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卷有疑/杨奎松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2009.4）

ISBN 978-7-210-03550-3

Ⅰ.开…　Ⅱ.杨…　Ⅲ.史学—书评—选集　IV.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8966号

开卷有疑

杨奎松著

出版发行

江西梦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4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3版第3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360千

ISBN 978-7-210-03550-3　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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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Yang Kuisong）

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著有《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等书，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若干。

前　言

古语云：“开卷有益。”此话听了几十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古人又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孟老夫子当年对此还有过一番解释，说是我们对孔老先生整理过的经典尚且不可尽信，又何况其他呢？在这方面，孟子最好的继承者，大概莫过于毛泽东。因为自孔孟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多半早忘了孟子的这一教诲，不仅死读书，而且每每将前人的言论语录集为经典，自己天天读不说，还要求后代顶礼膜拜，一生奉读，以从中体味其微言大义，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武器。在无数代中国人中间，好不容易才熬出了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不仅经常重申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而且主张：凡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读书尤应如此。他本人甚至还专门写过一本《反对本本主义》的小册子，并且终其一生都在向权威挑战。只可惜，等到毛泽东自己成为无上权威之后，他老人家一不小心，中国竟重又滑回到过去读经的时代去了。

改革开放之后，读经的时代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了。但是，随着信息爆炸的时代到来，出版物特别是网络信息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汹涌澎湃，读书在中国竟然越来越变成为一种奢侈。在这种情况下，在有限的范围内，有选择地读书，对于多数还想读书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了。而因为相对于铺天盖地般的信息洪水，每个人读书的范围都只能变得十分狭窄有限，人们自然也就少了通过大量阅读来比较鉴别的种种可能。再受到先入为主和主观情感因素等等先验经验的左右，“死读书”、“读死书”、“以为上了（某些）书的就是对的”等等好似早已过时的现象，重又死灰复燃。以至于读书人中间分化对立，各执一端，不相调和乃至于相互攻讦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当今许多读书人所面临的一大困惑了。

围绕着刚刚过去，在各场合中反复咀嚼议论于国人中间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或外交的历史，自然就更加容易被读者自身先验的经验所牵制了。上面所说读书人分化对立，各执一端的情况，有相当部分就发生在喜欢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读者之中。说起来，这里既有小学、初中、高中以至大学学习过程中受到的各种观念的刺激；也有因为民族、党派、地域、阶层及其家庭在历史或现实中的感受不同，所带来的立场情感上的差距与隔阂的作用；更有每一个关心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想当然地把自己看成半个历史当事人的某种自以为是。

既然上帝造出的每个人都互不相同，人们相互间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会有歧异，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用不着大惊小怪。只是，每一个受过历史学训练的研究者，总不免希望自己的客观研究，也能够被客观的读者客观地去看待和了解，从而提供给读者多一种认识和思考历史的角度与渠道，不至于仅仅因为读者的主观好恶，或被捧到九天之上，或被抛于九地之下，或者干脆因为自己对某些历史“生而知之”，就认定了凡是近现代历史研究，都只是故弄玄虚，根本就无所谓客观，故不读也罢。

毫无疑问，人之所以为人，都有七情六欲，说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做到不夹杂有个人情感立场与价值观，肯定是一派胡言。但是，把历史看成是胡适笔下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认定每个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都只是服从于其个人好恶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也断断乎不能成立。不管实际上研究历史之人能够做到几成，至少，学问本身对研究者态度客观与否这一点，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的。任何太过明显地带有情感立场倾向的历史著作，至少在学术领域内，都是难以得到多数历史学研究者的认同的，也是注定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的。

当然，话虽如此，要想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仍旧是困难重重。想当年参观韩国的历史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不期然发现那里所讲的朝鲜半岛的历史，大部分都是讲述朝鲜民族对中国和日本的抗争史。影响所及，韩国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古代高句丽，乃至于渤海国，就是古代朝鲜的一部分。结果，2003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牵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集体撰写的文章，因为一改过去承认古代高句丽属朝鲜历史一部分的观点，认定其应为中国古代边疆民族政权，在韩国学术界、舆论界乃至于部分民众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中韩两国关系也几乎受到了影响。进一步联系到前中国国家科委主任提议，同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牵头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立项与结项工作在国际学术界所引起的广泛质疑，均不难看出，中国的历史研究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处于一种何等尴尬的境地。

古代史尚且如此，近现代史更不必论。

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一本《中国近代史》，得到了多少中国人的喝彩，蒋也因此声名远播，官运亨通。不过60年后，茅海建一本《天朝的崩溃》，却被人狠狠地砸了顿板砖，差点儿弄得连教授都当不成。两人所讲的观点其实十分相近，只不过一个提纲挈领，广而论之；一个解剖麻雀，具体说明。其间的差别，说起来不过是因为时代不同，读者心态各异，以至于两人的境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罢了。

同样的情况，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大都了解，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之前的研究相对较为学术，学者的研究也多就事论事，很少与现实政治扯上关系。之后的情况则大异，越来越多的学者参加到声讨谴责日本战争罪行和批判日本当局顽固态度的政治斗争的行列中去了，以往客观冷静的学术研讨反而不大看得见了。说起来，日本当局在战争责任认识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其实长期以来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大陆学者态度上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怕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乃至于国防外交环境与形势的变化所使然。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都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人们在看事物时，只有保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才容易做到客观公正。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再加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仅空间距离拉不开，时间距离也拉不开，要想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时间上越近，政治上的掣肘和顾忌越多。不仅许多档案看不到，就是看到了，也很难无所顾忌地按照历史本来的面貌直言不讳。凡此种种，都使得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著作、历史读物，尤其是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读物，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需要读者多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多问一些为什么，而不宜抱着“开卷有益”的态度，取‘，拿来主义”，以至于更加深了我们主观武断的倾向，被太多的“清癯”们误引到非历史的道路上去了。

清癯，想来也是深以中华民族为自豪的一位作家（如果不是历史学家的话！）。他曾写过一篇叫《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短文，大谈成吉思汗征战欧俄之经过，称之为“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其说辞颇有点像今天各种电视剧中对“我大清”皇帝康熙、乾隆乃至于雍正之辈战功的颂扬。只不过，在他看来，中国的元朝还要更胜清朝一筹，因为“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

对此，鲁迅却评论称：“这只有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

鲁迅说：“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即1934年——引者注）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即俄罗斯——引者注），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下面这段话，也是鲁迅讲的：“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

很奇怪的是，鲁迅上面的话，就好像是写在今天一样。

这即是本书题名“开卷有疑”的一个初衷，也是笔者读书时一向坚持的态度。

只不过，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涉及的读书范围，仅限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旁及外交和军事史的个别方面或片断历史，而且所评之书多半还是当前史书中的佼佼者。因此，就本书所提及的问题而言，还远不足以让读者充分了解在比较和疑问中感受读书乐趣与意义的重要。但是，只要能够在带着问题读书方面提供给读者一些帮助，哪怕只能起到很少的一点作用，在笔者就已经是很大的一种满足了。

　　　　　杨奎松　　　　　　

　　　2006年8月10日　　　　

于日本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　　

目　录

前言

孙中山爱国不爱国？——兼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

日本学者的贡献与局限——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北伐战争史研究中的些许遗憾——简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

张学良忏悔了吗？——对《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本考察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大陆抗战史著述亟待深入之一例

莫斯科色安关系的另一种记录——读《季米特洛夫日记》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

研究历史人物不能忽才视历史背景——对《周恩来传（1898—1949）》若干史实的辨正

“纪实”也应严谨些——读《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大历史，小道德——黄仁宇《黄河青山》一书读后

国民党代表谁？——由胡绳生前对国民党的评论所想到的

台湾中共通史研究第一书印象谈——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从政治宣传走向学术研究中的曲折——50年来中共历史叙述的演变及其问题

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读胡绳遗稿札记

战史研究的学术化尝试与欠缺——评《抗美援朝战争史》

斯大林为什么支持朝鲜战争？——读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

附录

孙中山爱国不爱国？
——兼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

孙中山和日本的关系，复杂且微妙。其原因很简单，孙中山奋起革满清政府命的时候，恰值日本开始对满清统治的中国实施武力扩张政策的时候。中日两国文化同源、一衣带水的紧密关系，使孙中山很容易把慷慨激昂地必欲实现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人视为同道，因而全力求助之。当年在此种条件下发生的种种情况，今人理解起来自然不那么容易。但是，历史从来就是复杂的，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不能简单化。

一

我们从来都被告知，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这一概念，今天在中国已被用来泛指对祖国的关切与眷恋之情。此关切之深，达到不惜以个人生命来捍卫，并能举全国民众共同来争取，即可谓之为“伟大”。孙中山敢为中国近代革命之先驱，成功地推进了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称其为“伟大的爱国者”，当不为过。

孙中山半身照

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讲授或说明，往往太过简单化。简单化到动辄只提供给读者一方面的历史，让其只知其一，不其知二。比如对孙中山，一般的传记和评说都只谈其如何爱国，如何伟大，却不谈其赤手空拳打天下时，为借助于外力帮助曾不得不向野心的日本军阀和财阀许愿出让中国权益的情况。没有人会去想一下，这样误导历史，会不会使后来人把政治与外交概念化、简单化，使人以为要爱国，就要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做到最激烈，对外若有丝毫妥协退让，便是大逆不道，应诛之讨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殊不知，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党，恐怕没有哪一个不曾接受过外国的帮助，没有哪一个能够在对外问题上真正做到彻底的。

《孙中山与日本》封面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封面

关于孙中山曾试图用租让中国满洲地区权益或提供其他特权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的情况，许多年前日本学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对于这一说法，习惯于为尊者讳的一些台湾学者当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并未将孙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陆学者，很多人对此也始终抱以怀疑甚至否认的态度。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来，不信不谈到底是不成了。于是，经过十多年深入发掘史料和细心研究，我们在1990年代末终于看到了李吉奎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焞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两本专著，内中对孙中山出让中国满洲权益的问题颇多讨论。⁽¹⁾

李吉奎教授的讨论，基本肯定孙中山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历次承诺出让满洲权益的言行是事实，并对此类言行一一持以批评的态度，甚至提出了孙早期“民族意识是淡薄的”的看法。⁽²⁾俞辛焞教授则坚持传统的观点，强调已经发现的所有这类史料，基本上都还只是从日本一方发现的，“正如法官对人命关天的重大案件做出最后判决一样，对事关中国国家主权的这一重大问题做出结论时，必须具备有关直证和旁证的材料，但现在缺少孙中山的直证材料”。当然，俞辛焞教授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他很清楚，既然这是事关国家主权的重大秘密交涉，作为直接责任者的孙中山，未必会堂而皇之地自己把这种直接的史料证据保留下来。因此，他其实并不认为李吉奎教授的考证和叙说真的存在史实基础或事实判断上的错误。他的解释是，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不能简单地对孙中山的这种做法一概予以否定。第一，孙中山对日本的野心始终还是有所认识的，其“审时度势，果断地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是因为他必须优先考虑推翻国内政敌的革命任务；第二，孙中山即使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确实争取到了日本在资金和武器方面的一些援助，这对“革命的短期利益”是有帮助的。⁽³⁾

应该承认，俞辛焞教授的解释颇有些道理。说有些道理，是因为不仅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其实也都是一样，在他们势单力孤地开始其革命运动之际，多半都会向外国寻求帮助，也都或多或少地会得到外国的一些援助。列宁及其大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顺利回国，就直接得到了敌国德国的帮助和资助；中共早期更是因为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从莫斯科获取主要活动经费，而曾被国民党指为所谓“卢布党”。对于这种事情，纯粹要看你打算从什么角度去理解。比如，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这就未必有什么错。为此“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先安内而后攘外，自然也就无可厚非了。因为无论是德国资助列宁，还是苏联援助中共，都不是无条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被援助的革命党在关键问题上要站在援助提供国的一边。比如，德国就是希望通过帮助布尔什维克夺权，最终促使俄国与德国停战，以便德国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协约国，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确实通过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忍痛割地满足了德国的愿望。比如，苏联也同样要求中共在中苏外交关系问题上要站在苏联的一边。像在1924年春中苏两国政府谈判中，为推动解决悬案的外交谈判，共产党就对北京政府的对苏外交颇多批评，并且与国民党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坚持，中国方面没有必要坚持苏联必须从外蒙古撤兵，并且相信外蒙古人民应当享有民族自决的神圣权利。像1929年张学良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强行收回控制在苏联人手中的中东铁路。一方面是举国舆论沸沸扬扬地支持这一“爱国”行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准备调动红军采取牵制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比较上面的情况，我们不难了解，如果我们因为孙中山有过这样或那样“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言行，就相信孙中山当时“民族意识是淡薄的”，并不爱国，那就如同说列宁或中共不爱国一样，大概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二

如今争论孙中山在对日关系问题上，有没有不爱国的言行，多以争论《中日盟约》的真假为关键。怀疑及否认论者似乎认为，只要找到了日本史料上的破绽之处，就可以澄清孙中山所受到的类似种种指责了。然而，事情真是如此简单吗？不要说中方直证材料无处寻觅，即使是围绕着日方史料的签字、印章真假问题的讨论，看起来也将旷日持久而不得结果。

《中日盟约》问题的经过在于，1915年1月日本政府以赞成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要求中国接受其“二十一条”要求。包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延长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的租借期限至99年；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所需军械半数以上向日本购买，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湖州之铁路；日本对于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包括船厂）有贷款优先权等。注意到这种情况，有资料显示，孙中山马上于2月5日与陈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纯三郎等先行订立了《中日盟约》，内共11条，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相近。如盟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之事业”等。在发现袁政府刻意将消息泄露，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应，日方大举增兵中国进行威胁，孙甚至更进一步于3月14日具名写信给小池张造，将此盟约送交日本外务省，恳切表示：贵政府与袁政府的交涉手段，只能暂时给日本带来收获，却必定会使日华之疏隔日益扩大。而《中日盟约》，则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友好问题。

引起后人争论的《中日盟约》（第一排右起）

1915所“二十一条”文件

甲午战争前威海卫刘公岛中国舰只

惠州起义时孙中山致日本友人犬养毅函请其劝日本政府援助

甲午战争前致远号部分官兵

对于日方史料的上述记录，台湾和大陆学者歧见颇多。但很少有学者考虑过，孙中山此种记录的有疑无疑，未必一定要把这一两件史料考据清楚才可能获致答案。事实上，不仅日本方面有诸多记录孙中山类似言论的史料，而且事实上孙中山也是有过类似的行动的。比起讨论个别可能有争议的史料来说，那些具体的行动本身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甲午战争中牺牲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

比如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谈判《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之际，康有为等在北京上书建言变法强国，孙中山却看准清王朝自顾不暇，乘机在广州策动起义。策动起义也罢，毕竟也可以算是“爱国”的一种。然而，他为了起义，却数度前往交战之敌国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再三恳求日本政府为其提供武器援助，以帮助他推翻当时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1899年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畸寅藏、内田良平等合影

日本浪人与政要犬养毅、头山满、萱野长知等

比如1911年孙中山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消息后，绕道欧洲回国，首先即电召日本友人在香港接船，然后与大批日本人同船抵沪。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仅在财政、银行等方面求助于日本财阀，而且很快就任命了大批日本人，包括极力主张策划满蒙独立的日本浪人头目内田良平，来做自己的经济、法律、海军和政府等各方面的顾问。

1916年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司令居正

又比如1915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强夺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及其胶济铁路，孙中山当即委派党务部长居正前往刚被日军占据的青岛去成立在日军庇护下的“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为此，孙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很快得到了日本占领军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学生，甚至日本军人。这支以日军占领区为后方的革命军，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寿光等县。只是由于袁世凯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孙中山才没有能够在日本浪人和军人的直接帮助下，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战果。

1916居正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司令部院内

孙中山题赠日本黑龙会头目头山满词

胡汉民致萱野长知请代邀犬养毅、寺尾副岛等任民国顾问函

了解到孙中山在《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向敌国日本求援，辛亥革命一成功就大量聘用日本人做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顾问，以后更公开依靠日本侵略军的支持来反对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袁世凯政府，人们固然可以继续研究《中日盟约》的签字、印章之类的真假问题，并各执己见，但如果试图用否认其真实性来使人改变对孙中山这一时期对日态度的看法，至少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1916年4月28日居正给梅屋庄吉委任状

三

如何理解孙中山当年的这些做法呢？俞辛焞教授强调要注意到孙中山之对日有策略上的考虑和态度上的变化，反对从“思想认识论”的方法出发，把历史人物的言论行动与其思想认识的水平简单地等同起来，但是他却并没有真正跳出他所批评的这个“思想认识论”的框框。说“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进而推断说孙出让满洲权益之类的言行是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策略手段，也就是把用人物言行来推断人物思想的方法倒过来，用人物思想来倒推人物言行的动机罢了。⁽⁴⁾何况，俞教授关于“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这一判断，说起来其实也只是根据孙中山的一些只言片语所推断的孙中山的思想认识而已，其未必比李吉奎教授等人从孙出让满洲权益的言行，所得出的孙民族意识淡薄和对日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之类的推断更加有力。

当然，说“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对不对呢？至少也不能说错，因为俞教授确实找到了一些李吉奎教授等不大注意的孙中山对日求援期间批评或警惕日本的片断言论。但俞教授和其他许多为孙中山辩护的学者忘记了一点，即“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却并不等于孙中山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有一贯明确的概念。

研究历史，最要紧的方法，是要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到它们当时所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去。孙中山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正是中国刚刚开始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准备重塑中华国家的那个对主权和领土概念正在熟悉和形成过程中的十分混乱的过渡时期。同其他中国的志士仁人一样，孙中山最初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明确的主权和领土概念，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孙中山最初成长的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专制帝国，国家及其权利，从来都是少数人之私，或予或夺，任由其便。正如慈禧辛丑年对列强之作为，爱国也好，卖国也好，在其眼中，都与国人无关。

如果要拿我们今人的观点来看当年的孙中山，李吉奎教授所说孙中山最初革命时“民族意识是淡薄的”，自然是有道理的。回避或者隐瞒孙中山当年不那么“爱国”的事实，实在大可不必。对历史上的问题，关键在于理解。此即所谓不为古人讳，但为古人解，这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一条原则。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话可以记在这里。他说：今人研究历史，首先要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在这里，“同情”两个字或许容易给人以太强的感情色彩，因此我更愿意用“理解”一词来对其稍加限制。即对历史上的人或事，应在理解的基础上表一种同情。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孙中山当年对日本的态度，我们应当能够发现，这种理解的同情态度也许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众多学者之所以极力为孙中山辩诬，不承认孙中山曾经不那么“爱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用今人的观念来要求古人。他们以为，既然孙中山最早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到了列强瓜分的危险，他自然也就是最爱国的。问题是，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无论是暂时出让满洲权益，还是引入日本顾问，借助于日本援助，与爱国并不矛盾。因为，孙中山当时内心里想要去爱的那个国，既不是满清统治的大清国，也不是袁世凯后来闹帝制丑闻的那个假民国。

甲午战争后日军占领台湾后举行阅兵式

习惯于把国家看成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的私物，相信这个国是你的，那个国是我的，牺牲你的国，不等于牺牲我的国，在近代民族主义生长过程中绝难避免。专制皇帝如此，革命者也莫不如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近代任何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需要经历相当的过程。不仅要经历一个大多数人经过民族主义思想启蒙，逐渐认同自己的特定国民身份，进而自愿履行其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义务的情感归属过程；而且还要经历一个对现代意义上自己国家主权和领土范围的认识和界定的过程。想当然地把我们今天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与当年孙中山的理解混为一谈，只能是对历史的不求甚解，是不了解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民族意识”，并非与我们这个民族与生俱来，而是要经过许多年的生长和发展才可能成形的。

以当年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为例，难道所有那些主权丧失和领土租借都是列强威逼索取的结果吗？深究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相当一些问题的造成根本上就是清王朝缺乏主权领土意识，害怕麻烦，主动放弃的结果。像领事裁判权的让予，协定关税办法的提出，最初都是清廷图省事的自以为得计之作。包括最初在广东沿海租让一两个小岛给洋人屯货暂居，不也是不愿意开放口岸，害怕洋人进城的结果吗？堂堂国家之代表清廷上下尚且如此认识，一个单枪匹马，一意以整个国家为敌的造反者，又如何会为自己的革命设定不切实际的斗争目标呢？

革命的最高目标就是夺权。要夺清廷之权，根本上先要找到国内大批志同道合、不满清廷者做革命的动力。但直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签订割让辽东及台湾的《马关条约》，除了康有为等并未成事的所谓“公车上书”之举和极少数官绅士大夫建议拒和、迁都的密奏外，国内各地及其各界人士，何曾有过任何对清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不满的抗议行动呢？拿我们今人的眼光去想象甲午战争及其随后的“瓜分狂潮”一定带来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既无助于了解康梁维新派何以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各国颇多期望，也无助于了解孙中山最初的革命何以完全不拿清廷的“卖国”做文章。十分明显，这个时候孙中山最关心的还不是日本与其他列强侵略的危险，而是如何利用国内满汉矛盾，运动带有“排满兴汉”色彩的南方秘密会党来帮助自己推翻清廷的统治。其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到1905年创立同盟会之后，十余年里始终高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也清楚地反映出他这时的中华国家观，并没有与大清帝国完全重合。其中满蒙地区是否已确定无疑地列入其必欲保全的未来中华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中，就颇成问题。

孙手书山田良政碑文

何天炯致宫畸滔天函

孙中山题赠萱野长知——博爱

既然孙中山相信革命的目标首重“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么，凡有利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者，孙中山都会举双手赞成。即使它可能会对现存的大清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有所损害，也没有妨碍。同样的情况，当孙中山发现袁世凯当政的民国徒有虚名，非彻底推翻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国时，他自然也就不会在意借助于日本人之手来打击北京政府了。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会在中国甲午战败之际向敌国日本求援，而1915年又会在日本占领军支持和武装下对北京政权发动军事进攻的重要原因。对此，唯一可以做出的解释只能是，孙中山确实不爱国，因为这个国在他眼里并不是自己的国，而是满族统治下的大清国和袁世凯统治下的假民国。他想爱的，则是其计划中且日思夜想的，按照他的主张并由他的党所领导的那个“中华民国”。

孙中山手书“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四

用自己理想中的中国，来代替现实中的这个中国或那个中国，以至于有意无意地把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相重合，这使得近代中国为本党牺牲彼“国”的现象层出不穷，也使得谁能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之争时尚且如此，更遑论处于中国民族国家尚在萌芽，民族主义初起之际的孙中山？

为有助于理解孙中山当年对日行为逻辑的内在合理性，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至今仍会受到一些台湾学者批评的抗战时期共产党“不爱国”的问题。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共产党为保存实力“游而不击”和在敌后扫除异己势力的问题上，同时也有批评共产党不惜“出让”民族国家利益的问题。比如，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这件事自然引起当时的中国政府，即重庆政府的严重不满，然而共产党人却对这一条约明确表示欢迎。⁽⁵⁾同样的情况，1945年8月14日苏联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同意外蒙古独立和租让旅顺港等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共产党方面对此条约也明确予以过肯定。⁽⁶⁾如果我们相信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带任何党派色彩的父祖之国的话，那么，共产党的态度自然很难被看成是“爱国”之举。然而，如果我们站在共产党人的角度，也就是相信未来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才能真正代表其父祖之国利益的话，那么，共产党的态度又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事情很清楚，共产党人并非不爱其父祖之国，当它准备建国伊始，中共中央马上就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强烈愿望。此举尽管未能成功，他们还是通过外交努力，很快就收回了被国民党租让出去的旅顺军港及交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此后，意识形态相同的共产党中国与共产党苏联之间更是摩擦矛盾频频，终至关系根本破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却也还是因为共产党坚持“爱国”，因为他们相信，非如此则不足以维护中国的国家权益。

其实，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文革”后一部名为《苦恋》的电影招致禁演，据说就因为其中表现了一些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知识分子对“我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的痛苦与困惑。而这段话所以说不清道不明，恰恰在于它不仅混淆了“祖国”与“国”的区别，而且头一个“祖国”与后一个“祖国”也远非同一个意思。这也就正如今天世界上的华侨，大都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他们中有些人却未必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如果我们简单地把“祖国”和现实中的“国”混淆起来，就会因为他们的这种态度就把他们视同为“不爱国”。这当然是不恰当的。

必须指出的是，历史上几乎任何取得了中央政府资格的党派政府，通常都会以煽动“爱国”心的办法，来作为动员民众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础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当年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是如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也是如此。我们绝难依据是否响应某个时期政府的爱国主义号召来判断历史人物的爱国与否。因为，从对父祖之国的角度而言，这种爱国其实未必就是真爱国。与此相反，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主欧洲各国共产党引导工人群众抵制战争，鼓吹失败主义，停战后更宁愿割地求和；一些德国科学家二战期间帮助敌国美国制造足以摧毁自己出生国的原子弹等等，这些看起来近乎卖国的做法，其实又未必是不爱国。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复杂。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爱国”甚或是“爱国主义”的问题呢？霍布斯鲍姆的如下看法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参考。他说：“爱国主义最原始、最革命性的概念，乃是以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因为这种概念来自主权人民，也就是说，国家是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爱国主义者们“所效忠的‘父祖之国’（patrie）并不是现存或先前存在的国家，而是经由人民的政治选择所创建的‘民族’，这些人民借由民族的创建，打破或至少是疏离了他们与旧权威的关系”。“在这个定义下，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才会真心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即在民众的眼中，这个国家理应与过去私利与特权的国家相区别，即应当是公益和公利的代表。⁽⁷⁾换言之，理想意义上的“爱国”或“爱国主义”，首先就要确定：这个国家是否是经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并事实上是经由人民自己来行使治权的，代表全体国民自己利益的国家。

五

“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这是近代几乎所有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革命党人势必要高唱的口号，也是自孙中山以后凡中国革命党人都必定要高揭的一面旗帜。正是因为必须打出人民的名义，因此，随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日益觉醒，那种把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的利益简单地混同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做法，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逐渐受到制约了。

民族主义的觉醒未必会为民主政治开辟道路，但立志于创建民族国家的各个政党，不得不以人民的名义进行鼓动和号召的现实，却自然而然地会激起国民要求参与和监督国家政治外交事务的强烈愿望。民族主义的动员幅度越广，国民对国家大政方针，特别是对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的重大外交事务，关心参与的渠道和程度也就会越多。所谓国民外交运动的兴起，也就难以避免。由于广大国民开始具有监督和参政的渠道，过去那种个人的，乃至于党派的民族主义意识，自然要受到整个国家的，也就是国民整体民族主义意识的影响和制约。换言之，随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日渐发展，由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来处置国家主权和领土问题的历史，势必会开始发生改变。任何对公认的父祖之国的利益的严重背离，都难免会直接危害到其政权（甚或政党）的合法性。孙中山1919年以前十年对日秘密交涉的做法，到“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骤然停止的这种变化，就清楚地显示了来自民族主义觉醒的强大社会舆论压力的作用。

“五四”以后的孙中山在对日问题上发生怎样了的态度变化呢？在此之后，孙中山固然也还曾向日本要求过援助，但却再也不曾有拿涉及主权和领土一类的国家权益做交换的记录了。不仅再没有这种记录，而且孙中山还开始公开声讨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以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斥责日本占据胶东半岛，甚至要求日本应于旅顺、大连25年租期满后，即1923年以后即应“退出满洲各地”。⁽⁸⁾和1918年以前孙中山所留下的那些以满洲等权益为诱饵要求日本援助的种种记录相比，这一变化实有天壤之别。

孙中山为何会突然改变了过去的做法？当然是因为“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爆发；参与“二十一条”对日交涉的外交官被殴、官邸被焚；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迫于国内民众压力拒签和约；学生、商人乃至工人空前动员，对野心日本同仇敌忾，罢课、罢市、罢工，并实行抵制日货运动。所有这一切，不仅标志着中国国民中民族主义的极大觉醒，而且标志着过去一向由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操纵的秘密外交时代，已经开始要步入国民外交的时代了。从此之后，任何一个合法的政党组织，都再难背着国人牺牲父祖之国的重大权益而不受惩罚了。孙中山当机立断，改弦更张，既是情势所迫，也是顺应潮流，转而引领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有远见的政治谋略。当然，它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孙中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意识开始明确起来了。

这之后，孙中山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有过的最大的妥协，大概只有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一件了。为了取得苏俄的援助，孙中山当时声明同意在中国政府无力阻止白俄利用外蒙反对苏俄的情况下，“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但十分明显的是，孙中山坚持了外蒙主权应当属于中国的前提条件，并迫使越飞明白承诺：苏俄无意“使其与中国分立”。⁽⁹⁾也正因为如此，当1924年春中苏外交谈判时，孙中山对共产党人力主应予外蒙古人民以民族自决的充分权利的宣传，曾明确表现出强烈不满的态度。

当然，孙中山很快就去世了，我们无法预料在此之后的孙中山是否就绝对再不会为“革命的短期利益”，乃至于政权的暂时巩固，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了。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拿我们今天对国家及其主权领土之类的观念，来评判历史。同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应当把爱国与暂时的妥协、退让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外交行为简单地对立起来，斥之为不爱国。历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

原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40期，2003年6月

【注释】

(1)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以下本文所述有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史实及资料，均来自该两书之叙述，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2)李吉奎前引书，第6页。

(3)俞辛焞前引书，第328页；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评介》，《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4)俞辛焞前引书，第305—312页。

(5)《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75—76页。

(6)对于这一条约，中共中央除了在当时通过报刊文章表示过肯定的态度外，直到1949年建国前夕刘少奇访苏时，还有过明白的肯定。刘在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当中写道：“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在今后新的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7)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3—104页。

(8)李吉奎前引书，第511页。

(9)《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52页。

日本学者的贡献与局限
——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史实问题，照理应当是近水楼台的研究中共党史的中国大陆学者最为擅长。不意如今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却被一个日本学者占了先手。读一读石川祯浩副教授的这本专著，中国大陆的中共党史学者理当汗颜。尽管，石川的批评未必十分恰当，大陆学者也确有许多客观的困难，但这都不是理由。

一

因为有感于国内中共党史学界长年来流行追逐“宏大叙事”和“以论带史”的风气，一直想介绍一两本海外注重实证研究的中共党史著作给国内读者，可惜，因语言和观点问题等，始终未能如愿。而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石川祯浩副教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出版，既克服了大多数读者不能直接阅读日文版的不便，又不存在观点极端不能引进的麻烦，看来可以多少满足笔者的这一愿望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封面

为什么要介绍石川这本著作？其一，当然是因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该书可以称得上是注重实证研究的一个范例。但引发我内在冲动的，可能还在其二，即是因为作者在书中对国内中共党史学界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数十年来，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海外学者如此尖锐批评国内的中共党史学界，而且还被堂而皇之地译介给大陆读者看的，这应该称得上是破天荒第一回了。如果让此书如同其他中共党史译著那样，悄然无息地逐渐消失在书肆之中，而不能为众多中共党史研究者和更多读者所了解，让他们知道海外学者如何看大陆的中共党史研究，以及人家是如何进行研究的，显然会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先让我们来看看石川是如何批评中共党史学界的。他于2001年（即中国方面隆重纪念中共建党八十周年之际）推出本书的日文版，在该书的序言与后记中这样写道：

“以中国为主，世界上对中共成立史的研究数量非常多，以成立史为对象的专著有二十多部，至于发表文章则达两千五百多篇，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如此之多的研究却“并没有弄清中共成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或者说，大量的研究反而导致这样一个倾向，即轻易地相互借鉴，甚至以讹传讹”（中译本，第4—5页）。

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在中国，史学界不仅不大关心中共产生和成立的特定国际环境与背景，即“国际契机”问题，而且“不关心散落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疏于考究某一记述的出自和渊源，取而代之的是回忆录资料受到重视。1949年以后，受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回忆录，它就如百宝魔槌一般，可以幻化出得心应手的所谓‘史实’，比如中共的创建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奋斗的产物等。其典型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这个见解认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与共产国际接触以前就已经把建党提上了日程。但是，如本书第二章所述，这种说法依据的是毫无根据的回忆”。

“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彻底的相互比较和对照，是本书提示的旨在改变中共成立史研究偏重回忆录倾向的研究方法。……奇怪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如此常识性的方法却极少被采用。”

正因为本书坚持了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史实的方法，因此，“本书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八十周年而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史的最新著述。……给每每自我封闭的中共党史研究以良好的刺激”（中译本，第414—416页）。

石川的批评，是建立在相对而言比较扎实的实证研究的方法之上的。读过Yung-fa Chen的Making revolution2013/5/9：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以及Gregor Benton的Mountain Fir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等中共党史著作的读者，都能够了解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和国内中共党史学界迄今为止仍在流行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所在。石川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并且以此针锋相对地来一一考证中共党史学界在建党问题上的自说自话，自然会发现太多的欠缺、漏洞，甚至是硬伤。其因而感觉良好，自不足怪。

二

国内中共党史学界在中共成立史研究上的问题，严格说来并不是不做实证性的研究。仅就笔者所知，与中共党史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建党史的研究在史实考证上下的工夫恐怕还是最多的。中共党史学界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出在观念先行上。而这个问题，也并非只有国外学者看出来了。事实上，石川所批评的中共党史学界在中共成立史研究上所表现出的种种问题，特别是以强烈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目的来左右史实的认定等等，恰恰也是许多年来国内历史学界轻视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说到石川的中共成立史研究，正如其后记中所谈到的，它体现的是日本历史学研究者一贯细致扎实的学风。他之所以下决心要研究中共成立史，说起来理由也非常简单，即中国党史学界所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令人困惑。比如，如果真的是像中共传统党史所解释的那样，中共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那么，按照东亚各国资本主义及其工人运动发展程度，或者是按照社会主义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无论如何都应当是日本在先、中国在后，朝鲜更在其次。为什么事实上却恰好相反：朝鲜共产党一大召开在中共一大之前，而中共一大又召开于日共一大之前？如果说在何种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充分条件，产业工人的人数和工人运动的规模也不是直接左右东亚各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的要素，那么，像中共党史学界那样，强调中共建党的自主和自发，否认来自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与帮助，是否具有事实上的依据呢？

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在打破了“结合”说之后，石川首先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入手，重点考察了五四时期曾经在传播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进而很快成为中共发起人的李大钊、李汉俊等人当时获取马克思主义思想材料来源的情况。通过对这些人掌握外语的状况、留学经历以及获取马克思主义思想材料途径等各方面的细致考察，他发现：1 .五四时期中共发起组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留日学生，他们这时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也主要是来自于日本的各种报刊文章。包括李大钊等人这时发表的那些著名的谈论马克思主义或唯物史观的文章，其实多是根据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等人的文章翻译而成的。甚至中共早期组织出版的第一部《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也是根据日译本译成的。2 . 1920年春俄共远东地方组织派遣魏金斯基（一般也译为维经斯基）等来到北京和上海展开宣传联络工作之后，陈独秀等人开始得到由魏金斯基提供的介绍俄国革命以及美英等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英文材料，由此才开始具体了解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新青年》以及随后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等等，也因此得以开始大量译载介绍列宁著作、俄国革命以及各国共产党情况的文章。也正是在魏金斯基提供的资金帮助之下，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了建立秘密组织和有目的地进行政治宣传的各种工作。而经过比较对照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与《共产党》月刊刊载的美国共产党的纲领，石川还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共一大所以会通过那样一个让后人倍感疑惑的远离中国社会实际的激进革命纲领，正是因为当时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们不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所知甚少，而且对怎样才能组织成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也是毫无把握，因而不得不照搬了美共的纲领。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

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

协助创立中共早期组织的魏金斯基

石川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及其成立时的情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资料搜集工作。其不仅为此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频繁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而且为研究此一课题，专门参加了能够学习俄语的研究班，进而先后前往俄国和美国收集史料。正是在这样一种持之以恒并且是多方面的努力之下，他才得以广泛比较对照各种相关史料，将大量历史碎片拼接出最为近似的历史现场图像，进而使自己的判断和结论最大限度地贴近了历史真实。

毫无疑问，国内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多半都会羡慕石川有条件“周游”日、中、美、俄四国，并因此将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此。但是，读了石川的这本书，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问题不必周游列国也是可以发现和解决的，然而，我们的研究者却没有石川的那份敏锐和细心。就像石川在书中多次批评到的那样，有不少史实，只要稍微用心比对一下国内已有的相关文献，就可以一目了然了，而我们的研究者却熟视无睹。比如，像石川所批评的，舒米亚茨基就张太雷生平所做的回忆，“因为有汉译，中国学者全部毫不怀疑地引用，竟没有人向舒米亚茨基引以为据的俄语杂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去求证回忆录本身是否信实”。而这个《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并非必须要申请到俄国去才可能看到。

如果说要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还需要懂俄语的话，那么考证下面这个问题应当是每一个研究中共创建史的中共党史学者都能够做到的吧？结果，还是没有人做。这就是石川对国内中共党史界流行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辨伪。

石川首先对此说进行了大量资料搜集工作，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确定了此说最早出现在1927年5月报载高一涵在李大钊追悼大会上所做的悼念演讲中，内中有陈独秀和李大钊在避往河北李大钊老家乐亭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的说法。石川据此再一一对照高一涵同时及以后历次关于这件事情的回忆文字，包括同在1927年5月发表的高自己所写的记述了同一件事情详细经历的文章，1957年4月和1963年10月亲笔写的回忆。由此发现高一涵自己写的文章其实都没有提到过陈、李二人计划组织共产党的事情。这表明，记者记述的高在李大钊追悼大会上的演讲词，很可能并不准确。而更进一步，石川查对了高一涵谈到的1920年初李大钊陪同陈独秀离开北京时高本人的行踪，发现高当时并不在国内，而是在日本。这样就更加肯定了高不仅不可能知道陈、李二人当时离开北京的具体情况，更不可能了解二人在离开北京途中“计划”过什么。看起来如此简单的考据工作，既不需要外语能力，也不需要财力支持和出国查核，然而，国内研究中共成立史的学者，无论相信或不相信“相约建党说”，并无一人注意到需要做此考据工作。

三

当然，石川的批评也有不那么准确的地方。

比如他认为将国内外文献进行相互比较和对照这种常识性的研究方法，不仅在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也“极少被采用”。关于这一点，不要说久已被实证研究之风主导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即使是以所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¹⁾研究而言，也多少有点言过其实。他人不论，仅以笔者而言，自1980年代初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之日起，就在师长和同行的督导之下，孜孜以求地到处查找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对照比较，也因此发现和修正了以往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方面的诸多史实。近20年来中国近现代史，包括“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所取得的种种进展，其实都与这种常识性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不无关系。即使就石川书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如李大钊“五四”时期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实际上不过是编译日本学者文章的结果；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乃至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曾经借助甚至是依赖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研究；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众多俄国密使的推动下，当年不仅产生过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而且也曾经出现过其他一些试图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组织等等，其实中国学者早就有过相应的发现和考证。

再比如，他简单地认为“中国史学界”对中共成立问题的“国际契机”“缺乏关心”，且“不关心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疏于考究某一记述的出自和渊源”，也未必十分恰当。

第一，在中国，今天仍旧关心并从事于中共成立史研究的学者，即使在中共党史学界，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且都是上了年纪的前辈。不要说他们所受教育无法像石川那样能够熟练掌握日、中、英语，略通俄语，就是以他们所在单位或个人的财力，要想实现前往近邻日本一国进行文献资料搜集的可能性，都几乎没有。说他们对自己毕其一生研究的问题，不关心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多少有点不够公平。仅以笔者的一位老师为例，其一生研究1920年代广东农民运动史，几乎阅尽所有国内乃至香港所藏各种相关的报刊文献资料，摘录卡片无以数计。只因仍有众多第一手资料藏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苦无前往之法，不得不找到笔者帮忙。最后虽得以竭尽全力自费前往，奋力笔耕，终于完成了《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的呕心之作，但就在他即将最终成就其后续之作的时候，却因疾劳过度而罹患绝症。而他尽管备受病痛折磨，躯体全废，却仍拼死以搏，稍能坐起，即用牙咬住铅笔点击键盘，试图最后完成写作。每每想起他晚年竟遭遇如此病痛，笔者都不禁会唏嘘不已，因而会后悔自己不该帮他成就此行，以致害他。然而，由此即可知中国19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追求之所在。实在不是他们“不关心”或“疏于”考证海外资料，而更多的还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条件不允许。

第二，在中国，除了外语和经费条件所限外，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障碍则是石川自己在书中已经频繁谈到的政治禁忌问题。坦率言之，石川此书一个最大贡献，就是进一步印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共产党在1920—1921年的产生，是直接得益于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国际的成立，并且直接受到莫斯科或共产国际推动帮助的结果。之所以说是进一步印证，就是因为这样的观点中国学者1980年代初其实就已提出。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北京大学的中共党史学教授向青，然而，这样的研究却没有能够取得更为深入具体的进展。包括笔者在内，也只能曲折地发表少量考据性文章，难以提出更加直截了当的观点。⁽²⁾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向青提出这一观点的文章刚一发表，马上就受到了有关方面的严厉批评。以致任何公开谈论中共的产生得益于石川一书所强调的“国际契机”和国际帮助的文章，都难以发表。就此说“中国史学界”对中共成立的国际背景及其契机“缺乏关心”，或许不错，因为其避之唯恐不及，研究都不研究，当然缺乏关心；但如果泛泛地说中共党史学界也都“缺乏关心”中共成立的国际背景问题，恐怕就需要有所注释了。

四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的贡献，当然不仅在于它充分论证了作者再三强调的“没有共产国际就不可能有（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点。⁽³⁾事实上，石川在书中同时也提出了其他一些新的颇有说服力的观点。笔者在这里想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他的一个新观点是：有必要将中共的成立与中共一大分开。因为就事实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应该是在1920年11月，即拟就《中国共产党宣言》和正式出版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之时。

出席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但是，尽管石川已经对中共成立的经过，做了相当深入细致的考察，就本书的论证结果而言，因为毕竟有许多资料已无从查找，各种零碎的史料必须要靠推理来衔接捏合，因此也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如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无论是人员构成、组织名称，还是他们成立的具体时间以及活动内容，因为史料欠缺，多数仍旧含混不清。

再如中共一大通过那样一个激进党纲，不过半年即得知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以至于另起炉灶，何以亲身参加了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决议起草工作，在爪哇有着长期统战工作经验，又一向喜欢表达自己意志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一大开会过程中，竟完全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听任中共照抄美共党纲？至于久已形成争论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与魏金斯基推动组建的“革命局”之间的关系问题，书中的论证也还存在着诸多不能自圆的地方。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中央书记施存统

按照石川的说法，魏金斯基组建的所谓“革命局”，其实就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亦即俞秀松在1920年7月10日日记中所提到的那个“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⁴⁾，也就是张太雷1921年给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中提及的那个“第一批共产党细胞”，和施存统1921年底向日本警察厅供称的“社会主义大学校”。新青年社，或“社会主义研究社”，也是它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下表可知，即使就上述各组织成立或第一次出现时间来进行逻辑推理，石川的结论也还是难以成立。

由上表排列的时间情况可知，革命局、新青年社、社会主义研究社因为形成在1920年6月中旬以后，因此不可能与形成于1920年5月共产党细胞、社会主义大学校为同一组织的不同名称。考虑到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日记中使用了“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的说法，同时半年多后他在帮助张太雷起草给共产国际三大报告时肯定1920年5月出现了第一批共产党细胞组织，再加上亲身参与了这一活动的施存统也明确肯定了这一时间，应当可以推断在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确曾发起过一个类似“社会党”或“社会共产党”之类的组织。⁽⁵⁾但这个组织是不是就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呢？即使按照石川书中的推理，也还不能判定。因为，按照石川的说法，魏金斯基肯定是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的发起会议的。既然如此，魏金斯基6月信中不曾提到这一重要情况，8月中旬末却兴奋地提到自己成功推动组成了革命局一事，并且详细说明了事实上是由新青年社或社会主义研究社所做的种种宣传工作，就不可能是偶然的。由此可以得出的判断只能是，他肯定没有参加过1920年5月陈独秀他们所发起的那个组织，无论它叫过什么名字。换言之，这个组织多半也不是后来的那个有魏金斯基参与其中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亦即领导着新青年社和社会主义研究社做宣传工作的那个组织。

当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我们不能指望石川祯浩副教授凭借一个人的力量来解决中共成立史上的所有争论问题。石川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为重要的作用，大概莫过于它所提供的极大地不同于此前国内中共党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从而让关心中共党史的读者对于何谓学术研究，又有了一番新的见识。而它对于国内继续从事着中共党史研究的众多同仁来说，则无疑也将是一种“良好的刺激”。笔者只希望这种刺激能再来得多些，从而真正使中共党史学界受到触动，从此有所努力，不再总是让自己经常成为被中国历史学界，乃至被海外历史学界批评的一个对象。

原载《中国学术》第25期

【注释】

(1)在中国并无此种研究方向，要么是中共党史，要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笔者怀疑石川祯浩所指实为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系史，故亦在此范围内借用此一概念。

(2)但笔者始终赞同向青当年的这种认识，并一直致力于证明此点。可参见《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4期；《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1—2期；以及《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并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3)括号中为笔者补充的文字，因“没有共产国际就不可能有共产党”的说法恐非作者原意。且作者紧接此句亦补充道：“至少，当时的所谓‘共产党’的成立，首先要视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否作为共产国际在各国的支部）而定。”

(4)转见《上海党史》1991年第7期。

(5)所以说“类似”，是因为施存统供词交代了几乎全部所知情况，唯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提到共产党或社会共产党这一概念，而以社会主义大学校来称呼，似非偶然。联系到陈独秀9月文章中也自诩“社会党”，或可认为5月间组织的这个组织，确实没有明确地标明“共产党”三个字。

北伐战争史研究中的些许遗憾
——简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

如今，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好书不多。而杨天石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却是想要了解1926—1928年国民党所领导的，在国共党内合作背景下展开的北伐战争以及北洋军阀政府覆灭经过这段历史的读者非读不可的好书。

《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一书的出版，无论对中华民国史研究也好，还是对中国现代史，甚或是对中共党史研究也好，都是极具冲击力的一件事情。只要翻开这本书，看到其中大量的引注、考据及其丰富的征引资料目录，就不难了解这本书在史学研究上的价值。

《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封面

杨天石教授的史料功夫向来令人钦佩，这本书在史料上的长人之处更是有目共睹。一部好的史书，至少需要三方面的条件，第一是作者对历史必须有深刻的悟性，第二是作者要有比较好的文字概括和表述的能力，第三就取决于作者在史料上的功夫了。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得到诸位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根本上也就在于这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就我个人来看，我还是认为，这本书最大的成功是在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上。我们之所以通过这本书，而不是通过此前其他相近题目的著作，了解到如此多前所未闻的历史细节，主要还是得益于作者能够比前人更广泛更全面地发掘和占有新的史料。

除了人们已经谈到的种种长处以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还有一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它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优秀成果。许多年来，类似的集体成果也出了很多。但是，比较起来，这部书的“含金量”却远远高于不少其他同题材的集体研究成果。为什么这部书显得如此突出？这与组织者所追求的科学目的和负责任的研究态度有密切关系。只要注意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名单，就不难发现，参加这部书写作的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是硕果累累的专家，他们对自己所承担的部分，多半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研究，在中央一级刊物上发表过一系列颇为引人注目的重要论文。对于这样一部大部头的历史著作，没有这样一支比较成熟的作者队伍，要想达到这样一种高水平，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在肯定这本书成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主编者在这方面的苦心和集体研究的力量。

在积极肯定这本书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的同时，似乎也应当看到这本书所存在的两点不足之处。首先是这本书的作者队伍中缺少了研究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特别是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专家学者，这种情况使得这本书对这一时期涉及苏联、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关系，苏联、共产国际与共产党的关系，乃至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明显地不如作者对国民党内部关系的研究富有新意。尤其是关于中共党史方面，本书的叙述中还存在着一些理应避免的问题。

1924年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孙中山在大会主席台上

第六军欢迎俄国顾问大会

比如，本书第一章说明蒋介石“中山舰”事件后对中共的态度和中共中央对《整理党务案》等问题的态度时，就基本上搬用了传统的中共党史的说法，没有对当时条件下双方关系及其各自内部情况的复杂情形做出说明。因此，书中在引述史料问题上，也就存在着一些偏颇和简单化的现象。像书中所述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请周恩来询问上海中共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的问题，引述的资料只是周恩来17年后根据主观印象记忆下来的说法：“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事实上，周1943年的这篇回忆，仅谈及此问题的一小段文字中，就有几处与当时的事实不尽相符。周忆北伐出师前加伦请周转问中共中央对蒋策略，周忆“我到上海请示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他这时之所以这样谦虚，是因为在北伐前，他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因此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开会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只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在这段回忆里，第一个不准确的地方是周并未在北伐出师前去过上海请示中央，周到上海已在北伐出师之后，且是为参加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报告“中山舰”事件经过。第二个不准确的地方是说北伐前陈独秀正生病，在医院里对政治形势毫无研究。实际上，陈独秀生病包括住院都是在1926年1月至2月上旬，此后直至北伐出师都在工作岗位上，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很多评论文章，并且主持了周恩来参加的第四届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为会议做了政治报告。第三个不准确的地方是说陈病故委托张国焘主持中央会议，并代理主席，张说我们对蒋方针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这里显然搞混了时间地点等情景。周忆张主持会议传达中央意见的情况，理当是发生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的4—5月间，因中共中央委派张国焘前往广州调查情况，故张在广州曾一度代表中央主持过讨论应对事变策略问题的各种会议。但说张这时传达中央对蒋方针是既反对又不反对，亦不确。因这一方针的提出，又是在北伐出师后的中共第四届执委会扩大会议上。且原话也并非如周所述，而是“‘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¹⁾。将此两种方针的表述稍加对照即可看出，后一种表述中主张要反对蒋，但暂时应顾及蒋大权独揽，且主持北伐军事的现状，不要公开与蒋对抗，采取推翻蒋的政策，是很明确的，并不像前一种表述那样模棱两可，让人莫衷一是。用陈独秀这时的话来说，中共中央这时对蒋的方针就是：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去推翻蒋介石，而是要全力争夺国民运动的领导权。⁽²⁾由上可知，本书在这里简单地照搬传统中共党史的说法，不加分析地引述当事人事后的回忆，是有欠妥当的。

鲍罗廷及任命书

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与苏联顾问

1926年11月12日蒋介石北伐途中与苏联顾问在一起

冯玉样赴苏求援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与湖南省党部合影

同样的情况，本书在述及中共在北伐问题上态度的反复时，虽注意到苏共中央政治局担心列强干涉因而反对很快实施北伐计划的态度和苏联顾问，包括鲍罗廷积极贯彻苏共中央这一决议的情况，也注意到“中山舰”事件后国共关系的严重状况，却批评陈独秀在北伐问题上由最初积极支持，到转而批评蒋在推动通过《整理党务案》后发动北伐战争，借机“剥夺人民之自由”，且“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因而公开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是一个错误”，是对广大群众和进步人士迫切要求北伐的心情估计不足，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上述周回忆中的说法的影响。

大革命也好，北伐战争也好，多半都是在国共合作这一特殊背景下进行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这一时期革命阵营内部关系跌宕起伏、刀光剑影的根本原因。而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以及对双方关系的直接干预，不仅使共产党，而且使整个国民党的命运在很长时间里也深深地笼罩在苏联影响的巨大阴影之下。长期以来，所有关注这段历史的研究者们，都高度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即苏联和共产国际这时对国民党、共产党乃至对北伐和国民革命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究竟有多大？几个最直观的问题就是，国民革命军（包括国民军）的训练以及装备，有多少是由苏联人提供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计划、作战方案等等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苏联顾问之手，整个前半期北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人的参与？可以肯定，要写北伐战争史，不把苏联的影响、苏联方面的援助、苏联顾问的作用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干预等情况浓墨重彩地写足写充分，就没有办法把这段时期的政治史和军事史真正写清楚。通读全书，作者们在这方面明显地着墨不多。

不能否认，影响作者未能深入研究和探讨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资料，比如有关苏联人作用的档案资料。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资料基础。如书中第二章第三节谈到北伐军东进一节时，因为要强调蒋介石1月间因与武汉方面发生冲突，急于率军东进进占江浙，怀有“别开局面”的政治意图，因而引述了一条陈铭枢的回忆资料，说加伦顾问当时也表示：“用兵东南实在毫无把握，我也不知怎样计划才好！”以此来证明当时东征条件并不成熟。然而，陈铭枢的这一说法明显地与切列潘诺夫根据档案资料所撰述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中的说法相矛盾。该书列举了加伦1月间拟就的消灭长江下游地区敌军的计划书的具体内容。⁽³⁾其他有关东进问题的讨论，在中共中央文件以及共产国际有关文件当中也可以找到，并非完全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供利用和做深入探讨。其实，就苏联人在军事方面的作用问题而言，可以利用的前苏联档案、回忆录等也不在少数。尤其是有关北伐决策及作战经过，包括冯玉祥国民军所得训练和援助的情况，仅译成中文的前苏联的有关回忆录和文件集，以及近年来俄国公布的有关苏共中央讨论决定援助问题的相关档案资料，至少也有百万字之多。作者对这些情况看来重视不够，书中不仅对苏联在北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很少正面涉及，即使是在叙述存在有相当史料的军事问题时，也几乎很少具体地提到苏联援助和苏联顾问的作用。这种情况从史料的利用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在说明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1927年3月北伐作战经过时，书中只有一条资料利用了切列潘诺夫回忆录（《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条利用了韦伯收集的苏联文件；说明冯玉祥从赴苏求援，到五原誓师，到西安解围的经过时，则一条前苏联史料也未利用。由于这种情况，北伐战争的胜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苏联的援助有关这个多少年来让人感到困惑的问题，这次依然没有答案。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同样的情况，从探讨宁汉分裂乃至国共关系破裂的原因来说，北伐时期工农运动及其作用也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而相关的资料为数不少，甚至当时报刊上也有许多可以用来研究的报道，但作者在这方面明显的没有作更深入的努力。

另一点多少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是作者的研究方法。北伐战争史是一个已经有着众多研究成果的课题。如何看待前人的研究成果，这是一部高水平研究著作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作者在书末列举的大量参考书目中，几乎包容了目前所能见到与这一课题有关的所有研究成果，这说明作者是尊重前人的研究，并且是全面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的。但通读全书，让人感到某种不足的是，在书中数千条注释当中，竟没有一条史料注明是转引自前人著作的，并且作者在书中，包括在前言中，没有一处对前人研究中成功的地方，或不足的乃至错误的地方，作出过评论。毫无疑问，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众多国内研究著作都是这样做的，对此提出批评似乎有鸡蛋里挑骨头的味道。但是，作为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考虑到这本书所应具有的学术水平与地位，我仍然认为提出这种近乎苛责的意见是必要的。

我们今天的研究，确有前无古人的“开山之作”，许多资料和观点也确实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但是，对于北伐战争史这样的大题目来说，要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穷尽一切有用的史料几乎是不可能的，借助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是不可避免的，在自己的注释中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无疑是很必要的。同样，作为这样一部较大部头的研究著作，既然是在借鉴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新资料和新解释的，就更有必要在书中通过各种形式对前人的种种关键性解释公开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论，使读者了解这本书与此前同一题材的其他著作相比，究竟在哪些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过去的哪些说法是不实的，哪些研究是值得肯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人比较清楚地看出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当然，这里有一个学术规范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论文和论著在这方面还缺少一种比较完备和公认的研究规范。因此，作者习惯性地像目前这样处理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从更高的标准来考虑，也是从这本书的学术成就来看，没能这样做多少总是一种欠缺。纵观当今欧美日本的论文论著，很少在论述一个问题之前，不首先通过正文和注释说明此前研究的成果及其问题，然后在叙述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过程中，通过注释中说明自己的研究与前人研究的重要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标明哪些资料是自己第一次利用的，哪些资料是转引他人研究成果的。在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中，如何穷尽以往的研究成果加以评论，如何具体考证说明各种引文资料的翔实出处，甚至还是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一门必修课程（“历史方法学”）。在我们这里固然还不能以此来衡量一部历史研究论文或论著的水平高低，但如果大家都来重视这样的问题，至少可以对那些总是拿些老调重弹的东西来蒙骗我们编辑的滥竽充数者，起些威慑的作用。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

【注释】

(1)《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七月全会情况的报告》，1926年7月21日。

(2)同上引注。

(3)见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12页。

张学良忏悔了吗？
——对《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本考察

1956年11月，蒋介石因写《苏俄在中国》之需要，命软禁中的张学良就西安事变经过写一书面资料，由此便有了世人所知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的问世，也因此引发了对此一文献真实性的种种猜疑和争论。事实上，比较张学良事变后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的陈词和张20世纪90年代获得自由后就事变问题历次答记者问，也难免会使人对张学良当年是否曾真心向蒋做过忏悔有所疑惑。如今，张学良1956年原稿得以问世，世人终于有了了解张学良当时的心境和认识的机会。

一

迄今为止，张学良就西安事变所做的最为完整的回忆材料，仍旧是1964年7月《希望》杂志在台湾刊出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该材料当初刊布后，很快即被国民党当局收回，故外界知道的人很少。只是当1968年香港的《明报》月刊据以再度公之于海外以来，才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显然，几乎所有关心张学良生平和西安事变史实的人都读过或利用过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材料。但令人遗憾的是，似乎并没有人知道张学良写下这篇文字的原委，更没有人读到过这一文献的全本。这种情况不免使它的参考价值大打折扣。此后30多年间，细心的读者只是在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一书中印证了此一文献的真实性，并发现了一两段已经公开的摘要中所没有的文字，⁽¹⁾除此之外仍无所获。也正因为如此，大陆方面的学者议论到这一回忆材料时，不免多有保留，称其虽“非全然伪造”，“从文字和内容上看，显然经过删节甚或改动”。⁽²⁾

