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风吹拂的土地：现代东南亚的碎裂与重生／（英）迈克尔·瓦提裘提斯（Michael Vatikiotis）著；张馨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书名原文：Blood and Silk: Power and Conflict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

ISBN 978-7-208-16955-5

Ⅰ．①季…　Ⅱ．①迈…②张…　Ⅲ．①东南亚-历史　IV．①K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1597号

书　　名：季风吹拂的土地：现代东南亚的碎裂与重生

作　　者：【英】迈克尔·瓦提裘提斯

译　　者：张馨方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周官雨希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955-5/K·3050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Blood and Silk: Power and Conflict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 by Michael Vatikiotis

Copyright © 2017 by Michael Vatikiot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rion Publishing Group

Via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

献给雅尼克、克洛艾与斯特凡

我们——扮演走狗、猎犬——只能看到这出戏的片段。

Kita—andging diburu—hanja melihat Sebagian dari sandiwara sekarang.

——凯里尔·安瓦尔，《1946年笔记》

（Chairil Anwar, Notes for 1946）

目 录

序言

第一部　权力

第一章　深入东南亚核心

第二章　季风吹拂的土地

第三章　神圣国王与邪恶王侯

第四章　大象与长草

第五章　不再追忆过去

第六章　逐步开放

第七章　民主的假象

第八章　贪腐、受贿与三角地带

第二部　冲突

第九章　小规模战争与倍受争议的身份认同

第十章　信仰冲突

第十一章　出云之龙

第十二章　前方的道路

鸣谢

参考资料

序言

瞧这片终年潮湿、林相稠密、天气溽热的土地，再看人的影响——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抵抗习惯是将环境打造得适宜人居且肥沃丰饶。这里地貌平坦、耕作兴盛，维护良好的零散土墩围绕着人们赖以维生的水稻。平原上翠绿植被层层交叠，外围是坡度缓升的山丘，一路延伸到海岸，与布满柔细白珊瑚沙的辽阔沙滩相连，一旁有随风摇曳的椰子树遮蔽，再往外便是平静而波光粼粼的碧蓝大海。这是典型的东南亚景致：世界上很少有风景如此动人，生命力又如此丰沛的地方。

每当我对欧洲朋友提起自己住在东南亚，他们总说我何其幸运，能够享受温暖的热带气候、生气蓬勃的文化与异国风味的食物。西方人一向对亚洲怀抱着浪漫憧憬，而这样的想象源自早期的旅人，他们整日与粗织羊毛为伍，还必须恪守严谨的宗教戒律，因此初次在远东见识到色彩鲜艳的丝绸及开放的社会风气时，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这种观感带来广泛的影响，从“东方”宗教与文化对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到现代曼谷或华丽或花哨的惹眼之处对观光客的直觉刺激。“西方什么都小，”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¹⁾（Jules Michelet）曾如此写道，“希腊的土地小到令我窒息；犹地亚⁽²⁾（Judea）的气候干燥到让我喘不过气。于是我将目光转到高傲的亚洲，魅力无穷的东方。”

但对我而言，出走东南亚并不浪漫。起初我以学生的身份来此，后来则是专业人士。随着时间流逝，我认识到现代东南亚的表里不一：一种面貌投射出惊人的社会与物质发展，即旅游宣传中“真实的亚洲风貌”，包含五星级的购物中心与添加当地香料的顶级美食，加上永远礼貌地面带微笑、英语流利且衣着时髦的人们；另一种内向的面貌则是冷酷无情的集权主义，不顾因争权夺利的乱局而被舍弃的人民。考虑赚取的收入与提供的安全感，那些幸福笑容面具的重要性难以估量：尽管泰国军政府镇压反抗势力并阻拦选举，仍有数百万名观光客蜂拥而至；新加坡严格执行限制言论的法律并据此逮捕了少数博主，但大型国际银行仍纷纷进驻寸土寸金的商业重镇，樟宜机场（Changi Airport）也依然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每日旅客人数高达20万；缅甸回归军政，部分地区暴力抗争不断，却丝毫浇熄不了大批欧美观光客在豪华邮轮上一边啜饮鸡尾酒，一边欣赏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的欲望。

热带地区资源富饶的微笑面具背后，潜藏着稳定与生存长期饱受威胁的现实，由于人民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日益不平等，西方一向（或至少曾经）视为理所当然的公权力与法治逐渐消失，这样的处境越发严重。印度尼西亚农民成了贷款与气候变迁的受害者；柬埔寨少年在泰国渔船上做牛做马；来自缅甸的罗兴亚（Rohingya）移民挨饿受虐，被人口贩子丢弃在泰缅边境等死；无数的妇女与女孩被迫卖淫；冲突区的无辜家庭陷在反叛军与政府军队之间，生活岌岌可危。本书希望能破除这个热带世外桃源的表面神话，就此，意指媒体过度简化人民奋力对抗令人难以忍受的专制政权的事实。接下来的章节，我希望根据自己数十年在东南亚地区的专业与个人经验，精要提出对当地国家与社会的了解。当中的论点虽然往往过于严苛，却发自内心。身为旅居东南亚四个主要城市与十个国家的旅人、作家及专业人士，我希望能与读者更精确而浅白地探讨，这个世界上最多姿多彩的地区之一，为何能够生生不息。

本书是一段探索东南亚的旅程，但并不是以随兴旅人的传统角度出发。这是一段漫长的观察经历：四十年来，我当过学生、记者、作家，然后是力图终结武装冲突的调停者。这段旅程旨在解开疑惑，深入此地区国家与社会的历史根源、现代国家主权的构成影响，接着检视国家地位如何影响当代政治潮流，并长期引发激烈的人民抗争与暴力冲突。

东南亚位处亚洲核心，而目前亚洲的私人财富规模与投资规模在近代历史上首次超越了欧洲。该区十个国家的面积总计近320万平方公里、人口6.26亿，涵盖类型繁多、复杂度高且极具历史意义的文化与人种。在中世纪的某段时期，大部分的文明世界凭借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获取财富。中国商人进口织物与稻米；阿拉伯人、印度人与欧洲人为了争夺贸易资源和保存食物的香料兵戎相见。这些商贸活动深深影响了东南亚。在美洲或非洲仍鲜为人知的时代，贸易帮助塑造了这些王国与文化，向世界展现出开放的面貌。葡萄牙人于公元1511年首度征服马来半岛（Malay Peninsula）的马六甲，三年后，西班牙人在古巴哈瓦那（Havana）建立殖民据点。

此后，东南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各大势力争相在令人慵懒倦怠的爪哇（Java）、马来半岛及中南半岛（Indochina）热带地区建立长期帝国。

五百年后，东南亚依旧是外来势力相争的战略要地。中国与美国为了该地的战略优势针锋相对，使这里成为新一代国际权势角力的主要战场。中国、欧洲、美国、日本与韩国的企业巨头，互相竞逐庞大的消费市场与重大基础建设的交易。曼谷、雅加达、吉隆坡与新加坡等东南亚大城市，成为精品与新兴设计师品牌的滩头堡；光是曼谷市内的购物中心，便总计占地20平方公里。同时，豪华饭店的会议厅里挤满了争取密切合作计划的官员，无论是针对扩大市场的自由贸易协议，或是各国与外来势力结盟的防卫合作协议，目光都对准了这片向来是连接东西方战略公路的地区。过去东南亚经常遭受外来势力入侵，如今亦然。

东南亚有三个国家毗邻中国，是地理位置最靠近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区域。这是恩典，也可能不是。曾有数世纪的时间，中国基本上是友善的邻国，而那些东南亚的统治者大多象征性地向这个幅员辽阔的北方邻国进贡，借此获取贸易、科技与政权合法性的资源。欧洲国家殖民东南亚的数百年间，中国势力减弱、日益封闭，直到20世纪下半叶为止。从那时起，中国坚决主张自身影响力不容小觑，之后释出经济诱因，近年来则秉持强势态度。随着西方势力亟欲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与权势，东南亚也成了各国据以共同牵制中国的支点。对此，我在本书中持相反意见，就所有主要的西方体制、势力与军事力量而言，东南亚地区的权力与冲突演变反而使它们更难维持有效的影响力，长远来看，也让中国可以更轻易地拥有主导优势。

最初，早在欧洲人于16世纪入侵前，已经有几批大多来自北方的移民在东南亚苍翠繁茂的山谷与宝石般珍贵的土地上建立王国。他们种植稻米，与原住民进行贸易；他们借用印度教与佛教信仰的元素发展王权与行政制度，利用人民对宇宙中心的强烈信仰，要求他们臣服于国王与皇族。在殖民者引进中央集权制之前的时代，各公国透过贸易与姻亲缔结松散联盟，向边远王国象征性进贡，并且享有开放自治权。近代以前的聚落集中在村庄与军事要塞星罗棋布的山谷，仰赖灌溉充足的稻田与果园维持生计；村落外围山林密布，是野生动物与恶灵的栖息地。低悬的云层笼罩分布于山谷边缘的林丘时，可以想见从前人们是多么敬畏那些无形的灵魂。所有信仰多少都有部分根植于人们不可见的事物。

尽管东南亚已经为滥伐森林付出代价，但过去辽阔狭长的国土与今日相差无几。主要的威权中心（即大多数人居住的城市）的转变超乎想象。这些城市在开放外贸与接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发现逐渐扩张的欧洲势力已侵门踏户。到了19世纪末，仰光、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日的雅加达）与河内等殖民城市可见八角形石造楼房与有轨电车，风格与规模均可媲美欧洲殖民母国的建设。殖民时期于1945年告终之际，从太平洋战争中崛起的新兴独立国家为人民带来高度希望。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全以羽翼已丰的民主政体之姿获国际认同为独立国家，然而，当中没有一个政体能长久维持自由与民主地位。

到了1950年代中期，东南亚的政治局势演变成意识形态的战争。现代化与社会觉醒的力量结合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资源重新分配与抽象平等的意识所吸引。这股力量与那些在殖民限制下蓬勃发展、畏惧在新民主政权下失势的传统精英互相抵触。面对推翻先前努力的矛盾处境，前代殖民势力选择加入传统精英的行列，因为眼前他们最畏惧的是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个局势促使军政府在西方国家的资助下进一步壮大，扼杀了东南亚昙花一现的自由契机。1962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民主政体彻底瓦解；1965年，印度尼西亚共产政变遭到压制；1970年，柬埔寨军队干政。1970年代中期，泰国的左派抗争遭到军队无情镇压。作风强硬的领袖，如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与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³⁾，采取煽动平民的策略及铁腕手段，漠视前代遗留的民主体制。到了1980年代中期，专制政权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常规。

集权政府进化与扎根之际，世界上其他国家冷眼旁观。由于这些政权倾向表现仁慈的一面，努力让人民获得温饱而非一味监禁或滥杀（虽然他们确实也会这么做），因此很容易让人视而不见，甚至做出残暴行为也会受到宽容，因为他们可以牵制共产主义的浪潮。1950年代中期，美国及其盟国坐视越南共和国总统吴廷琰（Ngo Dinh Diem）的武装镇压与任人唯亲，因为他是激进的反共分子，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也曾说，“他是我们在东南亚唯一的人手。”1960年代中叶，印度尼西亚政府杀害近五十万名共产主义嫌疑分子，却没有任何西方国家发动制裁。这种现象如今依然存在：2016年，印度尼西亚人民法庭在海牙召集的审判小组裁决，美、英、澳三国应为他们口中的“种族屠杀”负责，国际社会并未展露一丝愤慨之情。

东南亚地区的冷战预示了镇压与犯罪免于受罚的黑暗时代，这从当时的著名照片中清楚可见：头部中枪倒卧路旁的越共（Vietcong）可疑分子；在西贡（Saigon，即现今的胡志明市）市区自焚的和尚；以及遭美军无意义地毯式轰炸的柬埔寨。讽刺的是，1975年美军仓皇从西贡大使馆屋顶搭机撤退的象征性照片，说明共产主义在越南大获全胜，替东南亚的经济繁荣铺路。曼谷市区弥漫着共产主义即将入侵的恐惧，泰国人不惜将土地贱价售给市内的锡克教（Sikh）社群，造成公寓数量激增，地产开发业飞快成长。

1970年代中期，中南半岛动乱结束，压抑已久的经济势力得以建立强大的贸易与制造业前哨基地，复制一百多年前吸引帝国势力进驻的部分优势，包含训练良好且为数众多的低廉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及战略海港的进出权限。自1980年代中叶起，东南亚刚萌芽的四小龙经济体迅速成长，以致十年后的某个时间点，经济学界开始认真思考以此作为全球经济新模型。这很容易被误认为全球成长的新面貌——曼谷、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与新加坡等城市中，玻璃幕墙包裹的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反映财富与产业的惊人发展。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领导人对西方嗤之以鼻，并发表亚洲价值取代西方民主的言论。来自西方金融重镇的投资银行为了利益一面倒表示支持，从新兴股票市场中大赚数十亿美元。这座经济高塔看似会永远屹立不倒，直到逐渐崩塌为止。

1997年，由货币投资市场引发的金融风暴揭露了高塔的严重裂缝，其中以治理面的缺陷最为严重。这些经济体尽管快速成长，却缺乏基本的监管，也与所属的社会脱节。半民主或独裁政权下的快速经济成长，鲜少公开运作机制或遵循制衡原则，涓滴效应微乎其微，收入差距也急遽扩大。因此，当市场瓦解，大笔资金瞬间蒸发，人们惊觉没了工作与保障，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动乱与抗争，暴露了现代政治的上层结构其实发展不良，社会也分歧剧烈。

近十五年来，东南亚民主稳定进步，政府也变得更加开放与透明。经济情况大致复苏，截至21世纪头十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为5%。东南亚再次蜕变为充满机会的区域，经济总值达2.4兆美元，目前是全球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与印度的第五大经济区域。2015年，曼谷素坤逸路（Sukhumwit Road）一家酒吧举办了一人15美元便可无限畅饮与享用自助吧的优惠活动，许多二十多岁的欧洲青年蜂拥而至。今日，新加坡境内增长最快速的外籍族群来自意大利；在意大利当地，有四成青年找不到工作，于是，失业丧志的欧洲年轻人来到东南亚寻找机会。一名在新加坡工作的阿根廷青年曾向我表示，新加坡是世界的中心，并哀叹南美洲过去的稳定与前景已“无处可寻”。

然而，东南亚在魅力动人、华丽炫目及夜夜笙歌的外表下，暗藏着黑暗面。阿根廷或许是南半球的落后国家，但它的背后有军政支持与规范。综观东南亚地区，多数国家的政局并不如1990年代晚期大众所期盼的进步稳定。其中有几个主要国家，军方在政治上扮演着外显或隐蔽的角色：近半个世纪以来，泰国已发生过两起军事政变；马来西亚重启严格的国家安全法；柬埔寨陷入政治暴力的恶性循环；菲律宾备受爱戴的强人总统自2016年5月当选后，便放任军队残杀数千名毒品嫌疑犯，还在联合国质疑此政策违反人权时表示，“我一点也不在乎”。

当代东南亚深受半民主状态所苦。过去四十年来，当地的民主发展不断面临过渡期，从1970年代中期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后期开始，最终导致十年后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革命在菲律宾爆发。由于各种原因与方式，这波政治解放浪潮曾陷入停滞，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落幕后始卷土重来。然而，至今未见显著转变。无论在选举或媒体上，得来不易的言论自由皆已衰微，而且经常遭到当局以违法及危害安全为由抵制。无论是马来西亚新立的安全与暴动法规、泰国的军事政变，或是菲律宾无视法律或司法自治权的民粹主义者，东南亚的民主之路似乎永远滞碍难行。对多数人民而言，更悲惨的是仅有极少数人受惠于民主化发展。如今，“寡头政治”一词用来指涉在地方上贪腐与独占权力以保有优越地位的精英分子。前泰国外交部长兼东南亚国家协会（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成立于1967年的区域组织）秘书长素林·比素万（Surin Pitsuwan）曾透露，身为自由平等的拥护者，“松懈的代价是你永远都无法承受的”。

因此，折磨着东南亚社会的根本问题至今悬而未解。这十个国家里，财富与福利极度不均的现象持续引发动荡与对立，不是无政府武装激进分子为博取自治权与地域认同而发动抗争，就是大规模抗议运动在泰国、马来西亚与柬埔寨的街头上演。更棘手的是，如此的不平等为宗教极端主义与冲突埋下火种。该区有40%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当地的普及程度一向胜过基督教。将近一千年的时间，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及泛灵论者和平共处，使东南亚成为世界上宗教最多元的地区。但是近年来，这样的平衡遭到破坏。中东经由南亚散播的保守伊斯兰的狭隘理念凭借不平等与绝望而壮大，并且灌输人们偏见与仇恨的价值观，即便只影响少数群众，也受到有心人士的利用与渲染以达其政治目的。正当非洲穆斯林多数地区（特别是游牧区域）长久遵循的宗教共存模式为暴力冲突所侵扰时，东南亚也出现逐渐取代传统和平共处模式的偏执倾向。

正因如此，当地的稳定局势迟迟未竟，政治动向变幻莫测，社会不断变动。若想深入探究全球经济为何日益趋向亚洲，倚赖东南亚贸易及有利消费导向经济急速增长的投资或制造产业，就必须了解东南亚政治为何如此变化无常与裹足不前。

本书检视东南亚的势力动向与令人困惑的冲突事件，我也针对这个如此吸引人又具战略意义的区域局势提出个人见解。除了满足自己回顾过往经验的欲望之外，我也希望那些数世纪来无论以何种方式从东南亚丰沛资源获利的强权（无论是摄政者、迫害者或仁慈的封建领袖），都能够从本书汲取一些洞见。本书将不断回溯东南亚现代史上影响社会甚巨与阻碍政治进展的冲突起点：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反共大屠杀、1970年代初菲律宾的戒严时期，以及同一时期泰国当局对抗议学生的武力镇压，当然还包括1975年之后柬埔寨红色高棉（Khmer Rouge）发起的种族大屠杀。不公不义与免责的伤痕挥之不去，持续影响着政治转变与迟滞的现代趋势。书中不断出现的另一个主题，则是多元性和多种族所受的威胁。东南亚社会的特色，是数世纪以来支持着稳定局势的动态多元性，不同种族与宗教的人们能够和谐共存，代表这个社会整体上避免了欧洲与中东的偏执分裂现象。现代化与随之而来的不平等，危及这种和平共存的社会模式，而历史上也首度出现分裂不同宗教与种族的强烈力量，让稳定的社会岌岌可危。

西方政府奋力维持其亚洲势力的同时，也必须了解势力的分布及社会的压力点。同样地，倘若决策者依旧困在帝国框架中坚守狭隘眼光，将可能与中国新制定的“大国”政策发生冲突。由于四十年来在东南亚先任记者、后担任调停者的经历，我大多以势力、特权与暴力冲突作为论述的架构。我从未在当地经营公司、兴建难民营或在学校任教，而是埋首研究多彩多姿又错综复杂的政治，因此得以近距离见证权力的更迭，以及这个动态经常对社会其他层面造成的极端危害。

写作本书期间，我一直受到许多朋友与同事的敦促、劝勉与鼓励。这是一段极其漫长的过程，执笔心境诚惶诚恐：对于过去三十年来我一直视为家的东南亚，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是以谨慎的态度去解释事情。若是过于草率地解释特定的趋势或现象，便会忽略了伺机而动的反例，误将改变视为永无止境，以及错把发现当成新的现象。从局外人的角度出发，可能会误导他人，或是被误导。身为“洋鬼子”与常驻东南亚的田野记者，我深刻意识到以适当怀疑态度调和尖锐分析的必要。因此，在进入本书之前，我认为非常适合借用已故的澳大利亚田野记者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所说的话来破题。他在《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s）写过多篇备受尊崇的专栏，其中某一篇的序言写道：“英勇与愚昧是本周探讨的相对主题。”

(1)　1789—1874，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哲学家及诗人，著有《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女巫》（La Sorcirère）等作品。——译者注，下同

(2)　古代以色列地（相当于今日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南部山区地带从《圣经》记载到罗马帝国时期，直到现在的通称。

(3)　根据马来西亚取名的规则，“Mahathir Mohamad”的“Mohamad”是父名，而非姓氏，故只称马哈蒂尔。

PART I
第一部　权力

第一章　深入东南亚核心

在你面前——微笑、皱眉、诱人、自负、卑鄙、无趣或野蛮，总是无声低语，“来这里一探究竟”。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

（Heart of Darkness）

上了当与不请自来，正是我在1979年初抵东南亚的心情。泰国国际航空DC-10飞机降落在曼谷廊曼机场（Don Muang Airport），我走出机门，一阵刺鼻的有机气味与潮湿的热气迎面而来，感觉就像在高温的厨房里被人拿湿毛巾狠甩一巴掌。这场知觉的震撼洗礼，把我瞬间从西方拉到了东方世界。我坐在坚固的丰田卡罗拉后座，准备从机场前往市区，车子一路疾驶，快速经过一片又一片的稻田与好几座装饰华丽的寺庙，寺庙的雕花玻璃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不久后，车子开进市区，街道旁脏乱的混凝土店面林立，空中交杂垂挂着无数电缆。这幅景象颇具后工业风，令人失望，有点像丑版的洛杉矶。第一个晚上，我下榻拉玛四世路（Rama IV Road）上的马来西亚旅馆（Malaysia Hotel），这是背包客口耳相传的著名旅店。进到房间，只见床垫软塌凹陷，床单上沾有污渍。我闲晃到旅馆附近一间印象中名为蓝狐（Blue Fox）的酒吧，看了店家以录像带播放的电影《猎鹿人》（The Deer Hunter）。回到旅馆，我听着窗边的老旧空调嘎嘎作响，彻夜难眠。

那一年，我初次见到的东南亚，深陷冷战所遗留的创伤中。美军于1975年从越南仓皇撤退，人民一片恐慌，害怕越南军队的坦克突破泰国边境不到48小时，便会攻进曼谷市区的素坤逸路。红色高棉凶残激进的手段撼动了柬埔寨，这个残暴的政权极力消灭知识分子，净空城市，并且逼迫幸存的人民耕植稻米。大多数的邻国受专制军政府统治，这些政府不是由西方摆布，就是受它们支持以制衡共产势力，进而压制共产分子在丛林边界发起的暴动。东南亚尽管笼罩在战争与对共产分子的恐惧中，仍怀有迈向繁荣稳定新时代的一丝希望。

大众观光业与廉价航空还未盛行的年代里，外国旅客很少涉足大城市与海滩度假胜地以外的地方。我不是观光客，而是在伦敦大学主修东南亚语言与历史的大二学生。那年夏天，我迫不及待地想尽可能探索这个我选择研究却从未到过的地区，因此一到泰国，我立刻往南边的印度尼西亚前进。我飞到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顶端的棉兰市（Medan），好不容易熬过当地48小时的颠簸车程，横越苏门答腊，探访老家在西苏门答腊武吉丁宜（Bukit Tinggi）郊区某个村落的大学同学黛维·福图纳·安瓦尔（Dewi Fortuna Anwar）。司机没有见过西方人，坚持要我坐在摇摇晃晃的梅赛德斯（Mercedes）巴士前座。前排座位前是一大片布满苍蝇的挡风玻璃，我胆战心惊地看着司机把车开在陡峭断崖旁，沿着崎岖山路蜿蜒而上。沿途多是翠绿的稻田，在雨水的拍打下闪闪发亮，红土田埂错落其间，犹如大地的伤口。在这段可怕的旅程中，我爱上了名为“Kretek”的甜味丁香烟；也是在西苏门答腊停留的那个星期里，我第一次见识到广泛而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这是东南亚社会必要的基础。

数周后，我回到武吉丁宜以北数千公里的泰国，与当地导游在热得发烫的红土路上走了好几公里，穿越茂密丛林，来到小镇迈萨良（Mae Sariang）西边。过了几个小时，我们抵达克伦族（Karen）的山地部落。一名脸上满是皱纹的和善长者站在茅屋外的拼竹台阶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盯着我们看，喊道：“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来？”后来我才知道，尽管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这个小村落的欧洲人，但克伦族的古老传说早已预示，知识之书将由白面之人带来，原因是，当初造物主在人类诞生之际散布这本书，但克伦族人太懒惰，以致错过了领书的机会。我帮那位长者照了张相，却忘了他的名字。当然，他以为我别有意图。当时，我正经历一段终生难忘的旅程。

我对东南亚的第一印象充满了炙热的热带阳光与强烈的气味，让人只能隐约瞥见这个懵懂拥抱现代世界，却又受到古代传统与习俗局限的复杂社会。1979年的新加坡，独立尚未满二十年。比起印度尼西亚与泰国，这个国家的市容较为整齐干净，许多街道上两层楼的住家式店铺林立，飘散出浓浓的肉桂与豆蔻气味。环绕名为“政府大厦大草场”（the Padang）的旧时殖民中心，草地修剪齐整，建筑洁白纯净，从至今犹存的板球俱乐部（Cricket Club）白漆灰泥墙往下俯瞰，一览无遗。相反，曼谷则是建筑外墙长满霉斑的水泥丛林，外围筑有热带庭园的精致木造宅邸零星分布其中，贵族出身的政府官员早上会在庭园里用剩饭喂食池中的锦鲤，再将碎屑赏给忠心的侍仆。

旅游几周后，我与同样来自伦敦的学生们待在泰国北部首府清迈（Chiang Mai）。这是一个极富田园风情的城市，每逢温暖多雾的早晨，或是落日将整片天空抹上淡粉色的黄昏时分，我总会想，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堂。当地人优雅有礼，市区斑驳的城墙内矗立着近百座佛寺。骑单车绕城一圈，让人想起17世纪初法国耶稣会探险家在暹罗（Siamese）⁽¹⁾旧都阿育陀耶（Ayutthaya，又名大城）留下的雕刻。这座城市平易近人的魅力与喧嚣，让我开始了解东南亚社会的基本词源学。

清迈固然魅力十足，但我向往印度尼西亚，深深为它那糅杂了胜利与悲剧的国族理想所吸引，沉醉在铜锣与铙钹不和谐的敲击声中，在那里，没有一件事是表里如一的。大学毕业后回到伦敦，我申请继续进行包含印度尼西亚田野调查的博士研究。探究印度尼西亚奥秘的过程中，出身地中海东部、懂得多国语言的我，可以利用自己矛盾又复杂的西方移民身份。我写大学历史论文时以苏加诺（Sukarno）⁽²⁾为题，因而我对他的生平了如指掌。我想起希腊籍姑妈1960年代初在罗马的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担任秘书时，曾见过这位前印度尼西亚总统，还拿到一张他的签名照。潜意识里有股奇特的力量，使我对印度尼西亚深感着迷。

但我没能如愿到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至少当时还是如此。上一代的学者，尤其是已故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试图揭发苏哈托（Suharto）⁽³⁾在1965年所谓的共产政变后趁乱上位、谋杀约五十万名共产党可疑成员与支持者的黑暗内幕，之后，独裁的苏哈托政权几乎禁止所有外国研究生入境。我转而加入一群社会科学硕士生的行列，他们在比较开放却并未更民主的泰国，费尽千辛万苦才敲开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大门。我花了50美元申请研究许可，而名义上研究清迈种族渊源的论文提案，让我在1982年初再度回到这座有如宝石般坐落于泰北群山间的魔幻城市。

研究期间，我接触到东南亚处理对立与冲突的特殊方式：一味避免。在泰国文化中，“面子”代表一切，是人类基本尊严的表现。在西方，一般人们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灵魂；而在亚洲，人们以更具体的方式展现自我。一旦丢了脸，自尊就会受到打击，以致突如其来的暴力反应不仅理所当然，也是意料中事。因此，泰国社会与其他东南亚文化一样，也发展出复杂的冲突避免机制，包含说话拐弯抹角以免冒犯他人的病态倾向，以及在外人看来是展现高度文明礼仪，其实是用来包装失去颜面的各种行为举止。我从教训中学到，以侵犯或使他人蒙羞的方式揭露真相与现实，必然会引起不理性的极端反应。某天，在清迈大学的一场公开讲座中，我讲述了不肖人士贩卖泰国身份证给非法缅甸移民的知名诈骗案件。这个揭露真相的行为令当地军队指挥官大为恼火，朋友还要我小心会有生命危险。为了赔罪，我到一间佛寺，向住持捐献一笔为数不少的钱。如同古代天主教会贩卖赎罪券以拯救灵魂，丢失的颜面也可以透过物质的交换挽回。这次的经验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用无穷。

1980年代中期是东南亚政治的转折点。一切始于菲律宾，年迈的独裁者马科斯紧握权力不放。但是，这位因妻子嗜高跟鞋成痴而出名的专制君主，在1983年下令当众刺杀反对党领袖贝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Aquino），点燃了大众的愤懑怒火。当时，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广播电台（BBC World Service）位于伦敦布什大厦（Bush House）的狭小摄影棚里，报道刺杀事件后随即爆发的人民力量示威运动。我毕业后进入BBC工作，曾经在这个摄影棚里担任名称乏味的新闻时事节目《24小时》（24 Hours）的实习制作人。菲律宾多数的头条新闻都发生在一夜之间，正是我值班制作新闻界所谓的“晨报”（晨间新闻）的时候。

那是有线电视刚开始全年无休的时期。马尼拉爆发的刺杀事件与示威游行，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的第一则国际新闻。当时是深夜，我正窝在布什大厦深处一间阴暗的摄影棚内，距离那些现场一万多公里远。我看到这则新闻时难掩兴奋，连忙联络相关人士准备直播采访，并借用了CNN报道的重要片段。紧接在世界新闻快报后15分钟的晨间节目，几乎都在谈论人民力量的革命。我迅速联络到人在家中的美国众议员史蒂夫·索拉兹（Steve Solarz）⁽⁴⁾，通过信号不稳的电话问他能否联机。“好啊，”他说，“但我正在上厕所。”人人都期盼马尼拉的人民力量革命能够唤起雅加达及仰光等地的政治解放意识。媒体大肆渲染马尼拉的事件，急迫地推断这是亚洲历史的终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我受公司指派为印度尼西亚通讯记者之后，才开始真正接触东南亚政治。1987年5月，我再度从伦敦搭上长途班机，飞抵雅加达时，又被湿气甩了一巴掌，迎面而来的气味比上次更呛鼻。我身上带着印度尼西亚驻伦敦大使馆核发的记者签证、高阶的索尼磁带卡式录音机与一对破旧的BBC罐头（BBC cans，那个年代都如此称呼头戴式耳机）。我传回伦敦的第一则外电是印度尼西亚发射通信卫星的报道。

就这样，我告别朝气蓬勃的1980年代，挥别伦敦奇西克（Chiswick）与切尔西（Chelsea）香醇的白酒与鸡尾酒，展开东南亚驻外记者的生涯。但是，我对印度尼西亚的了解有多少？

并不多。我花了几个月学习基础印度尼西亚语，也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图书馆的阅览室里，阅读康奈尔大学知名东南亚政治与历史学者安德森与鲁思·麦克维伊（Ruth McVey）的著作；为了研读有关失落文化的隐讳文章，转而参考说教意味浓厚、书页发霉的合订版《皇家亚洲文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看了好几遍《危险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研究SOHO区脏乱的贵都（Equatorial）酒楼里用来装沙嗲（satay）或印度尼西亚色拉加多加多（gado-gado）的特殊餐盘。如此浅薄表面的知识与经验，几乎不够我应付排山倒海而来的都市事件与感官刺激，以及1987年雅加达盛行的诡密阴谋与官僚乱政。

“独裁主义”与“镇压”听起来像是专有名词：无情、遥远又模糊，它们无法传达专制政权受害者遭遇的肉体疼痛与心灵磨难。斯拉梅·布拉塔纳塔（Slamet Bratanata）⁽⁵⁾是我在印度尼西亚第一个真正的熟人。有人说我必须见这位反政府人士一面。地下组织的领袖都四处躲藏、行踪不定，我猜想要找他应该很困难。因此，当走在门腾（Menteng）⁽⁶⁾高级住宅区里某条邻近圣特蕾莎（Saint Teresa）教堂、满地落叶的街道上，来到一栋外墙斑驳的荷兰式别墅时，我有些失望。这位试图将透明度与负责制纳入招标过程而遭到解职的前矿业部长，在阳台看到我的时候，笑容满面。他用代尔夫特（Delft）⁽⁷⁾出产的瓷杯斟茶给我，以粗犷的荷兰口音轻柔地说着英语。斯拉梅的外表，并不如警告我不要接近他的信息部官员所形容的那样有威胁性。

尽管如此，斯拉梅并不是个低调的人。在我们往来期间，他总是直言不讳地谈论前总统苏哈托专制政权的不公不义及印度尼西亚的悲惨历史。他身为反对团体五十人请愿团（The Petition of 50）的发言人，写过多篇批判政府的社论与文章。谈话中，他生动描述扰乱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众多冲突事件，指明历次屠杀的确切年代。在他牵线下，我认识了阿卜杜勒·哈里斯·纳苏蒂安（Abdul Haris Nasution）⁽⁸⁾将军。在印度尼西亚脱离荷兰统治的短暂独立战争中，他负责策动印度尼西亚军队的游击战略，而后在1965年9月30日⁽⁹⁾那个命运性的夜晚，他带着妻子翻越官邸后院以躲避反政府皇室卫兵的追缉。这两个男人说出了毫无发言权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的尊严遭到践踏，必须压抑对种种事件的回忆，假装这些事件全是外国来的不速之客与狂热分子的夸张妄想。我不是狂热分子，但显而易见地我具有“侵犯性”。在我发表了一篇明显左翼倾向的文章后，信息部立刻传唤我，要我解释清楚。之后他们问我：“你是美国中情局的人？”

初到东南亚的那几年，我不断修正自己在伦敦学到的历史，同时努力安抚亲友们无声的恐惧与担忧。有太多太多事情不如我们想象。斯拉梅可以在客厅为我倒一杯以镶有银饰与水晶的荷兰瓷器装的热茶，却无法开立银行账户或离开这个国家；纳苏蒂安或许在争取国家自由的道路上贡献良多，却遭政府流放至坐落于绿树成荫街道上的破旧房舍，他在那儿默默无闻，也不曾受邀出席任何官方场合。如同马尔克斯笔下落魄卸职的陆军将领，遭放逐的纳苏蒂安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当初为了争取独立而号召成立的军队也早已解散。“军队就像棋盘上的棋子，”1990年12月某个炎热午后，这位老将军以深沉粗哑的声音对我说，“他们不再渴求团结，而是互相对立。”我从这里学到了东南亚人互动的另一个特点：一如我在泰国所发现的，问题不只是为了避免冲突以保留颜面，更在于利用恐惧与胁迫来抑制冲突。

之后五年，我走遍印度尼西亚各地，从巴布亚省（Papua）蚊虫猖獗的马老奇市（Merauke）到亚齐省（Aceh）的沙璜（Sabang）深水港。苏哈托政权的发展计划引发的不可思议的影响处处可见，譬如，几乎每个村庄都设有发放基本用药与避孕药的小诊所。苏哈托体型肥胖，有着一头灰发和粗短双手，经常可以看到他与戴着简朴草帽、笑得合不拢嘴的农夫说话，考察以他名义创建的基金会是否确实发放补助给农民。当时，我也听过人们抱怨生活受到禁锢、喘不过气，因为他们不可以表达心声。军方势力无孔不入。在军队所谓的“双重功能”下，所有政府部门的在职官员都是国会成员，作为中央到地方的强大行政支柱。行事正直的地方官员可能会因为民服务而备受爱戴，这种人大多在军人同侪中显得廉洁，且遵循一丝不苟的王室纪律。他的官邸一尘不染，庭院的草木修剪齐整，制服烫得笔挺，每天早晨都行升旗礼。实际上，他可能是怠惰的陆军上校，因为犯了错而被调到脏乱的落后地区，在当地施行暴政。远在苏希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于2004年当上印度尼西亚第一届民选总统之前，我便造访过他在雅加达市芝朗卡普（Cilangkap）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司令部的办公室。当时苏希洛隶属军队信息部门，他的办公室空无摆设，而他的脸庞光滑圆润。大部分时候他都拿着各种颜色的马克笔在白板上写字空谈，描述他所谓的印度尼西亚人心态。

的确，军队无所不在，但坦白说，我很少看到军事行动。我为了寻找战争的踪迹，多次走访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却只见到板着脸的士兵埋伏在空荡街道的咖啡厅里。战争在暗处开打，以小规模冲突的形式展现，或发生在战士的灵魂里。一支亚齐反抗军自1976年以来为了脱离印度尼西亚不断奋战。政府军队被控滥杀数万名无辜的亚齐平民，根据亚齐解放运动（Free Aceh Movement）组织编写的可疑暴行黑皮书，有些士兵还开坦克直接辗死百姓。同一时间，亚齐反抗军领袖流亡瑞典，从事邮差或市书记官等低阶公职来获取社会安全保障。反政府组织火力薄弱，也没有任何领地，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政府军队残虐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

这个事实我在东帝汶（East Timor）看得最透彻。1975年，印度尼西亚入侵这块不受重视的前葡萄牙殖民地，这片夹在印度尼西亚东部其他偏远与落后岛屿间的蕞尔之地，原本可以花数十年的时间被开发成栽种咖啡豆的观光胜地，却被决定作为战俘集中营及贸易与咖啡的出口据点。198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出访其首都帝力市（Dili）之际，我来到此地。这位波兰籍教皇巡视完广阔的市郊地带后乘白色座车归来时，数千名群众哭天喊地，举着旗帜要求独立。之后，我在时任陆军中校的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¹⁰⁾邻近该地的宅邸中，见到憔悴消瘦、害怕得发抖的东帝汶囚犯，普拉博沃不久后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印度尼西亚特种部队指挥官，并于2014年竞选总统。普拉博沃要囚犯们替我倒茶，骄傲吹嘘着他们受到多好的待遇。然而，茶洒得整桌都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了颤抖的双手。我永远记得那些囚犯用力眨着血丝满布的眼睛，无声地向我暗示自己的悲惨处境。

我在印度尼西亚当了五年记者，其中四年担任《远东经济评论》雅加达地区总编辑。这家新闻杂志社作为亚洲新闻来源而声望崇高，总部设在香港。我求学时常看这本杂志，后来看准机会加入他们的记者行列，当中有多位记者在亚洲地区颇负盛名。这份工作使我得以更深入地探究自己报道的故事，最终促使当局采取激烈手段，注销我的记者签证并将我驱逐出境。我想这跟我的报道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因为我在当地待得太久，知道太多内幕。我向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及我熟识的很有影响力的国防部长本尼·穆达尼（Benny Murdani）将军投诉。一天，我参加一场外交酒会，这种场合在当时与今日的社交媒体功用相同：查明事实的唯一方法是到使节宴会上的自助区晃晃。我拿了生菜色拉与一杯红酒，遇到穆达尼与外交部部长阿里·阿拉塔斯（Ali Alatas）。我向他们抱怨：“他们怎么可以赶我走？今年不是‘印度尼西亚观光年’吗？”幸好，他们听懂了我的言下之意，协助撤销了驱逐令，不过作为回报，我承诺会离开印度尼西亚。

之后，我被派驻到马来西亚。表面上看来，这个国家拥有诞生自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平整草皮与黑白平房，比印度尼西亚更加都市化且稳定的早期现代化雏形。雪兰莪俱乐部（Selangor Club）⁽¹¹⁾与现为未来主义派建筑双子塔（Petronas Twin Towers）所在地的赛马场，构筑了我对吉隆坡的第一印象。英国人在1957年8月30日午夜撤离马来半岛之前，留下了所有现代司法体制与政治参与的外在标志：高等法院、审判席上戴假发的法官、西敏寺式（Westminster-style）的国会大厦，以及令人肃然起敬的议长与令牌。雪兰莪俱乐部的长形酒吧里不停转动、灰尘结块的风扇底下，顶着伦敦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律师执照的达罗毗荼（Dravidian）⁽¹²⁾裔高等法院法官们，大口啜饮威士忌苏打，一边观看板球比赛，一边以牛津口音争论不休。如此热络交际的场面掩饰了他们心中的深沉不安；因为英国殖民者也在这里建立了深受制度化种族主义所苦的不公社会，埋下了永久冲突的种子。

马来西亚是种族大熔炉，融合了马来人、中国人与印度人。英国殖民者于1957年离开前将政治主权授予马来民族，使得占该国33%人口的华人与10%的印度人明显处于弱势。简单来说，务农为主的多数马来族群，害怕被教育程度较高、住在都市的少数华人族群推翻。为了巩固政权，马来人制定了一套粗糙的官僚系统，确保自己能握有大部分的经济势力及至高政治权力。泰米尔族（Tamil）出身的马来西亚小说家马粘（K. S. Maniam），在他发人深省的小说《一个遥远的国度》（In a Far Country）中写道：“以前有一个国家，现在，那个国家里有好多个国家。”

东南亚境内的所有殖民贻害之中，没有一个比英国人创立、再经荷兰人仿效的印度尼西亚劳动力种族化制度，更具挑拨性与破坏性。这项制度有效率得残忍，专注于如何控制劳力成本，同时避免当地人民掌权；答案是，从他国输入劳动人口，依照种族来判定专业能力与地位阶层，并加以控制，以便限制社会垂直与水平流动的程度。派驻缅甸的英国殖民官约翰·西德纳姆·弗尼瓦尔（John Sydenham Furnivall）在1948年英军撤离缅甸时出版的开创性著作《殖民政策与实务》（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中，完整描述了这个概念。我在进行关于清迈种族的硕士研究时，第一次接触到弗尼瓦尔的著作。他阐述“多元社会”概念，主张人们“来往但不融合”，拥有的各自宗教信仰与语言文化且只在市集交谈，解释了当地经济体易受分裂与权力机制所支配的被动性。

不幸地，同样的机制传到了新兴独立国家马来西亚与缅甸；人们或许将国家主权地位与独立的理想奉为圭臬，但事实上，英国殖民者留下的法律与传统依旧维持且强化着种族的藩篱。最重要的是，社会的众多分歧提供了政治权宜；在马来西亚居多数的马来人与缅甸境内的缅族利用这些分歧，在其他种族与语言族群——如中国人与印度人及缅甸掸族（Shan）和克伦族等高地少数民族——仍占多数人口的多元社会中，合理化自身的优越地位。这样的行为引发了慢性的社会分歧与紧张，以及暴力冲突。

我到当时独立已近半世纪的马来西亚时，那里的马来族知识分子依然对中国人怀抱恐惧与憎恨。一名印度裔的资深记者告诉我，他听过马来西亚第一任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Tunku Abdul Rahman）如此谈论中国人：“他们每个人撒一泡尿，这个国家就沉了。”这股恐惧转而驱使马来社会遵循伊斯兰教义，强调极度保守的习俗以固守种族与宗教的分界。法律禁止马来人改信其他宗教及违反宗教传统，例如，有人在斋月（Ramadan）进食期间破戒，便须缴纳高额罚款。当地严格执行穆斯林戒律，宗教事务局（Religious Affairs Department）为此派人巡视公共场所，逮捕并惩罚当众牵手的情侣或违反禁食规定的人。这清楚示范了，虔诚奉行教规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被当成界限的标记。如同我在东南亚其他地方所观察到的，对于维系东南亚社会的包容与多样性的长期危害，快速取代了身份认同上的短期进展。

马来西亚社会的分歧力量不容小觑，当地罕见跨族群通婚，政治立场更是依照种族来区分，种种现象从我在1990年代中期旅居该国之后便持续恶化。历代政府总是夸耀自己在促进多元种族和谐上的政绩，却也加深种族间的分歧且漠视荒谬的冲突事件，例如禁止穆斯林摸狗，或是控告冰激凌公司疑似使用非清真认证的食材。近期的荒诞事例，则是指控基督教徒利用圣诞节让穆斯林改信基督教。我在1991年抵达马来西亚，不久后改宗伊斯兰教的华裔马来西亚将军约翰·休（Johan Hew）对我形容，他的祖国好比“运转效能只有六成的内燃机”。虽然我喜爱马来西亚的许多事物，但那里潜在的种族分歧氛围令人窒息，我直到1994年末搬回至少表面上社会比较和谐的泰国，才松了一口气。

传统与文化的连续性常被视为社会稳定的要素。这种观念在英格兰的中学历史课程中，几乎是众所皆知的中心思想，掩盖大英帝国荫庇下英国人遭遇的所有不幸事件，强调君权与国会的传承。泰国也受同样的表象所苦。我结束求学生涯后第一次回到泰国，心中有种莫名的矛盾感。就某个层面而言，社会为了避免冲突而不断调和与包容，表示它已经完全准备好迎接现代化，但同时又顽强抵抗现代习俗与不可避免的社会变动。在1980年代早期求学所结交的朋友之中，我感受到一股莫名对外面世界漠不关心的氛围。也许我参不透佛教的无常观，但我察觉到某种更为阴沉、险恶，建构于无知与对现代价值观的冥顽抵抗之上的气氛。

1990年代中期以特派记者身份回到曼谷，我发现自己几乎认不得这个城市，它变成了一个充斥新兴繁荣市场、毫无限度的发展与奢侈消费的地方。让我在1970年代末第一次来访时感到沮丧的发霉灰泥门廊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宣传昂贵品牌的彩色抛光玻璃板与招牌。当地人购买体积一代比一代惊人的奢华房车高调炫富，再开着它挤在严重阻塞的道路上，吸着废气缓慢地荼毒自己。父母们开着有空调的车子接送孩子上下学，精疲力竭的孩子只能把握时间在车上吃饭睡觉，有时一天甚至超过6个小时都待在车里，这实在有违人道。我自己的两个小孩也不例外。他们早上5点醒来，开始无止境塞车的漫长上学旅程。我们的生活围绕着交通打转：应付它、避开它，常常干脆就坐在闷热的车里，任由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泰国人过着仿佛没有明天的生活：赚钱很容易，还能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以宽松的条件向仰赖大量股市外汇的银行借贷更多资金；城市各处相继涌现资金匮乏与贱价出售的公寓群；大楼建筑规模雄伟，采用科林斯式的灰泥圆柱与要价不菲的大理石材。人们的习惯变了，抛弃泰国传统的文化精髓，改为崇尚西方消费主义自以为是的价值观。他们脱下丝质“摩霍”（mor hom）服饰与狩猎装，改穿做工细致的杰尼亚（Zegna）海军蓝西装与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的精品狩猎装；手里拿着的不是装有米酿的湄公河牌威士忌（Mekhong Whisky）⁽¹³⁾的玻璃杯，而是斟着典藏法国红酒的高脚杯；意大利餐厅一家接着一家开，带来一大群逃离萧条经济的欧洲厨师。一切感觉就像英国作家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描述的殖民地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的“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只是，好景不长。

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放手让货币贬值，造成泰铢重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出手介入。⁽¹⁴⁾家财万贯的富翁顿时一贫如洗。泰国的货币风暴扩大为全东南亚的危机，不久后，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泰国境内银行与企业相继倒闭，股票的价值连印刷股票的纸都不如；在高楼大厦上班的大批工作者消失无踪，只留下腐锈的水泥与钢筋；几星期前还富可敌国的人们，摆摊卖起三明治或开起低价抛售奢侈品的二手商店。这不仅是经济荣景的崩塌，泰国赖以隔绝外在世界的坚硬外壳也破碎了。

金融风暴唤醒了东南亚，这个地区过去深陷于外国投资客与创投业者所打造的虚幻世界，其中相对年轻的国家从贫困的农业经济体瞬间转变成时髦现代、以消费为导向的“老虎经济体”。这场金融危机令素来稳居优势的精英顿时失去合法地位，也猛然危害了社会的团结与稳定。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西方时事评论家指称这是民主“普世”价值的胜利。相较于冷战时期为了防止共产势力扩张而对独裁领袖的过度纵容，西方世界在一度稳定的亲西方政府面对改革声浪而摇摇欲坠时高声欢呼。印度尼西亚三十年的极权统治在雅加达多起暴动与叛乱中宣告瓦解。

1998年5月，我与一小群记者站在雅加达市中心一条空荡荡的大道上，一边是一整排配备自动步枪的军队，另一边是对士兵叫嚣、高喊民主的学生暴民。学生们义愤填膺，军队高度戒备；突然间子弹开始从我们头上“嗖嗖”飞过，有记者说那一定是橡皮子弹。这是肯定的。我后来得知，那些士兵以橡皮与传统弹药装匣，而且这场冲突是因苏哈托而起，虽然他本人不愿承认。苏哈托政府前部长、我的密友萨尔沃诺·库苏马阿马查（Sarwono Kusumaatmadja）曾在一个月前告诉我：“总统脱离了现实，就像达利画里融化的时钟。”墙头草的精英分子一见风向转变就背弃苏哈托，一夕之间变成民主发展与改革的追随者。

然而我感觉，还有更深刻、与人类生存有关的变化正在发酵。1997年金融风暴发生的前两年，我撰写报道时曾揣想，大多由西方资本与科技助长的繁荣与发展，能否作为革新的有效媒介。但是，我看见上位者采用并改造现代的治理形式。我写下，“传统的权力与权威模式已经被复原或加以改造，以支持强势的政府权威与领导”，预料东南亚的政治文化正朝可能背离社会主流趋势并引发冲突的方向演变。确实，在急遽现代化及经济不景气的压力下，许多社会已失去稳定的根基，在混乱情势中随波逐流。极富远见的美国人类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著作中提到，通常夹带着叛乱与盗匪流窜的大规模人口外移，是东南亚社会响应灾难的一贯方式。但在都市化的现代环境中，人们无处可逃，必须在惩罚的威胁下承受苦难。他们既不屈服，也不反抗这种倾向。

或许正是这种倾向，导致雅加达于1998年5月4日爆发了多起暴动、洗劫与谋杀事件。引爆点是苏哈托总统调升石油价格70%的政策，尽管在此之前，金融风暴造成的经济困境，已让社会的紧张情势酝酿了好几个月。政府军队开火后，学生的抗议情绪更加高涨，几小时内，雅加达大片北部区域（华人族群据点）遭到焚毁，任何看似华人面孔者均遭到暴民袭击与私刑。我加入为了采访有如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重演的事件而涌入雅加达的外籍记者，被CNN与BBC实时转播的镜头吓得胆战心惊。终于，暴动在军队进驻市区之后落幕，但前几天的事件已为苏哈托的下台做好准备。我与同事约翰·麦克贝恩（John McBeth）连夜在雅加达市区安塔拉大厦（Antara Building）十一楼的狭小办公室里，轮流在计算机前赶稿，努力将这些事件浓缩成精辟的分析报道，以便从周刊上如洪流般的每日新闻中脱颖而出。我望着窗外的市景，街上空无一人，只见突兀的军用车辆严阵戒备，这个国家的未来想必混沌不明，但我同时也抱持最好的希望。

事实上，这次的排华暴动几乎标志了印度尼西亚民主变迁的起点，却也为往后的暴力动乱揭开序幕。接下来十年的大部分日子，冲突开始浮上台面，一些是政治精英为了争权而挑动的，一些则源自边陲地区潜伏的分离运动的，或是有心人士在利用宗教教义控制不满的社会力量，以训练并解放武装暴力与极端主义。

东南亚拥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穆斯林人口；也是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Buddhism，小乘佛教）的摇篮，以及人数众多的印度教与基督教信徒的所在地。大致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一直以来都在彼此人口互占多数或少数的环境下和谐共存。穆斯林与东南亚的快速发展携手并进，接纳先进的想法，并为多元化的观念辟径。1990年代中期，原为在德国工作的特立独行的工程师、后于苏哈托执政时期担任科技部部长的哈比比（B. J. Habibie，在苏哈托下台后继任总统）与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Anwar Ibrahim）联手，为现代穆斯林推行一个全新的智慧平台。我参加了几场演讲与研讨会，在这些场合中，将信仰导向科学与科技的想法——也就是建立新的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受到热烈讨论。安瓦尔滔滔不绝地谈论包容性与多元文化，呼吁在共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重建东南亚的和谐社会，倡导自由价值及人权的推动。他还赞助举办关于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何塞·黎刹（José Rizal）与孟加拉国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研讨会。这是他推动的亚洲文艺复兴。此外，安瓦尔也相当擅长以传统伊斯兰式的辩才鼓动群众情绪。1993年某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在马来西亚东部吉兰丹州（Kelantan）的选举造势活动中向大批支持者疾呼：“平凡人或许不懂重要的议题，但他们懂得欣赏会说阿拉伯语的人。”我原本对安瓦尔在学生时期的宗教激进主义倾向⁽¹⁵⁾有所疑虑，但在他宣称现代穆斯林是善于包容、开着宝马轿车的极致唯美主义者，而非笃信《古兰经》、决不饶恕通奸者与身穿飘逸长袍的虔诚教徒之后，我的态度就软化了。可惜的是，以我对东南亚的看法，他的观点与强烈野心只会加深敌人的妒忌与猜疑，最后让自己因贪腐罪名遭到起诉与监禁。亚洲“圣战”充满仇恨的尖刻言论，还是取代了亚洲文艺复兴优雅华美的词藻。

这个突如其来的转变令我困惑。前一刻，东南亚穆斯林还在仿效西班牙摩尔人（Moors）于科学与社会方面的成就，下一刻却试图在新兴亚洲伊斯兰范畴内建立7世纪的阿拉伯帝国。2001年发生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与纽约的“9·11事件”，诱发了一连串狡诈煽动与引导的暴力行动。社会边缘人以绵薄财力资助这些行动，利用贫困乡村年轻男子对伊斯兰经典的错误理解，来控制自尊低落、奄奄一息的他们。在经历数十年财富与福利分配不均而高度发展的动乱社会中，这是引爆冲突的最佳策略之一。

起初，既有的小型区域冲突地区出现致命的聚合。甚至早在全球“圣战”随着纽约世贸双子大楼遭到恐怖袭击而爆发前，菲律宾的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就已密谋在十一趟横越太平洋飞往美国的班机上同时引爆炸弹，假使这个计划成功，就会有四千人丧命。在菲律宾与泰国，次国家冲突包含了穆斯林少数族群为了脱离非穆斯林统治者而发起的抗争。东南亚最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分子之一汉巴利（Hambali），在2003年遭到逮捕并监禁于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他策划恐怖主义运动，希望借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贫困与边陲地区穆斯林青年的不满，以建立一个涵盖东南亚所有穆斯林分布区域的哈里发国（caliphate）。当时，我已经离开东南亚，并受上级指派为《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辑。移居香港的安排，让我来到亚洲最完善的记者网络中心，能够仔细钻研经验丰富且满腔热忱的记者们每周所呈交的新闻，真是莫大的荣幸。伯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约翰·麦克贝恩、纳特·塞耶（Nate Thayer）、玛戈·科恩（Margot Cohen）及默里·希伯特（Murray Hiebert）等记者，都为东南亚事件做了最好的见证与分析。2001年9月11日，两架飞机撞毁距离《远东经济评论》所属公司道·琼斯（Dow Jones）办公室不远的纽约双子大楼后，也为杂志社带来致命冲击，虽然我当时并不知情；这一撞，终结了西方自大与狂妄的时代，使得道·琼斯公司不得不将目光与资金转移至别处。

同时，我的世界也改变了。我原本坚定相信具备社会与经济手段以避免卷入中东的憎恨与暴力浪潮的东南亚，如今深陷巨大的混乱旋涡中。我错估了局势。

过去十年调停武装冲突的经历，构成我的东南亚之旅的最后一段路途与时光。2004年，纽约总部高层决定让我效力的区域新闻杂志社关门大吉，之后，我接到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他建议我与一个致力于与武装团体协商签署和平协议的瑞士组织的执行董事见面。尽管我觉得这项事业的可行性不高，但依旧很感兴趣，加上我失业赋闲，因此欣然接受这个提议。几周后，我搬到新加坡，在那里为日内瓦人道对话中心（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HDC）成立了区域办事处。

虽然这么做看似冒险，但目的是寻求调停东南亚武装冲突的机会，无论如何都没有坏处。1999年，继作风大胆却古怪的前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同意与亚齐解放运动组织展开对话后，人道对话中心在亚齐省首度发起私人调解会谈。与会者包括被迫参与、猜忌多疑的外交部官员，以及亚齐解放运动的流放成员，双方初步同意，在一个由东盟率领的观察小组监督下进行人道的或短暂的停火。（这的确是个突破，但势力庞大的印度尼西亚军方联合雅加达的政治保守势力削弱了这些努力，不久后会谈中止，亚齐省宣布戒严。）

过去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全是边缘人与禁地、长久蒙受暴力与苦难的世界里。当我彻底挥别在东南亚各地报道人们力图改革与进步的记者生活后，直接面对以种族与宗教偏见为基础的社会的巨大分歧。我了解到，人们无论多有责任感，仍会坚守一己之利而不会屏除分歧以追求共同发展。追溯暴力的起源及试图劝说人们和平共处的作为，驱使我从更实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区域。这个地区的政治实务及其伴随的危害，均带有残酷的实用主义。政府的声明或访谈将动机归因于崇高理想或政策目标，借此掩饰个人利益。顾全颜面的意图使许多人固守决不动摇的极端立场。暴力随之而来。

漫长东南亚旅程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尽管这个地区的社会物质水平大幅提升，但我发现了其中最不为人知的秘密：令人沮丧地，这里的人可以为了俗事与私利，不计社会代价，让冲突长久地持续下去。无论是单纯为了保住面子，或是某些人际之间的权力斗争，险恶暴力冲突的风气几乎不曾缓和。政治仇恨加深了人们的对立，演变到最后无法化解，让后续的世代打从心底感到不满。暴力留下了一群从未受到指认或弥补的受害者。无论政治或经济的前景有多看好，似乎都没有人致力于寻求公正与持久的和平。在我常驻东南亚期间，日益分歧与长久存在的精英派别支配着当地政府，不让现代体制的发展促进开放与透明的治理。接下来的章节，我将试着解释个中缘由。

(1)　泰国旧称。

(2)　1901—1970，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领袖与第一任总统。

印度尼西亚人一般只有名字没有姓氏，甚至也可以为自己取名字，后来因为与其他国家人士通婚，有些人开始采用姓氏。所以文中会看到有些印度尼西亚名字似乎有两个以上，但实际上未必是其姓氏。穆斯林的情况又不相同。——编者注

(3)　1921—2008，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执政超过三十二年。

(4)　1940—2010，美国前众议员，曾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ubcommittee of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主席。

(5)　1928—1975，前印度尼西亚内阁阁员与部长。

(6)　雅加达地名。始于1910年代，是当时荷兰人和高级官员的住宅区，也是殖民地巴达维亚第一个经过规划的花园郊区。

(7)　荷兰地名，蓝瓷重镇。

(8)　1918—2000，曾任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是印度尼西亚实际的最高军权掌控者。九三〇事件后失势。

(9)　九三〇事件，简称G-30-S或Gestok。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苏加诺因为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被时为少将的苏哈托推翻；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被杀害之外，也造成大规模的排华浪潮。

(10)　苏哈托的二女婿。

(11)　1884年由英国殖民者创建的社交俱乐部，位于吉隆坡独立广场，至今仍是社会精英聚会地点。此处也举办国际板球比赛。

(12)　分布于印度南方的原住民。

(13)　泰国国内生产的蒸馏酒，虽然称为威士忌，实际上更近似朗姆酒。

(14)　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于1997年7月至10月间。事源于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暴降17%，使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陷入混乱。

(15)　安瓦尔在1968年至1971年间，是马来西亚全国穆斯林学生联盟主席；1971年至1979年间，安瓦尔曾经是立场鲜明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及伊斯兰复兴主义者。

第二章　季风吹拂的土地

这是古代航海探险家眼中的东方，如此古老、神秘，如此灿烂而灰暗、生气勃勃而一成不变，充满危险与希望。

——约瑟夫·康拉德，《青春》（“Youth”）

就地理位置而言，东南亚就像亚洲大陆的庞大附属品，西临印度洋，东毗太平洋。东南亚大陆由伊洛瓦底江、湄南河（Chao Phraya，也称昭披耶河）与湄公河等三大主要河流的三角洲所组成，这些多泥的河道都各自滋养富饶的冲积平原，一千多年来供养着缅甸、泰国、柬埔寨与越南的米食社会。除了丰沛水量与肥沃泥沙之外，广袤的森林区域也孕育着丰富的热带林木与动植物生态。再往南走，群岛像串珠般悬挂在长形半岛的尾端，深入安达曼海（Andaman Sea）的温暖水域。暖洋环绕，加上受到温煦的东、西信风所眷顾，这些沿海地区支托着日益受到东、西方物质与文化影响的贸易中心。在规模上，正如英国地理学家多比（E. H. G. Dobby）在1950年所说，东南亚含括的区域范围，足以“媲美全欧洲乃至非洲海岸线以北的海域”。

“东南亚”一词乃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同盟国指挥官们为此地区所取的军事代称，当时同盟国基地设于入侵日军势力无法企及的锡兰（Ceylon，现称斯里兰卡）。19世纪的欧洲学者将此区称为远印度（Farther India，相对于西方殖民母国的中心）；远印度的内陆地区位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因此被称为“印度支那”（Indochina，中南半岛）；其半岛与岛屿名为“东、西印度群岛”（Indies），反映印度对该区域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前现代统治阶层的文化与信仰方面。古代航海家将东南亚喻为“季风吹拂的土地”（Land Below the Winds）：位处热带季风之下、台风带之上，航行更安全，温暖碧绿的洋流也比较容易预测。

有利的综合环境因素，使东南亚成为印度与中国之间天然的贸易通道，预示了文化与技术影响的融合，将把此区域锻造成世界史上又一重要国际熔炉。全球共有六千支种族语言群体，其中六分之一便分布于东南亚；此区原已是世界上种族多元之地，而贸易更为此地带来印度与中国的民族。地中海人民拥抱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时，东南亚已受到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多种宗教浸染。早期，多元宗教的集合，反映在人口的多元性上。研究东南亚叙事史学的20世纪英裔爱尔兰作家莫里斯·科利斯（Maurice Collis），曾描述毗邻现代泰国（当时称为暹罗）、缅甸西岸的丹老（Mergui）商港，他对于当地在17世纪时可能会有的情景有非常精确的想象：

……港口里最多的不是缅甸人或暹罗人……而是大多来自印度的穆斯林，他们支配了贸易局势。如果印度商行代表当地的命脉，那么蒙古住民就是其主调。印度支那人与佛教徒就是整体的氛围，朝气蓬勃却彬彬有礼；人们的衣着光鲜亮丽；缅甸与暹罗男子成天无所事事地闲晃；健美结实、性格率直的女人负责管理市场；阴沉易怒的马来人手抚蛇形匕首快速行经；行事谨慎、笑脸迎人的中国人忙着牟利。

如此丰富的多元性意味着此地进出容易、高度开放，而且与外围世界紧密联结，赋予“国际性”一词新的意义。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期间才闻名欧洲的古代中国与印度哲学家，还在世传授学问之时，几乎同时参与了东南亚的知识与精神讲演。外貌不同于16世纪威尼斯人的阿拉伯、印度与中国商人，在三百年前就已遍布东南亚，在各个商港与首府建立聚落。早在欧洲各国占领东南亚之前，这里便已遍布由贸易与人员流动交织成的网络。菲律宾中部宿务市（Cebu City）的一间博物馆里，积满灰尘的架上摆着宋朝陶器，也展示着来自印度的刀剑。这些古董，可能是菲律宾的部族战士所有，用在抵御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于1521年率领三艘破旧小船与一群坏血病缠身的船员登陆时。10世纪时，中国商人定居在今日称作柬埔寨的高棉（Khmer）首都吴哥（Angkor），那时当地一度拥有逼近百万的人口，而伦敦人口还未达3.5万人。从印度沿岸启航的阿拉伯商人，来到印度尼西亚群岛远东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n islands），比16世纪造访的欧洲人早了一个世纪。之后，欧洲人来此，控制所有丰饶物产，中饱私囊。如伏尔泰所述，“往东航行的欧洲王侯与商人，一直以来寻觅的不是智慧，而是财富”。

如今，东南亚就像数千年前那样地容易到达与善于包容。各个城市成为东方与西方的交会处、文化与物质交流的大市场——女人仍然负责管理一切，而“行事谨慎、笑脸迎人”的中国人依旧汲汲营营地做生意。曼谷、吉隆坡与新加坡等城市里，占地广大、光彩夺目的购物商场弥漫着香料的辛辣气味，以折扣价格贩卖国际品牌商品（并非全为正货），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消费者。自新加坡机场入境的旅客会看到“新加坡大甩卖”（The Great Singapore Sale）广告牌；同样的活动在曼谷则称为“午夜拍卖”（The Midnight Sale）。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意指市场的“pasar”是从古波斯语的“bazaar”演变而来。

然而，如此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多元族群得以借助外在影响发展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架构，却也同时引来侵略与征服的浪潮。美国历史学者伦纳德·安达亚（Leonard Andaya）认为，正是贸易与外国商人和旅客的出现，刺激了东南亚早期的国家形成——建构了“当地住民与群体的强烈自我意识”。他主张，面对来自先进社会的商人，当地人需要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优势。他们的方法是与其他人结盟，形成更大量且更为广泛的网络，进而得到一定的保护，也使贸易更加有利可图。尽管如此，原本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干旱平原与山麓的人口，经由苍茂的山谷自然地移居到沿岸地区，招致蒙古人入侵缅甸与越南。长久以来，人们将东南亚视为文化根植于南亚及东北亚的地理区域。印度教与佛教均从印度传入，影响当地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结构。在英语广泛使用之前的数百年，梵语代表着权势与优越。不久后，伊斯兰教从商港传到印度沿岸；基督教随着荷兰与葡萄牙人东征的刀剑来此。中国是瓷器等物质、科学技术及商业与贸易用品的源头。泰语数字的发音基本上与粤语相同，反映东南亚与中国南岸历史悠久的贸易关系；现代印度尼西亚文中，许多指涉日常用品的词汇（如桌子与窗户）均源自葡萄牙文；马来文则充满了阿拉伯文的外来语。东南亚的文化基础全都与其他地方有所关联。如同拉丁语与希腊语为大部分欧洲语言的根源，在东南亚地区，梵语、汉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及后期传入的英语，也全都影响了此地各种语言的现今用法。

经由东南亚熙来攘往的沿岸贸易中心，西方世界得以在冷冻技术问世前几世纪，取得异国香料以腌渍肉品。这使得马鲁古海（Molucca Sea）种植香料的数座小岛拥作物自重，令初期的欧洲贸易势力为了争夺此地而发生冲突。1664年，英国人在一场知名交易中，将长约3公里、宽不到1公里的弹丸之地伦岛（Run），跟荷兰换取曼哈顿岛。伦岛盛产肉豆蔻树，这种香料的价值在17世纪一度几与黄金相等。

在东南亚各地，接二连三的侵略所雕塑的古代文化综合体，留下了多彩多姿与创新的持久多元性。其实，世界上没有几个区域能与东南亚分庭抗礼。今日，阿拉伯半岛的海湾六国⁽¹⁾，经由四通八达的现代航空旅游业（或许可说体现了季风吹拂的土地之名），而拥有古代东南亚贸易中心的中枢性，但其人口及社会的富庶程度无法与曼谷、吉隆坡或新加坡等城市匹敌。

马六甲海峡绵延700公里，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狭长通道，可通往中国与欧洲之间大部分国际货运必经的南海，至今或许依旧是世界上最具战略利益的天然海上航道。每年往来此地的贸易值约达6兆美元，海运石油量占全球总额1/4。再往南走，水域更深的龙目海峡（Lombok Strait）是大型船舰（更别说是核动力潜艇）在南海以外的替代路径。地理位置优越的东南亚招致多种现代形式的入侵势力，例如作为该区多国经济支柱的观光业与国际金融业。2015年，造访泰国的观光客达3200万人。有200家银行设立在面积狭小的新加坡，资产额高达2兆美元，一些大型瑞士银行也将国际部门迁往当地。

矛盾的是，尽管东南亚从过去以来便展现国际的开放性，却仍然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当地人民尽管组成非常多元，仍显保守封闭。数百年来对外贸易与探险的国家实施周期性锁国，试图与外界隔绝。东南亚具有同等的吸引力与排斥力，胆小怯懦者勿近。

我从西方来到东南亚最先接触的国家，是以蜿蜒林丘毗邻印度边界的缅甸（Burma，今英文正式名称为Myanmar）。缅甸有一段漫长而辉煌的前殖民历史，这段历史乃是由贡献非凡与成就不算伟大的战士君王交织而成，他们替自己冠上“生命仲裁者”与“旭日之王”等谦逊头衔。这些国王致力以军权统一国家，约在11世纪达成目标后，便开始掠夺与征战他处，逮捕及奴役反抗的百姓。有段时间，他们屈服于13世纪一举攻下缅甸、在当地大肆劫掠的忽必烈蒙古大军。然而，到了16世纪，莽应龙国王（King Bayinnaung）统治的领土，从印度东北部的边陲高地横越缅甸北部的掸邦，以至中国边界，还包含今日泰国的大部分区域。泰国北部古城清迈的原始泥墙，据说正是以入侵缅甸军队被杀士兵的骨骸堆建而成。

同样地，配备后膛式自动步枪与精准火炮的英国军队，在1885年只花了两个星期便征服缅甸末代王朝曼德勒（Mandalay），并且用牛车将当时未满30岁的末代国王载离有护城河的壮丽宫殿，流放印度，这是令缅甸人倍感屈辱的一刻。

新殖民地缅甸由英属印度的行政中心加尔各答（Calcutta）所管辖，并发展成东南亚主要稻米出口国。首都仰光蜕变为繁华的都市中心，可见电车及以红砖与灰泥砌成、侧边建有圆柱的宏伟建筑，其中有许多矗立至今，日渐破损，长满青苔。1920年代中期任职印度皇家警局（Indian Imperial Police）低阶警官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所写的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中，巧妙捕捉了隐藏在雄伟帝国背后种族歧视与恐怖统治的丑陋面。在令人信服的《射象》（“Shooting an Elephant”）一文中，奥威尔如此描述他所谓的“大英帝国的丑陋行径”：“可怜的囚犯蜷缩在上了锁的恶臭笼子里，长期遭受监禁，面容灰暗绝望；臀部遭竹棍鞭抽而伤痕累累——种种情景都带给我无可承受的罪恶感。”

缅甸人的个性比邻近的泰国人或南方的马来西亚人与爪哇人还要直率。正如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²⁾所述，这或许说明了缅甸人为何利用真人般大小的木偶，而不是类似印度尼西亚哇扬（Wayang）的皮影戏来传承神话。此外，缅甸人虽然可能相当偏执，却热衷行善，也许因为他们每个人一生都必须到寺庙习佛很长一段时间。

