用大刀砍、马鞭抽、绳索套，残忍至极。一个手举国旗的女学生无所畏惧地迎着日本宪兵的屠刀前进，宪兵砍了她举旗的右手，她不顾伤口的剧痛，用左手举起国旗，又挺身向前走。汉城“三一”大游行震动了全国。这一天，在平壤、南浦、安州、宣川、义州、元山、仁川等地也发生了群众示威和暴动。

　　在开城，3月3日上午，有200多名学校女生，排队高唱赞美诗和独立歌，不多时就聚集了3000多人。到了下午，许多十五六岁的少年也加入队伍，高呼“独立万岁”的口号。

　　不仅如此，朝鲜各地还兴起了停业、罢市、罢工、罢课和抵制日货的浪潮。许多地方愤怒的群众拿起自制的武器，冲进日本官厅，杀进日本公署的郡守衙门。

　　一批日本官吏、亲日奸细和地方恶霸被就地处决。起义活动一开始就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3月1日当天，日本原敬内阁急忙训令长谷川：“这次事件需要把它说成是轻微问题，然而实际上要严格处置，以防再次发生。但要充分注意，外国人最注意此次事件，不要招致苛刻的批评。”

　　至4月，日本政府决定采取“断然处置”措施，并增派6个营的兵力和400名宪兵去朝鲜。长谷川最后发布命令：“动用全部兵力尽力镇压！”他还授权警察任意搜查、逮捕朝鲜爱国群众。

　　在镇压过程中，日本侵略者露出本性，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虐杀朝鲜人民。日本军警到处用军刀或铡刀砍掉起义者的头颅，在街上示众；把爱国者绑在街头十字架上，往四肢钉铁钉，把他们活活折磨致死。

　　在令人发指的“堤岩里屠杀事件”中，日本军警把村内的基督教徒30余人押进教堂并封锁出口，接着向教堂开枪扫射。

　　此时，一名妇女把自己的婴儿举出窗外，央求免孩子一死。但是，日军却用刺刀刺入婴儿的头颅，使其当即死亡。

　　接着日军纵火焚烧教堂，将这些平民活活烧死。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但日本殖民当局竭力掩盖称：没有杀死一个人，只有两个人受了重伤。

　　但是，英勇的朝鲜人民在一系列的斗争中，显示出了不屈的精神和与日本血战到底的决心。

　　朝鲜“三一”运动是一场全民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虽然属于自发斗争，缺乏统一领导，加上力量对比悬殊，遭到失败，但打击了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迫使日本不得不撤换总督，将“武断政治”改为“文化政治”，在经济上做出某些让步。

　　经过“三一”运动的洗礼，朝鲜工人阶级开始以一支有组织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1920年，汉城出现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劳动共济会。以“三一”运动为转折点，朝鲜开始进入工人阶级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时期。

中国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

　　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此消息传到中国后，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约。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

　　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抗议，在4月30日签订了《和约》，即《凡尔赛条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送日本。

　　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4条办法：

　　一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是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是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是定于1919年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1919年5月4日，北京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市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

　　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6月23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由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在华盛顿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

　　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

　　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印度进行驱逐殖民者斗争

　　在南亚，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的民族工业有了一定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和资源，有150万人参战。它的军费负担在英帝国范围内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

　　1919年3月18日，殖民当局颁布一项由英国法官罗拉特为首制定的镇压印度民族运动的法案。该法案授予总督特别全权，可对认为有颠覆嫌疑的人加以逮捕、搜查，不经审讯予以监禁，被捕者不得请律师辩护，从而激起印度各阶层人民的抗议，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英斗争。

　　从3月30日起，德里及全国主要城市举行罢业、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撤回这一法案。英帝国为了扑灭席卷全印度的群众抗议斗争，于4月13日，在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市对5万多名集会群众进行血腥的大屠杀。

　　当场有1200多人被杀害，2000多人受伤。印度举国为之震惊，反帝斗争进一步高涨。在旁遮普省，人们焚烧政府机关和建筑物，与警察发生冲突，两天之内扩展至50个城市和地区。

　　工人罢工，农村骚动，超越了当时国大党主席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原则。由于甘地下令制止，群众反帝斗争在4月18日暂时平息下来。

　　1920年3月，殖民政府发表关于“阿姆利则事件”的调查结果，为造成这一惨案的现场指挥人开脱罪责。这再次引起印度人民的极大不满。

　　1920年秋，国大党通过甘地提出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计划，规定所有印度人拒绝英国政府颁发的官爵封号；拒绝在法院和政府工作；不进英国人办的学校，抵制英国商品；普遍拒绝纳税等。

　　自此，全印度广泛开展不合作运动，抵制1920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和1921年2月的中央立法会议。殖民当局严厉镇压，自1921年11月至1922年3月，交法庭审判的政治犯19498人，其中15337人被判刑。

　　由于殖民地当局的暴力镇压，不合作运动越来越超出非暴力的界限。不少地方的农民袭击地主庄园，夺取粮食，拒绝缴纳地租。

　　印度工人运动也在不断高涨，英国殖民当局对此惶恐不安。

　　1929年3月20日夜，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各大城市逮捕了31名印度著名的工会领袖和一名英国记者。

　　被捕者中有印度工会大会、红旗工会、大印度半岛铁路工会、全印铁路工人联合会以及联合省、孟加拉省等地的工会联合会的著名领导人和活动家。

　　殖民当局把他们押解到德里东北一个远离工业中心的小镇密拉特进行审判。检察官依据刑法提出公诉，指控被捕者“图谋使国王丧失其对印度的统治”、“图谋借犯罪力量以颠覆印度政府”，证据是他们“煽动劳资对立”、“成立工农党、青年联盟、工会等”及“怂恿罢工”。

　　高等法院审判官认为，被告并无从事任何明显的非法行为。而检察官则宣称：“就本案而言，证明被告是否确曾有何行动是不必要的，只要能证明阴谋就够了。”殖民当局故意把这种没有证据的审判拖了3年半之久。

　　印度人民也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全印度和各大工业中心城市都成立了辩护委员会，印度各地一再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国际进步舆论也纷纷声援受审者。

　　关于这次审判，英国工党和工联大会在1933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承认：“整个审判和法院的一切情形，从法律观点来看没有一点可以证明是正确的，而是可耻地违背了法典。”

　　1929年12月，国大党拉合尔代表大会通过了“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决议，宣布1月26日为独立日。

　　1930年3月，甘地开展第二次不合作运动以后，印度掀起了反英斗争的新高潮。

　　4月18日，孟加拉省吉大港的群众在市中心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晚，苏尔贾亚·森领导的“吉大港印度共和军”袭击英国军火库和警察营房，杀死卫兵多名，发动了武装起义。吉大港人民起义被镇压，“共和军”几十名成员和主要领导人被逮捕和审判。

　　1930年4月，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印度国大党的几乎全部领导人，这更激发了人民的反抗斗争。

　　4月20日，印度西北边省的中心白沙瓦开始了不合作运动。大批农民和季节工人聚集到白沙瓦举行示威游行，工厂、机关、学校都停工停课，到处举行反英集会。由于军警向群众开枪，造成了流血事件。

　　23日晨，白沙瓦市一队游行群众阻拦了押送被捕者的卡车，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于是愤怒的群众把示威转变为武装起义。他们烧毁英军的装甲车，筑起了街垒。

　　在起义群众的影响下，第一皇家哈尔瓦团两个营的印度教士兵拒绝向群众开枪，并把武器交给起义者。英国殖民当局十分惊慌，急忙将军警撤离白沙瓦。起义群众控制白沙瓦达两个星期之久。

　　白沙瓦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起来支援。5月3日，在旁遮普和其他省份的各大城市举行了“白沙瓦日”。边境部落的锡克人和巴克人还组织了志愿队伍前来增援，但遭到英军的截击。

　　5月8日，孟买省纺织工业中心绍拉普尔市的人民群众举行示威游行，警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示威的群众立即予以反击，于5月8日当天举行了起义。

　　英国殖民当局唯恐起义对其他城市产生影响，急忙调动了约2000人的英国军队向起义者反扑。起义的群众坚持战斗数日，5月16日，起义政权的成员被捕，起义队伍最后被镇压下去。

　　绍拉普尔起义是印度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冲破了“非暴力”的束缚，鼓舞了印度人民的反帝斗争。

　　1931年1月26日，甘地等国大党领导人释放。英总督与其会谈，3月5日签订《德里协定》，国大党停止了不合作运动，同意参加新的圆桌会议。

　　9月7日至12月4日，在伦敦举行了第二次圆桌会议。甘地作为国大党的唯一代表出席会议，在会上提出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的要求，遭到英国拒绝。加上对居少数地位团体的代表权等问题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达成协议。

　　1931年12月28日，英国和印度关于印度政府前途的第二轮会谈因印度民族主义者要求完全独立而宣告失败。英国政府愿意给印度一个有限的主权，即让印度掌管政府各方面的财务。

　　圣雄甘地代表全印国民议会参加会议。除完全独立外，他拒绝接受任何条件。会议的不欢而散导致印度的又一番混乱，当局采取新的步骤镇压独立运动。

　　1932年1月4日，新的一年刚开始，印度的独立运动就受到挫折。在伦敦举行的印度会议于1931年12月1日休会，双方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在这一次伦敦会议失败之后，甘地通过国民大会党向英国驻印度新总督弗里曼·汤玛斯·威林顿爵士提出他们一贯的要求，威林顿态度强硬，并威胁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甘地激励印度人加强不合作运动，拒绝购买英国一切货物。

　　结果英国人在印度第一次骚动之后，逮捕了所有反对派的领袖，还对全印度国民大会党发出禁令。印度全国都设置即决法庭，这种法庭可以判决死刑或放逐。

　　1932年11月15日至12月24日，举行了第三次圆桌会议。只讨论了次要问题。3次圆桌会议没有达成积极的成果，但为英国政府和议会制定《印度政府组织法》提供了材料。

土耳其的全民抵抗运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是一个日趋衰败的封建性帝国——奥斯曼帝国。由于它站在同盟国一方参战，实际上已沦为帝国主义的“保护国”。

　　1910年10月30日后，英法意等国军队进驻土耳其，希腊军队在1919年5月占领伊兹密尔，土耳其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土耳其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斗争。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民族资产阶级，核心人物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军官组成。其领袖人物凯末尔历任军长、集团军司令，是一位爱国将领。他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也称“凯末尔革命”。

　　1919年5月，凯末尔着手组织全民族抵抗运动；7月和9月，两次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性民族主义者组织安纳托利亚和卢梅尼亚保护权利协会；大会选出了以凯末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

　　这时，凯末尔党人还没有公开反对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已经成为英国傀儡的苏丹，而是推动苏丹政府召开土耳其议会。同年年底，以安卡拉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1920年1月，奥斯曼帝国最后一届议会会议上，凯末尔及其支持者取得议会多数，从而使议会通过实现土耳其统一、独立和自由的《国民公约》。这个纲领性的文件，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但是，苏丹政府在英国的唆使下，竟然解散议会。

　　凯末尔于1920年4月间在安卡拉召开新的议会，取名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大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是土耳其唯一合法政权，选举凯末尔任主席。

　　1920年6月，由英国装备的希腊军队进攻安纳托利亚腹地。协约国列强逼迫土耳其苏丹政府在8月签订《色佛尔条约》。土耳其人民拒绝接受《色佛尔和约》，对外国干涉军进行英勇抵抗。

　　凯末尔政府在1921年与苏俄签订友好条约。依靠人民支持和苏俄援助，土耳其屡屡击败外国干涉军。还利用协约国列强之间的矛盾，与意大利、法国签订协定，争取他们同意从土耳其领土上撤军。

　　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国民军和农民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抗击英国、希腊等国的侵略军。

　　1922年8月，土耳其国民军发动总反攻，击溃希腊侵略军，在9月间收复伊兹梅尔并进军伊斯坦布尔，苏丹乘英国军舰逃往马其他岛。

　　11月1日，大国民议会废除了苏丹制度。1923年7月，土耳其与协约国在瑞士洛桑签订和约，废除《色佛尔条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保持了土耳其疆土的完整。外国的财政监督和领事裁判权都被解除。至此，土耳其的独立获得国际上的承认。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当选为首任总统。新政府一成立就着手处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务，以巩固新生的共和国。

　　1924年3月4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哈里发制度的决议。1924年3月，撤销了宗教与宗教基金事务部，封闭了伊斯兰教会学校，废除伊斯兰教法院，并筹备制订新法典。

　　最为重要的是，土耳其于1924年4月20日颁布了第一部共和国宪法，新宪法不仅从根本上确定了国家的共和国体制，完成了国家权力的划分，同时赋予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土耳其新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改革，如发展民族经济；废除伊斯兰教主制度，实行政教分离；以资产阶级的民法和刑法代替伊斯兰教法规；扩大世俗教育；给予妇女在选举、教育和就业方面以一定的平等权利，废除陋习等。

　　后来，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共和党的党纲，把凯末尔主义概括为6项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革主义”，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从总体来说，凯末尔革命起到了振兴土耳其的作用。

　　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土耳其完成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新的民族国家。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赢得胜利的一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北非民族的解放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各地，主要是北非开始兴起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尤以1919年至1922年埃及反英起义的规模和影响最大。

　　英国在1914年12月以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对英作战为借口，宣布取消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宗主权，将埃及作为它的“保护国”，对埃及进行掠夺和压榨。

　　1918年11月13日，埃及民族运动领导人会见英国高级专员，提出准许埃及完全独立的要求。

　　他们在当天组成7人代表团，准备前往伦敦与英国谈判。代表团起草了一份“委任书”，谋求人民认可他们作为民族的代表同英国谈判独立问题，在至11月23日的10天之内，即征得10万人签名。

　　英国不仅坚决拒绝代表团的要求，而且还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代表团发起的抗议运动，逮捕和流放代表团的领袖人物。

　　1919年3月9日，开罗高等学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有300名学生被捕。随后两天，更多的学生参加示威，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工人，学生在行进中与警察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从3月14日起，反英斗争的浪潮席卷全国，埃及城市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进行武装起义。几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埃及国家机关陷于瘫痪。殖民当局无法恢复控制，被迫于4月8日释放代表团的代表。

　　1919年12月，英国派出特别代表团赴埃及调查“三月起义”原因，寻求维护其利益的解决方案。代表团在1920年8月提出一项名义上取消保护制度，实际上保留英国占领的条约草案。

　　这个草案公布后，再次引起埃及各阶层愤怒抗议的风暴，并致使谈判破裂。

　　1921年4月，一大批人退出代表团，主张与英国妥协。其主要领导人仍坚持斗争，扩大新的成员。

　　同年12月，殖民当局又将代表团领袖人物逮捕流放，引起开罗、亚历山大和其他一些城市起义，但农民没有参加这次起义。由于代表团的分裂，起义规模小于“三月起义”，而且英方事先早有准备，迅速将起义队伍镇压下去。

　　英国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统治埃及。1922年2月28日，被迫宣布取消对埃及的“保护”，单方面承认埃及独立，同时附有英国有权在苏伊士运河区驻军等4项保留条件。

　　尽管附有种种限制，埃及人民的斗争毕竟赢得了英国殖民者的一定让步，同意承认埃及在形式上的独立。

　　1923年，英国准许被流放的代表团领袖返回埃及。代表团成员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总共215席中的188席。1924年1月，组成埃及第一个民族政府。

德意日法西斯的产生

法西斯夺取意大利政权

　　法西斯运动首先产生于意大利。

　　意大利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其经济远远落后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20年至1921年，意大利爆发经济危机，许多大公司，包括一些大垄断集团，因无力克服而破产。

　　经济危机引发革命危机。面对工农革命运动大有夺取政权的趋势，统治阶级惊恐不安。他们竭力要寻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铁腕人物来维持其统治。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意大利兴起、泛滥，并掌握军政大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作为战胜国之一，派代表团出席了巴黎和会，要求兑现伦敦条约对意大利的许诺。

　　但是，英法美三国不愿看到意大利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势力的加强，拒绝把之前所许诺的领土交给意大利。这一消息传到意大利，引起各阶层的极大不满与愤慨，意大利人都认为受到了愚弄。

　　当意大利政府同意在和平条约上签字时，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愤怒。其中墨索里尼和邓南遮表现得最为突出。墨索里尼提出，要么修改《凡尔赛条约》，要么进行新的战争；邓南遮宣称，不论是根据神圣权利还是根据人类法律，达尔马提亚都是属于意大利的，它过去是我们的，今后也将属于我们。

　　意大利各阶层纷纷指责政府软弱无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兑现英法美三国对意大利的领土许诺。正是这股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生根发芽”创造了环境和条件。

　　其实，早在10月，工团主义代表人物比昂基就在米兰建立了第一个法西斯组织——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

　　同年10月，墨索里尼也参加了该组织，并于1915年1月将该组织改名为“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墨索里尼与退伍军人协会领导人韦基和工团主义领导人比昂基等人商定，重建法西斯组织。

　　1919年3月，墨索里尼组织的“战斗的法西斯”宣告成立。此后，它极力扩大其在退伍军人、工人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中的影响。

　　为了争取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它站在领土收复主义的立场，联合反动文人和国家主义党，多次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与游行，反对“放弃主义”，要求“巴黎和会”兑现对意大利的领土许诺，无条件兼并毗邻的阜姆和把达尔马提亚的城市划归意大利。

　　战斗的法西斯成立后，显然声势浩大，但影响甚微。在1919年11月意大利大选中，法西斯分子无一人当选。在米兰地区参加竞选的墨索里尼得票最多，也只有1064票。

　　竞选失败，使法西斯分子失去信心，许多人相继抛弃这个组织。至1919年12月，意大利法西斯成员不足1000人。

　　与此同时，法西斯集团发生了更大的危机——分裂为两大派：一派以墨索里尼为首，被称为“城市法西斯”；另一派以罗伯托·法里纳奇、伊塔洛·巴尔博和迪诺·格兰迪为首，被称为“农村法西斯”。

　　农村法西斯成员主要以退伍军人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的士兵主要来自农村，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政府为了吸引这些人当兵，许诺退役后分给土地。

　　1918年年底战争结束后，政府即宣布解除动员令，有100多万士兵退出现役。当这些人满怀即将获得土地的喜悦心情从前线回到故乡时，不仅未得到土地和所企盼的工作，而且遭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反对参战的社会党的粗暴对待和歧视。

　　在痛苦和绝望之余，他们组织起来，要求获得土地，有的地区发起了占地斗争。至1920年4月15日，退伍军人和农民已占领了191户贵族和大地主的217万公顷的土地。

　　农村法西斯领袖为了把这部分人拉入集团之中增加影响，公开支持退伍军人和农民的土地要求，提出“给农民以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挑拨农民与社会党的关系。通过这些欺骗性的宣传，法西斯运动迅速在农村中发展起来。

　　农村法西斯成立法西斯行动队，进行恐怖暴力活动，大批佃农、雇农均被迫参加法西斯行动队。他们占据了除克雷莫纳、帕尔马和罗马尼阿以外的整个波河流域和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米利亚地区，以及亚历山大里亚省和诺瓦拉、托斯卡纳、翁布里亚、普利亚省的一部分。

　　根据农村法西斯运动的成功经验，城市法西斯领导者认为，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夺取政权。用墨索里尼本人的话说就是：

　　现实告诉我们必须拿起武器，而不能手无寸铁；必须组建自己的队伍，而不能靠在广场上集合那些乌合之众。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1920年5月24日，“战斗的法西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米兰召开，以墨索里尼为首的城市法西斯领袖制定了一个转向右翼的新纲领，公开宣布把暴力作为行动准则。而且根据这个纲领，城市法西斯也建立起武装行动队。因此，尽管法西斯集团分裂成两派，但从本质上看毫无差别。

　　法西斯运动若想取胜，必须争取统治阶级和各权势集团的信任和支持。为此，墨索里尼寻找各种机会取悦新老政客、垄断资本、封建地主和王室。

　　1920年6月15日，乔里蒂接替尼蒂担任意大利王国首相，发表了一个以镇压革命运动为根本宗旨的施政声明。

　　6月25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声称乔里蒂的声明“与法西斯新纲领的基本要点完全一致”，并为其追随者发表一份宣言：

　　满18岁以上者有选举权；妇女有选举权；比例代表制；地方政府自治权；公民复决权；解散议会和政警部队；没收教会财产；禁止股票市场上的投机买卖；55岁退休；8小时工作制；法定了低限度工资；战争利润上升到85％者，收资本累进税。

　　1920年8月末至9月初，当意大利全国60万工人占领工厂时，墨索里尼亲自跑到米兰市长鲁西尼奥利的办公室，向他保证：“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下定决心，将使用包括更加猛烈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去反对将使意大利毁灭的各极端党派的暴行和制止工会组织的骚乱。”

　　随后，法西斯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意大利。全国各地暴力事件接连发生，许多城市陷入混乱之中。

　　1920年11月21日，当在波洛尼亚市议会选举中获胜的社会党人组成的新政府举行典礼时，数百名法西斯暴徒冲进会场，砸毁举行就职仪式的现场。而王国政府视而不见，不予追究，结果使法西斯分子有恃无恐，暴力行动日益增多。

　　仅1921年的6个月，法西斯行动队在全国采取的规模较大的暴力行动就有726起，他们破坏、捣毁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支部与俱乐部，以及许多左翼的出版社和报社，并以暴力威胁，逼迫左翼市长和议员辞职。

　　法西斯的这些行动大得统治阶级的欢心，法西斯运动借机迅速发展起来。至1921年的下半年，法西斯行动队基本上已把威尼斯朱利亚、威尼托区以及克雷莫纳、帕尔马和罗马尼阿等地区的社会党市、镇、村政权组织和工农群众组织全部捣毁，这些地区大部分村镇均已控制在法西斯手中。

　　墨索里尼对自己的成就欣喜若狂，认为他自1914年以来一直盼望的时刻已经到来，决心取代原有统治集团，掌握国家大权，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极权统治。

　　1921年11月7日，“战斗的法西斯”在罗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将“战斗的法西斯”更名为“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选举墨索里尼为领袖，比昂基为总书记，决定以古罗马的“棒束”标志为党徽。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规定国家法西斯党要以极权主义国家观为指导：

　　对内实行劳资合作，建立职团，把职团作为民族团结的体现和发展生产的工具，使国民的所有活动均在职团国家中反映出来。对外，夺取地中海和海外的意大利殖民地，实现自己历史上的和地理上的完全统一，行使地中海拉丁文明之堡垒的职能，使意大利恢复民族国家的声誉。

　　为了夺取国家政权，进而实现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墨索里尼首先是加紧扩充法西斯武装。他在法西斯党更名的当月，即指示比昂基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令，党的支部同当地的法西斯行动队合并，组成法西斯武装战斗队。并明确规定，自1921年11月15日起，法西斯分子要无一例外地参加战斗队。

　　同年12月15日，墨索里尼将法西斯行动队司令部解散，免去一向与其争权的马尔西克的行动队司令的职务，任命巴尔博、德·博诺和德·韦基3人组织“法西斯军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法西斯战斗队。

　　战斗队的组织序列为：总指挥部、地区指挥部、军团、联队、战斗队。这种编制使墨索里尼得以全面控制法西斯武装，为他进一步扩充法西斯战斗队和把法西斯分子在全国各地采取的暴力恐怖行动都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创造了条件。

　　新建的战斗队，对退伍军人和没有机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青年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纷纷参加，使国家法西斯党的人数急剧增加。

　　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法西斯运动不仅从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一跃而为全国第一大党，而且建立起一支打手队伍，其数量几乎等于意大利国家正规军、宪兵和皇家卫队的人数总和。

　　经过几个月的扩充武装和军事准备后，墨索里尼开始夺取地方政权。他首先以捍卫法律和秩序为名，下令法西斯战斗队在国家边远地区和法西斯势力占优势的地方夺取该地方政权。

　　其使用的手法是，先暗中挑动失业者举行示威，法西斯分子趁机制造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局势混乱，然后命令战斗队采取行动夺取当地的政权。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连续夺取了10余座城市及其所属乡镇的政权。

　　如果说在夺取地方政权的初期，法西斯分子还以法律和秩序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的话，那么，当夺取了为数可观的地方政权和控制了大片农村地区之后，他们就把这一切假面具摘掉，公开宣布要夺取国家政权。

　　1922年6月，墨索里尼在一篇文章中预言，“法西斯起义是不可避免的”。此后，他喋喋不休地叫嚷：“存在着向罗马进军的可能性”和“马上夺取政权”等。

　　7月，当他得知劳动同盟决定于8月1日举行总罢工时，便借机公开向王国政府发难，限它在48小时之内把罢工镇压下去，否则法西斯党将采取行动“替政府行事”。

　　与此同时，他通知法西斯党各省省委，“在48小时过后，如果罢工还不停止，法西斯分子就要向各自所在省政府发动进攻，并予以占领”。由于法西斯党的破坏，总罢工于8月5日失败。

　　事后，王国政府未对法西斯的挑衅行动做出应有的反应，使得法西斯的气焰更加嚣张。9月底，当时已实行自治的上阿迪杰试图从意大利分裂出去，并入奥地利。意大利舆论对此反应强烈，希望制止这一分裂企图，而政府却显得无能为力。

　　墨索里尼在以邓南遮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决定把代替政府镇压上阿迪杰出现的亲奥地利的分裂主义倾向，作为向罗马进军的序曲。

　　于是，他命令法西斯战斗队分别于10月1日和5日先后攻占了地处上阿迪杰的博尔扎诺和特伦托，赶跑了省长与市长，解散城市卫队，宣布了上阿迪杰意大利化的措施。

　　这一行动，使法西斯赢得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广泛支持。而罗马政府对法西斯的行动无可奈何，只得予以同意和批准。这无形中加快了法西斯夺取国家政权的步伐。

　　至1922年10月，国家法西斯党已在意大利许多地方获得政权，夺取全国政权的时机渐趋成熟。10月16日，墨索里尼在米兰主持召开法西斯领导集团会议，决定采取行动，夺取全国政权，并成立法西斯4人领导小组，具体筹划行动计划。

　　10月18日，法西斯4人领导小组在博迪盖拉开会，商讨制订“向罗马进军”计划问题。10月20日至21日，4人领导小组在佛罗伦萨举行会议，最后制订出包括以下5点内容的《法西斯起义计划》：

　　一是进行总动员，以占领全国各大城市的公共建筑物。二是黑衫队员在桑塔·马里奈拉、佩鲁贾、蒂沃里、蒙泰罗东多和沃尔图诺集中。三是向法克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交出国家的全部权力。四是进驻罗马，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内阁各部。如果失败，法西斯民兵就撤向有大量后备力量的意大利中部地区。

　　五是在意大利中部的某一城市建立法西斯政府，迅速调集帕达纳地区的黑衫队员，重新向罗马发起进攻，直至取得胜利，占领罗马为止。

　　该计划还规定，黑衫队在罗马遭到国民军的阻击，博塔伊纵队就包围圣·洛伦佐区，从蒂布尔蒂纳门和马其奥莱门攻入；伊利奥里纵队随法拉从萨卡拉门和比亚门攻入；佩罗内纵队从特拉斯特维莱攻入。这个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很快即得到墨索里尼的批准。

　　1922年10月24日，约4万名身着黑衫的法西斯分子在那不勒斯举行向罗马进军的“誓师”会，墨索里尼在会上讲话，提出“要把法西斯党变成政府”。

　　他说：

　　要么把政府交给我们，要么我们去罗马夺取政府。这是几天之内，也许是几个小时之内的事。我向你们保证和发誓，如果需要，我就下达这一命令。

　　在墨索里尼讲这番话的时候，法西斯分子不时地狂呼高叫：“到罗马去！到罗马去！”

　　当天晚上，墨索里尼召集法西斯4人领导小组成员在那不勒斯的一家旅馆举行秘密会议，确定夺权的时间、目标和具体行动方案。

　　墨索里尼提出10月27日进行总动员，同时下达占领各省、市政府机关、警察局、邮电局、广播电台和报社的命令，然后战斗队按预定的计划进行集结，分三路向罗马进军，企图夺取政权，建立新政府。

　　1922年10月27日，从那不勒斯迁至佩鲁贾的法西斯总指挥部发表了《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宣言》，命令法西斯战斗队自“即日起全体动员”，“向罗马进军，使罗马恢复昔日的光荣”。宣言呼吁军队“不要参加这场斗争”，申明法西斯分子“对军队怀有最崇高的敬意”；声称，法西斯向罗马进军的目的“只是赋予国家一种纪律，对发展国家经济、增加国家福利的各种力量以支持”。

　　当日深夜，由法西斯战斗队队员组成的“进军”队伍分三路向罗马进发。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差，没有大炮，只有来复枪、滑膛枪、左轮手枪和少量老式机枪，甚至许多人手里拿的还是棍棒。

　　他们不但纪律松弛，而且毫无作战经验。而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军则非常强大。只要政府军队采取行动，这支法西斯武装是不堪一击的。

　　但是，墨索里尼得到了垄断资本家的支持。总部设在米兰的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农场主联合会和银行家联合会等机构的领导人都致电罗马，要求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电气工业巨头孔蒂和《晚邮报》主编，甚至向国王发出同样要求的电报。

　　执政的自由党和人民党等党派的一些地方组织纷纷致电罗马，要求它们的中央领导机构不失时机地帮助墨索里尼组成政府和同意参加这个政府。

　　王室中颇具影响的人物达奥斯塔公爵、德·卡皮塔尼侯爵和贡扎加亲王等也持此种态度。尤其是达奥斯塔公爵公开表示，如果国王反对法西斯上台，他将亲自行动谋取王位。

　　由于上述压力，国王埃马努埃莱三世于10月29日决定授权墨索里尼组成新政府。

　　10月31日，第一届法西斯政府内阁组成，墨索里尼任首相兼内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另外还有3名法西斯分子阿尔贝托·德·斯特法尼、阿尔多·奥维利奥和乔瓦尼·朱利亚蒂分别任财政、司法和被解放的土地大臣。在18名副大臣中，法西斯党占9名。

　　11月16日，新政府全体成员出席议会，墨索里尼发表施政演说。最后，议会以306票赞成、116票反对，通过了对政府的信任案。只有社会党人抵制这届新政府及其执政方式。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正式诞生了。

　　为了博取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对法西斯政权的广泛支持，墨索里尼在1922年11月1日由其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把统治阶级所关心的殖民地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作为中心议题。

　　会议决定，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镇压利比亚人民的抗意运动和“把公用事业重新交给私人企业”；宣布取消在工业生产方面的各种限制，废除股票记名法等。

　　会后，墨索里尼会见意大利实业界的头面人物，亲自告诉他们，法西斯政府将实施“新经济进程”。其中包括：“大力压缩政府的经费开支，使大量资金得以用于工业投资”；取消战时和战后历届政府对大工业的一切约束，降低直接税，拨款20亿里拉，对那些濒临破产的大公司予以资助。

　　与此同时，为表明其放弃反对君主制和反教权立场，墨索里尼派人向封建残余势力的权势人物保证，法西斯政府将停止实施《农业改革法》，取消对地租的限制和下令废除占领荒地合法化的法令。

　　墨索里尼采取的这一系列举动，不仅消除了权势集团对他的戒心，而且使他们将他视为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因而增加了对他的信任。

　　1922年12月，众议院批准授予他为期一年的“执政全权”，以恢复国家秩序。墨索里尼在取得为期一年的独裁权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下令解散国民军以外的所有武装，建立法西斯民兵。

　　1923年1月，墨索里尼逼迫内阁同意解散包括法西斯战斗队在内的所有党派武装，借以取缔社会党的赤卫军，以及由4万人组成的皇家卫队。随后，他又以社会主义“危险尚未消除”为借口，迫使国王批准其建立国家安全志愿民兵。

　　其目的是剥夺法西斯党内可能与其争权者的军事领导权，把法西斯战斗队改编成由他亲自控制的武装，作为他控制法西斯党和对付反对派的工具。用他本人的话说，这支由30万人组成的武装“不仅使法西斯政权具有威力，而且也掌握着一支庞大的后备力量”。

　　在解散党派武装和建立国家安全志愿民兵的同时，墨索里尼加紧推进与国家主义党合并的步伐。他认为这是法西斯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为，以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其政治纲领的国家主义党，不仅在南方各省中有广泛的追随者与支持者，而且得到王室、封建残余势力，乃至军队的强有力支持。该党领导人费德尔佐尼和科拉迪尼等人深得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恩宠。

　　经过近3个月的谈判，两党代表于1923年2月签署合并协议。自此，国家主义党党员集体加入法西斯党，成为该党势力较强的民族法西斯主义派，它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对法西斯党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4年4月，意大利举行大选。

　　在选举之前和选举过程中，法西斯党公然践踏公民权利，破坏选举规则，采用各种强暴行为和弄虚作假手段。大选那天，法西斯分子控制了所有投票站，以暴力阻止各反对党的代表就位监督投票。

　　一般选民，则3人一组集体投票。凡被发现未投法西斯候选人票者，次日即予制裁，或剥夺其工作，或进行人身迫害。

　　共产党和各个社会党的党员、其他党派的著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及其支持者，一经发现，即强行阻止投票，没收他们的选民证，由法西斯分子冒名投票。在广大农村，文盲均由法西斯分子代替其填写选票。在许多地方还伪造选举结果。

　　总之，法西斯党靠暴力取得了这次大选的“胜利”，获得了65％的选票。

　　大选结束后，为防止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其他反对党抗议法西斯党在选举中的营私舞弊暴行，墨索里尼于4月9日指使法西斯暴徒捣毁意共和社会党的罗马总部。

　　1924年5月30日，新议会举行会议，墨索里尼提出对选举中非法行为的指控不列入议事日程，并要求全体议员一致通过他的提议。

　　当日，意大利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议会中反对派领袖贾科莫·马泰奥蒂即席发表了讲话，用大量事实详细披露了法西斯党在选举中施用暴力和欺骗手段的卑劣行径。

　　他讲道：“政府多数派虽然名义上获得了400万张选票，但我们知道，这是由于可怕的暴行的结果。”他还匿名写了一本书，记录法西斯党执政一年多的大量暴行。

　　墨索里尼决定铲除马泰奥蒂，他对下属说：“像马泰奥蒂这样的对手就得拔出手枪对付。”于是他的心腹干将菲里普·马里纳利和切萨雷·罗西下令杀害马泰奥蒂。

　　职业杀手杜米尼和普塔托于1924年6月10日在马泰奥蒂家中将其绑架，然后拖到候在门口的汽车里加以杀害，又把尸体运到乡下埋掉。

　　事情败露之后，全国人民极为愤慨。议会中所有反对派议员150人退出议会组成阿文廷派，宣布除非把案件查清并证明与政府无关，否则他们决不返回议会，并要求国王免去墨索里尼的首相职务，解散法西斯民团，停止其暴行。法西斯党也乱作一团，陷入瘫痪状态。

　　为了摆脱危机，墨索里尼一方面千方百计否认和掩饰他与案件的关联，同时不得不强迫其亲信辞去警察总监和民团总司令之职，免去马里纳利和罗西的职务并予以逮捕，授意另外4名法西斯分子辞去大臣职务，又把凶手逮捕入狱。

　　对反对派，墨索里尼则软硬兼施，扬言要用武力镇压阿文廷派，又利用自要由党害怕社会党执政的心理支持自由党，既震慑又分化了阿文廷派。

　　此后，墨索里尼对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进行疯狂镇压。

　　1924年12月30日，法西斯政府内阁作出决议：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道义的和物质的利益”，决心“把中央政府中的那些违背法西斯主义的人赶下台”，强迫阿文廷派投降，让议会服从法西斯党统治。

　　次日，内政大臣费德尔佐尼即下令查封反对党的报纸，一些派别领导人在报上发表文章，公开叫嚷“对反对派采取断然行动”。

　　1925年1月2日，墨索里尼主持召开政府内阁会议，逼迫内阁授权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的道德和物资利益。

　　3日，墨索里尼在议会发表了标志着法西斯党彻底抛弃国家宪政和议会民主、以暴力推行一党专政的讲话。

　　当日，墨索里尼宣布其个人对马泰奥蒂案负责，并要求原任内阁部长辞职。但是在当天组成的新内阁名单中，仅有原任的自由派部长沙罗奇和卡沙提被革名，其余均予留任，不过约有20多名自由派议员投票反对新内阁。

　　1月5日，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开始采取行动，以对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议院议员及在野人士。在这次行动中，墨索里尼密令意大利警察搜查反对者的寓所，扣留一切文件，关闭会议场所，并且解散所有的政治团体，包括意大利自由共和派在内。另外还查封被指控为报导“错误消息”的报纸，并逮捕记者。

　　1月6日，内政大臣在内阁会议上报告说，3天来有被怀疑的团体的俱乐部被查封，公共团体、“颠覆性”机构和“自由意大利”小组被解散；重要的“危险分子”被逮捕。其中，主要是共产党人，但也包括社会党人和一些其他反对党领导人。他还说，各地的行政长官“毫不犹豫地使用其被赋予的权力”。

　　1925年5月，法西斯政府颁布《反秘密团体法》取消了集会与结社自由。6月又颁布《新闻法》，取缔了所谓的“颠覆性刊物”，控制了言论自由。

　　12月24日，颁布《政府首脑及阁员职责与特权法》，使墨索里尼只需对国王负责，无须对议会负责，从法律上为法西斯独裁专制提供了保证。

　　1926年，又连续颁布了法西斯“政府有权在它认为紧急和绝对需要的情况下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准则”的法令，规定市长改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法令，确认法西斯工会为唯一合法工会的法令，以及《劳动职团法》、《国家防御措施》、《劳动宪章》等法令。

　　1926年4月7日，墨索里尼在罗马主持外科医生世界会议开幕典礼后，步出礼堂之际，突然有人发射4枚子弹。狙击者是一名62岁的爱尔兰妇女凡丽特·吉卜森，她刚从精神病院出院。

　　墨索里尼鼻子受伤。

　　虽然这次狙击事件与政治背景无关，然而法西斯党党员乘机大力渲染，立即派人查封反对派人士所开办的两家报社。午后，墨索里尼立刻宣布要“对抗世界上的民主主义”，乘机向反对派宣战。

　　10月7日，意大利法西斯党最高会议通过一项新党章议案，将党与国家合而为一，严厉禁止国内的其他政治团体干涉国家政权。同时，法西斯党员的新誓言只向墨索里尼个人效忠。

　　11月9日，法西斯政权公开宣布，终止各反对派议员的议员资格；11月11日，宣布查封反对党的所有报刊，废除罢工权和建立流放委员会，用以“惩处那些从事或有迹象表明企图用暴力颠覆国内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和国家秩序的人，以及毁坏法西斯和法西斯政权标志与制服的人”。

　　随后，于11月26日宣布取缔所有反对党。至此，墨索里尼以暴力恐怖为手段实现了一党专政，从而确立了极权制。

　　1928年12月，法西斯颁布了新的《选举法》和《法西斯委员会权力法》。这两个法令规定，法西斯委员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提出政府首脑各部大臣和议会议员的人选，对国家的重大事件享有最高决定权，法西斯委员会主席为政府首脑的当然人选。

　　1929年2月11日，墨索里尼为谋求天主教会的支持，与教皇十一世签订了《拉特兰条约》。该条约规定：

　　意大利承认教皇在梵蒂冈的独立主权，建立“梵蒂冈城国”；意大利确认罗马天主教为国教；保障梵蒂冈的供水和服务设施，允许梵蒂冈火车和其他车辆在意大利国土上行驶，为梵蒂冈提供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电讯、邮政等直接联系的条件。

　　允许进出梵蒂冈的商品和人员使用意大利口岸和道路；承认教皇和红衣主教在意大利享有与意大利国王和王族同等的荣誉；教皇承认意大利王国以罗马为首都。

　　意大利承认教皇对梵蒂冈的绝对管辖权，承认梵蒂冈享有治外法权，并赔偿原教皇丧失的收入17．5亿里拉；教皇同意与意大利政府合作，并规定意大利天主教会必须效忠意大利政府。

　　就这样，墨索里尼以武力、立法等手段，集党权、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和人事任免权于一身，成为国家“合法”的主宰者，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所有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都置于自己的独裁统治之下。

纳粹党徒疯狂控制德国

　　德国是在普鲁士容克贵族的领导下，通过战争统一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这导致了德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存在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封建残余。

　　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普鲁士王室与容克贵族占据显赫的地位，容克贵族的政治代表德国皇帝掌握着政治、军事、外交的最后决定权，容克贵族的经济地位受到保护。

　　由于普鲁士军队在德国统一中的特殊作用，使其在德国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德国极其崇尚武力，在欧洲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与其相比，军队几乎成了“国中之国”，军官团成了拥有特权的特殊社会阶层，其成员基本上由贵族子弟组成。

　　德国统一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高度垄断的工业强国。资产阶级虽在经济上占据优势，但在政治上却难敌容克贵族。它既畏惧日益倾向革命的工人阶级，又拜倒在容克贵族的脚下，在政治上从未形成一个在国内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政党，因而无力建立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1918年，德军在前线不断溃败，国内政局动荡。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慌忙于9月30日下诏改革。

　　10月3日，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巴登亲王马克斯担任首相，组成了包括中央党、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制政府。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任内务大臣，鲍尔任劳工部长。随后，新政府向美国表示愿意结束战争。

　　但是，统治集团的这种让步已经无法阻止革命的爆发。

　　在政府向协约国求和的时候，一惯坚持战争政策的海军司令部于1918年10月下令远洋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决战，如果不能取胜就“光荣地沉没”。这种让水兵送死的冒险行径引起水兵的极大愤慨。

　　威廉港水兵拒绝起锚出海，军舰上出现了反战传单。海军司令部下令逮捕闹事的水兵，并把第三舰队从威廉港调往基尔港。

　　11月1日夜，到达基尔的水兵举行集会，讨论如何阻止舰队再次出海，并要求释放被抓的同伴。

　　11月3日下午，5000多名水兵在练兵场集合，要求结束战争，要求和平、自由和面包。会后，水兵举行游行，基尔港的工人也加入了示威行列。当游行队伍到达卡尔大街时遭到政府军警开枪镇压，死伤30余人。示威者也开枪回击，打响了反对帝国政权的第一枪。

　　11月4日，起义的水兵和工人解除了反动军官的武装，占领了火车站等重要据点。奉命前来镇压的士兵也转到起义者一边。4日晚，整个基尔已经掌握在新成立的苏维埃人手中。

　　基尔起义震动了统治当局。马克斯、谢德曼等人签署呼吁书，要求水兵不要开始内战。同时，派遣国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去基尔恢复社会秩序。

　　诺斯克后来承认，他去基尔是想利用他同海军的关系平息事件。但是，他“遇到的已不是罢工者，而是30000名叛乱者”。

　　诺斯克见阻止起义已不可能，就转而答应水兵提出的一部分要求，许诺改善供应，从而取得水兵信任，被选为基尔水兵苏维埃主席。

　　基尔起义成为德国革命的开始。起义浪潮从北向南迅速扩展，汉堡、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相继取得革命胜利，各个邦的君主诸侯都被赶下宝座。至11月8日，大城市中只剩下柏林仍在政府手中。

　　11月9日，参加游行示威的社会党人挤满了柏林大街。水兵哗变，陆军占领了指挥部，革命热情支配着德国人民。

　　上午11时30分，德军司令给总理官邸的电报通知说，威廉将立即退位。中午，德国总理、巴登亲王宣布皇帝正式退位。12时30分，柏林报纸大肆报道德国皇帝退位的消息。总理在办公室接见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并把权力移交给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下午14时，谢德曼站在总理官邸的窗前，向人群宣布成立德国共和国。15时，军事司令部给总理官邸一封电报说：“为避免流血，威廉二世陛下愿意放弃德国皇位，但绝不放弃普鲁士国王头衔。”

　　15时30分，总理官邸给军事司令部的电报说：“没有必要再注意威廉二世的行踪，因为他退位的消息已于午间宣布了。”

　　16时，斯巴达克派党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布：“自由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诞生了。”

　　这时，德国反动分子也在积极地活动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头子艾伯特勾结资产阶级，从皇室巴登亲王的手里接过权力，宣布成立“自由德意志共和国”，并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团，成立了德国共产党。他们两人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并创办了《红旗报》，同艾伯特为首的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德国共产党向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口号：“全世界政权归苏维埃！”

　　1919年1月，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领导了柏林工人武装起义。艾伯特政府调集来大批军队，进行血腥镇压。由于起义准备不够充分，力量过于悬殊，起义最后失败了。

　　反动政府开始了大屠杀。特务机关悬赏10万马克，高价悬赏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首级。军警在全城展开搜捕。

　　由于叛徒告密，1月15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避居的地下室里被捕。

　　艾伯特不敢公开杀害两位革命领袖，于是便策划了一场卑鄙的谋杀事件。当晚，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李卜克内西被押赴监狱。半路上，军警将他推下车，从背后向他开了枪，之后造谣说他是在逃跑中被打死的。

　　不久，又杀害了卢森堡，并将他的尸体投入了兰维尔运河。直至5月31日，才被人们找到。

　　德国工人将卢森堡埋葬在李卜克内西和另外32名被害工人的柏林弗里德里希墓地。艾伯特临时政府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了全国工人的反抗。3月间，柏林工人再次举行总罢工，丝毫不屈服于临时政府的血腥屠杀。

　　镇压了革命的艾伯特政府宣布德国为联邦共和国，即魏玛共和国艾伯特出任总统。

　　但是，魏玛共和国的基础十分薄弱，在《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下，存在着十分尖锐和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民族矛盾，社会危机四伏，政局动荡不安。

　　容克贵族的势力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保守的政府执行机构与司法机构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它们作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右翼保守势力，不断威胁着魏玛共和国。

　　战争使德国经济受到巨大破坏，同时也背上了战争赔款的沉重包袱，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破产，失业者成千上万，他们对现实强烈不满，渴望改变现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纳粹运动在德国勃然兴起。

　　1919年1月，慕尼黑机车厂工人安东·德雷克斯勒联合报社记者卡尔·哈勒创建了德国工人党，即德国纳粹党的前身。同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工人党党员，并成为该党主席团第七位委员。

　　1920年2月，他与德雷克斯勒合作起草了《二十五条纲领》。2月24日，德国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二十五条纲领》成为该党正式的党纲。

　　《二十五点纲领》利用德国人民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情绪，“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和约》”。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十五点纲领》公然宣传泛日耳曼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主张只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德国公民，而非日耳曼血统的德国人不仅不能“享有决定国家领导和法律的权利”，而且无权住在德国，要在未来大一统的日耳曼国家里清除所有的犹太人，以此煽动民族复仇主义。

　　希特勒为了吸收工人和下层群众，发展纳粹力量和开展纳粹运动，在纲领中猛烈攻击资本主义、托拉斯、大工业家和大地主，宣称：

　　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分享大工业利润，将大百货公司收归国有，租给小商人。

　　纳粹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对中下层群众有一定的吸引力。一批退伍军人、破产的中间阶层、失意的知识分子和无业的流氓无产者，加入了纳粹党。

　　1920年3月12日，在柏林，德国国防军和志愿军对共和国发动进攻。晚上，他们在吕特维茨将军和海军少校艾尔哈特的率领下向柏林进发。

　　次日早晨，他们举着黑、白、红三色旗进入首都，占领了政府办公区。东普鲁士邦政府机关高级官员、地方总督沃夫冈·卡普是政变的领袖，他自封为德国首相。

　　在政变分子到达之前，政府官员逃到斯图加特。

　　政变的原因是数月以来极右运动和民族主义分子与军人势力中一直有潜在的诉诸武力的情绪；另一方面，《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使国防军和民团陷入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之中，也是导致政变的因素之一。

　　政府的解散令很自然地引起了军队的反抗。艾尔哈特的海军旅奉命在柏林附近集合，执行解散军队的任务，但他拒绝执行命令。这个做法得到柏林卫戍区司令吕特维茨的支持。

　　3月10日，吕特维茨向总统提出最后通牒性的政治要求。

　　第二天，国防部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解除了吕特维茨的职务，并下令逮捕卡普和其他政变参与者。这个行动迫使国防军提前行动，然而卡普和吕特维茨的政变准备工作并未就绪。

　　当政变分子开始进军时，国防部部长诺斯克请求国防军军官保护共和国，但为赛克特将军所拒；他不答应对政变分子采取任何行动，他说：“军人不能向军人开枪。”

　　3月17日，政变彻底失败。政变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卡普与吕特维茨逃出柏林前往瑞典。

　　20日，政府机构从斯图加特重返柏林。国防军这次政变为纳粹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1921年，希特勒在党内建立军事组织——冲锋队。冲锋队是纳粹党的武装组织，最初主要从事破坏革命运动冲击其他党派群众集会等活动。

　　1922年1月，德国纳粹党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之前，该党只举行领导成员大会，并且是以秘密方式进行。

　　28日，突击队在马尔斯费尔德集合，希特勒为突击队举行首次授旗仪式。在党代表会上，希特勒要求废除《凡尔赛条约》，并在会上高喊“打倒11月的罪犯们”。

　　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之后，德国政府只能做消极反抗。这时，国防军却为发生武装冲突做好了准备。它悄悄地招募临时志愿军，以扩大军力。

　　另外，国防军还非法打开武器库，这些武器库是他们违反《凡尔赛条约》私下偷建的。临时志愿军伪装成工人队伍，一时达到相当可观的数目。仅设在柏林的第三军区就有1．8万人，编成27个分队。整个部队自称“黑色国防军”，实际上是在替秘密动员做准备。

　　1923年5月1日，为了破坏社会民主党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希特勒与他组织的“祖国武装团体工作协会”发动了一场武装游行，两万名希特勒党员列队进入奥伯维森费尔德地区。希特勒声称左派即将发动政变。

　　希特勒的党徒被值勤的巴伐利亚邦警察和国防军解除武装，于是希特勒的政变行动只好变成一场游行和集会。此后几个星期内他暂时隐遁起来，继续筹划这类行动。

　　随着羽翼渐丰，纳粹党开始密谋夺权。

　　1923年2月，纳粹党与几个极右团体组成了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的祖国战斗工作联盟。9月，又在此基础上组成了“德国人战斗联盟”，其任务是推翻魏玛共和国，并摧毁《凡尔赛条约》。

　　11月初，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领导层与前德国陆军参谋长鲁登道夫串通一气，密谋策划在巴伐利亚建立法西斯政权，然后组织向柏林进军，夺取全国政权。

　　1923年11月8日晚，希特勒在军国主义分子鲁登道夫的支持下，率领法西斯武装的冲锋队员包围了在慕尼黑东南郊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并强行冲进正在举行集会的会场。当时巴伐利亚州长官冯·卡尔正在向3000多名听众发表讲话，这一行动使会场一片骚乱。

　　希特勒在戈林、赫斯等人的簇拥下走向讲台，叫喊“国民革命已经开始了”。

　　随后，希特勒扣留了州长卡尔、驻军司令洛索和警察局长泽塞尔上校，向他们宣布巴伐利亚州政府已被推翻，他自己将出任德国政府总理，鲁登道夫担任全国军队的领导者，威逼他们3个人担任巴伐利亚的摄政者、陆军部长和公安部长。

　　之后跳上讲台欺骗群众，说这3个人已同意和他一起组织新政府，并将组织对柏林的进军，以“拯救德国人民”。

　　与此同时，一个亲希特勒的武装团体与正规军发生冲突，希特勒离开啤酒馆前去处理，卡尔等人趁机溜走，并改变了“同意”希特勒暴动的态度。

　　为挽救局势，11月9日12时15分，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3000名冲锋队员，从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

　　之后，暴动者遭到警察部队的阻击，16名纳粹分子被打死，游行队伍一片混乱。希特勒不顾死伤者，自己登上汽车逃往一个朋友的别墅。

　　11月11日，警察在那里逮捕了希特勒，并把他关进监狱。

　　鲁登道夫同样被捕，受伤的戈林和赫斯逃到奥地利。希特勒的“向柏林进军”以失败而告终。

　　巴伐利亚人民法院1924年4月1日对犯有谋反罪的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其他参与政变未遂案的被告人进行宣判。该法院提请将他们从轻判刑，因此虽然鲁登道夫的罪行证据很多，但仍被宣判释放。

　　至于希特勒和其他几名被告则判处每人5年的监禁，这是最轻的惩罚不过，希特勒可以有法定的6个月缓刑的权利。这个审判法案从2月26日开庭之后，便引起德国国内外舆论界的极大关注。

　　在24天的审理期间，德国各大报纸均以头条大标题的篇幅报导发生在法庭上的一切事情，各家报纸都刻意着重报道希特勒在法庭上所发表的极具煽动性及蛊惑性演说以及对德国共和国的攻击，而且他滔滔不绝的讲话并没有被巴伐利亚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打断。因此，希特勒的名字首次越过巴伐利亚邦的范围，而成为全国的知名人物。

　　此次审理仅在巴伐利亚人民法院进行，并未提交更高级的国家法院，原因是总统艾伯特对地方政权所做的让步。在这次审判中，希特勒被判在距慕尼黑60千米外的列锡附近的兰茨堡监狱服刑。

　　啤酒馆暴动使纳粹党被取缔，纳粹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但是，德国的纳粹运动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导致纳粹运动崛起的种种因素没有改变，软弱的魏玛共和国政府没有对希特勒及纳粹分子给予严厉的惩罚。

　　希特勒入狱后写下了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书中系统地阐述：德国法西斯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鼓吹种族论，宣扬德意志人民是优等种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种族，德意志人应该成为世界的主宰者，建立联合一切德意志人的大德意帝国，对内实行元首独裁统治，对外夺取“生存空间”。

　　1924年12月，希特勒服刑不满9个月便从监狱提前释放。希特勒刚出狱两个月就立刻重新组织遭禁的政党。

　　此时，由于“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德国经济开始复苏，社会也随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希特勒改变暴力夺权方针，主张依靠垄断资产阶级、军官团和容克贵族，重建纳粹党。

　　1925年2月27日，希特勒选择了另一家啤酒店，宣布恢复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军事助手鲁登道夫将军当天没有出席，但希特勒受到其他一些信仰纳粹事业人的支持。

　　1925年4月26日，兴登堡当选德意志帝国的第二任总统。在这次大选中，右派政党支持兴登堡为候选人，结果击败了德国社会党、德国民主党和中央党所支持的前帝国首相威廉·马克斯和德国共产党提名的恩斯特·塔勒曼，而当选总统。

　　当时，国外人士对兴登堡的当选，多采取观望存疑的态度。因为他们感到其中似乎蕴含德国对协约国的挑战，以及德国人民否认败于世界大战的心理。

　　法国的《时代报》评论说，兴登堡的当选透露一种讯息，代表“德意志民族意欲否认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

　　11月9日，希特勒授意海因里希·希姆莱组建党卫队，目的是要与冲锋队首脑罗姆对抗。希姆莱从当年4月开始召集队员，9月份已扩展至德国各地。

　　1926年2月，在南德班堡举行的纳粹党全德领袖会议上，希特勒压倒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巩固了自己的领袖地位，使纳粹党逐渐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7月4日，希特勒在德国魏玛举行德国纳粹党重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希特勒击败了他的对手斯特拉塞集团。

　　该集团的领袖格里高尔·斯特拉塞和奥托·斯特拉塞在德国北部及莱茵河地区颇具影响力。斯特拉塞集团在魏玛大会中所提出的纲领不合时宜，以致约瑟夫·戈培尔转而投靠希特勒。

　　希特勒在魏玛检阅了5000人组成的队伍，并首次以高举手臂的方式致意。

　　1929年11月8日，德国纳粹党在图林根邦议会的选举中，得票比例提高，显示出纳粹党的势力有持续上升的趋势。纳粹党的得势来自于采取反对“扬格计划”的行动，以及通过赫根伯格出版社的宣传。这些措施不但使纳粹党打出知名度，并且赢得了选民。

　　在1929年度萨克森、巴登、鲁贝克的选举中，特别是在巴伐利亚举行的普选中，该党都赢得了议会的席位。希特勒的亲信威廉·弗列克并担任图林根邦政府的内政部和国民教育部的要员。

　　纳粹党积极争取全民表决，共同反对“杨格计划”。至22日止，只有580万票表示赞同，离通过全民表决2000万票数的标准，仍有相当距离。

　　为了骗取农民的支持，1930年希特勒任命农业专家理查德·瓦尔特·达雷为纳粹党农业部长，由他负责制定农业方面的政策。

　　1930年3月6日，达雷宣布了一个取悦于农民的《农民纲领》，规定取缔土地投机，禁止地产抵押和拍卖，在土地交易中国家享有优先权，纲领向农民许诺，“在尽可能公道的条件下，得到经营土地放款”。

　　1930年7月是德国历史上危机重重的一个月。虽然最后一批法国军队在6月30日撤离莱茵河地区，但是庆祝撤军的活动也因经济危机而黯然失色。

　　由于德国财政状况严重萧条，兴登堡总统援引《紧急条例》来处理政府事务。新任财政部长海曼·迪特列希提出一项抵偿方案，虽经过不断的修改，在国会中仍然遭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左、右两派的反对党的反对。

　　布鲁宁总理所领导的内阁认为，他们所提出的财政调整方案只有通过宪法第四十八条的协助，才可能实现。7月16日，他们要求总统将方案作为《紧急条例》予以实行。

　　两天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纳粹党的国会议员和德国民族人民党的部分议员否决了这项《紧急条例》。兴登堡按布鲁宁的建议，根据宪法，解散国会，重新收回被否决的《紧急条例》。

　　纳粹党趁此机会，发起了一场选举战。

　　在经济危机期间，纳粹党针对中小资产阶级反垄断资本的心理，针对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和失望，以及战后存在的民族屈辱情绪，提出了“反资本主义”、“反共和制”和“民族主义”的口号，宣扬所谓“民族社会主义”，开展了一场争取民心的宣传战。

　　希特勒首先把党内数千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派往农村和中小城市，争取对现状不满的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所到之处，举行各种群众集会、青年集会、演讲会、火炬游行等活动，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广告。

　　希特勒在各种集会上摇唇鼓舌，大谈人民的苦难，共和国的无能，并向各阶层人民许愿说，他能给他们带来所需要的一切。

　　1930年9月14日，德国政府在议会选举中惨遭失败，而对议会表示轻蔑态度的党派却以优势获胜。希特勒的纳粹党在过去的议会里只有12个席位，而在新的政府里猛增至107个。

　　当时纳粹党比共产党强大，是德国第二大党。西欧各国对希特勒的成功大为惊恐。他被视为战争贩子。他说德国一定要东山再起，要报上次战争中的一箭之仇。

　　1930年10月14日，纳粹党的议员在国会提出一份提案，要求：

　　银行家、交易所大王、1914年8月1日以后移入的犹太人和一切外籍人员及其亲属的财产，以及自1914年8月1日以后利用战争、革命、通货膨胀等机会增加的一切财产，应无条件没收，归公所有。各大银行应立即收归国家管理。

　　1931年2月9日，德国极右派政党钢盔协会和纳粹党试图削弱政府的实力。在审议预算项目中的“外交”一款时，纳粹党议员弗朗斯·史都尔在议程开始之前发表了抨击民主的声明。

　　1931年3月28日，德国发布《紧急条例》，要求德国的政治激进分子中止他们的行动，原因是13日和14日，汉堡的纳粹党积极分子展开暗杀活动，一名警察官员开枪打死了一名在政府主管部门工作的犹太人，因为他不愿意由犹太人审问他加入纳粹党的活动情况。

　　此外，3名纳粹党员枪杀一名市议会议员，因为他们猜想他可能与汉堡的红色退伍军人联盟的首领有关。

　　为此，参议院在汉堡禁止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报纸运营，还禁止这些党派的一切群众集会。这次颁布的《紧急条例》，包括一系列关于集会和示威游行的规定。

　　1931年10月11日，德国纳粹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泛德联盟等反动政党和团体的代表在布伦瑞克的哈尔兹堡温泉举行会议。希特勒参加。与会者一致要求尽快取消民主制度，由垄断资本中最富有侵略性和极端沙文主义的集团来建立政权。

　　在这次会议上，纳粹党联合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天主教党右翼的支持下成立了所谓的哈尔兹堡阵线，预谋15个月后在德国建立法西斯专政。他们在会上还明确宣布：“我们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毒害，以法律权力从经济崩溃的旋流中挽救我们的政策。”

　　纳粹党通过宣传、小恩小惠等手段，使城乡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农民、大批涌向纳粹党。因此，该党得到迅速发展，除中央党之外，其他资产阶级传统政党选票明显减少，由此激发了纳粹党人通过选举搞垮魏玛体制的欲望。

　　纳粹党利用经济危机，积极开展宣传蛊惑活动，从1928年前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至1930年一跃而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至1932年则已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成了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集团。这就为与垄断资本家讨价还价和夺取政权赢得了资本。

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

　　1853年夏天，在风和日丽，波光粼粼的日本江户湾的海面上，出现了4艘顶部不断冒着灰白色的烟雾的黑色大船，这是来自美国的蒸汽军舰。

　　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即今东京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这次事件，史称“黑船事件”。

　　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

　　“黑船事件”冲击了日本的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

　　11月8日，天皇下达讨幕密敕。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

　　1868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

　　8日及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

　　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激战，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

　　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天皇军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

　　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戊辰战争结束，日本全境统一。

　　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倒幕运动的尾声。也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余波。随着西南战争中萨摩军的失败，由天皇操纵政权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建立，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革命的结束。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起至1877年西南战争结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孕育形成阶段。

　　在这10年中，日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军国主义的武装和警察、监狱，并开始对外实行侵略扩张。

　　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是主体，是诸政策之首。

　　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点，使日本被纳入军事、战争轨道，进入从战争走向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1878年，日本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和《参谋本部条例》，加强对军人的军国主义训练。

　　日本国内外均无制约和阻遏军国主义发展的形势和力量。日本国内曾有3次民主运动高潮，即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和护宪三派斗争、反法西斯斗争，但均遭失败；日本对外侵略时，屡屡冒险却均较轻易得手，更刺激其向军国主义道路迅跑。

　　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完全是靠进行不间断的疯狂的侵略战争来推动的。

　　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出兵西伯利亚，入侵中国。日本通过这些侵略战争，获得了巨额赔款，掠夺了被占领国家的大量财富，攫取了大片土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现。然而，1920年至1921年，日本爆发了历史上空前浩大的经济危机，处于寄生地主控制压迫下的农民纷纷破产。经济危机尚未过去，1923年9月1日，以东京为中心的整个关东地区以及静冈、山梨等县突然发生强烈地震。这次大地震使电信、电话、交通网被切断。下町一带被熊熊大火烧成灰烬，在一处被烧毁的遗址上，大量居民因地震成为饥饿的难民。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再次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许多大公司和银行倒闭，金融界一片混乱。日本半封建的农业也陷入经济危机。

　　至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又使脆弱的日本经济受到新的更大的冲击，社会再也不能保持大战前那种稳定了。

　　在国外，日本也受到了英美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和平结构，仍由英法等欧洲战胜国居于主导地位。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与英法迫使日本接受了“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门户开放”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市场与资源的计划。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被打破，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兴起，又形成了对于日本的猛烈冲击。

　　在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对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无疑又是一个沉重打击。

　　毫无疑问，日本军国主义开始陷入了危机四伏和到处碰壁的困境。这不能不促使日本各阶层、集团、政治力量对于本民族的历史与前途进行集中的反思，并做出自己的反应与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开始兴起并发展起来。

　　在经济危机期间，日本的民间法西斯运动和军队法西斯运动快速发展，并掀起了一股法西斯浪潮。在这两种法西斯运动的推动下，实现了日本军部法西斯化。这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特色所在。

　　全面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利用中小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恐惧和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提出了“革新”和“反财阀”的口号，大肆攻击政党政治，极力进行迎合民意的宣传。

　　它们对外鼓吹侵略扩张、称霸亚洲和世界，对内宣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主主义，要求对现存体制进行“革新”，对社会和经济进行改造，实行以天皇为首的军事独裁。

　　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和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从而获得了这一阶层广大成员和青年军官的支持，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法西斯运动。

　　1919年，日本的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写出了《日本改造方案日本大纲》；同年8月，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在东京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标志着法西斯运动在日本的兴起。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方案原理大纲》，以纲要加注的形式，简要明确地提出了法西斯的政治主张：

　　只有依靠国民的总代表、国家的根本天皇指导，在乡军人发动政变，实行国家改造，才能摆脱大日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同时袭来的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国难。在对外关系上，主张日本有对外开战之积极权力，赤裸裸地叫嚣战争。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其强烈的蛊惑性、欺骗性、狂热性，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最激进的纲领，在日本的青年军官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20年，北一辉返回日本，加入成立不久的犹存社，并与大川周明一道成为该社的台柱。

　　犹存社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核心经典，秘密印发，致力于法西斯“国家改造思想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完成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来建立一个称霸亚洲的大日本帝国。

　　在犹存社的鼓动下，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在日本一部分军人和学生中引起共鸣。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之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烽之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之会”、拓植大学的“魂之会”、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等学校的“太阳会”、京都帝国大学的“犹兴学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

　　虽然由于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的分歧，犹存社在1923年解体，但法西斯运动却由此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团体、派别不断涌现，如，大川周明的纯日本主义派，权藤成卿的农本自治主义派等。

　　民间法西斯运动产生之后不久，日本军队也兴起了法西斯运动。

　　1921年10月27日，旅欧陆军军官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略思想，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密约”，又叫做“三头密约”。

　　10月28日，东条英机也从柏林赶到，加入密约。“巴登巴登密约”的结成，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起点。

　　永田铁山等人回国后，邀集年龄相近、志同道合的陆军中央幕僚军官，于1923年成立了“二叶会”，讨论如何改革陆军等问题。

　　1924年年初，长州藩的首领田中义一召集陆军中的元老们在他家开了一次会。

　　他扬言：“我们面临着萨摩藩的阴谋，让我们彻底粉碎他们。”

　　6个月后，长州藩的一些将军和少数政友会的同盟者，获准去搞垮这个卑躬屈节的清浦内阁，条件是他们要接受陆军的改组计划。

　　1924年6月，由加藤高明组成新内阁，此人在10年前曾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新内阁把陆军的清洗当做一项例行的经济措施而满不在乎，而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普选法的新问题方面。

　　当全国的注意力被转移时，陆相宇垣却站在一边没有人注意。他表面上是对陆军进行裁军，实际上正在军官团中进行一笔复杂的讨价还价的交易，通过这笔交易，所有最重要的长州藩将军连同一批经过选择并给以补偿的萨摩藩将军和其他藩族的将军均自动辞职。

　　约有2000名军官被裁减。一些师团被宣布解散，但这些师团中的许多中队和大队则不予触动，待命处理。当许多长州藩族的军官退伍后，他们的部队重新被分配去充实还保存着的师团，或到新成立的辅助部队去充当军官。

　　此外，强制军事训练时间被缩短至6周，以便万一在全国动员时，政府能为每个男青年提供一些靠得住的基本训练。为了弥补训练时间的不足，组织了有1200名教官的陆军教导团，其成员被分配到著名的高等学校和预科学校。

　　体育教官保证每个青年在服役前要学好尚武精神的原则、列队操练、军刀和步枪操练。他们通过对教职员的恫吓威胁，在以后几年中逐步严密地控制课程。

　　1927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垄断资产阶级期望从对外侵略中寻找出路，因而重用军阀。4月17日，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兼外相。

　　田中义一代表最反动、最富侵略性的日本统治集团，公开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举行了所谓的“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代表。

　　会议研究了政府提出的对华“积极”行动纲领，即公开侵略中国的纲领。

　　这个纲领的核心就是田中在会上提出的”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方针。东方会议的决定成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基础。

　　尽管《田中奏折》的原件至今尚未发现，但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按照“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侵略方针进行侵略和争夺东方和世界霸权的。

　　在田中执政的两年中，仅1927年和1928年即曾两次出兵中国山东，侵占青岛和济南。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根据公布的内容：

　　第一，区别中国本土和满蒙，坚决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

　　第二，认为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应和各地的稳健政权取得适当联系，即极力使军阀分裂互斗，从中选择日本的走卒。

　　第三，帝国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帝国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的措施，即日本坚决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为敌。

　　第四，万一动乱，即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日本的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时，帝国将不问它是来自哪一方面，有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卫的决心。

　　1927年12月，永田铁山在整备局作《论国家总动员的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全部加以统制的思想。

　　这样，就在日本法西斯体系中加进了新的内容：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而民间法西斯分子鼓吹建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便成为幕僚革新派进行全国总动员的重要手段。

　　在“二叶会”的影响下，参谋本部课员铃木贞一和石原莞尔等更为年轻的军部中央校、尉级军官，于1928年组织了“研究国策”的木曜会。

　　1929年5月，“二叶会”、“木曜会”合二为一，建立了“一夕会”，标志着军人“幕僚革新派”的形成。

　　以永田铁山为核心的幕僚革新派，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战略的研究，以及长期在德国对欧洲各国的观察，认为日本要在未来的世界战争中取胜，必须进行总体战。

　　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日本的国力同美英有着难以克服的差距，非但如此，国力薄弱的日本还要以一国的力量同多国对抗。为了缩小差距，进行总体战，充分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必须建立总体战体制。

　　1929年7月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为了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对内推行紧缩财政和产业合理化政策，对美英采取“协调”外交方针，并以政治手段将中国东北攫为己有。

　　而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省、总参谋部和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则主张立即出兵侵占“满洲”，以摆脱日本的经济危机。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的法西斯和准法西斯团体曾经试图建立全国统一的组织。但是，所有的统一尝试均因内部存在分歧和争吵而未能成功。

　　民间法西斯团体遂把自己的事业和希望寄托于军队内部的法西斯势力身上。日本军部是近代天皇制的核心，是近代军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在经济大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军部实现了法西斯化，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角。

　　1930年9月，以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一些中下层军官建立樱会。

　　1932年，原“一夕会”的一些成员同其他一些军官，形成了以永田铁山为中心的统制派，成为推动军内法西斯运动的两股势力。由于统制派主张保持军部中央机构的统制，以合法手段，先外后内，自上而下对国家进行法西斯改造，建立军部独裁统治。因此，统制派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中上层军官的支持。

　　1934年1月，带有统制色彩的林铣十郎接任陆相，同年3月任命统制派领导人永田铁山少将为军务局长，成为仅次于陆相、陆军次官的最有实权的人物。统制派由此确立了对陆军的支配权。

　　陆军是日本军部的主导，支配了陆军就意味着掌握了对军队的主导权。军部还有计划、有步骤地从组织上操纵国民和民众舆论，对国家政务施加压力。

　　1931年，在乡军人会会员发展至260多万人，在各地实际上起着反动的政治作用。军部通过在乡军人会，将其影响扩大到全国各地和几乎所有基层单位，并通过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把全国青少年置于自己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此外，军部还通过驻地的部队，对各地管辖的居民直接进行宣传、煽动和组织其他活动。军部通过上述手段，为扩大、确立自己的政治支配地位，攻击、摧垮政党政治奠定了基础。

　　实力日益壮大的军内法西斯势力，利用危机，同民间法西斯势力相呼应，连续向政党政治发起进攻。

　　1930年4月22日，滨口内阁签订了《关于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条约》，遭到军方和右翼反动团体的责难。他们指责政府软弱无能，借机进行军国主义宣传，主张改造国内体制，加强军事独裁统治。

　　11月2日，议会批准了《伦敦条约》。

　　11月14日，滨口首相前去参加陆军大演习时，在东京车站遭到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的狙击，身负重伤，后于1931年8月26日死去。

　　滨口首相被刺，是军部准备发动战争的信号。同年末，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少壮派军官组织了“樱会”，企图发动政变，建立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脑的“改造政府”，后未遂。

　　“九一八事变”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法西斯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军内法西斯分子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条件，采取各种手段实现军部独裁，以夺取政权。

　　1931年10月，樱会陆军军官和大川周明等法西斯分子再次策划发动武装政变，以策应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建立军事独裁政权。政变计划动员陆海军少壮军官和民间法西斯势力，袭击首相官邸和警视厅，杀死首相若礼次郎和外相币原喜重郎，建立以荒木贞夫上将为首相、建川美次为外相的军部法西斯政府。

　　后来，这一政变计划由于中途泄密而再次流产。但是，军部又一次对“十月事件”的真相予以保密。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只是受到暂时性的保护性拘留，主谋也只受到了20天闭门反省的处分。

　　“十月事件”后，法西斯恐怖活动达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1932年二三月间，日本又发生“血盟团事件”。民间法西斯组织血盟团与以藤井齐为首的海军少壮军官相勾结，连续刺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董事长。

　　1932年5月15日，以士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陆海军青年军官及血盟团余党发动政变，袭击了首相官邸、大臣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日本银行等处，杀死首相犬养毅。史称“五·一五事件”。

　　政变虽被粉碎，但内阁被迫辞职。军部借口“时局非常”，拒绝政党继续组阁。

　　5月26日，海军上将、前驻朝鲜总督斋滕实在军部的支持下，根据军部的“废除政党政治”的要求，成立了“举国一致内阁”。日本历史上的政党内阁时代从此结束，军部法西斯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进一步得到加强。

　　1934年10月，陆军省发表题为《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小册子，公开叫嚣“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宣称“国防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要求确立一切服从战争的“国防政策”，“重新组织、经营国家和社会”。

　　这本小册子是统制派和整个军部确立法西斯极权体制的纲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受到社会右翼和军部法西斯分子的坚决支持。

　　1935年，法西斯分子掀起了一场“明征国体”运动，全力攻击日本政党内阁的理论基础“天皇机关说”，使“国体论”成了极权主义统一国民和改造国家的核心理论。

　　军部法西斯势力随时利用“天皇”和“国体”的大棒，镇压一切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运动，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展开“铲除异端”的活动。

　　陆军省发表的小册子和“明征国体”运动，成为军部法西斯化完成的标志。日本军部实现法西斯化，为确立军部对内阁的政治支配地位，为实现日本政体的法西斯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在这个阶段，日本军国主义的体制最完整，表现最狂妄，当然，令有些战争狂人始料不及的是，军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接着面临的就是深渊。

日本法西斯的发展过程

　　日本是一个具有军国主义历史传统的国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以中国为对象的侵略战争，蓄谋由来已久。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就提出要攻占朝鲜，进攻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逐渐走上近代化道路。同时，也开始形成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内，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10次是对华侵略。

　　经过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后进的日本不仅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且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已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的欲望更加强烈。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后，日本加快了实施新大陆政策的步伐，企图首先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日本统治集团尤其是军部与关东军首脑，在大肆宣称“满蒙生命线”面临危机的同时，着手制订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计划。早在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就奉命起草了一个题为《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提出了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的具体构想。

　　为了充分验证其构想，侦察中国东北的军事要地，完善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关东军从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先后组织了3次规模较大的“参谋旅行”。

　　第一次称为“北满参谋旅行”。由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统领，企图研究在哈尔滨附近进行攻防作战的问题。从1929年7月3日开始至7月12日结束。路线由旅顺出发，经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到满洲里；回程经昂昂溪转洮昂线，到泰来、洮南，然后返回旅顺。

　　7月4日，石原到达长春时，发表了《战争史大观》的演讲。在由长春去哈尔滨的火车上，又提出了《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占有满蒙计划》。

　　在《满蒙问题解决案》中，石原系统地阐述了占有“满蒙”转变日本国运的“石原构想”，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最后的大战”。美国势力向远东扩张，将是阻碍日本向大陆发展的最大挑战者。当今世界有了通航全球的飞机，科技发达，“东洋文明中心的日本”与“西洋文明中心的美国”必将开战。

　　为了做好对美战争准备，“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的唯一活路”。他指出，日本占有“满蒙”，既可恢复国内的景气，消除不安定因素，又可“及时扑灭中国东部的排日烈焰”。

　　这是“转变日本国运的根本国策”。而作为前提，“满蒙问题的解决，只有由日本领有该地才能完全实现”。

　　在《关东军占有满蒙计划》中，石原提出的方案是：关东军占有“满蒙”，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由日本人在这块土地上“经营大规模的企业”，让朝鲜人“开拓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和体力劳作”；同时，以4个师驻扎“满蒙”，“防备苏联的入侵”。

　　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其目的是研究在锦州附近作战问题。他们在“奉天城攻击要领”及“弓长岭夜袭”研究已有成案后，开始进行新民屯渡河、向锦州方向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的研究。

　　1931年，关东军组织了第三次参谋旅行，仍称“北满参谋旅行”。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让因人事调动而新来的关东军幕僚亲自看看他们所不熟悉的“北满”情况，以加深他们对“北满”战略价值的认识。

　　在此期间，坂垣和石原委托佐久，间亮三在“石原构想”基础上起草的《关于满洲占领区统治的研究》也于1930年9月完成，并在12月由关东军正式印刷成册。

　　这份文件提出占领“满蒙”的目的是：“迅速占领满洲及蒙古之一部，完全置于我方势力之下，以获得对外长期作战之资源及其他有关之牢固基地。”并对未来日本占领东北后的行政统治事项，作了明确规定。

　　这表明关东军不仅积极策划侵占东北，而且对侵占地区如何进行统治也在进行准备。

　　至1931年3月，在坂垣、石原等人的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正式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方案》，决定“若遇非常情况，关东军应有决心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并设想了“制造事件的谋略”。此时，在日本军部上层，“确保满蒙先行”论开始抬头。

　　1931年4月，日军参谋部拟定《昭和六（1931）年度形势判断》，就怎样解决“满洲”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解决“满蒙”问题分3步走：

　　第一步，改变日本所谓“正当权益”被损害的现状，确保并进而扩大这一权益；第二步，在“满蒙”组成一个从中国中央政府独立出来的新政权；第三步，完全占领中国东北。

　　根据这一计划，1931年6月11日，在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召开了陆军省和陆军参谋部的军事、人事、编制、欧美和中国科“五科长会议”，进一步商定行动纲领。

　　6月19日，制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规定在此后一年内，要让国内外透彻地了解“满蒙”的实际状况和日本的立场，做好转入军事行动的准备。7月，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将上述《大纲》作为指令下达给关东军。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一手导演了“万宝山流血事件”。

　　万宝山在吉林省长春东北30千米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既不是“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中日图门江界约》所定的特区。

　　1931年4月，在长春日本领事馆的唆使下，朝鲜人李升熏等来到该地，私自租用“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转手租来的荒地7500亩。在租约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擅自雇用朝鲜人挖渠，毁当地农户耕地，引起纠纷。

　　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以为有机可乘，遂派日警开赴万宝山施工现场，镇压中国民众。

　　7月，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报纸在朝鲜散发“号外”，造谣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害数百名”，蓄意煽动报复情绪，以致在朝鲜境内一些主要城市发生了一系列排华暴行，但日本总督府和地方当局故意不予理睬。日本统治集团乘机极力煽动战争。首相若槻礼次郎于7月9日在秋田举行的民政党大会上声称：

　　中国处理措施如有非法不当之处，为保卫国家的生存，一定要不怕任何的牺牲，勇敢奋起，国民不可放松这种准备。

　　政友会总务长以调查事件为名，于8月到中国东北活动，回国后煽动说：“满蒙事态严重，日本的生存权眼看只有日复一日地趋向土崩瓦解。要挽救这种局面，除了发动国力别无它法。”

　　“万宝山事件”未平，1931年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宣称：

　　日本参谋部部员、步兵上尉中村震太郎一行“向洮南旅行”，被中国兴安屯垦军“非法绑架监禁”，遭到枪杀。

　　事情的真相是：1931年6月，中村震太郎奉参谋部命令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

　　中村化装成“农学家”偕退伍军人井杉延太郎等4人，在对中国兴安屯垦区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经洮南返回途中，被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在淮安区余公府查获。当即“由裤内搜出日俄文军用地图2张，日记3本，笔记录3张”，对“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同时，还搜出了枪支及其他间谍用器材。屯垦军以证据确凿，认定中村一行为军事间谍。团长关玉衡下令将4名军事间谍犯处决。本来中国方面为维护国家主权而处置一个证据确凿的间谍无可非议，但是别有用心的日本当局却借题发挥，一方面向中国政府抗议，另一方面煽动反华战争热潮。

　　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等人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则认为：

　　“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沟行使武力的前提。”

　　8月24日，陆军省决定：在中方否认处决中村或得不到满意解决的情况下，“有必要对洮南地区实行保护性占领”。

世界法西斯运动的浊浪

　　在法国，经济危机期间，失业率上升，社会动荡，罢工、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具有法西斯色彩的极右组织，至20世纪30年代异常活跃，形成法西斯运动，力图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在这些极右翼团体中，有“爱国青年”、“束棒”雷诺领导的“法兰西团结”以及“法兰西主义”等。

　　这些组织中，有的公开标榜是真正的法西斯组织。例如，“束棒”和“法兰西主义”，从纲领到行动，对德国特别是对意大利法西斯极为模仿，但是没有争取到多少群众。

　　而一些团体和组织慑于法国公众对好战的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对德国纳粹主义的蔑视，虽在思想和方法上都与法西斯主义一脉相承，但否认自己是信仰法西斯主义的组织。

　　极右团体利用经济危机，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攻击议会民主制，宣扬反动的民族主义，叫嚣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攻击资本主义的弊病，举行规模巨大的集会，号召失业者和民众起来反对无能的政府。

　　议会里某些极右翼政治家同社会上的这些集团遥相呼应，要摧毁议会制，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

　　1934年，极右分子认为时机已到，大肆宣扬共和国政府贪污腐败，要求结束共和国。2月，一群法西斯暴徒聚集在协和广场，威胁国民议会，同警察交火，数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

　　极右翼分子的这些宣传活动，吸引和争取了一些中小资产阶级成员，发展成为法西斯运动。

　　在法国，最早的法西斯组织当属法兰西行动党。该党创建于1899年，是法国的极右翼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公开反对共和制和议会民主，主张在法国恢复世袭的君主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影响，它一方面提出在法国建立一个类似于意大利的退伍军人组织；另一方面出版有关法西斯主义的书籍，积极宣扬法西斯主义。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建立后，法兰西行动党领导人莱昂·都德宣称，该党“不久将通过暴力夺取政权”。这之后，法兰西行动党以及法国其他名目的法西斯组织虽然均有所发展，但始终没有联合起来建成一个像意大利和德国那样统一的法西斯政党，夺得政权。

　　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虽然也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但它毕竟是获得最多好处的战胜国之一。

　　其情况也与德国和意大利不同，表现在战后法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既不是复仇或收复失地，也不是向外扩张，而是竭尽全力巩固既得胜利果实，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地位。而且法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确保其在战后的既得利益，也希望维护现状。

　　在英国，也像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各种不同名称的法西斯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其中有“英国法西斯党”、“法西斯同盟”、“英国民族法西斯党”和“帝国法西斯同盟”等。20世纪30年代初，因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法西斯运动。

　　1932年，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建立“英国法西斯同盟”。在组织上，“英国法西斯同盟”是一个十足的独裁党。党的干部不通过选举，而由上级任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享有绝对权威。党的一切决策均由领袖莫斯利一人决定，党的会议力求排场威严。