张学良

进入到20年世纪末的1999年，我们终于可以一睹此文献之全貌了。首先，张之宇在台湾《历史》月刊1999年1月号上具体说明了张学良此文写作之经过，并披露了张最初写给蒋中正这一长函开头部分的文字。⁽³⁾郭冠英亦在香港《明报》月刊当年第12期，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撰文披露了前遭删节的重点。⁽⁴⁾两文均具体说明，张文乃应蒋介石要求所作，虽有检讨反省之意，但最初并不为蒋满意，且并无标题，仅以长函方式复呈。随后，台湾国史馆张鸿铭先生根据《蒋经国总统档案》第0904号档所存，已删去信函内容，成为“反省录”形式的此一材料，全文披露于《国史馆馆刊》第26期（1999年6月）上。我们因此进一步了解到，此一文字几经修改后，在蒋经国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时已有定稿，且已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⁵⁾由此亦可断定，当年在《希望》杂志，以及多年后在国民党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第94辑上所发表者，均是蒋氏父子依据此稿请人进一步修改后，提供给军内及党内高层传阅的文字。唯当时正值强调“反共复国”之期，其删改难免具有颇多政治因素考量的背景，标题之所以改为《西安事变忏悔录》，想亦为此。

比较已经公开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这篇文字至少应当有四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张根据蒋意起草并以函件形式上呈，即经张之宇、郭冠英部分披露者；第二个版本是经过初步修改，即张鸿铭根据蒋经国个人档案所发表者；第三个版本是台湾官方进一步修改后在军队将领内部传阅，即20世纪60年代《希望》杂志发表，而为世人所熟悉者；第四个版本则是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根据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上蒋经国请人在《希望》稿的基础上，略作修改后印发给与会者参考的单行本，利用《革命文献》加以刊布者。根据张之宇的看法，第一个版本与第二个版本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⁶⁾但第二个版本和第三、四个版本之间，却仍有较多删改，因此内容上的差别相当明显。故此，笔者特将上述几个版本略加整合，以供比较，并简略地贡献一些个人的分析和看法。

20世纪60年代张学良与蒋经国、刘乙光

唯须说明者：（一）原已发表者（即上述第三个版本）共为27款，下文皆照原有序号标注，凡序号颠倒或内置者，显示发表时曾经改动；（二）凡上述第三版本者均列为楷体；张之宇、郭冠英披露之信函部分列为仿宋体；其他当年删去而未发表者列为黑体；［］中字为前发表时被改正者；【】中字为前发表时另加者。

二

以下为张文。

总统钧鉴：刘乙光同志转下的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评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寻苦脑（系恼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系後字之误，笔者注——原注）人之昭介（原文如此）。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忆，真不知从何下笔。即奉钧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亦不能不具实以对，更不应不具实以对。⁽⁷⁾

一、追忆往事，皆在二十年以上者，百念丛涌而来，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则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由东攀缘（系援字之误，笔者注——原注）至西，由西又转南北。而反把主题忘却，又须重新返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叙述有些杂乱。

二、不愿把良个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录有关他人之事，但不说明，又不能追源某念或某事发生之由来也。

三、良少读诗书，文笔拙劣，辞不能达意，又因心气悲枪，语文多有不恭谨或有形容词之过甚之处。总之，此书主旨在真实。良从来未向任何人吐录（系露字之误，笔者注——原注），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诚呈述。

四、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系後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问题，坦白的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追述事实。⁽⁸⁾

（1）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未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种熏陶，如今思来，恐受西方之师友者，为多也。

（2）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存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3）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敞，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4）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先大夫在世之时，已常有冒犯之表示。迨先大夫遭难之后，更加深国家必须统一，全国互相握手一致对外之观念，凡有作为，皆向此一目标迈进，往事可考。殊不知这些观念，其后果致使导致歧异方向也。

（5）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阻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因此之故，好些旧日僚属，当良归国途中，到港迎迓。在船上数日，良对彼等态度表示冷淡，彼等安知良心中之事；遂致忿忿，恐当时之人，今日尚有在台湾者。（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事。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蒋介石张学良等合影

（25）方当良归国之后，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难忘者也：①蒋公令良同车，往见汪兆铭于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副司令曾亲来拜访。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②某日同车，蒋公规戒良勿再事荒嬉。③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过部属关系，非情同骨肉者，何能出此。

（6）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从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良从未自动请求调用东北军，一则不愿东北军离开华北；二则不愿意同他们再发生旧日亲密的关系。调用东北军，多由干蒋公的命令。尔后当蒋公命良担任整理军队之命时，听闻之下，十分兴奋，因此，正合良之志愿，可为将来抗日作准备工作，但事未成功，此为第一次重大失望。

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嵋，曾向蒋公表露，可作抗日后方根据地，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北之后，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想在短期间，可将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

（9）陕北剿匪失利，良在南京立即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次则一百○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皎皎（佼佼）者。何则严正纯洁，牛则廉明忠厚，现在东北军人，想皆能道及。而一百十师，为东北军之劲旅，纪律修明，陕人对东北军本有烦言，惟对一百十师则称道之。迨何师长死事，陕人多为叹息。今在台之陕省人士，或于右任先生，当能作公道论断。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一如昔年，在其他国内战争中所经历者然。

（10）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风言流语，潮涌而来，最使难受者：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因“死路”一说，迩后有名为“活路”鼓动之刊物），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⁹⁾，言听计从者；非虽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¹⁰⁾；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¹¹⁾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¹²⁾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同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¹³⁾，真使良伤心万分！

良对共党殊少研究和认识。昔年在北平时，曾奉命捕一共党首要韩麟符（？），彼曾书一万言供状；良阅读之下，深有所感；爱其文，怜其才。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因之时动同情之感。觉⁽¹⁴⁾此辈青年，思想上虽有错误，其热诚，其魄力，如善能利用，使其为国家⁽¹⁵⁾效力，必可有所作为也。

（11)当良在鄂时，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彼要求数事：①去北满，必须由［经］俄，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两项原因，【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②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③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得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8）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曾养甫之书诗相赠，蒋廷黻之不拘形迹，促膝而谈。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陈谏；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患得患失，逄君之流亚，安能望其赞襄大业。（六）汪兆铭被刺时之怪现象，事后众语纷纭。（七）在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八）汪兆铭之一面抵杭，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12）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但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联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从未同共党有过来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向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捕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也。由彼介绍，共党表示，愿同良个人一谈，但不敢来西安。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馆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刘言，彼似系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因当时良以招抚态度，而该人言词含混，未有结果。

陕北红军

返回西安，在当时之先后，有一人（良忘其姓名）持有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遂令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回，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因此使良认为中央对共匪有可容纳之意。此时进剿前线，发生变化——共匪改换⁽¹⁶⁾作风。今日思之，可以说，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也。⁽¹⁷⁾

（13）共匪将被俘军官多数放回，声言东北军人，内心抗日，彼方认为同路之人，良曾将被匪释回，而散放共匪之言者，分别处刑或看押，因此越增东北少壮辈之忿慨。又曾将苗呈实、张潜华等看管，令高崇民离境，而左右责难更甚。

（14）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是共产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求，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

良本对李克农之约，谅彼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之句；彼即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之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延安会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西安事变前的周恩来

（15）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事，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并举良曾参加某次会议，席间蒋公曾以“等待。死去，再讨论承认伪满”事，答复某人语以证之。⁽¹⁸⁾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知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所最恨而抗日最热忱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①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②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③江西、海南、大别等地，共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④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⑤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⑥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⑦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⑧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⑨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¹⁹⁾

⑩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然等等。

（16）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随时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良先震于李、周之胆壮，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²⁰⁾，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

（17）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迩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今日思来，当时良之理想，愚蠢可怜，幼稚可笑。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所以曾有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杭俄之举。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瑭、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

同⁽²¹⁾周恩来会谈之后，所虑者，惟恐蒋公不加允纳⁽²²⁾，遂思⁽²³⁾待机，向蒋公委婉相陈，此种停止剿匪共同抗日等计划，曾向阎百川、张季鸾先生等征询意见，得彼等同情赞许，越⁽²⁴⁾增良之信心。所以屡至南京、洛阳以待良机。

（7）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当时蒋公问，有什么办法吗？本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蒋公嘱良同参典礼，良因未著军服，未果。当日夜间，再至孔宅晚餐，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豫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训话后，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曾以温言相慰。良彼时又生一幻想，决意求去，然而又恐东北人士责难，假如蒋公能派良出国，脱此苦海，暂避一时，曾向蒋公请求，派良赴英为贺使，正使已内定，求其次亦未允准。惜当时蒋公未能明了良之隐情也。尔后反复再思，必须不顾一切，向蒋公痛陈。曾在某次火车中，犯颜相述，惜未尽其词，而车已抵站，迎者至矣。

（18）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挥］。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

杨虎城

（19）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①请求抚恤、补给皆无结果。②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良个人者：①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话。②双十节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有人向良解释，冯曾在华北抗日；良思冯在张家口之事，乃反抗中央，曾令庞炳勋进讨；何言功乎？动心者，非为一勋章（此句为革命文献补充发表者）。认为中央有轻视和奖励不正行动之意存焉。③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之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再三自问，余何点不如冯焕章乎？⁽²⁵⁾余诚年幼⁽²⁶⁾轻躁，学识浅鲜⁽²⁷⁾；但冯玉祥屡抗中央，发动内战。其为人良实有不敢恭维者，良自念归国以来，一秉忠诚；处处为国家，为领袖。从未计及个人利害（诸如敦促阎百川同中央恢复旧感；不拟调动东北军等等）。不过归国之后，蒋公骤付重任，对党政军教⁽²⁸⁾，乱加参预，嫉恶如仇，妄加批评，时有恶语侵人而不顾。自问一本良心，为国为党，毫无私人利害存在，同志统是为公，自然定能见原余之粗莽，尤念诸民主国政治家之故事；殊不知中国官场，则大谬不然者也。

（20）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①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②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加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感［念］。③停止内战，团结作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当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遂其志而已。（良秉性躁急，又素乏戒惧集养工夫，每从事谈陈，动则欲将心事急于一言尽呈方快。因之冲动不已，言词形容恶劣，则不自知。不但不能下气详为解说，反而言词常变了方向；走出正道之外，反乎初衷。此良生平最大弱点，而今日仍常不能痛改者。）

（21）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假如良仍旧是同何雪竹、张岳军共处，如今思来，恐不致发生该事。）方当一百十师失利之后，重拟围剿计划中，授杨虎城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彼对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牢骚话语。并言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良虽以好言相慰，但亦表示爱莫能助之意。然勉为筹拨十万元接济之。再当一○九师之败，良亦曾向彼表露倦于剿匪之心情。同时前后，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但此时良尚未明告杨虎城，拟同共党匀结之计划。不过在某一时期，杨已知之。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彼时杨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确系共党也。）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良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追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心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西安张公馆

（22）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

（23）【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发［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秦邦宪），另一人则记忆不清矣。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

中共领导人（右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　1936年的毛泽东

（-22）【事发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做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共党内部分为两派：主张激烈一派，主张不利于蒋公，叶剑英则其一也；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周本人属之。共产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良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事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划者，仍为蒋公领导。

（24）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再三追想⁽²⁹⁾，何当时执迷不返？⁽³⁰⁾【为何屡失直陈之机会？】⁽³¹⁾为什么夫人在那时，未早有所参预？⁽³²⁾为何中日战事不提前早爆发？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良着重声明，非有丝毫委罪于天之意，因回思再三，微小如良者，个人一念之差而能引起如此之大乎？心哉！心哉！其力如斯乎？后之人，安可不戒慎也。

（-22）当事变之后，良曾召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同人训话，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讲演，皆曾有记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该可证实，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尊崇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

（26）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向，有违初衷。（我等反对内战，反蒋引起更大之内战，我等目的在抗日，反有向日本结合之趋势；我等所希求者，蒋公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反致蒋公将要失去领导地位和声誉，）所以力加说辩。良在该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蒋公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蒋公又从不假以辞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任何堂皇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同良等商讨；对蒋公则如是，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扩大。而蒋公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之，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使良在回忆之中，有永不能忘却之一幕。造良随从蒋公飞抵洛阳，下机时，天色已垂暮，蒋公同欢迎者第一句话问：“张副司令哪！要好好的照拂⁽³³⁾他。”这是何等慈祥爱护精神之流露，良在当时，难过的几乎在人前落下泪来。今日追忆这些往事，一幕一幕地出现于脑海，心中十分酸楚，真是不愿往下再写了。

蒋介石、张学良合影

（27）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①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②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只用自身过去之经历为演绎，（如于学忠原系对敌，可为忠实之部属；宋哲元、傅作义可作好友，良同国民革命军曾对抗，一旦而为蒋公之部下等等。）殊不知，前提已错比，而推断自然大错而特错矣。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假若金石之坚，虫又能安生乎？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恨、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伎俩乎？所以，敌对必须要“知己知彼”，“同仇敌忾”；请准良说明引用这两句成语之意义，该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匪的主义，共产党确是怎么一回事，则殊欠研究，而对共党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理多是如此。比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的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怒良取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否则，在大陆反共战争之表现，则同抗日战争之表现如何不同也。今日反共之斗争，必须使大家确实认清共匪之真面目，自发斗争。众擎易举”，“众志成城”，古有明训；所以良觉得西安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轮到研究共产党问题，至于共匪彼时乃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壳中，毫不自觉。“知己知彼”，共产党可谓确善发挥。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空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之作用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飞返南京机场

三

从以上的文字中不难看出，对张氏原文的删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文字上为行文或逻辑着想；二是事涉其他仍在位之重要人物避免负面影响；三是涉嫌过事张扬自己容易引人同情之处；四是基于政治考量纯为宣传效果者。以下就此四个方面删改之必要与意义，略作一些分析。

第一，就文字方面的修改而言，原文确有个别用词或语句不通者。如第十一款中“去北满，必须由俄，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两项原因，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将“由俄”改“经俄”，同时删去“两项原因”，加一“故”字，全句变为“去北满，必须经俄，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确较原文为通顺。但此种文字加工数量不很大，且个别语句的变动也有令人不解的地方。如第二十二款最后一句中有“除非其别有用心，当皆可能实证”，与原文“除非其别有用心，当该可证实”相比，原文中“证实”一词显然比修改后的“实证”一词更为贴切。同样，在文字变动上最多的段落调整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由上列内容可以看出，早先提供内部传阅之二十七款，较原文变动颇大。像第七、八款原本分别在第十一款和第十七款之后，第二十二至二十四款也被全部打乱重排，第二十五款原本在第五款后，却被后提二十款之多。而这些变动无论就逻辑，还是就行文，似乎都无必要。如早先公开之第七款，原文中是在第十五、十六、十七款之后，时间上有因果之联系。因为十五、十六、十七款谈的是张氏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周慨然承允张所提十项条件，因此才有产生第七款张解释说他此后几度试图向蒋公陈述自己与共产党有所接触，后者已有投诚之意，却均未能达到目的的情况。而段落变动后，这一款内容被提前到第六款之后，而第六款说的还是张刚刚奉调陕甘，尚未开始剿共时的情形。其这时与共产党尚无任何关系，突然接入第七款内容，无论时间上还是逻辑上都明显欠妥。

第二，就事涉敏感人物的修改而言，应当说并不太多。这是因为文中提及人物并不太多，且部分人物或无可回避，或已被判定为反动，因此，所删者不外是张提到何雪竹（成浚）、张岳军（群）、曾养甫、蒋廷黻、阎锡山、张季鸾、于学忠、宋哲元、傅作义等人名字的地方。唯此种删节，个别地方确实存在改变原意之处。最引人注目者如第八款中谈及曾养甫、蒋廷黻等人之处，一经修改，几乎面目全非，明显地可能扭曲作者原意。原句为“友朋之讽劝，如曾养甫之书诗相赠，蒋廷黻之不拘形迹，促膝而谈。沈钧儒、王造时等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陈谏；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修改后则变成“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其中之问题。

曾养甫

蒋廷黻

第三，就涉嫌过事张扬自己之处，内部传阅稿中删削甚多。如张原文中强调自己“先大夫在世之时，已常有冒犯之表示。迨先大夫遭难之后，更加深国家必须统一，全国互相握手一致对外之观念，凡有作为，皆向此一目标迈进，往事可考。殊不知这些观念，其后果致使导致歧异方向也”。此种说法似有过事夸耀自己之嫌，且将西安事变之发生与此相联系，似为当局所忌。又如，反复强调自己如何忍辱负重，称“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言听计从者；非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³⁴⁾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真使良伤心万分”！此种表白，亦很难视同自省之词，且容易引起同情之效果，故亦不能保留。再如，张原文中说明自己当年备受各方重视、僚属爱戴，却甘愿服从于蒋公之情形，亦涉此嫌。原文称“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阻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好些旧日僚属，当良归国途中，到港迎迓。在船上数日，良对彼等态度表示冷淡，彼等安知良心中之事，遂致忿忿，恐当时之人，今日尚有在台湾者。”另如太多强调公忠之心不得理解，致冤屈难伸之处，即所谓“一秉忠诚，处处为国家，为领袖，从未计及个人利害”；对事变之发生，总认为并非纯系个人之力所造成，有所谓“再三追想，何当时执迷不返？为何屡失直陈之机会？为什么夫人在那时，未早有所参预？为何中日战争不提前早爆发？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凡此种种，无疑也与当局所希望于张氏“反省”或“忏悔”者间有距离，对激励当时岛内将领反共意志及提高防共统战之警觉不利，故亦在删削之列。自然，原文中那种太过张扬蒋氏对张之“宠顾”⁽³⁵⁾的文字，也有多处删节，其用意自不难明了。

第四，蒋要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情况之时，正值其全面反省此前失败，总结教训之际。由此而重视张此一文字的政治宣传作用，实属必然。实际上，蒋要张写回忆之时，恰值蒋在不分日夜赶写修订《苏俄在中国》一书之际。从该书过程稿中可以看出，蒋1956年11月的修改稿对西安事变一段写得十分简略，12月的修改稿中即大段增加了有关张学良回忆的内容。这表明，蒋1956年11月20日命张就西安事变写出书面回忆，确与其要充实这一方面内容的需要有关。故12月得到张的回忆之后，蒋马上就将张回忆中有关的内容补充到自己的书稿中去了。可见蒋对张回忆的内容十分重视。其随后印成内部本提供给众将领传阅，以后蒋经国将其印成小册子在中央全会中传阅，意皆在此。

叶剑英半身照

据郭冠英引述承命转知张写此文的特务队长刘乙光独生子的回忆说：张“第一次写了蒋总统看了很不高兴，对我父亲说：‘他还不悔过？他是国家的罪人，国家到今天都是他弄的，他早该死了，多少人要杀他他知道不？’又把报告退回来重写了一次。”⁽³⁶⁾联系到蒋当时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目的性，以及张学良对西安事变意义及自身作用的理解程度，张第一次成稿后受蒋责备，确有可能。毕竟以张政治之教育及训练、觉悟之程度，他确实未必能一次写出符合蒋要求的内容。即使再度重写之后的内容，也注定难免会与蒋之要求仍有距离。故从政治层面对张文有所把关和修改，然后再拿来教育党政军高层干部，仍为必然之举。

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亲笔信草稿

传阅稿中此种修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宣传角度统一口径，规范文字；一类严格削删张对中共人物表示赞佩，或可能引起类似误解的用语。前者如第十八款中“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修改后变为“共党曾派叶剑英求见”；叶带来毛泽东之约书，表示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改为“军队则听受指挥”等。此种修改虽为个别文字，但在显示当局必欲坚持正统之观念。传阅稿中将张自称在延安会谈中所提十条件中“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一条删去，其用意亦在于此。因此十条所称共党武装接受点编，取消红军名称，停止反对政府，同国军待遇，准备抗日等等，中共当年都曾赞同并接受。唯后来造成两党冲突之关键，乃在共产党仍旧拥有自己的武装，只同意接受指导，并未如蒋当年所期望者，真正接受指挥，更不曾为国民政府所“收编”。“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一句，明显地认同中共在抗战中可以保有自己的武装，这就如同“军队则听受指导”一句中“指导”一词不合要求一样，自然需要有所修改。同这一类文字相比，后一类文字更足以显示张政治上之幼稚。如张一面大谈中共统战及宣传“伎俩”，一面却津津乐道于早年奉命捕到“一共党首要韩麟符（？），彼曾书一万言供状，良阅读之下，深有所感，爱其文，怜其才。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其言词中对共产党人“其热诚，其魄力”之钦羡，跃然纸上。尤其是在谈到与李克农、周恩来会谈的情形后，更是突出强调中共干部之胆识才干，称自己“先震于李、周之胆装，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如此之类，自然也是非削删不可的。

依据对上述不同版本的回忆材料之对比和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即我们过去所了解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确曾受到相当程度的删改，有些修改对其原意也确有某种损害，但也仅此而已，与所谓“伪造”无涉。严格地说，虽然经过删改，其基本内容以及张当时对此一事变发生经过和原因的基本认识，并未因此而受到扭曲。故新的全本的出现，不会根本改变以往《西安事变忏悔录》所留给我们的印象和看法。

四

对于张学良此一回忆材料之真伪，早已不复有争议。唯其是否由衷之言，是否经过删改，一向争论较多。蒋经国档案中存稿刊布，经与前已公开之内部传阅稿相互对照，其是否因为受到删改而遭全面扭曲，相信也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我们是否可以将其视为张的由衷之言？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张作此文，是否会有太多违心之论？

关于张在1956年11月应蒋之要求所写的这一回忆可信与否的问题，显然需要从事实与情感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就事实而言，张所言经过至少就他自己的记忆应当说大体属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张学良这一回忆材料与其获得自由后的有关谈话材料加以印证即可得出大致的印象。⁽³⁷⁾唯个人的记忆与历史事实本身难免会有许多出入，何况张学良为蒋写回忆录时西安事变已经过去20年之久，1990年代再度回忆时更远离当年达半世纪还多。因此，就事变形成及其发生的经过，许多具体的情况，其回忆与事实本身存在较多的出入，当不可免。过分相信其回忆，以为只有张的回忆才可信，此种态度自不可取。再加上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内幕，如事变期间蒋、周会面时所谈为何，张也未有丝毫的透露。故在事实方面，张的回忆远不如许多依据档案材料深入研究的著作可资借鉴，其史料价值相信已不甚重要。

张学良软禁地之一——奉化招待所

就张此一回忆材料而发生的争论或疑问，也许更多的还是在其情感认识的层面上。确切地说，即是在仍旧遭受软禁，没有人身及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张应蒋要求所做的这种回忆，是否可能如实表达其对自己当年所作所为以及对中共当年作用的真实认识？有关这一点，也许张获释后就此所做的一段说明较能反映他内心深入的想法。他说：对于西安事变，“蒋介石与经国先生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久，我决心写，但写出了大纲以后还是决定不写。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我要写，好的、坏的都着（应为‘如’——引者注）实地写，我不能只说好的”⁽³⁸⁾。“不能只说好的”一句，清楚地反映出他当年在写此回忆时确实心存某些困惑。

张在此所说的“写出了大纲”，当是指蒋要张写的这个回忆材料。就此文字的初稿而言，应该肯定张确实是想好的、坏的都要如实写的。唯当时的条件局限性之大，张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表达看法，亦不难想象。而更重要的是，以当时岛内的情势和蒋对总结此前失败教训，以便找到反共复国方法之执著，张的这个回忆不免也会被要求以此为目的，如此要想兼顾事实之叙述和个人理性之总结，自然相当困难。张力图多少说得全面一些，好的、坏的都要提到，实际上处处想为自己暗做辩解，因此第一稿被退回，重写后的文字仍要受到删改，皆难避免。

严格地说，不论蒋如何希望与要求，对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张后来虽然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写共产党，其内心深处未必相信共产党起了主要作用。他在文中强调了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强调他所具有的强烈民族感情；第二是强调他对东北军负有难以解脱的特殊责任及其由此而摆脱不掉的良心谴责；第三是强调国民党勇于内斗怯于外斗，蒋介石及南京中央对他抗日的愿望和内心的苦衷缺乏理解；第四才是说明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宣传与统战对他和东北军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其所谈之多方面原因，却不得不把整篇回忆的将近半数篇幅用来谈论共产党，其作文时心态失衡，因而有“我没法写”之慨叹，可想而知。比较一下张恢复自由后对事变原因的讲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当年动笔之后，为什么会感到极度困惑。因为，在恢复自由后，张虽不止一次地谈论西安事变，却几乎只是突出强调他的民族情感、对东北军的责任和他与蒋在安内攘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对中共的影响几乎不复有任何具体之谈论。⁽³⁹⁾良明显，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他更乐于把西安事变看成是自己个人的作为。③他是否真的相信共产党是这场事变的幕后主导，包括他是否个真的强烈地怀疑：“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怕是要打一问号的。

当然，时势与环境之骤变，往往会带给人相当的心理冲击。当年，由于大陆政权易手，国民党退踞台湾海岛，许多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追究历史责任时，都把矛头指向张学良，断定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造成国共命运转折、大陆政权易手的罪魁祸首。面对此种舆论的强大压力和蒋的谴责，张一度被迫扪心自责，曲意邀宠，甚至相信自己罪孽深重，并有所谓“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张学良谈历史经历利者，反为共产党耳。……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至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的说法，将事变之发生归因于上天之力，均在所难免。基于此种心态，服从于蒋之要求，在回忆中怨天尤人，努力表白，强调中共作用，提供防范共党伎俩之借鉴，亦为时势与环境所使然。但以张相当特殊的经历、教育背景和草莽性格，其显然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世雄杰，而非历史的罪人。此种心态，不仅在张自由后的言谈话语中经常有所流露，其实细读张上述回忆，应该也不难品味。因此，一旦时过境迁，张之看法和说法必然都会发生改变。

张学良谈历史经历

1991年，一位美国记者非常直率地就张发动西安事变一事问他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⁴⁰⁾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从这种明显桀骜不驯的言辞中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那个诚惶诚恐，怨天尤人，反复自责的张学良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当年张学良被押上军事法庭时的态度，就应该可以了解这大概是张内心一贯的想法。当年，张送蒋回京，“负荆请罪”，但却只是承认有对领袖不恭之罪，唯独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错。他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⁴¹⁾虽然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依旧还是这种态度。其所谓“主张”是什么？就是“安内攘外”，还是“攘外安内”。也即是张再三说明的，他与蒋之间那个“宛若仇雠”的“政见之争”。⁽⁴²⁾既然“宛若仇雠”，又是关系国家命运和抗日与否的重大“政见之争”，张坚持其主张不错，绝不后悔，甚至声称如时光倒流也“还是一样那么做”，不以为罪，反以为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对张学良应蒋氏要求所写的上述回忆材料，必须有分析地来了解。因为，其中的说法未必都是反映其内心深处的想法的。就内心深处而言，张对西安事变大概从未真正有所“悔过”。

原载《近代中国》第137期，2000年7月

【注释】

(1)此实为蒋经国在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印发与会者参阅之件。参见《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台北，1983年，第109页。其中摘录的内容较已公开的文字略少，但却增加了张学良回忆他与某持有财政部公函要求进入匪区者谈话的文字等。

(2)毕万闻就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所作注文（1）。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191页。

(3)张之宇：《关于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历史》月刊，1999年1月号，第67—69页。

(4)郭冠英：《公开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删节重点》，《明报》月刊，1999年第12期，第57—61页。

(5)唯此修改究系根据当局意图由张学良自为，还是经过其他人之手，目前尚无进一步的资料可以印证。张鸿铭谓“观其内容，应为张氏亲笔所写”，颇足质疑。因以此文之内容，故可断定系张氏自为，却不能因此作出“应为张氏亲笔”之判断。况据郭冠英在《张学良侧写》中介绍，张以长函复蒋时，“眼睛已不好，故是四小姐抄的”，其又如何能够“亲笔”誊写上万字的改正稿。

(6)在张之宇前引文中张仅公布了长函抬头起首的部分，对正文部分认为主要只是对蒋中正的称谓有所变化，即由“钧座”改为“蒋公”矣。

(7)此段文字在张鸿铭披露的定稿文字中已被修改为：“关于西安事变，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多年来，更不愿自寻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近念总统蒋公对良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领袖之参考，下垂援世之昭戒。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记，真不知从何下笔。”

(8)以上文字为张之宇前引文所披露者，唯一、二、三、四项内容可参照张鸿铭前引文。

(9)郭冠英文中此“亲信”两字为“心寄”。

(10)郭文中此“逢迎”两字为“酬谊”。

(11)郭文中“听”字为“集”字。

(12)郭文中“秘”字为“密”字。

(13)郭文中“如是”为“如此”。

(14)郭文中“觉”字为“且”字。

(15)郭文中无“家”字。

(16)郭文中“改换”为“改变”。

(17)此款曾经《革命文献》第94辑补充发表。

(18)此句曾经《革命文献》第94辑补充发表。

(19)此条曾经《革命文献》第94辑补充发表。

(20)此句在郭文中为“再实惊于周恩来之才干”。

(21)郭文中“同”字为“与”字。

(22)文中“允纳”为“与纳”。

(23)郭文中无“思”字。

(24)郭文中“越”字为“烈”字。

(25)此句曾经《革命文献》第94补充发表。

(26)郭文中“年幼”为“年轻”。

(27)郭文“浅鲜”为“浅显”。

(28)郭文中无“教”字。

(29)郭文中“追想”为“追思”。

(30)联系下文，这里“何”疑为“为何”之误。另郭文中此句为“当时为何执迷不返？”

(31)郭文中无此句。

(32)郭文中此句为“为什么夫人在当时不早有所参与？”

(33)郭文中“照拂”为“照顾”。

(34)见张之宇前引文，第86页。

(35)见郭冠英前引文，《明报》月刊，1999年第12期，第58页。

(36)参见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1990年6月17日，8月4、5、6；张学良：《记谈东北军两三事》，1991年5月4日；张学良：《答美国之日音记者问》，1991年5月19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149—1166，1183—1189页。

(37)张学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谈话》，1991年4月25日，《张学良文集》（2），第1181页。

(38)已知张在回答记者就中共作用问题的问话时只是提到：“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抗日抓住了民心。”见前引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39)在这一点上，连蒋都多少有些感到意外。从《苏俄在中国》12月过程稿增加的内容，亦即定稿的内容可以看出，蒋对张强调事变并无中共直接策动一点也颇感“意外”。见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1957年，第70—72页。

(40)《张学良文集》（2），第1165,1187页。

(41)《张学良文集》（2），第1111页。

(42)《张学良文集》（2），第1143页。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
——大陆抗战史著述亟待深入之一例

战史研究是困难的，其困难在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作战各方常常会因为迅速撤离阵地或改变行动计划，而失去统计战果和敌我伤亡情况的条件。许多数字或战报纯靠估计，实难避免。特别是在抗战初期，中国急需打胜仗以振奋民心，再加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初上战场，也需要鼓士气、扬军威。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多报一些战果，也不难想象。问题是，事情已经过去将近70年之久了，围绕着当年规模不大的平型关战斗所展开的研究却长期深入不下去。这无论如何都是需要重视的一个现象。

平型关战斗是八路军，也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打的第一个胜仗，因此历来备受大陆史学界重视。但是，有关平型关战斗史实的学术性研究却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而且迄今为止，在各种涉及此一问题的相关史书乃至于战史之中，对平型关战斗史实的叙述仍旧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已有各种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更多根据的还只是八路军一方的几份电报和参战人员的回忆，不仅对当时为敌方的日军史料完全不曾利用和研究，对国民党军方面的史料及其建立在此史料基础上的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多不理会，就是对八路军自己当年留下来的，但和已有的解说不尽一致的第一手史料，也往往是束之高阁，不予置评。事实上，战史研究原本即存在许多客观上的困难，如果不能利用交战双方的史料进行研究，仅仅依靠并不可靠的回忆录为据，势必会导致各说各话，互不相让的结果。我们的现代史研究进行到今天，一些军史战史研究的成果，仍旧简单依据回忆史料，甚至连基本的战史档案都不利用，实在令人不解。借此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本文利用当时参战各方史料并参酌国、共、日三方的研究成果，尝试重建平型关战斗之史实，以期引起现代史学界以及中共党史军史研究者的重视。

平型关战斗研究中的问题

关于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的研究由来已久，在各种涉及中共战史的著作中几乎都会以相当的篇幅具体说明。因为，这是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次与日军交手，并且是以师为单位对日作战的仅有的一次，还取得了相当的战绩，在当年极具宣传意义。所谓八路军一一五师一役歼灭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主力，或歼敌10000⁽¹⁾，40000⁽²⁾、3000⁽³⁾等种种侧重于宣传的说法，曾经流行了很长时间。

1980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对平型关战斗史实进行了某些讨论和考证，过去的一些说法得到了订正。如歼灭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主力，或歼敌10000、4000、3000之类的说法已不再能够见到了，但已有的考证和研究明显地还存在许多问题。⁽⁴⁾而新的说法和旧的说法两相混合，有人接受这些，有人接受那些，有人更演绎出新的故事，平型关战斗到底是怎么打的，具体是怎样一个过程，反倒是更加众说纷纭了。

开进中的一一五师骑兵

我们从以下列举的几种主要战史著作中的相关说法中，即可看出问题所在。

1980年代一般战史书中的说法是：八路军一一五师1937年8月下旬自陕西省三原地区出发，9月下旬抵达恒山山脉南段。查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已前出至广灵、灵丘、涞源一线，正全力夺取内长城线上的平型关要隘，决心隐蔽集结于平型关以东地区，从侧面伏击敌军。9月24日夜一一五师冒雨开进，在平型关东北一带山地设伏。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所属六八五团、六八六团担任小寨村至老爷庙地区歼敌任务，三四四旅所属六八七团在东河南至韩家湾一线阻敌援军，所属六八八团为师预备队，同时以师属独立团、骑兵营在灵丘至深源间和灵丘到广灵间活动，保障全师翼侧安全。25日拂晓敌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以百余辆汽车、二百多辆马车和火炮等组成行军纵队，沿公路向平型关进犯。当敌全部进入我伏击地区后，六八五、六八六团突然开火，被击毁的汽车、马车充塞了道路，使敌军进退维谷。在敌机开始参战，敌炮兵亦开始还击时，六八五、六八六团指战员已发起冲锋，使敌飞机大炮置于无用。激战至午后，小寨村、老爷庙、辛庄一线山谷中的敌人全部被歼。当六八五、六八六团乘胜继向东跑池日军发起进攻时，平型关方向部署的国民党军几个旅却袖手旁观。当溃散的日军接近其阵地时，更不战而退，致使东跑池之敌经团城口夺路而逃。此役八路军歼灭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3000多人，缴获长短枪1000多支，机枪数十挺，火炮2门，击毁汽车100余辆。⁽⁵⁾

平型关沟内地形

1990年代中期，关于上述情况有了较新的说法。其中应以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4年版《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中的说法为最权威。书中首先肯定，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是为配合友军作战而来。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一部9月21日已进至平型关前，开始进攻，其后续之部亦有向平型关开进之意，故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心在平型关组织战役，消灭该敌，要求八路军一一五师担任夹击敌之侧背的任务。据此，林彪经实地勘察地形后，决定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村长约13公里的公路两侧高地设伏，以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占领关沟至老爷庙以东高地，截敌先头，并阻击由东跑池向老爷庙回援之敌；以六八六团占领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之敌，之后协助六八五团向东跑池发动进攻。另以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村以南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以六八八团为师预备队，置于东长城、黑山村地域。25日7时许，日军第五师二十一旅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全部进入了伏击圈，一一五师立即全线开火，并乘乱发起冲锋。六八五团首先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六八七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了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六八六团于小寨至老爷庙之间，实施突击，并令第二营冲过公路，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峡谷之中。先期进占东路池的日军一部，试图回援老爷庙，被六八五团所阻。日军第五师在蔚县的第二十一旅和进至涞源以西的第九旅各一部增援部队，分别赶至灵丘以东的驿马岭和以北的王山村时，则遭到一一五师独立团的阻击，深源之敌亦受到一一五师骑兵营的钳制，不敢倾巢来援。而战斗进行至13时许，蔡家峪以东之日军一部与小寨以南被围日军会合后，在6架日本飞机火力掩护下，向老爷庙高地猛扑，均被六八六团击退。最后，六八六团冲下公路，在六八五团协同下，终于将该部日军全部歼灭。随后，一一五师向平型关正面东跑池日军逼进，准备按照与友军达成的协同作战计划，共同消灭该地区之敌。当日黄昏，六八五、六八六两团并抢占了东跑池周围的高地，将日军包围在东跑池一带盆地，只因友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该部日军未能被歼。此役一一五师共击毙日军精锐第五师第二十一旅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⁶⁾

日军第五师团占领山西太原后的入城式

新的说法明显不同于旧说：

（1）作战原因及任务不同。旧说强调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作战为自主作战，与国民党要求或电令无关。新说则肯定，一一五师此次作战是应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要求，为配合正面友军而进行的。

（2）作战形势和对象不同。旧说给人印象，被伏日军为第五师第二十一旅，正在向平型关开进过程中。新说则指出，敌该旅早在9月21日已进抵平型关前并开始进攻，一一五师伏击者只是其后续部队。

（3）部队部署位置不同。旧说称：“六八五团、六八六团担任小寨村至老爷庙地区主要歼敌任务”，“六八七团在东河南至韩家湾一线阻敌援军”。新说则称：“六八五团占领关沟至老爷庙以东高地……以六八六团占领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六八七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村以南高地。”

（4）歼敌地点不同。旧说称，战斗发生在小寨村、老爷庙和辛庄之间，战斗结果，“小寨村、老爷庙、辛庄一线山谷中的敌人全部被歼”。新说则称，负责关沟至老爷庙之间的六八五团首先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歼其先头一部”，并与东跑池日军回援之部发生激战；六八七团则在蔡家峪至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断了敌人的退路；师独立团在驿马岭和王山村与敌增援部队发生冲突；主要伏击部队六八六团则作战于小寨村至老爷庙之间。战斗至下午13时许，被六八七团阻击在蔡家峪以东的敌后尾部队冲出包围，与小寨村以南被六八六团合围的敌大部会合，在飞机掩护下继续向南面的老爷庙冲击。整个战斗最后结束于老爷庙附近。

（5）友军的反应不同。旧说称，当六八五、六八六两团乘胜向东跑池日军发起进攻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当溃散的日军接近其阵地时，竟不战而退，致使东跑池之敌经团城口夺路而逃”。新说则称，当日黄昏，六八五、六八六两团抢占了东跑池周围的高地，将日军包围在东跑池一带盆地，只因友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该部日军未能被歼。

（6）战果不同。旧说称：此役八路军歼灭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3000多人，缴获长短枪1000多支，机枪数十挺，火炮2门，击毁汽车100余辆。新说则称，此役共击毙日军精锐第五师第二十一旅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上述前后两说虽然差异不少，奇怪的是，两说所附作战经过要图却让人颇费思忖。前者虽然没提到六八五团有前伸至辛庄担任阻击的任务和歼敌的记录，却在要图中明白标明六八五团的任务在辛庄东南设置阻击线，并成功地歼敌一部。同样，它虽然没有提到六八七团蔡家峪至西沟村之间的阻击任务和它在韩家湾西北歼敌的战绩，却在要图中标明六八七团有此任务和战绩。而后者虽然没有提到东跑池一带日军未能被歼以后的去向，却继续保留了前说要图中的说明，即以图示的方式指明该部日军是经过国民党平型关正面防线辗转经由团城口逃走的，而国民党守军至少自西跑池以西的部队见到日军即望风而逃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作为1990年代的研究成果，自然较十年前的说法要实事求是得多，然而它却不加任何说明地把这场典型的只是作为配合正面防御而进行的短暂的伏击作战，从“战斗”一下子提升到了“战役”的水平。影响所及，以至几乎同一时期出版的几部重要的抗战史著作，也都把“平型关战斗”称之为“平型关战役”了。⁽⁷⁾结果是，时至今日，相关史书中称“平型关战斗”者有之，称“平型关战役”者有之，让人莫衷一是。

除了“平型关战斗”和“平型关战役”的歧说以外，1990年代中期以来相关战史著作中对平型关作战原因、经过和战绩的说法之混乱，尤其引人注目。

（1）作战计划原因解释不同。《中国抗日战争史》称，阎锡山当时已做出在平型关一雁门关一神池内长城线组织防御的部署，并决心集中4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歼灭平型关之敌，故要求八路军一一五师夹击敌之侧背。其他各书则各有说法。有说第二战区只是计划以总预备队第七十一师及新编第二师等部共8个团，向东西跑池、小寨间侧击日军，而要求一一五师夹击敌之侧背的；⁽⁸⁾有说此次作战不是阎锡山要求一一五师配合正面，而是第二战区第六集团军“拟定以其第七十一师附新编第二师及独立第八旅一部，配合第一一五师向平型关以东之日军出击”；⁽⁹⁾有说阎锡山根本没有确定的平型关防御计划，23日团城口、鹞子涧、东西跑池一线两公里正面的长城防线即已弃守，为日军所占。故对一一五师主动提出的在平型关外进行伏击的作战计划“只是虚与委蛇，并未作认真考虑”。其反而要求一一五师以两路分向蔡家峪、东河南出击，以配合其3路出击团城口地区。故一一五师的伏击作战，根本上就是与第二战区计划无关的自主行动。⁽¹⁰⁾

平型关伏击准备

（2）参战日军部队、兵力及空中掩护不同。《中国抗日战争史》只提到敌为‘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后续部队”，未提及人数，唯提到中午时分曾有6架飞机掩护，协同日军作战。其他各书有称敌为“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4000余人”者；⁽¹¹⁾有称敌为“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及辎重部队”者；⁽¹²⁾有断定敌为“日军坂垣师团之第二十一联队之第三大队”“千余人”者；⁽¹³⁾认为只有两架飞机曾掩护日军作战者；⁽¹⁴⁾有认为日军并无飞机掩护作战者。⁽¹⁵⁾

（3）部队部署位置不同。《中国抗日战争史》称，六八五团被部署在关沟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六八六团被部署在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其他各书却有说六八五团被部署在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¹⁶⁾有说六八五团被部署在关沟至老爷庙一线南侧高地，六八六团被部署在老爷庙至小寨村（原书为小关村）一线南侧高地；⁽¹⁷⁾有说六八五团被部署在白崖台以西地区，六八六团被部署在白崖台以东公路左侧（据原书注，公路在沟内，沟左侧为西北方向）的；⁽¹⁸⁾更有说六八五、六八六两团均被部署在距敌必经之路线仅二三里处的白崖台一线设伏。⁽¹⁹⁾

（4）战斗开始时间不同。《中国抗日战争史》称，9月25日晨7时许，敌军全部进入第一一五师预伏地域，该师抓住战机，立即命令全线突然开火。其他各书有说：“7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圈。8点30分，日军主力部队进至老爷庙附近。”此时，八路军一一五师首长当即抓住战机，发出攻击的信号，全线突然开火。⁽²⁰⁾有说25日拂晓，敌军由灵丘向平型关前进，“当日10时许敌前卫已出了老爷庙沟口伸向辛庄，察（蔡）家峪及其以东不见敌踪。日军已全部进入一一五师的伏击圈”。这时，隐蔽在白崖台以西的第六八五团第一、二营首先从关沟一线杀出……⁽²¹⁾

（5）战斗结束时间不同。《中国抗日战争史》未指明具体结束战斗时间，只说13时许，蔡家峪以东日军与小寨以南日军会合，再次向老爷庙高地猛扑。随后六八六团冲下公路，与六八五团协同，将日军全歼。该两团当即转入对东跑池日军的进攻，当日黄昏占领了东跑池周围的高地，只因友军未按计划出击，未能歼敌。但有著作则明确说：“午后1时，战斗结束。”其后亦并未有过六八五、六八六两团协同进攻东跑池日军的情况，加上国民党军队按兵不动，故团城口方面日军4个连“安然退走”。⁽²²⁾

（6）战斗经过情形及其承担作战任务的角色说明各异。《中国抗日战争史》称，战斗开始后，六八五团迎头截击，歼其先头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随后又成功阻止了东跑池日军的回援。而六八六团二营则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与一、三两营一起把日军压缩在峡谷之中。最后六八六团冲下公路，在六八五团协同下，全歼了该部日军。与此同时，六八七团则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了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其他各书则有说是六八五团三营先抢战占了老爷庙制高点，将日军分割为两段，而后六八六二营又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制高点，与公路东侧部队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²³⁾有说六八六团三营抢占了老爷庙制高点，将日军分为两段。⁽²⁴⁾有说六八七团不仅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而且还在15时许遭遇由灵丘前来增援的日军在坦克协助下的进攻，该团两营顽强抵抗，迫敌人于黄昏时不得不退回灵丘；⁽²⁵⁾有说六八七团其实自战斗开始后就始终未曾与敌有过交战，仅为“警戒”，12时以后并且因为无警戒必要，又赶来参加了聚歼小寨至老爷庙一线日军的作战。

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关隘附近设伏

上述种种歧异，尚仅就其影响人们对平型关战斗真实性判断之要者大者归纳而来。其他一些具体战斗经过的描述，包括对缴获武器种类及数量的说明，同样问题甚多。如关于独立团阻击日军的时间和经过，也相当混乱。有说战斗发生在25日的，有说发生在24日的；有说战斗发生在腰站的，有说战斗发生在释马岭的，有说战斗发生在腰站与驿马岭一带的；有说独立团当时兵分两路，各对付日军一个团，有说独立团并未分兵，而是整团与日军一个联队取得胜利的；有说牵制涞源之敌的是骑兵营，有说独立团对付的就是涞源之敌，最后还一直追到了涞源城下，并没有独立营什么事。⁽²⁶⁾当然，因本文着重于讨论平型关伏击战史实，对一一五师其他部队同时或此后发生在其他地点的作战，只在必要处约略提及，暂不做具体考证。

发生问题的原因及关键所在

为什么围绕着这样一个小小的战斗会生发出如此混乱的说法？说起来恐怕仍旧是中共抗日战史研究著作编撰中一些久已有之的老问题在起作用。

其一，相互抄袭，生吞活剥。中共抗日战史研究中的一个老问题，是许多研究者不做深入的史实研究，他们在编著相关著作时往往满足于把前人的适合于眼前写书需要的史实叙述拿来稍加变通，为己所用。而这一变，难免会变出问题来。1990年代出版的各种谈及平型关战斗史实的歧义，有些就是这样形成的。《浴血抗战》一书关于平型关地形的300字说明几乎一字不差地抄自《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关于日援兵进至灵丘以北的“王山村”，在《中国抗战军事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聚焦》中却是“三山村”⁽²⁷⁾；同一著者的著作，10年前和10年后书名与侧重虽大有不同，具体到平型关战斗一节的研究却毫无进展，文字一模一样，甚至连史实上的错误描述都丝毫不差。⁽²⁸⁾《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国抗战军事史》关于一一五师作战准备、部署和作战经过的描写文字上亦大同小异，两者都只引用了一段引文，连出处都注得一模一样。⁽²⁹⁾多半只是因为想要将两者在文字上略加区别，著者并未仔细推敲，结果就造成一个说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决心集中4个师两个旅的兵力歼灭平型关之敌，要求一一五师夹击敌之侧背；一个说第二战区计划以总预备队第七十一师及新编第二师等部共8个团向东西跑池、小寨间侧击日军，要求一一五师夹击敌之侧背之类的不同说法。

其二，强调观点，大胆演绎。为了扩大政治宣传的目的，抗战期间中共中央曾经有过加倍报道对日作战战果的决定。平型关战斗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上报数字，以及对舆论宣传的数字，之所以会偏离到上万或数千之多，也是在当时特殊历史情况下，毛泽东有所指示的结果。⁽³⁰⁾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宣传的考虑，不应当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尺度。然而，这种情况对后来的中共抗日战史研究却影响甚大。时至今日，在一些研究者身上，这种影响依旧存在，只要是有人回忆参加了战斗，即信其有，不管文献史料如何记载，逻辑上成立不成立，都敢大胆演绎。1990年代平型关战斗的研究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比如，凡谈及平型关战斗的战史书，大都习惯于要在平型关战斗中把一一五师所有部队，包括六八五、六八六、六八七、六八八团和独立团、骑兵营都派上用场。六八七、六八八团、骑兵营且不论，说独立团一个团当天成功地阻击了日军第五师师长坂垣征四郎从蔚县和涞源以东分头派出的两路救援日军各一个团，并且还歼灭了涞源以东增援日军300人，单纯从逻辑上就不通。⁽³¹⁾第一，一一五师23日或24日部署平型关战斗时，如何能够知道灵丘一带再没有可用于增援的日军，而早早就决定把独立团和骑兵营部署到灵丘以北和以东去防堵从蔚县和涞源增援的日军？即使当时可以确定灵丘附近没有足够用于增援的日军，又如何知道广灵没有可供增援的日军存在，而一开始就设计好要防堵从蔚县来的日军？即使已经获悉日军定会从蔚县和涞源方向而来，又如何能够不顾浑源方向的日军可能前来增援？因事实上24日已有日军从浑源方向增援平型关，且日军十川支队立即跟进，随后也是由浑源南下。就路线而言，由浑源南下可以直抵东河南镇，而不必经过灵丘，距平型关较蔚县和涞源更近更便捷。一一五师如确想封堵其援兵，绕过灵丘，不顾浑源方向，颇难理解。第二，说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数倍于敌，且用伏击战歼敌千人，尚可想象；说一个独立团分头堵截日军两个团，只靠半个团并且是用其最不擅长的阵地战就歼灭日军300余人，这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³²⁾

中共战史研究，包括中共党史研究以往不大重视史实考据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很长时期一般研究者几乎无法查阅和接触到较为核心或全面的档案文献史料，而有许多历史问题更是被划定为研究禁区，难以涉足。以后，基于正面宣传的需要，夸大战果，树立正统，更成为一种政治任务，极大地压倒了科学研究的意义。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改善。换言之，我们今天已经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中共战史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仍不具备实事求是和深入考据史实的条件。在这里，平型关战斗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至少，我们已经可以广泛地利用各方面的史料，在学术研究方面，依据客观科学的原则，进行一些必要的尝试了。

历史研究，首重史料。而对史料，尤重档案文献资料，其次才是回忆或口述史料。就平型关战斗这一具体史实而言，它显然不是什么研究禁区。其史料的披露和公开，在八路军一方面，1990年代初以前就已经相当充分，足以供深入研究之用了。这其中既包括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如六八五团的战斗详报），指挥机关和参战部队之间的来往电报（毛泽东、朱德和林彪、聂荣臻当天及次日的来往电报及其给国民政府方面的历次战报），也包括一一五师指挥员（聂荣臻）和六八五、六八六两个参战团指挥员（杨得志、李天佑等）的回忆录等，显然都是极为珍贵的史料，是了解八路军一一五师1937年9月25日当天实施平型关战斗具体经过的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然而，极为奇怪的是，我们在已经读到的谈及平型关战斗的相关战史著作当中，却几乎看不出有哪位著者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过这些重要文献资料进行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更无法指望上述战史著作的编撰者会利用日军和友军方面的相关史料进行研究了。而战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因为历史中战场情况错综复杂，形势瞬息万变，一方的统计、记载和报告，包括回忆史料，很难照顾到全面的情况，更不要说因为战争关系许多文献资料散失所带来的缺失了。至于对敌方的情况，特别是损失情况以及参战部队的序列番号等等，就更是很难弄得比较真确了。因此，做战史研究，还必须要善于利用敌方以及与己方作战有密切关系的友方的史料。就平型关战斗而言，也就是必须要善于利用日本方面的和国民党方面的相关史料。而这方面的史料，1990年代初以前披露和公开出来的也已不在少数，足可以供我们研究参考之用。如附有日军参战各部队战斗详报和人员武器损失统计所编撰的日方军史，日军指挥官的战场日记，及其相关的日本学人的研究成果；国民政府有关平型关战斗问题的各种电文和汇报等等，也都早已公开，并不难找到。

十分明显，既不利用己方史料，也不利用敌方和友方史料研究平型关战斗的历史，只相信相关人员的一些回忆，无疑是这一段历史至今依旧混沌不清，众说纷纭的关键所在。如果像平型关战斗这样较大规模，在日本、国民党和中共三方面都留有重要文献档案资料的中共作战史，我们都不能在全面掌握三方面史料、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史实弄清楚，要厘清那些在抗战期间备受争议的中共其他规模更小，在日方或中共方面都鲜有重要文献档案记载的作战史实，岂不是更没有可能了吗？因此，为了说明依据现有的多方面的史料，完全可以进行比较深入的战史研究，笔者特对平型关战斗再做如下之考析。在揭示依据现有各方史料可以确认的平型关战斗史实的同时，笔者也将对因史料缺失目前研究尚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略加讨论。事实上，这种讨论恰恰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

被歼日军以非战斗部队为主

关于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一一五师作战的对象，过去抗战期间八路军宣传部门的说法，通常是泛指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1980年代，多数相关战史著作以及相关回忆录已经改变了说法，肯定被歼日军中有辎重部队。如当年亲身参加了战斗指挥的聂荣臻在其回忆中就明确讲，被伏击的部队是日军“辎重和后卫部队”。⁽³³⁾而当年谈及平型关战斗的一些大陆学者，在参考了相应的中日双方史料后也有新的说法，称其为“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辎重部队一部”。⁽³⁴⁾不过，正规军史编撰机关并未完全接受上述修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战史，以及前述《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就强调被歼之敌为“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和辎重车辆”，或“第五师第二十一旅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其目的很显然，就是要强调此次被歼日军中有日军第二十一旅主力部队。⁽³⁵⁾对此，台湾的学者则断然予以否认，他们坚持，这次被伏击的作战对象中没有日军战斗部队，称被八路军伏击者只是“仅一个补给队——陆上运输队”，或称之为辎重队与汽车队而已，均．‘非战斗部队，且无自动火器”。⁽³⁶⁾其实，这几种说法都还有商榷的余地。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八路军在平型关的作战，主要是一次伏击作战。歼敌对象，主要是日军辎重队和汽车队，并非战斗部队。关于此点，参战的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战斗详报即有明确的说法。它指出：“此次敌参加作战部队为第五师团之二十一旅团（十九联队二十联队）输卒队及少数机械车队，均归二十一旅团长指挥。”⁽³⁷⁾

日军辎重部队

其次，应当看到的是，八路军此次作战，也进行了相当时间的阻击作战（非歼灭战或伏击战）。其作战对象，是日军的战斗部队。只不过，它既不是辎重队的“后卫部队”，也不是“第二十一旅后续部队”，而应是前来援救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的几个中队和被伏日军非战斗部队的护卫部队。对此，日方史料有详细记载。据日方史料记载，当天被伏的日军非战斗部队是得到战斗部队护卫的，这包括“增援步兵1个小队”、汽车队的自卫小队，以及“神代中队的高桥小队和病愈后的四五名士兵”等。另外，战斗当天上午11时左右，正在担任平型关正面进攻作战的第三大队已得知自己的汽车队遭到伏击，曾立即出动包括机关枪中队主力在内的将近三个中队的兵力前往救援，但遭到八路军的阻击。该部与八路军的战斗一直激战到夜晚，因寡不敌众，自身形势十分艰难，始终未能突破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阻击线，故而无法完成救援任务，直至八路军26日凌晨主动撤出战斗，才得以前进。⁽³⁸⁾由此不难确定，八路军此次作战的对象中不仅有日军主力部队，而且有相当强的自动火器部队，说与之作战的日军中有“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也并不为过。

但笼统地说，八路军在平型关战斗中歼灭“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辎重部队一部”，容易给人以八路军以歼灭日军战斗部队为主的印象，这却多少有些不妥。因为，如果我们相信在这次全部过程（伏击和对峙）加起来不超过十几个小时的平型关战斗中，装备落后的八路军曾一举歼灭了大批装备精良的日军主力部队，这与后来八路军因对日军作战过于困难而不得不坚持游击战方针的史实，是不相符合的。关于八路军只有威力有限的黑色炸药，和士兵弹药极为匮乏的情况，在今天谈及平型关战斗经过的战史著作当中明显地注意不够。为显示战斗之激烈和增加八路军歼灭战之威力，著者通常都会对八路军当时的火力过于渲染，说什么“各种火力由道路两侧高地向日军密集纵队倾泻”。且不论“各种火力由道路两侧高地向日军密集纵队倾泻”的说法是否合乎史实和逻辑，⁽³⁹⁾以肯定的是，八路军当时的火力远达不到如此之程度。

从这次伏击战于25日上午9时半左右开始，到11时前后小寨村一段作战结束，到下午3时半左右蔡家峪一段作战结束，剩下老爷庙以南与平型关增援而来的主力部队形成对峙，可知歼敌时间主要在上午9时半至下午3时半前后这一段时间。⁽⁴⁰⁾即使把两段作战算为同时开始，同时结束，也总共只有六七个小时。对照当时平型关战役中国民政府军队与日军正面作战中双方的兵力损失情况，八路军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取得那样的战绩，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了。整个平型关战役从9月22日开始至9月30日结束，⁽⁴¹⁾历时8天，国民政府正面防守投入了将近15万人，日军进攻兵力前后总计3万余人，结果正面守军损失4万余人，全线统计日军伤亡（包括八路军平型关战斗在内）仅约3000人，死亡估计不超过1000人。⁽⁴²⁾尽管，这时担任正面防守的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及八路军，但其装备毕竟优越于八路军较多，说八路军一一五师只投入了不超过4000余人的兵力，⁽⁴³⁾加上与日军第三大队援兵的相持作战，也不过打了十几个小时，就取得了正面守军15万人8天作战的战绩，并且只付出了正面守军1%的伤亡率，这多少有些让人难以置信。⁽⁴⁴⁾

日军辎重队特务兵（马夫）

何况，照一些书中的写法，被伏日军的人数还远远超过1000余人这个数字。如《中国抗战军事史》就断言被伏日军有4000人之多。即使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也是说：“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后续部队”是“乘汽车100余辆”来的，另外“附大车200余辆”。《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亦称：被伏之日军乃“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的预备队1000余人和辎重队”。⁽⁴⁵⁾照前者，日军辎重部队应与200余辆大车同行，那么，100余辆汽车运载的自然应当是日军主力部队。这也就是说，被伏日军绝大部分都是日军主力。以100余辆汽车运送日军主力计，平均每车至少应装载一个分队（班），如此则100余辆汽车少说也应装有1200～1500人。若再加上每辆车应有的正副司机两人，马车每车有一名车夫和相当数量的辎重押送人员，全部被伏日军恐怕要接近于2000人了。照后者，预备队1000余人再加上辎重队，同样要远远超过千人之数。如此，所谓歼敌1000余人都是少说了。