现代缅甸史（该国军事统治者于1989年将英文国名改为Myanmar）是从民主走向暴政的悲剧轨迹，紧接在后的是为期数十年且经常激烈的民主抗争。日本占领缅甸期间，一场由学运人士昂山（Aung San）⁽³⁾率领的民族主义运动声势如日中天，迫使英国同意缅甸独立。然而，1947年的内阁会议上，昂山遭到枪杀，这几乎可以确定是某些未经伦敦高层许可而自作主张的英国军官政敌所策动的阴谋。1949年缅甸正式独立后，多位宅心仁厚、受过良好教育、立意良善却力不从心的政治人物率领的无能暴戾政府，相继掌权。然而，面临边境少数民族与日俱增的挑战及强势的共产党暴动，不久后，军队变成了统一社会的力量。1962年，以奈温（Ne Win）⁽⁴⁾将军为首的政变揭开军事统治的高压时期，直到今日，缅甸还未能完全从中脱离。

相较之下，邻境的泰国人适应力强且深谙变通。缅甸人喜欢用不道德及毫无原则来形容他们的宿敌泰国人；泰国人则强调，他们正是因为懂得屈就与设法避免承诺，才能免受殖民的枷锁。泰族是极为独立的民族，原本居住在中国南部区域，当地至今仍有泰语人口。早期泰国社会以村落为单位，围绕稻米的耕植而发展，人们的血缘关系则以地方酋长或“领主”（Chao）为中心。随着时间进展，中国王权扩张，泰族南迁并占领可种植稻米、组织更多劳力与建立大型政治实体的低地区。在锡兰岛僧伽传入的独特佛教信仰帮助下，泰族逐渐握有主权。

泰国成功脱离东方一度强盛的高棉帝国，在13世纪以理论上统一的王国崭露头角。暹罗王国（Kingdom of Siam）起初以泰国中部平原区的素可泰（Sukhothai）为据点，后来南迁至阿育陀耶的湄南河流域，发展兴旺，利用组织良好的劳役人力种植稻米，实行同样管理完善的商业制度，并以帆船出口稻米与硬木，贸易范围最远至中国与日本。

自由是当时新兴泰国政体的关键面向。一块在素可泰出土、据说是兰坎亨国王（King Ramkhamhaeng）⁽⁵⁾所颁令的13世纪晚期石碑上铭刻着：“水中有鱼，田中有米。国王不向他的子民征收过路税。人们买卖牛畜或马匹，大象也是交易的品项……”事实上，人民可自由种植稻米与买卖家畜，但是必须把赚来的利润献给朝廷，而朝廷订定了垄断贸易与管理劳力（规定所有体格健全的男人都须服役）的精细制度。无怪乎17世纪中期一名造访阿育陀耶的荷兰人形容，巴沙通国王（King Prasat Thong）⁽⁶⁾是“亚洲最富有的王侯之一”。

欧洲人自16世纪初陆续来到东南亚，最终占领缅甸、马来西亚及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其间屡次尝试征服暹罗王国。早期欧洲入侵东南亚的势力，由一小群冒险犯难的商人作为先锋，他们搭乘身体恶臭且营养不良的船员所驾驶的老旧船只前来。这些商人没有大型军队和军舰作为后盾，他们凭借扩展贸易的无畏精神与传教热忱，在各王室首都的泥泞郊区建立据点，例如暹罗王国所在的阿育陀耶。不过，无论是不平等贸易条款的实施，或是游说当地人改信基督教的尝试，皆徒劳无功。泰国人依然固执地过着自由的生活。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看法前卫、倾向左派的泰国学者通猜·维尼察古（Thongchai Winichakul）主张，泰国的经济受限于19世纪控制其邻近国土的英法势力，并未彻底摆脱被殖民的命运。无论如何，泰国国王们建立了一套专属的内部殖民形式，利用20世纪初引进的欧式官僚改革来确保集权政府能控制人民，这项制度在当时被视为既现代且先进，是现代国家的标记。

1941年日本侵略泰国时，泰国利用托词同时阻挡了同盟国与轴心国势力；日本对美国宣战的要求，由于泰国驻美大使拒绝转达而从未如愿。因此，英国在日本战败后要占领泰国时，美国政府出面捍卫泰国主权。泰国的历史延续性一直是上天的恩惠与诅咒，其孕育丰富文化与特有风貌的同时，也阻碍了国家的社会变革。人民对位居政府体制之巅的国王的敬畏，构筑了宏伟神秘的权势高塔，并养成了阻挠权力与自治权下放平民的保守心态。现代马来西亚实行联邦制度，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将政权下放民选官员治理的各个省份与行政区，但泰国总共约90个省份的首长却是由内政部一一指派。人们屡屡试着挑战这股根深蒂固的保守力量，不但遭遇顽强抵抗，还引发过去二十年来国家一直无法摆脱的政治危机。这种紧握权力不放的可畏决心，解释了为何军方历经17次政变后，依然稳居政治核心。

从泰国往东横跨辽阔壮美的湄公河，现代柬埔寨、老挝与越南的区域即为旧称印度支那的土地。古代越南在中国军队与欧洲探险商人强势掠夺的夹缝中勉力求生，最终屈服于法国统治，法国还西进到高棉与老挝，通过同时剥削与教养当地人的矛盾政权，将殖民地治理得井然有序。文明教化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的概念暗示着殖民统治必须有利可图且符合文明标准，因此，他们鼓励印度支那的人民学习法语、穿着法式服饰与皈依基督教。与此同时，平民做任何事情都得缴税，被迫将土地让渡给法属庄园并成为契约劳工。

太平洋战争落幕，受苏联与中国的共产主义启蒙的民族主义开始萌芽。胡志明（Ho Chi Minh）是越南地方官员之子，他利用当地法语中学的学历取得前往欧洲的机会，先是担任厨师助手，后来成为糕点师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法国工作的他，起初受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⁷⁾宣示自主的高尚言论吸引，后来甚至试图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来巴黎签订《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时寻求见面机会。胡志明向西方求助遭到断然拒绝，失望之余，受到社会主义激励，加入苏联第三国际（Comintern）⁽⁸⁾势力，并在苏联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宣传训练，后来受派至中国。他在中国召集流亡的越南人士，替共产党及旗下黑衫军越南独立同盟会（Viet Minh）所发起的武装运动奠定基础，该运动最终在对抗法国的独立战争中赢得胜利。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Geneva Accords）将越南一分为二，不久后，意图统一分裂共产党的北方共产势力向西方支持的南方反共傀儡政府发动攻击。随之而来的抗争又开启了二十年的战争岁月，不仅牵连老挝与柬埔寨，还将法国与美国陆续卷入，其间牺牲了约一百五十万条人命。这场战争随着越南人民军在1975年攻下西贡而落幕，至此越南统一。

柬埔寨是唯一在后殖民时代经外来势力有效拯救与重建的东南亚国家。从某些角度看来，这是一种轮回。法国于1840年代拯救了濒临灭国的柬埔寨，之后殖民了将近一个世纪。1950年代，在作风高调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King Norodom Sihanouk）的带领下，这个刚独立不久的国家步入全新的后殖民时期。受法国教育熏陶同时具备高棉人感性特质的西哈努克，既是个西方式的公子，又是信奉印度佛教的神圣国王，令人捉摸不定。多起政变与反政变接踵而至，使国家动荡不安且陷入中南半岛的冲突之中。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起初作为越共分支，在越南战争结束之际崛起，后发展成极端共产运动，预示了将近五年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包括下令疏散各大城市，并为了打造无阶级社会而屠杀知识分子，造成近两百万人身亡。然而，这么多的死亡与毁灭所遗留的影响却意外地平和。1991年签署的《巴黎和平协定》（Paris Peace Accords）确立由联合国指挥的复苏与重建行动，引领柬埔寨重拾名义上的民主政府。

尽管越南内战带来的创伤似乎已经褪去，但无可估计的伤亡人数仍在持续增加。自战争结束以来，已有4.2万人死于散布境内的地雷。在柬埔寨，联合国法庭花费超过十年的时间替受害者寻求正义。至今，只有几名年迈的红色高棉（柬共）领袖遭到起诉；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Pol Pot）还未被逮捕和起诉，就已在1998年去世。每年5月，柬埔寨政府举办“愤怒日”（Day of Anger）纪念活动，暗指柬共的恐怖政权直到越南入侵才结束的事实。柬埔寨现任总理洪森（Hun Sen）出身寒微农家，先后经历过越南战争与柬埔寨内战的洗练。他加入柬共政权后一路晋升高职，之后为了躲避政权内部清算而投靠越南。洪森自1985年三十多岁上任后便不曾卸职，如今是东南亚在位期间最久的总理。

狭长的马来半岛从泰国延伸到接近苏门答腊岛底端，数百年来一直扮演着各种类型的触角角色，接收与传送所有顺风飘荡而来的外在影响。8至9世纪，印度教与上座部佛教先后经由马来半岛传入，不久伊斯兰教也跟上脚步。1511年占领马来半岛西岸马六甲的葡萄牙人，为第一批定居于此的欧洲人。马六甲曾经受改信伊斯兰教的马来苏丹王统治，某段时间一直是发展兴盛的贸易帝国，早期欧洲探险家也描述这里是无数语言流通的繁荣交易中心。一名葡萄牙访客曾写道，马六甲是“季风带的末端与其他风带的开端……各方势力必会集结于此”。

19世纪早期，英军先占领了战略航点槟榔屿（Penang）⁽⁹⁾，然后是新加坡（坐落在马来半岛南端的泥泞岛屿）。英国人将岛上蚊虫滋生的低地沼泽改建成获利甚丰、人称“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贸易中心。为了集结劳力，英国殖民者引进数万名印度与中国的契约劳工，将他们安置于怡保（Ipoh）、太平（Taiping）及丰盛港（Mersing）等马来半岛上挖掘锡矿与生产橡胶的城镇。到了19世纪末，复杂的多元社会逐渐形成，其中的每个民族相互认同且尊重彼此依殖民顺位排序的空间与角色。与此同时，头戴遮阳帽、身穿卡其短裤、在酒吧里豪饮威士忌或威士忌苏打的英国人，从这个毫无共同国家意识的社会中牟取私利。盛行于其他国家的暴动，从未在英属殖民地的马来亚出现，与印度形成强烈对比。

就马来亚而言，殖民帝国的灭亡相对平和。一如当初从印度撤军的情况，英军在约定日的午夜悄悄撤退，留下基本上无异于英国议会的政府形式，掌权人士也与身着毛呢套装与软帽的英国上流阶层如出一辙。慈眉善目、钟爱威士忌的马来西亚国父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是接受英国教育、领导风格温和的马来贵族。他的手下互闹不和，而国内政治尽管浸濡温文尔雅的英式作风，最终仍流于丑恶。独立早期，针对华人族群的强势共产暴动扰乱了社会安宁，当局在英军协助下进行暴力镇压，整起事件才在1960年落幕。名称奇特的“紧急状态”（The Emergency），让政府自此以后拥有可遏制异议的恶意内部安全法规。马来西亚共产党成员多为华人，加深了占当地人口多数的马来穆斯林的恐惧，最终导致以华人为主要居民的新加坡于1965年宣告脱离联邦独立。因此，1969年种族暴动事件之后，种族与宗教成为马来西亚政治的分水岭。此后的马来西亚政府只会空谈种族融合与“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实际上却将国家带往分裂更严重、种族界线更加分明的未来。

马六甲海峡的另一端，荷属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es）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殖民企业之一。其原本为私人企业，17世纪初在遥远的马鲁古群岛靠着香料贸易起家。公司的早期商业领袖扬·彼得松·库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强硬垄断香料群岛绝大部分的贸易时，如此描述自己的使命：“勿绝望，勿饶恕你的敌人，因神与我们同在。”库恩是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铲除了所有反对他的人；某个时期，因为盛产肉豆蔻的班达岛（Banda Island）居民与英国人交易香料，便将他们屠杀殆尽。如今，班达内拉岛（Bandaneira）上还可见库恩下令建造的大量商馆遗址，而荷兰政府并未积极维护，即便如此，他的家乡荷兰霍伦（Hoorn）仍立有他的雕像。这些群岛独有且盛产的肉豆蔻香料注定可以产生庞大利润。假使欧洲人不需要这些热带香料以掩盖未冷冻肉品腐烂的刺鼻气味，东南亚历史也许就会大不一样。

到了19世纪末，荷兰人以自认仁慈与父权的方式统治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却让人民陷入暴力与艰难处境。数万名印度尼西亚人因铺路及收割稻米与蔗糖过劳而死，但荷兰统治者似乎不以为意，只顾眼前的大把钞票，甚至就连1941年日军入侵时，也不考虑寻求当地人的协助。日本曾正式承诺让印度尼西亚独立，如同对待缅甸与马来亚的做法，同时又利用殖民行政体制治理国家，强迫数百万名百姓从事劳动，其中许多人因为替日本打仗而战死海外。

印度尼西亚的革命短暂且零碎。起初，一群仓乱结党的民族主义领袖在雅加达中部的狭小租屋处率先发起运动，由富有群众魅力、受荷兰教育的工程师苏加诺起草仅有四行文字的简要独立声明。苏加诺除了宣称脱离荷兰统治外，另外补缀了“将尽快审慎执行与权力移交等相关的事务”的礼貌言词，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有一位日本军官在场。四年后，独立运动告捷。荷兰人一开始激烈抵抗，经常采取强硬手段镇压印度尼西亚的自由斗士，而反抗军的指挥官首创突击战略，之后当地的其他暴民也采取这种策略。日军投降后，荷兰向英军求助以有效入侵殖民属地。羽翼初丰的印度尼西亚军队由一群受过日军训练的义勇军、热血学生与本地盗匪组成，指挥官苏迪尔曼将军（General Sudirman）是位冷静沉着、患有肺结核的爪哇教师，至今仍是个神秘人物。在雅加达市区，有一座雕像刻画他瘦弱的身躯披着在热带气候下显得突兀的厚重长大衣，为以其为名的大道增添了几分优雅气息。起初，英军帮助荷兰作战，但随着后殖民时代即将到来，英军当中的印度部队不愿打击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者。在印度与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国介入并说服荷兰默许现状。印度尼西亚于焉诞生。

如同缅甸，印度尼西亚建国早期的特征也是反叛与动乱。印度尼西亚原本就是大型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他们早在独立革命成功之前就已起而反抗，并在1948年遭到无情镇压。荷兰人带来了联邦政府制度，印度尼西亚建国者怀疑这是他们意图分化与统治这个新国家的手段，而这个国家不可思议地含括了幅员辽阔、文化及语言迥异的众多岛屿。统一的共和国就这样建立了。然而，爪哇本岛以外的一些区域与国内某些偏向伊斯兰国家形态的族群一样，都不满中央集权式的政府体制。随之而来的区域抗争，促使印度尼西亚长期关注统一并畏惧离心势力，让政府即使在1998年之后的改革时期，仍难以容许自治的要求。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头十年遵循多元民主的体制，但地方抗争与乖戾政治驱使建国总统苏加诺实行所谓的“指导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同时，由于他热爱群众动员政治，共产主义者获得了大批支持者。到了1960年代初，拥有三百万名成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PKI）成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眼见中国与苏联支持印度支那及马来亚地区的人民革命，西方担忧将再一次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几乎确定受到西方情报单位怂恿而挑战苏加诺的军方势力，在这个时期益趋不安，想出一个干预政治的理由：“双重功能”（Dual Function）。关于因此产生的极度贫穷与社会紧张的僵局，澳大利亚作家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pher Koch）的小说《危险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有透彻的描述。对立局势在1965年达到高峰，9月30日凌晨，起因至今未明的失败政变中有六位陆军将领遭杀害。发起政变的可疑人士（其中一些人经指认为总统卫兵）据称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关。如已故印度尼西亚研究专家本·安德森在其与鲁思·麦克维伊合著并于1971年发表的重要论文中所主张的，这更有可能是政府军队以共产主义之名掩盖争权意图的政变。

随后抵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行动，导致最终夺走近五十万条人命的狂乱屠杀，确切死亡人数不明，幕后主使者至今尚未水落石出。因此，这起亚洲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悲剧依旧披着神秘色彩。体弱多病且失势的苏加诺苦守衰微政权三年后，一位处事圆融、脸颊圆胖的无名将军，在国会刻意操作的投票下，于1968年登上总统宝座。此后三十年，苏哈托总统以军方支持的专制政权统治印度尼西亚，直到1998年下台为止，统治期间促成稻米自足与高识字率的国家发展，但也压制了言论自由与人民主权。

印度尼西亚往北的苏禄海（Sulu Sea）彼端为菲律宾群岛，是另一处在16世纪遭到外力掠夺与殖民的列岛，差别在于入侵的是西班牙。不同于东南亚其他国家，菲律宾面向太平洋，而其与欧洲的关系是经由墨西哥（当时称为“新西班牙”）管理，并被殖民到1821年为止。以大帆船为交通工具的西班牙贸易，构筑于“新世界”（New World）出土的银矿所铸造的钱币之上，并利用这些银币购买产自中国与东南亚的丝绸、瓷器、香料与奇木，再以帆船经由墨西哥载运至欧洲。这是一门利润丰厚的垄断生意，持续了三百年之久。蓬勃成长的西班牙裔族群，很快便使菲律宾本地人口改信天主教，教堂一座接一座建成，信徒人数攀升，教会也因为实行允许西班牙修士提高税赋的行政制度而变得十分富有。

尽管西班牙殖民政府将部分政权移转给当地人，许多菲律宾人也因通婚或信奉天主教得以接受教育，进而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但这项制度本质上仍以剥削为目的。一群出身于经历过19世纪欧洲战争与革命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菲裔知识分子，逐渐展现激进的民族主义意识，其中一位是才华洋溢的眼科医生何塞·黎刹。身为天赋异禀且言之有物的散文家、诗人与小说家，黎刹多在国外借由写作发起如滚雪球般扩大成抗争的改革运动。他诗意而有时梦幻的文章，词句简单，却能渲染情绪：“人生而平等、赤裸且没有枷锁。上帝造人，不是为了奴役之用。”这个观点虽看似简单，但对于许多受教会教育而视天主教教会为唯一仲裁者的菲律宾人而言，肯定是个意想不到的启示。黎刹的言论激怒了教会与西班牙殖民政府（其实内部有许多改革派人士表示同情），他们在1892年逮捕了他，并于几个月后以叛乱为由将他处死。

可惜，就在菲律宾共和国宣布成立之际，1898年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爆发，美国从西班牙手中买下菲律宾。美国脱离英国统治还不到一个世纪，就毫不迟疑地买下一处新殖民地，并且摧毁了羽翼初丰的菲律宾共和国，为当代美—菲之间长久敏感且矛盾的关系埋下了种子。宿务市（因为西班牙航海探险家麦哲伦与莱加斯皮［Legazpi］而闻名⁽¹⁰⁾）那座前身为监狱的博物馆中，罩着玻璃盖的盒子里摆着一面破旧的西班牙旗帜，周围展示着几张公共建筑的旧照。建筑物两侧的齐整草皮上，星条旗飞扬，令人想起美国这个自称自由世界领袖的国家，不那么久以前才在殖民地践踏了当初建国的自由精神。直到1935年，菲律宾群岛才获得美国授予自由邦协的地位，但仅仅过了十年，又遭到日本占领。

长期以来对自由的渴望，使菲律宾人具有强烈的国家归属感，这种观念有时透过热血的拉丁狂热展露无遗。尽管如此，大众舆论与独裁专政不到二十年就取代了仿效美国的民主体制。马科斯来自菲律宾北伊罗戈（Ilocos Norte），原本是小镇的律师与议员，智识出众，性格好胜，总是利用武力为所欲为。他在1965年当选总统，后来与爱鞋成痴的妻子伊梅尔达（Imelda）一同被控贪污。马科斯为保有权势，于1972年宣布戒严，最后在1986年警方与军队的叛变中下台，这次事件也是菲律宾的第一次人民力量革命。当几十万人沿着马尼拉主干道桑托斯大道（EDSA）游行时，人民也许说出了心声，但军队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往后几年里，不满政府的军官屡次发起政变但未能成功。其中一个团体甚至在2007年占据奢华的半岛酒店（Peninsula Hotel），让政府军队别无选择，只能派遣装甲车攻陷酒店。

马科斯否认侵占公帑，声称在1986年选举中针对他的贪污指控，是反对党策谋的抹黑攻击。四年后，美国法院裁定他的妻子伊梅尔达无罪，并未盗用公款在美从事投资。不过，菲律宾政府仍然冻结了马科斯在瑞士银行账户内约6.3亿美元的财产，之后起诉伊梅尔达，控告她在菲律宾境内贪污。至今，菲律宾总统府委员会仍在寻找据称遭贪污资产的下落。

菲律宾人是东南亚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人才最多且技能最多元的族群。他们从小学开始接受正规英语教育，因而能在国内欠缺发展机会时出走外地，有近1200万人在海外工作。据统计，2014年从国外汇入菲律宾的存款高达240亿美元，几乎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5%。

东南亚概论经常忽略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Borneo），那里有隶属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位处偏远的省州，而伊斯兰苏丹国文莱（Brunei）则夹在其中。这个坐拥海上石油与天然气矿藏的蕞尔小国，由一名因年事渐高及宗教罪恶感而逐渐戒除豪奢生活的马来苏丹所统治。过去两年来，文莱施行伊斯兰律法（Shariah），禁止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婆罗洲则一直到近年都是东南亚最落后与原始的地区。虽然岛上因为房地产开发与棕榈油出口而大规模垦伐，但其1.4亿年历史的热带雨林仍是地球上重要的绿肺（green lungs）地带。人们对主要资源的仰赖造成婆罗洲原始部落的过度开垦与边陲化，因此，除非这个地区获得实质的自治权，否则将是21世纪下半叶最可能发生动乱的区域。

到了20世纪末，相较于非洲，东南亚十个国家大多已达到令人惊艳的发展与稳定程度。1957年加纳与马来西亚双双独立时，两国的开发程度相等；它们都继承了一样的英国法律与行政制度，并倚赖橡胶与棕榈油等主要出口资源。过了半世纪，马来西亚大幅超越加纳，国内生产总值约达3000亿美元，而加纳只有400亿美元；马来西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以1.8万美元领先加纳的3500美元。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强烈对比，是东南亚相对开放、教育程度高及稳定的社会，吸引了庞大外资之故。

今日，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3000美元，位居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东南亚人民居住在享有社会服务的城市——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有50%的人口分布于都市。这些国家中，务农人口低于40%，而且1/3的人口一日可支配收入介于16至100美元。

然而，东南亚出众的经济成长与显著进步的社会指标，却几乎未反映在政治的大幅进度上（广义上指多元民主政府），此时期平均不变、整整达10%的经济增长率，大多也不代表更平均的收入与财富分配。事实上，尽管东南亚整体贫困率不断下降，贫富差距与金字塔顶端收入的比例却也同时以惊人速度扩大。主要原因是，所有助长经济发展的投资皆有利资方而非劳工。一直以来，资方的收益丰厚，劳工薪资却始终被压低以极大化营业利润。不出所料，这造成了纷乱的抗争与动荡。我从1970年代晚期接触东南亚以来，当地局势长期混乱，人民普遍处境艰困。

可观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现代商业和工业的基础建设，掩盖了四成印度尼西亚人都处于一天收入仅约2美元贫穷线的黑暗面。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调查指出，印度尼西亚十五年来持续的经济成长，已使得贫穷人数减少、中产阶级人口上升。然而，过去十年来的发展主要仅有最富裕的20%人口受惠，其余80%的人口（约2.05亿人）在收入上远远落后。过去五年内，泰国整体贫困率已从14%降至10%，但显著的收入不均使其成为东南亚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不到20%的泰国人收入高占国内的60%。这种现象在来自邻国缅甸约500万名流动就业族群中更为严重，他们领取的工资远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薪资。

本书探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此大量的资本与产值，为何始终无法促进社会或经济平等、正义与自由。我将在后续章节里剖析其中缘由。

(1)　此六国为：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曼、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　1908—2003，英国记者与旅行文学作家。

(3)　1915—1947，缅甸国父，昂山素季的父亲。

缅甸有90%以上的人没有姓氏，但有部分人士会采用英式取名方式，加上父母名字，变成有姓氏的样子，昂山素季就是如此，并非其家族姓昂山。——编者注

(4)　1911—2002，缅甸军政府领导人与独裁者。

(5)　1239—1298，素可泰王朝第三位国王，泰国知名的五大帝之一。

(6)　1630—1655年在位，泰国巴沙通王朝的开创者，原是素可泰王朝的国防大臣（Kalahom），篡位另立王朝。

(7)　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连任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威尔逊亲自主导对德交涉和协议停火，并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阐述他所认为的能避免世界再遭战火的新世界秩序。1919年赴巴黎筹建国际联盟与拟订《凡尔赛条约》，后于1920年因为创建国联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8)　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年在列宁领导下创立，总部设于莫斯科。后于1943年解散。

(9)　马来西亚领地，位于马来半岛西岸，面向安达曼海的一个离岛。

(10)　麦哲伦于1521年4月7日登陆宿务，受到胡玛邦酋长及其妻子和八百名原住民的欢迎，后来这些原住民受洗，成为菲律宾首批天主教徒。莱加斯皮于1565年4月27日登陆宿务，并将其从圣米格尔（San Miguel）改名为圣名耶稣市（Villa del Santíssimo Nombre de Jesús）。

第三章　神圣国王与邪恶王侯

看来国王陛下要将所有宝藏都归于己有、剥削社会各方，才会觉得富有。

——耶雷米亚斯·范弗利特（Jeremias van Vliet）⁽¹⁾，《暹罗巴沙通王叙事》（Description of King Prasat Thong of Siam，1640）

我在1980年代中期到印度尼西亚担任通讯记者不久后，认识了爪哇贵族不可思议的神秘世界。我住在这个国家的时间越久，越难忽略他们的存在。占印度尼西亚人口大多数的爪哇人，有将近一亿人。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于主流的印度尼西亚语，属于精致文化，深受阶层分明、重视心灵的8世纪左右传来的印度教与佛教影响。我有次到爪哇文化重镇、雅加达东南方约三百公里的迷人古城——日惹（Jogjakarta），走访了占地广大的苏丹王哈孟库·布沃诺九世（Sultan Hamengku Buwono IX，猖狂地意指“世界之王”）王宫。从西方角度来看，我完全想不通，骄傲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怎会容得下拥有封建头衔与附加权力的苏丹国王。在苏丹国王脏乱的皇宫里，身穿棉质暗色长袍与棕色蜡染纱笼、头戴传统帽冠（blangkon，覆盖头顶、在脖颈处打结的硬挺头巾）的老人，赤脚来回踱步于满是尘土、部分由生锈波浪板覆盖的庭院。据说，他们是自愿领取低薪效服国王的皇家侍仆。我得知苏丹王还是共和革命英雄时，更加困惑了。据我了解，他因为拒绝与荷兰殖民当局交易，而且资助共和军对抗试图再次攻占革命首府日惹的荷兰军队，而赢得印度尼西亚人至死不渝的尊崇。事实上，哈孟库·布沃诺九世还曾在1973到1978年间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副总统。

这位老苏丹王于1988年10月死于心脏病，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场面蔚为壮观。至少有百万人不畏风雨聚集在皇宫前，排成17公里的人龙，一路绵延至位于市郊丘陵的伊莫吉利（Imogiri）皇族墓园。覆上布幔的国王棺木乘着由八匹骏马拉曳及身穿多彩宫服的侍从护送的华丽灵柩车经过时，大批人群涌上前用身上的衣服摩擦车身，以获得苏丹王最后一丝神秘的庇荫。人们称他为“我们的国王”（Our King），过去的封建统治短暂成为这个已是现代化共和国国家的关注焦点。为了出席葬礼，我不得不穿上爪哇宫廷礼服——蜡染纱笼、传统帽冠与丝绒浅口船鞋。我搭上满载哀悼民众的巴士，随着送葬队伍前进。整整三小时的车程里，苏丹王的一位近亲动也不动地坐在前座。与此同时，城市里谣传着神秘的现象：葬礼前一晚，太阳升起之前，时针停止摆动、公鸡也不啼叫；种在皇宫旁空地中央的两棵大榕树有一棵消失了（如今原地种了一棵新的小树）。很多人都说这是苏丹国将亡的预兆。哈孟库·布沃诺九世没有指定任何继承人，人们私下议论着，印度尼西亚的独裁总统苏哈托自认是王位的正当继承者。

爪哇文化是一个混融外来文化浪潮的综合体，席卷火山遍布的爪哇岛。今日，大多数爪哇人是穆斯林，但罗马天主教徒的人口也相当可观。同时，许多人也信奉根植于古代早期信仰的迷信神秘主义，臣服于掌管下至暴雨海岸、上至活跃火山等多变而肥沃环境的女神。让爪哇人团结一致的，是古老印度教神话《罗摩衍那》（Ramayana）与《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这些故事经由精心设计的舞蹈与偶戏世代相传，受历代国王支持与提倡，不是现代进步与发展能轻易取代的。

之后，哈孟库·布沃诺九世之子——曼古布密（Mangkubumi）王子——受冕为哈孟库·布沃诺十世（Hamengku Buwono X）。我参加他在父亲逝世一年后举行的加冕典礼，那是一场爪哇仪典的精彩盛会，在古老宫殿的凉亭内，以黄铜制的甘美朗（gamelan）⁽²⁾钹的半音敲击声开始。已故苏丹王的兄弟、穿着精致手绘蜡染纱笼的普罗波尤（Puroboyo）在与哈孟库·布沃诺十世交谈时，衬衣不小心滑落到脚踝处。这位年长的王侯临危不乱，紧跟在一位宾客身旁，若无其事地走出会场，一名观察敏锐的侍仆在后方护送他离场。这一幕让我想起皇宫博物院里悬挂的苏丹王古画像，画中的国王们戒慎恐惧地向荷兰殖民统帅俯首。尽管表面上摆出引人注目的顺服姿态，但这些君主依旧散发出自信、尊严、不容小觑的气质。其实，目前在位的哈孟库·布沃诺十世不仅是日惹特区总督⁽³⁾，甚至还考虑竞选印度尼西亚总统。不同寻常的是，爪哇君主们尽管与荷兰人勾结，还是顺利度过了共和革命与迈向独立的过渡期。

爪哇王权的悖论令人困惑：一方面，现代君主扮演着百万人民城市的统治者，并提倡现代民主政体；另一方面却被视为能与古代南海女神（Nyai Roro Kidul）心灵相通而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传统君王。不久前，我搭出租车经过日惹特区一处新建的会议中心，司机说，这栋建筑只花几个月就完工。我回道：“喔，怎么这么快？”他流露着崇拜眼神说：“怎么这么快？当然是因为苏丹王施了魔法啊！”

了解君主与王侯在过去与现代的角色，是洞悉今日东南亚地区各方势力如何抗衡的关键。在以人民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潮流，将君主制的整体概念视为错误的时代里，上述观点似乎颇为荒谬。然而，就我个人对东南亚权力与政治的观察经验，现实并非如此。我非常赞成已故英国学者迈克尔·莱费尔（Michael Leifer）的看法，他主张，虽然普遍认为君主政体已成为特例，但“就东南亚而言，这个原则只有一定程度的正当性”。挥之不去的记忆与君主的角色，在当代东南亚的治理上发挥了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力不只存在于君主本人现身之际和所在。这种执政精英握有王权与特权的文化，转而助长了犯罪免罚与贪腐的温和专制风气。如罗杰·克肖（Roger Kershaw）在其探讨东南亚君主政体的著作中所述，君主体制的文化由“精英，甚至是君主本身所操控，以预防现代化的毁灭性效应”。

君主政体之所以能熬过殖民时代，是因为它是强化殖民社会控制的有用手段。荷兰人取得爪哇王族与其他当地苏丹王的支持，以巩固劳役制度；英国人拔擢与姑息马来苏丹王，好让他们承认大英帝国的统治权。之后，殖民时期结束，君主政体再度被视为有用的工具——作为抵抗共产主义的主要堡垒。君主政治的虚荣表象，长久以来吸引着现代精英，表现出早期民族主义者没能走向更平等的社会主义秩序。举个例子，假如备受爱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领袖丹·马拉卡（Tan Malaka）未在1949年遭到谋杀，或者马来亚共产党领袖陈平（Chin Peng）未在1960年代遭到政府在英军协助下的武力镇压，东南亚的权力结构可能会与现况大相径庭。反之，现代国家体制受到冷战期间西方奋力防堵共产势力扩张的支持，促进并重振了传统形式的王权统治。

基于对旧时权力形态的依赖，东南亚一直努力借由根植于古代“神王”（Devaraja）传统的领袖文化，来平衡政府对于民选官员的必然开放。这种独特的领导风格，使用的是出自前殖民时期王权统治模式的两种过时手法：赡徇制（patronage）⁽⁴⁾与犯罪免罚。随着习染现代、通常为革命性的主权在民观念的前一个民族主义领导世代的结束，这些神秘王权的遗风反而变得更为深刻。它们长期阻碍人民自由，因此值得深入探讨，以洞察东南亚当代的权力动态。

东南亚十个国家中，有五个国家依然盛行君主政治，这种政治形态融合了传自前殖民时代的王权传统与现代的宪政形式。文莱、泰国、马来西亚与柬埔寨均有作为国家象征的君王；印度尼西亚则与众不同，地方层级的王国在共和体制下蓬勃发展。这两种传统，一个古老，一个现代，彼此不安地共存——在纷扰的时代里更是如此，无论是因为王权递嬗或政治动荡。根据殖民者留下的民主制度所建立的现代国家地位的形式，标志了东南亚殖民时代的结束。泰国从未遭到殖民，但是该国的绝对君主制为了因应20世纪初官僚效率，以及之后1930年代民主改革的压力，早已进行现代化。君主立宪制是在限制皇室权力的条件下建立的。泰国最后一任专制君主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1868—1910）⁽⁵⁾的旧照，捕捉到他某次走访数座欧洲首都的模样。当时他身穿轻便大衣与燕尾服，与高层人士密切交谈并研究现代行政体制。他把好几个儿子送往英国公学（public school）⁽⁶⁾。与西方体制接触的经验，驱使这位泰国国王限缩贵族权力，指定正式继承人，并且引进影响广泛的官僚政治革新。如我们所见，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现代化趋势遭到2016年10月辞世的普密蓬国王的逆转，他过世时是世界上在位最久的君主。

为了确保自己在马来亚的政权合法性，英国人发现资助当地传统君主是个省事的做法。他们观察到，马来社会惯于顺服合法的君王，人民会向君王发出不平之声并期待他主持公道，或是为人父者带着自家千金晋见，企望能获得恩赏。最终，在权力分立制度演化之际，统治新马来西亚联邦核心王国的九位君主，受奉为马来传统的守护者与伊斯兰教的保卫者。九位君王轮流担任马来西亚国王，也就是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马来文作Yang di-Pertuan Agong）。如同爪哇中部的哈孟库·布沃诺九世，柬埔寨亲王西努哈克既是传统君主，也是现代民族主义者，他于1953年带领国家脱离法国统治，后来辞去王位并参与政治。日惹特区苏丹王与哈孟库·布沃诺九世跟西哈努克的经历⁽⁷⁾极为类似，他协助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某个阶段甚至被视为国家领袖人选。有段时间他担任印度尼西亚副总统与财政部长，并得以保留领地，将其作为子嗣有权治理的特别行政区。一名熟识西哈努克的欧洲人告诉我，这位国王经常把“我是20世纪握有实权的独裁君主！”这句话挂在嘴边。

这些君王适应与再生的能力，不仅帮助东南亚的君主政体度过时代的更迭，还让自己保有权势与影响力。这不单是现代化的结果，假如是在正常情况下，现代化的发展肯定会削弱君主的重要地位。君主政体得以残存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延续了古代的神圣与文化象征，而君主本身（及其周遭的精英）利用可观财富来使赡徇制得以长存。换句话说，这是来自君主政治的神圣与世俗两个面向的好处。然而，王权的本质为何？它的起源为何？在现代又是如何运作的？

几乎所有东南亚的古代社会都认为，国王能够透过神圣的宇宙秩序，促进世俗人类世界的和谐。当地的古代王权形式得力于“达摩”（Dharma，规范个人行为的宗教与道德佛法）所体现的兼容佛教传统，融合排外的印度教传统种姓制度。早期佛教王国蒲甘（Pagan）的一座寺庙外墙，刻有12世纪某位古代缅甸国王宣示的铭文：“贪婪、憎恶、妄想，全根源于自我。啊，无论萌于何时，望其全皆消逝。不以迫害得利，愿己财富永存。”这段文字或许不如使英国贵族承诺遵守基本社会规范的《大宪章》（Magna Carta）那样具体，但它的年代其实比《大宪章》早了数十年。印度教与启蒙运动之前欧洲君主信奉的基督教非常相似，它合理解释了实行正统集权统治、制定印度教神祇湿婆（Shiva）与毗湿奴（Vishnu）的象征，以及赋予国王超自然力量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存在着矛盾：国王与佛教徒一样，有责任体现“达摩”陈述的公平与正义理想；但若他们高高在上、不顾民间疾苦且恪行印度种姓制度，最多便只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与集结权力。

这般权力与价值观的悖论在泰国最为明显。普密蓬国王1927年生于美国，为贵族医生之子。他在瑞士长大与求学，在位七十年间，始终支持为人民谋求正义与福祉的达摩观，直到2016年逝世为止。普密蓬国王虽然名义上是行宪君主，但位高权重的他，在人民（尽管受到《冒犯君主法》［Lèse-majesté Law］的规范）心中却享有几近神圣的地位。他在1946年继承的王权远比今天薄弱。倡议民主改革的平民与军官在1932年发动政变，终止了绝对王权制度。一些学者表明，比起解放人民，他们更在乎的是不让暹罗（泰国旧称）遭到殖民者蹂躏。紧接在后的是漫长的强人军政时期。在兄长阿南达·玛希敦（Ananda Mahidol）死于疑点重重的事件后（被视为脑部中弹的意外），泰王普密蓬在1946年登基，当时看来他不具有成为强大君主的潜力。这位身材瘦弱、戴着眼镜的19岁国王，此前的大部分人生都在瑞士的莱蒙湖（Lake Leman）畔度过，热爱水上运动与开快车。然而，到了1970年代中期，他基本上已将君主制改造为泰国政体的核心，并且扩展到广泛的社会与发展基础架构。

对于那些担忧共产主义攻陷印度支那的势力而言，尤其是美国，强大的君主似乎是牵制极权社会主义的最佳手段。在1957年军事政变中掌权、极端独裁的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看来，君主虽是对抗共产主义的有力盟友，却也有违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普密蓬从一开始受到沙立的监管，到后来利用坚信自由民主会威胁泰国社会核心价值的政府官员、士兵与商人所组成的精英网络，发挥对政体的巨大影响力。这些精英打着国王的名号，支持间歇性发起以推翻高傲民选政府的保守军事政变，让保守司法制度的好处凌驾任何原则性宪法。对于泰王普密蓬的看法，如同我《远东经济评论》前同事保罗·汉德利（Paul Handley）于他精湛写作的普密蓬传记⁽⁸⁾中所述，宪法是“暂时的、反复无常的，不值得为它大动干戈”。

这种坚定的反动立场，几乎不容许任何有效的反对势力质疑王权制，及其用以执行《冒犯君主法》的社会与法律约束力；在泰国，如果触犯冒犯君主罪，会被判处长期徒刑。这对泰国社会影响深远，使人民由衷尊敬且服从君王。早上8点钟声响起，多数泰国人会在公共场合止步肃立，聆听国家公共广播系统播放皇室赞歌。同样的仪式会在晚上6点再重复一次。称呼皇室成员时，泰国人必须使用“您足下的尘土”这样的敬辞，代替人称代词“我”，而在国王或王后及其儿女的面前，则须俯身敬拜。1979年，我到曼谷的头一天碰巧遇上普密蓬国王主持佛教守夏节（Lent）⁽⁹⁾仪式，许多泰国朋友都认为这是个好预兆。我还记得，那天有个严肃的皇室内廷侍卫要我蹲伏在玉佛寺的大理石台阶上（当时我碰巧正在庙里游览），而跪拜的姿势低到我的膝盖后来痛了好几个小时。

泰国雄伟庄严的君主政体以王室宫务处（Royal Household Bureau）为基础，这个分工精细的官僚制度在名义上由政府管辖，实际上则由君主指任的官员所组成，部分资金更来自坐拥至少400亿美元的王室资产管理局（Crown Property Bureau）。通过土地管理与主要国营企业的投资，王室宫务处一年可赚进超过3亿美元，而且无须缴税。理论上，国王可随心所欲动用这些资产；事实上，王室宫务处已成为花费高昂、资本过剩的赞助熔炉，当中的侍从分属不同派系，并暗中从皇室捞得好处。皇室成员不只享有特权与职务协议，还受到《冒犯君主法》各种程度的保护——批评国王及其亲属者会被处以重刑，人们根本不可能对泰国君主体制提出任何质疑。

皇室周围形成了数个权力与赡徇制的同心圆，其中包含军队，尤其是国王与王后侍卫组成的精英兵团。到了21世纪的头十年，这些卫兵控制了军队的指挥结构，并在2006年与2014年发起军事政变。一位政府要员向我透露：“你要知道，这些军官从小就服侍国王或王后，在王室社交宴会上彻夜守备，晚上等于是睡在国王寝宫门前。”这种阿谀有些荒谬：国王收容的流浪狗被尊崇为国家英雄，并成为动画电影的主角；王储的宠物贵宾犬则受命为空军军官且穿着制服。时任美国大使拉尔夫·博伊斯（Ralph Boyce）主持的外交晚宴上，名为福福（Fu Fu）的贵宾犬跳上餐桌，吃着受惊宾客盘子里的食物，却无人挥手或出声赶走它。博伊斯在不久后发布于维基解密（WikiLeaks）上的官方越洋电报中描述这个景象，令人联想起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¹⁰⁾对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皇宫所作的离奇叙述。

普密蓬国王个人对泰国及人民的发展怀抱的强烈使命感，支持着他无与伦比的魅力与人气。可提高作物产量的先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包含灌溉、种云（人工增雨）及鱼苗与家畜的饲育，都是他的功劳。就规模与影响而言，这些政绩或许不出众，却将普密蓬塑造为慷慨大气的施惠者及宅心仁厚的统治者。国王自认这些努力超越了象征意义。在他看来，泰国的存亡仰赖国内谨慎的经济与环境管理。后来，这样的观点正式定义为普密蓬对自给自足经济的概念，并成为官方发展正统的一部分。即使这个词汇的意涵至今依然含糊不明，但普密蓬国王本人的观点非常明确。“推动发展，必须尊重各个区域的地理环境与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在1987年对记者如此表示，“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人民身上，只能提供建议。我们必须亲身与人民接触，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充分说明我们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普密蓬国王晚年因罹患中风与退化疾病而不良于行，久卧病床，鲜少露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利用年度公开演说提出对法制与民主等议题的建言。有人认为，他公开赞同司法审判的举动使法官变得大胆狂妄，让过去十年来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的一些势力畅行无阻。从外界角度来看，泰国当代的政治冲突，使得王室的保守体制与倚靠平民魅力（及雄厚财力）的民众运动相对立。在前任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中文名为“丘达新”）为首的为泰党（Pheu Thai Party，正式名称为“泰爱泰党”［Thai Love Thai Party］）中，部分领袖曾经参与王室反对并在1970年代遭军队镇压的左翼运动。因此，君主政体卷入政治冲突，导致冒犯君主罪的案件遽增。这种现象显然与过世前七年来一直疾病缠身的国王本人没有太大关系，更多与操纵皇位继承权以保有势力的守旧派王室精英有关。

普密蓬国王历时悠久且贡献良多的治理，在2016年10月13日划上句点，引起泰国社会高度担忧。数以万计的民众涌入通往曼谷大皇宫的街道，争相瞻仰国丧初期摆放在宫殿内供人瞻仰的国王遗体（为期一年，之后进行火化）。人们身穿代表传统丧葬礼仪的黑色或白色衣服，或低声啜泣，或泪眼婆娑，有人还拿着全民爱戴的国王肖像哀悼。然而，数起丑恶的事件玷污了举国悲切的哀伤，其中有貌似不甚悲痛的民众遭到迫害。

普密蓬国王在位后期越来越少公开露面，一年只现身一次，接见高层官员，敦促人民遵守法制与尊重民主。泰国的政府官员不擅调解内部纠纷，因为他们习惯依赖国王作为调停人，即便国王的立场偏向由谨慎保守派组成、衰颓不振的联合政府。此外，尽管普密蓬因为平抚了1992年向学生等抗议人士开火⁽¹¹⁾的军队势力而受到赞扬，但在此前后，他曾替镇压民众的军事行动背书，并且支持军事政变。随着普密蓬国王的身体状况恶化，关于王位继承人的臆测也越来越多。时年64岁的王储玛哈·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在1972年正式成为王位继承人；根据继承法律，他是合法且正统的王位继承人。新闻报道指出，他一开始延后就任国王拉玛十世（King Rama X），是因为他自己要求与全国人民一同哀悼普密蓬国王的离世。也有可能是因为天文官必须挑选吉日，或是皇室为了谨慎起见，让继位仪式与前任国王驾崩之间象征性地间隔一段时间，避免扎克里王朝（Chakri）只能维持九任君主之久的知名预言成真。

新任国王面临许多挑战。泰国人失去了一个备受爱戴的国王，对未来感到茫然，因为在过去，泰王超凡的道德魅力使人民仰赖他解决问题。处于高度分裂政治环境中的人士期待看到王权衰微，尤其是因为他们认为王室支持军队干政。过去十年的混乱政局，促使泰国北部与东北部的政治新势力诞生，这些地区自认不像其他区域那样受皇室中央集权与统一的意识形态所控制。这样的认知在南部地区更为强烈，当地甚至出现代表马来穆斯林族群要求脱离泰国统治的激进暴动。普密蓬国王的逝世，让泰国失去了在国家存亡之际强大的统一领导力量。无论是利用将军会议与成员全是橡皮图章作用的立法机关以操纵权势的军方，或是内部分裂的政治精英，都不可能合理延伸出属于人民或合法的领导地位。没有人期待新君主即位后能修补这些裂痕。这或许是件好事。事实上，有些保守人士希望君王能放弃他在泰国社会的核心角色——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一位泰国高层长官与议员表示：“普密蓬国王遗留给后世的恩惠，应该是泰国人民现在能以真正民主的方式来治理自己。”

一直以来，操纵有效王权势力的不只是君主本身。前印度尼西亚总理苏哈托（1966—1998年在位）是印度尼西亚现代史的杰出人物，得力于理想统治者之于人民的象征意义。他其实不是一国之首，但许多印度尼西亚人都视他为国王。苏哈托于1921年出生于爪哇中部，是一位次等水利官员之子（可能为私生）。亲戚收他当养子，让他在家接受基础教育。苏哈托掌权的过程至今仍是个谜，困惑着许多认识他的人与他所建立的环境。苏哈托不像在沉默革命后被他罢黜的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现代主义领袖苏加诺，后者是个极富群众魅力的演说家，苏哈托既未受过正规教育，也缺乏出众的智慧，无法领导拥有荷兰教育背景与社会主义理想、参与独立运动的经验比他丰富的战友。虽然谣言盛传他来自贵族家庭，但他的家乡其实距离日惹皇宫甚远——尽管他确实因婚姻关系而从邻近的皇城梭罗（Solo）跻身低阶贵族。然而，这个在寄养家庭长大的男子奸诈狡猾且冷酷无情。1965年9月底，苏哈托在一场混乱棘手、杀害六名上将的军阶清洗行动中抓住掌权机会。他凭着华人企业家与高阶军官之间利润丰厚的交易，掌握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军资需求，因而受惠于海外华人移民一向赖以维生的赡徇形式。

此外，苏哈托调整并善用爪哇管理当地权力与赡徇的方式，当中细节由其女西蒂·鲁克马纳（Siti Rukmana）编纂于一部简短著作中。除了其他原因，苏哈托所具备的爪哇朴实智慧，合理解释了他运用伪装与诡辩以掌握权力的作为。他生性寡言，或许是为了遵循明智国王深知言语无法收回而说话谨慎的爪哇传统。除此之外，他还相当擅长确保事事都由他决定，就连乡镇的发展补助也亲自监督。以这点而言，比起泰国的普密蓬国王⁽¹²⁾（或许是在西方成长与求学的关系，他避免直接干预政治，以维持宪政君主的角色概念），他更像典型的印度佛教徒统治者。

历代爪哇国王从潜藏于超自然领域中的权力概念衍生本身的正统性；血脉或遴选则是次要的决定因素。神圣的灵感、魅力或气场（aura，印度尼西亚文作wahyu）与超自然力量（sekti）结合，从王室向外扩散，遍及整片国境。这股力量的具体本质会随距离而削减，实际上是短暂无常的——因此万一国王的政策失能，或者国家遭遇不幸，人民便可能认为国王已失去气场。研究爪哇历史的已故印度尼西亚华裔学者王福涵（Ong Hok Ham）多次指出爪哇王权的不稳定性。权力继承的首要基础不在世袭权利，而在于转世的超自然现象。皇权至高无上，却也流动不定，容易受内部皇族或外部王室官僚与行政体系的竞争所影响。

这种权力作为流动、有限资源的概念，或许有助于解释苏哈托为何耗费这么多的精力，通过有效的发展来展现自身气场，以及费心扰乱潜在的对手。苏哈托呼应古代爪哇国王的做法，投入大量资源与心力，展现对农人的支持。他下令在雅加达郊区建造一座大型牧场，发展畜牧技术。正如普密蓬国王经常被媒体拍到手拿着地图或平面图，指导官员执行水利与造林工程，新闻中也时常出现苏哈托戴着斗笠割稻、与农夫谈论耕稻与饲养牲畜的画面。这位总统最喜欢指导农人耕田。他在说到牛的人工授精新技术时眉飞色舞，而在国家电视播出的节目中，也可见贫穷农夫殷勤招呼总统、恭听他对农业的珠玑之言时脸上的谄媚表情。其实，苏哈托生为水利官员之子，从未当过农夫。

苏哈托知道如何利用爪哇的传统权力的展示来增进自身的正统性。最为人称道的爪哇王室传说之一，以12世纪中叶统治谏义里（Kediri）东爪哇王国的查亚巴雅（Jayabaya，或Joyoboyo）国王为主角。他被视为明智国王或“公平之王”（Ratu Adil）的原型，重新统一王国并预示繁荣时代的来临。苏哈托与“公平之王”一样，小心翼翼地建立谦卑形象，好掩饰自己垄断权力与家族坐拥庞大财富的事实。他穿着浅褐色猎装，准时上下班。他婉拒入住以灰泥粉饰的宏伟总统官邸，住在雅加达中部郊区镶着廉价雕花玻璃的单层平房。他没有热爱跑车或沉迷女色的弱点，嗜好是钓鱼。然而，不同于查亚巴雅国王，苏哈托后来并未退位去静心禅修。

苏哈托总统与普密蓬国王均利用农业自足的象征（插秧或犁田），来美化理想君王的形象及展现大公无私的精神。苏哈托最引以为傲的时刻之一，是1985年获联合国以表彰印度尼西亚稻米自足的成就所颁予的粮农组织奖（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Award）。普密蓬国王则偏好以较为谦逊的方式来凸显政绩——赞助奖励科学成就的国际奖项“玛希隆奖”（Mahidol Awards）⁽¹³⁾，但当地的圣贤传记将人工增雨与水利管理的创举都归功于他。如同素可泰时期的兰坎亨国王，普密蓬基本上确保了人民享有田中有米、水中有鱼的生活环境。

虽然苏哈托总统与普密蓬国王也可以说都意识到，在现代环境下透过政绩加强自身正统性的必要，他们统治的社会却容易受到传统领袖象征的影响，尤其是在精英阶级中，因为这个象征可满足他们的权力私欲。因此，苏哈托与普密蓬（现代东南亚在位时间最久的两位统治者）有意识地营造出公正、良善的统治者形象，以便符合印度教与佛教典范。这些广泛的象征性策略使对手难以质疑他们的正统性，有助于集结庞大权力。如同之前提过的，苏哈托确保自己是村里建造学校、诊所、道路与桥梁的资金来源（总计约占20%的国家发展基金）；这些资金由他透过极权主义的总统指令机制（Inpres）⁽¹⁴⁾直接拨款。身为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之父”，苏哈托从未打算让其他人居功。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旧时的温和专制作风阻碍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进展。苏哈托采取的微观管理与决策中央化政策，阻碍了国家制度与官僚发展，使印度尼西亚毫无迎接民主的准备。他的三个儿子与三个女儿拥有绝对的自由，可任意建立商业帝国来垄断有利可图的产业，进而使得外国资方必须与其交易。荷兰结束殖民统治之后，在军方为了开发资金而形成的特许经营与商业垄断下，苏哈托将位于经济成长首选地区的企业分配给亲属，然后下令国有银行贷款给这些企业。他利用艰涩难懂的基金会法（已实行一段时间，供独立运动钻漏洞以获取资金）私藏数十亿美元，并强迫薪资微薄的公务员捐钱。

无论是巩固地位或维持财富，苏哈托与普密蓬都控制了社会，发展出严重不均、异常富有与一向强硬的官僚阶级，以维持自己无可匹敌的领袖地位。虽然有评论家指出这两人是有效实行主权在民的障碍，但他们身边的亲信与守门人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视，这些人拥有非凡的权力，因此应该为长期腐败与改革障碍负起主要责任。这个趋势，从东南亚领导与权力的另一个历史根源汲取了养分：赡徇制以及卑劣王侯对其追随者的管理。

东南亚国家由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发展而来，在这样的社会中，就耕田与资源共享而言，达摩佛法的理想与公开平等的需求达成一致。但随着社会进展，水稻农作兴盛的低地区人口呈现倍数增长，强大且成功的领导地位，主宰着可以最有效地集中权力与维持社会分化的策略。例如，13世纪的王室律法条款（Mangraisat）是泰国国家组织最早的详细记录之一，描述泰北清迈的法律与传统。当时的清迈是平河（Ping River）河畔有数千人口的小镇，河水灌溉着狭长的稻田谷地，周围是环境险恶、森林遍布与神灵栖息的山丘。“王室律法条款”的其中一项主要条款明定了官员的阶层：

一位“Nay Sip”负责十个平民（等于管理十人），一位领班担任中间人与公布指派的任务。一位“Nay Ha-Sip”负责五名“Nay Sip”（等于管理五十人），两位工头，一位在左，一位在右。一位“Nay Roy”负责两位“Nay Ha-Sip”（即管理一百人）……

依此类推。在今日的柬埔寨，这个顾及农业人力编制的基本阶级形式，覆上了一层9世纪高棉国王建立的印度教种姓制度治国术的浓厚色彩。深植于印度婆罗门传统种姓特权的王权习俗因此诞生，而泰国以及处于高棉文明吴哥王朝的柬埔寨，均依循这种惯例，并将这种习俗转变为复杂的地位阶级化制度。过去，掌握最多劳力的国王才算治国有方。在这些早期王国中，拥有劳力与有效率地加以编制，比占领土地还重要。人口流动性极高，如果某地的人民遭到国王或王储恶劣对待，可以直接迁居到其他地方。没有人民的国王毫无权力可言，无怪乎马来文的“财富”（makmur），也有“人口众多”的意思。

为了维持臣民的忠诚，统治者必须建立奖励办法。这么一来，人民也能接受，统治者由于职务神圣而享有崇高地位，因此，与君王关系密切的人可获赐阶级与地位。观察入微的中国文人周达观⁽¹⁵⁾，曾在13世纪末游历高棉首都，他极其详尽地记载了高棉的文明与社会。他叙述一个依据奴隶多寡来区分个人地位的社会，国王至高无上，而领土内最美丽的女人们会被送入皇宫内侍奉君主。此外，他也简短描述了居住在当地的中国商人。在元朝以前——中国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受到严格管控之前，东南亚新兴王国仰赖中国商人进口贵金属，并拿稀有木材、宝石与其他中国视为奢侈品的自然物资作为交换。清朝于19世纪末衰亡后，中国从商的人口越来越多，借由王室授予的商业特权与包税，助长王室内部的派系斗争。

种种发展造就了东南亚社会与政治组织最具代表性的一项特色：赡徇制在团体与派系的规模与组成上发挥强大作用，政治体制的基本单位，偏重人力的控制权，而不是土地与货物的拥有。奴隶制度多半成为常规，劳力的主要来源则是战俘。打胜仗的统治者没兴趣占领战败君王的土地与疆域；他们不仅夺取败将的军队，还收拢全部人口作为奴隶。这说明为何现代缅甸仍可见有前代泰国奴隶的族群，而居住在泰国的缅甸奴隶依旧怀有被迫迁徙的共同记忆。国王高骑战象攻城略地之际，平民所遭遇的困苦与伤痛，至今仍未见任何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我研究泰北清迈内外的历史族群期间，听过一些被当成猎物般载运到异乡定居者的故事。在这种战争形式下，大规模的杀戮或屠杀十分少见，因为人力是最主要的战利品。

那些有幸能侍奉尊贵统治者的人，处境与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侍从十分雷同，只要有权驱逐或处决任何不忠或危险人物的神圣君主一声令下，他们随时都可能获得或失去头衔与地位。著名的19世纪缅甸社会观察家詹姆斯·乔治·斯科特爵士（Sir James George Scott），曾经描写过曼桐王（Mindon Min）的故事。1874年，国王听闻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在英国议会选举的首相之争中输给本雅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推测落败的格拉德斯通将会入狱。当代的东南亚社会与那个年代极为类似，将权力视为一种绝对属性：不是有，就是没有。一个人如果没有权力，生命的价值就一落千丈。这种将权力视为具体属性而非短暂或体制性事物的落伍思想，或许多少解释了人们为何不愿意放弃或转移权力，以及民主法规为何经常遭到漠视。在现代背景下，这种观念看似不可能继续留存，但确实存在。

虽然印度教与佛教合一的王权传统支持东南亚现代权术的方式容易受人诟病，却有助于防止拥兵自重。一般也许认为泰王普密蓬天性保守且坐拥个人权力与财富，但也有人推崇他在现代泰国史的关键时刻介入仲裁，调停敌对的军方与平民派系。他首次在1973年干预引起暴力冲突的学生运动，后于1992年再次调停政变的举动，在国内外的观察家看来，显现他是个只在乎人民利益的明智国王——即便之后暴动的根本原因遭到忽视，使保守派精英占尽便宜。其他时候，譬如近期2010年的街头暴力与抗争，普密蓬意外地保持沉默，而政府派遣军队入城，导致流血冲突。苏哈托本身是位将军，但随着权力与地位提升，他将军队边缘化成权力来源，指派重要的平民技术官员负责经济事务，迫使军队在1980年代晚期开始谋反。另一方面，就君主政体消失后的演变而言，今日的缅甸则是非常有趣的例子。

到目前为止，缅甸历史的关键时刻发生在锡袍王（Thibaw Min）突如其来且尊严尽失地下台之时。1885年曼德勒（Mandalay）遭英军攻陷后，他成为缅甸的末代国王。缅甸未能恢复英国殖民者有所顾虑却若无其事地否决的君主体制，造成了文化真空，可说是迫使社会走向长期军事统治的现代命运。吴丹敏（Thant Myint-U）⁽¹⁶⁾在论述缅甸史的文雅著作《失落足迹之河》（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中提出观察心得：“没有国王的缅甸将与以往截然不同，脱离在中世纪前即已支撑着伊洛瓦底江社会的观念与体制。”吴丹敏颇为主观与激昂的言论让我们认识到，缅甸社会的不安氛围源于历史精神的创伤。他写道，1885年之后的缅甸随波逐流，“在与过去毫无羁绊的情况下骤然进入现代世界，四处寻觅新的灵感，立基于比以往更加愤世嫉俗的民族主义情操”。身为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U Thant）之孙的他指出，现代缅甸的核心，是对遗失历史片段的徒然寻觅。

旧皇宫的城墙与宽阔的护城河依然伫立于曼德勒，萦绕着的是往昔一度辉煌的王朝褪色的记忆，这里曾经被外国势力所践踏，而同样的外国势力今日拥护缅甸军队召起人暨缅甸国父昂山将军之女昂山素季。事实上，缅甸皇宫在日本占领时期遭到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后（缅甸将这起行动视为彻底的背叛），有大部分区域曾在1990年代进行重建。基于对这个背景的了解，2014年初的某天，我在前英国大使的爱尔兰裔妻子于曼德勒举办的文学节中，参加关于“老锡袍王”的一场会谈。锡袍王的孙子陶伐亚王子（Prince Taw Phaya）安静地坐在观众席，聆听印度作家苏达·沙阿（Sudha Shah）谈论自己的著作《流亡的国王》（The King in Exile）。王子的在场，使人听到遭罢黜的国王在印度西南部勒德纳吉里（Ratnagiri）的落魄处境时更加痛心，这些处境包括他把身上仅剩的珠宝施舍给穷人，还有他的子孙在印度开嘟嘟车与当技工维生。当时高龄九十的王子在会谈最后受邀致词，一开始沉默不语。

“你们不会想听一个老人的语无伦次。”他强忍悲伤地说。显然，过去的伤口因为这个故事，以及有关曾经繁荣灿烂的王室与逝去财富的描述而再度淌血。有一样东西被人夺走后未曾找回：缅甸红宝石。皇室遭到驱逐后，是否有人偷偷将宝石占为己有？如今镶在英国皇冠上的那颗宝石是否就是它？

老王子宣称：“是的，那就是它。”他激动地站起来对观众说：“跟鸽蛋一样大的宝石！”

受到过去英国曾将缅甸归入英属印度的事实影响，现代缅甸常被认为隔绝于泰国与柬埔寨等东南亚大陆的国家之外。其实，支配这些社会组织的传统与文化有着相同的根源。今日位于缅甸新建首都内比都（Naypyidaw，意为“国王居所”）的总统官邸，就像曼德勒的古代皇宫，还有一座护城池。总统在类似谒见室、满是镀金镶饰的房间里接见达官显要，而军队在缅甸三大帝⁽¹⁷⁾巨型雕像的影子下列队行进。

由衍生自婆罗门印度教的王权仪式加以分层和规范的灵性与佛教信仰混合体，锚定了东南亚大陆的佛教徒社会。这两种信仰元素都还不足以独力巩固与指引社会。1767年缅甸军队劫掠光荣的首都阿育陀耶之后，18世纪末的泰国迷失了方向。有数十年的时间，农村受盗匪所苦，由劳力组成的耕田系统瓦解，人们为了存活猎食彼此。那是一段黑暗混乱的日子，在泰国史上几乎已遭人遗忘，因为之后的新皇族，也就是如今的扎克里王朝出现，在曼谷湄南河畔建立了耀眼的首都，重拾旧有王国的礼俗与秩序，并从满目疮痍的阿育陀耶运来砖块，作为皇宫的象征性建材。

时间快转到1990年的柬埔寨，一场漫长的内战即将告终；1975年到1979年的柬共政权，最后害死多少人？在自认亲农的政府利用鲁莽的乌托邦政策来逼迫人民从城镇迁至乡村、以抹灭柬埔寨历史的同时，也许有多达两百万人死在杀戮战场上。在农村，人民被迫耕田，不识字的柬共干部处决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过一段如此痛苦与血腥、与过去脱节的日子，但当接踵而来的内战最终落幕时，社会仍毫不犹豫地重新拥抱柬埔寨古代印度教与佛教合一的君主体制。如护身符般的君主政体尽管缺乏权力，依然帮助柬埔寨修补文化与重拾向心力，宗教仪式及精湛的皇室芭蕾舞演出，以某种方式掩饰了难以言说的红色高棉历史，同时（至少在西哈努克亲王在位时）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总理洪森垄断权力的影响。

从1950年代柬埔寨独立早期到2012年去世之前当权的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位精明又迷人的人物；他利用王权巩固现代民族主义，同时强化服从的封建意识。继任的西哈莫尼国王（King Sihamouni）对音乐与舞蹈比较有兴趣；他以薄弱的权力管理摇摇欲坠的体制，而且据说完全为洪森所控制。掌权近四十年后，贫穷佃农之子洪森对于权力的看法与吴哥的古高棉国王非常相似，他们都将社会愿景投射在自己的威名与宽宏气度上。十多年来，洪森设立了四千所学校，校名不是包含他的名字，就是采用妻子文拉妮（Bun Rany）之名。起初担任红色高棉干部的洪森，也重振授予贵族头衔的惯例，任何对他的政党有所贡献的人都能受惠。洪森政府包含多达数百位的部长与国务卿，令人想起古高棉国王朝拥有的众多随员。不同于东南亚领袖一般由数十名特殊警察维护人身安全，洪森拥有超过五千人、配备现代武器且名为“总理护卫队”（Prime Minister’s Bodyguard Unit）的军力。这般权力是民主手段也无可奈何的。2016年5月，柬埔寨总理洪森下令，所有国民必须尊称他为“光荣至上总理与权威司令”。

现代缅甸从未经历过东南亚王室权势核心的官僚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吴丹敏在《失落足迹之河》中好奇地提出：假如锡袍王活得久一点，英国人离开之后，他是否会再次当上国王？他接着提到，次级王侯们为了恢复前代贡榜王朝（Konbaung Dynasty）的荣耀，曾做过几次已遭遗忘、消极被动与不幸失败的努力。终于在1948年来临的独立，由怀抱日本好战价值观的青年军官与受社会主义激励的政治人士所推动。此外，了解缅甸自尊与文化的弱化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也很重要。如吴丹敏所指出：缅甸被并入英属印度，从来都不是一个拥有主权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引进印度工作者，填补公务体系中令人垂涎的新职缺。“旧时缅甸的都市与国际事物已经消失，新缅甸的现代事物都来自国外。”很难想象当时英国殖民官员说话的语调到底有多自命不凡。几年前，我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份前英国殖民官员的私人文件，其中引述了1920年代的典型看法：“怎么可以实行提拔缅甸人的计划？你有遇过适合当行政长官的缅甸人吗？让缅甸人当部长，有必要吗？你想想，一个缅甸部长处理政务与批核文件，而且受人尊称为‘长官’，这能看吗？”

不同于君王享有完整官僚传统的泰国，以及马来统治者行为骄纵却支配着社会的马来西亚，没有君主政体的缅甸，可说是一艘没有船长或文化支柱、在海上四处漂流的船。这样的结果是，这个国家依然受到兵力多达四十万的军队（世界排名第十五）控制，而且没有一个人物或制度拥有足够与之抗衡的力量或声望。当然，除非最后昂山素季上台能改变这个局势。尽管她在赢得缅甸民主选举的斗争中遭遇许多痛苦，但如今她赢得国会多数票，而且稳居有分量的国务资政而非总统一职，使一些人对她的领导风格感到忧心。依赖单一权力焦点的冲动显而易见。在她胜选六个月后，我前往缅甸，在那里遇到的部长或官员几乎都对她唯命是从。一位副部长不断对我说：“所有事情将由国务资政决定。”昂山素季被视为不容许党内有任何异议或违抗的跋扈领袖。社交媒体的一张照片中，她坐在椅子上，党内官员跪在她面前。或许在未来，她会有勇气向同为牛津大学校友的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要回锡袍王的红宝石。

昂山素季是现代东南亚少数攀居政治高位的女性中最突出的一位，在当地由男性支配的统治传统中一枝独秀。其他女性领袖包括科拉松·“科里”·阿基诺（Corazon “Cory” Aquino），1983年她的丈夫——反对党领袖阿基诺遭到谋杀后，她因为人民抗议的热潮而被推举为菲律宾总统。另外还有梅加瓦蒂·苏加诺（Megawati Sukarnoputri），她带领第一个组织健全的反对党，在1990年代早期高举印度尼西亚民主党（Indonesian Democratic Party）的旗帜挑战苏哈托。梅加瓦蒂是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苏加诺之女，她在2001年获选成为改革时期的第二任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自2001年起至2010年间，一共当了九年的菲律宾总统。英拉·西那瓦（Yingluck Shinawatra，中文名为“丘英乐”）则在2011年当选泰国总理。有趣的是，这些女性都与支持民族主义的领袖人物有关，不是他们的女儿，就是妻子，英拉则是前总理他信的妹妹。在东南亚，政坛主要由男性主导，传统上女性则在幕后发挥广泛的影响力。然而一旦置身领导地位，她们便成了令人畏惧的对手，权势仿佛更胜男性一筹。昂山素季长达二十年的自由奋斗（包含软禁在家十五年），使她在2010年获释后成为强大军队势力打不倒的对手；科拉松的总统职位在1980年代中期因军队接管威胁而受到重创，但她在2009年去世时，带来的情绪渲染力极为深刻，以至于她的儿子尽管相对无能，终究还是靠着人民的同情票顺利上位；梅加瓦蒂在当代印度尼西亚政治中至今仍具有广大影响力，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当初就是在她的印度尼西亚民主奋斗党（Indonesian Democratic Party of Struggle，PDI-P）⁽¹⁸⁾旗下当选。今后，令人瞩目的是遭到监禁的前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之女努鲁·伊莎（Nurul Izzah Anwar）的政治生涯，她继承了父亲的口才与个人魅力。但诚如她自己承认的，身为女性，当别人将你视为强大政治家族或王朝的象征，你很难去打造一个独特的领导平台。

今日，东南亚犹存的君主被视为进步改革的落伍羁绊。在泰国以外，大量批判性的文献贬责泰国君主对于盲目奉承的过时需求、加诸拒绝奉承者身上的严格法律制裁，以及对国内压抑保守势力的庇护。社交媒体上的批评文章，让毫无心理准备的批评者因为各种计算机犯罪行为而坐牢或遭驱除出境。然而，马来西亚的君主政体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有些不同。如同泰国，各自治理一个州的九名在位马来君主⁽¹⁹⁾，是体制（这里指多数马来社会）的顶点。这种观点驱使他们在压力与冲突的时刻，挺身担任仲裁者的角色。宗教上，面对伊斯兰教义的操纵，马来君主能够发挥调节的力量；宪法上，他们凌驾于政治之上，却通过统治者会议（Conference of Rulers）⁽²⁰⁾在政治事务中扮演有限的角色。这个政体的主要功能是每五年选出国王，而论及马来权力与特权时，在名义上也具有保护宪法的作用。过去在统治圈中，诸如《惩戒法》（Hudud）⁽²¹⁾的实行或政府限制人民自由的程度等议题闹得沸沸扬扬。2015年，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疑似涉入财务丑闻而引发政治紧张时，马来君主加强了他们对于统一与稳定的温和关切。在2015年年中的统治者会议上，他们呼吁政府实施维护稳定的措施，而备受尊敬的霹雳州（Perak）苏丹纳兹林·沙（Nazrin Shah）则表示，为了统一，政府需要培养伊斯兰教的宽容文化并尊重不同意见。这些近年来的君主干政作为，令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它们点出了国家面临政治危机时马来君主能否置身事外的问题。