　　在政治方面，莫斯利完全赞同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要求废除所有政党和政党制度。在社会政策方面，莫斯利许诺，要向贫困与失业开战，要大力开展公共建设，推行医疗健康事业，结束“金融匪徒的控制”。

　　在大城市，法西斯同盟的“黑衫团”和“法西斯防卫组织”举行社会抗议活动，召开露天大会，挑起巷战，组织法西斯大规模进军等。

　　莫斯利和法西斯同盟由于能够吸引中小资产者下层和工人阶级的许多青少年，故在1937年3月伦敦郡议会选举中，法西斯分子在伦敦东区取得重大胜利。

　　至1938年，约有10万余人短期内参加过这一组织。它们虽然在形式上也学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身着黑衫、行举手礼，甚至把“束棒”作为自己的标志，但其宗旨却与意德法西斯不同。它们几乎都是要确保英帝国在战后所取得的优势地位。

　　但由于英国是个具有长期议会民主制传统的国家，加之法西斯运动缺乏牢固的群众基础，所以对英国的政局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罗马尼亚，法西斯运动是从反布尔什维克而臭名远扬的科内柳·泽列亚·科德雷亚努为代表的一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打起宗教旗号进行反犹活动开始的。

　　科德雷亚努首先于1922年在扎希大学建立“基督教学生联合会”，提出废除议会民主制。

　　1923年，为了吸引那些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参加该组织，他将其更名为“十字架兄弟会”，后又改名为“天使长米哈依尔军团”，最后发展成为法西斯组织“铁卫军”。

　　在匈牙利，名噪一时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格姆伯斯，于1919年组成一个既有文人又有军人的反犹团体，自诩为“匈牙利的民族社会主义党人”。它以犹太人正在消耗匈牙利的国家力量为借口，进行疯狂的反犹活动。1921年，他开始同慕尼黑的正在组织反革命活动的德国极右翼势力领导人进行接触，随后在匈牙利建立法西斯组织“种族防御党”。

　　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向罗马进军后，受其影响，格姆伯斯企图在匈牙利建立法西斯政权，并且把自己打扮成匈牙利的“墨索里尼”，希望在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之下，统治整个国家。

　　在芬兰，法西斯运动是从反布尔什维主义开始的。1922年年初，3个从东卡累利阿战场返回的军人发起建立“大学生卡累利阿协会”，提出向外扩张，建立“大芬兰国”；要求所有参加该协会的人都必须要结成“仇恨俄国人的兄弟”，而且要宣誓把自己的“事业与生命献给祖国”，献给“大芬兰国”。

　　当时，在芬兰还有另一支亲法西斯势力，即内战中的白卫军。战后这支部队没有解散，而是改名为“国民卫队”，与国家正规军同时存在。它装备精良，有自己的总司令。

　　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得势对它产生强烈影响，表现为国民卫队队员开始对革命运动及其领导人采取暴力恐怖行动。

　　在美国，法西斯主义在经济大危机时期得到了滋生和泛滥。1932年，美国中西部成立了秘密法西斯组织“黑色军团”，亚特兰大成立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专门从事暗杀、绑架和破坏活动；1933年1月，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成立了“银行社”，与德国纳粹党关系密切；1933年6月，建立了“民族工业恢复行动”组织。

　　在美国各地，还涌现出“美国自由同盟”、“社会正义同盟”、“德美同盟”、“白衣党”、“蓝衣社”、“十字军”和“分享财富会”等许多法西斯组织；至1939年底，美国法西斯组织约有250个，其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这些法西斯组织广泛建立武装，进行阴谋活动，甚至妄图推翻罗斯福政府，在美国建立法西斯独裁。

　　除此之外，在经济危机期间，一些右翼组织恢复活动。这些组织在美国也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企图把“群众的失望心理和不满情绪，引上反动的法西斯轨道”。

　　在瑞典和丹麦，法西斯党是纳粹党的翻版。在挪威，同样建立了“民族联合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同样找到了拥护者。在东欧国家，法西斯主义同样有相当大号召力。

　　上述国家虽然存在着规模不同的法西斯运动，但是这些国家的法西斯组织活动分散，未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组织，也未采取统一行动。

　　尽管如此，法西斯运动掀起的浊浪，仍然对西方民主制构成威胁。美国、英国、法国等资产阶级民主制比较完备的国家，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进行了调整，采取了一些措施，阻止了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和上台，但在意、德、日等国却相继建立起法西斯极权体制。

世界各国的基本局势

内忧外患的中国政局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科技，极大地促进了世界东西方文明的发展。

　　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特别是晚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和腐败统治，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频频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与封建统治的压迫相结合，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形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

　　自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斗争开始，中国人民先后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寻求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机的道路，尤其是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采取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清王朝近300年统治的覆灭和中国数千年封建君主制的结束。

　　从1920年起，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协助下，开始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

　　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党小组的领导下，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各地也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租界开幕，31日下午闭幕。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在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先生为实现统一扶病北上北京。

　　1925年1月，孙中山病情加重，26日，德俄两国医生为他施行手术，确诊为肝癌晚期。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11号。他在遗嘱中指出，要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并强调“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必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些整顿和改革措施来加强政权建设。

　　1925年8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为消除军令不统一的状态，取消了地方军名称，设立军事委员会，并将驻广东的各支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在国共两党的的共同努力下，广州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进行了北伐战争，打倒了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军阀势力。

　　北伐战争的胜利，引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恐慌，英日美等帝国主义除继续支持北洋军阀残余势力、进行直接武装干涉外，还分化破坏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暗中拉拢蒋介石作它们新的代理人。

　　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勾结国内外反动势力，于1927年4月12日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和逮捕共产党员。7月15日，在武汉的汪精卫也召开“分共”会议，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归于失败。

　　1928年二三月间，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先后选举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蒋介石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大大加强了他的地位。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把各派军阀的军队分别改编为4个集团军：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4月，为了以“武力统一”全国，蒋介石举起了“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旗帜，并很快逼近北京、天津。张作霖见京、津难保，遂决定放弃北京退回沈阳。6月4日，在沈阳皇姑屯车站被日军炸死。国民党进占北京、天津后，由于受到日本的威胁，便决定不再向东北进军，而改用和平方法解决。

　　对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顺应东北人民反对日帝、渴求全国统一的愿望于1928年12月29日发表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官。在此以前，西南各省已先后通电拥护蒋介石，新疆、热河也宣布“易帜”。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结束了北洋军阀和奉系军阀统治的割据局面，表面上非常强大，但自身的腰杆并不硬，因为无论是在北伐期间，还是在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都是一副奴颜媚骨的模样。

　　早在1928年3月，国民政府与英美帝国主义谈判1927年3月24日炮击南京的事件时，国民政府对帝国主义在南京对本国人民的犯下的罪行不仅未作任何谴责，反倒表示十二分的歉意，并愿赔偿“损失”，“惩办凶手”，甚至还下令通缉在南京领导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共产党员。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济南，悍然出兵济南，屠杀中国和平军民，制造了“济南惨案”。

　　日本侵略军还残杀了当时前往交涉此事的中国外交代表蔡公时及其下属17人。对蔡公时横施暴行，先割去其耳、鼻、舌头，挖掉双眼，再加以残杀。

　　1929年1月，国民政府与日本当局就此案谈判。

　　在达成的协议中，国民政府竟将日军大屠杀罪行及所造成的巨额财产损失一笔勾销，宣称中日两国所受损害，由中日联合实地调查决定；中国政府承诺负责保护“在中国之日本国臣民之生命及财产安全”；双方共同声明，“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国交益臻敦厚”。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顺应“济南惨案”后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帝要求，从1928年7月起，向帝国主义列强开展了某些外交斗争，发起了以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改订新约运动”，但收效甚微。

　　在关税问题上，南京政府陆续与美、德、挪、荷、比、意、葡、西、英、法、日等10多个国家，重订了通商或关税新约。这些新约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双方对等，相互享受最惠国待遇，但由于中国产业落后，出口商品少，不可能获得与帝国主义同等的利益。

　　更何况有些新约，并未放弃对中国征税的制约，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总税务司继续由英国人担任，各地海关要职也多为外国人据有。所谓“关税自主”并未取得多少成效。

　　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帝国主义列强连形式上的让步也没有。

　　1928年至1929年间，南京政府就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向有关国家分别发出照会，但各国以种种借口一拖再拖，不予允诺。直至1929年年底，各国才勉强表示愿酌情改善领事裁判权制度。据此，南京政府急忙宣称，自1930年1月1日起，凡侨居中国的外国国民，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

　　美英法政府对此毫不含糊，立即发表声明作出解释，指出，1930年1月1日仅仅是逐渐取消治外法权日期的开始而已。

　　1931年5月，南京政府又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并规定于1932年元旦起施行。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南京政府只得通令暂缓实行，取消领事裁判权一事不了了之。

　　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对全国的统治以后，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不仅如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国内依然奉行封建的独裁统治。

　　中国共产党在经受了惨无人道的“四·一二”大屠杀后，并没有被蒋介石的暴政吓倒，而是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以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为开端，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道路。

　　1927年9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发动秋收起义；10月，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等人在广东琼崖发动武装起义；同月，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农民自卫军起义；11月，潘海忠、吴光浩领导湖北黄安、麻城武装起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及叶挺、恽代英领导了广州起义；1928年1月，方志敏等人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武装起义；3月，贺龙、周逸群到洪湖、湘鄂边开展武装斗争；3月至6月，郭滴人、邓子恢等人在闽西永定等地区先后领导武装起义；5月有，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刘志丹发动渭南华县起义；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湖南平江起义。

　　这些起义，大都因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10月到达井冈山，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底，由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5月4日，两军召开军民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毛军队的胜利会师，使红军的力量大大增强。

　　1930年8月27日，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奉蒋介石命令，在武汉召集湘鄂赣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绥靖会议”，策划合力对红军和其根据地进行“围剿”。

　　会议通过了《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案》，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个苏区红军的总方针。接着，陆续向各革命根据地周围调动军队。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以鲁涤平为总指挥，进攻赣南。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1931年4月，蒋介石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率国民党军20万对赣南区和闽西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粉碎了第二次“围剿”。7月初，蒋介石又调动兵力30万人，自任总司令，对赣南区和闽西区实行第三次“围剿”，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鄂豫皖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也得到发展。各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先后建立。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的叶坪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等重要的法律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25日，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瑞金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形成了与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政权根本对立的局面。在工农民主政权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政权、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就。

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国。本已薄弱的工业基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时期又遭到严重破坏。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战争威胁之中，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孤岛。

　　德国投降后，协约国利用世界大战结束之机向苏俄增派了大量军队，很快就在其南部集结了13万军队，并同白卫军一起向北推进。但是，协约国的军队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影响下发生分化，很多士兵拒绝作战。

　　1920年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但是，远东地区仍被日本侵略军和白卫军占领。苏俄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直接武装冲突，决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一缓冲国家。

　　1920年4月，远东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它不是工农苏维埃国家，而是劳动人民的民主共和国，符拉迪沃斯托克接受俄国中央远东局的领导。

　　远东共和国成立后，把红军和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10月25日，人民革命军开进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把最后一支外国侵略军赶出国境。

　　1922年11月，远东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开幕。

　　斯大林宣读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成立条约。大会一致通过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决议规定，保证这个联盟是各个平等民族的自愿联合，保证每个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保证一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都可以加入联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成立，为苏维埃国家各民族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924年1月，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苏联第一部宪法，完成建立苏维埃联盟国家的立法手续。

　　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

　　要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的经济国家。

　　1926年7月，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同托洛茨基等人结成了一个新的反对派联盟，简称“托季联盟”。他们提出比较系统的理论、政治纲领。同年7月，托季联盟的第一个联合行动，是向联共（布）中央提交了一份《三人声明》。

　　7月，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在经济问题、工业化问题和农村政策问题上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全会决定将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中央政治局，将拉舍维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9月和10月，托季联盟在全国发起公开争论。

　　10月16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叶甫多基莫夫等6名反对派首领发表声明，表示放弃派别活动，但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10月23日至26日，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召开联席全会，决定撤销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解除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职务。

　　1927年5月26日，托洛茨基、叶甫多基莫夫、斯米尔加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由83名共产党员签名的《八十三人政纲》，声明联共（布）中央对外执行了一条右倾路线，对内则继续执行错误的路线，在工业、农业和党内生活方面出现了危机，提出克服党内分歧和加强党的团结。

　　1927年秋，国内出现了商品荒，酿成了粮食收购危机。这种情况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粮食供应和出口，进而威胁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因此，克服粮食危机成为摆在苏联党政领导人面前的紧迫任务。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1927年年底，根据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大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方针，苏联开始了农业集体化运动。

　　1929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雅可夫列夫为首的集体化委员会，领导农业集体化运动。

　　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把全国完成集体化的速度分为三类地区。

　　3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纠正全盘集体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禁止采取强制手段实行集体化。

　　根据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苏联从1928年至1933年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在短时期内建立起对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变成一个强大的、不依赖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上独立的国家。

　　苏联人民在联共（布）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联共（布）党在1931年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党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努力学习技术，精通技术。全国掀起了学习新技术的热潮。

　　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投资248亿卢布，新建工矿企业150D多个，其中大部分为大型现代化企业。结果，工业固定资产增加1．2倍。工业总产值比1928年增长102％，年均达19．2％。到1932年，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上升到70．7％。

　　从1933年起，苏联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目的在于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为一切国民经济部门建立最新的技术基础。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进一步扩大了工业建设的规模，基建投资总额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加了l．2倍，新建成工业企业4500个。工业总产值由435亿卢布增长到955亿卢布，增加了1．2倍，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到1937年，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全国工业的技术改造，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上升到77．4％；建立了部门齐全的大工业体系，能够以一切必要的技术装备保证国民经济和国防的需要。

　　苏联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从1938年开始实施的。由于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威胁越来越大，使苏联把愈来愈多的资金用于加强国防工业。到1940年，苏联国防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长了1．8倍，而整个工业的产量只增加45％；这一时期工业产值年增长速度，国防工业为39％，整个工业为五3．2％。这就为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经济迅速转入战时轨道奠定了基础。

　　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苏联始终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核心和重点。工业化开始阶段，重工业的投资占了整个工业投资的3／4，重工业的固定资产增加了58％，与1917年相比，重工业总产值增加了差不多1倍，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由1913年的33．3％上升到1928年的39．5％。

　　工业化全面展开阶段，根据应当使“重工业生产部门获得最快的发展速度，即它们能在最短期间提高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能于遭受经济封锁时保证我国发展的可能，能减轻我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依赖性”的方针，工业投资的重点仍旧为重工业，约占工业总投资的86％，大大超过了前一时期的水平。

　　结果，重工业的固定资产增加了2倍，产值增长1．73倍，年增长率达28．5％；而同期轻工业的增长仅为56％，年增长率只有11．7％。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是苏联工业化基本完成阶段。在编制计划时，党和政府决定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加快发展轻工业步伐。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1933～1937年间，轻工业年增长率将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3．2％提高到18．5％，农业由2．6％提高到14．9％，重工业则由40．l％降低到14．5％。也就是说，轻工业将是这期间增长最快的工业部门。

　　但是，由于法西斯在德国上台，国际形势恶化，战争威胁增大，不得不加强国防，因而调整计划未能实现，重工业年增长速度仍高达19％，产值增长达1．4倍；而轻工业年增长速度为14．8％，产值增长1倍。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苏联十分注重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把机器制造业列为工业发展核心的核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其产值几乎增长2倍，比整个工业的增长速度高出2／3。这就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设备，使各行业的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整个工业所用的生产工具和设备在1933～1937年间有50～60％得到了更新。1937年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是由新建和彻底改造过的企业创造的。

　　与此同时，苏联还利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的设备、技术，以奠定本国的工业基础，然后逐渐缩减进口，用本国产品取代同类进口产品。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1932年上升为50％左右。

　　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苏联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技术干部的培训工作。斯大林先后提出了“革命青年向科学进军”、“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等口号，对解决技术和干部问题起了重大作用。

　　苏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对工业布局特别是工业的地区布局十分重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乌克兰、高加索、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建立了新的工业基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又将重工业新建投资的半数资金用于东部地区。

　　苏联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东移，使苏联的工业分布更趋合理，这对加强战备、开发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苏联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工业化的完成，使苏联变成了一个经济独立的国家，达到能供给本国经济和国防必需的一切技术装备。这就为苏联的国防工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为苏联在战时迅速完成国民经济改组、转入战时体制创造了条件。而技术人才的增多又为苏联国防工业提供了活的技术准备。

英国经济束缚军备发展

　　在第一世界大战中，英国是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获得了最大利益，并与法国控制了国际联盟。但是，英国国内的形势并不乐观。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可以说是英国由技术陈旧的19世纪经济，向培养新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由于这是一场深刻的变化，所以英国的经济表现出起伏，主要表现为频繁的工人罢工斗争。

　　英国的战后复生正面临该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工业困境。1921年4月15日，英国的工业陷入瘫痪状态。

　　1922年10月19日，首相劳合·乔治宣布他的政府辞职，并推荐请安德鲁·博纳·劳组成新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工党的日益强大而削弱了的自由党，依靠和保守党的联合治理国家。许多保守党人对和自由党的这种合作越来越不感兴趣，在纽波特的补缺选举中达到了顶峰。预料能轻易获胜的联合候选人，意外地被保守党候选人击败。保守党人立刻反对联合政府，削弱了乔治的基础，迫使他辞职。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问题困扰劳合·乔治。

　　1921年，他和爱尔兰签订的条约使某些保守党人感到被出卖了。许多批评家还指责他轻率处理了一项外交事务，这恐怕会导致与土耳其的一场新战争。

　　1923年12月6日，英国举行大选。执政党保守党因内外政策交困、经济长期萧条，在议院的席位大量减少，工党席位大增，成为第二大党。但保守党和自由党存在严重矛盾，不能在组阁问题上达成共识。

　　1924年1月，在自由党的支持下组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党政府，詹姆士·拉姆赛·麦克唐纳担任首相兼外交大臣。麦克唐纳政府实行了一些进步措施，如制订国家资助工人住宅建筑计划，增加失业者补助金，降低茶糖等食品的消费税，外交上正式承认苏联等。

　　但工党在竞选时对工人和人民群众许下的种种诺言远未能兑现，如没有实行煤矿和铁路国有化，没有开征财产税以及增加给企业主的贷款，在殖民地问题上实现与保守党政府同样的侵略镇压政策等。

　　1924年1月29日，伦敦工人代表团代表150万伦敦工人，向刚上台执政的英国工党麦克唐纳政府请愿，反对英国政府对苏联采取不承认政策，宣布将举行罢工表示抗议。麦克唐纳政府迫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压力，于同年2月2日正式承认苏联政府为合法政府。

　　2月27日，苏英两国正式建交。

　　由于工党政府对资产阶级唯命是从，很快引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不满，工人罢工事件屡屡发生。工党政府敌视和镇压工人罢工，甚至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从而使其威信扫地。麦克唐纳于10月初宣布解散国会，举行新的大选。11月4日麦克唐纳辞职，首届工党政府结束。

　　1926年6月，英国保守党政府反对苏德签订友好中立条约，并以此为由进行反苏活动。

　　1927年6月，苏英两国断交。1929年夏，英国麦克唐纳工党政府重新上台，开始同苏联进行复交谈判。10月，苏英两国政府正式复交。这表明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10月份的大选中，保守党斯坦利·鲍德温再次执政，并在11月6日任命工党政府的新内阁成员。人们期望新内阁能够结束3年来使一切陷于瘫痪的罢工所引起的骚乱。

　　新内阁成员中有张伯伦兄弟俩：前任印度事务国务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任外交大臣；他的兄弟内维尔·张伯伦任卫生大臣。鲍德温首相任命1904年从保守党转为自由党而又转为保守党的人——温斯顿·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

　　1925年夏，英国的矿主们在斯坦里·鲍德温保守党政府的支持下，于1925年7月31日举行了同盟总罢工。由于鲍德温政府和资方尚未做好应付准备，被迫让步。工人阶级把7月31日星期五这一天称为“红色星期五”。

　　但是，资产阶级的让步都是预谋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利用斗争暂时缓和的时机，加紧强化警察力量，逮捕共产党人和工会运动的左翼领导人，而且储存了煤炭、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政府还成立了“煤矿业调查委员会”。

　　1926年3月10日，“调查委员会”公布报告，同意矿主降低矿工工资10％，工作日延长一小时。

　　1926年4月中旬，在9个月的工资补贴即将期满的时候，矿主们又重新提出降低工人工资10％、工作日延长一小时的无理要求，并宣布从5月1日起封闭煤矿，实行所谓同盟歇业，并不再与矿工签订全国性的集团合同。这引起了矿工的极大不满，共产党积极领导了工人的斗争，提出了“工资不得少一个，工时不得加一分”的口号。

　　但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却仍致力于同资方进行拖延时间的谈判。由于5月1日以后大批矿工被解雇，于是被迫宣布从5月3日起开始总罢工，使全国经济生活陷于瘫痪。工人们自动组织纠察队，建立行动委员会、罢工委员会来领导斗争。

　　政府和垄断资产阶级受到沉重打击，罢工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积极支持。苏联、中国、美国和西欧等国家的工人和劳动者都募集捐款，支援英国工人。

　　但是，作为总罢工的领导、工党分子与共产党人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把持工会总理事会领导权的工党右翼分子，背着工人与政府和企业主秘密谈判。

　　1926年5月11日，政府最高法院裁决此次罢工为“非法”。工会总理事会竟然屈服于裁决，仅在得到官方同意恢复了工资和工时谈判的谅解后，于5月12日宣布停止总罢工，强令工人复工。总罢工被破坏后，矿工们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至11月19日才无条件放弃罢工。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以失败而告终。

　　1929年6月，麦克唐纳组织第二届工党政府不久，危机来临。面对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工党政府陷入分裂。为了应付空前严重的危机，工党政府于1931年8月24日宣布成立包括保守党和自由党在内的三党联合政府，自称“国民内阁”，麦克唐纳仍任首相。

　　“国民内阁”成立之后，为克服经济危机，执行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其中主要是实行“节俭政策”，削减开支。如同联合政府的保守党成员鲍德温在1931年8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所说，联合政府的唯一目标是通过厉行节约和保持预算平衡所必需的法案。

　　因此，“国民内阁”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指令、法案等，旨在克服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危害。尽管其中一些措施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如“贫困调查法”和降低工人、国家雇员及水兵的薪金。

　　但从总体上看，“国民内阁”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日益动摇的英帝国的基础，保住了贸易市场，避免了财政崩溃，使经济形势逐渐好转，进而达到了稳定政局、平定民心的目的。

　　“国民内阁”的成立是英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措施，对英国的民主政体作了一定的调整，进一步巩固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基本顶住了国际法西斯运动的冲击，防止了法西斯在英国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国民内阁”时期，也是英国和平主义运动开始高涨的时期。和平主义思潮严重制约了“国民内阁”的对外政策和军备政策。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使已有10多年安宁的世界遭到巨大的冲击。1933年希特勒上台，整个欧洲更加惶惶不安。这种形势大大增强了英国公众的恐战情绪，推动了和平主义运动走向高潮。

　　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也使英国的经济受到了打击。

　　1930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蔓延到英国。工党政府拒绝全国失业工人提出的增加失业补助金、取消失业保险法中某些不合理规定的要求，于是，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组织失业者于3月20日开始向伦敦“饥饿进军”。参加者高呼“反对工党的饥饿政策”、“争取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府”等口号，于4月30日到达伦敦。翌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5万多名伦敦工人走上街头，欢迎进军队伍。

　　随着对政府新制订的紧缩计划对抗情绪的日益增长，1931年9月30日，伦敦警方与示威者发生了一昼夜的冲突。有人认为起义者有共产党员，不过大多数人是失业工人，他们坚决反对政府削减退休救济金的新政。

　　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英国国力，英国统治自治领力不从心。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自治领要求明确规定自治领地位，在1926年的帝国会议上，英国代表团团长贝尔福提出自治领“是英帝国内的自主实体，地位平等，在其对外事务的任何方面，一个绝不从属另一个”。

　　1931年12月11日通过《威斯敏斯特法》。

　　1932年10月初，又爆发了向伦敦进发的全英“饥饿进军”。2500名参加者分队从四面八方集结起来向伦敦前进，于10月29日进入伦敦，几万伦敦工人聚集在海德公园欢迎他们。

　　1933年底在英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失业工人运动再次组织了全国的“饥饿进军”，并在各城市和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组织。

　　1934年2月23日，“饥饿进军”队伍浩浩荡荡进入伦敦。次日英国工党、独立工党、共产党和职工会的代表共1500人，举行了团结和行动大会，接着又有10万名伦敦工人，在海德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在工人阶级不间断斗争的压力下，政府被迫废除削减失业补助金的决定和建立失业者劳动营的法令。

　　1936年秋，当政府又企图削减失业补助金的时候，失业者全国委员会又发动了20万失业工人，再次策动向伦敦的“饥饿进军”，迫使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

　　20世纪20年代，由于英国在经济方面的一些原有的痼疾，使得它的经济较之其他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更客易遭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冲击。而这又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政策，束缚了其军事的发展。

美国的国内国际关系

　　1919年11月19日，美国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在历时两个月的激辩之后，拒绝批准旨在结束战争和建立国际联盟的《凡尔赛条约》。参议院的这一行动对威尔逊总统来说是个严重的打击。因为威尔逊总统曾力劝巴黎和平会议接受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

　　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对该条约中有关建立国际联盟的条款持有保留权问题。这些保留权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提出来的。

　　这些保留权明确地表示，不经国会批准，美国根本没有责任和义务按照该条款规定去保卫国际联盟的各成员国。

　　1920年11月2日，55岁的沃伦·哈定当选为美国第二十九任总统。

　　1921年3月4日，哈定任总统后，解散了战时设立的各种机构，宣布政府不干涉私营企业活动，不过问企业的兼并等，不再规定物价或制定政府条例干涉经济，放任垄断资本家扩大势力，加强垄断地位。

　　他还废除了威尔逊政府战时增收的所得税、遗产税和过分利税，特别是降低了高收入者的税率，使富有的资本家交纳的税款大为减少，而广大人民的负担相对增加。

　　在外交上，哈定政府发起召开了“华盛顿会议”，签订了五国《海军条约》和《九国公约》。哈定总统任内起用了很多大资本家，因而发生了不少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和贪污渎职案件。

　　1921年4月12日，哈定总统在国会的一次联合会议上说，美国将不参加国际联盟。这位新总统对国际联盟的拒绝，赢得了主要来自他的共和党伙伴的热烈支持。

　　在拒绝国际联盟的同时，这位总统保证，他的政府将与那些想组成一个他称之为非政治的国家联合体，以及想使惨遭战争践踏的欧洲国家复兴的外国政府合作。

　　1923年8月2日，哈定总统去世。3日凌晨，美国副总统柯立芝按照宪法宣誓就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任职期间的繁荣，大大促进了美国的工业化，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越来越大。因此被称为“柯立芝繁荣”。

　　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市场发生第一次猛跌，拉开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序幕。随着纽约股票价格的一路狂跌，很快造成了美国大量工业企业和农场的破产，商业贸易呈现崩溃之势。

　　当危机到来时，美国新任总统胡佛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否认危机的严重性，继续奉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确信自行调节市场和自由放任的政策足以使美国走出危机的泥潭。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胡佛盼望的经济好转不仅没有到来，反而危机越来越严重，致使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蔓延。在这种情况下，胡佛政府虽然采取了局部的措施，但收效不大，形势仍然不断恶化。

　　经济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会触发政治危机。从1931年春起，美国的进步组织多次举行了向各州首府施加压力的“饥饿进军”。

　　胡佛政府所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是1932年5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业退伍军人向华盛顿的进军。

　　至6月，已有两万多名退伍军人涌进了华盛顿，他们要求国会立即偿付退伍军人福利金。

　　1932年7月28日，胡佛总统下令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及其助手艾森豪威尔指挥骑兵队和坦克队、机枪队、步兵冲散了退伍军人，并把他们赶出了华盛顿，但是，全国此起彼伏的反饥饿斗争并未因此而平息，相反越演越烈。工农运动此起彼伏，给美国的政局带来极大的冲击。

法国的战争应急措施

　　法国虽然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其国民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被占领区的工业基础被摧毁殆尽，共计1340亿法郎的商品和财产在战火中消失了。法国有近150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平均每10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人死在前线。

　　尽管法国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最富有的北方和东北方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它的战后恢复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法国依靠德国战争赔款和外国技术，投资80亿美元修复了矿井，重建了工厂、公共建筑物、商店和住宅，修通了铁路、公路，疏浚了河道，填平了长达数千千米的战壕，治愈了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整个恢复工程结束于1924年。

　　然而，1929年至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打断了法国经济的发展链条，使法国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深渊。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法国卷入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时间较晚。1931年秋，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暴跌，法国开始卷入经济危机。

　　这一年工业生产下降，失业人数翻了一番，与最好的年份1929年相比，工业生产下降23％，钢铁产量下降37％，百人以上机构中的工薪人员减少14％，食品批发价下降12．7％，营业税下降28％，各种有价证券下降60％。

　　在经济危机的深刻影响下，各种法西斯组织利用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乘机扩大影响，以求发展。

　　法西斯组织的暴乱活动出现过多次，虽然没有形成什么“气候”，但是震撼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使它越来越经不起国内外风浪的冲击，开始走向衰落。

　　在国内极右组织猖獗、政局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法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法西斯政权，除法国具有较强的议会民主制外，法国共产党的壮大和在其努力下组成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是重要原因。

　　成立于1920年12月的法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并在1934年与社会党签订《统一行动公约》，建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推动了法国反战运动的发展。

　　1936年5月，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6月组成勃鲁姆政府。新政府依据人民阵线的反法西斯纲领，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成功地制止了法西斯运动在法国的蔓延。

　　在国家防御措施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法国军方就开始考虑下一次战争的应急措施，其焦点集中于边境防御上。

　　1920年1月23日，法国陆军最高军事委员会在重新建立时就郑重声明：法军必须研究“对国土或海岸线防御体系的总体规划”。这句话，实际上是日后法国最高统帅部提出和确定构筑“绵亘防线”的基调。

　　经过将近10年的研究论证、勘测和设计，1930年1月14日，经参众两院批准，法国政府正式颁布了在东北边境建造防线的法令，并用1929年至1931年任陆军部长的马其诺的名字命名，称“马其诺防线”。

　　同年初，防线主体工程全面动工，负责施工的是贝拉居将军主持的筑垒地区组织委员会。到1935年底，防线峻工，前后耗时6年有余。

　　马其诺防线位于法国的东北部，自隆吉永至贝尔福，全长约390千米，包括梅斯筑垒地域、萨尔泛滥区、劳特尔筑垒地域、下莱茵筑垒地域和贝尔福筑垒地域。

　　其中，梅斯和劳特尔筑垒地域的防御工事最为坚固。这两个地方的重要地段都筑有地上和地下工事，沿莱茵河一线设有两道防御体系，以适应环形梯次防御。

　　地上部分为装甲或钢筋混凝土的机枪和火炮工事；地下部分筑有数层地下室，包括指挥所、休息室、食品贮藏室、弹药库、救护所、水电站、通风过滤室等。工事之间由地下暗道相连接，便于人员或车辆机动。

　　整个防线由保障地带（纵深4～14千米）和主要防御地带（纵深6～8千米）组成。共构筑永备工事约5800个。防线内设有反坦克壕、崖壁、断崖及金属和混凝土桩岩等反坦克障碍物。

　　马其诺防线耗资60～70法郎。它的的建成，使法国人相信他们可以轻易阻挡德军的进攻。法国军事学院的一位著名教授肖维诺将军在1938年明确指出：

　　在法国，快速的入侵战争也称运动战，已成为历史。今天防御力量已经成10倍的增强，准备打短期战争的国家是去自杀。他们的缺陷是显然的，正是连绵的防线折断了战斗的翅膀，对连绵防线的担忧已组成了和平的因素。

　　肖维诺根据自己的估计断言，由于法国整个东北边境线上有连绵的筑垒正面和拥有一定数量机枪的及时展开的军队，将能“遏制德军3年之久”。不仅如此，法国官方文件还极力宣称：

　　为掩护国家领土免受外来入侵而建造的整个永备工事体系，使我们现在就能做到：在只需动用较少人员的可靠掩护下进行动员；更好地保障我国的大工业区和边境重镇；为我军作战保证有坚强设备的基地。

　　“马其诺防线”成为后来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行消极防御战略的基础，其后法军制订的一系列作战计划均以“马其诺防线”为中心。其中，最为有名的是1933年至1935年付诸实施、后来在大战中为法军所采用的“D”字作战计划。

　　“D”字计划是在甘末林将军主持下制订的，它的思想核心是阵地防御。计划拟制时，法国设想德军将要像1914年那样，经过比利时实施主要突击。

　　因此，计划规定，集中法国东北战线左翼联军基本兵力，其中包括一些机械化部队，在德军入侵比利时时向比利时腹地做远距离的机动，以便在阿尔贝特运河和戴尔河一线迎击敌人。由于比利时和荷兰保持中立，在德军入侵前与英军联合作战计划，这就意味着直至德军发动进攻时，英法联军才能进入比利时。

　　为配合这一作战计划的实施，法国还制订了“布雷达计划”。该计划要求集中大部分机动部队进入荷兰南部布雷达地区，实施更远距离的防御。法国最高统帅部深信，这个计划为法国的防御体系增加了保险系数；同时，远距离防御可以迟滞和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从而有利于稳定马其诺防线，并把战场引向国外，既可保护比利时、荷兰等盟国免遭侵犯，又可保护法国边境工业区的安全。

　　然而，这个作战计划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实施远距离防御必须进行远距离机动，而在机动过程中，很难设想英法联军肯定不会同德军发生遭遇战。

　　而且在“马其诺防线”东端与英军防线间的缺口处，防御工事特别薄弱，一旦被突破，联军后路被切断，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摒弃了机动防御和主动出击等积极作战手段，把战争的主动权拱手给了对方。所以，这是一项招致兵败国破的糟糕计划。

　　在消极防御战略指导下，法国的军队建设包括编制、装备和训练等都显现出被动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西方战场爆发前，法国在欧洲保持了一支最强大的军队。根据1938年7月11日《战时国家组织法》的规定，法国本土划分为3个战线：东北战线、东南战线和比利牛斯战线。全国共有20个军区。法国本土现役部队有20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和部分边防部队、2个驻外殖民地师、4个驻非北非师。1939年8月，法军总兵力达101．5万人。

　　不过，由于在军队建设中强调数量，忽视质量，且受到整个消极防御战略的影响，法军变得非常迟钝。法国历史学家杜瓦兹和韦斯说：“1939年的法军简直是一支杂牌军。”

　　在研制和装备坦克问题上，法国的动作也非常迟缓。艾斯蒂安将军早在1920年就提出过装备坦克的主张。1927年7月，社芒克将军在高级军事研究中心阐述了坦克的优势所在，次年又提出了装备1个现代化装甲师的方案。1935年5月，戴高乐在《议会和政治杂志》上发表《建立职业军》的文章，一年后成书出版。他认为，拥有最精锐的装甲部队的一方将在下一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因此系统地提出了建立一支由10万人组成的分编成6个机动装甲师的精悍的职业军的主张。

　　但戴高乐关于生产坦克和建立装甲部队的主张，受到种种非难和指责。魏刚、德伯内、莫兰、贝当等军方高级将领，相继发表文章和演说，抨击戴高乐的观点。戴高乐孤掌难鸣，他的建立有限机械化、装甲化部队的机动作战思想被扼杀了。

　　由于上述错误思想的指导，法军在武器装备现代化方面进展缓慢。虽然艾斯蒂安将军早在1921年即设计出一种装甲厚、火力强、马力大、速度快的B型坦克，但直到1935年法国最高统帅部才下令生产，到1939年其月产量仅为8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西方爆发时，法军共装备1770辆坦克，编为50个轻型坦克营和12个重型坦克营。

　　法军一直认为，“坦克的唯一任务是为步兵服务”，因而把坦克分编在各个步兵师里，”作为步兵前进的辅助力量来使用”。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坦克的战斗作用的有效发挥。

　　法国对空军建设的重视程度远不如陆军。因此，到大战在西方战场爆发时，其装备和组织尚处于建设阶段。当时，共装备飞机1407架，仅为德国的1／5，但真正能使用的是德国的2／5。而且这些飞机有不少是旧式飞机。显然，这样的空军是无力攻击德国的军事设施的，即便在自己领空，它也抵御不了强大德国空军的袭击。

　　法国拥有一支举足轻重的海军，在当时占世界第四位。它装备有1艘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19艘巡洋舰、32艘舰队驱逐舰、38艘驱逐舰、26艘扫雷舰和77艘潜艇。然而，由于海军的作战计划、训练完全是防御性的，海军在未来的战争中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法国的消极防御战略和经济实力不足，严重影响了30年代法军的装备更新，致使法军的建设日益落后。虽然法国从1936年起加快了备战步伐，但已无可挽回地拉大了与德军的差距，最终使自己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阿根廷民众的罢工抗争

　　在拉丁美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和古巴等国，都有过规模不等的工农革命斗争。其中以阿根廷的191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起义最为壮烈。

　　布宜诺斯艾利斯，位于拉普拉塔河西岸，是阿根廷首都和联邦区所在地，市区为一条从港口流向西南方的小河及环城公路环抱，同附近的22个小城镇组成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历史上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崇尚自由和自由贸易理念的首善之区，特别是与宣扬保守天主教方法治国的西北地方相比而言。19世纪，阿根廷关于集权者和联邦者爆发的冲突大多数源于以上分歧。

　　19世纪，布宜诺斯艾利斯遭到两次海军封锁。1838年至1840年遭法国包围，1845年至1848年遭英法联合远征军封锁，两次妄图使布市屈服的包围均以失败告终，外国列强也放弃了其要求。

　　1852年，阿根廷联邦派领袖乌尔基萨推翻了独裁统治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武装部队司令罗萨斯，并主持召开圣菲制宪会议。1853年5月1日，制定阿根廷国家宪法，建立了阿根廷邦联共和国。

　　1854年2月，乌尔基萨被选为阿根廷邦联总统，不久把首都迁往巴拉那。布宜诺斯艾利斯集权派拒不承认巴拉那政权，于是阿根廷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1861年，集权派首领巴托洛梅·米特雷率军打败乌尔基萨。次年，米特雷当选为总统，宣布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临时首都，阿根廷正式成为统一国家。

　　1880年9月，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定为共和国永久首都。19世纪中叶以后，在萨米恩托总统的鼓励下，欧洲大批移民抵阿根廷。英国势力开始在阿根廷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20世纪20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欧洲、阿根廷其他地区和周边国家移民者首先的目的地。

　　在米特雷之后的萨米恩托和阿维利亚内达执政时期，实行旨在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一系列改革，使阿根廷经济在各方面都获得了一定的起色。

　　然而，阿根廷的独立并未给国家带来安全与稳定。对外同巴拉圭的战争，对内与印第安人就土地资源的争夺，使得战火不断。

　　与此同时，英国资本开始大量侵入阿根廷。他们修建铁路，兴建农场和牧场，到1909年，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已达80多亿法郎。

　　由于受20世纪20年代经济危机影响，大批农场主和农民移迁到都会区外围，造就了第一批贫民窟，加剧了社会矛盾，和阿根廷作为富裕之地的形象形成反差。

　　阿根廷的民族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所发展。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市场对阿根廷粮食和农业原料的需求急剧下降，加上激烈的国际竞争，阿根廷经济状况大为恶化。

　　资产阶级、地主和外国垄断资本以削减工资、增加赋税、降低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办法，补偿它们利润的损失，引起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涨。

　　1918年至1921年间，阿根廷工人发动860次大罢工，参加者达700多万人次。1919年1月初，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举行罢工时，遭到英国华森公司冶金厂资方雇佣的暴徒的枪杀。1月7日，又一家工厂举行工人集会时，遭到警察开枪镇压。

　　9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全市总罢工，20万工人为死难战友举行葬礼，送葬队伍又遭军警射击。工人压抑在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了。他们夺取军火库的武器，构筑街垒，同军警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将其打得抱头鼠窜，罢工的队伍取得了胜利，控制该市好几天。

　　后来，军队调来大炮轰炸工人们占领的地方，炸毁了街垒，拘捕了罢工工人，起义于1月15日被残酷镇压，死难达数千人。这一惨案在阿根廷历史上被称为“流血周”。

　　在阿根廷中部和南部一些省份，1919年至1921年间工人也展开罢工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有的地方还举行了起义。

目录

希特勒

流落维也纳街头的三流画家

摒弃俸禄投身政治的高级掮客

苦心孤诣夺取纳粹党领袖位置

精心炮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

如愿以偿掌握德国的军政大权

实行血腥恐怖的法西斯统治

实施横扫西欧的“海狮计划”

上演突袭苏联的“巴巴罗萨”大戏

穷兵黩武陷入不义战争泥淖

灭绝人性建立欧洲“新秩序”

“狼穴”遇刺疯狂报复嫌疑者

垂死挣扎阿登孤注一掷

“焦土作战”阻止盟军进攻

末日来临“狼穴”自杀谢罪

墨索里尼

年少轻狂多次被驱逐出境

自办报纸宣传法西斯理论

一手创办“战斗的法西斯党”

暴力夺取党权、政权、军权

加入邪恶的“轴心国”组织

不计后果出兵入侵希腊

依附德国进退两难

争夺克里特付出惨重代价

贸然进攻导致一败涂地

寄人篱下企图东山再起

出逃被杀悬挂广场示众

东条英机

武士道造就的狂人军官

残害进步人士的“剃刀将军”

实施细菌实验的罪恶元凶

鼓噪对外侵略的战争魔头

批准实施偷袭珍珠港计划

鼓噪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在东京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

希特勒

流落维也纳街头的三流画家

　　188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在奥地利东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布劳瑙出生了。希特勒前面的两个哥哥都夭折了，他是一个海关小职员的第三个孩子。

　　希特勒的出生地——布劳瑙，地处奥地利西北边境，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交界之处。

　　他的出生地对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因为希特勒早在青年时期就想：两个说德语的国家，同属日耳曼民族，不应有边界分开，应该统一。他的这种原始想法一直延续到他的生命结束。

　　这也正是他为何在掌握了德国政权，成了独裁者之后，吞并奥地利，使奥地利成了他对外侵略扩张首要目标的原因之一。

　　1909年，希特勒只身来到维也纳，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悲惨的时期。此前的5年里，他因父亲去世，家庭拮据，一直辍学在家做着当艺术家的梦。

　　20岁的希特勒身穿一件匈牙利籍犹太旧衣商送给他的黑大衣，长至足踝。前额头发斜梳，头戴一顶油腻发光的黑呢帽，四季不换。两颊和下颌胡须丛生，身后背着一个破旧的画架。他从一个街头流落到另一个街头，绘制一些拙劣的维也纳画片。

　　他画着圣斯蒂芬大教堂、歌剧院、伯格剧场、舒恩布伦王宫等景物，卖给小贩装饰墙头、卖给商人嵌在陈列出售的画框里，或者被家具商买来钉在廉价的沙发和椅子靠背上。

　　希特勒白天以卖画得来的钱在小酒店或候车室里买些廉价食品充饥，夜晚或在公园的长椅上或随便在哪家的门洞里过夜。甚至在紧迫之时以典当衣物度日，直至身无别物，最后便加入到以依赖施粥为生的流浪者的队伍里去。

　　1909年至1913年这一时期的希特勒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住处。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成了一个注视、关切社会和世界的人。

　　他的一个朋友叙述道：“希特勒常常起来反对一些事情，他显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我从未见过他轻松愉快地干什么事情。”

　　希特勒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苍白的、病弱的、瘦高个青年。他常常沉默不语，但谁要是与其意相悖，谁要是反对了他，他会立刻暴发，歇斯底里地狂怒起来，向所有反对他的人倾泻。

　　当时的希特勒在维也纳还没有正式参加政治活动，但他却在单身汉寓所里进行了政治斗争和蛊惑性煽动的预演。正是在这个远离政治舞台的小圈子里，希特勒形成了他的人生哲学和政治信仰。

　　他的雄心、活力和懒惰同他的古怪性格混杂在一起，使他在一小撮失意者中崭露头角。短短的几年当中，希特勒具备了有可能成为职业政客的各种基本素质。在此期间，他衣衫褴褛、缺吃少喝，但他却异常注意国内外的政治动向，特别是重视奥地利三大政党的活动。另外，圆滑、扯谎、曲解、欺骗和奉承的能力也是他在流浪期间练就的特殊本领。他可以公开地伪装，理直气壮地扯谎，坦率地残忍和不择手段。他不信任任何人，也不委身于任何人，因为他不承认在人与人之间有任何的友谊和忠诚。他根据人类的普遍弱点，得出荒谬的结论，之后使许多同样老奸巨猾的对手都猝不及防，纷纷败下阵来。

摒弃俸禄投身政治的高级掮客

　　1913年春，希特勒年满24周岁了，按照奥地利政府的规定，他早在20岁的时候就应该去服兵役，可他却逃避了4年。

　　眼下情况不同了，欧洲大陆阴云密布，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到兵役局去报到。希特勒一看情况不妙，就赶紧买了火车票，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维也纳，跑到德国去了。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亲王在萨拉热窝被一名塞尔维亚的爱国分子刺杀了。

　　一个月以后，欧洲几个大国相继宣战，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爆发了。交战的双方，一方是以德国、奥匈帝国为主的“同盟国”；另一方是以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为主的“协约国”。

　　战争爆发以后，希特勒马上上书巴伐利亚国王，恳请国王恩准他加入巴伐利亚军队。他的请求得到国王批准，国王批准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

　　“平生最伟大而最难忘的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战争不仅使希特勒摆脱了贫困，而且在希特勒看来，战争给他提供了一个参与改变世界的良机。他说：“在热情冲动之下，我跪下来，衷心感谢上苍，赐给我这个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

　　从此，希特勒投笔从戎，结束了他的卖画生涯。当兵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他后来曾经庆幸自己走了这条道路，这条最合乎他本性的道路。希特勒因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下士，旋即调往团部当传令兵。不久，他被上司奖励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

　　希特勒喜形于色，写信给慕尼黑裁缝师傅波普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我那些也该获铁十字勋章的战友们几乎都阵亡了。”

　　1918年8月，希特勒又得到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这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一级铁十字勋章很少授予普通士兵。李斯特团日志中有希特勒得奖的记载，但没有说明得奖章的原因。

　　一种说法是他只身俘获了15名英军，因此得奖；另一种说法是他只身俘获了12名法军。不论什么原因，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以此作为最高的荣耀和他作战勇敢的证明，始终骄傲地挂在胸前，直至他死去。

　　1919年春天，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被第二步兵团雇用，任务是侦察和调查各政党和组织，特别是工人政党和组织的活动及其性质。这项工作希特勒干得很卖力，颇受上司赏识。

　　不久，他又被派到当地军区司令部的新闻和宣传处工作。为了扩大陆军的保守思想的影响，司令部举办了“政治训练班”，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批同和平主义、民主主义作斗争的“斗士”。

　　希特勒在训练班上比较系统地听了一些右翼思想家和教授的政治见解，进一步启发和加强了他的保守和反动思想。希特勒控制不住的演讲欲和滔滔不绝的口才，特别是他的极右思想观点，使他的主管上司感到满意。训练班出来以后，他就被派到一个团里去做教官。

　　1919年9月的一天，希特勒接到上司的一项命令，要他去调查一个自称为“德国工人党”的小政治团体。他奉命去后，发现该团体几十个人，坐在一间偏僻阴暗的房子里，死气沉沉。

　　会上有一个叫做弗德尔的土木工程师作演讲，恰好希特勒在政治训练班里见过他，彼此熟悉，这倒免去了希特勒这个冒昧与会者的尴尬。

　　弗德尔在专业上不怎么样，对经济问题倒是有些兴趣。他将资本分成创造性、生产性和投机性三种形式，并且固执地认为，这种投机性的资本就是德国大多数经济问题的原因，因此必须禁止这种资本。

　　这样一种奇谈怪论并没有什么逻辑和科学根据，但希特勒却如获至宝，认为弗德尔的“打破利息奴役制度”是建立一个新政党的先决基础。

　　弗德尔演讲以后，一个教授站了起来发言。他大肆宣扬巴伐利亚应从德国分离，与奥地利合并。

　　希特勒事后回忆说，当时他心中怒不可遏，站起来对这种在南德颇流行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驳斥。那位教授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其余的听众呆呆地注视着这个无名小辈。

　　希特勒正准备离开，有个人朝他手里塞了一本小册子。这个人是安东·德莱克斯勒，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希特勒随手把小册子装进衣袋。

　　回到政治部，希特勒向他的上级谎报了情况，说“德国工人党”和其他政治团体并无二致。第二天，希特勒一清早就仔细阅读了那本小册子，小册子的书名是《我的政治觉悟》。使希特勒吃惊的是，他本人在过去几年中确立起来的许多思想都在这本小册子里体现了出来。德莱克斯勒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却要保持强烈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的政党。希特勒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当天下午，希特勒又惊异地收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已被接受参加“德国工人党”，并要他出席晚上的委员会会议。这突兀的通知，使希特勒为难了。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苦苦思考该作出何种选择。

　　经过两天殚精竭虑的思考之后，希特勒终于下定决心参加这个党了。此后他曾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希特勒摒弃俸禄，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政治，成了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这一步成了希特勒日后飞黄腾达的起点。

苦心孤诣夺取纳粹党领袖位置

　　“德国工人党”是个不起眼的小政党，但是它凭着希特勒不凡的组织才能和富有煽动性的演说扩大了队伍和影响，同时希特勒也渐渐地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并取得了对德国工人党的领导权。

　　1920年，他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根据缩写字头简称“纳粹”。纳粹党既有极端的反动性、侵略性和冒险性，又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1920年夏天，希特勒突发奇想，要为纳粹党设计一个能表达它的意向、打动群众心灵的旗帜。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思考，他设计出了一面用红、白、黑三色构成的纳粹旗。

　　“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他在《我的奋斗》中惊叹不已，“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使命。”

　　新旗帜仿佛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中下层阶级跟着希特勒的步伐行动起来，后来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纳粹党和纳粹德国恐怖的“锦标”。

　　在掌握群众方面，尽管希特勒有惊人的口才和神秘的纳粹党旗，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他认识到了恐怖行为的“妙用”。对更愿意崇拜强者而不是帮助弱者的那个时代的德国人来说，恐怖撩起的毒焰是强者的象征，成功的恐怖行为能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并使他们感到压倒弱者的力量。

　　1921年10月5日，希特勒纠集了一批膀大腰圆、乐意为他效劳的退伍军人组成“冲锋队”，由罗姆当首领。冲锋队队员身着褐色制服，负责压制纳粹党集会时的捣乱分子和袭击其他政党的集会。

　　他们开始是用拳头和橡皮棒，后来从国防军那里获得武器，他们的性质也变为压制政敌和群众的打手。

　　随着纳粹党影响扩大，许多苦于无用武之地的旧军官、贵族子弟、下等文人、政客、无赖、杀人犯等，纷纷投到希特勒的麾下，表示愿意为希特勒效力。不管什么人，只要对他忠诚守信用，希特勒就一概纳入麾下。

　　希特勒需要大量的活动经费，有两个富有的太太因奖掖这位反犹主义的青年人而成了重要的赞助者。

　　其中一位是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海伦·贝希施泰因太太。据说她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希特勒到柏林时，她邀他到家中下榻，他们夫妇俩为他举行招待会，让他会见有钱的人。

　　另一位重要的赞助者是赛德立茨太太。她是波罗的海沿岸人，在芬兰一些造纸厂里拥有不少股份。

　　将德国工人党变为纳粹党，并使党的组织获得经费、活力和发展，全赖于希特勒的策划和组织。希特勒利用这种优势和条件，不断加强他自身的权力和地位，逐渐地表现出一种独裁的倾向，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党内的权力斗争。

　　1921年初夏，希特勒离开巴伐利亚到柏林，想同北德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使纳粹党向全德国发展。纳粹党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认为，限制和削弱希特勒权力的机会来了。

　　经过协商，他们准备把纳粹党与南部德国一些具有相同立场和思想主张的团体结盟，特别是同“德国社会党”联盟，利用其雄心勃勃的领袖来对抗希特勒，从而降低希特勒的地位。

　　听到消息以后，希特勒立刻赶回慕尼黑，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以退出纳粹党相要挟。

　　这是其他委员吃不消的，没有希特勒，纳粹党就不可能获得这么迅速的发展。委员会不让其辞职等于是向希特勒投降。

　　但希特勒没有就此打住，他知道怎样迫使对方进一步让出权力。他要求停止纳粹党同其他政党的联盟活动，取消党的委员会，任命他为党的唯一领袖，享有独裁权力。

　　他的要求实在有些过分。其他委员在德莱克斯勒的领导下，印发了一些小册子，揭露希特勒的独裁行为。

　　但这阻止不了希特勒。最后，委员会接受了希特勒的和解条件，修改了党章，撤销了委员会，同意由希特勒担任主席并拥有独裁大权。而德莱克斯勒则被授予了个名誉主席的职位以示安慰。

　　从此，希特勒专门从事纳粹党的工作。他退出了军职，租赁了新的宽敞的办公室，聘请了专职秘书，安装了电话。

　　他在等待时机出击，以便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取得政权，去实现他那不切实际的狂妄野心。

精心炮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

　　1923年年初，德国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拒绝向协约国支付战争赔款。于是，法国派军队渡过德法边境附近来到莱茵河，占领了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区鲁尔。

　　这一行动对德国国内本来就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简直是火上浇油，连社会民主党都主张对法国进行消极抵抗了。

　　只有狡猾的希特勒采取了和其他政党完全不同的策略，他选择了中间道路。

　　在一次针对鲁尔危机的公众集会上，希特勒宣称：“我既不愿意站在‘十一罪人’一边去反对法国人，也绝不会参加现政权的‘消极抵抗’运动。”

　　这个立场使纳粹党获得了空前的声誉，纳粹党一跃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政党之一。

　　希特勒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和戈林、罗姆、罗森贝格、赫斯等人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1月8日晚，希特勒策划、发动了一场“啤酒馆暴动”，这次政变虽然失败了，却让他的名字在德国传扬开来。

　　这个几年之前还是赤手空拳的奥地利下士，想在一夜之间改变巴伐利亚和整个德国的局面。他一开始，就想争取慕尼黑当局和陆军的合作，但他失败了。由于政变的失败，希特勒受到了审判。

　　11月8日晚上的极短时间内的那些同盟者，成了法庭上揭露他罪行的证人。但希特勒知道怎么做，他巧妙地利用了形势，使自己成为德国人谈论最多的人物之一。他把法庭当成了他宣传的讲坛，他的名字从此不仅在巴伐利亚，而且在整个德国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政变没有成功，可是审判却使希特勒成了“知名人物”。而且，在许多德国人的心目中，他竟成了一个爱国志士和英雄。纳粹党的宣传立刻把这次政变说成是他们运动中的伟大传奇之一。德国各大报纸头版头条都在宣传慕尼黑的纳粹党如何有组织性，其领导人希特勒如何善于雄辩。

　　然而，表面嚣张的希特勒下了审判台却在冷静地思考：“平心静气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轻率鲁莽的决定。”

　　根据德国刑法规定，凡企图以武力改变德国宪法或任何一邦宪法者，应一概处以无期徒刑。但希特勒仅被判处在兰德斯堡前炮台监狱服刑5年。而陪审法官还认为判得过严，不少德国人认为根本不应该判刑。主审法官则表示，希特勒服刑6个月以后就可以申请假释。

　　鲜花与仰慕并没有使希特勒陶醉，相反在难友赫斯的帮助下，他每天伏案沉思，一章接一章地构思他改造德国、征服欧洲的宏伟蓝图——《我的奋斗》。这是一本臭名昭著的自传，一个囚犯对整个世界的宣言书。

　　殊不知，《我的奋斗》1933年卖了100万册，1940年卖了66万册，德国几乎人手一册。德国的少年、青年都被灌输了第三帝国的思想、法西斯的蓝图。

如愿以偿掌握德国的军政大权

　　希特勒跌倒得快，爬起来也快。在他刚刚出狱不久，戈林、罗姆等一班助手很快又回到他的身边，各奔东西的纳粹党徒们也纷纷汇拢，挫折之后，他们更加团结，对希特勒更加崇拜了。

　　尽管希特勒野心勃勃，但他不敢再轻举妄动。他一面重新积蓄力量，伺机东山再起；一面建立了一个复杂严密的党内机构，这个党从1925年的两万多人，至1929年时已超过17万人。

　　希特勒将罗姆领导的冲锋队改组成为一种武装团体，拥有几十万队员，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

　　接着，他又着手建立自己的嫡系武装团体，即党卫队。党卫队员必须宣誓效忠“元首”。海因里希·希姆莱刚接手党卫队时，党卫队只有200名左右的队员，然而到他结束他的党卫队工作时，党卫队已统治了整个德国。

　　即使在整个欧洲战区，党卫军也成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团体。而高居这个错综复杂组织塔顶上的就是希特勒，他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枪杆子。

　　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给希特勒创造了一个好条件，他等待着的机会终于来到了。银行的倒闭、企业的破产，使纳粹分子变得更疯狂了。

　　1929年10月从美国华尔街开始，全世界刮起了一场“黑色风暴”。外国资本家纷纷撤走投放在德国的资金，德国经济一泻千里。失业、饥饿、失望、恐惧、怨恨、仇视笼罩着德国。

　　德国政府无能为力，总理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轮又一轮，谁也没有回天之力。群众不满了，走上了街头；垄断资本家不满了，四处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这个时候希特勒又站到演讲台上去了，他抨击政府，向垄断资本家许愿保证给予他们足够的市场，向工人保证不会失业，向农民保证会有土地，向商人允诺不征重税，仿佛他将要建立的帝国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更完美，他也不在乎了，只要有人支持他，只要人们去选票站投他的票。

　　冲锋队、党卫队身穿制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颓丧的人群，吸引无数人羡慕的眼光，青年人反正无事可做，不如去参加冲锋队，又有饭吃，又神气。

　　冲锋队壮大了。

　　垄断资产阶级慷慨解囊，给纳粹党提供巨额资金，给源源不断的冲锋队新队员发放装备，组织大型、巨型的演讲会，让更多人加入到纳粹党的阵营中来。冲锋队员在街头搭起施粥站，饥饿的人们感激涕零：纳粹党真是太好了！

　　1930年，纳粹党徒由1929年的17万猛增至35万，这一年纳粹党获得了600多万张选票，一跃而为全国第二大党。距离第三帝国的美梦只有一步之遥了。

　　德国的垄断资本家看到希特勒竟有如此能耐，都把赌注押在他身上。鲁尔煤炭辛迪加作出决议，每出售100吨煤，就抽出5马克给纳粹党。一年抽出的资金竟达600万马克。

　　其他的垄断资本家也纷纷解囊，为纳粹党提供经费。他们不仅答应更慷慨地资助，而且就纳粹党的执政问题达成原则协议。他们联名上书兴登堡总统，以公开要求“民族运动的最大集团的领袖”希特勒上台执政。

　　这样，希特勒不仅给陆军戴上了紧箍咒，而且也笼住了大资本家。现在他可以左手拿大亨们送来的钱，右手拿去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欺骗。

　　在1932年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全国各地散发数以千万计的宣传品，大小头目和冲锋队全部出动，希特勒精神百倍地四处演说，甚至希特勒（蜡像）坐飞机一天到10多个地方进行“飞行演说”。

　　这使纳粹党在7月31日的选举中更上一层楼，一共获得137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230席，成了国会中第一大党。纳粹党成为左右国会的重要力量。

　　在风雨飘摇的德国政治生活中，共和国进入了垂暮之年，它像一叶骇浪中的小舟，最终在希特勒纳粹党这块张开虎口的礁石前粉身碎骨了。

　　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施莱彻尔将军利用和兴登堡儿子的私人关系，成了总统本人的好友。

　　在德国最后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曼·缪勒辞职后，施莱彻尔在兴登堡面前力荐弗朗兹·冯·巴本出任总理。

　　巴本一上台就讨好希特勒，解散了国会，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使纳粹党的活动毫无顾忌。

　　然而由于巴本无法满足希特勒的胃口，希特勒竟和原来把巴本推上台的施莱彻尔达成默契，把巴本拉下台。

　　12月2日，施莱彻尔担任总理后，立即邀请纳粹党二号人物施特拉塞当副总理，企图分裂和控制纳粹党。但希特勒提前罢了施特拉塞的官，同时又回头和巴本联合来算施莱彻尔的账。

　　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大走兴登堡儿子的后门，通过威逼和许诺使他在兴登堡面前多多美言，并进言“必须让纳粹党参加政府”。希特勒比想控制他的一个个阴谋家都技高一筹，在较量到最后一分钟时终于被任命为总理，掌握了德国政界的大权。1933年1月30日，德国人14年来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丧钟终于敲响了，希特勒以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2月1日希特勒召开内阁会议，研究反共、限共的措施。2月，宣布禁止共产党的示威运动，并封闭了共产党的报纸。2月27日，希特勒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这天晚上，纳粹党头目戈林指挥放火烧毁了国会大厦，然后诬陷共产党。当天晚上，纳粹党就逮捕了10000多名反法西斯战士，在以后的三四个月里，被捕人数达六七万。

　　在“国会纵火案”的第二天，希特勒内阁就通过法令，终止实行宪法中有关人身不可侵犯和言论、通讯、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条款，取消了工会和其他一切政党。

　　纳粹党掌握了对每一个德国人随心所欲、生杀予夺的大权。

　　3月23日，希特勒软硬兼施，逼迫国会通过所谓授权法，授予他立法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和宪法修改权，使他成为不受议会任何约束的总理。

　　1934年8月2日，87岁的德国总统兴登堡逝世。希特勒把总理和总统职务合二为一，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

　　希特勒一党独裁的中央极权的第三帝国的“千秋大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实行血腥恐怖的法西斯统治

　　伴随着政治恐怖的是希特勒的文化恐怖、舆论恐怖、教育恐怖和宗教恐怖。

　　1933年5月10日晚，柏林发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中世纪末期以来未曾看到过的景象：在国歌声中戈培尔亲自指挥成千上万名学生，把洪堡大学对面广场上堆积如山的20000多册书籍付之一炬。

　　被焚毁的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共产党人的著作，连歌德、海涅、高尔基和爱因斯坦等人的著作也都未能幸免。

　　9月22日，纳粹政府又成立了德国文化协会，其目的在于“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

　　在戈培尔精心管理下，第三帝国很快就出现了令人满意的“舆论一律”场面。许多报纸被取缔，剩下的则都操起了清一色的纳粹口吻。

　　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编辑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是所谓“清白”的，而且它们的工作方式都是统一的。

　　每天早晨，各报的编辑、记者就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或他的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标题如何列，等等。

　　德国人在舆论恐怖的压制下，或者心甘情愿，或者身不由己地按他们仅能听到的一个声音——元首的声音去思想，去说话，去动作。

　　希特勒在谈到争取青年的问题时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每一个教职人员都必须是“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的；而所有从6岁至18岁的青少年都必须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接受纳粹政治军事训练。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许多青年可悲地被培养成不学无术、满脑子种族优劣偏见的纳粹人才。

　　希特勒在维也纳时就成了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在埋头阅读大量畅销的反犹书籍后，形成的对犹太人的这种刻骨的仇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他胸中燃烧。在他临死前的遗嘱中仍然不忘对犹太人的攻击，他咬牙切齿地写道：“时光会飞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正是这种顽固不化的仇恨，使希特勒一上台就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犹恶潮。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讲，指出如果犹太人挑起战争，将导致“欧洲犹太民族的彻底消灭”。二战爆发后，希特勒迅速征服了大多数犹太人居住的东欧地区，使他有机会实现“消灭”他们的宿愿。

　　1941年夏秋，希特勒发出“最后解决”的密令，这是“灭绝犹太人”的隐晦说法。

　　党卫队恶魔海德里希立即进行了布置，他向15名参与落实元首令有关的高级官员说：“在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的过程中，牵涉到的犹太人近1100万。”解决方法是：弱者“自然淘汰”，强者集体屠杀。

　　屠杀开始了，其中集中营毒气室的杀人方法在“最后解决”中获得最骇人听闻的“成就”，奥斯维辛“死亡工厂”曾创下46天毒死30万人的纪录。

　　毒气室从近处看毫无可怕之处，四周种着修剪过的花草，入口处牌子上写有“浴室”字样。以为到这里灭虱的犹太人在欢快乐曲的伴奏下，赤条条地鱼贯而入，直至沉重的铁门牢牢地关上，仰望着滴水不出的莲蓬头时，才看出不对头来。

　　蓝紫色的氢氰化合物已被刽子手从屋顶的气孔倒进去了，二三十分钟后，一大堆血迹斑斑、青里透紫的身体停止了最后的挣扎。被挑选出来的犹太男子开始可怕的清理，冲掉血迹和便污，用绳套和铁钩分开互相抓着、掐着的死尸，然后拔除死者的牙齿和头发，送到工厂去当战略物资。焚烧后的骨灰则不是倒入河中，就是作为肥田粉出售。

　　除了被集体屠杀外，少数犹太人受到较为特殊的“待遇”——作为“豚鼠”“享受”纳粹的医学试验。“试验”五花八门，有在压力室接受高压试验的；有被接种伤寒病毒的；有浸泡在冰水中接受“冷冻”的；有被观察喝盐水能活多长时间的；有进行绝育实验的。

　　这就是希特勒上台后实施的恐怖极权统治，他控制和折磨人的精神，对犹太人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一切都源于他个人的极端偏见。

实施横扫西欧的“海狮计划”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9月28日，华沙陷落；10月2日，进行抵抗的最后一个城市格西尼亚也停止抵抗，波兰沦陷。英、法虽然对德宣战，可是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他们一面宣战，一边还想通过美国政府“调停”，实行停战。尤其是法国同德国毗邻，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被希特勒进攻波兰的闪电战吓破了胆，生怕惹怒德国进攻自己，哪里还敢主动进攻德国？就这样，波兰在他们的“静坐”之下，加上本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在两个星期中就被德军占领。英、法以为德国占领了波兰，一定会去进攻苏联。于是，他们仍旧静静地坐在“马其诺防线”的工事后面，一坐就是半年。希特勒利用这一点，宣称只要英、法承认德国吞并波兰，德国就决不同英、法打仗。然而暗地里，希特勒又在扩军备战，准备对英、法直接开刀。希特勒首先对北欧的挪威和丹麦发动突然袭击，并且取得成功。这样，就使德国对法国的攻击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第一个目标实现以后，希特勒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5月10日发动了对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进攻。

　　同一天，英国著名的反法西斯政治家、海军大臣丘吉尔接替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受命于危难之际，使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有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5天以后，荷兰政府宣告投降。18天后，比利时被德军占领，卢森堡也被德军的铁蹄一扫而过。第二个战略目标也顺利实现了。

　　于是希特勒在欧洲大陆的最终目标——法国的侧翼，完全暴露在德军的枪口之下。德军马不停蹄，挥师东北方向突入法国境内。这时候，法国人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马其诺防线竟毫无用处。

　　德军对这条防线根本不屑一顾，从它的侧翼迅速地穿过，以典型的运动战的迂回方式，沿着法国北部急速推进。

　　1940年5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和法军约40万人被包围在敦刻尔克附近的海滩上，陷入了绝境。如果不是希特勒莫名其妙地下达了停止攻击的命令，这40万军队不是投降就是被赶到海里喂鱼去了。

　　英国人抓住这个宝贵的喘息机会，调动和征集了各种战舰、渔船拼命抢运被困的军队。

　　从5月26日到6月4日，这支临时拼凑的“特混舰队”，以惊人的效率共把33．8万余英、法士兵撤回到英国本土，保存了一支打击纳粹德国的有生力量。这就是被称为“战争史上一大奇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军队走了，但英国远征军10个师的武器装备及车辆全成了德军的战利品。同时，这次撤退也决定了英法军队在西欧的败局。

　　6月14日，德军未发一枪就占领了法国首都巴黎，一面黑白红三色的纳粹旗高悬在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上。

　　当德国军队耀武扬威地通过由拿破仑建造的象征着法兰西骄傲的凯旋门的时候，法国的抵抗也宣告停止了。刚刚上台的法国总理贝当在就职的第二天即向德国提出停战的请求。

　　希特勒指定，谈判地点应选在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这是他早就盘算好的。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法国，就是在这里，向战败的德国代表团口授投降条件。当时进行谈判所使用的旧餐车被特意从巴黎的博物馆里运来，安放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切都按希特勒的意图准备就绪。

　　6月的一天，天气非常炎热，阳光照射下的榆树和松树在林中空地上布下了阴影。一辆黑色的汽车驶到谈判地点。全副戎装、胸前挂着刺眼的铁十字勋章的希特勒从车上下来，趾高气扬地走向林间空地，戈林等尾随着他。

　　希特勒一言不发，径直来到一块矗立的花岗石前面，石碑上用法文雕刻着：“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在此屈膝投降……被它力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所战败。”

　　希特勒在碑前伫立了一会儿后转过身来，用轻蔑的神态环视周围的空地，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挑战架势，仿佛这块象征着德意志帝国屈服22年的石碑已被他生吞进了肚子里。

　　不久，法国谈判代表到了。希特勒在车厢里冷淡地接见他们以后，就离开车厢，走向停在林荫道上的汽车。这时候，德国军乐队高奏起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和纳粹党党歌《霍尔斯特·维塞尔之歌》。

　　这一瞬间，对希特勒来说又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他实现了1920年提出的撕毁《凡尔赛和约》的誓言，正是他而不是别人，为德国雪洗了1918年后的耻辱。

　　第二天，德法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也许是空前的胜利刺激了希特勒，他兴致大增地在巴黎游览了好几天，还以埃菲尔铁塔为背景留了影。不过，他并不喜欢巴黎，因为在这里没有感受到他曾在维也纳感受过的对凯旋者热烈欢呼的场面。

　　7月初，希特勒离开法国，回到他设在德国西线被称作“黑色森林”的大本营。按说，他应该十分满足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已玩腻了各种“把戏”；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已把大半个欧洲踩在脚下他还需要什么呢？然而他并不满足。

　　法国投降以后，他以为不久就会看到英国人愿意考虑和谈的迹象。他焦急地等待着来自伦敦的消息。

　　英国政府首先用炮弹作了回答，皇家海军炮击了已成为德国附庸的法国舰队，表明英国战斗到底的决心。接着，丘吉尔首相又在下院发表了鼓舞士气的演说，其中最使希特勒感到失望的一句话是：“不论形势如何不利，英国政府也决心作战到底！”

　　希特勒终于不得不承认，丘吉尔的话就是英国政府的最后回答，等待已没有意义了。

　　于是，他在国会亲自作了最后一次呼吁：“丘吉尔先生这一次也许会相信我的预言，一个我从来也不想毁灭甚至不想损害的国家，将要遭到毁灭。在这个时刻，我觉得在良心上有责任再一次向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呼吁，应该拿出理性和常识来。我认为我是有资格作出这一呼吁的，因为我不是求人开恩的失败者，而是以理性的名义发言的战胜者。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非要将这场战争打下去不可。”

　　这番措词不全是谎言，因为希特勒的确想同英国讲和，好去征服他最痛恨的苏联，开辟东方的“生存空间”。但这番话又是缺乏诚意的，因为他在发出呼吁的前三天，已经下达了入侵英国的指令。他知道丘吉尔是不会坐下来和他谈判的。

　　希特勒终于下达了进攻英国的第十六号指令，即“海狮计划”。希特勒采纳戈林的建议，对英国发动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战，企图迫使英国投降。

　　从8月12日开始，德国对英国发动了全面的“空中闪电”攻势。在每天平均1000多架次德军飞机的攻击下，英国空中防御力量被严重削弱，一度陷于最危险的境地，但英国空军仍在顽强地战斗。现实使希特勒和戈林如梦初醒，英国这块硬骨头绝不是几口就可以啃干净的。

　　在8月底的一次纳粹党的集会上，希特勒怒气冲冲，大骂丘吉尔是“一只神经质的老母鸡”，并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把英国的城市夷为平地”。

　　德国空军每天几百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持续了将近两个月。虽然伦敦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到处是瓦砾，但是，英国人的抵抗决心并没有动摇。

　　在遮天蔽日的德国飞机轰炸下，英国人仍然保持着一贯的镇定，他们幽默地指着天上的机群说：“那是伦敦上空的鹰。”

　　经过3个月激烈的空战，德国空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却未能彻底击败英国空军。希特勒企图靠空军炸出一条入侵英国的道路的冒险计划，最后终于失败，他一再被迫推迟“海狮”入侵计划的执行。这是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未达到目的的战役。

　　1940年9月，已成为极富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日本，和德、意缔结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因为它们自称是“改造世界的轴心”，所以这个条约又被称为《三国轴心协定》。

　　根据条约规定，三国彼此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互相援助。有了这个条约做靠山，意大利独裁者本托·墨索里尼决定夺取英国在非洲的全部地盘。虽然墨索里尼开始时气势很盛，但仍然不能战胜看上去已经孤立无援的英军。

　　这就打乱了希特勒的部署，意大利的软弱使英军在希腊形成一条战线，并从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出发，轰炸德国控制的战略要地。

　　对此，希特勒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埃尔温·隆美尔中将被任命为北非军团司令，去协助意大利军队作战。

　　骁勇善战的隆美尔率领“非洲军团”赶赴利比亚以后，不顾意军总部的反对，立即对英军发动闪电式袭击，英军节节败退，轴心国军队在北非稳住了脚。

　　希特勒高兴地召见了隆美尔，并亲自授予他骑士勋章。希特勒问隆美尔：“将军胸有良谋，请问如何将英军全部逐出北非，使地中海成为轴心国的内海，以解除德国东进时的后顾之忧呢？”

　　隆美尔回答说：“我将在英军以为我正在休整的时候再次发起突袭，就像我在法加战役中那样迅速行动。打击敌人的最有效手段是不容他们从失败的恐慌中镇静下来，打击必须毫不迟疑，不容喘息。”

　　“那么，实现上述目标，也就是打垮北非的英军，大约需要多久？”希特勒又问。“从现在起，也许需要两个月时间。”隆美尔回答得很坚决。沉默了片刻，隆美尔突然问希特勒：“元首，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现在态度如何？”“他是靠我扶植上台的，前几天，他再次向我表示，绝对忠于轴心国。”希特勒答道。“那就好，西班牙控制着地中海西端唯一的出海口——直布罗陀海峡，万一落入英军之手……”“放心吧，只要您能在北非的沙漠中得手，英国人的威胁也就不复存在了。”“是的，元首，我定将如期实现我的计划，然后，精锐的第十五坦克师就可由北非调往东线，我希望我的军团最终能投入东线的战斗。”隆美尔的话使希特勒非常满意。1941年4月间，隆美尔果然取得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把轴心在北非的势力范围向东推进到利比亚、埃及边界。德国“非洲军团”因此名声大振，隆美尔本人也由于用兵的狡诈和神速而赢得“沙漠之狐”的称号。

　　正当隆美尔在地中海南岸的北非沙漠中鏖战的时候，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半岛一线又风云突变。

　　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东南部，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地带，林业和矿产资源丰富。那里地势险要，战略地位突出，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欧洲火药库”之称，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

　　希特勒早就对巴尔干半岛这块“肥肉”垂涎三尺，然而没容他动手，墨索里尼就捷足先登，派兵占领了半岛上最小的国家阿尔巴尼亚，并于1940年秋进攻半岛南端的希腊。

　　希腊军队在全国人民和英国远征军的支援下士气高昂，把意军驱逐出希腊，意希两国处于相持状态。

　　这时候，希特勒利用颠覆别国内政的特别组织“第五纵队”在罗马尼亚制造骚乱，支持法西斯头目安东尼斯库发动政变，组织了傀儡政府。德军开进罗马尼亚以后，又与保加利亚签订了允许德军过境的协议。

　　1941年春季，30万德军越过多瑙河，长驱直入保加利亚，进逼巴尔干半岛上的重要国家南斯拉夫。希特勒为了接替墨索里尼全部控制半岛，做好了一切准备。

　　4月10日晚，希特勒离开柏林，在慕尼黑稍作停留以后，到达了元首东南大本营。这个大本营位于从维也纳往南的铁路线旁的隧道出口处，那里修建了一个临时火车站，设有非常好的通讯设备。希特勒整天就待在专列里，观察战争的进程。

　　南斯拉夫战役结束得很快，贝尔格莱德被德意军队占领以后，南斯拉夫人民并没有屈服，在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对纳粹占领军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德军在进攻南斯拉夫的同时也侵入了希腊，希军主力战败投降，部分希军随同英国远征军由海上撤往克里特岛，完成了又一次“敦刻尔克式”的撤退。希腊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德军坦克开进雅典，希腊国王流亡国外。

　　巴尔干半岛的最后一次大战发生在离希腊大陆180千米的克里特岛。德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群猛烈袭击了克里特岛上的军事设施。

　　接着德国伞兵部队强行空降，创造了军事史上以空运伞兵作战的先例，德国伞兵虽损失惨重，但却巩固了着陆场。大批德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强行登陆，终于完全占领了克里特岛，巴尔干半岛的战役到此结束。

　　希特勒没等克里特岛拉开战幕就返回了柏林。他在帝国首都只待了两天就赴慕尼黑，然后又到上萨尔茨山去了。

　　临行前，他对德军高级将领们说：“我要好好休息几天，然后再精力充沛地返回柏林。”

　　5月11日上午，希特勒还没起床，纳粹党第二号人物、元首代表鲁道夫·赫斯的副官就敲响了山间别墅的门。

　　几分钟以后，希特勒来到客厅，赫斯的副官递给他一封信。希特勒草草把信看过，然后问副官：“您是否知道信的内容？”

　　“是的。”副官回答。

　　希特勒听了，脸色顿时阴沉起来，马上叫人扣押这位副官，还下令拘捕赫斯的另一名副官，并把他们一块送到集中营去。

　　随即，他召集戈林、里宾特洛甫和私人秘书马丁·博尔曼开会。会上，他就像别墅刚刚落下了一颗重磅炸弹那样，怒不可遏，在地板上来回走着，用指敲着自己的脑门，大声嚷着：“他一定是神经错乱，他一定是发疯了，看看他信里都写了些什么吧！”

　　原来，信是赫斯亲笔写给希特勒的，他本人已于昨夜单身驾驶一架梅塞德斯110型双引擎飞机飞往英国，在苏格兰跳伞着陆后被英国人逮捕。

　　赫斯在关押地托人捎信给丘吉尔首相，说明他来英的目的是想由他代表德国与英国人缔结一项和约，具体方针是：第一，他深信希特勒会打败英国；第二，由于希特勒不想毁灭英国，所以他仍然愿意与它达成一项和解方案；第三，条件是英国须允许德国在欧洲大陆自由行动，作为回报，德国将同意大英帝国保留对原殖民地的完整权力。不过，苏联并不包括在欧洲之内。

　　英国人当然不会理睬赫斯的建议，而是把他当做战俘，他一直被监禁到战争结束并在后来的审判中被判刑。

　　赫斯出走一事在希特勒看来是不可饶恕的过失，但他唯一关心的是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以免使他过分难堪或损害他的威信。

　　纳粹宣传机构显然不愿意声张这件事。

　　5月12日公布的一条消息说：“鲁道夫·赫斯先生已于昨日飞抵英国，他留下的信件内容紊乱，这不幸地说明，他的精神病发作了，令人担心的是，我党赫斯同志成了狂想症的牺牲品。”

　　英国人针对这条消息做出的反应是，特意报道了赫斯健康状况极佳的消息，但也仅此而已。双方都没有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结果是，希特勒不得不解除了自己的副手和忠诚的追随者赫斯的全部职务，空位由马丁·博尔曼顶替。当希特勒一门心思扑在东方战线、对付他所憎恶的苏联的时候，地中海的风暴并没有真正平息，而是潜伏着更大的危机。

　　如果希特勒听从海军上将雷德尔的建议，首先降服地中海的风暴，在南方夺取彻底的胜利，并最终打败英国之后，再图东进，那么从战略上看，或许会对希特勒有利得多。

　　雷德尔的苦口婆心偶尔也对希特勒产生过一点影响，对苏联战争一年以后，当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突入埃及境内阿拉曼一线，离著名的亚历山大港只有65千米的时候，希特勒曾一度深受雷德尔“伟大计划”的诱惑，赞成德军应穿越中东同日本人在亚洲会师。

　　希特勒有一次对正在休病假的隆美尔说：“我打算给非洲以一切必要的支持。不要担心，我们会拿下亚历山大的。”

　　隆美尔望着对地中海和北非的兴趣忽冷忽热的元首，将信将疑地说：“但愿如此，我尊敬的元首。”

　　希特勒果然没有兑现他的诺言，为实现一举击败苏联的梦想，他最终把在南方取得彻底胜利的机会让给了英国人。相反，丘吉尔却一刻也没有忽视地中海区域的极端重要性，因为他认定，地中海战役的成败关系到谁能夺取整个战争的胜利。

　　这样一来，即使隆美尔也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了。

　　面对德、意、日三个主要法西斯国家的结盟，美国总统罗斯福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决心动员美国的民主力量，来阻止法西斯势力的扩张。

　　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含蓄地表示支持英国。从此，美国便成为英国最坚定的盟友，大批武器装备和各类物资，通过大西洋的海上通道，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使英国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这也是英军能在北非战场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演突袭苏联的“巴巴罗萨”大戏

　　为了称霸世界，希特勒早有消灭苏联的野心。他曾叫嚣要把世界文明从布尔什维克的“致命威胁”中拯救出来。

　　他在西线胜利后，1940年7月2日下令开始准备进攻苏联的作战计划。

　　8月，德军总参谋部将方案拟就。

　　12月，希特勒发布第二十一号作战指令，批准了这个方案。这一军事行动的代号是用德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巴巴罗萨”命名的。“巴巴罗萨”意即“红胡子”，希特勒使用这个代号，完全是出于对腓特烈这个穷兵黩武、侵略成性的暴君精神的赞赏和颂扬。

　　希特勒认为英国之所以坚持不屈，是寄希望于美苏两国，如果苏联被摧毁，英国的最后希望就会破灭。“巴巴罗萨计划”是一个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用“闪电战”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快速消灭苏联的作战方案。

　　为此，希特勒进行了一系列的伪装和欺骗，他要求做到“当‘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实施时，全世界会大吃一惊，并感到难以置信”，“造成历史上的最大骗局”。

　　当希特勒在欧洲四处侵略的同时，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也密切地注视着世界形势。

　　苏联东边有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威胁，同时英法长期以来把斯大林视为“眼中钉”，而远东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准备进攻苏联，南进南洋，称霸世界。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压力愈来愈大，他密切注意四方动向，希望战争仅局限在资本主义阵营内。