然而，查日军第五师这时的人员和装备表册，可知它是日军侵华部队中最精锐的机械化师，装备极优，全部22000人中步枪手仅占1/4，即为5000余人，其余均是炮兵、坦克兵和自动武器射手等。这也就是说，除去骑兵、工兵、辎重兵、野战医院等，日军第五师两个旅之一的第二十一旅全部步枪手加起来，至多也只有2000多人。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一书中的说明，像第五师团这样的常设四单位师团，编制中步兵联队的各种枪加起来一共才只有2590件。如果我们相信一一五师此战一举歼敌主力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的话，第二十一旅的步枪手差不多有一半应当在这场小小的伏击战中丧了命。这显然是不可信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一一五师两个团在此次作战中，所歼灭的日军确有战斗部队的成员，但被歼者多半不是日军主力部队，而应当是日军非战斗部队，或日辎重部队。

被伏日军为两部，相向而行，被歼两处

由上面的问题引发而来的另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是当时被伏日军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在大陆的各种回忆录以及战史著作中，对被伏日军的描述，不论是否同意用“辎重部队”的提法，对其中的一点史实的说明都是如出一辙的，即肯定这支被伏部队主要是由灵丘出发从东向西浩浩荡荡向平型关挺进的。仔细对照和研究中日双方的各种史料，却可以发现这种说法与史实是不相符合的。

日军辎重部队行军照

日军马驮炮队

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澄清较早，或可引为参考。他们在文章中说明：25日当天，“驻灵邱［丘］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部接到第二十一联队天雨变冷，急需补给的报告，命第二十一联队辎重队（大行李队）以马五十匹拉大车七十辆，满载衣服、粮食、弹药，由灵邱［丘］西行平型关。此一辎重队系由第十二中队第三小队高桥义夫少尉率领，有辎重兵十五人、特务兵七十人护卫；辎重队前，则有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乘师团司令部小型木炭巴士同行。……上午十时许，辎重队通过东河南，进入两侧约十公尺高的山崖隘道，续向三公里外的蔡家峪前进”。“此一时刻，新庄淳所率领之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矢岛俊彦大尉率第二中队一百七十六人乘日产卡车五十辆在前，中西次八少佐率第三中队三十辆卡车在后，自关沟向东出发。新庄淳则乘卡车载兵站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车队总共有八十一辆卡车）。此两支日本非战斗部队——由灵邱［丘］向西开平型关的辎重队，及由关沟向东开灵邱［丘］的汽车队，均于二十五日十时以后，进入第一一五师的埋伏陷阱。”⁽⁴⁶⁾

日军汽车队

台湾学者的上述说法依据的是日方的战史著作。尽管，日方战史著作依据的仅仅是日军一方的史料，内中有不少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有关被伏部队前进方向的这种记述还是准确的。对此，我们也可以从当时指挥作战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的回忆中得到某些佐证。他至少曾经提到，被伏击的日军并非只是从灵丘西来的部队，也有从平型关方向东来的车队，至少在他当时的位置上，他曾看到有“一辆从平型关开过来的汽车中弹起火”⁽⁴⁷⁾。这无疑与《中国抗日战争史》等书中的说法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分析当时八路军参战部队的电报与战报。据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战斗结束后的报告称：“此次敌参加作战部队为第五师团之二十一旅团（十九联队二十联队）输卒队及少数机械车队。”⁽⁴⁸⁾另据9月25日当天下午，担任一一五师师长的林彪的报告，当时该师面对的还有另外一部敌人，以汽车队为主。电称：我部上午9时开始“向蔡家峪、小寨攻击，于十二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人兵站守备队，（即）步兵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八十余辆”⁽⁴⁹⁾。分析这两份文献可以看出，在一一五师看来，当天的战斗是于上午9时前后同时在两个地方打响的。一处是东北段的蔡家峪，另一处则是在伏击线南段的小寨村，这两处实际相距不足5里地。据报，开战仅3个小时后，小寨村的战斗就基本告一段落，林彪判断该部之敌为日军兵站守备队，相当于步兵一营，其特点是拥有大批汽车。由此可知，在小寨村被伏日军应当是由平型关东去灵丘方向的日军汽车队，而蔡家峪附近的则是由灵丘西来平型关的日军辎重队。只是蔡家峪附近的战斗在林彪报告时尚未结束，故林彪当时未具体报告蔡家峪的战斗情况。次日，朱德、彭德怀在向南京蒋介石进一步报告战果时，才提到：除前报歼敌小寨村兵站守备队外，“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⁵⁰⁾。这里所说的“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显然不是指头一天报告的位于小寨村附近的那支日军汽车队，而是指位于蔡家峪附近的拥有大量马匹和大车的另一支日军部队，即来自灵丘的那支行李大队。由此可以判断，当时确是有两支相向而行的日军部队同时中伏。再联系到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特别强调，最激烈的伏击战实际上发生在小寨村往南近8里路的老爷庙一带，可以进一步确定，当天伏击战的主要作战地点至少是从蔡家峪一直延伸到老爷庙及其东南一带，即辎重队被伏的蔡家峪，汽车队被伏的小寨村和中午以后持续发生激烈战斗的老爷庙一带。只是，老爷庙的战斗因为部署不当，被日军占领了制高点，因此李天佑才会强调那里的战斗最为激烈。由此不难看出，今天我们所有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图示和解说，在作战地点上明显存在着错误。这是因为，将蔡家峪划在伏击作战地点之外，而将韩家湾划成另一歼敌之处，标注日军从团城口前逃走等等，都并非事实。⁽⁵¹⁾

要确定当天被伏日军具体是哪两支部队以及它们各自的前进方向，还应该进一步直接利用日军的战史资料。

在日方战史著作中，最早讲述平型关战役情况的是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那里只说25日八路军一部在平型关“伏击第五师团非战斗部队的补给部队，使该部受到极大损失”⁽⁵²⁾。书中没有提到被伏部队的具体番号和编制情况。以后，日方公开的史料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说明。从担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的冈部直三郎当时的日记中可以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即25日当天上午，在平型关附近，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兵站汽车队遭敌攻击，新城（应为新庄淳）中佐阵亡，40余辆汽车被烧毁”⁽⁵³⁾。其中已明确讲到，被伏日军中确有林彪报告的那支部队，只不过不是兵站守备队，而是兵站汽车队。

被袭的这支日军汽车队为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在其事后的“战斗详报概要”对此次作战有更具体的说明。它讲述当时的情况称：24日傍晚，汽车队中西次八及矢岛俊彦两个中队在新庄淳队长的指挥下即已抵达担任正面进攻平型关任务的第二十一旅第二十一联队所部阵地，为其发放“弹药粮秣”。由于正面进攻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日军损失较大，三浦敏事旅长决定从后方调大场步兵联队予以增援。因此，25日上午，新庄淳队长带领两个汽车中队沿原路返回灵丘接运援兵。不料，车队进至小寨村一带受到伏击。由于缺少轻重机枪和掷弹筒等自动火器，仅两三个小时即受重大损失，新庄淳队长也被打死。⁽⁵⁴⁾

曾经受命参加解救汽车队作战行动的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的战斗详报，也证实了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战报中的说法。它说明：“该汽车队即新庄中佐的兵站汽车联队，车队为三浦支队（即第二十一旅）后送伤病员及补充弹药和粮秣，正在返回灵丘途中。”第三大队当时在正面参加进攻平型关，得知汽车队受袭后立即派出第九、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中队等合计约3个中队的兵力前往救援，但在距离小寨村还有将近12里的关沟村附近受到一一五师六八五团的顽强阻击。当天下午因一一五师取得小寨村歼灭战的胜利，部队向老爷庙及关沟一带集中，攻击力进一步加强，日军几乎被迫后撤。直到次日一一五师自己主动撤出战斗，该部日军因靠近东跑池方向的国民党军展开“逆袭”，被迫将主力调回，以至因留守关沟村掩护卫生队的人数太少，连续两天没敢进沟。28日晨，留守的龙泽中队两个小队得到命令要接通灵丘交通，以便取得弹药接济，这才小心翼翼派人进入汽车队等被伏击被袭地点，发现汽车队已经“全被歼灭”。⁽⁵⁵⁾

关于另一支日军部队被袭的情况没有详细的战报说明。这是因为被袭的日军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大队（又称行李大队）几遭全歼，军官全部死亡，故无正式报告。但在上述第三大队的战报中，对此也有说明。报告说，救援部队在28日晨进入现场后看到从灵丘运送行李粮弹前来的第二十一联队的行李大队及另两个大队的行李队也在距离汽车被歼数里外另一段峡谷中被袭，百余“人马几乎全都死亡”，随队同行担任联络任务的师团参谋桥本顺中佐也当场毙命。而此一部队除15名辎重兵配有马步枪，神代中队的高桥骑兵小队和病愈归队的几名士兵担任护卫外，特务兵（即输卒）和其他民夫（即役员）均没有配备武器。⁽⁵⁶⁾显然，前面引述的朱德战报中所说的大量马匹就是这支部队拥有的，它们是用来拉车和驮运辎重的。

综合上述情况不难断定，平型关战斗中被歼日军基本上是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辎重部队和补给部队。具体说来有两部分日军，一部分是兵站汽车联队的两支汽车中队，正在从平型关前往灵丘；另一部分是日军二十一旅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行李队，它们正从灵丘方向向平型关前来。这些部队虽有少量战斗部队护卫，但战斗力不强，因此一一五师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战斗，并取得了歼灭大部分被围之敌的显著战果。此后，一一五师又向西南在老爷庙、关沟一带与前来救援的第二十一旅团第三大队日军进行了数小时的战斗，战斗虽然曾一度使日军动摇，并推进到辛庄、东跑池一带，但最终还是形成了对峙。鉴于战斗僵持，平型关正面国民党守军也没有按计划大举出动，故一一五师于次日凌晨悄悄撤出了战斗。

八路军参战部队情况分析

关于此次战斗中八路军一一五师究竟有几个团参加了作战，目前的说法也颇成问题。前述《中国抗日战争史》即明确肯定，一一五师全部投入了战斗，只不过，六八五、六八六、六八七3个团全都参加了伏击作战，六八八团被作为预备队而已。⁽⁵⁷⁾据目前所见，似乎只有张宏志最早接受了战斗亲历者，也是主要指挥员之一的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在1980年代中期出版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一书中明确提出：平型关战斗中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只有两个团，即六八五和六八六团。即“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在蔡家峪地区担任警戒。主攻部队为第三四三旅之六八五、六八六团，计4000余人。六八五团隐蔽在白崖台以西地区，消灭关沟一老爷庙（不含）之敌：六八六团埋伏在白崖台以东公路左侧，消灭蔡家峪（不含）一老爷庙之敌”。此说虽然把蔡家峪当成预备队警戒之点，断言六八六团作战不含蔡家峪一处，似有值得怀疑之处外，但明确认为六八八团并未参战，六八七团只担任警戒，六八六团作战不含老爷庙之敌，引人注目。⁽⁵⁸⁾与此相对照，台湾学者的说法与笔者上面所提到的战斗地点的情况，似乎更相切合。因为他认为，一一五师各团设伏地点是，六八七团负责遮断最东南的东河南，六八五团负责阻截西南方向关沟、辛庄之敌，六八六团在前两团的配合下，负责正面伏击日军。⁽⁵⁹⁾

开进中的八路军

八路军进抵平型关战场

然而，按照张宏志在其书中的描述，六八七团还是参加了作战的，只不过是在最后时刻才被调来参战的。⁽⁶⁰⁾这显然与聂荣臻的说法不同了。因为聂明确肯定只有两个团，即六八五和六八六团当天参战。对此，聂荣臻回忆说，虽然24日当晚下令“三四三旅本晚二十四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阵地，三四四旅随后开进”。因当晚大雨，引发山洪，两旅四团在渡河时未能全渡。“徐海东同志的三四四旅走在后边，闯过去了一个多团，另一部分被越来越险恶的山洪拦住了。”因此，聂荣臻与林彪商量后，修改了原先的作战部署，将过河来的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作为预备队，故他十分肯定地说：“平型关伏击战只使用了杨得志、陈正湘同志率领的六八五团和由李天佑、杨勇同志率领的六八六团。”⁽⁶¹⁾

林彪、聂荣臻在行进中

聂荣臻在平型关战斗观察所

聂荣臻是当时战场上最高级指挥官之一，他关于一个团被山洪拦住未能参加伏击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这是因为，他的回忆得到了第一手史料的证实。林彪在战斗结束后于26日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去电报告最终战况时，特别也给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和独立团团长杨成武等去电介绍战况。⁽⁶²⁾如果真像一些回忆和战史书中所称，三四四旅旅部和六八八团在林彪的指挥下参加了25日对平型关前沟内之敌的伏击作战，徐海东还亲临伏击战场指挥了六八七、六八八团的作战，林彪也就用不着给徐海东去这封电报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六八八团当天并没有参加平型关战斗。

至于六八七团是否如聂荣臻回忆录所称只是作为预备队，而未参加战斗一事，也有讨论的价值。这首先是因为一一五师当天是第一次对日军作战，有充分准备，将仅有的3个团全部投入作战而不留置相当力量做预备队，不仅不合常理，也违反军事指挥的基本原则。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这种印象的，还有六八五团的战斗详报。该战斗详报说明，此役该团伤亡人员达223人。⁽⁶³⁾考虑到事后统计整个作战一一五师死伤400余人，该团一个团的死伤数即已过半，更可让人怀疑当日参加作战的部队有3个团。

平型关战斗中林彪在指挥所

当然，关于六八七团参战与否的问题，也仍有讨论和考据的余地。这倒不是因为其后来的战史（如第三十九集团军军史或第一一六师史）坚持该团直接参加了当天的整个作战过程，而是因为1938年6月2日八路军总部副总参谋长左权有电报表彰三四四旅指挥员，提到“六八七团长田守尧，在平型关战斗中果敢机动，身先士卒，奋勇不顾，身负伤”。尽管这一说法已在平型关战斗发生近9个月之后，且为一孤证，但亦值得重视。是否如张宏志所说，该团作预备队后因没有大的战斗，故在当天下午将一部投入了协同六八六团歼敌的作战了呢？

歼灭日军人数问题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歼敌人数，目前一般大陆学者都已接受了1000余人的说法。但通过我们上面的考证，可以看出，这个说法因不能确切指出被歼之敌的部队番号和建制情况，因而也存在颇多问题。了解了平型关战斗被歼日军的隶属情况，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人数自然也就容易弄清楚了。

八路军平型关战斗歼敌1000余人的说法，并非后人的杜撰，既可见之于当年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的杨得志等人的回忆，也可见之于当时前线部队的战报。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数字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依据，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于战斗第二天，即1937年9月26日率部队撤出战斗之后，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战报。该电说：“昨日与敌第土十一连（联）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⁶⁴⁾

有当事人的回忆，又有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指挥员于战斗刚刚结束后报告的歼敌人数，一般讲应当是可信的。而且，以将近4000主力在伏击战中歼灭日军1000余人的非战斗部队，也并非没有可能。但问题是，除去难以作战场统计的对日军第三大队的阻击作战以外，日军此次战斗中被伏的主要还是两个汽车中队连同行李大队等辎重部队，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他们究竟有多少人。据前引台湾学者的说法，两部分日军其实只有“二百八十三人”，即辎重队“共八十六人”和汽车队“兵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再加上矢岛中队‘一百七十六人”。⁽⁶⁵⁾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学者坚持此次战斗中八路军并没有取得重要战果的一个基本原因所在。

那么，究竟是1000余人的说法可信呢，还是两三百人的说法可信呢？对此，我们还是应当从史料出发。据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的战斗详报，可知被伏日军汽车队包括“兵站汽车队本部7人，陆上运输兵15人，矢岛中队176人，合计198人。此外并有后续的中西中队，增援步兵1个小队”，部分回运的伤兵。已知矢岛中队又分为3个汽车小队，1个修理班，1个行李班和1个自卫队，共176人，50辆汽车。中西中队随行车辆30辆，官兵55人。再加指挥官新庄淳中佐率本部官兵共22人，以及增援的步兵1个小队大约50人，已知仅此汽车队一行的总人数即在300人以上，并非台湾学者所说的不足200人。而第二十一联队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大小行李队，约有70辆辎重车辆、15名辎重兵、228名特务兵，另有神代中队的高桥小队和病愈后的四五名士兵共52名担当护卫小队，合计人数应为297人。⁽⁶⁶⁾综上两部五六百人，若能基本歼灭，再加上阻击西来增援解围之敌，说歼灭日军千人，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从日方战斗详报看，当天这两部分日军一先一后一东一西相对而来，汽车队东去灵丘之汽车队未遭全歼。考虑到被袭日军第六兵站汽车联队矢岛及中西两个中队长均得逃脱，并有十分详尽的报告讲述了被伏击突围经过，可以相信，日军汽车队人员确有一部从包围圈中冲了出来。只是，关于汽车队损失情况，该报告与日方另外两份战史资料所说不完全一致。第六兵站汽车队自己报告称：“本次战斗中，我方损失如下：新庄队长以下41人战死，约50人负伤或生死不明。”但对照日军第二十一旅第三大队的报告和详细利用过日军战史资料的儿岛襄的著作，可知上述说法似不全面。

首先，据第三大队的报告，日军联队长当日上午11点左右得到车队被袭的消息后，即调集4个中队（内缺4个小队）前往解围。救援的部队乘车刚过关沟村即遭到枪击，被迫下车向前推进。显然，由于担任阻击的八路军兵力强大，增援日军推进困难，甚至受到严重挤压，故完全不可能完成营救任务。其报告即提到：“与敌人一直对峙到夜晚，还不知遭袭击的兵站汽车队情况如何。”直到28日才得以进入现场，发现“行进中的汽车联队似遭突袭全被歼灭，100余辆汽车惨遭烧毁，每隔20米，倒着1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一片惨状，目不忍睹”⁽⁶⁷⁾。而儿岛襄详细说明平型关战役的著作也明确讲，当时被袭车辆总共81辆，逃出来的只有5辆。这意味着，紧跟在矢岛中队之后进入伏击圈的中西中队也受到重大损失。⁽⁶⁸⁾依照后两种说法判断，两个汽车中队被歼人员应当远不止汽车队自己报告的数十人之数。其次，不能忽略的是，当天乘车返回灵丘的，还有23—24日在平型关前作战中受伤的部分伤兵和战死者。已知第三大队即伤80人，亡22人，虽然轻伤者仍留置卫生队现场救治，但伤较重者及战死者均用车送回。再加上汽车队的伤亡失踪数字中没有计算增援来的一个小队损失情况，简单按照汽车队的报告计算伤亡数字，自然不完整。⁽⁶⁹⁾

除汽车队损失情况尚有些疑问外，这一天由东向西而来，在蔡家峪附近被袭的日军辎重队遭到全歼应该没有疑问。除了第三大队第二天在半山腰发现的3名半死不活的伤员对被袭情况有些口头说明以外日军再也找不出这支辎重部队的军官来报告被袭时的情况了。因此，第三大队关于辎重队被袭情况的报告无疑是可信的，即行李大队“全部覆灭”，以致公路竟“被辎重车辆、层层叠叠的人马的尸体堵塞着了”。

平型关战斗中打死的马匹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对25日当天第三大队增援部队的死伤情况试作分析和统计。根据日军第二十一联队战史的记述，当日进行增援作战的日军即为第三大队的第九（欠一个小队）、第十（欠一个小队）、第十一（欠两个小队）和第十二中队。而这一天第三大队除在凌晨向平型关方向进行了一次偷袭作战，略有伤亡外，与正面国民政府守军基本上没有再发生激烈战斗。当天根据第二十一旅旅长三浦敏事关于第三大队应加“整备”的命令，汽车队被派返回灵丘接运增援部队，于是已激战两天的平型关战场意外地“平静下来”。⁽⁷⁰⁾

关于此点，在国民政府守军的战报当中也可以得到证实。1994年台北据当年战报编写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就此所做的说明是：自22日黄昏时战斗开始，“浑源方面日军第五师团之第二十一旅团……自24日拂晓起，复向国军平型关、团城口及讲堂村一带阵地攻击，并以战车部队向东跑池以南冲击，激战至晚均未得逞。”⁽⁷¹⁾至25日，除团城口附近凌晨时分有过短暂的战斗，略有伤亡外，双方未再发生激烈战斗。台湾学者的文章据此更明确讲：日军自22日黄昏时分对平型关开始了进攻，23—24日一度也有过猛烈进攻，但真正大规模的进攻还是发生于八路军平型关战斗之后。“当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日军第五师团辎重队、汽车队先后于平型关前遭袭后，平型关战役才正式进入最激烈时期。二十五日当天，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得悉三浦旅团在平型关失利，即由蔚县、浑源分调第二十一、第四十二两联队南下增援。而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知道第五师团欲越平型关向滹沱河方面进犯，威胁雁门关时，亦派十川支队（十川次郎）由浑源出发，攻击平型关北约九公里的内长城要隘，直接协助第五师团。因此，自二十六日起，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于获得增援后，即与我守军第七十一师、第七十二师（陈长捷）、新编第二师、独立第八旅等，在平型关一线展开激战，双方并出动空军助战。”⁽⁷²⁾

平型关被伏击部队日军第五师团长坂垣征四郎

由上可知，25日当天日军第三大队与国民党军之间并无激战的情况，当天该大队的伤亡人员，相信主要应当是增援平型关被伏日军时被八路军打死打伤的。而根据日军第三大队的战报，当天第九中队6死21伤，第十中队4死5伤，第十一中队3死31伤，第十二中队25死3伤。合计已知第三大队当天的死伤人数约为98人。⁽⁷³⁾这其中大部分人理当是在与八路军阻击部队的作战中伤亡的。

综合以上日方战报，可以看出，在此次伏击战中，日军最主要的被歼对象是由灵丘开来平型关的辎重部队，连同1个小队的护卫部队，应为294人（3人重伤）。另一部被歼之日军汽车队具体人数不详，较保守的估计亦应在半数左右，即应在150人上下。再加上阻击战中日军第三大队的伤亡和乘车送回灵丘的伤兵的伤亡，整个战斗过程中日军伤亡的人数恐怕应在三四百人甚或四五百人之间。

分析当时一一五师的战报，也可看出大概。

当天上午一一五师首先袭击的是东去的日军汽车队，时间据中日双方记载应在9点前后这段时间。林彪报告所说“十二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人兵站守备队，（即）步兵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八十余辆”，和事后国民政府军令部战报称“小寨村有敌兵站守护队约步兵一营被我林师完全歼灭”，都是指此。⁽⁷⁴⁾但是，这里虽说“全部歼灭”日军约步兵一营，事实上战斗并未完全结束。从当晚9点林彪发给军委的电报里可知，小寨村仍有小部敌人继续顽抗，战斗仍在进行中。电报说：“敌原分布于东西跑池、关沟、辛庄一带，小部在小寨村”，“我自晨至夕激战终日，关沟、辛庄一带阵地完全夺取，并将东跑池以北之1884高地占领，东跑池以南阵地亦夺取，敌陷于我包围中，目前正夺取小寨”。⁽⁷⁵⁾从这一电报看，当日围歼东来之敌的作战已经大体上结束，照朱德、彭德怀次日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报，就是：“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⁷⁶⁾但对于西来之敌的作战，即对小寨村以西之敌的作战，却成胶着状态。次日凌晨，鉴于朱德、彭德怀已有避免与敌相持的指示，林彪迅速指挥部队撤出了战斗。结果，一一五师虽然已成功地将小寨村以西至平型关外东跑池以东之敌分割成数块，除了对蔡家峪和小寨村两段部分残敌有可能迅速消灭外，与敌西来之主力因形成对峙，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

可是，为什么第二天，林彪的战报却又宣称：“昨日与敌二十一联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呢？⁽⁷⁷⁾里的原因也许不难了解。毕竟一一五师不仅歼灭了由灵丘而来的日军辎重部队，而且对准备返回灵丘接运部队之小寨村一带的日军汽车队的伏击也基本上取得成功，按照当时下面部队的报告，一部“约步兵一营”，另一部也为“四五百人”，合计已近千人之数。再加上无法确知被阻击之日方援军死伤数字，相信激战一天也已给予较大的杀伤，估计“将敌歼灭一千余人”当不足怪。但可以肯定，由于小寨村以西战场始终处于战斗中，无法打扫清点，包括对汽车队的歼敌数字多半也只是估计得来的，未必十分准确。关于这种情况，林彪及中共中央事后其实也未必完全不了解。

还在这次战斗之后不久，朱德就公开肯定了此次战斗只歼敌四五百人的说法。他在1937年年底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曾明确讲：此次战斗“他们（指日军）死了五百人”。⁽⁷⁸⁾朱德之所以这样讲，当然不是笔误或有其他什么原因。联系到彭德怀后来在内部讲话中也坦率地承认，这次战斗“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的步枪”，可以想象朱德当年这种说法应当是在具体听取了汇报和进行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后得出的。而且，比较一下此次作战中双方死伤人数，也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更合理一些。

根据战斗后一一五师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有关电报，可知此次战斗中八路军死伤在400人左右。⁽⁷⁹⁾以当时八路军武器装备之落后和日军的顽强程度，在如此大规模的作战中，敌我双方死伤比例接近甚至略微超过1∶1，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事实上，在此之后，在八路军与日军之间历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中，八路军的伤亡比例都远高于此。

八路军缴获战果归来

依据以上叙述，或者可以肯定，那种说八路军平型关一战歼敌1000余人，或说八路军只歼灭了不足200人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关于这一数字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但比较容易接近事实的说法可能是，此次战斗歼敌数百人，既不是1000余人，也不是约200人。

林彪——第一一五师师长

平型关战斗缴获的情况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缴获问题，同样是众说纷纭。

目前所见关于平型关战斗缴获情况的说法主要有这样三种：一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的说法，即“毁汽车100余辆，大车200余辆，缴获野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掷弹筒20余个，战马53匹，以及其他军用品无数，仅大衣一项，给我师官兵各发一件还有余”。此后如《聂荣臻回忆录》，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等，都持此说。只是它们多半没有具体提到缴获野炮、掷弹筒和马匹的数量。二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稿》等书中的说法，称“毁敌汽车80余辆，缴敌‘92’式野炮1门，轻重机枪20多挺，步枪300余支，摩托车3辆，掷弹筒20多个，炮弹两三百箱，战马53匹，日币30万元，另有大量军用物品，单是军用大衣，就足够我师每人一件”。三是前述《中国抗日战争史》，内称“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在上述三种说法中，有许多重要的差别。有的说毁了100余辆汽车，有的说毁了80余辆汽车；有的说毁了200辆大车，有的根本没有提到大车；有的说缴获了1000余支步枪，有的说仅缴到300余支步枪；有的说有20个掷弹筒，有的说无掷弹筒……

那么，事实上平型关战斗的缴获情况如何呢？关于这一点，也许分析一下当时的战报会更准确一些。

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最初关于战斗缴获数字的战报是25日下午的。当时林彪、聂荣臻报告说，他们已经“毁汽车八十余辆”⁽⁸⁰⁾。但这一数字看起来只是估算，并不准确。其中甚至没有提到其他缴获的情况。可见林、聂发报时对此还心中无数。到晚上的战报则不同了。战报说：此役“计缴获汽车六十辆，摩托车三架，钢炮一门，炮弹二千发，其他军用品甚多，正在清查中”。⁽⁸¹⁾显然，林彪这时已经得到了比较具体的统计数字。朱德和彭德怀此后给南京方面的报告多半也是依据此一战报而发的。报告称：此役“计缴获汽车六十余辆，小摩托车三辆，外炮一门，炮弹二千余发”。⁽⁸²⁾

在战斗结束之后，即26日以后，我们所能见到的林彪最后一份提到缴获问题的战报与前一天的战报没有太大的出入，只是汽车的数量有了一些增加，从战斗当天所报的60辆，增加到74辆，其余仅说“军用品甚多”，26日晨汽车及一部军用品“全毁”。⁽⁸³⁾考虑到这是八路军的第一次对日作战，打了这样一个漂亮仗，指挥官理当将战果略微夸大，林彪的战报却对各种缴获不予重视，甚至连摩托车和枪炮之类也都懒得再报，可以想象这个战报应当没有太多水分。⁽⁸⁴⁾遗憾的是，根据这两个报告，我们只能知道此次战斗缴获和摧毁日军汽车是74辆，摩托车是3辆，另得1门钢炮，炮弹2000发，其他则一概不知。

从六八五团的战斗详报中，我们还可以大致知道在关沟、辛庄至老爷庙一带部队的缴获情况。报告称：缴获步马枪111支，手枪1支，驳壳枪1支，轻机枪10挺，刺刀4把，马刀1把，步马弹4200发，其他弹1500发。报告同时注明：此次缴获“（统计）很慢，数目不精确”，并且存在着“缴获的胜利品不登记，打埋伏”的现象，因此上报的“缴获数目不甚精确”，再加上人员“来往繁杂，有的已送后方，因为战斗未完全解决即送走了，所以无从清查”。⁽⁸⁵⁾鉴于六八五团的对手一是日军汽车队，一是日军增援部队，装备及火力配备均较好，故其缴获的步、机枪数应该是最多的。负责伏击西进的日军辎重队的六八六团，理应没有缴获到自动火器。

归纳上述几封电报和报告，可以看出，平型关战斗的缴获主要是汽车、摩托车、炮和炮弹几种。在这里，它们没有提到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为许多著作所重视的那1000余支步枪、20余挺机枪、20多个掷弹筒，甚至也没有提到200多辆大车和马匹。是不是林彪把它们统统归入“军用品”一类而未加统计呢？的确，“军用品”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但把枪炮一类的武器算在“军用品”中，恐怕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报一向十分重视上报缴获的枪支情况，尤其重视自动火器，如轻重枪机、掷弹筒一类武器的缴获，甚至，就是缴获了一两支步枪往往也要统计上报。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怕是很难相信林彪不报缴获枪支数字是因为他归错了类。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战斗中并没有获得这样大量的枪支和自动火器，因此林彪并无重要数字可报。

在前面提到过的日方参战部队战斗详报中，我们已经看到，被歼的两支日军部队均属非战斗部队，因此并无重武器和自动火器。在日军汽车队的战斗详报里，该队军官明确讲，这次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武器太差，缺乏自卫能力。他主张至少应当为汽车队配备重机枪一挺，并为每个小队及修理班各配备一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这说明汽车队当时拥有的主要只是步枪。至于被歼的日军辎重部队，看上去甚至比汽车队还不如，因为他们不仅没有自动火器，甚至近半数左右连步枪也没有。如果说一一五师有可能缴到机枪或掷弹筒的话，那只能是负责护卫的两个日军中队、赶来增援的一个日军小队根据配置所应拥有的机枪和掷弹筒。根据日军部队的配备情况，这些部队也绝不可能有20挺机枪和20个掷弹筒。因为按照日军第五师的武器配备统计，一个中队只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平均到3个小队，每个小队至多也只能有2挺轻机枪和2个掷弹筒。⁽⁸⁶⁾由此可知，所谓平型关战斗中缴获1000余支步枪、20挺机枪、20个掷弹筒之类的说法，肯定是不准确的。因此，林彪在历次战报中所以不提缴获枪支一事，多半也在于此次战斗并没有缴获到多少武器。这不仅因为被歼日军武器本来就少，而且因为一些日本兵十分顽强，不仅不投降，临死还要把武器砸毁，⁽⁸⁷⁾从而使得一一五师几乎没有缴获到值得报告的重要武器。

枪支是如此，那200辆马车和50多匹马匹又如何呢？看来这个问题也与事实有出入。已知日军辎重部队带入包围圈的只有70辆马车，即使每辆马车用马一匹，也得有70匹马才行。所以，关于缴获200辆马车的说法也不准确。更重要的是，朱德26日电报已经说明：“另有敌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械，故全部打死。’日方的资料也清楚地记载说，辎重队“人马几乎全都死亡”，公路甚至被辎重车辆和层层叠叠的人和马的尸体给堵塞了。当然，由于高桥小队为骑兵，是否有战马被缴获尚可存疑。⁽⁸⁸⁾

另外，关于其他军用品，除林彪战报中所报的炮弹外，看来也只有日军战斗详报所记载的第二十一联队和两个大队“军官的行李、士兵的冬服和粮食”等，并无其他重要物品。至于有著作说“仅大衣一项，给我师官兵各发一件还有余”，恐怕也属讹传。毕竟这只是一个联队（缺1个大队）的行李和冬装，充其量也只能有4000人的大衣，而整个一一五师却有将近14000人。

综上所述，整个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多半只缴获了日军100余支完整的步枪、10挺左右轻机枪、1门钢炮、2000发炮弹和日军二十一联队部分服装和粮食，同时摧毁了大约70辆汽车和70辆马车，还打死了马数十匹。

平型关战斗的捷报问题

由上述情况不难了解，八路军一一五师参战部队，如六八五团事后的战斗详报，以及林彪在作战过程中和战斗结束后向八路军前总所做的报战，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林彪依据朱德、彭德怀25日晚8时电示“估计不能解决战斗时应该乘夜间撤至适当地点，避免阵地对峙”的精神，于凌晨将部队撤至白崖台附近集结待命。其26日午明确报告25日战况称：“ （一）昨夜与敌第二十一联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缴获军用汽车七十四辆，炮一门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敌颇顽强，负伤自杀非死不缴枪，故无一生俘。（二）我军伤亡三四百名，负伤团长二，营长二，其余待查。（三）昨晚和今晨敌由灵邱［丘］继续增援，故于今晨将部队撤至白崖台附近集结，钳制援敌，以便晋军消灭其残部。（四）汽车及一部军用品今晨已全毁。”⁽⁸⁹⁾

显然，26日晨远离战场的朱德和彭德怀还没有得到林彪最后的这封战报，故他们在致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中，依据的还是前一天林彪的报告。在对林电加以综合并做出推论后，电称：“一一五师有日八时进入战斗，至廿四时止尚在激战中。平型关以北东跑池、辛庄、关沟及1886.4标高高地完全攻占，计以缴获汽车六十辆，小摩托车三辆，山炮一门，炮弹二千余发，俘虏敌官兵三百余人，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全部打死。”另外，电报还提到，“我独立支队有日仍广灵、灵邱及涞源分途袭扰，腰站村驿马岭之敌约一联队向我白羊铺第三营攻击，黄昏仍在对峙中……我骑兵支队仍在倒马关附近与敌相持中。”⁽⁹⁰⁾可知，朱、彭电关于俘虏数字的说明纯系推导而来，并非有确实依据。但该电基本上也还是实事求是的。

关于八路军25日在平型关所取得的胜利，国民党人此时也多有报告可以参考。如驻第十五军联络参谋介景和26日即电告大本营第一部部长黄绍竑称：“昨敌我在平型关附近决战竟日，我八路军占蔡家峪、东西跑池各地，将敌主力包围于鹞子涧六郎村山，昨夜笔一部向王庄堡突围而去，我除分队追击外，余仍在包围歼灭中。”⁽⁹¹⁾

时任保定行营主任徐永昌这时亦肯定此次胜利收获不小。其电称：“第二战区方面在平型关、浑源一带与敌激战，甚为得手，毙敌甚众。”“我八路军一部迂回敌之侧背，在灵邱［丘］附近截获满载辎重汽车五十余辆，并俘虏敌二百余人。”⁽⁹²⁾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得到的消息来源更多，故其电报内容不甚准确，但其总体上亦未夸大。他25日晚给蒋介石的电报称：鉴于进攻平型关之敌有增兵再逞之图，“遂决调重兵出击，联络八路军林师包抄该敌。有日拂晓，我出击部队正前进之际，敌主力向我团城口河北高军阵地猛攻。经我部迎头痛击，激战至午，将敌右翼击溃。林师及七十三师一部向敌左侧背挺进，占领蔡家峪，将平型关通灵邱［丘］之汽车路截断，敌机械部队及重兵器均不能退走。已获敌汽车五十余辆，均满载军用品。现已将平型关正面之敌约千余人解决，团城口之敌包围在一深沟中，已令迅速解决，以免逃逸”⁽⁹³⁾。可知阎此时很清楚平型关前被围之敌为“千余人”。

对于八路军平型关作战力主从振奋人心的宣传角度加以夸大的是毛泽东。他在26日上午接得朱、彭捷报后，当即草拟了夸大宣传的战报并迅速发出。11时他在给朱德、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说明：“已用八路军参谋处名义用有线电、无线电发出简单捷报，只说将敌万余击溃，击毙甚多，一部俘虏，车辆枪炮缴获甚多，正清查中等语。”毛并提出：“关于缴获数目对国民党不可夸大，但对外宣传可略增数目字，是否可说俘虏千余人，汽车八十余辆，坦克五辆，炮三门，炮弹三千发，请酌定见告，以为统一。”⁽⁹⁴⁾

由于这时朱、彭已依据早上给毛泽东等人的捷报，上报南京蒋介石和阎锡山，内容仍然是“缴获汽车六十余辆，小摩托车三辆，外炮一门，炮弹二千余发”，“俘虏敌官兵三百余名，另有敌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械，故全部打死”等，故对毛泽东把击敌数扩大到万余，且声称俘虏千余等，他们显然认为不妥。接电后，朱、彭两人当晚即联名复电提出：“昨天的胜利对国民党、对外宣传，我们意见不必扩大，以我们本日致蒋阎电为好。”⁽⁹⁵⁾

但是，正如毛电已经说到的，由其亲拟的捷报早已发出，只是因为缴获问题要和前方统一口径，故才去电朱、彭商量，此一说法已难以收回了。结果，中共方面当天在给南京当局的电报中就出现了延安和前总两个内容大相径庭的平型关战斗捷报，而中共方面乃至于各方报纸上，自然也都是以毛泽东所拟八路军参谋处致南京军委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的捷报为准，公开宣称：“九月廿五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奋勇无比，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之辛庄、关沟、东跑池一带阵地完全夺取，敌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并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正清查中。现残敌溃至小寨村，被我四面包围中。”⁽⁹⁶⁾所谓平型关一战歼敌万余的说法，即由此而来。

平型关战斗中国民党军队的作用问题

在八路军的平型关战斗中，一向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军队的作用问题了。在一般的研究论著或军史读物当中，谈到平型关战斗时，或者对国民党军的作用只字不提，或者提到也是持以批评态度。如宣称当六八五、六八六团乘胜继向东跑池日军发起进攻时，平型关方向部署的国民党军几个旅却袖手旁观。当溃散的日军接近其阵地时，更不战而退，致使东跑池之敌经团城口夺路而逃，等等。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首先，根据目前大体上已经得到认可的说法，我们已经可以确信，平型关战斗其实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是说，八路军作为当时第二战区指挥下的一支机动部队，此次是根据战区指令采取的配合行动。即在国民党军正面抵抗的情况下，按照战区要求，从敌之侧背进行包抄作战。⁽⁹⁷⁾不意，部队秘密进入预设阵地之后，竟发现日军汽车队和辎重队同时进入部队作战范围。因此，原本旨在围歼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主力的作战，瞬间变成了歼灭日军补给部队的伏击战。虽有部分兵力仍然对日军主力展开攻击，但战斗主要变成了歼灭日军补给部队的作战了。但无论如何，此次作战毫无疑问的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抵抗的一次行动，离开了国民党军的正面抵抗和第二战区的部署指挥，就不可能有此次伏击战的胜利。

其次，国民党正面守军当天是否不予配合，袖手旁观或不战而退了呢？既然此次作战是第二战区的具体部署的围歼日军进攻平型关主力的一次作战行动，平型关正面守军自然有配合八路军的侧击，从正面出击的任务规定。那么，为什么国民党守军当天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大规模出击呢？此时国民党在平型关的正面守军主要是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负责防守自1886.4高地、团城口、霸河口、上寺、讲堂村至1981.4高地防务。据高桂滋报称，22日，东跑池以南阵地即告失守。23日战后，该师已告不支。至24日，“该师全线被敌攻破，各守据点。斯时下级干部伤亡十之六、七，无人指挥，代理艾团长之杜团副亦受重伤。职催送弹药将到，已被敌人遮断。此时仍盼援军加入，或可挽回。力竭声嘶，终未到达，致各据点均被包围，大部官兵壮烈殉国。各部尚奋勇冲出，退回后防，逐渐收容”。3日来部队伤官兵近千名，亡850余人。⁽⁹⁸⁾ 25日晨，依据战区部署，高桂滋部等计划凌晨出击。据二战区司令部所报平型关战役经过，当时“适敌亦向团城口高军阵地猛攻。而高军以出击不利，遂向后转移阵地。东西跑池以北之险要为敌侵占，致出击之郭师及孟旅之一部，不得不先向敌迎头痛击，堵其内侵。激战至午，将敌左翼击溃。郭师连夺山头数个，并占领鹞子间南方高地，续行攻击，血战竟日，恢复原阵地大部”。俟陈师吕、梁两旅陆续加入，乃联合大举反攻。陈师吕旅、郭师赵旅由公路两翼出击，将公路两侧之敌包围于东西跑池之深沟内。同时林师由平型关东方山中，分三路向蔡家峪、小寨村，主力向老爷庙进行袭击，刘师三九四团亦向敌左侧背挺进。九时许，林师分别攻占老爷庙、蔡家峪、小寨村及1886.4高地，并将小寨村敌兵站守护队约步兵一营，悉数歼灭，将敌后路截断，敌机械化部队遂不能撤退。我夺获汽车五十余辆，焚毁敌军品甚多。惟林师不惯持久战，已占各地旋又被敌攻占。次日因敌由灵丘来援，平型关前再成混战状。⁽⁹⁹⁾

对于国民党军上述记载，亦可对照日方战史资料。25日凌晨4时，因白天攻击伤亡大，日军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向平型关正面守军高桂滋部发动了夜袭，一举占领了团城口附近的靠近东跑池的某高地。只是，根据日方战史资料，国民党军队至少当天上午并未能将此一阵地夺回。⁽¹⁰⁰⁾但不论当天国民党军何时夺回此一阵地，以上资料显示，由于高桂滋部不守，包括团城口在内的一线阵地均被日军夺取，正面出击计划实际上被打破。因“此地为晋北主阵地之要点，一被突破，则雁门关感受威胁，关系重大”。故负责前线指挥的傅作义总司令当即改变原部署，“率生力军十余团到达平型关附近，准备反攻”⁽¹⁰¹⁾。可见，当天并未发生国民党军有意袖手旁观或不战而退的情况。

再次，国民党军当天到底有没有出击？由上可知，按照大陆史书的记载，国民党军当天对八路军的伏击战毫无帮助。而按照国民党军当年的电报和战报，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师等当天在完成夺回高师所失阵地的任务后，曾一度向东西跑池两侧大举出击。奇怪的是，在日军的战史资料当中，并未见到有类似情况的相关记载。但从林彪当天晚上的电报中，还是可以多少印证国民党方面的记录的。林电称：“打了一天战，至黄昏始见晋军之出击部队，所谓二路出击，全是勉强！”“现战况已成对峙中，能否解决要看晋军能否出力。”⁽¹⁰²⁾综合上述情况不难了解，因原定合击计划被日军打破，国民党军为“堵其内侵”，不得不首先集中兵力防备日军从团城口方向突破，并设法夺回团城口及其附近阵地。故当天傅作义等几乎没有能够顾及与八路军合击日军之事。等到傍晚时分，因先前夺取东跑池附近高地的日军第三大队主力调往增援被袭击的汽车队等部，国民党军确有部队开始组织侧击该阵地。故不论林彪报怨与否，国民党军傍晚时分开始出击并参加平型关前之作战也是事实。根据日军战报，当天傍晚，国民党军已经大举插入团城口以东日军新夺取之高地与关沟日军第三大队之间，因此三浦敏事不得不急令第三大队主力放弃增援被伏汽车队，掉头回防。可惜，一一五师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当晚即开始部署脱离战场，次日凌晨已撤出战斗，没有能利用第三大队26日回防之际再袭关沟村卫生队，丧失了再度歼敌和与国民党军配合作战的一次重要机会。而因为日军增援部队很快运到，国民党守军再度遭到日军的大举围攻，陷于苦战中。几天后，平型关最终失守。

以上的考证未必可以对平型关战斗的史实盖棺定论，有疑问和需要进一步深入发掘史料加以讨论研究的问题依旧存在。比如，六七八团参战与否，何时参战，除回忆史料外，尚无确凿的档案文献史料可以厘清；目前关于日军汽车队中西中队的确切人数及被歼情况，以及日军辎重队辎重兵的数量或夫役情况等尚不十分清楚，直接影响到对歼敌人数的精确统计。同时，当日也部署在平型关前线的另外两个日军大队（第四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和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的相关情况，也还缺少了解。而再有一个让笔者有些疑惑的问题是：何以依据回忆材料，直接参战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至少有两到三个团，却只留有一个团的战斗详报留了下来，并且该战斗详报明确肯定：此次“我军参加作战部队为一百一十五师三四三旅之一个团（即六八七［五］团）”？从该战斗详报的记述中看，该团“于二十五日三时许出动，到达蔡家沟［峪］已系拂晓五时三十分左右”，随即“令第二营全部占领关沟以北之高地，由东南向西北攻击前进，并令第一营及第三营之一部由马路两旁向新［辛］庄猛烈地突击，以便达成上述目的”⁽¹⁰³⁾。虽然从该团作战位置可知其主战场当在小寨西南方向，而不在蔡家峪方向，但该团至10月12日写报告时，不仅不写或不知道六八七团任务，就连在其右翼作战的六八六团情况亦只字不提，甚至断言此次参战部队只有六八五一个团，实在让人有些费解。

尽管笔者今天的考证还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它毕竟是我们客观和准确地认识历史，总结经验不可缺少的一步。就中日战争的历史而言，恐怕有太多需要下工夫去研究的史实。像平型关这样毫无疑问的胜仗，尚且要做细致深入的史实重建工作，更遑论其他。至今人们围绕着中日战争中许多数字问题争论不休，这也和我们缺少严谨科学的研究工作，过于随意和主观有关。所谓“正人先正己”，笔者深信，我们固然应当要求他人正视历史，但我们更要首先要求我们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

（本文要特别感谢junshi,hsy,simone等诸网友提供的不同意见和在网上所进行的讨论，也包括白马博士在个别史实叙述准确性方面的指正。）

原载《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1月期（上）

【注释】

(1)此说最早见之于八路军参谋处致南京军委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等的战斗捷报。内称9月25日我八路军在平型关与敌万余激战，将敌全部击溃，敌尸横遍野，一部被俘，残敌被我四面包围中。

(2)此说最早见之于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写的《抗战八年以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书。称此役中敌一个旅团4000人全部被歼。

(3)此说为1950年代以来解放军战史书中较为普遍的说法。最早来自朱德1938年关于八路军工作报告，其中说此役敌人死伤两三千人。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等均以此为准。

(4)早在1980年代袁旭等就曾对平型关作战的歼敌数字进行过一些考证，大约10年前笔者也就平型关战斗歼敌数字在内部刊物上做过进一步的考证（《有关平型关战斗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2期），但当年的这些考证还缺少八路军和日军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5)原文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地图选》，第33页，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81年。

(6)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39—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7)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著：《中国抗战军事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刘家国：《浴血抗战——抗日英雄八路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8)《中国抗战军事史》，第172、173页。

(9)刘家国前引书，第21页。

(10)张宏志：《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第40、4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中国抗战军事史》，第173页。

(1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13)《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第43页。

(14)刘殿仁：《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聚焦》，第12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

(15)《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第43—44页。

(16)《中国抗战军事史》，第173页；刘家国前引书，第21页。

(17)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中国战争发展史》（下），第966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第43页。

(19)刘殿仁前引书，第127页。

(20)刘殿仁前引书，第128页。

(21)《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第43页。

(22)《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第44页。另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所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中亦断定：“战至13时许将敌歼灭”（第258页）。

(23)刘家国前引书，第22页。

(24)《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第43页。该书原文为：战斗一开始，“隐蔽在白崖台以西的第六八五团第一、二营从关沟一线杀出，将日军堵在辛庄以东，……理伏在白崖台以东的六八五团三营迅速冲过公路，抢占了老爷庙制高点，……理伏于公路右侧上沿的六八五团主力，向着沟底日军的宽大侧面发起全线攻击”。全文中未提到六八六团。鉴于书中前面明确提出六八五团隐蔽在白崖台以西地区，六八六团在白崖台以东公路左侧，估计其所谓“埋伏在白崖台以东的六八五团三营”和“埋伏于公路右侧上沿的六八五团主力”，应为笔误。这里的“六八五团”，似应为“六八六团”。

(25)刘殿仁前引书，第131页。

(26)分别见《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第40页；（中国抗战军事史》，第173—17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聚焦》，第130页；陈浩良等：《血战追踪》，第17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八路军（综述·大事记）》，第12—13页。

(27)查抗战初期山西省地图，当时在蔚县至灵丘路上只有三山镇，并无王山村或三山村。三山村的出现是1950年代后因修筑水库致使公路改道，三山镇失去以往作用，由镇变村的结果。此点得益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聪教授的指教，特此致谢。

(28)前注所指《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一书关于一边肯定六八五、六八六两个团4000余人为主攻部队，并有不同部署地址，在作战经过的描述中却只见六八五团，不见六八六团的问题，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一书原已有之。前者不过照抄照搬后者而已。

(29)两者引文的文字有一字之差，显系转抄之误。引文注释一模一样的不规矩。《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虽系油印本，但毕竟有编著者和档案号，著者均未标明。

(30)见《毛致朱、彭、任并告陈、聂电》，1937年9月26日。

(31)唯一没有提到独立团当天成功地进行了阻击战的，笔者只见到《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一书。

(32)据日方史料，25日在腰站附近确曾发生战斗。但结果大不相同。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郞 26日日记记述称：“昨25日，国崎兵团将步兵1个大队，山炮1个中队派往腰站附近，下午3时攻击拥有迫击炮的约500人的一支部队（估计为共军），使之溃退。”《冈部直三郊大将日记》，日本芙蓉书房，1982年，第90页，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参考资料）》（2），第61页。

(33)《聂荣臻回忆录》，第353—3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

(34)见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第13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3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第17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第39页。

(36)刘凤翰：《论太原会战及其初期战斗——平型关作战》，《抗日战史论集》，第297，311—313页，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简笙簧：《第八路军与平型关战役》，《国史馆馆刊》复刊第二期，第144—145页，1987年6月。

(37)《（六八五团）平型关战斗详报》，1937年10月12日于金刚库，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第40—42页。

(38)参见［日］步21会：《滨田联队史》，第97—104页，日本（未见出版单位），1973年11月；儿岛襄著：《日中战争》，第122—125页，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

(39)因地形关系，一一五师只能在峡谷一侧设伏，战斗开始时亦只可能从一侧射击。至六八五团一部占据老爷庙制高点后，道路另一侧也仅占据一点，所谓战斗刚一打响，各种火力从道路两侧……倾泻的说法，也不合逻辑。

(40)日方战史记录的时间是上午10时左右辎重队通过东河南村，约半小时后进入蔡家峪被伏地段。蔡家峪段伏击战打响的时间约在10时半左右。见儿岛襄前引书，第120—122页。新庄淳中佐率领两汽车中队9时半进入小寨村段凹道，并当即受到攻击。11时半因新庄淳战死，中队长下令烧车并组织撤退，至12时40分退出战斗，伤者交卫生队收容。泽田久一著：《宇都宫44重史》，第163—164页，日本（未见出版单位），1973年。

(41)关于平型关战役开始时间，较准确的说法为9月22日，而不是9月21日。根据国民党守军的作战日记，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以三个大队为基干之步炮联合部队四五千人，是在22日拂晓由灵丘出动向平型关挺进的，当天傍晚开始向国民政府的第七十三师平型关阵地发动攻击，遭遇抵杭后次日拂晓复再开始向平型关口、团城口迄师福沟一带阵地进攻。见张国奎、雷声宏主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册（上），初期战役，第69—70页，（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

(42)根据战场一般伤亡比例，死伤之比为1∶3，故3000人伤亡，死亡一般应在千人左右。（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太原会战（一）》，附表四（太原会战敌我伤亡比较表）；并见1937年9月22日至9月30日第二战区战报，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57—473页。另据《滨田联队史》统计整个战役中第三大队死270余人，亡800余人，也可大致印证这一点。见前引滨田联队史，第106页。

(43)《聂荣臻回忆录》（中），第353页。

(44)根据林彪的电报和事后中共中央的电报，可知平型关战斗中第一一五师“伤亡约三四百，负伤团长二，营长二”。而整个平型关战役，国民党正面守军伤亡数达4万人。《林聂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5、26日；并见《抗日战史―太原会战（一）》附表四。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4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46)《第八路军与平型关战役》，第144页。

(47)参见李天佑：《首战平型关》，《八路军（回忆史料）》，第20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

(48)《（六八五团）平型关战斗详报》。

(49)见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译：《抗日战史》，第28—29页；《平型关战役经过要报》。

(50)《朱彭关于平型关战役大捷致南京大元帅蒋电》，1937年9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081。

(51)目前可见的平型关作战图，全部是将伏击战范围划在小寨村以南到老爷庙一段，虽然该段就地段而言也可算做小寨村范围，但具体绘图时有意把小寨村划在作战范围以外，蔡家峪段更是标明没有战事发生。对关沟、辛庄也只是标注为部队出击的方向，亦未标明东跑池村及其村北高地曾为六八五团占领。反倒划出一个远离作战范围的韩家湾为六八七团歼敌地点，标注东长城村为六八八团预备队所在地点。

(5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第4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53)《冈部直三郎大将日记》。

(54)前引《宇都宫辎重史》，第164页。

(55)前引《滨田联队史》，第102—105页。

(56)前引《滨田联队史》，第97—106页。

(57)《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39—40页。《中国战争发展史》（下）也具体指称六八八团作为预备队的位置在部队伏击出发地白崖台后面的东长城村（第966页）。

(58)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第10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

(59)简笙簧前引文，第144页。

(60)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第102—103页。

(61)聂荣臻前引书，第352—353页。

(62)《林聂致毛朱$l并致海东、成武、云彪、邓华等电》，1937年9月26日。

(63)前引《（六八五团）平型关战斗详报》。

(64)《林聂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

(65)此一数字实际上来自于日本战史著作。内中针对中共出版的宣传品《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称此役“歼灭敌人三千多”的说法，辩驳称：实际上受损害的是新庄队以下约200人的49重队和汽车队等非战斗部队。但说这两支部队被“歼灭”亦非事实。儿岛襄著：《中日战争》，第126页。有读者在此亦有误读，以为日方战史资料承认，仅新庄汽车队战死就有200人左右，显不准确。

(66)转见儿岛襄著：《日中战争》，第121页。这里的辎重兵全为骑兵，与护卫小队均为战斗人员，但特务兵（又称输率），则为非武装人员，仅有刺刀。参见耿成宽、韦显文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春秋出版社，1987年，第348—350页。

(67)《滨田联队史》，第105页。

(68)儿岛襄前引书，第125页。

(69)《滨田联队史》，第113—118页。

(70)儿岛襄前引书，第120页。

(71)张国奎、雷声宏前引书，第69—72页。

(72)简笙簧前引文，第146页。

(73)《滨田联队史》，第115—117页。

(74)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102。

(75)《林聂致朱彭电》，1937年9月25日。

(76)《朱彭关于平型关战役大捷致南京大元帅蒋电》，1937年9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081。

(77)《林聂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5、26日。

(78)毛泽东、朱德：《八路军的战略和战术》，上海生活出版社，1938年，第36页。

(79)此役后八路军总部在向国民政府军委会申请奖恤时，则称“伤亡六百余名”。此后亦见有伤亡800余名、900余名，甚至1200，或1500余名等种种说法。但这里仍以林彪当晚和次日两次电报所报之数为准。

(80)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102。

(81)《林聂致朱彭电》，1937年9月25日。

(82)《朱彭,关于平型关战役大捷致南京大元帅蒋电》，1937年9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081。

(83)《林聂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

(84)据研究过日军各种战报的儿岛襄说，当日被伏的汽车总共81辆，其中第六兵站车队本部汽车1辆，矢岛中队50辆，中西中队30辆。除逃出5辆外，被毁76辆。见儿岛襄著：《日中战争》，第124—125页。但书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说法颇有矛盾之处，因为它一面肯定损失汽车76辆，一面又说当时“后续的中西中队立即掉头后退，矢岛中队后备的卡车5辆也急速掉头逃脱”，此说不知根据为何。照此说法则中西中队30辆连同矢岛中队5辆卡车似不应算在损失之列。但对照汽车队报告，未见关于中西中队全队汽车退出包围圈的说法。相反，报告称，战斗开始后，中西中队一半已进入峡谷，中西中队不得不弃车“开始散开射击”。这说明，中西中队的汽车至少大半也在此次战斗中被放弃。

(85)《（六八五团）平型关战斗详报》。

(86)《八路军（参考资料）》（2），第70页。

(87)参见李天佑：《首战平型关》，《八路军（回忆史料）》，第211页。

(88)据儿岛襄称，该骑兵小队仅有马步枪十支，似可存疑。见儿岛襄前引书，第121页。

(89)《林聂关于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缴获和伤亡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

(90)《朱彭关于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致毛贺肖关刘徐张电》，1937年9月26日。

(91)《介景和报告平型关战役情况》，1937年9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史部档（廿五）3089。

(92)《徐永昌、林蔚致南京军委会电》，1937年9月26、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史部档（廿五）3081。

(93)《阎锡山报告守军在团城口歼敌经过往来密电》，1937年9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

(94)《毛泽东致朱11任并告林聂电》，1937年9月26日。

(95)《朱彭致毛泽东并告林聂电》，1937年9月26日。

(96)《八路军参谋处致南京军委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捷报》，1937年9月26日。

(97)电令大意：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团兵力，明拂晓可到，希林师夹击敌之侧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编平型关会战纪事》，1939年8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二），第444页。

(98)《高桂滋报告第二十四师在团城口等地血战密电》，1937年9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二），第416—417页。

(99)《曲宪治转报阁锡山关于平型关战役经过要报呈》，1939年8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二），第425—429页。