2015年8月，柔佛州（Johor）苏丹易卜拉欣——已故的苏丹伊斯干达（Sultan Ibrahim Ibni Almarhum Sultan Iskandar）之子发表公开声明，建议总理多留意当时贬到十八年来新低点的币值。在可能遭指责为干涉政务的激烈非难言论中，这位苏丹表示：“我也想提醒民选议员们负起受委托的公共责任，把个人利益暂摆一旁。”年轻的柔佛王储东古·伊斯梅尔（Tunku Ismail Sultan Ibrahim）则比他更勇于通过社交媒体表达关切。8月底，数以万计的民众聚集在吉隆坡市区抗议政府时，也出现引述柔佛苏丹言论的标语。讽刺的是，要求干净与公平选举的净选盟（Bersih）示威运动，选择的黄色是马来王室的传统代表色。最近的一次访问中，柔佛苏丹谈到政治时毫不掩饰自己的王族特权：

我在柔佛州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我有权可随时召见首席部长（mentri besar）和我的政府里其他官员一起商量（tegur）政事。我是任命州政府的人。我无时不刻都将人民（rakyat）的福祉摆在第一位。

在泰国与马来西亚，长期的政局不稳定迫使君主干政，主要是因为君主政体尽管在宪法上受到限制，依然是一个拥有庞大权力与影响力的体制。然而，君主干政的结果就像一把双刃剑：有如马来西亚，让言论自由受限的人民能够发出不平之声；但也有像泰国，令保护王权的赡徇势力与法律约束成为解放言论的巨大障碍。2015年8月，一名泰国人因为疑似在脸书上污辱君王，而遭判三十年徒刑。新国王拉玛十世于2017年初下达的第一批命令，其中一项是修订任命摄政王权力的宪法法条，显示新君主的至高王权一如以往。他颁布的这道政令与其他改变将一起强化君主权力的事实，暗示了新国王亟欲掌权，促使政府官员与军队都得依附他的恩宠与支持。

显而易见，君主政体依然是东南亚政治中的重要角色。虽然在那些提倡促进平等秩序的人看来，君主政体显得难以理解与陈腐过时，但东南亚的权力关系根植于原始的领导传统，而这种传统来自国王与王侯是权力与权威焦点的时代。许多人依旧期待君主在政治紧张或危机之际担任仲裁者，譬如2014年，现任柬埔寨国王居中斡旋总理洪森率领的政府与反对党，试图使两方达成协议，但以失败告终。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传统君主强力捍卫宽容与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对抗民选官员所引发的种族两极化与宗教仇恨，令马来西亚人备受鼓舞。然而在东南亚，由于权力与赡徇来自社会顶端，君主即使再怎么看似正直，地位再怎么凌驾于政治之上，都无法阻止政府高层为所欲为、毫不顾忌地操纵职权。

这种现象对于平民百姓，以及他们与传统和现代统治者的关系有何影响？2014年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前夕，我在日惹皇宫门前的老垂叶榕树下采访一群选民。其中一位名为马斯·堤耶诺（Mas Tiarno），是这座城市里无数三轮车司机之一，他仔细解释自己认为谁会赢得这场选举。他自信地说：“爪哇中部的每个人都会投给佐科威。”话中指的就是雅加达的人气省长佐科·维多多（实际上政绩也相当突出）。堤耶诺接着提出再平常不过的理由：佐科威是人民公仆，出身本地，廉洁又能干。“前阵子佐科威来日惹巡访时搭的是马车！很少见吧？”但真正令他敬佩的是，佐科威与苏丹王开了一场非常特别的会议。堤耶诺头朝着身后的皇宫大门方向点了一下，“就在里面，只有两个人，他们谈了两个小时。”他说这句话的同时，眼睛睁得斗大。“正常人晋见苏丹王只有大概一小时，而且地点从来不在皇宫里。”言下之意是，苏丹王通常会在特殊地点与南海女神进行心灵交流，其中之一是皇宫内的圣所。提耶诺还说，出身爪哇中部的现任总统苏希洛提议排除苏丹王的统治者身份之后，城市动乱四起，他所属的民主党也在地方选举中落败，足见爪哇文化与传统对印度尼西亚政治的强大影响。

这些发展并非意指人们愿意盲目臣服君主的威权。前殖民时代的历史中，可见许多君主因为治理无能或不公义而失去民心的例子。东南亚的平民也不认为权力与特权都专属君主一人。我将在下一章论述，特权精英无情且自私的行为，通常是东南亚地区暴力冲突的成因。

(1)　1602—1663，1633—1641年任荷兰东印度公司泰国贸易处主任，派驻阿育陀耶，撰写了四部关于阿育陀耶王朝历史的作品，对泰国史学有重要贡献。

(2)　意指“敲击乐”，是印度尼西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音乐，又以巴厘岛和爪哇岛的甘美朗最著名。甘美朗已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宫廷和宗教音乐，几乎每个庆典场合都会出现。为了演出效果，甘美朗多半在凉亭内演奏。

(3)　日惹特区于1950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后成立。日惹特区总督没有任期限制，不必受印度尼西亚政府任命。

(4)　指当权者将国家官职当作个人赡恩徇私、私相授受的赠品给予亲朋好友的用人制度，是17世纪末期以后资产阶级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社会官职恩赐制的产物。

(5)　拉玛五世（Rama V），自小受英国家教安娜·列奥诺温斯（Anna Harriette Emma Leonowens）（电影《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中的家教）教育，英语流利。

(6)　英国公学与皇室有关，部分是专为较富有的社会人士设立，入读这种学校的基本条件并非学费，而是家庭背景。

(7)　哈孟库·布沃诺九世因为协助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而拥有日惹特区，西哈努克则是得以保有法兰西联盟治下的独立地位，后来脱离法国而独立建国。

(8)　《国王从不微笑》（The King Never Smiles），耶鲁大学出版社发行。

(9)　又称“守居节”，出自“结夏安居”（原为印度僧尼在雨季的三个月当中聚集修行的制度，其间他们不能随意外出）。守夏节是泰国最重要的佛教传统节日。

(10)　1932—2007，波兰记者、作家、摄影师和诗人，作品被翻译成外语的数量仅次于辛波丝卡（Maria Wislawa Anna Szymborska）。

(11)　1992年4月，素金达将军（Suchinda Kraprayun）在选举落败后自封总理，5月曼谷爆发反政府游行，军事政府动用武力镇压示威民众，造成五十多人死亡，史称“五月事件”。

(12)　普密蓬国王是唯一出生于美国的泰国国王（其父当时在哈佛求学），他的父亲过世后，母亲带全家移居瑞士，返回泰国之前，他都在瑞士求学。

(13)　玛希隆奖的全名是The Prince Mahidol Award，是泰国皇室赞助的奖项，每年颁奖给全球杰出的医学和公共卫生成就。

(14)　印度尼西亚文“Instruksi Presiden”的缩写，意指“总统指令”。

(15)　元朝事务官，奉命出使真腊，《真腊风土记》是关于当时的柬埔寨和吴哥的重要参考文献。

(16)　历史学家，剑桥三一学院毕业，曾担任缅甸总理顾问，并获颁印度莲花士勋章。

(17)　缅甸三大帝为：蒲甘王朝创建者，第一个统一王国的阿奴律陀；缅甸史上最强盛的东吁王朝第三位国王，第二位统一王国的莽应龙；贡榜王朝创建者，再度统一缅甸的雍笈牙。

(18)　1998年10月成立，自印度尼西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政党。

(19)　君主治理的九州岛是：雪兰莪州、霹雳州、彭亨州、柔佛州、吉打州、吉兰丹州、登嘉楼州（以上各州的君主称为苏丹）、森美兰州（君主称为严端）、玻璃市州（君主称为拉惹）。

(20)　由马来西亚的九位世袭统治者和四位委任州元首在联邦宪法三十八条文下组成的理事会，议会的主要功能是每五年在九位世袭统治者中遴选出最高元首和副最高元首，但只有世袭统治者拥有最高元首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1)　根据伊斯兰教教法（Sharia）所衍生的刑罚律法。

第四章　大象与长草

弱肉强食。

——瑞天咸（F. A. Swettenham）⁽¹⁾

2013年的某一天，我在曼谷与受害者家属齐聚一堂，他们的亲人在这座城市爆发的流血冲突中丧生，对立的双方分别是支持流亡总理他信的红衫军，以及拥护保守君主势力的黄衫军。泰国在过去十年之所以会出现以颜色为标志的示威运动，是因为人民对于民选政府的支持，与保守派担心他信执意扭转社会秩序并以人民专政取代君主制度的恐惧，产生分歧。而这场会议的目的，是让对立双方的政治人士（包含副总理在内）与暴力受害者们面对面谈判。

妮查（Nicha）的先生是2010年4月10日在暴动中丧生的高阶军官，她表示，这是她从丈夫死后三年来，第一次能当面向政府要求解释，此举令官方大为震惊。受害者家属起初态度谨慎，到后来情绪溃堤，把顾虑一一摊开来说清楚。当时以他信的妹妹英拉为首的政府，在庞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内政部福利署与总理办公室的官员准备不足，什么承诺都给不了，甚至连一句慰问也没有。某个时间点，一名内政部官员能言善道地向他们表示，可以上政府网站查询申请补偿的详细信息。会议中最令人悲痛的时刻，应该是好几位家属恳求政府，不要让暴力冲突再度发生。帕窈（Phayao）代表受害者家属致辞，她的女儿在2010年于抗议地点附近的佛寺里照顾受害者时中弹身亡。她直视着副总理说：“感觉就像受到二度伤害。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我需要知道真相。”

对我来说，这场特别会议有点像是天启。虽然我近距离观察东南亚政治已数十年，却一直希望在历史上规律出现且令人忧心的暴力与动乱中（我经常发现自己身处其中），会有好事发生。四十年来，我一直住在东南亚地区，这里几乎每年都笼罩在政治暴力的阴影下。当中，领袖一位接着一位掌权，不是倚赖武力，就是操纵选举。1980年代中期以来，泰国已发生三起军事政变，缅甸与柬埔寨政府动用军事武力镇压抗议群众，印度尼西亚爆发社会动荡与宗教或种族暴力，马来西亚有反对派人士遭到拘留与逮捕，新加坡有政治评论家遭到起诉，菲律宾则发生两起人民示威运动及多次失败的军事政变。对于近三十年来拥有五亿人口的地区而言，这样的动乱次数可说十分惊人。

这些事件中，政治暴力受害者通常是最不为人知的一群。缅甸在2015年大选后进入民主过渡期之际，社会上很少人意识到，1988年5月暴动中死亡的数千名学生及其他人士，宣告了三十年黑暗时代的来临，更遑论为此负责了。事实上，认为国家在步入过渡期时应该回归并致力于全民政治的部分异议分子发现，自己正被那股同志们为其壮烈牺牲的自由民主力量所摒弃。在邻近的泰国，缅怀1992年五月事件中（军队强行镇压抗议军政府的示威学生）五十名受害者的纪念碑，直到2014年才终于在曼谷竖起，这在一个仍由军队统治的国家里，无论如何都极其讽刺。在印度尼西亚，没有任何事物用来纪念1960年代中期在反共产主义屠杀运动中遇害的五十多万人。尽管过去十年来，上任的民选政府承诺会考虑展开过渡性司法程序，最后还是等到印度尼西亚公民社会在2015年于海牙召集人民法庭，非正式的评判委员会才做出种族屠杀确实曾发生的无约束力判决。而缅甸政府又是依据哪一项人类尊严的标准，决定不给予西部若开邦⁽²⁾130万名穆斯林居民以公民身份与基本安全保障？

有时候，你会听到人们把过错都归咎于殖民历史：因为殖民者的心血来潮，产生了悬而未决或不必要的身份认同与融合问题。尽管逃过了殖民统治的掠夺，并避开了迈向独立时的剧烈动荡，泰国仍有一段漫长的政治暴力史。1973年与1976年的学生示威运动遭到无情镇压。从1976年10月军队在曼谷的泰国国立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镇压抗议学生的新闻画面中，可以看到士兵与警察以自动武器与火箭炮无情扫射校园里的人群。其中一位学生维尼察古尔多年后回想，自己当时蜷缩在舞台后面，大叫“没有武器，没有武器……不要开枪”，却一点用也没有。我一直努力相信，经常在东南亚首都街道上演、反抗军事力量的运动有其意义，因为在此之后，促进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措施必会随之而来。但是，2013年的那天，当我看着受害者妮查和帕窈伤心哭诉，而桌子的另一端，身穿暗色西装、一本正经的官员们（他们是西方民主国家为了对付有军队作为后盾的保守君主主义者而捧红的政治演员），正不安地拨弄名贵的瑞士手表时，我意识到：其实这一切毫无意义。东南亚有太多的政治暴力肇因于精英的权力斗争，这些精英有如大象，朝目标前进时不惜践踏路上的长草。

这些精英完全不在乎每次发生内部斗争时，有多少民众受苦或死亡。2010年，支持前泰国总理他信的红衫军，与阿披实·维乍集瓦（Abhisit Vejjajiva）率领的非民选君主政府，在曼谷中部爆发冲突，情势达到高峰时，我通过电话联系到总理阿披实，恳请他下令停火，避免民众伤亡。显然，一旦军队进驻并突破竹子与旧轮胎制成的路障，必定会发生流血暴动。基于人道立场，我主张双方应该暂时休兵。但是，阿披实在电话的另一端只说，一切为时已晚。他的声音听来紧张而冷漠。同时，安于流放现状的他信也不愿意涉入谈判。在当时，边缘政策主导着一切。隔天，当我看着装甲吉普车碾过路障，突然间意识到：也许没有人会为了大众利益而奋斗，只有少数不择手段以维持地位与保有权力的人在互相争夺。会议桌彼端冷酷且无情的政治演员，毫不在乎他们一路走来所践踏的生命。即使在正迈向民主过渡期的印度尼西亚，情况也相同。1998年11月，苏哈托下台后，我目睹士兵们开枪射杀据称对后权威时代的早期改革表达失望的学生。我知道几位主要的改革派国会议员在附近一家旅馆聚会，于是离开触目惊心的现场赶了过去。“他们对学生开枪，”我对一群在休息室里悠闲喝着咖啡的官员说道，“你们难道不能去那里做些什么吗？”他们压根儿没想到要这么做。

即便是在相对平和的日子里，普通平民也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国家权力的危害。试想，如果你有一位近亲就这么消失了，你会有什么感觉？你怎么能接受，自己的亲人或爱人可能在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中丧生，而你不知道意外是在何时、何地或以何种方式发生，也没有任何法律途径可查明真相？如果你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问问宋巴·颂蓬（Sombath Somphone）、颂猜·尼拉派吉（Somchai Neelapaijit）或波·乍·利·拉琼查隆（Por Cha Lee Rakchongcharoen）的家属。这三名老挝与泰国公民曾试图参与活动以争取自身或他人的权利，通过最平凡的方式来改变社会。以宋巴来说，他争取的是永续发展，并因此获得菲律宾颁发享有盛誉的麦格赛赛奖（Magsaysay Prize）⁽³⁾；颂猜则是人权律师，奋力保护被拘禁在冲突不断的泰国南部地区的囚犯；波·乍·利（又名“比利”［Billy］）则是在泰缅边境工作的环保斗士。在东南亚地区，他们只是过去三十年来因工作触怒当局后凭空消失（应是遭到谋杀）的数千人之中的三名受害者。根据监督人权的非营利组织“保护国际”（Protection International）指出，过去十年内，光是泰国就有大约五十名土地与环境保护人士遇害。

东南亚各国里，没有名声或地位的平民早已放弃争取正义与自由的生活。他们的家人无法诉诸司法途径，受害者通常就这样暗中遭到冷血谋杀，尸体像垃圾般被丢弃。当地人经常打的一个比喻是：“看到大象打架时，你最好离长草远一点。”这句话贴切喻指政治精英互斗，将人民的苦痛与悲剧抛在脑后的社会现状。不幸的是，那些受到践踏的，是百姓，是无名小卒，如同泰国政治暴力的受害者，或是1960年代中期在爪哇与巴厘岛境内无意义的反共产暴动中，失去父母、手足、朋友与亲属的无数受害者。

这些人大多为肤浅、空洞与不切实际的对未来的美好承诺所激励，因而投入抗议运动。他们起身阻止暴政与特权蔓延，进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希望总是破灭，被捣成惨不忍睹的烂泥，遭弃置于正义无可伸张的路旁：这是无止境暴力的悲剧曼陀罗。而且，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以为，在死伤与损失厘清、战火终止之后，大家就会学到教训，社会将迎来和平。真相绝对不是如此。在东南亚，政治通常是残酷不仁的下流龌龊勾当，是冲突的主要肇因。

无所不在的政治，可说是抱持狭隘利益的人对权力的追逐。东南亚政局长期动荡，是因为当地为了真正的人民主权的持续奋斗一直未能成功。在我报道这里政治发展的三十年间，此区不但经济有所成长，教育和其他社会指标也大幅进步，曼谷、新加坡与吉隆坡等城市更成为世界上全球化、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然而，这些由玻璃与钢筋所建构的时髦都市，暗藏着民怨长期鼎沸的弱点，原因是公众理想被少数特权阶层的有效集权所压迫而未能实现。人民越繁荣进步，越能领悟到他们的领袖有多失职。举例来说，贪腐与滥权曾因为受到秘密与无知的掩护而猖獗，如今一家小型的英国在线新闻网成功揭露马来西亚史上最大宗的贪污丑闻，总理纳吉布的个人账户有一笔近七亿美元的账款汇入，他宣称这些钱是来自一位匿名捐献者，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

掌权者如此狂妄的自私与寻租（rent-seeking）⁽⁴⁾行为（以及随之产生的失望与紧张），不断出现在我的东南亚旅程中。这种行为主导了我与当地人的互动，是我所有人际关系的共同线索，也是我目睹的惊人动乱的根本原因。我所知道的东南亚国家，没有一个曾在自由与正义的奋战中获得全面胜利，或顺其自然地达成国家抱负与认同。我将在本章试着解开东南亚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探讨它们阻碍自由、扼杀众多自由倡议人士，以及致使永久的和平与真正的民主无法蓬勃发展的缘由。

基于前述章节提过的历史原因，东南亚政治的特色是派系与小圈子令人困惑的交互作用。在缅甸攻读政治行为学的美国民族学者卢西恩·梅森·汉克斯（Lucien Mason Hanks）于1960年代率先观察到这个现象。人们一般都倾向依照年龄、阶级与经验分成不同族群，但在东南亚，这种作用会受到由研究该区的杰出英国学者O. W.沃尔特斯（O. W. Wolters）所称的“重视个人与成就、不看重群体与世袭地位的文化”减弱。这点似乎出人意料，因为现代西方认为，亚洲社会缺乏对个人权力与成就的尊重，而西方社会已发展出合理限制个人行为的规范与体制。然而在东南亚的背景下，并不是如此。相反地，重点在于以成就者为中心的群体管理，以及从个人地位而非从种姓、血统或任何已实际定义的专业所获得的权力。这代表两件事：第一，管理政治活动的正规体制，无论是政党或国会、内阁或部会，都不遵守以抽象公众利益为基础的运作原则或总体目标。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倾向不服从统治或规定，除非这些原则符合个人利益，因而孕育了贪腐风气与裙带关系盛行的环境。第二，赡徇制压倒了精英领导制度。为了获得成功，人们奉献于所属派系或圈子的首领，而不是广泛的国家或人民利益。这种独特的人本政治行为模式容易阻碍对现代制度的信任，并加深前一章阐述过的传统观念。这些模式相对稳固、基础狭隘且排外，因此当权者试图集中与扩散己身权力，而非依据下位者的意见和要求转移或修正权力。

这凸显了东南亚治国的根本弱点之一：制度欠缺实质效力。掌权人士操纵权力主要是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而非大众福祉。任何试图挑战当权者的人都会被视为犯法，因此这些人即便遭到虐待，也可以合理解释成是因为他们叛国。这些挑战者抗议不公，引述自由、正义与人权等放诸四海皆准的规范与价值。之后，一旦情势逆转，这群人就会将曾经秉持的原则忘得一干二净，变得跟掌权者一样专制。这种现象渐渐使得社会大众害怕或蔑视执政者，倾向认为他们腐败且追逐私利。

虽说看似不可思议，但这个一成不变的恶性争权模式使得许多东南亚人的物质生活日渐富足，并让东南亚国家比非洲或中东的许多国家更接近发达国家的收入标准。21世纪初的十多年中，当地十个国家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达5.1%，同期美国与英国的增长率还不到2%。尽管高经济增长率提升了人民的收入与生活质量，东南亚政治却鲜少不受自私、基础狭隘的个人或家族利益影响，因此人们通常会通过武力或暴力手段，毫不留情地夺取这些利益——这说明为何掌权者往往是仰赖军队或警察支持的精英，以及大规模屠杀与失踪案件的策动者总是免受制裁。为何东南亚如此迥异于世界上其他区域？而了解其中的原因又为何如此重要？

首先必须知道的是，东南亚地区的许多行为都受到个人自私的冲动支配，不受任何为自身行为负责的强制力所拘束。不同于东亚，东南亚没有儒家孝道所灌输的至高纪律思想，或是朝廷或宗族社会制度强加的服从态度。服从是历史上中国政治行为的严厉一面，尽管王朝统治者无法满足人民的渴望或需求，他们却依然能长期确保控制。中国无疑存在党派之争，但学者们认为，党派也并未抵过无条件服从的风气。韩国表面上是自由社会，政治行为受儒家顺从与集体责任的价值观所影响，因此当领袖失能，他或她会公开认错以示谦卑，并低声下气地道歉，这在东南亚精英眼里肯定再奇怪不过了。例如，2015年，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塞蒂亚·诺万托（Setya Novanto）遭到揭发，指称他向大型外资矿产企业要求20%的公司股份作为核准营业权更新的条件，而他非但未引咎辞职，还对媒体说那只是在开玩笑。他的政治盟友表示，应该以诽谤罪起诉录音者（某位情报官员）。诺万托最终被迫辞去议长职位，但他所属的政党要求政府给予特权：将诺万托的过失变成可交易的商品。结果，诺万托不但没因丑闻淡出政坛，反而在2016年当选从业集团党（Golkar Party）党魁。领袖地位建立在激化赡徇制的慷慨赠予而非激发大众真诚支持的理想时，羞耻心是不存在的。“我们是如此习惯容忍领袖的非凡财富，”马来西亚最成功的总理马哈蒂尔之女、作家与社运人士玛丽娜（Marina Mahathir）如此评论，“那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照顾人民，理应享有这些财富。”她本身是精英分子，所以这段话或许是在解释，也可说是在合理化这些行为。

施以道德约束或预防措施如何？东南亚不像西方世界，人们在追求个人或家族野心时不会感到罪恶或羞愧。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传入此地已有数世纪之久，但是，任何宗教信仰提供的道德指引，对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影响甚微。宗教经典中的道德教条，反而被用来强制社会底层的人民遵守纪律与服从指挥，让精英享有特权。在东南亚各地，精英的政治行为不受共同的文化约束与宗教教义的限制。真是无奇不有。

近年来，罪罚免责的现象逐渐加剧，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2009年残害58人的屠杀事件，其中包含34名记者与媒体工作者，事发地点在菲律宾南部民答那峨岛马京达瑙省（Maguindanao）的荒凉道路上。受害者当时全都在一名省长候选人的随从车队中，一行人正在前往向当地选举委员会递交参选表格的路途中。身为候选人的布卢安市（Buluan）副市长埃斯梅尔·曼古达达图（Esmael Mangudadatu）认为，与拿督恩赛市（Datu Unsay）现任市长安达尔·安帕图安（Andal Ampatuan，该省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之子）竞争省长宝座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安帕图安威胁他，如果他申请参选，就将他大卸八块。因此，副市长请来媒体见证随行家人代他递交参选表的过程，以为这样可以吓阻对手。结果，参选车队还未抵达小镇，就遭到约百名武装分子拦下，所有人惨遭杀害。行凶手段残暴野蛮得难以言喻：他们强暴女性后射击她们的下体；利用路旁的挖土机草率挖出一个大坑弃置受害者尸体，其中有些人可能遭到活埋。之后，数名安帕图安家族人士遭警方逮捕，但审判因司法程序延宕而迟迟未竟，没有任何嫌犯遭到定罪。后续章节会继续深入探讨免责这项政治行为的特色，这里关注的是，司法漠视那些因为精英利益而无端牺牲的人命——人们普遍认为，假如将安帕图安家族定罪，可能会危及马尼拉政客赢得马京达瑙省选举所需的赡徇关系。

赡徇关系的优越地位及其提供的保护，源自东南亚地区普遍依赖人际网络，而非制度（这些受规范的制度具有可预测或客观的行为准则）的现实。个人主张赡徇权利的现象益趋严重，与旧时为了避免冲突与确保有效人力管理而演变成阶级式社会的互惠义务有关。在传统社会里，这些义务存在于权势者与其追随者之间：首领与其男性亲属，贵族与其侍从，一路向上到国王与朝臣。现代背景下，这些古代的赡徇关系渗透到所有制度，取代用以治理、实际上却显得脆弱与约束力不彰的正式规范或律法。因此，人民有问题的时候，不找警察或诉诸法律，而是先透过关系动用权力。最安全的关系往往是家族，这也是东南亚充斥着党派王朝与长期裙带关系的原因：当选的议员替配偶与子女安插职位，以便下台后有人接替；官员提携家族成员，而在商场上，除了家人，还有谁能信任？菲律宾南部民选的苏禄省省长（Governor of Sulu）在两届任期将满时直接操纵选举，让儿子当选省长，并自任为副省长。悲惨的是，这些观念尽管陈腐过时且论证充分（从回溯1950年代的东南亚学术研究归结而出），到今日依然引人注目。

背景如此灰暗，我注定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追随东南亚曲折的政治发展。虽然过程从不乏味，而且充满了群众示威与伟大人物，但是，千篇一律的演变掩盖了领导人一再令人失望的事实，他们最终背离了表面上基于理想的全面承诺，总是图利、心胸狭隘且自私的精英。有鉴于现代东南亚民族主义根植于后殖民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自由国际主义（Socialist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这个现象似乎出人意料。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越南的胡志明、缅甸的吴努（U Nu）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全是伟大的早期民族主义者，他们心怀让所有人民拥抱自由与繁荣的愿景。这促成了新西兰学者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所称的，后殖民时期的高度现代主义：领导者将国家的奋斗投射为全民的社会革命，动员大众，并下令开展重大的公共工程。

在作为东南亚记者的职业生涯初期，我遇到一些已届晚年的“现代”理想主义者。例如，之前提过的斯拉梅·布拉塔纳塔，他原本是在荷兰受训、于雅加达工作的工程师，后来当上部长却因拒绝收贿而遭到罢黜；以及印度尼西亚备受敬重的两位革命英雄——纳苏蒂安与西马图庞将军（T. B. Simatupang），他们认为军队独占政权是根本的错误，但军队捍卫革命的价值仍是对的。尽管苏丹·夏赫里尔（Sutan Sjajrir）在我去印度尼西亚的二十年前早已离世，但我早年在那里认识的许多朋友，都对这位在荷兰求学、于1945年受命为印度尼西亚首位总理的律师赞誉有加。夏赫里尔是社会主义联盟领袖，先后在阿姆斯特丹与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受训。回到印度尼西亚后，他对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与偏见感到震惊，认为人民的本土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呼吁人们坚守原则，其中多为社会主义理念。他在开创性的宣传手册《我们的挣扎》（Our Struggle）中写道：“国家革命只是民主改革的结果，民主应该先于民族主义。”

之后，我在马来西亚遇到资深记者菲拉辛加姆·库卡瑟斯（Veerasingam Kukathas，较为人所知的名字是K.达斯［K. Das］），他秉持着略显费边式（Fabian）⁽⁵⁾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这位身材高瘦、不断抽着“Kent”香烟的泰米尔人而言，所有种族都是马来西亚人，共同致力于现代民族主义的理想，建立人民共有的马来西亚。他们上同样的俱乐部，一起喝着相同的威士忌，不分信仰或种族。与达斯同个世代的马来西亚人都尊崇国父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这位穆斯林继承了王权，且因为终生饮酒赌博而闻名。东古接受达斯访问时表示，他的主要信仰是追求幸福，而他身为国家领袖的义务是让人民幸福（或许与东南亚诸侯的传统意识形态没那么不同，东古也曾是诸侯，他们的正统性真正仰赖的不是种族平等，而是人民幸福与否）。他在1990年（可惜我来年才搬到马来西亚）去世前，经常表现出对国家逐渐显露伊斯兰国家雏形的鄙视。“怎么会这样？”他不可置信地说，“人民必须是在自愿的情况成为穆斯林，而不是受国家主导……只有人民才有决定的权利。”

以我在这个时期的观察，我感觉得到，早期民族主义人士的理想主义乃推动建国的动力，并且为现代进步社会奠定了基础。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太晚到戏院而错过主要情节的人。不幸地，这些早期民族主义领袖对于人民主权的理想，以及有关行政权制衡原则的“现代”价值观，在继位者接掌政权后，被顽强寻求执政正统性与少数集权的做法所取代。等我站稳旁观者立场，那些拥护由共同掌权的民选议员所建立的旧政府模式的人们多已辞世。同样一去不复返的是他们的民主仁政理念，他们是在遥远的西方大学里，或在抽着烟斗与头戴英式遮阳帽盔、地位优越的殖民行政官员跟前，搜集到这些观念与思想的。正当人民开始有所寄望，东南亚的经济也逐渐起飞时，政治文化反而倒退，并且利用前殖民时代的权力模式作为庇护。对我而言，这个转变在1980年代十分明显，抱持“现代”治理观的上一代民族主义领袖，将政权交接给不熟悉民主政府、人权与言论自由等普遍观念的新一代领袖。研究显示，在今日的雅加达，本地大学毕业生的受教育程度，只相当于希腊或丹麦的初中毕业生。因此，不同于1950年代率先建国的世代，当前的领导人眼界较为狭隘，仅能在资金匮乏的学校与大学习得有限的知识。

由于世代交替失衡，领导阶层和精英的组成无法符合受到数十年来物质进步所驱动的人民的期望。这凸显了东方学者的困境或陷阱。我们能否假设，旧有制度迟早会崩坏，并且被真正的人民主权所取代？这是勇敢的东南亚人权斗士一再提出的愿景：未来会有希望。但是，过去三十年的纪录看起来并不乐观；暴力压迫无止境地循环，中间有时出现稳定的良性专制政府，它们在使人民享有合理财富与满足的同时，也限制群众行动并掩盖人民的挫折感。事实上，独立早期的高度现代主义已被传统的社会与文化行为所取代，这些行为更多深植于前殖民时期的印度教与佛教思想。

这是我从自己在1990年代中期所做的早期东南亚政治研究中所观察到的趋势。探究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新加坡的李光耀及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当代集权领袖，如何在表面民主的背景下合法化强人统治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这些领导人倾向恢复前殖民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传统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权利与责任被置于牵涉义务与无条件服从的更加死板与阶级化的框架中。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1994年向《外交事务》季刊（Foreign Affairs）表示：“在东方，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好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最多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存在于有秩序的状态，而不是充满争执与混乱的自然状态。”我在这里看见了对神圣王权传统模式（包含严谨、不带批判的忠诚）的调整，以作为象征性且通常自视良好的政绩的回报，而不是迈向更加开放民主且负责任的政府的趋势。权力基础非但未向外扩展，反而变得更加狭窄，这无可避免地意味着，挑战会遭到武力反制与削弱。当时，我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在柏林墙倒塌与冷战结束之后倾泻而出的乐观主义——尽管言之过早，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滔滔雄辩地将前述两大事件描述为“历史终结”时刻。

很久以后，东南亚仿佛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系列更符合以“普世”人权与人类安全标准为基础的新兴全球规范价值观。2005年，一群多为前任领袖且恰巧全是男性的杰出人士齐聚一堂，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起草宪章。东盟成立于冷战高峰时期的1967年，主要是作为安全机制，让五个创始成员国有一个商议平台，可在区域内冲突发生前先发制人，并提高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有段时间，东盟相当于非正式的清谈组织，主要功能在于平衡东南亚地区的各种势力与处理悬而未解的猜疑（大多在高尔夫球场上的谈笑风生中得到解决）。但是，东盟不久后有了常设机构：位于雅加达的秘书处，以及一个勉强能用以消除贸易壁垒的架构。世界大国极力劝说东盟制定安全措施，因此协会成立了讨论安全议题的区域论坛。不过，还有更大的问题：目前包含东南亚全部十个国家的东盟，代表着哪一种群体与社会？最终，2008年由十国领袖协议与签署的东盟宪章，严谨保护着国家的完整、定义主权与不干预的原则，在提倡个人权利方面却草率了事。根据宪章第一条第七项，其目的之一是“巩固民主、促进良好的治理与法规，提倡并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兼顾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自始至终，重点都落在成员国而非区域个别公民的权利上，而宪章制定的人权条款，至今未对遭到国家暴力与迫害的受害者做出任何贡献。

在这段东南亚的旅程中，我一直为棘手的两难处境所困扰。由自私精英长期维护的绝对权力所衍生的破坏性文化，展现了旧有体制的延续，尽管在无能领袖的统治下，东南亚人民仍有显著进步，并且学会了对抗时代错误加诸人民主权的限制。就物质层面来说，人均所得让人们有办法买房与养家活口，在公民服务与设施水平足以媲美发达国家许多城市的大型现代都市中心，可观的中产阶级人口逐渐增加。东南亚的乡村地区普遍识字率高，享有基础医疗服务，虽然仍有少部分地区相对贫困，却没有真正的穷人。虽然社会与物质水平明显进步，但还是存在一种虚幻的现实：国家认为人民须为集权政府强加的规范所控制，这些规范明定学校教育可以包含多大尺度的真相、个人可以拥有多少土地，或是报纸可以刊登哪些内容。互联网的应用与社交媒体的高度普及，尚且无法克服这些约束；泰国一项严厉的计算机犯罪法案，允许警察以脸书或推特发文为罪名将人移送法办；马来西亚警察多次拘捕在社交媒体上张贴有意冒犯君主的信息与文章的人；而在印度尼西亚，一对同性恋情侣因为在脸书上发文互相示爱而遭逮捕。有鉴于种种限制，民主的确很难有太多进展。东南亚人民的主要挑战是难以公开表达关切：言论自由与人民主权依然受到束缚与限制。

不过，民众并不愚昧。他们设法活在平行世界里，在这里，他们可以努力工作，逃离统治者的愚行，有时还能克服长期困扰东南亚的不平等处境。他们凭借冒险精神所换来的成果，是看着下一代摆脱自给农业的苦活，在城市里闯出一片天地。这些贫穷农人的儿女可以选择为了更好的生活独力打拼，而有相对较多的自主权，或是追求更高的教育程度，以无形的方式贡献社会。人们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企图心既活跃又健全，并在惊人的程度上，自外于不良政府令人窒息的颓败与倍受媒体关注的精英内斗。那些强制灌输东方主义思维、鼓吹人民永久从属于旧有权力与社会秩序模式的人，应该谨慎一些，以免忽视东南亚充满生机与坚定自信的公民（civitas）本质。问题在于，国家既有愿望也有能力去遏制这些革新的社会和政治变化，还可以倚赖财富与机会严重不均的现象来设限权力范围。虽然社交媒体广泛呼吁改变与问责，这些要求仍如强弩之末，无力抗拒强大且过度集权的国家为现代民主规范所套上的沉重枷锁。社会上也存在压力警戒区，威胁、抑制或侵害着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苦难与暴力。

那么，为何这些传统的权力模式至今依然存在？为何泰国是军人当政，而在缅甸这种情况又为何更加严重？为什么马来西亚的人民不能通过司法或民意来谴责他们的领袖？为何在菲律宾，有半数财富进了20%人口的口袋，同时，真正的政权落在少数家族手中？回顾这些国家尚未独立的时期，一个关键因素是，原有的权力与政府模式符合欧洲殖民者的需求，因此受到殖民行政官的维护与改制。他们发现，既有统治者的正统性与社会的严格分化（譬如平民与贵族间的区别），是实用与有效的治理手段。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⁶⁾曾写道，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成功事迹是，“他们与势力强大的爪哇封建领主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前荷兰官员爱德华·道韦斯·德克尔（Eduard Douwes Dekker），在1860年以笔名穆尔塔图利（Multatuli，拉丁文，意指“我受尽折磨”）出版的著名小说《马克斯·哈韦拉尔》（Max Havelaar）中详细解释了这个体系。书中描述了荷兰人借由当地爪哇贵族的权势强迫爪哇农夫耕种作物的制度。这些低阶贵族被授予“驻区长”（Resident）的头衔，大多从属于更年轻资浅、获授“副驻区长”厚颜头衔的荷兰官员。德克尔直言不讳地写道：“这一切造成了低阶官员指挥高阶官员的诡异情况。”此情形令19世纪中期的读者大感吃惊。应荷兰人要求，强迫农民种植烟草、甘蔗或稻米，“一项再简单不过的政策就够了。农民服从他的首领；因此只需要说服这些首领、承诺给他们部分的收益……而这个策略完全成功了。”德克尔也是如此。他的小说引起轰动，并迫使荷兰人考虑改革这项种植系统。爪哇等地对当地首领或封建领主始终存有义务感，这种情感在国家独立后延续下来，也是令普拉姆迪亚如此愤怒的原因。很久之后的1970年代，在荷兰殖民时代生于印度尼西亚的阿拉伯裔马来西亚社会科学家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发表一项突破性研究，揭穿殖民者认为当地农民懒惰成性的真相。他暗示，殖民势力对于当地人游手好闲、工作效率低落的固有看法，之后转移到后殖民国家，让政府鄙视贫困的人民，认为有必要不断指导与鞭策他们。

当地人好逸恶劳的迷思，也源自政府对愤怒、意图谋反的农民的恐惧。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淘汰他们。随着殖民地缅甸与马来亚引进印度与中国劳工，当地的歧视现状与阶级制度，也自然成为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在缺乏人力或未能劝诱掌权精英及其从属农民提高生产力的情况下，殖民主义者进口大批契约劳工，进而形成了如今依然存在的制度化种族主义与歧视。在殖民地缅甸，1940年的仰光有多达半数人口都是印度人。从19世纪中期开始，成千上万名广东人、福建人与客家人，搭上每月抵达的轮船逃离中国沿岸穷困地区，途经新加坡及曼谷港口，来到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今日，新加坡依然是华人为主要族群的城市国家。到了20世纪早期，曼谷有半数人口为华裔。在1957年独立的马来西亚，马来亚地区的印度与中国移民人口总计近全国人口的半数。

众多外地人涌入当地，进入特定职场（如房地产从业人员与销售员），或许是欧洲在东南亚殖民统治最不为人知的社会遗产，促成一种严格界定、名为多元主义的世界主义形式。现今，多元主义意指一种健康的多元化形式，拥有不同血统、信仰或政治观的人们得以融洽相处。其原始定义衍生自驻缅甸英国殖民官员弗尼瓦尔的著作。他在当地观察到不同族群的成员因为殖民经济而聚集在一起，他们虽然会在仰光与雅加达的市场里“共处，但并未融合”。“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自己的想法与方式，”他写道，“他们虽然会见面，但这样的关系只发生在到市场买卖东西时。这是一个多元社会，社群里的各个族群在同一个政治体中共享生活空间。”殖民势力利用精确的种族分隔界线控制当地人口，使东南亚区域在建立现代国家时继承了分裂的社会。

现代马来西亚与缅甸仍然受多元主义陋习所禁锢，这也解释了当代的一些社会弊病及其成因。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穆斯林超过一百万人，构成相当大的少数民族，其中大部分为贫困的渔夫与农民。而这个缅甸境内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毗邻孟加拉国的若开邦，大多数人为佛教徒。他们引用英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引进孟加拉国劳工的纪录，拒绝承认罗兴亚人是本地民族。即便今日政府向所有罗兴亚人担保，他们都有资格享有某种形式的公民身份，但官方繁复的身份审核程序让他们迟迟无法取得国籍。由于权利遭到剥削，罗兴亚人被迫流亡到脏乱营地，或搭上破旧小船远走他乡，因此发生武装抗争运动也不足为奇。2016年年末，若开邦北部爆发冲突，引起一些情报单位推论，罗兴亚人的武装抗争已经与巴基斯坦的宗教恐怖组织挂钩。罗兴亚人的悲惨处境鲜明地呈现出过去殖民历史遗留的族群分化与管理问题，至今犹存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各个国家通过不同方式来处理这个复杂的社会弊病。泰国与印度尼西亚社会曾经存在着异族通婚与一定程度的文化同化。但在缅甸与马来亚地区，英国统治者极力加深劳工间的种族分化，使得种族偏见与政治冲突根植于社会。数以万计的印度人公民身份遭到否认，并于1947年缅甸独立后被迫离境，至于那些仍旧留在缅甸的人，则被贬抑泛称为“卡喇”（Kalar）。

在现代马来西亚，主要来自南印的印度社群不但贫穷，政治上也屈居弱势；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的华人族群虽然生活富裕，却饱受歧视。马来西亚为了提供马来人国家补助，在1970年代制定充满歧视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会有这项政策，是因为华人拥有国家绝大部分的财富。在新经济政策下，政府将有利可图的合约授予马来人，所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高阶行政职员都必须包含马来人。因此，许多华人移居国外，大部分在以华人居多数的新加坡定居。社会与政治的长期不平等加深了剥削与贪腐，富有的华人企业为了生存，只能贿赂马来人为主的政治势力。

东南亚的政治发展充满矛盾。面对过时的权力与赡徇结构，以及巩固这些架构的殖民剥削模式，在21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东南亚所有国家争取独立的奋斗都涉及现代性的呼吁，不是来自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自由与自主原则，就是借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席卷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捕捉到现代民族主义渐起的东南亚作品之中，或许就属普拉姆迪亚的四部曲小说《人世间》（This Earth of Mankind）最为重要。其中两本为普拉姆迪亚在1960年代中期以政治犯身份待在偏远的布鲁岛（Buru Island）时口述而成，书中追溯出身贵族的爪哇青年明克（Minke）政治意识觉醒的过程。如同2006年去世之前曾与我会面的普拉姆迪亚，明克也受社会主义者的平等理念吸引，同时，他也非常关注亚洲意识的复兴，以及争相角逐大位的政治文化。

我第一次与普拉姆迪亚见面，是在苏哈托当政后期，当时他正被软禁于雅加达郊区一间小房子里。当局起初监禁他，然后将他流放国内，最后允许他在“限制居住”（city arrest）的条件下生活。这个男人有着令人卸下心防的谦卑外表。他喜欢抽丁香烟，我也是。抽烟是我们之间的第一个联结；我们帮彼此点烟，因而建立起情谊。普拉姆迪亚的笑声深具感染力，个性十分开朗；瘦削的双手相当有力，加上他因为半聋，会用手势与表情来帮助表达；双眼炯炯有神。我比一些人幸运，能让自己的声音穿透普拉姆迪亚受损的耳膜，与他促膝长谈。他在有限条件下探索丰富印度尼西亚语言的方式，鼓励了像我这样印度尼西亚语不甚流利的人。普拉姆迪亚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典型印度尼西亚文化大师或文化学者（budayawan），他不会发表自以为是或空泛概括的意见。

普拉姆迪亚作为印度尼西亚的代表性人物，替这个世界大国长达半世纪壮志未酬的失望与绝望发声，是我心目中最顶尖的当代文学家之一。可惜的是，他在世人或者应该说只有一些印度尼西亚同胞彻底意识到这点之前，便已驾鹤西归。我喜欢普拉姆迪亚写作的短篇故事，其中一篇名为《甘比尔》（“Gambir”），主角是两个住在雅加达甘比尔车站外铁轨旁的穷苦工人。当中没有太过深奥的内容，也没有重大象征或深刻寓意。然而，普拉姆迪亚巧妙揭露了国家的阴暗面，暗指政府从未成功促进数百万名生活在贫穷与绝望中的人民的福祉。故事里，出身低微的站员风餐露宿，不断与感冒和胃痛缠斗。他们醒来的时候，“揉掉眼屎，忍不住一直咳嗽，吐掉喉咙里一再积生的痰，还不时抓遍全身上下的痒。”

这些《来自雅加达的故事》（Tales from Djakarta）写于1950年代，但你同样可以在今日的城市街道旁看到处境相同的人们。他们也受相同的疾病所苦，鲜少或根本没有途径寻求现代医疗服务。2005年，雅加达小报刊登了苏普利欧诺（Supriono）的故事，苏普利欧诺是个贫困的清道夫，被人发现带着女儿的尸体待在甘比尔车站。如同无数个生活边缘人，苏普利欧诺唯一真正的财产是他用5美元买来的夹板推车，用途是捡拾回收的塑料瓶和纸板。3岁大的女儿努尔（Nur）罹患肠胃炎时，他彷徨无措。他能做什么？他每天的平均工资只有一块多美元；去当地诊所看一次病就要50美分。他一贫如洗、目不识丁，不知道需要替因拉肚子而脱水的孩子补充什么，也没钱再带孩子上诊所看病。他用肮脏的推车载着全身发烫的女儿四处奔走，最后，努尔死了。

苏普利欧诺欲埋葬女儿，但是没钱请救护车把她载到附近的墓地，于是决定拉着推车徒步走数公里将她带到市区的火车站，买了便宜车票搭到邻近的茂物市（Bogor）。那里有朋友可以帮忙。正当他在等车时——身旁推车上躺着用衣布遮盖的女儿的尸体，而他全身上下依旧只剩不到1美元——路边摊贩察觉有异而报警，才让这件事情曝光。苏普利欧诺的悲剧不过是雅加达每天都在上演的悲剧之一，在这座有120万人口的城市里，林荫大道上开着全新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的印度尼西亚中产阶级，全然不知城市里大约有8000名孩子深受营养不良所苦。事实上，印度尼西亚有将近150万名儿童营养不良，婴儿及产妇死亡率也位居东南亚之冠。

对普拉姆迪亚而言，印度尼西亚历史一再令人失望；他会说，如今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苦力的国家”。起初受荷兰统治，后为国家独立后掌权的爪哇封建精英所奴役，他坚决主张，正是爪哇传统（Javanism）使印度尼西亚一再受人奴役。普拉姆迪亚在1825年出生于东爪哇的布洛拉（Blora）。他的父亲是教师与民族主义者；母亲是作风强势的爪哇女族长，赋予他对神秘世界的敏锐度与对女性的温柔信念。不同于许多当代人物，普拉姆迪亚并未被送到荷兰求学。他成年前的经验，都来自且根植于爪哇本地。在所有爪哇文化的转译者当中，普拉姆迪亚是唯一脚踏实地的人。他有点像顽固守旧的左派分子与隐蔽的革命者，而在2003年出席香港文学节时，他被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时代的旧识们簇拥着，其中大多是流亡中的印度尼西亚华侨。他在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于五星级饭店举办的午餐会上，向与会的银行家与股票经纪人发表演讲，怒斥资本主义的罪恶：

我不喜欢美国的政治家。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仗着犯罪免责为所欲为。这让身为印度尼西亚人的我，想起了令人痛苦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与1950年代，因为美国协助击败了他们认为是共产分子的苏加诺总统。这是场悲剧，因为从那之后，印度尼西亚一直没有出现真正的国家领袖。

这是一场真诚质朴却未能逢时的动人演说。如果他还在世，便可以指着现代印度尼西亚及其一切弊病质疑：“这与过去有任何不同吗？”

(1)　1850—1946，曾任英国殖民时期海峡殖民地总督（Governor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任期为1869年至1901年。

(2)　若开邦是缅甸全国穆斯林（罗兴亚族居多）最多的地区。基于历史和宗教因素，当地的罗兴亚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曾爆发两次大规模冲突。

(3)　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

(4)　意为寻求经济租金，指的是为了取得与维持垄断地位，进而获得垄断利润，而进行的一种非生产性谋利行为。

(5)　重在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旨在结合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自由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

(6)　1925—2006，著有《万园之子》（Anak semua bangsa）、《人世间》（Bumi manusia）等。

第五章　不再追忆过去

没有人能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这么一来，如果他所属的国家或政府承认犯了荼毒同胞等罪行，他或她就不能感到羞愧。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¹⁾

在生命价值取决于加害者之权力的国家里，谋杀不值得严加惩罚。旅居东南亚期间，我一直无法理解弱势者在偶然且人人避而不谈的情况下丧命的现象：无论是在东帝汶、巴布亚省及亚齐省等争议地区，印度尼西亚士兵以残酷手段先折磨、再杀害可疑的分离主义分子；人权激进分子在泰国遭暗杀；或是众多要求改革的平民在柬埔寨、老挝与缅甸凭空消失。更令人不安的是，即便有人犯下夺走人命的暴力犯罪，当权者或权贵人士竟能完全无视所有形式的正义，并且毫不予以惩罚。当我意识到，那些双手沾染鲜血的掌权者，利用前人庞大而粗糙的可耻法令来遮掩其罪行，并借由免罚特权继续度日与往上爬，非常轻易地就遗忘了过去的时候，我再想起自己与他们握手的次数，便感到不寒而栗。

我们的年代充满了强制性的“普世”规范与价值观。过去七十年来，这些价值观持续受到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与近期的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等国际性组织与机构的强化和落实。近年来，人道主义的集体行动与国际法的正当程序大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即使罪犯很少在起诉后遭到定罪，但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 Herzegovina）、肯尼亚与苏丹的人民而言，至少还有一丝希望与交代。然而，我接触东南亚的四十年里，从最初柬共（我在1979年首度来到东南亚时，其在柬埔寨的恐怖统治刚结束）发动残害近200万人的大规模屠杀，到如今无法还给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与泰国的政治暴力受害者应得正义的失败，为了实践这些“普世”规范和价值观与主持正义所做的努力，几乎全部白费。

本章中，我将聚焦东南亚所面临的、最不被承认但影响层面最广的社会与政治挑战，以及冲突的关键肇因。犯罪免责在东南亚地区比较像是慢性传染病，它让宿主表面看来健康却抑制了许多重要的生理功能，并且导致了不公平与冲突未获解决的长期瘫痪。《远东经济评论》的同事纳特·塞耶在1997年访问恶名昭彰的柬共领袖波尔布特（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时，该则新闻被誉为全球独家内幕。这位在法国受教育的前革命分子即将走到生命尽头，身体虚弱、器官衰败，但他没有任何遗憾。“你要知道，我来，是为了参与革命，而不是屠杀柬埔寨人民。”他在位于偏远丛林的藏身处对塞耶如此表示。“你看看我。你觉得……我是个暴戾之徒吗？我不是。”

长久以来，我一直为这种厚颜掩藏真相（压抑住人类在杀害同胞时必须要面对的良知）的动机感到困惑。经常有人说，教人接受自身命运的佛法教义使人们变得消极，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但是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另一个因素是，人们盲目服从萌生自印度教种姓制度遗风的权力。然而，这其实不足以解释，那些有权压制异议的人士夸耀自身成就的任性行为。一位新任缅甸议员在2016年初召开议会选举一位总统与两位副总统时，权大势大的军方提名了2012年发生血腥镇压抗议学生事件时在职的前军方安全事务长与仰光行政首长敏瑞（Myint Swe）。联合国支持的一项起诉控告威兰多（Wiranto）危害人类罪，因为1999年印度尼西亚军队撤出东帝汶、造成约1400人丧命的行动，正是由他担任指挥官，但是，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显然没有因指派这位前国军总司令担任掌管安全事务的高级内阁而感到良心不安。我在雅加达的一位同事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是时候该向前看了。”威兰多否认指控，而那之后，他曾先后参选总统与副总统，印度尼西亚一直未对他做任何制裁。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虽然之前大肆吹嘘执法成效，但是在东南亚的存在感十分薄弱。在此情况下，主权充当起有效的防护罩。曼谷是联合国亚洲区总部所在地，但泰国连同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却都迟迟未批准如今成为国际法惯例、主掌难民人道待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 Refugee Convention）。自2006年起，由联合国共同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尚存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袖进行审判。至今，审判已耗费2.6亿美元，在柬埔寨政府渐次衰微的支持下，只完成了一起定罪。联合国在东南亚地区基础单薄，政治部门极少参与当地事务。红十字会或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等负责实行国际人道安全规范的国际机构，在当地的运作范围远远不如在非洲，得到的授权也更有限。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成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Rome Statute）在亚洲不够有代表性；泰国是缔约国，但尚未签署，而马来西亚最近才表态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对亚洲地区的任何人道侵害案件，均尚未展开调查或起诉。

或许有更深刻的历史因素可以解释，东南亚人民为何如此擅长掩藏所有不好的回忆。对于那些从数世纪殖民统治中崛起的国家而言，利用暴力来控制人民，已成为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层面。荷兰人于19世纪中在印度尼西亚实行“耕种制”（cultuurstelsel），强迫农夫耕植利润高的经济作物而不种稻米，导致许多地区爆发饥荒，以及荷兰人指定的中间人发起暴力抗争。对此几乎没有任何补救措施。重点是，掌权者表面上是欧洲殖民官员，他们大多未遭起诉——这项特权传承给了掌权的民族主义后继者们。东南亚多数国家都建立了人权委员会，但这些机构权责薄弱，而法院也不愿意惩处当权者。结构松散的东盟聚集东南亚全部十个国家，拥有跨政府的人权机构，但由于不干涉的文化根深蒂固，以致在高官滥权这方面，东盟各国几乎都是自扫门前雪。本章大部分篇幅将会聚焦于犯罪免罚纪录惊人的印度尼西亚。虽然如此，东南亚其他地区同样可见泛滥的免责现象。

普拉姆迪亚最不知名的作品，也许就属他晚年书写的关于修建贯通爪哇东西岸的大驿路（Great Post Road）的文章。这条超过1000公里长的道路，在19世纪早期兴建时，牺牲了大约1.2万名无薪工人的生命。普拉姆迪亚去世两年前的某天，我去拜访他，他给了我这篇文章的复本。“读读这篇文章，”他说，“这可能是我最好的作品。”我感到困惑。这是写了好几本出色亚洲民族主义小说的男人粗率的谦虚表现吗？深思之后，我觉得不是：对普拉姆迪亚而言，那些死于过劳与病痛的筑路工人长久被世人遗忘的悲剧，象征着印度尼西亚从殖民苦役走向独立的漫长道路中充斥着死亡与压迫。下令兴建大驿路的荷兰籍总督赫尔曼·威廉·丹德尔斯（Herman Willem Daendels）不发薪水、强迫工人劳动的做法也许无耻，但真正令普拉姆迪亚感到愤怒的是现代的印度尼西亚领袖，正是他们对众多惨遭杀害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苦难视若无睹。

1940年代晚期印度尼西亚获得独立之际，受害人数就开始累积；1948年，5000名共产分子在中爪哇茉莉芬（Madiun）附近遭到杀害；1950年代，约3万名叛乱的伊斯兰斗士在苏门答腊边远省份战死；接着，在1960年代中期，大约50万名乡镇人口（主要在爪哇和巴厘岛）在好几波反共产屠杀中牺牲（之前曾提过无确切死亡人数，50万人应为正确数目）。当时为全球最大党派之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控幕后主导1965年9月30日晚上爆发的政变，造成包含六位将军在内的七名官员死亡。这起所谓的政变阴谋在几小时内便遭到压制，虽然从未证明有政变正在酝酿，但有些人怀疑，军官遭到杀害，刚好可作为夺权与发动反共政变的借口。来自中爪哇、寡言爱笑的将军苏哈托位处高阶指挥链之中，但共产政变嫌犯在深夜围捕其他将军时，却不知为何没找上他，事后看来，他是这起事件的最大受惠者。在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中，苏哈托获得政权，继续有效掌握传承自苏加诺总统的权力。上位后，苏哈托在1965年末下令军队全面压制共产党。

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屠杀事件也延续到了现代：1976年之后，亚齐省的反暴动行动至少造成3万人丧生；1975年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后，约有2万人遇害。1962年，荷兰将西巴布亚的主权移交给印度尼西亚。1969年，据称约有3万人在参加联合国支持的西巴布亚独立公投（印度尼西亚当局安排1025人投下反对票）时遭到杀害。此后，据信至少有1.8万人死于维安部队手里，尽管人权运动人士普遍引述的死亡人数远远高出这个数据。自1949年起，印度尼西亚各地总计至少有60万人丧命；若按年度折算，理论上每年有1万人死于暴力事件。普拉姆迪亚出于羞愧与困窘，总是将印度尼西亚称作“夹在多个国家之中的小孩”。2006年，他怀着悲愤离世，不看好这种杀戮文化在可见的未来里会有尽头。

年复一年，关于暴力的回忆宛如旧照片褪色般益趋黯淡。如今，距离反抗军在雅加达残杀七名印度尼西亚军官、引发爪哇与巴厘岛多数地区组织性狂暴杀戮的那个9月夜晚，已经过了漫长的五十年。爪哇与巴厘岛各地乡镇的人民是大屠杀的受害者，他们在深夜遭到残忍杀害，被以棍棒打死或以绳索勒毙，只因为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些许赞同。多数人或许曾参与共产党发起的活动，毕竟拥有300万名党员的共产党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政党，而且也获得国父苏加诺总统的默许支持。一般认为，知识分子倾向支持共产主义，这也表示其中有许多受害者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某些地区的人只是戴着眼镜，就遭到残杀。

漫长的三十年里，受害者默默承受折磨，甚至还有一整排说谎的官员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每一年，为了纪念九三〇事件，苏哈托政权的“新秩序”（New Order）政策巧妙渲染那个命运性夜晚发生的事件，将遭到谋杀的将军塑造成英雄，指称谋反的共产分子为残酷杀手，对那之后的屠杀事件保持沉默。

1998年后，印度尼西亚挣脱独裁主义的枷锁，终于能拥抱建国者预见的民主制度，燃起了过去的希望。然而事实证明，在这个国家，自由民主不论在司法或调解上，都是作用薄弱的工具。媒体记录这个国家悲惨的历史，并未促成建立真相或追究责任的集体承诺。受害者反而遭受更多磨难，政府承诺提出国家道歉声明，结果他们却辗转得知，激进的保守势力认定当年的屠杀事件正当无罪，在共产主义退潮三十年后，仍继续支持着反共的理念。

苏希洛在位时（他在2004年成为人民直选总统，直到2014年第二任期满才卸任），替国家人权委员会调查屠杀的一份报告背书。这份篇幅冗长的报告提出补偿受害者的方案，苏希洛也考虑进行国家道歉，但遭到军方与发动多起屠杀的伊斯兰团体激烈反对。事实上，在屠杀事件发生当时，苏希洛的岳父萨尔沃·埃迪（Sarwo Edhie）正是下令镇压共产主义人士及其追随者的特种部队将军。在任期届满前夕，苏希洛提议将萨尔沃·埃迪塑造为国家英雄。

受害者并没有遭到遗忘。问题在于，几乎没人准备好迎接追究责任的这一天。外界期待他们往前看，不再回忆过去。如同我们在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深刻的纪录片《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中所看到的，那些在1960年代中期展开屠杀的人们以展现杀戮本领为乐。影片引述二度上任、现为印度尼西亚副总统的尤素夫·卡拉（Jusuf Kalla）所说的话：“我们需要流氓才能做事。”Tempo新闻周刊因应奥本海默的惊人之作推出特辑，当中表示：“刽子手无所不在，他们挥舞镰刀，为了个人复仇、宗教信仰或对国家的使命感，进行杀戮。他们杀害任何一个明显或疑似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成员，将受害者尸体弃置深谷、河流与洞穴。这些刽子手是否曾经为自己的骇人作为感到悔恨或罪恶？”

对于过去三十年来持续研究印度尼西亚与旅居当地的我而言，尽管我对这个国家感情深厚，沉重的问题仍时常萦绕在我心中。在我的黎凡特（Levantine）混血背景下的遗传记忆里，某种东西让我理解人们在长期的区域紧张中继续前进的观念——即便途中伴随着长久不满与仇恨的阴影。我在雅典的希腊亲戚会彼此低声谈论希腊内战（Greek Civil War）遗留的影响，在战争期间，相邻的国家为了旧账横越大小城镇互相发动攻击。由于我的亲戚们在巴勒斯坦出生长大，因此我从小便清晰地记得，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民永无止境的谋杀争斗。印度尼西亚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国家是由自由理想铸造而成，受平等与正义的“普世”原则所支持。然而，他们很难解释潜伏于每个历史转折的无谓杀戮。

时任总统的苏希洛在2012年提出为1965年屠杀进行国家道歉的想法，让我有机会探究这个悬而未解的民怨问题。在此之前，国家人权委员会发表了长达850页的报告，不出所料地，他们判定有系统地处决可疑共产分子的行为违反人权，提议展开正式调查以起诉应负起责任的罪犯。负责汇整报告的调查小组组长强调：“许多受害者与共产党或其部属并没有关系。军队官员刻意让那些人看起来与共产党有关联。”这份报告清楚说明了，1966年屠杀事件落幕后，迫害依旧存在，因为任何疑似与共产分子来往的人士都不得担任公职。那些在拘禁后幸存的人们，身份证会加上特殊注记，使他们几乎无法找到工作，直到1980年代为止：

1965到1966年间的暴力事件构成了一出人道悲剧，是印度尼西亚国史上黯淡的一章。这些事件因歼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及追随者的国家政策而起……（这项）国家政策利用极端且残忍的暴力手段……造成死伤……侵犯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人权……包含谋杀、灭绝、奴役、强迫免职、剥夺自由／无理由拘禁、折磨、强暴、迫害及被迫失踪。此外，受害者及其家属心理受创，进而在公民权利、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遭到歧视。

人权委员会的调查，是官方组织承认这出悲剧的规模，并指出政府官员应负起责任的第一份报告。当中包含将近400位受害者与生还亲属的证词，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发言权。即使1998年独裁主义时期结束后已放宽言论自由，遭到迫害、亲人失踪或就业受阻的受害者，依旧难以发声。譬如，在居住于巴厘岛的知名医生杰兰提克（Djelantik）的回忆录中，有段值得注意的叙述，他提到当地约有4万人遭到杀害。他写道：“光是出于好意供应节日的灯笼，或替共产党地方分支举办集会，就足以被人怀疑是党员或至少是追随者，进而有生命危险。”他也观察其他人对于爪哇的看法，发现许多受害者沉默地向命运屈服。他的亲侄，也是亲共信息部的官员，遭屠杀部队掳走，在被斩首前，他冷静地脱下手表、摘掉婚戒。在戒慎恐惧的社会里以直言作风闻名的杰兰提克写道，“巴厘岛人相信，这些恐怖杀戮是净化的行为”：

某些情况下，比如在苏卡瓦地（Sukawati）及其他村落中，共产分子会穿上白色衣裤前往警局，自愿当场受死。杀人者与被杀者都认为，这些事件会展现不凡的影响力。

鉴于罪行免责的沉重负担，我认为参加在总统官邸进行、研讨国家道歉提案的密室商谈于事无补。身为中立的局外人，我应邀替会议致开幕词，概略谈论了真相与正义，以及它们的疗愈性质。与会者有受害者与加害者的代表。知名的印度尼西亚籍转型正义专家加卢·万迪塔（Galuh Wandita）替受害者发声；另外还有退休陆军中将的儿子阿古斯·维杰约（Agus Wijoyo），他的父亲是九三〇事件中据称遭共产分子杀害的六名将军之一。会议很快便出现激烈争论。加卢激动地要求军方举行司法审判及纪念活动，以供世人追悼与谨记那些无辜牺牲的生命。然而，阿古斯对于只有单方面人士受害的假设感到愤怒。他反问：“那六位将军呢？他们难道不是受害者吗？”坚持反对道歉行动的论点或许是出自哈里·詹（Hari Tjan），他是信奉天主教的印度尼西亚华侨，也是在1968年协助推翻亲共的苏加诺政权并拥护苏哈托上位的学生领袖之一。“我们都逐渐忘了，共产分子是为了土地改革而奋战。”他压抑情绪，颤抖着低声表示，“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实行过土地改革吗？”众人一片沉默。他接着说：“那么，何必再打开这个充满蛀虫的罐子呢？”房间里的灯光仿佛全都熄灭了。

国家人权委员会报告发表的三个月后，检察总长表示，搜集到的证据“不足以作为展开官方正式调查的正当理由”。苏希洛总统麾下的政治、法律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佐科·苏扬托（Djoko Suyanto），驳斥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表示正是当初的屠杀事件，才使国家免受共产主义荼害，政府不需要做任何道歉。这项议题看似就此终结。《雅加达邮报》（Jakarta Post）引述苏扬托的话：“我们必须全方位来看待这个事件。共产分子意图谋反，政府需要采取实时行动以保护国家不受威胁。不要逼迫政府道歉。”报道还提到：“要是屠杀没有发生，这个国家就不会有今天。”

尽管如此，大众依然期待2014年就任民选总统、与旧时保守势力没有关联的佐科·维多多，最终会解决这个问题。考虑为侵犯人权事件道歉，是他上位之后所做的许多空泛承诺之一。他甚至还想办法会见1965年大屠杀的一些受害者。然而，随着事件即将届满五十周年，他的幕僚声明，总统有更急迫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要处理。其实，这应该是他在保守派参谋人士的建议下，暂时搁置的诸多承诺之一，这些人士包括领导1960年代反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天主教与激进华人，以及帮助他上位的军官。实际上，军方仍然是政府体制的重要支柱，而且似乎不愿意弥补血腥的过往。的确，军方至今仍对那六位将军之死遭指与共产主义有关怀有余怒。而被控发起屠杀的宗教组织，也不希望军队的地位因为任何的道歉举动而有所提升。佐科与印度尼西亚第二大伊斯兰组织穆哈玛迪亚（Muhammadiya）会面后，政府决定不公开道歉的新闻紧接着曝光。

在种种借口、失望与未能处理国际视角中已遭遗忘的种族屠杀背后，潜伏着对未来的深层恐惧。一个饱受不公不义所苦的社会对于社会变革的恐惧，或许解释了为何每当政治领袖考虑响应大规模屠杀事件时，就会爆发反共抗议运动。过去15年来，印度尼西亚的贫困率或许下降了一半，但财富分配变得更加两极化：该国2.5亿人口中，约有40%的人一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

社会凝聚力面临的威胁，也是阻碍究责的因素。1965年的爪哇社会由人数比例较为平衡的基督教与伊斯兰群体所组成；共产党获得许多基督教徒的支持（令梵蒂冈深感震惊），反共势力则在穆斯林中立稳根基。大家都知道，多数的杀戮行动其实是受军队鼓动的穆斯林少年匪徒与民兵所执行的。之后，许多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以逃避猜疑与更多的骚扰。自此，伊斯兰化加速所带来的影响，削弱了不同信仰之间维持和谐的传统文化机制，宗教冲突因而在印度尼西亚越演越烈。

可以肯定的是，揭露历史上的这些杀戮时刻，会导致微妙平衡的多元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报复浪潮。1965年事件中，大多数的激进杀手，尤其在东爪哇地区，都是与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穆斯林组织宗教学者复兴会（Nahdlatul Ulama）有关的准军事部队成员。而在柬埔寨，当你处于不顺从红色高棉暴政就有可能遭活埋的情况下，你要费尽多大的努力才能根除那些犯下暴行的恶徒？如今有三分之二的柬埔寨人在红色高棉时代结束后才出生，埋葬历史，把过错推给实际上协助终结了红色高棉恐怖统治的越南等外在敌人，变得轻而易举。泰国的策略是让反叛者完全恢复正常生活，以及抹除暴动的记忆。1980年代，所有逃到丛林加入激进共产势力的人都得到特赦。

无论受害的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或是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民众，人们对于那些遭到当权者谋杀的受害者，似乎都出乎意料地缺乏怜悯。这种长期的免责倾向，是无力和解的永久冲突的潜在肇因之一。数十年甚至数世纪以来，不满的情绪持续恶化。虽然这五十年里，南非与智利等地的政府确实试图调解与弥补暴力的过去，东南亚却甚少设法解决不公，或是还原平民的人权受侵犯、资产遭摧毁、生计受影响以及生命被剥夺的真相。以国家名义犯下暴力罪行而入狱的人少之又少。

问题在于，在一个倾向通过抚慰人心或英勇果敢的神话与传说来解读过去，而不是记录真实事件的地区，历史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在那里，生存经常是忍受困境与不敢奢望复仇的受害者的首要考虑。此外，人们也对过去感到羞耻。熟悉东西方情感的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欧大旭（Tash Aw）主张，所有破碎的历史都必须留在过去。“既然我们现在生活富裕，就不要谈论过去；研究历史等于回头看，现在只要在乎未来。”的确，大家常说东南亚人记性不好；否则，印度尼西亚人要如何面对1960年代的大屠杀，许多受害者被乱棍打死、斩首，尸体被丢入悬崖旁的大海或河川，十几天血流成河的过去？柬埔寨人要如何带着1970年代中期夺走200万条人命的骇人种族屠杀的记忆度日？1975年4月，红色高棉攻入柬埔寨首都金边，发动残酷野蛮、净空城市的社会重整行动，并杀害受过教育的民众。到目前为止，联合国法庭只对一名如今还在世的红色高棉领袖判处终身监禁。尽管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仍有多名低阶官员屡次顺利逃过起诉，他们或许“只是尽忠职守”，但真正的作为就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的“平庸之恶”⁽²⁾。柬埔寨政府冷淡地支持整起审判，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最后关头才倒戈的前红色高棉官员被定罪。总理洪森在叛逃到越南之前，原本效力于红色高棉政权。

不过，容我解释清楚：倘若认为东南亚人民对失落、受害无感，那你就错了。怎么会有人能够克服至亲遭暴行杀害，甚至亲眼看见这个过程的悲痛？面对这种遭遇，人的本能是寻求救济、正义甚至赔偿金，以真相作为慰藉，查明屠杀的原因与目的，帮助受害者及他们的家人试着去理解这般的暴戾。

罪行究责虽然罕见，却仍旧存在：近期的两起案件中，英国与荷兰法院所做的裁决或表现的态度，都有利于殖民时期的屠杀受害者。1948年，当时马来殖民地的一次反共行动中，英国士兵杀害了巴冬加里村（Batang Kali）24名手无寸铁的种植橡胶的农民。尽管事后展开多项调查，但英军并未受到任何指控。直到后来受害者家属上诉英国高等法院，才获得官方正式道歉，但之后英国最高法院裁定，英国政府没有义务进行公开调查。而直到2011年，荷兰法院才对上世纪南苏拉威西岛（Sulawesi）的拉瓦格德村（Rawagede）惨案做出判决，因为声名狼藉的船长雷蒙德·韦斯特林（Raymond Westerling）的命令而惨遭杀害的431位受害者，其家属将获得赔偿金。