　　1938年5月，日本关东军在中苏边境的图们江口，向苏方进行军事挑衅。斯大林对日军在远东的挑衅毫不手软地进行打击，目的在于解除后顾之忧。对朱可夫的重新任命，说明他真正担心的还是西线。

　　当苏联红军在哈勒欣河两侧席卷残敌时，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乌云已笼罩着欧洲，并且由于英、法、美等国家采取纵容姑息的“绥靖政策”，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在奥地利、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频频得手，侵占了中欧的重要战略地区。

　　斯大林不无忧虑地看到，希特勒得陇望蜀，欲壑难填，对国际公法已全然不顾，苏联的安全日益受到威胁。他多次建议英、法、美等国家采取联合步骤制止法西斯侵略，但这些国家对此持消极态度，有的甚至一味牺牲小国的利益保全自己，使斯大林的努力大都付诸东流。

　　英法两国政府对苏联采取了极端不信任的态度，同时也怀疑苏联的军事实力，他们非常苛刻地要求苏联单方面承担许多义务，却对苏联的许多要求置之不理。

　　与此同时，英法领导人还背着苏联与德国秘密谈判，鼓励纳粹反苏反共，英国政府还同德国商谈了一笔约10亿英镑的军事贷款，力图把战争引向东方。

　　面对这种局面，斯大林不得不作出自己的决定，一面采取权宜之计与德国周旋，一面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

　　此时希特勒为了避免苏联干预自己的侵略，向斯大林伸出了橄榄枝，阿道夫·希特勒决定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

　　他放下架子，亲自请求这位他长期以来一贯痛骂诅咒的苏联领导人立即同意他的外交部长起程到莫斯科去。

　　希特勒在得到斯大林亲自保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成为一个友好的中立国以后，于1939年8月22日再一次把他的最高级将领召到了上萨尔茨堡，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战略决策，并且要求他们打起仗来必须残酷无情，不要有任何怜悯。

　　希特勒在这次会议告诉他的军官们，他很有可能在4天以后即星期天就下令进攻波兰。

　　在苏联莫斯科，经过数轮谈判，苏德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划分了各自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这一条约有助于苏联暂时避免被卷入战争，粉碎英法“祸水东引”的美梦，当然也有利于德国入侵波兰，为其最终进攻苏联创造了条件。

　　在1941年的头几个月里，苏德在形式上还保存着正常关系，但却日益紧张，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横扫东南欧，侵占了包括挪威、丹麦、希腊、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法国在内的14个国家，控制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其军队总数已达214个师，850万人。

　　斯大林密切注视德国的动作，但他无法知道对手的确切进攻时间，也无法知道未来战争的规模，而希特勒早在1940年12月即已向高级将领们发布了第二十一号训令，即“巴巴罗萨计划”。

　　希特勒发布的绝密训令说：“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以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将苏联击溃。准备工作必须在1941年5月15日前完成。”

　　为了完成这个战略目的，德军最高统帅部集中了190多个师、4000余辆坦克、近50000门火炮、5000架飞机，总兵力为550万人，编成3个集团军群和3个独立行动的集团军，准备在陶格夫匹尔斯、明斯克、基辅等3个战略方向上实施进攻。

　　为了欺骗和麻痹斯大林，希特勒对各项战争的准备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欺骗和战略战役伪装措施。“巴巴罗萨”计划签署后，德国居然还煞有介事地批准出售给苏联新式飞机和一些技术兵器，并制造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英国的假象；当大批军队东调之时，又再三向苏联解释这是以新兵接替老兵等。

　　斯大林并不怀疑战争的爆发是迟早的事情，但他在时间的判断上犯了错误。他不相信希特勒会在没有收拾英国之前动手，即使在德国军事机器的弹簧缩紧到准备对苏联实施致命打击的时候，他还是希望能防止发生可怕的冲突，因而对英国的紧急警报以及苏联在日本的杰出情报人员佐尔格的报告，持怀疑态度。

　　战争爆发前的10天，国防委员铁木辛哥鉴于战争已迫在眉睫，曾要求下令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时准备，展开第一梯队。但斯大林唯恐德国借此挑衅，没有立即下令。

　　6月21日夜间，朱可夫从基辅打来的电话里获悉，一名德军司务长越过了防线告诉苏军指挥员，德军将在次日凌晨进攻。朱可夫立即向斯大林作了报告。

　　而斯大林这时还不愿相信这个事实。在总参谋长的坚持下，斯大林召集政治局委员，经过讨论和研究，他才同意发布命令，让边境军区所有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了。

　　几个小时后，他最不愿发生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向苏联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袭击。

　　就在斯大林终于明白他对战争的判断错误之时，希特勒正在柏林的府邸中拍手称庆，这个法西斯执政者洋洋得意地吹牛道：“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上一脚，这间破烂房子马上就会垮掉！”

　　一场规模空前、意义巨大的大决战，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斯大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2日凌晨，苏共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集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神情严肃，脸色苍白，手里握着没有点燃的烟斗，半天没有说话。他那双深沉难测的眼中，露出震惊和愤怒的目光。这无疑是他一生中受刺激最大、精神最痛苦的时刻之一。

　　作为苏联红军的最高统帅，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灾难性的大错误，因此他粗声地骂道：“希特勒这个大流氓！”但他没有时间在这个问题上自省。

　　他要正视这场空前浩劫已经来临的现实，以其过人的智力和无上权威，率领苏联军民奋起战斗，回击希特勒这个混世魔王的挑战，捍卫民族的尊严和社会主义苏联取得的建设成果。政治局委员们迅速作了分工，决定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始卫国战争。

　　6月30日，成立了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

　　7月3日，斯大林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呼唤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保卫祖国的顽强的决心，给了人民以期待的信念。这番讲话在苏联人中，特别是在海陆空军将士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斯大林的讲话中，人们听到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全体苏联人民团结在一起，开始同德军进行殊死搏斗。

　　德军团有充分准备，又是突然袭击，因此来势凶猛。法西斯航空兵对苏联西部城市、交通枢纽以及军营狂轰滥炸，使苏军遭受到重大损失，防线迅速被突破。战争第一天，德军就推进了约60千米。斯大林镇定地应付这一局面，手里拿着烟斗，整日默默地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认真地观察地图，不时发出一道道发动反击的命令。

　　他按照列宁在内战时的做法，不断派自己信赖的得力代表到关键地区去。对最高统帅来说，这不仅是为了同前线保持直接的联系，帮助那些经验不足的指挥员，同时也是为了显示他的存在，说明在危难的时刻，他和他们战斗在一起。

　　在3个星期中，德中央集团军群向前推进了450千米至600千米，北方集团军群推进了450千米至500千米，南方集团军群推进300千米至500千米。7月16日，德军中路的坦克部队已占领了斯摩棱斯克，直接威胁莫斯科。在七八月间，北路已占领了列宁格勒州的大部分地区。9月19日，德军南路已攻陷乌克兰首府基辅。据西方史学家记载，在被希特勒称之为当时“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大战役”——基辅战役中，苏军有4个集团军被围歼，65．5万名指战员被俘虏。

穷兵黩武陷入不义战争泥淖

　　1941年10月20日，德军装甲部队的前锋进抵距莫斯科40千米的地方。

　　希特勒为时过早地向德国人民宣布：“东方的敌人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在我们部队的后边，已经有了相当于我在1933年执政时德意志国家幅员两倍的土地。”

　　然而好景不长，实际上从7月份起，德军就开始遇到日益顽强的苏军的反抗。

　　战幕刚一拉开，希特勒就来到离荒凉的东普鲁士小城拉斯滕堡8千米之遥的新元首总部，这就是著名的被称为“狼穴”的大本营。他在这里亲自督战。

　　在战争刚开始的几周，德国顺利推进的好消息不断传来，希特勒情绪饱满，不时地同周围的人谈些轻松愉快的话题。在一次临时战局汇报会上，他站在一幅欧洲大地图前指着莫斯科说：“四周内我们将到达这里，莫斯科将被夷为平地。”

　　这一次，希特勒的牛皮吹得太早了。

　　德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疯狂的突击，仍不能迈入莫斯科市区一步。

　　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红军阅兵式上，苏联领袖、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显出了少见的慷慨激昂的表情，他在演说快要结束时骤然提高了声调：“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做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

　　演说以后，数十万红军将士列队通过红场列宁墓，在接受斯大林的检阅后直接开往前线，与德国法西斯军队浴血奋战。

　　这时候，苏军专为在严寒条件下作战而制造的T-34重型坦克发挥了巨大威力。横扫西欧、素有德国“铁军”之称的古德里安装甲部队，自波兰战役以来第一次被迫后撤。

　　德军的处境同当年拿破仑在俄罗斯暴风雪中的命运几乎完全一样，德军元气已伤。呜咽嚎叫的士兵就在莫斯科大门口的冰天雪地中流血、冻僵，当气温直线下降到零下52度的时候，他们再也不能作战了。

　　12月19日，因侵苏战争进展受挫，希特勒解除了冯·勃劳希契元帅的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并亲自兼任这一职务。

　　列宁格勒战役打乱了希特勒的如意算盘。他原来妄图攻陷列宁格勒之后，以其全部兵力从东北迂回，对莫斯科进行攻击。

　　如今希特勒不得不暂时放弃攻占列宁格勒的计划，转向对莫斯科的进攻。希特勒决定用重兵尽快夺下莫斯科，他向柏林自诩说，进入莫斯科的仪式已经准备好了，那时他要骑一匹白马从波克隆山方向进入莫斯科，而事实是对他的巨大嘲讽。

　　在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中，苏联人民气壮山河、临危不惧，誓死保国。希特勒向莫斯科发动的“台风”攻击遭到了失败。

　　1941年12月6日，苏联红军发动了攻势，德军遭到永远不能恢复过来的损失。德军的防线接连被攻陷，这一天就成了第三帝国短暂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希特勒的力量从此以后就要走下坡路了。希特勒的“闪电战”在英雄的苏联军民面前彻底破产了，在苏联红军强大的反攻之下，他们开始狼狈地后撤！

　　希特勒这头野兽，如今已深陷在虎穴龙潭之中不能自拔了。他不得不承认他攻占莫斯科的计划已被打得粉碎。

　　就在苏军开始转入反攻的时候，1941年12月7日，在地球的另一边，发生了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使希特勒轻率挑起的欧洲战争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

　　这天，日本轰炸机偷袭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

　　第二天，希特勒赶忙从“狼穴”乘火车返回柏林。在路上，他仿佛摆脱了一场梦魇似的说道：“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三千年来从未战败过的盟友了。”他显然对日本人的“漂亮”袭击感到激动，他曾经对日本庄严地许下秘密诺言，他现在需要履行这个诺言，那就是向美国宣战。

　　12月11日，希特勒又一次站在扩音器旁宣告这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针对美英两国已于8日向日本宣战，希特勒在对罗斯福总统进行了喋喋不休的攻击和辱骂后说：“我十分清楚，罗斯福的思想和我的思想有着天壤之别。罗斯福出身富家，他所属的那个阶级在民主国家中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我只是一个下层穷苦人家的子弟，不得不靠劳动和勤奋来打开一条出路。我和千百万的人共命运，而富兰克林·罗斯富则是和所谓的上层的一万家人共命运。”

　　演说结尾的时候，希特勒宣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已经缔结了一项新的协定，“在对美英联合作战未取得胜利以前，绝不放下武器；在未经相互同意的情况下，不同美国或英国单独停战或媾和”。

　　希特勒过高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他认为日本在太平洋上收拾了美国之后，便会掉头攻击苏联。基于此，希特勒作出孤注一掷的决定，命令海军，无论在何时何地与美国船只相遇，即可进行猛烈攻击。

　　希特勒不自量力地对美宣战，使德国面临又一个黑暗的日子。不少将领对希特勒所向往的“千秋帝国”越来越怀疑了。

　　希特勒气焰虽盛，但德军的攻击势头已经衰减。

　　在莫斯科战役中，德军主力士气低落，成了疲惫之师，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在包围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外面，苏军经过周密部署，形成了反包围。

　　希特勒闻讯以后，气急败坏、不容分说地否定了德军高级将领提出的撤退方案。他冲将军们吼道：“我决不离开斯大林格勒！我决不从斯大林格勒后退！”

　　一个发疯时作出的灾难性的决定就这样产生了。

　　1943年1月初，在斯大林格勒的冰天雪地中，被围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残存的90000人，包括在最后关头被希特勒封为元帅的保卢斯及23名将军，都成了苏军的俘虏。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兵员损失约150万人。

　　历时18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震惊了全世界。

　　这次大战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并且同英军在北非阿拉曼战役的胜利一道，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苏军和美英军队已在各主要战场上开始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1943年到来之际，对希特勒来说真是祸不单行，先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败局已定，接着又传来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港举行了会议的消息，会议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连墨索里尼也感到形势不妙，向希特勒吹风，让他同斯大林讲和，结束战争。

　　希特勒回绝了墨索里尼的建议，他表示依然想打败苏联，以争取同英国和解。其实，他很清楚，根本不存在同斯大林和解的可能性。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呆滞地对周围的人说：“真遗憾，由于遇上了丘吉尔这个醉鬼，弄得非打仗不可。”

　　周围的人无言以对。

　　希特勒又神色茫然地自语道：“我这个人始终只知道战争，因而也始终只知道一条原则：打，打，再打！我是一个根本不去想‘投降’这个字眼的人！”

　　话虽这么说，他内心已经想到失败的命运。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讲：“我们所有的敌人都可以相信这一点：一旦德国在12时3刻放下武器，我一定在12时50分就停止生命！”甚至在公开场合，希特勒也这样讲过。

　　如今对第三帝国来说，似乎已不存在“胜利”的前景了。他给德国士兵和德国人民指点的道路是：走向死亡。从此，希特勒一蹶不振，他的人生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灭绝人性建立欧洲“新秩序”

　　德国入侵苏联后不到一个月，希特勒曾在蚊虫叮咬的“狼穴”召开了一次会议，有戈林、罗森堡、博尔曼以及凯特尔等参加。

　　最初，罗森堡还试图替乌克兰人说说“情”，可希特勒突然脸色一沉，厉声打断了他的话，说：“军事占领只是意味一项永久性解决计划的开始，我想这对诸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一定不要让其他人认识到，这是最后解决的开始，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枪杀、迁徙等。”

　　没有女秘书在场，博尔曼紧皱眉头，用笔刷刷地记录着。

　　“俄国是一块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蛋糕，我们要根据需要来切开它，以便能够：第一，统治它；第二，管理它；第三，掠夺它。”

　　除了博尔曼在本上写字的声音外，会场上听不到其他的声音。

　　“我们的根本目标是：一定不能让乌拉尔以西再有建立一支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即使我们要为此打100年的仗。”

　　“您所说的乌拉尔以西是指整个欧洲大陆吧？”不知谁问了一句。

　　“嗯，今后在这广大的区域中，只有德国人才允许携带武器，斯拉夫人、捷克人、波兰人、哥萨克人、乌克兰人都不允许携带武器。”希特勒停顿了一下又说，“总之，除了德国人以外，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携带武器。”

　　戈林等人都认真地听着，并不感到惊诧，他们的元首不是早就在《我的奋斗》中这样大谈特谈过了吗？建立欧洲“新秩序”不过是元首思想的体现。

　　元首的蓝图是：建立一个由纳粹主义统治的欧洲；它的全部资源和财富归德国利用，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作为德意志主宰民族的奴隶；“不受欢迎的分子”，首先是犹太人，其次是东方的斯拉夫人必须灭绝，欧洲必须成为“无犹太人”的欧洲。当然，斯拉夫人中的一部分可以留下来，让他们牲畜式地耕地、开矿。

　　希特勒就这样策动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大屠杀和掠夺行动。

　　戈林向他的部下发布指令说：“你们一旦发现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就必须像警犬一样追逐，一定要把它弄到手，送到德国。在干这种事的时候，必须发扬德国人办事彻底的作风。”

　　战争期间，德国人几乎把一切都弄到手了，不仅有货物、劳力，还有钞票和黄金，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单是征收的占领费和其他贡金即达260亿美元之多。

　　至1944年9月底，强迫为第三帝国做苦工的外国人达到750万，可希特勒仍嫌不足。

　　在他看来，理应把这些人作为资源来对待，从“伟大”的事业来说，累死或饿死几万、几十万战俘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不过，由于劳动力缺乏，还得让他们活着。希特勒这么说了，他的追随者也这么干了，干的比说的还残忍。为此，苏联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500多万被德国人俘虏的士兵中，有200万人死去，100万人下落不明，死者中还包括斯大林的儿子。

　　与戈林不同，希姆莱的党卫队执行着一项更残酷的“使命”，用“特别行动队”对犹太人等实行种族灭绝。早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起，希特勒签发的关于“无痛致死计划”的“元首命令”就开始执行。

　　最先被秘密处决的是德国国内的10万病人，他们被认为是“没有用的吃饭家伙”，既然一切为了战争，就不能留下这些“累赘”。接着是德国国内和东欧各国的吉卜赛人，约有50万人被杀死。

　　根据希姆莱制订的“东方计划”，要消灭3000万斯拉夫人，并“最后解决犹太人”。德国入侵苏联以后，仅希姆莱手下的4支特别行动队就在苏联各地屠杀了75万无辜平民。

　　纳粹分子最骇人听闻的暴行，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地屠杀战俘和平民。德国在占领国中共建立了30多个集中营，其中有些是“灭绝营”，采用毒气囚车和毒气室等进行集体杀戮。

　　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维辛就是一座灭绝营式的集中营。这座巨大的“杀人工厂”的四周布满了铁丝网，里面设有毒气室、焚尸场和化验室。由党卫军骷髅队守卫，他们的领章和帽徽上都有由一个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组成的恐怖图案，这是象征死亡的标志。

　　从1940年6月开始，几乎每天都有成批的战俘和平民从各地被押到这里。他们从军车上下来以后，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先送到消毒站，被剃去头发，换上囚衣。

　　每人的左臂上都编了号码，还必须在左袖和裤子上缝一块有同一号码的三角布，不同颜色表明“罪行”的不同性质，如红色是政治犯，黄色是犹太人等。

　　然后，这些“犯人”就被送到各个工地去做苦工。凡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一律送毒气室处决。

　　至1945年1月奥斯维辛被苏联红军解放时止，共有400多万人死在那里，其中波兰人和俄罗斯人占了200多万。在整个战争期间，仅遭受毒气杀害的平民就达六七百万。

　　在为希特勒卖命推行纳粹“新秩序”的人中，有一位身材细高，长胳膊长腿的党卫队将军，名叫海德里希。他长着一个鹰钩鼻子和一双阴郁的小眼睛，令人望而生畏。

　　由于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手毒心狠，恶贯满盈，被当地人称作“杀人魔王”。捷克人民忍无可忍，下决心要除掉他。

　　1941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当他乘车从布拉格乡间住宅驶向机场，准备乘飞机去柏林谒见希特勒的时候，两名捷克敢死队的勇士拦击了他的汽车，随着一声炸弹的爆炸声，海德里希身受重伤，几天后在医院中一命呜呼。

　　同捷克人民一样，欧洲各国人民纷纷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抵抗运动”或“地下运动”。法国戴高乐将军在北非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南斯拉夫以铁托为首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它指挥的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等，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抵抗力量。

　　进入1943年以后，希特勒越来越感受到来自正面战场的压力。英军在蒙哥马利将军的统率下，在北非战场节节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为盟军在西西里岛的登陆创造了条件。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也是意大利南部的重要屏障。

　　由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协调指挥的盟军于夏季对西西里岛发动攻击，巴顿将军指挥的美军与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并肩作战，登陆战役持续了39天，盟军完全控制了西西里岛。这就使得盟军能在地中海往来无阻，敲开了登陆欧洲的第一扇门。

　　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的消息刚一传出，希特勒就预感到他的“钢铁”伙伴墨索里尼可能要垮台，他决定无论如何要立即同墨索里尼谈谈。

　　见面的时候，希特勒发现他的伙伴已失去了往昔的光彩，这个在欧洲舞台昂首阔步了20年之久的铁腕人物，虽然还不满60岁，却已老态龙钟了。希特勒毫不留情地指责墨索里尼，后者只是默默地听着，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希特勒长叹一声，扫兴地飞回他在东线的大本营“狼穴”。

　　5天以后，意大利统治集团宣布恢复“君主立宪”制度，组成了新政府，墨索里尼被迫辞职，他的法西斯党被解散。

　　希特勒料定意大利新政府要背叛轴心国，向盟军投降，就立即下令：“德军应准备立即开进罗马，逮捕政府官员、国王和全班人马，首先是王储，要把他装进飞机给我押来！”

　　以隆美尔为首的德军高级将领大多数不同意希特勒的冒险计划，连他刚刚提拔的海军总司令邓尼茨上将，也出来劝阻。

　　希特勒在众口一词的情况下做了让步，表示不从东部战场抽调兵力，并且暂时将计划搁置起来。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在拉斯滕堡举行了最后一次会晤。然而，秋天又传来更坏的消息，盟军在靴形的意大利南端登陆，意大利人和盟国秘密签订的停战协定也公布了。于是，希特勒搁置的计划开始实施。

　　尽管“倒戈”的意大利士兵到处抵抗德军的进攻，但毕竟不是德军的对手。

　　德军在部分地区无情地镇压了昔日的盟友后，于9月10日占领了罗马，并在几天后占领了大半个意大利。

　　这次军事行动的成功，使德国人控制了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区，可以利用那里的工厂为德国制造军火。

　　希特勒政权居然奇迹般地度过了这场严重的危机。

　　同时，他还腾出手来，考虑营救已被监禁起来的墨索里尼，以恢复“轴心国”的外部形象。

　　根据情报人员提供的可靠消息，墨索里尼被关在亚平宁山脉大石山的一家为运动员而设的旅馆里。希特勒冒险组织了一次大石山空降行动，把墨索里尼抢了出来。

　　获救的墨索里尼从心底感激希特勒营救了自己。作为报答，他勉强拼凑了一个新党——法西斯共和党，并宣布成立了所谓意大利社会共和国。

　　从表面上看，墨索里尼似乎复辟成功，但他深知自己已成为德国人的傀儡，再也无力去执掌这个“新政府”的权柄了。所以，当他的情妇克拉拉·佩塔奇重新投入他的怀抱后，墨索里尼就不再发挥任何“政治领袖”的作用，而成为一具名副其实的政治僵尸了。

　　1943年年末，军事形势对德国来说仍不见起色，希特勒不得不向将军们发出警告说：“战局对我们已十分严峻，不仅东方的危险存在着，而且更大的危险正在西方显露出来：英国人在西欧登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或许就在1944年初，最迟在春季，我们将面临一场针对英国的决定性登陆战。”

　　面对日益增强的战争压力，希特勒开始越来越大量地服药，以振奋逐渐衰退的精力。他的左臂和左腿开始震颤，为了控制这种震颤，他总要将左腿靠着什么东西，并用右手抓住左手，他开始像跛足一样拖着左腿走路，这是医学上称为“帕金森氏病”的典型症状。

　　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德国最偏僻的地区度过的，这就使他和他统治的国家的社会生活处于基本隔绝的状态。

　　希特勒的生活变得单调无比，整天的时间几乎被各种会议占满了。幸亏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博尔曼送给他一条狗，一条名叫布朗迪的阿尔萨斯种母狗。不然，他会连带着他的爱犬散步的唯一娱乐都失去了。

　　元首每况愈下的状态预示着第三帝国“新秩序”走向崩溃的命运。

 “狼穴”遇刺疯狂报复嫌疑者

　　记载着四面八方坏消息的公文雪片似的飞到“狼穴”，希特勒对德国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在1944年到来之际，他着实认真地思索起战败的前景。

　　1月30日是希特勒上台11周年的日子。为了给被失败主义情绪笼罩的德国人打气，在盟军空军对德国本土的轰炸声中，他照例发表了广播讲话，故弄玄虚地大谈苏俄的威胁：“谁将在这场斗争结束的时候在欧洲占主导地位，是以最强大的国家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家庭，还是布尔什维克人……这场战争只能有一个胜利者，不是德国，就是苏联。德国的胜利意味着欧洲的保全，苏俄的胜利意味着欧洲的毁灭。”

　　他重弹这种陈词滥调的目的是想分裂同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按照戈培尔的解释，德国宁愿同伦敦而不愿同莫斯科来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然而，这些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不论是罗斯福、丘吉尔还是斯大林，都只接受以德国“无条件投降”作为结束战争的方案。因为美、英、苏是作为事实上的“同盟国”，来对“轴心国”采取一致行动的。

　　1943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伊朗的德黑兰召开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第一次聚会，他们共同磋商对德配合作战的计划，作出了1944年5月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

　　德黑兰会议以后，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被任命为执行西欧登陆计划——“霸王计划”的盟军最高司令。

　　然而，由于作战规模的扩大和气候因素，盟军的登陆时间从5月推迟至6月，并且避开了希特勒重点设防的英吉利海峡的最狭窄部位，而把法国的诺曼底选为登陆地点。

　　1944年6月6日凌晨，海面上狂风呼啸，白浪滔滔，一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舰队自英国南海岸驶向了诺曼底。整个舰队拥有5000艘船只，这次极其冒险的军事行动的成功将决定纳粹德国彻底失败的命运。

　　这一天距离最后一名英国士兵撤离敦刻尔克海滩渡海回国，差不多隔了4年。

　　5个盟军师出其不意的登陆战一举成功，3个空运师也同时空降着陆。“大西洋壁垒”在几小时之内被突破，登陆人数达13万人。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诺曼底登陆战。盟军投入的总兵力约288万人。

　　盟军在法国登陆和苏军在东线的强大攻势使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德军士气一落千丈，一部分陆军高级将领对希特勒的幻想破灭了，一批被称作“德国反对派”的军官和官员们也加紧活动，想通过杀掉希特勒来结束战争，以减少德国所遭受的损失。

　　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施陶芬贝格的上校，时年37岁，以前在北非作战时受了重伤，失去了一只眼睛、右臂和左手的三个指头。

　　7月20日上午，施陶芬贝格按照预定计划，以德国后备军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来到“狼穴”，等候希特勒的召见。

　　军事会议提前了，施陶芬贝格在去希特勒的平房作战室之前，暗中调好了炸弹的定时器，并把一个盛着液体酸的玻璃瓶打碎，让酸液开始腐蚀炸弹撞针的导线。他事先做过试验，知道这时离爆炸还剩10分钟的时间。

　　施陶芬贝格和几个高级将领一同走进希特勒10米长5米宽的作战室，希特勒就站在中间那张放满军事地图的橡木长桌旁。

　　施陶芬贝格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走近希特勒，敏捷地把装着炸弹的提包放在桌子底下，然后，他借口必须去打个电话，离开了作战室，到另一个地方去观察情况。他焦急地看着表，“怎么，10分钟过去了还没有炸响，莫非……”

　　就在这时候，只听“轰”的一声，平房作战室的屋顶飞上天，又落下来，一面墙壁倒塌了，房子顿时烧起熊熊大火。

　　施陶芬贝格立即驾驶汽车离开了元首大本营，然后搭乘飞机飞往柏林。一下飞机，他就被焦急地等待在那里的军官们围住了。

　　施陶芬贝格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元首已被炸死，我们可以开始第二步行动了。”

　　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希特勒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只受了轻微的外伤。他们的第二步行动还未展开，帝国广播电台就突然中断了正常广播，传出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坏消息：“今天，有人用炸弹阴谋暗杀元首，元首除受轻度烧伤和撞伤外，安然无恙！”

　　这条反复插播的“新闻”把军官们都惊呆了。

　　原来，当施陶芬贝格离开平房作战室的时候，一个副官的脚碰到了那个装炸弹的皮包，他嫌碍事，就把包挪了地方，而在炸弹爆炸前的一瞬间，希特勒又碰巧为了看清地图边上的一处战况，离开了他的位置。

　　所以爆炸只使希特勒的头发被烤焦，右腿被烫伤，耳膜被震破。等他一醒悟过来，就立即通过电话向忠实于他的军官发出了指令，要他们毫不留情地镇压那些叛乱者。

　　入夜，帝国首都柏林响起一阵阵稀疏的枪声，一些密谋刺杀希特勒的将领被当场打死，施陶芬贝格被逮捕。午夜后，他被押往国防部的院子里执行枪决。

　　凌晨1时，阿道夫·希特勒的声音又在德国的广播中出现了，只不过这次的声音是那样颤抖，不仔细听，都不知道是元首在演说：“今天，一小撮野心勃勃，丧尽天良，罪恶而愚蠢的军官阴谋除掉我。可天意让我战胜了暗杀，我可以继续从事我的事业了！”

　　停顿了一下，他又大声嚷道：“我的德国公民们，今天我向你们讲话的目的，是让你们听听我的声音，让你们知道我的确安然无恙……我绝不会宽恕那些罪人，我们要按照国家社会党人的惯用方法来进行清算！”

　　就在希特勒发表广播讲话前10个小时，元首大本营里还冒着燃烧后的余烟，这个大独裁者强忍着伤痛，和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进行了预定的会见，这是两位战争狂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晤。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视察了已经成为瓦砾场的会议室。已经失去昔日尊荣和权势的墨索里尼像只丧家犬，看着几小时前希特勒侥幸逃生的作战室废墟，脸都吓白了，一个劲地叨咕：“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

　　希特勒强打着精神说：“我确信刚才发生的事情是个转折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我的共同事业不论遭到多少挫折，胜利将很快取得。”

　　显然，这不过是希特勒在自我解嘲罢了。

　　第二天，一场空前的血腥报复开始了，一批又一批军官被处决，秘密警察和党卫队先后杀死了近5000人，受牵连被投入集中营的人成千上万。

　　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利用这次大清洗的机会，还监禁和杀害了许多和该事件无直接关系的人，只不过因为他们对现政权缺乏热情。这次，就连曾经在北非为希特勒立过赫赫战功的隆美尔元帅也未能幸免。据说在密谋分子那里查出一份名单，上面有内定隆美尔为“帝国总统”的内容。

　　这时候，隆美尔在前线负了重伤，住在一所野战医院里。他从前的参谋长刚刚去看望过他，就被逮捕了。

　　隆美尔离开医院回家以后，发现自己的住宅已受到监视。但希特勒却没有马上杀死他，因为如果把隆美尔这位德国最得人心的将领送上法庭的话，希特勒的老脸就没地方放了。于是，他想出了另外一招：逼隆美尔自杀。

　　这一招果然奏效，隆美尔不明不白地死了，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发向全国：“隆美尔元帅因受伤引起脑栓塞不治身死，享年53岁，让我们的军队和公民为我国最伟大的指挥官之一的牺牲表示哀悼！”

　　希特勒下令举行国葬，还给隆美尔夫人发了唁电。国葬仪式上，在隆美尔的尸体前面，一个精心安排的不和谐的声音回荡着：“他的心是属于元首的。”

　　希特勒挨炸以后，完全失去了对德国军官团的信任，他只能从纳粹头目的圈子里去寻找忠实于他的人，并加强他们的权力。

　　于是，血洗“同胞”的刽子手希姆莱被任命为后备军司令，戈培尔成为负责总体战争的特命全权代表。接着，戈培尔宣布实行总动员。

垂死挣扎阿登孤注一掷

　　1944年6月6日，人们盼望已久的向西欧进军的开辟第二战场之战终于揭幕了，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

　　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壁垒”已彻底被突破，也为摧毁西线德军奠定了基础。然而，希特勒却拒绝撤退的建议。他曾在大本营对一些将军们训话，试图给他们灌输“铁的意志”并鼓舞士气。但大势已去，德军的逃兵数目与日俱增。

　　8月，希特勒还没从挨炸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就传来波兰“家乡军”在华沙起义的消息。在盟军强劲的“夏季攻势”下，罗马尼亚亲德国的安东尼斯库政权被推翻，罗马尼亚向苏军投降。

　　9月8日，保加利亚向德国宣战。两天以后，芬兰同苏联签订停战协定。

　　9月20日，贝尔格莱德解放，德军退出巴尔干半岛。

　　10月，苏军攻入德国东部，“东线”已土崩瓦解。

　　“西线”的情况更糟。8月下旬，盟军包围了巴黎，法国国内抵抗力量和巴黎人民配合盟军，发动了武装起义。经过4天的战斗，巴黎于8月25日全部解放。

　　第二天，率领“自由法国”部队的戴高乐将军进入巴黎，受到巴黎人民的热烈欢迎。

　　巴黎解放两周以后，盟军已推进到德国西部边境。被晋升为元帅的蒙哥马利横扫比利时和荷兰的德军。“秋季战斗”结束，盟军先头部队已抵莱茵河畔，转入进行突破齐格菲防线的作战准备。

　　在这一时刻，德军西线总指挥，一度被希特勒解职的伦德施泰特元帅认为，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可希特勒仍想孤注一掷，拼命地给将军们打气。

　　有人问他：“敌军一旦突破莱茵河，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德国还有什么抵抗的本钱？”

　　希特勒狠狠地瞪了这人一眼，厉声回答：“盟军越来越暴露出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十分紧张，这表明他们决裂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历史上所有的联盟迟早要垮，我们唯一的办法是等待时机。”

　　正当盟军神速进击，德军节节败退之时，由于运输供应困难，英美的进攻突然在1944年9月份沉寂下来。这给了希特勒在阿登地区组织反攻的机会，他决定孤注一掷，倾尽全部兵力向盟军发动一次强大攻势，妄图挽回败局。

　　面对“西线”出现的暂时沉寂，希特勒认定解决西线危机的最后时机已到。他盘算了一下，德军目前还有几百万军队，如果继续两线作战，很快就会垮下来，但只要把兵力集中于西线，还有可能出奇制胜，赢得与美英谈判媾和的机会，然后再集中兵力到东线去对付苏军。

　　希特勒把这个显然是困兽犹斗的想法跟他的亲信约德尔谈了。约德尔问道：“您在西线取胜的根据是什么呢？”

　　“西线地形复杂，距离比较短，不需要那么多燃料，能够比较有把握地攻占重要的战略目标。如果对东线开阔的平原展开攻击，规模就太大了。”希特勒回答。

　　约德尔问：“就这些理由吗？”

　　希特勒说：“不，您难道没有这种感觉，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是像俄国人那么顽强的对手，英国人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而美国人一旦形势不利就会丧失信心。”

　　约德尔问：“那么，您认为西线的胜利将使我们最终打赢这场战争吗？”

　　希特勒说：“我的意图是夺回战场的主动权，这样就可以利用获得的时间研制新式武器。”

　　约德尔问：“您指的是V1、V2飞弹？”

　　希特勒说：“是的，可能还有其他，只要能拖下去，盟国各个成员之间就会出现分裂，我们就可以打赢。”

　　其实，V1飞弹等武器不过是一种“远程大炮”，可以从欧洲大陆的发射场直接打到伦敦，然而它的精确性太差，绝大部分“飞弹”都未命中目标。希特勒指望它“对大不列颠起决定性作用，迫使美国人愿意议和”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因为武器虽然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按照希特勒的部署，德军从东线抽出的兵力被悄悄地调往西线，共集中了约25万人，包括7个坦克师。临时拼凑的由孩子兵和胡子兵组成的人民步兵师也被派到莱茵河去。

　　1944年12月初，正当希特勒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在西线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他的计划受到德军参谋部高级将领的反对。

　　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大胆地争辩：“元首，您这样做等于是放弃了东线的防御。”

　　“胡扯！”希特勒大声反驳，“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德军5年了，我取得的实际经验是总参谋部任何人也休想比得了的。我研究过前人的所有军事著作，我比你老练得多。”

　　“万一西线反攻失败，那不是连本钱都输光了吗？”另一个将领斗胆直言。

　　希特勒生气地说：“放屁！根本就没有不冒风险的战争！反攻的突破口就选在阿登，这是西线盟军最薄弱的地带。一旦我们得手，就能切断他们的补给钱，给他们再来一次敦刻尔克，把他们全都赶到大海里去。”

　　此刻，在希特勒的幻觉中，又浮现出当年英国远征军一败涂地的情景。

　　为了指挥这次决定性的反攻，希特勒亲自赶到西线，为他的军官们打气。

　　一天夜里，前线的将领们被缴去公事包和武器后来到了指挥所。他们吃惊地发现，元首的背驼得很厉害，面部水肿，两手颤抖，尤其是左臂总是在抽搐。

　　元首开始训话了，重弹他的敌人将分崩离析的老调，显然，他刚刚服过了兴奋剂。他漫无边际地讲了两个小时。这期间，党卫队的侍卫始终站在每一把椅子后面，监视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我们必须时刻向敌人表明，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决不能指望我们投降，决不能，决不能！”

　　希特勒以两个“决不能”结束了他的训示。随后，他把那份精心策划的军事计划交给了前线总指挥伦德施泰特元帅，上面有他的亲笔警告：“不得更改。”

　　12月16日，德军开始了阿登攻势。

　　由于盟军没想到希特勒这个赌徒会孤注一掷，阵地几次被德军突破，造成了很大混乱和创伤。

　　丘吉尔拍急电给斯大林求援，于是，苏军从东线发动了强大攻势，迫使德军再次抽调西线兵力去支援东线，德军的攻势渐成强弩之末。

　　至1945年1月8日，希特勒眼看孤军深入的德军主力有被围歼的危险，终于长叹了一口气，下令撤出阿登前线的装甲部队。阿登攻势失败了，希特勒的老本也赔光了。

　　1月下旬，德国重要的西里西亚重工业区被盟军占领。军备部长施佩尔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厚厚的一沓。希特勒神情呆滞地拿起来，草草地翻了一遍，他没有对上面的大量统计数字留下丝毫印象，但却看清了其中的一行字：“这场战争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

　　希特勒不能容忍部下的失败情绪，又一次病态发作，把大本营的将军召集起来，臭骂一通。

　　这次训话以后，希特勒像一个输光了钱的赌徒，从西线大本营溜回柏林。路上，他一直在喃喃自语：“战争无可挽回地失败了，战争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他重复的正是施佩尔备忘录里的那句话。

“焦土作战”阻止盟军进攻

　　在盟军强大攻势的压力下，希特勒的身体再也坚持不住了。

　　指挥作战的紧张，接二连三吃败仗所带来的震惊，久居地下室缺乏新鲜空气，经常大发脾气，以及遵照身边江湖医生的劝告每天服用有毒性的药品等，都使他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1944年，希特勒不得不卧床休息了。他发脾气时总是无法控制自己手脚的打颤。

　　1945年年初，盟军对纳粹德国的总攻击开始了。由苏联朱可夫元帅指挥的中路大军直捣第三帝国的心脏——柏林。至2月下旬，苏军先头部队已攻到奥德河东岸距离柏林30千米的地方。

　　在盟军胜利在望之际，1945年2月4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第二次三国首脑会议。

　　三位领导人经过一周的认真协商以后，在12日达成协议，主要内容是关于如何处理“无条件投降”后的德国。会议还决定在战后建立一个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不仅希特勒一心指望的盟国之间的分裂没有出现，相反，在彻底消灭德国军国主义问题上，盟国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3月，盟军以87个师的兵力在西线发起总攻。英美军队于3月间强渡莱茵河后，迅速分兵向北德平原和鲁尔工业区疾进。在4月里，盟军进到距柏林只有60千米的易北河一线，形成了对柏林的合围之势。

　　在此期间，希特勒一直幽灵般地蛰居在不见天日的“暗堡”中。

　　1945年1月30日这天，希特勒通过暗堡连接到地面的电话线，向驻守柏林的德军将士发表了讲话，他想借自己担任德国总理12周年的日子为他的残兵败将打气。他说：“不论眼下的危机多么严重，凭着我们的坚定意志、牺牲精神的能力最终是会克服它的。我们会克服这种危难的……”

　　他竭尽全力发表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演讲，然后颓然地离开话筒，回到那毫无生气的卧室里。

　　这时候，一位刚从前线回来的将军跟了进来，怀着疑惑的神情问：“元首，你当真认为我们还能打赢吗？”

　　一段时间以来，希特勒周围的人已不止一次地向他提出过同样的问题。

　　希特勒没有对这位将军的话作出反应。

　　将军咬了咬牙，鼓足了勇气说：“元首，我不想隐瞒事实，我挨过盟军飞机的轰炸，也领教过布尔什维克喀秋莎火箭炮的威力，可我们的飞机在哪儿？我们的大炮在哪儿？全没了，连人都没了，我们的战争已经打输了！”他越说越激动。

　　这种话、这种失败主义情绪已不止一次地刺痛过希特勒。不过，这一次他没像往常那样大发雷霆，甚至没有争辩。

　　“是吗？这个我当然明白。”希特勒惊人地恢复了某种理智，他只说了这一句话，就摆摆手，示意将军退出。他当然比任何人都更早知道，这场战争输了，不过直至今天，他才第一次向他的部下公开承认了这一点。

　　这时候，一个给希特勒送战报的副官走进来，刚好听到他们的对话，他惊诧地望着眼前这位形容枯槁的老人，这难道就是自己所崇拜的至高无上的元首吗？他一边把一沓战报放在希特勒的桌上，一边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继续打下去呢？”

　　希特勒半晌不语，突然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懂，从彻底的失败中才能生长出新的国家来。”说到这里，他的眼中又闪烁出昔日的光彩。

　　“您去把戈培尔博士叫来，我有话对他说。”希特勒一有主意，就一刻也不能等待。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扇半开的门，既像一个等待施舍的饿汉，又像一个刑场上的屠夫。

　　不一会儿，戈培尔跛着脚走进来。希特勒立即开口：“我要你调动一切宣传手段，让丘吉尔、罗斯福闭上他们的嘴，停止对德国人的恶意宣传。我要让他们知道，德国人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死亡。因为，绝望的斗争包含着作为范例的永恒价值。”

　　“这是绝妙的英雄主义。”戈培尔迎合着元首的话，“我这就去办。”

　　这时，在所有的纳粹领袖中，大概只有戈培尔还对希特勒绝对服从，忠贞不贰。

　　3月19日，军备部长施佩尔来到暗堡，他本想直言不讳地劝说希特勒放弃最后的抵抗。他在来柏林的路上亲眼看见英美空军对德国中部城市德累斯顿的狂轰滥炸，好端端一座历史名城顷刻化为一片废墟，唯独市政大厦顶端的一尊青石雕像残存下来。数不清的平民葬身火海，尸骨成堆，惨不忍睹。他觉得德国只有立即投降，才能免遭更大的灾难。

　　于是，施佩尔一见到希特勒，就斗胆直言：“元首，我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说，在4个至8个星期内，德国肯定最后崩溃，我们现在压倒一切的义务，就是要保证给德国人民留下一点将来重建生活的某种可能性。”

　　话还没说完，希特勒就按捺不住了，他举起双拳，脸气得通红，全身发抖，两眼鼓得就要掉出来，放开了嗓门吼叫：“完了，完了，你们都承认失败了。可你根本不懂，德意志民族也要跟着完了，没有必要为这个民族保留一个最原始的生存基础。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基础破坏掉，因为战败就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是软弱的，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不过都是些劣等货，因为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一阵狂怒过后，希特勒在暗堡中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项重大决定。

　　他步履蹒跚地在地毯边上走来走去，当他走到施佩尔面前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很不灵便的手势，语气开始变得缓和：“施佩尔，我的老朋友，我的命令已起草好，就在办公桌上，我想你不必看了，那上面的大意是，要立即破坏敌军所到之处所有的交通设施、机车、卡车、桥梁、水坝、工厂和物资。你特别要注意命令的结尾处那句话：一切与本命令相抵触的都属无效。这个最重大的使命就交给你了。”

　　施佩尔听得脊背上都冒出了冷汗：“元首，您这是‘焦土’政策，请原谅我第一次不能接受您的命令。”他明白，希特勒是为了实现他那惨无人道的意图才缓和了说话的语气的。

　　希特勒说：“我不打算重复已经说过的话，你必须一字不差地执行我的命令。”

　　“元首……”施佩尔还抱着一线希望，想让希特勒收回成命。

　　希特勒说：“住嘴，我知道你不过是想再一次劝说我结束战争。那么，请你马上走开，如果不是出于对你的信任，我会叫人杀了你。”

　　施佩尔的打算完全落空了，他悻悻地转过身去，想同希特勒不辞而别，

　　末了，他还是转回身来，向希特勒伸出了手。希特勒迟疑了一下，才勉强把颤抖的手臂递给了施佩尔，算是最后的握别。不过，这一次施佩尔和其他一些军官并没有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化为了泡影。施佩尔走后，希特勒久久地伫立在墙边，目光呆滞地注视着墙上那幅腓特烈大帝的油画。

　　这是他最珍爱的艺术作品之一，本来是挂在总理府的大厅里的，进入暗堡的时候，特意派人把这幅肖像移到卧室的墙上。他梦魇般地祈祷着历史的重演。

　　至4月初，虽然苏军已经打到柏林城下，末日很快就要降临，可希特勒和他的几个最疯狂的追随者还在暗堡里祈祷着奇迹在最后一分钟出现。戈培尔不仅自己沉湎于这种幻觉中，而且看出自己的心思和元首也是相通的。

　　一天夜里，戈培尔拿着一本书兴冲冲地跨进希特勒的卧室。“元首，您不要老去思考那些令人诅咒的事情了，让我给您读一段书听听。”希特勒问：“什么书？”戈培尔说：“《腓特烈大帝史》！”希特勒说：“好书，好书。”戈培尔说：“您看我从这一页给您往下念。”戈培尔本来就很会“演戏”。这会儿，他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抑扬顿挫地读起来：“英勇的国王！请您再等一等，您那受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您交好运的太阳很快就要拨开云雾升起来照耀着您了……”他的确念得不坏。希特勒歪靠在椅子上，双目紧闭，听着听着，几滴泪珠从眼缝里淌了下来。戈培尔放下书，默默地注视着元首，他为自己的朗读深深感染了希特勒而自我陶醉。事有凑巧，就在4月12日深夜，还是这个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当他穿过一片片焚烧的建筑物和总理府的废墟来到宣传部大楼的时候，意外地受到一个秘书的迎接。

　　秘书向他报告：“罗斯福死了！”

　　“什么，你再说一遍！”

　　“罗斯福——死了！”

　　燃烧的火光映出戈培尔骤然开朗的面色，他喜不自禁地大叫一声：“把最好的香槟酒拿出来，马上给我接元首的电话。”

　　元首在暗堡里拿起了话筒，里面立刻传出戈培尔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我的元首，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转折点到了！”

　　希特勒听到这里，“啪”的一声挂上了话筒。他立即叫他的亲信博尔曼去把暗堡里的人都召集起来，他要为罗斯福的死大大地庆贺一番。

　　幽闭的暗堡中第一次传出魔鬼般的笑声，可这出像发生在疯人院里的闹剧刚刚开场，就被苏军远程火炮的隆隆声淹没了。事实上，罗斯福的逝世对战局并没有发生影响。

　　希特勒盲目地兴奋了一阵以后，又精疲力竭地坐到圈手椅上，周围的人从他的脸上仍看不到任何希望，他看上去和他们没什么两样。

末日来临“狼穴”自杀谢罪

　　暗堡中的日日夜夜对于希特勒是忙碌而沮丧的，对于他的部下是紧张而恐惧的，对于一般公务人员是枯燥而乏味的。

　　即将做新娘的爱娃·布劳瑙恩望着希特勒，她说不出自己是幸福还是恐惧。

　　希特勒常常由于召开马拉松式的会议熬到天亮，睡眠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少，他周围的人也差不多都给折腾垮了。

　　正当希特勒因罗斯福去世而唤起的冲动破灭以后，被更深的精神痛苦折磨、缠绕的时候，他的情妇爱娃·布劳瑙恩出乎意料地来到柏林，出现在暗堡中。

　　她按照一个军官指引的方向，径直朝希特勒的书房走去。门被推开的时候，希特勒正坐在一张沙发上，他只是呆呆地看着爱娃，脸上毫无表情，仿佛在注视着一个陌生人。他根本想不到爱娃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过一阵后，他开始有了反应，用颤抖的双手支撑着站起来，朝爱娃走去，边走边说：“我说过叫你待在上萨尔茨堡的山间别墅里，你怎么……”

　　尽管他表情严肃，但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那天晚上，希特勒什么也没干，陪着爱娃过了一个通宵。后来的日子，由于爱娃到来，占去了希特勒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这才使那些累得够呛的公务员们松了口气。

　　爱娃当然是专为希特勒而来的，眼看着4月20日就要到了，在临近末日的时刻，她比希特勒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关心这个日子，因为这是元首的56岁生日。她打定主意，要让希特勒在诞辰那天愉快一下。

　　“他不是代表个人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要设法恢复他的伟人形象。”她十分认真地思考着。

　　元首的生日到了，爱娃居然把几乎所有的纳粹领袖们都请来了，施佩尔、戈培尔、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以及那位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博尔曼。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总理府尚未完全炸毁的大客厅里，连军队首脑凯特尔、邓尼茨、约德尔等也赶来聚集在希特勒的生日招待会上。

　　宾客们挨个走向靠在圈手椅上的希特勒，道一声“祝您好运！”“祝您健康！”然后迅速走到另一边，侍立在那里，仿佛不是在祝寿，而是在向遗体告别。

　　爱娃始终站在希特勒身旁，俨然“第一夫人”的样子，强作笑颜，不时地替他应酬着，以便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她身上。至少在眼下这个时刻，尽量不使人们留下元首已经快要完蛋的印象。

　　生日招待会将要收场的时候，希特勒突然制止了马上就要离去的客人。他要在这里举行最后一次有大部分纳粹要员参加的会议，以讨论他本人的去留问题：是撤到德国南部的山区去呢，还是继续留在柏林？事情已迫在眉睫，必须立即作出决断。

　　希姆莱表面上倾向于让希特勒离开柏林，他说是出于对元首安全的考虑，其实无非是想借此表现一下自己的忠诚，以便在希特勒死后由他担任第三帝国的元首。他荒唐地以为，只要元首死了，他就可以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戈林长期以来一直是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他的权力欲自然比希姆莱更大，似乎希特勒的继承人早就非他莫属。但在现在这个场合，他却表现得无所适从，生怕一句话说走了嘴，使煮熟的鸭子飞了。

　　戈培尔是坚决反对希特勒离开柏林的，在他看来，第三帝国既已濒临灭亡，那么，元首的宝座对他已失去任何吸引力了。身为元首的信徒，除了在元首与柏林共存亡之际、作出献身表率，他别无选择，注定要和元首一道死去。他唯一需要考虑的是死在哪里和怎样死的问题。

　　他说出了一句举座皆惊的话：“元首应当留在柏林激励士气！”因为他认定希特勒最终是不会离开帝国首都的。

　　只有一个人在暗中窥视着别人“表演”却始终一言不发，这就是博尔曼。

　　他认为元首的去留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只能由希特勒本人去决定，任何“建议”都可能招来杀身大祸。因此，他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合上双眼，一副闭目养神的模样。其实，别人的话他一个字也没漏听。他有着录音机式的头脑，可以记下每个人的每一句话，挑出其中的瑕疵，然后再加以放大，利用他与希特勒形影不离的条件，给某人暗地里捅上一刀，或许就能置他于死地。

　　博尔曼在政治生涯中遇到的每一道障碍差不多都是这样迈过去的。他高过他的“伙伴”的地方，是他对希特勒的内心世界早已揣摩透了。

　　他天生就是一个最适合于在权力漩涡中周旋的人，只不过不是在台前，而是在幕后。他在如何攫取最高权力方面可说是机关算尽，但一旦离开了他驾轻就熟的“官场”，他又会显得愚不可及、一筹莫展。

　　希特勒耐心地听完了部下的意见，甚至更为认真地听取了最新的战况报告，然后，无止无休的会议才告一段落。

　　最后，希特勒再次重申了他在去留问题上的态度：“德国的末日到了，我的末日也到了。对于我，剩下的只有牺牲，我要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也就是在柏林，结束我的一生！其他没什么了，诸位都好自为之吧！”

　　戈林是第一个起来向希特勒告别的，他说要到德国南方去处理一些重要事情，怕晚了将无法乘车通过已被分割的战区。

　　希特勒对戈林的举动深为不满，但他没有发火，而是转过身去，走到海军元帅邓尼茨面前，用颇为信任的语气对他说：“您将承担德国北方领导的重任，为了德意志的光荣而战斗！”

　　邓尼茨走后，其他人的辞行就纯粹是礼节性的了。两天以后，希特勒再次拒绝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劝他离开柏林的请求，这样，他就失去了逃离这座孤城的最后机会。

　　戈林跑到上萨尔茨堡后仍心神不定，竟摆出一副“法定”继承人的架势，匆忙给希特勒拍来一份电报，声称要“接管帝国的全部领导权”。他这样做的本意是想证实希特勒是否确有由他当继承人的诚意。

　　希特勒对戈林的举动大为震怒，连声高叫：“这是背叛，背叛，没有比这更无耻的背叛！”他喘了口粗气又嚷道：“我要下令逮捕他，以叛国罪逮捕他！现在一切都完了，没有人效忠到底，没有人尊重荣誉，什么对不起我的事都干出来了。”

　　这时候，戈培尔和爱娃来了。他们看过戈林的电报后也非常愤慨。爱娃忍不住大骂：“他们全该杀。看来，德国仅有的好人都困守在这个暗堡里，其他都是卖国贼，因为他们没有在这里和我们同归于尽。”

　　爱娃所指的人除了戈林以外，还包括别的外逃者。不过她当时还不知道，希姆莱也在外逃者之列，他甚至已在私下谋求与英美单独媾和。

　　她更想不到，连她曾钟情过的妹夫、希特勒的联络副官也弄了10万马克和一些金子，准备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柏林。当然，事情暴露以后，他被希特勒下令处决了。

　　希特勒被围困在柏林。他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不时地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声。他感到了前途的绝望，末日的来临。

　　4月25日，苏军和美军在柏林以南75千米的易北河上的托尔高会师，德国南北被切断了，希特勒被孤立在柏林。

　　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希特勒周围全是腐败、怯懦、谎言、叛徒。四面楚歌中的希特勒叫来秘书，口授了一道声明。他表示，他将保卫首都到最后一刻。

　　4月23日，希姆莱和瑞典的福克·伯纳多特伯爵举行秘密会晤，他答应德军在西线投降。

　　4月28日，听到这一消息的希特勒脸部扭曲，肤色发红，他陷入失魂落魄的状态。使希特勒头脑清醒的是，紧接着得到的苏军接近总理府的报告。苏军将要在36小时内向他的地下总司令部发动强攻。

　　其实，4月25日以后，战况报告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苏军在易北河与盟军会师以后，已进入柏林市区，与残存的德国守军展开了最后的巷战。冒着生命危险来向元首告别的最后一位纳粹高级官员是施佩尔，他陪元首度过了几小时的“平静时光”。

　　希特勒自知死期已近，就派人把爱娃叫到他的卧室，说：“亲爱的，我们终于可以实现一块死去的愿望了！”

　　爱娃对希特勒的话心领神会，丝毫不感到惊讶。她既然来暗堡，就已把自己的命运和希特勒拴在一起，所以她根本不打算在希特勒死后自己还活下去。但在眼前，离那个最后的时刻还差一步，她要先和希特勒完婚……

　　婚礼在29日凌晨举行。在暗堡的小型作战室里，两位最重要的来宾戈培尔和博尔曼站在旁边，充当证婚人，由临时找来的一位柏林市政府的参议员主持婚礼。主持人手里拿着两页用打字机打的表格，开始询问登记表上需要填写的主要内容。填完表以后，主持人用颤抖的声音问希特勒：“您愿意娶爱娃·布劳瑙恩为妻吗？”“愿意！”希特勒答道。主持人又转问爱娃：“您愿意阿道夫·希特勒做您的丈夫吗？”“我愿意！”爱娃回答。然后两人分别在证书上签字，当爱娃习惯地写上她的姓“布劳瑙恩”的第一个字母“B”时就发现不对，赶忙把“B”划掉，改写成“爱娃·希特勒”。

　　在苏军炮火的轰隆声中，婚礼仓促收场了。

　　4月29日凌晨，婚礼刚完，婚宴还在进行之际，希特勒就悄悄地招呼他的女秘书到隔壁的房间去了。女秘书刚刚坐定在打字机前，希特勒就神态肃然地对她说：“你要记下我的话，这是我的政治遗嘱。”女秘书低声允诺着，不敢直视元首的脸。希特勒沉默了一会，又凝视了一下腓特烈大帝像，下意识地用颤抖的手扣上了衬衣扣子。

　　这时候，女秘书偶一抬头，才注意到希特勒此时已脱掉了战争开始以来经常穿在身上的灰色军装，换上了一件西服外衣，只是那枚醒目的一级铁十字勋章仍佩戴在衣服的右上方。

　　希特勒开始口授他的遗嘱：“自从我在1914年的强加于德国头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充当一名志愿兵并作出微薄的贡献以来，已经过去30多年了。”他说得很慢，显得底气不足。

　　打字机发出“嗒、嗒”的声响，女秘书毫不费力就能跟上元首的讲话速度。

　　“……说我或者德国的任何其他人在1939年时要战争，这是不真实的。希望战争和挑起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者为犹太人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那个种族，即犹太人，是这次互相残杀的真正罪魁，将要承担战争造成的一切后果。”

　　随着女秘书的手指机械地运动，一行接一行的字被打在白纸上：“这6年的战争尽管受到种种挫折，但总有一天会作为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表现而载入史册，时至今日，我不能抛弃这个作为帝国首都的城市……因此我已决定留在柏林，并且在我认为无法再担负元首和总理的职位时自愿在那里以身殉国……”

　　希特勒在没有指定继承人之前是不会死的。他在遗嘱中说：“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戈培尔出任总理，博尔曼为党务部长。”党务部长是一个新职务，是专为博尔曼设立的，带有安抚的性质。

　　4月29日下午，希特勒收到了从外面传来的最后一批消息。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的战友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暴尸街头。

　　希特勒没有对他这位难兄难弟的死发表什么议论，只是恐惧地感到，他必须立即死去，不然，他的下场可能比墨索里尼更惨。他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自杀准备。夜幕降临了，希特勒命令他的秘书烧毁档案中的文件。

　　他在私人住处与爱娃待了好几个小时，直至4月30日凌晨2时30分，希特勒才走出私人房间，向随行人员告别，和每一个人握手，嘴里咕哝着谁也听不清的话。他眼里充满泪水。

　　4月30日中午，希特勒得知苏军已突破波茨坦广场，距总理府仅一排楼房之遥时，他下定决心了。

　　希特勒和爱娃回到寝室，几分钟后，戈培尔、博尔曼和其他几个人听到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着第二次枪声，但里面只有寂静。

　　大约10分钟后，博尔曼带头轻轻地走进“元首”房间，看见希特勒尸体趴在沙发上，血从右边太阳穴里流出来。爱娃躺在希特勒的身边，她是服剧毒死的。他们的尸体是在总理府花园火化的。

　　希特勒死亡的时间是1945年4月30日。这是希特勒56岁生日后的第十天，是他担任德国总理，建立第三帝国以来的12年零3个月。第三帝国的寿命只不过比他苟延残喘多活了一个星期。

　　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

　　5月8日，德国凯特尔元帅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正式签字。希特勒建立的“第三帝国”终于灭亡了。在战后的纽伦堡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共有21名纳粹战犯受到正义的审判，为首的是戈林，他被判处死刑后逃脱了看守的监视，服毒自杀了。希姆莱没有被排入这21名被告之列。他狡猾地把氰化钾胶囊藏在牙龈的小洞里，当他感到情况不妙的时候，就咬破胶囊一命呜呼了。赫斯、施佩尔、邓尼茨等7人被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被判处死刑的罗森堡、凯特尔、里宾特洛甫、约德尔等10人一个个地被送上了绞刑架。施佩尔是所有被告中唯一采取直率态度的，他无意回避自己的罪责，然而，历史终究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人的。

墨索里尼

年少轻狂多次被驱逐出境

　　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的家乡意大利东北部，素以铁拳和美酒闻名于世。1883年7月29日，本托·墨索里尼出生在艾米—罗马涅区的弗利省达维亚村。母亲是乡村小学教师。

　　由于家境贫寒，地位卑贱，墨索里尼多次遭到富人贵族子弟的歧视、欺辱，致使他从小就痛恨那些养尊处优、花天酒地的富人。而且这种愤怒后面隐藏着深深的嫉妒，他曾经对母亲发誓说：“总有一天，我会让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给我本托·墨索里尼让出一块空地。”

　　当墨索里尼的梦想变成现实时，他冷峻地回忆说：“饥饿是一位良师益友，它的作用不亚于监狱和敌人。”

　　墨索里尼从小固执好斗，报复心强，野心勃勃，而且身强力壮，聪明过人，很早就成了村里一拨野小子的“孩子王”。休息日的早晨，村里许多人都到教堂去了，墨索里尼却独自爬上普雷达皮奥山。背靠着古罗马时代留下的残壁，思想却穿越时空，飞向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年月——富丽威严的城堡和里面不可一世的主人，他发誓要成为一个像恺撒那样的伟人。

　　1890年，墨索里尼到邻村去上学，他野性未改，行为乖戾，不听教诲，经常和同学们打架。他被处罚了几次，但始终未改。过了两年，学校索性把他开除了。后来，他的父母只好把他又送进另一所学校。然而，胡闹的脾气依然如故。

　　不过，他的聪明的确是出众的。教师们都夸奖他是“栋梁之材”，这更助长了他的狂妄。一天，市政府开音乐会，因为不让他进入，他便翻窗而入，抢占了一个座位。后来，在老师们的帮助下，他渐渐知道用功，功课确实也很好，不过还是经常违反校规。有一次口试，他一口气说了半小时，教员给了他一个零分，但是称赞他的口才真好。

　　放假的时候，他总是练习演说的姿势。母亲问他干什么，他说：“长大以后，我一定要让意大利听我的指挥。”

　　到了十三四岁，墨索里尼的父母为使他将来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决定送他到福林波波利的师范学校去学习。这是一座很有名的培养教师的学校，学制6年。这对墨索里尼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在学校仍不甚用功，经常违反纪律。终于熬过了6年，取得了毕业文凭，在哥尔替瑞地方谋到了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位子。

　　然而，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只教了一年书，就再也待不下去了。他幻想有个“光辉灿烂”的前程，决心到社会上去闯，去飞腾。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临行前墨索里尼写了一篇题为《坚强的意志乃是成功之母》的文章。从此，他结束了短暂的教师生涯，开始闯“江湖”去了。

　　墨索里尼卷起行李，离开了学校，怀着要做一番事业的野心去周游四方，考察世界，但并无具体的目标。他走到基亚索，乘车到瑞士西部去。在瑞士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他做过泥瓦匠、脚夫、缝工、帮厨等，但都不能持久。墨索里尼对于搞建筑有着异常的兴趣。有时，他也将意大利语翻成法语，或将法语翻成意大利语。总之，能找着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后来，墨索里尼说：“那时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但我既不借债，也不乞求于他人，而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由于受父亲的影响，我集中精力研究社会科学。”

　　闲暇时，他经常到洛桑大学旁听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课，借以提高自己分析和判断事物的能力。墨索里尼还经常参加当地的群众集会，有时也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有一次说话不小心，他得罪了瑞士当局，被驱逐出境。

　　他回到意大利，正赶上征兵，随即在历史名城维罗纳参加了巴萨列里奥的联队。这个联队以善于快步训练而出名，士兵们的帽子上都饰有绿彩羽毛，借以与其他部队区别。正当他对这种紧张的生活稍微习惯的时候，长官突然通知他：家里来了电报，母亲病危！这对墨索里尼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急忙赶头班车走了。回家之后，母亲已经神志不清，不久就死去了。墨索里尼对此十分悲伤，但他还能克制自己，他在写给军中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代表我家里的人，谢谢你的好意。我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照你所说的，我应当服从先母的教训，好好当兵，好好做人。女子可以哭哭啼啼，男子要能吃苦，不怕死，才可以救国，才可以继承先烈的遗志啊！”

　　墨索里尼在部队服役期满后，仍旧回到瑞士。在这期间，还经常为意大利和瑞士报纸撰写文章，并不时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说社会主义和国际政治，受到不少人的拥护。当然，瑞士政府很注意他的行动。

　　由于受雷托思想的影响，墨索里尼反对全民政治。他说：“平等与民治是人类错误的观念。实行起来，个性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此外，他还研究尼采和索尔的哲学，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很大。

　　有一次，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绍雷斯到日内瓦做有关基督主义的演说。墨索里尼前去听讲，站在工人群中，衣衫不整。旁人都以为他是无政府党人。

　　绍雷斯演说不久，墨索里尼便举手表示反对，并且出言不逊，激起群众的公愤，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故意捣乱的敌对分子，便要动手打他。多亏绍雷斯及时制止。绍雷斯叫大家安静等他演说完毕之后，再让这个反对派申说一番。在大庭广众之下，墨索里尼大讲教会对于罗马帝国之罪恶。他演说时，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条理分明，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但是，瑞士警察局认为他的主张太激烈，他的言论妨碍治安，第二次对他下了驱逐令。

　　1908年，墨索里尼被迫移居到奥地利。最初任《特伦托新闻报》编辑，后来又在《人民报》做助理编辑。《人民报》是巴蒂斯蒂创办的，他想借此鼓动特伦托地方人民脱离奥地利的管辖。

　　巴蒂斯蒂是意大利统一时代的最后一个殉难者。墨索里尼第一次见巴蒂斯蒂，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利用报纸猛烈攻击奥地利的宗教势力，并力主恢复意大利已失去的土地。不久，他便因此被捕入狱，最后被驱逐出境。

自办报纸宣传法西斯理论

　　不得已，墨索里尼回到意大利。此时，他已深刻地体会到，要想成就自己的“伟大事业”，必须大造舆论来动员群众。于是他决定办一份报纸，来为他进行舆论准备。

　　这张报纸名为《阶级斗争报》，是本地社会党的机关报。

　　墨索里尼对办报十分认真，他说：“报纸不是拿文字堆积起来的。报纸是党的灵魂，党的标记。现在的社会党，实在是尸位素餐，没有什么好的理想。现在的主义，变成做官的捷径，为政客奸人所利用，不能为群众谋物质上精神上的进步了。社会主义，注重人类的合作，非努力工作、洗涤个人的身心是不能实现的。”

　　何等冠冕堂皇！

　　1912年，意大利社会党在勒佐伊弥利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墨索里尼在会上大出风头，很多人把他看成是全国的英雄。墨索里尼由于能言善辩，被推举为《前进报》的总编辑，从而掌握了社会党中央党报的舆论大权。

　　墨索里尼接管《前进报》之后，报纸发行量骤然增到10万多份，经济情况大为改观。党员人数也由5万人发展到15万人。

　　墨索里尼名声大振。他对法国革命家丹东甚为敬仰，特别对他发表的《为了战胜敌人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的著名演说十分欣赏。因此，每逢在纪念这位革命家的集会上，他总要发表讲话。

　　在一次集会上，到的人数较少些，而且多半是激进分子。他等了半个小时，带着怒容上台说：“丹东的党徒，不像现在的意大利社会党，只空谈革命，不肯务实。”

　　当时意大利社会党的一部分思想较保守的党员，受了资产阶级求名求利的影响，组成共济党。墨索里尼对此十分生气。在安科纳召开的社会党大会上，墨索里尼提出的社会党与共济党不能并容案，居然获得通过。

　　1922年，他又宣布共济党与法西斯党不能并存。

　　墨索里尼对于政敌和所谓好求虚荣的人，攻击不遗余力。某次，有一个社会党人想在文坛中出名，请墨索里尼在他的报上写一篇文章，论阶级斗争。墨索里尼请他也做一篇文章，论革命的玄秘。

　　这位社会党人，不知墨索里尼的用意，拼命做了一篇文章送来，问他的看法如何。墨索里尼说：“我看你是党中最笨的一位，你还是不弄笔墨好些！”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与迷雾已降临到眼前。但墨索里尼的小家庭仍过着较为平静的生活。他的妻子拉凯莱是一个聪明贤惠的夫人，她耐心地、热诚地与丈夫同甘苦、共患难。女儿爱达是他们家中“快乐的种子”。墨索里尼说：“我不需要什么，我的一生只是一个可怕的挣扎，我的家是我唯一的甜蜜宁静的安慰者，好像沙漠中的一块绿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到处发生政治纠纷，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意大利也处在急剧的动荡之中。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实力薄弱的意大利帝国主义，力图在力量相匹敌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各集团之间随机应变，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来实现本国的侵略、扩张目的。意大利早在德、意、奥三国同盟期间，便采取了同英、法、俄接近的方针。

　　意大利统治集团连年战争和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1901年至1910年间，意大利约有300万人参加了罢工运动。

　　在1905年至190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以及由于1908年开始的工业危机，和1911年至1912年的意土战争，意大利国内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群众革命情绪越来越高涨。

　　面对着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意大利到处在发生暴动，到处在举行起义。社会党内部反改良主义派占据了优势，掠夺战争的最公开的拥护者和主张同政府合作的毕索拉蒂和波诺米等人在1912年被开除出党。

　　1914年6月8日，根据社会党和总工会的号召，开始了抗议安科纳警察击毙参加反帝游行示威的3个工人的总罢工。

　　以“红色周”而著名的这次罢工，有的地方带有急风骤雨的性质，起义者已经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意大利统治阶级对此惶恐不安。

　　善于见风使舵的墨索里尼，在此情况下，对欧战极力主张保持中立。他在《前进报》上说：“意大利最大的责任，在于缩小战事的范围。所以，要绝对中立，不做德、奥的走狗。”

　　11月间，他看到德国社会党极力帮助德皇，协约国的力量在扩大，形势对德、奥不利，便写了一篇题为《从绝对中立到积极中立》的文章，主张意大利应加强备战。

　　他告诉社会党人说：“不是一切战争皆应反对，战争也有有益于革命的。”他主张意大利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他说：“德国是所有叛逆、耻辱、奸诈的来源。”

　　墨索里尼的这种主张与社会党中央当时反对战争的态度是相矛盾的。

　　同月，意大利社会党在米兰开会，会开到半夜3点多。墨索里尼大胆地在台上说：“从今以后，我与畏首畏尾不敢说话的人、不主张参战的人势不两立。”

　　墨索里尼未说之前，大家已摩拳擦掌。现在听了这番话，更是怒不可遏，拼命大喊：“打死他！打死他！”墨索里尼见众怒不可犯，就壮着胆子说：“诸位恨我，足见诸位还是爱我。”

　　于是，他解释了他做文章的目的，他说：“诸位可以赶我出去，不可赶我的思想出去。德国人在法、比两国所犯的蛮横暴行，谁不知道？怎么还可以帮助他们呢？现在参战有利于扩大意大利的疆土，同时也可扭转国内群众的注意力。”

　　墨索里尼虽然作了很多的解释，但没人理睬他。他望着敌视的众人，怒不可遏，随即将桌上的水瓶摔碎，以示决裂。过了几日，社会党中央宣布开除墨索里尼的党籍，并撤销他《前进报》总编辑的职务。

　　墨索里尼离开社会党时，囊中只剩下5个里拉了。但是，至11月15日，在一些主战的垄断资本的支持下，他的《意大利人民报》居然问世了。

　　墨索里尼创办这份报纸，他的政敌都说他接受了法国的金钱。于是，政府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进行彻底清查。其中，有3人是社会党，3人是中立派。清查之后，知道开办费用全部由他的朋友“捐助”，并非“外国津贴”，才算了事。

　　在这一段时间，墨索里尼深受尼采唯意志论的影响。他赞扬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人生的目的在于发挥权力、“扩张自我”，鼓吹“超人”哲学。他认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有权才能奴役群众，而普通人只是“超人”实现自己权力意志的工具。

　　他反对民主，反对马克思所提倡的真正社会主义，而对尼采的反动战争理论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甚至宣称，战争就是道德，战争是强权政治的集中表现，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达到自我扩张的目的。

　　《意大利人民报》一创刊，就用了引人注目的两句格言，一个是布朗基所说的：“谁有铁拳，谁就有面包。”一个是拿破仑所说的：“革命是一种理想，必须要有刀枪维持。”

　　墨索里尼在他所撰写的一篇题为《胆量》的社评中说：“我们既然继续努力，我们就不可不知道一个又可怕又可爱的字，就是‘战’。我说‘战’这个字声音很大，我信仰心很重，我豪气很盛。因为我是对诸位青年人说的，对诸位在历史上有责任的人说的。”

　　墨索里尼认为：

　　非战不足以奋发有为，非战不足以改变平民政治所养成的人民的惰性。此外，意大利有很多未收复的土地，非流血更无还我河山之望了。

　　在墨索里尼的心目中，意大利人只图苟安，不肯前进，人人装聋作哑，希望他人吃苦冒险。他说：“神人是已死的，超人是需要的。创造未来的环境，战争是唯一的救命剂。”

　　墨索时尼还鼓吹理想主义，他说：“新理想主义要有新的精神，辅之以作战能力与牺牲态度。要以世界和人类为目标，不要只知爱乡里，处于消极状态中。”他相信这种主义可以制胜。

　　他离开社会党时，不少人以为他的政治生活要从此结束了。

　　但是，过了6个月，就是1915年5月，意大利终于对奥宣战。

　　“啊，意大利祖国，”墨索里尼写道，“我们要把生命奉献给你！”

　　转眼之间，他竟变成了一颗众人瞩目的政治明星了。他要“拯救”意大利，在他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狂妄分子，墨索里尼已经成了自我扩张的主战派的首领，成了垄断资产阶级侵略扩张的代言人。

　　其实，墨索里尼虽百般鼓吹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站在协约国一方，但这并非一件易事。

　　用墨索里尼的话说是：“意大利人苟安岁月已久，不肯为理想而奋斗。要改变他们的态度是难乎其难的。”

　　此外还有一困难：意大利人民反对战争，厌恶侵略。特别是意大利首相饶里蒂和德国关系较密切。早在开战之前，意政府就与德、奥结成了三角联盟，规定一方若遭受攻击，其他两国必须支援。

　　为了撕毁这一同盟，墨索里尼除了利用《意大利人民报》大造舆论外，还创建了他自己的政党“革命同志会”——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前身。

　　1915年1月，他的党徒已有5000多人，多是流氓打手和主张侵略扩张的一些狂妄之徒。

　　在一次集会上，墨索里尼给他们打气说：“诸位都是反抗旧习俗的青年，一定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今天要战争，明天就要革命了。我要意大利加入战争有两个目的：一是对内的，一是对外的。参战的结果，可以打倒奥匈帝国，解放意大利被侵占的土地；另外，可以把法西斯思想传播到俄、德两国，这对于世界革命、人类的自由是有贡献的。我们要脱去国家党和帝国主义党的面具，带着激进派、革命派反对宪政的精神，决心战斗到底！”

　　因为煽动战争，1915年4月11日，他在罗马被捕。遭监禁数日后被释放，仍著文章，发表演说，与人相争。他利用报纸集中攻击反战派，谴责他们为卖国贼。

　　墨索里尼说：“我想要意大利国基巩固，必须要改造国会，至少要把10多个卖国议员枪毙！”

　　5月15日，墨索里尼发表社论：

　　意大利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人民应当自决。或者是战争，或者是革命，二者必居其一。

　　过了几天，他又写道：“意大利的形势和欧洲的政局都落在你们的肩上了。”

　　就这样，经过他大张旗鼓的宣传，响应者逐渐增多，最有势力者要算意大利著名诗人邓南遮了。

　　当时，全国沸腾。饶里蒂的反对参战案马上就被否决了。意大利国王鉴于米兰、罗马、帕杜阿、热那亚和那不勒斯各处主战者的骚动，只得舍去饶里蒂，再召回萨兰德拉组阁。这是墨索里尼在强有力的众多政敌面前获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其实，意大利早就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的重要对象。英、法为了把意大利拉向协约国一边，同德、奥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

　　因为意大利地处地中海，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拥有同法国不相上下的人力，有一支较大的陆海军。意大利的直接参战，将对西欧战场发生一定的影响。

　　1915年3月，意大利政府同时与两交战集团谈判。在德国压力下，奥匈帝国不惜忍痛割爱，表示愿意交出一部分领地，作为对意大利继续信守“中立”的报酬。但这些领地为数不多，又不能马上兑现，当然不能满足意大利统治阶级的欲望。

　　这时，意大利帝国主义的胃口越来越大，除了要求获得特兰提诺、提罗尔、的里雅斯特、整个伊斯特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沿岸等地区外，还主张在阿尔巴尼亚中部成立一个由意大利控制的自治公国，并要求获得非洲一些殖民地和某些土耳其领地。

　　英国首先答应了意大利的要求，法、俄也跟着表示同意。就这样，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之后，意大利终于在1915年同协约国签订了《伦敦条约》，并正式表示站在协约国方面。

　　1915年5月23日，萨兰德拉继饶里蒂为意大利首相。依照墨索里尼等人的意旨，对德、奥正式宣战。第二天，墨索里尼发表了极具煽动性的社论：

　　从今天起，意大利人民要从军了；从今日起，意大利境内没有党派的成见，只有整个的民族。刀枪相接的时候，我们只有一句话要说，就是“意大利万岁”！我们现在方才知道，祖国的生存是与人民的幸福密切相关的；我们现在才知道，意大利民族是一个有着强大活力的民族。我们愿与意大利共存亡！

一手创办“战斗的法西斯党”

　　墨索里尼成功了！他激动不已。

　　1915年9月3日，墨索里尼对《意大利人民报》的同仁说：“我去前线作战了，希望后面要有保障，要睁开眼睛，尽力奋斗。谨祝诸君努力！”

　　为了这场战争，墨索里尼曾经挥动了数千次笔杆。如今战争降临，他迫不及待地投笔从戎了！

　　战场上，墨索里尼为了他的野心，奋勇顽强。一次战斗中，他受了重伤，险些丧命，前后动了27次手术，从身上取出大约44个弹片。他只好回到米兰报社。

　　为了实现自己的反动抱负，墨索里尼于1919年3月在米兰召集旧时政治上和行伍中的同志150人，组成了一个“战斗的法西斯党”。在古罗马时代，法西斯是执政官的权力象征。入党的人，多是些亡命之徒，抱定决心要摧毁布尔什维克在意大利的势力，决心与人民为敌。

　　1919年至1920年的局势表明，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已经觉醒，垄断资产阶级眼看依靠资产阶级议会已经不能保持政权，于是支持墨索里尼建立公开的法西斯恐怖专政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

　　此外，扶植法西斯的另一直接目的，便是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参加世界再瓜分的斗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曾经得到国际反动势力，尤其是英、美垄断组织和梵蒂冈在财政和政治上的广泛支持。

　　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为了在小资产阶级、富农、反动的大学生、军官和思想堕落分子中招募拥护者，展开了民族沙文主义的蛊惑宣传煽动。

　　法西斯党诞生后，这帮匪徒就对革命团体和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开始了恐怖活动。工人们对法西斯匪帮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当时他们缺乏坚强的革命领导，而且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

　　社会党中的右派和中派的领袖们，实际上以自己的姑息政策为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

　　墨索里尼组成意大利第一届法西斯政府为了广泛招揽党徒，除了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外，还制订了党旗、党徽。

　　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标志是一束棒子。这原是古罗马高级执法官的标志，墨索里尼拿它来作为法西斯党的党徽。一束棒子捆在一起，中间捆着一柄斧头，棒子象征人民，斧头象征领袖，意思是人民要绝对服从他们勇武的领袖。同时，这也象征意大利人民古代的光荣。

　　法西斯党还规定必须行罗马式敬礼，高唱青年进行曲。

　　墨索里尼用“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代替他所鄙视的民主政治的“自由、平等、博爱”。

　　墨索里尼不断地使用一些厚黑手段迷诱、蛊惑人心，“假如现在谁要反对已完结、已胜利的战争，我们就要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是主战者，我们感到十分荣幸，我们将要大声疾呼：‘滚开，你们这些流氓！’没有一个人能忘记为战争而死的将士。他们形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群体，好像埃及的金字塔上接天空，他们不是属于任何人的，没有一个人能将他们分开。他们也不是属于任何党派的，他们属于整个的祖国。他们属于全人类，我们能看着死者受辱而袖手旁观吗？”

　　墨索里尼别有用心的宣传果然在军界产生了影响，一些主战者、退伍军人、暴徒、解职军官以及阿尔迪特敢死队，纷纷聚集在法西斯的旗帜之下。这使野心勃勃的墨索里尼更加不可一世！

　　同时，墨索里尼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彻底的统治。凡是加入“战斗的法西斯”组织的，必须遵守墨索里尼的信条：服从命令，不准空口说白话；目的明确，要不顾一切地去为胜利而战；纪念死者，尊敬伤残者及死亡者的家属。总之，就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创造一个新的法西斯的意大利。

　　当时，在意大利，有些人说，他们不明白法西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说，法西斯在意大利如同花草长在无花匠的花园里。为了扩大宣传，墨索里尼急忙把他的纲领、主张写出来，连续发布了3个布告：

　　第一次是宣告法西斯举行会议，表示向一切为争取意大利的伟大与世界自由而死的意国人民致敬；向一切因战争而残废和患有不治之症者致敬；并向一切牢记不忘和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的人致意。法西斯还宣称，他们准备全力保护和支持个人所拥有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

　　这一声明争取了军界，稳定了资产阶级。

　　第二次布告，宣称法西斯反对有害于意大利的任何帝国主义；扬言接受国际联盟关于意大利的“提示”；声明要确保意大利边境在阿尔卑斯山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稳定。这一布告进一步煽起了沙文主义的狂热。

　　第三次的宣言中，说到最近的选举。法西斯声明他们将全力与一切党派竞争，他们要拯救意大利，要充当救世主。

　　1919年6月，协约国针对德国的和约终于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订了，这对墨索里尼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愤怒之火和不满情绪在军界、法西斯党徒和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中燃烧着、蔓延着。250万军人复员之后，造成普遍失业和社会动乱。战后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扼杀了衰弱的国民经济。

　　更为危险的是，在墨索里尼的煽动下，民族主义分子到处兴风作浪。

　　他们认为，尽管意大利在战后获得了一些领土，但受了欺骗。当年参战时，英、法曾答应把某些奥匈帝国的领土划归意大利，但是美国并没有兑现这种许诺，主张民族自决的威尔逊总统，不赞成把这片土地划归意大利。争论中心是亚得里亚海的港口阜姆，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都要求占据这个地方。

　　阜姆的命运，具体而微妙地显示了意大利历史发展的趋势。

　　1919年9月，狂热的民族主义诗人邓南遮在法西斯党的赞助下，决心攫取阜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募集了一批冲锋队员。

　　在这支冲锋队里，有许多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愿效忠死战的囚徒。这帮亡命之徒在邓南遮的率领下，向阜姆进发，决心在那里建立一个独裁专政的法西斯式的政权。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未使墨索里尼如愿以偿。11月16日大选揭晓了，法西斯一败涂地。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被选入国会，甚至在墨索里尼的老巢米兰，他的票数也很少。