(100)《滨田联队史》，第101—102页。

(101)《李仙洲等请求派兵增援团城口阵地密电》，1937年9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二），第411—412页。

(102)《林聂致毛朱11电》，1937年9月26日。

(103)《（六八五团）平型关战斗详报》。

莫斯科色安关系的另一种记录
——读《季米特洛夫日记》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

围绕着莫斯科与延安中共的关系问题，有过许多重要的回忆参考资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个是做过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口述的《在历史巨人的身边》，一个是当年曾以塔斯社记者名义，实际上是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的弗拉基米洛夫写的《延安日记》。但是，无论是读师哲的口述，还是读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都不免会感到许多缺憾。而《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和《季米特洛夫日记》的相继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把这四本书，特别是把来自莫斯科方面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工作日记，和《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一书刊布的共产国际有关文献资料，与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对照比较起来阅读，马上就会发现许多新的收获。

一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系问题的研究，始终是共产国际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重点和点。之所以是重点，是因为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就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发生在1935—1945年之间。恰恰是由于毛泽东逐渐主导了中共的领导权，中共才得以渐渐摆脱了受制于莫斯科的被动情况，才便利了中共的发展壮大，一举而成就了战后得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政治局面。而之所以是难点，则是因为有关这一时期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重要来往电报，早期多毁于红军撤出南方苏区前后，后期则大都在1947年中央撤出延安之际，被毛泽东付之一炬。⁽¹⁾结果，除了中共中央档案馆还保存有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即1936年6月以后至1937年上半年双方的往来电报，以及中共代表团1937年11月其主要成员离开莫斯科返回陕北延安之前在莫斯科工作时的一些相关记录以外，通常了解这一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情况，主要就只能凭借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录了。

中文《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保文《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1949年1月底2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秘密会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

在回忆录方面，人们过去引用最多的，自然是毛泽东并不完整的片断谈话了。而对当年整体情况的了解，则主要是借助于曾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晚年口述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和曾任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实为苏联情报人员的俄国人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两书虽然叙述的都是抗战最后三四年莫斯科与中共关系的情况，但因为两人的特殊身份和叙述系统性，因而颇具参考价值。当然，就两者而言，后者的资料价值明显地还要更大一些。这除了后者采用的是一种日记体，篇幅较大，且记述较为具体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在个人日记的基础上，参考了一些苏联方面保存的档案资料；而前者则主要只是依靠个人的回忆，并借助于当年保存下来的零星笔记，因而其记述的随意性较大。但是，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虽然有其长处，却由于它很大程度上产生于1970年代莫斯科组织反对“毛主义”的宣传斗争当中，参考和引用前苏联档案时倾向性太强，以至于读者不仅看不到该日记的原貌，而且也无法真正将其当作史料来使用，其价值自然大打折扣。⁽²⁾当然，无论如何，《延安日记》至少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即中国方面档案的销毁，并不能也不会彻底阻塞客观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可能性。

1949年2月初米高扬（中）、朱德（左一）等在石家庄机场合影

1986年，这样的档案文献终于开始公之于世了。这一年，前苏联历史学界整理发表了一批直接涉及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资料，题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其中第一次披露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双方直接涉及中国抗日战争问题的档案资料。它包括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936年7月23日、1937年8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6年8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6年12月16日、1937年1月19—20日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后中共方针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2月5日、3月5日就中共对国民党三中全会态度问题给中共中央指示电，季米特洛夫1941年1月4日和1942年6月15日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和信件，以及他在1943年12月22日就延安整风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件等。有关这批资料，经由马贵凡翻译，主要部分已于1988年发表在当年创刊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上。⁽³⁾

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肖像

随着1991年前苏联宣告解体，更迎来了前苏联档案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为此，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几方合作，从1994年起，陆续编译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等一系列档案资料丛书，披露了大量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文献。只是由于承担主要编选事务的远东所两位研究员，一位意外去世，一位身体欠佳，以至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5）》之部分没有能够按计划时间编辑完成，至今未能出版。故时至今日，有关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文献资料，相比较其他时期披露出来的情况，仍旧不能令人满意。

但是，进入到1990年代，中国学者还是得以利用中国方面所保存的，尽管是数量有限的档案文献史料，揭示了1930年代中期，亦即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史实。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所起作用的研究，共产国际在毛泽东取得中共领袖地位问题上所起作用的研究，苏联、共产国际尝试援助中国红军的研究以及对西安事变影响的研究等。这样一些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丰富的学术成果。⁽⁴⁾

到1997年，在保加利亚和英国，更进一步披露出两种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其一是当年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且自1930年代后半期至共产国际解散始终直接负责中国事务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其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尤利·奥夫契尼科夫博士编译发表的共产国际相关档案。前者已经由中国学者选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题为：《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⁵⁾；后者则经由奥夫契尼科夫亲自翻译后，连载于英国的“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杂志第30卷第1—2号上，题为：《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⁶⁾。

《季米特洛夫日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季米特洛夫的特殊身份以外，他长期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的其他领导人与斯大林之间担任沟通工作，因此在其日记中记录了许许多多直接涉及莫斯科与中共关系问题的事情。其记述虽然比较简略，但如果了解当时的一些具体背景，再结合其他史料，就不难发现其日记的重要价值。而奥夫契尼科夫选编的49件档案资料，其中17件是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历史文献，32件则是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期间双方关系的历史档案。特别是，编者选编的部分档案，披露了长期以来很少为人所知的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财政帮助的情况，从而更显示出这批档案的价值。⁽⁷⁾

二

奥夫契尼科夫披露的档案提供了9件反映中共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中国东北地区推进反日统一战线运动的早期文献史料；提供了5件反映1936年5—7月间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决定援助陈铭枢及其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会，与之缔结抗日救亡协定的过程文件；提供了1936年3月15日中国新疆督办盛世才要求加入中共和通过新疆援助陕甘红军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长信，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相信吸收盛世才入党对党的未来工作有益，要求共产国际批准及中共派干部赴新疆工作问题的电报；提供了王明在1936年1月17、22、23日三度与南京国民政府武官邓文仪秘密接触的谈判纪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3月2日关于从苏联方面无法帮助红军的西路军，但已决定从财政上分两批援助中共将近两百万美元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⁸⁾

工作中的季米特洛夫

涉及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及其发生作用的情况，《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反映的情况比较少。这是因为季米特洛夫是在1934年4月才开始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的，当年共产国际还刚刚开始筹备转变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问题尚未提上日程。而1935年1月31日至1936年8月25日期间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不知所终，故涉及这一年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恢复电讯联络以后一段时间的情况，均无从在其日记中获得。但是，《日记》从1936年9月开始，即接连记述了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的各种计划与设想。比如，9月11日决定向中国红军提供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当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为此，同意中国红军发动宁夏战役，以便前往中蒙交界地区接运这批军事物资。⁽⁹⁾9月20日，季米特洛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要求贷款，以便从财政上援助中共的书面报告。12月2日，收到联共（布）政治局的决定，同意向中国红军提供1166吨军事物资，200.5万卢布和5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同时派遣484名军事技术人员，包括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等，进入新疆，一面帮助盛世才，一面准备帮助训练进入新疆的红军西路军人员。⁽¹⁰⁾

在这一段《日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反映，及其形成决议的经过情形。按照今天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研究，莫斯科不仅对西安事变从一开始就站在坚决反对的立场上，而且斯大林或共产国际早在事变发生的次日，就通过宋庆龄设在上海的电台，或直接向中共中央发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¹¹⁾尽管前述《汇编》披露了193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的全部内容，但是，一般中国学者多不相信莫斯科会在事变发生4天后才发出指示。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不仅在莫斯科人们的意见最初并不统一，而且它确实造成了共产国际做出指示的时间的延误。

据《日记》记述，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在12月13日得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的。有人当即对张学良此举做出了肯定，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并且很快写信给斯大林，主张乘机枪毙蒋介石。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当天召开了书记处会议，提议要求中共中央采取中立的立场，宣布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决冲突。就在这一天晚上12时，斯大林突然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问道：“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季赶忙答复说：“不是！这事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斯大林质问道：“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季当即否认说：“我不知道有这种事！”斯大林很不高兴地说：“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鉴于这种情况，季米特洛夫马上通知包括王明在内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领导人紧急开会，就西安事变问题统一了思想和口径。第二天，即16日下午3点半，根据莫洛托夫的通知，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前往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一同开会，商定了前述12月16日共产国际就西安事变问题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电的内容。⁽¹²⁾由此不难了解，斯大林尽管14日就指示《真理报》针对西安事变问题发表了评论，但他并没有就此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交换过任何意见。只是在他看到王明的电报稿之后，才当即打电话对王明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且召集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前去具体研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因此，说此前斯大林13日已经通过宋庆龄或直接电示中共中央，颇不可信。

季米特洛夫（左一）、王明（左二）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合影

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另一件事情也颇值得一提。那就是围绕着共产国际1937年1—2月间针对中共中央所做的批评，以及对中共中央的策略转变的态度问题。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因中共中央和杨虎城分别宣布了蒋介石口头承诺的和平条件，再加上负荆请罪的张学良被扣导致西安方面态度强硬，1937年1月间南京与西安之间一度仍旧剑拔弩张。为此，共产国际曾经于1月19日来电批评，认为中国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一方面把同蒋介石在事变期间达成的妥协，看成是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投降；一方面则把与西安方面国民党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试图维持西北半独立局面。没有意识到，“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措施”。⁽¹³⁾从《日记》中可以了解到，这封电报是季米特洛夫1月16日起草并送交斯大林审阅过的。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在19日主持了专门的会议，决定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根本改变苏维埃革命方针的建议。这就是《汇编》所披露的1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电报确是按照斯大林等人的建议，用“询问”的方式要求中共中央答复：“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¹⁴⁾

对此，中共中央于1月24日召开了常委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承认：“蒋介石放了以后，认为他近乎投降，而把条件宣布，是不对的，这是很幼稚的地方。”张闻天则进一步提出：我们应当发表宣言，公开声明拥护和平统一，赞助能够和平统一的中央政府，为此可以改变红军的番号与苏维埃的名称，在苏区可以实行普选制，放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¹⁵⁾会后，根据会议的提议，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提出愿意做出四项保证，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¹⁶⁾然而，这一电报稿发至莫斯科后，季米特洛夫却有些退缩了。他当即复电称：“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最好主要限于声明共产党和红军决心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各种旨在停止内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的措施；共产党和红军准备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进行协商，以便对苏区政权实行民主改组，并在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国政府的基础上调整南京同苏区政府之间的关系……暂不发表关于我们苏区政策根本变化的具体声明。”⁽¹⁷⁾不过，根据《日记》所记，季米特洛夫刚刚答复了中共中央的来电，莫洛托夫就通过专线电话转达了斯大林的意见：“中共中央的建议可以接受。”⁽¹⁸⁾结果，季米特洛夫不得不又“修改”——实际上是补发——复电稿。在当天补发的另一封电报中季米特洛夫表示：“联共中央认为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基本上是可以采纳的。但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即党、红军和群众对于你们来电所提的这种彻底转变政策的做法，是否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呢？请你们回答这一问题。”⁽¹⁹⁾

苏联派来中国参与红军指挥作战的军事顾问李德

由以上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尽管西安事变前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改变，是莫斯科所建议的，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这种改变幅度的认识并不完全是一致的。季米特洛夫显然对中共中央“这种彻底转变政策的做法”感到担心。这也就促成了他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8月10日发表了那一通中共党史研究者已经相当熟悉的，对中共中央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的长篇谈话。只不过，以往中国学者多半认为季米特洛夫的这种怀疑是针对毛泽东去的，至少也是怀疑中共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太过于戒备与防范，以至于会妨碍统一战线的形成。而结合《日记》来读季米特洛夫的这篇讲话，却不难发现，季米特洛夫这时并不是担心中共中央会妨碍统一战线的建立，倒是担心中共中央会被统一战线所淹没。他正是基于这种担心而下决心要派王明等人回国去的。

季米特洛夫在讲话中宣称：中国党在过去的革命中创造了苏维埃政府，创造了红军，在武装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干部，“但是，现在在党的政策和策略上需要由此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于是，还是这些干部……必须执行另一种政策。……由此可能产生一些很大的困难和危险，我指的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他的包围”。事实上，这种危险已经非常明显了。因为即使是从党的文件中，“就可以指出一些可能使党误入歧途的观点，这些观点含有一种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即解除其思想武装的危险性”⁽²⁰⁾。

很显然，季米特洛夫的这些担心在斯大林那里大概是毫无意义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斯大林11月11日接见被选派回国的王明、康生等人时的谈话内容。斯大林一上来就批评“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决定已经过时了”，“这就是人们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的结果”！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为此，“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三个师。”编制的问题不必担心，“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对八路军来说，在它还没有自己的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²¹⁾。分析斯大林的谈话，不难看出斯大林依旧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来考虑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问题的。

三

《日记》中记述的反映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关键之处，还有两件事情，或两个时期特别值得一提，即接连发生在1941年上半年的皖南事变和苏德战争。正是围绕着这两件事情或两个时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双方关系在20世纪40年代初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1940年毛泽东迎接从莫斯科回延安的周恩来任弼时

有关皖南事变。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今天多半都知道，毛泽东第一次与莫斯科发生直接冲突，就是皖南事变前后的事情。事变前，毛泽东根据形势判断，猜测国民党下最后通牒，命令中共军队限期全部迁往冀察两省区，多半是想要和日本夹击自己。考虑到情势危急，既不能束手待毙，又绝不能判断错误，因此，他于11月4日亲自给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共产国际帮助他把关，看可否同意他集中1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的先发制人的军事计划。⁽²²⁾对此，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态度。他在23日起草了给毛泽东的复电，并送交斯大林，得到了批准。⁽²³⁾毛泽东虽遵照执行，但还是重申了他的怀疑。对此，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当时的强硬态度。他复电毛称：“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相反，应该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尽我们共产党和军队所能作出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扩大。请重新考虑一下目前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²⁴⁾

就在季米特洛夫发出复电两天之后，即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了。新四军军部7000余人被歼，叶挺军长被俘，政委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被杀，蒋介石并且迅速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了这支军队的番号。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愤怒可想而知。他们当即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报了这一情况，并估计：不仅在皖南，包括在西北地区，国民党也集中了数十万军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在江苏、山东、安徽、湖北四省也在向中共的游击队展开大规模进攻。“他们正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我军有被全歼的危险”。⁽²⁵⁾

得到这一消息，季米特洛夫大为震惊。他马上打电话告诉了莫洛托夫，要求他转请斯大林立即向蒋介石施压，并向苏联军方进行了通报。为促使联共（布）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他还在18日亲自致函斯大林，指出：“无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处境如何艰难和危险，他们都不可能不反击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强盗式进攻，也不可能不对蒋介石军队对八路军和边区的攻击进行自卫。”故“为了避免这样的内战，在苏联方面采取的措施来影响蒋介石的同时，还应该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掀起相应的运动，这将对中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舆论”⁽²⁶⁾。

1941年1月20日，季米特洛夫与莫洛托夫就这一事件进行了专门的谈话。从《日记》中可以了解到，莫洛托夫对季米特洛夫只听延安方面一面之词不以为然。他告诉季：“为了讨论和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已发生的事我们应获得更确切的情报。”而来自苏联驻华使馆的情况显示，蒋介石已经通过张冲告诉苏联方面，与新四军之间的冲突只是地方性事件，不会影响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新四军的将领也将会被释放。

次日，斯大林会见了季米特洛夫。基于一个阶段以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围绕着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同估计和在统战策略上的某种分歧，斯大林讲得更加直截了当：新四军方面对此次事件恐怕也同样负有责任，有必要了解，叶挺“是否为（蒋介石发动）此事件提供了借口”⁽²⁷⁾。

斯大林的态度不能不又一次影响了季米特洛夫。他在2月6日针对毛泽东坚持要在政治军事两方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展开攻势的态度，提出了批评。季米特洛夫通知斯大林说，他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这样写道：

我们认为，决裂并非不可避免。你们不应采取分裂的方针。正相反，在依靠主张保存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的同时，共产党应采取一切取决于它自己的行动，来避免决裂。请求你们重新审查自己的立场并告知你们的考虑和建议。⁽²⁸⁾

莫斯科方面的这种态度，显然让毛泽东非常不满。他这时曾再三告诉党的领导人说：要打退蒋介石的进攻，就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展开攻势。“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要采取报复措施，非有重武器和相关的技术人员不可。“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²⁹⁾尽管，苏联方面这时也并非没有通过其驻华外交人员和军事顾问向蒋介石发出某种警告，但是，由于它拒绝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停止供应援助国民政府的武器装备，又拒绝在军事上直接援助中共，毛泽东把皖南事变的损失与莫斯科联系起来，并决心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有关苏德战争。结合《日记》与相关的俄国档案，可以了解到，直到苏德战争爆发不久，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仍旧在继续它们之间的争论。这时再度引起分歧的，是日军对十几万国民党军固守的山西中条山根据地所发动的进攻。日军进攻伊始，国民党方面就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要求在附近活动的八路军对敌后日军采取牵制作战。身负中条山作战指挥之责的卫立煌，也亲自致电彭德怀，要求八路军予以配合。由于蒋介石拒绝释放叶挺和收回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同时停止向八路军提供经费，国共关系这时仍旧相当紧张，故毛泽东的指示是：“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于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³⁰⁾对此，苏联军事顾问显然十分不满，专门找在重庆的周恩来提出批评。毛则不为所动，他一面将周恩来的电报转给彭德怀，一面强调指出：“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中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³¹⁾

这一情况自然很快就反映到共产国际领导机关那里。对于毛泽东就此做出的申诉，季米特洛夫是这样答复的。他说：“我们从这里难以提出任何军事性的建议，但我们十分清楚的一点是：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你们必须坚决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积极行动来反抗日本的进攻。中国人民民族战争今后的命运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未来均取决于此。”⁽³²⁾

毛泽东坚持目前不能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是1940年底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不仅损失很大，伤了元气，而且引起日本军队的疯狂报复，使八路军自顾不暇，暂时无力再度集结大部队作战了。恰在这时，苏德战争爆发了。6月21日德国对苏联的突然袭击，造成了苏联西部防线的全面瓦解，整个形势异常危急。共产国际为此迅速采取行动，号召各国共产党“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来援助苏联人民”。由于担心德国的盟国日本可能采取夹击行动，季米特洛夫紧急联系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再度重申了八路军财政上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为此，季米特洛夫于7月2日向莫洛托夫等送交了要求向中国共产党提供200万美元援款的建议书。联共（布）中央讨论后，次日即批准马上援助中国同志100万美元。⁽³³⁾此一援款拖到16日仍未能发出，原因是中国政府对苏联方面要求派飞机飞往延安一事迟迟不予答复。据此，季米特洛夫明确致信莫洛托夫提出：“由于使中国同志尽快获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们相信有必要采取非法的方式用飞机通过蒙古发送运费。”⁽³⁴⁾

7月9日，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联合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电，要求中共中央讨论并提出牵制日军进攻苏联的具体行动部署。18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回电，内称中共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将尽全力阻止日军从华北转移去进攻苏联。为此，毛泽东请求苏联至少要能够援助一些弹药，因为八路军平均一个士兵只有几发子弹。对此，莫洛托夫明确告诉季米特洛夫说：“我们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路线”，但关于弹药现暂勿作出许诺。⁽³⁵⁾因为显而易见的是，苏联本来就担心日本会同时发动进攻，如果苏联向处在日军后方的八路军提供援助，等于是向日军提供进攻苏联的口实。结果是，毛泽东宣布：以八路军现有之武器装备和弹药情况，“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³⁶⁾。

毛泽东与苏联医生等在延安

四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延安整风。这是因为，正是由于延安整风，中共彻底清除了党内“言必称希腊（苏联）”的所谓教条主义传统，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并使全党相信，在中国，只有毛泽东的思想，才是指导革命胜利的绝对真理。但是，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至多只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解读这一事件及其过程，到底共产国际的态度如何，人们却很少了解。一般只能从常识来判断，推测莫斯科对此十分不满。《日记》以及奥尼契尼科夫等人披露的档案文献，揭示了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共产国际或莫斯科，对于发生在延安的一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

从《日记》所记述的内容看，由于苏德战争的关系，莫斯科这时主要关心的，还是如何维持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以便确保中国继续抗日的问题。无论是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专门会议，检讨历史问题，初步揭开高层整风的序幕，还是1942年上半年，延安群众性整风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时候，《日记》均无只言片语的记述。到了1942年6月16日，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再度提到中国问题时，只是记述了他当天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就是再度重申：“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此后除了有一次关心过王明的病情以外，一连几个月时间季米特洛夫只字没有提到过中国共产党。仅仅是到11月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秘书打电话给他，要他听取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的汇报，他才再度关注过中国问题，但也仅仅是限于国共关系。一个月之后，《日记》中记述了潘友新提出的对处理国共关系问题的六点建议，结果却被联共（布）中央所否决，理由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目前不打算处理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问题”⁽³⁷⁾。一个可以理解的解释是，正处于战争之中，面临内政、外交和军事种种巨大压力的联共（布）领导人，既然已是焦头烂额，应接不暇，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主动去蹚国共关系这个浑水了。而对于中共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从1941年底到1943年12月中旬，《日记》里没有丝毫反映。这时唯一涉及的一件与此有些关系的事情，就是季米特洛夫在记述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经过时，于5月12日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即他在宣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相关决议草案之后，提到了准备把这一草案分送给毛泽东、铁托等各国党的主要领导人。⁽³⁸⁾

当然，说共产国际或斯大林没有得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消息，是不可能的。有关一些俄国人对延安整风不满的情况，读者不难从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一书中了解到。即使我们不能过分相信该日记的真实性，我们也同样可以通过其他已经披露出来的档案文献，看出当年莫斯科对延安整风究竟得到了一些怎样的消息。

1943年5月31日的一份电报很典型地反映出类似的信息可能是怎样的。这封写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这样写道：“我们在延安的工作人员报告说，在收到您的电报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形势报告。毛泽东说：‘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完全正确，共产国际已经活够了。共产国际没有理解中共活动的条件，因此起了阻碍作用。’”“共产国际对中共党内在同国民党关系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负有很大的责任。”“在中共党内有一些人不听中共中央的话，只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话。他们把自己置于党外。这些人的名字没有被指出来。但根据出席者的看法，毛指的是莫斯科派。在结束讲话时毛说，党内的敌对分子会利用解散共产国际来做自己的宣传。要和这些人作斗争。”“我们在延安的工作人员看来是根据王明的话通知我们说，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双手被解放了，道德上的责任感也不会有了。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的话：现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预计在对待国际派那些人的问题上不会有阻碍了，他们甚至可能被开除出党。”⁽³⁹⁾

即使是这样一封电报，季米特洛夫也不曾在日记中提及。是他们与中共的关系已经彻底丧失了希望，故意如此吗？似乎也不像。从1942—1943年苏联情报机关以及季米特洛夫几度提醒中共中央，其对内对外的电讯联络方法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掌握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并非不重视这种关系。⁽⁴⁰⁾因此，问题多半还是由于苏德战争的形势造成的。因为当这种形势开始改变，即1943年底苏军开始大举转入反攻时，季米特洛夫就对延安整风做出反应了。尽管这是我们今天所能了解到的仅有的一次。

季米特洛夫就延安整风问题发出的这封电报，时间是1943年12月22日，其内容已经在《汇编》中全文披露了，主要内容是委婉地批评中共的统战政策和在党内所实施的斗争，要求毛泽东不要展开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斗争，同时警惕康生从内部破坏党的组织的作用。⁽⁴¹⁾

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自披露以来，许多学者就对电报把周恩来同王明相提并论，怀疑毛泽东有意展开针对周、王两人的党内斗争，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从中国方面的史料中，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任何毛泽东曾经把周恩来也列为整肃对象的蛛丝马迹。直到奥尼契尼科夫提供了更多的档案资料之后，我们才多少了解到季米特洛夫的这种印象是怎样得来的。

1943年9月1日，苏联情报机关通知季米特洛夫说：“在最近特区的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上，康生报告了反对奸细的斗争结果。他攻击了蒋介石，然后宣布在特区存在着一个如同早先大革命在武汉时期及其以后存在过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来破坏党。王明、博古、洛甫、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人都是这个集团中的分子。康生说，党在不久将开始讨论这个集团所犯的错误。这个集团对新四军的失败以及蒋介石的特务大批涌入特区，负有重大责任。”⁽⁴²⁾

9月29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通知季米特洛夫称：根据情报，得知中共党内斗争的消息如下：“1.反对毛泽东的是王明、博古、洛甫和周恩来，他们拒绝把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根据地以及中共武装力量的保持和加强联系起来。2.王明集团在汉口实际上建立了第二中央，无视延安的那些领导人。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被执行，他的许多文章也没能被发表。3.在最近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集团的所有成员，除了王明自己以外，都承认了错误，但他们的认错是形式的和违心的。……”⁽⁴³⁾

11月15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再度通知季米特洛夫称：有情报表明，“在延安的特区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中间存在着严重的争论。朱德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王明生了病。斗争在不同的派别间进行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公开表示出对拒绝帮助特区的苏联政策的不满。特区党和军队的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对国民党，以及对蒋介石本人，采取着一种敌视的态度。特区领导人夸大他们的力量，他们自己并且常常挑起与胡宗南部队的摩擦和冲突”⁽⁴⁴⁾。

不难了解，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内容，依据的正是上述这些并不十分准确的所谓情报。当然，并非所有涉及延安整风的报告都是不准确的。结合《日记》和苏联在延安的工作人员的报告，我们可以得知有关毛泽东在收到季米特洛夫电报之后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

这时在延安负责将毛泽东的电报发送到莫斯科去的，就是《延安日记》的作者弗拉基米洛夫。但是，在《延安日记》中却没有记录下面这封电报。作为红军情报总局工作人员的弗拉基米洛夫在给情报总局局长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在得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我前晚提出1月2日与毛泽东进行一次谈话，他今天来了。我自己翻译了给他的电报的内容，并给了他俄文文本。他当即写了给季米特洛夫的答复意见，我翻译了（它）并与他进行了核对。”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态度强硬地为自己进行了辩驳。他坚持说：“（1）我们没有削弱抗日斗争。”“（2）同国民党合作的路线没有改变。”“（3）我们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4）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5）我请您相信并能保证，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受到爱戴和高度尊敬的。”“（6）我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几个人说他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之后被释放。还有人说他同米夫有可疑的联系。”相反，“康生是个可靠的人。（对干部的）审查不是由他的下属机构进行的。他们所作的只是揭露部分间谍。我们的审查是全面的、深刻的⁽⁴⁵⁾”。

收到毛泽东的回电之后，季米特洛夫显然颇为不满。他在1月6日给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写道：正是由于了解到相关的情报，“听取了十二月从延安回来的情报总局工作人员关于中共党内令人不安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康生所扮演的可疑角色的汇报之后”，我不得不就此以私人名义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我想，在收到这封回电之后，应当暂时中止和毛的通讯，并观察下一步中共党的领导层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⁴⁶⁾

显然，毛泽东也意识到他2日在弗拉基米洛夫那里当场答复季米特洛夫的那封电报有些唐突和欠考虑。为此，他在电报发出之后的第二天，专门找过弗拉基米洛夫，问电报是否发出，因为他还想要修改其中的内容。之后，他在4日晚专门举行了晚宴，来招待军政领导人。然后特别带领聚会的领导人来到弗拉基米洛夫等人的窑洞，以显示中国党自身的团结和对在莫斯科受到教育的人的尊重。7日一早，毛泽东一个人来到弗拉基米洛夫的住处，说明赞同国共团结的态度，并且对王明的态度也变得和缓了许多。他随即口授了一封对2日电报的补充电报，其中说道：“作为对1月2日电报中我所表明的观点的补充，今天我愿意再一次向您报告如下：我衷心感谢您给予我的指示。我要深入研究它，高度重视它，并据此采取措施。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正在实行合作的政策。我保证，对国民党的情况将会在1944年得到改善。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一致，这一方面也同样适合于王明。……请您放心，所有您的想法、您的感情，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我的想法和感情实际上是一样的。”⁽⁴⁷⁾

五

在《日记》和奥尼契尼科夫提供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来往电报中，1944年的电报占据了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电报的往来，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季米特洛夫2月29日电所引起的。季米特洛夫在给毛泽东的这封电报中要求后者“告知在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是否有某种较重大的变化，如果有，这些变化有何具体体现。能否就边区的情况，你们军队和游击队反对日本人的行动和共产党活动的一些主要内容，每周或每十天给我们一份简报？这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是非常有益的⁽⁴⁸⁾。

毛泽东与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在一起

根据季米特洛夫的这一要求，毛泽东开始按时向季米特洛夫报告有关国共关系的各种情况。第一份报告是3月23日发出的，其中介绍了国共关系开始缓和的一些情况，中共中央准备派林伯渠前往重庆谈判，以及他们正在利用外国记者渴望访问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和美国总统想要派遣军事代表长驻延安的机会，扩大影响等情况。⁽⁴⁹⁾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至少在莫斯科一方，延安整风并没有造成双方关系的恶化。即使是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一度有过不满，也没有能够哪怕暂时中断双方的联系。当然，这并不包括弗拉基米洛夫等在延安的俄国人在内。从4月24日他们对毛泽东再度报告所做的评论即可看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成见相当之深。

毛泽东在这一次的报告中像当时中共正在进行的那样，在重申愿望巩固国共团结的同时，突出宣传了中共及其军队的战绩和作用。声称60万日军的58%，90万伪军的90%，都是中共抗击的，中共控制的人口已经达到7000万，党员已经发展到90万，军队已经达到47万。对此，弗拉基米洛夫等人在毛泽东电报的后面加上了自己的评论，称“毛泽东有些片面地和明显不适当地评价了国共关系和他们所参加的这场对日战争。毛泽东电报的数字是从有倾向性地刻意为最近到延安来的外国记者团准备的材料中拿来的。事实上，特区领导层相信，蒋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敌人”。特区领导人现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国共冲突做好一切准备。而这样的作战实际上一直都在进行，仅仅在1943年里，“新四军就对中央军进行了724次战斗，结果，击毙击伤8181人，俘获9879人，夺取了34个据点，以及8622支步枪，507支散弹枪和200挺机关枪”。因此，日本在4月17日发动的针对河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欢迎。“中共无意在这一地区帮助中央军防御日本人的进攻。”⁽⁵⁰⁾

1945年8月苏军与八路军在东北会师后士兵们合影

1949年12月21日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祝寿大会主席台上

毛泽东随后的报告在弗拉基米洛夫等人看来，显然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判断。毛在6月下旬的报告中通报了国民党军在河南惨败的消息，断言：不仅国民党地方派系的军队毫无战斗力，就是国民党中央军也是一触即垮。河南、陕西和甘肃“几个省的民众已经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急切地盼望着中共军队到那里去，抵抗日本军队”。但即便如此，蒋介石依然顽固地坚持不承认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所建立起来的大片敌后根据地，处心积虑地想要取消它们。不过短短的一两月时间，中共已经夺取了24座县城，使它控制下的人口，从上次汇报的7000万人，进一步增长到8600万人。形势已经变得如此明显：“一方领导着进攻，发展了自己，壮大了自己；一方实行退却，不断缩小，结果被危机所战胜。如果日本继续其进攻，这种区别将会变得更加显著。”⁽⁵¹⁾

在10月下旬的报告中，毛泽东更鉴于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拒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拒绝按比例分配盟国军事物资等情况，正式宣告说：国共两党的谈判已经“没有希望了”。“国民党只同意承认特区的合法存在和十个步兵师，却还要在接受地方约束的条件之下。例如，这包括，取消我们的货币，接受国民党反动法令和决定，如此等等。”“我们不接受这些要求。”现在的形势是，“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国民党的权力已经被极大地削弱，而特区的影响却有了可观的增长。”“我军人数已从47万增加到了57万，在我们根据地控制下的人口也由8600万增加到了9000万。”我们已经“加紧开展对各大工业中心和日本人控制的主要交通线方面的工作”，并且“正在把我们的一些部队和多数军事、党务和政治工作干部调往河南、湖南和浙江”。“我党的力量和声望持续增长”正在“产生一种有深远意义的积极影响”。⁽⁵²⁾

对于毛泽东这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和乐观的情绪，弗拉基米洛夫等人自然不能理解，季米特洛夫也未必能够理解，真正能够理解的大概只有与毛泽东一样充满谋略的斯大林了。但是，那也是在1948年以后，即差不多三四年以后的事情了。

综上可知，有关抗战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文献的披露，目前虽然有限，但依旧可以给我们提供诸多研究的线索与启发。相信，随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5）》的最终出版，人们对于这一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原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注释】

(1)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

(2)有关《延安日记》产生的情况，来自于对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前研究人员舍维廖夫的访谈，1993年9月27日。

(3)《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一、之二、之三），《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3期。

(4)可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

(5)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6)Comintern-CCP Relations：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in China，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1-2.

(7)有关这批档案所透露的共产国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向中共提供财政帮助的情况，作者已经在《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1—2期）一文中有所交代，在此不另赘述。

(8)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Ⅰ），Vol.30，no.1，pp.19-67，69.

(9)《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6页。

(10)《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8页。

(11)前一种说法来自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杂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页）；后一种说法来自于张国焘的《我的回忆》（2），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第333页。

(12)《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9—50页。

(13)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4)同上引注。

(15)《张闻天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发言》，1937年1月24日。

(16)参见《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7—158页。

(17)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8)《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2—53页。

(19)《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2月5日。

(20)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1)《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9—61页。

(22)《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

(23)《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15页。

(24)《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4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5)《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21—122页。

(26)《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22页。

(27)《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22—124页。

(28)《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26页。

(29)《毛、朱、王关于我军政治军事组织上采取的步骤致彭德怀并告胡服电》，1941年1月19日；《毛泽东关于询问崔可夫公开援助事宜致周恩来电》，1941年1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80—181，201页。

(30)《毛、朱、王致彭、左电》，1941年5月10日。

(31)《毛、朱、王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7日。

(32)《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2页。

(33)《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6页。

(34)《季米特洛夫致莫洛托夫信》，1941年7月16日，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m Histroy，495/74/317/78.

(35)《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8—149页。

(36)《季米特洛夫致斯大林并莫洛托夫信》，1941年7月18日，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m Histroy，495/74/317/81.

(37)《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98，203，222页。

(38)《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44页。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日记》与《延安日记》的日期差别的问题。前者讲述的日期如下：1943年5月8日与莫洛托夫讨论共产国际解散事宜，10日形成最初文件，11日季与曼努伊斯基校订该文件并于当晚与斯大林讨论该文件，12日以草案形式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并决定次日将形成的决议草案发给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而后者却在5月7日条目下写道：“莫斯科发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决议”。见《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

(39)《伊里切夫致季米特洛夫信》，1943年5月31日，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 Histroy，495/74/317/81.

(40)《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22页；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Ⅱ），Vol. 30，no.1，p.60.

(41)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2)《伊里契夫致季米特洛夫信》，1943年9月1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Ⅱ），Vol.30，no.1，pp.67-68.

(43)《菲廷致季米特洛夫信》，1943年9月29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Ⅱ），Vol.30，no.1，pp.69-70.

(44)《菲廷致季米特洛夫信》，1943年11月15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Ⅱ），Vol.30，no.1，p.71.

(45)《毛泽东通过弗拉基米洛夫转送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3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Ⅱ），Vol.30，no.1，pp.84-85.

(46)《季米特洛夫致莫洛托夫信》，1944年1月6日，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 Histroy，495/74/342/1.

(47)《毛泽东通过弗拉基米洛夫转送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7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Ⅱ），Vol.30，no.1，pp.82—83.

(48)《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78—279页。

(49)《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4年3月23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Ⅱ），Vol.30，no.1，pp.86-88.

(50)《伊里契夫转发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4月24日电》,1944年5月6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Ⅱ），Vol.30，no.1，pp.89-95.

(51)《伊里契夫转发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4年7月13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Ⅱ），Vol.30，no.1，pp.96-99.

(52)《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4年10月28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Ⅱ），Vol.30，no.1，pp.100-103.

研究历史人物不能忽才视历史背景
——对《周恩来传（1898—1949）》若干史实的辨正

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中共中央指定负责编辑研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资料和生平资料的官方最高研究机构。许多年来，它的研究人员在中共领袖人物研究和文献编辑出版方面，做了很多值得高度肯定的工作。但是，因为其特定的工作研究范围的关系，其研究人员不仅过于专注自己需要立传的传主的生平资料，而且过于偏重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来认识和解读历史，常常忽视了中共领袖人物，乃至于中共党史，其实都不过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一部分。《周恩来传（1898—1949）》一书所存在的许多史实上的欠缺，大都与该室在研究上的这一缺点有关。本文所举的问题，尚只是笔者已经发现的问题的一部分而已。

近来，笔者有幸拜读了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一书⁽¹⁾，获益匪浅，并深感著者掌握中共党史史料之丰富和全面。但与此同时，笔者也遗憾地发现，书中存在一些史实错误和叙述上不准确的地方。这些就全书总体而言可能属于白璧微瑕，但亦应指出，以供读者了解，并有助于著者今后再版时参考、订正。

《周恩来传》封面

周恩来

以下，即按原书页码顺序列出。

（1）第36页：《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从第一册起，连载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里面说……

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有误，应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另此后所引译文也不准确，两句之间遗漏了“此三大原理密不可分”一句。⁽²⁾

（2）第82页：1924年10月10日，“商团向集结的徒手人群施放排枪，当场打死二十多人，打伤一百多人”。

这里所说死伤人数均不准确。据当时报道和广州共产党人的有关报告，当日被打死者为12人，打伤11人，被商团强行捕去之人数较多，约150人。⁽³⁾

1924年孙中山北上途中

（3）第83页：孙中山听到商团叛乱消息后，决定“由廖仲恺以广东省长的名义张贴布告，解散商团”。

这里搞错了广东省长的名字。在这之前，孙中山已免去廖仲恺广东省长职，而以胡汉民兼。⁽⁴⁾

（4）第83页：“十三日，从粤北回师的警卫军礼粤军第二师等迅速包围广州的商团总部。……经过一夜激战，就将商团全部缴械。”

这里给人的印象是说10月13日夜向商团发起攻击并将其缴械。实际上14日革命委员会始决定向商团进攻，而主要战斗亦发生于15日白天，而非夜间。⁽⁵⁾

（5）第84页：冯玉祥北京政变后欢迎孙中山北上，“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担心这会削弱广东革命根据地，不赞成孙中山北上”。

这一说法不确切。其一，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保持广东政权和根据地并不十分介意，而是主张国民党应当“毅然抛弃政权，到民间去”⁽⁶⁾。认为“要保持国民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必然要因军事及财政上的需要而堕落和妥协，结果“要想占据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只能“适得其反”⁽⁷⁾。其二，中共中央反对孙中山北上的理由有明确的记载。即它认为：“北京发生的一切实质上并无特别意义”，那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他们的阴谋，乃是实现一个由列强共同操纵的各派军阀首领之和平会议，……并由此会议产生一个由列强共同支配的各派军阀……首领合作之委员制的政府。”⁽⁸⁾故当时中共中央认为孙中山没有必要去自投陷阱。

（6）第95页：“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接着，青岛、汉口，九江等地又相继发生帝国主义军队屠杀中国民众的惨案”。

这里说青岛惨剧发生于“五卅惨案”之后，不确。在青岛，日本商人勾结张宗昌部枪杀中国工人的事件发生于1925年5月28日。⁽⁹⁾且并非“帝国主义军队屠杀”。至于九江惨剧，不知何指。据当时报载及以后史书记载，九江事件仅系租界巡捕干涉中国工人渡江登岸，引起群众围观和抗议，适逢日本台湾银行失火，造成混乱，但并未发生“帝国主义屠杀中国民众的惨剧”⁽¹⁰⁾。

（7）第96页：6月23日“沙基惨案”时，“河面上的外国军舰也发炮轰击”，“在枪林弹雨下，当场死亡的达一百多人，受伤的数百人”。

1926年沙基惨案场景

这里“发炮轰击”一语，始见于当时广东政府最初之各种抗议文书。实际上当时外舰并未“发炮轰击”，而是放空炮以威吓⁽¹¹⁾，造成紧张气氛，同时以租界内之兵开枪射杀。文中所说伤亡数字也不确切。广东政府当时的各种抗议文书，初时均称“死伤已达百数十人”。后至具体交涉时，已改称“死者五十，伤者百余”⁽¹²⁾。证之当时报刊之统计及邓中夏所说“五十二个中国人倒毙在路上，此外有一百七十多个受了伤”，可知死亡50余、伤100余的说法较为确切。⁽¹³⁾

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

（8）第96页：“早在六月十九日，已爆发有二十五万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省港大罢工。”

陈独秀

这里的“二十五万”之数，大概是从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来的，但邓中夏说得很清楚：从6月19日晚起，“海员、电车、印务首先发难，接着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以及各种工人相继而起，最后是机器、船坞工人亦相率罢工，前后约十五日。完全罢尽，罢工人数约二十五万人”。也就是说，这25万人，是从6月19日开始，经过沙基惨案，陆续至7月初才达到的，并不是“在六月十九日，已爆发有二十五万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省港大罢工”。

（9）第107页：“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同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他们商定：应该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中共中央却来电不同意。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的一次大让步”。

这段话几乎照抄了周恩来1943年春在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作报告中的语句。但事隔17年，周恩来在特定场合的这一说法，至少有两点值得考虑。其一，“二大”前夕，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正面临“西山会议”派的巨大压力，魏金斯基决定利用“二大”扩张“左派”，争取动摇的孙科，戴季陶等中派，以孤立并打击右派，此方针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同。其或与广东党组织及鲍罗廷既打击右派，又孤立中派的设想有所不同⁽¹⁴⁾，但无可否认此仅策略有别，而非右倾机会主义之大让步。其二，说鲍罗廷支持“给蒋介石以回击”等等，似可置疑。众所周知，在“二大”之前，蒋介石正是在鲍罗廷的支持和帮助下，刚刚奇迹般地爬上了军事巨头的宝座的。无论共产党人，还是鲍罗廷，这时都无一例外地把蒋介石看成和汪精卫一样可靠的国民党“左派”，因而极力扶助之。“二大”以后，鲍罗廷同样多次表示过，他相信蒋介石是可靠的，汪蒋合作的政权是牢固的。⁽¹⁵⁾在这种情况下，说鲍罗廷曾与广东党组织密谋拆蒋介石的台，颇难想象。当然，退出蒋之第一军之议不是没有，不过并不是因为认为蒋已反动，决定对蒋“回击”，而是如张国焘在“六大”中所说，是因为发现蒋“渐有离开我们的趋势”，决定以此向蒋“示威”。威迫蒋依靠我们。

蒋介石

（10）第109—110页：“陈独秀和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北伐并不赞成，……因而对北伐的准备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广东区委和在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对北伐战争却一直持积极的态度，认真地进行着准备。”

这种说法似乎没有弄清楚事情的原委。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自国民党“二大”以后就积极主张北伐，明确认为广东政府的北伐是“第一等重要的问题”，因此“党在最近将来政治上的第一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之成败，“实是国民革命的生死关头”⁽¹⁶⁾。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三二○事变。三二○事变前夕，莫斯科方面鉴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失败，已经开始反对立即北伐，陈独秀的态度自然也开始有所改变，而三二○事变的爆发，更是使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二大”以后形成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左右国民党政策的局面不复存在，领导权至少在中共中央看来已经落入“民族资产阶级”手中，而且采取了军事独裁的极端形式。加上此时北方强大的国民军已被击溃，一向互为敌对的直奉军阀开始联手，并向南方发起进攻，挥兵北上不仅有助蒋介石巩固军事独裁地位，摆脱苏联顾问、共产党及“左派”包围，而且仅从巩固广东内部、争夺领导权以及军事胜利前景考虑，也颇为可虑。因此，自4月起，中共中央开始改变积极支持北伐的做法，日渐明确地要求暂时停止北伐准备，首先恢复“以党来支配一切”，使军事领袖“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的局面，从而避免蒋介石等把北伐当成“达到个人某种目的之工具”，“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¹⁷⁾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对北伐态度的这种改变，恰恰也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影响的结果，并非与鲍罗廷等发生了矛盾。鲍罗廷及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自三二○事变之后，都明确“反对立即进行北伐”，主张首先要稳定内部，“造成有利的政治环境”。⁽¹⁸⁾由上可知，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并非一直“对北伐的准备持消极的态度”，鲍罗廷和广东区委也并非对北伐“一直持积极的态度”。他们之间并无此种矛盾⁽¹⁹⁾，至少在1926年是如此。

张浩

（11）第128页：蒋介石“为了麻痹工人，他又派人……给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来锦旗，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奋斗到底’”。

邓文仪

此说系以讹传讹。蒋介石的确派人送过锦旗，但并不是送给上海总工会的。据当时报载：“蒋总司令特派东路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邓祖禹代表蒋……护送绸制旗帜一方，上书‘奋斗到底’四字”，送给上海工界联合总会祝贺其成立。⁽²⁰⁾这个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与上海总工会风马牛不相及，且恰恰立于相反的地位，为拥蒋反共的国民党右派所掌握，故而受蒋如此青睐。

（12）第304页：“十一月初，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从莫斯科来到瓦窑堡。”

中共党史学界早已公认，张浩是11月中旬回到瓦窑堡的。只要把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同11月28日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稍加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后者无论从标题还是内容都是反映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特别是中共代表团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内容，而前者则仍旧停留在上海临时中央局1935年6月间为华北事变而发表的一系列宣言指示的基础上。而另一个重要的证明是，在11月20日以前乃至11月18日，张浩都未曾出现在中央的会议记录上。而从20日以后，张浩的名字就频频出现了。这意味着，张浩11月中旬到达瓦窑堡的说法是可信的。

（13）第313页：“三月初，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也奉蒋介石密令赶回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要求谈判。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于五月初回国作为联系人。”

王明

这里的表述不准确，容易使人误解。据邓文仪本人的回忆，他回国述职是在1935年“双十节”后，返苏则是1936年1月初。其后邓文仪于2月下旬去德国和匈牙利，“三月初，回到莫斯科”⁽²¹⁾。文中所说邓3月回莫斯科后奉命与王明谈判，也不妥。据查，双方谈判的时间是1936年1月中下旬，即邓从国内返回莫斯科后。⁽²²⁾中共代表团也并非指派潘汉年“于五月初回国作为联系人”，而是在2月22日就已经在与邓文仪秘密谈判之后，决定派潘等回国，作为联系人，负责促成南京国民党与陕北中共中央之间的接触和谈判。王明并且于1月23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也介绍邓文仪直接进入苏区与中共中央联系。⁽²³⁾但是，此举因蒋介石突然改变主意，而意外中断。⁽²⁴⁾随后，中共代表团确曾于5月派潘汉年回国，但开始时却并非是要潘做与南京政府之间的联络工作。恰恰相反，这时中共代表团正在和陈铭枢等人在香港建立起来的反蒋团体秘密联手，准备实施反蒋计划。后因共产国际否定了中共的反蒋方针，坚持必须推动国共谈判走向妥协。这时，即7月间，中共代表团才又秘密指示潘汉年前往南京负责接通国民党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络。

（14）第315页：在1936年8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明确地建议：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二十五日，根据会议的精神，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这种说法没有提到对中共策略方针转变的极为关键的国际背景，似乎是有意给人以周恩来首先明确提出放弃“抗日反蒋”口号的印象。潘汉年是7月共产国际决定推动中共与南京谈判后，在王明的指示下与国民党方面接触的。故潘8月8日回到陕北，带回来的消息首先就是共产国际关于放弃抗日反蒋口号和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的建议。应该说，这才是促成中共中央临时召开8月10日会议和周恩来等提出放弃“抗日必须反蒋”口号的主要背景。另外，由于这次会议上人们“认识还有不足”⁽²⁵⁾，直至8月20日前后接到国际8月15日“政治指示”⁽²⁶⁾，才转而彻底放弃了此前的策略，转而形成了8月下旬至9月下旬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都明显地是以共产国际8月15日“政治指示”为蓝本的。

（15）第318页：10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作初步谈判”。

此说没有注意到其间的变动。10月17日中央又电潘在西安原地不动，并要张子华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前去谈判。⁽²⁷⁾直到22日，中央才最后决定由潘汉年去南京谈判。

（16）第379页：“二十五日清晨七时许，从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第二十七旅团主力和辎重车辆进入伏击圈内。一一五师……猛烈攻击，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击毁他们的全部辎重车辆…而阎锡山所率各军，有的惧敌不前，有的要保存实力，纷纷撤出阵地，没有参加战斗。”

此说不实。第一，向平型关进攻的并非日军第二十七旅团，而是第二十一旅团。第二，进入八路军一一五师伏击圈的，并非其“主力和辎重车辆”，而是其辎重部队，即聂荣臻回忆所称之“辎重和后卫部队”⁽²⁸⁾，或日方战史记录所称之“补给部队”⁽²⁹⁾。第三，不能说国民党军“没有参加战斗”。因无论国民党方面当时之军事电报、公开报道以及日方战史记录，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平型关战斗是从9月22日傍晚开始的，经过23日、24日两天激战之后，一一五师两个团才在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的部署下，于25日凌晨在平型关通往蔡家峪公路一侧“敌军背后”⁽³⁰⁾设下埋伏，“伏击日军补给部队，使日军遭受极大损失”⁽³¹⁾。这天，敌主力“以三个大队为基干之步炮兵联合部队四五千人”已突破东跑池移向团城口至师福沟一带向国民党守军进攻。国民党军除正面阻击外，阎锡山还曾下令在一一五师切断敌之补给线后，立即前后夹击，消灭该敌。只因国民党守军主力当天凌晨时分遭到日军突袭，丢掉了主要的前进阵地，直到傍晚才开始组织起有效的进攻。林彪，聂荣臻当日电报对此亦有说明，即：“至黄昏始见晋军之出击部队”，即是说，国民党正面守军除正面阻击外，当天最后也还是参加了出击作战。只不过，这种出击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收复丢掉的阵地，而林彪部见夜色已晚，也没有乘势出击。这才没有实现对日军夹击的既定方针。而在26日凌晨一一五师悄悄撤出作战后，国民党守军却仍旧继续抵抗日军第二十一旅团主力和后援的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四十二联队，第一联队主力及十川支队上万人的进攻，直至29日丢掉平型关防线为止。⁽³²⁾

（17）第392页：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这些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

此说不确。会议记录明白写着：“决议：王明起草。”可见这次会上并没有因有人表示反对或因争执而决定不作决议的情况，而是明确决定了由“王明起草”这次会议的正式决议。这次会议形成了其他相关的文件，却没有留下一个正式的政治性的决议，只是因为王明会后应邀赶赴武汉面见蒋介石，之后又被留在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主持工作，忙于各种事务而未能完成这一工作。王明后来也曾明确地表示过没有拟就决议，是他应负的责任。故不应因此就说是受到抵制的结果。

（18）第450页：“六月二十二日，……张荫梧突然率领五千余人……偷袭驻深县的吕正操部，杀害八路军指战员四百多人。吕正操率部奋起反击，经过一天激战，除毙伤外俘获张部旅长以下二千余人，张荫梧只率十余人逃出。”

这里所说张荫梧率5000人袭击吕正操部，杀害八路军400多人，又被吕部反击，除毙伤外即俘获2000余人，颇不可信。就逻辑而言，如吕部强大到能一举歼灭张荫梧3000人，又俘其2000余人，当不致被其“杀害”400多人。况照吕部当时之人数，被袭后纵使反击，因准备不及，也决不能当即消灭张荫梧之5000人。而且，上述说法亦和当年的报导不尽吻合。据当时最先具体报导此一事件情形的《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8月13日所说，张袭击的并非吕正操部，而是八路军驻深县的“一些留守机关和后勤部队”，即吕部所属赵承金、赵东环所部。⁽³³⁾如果更进一步查对史料，还应当会发现，所谓张荫梧突然率部5000余人于1939年6月22日偷袭深县八路军并杀害400余人，吕部奋起反击，经过一天激战毙伤俘张部5000余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为，按照事发之后吕正操给蒋介石的电报，张部袭击的时间发生于6月21日12时半，亦可据此判断为22日凌晨时分。吕派员持函交涉未果，后不得不派兵施援，与张部发生了冲突。至22日黄昏，始得以将张部击退，使被围部队得以解围。⁽³⁴⁾对照张荫梧事后的说法，可知双方所说为同一事，因为事件发生时间亦完全相同。不过，对于制造此一事件的角色，张的说法却恰好与吕的说法完全颠倒。张宣称：“吕正操及贺龙两部，召集四五万人，突于六月二十一日夜间一时，将荫梧及民军总部包围于北马庄，将某某民军司令之乔明礼等包围于张骞寺，以泰山压顶之势，向民军猛扑。”致使乔明礼被俘，民军遭受重大损失。⁽³⁵⁾对于双方各执一词的矛盾说法，如果再对照当年任一二○师参谋长李达的回忆，即不难辨明两者何者为虚，何者为实。李达回忆称：“张荫梧、赵云祥、乔明礼、王子耀等部麇集在深县、束鹿之间的磨头、南北马庄一带，扬言要以武力取缔我抗日政权机关。他们一面和皇协军谈判，以获得他们的暗中支持，一面威逼我冀中部队让出阵地，暗中准备袭击我冀中部队。刘师长和邓政委抓住这个机会，决定狠狠地回击一下。二十二日，我早有准备的冀中七支队，突然将这些‘摩擦专家’们包围。经过一昼夜激战，将诸部击溃，俘敌七百余人，获长枪三百余支。乔明礼负伤被活捉。张荫梧和赵云祥见势不妙，化装逃走。”⁽³⁶⁾由此不难看出，吕正操此次行动，并非毫无准备，遇袭而被迫抵抗。其实八路军是“早有准备”，因此才能在不到一天时间，取得如此战绩。吕正操所以要致电蒋介石，并发布种种张荫梧制造惨案的消息，很大程度不过是出于维持国共统一战线的实际需要。对此，吕正操后来也有回忆做过具体的说明。他回忆说：由于那个时候张荫梧部与冀中八路军摩擦得厉害，非加以打击不可。但“那时，我们还没有和国民党正面摩擦，为了照顾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关系，（故）说明消灭张荫梧这一仗是张荫梧挑起的”⁽³⁷⁾。

（19）第451页：6月12日，“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特务营包围了新四军在后方的平江通讯处，当场打死通讯处主任涂正坤，活埋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八人”。

这里有几点需要订正。第一，平江通讯社主任是黄耀南，并非涂正坤，涂死前的职务是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新四军上校参议。第二，当场打死的是2人，并非1人，另一死者为留守处秘书主任吴渊。第三，当天被杀害者总共6人，并非8人。对于死亡人数的几种不同说法的来龙去脉，几年前平江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早已做过详细调查⁽³⁸⁾，想来容易找到，兹不赘述。

以上所举，还只是笔者发现的部分问题，限于篇幅，也考虑到有些问题考据起来比较复杂，有的问题还可能存在争议，故不再一一列举辨正。但由以上所举情况亦不难看出，本书编著者在周恩来个人生平的研究上相对出错的比例要小一些，而对宏观一些历史背景，包括现代史或民国史方面的情况，明显地用功不够。这或许是因为过于相信其他各种已成之著作资料，不像对传主生平那样非下工夫考据不可，结果在很多史实问题上以至于人云亦云了。此种情况似应在今后出修订版时有所注意。

原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注释】

(1)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

(2)见《マルクスの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载《社会问题研究》第1册。并参见罗琢章、籍碧译《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体系》，《时事新报》1919年8月5日。

(3)见《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8日。

(4)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7页。

(5)罗冀群回忆14日晚即开始进攻，“越日印告平定’。见《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9页。但更多的记载为15日进攻。《广州民国日报》在平定商团叛乱后于10月27日公布的《中央党部应付商团事件之经过》，亦称“十五日开战”，此事件发生后正式公布之文件，较可信。

(6)独秀：《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向导》第91期，1924年11月12日。

(7)独秀：《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向导》第85期，1924午10月1日。

(8)独秀：《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向导》第89期，1924年10月29日；和森：《段张冯三派军阀暗斗之北方政局》，《向导》第91期，1924年11月12日；等。

(9)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36年，第91页。

(10)见《方本仁等关于九江巡捕干涉工人过江及台行起火日舰派兵登岸等情电》，1925年6月15日，并见意大利公使与北京政府外交部有关来往照会，载《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8—39，65页。

(11)见钱义璋：《沙基痛史》，独立旬刊社，1925年，第60—61页。

(12)《陈友仁在中英谈判中提出国民政府解决省港罢工问题之意见书》，1926年7月16日，见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一集，上海，毕通书局，1930年，第57页。

(13)1925年7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关于沙基惨案死伤情况的调查报道称：“据事后之检验，尸体凡四十七具，住各医院救治者一百七十余人，其他被推下水及被踏伤者尚不计其数。”邓中夏一年后所写文章仍称伤者为170多人，仅死亡数略增，这可能是后来伤者又有死亡之故。

(14)查广东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可知，广东区委领导人其实同样相信蒋介石是“左派”领袖，甚至三二○事变之后，也仍旧相信事情仅出于敌人离间之计，而汪、蒋等领袖是好的，唯应加强团结而已（参见《人民周刊》第1—8期）。

(15)见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17页。

(16)中央特别会议：《关于现实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1926年2月24日：《中央通告第79号》，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辑，第30，32，46—47页。

(17)参见述之：《我们的北伐观》，《向导》第170期，1926年9月8日；独秀：《革命与武力》，《向导》第179期，1926年11月25日，等。

(18)见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597—398页。

(19)如果硬说有什么矛盾的话，那也不是陈独秀反对北伐、广东区委等支持北伐的矛盾，而多半是陈独秀支持北伐、其他人反对北伐的矛盾。陈在1926年6月4日给蒋介石的信中关于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见《向导》第157期。

(20)见《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7日。

(21)邓文仪：《冒险犯难记》，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第67—70页。

(22)《潘汉年与邓文仪会谈纪要》，1936年1月13日。

(23)参见黄启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

(24)《潘汉年回忆“七七”前后国共联系的情况》，《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5期。