这些判决可能太过轻微，也来得太晚，而东南亚执行“转型正义”的过程中也鲜少揭露埋藏在这些分裂社会里的不满与不信任是多么深刻。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内，反共产主义依然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官方立场。共产党在当地遭禁，学校里的历史教科书仍旧以经过修饰的官方版本，描写1965年的屠杀事件，并把重点放在六名将军据说遭到亲共谋反人士杀害的悲剧上。2015年，印度尼西亚屠杀事件满五十年的纪念活动，不是遭到禁止，就是被迫在海外举行。同年，非正规的人民法庭在海牙成立，策划者是公民社会运动人士。2016年，法官听取证词，非正式地裁决印度尼西亚政府应该为违反人权的罪行负起责任，另外，澳大利亚、英国与美国也是共犯。即使法官的判决不具法律效力，海牙法庭的发起人仍希望借此推波助澜，驱使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调查这起案件。

如果我们认为（我想我们必须如此），表面上的消极不代表遗忘或原谅这些暴行与罪恶，那么我们也可以假设，导致这些暴行的冲突，依然存在后续的世代里，并以全新且多为致命的形式不断往复循环。分析家质疑，为什么印度尼西亚如此受“9·11”事件所掀起的宗教极端主义浪潮所残害？实情是，许多加入伊斯兰组织（Jemaah Islamiyya，基地组织［Al Qaeda］的印度尼西亚分支）的热血新兵，由于亲人涉及伊斯兰之家起义（Darul Islam，狂热宗教领袖为了将印度尼西亚塑造为伊斯兰国家，而在1940至1960年代之间所发起的行动）后遭到不仁对待，而心怀不满。军队与反抗军在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岛与西爪哇部分地区的离岛作战时，数千名伊斯兰组织的支持者，不是丧命，就是遭到监禁。这起运动的领袖卡尔托苏维里约（Sekarmadji Kartosuwiryo），1962年在一座偏远岛屿上被行刑队处死。

我们看到同样的未平冤屈一代传一代，引发东南亚其他区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在泰国。自2005年以来的十年，泰国之所以频繁出现暴力的政治动荡与冲突，是因为当代的对立，对立双方分别是希望保有财富与特权的自私保守势力，与居住于泰国北部与东北部、冀望拥有更多选举权、要求更多财富的农民。如此的地理分歧有其历史缘由，但支持着对抗保守精英的知识信念，来自一小群前左派学生领袖，他们对于1970年代中期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一事依然感到怨愤。

紧接在1970年代中期学运潮之后的，是由军方主导、在曼谷对可疑共产分子或左翼支持者进行的暴力镇压。1976年，曼谷的泰国国立法政大学爆发屠杀事件，警察与士兵枪杀抗议学生，并在激进右翼暴徒对毫无防备的学生动用私刑时袖手旁观，当时，外国与当地记者捕捉并见证了种种暴行。新闻画面令观众震惊，他们讶于居然会发生如此残忍的杀戮及狂妄的暴行，以及当局不在意的作为。幸存者从内陆逃往丛林。在1980年代屈服与重新安置之后，一些学生以大学学者身份回到社会，一些则加入政党。他信在任职内政部重整单位的警官期间，认识了多位叛乱者，之后于1990年代中期踏入政治圈时，他聘请其中少数人担任国是顾问，包含担任他信政党秘书长的普坦·威查亚猜（Phumtham Wechayachai）。这些人受到理想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也或许是出于更重要的动机——对抗杀害亲人的稳固保守势力，因此帮助这位抱负远大的政治家拟定平民主义政策，并在2001年及2005年连续赢得两届选举。他们在1970年代是血气方刚的激进学生领袖，疾呼平等；而现在有权有势了，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理想。总理办公室设置了请愿匦。内阁会议在偏远乡村地区举行，在那里，他信与部会首长们表面上“倾听”人民的需求，然后配发补助与小额贷款。他们也推行多项政策，例如，让每个泰国人民都能以约一美元的代价享受医疗服务的革命性的卫生保健计划。看来，旧时泰国共产党的社会平等理念似乎已经实现。

不出所料，害怕被篡位的极端守旧保皇主义势力，深知这些计划主导者的用意，进而将种种平民主义政策视为威胁。单单是古代为暹罗国王独有的请愿匦的象征主义，便足以引起怀疑。到了2005年，保守派针对他信及其左派幕僚发动破坏性的街头抗争，有效地使政府运作陷入瘫痪，最终引发2006年的军事政变。这次，平民主义分子没有丛林叛乱势力可以投靠，于是他们坚守立场，在曼谷市中心筑起屏障，破坏市区的零售与商业区。2010年5月13日，意图结束这场僵局的谈判失败，装甲车与武装军队冲破屏障，造成90人死亡。这些激进分子在慷慨激昂的演说与文章中，表达对致力推翻人民主权的保皇派军方人士与官员掌控局势的愤恨。对此，当局实行严格的《冒犯君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作为响应，此后，这项条款便一直遭政府滥用，以将异议分子送入监牢。

由毕业学生组成的左翼团体中，有一位比这群平民主义分子更有话直说的代表人物，就是不久前还在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历史的通猜·维尼察古。关于泰国民族主义的起源，通猜的论述极具说服力。1996年，我和他一同观看记录1976年校园攻击事件的低分辨率黑白短片。他难过地哭了。同样为影片画面动容的我意识到，这段时期正是我在伦敦安稳无忧地就读大学的那几年。多年后，通猜小心翼翼地描述他称之为自创文化的泰国至高君主制：

我在极端保皇主义的环境中成长的同时，人们对君主政体的狂热逐渐加剧，1973年10月14日之后，这股热潮越发不可收拾，直到攀上过去十五至二十年的巅峰。实际上，人们保卫君主制，只是为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着想。施行《冒犯君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同时，他们也提倡被视为可保护君主制度的习俗与传统，以防堵对君主制的批评与负面看法。

过去十年来不断折磨泰国的，而且自2000年以来造成200人死亡的两极冲突的核心，根植于失落的1970与1980年代对不公不义的深刻怨恨，这是一种从未觅得出路的怨恨。

无论一个人为了遗忘过去而找借口扭曲多少事实，犯罪免责的严重不公依然存在。1999年，在公投结果揭晓绝大多数帝汶人倾向独立后，全世界胆战心惊地看着印度尼西亚军队帮助与教唆帝汶暴民在东帝汶街头叛乱横行。据联合国估计，随之而来的暴力事件牺牲了约1400条人命，直到印度尼西亚同意撤军并允许国际维和部队进驻，冲突场面才得以平息。时任国军总司令威兰多否认在公投后下令执行焦土政策。在后续由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究责请求中，他是关键犯罪嫌疑人，而且被控违反人道罪。2002年印度尼西亚联合东帝汶成立的真相调解委员会评断，印度尼西亚必须为侵犯人权负责，当时的总理苏希洛也在2008年发布官方道歉，但这个举动并未促成对军方人士的任何起诉。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尼西亚人为祖国军队辩驳的方式。一年后，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可谓最为开明、心胸最开放且热情的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他成立的民主论坛（Democracy Forum），为反对独裁政治及新的改革与民主时代奠定了根基。经过国民大会一系列的政治操作，以及多数议员的提名与选举，他在1999年当上总统。鉴于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我问他对威兰多有何看法。“人们对威兰多将军有错误的印象，”他说，“这源自一概而论的想法——我们归纳自己对军方的看法，认为他们嗜血，经常发动政变。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忠心耿耿，对国家的人力资源有很大的贡献。”他还说，他正尽力阻止国际法庭传唤威兰多与其同僚。

洞察如此根深蒂固的健忘背后的文化驱动因素，一直是我在东南亚持续追求的目标。我曾遇到最激励人心的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之一，苏查特莫科（Soedjatmoko Mangoendiningrat），他是已经退休的外交官，在1989年去世前受任位于东京的联合国大学（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校长。我在他去世前不久采访过他，询问他如何看待爪哇同胞对不公与压迫抱持的被动态度。他语调沉稳、不带任何情绪地回答：“只要能保留文化背景，爪哇精英并不真的在乎受到什么压迫。”苏查特莫科具有典型的消极冷静特质，而爪哇精英文化将这种性格视为美德。他告诉我，他们生存的唯一办法，是“不去质疑权力结构，而是学习如何顺应其运作。这是对于压制与迫害所做的深刻文化调整”。

然而，透过文化来检视苦难是极为主观的。苏查特莫科的女儿加卢·万迪塔已成为印度尼西亚最顶尖的转型正义专家。加卢非常关注历史的受害者，她在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期间目睹了暴力事件。2015年，她安排1965年屠杀事件中的一些年长受害者参加巴厘岛文学节，而政府禁止巴厘岛出现任何有关屠杀的讨论。看到这些在五十年前那段黑暗时期失去手足与父母、身体虚弱却仍保有尊严的妇女泰然自持，实在令人感动。更令我动容的，是一名聆听朗读、自称受害者的三十多岁女性。她说，屠杀发生时，她还没出生，却已经失去了亲人，她想要知道他们的死因。不知道真相所受的痛苦戕害了她的心灵。“为什么我不能知道亲人的死因？为什么？”她啜泣道。

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反驳，揭露这些旧伤疤只会凸显现代的不公，并加深早已频繁导致冲突的社会分歧。因此，何必破坏现状呢？旧照片会褪色，如此大规模的杀戮与磨难几乎全都消失了，只剩留存于印度尼西亚人心中的社会集体创伤。这些创伤可见于现代作家的创作，也在约书亚·奥本海默执导的纪录片⁽³⁾中历历可见，当中一些演员本身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从照片里看不到的是人们的感受。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在内心深处，对那段无法抹去的历史感到羞愧。这个过去的污点遮蔽了他们对未来的想象。

最残酷的现实，或许是在政治环境下，人们不计一切代价保有权力，而冒着失去声望与地位的风险去回忆过往与补偿受害者并不值得。何必开启挑战既有现状的大道呢？在泰国，涉嫌证据充足的违反人权罪行与擅自对平民动武行为的维安部队，至今没有一个人遭到起诉。一直以来都有调查展开，但大部分都是过于理想化的律师与公民社会激进分子，在维安部队不配合的情况下草率进行。如果发现任何有罪情节，究责通常也止于下级，不会向上追溯到指挥阶层。真正的结果不是遭到埋藏，就是为了政治考虑加以粉饰。有一份官方报告，内容是关于1991年泰国军队在军事政变后射杀抗议学生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据称已经遗失。我问负责调查的律师是否有备份，他说他的那份复本也弄丢了。犯罪免责的特权扩及普通士兵，涵盖人脉广阔的精英家族成员。2013年，一支特种部队小组闯入爪哇中部的监狱，处决涉嫌谋杀其战友的四名囚犯。这些士兵被捕后被判短期徒刑。十年前，前总统苏哈托的小儿子被控下令谋杀判他贪腐的法官，结果他只蹲了四年的牢狱。在一个自建国及之前数世纪以来众多人命莫名遇害的国家里，死亡毫无意义。以这个角度而言，普拉姆迪亚对其同胞的看法是对的。但更准确地说，对生命的无情漠视，才是冲突不断的历史的产物。

(1)　1936—2015，生于中国昆明的美国知名学者，民族主义研究专家。

(2)　意指人们集体不思考，最终将把整个社会推向极致的犯罪。

(3)　除了2012年的纪录片《杀戮演绎》，奥本海默还于2014年拍了续作《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

第六章　逐步开放

公民社会若要蓬勃发展，必须有强大且充满生机的经济体系，而这个体系取决于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秩序。

——安瓦尔

现代世界上最不为人知的转折点之一，是1970年代中期兴起的政治改革浪潮。受到1974年在葡萄牙推翻军事统治的“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的激励，这股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Third Wave of Democratisation）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don）所述，在拉丁美洲地区获得最大回响，并且见证了智利与阿根廷强大军事政权的瓦解。很快地，东南亚地区也受到影响，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的学生开始反抗暴政与贪腐。这些民怨大多遭到有效压制，而且往往通过暴力镇压手段。如先前所述，1976年10月，泰国军队在校园内对学生开火，允许右翼激进分子以私刑处决学生领袖，将他们吊死在树上，然后焚烧尸体；在印度尼西亚，政府限制校园自由，并古怪地将此举解释为“正常化”的过程；在菲律宾，政府佣兵追捕共产主义支持者，一抓到人就立刻处决。为了保命，数千名受到威胁与镇压的学生从曼谷与马尼拉的校园逃到丛林，加入共产分子的武装暴动。

共产暴动的影响，加上共产党在越南获得胜利，使西方明显对东南亚逐渐向共产主义集团靠拢感到恐惧。大约在1975年，美、澳两国对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的举动视而不见，想必是因为葡萄牙撤军后恐惧左派政权会接管东帝汶。这些左派学生运动深深影响1980年代在东南亚爆发的现代自由运动。但是，这些改革运动改变政治局势和为快速经济成长与发展奠定基础的具体方式，几乎说明了传统权力态势的惯性与革命政治的限制。

最先实行政治改革的是菲律宾：1969年，马科斯连任总统。起初，他巧妙操纵权力，将重大开发计划委交关系友好的寡头政客，而他们再协助他中饱私囊。到了1970年代早期，贪腐与任用亲信的现象猖獗，凸显了逐渐加深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并引发人民的愤怒与憎恨。面对农村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与因此快速发展的共产主义暴动，马科斯在1972年宣布戒严。接着“刺客部队”以“抢救行动”为名，展开大规模的拘捕与暗杀行动，以镇压异议分子与反抗人士。美国及其他西方势力选择忽视这些行为，因为据说马科斯将会消灭可疑的共产分子。到了1980年代初期，马科斯法定任期届满已久却依然在位，独揽所有政权并废除民选国会。多数反对者不是在牢里，就是遭到流放。其中，参议员贝尼格诺·阿基诺（昵称“尼诺”［Ninoy］）尽管背负着死罪，仍然决定在1983年回到马尼拉。“我一直在仔细衡量菲律宾人民的美德与过错，得到的结论是他们值得我牺牲。”阿基诺1980年在美国演讲时如此表示，之后这段话也成为他的名言。

他确实这么做了。阿基诺从流亡地美国飞回马尼拉，在走下飞机时遭到暗杀，使得大众起而反抗马科斯，最终迫使美国不得不关注此事。美国劝服马科斯在1986年2月召开临时选举，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阿基诺也在角逐之列。马科斯迅速宣布胜选。然而，在将选举视为盖章了事的东南亚各地，首次有由公民社会发起的选举监督组织质疑官方投票记录，他们提出可信的证据，指出科拉松的确小幅领先，赢了近一百万张选票。马科斯的顽强抵抗，起初引发军队中的不满分子发动政变，但后来以失败告终。假使当初政变成功，充其量也只会重启独裁镇压行动。不过，反对马科斯的主要军方人士胡安·庞塞·恩里莱（Juan Ponce Enrile）与菲德尔·拉莫斯（Fidel Ramos），或许是因为不确定自己在军中有多少支持者，因此转而投靠权势强大的罗马天主教会，进而通过全国广播号召大规模抗争行动。随着数万名菲律宾人涌入马尼拉主要干道（以混凝土建成、脏乱的桑托斯大道），并包围军事基地（里头叛变的军官正伙同低阶士兵大胆违抗军队统帅），马科斯的垮台似乎无可避免。在伦敦BBC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我与口沫横飞的评论家及情绪激动的相关人士联机时，从充满噪音的电话中感受到另一端期待解放的兴奋之情。2月25日，马科斯终于下台，他、妻子伊梅尔达及仅剩的随员，在菲律宾的美国军事航空基地搭上军用直升机，前往夏威夷。

从外界的角度看来，马尼拉境内发生的事件代表了人民力量的胜利。大规模抗争行动的场面激发世界各地发起争取自由的运动，影响力远播南非。经过CNN的报道，这样的影响扩散得更加快速。CNN利用全新卫星技术，在事件爆发时提供现场报道，并持续更新现况。人民终于得以发声。全世界都乐见这场人民力量革命：无论是否出于刻意，象征这场革命的黄色缎带，与共产主义联盟做了清楚划分。美国疏远马科斯与最终拥抱人民力量的作为，有效改善了亚洲与其他地区长期支持独裁政权的情形。不出几个星期，新任菲律宾总统，即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便在华盛顿特区对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在越南战败的十年后，美国得以支持民主的胜利典范——长久以来，美国决策者害怕共产主义者会成为最终赢家，因而设法从中作梗。这是东南亚的重要时刻。不幸的是，这场民主革命的影响未能均匀扩散，并且很快就失去力量。

与2011年在阿拉伯世界“燃起自由希望”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十分类似，人民力量为1980年代东南亚其他区域带来程度不一的影响，徒留一连串断续、落空且遭遇更多政治阻碍的改革运动。1980年代晚期反抗军事统治的缅甸青年，远不如同时代的菲律宾人那样幸运。人民力量席卷菲律宾三年后，数千名缅甸人在发起抗争时遭到射杀、囚禁与凌虐。缅甸军政府利用半吊子的社会主义原则，对国家实行严格的国有化政策，并且根据出身战前时代的经济学家与预言家的看法制定怪异的经济政策。1985年，正当多个邻国经济起飞时，缅甸却停用本国货币，以便让印有强人统治者奈温幸运数字的钞票广泛流通。⁽¹⁾

三年后，在原本应为吉日的1988年8月8日（东亚及东南亚多数地区将8视为幸运数字），数千名学生与佛教僧侣聚集在街道上疾呼改革，有意模仿两年前在马尼拉推翻马科斯的人民力量革命。然而，不同于菲律宾，缅甸军队并未站在人民那边；军队以蛮横武力回应，用自动步枪和机关枪扫射街上的抗议民众，造成数千人死亡。军队势力大获全胜，但或许是意识到奈温将军拥护的缅甸式社会主义名声败坏、不得人心，他们重新替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更具威胁性的名称：国家法律与秩序重建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SLORC）⁽²⁾。令人意外地，新任的军政府宣称不会紧握权力不放，并允诺在1990年举行多党制选举。军方一定自以为得到人民真心爱戴，因为他们开放了一场比以往自由的选举，让遭到杀害的民族主义领袖昂山将军之女昂山素季带领新成立的全国民主联盟党（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NLD），获得压倒性选票。昂山素季原本默默无闻，嫁给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阿里斯（Michael Aris）并定居英格兰，之后开始踏上民主奋斗之路。国家法律与秩序重建委员会起初看似会遵守选举结果，并顺从人民的渴望，却在两个月后宣告选举无效，新的军事独裁时代也渐露端倪。昂山素季被软禁在家中，至于顺利逃到泰缅边境的人，则自立阵营或展开新生活，无法向家乡的目标群众传达主张。

民主的种子也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萌芽。1989年，我目睹印度尼西亚学生在雅加达街头游行、呼吁改革。他们身穿牛仔裤与T恤，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成群坐在路旁，整夜高歌革命旋律。他们说着关于苏哈托的笑话，提心吊胆地笑着，害怕被别人听到。他们不会一味批评政府，而是针对土地争议与人民福祉的问题抗议。同样地，苏哈托总统得知菲律宾不久前爆发的事件，行事小心翼翼。开始感到孤立与被排除在权力斗争之外的军方，倾向温和地对待学生，迫使苏哈托体认到需要容忍更高的开放性。

马来西亚政府依殖民时期的《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所行使的全面权力，早已限制自1970年代中期便开始酝酿的学生激进主义。因此，1987年某些社会与民族问题引发抗争时，政府很快便采取行动。10月27日晚上，106名激进人士、学生、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因《国内安全法》遭围捕与拘禁。同年，新加坡政府也发起规模较小的类似行动，据称是为了揭露“马克思主义者的阴谋”。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没有任何抗议事件达到与1970年代中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兴起之初席卷东南亚的示威运动一样的规模，也并未对国家体制造成显著影响。事实上，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这样的现象意味着更加稳固、独裁的统治风格。

1980年代末期，柏林墙倒塌与冷战结束，预示了自由市场价值与确保资本主义顺利运作所需的政治自由之胜利，让民主的种子更有希望在东南亚开花结果。学术界与全球决策者坚信，作为治理体制的民主必将普及，而遗留在东南亚的独裁体系不久便会消失。克拉克·内尔（Clark Neher）⁽³⁾于1991年发表文章，指出美国与苏联之间较量的对立世界的转变，揭开了变革的序幕，而在“经济而非安全考虑”居主导地位的世界，民主化成为受人欢迎的副产品。然而，很快地，人们看好东南亚赶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尾端的期待逐渐落空。东南亚的强势领袖在有效击垮争取政策发言权的早期人民力量运动后，进一步巩固自身权力。

这些人运用了谨慎而精明的软硬兼施策略。1990年代是东南亚地区经济飞快成长的开端，同时，获得解放、行情看涨的西方经济体，在这个地区投入大量资本与时间，以期从经济改革中获利。1980年代晚期，印度尼西亚实行全面的金融与经济改革，吸引大批外国投资者与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同一时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面对高涨的批评声浪，宣布实行经过审慎评估的开放措施（如我在1990年代关于苏哈托及其政治的研究中所述），这意味着政府能容忍有限的礼貌性批评，稍微松绑大众媒体的限制。虽然如此，却不见政府有任何从根本上改革体制的意图，苏哈托看来也尚未准备好放弃权力。此外，市场的自由化与银行体系均经过权衡，使绝大部分的资本与利润落入苏哈托的家族与密友手中。

1990年代中期，美国在印度支那惨遭滑铁卢并撤军的二十年后，越南与美国恢复正常关系。随着贸易壁垒瓦解，越南尽管坚持奉行共产主义原则，仍被视为有经济增长潜力与值得投资的新领域。1987年实施的外国投资法，宣告外商直接投资洪流的来临。1992年，越南政府修订其共产主义宪法，承认私有企业；股票市场在进入21世纪之际开始运作。越南务实派领袖的成功治理，让直到1980年代中期仍仰赖苏联专业技术的稳定共产国家，转变成十年后最受欢迎的老虎经济体。越南的劳动人口遵守纪律、生产力旺盛，加上部分在战后远走他乡的百万名流亡者陆续带着知识、技能与资本回到国内，许多人期待，越南能够崛起成为东南亚多个老虎经济体中的小龙。尽管如此，越南迟迟不见政治改革的迹象，有的只是经过仔细忖度的对外开放。即便是饱受战火摧残的柬埔寨，也显现了新生的征兆，联合国在1992年后协助该国重建，动用15亿美元、约2万名人力，为其建立议会民主的根基。

这样的逐步开放，虽然对经济影响深远，却只为东南亚地区的社会与政治现状带来表面的改变。可想而知，改革促进了资本的流动，而非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化。越南继续由封闭的共产党派系所统治；苏哈托依然是印度尼西亚的独裁总统。当时，乐观主义者将这个“经济第一”的方法视为非破坏性转型的理想形式，认为它有助于建立经济繁荣的基础，以便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间阶层可在未来展开有秩序的改革。然而，正如新兴中产阶级警觉到社会进步与民主变革的需求，收入与消费的大幅提升也危及国家现状，使得维持社会稳定必须付出更大代价，进而阻碍有意义的改革与变化。

投资的程度提升，对政治自由限制的担忧也随之降低。更多自信的领袖（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利用流利的英语提倡他们称之为“亚洲价值”的领袖风格，他们主张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适用于自身国家，并坚称人民愿意用不受限制的自由换取温和且能保护人民的专制政府。李光耀认为，“每个国家都必须发展自身特有的代议政府风格”，意指西方的民主模式需要加以修正。而马哈蒂尔在当时则作风强硬，痛斥西方害他在打造亚洲贸易联盟这件事上徒劳无功，并且纳闷这是否与“我们的脸孔是黄褐色”有关。事后看来，政治改革的步调之所以如此缓慢，是因为当中蓄积了过去十年来爆发的剧烈冲突。然而，鉴于今日东南亚的大部分社会与经济结构都是在1980年代晚期到21世纪初奠定基础，这段时期值得我们仔细回顾。

我在1990年代居住的曼谷与吉隆坡，被视为东南亚蓬勃经济的缩影，它们是受到看似宽容、倾向改革的国家所监督的适度自由市场。实际上，这正是带有恶性独裁主义特色的半民主状态的诱人之处。马来西亚经济逐渐起飞、投资者蜂拥而入的同时，政府也囚禁异议人士，钳制媒体言论。如果外国媒体（也就是我这一方）提出一点批评，谄媚政府的人士便会反驳，这是西方人“嫉妒马来西亚的成功”的表现。记者的报道必须经过审查，每个星期我都紧张地等待，不知道《远东经济评论》能否获准在马来西亚发行。我记得这段时期，马哈蒂尔总理曾在吉隆坡举办的投资研讨会上被问到，为什么自认可以在国家经济如此倚赖外国投资的时刻藐视西方。他一边怒视台下西装革履的银行家，一边反驳：“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还是会来投资我的国家。”

东南亚的经济成长有目共睹。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5年至1995年期间，泰国是全球发展最快速的经济体，平均一年增长8.4%（如今一年要达到2%都十分困难）。如泰国经济学者巴素·蓬拜集（Pasuk Pongpaichit）指出，这个成就大多得力于为了避开日元升值而流入此地、将近500亿美元的日商资金。此外，还有守纪律与成本低的充足劳力（除了泰国，也来自邻近的缅甸），以及规模可观且富裕的中—泰商界所展现的强大创业才能与资本。

财富与活力显而易见。生活在1990年代中期正值经济发展巅峰的曼谷，我汗流浃背地坐在公交车上，车子在庞大车阵中寸步难行，却见暴发户坐在全新的奔驰或宝马轿车后座，舒服地看着影片。我遇过一些商业大亨，例如泰国最大企业正大集团（Charoen Pokphand Group）的总裁、讲话轻声细语的谢易初（Dhanin Chearavanont）。谢易初以农产品公司起家，在二十个国家经营高科技公司，并从事多样化的国际投资组合。他的父亲和其他数百万名逃离末代帝国的贫穷同胞一样，在1920年代从中国迁居此地，并以曼谷的唐人街为据点，做起农作物种苗的生意。到了1990年代中期，正大集团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私人企业之一，在中国、东南亚地区与美国都有开创性投资。今日，正大集团的年收益超过450亿美元，而谢易初及其三个兄弟更是泰国首富，身价逼近200亿美元。我在1994年初次见到谢易初，当时他刚从农业转战电信业，而我和他一同前往上海参加一家合资银行的开幕典礼。我们漫步在上海著名的外滩时，他称自己是中国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最先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到了1990年代，他成为中国资金最雄厚的单一外国投资人。媒体惊叹，以泰国农商企业巨擘出名的谢易初，如何买下中国的一家摩托车公司、获取来自日本的新科技，并在十年内攻占15%的中国摩托车市场。在总是使用自家食材的宴会上，大圆桌上的中式菜肴摆放合宜，我认识了几位他特别从商业发达的上海聘雇的高级经理。这位在泰国成功掌握7-11便利店特许经销权（店数仅次于美国与日本）的正大集团董事长，除了其他诸多成就外，也是一位古老棋盘游戏围棋的冠军棋手。

1990年代，东南亚华侨企业集团在全球法人舞台上赢得胜利；它们大量借贷与投资，并从世界各地获取资产。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委托的研究在1995年曾有统计，东南亚地区约有3000万名华人，贡献约达45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当时与中国大约50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不相上下。如此惊人的企业活力让全球金融界的目光为之一亮，吸引投资银行家与证券经纪人来到东南亚地区。他们穿着起皱的深色西装走下飞机，不断邀请像我一样的记者一起享用饭店的奢华自助午宴，以便探询实用的见解，评估是否值得花费数百万美元投资由深不可测的家族王朝所经营的陌生企业。他们只想听到好消息；当我开始一一列举信贷过度、事业独占与收入差距极端化的风险时，只见他们盯着桌上的卡布奇诺发呆。印度尼西亚股市于1988年首度开放外国投资时，有人以数百万美元资金买下雅加达一间鲜为人知的酒店企业股份。这是在甫获解放的市场上唯一可供交易的股票。尽管如此，这对想在欧洲与美国的萧条市场与触底利率之外寻找替代选择的投资者而言，依然有利可图。

在诸如《亚洲崛起》（Asia Rising）、《竹网：流亡中国企业家如何在亚洲建立新经济超级强权》（The Bamboo Network: How Expatriate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Creating a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in Asia）这类有着震撼书名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家庭工业。东南亚社会潜藏着恐惧，就像几年前美国人对日本可能接管美国国内企业感到恐慌一样。然而，这未能阻止资金的流动。东南亚华侨与日本人不同，他们向来追求小心谨慎的成长与发展方式。他们以保留所有权与从消费者及制造商身上获取利润为优先，牺牲前瞻性的工业发展，最终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卖空这个区域。随着新世纪来临，中国与韩国在技术与工业上的造诣与潜力，已远远超越东南亚。

对于趁势从蓬勃发展的经济中获利的人而言，政治没有太多变化，似乎无关紧要。当然，就当权者的家族和密友而言，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他们并不真的渴望政治改革。他们合理化自身特权，作为让原住民（马来西亚称“bumiputera”，印度尼西亚称“pribumi”）赶上华侨的一种手段。到了1990年代早期，东南亚地区资金泛滥，激起企业集团的野心与贪婪：1993年，行事高调的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商人塞蒂亚万·佐迪（Setiawan Djody）与马来西亚的原住民合作伙伴，一同收购当时经营惨淡的意大利汽车品牌兰博基尼。他的梦想是替亚洲暴发户制造一款平价的奢华轿车。1980年代晚期，我受邀参观他在雅加达豪华气派的住宅，欣赏他担任主音吉他手的摇滚乐团的即兴演奏。佐迪坦承，自己是靠着与苏哈托家族的关系才能在商场上出人头地的，掩饰了他起初身为音乐家，并以亚洲顶尖吉他手的殊荣登上《滚石》杂志的过往。我在雅加达占地广大的格罗拉（Gelora）体育场欣赏由他重金安排的Kantata Takwa现场演出，这场表演传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意活力，没错，还有自由。然而，佐迪的生活并不顺遂；十多年后，他年逾六十，必须进行肝脏移植手术，自手术后便回归表演舞台。至于兰博基尼，则在1998年卖给大众汽车。

还有许多像这样从东南亚的繁荣崛起的故事：拥有裙带关系的人士与人脉广泛的官员，投资后来转型成庞大企业帝国的公司，其中很多都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崩溃瓦解。即便如此，这个时期所创造的财富十分惊人；其影响能从所有东南亚国家首都均可见的由钢铁与玻璃构成的天际线，以及至今仍造成诸多苦难的可怕贫富差距中看出。1992年，泰国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达0.536⁽⁴⁾，在全球国家中排名靠前；此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准，数值越高，代表分配越不平均。

随着资金流动，教育程度较高、生活较为富裕的中产阶级蓬勃发展，东南亚的政治似乎也该有所改变了。人民力量的声势已过，在押注东南亚会长期稳定而非动乱的众多外国投资者心中，或许还是一段令人不安的回忆。随着外国资金的注入与本地经济体的开放，透明化与问责制的需求也变得无可避免。如此一来，蓬勃的股市与晶亮的办公大楼便成为民主的指标，即使通常只有精英阶级与都市地区才感受得到它们的影响。

变革的氛围千真万确。我曾与当时被视为改革派的政治人物有过谈话，包括曼谷民主党的阿披实及时任马来西亚财政部部长的安瓦尔，听他们谈论亚洲政治的新解放思潮。

在伊顿公学与牛津大学求学的医生后代阿披实，是我见过最年轻的政治人物之一。当时他30岁，体格略瘦，拥有一般只在艺术家身上看得到的温柔善感。他深邃睿智的眼神与不时挂在脸上的笑容深受曼谷选民喜爱，尤其是家庭主妇。在改革泰国过度集中与不当的教育体制上，他早已身经百战。官僚警告教师们，阿披实建议成立的独立学校董事会将不会发给他们薪水，使他的改革终告失败。昵称为马克（Mark）的阿披实，注定发挥自己所受的西方教育与素养，根据透明的规章与程序，发展有效的议会民主。他运用从牛津大学辩论社学来的各种辩论技巧及泰国上流社会的话术，与国会议员争论；讲英语时，他能言善辩，从不认输。他在泰国媒体上的形象显得高傲且有些自大，但我注意到，他一向听从当权者的命令。他的家族世系可追溯至任职法庭的中—越移民；行医的父亲也是贵族一员。如同许多有幸出国留学的精英分子，阿披实展现了双重形象：一面是拥有新奇点子、处事圆滑的西方人；另一面是尚未走出封建时代、效忠政府的官员。一开始，他还能轻松游走于两种形象之间，但他忠于精英与体制现状的行为越明显，他的良好形象在渴求获得权力的下层社会里就越衰败。

在马来西亚，我曾报道过安瓦尔于1990年代初期在政坛迅速成名的事迹。安瓦尔以领导穆斯林学生青年运动闯出名号，磨炼出激进分子的才能。他是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的受惠者，这项政策在1971年制定，旨在帮助本地马来人脱离极端贫穷的处境，并通过各种教育及财产的优惠措施给予其公民权利。安瓦尔的父亲原本是地位卑贱的医院清洁工，后来力争上游成为议员与掌管卫生事务的高级官员。安瓦尔年轻时就读位于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仿英国公学精英体制的马来学院（Malay College）。在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求学期间，他积极参与学生政治，为贫穷与不公发声，还在1970年代中期吃了近两年的牢饭。身为辩才无碍的天生政治家，安瓦尔在1980年代初期加入执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UMNO，简称“巫统”）。他带着赋予公民社会权利及让高学历青年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新颖观点，踏入主流政治。许多前途看好的马来西亚知识青年都相当爱戴他。

我在1991年初次与安瓦尔见面时，他已经当上财政部部长，而且被外界认为很快将会登上总理大位。优雅的山羊胡、时髦的方框眼镜与对高级订制西装的爱好，凸显他十足的摩登形象。不过，安瓦尔一向反应机灵，往往能迎合大众口味。1990年代初的政治集会中，他在一个仇视非马来族群的马来农村里发表的演说，深深打动了我。演讲结束后，安瓦尔看到我和当时替外国媒体工作的马来西亚同事卡利穆拉·哈桑（Kalimullah Hassan），很是惊讶。他把我们带到一旁，狡猾地笑着请我们不要报道他刚才说的话。

阿披实与安瓦尔尽管各有缺点，但都以独特的方式与背景，尝试以崭新的方法提倡民主政治。他们没有试图煽动人民的力量，而是深入体制；他们致力于讨论想法，吸引有才能的年轻人支持他们努力的成果。他们采用先进且逐步对外开放的做法。他们两人都不是革命分子，也都有一半的立场支持权势阵营。然而，他们带给许多人希望，同时拉拢拥有现代观的从众分子与反对势力。他们因为擅长沟通以及将西方自由价值融入东方背景的能力，而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八面玲珑的安瓦尔从《外交事务》季刊搜集最新的国际关系观点，借此赢得外国访客好感。阿披实则以伦敦周围各郡（UK Home Counties）的国会议员（此外还是他出生地球队纽卡斯尔联队［Newcastle United］的死忠球迷）身份脱颖而出。遗憾的是，他们的政治生涯轨迹，清楚呈现了他们按部就班、较不具破坏性的策略是多么无能，以及过去三十年来东南亚政治的进展多么有限。在泰国，阿披实带领非民选政府，并在2010年主导一起军队杀害近百名抗议人士的镇压行动；在马来西亚，安瓦尔被控贪腐而入狱，出狱后又在2013年几乎赢得大选后，因鸡奸罪名再度坐牢。这当中究竟哪里出了错？

1986年，菲律宾爆发的人民力量革命，仅开启东南亚其他国家严格管制的改革步调；十年后，1997年7月泰铢重挫，激起了更灾难性的效应。这场危机源自市场引导对泰国货币的不信任，因为1990年代经济起飞时，企业大量举债，当时认为泰铢投机交易的时机已然成熟。这个结果出乎意料，因为泰国政府看似谨慎的财政政策，稳定了通膨率（介于3%—5%），也让泰铢币值持稳，大量外资因而流入，泰国政府还夸耀国库拥有适度盈余。高储蓄利率与8%的国内生产总值，使泰国看起来就像典型的亚洲小虎经济体。虽然如此，一切的浮华魅影终究无法长久。经济成长加上资金快速流动，银行业像气球般迅速扩张，变得越来越难以监督。银行与金融企业大肆向国外借贷。股市仿佛一个起伏剧烈的赌场，尤其是房地产业。整个市场是投机者的淘金宝地。市场自由化让资产暴露在寻求快速收益的投资交易下。高利率与热钱流抬高了资产价格，包含计划不周、资金不足的投机事业，以及规模过大、低价抛售的房地产。一切在1997年7月2日崩盘，当时泰国政府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短短一夜，泰铢兑美元汇率狂跌一半，菲律宾比索面临同样下场，印度尼西亚盾兑美元汇率则从约3000：1骤降至14000：1。

社会不安与动荡紧接而来。在印度尼西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协助纾困，同时执行严格的财政改革。坏账银行倒闭，利润飙升，过多的补助遭到删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针对苏哈托家族及其亲信掌控的垄断企业下手，但是，治病的同时也几乎害死人。因此，基金组织为了对症下药费尽心思。银行挤兑与补助的大幅削减，使印度尼西亚平民权益受损。一夕之间，新兴都市中产阶级的存款净空，消费力受到重挫。金字塔底端的贫穷人口，无法再靠着在路边摆面摊、卖肥皂及其他日常用品的小本生意维持生计；经济状况较佳的民众，也被迫让孩子退出学费瞬间飙涨的学校与海外大学。苏哈托在1998年确保自动连任，并全面指派亲信与贪污官员（包含他的家族成员）组成内阁时，严峻的经济与社会困境更加沸腾，进而引发激烈民怨。

1997年爆发经济危机时，人们深感本国的强大领袖不再履行以有限自由换取繁荣发展的社会契约。苏哈托在1998年戏剧性下台，为印度尼西亚带来关键的转折点。如同世界上不计其数的独裁者，苏哈托未能察觉自己时间已尽，还亟欲结合武力威胁与怀柔政策保有权力。最后，属下的背叛终结了他32年的统治，新任内阁成员变节，公开支持在国民大会屋顶上挥舞革命旗帜的学生。

从1998年5月开始，剧烈的变迁戏码在雅加达街头上演了好几个月。面对印度尼西亚陷入混乱的货币、日益加剧的债务危机及飙涨的物价，或许是受到年纪增长与轻度中风的影响，苏哈托向来准确的直觉失灵了。随着反对势力以学运形式逐渐壮大，他选择提高汽油价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取消物价补贴，使消费者面临更艰难的困境。之后，他决定飞到海外参加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会议，点燃了更多抗争的导火线。这两个决定都错估了情势。他一离开印度尼西亚，国内的紧张冲突便在雅加达街头爆发；人们烧毁店家，大肆掠夺，店主沦为暴徒以私刑泄愤的受害者。遭城市抛弃的愤怒暴民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砸毁商店玻璃，洗劫百货公司与抢劫银行。在苏哈托家族兴建的收费道路旁，多群盗匪拦下外观看来价值不菲的名车，并把主人拖下车，看到华人脸孔就狠揍一顿。军队畏缩不前，拿不定主意，也可能是因为不愿意背上屠杀的罪名。我从香港搭机到印度尼西亚，加入同事《远东经济评论》雅加达分社社长约翰·麦克贝恩的采访行列。我们对苏哈托下台做了全面报道，大部分内容聚焦于市中心商业区所爆发的动乱，此区曾是印度尼西亚经济繁荣的中心，如今却因为骇人的血腥事件而停摆。

每座城市都有一颗心脏；雅加达的核心是名为赛曼吉（Semanggi，“立交桥”的印度尼西亚文）的水泥高架桥。这座多线道的交叉道路疏通各方向的车流，但这个功用没能在印度尼西亚史上派上太大用场。1998年在赛曼吉高架桥上，印度尼西亚人民对抗军队，抗议独裁统治，遥想十年前标志菲律宾民众起义的聚焦点的马尼拉桑托斯大道。1998年11月中旬的某个傍晚，学生们抗议政府通过军队紧急权力的新法令，矛头对准自苏哈托独裁政权终止后数个月以来未能意识到民主时代来临的一位政治精英。改革请求（使苏哈托在5月下台）已变成狂暴的革命欲望。军队朝抗议学生开火时，我正在雅加达南北向的要道苏迪尔曼将军大道上，朝赛曼吉高架桥的方向走去。

我前方站着列成方阵的部队。未被水泥高架桥的阴影完全遮盖的士兵，他们身上的盔甲就像甲虫般，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就在他们前面，数组凌乱的学生坚定地挥舞拳头与旗帜。我听不清楚他们在喊什么，应该是“不成功，便成仁”（revolution or death）之类的口号。我旁边站着来自附近的上班族、店员和居民，每个人都想知道这场冲突最后的结果。突然间窜出几声枪响，听来就像有人冷不防点燃一串鞭炮。学生们一开始群起围攻，之后仓皇四散，接着又冒出更多枪响。周遭的人们跌倒在地，我躲在花岗岩柱后头，这根梁柱属于一栋看来格外具现代感的办公大楼，而印度尼西亚才刚在历史上后退了一大步。

如今，在估计有16名学生丧命的地方，不见任何纪念碑或标牌，唯一留存的是当地人的回忆。艾哈迈德（Ahmad）在距离抗议地点只有一小段路的本敦甘希利尔（Bendungan Hilir）卖叻沙（laksa）。他与几位朋友在一间露天咖啡摊回想士兵突击的那天时说：“他们应该要用塑料子弹，但我看到人们身上有弹孔。”他描述士兵们四处搜索、逮捕并鞭打抗议者时，学生们如何逃到他们躲藏的市场里。那是这座拥有120万人口的城市的混乱年代。学生们系着头巾，身穿代表学校或科系的彩色夹克，成群结队在街上漫行叫嚣；他们搭着强行夺来的城市巴士涌入雅加达；赛曼吉桥上似乎总会有朝某个方向前进的游行队伍或车队。很快地，“示威”（Demo）一词逐渐变成大众流行语。国会就坐落于高架桥附近，是一幢形似宇宙飞船的庞大建筑，由苏加诺在1965年下令建造，以安置一群意图与美国对抗、派系各异的国民。1998年5月苏哈托辞职之前，约有8万名学生占领布满灰尘的国会大厅，将泡沫塑料便当盒与塑料水瓶丢得满地都是——这些物品全是由看好局势转变的富有商业集团捐赠的。阿德玛加雅大学（Atma Jaya University）离国会仅一箭之遥，11月13日晚上，军队在校园内丢掷催泪瓦斯，对学生开枪。第二年，更多冲突爆发，学生们同样齐聚在交叉高架桥的立拱处，抗议哈比比成为总统提名候选人。军队再次对他们开火。10名学生丧命。后人将这些意外称为“赛曼吉桥事件一”与“赛曼吉桥事件二”。

印度尼西亚社会始终企图制裁军队。2001年，印度尼西亚的人权委员会展开调查，证人指称许多士兵与警察在两起赛曼吉桥事件中滥用武力，而5月12日在特里萨克蒂大学（Trisakti University）的开火，更造成4名学生死亡。军方否认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辩称部队的行动是为了避免群众动乱扩大；国会表示赞同，这起案件遭到驳回。

今日的赛曼吉桥一如既往地繁忙，疏运川流不息的雅加达交通，每天早晨与傍晚都壅塞难行，同一时间，警察疯狂挥动手臂和吹哨鸣笛，努力纾解车流。现在，当我坐在有空调的汽车里从桥上或桥下经过时，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这里，我正赶着去阿德玛加雅大学拍摄抗议学生，途中一名士兵用枪指着我；在这里，身体瘫软、失去生命迹象的学生倒卧在暗红色血泊中。在这里，就在这块毫无特别之处、纯粹供车辆行驶的柏油路面上，独裁政权垮台，民主体制诞生，这样的改变让我感到一阵骄傲。叻沙小贩艾哈迈德透露，这几年的情况好了一点。“士兵不见了，”但他接着笑说，“现在只有警察会骚扰我们。”

在1991年首度出版、1998年多起暴动后发行第三版的《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政治》（Indonesian Politics under Suharto）中，我广泛撰写苏哈托的生平，以及他依附权力的手段。仔细想想，我们全都对短暂的民主过渡期抱持太多期望，现实的情况，其实是缓慢渐进、蜿蜒迂回的改革道路，沿途充满许多障碍与挫折。此外，暴力冲突也层出不穷。1998年5月苏哈托下台，紧接而来的是一阵阵失望的浪潮，引起更多学生领袖与公民社会团体的暴力抗争。他们看穿了苏哈托辞职后的政权实际上落在之前的幕僚手中，而这些人不急于解放他们能从中获利的制度。之后，军方在政治上又保持了五年的重要地位。不满的保守势力在边陲地区发起动乱，在马鲁古省（Maluku）东部群岛上，至少有5000人死于自1999年持续至2001年的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宗教战争中。加里曼丹岛（Kalimantan）部分地区，也爆发了种族与宗教的对立冲突。

今日，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虽然已有显著进步，民主过渡仍受对传统父权领导形式的顽固坚持的羁绊，为了适应与推翻不受拘束的自由和平等的趋势，这种体制展现了高度的创造力。政府利用无理的法律与赤裸的暴力，假稳定之名强制要求人民遵守法纪，给予人民的自由说收回就收回。在我写作本书期间，自2016年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以来，各城市的贫民窟中已有6000名毒品嫌疑人命丧蒙面暴徒手下。许多人认为这个可怕现象与马科斯时代的“抢救行动”没有两样，而杜特尔特要全世界别多管闲事。在其他地方，政府越趋开放，表面上越民主，社会分歧也越明显。某些情况下，这种现象导致了暴力冲突。印度尼西亚至今已举行过连续三次顺利过渡的总统大选，但宗教的偏执（经常引起暴力）使这个国家饱受折磨，而且日渐严重——我将在后续章节里深入探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领袖大谈多元主义的美名，却在官僚与激进分子联合拆毁基督教堂，或威胁以私刑处死任何被控污蔑伊斯兰教的人时，袖手旁观。曾被东南亚各国视为自由民主改革典范的泰国，或许是今日如此分裂趋势的最佳范例。名义上民主的环境下，政治人物彼此近二十年的开放竞争所带来的影响，是掌权者与未掌权者（或捍卫理想的精英团体）的社会两极化；农村选民首度感觉获得选举权与公民权，享有特权的都市权势集团则倍感威胁。

在东南亚，人们经常根据18或19世纪欧洲创建与流传下来的社会与政治理论，去推论政府的行为与社会的响应。政治多元主义的发展，被视为和谐与具有包容性的社会诞生的基础。然而，在现代马来西亚，宗教多元性受法律以及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宪法的保护，基督徒不得使用“阿拉”（Allah，“真主”的阿拉伯文）一词，穆斯林若吃培根或在斋月（Ramadhan）期间不禁食，会遭到逮捕；在民主进展甚丰的印度尼西亚，议员们讨论是否要重新实行禁止污辱总统的法规；而在1980年代中期率先公开摒弃独裁统治的菲律宾，犯罪者依然逍遥法外。

如今，当我走在曼谷与雅加达的壅塞街道上，依旧能够看到那股丰沛的财富与活力，但二十年过去了，这些资源仍旧只有些微或丝毫没有向下渗透到社会基层。精英分子开着有空调的豪华轿车，周围却是拼命要脱离债务与依赖困境的平民百姓。在泰国，约有7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将近三分之一集中在曼谷或其邻近地区。虽然官方统计雅加达1000万人口当中只有4%属于贫困人群，但市长在不久前表示，他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接近40%。在东南亚地区，都市更新与兴建能够吸引投资的基础建设和生活空间的压力，正迫使铁皮屋的居民无家可归；自2015年以来，雅加达大约已有一万户居民遭到驱离。这些由惊人程度的社会不平等所引发的困境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诱发了强烈不满，尽管该区经济在全球财富中的比重逐渐上升，这些不满仍阻碍东南亚的发展，并种下社会动荡的危机。2012年，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预测，到2030年，亚洲将拥有全球60%的中产阶级人口。然而除了印度，目前这些中产阶级人口大多仍由狭隘的寡头政治利益所支撑的独裁主义者，或称不上民主的政府所统治。这种矛盾的现象不会长久持续下去。接下来的章节，我将深入检视东南亚政治的当代动态，在当地，冲突大多是围绕着自私精英的顽固守旧，以及为了根除贪腐与建立公正透明的治理形式而起的斗争。

(1)　1985年，缅甸突然废除50元和100元纸钞。1987年9月5日，缅甸政府又发出一纸命令，决定废止缅甸银行联盟（1990年后更名缅甸中央银行）发行的25元、35元与75元纸钞。政府停用上述钞票后，接着发行新的45元与90元纸钞，但政府却没打算让人民兑换旧钞。新钞上都有“9”这个数字，这是政府领导人奈温将军的幸运数字，纸钞上也印有两位殖民时期革命分子萨亚尔·山（Sayar San）及塔钦·菲勒·拉吉（Thakhin Phoe Hla Gyi）的肖像，而遭废止的三种旧钞上，则印有昂山将军的肖像。

(2)　1988年9月18日成立，为缅甸军政府时期最高权力机构。1997年11月15日，更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3)　北伊利诺伊大学（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曾任美国东南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主任。

(4)　基尼系数在0与1之间，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时，贫富两极的分化较易引起社会阶层对立，从而导致社会动荡。

第七章　民主的假象

一人一票制是最难操作的政府形式。它的结果难以预料。

——李光耀，1984年12月19日

2006年9月19日，晚餐后接近10点，我在曼谷的旅馆房间里看着电视上的新闻画面。BBC报道，坦克开上曼谷街道，军事政变正在进行。身为经验丰富的泰国观察家，经常有人问我，看似民主的泰国，有没有可能再度爆发军事政变。这种可能性很容易令人质疑；毕竟，上一次政变发生在15年前，而且从那之后，历届选举都回归正常，并在没有军方介入干涉的情况下，屡次推翻平民领导的政府。循序开放的基本政治逻辑占了上风。我早该料到这一点。

军事政变不需要混乱与无法预测的民主过程，便能重新设定政治方向。泰国拥有漫长的军事政变史，大多为时短暂、未造成伤亡，军队的例行公事是进驻城市，等到愿意配合的新政府成立之后才撤兵，而且一开始就已安排好一切，让自己在政变结束后自动得到特赦。他们甚至还有年代久远的美制M41s特种坦克，政变期间常见于各大街道。在那个宜人的9月夜晚，这样的情景看起来是如此无害，以致一些外国游客悠闲地穿梭于坦克之间，还与它们自拍。这场政变尽管没有流血场面，但在2006年并未解决任何事情；只促成草率拟定旨在限制从政者权力的宪法，然后开放公投，并在略过半数的选民支持下拍板定案。八年后，分裂的政治势力瘫痪，血腥僵局持续了数个月，泰国军方于2014年5月22日再度介入，这是82年内第18次。同样地，受约制的宪法起草并送交公投。虽然投票人数不多，宪章还是再次通过了，其中赞成票占61%，比半数略多了一些。军方禁止宣传活动，也未积极确认选民已读过冗长的宪法草案，让非民选的上议会占尽利益，并且准备好推派一位非民选的总理。

无论我们多想替民主治理形式与人民主权的发展喝彩，武力从未真正远离东南亚的政治圈。对于一个社会与物质大幅进步、经常在经济成长与投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区域而言，为何会有这么多国家在衡量自由与良好治理的国际指标中垫底？为什么这个地区至今仍为了民主过渡而挣扎？不可否认，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牺牲自由与权利以掌控法律与秩序、蛊惑民心的民粹派政客相比，缅甸的昂山素季与印度尼西亚的佐科·维多多，堪称新兴民主国家的模范领袖。然而，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两位领袖均显露出对人权议题令人忧心的迟钝，以及通融既得利益的倾向。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拒绝特赦死刑毒犯的所有请求；国际社会对于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族群在缅甸若开邦的困境表示担忧，但在人权主义者眼里，昂山素季一直闷不吭声。然而，两位领袖却都对强大军队势力的威胁反应敏捷。限制权力与政治空间的硬实力（hard power）⁽¹⁾时代来临。

如果说1990年代是东南亚改革与政治变迁的时期，那么21世纪最初二十年所见的成果可说令人大失所望。摆脱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东南亚各国，解决了国内政治问题，享受发展与投资的急速复苏，让人们对稳定与繁荣抱持高度期望。在印度尼西亚与泰国，军方停止干政；在缅甸，军方面临越来越多服从平民政府的压力。到了21世纪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地区大致由人民选出的政府，学会了响应人民的需求，并开始探究不平等与贪腐盛行的根本原因。

可惜的是，这种建设性的改革大多为时短暂。原因在于，多数的东南亚国家，精英内部恶斗导致政治对立，贪腐恶习无所不在，贫富差距更跃升至警戒层级，进而引发暴力冲突。民选政府未能解决已急遽恶化的不平等问题，使选民偏向承诺牺牲自由与人权以采取坚决行动的民粹领袖。同时，军方在泰国重拾权力，在缅甸的民选政府治下持续握有政治权势，在印度尼西亚奋力夺回维护国家安全的角色。在人民力量革命推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东南亚掀起抗争与革命浪潮的三十年后，一位允诺大规模扫除罪犯、必要时将废除国会的强硬市长，在总统大选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而马科斯之子邦邦·马科斯（Bong Bong Marcos），差一点就登上副总统的位子。

21世纪前二十年，刚好是我的记者生涯后期，其间我在《远东经济评论》先后担任主编与总编辑。之后，我住在港口景观有如风景明信片般美丽的香港，已经不再是新闻界的记者。然而，编辑的职务引领我走过东南亚的权力走廊，在这当中，我与印度尼西亚总统分食可颂面包，与马来西亚总理共进午餐，还与泰国总理进行激烈的司法角力。到了2004年，随着短视的美国东家决定关闭杂志社且投入调停工作，我开始长年经营政治人脉，并面临到无限权力的残酷现实与矛盾限制。

这段时间里，我心中反复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民主政体及其有益于社会的所有表象，为何在东南亚如此难以建立？真的是因为社会改革实在跟不上政治变迁的脚步吗？我想不是，因为东南亚人民的教育水平、见识素养与经济状况，比我在1970年代晚期初次来此所见到的还要进步。不同于长期受冲突所苦的非洲与中东地区，东南亚在过去三十年里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缅甸或许是东南亚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根据官方资料，当地的识字率接近93%；印度尼西亚、泰国与菲律宾的识字率也在同一水平。然而，东南亚虽然达到这些显著的进步指标，却也存在着严重的时间扭曲。通常，社会与政治阶级越高，思想就越落后。在这个区域，当权者似乎把政治改革视为一种威胁。

举个例子，在泰国，保守势力，即支持君主制的僵化官僚与军队精英，在整个1990年代都与政府维持不稳定的同盟关系，并满足于这样的局势，其间没有一位民选领袖有能力赢得明显多数的支持并挑战现状。但是，以企业家身份转战政坛的他信在2001年打造一党执政的政府，并开始履行对强大民意所做的承诺时，他非但未接受主权在民的清楚表征，反而出于本能地去破坏它。在马来西亚，占多数的马来族群始终意图保有经济特权，因此当以都市为据点的多元种族反对势力在1990年代晚期崛起、挑战他们的垄断权力时，他们竭尽所能地利用刑法与王室权力诋毁对方的领袖。马来西亚则在近年通过刑事起诉与不可理喻的《国内安全法》，极有效地抑制了主权在民的言论。2016年8月，政府更是通过新的《国内安全法》，让警察可以不经上级指令就合法拘留任何人，而当局也可在任何地区宣布戒严，并以对抗恐怖主义为由，暂时取消所有公民权。总理还成立专属的准军事部队，加强执行新立的国内安全法。2016年，安瓦尔在吉隆坡郊区的监狱牢房中，哀悼着他口中的“灾难性失败——这个以穆斯林为多数的国家拥有多元宗教，原本应该要成为多元民主的耀眼典范，如今却沦为独裁的盗贼政体”。

硬实力会得到强化，是因为民主改革的制度薄弱。东南亚的政治精英随时处于变动状态，总是企图以低廉代价取得更高的地位与更长的掌权时间；他们多半在变化无常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在这当中，体制薄弱，操作空间宽阔。政治改革与其他渐进的改变形式一旦真的实现，倾向受人格力量推动，而非经由持久的制度变迁来巩固。2003年，在强人总理马哈蒂尔之后继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阿卜杜拉·巴达维（Abdullah Badawi），选择不使用司法力量来处置批评人士。他释放安瓦尔，并允许其率领的反对党继续发展。马来西亚似乎暂时脱离了独裁主义的枷锁。但是，“巫统”逐渐失去民心，政府也在2007年的选举中大输三分之二的多数选票。不久后，阿卜杜拉在2009年被迫下台，此后，当权者便不断利用司法来压制反对党。2015年，安瓦尔被控犯下鸡奸罪且证据确凿，再度入狱。

像这样政治体制有欠严谨的例子也可见于菲律宾。当地的民选总统任期为六年，往往现任总统促成首波的开创性改变与改革后，寡头政治的现状便展开反扑，停滞期紧接而来，而下一届总统大位的潜在竞争者争相破坏现任总统的政绩，又开启了漫长、缓慢且具破坏性的衰退过渡期。继位者一上任，前任当权者便要面临各式各样的侵吞窃取罪名指控，而被送入监牢。

相较于世界上其他连年经历政治纷乱与人民抗争的地区，东南亚由于体制异常欠缺连贯性，进步的速度敬陪末座。在拉丁美洲，除了少数知名例外，暴力政变与反政变盛行的迷失年代在1980年代告终，留下了持久的稳定民主统治。尼日利亚、加纳甚至卢旺达等西非国家，尽管著名的部落或宗教内战频发，但血腥杀戮已被脆弱却值得尊敬的民主政府所取代。有别于地处偏远且经济自给自足的拉丁美洲，或是对全球供应链不甚重要的西非地区，东南亚的存在举足轻重。这个区域在全球投资与制造产能方面占有可观比重，也横跨贸易与交通往来的重要航线。那么，又是什么使它沦为世界政治发展最落后与终年动荡的地区？

在可说是议会民主高峰时期的1990年代，我住在泰国。当时，羸弱的联合政府成立，经历过屡屡受到控制、架构松散但大致还算公正的选举，塑造出统治者由人民决定的假象。自警察转为电信业大亨的他信在2005年连任后，在议会赢得绝大多数的支持，组成至今健在的人的记忆里第一个一党执政的政府，让许多人认为泰国民主已臻成熟。在大家眼中，他是替多数人发声、承诺低利率贷款与全民健保制度的领袖。对于像泰国这种没有公办保险保障的国家，他信提出民众每次就医花费不到一美元的卫生保健补助政策，实属创举。

他信利用他自创的、名为“他信经济学”（Thaksinomics）的民粹主义品牌，在范围更广的邻里街坊中建立起形象。他信是客家人后裔，是在清迈开设巴士公司的本地政治家之子。他亲和力十足，外表年轻，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时令许多同人印象深刻。他在新加坡特别受欢迎，而同为客家人的李光耀也对他极有好感。我在2000年与继任李光耀新加坡总理大位的吴作栋见面时，他谈到了许多事情，还暗指他信可能成为东南亚的新领袖。“我认为，他信会是一位能干的东盟领袖，”他说，“我支持他，当然，他自己本身就是个行动主义者。”

正因为他信是冲动的行动主义分子，他并未成为贤明的东南亚新领袖。保守势力的憎恨逐渐加深，使他倍感威胁。“时事评论家轻蔑地谴责我们的政策，将它称为民粹主义政策。”2003年，他信在马尼拉向一群企业高层如此表示，“我必须坦承，我很困惑。民粹主义政策，顾名思义一定是深受人民欢迎的政策。人们喜欢它，因为他们认为它可以带来好处。所以如果他们喜欢这个政策，又从中获益，那这项政策哪里错了？”

保守派对于他信的魅力可能使国王光环黯然失色感到不安。2005年，我在他信顺利连任前夕拜访其党部时意识到这件事。我在那里发现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中，他信弯腰让年长的农妇替他挂上编织花圈。其实，这幅景象是在模仿普密蓬国王著名的照片。当时与我同行的一位泰国记者看到照片后脸色发白，直说大事不妙。之后，他信滥用权力，操纵企业图利家族，他宣称被控逃税是遭人陷害，却屡次在法庭上遭到起诉与定罪。这一切在抗争不断、民主体制遭到扰乱与军事统治强行运作的迷失年代里达到最高点。如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²⁾，他信利用选民的授权为所欲为，在商场上名利双收。早在第一任总理任期内的2002年，他就拒绝听从任何指出施政不当的建议。在例行参加的广播节目上，他抱怨造谣者的行为，还担心出租车司机与顾客的八卦闲聊会影响舆论；也直言不讳地推崇马来西亚马哈蒂尔与新加坡李光耀的软性独裁作风。他信将我的两位朋友，也是《远东经济评论》的通讯记者罗德尼·塔斯克（Rodney Tasker）与肖恩·克里斯平（Shawn Crispin）驱逐出境不久后，接受我的访问时表示：“强而有力的领导地位很重要。我知道这对民主有好也有坏，但我需要采取激烈手段，否则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必须强势。”

将近十年后，我再次见到他信，这次情况与之前颇为不同。在乡野农民组成的红衫军于2010年5月占领曼谷市区不久后，他在位于黑山（Montenegro）的豪华欧洲藏身处休息。数杯冰白酒与几盘开胃菜下肚后，他告诉我，他很难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把过错推给体弱多病的普密蓬国王身边的保守分子。从2010年开始协助泰国社会两大对立势力（一个保守与一成不变，另一个提倡新社会主义、总是引起混乱）开启对话空间与调停纷争以来，我得以近距离观察，操纵着权力斗争并宣称是在为多数人发声的自私和狭隘利益。

2010年5月，我坐在设于曼谷市区的冷冻海运货柜里，距离我经常与朋友和熟人碰面的五星级饭店餐厅或酒吧的饭店大门只有几步路。这里是临时搭建的会议室，专供率领数万名抗议军政府追随者的红衫军领袖与威胁以武力袭击红衫军阵营的军队进行谈判。这个临时营区外围布有竹子与橡胶轮胎搭起的屏障，仿佛好莱坞片厂搭设的中世纪战争场景，绵延在一连串的市区十字路口。突然，有人开枪了。一位以前是军官的红衫军领袖在光天化日下遭到枪击，一名狙击手在他与外国记者谈话时瞄准他的头部开枪。我穿梭在抗争现场，对群众的热情与坚持感到惊讶，他们对接连站上抗议台的演讲者反应非常热烈。这些民众都由有组织且资金充足的抗争机构供应饮食，他信及支持者想必为此花了不少钱。武装分子酝酿叛乱的谣言四起，评论家也口沫横飞地谈论国家内战。

在一名红衫军支持者的协助下（他的父亲之前担任警察，当时帮忙维护他们的安全），我试着帮他们起草停火协议。然而，我们从未达成共识。我注意到，所有与我同桌的领袖都畏惧激进且武断的红衫军头号领袖提达·塞佛恩塞斯（Thida Thavornseth，逃到丛林加入地下共产党的1970年代前学生社运分子）。身为游击队员的她，靠着担任管理武器与手榴弹的干部闯出名号。她气冲冲地闯进货柜会议室，拍桌质问：“你们现在要放弃？那我们奋斗是为了什么？”

几天后，装甲车碾过红衫军的阵线。我入住附近一家旅馆，员工们在窗户外架起大型木板作为防护；尽管如此，焚烧橡胶轮胎的刺鼻气味还是飘了进来。这是泰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模样。当我看到蜷缩在耀眼广告招牌后的抗议群众遭到枪杀，心中所有的乐观期待全消失无踪，从饭店露台上，我看到五光十色的市中心升起阵阵黑烟，突如其来的蛮横暴力让东南亚的购物天堂全变了样。

一直以来，趋势都不是单向发展的。东南亚的多元性也反映在政治进步与倒退的不同步调上，而且往往呈现令人困惑的分歧。正当泰国在21世纪头十年缓慢陷入压迫性的军事统治时，缅甸正蹒跚地脱离其中。经过冗长的审议，新宪法最终保留了军方的特权与权力，并在2010年举行了受严格管控的选举，组成混合的公民政府。其中多数的领导人为军人，他们脱去深绿色制服，换上缅甸男性穿的编织纱笼“笼基”（longyis），用不流利的英语低声说着“逐步”改革的承诺。

昂山素季带领全国民主联盟党抵制不公正的2010年选举，象征着民主反对势力。然而，该党在支持人士劝说下参加了2012年补选，赢得令人信服的胜利。顽强坚决的昂山素季坐镇国会，军队继续实行迟疑不定的“逐步改革”政策。他们将重点放在改革上，以活化窒碍难行、曾经奉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好吸引迫切需要的外国资本，但也同时谨慎护住军方在政治上的角色。就巩固民主而言，这些只是微小的进展，有时还会后退几步。政府赋予媒体自由，之后又以新法规抑制自由；一些政治犯获释，只是为了有空间囚禁新来的罪犯。

2015年选举日下午4点投票截止不久后，仰光市区街上空无一人，只有鸽子成群栖息在旧殖民建筑发霉的屋檐上。在其中一栋为选举委员会开票中心的建筑里，人员庄严沉默地从塑料盒中取出第一批选票，将它们分成一叠又一叠。所有人静默不语，眼睛直盯着棕色小信封。选举人员缓慢而恭敬地打开每张选票，再依序传向一排跟厨房用浅碟不同的塑料浅盘。这个景象在全国上下不断上演，弥漫着一股忧心忡忡的氛围。人们不敢相信能有机会选择统治自己的人。第一批投票结果公布，显然，缅甸选择了彻底的改变。昂山素季反抗军事统治的代表性，让她成为国际间的自由象征，但是，对她的支持并不是当天许多接受我采访的选民投票的主要动力；他们出来投票，是因为想要终结军事统治。我在昂山素季党部外遇到的支持者当中，有些是从海外返国投票的人。直到当天傍晚暂时性的选举结果公布，群众（多数身穿红色T恤或系着红色头带——红色是全国民主联盟党的图腾颜色）才敢放声欢呼。之后，天空下起倾盆大雨。

当竞争激烈的人民选举能够决定领导者的更替时，例如缅甸大选，自由世界欢欣庆祝。身为那场选举的旁观者，我赞叹缅甸民众在选举中的纪律与耐心，因为他们在11月8日当天一早就排队等着投票。即使比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近年我报道的定期选举的泰国，缅甸的这场选举不但顺利，而且出乎意料地开放。尽管2006年在曼谷的记忆，有如那个暴雨下午的乌云般步步逼近，我还是很难不替缅甸的光明未来感到喜悦与乐观。

看到这么多缅甸流亡青年归来、经历数十年的黑暗与孤立生活后开始为国家重建贡献心力，着实鼓舞人心，但军方未显露任何放弃权力的迹象，仍旧令人沮丧。误解有一部分被2015年11月的选举结果消除了，许多经验丰富的观察家原本预期，强权的军队会设法推翻这个结果。即便他们试图指使作风强硬的佛教民族主义者威胁民众不得加入全国民主联盟党，结果依然一清二楚。受军方支持的政府派系在选举中溃不成军。套用缅甸语的说法，人民的渴望，已经像水晶一样清晰透了。2016年3月，全国民主联盟党执政，昂山素季碍于宪法规定，无法参选总统。她被任命为国务资政与外交部部长，掌握有效的行政权力，因为当我访问几位同党的部会首长，请他们针对2016年中的棘手议题发表意见时，他们全都将昂山素季的决定视为最终依归。同时，军方坚持宪法不容侵犯，现任缅甸国防军司令敏昂莱（Min Aung Hlaing）誓言坚守岗位直到2020年。无论昂山素季的部会首长们怎么说，显而易见，军方依然保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缅甸争取自由的壮烈奋斗借由昂山素季英勇、坚忍的作为而鲜明呈现，让东南亚最现代先进的区域长期遭束缚的民主相形失色。新加坡是东南亚公认最进步的经济体：拥有最高的人均收入、最佳医疗指标，以及全球最高的智能手机密度。然而，这个经济繁荣的城市国家违背了所有关于长期发展的预测，并未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依然严格管控媒体言论与大众异议。2015年李光耀逝世时，少年博主余澎杉（Amos Yee）决定不加入绝大多数同胞的哀悼行列，上网发布羞辱李光耀的影像与评论，结果被控淫秽与骚扰罪，遭判入狱四个星期。比起东南亚其他国家，新加坡较高的生活与教育水平，意味着经济情况较好的异议人士拥有足够财力离开国家。果然，2016年，余澎杉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但有更多人干脆选择保持沉默。或许这是因为新加坡不同于马来西亚，其强势的一党专政并未导致经济挥霍与贪腐，也未造成暴力的社会冲突。新加坡藐视所有退化与毁灭的预言，这些推测经常使外国媒体付出极大代价，被控诽谤罪（《远东经济评论》也多次遭提告）。

然而，过去十年来我居住的新加坡也有所改变，程度远比当地自鸣得意的官僚所承认的还要高。随着专业人士与不具专业技能的劳工涌入此地，享受高薪低税经济的好处，移民人口也在飙升。近年来多由中国与旅外印度富人所买下的摩天大楼，工地里全是一辆辆往返于拥挤宿舍载运中国或孟加拉国工人的卡车。来自菲律宾或缅甸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英语通常比本地人流利，也更乐于笑脸迎人，如今在当地的手机服务中心里，新加坡的社会新人已被他们取代。

大量外来者的涌入带有政治意味。2011年，从未失势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PAP）仅赢得60%的选票，是他们自新加坡独立以来最差的表现。势力薄弱且组织不佳的反对党赢得六个国会席次，是独立以来最好的成绩。新加坡媒体专家与学者切里安·乔治（Cherian George）⁽³⁾如此评论这次选举：“数十年的去政治化——期间技术官僚施政取代了正常政治，似乎已屈服于明显具争议性的文化。”为何会如此？原因在于移民。新加坡人民开始抗拒工作竞争、基本物价上涨与社会服务供不应求的压力。这算是民主带来的压力，却不见任何革命。五年后，人民行动党重新找回大部分失落的选票，证明他们聆听了选民的心声。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2015年初以91岁高龄辞世，但局势并不如某些人预测的那样变得动荡与混乱。不过，紧张的迹象至今依然存在：沉默的大众越来越担心存款如大胆无畏的博主所说被“gahmen”（新加坡英语，意指政府）拿去投资；因外来移民而产生的社会动荡初期征兆，导致巴士司机短暂罢工；数量可观的移民劳动人口出现波动，如2013年新加坡小印度区在某个夜晚发生的暴动所呈现的那样。如同所有成功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发展优异，但就一个资源如此丰富、教育投资如此惊人的国家而言，它缺乏灵魂。这种情况不会有任何改变，除非它开放更多的言论自由，而开放言论自由也代表国家安全可能受到威胁。2016年，数名孟加拉国移民劳工疑似参与宗教激进主义活动，而遭拘禁与驱逐出境。