　　邓南遮一伙进军阜姆也不甚顺利。由于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签订了《拉帕洛条约》，暴徒们在霸占了阜姆15个月后，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又被迫撤出。

　　诸多事实表明，广大民众是反法西斯的。他们担心，法西斯会把人们拖入阴暗的地狱。

　　面对这种情况，墨索里尼故作镇静，他在给党徒们打气时说：“不要害怕，意大利会自己医治它的病的。我们应当鼓起勇气，努力！努力！再努力！再过两年我们的机会就要来了。”

　　他在一篇题为《让我们航行》的文章中还写道：“我们应不顾一切地去航行！甚至逆流而上，即使冒覆舟的危险也在所不辞！”

　　为了煽动民族沙文主义，转移国内人民对法西斯的注意力，墨索里尼对尼蒂政府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

　　在1920年1月8日的《意大利人民报》上，头版载有这样的标题：《蜗牛先生卡戈亚的惊人的言语》，这个外号是邓南遮送给尼蒂的。

　　墨索里尼还采用同样的手法，写了一篇题为《不幸》的社论，集中攻击尼蒂在巴黎谈判中如何步步退让、丧权辱国。

　　经过一番宣传，群情骚动起来了。在外交使团中也生出一些无稽的谣传，称南斯拉夫人要占领整个亚得里亚海岸了，罗马陷于异常紧张、恐怖之中。学生、教授、工人、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收回达尔马提亚和阜姆，以表示他们对祖国的忠诚。

　　在群众的要求下，尼蒂政府倒台了，以首相为职业的饶里蒂继续组阁，但是他的政府日甚一日地软弱无能。人民群众对局势越来越不满，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人们纷纷占领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象征苏维埃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飘扬在工厂上空。人民发出要当家做主的吼声，对法西斯暴徒充满无限的仇恨。

　　墨索里尼和他的党徒们对此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们认为“愚昧”充满了工人与农民群众的胸中；要想用好话，或用宗教式的劝告是无用的；最需要的就是一种“合时的、恳切的对英武的暴力的承认”。

　　他们要大打出手，向人民开刀了。正如墨索里尼所供认的，法西斯所需要的是暴力、流血与牺牲，“绝不能用乳水难融的宣传方法，用言语——国会与新闻界中无聊的斗争”。

　　法西斯的暴力是异常凶猛的。有不少暴徒来自军队和学校。他们的战斗小分队四处活动，对人民群众进行恐吓、抢劫、勒索和骚扰。

　　当时，在大街上与田野中，每天都有血战发生。星期日、假日和任何集会的时间，都有斗争发生。法西斯别动队四处袭击工会，焚烧社会党的《前进报》报馆，殴打、枪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

　　在第二次大选中，法西斯匪徒口出狂言：谁不投黑衫党的票，重者将遭到致命的报复，轻者也要喝一杯蓖麻籽油。在暴徒们的恐吓和枪棒威胁面前，不少人慑服了，法西斯党因此所获选票大增。他们不仅在米兰占有压倒性优势，而且在波伦亚、弗利也获得了成功。

　　1919年11月，选举墨索里尼的票数不过4000张，1921年的选票骤增至17．8万张。法西斯党为此大肆庆祝。他们在国会组织了法西斯党团，在国会535席中虽然只赢得了35席，但他们的反动能量却很大，成了操纵国会、干预国事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威慑力量。

　　墨索里尼不仅指挥法西斯党徒进行武斗，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参加决斗。他先后与政敌对阵厮杀，交战数回合，最后利用他擅长的剑术击败对方。

　　由于连年战争，加上法西斯的捣乱、破坏，意大利经济日益恶化，难以维持，至1922年，意大利最大的银行——国家银行也倒闭了。这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

　　急于夺权的墨索里尼，面对这一情况，陷入了沉思：“无知、愚蠢、过失、轻浮，今后如何接管这样一个烂摊子呢？”

　　1922年1月，墨索里尼以《意大利人民报》总编辑的身份出席了正在法国戛纳召开的国际联盟会议。他从会上了解到，意大利货币的比值比法国的少一半。

　　他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是对战胜国的打击，表明意大利正在走向破产。他在题为《戛纳会议以后》一文中惊呼：“在目前精神与经济恐慌的情形之下，必须往前进，否则就要沉沦下去了。”

　　随着法西斯的胡作非为，意大利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一天，一个狂热支持法西斯的军官菲德烈克·佛罗瑞阿中将被他的下属刺杀了。墨索里尼对此颇为伤感，他狂吠：“这是一个令人惊骇的事件！”他要法西斯党徒继承死者的遗志，坚决按着既定的目标走下去。他说：“在意大利近代史上，没有一个党，没有一种运动能比得上法西斯。没有一种理想及得上法西斯，它是青年人的血所供奉的。”

　　法西斯匪徒们发誓，要对革命党团血战到底。在大街上，在公共场所，法西斯匪徒们以维持秩序的名义，到处行凶作乱，枪杀进步人士。

　　墨索里尼声嘶力竭地说：“我拿我的名誉担保，誓将红色的党团击碎。”

　　为了壮大反革命武装力量，准备全面夺权，墨索里尼专门组织了一个军事参议会，广招军官和旧军人，训练武装匪徒，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团体进行残酷镇压，制造恐怖气氛。

　　所有法西斯党徒，都着黑色制服，号称黑衫党。他们对自己的领袖无限崇拜，每次见到墨索里尼都行古代的致敬礼。他们杀气腾腾，性格粗野，在大街上，常常听见他们“杀！杀！杀！”的狂吠声。

暴力夺取党权、政权、军权

　　在法西斯狂暴面前，软弱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府，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刚上任没有几天的法克达政府又摇摇欲坠了。在1922年7月19日的国会上，墨索里尼对这位倒霉的总理进行了挖空心思的攻击。

　　他说：“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不相宜的。虽然你的朋友以慈悲为怀而捧你，但是你的内阁还是不能生存，我警告它不能再得过且过地维持寿命了。而且你所依靠的人，都是和你一样的无用之徒。”

　　最后，墨索里尼用威胁的口气说：“现在法西斯党要自行其是了，或者要做一个执政党，或者要做一个乱党，何去何从，要看局势的发展了！”法西斯党要夺权了。至1922年11月1日，法西斯的武装党徒已发展到50万人，普通党员达100万人。另外，在它操纵控制下的工会和其他社团还有250万人。当时意大利政治阴云密布，恐怖气氛笼罩全国。震惊世界的法西斯夺权的进军就要开始了。1922年10月20日，在垄断资产阶级、军队和天主教会的支持下，法西斯总部下令全国总动员，并发表对全国国民的檄文，宣布进军罗马。法西斯劝告军警不要和他们作战，劝慰有产者不要害怕，声明保护工农的正当权益，扬言对皇室尽忠，只是要推翻腐朽的统治阶级。法西斯大军一路攻克克雷莫纳、亚历山大里亚和波伦亚，沿路政府军队和警察严守中立，不敢出击。各资产阶级政党也纷纷屈膝投降。法克达总理请求宣布戒严，国王拒绝签字。

　　法西斯军队很快兵临罗马城下，垄断资产阶级乘机施压。10月29日，国王下令召唤墨索里尼前来罗马负责组阁。11月1日，墨索里尼将《意大利人民报》交给其弟阿纳尔杜负责，自己驱车前往罗马组建法西斯政权。罗马政权不战而降。

　　从法西斯组建，到进军罗马，墨索里尼当上内阁总理，前后不过3年时间。墨索里尼这个法西斯分子夺权成功了。

　　墨索里尼夺权的成功并没有给意大利带来稳定局面。墨索里尼犹如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心急如焚。经过冥思苦想，他决定采取怀柔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

　　一方面，他对监狱的犯人实行大赦，以造成虚假的和平空气；另一方面，他又迅速强化专政力量，将已经准备解散的法西斯黑衫军改编为“国家保安志愿民团”。

　　此外，他还组织了一个大议会，完全由法西斯党人和阁员组成，实际上是国会的“太上皇”。

　　1924年4月6日，墨索里尼宣布大选。

　　为了取胜，他煞费苦心耍计谋，使大选完全在法西斯党的领导和控制下进行。为了避免“骚动”和所谓使选举“有秩序”地进行，规定事先由法西斯参议会统一提出候选人名单。

　　为了装饰门面，名单上也列出了前内阁总理阿兰多和前议长德尼古拉等少数人作为象征，但大部分都是“大议会”挑选的新人物。它包括200名加入法西斯党的所谓“身经百战”的军官，10名获金牌、114名获银牌和98名获铜牌的法西斯“模范党员”，80名残废军人，34名“保安民团”成员。这种在刺刀下强奸民意的安排，各政党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布置完“舞会”背景，确定好“演员”阵容，墨索里尼亲自前去米兰指挥选举丑剧的进行。法西斯党徒更是四处活动，在全国各地强拉选票。

　　即使这样，在全国500万选民中，有200万人投了反对票。但对法西斯党来说，这仍是破天荒的一次“伟大胜利”。

　　墨索里尼回到罗马时，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了法西斯党徒们的隆重欢迎。这是他本人导演的一次“精彩”表演，也是法西斯匪徒们向全国人民的挑战和示威。

　　5月24日，在墨索里尼主持下召开了第二十七届国会。那些所谓“不忠于国家及损害意大利伟大的分子”都被禁止与会。

　　会上只有事先经过挑选的法西斯代表在鼓噪，他们除了大骂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外，就是对他们的“领袖”歌功颂德。

　　最后，墨索里尼矫揉造作地说：“因为我们是代表人民的，所以必须将你们的和我的嫌忌抛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展望未来，在我们尊敬的国家的实体中生活。”

　　墨索里尼一面迷恋于暴力维持的权力，一面疯狂地大搞偶像崇拜。

　　至1925年10月，基本上完成了对各项工作的改造，实现了他所提出的“一切权力归法西斯”的计划，而墨索里尼本人，也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成了名副其实的独裁者。

　　威尼斯宫位于罗马中央的威尼斯广场，耸立于卡比托利欧之麓，是一座中世纪堡垒兼低塔似的庞大的黄色石料建筑。

　　这座宫殿由罗马教皇始建，已经过了5个世纪，自17世纪一度让于威尼斯共和国以来，辗转于奥地利皇室之手，于1915年由意大利王国从奥地利皇室手中夺回。它构造之精，形体之大，墙壁之厚，凌驾于其他宫殿之上。至于厅堂之大，更是超过了其他建筑。

　　野心勃勃的墨索里尼就坐在昔日帝王的宝座上发号施令，这里成了法西斯统治4000多万意大利人民的中心。他每天在这里发号施令，同时每天在这里接待远方来客和法西斯的党政要人。

　　墨索里尼当时是意大利最有权势的人，也是最忙的人。办公室装着3部电话机。他的书桌看上去倒也简单朴素，除了日常处理的公文外，就是平日他所最喜欢读的《俾斯麦传》和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等著作。

　　他崇拜俾斯麦，但更崇拜恺撒。他十分赞赏恺撒的武功，特别崇拜他在对外侵略扩张中的韬略和英勇献身精神。

　　恺撒说：“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过好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在我所听到过的一切怪事之中，人们的贪生怕死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因为死本来是一个人免不了的结局，它要来的时候谁也不能叫它不来。”

　　这段话给墨索里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要活着就要像恺撒一样，耀武扬威，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扩大意大利的疆土作出自己的贡献。

　　他曾多次对部下说过，弱肉强食是人类生存竞争本能的表现，弱者必然为强者所征服。只有像恺撒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才值得受人尊敬。因此，他对恺撒的死是十分同情的。

　　他痛恨刺杀恺撒的“叛徒”，他赞扬忠于恺撒的老臣安东尼。每逢读到安东尼写下的那段悼词时，墨索里尼都声泪俱下，感叹不已。

　　正是基于恺撒的教训，墨索里尼进一步加强了对法西斯党的控制，对一些“叛徒”和不忠者，一经发现，立即处置，以防后患。另外，墨索里尼注意培植亲信，强调法西斯党只有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全党必须绝对忠于他。

　　1932年3月23日至4月4日的一段时间里，著名的德国传记作家卢特维希专门造访了这个独裁者，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有趣的谈话。

　　早在法西斯夺权之前，这个作家就从事于对墨索里尼的研究，并曾试图对他做一个历史的、心理的、戏剧的描写。当他们第一次会见时，古罗马恺撒的形象很自然地就立刻呈现在作家面前了。

　　虽然墨索里尼穿的是黑外衣，打的是黑领结，而且有电话机在他们两人中间闪着光，但是墨索里尼的举止、风度极力模仿古时的恺撒大帝，给人留下了“朕就是国家”的深刻印象。

　　墨索里尼以“当代的恺撒”自命。“人生自有其价值，”他自信地说，“你却不能生而不冒险。即使在今天，我也想再冒一次战争的危险。”

　　遗憾的是，墨索里尼不是恺撒。在入侵阿比西尼亚的过程中，他的将军们发现，这位领袖对实际的战争根本一无所知。他的种种漫不经心而又自相矛盾的作战计划，弄得最高司令官德·博诺头昏脑胀、无所适从。两个月过去了，缺乏训练、军备落后的阿国抵抗军仍然在意大利的尖刀部队面前岿然不动。

　　第二位走马上任的将军巴多格利奥不得不采取了强硬的姿态。一上前线，他就给领袖发电说：“如欲获胜，请勿管事！”墨索里尼为此大发雷霆，然而不得不承认巴多格利奥的实战能力确实比他“略胜一筹”。

加入邪恶的“轴心国”组织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半期，意大利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长期以来，德国一直利用民族矛盾在欧洲搞“泛德意志主义”，意大利因为最北部上阿迪杰地区日耳曼族居民较多，也受到“泛德意志主义”的威胁。为此，墨索里尼曾资助奥地利新闻界200万奥地利先令，专门用于反德宣传。

　　1933年1月底，希特勒效法墨索里尼，夺取了德国执政大权。墨索里尼闻讯后，竟十分高兴地说：“我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正在夺取世界，是我为希特勒提供了许多好主意、好做法，现在他还在继续效法我。”

　　希特勒很想见见这位“老师”，未上台前他就托意大利驻德商务代办处负责人朱塞佩·伦泽蒂转告墨索里尼，非常想得到一张墨索里尼亲笔签名的照片。墨索里尼那时还未把希特勒放在眼里，他以“师长”傲慢的姿态大笔潦草地写了几个字，回绝了希特勒的要求。

　　希特勒上台后，在招待各国使节的晚宴上，有意将意大利大使夫妇的名次摆在前面，向大使夫妇一再表示说：“我非常敬佩贵国的领袖，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希望早日认识他。”“如果有幸见到他，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1934年6月，希特勒终于接到墨索里尼的邀请，到威尼斯进行短期访问。

　　6月4日，墨索里尼特意从罗马赶到威尼斯利多岛的圣尼科洛飞机场迎接希特勒。墨索里尼身穿军服，佩戴耀眼的勋章绶带，摆出“新帝国第一元帅”的派头。当希特勒出现在欢迎人群面前时，人们对他的仪表感到意外。

　　与墨索里尼相反，希特勒服饰十分随便。他身穿束着腰带的黄褐色风衣，头戴一顶宽边礼帽，加上他那蓄有一撮小胡子的瘦脸，压根儿显不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风度。

　　希特勒的打扮使墨索里尼感到很不愉快，他悄声对身边自己的女婿、30岁的新闻办公室主任加莱阿佐·齐亚诺说：“此人真不讨人喜欢。”在埃塞俄比亚代价昂贵的成功令墨索里尼昏了头脑。1937年，他应西班牙将军佛朗哥的请求，与希特勒携手支援推翻共和政府的暴动。当年9月，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同盟协定》。奇怪的是，从柏林回来的墨索里尼突然间变得颓唐而消沉，失去了往日那种不可一世的自信。原来，在访问德国的几天里，希特勒炫耀地向他展示了德国的现代化装甲部队和先进武器装备。墨索里尼骤然意识到，在不知不觉之中希特勒已经造出了一架可怕的战争机器。只徒有虚表的意大利再也不是德国的同级对手了。1938年3月12日，脚穿长筒靴的纳粹军队占领了维也纳。墨索里尼除了私下抱怨外未置一词。

　　1939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只在事后拍来一封电报“向领袖报喜”。墨索里尼被优柔寡断的痛苦折磨得几近疯狂。希特勒不时地送来一张胜战纪录片的拷贝。在波兰、在挪威、在丹麦、在荷兰，“元首”希望“领袖”能尽快表态，走出暧昧不清的“中间”立场。

　　在巨大的诱惑下，墨索里尼终于押下了他的筹码，期望最后能在德国的“伟大胜利”中分得一份“红利”。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向英国宣战！墨索里尼自鸣得意地向惊慌失措的部下辩解：“不用担心，这场战争到9月份就能结束。只需要死几千人，我就可以作为战胜国的领袖参加和平会议！”墨索里尼在把国人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后，由于他并非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位军事天才，加之过高地估计了意大利军队的作战能力，使意大利军队在战场上屡战屡败。而且在大战期间，作为最高统帅的墨索里尼，仍与和平时期一样，经常犯下为追求表面效果而牺牲实利的错误。

　　以至于有人指出，墨索里尼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位总司令或国防大臣，还不如说是一名记者，因为他满脑子考虑的都是明天的新闻标题。更有甚者，墨索里尼往往把意军在战场上失利的责任都推卸给军队，推卸给整个意大利人民，责怪他们辜负了他的领导。

　　从参战至1941年冬，意大利军队在巴尔干地区和非洲战场上遭到了一连串失败。从此，一向颇为自负的墨索里尼不得不开始在战略上完全从属于希特勒。

　　然而，随着意大利越来越依赖纳粹德国的帮助，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愤恨心理却变得越明显。他常说，希特勒外表丑陋，丝毫没有一个独裁者应该具有的果断作风和军人举止，弄得其他独裁者脸上也不光彩，使他们这帮“杰出的超人”在人们心目中减色不少。

不计后果出兵入侵希腊

　　1940年10月15日早晨，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秘密召开了一次意大利军事首脑会议。他在会上口若悬河，指着一张大型军用地图，大讲希腊地位的重要和它对法西斯意大利的使用价值。

　　墨索里尼对这一次战役的目的、意图作了阐明之后，又对开战的日期和要求做了进一步的部署。

　　“决定于本月26日行动，”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的意见是一个钟头也不能拖延。早在我们参战之前，早在冲突开始之前，我经过了几个月的深思熟虑，现在已经把这一行动考虑成熟了。”

　　10月22日，墨索里尼重新决定在10月28日对希腊进行突袭。他在同一天写信给希特勒，却故意把这封信的日期写在10月19日，暗示他打算采取的行动，但是对这个行动的确切性质和日期则含糊其辞。

　　齐亚诺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墨索里尼担心“元首”可能命令他住手。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法国会谈回来各乘专车回国的时候，风闻墨索里尼出击希腊的计划，纳粹外长奉“元首”的命令，在进入德国以后的第一个车站就停下来，打电话给在罗马的齐亚诺，主张立即召开轴心国领导人会议。

　　墨索里尼建议10月28日在佛罗伦萨开会，当他的德国客人在那一天上午从火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墨索里尼兴高采烈地欢迎他：“元首，我们在进军！胜利的意大利军队已经在今天黎明越过希腊—阿尔巴尼亚边界了！”

　　10月28日拂晓前，意大利驻雅典公使把最后通牒送交希腊首相梅塔克萨斯将军。墨索里尼要求对意大利军队开放希腊全境。

　　同时，意大利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的军队也从数处进犯希腊。希腊军队在边境上绝不是没有准备的，所以希腊政府便拒绝了意大利的最后通牒。

　　从此，一场残酷的侵略战争就在希腊的国土爆发了。在纳布巴克多斯港，希腊的驱逐舰和潜水艇不时地遭到意大利空军的轰炸；在地中海，希腊的各种船只亦屡遭意大利潜水艇的暗算；甚至在第诺斯港口停泊中的一艘希腊巡洋舰，也突然地遭到意大利鱼雷的攻击。所幸，舰上大部分的人员都到了岸上的教堂参加圣母升天的大祭典，否则不知要有多少人员丧生！

　　其实，在入侵之前，墨索里尼曾接到严正的警告说，意大利军队对希腊的进攻，必将遭到坚决的抵抗。

　　但是，墨索里尼无视这一点，认为希腊的抵抗不至于太激烈，而且也不至于拖得太久。当时，驻屯于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司令官维斯孔蒂·普拉斯卡将军、副总督法兰吉斯格·雅科莫尼将军以及外交部长齐亚诺，都曾积极地撺掇墨索里尼早日进军希腊，以便给希特勒一个下马威。

　　当时在罗马曾有这样的流言，说齐亚诺及雅科莫尼所以极力主张进攻希腊，与其说是为了阻止德国在巴尔干的势力，不如说是为了扩张法西斯意大利在巴尔干的势力。

　　那时，意大利的陆、海、空三军的参谋长们却持另一种态度。他们都恐惧地劝告墨索里尼说，现在的季节已经交秋，实施山岳作战有诸多困难。

　　然而，墨索里尼仍旧我行我素。

　　即使对于能够信赖的谍报部，由于他们不断以数字显示预想的希腊军的抵抗，并主张意大利军队步步警戒、缓慢前进，也使墨索里尼觉得他们过度的悲观，因此屡次给予非难。

　　陆军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元帅曾多次叮咛齐亚诺，务必使墨索里尼打消入侵希腊的念头，他说：“单靠现在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的军队是不够的，同时布列贝萨又属于浅滩，海军是无法登陆的。万一我们的进攻不能一时获胜，那么战争势将延长下去，意大利已感到匮乏的资源将荡然无存。如果我的忠告仍是过耳东风、意大利仍不放弃攻击希腊的话，我只有辞职一途。”

　　原先，格拉齐亚尼元帅在埃及的胆小畏缩，已使墨索里尼寝食不安了。现在巴多格里奥又以辞职要挟，使他“七窍生烟”，怒不可遏。

　　墨索里尼声色俱厉地说：“我将亲赴希腊，瞧瞧惧怕希腊人的我军丢人的嘴脸！”

　　当时如果巴多格里奥提出了辞职，在盛怒之下，墨索里尼一定会毫不考虑地予以批准的。事实上，巴多格里奥不仅没提出辞职，而且根本不再对墨索里尼进言，以使他对侵略希腊一事三思而后行。

　　对此，墨索里尼如同往日所做的一样，无视所有的反对意见，贸然地发动了这场罪恶的、丢脸的战争。

　　1940年10月29日，也就是墨索里尼向希腊发动全面进攻的第二天，丘吉尔给在苏丹喀土穆的英国陆军大臣艾登发了一封急电，电报说：“看来，最重要的是在苏达湾占有最好的飞机场和供应海军燃料的基地。成功地保卫克里特岛，对保卫埃及有莫大的帮助。克里特岛如丧失于意大利，将大大增加地中海的一切困难。这样大的战利品值得冒险，而且其价值几乎相当于在利比亚进行一次成功的攻势作战。同韦维尔和史末资将军全面研究这一问题后，务请毫不犹豫地提出大规模行动的建议，即使影响其他战区也在所不惜。”

　　就这样，应希腊政府的请求，克里特岛最良好的港口苏达湾，于两天之后被英军占领了。

　　11月2日，丘吉尔电告英国空军参谋长，令他速派4个轰炸机中队取道马耳他岛飞往克里特岛或希腊。人员和地勤物资则由巡洋舰运送。务必尽早使这些空军中队从希腊领土的基地出动，袭击墨索里尼在塔兰托的舰队，并且普遍地骚扰意大利南部。

　　11月3日，丘吉尔又电告艾登和中东司令部，向他们进一步阐明援助希腊的重要意义。

　　他说：“如果我们坐视希腊崩溃，不助一臂之力，这将对土耳其和战争的未来产生致命的影响，德国军队还没有出现在那里。必须使建立于克里特岛的燃料基地和飞机场逐步发展为永久性的作战要塞。

　　“如果我们在埃及按兵不动，兵力还日益增添，而对希腊的局势以及取决于它的一切弃而不顾，那是不会有人感激我们的。丧失雅典，其危害性远远超过丧失肯尼亚和喀土穆，我们并不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但是，墨索里尼的舰队对英军占领克里特岛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应。而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早就急欲利用他目前已经大为加强的舰队飞机，袭击停泊于塔兰托的主要基地的意大利舰队。

　　这次袭击是在11月11日发动的，英军事前进行了一系列妥善配合的军事行动：部队到达了马耳他；另一批增援的舰只，其中包括“巴勒姆号”战舰、2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开到亚历山大港；最后，作为高潮，发动袭击。

　　塔兰托位于意大利的靴形半岛的后跟，与马耳他相距320千米。它的宽阔的港口层层设防，足以抵御所有现代化武器的攻击。英国有几架快速侦察机到了马耳他，因此能辨识他们所要袭击的目标。

　　英国的计划是从“光辉号”出动两批飞机，第一批12架，第二批9架，其中有11架携带鱼雷，其余的或携带炸弹，或携带照明弹。夜幕降临不久，“光辉号”就从距塔兰托170千米左右的海域派出了飞机。

　　在意大利舰队一片火光和毁灭声中，战斗激烈地进行了1个小时。尽管高射炮火炽烈，但英国飞机只有2架被击落，其余的都安全返回“光辉号”。

　　就打了这么一仗，便使地中海海军力量的对比顿时改观。空中拍摄的照片证明，意大利有3艘战舰、1艘巡洋舰被击中，而且造船厂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从此，墨索里尼的战舰至少有一半在6个月内不能恢复战斗力。恰好在这一天，意大利空军奉“领袖”之命，竟参加了对大不列颠的空袭，结果在途中有13架意大利战斗机被击落，从而为英国空军袭击塔兰托一事增添了一点含有讽刺意味的色彩。

　　意军取道阿尔巴尼亚入侵希腊，使墨索里尼又遭受一次重大的挫折。首次进攻的部队被击退，损失重大，而且希腊立即发动了反攻。

　　在北部马其顿战区，希腊军队攻入阿尔巴尼亚，于11月22日进占科尔察。在平都斯山脉北部的中心战区，意大利的一个山地师全军覆没。

　　在沿海地区，意军刚一开始时长驱直入，但又匆忙从卡拉马斯河撤退。在帕戈斯将军统率下，希腊军队在山地战中显示了高超的战术，他们出奇制胜，从两翼包抄意军。

　　至年末，他们英勇善战的结果，是迫使意军沿整个战线从阿尔巴尼亚边境后撤了30千米。

　　战争刚开始时，希腊的总兵力仅有15个师团，而其中的12个师团是在意军入侵之后才接到动员命令。

　　11月1日，在希腊共产党和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希腊政府遂下令反击。经过一周激战，意大利法西斯侵略军被赶回阿尔巴尼亚领土。在埃皮鲁斯地区，主动权也转入希军手中。

　　11月7日，意军最高统帅部下令停止进攻。但墨索里尼一心梦想征服希腊，于是又调兵遣将，在集结大量的侵略部队之后，又于1941年1月和3月发动两次大规模攻势，但都被英勇的希腊军队所击退。

　　希腊军队虽然在数量和装备上劣于意军，但他们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英勇顽强，连续出击，不仅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境内的毕索德里，同时还包围了墨索里尼精锐的阿尔卑斯“朱利亚”师团，造成了意军死伤20000人，以及被俘5000人的巨大损失。

　　被希腊军的勇猛吓坏了的墨索里尼恼羞成怒，他对怯懦无能的维斯孔蒂和雅科莫尼两个败将，辱骂不已。最后，维斯孔蒂被免掉了总司令官的职务，由威巴德·索杜接任。但后者也和他的前任一样，只有被动挨打，无力扭转战局。

　　面对着连连败阵，墨索里尼怨天尤人，哀叹不已。

依附德国进退两难

　　1940年12月4日，心情烦躁的墨索里尼把齐亚诺召进威尼斯宫，沮丧地说：“别无他途，看来我们不得不通过希特勒要求停战了。”

　　“这是不可能的，希腊将以要求元首亲自担保他们不再受到侵犯为先决条件。”这个“驸马”外长气呼呼地说，“我宁愿让子弹打穿脑袋，也不愿给里宾特洛甫打电话！”

　　齐亚诺力主打下去，他说：“尚未全面崩溃之前，仍有可能在发罗拉设置桥头堡，并以新的兵力在斯库姆维尼河岸建立一道安全防线。现在，要紧的是顶住，坚守阿尔巴尼亚。时间会带来胜利，如果我们放弃，那就一切都完了。”

　　墨索里尼听了他的劝告，忽然又打起了精神，决定继续增派军力，调整前线指挥人员，重新发起进攻。但是，所有这些措施，仍未给他带来令人鼓舞的消息。

　　希特勒想到墨索里尼对希腊的“轻举妄动”，心里就气，认为这是一次不可挽回的大失败。他在给墨索里尼的信里，严厉指责了意大利的失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希特勒最后说：“这次行动对在埃及即将进行的沙漠作战也产生了严重影响。看形势，这场攻势必得延长到来年举行了。虽然我们很不愿意，但到了来年，势必得派遣军队到希腊帮你收拾残局。”

　　墨索里尼在反复读过希特勒的书信之后，对齐亚诺痛苦地说：“希特勒又在责怪我们了，简直把我搞得不知所措了。”然而，他却把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卸给他的部下以及意大利士兵。事后，前法西斯党书记斯达拉杰将军也帮腔说：“意大利军队只要稍动一下干戈就一败涂地了。”

　　由于前线接连失利，这一阵子墨索里尼的情绪很坏。他时常发牢骚说：“我的时运多么不济啊，使唤的人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窝囊废。大凡每一个人，一生都有一次致命的失败，我是由于过度信赖维斯孔蒂·普拉斯卡将军，以致弄到这种狼狈的境地。”

　　墨索里尼决意非难陆军参谋总长巴多格里奥元帅，骂他是“背叛者”、“政权之敌”，借此把他搞掉。这是由于文化部长帕沃利尼的一次谈话引起的。

　　这个部长把他与巴多格里奥交谈的内容，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墨索里尼。巴多格里奥如此说：“雅科莫尼和维斯孔蒂，固然要负起希腊问题的大部分责任。不过，必须被非难的另有其人，那就是墨索里尼的统帅。墨索里尼不曾掌握过指挥权。既然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我们，我们却无法使他如意，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只好处罚担当责任的人了。”

　　听了这些话之后，墨索里尼勃然大怒，驱逐“叛逆者”的心日益迫切，终于接受了巴多格里奥的“辞呈”。

　　这个法西斯独裁者在起草的急件上说：“巴多格里奥因健康和年龄提出辞职。”

　　齐亚诺说：“这与巴多格里奥的情况不合，但墨索里尼坚持己见，他想用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办法取消那个无赖的老疯子德·邦诺将军的候选资格。巴多格里奥退休后，不是住在他自己的寓所里，而是住在米兰附近他朋友内基的别墅里。”

　　墨索里尼任命古佐尼当作战部长兼副总参谋长。那一段时间，阿尔巴尼亚前线仍然吃紧，希腊的压力继续增加，最要紧的是意军的抵抗日益无力。若希腊人有足够力量突破意军防线，前景将更加险恶。

　　意大利军民人心惶惶，对前方战局十分担心。为了稳定民心，墨索里尼特意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详细介绍形势。会上，“领袖”宣读了一些文件。他本人对政治决定承担了责任，并就军事行动狠狠地批评了巴多格里奥。这个独裁者的论点是：当初巴多格里奥不仅表示同意，而且简直是热情过分。面对今天的败局，墨索里尼主张立即撤退，而且希军仍在波格拉德茨地区继续进攻。

　　“局势严重，”墨索里尼说，“甚至可能成为悲剧性的。”

　　会后，墨索里尼即召见卡瓦莱罗将军，这表明了他的意图。卡瓦莱罗是个“乐天派”，他不相信在阿尔巴尼亚会遭到失败，并对意大利有能力再举进攻信心十足。墨索里尼对他的观点很欣赏，当即任命他为总参谋长，代替巴多格里奥。

　　12月上旬，希腊军再度突入意军阵地的消息经前线指挥部传到罗马，墨索里尼甚为惊恐。齐亚诺说，从未看见过他如此落魄的样子。

　　当时，恰好回到罗马的意驻德大使阿尔菲耶里也确认了这一事实，并补充说：“我未曾看到过他那种颓丧的样子。他的面孔呈青白色，不断地痉挛，表现得很悲哀，但却又故意装出一副沉着的样子。他几乎是神经质地用右手抚摩他的下巴，同时好像求人支持他的想法，老是把脸朝向我和齐亚诺。”

　　不久之后，墨索里尼又认为事态尚可挽救。于是把卡瓦莱罗遣往前线，命令他及时向“领袖”汇报战况。索杜将军接连不断地把一些令人伤脑筋的电报打来，但卡瓦莱罗基于他“乐天派”的性格，认为事态“仍很平静”。

　　墨索里尼听取这种报喜不报忧的战报后，认为只有卡瓦莱罗才能扭转战局，遂令这个新任的参谋总长直接掌握指挥之权。

　　不过，新更替的总指挥官依然如故，对于事态已经恶化了的驻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仍然“爱莫能助”。面对着节节败退的战局，墨索里尼恼羞成怒。

　　他命令卡瓦莱罗，一定要拼死顽抗，严守阵地，他说：“这是祖国的命令！”他不时地对身边一些心腹们发牢骚说：“如今我手下的一些将领都是饭桶！不是窝囊废，就是江湖骗子，没有一个人能为我扭转战局，这怎能让我相信他们？！”

　　开战以来，墨索里尼深深感到整个机器运转不灵，有些问题积重难返。军队与军队之间，军队与政府之间，甚至内阁成员之间，互相扯皮，不是协作，而是拆台，实在不能适应当今的战争形势。

　　为了改变这种颓废的官僚习气，墨索里尼决定走出威尼斯，直接与官员们一道工作，让部长们都离开首都，到前线去体验生活，齐亚诺外长首先报名到空军去服务。

　　这一决定，在政府高级官员的圈子中，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有的部长竟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由领袖发动的政变，以便摆脱法西斯主义，而把他的依靠寄托在别的政治潮流上”。

　　齐亚诺将离开罗马参加在巴里的空军大队。

　　齐亚诺和家人暂时离别，感到依依不舍。但使他更加忧虑的是当前的形势，这个年轻的意大利法西斯外长说：“所有被迫参加志愿队的同志都有这种感受。许多同志并不掩饰他们的心情。”

　　前线的接连失利，严重动摇了民众的士气。人民群众反对法西斯对外进行侵略战争，国内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要进行一次大的洗涤，”墨索里尼对齐亚诺说，“要干透，至少需要一个星期。”

　　这就是说，墨索里尼至少要用一周多的时间进行大清洗了。他审阅了“在最近几周内因在为人和职业方面缺乏价值而被撤换的将军和上校的名单”。他由此作出对军队及其人事所进行的严格鉴定。接着，他在法西斯中央执委会议上提出一项议事日程，得到一致通过。

　　按照墨索里尼的指示，新任总参谋长卡瓦莱罗确定在阿尔巴尼亚前线马上发动进攻。这次进攻，即便是局部的，或很有限度的，但对日益丧失人心的意大利法西斯来说，却具有鼓舞士气的作用。

　　不久，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墨索里尼前后抽调了43个意大利师在巴尔干各地和德国纳粹军队协同作战。

　　德军首先进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几乎被夷为平地。戈林的轰炸机在这个小小的首都掠过房顶，低飞肆虐，炸死17000平民，炸伤的人更多，使该市成为硝烟弥漫的一堆瓦砾。

　　南斯拉夫陆军参谋总部，由于缺乏精神准备，没有认真地动员他们的军队，被打垮了。

　　1941年4月13日，德国军队和匈牙利军队开进了残破的贝尔格莱德。

　　17日，南斯拉夫陆军的残余部队在萨腊耶伏投降，国王和首相乘飞机逃到了希腊。但是，南斯拉夫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在6个月的战斗中，曾使意大利人丢脸的希腊人无法抵挡由15个师组成的纳粹第十二军团。英国急忙从利比亚派遣了大约4个师共53000人，开往希腊。

　　但是，他们像希腊人一样，被德国的装甲部队和空军的猛烈轰炸打得一败涂地。北部的希腊军队在4月23日向德国投降，并且也硬着头皮向意大利投降了。

　　4天后，纳粹的坦克隆隆地开入雅典。至4月底，在3周内，除克里特岛之外，希腊都被占领了。

　　墨索里尼在整个冬天遭到惨败的地方，希特勒在春天的几天之内就取得了成功。虽然墨索里尼因摆脱了困境而感到宽慰，但是他丢了脸，因为全靠德国人才使他摆脱困境的。希特勒现在开始瓜分南斯拉夫了，而墨索里尼得到的一份是失望的。

争夺克里特付出惨重代价

　　虽说雅典城里挂起了白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用武力占领了希腊大陆，但是在爱琴海和克里特岛，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战斗的双方不仅动用了大批陆军，而且出动了现代化的空军和海军。

　　在克里特岛上，进行着海、陆、空的立体战，演出了希腊战役史上最壮烈、最紧张的一幕。

　　早在1941年3月底的时候，同盟国方面就已明显地看出，墨索里尼的舰队即将向爱琴海大规模出动。

　　英国坎宁安海军上将决定暂时让他的运输船队避开，而他自己则于3月27日薄暮乘“沃斯派特号”，并率同“英勇号”与“巴勒姆号”、航空母舰“可畏号”和驱逐舰9艘驶离亚历山大港。

　　28日黎明，从“可畏号”航空母舰起飞的一架飞机报告说，意大利巡洋舰4艘和驱逐舰6艘正向东南方驶去。在墨索里尼这支舰队中，有3艘装有8英寸口径大炮的巡洋舰，而所有英国的巡洋舰装的是6英寸口径的大炮。

　　但是，经半个小时不分胜负的战斗后，意舰退去，英国巡洋舰尾追不舍。

　　两小时后，又发现意大利的一艘战列舰“维多利奥·威尼托号”。从“可畏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队战斗机袭击了这艘意大利战列舰，该舰受创后不敢恋战，立即向西北退去。晚间，英舰又发动第三次袭击，击中意大利重巡洋舰“波拉号”，该舰退出战斗序列，停泊下来。

　　入夜，坎宁安海军上将决定让驱逐舰出击，并甘冒用主力舰队进行夜战的危险，以求击毁受伤的意大利战列舰和巡洋舰，不让它们驶入从本国海岸基地起飞的飞机的掩护范围以内。

　　在黑暗中行驶时，英军出其不意地向两艘意大利巡洋舰发动了袭击，这是增援“波拉号”的“阜姆号”和“扎拉号”，它们都装有8英寸口径的大炮。在近距离内，“阜姆号”立即被“沃斯派特号”和“英勇号”舰上15英寸口径大炮偏舷齐射的炮火所压倒，并被击沉。

　　“扎拉号”受到英3艘战列舰的围攻，旋即在熊熊的大火中烧毁。经过这次战斗，墨索里尼不敢再轻易向英国在东地中海的制海权挑战了。

　　在这次海战之前，同盟国的陆军就已陆续抵达希腊进行支援。按照登船的次序来说，开往希腊的派遣军包括英国第一装甲师、新西兰旅和第六澳大利亚师。这些部队都是用中东其他部队的武器充分装备起来的。

　　接着开往希腊的是波兰旅和第七澳大利亚师。部队从3月5日起开始行动。

　　计划要据守自阿利阿克蒙河口起，经佛里亚和埃德萨直达南斯拉夫边境的阿利阿克蒙防线。同盟军将与部署在这条战线上的希腊军协同作战。

　　当时大部分希腊军队，约计15个师，正在阿尔巴尼亚，同他们没有能够攻克的培拉特和发罗拉处在对峙中。他们击退了墨索里尼于3月9日发动的一次攻势。

　　其余的希腊军队，计有3个师与边防军则在马其顿，帕普哥斯将军不肯把它们撤回。因此，德军一进攻，便被击溃了。

　　随后开去的希腊第十九摩托化师也被歼灭或打散了。

　　英国驻在希腊的空军，在3月间只有7个中队80架作战飞机，而且由于缺乏降落场地以及信号联络欠佳，行动大受影响。虽然在4月间派去了少数增援飞机，英国空军在数目上还是远远不及德意军。

　　其中的两个中队在阿尔巴尼亚前线作战，其余的5个中队，在由埃及调来从事夜战的两个“惠灵顿式”轰炸机中队的支援下，必须应付所有其他的作战需要。而同它们相对阵的是一支拥有800余架作战飞机的德意空军。

　　4月6日凌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联合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同时对比雷埃夫斯港发动了猛烈的空袭。

　　英派遣军的运输船队正在该港卸货。停泊在该港码头的英国船“弗雷泽氏族号”上载有烈性炸药200吨，这只船发生爆炸，几乎完全毁坏了这个港口。单单这次空袭，就使英国和希腊损失船舶11艘，共计43000吨。

　　从此以后，同盟军便在规模越来越大的空袭下继续从海路维持军队的给养，而对于德意的空袭竟没有采取有效的对策。

　　海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控制墨索里尼在罗得岛的空军基地，但是当时盟军抽调不出充足的兵力来执行这一任务。幸好马塔潘角海面战役已给了意大利舰队一个教训，使它们在年内不敢轻举妄动。

　　在这一时期，如果墨索里尼的海军积极参与战斗，英国海军根本无法在希腊执行任务。

　　4月17日，南斯拉夫的投降使希腊人的希望顿成泡影，丘吉尔所力促采取的联合行动失败了，当时的局势险恶至极。其后的几天是具有决定性的日子。

　　继梅塔克萨斯逝世而任希腊首相的科里西斯，自感无力挽救祖国于危亡，同匈牙利的总理泰来基伯爵一样，他决心以死自赎，在18日自杀。

　　这样一来，局面更加混乱。

　　向德摩比勒退却，是一次很困难的军事行动，因为法西斯军队已封锁了坦波谷、奥林匹斯山口以及其他地点，而同盟国所有的部队必须通过狭窄瓶口的拉里萨。为了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第五新西兰旅和澳大利亚旅，在这里坚守了3天。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做出了重大的牺牲，终于保证了后撤任务的完成。

　　4月24日，希腊政府在德、意压倒攻势威逼下投降了。

　　现在英国军队又面临另一次在1940年曾遇到过的海上撤退。在这种情况下，从希腊有组织地撤退50000余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普里德姆·威佩尔海军中将和贝利·格罗曼海军少将会同陆军司令部的指挥下，英国海军又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在敦刻尔克战役中，制空权总的来说，是掌握在英国人手里的，而在希腊，却是德国人完全地、绝对地控制着天空，他们可以对港口和撤退中的军队进行几乎连续不断的袭击。军队显然只能在夜间登船，而且在白天，军队在海滩附近必须避免被德机发现。

　　丘吉尔说，这是挪威纳姆索斯一幕的重演，但其规模则大了10倍。

　　撤退工作连续进行了5夜，一共安全救出50000多人，其中包括英国皇家空军人员和数千名塞浦路斯人、巴勒斯坦人、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这个数字约相当于原来派往希腊部队人数的80％。

　　这些成果应完全归功于英国和其他同盟国的商船队海员们的果敢精神和精湛的技巧。他们面对德军猛烈的炮火，英勇顽强，毫不畏缩。

　　从4月21日到撤退结束时止，他们在德军的空袭中，丧失船舶26艘。其中有21艘是希腊的船只，并且包括5艘医疗救护船。其余的是英国与荷兰的船只。

　　英国空军配合从克里特岛出动的一支海军航空队，力图减轻撤退的困难，但因德机占压倒优势，无能为力。虽然如此，从10月起就被派往希腊的为数极少的空军中队却战绩卓著。他们击毁德机231架，虽然自己也损失飞机209架，但他们是顽强战斗的。

　　希腊人民虽然遭到了失败，但他们是英勇不屈的。在4月间，他们在双方实力悬殊下进行的3个星期的战斗，是他们对意大利法西斯军队进行5个月的苦战中最艰苦的一段，而他们在对意作战中几乎已经耗尽了自己的有生力量。

　　10月间，他们突然受到兵力至少超过自己一倍的德意军进攻，他们最初击退意大利侵略者，随后又在反攻中追击德意军40千米，把德意军赶回阿尔巴尼亚境内。

　　整个严冬，他们在山区同人数较多、装备较好的德意军短兵相接。驻守在西北部的希腊军队，既没有运输工具，又没有公路，无法进行快速行军，以便在最后的时刻对抗德军从其侧翼和后方发动的强大的新攻势。

　　在希腊战役的重心转至克里特岛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他勉励人民切忌悲观失望、惊慌失措，而要英勇顽强，继续进行斗争。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征服希腊后，克里特岛便成为希腊国王和政府最后的立足之地，以及各兵种部队的重要收容所。

　　德、意法西斯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岛屿。对于盟国说来，它是埃及和马耳他岛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据点；对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来说，它是扎在他们喉咙中的一根骨刺。因此，保卫和夺取克里特岛的斗争，就成为双方在东地中海斗争的焦点。

　　丘吉尔早就知道，戈林一直在努力建立和发展一支能够进行大规模着陆的强大空降部队。

　　德国伞兵师是一支精锐部队，英国在研究如何防御德国进犯本土问题时，曾考虑过它的作用。但是，德国的所有这类计划至少需要暂时取得日间的制空权。

　　德国在不列颠的上空没有得到这种制空权。克里特岛的情形却不同了。德意在巴尔干和爱琴海享有充分的而且看来是持久的空中优势，尤其是墨索里尼所控制的罗得岛要塞，对守卫克里特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1941年4月28日，英国情报机关获悉，德、意即将从海上和空中进攻克里特岛。他们认为，德意同时以空运和海运部队进攻该岛的行动已箭在弦上。

　　法西斯在巴尔干各国，可能凑集到315架远程轰炸机、60架双引擎战斗机、240架俯冲轰炸机和270架单引擎战斗机，以供各种用途；德意在第一次袭击时，可能投下伞兵或空降部队三四千名，而且可能每日从希腊进行两三次突击，从罗得岛进行三四次突击，都以战斗机掩护。

　　在空运和海运部队到达之前将有猛烈的轰炸，而且要进行海上袭击。

　　丘吉尔立即将上述情况电告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要他加强战备，坚守该岛，准备大量消灭德意的伞兵部队，并建议英国参谋总部任命弗赖伯格将军为克里特岛驻军司令。

　　伯纳德·弗赖伯格同丘吉尔结识多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以新西兰青年志愿兵的身份历经艰辛，辗转来到英国。

　　当时任海军部长的丘吉尔任命他为“胡德”营中的一名海军中尉。

　　在战争期间，他屡建战功，因此在前线作战的4年中，被提升为旅长，并于1918年德军发动夏季攻势的紧急关头，被任命为所有据守巴叶尔正面缺口部队的司令官，部队人数几达一个军。

　　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带有两条金线的殊勋勋章，以及他身上的30处伤疤，标志着他出类拔萃的功勋。

　　克里特岛的地理形势的确使防御甚为困难。它唯一的一条公路在北海岸。一旦这条公路被切断，盟军就不能把后备军随时调往遭受威胁的据点。

　　从南岸到北岸，只是在斯法基亚和延巴基有从南部海岸向北的一些小路，它们不适宜摩托化运输车辆的行驶。当有关军事领导人开始感到危机临头时，才百般设法向该岛运送增援部队、给养和武器，特别是大炮，但为时晚矣。

　　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德国和意大利的空军，从希腊及爱琴海的基地起飞，对克里特岛有效地实行了日间封锁。它们袭击来往该岛的一切船只，特别是对唯一设有港口的北岸封锁得尤其严密。

　　在5月的头3个星期中，运往克里特岛的重要武器有27000吨，到达该岛的还不到3000吨，其余的物资不是被迫转回，就是损失在途中。参加守卫克里特岛的力量非常薄弱，来自各方面的军队总共只有28600人。

　　德国参加进击克里特岛的有第十一空军军团，大约有16000人将空投着陆，另有7000人从海上登陆。此外，还有第八空军军团提供空中支援。

　　可以参加作战的飞机数目是：轰炸机280架、俯冲轰炸机150架、战斗机180架、侦察机40架、滑翔机100架、“容克-52”式运输机530架，共计1280架。

　　法西斯空降部队的进攻，计划在3个区域进行：东部在伊腊克林，中部在雷西姆农、苏达、干尼亚，最重要的是在西部的马利姆。在发动进攻前，纳粹重型轰炸机，首先用重达1000磅的炸弹，对地面及防空设施集中轰炸一小时。

　　接着，乘滑翔机或用降落伞着陆的主力部队从天而降。再接着，就是用运输机载运的增援部队。在他们的整个作战计划中，关键的一着就是把马利姆机场夺到手。

　　这不但是为了飞机的着陆，而且也是为了飞机的再度起飞。他们只有借助于多次往返飞行，才能够运来作为他们整个计划基础的大量军队。从作战时的多方面情况来看，克里特岛战役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斗。在战争史上，这是第一次使用大规模空降部队的进攻。德国为了进行这一次战役，倾注了可能调动的全部兵力。战斗于5月20日晨开始。在一小时之内，德机对马利姆机场周围的据点进行最猛烈的轰炸和机枪扫射，其猛烈程度前所未见。几乎在刹那之间，盟军大部分的高射炮便失去了作用。

　　在轰炸停止之前，滑翔机就开始在马利姆飞机场的西面着陆。上午8时，德机从300米到100米的上空向马利姆和干尼亚之间的地区投下大批伞兵。德机川流不息地飞来飞去，在上午投下一个团，共4营人。

　　下午又投下一个团，完全不顾人员的伤亡和飞机的损失。法西斯的滑翔机或军队运输机，在海滩上、在丛林中或在烈火熊熊的飞机场上着陆或撞毁。

　　第一天，在马利姆和干尼亚之间及其附近着陆的德国伞兵共计5000多名。他们在新西兰军队的炮火下和殊死的肉搏战中损失惨重。在盟军防区内，几乎所有着陆的德国伞兵都已死亡，多半是被击毙的。当日入夜之前，守军仍然保有飞机场。

　　这天早晨，德机大举空袭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接着便在两地分别投下2个营和4个营。激烈的战斗立即展开。但是，到傍晚时分，盟军依然坚守着那2个飞机场。在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依然有较小的空降部队着陆，战斗激烈，德军伤亡惨重。因此，第一天的战果，除了马利姆以外，是相当可观的。下面是5月20日晚上10时守军司令弗赖伯格将军向韦维尔将军的报告。

　　今天竟日苦战。我军受到极大压力。我相信，我们至今还据守着雷西姆农、伊腊克林与马利姆的飞机场和两座港口。守住这些地方的希望甚微，如果我把情况说得很乐观，那就错了。战斗激烈，我们击毙了大批德军。交通极端困难，对干尼亚的空袭非常厉害。此间，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是生死存亡的一仗，我们将战斗到底。

　　5月21日，德军继续进攻，军队运输机又出现于该岛上空。马利姆飞机场虽仍处于英军大炮和迫击炮密集的炮火下，德军运兵飞机却继续在飞机场及其东面高低不平的地面上着陆。德国最高统帅部似乎不计损失，在这一区域内，至少有100架飞机撞毁在地面上。

　　虽然如此，飞机还是不断地飞来。到了第三天，德军已经有效地利用了马利姆飞机场。运兵飞机继续飞来，每小时达20余架次。

　　更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时德机已能够飞回去继续载运援军了。据英军司令部估计，在这几天及其以后的几天内，共有600多架运兵飞机在这个机场上成功地着陆或撞毁。

　　在5月20日的初攻过去以后，德国最高统帅部下令停止进攻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而集中主要兵力进攻苏达湾地区。

　　在英国海军少将罗林斯指挥下的一支威力强大的舰队，包括战舰“沃斯派特号”和“英勇号”，由8艘驱逐舰掩护，部署在克里特岛的西面，以便监视预料中的墨索里尼的舰队参战。

　　21日，英舰竟日遭受猛烈空袭。驱逐舰“朱诺号”被击中，两分钟后沉没，死伤惨重。巡洋舰“阿贾克斯号”和“猎户座号”也受创，但仍继续作战。

　　夜间11时30分，英海军少将格伦尼率领巡洋舰“代多号”、“猎户座号”、“阿贾克斯号”，以及驱逐舰4艘，在干尼亚以北18千米的海域截住了德国运兵船队，激战两个半小时，击沉满载德军的轻帆船不下12只和轮船3艘。据估计，当夜溺毙的德军达4000人。

　　英国海军在保卫克里特岛的战斗中，英勇顽强，敢打敢拼，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22日和23日，是英国海军损失惨重的日子。计有2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被击沉，战列舰“沃斯派特号”长期不能使用，此外还有“英勇号”及许多其他舰只受到重创。虽然如此，克里特岛的海防仍很巩固。在克里特岛战役结束之前，没有一个德国人从海上登陆该岛。

　　但是，由于众寡悬殊，守军的形势越来越困难。26日深夜，英国中东军总司令韦维尔收到了克里特岛总指挥弗赖伯格将军发来的情况严重的消息。

　　弗赖伯格说：

　　我很痛心，不得不向你报告！我认为在我的指挥下，防守苏达湾的部队已经到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极限了。无论各位总司令根据军事观点作出怎样的决定，我们这里的阵地是守不下去了。

　　像我们这样一支装备不良而又缺乏机动性的人数不多的部队，是抵挡不了我们在过去7天中所遇到的集中轰炸的。

　　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从后勤观点来看，要全部撤出这支部队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立刻作出决定，其中的一部分还可以登船。

　　这一战区一旦被攻陷，敌人用同样的方法拿下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将不过是时间问题。除了威尔士团和突击队外，所有我们的军队都已经不能采取任何攻势。

　　如果你从整个中东局势考虑，认为争取时间是有用的，那么，我们当继续坚持。我却不得不考虑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达到争取时间的目的。苏达湾可能在24小时之内处于敌军炮火之下。又有新的严重的伤亡，我们固定的大炮多半已经丧失了。

　　丘吉尔看到从中东总司令部转来的弗赖伯格的电报后，于5月27日立即回电予以鼓励：“你所进行的光荣的保卫战受到各地人们的敬佩。我们知道敌人已处于困境。我们正尽一切可能向你提供各种援助。”

　　但是，当夜这位首相获悉，一切成功的希望都已破灭了。英军和其他盟国的部队，不得不再次面临惨痛的撤退守军的任务以及所必然蒙受的重大损失。

　　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空军和海军的严密封锁下，要将22000名战斗人员从克里特岛运出的确是一大难题。不仅运输船队难以登陆，而且还必须驶过墨索里尼的空军所控制的350海里的海域。

　　登陆地点斯法基亚，是南部海岸一个小小的渔村，位于高达500英尺的峭壁之下，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通行。部队必须隐匿在峭壁边缘附近，等到召唤时再出来登船。

　　在阿利斯海军上校指挥下的4艘驱逐舰于5月28日夜间抵达，载去700人，并为现已集合起来的大批官兵带来食物。在返航中有战斗机掩护，因此只有1艘驱逐舰受到轻伤。至少还有15000人隐藏在斯法基亚附近高低不平的地面上。但是，一场惨剧正在等待着另一支同时出动的舰队。这支舰队包括巡洋舰“猎户座号”、“阿贾克斯号”、“代多号”，以及6艘驱逐舰，在罗林斯海军上将指挥下前往营救伊腊克林的守军。

　　从早上5时直至薄暮，从斯卡潘托岛起飞的德机不断地猛烈袭击该舰队。巡洋舰“阿贾克斯号”和驱逐舰“帝国号”几乎被击中，前者不得不驶回，驱逐舰于午夜以前驶抵伊腊克林，把军队载运到等候在外海的巡洋舰上。

　　至早晨3时20分，任务完成。4000人已经上船，于是开始返航。

　　半小时后，受创的驱逐舰“帝国号”的轮机突然发生故障，险些与巡洋舰相撞。全部舰队必须在黎明时分尽可能驶入南部海域。

　　但是，罗林斯海军上将却命令驱逐舰“赫脱斯保号”驶回，把“帝国号”驱逐舰上所有军队和乘员接走，并将“帝国号”击沉。

　　早晨6时25分，“希尔伍德号”又被一颗炸弹击中，不能跟随护航舰队同行。在其后的4小时内，更不幸的事接着发生了。巡洋舰“代多号”、“猎户座号”和驱逐舰“诱敌号”都被击中。

　　“猎户座号”舰上的情况即使听来也令人毛骨悚然。舰上除了船员外，还有军队士兵1100名。一枚炸弹穿过舰桥，落到拥挤不堪的下甲板上，约有260人被炸死，280人受伤。舰长巴克海军上校遇难，船受重创并起火焚烧。

　　至29日止，运出的军队士兵已将近5000人，但是还有大批人员躲在通往斯法基亚所有的路口上，仍在等待援救。

　　5月30日，丘吉尔发出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为营救残留在该岛的军队做出最后的努力。

　　这天清晨，阿利斯海军上校率领4艘驱逐舰再次驶往斯法基亚。途中有2艘驱逐舰不得不折返，但是他率领“内皮尔号”和“尼赞号”继续前进，成功地使1500余名士兵登上了船。

　　在返航中，这2艘驱逐舰都差一点被炸弹炸沉，虽受了一些损伤，还是安然驶抵亚历山大港。

　　当夜，根据驻开罗总司令的命令，弗赖伯格将军也乘飞机最后离开了克里特岛。至6月1日，共有17500人被安全地运到埃及。没有救出的分散在岛上的5000人，除了少数投降外，大部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党徒杀害了。

　　克里特岛战役，除了具有争夺战略据点的意义以外，也是在艰苦不懈的斗争中获得决定性成果的一个例证。

　　据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披露，在这次保卫战中，英国及其盟国共死伤15000多人。德、意法西斯军队的伤亡当在此数之上。

　　自从这场战争开始以来，据统计，在马利姆和苏达湾区域内共有德军坟墓4000多个，在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另有坟墓1000多个。此外还有大量的德军溺毙在海中。约有170架运兵飞机被击毁、击伤。

　　希特勒为了赢得这次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戈林所鼓吹的“英雄空降师”彻底瓦解了。

　　墨索里尼这个老奸巨猾的法西斯头子，狐假虎威，借希特勒之力赢得了征服希腊的胜利。但为时不久，非洲的厄运就像报丧神一样，一个一个地降临在他的头上了。

贸然进攻导致一败涂地

　　就在意大利军队入侵希腊的同时，墨索里尼又贸然发动了对非洲的进攻。他妄图乘英国之危，一举攻下埃及，以便称霸非洲。

　　然而，事情并不如意。在非洲担任意大利统帅的格拉齐亚尼，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法西斯老将。他虽然赢得了征服阿比西尼亚的桂冠，受到“领袖”的嘉奖、喝彩，并被提升为元帅，但这次却忧虑满腹。

　　他想：英国人最近不战自退，一打就跑，可能是个陷阱。因此，不管墨索里尼如何训斥、辱骂，仍不轻举妄动。

　　可是，就在格拉齐亚尼踌躇不前时，英国人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罗盘”战役的准备工作。

　　开战之前，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亲自检查战备之后，对将士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他说：“我们虽然在人数上抵不过敌人，但我们经过高度的训练，装备好，习惯沙漠作战，有着‘伟大的光荣传统’，而且富于坚忍不拔的精神，这是我们攻无不克的胜利保证。”

　　1940年12月6日，英国那些身体瘦削、在沙漠中受过锻炼的完全机械化装备的陆军，约25000人挺进了40多千米，并于翌日一动也不动地整日蜷伏在沙漠荒野之中，未被墨索里尼的空军发现。

　　12月8日，他们又兼程前进，部队在当夜才被告知，这不是在沙漠中的演习，而是“真要打仗”。

　　9日拂晓，揭开了西迪巴拉尼之战的序幕。

　　一阵猛烈的炮火过后，英、印联军展开了攻势。

　　仅仅在数分钟之内，意大利的25辆战车就陷入瘫痪状态。当时在西迪巴拉尼南部的尼贝瓦作战的意大利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意军师团长马利蒂一出战壕，即被打死。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英军攻克该城。

　　下午13时30分开始进攻图马尔兵营，至傍晚几乎整个兵营地区全被英军占领，大部守军被俘。同时，第七装甲师在西面切断了沿地中海的公路，从而孤立了西迪巴拉尼。

　　驻防马特鲁港的部队，也同时准备停当，待命出击。

　　10日天刚破晓，盟军便在军舰的强大火力掩护下，猛攻正面的意军阵地。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至10时，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指挥部报告说，俘虏太多，已无法清点，被俘的士兵和军官占了约有200多英亩大的一片地方。

　　自12月11日起，英军第七装甲师，接着是英军第十六步兵摩托化旅与澳大利亚第六师，继续乘胜追击。

　　几天后，布克·布克和西迪巴拉尼周围的全部海滨地区便落入盟军之手。当时丘吉尔从前线获悉，至少有3个师是墨索里尼的精锐部队，不是被歼灭，就是被俘获。

　　在西迪巴拉尼的胜利已最终确定的时候，即12月12日，韦维尔将军又主动采取了一项明智而大胆的决策。

　　他不是把刚替换下来的第四英印师留在战场上作为总后备队，而是立刻把它调往厄立特里亚，与第五英印师一起参加由普拉特将军指挥的阿比西尼亚战役。

　　该师一部分由海道前往苏丹港，另一部分则乘火车再换轮船溯尼罗河而上。其中有一部分几乎是直接从西迪巴拉尼前线开往他们登船的地点。

　　他们到达700千米以外的战场后，很快又投入战斗。如果没有韦维尔将军先见之明的决策，不但阿比西尼亚要塞克伦之战的胜利难保，就是阿比西尼亚的解放也会遥遥无期。

　　北非前线的胜利，使丘吉尔欢欣鼓舞，他急忙向前线将士表示祝贺，并催促他们不遗余力地围歼意军。他在1940年12月13日发给韦维尔的电报说：

　　我衷心祝贺你获得的光辉胜利，它实现了我们的最高希望。当我在下院讲述需要进行多么高明的参谋工作和陆军如何勇敢地执行这一艰巨任务时，大厅里欢声雷动。

　　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说：“每一个成功的果实，无论它是多么圆满，都将带来一些需要我们投入更大的战斗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

　　“自然，在你的思想里，追击敌人占首要地位。当胜利者精疲力竭之日，正是可以从失败者身上取得最大的补偿之时。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利比亚的失败更能使墨索里尼战栗的了。

　　“无疑，你曾经考虑，在意大利领土上占领几处港口，让舰队运输你所需要的一切人员和装备，利用这些港口作为新的跳板，以便沿着海岸追击敌人，直至遇到真正的抵抗为止。看来，这些人就像是成熟的庄稼等我们去收割了……”

　　至12月15日，英联邦军队已从埃及境内扫荡了所有的意军。留在昔兰尼加的意军，大部分撤退到已被孤立的巴迪亚防御阵地以内。这样便结束了西迪巴拉尼之战的第一阶段。在第一阶段，英军使墨索里尼的5个师大部被歼，38000余人被俘。

　　英军自己的损失是：阵亡133人，受伤387人，失踪8人。

　　为了乘胜扩大战果，12月16日，丘吉尔电示韦维尔：“现在，你们的首要目标，是粉碎意大利陆军，并尽最大努力把他们驱逐出非洲海岸。前曾得悉你们有进攻巴迪亚和图卜鲁克之意，现在又获悉你们攻占苏卢姆和卡普的消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深信，你只有在确知你不能再向前进以后，才放弃主要的目标，转而在苏丹或多德卡尼斯群岛采取辅助行动。但是，不要让这两个行动使进一步击溃墨索里尼主力的最大任务受到影响。”

　　墨索里尼在非洲惨败的消息，使全意大利人惊恐不已，离心倾向愈加严重。饱受折磨的意大利人民“根本不能冷静地接受这一巨大的打击”。从齐亚诺那几天的日记里，可看到妄自尊大的墨索里尼对这一打击的反应和这一事件对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所产生的影响。

　　在最初，刚愎自用的墨索里尼，还装模作样，尚能“保持平静”，但至12月12日，他也严重地动摇起来，承认事态的严重性。

　　他曾对他的左右心腹说：“我们真的被击垮了！这回并非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这完全是军事将领们的无能所造成的。”

　　在这以前，墨索里尼对于格拉齐亚尼要求提供更多的战车、大炮和空军支援，总以为那是某种借口，而置之不理；现在失败了，他不仅不严于律己，反而怪起格拉齐亚尼来了。

　　他憎恨地说：“尽管我瞧不起他，但他却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实在可憎！”

　　墨索里尼一向不大信任格拉齐亚尼，总以为他保守、怕死，因而听取了巴迪亚司令官贝尔索利将军的意见。“领袖”在一封致这位半白胡子将军的热情洋溢的电报里说：“闪电胡子以及他勇敢的士兵是有口皆碑的。我相信他们在战争中会旗开得胜，为党国尽忠！”

　　然而，格拉齐亚尼却不以为然，他对意大利军队能够守住巴迪亚一事，表示怀疑，于是他提议放弃此城，撤退到图卜鲁克，这样可以有充裕时间构筑防御工事。然而，这一建议却被墨索里尼拒绝了，他认为不交战就把利比亚广大地区放弃，未免太便宜英国了。他命令部队必须坚守阵地，不准后退！

　　在意大利“领袖”下令“坚守阵地”不久，英军就把巴迪亚作为他们下一个攻击的目标了。在这个城市的周围，格拉齐亚尼布置了4个意大利师。

　　防御工事是由连续不断的反坦克战壕和铁丝网障碍物构成的，每隔一段有一座混凝土的碉堡，后面还有第二道防御工事。

　　为攻击这一阵地，英军可以调用的军队有第六澳大利亚师、英军第十六步兵旅、皇家坦克团第七营、一个机枪营、一个野炮团和一个中程炮团。

　　从1941年1月3日清晨开始攻击。一营澳大利亚部队在强大的密集炮火掩护下，在西边的外围阵地攻占了一个据点。在他们的后面，士兵冲进了反坦克战壕。两个澳大利亚旅继续进攻并向东面和东南面扫荡。

　　战事进展十分神速。4日下午，英国“马蒂尔达”坦克在步兵的支援下攻克巴迪亚；5日，守军全部投降。共俘45000人，缴获大炮462门。

　　1月6日，轮到了图卜鲁克，第七装甲师切断了它的交通；7日，领先的澳大利亚旅已进抵该城东部防线的前沿。这里的外围阵地长达27千米，与巴迪亚的阵地相似，只是在许多地点反坦克壕的深度不够，起不到作用。

　　驻防的意大利军队包括一个完整的步兵师、一个军司令部和从前沿阵地撤下来的大量残余部队。

　　直至1月21日，一切准备就绪后，英军才发动攻击。另一个澳大利亚旅，在强烈的炮火掩护下，冲入南面的外围阵地。该师的其他两个旅，进入临时建立的桥头阵地，向左右两翼扩大。

　　傍晚，防区的三分之一已被英军占领，第二天凌晨，一切抵抗都停止了。英军俘虏了近3万人，缴获大炮236门。

　　盟军士兵冒着意军的炮火前进。就这样，英勇善战的英联邦沙漠兵团，在韦维尔将军的指挥下，于6个星期内，在缺水缺粮的地带前进了200多千米，攻占了两座经常驻有海、空军部队的设防巩固的港口，俘虏意军11．3万名，缴获大炮700多门。

　　至此，妄图侵略征服埃及的墨索里尼的庞大陆军，已经溃不成军了，只是由于交通和供应上的莫大困难，才延迟了英军向西长驱推进。

　　在所有这些战斗中，舰队曾给予有力的支援。巴迪亚和图卜鲁克依次受到舰队的猛烈轰击，舰队的飞机也参加了陆上作战。

　　尤其是海军，除了为运送军事人员进入被占领的港口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之外，还每天为陆军先头部队输送3000吨供应品，支援陆军的前进。

　　英国陆军所以能获得这样大的胜利，也应归功于英国空军对意大利空军的优势。他们虽然在数量上逊于意军，但是飞行人员勇于进攻的精神，迅速地使他们在士气上完全压倒意军，从而享有空中活动的自由，击毁意大利飞机达数百架之多。

　　巴迪亚和图卜鲁克两个重要港口的失守，在意大利引起了更大的震动，统治集团内部的埋怨、争吵较前更激烈。

　　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丘吉尔觉得，有必要通过广播对意大利人民讲几句话，借以鼓动意大利人民群众对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不满。

　　因此，1940年12月23日夜，英首相首先向他们述说了英意之间的传统友谊，接着指出：“意大利人，我要把实情告诉你们。这都是因为一个人……

　　“我不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他毫无约束地执掌大权18年之后，把你们的国家带到了可怕的毁灭的边缘，这却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也就是这一个人……违背根本就不想打这次战争的意大利人民的意愿，使古罗马的继承人和后裔与凶恶残暴的异教徒为伍。”

　　丘吉尔讲到这里，又向意大利人民宣读了他出任首相时致墨索里尼的信和这名“领袖”1940年5月18日写给他的回信。

　　接着，丘吉尔进一步指出：“这名领袖在执掌独裁政权18年之后，把信赖他的人民领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现在他们可以选择的出路是多么不妙？要么准备在海上、空中和非洲遭受整个大英帝国的炮击，遭受希腊民族的猛烈反攻；要么换一个办法，从勃伦纳山口请阿提拉率领贪婪的军队和秘密警察来占领、镇压和保护意大利人民。

　　“而他和他的纳粹党徒对意大利人民是直言不讳地极端蔑视的，种族与种族之间像他们对你们这样蔑视的情形还从未见过。一个人，而且只有那个人使你们遭遇的结果就是如此。”

　　最后，丘吉尔大声疾呼：“我将等待意大利民族能再次创造自己的命运那一天，而且我坚信这一天必将到来！”

　　十分巧合，就在丘吉尔向意大利人民发表演说的这一天，墨索里尼懊丧地对齐亚诺谈到意大利陆军的士气时说：“无论如何，我将承认，1914年的意大利人比现在的意大利人好。这不是夸赞那时的制度，只不过讲实话罢了。”

　　这一阵子，这个法西斯魔头情绪很坏，显然是意大利陆军在利比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失败折磨着他的心。

　　北非反法西斯战场上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欧洲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斗争，千千万万人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焰，迸发出奔腾的激情。对于世界上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形势越来越好。

寄人篱下企图东山再起

　　巴迪亚、图卜鲁克失守之后，墨索里尼的日子越加不好过了。

　　英联军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进击，战事急如星火，接连不断的打击迎头而来。意大利法西斯军队，犹如惊弓之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墨索里尼的非洲帝国眼看着就要崩溃了。

　　1941年，对丘吉尔来说是形势开始好转的一年。

　　沙漠地区中的胜利使这一年头几天笼罩着一片喜悦的气氛。巴迪亚于1月5日被攻克，守军40000人投降。紧接着，图卜鲁克又被攻陷，俘虏意军近30000人。

　　19日，英军收复了苏丹境内的卡萨拉。

　　20日，英军进入意大利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几天之后，夺获意方兵站基点比夏。海尔·塞拉西皇帝返回阿比西尼亚。

　　盟军乘胜前进，连续战斗，迅速扩大战果。丘吉尔指令英国参谋总部，必须以迅速摧毁意大利在东北非的武装部队，作为1941年最初数月内在海外作战的主要目标。一旦摧毁昔兰尼加的意军，尼罗河集团军即可向阿比西尼亚和苏丹进军，并在阿比西尼亚境内更广泛地发动起义。

　　同时肯尼亚的部队也可沿鲁道夫湖向北挺进，尽速消灭意军的有生力量，争取迫使意大利尽早退出战争。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致电墨索里尼，向他的伙伴发表新年感想并解释轴心国的战争布局。这个纳粹元首除了埋怨佛朗哥忘恩负义迟迟不能应约参战外，还要求墨索里尼在非洲要努力坚持。

　　希特勒认为，在这一地区内，目前还不能发动任何大规模的进攻。准备这样的一个行动，至少需要三五个月的时间。现在即将进入在本年中德国装甲部队不能有效从事战斗的季节，因为在那样的高温下，装甲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用于需要整日行驶的远距离战术性作战的。

　　“元首”还要求墨索里尼派出大量空军，去削弱英国在地中海上的海军地位。

　　双方都在加强战备，准备决战。为了确保海上运输，支持非洲大陆作战，英国统帅部试图设法在意大利本土与意军作战。

　　丘吉尔认为，在墨索里尼的本土攻打他们，将使意军更加沮丧，而使盟军所期望的意大利的崩溃能早日实现。

　　2月9日，英军英军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对热那亚的港口发动了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袭击。

　　H舰队，其中包括“声威号”、“马来亚号”和“谢菲尔德号”，出现在热那亚附近的海面，对该城猛烈轰击达半小时。同时，从“皇家方舟号”舰上起飞的飞机对里窝那和比萨进行轰炸，并在斯佩西亚海面敷设水雷。

　　这是一次完全成功的奇袭，仅仅遇到热那亚海岸炮台火力微弱而且完全无效的还击。意大利的港口设备和船舶受到很大损失。

　　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只在低云层的掩护下撤退，成功地躲开了在撒丁岛以西进行搜索的意大利舰队的拦截。

　　这时，希特勒注意到了地中海，因此迫使英国人必须加强对马耳他岛的防务。

　　为此，丘吉尔首相致伊斯梅将军的电报说：“英国在苏达湾设立加油站固然已加重了敌人袭击马耳他岛的困难，但是我仍希望尽早再派去一个营，使总兵力达到7个营。考虑到意大利军队在非洲的溃败，从埃及抽调这第七个营当无多大困难，问题在于安排舰队运送，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运送两个营不是和运送一个营同样方便吗？面包房用车只送一个面包，似乎可惜；如果还有其他面包可送，车上可以毫不费事地装载两个面包嘛。务请考虑这一点。切勿拖延。”

　　至4月初，英国的海空军已能够加强袭击墨索里尼为驻在利比亚的部队运送给养的舰只了。

　　在这一行动中，从马耳他岛出动的英国潜艇担任主要角色，而且它们活动的规模和得到的收获都稳步增长。

　　4月10日，一支由4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战斗舰队驶往马耳他岛，由麦克上校在“迦佛斯湾号”舰上任指挥，准备攻击意大利运输船队。他们在一星期之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在一个月色明亮的夜晚，他们遇到意大利的一支向南行驶的运输船队：5艘运输船，由3艘驱逐舰护航。在一场近距离的大混战中，所有这些舰只都被击沉。英国的驱逐舰“莫霍克号”也被鱼雷击中沉没。仅在这次行动中，英军便击沉了满载14000吨重要作战物资的意军船舶。

　　与此同时，1941年1月间，在普拉特将军的指挥下，开始了肃清苏丹的战役。在最初阶段，战事进展顺利。由英印第五师和第四师，在6个空军中队的支援下，于1月份向卡萨拉的意军发起了猛攻。

　　1月19日，两个意大利师在遭受沉重的打击后，主动撤离了这个城市。不久，他们又放弃加拉巴特，退出了苏丹。

　　与此同时，在阿比西尼亚境内发动起义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在桑福德准将指挥下的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其中包括一个苏丹营和一些经过选拔的英国军官和军士，他们构成了武装起义的核心。由于他们的成就越来越大，援助他们的爱国人士也越来越多，戈贾姆西面大部分地区内的意军也逐步被肃清。在丘吉尔首相的强令督导之下，韦维尔将军于2月中旬发起了以攻占基斯马尤为重点的“帆布”作战计划。坎宁安将军也奉命参加了这一次战役。

　　由6个旅和6个就地征募的大队组成的一支意大利部队据守着朱巴河，基斯马尤就在朱巴河的河口。意军的重要阵地部署在基斯马尤港之北、朱巴河对岸的杰利布。坎宁安将军于2月10日面对着这支部队部署了4个旅团。

　　英军于14日进占基斯马尤，未曾遇到抵抗。

　　22日，英军从意军两翼及其后方进击该阵地，获得很大胜利。意军全线崩溃，阵亡、被俘或逃入丛林的有30000多人。意大利空军遭到南非飞机的痛击，未能参加战斗。再向北200千米便是意属索马里的主要港口摩加迪沙，现在向这座港口推进已没有什么障碍了。

　　英军摩托化部队于2月25日进入该港，发现大批器材和粮食服装，还有40多万加仑的宝贵汽油。飞机场上有21架被击毁的飞机。坎宁安将军断定，他的下一步行动不致遭到强烈抵抗。

　　经韦维尔将军同意，他确定以距摩加迪沙740千米的季季加为下一攻击目标。部队仅仅休整了3天，3月1日就开拔了。沿途排除了意军一些微弱的抵抗，他们于3月17日攻占季季加。至此，意属索马里全境光复。丘吉尔首相闻讯十分高兴，立即致电韦维尔将军，祝贺索马里大捷。电报说：

　　我衷心祝贺你们在意属索马里的战役中获得辉煌的战果。坎宁安将军率领他的士气昂扬、训练有素、组织完善的军队进行了一系列勇猛、果敢而又非常成功的战役，请向他传达英王陛下政府的感激与嘉许。望你请他将这封贺电传达给他的部队。

　　坎宁安将军攻克季季加后，继续率轻装部队向摩加迪沙以北200千米的费尔弗推进，这将最终完成对意属索马里的占领。英军统帅部从亚丁派出空军前去支援，除了在红海值勤外，还要袭击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3月16日，英军两个营在柏培拉登陆。意守军一个旅被瓦解，200人被俘。

　　在3月份一个月中，坎宁安的部队跋涉了850千米，自从越过朱巴河以来，他的部队共击毙、俘虏或击溃意大利军队达50000多人，而他的部队伤亡还不到500人。

　　在这个时期，阿比西尼亚战役也有了新的进展。克伦守军顽强抵抗，激战3天，英军伤亡3000人，不易得手，战事曾一度中断。

　　3月20日，战斗继续进行。

　　意军曾一再猛烈反攻，尽管他们的损失极其惨重，但尚无立即崩溃迹象。显然，意军为保全这座要塞，要决一死战。他们的空军活动频繁，疯狂进行轮番轰炸，为垂死的守军打气助威。

　　3月25日，英军再次发动猛攻，在陆、空军紧密配合下，意军防线终于在27日崩溃，克伦被攻下来了。追兵势如破竹，阿斯马拉于4月1日攻克，马萨瓦守军于4月8日投降，俘虏达10000余人。

　　在东非其他战场，肃清意军的战斗也取得显著成效。墨索里尼宣布参战时，意大利在红海拥有驱逐舰9艘、潜艇8艘和许多小型舰只。现在，所有这些舰只已被英国海军和海军航空队击沉。

　　至4月11日，罗斯福总统宣布，红海和亚丁湾已经不是“交战水域”，这里已对美国船只开放了。

　　4月6日，坎宁安将军率领的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以飞快的速度进入阿比西尼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时，飞机场上意大利空军的残余飞机已被炸毁。他随即派遣轻装劲旅经由德西埃向北挺进，堵截阿姆巴阿拉吉的意军。

　　墨索里尼虽然一再下令“死守”，但是兵败如山倒，抵抗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他们的退路已被切断。

　　同时，普拉特将军的部队也从北面进击，更加上阿比西尼亚爱国者的武装部队，连同投诚的意大利部队，把戈贾姆的意军12000人逐至德布腊马科斯。其中一半被俘，其余逃往北部，后来也被从刚果横越非洲2000千米前来参战的一支人民志愿部队消灭了。

　　5月5日，阿比西尼亚皇帝塞拉西在凯歌声中重返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自1月开战以来，在墨索里尼原有的22万余人中，半数以上已被俘或被歼，现在只有小股散兵还流窜在深山密林之中。阿比西尼亚全境已在英军控制之下。至此，墨索里尼想用武力征服的方法来建立一个非洲大帝国，并用古罗马精神向那里移殖意大利人的迷梦，彻底破灭了。

　　墨索里尼因此十分伤心，从而更加强了他对德不满的情绪。他埋怨希特勒“见死不救”，他说，我们应当记住：“是他们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帝国。”

　　1941年6月22日清晨，一阵尖利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墨索里尼夏宫的死寂。“领袖，元首已经对苏联宣战！”恍惚间墨索里尼觉得自己的一切幻想都变成了泡影。他的直觉告诉他，希特勒的这个疯狂举动将把他和意大利推向毁灭的边缘。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舞台上残酷统治了21年，已经到了智穷力竭的地步了。他的侵略扩张政策给意大利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现在举国上下被失败主义情绪笼罩着。面对战争的残酷破坏和军民的大量死亡，墨索里尼这个罪魁祸首，自然成了全国人民的众矢之的。

　　1943年7月10日，英美联军在西西里岛登陆，随时准备进攻意大利本土，500架飞机每天轮番在罗马上空轰炸，全意大利都在咒骂墨索里尼。“领袖”的部下们终于意识到，为了得到盟军的宽容待遇，为了解救意大利，他们必须牺牲“领袖”。

　　随着西西里战场的惨败，墨索里尼不仅面临意大利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面临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某些最亲信的追随者，甚至他自己的女婿齐亚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的幕后，有着一个连国王也包括在内的、代表更广泛阶层的许多人物所策划的、企图推翻他的密谋。

　　局势紧迫，意大利人民、意大利党内外反对派不能再等待了。这时，法西斯党的元老、前外交部长狄诺·格兰第来到罗马，经过和同谋者串联后准备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上担任领导职务。

　　他在7月22日，特意拜访了他的老领袖，要求召开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大委员会。

　　自1939年12月以来，这个委员会一直没有召开过会议，而且它一直是一个完全听命于“领袖”个人的有名无实的机构。就这样，在多数委员的要求下，墨索里尼终于答应在7月24日举行这次不寻常的会议。

　　格兰第发表了一篇被墨索里尼称为“猛烈抨击的演说”，“一个久怀怨恨的人终于发泄积愤的一篇演说”。法西斯大委员会成员和宫廷之间的串联，已经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墨索里尼的女婿、曾经长期掌管外交事务的齐亚诺，对格兰第的倡议给予坚决支持。每个与会者都意识到，一个政治大变动已经迫在眉睫了。辩论一直持续到午夜，这时法西斯党常务书记斯科尔札提议休会，明天再继续进行。

　　但是格兰第跳了起来，大声喊道：“不行！我反对这个提议。我们好不容易才开始了这场辩论，我们一定要把会开完！”在举行投票表决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2时多了。

　　选举结果出来了，以19票赞成、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格兰第的倡议，从而否定了墨索里尼做“领袖”的专制独裁地位。

　　墨索里尼气急败坏，站起来厉声地说：“你们已造成了政权的危机，简直糟糕透了！”

　　会议到此结束。大家都沉默地散去。当晚，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家中入睡，一场逮捕墨索里尼的预谋仍在暗中加紧进行。

　　7月25日，星期日，上午，墨索里尼继续待在威尼斯宫的办公室里，并巡视了罗马几个遭到轰炸的地区。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他完全蒙在鼓里。他请求觐见国王。下午17时，维克多·埃曼努尔接见了他。