(25)见《洛、毛等致朱，张等电》，1936年9月8日。

(26)见《洛、毛等致朱，张等电》，1936年9月8日。

(27)见毛泽东致潘汉年电，1936年10月17日（毛这时并不知道潘已离开保安）。

(28)见《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353—354页。

(29)《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45页。

(30)参见《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8页。

(31)《华北治安战》（上）。第44页。

(32)《华北治安战》（上）第45，48页：并见《国民革命军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第122页。

(33)参见（张荫梧祸国殃民残害国军》，《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8月13日；《聂荣臻回忆录）（中），第454页；《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33页。

(34)柳君廉：《张荫梧之真面目》，《解放》，第106、107期。

(35)《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针对毛泽东谈话说明河北摩擦真相》，1939年10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第267页。

(36)李达：《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李达在回忆中没有具体标明22日的月份，容易造成误解。但结合文中所谈到的作战经过和乔明礼被俘、张荫梧等逃走的情况，即可知此即为6月22日所发生的冲突。

(37)吕正操：《冀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6月，第109页。

(38)参见《平江惨案史料汇编》，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21页。

“纪实”也应严谨些
——读《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那些标明历史纪实文学作品的长处，多半在于其话题吸引人，文字可读性强，因而读者众多。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那就是，作者往往擅长文字而缺少必要的史料积累与研究，又因为成稿促迫而常常对许多已到手的史料也不求甚解，很容易错误百出。当然，历史纪实文学作品与历史研究著作的功用不同，两者实可并水不犯河水。但有时，纪实文学的作者却看不到这一点，相反常常公开宣称自己的作品最为真实。其言外之意，与己不同者皆未必真实。叶之当年引起学者批评即为此。本文亦只是跟进的一点具体举例而已。

叶永烈先生所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中，有相当多的史实错误。对于这样一部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的“纪实文学作品”，无论其中有无虚构、失实，原本与历史研究无太多牵涉。但作者再三说明，他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实”，“也就是符合真实、事实、史实”。该书发行量远较一般严肃的历史著作大得多，影响自然也大得多，其中的史实错误极易对众多读者产生误导。因此，对该书中的重要史实错误做些公开的订正，借以说明来自历史学界的对该书在历史真实方面的评价，应当是必要的。本文仅就几处较为关键的“硬伤”做些说明。

一、有关八七会议的史实

（1）叶书16页称，在中共“八七”会议上，“那个讲话的俄国人……是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他自我介绍说名叫‘尼古拉’，在文件中也就用他名字英文开头字母‘N’作为他的代称。其实，他的本名叫维萨里昂·罗明那兹”。

中央档案馆先后两次公布过中共“八七”紧急会议记录。从所公布的原始记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罗明那兹的代称不是“N”，而是“D”。如果说由于记录上在罗明那兹开始报告处没有注明“D”的字样，外行容易搞错，那么在李维汉明确宣布现在“由国际代表作结论”后，记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D：大家都同意，结论自无甚说的。……”对此，叶书应该不致再搞错了。其实，罗明那兹到中国来以后，在中共中央会议记录上反复出现，都是以D来代表的。

（2）叶书18页称，在“八七”会议上，“大会主席李维汉的开场白中，这么说及在未开始报告之先，我以国际名义向大家致一敬礼。此敬礼非平常的敬礼。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召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将不成其为CP了。……”查公布的会议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段话并不是李维汉说的，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说的。也只有罗明那兹才能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中国共产党敬礼，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批评中共。

（3）叶书20—22页称，“李维汉在开场白中，转达了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那兹的意思：‘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正确’”。之后，“瞿秋白拿出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结果14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3名工人，政治局正式委员中只有苏兆征一名工人，候补委员中也只有向忠发和顾顺章两名工人。只是与会者坚持要求扩大政治局委员中的工人比重，才使政治局正式委员中工人成分增加到4人。不过，瞿秋白仍旧不以为然。“对此，瞿秋白作了如下说明：‘至于指导成分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来做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从事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

按照以上所说，似乎应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共产国际代表千方百计地要让“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中央，与会的“大家”也要求“选出工人来做领导”，然而瞿秋白不同意。由他主持的改选最初坚持不扩大政治局，特别是正式委员中的工人比例，尽管与会者全体都不大同意他的做法，他仍旧以此会无权改选中央和目前尚不能确定选出的工人同志能否执行新政策为由，来坚持不让工人同志作领导。

但这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我们已经知道，叶书在这里张冠李戴，把共产国际代表的话当成了李维汉的话。第二，叶书在引述共产国际代表的原话时断章取义，曲解了原话的意思。从叶书目前的引文中，读者可以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共产国际代表认为工人领袖比中共中央高明得多，因此中共中央应当选举工人出身的同志来担任领袖。但原文的意思并非如此。罗明那兹虽然肯定上海工人领袖在过去的斗争中比中央正确，这时却并不认为在任何方面和任何问题上，一定是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才正确。他指的是：“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得正确”，并不是指任何事情。显然，叶书删去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一句限定语，就使整句话的意思改变了。第三，叶书把“N”当成是罗明那兹，结果在会议记录中读到“D”的发言时，只好根据发言者的权威地位来推测，于是就主观认为这个“D”一定是瞿秋白，而不管记录中那个“秋”是何人了。如此一来，叶书自然就把罗明那兹提出的早已拟定的名单，说成是瞿秋白提出的早已拟定的名单；把罗明那兹不主张立即让工人同志来做领导，说成是瞿秋白不同意立即让工人同志来做领导，好像这次会议完全是由瞿秋白来领导的。

二、有关六届四中全会的史实

（1）叶书50页称，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圈定了出席会议的37人名单，其中15人不是中央委员。

实际情况是，远东局在与中共中央的联席会议上提出，参加会议的成分应当是所有在上海的中共六大选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6人），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人），再加上占与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三分之一的非中央委员（7人）。关于非中央委员的与会者，远东局没有提出具体的名单。对此，中共中央提出，非中央委员的与会者应当再扩大一倍，否则难以容纳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远东局表示同意，并要求中央尽快提交与会成员的名单（14人）。因此，第一，米夫并没有圈定出席四中全会代表的名单；第二，参加四中全会的37人中只有14人不是中央委员。

（2）叶书51页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基调是否定三个多月前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反瞿’成了会议的主题”。

此说不确。中共中央曾两次正式批判李立三的错误。第一次是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就是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四中全会的主要目的，固然在于否定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温和态度，但根本目的仍在继续三中全会没有完成的工作，即对立三路线予以彻底否定。故会议的“基调”完全是对立三路线上纲上线，而不可能放在如何否定三中全会和反对三中全会的责任者瞿秋白的问题上。从会议记录上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与会者在发言中更多的是对立三路线进行全面批判，对三中全会的批评并不是放在最突出的地位，更很少有把矛头主要指向瞿秋白的。

（3）叶书51页称，“米夫在会议作结论……”。

叶书在记述四中全会过程中，始终把会议记录中的那位“国际代表”当成是米夫。实际上，米夫虽然这一时期来到上海，但几乎从不出席任何会议，无论是中共的会议，还是远东局的会议，只是个别会见有关人员和向特定的负责人布置工作。因此，米夫同样也没有参加四中全会。参加四中全会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就是远东局的德国代表艾伯特。周恩来也明确肯定过：四中全会有“德国毛子”出席。

（4）叶书53页称，四中全会上，“罗章龙和他的支持者，和米夫、王明发生了正面冲突，争夺中央权力”。“照理，中央委员会会议只有中央委员才有表决权。米夫却说：‘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这么一来，那十五个不是中央委员的代表，都拥有表决权，一下子使拥护王明的人大为增加。……米夫提出的名单得到了多数票”。

把四中全会上发生的斗争，简单地说成是罗章龙一派和王明之间争夺中央权力的斗争，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测。在四中全会以前，党内存在着两种反对三中全会的力量。一种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相当一批留苏回国的学生，一种是以何孟雄、罗章龙为代表的一大批从事工会工作和在其他实际工作部门负责的干部。他们一致主张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彻底改造三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但米夫来后，明确认为彻底改造政治局不利于党的工作，坚持只能做局部的人事调整。王明等人迅速接受了米夫的意见，然而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则坚持原政治局成员必须退出。于是，米夫与远东局遂决定不开需要根本改变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紧急会议，强行召开四中全会，以便通过旧的中央委员人数较多的情况，来贯彻局部改造政治局的意图，并通过这种办法使得原来反对政治局的王明等人能够与政治局携起手来。米夫并且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迅速召开了四中全会，以至何孟雄、罗章龙一派许多人直到会议召开时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更无法发动各级党员进行抵制。在这种情况下，何孟雄、罗章龙一派的干部当然要表示强烈不满。但客观地说，这时罗章龙等人还并不把王明等人放在眼里，他们虽不满意王明等人转而附和远东局，但显然不会因此而把斗争矛头指向王明等人。他们在会场上的抗议，实际上都是冲着远东局代表去的。其抗议的中心内容不过有二：一是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二是反对远东局提出的选举名单和突然袭击的选举方式，要求彻底改造政治局。

既然会议上罗章龙等人并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王明等人，那么，说“米夫”（实际上是远东局代表）有意违反组织原则，通过让所有与会者都有选举权的办法来保证王明当选的说法，自然就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决定选举原则时，是中共中央主张所有与会者都有选举权，而远东局的意见却是只有中央委员才有选举权。但到会场上，远东局代表才发现如此行不通，因为与会的许多代表对会议本身就强烈不满，如果再不给非中央委员以选举权，则更会给反对者以口实，因此，远东局代表临时决定改变选举方法，给所有与会者以选举权。

长征后初到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

三、有关长征途中的史实

（1）叶书342—343页称，博古、李德得知贺龙在黔东立足，便派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前往黔东。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在黔东会师后，“无线电波从黔东木黄县传来”，博古、李德便认定“西征的终点在湘西黔东”，决心把红军主力“搬到贺龙那里”！

此说错误之一，在于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地应在黔东印江县之木黄，而非在“木黄县”；错误之二，在于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会师之日，中央红军早已出发多时，西征的目的地早已明确，博古、李德不可能在主力转移已经两周之后再来决定西征计划；错误之三，在于博古、李德最初的西征计划旨在去湘西创建根据地，而非去黔东。关于红军西征的最初目标，无论在黎平会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还是在遵义会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都有过清楚的说明。叶书虽然也多少提到了“湘西”二字，但目的仍在强调黔东，强调红军要到贺龙那里去。

（2）叶书360—361页根据李德回忆称，黎平会议时我因发高烧没有出席，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政治局的正式认可。

在黎平会议上担任会议主席的周恩来对此曾明确肯定说：李德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在会议上与毛泽东等人发生了争论，周以会议主席的身份支持和肯定了毛的主张，李德因争论失败而大怒，周与李德的关系亦因此而根本改变了。

（3）叶书416—418页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便立即成为红军的实际指挥者”，只是因为1月下旬土城战役指挥失误，以致在常委分工时落了个周恩来的“帮助者”，2月遵义大胜，才使毛泽东改变了“帮助者”的地位。3月4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任命毛泽东为前敌司令部政委。

遵义会议会址

此说明显不确。第一，陈云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十分清楚地说明：“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这里，至少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会议决定最高军事指挥者为朱德和周恩来。也就是说，按照会议的决定，红军的实际指挥者当时仍是朱德和周恩来，而决定权则在周恩来手中，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成为红军的实际指挥者”。第二，会后常委分工并非在1月下旬土城战役失败之后。传达提纲说得很清楚，“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事实上，在会议完毕后立即分工，这也是中共中央历次改组工作的一种惯例。而且让毛泽东担任周恩来的帮助者，这与会议关于以周恩来为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决定，也是相一致的。这与土城战役失利毫无关系。第三，查遵义会议闭会后至土城战役失利，即从1月18日至1月30日间红军各项军事行动布置及命令，署名均为“朱周”，并无毛泽东的名字。此亦可见当时毛泽东还不是红军的实际指挥者，而只是居于“帮助者”的地位。第四，毛泽东改变“帮助者”的地位，也不能简单说成是2月遵义大胜的直接结果。事实上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虽然名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但始终随中央一起行动，并未与周恩来同在前线。当时的军事指挥在重大军事行动上，仍然沿袭此前的方式，即由前方朱、周提出意见，报中央讨论决定。因此，毛泽东尽管是“帮助者”，但由于重大方针实际上仍要由中央下最后决心，中共中央里面又无人懂得军事，张闻天虽被推为总负责者，在军事问题上亦不能不依靠毛泽东。故像土城战役以及二渡赤水、二入遵义等作战方针的最后确定，名义上由中央讨论决定，很大程度上自然成了毛泽东下最后决心。这也就是为什么土城战役失利后，包括林彪在内的某些军事领导人曾经因此反对毛泽东的原因，以及许多干部认为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已经取得实际领导地位的原因。当然，林彪等人的意见当时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只不过，由于注意到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不如毛泽东有把握，张闻天相信应该发挥毛的军事指挥才能，将军事指挥问题集中起来。故他随后提议，毛泽东应当去前方做前敌政治委员（负指挥之责），同时更成立了军事三人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负责决定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

原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大历史，小道德
——黄仁宇《黄河青山》一书读后

读黄仁宇的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这个极力强调“大历史观”的历史学家，其实也仍旧是一个性情中人，也仍旧有他自己的道德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他虽然力主“大”历史，“小”道德，但事到临头，自己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黄仁宇按照他的主张努力尝试着去做了，且远做得比其他许多历史学家要好。我们后人难道就不应当比他做得更好些吗？

一

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见到大学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小姐，也第一次听说黄仁宇先生出了一本回忆录：《黄河青山》。熊小姐对这本书赞不绝口，而引起我强烈兴趣的，更多的却是因为熊小姐提到了书中讲述的一个细节，即林彪当年如何用“人海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那情景，听得人头皮发麻。

林彪

《黄河青山》封面

几天后，我终于借到了黄仁宇先生的这本遗著。还好，读到有关林彪的“人海战术”那一段时，我发觉事情原来并没有太超出我的想象。黄当时作为郑洞国将军的副官前往东北参加接收工作，恰好赶上1946年5月四平街战役结束。他写道：“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至于为什么这些士兵能够如此效命，黄相信林彪使用了“残忍”的手段，他为此引述了战役结束后投诚到国民党一边来的林彪部队的一个作战参谋的说法，即：“林彪对自行撤退的将领处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枪决两名连长。”

黄的这段描述，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并非亲历亲见，而是“道听途说”。这并不是说黄听来的事情一定不可靠，而是说当黄不再是以一名国民党军官，而是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写这本书的时候，使用这种听来的资料理应做到更加谨慎。因为，类似的说法，在国民党人当中曾经十分流行，但未必十分准确。记得几年前在台北国史馆做韩战问题的报告，当时就有听众提问：听说中共作战主要是用俘虏在前面打冲锋，出兵朝鲜，也主要是担心几百万国民党军的俘虏不可靠，因而要把他们派去朝鲜送死？

中共士兵是作战勇敢，还是被逼送死？站在不同的角度，难免会有不同的回答。问题是历史学家必须深入考察表象背后的具体原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士兵尸首横陈归结为林彪“残忍”的结果。毕竟，稍有军事史研究经历的人都会了解，在当年，枪决作战中不听命令、“自行撤退”的军官的，并不只是一个林彪，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将领也同样如此。即使事情发生在美军中，也一样要上军事法庭。至于为夺取和坚守一个阵地，投入过多的兵力，造成过多的死伤，也与“人海战术”的主观意图没有太大的关系，黄书中提到的1937年的淞沪战役和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其实也都有同样的问题。但黄在提到蒋为了固守上海，将数“一十万军队挤在个很小的区域内，因此蒙受重大损失”的作战时，却表现出高度的理解和同情。事实上中共1946年之所以在四平街附近投入相当多的兵力来阻击国民党军队，其理由与黄解释蒋当年的考虑，也颇有相近之处。黄解释说：“在这个例子中，蒋的考虑远超过战略需要。他必须向西方强调证明，中国决心打一场生死之战。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些牺牲，来巩固他新接总指挥官的名义及实质。在国民党半数以上的部队里，组成分子属于军阀、准军阀和前军阀。……蒋介石绝对要展示他的意志，不能逃避。”中共1946年发起四平街保卫战，其理由也相去不远。因为当时苏军突然撤退，要求中共军队自行接收东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阻止国民党军接收。中共虽试图通过马歇尔达成国共两党事实上分割东北的意图，蒋介石却坚决不让步，不惜武力接收。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宣示中共决心，故亦不惜一战。而对于林彪来说，他刚到东北掌军不久，东北的各路武装仓促成军，一盘散沙，也需要来一次大战以确立其指挥权威并锻炼部队。林彪指挥投入兵力过于密集，作战死伤多，就说是“残忍”的“人海战术”；蒋介石指挥投入兵力过于密集，作战损失惨重，就说是深谋远虑的“精心策划”和“展示意志”，这似乎多少有些迁就了作者自身的主观情感。

四平保卫战打响前的四平街一角

关于“人海战术”的问题，其实在美国作者描写当年中共军队在朝鲜与美军作战的书中，也有写过。经历了与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受过单兵作战严格训练的美军官兵，注意到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中共士兵不顾美军优势炮火的打击，前仆后继，一波一波地发起冲锋，以致尸横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军队这种战法是“人海战术”。但严格说来，这种“人海战术”的战法并不是中共军队作战的一种范式或主观意图所使然，它具有复杂得多的历史背景。从根本上说来，它其实是部队装备长期落后，影响到战术落后的一种反映。这多少有点像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发生在欧美战场上的那些战争。由于武器的杀伤力有限，交战双方甚至往往会排出整齐的队形，挺胸昂首，敲鼓踏步，发起进攻。由此也就不难发生“人海战术”和惨重伤亡的问题，当年欧洲战争之惨烈，与此亦不无关系。

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军俘虏

东北野战军进兵华北

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军队的装备，相对于19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军队的装备，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中共从1927年建军伊始，就是一支典型的农民武装。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部队的主要作战武器都是从各种不同渠道得来或缴获的制式不一的长短步枪，自动火器数量很少，火炮几乎没有，甚至连所有武器使用的火药，也还都是杀伤力有限的土制黑色炸药。这也是中共为什么始终不打正规战，坚持打游击战的一个原因。装备落后，正规战经验少，在江西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争中就曾经吃过大亏。当时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坚持用阵地战抵抗国民党军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进攻，结果广昌附近接连两战就损失几千人。抗战中中共也两次主动对日军大举出击，一次即平型关战斗，一次即百团大战，但两次都蒙受严重损失。平型关战斗近两千人主要伏击日军装备不强的辎重部队，歼敌不过四五百人，自己就死伤400余人。百团大战打的主要只是“破袭（公路铁路交通）战”，结果也伤亡数千人。注意到战斗后部队的战斗详报和总结之类，我们很容易发现，指挥员们并不存在利用“人海战术”造成屠杀恐怖的任何主观意图。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共部队的兵源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也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讲到的，并不是随便拉来一个农民就能学会瞄准打枪和冲锋杀人的。更何况所有的军官都会格外珍惜自己部下那些熟练使用武器的战士，因为部队的战斗力几乎全靠他们。没有哪一个指挥官会无视自己部队的伤亡。因此，他们每每要检讨自己部队伤亡大的内在原因。而所有检讨中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由于部队作战频繁，扩展快或补充多，大量新老战士集合在一起，班组作战不会运用战术，单兵作战不善于自我掩护，冲锋时或兴奋或紧张，常常挤成一团，不注意散开队形，如此等等。而历次作战的经验证明，打仗少的新战士越多，上了战场就越容易挤成一团。1946年四平街保卫战时，部队恰恰多半都是新战士和收编过来没有战斗经验的伪满军警人员，而且刚刚编组成军，其战术训练之差，以致影响到战术运用，导致战场上有时会乱成一团，也可想而知。甚至，即使在经历了3年国共大战之后，当中共部队准备入朝作战时，也还有同样问题存在。因为当时相当一部分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已经转成生产单位，或开始大批复员，不仅没有战术组织和单兵训练工作，就连枪炮都已生锈甚至被鸟筑巢，临时拉上前线，其作战时的战术运用当然不可能令人满意。不过，在3次战役后，即随着各部队反复强调战术运用和对美军强大火力的逐渐适应，美国人已不再能见到这种“人海”式的战法了。这说明，“人海”并非中共既定的“战术”，与“残忍”与否亦无太多直接关联。

被称为以“人海战术”制敌的志愿军在号角声中冲锋

东北战场上的林彪

二

一方面提倡“大历史”观，相信人类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之类的主观意志会因时空的影响而有别，不赞成美国学生讨论现代中国历史过分强调国民党的“贪污无能”，或共产党“太过暴力”，但另一方面在叙述自己的内战经历时，却不断使用“残忍”之类的字眼来表达对自己当年对手的道德评价，这是黄书中明显存在的一个矛盾的现象。其实，当我们把当年国共内战中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当成一段历史来研究的时候，与其笼统地谈论林彪的战术如何“残忍”，不如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一下林彪的军官和士兵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残忍”的命令，一上战场就“疯了”？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说明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但很遗憾，他并没有讨论两党军队之间的差别，以便说明中共为什么只用了3年时间就在军事上由弱变强，进而一举打败了国民党。他反复提到的四平街战役，在中共的军事史上是最著名的几场败仗之一，因此这个例子所展示的所谓“战术”，即使存在，也只能是个失败的战术，它并不足以反映中共何以能够在军事上取胜。

西北战场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

其实，国共两党的军队是存在相当差异的，而黄仁宇先生所经历的内战期间最突出的一点差异，就是部队的士气和纪律。黄书中提到的张治中是蒋介石的亲信部属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他在谈判期间曾给蒋介石去过一封长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作为长期带兵打仗的将领，他在北平时发现，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曾谈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宫参观，不留意间从正在行进的士兵行列中穿过，意外地发现中共士兵不仅停下来让他通过，还微笑示礼。他为此感慨万千，称：如果这是一队国民党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枪托，也免不了要被臭骂一顿。由此他明确告诉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士兵士气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19世纪欧洲人敲鼓排队迎看飞来的枪弹进攻，未必都有军官们拿着手枪在后面顶着。1900年义和团举着大刀长矛，赤膊上阵，与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开战，也没有人在后面施加“残忍不合理”的“严苛纪律”。中共军队从1927年一路打下来，有过许多挫败。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自不必提，长征途中湘江一战就曾损失三四万人，西路军两万人在甘肃河西走廊甚至全军覆没，皖南事变时一个军部被消灭，1946年四平街一战也伤亡近两万人，但是，它却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高，这显然也不是军官的威胁或不合理的严苛纪律造成的结果。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俘获大批俘虏

中共靠什么来提高部队的士气呢？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有韩国翰林大学出版的，由该校亚洲文化研究所编辑的一套相当宝贵的文献资料，它们是美军在韩战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六、二十七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其中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变得服从和效忠的一些证据。

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以知道的是，志愿军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党团员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虽然国民党俘虏兵也占到三分之一左右，⁽¹⁾但多数士兵的思想却已经发生了转变。因此，在韩战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也有逃亡或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²⁾

大批国民党军接受改编

一个15岁就参加国民党军的士兵这样说明自己的转变：“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³⁾

解放军战士在帮助新参军的俘虏兵料理冻脚

另一个俘虏兵的转变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后，不了解共产党，想开小差，恐怕开不脱，后来在壁山经过阶级教育后，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为自己打仗，为人民打仗。在重庆五十厂，看到有人开小差，自己也有动摇，看到又抓回来，自己也就不想开了。但对上级讲的国家胜利的形势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优待军属，人民政府照顾穷人的情形，我们直接帮助了农人翻身，更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此次新的任务号召后，不知道是否能回来。我家里还有困难，怎样办？经过全班的反复讨论，我们不是去侵略别人，而是抗美援朝，家里人民政府一定会照顾。看到同志们的信上说，优待军属如何好，我的问题才解决了。”⁽⁴⁾

综合这套资料中的相关材料，不难看出中共确实善于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来大致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引导和影响：一是当时在解放军里待遇较好，官兵比较平等，鲜有打人骂人现象；二是政工人员，包括老战士，如班长等，大都随时做劝导工作，并现身说法；三是部队里动辄诉苦、阶级教育、全班学习讨论，有很强的政治氛围；四是亲眼见到和从家信中了解到部队、政府确实帮助穷人，分田分地，照顾军属。在这方面，资料中公布的美军缴获的20封来自国内亲属的信件，几乎都在讲共产党如何照顾穷人，鼓励儿子、丈夫或兄弟为国立功，尤能说明问题。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因而追求进步，表现勇敢，也很自然。近来读到钱文忠先生谈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一篇论文，他用了一个很传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识分子都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农民出身的士兵们会变得服从和效忠，又何足为奇呢？⁽⁵⁾

解放军通过诉苦激发斗志的宣传画

黄仁宇先生其实也注意到中共善于影响和整合农民的这种能力了。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抗战期间，中共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农民政党，努力制定适应自然经济要求的各项政策，从而使自己成功壮大；国共内战期间，“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共产党已经找到使用无尽人力和乡间资源的模式，据以打造新的战争机器”。它甚至能够使农民全力为中共军队提供食物、住处、运输、急救等等后勤服务，并协助设置路障、捕捉国民党军队逃散官兵。既然能够注意到普通农民被影响整合的情景，何以看不到集合在军队中的农民士兵会更加效命呢？

三

黄仁宇先生书中最主要的主张就是“大历史”观。所谓“大历史”观，就是认为不应当把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党派或一个事件一时的社会政治效果绝对化，相信只有把中国150年，甚至是更长时期的历史视为一个单位，才能看清它的事件之间的内在历史逻辑及其真实的意义。因此，历史学家应当避免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情感好恶，来做道德或是非的武断评判。他解释说：“采取这样的立场并非表示我们对人类的受苦必须无动于衷，或是对道德应置之不理，或甚至是（认为）极端的手段有其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历史采取道德诠释并不恰当，无视于时空背景就贸然地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不是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关心的是更直接的问题：‘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如此才能更接近问题的核心。”简而言之，历史学家应当致力于说明历史的经过，解释它发生的原因，而不应当为它们一一贴上是非对错的标签。

十分有趣的是，黄仁宇先生其实仍是一个性情中人。书中多处提到他在美国教书，不时与美国学生及同事争辩的情形，就极能反映他的这种个性。而以其如此倔犟的性格，要想对人对事完全做到从“大历史”的角度出发，并不容易。黄书对自己经历过的历史的描述和说明，就没有能够完全站在“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这既包括他对国共内战的描述，也包括他对自己在美国学界遭遇的说明，笔下都有明显的情感流露。给人感觉是他不断地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因此，当我在读到他详尽解释自己为何会被学校除名，又如何因为这部或那部书稿而与费正清、柏金斯、莱特等美国教授发生分歧或争执的种种内容时，不能不认为他太过张扬了自我的感受。我当然不是认为他被学校除名不值得同情，特别是他描述家人因此而倍感困窘和屈辱的情形，当然要为他抱不平。问题是，他所谈到的不幸遭遇以及与美国权威教授的种种摩擦，与他所受到的高度肯定和大力提携相比，实在不可以相提并论。而把将近20年前尚未成名时遭遇不平和阻力的种种感受，用数百页的篇幅发表出来，“一吐怨气”，去赢得那些对此毫无经验的华人读者的同情，这对一个主张用“长镜头”看“大历史”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否确有必要呢？事实上，即使不提几十年来大陆许多知名或不知名学者的遭遇，就是与那些在美国历经坎坷却始终不曾得到白人权威学者承认和提携的华人学者相比，他的境遇也实在好太多了。

不过，人是感情的动物，人的思想、观念，甚至思维模式，不可能不受到家庭、社会、教育以及人生经历等各种特定环境的影响，因此，无论我们如何提倡，没有人能够完全离开既有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来看历史。问题在于，正像黄仁宇先生所强调的，价值和道德这些东西是会随着时空条件的不同而转换的。许多今天看起来过分的行为，昨天看却可能是正常现象；包括现在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人权问题，在越战结束前连现在最强调人权的美国政府都不放在眼里。又何况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影响到人们关心的问题不同所造成的认识差异呢？即使到今天，人类社会中仍旧存在着价值判断上的极大差异，并非那么不可思议。一味地强调某种价值观或道德观，结果势必会制造出太多的争论和对立，无助于认识历史和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像黄仁宇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把一二百年以来的中国视为一个单位，多问些“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充满激愤地质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至少能够少一点偏激与片面，更接近些真实与客观。

在大陆和海外，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一些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却自诩为历史研究的文章。严格地说，这不是历史学家的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并弄清历史发生的具体经过和原因。然而，由于政治的、党派的、国家的、族裔的以及阶级的种种环境的影响，今天的历史学家能够做到客观和超然的委实不多。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黄仁宇先生。事实上，曾经身为国民党的军官，又经历过国共内战，目睹并且亲身体验了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耻辱经过，就感情而言，他完全有权利像其他许多被迫离开大陆的学者一样，利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情感与倾向。但是，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个别具体的事例以外，他在讨论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高度理解的态度。他不仅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辩诬，而且明确地肯定毛泽东的成就，并对共产党中国抱以期望。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都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历史”观，他没有纠缠于自己的历史情结，而是深入地去探讨发生这一切的深层次历史原因，和它们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他列举的国民党失败的那些内在的社会历史原因，无疑是过去的研究所欠缺和深入不够的问题。同样，他提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虽然尚需深入和具体，但也明显比过去的说法更能够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

“大历史”观使黄仁宇先生对历史多了些理解，而少了些批判。这显然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史时应当极力提倡的一种态度。注意到那些充斥于书肆坊摊的极力“妖魔化”自己研究对象的大量历史作品，我不能不深感黄仁宇先生书中对他所接触到的国共两党人士的描写，颇具启发性。当读者在国共关系中看到太多血腥和仇恨之后，猛然注意到身为共产党人的“田（汉）伯伯”与国民党的众多将领竟然存在着那样深厚的私人情谊，一定会像我当年在台北读到国民党中央谈话会记录时一样，备受触动。因为，那些在我们印象中从来都是代表上层有产阶级的国民党骨干，当时却在大谈应当立行财产登记，拒绝资本家、官僚毒化国民党，必须使党能“代表农工及被压迫民族被剥削的人民，实行民生主义”⁽⁶⁾。

田汉

台北中央研究院当年设置近代史研究所时，曾遭到众多历史学家的反对。其理由很简单，这段历史距离今人太近，目前还没有客观研究的可能与条件。今天看来，这种看法并非杞人忧天。当我们今天研究秦始皇时，由于过去的时间久远，我们既会带着遗憾的心情分析他何以焚书坑儒，也会带着欣赏的态度研究他如何一统天下。而当我们研究蒋介石或毛泽东时，由于他们距离我们太近，甚至至今影响犹存，因此很少有人能够像对秦始皇那样，丝毫不带个人主观色彩地去描述他们的功过是非。尽管，当我们真正深入到他们内心世界去的时候，可能会发觉他们其实和我们周围许多人一样，无论他们按照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当年做错了什么，其主观上未必真有任何邪恶的动机。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他们所生长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也只是那个时代社会政治冲突的表现。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放到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去加以检验，不是仅仅从道德的角度，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他们对国家、民族以及社会所产生的历史作用，进而再放眼于更长的历史时段，以比较他们的作为哪些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哪些滞后了历史的发展。更何况，我们今天仍然无法消除，也不应当试图消除社会上不同观点的存在，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历史上的人物一定要按照我们今天并不一致的观点去生活和行动呢？与其雄心勃勃地准备充当可以裁判一切的上帝，而冒可能重演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历史悲剧，不如在分析和研究这些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时，学会在道德批判问题上尽可能保持沉默。

当然，还是那句话，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学习黄仁宇先生，像他那样，努力放大我们的历史观，即把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到尽可能大的时空中去观察，同时尽可能减少我们的道德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影响。黄仁宇这样试过了，我们后来的人理应比他做得更好。

原载《紫荆》2001年10月号；《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6期

【注释】

(1)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第4卷，第551—563页。

(2)在第四次战役结束后的1951年3月1日第八十师政治部所做的总结报告中说明，该师入朝以来逃亡95人，临阵脱逃33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八十师政治部：《入朝作战战时政治工作总结》，1951年3月1日，同前引书，第103页。

(3)《叶生明入团志愿书》，同前引书，第2卷，第1—2页。

(4)《许泗才入团志愿书》，同前引书，第2卷，第9-11页。

(5)见钱文忠：《当代中国的劫魂运动》，《百年潮》第4期，1999年7月。

(6)台北党史会藏，特交档案（党务）012卷40295。

国民党代表谁？
——由胡绳生前对国民党的评论所想到的

关于国民党的阶级性质问题，从来就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历史研究重的是证据，它甚至未必要对国民党究竟代表了哪个阶级的问题做出回答。即使有必要了解国民党的阶级代表性问题，历史学者也更多地应当侧重于先就具体时间的具体问题进行考察，看国民党在什么时间、什么问题上具体做过些什么，它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及其他有关领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具体对哪个阶级（抑或是哪些阶级）最为有利。但是，过去的近代史研究当中，谈到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时候，人们却很少在这方面下工夫。胡绳先生的文章使我们得以回过头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一

读《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¹⁾，能够深切体会到胡绳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中国近代史曾经有过相当深邃的思考。他的许多看法，都深具新意，比如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比如指出中国革命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人都很少，大多数是中间势力，而“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间势力的态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比如肯定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有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次1946年旧政协达成和平协议之后。甚至在抗战时期“也义创造一些条件”的。因此，按照他生前的看法，如果当道路，“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走”。换言之，如果国民党当年在大陆能走资本主义道“”是1927年国共合作；另一次是可以利用抗战来为发展资本主时条件下国民党能够走资本主义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路，中间力量大多数跟着国民党走，最后成功的很可能会是国民党。

胡绳

历史固然很难假设，但是胡绳先生的上述观点还是很能够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和联想。尤其是注意到蒋介石国民党是因为没有满足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势力的愿望而失败，这对重新探讨中国近代史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只是，笔者却马上想到了一个问题，即国民党究竟代表谁？

之所以会马上联想到国民党代表谁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我们在看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通常会习惯于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种分析的方法，要求为每一个政党贴上阶级的标签。因为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那么作为它的对立面的国民党，理所当然应该代表资产阶级。中国的情况虽然比较特殊，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依照传统，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当中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大概不会有错。既然国民党的基本阶级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它也就自然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论对它在大陆实践资本主义的成绩如何评价，其到台湾后，像胡绳先生所说的：很快“发展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应当是可以印证这一观点的一个事实。然而，胡绳先生如今却告诉我们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搞资本主义。而“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1942年就任最高统帅时的蒋介石

说“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那么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就多少成了一个问题。国民党代表谁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要被提了出来。但胡绳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却并没有改变传统的说法。他依然强调：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国民党总的说来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至于何以说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国民党反而不搞资本主义，他的解释是说：“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很复杂”。应该说，“国民党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是个复杂的集团”。比如宋庆龄，至少宋子文、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等，就多半“倾向民主主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的倾向本是比较多的”。问题是，“蒋介石为首的主流派，1927年后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

那么，是不是说，因为国民党的主流派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或者干脆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它就不搞资本主义了？这大概也不是胡绳先生对问题的准确解答。因为在世界各国历史当中，以大资本或官僚资本的形式掌控政权，大行资本主义之道的例子有许多，说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就不搞资本主义，也不通。可以想象的是，胡绳先生生前想到了需要肯定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的进步意义，而他对由此所带来的对传统观点的冲击，却尚未来得及做出更加周密的思考。因为我们在他时断时续的十次谈话当中，发现他实际上给我们留下了至少四种并不完全一致的解释。

一是说蒋介石主观上就不想搞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蒋即使有过想搞资本主义的动作，也不过是为了拉拢中间派所做出的某些“姿态”而已。

一是说蒋介石主流派也不是一点不搞资本主义，问题是“他们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即“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只能“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十年间（指1927—1937年——引者注）经济虽有所增长，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

一是说搞资本主义就要赞同民主，蒋介石政治上搞“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结果就搞成了法西斯独裁”。本来抗战时期“中共这边毛主席已自觉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依靠的美国也有些人是支持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可是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却公开提出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

一是说国民党在大陆搞不成资本主义的关键在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因为按照胡绳先生说明的情况，其实蒋介石到台湾后，也还只是“半独立的地位”，照样没有实行民主，但他搞了土地改革，就成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二

其实，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它不搞资本主义，得不到中间势力支持的结果，这个问题本身就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因为一个最有力的反证就是：共产党也并不就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啊，何以它就成功了呢？胡绳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最早讲应当让资本主义有发展前途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这看起来没有错。问题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奋斗目标，且它正像胡绳先生自己所说的，也并不就是资本主义，而是“又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便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形式。它容许资本主义暂时存在和适度发展，但在毛泽东眼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至少是起主导作用的，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因素，而非资本主义因素。换言之，主张新民主主义，不仅不等于主张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其言外之意，就是主张中国下一步就应当发展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何以还未开始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建国，毛泽东等人就已经在强调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何以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以新民主主义为目标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毛泽东就公开改变方针，决心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关于这种趋势，其实还在1949年新政协召开，讨论共同纲领之际，不少中间派人士就已经看出来了。他们不仅不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而且当时就曾建议，不妨直接写上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

更进一步，如果因为强调中国中间势力的倾向具有决定作用，强调他们“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而使人得出他们是因为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发现毛泽东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因而选择了共产党的结论，恐怕距离事实就更远了。

蒋介石确实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主张。这不仅有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为证，而且也有蒋自五四时期至20世纪20年代许多言论文字为证。但蒋介石为什么会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却不是偶然的，是与当时条件下中国社会思想舆论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师法欧美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了。二人百日维新失败，先后流亡到美洲和日本。但目睹了资本主义因贫富悬殊而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与阶级对立之后，他门却极大地动摇了以往的想法，转而开始对正在欧美日本如地火运行般的社会主义平等主张和理想，抱以了同情的态度。康有为随后做《大同书》，梁启超在日本疾呼“社会主义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就是他们思想出现变化的一个写照。

康有为

梁启超

同样的情况，孙中山是以创建西方共和制度为目标开始其革命生涯的。但他在去了英国之后，思想上同样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开始公开表示同情于社会主义。其以后关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以及三民主义以民生为终极目标的理念，都包含着强烈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的愿望。

值得一提的还有1903年激情澎湃地写下《革命军》一书的留日学生邹容，在日本两年左右的时间，同样受到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影响。其1905年回到上海时，竟在法庭上公开宣告，他今后将以争取社会主义为毕生之事业。

《革命军》作者邹容

这种情况，即使在10年之后，也同样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五四运动兴起，陈独秀等虽以提倡民主、科学开其端，但在目睹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成功和亲历了巴黎和会上列强各国的出卖行径之后，这场运动最后也不能不转而以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讨论而收其尾。

综括这一段历史，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是，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群起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之际，恰逢资本主义各国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战争频仍，危机四伏，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整个20世纪前半期，接连两度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及其穿插其间的造成世界性大恐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再比较社会主义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迅速成长为强大国家的鲜明例证，国人对资本主义抱以怀疑态度，几不可免。即使是胡绳先生提到的少数坚持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代表胡适，其实也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在去过一趟苏联之后，他甚至颇为感慨地告诉他的朋友说：如果中国能够像苏联那样迅速地强大起来，哪怕要暂时牺牲一些自由和民主，他也愿意。直到1947年之后，他才开始公开检讨他对社会主义和苏联20多年的“梦想”和推崇是一个“错误”。不难想象，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不要说蒋介石，中国多数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恐怕都染上了某种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邓演达

比如，以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彭泽民等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即后来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一第三党一中国农工民主党），自初创之日起，就确定了“超资本主义的”目标，主张通过革命手段实现劳动平民阶级政权，然后“开始非资本主义的建设，而达于社会主义”。

章伯钧

张东荪

比如，胡绳先生特别提到的，在五四时期曾经主张应当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张东荪、张君劢等人，在目睹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也明显地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张君劢等人之创建中国国家社会党，其标榜的也是要引导中国不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主张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办法，使农民人人都有土地，使工人人人都成股东，然后把公私经济统一在计划体制之下，以达成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目标。

张君劢

尤具代表性的还有集合了包括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会、乡村建设协会和救国会等诸多党派在内的中国民主同盟，它在20世纪40年代初成立伊始，就公开主张要以“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为目的，“以期渐近于社会主义之实行”。它清楚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存有某种恐惧乃至排斥的心理。

当然，鉴于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现实，国人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和认识，也不能不是相对发展和变化的。但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近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半不希望看到中国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并部分地肯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显而易见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正是处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受到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曾试图找到一条多少不同的道路。就这一点而言，它与众多中间势力的想法未必有太大的区别。与其说它是因为不搞资本主义，失去中间势力的同情而失败，倒不如说它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找到一条能够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状态的发展道路，使中间势力失去了耐心与同情，而不在于他是不是赞成资本主义。因为，历史清楚地显示，中间力量并非不曾寄希望于蒋介石。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胡绳先生所谈到的蒋抓住了大题目的那个抗战前期，而且也发生在胡绳先生批评国民党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事实上民族资本在此期间有过明显的发展！）的1927—1937年的10年里。只要注意到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在全国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以及他平安返回洛阳和南京引发举国庆贺的盛况，就足以了解当年中间力量曾经对蒋在此10年中所做的努力，给予过多么大的肯定。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就职典礼

三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是由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所选择的。由于受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所制约，这种选择当然不见得尽善尽美。经过半个多世纪讳言资本主义之后，转而承认1949年以前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相信“对于国民党统治22年间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应当“重新作出估价”，这种大胆反思和探索的精神值得肯定。但若是由此使人得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共产党当时更接近资本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或至少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国民党，反而更远离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会让人有点不容易理解。毕竟，不管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也好，官僚资产阶级也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它都必定反映或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某种生产关系。说一些人代表着，甚至本身就是某种资产阶级，同时却又说他们不搞或没有搞资本主义，这在逻辑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大会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一种困扰，说起来可以讨论的原因很多。比如蒋介石说的和做的也许未必一致，只看到他不赞成资本主义的一面，却可能忽略了其政策的实际倾向与后果。又比如也许存在着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解不同，过多地看到1950年代以后的那个增强了社会责任意识的变革中的资本主义，却可能忽略了蒋所反感的其实是那个充满了太多的私欲、放纵和贫富悬殊的自由资本主义。再比如可能对历史事实的认知有所不同，过分强调了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作用，却忽略了作为一种现实的生产方式，其虽确有半封建的一面，但它也具有半资本主义化的另一面。（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初“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发生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中，就出现过。当时一派人认为中国的生产方式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化，另一派则坚决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有丝毫改变。）但另一个可能更为直接的原因却在于，一方面注意到历史上的国民党和资本主义之间未必能够画上等号，一方面却还未能完全突破传统的阶级分析的框框。胡绳先生在这一点上的突破仅仅在于，他强调不宜“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问题是他同时又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说：“国民党总的说来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说：蒋介石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既如此，不宜“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话等于没说。

1950年10月蒋介石自戒信条

关于国民党的阶级性质问题，至少就历史学研究来说从来就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历史研究重的是证据，它甚至未必要对国民党究竟代表了哪个阶级的问题做出回答。即使有必要了解国民党的阶级代表性问题，历史学者也更多地应当侧重于先就具体时间的具体问题进行考察，看国民党在什么时间、什么问题上具体做过些什么，它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及其他有关领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具体对哪个阶级（抑或是哪些阶级）最为有利。但是，过去的近代史研究当中，谈到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时候，人们却很少在这方面下工夫。只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过去政治斗争时的种种政治结论。结果，因为国民党在不同时期与共产党的关系不同，共产党对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定性不同，谈及国民党阶级属性的近代史著作，通常也无法得出一个一以贯之的结论来。1924年前后的国民党被说成是四个阶级联合的党；1925年冒出一个“西山会议”派，才开始有所谓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说法；大资产阶级既然已经离开，1926年蒋介石发动三二○事变，通过《整理党务案》，就只好被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民族资产阶级走开后，武汉时期的国民党就只好被判定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了。1927年以后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长期被定性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抗战开始前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又有了统战关系，国民党的地主阶级头衔自然被取消，于是得以被重新判定为资产阶级政党；1940年以后国共两党摩擦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遂将资产阶级划分成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决心把蒋介石排除在外，由是国民党“顽固派”又开始与地主阶级相提并论，并被戴上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帽子；等到1947年内战爆发，共产党人逐渐注意到国民党政权手中的国有资本问题，进而将其划入官僚资本的范畴，据此又认定了蒋介石等人的“官僚资产阶级”成分。

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1938年在武汉宣誓抗战到底的蒋介石

十分明显，历史上对国民党的这种种定性，更多的是基于瞬息万变的激烈政治斗争的需要，简单地照搬过去政治斗争时期的说法，在今天当然有所不妥。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当年的共产党人也还要因时因地，依据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具体行动和政策，随时改变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我们今天在谈论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及其历史作用的时候，又怎么能够不加缜密考据，完全离开具体的历史时段和历史环境，用一个阶级或一顶帽子就盖棺论定了呢？当然，历史研究不反对“大胆假设”，问题是这种“假设”性的看法必须建立在“小心求证”的基础上。也就说，当我们准备提出某种看法和观点，纵使是那些可能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观点时，在今天都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们是否做到胡适先生所要求的：“拿证据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共产党人在1927年把蒋介石归类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一个美国学者却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告诉我们说，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1927年建立南京政府之后，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其实相当紧张。国民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严格说来极为复杂，并非三言两语和简单化的一个结论就能说清。尤其是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情况就更是复杂。在目睹了共产党几十年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艰难过程，了解到革命党与执政党大相径庭的特性和使命之后，我们今天理应在谈及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时候，表现得更加谨慎和客观。因为国民党毕竟也是一个有过20多年执政历史的执政党。作为执政党，无论它愿意或不愿意，它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站在国家利益和大多数国民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此即涉及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合法性”问题）。何况国民党从来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共产党那样的革命党，它从来没有共产党人那样强烈的阶级抱负和超越民族国家的宏大政治理想。它摆脱革命党的角色，开始扮演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单一阶级利益和阶级目标的执政党的过程，照理远比共产党人要容易得多。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典礼

1943年蒋介石代表中国出席开罗会议

当然，笔者这样说，也并非就是主张我们应该根本改变过去种种对国民党阶级属性的判断。正如笔者所强调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样去提出问题，包括做出假设，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样的问题或假设是正确的。可惜的是，至今大陆学者随意使用“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头衔来定义国民党的人很多，真正深入去研究过国民党与国内资产阶级关系的人却寥寥无几。结果是，几乎所有人都理直气壮地继续使用着传统的说法，甚至胡绳先生进行了全新的理论思考，肯定了国民党不等于资本主义之后，也仍旧无法不按照传统观点来看待当年的国民党。可是却没有人具体地研究过那些被国民党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在中国金融工商资本中究竟所指为何？以及就历史事实本身，包括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严格意义上，为什么说蒋介石国民党就是“官僚资产阶级”？

2000年《近代史研究》第3期刊登了汪朝光先生的一篇文章，他从日本人当年留下来的档案中找到了蒋介石等人用私人名义在外国银行分存巨款的一些记录。这些来源不清的记录为相信蒋介石国民党是“大资产阶级”代表或“官僚资产阶级”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可是有没有人真正重视这一值得深入去考据和研究的材料呢？似乎还没有看到。因为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这个问题都好像早已是盖棺论定，无可置疑的了。也许，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问题相比，这种对一切以往结论全盘照收，不加思考的态度，才是一个更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呢。难道人们真的就如此健忘，真的再不记得历次政治运动中轻信他人，不重证据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了吗？政治生活中是这样，历史研究中又何尝不是这样？

要想避免在学术研究上出现明显的错误，甚至要想避免在生活中重演历史的悲剧，我们都有必要时时记住胡适先生的那句话：“拿证据来”！

原载《读书》2002年4月号；《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5期

【注释】

(1)转见《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以下凡引自该谈话者，均不再注明出处。

台湾中共通史研究第一书印象谈
——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在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熏陶和影响之后，要使我们的历史学研究，特别是关系到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真正学术化，使我们大多数研究者不仅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尤其是能够真正地摆脱情感的困扰，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上的一切，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唯其如此，坚持这样做，并且努力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规范，就更是必要的了。

一、锐意求新。但尚有欠缺

听到陈永发教授的名字，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当时在和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教授的通信中，得知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在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来写中共抗战时期的历史。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大概是在1986年，范教授寄来了这本他十分推崇的著作：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封面

陈永发教授出版的这本书，给史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往西方的中共史研究著作，通常以讨论中共上层的权力消长和路线方针为主，陈教授的这本厚达690页的著作，却着眼于中共在传统乡村中的作用与反应，深入地探讨了抗战期间中共在华东和华中地区发动、组织和武装农民的复杂情况，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极具新意，且有相当说服力的关于当时历史场景的描述。它获得当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有关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应当说是当之无愧的。

陈永发教授的第二本书，即他用中文在台湾出版的《延安的阴影》，笔者是1992年在美国看到的。这本书同样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有关延安整风的情况，在各种文章中谈论得不少，系统的研究却鲜有人做。他不仅抓住了这个十分重要的题目，而且深入了进去，做得很有特色，再度显示了其治史的深厚功力。

几年前，已听说陈永发教授开始根据吴大猷先生的意见，与刘广京、张玉法两先生共同编写一套专门写给年轻人读的“最近两百年中国史”，陈教授主笔“中共篇”。既然是写给年轻人读的，自然要通俗、简明，提纲挈领，字数尤其要少而精，以他20年来研究中共专史的工夫和经验，写成这样一部小书，自然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不期然，8年过去，他竟然再度推出一部厚达1000余页的大作出来，直逼当年台湾中共史权威郭华伦、王健民等人的鸿篇巨制了。⁽¹⁾

以个人力量写成一部中共通史，这在台湾似已成为一种“传统”，但其难度之大，对写史者各方面的知识、训练，特别是对其掌握资料要求之高，却未必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在大陆中共史研究尚未开放，海内外相关档案资料还十分有限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凭借台湾所藏中共历史文献，出版几部中共史著作，虽然缺漏错讹在所难免，但也必有些许新意，总是聊胜于无。记得笔者当年初涉中共历史，就曾津津有味地翻阅过郭华伦、王健民、司马璐等几位先生的中共史大作，从中有所受益。

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共史研究早已越过了从郭华伦、王健民等人的著作中汲取知识的年代了。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欧美，无论是就其深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随着大批档案资料的开放，中共史研究较之当年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这十年来，中共史研究已经大大突破了郭华伦、王健民他们那个30年（1920—1949）史的范围，更多的已经转向了后40年（1949—1989）的研究，这就使得任何以个人的力量来编写一部中共通史的努力，变得益加困难。正因为如此，当笔者听说陈教授正在把他那个10万字左右的小书扩展成一部通史之际，第一个感觉就是担心。

陈教授的勤奋与刻苦大概鲜有人能够企及，但他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快手”。⁽²⁾他写Making Revolution，研究抗战8年期间中共在华东、华中根据地的历史，用了10年时间；写《延安的阴影》，研究延安一个地区3年左右的整风运动史，也断断续续用了七八年时间。⁽³⁾可想而知，同样用8年时间，要想写出一部高质量，且具有相当新意的中共70年史，岂是易事？

凡是读过陈教授第一本书的读者，当然记得，他的这本书，除了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视角以外，尤其重要的是，其研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的文献及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并辅之以一定数量的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很少利用现成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征引及参考资料多达650余种，直接参考今人的研究成果仅80余种，80%以上的资料是其他人很少利用，甚至是作者独自发掘的第一手的历史文献资料或回忆资料。也正因为如此，该书才会新意迭出，让人刮目相看。

在这方面，陈教授的第二本书似乎稍有欠缺。再加上作者对毛泽东的生平思想深入研究不够，对其“谋略”有太多先入为主的印象，难免对一些史实的判断有所失误。⁽⁴⁾但严格来说，作者在书后开列的140余种中文文献中，属于今人研究成果者，不足40种，仍有将近60%左右的资料还是作者首次深入研究和利用的。因此，该书的新意，明显地也还是建立在作者发掘和掌握的相当数量的新资料的基础上的。

读过其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以下简称陈书），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显得相对就更薄弱一些了。写通史，要通才。通常写通史者多为集体，而鲜有个人，也正是因为靠个人功力将所有方面通下来，大不易。看得出，陈书走的是捷径，即主要借助于现有的各方面研究成果。根据书末标明的征引及参考书目统计，全书利用各类资料约900种，属于第一手文献资料和回忆资料者，仅为230余种，70%以上利用的是今人已经发表的各种研究成果，与他前此出版的两种著作的情况恰好相反。这对于陈书而言，很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今天的研究者不应当在较多地利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和写作。考虑到自郭华伦、王健民以后，台湾再不曾出版过能够反映新的研究成果的中共通史著作，利用各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编写一部比较通俗的中共通史，像吴大猷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提供给台湾有大学程度的普通读者，也确实是很必要的。但问题在于，陈书的写作离开了当初的设想，它目前的定位并不在给台湾普通知识分子提供一段脉络清晰的中共史知识，而是着重于理性的分析与总结，这对于缺少专业训练的读者来说，似乎显得艰深了些。

陈书以其目前的形式，多半只能给像笔者这样的一些专家们来读。既然主要是写给专家看，就有必要考虑专家们已有的知识结构。可以肯定，陈书从立意、架构到议论，都是锐意求新，对中共史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的视角也很独特，但太多地利用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注定了会在主要史实的组织和叙述方面，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管这些成果来自大陆、香港，还是美国，也不论它们注重于赞扬，还是揭露，对研究它的专家是一样的。况且这种通史的写法又束缚了作者像他过去写第一本书时那样变换新的研究角度，从而使陈书能够提供给专家们的有关中共历史的新情况和新知识显得不那么丰富。尽管笔者十分钦佩陈书的诸多议论，但花了两周的时间读完了陈书后，笔者还是留下了这个多少有些遗憾的印象。

二、研究深入，但着力不均

过多地借助现有成果来研究，还会产生一种副作用，那就是对于有些作者研究比较深入，或者现有成果比较成熟的问题，可能写得很精彩，而对那些作者不十分熟悉，或者现有成果较少较浅的问题，议论时就可能经不起推敲。原因很简单，现有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存在着此厚彼薄、深度不一和青黄不接的情况，如果作者搜集到的资料还不够全面，对手头掌握的研究成果又阅读不细或理解不透，一旦于不经意中把它们嫁接到自己的成果中来，就很容易出错。陈书就有这样的情况。

陈书中有些错误大概是手边缺少工具书，或写作时不仔细造成的。

比如97页说周恩来赴法留学前曾“先后前往日本和英国留学”（其实未在英国留学）；第278页称1934年毛被“撤除”“政治局委员”一职（无其事）；

300页说1936年3月“中共首先和东北军的王以哲师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应是王以哲军）；

310页说1937年中共“加速改组陕甘宁共军国民政府新编第八路军”（措辞有误，应为加速改组红军为……且第八路军并非“新编”军）；

353页说1935年朱理治等以肃反的形式“处死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等数十人”（刘志丹1936年死于东渡黄河作战）；

355页说王明1937年回国后“把周恩来、秦邦宪和王稼祥（国际派）三人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另由同机陪同他返国的陈云和康生递补”（无其事）；

707页说“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收款”是将“生产所得直接用于投资，而不归农民分配享用”（应是指银行强行收回贷款）；

716页说毛于1962年开除了彭德怀的中央委员一职（彭从未被开除中委）；

742页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苏“终于正式断绝外交关系”（从未断交）；

846页说1991年5月“江青在北京秦城监狱自杀身亡”（是在女儿家）；

915页称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终于出面发表公开讲话了”（无其事）；

916页说5月19日清晨“赵紫阳和李鹏又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无李鹏）；

995页称从1927年到1935年中共中央实际领导至少改变了四次，“最先是瞿秋白，后来依次是苏兆征和向忠发，再后来是博古”（没有苏兆征）。

陈书中另外有些错误多半是所据资料出处不同，最后定稿时过于匆忙，没有认真通读检查造成的。

比如对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被杀人数的说法，106页说“共有300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176页却说“有1000余工人遭到死难，2000余人被捕，6000余人失业”。

如对1927年武汉政府解散工人纠察队问题，108页上面说6月汪精卫就“要求中共交出工人武器并解散工人纠察队”，中共不得不委曲求全，下面却又说7月15日汪才“要求中共交出工人纠察队武装”。

如对1927年秋收起义后所剩武装人数，211页说毛当时率“残部约1000人”另谋出路，223页却说毛当时“率领1500的残余人马南下逃窜”。

又如对国共关系破裂前后的中共党员人数，211页说“党员的人数从60000锐减为10000”，226页就变成了“党员的数量由40000陡减为10000”。

如对毛泽东1943年取得的最后决定权的内容，286页说是“取得思想、组织、政策、战略、军事五大方面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377页却是“举凡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方面的重大问题，都由其决定”。

江青在被告席上

再如对1934年江西红一方面军突围人数，289页说“有86000人之众”，291页则成了“在7万战斗部队之外，又有机关人员9千和民夫5千随行”。（这里数字的使用不规范——引者注）

另外，对1936年红军三个方面军甘北会师时的人数，290页说“合计不到两万人”，295—29页则说二方面军不到一万人，四方面军有万余人，仅此两部就已经在两万人上下了。又对1958年的农业生产，686页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丰年”，696页又说“其实，1958年的农业生产只比1957年多了几个百分点而已”。

关于彭德怀1959年的意见书，709页变成了两封，称有一封“用词尖锐，语多讥讽的意见书”批评人民公社的，还有“一封私人意见书”，批评毛泽东不民主。

“文革”期间学校里的场景

再者，816页说1976年4月4日深夜华国锋派人移走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并驱散群众，但群众拒绝散去，“经过12小时的对峙之后，中共中央乘夜幕低垂，动员十万民兵和工人，配合警察，以棍棒进行强制驱离和逮捕群众”。既为“深夜”行动，说群众对峙12小时，当是5日正午，如何又“乘夜幕低垂”？

还有，901页说1984年底中共决定废止价格双轨制度，让全部产品价格自由化，904页则说1984年“冬天，官方废止官定价格不成，又恢复了一些重要商品的官价，形成价格双轨制度”。

陈书在述及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方面的问题时出现的一些错误，也能够显示其依靠二手资料研究的缺点。