我在1979年第一次造访新加坡，对于前一年彼得·波格丹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翻拍保罗·泰鲁（Paul Theroux）小说《圣杰克》（Saint Jack）的经典电影中，背景里的破旧灰泥店屋与小贩船仍然印象深刻。由于当时新加坡仍有发禁，我记得自己当时似在担心头发太长、不合乎当地规范。樟宜机场尚未启用。新开张的华侨银行（OCBC）大楼在当时是东南亚最高的建筑物，在我眼中有如巨型的电动刮胡刀。过了十几年，随着经济日益繁荣，我迁居吉隆坡，那儿看起来比新加坡更有活力，而且饶富国际性。今日，电动刮胡刀大楼的光芒，对比林立的钢铁与玻璃大厦而相形失色。外来移民改变了这座城市，而相较于当代的吉隆坡，新加坡如其总理李显龙2015年在五十周年国庆演说中所恰当强调的，正设法成为一个真正种族多元的社会。我赞同他的言论，但我坚信，新加坡若是去除对言论自由与媒体的控制，必能不仅于此。亚洲需要一个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自由城市，现在更是如此。

对那些乐观主张东南亚民主效益的人而言，印度尼西亚过去二十年的民主过渡发展，乍看之下似乎足以信服。然而，这段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尽管还未结束，仍旧凸显东南亚长期而普遍的文化与社会特色，在促成有效人民主权的道路上形成了哪些阻碍。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点燃了社会动荡的导火线，使印度尼西亚在下一年得以摆脱独裁统治的枷锁。自那时起，印度尼西亚便一直努力维持在民主的轨道上。从2004年起，每逢总统大选期间，我都会走访当地人口最多的爪哇岛；我见证了印度尼西亚人民自由选举领袖，以及与缅甸一样为了期盼的改变而投票的决心。2014年总统大选时，民意倾向佐科·维多多，这位身材如芦苇般瘦小、商人出身的市长，不但未遵循精英主导的赡循传统，也没有任意指派职位，反而不时突袭政府部门，确保官员尽忠职守。在爪哇中部梭罗市的主要市场（维多多当市长闻名的地方），我遇到一些商人，他们在维多多来此巡视枯萎恶臭的果菜田、驻足视察物价或卫生水平的几次巡访中，与他建立起私交。他们说，这是政府应该具备的要素；有了这些人的选票，佐科·维多多将会建立廉洁担责的政府，并让这种操守风行整个国家。几乎没有人不同意这样的改变。

虽然如此，我不断发现，同样是这些人，对于良好民主政体的某些基本元素（譬如国会议员的身份）丝毫不感兴趣。在这些人心中，人民主权只有在每五年选举总统时才用得到。我在2004、2009及2014年大选期间遇到的民众，没有一个人在乎本地议员是谁，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政客全是经内部遴选、再根据财力与赡徇制选出的官员，一旦这些政客到了雅加达坐进国会，就会开始交易手中握有的投票权。印度尼西亚的民主经历了一段漫长崎岖的路程；这个新兴国家建立在现代自由与民主的原则之上，却花了半个多世纪才了解自己的根基所在。虽然自1998年推翻苏哈托总统的独裁政府以来，民主之路已没有任何退路，但许多印度尼西亚平民都怀疑这段路程能否带来帮助。他们看到政党由前民主时代的人物所主导：这些人物的政见缺乏有意义的政策；国会不制定有利于人民的法规；行政院与内阁极度缺乏决断力，以致忽视了对宪法的义务。尽管如此，大家对民主的热情毋庸置疑。

沿着爪哇岛北岸穿行的，是与赤道平行的印度尼西亚最古老的道路之一。荷兰殖民者于19世纪修筑大驿路，以便在旧殖民首都巴达维亚与东部港口城市泗水（Surabaya）之间运送邮件及其他货物。如之前所述，大驿路兴建期间，数万名工人丧生，其中许多死于疾病与虐待。两百年后，大驿路依然是横跨这座有着一亿人口的拥挤岛屿的主要交通路径。这条路的双车道上满是车身不稳、危险行驶的货车与巴士，连接着爪哇前殖民苏丹领地的各个首府，以及15世纪著名的统称为“九圣徒”的早期穆斯林墓园。

2014年6月的第一周，我在总统大选造势活动初期沿着大驿路走了四天，与挚友也是前同事约翰·麦克贝斯一起在选战激烈的爪哇中部及东部地区采访当地居民。我们从南岸的日惹启程，途经梭罗与普沃达迪（Purwodadi）一路往北，最后抵达印度尼西亚最古老清真寺所在的淡目（Demak）。之前在2004与2009年总统直选期间，我们也走过同样的旅程，虽然路线略微不同。我们遇到了农民、工厂工人和渔民。之前的行程中，人们告诉我们总统选举有多么重要。这次，我们察觉到，印度尼西亚人民不但投票，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初期征兆。

小镇拉森（Lasem）距离旧港口南望（Rembang）数公里，至今，当地人仍以本地柚木手工建造五十多米长的坚固渔船。在那里，一群义工在桥上拉起长长的白布条，看起来像是新颖先进的政治宣传手法。他们全是佐科·维多多的支持者。佐科当了两任梭罗市长，2012年又当选雅加达首长，人气逐渐攀升，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短短两年内，他从首府的首长成为许多人看好当选下一届印度尼西亚总统的人物。那些人的看法是对的，但这场大选斗得难解难分，而群众社会运动使一切有了改变。

悬挂白布条，为的是让支持佐科的当地人可以在上面署名。一位党代表告诉我：“他们都是义工，没人拿钱做事。”在有组织的活动大多是受某种形式的赞助推动的国家中，他亟欲消除这种疑虑。他还说：“而且，很多义工还捐钱帮佐科·维多多造势。”

虽然这种支持行为在既有的民主体制中不足为奇，但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却显示出自苏哈托总统军事独裁政权垮台起进入民主过渡期的15年后，选民行为出现重大改变。往年，各政党一直试图通过营销手段拉拢民众赞助，就连穷人也资助佐科竞选，不过金额往往只有一二美元，而且大多通过当地银行汇款。来自日惹的导游汉多科（Handoko）是我们这趟旅程的司机，他骄傲地宣称自己通过当地银行转账捐了75000印度尼西亚盾，是他每月可用收入的10%。据媒体报道，高达300万美元的选举资金皆通过这种方式募得。拉森当地民众表示，现金捐款会在本地记者的见证下转交给佐科的竞选活动人员。

政治学家主张，唯有在民众参与的情况下，民主才算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然而在东南亚许多地区，政治更像是精英的权力游戏与买票活动。传统上，印度尼西亚人认为选票都会卖给出价最高的候选人，因此对参与选举过程不抱太多期望。尽管佐科·维多多备受人民爱戴，但我找到了买票的证据：我们在小型港口路坤（Lukung）遇到的一群渔民坚持至少要拿到5万印度尼西亚盾，才会在选举当天去投票（主要是为了弥补他们一天损失的收入）。印度尼西亚人民得到直接选举总统的机会时，事情开始有了转变。在2004年与2009年，我遇到拒绝拉票或买票的印度尼西亚选民。他们认真看待自己的责任。这次的差别在于，选民热切期盼其中一位候选人当选，在投票前积极参与并展现支持。

我与麦克贝斯在大选前一个月走访爪哇岛时，佐科·维多多的民调领先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前陆军特种部队总司令普拉博沃十个百分点。不过，竞选前夕，佐科的领先幅度逐渐缩小。他与竞选搭档尤素夫·卡拉（曾任丰田汽车业务员，2004年至2009年为当时总统苏希诺的副手），表现出设身处地为民服务的形象；同时，普拉博沃与搭档哈达·拉亚萨（Hatta Rajasa，前总统苏希洛的另一位副手），则将自己塑造成能力强、富有远见的领袖。拉森的选民，以及我们在大驿路沿途停靠的几乎每一站的当地民众，眼睛是雪亮的：佐科威（人们通常如此称呼佐科）关心人民的利益；普拉博沃则代表奉行“我们说了算”的由上而下治理原则的旧时代精英分子。

基于这个原因，佐科的政见似乎没那么重要了。在途经的另一个城镇古突士（Kudus），我们遇到一群男人围坐在市场边的一角观看斗鸡。在附近的针记（Djarum）烟草工厂（镇上的主要雇主）担任警卫的努鲁，看着瘦巴巴的鸟互相攻击，斗得羽毛四散，爪子血肉模糊。“我们只在乎佐科威是我们的一分子。他廉洁正直，而且不贪污。”他一边说着，一边抽着Kretek甜丁香烟，直盯着斗鸡看。讽刺的是，这群着迷于好战斗鸡的男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推崇普拉博沃投射的男子汉形象。普拉博沃的支持者虽然声量较弱，而且经常羞于表达，但他们全都赞扬这位前将军强势果断的性格与担任总司令的作战经验。在往拉蒙岸（Lamongan，因为2002年巴厘岛夜店爆炸案的嫌犯出身于此而蒙上阴影）的路上、位于萨朗（Sarang）的一座小型造船厂里，我们在柚木和铁木堆里见到了造船工人穆斯里（Musli），这些木料是用来搭造可供往返周围水域的坚固宽舷渔船。他告诉我们，他会投给普拉博沃，“因为他出身军人，做事坚定又果决”。另外还说，佐科威或许廉洁诚实，但他只是个“凡人”。即便是与佐科威同乡的支持者，也承认普拉博沃的长处。“他绝对是见过世面的人，而且拥有从政经验。”梭罗市区克勒韦尔市场（Klewer Market）的小吃摊贩卡尔诺（Karno）说。

这使得1.8亿名印度尼西亚选民在2014年7月左右为难。佐科威讨人喜欢、谦虚又诚实，但普拉博沃看起来更像个领袖。一位来自拉蒙岸、面容沧桑的稻农坚称：“印度尼西亚没有拥有一位公民领袖的本钱。”印度尼西亚国内外的自由派评论家担心，所谓的军队统治黑暗势力的代表是多么受选民欢迎，并指责影射爪哇籍穆斯林的佐科威是华人基督徒的抹黑行动。与此同时，我们采访的大多数选民期望并不高，他们虽然热情捐款赞助，对这场选举却意外地冷漠。这或许反映了一个事实：比起十年前，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于政治变迁抱持更多的安全感与更少的忧虑。但是，这也凸显出长久以来的现实，国家政治无论带给首都雅加达人民多少希望，抢占多少媒体版面，对普通百姓而言依然无关紧要。那么，从佐科威竞选活动中人民的社会运动与投入里，能悟出什么道理呢？旅程最后，我们到了东部的工业城市泗水，在支持佐科威的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党党部外，遇到了激进党员胡尔约诺（Huljono），他一头灰发，戴着有污渍的贝雷帽。他指着街角印有普拉博沃与竞选搭档哈达·拉亚萨照片的大型广告牌：“两天前还没有那个东西。那里之前摆着佐科威的广告牌。这就是金钱政治的力量。”

在精英阶层之中与爪哇乡间，选举活动的关键是佐科威代表着印度尼西亚政治的新面貌：廉洁、透明与诚实，为民服务。贪污无疑是选举的试金石。佐科威激发了印度尼西亚下层社会少见的信任与期望。很多人担心，为了建立足以支撑现状的强大基础，印度尼西亚政治的旧时局势、官僚与政治机制的牵制，以及种族和宗教间的原始紧密联系，可能会再度盛行。遗憾地，佐科威目前为止的施政表现似乎证明了这样的恐惧是合理的。到了2016年初，佐科威被迫有效废除让许多官员与政治家入狱的国家反贪腐委员会，以交换急需开放更多外资的经济改革。同年稍晚，他重新指派内阁成员，许多技术官僚被资助过他竞选的政治盟友所取代。佐科威的助手与拥护者辩驳，这纯粹是基于半根植于旧时赡循文化体制中的政治强权现实；他们坚称，总统在打一场需要短期交易的转型持久战。

这号人物被忽视的特质之一，或许是天生的保守倾向；他在社会强烈倾向军队的时期成年，当时军队的地方司令官被视为稳定的守护者，也是有益的商业伙伴。有了军方的支持，佐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商人才不会被商业规范压得喘不过气。这么一想，他身边围绕着明确支持守旧理念的前任军官，该令人感到惊讶吗？印度尼西亚国军总司令加托·努尔曼蒂（Gatot Nurmantyo）于2013年宣称，民主政体可能不是最适合印度尼西亚的制度，令许多人吃惊。他说：“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因此，原本以为佐科威是新改革浪潮领袖的人们恍然大悟。“那些认为佐科威是真心倾向改革，努力改变政治‘游戏规则’的总统的看法，再也站不住脚。”澳大利亚观察家汤姆·鲍尔（Tom Power）表示：“虽然他指派的官员阵容不一定反映政党忠诚度，但他们就像历届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任的内阁一样特殊且政治化。”

尽管如此，佐科威打了一张王牌。他不熟悉雅加达社会，在这个2012年他当选首长的地方，他举目无亲，甚至连家都没有，却凭着当年任梭罗市长时赢得民心的憨笑，顺利登上总统大位。人民高度期待佐科威会打破传统，永远打破精英对利益的垄断。这样的寄望大错特错：形象良好的新任总统很快就受到控制。他一上任，军方的保守势力及之前高举旗帜帮助他竞选的民族主义政党便掌握了政府。因此，他承诺的一些大胆政见，如原本有意开放外国媒体视察位处偏远的巴布亚省，最终只能收回。而执政团队中权力最大的成员——前陆军特种部队总司令卢胡特·潘佳坦（Luhut Panjaitan）⁽⁴⁾，在朋友佐科威当选不到一年便于新加坡发表公开演说，直言军方在稳定印度尼西亚政局上依然扮演关键角色。1990年代从军中退休的他嘲讽地说：“我不习惯穿西装和打领带。”

军方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扩大自己对国家安全事务的影响力，主张在当下的后改革时代介入国土安全的国家警察无法胜任这个工作。曾在苏哈托手下做事的前印度尼西亚国军总司令威兰多反驳，印度尼西亚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可说是“武装的分离主义团体、激进人士与恐怖分子、自然资源窃贼、毒虫、人口贩子与跨国罪犯”。到了2016年年中，威兰多受命为新政治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印度尼西亚人民发自内心担忧社会与经济动荡会影响国家安全。面对造成分裂与贪腐的公民政客，以及担保实行多元主义、履行政府承诺的强大军事领袖之间的抉择，印度尼西亚人并不反对政治强权，只要它穿着民主政体外衣，而且不是盗贼当政就好。

民主进程看似较为稳定，也因此较为成熟的菲律宾，其政治系统最接近美国（菲律宾受其殖民直到1930年代）。然而，当菲律宾的两院制议会、总统职务的体制包装以及下至社会底层、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言论，全都指向真正的民主精神时，表面的迹象引人误解。因为这个国家的稳定，仰赖有效巩固精英利益与他们对政党政治中权力的紧密把持。

控制菲律宾政治的各个家族会在选举时互相为敌，但他们在维护财富与特权的核心问题上并无太大差别。菲律宾国会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来自170个政治家族，其国内近亿人口自1986年起便享有开放民主选举的投票权。2001年当选的阿罗约总统的父亲也曾当过总统；在她之后，阿基诺三世继任总统，其母亲为已故总统科拉松。他的父亲阿基诺二世是参议员，1985年在马尼拉机场遭到暗杀，引发了导致马科斯总统下台的人民抗议运动。尽管马科斯的统治令人痛苦，但高调炫富、花费无度，并以收藏3000双高跟鞋出名的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仍厚颜寻求连任议员，目前是家族所在地北伊罗戈省的众议院议员。他的儿子小马科斯（小名“邦邦”）获选为参议员，在2016年差点成为副总统；女儿艾梅·马科斯（Imee Marcos）现为北伊罗戈省省长，掌管家族本营的胁腹。

菲律宾政治文化始终不变的本质，可追溯至深受天主教修士封建制度压迫的原住民部族结构，在长达五个世纪的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天主教修士是菲律宾社会的主要影响力。为了凸显西班牙统治的不公不义，知名的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何塞·黎刹在19世纪晚期写下著名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这本书带动了独立运动，也使得黎刹在1896年被处死。可悲的是，现在阅读这本小说，还会令人不禁纳闷菲律宾社会至今有何改变。西班牙贵族与天主教修士的压迫，已为现代庄园地主与政治氏族所取代。如同过去的西班牙殖民时期，富者益富，贫者恒贫。“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寡头政治，某些少数人，有钱收买任何当权成功的人。我们正处于封建的国家。”前达沃市（Davao）⁽⁵⁾市长杜特尔特从众多当权人士中脱颖而出，于2016年在菲律宾总统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时，如此抨击他要对付的体制。

尽管有民主体制作为掩饰，当代菲律宾极其引人注目的，是少数精英与多数大众之间显著的贫富差距。举个例子，自2010年起，菲律宾十大首富的财产，从2010年的140亿美元，到2015年约450亿美元，成长了3倍。当时，12位菲律宾亿万富翁跻身《财富》（Forbes）年度全球富豪榜，当中以Shoemart零售帝国老板施至成（Henry Sy）表现最为突出，从2014年第97名，攀升至2015年的73名。同一时期，民众真正领到的平均日薪增加不到1美元。所有产业的平均基本日薪涨幅也只有8.8%。2012年，菲律宾25位首富的财产净值相当于国内7000万贫穷族群的收入总和。这么看来，无怪乎菲律宾是世界上少数仅存的共产暴动（一年残害数百人的暴力冲突）本营。有趣的是，杜特尔特上任后推行的其中一个政策，是赦免共产主义囚犯，并且延揽数名共产分子加入政府。

在根除贪腐与确保公平竞争的企图下，东南亚的民主发展承诺带来平等与透明度。然而，试图颠覆或推翻民主成果的权力斗争，反倒在东南亚领土较大的内陆国家引发冲突并使官僚系统瘫痪；在民主体制运作较顺利的岛屿国家则导致社会紧张与周期性动荡。尽管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威极受人民爱戴，上任的头两年仍被自己竭力钳制的保守派利益所牵绊。这重挫了使他当选的打击贪腐、提升经济等政见，迫使他通融不合时宜的利益。这样的困境在2016年11月展露无遗，当时，组织紊乱的伊斯兰强硬势力占领雅加达市区，要求佐科威的亲信钟万学（Basuki Tjahaja Purnama，华裔基督徒，首都特区首长）下台并受死。这位人称“阿学”（Ahok）的首长，被控亵渎伊斯兰教。佐科威并未与暴民正面冲突，而是采取避免严重暴力的兼容低调做法，却让钟万学处境更加艰难，或许也同时帮助了其他非穆斯林占得政府要职。佐科威巧妙地两面讨好——准许保守势力的利益、包容宗教与种族压力及应付精英分子的顾虑，得以维持稳定的局面与投资者的信心。虽然当时没人预料到佐科威或世界第四大国家的例行领袖直选制度濒临被推翻的危机，大众却越来越担忧，失控的种族与宗教势力会扭曲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结构。我将在后续章节探讨这个主题。

随着民主选举开始重新排列权力中心的配置与适应不断变迁的社会动态，这种紧张的局势看上去将逐渐成为往后十多年的常态。过去五年来，在曼谷、吉隆坡与金边经常出现暴力抗争的群众事件，警示了那些将票匦视为民主基底的人们。这些在首都示威的抗议民众，要求民主选举的赢家放弃权力，就泰国而言，还得将主权交给非民选的人民议会。尽管出现群众的积极行动与政治参与等令人鼓舞的征兆，东南亚的民主体制正面临严峻挑战：人民主权越来越受关注，一般选民开始能决定统治者，而传统的权力合纵与社会阶级（既有的派系与圈子）将会瓦解；面对不可预料、威胁着自身利益的投票结果，保守势力正抵抗着选举变迁，且挑战民主进程的法律基础，而手段通常是牵制群众抗争与暴力要挟，如同泰国与更近期的印度尼西亚。既有体制赢得胜利时，反对派大呼不公，再次利用暴民的力量试图推翻结果。因此，该区域为了让民主表述成为政府根基而长期奋斗后，选举过程逐渐转变成暴力与冲突的引爆点。真正的民主政体依然是幻影。

2014年5月某个周五晚上，在人口800万的曼谷，狗吠声清晰可辨。通常，这座城市充满生命力，尤其是在星期五的夜晚。汽车喇叭响个不停，人们在派对上饮酒作乐，夜店里乐团演奏着刺耳的音乐，种种嘈杂声划破了闷热的空气。但是，因为军方才刚在十年内第二次夺得权力，于是全面实施宵禁。这种时候，记者会在报道里写着：“不安定的平静到来。”就泰国而言，这个陈腔滥调会造成误解。原因是，这次不同于2006年的政变，我没有看见任何士兵，也没听到有人因不见武力而嘲讽地表达失望。这起政变出动了好几辆卡车的士兵，他们围绕在一家陆军俱乐部门外，门里面，所有政治领袖受邀进行会谈，讨论该如何突破僵局。这个局势绝对不平静，因为在悄然、强抑的静默之下，潜藏着对国家未来走向的忧心，也看不到身穿笔挺绿色制服的新任执政者达成一致计划的可能。

经过六个月的抗争与停顿，泰国回到将近十年前的状态。当然，军方干政终止了致使数十人死亡与七百多人受伤的小规模夜间冲突，许多泰国人当然也勉为其难地心存感激。电视与广播里也听不到冲突双方在抗争台上夸张与羞辱的言辞，因为所有独立电台与电视节目都被勒令停播。出租车司机跟着电台播放的爱国歌曲哼唱。他上一次听到这个旋律是小时候。他说：“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政治归政治，我们老百姓才是投票决定总理的人。”

此刻，这样的可能性似乎非常遥远。人们得知，军方介入为的是重新恢复和谐与“帮人民找回幸福”，也听说遭到监禁的囚犯感到“开心与感激”；军方以宜人的极权措辞表示他们“正在调整态度”。全世界发出抗议并要求立即恢复民主体制，但大多数的泰国人却意外地不为外界的影响与压力所动。他们从小就被教育，眼前这种情况能够帮助国家维持数世纪的独立。或许事实真是如此。不过，今日的世界并未展现对主权的可见威胁，却提供繁荣的机会。泰国经济有近一成的比例建立在每年涌入当地佛寺与海滩的3000万名外国观光客之上。那么，又何必背离这一切呢？阿尔巴尼亚（Albania）在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的统治下了无生趣。谁会在索马里内战的几十年后，还造访摩加迪沙（Mogadishu）⁽⁶⁾的海滩？这是泰国选择的道路吗？答案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然而，这个国家在之后陷入僵局，因为社会、经济与某种程度牵涉文化的分歧而停滞不前，如此的分歧使得盛行老挝语的北部和东北部区域与中央发生争执，同时，以马来语为主的最南部依旧陷于争取自治权的暴力抗争。负责指挥的军官们，除了借由荒谬的民族主义行动来抑制这个两极化的国家与打压异议之外，并没有实质计划。

照理说，这个残局可以通过对话与调解技巧和平解决。但根据我的朋友泰国外交部部长素林的观察，泰国政治同时也是突发事件的无助囚犯。在泰国，政府与政治运作的方式有种随兴的倾向。泰国人倾向以权衡影响力与职责高低的方式来控制个人，而不是建立共同的咨议机制或委员会来解决问题。这种现象有碍于制定具连贯性的解决策略，留下广大的模糊空间。因此，我又重回了2006年遭遇的场景：又一起政变，再一个不合时宜的倒退步伐。军方强势镇压政治与群众抗议。政治人物不得聚会或碰面，他们的资金也遭冻结。政变第二天，一小群学生聚集在曼谷市中心，拉起布条痛斥政变。他们与士兵扭打成团，一两名学生被逮捕。同样的事情在政变满一年时再度发生。我想起印度尼西亚朋友萨尔沃诺·库苏马阿马查对祖国从苏哈托时代以来政治瘫痪的形容：达利画中融化的时钟。两年后，我写作本书时，军方势力显然已全面掌权，并且做好长期执政的准备。这个时期，位于军方镇压前线的要员包含差徒龙·猜（Chaturon Chaisaeng），他是泰国最懂得变通的官员之一。

心力交瘁、精疲力尽的差徒龙瘫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装了薄荷茶的马克杯。“我们失败了，”他告诉我，“现在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十年都会是军方统治。”当时是2016年8月7日公投的数周后，多数泰国人都投票赞成只有很少数人读过、替非民选国家领袖地位铺路的保守宪法，而我正与前教育部部长兼为泰党副党魁他信谈话。“人民想要安全感；他们似乎很幸福，”他语带嘲讽地表示，“我们居然不知道这件事？我们显然不知道自己的人民在想什么。”对于1970年代中期的政治战将与左翼政治学运老手差徒龙而言，这是苦涩的领悟。难道人民想要的其实不是民主？

现实是，这些社会中，许多人渴望的是安全感。人民当然想自己选择政体与统治者，但就如今日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发达程度较高的区域所见，一旦生活受到威胁，民主便成为次要考虑。接下来，我将检视阻碍政治进展的安全问题的一些潜在因素，并解释为何东南亚地区许多民众的心中还会有其他优先考虑。这种长期不安定的情况主要有利于当权者。东南亚地区的退化政府可以仰赖阶级、种族与宗教分裂的社会。濒临极限的冲突，使当局得以理直气壮地实施戒严，操纵粗野的民族主义与侵略主义以牵制国际社会。马来西亚政府告诉忧心权力滥用的人民，在丑闻背后，西方正策谋暗中破坏马来穆斯林的优越地位；泰国政府告诉设法抵抗军事统治的人民，外来者居心叵测。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而言，真正的答案是掌握先机，提倡人民运动，联合弱势而思想先进的公民社会团体与知识开化的政治行动者。希望是存在的，但是代价高昂，因为那些掌握硬实力的人物不会轻易放手。

(1)　硬实力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Joseph Samuel Nye, Jr.）提出。根据他的说法，硬实力是一个国家利用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

(2)　曾数度出任意大利总理，意大利传媒大亨和银行家，因为多种罪名（泄密、召妓、逃税）与不良行为（裸照、性爱派对）倍受争议，曾被起诉与取消参议员资格。

(3)　因为批评新加坡政府而未获其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续聘，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传理学院新闻系。

(4)　曾任印度尼西亚安全部部长，现任海洋统筹部部长。

(5)　又译“纳卯”，菲律宾民答那峨岛达沃区首府，是岛上主要的港口和贸易城市。

(6)　索马里第一大城市。

第八章　贪腐、受贿与三角地带

不要觉得我偷了人民的财产，我是人民的总理。

——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低劣的政治与不良的治理阻碍了东南亚的发展，但在背后像个可靠的内燃机一样驱动着这一切的，是受贿与贪污的恶性文化。东南亚国家经常高居全球评比贪腐与透明度不足的排行榜。根据监察反贪的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的统计，2015年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柬埔寨在168个国家中排名第150位，泰国位居第76位，印度尼西亚第88位，越南则居第112位。新加坡排名第8位，而奇怪的是，马来西亚虽处境艰困，排名竟然高居五十多位。在一个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与投资中心的区域，如此严重的贪腐现象令人担忧。

1990年代，人们自我安慰地期待，社会发展与投资日益增长，保护利益的责任感也将随之增加。东南亚经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损失近百亿国内生产总值后，人们对于廉洁抱持更高的期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迫提供400亿美元的纾困金以稳定亚洲货币，当时，有一张照片捕捉到令人难忘的景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像个殖民官员般双手交叉在胸前，看着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签署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协议。但是，正如经济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指出的，尽管金融危机使储备金的管理获得改善，避险基金经理人与拥有秘密账户的富有精英之间的冲突仍旧存在。金融危机后的那几年，无论到东南亚哪里，我都未能看到社会真正学到教训的一丝迹象：资金肆意流动且大多未经审查，有钱人因而变得更加富裕。

贪婪的腐败不仅威胁着商业环境与社会稳定，也危害区域安全。牵涉政府及国家领袖的贪腐丑闻不仅使相关人士面临国际诉讼，扰乱了有助于平衡中国与美国等强大势力之争的双边关系，最终甚至引起亚洲战略优势之争。此外，贪腐也妨碍了政治改革，诱使腐败的高层领袖维持高压措施以保卫自身权力。贪腐不只是棘手的问题；它也正在削弱东南亚的发展。

现代东南亚处于贪腐荼毒着社会各阶层的世界。享有盛名的《远东经济评论》在1970年代中期报道，“茶水费”（台面下购买商品与服务的费用）是当地的一种“生活方式”。可惜的是，随着时光流逝，改革推行了数十年，某些国家打造了更透明、更具代表性的政府，现代媒体科技也有先进的突破，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进展，唯一的例外或许是问题的严重性更加明显。除了过去三十年来的多起惊人丑闻外，小额贪污与日常寻租行为继续折磨着平民百姓。

任何在马来西亚或泰国因为超速而被拦下，在印度尼西亚申请过驾照或建筑许可，或是生活在菲律宾的人，都知道就连基本的执法与公共部门服务也包含了贿赂：奉交不经解释的现金。这些事情虽有例行程序，但从未有人遵循正规途径处理。一名雅加达的警察曾经拦下我，坚称我超速。他说我可以选择到警局缴纳罚款，并滔滔不绝地详述这样会花多少时间、要填多少表格等等。接着，他又提供另一个选择：付给他一笔低于罚单金额的罚款。他收下贿赂之后，甚至还开了一张收据！我在马来西亚与泰国也有过类似经验。贪腐根源于体制的薄弱：警察为了钱可以对犯罪行为视而不见；监察机关收受贿赂后，对违法情事睁只眼闭只眼；行政官员与政府人员要收到额外献金才愿意行使义务。然而，考虑到东南亚国家（新加坡除外）政府资金短缺的程度，这种现象也许就不足为奇了。

从印度尼西亚说起，当地低阶公务员平均月薪约300美元，视情况会有额外的差旅津贴。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在2004年取得总统办公室的工作，超过一年没领到薪水，部分薪资甚至还以一袋米的形式抵付。相比之下，私企的初级秘书也许能领到比我的好友高一倍的薪水。印度尼西亚军队共有40万人，他们领取的80亿美元预算只够支付半数实际开销。印度尼西亚的国防支出（为东南亚最低的国家之一）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3%，但原因是许多开销均由预算外的企业所负担。中央允许地方指挥官“搜索粮草”以支付自己的运作成本。因此，印度尼西亚民众对官员贪污已见怪不怪。少数不贪污的廉洁官员会迅速成为英雄，而且通常会在民选中胜出，例如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以及继其之后出任雅加达首长、人称“阿学”的钟万学。

在泰国，反贪腐既是口号，也是现实。2015年，泰国的肃贪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贪污博物馆，里面展示了著名贪污丑闻的官员雕像与事件情景。每届新任政府，无论由军方或平民领导，都郑重承诺会根除贪污。2016年，政府甚至有意将贪污定为死罪。为了强调贪污的严重性，或者是因为在泰文中找不到对应的字词，政治人士发明了专有词汇“caw-rapshan”——这其实是英文“corruption”的拙劣模仿。然而，泰国公仆领的薪水比印度尼西亚公务员高，而其官僚拥有谨慎与诚实的传统，这种传统根植于21世纪到来之际在皇室监督下所推行的第一次现代改革。我曾多次接触泰国官员，他们以公平、诚实且带有道德理想的态度执行公务。一天，我因为护照里少了适当的戳章，被困在泰国与老挝之间的边哨站。困窘又担心的我，用含糊不清的泰语请他们加快处理速度，但心情愉悦的移民官员充耳不闻：他坐在老旧的旋转椅上，椅子上方挂着随处可见的国王与王后画像，他盖着一个个官方印章，翻阅一页页公文，精湛地表现出坚持依照程序解决问题的态度。佛教教义（就其限制泰国背景下的个人行为而言）将贪婪视为造成压力与罪业的主要原因。因此无论如何，贪污都必须在隐匿与暗中进行。然而，现代的泰国佛教团体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也涉嫌贪污。2013年，有段视频揭露，一位备受尊崇的僧侣手拿LV包，慵懒地坐在私人飞机的座椅上。警方以欺诈与洗钱的罪名指控他，并对他展开追捕，但他最后逃往美国。

支持贪腐的文化驱动力（尤其是赡徇制占优势）至今尚未被取代。赡徇体制下，资历（run phi）较长的人利用金钱确保他们的下属（luk nong）得到照顾，因此在某些方面得以维持下属的忠诚。赡徇文化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在泰国，有人若想进入警校就读，就必须缴纳金额庞大的预付款，但是没关系，他们往后可以通过非法收入收回这些钱。

在范围更广的区域中，比较现代的国家已设法控制贪腐态势。例如，新加坡很早便成立了有力的相关独立组织，就算无法根除，至少也能应对贪污——之前（至今依然）盛行于华人宗亲会或三合会（Triads）的地下活动。在新加坡，高得惊人的公务员薪资被视为防止贪污的合理做法：总理月薪170万美元，高于其他各国领袖。但是，新加坡的人口不到500万人，税基也偏高。在印度尼西亚与泰国，税基小到几乎无法识别。印度尼西亚人口2.5亿，申报纳税的人数只有3000万。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借由免税措施，鼓励人民将估计高达20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大多存在新加坡的银行里）带回国内。既然如此，为何东南亚其他国家即使清楚泛滥的贪污现象会抑制政经发展、导致冲突，仍然深受其苦？

追根究底，造成东南亚社会弊病的原因在于：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根深蒂固的精英生存机制，也就是贿赂（成为社会区分的标准）的驱使。有钱贿赂的人能确保自己获得服务或资源。假如没有贿赂与贪腐，便能促成社会平衡，而这个现象将损害与侵蚀现有的阶级制度，并意味着需要与更多人共享稀少的资源。此外，为了获得服务而支付额外费用，可以确保规则有利于付费者。因此，受贿的缓冲支持着精英的自私行为。如此一来，如泰国专栏作家空·李狄（Kong Rithdee）⁽¹⁾所巧妙叙述的，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顶尖学校而行贿；有钱人为了避税而在账务上动手脚；政府官员为了让妻小分派到最好的工作而买通高层。“这个体制让官员得以收取回扣并且对我们进行洗脑，让我们相信如果找对了人，就能解决任何事情。”我在东南亚工作期间，人们都觉得我是疯了才会想自己申请签证或工作许可，而不找“能人”——这个人知道要找谁协商，以及为了取得所需服务必须私下付多少钱。在东南亚多数区域里，人们不缴所得税，而是用少许金钱贿赂。这种机制有点类似课税：你越有钱，就得拿越多的钱来贿赂。

贪污除了可帮助精英维持优渥的财富，对有意控制精英的人士而言，也是实用的政治工具。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等独裁主义领袖，通过大规模的贪污推动有助于自己掌权三十年的赡徇制度。在位者借由核发商业执照或垄断商品的进出口，来获得并保有下位者的忠诚。这种行为萌生自1950年代荷属资产的国有化（大多分配给军队成员与政治精英），而印度尼西亚最初的固有财产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苏哈托有别于其他国家领袖，大幅缩减经济基础。他三名最年长的孩子握有利润最丰厚的垄断事业，控制塑料与石油化学制品等工业基本必要资源的进口。外国投资者向政府施压、要求开放制造业时，苏哈托家族干脆调整方式并取得控股权，因此不再需要曾经拥有的进口垄断权（无论上游或下游）。等到1998年苏哈托下台，国际透明组织宣布，苏哈托是现代史上最腐败的领袖，他在位32年间，据估侵吞了高达300亿美元的公款。

在印度尼西亚，普遍的贪腐现象成了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强大阻力。过去二十年的民主过渡期中，主要的障碍是公权力与司法（在现代民主体制中适当守护法律与秩序）的改革。在人民看来，这两项制度都未能胜任其现代角色。根据盖洛普（Gallup）民调公司调查，2010年，印度尼西亚只有40%的都市民众对司法有信心。同一份调查也指出，90%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认为，政府内部的贪污无所不在。肃贪委员会于2002年成立，拥有调查甚至逮捕嫌犯的强大权力，民意的潮流开始转向。在开始运作的头几年，肃贪委员会达到惊人的100%定罪率。印度尼西亚各地的监狱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势官员，当中包含多位盗用公款的部会首长。雅加达破旧不堪的西皮南监狱（Cipinang）从前关着面容枯槁的政治异议与反对人士，如今全是脑满肠肥、每天都有家仆或亲人送餐点来的精英成员。即便是在当时，刑罚的轻重程度也受到贪腐情势左右：一些资源较多的囚犯可在周末到购物中心逛街与回家休息，等到星期一再回监狱。

肃贪委员会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不靠恶名昭彰的贪腐警察即可调查嫌犯。这个委员会的成效实在好到令人难以置信：当中的官员抱怨政府与警方不够配合；而踊跃检举不法的民众带来超过1.6万起待查案件。到了2009年，委员会开始调查某位资深警官，与警方陷入苦战。一名高级警官形容，肃贪委员是“尝试与鳄鱼对抗的壁虎”。近年，这个广受欢迎且成效可彰的委员会因为政治交易而遭到阉割。总统佐科·维多多上任的第一年，行政机构认为有必要考虑逐步废除肃贪委员会，好让自己有足够运作的政治空间。

贿赂通常是在东南亚经商的固定成本。在国营领域中，这意味着抬高所有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以弥补低廉的薪资。2014年，我在马来西亚进行的调查发现，竟然有64%的民众表示，商人必须行贿才有办法做生意。就私有领域而言，贿赂经常是隔绝政府督查与干涉或是避税的成本。外界普遍认为，支配东南亚贸易领域的华人最容易贪污。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公正。这项指控源自华侨企业家缺乏安全感的事实，身为外来族群的他们，仰赖政府官员通融以获取通商必要的执照与许可。这样的依赖转而使他们私下进行贿赂，以确保能顺利取得必要的许可，而这种行为通常是受到意图趁机剥削华人以赚取额外收入的官员所指示。

大众普遍默认，贿赂以加速服务与商品递送的行为，促进了东南亚的经济，使得商业活动更有效率，而且通常能省去官僚体制的繁杂手续。因此，企业界充斥着回扣与贿赂的勾当，情况严重到这几乎已成了家常便饭。关于商业逐渐与政治密不可分、为现代企业和政治高层的大规模勾结与贪污打下基础的现象，马来西亚是个突出的例子。

马来西亚在1957年脱离英国独立，承续了西敏寺建筑风格的议会、采用英国普通法系（British Common Law）的法院，还有在为数众多的马来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华人和印度人共同生活的社会中，局限族群与宗教自由的宪法。独立最初的二十年里，这个国家在法治之下，向平等与繁荣踏出了令人赞赏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旨在针对贫困的马来族群重新分配财富的政策，消除了极端贫穷的现象，并且培养出一群在州属槟城引领东南亚地区科技热潮的技术劳动力。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70年到2000年，当地的总收入每年平均增长6%到7%，而贫穷人口从1970年的一半人口下降至2008年的不到4%。1990年代初期，我住在马来西亚时，当地是最先进的东南亚国家之一，英语广泛通行，另外，虽然当地实施防止族群冲突的严格措施，政治领域中依然存在活跃开放的辩论。这种现象令人惊讶，因为尽管政治竞争文化活跃，政府一直受到成员全是马来人与穆斯林的“巫统”所控制，“巫统”更与服从的少数族群政党组成执政联盟，直到近年一直保有国会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

马来西亚学者特伦斯·戈麦斯（Terence Gomez）指出，贪腐问题的根源在于马来西亚独立时继承了非常大量的外资所有权。规模庞大、多数来自英国的企业集团，拥有自然资源生产的大部分资产。更糟的是，次等规模的企业所有权又落在华人手中，而如今绝对执政的多数马来族群却几乎一无所有。如同在印度尼西亚，国有化蔚然成风。1970年实施的新经济政策，非但未将财富平均分配给马来西亚各个族群，反倒将目标定为在1990年之前，建立一个可望成功并占有30%企业所有权的马来商业界。这进而催生了大量旨在攫取企业资产并将其收归马来人所有的公营企业，同时也促使“巫统”搜刮资产并建立令人畏惧的专属企业帝国。

1980年代期间，一个兼任党司库与财政部部长、狡猾难测的人物，主导着“巫统”的商业利益。达耶姆·扎因丁（Daim Zainuddin）与他的上司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都来自马来半岛北部的吉打州（Kedah）。达耶姆原本是在英国受训的律师，后来放弃法律事业，投入商界。他起初从事小本的盐业生意，之后转职房地产开发，辗转踏入政治圈。身材矮小、穿着一向朴素的达耶姆，出了名地难以约束。他不喜欢受到瞩目，以低调外表掩饰万贯家财，经常穿着褪色的旧蜡染衬衫与磨破的凉鞋出门。1990年代时，我每次造访他位于吉隆坡国道旁不起眼的低矮建筑里的办公室时，他总是打扮随兴，坐在一排屏幕前监看股市动态。当时，他的声势如日中天，但接受访问时总是含糊其词，很少直接回答问题，让人得费心捉摸他闪烁的眼神与抽动的胡须背后蕴藏的意涵。然而，达耶姆是“巫统”企业帝国幕后的主要操盘手，他在一群忠心的企业高层的协助下，利用复杂的股份交易与反向收购，在经济关键区域中建立错综交织的控股网络。

到了1990年代初，据估计，“巫统”的企业资产总值已超过10亿美元。在马哈蒂尔统治下的马来西亚，许多与“巫统”有关的企业都是垄断经营，尤其是在企业金融领域。当中运作的概念是，当权者指派密友领导这种企业，并找来聪明的年轻人经营。这些交易与赚得的收益，纯粹作为选举经费。这些钱除了让“巫统”大亨口袋满满并确保他们的忠诚外，也用来影响摇摆不定的选民或动员拉票的说客，另外还可资助本地的经济提案，塑造政府关心民生的形象。

在偏袒政府的法院支持的有关煽动叛乱的严法之下，当地媒体害怕遭到审查与起诉，不敢报道这些获利丰厚的法人操作及政商勾结之事。但是，立场坚定的区域记者，如《亚洲华尔街日报》（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的巴里·韦恩（Barry Wain）与拉斐尔·普拉（Raphael Pura），竭尽所能地揭露“巫统”的两大摇钱树——玲珑（Renong）与马来西亚联合工程（United Engineers of Malaysia，UEM）等大型企业集团之间盘根错节的交易网络。韦恩与普拉揭穿了“巫统”相关企业因为融资与资产负债杠杆倍数而摇摇欲坠，以及马来西亚经济实际上正沦为国内政治精英的人质，无论选举的频率有多高，这些精英都希望能够永久确保权力。韦恩如此评论达耶姆：“达耶姆的行为已经清楚展现了，他不会让利益冲突的传统想法，干涉他经营私有企业帝国、马来西亚经济或‘巫统’财务的方式。这三者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达耶姆一直拒绝为任何企业渎职行为负责，也不曾被控以任何罪名。多年后，我在仰光机场的值机柜台遇到达耶姆，那时他七十几岁了。他身穿破旧的蜡染衬衫与招牌凉鞋，头上的红色棒球帽几乎遮住他表情丰富、淘气搞怪的脸孔。我们闲聊了一会儿，他以一贯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当初在位多年与掌管“巫统”企业帝国所留下的影响一笑置之。如今，大众比较知道的是，他在经营艺术赞助事业。

达耶姆留下的是政治与商业密不可分的企业生态。而这种生态，为东南亚最惊人的贪腐丑闻之一提供了舞台，这桩贪污案件令马来西亚人闻之色变，牵涉的金额及贪腐的踪迹与其后造成的毁灭更创下新的纪录。

自马科斯在1986年遭到罢黜后，大众还没有如此关注过领袖的财富来源。年薪少于15000美元的马科斯，被控侵吞高达100亿美元公款，这个金额足以替贫穷的菲律宾偿还一半的国债。这些钱大多存在海外银行账户里。三十年后，这些非法财富只由1980年代成立以追踪赃款的政府组织寻回了一小部分。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惊人的政治抢劫案之一。

2015年，数篇报告陆续出现，暗指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据称的大胆阴谋中盗用政府监管的投资基金。最主要的指控是，纳吉布从基金转汇近10亿美元到他的个人账户，而他予以否认。政府的调查坚称这些钱全部来自合法捐献，依官方规定，马来西亚总统月领大约6000美元的薪资。在东南亚历经两次金融危机，并承受数十年改革与民主变迁的压力后，对那些希望透明与开放的政府文化能够因此在该区域盛行的人而言，这也许是最令人灰心的时刻之一。

2013年，首度有人质疑总理纳吉布以财政部部长职权管理的国有投资基金公司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 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1MDB）的财务正当性。这家基金公司旨在扩展并建立全球合作关系，以吸引更多外资，其中的一些交易规模庞大。2009年，1MDB宣布与沙特石油国际有限公司（Petro Saudi International）合资15亿美元，一年后更与阿布扎比一家能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1MDB与中国及卡塔尔的国有企业也签订了类似交易，而一连串的债券发行使其贷款累计达110亿美元。2015年初，新闻报道指出这些债券可能不会如期偿还，反对党质疑其运作明显缺乏透明度。尽管政府声称大批款项是从海外募得，外界仍旧怀疑政府将资金注入1MDB以维持营运。所有资金都去了哪里？在1MDB发出一连串声明，指出债券、法定审计与需要更多时间解释交易细节等问题后，种种疑虑更明显了。最终，政府逐渐失去公信力，所提出的纾困请求也遭拒绝——这对国营机构而言并不寻常。

后来，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设于英国、由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弟媳所经营的小型博客⁽²⁾，开始刊登有关1MDB运作内幕的详细报道。这个博客显然有渠道可取得据称有关交易的关键文件，还发布了扫描文件复本。博客报道，一位心怀不满的前沙特石油职员哈维尔·胡斯托（Xavier Justo）将相关档案交给马来西亚媒体，后来因为疑似勒索前东家而在泰国被捕入狱。这个名为“砂拉越报告”（Sarawak Report）的博客与《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在2015年初披露，曾就读英国公立学校的年轻华商刘德祖（Low Taek Jho），与纳吉布继子里扎·阿齐兹（Riza Aziz）过从甚密，疑似协助1MDB与沙特石油成立的合资企业从1MDB吸走近7亿美元，而这笔钱不知为何流入纳吉布某个私人账户：

总计681,999,976美元的款项，于2013年3月从阿布扎比投资公司Aabar⁽³⁾旗下的瑞士私人银行Falcon的新加坡分行，分批电汇至纳吉布在吉隆坡大马银行（AmBank）的私人账户，时间点正是大选前夕。

纳吉布否认任何不法作为，宣称这些钱是一名沙特皇室成员为了帮助他赢得2013年大选所提供的“捐款”，其中大部分在选举后已归还。沙特外交部部长在2016年初与马来西亚外交部部长会谈后表示，就他所知，这些资金的确是捐款没错。1MDB坚称从未私下交付纳吉布任何金钱；然而，爆料接连而来。2016年3月，《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海外调查员认为有超过10亿美元流向纳吉布的个人账户，其中大多来自1MDB。《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揭发，这些资金是经由一家事关（或刻意让它显得有关）1MDB和中东利益投资案的企业汇入纳吉布账户的。

马来西亚当局调查高层的初步举动，使这些指控变得更加敏感。检察总长阿卜杜勒·加尼·帕泰尔（Abdul Gani Patail）遭到纳吉布撤职之前，据称已准备起诉总理，不过其继任者展开另一起调查，并证明总理并未涉及不法，强烈反对予以起诉。纳吉布与马来西亚政府至今都没有控告《亚洲华尔街日报》或其他任何海外出版物，以反驳日益详细与来源显然可靠的爆料。然而，马来西亚的商业周刊The Edge的发行执照遭暂缓核准，在当地，一直以来对此贪腐丑闻表示关切的数名政治家与激进人士也遭控叛乱罪。

尽管马来西亚政府一贯否认，但随着瑞士、新加坡与美国当局开始调查1MDB涉嫌贪污的踪迹，这起丑闻有如雪球般越滚越大。马来西亚有数名外商银行高层遭到解雇或自行辞职。至少有一家瑞士银行与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遭点名，成为可能的调查对象。2016年7月，美国司法部提出诉讼，指出1MDB有35亿美元遭不法挪用于购买与刘德祖及纳吉布继子里扎·阿齐兹有关的资产，此二人都在起诉名单之中。里扎·阿齐兹的发言人向《亚洲华尔街日报》表示，其商业交易并无不当之处。刘德祖一直未对媒体发表关于指控的声明，但他的家人目前正极力阻止其名下财产遭到扣押。美国司法部部长洛蕾塔·林奇（Loretta Lynch）在一次公开声明中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官员曾将1MDB作为“私人银行账户”，但不会透露任何官员的身份。然而，她提到某位名为“大马一号官员”（Malaysian Official One）的人士。随后，马来西亚总理署（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一位首长在BBC的访谈中坦承，纳吉布就是“大马一号官员”，但他强调总理并没有做错任何事。

然而，马来西亚政府意图保护1MDB，并开除曾经批评贪污案处理方式的政治人物与官员。多人受到波及，包括一名部长、一名国家正部长，以及身兼执政党“巫统”副党魁的副总理。所谓的独立调查小组成员，无预警晋升至低阶内阁职位。尽管“巫统”内部有所不满，但大多数人不敢出声。经验老到的观察家推论，牵涉巨额现金的古老赡徇方式，必定足以使党内人员噤声。但在台面下，马来西亚民众群情激愤，对于法律或政治机构无力解决大众眼中再明显不过的贪污案件感到沮丧。2015年年中，数以万计的群众走上吉隆坡的街道抗议时，当局利用新修订的叛乱法案（几乎任何对政府不利的言论都可能受到起诉）威胁逮捕他们。我曾在反对党控制的槟榔屿参加的乔治城（Georgetown）文学节开幕典礼，会上马来亚大学法学教授阿兹米·沙隆（Azmi Sharom）怒斥：“这个国家充斥着不公的现象，政府开始失去理智。”2015年年末的同一个活动中，知名马来西亚漫画家朱基夫里·安瓦尔·乌尔豪克（Zulkifli Anwar Ulhaque，人称“祖纳”［Zunar］）豪迈地展示嘲讽这起贪污案的多幅画作。在画中，他描绘总理及其夫人手上抓着好几袋钱，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由破旧街屋改造而成的临时画廊里，他站在一群画迷前方，挑衅地挥舞着自己创作的两本禁书，里面有多幅讽刺贪腐的漫画。“你可以禁我的书和漫画，”他告诉警方，“但你不能限制我的心灵。”之后，祖纳很快遭到逮捕并被控叛乱。

除了揭露1MDB可疑贪腐网络的惊人规模之外，这起案件也凸显政府贪污与官商勾结的严重程度，这在任何政府，或任何像马来西亚一样社会结构脆弱的国家都是如此。尽管马来西亚在独立之际表面上继承了现代的民主政府，但残酷的现实是，这个国家如今依然是多个分裂族群的总和。因此，当贪腐丑闻曝光威胁到纳吉布的总理地位时，政府便以马来族群失去支配优势作为恐吓，打出种族这张牌。

根据官方统计，马来人与原住民，占了马来西亚联邦2800万人口的60%以上。今日，华人约占总人口的25%，印度人则低于8%。这些年来，马来人的人口持续增长，预计在下一个十年将超过70%。同时，华人族群的人口自该国独立时的40%不断下降。马来西亚的种族炼金术支持着政府的所有政策，并且驱动着一切政治盘算；虽然官方提出一体化愿景——“一个马来西亚”，事实上还是存在实质性的种族与宗教隔离。每个族群拥有自己的政党，譬如“巫统”即专属于马来人与穆斯林。另外还有马来西亚华人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与马来西亚印度国民大会党（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两者皆属于执政联盟。反对党试图组织跨种族联盟的努力，最后只能屈服于内部种族间的猜忌与纷争。人们严格遵守种族与宗教的界线，即使政府不再规定企业应该雇用或晋升多少马来人，企业内部依旧会设定限额。

因此，政府在回应与1MDB勾结的消息时，选择引发马来族群的恐慌，指称反对党正利用这起丑闻威胁马来人的特权与伊斯兰教的地位。一味恐惧伊斯兰教所面临的威胁，加深了马来西亚社会的分裂，分裂的程度严重到穆斯林要求超市提供专属购物推车，以免接触到非清真认证食物，这样的事件引发的关注甚至大于政府高层贪腐等其他议题。负责为马来西亚境内所有清真寺撰写主麻日聚礼（Friday Prayer）布道词的政府部门，在2016年3月发表一篇文稿，坚称：“对国家领袖忠诚的谕令不是来自领袖本身，而是真主。因此，倘若民众背叛领袖，就等于背叛真主。”可见曾被誉为自由改革力量与温和伊斯兰拥护者的纳吉布，已准备好反驳种种指控。在信仰与族群的藩篱互相冲突的国家中，这种将宗教与世俗混为一谈的言辞，蕴含危险的言外之意。一位马来学者兼准政府发言人认为应该忽视指称1MDB腐败的报告，因为这些资料来自“卡菲尔”（kafir）⁽⁴⁾。这向多数族群马来穆斯林传达了清楚的讯息，即纳吉布的名声遭到马来西亚华人的玷污。一名执政党官员甚至宣称，过去几年来在伊拉克杀害穆斯林的美国政府，现在以马来穆斯林为目标。

纳吉布借由承诺改革国家不公的种族偏袒政策和过时的国内安全法，在2009年上台掌权。他是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敦·阿卜杜勒·拉札克（Tun Abdul Razak）之子，曾在英国受教育，执政至今已有三十年，而他在1990年代担任国防部部长、后任教育部部长时，我熟知他是称职的首长与政治人物。迷人又讨喜的纳吉布，在许多方面是领导风格较为圆融的马哈蒂尔，他总是在挑拨性的雄辩言论中，无意间透露自己的深刻偏见与对权力的执着。纳吉布实际上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或宗教煽动人士；他的英语口音极其矫揉造作，连马来语口音听来都带有贵族鄙视平民百姓的感觉。然而，他却是胆小之人。我记得有次与他前往马来西亚东部沙巴造势，当时是1990年代中期，“巫统”在当地面临反对派的压力。我们搭乘马来西亚军用运输机从吉隆坡出发，然后改搭直升机前往当地参加政治集会。直升机接近看似丛林空地的区域时，纳吉布的表情显得紧张。他问一位随从：“人呢？”我看到下方有一小群民众，但没有看见任何欢迎的旗帜。“拜托，”我说，“你是政治人物，不会担心那么一点骚动吧？”纳吉布恐惧地瞪着我，然后命令直升机返回基地。

纳吉布上位时承诺改革，目标是修改妨碍言论自由的无理安全法律，以及改善扶持马来人与排挤非马来人和非穆斯林族群的政策。他也允诺让马来西亚的伊斯兰信仰稳稳踏上通往宽容与温和的道路。他甚至发起了全球中庸运动（Global Movement of Moderates），不仅受到西方赞赏，东盟的领袖们也将其视为区域性的倡议。然而，1MDB的丑闻迫使他逆转政策，巩固权力基础并阻挡反对派制裁他的行动。自2014年起，纳吉布恢复了更具压迫性的国家安全法案，借由旧时的叛乱法来抑制批评声浪。他非但未提倡温和的宗教改革，反而为了分裂反对势力与维持马来穆斯林的支持，而对宗数强硬分子逢迎谄媚。实行伊斯兰“惩戒法”（Hudud，施以鞭刑、刖刑及其他严酷刑罚）的提案，一直以来在州议会都没有动静，但是在1MDB丑闻爆发之后，瞬间就排入了联邦议会议程。此外，也不见新经济政策的任何改革迹象，因为纳吉布害怕激怒忠诚党员而不敢胡乱修改章则。

纳吉布也许会在2018年5月底前举行的下一届大选中获胜⁽⁵⁾，但如果执政的巫统未能成功赢得三分之二的多数选票，他就会被1MDB丑闻拖垮，因为他与家人的长期贪污，以及据说他们为了自保而容忍的暴力事件将遭到揭发。黑暗龌龊的恐吓与谋杀内幕，伴随令人咋舌的贪污报道而来：美貌的蒙古女模特沙里布·阿丹杜雅（Shaariibuugiin Altantuyaa）与纳吉布的一名亲信有染（后来他获判无罪，但纳吉布的两名贴身侍卫因谋杀而被定罪），之后遭人掳走并以C4炸弹炸死；来自巴林的大马银行（AMMB Holdings Berhad，简称AmBank，纳吉布在那里设有账户）创办人侯赛因·纳佳迪（Hussain Najadi），于2013年某晚在停车场遭到离奇暗杀；而参与1MDB贪腐案调查的副检察官凯文·莫莱斯（Kevin Morais）遭到谋杀，尸体被肢解并藏在灌满石灰的油桶里，共有七人被控与这起谋杀案有关，其中包含一名资深军医。以上案件均未牵涉纳吉布或其家人，但一些人开始对他敬而远之。一些潜在的告发者不是无耻地接受收买，就是遭到威胁。其中一位是私家侦探的遗孀，她拿到的收买金额少到像是在开玩笑；另一位是纳吉布的安保人员，他先是遭判必须为蒙古女模的谋杀负责，再获判无罪，而后又被判处死刑，后来他在保释期间潜逃国外，目前待在澳大利亚一家由“巫统”律师团掌控的拘留所，据说他们给了他一大笔钱，要他保持沉默。

马来西亚是这起丑闻的最大受害者：它的币值，连同身为享有海外援助与非洲投资的中等收入老虎经济体的国家声誉，一落千丈。难怪许多马来西亚人（拥有足够财富的族群）选择移民或到外地投资。不动产顾问公司莱坊（Knight Frank）估计，2014年，马来西亚人花费近50亿美元投资海外房地产。2016年初，马来西亚政府透露，自2010年起，已有5万人放弃本国公民身份。前政府经济顾问、现为海外学者的柯成兴（Danny Quah）感叹：“马来西亚当前的政治领袖不再明确有力地表达符合人民利益的愿景，不再受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推崇。”到了2016年末，纳吉布依旧极具权势，成功避开了任何形式的国内政治谴责；目前为止，唯一的受害者是那些试图揭露高官违法作为的人士，包含国会反对党的杰出议员拉菲兹·南利（Rafizi Ramli），他因为公布政府审计1MDB的机密报告复本，遭判18个月徒刑。

然而，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影响了范围更广的区域。2016年初，中国国有企业正式为1MDB的能源生产资金注入23亿美元，在马来西亚能源产业占有一席之地，并大幅协助清偿1MDB累积约90亿美元的债务。政府坚称，这项交易出于充分的商业理由。先前，另一家中国企业拿出17亿美元投资1MDB拥有的房地产发展公司。这两项交易使中国在2016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投资者，也确保了其将能参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高速铁路兴建工程案。2016年11月，纳吉布访问中国，并借由这次参访警告西方殖民势力，不要指导它们曾经剥削过的国家如何管理内政。结束访问后，他带着340亿美元的贸易与投资合约及订购4艘中国造海军战舰的合约返国。然而一年前，总理纳吉布才被媒体拍到在夏威夷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打高尔夫球，而当时，马来西亚还支持华盛顿寄望可防堵中国在亚太经济势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马来西亚政府可说非常容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因为它的领袖处于困境、暴露在大规模的贪腐丑闻之下，之后，美国当局并未选择忽视这起丑闻，而是在司法部进行的调查中对其加以扩大凸显。

贪污的领袖与政府倍受西方监视，对于他们而言，中国是友好的。柬埔寨总理洪森的案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在2011年声明，自己的年薪为13800美元，遭到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质疑。2016年夏季，“全球见证”指出，洪森的财产约达5亿至10亿美元，而其广大的家族成员更操纵了巨大的法人与公营企业版图。这份报告表示：“与洪森家族有关的企业占据了柬埔寨最有利可图的产业，包含贸易、金融、能源与观光业。他们也涉足一些因贪污而声名狼藉的产业，例如博彩产业、建造业、农业与矿业。”对此，洪森本人并未正式响应，但他的女儿洪马娜（Hun Mana）在脸书上发布讯息，指控“全球见证”在选举前夕利用“谎言与欺诈手段误导大众”，败坏父亲的名誉。

起初，1990年代中期在金边握有权势的保皇派，例如西哈努克亲王便与中国关系密切，直到去世前都保留在北京的房子。但身为东南亚传统君王的西哈努克与其子诺罗敦·拉那烈王子（Prince Norodom Ranariddh）都善于取得良好平衡。因此，从1990年代晚期起，中国政府开始与洪森交往，而他最终摆脱了保皇党⁽⁶⁾，他在联盟中担任第二总理直到1998年。到了2006年，随着洪森稳居上位，中国承诺提供6亿美元的补助与贷款，协助修复吴哥窟（Angkor Wat）、兴建横跨湄公河的桥梁，并提供数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截至2012年，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总额接近百亿美元。

柬埔寨前商业部部长孙占托（Sun Chanthol）向《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表示，这些投资没有附带条件。“这全是因为我们需要迅速开发基础建设。你问，中国有对柬埔寨开出任何条件吗？我可以告诉你，绝对没有。没有任何条件。”然而，西方因为洪森的治理方式而逐渐减弱对他的信任与支持，洪森选择成为对中国满怀感激与显而易见的盟友。因此，当东盟部长级会议2012年在柬埔寨召开时，作为东道主的洪森便可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中国。

贪腐的规模与其遍及许多东南亚国家政府各阶层的程度，是当地人民所担心的问题与重大的策略隐忧。领袖圈中持续存在贪污受贿，也严重阻碍了政治改革与变动。这种现象在马来西亚与柬埔寨最为明显。一直以来，人们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尽管结果有好有坏。历来，泰国的军事统治者将对抗贪污作为获得长期掌权支持的主要筹码之一，虽然他们在位的时间越久，就越容易变得腐败。平民主义的改革者，例如印度尼西亚的佐科·维多多与较近的菲律宾的杜特尔特，都将打击贪腐视为主要政见。2016年7月总统就职日当天，杜特尔特在典礼上特别发布第一道行政命令。他在开场致辞时严厉警告：“我下令，所有部会与局处首长不得更动与放宽已经核准、即将执行的政府合约、交易和计划。”这些话说来好听，未来付诸实行将会面临极大挑战。

(1)　《曼谷邮报》（Bangkok Post）生活版编辑，兼影评人。

(2)　这个名为“砂拉越报告”的博客乃是由克莱尔·鲁卡斯尔·布朗（Clare Rewcastle）所开设，她是出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英国记者，并为自由砂拉越电台创办人。其创办的电台以揭露砂拉越政治丑闻著称，在推动媒体自由上获得了国际组织的肯定。

(3)　国际石油投资公司（IPIC）子公司。

(4)　阿拉伯文音译。穆斯林对不信伊斯兰教者的蔑称。

(5)　2018年5月9日，纳吉布领导的“国阵”（“国民阵线”的简称）败选，马哈蒂尔再次成为马来西亚总理。5月12日，纳吉布宣布辞去“巫统”主席及“国阵”主席职务，即日起生效。

(6)　奉辛比克党（Front uni national pour un Cambodge indépendant, neutre, pacifique et coopératif，FUNCINPEC），是柬埔寨的保皇派政党，由前国王西哈努克于1981年创建。摆脱保皇党是指洪森于1997年发动政变，并摧毁奉辛比克党总部。

PART II
第二部　冲突

第九章　小规模战争与倍受争议的身份认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个国家，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宗教、任何民族、任何拥有习俗与传统的族群，而是属于沙璜以至马老奇市的所有人民！

——印度尼西亚建国总统苏加诺

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只想要自由。

——巴布亚领袖本尼·文达（Benny Wenda）⁽¹⁾

我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名年约二十的男子的照片，他穿着士兵的工作服，头戴垂边帽，胸前佩了把老旧冲锋枪，对镜头露出微笑。我在1982年横越泰缅边界的秘密旅程中拍下这张照片，当时，我正要前往对抗缅甸军队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众多营区之一。这名年轻男子负责看守勃欧民族解放军（Pa O National Army）的一个偏远营区，那里距离缅甸边界只有几公里远。勃欧族为缅甸第七大种族，分布于今日毗邻泰国边境东岸、名为掸邦的缅甸地区。这座营区搭建在赭色的光秃山腰上，坡边矗立着高耸的龙脑香树。四周围有脆弱竹制军戒护栏的营地，由堆满沙袋的中央地下碉堡负责守卫，里面配备了一把二战时用的布伦枪（Bren Gun）与老旧生锈的闹钟，据说是为了警示守卫。照片里那位面露微笑的年轻士兵，在我拍摄的当下紧张地扣着扳机：这幅影像捕捉了东南亚动乱的本质，年轻人发现自己困在边远地区难以实现的奋斗中，靠着仅剩的尊严——身份认同——过活。

东南亚有段辉煌的内斗历史：世界上一些为时最久的内战发生在被人遗忘的遥远领土上。这些小规模战争也许不会侵犯生活在现代、发达程度较高的首都市民，也不会影响外国游客与观光客，只有少数几次例外。但是，它们确实会夺走数以万计的人命。它们危害经济繁荣、干扰民众生活，因而导致更多潜在的成本并阻碍发展。近年来证据显示，某些区域中，如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长期种族冲突影响极其惊人，这些动乱正激起国际恐怖主义。缅甸若开邦的北方区域是东南亚境内最偏远的地方。主要城镇孟都（Maundgaw）与布迪当（Bhutidaung）紧邻缅甸与孟加拉国的边界，多数地区住着无国籍的罗兴亚人。2016年10月初，由数百名罗兴亚人组成的团体攻击警察与军队哨站，来自印度与孟加拉国的情报指称，这群人受到在印度发动攻击的巴基斯坦宗教激进组织“虔诚军”（Lashkar-e-Taiba）⁽²⁾的支持，但罗兴亚族否认此事。在东南亚边境的一些穆斯林地区里，不受当局重视且逐渐恶化的种族民族主义自治或独立抗争，已经引起叙利亚与伊拉克的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IS）注意。2015年，菲律宾南部以绑架勒索外国人而恶名昭彰的武装团体，发布了一个制作专业的视频，宣布效忠伊斯兰国。他们斩首两名西方人质并录下整起暴行。正当人们担心肆虐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充斥北非与西非大部分地区的内乱，会在国际间引发新一波激进主义暴力浪潮，东南亚悬而未解的冲突又为更加野蛮的恐怖主义提供了有利环境。大多数冲突爆发的六十年后，这些对立依然存在，主要是因为数个世代以来，政府持续忽视它们、利用它们，并且阻挡外界为了终止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

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估计，自1947年以来，亚洲各地的次国家冲突已夺走大约160万条人命。1999至2008年间，死于亚洲次国家冲突的人数，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各种动乱（包括阿富汗等地）牺牲的人命还要多。这个数据令人咋舌，因为近年来在东亚的战争死亡人数比例，整体上已大幅下滑。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研究机构东亚和平计划（East Asia Peace）的资料，从1947年至1979年，东亚占了全球总战死人口的80%，但自1979年来，东亚的战争死亡人口比例不到4%。虽然亚洲的次国家冲突只影响整体人口的少数（约7%），但这部分的人数大约有1.3亿。某些事件的暴力程度惊人：泰国南部一个人口300万的地区，十几年来的战争已造成6500人死亡与4万人受伤。

泰国南部的叛军发起暴力运动，偶尔会避开三个有争议的省份与受外国观光客欢迎的地区。然而，东南亚多数的次国家冲突均发生于边境，例如缅甸的高地、泰国的最南部地区、菲律宾最南端的岛屿民答那峨、印度尼西亚极东边的巴布亚省及越南与老挝的小范围高地区域，这些全都距离喧嚣的大城市、壅塞的车流与豪华气派的购物中心非常遥远，通常也不会危及观光客，游客们很少踏足冲突区域，有时却会发现自己受到冲突影响。

除了菲律宾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些全是种族民族主义导致的冲突，亦即少数民族为了获得一定程度有意义的自治甚至独立，所发动的抗争。领导这些抗争的反抗团体拥有足够的军火与资金，并且获得所在地区人民的大力支持。就缅甸与民答那峨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而言，他们掌控广阔的据点，并且拥有组织良好、结构正规的武装部队。之前我访问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MILF）总部时曾大吃一惊。它位于民答那峨哥打巴托市（Cotabato City）郊区的达拉巴南营区（Camp Darapanan），不但占据距省会郊区仅数分钟车程的区域，还获准在当地以自有军队部署武力防御。从整齐的草坪与外观平凡的办公建筑可见，营区已自成一国。军营甚至还有脸书主页。这个地区有许多武装团体会交易毒品和违禁品，或是出口珍贵的宝石与木材，刚好可以利用自由抗争来掩饰营利的犯罪行为。在缅甸北部的克钦丘陵（Kachin Hills），挖掘翡翠矿石（华人视为珍宝的冷色绿宝石）的利润，一年据估超过300亿美元。这些利益落入克钦独立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和与其对抗数十年的缅甸陆军（Myanmar Army）手里。然而，除了斯里兰卡泰米尔分离主义者的特殊例子以外，光凭军事行动，向来无法击败这些动乱。

进一步检视，武装运动并不是从远处看到的那样。在发达城市社会边缘的险恶环境里进行地下抗争长达数十年，这些斗士显得疲累又憔悴。他们抛弃家庭，带着贫乏的干粮抗战。相形之下，他们偶尔彬彬有礼、谈吐文雅的领袖，经常出国或流亡海外，生活在满是友好解放运动的神秘世界，游说容易动摇的自由政府，向他们寻求支持、庇护与福利，或向同样易受影响但名气较小的政府寻求武器与资金，另外也参加海牙的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³⁾及吉达（Jeddah）的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nference）⁽⁴⁾的会议。这些领袖之中，有些人过着平凡朴实的生活，在瑞典或挪威的荒凉郊区当公交车司机或邮差。一位我认识近十年、自称曾领导解放运动的领袖，目前在瑞典郊区小镇光明正大地生活与工作。他拥有脸书主页，喜欢云游四海；参加会议时总是穿着时髦西装、打扮利落。不过，有次我到泰国南部主持会议，所在地点隔壁的饭店发生爆炸案，而他正是疑似主导这起炸弹攻击的组织领袖。幸好，那起爆炸事件只造成几人受伤。

我跟他一起吃过无数次的午餐与晚餐，每次都是他请客。然而，他是受过训练的游击战士，在1970年代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利比亚训练营中锻炼出作战技能。每次我见到他的亲信，他们总是满脸笑容，激动地拥抱我，而我总是思考着他们因为痛失亲人而犯下的暴行及自找的受害者情结。我认识的另一位前斗士，他的儿子起初被认定命丧维安部队在泰国与马来西亚边界某处发动的攻击。满怀愤怒的他寄给我一个档案，里头是他儿子残缺尸体的照片。后来发现，他的儿子其实是死于出了差错的毒品交易。我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耸了耸肩说：“我还有其他儿子。”