　　但是，当墨索里尼到达国王寓所时，他看到各处的军警都增加了。国王身穿大元帅制服，站在门口。

　　他们两人走进了客厅。国王说：“我的亲爱的领袖，情况不妙了。意大利已经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军队的士气一落千丈。士兵们不愿意再打下去了……法西斯大委员会的表决太可怕了——赞成格兰第的动议的竟有19票之多。而在这些投票人中，有4个人竟是‘天使报喜勋章’的获得者！”

　　他接着说：“此刻，你在意大利是大家最痛恨的人。你能够依靠的，最多不过一个朋友。现在你只剩下了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就是我。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对于你的个人安全，用不着担忧，我负责给你保护。你的职位现在由巴多格里奥元帅来担任。”

　　面对着这一切，墨索里尼简直惊呆了，茫然不知所措。当国王把他送出大厅时，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专制魔王，脸色苍白，显得比平时矮小了许多。国王和他握手告别后就进去了。

　　25日下午稍晚些时候，国王命令巴多格里奥，这个在1940年因希腊战争失利而被墨索里尼撤职的陆军元帅，组织一个包括军事首脑和文官的新内阁。当天晚上，巴多格里奥元帅向全世界广播了这个消息。

　　两天以后，巴多格里奥命令将墨索里尼这个法西斯领袖拘禁在蓬察岛上。从此，墨索里尼，这个“当代罗马帝国的恺撒”，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了他在意大利的独裁统治。

　　墨索里尼的垮台，在柏林，在纳粹统治集团引起了强烈的震惊。他们意识到，在罗马发生的事件也许开创了一个可怕的先例，这种危险尤其使希特勒感到不安。

　　本来，他在同墨索里尼会谈以后，深信要使意大利继续参战，只有在意大利法西斯党内进行清洗，并且由德国对意大利法西斯党的领袖们增加压力。

　　7月29日是墨索里尼的60岁诞辰，希特勒准备派戈林趁此机会对他进行一次正式访问。但是，在7月25日这一天，令人震惊的消息就由罗马传到了柏林。

　　希特勒连夜召集纳粹头目们开会，最后决定，准备采取一切措施，营救墨索里尼，占领罗马，并尽一切可能支援已经垮台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希特勒不仅想为这个仍有私人感情的老朋友帮一次忙，而且想让墨索里尼担任意大利北部的新法西斯政府的首脑。这样，可以减轻德国人管理这部分领土的负担，并且帮助保卫那条很长的供应线和交通线，防止怀有敌意的意大利人民的破坏。

　　因为在人民中间，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十分活跃，对纳粹德国军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墨索里尼被拘留在蓬察岛，随后转到离撒丁岛海岸不远的拉马达勒纳岛。巴多格里奥担心德国人偷袭，因而在8月底把他以前的“领袖”秘密转移到亚平宁山脉最高峰大萨索山峰顶的小型休养地，而且只有一条铁索可以通往该地。

　　希特勒获悉墨索里尼的下落后，立即派飞机到那山顶上空侦察，并且判定用滑翔机运载部队，大概可以登上那个顶峰，制服意大利宪兵警卫队，然后用一架小型飞机把墨索里尼带走。

　　这个大胆的计划于9月13日执行，领导者是希姆莱的党卫队里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暴徒，一个名叫奥托·斯科尔兹内的奥地利人。

　　为了保证营救成功，避免宪兵队开枪伤人，斯科尔兹内在出发前特意绑架了一个意大利将军，把他装进自己的滑翔机里。

　　当他率领空运部队在距山顶旅馆100米的地方降落时，发现墨索里尼正在二楼的一个窗口满怀希望地张望着。

　　大部分意大利警卫一看见德国军队就逃入山中，少数没逃的也在斯科尔兹内和墨索里尼的劝阻下没有动用武器。这个党卫队头子把他抓来的将军当做人质，推在自己队伍的前面，大声叫警卫们别向这个意大利将军开枪。果然一滴血也没有流。

　　几分钟后，墨索里尼被塞进那架小型飞机里，从山顶一小块尽是石头的草坪上冒险起飞了。他们先飞到罗马，后来又把“领袖”送到慕尼黑同“元首”举行了会谈。墨索里尼十分感激希特勒的营救。

　　墨索里尼被希特勒营救后，欣喜若狂，因为他曾发誓宁可自杀，也不愿落到盟军手里，被送到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去展览或在开普敦剧院去出丑。

　　原因是，在墨索里尼被捕后不久，这两家公众娱乐场所都争先给艾森豪威尔打电报提出：如果将这个法西斯头子在他们那里“展览”3周，每家愿捐献10000英镑给美国的慈善事业。

　　自从墨索里尼听到这则消息后，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生怕落到那般地步。如今承蒙“元首”搭救，怎能不使他感激涕零呢！

　　两个法西斯头子在腊斯登堡重逢后，虽然墨索里尼一再对“元首”感恩戴德，表示在有生之年愿效犬马之劳，但是对他所开创的法西斯事业却缺乏“雄心壮志”了。

　　他现在是一个垮了台的人，意志颓唐，以前在他心中燃烧过的火焰已变成灰烬。

　　而且，使希特勒十分失望的是，墨索里尼看来并不想在德国占领下的意大利恢复法西斯政权。

　　9月15日，在希特勒的百般劝说和鼓励之下，墨索里尼壮着胆子宣称：他要重新掌握法西斯党的领导权；而且，一个新的共和党法西斯党在肃清了叛变分子以后，“精神振奋，准备在意大利北部重新建立一个忠诚的政府”。

　　旧制度现在披上了伪装革命的外衣，看来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似乎可以重新燃起生命的火焰。但是，结果却令德国人失望。

　　尤其使希特勒和戈培尔恼火的是，墨索里尼同齐亚诺取得了和解，而且似乎是完全在他的女儿、齐亚诺的妻子爱达的操纵之下。

　　希特勒和戈培尔认为，墨索里尼应当立即将齐亚诺处死，至于爱达，应该像戈培尔说的那样，狠狠地抽她一顿鞭子。他们不同意墨索里尼把“那个毒蘑菇”齐亚诺放在新的法西斯共和党的领导地位。

　　9月底，经过一番短促的准备，墨索里尼粉墨登场了。他在加尔达湖畔设立了总部。这个可怜的影子政府以“萨洛共和国”闻名于世。这出拙劣的悲剧在这里一直演到终场。

　　其实，这个新政府只不过是纳粹德国的一个侵略工具，墨索里尼现在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傀儡，他和他的“法西斯共和政府”，除了德国元首为了纳粹德国的利益而授予某些权力以外，并无真正的权力，而且意大利人民也永远不会再接受他和他的法西斯主义了。

　　尽管德国人还在拼命挣扎，他们在兵力上还暂时占着优势，墨索里尼还在耀武扬威，加紧搜刮民财人力，为希特勒输血，提供炮灰，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经日薄西山了。墨索里尼这个傀儡政权还能维持多久呢？

出逃被杀悬挂广场示众

　　墨索里尼被搭救来到慕尼黑后，见到了他的女儿爱达和女婿齐亚诺伯爵。他们夫妇在意大利投降时从罗马亡命出奔。齐亚诺在法西斯党大委员会举行的那次决定命运的会议上，虽然投票反对他的岳父，但仍希望依靠他妻子的影响，同墨索里尼言归于好。

　　在慕尼黑期间，这种愿望确已实现，从而引起了希特勒的愤怒。墨索里尼对于背叛法西斯的“叛徒”，特别对齐亚诺迟迟不愿惩办，引起了纳粹元首的鄙视和狂怒。

　　1943年7月，意军在维克多—埃马努尔纪念碑前游行示威，要求墨索里尼下台，并向德国宣战。就在这群法西斯匪徒进入坟墓之前，一场蓄谋已久的复仇丑剧就开场了。

　　墨索里尼对那些曾在1943年7月间投票反对他的旧法西斯政权的领导人员，凡能在德国占领的意大利境内逮捕的，至1943年年底，都在维也纳的中世纪城堡中加以审判，其中就有齐亚诺。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被判处死刑。尽管爱达百般恳求并要挟，墨索里尼坚决不肯赦免。

　　1944年1月，这批人，不仅包括齐亚诺，而且还有曾与墨索里尼一同向罗马进军的伙伴、78岁的德·邦诺元帅，都以叛徒的罪名被处死了。关于齐亚诺的死，引起了世界广泛的议论。丘吉尔说：“齐亚诺的下场，同文艺复兴时代的悲剧中的各种角色完全一致。”

　　“墨索里尼屈服于希特勒的复仇要求，徒然为人们所耻笑，而这个分崩离析的轴心的遗骸——煞是凄凉的新法西斯共和国，却仍在加尔达湖畔勉强支撑着残局。”

　　墨索里尼虽然按照希特勒的旨意杀害了齐亚诺，但是德、意法西斯在意大利战场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改善。

　　不久，盟军就再次发起了对卡西诺要地的进攻。为了保证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的进行，盟军已将大约20个精锐的德国师拖在意大利中部，动弹不得。后来盟军的飞机又对德国的交通线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墨索里尼又苟延残喘了一年多，由于盟国将重点从地中海转向西欧，意大利战场直至1945年1月才开始大反攻。此时希特勒的阿登反击也失败了。墨索里尼彻底绝望，而且几乎精神失常了。

　　1945年4月25日傍晚，墨索里尼仓皇带领少数死党从米兰逃往科摩湖，企图从这里去瑞士过流亡生活。

　　26日，墨索里尼的车队到达边境城市东戈附近，这个城市已经被意大利游击队控制。

　　在一个村口，游击队员发现了一支有德意军人在内的车队，于是鸣枪命令车队停住、接受检查。随即一支由8人组成的游击队巡逻队走了过去，为首的青年名叫贝利尼。

　　车队为首的一名德国军官用流利的意大利语自我介绍，并解释他们奉命回德国本土作战，他们无意与意大利人作战。贝利尼和他的同伴们商量后，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当即决定：德国人可以放行，但必须接受下一站的检查，意大利人必须留下归游击队处理。

　　这时墨索里尼正躲在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用毛毯裹着肩膀，一听说要交游击队处理，急忙竖起军大衣的领子并压低头上的钢盔，故意使人看不见他的脸。

　　一名叫拉扎罗的游击队员走过来，看见此人形迹可疑，很像墨索里尼。他走上卡车，拍拍蜷缩的人的肩膀，墨索里尼没反应。拉扎罗第二次拍拍他的肩膀讽刺地说：“阁下！”墨索里尼还是没反应。拉扎罗火了，他大声叫道：“本托·墨索里尼骑士！”那人身子不安地动了一下，拉扎罗确信他就是墨索里尼。

　　人们听到叫嚷声也围拢过来，拉扎罗摘掉那人的头盔，取下他的墨镜，翻下他的衣领，人们很快都认出来了：这就是那位曾经令人无限崇拜、后又被严厉诅咒的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又一次被监禁了。这时，一位游击队员前来报告：“有一位西班牙领事要马上动身，立即去瑞士，因为他有一个约会，能放他走吗？”拉扎罗说：“等一等，我去检查一下。”“西班牙领事”操着流利的意大利语向拉扎罗居高临下地发起了牢骚。拉扎罗坚持看一下他的证件，发现证件上有一个图章是印上去的。原来，“西班牙领事”不是别人，正是墨索里尼的情人克拉拉·佩塔奇的哥哥。克拉拉·佩塔奇也在车上，她是墨索里尼逃跑时特意带上的，车上还有克拉拉的嫂子和两个侄儿。游击队很快扣留了佩塔奇一家，不久就弄清了那个穿着华丽皮衣的女人便是墨索里尼臭名昭著的情妇。

　　墨索里尼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不时有人前来审讯他，游击队总部为防止法西斯分子再次“营救”，决定将其就地正法。墨索里尼请求给予克拉拉特别照顾，但人们早已恨透法西斯和臭名远扬的佩塔奇家族，游击队决定将她与墨索里尼一同处死。

　　为了防止意外，游击队总司令部派共产党人瓦尔特·阿乌迪西奥等人来执行枪毙墨索里尼的命令。他们来之前，共产党领导人路易吉·隆哥命令：“对墨索里尼应立即处决，不要故意拖延，不要节外生枝。对他不需要什么判决书。”

　　1945年4月28日，汽车沿着田间小路开到一座孤零零的别墅前，在距离铁栏杆4米多的地方停下。阿乌迪西奥命令墨索里尼和克拉拉：“下来！”然后用枪对准了他们，命令他们往铁栏杆左边走，站在别墅的围墙前边。

　　克拉拉双手搂着墨索里尼的脖子，两人紧紧地靠在一起。阿乌迪西奥向墨索里尼和克拉拉正式宣布判处他们死刑。克拉拉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便大喊大叫起来：“不行！你们不能这样干！你们不能就这样把我们杀掉！”阿乌迪西奥命令说：“你要不想死，就在旁边站好！”他扳动自动步枪，枪是空的，里面没有子弹。他向当地游击队政委莫莱蒂喊道：“把你的枪给我！”这时墨索里尼突然想到要死得“壮烈些”，便一把扯开衣领，叫道：

　　“往胸部上打！”克拉拉上前去夺枪，被阿乌迪西奥一枪击中心脏，应声倒下。随后，阿乌迪西奥向墨索里尼射去两排子弹。墨索里尼身中9弹，罪恶累累的法西斯头子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阿乌迪西奥处决墨索里尼和克拉拉后，又处决了其他13名法西斯要犯，其中包括克拉拉的兄弟、法西斯情报处头目佩塔奇。

　　4月29日清晨，运载15具法西斯要犯尸体的汽车从米兰的一家旅馆开出，直奔洛列托广场。

　　墨索里尼被处死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一些顽固的法西斯女党徒闻讯后，削去长发，在额头上涂上红色的镰刀锤子徽记，来到米兰大街，向她们的“领袖”致哀。

　　广大人民则前来雪恨，一个男子冲到墨索里尼的尸体前，朝着他的脑袋狠狠地踢了几脚。一位妇女对准墨索里尼的尸体开了5枪，为她的5个儿子报了仇，她的5个儿子均被法西斯拉去当兵，死于战场。

　　前来报仇的人越来越多。为了解人们心头之恨，游击队员将墨索里尼等15人的尸体，用绳子倒挂在广场旁一家加油站的顶棚上，此举宣告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彻底结束。

　　墨索里尼，这个意大利人民曾经寄托无限希望的人，但他丧心病狂、不自量力、疯狂扩张，把意大利人民紧紧绑在德国纳粹的战车上，将意大利推到战争的深渊。而现在他终于在他发家的起点米兰，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是正义的审判！

东条英机

武士道造就的狂人军官

　　1884年12月30日，东条英机在日本东京的一个军人家庭里出生了。

　　他的父亲东条英教早年毕业于陆军教导团，是一位由下级军官逐步晋升为大将的大军阀。

　　东条英教作为日本陆军建军之父、来自德国的麦克尔将军的得意门生，是当时陆军部内屈指可数的战术家。他所著的兵书《战术麓之尘》甚至被称为日本“陆军之宝典”。

　　此外，东条英教在1877年曾参加过著名的“西南战争”，为明治天皇平定西乡隆盛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他又作为大本营的高级参谋，辅佐日军参谋总长川上操六，竭尽出谋划策之能事。

　　日俄战争中又担任野战军第三旅团旅团长，率军征战中国东北，为打败俄国，扩张日本的势力范围立下“显赫战功”。

　　东条英机的母亲德永千岁是九州小仓万德寺住持的女儿，曾生有7男3女。她朴实而严谨的性格，也给东条英机以很大的影响。

　　东条英机排行第三，但由于两个哥哥均早夭，就成了长子。东条英机自幼是个顽皮好动，经常玩得忘了吃饭的淘气鬼。在他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时，进入了当地的四谷小学念书。

　　跨入校门的他玩性不改，总是把功课抛在脑后，与同学打打闹闹，他的性格倔强，从来不服输，并以“打架大王”著称。

　　个子不高的他在打架时既不怕人高马大的高年级学生，也不怕对手人多势众，打输时绝不求饶。因此，他的小学校长曾说：“东条英机在打架和不服输这一点上，确实是全校的冠军。”

　　为了培养儿子的武士道精神，东条英教专门请了一位名叫日比野雷风氏的武士，教东条英机习“神刀流剑舞”，这正适合东条英机的“口味”。

　　于是他专心习之，进步较快，并经常在公众场合表演他的这出拿手戏，以此哗众取宠，满足其虚荣心，借以宣扬“虎威”。同时，这也慢慢培养了东条英机“杀身成仁”的精神。

　　光阴荏苒，在军阀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下，“大和魂”在这个顽童身上扎了根，东条英机决心像他父亲那样，作一个横行侵略，东征西杀，为天皇效忠的武士道军官。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1899年9月，东条英机进入了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从此迈出了他军旅生涯的第一步，此时他才16岁。

　　东条英机穿上军装，最开始接受的“入学训示”便是：刻苦训练，严于律己，勇猛冲杀，视死如归，为大日本帝国征战建立功勋，效忠天皇。

　　可是，童年的荒废，使东条英机除了打架厉害，其他都不算好。

　　一次，他与七八个同学打架，寡不敌众，被打得狼狈不堪。这次挨打对东条英机来说算是“因祸得福”了，他幡然悔悟：“一个人力气再大，也只能对付少量敌人，要战胜众敌，还得靠学问。”

　　于是，他猛然在学习上用起功来。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他也不求助于人，总是独来独往，凭自己的力量单干。这样，升入二年级后，东条英机的学习成绩好了起来。

　　在地方陆军幼年学校的3年岁月里，东条英机一直以那些为日本天皇东征西杀、横行侵略的“荣立战功”的武士道军官为自己学习的楷模。

　　经过3年严格训练之后，1902年9月，19岁的东条英机升入了陆军中央学校。

　　1904年，震惊世界的日俄战争的战火在中国的领土上燃烧。日本举国动员，加紧扩军备战，东条英机跃跃欲试，趁机又进入了向往已久的日本士官学校“深造”。

　　士官学校是日本帝国主义培养反动高级军官的摇篮，兴起于明治维新时期。士官学校的《军人训诫》强调忠君思想为军人精神之本。学校实行奴化教育，除了有关军事课程以外，还竭力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毒素，培养武士道精神。

　　甲午战争中，日军在旅顺制造的屠杀中国军民的惨案，及日俄战争中乃木希典发明的“肉弹”战术等，都是在野蛮的武士道精神培育下出现的。

　　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还对国民强制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企图把全国变成一座大兵营，把国民都变成“肉弹”，送到战争的前沿。甚至规定，每个将士在战场上临死前都要高喊“天皇万岁”。

　　随之，以士官学校毕业生为骨干的日本“皇军”实力很快膨胀起来。东条英机恰逢其时，成了从士官学校培养出来的一株毒草，他的思想深处充满了军国主义的毒素。

　　他对明治天皇所封的“圣将”——乃木希典尤为崇拜，并决心成为乃木式的将军，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建立“功勋”，并以此“光宗耀祖”，让自己的“英名”永世传颂。

　　东条英机所崇拜的乃木希典，原是日本陆军第三军司令官。日俄战争中，乃木一味蛮干，置广大士兵生命不顾，强迫实施“肉弹”攻击，用鲜血和白骨为天皇制军国主义铺设了“胜利之道”，体现了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中宣扬的武士道军人不以生命为重的思想。

　　乃木踏着成千上万士兵的尸体，爬上了大将的高位，更对天皇感恩戴德。当明治天皇死去时，乃木和他的妻子也一道剖腹殉死。这就是东条英机所崇拜的“圣将”，这就是他心目中的楷模！

　　东条英机经过“刻苦”的学习和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于1905年4月，从士官学校毕业了，毕业时被授予陆军步兵少尉军衔。

　　在离开士官学校以前，东条英机与全校300名学生在皇宫振天府前宣誓：“要为天皇而死，要作天皇陛下的御盾，粉身碎骨心甘情愿！”以此激发武士道精神。

　　此刻，那“望子成龙”的父亲东条英教也异常激动，不断为东条英机摇旗呐喊：为天皇效忠的时候到了！从此，东条英机结束了军校生活，开始了法西斯军官的新生涯。

　　东条英机从士官学校毕业时，日俄战争已到后期。但他仍作为少数几个“幸运儿”分配到了前方，只不过没有亲身参加战斗就随军“凯旋”了。

　　回国后，东条英机曾做过几年下级军官，后利用父亲的关系进入陆军大学学习，于1915年毕业。其间先后担任过陆军省副官、陆军大学教官、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长。

　　同时，他也在寻找为天皇荣立战功的机会。他和一些军国主义者竭力鼓吹向中国东北出兵，进而征服中国大陆，作为向东亚、南亚等地侵略扩张的基地。他的军国主义思想，是和当时日本政府的主张相一致的。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势力不断扩张。按“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日本一方面与东北军阀张作霖进行政治交易；另一方面又强迫当时卖国的袁世凯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得寸进尺，实现其灭亡全中国的野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德等西方列强积极参战，改变了列强在中国及亚洲的力量对比。

　　东条英机紧步日本军国主义“元老”们的后尘，叫嚷：“对日本来说，现在是天赐良机。”日本军国主义于是趁西方列强应付大战的时机，阴谋扩张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推行“大陆政策”的狂妄野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残害进步人士的“剃刀将军”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很快波及了日本，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日本一方面在国内疯狂镇压左派，另一方面加紧进行经济和军事上的准备。

　　在军事方面，东条英机作为参谋本部整备动员课长，积极协助，异常活跃，对侵略东北的行动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本来，中国东北丰富的资源宝藏已成为日本垄断资本家掠夺的对象：鞍山供给铁，抚顺供给煤，从吉林、黑龙江的大森林取得木材。这样，日本每年从中国东北掠夺大量的重要物资。

　　此外，日本又大搞对外投资，在中国东北的外国资本中，七成以上是日本资本。至1931年年末，日本向中国东北投资总额达17．5亿日元，使东北变为日本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重要场所。

　　所以，中国东北经济的荣衰与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生死攸关。

　　而当时东北经济深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负有盛名的大豆、豆饼等农产品的出口额也显著减少。1929年大豆出口额为300万吨，至1930年则锐减至223万吨；大豆及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也大为降低，从而引起了深刻的农业危机。

　　中国东北居民因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而降低了购买力，使日本和中国东北的贸易大大缩减，同时也使“满铁”的收入严重下降，甚至第一次出现赤字。

　　“满铁”经营的不振、经济危机的打击，以及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高涨，更加使日本反动派感到恐慌。

　　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渊之中。他们为了摆脱危机，寻找出路，并企图把东北变为镇压中国革命的据点和反对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前沿阵地，便把侵略中国东北作为一个“救命符”，悍然走上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

　　当时，日本进步势力反对侵略战争，但日本反动政府采用法西斯手段予以镇压，如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起诉的，1929年有4000多人，1930年增至6000多人，1931年则达10000人以上。这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需要用法西斯手段加速扩充军备和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进程。

　　为了实现对中国的侵略，日本政府不仅大造舆论，而且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加紧准备侵略战争。

　　早在1929年，日本就曾在京都、大阪、神户等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国家总动员演习，训练如何在空袭下进行军需生产、保证军需品的调拨和运输。

　　日本政府又于1929年12月颁布了《产业合理化纲要》，1930年6月成立了临时产业管理局，1931年4月发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通过这些措施，在许多工业部门强制建立卡特尔，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把国民经济纳入战争经济的轨道。

　　在军事方面，以东条英机的密友、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为中心，组织4次“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侦察情况，暗中制订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

　　身为参谋本部整备动员课长的东条英机，从中积极协助。据他们估计：当时整个东北约有25万中国军队，其中沈阳附近约有20000精锐部队，并拥有飞机、战车、兵工厂、迫击炮厂等，而关东军只有10900人，因此石原密谋“以寡制众”。

　　与此同时，日本军部也在策划侵占中国东北的方案。

　　经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和准备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突然袭击。

　　当天夜里22时30分，日寇按事先布置，以一小股工兵在沈阳城北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沟，用炸药炸坏了不足一米长的一段南满铁路路轨。日寇随即以此为借口，诬陷中国，并立即用事先从旅顺运来的大口径榴弹炮猛轰北大营。翌日凌晨，日军占据北大营，同一天占领整个沈阳城。

　　在占领沈阳的同时，日寇还分兵几路攻打长春、四平、公主岭等地的中国兵营。9月21日占领吉林省省会和吉长、吉敦两条铁路。

　　22日，又侵占辽源四洮铁路。前后不到一周时间，除辽西以外，辽宁、吉林的大片河山已沦于日寇铁蹄之下。

　　同年11月，日寇侵占了黑龙江省；1932年1月2日占领了锦州，中国军队奉蒋介石之命全部撤至关内。仅仅3个多月的时间，美丽富饶的东北三省就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噬了。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分子更加趾高气扬。为了给日本的殖民统治蒙上一块遮羞布，他们在东北导演了一个“自治”、“独立”的丑剧。

　　1932年2月16日，成立“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声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并决定成立“满洲国”，把日军从天津劫持去的早已被推翻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抬出来“执政”。

　　9月15日，日本胁迫伪满签订《日满议定书》，用法律形式固定了日本强占的各项殖民特权。这样，日本就在整个东北地区建立了野蛮的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殖民统治。

　　在侵略扩张活动中，日本法西斯势力起了极大的作用。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在经济危机的高潮中纷纷出笼。

　　法西斯分子在煽起侵略扩张的沙文主义恶浪的同时，竭力在日本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他们不惜制造一系列暗杀、政变的流血事件，来推动国家的法西斯化。

　　1932年5月15日，一批法西斯军官发动政变，刺杀了当时的首相犬养毅，袭击了政府和政党的重要机关以及重要的金融机构。1933年7月，法西斯分子又搞了一次未遂的政变阴谋。

　　为了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以东条英机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积极鼓吹法西斯的“总体战”思想，大肆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他们广为散布一个觊觎世界霸权的“八纮一宇”侵略扩张口号。

　　他们极力美化侵略战争，把它说成是“神圣事业”、“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并肉麻地吹捧法西斯军人为“国家之花”。

　　日本军事当局大肆宣传“武士道军人典范”及大军阀乃木希典在日俄战争中使用过的“肉弹攻击法”，即凭借武士道、“大和魂”以士兵肉体为“武器”，不计伤亡、死打硬拼的战法。他们还在少年中灌输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

　　在这样的年代里，东条英机充当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急先锋，狂热主张侵略东北、吞并中国。

　　1933年，东条英机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同年11月，被任命为军事调查部部长，专门调查和镇压所谓“思想不轨”和反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人。面对人民的强烈反战活动，东条英机进行了残酷镇压。

　　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日本军事调查部以“叛国”和“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先后逮捕、枪杀了数以万计的进步人士。东条英机凭借其“卓越的战功”，赢得了“剃刀将军”的称号。

实施细菌实验的罪恶元凶

　　东条英机作为关东军宪兵司令，为了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建成侵华反苏的战略基地的构想，在“强化治安”名义下，以他的“剃刀效率”，依靠宪兵和警察的恐怖行动，残暴屠杀了大批东北抗日军民，欠下了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派驻中国东北侵略军——关东军只有一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共10000多人，主要驻扎在长春到旅大、沈阳至安东的南满铁路沿线。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的秘密换文和《日满议定书》中都规定，伪满洲国的“国防和治安委诸日本”，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日本国军驻于满洲国内”。这就为关东军盘踞伪满洲国披上了合法外衣。

　　关东军的任务，一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二是积极准备大举侵略中国和进攻苏联。

　　因此，关东军兵力不断增加。除原驻部队外，第二十师团、第八师团、第十师团、第十二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第九师团、第七师团、第四师团、骑兵师团、第十六师团、骑兵第三旅团、装甲兵团等，都曾调到伪满洲国。人数最多时，关东军曾号称100万人。另外，由于伪满洲国内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因而关东军有相当大的预备力量。

　　此外，东条英机在东北设有庞大的间谍特务网。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它是对中国和苏联搞特务阴谋活动的中心。

　　这个中心把日本帝国主义的触角和耳目安设在四方。在长春、沈阳、大连、锦州、承德、牡丹江、丹东、佳木斯、延边、兴安、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都设有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分支机构，从而构成了遍及全东北和察蒙的日本关东军间谍特务网。

　　反映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的标志之一，是伪满洲国拥有庞大的警察队伍和警察机构。而这些机构和队伍是由日本大特务和浪人甘粕正彦一手拼凑起来的。

　　甘粕是东条英机镇压东北人民的主要帮凶和助手，他在当日本宪兵期间，曾因残酷镇压进步人士而臭名远扬。窜入中国东北之后，与关东军秘密勾结，积极参与了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伪满洲国成立后，他成了伪满的警察头子。

　　1932年3月1日，在伪民政部内设立“警务司”，甘粕任“警务司长”，而“警务司”是伪满初期的警察总部。各省设有警察厅，各县设有警务局，下设警察署和派出所，专门进行逮捕、侦缉和迫害抗日人员与进步人士的罪恶活动。

　　伪满特务中心保安局，是1937年在东条英机的直接指挥下，由关东军第三课的片仓衷和第二课的山岗参谋等人策划建立的。

　　其目的是与日伪军警的武装镇压和法西斯统治相配合，专门从事所谓“秘密战”，对外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对内的主要目标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民族抗日力量。这是一个与关东军宪兵队保持密切关系的完全秘密的特务组织。

　　该局设有庞大的地下网，特工人员都以秘密身份活动，并拥有极大的权限，可以对警察、关税、国道局、航空等部门下达业务上需要的指示。

　　保安局的所谓防谍地下组织，称为特谍班，即特别侦察班，他们都有伪装的秘密据点和进行迫害及屠杀的秘密监狱。

　　东条英机就是依靠这些军、警、宪、特力量，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治安肃正”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所谓“治安肃正”，实质上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围剿”、屠杀和镇压。“治安肃正”的主要目标不只限于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而且对于手无寸铁的一般平民百姓也大施淫威，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和迫害。

　　1932年9月15日夜，辽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途经平顶山，袭击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长日本人渡边宽一，带走了大把头郑辅臣，然后撤出。

　　驻抚顺日军守备队随即报复，16日下午，包围了平顶山村庄，伪称给老百姓照相，连欺带逼，挥舞刺刀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这时在汽车上和山坡上早已布满了机关枪，人群刚刚站定，机枪就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

　　屠杀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尸横遍地，有的人在呻吟、蠕动，日本强盗又用刺刀挨个捅死。然后，他们又用二三十桶汽油把全村700多座房子烧毁，屠杀了3000多名矿工和平民百姓。

　　日本法西斯强盗犹嫌不足，随后又到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130余人，在东西两个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守备队为了掩盖罪行，将平顶山被害群众尸体全部烧掉。这可以说是“治安肃正”和“三光”政策的一次初演。

　　1936年，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妄图在3年之内消灭一切抗日力量。

　　这一计划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为主要目标，并且首先在抗联活跃地区东边道一带付诸实施，总兵力有16000多人。讨伐部队与当地日伪军警配合，轮番扫荡，使当地居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

　　同年7月，驻柳河县大荒沟的日本守备队中山大尉的部下到白家堡子及横虎头进行“讨伐”，途中被抗日武装击毙11人。

　　中山闻讯后，亲自指挥守备队把白家堡子周围方圆25千米划为“通匪区”，在这个区域内，遇人就杀，见房就烧。这一次共屠杀和平居民360多人，最后用9个大坑掩埋了尸体。

　　从1937年起，日伪军的军事镇压转向以伪三江省为主。

　　这是因为自1936年抗日联军成立后，这个东北地区的东北角成了抗联第三军至第十一军的活动地区。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抗联更加活跃，给侵略者以很大打击。

　　于是，以植田谦吉为司令、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制订了大规模的讨伐计划。参加的军、警、宪、特达30000多人。侵略军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同时，由于日伪军实行步步为营、篦梳山林的残酷围剿，抗日联军遭到很大损失，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日本法西斯强盗不仅通过“清剿讨伐”、“归屯并村”、“三光政策”屠杀抗日军民，而且还通过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毒杀中国人民。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在我国东北建立了由关东军领导的细菌实验所。该所由日本著名细菌战专家、日本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主持。

　　1932年至1933年，石井在黑龙江省肇东县满沟和五常县背荫河进行细菌研究工作。

　　1935年至1936年，关东军在东北设立了准备进行细菌战的两支秘密部队，一支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支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

　　1941年6月，苏德战争开始后，两支部队分别密称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前者由石井主持，后者由若松主持。而关东军第六五九部队则是这两支秘密部队的对外总称。

　　第七三一部队驻在距哈尔滨市20千米的平房一带，建有庞大的军用市镇，其中设有许多办公室和实验室，储存大量原料。周围划有禁区，严守秘密。部队占地超过7．5平方千米，拥有3000多名工作人员。

　　第一○○部队设在长春以南10千米之外的孟家屯，也拥有大量房舍、特种设备和大片土地。这两支部队分别配有由关东军各部队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主要任务是在战争中实际使用各种细菌武器。

　　第七三一部队培养的细菌有：鼠疫、霍乱、坏疽、炭疽、伤寒、副伤寒以及其他细菌。

　　在研制过程中，不仅使用动物，而且用活人进行实验。为此，还专设有可容纳三四百人的内部监狱。此部队还专门制造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如自来水笔式和手杖式投掷器、瓷质飞机弹、石井式飞机弹等。该部队生产细菌的设备，规模庞大，按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来说，每月能培制出300千克鼠疫细菌。

　　第七三一部队用活人进行实验，是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正式批准的。一个亲自进行这种灭绝人性实验的战犯，供述了一次用活人进行伤寒病传染实验的情况。他们预先准备了一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分给大约50个中国“犯人”喝了。

　　这些人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的注射。遭受实验而发病的这些人，被严格看管，进行观察，而且为了保密，部队工作人员通常把被残害的人称为“木头”。

　　第七三一部队还进行类似战斗环境的野外活人细菌实验。他们借助电流爆炸细菌弹，使被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受炭疽热的传染。

　　日军还采用同样的办法进行鼠疫病菌和坏疽菌的实验。凡采用这种办法实验坏疽菌的中国战俘，经受一周的痛苦折磨后全部死去。为了研究治疗，有的人被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直至死亡为止。

　　实验的目的在于使用。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细菌战争危害极大，遗患无穷。

　　1937年和1938年，在伪兴安北省蒙古族部落里发生了严重的鼠疫。1940年，在伪兴安北省三河附近发生3例炭疽。

　　1940年夏，石井四郎亲自率领一支特别细菌远征队到华中战区，在宁波一带用飞机散布鼠疫。1941年，该部队再次派远征队到华中常德，从飞机上撒播了传染鼠疫的跳蚤。

　　1942年，当日本侵略军从华中某战区退却时，第七三一部队又进行了一次细菌战的远征。这些都和日本细菌部队的活动有关，致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

　　东条英机在残酷镇压东北抗日军民的同时，还梦想着向关内扩张。他曾派遣特务去内蒙古策划独立，诡计不成，又策划伪蒙军队进犯绥远，结果遭到绥远军民的沉重打击。然而，他的扩张野心并未就此收敛。

　　1937年6月，他在写给日本大本营的奏折中说：“从准备对苏联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

　　东条英机认为，尽早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是“上策”，就是妄图一举吞并全中国。

鼓噪对外侵略的战争魔头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身为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认为大举西侵的机会已经到来，就迫不及待地率领一支关东军精锐兵团扑向山西，一个月后，占领了大同。

　　攻占大同之后，东条英机马上命令向太原发起进攻。他们在占领平定县城后，继续烧杀抢掠，肆意强奸妇女，同正在南京疯狂杀戮的日寇展开了杀人竞赛。

　　东条英机兵团进攻之神速，深为日本天皇和法西斯头目所赞赏，被称为关东军的“闪电式作战”，东条英机因此获得了日本政府的第一张“战功奖状”。东条英机踌躇满志，反动气焰更为嚣张。

　　1937年11月，日本同德、意法西斯签订了“防共协定”，法西斯轴心国侵略集团正式形成。三国拟订了加强合作以对付苏联的基本方案，同时决定寻找机会向苏联挑衅，以试探一下远东苏军的虚实。

　　1938年7月30日，日本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开始了。日军一个营抢占了临近中苏边界的张鼓峰以北的沙草峰。苏方于8月5日奋起反击，激战5天，将日军全部击退。日军损失严重。

　　东条英机是张鼓峰事件的鼓吹者和阴谋策划者，向苏发动进攻，是他梦想多年的愿望。张鼓峰挑衅的失败并没有使他甘心，几个月以后，在日本“陆军管理事业恳谈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所谓“爆炸性”演说。

　　他疯狂叫嚣要确定“对苏中两国同时正面作战”的紧急任务：“今后由于面临准备对苏中两国同时进行武力作战之必要，必须倾注人马资财之全力以建设新军备。”他强调：“今后一个时期要排除所有障碍，向军备之充实、军需生产之飞跃扩充以及基础生产力之扩充而迈进。”

　　东条英机的“爆炸性演说”发表之后，立刻在日本经济界和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地方的股票一齐下跌，他被人们咒骂为“战争魔王”。

　　但不管是在张鼓峰的碰壁还是本国人民的咒骂，都未能使东条英机放弃进攻苏联的念头。

　　1939年5月，他又在中国东北的中蒙边境制造了诺门坎事件。然而这次军事挑衅，日军失败得更惨，共计伤亡50000多人，损失飞机200架，火炮损失达72％。

　　这次失败好比当头一棒，震碎了东条英机妄图向苏联扩张的美梦。日本法西斯开始考虑在北方对苏联“保持静谧”，转而集中力量向南方寻找出路。

　　北进失败使得日本更加迫切地企图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然而，由于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和在华兵力的严重不足，日寇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相持阶段。战争形势的变化，使得日军本部再次改变对华政策。

　　1938年7月，日本召开五相会议，提出“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日本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一方面变本加厉地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运动。在这一背景下，东条英机等人提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

　　1940年，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极大地鼓舞了日本法西斯政府。日本妄图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进攻昆明、西安、重庆，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面对日军的嚣张气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毅然发动“百团大战”，迫使日本陆军更换华北军团司令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扩张野心。

　　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政府再次更换内阁，由近卫文麿出任首相。近卫文麿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人物。他出身贵族世家，却标榜亲近平民；口口声声向往和平，却是对华大规模战争的主谋和决策者。

　　近卫组阁，首先看中了有着侵华战绩和具有“剃刀将军”之称的东条英机。在近卫的推荐下，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大臣，爬上了陆军最高统帅的交椅。

　　新首相和大臣们果然默契，刚组阁4天，就抛出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新国策。对内实行全国总动员，对外密谋与德、意签订同盟条约，通过外交欺骗保持美、苏的中立。

　　在此基础上，日本集中力量进军东南亚，趁英、法无暇东顾之际，攫取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殖民地。

　　在这一国策的指导下，1940年9月27日，日本、德国、意大利同盟条约建立，日本正式把自己牢牢绑在了法西斯战车上。

　　东条英机就任陆军大臣，成为左右日本政局的实力派人物绝非偶然。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就把占领亚洲、称霸世界作为基本国策。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新兴资本主义的扩张欲望和封建的武士道精神交融混合，使得日本举国上下都把侵略和扩张当成天经地义的神圣职责。

　　至20世纪初叶，随着经济危机和国内、国际矛盾的加剧，对外扩张的暗流急剧扩大和显现，终于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暴力暗杀，连内阁中的高级成员都难免一死，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而东条英机等人的平步青云，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潮流的力量之大。

　　作为一名老奸巨猾的政治人物，东条英机对为官之道十分明了。他知道，侵略、扩张、效忠，既是日本国运所系，也是自己奋斗的“神圣”事业。在这样的信念面前，任何有碍日本对外扩张的人，甚至任何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人，必须毫不客气地予以清除。

　　东条英机的第一障碍目标是外相松冈洋右。

　　松冈是一个乖戾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办事机智伶俐，却又浮夸外露，有“五万言先生”之称。

　　近卫首相任命他为外相，实际上是看中了他口若悬河的外交口才，想以此掩盖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然而这位自命不凡的外交大臣却经常自以为是，在许多重要决策上给内阁添麻烦，特别是与陆相东条英机常有抵触。

　　1940年5月，希特勒横扫欧洲的消息传到日本，东条英机大喜。他认为，希特勒打败英法，正好给日本掠夺战略资源提供了良机，因此，应当立即出兵占领东南亚。然而，松冈却极力反对。

　　1941年6月，希特勒悍然发动对苏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东条英机却敏锐地发现，德国打败苏联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加上两次进攻苏联受挫，日本绝不能“北上”，而应当趁机“南进”。然而，富有煽动力的松冈到处游说，反对南进，力主进攻苏联。

　　东条英机对此十分恼火。在东条英机的策划下，近卫内阁于7月16日集体辞职，但在第二天又重新组阁，能言善辩的松冈便被排除在内阁之外。新任外相丰田贞次郎立即执行东条英机的主张，几乎不费力气就迫使法国维希政府同意日军和平开进东南亚地区。

　　入侵东南亚虽然为日本国内注入了一支高效兴奋剂，促使外扩潮流再掀高潮，但也由此惹恼了英、美等国。本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抱着各自的政治目的，企图用日本扼制苏联和中共的不断壮大，而对日本实行所谓的绥靖政策。

　　日本的南进政策使得美国如梦初醒，突然感受到严重的威胁。于是，美国决定给日本点颜色看看。

　　1941年7月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停止一切日美贸易，冻结所有日本在美资产，并对日本实行禁运。随后，英国、中国、荷兰也相继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一举措使日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是否与美国针锋相对、斗争到底，近卫文麿心中没有底。他召来了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想了解日本到底能不能与美国抗衡。

　　山本五十六早年曾出使美国，对于美国强大的工业基础了如指掌。他在分析了日美的实力后，对近卫说：“如果在一年或一年半内能够结束，则有希望取胜，如果时间再长的话，那么就没有把握了。”

　　这实际上是说，日本海军只能撑一年半的时间。近卫听后十分恐慌。第一次组阁时，他向天皇保证半年就解决“中国问题”，至今拖了三四年依然毫无进展。近卫犹豫了，这位首相，在是否与美国为敌的问题上开始退缩。

　　8月4日，近卫召见陆相东条英机和海相及川，说出了自己要与罗斯福举行会谈，争取和平解决争端的想法。

　　东条英机闻听十分生气，他极力说服近卫，不要对和平谈判抱有任何幻想，解决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要打，与美国开战。然而，近卫仍然没有信心。东条英机认为，近卫实际上已经成为实现日本帝国和自己事业的绊脚石。

　　东条英机下定决心：搬掉他。

　　于是，从1941年9月开始，东条英机便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他先是唆使自己的亲信利用各种场合反对近卫的和谈主张，继而在9月18日暗中纵容对近卫首相进行人身袭击，同时，大骂海军“推卸责任，是懦夫行为”。

　　10月14日，近卫再次会见东条英机。近卫建议东条英机在撤军问题上做做样子，要谨慎行事。

　　但东条英机已经下定决心，迫使近卫辞职。他在内阁会上大声宣布：

　　“关于撤军，我坚决不会让步！”又向主张和谈的海相大发雷霆。近卫及一班阁僚呆若木鸡。在东条英机的威逼之下，仅仅过了数小时，近卫就提出了辞呈。近卫的倒台，实际上成了东条英机上台的铺路石。在陆军操纵政局的形势下，除了东条英机，谁还能稳住政局？连世袭贵族，与天皇关系亲密，而且势广权重的近卫都不行，别人哪敢问津？因此，尽管许多人反对，尽管宫内大臣对东条英机不太满意，天皇和重臣们还是下令由东条英机组阁。这个从小立志做将军的战争狂人，终于踏着无辜者的尸骨，爬上了日本政府最高统帅的宝座，同时被授予陆军大将军衔。11月18日，57岁的东条英机宣誓就任首相，兼任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和“对满事务局”总裁。

批准实施偷袭珍珠港计划

　　东条英机担任日本首相，引起了日本国内外人士的密切关注。

　　军国主义分子欣喜若狂，宣称这个抉择将鼓舞日本“起来对付紧急局面并给予反对轴心国的诸强国以巨大打击”；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对其嗤之以鼻，担心其将日本拖入更深的灾难。

　　东条英机在猎取了首相的高位之后，同时身兼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的要职。

　　他签署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逮捕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英雄、苏联谍报员佐尔格以及日本进步人士、原首相近卫的私人顾问尾崎秀实，并残酷地杀害了他们。与此同时，他还下令逮捕和枪杀了众多的日本反战人士，以便为南进扩张扫除后顾之忧。

　　为了尽快实行南侵计划，东条英机连续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反复研究策略。当时，日本海、陆军头目南进之心极为迫切，要求内阁立即作出决定。

　　参谋总长杉山说：“不能再花四五天时间去研究了，必须速决！”

　　这种求战情绪正合东条英机的心意。但他故意装腔作势地说：“我能理解最高统帅部为什么紧催，不过政府还是要小心地、负责地把问题研究一下。”

　　在同美国是开战还是谈判的问题上，东条英机提出3种方案，让僚属裁决：一是即使蒙受巨大困苦，也要避战；二是立即决定开战；三是在继续谈判的同时，做好必要时开战的准备。

　　最后决定采取第三个方案：一方面继续谈判，一方面备战，通过玩弄外交骗局给日本带来军事上的好处。

　　东条英机一面派遣特使去华盛顿谈判，一面在国内进行战备动员。他竭力强调南进的必要性和绝对性。

　　他对政府重臣说：“美国没作一点让步，只是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

　　他说，与美国最重要的争论是中国的驻军问题。当他谈到这场令人沮丧的侵略战争时，还动了感情：“我们派出了百万大军，付出的代价是数十万人的伤亡，家庭失去亲人的悲伤，历时4年的苦难，还花了几百亿日元。”

　　他认为，如果把军队撤出，日本就将失掉“满洲”、朝鲜和台湾。因此，他宁愿冒剖腹自杀的危险，也要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为了推卸扩大战争的责任，他在国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日、美谈判成功与否取决于美国：“美国不得干涉日本对中国事件的解决”；不应对日本“实行直接武力威胁”；应该取消封锁；应尽力使“欧战不蔓延至东亚”。

　　又要侵略扩张，又要寻找借口，这就是东条英机的逻辑。

　　日、美谈判的结果很快传到东京。美国提出的“和平解决”的条件是：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海、陆、空和警察部队，废除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

　　东条英机收到这一电报，顿时暴跳如雷，他咆哮道：“‘满洲’是用巨大的血汗代价得来的，失掉‘满洲’就意味着经济上大难临头！”

　　说完，他立刻责令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尽快实施以“Z”命名的对美作战方案，即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的计划。东条英机要求海军必须尽快确定前往出击地点的航线。

　　就在山本认真考虑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东条英机又命令侵华部队中的3个师进行热带作战训练，准备进兵东南亚。

　　厉兵秣马之际，东条英机再度进行战争动员。他主持召开了临时议会，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说英、美阻碍日本帝国事业的发展，号召国民精诚团结，节衣缩食，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战争。

　　他强迫议会通过了追加38亿日元临时军费预算方案。他大声疾呼，现在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全体军民都要为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而奋斗。

　　偷袭珍珠港，给美国太平洋舰队以毁灭性的一击，这是东条英机早已下定的决心。但是紧锣密鼓备战之际，日本特使仍在华盛顿同美国维持着谈判局面。这正是东条英机的障眼法。

　　随着战争的逼近，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一些大臣仍然不相信日本会轻易取胜。这种悲观情绪使东条英机甚为恼火。

　　他在一次军政高级官员联席会议上说：“请相信我们的话，我们有能力占领东南亚，并取得足够的石油。”他加重自己的语气，力图使人们深信。

　　日本只能扩大战争，此外别无他路。他振振有词地说：“我们不能向英、美低声下气，在中国事变中，我们已经丧失16万人，还有200多万人在吃苦头。不能再吃苦头了！如果再这样连续几年下去，连打的机会都捞不着了。我们已经丢失了不少宝贵的战机！”

　　尽管仍然有人反对向美国开战，但东条英机斩钉截铁地说：“日本的兴衰完全由神决定了。”而日本天皇就是神的化身，最后，东条英机恳请天皇批准开战。

　　他说：“日本帝国正处于光荣和败亡的十字路口。如陛下决定开战，我们定将竭尽全力以报效皇恩。政府与军方更要紧密地团结，举国一致，确信必胜。”就这样，日本天皇裕仁终于批准了进兵东南亚的罪恶计划。

　　就在天皇批准开战3小时后，山本五十六向进攻珍珠港的部队发出密令：“按原计划11月8日发起攻击”。

　　1941年12月7日黎明，日本联合舰队按照东京大本营的命令，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进攻。

　　至9时45分，袭击结束，美国海军基地遭受重创：18艘舰只被炸沉或严重炸坏，188架飞机被毁，195架飞机被炸坏，美军死亡2400人，重伤和失踪2200多人。

　　日本取得偷袭珍珠港的成功后，东条英机政府却贼喊捉贼。

　　12月8日，东条英机政府又发表声明说：“盖确保东亚之安定，贡献于世界和平，乃是帝国既定的国策。”“东亚之安定与帝国的存在正濒临危殆。事已至此，遂颁发对美国及英国宣战之大诏。”

　　先进攻，后宣战，偷袭了对方，再编出理由，东条英机可谓煞费苦心。

鼓噪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为夺取西太平洋扫除障碍。在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同时也对东南亚发动了进攻，随即占领泰国。日军侵入泰国之后，东条英机政府立即将同盟条约强加在泰国头上，将泰国绑在日本的战车上。

　　1942年年初，日军攻陷了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随后又占领新加坡。

　　东条英机对在短时间内取得一连串胜利欣喜若狂，授意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次胜利。

　　《朝日新闻》的大标题是：

　　大东亚战争大局已定：短短三天内政府攻下新加坡岛，只有我神武皇军才能立此殊勋扩张阴谋得逞，东条英机政府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东条英机开始谋划如何统治被占领国。他对内阁僚属说，缅甸和菲律宾可以允许其独立，但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必须在日本的直接控制下，作为保留“大东亚共荣圈”的直接据点。

　　他说：“太平洋战争之目标，源于我帝国之基业的远大理想，它将使大东亚各国家各民族各得其所，以日本为核心在道义的基础上确立共存共荣之新秩序。”当下，东条英机命令各地日军向既定的侵略目标急进。

　　日本侵略军犹如闯入羊群的豺狼，一时间在太平洋上横行无忌。

　　从1941年12月初至1942年5月上旬，泰国、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以及太平洋上一些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城市，先后沦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之下。日寇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侵占了30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人口达1．5亿，可谓创造了日本东方侵略史上的“奇迹”。

　　面对这一巨大胜利，东条英机乐不可支。他决心与希特勒建立的“欧洲新秩序”密切呼应，迅速建立“东亚新秩序”。

　　东条英机所要建立的“新秩序”，就是对占领区人民进行奴役、掠夺和屠杀，使其老老实实地为日本法西斯战争服务。

　　1942年1月，东条英机在国会演说中叫：“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的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由此扩充我方的战斗力量，同德、意两国紧密合作，互相呼应，更积极地展开作战，一直打到使美、英两国屈服为止。”并提出“战争即建设，建设即战争”的法西斯口号，暴露了“新秩序”的掠夺与剥削的内容。

　　随后，东条英机政府作出了所谓以“日本、满洲、中国及西南太平洋地区为资源圈”和以“澳洲、印度等地方为补给圈”的决定，并制订了资源掠夺计划。按着这一罪恶计划，东南亚的各种物产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

　　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扩张取得一连串的胜利，日本海军将领更加趾高气扬，他们的侵略野心恶性膨胀，向政府提出质问：为什么不能对澳大利亚、夏威夷和印度发动攻势？到现在为止，在征服整个东南亚的过程中，海军损失很小，因此这些战争狂人忘乎所以。

　　海军的狂想正中东条英机的下怀，他马上代表内阁和大本营向天皇启奏：“必须在国力允许的限度下，抓住现在的战机，继续扩大已有的战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造成长期不败的局面，同时迫使美、英经常陷于消极防御地步。”

　　向哪里扩大战果呢？东条英机认为，澳大利亚可能被美、英用作反攻基地，因此必须破坏它同美、英的关系，断绝其海上交通。当下，日本决定占领澳大利亚与夏威夷之间的一些岛屿和港口。

　　于是，日本海军向新几内亚的重要海空军基地莫尔兹比港发动进攻。但出师受挫，作战计划只好无限延迟。在珍珠港被袭击之后，美国打算尽快轰炸日本本土以进行报复。1942年12月18日中午，美国轰炸机首次飞抵日本上空投下了炸弹。这次空袭造成的物质损失不大，但在心理上震动了高傲的日本军国主义，朝野上下一片恐慌。东条英机等人恼羞成怒，决定向檀香山西北的中途岛发动进攻，以示报复。在中途岛战役中，日本再度玩弄诡计诈术，想迷惑美国。但是美国海军司令部通过其情报处，将日本的一切了解得一清二楚。结果这次战役日本遭受惨败，损失大型航空母舰5艘、重型巡洋舰1艘、飞机400多架，兵员损失3500人，而美国的损失则少得多。

　　中途岛惨败的消息传来，东条英机如遭惊雷轰顶，一下子被震懵了，他极力镇定着自己，颤声对参谋长说：“切勿把这一消息泄露出去，要绝对保密。”

　　次日，东条英机晋见天皇，对中途岛失利之事只字不提。后来中途岛战役的幸存者返回日本时，也都被隔离起来，唯恐其向社会上泄露真情。

　　中途岛战役的真相既未告诉公众，也没有告诉那些高级官员。中途岛战役结束几天之后，东京大本营在东条英机的授意下宣布，日本终于“确保了在太平洋上的皇威”，这场战争“确系一战而定全局”。受了蒙骗的东京市民还张灯结彩欢庆了“胜利”。

　　打肿脸充胖子，是东条英机的又一伎俩。然而，把打掉的门牙硬往肚子里吞，那滋味毕竟是不好受的。

　　继日本海军在中途岛遭到重创之后，日本陆军又在瓜岛严重受挫。

　　瓜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美两国军队在这个岛上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较量，最后日本惨败。日本海、陆、空军在瓜岛丧生50000多人，而美军仅阵亡1600多人。从此，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逐步退缩，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1943年4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被美国空军击毙，这好比雪上加霜，使东条英机的心又凉了一截。

　　但是东条英机并未由此联想到自己的末日，反而就山本之死大做文章。他指令宣布“国民战斗精神的刺激剂”。山本被隆重安葬，但东条英机仍然“悲愤”不已。

　　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连连失利，使东条英机坐立不安。

　　在此危急情况下，天皇又召见了他，表示对局势“严重关切”，这更令东条英机震动。他连忙派人去向陆军参谋本部询问“打算在哪里堵住敌军”，但得到的回答是“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都不可能定出堵住敌人的计划”。这使东条英机更是苦恼。

　　他冥思苦想，竭力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最后认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主要工具仍然是“大东亚共荣圈”。

　　东条英机决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他盘算着，当前对日本占领区，需要进一步贯彻“怀柔政策”，给予某些国家以假独立，诱使他们和日本“团结合作”，实行“以战养战”，共同抵御盟国的反攻。

　　他想，若要从中国和其他被占领国家取得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必须把苏州、汉口和天津的日本租界归还汪精卫伪政府，并洽谈签订新的条约。与此同时，给予缅甸、菲律宾某种程度的“独立”，尽量改变日本在亚洲人民心中的形象。

　　按着这一设想，东条英机亲自出访东南亚。在那里，他继续大讲“亚洲是亚洲人民的亚洲”；要把亚洲“解放出来”，给予“政治自由”。

　　一个月后，东条英机的许诺相继“兑现”，先是缅甸被宣布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接着宣布菲律宾“独立”。而这两个国家的元首，都是日本物色的忠实奴才。

　　11月初，东条英机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缅甸、泰国、菲律宾、伪满洲国和汪精卫伪政府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在会上，东条英机重申“大东亚共荣”的老调，奴才们大献殷勤，积极捧场，争相颂扬东条英机创造的“伟业”。东条英机巧妙地操纵着整个会议的进程。

　　然而，东条英机并未高兴多久。就在他搜罗残兵败将举行傀儡会议前后，苏、美、英三国先后在莫斯科和德黑兰举行了三国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

　　在三国首脑会议上，通过了“霸王行动”作战计划，决定美、英军队大约在1944年5月1日在法国北部登陆，进攻德国心脏地区，并在德国垮台以后12个月内击败日本。

　　三国首脑会议的消息传到东京以后，日本统治集团的头目们真是又惊又怕，东条英机隐约感到，“大东亚共荣”的迷梦是做不成了。

在东京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

　　1943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战略转折阶段，苏联红军大规模西进。

　　在西欧战场，盟军控制了地中海，德国本土正遭到空袭；在中国，抗日根据地军民胜利粉碎了东条英机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太平洋战场，自中途岛战役之后，日军转攻为守，盟军开始了局部反攻。上述形势已经预示着法西斯末日即将到来。

　　但东条英机困兽犹斗，他要重新规划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战略行动，他要拼力挽救即将倾覆的帝国大厦。

　　1943年9月30日，东条英机在御前会议上宣读了他的战略计划：“为了完成帝国的战争，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包括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缅甸这一圈子，应该为绝对确保的重要地区。”“从战争开始到结束，要确保国内的海上交通。”

　　东条英机十分清楚，海上通道一旦被掐断，就等于人被扼住了气管和食道，日本这个岛国就将因为资源匮乏而解体。因此，他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保证海上交通顺畅。

　　与此相对立，美国也在寻求打败日本的途径。美国认为，打败日本的关键，就是“通过太平洋全面作战，南北两翼进行支援”。按着这一方案，美军接二连三地攻占了日军占领的马绍尔等岛屿，严重打击了日本海军、陆军的军事力量。

　　日本在太平洋上相继失掉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港口，这使东条英机十分震惊。

　　东京电台惊呼：“战局变得如此严重，而且空前激烈。敌人作战的速度表明，进攻的力量已经威胁到我们头上来了。”

　　东条英机决心扭转危局。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制止盟军进攻和一举改变局势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决战，在决战中消灭对方。于是，他指示海军省和陆军省一起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日本海、陆两军在形势日紧的情况下，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互相之间拼命争夺战争经费和战略物资，尤其是都想多得到一些飞机。双方的激烈争执使东条英机大伤脑筋。而此时，美军的攻势更为咄咄逼人。

　　在东条英机百思不得良策之际，其顾问官佐藤建议将日本的战线收缩，将军队撤到菲律宾，在那里设下最后的战场，与美军决一雌雄。

　　这种大规模撤退，东条英机认为参谋本部会反对，因而没有采纳佐藤的意见。但是受这件事情启发，东条英机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如果自己接管了参谋部，那么今后推行军事决策不是就没有阻力了吗！他决定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以便独断专行。

　　于是他召来参谋总长杉山，建议他辞职。并且解释说：在此非常时期，最好由他本人兼陆相和参谋总长。

　　杉山抗议道：“这是违反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的，不应一个人既作出政治决定又作出军事决定。斯大林格勒的灾难就是希特勒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结果。”

　　东条英机驳斥道：“希特勒元首是兵卒出身，我是大将。”他要杉山放心，他对于军务和政务会给予同等注意。

　　杉山仍不退让，坚持说：“说起来容易，但是，如果一个人负责两项工作，在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试问，你将重视哪项？另外，这也会给将来立下一个危险的先例。”

　　东条英机强硬地说：“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中，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即使打破先例也要采取。”杉山控制不住了，大声说：“如果你这样干，陆军内部的秩序就无法维持！”然而东条英机一意孤行，蛮横地说：“如果谁反对，我就立即撤换他！”第二天，东条英机解除了杉山参谋总长的职务，自己取而代之。他把首相、内相、陆相、参谋总长等4个要职集于一身。东条英机大权独揽的专断行为，引起了日本统治集团的严重不安。在一些上层“重臣”看来，日本的困境完全是东条英机领导不力的结果。因此，许多人主张解除东条英机的首相职务。他们认为，必须起用一位能与盟国进行和谈的人接替东条英机。

　　这时军队里也有人暗中为谋求和谈而活动。有的人甚至认为，只有把东条英机杀掉，赶快同交战国和谈，才能使日本生存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舰队和商船被美军击沉的日渐增多，特别是马里亚那之战，美国以较小的损失，击沉了日本3艘大型航空母舰，重创4艘航空母舰，击毁飞机近500架。

　　最后被视为日本本土屏障的马里亚那群岛完全落入盟军之手。美军突破这道“防护堤”之后就可随时直接袭击日本列岛。这下子，日本朝野惊恐万状，东条英机内阁遭到更猛烈的抨击。

　　东条英机政府为了摆脱太平洋战场上的困境，决定在中国大陆上找出路，即让平汉、粤汉及湘桂铁路恢复通车，经由印度支那保持日本与南洋地区的交通线。

　　东条英机将这个行动定名为“一号作战”，1944年4月下旬从黄河两岸发动攻势，至9月份实现战略计划。这是东条英机在中国大陆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所以称为“最后一战”。

　　日寇出动兵员50万、战马10万匹、汽车1万多辆、大炮1000多门、飞机200多架。从1944年4月中旬到12月初，日寇击溃了国民党部队五六十万人，夺取了平汉、粤汉、湘桂3条干线，占领150来个大中城市，从而打通了中国的大陆交通线。

　　但是，这并未能挽救日本法西斯灭亡的命运。事实上，日本占领的地方越多，包袱就越沉重，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日军虽然在国民党战场上得以顺利推进，但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战场上却一个接一个失利。

　　在1944年，仅山东的八路军就歼灭日伪军36000多人。对东条英机来说，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败北，也是政治上的失败。

　　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他日益成为日本朝野上下攻击的目标。有人称他为“东条英机天皇”，有人公开宣称：“杀死东条英机！”

　　从表面看来，东条英机的地位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但实际上他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自中途岛战役以来，日本的军舰损失不断增加，太平洋上的失地也日渐增多。

　　在日本国内，生产水平迅速下降，各种日用品大大减少，日本人民生活已经变得十分艰难。严重的形势助长了忧郁不安的情绪，愤恨、不满自然集中在头号战犯东条英机身上。

　　一些人开始筹划暗杀东条英机。

　　陆军反对派中的一伙人甚至议定了暗杀的时间和方式：在7月的第三个星期，在皇宫附近趁东条英机的汽车转弯放慢速度时，向他扔了一枚特制的氢氰酸炸弹。

　　东条英机在民怨沸腾的形势下，只好去找推荐他上台的宫内大臣木户求助。但是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

　　木户对东条英机大权独揽的做法提出批评，并说：“天皇本人也极为生气。”

　　这使东条英机万分懊丧。他对自己的顾问佐藤说：“天皇对我已经失去信任，我只有辞职了。”

　　1944年7月18日，东条英机在内阁会议上用沮丧的语调说，他决定辞职。接着，他又狠狠地说，日本战败的责任必须由重臣和其他迫使他辞职的人来负。他说：“我必须要求你们全体辞职。”

　　刚好是4年前这一天，东条英机当上陆相，不久以后又窃取了首相高位。那时，他曾向天皇发誓，要用东洋人的刺刀来征服中国，征服印度支那，征服东南亚，乃至征服全世界，好与盟友希特勒平分秋色。

　　正是在这种野心驱使下，他当上首相50天后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一鼓作气侵占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时的东条英机是何等荣耀和不可一世！而今，落花流水春光去，“宏大”的抱负成了一场黄粱美梦，自己马上就要下台，这怎能不使他又羞又恼又气又恨呢？

　　东条英机递上辞呈，最后一次以首相的身份拜谒了天皇，无精打采地转回家中。随着东条英机的下台，一些准备暗杀他的计划也就自消自灭了。

　　东条英机辞职以后，日本先后由小矶国昭、铃木、东久迩亲王等人组阁。东条英机依然作为重臣，参与重要国事的商定。

　　东条英机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绝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要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资历，出来兴风作浪，干预政事。

　　1945年年初，小矶国昭内阁同样在严重的国际国内局势面前发生危机，宫内大臣木户依照天皇意愿挑选新人选，东条英机居然代表陆军表示反对，结果遭到重臣们的一致抗议。

　　铃木贯太郎组阁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已经面临土崩瓦解之势，东条英机依然竭其所能，影响陆军中青年军官，煽动“宁为玉碎”，抵抗到底。他甚至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还纵容下属发动政变，企图阻止发布投降公告书，重新掀起战争狂潮。

　　东条英机的一切努力无异于螳臂挡车，丝毫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1945年1月，日军在莱特战役中损失70000人。

　　3月，美军占领硫磺岛。

　　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

　　6月21日，美军占领冲绳岛，日本10万守军全军覆亡。

　　7月26日，波茨坦会议发表宣言，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向日军全线出击，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5日，如瓮中之鳖、惊弓之鸟的日本政府促使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东条英机成为远东国际法庭的头号甲级战犯。

　　9月8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40名战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东条英机曾于8月12日偷偷与阿南和畑俊六串联，证明日本侵略是“自卫战争”。

　　9月12日，逮捕行动开始了。

　　东条英机这个头号战犯依然假装从容，镇静地坐在椅子上。墙上挂着他的大幅礼服照片和一张马来西亚虎皮。下午15时左右，记者们涌进花园，东条英机夫人带着侍女离开家门。因为怕东条英机自杀，她向他深鞠一躬，充满感情地请求“多多关照自己”。

　　东条英机夫人绕到对面房子花园里，看到自己家已经被军警、警察和新闻记者围得水泄不通。一位美国军官高喊：“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这时，屋子里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响。随后，人们破门而入。只见东条英机没穿外衣，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染红衬衣。人们给他倒了杯水喝。

　　东条英机早就做好了自杀的准备，他让医生铃木在胸部标出心脏的位置，准确地扣动扳机，可是没打中心脏。正义之神已经安排他接受人民的审判。

　　1946年，由陆军省办公楼改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东条英机两颊干瘪，双目无神地站在被告席上，身后是威严的刑警。

　　“你是否承认犯有发动战争罪？”

　　“这次战争实在是日本的自卫战争。”

　　“在中国的土地上杀害中国人也是自卫？”

　　“日本如同一个18岁的青年，穿的是10岁孩子的衣服，太小了，要扩大……”

　　人们暴怒了，纷纷高喊：“杀死他！”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在东京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这是一个战争罪人应有的下场！

目录

罗斯福

发表鼓舞人心的宣战演说

经受艰苦卓绝的严峻考验

敦促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斡旋召开美中英苏四国会议

建立维护和平的联合国组织

丘吉尔

从随军记者到内阁大臣

督促政府抑制德国霸权

临危受命组阁战时新政府

领导英国进行不列颠之战

依靠盟友度过艰难岁月

进军北非开辟国外战场

英美联合实施“火炬”计划

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戴高乐

参加一战获得骑士勋章

出版专著引起高层关注

流亡英伦树起反法西斯旗帜

斯大林

参加革命锤炼钢铁般意志

风云变幻加紧战争准备

率领军民誓死保卫莫斯科

浴血奋战夺取列宁格勒胜利

惨烈抗争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

连续作战攻取德国首都柏林

罗斯福

发表鼓舞人心的宣战演说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1882年1月30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904年6月，罗斯福从哈佛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1930年，罗斯福取得连任纽约州州长的胜利后，又于1932年击败前总统胡佛，当选为美国三十二届总统，入主白宫。

　　1936年，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又到了。罗斯福再度获胜，他获得了除缅因州和佛蒙特两州的全部选举人票。罗斯福成了门罗总统以来接连两届由本党控制国会两院的第一个总统。

　　1940年，又是美国总统选举年。针对纳粹希特勒的疯狂进攻，罗斯福激流勇进，第三次连任总统。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后，立即制订了允许英国无限制地利用美国工业资源的战时决策。1940年12月17日，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用一个朴素的比喻透露了租借的大概轮廓。他说：

　　假如我邻居的房子着火，我有一根浇花用的四五百英尺长的软管。如果他能用我的软管接在他家的消防栓上，我可能帮助他把火扑灭。

　　现在我该怎么做呢？在他借软管之前我不说：“邻居，我花15美元买的这根浇花用的软管出租给你，你得付给我15美元。”

　　不，我们进行的交易是什么？我不要15美元，我希望在火灾扑灭之后，收回我的软管。

　　1941年1月6日，在对租借法案建议进行最后润色的时候，罗斯福出席了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他宣称，美国不会由于轴心国叫嚣，说我们向盟国提供援助，违反了国际法，是战争行动，而不敢提供援助。

　　罗斯福认为，提供援助并不是战争行动，即使独裁者片面宣布这是战争行动也无用。当那些独裁者准备向我们发动战争时，他们不会等待我们采取战争行动。他们并没有等待挪威、比利时或者荷兰采取战争行动。如果战胜那些独裁者，那就会出现一个建立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之上的新世界。

　　四天以后，决定实行租借的法案提交到了国会。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法案，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将它签署为法律。

　　欣喜若狂的丘吉尔为租借法欢呼，说“这是任何国家历史上至为高尚的行为”。租借法中确定最初的拨款为70亿美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实际向盟国提供了大约500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

　　《租借法案》的通过，使美国处于非交战状态，是美国积极干预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里程碑。

　　1941年12月7日，是美国历史上极具耻辱和黑暗的日子。

　　这一天，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舰队18艘舰艇被击沉或受到重创，188架飞机被毁，159架炸坏，美军死亡2403人，重伤和失踪2233人。幸亏当时航空母舰出海执行任务不在港内，而且日本轰炸时还漏掉了海军船坞内的油库和潜艇库，否则损失将更为惨重。

　　罗斯福弄清珍珠港遭难的确实消息后，表面上虽显得镇静自若，但内心却是满腔怒火。

　　罗斯福想采取援救行动，同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讨论了军队的部署问题，指示国务卿赫尔随时向拉美国家介绍情况，使他们准备就绪，并命令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诺克斯在所有的国防工厂和关键设施布置警戒。

　　然而，总统不允许在白宫周围由军人站岗，因为白宫已经吸引了焦虑的美国人，他们聚集在栅栏外面，寻求新的保证和指导。

　　1941年12月8日上午，罗斯福身披蓝色海军斗篷，在他儿子搀扶下坚定走向众议院讲台时，台下响起一阵又一阵雷鸣般掌声。

　　罗斯福一手扶着讲台，一手打开笔记本。在全国各地，美国人都聚集在收音机前，倾听人们熟悉的声音。罗斯福非常郑重地宣布：

　　昨天，1941年12月7日，这是臭名昭著的日子，美国受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的突然袭击。

　　美国和那个国家原本处于和平状态，并应日本的请求仍在和日本政府与天皇对话，期望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这次袭击使美国海军和陆军遭受到严重损失。

　　许多美国人丧生！既然日本在12月7日星期日卑鄙地发动袭击，我请求美国国会宣布：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罗斯福总统的演说结束后，他抬起头，微笑着向人民挥手致意。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这个简单的演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于1917年要求国会对德宣战的演说，分量重得多，影响深远得多。参议院以82票对0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

　　从此，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12月8日，英国也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9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进行了4年之后才正式对日本宣战，10日又对德国宣战。接着对日本宣战的还有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在珍珠港事件两天以后的星期二晚上，罗斯福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还将赢得战后的和平》的广播讲话。总统在这篇“炉边谈话”中，针对美国人民对这场战争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着重说明了法西斯匪徒背信弃义、惯用偷袭的办法发动侵略战争。他说：

　　日本过去10年中在亚洲所走的道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和非洲所走的道路是极为相似的，他们都是在事先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对他们所要鲸吞的国家发动入侵。因此我们每个美国公民都要对他们保持警惕。

　　最使美国人和西方人感到震惊的是，日军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对东南亚展开了全面进攻，而且“旗开得胜”。

　　东京时间1941年12月8日拂晓，山下奉文将军率领的日军在马来半岛靠近边境的东海岸3个地方同时登陆。进攻时，虽然海风剧烈，风浪高达2米，但进展异常顺利。

　　至天黑时，哥打巴鲁机场已被日军占领。就在这一天，日军还对香港、关岛、菲律宾群岛、威克岛和中途岛等地展开了猛烈进攻。

　　在马尼拉，麦克阿瑟的远东航空大队遭到毁灭性的轰炸。巨大的“空中堡垒”一架接一架爆炸。机场上到处浓烟滚滚，所有的战斗机以及30架中型轰炸机和观测机都在燃烧。“空中堡垒”只剩下了3架，其余全部被毁。

　　日本轰炸机全部安全返航，战斗机也仅仅损失了7架。这是美国军队遭受的类似珍珠港的第二次沉重打击。至此，能用以阻止日本在东南亚迅速取胜的三股最强大的威慑力量，一天之内就被消灭了两股——太平洋舰队和麦克阿瑟的空中力量。

　　那第三股威慑力量是英国海军上将“大拇指汤姆”菲利普斯将军指挥的强大舰队。但时隔不久，35000吨的大型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也被日本鱼雷轰炸机击沉了。

　　从此，东条英机更加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他命令海陆军尽快占领东南亚各国和太平洋主要岛屿。为了尽快扭转败局，罗斯福在1942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说：

　　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不能抱着防御的态度。当我们把军事力量和资源充分动员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向敌人进攻——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就要打击他们，再打击他们。

　　我们必须在远离我们海岸的地方把敌人挡住，因为我们的意图是把战争带给敌人，带到敌人的本土上去。

　　为此，罗斯福总统号召青壮年踊跃参军，工人、农民要加紧生产，为早日赢得胜利多生产物资，多生产军火。

　　在总统的建议下，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国会迅速通过了一项新的征兵法，把要求登记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从18岁至65岁的男子。从20岁至44岁的男子有义务服兵役，超过最高年限的男子则有义务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务。

　　此外，新的兵役法还规定，所有正在武装部队服役的男子均须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另外还要延长6个月。根据选征兵役法，对大约3100万人进行了分类，其中将近1000万人被征召入伍，还有许多人志愿入伍。

　　至1945年，陆军约有820万人，其中三分之二在海外服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有390万人，海岸警卫队约有25万人。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数十万青年妇女也毅然从军，她们在海、陆、空军中担负了医疗救护、文书打字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任务，大大减轻了男子的非战斗任务，提高了战斗力。

　　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柏林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被激怒而团结起来的全人类将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粉碎军阀强加在被奴役人民头上的军国主义——解放被征服的国家——在全世界各地树立和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达到这些目标绝不罢休”。

　　罗斯福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进行的斗争是为了安全，为了进步，为了和平，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不仅是为了一代人，而是为了世世代代的人。我们进行斗争是为了清除世界上的积弊和痼疾。”

　　罗斯福说：“我们的敌人的指导思想是野蛮的犬儒主义和对人类的极端蔑视。我们则是出于一种信仰，它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这就是眼前日夜都在深入影响我们生活的一场斗争。”罗斯福说，“这场斗争不可能以任何妥协而结束。善恶之间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可能有成功的妥协。只有彻底胜利才是为宽容、清醒、自由和信仰而战斗的人所应得的报酬。”

　　罗斯福这一鼓舞人心的演说，在珍珠港事件后，在人心动荡恐惧的情况下，为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投入这一伟大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鲜艳的一笔。

经受艰苦卓绝的严峻考验

　　对日宣战后，美国上下同仇敌忾，报复日本及德意法西斯的战争全面打响。

　　根据达成的协议，罗斯福让陆军和海军集中力量打击德国，同时守住太平洋中部防线。

　　英国眼前暂时没有遭到入侵，但仍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使用“群狼战术”的德国潜艇正在咬断大西洋供应线，为此丘吉尔正向美国总统紧急呼救。

　　在中国南海彼岸的菲律宾，本间将军的另外10000多名日本士兵在拉蒙湾登陆，准备在南部钳形运动的背后增添一支打击力量，这场攻势现在离马尼拉还不到100千米。麦克阿瑟宣布菲律宾首都为不设防城市，日本人不予理睬，出动飞机轰炸美军司令部所在地火星人大厦。美军撤退到巴丹的最后步骤已经做出。

　　美国亚洲舰队剩下的巡逻艇撤退到吕宋岛西岸的海湾里躲避起来，潜艇已经撤退到婆罗洲和爪哇的港口。遭到轰炸的甲米地军港的弹药和供应品，由于日军的强烈攻势，难以运抵要塞岛屿科雷吉多尔岛，只好就地用炸药炸掉了。

　　吕宋岛上仅有的4架战斗机，在圣诞前夜，同布里尔顿将军乘坐的最后一架美国运输机一起飞回美国本土。麦克阿瑟向他告别时恳求说：“我希望你能把我们所作的努力告诉美国人民，以便维护我作为一个战士的声誉。”

　　几个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将军本人最后一个登上“唐埃斯塔班号”轮船，渡过约50千米宽的海峡，来到蝌蚪形的小岛科雷吉多尔岛，这座岛屿扼守着马尼拉湾的门户。

　　受美英轻视的日本法西斯军队，打乱了同盟国过去的一切估计和推测。日军来势之猛，往往使华盛顿和伦敦的地图室墙上的标针大大落于形势之后。某一地点告急，要赶派生力军去增援，但是被围困的指挥官甚至还没有接到无线电的通知，日军却已先到了。

　　珍珠港事件后的几个月里，日本所征服的地区好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扇柄就在东京，扇子的半径长约5000千米，向东伸展到中太平洋，向南伸到澳大利亚沿岸，向西直达印度的海岸。其疆土扩张之迅速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罗斯福的困境是以前历任美国总统所从未经历过的，可以说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海上运输情况也十分不妙。向苏联输送军需品的整个任务，以及向英国运送军火和支援非洲与中东的作战行动，由于大西洋战争的新发展而严重地复杂化了。

　　1942年1月中旬，德国向美国发动攻势。德国在这方面唯一适用的武器就是潜水艇，它现在已成为十分令人恐怖的有效武器了；而美国海军却对它束手无策。德国潜水艇竟然钻到可以望见纽约百老汇光芒的地方，在距离东海岸几百米的范围内，击沉了许多船只。损失的数字从这多灾多难的冬季所公布的可怕损失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来。德国潜水艇在两个月内在西大西洋击沉了132艘轮船。

　　罗斯福对海军不够重视大西洋战争非常生气，并且为之烦恼了很长时间。但是，伤脑筋的事不只这些，恐日病、害怕战争、机构不灵等所引起的混乱也足够使人犯愁的。

　　在这样的灾难一个接一个、不愉快的事情连续发生的日子里，罗斯福的精神压力是十分沉重的。但是，他决心胜利地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法西斯的重任。

　　他针对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绪、悲观失望情绪，在华盛顿诞辰日——2月23日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次重要的广播讲话。他决心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人民，焕发人民的斗志。

　　罗斯福指出，今天我们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新型的战争，是一场取决于全世界一切地方保障自由和正义的权利与义务的斗争。他说，纳粹分子和日本人的目的是：分割美国、英国、中国和俄国，把它们互相孤立，以便逐个包围，切断供给和增援部队的来源。这是人们熟悉的“分而胜之”的轴心政策。

　　罗斯福说，如果听从孤立主义者的意见，我们就要失败，全世界就要遭受法西斯的奴役。因此，必须坚决拒绝采取“乌龟政策”，拿出英雄主义气概，彻底打败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美国总统是美国陆海空军以及现役各州民兵的总司令。美国参战后两个月，华盛顿成立参谋长联席会议，由乔治·马歇尔将军、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和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将军组成。这就是战时军事指挥体制。

　　战时军事指挥体制是陆海空三军的主要协调机构，直属于总司令。它随时向总司令报告军事战略事宜、武装部队人员需要、军用物资弹药的生产和分配情况及所有三军共存的政策问题。它下设几个重要的附属机构：副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秘书处、参谋长联合计划署、联合情报委员会、心理战联合委员会，其他还有如野战运输、通信、后勤、气象、军需分配等附属机构。

　　疑难问题一般由这些下属机构解决，专家们常被派往前线出任某一战区指挥官的高级参谋。

　　罗斯福统领全局，主要精力用于全球战略的筹划、与盟国协调关系，以及制定战时外交政策并构想战后世界格局。

　　重大战役的制定也要与罗斯福密切磋商，由他审定总政策和总目标后，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运输供应、装备分配和兵力配置，具体作战方案一般均由当地司令官制订。

　　鉴于总统本人涉事太多，精力有限，罗斯福特别任命威利斯·李海军上将为总司令的参谋长，即由李上将充当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间的中介。罗斯福很喜欢直接去白宫里警戒最森严的白宫地图室，以详细了解战争进程的最新情况。一批才识过人的年轻军官日夜轮流在这里工作，把接收到的军事电讯及时反映在各类地图上。

　　为便于罗斯福坐在轮椅上查看，地图室的地图悬挂得很低，不同颜色的小旗和指示针标志出美国三军在全球的位置以及变幻莫测的战局。在地图室里，罗斯福就可以把命令经五角大楼联络中心发布到世界各地。

　　对于分布在各战区的美军司令官，罗斯福作为总司令有权直接任免或调换。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常向他举荐一些有潜质的军官和军功卓著的老将军，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乔治·巴顿，都是由马歇尔陆军参谋长建议起用的。

　　至于骄纵自负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现代美军发展史上的特殊人物，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军内就享有独特的地位，战前任菲律宾军事顾问，在珍珠港事件的前四个半月时出任美国陆军远东司令部司令。

　　在整个大战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职责权限一直没有明确地规定下来。李将军经常代表罗斯福出席联席会议，于是当然地主持会议，制定议程，签署主要文件和决议。

　　李将军在其回忆录里指出：由于缺乏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职权范围的明文规定，这就使得这一组织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可以根据战争情况变化的需要而变更其活动范围，这种变更往往同总统的想法有关，总统足智多谋，实际上通过这个机构直接指挥着这场战争。

　　另外，前所未有的大战为罗斯福扩大总统作为总司令的职能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如他广泛而充分地行使总司令的职能，绕过国会以超龄军舰换取英国海军基地，允许美军开往格陵兰和冰岛，以总司令的身份加强和监控战时生产，发布行政命令划定“军事区”，将10多万日侨和日裔美国公民强行送进“集中营”。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罗斯福一直敦促他的军事参谋部寻找办法轰炸东京，以此对这场偷袭作一次小小的报复。

　　1942年3月初，机组人员集中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机场，练习在跑道上驾驶经过改装的B-25双引擎轰炸机起飞。这个训练任务交给了陆军航空队第一流的飞行员、当年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保持者詹姆斯·杜立德中校。

　　4月2日，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杜立德的机组人员从旧金山起航。16架B-25轰炸机改装后增设了油箱和假机尾机关枪，小心谨慎地滑落在飞行甲板上。

　　为了不被日军发现，“大黄蜂号”穿过北太平洋风暴区，将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的一个指定地点同哈尔西海军中将的“企业号”会合。这个被命名为“迈克”的特遣舰队在阴沉的海面上向着九州海岸以西约1000公里的起飞点破浪前进。