如367页说“1940年6月，希特勒悍然发动对苏战争，一时势如破竹，苏联失地千里，4个月后，便被迫通知国民政府无力继续军事援助”（众所周知，苏德战争爆发是在1941年6月）。

又如532页称1949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访问时，因斯大林未到车站迎接，“有遭轻视之感”（斯大林从不到车站迎接外宾）；说毛泽东“暗示外蒙古应该回归中国的话，严重冒犯了斯大林，以致斯大林把他冰冻在莫斯科郊外的角落里，不闻不问达半个月之久”（实际上毛未与苏联领导人晤谈只有四五天时间，且与外蒙古的话题无关）；又如说当时谈好苏联提供4亿卢布贷款，后因卢布贬值，中共实际只得到了3亿（谈的是美元，并非卢布，且谈的就是3亿）；说“毛泽东在1950年3月上旬返抵北京。……3个月后，美国宣布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的军事保护范围之内，北韩的金日成利用此一表示，迅速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于是不顾毛泽东有攻打台湾的心愿，抢先发动韩战”（毛3月返京，3个月后则是6月，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其实美国国务卿这一表态在1950年1月）。

再如547页说斯大林因中国出兵朝鲜，“投桃报李”，“决定尽快退还中东铁路，提前从旅顺撤军，并取消苏联所一手垄断的中苏合营公司”，尔后还同意向中国提供156项大型工程的技术援助（此乃赫鲁晓夫上台后所为，156项此时乃141项，1954年赫鲁晓夫增加15项后达到156项⁽⁵⁾）。

另外，664页称1956年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工人暴动，工人上街游行，波共不惧苏共反对，恢复被罢黜的前领导人哥穆尔卡的领导职务，“哥穆尔卡派军队镇压，导致200余人受伤，84人死亡，但是迅速平息了动乱”（哥穆尔卡正是因为军队镇压波兹南事件，引发全国抗议而重新上台的，他如何会派军队镇压？）。681页称“赫鲁晓夫答应援助20亿美金，但因为随后又要求优先偿还韩战以来积欠苏联的贷款，实际上只给了中共4亿元”（全无根据）。

1954年苏联大使在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参加的北京国庆庆典上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举行

另外，737—743页讲述“中苏分裂”一段中的许多内容，也不准确。如说赫鲁晓夫为争取中共支持，“派人到北京来谈原子弹和原子能工业问题，而且剑及履及，立即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同意协助中共研制火箭和喷气式战机。随后他又签订了两国间的科技工业协定，答应从1958年起，分5年共同进行或由苏联援华进行重大科研项目103个，并在原已达成的156项经济合作项目以外，增加55项”。其实不是赫鲁晓夫派人到北京，而是中共派人到莫斯科；国防新技术协定也不是关于研制火箭和喷气式战机的协定，而是关于提供研制导弹和原子弹技术的协定；随后的科技工业协定，也不是103项，而是122项；至于156项上另增项目问题，更是另外协定的内容，也不是55项，1958年8月协定是47项，1959年2月是78项。⁽⁶⁾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上

又如说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天与毛泽东发生口古之争，中共无法从苏联得到更多援助，毛泽东因此“失去自我克制，让自己对赫鲁晓夫的轻视和不满全部爆发，而赫鲁晓夫不甘受辱，也不再掩饰他对毛泽东的憎恶和愤恨了”，则纯属子虚。事实是莫斯科会议期间双方印象均不错，此前已定有国防新技术协定，莫斯科会后两国又接连签订了至少三项大规模经济技术援助协定。此外关于建立长波电台问题，毛泽东发动“八二三”炮战问题，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难问题，1962年刘少奇提出“三和一少”主张缓和中苏关系问题等等的说明，均与事实有不少出入。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辨正。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本学术著作，在基本史实、引文及文字表述上出现过多讹误，是不应该的。

陈书在讨论农村问题时，包括写中共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中的农民动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以及农业集体化等等，由于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有较扎实的基础，因此写起来显得游刃有余。对某些自身研究薄弱，同时可借鉴的成果较少的问题，如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肃反运动，由于作者下工夫读了不少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也写得实在、可靠。值得注意的是，陈书中的不少错误并不是现有研究不深入，或作者缺少资料，无所凭据的结果。恰恰相反，许多研究是深入的，资料作者也是掌握的，但理解和利用时却出了偏差。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陈书不可以对某些即使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得出不同的理解。事实上，这可能恰恰是值得称道的。问题仅仅在于，推陈才能出新。也就是说，凡立新说，必须对陈说有所交代和辩难，不能自说自话，置他人的研究成果和种种成说于不顾。否则，新说何以成立？

比如，关于1926年三二○事变的起因，陈书引用了杨天石教授的著作，了解杨教授关于事变起因的解释说明，但陈书却强调蒋介石是“不满汪对鲍罗廷言听计从的态度”，“不满汪精卫的种种削权措施”而发起事变。这段行文也不甚严谨，颇多错误。如说“中共或许认为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政党，汪精卫驾驭得了蒋中正，而军队模仿苏联红军的政委制，纷纷设置党代表，几乎全由跨党党员担任，更可以保证国民党‘党指挥枪’”，（第101—102页）。其实在陈书反复引用的拙作《中共与莫斯科》一书中，对此已有说明，即中共从未有此乐观想法。至于说蒋不满汪精卫对鲍罗廷言听计从，也恰好说反。因为蒋恰恰是喜欢鲍罗廷，他不满意并且相冲突的，是因鲍回国“述职”而代替鲍的军事顾问季山嘉。至于说事变后鲍罗廷与苏共访华使团团长布勃诺夫及季山嘉三人共同决定妥协，致使汪精卫被迫出国，也与事实不合，因为妥协决定作出时，鲍罗廷早在回国路上。且这一决定也与季山嘉无关，因为季被指责要对蒋发动事变负责，妥协决定即包含要季去职的内容。

比如，关于四一二事变前陈独秀对蒋介石的估计问题，陈书所征引的一些著作也都有所涉及，而陈书却说陈当时“低估了蒋中正敢于向武汉政权公开挑战的决心，仍然接受鲍罗廷的意见，认为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可以从支持汪精卫返回国民党中央来控制蒋中正”（第105页）。实际上陈独秀3月就在党内公开扬言，不打倒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武装，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上海工人纠察队必须准备与蒋一拼。⁽⁷⁾况且，这时在武汉的鲍罗廷与在上海的陈独秀也并无直接联络，陈独秀4月5日与汪精卫共同签署联合声明，那纯粹是莫斯科直接指令的结果，与鲍罗廷无关。

比如，关于罗易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的情况，谈到的书更多，但陈书却仍旧弄错，说罗易当时“刚从莫斯科前来，完全不了解情况，电文没有交给中共中央，便拿给汪精卫看”（第108页）。其实罗易2月即到中国，一直参加决策讨论，并非不了解情况。况且莫斯科来电当时只能发至苏联领事馆，然后转由苏联顾问鲍罗廷接收，印度人罗易并不能最先收到电报。共产国际此电到后，鲍罗廷即向中共中央传达，根本不可能出现电文还没交给中共中央，罗易就拿给汪精卫看的情况。⁽⁸⁾

另外，像1932年宁都会议，1935年遵义会议，都是近些年来公布资料甚多，研究也相当深入的问题了。但陈书所谓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己见，反唇相讥，严词批评国际派的积极进攻战略”（第273页）；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随而接替朱德和周恩来两人，负责军事指挥。不旋踵，毛泽东又敦请周恩来和王稼祥两人组织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第293页）等，都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公开的史料相距甚远。像1936年西安事变前的情况，尽管陈书多次征引拙作《西安事变新探》一书，却坚持说中共在改行“逼蒋抗日”方针后，仍“暗中筹组‘反蒋’的大结合”，说张学良一面答应中共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面也仍准备“万一说服无效，愿意成立并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军三者共组的西北军事大联盟，进而在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下，直接对日本宣战”。实际上，拙作已经深入说明，此一“反蒋”大联合的计划，是在中共实行“抗日反蒋”方针时，即1936年9月以前的事情，改行“逼蒋抗日”方针之后，此计划已为莫斯科所否定，因此中共中央不论感到如何困难，也没有再重新运行这套计划的想法与可能，且正是因此而陷于严重被动，不得不再三向莫斯科请求援助。陈书对此等已成之说如确有不同意见，理当有所考据并说明理由。目前的处理，显然不尽妥当。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实际上，由于研究不够深入，陈书中仅史实部分值得商榷之处也很多。下面仅举几例：

55、68页。作者多半是根据Dirlik教授的说法，不加分析地说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1917年前后“可以算是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实际李大钊一直是梁启超进步党的同情者，甚至担任过进步党机关报《晨钟报》编辑主任，这时刚刚脱离进步党，倡导民主政治，力图调和改良派与革命派。到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即逐渐开始倾向共产主义，思想上虽然如当时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兼收并蓄，尚不定型，却完全算不上是“‘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⁹⁾

66页。作者多半仅根据包惠僧的回忆，就断言陈独秀不愿在党纲中明文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也不愿接受资助。只因秋天被捕全凭共产国际营救，才了解到“尚未十分成熟之前，坚持完全的独立自主，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所谓陈独秀当时不愿接受国际资助，全无根据。1920年陈独秀办《共产党》月刊、《劳动界》杂志，以及创办外国语学校，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等，无不从魏金斯基那里取得资助。他又何尝会因为一大召开反而拒绝资助，甚至不愿加入共产国际？⁽¹⁰⁾

陈独秀

89页。称马林1923年3月提出国共党内合作提议，陈独秀反对，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终于体会到现实政治的复杂性，遂不再幻想在落后的中国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意把中共的近程目标降低为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实际上有关陈独秀反对马林加入国民党提议的理由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早已公开，与要不要联合国民党无关。并且陈独秀早就主张联合民主派反对军阀势力，从来不拒绝与国民党合作，且身体力行，中共一大召开时即在广州担任教育委员长。⁽¹¹⁾

90页。称“马林不旋踵离开中国，而继任人又把精神集中在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合作之上，对中共并未施以太大的压力，所以仍任由陈独秀继续共产国际拉拢吴佩孚的老政策，把工作重点放在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上面。然后随着共产国际联合国民党政策的落实，尤其是1923年2月吴佩孚对平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镇压，陈独秀终于不得不面对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了”。这里的问题是，马林离开中国已经是1923年7月。如果说他有“继任人”的话，也只能说是鲍罗廷，鲍来广州则更晚，已到当年10月。可是陈独秀1922年9月即已加入国民党了，不仅在马林走之前，而且还在吴佩孚镇压平汉铁路工人之前。如何能够说马林的继任人“仍任由陈独秀继续共产国际拉拢吴佩孚的老政策”？

类似的问题在陈书中可以说还有不少。依笔者所见，关键是两个问题，一是过多依靠第二手资料，二是作者多少有些粗心。事实上，如果仅仅是过多依靠第二手资料，作者细心推敲，小心求证，严密逻辑，科学行文，恐怕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的问题。

说作者有些粗心，并非捕风捉影。笔者尚未字斟句酌，却已经在陈书中发现许多不该出的技术上的偏差。这些偏差似乎不完全是出版校对时的失误。包括上册中的错漏衍字比例之高，有时真有点“触目惊心”。注文格式、引用数字之不严格，病句之多，也足够让作者警觉的了。如92—95页4页，错2字，漏3字，衍1字。139—140页，也是错2字，漏3字，衍1字。一个《党史研究资料》，注文中有的是“第×集，页××”，有的是“第×辑，页××”，有的是“×：××”。其他像用词不慎之处也不少，如将“围魏救赵”写成“围赵救魏”（第233，266页），将“隐忍不发”写成“稳忍不发”（第357，361页），将“批倒批臭”写成“批斗批臭”（第680页），将“自给自足”写成“自给自养”（第681页）之类。下册中还有将意思写反的情况，如说什么“对中共言，私有财产制度是万恶之源，对农业集体化予以打击，是理所当然的”。更有抄资料将原文抄错的，如第709页抄写一小段打油诗竟连错三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煤（应为铁）去，收获（应为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农（应为人）民鼓咙胡。”甚至还有行文或校对不严，出现整句重复的情况（第690页）。这些小问题一旦超过了正常的比例，就会影响全书的质量，这是作者应当注意的。

三、客观平实，但规范不严

科学的生命在于严谨。历史学之成为科学，同样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严谨的学风之上的。严谨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从著作之构思、立意，史料之推敲、引证，到行文之起承转合，乃至遣词造句，无不要求精益求精。而对史学家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要做到持之有据。

持之有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正是因为要我们每一个写史的人都要做到这一点，因此就有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研究规范。尽管各国史学传统不尽相同，规矩不完全一样，但对引注的要求是一样严格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凡涉及有助于说明作者观点的任何重要史实及论据，均须注明出处，包括对原始材料的可信度做出解释。

陈永发教授的第一本书，英文600多页，书末注及文内注加起来估计有将近2000条，凡重要史实及引文均严格标明出处，并对必要者做详细之注释，确实训练有素。但陈教授写第二本书时，这方面的标准似乎已经降低了许多。《延安的阴影》中文350多页，引文仅注释347条，平均一页一注。此书文字写得相当生动，细节尤其丰富，遗憾的是许多重要情节，经常大段大段无注，使人不知道其所据何在，无法判断其故事的真实性如何。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可以说重现了《延安的阴影》一书在这方面的问题。陈书中文1000多页，引文注释892条，平均一页还不到一条。即使说，作者并非以写学术专著为目的，意在写大部头教科书，同样存在不规范的问题。按教科书写法，只要有注释问题，即应有必要之规律，该注则注。而陈书注释全无规律可循，有时整段整段，甚至整页整页无注，有时却具体到一句话一注，让人不明所以。⁽¹²⁾

由于缺少注释，或者引非所引，陈书的不少说法令人生疑。比如：361页称1938年“毛泽东尽管取得政治局领袖的地位，但显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向六大（届——引者注）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挑战。但是他知道时机尚未成熟，尤其六大（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表面上是国际派所制定，实际却是他们秉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旨意所提出，并没有多少国际派自己的见解”。“从1939年初开始，到1941年9月为止，毛泽东主要是伺机而动，以便完成遵义会议所未完成的工作，也就是打倒国际派中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1938年底至1939年上半年都在积极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政策变来变去，毛泽东始与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对此如何解释？）

578页称中共以韩战有可能扩大到中国大陆为借口，实行土地复查时强调阶级斗争，“以致有一二百万地主被杀，而其家属以及幸存的地主则被扫地出门，成为农村中的政治贱民”。尤其是在南方工作的北方干部，没有亲情系绊，“迹近心狠手辣，以致土地革命中充满暴力。本地出身的地方大员难免不满，……实际主持两广工作的叶剑英就是一个例子。他对土地革命的过左现象希图弥补，不料却因此而招致了中共中央的指责，要他在地方主义的大帽子下自我检讨，随后将其调离广州。另派外来干部接替其职务，继续完成土地革命。”（此说不知所据何在。另检讨地方主义有之，但在1952年6—7月间，事后叶仍主持工作，直到土地革命1953年4月宣告结束以后，叶才于10月调离。）

1950年土改中农会张榜公布划分阶级成分名单

582—583页称“尽管统购统销会妨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甚至可能造成农民暴动，但两害相冲（应为权——引者注）取其轻，中共中央还是决定全面采行；中共中央宁愿冒农民反抗和暴动的险（应为风险——引者注），也不愿在城市冒险，让物价波动，从而激起城市居民群起抗议”。“在考虑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村的冲击时，中共认为……在全国100万个自然村中，或许会有10万个会出现‘逼死人’、‘打扁人（应为担——引者注）’以至暴动的事故。可是最后竟然不此之顾。”“中共坚持采取统购统销似乎还是以意识形态的考量为重，因为文化（？！——引者注）对他们而言，此项政策乃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轨道，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段话并非完全无注，但第一，注文错误：“《陈云文选》，3：202—16”不确。《陈云文选》只1册，并无第3卷。此乃《陈云文稿选编》，并非《陈云文选》，且页码也错误，应是189—203页。第二，中共当时主观上是否就是想要用强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仅此似不能完全说明）。

648—649页称毛泽东发动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高级党官没有被戴上‘帽子’，但是一些中下级的涉案者仍然遭殃。一些接受中共动员、参加对他们文字围剿的作家……把他们批评成‘反革命分子’。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之中，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醒悟，……必须迎合中共的思想标准。否则，随时随地有受到官方围剿的可能。其严重后果不只是失业而已，极可能是长期坐牢，或沦落为政治贱民”。（此说结论由前述史实引出，但有什么文章、把谁批评成反革命分子？）

1951年镇反运动时北京郊区公审大会

673页称反右运动并非“一个不杀”，“像历年整风运动一样，必须杀鸡儆猴。汉阳第一中学就是学生运动的重镇，有3名右派学生便当着1万名师生面前被枪决”（历年整风运动都必须杀鸡儆猴，为何前面述及延安整风等整风运动时并未提及？另汉阳一中被杀者罪名也并非“右派”，且不是学生。三人中王建国为副校长，钟毓文为语文教研组长，杨焕尧为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

697页称“毛泽东青睐人民公社的体制，就是因为透过这一体制，可以把农民生产所得的主要部分变成积累，而无限扩大投资”。（无所据，仅以结果倒推动机？）709—710页称毛泽东为了斗倒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在彭德怀头上硬加上‘里通外国’的汉奸罪名”。而彭则在意见书中“指责毛泽东在反右倾胜利后，‘得意忘形’，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事实上是第一书记说了算数，毛泽东所定的钢生产指标过高，而高指标正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他甚至指责毛泽东滥用威信。在湘潭老家人民公社的增产问题上，相信弄虚作假，不够‘实事求是’。若不是毛泽东命好，工农太善良了，中国老早已经发生匈牙利事件，而不得不向苏联请求派兵了”（这些均未注明出处，但他处有注明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者，查李锐书，可知上述均出自李锐书。但奇怪的是，上述除“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句外，均非彭德怀意见书中内容，有的来自会议简报，有的来自火车闲谈。而关于彭“里通外国”一说，会议上虽有人提出疑问，但毛在庐山会议上也从未明确表过态）。

711—712页称庐山会议批评彭德怀的一次会议上，朱德说彭脾气执拗，固执己见，“毛泽东听着，忽然跷起腿来，用手在鞋底故作搔痒状。尽管毛泽东的动作迹近狎侮，但是没有一个人抗议”（李锐书原文：朱“还没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将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两相对照，意思相差似乎远了些）。

严格注释，是史学著作的生命。引述而不注，或所注非所出，都是史学研究之大忌。大陆一些中共史著作缺少注释，有档案开放客观局限，在台湾似乎不必有类似的顾虑。因此，陈书之犯忌，让人不大容易理解。

除了注释以外，陈书行文及用词上的主观和随意性似也有可指摘之处。以前台湾中共史研究政治色彩过浓，用陈书导言中的说法，就是基本属于敌情研究的性质，很难谈得上学术性。立足于学术研究基础上的陈书的出版，毫无疑问对改变这种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吹毛求疵的话，陈书中恐怕也仍旧残留有用词随意性大，甚至个别时候仍带有某种主观倾向性的情况。

如92—93页，谈1924年国共合作之初，国共两党合组上海执行部事，前页称毛泽东等在谭平山配合下，“打入了上海执行部”，后页则称其“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胡汉民的秘书，工作异常投入”，甚至“因此遭到共产党同志的讥讽”。无论就行文逻辑，还是就史实本身，“打入”一词用在这里都属不当。

如228页，称红军二次进攻长沙城时，打了两周都无法攻破守军工事，“百无聊赖之际，红军甚至想到田单的火牛攻势”。作者在本书中两三度使用这个“百无聊赖”，都不妥帖。“百无聊赖”是实在无聊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其实是百般无奈的意思。

如442页，谈到当年学生运动时，提到中共推动学生运动，用的是“有意推波助澜”；提到国民党一次次镇压学生运动，则都用“处理不当”；提到国民党特务刺杀联大教授闻一多等人的事件，还使用了“政府特务热心过度”这种说法，那意思近乎肯定。

如483页，称高岗第一次自杀“未能成功”，“再次自杀，未再获救”。这里“未再获救”令人费解，意思是说他本来可以获救，却没有人救他？这样说有何根据？

如492页，称“中共借口财政负担太大，要求‘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被中共包下来的900万国民政府留用人员“非常能共体时艰”，“因为环顾周围，他们不难发现，中共确实有财政困难。尤其是中共自己的干部，根据补给制，仅能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比起他们，更辛苦万倍”。这里，“借口”两字显然多余。

1952年五反运动中政府逮捕上海不法资本家王康年

1955人民日报公布胡风反党集团材料三批

如611页，称中共通过“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总共榨取了约20亿美元的罚款，足够共军打韩战一年之用”。这里20亿美元之数未注明出处。1950—1956年中国总共欠苏联各种债务才13亿美元，一半为军火贷款⁽¹³⁾，韩战一年战费如何要得了20亿美元？同时，笔者完全同意作者在此所得出的观点，即采取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实属错误，但“榨取”一词用在这里似乎也有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嫌疑，毕竟向偷税漏税者罚款等不能说完全不当。

必须指出，总的说来，陈书的研究是客观平实的。这一点在上册表现得尤其明显。下册中值得推敲的遣词造句似乎多了一些，但1949年以后的中共史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也确实比1949年以前多得多。在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熏陶和影响之后，要使我们的历史学研究，特别是关系到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真正学术化，使我们大多数研究者不仅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尤其是能够真正地摆脱情感的困扰，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上的一切，这大概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唯其如此，坚持这样做，并且努力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规范，就更是必要的了。

四、议论风生，也有可商榷之处

陈永发教授有很强的文字功底，《延安的阴影》已是证明。当今世界，已经是信息时代，那种坚持坐冷板凳，不食人间烟火，抱残守缺，只满足于弄出一些信屈聱牙，鲜有人懂，鲜有人读的文章著作的史学家，应该越来越少了。写了书，就是要让人读的。尽管搞历史啃的是故纸堆，关心的人却未必少。问题在于我们搞史的人能不能写出一般读书人能读并且爱读的东西来。看陈书，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作者是在努力尝试着这样做的。但坦率地说，与《延安的阴影》比，陈书目前的写法似乎不是很成功。

陈书为了加强对读者的引导，颇费心思地写了长篇的导读和结语，并且别具匠心地又在每章、每节都设有引言，层层提出问题，节后复有小结归纳。照理说，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设计，如果作者能细心把握线索明晰、循序渐进的原则，对读者理解作者议论主题及观点，确实是可能很有帮助的。但是，两周读下来，本为同行的笔者竟常常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理解上仍时感吃力。

原因何在？概括起来，陈书立意以观点统率全篇。为说明观点，又受篇幅所限，叙事反而备受局限，只好尽量精炼，结果行文稍有不慎，即出偏差。像第一章“知识分子搞革命”，与第二章第一节“从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内容多处重复，怕就是受这种过分注重形式的想法所害。其实，写历史叙事当先，议论其后。没有好故事，论也缺少好基础。陈书长在议论，有些议论确实相当精彩，只是全书篇幅太大，亮点散落，要让读者把它们串联起来，没有一个个好故事相衔接，靠自己形成一套清晰的逻辑，着实困难。细想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与陈书目前尝试的这种写法有关。比如，陈书提出了太多的问题，又不能一一就近解答，难免让读者因之受累。

以第一章为例，陈书开篇在引言中，就提出了10个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为什么从羡慕先进的法兰西转向羡慕落后的俄国？其他知识分子的转变是否相同？共产国际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会转而拥抱马列主义？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为什么前倨而后恭？为什么舍己耘人，愿为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效力？陈独秀如何使中共在国民党变得几乎具有主宰能力？为什么又眼睁睁地看着中共在国民党反共打击之下一筹莫展，几乎陷入毁灭的边缘？如此等等。（第51—53页）这些问题照理应当由本章下面的两节来回答，但接下来的两节却还有自己的问题。如第一节一上来就提出了3个与上面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价值取向多元化，为何独信马列主义的中共却自认为是这一运动的光大发扬者？中共到底是不是中国无产阶级成长的必然产物？莫斯科在中共诞生过程中担当了什么角色？（第54页）第二节上来则提出了2个同样与本章引言10个问题缺少关联的问题：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难免矛盾重重，中共如何因应？一旦矛盾冲突导致分裂，中共如何自处？（第86页）两节中各有三段，有的段下面还有层，内容庞杂，读者根本无法对应前述如此多的问题来自找答案。再加上章有引言，却无结语，各节虽有结语，又未能紧扣自己前面提出的问题梳理各段内容，一一对应地得出言简意赅的结论，更遑论回答本章引言提出的众多问题了。结果是问题提得越多，读者就越会感到不知所终。

不过，不论有什么样的缺陷，陈书中的议论仍旧是精彩纷呈，有时足令我们这些搞中共史的人自叹弗如。

比如，陈书在讨论到抗战期间中共为什么能够坚持敌后时，与国民政府的部队做了相当深入的对比。称“一般说来，国军在这两个省区的军队主要是军阀残余部队，各部队自成山头，彼此猜忌甚深，而共军虽然散处各地，但同心协力，浑然一体，更针对国民政府的弱点，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共军除了团结以外，最大优点是能自食其力，并不依赖后方支持。当时国军在中共和日军的双重压力之下，防区缩小，虽然他们有中央政府提供薪饷，但是在粮食和其他日常需要方面，仍然依赖就地摊派。因为国军所能控制的人口和资源减少，开支却未紧缩，老百姓的负担自然呈反比例增加。摊派之时，富户转嫁贫户的现象，犹如往昔，极为平常。因此农民对中共合理负担的口号越加欢迎。另一方面，国军各部队因为农民抗拒，不仅不容易摊到款，甚至连粮食也无从购买，于是不得不把士兵分散到各农村就食。这样一来，军队便无法避免和农民直接接触，易招民怨，甚至激起民变。另一方面，军队分散各地，共军更容易将之各个击破。……在对付优势日军攻击方面，共军有江西时期避实就虚的经验，而国军则仍然袭用江西时期以强击弱的故技。所以结果有天壤之别，多半是共军能够保持有生的力量，等待敌人一开始撤退，便立即卷土重来，进而继续扩大，而国军则在崩溃以后，一蹶不振，无法东山再起。共军面对日军的扫荡或清乡，有农村基层政权的配合，消息灵通，情报准确，往往能及时跳离包围圈，或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各角落隐藏，甚至可以‘地方化’成为基层武装，以求生存；国军则一旦分散到营或连，即使原来是军纪优良的部队，也因为给养问题，而不得不以抢掠维生，终于沦落为老百姓眼中的散兵游勇或绿林土匪。……总之，面对日军的进攻，共军仍能继续扩展，而国军若非一触即溃，便是不知所措，最后只有走上投降之一途。”（第232—236页）

又比如讨论到国共两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问题时，作者的观察与概括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陈书称“中共最重视的是社会基层，也就是县以下的单位，要在这个层次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结构。这个政治结构是由4个不同指挥系统的延伸所组成，亦即政权、军事系统、群众团体和党部。以政权为例，县以下要设置乡长、村长和各级人民代表。军事系统设置地方武力和民兵，群众团体则设置农村抗敌会、工人抗敌会、青年抗敌会和妇女抗敌会等等。这些不同系统的组织后面是农村支部和区分部，各级党部的负责人可以根据党一元化政策，指挥同级的政权机构、军事武装以及群众组织”。“中共的基层结构是国民党所没有的。一般说来，国民党的统治只到达区这个阶层，再往下虽然有村长和保甲长之类的设置。村长和保甲长，虽然是政权的延伸（原文如此——引者），但是人单势孤，缺乏社会威望，理论上是无所不管，实际上却因为人手不足，除征兵征粮以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管。他们并不是正式官僚结构中的一员，没有薪水，收入来自实际‘征收’和上缴所‘征收’之间的差额，故贪污中饱的情形，势所难免。他们的素质一般也不高，摆架子的情形很普遍，因此很容易便成为中共‘反贪污’和‘反官僚’的打击对象。最严重的问题是，乡以下的官吏背后，既没有群众武装，也没有群众团体为后盾。农村基层若有群众武装或群众团体，则这些组织多半受农村士绅以及其他地方自然领袖掌握。这些军事和社会领袖，多半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要不是地主，也至少是富农或富裕中农。乡长以下官吏对他们优礼有加，所以征粮征兵、派夫派工之时，也不敢公平执法，通常要与他们合作，而把重担加在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身上。虽然有一些乡长、保甲长、地主、士绅加入国民党，或拥有良好的党政关系，但基本上可（以）说，国民政府的农村并没有党组织存在，……况且国民党内部派系纷繁，彼此斗争激烈，又如何判断谁是真能代表国民政府发号施令呢！”

1952年三反运动中公审贪污犯现场

研究之深入，在于能够从宏观而微观，再由微观而宏观。只知宏观，而无微观做基础，是为雾里看花；只重微观，而无宏观之眼界，则是管中窥豹。陈书议论之妙，自然不止于此。但其议论深入精当者，莫不是在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宏观概括所得。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相反，陈书个别研究尚未深入的问题，议论起来就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了。

据导言说，陈书的中心旨意在于解释“三个大问题”，即“第一，中国共产党究竟和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第二，中共是如何动员群众，建立其基层政治结构？”“第三，中共究竟是如何建立一个庞大无比而又上下整合的党国体制？”（第37—38页）就这三个问题而言，第二个问题，即基层权力结构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作者第一本书研究和论述的内容，因此总体上说也是本书中议论较为充分和深入的一个问题，很值得一读。第三个问题是作者第二本书和其他几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尽管作者的研究未必全面，讨论也很有可争议之处，但大体言之有据，自成一家之说。然而对民族主义的问题，陈书的解释就很有些值得商榷之处了。

陈书对中共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关系的看法，大致可以用其结语中的这段话表述出来，即“从根源来看，中共毫无疑问是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大部分党员们是以民族主义为起点，走上马列主义的道路；一旦皈依了马列主义，又让马列主义回过头来影响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诠释。所以中共的民族主义中带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因素，从而有别于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在这里，作者提出了至少两种“民族主义”，一是“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一是“带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因素”的，“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第970—971页）。

1958年7月31日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秘密来访的赫鲁晓夫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用作者的话来说，是因为“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认同、情绪和立场，通常并无具体的政策内容。所以中共尽可以根据其马列主义的信仰和观点，提出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人士的政策内容”（第14页）。如果这一解释说得通的话，那么，世界上大概也就没有“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了。中共是“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那么国民党呢，自然就是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了。甚至世界上只要有一个党，一种主义，一种宗教，一种流派，怕是也都有一种民族主义了，因为它们各有各的信仰和观点，难免会“提出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人士的政策内容”。

正是因为作者的这种说法缺少合理的依据，陈书在解释中苏关系的问题上就不免遇到了麻烦。因为，如果肯定上面的逻辑，那么，同样是信仰马列主义，何以中共与苏联会分道扬镳，甚至反目为仇呢？对此，陈书在导言、结语以及正文中有四五处涉及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释，但读后并不能令人感到信服。

作者在一处的解释是说：双方因三面红旗而起矛盾，赫鲁晓夫“看到三面红旗带来的三年大饥荒后，冷嘲热讽，毫不留情，甚至直指毛泽东为旷古未有的大狂人”，毛的反应是指责赫“犯了严重千百倍的大国沙文主义”，并且“出卖社会主义的理想，把苏联带向了修正主义的错误道路”。结果“两人相互攻讦谩骂，犹如不共戴天的仇人”。（第736页）

1958年湖北武昌县“放卫星”宣布创下亩产13000斤奇迹

三年大饥荒是指1959，1960，1961这三年。“三年大饥荒后”，应当是指1961年以后吧？但在下面的说法里，两人“相互攻讦”的时间，又被提前到了1956年，提前了至少5年：

“中苏所以水火不相容，追究其原因，可以从两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着眼，也可以从两国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和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方法的差异来分析。但是，最关键的一个事实是，毛泽东亲自主控中共的外交政策，而他和苏共领袖赫鲁晓夫从最初见面开始便彼此深怀恶感。早在1956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已因为斯大林鞭尸（是不是应该写成‘斯大林被鞭尸’？——引者注）和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上的歧见，而彼此交互攻讦。”（第738页）

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斯大林像被砸毁

说1956年事实上也有问题。因为如果说毛、赫“最初见面开始便彼此深怀恶感”，那就应当是指1954年，而非1956年，因为两人最初见面是在1954年10月。但问题是，当时斯大林刚死，苏共中央新的领导人正在交替接班之中，地位严重不稳，极需毛泽东的支持，赫鲁晓夫带来许多“见面礼”，毛泽东也相当满意，双方如何会立即“深怀恶感”？甚至说毛、赫因为赫鞭斯大林尸事“彼此交互攻讦”，也与实情相距甚远。事实是毛对赫鞭尸虽感不安，但打破斯大林不可怀疑的神话，毛也还是高兴的，因此当年他对赫此举明显的是表扬多于批评。至于说这一年毛、赫对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产生歧见，似乎也有问题，因为对中国提前实现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并未见苏方当年表示过不满。

到写结语时，作者再度总结这一问题，又强调事情与“中共的独立自主性”有关，说是：

“从1950年代中期斯大林逝世之后，毛泽东鉴于农业集体化和私营工商企业的国有化政策出奇的顺利，开始改变其对苏共的看法。毛泽东甚至敢于冒共产阵营的大不韪，轶出苏联模式，采取大跃进的政策，抢在苏联老大哥的前面，大胆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因此触怒了对他本来便有恶感的新苏共中央，被痛诋为极端的中国沙文主义者。自反而不缩（何意？―引者注）的毛泽东则反唇相讥，发挥其‘与人斗争（应为与人奋斗——引者注），其乐无穷’的精神，严词批评苏联已堕落为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第970页）

1959年国庆节毛泽东、赫鲁晓夫和金日成等在天妥门城楼上

然而，中共的独立自主倾向，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就开始显现，到延安整风时已惹恼莫斯科，也并未破坏双方关系，何以这个时候就一定会闹出个分裂来？至于说毛轶出了苏联模式，抢在前面向社会主义过渡，引起苏方愤怒，同样不妥。因为苏联1936年就已经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共20年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未抢到苏联前面，苏共中央有什么理由感到不满？

引发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珍宝岛

中苏两党的矛盾摩擦乃至关系的最后破裂，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个人因素肯定有，但这种涉及党和国家关系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离开民族和国家利益，离开双方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立场，也不去讨论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理论冲突与争论，只是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两个人斗嘴的角度去解释，如何能够说得明白？

其实，陈书对中共民族主义问题解释的不尽周延与合理，还不止于此。由于把民族主义等同于一般政策，陈书在解释中共的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策略的关系时，甚至混淆了两者的内容。结果，“结语”第一节“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最后，我们看到了如下一段令人费解的结束语：

“中共最初根据阶级斗争的观念来界定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随着阶级敌人的逐一消灭和改造，中共越来越难从客观的矛盾来把握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了。1955年邓小平说，谁是富裕中农，很难认定，但只要看他是否反对农业集体化就应该不错了。中共本来便有谁反对中共党国体制，谁就是阶级敌人的倾向，但从此以后就越来越严重了。……这时，毛泽东和他指挥的中共党国体制透过阶级斗争已经取得了民族主义的桂冠，在中国大陆没有什么人敢问：到底中共所谓工农阶级的利益在哪里？毛泽东和中共党国体制是否真正反映所谓工农阶级的阶级利益，并继续以之来界定中共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呢？”

我不知道，有哪位读者能够明白作者在这里想要表达的观点。我能够了解的情况是，自19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共用以规定阶级成分的经济关系已经改变，继续根据客观上占有生产资料多少来划定敌对阶级已经成为不可能，结果，以思想言论的倾向来判断阶级敌人的做法逐渐盛行起来。但这与要不要“界定”或“把握”民族主义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只要我们细心一些就能够发觉，中共从来就是把“民族主义”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它都是严厉批判民族主义这一倾向的。它又如何会在意要不要时时“界定”和“把握”民族主义呢？依笔者看，民族主义不过是长期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大致相同的语言文化传统的人们，在感情上的一种认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然的情绪和立场。它与党派无关，更不因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变异。它可以表现在一种政策、一种方针之中，但却不可以把它和政策或方针完全等同起来。二战以后的历史显示，越是信仰马列主义的国家，相互之间民族主义的排斥现象也越明显，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共同尊奉的“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这种东西。同样，这种民族认同感及其由此而产生的民族情感，也只存在于不同民族交往之间，它同本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或党派斗争不发生必然联系。硬要把民族主义划分为不同意识形态的政策需要，我们就无法理解1945年的蒋介石和1950年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同样为中苏条约感情冲动，就无法解释中共与苏共之间为何会存在那样多的矛盾与冲突。⁽¹⁴⁾

五、写在结尾的话

从1990年代初起，笔者就经常在留意台湾学者评论大陆学者的书评。这些书评通常批评得很直率。并非评论者的意见都有道理，但笔者还是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样的话，即大陆的学者确实很应该看看这样的评论。

台湾的学者是不是也一样尖锐地评论他们自己的同行呢？很遗憾，在我近年所能看到的台湾近代史界的刊物当中，这样的评论几乎没有。为什么？据说是大家不愿意伤了和气。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轻易地发表文章和著作（据我所知，台湾学者发表文章和著作远比大陆学者容易得多），同时我们研究中的缺陷和错误又得不到及时的批评和指正的话，我们自己的研究水平是不是会逐渐因为自我满足而止步不前，甚至日渐退化呢？

陈永发教授是笔者的朋友，并且可以算是笔者的学长。在读过他的这本大著之后，笔者也有过片刻的犹豫。但我还是冒昧地把这篇明显有些挑剔的，并且不十分全面的书评写了出来。我很感谢陈教授同意我发表这样一篇尖刻的评论。我相信，善意的批评远比虚假的奉承更能使我们大家受益。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注释】

(1)如果考虑到郭华伦、王健民著作中附录的大量文献，陈书在字数上似乎还要远超过郭、王二位的著作。

(2)当然，“快”并不是评价一个学者能力的标准。麦克法夸尔教授花了14年才完成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但没有人不承认他在美国中国现代史研究当中的权威地位。

(3)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Ⅺ页；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0），1990年版，序文第4页。

(4)仅以其“第一部分”前言之后的开篇一章“整风运动的缘起及其初期发展”中第一节“中共中央权力结构的改变”而论，就有若干硬伤。如称王明1937年底回国后“建议洛甫辞职”，“在王明提出建议之后，毛泽东则顺水推舟，主张废除总书记一职，另采政治局常委领导制”，“自此以后，毛泽东则可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直接领导党务”云，就不实。事实是王明回国后从未提议洛甫辞职，毛泽东亦不曾建议废除总书记一职，中共中央也从未采用过所谓“政治局常委领导制”，王明回国所带来的中共中央领导方式的唯一变动，就是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指示，加强了书记处的地位，重新划分了各自的责任范围，但洛甫仍是总书记，直到1940年洛甫才主动辞去了这一职务。有关洛甫辞职的经过，可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319页，等。其他如毛泽东早就看重刘少奇，二人有“攻守同盟”，毛先是“支持”刘去恢复北方局，后“乘机派刘少奇到华中”“相机取得该地区的党政军大权”，“同时也派娴熟俄语的任弼时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进一步改善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以及参加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人名、议程及内容等，都有不实。怒不一一加以辩正。

(5)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9—40页。

(6)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20—222页。

(7)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32—133页。

(8)前引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152—154页。

(9)参见彭明、杨奎松：《李大钊政治思想演变的历史考察》，《近代中国人物》，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1985年，第82—117页。

(10)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8—10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12)如第68页三注，说李大钊用无政府主义弥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足一注，说青年毛泽东思想中有矛盾思想一注，说张申府融孔子、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罗素于一炉一注。随后引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毛泽东对陈独秀观点的看法时，却不做注释。

(13)徐焰：《第一次较量——杭美援朝战争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出版社，1990年，第22页。

(14)参见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八章（中国共产党观念中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从政治宣传走向学术研究中的曲折
——50年来中共历史叙述的演变及其问题

自1949年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至少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读本就出版了上百种之多，印数更是以千万计。说中共党史研究在中国各种历史研究当中独领风骚几十年，想不为过。但是，如果说到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成就，似乎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在50年当中，至少前30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很少学术研究的成分。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

首先应当说明，要在两三万字的篇幅内完整地说明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步与成就，不是笔者所能胜任的工作。而回顾50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历程，论功行赏排座次，更非笔者能力之所能及。因此，本文不能面面俱到，只想就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有关的研究状况表达笔者个人的看法；并且也不打算系统介绍反映这些进展的各种成果，只准备就笔者观感所及，集中讨论与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有重要关系的某些问题。若由此造成读者不能了解这50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全貌，甚至有厚此薄彼的感觉，笔者将深感歉意。但笔者的目的，不过希望此文能够让所有熟悉和不熟悉中共党史研究的读者，多少了解一点此一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和它走向学术化的那种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艰辛。如果多数读者读过此文后终于明白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何以至今未能尽如人意，知道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学术化程度有无可能进一步提高，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一

自1949年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至少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读本就出版了上百种之多，印数更是以千万计。说中共党史研究在中国各种历史研究当中独领风骚几十年，想不为过。但是，如果说到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成就，似乎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在50年当中，至少前30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很少学术研究的成分。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

说1979年以前中共党史有“研究”而少学术，是基于笔者对“学术”二字的理解。何谓学术？梁启超解释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¹⁾如何观察事物才可得“真理”并以为用？则非人人或时时均可为者，必须先有独立治学与实事求是二条件不可。换言之，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其独立性与科学性。没有“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却不计其功”的精神，即没有学术之存在。陈乐民先生有云：要求真学问，就必须能够并敢于“为学术而学术”，即“纯然地去采寻事之然和所以然。设若不是这样，在研究问题时或者随俗趋势，或者依凭一己好恶，或者存有事功之心，或者求‘保险’、‘稳妥’，于是便时然亦然，时非亦非，时作‘违心之论’，那便是为学之大忌，学人所不当为”。⁽²⁾“纯然地去求事之然和所以然”，可谓道出了学术研究之真谛。“纯然”，就是不为外力所左右，不受利禄所影响，且不因感情所蒙蔽，绝不为亲者、贤者、尊者乃至王者讳，也不因疏、劣、卑、贫而彰其恶；既不曲意暴露，也不存心护短，严格保持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到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就是要在搜集、验证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在分析和说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扎实的史料，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人和事放到当时特定的条件和环境当中，用发展的眼光，从历史的大背景来认识，既不能从今人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对人对事取双重标准，或简单地拿以一己一派的感情好恶先入为主地断定历史上的是非曲直，并用以支配自己对史料的选择和对事实结果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封面

这样一种态度，其实就是毛泽东也是赞成的。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的认识虽然始终受到其政治判断的影响，其理智上却从来都是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主张凡事都要实事求是的。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强调对中共党史必须“进行客观的研究”，研究“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的。⁽³⁾何才能做到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借用叶圣陶先生一句比较形象些的话来说，就是要“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自陷于是非之中，听凭主观情感左右自己的价值判断，虽然也可以研究，也可以有“成就”，却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更不大容易取得学术成就。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

以建国后最早出版的有系统的中共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例。它原本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胡乔木，于1951年上半年为刘少奇起草的一篇在纪念中共诞生3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因其较1944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完整地总结了三十年来中共党内的功过是非⁽⁴⁾，深为毛泽东所欣赏，故毛阅后当即指定改以胡乔木名义迅速发表。在这本高度评价毛泽东为“伟大的革命天才”的简明中共党史读本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党史自建国以后就已成为歌颂毛泽东战无不胜的正确路线和他在各方面丰功伟绩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宣传形式，与学术研究已没有多少共通之处了。其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宣传共产党的丰功伟绩；第二，强调毛泽东一贯正确，而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均来自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和他坚持不懈地同各种错误路线、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第三，以毛泽东的著作解读中共历史。⁽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封面

在建国伊始就由中共宣传部门主要的负责人来发表这样一部中共党史著作，虽然多少有点事出偶然，却也是事出有因。几乎所有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历来对斯大林评价不高，并且心存怨意，但他却高度重视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自延安整风时起，该书就被评价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并被列在党的高级干部必读书之榜首。而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其实就是两点，一是大兴斯大林个人崇拜之风；二是以路线斗争为线索诠释党的历史。该书最令人瞩目之处还在于其高度权威性，凡权力所及之处，一切事关党的历史的解释，都只能以此书为准，不能有第二种说法。十分明显，革命年代的毛泽东，在那种特殊环境下，对斯大林如此做，是相当赞同的。

1949年10月2日毛泽东亲笔题字的个人照片

毛泽东推崇斯大林的这种做法，在延安整风时首先是基于统一全党思想的考虑。因为从克服党内对莫斯科权威的迷信的角度，当时确实存在着树立毛泽东权威的必要性问题，怎么树？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历数党的历史，根本解决应该以谁为正统的问题。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仿照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方法，通过正确与错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对比，来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正统地位。⁽⁶⁾而此例一开，在1949年以后，当中共取得如同苏共一样一统天下的执政党地位之后，进一步模仿斯大林的做法，写出一部更系统的类似《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的中共党史教科书，自然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毛泽东讲过：“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⁷⁾经过铁与血的战斗才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突出宣传自己的胜利，并希望通过宣传自己一贯为民造福的业绩来换取人民的长久拥护，这不难理解。问题在于，这个时候尚没有人了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实是集粉饰、歪曲，甚至伪造历史之大成，以其为楷模，中共党史难免也要落入其沉浮的怪圈。

正是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胡乔木的这个小册子一出来，很快就成为以后有数的几种不同版本的中共党史著作的范本。在此之前，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曾一度令人瞩目。胡书乃由吴玉章耳提面命，继承了张闻天延安时期所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史论结合的写法。⁽⁸⁾但胡乔木书出来后，中共党史基本上就进入以论代史的时代了。受教委委托，何干之主编的最典型的以论代史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从此成为最主要的教材。⁽⁹⁾新讲义的特点是“以乔木同志的书为经，以伯达同志的书为纬”，同时参照毛泽东的著作和党报各个时期的社论，基本上是史从论出。⁽¹⁰⁾此后的中共党史读本竟无一例外地也照此办理了。而且，随后出版的这些中共党史著作，特别是稍晚些受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那种政治气氛影响的著作，在对毛泽东的颂扬和对路线斗争的强调方面，经常不受胡书的局限。特别是涉及到那些所谓“错误路线”的代表，不少书批判否定之不遗余力，更是胜过胡书许多。⁽¹¹⁾但它们不过是进一步夸大和突显了胡书政治宣传的一面而已，并非是因为有了更个性化的史实上的深入研究。

与此同时，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宣传部、教育部等就陆续作出规定，强调要“通过党史宣传与教育，帮助人们了解党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系统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增强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¹²⁾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史更是很快就以“政治理论课”的形式进入了各高等院校和专科学校的课堂。先是规定学习毛泽东的有关文章，然后是规定学习中国革命史，之后则规定直接学习中共党史。对党史的学习，逐渐更普及到各行各业。中共党史自此在形式上也彻底脱离了历史学的范畴，以至二三十年之后，即当中国大陆普通学者已经多少可以从个人的角度，而非从组织的角度独立地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之后，不少人干脆搞不清它究竟是属于理论宣传呢，还是也可以算做一门学问；如果它也应该具有科学的性质，可以算是一门学问，那么它究竟是应当属于政治理论呢，还应当属于历史学。

把中共党史等同于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伴随着中共路线及政策的变换，以及随之而来的党内斗争的起伏与发展，中共党史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时然亦然，时非亦非”的怪现象。这种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即开始清楚地表现出来。从批判历史上的两条军事路线，到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投降，人物臧否备受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市委主持编写的新的中共党史讲义，干脆提出“一根红线”的观点，不从中共上海发起组开始讲党史，要从韶山冲开始讲，不要说陈独秀不能讲，就连李大钊也不能多讲，否则就有“抬李压毛”之嫌。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这种现象更是恶性发展，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在毛泽东之前或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中共党的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书中或者被隐去姓名、事迹，或者都成了反革命小丑，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一项成功，不管有无事实依据，统统记在了毛泽东的头上。所谓中共党史终于也成了典型的个人崇拜史，成了毛泽东与一次又一次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毛泽东的名字在一本两三百页的书中能够出现数百次之多。不仅如此，中共党史还成了一种政治晴雨表，谁在台上就捧谁，谁下台就骂谁。党史教科书翻来覆去地改写。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共党史的作者就大书特书，居然连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也改成了林彪与毛泽东在并冈山会师。林彪叛逃摔死，中共党史的作者马上就大批特批，把林彪从头到尾都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连同林彪过去的战功也一笔抹杀。⁽¹³⁾类似的现象不一而足。如果说开粉饰、伪造历史之先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斯大林在世时一以贯之，多少还能给人一种虚假的真实感的话，中共党史在毛泽东在世时就已经是翻天覆地，让人无所适从了。在这里，历史真的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政治也者，时与势之术也。时过境迁，势去道移。由于政治本身必须应时应势而变，政治宣传的内容通常都只具有时效性。不是宣传不重要，问题是简单地把中共党史同需要应时而变的政治宣传等同起来，难免因其过分具有宣传意味或变来变去而严重贬损其自身的价值。《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成为世人笑柄，“文革”中中共党史被人涂来改去的可悲命运，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将历史问题简单地政治化绝不是一种好的做法。因为人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凡是公开宣传的中共党史就一定不会太真实？20世纪80年代书肆坊摊上畅销的各种粗制滥造的“揭秘”史学的流行，最典型地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关于中共党史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低，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一位作者在文章中就公开讲：“1921至1949年的中共党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可谓辉煌灿烂。……相比之下，研究这一时期的党史著作却是淡然无采。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青年学生对此类著作表示生厌。”因为“此类著作的绝大多数结论不是来源于作者个人的分析，而是采撷于某人讲话、某项决议、某次会议”，“其目的也不是如一般史学家对历史进程进行描述或分析，而是拿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教”⁽¹⁴⁾。实际上，相当多的党史学界人士也持有几乎同样的心理。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国史研究等其他相近的现代历史研究天地被打开，“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的状况被打破，甚至不久后高校中共党史课程也被取消，改为中国革命史课程，结果是许多中共党史教师纷纷“跳槽”。事实证明，那些基础扎实又较早改了行的研究同仁，多数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不少人成为一个方面的学术带头人。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虽然改革开放了，中共党史在一些年里也还是没有脱离泛政治化的轨道，不仅学生没有多少学问好学，教师也实在没有多少问题可以研究和发挥。因为，既然是政治理论课，自然就是宣传意识形态，因此也就有观点问题、立场问题、倾向问题等等使独立的学术研究动辄得咎的政治障碍；自然也就难以在真正意义上做到独立治学和实事求是，难以切实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不仅是教中共党史的教师，就是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最牢靠的“学问”还是熟读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因为至少1949年以前所有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的解释，几乎都可以从那里面找到说法。

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在经历了同“两个凡是”观点的胜利斗争⁽¹⁵⁾，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之后，中共党史学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仍然存在这种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现象，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党史界与全党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已经开始了思想解放的进程。那些主张必须照《毛泽东选集》的观点研究和宣讲中共党史的人，在公开的文章和讲话里其实也是反对“一句顶一万句”的观点的。他们通常也讲，过去“假党史”的表现之一，就是“把领袖描写成‘先知先觉’”，“说什么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只是，在他们看来，“假党史”只是指特定的“文革”而言的，批评“一句顶一万句”不等于说那些已成定论的中共党史问题有必要另出新的说法。毕竟你一个学者、教师不可能比毛主席、党中央更高明吧！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共党史仍旧属于“政治理论课”，即仍旧属于党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情况下，不要说让党史教师和党史研究工作者完全改变唯上唯书的习惯不容易，就是让上级主管部门承认“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同意将中共党史的宣传与研究分开，事实上都很困难。关于要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正本”，以统一党史宣传和教学口径的说法，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提出来的。当然，随着全党、全国都开始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进程，中共党史研究崇尚实事求是，走向学术化，也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记得关于编定“正本”的说法刚一出来，虽然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必要，却有不少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在各种场合表示异议。他们认为，在提倡思想解放，强调实事求是的大好形势下，中共党史研究正在开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历史问题需要重新研究和“拨乱反正”，这个时候急忙“定于一尊”，不可避免地会阻碍今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人和实事求是精神的贯彻，不利于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进程。毫无疑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意见产生出来，就是因为在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上，自1979年以来，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走向学术化的新气象。

二

历史研究本身既不是为谁找说法，也不是为谁讨公道。所谓“拨乱反正”，不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历史研究的一种附带的功效罢了，它并不是历史研究本身应有之义。但20世纪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阶段。好在这种“拨乱反正”对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推进，是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的。这是因为，不管人们怎样理解这四个字，当时的所谓“拨乱反正”，实际上并不仅仅是针对“文革”中那些胡编乱造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而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建国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背离实事求是精神的错误倾向而来的。比如研究者们不仅为刘少奇、瞿秋白等大批在“文革”中备受冤屈的党史人物鸣不平，而且也提到了大量“文革”以前就久已存在的问题，像为彭德怀等人正名；写五四运动主张要肯定陈独秀的功绩；写中共一大的代表主张应不回避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的名字；写广东农民讲习所不能只讲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还要讲以前的几期及其主办人，以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不能只谈毛泽东一个人的作用，如此等等。⁽¹⁶⁾不过，主要从拨乱反正的角度来研究人物及其历史，难免会较多地侧重于政治评价。而过多地从政治评价的角度来研究人物，必然存在着掌握政治标准或宽或严和不易避免掺杂感情因素等问题，研究时容易太多地纠缠于“左”右对错的争辩，或者忽略研究者应持的客观平实的学术态度，或者因政治本身的局限而使研究无法深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讨论最热烈的陈独秀问题，就反映出这种情况。

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

中共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

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

中共第四任总书记博古

中共第五任总书记张闻天

中共第六任总书记毛泽东

关于陈独秀早期作用的评价，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是这样说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激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¹⁷⁾

胡乔木在这里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对一个事实的认定，即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即被推举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第二层意思却是囿于长期以来关于陈独秀“右倾投降”导致中共在大革命失败的观点，着意在政治上对陈独秀的早期作用加以限定，即强调陈“五四”时只是“激进的民主派”，虽然后来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但“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仿佛这样就可以证明，陈独秀后来为什么会走到“右倾投降”的地步。

这样一种议论的方式，与后来盛行的“出身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就是凡是在中共历史上犯了这样或那样“错误”的人，不论其是否有贡献于这个党，都必须与党的正确路线划清界限，并且要追根溯源，断定其所犯错误并非偶然，一定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甚至阶级根源。陈独秀大概是中共党史中这一逻辑的最早的一位受害者了。胡乔木的这个说法延续了几十年，但陈从“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干脆变成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则纯粹是中共党史界进一步的演绎了。就连陈之当选中共领导工作，后来也被说成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缺乏经验”和过于“幼稚”。而为了避免人们由此推导出其他结论来，“文革”中的党史著作中还不得不专门补上一句，说是“这丝毫也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党正是在逐步清洗自己队伍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过程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¹⁸⁾。

有关陈独秀的政治评价问题，严格说来不是历史学范围内学术研究必须讨论的课题，但这种人物的政治评价严重妨碍正常学术讨论的展开，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当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中共党史学界中很快就有人提出了新的看法。1979年2月，中共党史界即就此召开讨论会，会上虽然有人仍坚持认为陈独秀不仅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但已有不少人提出，陈独秀在五四后期，即建党前后“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了，他“已经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成为我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¹⁹⁾。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会后，国内几十种社会科学杂志和学报，都不约而同地就此发表了研究论文。⁽²⁰⁾除了极个别的文章坚持陈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几乎所有文章都持同一口径，即肯定五四后期建党前后的陈独秀已经“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²¹⁾在几乎同一个时期，各期刊如此集中地发表如此多的有着几乎同样观点的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文章，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同中共党史中其他一些更敏感的问题相比，围绕着陈独秀早期作用的评价问题所展开的这场讨论，对推进中共党史学术化的进程影响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上述说法看似较新，却未必与胡乔木的看法有多大的抵触。因为这时几乎所有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文章都异口同声地重复着胡乔木关于陈“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以便表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脱出权威的轨道。而事实上，从后来公布的胡乔木文的过程稿显示，胡在最初起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时，原本也没有否定陈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肯定陈当时已是“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了。后来仅仅是因为考虑到“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与“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说法易生歧义，才在毛泽东的赞同下，把那个“最”字取消，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换成了“社会主义宣传者”这种语义含混的用词。⁽²²⁾也就是说，包括毛泽东在内，“最高权威”未必认为陈独秀在创建共产党的时候，以及在成为党的领导人以后，还是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因此，虽然肯定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属于拨乱反正，但这在当时确实也很难说在学术上有多大的突破。

在陈独秀问题上的“雷区”，最主要的是他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的问题。因为，无论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还是在《毛泽东选集》当中，对此都有过很尖锐的批判。《决议》中明确讲：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除了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叛变、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联合的力量过于强大以外，“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²³⁾。什么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英明指示呢？这主要是指1927年那个主张马上大规模武装工农的所谓“五月紧急指示”。而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则主要是指毛泽东等人当时强调两湖农民运动“好得很”，否认农民运动（也包括工人运动）“过火”的文章。

突破《决议》和《毛选》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即使在80年代初，一些学者已经在尝试着这样做了。陈独秀是否应该像《决议》和《毛选》中所说的那样承担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呢？向青1979年即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了异议。他显然不同意关于陈独秀因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指示而导致革命失败的说法，认为这是对当时情况“没有历史地科学地加以分析”。他强调，那个时候中国党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共产国际代表则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化身，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示工作是共产国际章程所规定的。所谓陈独秀的错误，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指示和纪律的问题，而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的问题。因此，他提出：“我们在党史上所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把共产国际的错误加在了陈独秀的头上，而且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国民党内的苏联顾问——魏金斯基、鲍罗廷、罗易等等所做的错事也都一股脑儿加在了陈独秀的头上。”⁽²⁴⁾建国初年就曾接连出版过有关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方面中共党史著作的廖盖隆，次年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过去所说的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多次应该反击国民党右派而没有反击，其实是和共产国际把主要希望寄托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指导方针，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苏联顾问的主张有关的。特别是大革命进入后期，即1927年上半年以后，形势变化很快，情况错综复杂，莫斯科在几千公里之外遥控指挥中国革命，要及时地正确地指导实际斗争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时有些指示是对的，也来得太晚了。“例如共产国际曾建议我们党武装工农，但是革命都快失败了才来建立武装，怎么来得及呢？”⁽²⁵⁾