人们被迫采取暴力。他们逐渐习惯暴力。这成了一项事业、一种生活方式。

东南亚次国家冲突的种子在现代的建国过程中埋下，其中包含前殖民时期自治公国的瓦解，以及团结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今日东南亚的内部冲突大多发生在殖民时期之前就已独立的边境王国。其中一些公国历史悠长。位处今日泰国南部的北大年苏丹国（Pattani Sultanate）⁽⁵⁾，15世纪就与中国及阿拉伯海岸有直接贸易往来，直到1786年被征服并成为暹罗国王的属国。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苏丹国（Acehnese Sultanate），则是支持16世纪荷兰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的三个国家之一。

武装反抗运动在20世纪后半叶高举叛乱旗帜，成员们利用褪色的主权回忆来合理化这些武力抗争。民族主义抗争首度爆发于1940年代时，泰国南部北大年当地的历史学者易卜拉欣·苏克里（Ibrahim Syukri）正在写作，叙述北大年王国如何在17世纪前发展为富庶的交易中心，并指出“当地经常可见从外地载运货物而来的船只”。除了阿拉伯人与一些华人，这个蕞尔小国也陆续吸引葡萄牙、荷兰与英国商人前来，在多泥的北大年河（Pattani River）河口兴建工厂。到了16世纪末，北大年苏丹国的“拉惹”（Raja）⁽⁶⁾派遣贸易使节团到日本。这位历史学者大胆声称：“当时作为暹罗政府中心的阿育陀耶，在商业发展上比不上北大年王国。北大年的繁荣，激起了暹罗王室强烈的征服欲。”虽然这段话明显夸大了此地在众多小型港口之中作为外国船只粮食补给站或雨季避难所的重要性，但其中关于北大年在四处掠夺的强大王国之外蓬勃发展自治的叙述，却为东南亚现代民族统一主义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固基础。

亚齐反抗军领袖亟欲重申17世纪古苏丹国与欧洲势力签署的条约。他们与北大年的马来穆斯林一样，看到这些原始条约的复本时，一直心怀感激，它们虽然黯然失色、遭人淡忘已久，却被珍视为另一个年代的主权记忆。另一个例子是，今日分布于缅甸东岸说孟语（Monspeaking）⁽⁷⁾的种族，直到16世纪才建立强盛王国。第一批来到当地的欧洲商人，在古孟族商港马达班（Martaban）建仓库，并在勃固王国（Pegu）⁽⁸⁾首都兴建大使馆。1948年，缅甸脱离英国独立，孟族要求自治，但是遭到拒绝。从那时起，孟族解放军（Mo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今日最多有1000名武装士兵）不断为独立而战。殖民时期之前，弹性的自治形式是东南亚的常态。遥远的王国拥有属国的拥戴与忠诚，但军队行动力受限，意味着这些效忠大多只聊备一格。这些曾在全球贸易与外交领域崭露头角的地区，自豪感始终萦绕不去。人们怀念消逝已久的荣耀与地位，而这些回忆是东南亚暴力叛乱运动宣示国家地位与要求独立的重要支柱。

殖民势力带来了领土集权的手段与机制，范围从电报、铁路以至地方官员。引进有效的行政权力与职权，破坏了强制管理与放任之间的平衡，让边陲地区直到19世纪后期甚至更晚，才享有自治权。欧洲与美洲的入侵者破坏了东南亚大陆与世隔绝的山地社会；这些人不是一丝不苟的殖民行政官员，就是原为苏格兰人所有的孟买缅甸贸易公司（Bombay Burmah Trading Company）的伐木工人，以及来自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跋涉东南亚大陆的山林，找寻柚木与无所依归的灵魂，在这两方面皆大有斩获。基督教传教士是第一批记录高地民族语言的人，经常教授当地人拉丁字母，好让他们与避之唯恐不及的低地王国有所区别。陆军中校亚历山大·拉克斯顿·麦克马洪（Alexander Ruxton McMahon）是这股破坏力量的前锋。身为英属缅甸副首长的麦克马洪在19世纪最后三个月走访缅甸偏远山区，区分、记载与收服（虽然并非有意）几世纪以来未臣服于任何类型统治与治理的人们。他在1876年出版的《黄金半岛上的克伦人》（The Karens of the Golden Chersonese）序言中写道：“游历此区途中与人们的亲密沟通，有时甚至去到从未有白人到过的丛林……让我得以搜罗早前观察家未注意到的许多事物。”

1980年代早期在泰国北部求学时，我专门研究居住在边境高地、偶尔为了寻找商业机会而移居城市的少数民族。阿卡族（Akha）、克伦族、拉祜族（Lahu）、傈僳族（Lisu）与赫蒙族（Hmong）等特殊族群，起初便已从中国西部迁居缅甸、老挝与泰国人口稀少的山区。经常造访清迈与清莱（Chiang Rai）山区部落的旅程中，我享用当地人用气味强烈的森林药草炖煮的山猪肉，配上几碗粉色山稻米饭以及平底无脚瓷杯盛装的米酒。之后，大家围绕在营火旁，说着一群灵魂奔放的人的古老传说。我们聊到大半夜，之后我总是瘫躺在劈竹拼成的地板上，在黎明来临前，被松木燃烧的甜香与女人们晨起打水的脚步声唤醒。他们的独立感根深蒂固，无视现代政府与当权者的侵入，让我印象深刻。

殖民时代末期，统一中央集权的粗暴武力取代了较为宽容的分而治之的权宜策略。新独立的国家建立在四海皆兄弟与统一的野心理想之上。“让我们共同庆祝今日到来的独立”，掸邦土司⁽⁹⁾苏瑞泰（Sao Shwe Thaike）⁽¹⁰⁾在1948年1月以缅甸联邦（Union Of Burma）第一任总统的身份首次公开演说时表示：

有很长一段时间，缅甸的主要民族——克钦族（Kachin）与钦族（Chin）——倾向把自己视为独立的国家单位。近来，一个更崇高、属于缅甸联邦的愿景，撼动了我们，今天我们团结一心，决定共同促进缅甸的利益，并且尽快实现这个国家作为世界大国应有的地位。使我们为了独立所做的努力有了初步成果的，正是统一，但愿今后成为缅甸联邦的主权独立共和国的每一位成员，仍会继续喊着统一的口号。

但是，这种统一的薄弱基础建立在充斥着殖民迫切需求与历史偏见的行政架构上。残缺的整合与被迫同化成为不满的导火线，最终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不久，引发了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与菲律宾广大区域的暴力冲突。随着新国家艰辛立基，模糊不清的边界与社会种族分裂的断层线也爆发叛乱。当中许多民族（如缅甸的克伦族与克钦族）觉得遭到抛弃与背叛，因为他们一直是分权治理殖民游戏的棋子。其他民族，譬如菲律宾南部的摩洛穆斯林，以及某种程度上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人，都逃过了被征服的命运，也不会只因为现代的国家地位就改变他们的独立心态。摩洛穆斯林与亚齐人是西方帝国势力最难征服的民族。美国占领军为了进攻菲律宾民答那峨的丛林地带，研发了0.45口径的自动手枪，以击退会手持剑矛从树林里猛冲而出的摩洛匪徒。摩洛人由于誓死奋战，因此伤亡惨重。印度尼西亚作家穆赫塔尔·卢比斯（Mochtar Lubis）⁽¹¹⁾告诉我，1940年代他还小的时候听过亚齐人的故事，他们出于极度憎恨会在街上刺杀荷兰人。受到现代“圣战士”的民族主义理想激励，亚齐人会采取与他们类似的自杀手段。经过历时三十年、牺牲六万条人命的战争，荷兰人直到1904年才降伏亚齐人。七十年后，亚齐人对加入现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后未得到好处感到失望，因而爆发剧烈的内部冲突。

去殖民化过程的散漫管理，解释了今日东南亚多数致命内部冲突形成的原因，在这方面，过去十年里我因为工作关系而有近距离的观察。人口多为马来人与穆斯林的北大年苏丹国，直到18世纪后期都是独立或至少是半独立状态，到了1786年才臣服于暹罗王国。当时的历史记载证实，暹罗军队以暴力手段镇压反抗势力，用绳索将男人、女人与小孩绑在一起，然后让大象踩死他们；当代的报道指出，至少有五万名难民往南逃到邻近的马来邦国。如今，一座17世纪建造的苏丹国巨型铜炮矗立在曼谷市中心的国防部大楼外，看起来就像个草坪艺术品。

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旧时的北大年苏丹国请求盟军帮助他们脱离泰国独立。依照《英国—暹罗条约》（Anglo-Siam Treaty），今日北大年、那拉提瓦府（Narathiwat）、也拉府（Yala）、沙敦府（Satun）与宋卡府（Songkhla）的马来穆斯林地区割让予暹罗王国。即便如此，由于泰国拒绝向日本宣战，让日本轻轻松松就侵门踏户，北大年的马来人还是希望能召开对他们有利的听证会。然而，英国可能是因为忙于管理南边的马来邦国，忽视了他们的请求。太平洋战争落幕不久后，出身北大年皇室、受英国教育的马来王子东古·马哈茂德（Tengku Mahmud），开始向泰国最南部的三府⁽¹²⁾输送枪支，为刚起步的反抗运动备战，革命就此展开。

到了1960年代中期，暴力内战在缅甸多数地区、泰国南部、菲律宾南部与印度尼西亚酝酿，被越来越具压迫性的强制统一所刺激，并且配备有稳定供给的现代武器，其中一些是从印度支那战争（Indochina War）⁽¹³⁾外流而来，一些是购自黑市。这些冲突到后来变得致命又漫长，因为中央政府坚拒响应反抗军的需求，不愿准许其自治。然而，政府至今仍无法击败这些叛乱的武装运动。英军在1940年代晚期发展出最早的现代平叛策略，在马来半岛丛林奋战以牵制马来亚共产党。他们的主要策略是，不承认俘虏拥有任何法律权利，并否认虐待被控藏匿当时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本地居民。东南亚国家平定叛乱的方式，延续了前任殖民者某些不经司法程序的特性，包括凌虐与未经审讯的拘留等手段。这些战斗大多不为人知，东南亚的维安部队留下了惊人的残暴压制叛乱纪录。常见的镇压方式，包括惩罚性杀害被认定为支持反抗势力的平民，摧毁居民的住所与生计，以及滥用私刑与未经司法审判的杀戮。尽管如此，维安部队仍持续进行一塌糊涂且冗长耗时的军事行动，目的是浮报军事预算，而不是赢得胜利。

在当代的缅甸、泰国与菲律宾，长久以来对抗分离主义游击部队的维安行动，在没有明显外来威胁的情况下，有助于提升军队的威望与合理化其扮演国家守卫者角色的需求。就缅甸内战而言，军方发展出有利可图的生意，与控制邻近印度和中国的边境广大区域的少数民族打交道。在泰国南部，过去十年来充满敌意的内部冲突，解释了泰国军队的整体国防预算为何大幅增加，以及为何发放额外津贴给驻守南部区域（众所周知也是走私品的主要转运站）的士兵。知情官员透露，关于这个冲突，军方认为继续维持暴力状态才是“成功”，但必须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解决冲突不是目标，因为这代表退让。

2007年完成、尘封已久的泰南调停报告中，序言引述了20世纪初前泰国国王拉玛六世（Rama VI）的话，指出管理南部的关键是“派遣合适的人去治理”，但文中并未提到融合。负责编写报告的一位委员会高层成员告诉我：“目标不是人民的福祉。”同样地，反对派压迫当地居民，经常提高税赋以资助武装抗争，或是对贸易课以重税。他们的暴行杀害了无辜平民，像是2016年10月28日，监视器拍下两名年轻摩托车骑士枪杀一名泰国女教师。他们在现场留了纸条，上头写道：“献给你们这些杀害马来人的混蛋。”在泰国南部，对立双方均针对性地枪击平民。

政府发现这些冲突难以压制，或因太多利益可图而不想压制的同时，以主权受威胁为由，延迟召开和平会谈。这或许是这些旧时冲突持续牺牲众多人命的最大原因：政府根本无意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直到最近二十年，政府才开始与反抗军对谈。苏门答腊北部亚齐省爆发的冲突，在短暂的对话与谈判后告终，印度尼西亚政府于2005年同意给予该省大幅度的自治权，并允许武装反抗势力自由组织政党，以求地方选举的胜利。这项单纯的妥协方案终止了为期三十年的低强度动乱，其间约有五万名无辜村民在小规模冲突与军队报复行动中丧生。

经过17年的谈判，2014年3月，菲律宾南部的冲突终于弭平，也高调签订了全面和平协议。而在缅甸，政府谈判代表与民族武装团体联盟经过短短两年的协商，在2015年3月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nationwide ceasefire agreement，NCA），为国家级的政治对话铺路，未来可望承认约占全国三分之一领土与人口的非缅族区域的联邦权利。

尽管有如此充满希望、得来不易的协议，和平却依然脆弱且难以实现。在缅甸，21个民族武装团体中，只有8个最后正式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与此同时，军队继续在停火协议范围以外的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持续加深人民的不信任。2015年2月，在菲律宾的民答那峨追捕可疑恐怖分子的突袭行动失败，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因为政府违反长期停火协议而回以防卫反击，造成44名菲律宾警察突击队员丧命，在此之后，涵盖民答那峨邦萨摩洛自治区（Bangsamoro）⁽¹⁴⁾的全面协议变得颓弱无力。更大的问题是，随着总统大选逐渐逼近，没有人准备好要捍卫和平进程。通常，每次政府做出改变，就会出现解决内部冲突的新方法。不只内战有利可图，草率促进和平也能获得政治资本。这十年来，我在印度尼西亚、泰国与菲律宾研究内部冲突时发现，每个新上任的政府都有效破坏了前任统治者的成就，并且采取全新的手段，让武装团体怀疑政府的和平承诺，不信任对方派来的特使。时间回到2005年，民族和解委员会（National Reconciliation Council）在泰国南部成立，旨在找出与讨论加深冲突的当地民怨。我参加过许多次和解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当时一些泰国官员非常乐于倾听民意，也有意拟定政策来解决冲突的根源。后来，会议中提出的建议并未受到重视，并在2006年军事政变之后遭到尘封。

此外，东南亚的中央集权国家倾向对边境冲突视而不见。不同于非洲与中东地区许多造成死亡与摧毁首都的小型战争，这里的小规模冲突大多局限在某些地区。尽管如此，经济的危害不容忽视：据世界银行估计，长达三十年的亚齐动乱使印度尼西亚损失了一百亿美元，金额是2004年夺走近二十万条人命的大海啸的两倍；泰国南部持续十二年的冲突，大约造成了三十多亿美元的损失。动乱之后，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教育中断或受阻，不再有社会服务与正义，这些无可估算的人力成本一代传一代。

我在菲律宾南部的迷人岛屿苏禄省清楚见识到这一点，此地以14世纪在阿拉伯商人引进下首先接纳伊斯兰教而闻名。苏禄省虽然富有魅力、景色优美，却是东南亚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深受与传统部落冲突有关的特有暴力所苦，这些冲突中的暴民誓死奋战，直到恢复荣耀为止。即便是男人无意间“瞄到”有夫之妇之类的小事，也会引发出动重型迫击炮与机关枪的小规模战争。

当菲律宾群岛的其他偏远岛屿稳定发展成获利甚丰的观光景点时，苏禄省的地方动乱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在丛林密布、俯瞰首府霍洛（Jolo）的山丘上，坐落着一个居高临下的菲律宾军营。1970年代，菲律宾军队入侵霍洛岛，在摧毁具有历史意义的市中心的血腥战役中，试图从摩洛穆斯林反抗军手中夺回失土。从约瑟夫·康拉德驾着纵帆船，缓缓驶过苏禄海，遭遇好几群武力强大的陶苏格族（Tausug）海盗之后，这里没有太多变化。康拉德在引人入胜的短篇故事里，形容陶苏格海盗是“细致讲究又野蛮原始的一群人……看来坦率大胆的男人们赤脚行走，装备齐全，悄然无声”。今日，同样的男人在丛林间穿梭自如。几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著名恐怖分子在这里找到了安全的避风港，设立训练营区，练习制作炸弹的技巧。近年来，以“伊斯兰国”的名号招募士兵的证据逐渐浮现。摩洛叛乱结合大量武器与低劣或不存在的律法和秩序，酿成更加暴力的部落冲突，使数千人生活在贫穷与恐惧之中。

我造访苏禄省时，由因为身负沉重自动武器与额外弹药而快要跌倒的警官随行护送。如康拉德所述，陶苏格人随身携带武器，吹嘘自己把枪看得比女人还重要。以小型武器展开黑社会式枪战的影像，未能忠实呈现苏禄岛部族使用重型迫击炮与0.5口径机关枪猛攻的战事。此外，菲律宾政府对于要求马来西亚归还沙巴（苏禄苏丹⁽¹⁵⁾的继承人主张其所有权）一事的安排，以及自治要求始终未竟的问题，使苏禄省人民抱持久久不去的憎恨，难怪驻扎该区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会害怕得窝在山顶营区，吹嘘那里是岛上唯一能喝到星巴克咖啡的地方。

那么，这些冲突为何如此难以解决？为什么菲律宾摩洛人从1960年代起就不断挣扎？为何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从1940年代以来就一直抗拒泰国的统治？而克伦族（如同孟族）又为何从缅甸独立两年后的1949年起，开始向中央政府发动内战？

岌岌可危的主权是最明显的原因之一。解决次国家冲突最简单的方式之一，显然是允许某种形式的自治。但是对大部分的东南亚政府而言，主权依然是高度敏感的议题，一方面是因为多数的民族国家相对年轻，民族主义抗争的记忆犹新。就群岛国家而言，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允许地处偏远的岛屿自治，被视作鼓励它们独立。因此，出于对分裂或丧失领土的偏执恐惧，政府紧抓着州属不放，持续大力推行强势统治，并将人民当作臣属，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公民般以诚相待。这凸显了惊人程度的短视近利：什么样的国家领袖或官员会算计，为了保有主权，一天死三个人（泰国南部冲突平均一天的丧命人数）也在所不惜？同时，许多觉得受到压迫或被迫臣属的社会都坚决保有民族认同与某种程度的自治，甚至宁可选择削弱人心的战争，舍弃和平。

这种双重性深深根植于自1948年以来不断困扰缅甸的种族冲突之中，而这些对抗共同形成了从印度边界延伸至中国边境、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部战争之一。非缅人的民族构成缅甸三分之一人口，并占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从刚独立不久的联邦政府得到名为《邦隆条约》（Panglong Agreement）的早期承诺。不过，这个承诺可谓含混不明。一开始，民族领袖们相信缅甸第一任总理吴努根据宪法授予部分选举权的善意。他们这么做，是希望改革会接踵而来。然而，在独立不久后对抗边境地区反叛的种族军阀与共产主义动乱的过程中，缅甸军队提升了战斗力，并在强人奈温将军的率领下，获得平民政治圈中无可匹敌的向心力。1962年军方干政并夺权，联邦体制的希望完全破灭。军队将边境地区的民族团体视为极力寻求独立的从属人民，需要动用武力加以镇压。受军方骚扰与虐待而加深的失望，是驱使民族团体公然叛乱的关键因素。

1980年代初在清迈求学时，我住在掸族民族主义运动（Shan Nationalist Movement）一位领袖的隔壁。生于掸邦永贵的赵赞永贵（Chao Tzang Yaunghwe）⁽¹⁶⁾，是在英国统治下获得行政权力的诸多掸族土司之中一位的儿子。如之前提过的，他的父亲苏瑞泰是担任缅甸联邦第一任总统的掸邦贵族。赵赞永贵与他的母亲⁽¹⁷⁾——人称“尊母”（Mahadewi），即永贵的“伟大女王”（Great Queen）——同住在靠近城市西北边屏障的简朴房子里。我们都叫他尤金（Eugene），这可能是他小时候就读于天主教神学院时取的名字。在漫长的夜晚与优雅、气度非凡（而且厨艺过人）的“尊母”准备的美味掸族晚餐中，我得知了尤金的过去。他本人与反叛军领袖的形象有些不同。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快50岁，是个身材瘦削、书生气质浓厚、戴着眼镜并受先天性心脏病折磨的男人。他勉为其难、平铺直叙地述说自己的战争经历，而我从中了解到，他在1962年军事政变不久后掸邦起而反抗政府时，放弃学业加入掸邦军（Shan State Army），之后屡屡经历考验与失望。后来，他写了一本震撼人心的暴动回忆录，描述掸族领袖（包括之后在狱中去世的父亲）试图在缅甸联邦制度下为掸邦人民争取公平与正义，却徒劳无功、希望幻灭并遭到背叛的故事。

虽然“尊母”从未提及丈夫的命运或是儿子对民族主义抗争的醒悟，但她曾经激发我研究种族渊源的兴趣。“你得小心点，”她以骄傲的语调说着，眼神中带着戏谑，“身份只是方便的工具而已。你看，我不再拥有任何身份：我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尤金与他的母亲都在流亡加拿大期间过世。

缅甸军方牺牲了理想主义与受过教育的政治人物（如失势的吴努与苏瑞泰）之后，变得更加强大。建立联邦国家、不同种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且以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骄傲的愿景，也随着这些人物的死亡而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重拾前殖民时代缅甸国王荣耀的空想。这些历代国王当中，最成功的君主在统治期间征服边境地区，宝库里全是打胜仗掠夺来的战利品，宫殿里全是俘虏来的奴隶。缅甸军队受辉煌军国主义的镀金愿景蒙蔽，让民族地区沦为战场，士兵们犯下强制劳动、强暴妇女与屠杀民众等暴行。当地军阀趁着权力真空，强制推行以鸦片为基础的经济，强制劳动与课税，并处决遭控背叛民族目标的人。尤金描述自己担任掸邦军第一军区指挥官的经历时向我透露，最大的挑战是避免部队骚扰他们捍卫的人民。他在1986年，也就是1970年代中期离开战场的十年后，反思道：“未来不太乐观，因为就目前的仰光而言，可能会继续将种族叛乱视为一般的土匪行动，并试图用武力来消灭它们，如同1949年以来的这段日子一贯的做法那样。”尽管和平努力一直存在，但这种状况在2016年依然如此，而到了2017年初，政府意图振兴正规和平进程的努力，显然还是为持续的斗争所阻碍。

数十年的战乱期间，不时出现薄弱的停火协议带来的半和平时期，加深东南亚社会武装冲突的社会经济问题，程度或许比世界上其他受战争摧残的区域都还要严重。索马里、莫桑比克与苏丹等国家虽然也经历数十年的内战与冲突，现代却享有统一与相对和平的时期。此外，尽管恐怖记忆历历在目，黎巴嫩内战持续的时间相对短暂（1970年代中到1980年代末）。在一些非洲与中东地区的内战中，至今已有大批人口遭到杀害，当地的军事侵略行动拥有更优良的装备，也比较不受山区丛林地势所妨碍。

这些东南亚武装冲突的持久性造成了惊人的差别。以冗长的消耗战而言，和平与安全不过是年迈亲人的遥远记忆，在现代世界里几乎找不到类似的事物。害怕失去领土，使东南亚政府拒绝承认或处理由不断拖延的内部冲突导致的根本性不满。例如印度尼西亚最东部的省份巴布亚省，涵盖约一半面积的新几内亚岛，清楚呈现了政府在处理引发冲突的长期不满时有多么愚蠢。各届雅加达政府一直拒绝针对印度尼西亚在1969年以不当方式并吞这块土地的事件，给予巴布亚人任何赔偿。巴布亚人要求政府承认联合背书的公投有欠妥当，因为多数选民都是印度尼西亚军方的人，在人身自由或安全受威胁下投票。这种未能解决单一历史恩怨的失败，强烈推动着如今助长暴力的民怨。

然而，印度尼西亚政府坚持，激烈武力镇压才是解决之道。数十年来以严格安全措施响应巴布亚地区小型抗争的做法，引发人民对政府的仇恨。住在巴布亚首府查亚普拉（Jayapura）的阿普丽拉·瓦扬（Aprila Wayan），之前担任记者时曾目睹一些朋友遭到逮捕甚至杀害，心中留下创伤，至今依然背负着沉重的痛苦。我建议，与政府对话也许行得通，她咒骂：“对话都是狗屁。”当我在本尼·文达（自称是巴布亚反抗运动的流亡领袖）与他的妻子玛丽亚（Maria）位于牛津郊区的廉价市建住宅里和他碰面时，也面临不信任与憎恨所形成的阻碍。文达之前逃出了印度尼西亚监狱，他说自己差点受虐而死；他年轻时曾目睹印度尼西亚军队对高地部落的叛乱分子开火。不出所料，文达认为与雅加达当局进行对话没有帮助。相反地，他将信任投注于发展迅速的独立激进人士联盟——西巴布亚联合解放运动（United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West Papua），其中有许多成员旅居海外。2016年年中，这个团体差一点就成为南太平洋国家组织之一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Melanesian Spearhead Group）⁽¹⁸⁾的正式成员。

尽管印度尼西亚过去二十年来逐步卸下了独裁主义统治的重担，以真正当责的民选政府取代例行公事的民主体制，并且遵奉人权的“普世”价值，但自1998年之后，没有一个政府能有效解决巴布亚人的不平。年复一年，巴布亚人成为家园土地上的少数族群，因为非巴布亚移民不断从印度尼西亚其他区域流入此地。2014年当选总统的佐科·维多多承诺调查人权侵犯案件时，超越了许多领袖。正当这个目标有些进展时，他却任命一位保守派的前军队司令担任巴布亚省首长。

东南亚政府未能解决内部冲突，使暴力变成当地大部分区域的家常便饭，并通过施行戒严法与军事占领来限制民主自由，甚至放任司法不公与侵犯人权的情事持续存在，鉴于该区多数国家如今已达中等收入水平，这些都是不该发生的情形。这也让许多边境冲突地区暴露在缓冲国政策与代理人战争（proxy war）之中，如同缅甸与中国边界的局势。以社会经济与地缘政治而言，这些冲突是东南亚的致命弱点。我想起自己过去任BBC菜鸟记者时报道北爱尔兰新闻的悖论，在那里，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由遭到扼制，而《防止恐怖主义法》（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合理化了压制言论自由的行动。正当英国政府计划继续忍受往后数十年伦敦市中心的致命恐怖攻击，以捍卫英国统治的正当性与少数北爱尔兰亲英派新教徒（Loyalist Protestant）⁽¹⁹⁾的利益时，泰国政府似乎也准备好面对两倍于北爱抗争受害者的人数与更严重的日常暴力。在泰国南部，长期冲突曾在一个月内造成50—80人死伤，其中约有四分之一是泰国维安部队成员。然而，这些受害者——无论是国军、平民教师，抑或是佛教僧侣——几乎不曾被人提起；政府仿佛想用沉默来掩盖过往的苦难，而不去正视冲突的根源，或是做出可能危及主权的艰难抉择。

多数造访泰南冲突区的游客都和我一样，经由合艾机场（Hat Yai，邻近的宋卡府的区域性机场）来到此地。从商业多为华人经营、繁荣发达的合艾，沿着状况良好、贯通泰国南北主要干线的双向车道开车横越大陆到北大年，大约需要90分钟。自2004年以来，连接泰国与马来半岛的狭长地峡，每天都有枪击事件，每周都有炸弹攻击，至今已造成近7000人死亡。然而，在我2005年首度来到此地的几趟旅程中，除了设置凌乱的军事检查哨与装备轻巧的悍马军用车（Humvee）的突兀巡逻外，起初很难在平坦无奇、一望无际的橡胶园与沙滩景色中，察觉暴力冲突的踪迹。我发现了一场不可思议的伪装战争。用泰语与当地人交谈，尤其是政府官员或安全人员在场时，只会得到他们忽视战争与满足于现状的响应。但是，如果在路边隐蔽的茶店用当地马来语与人闲聊，便会听到截然不同的故事。我早年的一位向导与信息提供者是个名叫易卜拉欣的年轻小伙子，他先是在泰国的大学念书，后来拿到伊斯兰奖学金前往喀土穆（Khartoum）的苏丹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 of Sudan）深造。易卜拉欣个性温和、笑容开朗迷人，但他很难得一笑。他在老旧的澳大利亚轿车前座置物箱里放了一把9毫米自动步枪，出于从未对我透露的原因，而且他有一条腿是假肢。

我在2004年中泰国南部再次爆发冲突的六个月后抵达此地，当时，一群训练有素的暴民动用数百支自动武器与弹药，突袭北大年南边那拉提瓦府的一座军营。对此，政府启动安全镇压行动，引发激烈反抗。2004年10月25日，好几千名青年在边境城镇达拜（Tak Bai）示威，许多人遭到逮捕，双手被捆绑着押上平板卡车，载往监狱。途中有85人死去。社会大众并未强烈抗议；虽然老一辈的退休叛乱领袖出来解释，但并没有任何人遭到究责或惩处。达拜事件标志了无止境丑陋冲突的再现，并导致东南亚近期历史上一些极其混乱的时刻。

泰国政府坚称马来穆斯林乐于继续作为泰国的一部分，强调他们享有宗教自由，譬如可以成立提供马来语课程的专属宗教学校。政府高层官员宣称，反抗军与示威者是罪犯，或者可说是行为像小孩般无理取闹的少年犯。不过，易卜拉欣与他的朋友们提到了马来穆斯林青年逐渐增长的挫折感，他们觉得自己在泰国社会中没有地位，也没有主张自我身份认同的空间。“泰国政府一直认为这是民族同化的问题，”旺·卡迪尔·则·曼（Wan Kadir Che Man，慈祥和蔼的北大年马来领袖，如今在马来西亚过着舒适的流放生活）表示，“他们认为马来人必须被同化、被融入到制度里，以及‘成为泰国人’……但是，北大年的马来人明白自己不是外国人，也知道他们的领土其实一直被原本是外国势力的泰国人所占据。”

同时，卷土重来的暴动由一群不表明领袖身份、也不为自身暴力行为负责的神秘革命分子带领，他们一直给新一代战士洗脑，让他们愿意为了从“暹罗压迫者”手中独立而牺牲自己。易卜拉欣与其他人一样，年少时在当地伊斯兰学校求学以及后来到海外留学期间，都被灌输过这种教义。2004年的暴动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它发生在基地组织策划的“9·11事件”仅四年后，距离其东南亚分支宗教极端组织之前在巴厘岛发起、牺牲了数百条人命的爆炸事件也只有两年。如今，泰国的穆斯林少数族群对佛教徒多数族群发动小规模战争。这是意图在东南亚建立哈里发国家吗？人脉广阔的向导易卜拉欣想起自己曾在喀土穆与本·拉登一起参加晚祷会，不久后，这位鼎鼎大名的沙特百万富翁成了“圣战士”，并成立了基地组织。据他表示，本·拉登讲话轻声细语，也没有发表太多激励人心的言论，他对本·拉登没什么印象。

正是在这种暴力、恐惧与困惑的背景下，考虑和平谈判的泰国政府请求人道主义对话中心（HDC）找来叛军代表。由于我身为学生与记者在泰国长期累积的经验与人脉，人道主义对话中心指派我联系相关人士。那是在2006年，冲突再起的两年后，而我没有什么头绪。叛乱分子声称他们不是凶手，他们越来越少在路边埋伏突袭，也未发布任何狂妄声明。我倒是知道有一群住在马来西亚边境、年事已高的前反叛人士，以及从前亚齐叛军那儿得知了几位流亡于瑞典的领袖。于是，我们从斯德哥尔摩的电话簿着手。

经过许多个月的寻找，并排除了几个错误的线索，我有了一些进展。2006年，我在埃及的秘密会议中联络到第一位相关人士。我成功说服革命民族主义阵线（Revolutionary Nationalist Front，在马来文里简称BRN）的代表团前往开罗。我们在尼罗河岸一间两星级饭店的咖啡厅里，弓着背享用了好几碗橄榄与鹰嘴豆泥，喝着装在烫手玻璃杯里热气腾腾的甜薄荷茶。代表团的团长受过良好教育、学识丰富，而其他团员大多四十几岁，胡子刮得干净整齐。他们的外貌充满书卷气，与其说是革命代表团，倒更像是学术访问团——正如他们在埃及政府面前表现出的模样。他们坚称，“圣战”不是他们玩弄的手段；他们是受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加诺的左派革命思想所启蒙。他们本性不信任所有外国人与局外人，包括我在内。我们用马来语交谈，但有时，我们的会面感觉更像是审问。他们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甚至拒绝下榻同一间饭店。他们告诉我，保密是必要的。就像他们说的，每次他们表明身份并与另一方交涉时，领袖不是遭到杀害就是被拘留。一位团员形容：“这就像在修剪草皮。”的确，据称泰国当局在1954年谋杀了德高望重的哈吉·苏龙（Haji Sulong）——启蒙这起革命运动的男人。他们的保密起了作用，因为泰国军队固然耗费数十亿美元增强防卫武力，拥有近40万名常备军以及用金钱就能买到的现代监测科技，还是无法击退叛军。

阿苏登（Azuddin）说：“我们抗争的基础越来越强大，因为人民开始意识到个别历史的重要性。”年迈的他曾是北大年早期的分离主义运动成员，而我是在调停冲突双方的过程中认识他的。我们通常都在哥打巴鲁（Kota Bharu）佩达纳饭店（Perdana Hotel）霉味弥漫的大厅碰面，这家年久失修的饭店建于1970年代，就位于马来西亚边界附近。阿苏登感叹：“还有泰国人对待我们的方式，警察与军队对待人民的方式，以及他们看待我们的眼神。”十年了，日复一日的爆炸与枪响夺走数千条人命后，泰国高层官员挑衅地坚称，南部省份的动乱可以通过建立“泰国人的身份认同”来解决，“这将能说服人们为国家做好事，而且效忠国王”。在精心维护的南北高速公路沿途的检查哨，当地的马来穆斯林孩童愤怒地瞪着身穿凯夫拉（Kevlar）⁽²⁰⁾盔甲、头戴尺寸过大钢盔而汗流浃背的年轻农兵。那些士兵不会说马来话，难以与当地人沟通。对于这些神经兮兮的泰国士兵而言，每个人都很可疑；而对于那些孩子来说，每个泰国人都是侵略者，也是理所当然的攻击目标。

暴力局势因此持续恶化。我沿着通往泰国与马来西亚边界的道路，经过好几处结构脆弱、匆忙搭建的检查哨，它们看起来像是后来才加盖的设施，作为坐镇其中士兵的简略庇护所，与外头隔着铁丝网，目的是阻挡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经过时猛力丢掷的手榴弹。暴民是从不暴露身份的鬼魅。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动攻击，在一次为了报复军方突袭伊斯兰寄宿学校的致命行动中杀害了数名泰国佛教僧侣。在邻近边界的农村寄宿学校，某个炎热下午，一位上了年纪的伊斯兰教长告诉我：“每个人都害怕被捕，我们不敢在晚上离开自己的家园。即便是身为阿訇⁽²¹⁾的我们，要这么做也是困难的。我们很难履行教学的义务。”我问他们害怕谁，或者害怕什么。他回答：“大部分人害怕的是政府，而不是反抗运动。失踪的人越来越多。”我问有多少人？他说：“好几千人。村民说他们在河边与森林里看到一些尸体。”

我问他反叛运动的事情。教长小声地提到革命民族主义阵线及旗下神秘的青年组织，据政府估计有五百多名成员。他说：“他们的势力遍及每一个村落。”独立运动源自伊斯兰宗教教学社群，但他们却奇妙地采用世俗手段来争取自由。没有人祈求“圣战”，或是提到可能被解读成宗教所驱使的任何事情。相反地，他们谈论北大年民众遭遇的苦难，以及他们对政府的彻底失望。由于这场冲突是在后2001年时期宗教极端主义兴起之际展开，因此了解这个看似违反直觉的动机有其必要。我在战区或在马来西亚边境的秘密会议中遇到的一些战士，说起话来就像率领人民抗争的游击战司令，与秉持教义或仇恨意识形态的人们相去甚远。他们为了以马来人而非穆斯林为主的文化自由与生活方式发起抗争，尽管这两个族群密不可分。在2004年冲突再起的两年后从军的一名战士表示：“北大年的人民仍然十分恐惧，觉得受到很深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服他们妥协。”

备受尊崇的前泰国外交部部长素林指出：“政府完全不知道叛乱者的需求是什么。”他本身是来自冲突区以外偏北部省份的穆斯林。在他看来，北大年的马来人受集体民怨而生的共同助力所驱动：“这种情况就像基地组织，不需要统合的指挥架构，每个人早就蓄势待发……（大部分时候是）为了复仇。”政府也发动报复性的攻击：建立皇室组织以支持信奉佛教的村民，鼓励受伤住院的士兵回到战场上寻仇。

在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暴力无情、充满误解与仇恨日益加剧的灰暗背景下，我努力居中促成和平对谈。最初的几次会议于2006年在日内瓦人道主义对话中心的河畔别墅召开。反叛者——北大年联合解放阵线（Patani United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成员——是我在好几个漆黑的夜晚到路边咖啡厅会面的同一群人；只不过这次他们身穿素净套装，像是亚洲版的“MIB星际战警”。其中一位曾在瑞典工作与生活了二十年，担任警方与法庭的翻译官，他的外表犹如民间武装部队联盟的领袖。“我们的联盟里有许多团体，其中有些默默无闻。”他带着令人胆怯的自信，叙述过去反抗军如何依照公开作战的策略对抗泰国军队，并在经历惨重死伤（部分是因为遭敌军渗透）之后，改采地下行动。1990年代中期在大马士革和开罗有过几次谈判，他表示：“但泰国人并非真心想要和解，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从内部摧毁我们。”

叛军有备而来，他们拿出备忘录，要求即将命名为“北大年”（Patani Darussalam）的、由四个南部省份与宋卡府数个行政区组成的区域，享有自治权。他们愿意考虑有限的停火以换取豁免权。泰国政府的唯一代表是个表情严肃的将军，短暂担任过议员，而且还是总理亲信，他并未展现丝毫的同情心。他拒绝签署这份备忘录，也没做太多表示，只和当过泰国航空空乘员的妻子说了几句话。这个轻蔑的举动激怒了叛军：“我们被对方当作殖民对象一样对待……他们还尽量避免称我们是马来人。为什么我们非得被叫作泰国人？”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持续在泰国与马来西亚以外的中立国家召开秘密会议。慢慢地，冲突的两方展开对话，逐渐建立互信。一些泰国安全官员与叛军发展出尴尬的往来关系，与他们在敌对的沉默中对立而坐、尽说些死板与强硬的声明的那些日子天差地别。令人沮丧的是，双方代表团都只是各自领袖的代理人。他们无法替领袖发言，也没有执行或改变政策的职权。叛军那方的代理人通常是过去在战场上打仗的战士，获得高层授予的薄弱且可轻易中止的权力。

经过多次乏味的冗长会议，双方对僵局开始有了某种共识，泰国人承认叛军要求独立的严肃意图，而叛军意识到对方永远不会对主权妥协。在这当中，双方看来都只是敷衍了事，将优渥的每日津贴占为己有，尽情享受奢侈的饭店自助飨宴。然而在一点一滴构筑的互信与互重中，进展出现了。双方都承认自己为真正的伤亡所苦。他们以渺小却具象征意义的方式协助彼此前进——无论是更新通关文件或短暂停火，以加速信任的建立。

就沙场上的年轻战士看来，这种对话是对斗志与勇气的威胁。他们认为与国家交涉只会导致投降与背叛。更确切地说，交易哪会有什么好处？到了2016年中，对话不断受曼谷政治僵局所干扰，而在泰国政府执意推行以安全为基础的措施下，国内南部的武装运动将暴力行动扩散到古北大年苏丹国边界以外的地区。2016年8月，泰国有数个观光景点遭到突如其来的炮轰与纵火，造成四人死亡与多人受伤。虽然曼谷当局试图不将国家层级的暴力归咎于边境的分离主义冲突，但后来证实，革命民族主义阵线是幕后凶手。曼谷警方发言人纠正先前报道，指称现场的炸弹全都类似南部叛军使用的炸药，表示“这与恐怖主义不同”。他还荒谬地夸耀：“假如这是恐怖攻击，我们的情报单位就会指出是哪个组织做的。”事实上，革命民族主义阵线从未承认自己的暴力行为，而且就这场运动而言，曼谷敌对的政治派系相互指控，正好满足了它削弱泰国的意图。

近年来，基于一定程度的民主进展，东南亚政府面临越来越多与非国家武装组织展开对话的压力：不论是像民答那峨那样，军事解决方案失败；或是如同亚齐的局势，情况变得令人无法接受地残暴。尽管如此，对话与谈判并未获得有效利用，持续存在的民怨也蠢蠢欲动，即便是在冲突看似平息的地方，如亚齐，也是如此。双方都有面子与自尊问题。泰南地区冲突再起之后，政府花了宝贵的六年时间制定政策，合法化官员与武装叛乱成员面对面谈判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形容反叛分子是“与国家意见不合的人们”。

亚齐冲突落幕十年后，反叛运动的遗军沉浸在权力中，安于允许他们建立专属政党的特殊自治安排，也安于雅加达当局默许他们为了胜利而使用强制手段与恐吓。2016年之前处于自治下的亚齐省，实际上是一党专政的政体，支持严格执行对违法者处以公开鞭刑的伊斯兰律法。这是国际间期望的和平利益吗？我参加了亚齐和平协议的十周年纪念会，发现所有旧时的反叛领袖不是意见不合，就是抱怨这份协议的执行缺乏诚意。一位亚齐议员激动地表示：“我们曾经拥有‘麦加的前廊’（Verandah of Mecca）之美名，这是因为亚齐地理位置朝西北面向沙特阿拉伯而获得的传统标签。后来，大家称我们是和平的前廊。但是今天，我们变成失去机会的前廊。”

东南亚冲突中的正式谈判一向牵涉许多装腔作势与僵化的立场表态，造成极度不信任与缺乏诚意的态度，因而无法达致实时或可行的结果。遇到这类问题的国家一般会寻求第三方的协助，但就我的经验来看，东南亚国家通常不愿意接受外部调解。岌岌可危的主权、边陲地区的重要性与贫乏的对话，说明了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部分地区为何会持续发生次国家冲突。就如菲律宾南部的民答那峨，即使达成协议与签订和平条约，引发冲突的因素依然存在。1996年，菲律宾政府通过印度尼西亚居中牵线，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同时，该阵线的一个派系愤而投效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²²⁾。看来，菲律宾政府2014年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的邦萨摩洛共和国全面和平协议，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于是，如此循环往复，暴力冲突的悲剧曼陀罗，让军官们摸着口袋里的津贴与回扣眉开眼笑，让军火走私商赚得不亦乐乎，也让政客们靠着佣兵与军火得以在每五年一次的选举中无往不利。

有鉴于东南亚的经济与战略重要性，忽视这些旷日持久的次国家冲突，或者拒绝寻求和平的处理方式，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罪愆。随着经济发展与基础建设扩大到以前位处边陲的地区，这种行为变得更具毁灭性，影响也更加深远。当中，许多冲突地区横跨战略性的边境特区与贸易管道，譬如泰国南部或中缅边界；当东南亚十个国家一致宣示大家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这些冲突区偶尔也会出现暴动。过去十年来，循着地方冲突与暴力的路径，我试着劝说人们握手言和，尽管进展不多，却一直给我启示。这份工作使我更实际地去看待这个区域，程度远比之前身为对争取自由抱持空想的记者时来得深。显然，无论有无外在的激励或干扰，今日解决这些冲突最合理的方式，会是各国对地方分权与自治的要求，采取与时俱进且宽容的态度。许多宣称基于主权理想的抗争动机，不过是为了掩饰自私的个人利益——保有官位或有利可图的非法收入来源，有时甚至还替军事支出寻找合理借口。和平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其中包含了妥协，但是，东南亚地区至今依然将让步看成是示弱、丢脸。为了保住颜面，人们采取极端立场，坚持己见。暴力接踵而来，然后去满足其他更加功利的欲望。

我办公室墙上的照片中，那名手持生锈冲锋枪的年轻男子，想必是泰缅边境内战时期出生的第二代。当时带领我跨越边境的男人，是“勃欧民族解放军”一位名为奥凯尔（Okker）的年轻上校，如今他加入了与缅甸政府协商实行联邦体制的组织。至于照片里的小伙子，他的孩子与现在的士兵也很有可能全装备着由中国制造的更现代化的武器和新制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他们的挣扎永远没有尽头。

(1)　遭到放逐的西巴布亚独立运动领袖，现居英国。

(2)　东南亚规模最大、最活跃的宗教恐怖组织。

(3)　由多个没有联合国席位的国家或政治实体组成的非政府组织，1991年2月11日成立，但2004年以后，该组织实际运作停滞。——编者注

(4)　2011年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是一个伊斯兰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也是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其成员国遍及中东、中亚、西非、北非和印度，共计有57个国家。

(5)　明代张燮《东西洋考》（成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中称之为“大泥”。

(6)　南亚、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地对国王或土邦君主、酋长的称呼。

(7)　南亚语系，主要是生活在泰国和缅甸的孟族所说的语言。

(8)　据传，勃固王国是由两位孟族公主于公元573年建立。

(9)　缅甸土司是受中国土司制度影响形成，主要推行于掸人地区。东吁王朝征服掸人地区后，沿用明朝土司制度的基础，结合掸人社会的特点，并融入缅甸政治制度，建立了缅甸的土司制度。这项制度在贡榜王朝时期更加确立，是近代英国在缅甸实施分治政策的基础之一，对缅甸联邦的构建与缅甸民族关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10)　首任缅甸总统，末代永贵（Yawnghwe）土司。

(11)　印度尼西亚记者、作家，也是《印尼拉亚报》（Indonesia Raya Newspaper）的创办人。作品《雅加达的黄昏》（Senja di Jakarta）是印度尼西亚首部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他反对印度尼西亚建国领袖及首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并因此遭到监禁。2000年被国际新闻学会选为过去五十年的50位国际新闻自由英雄之一。

(12)　即也拉府、北大年府和那拉提瓦府。

(13)　指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又称“越南战争”，是美国等民主国家支持“越南共和国”（俗称“南越”）政权，对抗受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支持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俗称“北越”）与“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从196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1975年西贡（现胡志明市）沦陷。

(14)　菲律宾自治区，取代旧有的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区（ARMM），并拥有更大的自治权。2014年3月，菲律宾政府在马尼拉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邦萨摩洛全面协议，该协议将以“邦萨摩洛”政治实体取代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区，标志着菲律宾政府与南部伊斯兰分离运动之间长达17年的和平谈判宣告完结。

(15)　苏禄在被并入菲律宾之前，是一个独立的苏丹国。

(16)　赵赞永贵（1939—2004），著有《缅甸的掸族：一个流亡掸人的回忆录》（The Shan of Burma: Memoirs of a Shan Exiled，1987年初版）。

(17)　召婻哏罕（Sao Nang Hearn Kham），木邦土司之女。苏瑞泰过世之后，她携子前往泰国进行掸族独立运动。

(18)　1986年由美拉尼西亚四国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共和国，以及新喀里多尼亚的卡奈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Kanak and Socialist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FLNKS）组成的跨政府组织，目的在促进美拉尼西亚群岛的经济。2015年，印度尼西亚成为联合会员。

(19)　这里是指赞成北爱尔兰与英国统一的人。

(20)　一种高强度纤维，多用于制作军用防护配备。

(21)　对伊斯兰教学者或教师的尊称。

(22)　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于1972年。1977年，哈希姆·萨拉马特（Hashim Salamat）脱离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成立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第十章　信仰冲突

如果你们之中有人想成为阿拉伯人、奉行阿拉伯文化，不想遵守我们马来人的习俗传统，那就做吧。我也欢迎你们去沙特阿拉伯生活。

——柔佛州已故苏丹伊斯干达

1980年代中期，在爪哇的中部城市日惹，过去身穿破牛仔裤且留着长发的男学生，开始蓄起小撮胡子、戴起白色无檐帽；女生们则开始用“希贾布”（hijab）⁽¹⁾遮盖头顶与脸部。到了2004年，当地足球俱乐部Slemaniyya的支持者，穿上印有醒目本·拉登照片的T恤。

“这和塔利班（Taliban）或基地组织无关，我们只是想支持自己的俱乐部。”一位足球俱乐部的支持民众笑容灿烂地对我说。那就像是在参观影城，逛着重现阿拉伯半岛沙漠的东南亚布景。我与言谈温和的穆斯林学者穆罕默德·法赫鲁·法拉赫（Muhammad Fajrul Fallah）在日惹一间俯瞰交通要道马里奥波罗街（Malioboro Street）的餐厅里喝着咖啡，他试着解释这些令人困惑的变化。我与多数的印度尼西亚观察者一样，认为伊斯兰的温和表现是常态，尤其是在爪哇中部，这里的精致文化体现了其古老的印度教—佛教根源与更晚近的伊斯兰表层间的微妙平衡。但是，印度尼西亚在后独裁主义时代的改革中经历了许多变迁。我与法赫鲁在具有指标意义的2004年大选前夕碰面，这场选举是自1998年独裁主义时代结束以来的第一次总统直选。

“年轻人只是爱用伊斯兰的符号。”法赫鲁小声说道，周围汽车和机车的喇叭声与这座城市里随处可闻的三轮车铃铛声此起彼落，一片混乱喧嚣，让我几乎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他们从来不会变得暴力或什么的，只会大家都上一样的课、参加一样的祷告会，而且，环境变得更开放了，所以他们觉得改变行事作风没关系。”

我对明显的悖论感到震惊：比以往开放的政治环境导致人们拒绝其他观点，使他们在更自由的情境中更加执着于正统性，进而带来偏狭与憎恨。所有这些麻痹人心的伊斯兰正统，是印度尼西亚民主过渡的可悲副作用吗？了解伊斯兰教在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中不断变动的面貌与角色，对于厘清造成东南亚冲突的关键因素非常重要。以全球的角度来看，我们生活在与宗教分歧和冲突相关的暴力时代——以信仰之名攻击非穆斯林，而愤怒的非穆斯林仇视那些借由武力促进宗教发展却宣称和平的穆斯林。伊斯兰经典（Islamic Holy Scriptures）包含各种不同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在印度尼西亚最大型的阿拉伯组织之一穆罕默德协会前主席斯沙姆苏丁（Din Syamsuddin）眼中，具有“矛盾的倾向”。其中有和平与宽容的训示，也有通过权力与告诫以攻击无信仰者的强烈呼吁。错误的解读给鲁莽的政客与激进派势力开启了玩弄无知心灵的大门。在更世俗的层面上，对亚伯拉罕诸教（Abrahamic）⁽²⁾而言，传统的虔诚信仰与现代的公民生活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现代背景下的穆斯林处境尴尬，”马来西亚政治家安瓦尔在狱中时如此辩驳，“我们该如何调和现代治理与传统教义？”安瓦尔与其他自由派人士主张，民主是所有穆斯林必须履行的道德责任，因为他们的信仰强烈要求人们参与社会。问题是，这个开化且现代主义的观点，一直被具有排他性身份认同的危险观点所侵蚀，后者拒绝接受民主，因为只有真主会替人民发声（vox populi vox dei）。

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前，东南亚有好几年都深受宗教暴力极端主义折磨。基地组织最初策动的恐怖主义行动之一，是计划在1995年于亚洲飞往美国的11个航班上设置炸弹。这个“波金卡计划”（Operation Bojinka）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炸弹里的化学物质过早爆炸。当时，由来自科威特、身为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炸弹攻击主谋者之一的拉姆齐·尤素福（Ramzi Yousef）率领的同一批恐怖分子，亦曾计划在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与教宗约翰·保罗二世1990年代中期访问菲律宾时展开刺杀行动。基地组织在东南亚设立分支有两个原因：一是能触及支持组织理念的穆斯林；二是可进入马尼拉与曼谷等安逸自由的城市，在那里，几乎有钱就能使鬼推磨，资金也因金融法规宽松而能轻易移转。根据美国海军的报告，本·拉登的妹夫穆罕默德·贾米勒·哈利发（Mohammed Jamil Khalifa）于1990年代早期受命至马尼拉建立据点。

然而，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内，基地组织并非东南亚一系列骇人恐怖攻击的幕后主使。纽约与华盛顿特区爆发“9·11”事件不久后，根植于更长久以来力图要在印度尼西亚恢复伊斯兰国家地位的本土“圣战”组织，决定与基地组织共同对抗西方，并锁定西方人。2002年10月12日，威力强大的汽车炸弹将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最受观迎的度假胜地库塔（Kuta）市区的沙里（Sari）夜店炸得面目全非。202人丧生，遇难者多为澳大利亚人、美国人与欧洲人，另外还有38名印度尼西亚人。我原本已不太能接受“9·11”事件酿成美国发起反恐战争的余波，身为《远东经济评论》的编辑，现在又面临新战线的现实，而这场战争受到阿富汗战争的前穆斯林游击队员（mujahideen）与理想破灭的神职人员组成的危险世界支配。他们满怀怨恨，长久以来因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世俗政府对宗教激进分子实施压迫政策而受尽折磨；这次，他们搭上基地组织发动的新暴力“圣战”的顺风车。不过，他们凸显了比以往更为严重的问题。

宗教极端主义引发东南亚多数“圣战”的主要动力之一，是瓦哈比（Wahhabi）基本教义派，这个教派诞生自18世纪从阿拉伯半岛兴起的社会运动，该运动竭力鼓吹人们重拾先知穆罕默德传统所确立的伊斯兰基本价值观。瓦哈比派与沙特王室（Royal House of Saud）结盟，巩固当代沙特阿拉伯的宗教基础。阿尔及利亚作家卡迈勒·达乌德（Kamel Daoud）曾写道：“瓦哈比运动通过与女性的超现实关系、对非穆斯林踏入圣地的禁令，以及严酷的宗教律法，来彰显本身的教义。这意味着对形象与象征以至艺术的极度憎恨，也代表对身体、裸体与自由的仇恨。”在深植于艺术的细致传统与对自然的崇尚，以及女性享有尊重甚至权力的区域里，这样的教义看来似乎不可能建立稳固的基础。但是，它的确做到了。对于印度尼西亚乃至东南亚，以及全世界而言，这是怎么发生的？这又代表什么？

2016年1月底，印度尼西亚首都街道发生8人丧命的恐怖攻击，不久后，同事寄来上遍各大社交媒体版面的可疑凶手之一所发布的简短视频。视频中的男子是一名长相英俊的年轻人，留着整齐胡须、围着头巾，手持一把自动武器，从叙利亚北部伊斯兰国占领的某处对着摄像机说话。视频的背景看起来像大楼废墟。他挑衅军方与警方，放话叫他们来抓他，声音充满愤恨：“否则，我们很快就会把你们一网打尽……”这个来自爪哇农村的小子，最后怎么会到了满目疮痍的叙利亚城镇，效命于犯下近期最残酷暴行的组织？身为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驻站记者，在伊斯兰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于2001年9月11日无可挽回地改变之前，我见证了一些宗教激进分子的早期运动。言论自由与社会运动的限制开始松绑之际，我报道过伊斯兰社会与政治意识的崛起。我知道伊斯兰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在思考虔诚穆斯林社会的意涵时心里真正的想法。这个经验让我屡屡接触到各种社会变化，虽然当时的动向不明，事后看来却意义重大。

自“9·11”事件以来最主要的变化，是“圣战士”的意识形态经由与社会疏离的伊斯兰青年所组成的地下网络蔓延，并在地势崎岖、山地遍布的阿富汗战场与巴基斯坦纪律严谨的代奥本德派（Deobandist）⁽³⁾的马德拉沙（madrasa）⁽⁴⁾获得巩固。对许多东南亚人而言，这样的演变令人措手不及，而且出乎意料。2015年逝世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在“9·11”事件一年后的2002年接受访问时，与我分享他对此议题的强烈看法。李光耀代表着与穆斯林一同成长的世代，而穆斯林虽然虔诚忠贞，实际上还是会为了共同和谐的利益接纳非穆斯林。他曾与马来西亚国父、受命担任伊斯兰会议组织第一任秘书长的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一起打高尔夫球、喝威士忌。李光耀将心中的社会愿景称为“热带伊斯兰”（tropical Islam）⁽⁵⁾：“你知道的，那里有着绿树、青草，没有沙漠，还有非常多元的族群组成。”然后，他突然又指出，这些“圣战士”正企图夺取权力与建立哈里发国。“这太荒谬了，不可能实现的。”他在装有空调、摆设平淡乏味的办公室里对我这么说。

十五年过去，他们并未建立一个称得上是哈里发国的国家，但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其他许多穆斯林占少数地区的穆斯林社会却变得非常保守。因此，如今人们在印度尼西亚的便利商店里再也买不到啤酒，导致印度尼西亚的主要酿酒厂宾当（Bintang）获利骤降近40%。印度尼西亚的国会议员在2015年开始讨论制定全面禁酒的法案。而在2016年，东爪哇省全面禁止贩酒。在马来西亚，某些地区实行伊斯兰惩戒法；盛产石油的小国文莱目前实施伊斯兰律法，禁止圣诞节的庆祝活动。这些表面的变化通常会引发媒体关注，但在台面下，受到信仰净化行动、更严格的宗教奉行，以及更令人忧心、为宗教牺牲的要求所影响的穆斯林社会，正暗潮汹涌。这大多可归因于新瓦哈比运动，以及同样固守教义的“萨拉菲派”（Salafist）⁽⁶⁾意识形态，它们借由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慈善捐款，散播至东南亚各个角落，并在1970年代中期（独裁主义版图正开始变化之时）石油热之后蓬勃发展。

宗教极端主义思想这种外来病毒，在东南亚受到“伊斯兰国”势力所展现的激进主义新典型强化。然而，比起欧洲、北美洲与中东地区，东南亚只有少数心怀不满的穆斯林加入了“伊斯兰国”的行列——相较于突尼斯的3000人、法国的1500人，世界上最大的逊尼派（Sunni）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仅有约300人输诚。从2016年“伊斯兰国”在雅加达与吉隆坡策动的攻击看来，这个数据并没有让情况变得比较缓和。简言之：执着于传统的伊斯兰教义，以及保守伊斯兰道德观在曾被视为“温和”或“宽容”的社会散播，深度影响着支持东南亚地区稳定的多元主义基本假设。这当中也具有政治意涵：当东南亚的穆斯林越来越受瓦哈比派影响，他们就越不可能相信民主。我的父亲帕纳约蒂斯·杰拉西莫夫·瓦提裘提斯（Panayiotis Jerasimof Vatikiotis）⁽⁷⁾专事阿拉伯语及伊斯兰政治理论研究，他说从主权在民衍生出的现代国家地位正当性的整个概念，严重抵触伊斯兰主张，伊斯兰坚持主权属于真主，“国家世俗权力的正统性，建立在至高真主的意志与伊斯兰律法的实行上”。家父在1997年过世，不久后激进宗教超乎想象的暴力首度出现。由于东南亚地区的民族思想普遍强大，我们在这里可能永远都看不到像中东地区那种国家结构解体，使得“伊斯兰国”确立领土根据地的情形。但就如前一章所提到的，东南亚存在着无人管辖的地区，为暴力激进主义提供了孵化的自由环境。

来自中东地区的外在影响与刺激，一直是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崛起的重要因素。1970年代吹起的石油热，促使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与海湾六国大幅投资伊斯兰教育。据估计，在过去几十年里，沙特阿拉伯对海外伊斯兰教育至少投资了1000亿美元。尽管其他社会领域受到政府强硬干预，此区的宗教教育却开放私人投资，着实令人意外。在印度尼西亚，4万所或是更多宗教学校中，约有90%由私人经营，只有10%是国营。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容易出现急遽社会经济变动的社会里，有越来越多人笃信宗教。宗教信仰是逃避贫穷与不确定性的避风港，若有经费可供逃离现实，便会助长信教风气。因此，在宗教信仰与认同既成为界线也是面对未知的缓冲的社会里，人们广泛拥抱宗教。宗教上的暴力激进主义使得令人担忧的教派分歧正在东南亚急速升温，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此区不断变动的宗教（佛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发展。

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人，一直以来设法在宽容氛围下恪守各自的信仰。在爪哇的城镇与城市里，教堂毗邻清真寺，穆斯林、基督徒与佛教徒的仪式充斥着古印度教的习俗。东南亚传统的多元社会中，法律保障信仰的自由并保护宗教信仰；譬如在印度尼西亚，国家宪法第二十八条明定，“人人得自由选择与践行他／她所选的宗教”。信徒们懂得遵守宗教信仰的界线，但还不到必须与外人隔离的程度。1980年代我在清迈读书的时候，经常跑到锡克教寺庙吃免费午餐，或是在天气炎热时待在清真寺里纳凉与沉思。今日，如果有外国脸孔走进东南亚的清真寺，假使他们不是穆斯林，也很有可能会被请出去。几年前在马来西亚一位穆斯林朋友的葬礼上，我就曾被人礼貌地挡在清真寺门外。

从其他迹象也可看出宽容与和平共存逐渐销蚀的惊人程度。在爪哇中部，作风强硬的逊尼派穆斯林炸毁佛寺、故意破坏基督教堂，并袭击天主教徒。2015年末，亚齐北部的天主教堂遭焚毁，一万人流离失所。近年的攻击事件中，雅加达一所天主教高中的校园遭人丢掷汽油弹。少数穆斯林教派也成为攻击目标；爪哇西部的艾哈迈迪耶（Ahmadiyya）教派不断受到迫害，2013年，什叶派（Shiite）在爪哇东部与逊尼派教徒爆发激烈冲突。调查显示，2012年宗教少数族群遭遇暴力攻击事件的次数，比起前一年增加了20%，相较于2007年多了50%。

在宪法保障宗教自由方面，印度尼西亚的政府与法院显得无能为力。一起著名案件中，茂物市当局忽视最高法院下令解禁新教徒教堂建筑许可的判决。2016年初，在加里曼丹岛东部与西部地区，抗议小型教派“曙光群岛运动”（Gafatar，为Gerakan Fajar Nusantara的简称）的事件，使7000人无家可归，当局因此指控该教派鼓吹分离主义，并将他们全关进拘留所。

“伊斯兰防卫者阵线”（Islamic Defenders Front，FPI）等穆斯林施压团体，逼迫茂物市及行政区当局，禁止贩酒并强制人民严格遵守伊斯兰律法，从而削弱了原本应受法律支持的宽容政策。2016年11月，受“伊斯兰防卫者阵线”号召的15万人把雅加达市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身穿白衣，挥舞黑色旗帜，抗议身为华人基督徒的民选雅加达首长钟万学，因为他引述《古兰经》里某段警告穆斯林小心受非穆斯林统治的内容，而被控侮辱《古兰经》。警方讯问这位备受欢迎的市长，最终决定以亵渎罪起诉他，而政府只能坐视这一切发生。

在马来西亚，伊斯兰教是马来多数族群认同的核心，社会日益稳定地排挤非马来族群的印度人与华人。印度教寺庙与基督教堂越来越难取得官方核发的运营许可，敬拜的地方也遭到攻击。2015年年中，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署（Malaysian Islamic Development Department）针对表演从业人员颁布新法规，强调他们需要具备良好的道德观，并避免诱使人们发出“太过放肆的笑声”。同时，马来西亚旅游局（Malaysian Tourism Board）却又打出马来西亚为节庆国度的宣传口号。2014年底，文莱禁止圣诞节装饰，并宣布全面实施伊斯兰律法。

同样令人忧心的是，近年来缅甸的多数佛教族群也受到存在已久的穆斯林少数族群的严重排挤。在东南亚占主流的上座部佛教被视为仁慈和平的信仰。但和其他宗教信仰一样，仁慈的理想可以掩饰强烈的保卫本能。“保护信仰也是我们的义务。”来自曼德勒市的住持阿利亚万沙·比万萨尊者（Venerable Ariyawuntha Bhiwunsa）在市郊的寺院里对我如此说道。在宝塔的幽暗庭院里，他正试着教导信众冥想的基本步骤，因为他看到，因土地与身份认同而起的族群冲突，随着国家日益开放而逐渐恶化。他的教学工具主要是数本藏书及讲道魅力。旧时的阿拉干邦（Arakan）即今日的若开邦，坐落于缅甸西岸，与孟加拉国相邻，面朝孟加拉湾。若开邦与缅甸其他地区距离遥远，长久以来一直是国内最落后的邦属。这里也是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穆斯林族群与亚洲无国籍人口最多的地方。佛教多数族群与数代以来自称罗兴亚人的穆斯林少数族群一同生活于若开邦，彼此虽然互动尴尬，但大致上还算和平，然而，缅甸政府始终对穆斯林持怀疑态度，从未正式承认罗兴亚人是一个民族。因此，罗兴亚族没有公民身份。

今日，居住在若开邦约130万名的罗兴亚人，加上主要分布于邻国孟加拉国其他地区的100多万人，占了全球无国籍人口的10%。外界认为，这个问题只是缅甸在通往民主体制与良好政府的崎岖道路上，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但是，当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在2012年爆发，这个挑战凸显了缅甸境内危险的宗教分歧，而且威胁到东南亚其他地区。暴力冲突不仅迫使两个族群分裂，使得罗兴亚人被迫在资源匮乏的难民营中忍受恶劣的生活条件，也使得将近20万名罗兴亚人搭船潜逃，最后却被人口贩子非法偷渡到泰国与马来西亚当廉价劳工。尽管不幸的罗兴亚族人比设法逃到欧洲的阿富汗与中东难民的人数还少，他们却是唯一因为身份认同而遭到迫害、无处可去的族群。一些罗兴亚人甚至出现在抵达欧洲沿岸的移民潮当中。

一个炎热下午，我开车到若开邦首府实兑（Sittwe）的坎多高尔（Khang Doke Khor）难民营时，看到一大片尘土飞扬、作为足球场之用的空地旁，有座临时社区中心。我在这里遇见了营长与另外几个男人，他们向我叙述自己被人逐出家园、失去投票权的经历，以及在邻近沙滩盼望船只能载他们离开以找寻新生活的漫长等待。他们介绍我与一位眼眶泛红、身材精瘦的男子认识，他自称穆罕默德·塔伊布（Mohamad Thayeb），给我讲了他儿子的故事。他在自己的儿子好不容易搭上开往马来西亚的船两个月后，接到人口贩子的电话，对方要求2000美元赎金，否则就伤害他儿子。这个悲惨的家庭只筹到700美元，因此人口贩子鞭打他的儿子，并打算让他活活饿死。穆罕默德·塔伊布强忍泪水说，多亏另一个罗兴亚难民好心照顾，儿子才捡回一命。这正是今日罗兴亚人遭受的苦难。他们过去勤奋捕鱼耕田所享有的安全与繁荣，如今在若开邦几乎已不复见。

这场宗教分歧中，双方争辩分外激烈：若开邦佛教多数族群引述19世纪的英国历史，证明罗兴亚族是英国人从孟加拉国带来的移民劳工，因此他们不是本地人。说着几乎与孟加拉国语相同语言的罗兴亚人，坚持自己是若开邦的原住民。而试图促成两个族群进行对话的做法引发盛怒与愤慨，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更因为尝试以人道援助与咨询解决问题，在若开邦不断遭到攻击。更糟的是，最初的本地化反穆斯林情绪，受到经由社交媒体散播的佛教民族主义激化，开始蔓延至缅甸其他区域。人们利用脸书与推特散播仇恨。在2014年，至少有一起反穆斯林暴力事件经由社交媒体散布关于疑似性侵的指控，后来证实是空穴来风。在缅甸设法推动踌躇不前的民主过渡发展时，这种煽动宗教憎恨的动作大多带有政治动机。

那么，宗教的派系主义与极端主义为何会在长久以宽容传统自豪的区域里滋长？答案包含几个因素。一方面，由于东南亚的经济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开始起飞，使得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们面临更大的社会与经济变动，民众也因而对信仰更加虔诚。繁荣与发展也扰乱了传统的村庄社会，并放松了认同的束缚。许多人搬到大城市，或以移民劳工的身份前往海外或跨越边界。孕育他们的紧密农村群体不仅受到家族关系约束，也受到倾向稀释宗教正统性的多面向文化与万物有灵传统的影响。我在1990年代的雅加达亲眼见证了这样的变迁，当时本土文化与传统的联结早已松绑且遭到遗忘，出身爪哇各地与印度尼西亚群岛传统村落的中产阶级穆斯林，受到伊斯兰教义吸引而沉浸于宗教信仰之中。

对宗教信仰的投入，导致不同信仰间的冲突。在爪哇和平共处的穆斯林与基督徒，或是在缅甸一同生活的佛教徒与穆斯林，都互相尊重彼此的信仰，因为他们之间拥有毗邻而居与日常互动所衍生出的熟悉与宽容，也对本地身份认同有共识。对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而言，家族关系或地方传统在发展与城市化的浪潮中遭到稀释或抹杀，宗教经常成为人们心灵的避难所，因此也是更强烈的身份标志。

同时，无论是好是坏，在民主过渡期中更加受到公众争议的政治，创造了寻找具吸引力的平台以动员选民的需求。在印度尼西亚，有些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党派并未占多数——两个公开支持伊斯兰教的政党在2004年的选举中，最多也只拿到10%的选票。从那之后，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多于这个比例的选票。然而更令人忧心的是，宣示世俗理念的政党利用宗教认同寻求民众支持。这说明了印度尼西亚与缅甸的民主过渡期为何会秉持宗教政治的主张并肩前进：政党倾向以提供赞助的个人，而不是怀抱理想的领袖为中心。信仰与宗教认同是替代建立在世俗理想之上的抱负与从属关系的实用工具。过去20年里，容易导向激进思想与极端主义行动的纯粹信仰便借助了这两种工具。我在缅甸遇到的和尚们解释，群体中的穆斯林受到外来的保守逊尼派正统观念影响，变得越来越孤傲。穆斯林族群日益分裂，佛教徒女性嫁入穆斯林家庭后，不是足不出户，就是外出时一律围上面纱。这种明显的区别导致了恐惧与猜疑，并且加深了教徒之间的摩擦。