　　4月16日，飞行员到飞行甲板上报到，参加了一次特别的仪式。马克·米切尔上校把日本过去授给美国人的5枚日本勋章交给了杜立德。

　　拿到勋章的飞行员把它们系在炸弹上后，又用粉笔写了一些讽刺话：“我不是要火烧世界。我只火烧东京！”“请尝尝轰炸的味道吧！”计划杜立德第一个起飞，预定在中午时飞到东京。他说：“你们在以后20分钟或半个小时后起飞，把我炸起的火焰当作指示灯。”

　　4月17日下午，“大黄蜂号”上的甲板人员对B-25轰炸机作了最后检查，他们用起货机装上炸弹。当晚雷达发现了日本海上警戒线最外层的哨艇。这时，“迈克特遣舰队”离日本还有近1200公里。

　　“让杜立德中校和勇敢的中队起飞吧！一路平安，上帝保佑你们！”哈尔西将军向“大黄蜂号”发出信号。

　　电警笛拉响了，杜立德中校紧紧握了一下米切尔海军上校的手，然后对他的机组喊道：“好，伙计们，就这么着，一起出发吧！”轰炸机咆哮着升上天空。

　　说来也凑巧，就在最后几架轰炸机飞离“大黄蜂号”的时候，东京开始防空演习。这次演习气氛松懈，连警报也没拉。市民们不理会警防团要他们躲进防空洞的通知，竟有人骂他们是“庸人自扰”。到了中午，演习结束。大部分警报气球已收了下来，3架战斗机在东京上空懒洋洋地盘旋。那天是星期六，天气既晴朗又暖和，警报一解除，街上很快又熙熙攘攘，挤满了买东西和出来游玩的人群。

　　几分钟后，杜立德飞到日本沿海，比预定航线往北偏了100多公里。他折向左方。在飞机后部的领航员怀尔德纳开始观察有无迎击的战斗机，但是只发现了几架在上下翻腾的教练机。

　　当飞机掠过乡村田野时，他发现谁也没有在意这架飞机，照样干着自己的事。在经过一个兵营时飞得很低，可以看见那里的一群军官，身边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天中午，恰好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正乘着一架飞机去视察水户航空学校回来，准备切过美机飞来的航线在附近一个机场降落。

　　这时从右方来了一架双引擎飞机，东条英机的秘书西浦大佐觉得这架飞机“样子挺怪”。飞机飞近了，连飞行员的脸都可以看见了，他猛然醒悟，大喊：“美国飞机！美国飞机！”东条英机大惊失色，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12时30分，杜立德到达了目标上空。在进行低飞轰炸时，弗里德·布里梅用瞄准器投下了第一颗炸弹。随后，飞机一架接着一架飞过东京市上空，把炸弹扔了下去。杜立德曾下了明确的命令，除了不炸医院和学校外，对皇宫也不要炸。

　　东京的市民都以为美机这场空袭不过是东京逼真的防空演习的高潮。学校操场上的孩子和闹市街上的市民还向头顶的飞机招手，他们错把美机上红、白、蓝三色的圆形标志当成了旭日标志。

　　直到东京北部的工厂区传来一阵阵剧烈的爆炸声，浓烟和尘雾笼罩了半个天空，人们才发现这些飞机的机翼上不是他们看惯了的旭日图案。

　　这次空袭摧毁了90座建筑物，就物质破坏而言，虽然价值不大，但对这个世世代代以为日本本土不会遭受攻击的民族在心理上引起了难以言状的震动。

　　日本报纸声称，这次空袭“彻底失败”，可是却把杜立德等人描绘成魔鬼模样，说他们“鬼鬼祟祟地进行非人道的、嗜杀的狂轰滥炸”，残酷地对居民和非战斗人员进行扫射，表现出十足的“魔鬼行径”。实际上，这是对日本侵略暴行的绝妙的讽刺。

　　美国轰炸机“光顾”东京，使日本举国上下极为惊恐。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对海陆军未能加以防范大发脾气，他认为这是“皇军的耻辱”。

　　山本大将对此又惊又愧，他把追击美舰的任务交给参谋长宇垣去指挥，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侍从从未见过他脸色如此苍白，精神颓丧。宇垣将军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查明敌机的型号和数量，从而改善未来对付敌人攻击的反措施。总之，今天胜利属于敌人。”

　　这次空袭东京成功，使珍珠港事件以来感到颓丧的美军士气为之一振。这个行动好像在保证美国即将采取进攻姿态了。各个战场上的盟军，以及每个俘虏营里的俘虏们都感到了新的希望。

　　轰炸东京最深远的影响是对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的巨大心理冲击。在这当中，日本在中途岛之战的失败就是一例。

　　中途岛位于火奴鲁鲁，即檀香山西北约1900公里，地处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途岛是美国海、空军的重要前进基地。如果没有该岛作为前方观察哨所，美国的珍珠港将无法固守，太平洋也会随之沦入日军之手。

　　美国对东京的空袭震动日本朝野。1942年5月5日，东京帝国参谋本部发布作战命令，并以天皇名义谕令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实施他的“中途岛战役”计划。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栗田少将的重型巡洋舰支援大队的炮火掩护下，对沙岛和东岛同时发起猛攻，并强行登陆。尽管日本人玩弄诡计，想迷惑美国人，但是美国海军司令部对日军暗中进行的一切，却了解得一清二楚。

　　在中途岛战役中，美军击沉了日本半数的大型航空母舰，使其技术熟练的舰载机驾驶员损失大半。日本海军舰队虽然在战列舰和巡洋舰方面仍占优势，但已难以远离岸基航空兵的掩护进行远洋作战了。

　　中途岛一战，日军丧失了在战争初期夺得的海空控制权，也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在美国，中途岛之战已家喻户晓，人们把这一仗当作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来加以庆祝。尼米兹将军在公报中声称：“珍珠港之耻已得到部分洗雪，必须将日本海上力量打得再无行动能力，否则不算完全报仇雪恨。”

　　罗斯福自1943年起，俨然就是盟国陆海军司令，他“愈益成为全球战争的中心人物”。大多数职业军人都钦佩他的领袖才能。史汀生认为美国陆军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统帅。

　　艾森豪威尔写道：“罗斯福先生的某些政治措施，我是永远不会赞成的。但是他是战时国家统帅，我完全是从他这个身份认识他的，而且从这个身份来看，我觉得他完全满足了大家对他的期望。”

敦促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30分，希特勒采取了不宣而战的强盗惯伎，突然对苏联发动进攻。德国的仆从国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一道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具有决定性的大战，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

　　法西斯侵略军的来势异常凶猛，总共出动了190个师的兵力，其中有153个德国师、19个装甲师和14个摩托化师，3700多辆坦克，4900多架飞机，47000多门大炮和193艘舰艇。

　　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2000多千米的战线上，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希特勒妄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6个星期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打垮苏联，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

　　希特勒夸大其辞地说：“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

　　希特勒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认为希特勒进攻苏联，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折，只有紧密地和苏联联合，才能取得这次战争的彻底胜利。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6月24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

　　美国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全力援助苏联。

　　然而苏军在战争初期连连失利，这在美国决策层中引起对援苏是否明智的争论。

　　军事专家们普遍很悲观，认为“俄国军队将土崩瓦解”，“希特勒将在6个星期之内拿下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共产党政府将要垮台”。

　　他们预言，如果把军火运往俄国，只能白白浪费掉。只有前驻苏大使乔·戴维斯是乐观的，他告诉罗斯福：“俄国人手里的货色比任何人所知道的都要多，他们是了不起的战士，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被战胜的。”

　　战争前途未卜，罗斯福进退两难。他决定派霍普金斯去苏联摸摸底。

　　哈里·霍普金斯身材修长而瘦削，一副不修边幅的仪容，但举止洒脱，思想敏锐，当时负责《租借法案》的实施，并无明确的官职。他自1940年德国进攻西欧时住进白宫，和罗斯福亲密无间，深受罗斯福的信任。

　　此时苏联正处在艰难时期，急切渴望得到外界援助，因此他们对这位总统特使的到来，自然格外重视。

　　7月27日，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当即受到苏联最高统帅的接见。斯大林坦率地向霍普金斯亮了家底，把苏联的兵员、坦克、枪炮和飞机的数字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这些数字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士的估计。

　　斯大林表示，苏联完全能够守住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但苏军急需高射机枪、高射炮、重机枪、步枪以及铝，尤其需要飞机、坦克和高射炮。

　　访苏期间，霍普金斯还亲自到前线进行了考察，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念，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致后来每当驻莫斯科的军事观察员发回悲观的报告时，霍普金斯便表现出极端的愤怒，认为他们依据的只能是受偏见影响而歪曲了的猜想。

　　霍普金斯访苏，是战时美国对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建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

　　罗斯福由此获得了有关苏联实力和前途的大量可靠情报，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从而坚定了他援助苏联的信心。9月底，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签订了10亿美元的援苏议定书。据此，美、英每月将向苏联提供400架飞机、500辆坦克和其他军火。

　　11月7日，罗斯福宣布苏联为《租借法案》受援国，美将向苏提供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在援助和支持苏联抗击德国的同时，罗斯福也注意了美英两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加强。自《租借法案》实施以来，美国实际上已同英国站在一起。

　　罗斯福出于对反法西斯事业正义性所抱有的信念，独自承担了援助英国的全部责任。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金钱、武器源源不断地出借给英国，甚至还命令年轻的士兵们驾着飞机投入战斗，或许还要牺牲生命。但是，他一直没有就这一事业的原则和目标发表过宣言。

　　而德国进攻苏联后，斯大林就立即在广播演说中明确宣布，他们所从事的卫国战争，“不仅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

　　罗斯福深感自己在政治宣传方面落后了，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他曾试图在一篇关于“四大自由”的演说中公开表明美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原则立场，但又觉得那仅是单方面承担义务，只对美国有约束力，而对盟国却没有。

　　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由美英两国作出一个关于战争目的与理想的联合声明，借以向全世界宣告自己为之战斗的崇高目标。

　　在罗斯福于7月底的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息之后，8月初，在一支舰队的护航下，总统率领有关军政人员乘坐“奥古斯塔号”，秘密来到纽芬兰附近的大西洋海面上，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举行了战时第一次首脑会议，史称“大西洋会谈”。

　　在以后的几天里，两位政治家纵谈世界局势，商讨共同的战略方针。在最后一天，8月12日，他们在“奥古斯塔号”的方形大舱内起草了有关战争目的联合声明——《大西洋宪章》。

　　宪章提出了8点主张，包括不进行扩张，反对违背人民意愿的领土变更，各国人民拥有主权和自治权，在获得原料和贸易方面机会均等，消除人类的恐惧和匮乏，公海航行自由，建立广泛持久的普遍安全体制，解除侵略者武装等。

　　其中第四点和第八点有关国际贸易和维护战后和平的声明曾有很大争议。

　　美国希望消除世界贸易中的人为限制，英国则不愿放弃帝国特惠制，于是在自由贸易之前，加上了“适当考虑各国目前义务”一语。

　　在第八条中，罗斯福则删去了丘吉尔提出的“有效的国际组织”一词，代之以“普遍安全体制”，以免英国公众联想起国际联盟。

　　《大西洋宪章》是一篇反法西斯侵略的宣言。它体现出一种抽象的道义力量，拥有广泛的宣传价值，从中既可以看出美国传统外交的影子，如自由贸易和航海自由，也能找到罗斯福新政的印记，如免于恐惧的自由，公平的社会保障等。

　　几乎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立刻接受了它。

　　至9月15日，已有14个国家附议了宪章，它的基本原则成为反法西斯国家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为后来的《联合国宪章》所采纳。

　　在大西洋会议上，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要美国参战的请求，但他的言行使丘吉尔相信，美国将为介入战争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这正是罗斯福从威尔逊那里学来的“历史观念”。

　　9月4日，德国潜艇在冰岛海面袭击了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罗斯福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告诉美国人民说，这一事件“不是北大西洋上的局部军事行动”，而是“为了在武力、恐怖和屠杀的基础上制造一种永久性世界体制的既定步骤”。

　　接着罗斯福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比喻才能，称德国的潜艇是“大西洋上的响尾蛇”，必须“见了就打”。这被认为是“不宣而战”的声明，赢得了美国很多公众的支持。

　　10月，又有两艘美国军舰被德国潜艇击伤和击沉。罗斯福宣布，“射击已经开始，历史将记住是谁放的第一枪”。

　　罗斯福的这些慷慨陈词，没能创造出一种适宜的宣战条件，只是促使国会在11月再次修改了《中立法》，允许武装商船，恢复美国船只开赴战区进行贸易的权利。然而一个月后，太平洋珍珠港的隆隆炮声终于帮助罗斯福实现了参战的愿望。

　　美国参战后，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摆在了罗斯福的眼前。现在已经有26个国家对轴心国作战，但是他们既未结成同盟，目标也互不一致。人们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或为了自身的自由而战，这是不够的。要证明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就需要确立一个庄严的道德观念。

　　他清楚地记得，威尔逊的理想是如何鼓舞了上次大战中的盟国，也记得威尔逊由于未能使其他国家对他的原则承担义务而带来不幸的后果。

　　他建议所有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都把《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作为从事这场战争的目标和未来世界的基础，发表一个共同的原则宣言，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各国的赞同。唯一的实际困难是给这个大同盟起个什么名字才好。

　　他觉得“同盟”这一名称太容易使人回想起过去的失败，而“联盟”会使人对美国人产生偏见，对丘吉尔提出的“合作国家”他也不中意。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十分满意的名称——“联合国家”。

　　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齐集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庄严宣布：各国政府完全赞同《大西洋宪章》各项原则，“保证使用其全部军事和经济的资源”，打败法西斯主义，“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这一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起来。就罗斯福个人而言，这一同盟的形成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是他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的独特贡献。

　　美、英、苏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但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上存有分歧。

　　早在1941年，苏联政府就要求英国向法国北部登陆。可是英方一直未给予明确的答复，只是笼统地说，英国政府在对德战争中“必将给予苏联一切可能的援助”。

　　美、英领导集团推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后，罗斯福就召集军政会议，着手制订实施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

　　1942年7月15日，即霍普金斯等赴伦敦前夕，罗斯福对这位心腹交底说，如果进攻西欧的计划不能实现，那么可供考虑的是北非和中东。在这里，美国的目的，就是趁法兰西帝国之危来扩大美国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有很好的记录。

　　7月下旬，美、英两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开始在伦敦拟制“火炬”的具体作战方案。经过反复磋商，9月20日经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后批准，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

　　参加“火炬”作战的美、英远征军共有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共约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这次登陆的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中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

　　在北非登陆是西方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进攻性的战役。它既有战略意义，又有道义上的意义。

　　1943年4月19日，盟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英国第八集团军自南向北实施突击，美、英远征军自西向东发起进攻，经过18天的战斗，于5月7日分别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25万德、意军队由于没有运输船只可供撤退，便于5月13日宣告投降。

　　至此，盟军在北非已全部肃清德、意军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并为尔后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创造了良好条件。北非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美国军民的斗志，运筹帷幄的罗斯福总统尤为高兴。他对指挥这一战役的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称赞不已。他在白宫对记者说：

　　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完成了一件多么漂亮、多么艰巨的工作，他现在是多么细心、多么巧妙地在指挥着他手下的士兵。我今晚要对你们说——也对他说——我们完全信任他的领导。对他作为一名军人的品格高度奖赏。

　　此次战役后，由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名，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多国部队的最高统帅。

　　关于太平洋战争局势，罗斯福说：“我们不指望浪费时间，慢慢地、一个岛一个岛地越过广阔的太平洋前进，直至最后打败日本。直接通往东京的道路比比皆是。我们对所有这些道路都会加以考虑。”

　　当时的太平洋形势令人欣喜，继中途岛大捷之后，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日本大本营又向联合舰队和第八方面军下达从瓜达尔卡纳尔岛（以下简称瓜岛）撤退的命令。

　　瓜岛是个有着一个奇怪的西班牙文名字的小岛，位于死火山山脉形成的所罗门群岛的南部。该岛的南海岸虽有一条很窄的平川，但紧挨着的就是山地。在该岛的北部有一片可供修建机场的平地，这块平地几乎全被热带森林覆盖，到处都是椰子林和茂盛的野草，一下雨，交通便被无数的河川沟壑阻断。这片平川就是盟军夺取的主要目标。经过艰苦的战斗，瓜岛战役，盟军击毙日军1．5万人，俘虏日军1000余人。

　　罗斯福多次强调，要乘胜前进，向敌人发起更猛烈的冲击。

　　为了推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在“火炬”战役期间，罗斯福总统又以病残的身体，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在1943年1月14日至23日，前往北非卡萨布兰卡与丘吉尔首相举行了为期8天的会谈，并在这里会见了戴高乐将军和法国其他有影响的人物。

　　美、英两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在罗斯福到达之前已经开了3天会议，并对最后击败突尼斯的德、意法西斯军队之后可能发动的几次战役进行了审议。打算进攻的目标包括撒丁、西西里、克里特、罗得岛、多德卡尼斯群岛和希腊本土。

　　在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参加会议之前，就已进行过许多争论，此后因马歇尔一直力促在1943年进攻法国北部，争论更加热烈。

　　在美国，不仅海军极力主张加强太平洋战场，人民也有强烈的对日复仇情绪，舆论中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美国在欧洲是为拯救英国而战，亚洲战争才真正与美国切身利益有关。

　　经过反复讨论、磋商，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并没有改变以欧洲为主战场的战略总方针，但对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仍未作出明确的保证。

斡旋召开美中英苏四国会议

　　1943年，各条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尤其是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实现了根本的转折。

　　在历时200多天的整个战役中，法西斯军队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总损失大约是150万人，3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2000门大炮和迫击炮，3000架飞机和大量的其他技术兵器。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最终地粉碎和制止了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战略攻势，迫使它转入战略防御和退却。苏军夺取了战略主动权，开始了战略反攻，希特勒的军队已被赶出了顿巴斯和左岸的乌克兰。

　　1943年11月6日，红军解放了基辅。苏联战场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苏联军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结束，罗斯福就致电斯大林，热烈祝贺苏联红军取得的这一伟大的胜利。

　　在非洲，在地中海地区，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已经完成了对最后几股轴心国军队的包围；非洲敌军被迫投降，仅突尼斯一役，敌人就损失30万人。

　　“火炬”战役胜利结束后，美英远征军正向意大利本土进军。

　　1943年7月25日，当巴顿的新七军和蒙哥马利的老八军席卷西西里时，墨索里尼终于遭废黜，巴多格里奥元帅在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领导下，出来接管了意大利政府。

　　罗斯福兴奋地向美国人民宣告：“轴心上已裂开第一道口子。”“但是，”总统补充说，“我们对意大利提出的条件仍旧跟对德国和日本一样：无条件投降。”

　　1943年9月8日，在艾森豪威尔军队的强大攻势压力下，意大利政府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也正在把两支进攻的箭头一步步地向不可一世的日本逼进。美军继在瓜岛取胜之后，又击毙珍珠港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向所罗门群岛一带进逼。

　　为了促进胜利形势的发展，研讨盟国协同作战问题，1943年11月22日至11月26日，12月2日至7日，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分两段举行美、英、中三国会议。

　　罗斯福的本意是召开有斯大林参加的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可是斯大林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因为苏联对太平洋战争持“中立”态度，他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的国际会议。

　　因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决定把一个会分成两个来举行：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然后是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

　　两次会议都是在盟国的胜利已成必然的情况下召开的。

　　开罗会议举行前，罗斯福曾经踌躇满志地对儿子埃利奥特透露他对国际局势的看法。

　　他说：“世界局势的发展不得不使美国站出来担任领导角色，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将产生的分歧：俄国和英国在欧洲，英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而且我们不妄求。

　　“英国在走下坡路，中国仍在18世纪状态中，俄国猜疑我们，而且使得我们也猜疑它。美国是能在世局中缔造和平的唯一大国。这是一项巨大的职责，我们实现它的唯一办法是面对面地与这样的人会谈。”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满怀热情，丘吉尔半心半意，蒋介石则是抱着讨价还价的目的要求罗斯福增加军援。整个会议是关于远东战略问题的辩论。

　　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极力主张把日本驱逐出缅甸，保证中国陆上国际交道线，加强中国军队力量，作为最终打败日本陆上主力的重要战场。

　　丘吉尔否定缅甸有重要战略价值，他更不希望由中国人和美国人收复缅甸。他认为打败日本靠海上力量就够了。但是他和蒋介石不便过于反对罗斯福的意见，因此有条件地同意进行缅甸战役。

　　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还同蒋介石秘密讨论了远东战后统治安排问题。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在国际保证下，使大连成为苏联可以使用的自由港。根据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向斯大林作出的暗示，蒋介石同意了这一安排。

　　罗斯福总统认为，要中国继续作战来牵制日本部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机场对轰炸日本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罗斯福一再试图说服蒋介石改组他的政府，结果毫无成效。罗斯福召回了在中国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史迪威将军，满足了蒋介石对史迪威的不满，并试图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对待，以便提高蒋介石的斗志，使中国继续抗战。开罗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是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它宣布：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谋求利益，也无意于扩张领土。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此外，日本也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为商讨加建战争进程和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里兰举行会晤。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在“三巨头”会谈之前，1943年10月底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外长预备会议。

　　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进行他在战争期间唯一的这一次重要外交活动时，以顽强的意志争取说服苏联人发表一项四国宣言，保证成立一个维护战后和平与安全的组织。

　　斯大林向赫尔保证，一打败德国，苏联就将参加对日本的战争。罗斯福心想，这次会议就以上问题能达成协议，就算取得“重大成果”了。

　　德黑兰会议于11月28日至12月1日召开。当罗斯福一行抵达德黑兰时，斯大林为了罗斯福的安全而友好地建议他移住苏联大使馆。丘吉尔则住在附近的英国使馆。

　　罗斯福总统的车子驶进使馆大院的绿色大门，在一幢大而无挡的建筑物前面刹住。这幢建筑物很像一所百万富翁的豪华住宅，但已年久失修，不复有昔日的光彩。它那富丽堂皇的门框上的油漆显出裂纹，墙上的灰泥大块大块地剥落，里面的泥草露在外面，活像一个从破洋娃娃肚子里漏出的木屑。纳粹分子离去前在墙上到处乱涂的“卐”字，给人一种讽刺味儿。

　　罗斯福的安全由苏联警卫和便衣人员负责。他们个个都是两米以上的彪形大汉。斯大林前来拜访罗斯福时，后者故意不让美方翻译在场，只让斯大林的翻译帕夫洛夫担任翻译。

　　罗斯福对他儿子说：“这是表示我的信任和毫不猜疑的一个姿态。”

　　罗斯福和斯大林握手时说：“见到你，我很高兴。我早就想同你见面了。”

　　斯大林说由于军务繁忙，迟迟未能实现，感到抱歉。罗斯福感谢斯大林把主要客房让给他住，并向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取得的伟大胜利。

　　他们在正式开会之前举行了一个赠剑仪式：丘吉尔从伦敦给斯大林带来了一柄“斯大林格勒”之剑。仪式简短而动人。

　　一位年轻的英国上尉高擎着那柄修长笔直的宝剑，丘吉尔作了一席感情充沛的简短发言，斯大林用俄语致答词。接着，丘吉尔庄严地双手托剑，把它赠交斯大林。

　　斯大林接过宝剑，俯首吻了一下精美的剑柄。他缓慢地把剑从鞘中抽出一段来，然后又迅速插入，把它交给伏罗希洛夫。仪式到此结束。

　　“我想看一下宝剑。”罗斯福说。他右手握住剑柄，试试它是否平衡称手。这把剑的制作实在精美绝伦，拿在手里简直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倒像是自己手臂的延伸。

　　罗斯福高兴得笑起来：“真是登峰造极的杰作！”他把剑高高举起，从空中猛劈下来，雪亮的钢刃发出一道寒光。

　　第一次会议于16时举行。出席会议的除“三巨头”外，还有霍普金斯、艾登和莫洛托夫，以及三国的参谋部的负责人。斯大林和丘吉尔共推罗斯福总统主持第一次会议。

　　罗斯福总统在会议开幕时说，他很高兴把苏联人作为“家庭小圈子里的新成员”来欢迎，并向他们保证说，这次会议将始终像朋友们的聚会那样，在各方面都充满着完全坦率的气氛。他相信三国的代表会紧密协作，不仅在战争的整个期间，而且将继续到子孙后代。

　　丘吉尔说，这里所体现的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权力的最高集中，而人类幸福的未来就掌握在这些与会者手中；他祈望这些人将不致辜负上帝所赐予的时机。

　　斯大林说，这次兄弟般的集会的确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时机的到来，而这个时机极需与会者明智地使用各国人民所赋予他们的权力。

　　德黑兰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讨论军事问题。“三巨头”在介绍了各自战场的情况后，便集中开始讨论斯大林所要求的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丘吉尔虽然口头上不反对“霸王”行动，但以种种理由为借口极力避免与德军主力正面作战。他要进行地中海战役，在意大利迅速北进的同时进军巴尔干。

　　丘吉尔称他的主张是“四面包围战略”。

　　斯大林要求美英军队于1944年5月间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说他不能作此保证。

　　双方争执十分激烈，以致斯大林愤然站了起来，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走吧！我们在这里没有事好干了，我们前线还有许多事要做呢！”后来在罗斯福的调解和参与下，会议才得以进行下去。

　　斯大林对丘吉尔说，他想问一个颇为欠妥的问题，就是英国人是不是真正相信“霸王”行动，或者他们仅仅是把这作为一种给苏联人鼓气的手段而才表示同意的？

　　丘吉尔虽然使尽了辩论家的艺术，辞令动听，委婉得体，这是他拿手的本领，但是斯大林却挥舞大棒，对他老练的对手的躲躲闪闪毫不留情。在此情况下，罗斯福则居中调解，充当公认的会议主持人。

　　经过反复协商，终于确定在1944年5月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是德黑兰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一个重要决定。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斯大林的意见。

　　斯大林告诉他们，苏联将配合这次战役发动一场攻势。斯大林还重申了向国务卿赫尔作出的保证，打败希特勒之后，苏联将参加对日本的战争。

　　在斯大林做主人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一直取笑丘吉尔”，说他对德国人怀有“某种神秘的喜爱”，不愿对德国采取严厉措施。

　　据埃利奥特叙述，罗斯福夫妇对丘吉尔的私下评论更为直截了当，说“丘吉尔先生总是赞成不要对德国采取严厉的态度”，而且“他的情绪是随着对俄国人的恐惧感的增加而加剧的”。

　　斯大林所暗讽的也正是丘吉尔内心的隐秘，那就是他想在战后利用德国来制约苏联。

　　在忙忙碌碌的德黑兰四天会议里，罗斯福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会议桌上和吃饭时都进行着磋商，又单独同斯大林会谈过几次。

　　罗斯福发现这位穿着米色军装、戴着元帅的大金质肩章的苏联领导人信心十足，意志坚强，他给人的印象是“端庄，倔强，严肃，没有一丝笑容，令人难以捉摸”。

　　德黑兰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更为复杂。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罗斯福主张把德国肢解成五个相互分离的国家，斯大林也明确表示他希望有一个软弱的德国和强大的欧洲。

　　在会谈中，“三巨头”就战后要控制的战略基地问题进行讨论时，丘吉尔说，英国不想取得任何新领土，但希望保持它原有的领土和重新要回从它手中被拿走的领土，具体是指新加坡和香港。他说，尽管他可能最终要自愿让出帝国的一些疆土，但他不会不经过一场战斗而被迫放弃任何东西。罗斯福多次主张英国应把香港归还中国，印度应当独立，但丘吉尔的回答是：“我不愿葬送大英帝国。”罗斯福看到在战后要维持旧殖民帝国是不可能的，他希望在太平洋上建立美国领导下的新格局。

　　1943年11月30日，“三巨头”午餐会谈。当三方就苏联取得欧洲不冻港的问题在原则上达成协议后，斯大林问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远东能够为俄国做些什么？”

　　丘吉尔立即反问斯大林对前不久签订的《开罗宣言》有什么看法，并且表示有兴趣弄清楚苏联对远东和那里的不冻港问题的看法。

　　斯大林表示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完全的不冻港口。罗斯福说，自由港的主张也可以适用于远东，而且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斯大林立即发表意见说，中国人会反对这个提议的。

　　但罗斯福说，他认为他们会同意在国际保证下把大连作为一个自由港的。

　　接着，斯大林在远东方面作了两个口头承诺：第一，赞成《开罗宣言》的全部内容；第二，打败德国后，苏联红军将增援东部，协同盟军共同对日作战。后面这一点，对美国军方和罗斯福的战略布局都有很大影响。

　　会上，罗斯福对战后国际组织的构成作了很具体的设计。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三个圈：当中的一个圈标明“执委会”，右边一个圈标上“四个警察”，左边圈上写着“四十个联合国家”。这一构思，就是以后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四个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大会。

　　斯大林对罗斯福提出的监视和平的“四个警察”概念表示感兴趣。斯大林还赞成他提出的不准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和他们的殖民帝国的其他地区的建议。这些地区将成为联合国托管地。

　　在星期二的晚餐会上，丘吉尔把罗斯福描绘成一个“把毕生贡献给弱者和无援者的事业的人”，这个人凭借他的勇气和在1933年的预见性行动，“坚定地引导着他的国家在激烈的民主自由气氛中，顺着国内政治和党派倾轧的惊涛骇浪前进”。

　　在向斯大林祝酒时，丘吉尔说斯大林堪与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并驾齐驱，堪称“斯大林大帝”。

　　根据记录，在答话时，斯大林元帅说，授予他的荣誉其实是属于苏联人民的，要成为一名英雄或伟大的领导人并不太难，如果你不怕同苏联人这样的人民相处的话。他说，红军的确是在英勇作战，因为苏联人民不许可他们的军队里有别的品格。

　　德黑兰会议标志着苏联和西方合作的高峰。尤其是丘吉尔69岁寿辰之夜，会上的气氛更出现了一番新的景象。在英国使馆的大餐桌边，苏联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生日宴会使大家显得无忧无虑。

　　和其他任何生日宴会一样，这里也有一块蛋糕以及蜡烛、礼物、祝酒和赤诚的感情。罗斯福还亲自配制了马丁尼酒，更增添了随意的气氛。所不同的是，客人是三个大国的首脑，而他们的诚意则对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前途有重大影响。

　　正如“三巨头”签发的《德黑兰宣言》所说的：

　　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以及所有国家负有创造和平的无上责任，这种和平将获得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拥护，并在未来的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祸患和恐怖。

　　我们将寻求所有致力于消灭暴政的人民的国家之合作和积极参加……我们随时欢迎它们自愿加入到这个民主国家的世界大家庭中来。

建立维护和平的联合国组织

　　政治年轮又转到了1944年大选年。罗斯福清楚地记得四年前自己在克利夫兰的那次演说。这一次罗斯福确实渴望停下来休息。他写信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说：“我的灵魂总在呼唤我回到哈得孙河畔的老家去。”在大选来临之际，一份有着6000多名炼钢工人签名的请愿书这样写道：

　　我们知道您很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让您退职。

　　另一封信更深深地震动了罗斯福的内心：

　　当前世界忧患重重，请不要把我们撇下不管。上帝将您放在世上这个地方，就是要您做我们的北斗星。

　　罗斯福的内心波澜难平：险恶的战争已是曙光在前，但战后国际风云必将诡谲莫测，所有同时代的人都远不及他那般洞悉美国政府或世界政治的才能，军事策略和盟国外交都是他经手操办的，何况那个寄托着威尔逊式的梦想的联合国尚在未定之天，历史将在他身后对他作出怎样的评价呢？

　　1944年7月11日，罗斯福在致汉尼根的信中说：

　　假如人民命令我继续担任这项职务，进行这场战争，我就像一个在火线不能离开岗位的士兵一样无权退下来。就我自己来说，我不想再竞选了。到明年春天，我就做了12年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了。

　　一周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罗斯福此时正在圣迭戈，欲从那里乘船到珍珠港。罗斯福在圣迭戈海军基地的一节火车车厢里广播了接受提名的演说，提出了他的竞选主题。“1944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他说道：

　　第一，赢得战争，迅速赢得战争，以压倒优势赢得战争。第二，成立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第三，为我们即将回国的战士和为所有的美国人建立一种经济体系，它将提供就业机会，带来像样的生活水平。

　　为此，罗斯福在着手制定的一项新的经济权利法案中提出了这样的蓝图：

　　人们有权从事有益的有报酬的职业；人们有权挣得足够的收入，以便提供充分的衣食以及娱乐；每个农民都有权种植和出售农作物，其收益足以使他和他的家庭过着像样的生活；每个商人，不论大小，都有权在不受国内外不公平的竞争和

　　垄断者控制的气氛中进行贸易；每个家庭都有权拥有像样的住宅；人们有权享受适当的医疗；人们有权得到适当的保护，在经济上不必担心年老、疾病、事故和失业；

　　人们有权接受良好的教育；所有这些权利意味着安全。战争胜利后，我们必须准备落实这些权利，去实现使人民过幸福美满生活的新目标。

　　在从圣迭戈海军基地乘船到珍珠港的途中，罗斯福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商讨今后太平洋的战略。

　　大会首轮投票就通过了对罗斯福的提名，但在副总统候选人上争夺激烈。鉴于罗斯福的健康问题已是有目共睹，许多代表认为选择一个竞选伙伴就等于选择一个下届总统。

　　由于广泛的反对，罗斯福才勉强地舍弃了现任副总统华莱士，尔后艰难而让人意外地从三名人选中择定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谦逊朴实而又性情暴躁的哈里·杜鲁门。

　　罗斯福总统与杜鲁门关系一般，杜鲁门在主持参议院军事调查委员会工作时，显示了精明强干的领导才能。总统打消了几乎没有思想准备的杜鲁门的顾忌和畏难情绪。

　　共和党选出了一名温和而富有才智的人，他就是年仅42岁却已有10年纽约州州长资历的托马斯·杜威。麦克阿瑟将军经慎重考虑已于5月间自行宣布退出竞争。

　　杜威在全国巡回演说，发表的基本上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一般来说又是无懈可击的演说，以便多方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争取共和党的选票，同时又不引起战时特别的震荡。他不攻击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不攻击罗斯福的竞选目标。

　　他反复强调现政府是一群“累坏了的老头子”，他还提到罗斯福政府和临时机构中经常发生的口角、争吵和不合体统的勾心斗角。这两点确难反驳。

　　关于罗斯福的身体状况，一时有许多难听的谣传，无稽的和难以置信的恶意中伤层出不穷，但又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一张罗斯福在太平洋旅行前被人拍摄的照片，面容枯槁、有气无力、目光呆滞而又容易发怒的样子，被报刊和共和党广为散播。

　　8月，他在西雅图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当时他穿戴着腿部支架，阵阵剧痛迫使他要用手臂的全部力量抓住演讲台来支撑住自己，这使得他在翻转讲稿时十分吃力。同时也使得他通篇演讲显得结结巴巴和主意不定，而听众以前听惯了的那种由言语表达出来的镇定、自信和愉快的信念没有了。

　　自此，民意测验出现了波动。《纽约每日新闻》每期都一成不变地向读者强调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罗斯福已经62岁，而杜威比他年轻20岁。《纽约太阳报》甚至毫无忌讳地谈论副总统有可能在罗斯福任内接任的问题。罗斯福为了使选民安心，请他的医生罗斯·麦金太尔给他开具一张公开的健康证明书。证明书宣称：

　　他的器官毫无毛病，完全健康。他每天担任非常繁重的工作，但他能担负起来，精力过人。

　　为了证明麦金太尔所言非虚，罗斯福在天气酷寒、朔风凛冽、骤雨刺肌的10月21日，乘敞篷汽车横贯纽约市四个辖区，行程80多公里，历时4小时。

　　雨水淋透了罗斯福全身，黑色的海军斗篷闪闪发亮，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了总统保持着他的微笑，罗斯福一路坚持着让大家看到他。在随后的两周里，罗斯福又前往费城、芝加哥、波士顿，最后是在海德公园作了演说。其中在费城又逢大雨。总之，在1944年的大选中，罗斯福的健康情况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在整个竞选中，细心的听众不难发现，总统确实苍老了：拿着演说稿的手不时颤抖，机智与诙谐明显地少了些，有时还出现了意外的停顿或含混。不过在答复共和党对“我的小狗法拉”的诽谤时，面对卡车司机工会的听众，罗斯福作了被许多撰稿专家认为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精彩的演说：

　　好啦！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是在4年之后，这4年是什么样的年头啊！我的确老了4岁，这似乎使某些人感到恼火。其实，自从1933年我们开始清除堆在我们身上的烂摊子的那个时候算起，我们千百万人都老了11岁。

　　平易近人的话语引起听众深深的共鸣，一下子把大家拉回到大萧条与新政的年代，轻便有效地打发了对他是个“累坏了的老头子”的谴责。罗斯福进而说道：

　　在共和党中有着开明的心胸宽阔的分子，他们为使该党现代化和跟上美国进步的步伐，一直很努力而又体面地战斗着。不过共和党中这些开明分子却不能够把老保守派共和党人从他们所盘踞的地盘上赶跑。在我们绝不动摇地建立牢固的和平基础的决心中，全国千百万共和党人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

　　他们同样讨厌由这样的人作出的这种竞选演讲，这些人只是在短短几个月前才第一次认识到国际生活的事实，当时他们才开始研究民意测验的记录。

　　以这种气势讲出带有超越党派局限和这次竞争本身的话，也只有罗斯福才真正具备这种资格，因而具有极大的统摄力和强烈的感召力。值得一提的是，总统夫人埃莉诺在这次竞选中再次充当了总统了解国情的窗口。她力劝罗斯福把国内问题放在他心目中的首要位置。她觉得，如果总统不能始终坚持竞选中有关国内方面的诺言，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就有失去美国舆论拥护的真正危险。

　　埃莉诺不仅出色地尽了一位妻子的责任，而且充当了“自己丈夫的良心的保持者和经常的代言人”，而且在他死后仍然保持着这一令人尊敬的姿态。

　　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以多数票获胜。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第四任总统就职典礼仪式在白宫举行。公开的理由是，战时不应搞铺张排场。但不少人心里明白，总统已经衰弱得没有力气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这条长长的游行路线去参加就职典礼了。罗斯福总统对这次就职仪式似乎只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让远在海外的詹姆斯回来，他可以像前三次那样搀扶着儿子站立着；二是让他那散居各地的孙儿女们都在场。不久，蝉联四届的罗斯福总统向第七十九届国会提交了1945年度《国情咨文》，为那倾注了他极大心血的联合国组织呼吁支持和理解。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就建立世界和平组织说：

　　持久和平赖以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并不是单行道。1945年这新的一年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成就最大的一年。1945年可以看到纳粹法西斯恐怖统治在欧洲的告终。

　　1945年可以看到讨伐大军紧缩对帝国主义日本邪恶势力中心的包围。最重要的1945年可以看到而且必然看到世界和平组织的实质开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筹划一个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战后世界是罗斯福一直在思考的工作，同时他也谨记着威尔逊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随着美国的参战，原先一直充斥于美国政坛的孤立主义一扫而光，连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也一致主张“美国有责任参加主权国家间的战后合作组织来防止军事侵略，在一个自由世界里用有组织的公平原则来维持永久的和平”。

　　美国参议院也以85票对5票公开表示赞成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有力量防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权力机构”。而且丘吉尔和斯大林也多次表示，希望建立维持战后和平的国际组织。

　　在此情况下，罗斯福于1942年提出了他最初的“四警察”设想，打算采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办法，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分管美洲、西欧、东欧和亚洲的地区安全，在此基础上，再组成区域组织的国际联合。

　　但国务院等机构经过深入研究以后认为，此设想未能体现美国理应承担的“世界领导”责任。

　　1943年，美国实力空前壮大，不仅拥有与苏联不相上下的武装力量，而且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很自然地成为“联合国家”的核心。

　　罗斯福感到，此时正是实现他的伟大抱负的良机，他不仅具备过去多年担任总统的丰富经验以及头脑里有着对世界和平问题毕生研究所获得的思想精华，而且还赢得了行将与之合作的许多外国政治家的友谊和信任。

　　此外，他在世界各国享有无与伦比的个人威望，有世界舆论的广泛支持。他深信，他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定能为美国和世界和平创造一项千秋功业。

　　罗斯福重新设计了他的未来世界的蓝图，这就是把原来的“四警察”设想和国际安全组织糅合起来，在已有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

　　考虑到眼前美、英、苏三家鼎立局面，为保证美国在未来的联合国中的优势地位，罗斯福认为有必要预做安排，即为美国寻找一个可靠的支持者。他选中了中国，因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向来奉行亲美政策。

　　当1943年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普遍安全宣言》时，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我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在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

　　莫洛托夫承认赫尔言之有理，于是通过外交途径商定，由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上签了字。

　　一个多月后，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又作为大国首脑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开罗会议。这样，中国在名义上就成为“四大盟国”之一。

　　罗斯福关于建立联合国的构想很快取得了英、苏两国的赞同，并且出现了最初的联合国组织，这就是1943年11月由美牵头建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它的任务是“向受战争破坏地区的人民提供衣、食、住、行、医疗”等方面的援助和服务，以创建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成立及其活动，为以后联合国的建立提供了经验。美国很快就控制了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显露出世界霸主之相。

　　罗斯福甚至未与各成员国商量，就任命美国人赫伯特·莱曼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首脑，各国只好接受既成事实。

　　实际上，尽管英、苏赞成建立联合国，但在这个国际组织的某些细节上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罗斯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1943年12月，“三巨头”在德黑兰聚会，主要商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罗斯福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先争取三大国在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而把具体分歧留待以后去解决。

　　他知道，一旦涉及具体问题，丘吉尔和斯大林都不好对付，但如果他能诱劝他们表态支持某些基本的原则，那么一旦签订和约，现在他们所作的那些笼统含糊的承诺，到时候就会发挥某种杠杆作用。

　　这些基本原则是：新的国际组织以各国人民自由平等为基础，将比过去的国际联盟更具备强制性的有效手段，它要像警察部队那样，迅猛地扑灭战争的星星之火。

　　斯大林和丘吉尔热烈赞同这样一个联合组织，大家一致同意罗斯福竭力坚持的基本原则。

　　德黑兰会议后，美国加紧为联合国的成立作具体准备。此时，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意义深远的计划，建议成立国际金融组织，促进美国外贸，避免1929年经济大危机重演。

　　罗斯福看到该计划使他的战后世界蓝图更加完善，欣然接受。

　　在美国的积极倡导下，1944年7月1日至22日，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会议通过的《最后决议书》规定，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即各国货币直接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汇率，可按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比价，随时在美国兑换黄金。

　　为此，会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由于美国认购了世界银行91亿美元资本中的31．75亿，并拥有基金组织中三分之一的表决权，因而从一开始，美国人就从人事和资金上完全控制了这两个机构。

　　接下来，四大国的外交代表于1944年8月至10月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讨论建立联合国的具体组织事宜。

　　美国国会两院也已分别通过了《康纳利决议案》和《富布莱特决议案》，保证支持美国参加战后国际组织。

　　为了营造四大国亲密和谐的会议气氛，罗斯福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即席讲话。

　　他说：“这种会议常使我想起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史密斯的先生的老话。此人当过纽约州州长。他对解决劳资之间的问题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他说，如果你能把各方请进摆着一张大桌子的房间，让他们脱去上装，把脚跷到桌子上，再给他们每人一支上等雪茄，那么你总能使他们谈到一块去的……你对熟悉的人怎么恨得起来？……我知道你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工作的。”

　　他希望四大国成为朋友，“把脚跷到桌子上”。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四国就联合国组织的总形式和许多具体细节都达成了一致。

　　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规定了联合国组织的宗旨与原则，以及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等重要机构的组织权限。

　　但在安理会的否决权问题上，美苏发生了严重分歧。

　　苏联坚持要求保证常任理事国的绝对否决权，美国则认为，作为当事一方的常任理事国不能否决有关讨论和行动。

　　苏联还担心联合国大会中会形成美国为首的美洲集团和英联邦集团，因而提出接纳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同时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对此，美国以自己有50个州也应有50个席位予以反驳。

　　这两个问题最后未能达成协议。

　　1945年2月，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开始从东西两翼向德国腹地进攻，德国法西斯覆灭在即。随着军事胜利的到来，三大国尽快达成战后安排显得格外重要。

　　作为联合国组织的“总设计师”，罗斯福的心情更为迫切。然而现实的问题是，他必须找到排除最后障碍的办法。他仔细分析了他的两个对手，觉得他们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民族利益。

　　由此他意识到，绝不可能把旧世界的一切推倒重来，用全新的材料建筑国际大厦。

　　相反，只能在一个被毁坏的文明世界的废墟上动工，清除那些无用而碍事的瓦砾，利用留存下来的完好结构，这里补上一些砖瓦，那里安上一个新拱门。

　　想通了这个道理，他决定作出必要的妥协。

　　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三巨头”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再次聚首。

　　这次会议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在下述问题上达成一致：

　　关于大国否决权问题，三国同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论是否当事国，对实质性问题均有否决权；

　　关于代表席位问题，苏联撤回在联大拥有16个席位的要求，美英则同意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拥有联大的正式代表权；

　　关于托管地问题，美国同意，联合国托管范围仅限于战败国的殖民地，国联的委任统治地和自愿交由联合国托管的地区，不再坚持原来的所有殖民地都交联合国托管的主张，从而满足了英国的要求。

　　会议还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至此，有关联合国组织的问题终于得以妥善解决。然而就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夕，1945年4月12日，一代伟人罗斯福却因心血耗尽而猝然长逝，他终于未能亲眼看到他精心设计的联合国组织的诞生。

　　罗斯福总统的遗体运回华盛顿后，并没有像以前的林肯总统和后来的肯尼迪总统的遗体那样，停放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供人瞻仰。他生前不希望那样做，他的遗愿得到了尊重。

　　4月12日19时9分，白宫外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只是默然伫立。其实这时在白宫内阁会议室，哈里·杜鲁门正由首席大法官哈兰·斯通主持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

　　白宫外的人们觉得那没什么可看的，也没打算看到什么，大家的脑子空洞而又茫然。许多人在哭泣，泣不成声的人们不仅是在为引导了他们12年之久的总统哭泣，更是在为他们自己失却了这种依托后无法预期和把握的前途哭泣。罗斯福是在战争的最高潮的时刻，而且正当最需要他的权威来指导美国政策的时候死去的。罗斯福逝世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都沉痛地悼念他。

　　在英国唐宁街10号，丘吉尔首相感到“挨了一记重击”，感到一种深重的无法置换的损失降临了。几天后，首相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追悼仪式上失声痛哭。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关于罗斯福总统，我们可以说如果他当时没有采取他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如果他心中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汹涌波涛；如果在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极端危难时刻，他没有下定决心援助英国和欧洲；那么人类就会陷于可怕的境地，在若干世纪之内人类的整个前途就将沉沦于屈辱和灾难之中。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神情黯然，他默默地“紧握着哈里曼大使的手约有30秒之久还没有请他坐下”。随后，极度悲伤的元帅凝重而细致地询问总统去世前的情况。莫斯科红场下了半旗，旗帜围上了黑边。

　　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以“民主巨星的陨落，悼罗斯福总统之丧”为题，发表了悼念社论。

　　一代伟人罗斯福猝然长逝。载着灵柩的总统专列缓缓北行，沿途露宿等候瞻仰灵车的人无以数计。车过亚特兰大，一群黑人女佃农跪在棉田里，双手紧攥，伸向灵车致哀。

　　14日10时，海军陆战队、坦克部队、陆军和各兵种的女兵护卫覆盖着黑丝绒和星条旗的灵车穿过华盛顿的街道。六匹白马拉着载有灵柩的炮车，车后是一匹孤独的乘马，戴着眼罩，马镫倒悬，垂挂着一把剑和马靴象征勇士已撒手尘寰。肃穆的人群立在街道两旁。

　　当晚，灵柩由专列送往海德公园。次日上午10时许，罗斯福复归大地。哈得孙河水呜咽地流淌。

　　罗斯福虽然没有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但他足可以为身后的一切欣慰：在他逝世25天后，作恶多端的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他逝世3个多月后，日本法西斯也投降了。

丘吉尔

从随军记者到内阁大臣

　　温斯顿·丘吉尔生于1874年11月30日。他在18岁时考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骑兵科。

　　1896年秋，丘吉尔随第四骠骑兵团到了印度，被编入班加罗尔驻防部队。在班加罗尔的岗位上，丘吉尔有不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决定好好地利用。他往往连续打几小时马球，最后成了一名优秀的马球手。他也开始给自己补上在学校中未能学到的那些知识。

　　丘吉尔刻苦努力，专心致志，在短短的时间内阅读了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书，从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

　　加之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所以后来他不仅成为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而且成为举世闻名的著作家。

　　1899年10月，英布战争拉开了序幕。丘吉尔作为《晨邮报》记者随军奔赴南非。

　　丘吉尔一来到前线，就迫不及待地随部队参加了一次侦察行动。他们乘装甲列车深入布尔人占领区，遭到了狙击，几节车厢脱了轨，机车和部分车厢被阻塞。

　　丘吉尔不是军人，但他奋力使机车和剩下的车厢脱离火力网，抢救伤员，并把装甲列车上的人员带到安全地带。他还趁着他的老朋友、步兵指挥官霍尔登用火力掩护装甲列车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枪林弹雨中排除了道路的阻塞，使机车带着几节剩下的车厢往回开动了。

　　但是撤退并不顺利，先是霍尔登和他的士兵被俘，接着丘吉尔也被南非民兵俘虏了。

　　丘吉尔被带到了敌军的俘虏营，后来随一批英国俘虏被送到司令部，大难不死，辗转到了比勒陀利亚，关在国立师范学校里。

　　丘吉尔再三要求把他作为随军记者予以释放，但毫无结果。于是他同霍尔登和另一名军官准备逃走。

　　一天晚上，趁着卫兵打瞌睡的时候，丘吉尔爬出了学校的围墙。他的两个同伴没有来得及跟他逃出来。

　　丘吉尔落在敌人的这座城市里，没有伙伴，没有武器，远离前线。他决定奔向铁路，以便乘火车穿过布尔人控制区，逃往葡萄牙殖民地。在比勒陀利亚街上，没有人拦他。

　　他来到铁路旁，爬上缓缓开来的货车，藏在一堆装过煤的空袋子下面。黎明时分他下了火车，因为担心白天卸煤袋子时会被人发现。

　　他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布尔人正在竭力搜寻逃跑者。他的脑袋被悬赏25英镑，钱倒是不算多。

　　第二天晚上，丘吉尔未能像他打算的那样爬上过往的火车继续赶路。夜里，他忍受着饥饿，疲惫不堪、垂头丧气地向着一所窗口亮着灯的房子走去。

　　他这样做，冒着重新落到布尔人手里或者被告密的巨大危险。但是他这次很幸运，原来这是在几十千米之内唯一的一个英国人居住的房子。

　　布尔人留下这个英国人是要他照料已被封闭的煤矿的。这个英国人同自己的朋友们一起把丘吉尔藏到矿井里。过了几天，布尔人不再搜寻了，这个英国人就把他藏到开往葡萄牙殖民地的一节货车车厢里。

　　1899年12月19日，丘吉尔逃到了葡萄牙控制的殖民地。

　　在南非的奇遇出乎意料地给温斯顿·丘吉尔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他一获得自由，就立即向《晨邮报》发了一份描写他从战俘营逃跑的详细报道。丘吉尔没有提及那位把他藏起来的英国人，以免给他带来危险。这篇报道被当做惊险小说阅读，吸引了公众的注意。

　　丘吉尔回到南非的德班时，英军司令部把他当做英雄热烈欢迎。欢腾的人群争先恐后地向他涌来。

　　围绕丘吉尔出现的这种喧闹场面，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他出逃的一周内，英国军队在南非又遭到一连串的严重失败。这是英国人自克里木战争以来遭到的最大损失。

　　在英国和布尔人的战争史上，这一周被称为英国军队的“黑暗的一周”。丘吉尔英勇无畏地、成功地逃脱危难，是“黑暗的一周”中唯一的亮点。

　　为了转移各界的注意力，英国报刊抓住丘吉尔的奇遇大做文章。报刊把他逃出俘虏营的事当做轰动一时的新闻刊登，过分地夸大了他的冒险经历，甚至杜撰了一些绘声绘色的细节。一个投降被俘的记者，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民族英雄。

　　丘吉尔的传奇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不利局面。布勒将军不但接见了他，还不顾禁令将他编入了部队。

　　丘吉尔从南非归来，成了英国的民族英雄，同时也获得了政治资本，为自己跻身议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11个选区询问他是否愿意代表他们去当选议员。因此丘吉尔的名字，不仅传遍了英国，而且随着电波扩散到了全世界。

　　1908年，丘吉尔进入内阁，担任贸易大臣。在随后的数年间，他担任过五六种内阁职务，他带着无穷的兴致与巨大的活力来对待每一项任职。

　　作为贸易大臣，丘吉尔带头提出一系列倡议，为现代英国奠定了基础。

　　尤其是任内务大臣期间，他改革制度，规定煤矿工人8小时工作制，提出井下应安装安全设备；他禁止秘密雇用14岁以下的童工，规定店员有权工间休息，设定最低工资线；在全国设立职业介绍所以减少失业，并对监狱制度作了重大改革。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德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1911年7月的一天，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号”炮艇来到摩洛哥渔港阿加迪尔，派了一些人登陆视察，接着又悄然离去。此举不仅是警告法国在非洲的扩张，而且是表明德国觊觎非洲的强烈意向。

　　此时，伦敦正沉浸在一片欢乐饮宴、歌舞升平之中。一向爱管闲事的丘吉尔，惯于对本部职权以外重大问题发议论，提建议。于是，他给内阁成员送去了厚厚的一摞备忘录。

　　丘吉尔认为英国海军盖世无双，不把后起的德国海军放在眼里。两年前在议会中他曾把海军大臣提出要造6艘装备13．5英寸口径大炮的主力舰计划视为惊慌失措，并且因担心实行社会改革计划缺钱而激烈地反对增加海军预算拨款。

　　现在，丘吉尔猛转180度，得出英德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成为未雨绸缪的积极备战派。

　　1911年8月23日，帝国防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陆军部和海军部关于战略计划的报告。会议同意了丘吉尔备忘录中关于战争主要将在法德两国陆军之间进行，战争一爆发，英国即向法国派遣远征军的意见。

　　帝国防务委员会议还证实，海军在保证英国远征军安全渡过英吉利海峡赴欧洲大陆与法国并肩作战这一问题上，没有作任何计划。为此，首相阿斯奎斯决心更换海军大臣麦克纳。

　　阿斯奎斯决定加强海军部，拟调丘吉尔去接替海军大臣麦克纳。尽管丘吉尔行为有些古怪，过分热心地对别人主管的工作评头品足，引起比他年长得多的内阁成员的反感，但他在贸易和内政大臣岗位采取的积极行动，显示出他是个富有坚强毅力、决心和组织能力的治国人才。

　　1911年9月下旬，阿斯奎斯征求丘吉尔对改任新职的意见。

　　丘吉尔觉得大战将临，海军部的工作大有用武之地，加之舆论对他镇压劳工运动大加挞伐，自己名声已臭，不想在内政部再待下去，宁肯改任官阶较低的海军大臣，便满口答应了首相。

　　1911年10月25日，丘吉尔以一个工作狂的面目出现在海军部。他一上任，立即在海军部建立了参谋人员值班制度，规定值班人员在必要情况下应发紧急警报。他极力造成一种临战气氛，促使部内各级人员相信来自德国的进攻已迫在眉睫。

　　丘吉尔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北海大地图，他让参谋人员用小纸旗在图上标出德国海军兵力部署的变动情况。他认为这不仅可以使自己一上班就能详细了解敌方舰队的活动情况，还可以使自己和海军部的同事“经常保持敌情观念”。

　　丘吉尔把家搬进了海军部大楼。他经常乘坐皇家海军的“魔女号”快艇外出视察海军部队，几乎走遍了所有最主要的海军基地，视察了所有的大型军舰，详尽地掌握了海军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丘吉尔仿效陆军，在海军创设作战参谋部，把指挥权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他接连更换了年老资深但观念陈旧的第一、第二部务委员。他在朴茨茅斯开办海军作战学院培训参谋人员。

　　丘吉尔将大臣同几位部务委员集体决策的传统工作方式，改变为向部务委员发号施令，引起一些将领的不满。但是他的改革却在下级军官和水兵中大得人心：提高了下级军官的待遇，取消了对犯轻微过失者的体罚，提高了士兵的薪饷，让优秀士兵有机会升任军官。

　　海军《舰队》月刊主编说，英国“海军历史上没有一位大臣比丘吉尔更确实地对海军士兵的处境表示过同情”。

　　丘吉尔决定改用昂贵的石油替代煤炭作为军舰燃料，从而大大提高了航速。英国当时不产石油，丘吉尔说服政府，以200万英镑之巨资成立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并购得其控制权。

　　丘吉尔还决定改进舰艇装备，包括将主力舰上13．5英寸口径炮换成15英寸的。后来实践也证明了他的决定的正确性。

　　丘吉尔本来不懂海军，但他“在养兔场内到处打洞”的一系列举措却搞得有声有色，短期内就大大提高了英国海军战斗力。他成功的秘诀是请学识渊博的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当顾问，虚心请教，在实践中学习，迅速地使自己从外行变成了内行。

　　后来，当丘吉尔离开海军部时，原陆军大臣基奇拿对他说：“您永远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您已使英国舰队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大战爆发前，丘吉尔就在7月中旬把一年一度的例行军事演习改为战争动员训练，通过动员训练，舰只和全体海员都做好了打仗准备。

　　1915年1月，丘吉尔批准了海军攻占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但最后海军却无法攻下该海峡，并付出了巨大代价，使得英国在战事之初的优势丧失，丘吉尔成为保守党猛烈攻击的对象。

　　1915年5月，决定要与保守党人共组联合政府的阿斯奎斯首相免除了丘吉尔海军大臣的职务，派他出任内阁中地位最低的不管部大臣。

　　被排挤在政治圈之外的丘吉尔决定辞职，赶赴法国前线亲自参加战争。从见习到带兵，丘吉尔在部队基层生活了。在风雪交加的肮脏战壕里，白天冒着敌人炮火袭击的危险，晚上蜷手缩脚躺进睡袋，他似乎享受到了同士兵们在一起过艰苦生活的乐趣。但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战场应该是在内阁，而不应是真正的战场。所以，1916年5月，丘吉尔卸任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六营营长，并放弃了中校军衔，回到议会。

　　1916年9月，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成立，次年1月该委员会发表报告，将事件的主要原因归咎于首相阿斯奎斯和陆军大臣，而丘吉尔在事件中的责任被认为不是那么重大，这份报告的发表为丘吉尔重新在政坛崛起提供了契机。

　　1917年7月，自由党党魁劳合·乔治宣布任命丘吉尔为军需大臣。乔治原本准备让丘吉尔担任更高的职务，但是因与自由党组联合政府的保守党人的坚决反对而作罢。即使是任命丘吉尔为军需大臣也引起了一场大风波，舆论与保守党人士都表示强烈的反对，但是在首相的坚持下丘吉尔照常上任。

　　丘吉尔在军需大臣任内推动了多项对今后战争产生深远影响的新发明，包括坦克、飞机和化学毒气。在丘吉尔的提议下，英国迅速扩大了坦克的生产规模，推动飞机在战争中的应用。

　　1918年11月，英国举行一战后的首次大选，选后丘吉尔在内阁内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两项职务。他开始对英国军队进行调整，并且主张积极干预俄国内战。

　　1921年，丘吉尔转任殖民地事务部大臣，兼任空军大臣，开始与爱尔兰新芬党谈判，最终允许爱尔兰成为英帝国内的一个自治领。

　　1922年的大选中自由党惨败，丘吉尔本人也在自己的选区中意外失利。多年的战争使得选民变得左倾，原本支持自由党的选民大批大批地倒向工党。

　　1923年的选举中丘吉尔再度落败，工党则获得胜利，组建了第一个工党政府。丘吉尔意识到自由党的势力已经开始衰败，很难再成为政坛上可以与保守党抗衡的政治势力，于是他逐渐疏远自由党，转而向保守党靠拢。

　　1924年3月的补选中，丘吉尔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身份参选，提出自由党等其他所有反对党都应该向实力较强的保守党靠拢。最后选举结果丘吉尔还是以43票之差落败。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剧作家萧伯纳在竞选期间写了一封信给丘吉尔，讽刺他的对俄政策，称他为无法支持花了英国人“1亿英镑试图将俄国的时钟拨回封建时代”的人。

　　1924年夏，刚刚成立了9个月的工党政府倒台，丘吉尔代表保守党参选以高票当选，并被首相斯坦利·鲍德温任命为财政大臣，这是内阁中地位仅次于首相的职位，也是丘吉尔父亲曾经担任过的职务。但是丘吉尔本人对财政一窍不通，在任内推动了英国重新采用金本位制，这一决策后来被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凯恩斯批评，给英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金本位制最终在1931年被取消。

　　1929年5月，英国再度举行大选，这次选举中丘吉尔本人虽然险胜，但是保守党和自由党在全国范围内惨败，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重新执政。这段被称为“在野岁月”的日子是丘吉尔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他在议会中除了批评政府提出的印度自治方案，并决定与国大党谈判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包括已经在连载中的《世界危机》以及《我的早年生活》，还有一本关于祖先马尔巴罗公爵一世的传记。

督促政府抑制德国霸权

　　20世纪30年代对英国和丘吉尔来说都是苦难的年代。这时英国经历着经济大萧条，丘吉尔返回政府工作的前途渺茫。他只好带着家人去美国旅游，或是住在郊区的别墅里写作。

　　他在美国遇到了车祸。当时，他正在纽约第五大街徒步行走，他忘记了纽约的交通规则和伦敦不一样，不是靠左而是靠右通行。横过马路时他只管往右侧看，看右前方没有车就只管往前走。就在这一刹那，丘吉尔听到了刺耳的刹车声，同时感到被汽车撞上了。

　　他被抬到人行道上时已经失去了知觉，骨头断了15根，遍体擦伤体内出血。他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在医院他不得不度过一些不愉快的时光。值班医生首先要问清楚患者的家庭收入，以判断他是否有能力支付医疗费。

　　丘吉尔忍着巨大的伤痛，总算说清了自己的支付能力，才被抬到了手术台上。

　　丘吉尔很快康复了，他不甘心就此在政治上寂寞下去。一个人在战场上阵亡就完了，而在政治上下野却能东山再起。丘吉尔的经历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曾几次试图返回政府，并为此进行了处心积虑的斗争，可是他都失败了。但他还是不放弃。丘吉尔是不知道“放弃”一词为何意的。

　　当然，20世纪30年代的丘吉尔仍然是下院议员，他经常去议会演讲，发表自己的政见。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丘吉尔讲演的话题和注视的重心由印度转到德国。

　　在此期间，德国的纳粹党正勃勃兴起，他们在复仇和准备新战争的旗帜下，攫取了德国政权。当时英国许多人考虑这将威胁英国在欧洲的利益。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给德国以至欧洲带来了严重的不安。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反对犹太主义，并叫嚷着要把日耳曼民族统一在德意志帝国周围。

　　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在加紧扩军备战。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只准许拥有10万陆军。但是，1933年10月，希特勒退出了世界军备会议和国际联盟，继而又废除了《凡尔赛条约》中限制军备的条款，他还明目张胆地以挑衅的姿态向全世界宣告，德国拥有36个师团计55万陆军。

　　不仅陆军如此，《凡尔赛条约》规定不得拥有飞机的德国空军，也具备了英国空军的三分之二的力量，并具有很快超过英国的潜力。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丘吉尔越来越多地在思考纳粹的威胁这个问题。他意识到，纳粹分子上台后，德国军国主义复活，这不光给苏联，也给英国利益带来致命的危险。

　　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有些英国政治家要求给予德国以“平等的军备”。

　　丘吉尔反对说：“德国要求军备平等是危险的。只要德国的怨恨和不满尚未消除，它获得与其邻国完全平等的军备，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就指日可待了。”

　　1933年，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使丘吉尔感到从此可以放手重整英国军备。这方面，丘吉尔认为技术装备在20世纪的战争中具有决定力量。他把注意力放在空军上。他考虑到，巨大的水上障碍——英吉利海峡把英国和欧洲大陆分开，这种情况使英国最担心的是德国空军。

　　丘吉尔非常注意德国空军的发展，并尽力促使迅速改组英国空军。丘吉尔在下院发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演说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成功的。

　　丘吉尔的演说证明，他无论是对德国的动向还是对英国军事装备的现状都了如指掌。丘吉尔在政府中没有任何正式职务，却能掌握确实可靠的现实资料，并能根据这些资料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结论日后证实是正确的。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些讲话以《英国仍在沉睡》为题汇集成册发表了。这个集子出版后，在英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

　　丘吉尔一再强调德国空军的严重威胁。他说：

　　过去海军是英国的可靠后盾，现在不能这样说了。可恶的空战方法的发明和改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不是20多年前那样的国家了。

　　1934年11月，丘吉尔向国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英国国防中的空军实力不充实，他认为德国不足一年将在空军上赶上我们，甚至超过。鲍尔温起初不赞成，但半年后他公开承认丘吉尔的看法是对的。

　　1936年3月底，丘吉尔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阐述了他多年来所遵循的欧洲外交政策的原则。

　　丘吉尔说：

　　英国400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落入这些国家手中。从历史上看，在这4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

　　根据这一原则，丘吉尔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并且力图称霸欧洲呢？

　　丘吉尔认为：“德国正在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充军备，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崩溃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个战争的唯一目的，如果取胜的话，其唯一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

　　丘吉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的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

　　丘吉尔当时不在政府，但他的演讲影响了许多人，为日后英国做好战争准备产生了作用，也为他自己以后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

　　1937年5月28日，鲍尔温由于年迈辞去首相职务，继任他的是内维尔·张伯伦。丘吉尔希望借此机会进入政府。于是他一反常态，在发言中称赞张伯伦是杰出的议员和活动家。

　　然而丘吉尔仍被排斥在政府之外。之后他和张伯伦的分歧越来越大。

　　张伯伦自以为找到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他主张推动德国同苏联交战，这样既会消灭苏联，又可以使德国筋疲力尽，没有能力为争夺欧洲霸权而同英国作战。丘吉尔则认为德国不仅对苏联是个威胁，而且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是威胁。

　　张伯伦对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谈判寄予毫无根据的希望。他认为只要同法西斯独裁者坐下来谈判，就能立刻说服他们接受符合英国利益的条件，并和德、意达成协议。实际上张伯伦正是这么做的。

　　1938年，国际问题的焦点是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希特勒要求瓜分这个国家，张伯伦打算满足他的要求。

　　9月28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说，在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有人递进一张纸条。这时张伯伦的脸和整个表情都突然变了样，好像年轻了十来岁。

　　张伯伦宣布希特勒同意把军队动员令推迟24小时，并同英国、法国、意大利首脑在慕尼黑会晤。下院对这一消息报以热烈的欢呼。

　　在走出了会议厅时，丘吉尔走到张伯伦面前，语含讥讽地说：“祝您成功，您真幸运。”

　　于是，张伯伦前往慕尼黑，参加了四国首脑会议，最后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几个月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很快被德国完全吞并。

　　丘吉尔一直反对和德国妥协，他反复地谈论着同苏联达成谅解以中止德国扩张的必要性。

　　在张伯伦到达慕尼黑的第二天，伦敦萨伏伊饭店举行了一次午餐会。到会的有工党领袖艾德礼和保守党人丘吉尔等人。丘吉尔劝说他们立即联名给张伯伦拍电报，要求不要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可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表示自己不能签名。

　　当聚会者什么事情也没做就决定离去的时候，丘吉尔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张伯伦一回到英国就声明：“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丘吉尔清楚，《慕尼黑协定》是英国和法国的失败。他说，《慕尼黑协定》和保障和平毫无共同点，而且会对英国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了。战争爆发时，英国政府迟早要把能够领导抗德的坚强有力的人吸收进来。随着客观局势的发展，丘吉尔参加政府取得政权的希望与日俱增。

　　1939年春夏之际，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屡遭挫折，但他仍然希望同希特勒谈判取得成功，这导致他在英国人民中威信扫地。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临危受命组阁战时新政府

　　丘吉尔利用各种机会批判张伯伦的对外政策，同时他的预言屡被证实，因此广大民众将重任寄托在了他身上。

　　波兰遭到德国和苏联入侵，英、法两国本应该根据他们同波兰订立的同盟条约给波兰提供一切援助。而张伯伦却试图同德国谈判解决波兰问题。但1939年9月2日，下院发表了一场危及政府的辩论。议员们要求英国履行对波兰的义务。

　　就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当天，丘吉尔接到了张伯伦的邀请，请他晚上到唐宁街10号。会见时，张伯伦提议他进入政府工作并成为战时内阁阁员。丘吉尔立即表示同意。

　　在他们谈论战时内阁人选问题时，丘吉尔乘机把自己的几个追随者拉进内阁。

　　9月3日，张伯伦被迫在下院宣布英国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丘吉尔在政府内任海军大臣和阁员。丘吉尔并不满足于此，他想得到首相职位。他认为，能否取得首相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院压倒多数的保守党。

　　因此，开战后，他不再批评保守党领袖张伯伦，他极力表明，他在内政、外交以及战时政策的一切问题上都要同张伯伦真诚合作。

　　虽然同德国宣战，但张伯伦不想打这场战争，历史上把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这段时间称为“奇怪战争”时期，这时英国对德战争并未采取实际上的行动。

　　丘吉尔对这条路线并不赞赏，可是他并没有公开批评张伯伦。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抗德工作。他在海军部的工作非常紧张。

　　“奇怪战争”期间，海军的活动最积极。丘吉尔每天工作18小时，在他的领导下，把商船队编入海军护航舰队，制订了对德国的海上封锁计划，组织建造新军舰和搜索德国潜艇。

　　丘吉尔还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建立了直接联系。

　　罗斯福沉着、冷静、明智而富有远见，他预见到英国政治的未来属于丘吉尔。从那时开始，丘吉尔和罗斯福便长期通信，直至欧洲战争结束为止，双方通信达千封之多。

　　“奇怪战争”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苏联在德国进攻波兰的第二天便从东边入侵波兰，最后苏德瓜分了波兰。1939年年底，苏军又侵入芬兰。

　　在丘吉尔的敦促下，英法政府对芬兰提供了各种援助，并派援军支援芬兰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本来，张伯伦希望看到苏德二虎相争，但出人意料的是苏德竟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对英法及其盟国构成威胁。

　　紧接着，希特勒又下令占领了挪威和丹麦，这种局势激起了英国人民和下院对张伯伦的强烈不满。

　　1940年春天，多数下院议员都迁怒于张伯伦，表示政府无能是显而易见的，应当辞职。在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张伯伦惨遭失败，政府必须辞职。

　　丘吉尔成为首相无可争议的继承人。张伯伦本想支持哈利法克斯组阁政府，但由于得不到丘吉尔的支持，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德国在西线发动了进攻，袭击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张伯伦本来想利用这一局势握住首相大权不放，他认为战争紧急的情况下，任何人不能强行改组政府。但下院拒绝了他，他只好到白金汉宫向国王递交了辞呈。

　　国王终于在1940年5月10日下午授权丘吉尔组阁政府。

　　丘吉尔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大权。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写道：

　　我在大约3点钟上床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了指挥全局的大权。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人，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了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

　　丘吉尔对自己充满信心：“我想我对全局了如指掌，深信自己不会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现实比梦想更加美妙。”

　　5月13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简短演说，他说：“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你们。”

　　接着他又说：“你们要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竭尽一切可能和投入全部力量在海上、陆上和空中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

　　丘吉尔除了任首相以外，还接受了下院领袖和国防大臣的职务，实际上掌握了最高军事领导权。

　　丘吉尔是个性格果断、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人，而且是个雄辩的演说家。在对德作战时期，他充分运用这些素质来领导国务活动。

　　他的大量演说都能准确地分析局势和英国民众的心理，他抨击希特勒及其党羽并号召本国人民积极抗战。丘吉尔的这些演说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扬，也终于得到军事将领们的拥护。

　　丘吉尔取得政权后的最初阶段困难很多。德军突破了英法前线，战火向法国北部蔓延，危及巴黎，英国远征军有被歼的危险。

　　丘吉尔政府需要立即着手解决几个问题。要千方百计延长法国的抵抗时间以便给德国军队造成最大创伤，同时也为英国加强国防——训练陆军、空军并为准备生产武器赢得时间。

　　不久，在法国北部的英法两国的大部队被德军截断。这时丘吉尔政府主要关心的是撤退英国远征军。

　　1940年5月22日，丘吉尔再飞往巴黎参加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还在万森城堡的法军总司令部会见了魏刚，对他留下了“坚定、果断和出奇的活跃”的印象。丘吉尔与法国领导人进行了讨论后，同意了魏刚南北军队会合的计划，又于第二天飞回伦敦。

　　但是，从索姆河南部地区发起的攻势未能奏效，由戈特勋爵指挥的英国远征军的北翼阵地也因比利时军队的溃退而陷于困境。

　　5月25日，英法联合在阿腊斯北部举行的反攻被德军挫败；5月26日，临时被任命为准将的戴高乐率第四装甲师和6个营的步兵向阿布维尔发动了成功的进攻，但由于缺乏增援和空中掩护，他所取得的战果未能巩固。

　　5月27日，比利时投降。

　　5月30日，戴高乐被迫南撤。由于战事发展不利，英国陆军部已于5月26日命令戈特勋爵打开通向海边的通道，命令驻守加来的英军坚守到底，从南边给予保护，以便从敦刻尔克“撤出尽可能多的人”。

　　此时，沿海的许多港口不是已落入德军手中就是处在德军炮火的射程之内。

　　约有40万英法盟军被迫收缩在敦刻尔克周围的一小块袋形地区，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假若德军继续追击，40万英法联军就有可能被歼灭。

　　但奇怪的是，在1940年5月24日，希特勒发出了要坦克部队停留在运河一线，停止向前推进的命令，使盟军获得了一个意外的重要喘息机会，争取时间巩固了敦刻尔克周围的袋形阵地。

　　5月26日晚上19时许，英国海军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发出开始执行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通知。

　　当时有861艘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小帆船等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船只都投入了从敦刻尔克撤退盟军的紧急行动。

　　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公报曾反复宣称，“在阿托瓦的法军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被迫退入敦刻尔克周围地区的英军在我们集中进攻之下正走向毁灭”。

　　德国人原以为，只有一些小船对希望撤离的盟军作用不大；但到了5月30日，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总参谋长终于发现了这些小得可怜的船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在拼命进攻和猛烈轰炸下，盟军袋形阵地仍岿然不动，德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盟军部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逃到英吉利海峡对岸去。

　　由于敌人已经察觉而无保密的必要了，英国海军部干脆公开号召沿海居民都投入营救活动。

　　许多有船的人纷纷自愿前来，更加快了撤退速度，以至于5月31日这一天撤退人数达到68000多人。

　　同一天，丘吉尔第三次飞往巴黎出席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盟军从挪威纳尔维克撤退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一旦意大利参战就对其进行海空联合袭击的计划。

　　丘吉尔在会上还努力避免法国人产生误会，强调在敦刻尔克的英军和法军“撤退必须相互臂挽着臂合力进行”。

　　他发现，法国方面继续战斗的热情和信心比上次有所减弱，尤其是贝当元帅反应冷淡甚而怀有敌意。

　　敦刻尔克的撤退仍在继续进行。甚至海军部地图室主任皮姆海军上校和他的两三个同事也在四天时间里驾着一艘荷兰小船运回800多人。

　　刚晋升为少将的蒙哥马利指挥第三师在鲁贝突围后，命令全师600辆军车都在后栏板下装个微弱的小灯。靠着这一点微弱灯光的指引，顺利完成夜间转移，于5月29日进入敦刻尔克桥头堡左侧阵地。次日一早，上司前来通知，他升任第二军军长。

　　5月30日，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召集担任后继任务的两个军长商议，决定蒙哥马利的第二军先撤回英国，巴克的第一军最后撤退，不得已时巴克可自作决定向敌投降。

　　会后蒙哥马利单独向戈特建议：要避免向敌投降，指挥官应有镇静而清醒的头脑。

　　巴克并非适宜人选，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亚历山大更为合适。戈特于是调巴克回国，由亚历山大接管第一军。

　　蒙哥马利率部于5月31日晚上到达海滩时，那里的临时码头已经塌陷，只好连夜徒步赶往敦刻尔克，于黎明前登上驱逐舰回国，慌乱中连自己的钢盔也失落了。

　　亚历山大在1940年6月3日指挥最后一批英军登船。6月4日“发电机”计划结束，22万多英军全部撤出，大大超过原来指望撤出的人数，另有11万多法军等盟军也撤往英国，只有少数法国后卫部队无法脱身。

　　在救援敦刻尔克的九天九夜中，丘吉尔昼夜不眠，全神贯注，亲自指挥。他向政府官员发布通令：

　　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在他们的周围保持高昂的士气，首相将不胜感激；这不是说要缩小事态的严重性，而是要我们对我们的能力表示信心，我们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继续作战，直至把敌人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野心彻底粉碎为止。

　　至1940年6月4日，共有33万多名英法盟军从敦刻尔克撤到了英国。但由于条件所限，这些部队只携带了步枪等轻武器，而大部分重武器以及大批军需品和装备都不得不丢在了敦刻尔克，英国继续同德国作战的前景十分暗淡。

　　丘吉尔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刻表现坚定、勇敢。当6月4日召开下院会议的时候，首相向英国人民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

　　尽管我们失利，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上作战，我们将充满信心在空中作战，我们将越战越强。

　　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在田野和街头作战，在山区作战，我们任何时候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由英国舰队武装和保护的海外帝国也将继续战斗。

　　5月下半月，丘吉尔曾经想把墨索里尼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他以个人名义给这个法西斯独裁者写了一封信，叙谈他对墨索里尼以往的友情并希望他不要站在德国一方作战。这一尝试毫无结果。法西斯的意大利急急忙忙地出来声援胜利者。于是，英国在南欧、地中海和北非又多了一个新的强大敌人。

　　在法国苦苦支撑期间，丘吉尔主张英法联合成一个国家，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但因1940年6月22日法德停战协议而未达到目的。从此，英国几乎失掉了所有同盟国，只好孤军作战。

　　这时，英国人民意识到国家、民族遇到了致命的威胁，从而表现得异乎寻常的英勇顽强，准备焕发精神，继续坚持抗德斗争。

　　丘吉尔写道：“在法国被击败之后，英国凭借岛屿多的有利地势，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的威胁中产生出一种不亚于德国的民族果敢精神。”

　　丘吉尔表达了英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因而显著提高了他的群众威望。丘吉尔成了民族战争的领袖，人民相信他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把战争进行下去。

　　6月18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讲话时说：“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英帝国就是存在一千年之后，人们还能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在法国崩溃之后，英国领导人认为：“只有采取综合手段才能击败德国，就是施加经济压力，空袭德国的工业和交通枢纽以及居民点，在德国占领区广泛组织反抗运动。”

　　后来的战争进程表明，仅用这些手段还不足以赢得胜利。但是英国当时没有其他手段可使。制订战略计划的人可能当时就知道，这种战略无济于事，可是他们想不出别的办法。

　　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约翰·巴特勒写道：“谁都说不出应当怎样做才能保证取得胜利……才能在最近的危急岁月使国家免于灭亡。”

　　1940年夏天，德军开始空袭英国，英国空军给以坚决回击。在空战中英国人损失惨重，可是德国人也蒙受重大伤亡。在这一战斗中，英国人民的意志锻炼得更加坚强。

　　英国政府在法国失败之后仍坚持作战，这一举动提高了丘吉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也逐渐改变了他在保守党内的地位。保守党员渐渐懂得丘吉尔是他们的唯一希望，只有利用他日益提高的威信，方可挽回这个党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声誉。

　　9月底，张伯伦因健康状况恶化而辞职，不久即去世。因此需要选举新的保守党领袖。这时大家已经很清楚，只有丘吉尔能够胜任。《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

　　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战斗感到无比幸福。今天，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

　　这份报纸表达了当时英国保守党领导人的观点。

　　丘吉尔懂得，英国孤军作战必须设法摆脱不易避免的迅速失败。因此，他采取许多坚决措施：根据抗敌需要动员国内各类资源，扩大军火工业，建立民防队，进行反击德军的训练以防德军入侵英国岛屿时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设法争取新的盟友。德国是可怕的劲敌，所以新的盟友必须具备同德国旗鼓相当的或者超过德国的实力。当时只有两个具备这种条件的国家没有参战，就是苏联和美国。丘吉尔的注意力转向这两个国家。他继续保持并加强同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书信往来，共同商讨最重要的英美关系和世界局势问题。丘吉尔在信中仍然署名“前海军人员”。他非常喜欢使用华丽的辞藻，在战时也是如此，他总是给各种会议和战役冠以名目繁多的代号。丘吉尔积极设法说服罗斯福，要他相信英国取胜对美国有利，而德国取胜必将给美国带来不幸和灾难。他千方百计鼓动美国参加抗德战争。

　　他终于同罗斯福谈妥，英国以租让西印度群岛的基地来换取美国的50艘旧驱逐舰。这一交易与其说使英国海军得到补充，莫如说在推动美国参战的路程上取得重大进展。

　　与此同时，美国在1940年下半年和1941年上半年给予英国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是对处于困难时期的英国的有力支援。

领导英国进行不列颠之战

　　1940年6月22日，贝当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法国被击败之后，英国凭借英吉利海峡的有利地势，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的威胁中产生出一种民族果敢精神。这种精神使普通老百姓都敢于蔑视不可一世的纳粹战争机器，决心同德国法西斯决一死战。

　　前后两任本土军陆军总司令艾恩赛德将军和艾伦·布鲁克将军，指挥部队在岛山构筑坚固的防线，挖掘反坦克壕，修建钢筋混凝土掩体，还组建了直接打击登陆敌军的机动部队。

　　1940年7月，罗斯福总统不顾许多人的激烈反对，给英国运来了约50万支步枪、80000挺机枪、1．3亿发子弹、900门75毫米的大炮、100万发炮弹以及炸弹、烈性炸药和无烟火药。这些物资几乎把美国军火库的家底搬空了。

　　丘吉尔立即指示以“有计划的军事行动”组织分运，并立即发放给近100万国民自卫军。英国人现在有了武器弹药，更感觉自己不可战胜。

　　比弗布鲁克在飞机生产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喷火式”和“旋风式”战斗机从大撤退时的331架增加至620架，后备飞机从36架增加至289架。海军也把大部分驱逐舰从执行护航任务中调回来对付德军入侵。

　　为了避免“打另一场战争的危险”，丘吉尔还不顾中国等国家抗日战争的需要，宣布关闭缅甸通道3个月。这一姑息日本的行动，实际上为英国后来在东南亚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丘吉尔对可能遭入侵的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视察，在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观看了军事演习，在哈里奇和多佛尔视察了防御工事。他还到东北沿海一带视察，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