刘少奇

1980年，《党史研究资料》第5期发表了刘少奇1937年的一封信，题为《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其中突出谈到了1927年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运动“左”倾的问题。这大概是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党的高级领导人批评大革命后期“左”倾错误的文字。刘少奇在信中举例说明了这种“左”倾的种种严重危害，特别指出，正是由于这些“左”倾的做法，不仅破坏了统一战线，使党和工会陷于孤立，而且加速了革命的失败。⁽²⁶⁾显然是受到这封信的观点的鼓舞，一些长期以来对所谓陈独秀压制工农运动，指责工农运动“过火”导致革命失败的说法抱有疑问的学者，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比如，郭绪印在当年就发表文章认为，过去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等高等学校中共党史教材中关于“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一贯否认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农民的革命斗争”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陈独秀指出农民运动中存在大量“过火”行为，“是尊重客观实际的”，并非像一些教科书所写的那样，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农民运动的污蔑”。问题在于，我们过去总是对如实地汇报情况，提出意见的同志，动辄扣上什么“阶级立场”、什么“右倾投降”之类的大帽子。⁽²⁷⁾

对《决议》和《毛选》的这种突破，之所以没有遇到特别的“关照”，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论者都没有否认陈独秀存在有“右倾错误”。在承认这个基本认识的前提下，说明共产国际也有错误，工农运动也有“过火”表现，相对来讲这个突破就只是局部的，不大容易触“雷”。相比较而言，富田事变问题的重新探讨和结论的改正，则是这时对《毛选》中已有历史结论的一个更具典型性的突破了。

富田事变长期以来被说成是江西苏区内部暗藏的反共组织AB团策动的一场反革命事变。通常所说的经过是：1930年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奉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之命率红十二军一连士兵，前往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富田去抓AB团分子。后被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带部队将被捕的上百名AB团分子抢回，并杀害了拥护毛泽东的干部群众上百人，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这一事变很快被平息。《毛选》据此多次提及这个AB团，并讲到AB团在富田、东固一带对群众影响很大，导致群众与红军对立。其注释中更明确讲： “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内的反革命特务组织。”⁽²⁸⁾

苏区内肃清AB团标语

然而，1979年底，《江西大学学报》登出戴向青的《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一文，对富田事变的性质做了完全不同的说明，明确认为这场事变并非反革命事变，对事变参与者的镇压是严重的肃反扩大化。随后戴向青又进一步写出《富田事变考》，对所谓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上百名拥护毛泽东的干部和群众的说法进行了具体的考证，说明此说纯属子虚。根据戴向青的深入调查与研究，证实所谓富田事变完全是一起冤假错案。实际情况是，因开除毛妻贺子珍妹夫刘士奇等问题，当时担任总前委的毛泽东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省苏维埃领导人之间一直存在矛盾，毛误信省行委内有所谓AB团的谣言，于1930年12月3日派李韶九带部队去抓省行委的领导人，李又用逼供信的手段逼出一连串假口供，逮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刘敌得知此情况后，率独立营将被捕人员救出，并认定此事为毛泽东所为，故次日的士兵大会上，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省行委派常委段良弼前往上海向中央诉说事变详情及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段将报告送到并与博古等谈话后，即不知下落。而六届四中全会后新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却作出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并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中央代表团4月中旬到苏区后，即将已认定富田事变为党内矛盾的代理书记项英免职，代之以毛泽东。结果便发生了一系列镇压行动。先是原省行委及参与事变的刘敌等红二十军干部被如数逮捕处决，三个月后更将红二十军调至于都平头寨，把近800名排以上军官全部杀害。而后开展的所谓“肃反”工作中，据有关部门统计，有大约7万人被冠以所谓AB团分子的名义而杀害。⁽²⁹⁾

在中共早期历史上，这大概是最骇人听闻的一起大冤案了。其实，毛泽东本人对此也不是毫无认识。还在1956年，当斯大林问题披露以后，毛本人也几度从教训的角度提到过富田事变和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承认当时搞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假口供。言外之意，这一事件确有冤情。只不过，事情过去多年，毛没有考虑过公开纠正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戴向青等重提此事，由于一开始就得到了从江西省到中共中央许多从苏区出来的老干部明确支持，因此没有遇到太多的阻力，中央组织部并组织力量就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做好了公开平反的一切准备。1989年平反文件起草完毕，不想意外地赶上一场政治风波，此事随即被束之高阁。好在1991年新版的《毛选》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此还是有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说法。当然，两者的写法还是有些区别。《毛选》新写的注释态度含混，称：“从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开展了肃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给人印象好像当年反AB团的斗争还是对的，只是斗争扩大化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则比较全面地吸收了戴向青等人的研究成果，并且肯定“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封面

20世纪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因为，中共党史上的这种突破，经常并不完全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往往会涉及方方面面。富田事变问题就反映出这种情况。但富田事变毕竟过去了五六十年，受害一方的当事人在位的几乎没有，换到其他一些问题上的情况就复杂多了。比如，西路军问题，虽然也有许多“老同志”支持，但由于中共中央过去就这个问题有过专门的决定，又有大批当事人在位，虽然无所谓“平反”问题，解决起来还是相当艰难。

西路军问题的核心是“张国焘逃跑路线”的问题。由于张国焘于1935年10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坚持退往西康，并另立中央，因此被指为退却逃跑路线。按照《毛选》中的说法，“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选》并且在注释中具体解释说：“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³⁰⁾

一度另立中央的张国焘

对于上述说法，《党史研究》杂志1982年第1期发表署名严实的文章，首先就所谓张国焘擅自将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并令其渡过黄河向青海西进这一史实做出考证。文章指出，西路军的组成是在渡过黄河之后，而非在此之前；渡河后是向甘肃西部河西走廊，而非青海；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也并非是张国焘“擅自决定”，而是根据中共中央宁夏战役计划，按照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指示行事的。⁽³¹⁾这一考证已清楚显示《毛选》的说法在史实方面存在明显的错误。

1983年，参加徐向前回忆录整理工作的丛进接连发表文章，进一步对《毛选》有关内容提出质疑。文章指出：“上述断语和注释，是多年来党史界论述西路军问题的依据，也是一些革命回忆录的基本口径。有些党史著作和文章并有所发挥。……至今，全国各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史讲义的说法也大致如此。”但不仅上述不是事实，而且西路军本身的任务也是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不能说是“按张国焘的错误命令沿甘肃走廊西进”。文章并且特别就《毛选》中提到上述断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成文时间表示怀疑。因为，此文标明成文于1936年12月，但文中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和有关西路军失败的结论，都明显地与成文时间不符。与丛进文章同时发表的竹郁的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则比较全面地讨论了西路军问题的来龙去脉。文章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与张国焘的逃跑路线无关；第二，红四方面军西渡是根据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按照宁夏战役计划所采取的作战行动，并非执行张国焘的“西进计划”；第三，西路军的失败除敌我力量悬殊、环境困难等客观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西安事变后它担负着牵制配合河东中央红军作战及国共谈判的任务。西路军未能及时突向新疆，而是在条件极端不利的河西走廊浴血鏖战，创造完全无法实现的根据地，是服从中共中央全局部署的一种结果，并非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行事。⁽³²⁾

但是，丛进、竹郁的文章，以及随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陈铁健的《论西路军》⁽³³⁾一文，显然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刊登竹郁、丛进待文章的这一期《党史研究》未及全部送到读者手中即被要求收回，《历史研究》也因此被要求今后不要刊共党史方面的文章。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中，这是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干预。⁽³⁴⁾其实，这种干预是否必要，着实令人怀疑。因为随着大量新的史实的发现，几年之后，即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时，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也还是被接受了。尽管毛文中的说法难以改动，改写的注释却对西路军给予了全然不同的评价。新的注释称，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师后，“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于一与张是这。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九三七年三月失败”⁽³⁵⁾。新的注释肯定西路军执行的是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国焘路线无关，这在事实上就否定了毛文中关于“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的说法。

西路军官兵横尸荒野

三

把历史研究与许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是困扰20世纪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只不过，并不是所有这一类的问题都被定为研究禁区的。这个时候有些禁区是被明文限定了的，比如有关西安事变问题的研究，就有很长一段时间被严格限制，据说是因为张学良当时在台湾还未完全恢复自由，怕对张不利。而有的问题是深入研究之后引起某些方面的重视才被定为禁区的，比如有关20世纪30年代中央特科问题的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一度广泛征集史料，后来却被禁止发表深入的研究成果，据说是担心有负面影响。不过也有另一类与现实联系也很密切，并无禁令的问题，研究起来也备受困扰。比如围绕着皖南事变问题发生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总共7000人被国民党军围歼，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等被叛徒杀害，这是中共在抗战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事变刚刚结束，许多情况尚未来得及调查和汇集，中共中央当即就通过了一项决议，严厉批评新四军政委项英自抗战开始以来就与中共中央存在着政治原则和军事方针上的分歧，“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做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而项、袁（国平）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决议认为项英不仅“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且像张国焘一样犯了不服从中央的组织错误。⁽³⁶⁾再以后，随着延安整风将王明树为右倾投降主义的党内代表，项英则进一步被定性为王明路线的主要追随者。

项英、周恩来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合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着如何认识项英错误，以及如何看待皖南事变的问题，很快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最富戏剧性的，是作家黎汝清的大胆介入，并尖锐批评党史工作者把一潭清水搅混了，不仅断言项英要对皖南新四军失败负全部责任，而且抛出一个项英的“三山计划”来，说历史不仅要研究资料，而且要研究心理，史学界过去不仅不研究心理，就连资料的研究都是各取所需，不少根本就搞错了。他认为，项英选择南下茂林根本就是抗拒中央关于要他到江北敌后去与陈毅部会合的方针，打算拉上部队南进到国民党后方大山里去的冒险计划。⁽³⁷⁾此说一出，更是引起中共党史界大哗。

对皖南事变负有责任的新四军政委项英

所谓中共党史学者把清水搅混的说法自然是极而言之，但研究皖南事变的党史工作者在资料引用上容易各取所需，感情的倾向性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却是时有发生的事情。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当年在江南项英领导下和在江北陈毅、刘少奇领导下的许多新四军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到争论中来，或者对争论的一方给予支持。结果是把一个历史问题搞成壁垒分明的样子，甚至你有你的阵地，我有我的阵地，研究者不沾皖南事变问题则已，沾则往往会弄成一方称道，而另一方驳斥的复杂局面。⁽³⁸⁾

陈毅、曾山、谭震林等合影

刘少奇、陈毅与奥地利医生合影

类似皖南事变这样的情况，在中共党史上自然远不止这一个。西北局的历史问题、东北抗联的历史问题等等，都与皖南事变的问题没有什么两样。任何一篇涉及这些问题的研究文章，都可能引起一场“官司”。于是，也就有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说法。就这种事情看起来，似乎也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经常涉及许多活人的利益。一个富田事变，对立面几乎不复存在，调查研究工作还反复进行了十年之久，弄到最后还是未能发出一纸平反令，又何况那些直接关系到当事双方利益人的事件呢？

由此不难看出，完全无视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二，一是它是当前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历史，二是它距离今人太近，一个说法的改变都可能触动某些部门的神经，或者影响到某些在位者及其相关亲友的感情和利益。也正因为如此，现实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也就很难完全避免。为此，在一些过于敏感，涉及今人过多的问题，保持某种适当的谨慎似乎并不为过。不过，换个角度来考虑，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也就使得中共党史中存在的疑点、难点和需要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问题较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要多得多。只要不去触动那些明显的“雷区”，肯于从史实的角度去钻研，它也还是能够给普通研究者提供大量出成果的机会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学者们在许多基本史实的研究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建国30多年来，注重宣传中共党史，却连中共党史上的许多基本的史实都没有设法去弄清楚。包括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及其活动的情形；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代表人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工作的情况及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提出的经过；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华及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时间及其经过；三二○事变发生的原委；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经过；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所谓十万农军围长沙的问题；八七会议的情况；十一月紧急会议的情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赣南会议的情况；宁都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内容；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及会后传达的内容……几乎所有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史实，大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才基本上弄清楚的。用“丰硕”两个字来形容改革开放2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史实研究方面的收获，无论如何都是不过分的。而中共党史学术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些深入的史实研究来推动的。

史实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中共党史学科性质的最后界定。论从史出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以往那种“穿靴戴帽”式的以论代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自然愈来愈多地受到了冲击。比如以往在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共党史时，势必要对王明和共产国际加以批判，有的文章甚至连1935年的《八一宣言》也给捎上了。凡是王明和共产国际关于主张联合国民党的言论，都统统以妥协投降视之。而为了强调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对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一切主张都要戴上“右倾”的帽子，因而任何认为中共中央受到过共产国际影响的说法都不能被接受。至于1937年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议派王明等人回国，就更是被许多人怀疑是要夺毛泽东权的重要政治步骤而严加斥责。⁽³⁹⁾对此，有学者接连发表文章，从史实上对于一些缺少史实根据的说法一一加以辨正。此后出版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更系统地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在30年代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做了正面的说明，对一般党史书中所谓毛泽东1937年底到1938年初坚决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的说法，也依据史实重新做了解释。⁽⁴⁰⁾这些研究显示，对党史上某些人物，不能简单地照搬当年政治批判的语言，动辄冠以“××主义”的政治帽子，而应当严格地依照史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并采取双重标准，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就像我们在过去的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那样，“好人”、“坏人”一目了然。只不过，在中共党史的文章和著作当中，人们不是通过那些刻意丑化的形体和语言来表现“坏人”，而是通过大量具有贬损或批判意味的政治术语（即所谓“帽子”）和作者“无限上纲”的归纳法来描写他们。说“好人”，一切都好，即使有严重错误，也要再三肯定动机好；说“坏人”，一切都坏，即使动机未必不好，也一定要按照“动机效果统一论”将其动机解释成居心不良。党内斗争如此，国共斗争也是如此。中苏关系恶化后，涉及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关系的写法同样如此，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其党性原则和阶级立场。殊不知，在历史研究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只能是越研究越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越研究离历史真实越远。

举一个写“好人”的例子。长期以来，写中共三大以及写陈独秀三大后提出所谓“二次革命论”经过的中共党史读本，大都强调当时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因为他既反对陈独秀的右倾，也反对张国焘的“左倾”。⁽⁴¹⁾毛泽东当时真的是既反右，也反左吗？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史实上的依据。而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研究者并不是不知道毛泽东当时发表过一篇《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其中所表露的观点与陈独秀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而后来马林档案所记录的毛泽东当时的谈话，更清楚地显示了毛泽东与陈独秀观点相近的情况。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家依旧视而不见，没有人提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好像它根本不存在。即使有人注意到当年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在回忆中引用了当时批评毛泽东这种倾向的信件，也断然拒绝相信这是真的，主观上就判定了它是伪造的。

再举一个写“坏人”的例子。仍以上述对王明的评价为例，一些著作在讲到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和回国后一段时期的表现时，基本上无视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和召开后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所做的积极工作。多半仍旧是一个“上纲”三段式：先认定王明是“坏人”，扣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然后在王明的文章中断章取义地找出几句可以归结为“右倾”言论的词句罗列出来，最后经过一番如此这般的分析，便得出王明美化、抬高蒋介石国民党，要共产党向国民党妥协投降，把政权和军队让给蒋介石这样一个吓人的结论来。⁽⁴²⁾其实，哪怕稍微客观一点，我们就不可能从王明当时的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更何况，在当时统战的条件下，共产党领导人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讲的是一回事，心里则往往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些考虑有时只有在一些内部的高层会议讲话里才能看到。奇怪的是，当人们主观上认定某某人是“坏人”以后，经常是连读他的讲话的感觉也变味了，眼睛里只剩下那些可以被视为有问题的词句了。很显然，有些研究者是读过王明这时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的，但却只是注意到他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没有注意到他紧接着所讲的：因此，现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红军的独立性，第一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30万。他们只注意到王明说：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却视而不见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加强国共合作是争取将来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的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⁴³⁾。很显然，如果我们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王明的文章和讲话，是不可能得出那些吓人的政治结论的。

四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多数中共党史研究者在这方面变得客观多了，尽管许多人很少受到过史学训练，但中共党史不属于政治理论，而属于历史学的大局已定，中共党史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开始大量接触史学研究的方法与规范，因此不少著作文章的写法明显地减少了许多武断的定论，而多了几分依据史实的分析。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在谈到王明的问题时，就没有了关于王明要把政权和军队让给蒋介石之类让人感到太过武断的结论。它们在分析王明的问题时只是强调：第一，王明当时相信抗日必须依靠国民党，因此“眼中只有国民党，好像为了抗日，就只能一切听从国民党，唯恐得罪国民党就会造成破裂，于是只强调团结不讲斗争”；第二，王明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而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这就对王明这样的人起了强烈的影响”⁽⁴⁴⁾。这个分析虽然不足以解释书中为何仍要将王明问题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的理由，并且也不足以让读者了解王明当时的真实想法，但它起码让人觉得比较合乎情理了。

把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以及新版《毛泽东选集》注释，同以往的中共党史读本和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加以对照，可以很清楚地看出20世纪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所取得的一些重要的进步。引人注目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新的史实的研究方面，一个是在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已经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以史实叙述为主的著作，不再是过去那种“政治理论”读物了。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包括《毛选》在内，也特别强调了“客观和准确”的问题，即使不得不做政治评价，也力求语言平实，故大量删去了诸如“早年投机革命”、“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忠实走狗”之类明显带有丑化意味的政治断语。⁽⁴⁵⁾而对于学术界来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研究上最为重要的一个进步在于，80年代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提出的“正本”的概念，这时已经不复存在了。包括80年代中共党史界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关于一切教学与研究都不应违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说法，进入90年代以后也很少能够听到了。尽管，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仍旧是一种“组织行为”，其目的也在宣传介绍，不属于学术研究范畴，但不坚持“定于一尊”，不人为地设定一个禁止前进的界限，即使这种“组织行为”存在任何缺陷或不足，都不至妨碍学术研究的继续和深入。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的角度，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提及的情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是更多的研究者转到研究1949年以后的问题上去了，影响到有关方面也把更多的关注集中到1949年以后的问题上去了，有关1949年以前中共党史的研究，因为与现实牵涉甚少，因而研究禁区也明显减少。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学术化，显然颇为有利。当然，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重心转移，也影响到有关1949年以前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较前十年为少，再加上大多数题目80年代已经做过，结果是许多所谓新的研究成果对以往研究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出现大量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不过，比较而言，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应该说还是很引人注目的。例如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⁴⁶⁾虽然，作为一种“组织行为”，该书不可能非常全面地反映周恩来的一生，另外上卷中也还有一些史实上的讹误（全传已做了部分订正），但一本官修领袖传记，能够运用大量常人难以见到的档案文献史料，在写法上、分析上，以及史料引证和注释上，都能够做到基本上严谨可靠，这足以显示出20世纪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无论是毛泽东生平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研究、中共对国民党的策略研究、陈独秀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具有个性化的、能够反映学者独立治学、独立思考的“不同的声音”。⁽⁴⁷⁾80年代的一些研究禁区已经被突破。如80年代末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肖延中的《历史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及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90年代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戴向青、罗惠兰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等，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当然，即使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在整体上仍不能同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的水平相比，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什么样的中共党史著作文章才算是真正具有学术水准呢？不能给人们提供重要的符合历史真相的新史实和新观点的研究，只是修修补补，或讲些抽象的“意义”，题目再大，角度再新，也是炒冷饭，谈不上学术价值。这一点，相信中共党史界的学人一般不会有太多的异议。问题是具体到研究工作当中，许多研究者往往习惯于论述种种“思想”、“意义”、“贡献”、“作用”之类，而不能够发掘和提供多少新的史料和新的史实。中共党史研究既然公认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其衡量学术水准高低自然不能离开对研究者史学训练及素养的判断。⁽⁴⁸⁾对此，不少中共党史研究者似乎也重视不够。因为他们往往相信弄清历史事实很容易，关键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因此，似乎很少有中共党史学界中人谈史学素养和史学训练如何重要，大家谈得更多的都是如何把中共党史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上来。胡绳先生就讲：“历史事实的真相是需要弄清楚的，不弄清楚就谈不上进行科学的研究。……但弄清事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没有经济学的修养，不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⁴⁹⁾这本书反映出中共党史学界对史学训练远不如对理论训练重视。

不错，中共党史研究者大都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能力。没有这样一种素养和能力，对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语境都弄不明白，不可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但是，中共党史既然是一种历史，并且是处于极端复杂环境中的一种历史，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就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专门的知识和素养。而我们过去许许多多中共党史的著作文章之所以总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它们往往只是凭借着几条自认为最有意义的史料就敢于高谈阔论，轻率地得出结论，甚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去分析、归纳和演绎，去讨论什么必然性和规律性。殊不知，弄清事实固然是历史研究的“开始”，但历史研究的一切结论却都是建立在这个“开始”之上的。要想弄清事实，就必须具备史学的一般素养，比如占有史料要全面，运用取舍要合理，引证要准确，注释要规范，等等。

弄清史实之不简单，关键还在于研究者是否有一双治史的眼睛，这就涉及史学界所再三强调的态度要客观，视野要开阔，史料诠释要合乎“当时之实事”等标准了。前引胡绳先生那段话的秩序颠倒一下，其实恰恰应当是对史家视野的一种要求。即应当说：“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如果没有经济学的修养，如果……”恐怕很多时候连史实都未必弄得清楚。近年来，学术界大力推崇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人的成就，也正是基于他们具有“中”学“西”学融会贯通的学术素养。当然，对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能否保持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中共党史学界又恰恰最难。甚至“客观”两个字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研究问题上就受到非难，当年大批判盛行时曾有过一项政治帽子，就叫做“资产阶级客观主义”。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这顶帽子还常常出现在一些人的嘴里。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强调“客观”地研究中共党史在政治上已经不再犯忌，但这不等于当你改变一种陈说、提出一种新观点时，肯定没有人会追究你的“政治倾向”或“政治导向”问题。即使在中共党史研究学界，至今还是有不少人固守陈说，不愿意听到任何不同声音。任何个性化的研究，弄得不好，还是有被人扣帽子、打棍子的危险。

要改变中共党史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除了应该给学者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坚持言者无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以外，中共党史研究队伍自身的调整和提高也十分必要。一方面应充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另一方面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人员似乎有必要努力加强自身的史学训练和提高自身的史学素养。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应当迅速提高中共党史研究刊物的学术水准，最大限度地堵塞泛政治化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出路。总之，中共党史研究如果不能按照史学的要求向着规范化、高质量的路上走，怕是很难真正成为一门得到社会公认且受人尊敬的学问，不仅出不了王国维、陈寅恪，甚至也出不了早年曾成就斐然的郭沫若、范文澜……

五

如果说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共党史难，那么，研究建国以后的中共党史照理就更难了，因为越是接近现实，其政治敏感度自然就越高，禁区也更多。但令人称奇的是，十几二十年来，这一研究反倒开展得蓬蓬勃勃。虽然其前进道路也是曲曲折折，时起时伏，但由于社会关心程度高，再加上文献档案和报刊资料保存完整、文革中流散出去的高层资料又多，许多老同志还留有日记或笔记，因此在不少问题上的研究难度有时反比1949年以前的中共党史要小，故不时有重要成果问世。许多鲜为人知的决策内情和重要事件内幕一波又一波地被披露出来，引起众多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读者的强烈关注。

第一波建国后中共党史的大讨论发生在1980—1981年间。当时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胡乔木主持。进而又发动党政军学各界高层4000人讨论初稿，直到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为止。这一波讨论虽然大多集中在内部，但影响所及，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关心和讨论建国后中共党史的热情。从当时讨论的情况来看，整个讨论是十分民主的。相当多的人尖锐批评建国后毛泽东所犯的种种错误，不少人对《决议》草稿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强调毛泽东思想只有正确没有错误，毛泽东的思想才有错误的说法，表示难以理解。对30年来的历史，大家基本肯定的也只有两段，一是经济恢复时期，即1949年10月一1952年；二是经济调整时期，即1961—1965年。对凡是用政治运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做法，都认为是错误的。一些人甚至提出：“一化三改”（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急了，从1955年起毛泽东开始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1956年提出反冒进之后，整个政策实际上就已经“左”倾了。对此，主持文件起草的胡乔木也表示过类似的意见。比如，他明确地讲，不能说从1949年建国之日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直到1957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都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而且公私合营等等是搞快了，另外许多运动本来是不必要搞的，包括建国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的斗争，等等，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也完全可以不发生，“关键是出在大鸣大放上”。而他最重要的说法是：“党的历史传统就潜伏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再加上跟着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的说法宣传领袖专政，结果民主没有了，毛泽东一切都学斯大林，要绝对权威。“南宁会议奠定了毛主席在中央的特殊地位”，“在一定范围内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专制主义国家，把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专制主义的党”。“毛主席自己反对教条主义，但是他又把对他的学说的教条主义发展到了顶点。”⁽⁵⁰⁾

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

坦率地说，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集中一批“秀才”，起草一个文件，对长达30年的复杂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即使有4000人参加了两三周的讨论，也会有太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但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而是一种政治上的宣言。在“文革”已经搞乱了一切，人们的思想处于极度混乱的情况下，邓小平相信这样做有助于恢复党的形象和统一人们的认识。因此，包括对毛泽东的错误，最初的讨论稿也是尽量少讲，因为照邓小平的说法，是“文革”结束以来“讲得太重了”，这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形象。不难看出，起草《决议》包含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邓小平讲得很明白，第一是要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还是主要的；第二是要肯定党在30年中的成绩，特别是文革前十年的成绩还是主要的。⁽⁵¹⁾虽然，《决议》最后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部分讨论参加者的意见，但对多数意见，包括起草人的许多看法，事实上也很难吸收进去的。很明显，《决议》的目的是力图恢复党的正面形象，这与史学研究专以弄清史实为目的的出发点，是有区别的。期望一个《决议》一劳永逸地澄清和解决建国以后中共党史上发生的各种问题，也不现实。

第二波建国后中共党史的大讨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出版过一批代表着那个时候建国后中共党史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其中尤以庞松、王东的《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戴知贤的《文坛三公案》、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等著作令人瞩目。⁽⁵²⁾而格外能够表现出当时学者们的独立治学精神的是，从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到年青一代的党史学者庞松等，都开始突破1981年《决议》的说法，对中国为什么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生产关系方面出现重大的历史反复，提出了新的思考。《决议》认为，1949年到1956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在党领导下步骤地实现”的，1952年提出以“一化三改”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而随后的事实也证明，这一阶段“党确定的指导方针“有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缺点和偏差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⁵³⁾

但是，《决议》中的解释还不足以全面解答许多人的疑问，即如果说当初废弃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反映了历史的必然”，“完全正确”，那么20多年后有什么必要再搞经济体制改革，重新将已经实现了“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单一所有制，退回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上去？如果说单一所有制结构的建立“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么为什么20多年来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甚至大大落后于本来与我国处于大致相同水平上的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到1978年解放近30年人均消费粮食的水平还不及解放初，为什么几亿农民尚未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而且当年一些曾经是革命根据地的地区，人民的生活甚至不如解放前？⁽⁵⁴⁾

对此，薛暮桥在1988年即公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应当看到，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得太早了，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匆忙消灭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而且社会主义改造原定15年完成，结果四五年就搞完了，把资本主义经济和绝大部分个体经济统统消灭了，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衡量一种经济成分有无存在的必要，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远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它当时都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⁵⁵⁾

1989年，庞松等在《滑轨与嬗变》一书中，更列举大量数字和文献资料，进一步从更深层次做出分析，认为新中国在经过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之后，再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才是最正确的一种选择。“骤然而至的经济结构大变革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优势，但同时也使中国广大城乡主要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私人经济绝大部分被消灭；组织起来的农民进行商品流通交换活动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而趋于萎缩；全社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排斥市场调节作用的前提下，愈来愈多地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单一轨道；曾经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环境下比较活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时期受到不合理的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缺乏相应的商品经济的条件而陷于停滞状态。所有这些长期困扰的问题，实际上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滑轨与嬗变所带来的，它超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一类概括，具有不容忽视的更为严重的性质，即它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阻滞作用，事实上超过了使国民经济维持一时增长的表层作用；它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多方面影响和惯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益发展，并在一浪接一浪的‘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四清’运动中一再顽强地显示出来，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极端。”⁽⁵⁶⁾

不难想象，在1989年如此鲜明地对《决议》的说法提出不同的观点，难免会受到某种压力。只是，这种压力并非是来自公开的辩驳和争论，更多地却是来自内部的批评。尤其庞松又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胡乔木又有过“党内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百家争鸣’，以免动摇党心军心民心”的严厉说法⁽⁵⁷⁾，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三波的讨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首先是文革史以及反右运动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解禁引人注目。多年来，尽管文革史和反右运动史的研究受到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这种研究即使从政治角度考虑也对党和国家的建设有益，但有关方面始终考虑到形象问题和恩怨问题，严格控制这方面的研究和出版。80年代只出版过两部有关文革史的书，其中只有王年一的一部算是史学著作，而这一部还是借助于丛书并且是在图书审查刚刚开始实行之际得以出版的。⁽⁵⁸⁾关于反右运动史的著作则一部没有，就连研究的论文也鲜有见到。终于，事隔多年，到了199年前后，经过严格的审查，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得到了出版许可。1998年，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也在历经反复之后，成为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研究和介绍反右运动历史的重要史学著作。⁽⁵⁹⁾而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到来，大批反映改革开放决策内幕的书籍也相继出版了，其中透露了大量当年高层讨论经过的文献资料和档案。如此近距离的大批档案资料这样快地得以披露，这在中共党史研究上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波讨论最能够反映出中共党史研究在建国以后这一段的学术进展的，仍然是比较多地集中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个问题上。再度鼓起研究者勇气的，似乎是1995年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的讲话。因为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三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的民粹派“‘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绝不能想象从封建经济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因为它是那种帮助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有用的”资本主义。⁽⁶⁰⁾

冲破“凡是”派的思想禁锢已经21年，但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说，有时不靠“本本”撑腰还真不行。毕竟，胡乔木明确讲过，那些关于“中国应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之类的说法都属“谬论”之列⁽⁶¹⁾，如果没有更高权威的话，比如新发现的毛泽东的这些话做根据，要想探讨毛泽东是否带有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重提“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这几个字，会艰难得多。⁽⁶²⁾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讨论发起者不再是一般的中共党史研究人员，而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些负责人。而这次的反对者也没有完全采取十年前的办法，从内部进行批评，而是公开地在会议上和刊物上进行反驳。尽管从反对的文章当中我们有时还会看到某种大批判式的政治语言，但公开地讨论问题，毕竟有助于将这类讨论学术化，从历史看应该也是一种进步。

199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龚育之副主任最先开始发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断言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快过早了，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随后，胡绳主任公开发表谈话和文章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是符合实际的要求呢，还是主要依靠政权力量人为地促成？”我们今天确实应该从生产力的角度衡量一下。实际上，“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一点”，甚至比1936年都少。中国革命在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情况下取得胜利，“不具备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和可能”。因此，按1949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过快过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盲目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结果‘，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这种提高不但不是真正的提高，而且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⁶³⁾。

有关建国初有无必要急于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或转变究竟推动了中国的前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的前进；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和学者中间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带头打破禁区讨论这个问题，足以说明社会层面对这一问题关切之深。尽管关于围绕着毛泽东是否有民粹主义思想的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⁶⁴⁾，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人们三度顽强地重提这个问题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现实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之后，要阻止人们进行必要的理性思考，不仅不智，而且也难以办到。尽管，围绕着上述观点再度引发了相当尖锐的争论，反对胡绳观点者甚至重新开始拾起“文革”语言，扣帽子、打棍子，但这种争论至少还没有超过文字争论的范畴，并没有因为有人上纲上线就被引到政治斗争上去。这也还是让人多少感到宽慰的一件事。可以肯定，当学者们在思考、在争辩的时候，无论对错，他们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在表达他们个人的一种思想、一种观点罢了。过分担心学者们的科学思考会动摇社会上人们这样或那样的信心，恐怕是太过杞人忧天了。改革开放到今天，历史进步到今天，中国人民对是非曲直的判断力绝不是比以往弱了，而是比过去强了。不争论不等于不思想。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脆弱到连不同的学术思想和观点都难以承受的地步，那倒是真要好好地思考一下了。因为那绝对不是学者们的勇气出了问题，而是制度本身出了大毛病。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2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初见成效，至少从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氛围来看，如今的研究环境比20年前要相对宽松得多。以言定罪的现象基本上已不存在了，因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而受到“整肃”（开除、批斗、降职、判刑等）的情况也较少见到了，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对包括中共党史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发展是有益的。

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是不会停止的。历史每天都在向前延伸，无论如何曲折，它也总是要前进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和变化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党史学界“前仆后继”三度顽强地提出建国初“转变”问题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2页。

(2)转见段吉福编：《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25页。

(3)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6页。

(4)1944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对抗战爆发前十多年的中共党史进行了总结，对抗战爆发后中共历史上最成功的十多年历史未做说明。

(5)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再版其选集时曾明确表示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不满意。这是否因其对毛泽东的功绩颂扬不够（只讲到了抗战开始之前），尚不得而知。参见《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55—999页；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转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6页；并见叶永烈：《胡乔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4—106页。

(6)前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7)转见邵燕祥为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所作序，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页。

(8)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编：《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延安解放社1937年版；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义》，新华书店，1950年。

(9)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

(10)由于陈伯达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因此当时陈伯达的书和文章也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一度也被史学界奉为经典的陈著有：《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和《中国四大家族》；以及《关于十年内战》；《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等。

(11)如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学习杂志社，1956年；王实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徐元冬等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

(12)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13)《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内部讨论稿）》，1970年；广东省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编写组：《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1974年。

(14)茅海建：《不同的声音——读〈中间地带的革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5)“两个凡是”即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观点最初是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的指示，提出于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的社论中的。1978年5月，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指导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两个凡是”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此一争论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16)这时这一类文章中比较重要的有，蒋杰：《百团大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陈铁健：《瞿秋白与〈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苏克尘：《历史的见证：“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等。

(17)胡乔木前引书，第11页。

(18)参见徐元冬等前引书，第22页；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1976年，第14页。

(19)《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举办陈独秀等人物评价讨论会》，《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期。

(20)据统计，自1979年初至1980年7月止，全国报刊发表的评论陈独秀的文章就有100余篇，评论五四及建党前后者就有80余篇。见王洪模：《近年来评论陈独秀简况》，《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

(21)这时唯一坚持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大概就是沙健孙的《五四后期的陈独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载《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一文了。对于沙健孙的观点，邓野在《试论五四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一文中全面地阐述了不同意见。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66页。

(23)转见《毛泽东选集》，第956—957页。

(24)向青：《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转见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7—151页。

(25)廖盖隆：《在全国政协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80年12月4日，转见廖盖隆：《党史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372页。

(26)《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27)郭绪印：《重评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28)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04，211，236页。

(29)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30)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92，234—235页。

(31)严实：《关于西路军的几个史实问题的研究》，《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32)竹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丛进：《对“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辩疑》，《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

(33)陈铁健：《论西路军》，《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34)刊登竹郁、丛进等文章的这一期《党史研究资料》未及全部送到读者手中即被收回。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通讯》于1987年第6期受命为此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强调“对中央已经明确结论的重大历史问题，有的报刊未经中央授权，未向中央请示，即擅自发表文章，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引发势必会妨碍党内团结的争论。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要求对这类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如果研究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应当在党内向上报告，使党中央及时了解这些情况以便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的方法去加以解决”。

(35)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1页。

(36)《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1941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33页。

(37)黎汝清：《皖南事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768—792页。

(38)当然，可以争论总还是有些好处。比如项英的铜像就可以在家乡竖起来了，而皖南新四军军部的纪念碑也可以立了。这些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39)参见向青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46页。

(40)杨奎松：《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若干史实考辨》，《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同前引第6期；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7—469页。李良志、郭德宏等也曾有专文比较客观地描述了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41)王实等前引书，第43页。

(42)向青前引书，第204，215页。

(43)转见青石：《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百年潮）》1998年第1期。

(44)分别见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63—164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2页。

(45)参见《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06—113页。

(46)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47)茅海建前引文。

(48)有关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共党史学界中人也曾有所提倡。如何东曾著《中国现代史史料学》（求实出版社，1987年）；陈明显曾著《中国现代史料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87年）；张注洪曾注《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另外近代史学界荣孟源先生著《史料与历史科学》中也曾涉及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问题。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此也有专章论述。

(49)见胡绳：《谈党史研究工作》，《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大致相同的观点还可见邢贲思：《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等。

(50)参见《胡乔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讲话》，1980年7月4，5，8，18日；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77页。

(51)见邓小平前引文，第73—97页。

(52)庞松、王东：《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戴知贤：《文坛三公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同年出版的虽非历史学著作，但具有相同揭示历史真相作用的纪实文学作品还有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等书。

(53)同前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54)在讨论《决议》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到他们刚刚考察过的陕甘宁边区和辽宁的朝阳、河北的承德等地区，称那里的群众在战争年代与我们同甘共苦，现在许多公社的人民“衣不遮体”、“一贫如洗”。他们问：“我们党怎样领导这件大事的？为什么竟使群众遭受这样困苦达二十年之久，而不能改进？”为什么“相当多的队甚至比合作社之前、比建国前的陕甘宁边区更加贫困了”？

(55)见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动态》第802期，1988年10月20日。

(56)庞松前引书，第296，318—319页。

(57)见胡乔木：《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1981年5月19日，《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

(58)王年一前引书；高皋、严加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严格说不能算是史学著作。这时研究文革史的学者，为出版文革史著作，只好与海外出版界联系。如文革辞典等就是送到海外去出版的。

(59)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年；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涉及文革史方面的写得较好的一本书，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出版过一部丛书中的一种：郑谦、韩钢《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关于反右运动史1998年得到批准出版的还有叶永烈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反右运动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60)见《毛泽东在七大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26—127，189—190页。

(61)胡乔木前引书，第158页。

(62)最早十分委婉地提到毛泽东在三大改造问题上有没有受到民粹主义思想影响问题的，是石仲泉。但这是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批评国外学者所谓“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座谈会上的发言，因此其发言基调自然只能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这个观点的。参见石仲泉：《关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民粹主义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6期。

(63)参见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4)参见《中流》1999年第5期。

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
——读胡绳遗稿札记

胡绳先生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注和肯定，确有其重要的意义。中国能够最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实现统一，建立起完全独立的新国家，很大程度上正是与其民族主义的逐渐成熟分不开的。而1949年胜利的中国革命之所以无法像160年前法国革命那样，把人权、民主、自由的口号同时也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面，却又是与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发展，近代中国社会不存在一个像法国那样由于在经济上担负了国家的几乎全部开支，进而对整个政治运行规则产生了极大影响力的第三等级的情况密切相关的。

一

近来，有幸读到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为编写《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而进行的十次谈话。⁽¹⁾（此谈话于胡绳先生去世后始得发表，以下姑且称之胡绳遗稿。）读过胡绳遗稿，读者可以清楚地发现，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一直在努力尝试着从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近代历史。自改革开放，邓小平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举国上下以实现现代化为奋斗目标以来，在历史学界主张应当以同样的标准来反思和检讨近代历史者，胡绳先生可谓倡其先者。他今天所做尝试步幅之大，甚至又大大超过了他以前曾经提出的一些看法。⁽²⁾而在刚刚发表的胡绳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十次谈话中间，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是其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明白地告诉人们：中国革命客观上就是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³⁾。这大概是胡绳先生临终前几年，反复研究，深入总结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之后，所得出的又一个十分新颖和大胆的结论了。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封面

胡绳先生是怎样说明他的这一观点的呢？概而言之，胡绳先生认为：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在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进步的道路”，也是得到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同情和支持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因为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干预，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没有能力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会失败，正是因为它与帝国主义和封建⁽⁴⁾势力有着太过密切的联系，它只能在基本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自然发展不起来。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胜利，则恰恰是因为它坚持彻底反帝反封建，推倒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座大山，毛泽东又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因而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的中间势力。⁽⁵⁾

五四运动时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前

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

胡绳先生的这一观点与我们过去传统的说法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过去我们通常是以1949年画线，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1949年以后就是社会主义的了。为什么不经过资本主义，一步就跃进到社会主义？理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由此出发，中国近代史自然也只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分水岭，用胡绳先生概括后的话来说，就是要求“五四运动以前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好的；‘五四’以后就不是了，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再主张资本主义，就是反动的了。⁽⁶⁾殊不知，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的社会性质其实是新民主主义的，在迈进社会主义之前，经过这一过渡阶段是完全必要的，1955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原定15年的过渡期一下子缩短为一年半，多少犯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错误。⁽⁷⁾也就是说，中共中央早已明确肯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迈进社会主义之间，是有过并且也是需要一个过渡阶段的。说中国不应该经过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宣称中国实际上一步就跨入了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

强调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迈进，客观上需要一个中间的过渡阶段，这是与毛泽东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密切相关的。新民主主义说的核心之点就在于，承认并且肯定落后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必须首先通过加速发展生产力造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而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要想迅速发展生产力，也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开放经济和充分借鉴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帮助，才有可能。一句话，“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⁸⁾。但是，承认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个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生产力的过渡时期，这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我们过去对历史的解释多少有些简单化，需要有所改变。显然，胡绳先生极为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谈话中说，不能简单地认为五四运动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没有前途了。尽管客观上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制，资本主义仍旧是中国当时条件下社会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并且是受到足以影响国共两党命运的广大中间势力的欢迎的。不仅如此，“五四”以后的中国也并不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了。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既反帝，又反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发展就有了条件”。“如果一直搞下去，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后阶段，搞了“双十协定”和政协五项决议，共产党是准备付诸实践的，当时在内部就明确讲过以后要准备用选票代替子弹了。“如果协定实现了，政权当然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只能是搞资本主义。”“结果，国民党撕毁了协定，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⁹⁾

为了印证自己的这一观点，胡绳先生在谈话当中还反复举了中间势力的态度变化为例子。他指出：过去讲这段历史，动辄就是国共斗争，其实，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只是社会的两极，“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正如胡乔木说过的，“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而“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27年国共分家，中间势力为什么拥护南京政府？就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国民党能够统一中国，从而便利中国走向现代化。抗战结束后中间势力为什么逐渐倒向共产党一边，也正是因为他们注意到蒋介石“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相反，“这时中共这边毛主席已自觉地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极大地满足了中间势力的愿望。因此，胡绳先生的观点很清楚，那就是：“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五四运动以后，问题并不在于谁讲资本主义，谁讲社会主义。问题在关键在于谁能真正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他们最后所以选择了共产党，正是因为他们最终发现不能再指望国民党，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有可能迅速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因为国民党既不能彻底反帝，也不能彻底反封建，不能真正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和土地问题，因而也就难以帮助中国资本主义顺利发展。只有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共产党才能真正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和土地问题，从而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¹⁰⁾

二

作为一篇谈话记录稿，生前又未能经过作者修订校正，胡绳遗稿在文字表达、观点概括以及史实说明上，可能存在着某些不十分准确和严谨的地方。这是需要首先加以说明的。比如，在整个20世纪前半期，面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物欲横流、弱肉强食和危机四起的混乱状况，中国广大中间势力，亦即胡绳先生所说“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以及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是否主观上倾向于认定资本主义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恐怕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至少，根据笔者多年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体会，情况似乎并非完全如此。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注意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帝国主义列强围攻、封锁的重重压力之下，自力更生地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稳步迈向现代化的情况，中国不少中间势力的人士和党派团体都曾对社会主义抱以某种程度的同情与向往。一些中间党派还在自己的政纲中鲜明地写上了社会主义的未来目标。⁽¹¹⁾949年新政协召开，讨论《共同纲领》时，也主要是一些民主派人士积极主张应当在文件上写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¹²⁾换言之，即使在1949年以前，中国究竟是通过资本主义来实现现代化好，还是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现代化好，就广大中间势力而言，也还是一个引起相当争议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舆论中存在着不喜欢资本主义，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也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不论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人后来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多少差异，共产党人的胜利未必与其自身的社会主义标志毫无关系。泛泛地谈论中国中间势力“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观倾向，容易造成谁能够实行资本主义，中间势力就跟谁走的印象。比较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撰稿并亲自审定发表的谈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相关文章，似乎不能认为这就是胡绳先生的本意。

1949年政协筹备会议合影

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大会合影

那么，胡绳先生在这里想要说明的主要意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胡绳先生讲话的前后逻辑，我们不难发现，他这里所强调的，其实并不是“主义”问题，而是走什么道路才真正有助于国家富强的问题。换言之，在他看来，在20世纪前半期，摆在中国志士仁人面前最大的问题，只是如何使积贫积弱的国家能够迅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重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围绕着“主义”问题的争论，更多的不过是在方法和手段问题上的见仁见智罢了。在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方式，在推进国家现代化方面均各有所长，影响到中国的中间势力只能依据耳闻目睹的体验。有倾向资本主义方式者，有倾向社会主义方式者，也很自然。在这里，影响人们选择倾向的主要因素，更多的只是在于采用哪种“主义”能够在中国以最快速度，花最少代价实现现代化。诚然，由于教育背景、利益关系等等的影响，人们对于所需付出代价的心理承受力会有很大不同，这也正是胡绳先生更强调中间势力“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的重要原因。但无可否认，这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什么主义，即像胡绳先生自己所说：“在‘五四’以后，问题倒不在于谁讲社会主义现代化讲得厉害，到底是主张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关键在于谁更能便利中国走向现代化。⁽¹³⁾

“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这是胡绳遗稿中所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样的观点，自然也不是胡绳先生自己的创造。就像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观点一样，它们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并不因为其一穷二白就更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列宁早就告诫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是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而“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¹⁴⁾。毛泽东也公开讲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做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一个资本主义而不可得。”俄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落后得多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否则，“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¹⁵⁾。

但是，“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却未必是一个准确的科学概括。⁽¹⁶⁾是因为，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不具有确定的内涵。它是指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力？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其自身早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乃至列宁当年所谈论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究竟何为资本主义，何为社会主义，在今天无疑是一些需要重新深入探讨的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承认传统的对资本主义概念的定义，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历史实践之后，也没有谁能够简单地断言，推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只有靠资本主义私人资本自由竞争的一种方法，靠社会主义国家积累计划经济的方法，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条件下，就一定毫无效果。十分明显，当年列宁和毛泽东谈到需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也只是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谈问题的。因为每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都了解，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社会成员的基本成分还是农民的落后国家中，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即使共产党能够造成进入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如果不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社会主义也只能是空中楼阁。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宣布进入社会主义30年后，邓小平还在反复告诫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还不够格”，必须要等到生产力高度发展，“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¹⁷⁾。

如何才能有效地迅速发展生产力呢？这才涉及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然而，在共产党人看来，这却更多的只是一个手段问题，不过是学习、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一切有效方法而已。无论这种认识正确与否，胡绳作为共产党人，自会得出在他所谈论的那个时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最便利也是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方法，就是坚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道路的观点。即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保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¹⁸⁾从这样一种分析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对胡绳先生来说，说“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确不如说“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更准确一些。虽然，胡绳先生所谈到的“现代化”，的确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为标志的，它并非可以通过自发的方式或由外国和平输入来轻易完成，非根本变革整个社会关系以及生产关系不能有所建树。所谓“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亦即为此。但“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与“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两个断语的着眼点却大不相同。前者是着眼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后者却是着眼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事实上，即使从共产党人的观点来看，150年来，不仅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概念严格界定起来相当困难，而且是否能够创造出适合资本主义水平的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有利社会条件，也未必一定要照搬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中共建国初在经济恢复与建设方面的成功尝试，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六七十年代经济的腾飞，都不同程度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充分体验到生产力在社会和国家发展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之后，今天多数的中国人显然都会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的前途，乃至人民的福祉，必须首先取决于它在彻底告别农业文明，实现现代化方面，能够以怎样的速度赶上世界次发达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不论我们是否完全赞同胡绳先生使用的历史概念和他对历史的解释，我们还是很容易理解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所极力尝试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的用心，并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毕竟，现实生活早已清楚地向历史学家提出了理应由他们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即何以用了150年的时间，中国至今仍然远远落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后面？为何中国近20年的发展速度，竟远远超过了过去的100多年？为什么中国不能早些走上更适合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呢？然而，迄今为止，普通的中国人还只是在根据自身的体会和经验来得出个人的看法，还没有哪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能够有系统地为读者提供有充分历史依据的答案。

现有的近代史专著不能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着眼点往往只是停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没有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它们所关心的并不是站在今天历史高度的人们正在关心的问题，而仅仅局限在特定时期的特定矛盾冲突的表象上面。像过去近代史研究中经常讨论的“一根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像近、现代史争论中究竟应当以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作为近现代史的分界线，还是应当以新旧中国的更替作为近现代史的分界线；像今天许多学者坚持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现代史只能以阶级斗争为考察的主张，反对突出现代化的需要，甚至把革命问题与现代化问题对立起来，如此等等，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目前的近代史教学和研究所讨论的内容，还太过于偏重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问题，太少关注今天人们所关心的经济发展及其现代化问题。

偏重于研究中国革命，这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所使然。因为任何历史学家都只能面对历史已经提出的问题。但正如罗荣渠教授所说：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这种研究虽有必要，却过于褊狭。罗教授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就此有过一段评论。他说：“最近大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被革命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研究的趋向性也是历史的现实运动的反映。近代中国被外国的侵略伤害得太厉害了，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但单命毕竟只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方面，况且即使要全面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不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演变的诸侧面也是不深不透的。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变革，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局的研究。”⁽¹⁹⁾

罗荣渠教授

马克思

太过于偏重特定时期的特定矛盾冲突，也无助于贯彻共产党人所强调的唯物史观。因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只有把复杂的政治斗争还原为社会最基本的矛盾状况，才能够发现历史的本来面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具体地解释过他眼中的社会革命的发生原因。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²⁰⁾在这里，马克思的看法很清楚，即物质生产力直接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最终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²¹⁾，并且是一切思想和社会趋向的根源。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革命不过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一种结果。历史研究如果只是着眼于结果本身，只是重视社会关系的冲突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甚至只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待一切，而不是“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²²⁾问题，忽略了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考察，不注意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就注定是片面而不全面的。

以过去中国近代史所着重的帝国主义侵略和专制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专制“两个过程”的研究为例。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问题，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专制统治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这种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关系，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大量反映在上层建筑的领域内。研究这种社会的、政治的关系变动，仅仅着眼于其具体的矛盾冲突发展过程，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同样是解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冲突，人们既可以从道德层面上来谈问题，也可以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谈问题；既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政治权利的斗争，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基于经济利益的捍卫与争夺。同样是谈论专制统治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冲突，人们既可以从阶级角度看问题，也可以从民主自由的角度做文章；既可以把它归结为农业文明之必然，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几千年历史文化与社会矛盾的一种沿袭。站在不同的角度，做出不同的解释，人们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难免会有不同。问题是，究竟哪一种解释真正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这些矛盾冲突存在的客观历史根源，从而深刻理解中国革命发生的客观必然性呢？显然，如果人们真的想要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研究历史，就绝不能只满足于简单地描述这“两个过程”，而应当按照列宁所说的那样去做研究，即：“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²³⁾

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就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还原过程。但没有这样的还原过程，至少在马克思看来，是无法发现历史的本相的。而看不到历史的本相，所谓的近代史就只能满足于某种单线式的过程研究和现象描述，不仅无法使人正确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线性，而且势必对读者产生误导，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以往的诸多中国近代史专著，就带有这种偏向。笔者在12年前就曾批评过这种情况。即：它们往往只是着力于证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就是反帝反封；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反对资本主义，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就是实现社会主义。衡量历史上一切党派人物政治主张的进步与反动，统统以此为转移。表面上也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实际上却把生产力的作用当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切以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来画线，形成了某种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标准。其实，反帝反封也好，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也好，变革生产关系、实行社会主义也好，统统都是有条件的，都是人们用来达到某种革命目的的手段，它们绝不是革命的目的。应当认识到，中国经济政治落后的根源，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发展生产力才是革命的首要目标。因此，中国革命的终极目的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只能是推进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化（包括民族化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而不能是别的什么。”⁽²⁴⁾

要还原历史，首先应当重视从生产力及其需要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历史。物质生产力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甚至影响着生产关系并最终影响到一切社会关系，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会促成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变革，这一观点就宏观的历史发展而言，至今应该还是基本上可以成立的。既然如此，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历史，首先就应当注意到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状况及其需要，具体考察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状况或矛盾状况，进而考察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作用情况及其问题。把具体的研究对象同现实生产力的状况及其需要联系起来，自然也就会重视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关系是否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问题。笔者高度肯定胡绳先生的最新探索，就是因为注意到他正在积极尝试着侧重于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谈历史，而不是简单地以现实的生产关系或观念中的理想社会关系来做为衡量历史功过的价值尺度。

这样做，是不是就等于否定“两个过程”的认识，否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意义呢？未必。但它与简单地拿“两个过程”之类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却是有重要区别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要求任何像“两个过程”之类的认识，都必须产生于对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状况的深入考察之后，而不能产生于这一考察之前；就要求任何对历史功过成败的考察与评价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及其需要为标准，而不能简单地拿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来做检验一切的尺度。胡绳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就明显地不同于以往。他在谈话中解释“两个过程”的问题时，不再是从过程本身出发，从矛盾本身出发，而是倒回去，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发了。他是这样谈问题的：中国革命之必要是因为要解放生产力。而当时条件下最先进的生产力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此革命必须要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怎样才叫做真正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第一，就是要独立。不独立就很难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而要独立，就要反帝啊，不反帝怎么独立啊。”第二，就要反封建。因为从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就必须要解决土地问题，打破地主经济、封建割据。“真正是为这两个问题在努力，就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²⁵⁾这种解释虽然还是很初步的，并不深入，但比过去无疑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因而也有了一些说服力。

四

提出历史研究中应当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意味着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应当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做为观察问题的基本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力及其需要将是考察历史的唯一标准。一方面，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已经清楚地发现，社会历史的进程及其变化，有着远较过去所了解的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的各种因素在起作用，并非拿一个生产力标准就能解释一切。另一方面，苏联乃至于中国的历史发展经验也都清楚地证明，假如我们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可以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实现和保障国民基本权益的综合性指标而加以考察的话，单纯以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尤其是事关国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时，是不现实的。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标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绝不能仅仅表现为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工业化水平的极大提升，它必须也理应伴随着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以及国民对国家政治生活参与的制度化。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与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制度化的国家，纵使工业化程度提升较快，国家经济实力相对较强，其所谓现代化，充其量也只能是经济的现代化、工业的现代化，或者毋宁说只是一种畸形的现代化。经济上的巨人与政治上的侏儒相结合，不仅不足以保证政治上的稳定与持久，而且也难以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势头，曾经创造出强大经济实力的苏联这一庞然大物的轰然瓦解，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或工业的发展，这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现代化本身的形成过程中，生产力固然起着相当基础的前提的作用，但单纯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却未必相应的使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就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保护经济自由化的某种现实需要而形成的。一个主要依靠国家政治行政权力所推进的经济发展进程，却不会直接产生出这样一种需要，它甚至还会使执政者过分看重手中的权力作用，而忽视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意义。因此，相对于先经济自由化而后政治民主化的民族国家而言，那种依靠政治集权化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其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通常是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工业化的实现相脱节的。注意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在确信世界各国逐渐摆脱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而走向现代化，是一个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的同时，也能够清醒地看到，生产力的单一发展未必会带来人们理想中的现代化，也未必会导致所有国家、所有民族，一定会经历同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这一观点来考察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趋势，无疑比笼统地谈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会更周全一些。

正是基于上面所谈的原因，我们才能够理解，何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民主主义的传播和影响，远远赶不上民族主义的发展浪潮；何以中国民族国家的实现，更多的只是表现为民族独立，而很大程度上缺少了政治民主化和国民高度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这一环。

十分明显，虽然经历了从维新派到革命派，从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这一连串建立统一独立国家的尝试，中国真正实现其创立民族国家的目标，还是靠了共产党人的激进革命。一个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毫无疑问地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而借助于政治集权的极大便利，共产党人也确实一度创造了经济恢复与成长的历史奇迹。但是，就像生产力水平的简单提升，并不等于就是现代化一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与独立。因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过的那种“现代国家”⁽²⁶⁾。即使按照马克思本人的看法，这种“现代国家”也至少要包含两大要素，一是族群的、文化的和领土主权的要素；一是在平等基础上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要素。在这里，国家是实现和保护民族独立与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而国民则需要通过国家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来代表和争取他们的共同利益。这种标榜“主权在民”（即民主主义）的“现代国家”的先后成立，是自十七八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它也只有在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已经初步形成的情况下，那些“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才会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²⁷⁾。也只有当城市完全统治了乡村，交通与通讯的发达使得整个社会紧密地结为一体，民族主义以及民主主义的观念也才会伴随着商品经济，即自由贸易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出来，并逐渐成为催生和构成“现代国家”，亦即“民族国家”的重要意识形态。