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印度尼西亚，第一代的新瓦哈比理念于1960年代晚期在社会扎下根基，并在1998年苏哈托时代结束后更加引人注目。过去除了基本锡制穹顶上的扩音器之外，外观几乎与教堂一模一样的清真寺，如今被花俏艳丽、建有砖造圆顶与高耸宣礼塔的摩尔式建筑取代。显然有大量资金流入印度尼西亚，其中大多来自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地区富有的伊斯兰基金会。有好几所当地机构成为这些外资的流通渠道，其中最知名的是1980年在沙特支持下成立的伊斯兰与阿拉伯语学院（Ilmu Pengetahuan Islam dan Arab，或称LIPIA）⁽⁸⁾，以及伊斯兰传播委员会（Dewan Dakwah Islamiyah Indonesia，简称DDII）。在伊斯兰与阿拉伯语学院里，学生以阿拉伯文学习伊斯兰教义，穿着传统阿拉伯服装；许多毕业生获得沙特政府的资助继续到当地进修。更不为人知的是，沙特提供的资金开始改变人们的信仰，宗教学校的课程中，较为正统的罕巴里学派（Hanbali）⁽⁹⁾取代了严肃的逊尼派沙斐仪学派（Shafi‘i）⁽¹⁰⁾，因而催生了沙特瓦哈比派支持的强势萨拉菲教义。沙特提供的资金用于训练中东学习中心的阿訇。这些阿訇带着对伊斯兰信仰更加狭隘、甚至激进的观念回到印度尼西亚，进而引起社会对无信仰者的憎恨。好战的“伊斯兰防卫者阵线”由哈比卜·利奇（Habib Rizieq）率领，他是接受沙特政府补助前往当地求学的伊斯兰与阿拉伯语学院毕业生，以沙特宗教警察为模板，建立强迫社会遵守伊斯兰道德约束的组织——“伊斯兰防卫者阵线”。的确，谈到宽容氛围走向宗教紧张与冲突的这些转变，印度尼西亚或许是最血淋淋的例子。

1980年代晚期的万隆（Bandung），是早期宗教激进主义的温床。这个位于西爪哇的繁忙省会坐落于山丘上，因为气候凉爽而颇受荷兰人喜爱。荷兰人建造绵长的林荫大道，大道两旁林立包豪斯（Bauhaus）与新艺术（Art Nouveau）建筑风格的萨沃伊·霍曼（Savoy Homann）等大饭店；荷兰人住在位于优雅的无花果树与梧桐树遮阴的街道上、外观宏伟的合掌式别墅中。20世纪初万隆理工学院（Institute of Technology，ITB）成立后，这里成为高等教育的中心。印度尼西亚建国总统苏加诺即为万隆理工学院工程系校友。高等教育在现代蓬勃发展，而今日的万隆更聚集了数十万名学生，难怪这里一直是学生运动的温床。但在1970年代中期后，苏哈托总统遏止了学生发表言论的所有正常渠道，唯有清真寺除外。

我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多次到万隆旅游，通常是从建于荷兰殖民时期的雅加达甘比尔车站搭下午的班车前往，在两小时的车程中欣赏沿途郁郁葱葱的山林风光。在市中心轮廓分明、富有现代感的萨勒曼清真寺（Salman Mosque）里，我遇到了好几群领导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知识分子。其中，贾拉鲁丁·拉赫马特（Jalalludin Rakhmat）为我介绍他的追随者，并解释当时的社会与政治发展。

贾拉鲁丁是求知欲旺盛的书生，拥有左派知识分子的气质。那段期间伊斯兰复兴运动如火如荼，1979年伊朗革命（刚好发生在伊斯兰教历的15世纪初）影响了抱持理想主义的激进青年。当时，在其他伊斯兰世界里，新世代的穆斯林表现出越来越不受控制的倾向，他们憎恨世俗精英拥有财富，受到质疑西方文明至高地位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等组织重申伊斯兰教义的主张吸引。伊斯兰世界当时的发展，加上印度尼西亚当时更加压抑的氛围与禁止学生参与政治，强烈驱使年轻人去探索反抗的极限。“这些学生是我们的主要优势，”贾拉鲁丁说，“自从政府禁止学生参与政治后，清真寺就变成他们的圣殿，一个他们可以表达对政治不满与失望的地方。他们谈论伊斯兰的时候，其实是在讨论社会与政治问题，伊斯兰教只是为了安全着想的掩护。”

我在与这些学生相处的几个月里，明显看得出他们因为缺乏言论表达的渠道而倍感沮丧。这个阶段，也就是以西方为目标的宗教激进主义爆发前的二十多年，接受伊斯兰教义似乎是青年争取更多自由与民主的安全方式。我被身穿邋遢牛仔裤和留着长发的万隆群众所吸引，这个时期，只有少数人蓄胡或穿着阿拉伯服装。我们坐着谈论彼此对社会与政治抗争的看法长达好几个小时，一边喝着浓郁的黑咖啡，抽着刺鼻的Kretek甜味丁香烟。言谈中感受不到多年后将普遍存在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仇恨或对立迹象。在我看来，他们是一群渴望自由的学生，只是碰巧信奉伊斯兰教而已。

同时，社会也兴起另一股潮流：从伊斯兰教的神秘信仰与仪式实践中寻求慰藉的倾向，以及中产阶级对于苏非派（Sufi）神秘主义日益浓厚的兴趣，两者皆起因于人们越来越抗拒社会成长与发展的附带效应，例如猖獗的消费主义、长期失业与普遍的贪腐现象。奴尔科利斯·马吉德（Nurcholis Madjid）在1980年代中期创立以雅加达为据点的帕拉马迪纳基金会（Paramadina Foundation）。他逝于2005年，先前曾在东爪哇接受传统伊斯兰教育，拿了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攻读现代社会学。他因为提倡宽容与节制而受人敬重，而他的基金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吸引雅加达的中产阶级穆斯林到豪华饭店参加研讨会与训练课程，聆听现代主义派的伊斯兰学者谈论商业与伊斯兰价值之间的联结。尽管奴尔科利斯本身表现出宽容与节制的形象，比如他曾疾呼“我们要伊斯兰，不要伊斯兰政党”的口号，他依然支持在日常生活中灌输适当的伊斯兰价值。

印度尼西亚各社会阶层的民众没有大型动员的渠道可以表达对现代社会压力的关切，因此，接纳宗教信仰成了宽慰的来源。学者斯蒂芬·黑德利（Stephen Headley）指出，伊斯兰政党遭到苏哈托“新秩序”政权边缘化，伊斯兰族群价值理念的要求进而变成印度尼西亚人民可获取的唯一“公民力量”来源。伊斯兰教义因此填补了他们的空虚感。极具个人魅力的阿訇，借由数百万份流通的录音带与流行杂志，传达诚实与纯洁的价值观；他们的纯洁与虔诚形象，与见利忘义的官僚和政客大相径庭。

21世纪初，我在雅加达郊区的一所“旁多克”（pondok）拜访过一位这样的阿訇；旁多克指的是学习宗教的地方，衍生自阿拉伯文的“funduk”，意指休憩用的屋子。这位阿訇名为A. A.吉姆纳斯提埃尔（A. A. Gymnastiar），简称阿吉姆。他身穿昂贵的丝质长袍，头上围着翻折整齐的包头巾，全身散发浓郁的廉价古龙水气味。他的双手干软柔滑，握手力道轻柔却自信。数千人参加他的布道，听他以肯定、抑扬顿挫的语调讲述虔诚与纯洁的价值观，他经常运用简单的表述，例如“改变降临在更懂得生活的人们身上……”然而据新闻报道，阿吉姆在神圣的斋月期间，一场布道就能赚进数万美元，最终替他赢得“伊斯兰小甜甜布兰妮”（“The Britney Spear of Islam”）的绰号。他经营的多家企业与出版社大量印制布道的书籍与DVD，利用旗下的电台广泛宣传。借由宗教仪式达到的净化为人们的心灵带来平静，在199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是一门好生意。这令我想起那位擅长打动人心的基督教传道士在美国建立的企业帝国。阿吉姆的企业诉诸普遍的爪哇文化，在过度拥挤、阶级分明的社会里，个人面临必须与他人维持外在和平关系的压力，因躲进神秘思辨的领域以求摆脱社会责任的沉重负担而得到平衡。对学生而言，拥抱伊斯兰仪式，让他们在声音不被听见、抱负未能实现的情况下获得了力量。“人们无法控制环境而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听从超自然力量以及宗教力量对于环境的假设，”我的朋友贾拉鲁丁这么说道，他早在宗教激进主义的暴力倾向浮现之前就已开始担忧，“人们正不加思索地接纳这种笃信宗教的情形。专长物理与化学的大学毕业生，宁愿把力气拿来死记硬背伊斯兰教义。他们应该要更理性一点。他们可是我们的未来啊！”

在充满政治纷扰与沉重宗教和经济压力的时代，这一切较为正统的对伊斯兰教的遵奉，就发生在全世界最大的伊斯兰国家里。大约在此时，某些伊斯兰杂志如备受欢迎的Sabili周刊开始广泛流通。印度尼西亚社会在我眼前开始变得迥然不同：女人用布盖住头发，男人蓄起胡子、头戴白帽——过去，这是只有到麦加朝圣（Haj）的人才会穿的服装。雅加达市中心的百货公司（由世俗化的左翼总统苏哈托在1960年代开设），如萨里娜百货（Sarinah），撤掉一整层鲜艳传统蜡染服饰的柜位，让更多色彩简朴的伊斯兰头饰与祷告用品进驻。这也提醒了人们，宗教产业变得多么有利可图，除了伊斯兰高级订制服，也贩卖清真认证食品。这个独裁国家是否将这种逐渐增强的伊斯兰化视为威胁，很难说。印度尼西亚2.5亿人口中，有近90%是穆斯林，这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

然而，还是有人认为需要抵制这股盲目虔诚的一窝蜂热潮。印度尼西亚并未认真平衡习经院（Pesantren，伊斯兰教学校在印度尼西亚的称呼）里的宗教课程。苏哈托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成立伊斯兰神职人员的训练课程，但讽刺的是，一些到西方求学的人士回国后，带来了更危险的政治激进主义观点与包装成伊斯兰教义的左翼思想。同时，苏哈托的“新秩序”政权削弱伊斯兰政党的势力之后，对伊斯兰传教活动的发展视而不见，为那些不得在政治平台上提倡伊斯兰教的人士提供了方便渠道。随着19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以沙特为据点的伊斯兰世界联盟（Muslim World League），成为印度尼西亚伊斯兰传教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确切的金额难以估计，但就1980年代中期当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500美元来看（对比今日的3500美元），不难想象这些资金的影响。

成就卓越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默尔·里克莱夫斯（Merle Ricklefs）在他的爪哇伊斯兰权威研究中指出，民间传教活动的成功，使政府不得不加速推动兴建清真寺的计划以追上其脚步，因而加深了信众的虔诚。到了20世纪末，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认同在中产阶级的都市青年中变得更加明显；在新瓦哈比派学者的影响下前往沙特阿拉伯受训的传教士渗透校园，大笔资金也从中东流入。印度尼西亚几乎在不知不觉中踏上了认同宗教排外的道路，而这样的认同，是接受欧洲教育的左派建国者一直希望通过宽容与多元主义的宪法保护措施去避免的。

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宗教政治激进主义早在1970年代便已在校园里生根，由年轻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改革派政治人物）安瓦尔率领的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Malaysian Muslim Youth Movement）担任开路先锋。如同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受英国教育、在独立时期领导国家的马来精英具有的温和世俗倾向，逐渐受到乡村社会中清真寺与宗教学校里基层伊斯兰化的影响。马来西亚基本教义派运动的基础，衍生自执政党“巫统”以及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Parti Islam Malaysia）⁽¹¹⁾之间的对立；前者倾向拥抱自由与现代主义，后者则利用保守派伊斯兰平台，并要求实行伊斯兰律法，来威胁“巫统”的优越地位。1970年代中期，“巫统”曾与伊斯兰教党短暂共享权力，但这两个政党分道扬镳后，开始在日常生活备受伊斯兰信仰与传统影响的马来穆斯林地区竞争选票。为了在这些大多为农村的选区中赢得胜利，“巫统”开始利用煽动性言论与更加保守的伊斯兰宗教活动，以打败伊斯兰教党保守势力。为了拟定伊斯兰议程，马哈蒂尔总理邀请安瓦尔加入“巫统”，而安瓦尔在1982年答应了。我在1990年代初被派驻到马来西亚担任通讯记者时，一年一度的“巫统”大会已变得不太像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集会，倒更像是野心勃勃的马来领袖夸耀自身虔诚信仰伊斯兰的平台。

在那之前，我对马来文化与社会的看法，受到自己长期旅居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在印度尼西亚，宗教信仰与族群认同之间的联结较不紧密。某天我从马来西亚东岸登家楼（Terengganu）的小型机场飞到关丹（Kuantan），出租车司机称赞我说得一口流利的马来语，问我：“你怎么不是穆斯林？”那一瞬间，我意识到马来社会在伊斯兰化的方向上走得多远，远到如今在马来半岛上，马来人的前伊斯兰文化几乎被完全抹去。面对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巫统”的政治人物承诺守护信仰以求上位，进而促使伊斯兰教党在基层选区中积极倡议更严格地实行伊斯兰律法。

不出所料，这种基于信仰而非世俗政策的激烈选战，成为激进分子进化与寻求庇护的沃土。国家领袖担心遭到虔诚的伊斯兰敌对势力攻击，拒绝明确否认马来西亚即将成为伊斯兰国家，而非穆斯林的华人与印度人越来越胆怯，害怕多元主义与宽容的联结像隐身于宪法内的印度尼西亚一样日渐衰微。

受种种社会与政治因素强化而更加明显的信仰压力，加深了身份认同的分歧，进而凸显了东南亚各地族群在以往世代中较不显著的差异。笃信伊斯兰教对于混融的族群尤其具有变革性的影响：清真寺的规模扩大，叫拜声更加响亮，人们的服装与外貌也变得更独特。过去一度自视为印度尼西亚人或马来西亚人、泰国人或缅甸人的族群，现在似乎更加与众不同。我与缅甸和泰国的佛教领袖交谈时，听出他们对于这样的差异化感到忧心忡忡。他们问：“现代穆斯林的外表和举止怎么跟过去差这么多？”虔诚信教带来显著差异的恐惧，引发了控制互动与树立安全藩篱的行为，而这些行为通常是通过制度来达成的。在缅甸，一直以来都有防止穆斯林与佛教徒通婚的措施。在马来西亚，穆斯林反对该国基督徒将“阿拉”一词作为真主的通称，并且借由司法规范来避免他们这么做。

逐渐扩大的宗教分歧，造成温和派的声音难以占有优势。近期，一群马来西亚的重要人士表示关切，担心国家实行伊斯兰律法所带来的争议会威胁到多元主义，保守派穆斯林学者坚称，穆斯林是马来西亚的多数族群，因此有权受伊斯兰律法治理。对此，保障宗教自由的宪法束手无策。

在缅甸，佛教徒如果质疑对穆斯林不利的激烈言论，就会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在2015年11月大选前夕，批评言辞尖刻的佛教民族主义者，可能会招致危险。2015年6月，专栏作家与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前信息官吴庭林，被控污辱宗教而遭逮捕及判刑。在这之前，他呼吁佛教民族主义者对其他信仰的少数族群更宽容一点。更令人担忧的是，印度尼西亚某家报社刊登批评“伊斯兰国”的漫画，使自家编辑遭政府指控亵渎罪。

这些事件全都显示着，东南亚的两大宗教之间开始浮现令人忧心的裂缝，可能会在这个区域蹒跚步向社会与经济整合的同时，造成分裂。佛教徒大多居住在内陆国家，而穆斯林主要分布于岛屿国家。穆斯林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一半。小规模的示威运动早已处处可见。来自以佛教为主的缅甸若开邦穆斯林，逐渐流向以穆斯林为多数的马来西亚；来自马来穆斯林为大宗的泰国南部三省的佛教徒，经历了十年针对佛教僧侣与伊斯兰传教士的族群冲突后，陆续出走。这不代表东南亚必将转变为中东与部分非洲地区所见的极端暴力局势，但是为东南亚提供良好稳定基础的多元社会结构已经遭到撕裂，需要加以修补。在自由放任与倍受争议的政治背景下，这个问题成为真正的挑战。

我在东南亚从事报道工作的三十年里，社会积极接纳宗教信仰，取代许多人在1980年代之前赖以逃避困境的世俗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虽然发展中的社会经济环境促进了笃信宗教的现象，但政治始终才是关键的驱动因素。

伊斯兰之家在印度尼西亚试图建立伊斯兰政权而发起的叛乱，在1960年代遭到武力镇压，往后的二十五年里，牵连或支持伊斯兰之家的宗教激进分子不是锒铛入狱，就是受到贱民般的对待。过去，苏哈托的“新秩序”政权尽其所能地削弱伊斯兰的政治抱负。1990年代初伊斯兰情感获得政治渠道后，这种情况无预警地改变了。由于军方对苏哈托权力过剩（尤其是家族垄断企业）日益不安，这位总统认为有必要拉拢人民。当时，苏哈托接纳被下放到边陲地带数十年的“绿党”（the Greens，对穆斯林游说团体的称呼）的举动，似乎是为了牵制军队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但对于认为自身势力未适当反映于权力结构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他们期盼已久的机会。“我们穆斯林因为没能整合，所以势力衰弱，”1990年年中，我在泗水的艾法拉赫清真寺（Al Falah Mosque）里遇到的年迈穆斯林学者如此感叹，“为了促成有效整合，我们只能采用政治参与的手段。”规模最大的阿拉伯组织宗教学者复兴会领袖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也呼应了这种慨叹，在我与这位十年后注定成为总统、几乎完全失明的神职人员举行的定期会议上，他对我说：“我们势力庞大，苏哈托需要我们。”一年后，伊斯兰知识分子与学者协会（Association of Islamic Intellectual and Scholars，ICMI）在苏哈托信赖的科技部部长、即将继任总统大位的哈比比的赞助下，于1991年在东爪哇出产香甜苹果的迷人山镇玛琅（Malang）正式开幕，长久企盼的整合基础与伊斯兰参政终于确立。

正如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加诺在1960年代接纳共产党，以建立广大民意基础并抗衡军方势力，苏哈托在1990年代初期也为了寻求支持而接受伊斯兰信仰。在军方支持下掌权而追寻伊斯兰正统性的这种需求，与巴基斯坦军事强人齐亚·哈克（Zia-ul-Haq）选择的道路相似，他在1970年代中期的军事政变中推翻平民政府，之后开始推行严格的伊斯兰化政策。借此，齐亚为政治伊斯兰对今日巴基斯坦造成的重大影响奠定了基础。对于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而言，到了1980年代中期，军方显然越来越担心他集结的权力与赞助。为了与军方势力抗衡，苏哈托成立伊斯兰知识分子与学者协会，开始培植具有伊斯兰倾向的政治与军事人才（这是典型的分权治理策略），而这位身材发福的总统在1991年到麦加朝圣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穆罕默德·苏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

苏哈托之所以笼络伊斯兰知识分子，几乎可以确定是因为比起改变印度尼西亚的根本世俗基础，他对于巩固权力基石的短期目标更感兴趣。此外，他也从某些在伊斯兰意义上被认定为“绿党”的军方人士中，发展了现成的支持者。这个情况与土耳其相反，当地军方以世俗自居，而且大约在同一时期逐渐偏向伊斯兰政党。但是，受苏哈托赞助的伊斯兰势力有别的想法。当时一位顶尖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告诉我：“我们担心印度尼西亚可能会黎巴嫩化；经济精英是华人与基督徒，军队首领是基督徒，其他全是穆斯林。这样的组成非常危险，需要平衡。”军方与许多基督徒精英以及印度尼西亚华侨日益担忧。他们认为，给宣扬基本教义派的伊斯兰价值观打开大门，等同于赋予穆斯林多数族群危险的权力，而这样的伊斯兰价值观已经因为沙特资金的流入在印度尼西亚社会酝酿多时。今日，穆斯林暴徒挑战华人基督徒市长，证明了那些知识分子当初的担忧是正确的。

起初，军方象征性地支持伊斯兰，但是之后，军方的势力在穆斯林的赞助下逐渐壮大；掌权的穆斯林开始玩弄政治手段，很快地，政府开始难以质疑或限制虔诚信教与教条主义的同步蔓延。这全都发生在沙特阿拉伯人积极复兴逊尼派以对抗什叶派的时代。广义而言，沙特阿拉伯亟欲削弱在他们看来因伊朗革命成功而扩散的什叶派思想。与伊拉克之间耗时十年的战争，使伊朗变得衰弱与孤立；毛拉⁽¹²⁾则忙着内部整合。这意味着唯一的外部支持与影响，来自极度排外与具争议性的瓦哈比主义。

在马来西亚，宗教政治以类似方式发展，而在竞争更加激烈的政治背景下，伊斯兰信仰也受权力的谋夺所控制。如先前所提，泛马来亚伊斯兰教党（Pan-Malaysian Islamic Party）⁽¹³⁾的崛起，彰显出日渐加强的宗教与政治姿态间的相互作用；这个政党成立于1951年，多年来与主流政党“巫统”分庭抗礼。它与“巫统”同属左倾党派，对伊斯兰信仰的拥护也并无不同。这个局势从1980年代初开始转变，反映了源于伊朗革命、更具基本教义派色彩思想的传播，即激励了众多学子以及我在万隆的友人贾拉鲁丁等激进青年的思想。从此刻起，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开始提倡更纯粹的伊斯兰教义，暗中破坏“巫统”在马来农村选区拥有的支持，这反映出马来人不该只是口头上说说伊斯兰教义，而应该将其视为生活方式的感受。

我报道1990年代的补选宣传活动时，对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的雄辩口才与具说服力的观点印象深刻。在人口较少的村庄，尤其在信仰与传统价值受农耕生活放大的北部，该党的领袖们让民众觉得，他们是在乎人民福祉、信仰虔诚的单纯人士。他们表示，“巫统”允许马来人贪污，而且受到非穆斯林控制。这些想法中有许多是隐晦不明的，而且难以想象它们可以在不违背宪法，即保障多元主义与排除伊斯兰国家排外面向的情况下，付诸实行；尽管如此，泛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于1990年在马来半岛东北岸的自治州吉兰丹得到了多数选票。在寡言却极具魅力的谦逊传教士尼克·阿齐兹（Ustaz Nik Aziz Nik Mat）的率领下，吉兰丹州推行伊斯兰律法，缓慢而稳定地步上伊斯兰国家的轨道。

为了对抗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的这些动作及挽救大量流失的政治基础，“巫统”被迫以自命不凡的方式独力开展伊斯兰化。如新加坡学者廖振扬（Joseph Liow）关于伊斯兰在当代马来西亚的出色研究所指出，“掌控局势已成为一种竞争”。为了显示他们对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的激烈反抗是有意义的，“巫统”领袖利用自己对政府机器的掌控，将伊斯兰价值导入官僚制度，将随和被动的伊斯兰宗教活动，转变成约束未婚伴侣、惩治拒绝在斋月禁食的穆斯林，以及近年来以严厉的煽动叛乱罪起诉伊斯兰批评者等一系列强硬措施。马来西亚作家与记者拉赫曼·拉希德（Rehman Rashid）在抒情著作《马来西亚之旅》（A Malaysian Journey）中有感而发，称伊斯兰存在“可怕的迷思，接近狂热的信仰”。本身是马来穆斯林的拉赫曼，引述了一名印度出租车司机对城市里清真寺外的虔诚穆斯林群众的评论：“这些人是追随者。如果有好的领袖，他们就会成为好人；有坏的领袖，他们就会变成坏人。”事实上，在能够有效利用政府力量钳制毛拉的强人领袖（如马哈蒂尔）带领下，非穆斯林的少数族群安全无虞。但在2003年，马哈蒂尔将政权交接给副手阿卜杜拉之后，官方放宽了对毛拉的限制。

约在此时，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政府被迫面对激进宗教运动的兴起，认真考虑非穆斯林族群的忧虑。199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禁止人民信奉践行无害苦行的伊斯兰教派澳尔根（Al-Arqam）。他们是生活在主流社会之外、不具威胁性的怪人，靠着贩卖腌菜和蜜饯养活多名妻子。尽管族群多元的马来西亚明显对极端主义团体有所警觉，不过，正是因为一群印度尼西亚人逃到了明确保护伊斯兰虔信与学术的马来西亚，后来在巴厘岛与雅加达发动恐怖攻击的“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ya，JI）⁽¹⁴⁾才会诞生。

设法推动印度尼西亚成为伊斯兰国家、却在1960年代遭击溃的人物，包含了阿布·巴卡尔·巴希尔（Abu Bakar Bashir）与阿卜杜拉·松卡尔（Abdullah Sungkar），他们都是阿拉伯裔印度尼西亚人。这两人经由效忠伊斯兰之家的阿訇与激进人士的潜在网络，引领日趋激进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而此运动受赛义德·库图卜（Sayyid Qutub）与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的穆斯林兄弟会教义的影响尤巨。两人在1970年代晚期遭印度尼西亚当局囚禁，后于1982年逃到马来西亚。之后，这两人借由阿訇身份，结识了在阿富汗当穆斯林“圣战士”的马来西亚人与印度尼西亚人。正是这些人带头为伊斯兰祈祷团招募人力，而美国反恐专家西德尼·琼斯（Sidney Jones）形容他们是一群不受控的分子。最初，他们的宗旨是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马鲁古省与苏拉威西岛爆发的宗教冲突之后，向基督徒发动报复攻击。“9·11”事件发生后，他们很快便倒向席卷全球的“圣战”浪潮。

以知识分子的层面而言，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美国《外交事务》季刊中论述文明冲突的文章，令世人严重恐慌。亨廷顿描绘二战后意识形态的分歧，已逐渐转为更受信仰与文化观点所定义的思想分裂。虽然亨廷顿是如实分析，但他向世人传达出一种新的分裂感，这种感觉在冷战结束仅仅几年后便带来了冲突的威胁。这与人们对于一段历史结束后、新的全球化社会到来的狂喜相抵触。外界预测，亨廷顿的文章将会“证实穆斯林认为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并且印证伊斯兰与穆斯林将成为西方目标的预感。人们对于伊斯兰与穆斯林的负面看法将会增加”。这样的分歧要是只存在于学术领域，或是交由世故老练、拥有现代视野的政治人物处理，或许早已弥合。安瓦尔及他在1990年代中期培植的穆斯林知识青年，费尽心思才解决这个难题。

安瓦尔在竞选过程中向仰慕他的群众发表演说，指伊斯兰国家需要利用现代科技与工业发展来平衡传统教义。他谴责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他们喊完‘圣战’的口号就回家睡觉。”安瓦尔试着尽量迎合每个人。他的助手总是说，他依然保有激进的本质，尽管因为种种经验而趋于温和；事实上，他就像只政治变色龙，十分擅长取悦所有人。然而，他一方面关注日益增长的国际声望，另一方面也真心想找出可以在多元与现代工业社会中推行伊斯兰教义，同时也能避免引起混乱或争议的方法，也就是减少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分歧。亨廷顿的文章发表三年后，安瓦尔撰文倡议“文化联合集团”（Consortium of Cultures）：“随着亚洲换上新面貌，它必定有信心能欣赏西方文明并从中学习，而西方也必须向东方学习。”当诸如新加坡的李光耀与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顽强的独裁领袖，仍通过自己在殖民时代的英国教育背景，不断利用根基薄弱且解释不清的“亚洲价值”来抵抗西方的入侵时，安瓦尔主张亚洲若想现代化就必须接纳西方民主与法律观念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安瓦尔的伊斯兰观点并非狭隘排外，而是兼容并蓄且文明的。

倘若安瓦尔当初没有突然被赶出政坛，他的激烈论战与启发人心的领导，或许有助于遏制后续的负面发展。1998年，在企图乘着呼吁改革的浪潮推翻马哈蒂尔却失败后，安瓦尔丢了副总理职位、遭到起诉，并因贪污与鸡奸罪锒铛入狱。飞机撞上美国双子塔时，他未作任何表示，后来他在2004年出狱时，于《远东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日记，内容如下：

我经常思索着，自己在人类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至少是在我的人生中）被逐出舞台，是否有不明原因。有鉴于我在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人脉，大家一定期待我在所谓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中，扮演某种外交角色。而我必然不愿意辜负这样的期望。

虽然安瓦尔显得自大傲慢，但他的见解有其道理。因为当炸弹紧接着“9·11”事件在巴厘岛、雅加达及其他地方陆续引爆时，人们疯狂抢着指认与消灭凶手。安瓦尔及其盟友在1990年代提倡的文明对话，并未获得太多关注。以下内容同样引自安瓦尔的日记：

那些愤世嫉俗的人们讥笑提倡对话的想法，直指数十年来的对话仍然无法解决中东地区的冲突。但是，文化的对话与和平对谈不同。根据1970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会厌恶所有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关于对话，）《古兰经》以正面语言传递了类似信息，它告诉我们，真主创造国家与部落，好让我们互相学习。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不但会了解、也会欣赏彼此的价值——这点我非常确定——然后，我们会明白，没有一种文化可以独占道德或正义。

一切为时已晚。李光耀口中有着绿树、青草，没有沙漠的“热带伊斯兰”，究竟有何进展？亨廷顿预测的文明分歧已化作现实，并带来骇人影响。对西方的憎恨，已经超越旧时独裁主义提倡的亚洲价值；东南亚穆斯林从阿拉伯的炉灶，而且还是7世纪源于沙漠的阿拉伯价值观，吸收了更多基本教义派的信仰表现。这进而具体改变了曾与非穆斯林邻居和谐交融、和平共处的族群。因此，如今佛教徒与基督徒感觉受到威胁，转而接受并强化自身的基本教义陈述，以保卫自我空间并划清界限。

安瓦尔缺席政坛期间（再一次入狱）⁽¹⁵⁾，文明对话的责任落在他的女儿努鲁·伊莎身上。努鲁·伊莎现为国会议员与安瓦尔创立的反对党人民联盟（People’s Alliance Party）副党魁，最近，我在吉隆坡采访她，问她认为谁可以带领伊斯兰世界展开与非穆斯林之间更为宽容、理性的对话时，她直盯着自己的双手。她回答：“我们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Erdogan）和正义与发展党（AKP）⁽¹⁶⁾非常有信心。”当时是2016年7月，距离土耳其政变失败、埃尔多安以致力于远离西方的伊斯兰强人姿态上位，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她承认，土耳其称不上是理想模范。争取自由的奋斗，最终反而滋长了更多专制与暴力的乱象，多么讽刺啊。

(1)　穆斯林妇女戴的面纱或头巾。

(2)　犹太教、基督教（含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与伊斯兰教，这些宗教皆承认亚伯拉罕（易卜拉欣）的地位。

(3)　代奥本德派诞生自19世纪中期逊尼派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以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国等国为中心，最近已经扩展到英国，甚至南非。

(4)　出自阿拉伯文，原本指的是各种教育组织，包括宗教性与非宗教性的。但在西方世界，通常用于指称伊斯兰学校。

(5)　意指正统伊斯兰教依旧是无所不包的信仰，严格规范着穆斯林的一生。但在赤道热带区域的温和文化背景下，正统伊斯兰教的严峻性质缓和许多。

(6)　逊尼派中一种以萨拉菲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极端保守正统运动，是思想广泛的流派，通常分为三类：专注宣教、不参与政治的“传统萨拉菲”，积极参与政治的“政治萨拉菲”，以及主张暴力斗争的“圣战萨拉菲”。

(7)　1928—1977，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英国唯一专门研究亚洲、非洲与中东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机构，享誉世界，也是英国顶尖大学。

(8)　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公立大学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伊斯兰大学（Al-Imam Muhammad Ibn Saud Islamic University）于雅加达成立的分院。

(9)　逊尼派伊斯兰教法学（Fiqh）的四大主流学派之一。这个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艾哈迈德·伊本·罕巴勒（Ahmad ibn Hanbal），他的弟子建立了这个学派。这个学派的立场被认为较为严格且保守，尤其是在涉及伊斯兰神学的问题上。

(10)　逊尼派伊斯兰教法学的四大主流学派之一。由阿拉伯学者沙斐仪（Al-Shafi‘i）于公元9世纪初创立。另外三大学派是哈乃斐派（Hanafi）、罕巴里派和马立克派（Maliki）。在早期的伊斯兰教中，沙斐仪派是伊斯兰教法学中遵循者最多的一派。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哈乃斐派在部分穆斯林聚居区取得主导地位。

(11)　1951年成立时，原名泛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Pan-Malaysian Islamic Party），1971年改名为马来西亚泛伊斯兰教党（Pan-Islamic Party of Malaysia），后来于2011年改为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

(12)　伊斯兰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称呼。

(13)　马来西亚于1963年成立，所以1951年成立时，Malaysian应该是指马来亚。

(14)　寻求在东南亚建立独立国家的基本教义派伊斯兰武装组织，根源可追溯至1940年代反抗荷兰殖民统治，主张建立伊斯兰政权的“伊斯兰之家”运动。

(15)　安瓦尔在2015年再度因鸡奸罪成立被判入狱五年，失去议员资格。服刑期间，在野党联盟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成立，并推选安瓦尔为联盟实权领袖。自2017年11月以来，安瓦尔因肩膀旧伤保外就医，随后一直在医院接受复健。安瓦尔的刑期原本于2018年6月8日届满，但随着希望联盟在5月9日全国大选中胜出，安瓦尔已获马哈蒂尔新政府特赦。

(16)　2002年起，一直是土耳其执政党，埃尔多安是党主席，为中间偏右的温和伊斯兰保守派土耳其政党。

第十一章　出云之龙

地理条件注定，位居大国边缘的小国，随时都有某种程度的焦虑。

——新加坡资深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

昂陶（Aung Thaw）准将坐在椅子上，身体往前倾，在符合这个场合的礼节下，尽可能地强调：“缅甸跟其他东南亚国家完全不一样。”黝黑的肤色与精壮的身材呈现出典型的军官形象，掩饰了这位国防部副部长的出色才智与开放立场。“你看，”他接着说，“我们周围都是强大的邻国。印度尼西亚很幸运，它由数个群岛组成，不会受到陆路的威胁。”

这位将军极力表明，缅甸以东与中国接壤的边境线长达2185公里，以西与印度接壤的边境线为1463公里。

我们在缅甸毫无生气的现代化首都内比都（建于国家的中心位置，据说是为了保护政府不受侵略）见面仅几个月后，这位将军的战略顾虑成真了。2015年头几个月，主要由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MNDAA）羽翼下的华裔所组成的致命叛乱势力，攻击驻守中缅边界果敢（Kokang）地区的缅甸军队。战争因此爆发，之后的几个月里，有近千名缅甸军人牺牲，缅甸军方表示，其中大约有200名军官被叛军的狙击手以据称是中国制造的精密来复枪杀害。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宣称拥有5000名兵力。他们拥有的大部分现代武器由中国制造。短短几个月后，印度特种部队攻击小队在2015年6月初偕同直升机部队跨越缅甸西部边界，拦截疑似在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Manipur）多次突袭印度军队的叛乱分子。对于毗邻两大强国的缅甸而言，光是担心两国的影响都来不及，还得面临武装冲突与入侵威胁。

我在本书开头描述了东南亚介于“季风吹拂下”的繁忙贸易路线之间的机缘巧合。历史上，这种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对东南亚地区相当有利，确保大量的贸易机会，以及流通的商业往来所带来的科技与文化副产品。交通的便利性也让东南亚地区容易遭受侵扰。现代东南亚从最近的两次入侵中复原，已经花了快一个世纪的时间：一次是欧洲人向东持续约400年的侵略；另一次是日本在1941年至1945年间的南进。这两次的帝国入侵都开创了新时代。阅读任何有关东南亚的当代观点或分析，不难察觉中国带来的新影响。在这一章，我将探讨现代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动态，以及这个区域面对世界上最大与日益强大的国家所迎来的挑战。除了人口稀少的中亚、同样罕有人居、冰天雪地的俄罗斯东部省份、印度，或巴基斯坦与尼泊尔的高海拔喜马拉雅山脉边境地区，世界上没有任何区域比东南亚更靠近中国，更容易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

此外，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可说是今日世界超级强权的较量戏码中最重要的一条支线，在美国试图摆脱长达20年的中东纠葛之际，中国的崛起，驱使美国政府重回亚洲战场，建立战略“枢纽”。几乎如同19与20世纪的巴尔干半岛，东南亚位于逐渐受强权争夺的地缘政治板块边缘。西边的印度虽然倾向不结盟与追求和次大陆密切相关的利益，却因为与中国的边界问题而不得不与美国交好。某位新加坡资深外交官指出，东边的中国“意图重拾它在东亚的中心地位”。对于以地缘政治炼金术为生的众多学者与战略思想家而言，亚洲的大博弈（Great Game）⁽¹⁾蓄势待发。

在人口结构和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密切。有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从现今的中国云南省沿着湍急河流，跨越平缓起伏的山丘，来到并居住在东南亚大陆。蒙古人在13世纪为当时的中国打下云南的江山，该省随后成为蒙古入侵缅甸的据点。今日，云南拥有4500万人口与2000亿美元的经济产值，是中国经由东南亚将沟通渠道延伸到海域的军事重地。如英国知名汉学家费子智（C. P. Fitzgerald）提到的：“中国的影响、文化与势力，自人类最初拥有可靠的历史影响力的时代以来，便不断向南推进。”

中文词汇“南洋”，指称涵盖中国与东南亚海洋与陆地交界的温暖南方地带。看似与太平洋有关的这个词汇，也用来指涉数世纪以来移民东南亚并建立成功商业社群的华人（南洋人）。对面临各式地缘影响的东南亚而言，中国不只带来军事上的压力，也牵涉人口统计的逻辑思维——意即东南亚必须知道，隔壁住了13亿人口。另一个问题是，假如中国对移民东南亚且握有该区大部分财富的3000多万华人有任何想法，又会发生什么事？正是这种潜意识里对大量中国移民的恐惧，以及中国对该区华裔族群先入为主的域外主张，而非经由军事力量实际侵略海陆的威胁，让许多东南亚政府时刻都在担心自身的主权。

自1960年代起，东南亚各国间不曾出现真枪实弹的战争。先前描述的有害内部冲突隐藏在孤立与漠视的帘幕之后，而且鲜少跨越国界。似乎没有人希望通过外在军事力量威胁东南亚，而美国尽管在越战后留下负面形象，仍然充当这个地区守卫者的角色。美国空军出动B-52轰炸机地毯式轰炸柬埔寨与“北越”的记忆已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以“地方而非基地”的观点来看待东南亚的友好的暂时性表现。美国水陆两用的船舰与直升机运送粮食与用水给2004年亚齐省海啸难民的情景，取代了美军在冷战时期对东南亚的威胁形象。这个和善的安全形象对东南亚大有帮助，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为止。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于河内发表有意挑战中国的演说后，情势开始有了变化。根据美国政府提出的美国需要更强硬地主张在东南亚战略地位的看法，国务卿希拉里将矛头指向中国对南海的主张。“我们认为，声索国⁽²⁾在追求领土主张与连队及海域权利时，应该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希拉里表示，“依照国际法惯例，南海海域的合法主权应完全衍生自对于自然地貌的正当主权。”这段言论直接针对中国坚称拥有整片南海海域主权的主张，以及中国地图和护照上所绘的著名的九段线主张⁽³⁾。

对此，中国坚决主张其南海主权。到了2016年年中，中国已在处于亚洲几处最繁忙航线中的小型珊瑚礁地貌上，打造出数条能够承载现代战斗机与巨型运输机的跑道。这些岛屿也部署了高频雷达与高海拔导弹连。在这些岛屿周围执行侦察任务的美军船舰或飞机，都收到中国强硬要求它们离开的消息。

中国对东南亚的军事影响一直难以估量。尽管外界对于中国从一个被孤立与贫穷的国家跃升为全球大国感到极度恐慌，但这个国家从1970年代以来，并未真正与任何国家发生过战争。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军队的能力与实力大幅提升。目前，中国的军事预算在全世界的排名仅次于美国。然而，中国直接的军事干预并不是困扰东南亚的因素。东南亚政府面临的更大挑战，是与身为经济强权进而成为政治大国的中国打交道。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⁴⁾将军说过，亚洲没有任何政治现实是中国没有兴趣或不关心的。如今，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与10兆经济产值，这番话似乎比以往都还要真实。

中国于1978年宣布实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开始起飞，得以为东南亚的商品与服务提供近距离的市场。某些人指出，邓小平受新加坡等华人占多数的繁荣国家的成功启发，意识到以华人为主的海外社会所能带来的机遇，而且预见了这些社会将对中国由农民驱动的农业经济带来革命性影响。同样地，对中国投资与贸易的机会，也被视为东南亚发展与蓬勃的重要驱动因素，相较于2000年的320亿美元，现今东盟十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产值高达5000亿美元。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只位居第四。东南亚一度担忧中国的低人力成本会吸走他国对东南亚的投资，但现在就中国境内的工资增长（目前平均月薪超过1670美元，而2015年的印度尼西亚、缅甸与菲律宾平均月薪约1100美元）来看，这似乎不太是个问题。今日，一些低端制造业甚至从中国移往印度尼西亚等收入较低的国家。

当然，假如中国经济崩盘，必会重挫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稻米进口国，过去两年来由于中国增长放缓而减少的稻米需求，早已打击泰国与越南等东南亚主要稻米出口国。假使衰退演变成危机，东南亚未言明的恐惧便会是涌入的中国移民，情况就类似19世纪末、清朝于1911年灭亡不久前，数十万中国穷人从旧时通商口岸争相进入东南亚，也正如同17世纪中叶明朝衰亡后规模较小的中国移民潮。中国的朝代变迁在历史上一直是驱使中国人移居东南亚的主要因素。中国投资东南亚港口与高速铁路等大型基础建设计划，再次引发最近一波的华人移民潮。中国劳工争先抢夺加入建设计划，并且经由东南亚边境地区的经济特区渗入该区，而这些东南亚经济特区已初具唐人街的风貌。

在外交与军事方面，东南亚与中国有过各种交涉经验。如之前所提，蒙古人在13世纪曾经侵略缅甸。他们好高骛远，因此没能成功入侵。之后，明朝在15世纪初至中叶再次尝试掠取越南，依旧失败了。18世纪中叶，乾隆皇帝统治下的清朝对缅甸贡榜王朝发动了四次侵略——起初可能是追捕寻求缅甸朝廷庇护与支持的明朝难民的惩罚性征战。这些入侵行动全都失败了，不是因为中国军队过度扩张，就是来自长江中下游平原、纪律良好的部队，在东南亚环境恶劣的丛林里陷入困境、为热带疾病所扰。18世纪中叶乾隆皇帝首度尝试攻取缅甸失败，是目前为止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东南亚。

中国似乎也并未全心致力于发展为海上霸权。亚洲最为学识渊博、成就出众的华裔学者之一王赓武主张，中国在历代的不同时间点，尤其是明朝（1368年至1644年），统治着华东与南海。15世纪初，身为穆斯林与太监的著名明代航海家郑和，率领人数众多的舰队从中国沿岸启程，甚至试图入侵爪哇。王赓武指出：“但是他们放弃了，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的。他们认为没有真正的威胁……因此何必浪费资源？”

除却这些短暂且并不太成功的扩张事件，“天朝上国”（Middle Kingdom）通常与东南亚诸国维持着良性正向的关系。中国朝廷将外在世界视为充斥着野蛮人的禁地，乐于接受南方幅员广大的领土上各邦属所奉献的臣服象征。纳贡任务包括到帝国首都正式觐见，对皇帝行叩头礼，表示承认皇帝为世界之王，以及呈递贡品以示忠诚。这些一年或两年一次的进贡，为刚开始发展的邦属换来了通常利润可观的贸易权利。如1725年某位船长所记载：“三年前，我们代表暹罗王向大清皇朝进贡。当时，有人建议我们，因为稻米在暹罗非常便宜，所以4200吨的稻米要出口到广东、福建与宁波……”与世隔绝的、被封闭在紫禁城内的中国士大夫，似乎从不担心这样的安排让他们处于输面，他们最在乎的是自己位居世界中心这种令人宽慰的自负。这是哈佛大学知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所称的古代中国“理性和平主义”的基础。

近期，就中国历史而言，东南亚不见明显威胁也是因为充分的内在原因：曾是前殖民时期亚洲重心的中国，两百年来一直处于沉寂状态，或因朝代衰亡与混乱而苦恼。清朝的长期衰微在鸦片战争后尽显，紧接在后的是数十年的斗争，各地方沦为军阀领地，而后遭到日本帝国侵掠。二战结束与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战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随之而来的是将近三十年的冷战孤立时期。这段为时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内，中国被有效隔绝于东南亚之外。直到1950年代冷战开始，中国对东南亚安全的影响才开始浮现。1960年代初，印尼共产党有机会接管印度尼西亚，中国表示支持，却未提供实际援助。

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亚洲多数地区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或者它纯粹是在利用谨慎的策略性影响以牵制苏联在亚洲的势力，存有争议。中国与苏联两大共产主义势力在1960年代因为党派分歧与更重要的领土问题而决裂。到了1978年，邓小平破天荒前往东南亚访问，与该区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崭新关系。中国政府的主要意图是继续将重要大国，特别是苏联挡在邻近地区之外。

无论如何，紧接在印度支那战争后抵抗美国势力并不是太难，因为美国政府为了疗伤止痛，在1975年之后从越南与柬埔寨撤军。到了1990年代，美国忙着在中东从事军事冒险行动，此后一直努力从中脱身。然而，或许是为了确保边境安全与划清势力范围，在缅甸共产党与缅甸军方直到1989年才结束的漫长内战中，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同年，逃到泰国南部丛林的马来亚共产党（Malayan Communist Party）投降。1980年代末，中国宣布不再支持东南亚共产势力发动的武装抗争。

对于人口众多的海外华人，中国起初以不同方式对待拥有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与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人。中国政府在1970年代晚期声明，外籍华人不算海外华人。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有越来越多的活动试图吸引华侨援助。19世纪人口外移的中国南部有许多地区都设立侨务委员会，吸引华侨后代回国并且／或者帮助建设家乡。事实上，改革开放的最初三十年里，大部分流入中国大陆的投资都来自港澳台同胞与东南亚的华侨。到了1989年，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金额总计约达300亿美元，其中将近10%来自东南亚华侨。

1990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新加坡宣布，中国已准备好共同开发南沙群岛地区，并且暂时搁置主权问题。王赓武认为中国是因为20世纪中叶被日本帝国侵略的记忆，而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国之所以积极主张对一小群珊瑚礁岛（中国已在这些岛周边部署固定航空母舰）的主权，是为了拒绝给予讽刺地以日本为基地的美国太平洋舰队（U.S. Pacific Fleet）自由进出此区的权利。新加坡资深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认为，东南亚不论能否接受，“都将从南海议题中，厘清美国的决心与中国的意图”。比尔·海顿（Bill Hayton）在其详细描述南海主权争夺史的著作⁽⁵⁾中，更加尖锐地主张：“在我们的时代，南海的情势将定义未来。”在菲律宾政府认可中国的行动后，海牙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于2016年7月做出“判决”⁽⁶⁾。中国怒斥这项“判决”，局势依旧没有改变。

作为调停者，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并从2015年开始研究如何缓和或许将成为“战争起因”（casus belli）的情势。中国政府国防官员接受我的访谈时表示，比起有效控制坐拥海域资源的经济开发区域，他们认为在珊瑚礁岛上插上国旗与部署军事设施才是当务之急。汉学家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cobson）说：“今日中国人觉得是时候开展斗争与停止过多让步于外人，尤其是日本与美国。许多中国人认为政府在外交事务上‘优柔寡断’。”对我而言，这反倒意味着情感上告急：这是一场无法通过传统的谈判与仲裁手段轻易解决的关键权力游戏，而东南亚成为两大地缘政治势力亟欲争夺的大饼。

在东南亚陆地上，中国一直坚称并未支持共产叛乱。就在最近，中国的东南亚政策更向前倾，带着更大的兴趣和参与度，小心谨慎地在互不干涉的指导原则之下发挥影响。先前提到在中缅边界果敢邦的激烈战争，看似得到邻近云南省的幽灵企业支持，然而中国政府并未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印度指控中国通过私人贸易公司与地下情报组织为印度东北各州叛军提供武器。中国军方对人们臆测中国官方支持这些跨边境行动的想法严辞反驳，不过他们承认，当位于边境的华人族群要求提供援助时，会感受到“舆论压力”。

为了抵抗来自强大邻国无论真实或潜在的威胁，东南亚长久以来亟欲发展强而有力且具凝聚力的区域认同，以保障国土安全及发展成为共同市场。因此，旨在对抗共产激进行动、受西方支持的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的东南亚公约组织（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瓦解后，东南亚国家联盟在1967年于曼谷诞生。东盟在成立的最初四十年里，大多致力于共同安全与经济问题的国家群体发展。自由贸易的政权树立，而在2015年，东盟成员国宣示其为经济共同体，开放边界让资金与劳动力自由流动。事实上，至今一切几乎都没有改变；关税壁垒与人力流动的障碍依然存在。共同承担安全责任与享受5亿人口市场利益的团结区域承诺并未真正实现，充分说明之前强调的东南亚区域主权岌岌可危，并且凸显了势力庞大的邻国所造成的威胁。

东盟倍受其他国家误解，他们以为，整合的东南亚国家群体正迈向团结。这个看法大错特错。正如比拉哈里·考斯甘所说：“在东南亚，主权是相当新潮的概念，而且往往脆弱；人们尚未遗忘历史仇恨，这个区域也受到各大强权垂涎。”东盟为了维持整体性，所有决策都在共识之下达成，这表示它在政策上无法有太多作为，而且需要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做出任何实质决定。

尽管缺乏实质效力，东盟至少还是得以几乎与世界上所有大国对话；其中多数已签署作为此组织基础的友好合作条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预见中国崛起的西方势力与日本的强烈要求之下，东盟发起规模更大的安全论坛，一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共同安全议题，当中成员甚至包含朝鲜。过去三十年来身为区域安全讨论核心人物的新加坡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认为，东盟区域论坛（The ASEAN Regional Forum，ARF）成立后，“现在哪个国家可以合理或令人信服地主张，世界大国对东南亚的安全事务不具合法利益？”

然而，虽然东盟在这个安全机制的网络中占据所谓的中心地位，但过去十年里，所有围绕东盟的大国——中国、美国及（比起另外两国介入程度较少的）印度，其实一直都在努力争取更多往来权利。从许多方面看来，小规模的冷战已经开打，目的在于取得支配地位，或者至少避免有任何国家独占如今仍是全世界重要贸易廊道的地区。东南亚的问题在于，该区国家向来都倾向平衡外部势力，而不是从中选择其一。冷战初期，美国原本尝试拿东南亚公约组织实验，在东南亚建立与北约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可惜运气不佳。事实上，直到1990年代中期，东盟才正式与中国展开对话。多数的东南亚大国其实都在1990年代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其中泰国与马来西亚由于华人族群庞大，早在1970年代已大胆踏出这一步。

随着越战结束及日益专注处理中东问题，美国已逐渐丧失在东南亚的势力和影响力，因此中国开始根据其外交官员喜欢称之为“共赢关系”或共同利益的原则，来建立崭新的关系框架。一开始，中国政府将重点放在老挝与柬埔寨等软目标（soft targets）⁽⁷⁾上。老挝拥有共产党政府和与中国接壤的绵长边界，一直在中国发展战略性基础建设上占重要地位，它在道路、铁路与水坝建设计划中让步，让中国享有后勤通道与水资源，自己却面临华人移民大量涌入与自然资源衰竭的问题。耗资60亿美元建造铁路连通中国与老挝的标志性计划，使得资金短缺的老挝政府抱怨，自己被迫吃下30%的股份。对于这项建设，中国在人口不到700万的国家中投入50亿美元，并且动员30万名中国工人，势力逐渐扩大。靠近中国采矿计划区的老挝偏远地区中，人民不满情绪高涨，不断出现攻击华人的零星暴力事件。

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深厚的原因有二：其一，它需要可以牵制邻国越南的势力，而柬埔寨对越南尤具敌意，部分原因是柬共政权从越共衍生而来；其二，不结盟运动的早期倡导者西哈努克亲王与中国领导人的历史关系。由洪森（他摆脱了柬共政权以防被清洗）领导的内战后新秩序，在他于1990年代晚期摆脱保皇党后，迅速与中国建立起密切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套用一句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的话，在许多方面，正是中国在1980年代晚期协助重建柬埔寨的成功国际与区域外交，使外界最初感到逐渐崛起的中国会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然而今日，柬埔寨充分示范了过度亲中的隐忧，中国政府则将其形容为“全面的战略合作关系”。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中国已经向柬埔寨提供高达150亿美元的援助。在这个人口仅1500万的国家，来自中国的大量军事支持（包含装备与训练）逼近2000万美元并持续攀升，中国移民估计也已达50万名，而且人数不断增加。金边市中心兴建的大型购物商场与公寓住宅的复合式建筑（离建于1960年代的地标金宝殿饭店［Cambodiana Hotel］仅一箭之遥），象征着中国在柬埔寨日益重要的角色。大批中国劳工进驻神州长城（Sino Great Wall）公司工地，工地上方高挂大型横幅，写着“为柬埔寨人民建造的神州长城”。

东南亚地区逐渐感受到中国对经济的影响。身为东南亚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尽管自1978年起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0%，但在1990年代经济繁荣期间对该区域的投资仍只有缓慢增加。最初，东南亚人投资中国是主流趋势，至少直到1990年代晚期金融危机前都是如此。成立于东南亚的华人企业集团，如泰国的正大集团、马来西亚的郭鹤年集团（Robert Kuok）与印度尼西亚的力宝集团（Lippo），尽管面临来自中国当地竞争者的抵抗，但全都从首度进军中国市场的尝试中获取了可观利益。不过，自2005年起，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每年可见50%的惊人成长，预期不久后将超越日美两国。单就柬埔寨而言，中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已投入约100亿美元的资金。

东南亚部分地区令人不快的统治或动荡，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肥沃的投资环境。过去二十年里，大部分时间，西方国家都对缅甸军政府实施制裁，禁止西方企业进驻，让中国国有企业得以自由发展。这些投资大多着眼手笔重大的基础建设，例如管线、铁路、港口及水力发电设施。孟加拉湾的港口与云南之间兴建了两条管线以输送石油和天然气。建设业龙头中信集团（CITIC）等中国国有企业涌入柬埔寨，在一系列政治评论家认为太过仓促，而且需要交由昂山素季带领的新民选政府重新权衡的交易中，于管线终端的邻近地区建造水坝、港口与开发房地产。

这些投资或许能帮助中国打造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并让各国政府获利，但它们的目的在于开发低廉的能源，以及开拓从中国内陆贯穿东南亚到海洋的可靠陆路。这些交易有其必要，以便中国的能源供应不会完全仰赖马六甲海峡——在任何与中国的重大权力冲突中容易遭到扼制与封锁的主要东西向海道。如美国战略思想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提出：“中国为了养活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能源、金属与战略矿产资源需求的推动下，走向国外。”东南亚也许不是原材料的最佳源头，但这个地区确实提供了进入海域的安全路径，经由这个管道，原材料可以从远地运来，进而用于基础建设。王赓武指出，长久以来，中国与其战略路线上的人民建立密切友好的关系，以满足自身需求。一如古代从中国延伸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凭借中亚游牧部落的安定而确保了安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设想的现代海上丝绸之路，也必须通过与沿途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稳定关系来获得保障。

现代形式的资本运作，已经取代传统模式的效忠与进贡。中国提议借贷东南亚100亿美元，以加速这些交易的进行并建立一系列的资金与投资机制，也承诺在初期挹注400亿美元给2014年建立的丝路基金（Silk Road Fund）。同年，中国还成立了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又称“亚投行”），意图与遵循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⁸⁾概念的借贷机构相抗衡，例如在中国眼中专门为西方捐赠国谋利的世界银行。通过亚投行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泰国发放的资金，中国也可倚赖海外华人族群的狂热兴趣来与中国企业合作。但伴随争夺交易与基础建设计划而来的，是取得土地的需求，或中国进口劳工的契约条款。令人吃惊的是，2015年，印度尼西亚几乎有四分之一的新移民劳工来自中国，其中多数效力于中国赞助的基础建设工程。

自此，“共赢”的概念面临压力。因为，假如中国设法建造深海港口及道路和铁路，以连接北上到中国的陆上路线，同时坚持派出成千上万名中国工人来执行这些计划，东南亚又有什么好处？过往阴暗的记忆依旧挥散不去。

中国在东南亚的庞大势力，在克钦邦首府密支那（Myitkyina）最为明显。这座位于克钦山以北、距离中国边界约100公里远的山城，是翡翠（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高度价值的半宝石）的主要贸易中心。从仰光搭飞机到密支那需时近两个小时，到了当地，我发现坐落在寂静伊洛瓦底江畔的城镇弥漫着边境氛围。我下榻的简陋旅馆里，处处可见邻近小镇帕敢（Hpakant）露天矿产丰厚的照片。在那里，工人们在危险环境下（经常在晚上）艰苦地开采翡翠，挖出的矿石再由缅甸或克钦族人士挂名营运的中国企业出口，据英国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估计，这个产业在2014年的年利润超过3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在我受邀参加多道菜式晚宴的偌大中式宴会厅尤其明显，席间供应的美食可见以高价买来的异国风味中式佳肴。我在2014年造访当地时，唯一可靠的手机信号是从中国发送过来的。许多日本品牌的SUV以缅甸车牌覆盖原本的中国车牌。缅甸总统登盛（Thein Sein）于2011年决定对中国发出警告，地点也在密支那。登盛向克钦平民社会组织持续数个月的抗争低头，无预警中止耗资近40亿美元的密松水电站（Myitsone Dam）工程。中国原本指望能靠这项建设，以低廉成本向云南供电。

新的缅甸政府在国内寻求急需的人民支持的同时，或许也在向西方献殷勤，因为他们决定停建水电站时，正值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迈出解除制裁与开放对缅甸投资的第一步。缅甸人民显然渴望表明，他们已准备好迎接一段更加平衡的外交关系。而尽管登盛的大胆举动对中国而言可能是个警钟，中国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与泰国建立相似的基础建设投资模式的后续行动，意味着停建决定没有太大影响。目前中国是印度尼西亚的最大外国投资者，主要通过新加坡等地方进行操作。这些投资大多着重于采矿与电力工程，带来许多类似之前对于密松水电站周围克钦族赖以维生的平原所造成的环境隐忧。

除了作为密松水电站灾害关键的环境考虑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有可能在东南亚经济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西方评论家激动地警告，中国的终极目标是将自身经济与邻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只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也意图扩张对东南亚的经济渗透，连带强化影响力与势力”。马明汉（Michael Mazza）⁽⁹⁾在《国家利益》双月刊（The National Interest）如此指出。许多东南亚政府担心的是，中国借由兴建道路、铁路与港口（通常与海外华人经营的当地企业合作），已在区域经济中建立稳固基础，不久的将来便会开始要求海外华人合作（假如不是效忠的话）。在与遥远冷漠、看似毫无兴趣直接干预东南亚事务的中国往来数百年后，如今双方更为错综复杂的经济与人口关系，是否会将双方的关系转变为控制与依赖的模式？

1998年5月，苏哈托政权奄奄一息的最后几个月里，抗议的怒火在印度尼西亚主要城市蔓延，愤怒的暴民开始攻击华人经营的商行。原因为何？表面上，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度尼西亚货币大幅贬值，造成粮食与生活用品短缺。印度尼西亚的富裕华裔族群（人口接近800万）在新加坡或中国香港持有房产与银行账户，长期反复遭到攻击。当中有许多人住在门禁森严的小区，但上一次攻击华人的重大暴力事件发生在1965年，起因是当时政府的反共杀戮行动。不同的是，1998年的暴动中，中国与全球的华裔族群抗议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电视播放暴民焚烧与洗劫华人商店的画面，新闻报道华人女性遭强暴。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呼吁印度尼西亚政府保护当地华人。更早之前，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已清楚且慎重地表示：“印度尼西亚华人不只关系到……印度尼西亚的长期稳定，也有助于印度尼西亚与邻国顺利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同样地，港澳台地区民众与全球各地的华人也表达关注，不过，东南亚各国政府全都选择相信中国政府表示他们对海外华人福祉负有责任的声明。这情形与几年前形成了强烈对比。如今，一名中国资深外交官员在排华暴动正值高峰之际，匆忙赶往雅加达监督撤离持有中国护照的民众，过去的刻意划界突然间没那么重要了。

华人在东南亚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力。从最早在9世纪来此寻求贸易的早期旅居人士，到13世纪被带来此地的数万名契约劳工，或是20世纪只带着“枕头与草席”来此打拼的人，华人一直是东南亚社会为人所知且值得注意的族群。今日，居住在东南亚十个国家的华人约有3000万人。其中多数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或福建，他们在19世纪下半叶从厦门与广州港口出发的定期航路建立后，大举移民东南亚。现今新加坡绝大多数的人口为华人，他们的祖先是英国人引进到港区工作的苦力。在马来西亚，华人近年已占该国人口三分之一（600万），当初他们是为了挖掘锡矿或到茶园与橡胶园工作而来到此地。在泰国，华人移民来此寻求更好的生活与更多的财富，占泰国总人口（约7000万）的10%以上，并为曼谷人口多数。

这些华人主要从商并居住在都市地区，基于财富与锲而不舍地与权势者培养关系，在社群中拥有分外重要的影响力。除了他信，过去二十年的泰国总理当中，至少有6位是华人后代。虽然他们大多使用本地姓名并与当地人通婚，所经营的企业仍多属家族所有且为私人控股。对漫不经心的观察者而言，华人族群似乎非常团结，而且长久以来一直朝同化的方向前进（此观点也恰巧符合学界长久以来的假设）。然而，依我过去三十年来的观察，却并非如此。或许是因为我具备多种族背景，所以对此特别敏感：如果任何社会有一个面向是流动且可被操纵的，那便是身份认同了。

民族认同与同化，在本质上是可交易的，它们既是机会的产物，也是世系血统的事实。我有一位泰国朋友是华人，出生在泰国南部的合艾镇，毕业于学生以华人为主的槟榔屿大英义中学（Penang Free School）及英国一所声望崇高的大学。他成年时正值冷战巅峰，当时，他为了成为货真价实的泰国人，隐瞒（或曾经隐瞒）自己的华人文化认同和语言能力。他掩饰得很好，还在几家泰国华人经营的企业集团工作，最后担任一家泰国华人银行的资深主管。不过，虽然长期浸濡在泰语与英语的世界，他仍鼓励儿女学习中文，并支持儿子到中国工作与生活的决定。到了1990年代后期，泰国重新开放人民学习中文的权利。过去，基于对共产党“第五纵队”（Communist Fifth Column）⁽¹⁰⁾的恐惧，泰国政府下令禁止人民学习中文；1980年代初期我在泰国求学时，唯一能学到中文的地方可能是泰国北部的山顶村落，奉行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孤军在1949年从中国撤退后，便在那里落脚。二十年后，泰国北部大城清迈到处是受到在当地拍摄的卖座中国爱情电影吸引的中国观光客，还有一些宣传中文学校的广告。

19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预言，如同其他地方，泰国的华人将会消失。当时，这是合理的预测：对许多泰国华人而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中国的亲人了。我在曼谷担任通讯记者时，有一位内勤助理透露，她的父母曾经抱怨这情形对他们造成了负担：中国在二战结束后比以往穷得多，而许多华南村落欠缺物资，因此华南人民会拜托他们的泰国表亲探访时带各种东西回来，从摩托车到冰箱不一而足。“文化大革命”那段糟糕的日子里，东南亚的海外华人族群鲜少或根本从未与中国的亲人联系。当他们再次能够回乡探亲，已是整整一个世代后的1980年代。这个时期，中国是可以赚钱与寻找新机会的地方。随着北京、上海与毗邻香港的深圳盖起一栋又一栋的办公大楼与购物商场，许多来自东南亚的华人——几乎已经同化的那一代人的子女——逐渐回归祖国，开始说起中文，并且以中国人的身份找工作。

起初，中国不确定该如何面对海外华人及他们对祖国产生的新情感。当印度迅速将国内的华人正式定义为“暂居本地的印度人”（non-resident Indians），中国政府采取了综合性的做法。他们对富可敌国的大亨及大型企业的所有人敞开大门，譬如泰国的正大集团与盘谷银行、马来西亚的凯瑞集团（Kerry Ingredients）及印度尼西亚的力宝集团，并批准这些企业的合资交易，以利用他们的资本与技术。盘谷银行创办人陈弼臣（Chin Sophonpanich）很快便在家乡苏州附近成立分行。但是，政府并未替无法带来资本的回乡华人提供什么便利。虽然中国的永久居留法规较其他国家宽松，但政府仍刻意不去主张这些人是本国公民。不认同政府看法的当地中国企业家，甚至认为这些南洋入侵者除了竞争，什么也贡献不了。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成长的同时，其与海外华人的经济与文化联结也随之加深。

邻近中国的东南亚，使这次的返乡潮成为卓越的归乡典范。在马来西亚发迹的糖业大亨郭鹤年，靠着自己在中国成立的多家企业赚得盆丰钵满，其中以嘉里物流（Kerry Logistics）最为突出。2015年，《财富》估计，郭鹤年的资产约达100亿美元，使他以92岁高龄成为马来西亚首富。许多像他这样饮水思源的巨擘为了报恩，帮助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打理与外界的关系。举例来说，郭鹤年入股的中信集团，为中国的龙头贸易集团。他们协助兴建迫切需要的基础建设与物流网络，并促进中国与本国的外交关系；此外也帮忙应付野蛮的外在世界。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些现代大班（Tai-Pan）⁽¹¹⁾俨然是中国在详细计划崛起之际的媒介。他们有多少财富重新投入东南亚仍是个问号。同时，2015年年中，中国启动一项计划，让海外华人能够取得可在中国使用的身份证明，并可获得五年多次入境的签证。

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东南亚的影响与日俱增，尽管提出了一个多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战略”，但仍有声音质疑这种亲密关系在未来将如何发展。对中国而言，现在的风险明显更高。今日，中国认为美国、日本以及（程度没那么高的）印度都在极力牵制它。为了因应这样的局势，中国学者正设法合理化更积极参与东南亚的政策。他们提出“建设性参与”及“和平干预”的说法。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17年12月向中国学者强调，要“积极研究热点问题”，并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答案，从而在“世界稳定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分心处理中东问题近二十年后，美国政府发现中国正在添购军火以挑战他们在太平洋的支配地位，并意识到中国主张南海主权的挑战。与中国发生东海领土纠纷的日本，正努力摆脱战争对自身军事力量的角色与实力的限制。印度对东南亚并未实行前瞻性的政策，但近年来已在亚洲最远至越南外海的地区部署数艘军舰。

尽管可能不会持续太久，目前美国海军在南海仍拥有战略优势，南海紧张局势的形成，使中国更急于打造贯穿东南亚的陆路，以满足能源及其他资源需求。此外，随着中国的国内经济增速开始放缓（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到7%以下，是十年来最低），国有企业更加重视在关系友好的东南亚邻国的海外投资。

2014年5月军事政变后，泰国实际上遭到签约同盟近两百年的美国排挤。华盛顿要求泰国尽快回归民主政体，否则不恢复以往的通商关系。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Danny Russell）在2015年1月表示：“泰国未能及时终止戒严，恢复公民权，并且确保会制定新宪法与办理选举，因此在国际盟友的眼中益发不可靠。”面对美国的态度，泰国愤而增强军事实力，而中国政府迅即提供支持。起初，泰国看似正坚定走向中国阵营，与中国进行会谈，讨论缩短曼谷及其东北部城市与中国边境致命距离的高速铁路兴建计划。

泰国近年来与中国的交往经验，与196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冒险主义并无太大分别——据称，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30年代曾如此评论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他是婊子养的，但他是我们的婊子养的。”美国政府公开支持可憎的南越独裁者，对过去五十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屠杀事件视而不见。的确，中国看起来像在模仿过去处于地缘战略扩张时代的美国。这传达了什么信息？中国已经崛起，是当今的全球强权，有更广泛的利益要维护。

泰国愿意调整与强国维持平衡关系的传统模式，让东南亚地区胆战心惊。马来西亚是下一个目标：总理纳吉布因被控盗用投资基金而走投无路的处境非常棘手，中国在2016年初提出援助方案。通过正常的招标渠道，中国国有企业支付近40亿美元，向以总理纳吉布为首、负债累累并深陷困境的1MDB基金，购买能源与房地产的资产。令人惊讶的是，2015年9月，在支持政府的集会指控反对党遭到中国与印度少数民族控制，因此不再具有重要地位之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现身吉隆坡市区唐人街的茨厂街（Petaling Street），公开呼吁抗议人士保持冷静。新闻报道，大使在发送月饼后表示：“这里商业繁荣，观光客人潮不断。看到中国商人与马来西亚及印度商人和谐地为这个地区的发展付出，我感到骄傲。”近二十年前，印度尼西亚华人遭攻击时，这里的人曾经有魄力地声援华人。

一切种种让东南亚清楚意识到，中国逐渐提升的地位与经济力量所带来的风险与机会。中国对于新“区域秩序”的主张，呼应了19世纪美国用以合理主张其有权干涉美洲大陆事务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政策。一些东南亚国家试图平衡与中国的关系，甚至质疑中国在本地的一些主张。缅甸总统登盛暂缓密松水电站工程后，菲律宾在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上挑衅中国对于南海（菲律宾政府偏好称之为西菲律宾海［West Philippine Sea］）主权的主张。此外，中国在新加坡兴建中华文化中心之后，新加坡政府马上兴建了一座新加坡文化中心。单就贸易层面而言，东南亚似乎不太可能找到取代依赖中国的可行方案。美国政府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¹²⁾——旨在向所有亚洲合作伙伴（中国除外）提供有利的贸易条款——是勇敢的一步，但也是特朗普“美国第一”政策的首批受害者之一。特朗普政府明显在2017年放弃了TPP，与多边主义及自由贸易的口号渐行渐远。然而，随着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在前美国亲密盟友如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等国家中扩大势力，美国继续通过军事手段实践其前瞻性策略，包括派军舰到南海巡航，这种被视为侵犯主权的行为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

新加坡蓬勃发展，拒绝亲中以防范中国日渐增长的企业重要性与地缘政治势力。这解释了这座渺小的岛国为何一直对美国维持其在东南亚区域的经济与军事优势的需求，秉持如此尖刻与坚决的态度。新加坡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主要支持者；它允许美国军舰经常性巡防，并且与美方签订基础协议，供美国海军在亚洲海域部署新的沿海战舰。但是，持续成长的中国资本与投资，威胁到新加坡作为“非中国”的地位。马云是中国最大的数字交易与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身价近300亿美元的马云，带领阿里巴巴在中国庞大消费市场里占据了优越地位。阿里巴巴旗下的移动支付应用程序支付宝在中国拥有超过7亿名用户，他们用支付宝支付各种服务费用，从出租车车费到一碗面的饭钱，几乎无所不包。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争相延揽马云担任数字经济顾问，最后马来西亚赢了。泰国正努力说服马云建立全球电子贸易中心。东南亚似乎准备好成为马云手中早已傲视中国市场、利润甚丰的数字支付与购物平台的下一个市场。同时，亟欲巩固不亲中形象的新加坡，也正在制定与推行国家专有的全面电子支付计划，以便保持国家银行体系的独立性。但这一步也许来得太晚了些。