　　丘吉尔还借助于广播，利用其前任从未用过的方式直接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说，以坚强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激发大家的战斗勇气。据估计，全国有64％以上的成年人收听了他于7月14日发表的广播讲话并被感动。

　　德国人对英国的第一次猛烈袭击是从1940年7月10日开始的，人们通常把这一天作为空战开始的日子。

　　7月16日，希特勒发出了“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十六号令，即所谓的“海狮”计划。命令准备工作应在8月中旬完成，其作战目的是“清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

　　希特勒知道，要入侵英国，先决条件是德国空军必须取得英伦三岛的制空权。所以希特勒计划用4个星期摧毁英国空军，取得制空权，为德国登陆铺平道路。然后，9月中旬到英伦三岛作战，9月底占领英国南部，10月初就能在伦敦举行胜利大游行了。

　　拟订这样的计划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当时的英国尽管在努力增产飞机上取得很大进展，但它的空军力量仍不足以抗击德国空军的进犯。所以当“不列颠之战”战幕拉开时，英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当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遭受德国的狂轰滥炸时，英国政府曾打算迁往中西部。然而，丘吉尔却认为那样做利少弊多，因为他目睹过法国政府迁出巴黎后造成的混乱。

　　著名的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是一座并不坚固的老建筑，虽然已在花园里加建了一个防空壕，可是仍不够安全。于是，首相办公室搬到了斯多瑞门一座名叫安尼克斯楼的附属建筑物内，那座建筑物有防空设施，内阁会议也可以在那里召开。

　　丘吉尔一般是白天在唐宁街10号，晚上在安尼克斯楼，周末到契克斯首相郊区官邸。到了盈月之夜，他往往去稍微远一些的牛津郡的一位保守党议员罗纳·屈瑞家中居住。

　　在德国人的进攻中，有3个相互重叠连接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40年7月10日至8月18日，对英国护航舰队和南部港口进行轰炸，并引出英国空军，试图把它消耗光，从而取得制空权，这是渡海登陆的先决条件。因此，德国空军在这一阶段里的空袭行动日益频繁。

　　但英国皇家空军只出动了部分战斗机应战。这样虽然使港口和船只受了一些损失，有4艘驱逐舰和18艘商船被击沉，但是保存了空军实力，也使德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英国空军丧失了148架飞机，而德国空军有296架飞机被击落，135架飞机被击伤。

　　由于天气恶劣，空战在8月19日至23日停止了5天。

　　1940年8月24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中，德国空军首先打算摧毁英国空军的地面通讯指挥中心——扇形站。

　　从8月24日至9月6日期间，德国空军平均每天出动1000多架飞机，使英国南部的5个前沿机场遭到严重破坏，7个扇形站中的6个几乎被彻底摧毁；446架飞机被击落或受伤；103名飞行员遇难，128名飞行员受重伤，占当时全部飞行员的四分之一。

　　丘吉尔为此“感到十分焦虑”。

　　就在英国空军遭受严重损失难以支撑局面的关键时刻，戈林犯了第二个也是更严重的战术错误，9月7日，德国空军转而大规模夜袭伦敦。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空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英国空军得以缓过气来，这次战术改变给希特勒和戈林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40年9月7日这天，德国空军投入了625架轰炸机和648架战斗机，对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的轮番轰炸。

　　德国飞机向瓦尔维治兵工厂、煤气厂、发电厂、仓库以及泰晤士河上几公里长的码头扔了大量炸弹，伦敦顿时成了一片火海。第二天，又像这样轰炸了一整夜。据估计，仅这两天夜里，伦敦约有842人死亡和2347人受伤，城市遭到巨大的破坏。但在空战中德军也损失了不少飞机。

　　9月11日，丘吉尔向全国军民发表了广播讲话，他指出：

　　无可怀疑的是，希特勒先生正在很快地消耗他的战斗机队，如果他再这样继续几个星期，就会把他这部分重要的空军力量消耗殆尽，完全毁灭。这对我们就大为有利了。

　　丘吉尔还提醒道：

　　德国人正以他们一贯具有的周密性和条理性进行准备，要向我们这个岛屿发动大规模入侵。如果真的试图入侵的话，看来不会拖延很久。

　　因此，我们必须把下星期或下星期前后看作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可以和当年西班牙无敌舰队逼近英吉利海峡，德雷克快要打完一场木球的时候相比，也和纳尔逊在布洛涅为我们抵挡拿破仑大军的时候不相上下。所有这些，我们在历史上是读过了。

　　但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它的规模和对全人类的生活和未来以及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都远远不是过去那些勇敢的日子所能比拟的。

　　9月15日，德国空军集中了最大力量对伦敦进行空袭。两百多架轰炸机和三倍于此的战斗机群飞向伦敦。英国空军也全力以赴地迎击，双方展开了激烈交锋。

　　丘吉尔当天在设在阿克斯布里奇的皇家空军第十一战斗机司令部里，亲眼目睹了空战情况，英国飞行员的英勇顽强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晚，他的私人秘书约翰·马丁报告说，这天“一共击落了183架敌机，而损失还不到40架”。丘吉尔在后来写道：

　　最突出的是，我们的战斗机驾驶员们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最大的毅力和勇气。不列颠得救了。所以我在下院这样说：“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过这么大的贡献。”

　　丘吉尔的这句话后来曾反复播出，广为流传。

　　从8月24日起，伦敦在连续85个夜晚中有82个夜晚遭到空袭。从9月7日至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200架德国飞机轰炸伦敦，对伦敦的轰炸不间断地持续了57天。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作为报复，英国空军也轰炸了柏林。由于距离较远，轰炸柏林的规模较小，德国人的伤亡和损失都不算重，但对德军士气和老百姓心理的影响则是至为巨大的。

　　在伦敦遭受轰炸期间，丘吉尔几乎每星期都要抽时间到被炸现场视察，亲眼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每当看到饱受摧残的普通英国民众仍表现出抗战决心，丘吉尔总是深受感动。

　　9月初，他视察了伦敦港船坞的一个被炸现场，群众对他表示了发自内心的热情欢迎。陪同他视察的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负责人伊斯梅将军后来写道：

　　他们哭喊道：“好心的老温斯顿，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受得住，给他们狠狠地回击。”丘吉尔失声痛哭。当我使劲让他穿过人群时，我听到一位老年妇女说，“你看，他真关心我们，他哭了。”他镇定了一下情绪，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码头走了。

　　丘吉尔也对此回忆说：

　　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旗，使人百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我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

　　他们围在我们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我的热爱，想摸摸我的衣服。人们可能认为我给他们带来了某些改善他们生活命运的美好的实际利益。

　　我实在忍受不住，我流下了眼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他真的关心我们，他在哭呢！”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

　　为了减轻空袭造成的危害，丘吉尔指示建立了他所说的“杰姆乌鸦”紧急警报制度，为了救助房屋财产和在轰炸中严重受损的人，他抓紧制订了战争保险方案。他还通过林德曼教授组织科学家运用科学技术破坏德军的空中攻势，使来袭的敌机误入歧途。

　　11月间，空战进入第三阶段。德国人又一次改变了他们空袭的主要目标，试图摧毁英国工业生产中心。这一行动是从14日轰炸考文垂开始的，但持续的时间不那么长，也没能实现德国人的目的。

　　在1940年间，英国飞机的产量不仅没有下降，还以其9224架对8070架的比数，超过了德国人。由于英国人民在丘吉尔为首的政府领导下，精诚团结，万众一心，英勇顽强，决死抗战，使希特勒入侵英伦三岛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1940年9月19日，希特勒决定无限期地延缓空袭计划；10月12日正式宣布把入侵推迟到第二年春天。1941年7月，希特勒再次把入侵推迟到1942年春天。到了1942年2月13日，在雷德尔海军上将的劝告下，希特勒终于同意将空袭计划完全搁下来。

　　举世瞩目的不列颠之战以英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结束。

依靠盟友度过艰难岁月

　　由于成功地领导了英国人民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斗争，丘吉尔此时在全国军民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鉴于空战之后德军有立即入侵的可能，所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多次电报中都竭力向他说明：英国一旦被击败，如果出现一个吉斯林式的政府，以交出英国舰队从德国换取宽大的条件，那么希特勒就成了欧洲的霸主，将会掌握欧洲全部造船厂和海军，而这对美国是极其危险的。

　　美国人如果坐山观虎斗，以为坚持孤立主义还可以捡到英国舰队的残余，这样想是十分可怕的。丘吉尔这种说法对美国高级官员以至孤立主义者都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因为存在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1940年8月3日，丘吉尔发电报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洛西恩侯爵说：“把英国拥有的一些基地让与美国，可以答应，不过我们宁愿无限期地租借而不愿意卖出。”

　　美国方面已准备同意英国以基地换取驱逐舰，但同时要求英国保证，一旦美国参战，则英国必须在万一战败时将英国舰队或其残部驶往美国，否则这一做法要想获得美国公众舆论支持是极端困难的，而这又是国会是否同意的前提。

　　8月6日，罗斯福通过洛西恩侯爵传来信息说，他希望得到如下保证：如果英国被占领，英国舰队将在海外为帝国继续战斗，决不投降，也决不凿沉。这一保证对美国国会将最有说服力。

　　8月15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

　　我们要用舰队战斗到底，我们谁也无意用舰队的投降或凿沉去购买和平。当你引用我这一再提及的保证时，请记住，如果竟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很容易就能征服英伦三岛及其海军基地，那么，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害的。

　　8月16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就获得海、空军基地而与英国政府磋商的消息。罗斯福竭力说明，美国用几只陈旧的驱逐舰便可在危急时刻换取无限安全是非常有利的。

　　9月5日，丘吉尔以谨慎的措辞将此事正式通知了下院，并且“获得了他们的默认——实际上是全体同意”。50艘驱逐舰很快交到了英国海军手中，这批舰艇使英国战时计划中新造舰只交付使用之前，英国海军可以极其顺利地度过舰艇短少的时期。11月6日，罗斯福第三次当选总统的消息传来，丘吉尔深感庆幸，立即致电表示祝贺。

　　而罗斯福在重新当选后的第三天就公开宣布，按“据实际经验得来的办法”分配军火产品，即大致上一半分给美国军队，另一半分给英国和加拿大军队。

　　美国战时物资优先分配同意在英国已定购的飞机之外，再供应12000架。使丘吉尔头疼的问题是这笔钱怎么付。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了《三国条约》。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预示着战争冲突可能不会再局限于原有的地区范围。12月30日，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他指出：

　　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但是我们深知，我们不能爬上床去，用以被蒙头的办法逃避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所有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的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

　　最后，他推出一个广为传诵的著名论断：

　　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英国的战况和与丘吉尔交换意见，1941年1月初，罗斯福派霍普金斯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飞往伦敦。霍普金斯与丘吉尔之间建立了亲密关系，也对丘吉尔留下了深刻印象。

　　霍普金斯在英国待的时间比预定时间长得多，他直至2月中旬才返回美国。当3月8日美国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最终通过了《租借法案》以后，罗斯福即指定由霍普金斯负责援助英国的事务。

　　在哈利法克斯于1941年1月赴华盛顿就职后，美国也于2月派出约翰·怀南特为英国大使，结束了这一职务近两个月的空缺状态，从此英美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更为密切的新阶段。

　　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与丘吉尔以政治家的深邃远见和外交家的巧妙手腕，经过多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难以分开的。

　　由于《租借法案》在支援英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后来丘吉尔把罗斯福总统的这次胜利，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个转折点”。

　　美国虽然提供支援，但并不急于参战。英国领导人担心，在美国还没有坚决地同英国并肩战斗之前，就出现悲惨的结局。因此，他认为利用苏联同德国之间的斗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因此，丘吉尔试图把苏联拉入自己一边。

　　1940年夏天，他任命工党领袖克里普斯为驻苏大使，责令他努力改善英苏关系，并说服苏联参加对德战争。丘吉尔就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苏德开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变成自己的盟友。

　　1941年春天，希特勒派鲁道夫·赫斯访问英国。赫斯是从自己驾驶的飞机上跳伞后被英国当局抓获的，英国政府代表与赫斯举行了秘密谈判，赫斯建议英德签订和约，共同对付苏联，并建议丘吉尔离职，由亲法西斯分子组织新政府。

　　丘吉尔当然不会接受赫斯的这些建议，但他却没有明确拒绝，而是保持了沉默。这种态度使舆论界开始怀疑政府对德国的立场，而丘吉尔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打消这种疑虑。

　　丘吉尔是在暗示德国人，在他们进攻苏联时可以得到英国的某种支援，从而推动希特勒去冒险攻打苏联。

　　希特勒一旦真去冒险，则他将给予坚决的回击。赫斯是希特勒丢给丘吉尔的诱饵，而丘吉尔却要让希特勒自己吞下这个诱饵。希特勒和德国其他领袖都坚决反对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英国的态度使他们没了后顾之忧。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不止一次地愚弄过英国的首相和其他国务活动家，尤其是张伯伦曾多次被希特勒愚弄。而这次，丘吉尔却愚弄了希特勒，并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英国外交部接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丘吉尔曾严令身边的工作人员，除非是德国进攻英国，不能在8时之前叫醒他。

　　8时整，工作人员才叫醒了丘吉尔并向他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丘吉尔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他任首相以来得到的最好消息。

　　英国广播公司9时广播了丘吉尔的演讲，他说：

　　我们要给予俄国和俄国人一切可能的援助。俄国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

　　在这个时刻，丘吉尔表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风度。1941年7月12日，英苏签订了《在对德战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协议》，英国准备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

　　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大西洋的一艘军舰上会晤，这是他们第一次会晤。在此次会晤中，双方拟定了《大西洋宪章》，决定共同援助苏联，向苏联提供武器和战略物资。双方还声明英美两国在战胜德国和它的附庸国之后致力于建立公正和民主的世界。

　　9月，英美军需供应会议在伦敦召开。英国同意将原定提供给英国的各种军用物资转拨给苏联。

　　丘吉尔希望美国尽快参战。在远东，日美关系日益紧张。日本已经同德国结盟，日美冲突终将导致美德开战。因此，丘吉尔尽一切可能促使美国政府对日本表现强硬，但罗斯福仍然没有表态。

　　1941年12月7日，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日本海军出动6艘航空母舰，载有400多架飞机，对美国檀香山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凶猛的突然袭击。

　　这次打击使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有18艘军舰被击沉或遭到重创，188架飞机被炸毁，159架飞机严重损坏；美国海军官兵死亡2403人，失踪和受伤2233人。

　　幸亏当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不在港内，而日本飞机的轰炸又漏掉了海军船坞里的油库和潜艇库，否则美国海军的损失还要更惨重一些。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丘吉尔在契克斯度周末，他从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中听到了令他和所有人“都不胜惊讶”的消息，丘吉尔立即拨通了罗斯福总统的电话，得到了对这一消息最权威的证实。

　　对此他感到十分激动，因为长期以来他极力促成而未果的美国参战一事，现在由日本人替他促成了。

　　12月14日，丘吉尔冒着狂风巨浪和遭遇德国潜艇的危险，经过漫长的8天航程，于12月22日抵达华盛顿，受到罗斯福总统的热烈欢迎。

　　英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不拘礼仪而亲切友好的会谈，双方人员共同举行了代号“阿卡迪亚”的全体会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会议决定成立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确认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德国，同时认为阻击日本侵略的太平洋战争是这场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便于联合作战，统一指挥，会议决定在太平洋战区建立ABDA，即美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联军司令部，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意见，由英国的韦维尔将军出任联军总司令。

　　丘吉尔与罗斯福会谈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大联盟。经过大量的电报往返，由26个国家参加发起的这个世界组织的成立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罗斯福总统提出以“联合国”替代原来拟议中的“协约国”作为这一世界组织的正式名称，丘吉尔对此表示赞同。

　　1942年1月1日，罗斯福到丘吉尔下榻的房间，两人对《联合国宣言》草稿最后敲定。随后，在总统书房里，由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分别代表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签署了这个庄严的历史性文件。

　　《联合国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对粉碎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称霸全球的幻想，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军北非开辟国外战场

　　1940年7月，就在英国本土处于危急之时，意大利乘机在非洲大陆进行扩张。墨索里尼妄图以所占利比亚、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和意属索马里为基地，动用40多万意大利和土著军队去夺取英国在东非和东北非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建立一个自恺撒以来未有的以意大利为宗主国的大帝国。

　　意军侵入了苏丹和英属索马里，英属肯尼亚处于意军从阿比西尼亚南下威胁的惊慌之中。

　　意大利在利比亚靠近埃及边境一带，早就集结和部署了拥有大量现代化装备的七八万军队。到秋天，连地方部队一起增至30万人，悍然向埃及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统帅的英、印、澳军，起初不战自退。

　　12月9日，个个身体瘦削、面目黧黑、在沙漠中经受长期训练的完全机械化装备的英印联军开始反攻，以攻克西迪巴拉尼为起点，沿着地中海海岸从东向西挺进。

　　在英国舰队和海军飞机的配合下连战皆捷，先后占领利比亚境内巴尔迪亚、托卜鲁克、班加西和贝达夫姆，前进了500公里，歼灭意大利9个师，俘虏11．3万人，击毁意大利飞机几百架，粉碎了墨索里尼称霸非洲的迷梦。

　　在这些战役进行过程中，丘吉尔接连不断地向前线将士发出祝捷电报，鼓舞士气。他引用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话勉励他们再接再厉：

　　每一个成功的果实，无论它是多么圆满，都将带来一些需要我们投入更大的战斗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

　　1940年12月23日夜，丘吉尔又通过广播向意大利人民发表讲话，在追述了英意两国人民长期友谊之后，揭露墨索里尼掌权18年来，把国家带到了可怕的毁灭边缘，他表示将等到意大利民族能再次创造自己命运的那一天，这一天必定要到来。

　　1941年春，英军主攻方向是摧毁意大利在东北非的武装。他们将意军逐出苏丹，收复英属索马里，攻占意属索马里，又发动阿比西尼亚武装起义进行配合。

　　惨败的墨索里尼向希特勒苦苦乞援，纳粹头子派隆美尔率两个装甲师组成非洲军团开往北非，任命隆美尔为北非德意联军司令。

　　隆美尔曾任绰号“鬼怪”的装甲师师长，在以闪电战进攻法国时俘获大批英法部队，并最先追到敦刻尔克海边，迫使未及撤往英国的3万多法军投降。他彪悍泼辣，敏捷狡诈。2月12日他带两个先遣营在利比亚东北的黎波里登陆，他的大部队由于英国拥有地中海制海权一时还到不了。

　　隆美尔了解到这时韦维尔的英军一部分已去东非，一部分到希腊战场增援，剩下的主力调回埃及休整，以素质和装备均差的新兵去前线换防，便带领小部队长驱近千公里，越过水源缺乏的沙漠，3月31日到达前线并发起进攻。

　　他把大众牌小汽车乔装成坦克以壮声势，吓得刚来前线增援的英印新兵心惊胆战。隆美尔旋风般在两周内挺进600多公里，连克阿盖拉、班加西、塞卢姆等地，逼近埃及马特鲁。

　　英军正在新旧交接中的两个中将前线司令在乘车逃跑时一同被俘。丘吉尔下令死守的托卜鲁克港口要塞，已被包围在犬牙交错的前线的敌方一侧。在中东前线视察工作的陆军大臣艾登说：“韦维尔一夜之间老了10岁。”

　　丘吉尔听到韦维尔组织反攻的“战斧”计划失利后，在卡特维尔庄园郁郁不乐地徘徊于幽谷之间数小时之久，心想：“韦维尔已经是一个心力交瘁的人了，我们已把这匹驯良的马骑得走不动了。五六个各不相同的战区的任务都压到他一人身上。”

　　为了扭转战局，丘吉尔和内阁及军界商量之后，决定进行人事调整，将韦维尔同印度总司令奥金莱克互调，并派利特尔顿为内阁驻中东主持非军事事务的国务大臣。

　　经过5个月休整，在兵力和装备上都明显强于德意联军的英军，发动代号为“十字军战士”的大规模进攻。11月18日傍晚，大雨滂沱，10万英军上万辆军车浩浩荡荡开始西征。

　　隆美尔早已筑好地堡，里面密布机枪大炮，构成坦克陷阱，把英军装甲部队打得晕头转向，损失惨重。但鉴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隆美尔撤去对托卜鲁克的包围，退回阿盖拉。补充一批装备和人员后，他又在1942年1月下旬发动进攻，占领班加西。

　　丘吉尔认为隆美尔是个棘手的人，他在下院陈述战况后说：“我们遇到了一位非常勇敢善战的对手，而且如果我们可以撇开战争造成的破坏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领。”

　　隆美尔继续进攻，6月21日重又攻占托卜鲁克，3．3万英国守军向不到他们人数一半的德军投降。正在华盛顿参加会谈的丘吉尔接过罗斯福递给的电讯时几乎晕倒。

　　英军全线溃退，7月1日，隆美尔率部进抵埃及阿拉曼，距亚历山大港只有60多公里。英国海军撤向红海，开罗英国军政机构销毁文件准备逃走。这时的隆美尔因立大功而晋升为元帅。

　　丘吉尔又一次改组中东地区司令部，8月初任命亚历山大为总司令，蒙哥马利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并又一次充实兵力和武器，达到德意联军的三倍。

　　隆美尔苦于部队补给非常困难，想先去拔除袭击德意舰船的马耳他岛上英军的这根刺，但是未获得希特勒的同意，他便抱着侥幸心理，于8月30日晚进攻阿拉姆哈勒法阵地英军。

　　天明后，德意舰船受英机轰炸损失很大，3艘油船被英军炸沉，迫于燃料补给无靠，不得已于9月3日全面撤退。由于隆美尔一贯善于诱敌落入陷阱，非常谨慎的蒙哥马利没有追击。

　　墨索里尼在入侵北非的同时，1940年10月28日又向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发动全面进攻。丘吉尔果断地命令英国海空军接管希腊克里特岛防务，想将这个战略要地变成支援埃及的空军基地。紧接着，丘吉尔又从利比亚调4个师的陆军开往希腊。

　　希腊军队英勇反击，将意大利侵略军驱逐到阿尔巴尼亚境内。墨索里尼只好又搬来纳粹兵。德军占领雅典。

　　丘吉尔调印度军到伊拉克，联合戴高乐自由法国部队攻入叙利亚，防止希特勒进入地中海东部。

英美联合实施“火炬”计划

　　1942年，是决定反法西斯战争胜败的关键一年，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同他的参谋部拟订了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以便减轻苏联战场的压力。

　　但是英国统治集团的传统政策是尽可能借用他人之手进行战争。为扭转苏德战场的局面，斯大林曾一再提出英美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却一再拒绝。

　　美国同意1942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1942年4月，罗斯福总统便派私人代表哈里·霍普金斯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到英国，与丘吉尔商讨在西欧登陆的问题。

　　当时商定，1942年小部分英美部队首先在西欧登陆，然后在1943年再向西欧投入大部队。这一决定不符合丘吉尔的愿望，没过多久他便拒绝执行这一决定，使美国人感到受了丘吉尔的愚弄。

　　1942年5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伦敦。他问丘吉尔苏德前线的前景如何。

　　丘吉尔详细地谈了登陆的条件、地点、意义，但绝口不谈登陆的时间和登陆军队的规模等具体内容。丘吉尔知道，莫洛托夫还要前往华盛顿访问，所以他建议莫洛托夫从华盛顿返回后再来伦敦，那时他将根据华盛顿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给予具体答复。

　　5月30日，莫洛托夫同罗斯福会谈。最后，罗斯福请莫洛托夫转告斯大林：“我们希望在今年开辟第二战场。”

　　丘吉尔在焦虑地注视着苏德战场，他担心苏联不愿单独对德作战，而同德国签订和约退出战争。莫洛托夫从华盛顿返回伦敦时，英国政府同意1942年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一决定已正式写入英苏联合公报。

　　1942年7月，丘吉尔和罗斯福举行了单独会谈。他们决定1942年在北非登陆而不是在欧洲。丘吉尔准备亲自向苏联政府通报上述决定。

　　1942年8月10日深夜，丘吉尔乘坐飞机，直接从开罗飞往莫斯科，准备当面向斯大林通报关于改变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

　　这是一个微妙的、困难的，然而又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丘吉尔对于会受到何种对待心中无数，但对自己将要表达的主要意思则十分明确。在飞向苏联的途中，丘吉尔反复思量着到这个布尔什维克国家去的使命。

　　8月12日17时许，丘吉尔的座机降落在莫斯科的首都机场。苏联人给予丘吉尔以最高规格的接待，安排他住进了城郊一座豪华别墅。当天晚上，丘吉尔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斯大林。

　　丘吉尔首先坦率地告诉斯大林：英美两国政府认为，1942年不可能在法国北部登陆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他提醒斯大林，在莫洛托夫访英时，英方已通过备忘录说明不能就1942年的行动作出承诺。

　　斯大林则加以反驳，表明了他对这一决定的不赞同态度。随后，丘吉尔又谈到轰炸德国，继而又谈到开辟第二战场的另外选择，即准备10月份在北非实施的“火炬”计划。丘吉尔以鳄鱼作比喻，说明“火炬”计划是打击鳄鱼柔软的下腹部。

　　斯大林此时又转而高兴起来，与丘吉尔长时间地讨论了这一计划的意义和理由。此后双方又就英美空军在苏联军队南翼取得制空权进行支援进行了讨论。

　　会谈直到午夜才结束，此时丘吉尔欣慰地感到：“冰块已经打开，通人情的接触已经建立起来。”

　　这次英苏首脑会晤，使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建立起并在战争中一直保持着一种“密切而又严肃”的关系，对双方之间加强联系、增进理解、相互配合、保证取得战争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战前互不信任的苏联和英国面对共同的敌人逐渐走到了一起。有一份综述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立场的备忘录写道：

　　1942年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是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业已决定并写入今年6月12日公布的双方一致同意的英苏公报。

　　双方也都清楚，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的目的是把德军从东线引向西线，在西线建立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重要阵地，从而缓和1942年苏德前线的苏军处境。

　　很容易理解，英国政府拒绝在1942年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对于指望开辟第二战场的苏联公众舆论是一个精神上的打击，它使前线红军的处境更困难并且破坏了苏军统帅部的计划。

　　拒绝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不仅给苏联红军造成困难，毫无疑问，也使英国和所有其他盟国的军事形势受到影响。

　　斯大林进一步明确指出：

　　1942年具备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最有利的条件，因为几乎所有的、而且是精锐的德军都被吸引在东线，而西线只有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的德军部队。

　　很难预料，1943年是否还像1942年那样具备开辟第二战场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们认为，在1942年有可能，而且应当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非常遗憾，我未能就此说服英国首相先生，而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先生在莫斯科会谈中完全支持首相先生。

　　丘吉尔原来深怕由于盟国的不诚实行为使苏联同德国单独媾和。他在莫斯科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任何迹象，因此非常满意地向英国战时内阁报告：

　　“在整个会谈期间他们丝毫没有不想作战的迹象。”

　　丘吉尔同苏联政府会谈结束之后，英国国王向他祝贺：“您作为传达不利消息的使者担负非常不愉快的任务，我祝贺你精明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苏联政府出于巩固和发展同英国友好关系的愿望作出了重大让步，决定暂不坚持关于边界的正当要求，在同英国签订同盟条约时可以不涉及这个问题。

　　1942年5月26日在英国外交部大楼签订了苏英条约，丘吉尔出席了签字仪式。

　　苏英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在对德国及其附庸国作战中，彼此给予军事的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援助与支持。并确定了双方在战后时期的相互关系。

　　在为加强反希特勒的联盟而签订的许多协定中，苏英同盟条约具有重要意义，它从根本上改善了英苏关系，并为两国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加强反法西斯同盟的事业也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条约签订以后，苏英以及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加强。正因为如此，它受到了苏联、英国和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国家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苏联于1942年6月18日批准了这一条约，英国也于6月24日批准了这一条约。

　　莫斯科之行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莫斯科回国后，他立即开辟北非战场，并建议罗斯福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总指挥，副总指挥由亚历山大将军担任。

　　从1942年秋冬起，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酝酿和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在东线，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成为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在西线，则有英美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的胜利实现以及在这前后进行的重要战斗。

　　8月间，英国突击队和一个加拿大师在蒙巴顿将军带领下，在法国第厄普海岸登陆。这次反攻，既是向苏联显示开辟第二战场的一个象征性姿态，又是向德意发射一颗迷惑性的烟幕弹，以便悄悄准备在北非登陆。

　　位于地中海中心的英属马耳他岛，在英国与德意的北非拉锯战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英国飞机和舰船从这个中途基地出发，既可以向埃及运送兵员和给养，又可以轰炸利比亚的德意联军，切断他们补充兵力和物资的咽喉。

　　1942年春，德意海空军一齐出动，对马耳他岛进行猛烈袭击，使英国运输船队遭到重大损失。岛上面临饥馑危险，海空军基地作用陷于瘫痪，这片“地中海的钥匙”眼看将被敌人占去。

　　这时罗斯福命令“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两次给马耳他岛送去几百架战斗机，英国派遣一个庞大的护航舰队开赴这个被围困的海岛。

　　从6月中旬开始，马耳他又发挥了它军事基地的重大作用，此后接连几个月都有击沉隆美尔供应船只的记录。

　　正是在这切断德意联军“输血管”的有利条件下，蒙哥马利以10多万大军在10月23日夜发起阿拉曼战役，1000多门大炮齐声怒吼。德意联军的代理指挥官施图姆在乘车了解战况时遭到伏击，跌下车来，心脏病发作猝死。

　　正在奥地利养病的隆美尔被希特勒急令催回前线，但他面对优势敌人已无法抵抗，于11月4日退到富卡。蒙哥马利穷追不舍，1943年1月23日占领的黎波里，席卷利比亚北部沿海各地，德意联军损失近6万人。隆美尔摆脱英军切断退路的多次袭击，仓皇逃到突尼斯。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从未打过一次胜仗，而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从未打过一次败仗。

　　他命令英国全国敲钟，庆贺这次大捷。紧接阿拉曼战役的是筹划已久的“火炬”计划，即美英联军在法属北非三城市登陆。

　　法属北非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三国当时受法国维希伪政权统治，当地官员都听命于贝当总理、达尔朗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为首的卖国政府。流亡于伦敦的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是他们的死敌，而美国同维希政权仍有外交关系。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战斗的阻力，丘吉尔决定这次军事行动打着美国旗号，在艾森豪威尔、克拉克指挥下进行，英国参战人员也都穿起美国军服。英国提供直布罗陀作为集结军力、就近指挥的盟军司令部。

　　英美又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从德军监禁中越狱成功的吉罗将军送到直布罗陀，寄希望于他能说服北非的法军同盟军合作。

　　11月8日，盟军665艘军舰和运输舰载运13个师，在1700架飞机提供空中保障的情况下，在首尾相距800公里的摩洛哥的奥兰、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美国外交官在北非进行的策反工作和吉罗的劝说都没起作用，盟军遭到激烈地抵抗。

　　此时，长期投靠德国的达尔朗因探视生病儿子正在阿尔及尔，在大兵压境情况下，他的态度才慢慢有所松动。8日晚，阿尔及尔法军抵挡不住投降了，达尔朗落在美军手里。

　　丘吉尔曾经说过：“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话，尽管我极恨他，但我如能匍匐在地上爬行一公里路而使他把舰队带到盟军这边来，那我也欣然照办。”

　　贝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有名的“凡尔登英雄”。由于不少北非的法国军政要人视贝当为偶像，而达尔朗又被视为贝当的直接代表，为减少流血起见，盟军承认达尔朗为法属北非行政长官，吉罗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

　　以此为条件，达尔朗发出停火命令，摩洛哥总督宣布投降。盟军10日占领奥兰，11日占领卡萨布兰卡，到月底，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全境都在盟军的控制下。

　　丘吉尔认为战争的转折点到来了，他在一次午餐会上兴奋地说道：“我们战士头上的钢盔闪闪发光，温暖和振奋了我们所有人的心。”

　　美英与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公布后，不仅戴高乐一派法国战士，而且英国广大人士都普遍不满，认为此人无耻亲德，劣迹多端，声名狼藉，为利用他而让他在北非掌权，乃是卑鄙龌龊的勾当。

　　丘吉尔和罗斯福面对呼声连忙声明，未来的法国政府只能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成立，目前的安排“仅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罗斯福还为此引用希腊东正教会的一句格言：“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以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脱离险境。”达尔朗听后惶惶不可终日，他在给克拉克的信中说：“我仅是一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盟军在北非登陆令希特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他决定踢开贝当傀儡政府，全面占领法国。11月中旬，德意联军迅速攻占法国南部和科西嘉岛，并在突尼斯集结重兵。当德军将要攻占土伦港时，法国水兵将73艘舰艇全部凿沉。

　　盟军在1943年3月20日至5月13日发动突尼斯战役，亚历山大担任前线总指挥，一路从利比亚西征，一路从阿尔及利亚东进，东西夹击，俘敌25万人，将德意军队赶出整个北非。

　　针对“火炬”计划的成功实施，丘吉尔称“挽回了一个大陆的局势”。

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各主要战场形势发生根本转折，盟国已经取得战略进攻的主动权。为了协调盟军的下一步反攻计划，丘吉尔迫不及待地要去美国访问。

　　5月12日，丘吉尔一行到达华盛顿，两国首脑及其参谋长们，在白宫举行了以“三叉戟”为代号的秘密军事会议。双方商定，要打破轴心国潜在的威胁，加强军事优势，采取必要而实际的措施，援助苏联和中国。

　　双方还商定，要在地中海地区实施大规模作战，以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同时准备于1944年春在法国登陆，对德国实行决定性的攻击。

　　7月3日，盟军开始进攻西西里。

　　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

　　10月13日，意大利宣布加入盟军一边，对德作战。

　　为商讨加速战争进程和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美英苏三国首脑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德黑兰举行会晤。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第一次“像一家人一样”围坐在德黑兰的会议桌旁。

　　丘吉尔说这次会议“也许象征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世界力量的聚会”。

　　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开辟第二战场，即实施“霸王”计划。斯大林宣称，“霸王”计划应提前到1944年5月实施，同时进攻法国南部给予支援，苏联则在东线发动攻势予以配合，阻止德军调往西线。丘吉尔同意进行“霸王”行动。会议决定“霸王”行动在1944年5月开始。

　　会议还就战后成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问题交换了意见；就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的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三国提出不同的分割方案；三国一致赞成战后重建独立的波兰，其边界西移，将德国东部的部分地区并入波兰。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苏联对日作战问题。苏联表示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参加对日作战，并提出归还整个库页岛等条件。

　　会议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和《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协定》。三国表示今后将“共同协作”，“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全心全意抱着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的真诚”。

　　德黑兰会议是反法西斯联盟三大盟国首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首次直接会晤。加上后来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以及波茨坦会议，对推动战争进程和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德黑兰会议讨论的“霸王”行动大部分由美军担任，罗斯福挑选在北非崭露头角的艾森豪威尔担当西北欧盟军远征军总司令，但是随后丘吉尔还是为英国争得了部分指挥权，即“霸王”行动初期由蒙哥马利领导。

　　地中海区域大部分是英国或由英军控制的军队作战，丘吉尔委派威尔逊当总司令。还在离开英国时，丘吉尔就患了重感冒，服药得到缓解。经过一系列会议和旅行劳累，12月12日飞抵突尼斯时病情转重，经诊断为肺炎，还患有心房纤维性颤动，便放慢工作节奏，由女儿读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给他听，夫人从伦敦飞来照料。27日以后，他又到马拉喀什疗养三周，同国内外来访者商谈工作。

　　1944年1月21日，盟军在罗马以南40公里的安齐奥登陆，但前进受阻，正如丘吉尔所说，“原希望我们抛上岸的是一只野猫，结果只是一条搁浅的鲸鱼”，直到6月4日才攻进罗马。

　　“霸王”行动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盟国的反潜艇措施日渐奏效，飞机上装的雷达能在浮现前发现潜艇。英国对德国进行大规模空袭，美国空军集中消灭德国战斗机。两国轰炸机还摧毁德国“无人驾驶飞机”的发射基地，空袭法国的运输网，包括铁路、公路和机场，以阻止“霸王”行动开始后德军增援部队的迅速调动。

　　在军需部议会协调大臣、丘吉尔大女婿邓肯·桑兹提议下，空军对德国秘密武器的几处试验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通过这些战略轰炸，摧毁和打乱了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瓦解了德军的士气和斗志。

　　丘吉尔每周主持一次会议，研讨“霸王”行动计划的实施。登陆的地点选在诺曼底，这里地势开阔，可同时摆开二三十个师，距英国西南海岸各主要港口又较近，便于输送部队运送物资，德军在这里的兵力也较薄弱，有利条件胜过加来。加来距英国海岸近、而距英国海港远，又是英国重点设防之地。

　　诺曼底的缺点是没有良港，丘吉尔提出用人造港来代替的创见，召集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设计。人造港是用一百多万吨钢筋水泥来建造一批巨大的码头，将它们安放在海滩上，向海的一端浮在海面。再用沉入水中的混凝土结构和沉船在外围筑成巨大弧形的防波堤加以掩蔽。这样，尽管浪高流急、狂风骤起，吃水深的舰船也能够停泊和卸载，登陆艇能够自由来往于海滩。

　　为了迷惑敌人，还广泛采取疑兵之计，使德军摸不准登陆方向。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创造了“保镖行动”语，即“真相经常要由虚假相伴来作保镖”。

　　根据丘吉尔的建议，在肯特郡海边集结了一支假舰队，发出大量电讯，又让以勇猛著称的美国巴顿将军闲步肯特街头，登陆地点在与肯特郡隔海相对的加来。在进攻前夕，英国飞机撒下大量锡箔片，在德军海岸雷达看来酷似一支舰队正沿英吉利海峡向东驶往加来。

　　此外，由于英国尚需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特别是登陆艇，丘吉尔承认，他对颇有主见的罗斯福，有时还“不得不抓住适当时机扮演一个阿谀奉承的角色”。千呼万唤，“霸王”行动终于就要开始了。整个英国南部变成了一座大军营，聚集了287万三军官兵和后勤人员，1．1万架飞机和6000艘舰艇。

　　诺曼底登陆前夕，70岁的丘吉尔走访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要求随英舰“贝尔法斯特号”参战，艾森豪威尔不答应。

　　丘吉尔说：“虽然参战的各部队均归您指挥，但是参战人员并不由您确定。”艾森豪威尔点点头。

　　丘吉尔继续说：“那么，我可以以英舰水兵的名义签名参战，将军无法阻挡。”

　　艾森豪威尔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话是这么说，但是首相阁下，您这样做会给我肩上增加沉重的责任。”

　　丘吉尔决心不变，艾森豪威尔只好派参谋长史密斯将军晋见英王。乔治六世说：“丘吉尔的问题由我来处理。”他召见丘吉尔说：“如果您决心参加战斗，我也有义务与您一同参战。”丘吉尔只得罢休。

　　6月6日凌晨1时许，蒙哥马利统领的英、美、加三国军队，以3个伞兵师空降于登陆阵地后方为前导，在大量轰炸机和战舰狂炸、炮击海岸德军炮兵阵地和防御工事后，黎明时分，运输舰送来的陆军改乘登陆艇和小型攻击艇，利用拖来的人造港，在诺曼底海滩大举登陆。

　　由于守卫这一带海岸的是纳粹杂牌军，加之登陆前几天英吉利海峡接连出现20年未遇的风急浪高恶劣天气，他们更是疏于防范，因此德军尚未完全建成的从挪威到西班牙沿海的“大西洋壁垒”很快被突破。仅在6日这一整天，盟军就出动1．46万架次飞机、17个师团和2万辆军车登上了陆地。

　　到12日，5个占领的滩头连成一片，有近30多万人和5万多辆军车、10多万吨物资登上诺曼底，德军死伤16万多人。

　　11日深夜，斯大林向丘吉尔和罗斯福致电祝捷说：

　　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的执行计划情况来讲，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足以与之类比的事业。只有我们的盟军才光荣地、胜利地实现了强渡海峡的庞大计划。历史将把这一业绩当作一项最高的成就记载下来。

　　空降着陆和步兵登陆都非常成功。德军组织了反攻，但规模有限，无法把盟军赶下海去。而且盟军后续部队源源而来，补给物资不断增加，滩头阵地逐渐扩大，逐渐向纵深发展。在盟军的强力推进下，法国迅速被解放了。

　　与此同时，苏军在1944年夏季已经开进中欧和东欧。

　　然而1944年年底，西线出现了对盟军不利的战况，德军在阿登地区反扑，突破盟军防线向前推进了90千米。

　　这种情况迫使丘吉尔于1945年1月6日向斯大林求援，请求苏联在东线发动强大攻势。

　　苏军于1月12日重创德军，德军只好中止在西线的攻势。这次苏军进攻到了离柏林只有70千米的地区。

　　德国当局败局已定，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再次会晤。会议决定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并在柏林设置管制委员会。

　　四国首脑还就波兰边界和政府的组成问题达成协议。最后，还就成立联合国的问题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作出了决议。4月16日，苏军发起进攻柏林的战役。25日，苏军在波茨坦以西包围柏林，并在柏林西南的托尔高地区与美军

　　会师。27日，苏军进入柏林。30日，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2日，柏林守军投降，各地德军也相继投降。5月7日，德国代表同艾森豪威尔签订投降书；5月8日，又在柏林向苏军元帅朱可夫签订投降书。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英国人民终于等待到了庆祝胜利的日子。在5月7日这天，人群聚集在白厅前面，目睹丘吉尔乘着一辆敞篷汽车满怀欣喜地从人群中间经过。

　　丘吉尔领导全英人民进行战斗，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战后英国的地位打下了基础。

戴高乐

参加一战获得骑士勋章

　　1890年11月22日，夏尔·戴高乐出生在法国里尔市公主街一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

　　1907年，戴高乐所在的学校圣母玛利亚学校因反教权政策而被关闭。戴高乐的父亲便把他送到以擅长数学教学而闻名的比利时安托万中学就读，因为要考圣西尔军事学院，数学成绩必须出色。

　　戴高乐一心要考入军校，所以他再不像幼年时那样不求甚解，在安托万中学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一年后，他转学进入巴黎的斯塔尼斯拉斯学校。

　　1909年8月，戴高乐通过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他的分数不高，在录取的212名考生当中是第一百一十名，但总算考取了。这一年，他19岁。

　　进入军事学院，是戴高乐一生的转折点。这一选择，决定了戴高乐将来不会成为文学家，也不会成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他在文史哲方面也有着十分牢固的基础，这对他成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是很重要的。

　　1910年10月，见习期满，戴高乐正式进入圣西尔军事学院。他在同辈当中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他坚毅果敢，但孤高自傲，让人觉得他落落寡合，同他的高身材、大鼻子，恰好互为表里。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些绰号，如“公鸡”、“两米”等。

　　同学们也没有放过他那支特别显眼的“大鼻子”。有一次开联欢会，同学们提议戴高乐背诵他最喜欢的罗斯丹诗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他立刻爬上桌子，高声朗诵了诗剧主人公西哈诺关于自己的“大鼻子”一段台词，于是，同学们便把“大鼻子”的雅号转赠给了戴高乐。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事学院勤奋地学习了两年，于1912年10月1日毕业，在毕业考试中得了第十三名，军衔是少尉。填写分配志愿时，戴高乐选择了第三十三步兵团，到了阿拉斯城。这时该团团长是菲利普·贝当上校。

　　1913年10月1日，戴高乐晋升为陆军中尉。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对于法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恢复在欧洲霸权地位的大好时机。法国可以从德国手中夺回失地阿尔萨斯和洛林，取得萨尔煤矿区权益。

　　此时，戴高乐意识到，法兰西将经历许多困难，人生的快乐就在于有一天能为自己的祖国做出某种非凡的贡献，而我将有机会这样做。他兴致高昂，几乎是急不可耐地参与了战争。

　　戴高乐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

　　1914年8月5日，再见了，我的书籍，我熟悉的东西。生活显得多么紧张，当一切也许即将停止时，最小的事情也变得多么突出。

　　今天早晨，我们团已经井然有序地起程了。很少有人来看我们出发。有些坚强的人忍住了自己的眼泪。上前线吧！这肯定是全体一致的激情，我过去曾经梦想过的、但现在遭到压抑的热情。

　　法国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进攻比利时。戴高乐所在的第三十三步兵团受命于8月5日从安拉斯城起程，开赴比利时。戴高乐信心百倍地在日记上写道：“每个人都动员起来了。这种强压着的激情是我梦寐以求的。”第三十三步兵团原属后备力量，但由于德国攻势极猛，法军退至横贯迪南的摩斯河上，第三十三步兵团奉命守住摩斯河大桥，阻止德军过河。

　　8月15日，第三十三步兵团与德军交火。戴高乐在他参加的第一次实战中大腿负伤，先后被送到巴黎、里昂和安拉斯治疗，年底又重返前线。

　　这时，戴高乐所属的步兵团已开往香巴尼，贝当已经调离三十三团并提升为旅长。新团长是克罗戴尔上校。

　　戴高乐离开战场的3个月期间，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海峡到瑞士一线，交战双方一直在僵持着。戴高乐执行了许多次很危险的侦察任务，给部队带来了重要的侦察信息。

　　1915年年底，战争僵局有了突破，德国军队准备向凡尔登大举进攻。法国军队面临严峻考验。指挥凡尔登防务的是第三十三步兵团的前团长、后晋升为将军的贝当。

　　1916年2月21日清晨，天气奇寒。7时15分，沿着几公里前线，隐蔽的德国炮群以一小时10万发的速度，把炮弹射进堡垒综合体。有200多万发炮弹如牛毛般落在了布拉特邦、凡尔登和奥内尔村庄的三角地区中，把法军的前沿堑壕都炸没了。经过12小时轰击后，德国搜索部队在黑暗里摸索着前进，以试探法国的抵抗力。

　　到2月24日，德军攻破了法国的主要防线，俘获了10000名士兵，缴获了65门大炮和大量机枪。

　　与此同时，大量的德国火炮接踵而至，在他们的步兵部队之前，射出连续不断的滚滚炮弹，夷平了堑壕，炸毁了碉堡，并把森林炸成碎片。

　　在悲惨的战场形势下，3月2日，担任第三十三团上尉的戴高乐主动请求把他的连队调到战斗最猛烈的凡尔登前线。

　　这场号称“绞肉机”的凡尔登战役打得十分猛烈。德军集中兵力兵器包括使用窒息性毒气、喷火器和轰炸机，对西岸法军实施重点突击，但遭法军炮火猛烈反击。

　　从3月5日起，德军扩大了正面进攻并将主突方向转移到摩斯河西岸，企图攻占两个高地，解除西岸法军炮兵的威胁，并从西面包围凡尔登。

　　德军的重炮在戴高乐所在的杜澳蒙阵地上轰炸，大地在不停地颤抖。密集的高爆炮弹，使大地震撼，把人体、瓦砾和装备像稻谷那样飞掷到天空。爆炸的热浪把积雪都融化了，使弹穴里灌满了水，许多伤兵就淹死在里面。眼睛失明和血肉模糊的人摸索着到洞穴里图个安全，就倒在他们的同伴身上，把他们淋得浑身是血。

　　在阵地上，由于爆炸声大得出奇，戴高乐同前方和后方的一切联络都无法进行，所有的电话都被切断，所有派出的联络官都被打死。最后一名联络人员身负重伤对戴高乐说：“德国人离我们只有20米。”戴高乐握着手枪，注视着敌人，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和战士们守住这条通道。德军的进攻集中在第十连左侧的第十二连。随即，德国人来到第十连的后面。

　　此时此刻，人们看到了一种凄惨的景象：戴高乐命令步兵第十连全连上刺刀冲锋，第十连的勇士径直扑向眼前这些靠猛烈的肉搏到达村子的大批德国兵。

　　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了戴高乐。他的上司布尔多上校眼见他倒在血泊中，以为他已阵亡，眼含泪水写信给戴高乐的双亲和已晋升的贝当将军。

　　贝当于5月1日离开凡尔登，去指挥中央集团军群。他一听说戴高乐阵亡，十分悲痛，为此发布了正式的表彰令。贝当的表彰令说：

　　戴高乐上尉，连长，以其高尚的智力和情操著称。当他的营遭到致命的轰炸，造成大量伤亡时，当德国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他的连队时，戴高乐指挥部下，进行猛烈的突击和猛烈的肉搏。

　　他认为，这是与其军人荣誉感一致的唯一解决办法。他在混战中倒下。这是一名在各方面都无与伦比的军官。

　　凡尔登战役是典型的消耗战、阵地战。双方参战兵力众多、伤亡惨重。在此役中，法国死、伤、被俘和失踪的人数，合计在55万人以上。德国也损失了45万人以上。由于伤亡惨重，凡尔登战场被称为“屠场”、“绞肉机”和“地狱”。

　　这同当时的战法有关，当时都是密集队形冲锋，在防备严密的火力面前就仿佛是一群往绞肉机里钻的绵羊。而且指挥官在当时也没有其他办法，除了冲锋就是冲锋，完全靠人来堆。戴高乐在冲锋中如果真的“以身殉国”，那么，二战战史和整个西欧的现代史都得改写了。

　　实际上，戴高乐在战斗中被德军的刺刀穿过了大腿，自然摔倒在地上，直到他被毒气熏晕。像他部队的所有伤员一样，在恢复知觉时遭到德国士兵的包围，结果被俘。

　　戴高乐是一位顽强不屈的斗士，性情倔犟，他怎么能忍受在战俘营中被迫为德军服苦役的生活！在三年零三个月的战俘营生活里，他意外的收获可不小。

　　他始终不放弃逃跑的努力。被俘后，戴高乐被送到尼兹战俘收容所，在这里，他把伤养好后就琢磨如何逃跑，以回到法国继续作战。

　　一天，他偷到一套德军军士的服装换上，悄悄地溜出了收容所。可是，这次逃跑失败了。因为他的个子太高了，而他偷的那身德军军装却太小了，衣袖刚到胳膊肘，裤腿也仅过膝盖，穿在身上看起来非常滑稽可笑。所以他没有逃多远就被抓了回来。

　　随后，他被关进设在立陶宛的惩戒营。这里是环境更为恶劣、条件极差的地方。

　　5个月后，他被送到哥尔斯塔特第九堡垒战俘营，这里戒备森严，专门关押曾经试图逃跑的战俘。然而，戴高乐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逃跑，他甚至觉得这是自己作为战俘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这次怎么逃跑？戴高乐想出了一个办法——自残！他偷偷地服用了大量的苦味酸，这是一种做柠檬水的原料，喝多了会出现一系列特别可怕的重度黄疸症状，如眼黄、脸黄、尿黄等。

　　当时，戴高乐喝完照镜子时，连他自己都吓坏了。不过他终于如愿以偿，很快被送到当地战俘医院治疗。

　　在医院里，戴高乐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与另一个名叫迪派的法军少尉商定逃跑。他们又偷来一套德军军装，迪派化装成德军护士，搀扶着假装生病的戴高乐，混出了大门，立即向瑞士方向逃跑。可是，这一次又失败了。5天5夜又冷又饿的路程，使他们疲倦不堪，像流浪汉一样狼狈，所以当他们走到乌尔姆时被德军发现，又被抓回了战俘营。

　　就这样，戴高乐在战俘营里以不同的方式先后逃跑了7次，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去。德军对这个法国大个子屡教不改的逃跑行为极为恼火，再次把他从条件相对较好的罗申贝格战俘营送回哥尔斯塔特第九堡垒战俘营关押。

　　他重新按捺自己焦急的心情，静静地反思。是啊！他是勇敢的，他受过表彰，可是却没有立下赫赫战功，这是他最大的遗憾。1918年9月1日，他写信给母亲诉说了自己内心的痛苦：

　　假如从现在起到战争结束之前，我不能重新参加战斗的话，我还会在军队里干下去吗？况且，等待我的又会是怎样平庸的前程呢？

　　逃跑不成，也不能老老实实地当战俘。戴高乐对曾经给予法国奇耻大辱的德国极为仇视，为了打败德国，他必须要了解德国。于是，他利用在战俘营的时间，开始了对德国国情与民族特点的了解。戴高乐德文水平不错，能够熟练地阅读德文报纸。

　　他通过狱中的德文报纸，密切关注战争的进展，而报纸中所披露的事情，是在实行严格新闻检查制度的法国难以看到的。他做了许多摘记。在狱中的这些收获，后来成为他撰写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的基本资料。

　　他利用被囚禁的机会，积极地同周围的难友们进行交流沟通，博得了一个“大元帅”的美誉。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在什么情况下都需要有交流。交流的方式、内容与质量，决定着能否成为交流场的磁心，能否通过交流营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反映出这个人的素质和能力。

　　他的狱友蕾米·卢尔曾经这样评价战俘营中的戴高乐：

　　这位个性倔犟、看起来有些冷漠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他一刻也不愿意闲下来。但是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法国人沉着、理智、自我克制的优点。

　　如果司汤达还活着，他们肯定会成为莫逆之交。他总是抓住时机增长见识，而且非常乐意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别人。他是我们这个圈子中的核心。大家对他产生一种敬畏之感，把他称做“大元帅”。

　　青年戴高乐志向很高，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失作为一个领袖人物的抱负。25年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称戴高乐为“大元帅”。从狱友们的戏称到他国首脑的尊称，靠的是戴高乐自身永不屈服的个性。

　　戴高乐在四年的对德战争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战俘营中度过的，这对于戴高乐这个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来说未免是件憾事。

　　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宣布投降。11日，德国军队放下了武器，德方代表前往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在法国福煦将军的行军火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1918年12月，戴高乐回到法国，到达拉利格里时，父亲带领全家人去火车站迎接他。刚跳下火车的戴高乐激动地拥抱着父亲，又俯下身子紧紧地抱着泪流满面的母亲。

　　“夏尔，你受苦了。”母亲凝视着清瘦而略显颓废的儿子，心疼地说。“一切都过去了，不是吗？”戴高乐微笑着，眼神中多了几许镇定和成熟。虽然戴高乐在战俘营中度过了4年，但由于他在都奥蒙堡一役中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了一枚最高荣誉骑士勋章。1919年春天，戴高乐随法国军事代表团到了波兰。戴高乐初到波兰被派到波兰朗伯尔托夫军官学校担任教官，讲授战术学。不久，法国驻波军事代表卷进了俄波战争，戴高乐和波兰第五轻步兵团一起参加了反对苏维埃的战争。1921年3月，俄波战争结束后，戴高乐奉调回国。就在这一年的4月7日，戴高乐与伊冯娜·旺德鲁在加来地区圣母院举行了结婚典礼。

出版专著引起高层关注

　　1921年10月1日，戴高乐调往圣西尔军事学院担任战术史教员。志在戎装的戴高乐当然无法安于普通教员的生活，于是在1922年11月，考入高等军事院校。

　　戴高乐从高等军事院校毕业后，在总参谋部所属的运输供给局工作了3个月，随后被调任美因茨区法军司令部。这一年，戴高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这是根据他被俘期间在狱中的笔记整理完成的。戴高乐此时已34岁了。

　　这本书深刻反映了戴高乐日趋成熟的性格，他引用凡尔登战役中的一个事例，阐明了他的看法：“战争中，除了某些基本原则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普遍采用的形式，而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实际情况和人的个性。”

　　对个性的强调在戴高乐的思想中已开始初露端倪。

　　《敌人内部的倾轧》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贝当的注意。1925年10月，在美因茨窝窝囊囊待了近一年的戴高乐受命到贝当的办公室任职。这时的贝当已是法兰西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三军首脑和法军总监了。

　　5年后，戴高乐又出版了《剑刃》一书。他在书中表明了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戴高乐完全按照他所刻画的形象来塑造自己，他对领袖人物的描写，自己都一一实现了。

　　1927年9月，整整当了12年上尉的戴高乐终于成了戴高乐少校，并于12月被委任为派驻特里尔的第十九轻步兵营的营长。

　　戴高乐少校治军甚严，士兵经常处于警戒状态。在进行打靶、队列训练和各种竞技活动等军事操练之余，则开展体育比赛、戏剧表演和联欢活动。

　　当然戴高乐少校也没有忽视士兵们的文化教育，他经常召集士兵们听他的讲演，内容不外乎法国历史、军事战略战术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士兵们的爱戴。在他担任营长的两年时间里，贝当又多次为他遮阳挡雨。

　　不屑于趋炎附势的戴高乐后来还是给贝当制造了一次麻烦，事情的起因在于新兵都不喜欢在气候寒冷、人地两生的特里尔服役，有些人就通过身居要职的亲戚设法调回法国本土。

　　戴高乐对此大为愤怒，他颁布了一个通告，凡是要求调回的轻步兵将一律受到惩处，全营官兵每天都要诵读这个通告一遍。

　　之后不久戴高乐就接到调动一名士兵的电令，他非但没有执行，反而把这个士兵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

　　而这个新兵是在戴高乐颁布命令之前就拜托了一位议员的，不过，即使戴高乐知道也不会改变他的决定的。

　　这位恼羞成怒的议员向陆军部长告了一状，陆军部下令调查，如果这个错误成立的话，戴高乐将受到关60天禁闭的处分。于是戴高乐直奔巴黎，面见贝当陈述事情的经过，贝当又一次帮助了戴高乐少校，最终陆军部长决定不予追究。

　　不过，贝当和戴高乐的“甜蜜”关系已经趋于破裂。贝当已经开始意识到戴高乐不再是俯首帖耳的顺民了，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是”过。这个刚愎自用的“家伙”其实用处并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么大，相反还总是令他难堪。

　　1931年年底，戴高乐从中东回国后，到贝当主持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两年后，被提升为中校。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10多年中，戴高乐多次调动过驻防地点，但此后的六七年内，他相对稳定在军界首脑部门进行军事战略研究工作。直至1937年年底，他晋升为上校后被任命为驻麦茨的第五○七坦克团团长，才回到军事指挥的岗位。

　　戴高乐在当时的军事战略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认为，在战争条件下，法国的地形很不利，尤其是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更加脆弱。英国和美国可依靠天堑之险，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作为屏障。法国首都巴黎周围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在这种情况下，构筑再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调遣的机动力量，也就是说，“一批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掌握使用武器的队伍”。而且要在陆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选人员”。

　　他认为，全部现役人员应该在10万人左右，由常备军组成，他们应在精锐部队中服役6年，掌握专门技术，培养进取精神和集体精神，而且在指挥方面也要有相应变化，以适应机械化战争的瞬息万变的局势。还要注意发展无线电通讯系统。

　　戴高乐当时军衔不算高，人微言轻。在关键时刻，国会议员雷诺给了戴高乐重要帮助。

　　1935年3月15日，雷诺在国民议会上发表演说，建议建立一支机械化部队。

　　但是，决策阶层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了，雷诺的计划被宣布为“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遭到了国民议会陆军委员会的拒绝。国防部长莫林将军还把这种军事战略上的争论，转化成对戴高乐的愤恨，把戴高乐从1936年的晋升名单中勾掉了。

　　局势的发展开始朝着有利于戴高乐的方向发展，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已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建立起法西斯统治。

　　因此在1936年上台的莱昂·勃鲁姆主持下的人民阵线政府，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其中大部分用于坦克和空军。

　　这一年10月的一个下午，莱昂·勃鲁姆会见了戴高乐。戴高乐与勃鲁姆的会面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不过戴高乐总算给勃鲁姆一个说得过去的印象。

　　这时，戴高乐已开始在成立不久的高级军事研究中心供职，后来这个地方以“元帅之校”而知名。与政治家打交道使戴高乐感到幻想破灭，不过也养成了他对政治的终身兴趣和对政客的极端蔑视。

　　1937年年底，陆军部长达拉第不顾甘默林将军的反对，把戴高乐的名字重新列入晋升名册，随后又任命他为驻梅斯的第五○七坦克团上校团长。

　　这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陆军部的那些人对戴高乐晋升的反应是“幸灾乐祸”，一则可以把他赶出陆军部；二则存心要看看总是鼓吹纸上坦克的戴高乐，用钢铁坦克能搞点什么名堂出来。

　　戴高乐一点不为离开巴黎而感到失落，他对自己的新职位十分满意，因为这是一个在实践中检验他的理论的绝好机会。他全然不顾坦克上的油污，戴着他的白手套，兴致勃勃地搞他的军事训练，因此得到了一个颇有敬意的外号——“摩托上校”。

　　1938年7月14日的国庆日演习中，戴高乐指挥他的坦克以别开生面的阵势让那些长官们大开眼界。不过梅斯的军事长官吉罗将军，一方面就坦克团的训练有素对戴高乐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他又说，只要他还活着，就别想在他的防区看到戴高乐的理论付诸实践。

　　可想而知，戴高乐的设想仍未能实现。就在这次演习后不久，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去世了。

　　11月份，他的老朋友，一贯支持他的埃米尔·梅耶上校也去世了。生活中一下失去了两个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的长辈，的确是令人伤感的。然而，更令戴高乐忧虑不安的是欧洲局势的发展。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在此之前的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实现了他计划已久的德奥合并，希特勒独霸整个欧洲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但是法国国内仍然麻木不仁，多党派政治导致的内阁动荡、更替频繁，并没有因为大战临近而有所改观，从1938年3月至1939年9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阁就更换了3次，政府的不连续性使法国的内政外交颇受影响。

　　尽管达拉第与张伯伦一再退让、妥协，但战争还是来到了家门口。法国政府战争准备严重不足。等待时机的戴高乐终于在这一期间脱颖而出。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出兵波兰，并在短短16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这个饱受凌辱的国家。

　　9月17日，苏联军队也从波兰东部边界进入这个国家。曾经在《洛迦诺公约》对波兰领土保持完整作出保证的法国和英国，还未做出反应，这场入侵就已经结束了。

　　实际上，如果英法在西线采取行动的话，这场世界大战即使不能避免，至少一开始就会给希特勒当头一棒。然而，英法仅仅是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除此以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反而听任希特勒把战火燃到北欧。

　　此时的戴高乐率部驻守在阿尔萨斯，他目睹风云变幻，忧心如焚，却因远离决策中心，无能为力。

　　11月，他致信总参谋部，继续不遗余力地阐述装甲部队的效能，再次提出绵延漫长的战线是难以防守的。

　　1940年1月，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满心焦虑，到巴黎再一次游说。在雷诺的住所，他遇到了前总理莱昂·勃鲁姆。他们谈起战局，勃鲁姆竟然认为：德国人既不可能东进，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深陷于苏联的领土中；他们也不可能西进，因为他们无法对付马其诺防线。

　　可见，法国政界人物对德法力量的对比，无知到何种地步！而法国民众的态度也就不难推测了。

　　1月26日，戴高乐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给最高统帅部和政界的80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备忘录。

　　在备忘录中，他指出：

　　敌人将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以极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法国的防线将随时被突破。只有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必须立即作出建立必要的机械化部队的决定。必要时可与英美合作，制订出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

　　但是戴高乐只是白费笔墨而已，他的所有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统帅们的注意。法国灾难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5月10日，希特勒的军队于拂晓时分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西线发动了攻击。尽管从多种渠道已获得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但由于长时间的“西线无战事”，法国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就在法兰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高乐的人生道路也到了紧要关口。6月5日夜间，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6日清晨，坦克部队总监德勒斯特兰将军听到广播后叫醒了戴高乐，告诉他对他的新任命。戴高乐显得很平静，也许他事先已有耳闻。因为6月1日，魏刚将军召见他时，他曾顺道拜访过雷诺。不过表面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内心汹涌的波涛。

　　尽管形势危急，他作为军人可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但是两次参加战斗已经使他意识到，法国军队的问题不在那些愿意拼死一战的将士，也不在装备、军械上，而是在那些一心只想求和的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人物身上。

　　这个时候进入内阁，也许还能起点作用，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法兰西的心脏，可以参与决策，可以影响首脑人物，可以……不过，戴高乐心中也有一丝隐忧，凭他对那些高官们的了解，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力量是多么微小。尽管各种想法在心中往复交织、挣扎不已，戴高乐还是怀着些许憧憬走马上任了。

　　他一到巴黎，马上就到战时内阁总部见了总理。不过，雷诺的决心远不如戴高乐坚定，雷诺虽然希望战斗到底，希望法国最后能够胜利，但是自从他上台开始，就被包围着他的失败主义者们所左右。

　　而且大战开始后，法国的溃败和混乱更使他的决心摇摆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战争开始后，总在主战与主和之间摇摆，和英国的关系也时好时坏。

　　随着德国人的步步进逼，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日趋恶化，贝当和魏刚为代表的失败主义者，不断地谴责英国见死不救，向英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

　　正如魏刚在和戴高乐谈话时说的那一连串“如果”一样，把在法国本土上抵御德国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一再强调英国的“责任和错误”，却不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基本义务，实际上是在为下一步停战求和寻找借口：既然英国无法履行他们应尽的责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法国只有停战求和。

　　而戴高乐之所以有坚定的信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法兰西民族始终不渝的热爱和坚信。

　　戴高乐自小生活在一个视祖国为第一生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年后在军队服役，和政党政治没有什么牵扯。因此他一旦下定决心，就不会受任何政治上的干扰，甚至包括其他国家态度的干扰。

　　当然，个人意志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戴高乐一直都以意志坚定著称，一旦他认定是正确的事，他从不让步，哪怕因此而得罪了上司，影响升迁也在所不惜。

　　雷诺要戴高乐去见丘吉尔，不仅要他向英国政府表示法国将继续战斗，而且要戴高乐设法从伦敦获得可靠保证，保证皇家空军特别是战斗机将继续参加法国的战斗，并探询一下撤离敦刻尔克的英军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装备起来，派回大陆作战。

　　在访问前，戴高乐又一次拜访魏刚将军。

　　这次谈话给戴高乐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魏刚虽然依旧镇定自若，但是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他甚至说：“法兰西帝国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至于全世界，当我在这里被打败以后，英国人用不着一个礼拜就会和德国谈判。”

　　他紧接着说的那句话暴露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革命。“啊！如果我能有把握使德国人给我留下必要的部队来维持秩序的话，那就好啦！”

　　实际上，魏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点不让人惊奇。自从战争开始后，掌握法国政权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姿态就是，他们宁可一再迁就德国，即使丧权辱国，也不愿看见暴力革命的发生。

　　达拉第执政期间，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却允许法西斯党徒四处活动。魏刚的这番话不过是把他们的担心放到桌面上了而已。

　　戴高乐尽管吃惊，还是告诉魏刚，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图正好相反，纵使战争失利，政府也不会放弃斗争。听了戴高乐的话，魏刚未发一语。在魏刚的总部所在地，戴高乐还与来请示工作的各个参谋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这些人都一致认为这场战争输定了，尽快结束战争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可以想象，戴高乐看到的、听到的种种情况使他的心情多么沉重，整个国家的绝大部分掌握各种权力的人都丧失了信心。

　　但是他仍然认为，一旦政府果敢地作出决定，在帝国范围内继续斗争的话，这些悲观失望的人们的思想仍然可以扭转过来，勇气也可以重新燃起。

　　基于这种认识，行前戴高乐又见了雷诺一次，开门见山地建议撤销魏刚的总司令职务，换上洪齐格尔将军。雷诺的回答含糊其辞，他虽原则上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认为这时候进行人事更动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由于雷诺的动摇不定，这个建议从未实施。不过，那时即使更换了总司令，恐怕也不会有扭转乾坤的希望。

　　虽然深感孤立，戴高乐在去伦敦前仍拟订了一项把部队都运往北非的详尽计划。这意味着要把50万军队撤往北非，法国的飞机和海军都要投入使用，而且还需要有50万吨的船舶动力。这一切全要靠英国来帮助。

流亡英伦树起反法西斯旗帜

　　1940年6月9日，丘吉尔很快在唐宁街10号第一次接见了戴高乐。会见后，戴高乐对丘吉尔的“第一个印象”是好的。

　　但是在涉及问题本身时，丘吉尔并没有满足法国的要求，因为丘吉尔断定法国是输定了，法国本土不可能重建防线，所以他断然拒绝派空军支援，只同意把曾在比利时作战残存下来的部队留在法国。

　　戴高乐从英国回来后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视事了，先迁往图尔，然后又迁往波尔多。然而波尔多也绝非偏安之地。

　　时局进一步恶化，投降派更加紧锣密鼓地活动。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尔来到图尔，他只能做一番道义上支持的姿态，雷诺神情颓然，魏刚当着丘吉尔的面向雷诺报告：法军已经筋疲力尽，全线崩溃，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因此除请求停战之外别无他途。法国政府乱作一团。

　　当丘吉尔离开会议厅、穿过通向庭院的过厅时，看见戴高乐冷峻地、毫无表情地站在门口。在相互致意后，丘吉尔用法语低声地念叨了一声“honundedestin”（意为应运而生的人），便匆匆而去。

　　戴高乐决定在这降与搏的最后关头尽最大努力把部队转移到北非去。为此，首先要挫败投降派的阴谋，只有这样，法国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动撤离，继续坚持抗战。

　　然而投降派的势力太大，雷诺能坚持多久呢？戴高乐深知阻力极大，但仍然于6月12日带着移师北非的计划来见雷诺。此时，德国军队已经渡过塞纳河，巴黎的失陷在旦夕之间。雷诺决定把政府迁往波尔多。

　　贝当、魏刚等包围了雷诺，反对一切移师北非的抗德方案。海军上将达尔朗曾经表示要打到底，但是当戴高乐敦促他无论如何不能使法国舰队落在德国人手里的时候，达尔朗却转了180度的大弯子，听从了魏刚的命令。

　　国务部长让·伊巴尔内加来也曾经是少数主战派当中的一个，但事到临头却说：“作为一个老军人来讲，除服从我的上司贝当、魏刚元帅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我的看法了。”

　　丘吉尔正是看到法国局势垂危，所以匆忙赶到法国，向雷诺提出不能将舰队落入敌手。如果英国连对法国舰队也不能指望，那么法国对英国还有多大用处呢？

　　不出所料，巴黎终于在6月14日被德军占领。这期间，戴高乐奔走于英法之间，他想通过借助英法联盟的力量，对雷诺起一些精神上的刺激作用和鼓励作用。也可以多少牵制一下投降派的阴谋。

　　戴高乐决心下定，要与德国法西斯战斗到底，但在法国本土已根本无法立足了。6月17日上午9时，戴高乐偕妻子女儿，飞往伦敦。戴高乐抵达伦敦后，专门向法国国防部发了一份电报，内容说：

　　我已达伦敦。昨日曾根据雷诺先生的指示，与英国国防部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一切由美国政府向盟国提供的军备物资均将储存在英国领土，这不影响已经协议的或即将协议的分配方案；第二，目前在法国的德国战俘将在波尔多移交给英国军事当局。

　　关于英方就德国和北非间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提供援助问题，我已向英方要求从6月19日起，在3周内援助50万吨位的轮船。我现在处于无权地位，我应否继续磋商？

　　可是，贝当政府已经作出了投降的决定了，戴高乐所请示的有关抗战的事情也就无关紧要了。戴高乐接到的复电是召他回国的“命令”。戴高乐立即给魏刚复信说，只要不投降，我愿意参加可能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国抵抗力量。6月30日，贝当又发了一道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自首”，听任“战争委员会”的审判。委员会先是判处戴高乐4年徒刑，后来根据当了伪政权国防部长魏刚的指示，改判戴高乐“死刑”。戴高乐在伦敦与丘吉尔会晤时指出：只要贝当一公开宣布投降，他就通过英国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自由的法兰西将继续战斗。于是他于6月18日下午6时，坐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向全世界，也向沦亡的法国，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一八”演说。戴高乐郑重宣告：

　　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后盾。它可以与控制着海洋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同盟，也可以像英国一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

　　他号召：

　　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我向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火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就这样，戴高乐在海峡彼岸的伦敦，树起了第一面法国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旗帜。戴高乐的事业，在开始时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持来自英国。6月23日，英国政府发表公告，不再承认贝当“政府”是法国的政府。6月28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告：英国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国人的领袖，将为前来投奔戴高乐的人提供方便。6月30日，海军中将爱米尔·米塞利埃来到伦敦，表示支持戴高乐。同时，在利物浦附近驻扎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内服役的军官，如柯尼希上尉和安德烈·德瓦弗兰上尉及蒂埃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也投奔了戴高乐。募兵工作虽然不如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至7月14日法国国庆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国”的队伍终于组织起来了。

　　这一天，戴高乐在白厅广场上检阅了他的战士。检阅完毕，他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盟军司令、法国的福煦元帅雕像献了红、白、蓝三色花束。同时，确定“洛林十字”为自由法国武装的标记。

　　一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戴高乐的空军部队对鲁尔区进行了轰炸。至7月底，戴高乐已经动员了7000之众。

　　8月，戴高乐在泰晤士河畔的圣史蒂文大厦安置了自己的办公室。自由法兰西政府初具规模。

　　8月7日，《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向全世界发表，协议载明戴高乐是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但协议中写明戴高乐也要听取英国统帅部的一般指示，而且协议也没有按照戴高乐的要求，明确英国要对恢复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作出保证。

　　戴高乐由此感到他不能完全依靠英国，必须到非洲殖民地去寻找更广阔，更坚实的基地。戴高乐决心为他所首创的自由法兰西选择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一个更坚实可靠的基础。

　　10月24日，戴高乐到达布拉柴维尔。这时，“自由法国防务委员会”的人选已经就绪了。

　　10月27日，是继6月18日后另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戴高乐发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维尔宣言》，宣言指出：

　　设在维希的贝当政府已经沦为敌人的御用工具。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承当领导法国投入战争的重担。我们将为了法国去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竭诚为它服务，确信取得胜利。

　　防务委员会行使政府的职能，自由法国从此有了它的政权机构。

　　1941年9月21日，戴高乐所领导的第一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像一个政府那样组织起来。委员会不仅健全了经济、财政、外交、军事、司法、教育等政府机构，而且任命了部门官员。戴高乐自然成为委员会主席，即当然的政府首脑。至此，戴高乐完成了3件在法国现代史上有转折意义的大事：第一，从法国沦陷的第一天起，他还只是孤身一人的时候，就以大无畏精神高擎起抗战的旗帜，向法国人民发出了救亡的战斗号召；第二，由于他代表了民族利益，所以很快赢得了一批军政人员的支持，在广漠的西非各地树起了“六一八”的旗号；

　　第三，在不长的时间里有了一支为自由法国所用的武装力量，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这一切都给年过半百的戴高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自从丘吉尔与戴高乐初次会晤以来已经几个月了，彼此都互相钦佩，但是他们之间也有摩擦。戴高乐发现这位强大的朋友时常不按照自由法国的意愿办事，有时竟不顾损害戴高乐的利益。

　　戴高乐身在伦敦，但绝不想长期寄人篱下。戴高乐与丘吉尔之间，慢慢地产生了一些看不见的裂痕。有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差点儿使戴高乐同英国政府反目。那是1940年年底，戴高乐从非洲回到伦敦，非洲之行虽然谈不上一切顺利，但无论如何也为1941年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很不错的基础。然而，就在元旦那天，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要求戴高乐火速到伦敦会面。

　　艾登见到戴高乐时告诉他，自由法国驻英最高司令爱米尔·米塞利埃海军中将与贝当伪政府勾搭，并企图将英法联军的军事情报透露给贝当驻北非的司令官达尔朗。但这个军事情报被英国情报机关截留。

　　艾登说，丘吉尔认为此事很严重，他在报请内阁批准后，下令逮捕了米塞利埃。戴高乐听完以后，满心狐疑，他对艾登说：“英方手里的情报是否确实很值得怀疑，并没有足够证据，而且英国竟然事前不打招呼就强行逮捕了一名法国的海军中将，起码是粗暴无礼的。”

　　戴高乐要求立即释放米塞利埃，他亲自到伦敦警察厅看望了被囚禁者并确信英国情报机关截留的所谓“情报”纯系捏造。

　　1941年l月8日，戴高乐召见斯皮尔斯将军，强烈要求在24小时内释放米塞利埃，并给他赔礼道歉。否则，自由法国就和英国“断绝关系”。

　　据说，斯皮尔斯承认确实搞错了，“情报”也的确是假的。第二天，丘吉尔和艾登在唐宁街10号会见戴高乐时，正式表示歉意，并且保证立即释放米塞利埃。

　　1941年5月19日，戴高乐委派勒内·普利文作为自由法国的全权代表到达华盛顿，争取同美国建立经常性联系，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及时向喀麦隆、乍得和刚果派驻空军，自由法国控制下的太平洋属地也可以为美国提供便利。

　　因为美国一旦参战，它必须以非洲为基地，才能向欧洲进攻。但是，普利文6月到达华盛顿后，却受到冷遇。

　　罗斯福认为，贝当出任法国总理无非是政府领导人的更迭，这无碍于对希特勒的斗争。相反，对于流亡国外坚持抵抗斗争的戴高乐，却认为不可信任。

　　在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等人的眼里，戴高乐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自由法国是一个没有代表性的“非法团体”，在涉及法国利益的问题上就不能同它打交道。

　　一次，美国国务院准备同普利文和英国驻美使节讨论美国支援英法抗德战争的问题。美国国务院提出，普利文只能以“专家”名义，而不能以自由法国代表身份参加。

　　普利文向戴高乐报告了此事后，戴高乐当即复电普利文，指示他坚持原则，一定要以自由法国代表的资格参加会谈，否则就拒绝出席。戴高乐指出，自由法国需要的是作战物资，而不是医疗用品之类的救济品。

　　经过斗争，美国终于作了一些让步。

　　9月，赫尔宣布美国和自由法国之间有共同的利益。

　　10月，罗斯福也不得不转变对自由法国的态度，他决定把《租借法案》的受惠范围扩大到自由法国。

　　至此，美国和自由法国总算建立了某种关系，戴高乐终于可以在《租借法案》范围内得到一些美国提供的作战物资。

　　经过一年多血与火的考验，自由法国运动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不仅建立了一支精悍的陆海空武装部队，而且在对外关系中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在这个基础上，戴高乐于1941年9月24日宣告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

　　这当然是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敌人所不能接受的。卖国的维希政府和德意法西斯立刻群起而攻之。委员会有时被描述成一群丑恶的政客，有时则被说成是一群法西斯冒险家，而有时，则又成了“一群乌合之众的共产党狂人”。

　　但是，所有这些都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人民清楚地看到，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是戴高乐孤独地发出了最初的战斗号召，举起了抗战的大旗；是戴高乐为首的一些不屈的法国人，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向法西斯统治者宣战。

　　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维希政府的投降政策，才使150万法国战俘在法西斯的铁窗下经受各种各样的艰苦；正是由于继任的赖伐尔之流的卖国求荣，才使法西斯匪徒得以在法国横征暴敛，严重破坏了法国经济；正是由于贝当一伙的不抵抗政策，才使德国人并吞了阿尔萨斯、洛林及法国北部的广大领土；也正是他们奉行卖国哲学，才使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为德国法西斯服苦役。

　　特别是当人们看到希特勒的飞机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着陆，日本侵占了河内和印度支那，维希政府的军队不打敌人反而残酷镇压抗战人民的时候，维希头目们所说的“为了保卫法兰西帝国不惜与任何人作战”的说法就不能欺骗任何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本土的地下抵抗运动，也在戴高乐的影响下秘密地发展起来。不屈的沦陷区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了抗战运动。

　　有的在运输或分散空投偷运过来的军用物资；有的积极编写、印刷和散发传单；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护送地下工作人员；有的秘密监视敌人，为抗战组织提供情报；还有的则在袭扰敌人，破坏敌人要害部门的通信联络。

　　在民族委员会宣告成立的时候，法国本土发生了一系列枪杀德国人的事件。

　　当戴高乐听到这些无视危险单独抗战的沦陷区人民的英勇战绩，他的心情既骄傲又沉重。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当注意保存实力，尽量避免得不偿失的牺牲。为此，他于10月23日通过广播，命令沦陷区人民要讲究斗争策略，目前不要去杀德国人，以保存力量等待进攻的命令。

　　10月24日，德国法西斯在南特和波尔多各杀害了50名人质。消息传来，戴高乐真是悲愤交加。为了抗议侵略者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戴高乐在25日的广播中号召说：

　　敌人以为枪毙我爱国志士便可以吓倒法国，我们将让他们知道，法国是吓不倒的。

　　我现在吁请全法国的男子和妇女，在10月31日星期五这天，从16时到16时5分，在他们当时所站立的地方停止一切活动，静默五分钟。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同时也是法国精诚团结的证明。

　　10月31日16时，全体法国人都响应了他们的战斗领袖的号召，静默示威了足足5分钟，使维希政府和德意志法西斯知道，法国人不可侮，法国人民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

　　这以后，各式各样抵抗运动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法国本土建立起来。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这支地下军配合盟军，为打击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伦敦，戴高乐所代表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大不列颠岛不仅成了戴高乐与本土及海外抗战组织联系的纽带，而且成了自由法国反法西斯战士的训练中心。

　　由雷纳上校指挥的轻骑兵、炮兵团、装甲队、工兵支队和信号组，每6个月培养一批士官和专家。由波提上校领导的炮兵辎重处，除负责组织军火生产外，还负责分发由美国依《租借法案》所供应的军事物资。

　　由特里小组领导的“法国义勇军校”训练了大批能干的年轻姑娘成为驾驶员、护士和后勤服务人员。由鲍端司令领导的学生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班排连军官，其中有521人在以后的战斗中奉献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当时，自由法国海军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军官。在英国这块基地上，海军中校威泽尔和加拉尔领导的“学校舰队”培训了数千名海军人员，到1942年6月，已有700名海军将士英勇献身。

　　战争开始时，法国商船队所有的270万吨船位中有70万吨为抗战服务，在人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戴高乐的海军部还是千方百计补充配置了67艘商船的人力，使这支船队达到5000名海军官兵。至1942年春，这些战士已有25%在海洋上为国捐躯。

　　自由法国的空军更是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建立起来的。1941年，戴高乐首先在英国成立了“法兰西之岛”空军战斗队，司令员为西威杜。当他的飞机在法国上空被击落后，便由杜贝叶继任。

　　叙利亚战斗开始的第二天，戴高乐又在埃及成立了“阿尔萨斯战斗队”，它的司令官在保卫伦敦的空战中光荣牺牲。

　　“洛林轰炸队”是在东地中海地区成立的，指挥官毕若在敌人后方执行任务殉职后，由摩里尼接替职务。“布列塔尼”混合队在乍得成立后，就支援盟军在撒哈拉作战。

　　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在战斗中前赴后继，表现了自由法国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在战斗中牺牲的总数，比所保存的实力多出一倍！在非洲战场，自由法国的战士们创造了许多传奇的战绩。骁勇善战的勒克莱恩上校兵力少，装备差。

　　他征集了大约100辆大卡车，运了几百名士兵，带了仅有的一门75毫米的加农炮和几挺不好使的机枪搞长途奔袭，迫使意大利守军投降。意大利人投降后才沮丧地发现，打败他们的那支部队人数少得可怜。

　　在北非，盖尼将军领导的第一轻装师于比尔哈伊姆地区被德军骁将隆美尔元帅的集团军重重包围，遭到重炮和飞机的轮番轰炸。当时盖尼将军不仅兵力与敌人相差太悬殊，而且武器弹药粮食都很缺乏，加上水源断绝，处境非常困难。

　　德国人3次命令其投降，盖尼将军每次都以炮火做了回答。经过11天极为艰苦的拼杀，这支5500人的队伍，以1109人的伤亡，击毙敌人3000多名后，竟奇迹般地突破了重围，真正成了“法国的骄傲”。

　　6天以后，10000多法国军民在伦敦集会，庆祝“六一八”讲话发表两周年。回顾两年的战斗历程，戴高乐不由百感交集，抗战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他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力量仍显得太弱小，艰苦的岁月还在后头，仍需团结、激励更多的人为祖国的解放而奋斗。戴高乐慷慨激昂地说：

　　在这两年间，我们过着伟大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热情的人。我们选择了最困难、最光荣的战斗的道路。为了祖国的解放，我们不惜牺牲一切。

　　两年前，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当我们大胆地挺身担负起捍卫国家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坚信我们的抗战事业一定胜利，法西斯的侵略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今天，世界的战局正像我们早先预料的那样胜利发展。

　　我们知道血和火的考验还没有过去，我们了解敌人还有多大的力量和狡猾伎俩。我们必须团结战斗，忠诚地履行对法国的义务，不到全国解放绝不罢休。

　　那时我们工作完成了，我们的作用尽到了，我们将追随那些从她的历史开始以来为她服务的人，以及在她永久的未来中为她服务的先驱者。用庇古的话简单地对法国说：“母亲，看看您那些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们！”

　　是的，法兰西，这位曾为人类现代文明在政治、哲学、艺术、文学和科学上哺育了一大批杰出人才的伟大的母亲，现在正用她那艰苦的、充满希望的双眼，默默地注视为她的解放进行艰苦战斗的儿子——戴高乐和他的战士们！

　　1942年5月21日，美国新任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拜会了戴高乐。事后，艾登向戴高乐透露，美国可能正在考虑对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的态度。

　　7月9日，美国果然发表公报，承认自由法国是法国抗战力量的象征，美英两国政府认为，法国政治前途将在自由和没有强制的条件下决定。公报虽然措辞含糊，但也能表明罗斯福不能再完全忽视戴高乐的存在了。

　　7月中旬，戴高乐决定把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这时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已开始承认戴高乐，愿意接受他的领导。

　　戴高乐感到，自从美国在战争舞台上正式登场以来，盟国间的关系更复杂了。每当自由法国同英国或美国发生摩擦时，英美总是站在一起。戴高乐不可能摆脱“一对二”的局面。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罗斯福一直在玩着排斥戴高乐的把戏，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英美联军背着戴高乐攻入北非，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于是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驻军被击溃。

　　11月11日，正在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外交部长弗朗索瓦·达尔朗与美国的克拉克将军签署了停战协定。

　　令人不解的是，罗斯福居然让达尔朗留下来继续担任在北非的法国代表，原来维希政府派驻的总督诺盖斯等军政人员也一概留任。同时，把来到阿尔及尔的法国五星上将吉罗安排为达尔朗的第二把手。显然，罗斯福根本不想让准备到阿尔及尔来的戴高乐插手。

　　圣诞节前夜，达尔朗突然被暗杀。吉罗立即接任。在罗斯福支持下，吉罗准备成为法国海外抵抗运动的总代表。

　　本来，罗斯福在阿尔及尔亲自导演的事件就是对戴高乐的极大冒犯。现在又想让吉罗出来取代戴高乐。这对戴高乐来说，将是更大的挑战。

　　戴高乐认为，战斗法国的力量已经布满赤道非洲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要打回欧洲，解放法国，就必须进入北非，而且这是他1940年6月出走伦敦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

　　为此目的，他可以和吉罗合作。吉罗到达阿尔及尔后，戴高乐多次主动写信给他，建议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抗德运动进行磋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战斗法国湮没在吉罗领导的运动里。

　　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讨论战局，决定盟军究竟是先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还是先在西西里岛登陆。

　　根据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安排，吉罗先到了卡萨布兰卡。丘吉尔和艾登出面邀请戴高乐也到摩洛哥来与吉罗会面。开始时，戴高乐严词拒绝，表示他同吉罗会晤与否和在哪里会晤，是法国人之间的事，用不着“盟国高级法庭”来安排。

　　经丘吉尔一再劝说，戴高乐于1943年1月22日来到卡萨布兰卡。

　　他第一次见到了罗斯福，也同吉罗进行了谈判，但丝毫未改变原先的立场，不愿同吉罗平分领导权。

　　罗斯福则固执地认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权既不能交给吉罗，也不能交给戴高乐，而是要用吉罗来平衡戴高乐。

　　比较而言，罗斯福更喜欢吉罗一些，因为他认为戴高乐傲慢偏执，根本不把美国放在眼里。他甚至认为，想不出另外一个人比戴高乐更加靠不住的。

　　罗斯福几乎是强制性地让两个政敌握了手。两个人握了手，也照了相，但是问题却一点儿也没有解决。

　　4月10日，吉罗向戴高乐提出一项奇特的建议：在阿尔及尔建立法国“海外领地委员会”，吉罗和戴高乐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对于这个毫无意义的建议，戴高乐决定不予理睬。

　　4月15日，战斗法国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拥护戴高乐提出的成立一个拥有实权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张，由戴高乐出任主席。以吉罗为总司令的那部分法国军队置于委员会的领导之下。

　　全国委员会宣布，戴高乐将以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前往阿尔及尔视事。这就是说，戴高乐的总指挥部将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

　　经过几年的奋斗，戴高乐的实力和影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和旗帜。北非各地都通电支持战斗法国。

　　战斗法国在国内的影响也迅速扩大，戴高乐派往国内的抵抗运动的代表让·穆兰至5月中旬，已组成了包括各种派别的全国性抗战运动委员会，委员会表示拥护戴高乐，要求迅速在阿尔及尔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

　　相形之下，吉罗显然势单力孤，在这种情况下，吉罗于5月17日邀请戴高乐前来阿尔及尔，共商成立中央权力机构的大事。

　　5月27日，让·穆兰主持召开了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正式声明的形式宣告一个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将在北非成立。英国和美国的广播电台转播了这项声明。

　　6月1日，戴高乐向法国记者公布了一项声明，宣布将尽早成立一个法国中央政权，以领导全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政权将享有真正的主权。第二天，他本人、卡特鲁将军、马西格利和菲利浦就将同吉罗将军举行会谈，讨论成立法国中央政权问题。

　　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胜利已经不远了。

　　戴高乐把他的指挥部搬到阿尔及尔，是为了准备解放法国。为了解放法国，就必须把反抗法西斯的组织和力量统一在他的领导之下；而为了统一，首先必须战胜吉罗。

　　戴高乐5月30日抵达阿尔及尔机场时，吉罗已经等在那里了，前来欢迎戴高乐的还有英国和美国驻北非的代表。戴高乐和吉罗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从机场到官邸的汽车上进行的，气氛有些尴尬。

　　戴高乐告诉吉罗，他准备派哪些人参加会谈，然后问吉罗这方有些什么人出席。戴高乐以十分坚定的口气对吉罗说：“无论如何，到现在还留在吉罗身边的那些维希分子一个也不能留在未来的中央权力机构中。”戴高乐指的是维希政府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驻摩洛哥总督诺盖斯和驻西非总督布瓦松。下午16时，戴高乐到邮政广场向死难者纪念碑献“洛林十字”，聚集在那里的数以千计的群众热情地向他欢呼。

　　此时，戴高乐的心情是乐观而自信的，他的事业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他坚信，把那些维希政府派的“总督”赶走，迫使吉罗接受他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是能够办得到的。只是吉罗背后站着罗斯福，不会轻易就范，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戴高乐决心对罗斯福的干预不予理睬。5月31日上午，戴高乐和吉罗如约来到弗罗兰坦中学举行会谈。戴高乐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军队必须服从政府，如果在作战中由于与外国军队共同行动而需要受外国将军的指挥，也必须由法国最高当局的命令来决定。

　　第二，不承认维希政权，所以必须解除几位“总督”的职务。

　　吉罗则坚持军队有独立于政府的领导权，表示绝不能解除维希分子的职务。但是，会谈的优势不在吉罗一边。让·莫内想从中调解，戴高乐一方的代表态度一致，附会吉罗的只剩下乔治一个人了。

　　戴高乐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6月3日再次开会，吉罗接受了戴高乐的主张，正式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它享有最高权力，军事力量置于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在委员会向将来组成的正式的临时政府移交权力以前，负责制定国家法律，确立国家政体。会议还决定，三位维希政权的总督都将去职。

　　但是，这个机构美中不足的是戴高乐和吉罗都是委员会的主席，是一种“双头领导”的怪现象。戴高乐断定，英国和美国还会给他制造麻烦，他还没有取得全胜。

　　果然，丘吉尔不久即突然在阿尔及尔露面了，艾登也来了。6月6日，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吉罗和委员会其他委员出席“乡村”宴会。丘吉尔警告戴高乐说，如果吉罗被“吞并”，英美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有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撑腰，吉罗还不想交出军权。很快，罗斯福也露面了。6月10日，罗斯福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电报，说无论怎样也不能让戴高乐把西北非洲都控制起来，美国甚至不惜派特别部队去牵制戴高乐。一星期后，罗斯福再次致电艾森豪威尔，指示他一定要设法阻止戴高乐控制法国军队。6月19日，艾森豪威尔邀请戴高乐、吉罗一起谈谈法国军队的“指挥和组织问题”。戴高乐首先发言，开门见山说他是作为法国政府主席来参加会晤的，按照惯例，国家元首或政府主席有权亲自到他们授予指挥权的总司令部去。艾森豪威尔是盟军总司令，他应该从这番话里懂得，他手中的指挥权，是由有戴高乐在内的盟国元首授予的，戴高乐绝不会屈尊于与他本人意愿相反的盟军司令的任何要求。

　　艾森豪威尔和蔼但又语带胁迫地说，盟军很快将在西西里登陆，戴高乐必须保证后方的安全，因此法国军队的统帅和组织应该维持原状，吉罗应该保持现有的权力和职位，并且只有吉罗一个人才有权同艾森豪威尔讨论北非的军事问题。

　　艾森豪威尔以英美两国政府的名义通知戴高乐，如果不按照他刚才所说的去做，英美就要停止向法国军队供应军火。

　　戴高乐坚决驳回了美国的威胁。他指出，法国统帅的组织是法国政府权限以内的事，他反问道：“一切作战的国家，譬如美国，都是把作战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将军，而有关建军的事项则由部长负责。难道你硬要法国不这样做吗？你是个军人，你认为一个领袖依靠某个外国的恩赐，就能维持他的权威吗？”

　　会谈没有任何结果。戴高乐决定不理睬英美的“警告”，把最高军事统帅权紧紧地掌握在民族解放委员会手中。

　　在这期间，拥护戴高乐的队伍更加扩大，许多后来曾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政治家，如爱德加·富尔等，都来投奔戴高乐。这大大增加了民族委员会中戴高乐派的力量，戴高乐得以在委员会内组织了一个以他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

　　吉罗虽然仍负责北非的军事问题，但独立行使职权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7月31日，民族解放委员会由“双头领导”正式变为戴高乐的单独领导。吉罗仍然当他的总司令，但在他的上头有一个由戴高乐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它的前身就是不久前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吉罗已经无能为力了。

　　7月31日，对于戴高乐说来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它标志着戴高乐最后战胜了吉罗。

　　吉罗虽然还是总司令，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文件里还有副签的资格，但是他必须服从戴高乐的领导。

　　7月初，法属西印度诸岛也归附了戴高乐，法属海外殖民地都在“洛林十字”的标记下成为战斗法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广泛基地。

　　戴高乐对吉罗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示威。罗斯福执拗地企图把戴高乐排除在法国抗战队伍之外，使尽了招数。

　　丘吉尔开始时想把戴高乐拴在伦敦，成为大英帝国的囊中物，但是这位“应运而生”的法国将军，身在伦敦，想的却是维护法兰西帝国的整体利益，最终作为凯旋者回到法国。

　　戴高乐需要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但是绝不因此而仰人鼻息。他顶住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种种压力和干预。

　　丘吉尔与罗斯福不同，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维希政权抱有幻想。当看到戴高乐不可能就范，战斗法国已经坚实地站立起来时，他不能不想到，日后他还必须和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打交道。

　　丘吉尔说服了艾森豪威尔，两人一起向罗斯福陈词盟国必须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但是，问题并未解决，战斗法国仍然不能与盟国平起平坐。

　　反法西斯盟军在各条战线的胜利，特别是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改变了欧洲战场的面貌，盟军由防御变为反攻。

　　7月26日，墨索里尼垮台，德意法西斯联盟宣告破裂。从各方面的态势来看，1944年将是一个决胜之年，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将是从德国法西斯侵略魔爪下光复的一年。

　　戴高乐决心让由他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解放法国的战役中，发挥最大的威力。

　　1943年9月18日，戴高乐和吉罗签发了一项备忘录，分送给美、英、苏三大国，坚持法国军队一定要参加在地中海沿岸以及未来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

　　另一份备忘录则提出，盟军解放法国时应该与战斗法国建立的行政机构合作。戴高乐担心会被盟国关在法国政府之外，从而沦为盟国的附庸。美国和英国依然忽视戴高乐。关于意大利的停战谈判，戴高乐几乎一无所知。墨索里尼倒台后，继任的巴多里奥政府要求停战，9月3日，美英同意大利签署了停战协定，直至盟军在南意大利登陆，戴高乐才得知此事。9月9日，戴高乐发表声明，指出法国必须参加一切对意条约的制订，并且对于没有被邀请参加对意停战协议表示不满。9月10日，法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吉罗所属的部队在科西嘉登陆。戴高乐于24日发表声明，说科西嘉战役表明法国有能力在解放欧洲的共同战斗中做出贡献。9月17日，戴高乐发布命令，宣布成立协商会议，它相当于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议会，由100名委员组成，其半数来自国内的抵抗运动。10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戴高乐和吉罗签署命令，宣告：今后委员会将只有一个主席。同一天的另一项法令宣布将根据指挥与政权分立的原则，组织法国的武装力量。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1月3日在阿尔及尔开幕。

　　戴高乐发表了长篇讲话，指出战斗法国从一开始就是法国的合法代表，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完善法国各种合法权力机构的重要步骤。

　　同一天，戴高乐改组民族解放委员会，增加了国内代表，排斥了吉罗和吉罗的支持者乔治。

　　1944年1月12日，丘吉尔和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见面。当时英国和美国报纸都透露，罗斯福有意在战后法国成立一个由英美控制的军政府。

　　在谈话中，戴高乐向丘吉尔表示，他强烈反对罗斯福的计划，他指出，战斗法国既然已经在北非站住了脚跟，也必定会胜利地返回法国。谈话后的第二天，戴高乐邀请丘吉尔检阅了他统率的军队。

　　戴高乐蔑视罗斯福的“法国不能再拥有原来的殖民地”的说法。1月30日，在布拉柴维尔召开的非洲领地会议上，戴高乐发表讲话，指出法国的事务只能由法国自己来决定，法国将独自行使自己的主权。戴高乐还规划了未来包括法属殖民地在内的所谓“法兰西联盟”。

　　3月21日，戴高乐发布命令：

　　一旦法国本土有足够的领土获得解放，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立即迁回法国，行使其职权。

　　3月27日，戴高乐明确表示：民族解放委员会将成为法国的临时政府，在恢复民主的进程中，临时政府“绝对地”只听取“民族意愿”的意见，凡“不是来自法兰西民族的任何教训”，一概不予理睬。

　　4月8日，戴高乐自任法国武装力量的统帅，吉罗被委以总监。吉罗拒绝了这个荣誉职务，宁愿退休。

　　这一切都使罗斯福非常恼火，但毫无办法。

　　这时，欧战日渐接近尾声。4月28日，意大利游击队处决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并将尸首倒悬于罗雷托广场。两天后，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自杀。5月4日，法国第二装甲师攻占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山中别墅，使这支铁甲军从乍得湖开始的壮丽的军事远征达到了与之相称的高潮。希特勒的第二号人物希姆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戴高乐发出了一封备忘录，做了德国法西斯毁灭前的最后一次无耻表演：

　　你胜利了！戴高乐将军。如果人们知道你是从何处起步的，他们就一定会脱下帽子，深深地向你鞠躬。

　　不过，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投靠盎格鲁-撒克逊人吗？他们将会把你当作仆从，使你失去尊严与光荣。你要与苏联人携手合作吗？他们将把他们的法律强加给法国，还会清除你本人。

　　实际上，能使贵国人民走向光荣与独立的唯一道路，就是与战败的德国取得谅解。请你马上宣布吧！请你立刻与那些在德国尚有实权并希望把他们的祖国引到一个新的方向的人们取得联系吧！

　　他们已准备好了，他们请求你这样做。倘若你能克制复仇的思想，倘若你能抓住历史今天给你提供的大好时机，你将成为永垂青史的最伟大的人物。

　　对这样拙劣的诱惑，戴高乐嗤之以鼻。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即将开始，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到英国来。1944年6月4日，戴高乐乘坐丘吉尔派来的专机，从阿尔及尔飞往伦敦。

　　比起一年以前戴高乐离开伦敦前往阿尔及尔时，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此时，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盟国的军队正厉兵秣马，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英国完全沉浸在大战前紧张的气氛中。

　　丘吉尔在指挥部会见了戴高乐。他们的谈话有使戴高乐感兴趣的地方，这就是解放欧洲的战役即将开始，虽然美国和英国在制订诺曼底登陆的方案时，完全把戴高乐撇在了一边，但是戴高乐重返祖国的日子毕竟越来越近了。

　　谈话的后一半却激怒了戴高乐，丘吉尔建议戴高乐到华盛顿去见一见罗斯福，还说罗斯福对于戴高乐排斥吉罗的做法一直很有意见。

　　戴高乐说：目前他想到的只是解放法国的战争，对朝见罗斯福完全没有兴趣，法国的事情只能由法国人自己来管，无需美国和英国插手。

　　丘吉尔也发了火，他挑明说：如果要他在戴高乐和罗斯福之间进行选择，他只能选择后者。

　　在伦敦，戴高乐还会晤了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向他介绍了渡海作战的准备情况，表示：盟军一旦登陆后，准备安排挪威、荷兰、比利时等国的领导人通过电台向本国人民发表讲话，然后艾森豪威尔也发表一个讲话，并把准备好的讲稿拿给戴高乐看。艾森豪威尔建议戴高乐接着也对法国人民说几句话。艾森豪威尔的讲稿只讲盟军的战绩，只字不提戴高乐和战斗法国。戴高乐立刻表示不满，坚决拒绝在艾森豪威尔之后讲话。同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的这两次谈话，气氛都十分紧张。但是，当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还是通过伦敦广播公司发表简短的讲话：

　　最崇高的战斗开始了！法国的战役打响了。在全国、在帝国、在军队里，只有一个共同的意志，一个共同的期望。

　　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从伦敦又回到阿尔及尔。

　　在这期间，戴高乐于7月6日访问了华盛顿，同罗斯福进行了3次礼貌的，但极不愉快的谈话。

　　戴高乐得知，罗斯福认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石将是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四大国，而法国则自从1940年6月崩溃以后，就永远失去了大国的地位。

　　戴高乐离开华盛顿以后，美国国务院于7月12日发表一项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确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有资格在解放后的法国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力。

　　7月底，解放法国的战斗进入了新阶段。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德国法西斯军队迅速溃退，通向巴黎的大门打开了。

　　8月15日，法美联军进行了另一次两栖作战，在马赛和尼斯之间的普罗旺斯登陆成功。

　　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于8月初在诺曼底登陆，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在法国本土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纷起响应，有力地打击了溃退中的敌人。

　　此时，法国国内的情况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巴黎及其近郊的抵抗组织在巴黎地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不断袭击德国占领军的运输车辆和仓库，破坏供电网和电话线。仅6月8日至25日，他们就进行了93次作战行动。特别是在7月14日这个历史上攻占巴士底狱的重要纪念日，巴黎解放委员会号召全体巴黎市民，参加大规模的反德示威游行。

　　在这一天，尽管维希政府和德国占领当局明令禁止罢工、集会，但是仍有10万人上街游行。这场大游行沉重地打击了占领当局。正如抵抗组织领导人罗尔·唐居伊1944年8月7日记述的：

　　对于巴黎军团来说，敌人未曾决定实施拼命抵抗。恰恰相反，1944年7月14日的示威游行成为我们举行起义的前奏。

　　8月10日，巴黎铁路工人开始罢工。随后，法国其他地区的铁路工人也跟着罢工，邮电工人、煤气工人、电业工人和公共事业工人也相继发起罢工。8月15日，驻守巴黎的1．5万名警察也加入到罢工的行列。工人们破坏铁路运输，使德军无法调动部队和运送武器装备，也无法从巴黎运出军需物品。

　　8月19日，巴黎解放委员会发出起义的号召，驻巴黎地区的内地军总指挥罗尔·唐居伊上校下令武装起义开始。8时，2000名警察首先占领了警察局，逮捕了局长。

　　接着，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公共大楼和印刷厂。不久，戴高乐派驻巴黎的法国抵抗运动临时代表亚历山大·帕罗迪接管了公共工程部、殖民部、供给部、司法和情报部等部门的权力。

　　8月19日下午，法国抵抗运动的个别领导人在事先没有得到巴黎解放委员会和内地军指挥部同意的情况下，就同巴黎的德军城防司令肖尔蒂茨进行停战谈判，并达成暂时协议。

　　8月20日，由于巴黎爱国力量联合行动，继续攻占了火车站、电台和报社，并占领了政府各部和银行的大楼。是日，唐居伊派代表前往美军驻地会见巴顿将军，向他介绍了巴黎的处境，要求立即派兵支援。

　　8月21日，巴黎解放委员会号召市民更广泛地开展武装起义，提出：“砍掉树木，挖好防坦克壕，筑起街垒，让取得胜利的人民去迎接盟军！”唐居伊下令要无情地打击敌人。据此，起义规模日益扩大，爱国志士在市内和通往市区的主要道路上筑起了街垒和路障。是日晚，巴黎市区及市郊的大部分区域获得解放。

　　8月21日，巴顿将军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巴黎以南30公里处的利穆尔和阿巴永。美军曾设想对巴黎实施钳形包围，让位于右翼的巴顿集团军从东西迂回包围巴黎，左翼穿过塞纳河抵达芒特，两翼部队在巴黎以北会师。

　　这时，已从阿尔及尔到达法国瑟堡的戴高乐函告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很担心巴黎的警察部队和德军撤离，市内的食品供应发生危机，巴黎因此会出现骚乱。

　　戴高乐认为，“确实需要由法军和盟军尽快占领巴黎，即使市区内的战斗会造成一些破坏也要去占领。”

　　戴高乐警告说，如果发生骚乱，以后处理事情时很难不发生可能最终妨碍军事行动的严重事件。他提名柯尼希将军担任巴黎军事管制政府总督，以便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立即前进时与他商议占领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与柯尼希将军谈话后说：“现在看来好像我们将不得不进入巴黎。布莱德雷和他的情报处长都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开进城去。”

　　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派兵直接进入巴黎，但是派哪支部队首先进城倒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许多部队都提出要求，把首先进入巴黎看作是一种荣誉，其中呼声最高的是勒克莱尔指挥的法军第二装甲师。

　　该师于8月1日随盟军在法国西北部登陆后，被编入巴顿的第三集团军第十五军，参加了对法莱斯的包围，并在尚布瓦与波兰军队会合。

　　这时，第十五军的两个师奉命向德勒推进。戴高乐命令勒克莱尔的第二装甲师迅速向巴黎靠近，于是后者便向巴顿提出了要求，未获得批准。这样，勒克莱尔便于8月16日率部离开了美国第三集团军，加入美国第一集团军，被编入第五军。

　　接着，戴高乐又指示这支法国部队，不管美国人同意与否，都要立即向巴黎推进。

　　8月21日，法军第二装甲师仍位于阿让唐地区，与美军先头部队相距约100公里，勒克莱尔命令部队全速前进，如果艾森豪威尔不同意直接进入巴黎，他也要把离巴黎最近的部队留在那里。

　　鉴于这种情况，特别是为了照顾法国人的感情，艾森豪威尔将军最终还是批准了首先由法军第二装甲师进入巴黎。这道命令是8月22日由布莱德雷传达的。不久，美军第四师也接到命令，沿法国首都南部前进，以夺取巴黎以南的塞纳河诸渡口，并占领南面和东南面的阵地。

　　8月23日6时30分，北路的勒克莱尔部队作为主力开始向巴黎进发，并加强有一支英国小分队、一个美国骑兵侦察组、一个美军工兵小组和美军第五军的炮兵。在南路进攻的是美军第五军司令部、美军第四师，并加强有两个反坦克炮兵营和两个重型坦克营。盟军在向巴黎进军的路上未遇到德军的有力抵抗。

　　8月24日傍晚，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师开进巴黎。

　　8月25日晨，法军向肖尔蒂茨发出最后通牒，遭到拒绝后，法军于13时向德军指挥部发起攻击，迅速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15时，摧毁了德军指挥部，活捉了肖尔蒂茨，并将其带到警察局。在那里，肖尔蒂茨代表德军守备部队正式向勒克莱尔将军和唐居伊上校无条件投降，巴黎遂告解放。

　　此次战斗，法国内地军伤亡2356人，市民伤亡2408人，法军第二装甲师伤亡628人；德国占领军亡3200人，伤4911人。

　　8月25日，戴高乐作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与法军第二装甲师一起进入巴黎，并在国防部大厦设立了指挥部。

　　事先，关于戴高乐能否按时进入巴黎的问题，英美两国政府官员曾有不同意见。有一种想法是把戴高乐进巴黎的时间推迟到能达成某种协议之后。

　　但是，戴高乐清醒地认识到，任何阻止他进入巴黎的企图都是对战斗法国控制法国局势的反对，是对他的权威的否定。因此，他认为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于是，戴高乐在8月中旬通知艾森豪威尔将军，他打算从阿尔及尔到法国。在戴高乐的坚持下，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建议他乘坐美国飞机并在伦敦降落，然后再飞往法国大陆。

　　戴高乐显然怀疑这种做法是企图不让他进入法国，而并不是一项保护他的专机免遭袭击的措施。于是，他宣布要乘自己的座机出发，在瑟堡和雷恩着陆。

　　艾森豪威尔将军警告说，盟军的高炮部队可能识别不了戴高乐所乘坐的那种飞机，并拒绝为他的安全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不得不把他登陆法国的计划推迟一天。8月18日，戴高乐乘机安全抵达瑟堡，并及时赶上了法军第二装甲师，于8月25日进入巴黎。

　　25日下午，戴高乐从巴黎的奥尔良门进入市区，随后，立即来到圣多明尼克大街国防部旧址。4年前，戴高乐就是从这里撤离巴黎的，现在又回来了。景物依旧，一切都非常熟悉，但是，巴黎已经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二天下午，戴高乐来到凯旋门，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向他欢呼。这是他长久以来所渴望的一刻，在少年时代就已梦想的一刻。

　　戴高乐在凯旋的乐声中丝毫也不怀疑，他本人、他亲手建立的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是法兰西民族的代表，他应该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当然总统和缔造者。

　　戴高乐在军队的将领们和抵抗运动的领袖们的簇拥下，从凯旋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前往协和广场。

　　戴高乐从1904年在英国组织“自由法国”到现在掌握整个法国，可以说达到了荣誉的顶峰。但他没有被荣誉冲昏头脑，他意识到法国前面的路不会很平坦。

斯大林

参加革命锤炼钢铁般意志

　　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出生于在格鲁吉亚一个叫哥里的小城里。他的父亲给他取名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维里。

　　1894年，斯大林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并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

　　入学不久，斯大林就加入了一个秘密的学习小组。他们偷偷地把禁书带到学校里秘密阅读。后来，他加入了“麦撒墨达西”社，这是一个第比利斯首批社会民主党小组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后来的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要求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进行社会革命。

　　1899年5月，20岁的斯大林从第比利斯正教中学不辞而别，他没有等到中学毕业。一个多月后，学校以无故不参加考试且原因不明为理由作出了开除他的决定。

　　斯大林从此永远地离开学校，开始一种新生活——职业革命者。

　　1901年11月11日，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党召开代表大会。斯大林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并派他到巴统去建立党组织。

　　巴统位于黑海沿岸，是个有两三万人的城镇。这里交通便利，是俄国的一个工业中心。

　　斯大林到巴统后组织发动工人，并办了一个秘密印刷所。

　　印刷所就设在他的住所。铅字都放在火柴和香烟盒里，斯大林坐在桌子旁写传单，然后就交给排字工人，各种传单和宣言书很快就从这个印刷所散发到工人手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用柯巴作为化名，并且一直用了很长时间。

　　在斯大林的宣传、鼓动下，巴统的工人开始罢工，上街游行。

　　警察千方百计想找到秘密印刷所，为了躲避侦查，斯大林把印刷机转移到巴统郊区一个阿布哈兹人村庄。为了保密，到这里来领传单的工人都穿上高加索妇女的服装，戴着面纱。左邻右舍起初怀疑印刷机在印钞票，因此要求分一份。斯大林费了好大劲才向他们解释明白是怎么回事，并得到当地村民的帮助。

　　1902年4月5日，星期五晚上。斯大林和几个同志在一个朋友家聚会、联欢。联欢会正在进行中，有人猛然发觉，巴统警卫队不仅包围了这座房子，而且在地下室里安插了密探。

　　斯大林抽着香烟，正与一位朋友谈话。他没动声色只平静地说：“没事儿。”说完，继续抽他的烟。过了不久，警察闯进屋里，逮捕了屋里所有的人，包括斯大林。

　　这是斯大林在他的职业革命生涯中第一次被捕。

　　几经流转，一年多后他被判处3年流放。流放地是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省的新乌拉村。经过4个月押送，才到达目的地。但他很快就从流放地逃跑，1904年1月斯大林又偷偷地回到第比利斯。

　　那时他已经24岁了，正是婚爱的年龄。斯大林在第比利斯的秘密接头点遇见了亚历山大·斯瓦尼泽。亚历山大后来介绍他同自己的妹妹相识，她叫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

　　姑娘和斯大林的母亲同名，都叫叶卡捷琳娜。斯大林很快地和叶卡捷琳娜结了婚。婚礼是在一所东正教堂秘密举行的，母亲特地从哥里赶来操办了这次婚礼。

　　儿媳与婆婆一样是个虔诚的教徒。她一心一意的服侍她的丈夫。每天晚上在等待她的忙于开会的丈夫时不停地祈祷，祈求他丢掉得罪上帝的想法，在家劳动、安分守己，平平静静地过日子。斯大林从不干涉妻子的宗教活动。

　　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本分的家庭主妇。对她来说，家庭是她的全部生活。斯大林总是很忙，东奔西跑，但斯大林是爱她的。她也很爱丈夫，每当丈夫回到家，她总是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含情脉脉地望着他，希望丈夫能在自己的身边多待些时光。

　　斯大林每次回家都风尘仆仆，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尽管短了些，但很甜蜜。1907年，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取名为雅可夫。不幸的是，孩子生下不满1岁，年轻的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就病故了。

　　1905年12月，斯大林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高加索联盟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芬兰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和斯大林第一次直接会面了。

　　许多年以后，斯大林在一次讲演中谈到这次会面：

　　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人，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是高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高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匀称和仪表堂堂的巨人。

　　当我看见了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啊……

　　通常，“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让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看他出现，而且在“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告诫说：“嘘……静一点……他来了。”

　　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普通的代表进行最普通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啊！

　　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

　　斯大林赞叹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

　　1905年的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沙皇制度重又站稳脚跟，工人运动急剧衰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人脱离了党的队伍，党的组织成员大大减少。

　　就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来到巴库，领导当地的工人继续斗争。他在自己参与编辑的《汽笛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坚持认为石油公司必须同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

　　工资制度必须改变，工人需要的不是更多一点的奖金，而是欧洲的工资制度。他和战友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等人一起领导石油工人同雇主进行斗争，在工厂主同意与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之后，他号召50000名巴库石油工人来选举他们的代表，当局答应给工人代表以豁免权。

　　斯大林等人还组织了多次石油工人的罢工，迫使工厂主向工人做出让步。

　　巴库的斗争引起了列宁的重视。特别是那些有着积极斗争情绪的人使列宁表示十分钦佩。斯大林在巴库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派出大量的警察，侦探来寻找跟踪他。

　　1908年3月25日，斯大林和他的战友奥尔忠尼启则同时被捕，囚禁在巴库的拜洛夫监狱。

　　拜洛夫监狱原来只能容纳400人，可现在是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到斯大林被捕时这里却关押了1500人。

　　囚犯们睡在拥挤不堪的牢房里，走廊上或楼梯上。除个别罪行严重的犯人的房门锁着，其他的门都敞开着，刑事犯和政治犯可以在院内，房子之间自由地走来走去。

　　死囚和其他犯人吃住都在一起，而处决的地点就在监狱的院子里。所以牢房里总能听到被处死者的哭喊和绝望的叫声。

　　当人们看着可能是刚刚待在一起的人被带到院子里绞死的时候，他们的神经就非常紧张，但斯大林却镇静自若。跟他关在同一个监狱的维列沙克回忆说：“柯巴睡得很熟，要不就安安静静地念世界语。”

　　在狱中，斯大林除了学习世界语，还利用闲散时间读书，并继续注意着巴库石油工人的斗争，不断地为《汽笛报》和《巴库无产者报》撰写评论。

　　在这里他被关押了7个半月，然后被判处流放沃洛格达省索利维切戈茨克两年。在押解流放地的途中因患斑疹伤寒，直至1909年年底才到达流放地。不久他从流放地逃了出来，回到首都彼得堡又开始了他新的战斗。

　　从1908年斯大林在巴库被捕并判处流放，至1912年这段时间，他又先后3次被捕、流放。但他每次都逃了出来，在斯大林的革命生涯中真是多灾多难。

　　在1911年的一次服刑中，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俄国局委员。

　　1912年年底，斯大林再次奉召到克拉科夫参加列宁主持的联席会议。经过一番艰辛后，斯大林终于到了克拉科夫，并如期参加了会议。

　　由于叛徒的告密，斯大林又一次被捕了。

　　斯大林在彼得堡监狱中住了5个月后，被判处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由警察公开监视，期限4年。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是一个著名的流放地。斯大林在那里受到极其严密的监视，起初他还打算逃出流放地，但敌人对他越来越严的监视使他放弃了逃跑的念头。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著名的二月革命。沙皇制度被彻底推翻，斯大林的流放生涯随着二月革命的胜利也就结束了。斯大林一生被捕7次，6次流放，而且集中在1902年至1917年期间，真正是百炼成钢。二月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又发动了七月事变。警方指控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又遇到了新的挫折不得不转入地下。临时政府极力迫害列宁，说他是德国派来的奸细，要他到政府自首，列宁无法公开露面了。斯大林承担了安排列宁转入地下的工作，列宁先被隐藏在老布尔什维克阿利卢耶夫家中，暂时躲避几天。中央讨论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否接受临时政府提出的“出庭受审”的要求，大家意见很不一致，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列宁也犹豫不决，因为他担心，如果逃避审讯，会使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相信对他们的指控。相反，斯大林却建议他们隐藏起来，他说，士官生不可能把列宁押送到监狱，在路上就会被打死，必须把列宁可靠地掩护起来。

　　事实证明斯大林是对的，一旦列宁同意出庭受审，后果是很严重的，最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下决心隐藏起来。天黑以后，化妆后的斯大林亲自将列宁送上火车，列宁隐居在离彼得堡34千米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的草棚内。

　　斯大林成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秘密联络员。十月革命越来越临近了，党的队伍又不断地扩大，斯大林肩上的任务更繁重了。他是《真理报》的负责人，又是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斯大林紧张地工作着，整日整月没有好好睡过觉。他时常记得巴库石油工人们常夸奖他有坚强的意志。因此，他早就用斯大林这个词做他的笔名，在俄语中，斯大林是钢铁的意思，斯大林一生确实具有钢铁般的意志。

　　1917年10月7日，列宁秘密地回到彼得格勒，党中央举行秘密会议，列宁在会上强烈地坚持“武装起义不可避免，时机完全成熟”的判断。

　　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列宁的计划太急迫，太突然，而且有危险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现得尤其惊慌，极力反对列宁的主张。

　　在这场辩论中，斯大林没有过多地表态，但是在投票的关键时刻，他站在了列宁一边，列宁的举行武装起义的提议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会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然坚持己见，甚至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他们反对起义的声明，泄露了党的机密。这使列宁和他的支持者非常气愤，他们认为反对和泄露党的决议是一种叛变，列宁向党中央提出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

　　在中央的会议上，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坚决要求开除，还有一些中央委员也同意开除。只有斯大林主张从宽处理，认为他们只要承认错误，就应给予改正的机会。

　　在斯大林的影响下，会议撤销了开除他俩党籍的建议，但要把加米涅夫调离《真理报》编委会。斯大林同样提出反对意见，并提出“辞职”以示抗议。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他的辞职，加米涅夫仍留在《真理报》编委会里。斯大林在组织上保护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但在路线方针上坚决地站在了列宁一边。

　　1917年10月24日，列宁再次秘密地来到了斯莫尔尼宫，参与指挥武装起义。在托洛茨基的直接组织和指挥下，武装起义成功了。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工人苏维埃独掌政权。

　　在十月革命中，列宁是公认的领袖，托洛茨基的作用仅次于列宁。1918年11月6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十月革命》的一文，文中说：

　　起义的鼓舞者自始至终都是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秘密住在彼得格勒维堡区。

　　10月24日晚上，大家要他到斯莫尔尼宫去领导总的运动。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下完成的。

　　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做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十月革命胜利了，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新的人民政权不沿袭临时政府各部部长的名称，各部部长都改称人民委员，以增加新政权的人民性。

　　斯大林开始组建新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虽说是个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但现在他连一个房间也没有。没有办公桌和椅子，列宁只配给他一个助手——波兰人培斯特柯夫斯基。

　　那时候，革命刚刚胜利，大家都很忙。什么都没有，一片混乱，一切都得靠自己动手。

　　培斯特柯夫斯基在斯莫尔尼宫一个没人占用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空桌子。他把这张桌子推到边上，靠墙放下，又到别的房间找了两把椅子放在边上。在门上的墙上贴了一张纸，上写“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

　　斯大林又让培斯特柯夫斯基到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那里借了3000卢布，作为必要的经费。就这样，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了。

　　这个办公室的唯一优点是：离列宁很近，使斯大林有机会接触列宁并向他学习，也使列宁有可能了解和帮助斯大林。

　　的确，在初握权柄的日子里，斯大林成了列宁的得力助手。他的冷静、果断和卓有成效的办事能力受到列宁的赏识。

　　培斯特柯夫斯基曾经回忆说：“列宁连一天都离不开斯大林……一天中，列宁总是没完没了地叫走斯大林，或到我们办公室把他带走。一天中的多半时间，斯大林是同列宁在一起度过的。”

　　召开立宪会议原来是列宁及其战友们的一贯主张，他们认为这是实行民主的一种措施。

　　但是在立宪会议临近召开时，列宁却忧虑起来：他担心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不能占优势，因此新生政权的力量将被削弱。

　　选举结果确实不出列宁所料：布尔什维克只占25％的席位。这使列宁等人感到不能容忍。于是决心取消立宪会议，对此，列宁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

　　立宪会议在塔夫利达宫开幕。在立宪会议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要求会议予以批准。

　　可是，参加立宪会议的大多数人却拒绝讨论这个《宣言》。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要求休会，以便各党团能分别讨论《宣言》。

　　休会期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提议：复会后宣读他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声明并退出立宪会议。列宁的倡议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一致赞同。

　　复会后，所有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代表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陆续离开了会议大厅，退出了立宪会议。

　　当其余的代表来到塔夫利达宫门前，准备继续开会时，却被卫兵挡在了门外。负责警工的德宾科向卫兵下达了命令：“禁止立宪会议继续开会。”

　　面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硬态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十分气愤，他们立刻组织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列宁对此早有准备，布尔什维克的赤卫队员们鸣枪驱散了游行队伍。

　　列宁当即宣布：“兹命令在塔夫利达宫内执行卫生勤务的卫兵和水兵同志不得对立宪会议中的反革命成员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应准许所有人自由离开塔夫利达宫。但非经特别批准，任何人不得入内。”

　　这样，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9日停止了活动。

　　斯大林从解散立宪会议这一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中再一次受到深刻启示。他充分体验到在政治斗争中，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具有极大的威力，即使行动显得粗鲁，但它最能迅速而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作为中央特使去了赫尔辛基，参加芬兰社会民主工党大会。他在会上发言时强调芬兰应按民族自决权原则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并且与列宁共同签署了关于芬兰国家独立的法令。

　　但是芬兰独立后，社会民主工党没有掌权执政，政权转到了芬兰资产阶级手中。

　　因为这，斯大林所坚定维护的民族自决权原则遭到了党内一些人的指责，他们认为这是向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屈服。

　　面对种种压力，斯大林在1918年1月10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时，对民族自决权原则作出了新的解释。

　　他说：

　　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这个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

　　他的新原则在其后的乌克兰建国一事上得到了验证。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于1917年12月12日，当时在乌克兰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团体的联合机关——中央拉达。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与中央拉达进行了艰苦斗争。

　　乌克兰终于没有独立，而是以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

　　十月革命的胜利响彻欧洲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仇视和恐慌。他们纷纷出兵武装干涉，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消灭在摇篮之中。

　　国内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也不甘心他们的灭亡，纷纷组织自卫军举行叛乱，全国烽烟四起。到1918年夏，苏维埃共和国四分之三的领土陷入敌人手中，苏维埃国家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岌岌可危，面对严峻的现实，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宣布全国进入战时体制。把首都从彼得堡迁到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得到八分之一磅的面包。

　　战时体制包括：成立了15个方面军以应付战争；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取消市场和私人贸易，实行供给制；实行余粮征集制，成立武装征粮队，强制征收农民手中的“余粮”；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全国的各个战场。

　　1918年6月6日，列宁派斯大林作为中央特派员到俄国南方的察里津去征集粮食。列宁委以斯大林全权，当地的各级政府、军队、铁路、邮电、粮食等部门均须执行斯大林的命令。

　　斯大林到达察里津的第二天，就向列宁转告说：那里一片混乱，投机盛行。

　　他马上采取了有力措施：对粮食实行配给制和固定价格，把那些腐化堕落和办事不力的官员撤职，解散一些不必要的委员会，严厉打击抢劫运粮火车的人。他向列宁保证过一个星期向莫斯科运送100万普特的粮食。

　　他果断地下命令说：如果有人敢抢粮食，就把他们的村庄烧成灰烬，使他们不敢再袭击火车。

　　斯大林在这里为收集粮食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并且在5天内向莫斯科发运了5列车粮食。

　　此外，斯大林还直接参与了军事领导。他领导区军事委员会，将分散的部队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些新的师团、特种部队和装甲列车纵队，建立工人民兵队伍。在危险面前，斯大林没有惊慌失措，表现出独揽大权的气魄和坚毅果敢的精神。

　　在卫国战争刚开始组建红军时，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内缺少大量的军事专家，托洛茨基提议让沙皇时的旧军官补充到红军中，担任各级指挥官。列宁同意并采纳了这个提议，但斯大林不理解列宁的用意，心里是不同意此举的。

　　在察里津手握大权的斯大林，极不信任旧军官，撤销了由旧军官组成的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多数人的职务。然后把他们抓起来，囚禁于伏尔加河上的一艘轮船上。

　　托洛茨基闻讯后立即发来了一封电报，要求释放他们，但斯大林“不予理会”。最高军事委员会派调查团奔赴察里津，专门调查此事。结果，仅军区司令一人被释放，被捕的其余人连船带人沉没于伏尔加河中。

　　此后斯大林和旧军官的分歧越来越大，摩擦逐渐升级，终于导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直接对抗。

　　双方互不相让，列宁从大局出发，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派斯维尔德洛夫亲自乘专列代表中央到察里津接斯大林回莫斯科。为了安抚斯大林，列宁又让斯大林兼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19年春天，彼得格勒局势严峻。尤登尼奇率领的白军对彼得格勒发动疯狂的进攻，形势很危急，驻守在那里的第七集团军未能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敌人攻占杨堡，随后又占领了普斯科夫和亚姆市。第七集团军且战且退，撤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是战前的首都，是全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地位重要。

　　就在这时，中央决定派斯大林以国防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彼得格勒战线，以便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

　　1919年5月19日，斯大林到达彼得格勒。当天召开了由总司令、西方战线司令员、第七集团军司令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彼得格勒的战况。后来，列宁又致电斯大林，要他在后方和前线注意“有组织的叛变活动”，一旦发现，即采取“紧急措施”。

　　斯大林按照列宁的指示，号召保卫彼得格勒的部队同逃兵和叛徒作斗争。

　　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不胜任的人撤职，把他认为对失利负有责任的军官交送军事法庭，调整供给系统。这些措施使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明显好转，部队加强了纪律，提高了战斗力。

　　1919年6月13日，彼得格勒的海防要地红兵炮台和发马炮台发生反革命叛乱。红军立即从陆上和海上对叛乱者展开进攻，16日红军占领了这两个炮台。

　　6月21日，第七集团军开始对白卫军实施反攻。在维德利察战役中，红军把白卫军赶到了边境。

　　8月5日，第七集团军主力解放了杨堡。8月26日，第十五集团军向西北发动进攻，夺回了普斯科夫。

　　由于保卫彼得格勒有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一样，获得了红旗勋章。

　　从保卫彼得格勒前线回到莫斯科以后，斯大林又曾被派往南方战线，领导那里的保卫莫斯科的重任。

　　1920年10月16日，斯大林又受命前往北高加索和阿塞拜疆，指导那里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直至11月20日才返回莫斯科。

　　1919年3月，斯大林参加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他以多数票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大会之后的中央委员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紧接着，他又被任命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在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上升很快。

　　1920年年底，内战以弗兰格尔的失败而终结。1920年11月，莫斯科庆祝了自己的胜利。

　　在斗争中斯大林常以全权代表或政治委员的身份征战于各个战场，显示出斯大林的献身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斯大林的表现，列宁也看在眼里：斯大林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这在战争期间很重要。在战争以后，这样的人更是党和国家所需要的。

风云变幻加紧战争准备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它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

　　斯大林在1925年就说过：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而使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这种看法构成了斯大林内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他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而且很可能在苏联还未来得及积聚力量之前就把它摧毁。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主张立即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加强自身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围绕着尽可能地避免战斗而展开活动。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战争的乌云开始在欧洲上空集结。希特勒公开表示对苏联的敌视，并提出对乌克兰的领土要求。但在表面上，又与苏联示好，以实现其首先侵占西欧的计划。

　　1933年，苏联同波兰、芬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同一年，苏联和美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1934年夏季，苏联分别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西南边界的安全。1934年9月，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这是为寻求和平采取的一个步骤。

　　1935年，斯大林寻求与英、法两国结盟，但遭到英、法两国的拒绝。

　　1936年10月，德国—意大利轴心形成。纳粹分子不断发出敌视苏联的叫嚣。在东方，日本不断在苏联东部边界上挑起事端，这使斯大林的压力越来越大。

　　1938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接着发生了苏台德日耳曼人危机。德国的好战吓坏了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统达拉第，他们急忙同希特勒磋商，两国同意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压，让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斯大林立即建议：

　　由英、法、苏三国建立一个反德联合阵线，在德国进攻捷克时三国共同出兵制止德国的扩张。但英、法两国都不想得罪希特勒，希望用让步政策来换取西方的和平，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把战争的祸水引向苏联。

　　他们不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在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上，逼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地区拱手让给了希特勒。

　　斯大林毫不怀疑，英法同意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动机，显然是怂恿希特勒在东方放手大干，以换取西方的和平。

　　英法两国的短视和自私自利，使斯大林失去了对他们的信心。为了苏联免遭战争，斯大林转而采用实用主义的政策，同希特勒媾和，时间越长越好。因为，他的国家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战争。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苏联在世界上的存在，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侵入波兰。两天后，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战争已成为现实。斯大林加速了苏联的备战。征兵年龄从21岁降至19岁，苏联军队的人数增加至420万以上。

　　按照与德国达成的协议，苏军进入了波兰东部，把波兰与苏联接壤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区占领，并归入苏联版图。

　　10月，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出签订互助条约的建议。

　　条约签订后，红军进入这些国家，1940年2月后，把这三个国家也纳入了苏联的版图，保证了苏联波罗的海通道的安全。在西北部，列宁格勒离芬兰边境只有32千米，在炮火的射程之内，苏联曾向芬兰提出以交换土地的方式让芬兰向北迁移30千米，但遭到芬兰的拒绝。

　　11月，苏军进攻芬兰，受到芬兰的顽强抵抗，苏军伤亡惨重。斯大林很恼火，命令增兵大举进攻，芬兰屈服了，同意将边境向北移动30千米。

　　1940年，德国的机械化闪电部队很快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英法联军从敦刻尔克撤退。

　　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也不堪一击，德国人占领了巴黎。这实际上意味着希特勒可以腾出手来攻打东方了。

　　斯大林让总参谋部制订国家防御计划和武装部队部署计划。总参谋部的华西列夫斯基先后两次制订出防御计划，他把红军主力部署在西线，计划呈报给斯大林。斯大林不同意这个计划，令其重新制订。

　　第三次，总参谋部把主力部署在西南面，斯大林同意了。事后证明，华西列夫斯基的前两个方案是正确的，因为斯大林的失误，使战争初期苏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希特勒已经准备好进攻苏联，各种消息源源不断地送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不相信，也不愿意承认战争马上就会爆发，他希望再拖上几个月，他的部队没有进入战争状态。

　　但是，1941年6月21日夜间，朱可夫从基辅打来的电话里获悉：一名德军司务长越过了边防线对苏军指挥员说，德国军队将在次日凌晨发动进攻。朱可夫立即给斯大林和铁木辛哥打电话。斯大林把他们召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听了朱可夫报告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也许是德国将领把这个逃兵送过来，是为了挑起冲突。”“不，我们认为这逃兵说的是真话。”他们回答说。政治局委员都来了，斯大林询问他们的意见，但是大家没有回答。沉默了一阵后，铁木辛哥说话了：“应该立即命令边境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朱可夫把在总参谋部队订的命令读了一遍。命令强调必须根据打退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采取坚决行动，但斯大林仍没有放弃他的希望，以为这也许是一场虚惊。

　　他说：“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还太早，也许还可以和平解决。”斯大林让人重新起草命令，发往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西部、基辅和敖德萨各军区的前线部队，要他们立即做好准备，准备抗击德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

　　1941年6月22日0时30分，这项命令下达完毕。但许多集团军尚未接到命令时，德军已发动了全线进攻。

　　德国以162个师，30万人、3400辆坦克、7000门火炮，分三路进军——北路指向列宁格勒、中路指向莫斯科、南路指向乌克兰，向苏联发动进攻。苏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仓皇应战的。

　　德国的大规模突然进攻，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之外。由于他判断和部署的失误，使苏联在战争之初遭受极大损失。

　　通信联络中断，莫斯科几乎失去了同各军区之间的联络。斯大林和他的统帅部并不知道，在战争第一天，苏军共损失了1200多架飞机，大部分飞机是被德军炸毁在机场上的。

　　德军掌握了制空权并从宽约1500千米的广大地区向苏联发起正面进攻。德国的坦克部队和摩托化步兵师潮水般冲向苏联各边防要塞和城市。苏军在边境地区的军用仓库、武器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几乎全部落入德军手中，苏军官兵虽然奋力反击，但无法阻挡德军的快速推进。在战争的头几天，苏联西部边境各条战线都是乱糟糟的，有时简直是一片混乱。统帅部不断发出新的指示和命令，但这些指示和命令又都落后于急速变化的形势。在战争的头五六天里德军就深入了苏联国土150千米至200千米。

率领军民誓死保卫莫斯科

　　纳粹德国与其盟友入侵苏联，使苏联及苏联红军领导层大吃一惊。德军以闪电战战术快速深入苏联领土。德国的大规模突然进攻，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之外。他一度心情沮丧，但很快从消沉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振作起来，重新肩负起他身上的重任。

　　11月6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庆祝活动安排在地下铁道的马雅可夫斯基车站举行，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广播讲话。在首都岌岌可危的时候，斯大林的演讲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斯大林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并不孤立，英国和美国已表示支持。他用充满激愤的语调说：

　　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

　　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歼灭掉。

　　在这些关键的日子，斯大林非常重视从精神上鼓舞苏联人民必胜的信心。他决定第二天照常举行传统的阅兵式。11月7日，斯大林命令在红场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的阅兵式。斯大林在讲话中最后号召：

　　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的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英勇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消灭德国占领者！

　　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我们祖国的独立万岁！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斯大林在11月6日和7日的两次讲话的文本迅速在军队和人民中散发。这些讲话极大地振奋了军队和老百姓的士气，它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对残暴、狂妄的敌人的仇恨，同时也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参加阅兵的队伍在克里姆林宫前检阅后，直接开赴前线。首都保卫者的口号是：“俄罗斯虽大，但已无处可退，后面就是莫斯科！”德军因战线过长，补给不足，战役中消耗过大，没有防御阵地和战役预备队，又无在冬季条件下作战的准备。

　　11月上旬，虽然道路能够使用，但德军的冬季装备不足，由于认为在入冬前就能结束战事。保暖衣服和白色伪装服都不足，坦克和其他车辆都因为低温而不能动弹。

　　德军士气严重受挫。而苏军则士气高涨。11月15日，德军再次向莫斯科发动攻击。德军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用坦克在前头开路，妄图冲进莫斯科。德军的先头部队已冲到离莫斯科20千米远的地方，指挥官用望远镜已能看到克里姆林宫顶端的红星了。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朱可夫答道：“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两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

　　“你能有这样的信心，这不错。你打电话到总参谋部去接洽一下，把你所要的两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到哪里？他们在11月底将准备好，但是坦克现在还不能给。”

　　苏军的顽强抵抗迫使德军未能再前进一步。德国的进攻也就慢慢停了下来。德军一停下来，斯大林、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就立即计划冬季的反攻。苏军转入反攻并粉碎莫斯科城下德军的条件已经具备。斯大林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中将担任代理总参谋长，并命令他立即拟订反攻作战计划。苏军反攻的指导思想是，粉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分别从北面和南面威胁莫斯科的最危险的突击集团。

　　反攻的基本任务赋予了西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分别在其北面和南面实施突击。12月5日，朱可夫带领苏军发动大规模反击。此时德军进攻能力显然已经衰竭。12月6日，攻势在莫斯科地区全面展开。秋季期间，朱可夫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调回了一些装备精良的部队到莫斯科，但一直留待反击之用。

　　他相信苏联间谍佐尔格的情报，指日本不会攻击苏联东部，在此之前佐尔格已经预计到“巴巴罗萨”计划。

　　此时德军已经非常接近莫斯科中心，他投入大量援军以对抗德军的攻势，包括新建造的T－34坦克和喀秋莎火箭炮。苏军部队已经为冬季战事准备好，包括多个滑雪营。

　　1942年1月8日，西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重建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实施了进攻战役进攻维亚济马。

　　由于缺乏实施大规模进攻行动的经验以及缺少快速兵团，因而未能全部完成所赋予的围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基本兵力的任务。

　　2月初，来自西欧的德军增援部队和中央集团军群北翼部队，分别实施反突击，苏军的态势恶化。

　　4月20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西方向军部队转入防御，撤回外线作战部队，保卫战至此胜利结束。

　　莫斯科保卫战彻底打击了法西斯德国的嚣张气焰，使德军再也无力在全线发动进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纳粹德国企图快速征服苏联的计划破产，莫斯科保卫战胜利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其遭到无法弥补的物质损失。

　　德军的失败使德军士气更加低落。在冬季战局中，德军有35名高级将领被撤职，其中包括布劳希奇元帅、博克元帅、古德里安上将、施特劳斯上将等。

浴血奋战夺取列宁格勒胜利

　　1941年6月22日，德国纳粹的北方集团军群在勒布元帅指挥下，以赫普纳第四装甲兵团为中路，屈希勒尔第十八集团军为左翼，布歇第十六集团军为右翼，在第一航空队支援下，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向陶格夫匹尔斯、普斯科夫、列宁格勒方向实施进攻。

　　德军先头部队装扮成后撤的苏军伤兵，瞒天过海，骗过苏军守桥部队，完整地夺获了西德维纳河上的两座大桥，使北方集团军群主力顺利渡过宽阔的西德维纳河，攻占了陶格夫匹尔斯城。

　　陶格夫匹尔斯的失守，使普斯科夫、列宁格勒一线因失去了天然屏障而完全暴露在德军面前。斯大林按捺不住愤怒，下令了撤销了库兹涅佐夫上将的西北方面军司令员职务，由第八集团军司令索宾尼科夫少将接任，并任命瓦图京中将为方面军参谋长。

　　7月4日，德军突破了苏军在拉脱维亚—俄罗斯边界的防线，接着又于7月9日占领了苏军弃守的普斯科夫，打开了通往列宁格勒的大门。

　　列宁格勒北面芬兰一侧的芬军东南、卡累利阿两个集团军，也于6月底分别在彼德罗扎沃茨克和维堡方向，对苏军北方方面军发起猛烈的进攻。列宁格勒已经处于德芬两军的南北夹击之中。

　　斯大林打电话给西北方向总司令伏罗希洛夫元帅，严肃地责问道：“普斯科夫怎么丢了？你们打算撤到哪里？撤到北冰洋去吗？”

　　伏罗希洛夫表示：“斯大林同志，我清楚我的职责，我会不遗余力去完成党和人民对我的嘱托！”

　　然而，战局并未扭转。苏最高统帅大本营决定组建列宁格勒方面军，由原大本营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大将出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

　　9月9日晚，斯大林紧急召见朱可夫，对他说：“你到列宁格勒去，接替伏罗希洛夫指挥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

　　9月10日清晨，朱可夫带着助手霍津中将、费久宁斯基少将和科科佩夫少将飞抵列宁格勒。此时，伏罗希洛夫等人正在开会，讨论一旦守不住列宁格勒，应采取什么措施。朱可夫立即提出，必须坚决保卫列宁格勒，直至最后一人。随后，朱可夫对方面军进行了改组。

　　纳粹德国的炸弹可摧毁列宁格勒人的家园，但摧毁不了他们的坚强斗志，严寒和饥饿也不能。

　　在1941年冬季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列宁格勒人奇迹般地在拉多加湖冰面上开辟了一条冰上公路，通过这条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一条生命之路，运进粮食，运出伤员，从而战胜了严寒和饥饿的威胁，挫败了德军困死列宁格勒人的企图。1942年12月8日，苏军最高统帅部统帅斯大林下达了突破列宁格勒封锁的作战命令，战役代号称“火花”。

　　1943年1月12日9时30分，苏军集中2000门大炮和迫击炮向施吕瑟尔堡地域内的德军阵地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猛烈炮火打击，随后，苏军六十一集团军和第二突击集团军分别从南面和北面发起进攻，经过7天激战，突破德军阵地纵深14千米。1月18日，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从而突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17个月的围困。

　　1944年1月，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对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的德军实施一次歼灭性打击，以彻底将这一地区的德军驱逐出去。这也是史称斯大林式“十次打击”中的第一次。担任作战任务的是戈沃罗夫大将指挥的列宁格勒方面军、梅列茨可夫大将指挥的沃尔霍夫方面军和波波夫大将指挥的波罗的海第二方面军。

　　1944年1月14日，苏军三个方面军向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的德军发起大规模进攻，至1月27日，苏军向西和西南方向挺进150千米至200千米，歼灭德军2个师，击溃23个师，收复红村、乌里茨克、普希金、诺夫哥罗德和卢加等城市，打通了列宁格勒通往莫斯科的十月铁路线，使列宁格勒从德军的长期围困中彻底解脱出来。当天，英雄城市列宁格勒以20响礼炮欢庆他们的胜利。美国军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片中评价列宁格勒战役说：“一个将军可以赢得一次战役的胜利，但是，只有人民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英国的《旗帜晚报》也称颂道：

　　列宁格勒的抵抗乃是人类在经受不可思议的考验中取得辉煌胜利的一个榜样。在世界历史上也许再也不能找到某种类似列宁格勒的抵抗。

惨烈抗争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

　　斯大林格勒战役，又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主要转折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和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

　　会战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至1943年2月2日结束。

　　斯大林格勒即原来的察里津，位于伏尔加河下游西岸。1941年，德军占领乌克兰后，斯大林格勒成为苏联中央地区通往南方重要经济区域的唯一交通咽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德军在莫斯科会战失败后，被迫放弃全面进攻，于1942年夏在苏德战场南翼实施重点进攻，企图攻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切断苏军的战略补给线。5月，德军在哈尔科夫战役中挫败苏军的进攻。7月中旬，德军“B”集团军群前出到顿河大弯曲部，逼近斯大林格勒。

　　起初，由保卢斯上将指挥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受令攻占斯大林格勒的任务，该集团军辖13个师约27万人，火炮和迫击炮约3000门、坦克约500辆，由第四航空队负责支援。

　　会战中，德军统帅部不断增加该方向的兵力，先后参加会战的还有第四装甲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匈牙利第二集团军，罗马尼亚第三、第四集团军和意大利第八集团军。

　　苏军最高统帅部为保卫斯大林格勒，于7月12日组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辖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二十一集团军和空军第八集团军，后第五十七、第五十一集团军和第一、第四坦克集团军相继编入该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任务是，在巴甫洛夫斯克至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520公里正面上组织防御，基本力量集中部署于顿河大弯曲部。

　　方面军开始进行保卫斯大林格勒任务时仅有12个师16万人、火炮和迫击炮2200门、坦克约400辆、飞机454架，由远程航空兵和防空航空兵第一○二师负责支援。

　　1942年7月17日，苏德双方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展开了激烈的交战，会战正式开始。

　　对于斯大林和希特勒来说，斯大林格勒战役都是事关成败的关键一战。苏军指挥部将战略重点从莫斯科转移到了伏尔加河地区，并且调动了全国所有的空中力量支持斯大林格勒。

　　1942年11月19日，苏联红军开始实施“天王星”行动。就在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汇报这一大胆而果敢的构想时，斯大林格勒已进入残酷的巷战。

　　德国军队攻进了城里，守城部队和工人并肩战斗拼死抵抗。在以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日夜夜都在进行空前激烈的搏斗。

　　瓦图京的西南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在纷飞的大雪中发起了反攻，瓦图京中将指挥的主攻部队得到空军的有力支援。

　　由于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并且缺乏精良装备，仅仅在战斗发起一天之内，纳粹方面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阵地便被苏军突破。

　　斯大林立即指示华西列夫斯基集中力量开始实施“天王星”作战计划，这是对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再加上一层合围圈的大胆攻势。这样，在苏联军队掌握了罗斯托夫以后，在高加索的德军的退路就被封堵了。

　　22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开始分批渡过顿河。23日，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卡拉奇会师，从而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

　　至30日，苏军3个方面军将德第六集团军的5个军，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部队以及部分克罗地亚军队共约27万人合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地域内，第六集团军只有约50000人的部队被分割在包围圈之外。苏军在不断加强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并开始缩小包围圈。

　　1943年1月，苏联红军发起了又一轮攻势，代号为“木星”行动，试图突破顿河地区的意大利军防线，并攻取罗斯托夫。如果这次行动成功，德军南部集团军的余部将被完全围困在高加索地区。

　　苏军虽然始终未能接近罗斯托夫，但是这次行动迫使德军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相隔250千米以上的距离。

　　1月8日，苏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中将向德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上将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投降。保卢斯电告希特勒，要求准予他随机行事，被希特勒驳回。

　　10日，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向被围的德第六集团军发起了代号为“指环”的进攻，深陷重围的德军开始从斯大林格勒郊区向城区收缩防守。1月22日，苏军占领了古门拉克机场，德军第六集团军的空运补给运输和伤员撤退行动的彻底中断了。

　　1月30日，希特勒授予保卢斯德国陆军元帅节杖，以鼓励其继续抵抗下去，也希望保卢斯能够战斗到底或自杀殉国。但是，当苏军攻入德军设在百货商场内的司令部时，保卢斯选择了投降。同日，苏军打到了保卢斯的司令部。

　　2月1日，被包围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发报员自己决定向柏林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最后用国际电码写上“CL”，表示本台停止发报。苏军在地下室外叫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人员投降。保卢斯无话可说，只好投降。

　　1943年2月2日，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城北的第十一军残部也宣布投降。

　　至此，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让苏军大为惊喜并同时让德军极为失望的是，战俘中包括22名将军。希特勒对保卢斯这位新陆军元帅极为失望，并公开说：“保卢斯差一步就要跨入光荣的殿堂，但是他还是选择了退却。”

　　无论从什么角度评论，斯大林格勒战役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甚至人类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

　　整个战役持续199天。由于战役规模太大，伤亡者人数始终无法得到准确统计。

　　1943年2月4日，罗科索夫斯基和沃罗诺夫奉召从前线回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热情地欢迎他们，祝贺他们所取得的胜利。

连续作战攻取德国首都柏林

　　1945年春，苏军距柏林仅60千米，斯大林指挥各路大军，准备给德军以最后歼灭性打击。

　　斯大林在准备对德军的最后一战即强击柏林时，严守反希特勒同盟各国商定和宣布的迫使德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斯大林采取一切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进攻的速度和规模。

　　斯大林为了制订进军白俄罗斯的计划，废寝忘食，征求了所有司令员的意见，时而单独讨论，时而共同商量。斯大林频繁地同各个方面军和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们进行联系，有时一天要给他们打好几次电话。

　　斯大林在局面已经扭转，红军节节胜利，捷报频传的情况下，作出了一项特别的规定，要求现在不要低估敌人而要格外小心。

　　斯大林的心情也同样很急切，想尽快地把敌人赶出去，把他们消灭在德国的国土上。但是，斯大林不允许放松准备工作，也不允许那种会导致冒险行动的过分乐观情绪。他要求指挥员胆大心细，勇猛顽强，周密计划，不打无准备之仗。

　　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统帅部统帅，指定参加柏林战役的部队有：白俄罗斯第一、第二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一部，空军远程航空兵第十八集团军，国土防空军及第聂伯河区舰队。此外，还有波兰第一、第二集团军。苏军共有兵力250万人，这就造成了数倍于德军的优势。

　　斯大林确定的柏林战役目的是，粉碎防守柏林方向的德军集团，攻占德国首都柏林，并于战役结束前使苏军前出易北河与盟军会师。

　　战役企图规定，在宽大正面实施数个猛烈突击，合围柏林集团，同时予以分割，逐一消灭。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特别重视时间这一因素，要求战役高速度进行，在12至15个昼夜内结束。

　　各方面军司令根据大本营的企图定下了决心。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奉命以第四十七集团军、突击第三集团军、突击第五集团军和近卫第八集团军的兵力，从屈斯特林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于战役第一日突破第一、第二防御地带，保障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近卫坦克第二集团军进入交战。

　　至战役第六日，方面军主要集团攻占柏林，尔后，突击第三集团军辖坦克第九军务必第八昼夜进至柏林以西地域；第四十七集团军则于第十一日前出易北河一线。第六十一集团军和波兰第一集团军的兵力在屈斯特林以北，而第六十九、第三十三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二军的兵力在屈斯特林以南分别实施辅助突击。第三集团军为方面军第二梯队。

　　近卫骑兵第七军担任预备队。步兵和坦克应利用夜暗于拂晓前一两个小时内，在30分钟炮火准备之后发起冲击。为了冲击时对地面照明，共准备了140多部探照灯。

　　苏军计划以三路进击柏林：以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作为最强大的集团和攻击的先头部队，突破奥德河东、西两岸防线和附近若干地段，从东面攻击。

　　以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前出到尼斯河东岸的南部直至苏台德山麓，从南面攻击；以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前进到奥德河下游，从北面攻击。

　　4月16日5时整，朱可夫下达了攻击命令，苏军的炮弹呼啸着倾泻到德军的防御阵地上，轰炸机轰鸣着向德军头顶投掷下大量炸弹，整个大地都在可怕的颤抖之中。

　　20分钟后，100多个探照灯一下子全部亮了起来，把德军阵地照得通明。德军士兵们目眩眼花，苏军乘机向对方阵地冲去。

　　很快，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突破了德军在柏林外围的第一道防御地带。与此同时，南面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亦于4月16日晨在尼斯河畔发起进攻，迅速渡过了尼斯河。

　　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突破了德军第一道防御地带后，当天中午即进抵到德军第二道防御地带，继而歼灭守敌，并继续向柏林城挺进。

　　20日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突击集团军在库兹涅佐夫上将的率领下，抵达柏林近郊，使整个柏林城市区处于榴弹炮和加农炮的射程之内。20日1时30分，苏军的地面炮兵群首次向柏林城内轰击。

　　鉴于苏军已兵临柏林城下，希特勒决定德军统帅部撤离柏林，他本人则留下“与柏林共存亡”。他下令军事机关的所有参谋和文职人员都毫无例外地参加战斗，并决定对按兵不动的指挥官要在5小时内处决，对退却的官兵不仅要处死，还要在他们的尸体上挂起“逃兵”、“胆小鬼”、“他背叛了国家、玷污了德意志民族”的牌子示众。

　　苏军从后方调来了大口径要塞炮用于摧毁德军坚固据点，在后面13天的战斗中，要塞炮共发射约180万发炮弹，战斗到了空前惨烈的地步。

　　德军防御部队在先前的战斗中遭到惨重损失，已极度疲惫，无法阻挡占据优势的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击。

　　此时，几乎与世隔绝的希特勒，待在总理府的地下暗堡里仍在做不切实际的幻想，仍不断地发出由他签署的无线电报，调兵遣将。实际上，一些将领已不再那么坚决地执行他的命令了。

　　4月27日，苏军已攻入柏林市。柏林守备司令魏德林向希特勒提出了守军从首都突围的计划，并保证国家元首安全撤离柏林。但是，希特勒意识到他已彻底输掉了这场由他发动的战争，他拒绝离开柏林，他要在这里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4月29日凌晨，希特勒宣布与爱娃·布劳恩举行婚礼。婚礼之后，希特勒口述了他的遗嘱，指定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他决定自杀并希望他们夫妇的遗体在总理府进行火化。

　　4月30日15时30分，希特勒与结婚才一天的妻子在地下暗堡的寝室里双双自杀。

　　4月30日21时50分，苏军战士将胜利的红旗插上柏林国会大厦圆顶。

　　5月1日凌晨，朱可夫往莫斯科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关于希特勒自杀和收到戈培尔建议停战信的情况。

　　斯大林指示：“除无条件投降外，不要同克列勃斯或其他希特勒分子进行任何谈判。”

　　1945年5月1日10时，苏军开始对柏林市中心敌特别防御地区，对帝国办公大楼展开最猛烈的射击。

　　至天色刚暗下来的时候，朱可夫忽接到第三突击集团军的报告，说刚才在近卫步兵第五十二师的地段上，有一群德国坦克突出了包围，高速度向柏林西北郊驶去。

　　“有什么人逃离柏林？”这事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人甚至说，突围的那一群坦克，可能带走了法西斯头子戈培尔和鲍曼。

　　方面军司令部随即发出了战斗警报，动员部队阻止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逃出柏林地区。并命令坦克部队组织追击，要找到并歼灭突围的坦克。

　　至5月2日黎明时，这一群坦克在柏林西北15千米处被发现，并迅速被苏军坦克兵消灭。在被击毙的坦克乘员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希特勒分子的头目，烧毁的坦克中的尸体则无法辨认。

　　在苏军强大炮火的打击下，负隅顽抗的德军已无法招架。5月2日1时50分，柏林城防司令部的无线电台，曾多次用德语和俄语作了如下内容的广播：“我们派使者到俾斯麦的桥上去。我们停止军事行动。”

　　6时30分，柏林城防司令宣布投降并向其部队下达了如下的停止抵抗的命令：“4月30日，元首已经自杀，他抛弃了我们这些曾宣誓效忠于他的人。根据元首的命令，我们德国军队还应该为柏林继续作战，尽管我们的弹药已消耗殆尽，尽管总的形势已使我们继续抵抗变得毫无意义。我命令：立即停止抵抗。”

　　5月2日早晨，德军柏林城防司令官魏德林上将前往朱可夫的前沿指挥所，签署了投降令。至中午时分，柏林守军全部投降。至此，苏德战争最后一次决战，即柏林会战结束。

　　尽管停止抵抗的命令已下，但个别城区有些战斗还在继续进行。步兵第三○一师和第二四八师，进行了争夺帝国办公大楼的最后战斗。

　　这个大厦附近和内部的战斗特别激烈。步兵第九军政治部的女指导员尼库利娜少校，在沙波瓦洛夫营的强击组的编成内，穿过屋顶的破口向上攀登，从上衣中取出红旗，并用电话线把红旗固定在楼顶的金属尖上。苏联的战旗在帝国办公楼上空飘扬。至5月2日下午，仍进行抵抗的德军被彻底解决。残余的柏林守备部队，共13万余人投降就俘。柏林巷战结束了。这一天是苏联人民、苏联武装力量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日子。最高统帅斯大林在命令中说道：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部队，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协同下，经过顽强的巷战，彻底粉碎了柏林德军集群，并于5月1日，全部攻占了德国首都柏林市这一德国帝国主义的中心和德国侵略的发源地。

　　在攻占帝国办公大楼之后，朱可夫和别尔扎林上将及其他参战部队将领前往该处视察，以查清希特勒、戈培尔和法西斯当局其他头目自杀问题。待他们正要结束对帝国办公楼的检查时，得到报告说，在地下室发现了戈培尔6个孩子的尸体。

　　“坦率地说，当时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下到那里去看那被父母亲杀死的子女，”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不久，在地下室附近，又发现了戈培尔和他妻子的尸体，让弗里切博士来辨认时，他证明这确是他们。”

　　大部分法西斯头目，包括戈林、希姆莱、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内，事先都离开柏林逃往四面八方。直至最后的时刻，他们还同希特勒一道，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似乎能拯救法西斯德国和他们本人的一张王牌上。

　　1945年4月30日至5月1日，纳粹分子的头目们仍然企图延迟其彻底失败的时间，他们想出的办法是提出谈判，要求把邓尼茨新政府的成员召集到柏林，似乎在这之后才能对德国的投降作出决定。

　　克列勃斯将军是一位有经验的军事外交家，他千方百计地企图拖延谈判的时间。由于希特勒分子当时没有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苏军奉命立即将敌人彻底消灭。

　　5月3日晨，朱可夫和柏林卫戍司令别尔扎林将军等人，一起视察了国会大厦，以及这一地域内发生过战斗的各个地点。

　　伴随他们并作解说的是威廉·皮克的儿子阿尔图尔·皮克，战争时期他在红军队伍中作战。他对柏林十分熟悉，这就使得朱可夫能够比较容易地研究苏军当时作战的条件。

　　朱可夫说，这里你跨过的每一个地面，这里的每一块土地、每一块石头，都比任何言语更能清楚他说明，在帝国办公楼和国会大厦附近以及在这些建筑物内部所进行的，是怎样的一场殊死的搏斗。

　　5月7日，斯大林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通知朱可夫说：今天德国人在兰斯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是苏联人民，而不是同盟国，肩负了战争主要重担，因此，投降书应在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各国的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而不是只在同盟军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

　　“不在柏林，不在法西斯侵略的中心签署投降书的这种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斯大林说道，“我们已与各同盟国商定，把现在法西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做投降仪式的预演。明天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要来柏林。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由你担任。维辛斯基明天就会到达你那里。在投降书签署后，他将留在柏林，充任你的政治助理。”

　　5月8日清晨，维辛斯基乘飞机从莫斯科来到柏林。他带来了处理德国投降所必需的全部文件，以及盟军最高统帅部代表的组成名单。

　　从这天早晨起，世界各大报刊的记者、撰稿人和摄影记者开始到达柏林，以便记下从法律上肯定法西斯德国灭亡这一历史性时刻，记下希特勒德国承认自己的一切法西斯计划、仇视人类的目标遭到无可挽回失败的这一历史性时刻。

　　当天中午，盟军最高统帅代表到达柏林。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是英国空军上将特德、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和法军总司令塔西厄将军。

　　德军凯特尔元帅、弗雷德堡海军上将和什图姆普弗空军上将，也在英国军官的护卫下，从弗伦斯堡乘飞机前来柏林，他们由邓尼茨授权前来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在柏林东部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在德国军事工程学校原为饭厅的一幢两层楼房里，准备了一间厅堂，投降的签字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盟军统帅部代表们稍事休息后，即来到朱可夫司令部讨论与希特勒分子投降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这时，凯特尔同他的伙伴们待在另一幢房子里。

　　据苏联军官们说，凯特尔和德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神情异常不安。凯特尔曾对他身旁的人说：“从柏林街道经过时，我为柏林所受破坏的程度，感到极为震惊。”

　　苏方人员回答他说：“元帅先生，当按照你的命令消灭了成千上万的苏联城市和村庄的时候，当千百万苏联人，包括无数的儿童，压死在这些城市和村庄的废墟的时候，你曾感到过震惊吗？”

　　凯特尔脸色发白，他神经质地耸了耸肩，什么也没有回答。

　　当盟军代表们进入大厅时，朱可夫元帅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部宣布，受降仪式正式开始。

　　他说：“我们，苏军最高统帅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受反希特勒同盟各国政府的委托，来接受德国统帅部代表德国无条件投降。请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进入大厅。”

　　所有在场的人都转过头来注视着门口，曾向全世界吹牛，说他们能够以闪电的速度，并能在6个星期至一个半月消灭苏联，进而征服全世界的人，现在就要露面了。

　　头一个跨进门槛的，是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凯特尔元帅。他慢慢地走着，努力保持着镇静。他举起拿着元帅杖的右手，向苏军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致敬。跟随凯特尔之后进来的，是什图姆普弗上将。他是低矮个儿，眼睛里充满着凶狠而又无能为力的表情。一同进来的还有未老先衰的弗雷德堡海军上将。

　　德国人被安置坐在离门不远，专为他们准备的一张单独的桌子旁边。凯特尔不慌不忙地坐下来，并抬头凝视着坐在主席团桌旁的盟军统帅部的代表们。什图姆普弗和弗雷德堡也紧靠凯特尔坐下。随从军官们则站在他们椅子的后面。

　　朱可夫问德国代表团：“你们手里有没有无条件投降书？你们是否已研究过它并有全权签署它？”

　　“是的，我们已研究过并准备签署它。”凯特尔元帅用嘶哑的嗓音回答说，同时随手交出邓尼茨海军元帅授权他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证件。如今凯特尔已经完全不像是在接受被征服的法国投降时那个目空一切、骄横十足的元帅了。现在他显得十分狼狈，虽然他还力图保持某种将帅姿态。

　　朱可夫说：“德国代表团到桌子这儿来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凯特尔用不友善的眼光向大厅扫了一下，马上站起来，垂下眼睛，慢慢拿起他的元帅杖，迈着迟缓的步子走到桌子跟前。他的单片眼镜掉了下来，挂在镜绳上。脸上满布着红斑。

　　什图姆普弗上将、弗雷德堡海军上将和随从德国军朱可夫元帅（油画）官，也跟他一起走到桌子跟前。凯特尔戴上单片眼镜，坐到椅子边上，用颤抖着的手签署了5份投降书。什图姆普弗和弗雷德堡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投降书上写着：

　　我们，这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及目前仍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部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签署完毕之后，凯特尔从桌旁站了起来，戴上右手的手套，这时他又想显示一下他的军人的姿态，用他的元帅手杖行了个礼，昂起下巴，大步走出了房间。

　　此时此刻，在弗伦斯堡，希特勒的继承人邓尼茨元帅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写完了给全体军官的告别书。

　　这个告别书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法西斯分子不肯服输，仍妄图东山再起，但是在觉醒的全世界人民面前，他们的阴谋不会轻易得逞，而且永远不会得逞。

　　1945年5月9日0时10分，受降仪式宣告结束。朱可夫随即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为这一长久期待的胜利，向所有在场的人表示衷心的祝贺。大厅里响起了一片难以形容的欢呼声。大家都在互相祝贺、握手，许多人的眼里涌出了欢乐的泪水。这一天，被宣布为反法西斯胜利日。朱可夫对他的战友们说：

　　亲爱的朋友们：伟大的荣誉落到了我和你们身上。人民、党和政府信任我们，要我们在最后的交战中，率领英勇的苏军强击柏林。苏联军队，包括你们这些在争夺柏林的交战中指挥部队的人，光荣地实现了这一信任。

　　遗憾的是，有许多人已不在我们中间了。否则，他们将为这长久盼望的胜利而多么欢欣鼓舞啊！他们正是为了这个胜利而毫不动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想起未能活到这一欢乐日子的亲人和战友们时，这些习惯于毫不畏惧地正视死亡的人们，不管如何控制自己，也不禁流出了热泪。1945年5月9日凌晨，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经过艰苦的奋战，经过重大的牺牲，欧洲战争终于结束了。

　　谁也无法辩驳的事实是，苏联肩负了对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的主要重担。这是苏联历史上所进行过的一切战争中最残酷、流血最多和最艰苦的一场战争。

　　在战争期间，有2000多万苏联人死亡。在反希特勒同盟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和一国人民曾像苏联一样，遭受到如此重大的牺牲，并为击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而贡献过这样大的力量。受降仪式一结束，斯大林就于当天发表了《告人民书》。《告人民书》说：

　　战胜德国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法西斯德国被迫向红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屈膝，承认自己被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我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遭到的巨大牺牲，我国人民在战争进程中所经受的无数苦难，为了祖国而在后方和前线进行的紧张劳动，这一切都没有白白过去，而是获得了完全战胜敌人的结果。

　　各斯拉夫民族长期以来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终于以战胜德国侵略者和德国暴政而告终了。从此，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伟大旗帜，将飘扬在欧洲上空。

　　为了庆祝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对德国的胜利，斯大林定于1945年6月24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作战部队、海军部队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阅兵式，即胜利阅兵式。6月22日，卫国战争爆发四周年的这一天，斯大林发布阅兵式命令。

　　1945年6月24日，在红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胜利阅兵。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身旁是朱可夫元帅。阅兵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

　　在阅兵首长致词之后，苏联海、陆、空部队和部分参战人员，迈着整齐的步伐，成分列式从列宁的陵墓前，从政府和党的领导人面前，从灰色的克里姆林宫前次第通过。

　　这天正下着倾盆大雨，但丝毫没有使庆祝的盛况减色。步兵、骑兵和坦克兵通过泥泞的道路，由红场急驰而过。斯大林作为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作为红军的最高统帅，最终领导苏联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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