这个选择一目了然：与作为分界线的东南亚展开新冷战，或者同意中国的条件，接受一种全新的、迄今未能预见的经济与文化支配形式。这是西方战略家长久以来所持的观点，如同记者布赖恩·克罗泽（Brian Crozier）在1960年代中期提出的看法，他将后殖民时代的东南亚视为“冷战‘激烈’开场的战地……强权互斗的战场”。

然而，全面冷战的局面不太可能发生。对于在南海发生的棘手冲突，不论是中国或美国都不希望引发热战，也都认为当前的紧张局势会威胁到商业与贸易的发展。每年约有6兆美元的贸易资金经由南海转移，其中大多流向中国。

2015年至2016年期间，我近距离观察这个局势，试图为南海设想合适的危机管理行动。我曾与一位中国外交部高层官员并肩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依循中国人偏好在正式会议上表现的礼仪交谈，他说：“你们拥有地区专业化的所有优势及接触广泛学术研究的渠道；而我们仍只处于发现新事物的阶段。我请你们外国人来商谈，你们却指控我们是操弄南太平洋等遥远地区的要角，但是，这些地方有一半我们连它们在哪儿都不知道，还得上谷歌搜寻！”

相形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自己身为世界上的主要军事力量拥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在北京，一位人民解放军高阶军官对我说：“你知道，祖国的下一场战争不会在海上开打，而是在陆地。”我问他，真的吗？不是在南海？近年来，中国海军现代化的速度明显。“不是，”这位人民解放军官员断然说道，“我们和美国一样都对非洲与中东地区极感兴趣。这些地方在未来都会遭到攻击，而我们跟美国一样，料想到时必定得去保卫他们。”无知曾是在冷战初期策划政变与反政变、身穿棉质军服并顶着平头的美国军人的标志。然而，中国的超级强权策略与美国并不相同。

早在1992年，东南亚国家首度对中国的南海主权主张表达担忧，并在勉强同意《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eclaration of Conduct）后，又于2013年针对更为正式的《南海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进行磋商。到2017年年中，框架草案基本成型，但没有看到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内容。大家并不指望这一准则成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中国指出分歧将依靠双边协商来解决。同时，中国加速推动在一连串的小型地貌上兴建飞机起降跑道的计划。最常被提及的岩礁之一永暑岛（Fiery Cross Reef）上，目前建有中国民航机与军机使用的三公里长飞机跑道。这些是引起美国高度担忧的不沉航空母舰。被西方称为“十字火礁”⁽¹³⁾的永暑岛毗邻国际间最繁忙的航线之一。中国宣称拥有这座岩礁及其防空区的主权，各国又该怎么办？

为了减轻压力及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国向区域中友善的国家提议联合演习及其他信心建立措施。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些互动，会惊讶地发现，中国擅长利用非正式的“第二轨道”（Track II）⁽¹⁴⁾对话来缓和他国的恐惧。面对所有关于欠缺管理安全的正式安排的担忧，中国似乎乐于充分利用名为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CSCAP）的非正式安全论坛。中国官员与学者（一般也是政府官员）可在其中不拘礼节地与来自东南亚地区二十个国家的同侪与同事互动，讨论共同的安全挑战，而无须做出任何改变官方政策的承诺。涉及国防官员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与其他非正式论坛，可随时作为缓冲，让各国通过参与论坛来缓和紧张，并且为中国争取增强军事力量所需的时间。

记录中华帝国过去与他国接触的历史记载中，充满了许多难以捉摸的士大夫为了避免做出可能被解读为有损帝王与国格的决定，所采取的阴谋与拖延策略。面子就是一切。莫里斯·柯利斯在20世纪中冷战开始的二十年前出版、现已被人遗忘的图书《大内》（The Great Within）中写道：“保住面子的价值观，贯穿了中国人的一生与治国手腕。即使那些表象明显荒谬，他们也认为值得继续维持。”不过，阻挠手段与妄想有其限制。中国的问题在于，最晚从2010年起，基于美国的鼓励（如果不是压力），东盟便已开始向中国要求除了舒适会议与五星级饭店宴会厅里的私下闲聊以外更多的保证。但中国不擅长与不按其条件来走的集体讨价还价。这正是危险之处。

现今中国的势力可说正值该国历史的巅峰。因为尽管满族人以其游牧根源远征中亚大草原，明朝皇帝怀抱远大外交梦想，中国的势力范围始终受到限制。然而，随着中国拥抱现代科技与参与国际经济，这些限制正逐渐消失。今日，有将近一亿名中国公民遍布中国以外的全球地区。很快地，大部分东南亚地区也将会像依赖谷歌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脸书一样，深受马云的网络理财平台影响。涌入泰国佛寺的大批中国观光客，迫使寺庙架设安全护栏。而这些中国人日益呈现机会主义移民的形象：他们身上带的不再是枕头与草席，而是iPhone、信用卡与现金，还有贪婪的胃口。巴黎的路易·威登奥特莱斯外也架起了安全护栏。人们必须记得的是，19世纪中期中国人从沿海地区大举外移时，如非因官方商务之需离开帝国疆界的中国人必判死罪。

中国目前有方法软硬兼施地展示实力：发展中的蓝水海军（blue-water navy）⁽¹⁵⁾可在南海以外的海域妥善部署，以及撤离利比亚与也门战争区域的中国公民。其重装海巡船（基本上是改装的海军驱逐舰）可在中国主张南海的九段线范围以外的印度尼西亚海域，抵御比以往更具侵略性的渔船。目前一家新的基础建设银行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作为东南亚各地建造港口与道路之用，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宏大倡议，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将整个亚洲连接起来并直通欧洲。那么，扩大保护居住在东南亚数世纪之久的海外华人的作为呢？显然，“理性反战主义”的旧时模式在现代有其限制。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已展开强势的主权捍卫行动，展示身为新超级大国的实力。中国期待东南亚冷静地接受这个全新的权力方程式，并且持续声明美军在该区的部署将对亚洲和平造成威胁。

今日，中国不再掩藏自己的实力或权力。如今，美国正在阻止中国的崛起，在此情况下，战争恐会爆发，而东南亚将会是战场。然而，展望东南亚的未来，我们必定可以假设，西方除了华丽的辞藻，它们抵制中国崛起的力量与兴趣也正逐渐衰退。

(1)　源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政治术语，特指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战略冲突。“大博弈”一词一般认为是由英国探险家亚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所提出，后因英国小说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小说《基姆》（Kim）而流传开来。

(2)　指声明索取某地区领土主权的国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如果一个地区被一个国家和平、公然地占有50年，其他国家没异议，那么该地区就在法律上成为其领土。因此，为了宣示本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就必须发出声音，索取该领土的主权，即为“声索国”；没有发出声音主张主权的，就是“非声索国”。然而，中国未对南海提出主权声索，因为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所谓的“南海主权声索”就是一个西方的话语陷阱。

(3)　九段线是中国对南海海域权益边界的主张，九段线内的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等群岛都是中国固有领土。

(4)　法国军事家、政治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战后短暂出任临时总统，后由于左派政党反对他要求加强总统权力的宪法而被迫辞职。1958年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出任第一任总统。

(5)　Bill Hayto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6)　此指南海仲裁案。

(7)　指那些通常缺乏适当安全保护或难以防护的设施和资源。

(8)　1944年7月至1973年期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加入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中心的货币体系。

(9)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研究员。该研究所为设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主要研究政府、政治、经济与社会福利议题。

(10)　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方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现泛称隐藏在对方内部、尚未曝光的敌方间谍。

(11)　源自广东方言，为过去广东人对外国商船船长的称呼；今日多指拥有庞大权势的商业巨子。

(12)　最初是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简称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多边关系自由贸易协议，旨在促进亚太区的贸易自由化。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美国正式退出该协议。美国退出后，该协议冻结约20项条文，并改组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

(13)　中国填海造陆，让原本的永暑“礁”扩大成为永暑岛。

(14)　政府间或官方间的国际交流被称为“一轨外交”（Track I diplomacy），“二轨外交”就是非政府间、非官方的互动交流。最先提出第二轨道理论的是美国前外交官蒙特维尔（Montville）。在第一轨道官方交流，双方代表国家立场，具有强硬、排他性和防范对方的心理阻碍。第二轨道方式在没有第一轨道所背负压力之下，可较灵活、广泛地互动，发展相互信任，有利于寻求各种解决方案，并可减缓政府间紧张关系，更易促使政府就某方面合作达成共识。

(15)　指能将海上力量扩展到远洋及深海地区、具备远征作战能力的海军形态。蓝水海军要具有能在外洋长时间执行任务，并在宽广的大洋中保护本国及海外国土利益和安全的能力。

第十二章　前方的道路

慢慢地，这座城市空了。海水拍打岸边的声音，与柴郡猫（cheshires）的号哭，取代了榴梿小贩的叫卖声与单车的铃响。

——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发条女孩》

（The Windup Girl）

抗议的民众数以万计。他们身穿白衣，挥舞着写有宣示效忠真主的阿拉伯文黑色旗帜，要求逮捕备受欢迎的雅加达民选市长钟万学，他是华裔基督徒。这起在2016年11月初将我困在雅加达市区的抗议行动，因为人称“阿学”的市长而起，据说他称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支持非穆斯林的领袖。抗议的主要策划者是据称由政治人士与维安部队资助的军事施压团体“伊斯兰防卫者阵线”，他们指控阿学亵渎伊斯兰教。“伊斯兰防卫者阵线”动员了至少15万人走上街头。在幕后主使示威运动的政治人物，可能以为自己能控制这些刻意动员的暴民，据估计，这起雅加达的抗议集会花了近百万美元。但是，到场的好战强硬分子烧毁警车，不断冲撞保护总统府的警方封锁线，表现对于低收入、物价上涨与政府驱逐人民的满腔愤怒与挫败。2016年10月，世界银行针对低得吓人的印度尼西亚平均家庭所得统计数字表示：“目前在印度尼西亚的消费市场中，富含蛋白质与微量营养素的食物售价非常高，大部分的蔬果与家禽也是如此……这些营养更丰富的食物在印度尼西亚的价格，相较于欠缺农业且几乎所有食物都仰赖进口的新加坡，要高出许多。”除了食物通胀之外，那天的抗议也显现出，民怨与社会不满是多么容易演变成种族与宗教仇恨。我看着穿着白衣的抗议人士排成好几列长排队伍，挥动着貌似有关“伊斯兰国”的旗帜时，深感震撼，因为他们象征了分裂社会刚获得的权利与自由所带来的承诺与威胁。

这场突如其来的抗议运动所引发的政治回响，持续了一段时间。一方面，11月4日的抗议与12月2日更大规模的示威，肇因都在于雅加达首长选举中关于2019总统大选的政治操作。相互竞争的数名候选人，亟欲削弱阿学清廉高效的形象，也决心破坏支持率在当选两年后仍有60%的民选总统的地位。在现代印度尼西亚，以种族与宗教为由攻击经正当程序当选的领袖，是卑劣却有效的政治操控手段，可以省去高成本宣传的需求与利用政见或实际政绩说服人们的挑战。这反映出政治竞选活动非常容易牵扯种族与宗教。但这么做的同时，印度尼西亚也面临令人困扰的现实。尽管宪法保障宗教自由和包容性的印度尼西亚认同，但过去几年来，偏见的丑陋面浮现（虽然是出于政治动机），持续侵蚀作为印度尼西亚人认同核心的宽容、多元主义与多样性。

这次短暂接触政治策动的憎恨，深刻地提醒我这个国家长久以来的脆弱。尽管民主多元主义（二十年漫长过渡期的果实）带来了契机，在此情况下，得来不易的自由却被公然用于引发种族与宗教偏见以满足政治利益。这些议题轻易便被带上街头并转成暴力，也说明了本书一再传达的担忧：体制缺乏整合与发展，或是不够尊重法律。为什么政党没有促进宽容与平等价值观的责任？为何国会议员不能以更理性的态度去讨论这个议题？抗议爆发的那天，总统人在哪里？显然，他选择去视察市郊的铁路工程。之后他的幕僚告诉我，有人给了他不当的建议。在那天，他的领导能力令人失望地消失了。在东南亚地区历史悠久的印度尼西亚宪法，维护着非穆斯林的权利；愤怒的暴民却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践踏这些权利。

这次抗议事件后，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的声势摇摇欲坠。我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依旧乐观地相信，民主制度的力量将能自我修正，而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温和核心必能抵抗憎恨与偏执的浪潮。我不像他这么肯定。两周后，在穆斯林民族主义人士的会议上，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伊娃·桑达利（Eva Sundari）说得很好：“我们的宽容原则正受到威胁与考验。”她沉痛地指出，温和的“沉默多数”依然保持沉默。

鉴于我在本书中描述的变迁与退化，未来（以2050年为例）东南亚在另一个世代空间会是什么样子？东南亚人虽然活在当下，容易遗忘过去，却也关心着未来，因为那关系到他们的家族财富与命运。“过去是痛苦的，现在是轻松的，”马来西亚小说家欧大旭写道，“这是实际的问题：他们只想好好过生活。”然而，我有许多东南亚朋友对未来感到忧心。我发现一个明显的对比，乐天的西方人全都期待东南亚区域的绚烂与成长，看好它的耀眼未来，而焦虑的东南亚人，无论富有或贫穷，都担心着潜伏的灾难。

泰国与缅甸的人们尤其迷信未来的命定，经常向算命师与灵媒求神问卜。其中最有名的占卜师去世之前住在仰光，人称ET。这位残障的中年妇女因为外形长得像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phen Spielberg）电影里的友善外星人，而有此称号。她曾替许多信徒指点迷津，其中包含缅甸前军事独裁者丹瑞将军（General Than Shwe）及前泰国总理他信。据说她靠预言赚了数百万美元，由于失聪与口齿不清，她的预言都由姐姐翻译。如果她还在世，可能永远都不需要退休。东南亚尽管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与现代世界关系良好，却深受源自人类愚行与贪婪而骤降的灾难所苦。东南亚的人们的确应该担心。

在窥视个中奥秘之前，让我先简述本书探讨的主题。第一，根据我四十年来的经历，有一件事亘久不变，那就是东南亚的精英分子始终自私自利，他们会为了自身的财富与权力而任意牺牲人民的权利。政治的激烈动荡、长期未解的社会冲突因素、惊人的财富差距，以及长久以来因犯罪免责所造成的司法不公和人命损失，已经清楚反映了这个现象。尽管东南亚国家比今日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更常宣称自己坚守多数的民主政府原则，也具备可坚守这些原则的足够的国内生产总值，长久以来却未能实现人民主权的承诺。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最新世界自由调查报告显示，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二者皆为半民主政体，只有部分自由。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民主缺陷，无法如同非洲与中东地区，以长期战乱与相关社会问题来作为借口。相反地，过去四十年来，东南亚一直处于和平状态，而且，每年都有6%到8%的稳定经济增长率。

第二，支持着东南亚社会稳定的宽容与包容的关系逐渐淡化，认同政治正在崛起。顺应全球潮流，宗教正统性的成长让不同宗教族群更加壁垒分明，造成严重的偏执与排斥，日益加深暴力冲突。退化的多元主义为暴力极端主义创造了适合生长的环境。环视东南亚地区，我们会发现，导致紧张与暴力的种族与宗教偏执态势高涨，为极端主义活动提供了空间。此外，大批跨越边界寻求庇护与经济机会的人，让这里成为易受暴力极端主义危害的区域。同时，社会环境因令人担忧的收入不均而劣化，使得许多青年难逃暴力意识形态的影响。

东南亚政府并未利用支持宽容传统的政策来面对这项挑战，反而变得容易受到以权力为目标的保守动机影响。在马来西亚，穆斯林宗教领袖可以宣告宽容派穆斯林是异类，并判处质疑伊斯兰律法的非穆斯林华人死刑；近来，某位印度尼西亚安全事务高层官员表示，同性恋者威胁到国家安全。在来自沙特阿拉伯、更偏向教权主义的声明中，马来西亚伊斯兰宗教事务部部长在2016年3月向国会宣布，非法的自由信念包含：“坚守多元主义的概念、相信人心可以带来启示、怀疑《古兰经》的真实性、质疑《古兰经》与《圣训》（Hadith）⁽¹⁾的解释、迫切要求崇拜信仰的新阐释、质疑先知的道德训谕，以及擅自解读伊斯兰教法学（Fiqh）⁽²⁾惩罚。”这些政策，加上长期的次国家冲突导致的疏离与脆弱，以及滥用权力与践踏人权的免责，无怪乎东南亚易于成为助长社会分歧与不满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港湾。

第三，影响东南亚的外在环境发生变化：保守伊斯兰教义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受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竞争所推动，以及中国以经济与军事力量崛起，是东南亚自太平洋战争及20世纪中期殖民时代结束以来，经历的两个重大发展。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似乎一心想加剧控制穆斯林世界的斗争，而这只会导致散播保守教义的宗教学校继续受到资助，进而替强势的极端主义思想创造有利的孵化环境。假使政府努力通过去极端化政策阻止暴力极端主义蔓延，同时却坐视宽容政策因沙特阿拉伯与什叶派伊朗展开存亡之争而逐渐遭到侵蚀，这就只是浪费时间而已。亚洲的伊斯兰国家对这两个国家的任一方，只有些微或丝毫没有影响力，其实世界上大多数的穆斯林目前都在亚洲，它们应该要能发挥更大的牵制作用才对。但是，假如社会上没有捍卫宪法权利与自由的政治意志，反而操纵种族与宗教以达到政治目的的行为愈发常见，那么将会不断有人受暴力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吸引。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为了平衡与调节中国迅速发展的影响力所做的努力，正导致地缘政治的摩擦，并且使得东南亚变成强国角力的熔炉。而且，即使中国的成长放缓或者遭遇灾难性的内部崩解——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先例，东南亚仍会因为华人极可能移民到此而受影响，如同他们在17世纪明朝灭亡之际的迁徙，以及19世纪末清朝瓦解时更大规模的移民。那么，根据这三项发现，又不想花大钱听信ET的预言，我们能对眼前的未来有什么展望呢？

我们可以将印度尼西亚视为政治的风向标。这个在理想派民族主义革命的炮火下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也采用了一些“普世”的指导原则，其中包含多样性与民主制度。每年的8月17日，印度尼西亚总统府会举行正式典礼，升上图样简单的红白国旗，庆祝国家独立。从来未曾与任何特定国家建立爱国情感的我，在见证这个简单的典礼时，发现自己竟然产生一丝情感，一种归属于这个雄心勃勃而又有些不可思议的国家的愿望。虽然印度尼西亚一路走来阻碍重重，多次遭遇悲惨、未能和解的挫败，但它终于步上了真正民主体制的轨道。之后的四次选举中，人民自由选举至多可连任一次的总统，法院也针对贪腐罪行判处包含部长在内的高层官员长期徒刑。然而，在自由与开放政府方面的种种进展，为政治人物与失职官员的怠惰所危害。他们采取徇租与裙带资本主义的手段，固守限制性的贸易政策，进而抬高物价与财富，以致贫穷的印度尼西亚人连营养均衡的一餐都吃不起，还有近40%的5岁以下孩童发育不良。如前所述，这些政客与官员似乎乐于为了短期政治利益，挑战维护种族与宗教和谐的法律与制度。不久后的未来，野心勃勃的政治人士利用伊斯兰教义与偏见的力量来满足私利，很有可能也同时大幅削弱印度尼西亚的多元基础，让这个国家逐渐走向如同中东地区的种族与宗教冲突。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强势的领袖坚持印度尼西亚的建国愿景，致力于民族的多元性，并改革官僚政治、建立维护多元主义的司法制度；可惜，目前这些仍无处可寻。

缅甸与马来西亚则介于中间。在这些国家里，殖民者策动多元民族主义的遗风，后来长期阻碍了有效的建国与民主进程。在过去三十年持续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机会培植宽容国家认同的马来西亚，这种情况特别严重。我拜访马来西亚朋友，看到他们沮丧地感叹多元种族协议正缓慢破裂时，感到非常悲痛。更令人不安的是，大多数的马来文化逐渐消逝，这些文化如今位处宽容与源自7世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义、极度保守的概念化之间。“你不会相信，”一名商界出身的激进女士告诉我，“我收到信息，建议我不要用马来语说‘谢谢’，而是像虔诚的穆斯林一样说阿拉伯语的‘shukran’。”在我看来，马来人的文化和语言根植于融合印度教与佛教的世界，是可以促成宗教和谐与宽容的。但是，伊斯兰愿景者的单调衣着正逐渐取代马来文化所体现的多彩轻盈装束。因此，我有许多马来西亚朋友（一些是马来人，一些是穆斯林）怀着沉重的心情计划定居海外，也鼓励孩子到其他地方找工作。

缅甸在不久后将会面临以真正联邦制融合多元少数族群的挑战，会因少数族群的和平进展缓慢，而持续阻碍国家发展。过去几年与民族武装团体成员合作的过程中，我对他们为了努力建立持久和平而与政府交涉的意愿印象深刻。但他们也向我透露，他们害怕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及国家（尤其是军方）依赖分而治之策略以强化对巴玛族（Bamar）多数主义统治的倾向。结束缅甸的诸多内战（其中有些是当代历史上为时最久的内战）必将是标志性的成就，但是在2015年11月让昂山素季掌权的选举之后，这个愿景不会如众人期盼地那么快就实现。即使她希望与武装民族团体展开宽容的政治对话，也将因民族军与缅甸军队之间多年累积的不信任而窒碍难行，这样的敌意仍长久为发生在美丽却偏远、无人管辖边境的山林里的持续冲突所加深。

另一方面，泰国是一个极度过时的国家，利用强大、至高无上的官僚政治与军事力量，抑制日益增长的人民主权要求，来维护少数宫廷精英的势力与特权。1932年，民主政体表面上取代了绝对君主制度，过了大约八十年后，君主制依旧是权力的支柱，受极端保守的法官与盲目效忠、捍卫弄臣特权网络的士兵们所保护。普密蓬国王2016年10月的逝世，预示皇室权力可能大幅衰退。然而，在我写作本书的同时，也是新国王登基的几周后，泰国人依然为君主制的权力与影响所震慑，因为新国王让人猜不透他喜欢哪些人，以及他是否支持民主选举与遏制军队势力。他上任后首批举措，其一是拔擢一群强硬派的军队将领担任枢密院（Privy Council）⁽³⁾要员，并下令修改宪法增强国王权力。同一时间，几乎没有任何军方愿意放弃权力的迹象。政府官员感觉被边缘化而痛苦万分，知道自己必须为民主的灭亡负起部分责任。他们允许内部的纷争引发街头暴力冲突，让军方有干政的借口，进而获得一些人民的接纳与支持，这些人不完全是因为受压制才屈服的。2016年8月的民调发现，70%的民众对两年前在军事政变中夺权的总理巴育（Prayuth Chan-ocha）抱持信心。即使许多人相信选举最终举办时，可以重拾主权在民，主权在民本身却迫使军方尽可能地推迟民主进程。

令人遗憾地，柬埔寨也正朝同一个方向前进。这个国家尽管从1970年代中期越战衍生的种族屠杀黑暗时期中惊人地复苏了，稳定政局的却是一位强人领袖，类似于古高棉文明的神王，他将自己与自己的生存视为国家的体现。2018年的大选逐渐逼近，许多人害怕，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总理洪森率领的柬埔寨人民党（Cambodian People’s Party）将会利用各种不民主甚至暴力的手段维护权力。直到不久前，仍由流亡政治人物桑兰西（Sam Rainsy）所带领的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Cambodian National Rescue Party），也未能引起民众多少期待。借助高棉流亡分子在欧洲与美国拥有的广泛支持，反对党倾向渲染危险的种族主义与高度民族主义情绪，来激起人民对洪森及其盟友的憎恨。在金边，一位位高权重的政府外交顾问对我说：“他们完全不在乎是否会爆发内战。”

人口超过9000万的菲律宾与越南，拥有庞大的社会经济潜力，却受压抑的政治文化所限制。菲律宾被寡头政治囚禁；领导家族全权控制着全国上下的政府体制，阻挡有意义的社会与经济改革，致使边境地区盛行武装共产叛乱。即便新任总统杜特尔特等局外人趁着抵制权力垄断的民意而上位，马尼拉帝国总能削弱这些叛变争权者的基础，不是弹劾，就是动用武力。

不按常理出牌、言语粗俗的杜特尔特，在2016年年中展开六年任期之后，似乎热衷于破坏现状。一开始，他针对前殖民势力美国开炮。前任总统为了抵制中国对南海岛屿的主权主张，加强了与华盛顿的安全关系，但杜特尔特全面颠覆这项政策，暗地里向中国释出对话与和解的善意。科拉松之子阿基诺三世带领的前任政府已与华盛顿签订新协议，同意让美国军方偶尔巡防菲律宾周围的战略据点。出乎意料的是，杜特尔特辱骂奥巴马总统是婊子养的，还宣布取消计划已久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国内，他实现了扫毒的承诺。本书创作之际，在数批蒙面枪手进入市区贫民窟四处搜寻官方嫌疑毒贩的新毒品战争中，超过7000人遭到杀害，其中多数都是穷困且住在市区贫民窟的人。许多受害者只是吸毒的失业人口。他们的尸体遭到遗弃的照片——有些人被吊在招牌上，有些人遭到强力胶带蒙面封口——震惊了人权团体与国际社会，而杜特尔特对他们的响应是：“我一点也不在乎。”

这位直到最后才决定参选总统的前达沃市长，下令的首次行动即造成混乱并引人注目，注定让菲律宾当局心神不宁，他们认为杜特尔特个性反复无常又自恋，决心要废除他们的财富与特权。或许最令寡头政体与军方难堪的，是杜特尔特愿意通过谈判来终止共产分子叛乱。他一开始即表明意图，任命四名共产党支持者为内阁成员。之后，他在就任几周内很快地重启十年来停滞不前、毫无进展的和平进程。2016年末，我访问全国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成员，他们似乎对一年内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若要结束武装抗争，他们提出的其中一个条件是全面改革社会、经济与政治；很难想象如此野心勃勃的改革议程（具体划分大范围的土地资产以供重新分配）能比谈判桌上的讨论获致更多的成果，更别说是付诸实行了。除非，杜特尔特令对手极度恐惧的真正用意，是借支持来拖延这些人要求改革的激进议程。

到了2016年底，据说当局已开始设法罢免杜特尔特这个独行侠。尽管他的声势不坠，仍然有人担心动荡循环再起、政治进展逆转。2017年初，一名参议员因为批评反毒战争而被捕，副总统也被逐出内阁。当初的担忧者也未能预料到，杜特尔特的初期政绩会是安葬早已过世的独裁君主马科斯。马科斯死于1989年流亡期间，但菲律宾政府拒绝在国内举行合乎体制的葬礼。这位独裁者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就这样摆在他的家乡北伊罗戈省的玻璃棺木里将近三十年，直到2016年11月，杜特尔特在一片抗议声浪中，于马尼拉国家英雄公墓（Heroes’ cemetery）为马科斯举行正式丧礼。在理应早已摆脱独裁统治、过去三十年来持续发展生气蓬勃、委任分权的民主政体国家里，弥漫着悲痛的氛围。“三十年过去了，许多菲律宾人感觉自己依旧停在原地，”杰出的菲律宾记者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如此评论，“寡头执政者依然掌控着所有事情，保有既得利益。”

东南亚其他国家近年来政治动荡期间，越南因为引人注目的稳定与长期的经济成长，得以安然无恙。世界银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在2016年初低调表示：“过去三十年中，越南从贫穷国家之列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发展成功的案例。有赖接近7%的平均增长率与目标明确的政策，数千万人脱离了极端贫穷的处境。”然而，其出众的稳定与成长掩盖了共产党的影响力，他们持续通过一向强悍、不见阻扰革命迹象的压制手段来垄断权力。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指出，越南当局在2016年“限制基本权利，包含言论、舆论、结社与集会自由。所有宗教团体皆必须向政府注册登记，运作也受到监视。博主与社运人士在日常生活中面临警察骚扰与威胁，被蛮横地监禁在家、行动受限且遭肢体攻击”。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6年出访河内时，越南政府拘留了试图与奥巴马见面的异议分子，而这趟刻意安排的访问中最自然的一幕，或许是奥巴马在路边摊与美国名厨一起吃面的时候了。

新加坡拘谨、小心节制的代议制政府，由于受到良好的国家财政与总理李显龙身旁格外团结的治理精英支持，出乎意料地禁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许多方面，与邻国马来西亚不同，新加坡的稳定一直因为精英内部未见明显斗争与冲突而得到保障。尽管存在着移民压力，支持新加坡发展良好的社会服务成本也逐渐增加，这个岛国的社会与政治稳定似乎并未面临任何威胁。社会以见招拆招的方式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恫吓，不过新加坡政府仍警告人民小心恐怖攻击。新加坡没有一味依赖变化无常的高科技制造业，而是将自己打造为亚洲首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新加坡警告同为货物集散地的中国香港避免与中国内地冲突，同时伺机从这个前英国统治的地区的不安中获利。然而，到了2016年，经济不安全感（economic insecurity）⁽⁴⁾却盘旋在这个岛国闪耀的天际线。虽然银行业释出诱因，为了升级服务与为大量专业利基提供有利环境做了许多努力，但强大的全球经济逆势仍旧无法逃避。2016年底，新加坡高端房地产与零售服务的需求下跌，景气指数降至十年内最低点，出现衰退即将到来的第一个迹象。未来，这可能会导致民众要求一个更贴近人民需求政府的压力——过去的两次选举结果显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有时难以维持坚守的人民意向。

议会制民主在东南亚立基不深；普遍的半民主体制既未建立保护权利与自由的有效体制，也没能创造确定性或稳定。我在1970年代晚期第一次到东南亚时，人民对政治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怀抱高度期望。在将近四十年后的2016年，马来西亚反对党国会议员与人权倡议者查尔斯·圣地亚哥（Charles Santiago）写道：“我们正在见证不断恶化的区域人权状况，因为政府——无论民选或非民选——压制评论者、反对派人士与独立公民社会。旨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国家体制，正受到强人的威胁且被迫屈从执政党命令。”这个对人民表达担忧或寻求正义的限制，正使得民众越来越疏远这个强盛的中央国家。精英不顾民主政府的特质，未能提供大众福祉与幸福，已经造成令人忧心的财富差距。我相信，逐渐扩大的社会隔阂，加上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及之前所述日趋顽强的族群与宗教藩篱，终将驱使各群体采取行动。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述，历史上，东南亚人民借由逃离与迁居边缘地带，来回避恶劣或暴虐的政府或统治者。这个方法如今不再适用，即便是在曾经提供庇护的高地也一样。斯科特写道：“在当代世界里，我们的自由未来在于完成驯服利维坦（Leviathan）⁽⁵⁾的艰困任务，而不是逃避它。”

幸好，作为相对于极权主义国家的半民主政体，一定程度的赋权缓慢地改变着权力分配，影响国家的面貌与地缘政治的局势。在国家层级上，准自由的状态让东南亚人民得以认同与联合民族或宗教团体以挑战国家权力，或是与这些团体一同致力于透明度与善政的议题，譬如马来西亚人称之“净选盟”的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Coalition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尽管严格的安全法规要求所有集会都须经过警方核准，净选盟自2007年以来已成功动员数万名抗议民众，不顾强力水柱与催泪瓦斯的驱赶，示威要求公平选举与反对政府贪腐。面对2011年的净选盟示威活动，政府被迫成立议会选举委员会，推动选举改革。在印度尼西亚，各式各样的公民社会联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目的是监督本地发展，特别是解决贪腐问题。当然，当前的局势造成了两面的发展：好战偏执的伊斯兰防卫者阵线可以，也确实迫使印度尼西亚限制信仰自由与非穆斯林的各种自由权；同时，在社会基层，公民社会展现韧性并在地区层级中促成改变。

在泰国，虽然政府强制实行军事统治，小型激进团体仍可成功防止不负责任的法人或国有企业强占土地与资源。这正是清迈大学泰国学者阿塔克·沙塔亚努拉克（Attachak Sattayanurak）所称的行进中的民主，是关联更紧密的社会的产物。我在清迈的一位出版商与企业家朋友曾经参加示威行动，抗议她就读的贵族女子学校隔壁、作为重大进步指标的土地开发项目；而后来，这项属于富有房地产开发商的工程被叫停了。2016年中，当军队镇压言论自由与政治动员、关闭1000个网站并威胁窃听有关国家安全的通话时，政府向社会团体低头以终止金矿开采执照与强占私有土地的经济特区开发许可的纠纷。另一名泰国学者他内·乍伦孟（Thanet Charoenmuang）向我透露，这是“你吃得到的民主”（democracy you can eat）⁽⁶⁾；越过了无法兑现承诺的政党，忽略了规定，主张人民意志。

注意，民主化理论认为，经济成长与繁荣会赋予都市中产阶级力量以对抗自私的独裁者，如典型的结构主义名言所说“没有小资，就没有民主”（no bourgeoisie, no democracy），然而松动东南亚国家及其所属机构的角色和权力的却不是这股力量。相反地，在东南亚，都市精英长期独占权力与资源的现象，一直支撑着强大的独裁主义政府。而由于人民需求不能以广泛包容的方式被满足，人们被迫诉诸战争。这正是有害的破坏性冲突与腐蚀性的社会分歧引发极端主义观点的原因。当权者没有建立更加开放、公平的政府以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利用这些危险的社会裂痕来防止自身权力流失。

因此，为了平等与自由的长期抗争，看来将会是东南亚近期的未来。过去四十年的经验显示，即使现代通信科技与媒体更加普及，这些抗争仍不一定会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权者掌握所有的军事力量并控制司法裁判。因此当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逃避策略不再是选项，不难预料，人民唯一所剩的方法是抛弃国家，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发动抗争要求独立。政府对于民怨的迟缓响应与试图削弱反对势力的分而治之策略，将迫使族群与团体追求自身利益与反抗权力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否决人民主权现象最剧的泰国，已经呈现这种发展迹象。

2016年8月泰国公投的结果，清楚显示了这个国家的分裂。62%的泰国选民投票支持不民主的宪法，以及总理有可能不是人民选出的现象，并不令人意外；但假如仔细分区域检视，便会发现这个国家一如往常地分崩离析。泰国东北部大部分地区与北部多数区域（反体制红衫军的阵营）在两个议题上都投了反对票，引起骚动。受军方严密监视的著名泰北激进人士表示：“这场投票显示人们渴望民主。”他在清迈的咖啡厅里一边紧张地环顾四周，一边对我说：“强制实行裹着糖衣的半民主政体暂时抑制了抗争，但它们已准备好随时崭露头角，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南部地区的马来穆斯林也反对宪章，当地的叛乱分子在公投前夕进行地毯式轰炸，以强调他们的感受。

“两个泰国”（Two Thailands）的问题，即曼谷及其周围地区和极端势力的较量，已存在数十年。泰国是东南亚中央集权最严重的国家，中央指派的政府官员遍及社会各阶层。当代分析家将这种分歧描绘成社会经济歧视与不平等。根据泰国学者维拉尤斯·坎裘查特（Veerayoth Kanchoochat），人口仅占全国17%的曼谷享有72%的政府预算；而人口占34%的东北部地区只获得6%的公共预算。

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这些显著的不平等，可能会滋生主张收复国土的情绪，并促使北部及东北部地区要求更多的自治独立，就如同泰国南部区域。泰国的团结与统一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2016年8月公投的结果明显画出了危险分裂的轮廓。

在邻近的缅甸，将超过20支民族军拉上谈判桌的努力正缓慢地进展。这些装备齐全的团体不信任政府，也不认为放弃抗争能得到多少好处。缅甸政府呼吁全国停火，但是军方仍然持续攻打丛林密布的山丘地带以夺回领土，抗争也似乎没有尽头，尤其是在克钦邦，截至2016年底，当地已有10万人逃到邻近的中国。在泰国与缅甸，人们可以主张以平等的条件进行融合，将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到目前为止，高度中央集权的强权政府，希望不必允许太多的平等，就能得到民族融合与国家整合的所有利益。对于东南亚最靠近中国的两个国家——缅甸与泰国——显而易见的国家分裂的可能，我们应该感到忧心。

虽然我照理应该避免对在每个历史转折点总有意外发展的区域做预测，但鉴于我在之前章节中陈述的所有潮流，以展望可能的社会与国家面貌作结，还是有其优点。这一切会如何发展？东南亚人民如何解决长期低劣的治理与持续的不平等？去中心化与地方分权主义是否将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结构？我们将从这里进入未知领域，由自愿表达忠诚，并借商贸加以巩固然又宽松联合的东南亚前殖民区域传统，或许是我们的最佳向导。

到了2050年，东南亚可能会更像其在欧洲列强于16世纪入侵之前的状态。这里会更加分权，并以少数得来不易的自治权为特色。这个向后退的转变，也受环境变迁的驱使。许多自殖民时代便一直作为国家权力行政与政治核心的大都市中心，坐落于沿岸地区与可供海上贸易的河口。但随着海平面上升，这些拥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口的城市，将开始面临气候变迁所直接导致的剧烈问题。目前，曼谷与雅加达的地势已在明显下沉中。土壤盐碱化使当地越来越缺乏淡水资源。浸满水分的地基带来安全上的威胁。2015年泰国政府发出严重警告，表示曼谷到2025年可能会有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因应这个危机，有一项建议方案是兴建费用可能高达150亿美元的高防波堤。同时，雅加达也在几年前便开始建造防波堤，以加强抵御海水。环绕可望成为淡水海湾的巨型防波堤，在2014年进入建设的第一阶段，估计成本为20亿美元。这项建设有部分目的是防止2013年雅加达市区街道遭海水淹没达六英尺深的事件重演。中央政府被迫耗资建造防波堤，加上基于政治因素而关注日渐紧缩的资产，因而更容易在偏远、激进的边境地区问题上妥协。

具有强烈凝聚力的国家抱负未能呼应人民主权的需求，意味着政府必须有所让步。如同欧盟与俄罗斯在21世纪初面临国土复归运动的挑战（同样见于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及高加索地区），人民主权最终战胜了国家主权。除此之外，不同于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⁷⁾国家，套用斯科特的说法，东南亚拥有新近抵抗政府的显著群体记忆，以及自给自足的悠久地区传统，最终，这些特质可以让这种过渡变得顺利许多。

根据这些赤裸的现实，到了2050年，东南亚很有可能将失去东盟成员国地位最基本的贸易与安全利益。东盟的十个成员国，在地理与经济依赖（以中国为主）的基础上将会更加一致。受到美国政府的唆使，印度与日本最近都变得比以往强硬，在东南亚更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与双边互动。不过，任一方都难以提供充分的战略力量，因为两者都相对狭隘，而且缺乏民族与经济优势。2016年8月，昂山素季当上外交部部长与国务资政后，首度正式访问中国，却让形式上的总统（ceremonial president）拜访印度。期待美国出钱出力抵抗东南亚不受中国影响，并不实际。经过西亚与中亚二十年徒劳无功的战争，美国政治的当前立场又回到以国内为主的心态，特朗普之前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在竞选演说中强调了这点，表示盟友们若想得到保护，就得付出更多。当时，特朗普的幕僚首度对中美关系所作的评论并不令人意外：“这么一来，将出现重大妥协，美国会接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并保证不通过任何方式干预，以换取中国不挑战亚洲现状的承诺。这也许不会是口头约定，但会是引导未来双方关系的默契。”

多数的东南亚政府察觉美国不愿意激怒中国的态度，如今不再指望美国国防会采取超越象征性的军事行动，也不再期待神盾（Aegis）驱逐舰或尼米兹级（Nimitz-class）航空母舰会不定期地演习示威。

中国地理与文化相近性的优势，将因为东南亚集权强国的衰弱，以及经济仰赖中国且由中国建造的道路与铁路连通的小型自治实体的崛起，而逐渐扩大。然而，就像中国历史所提示的，繁荣与稳定周期性地受到血腥政治变迁的威胁，东南亚总是深受其害，却也从中获利。

随着西方对东南亚持续六百年的影响力慢慢消退，某种明显具有亚洲风格的势力又取而代之，一切仿佛回到了原点。早在15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东南亚便已经从其与印度和中国的邻近地理优势中获取重要物资及文化食粮。因此，这个现象将再度上演；与之前不同的是，现代科技互动对身份认同与主权带来更大的风险。我不敢说未来各国会有强大的动力去利用残存的西方引力来削弱亚洲强权的锋芒。之后的发展，端视西方各国共同决定除了投入资本，是否也协助促进人类安全（包括硬安全与软安全⁽⁸⁾）而定。

2016年某天，我在曼谷同前泰国外交部部长与驻美大使甲西·披龙耶（Kasit Piromya）共进晚餐，他感叹，美国国务院因为泰国军政府而疏远两国的关系。甲西虽然可说是保守派的盟友，但彬彬有礼、受西方教育的他，也是军事苛政的激进批评者。在他看来，泰国与美国最终都是输家，中国通过把潜艇等更多的军事装备卖给泰国军队得到好处，并且谈定了获得大型中泰企业集团资助、利润丰厚的基础建设交易。西方国家会发现，在中东与北非地区纷争不断的情况下，放弃与东南亚的紧密关系比以往更困难。欧洲政府在安置数以万计的叙利亚与伊拉克难民，以及处理以“伊斯兰国”名义发动的随机恐怖袭击的同时，必然无力主张维持东南亚的战略平衡。如果东南亚政府不尊重日益扩大援助条件的规范与价值，这些努力会变得更艰难。这说明为何了解东南亚权力与冲突的动态有其必要。

写作本书期间，我苦思良久，是什么让东南亚无法达到以其经济优势与成就而言应该要有的社会与政治发展。我在前面强调过权势精英的自私，以及人民对安全感的追求，削弱了他们对贪婪及其所滋长的暴政的反抗。这或许解释了，泰国人民为何会推翻政治人物与投票赞成独裁主义宪法。东南亚的现代领袖也在民粹主义中发现，具吸引力与解放的元素可作为越来越有效的夺权手段。因此，可靠的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Social Weather Station）在2016年12月进行的调查显示，10个菲律宾人中有8个对生活感到恐惧，但同样地，有90%的受访者依然支持杜特尔特总统的反毒战争。无论如何，人们不会受煽动主义愚弄太久；他们终究会挺身挣脱暴政的枷锁。东南亚拥有人民起义与抗争的漫长历史，原因就在这里。

时近2016年末，本书快要完稿的那段时间，我找了一天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壮丽的滨江区散步（金边位于巴塞河［Bassac］、湄公河与洞里萨河［Tonle Sap］汇流处）。当时正值雨季之初，洞里萨河河水呈带泥的红色，拍打着城市的岸边。几世纪以来，柬埔寨人仰赖洞里萨河高涨的河水，才能利用雨季末期独一无二的逆转水流，淹没大片陆地区域，以提供渔获与丰沛的灌溉用水。基于这个原因，洞里萨河可谓生命之河。那是周日的下午，微微冷风拂过水面，柬埔寨的男女老少涌进面貌一新的滨河大道。有些人围绕在算命师身边，其他人带着鲜花到面朝河滨的旗杆神庙（Preah Ang Dongker）敬拜。男孩们将钓竿悬在河边，滑着手上的智能手机；旁边情窦初开的女孩们则精心自拍。年轻的妇女们将襁褓中的孩子搁在铁栏杆上欣赏河岸风景，身穿T恤与运动鞋的老伯们沿着河岸气喘吁吁地慢跑。

这幅市民知足常乐的生动情景，让我短暂地振奋起来。因为这个在1979年（我第一次到东南亚的那一年）满目疮痍的国家，在同一个世代的今日，竟能如此生气蓬勃与平静祥和。柬埔寨基本上是因国际间的大力支持而获得解救的，尽管派系斗争伴随战争余波而来，民主的种子仍旧播下，而且似乎顺利地开花结果，促成经济的繁荣发展——至少外界看来是如此。然而，总理洪森权威传记的作者塞巴斯蒂安·斯特兰焦（Sebastian Strangio）形容得好，处于民主时代的柬埔寨，是“外界眼中的墓园”。那个周日下午的散步固然令人感到平和与宁静，表面下却蕴藏着怒火沸腾的情绪，人们谈到未来也怀抱恐惧。此外，数万人跟随、备受爱戴的政治评论家甘磊（Kem Lay）在2016年7月10日遭到枪杀，他的送葬队伍绵延40公里，充分显露出民众压抑愤怒已久。一名政府高层表示：“我知道他们愤怒，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当权者认为自己有权获得绝大部分的资源，向来都如此。”柬埔寨的顽固总理洪森如此，1980与199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同时期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以及之后泰国的他信也是如此；这些领袖全都承诺带给人民幸福与繁荣，最终却让社会分裂，并且剥夺了人民的权利。他们高举明智、恢宏的领导旗帜，却图利家族与扫除异己。他们在走过之处，留下了愤恨与冲突。

柬埔寨不再是东南亚最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如今拥有的却是区域中最腐败国家的头衔。这是东南亚的命运吗——困在残暴悲剧的循环中，一部分好不容易复苏了，又再度堕落？那天早上，我逛完河岸之后，与一位高层官员共进早餐，他对我说：“柬埔寨有句谚语，‘河水高涨时，鱼吃蚂蚁；低潮时，蚂蚁吃鱼。’”

(1)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由后人所编。《圣训》形成于8至9世纪，其主要内容是穆罕默德对教义、律例、制度、礼仪及日常生活各种问题的意见主张。

(2)　伊斯兰教的法学，是伊斯兰教法（Sharia）的延伸，以教法学家的释法（Usul al-fiqh）和伊斯兰教令（Fatwa）补足伊斯兰教法。

(3)　泰国枢密院是由国王任命的咨询机关，通常由已卸任的泰国总理和退役将领组成。根据泰国宪法，枢密院可以在国王缺席时代理国家元首职权。

(4)　指个人或家户因为某些突发状况而落入贫穷的概率。经济不安全感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各种突发事件发生的概率；二是个人或家庭可以自行吸收或对抗这些风险的能力。

(5)　原为英国17世纪著名作家霍布斯论国家组织的书名，后来代称权力集中的（君主）国家。

(6)　指民主政治不是光有政策，而是能确实满足人民的生存需求。语出刚果驻美大使蒙布利（Serge Mombouli）的谈话：“我们不能光谈论民主、透明和善政，而一天结束之际，人民却没有食物可以吃，没有水可以喝，夜晚没有电，没有工作。我们两者都需要。人民不吃民主。（People do not eat democracy.）”

(7)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于1648年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立约国包括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法兰西王国、瑞典帝国及荷兰共和国等。

(8)　硬安全主要指军事对抗的措施；软安全指涉制度与规范方面的保障。

鸣谢

本书浓缩了我在东南亚生活与工作近四十年的想法与经验。除了亏欠朋友与许多东南亚受访者不少人情债之外，我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善意与无私，其中包含各行各业的人，他们让我与家人感到宾至如归，而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关于东南亚的知识。与世界上这样一群分外大方、宽容与克制的人们一起生活，我深感荣幸。假如我对他们受到统治与虐待的方式表现出过于严厉及批判的态度，也是出于对他们的敬重与情感。

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特别感谢比尔·塔兰特（Bill Tarrant）、拉尔夫·博伊斯、马汀·格里菲思（Martin Griffiths）、通猜·维尼察古、廖振扬、普丽西拉·海纳（Priscilla Hayner）、盖萨·春哈旺（Kraisak Choonhavan）、卡利穆拉·哈桑、大卫·哈兰（David Harland）及里奥·海尔米（Rio Helmi），在成书期间，他们都是同意协助我检阅本书所有或部分章节的好友与同事。

从事研究、报道与专业调停多年，我十分依赖来自各种背景的东南亚人士所提供的建议与支持。如果一一列出，谢词的篇幅恐怕会变成一本小型电话簿。其中一些人如果身份曝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特别感谢几位备受尊崇的东南亚长辈，尽管他们已辞世，却仍旧长存我心中：印度尼西亚的阿里·阿拉塔斯、阿卜杜勒·哈里斯·纳苏蒂安、王福涵、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L. B.穆尔达尼（L. B. Moerdani）、普拉姆迪亚·阿南塔·图尔、穆赫塔尔·卢比斯及斯拉梅·布拉塔纳塔；马来西亚的詹德兰·叶舒仑（Chandran Jeshurun）与K．达斯；以及缅甸的赵赞永贵。

身为记者，即使我与同事们通常都在互相较劲，隐瞒的事情并不少于彼此分享的消息，我依然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我很幸运能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旅居东南亚的一些优秀记者共事，他们大多曾替《远东经济评论》工作或撰文。要特别感谢的人有：菲利浦·鲍林（Philip Bowring）、纳扬·昌达（Nayan Chanda）、大卫·詹金斯（David Jenkins）、哈米什·麦克唐纳（Hamish MacDonald）、默里·希伯特、伯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迈克尔·海斯（Michael Hayes）、林赛·默多克（Lindsay Murdoch）、基思·里奇伯格（Keith Richburg）、玛格·科恩、玛格丽特·斯科特（Margaret Scott）、大卫·墨菲（David Murphy）、肖恩·克里斯平、大卫·普洛特（David Plott）与亚当·施瓦茨（Adam Schwarz）。已故的德里克·戴维斯（Derek Davies）与罗德尼·塔斯克是我的导师，如果没有他们，我的东南亚旅程可能在到达当地不久后就结束了。

停留东南亚期间，我替日内瓦人道对话中心工作了几年，我要感谢马汀·格里菲思给我机会，让我能在结束愉快的记者生涯后展开新事业。其间，我的同事，尤其是大卫·戈尔曼（David Gorman）、希拉达·索发冯恩（Theerada Suphaphong）、詹姆斯·比恩（James Bean）、亚当·库珀（Adam Cooper）、夏妮·安赫利塔（Shienny Angelita）、凯蒂娅·帕帕吉亚尼（Katia Pappagiani）与大卫·哈兰，在东南亚迈向和平的漫长曲折道路上，总是陪伴并激励着我。我也深深感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南亚方向的历史教授们所给予的学术指导，包含默尔·里克莱夫斯及拉尔夫·史密斯（Ralph Smith）。无论他们多么教导有方，本书仍可能有谬误之处，而我会为此负起全责。

感谢韦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Weidenfeld and Nicholson）的艾伦·萨姆森（Alan Samson）及他的团队赋予本书生命。如果没有经纪人凯莉·福尔克纳（Kelly Falconer）的大力协助与持续鼓励，我也许就不会构思或完成这本书了。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雅尼克（Janick）、克洛艾（Chloe）与斯特凡（Stefan）。他们的爱与情感始终带给我力量与灵感。

参考资料

第一章　深入东南亚核心

Michael Vatikiotis. 1984. “Ethnic Pluralism in the Northern Thai City of Chiang Mai.”Unpublished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K. S. Maniam. 1993. In a Far Country. Kuala Lumpur: Skoob Books.

J. S. Furnivall. 1948.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chael Vatikiotis. 1996.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Trimming the Banyan Tree. London: Routledge.

James C. Scott. 2010.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nwar Ibrahim. 1996. The Asian Renaissance. Kuala Lumpur: Times Editions.

第二章　季风吹拂的土地

E. H. G. Dobby. 1950. Southeast Asi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Maurice Collis. 1936. Siamese Whit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J. J. Clarke. 1997. 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Quote from Voltaire taken from his 1756 Essai sur les Moeurs cited in Maurice Collis. 1961. The Great Withi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Anthony Reid. 1988.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Vol 1: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eonard Andaya. 2008. Leaves of the Same Tree: Trade and Ethnici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ilton Osborne. 2000. The Mekong: Turbulent Past, Uncertain Future. Sydney: Allen & Unwin.

George Orwell. 2003. Shooting an Elephant. London: Penguin.

Norman Lewis. 1952. Golden Earth: Travels in Burma. London: Jonathan Cape.

David K. Wyatt. 1982.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Chiang Mai: Silkworm Press.

Sarasin Viraphol. 1977. Tribute and Profit: Sino-Siamese Trade 1652-183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les Milton. 1999. Nathaniel’s Nutmeg: How One Man’s Courage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London: Sceptre Books.

Thant Myint-U. 2006.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Histories of Burma. Farrar, New York: Straus and Giroux.

Thongchai Winichakul. 1994.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Benedict Anderson and Ruth T. McVey. 1971.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ober 1, 1965,Coup in Indone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 Rajaratnam, ed. 1996. José Rizal and the Asian Renaissance. Kuala Lumpur: Institut Kajian Dasar.

第三章　神圣国王与邪恶王侯

Kershaw, Roger. 2001. Monarchy in Southeast Asia: The Faces of Tradition in Transition. London: Routledge.

Pavin Chachavalpongpun. 2013. “Monarchies in Southeast Asia.” 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 Issue 13, March 2013.

Paul Handley. 2006. The King Never Smiles, A Biography of Thailand’s Bhumibol Adulyadej.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Ong Hok Ham. 2003.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Colonial Java. Jakarta: Metafor.

Anthony Milner. 2008. The Malays. London: Wiley Blackwell.

John Monfries. 2015. A Prince in a Republic: The Life of Sultan Hamengku Buwono IX of Yogyakarta. Singapore: ISEAS.

J. M. Gullick. 1989. Malay Societ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rles F. Keyes. 1977. The Golden Peninsula: Culture and Adaptation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Macmillan.

Peter Harris, Daguan Zhou. 2007. A Record of Cambodia: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Chiang Mai: Silkworm Press.

Shway Yoe [Sir George Scott]. 1963. The Burman: His Life and Notions. The Norton Library: New York.

Thant Myint-U. 2006.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Histories of Burma. Farrar, New York: Straus and Giroux.

论柬埔寨总理洪森，以及他效仿柬共领袖的作为：http://thediplomat.com/2016/08/the-state-and-the-cpp-cambodias-social-contract/.

第四章　大象与长草

关于老挝人权捍卫人士宋巴·颂蓬的失踪：https://www.hrw.org/news/2016/07/15/laos-premier-should-account-disappeared-activist.

关于失踪的泰国社运人士波·乍·利·拉琼查隆（人称比利［Billy］）： https://www.hrw.org/news/2014/04/20/thailand-prominent-activist-feareddisappeared.

关于揭露马来西亚大规模贪腐丑闻的“砂拉越报告”网站：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35350.

O. W. Wolters. 2008. Early Southeast Asia: Selected Essay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ucian M. Hanks. 1968. “Entourage and Circle in Burma.” 2:1 Bennington Review.

关于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塞蒂亚·诺万托的报道：http://www.nytimes.com/2015/12/18/world/asia/indonesia-corruption-setya-novanto.html.

2015年11月，马哈蒂尔之女玛丽娜在槟榔屿乔治市文学节上发表的演说。

论2009年菲律宾马京达瑙省爆发的大屠杀：https://cpj.org/blog/2014/11/maguindanao-five-years-on.php.

Fareed Zakariah. 1994.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1994-03-01/conversation-lee-kuan-yew.

印度尼西亚与欧洲教育程度的数据比较：http://www.cgdev.org/blog/need-pivot-learning-new-data-adult-skillsindonesia.

Anthony Reid. 2015.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ritical Crossroads. London: Wiley Blackwell.

S. J. Tambiah. 1976. 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 A Study of Buddhism and Polity in Thailand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d K. Wyatt. 1994. Studies in Thai History.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Multatuli. 1860. Max Havelaar, or the Coffee Auctions of the Dutch Trading Company. London: Penguin.

Syed Hussein Alatas. 2010.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Pramoedya Ananta Toer. 1980. This Earth of Mankind. London: Penguin.

马来西亚官方对于新经济政策的说明：http://www.epu.gov.my/en/development-policies/ new-economic-policy.

第五章　不再追忆过去

论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http://www.voacambodia.com/a/a-decade-later-khmer-rouge-tribunal-leaving-a-mixed-legacy/3384074.html.

Pramoedya Ananta Toer. 2002. Jalan Raya Pos, Jalan Daendels (The Great Post Road, Daendels Road). Jakarta: Lentera Upantara.

“Komnas HAM declares 1965 purge a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 The Jakarta Post, 24 July 2012.

The Findings of the Indonesian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f 1965-66, 23 July 2012.

“Executioners’ Confessions.” Tempo Magazine, special edition, 1-7 October 2012.

印度尼西亚总检察长驳回国家人权委员会提交的1965年屠杀报告：http://thejakartaglobe.beritasatu.com/archive/ago-rejects-komnas-ham-report-on-1965-massacres/.

A. A. M. Djelantik.1997. The Birthmark: Memoirs of a Balinese Prince. Singapore: Periplus.

关于海牙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法庭：http://www.abc.net.au/news/2016-07-21/1965-indonesian-mass-killings-were-’crimes-against-humanity’/7647274.

印度尼西亚西巴布亚冲突的评估报告：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UK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2016) University of Warwick. https://www2.warwick.ac.uk/fac/soc/pais/research/researchcentres/ierg/westpapua/papua_assessment_report_final_uk_pdf.pdf

2014年11月，通猜·维尼察古接受泰国新闻网站“自由人”（Prachatai）英文网一名流亡泰国记者的采访：http://prachatai.org/english/node/4539.

1989年5月31日，作者在雅加达采访印度尼西亚前外交官苏查特莫科。

第六章　逐步开放

Bertil Lintner. 1990. Outrage: Burm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Bangkok: Diane Publishing Company.

Clark D. Neher. 1991.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sian Affairs Vol. 18, No. 3 (Fall, 1991), pp. 139-152.

Michael Vatikiotis. 1993. Indonesian Politics Under Suharto. London: Routledge.

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 1998. Thailand’s Boom and Bust.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关于泰国正大集团总裁谢易初的个人资产：http://www.forbes.com/sites/forbespr/2016/06/02/cp-groups-chearavanont-brothers-top-2016-forbes-thailand-rich-list/#454baf-8ac9f6.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Asia. 1995. Published by the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1995, Canberra.

Murray Weidenbraum and Samuel Hughes. 1996. The Bamboo Network. New York: Free Press.

印度尼西亚商人塞蒂亚万·佐迪收购意大利车商兰博基尼：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1994-10-23/has-lamborghini-landedon-its-wheels.

论泰国渔船走私奴隶的问题：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5/aug/19/costco-cp-foods-lawsuit-alleged-slavery-prawn-supply-chain.

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 eds. 2016. Unequal Thailand: Aspects of Income, Wealth and Power.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克里斯·贝克（Chris Baker）论泰国贫民联盟（Assembly of the Poor）：http://www.reddmonitor.org/wp-content/uploads/2014/07/ae13.pdf.

自1992年起在菲律宾遇害的记者人数：https://www.cpj.org/killed/asia/philippines.

论雅加达的贫穷率：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5/01/29/jakarta-sees-rising-poverty-widening-income-gap.html.

第七章　民主的假象

关于2006年泰国政变的新闻报道：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6/sep/19/thailand; http://www.nytimes.com/2006/09/20/world/asia/20thailand.html.

论2016年8月泰国宪法公投：http://asia.nikkei.com/Viewpoints/Viewpoints/Duncan-McCargo-Thailands-ambiguous-referendum-result?page=2.

Anwar Ibrahim , “My Plea from Prison: Malaysia Must Choose Freedom over Repression,”Washington Post, 12 October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global-opinions/wp/2016/10/12/my-plea-from-prison-malaysia-must-choose-freedom-over-repression/?utm_term=.696de00abcd5.

关于前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2064535.stm.

2000年3月，作者采访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

“Thaksinomics”: Keynote Address by Thaksin Shinawatra, Prime Minister of Thailand Organized by The Philippin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d the Philippine-Thai Business Council Dusit Nikko Hotel, Manila, 8 September 2003.

论曼谷红衫军：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pacific-13294268.

Jonathan Powell. 2014. Talking to Terrorists: How to End Armed Conflicts. London: Random House.

论缅甸大选：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33547036.

切里安·乔治论新加坡：http://www.airconditionednation.com/2011/05/15/ge2011-aftermath/.

印度尼西亚陆军总司令加托·努尔曼蒂，论外界对于印度尼西亚民主的疑虑：http://www.asia-pacific-solidarity.net/southeastasia/indonesia/indoleft/2013/kompas_tniexpresses doubtsaboutdemocracy_281013.html.

汤姆·鲍尔论佐科威：http://www.newmandala.org/cashing-in/.

论威兰多将军担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阁成员：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6/08/04/why-wirantos-appointment-minister-controversial.html.

第八章　贪腐、受贿与三角地带

新闻引述纳吉布的言论，“不要觉得我偷了人民的财产”：https://m.malaysiakini.com/news/334426.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论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7/jul/02/theasiancrisis10yearslat.

泰国专栏作家空·李狄论泰国的贿赂文化：http://www.bangkokpost.com/opinion/opinion/886684/takingdown-sorrayuth-no-graft-panacea.

盖洛普民调对于印度尼西亚腐败的调查：http://www.gallup.com/poll/157073/corruption-continues-plague-indonesia.aspx.

关于马来西亚商界的贿赂与贪腐风气的见解：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4/01/18/curbing-fraud-corruption-the-majority-of-respondents-of-a-kpmgsurvey-believes-that-business-cannot/.

Edmund Terence Gomez. 1994. Political Business: Corporate involvement of Malaysian Political Parties. Monograph of the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ames Cook University of North Queensland.

Barry Wain. 2009. Malaysian Maverick: Mahathir Mohamad in Turbulent Tim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论马科斯侵吞公款：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may/07/10bn-dollar-question-marcos-millionsnick-davies.

“砂拉越报告”第一篇详细记述1MDB丑闻的文章：http://www.sarawakreport.org/2015/02/heist-of-the-century-how-jho-lowused-petrosaudi-as-a-front-to-siphon-billions-out-of-1mdb-worldexclusive/.

“砂拉越报告”随后发表的文章，据悉详述了流入纳吉布账户的金额：http://www.sarawakreport.org/2015/07/sensational-findings-prime-minister-najib-razaks-personal-accounts-linked-to-1mdb-money-trail-malaysia-exclusive/.

详述1MDB如何遭到揭露与报道的长篇文章：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ul/28/1mdbinside-story-worlds-biggest-financial-scandal-malaysia?CMP=Share_AndroidApp_Tweet.

马来西亚民众对于体制腐败程度的反应：http://asiapacific.anu.edu.au/newmandala/2015/11/30/wielding-the-pen-as-a-torch-for-freedom/.

关于马来西亚官方通过布道词要求人民效忠领导人的新闻报道：http://m.themalaymailonline.com/malaysia/article/disloyalto-leaders-is-disloyalty-to-god-muslims-told-in-friday-sermon.

柯成兴论今日的马来西亚：http://blogs.lse.ac.uk/internationaldevelopment/2015/ 08/06/malaysias-leaders-no-longerserve-the-people-danny-quah/.

详述中国投资1MDB的文章：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25170;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nation/2016/08/01/china-firm-denies-1mdb-bailout-plot/;http://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1900056/chinas-investment-embattled-1mdb-throw-malaysian-prime; http://www.sarawakreport.org/2016/07/outrage-najibs-secret-deal-with-china-to-pay-off-1mdb-and-jho-lows-debts-shock-exclusive/.

关于大马银行创办人侯赛因·纳加迪遇害的新闻报道：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18324.

关于马来西亚副检察官凯文·莫莱斯遭谋杀的新闻报道：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nation/2016/04/15/pathologist-kevin-morais-was-killed-its-not-suicide/.

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报道，柬埔寨总理洪森及其家人持有的商业股份：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reports/hostile-takeover/.

柬埔寨商务部部长论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http://www.washingtonpost.com/sf/world/2015/09/05/the-push-and-pull-of-chinas-orbit/.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论贪腐：http://newsinfo.inquirer.net/793344/full-text-president-rodrigo-duterte-inauguration-speech#ixzz4Gjhjac2j.

第九章　小规模战争与倍受争议的身份认同

亚洲基金会提供的国家内部冲突数据：http://conflictstudy.asiafoundation.org/.

Ibrahim Syukri. 1985. The Malay Kingdom of Patani.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Thant Myint-U. 2011. Where China Meets India.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eutenant Colonel A. R. McMahon. 1876. The Karens of the Golden Chersonese. London: Harrison.

http://www.bangkokpost.com/lite/topstories/355107/time-to-returnthe-phaya-tani-cannon.

论泰国南部一名教师遭到叛乱分子谋杀的事件：http://www.khaosodenglish.com/news/crimecourtscalamity/calamity/2016/10/28/teacher-shot-dead-pattani-school/.

James C. Scott. 2010.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 T. Yawnghwe. 1987. The Shan of Burm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关于流亡的巴布亚领袖本尼·文达：https://www.freewestpapua.org/.

关于泰南冲突伤亡率的估计：http://www.newmandala.org/violence-thailands-deep-south/.

Joseph Chinyong Liow. 2005. Muslim Resistance in Southern Thailand.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Duncan McCargo. 2015. Tearing Apart the Land: Islam and Legitimacy in Southern Thailand. Ithaca: University of Cornell Press.

论泰国政府否认南部的叛乱分子是国内炸弹攻击事件的凶手：http://www.nytimes.com/2016/08/15/world/asia/thailand-bombings-police-investigation.html; http://prachatai.org/english/node/6471?utm.

第十章　信仰冲突

2004年5月，作者在雅加达采访法赫鲁·法拉赫。

https://www.history.navy.mil/research/library/online-reading-room/title-list-alphabetically/t/terrorism-in-southeast-asia.html#background.

Kamel Daoud. 2015. The Meursault Investigation.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2年10月，作者采访李光耀。

P. J. Vatikiotis. 1987. Islam and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沙特阿拉伯投资海外伊斯兰教育的金额估计：http://www.huffingtonpost.com/dr-yousaf-butt-/saudi-wahhabism-islam-terrorism_b_6501916.html.

1989年11月8日，作者在万隆采访贾拉鲁丁·拉赫马特。

Taufik Abdullah and Sharon Siddique, eds. 1986. Islam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Joseph Chinyong Liow. 2009. Piety and Politics: Islamism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phen Headley. 2004. Durga’s Mosque. Cosmology, Conversion and Community in Central Javanese Islam. Singapore: ISEAS.

https://www.hrw.org/news/2016/03/29/indonesia-persecution-gafatarreligious-group.

关于印度尼西亚塞塔拉民主和平学会（Setara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Peace）：http://setara-institute.org/en/english-religious-intolerance-increases-in-indonesia-watchdog-says/.

M. C. Ricklefs. 2012. Islamisation and Its Opponents in Java: A Polit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c. 1930 to Present. Singapore: NUS Press.

2003年11月20日，作者在万隆采访印度尼西亚阿訇吉姆纳斯提埃尔。

1990年6月5日，作者在雅加达采访前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

1990年12月8日，作者在雅加达采访印度尼西亚经济学者达湾姆·拉哈尔佐（Dawam Rahardjo）。

Rehman Rashid. 1993. A Malaysian Journey. Kuala Lumpur: Rehman Rashid.

Sidney Jones. 2002. “How the Jemaah Islamiyah network operate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o. 43, 11 December 2002.

Samuel Huntingdon.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3年8月20日，作者在吉隆坡采访马来西亚作家赛义德·奥斯曼（Syed Othman）。

Anwar Ibrahim. 1996. The Asian Renaissance. Kuala Lumpur: Times editions.

Anwar Ibrahim. Diary Extract, 7 September 2004.

第十一章　出云之龙

C. P. Fitzgerald. 1972. The Southern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Bangkok: White Lotus.

2010年7月23日，希拉里·克林顿在河内对南海议题做出评论：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0/07/20100723164658su0.4912989.html.

Ooi Kee Beng. 2015. The Eurasian Core and Its Edges: Dialogues with Wang Gungwu o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Singapore: ISEAS.

Yoneo Ishii , ed. 1998.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 Translations from the Tosen Fusetsu-gaki 1674-1723. Singapore: ISEAS.

Robert Kaplan. 2012.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of the World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New York: Random House.

Bilahari Kausikan.“Consensus, Centrality & Relev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Lunch talk at ASEAN Summit “Charg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ies: Emboldening SMEs for the AEC.”Organized by RHTLAW TW, Singapore, 4 August 2016.

论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投资程度：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6/01/25/china-likely-biggest-investor-indonesia.html.

Hong Liu. 2006. The Chinese Overseas: Vol. 4 Homeland Ties and Agencies of Interaction, London: Library of Modern China, Routledge.

Jeffery Sng and Pimpraphai Bisalputra. 2015. A History of the Thai-Chinese. Singapore: Edition Didier Millet.

Bill Hayton. 2014.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inda Jakobson. 2014. “China’s Unpredictable Maritime Security Actors.”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ydney, December 2014

马明汉论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japans-battle-influence-southeast-asia-14006.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走访吉隆坡中国城：https://themalaysianinsider.wordpress.com/2015/09/25/china-envoy-visits-petaling-street-warns-against-using-violence/Carlyle Thayer (2013) ‘ASEAN, China and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apjjf.org/2012/10/34/Carlyle-A.-Th ayer/3813/article.html.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33, Number 2, Summer-Fall 2013.

“Is Chinese influence re-defining Southeast Asia.” Straits Times, 4 February 2016.

中国移民在老挝遭到攻击：http://www.nytimes.com/2016/01/30/world/asia/laos-bombing-kills-chinese.html.

关于缅甸翡翠产业市值：https://www.globalwitness.org/jade-story/.

Brian Crozier. 1965. Southeast Asia in Turmoil. London: Pelican.

第十二章　前方的道路

论印度尼西亚食物价格的通货膨胀：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 202891477357946-101/IEQ-OCT-2016-ENG-web.pdf.

全球自由度地图：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the-mapthat-shows-most-and-least-free-countries-in-the-world-a6869861.html.

马来西亚政府称自由派穆斯林为异类：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6/03/17/liberal-muslims-being-monitored-parliament-told/.

论泰国总理巴育的民望：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politics/Prayut-gets-high-marks-in-survey-on-confidence-30294000.html

人权观察组织提出的2017年世界报告——越南篇：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17/country-chapters/vietnam.

James C. Scott. 2010.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泰国公投结果：http://asia.nikkei.com/Viewpoints/Viewpoints/Duncan-McCargo-Thailand-s-ambiguous-referendumresult.

论菲律宾对沙巴主权的主张：http://philippineclaimoversabah.blogspot.com.

论2015年的东南亚国家联盟：ttp://thediplomat.com/2015/02/what-is-asean-community-2015-all-about/.

Dr Veerayouth Kanchoochat. 2017. “Politics in Thailand: What to expect in 2017-8.” Paper delivered at the 2017 Regional Outlook Forum, convened by the Yusof Ishak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9 January 2017.

论全球暖化对于曼谷的影响：https://weather.com/science/environment/news/bangkok-sinking-subsidence-warming-15-years. 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044746/under-donald-trump-us-will-accept-chinas-rise-long-it-doesnt.

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调查菲律宾民众对于杜特尔特别总统反毒战争的看法：http://news.abs-cbn.com/news/12/19/16/8-in-10-pinoys-fear-dyingin-drug-war-says-po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