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结果，不仅不会使民族的界限很快归于泯灭，恰恰相反，它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觉醒。尽管，落后国家的发展历程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同一步调。但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任何国家的经济力的持续发展，都是首先立足于自己本民族的市场发展的。而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的真正形成，需要国家权力的有效保障。因此，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形成和保护本民族发展的国内市场，使本国国民享有同外国竞争者同样的发展权利，而且可以为他们创造出种种向外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获得自如进出世界市场的条件与可能。⁽²⁸⁾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与随后一度兴旺的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势头，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不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和统一而有效率的中央政权，培育和形成本民族的经济实力，必然会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被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多数落后民族之所以会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压迫，甚至一度被置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不仅在于它们自身积贫积弱，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从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这种需要出发，落后国家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民主主义萌芽的生长，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中国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进程，不难想象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所以会出现反帝和反专制两大革命浪潮的内在历史原因。但落后国家中的民族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它们的生长却仍旧会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局限。这也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历经波折，不可能一步建立起现代国家，必定会经过诸如北京政府、南京政府这样一系列过渡阶段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胡绳先生的遗稿中似乎没有提供多少可资谈论的观点。⁽²⁹⁾不过，深入研究，并且客观评价这种过渡所带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发展，无论如何是必要的。毕竟，无论中国当年生产力发展水平多么落后，殖民主义或列强入侵的强烈刺激以及落后民族中的精英分子在面对某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所受到的现代观念的影响，已经使它们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观念出现了早熟现象，由此也就推动了中国历史不得不顺应世界发展的大潮而缓慢地向前发展。但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萌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民族经济才略现雏形。而这种初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却无法迅速促成国人对实现自由、民主、法制这些保障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政治手段的广泛认同和强烈需求。虽然，受到外国资本所带来的市场规则、法律制度以及欧美政治读本的启蒙，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早早就接触到“democracy”（民主）之类的政治词汇，在政治斗争的氛围里也曾经高唱过政治民主的口号，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始终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上百年来国人对民主主义的理解往往更多的仍旧停留在政治斗争的层面上。

了解到这种情况，我们自然也就更容易理解，胡绳先生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注和肯定，确有其重要的意义。中国能够最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实现统一，建立起完全独立的新国家，很大程度上正是与其民族主义的逐渐成熟分不开的。而1949年胜利的中国革命之所以无法像160年前法国革命那样，把人权、民主、自由的口号同时也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面，却又是与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发展的客观现实密切相关的。法国革命能够响亮地提出人权、民主和自由的口号，根本上在于法国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第三等级。而中国革命之所以无法真正举起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也正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占统治地位，因而近代中国社会不存在这样一个由于其经济上担负了国家的几乎全部开支，进而对整个政治运行规则产生了极大影响力的第三等级。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不是建立在少数知识分子大声疾呼的基础上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意识，必须依据于国内第三等级成长起来的力量。一个国家能否形成强大的第三等级，也不是看它培养了多少工商业资本家，而是取决于整个纳税人阶层及其利益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当中能否取代封建的或专制的统治力量，而占据主导的地位。历史上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形成与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1789年法国革命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法国虽已居于主导地位，却也并未能取得支配的优势，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很初步，其革命的第三等级中，实际上起着领导作用的雅各宾党人也绝非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民主化社会的形成，虽然可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却未必一定要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适应。

我们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未来前途，同样需要完成这一政治演化的进程。无论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去先造成一种旧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培养出一批怎样的资产阶级，再来推进这一进程。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模式的终结，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与完善，国家政权直接支配经济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局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变。而随着集体、民营和私营经济的日益兴起，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个人存款积蓄的大幅增加，国民税收部分所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已经显示出，中国的第三等级其实正在迅速形成之中。随着地方各级行政管理和税收机关对第三等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日渐依赖，第三等级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正在潜移默化地迅速加强中。一旦第三等级的自身利益与地方和国家财政开支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地方和国家整个财政的预算又不得不极大地依赖于第三等级的税收来保证的时候，从地方，进而到国家，对国民权益的重视程度也就自然会提高起来，第三等级为保护自身利益和为争取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努力，也必定会取得明显的进展。只要改革开放的方针继续下去，这无疑将会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国的现代化，自然有赖于这种趋势的发展与延续。

原载《现代化研究》2002年第1辑

【注释】

(1)见《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书中除录有胡绳先生谈话外，并附有根据胡绳先生意见起草的《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部分初稿。

(2)读过胡绳先生《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载于1987年3月1日《人民日报》）一文的读者当能记得，十多年前胡绳先生就已经尝试着主要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解释中国近代史了。

(3)胡绳前引书，第51页。

(4)本文所使用的“封建”概念，无论引文内外，均系依据胡绳文中的概念而引用，并非意味着笔者同意中国社会具有欧洲意义上的封建性质。

(5)同上引书，第5，1530—1532，1533—1534，1545页。

(6)同上引书，第43页。

(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18页。

(8)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9)胡绳前引书，第13—15页。

(10)胡绳前引书，第2，15，45页。

(11)可参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革命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之政纲文件。

(12)参见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1949年9月22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6—17页。

(13)胡绳前引书，第45页。

(14)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14页。

(15)转见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327—329页；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53—56，100—101，126—127页。

(16)鉴于此遗稿是胡绳谈话记录稿，故文字方面不十分严谨。这里所讨论者相信并非胡绳先生准确概括后的语言。有关胡绳先生对社会主义和责本主义关系的系统论述，可参见胡绳先生近些年来已发表的其他文章。

(17)邓小平：《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1日，《建国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7页。

(1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94页。

(21)同上引注，第194页。

(22)同上引注，第195页。

(23)《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

(24)《首都青年史学工作者座谈会纪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25)胡绳前引书，第4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页。

(28)较详细讨论到这一概念的有日本学者西村成雄，他在《中国士シヨナリズムと民主主义》（日本研文出版社，1991年）和《现代中国の构造变动》（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两书中，对此都有具体的解说。

(29)涉及有关北京政府，特别是南京政府以及国民党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问题，大概是胡绳先生谈话中最为薄弱之处，且有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

战史研究的学术化尝试与欠缺
——评《抗美援朝战争史》

事实上，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集体编著的著作，通常并不属于学术研究成果的范畴，纯粹从学术的角度来讨论它们，未必是很适当的。但是，就本书而言，作者的编写方式明显与以往的集体著作不同，作者在后记中的说明也反映出，他们也力图通过此书与国内外学术界相互交流沟通。既能大量吸收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试图回答国内外学术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会乐于看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批评与讨论。这也正是促使笔砖引玉的原因所在。者大胆抛

四十多年来，有关朝鲜战争史的研究，在美、韩、日以及在中国，都深受重视。尤其是各国军事研究部门，对此项研究更是不遗余力。已知美、韩、日都有大部头多卷本朝鲜战史研究专著⁽¹⁾，并有相当多的专文具体讨论分析战役战例。不过，与中国的情况不同，西方国家中从事外交史、政治史和战争史研究的众多普通学者，对于这场战争的起源及其国际背景，对于它对相关各国内外政策，以及对亚洲冷战格局的影响等问题，都进行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讨论。⁽²⁾

《抗美援朝战史》封面

在中国，虽然迄今几乎没有朝鲜战争史的研究专著问世，⁽³⁾但十几年来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即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角度考察这场战争主要进程的著作，也同样数量可观。引人注目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军队的研究机构和军队研究人员出版的，⁽⁴⁾真正由学术界发表的成果少之又少，有也通常只是讨论当时条件下的中美关系。⁽⁵⁾这固然与军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在战争研究上具有专业特长有关，却也得益于他可门在资料上占有近水楼台之便。

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成绩，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回忆史料和档案文献资料的数量中得到证明。但是，过去的研究工作中也还存在着相当明显的不足。第一是历史档案资料保存有限，一些关键性会议和重要事件没有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可资利用，回忆材料说法不一，再加上开放不够，以致留下诸多历史谜团；第二是军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发表的成果，通常更侧重宣传目的，习惯于简单地论证“英明”、“伟大”，不大注重学术性，以致多数出版物容易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反映不出研究的深度，更缺少学术上的交流与交集。国防大学教员徐焰的《第一次较量》一书1990年出版以后，之所以会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几乎是能够对这场战争中志愿军方面历次重大军事决策，包括个别战役指挥的利弊得失及外交运用问题，大胆进行独立思考和深入反省的唯一一位军队研究人员。⁽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即从1994年俄国开始对外开放它所保存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以来，国内和国外的朝鲜战争研究都明显地受到相当大的冲击。这是因为，已经披露并被译成各种文字的相关档案文献，就已有数百件之多，而且相当部分都是中国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来往电报或会谈记录。如此大量的档案资料的公开，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新一波研究热潮，并引发许多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面对国外学者对事件和档案的种种不同解读，中国一些普通的研究者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对各种新公开的史料进行系统搜集和梳理，并尝试着做出自己的解读。⁽⁷⁾但十分明显，面对大量新公开的中、美、俄档案以及它们所提出的新问题，一向对朝鲜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史深具研究的军队研究人员的看法，更引人注意。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国出兵抗美援朝50周年之际，笔者终于读到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出版的洋洋150余万字的新著《抗美援朝战争史》（以下简称《战争史》）。

一、值得肯定的尝试与努力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早在1982年就开始集中部分研究人员着手编写抗美援朝战史，到1990年已几度修订出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以下简称《战史》）。但以往各版《战史》，与国外军方战史的写法近似，基本上以志愿军五大战役和停战谈判期间历次战役战斗的作战经过为主，而辅之以简单背景和经验总结作为全书开篇和结语。《战争史》一反过去的写法，全书150多万字，只有不足50万字讲述具体作战经过。也就是说，虽然书名较过去几乎只有一字之改，即从“战史”变为“战争史”，其编写内容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战争史》增写得比较引人注目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朝鲜战争爆发的过程；二、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各种反应与准备；三、中国出兵决策过程；四、美国战争政策的调整；五、外交斗争；六、停战谈判经过；七、中国反细菌战与反登陆作战的情况；八、中国国内状况及其对前线的支持；九、落实停战协定；十、中国撤军问题，等等。

写战争史，是否有必要把主要内容放在战争背景、外交斗争以及后方支持等方面，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凡了解近年来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在朝鲜战争研究问题上进展情况的学者都清楚，有关朝鲜战争各方作战史的研究，由于各自的战场统计数字相差悬殊，对话困难，许多年来并没有多少新的讨论。近年来有关朝鲜战争研究的深入与展开，主要是集中在朝鲜战争爆发原因与背景、中国出兵决策及其与苏联的关系、朝鲜战争期间的有关各国外交运用的检讨，和促成停战的原因等问题上。《战争史》适应这一形势，用相当篇幅来说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理应得到肯定。

杜鲁门签署韩战命令

关于战争爆发问题，《战争史》基本上秉持以往的观点，但对三八线的由来、美苏两国军队占领期间的对立政策，以及南北政府在美苏军队相继撤出后为谋求统一所展开的激烈斗争，都使用了比过去多得多的笔墨。过去有关这方面的说明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只强调一方坚持武力统，另方面也做了必要“‘一’”一“”“的准备，结果，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终于爆发”。如今的写法，显然比以往《战史》的写法更容易让读者了解内中的复杂情形。不仅如此，《战争史》还第一次利用了新公开的俄国档案，在浓墨重彩地说明南方政府战争挑衅的同时，也具体地提到了自1950年1月以来，北方政府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等情况。⁽⁸⁾增加了这部分的说明，无疑将有助于解开许多读者过去长久不解的一个疑团，即为什么说南方政府不断扩军备战，对“北进”信誓旦旦，而战争刚一打响，迅速展开大规模攻势的却是北朝鲜军队？

鸭绿江桥遭到美机轰炸

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后的誓师大会

有关朝鲜政府求援前中共中央“未雨绸缪”，预先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出兵朝鲜的情况，《战争史》的说明应该是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种相关著作中最为具体而详尽的。它很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北朝鲜军队大举向南方推进，整个军事进攻相当顺利的条件下，中共中央会那样忧心忡忡，并不惜迅速开始向鸭绿江边集中十几个师的庞大兵力，以备不测。⁽⁹⁾据《战争史》说明，朝鲜战争爆发一周后，刚一得知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消息，周恩来就明确向苏联人提出，中国将在东北集结9个师的兵力，万一北朝鲜军队被美军打败，三八线不守，中国就将派遣部队入朝协助抵抗美军。在7月7日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正式决定了组建东北边防军，就连将来使用志愿军的名称，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来的。而书中关于8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谈话内容和8月中旬聂荣臻报告内容的引述，更有助于进一步说明中共中央当时的主要忧虑，确实是担心北朝鲜军队没有大战经验，无法与兵力不断增加的美国军队长时间抗衡，必须把中国的力量加上去，否则朝鲜战局难免生变。

作为军方的研究成果，《战争史》根据军方掌握的详尽档案资料，对部队准备期间政治动员、武器配备、后勤保障等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做了具体的说明，不少内容引人注目。像当时多数部队都已担负了生产建设任务，官兵作战意识淡化，战备松弛，忽视训练，车辆及各种装具损坏严重，20%～30%以上的武器和火炮锈蚀损坏，甚至麻雀已在炮筒筑巢。而有些人对与美国作战也存在着恐惧心理，比如害怕原子弹，对美军的飞机、坦克感到束手无策，认为“鸭绿江是鬼门关，有去无回”，认为“美国鬼子不会打到中国来”，“何必多管闲事，不要惹祸上身”，等等，都极有助于说明当时出兵入朝作战的难度。特别是对部队装备及其后勤保障情况的详细说明，更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当时中国军队入朝与美军作战的具体困难是什么。

有关出兵决策过程的研究与说明，是《战争史》一书最具争议也是颇具特色之处。根据以往的说法，金日成所派外务相朴宪永携带求援信于1950年10月1日赶到北京，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问题。⁽¹⁰⁾而《战争史》却提出，金日成派来的特使不是外务相朴宪永，而是内务相朴一禹；到达时间也不是10月1日，而是10月3日。因此，书中否认政治局10月2日曾经开会，指出开会时间是在10月4日和5日。特别是在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上，《战争史》也一改过去关于“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¹¹⁾的说法，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初考虑挂帅出兵人选时，首先考虑的是粟裕或林彪，并非只是一个林彪，而后来改为彭德怀，也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不肯去，而是因为“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

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毛泽东通知金日成中国决定出兵的电报

《战争史》中另一处表现作者开始力求实事求是的文字，是对志愿军作战目标问题的讨论。书中相当具体地说明了中共中央在志愿军最初入朝时原本十分谨慎，再三强调避开美英军队，专打南朝鲜军，以“停止敌人的进攻”，争取“在朝鲜北部控制一大块地区”为目标，并且不排除“美国与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第一次战役部队在朝鲜站稳脚跟后，毛泽东的想法已有所变化，开始相信志愿军虽然装备十分落后，但仍可对美军展开大规模战役行动，甚至设想一次歼灭美军一两个师，因而提出了要根本扭转朝鲜战局的设想，力争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待第二次战役胜利，毛泽东和志愿军总部则均力主必须打过三八线。到第三次战役成功，部队占领汉城，逼近三七线之后，从志愿军总部到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形势的估计又有了进一步变化。“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曾设想，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经过几次战役，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不但是上层的考虑和在部队中提出的口号，而且也明确地确定为部队部署和准备的要求。”毛泽东甚至告诉斯大林说：今后敌人统帅部的方针只有两种可能性：“（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力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二）敌人在大丘、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总之，现在志愿军的一切准备，就是争取尽快把敌人赶下海去，“解放全朝鲜”。《战争史》一书的作者显然认为，这种估计和方针是脱离实际的。这里面的原因在于，“志愿军入朝后作战发展如此顺利，战场形势发展如此之快，这是中共中央在决策出兵时没有料想到的”。言外之意，中共中央虽然也再三强调战争的艰苦性，但当时的想法还是太过乐观了。

毛泽东关于必须打过三八线再休整给彭德怀的电报

志愿军总司令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在朝鲜

志愿军攻入汉城

二、学术上的欠缺与遗憾

《战争史》值得肯定的内容很多，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检讨，其中的不足与问题也十分明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书在学术上的价值和分量。《战争史》最值得讨论的一点就是它对引文及其注释的处理太过随意。通常，各国军事部门编写作战史，因大量直接利用部队战报加以分析叙述，故像学术著作那样，严格注释资料出处者甚少。《战争史》一书的作者显然受此习惯影响，虽然在此书中试图按照一般学术规范对引文资料加以注释，但却没有一定规范，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如全书第一卷中引用美国政府官方文件，即《美国外交文件》中的文电，极其详尽，不仅注文不做缩写，而且不厌其烦，一则电文有时能分做三条引注。⁽¹²⁾然而书中引用俄国档案处，除少数例外，大部均未加注释。少数注释者，也不按照规范注明引文资料的原始出处和转引出处。甚至就连引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文电，也不时出现想注就注，想不注就不注的情况。⁽¹³⁾即使是那些直接引自原始档案的资料，作者的处置同样随意性极大。如对1950年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的谈话内容，作者在60页连注两条，且使用的都是直接引语，显示其来自原始档案。但在90页再度提到此会及其发言内容，却只是将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有关文字全文照录了事，既不加引号，也不做注释，结果反使人怀疑作者是否真的看过原档，前面的注释是否真实。

引文注释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问题。尽管中国多数学者目前还没有条件直接查阅档案以检验某些著作中的某些引文的真确性，但做到这一点充其量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研究者就绝不能不加注释、不做说明地随意处理那些一般人目前看不到的档案资料。况且，引文注释的随意性，通常一定会伴随着对引文处理和解释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不可避免地会使整个研究的基础发生动摇，从而使读者对其研究成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从根本上发生怀疑。遗憾的是，《战争史》一书就明显地存在着这种情况。

就引文处理而言，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该书第一卷在直接引用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时，在不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改动了电文原来的排序。原文总共八条，该书引用时将其删成六条，除最后一条节略不予说明尚属正常外，其中第四条被删去理应照惯例以“节略”说明，书中引文不仅没有说明，而且后面的排序也完全改变，（五）变（四），（六）变（五），（七）变（六），以致使读者误以为这一引文即是历史原貌。

当然，对10月2日电报做如此删改，始作俑者多半是（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之编者，以后各种文集均照抄不误，甚至写明“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¹⁴⁾。但这种不顾历史真实擅改历史文献的做法，不仅不可取，而且在国际上会造成相当负面的影响。《战争史》一书作者既然清楚了解电报原文，此次全文引出这则电文又有意不加注释，以显示作者并非引自公开出版物，而是直接来自于档案原件。既如此，为何不就此一错误稍加订正呢？毕竟，毛泽东这封给斯大林电报的真实性，近年来已因为在俄国总统档案馆发现了10月3日毛泽东另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而受到严重质疑。为了向国际学术界证明此则电文的真实性，中共中央档案馆在两年前就已经将毛泽东这封电报手稿的影印件提供给了美、俄学者。从已经在海外公开的这一影印件可以清楚地看出电报的全貌。而被档案馆在影印时隐去的第（四）点，即批评北朝鲜方面的相当部分文字，也已在逄先知、李捷的新著中得以披露。⁽¹⁵⁾在这种情况下，不加注释，却又照搬原来的文字，显然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做法。

就引文解释而言，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有关中共中央对志愿军参战后战局发展可能性的判断的说明。作者强调，在决定出兵的同时，中共中央估计战局发展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志愿军在苏联志愿空军的掩护和支援下，协同朝鲜人民军，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有可能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队，从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第二，尽管中国军队是以非官方的志愿军名义参加的，但美国仍可能对中国公开宣战，或至少以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以其海军攻击中国沿海地带，并且支持台湾蒋介石军队或美蒋军队联合进攻大陆。同时，由于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朝鲜不能大量歼灭美军，战争形成僵局，影响中国整个恢复和建设计划，引起国内许多人不满。这是最不利的结果。

“第三，在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作战的情况下，志愿军实施灵活的作战指挥，充分发挥自己在作战上的战术特长，能够在朝鲜坚持作战，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那么，有可能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有关此一说明的根据，作者特别注明是见于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给斯大林和23日给彭德怀并高岗的两封电报。作者这里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毛泽东虽然希望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但客观上需要苏联空军支援。如果没有苏联空军支援，战争最好的结果就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言外之意，毛泽东战前就已经预见到最终的结局。但凡熟悉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决策复杂过程的学者，一眼就能发现，上述三种可能的解释与事实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首先，把10月2日和23日毛泽东的两封电报简单地混为一谈，就事实逻辑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从10月2日到23日之间，中共中央仅就出兵问题就进行了多次讨论，意见也几经反复。不论《战争史》一书对此间的反复情况做何种解释，至少苏联空军出动与否对中共中央的形势估计影响甚大应无疑义。把毛泽东10月2日的形势估计与23日的形势估计，相提并论，甚至混为一谈，显然不妥。

其次，上述解释与毛泽东2日和23日电报的内容也相距甚远。就上述解释而言，第一种可能情况和第二可能情况无疑是就10月2日电报内容概括而来的，但问题是细读电报，其中既没有谈到中国出兵作战要“在苏联志愿空军的掩护和支援下”这一前提条件，也从没有设想过要“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更没有谈到所谓“美国支持台湾蒋介石军队或美蒋军队联合进攻大陆”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毛泽东明确认为：“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换言之，毛泽东从实际考虑出兵之日起，就准备让美国连朝鲜和中国一块来打，决心要牺牲些“坛坛罐罐”。只不过，毛泽东相信：“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的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对于战胜美军的条件，毛泽东着重谈到的，也主要是增加火炮数量的问题，他显然相信苏联可以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至于对制空权，其电报中虽有提及，却无一字言及苏联志愿空军参战问题，只是对自己的空军要到1951年初才能参战，表示出某种遗憾。纯粹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毛泽东才做了“最不利的情况”估计。电报的基本精神是，毛泽东相信出兵朝鲜是有利的，各种困难是能够解决的，即使应当考虑到“最不利的情况”，在他看来也主要是两军万一相持而成为僵局，可能会影响经济建设计划和部分人的情绪而已。⁽¹⁶⁾

推进中的美军

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在汉城会师

第一 二种可能情况概括得不准确，第三种可能情况的说明同样与毛泽东23日电报的内容差得很远。就事情的逻辑本身而言，说中共中央决定出兵的同时，已经因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作战，而将战争目标确定在逼迫美国与我进行外交谈判上，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因为直到五次战役结束之前，即使在作战效果最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都坚持拒绝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它又如何会在还未出兵之时就预先准备好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呢？而且，说不得不走谈判之路是因为苏联不能出动空军支援作战，与毛23日电报本身的内容对照也说不通。因为毛泽东在电报中并不认为空军支援的问题不可解决，只是认为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如何会以没有空军支援为前提来具体设想战争的结局问题呢？事实上，毛泽东在电报中所以提到“谈判”二字，也并非是从我们后来看到那种因为战成僵局，被迫以三八线为界相互妥协的情况出发的。他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如果敌人飞机杀伤力不大，战局发展顺利，志愿军必定能够占领平壤、元山、汉城、大邱、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以外的整个朝鲜半岛，到时候朝鲜问题将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二是“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具备之后把这些大城市逐一打开”。总之，都将是胜利的局面，而非是妥协的局面。如果敌人飞机杀伤力太大，那么，不要说与美国不可能进行外交谈判，就是志愿军在朝鲜半岛的作战都将会陷入严重的困境。⁽¹⁷⁾

《战争史》一书作者对学术研究规范的生疏，还突出表现在作者过分自说自话，述而不考的写作方式上。历史研究的特点，就是强调缜密考证，反对不看对象，自说自话。何况有关抗美援朝问题，许多史实早有说法，要做出新的解释，不仅要自己能够前后一贯，不致自相矛盾，而且一定要对前人的说法加以考辨，以证明自己言之有据，确能自成一说。否则，既不考辨，又不善于逻辑分析，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读起来就会疑窦丛生，如堕五里雾中。

比如，书中再三说明南方穷兵黩武，扩军备战，战争爆发前部队已达到15万多人的规模，北方的人民军却只有13.5万人。而读者看到的结果，却是战争一打响，北方气势如虹，摧枯拉朽，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举拿下汉城并直下釜山，虽然书中讲明北方也做了进攻的准备，但按照书中的描述，北方的兵力及装备似乎都不如南方，对此不加解释，还是多少有些让人费解。况且，比照已公开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已经出版的国内著作，实际情况均与《战争史》中所说明者不同，国内外学术界大多认为战争爆发前北方的军力早已大大超过南方，甚至北南两方的力量对比已经达到兵力2∶1，火炮2∶1，机枪7∶1，半自动步枪13∶1，坦克6.5∶1，飞机6∶1的程度，所以北方才会初战即取得赫赫战果。⁽¹⁸⁾对此，《战争史》不做任何考据和说明，势必使看过其他著作的读者备觉困惑。

比如，书中谈到1950年初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时称，由于其“已无法挽回在大陆的失败”，“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美国当局只好无可奈何地面对中国的现实”，不仅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公开宣布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岛屿防御圈不包括朝鲜和台湾在内。但之后突然笔锋一转，称“美国的岛屿防御圈战略，并不意味着放弃台湾，而是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寻找借口，实施直接军事入侵”。其提到的理由是，美国在对台湾问题的声明中都留有伏笔，如继续给蒋介石集团以经济援助；不称台湾而称福摩萨；强调无意干预海峡两岸目前局势时，特别加了“现在”一词作为限制。说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立即以台湾地位未定为由，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就是“借此机会实现其对台湾既定的政策”，准备“制造中国的分裂”。如此简单化地说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不仅太过牵强，前后叙述自相矛盾，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作者突出描写的，中共自1949年7月以来制定的攻台计划及其各项准备的根本性的批评与否定。因为作者随后即写道，中共中央因美军介入台湾海峡决定停止攻台计划，是完全正确的。原因是：“在缺乏充足的海、空力量掩护下进行渡海作战，很可能变成一场灾难。”假如上述说法都能成立，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中共中央当初的攻台计划带有太大的冒险性，完全没有能够正确地判断出美国正在“等待时机”，“寻找借口”，以便“实施直接军事入侵”。幸亏爆发了朝鲜战争，才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可怕的军事灾难。这是否就是作者的意思呢？

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士兵

又比如，书中谈到朝鲜劳动党政治局9月28日紧急会议决定求援，不加分析地使用了“同时”这一概念。说朝鲜方面“在向苏联请求给予直接军事援助的同时，也向中国提出了同样的请求”。但从文章叙述的过程之中，读者却吃惊地发现，朝鲜方面最初其实并未向中国提出同样的请求。28日会上通过的是以金日成和朴宪永名义给斯大林的求援信，要求苏联援助，或由苏联方面帮助组织中国等国家的志愿人员参战。苏联方面9月30日收到这一求援信，并于10月1日凌晨2时50分送至斯大林处。斯大林当即给苏联驻朝鲜大使及军事总顾问发电，要他们转告金日成和朴宪永，苏联不能参战，只能设法组织志愿部队，而这也必须直接与中国同志去商量。同时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国方面能派五六个师出兵朝鲜救援。只是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才于10月1日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正式向中国方面求援。10月3日，其特使才到达北京向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转达朝鲜方面的请求。

美军朝鲜战俘营

再比如，书中提出，由于带有金日成、朴宪永联合签名的求援信来京的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到京时间是10月3日，也由于在京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尚未到达北京，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日并未开会，会议是在10月4日召开，5日结束的。但奇怪的是，书中也未提到2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其表述的方式，似乎4日以前中共中央并未开过专门的会议研究出兵问题。然而，几乎所有谈到志愿军出兵问题的书都相当肯定地指出，10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曾召开过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形势和出兵问题。⁽¹⁹⁾《战争史》对此不置一词，也不做任何考辨以证明自己的说法源自何处，有无史实根据，至少在学术上是不合要求的。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朴宪永致毛泽东求援信

上述所列，仅为第一卷中内容，所涉及的文字还不足全书的五分之一。限于篇幅，本文自不便再一一举例，但这里仍应就太过明显的战史方面的问题再举一例。这就是，书中谈到第二次战役全歼新兴里美守军问题，与自己过去的说法出入极大，同样未做任何说明，令人费解。10年前，同为军科院军史部所著之《战史》一书明确写道：第二次战役中防守“新兴里之敌为美第七师第三十二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及师属炮兵营”，12月初被志愿军全歼。过去国内有关抗美援朝战史书也多持相同说法，认为此次作战歼灭美军“一个团部、四个营”，甚至有说此次作战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志愿军成团建制歼灭美军的唯一战例”的。⁽²⁰⁾如今，《战争史》一书不加任何说明、不做任何考证就改变了以往的说法。称“新兴里战斗，志愿军全歼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共歼敌3191人，击毙美第三十一团指挥官麦克里安上校和继任指挥官费斯上校”，“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美军1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一般说来，战史中双方统计的伤亡数字通常都会有很大差距，即使是具体的交战双方的部队番号也难免会有个别差错，对此细节也许可以不必特别在意。问题是，有关中美两军作战死伤数字及比例，原本就是容易引起极大争议的问题，作者又特别强调此战之意义，更断言此次作战为志愿军全歼美军1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此战如此重要，若连被歼部队番号都没有弄清楚，甚至变来变去，岂不贻笑大方？对于这种十分重要，且直接关系到志愿军荣誉的问题，如此轻率地改来改去却不加说明与考证，即使不从学术角度考虑问题，也是不妥当的。⁽²¹⁾

被志愿军俘虏的英军士兵

三、值得深入探讨的两个问题

目前，即使排除个别否定参战为必要者不计，史学界在有关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问题上也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在这方面，国内多数学者中间最主要的分歧有两个：一是在入朝作战乃至后来的各项重大决策过程中，对苏联方面的作用应如何估计⁽²²⁾；二是在前几次战役进行过程中，有无因过分看重军事上的暂时胜利，没能抓住重要的外交机遇，造成了不必要损失的情况。对于这种分歧，《战争史》一书的作者理所当然地站在传统观点一边，也就是坚持：第一，志愿军入朝作战及其所有决策，都是独立自主做出的，与苏联无关。第二，志愿军在朝历次战役决策乃至整个外交处置都是绝对正确的，联合国1951年1月的停火提议并没有为志愿军在军事上取得休整提供任何外交机遇。⁽²³⁾在《战争史》一书中，作者同样坚持了这样的看法。但坦率地说，书中分析问题的方法及其结论明显地值得讨论。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最容易反映出《战争史》一书作者对苏联作用太过敏感的，就是书中对1950年10月2日和3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两封内容相反的电报的解释。

1950年10月2日电报的问题，早在几年前就曾引起过国内外学者间的争执。原因是中国学者一向按照档案公布者的说明，认为这则反映毛泽东出兵决心的电报已经发出。然而俄国学者在斯大林个人档案中，没有查阅到这封电报，相反却找到了一封10月3日经由苏联大使转发给斯大林的毛泽东表示暂时不能出兵的电报。此事很快引起美、苏两国舆论的注意，并开始出现指责中国政府伪造档案的新闻报道，影响十分恶劣。鉴于这种情况，负责公布档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同中央档案馆，对10月2日毛泽东电报手稿进行了严格的核对，确认公布的档案确为毛泽东手稿，并根据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相关电报发报通例与其他已发出之电报进行了比较，最终确认此则电报没有发出。随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非正式地向海外学术界提供了电报手稿原件的影印件，并进行了解释说明，此事近年来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已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负责公布档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在近来出版的著作中，也十分肯定地说：“这份电报没有发出。”⁽²⁴⁾然而，对于这样一种共识，《战争史》一书的作者却基于怀疑俄国公开档案“有其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而坚持毛泽东10月2日电已经发出。坚持己见并无不可，但不做任何解释，就理所当然地把10月2日电当成是已经发出的电报来使用，显然不能令人信服。至于因为不同意说由于多数人2日表示异议，毛泽东曾一度改变态度，因而干脆不承认中共中央10月2日当天曾经开过会议，以便给人以党内争论发生在4日以后的印象，这就更难让人接受了。⁽²⁵⁾

那么，《战争史》又是如何解释2日电和3日电内容的不同呢？书中这样写道：“表面看来，毛泽东这份电报（指3日电——引者注）的意思与上一份电报的意思相反。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并没有说中国不出兵，而是强调了中国出兵援朝，可能会造成两个极为严重的后果：一个是靠中国出动几个师很难解决问题；一个是最大的可能是苏联也将被拖进战争。因此提出，最好‘暂不出兵’，‘准备力量’，这样‘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毛泽东这个电报的根本意图不是中国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了解苏联方面对电报中所提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的态度。这个电报与同一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另一个电报不但不矛盾，而且恰恰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出兵援朝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这一问题上的深谋远虑。”因为中共中央必须了解：“一旦美国对中国公开宣战，甚至苏联也被拖进战争，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将是什么态度。”

一面坚持毛泽东出兵决策并无反复，丝毫不曾受过斯大林的影响，一面又强调毛泽东3日的电报根本是出于担心自身安全的目的而不得不预先探测苏联态度，再来决定出兵与否，这明显的有些自相矛盾。何况，毛泽东3日电与2日电真的只是表面上意思不同，内容完全不矛盾吗？

2日，毛泽东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3日他却说：“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

2日，毛泽东说：“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3日他却告诉斯大林：朝鲜只能让美国人占去了，“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于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但希望朝鲜同志能忍受暂时的失利，“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2日，毛泽东已经估计到美国可能会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并用空军和海军攻击中国大城市、工业基地和沿海地区，但他仍坚信出兵“是必要的”。3日他却告诉斯大林：问题不仅仅是美国对中国宣战，更为严重的是“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因此许多同志认为必须谨慎行事。

2日，毛泽东表示相信，只要初期防御能够顶住，等到苏联武器到达，将我军装备起来，就能够歼灭美国侵略军。而在3日电中，他却表示：“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对中国不利。

2日，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而且说明：“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3日他却表示说：中国只能出动几个师，“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²⁶⁾

比较上面两份电报的文字，谁又能否认二者意思截然相反呢？当然，毛泽东在3日的电报中确实没有说过中国已决定不出兵这样的话，但他毕竟清楚地讲出了我们考虑“暂时不出兵”，和“我们不派兵援助”朝鲜同志虽然“于心不忍”，但“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请朝鲜同志“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这样的话。说此电只是为了了解美国对中国宣战后苏联政府的态度，完全不合逻辑。何况，发电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如果明明已经决心出兵援朝，却偏偏要说一些自己作战却没有把握，最好暂时不出兵，让朝鲜同志去打游击的话，以此来探测对方愿不愿意援助自己，岂不是南辕北辙？

其实，要证明毛泽东的“深谋远虑”，未必一定要证明毛泽东从来不曾有过思想反复。不少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回忆说，“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是毛主席一生中最难做出的决策之一。为了确定这一决策，毛主席多少天睡不着觉，反复思考”，⁽²⁷⁾如果毛泽东思想上毫无反复与担忧，又怎么会表现得如此焦虑不安，夜不能寐呢？何况这种反复，很大程度上也不纯粹是由于毛泽东本人，而主要是考虑到党内其他领导人提出的问题与担心。毛之所以在3日电报中说：“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我们是想同您商量一下”，也正是因为他内心其实并未完全放弃出兵的想法，但却拿捏不定，不得不反复权衡和比较各方面的意见。要听取自己最重要的盟友和武器装备提供者斯大林的意见，更是情理中事。一定认为说毛泽东出兵思想有过变化，就会给人以服从于“苏联压力”之嫌，恐怕是太过敏感了。

第四次战役中全副苏式装备的志愿军

在苏联帮助下装备起来的志愿军装甲部队

事实上，不知作者是否想到，因为想要否认毛泽东思想上有过反复，转而把3日毛泽东电解释为对苏联的“探测”，⁽²⁸⁾结果反而会给人以毛在出兵问题上优柔寡断，扭扭捏捏，非要苏联表态兜底，又不愿把话讲明，以至于不得不拐弯抹角，用非常隐晦，甚至暗含不想出兵的要挟方式来逼迫斯大林亮出底线的消极印象。读者因此不仅不会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反而会认为毛泽东出不出兵有赖于斯大林的表态。这恰好走到了作者初衷的反面。总而言之，无论是过分强调毛泽东不受苏联影响，还是过分强调毛泽东对苏联的期望，都是值得商榷的。中国自己的事情，当然是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的，这一点即使在当年的斯大林看来也是天经地义的。但中苏两国既结为同盟，中国与美国作战又需要苏联援助并为后盾，中共中央在许多问题上必须与苏联方面取得一致，甚至尊重苏联方面的意见，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2日凌晨起草电报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对中国宣战，可能导致苏联被迫参战问题，当天书记处会上意识到情况的复杂性，因而次日接受了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收回了已经起草好的电报，另外对罗申转达了会议的不同意见，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正视这种情况，如实地描写这些历史，未必就会有损毛泽东的“深谋远虑”。

与对苏联作用的认识问题相比较，外交机遇问题上的分歧应当不是十分复杂。因为在战争过程中，真正存在过的外交机遇只有两次，头一次是1950年12月，由美国控制的联合国第一次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发生公开的意见分歧，13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联合向中国和朝鲜发出呼吁，并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少量部队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随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亚洲13国提案，提议立即成立三人小组商定可以在朝鲜实现停战的条件，以提交大会讨论。尽管这时志愿军在军事上的优势依然明显，美国及联合国军尚未从打击中清醒过来，军事上是否应该利用此次机遇促成停战，值得讨论，但利用联合国内部的分裂，从外交的角度做灵活的表态，争取同情，加剧联合国内中立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以便在万一军事需要时利用此种矛盾，在策略上无疑是必要的。而对于这一点，《战争史》一书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书中较多地强调的却是中国方面对美国的期望，“愿意知道美国对中苏所提停战条件的意见”，“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必须要美国表明它对停战条件的意见”，如此等等，这显然是搞错了对象。

1951年春汉城陷落后在作战中被俘的志愿军战士

第二次是1951年1月，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小组”正式提交了达成朝鲜停战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五步方案，包括立即安排停火并确保它不会被利用来作为发动新的攻势的准备；非朝鲜的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设立包括美、苏、英和中国四国政府代表在内的适当机构，讨论解决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在内的远东和平问题等。《战争史》一书中对五步方案的看法明显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它承认：这个五步方案“对于解决朝鲜问题，维护远东和平还是有利的”。因此，“美国当局对这个五步方案感到左右为难”，又不敢否决，生怕在联合国内失去支持，最后不得不违心地投票赞成，暗中却期待中国反对。但它同时却强调：中国政府当时公开拒绝五步方案，也是完全必要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看透了这一点”，即“只要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美国就有可能利用停战保存实力，在南朝鲜保持若干地区，并武装日本，而谈判则可无限期拖延下去”。这种解释显然有些自相矛盾，它在逻辑至少存在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既然五步方案对朝鲜、对中国都有利，无论美国实际上态度如何，中国都理应欢迎和支持。只因注意到美国实际意图是想要“利用停战保存实力”，并不真的打算实践停火以外的其他四步方案，就断然拒绝，结果只能是拒绝了对自己有利的外交条件和那些本来可能站在自己一边的中立国家。美国不赞成五步方案，却因为害怕失去支持而被迫投票赞成；中国赞成五步方案，却因为害怕美国以后不执行方案而公开拒绝，这无论如何不合逻辑。况且，美国既然因害怕失去支持而被迫投票赞成，未来停战实现后它也未必就能够完全否认其他四项方案，拒不谈判。而只要美国承认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可以讨论，即使美国采取各种方式拖延拒绝，中国在外交上也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并必然会赢得广泛的同情，为以后外交的开拓及中美争端的解决打下一个有利的基础。中国拒绝五步方案，导致原来赞同五步方案的多数国家转而支持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大会决议，也足以从反面证明这种拒绝的消极后果。

阵亡的中国志愿军士兵

第二，对五步方案的态度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外交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军事问题。即使外交上没有价值，也不等于军事上没有价值。从军事角度看问题，在1950年1月，究竟是美国更需要停战，还是中国更需要停战，这一判断的正确与否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国外交应对正确与否的关键所在。经过多年的研究，目前关于1950年1月谁更需要停战的问题，已经是再清楚也没有了。志愿军自10月下旬开始发动第一次战役，至这时第三次战役结束，前后两个多月，部队几乎没有休整，在紧张的作战中，完全靠徒步，跋山涉水长驱几百公里，其疲劳程度可想而知。再加上部队战斗损失严重，大批官兵冻伤，后勤补给又跟不上，致使志愿军与美军在装备、火力、空中掩护等各方面的差距更加凸显，部队显然已经到了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的危险境地。就连彭德怀都已明确表示，打第三次战役就很勉强，若再不休整补充，继续作战，朝鲜战局难免会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以后的事实也证明，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已经推进到了极限。从此之后，第四、五次战役，志愿军都打得极其艰难，不仅被迫全面后撤，而且伤亡被俘人数大量增加。但是，在1950年1月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却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正如《战争史》一书所承认的，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的想法不是更实际，而是更乐观，更大胆，不仅准备再打一仗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而且对前线的危险形势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包括对彭德怀提出的困难，毛泽东也明确认为问题不大，说没有补兵，弹药不足，“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总之，绝对不能让敌人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封锁汉江。美国要想在“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也“是绝不能允许的”。⁽²⁹⁾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当时会坚持认为五步方案有利于美国保存实力并在南朝鲜保持若干地区，而不是认为五步方案是志愿军获得军事上喘息，保持住已经得到的土地和胜利的重要外交机遇。《战争史》一书既承认五步方案对朝鲜和中国有利，又承认1951年1月中共中央形势判断过于乐观，胃口过大，对美军的反扑和军事优势缺乏足够的估计，志愿军存在严重困难，但却不承认接受五步方案是在外交和军事上绊住美国手脚，使志愿军获得军事喘息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机遇，坚持必须以美国是否真心愿意谈判台湾问题等来作为应否接受五步方案的前提条件，这在逻辑上亦颇难让人理解。

巨济岛战俘营中的中国战俘

四、简短的结语

坦率地说，笔者上述对《战争史》一书的批评和讨论，可能略过严格。因为在事实上，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集体编著的著作，通常并不属于学术研究成果的范畴。它们往往被赋予了较多的宣传教育的目的，甚至编撰它们本身就带有政治任务的性质。包括对《战争史》坚持当年一切决定与决策都无可争议地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种态度，纯粹从学术的角度来讨论它们，都未必是很适当的。但是，就本书而言，作者的编写方式明显与以往的集体著作不同，它不仅大量使用了引文和注释，注意到遵循通行的学术规范，而且研究范围涉及美、苏、朝、韩各国，利用各国研究史料和学术成果甚多，这与过去单方面编写自己军队战史，用于部队教育和政治宣传时的做法大不相同。而作者在后记中的说明也反映出，他们也力图通过此书与国内外学术界相互交流沟通。既能大量吸收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试图回答国内外学术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会乐于看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批评与讨论。这也正是促使笔者大胆抛砖引玉的原因所在。而且，本文这里的批评与讨论，其实也并不仅仅是针对《战争史》一书的。笔者只是希望，通过对《战争史》一书中问题的批评与讨论，能够使研究者们更多地从学术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严格要求，力争使我们国内的朝鲜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也能像历史研究中的其他问题那样，逐渐形成有较高水平和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原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2期

【注释】

(1)已经由中译出版的美、日、韩大部头著作就有［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战争爆发前后》（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韩］韩国国防部编：《朝鲜战争》（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朝鲜也有相应的著作，如《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61年），等。

(2)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文章仅到1986年就达2000种之多。这里值得提到的两部在西方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为：Allen S. Whiting，China Crosses the Yalu：The Decisions to Enter the Korean War.New York：Macmailan，1960；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2Vol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1990。

(3)齐德学曾著有《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一书，但内容其实还是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经过。

(4)由军方研究机构及其人员出版的著作，如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人民出版社，1985年）；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柴成文、越勇田：《杭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沈宗洪、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当代中国的杭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齐德学前引书等。

(5)如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赵学功：《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

(6)在徐书之前已经出版的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史的著作，除作家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叶雨蒙的纪实文学作品《黑雪》以外，均未引起太多反响。而徐书出版后，却立即引起日本、美国军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被台湾报刊择要连载。

(7)如青石：《1950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朝鲜停战内幕》，《百年潮》1997年第1—3期。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5年；《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8年。

(8)其实，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国内已有文章详加说明，如青石前引文。而特别应当提到的，还有张盛发的新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作者在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朝鲜战争”一目中，更为详尽地运用俄国新解密的档案说明了这方面的情况。

(9)1950年8月上旬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全部进入指定集结位置的部队，就有第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四，一一五，一一六，一一七，一一八，一一九，一二○，一二四，一二五，一二六师，及担任战勤任务的第一六九师和炮兵第一，二，八师，另外还配备有1个骑兵团、1个工兵团及1个高炮团。8月中旬又增调另一个军（后确定为第五十军）3个师编入东北边防军。9月初更确定要准备动员部署11个军36个师，连同特种兵和后勤部队，共约70万人。第一线即集中5个军15个师的兵力。

(10)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4页。

(11)《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736页。

(12)如该书第1卷第135页，一则潘尼迦电报，只因叙述时分为三段，即分别列出了三条引注。但即使对《美国外交文件》及其他引自英文的注释，其引注也不尽统一，有注中文者，有注英文者，更有中英文混注者。

(13)以第2卷第二章为例，其中引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文电约15条，注明者10条，漏注者5条，引注方式也颇不规范。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和《毛泽东文集》第6卷等均照抄不误，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标明“根据《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刊印”以外，其他各种文集均写明“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15)已经披露的内容为：“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所有这些建议都未能引起朝鲜同志的注意，以致陷入敌人预先设好的圈套，人民军主力被敌人切断。”见逢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

(16)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1950年10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539—540页。

(17)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局问题给彭德怀、高岗的电报》，1950年10月2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88—589页。

(18)《苏联外交部致苏共中央备忘录：关于1950—1953年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1966年8月9日，转见Woodre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Fall，1993，No.3，p.16；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47；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8页。

(19)如《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00页；逢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14页，等。

(20)徐焰前引书，第58页。

(21)关于这一战例的问题，不仅在于当时新兴里美军团的番号，《战争史》书中关于继任指挥官费斯的军衔也明显是错的，费斯当时还只是三十二团一营营长，也不可能是上校军衔。另外容易引起争议的还有被歼美军是否一个加强团及死伤的数字，也应考证。根据古格勒《朝鲜战争战斗经验实录》和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两书中的说法，当时负责防守长津水库东侧新兴里一带的美军为三十二团一营，三十一团三营和五十七野战炮营，并非一个整团，也不是一个加强团。三十一团另外的部队或与第一海军陆战团驻守下碣隅里，或被编入特遣队负责打通到下碣隅里的道路。另外，当时在新兴里方面的三十二团一营1053人，三十一团三营人数相当，炮兵营人数较少，三个营的兵力只有2500人。三十二团一营最后仅回来181人；其他两营伤亡比例也差不多。最后幸存者仅为1051人，而肢体健全者仅385人。换言之，3个营2500人，死伤达到2115人。在这里不清楚的只是，这3个营中是否还编有南朝鲜籍士兵。

(22)在注重苏联作用的论文中，沈志华的《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颇具代表性。

(23)见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4)逢先知、李捷前引书，第18页。

(25)对于当天会议的形式，绝大多数学者，包括逢先知等，都表述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逢先知、李捷前引书，第14页，等。

(26)同前引注17；并见《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菲利波夫电》，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5，卷宗号1，目录号334，第105—106页。

(27)参见徐焰前引书，第20页。

(28)见齐德学前引文。

(29)转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224—225页。

斯大林为什么支持朝鲜战争？
——读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作者虽然过去是研究苏联史的专家，其对中国领导人当时决策背景和心态的辩证把握，却似乎更显其所长。由此看来，中国人写中国人，到底要比写外国人，更容易一些。但这种情况却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尽管目前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已经披露得相当多了，我们要想深入到作为当年朝鲜战争最主要推动者的斯大林的内心世界里去，了解其切实的想法和设计，弄清楚他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失算及其为什么，还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一

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简称《战争》）一书，几经周折，终于得以在中国内地出版了。这是一个让学术界感到高兴的好消息。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亲身参与过战争酝酿过程的领导人都已过世。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当年主要介入国，包括美国和俄国的档案多已解密。海外研究者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发表了许多成果。中国内地学者也早在几年前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是，他们的成果过去却难以在内地公开发表。沈志华是最早在这方面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学者之一，他收集和利用俄国档案进行研究的能力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本书出版，终于使学界关心这一历史事件的同仁有机会了解，中国学者从近些年来解密的大量俄国档案当中，找到了些什么样的答案。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封面

《战争》一书着重研究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决策背后的苏联因素问题，特别是试图说明1950年2月中苏同盟的缔结，对4个月之后爆发的这一场战争起到了哪些作用，而随着战争进程的逆转，这场战争本身又对中苏同盟提出了怎样的挑战，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坦率地说，本书虽然名字叫《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它其实更多地谈论的还是朝鲜战争，特别是中国人所说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起源问题，即金日成为什么要发动进攻，毛泽东又为什么非出兵不可？在这里面，斯大林到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他为什么会支持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到底是怎样爆发的，中国究竟为什么非要出兵不可，几十年来这始终是一个困扰着各国学者，甚至困扰着当政者的一个极大的谜团。包括主要当事国中国和苏联当年的大多数领导人，多半也是不甚了了。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爆发的，仅仅过了十年之后，即到了1960年6月的时候，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参与过某些决策讨论的亲历者，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和中国出兵的背景，就已经说不清楚了。当时，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与中共代表团在6月22日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互相指责，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问题也被赫鲁晓夫翻了出来用以指责毛泽东，自然，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对此完全否认，且寸步不让。

让我们看看他们双方当时围绕着这个话题是怎么争吵的，各自的说法又是什么：

赫鲁晓夫：我们在这个小范围里，可以讲，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是苏中两国都同意了的。

彭真：不对，我们没有同意。我参加了政治局的讨论，这个问题我是知道的。

赫鲁晓夫：我们也看到了文件，毛泽东是同意了的。

彭真：有两点必须说明：一、发动朝鲜战争，我们事先不知道；二、战争打起之后，你们派大使找我们中央，说苏联出兵不妥，斯大林想要我们来出兵。

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这些人担任领导，而不是斯大林的话，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后才发动的。

彭真：你说得不对，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的。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就同斯大林说过，如果战争打起来，那就不是南朝鲜的问题，而是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了。即不是南朝鲜能否拿到手的问题，而是北朝鲜能否保住的问题。这样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也向金日成同志谈起过。朝鲜战争打起来以后，斯大林说，如果苏联出兵，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因此才请中国出兵。因此我们才同意出兵的。我当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讨论。

赫鲁晓夫：你说的是战争打起来以后的事，问题是发动战争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批准了的。

彭真：你说的不是事实，是造谣。我参加了讨论。我们始终认为是斯大林同志同意了。金日成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

赫鲁晓夫：你比我小吧，今年多大岁数？彭真：五十八岁。

赫鲁晓夫：你比我年轻，但是记忆力却不如我。

彭真：我的记忆力很好，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政治局的讨论，我是参加了的。我们把意见告诉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事后诸葛亮，中国人就喜欢这样。

彭真：不对，我们确实同斯大林说过。

赫鲁晓夫：他是不听别人意见的，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偶像。

彭真：我们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我们有委屈……

赫鲁晓夫：（再说一遍）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共同决定的。

彭真：完全不对。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这一点，你可以问问当时参加过讨论的其他同志，那样你就会明白了。

赫鲁晓夫：我们不要谈死人了。我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过错。

彭真：根本不对。你们有人也参与了这件事，应该可以作证。我再一次声明，你说的根本不对。⁽¹⁾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年，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内部都不回避战争是北朝鲜首先越过三八线这一行动的事实。他们争论的关键仅仅在于，到底是谁批准或者说决定发动这一进攻的。赫鲁晓夫坚持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批准或决定的；而彭真则坚信毛泽东是不同意的，甚至是反对的，强调中方对战争的发动事先并不知情。

对此，《战争》一书做了相当清晰的回答。它指出，第一，从战争最初的策划，到最后的实施，都是在斯大林与金日成，即苏联和朝鲜之间秘密进行的，中方既未被告知，更未参与其间。因此，赫鲁晓夫关于这场战争是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批准或由他们两个人共同决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毛泽东并非不知道金日成有此计划，斯大林也并非没有就此与毛泽东通过气。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访问北京，就是在斯大林的要求下，就战争一事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的。在毛泽东托周恩来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斯大林了解其真实意图时，斯大林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毛泽东：尽管他已同意了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是，“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²⁾。毫无疑问，在斯大林已经同意了朝鲜人的计划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也没有反对。因此，赫鲁晓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的说法，也并非就是捕风捉影。

工作中的斯大林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复杂。

二

斯大林为什么一面背着中国人与金日成策划统一朝鲜的战争，一面却又坚持金日成必须要取得中国人的同意呢？十分明显，这是因为斯大林不能不顾及到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刚刚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约定，签约双方任何一方进入战争状态，另一方都应予以有效的援助。朝鲜战争虽然并不一定会直接导致苏联进入战争状态，但是，苏联作为朝鲜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不能不承担可能的风险。何况，朝鲜战争的任何不测，都势必给只有一江之隔的中国带来巨大的麻烦，斯大林当然不能自行其是，而把自己的同盟者中国人完全晾在一边。

杜鲁门与斯大林的合影

不过，通常人们会忽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会批准在朝鲜采取这种连信奉“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当时都认为有些过于冒险的行动呢？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根据《战争》一书所做的研究和描述，看一看苏联战后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是怎样变化的。注意到这种变化，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斯大林最初并没有在朝鲜向美国挑战的意图，仅仅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意外成功，再加上中苏两国的结盟，才导致了斯大林改变其在东亚一向小心谨慎的战略考虑。

根据《战争》一书的记述，在1945年8月9日苏军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它很快就横扫东北，并且进入了朝鲜半岛。而就在苏军受命进入朝鲜半岛之际，杜鲁门却发来一通密电，告诉斯大林，美方主张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以三八线为界。对此，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下来，而他的如意算盘仅仅在于：原属日本的千岛群岛和日本本土北海道也都在三八线以北，因此他要求将这两块地方也交由苏军占领。据此，斯大林一方面下令已经越过三八线的苏军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另一方面命令苏军全力进驻日本的北海道。

杜鲁门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一起

让后人有些困惑的是，《战争》一书强调，只是因为麦克阿瑟一句：只要苏军有一兵一卒在北海道登陆，我就敢马上扣押苏联驻日代表团全体人员，斯大林进驻北海道的计划就中途搁浅了。对照这个时候斯大林为控制东欧国家，不顾其与丘吉尔签订的那个“百分百协定”⁽³⁾，强硬抵制英美势力的所作所为，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反应似乎并不十分符合斯大林的性格。因为，即使斯大林不愿因苏军在北海道登陆与已经占据日本岛的美军发生冲突，他也完全可以为了报复麦克阿瑟的狂妄，不顾美国单方面提出的三八线而一举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毕竟这个时候苏军完全有条件抢在美军前面也给美国人一个难堪。

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欧洲和在亚洲表现得迥然两样？很简单，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对于遥远的远东地区，它的方针过去是，这个时候也依然是：保持守势。既然是保持守势，依据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所提出的要求，苏联在东北亚问题上只满足于取得对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和把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揽入囊中，对于朝鲜半岛，斯大林没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准备任由美、苏、英、中四国托管后建立一个独立的朝鲜国政府。也正因为如此苏军占领北朝鲜之后，不仅大肆拆运朝鲜北方的工厂机械以充作战利品，而且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任由民族主义者曹晚植担任北朝鲜临时权力机构的负责人，没有像在东欧国家那样全力去扶植共产党人。

斯大林开始全力扶植北朝鲜共产党，与美苏冷战的发生有着明显的因果联系。但是，正如《战争》一书所说明的那样，直到1948年，美苏在欧洲已经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它在东北亚的政策依旧十分谨慎小心，因为它相信自己在远东的力量完全无法与美国相抗衡。“斯大林从来没有也不打算在朝鲜或朝鲜北方建立像东欧那样的卫星国。因此，苏联首先呼吁美苏军队同时撤出朝鲜半岛，而后宣布苏联占领军主动撤出朝鲜北方，并承诺给予朝鲜人充分的自治权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承诺给一些东欧国家的自治权。斯大林甚至不愿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联盟性质的外交关系，也不愿意为他们统一祖国的事业承担责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国”。

三

战后的斯大林不愿意在亚洲刺激美国，并不是什么新闻。至少，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他不许毛泽东“革命”的情况；熟悉战后中共历史的人也都多少听说过当年八路军赶在国民党军前面进入东北，却被苏联红军赶出城市的故事。以至在不少中共领袖的印象中，直到1949年春天，斯大林也还是因为害怕美国干预，有过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想法。既如此，为什么到了1950年初他会突然改变态度，愿意冒着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巨大风险来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呢？按照以往众多学者的观点，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1月5日和12日关于美国太平洋的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与台湾的说法，给了斯大林以错误的信息。《战争》一书对此提出了异议。

《战争》一书的解释是，促使斯大林根本转变对朝鲜半岛问题态度的关键，并不是美国领导人的讲话，而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对此，书中是这样说明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势力杭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甚至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对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一九四五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益。”

是什么重要的权益要失去呢？就是根据条约的规定，“苏联在可以预见的短短两三年内，将失去其通过雅尔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可以使苏联通向太平洋的中国的中长铁路和旅顺这个不冻港。“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和釜山这两个港口将代替旅顺和大连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战争》一书强调斯大林的战略考虑时，十分重视其沿袭沙皇俄国在远东追求不冻港的历史传统，这种分析自有其逻辑性。无论在雅尔塔会议上，还是在出兵中国东北时，斯大林都曾直言不讳地扬言，苏联对日作战的目的，就是要收回沙皇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丧失的那些权益。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取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旅顺港。

不过，结合书中附录，即作者补充的几篇文章，可以看出上面的表述只是作者所强调的一个方面而已。随着更深入地进行研究，作者已经注意到事情远比上述解释要复杂得多。很显然，如果斯大林害怕中国会很快强大，他为什么随后会在苏联还远未能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的情况下，为中国派出那样多的专家，提供那样多的援助，以帮助贫弱落后的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呢？⁽⁴⁾知道，斯大林并没有对东欧那些兄弟国家如此慷慨过。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不愿意放弃中长铁路和旅顺口，他也完全可以像他在与毛泽东最初见面时那样，说明废除旧的中苏条约对苏联可能带来的严重伤害，事实上毛泽东也知趣地接受了斯大林的这种解释。这远比发动一场危险的境外战争要容易得多。更何况最先提出苏军应该从旅顺港撤兵问题的，也是斯大林，而非毛泽东。查一下1949年1月底米高扬在中国西柏坡与毛泽东谈话的记录，以及他与斯大林的来往电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中共领导人相信，苏军不应当过快地从旅顺港撤走。甚至一直到毛泽东见到斯大林时，他也还在继续着这样的请求。反倒是对1946年2月雅尔塔协定披露后中国各地爆发反苏游行示威情况印象深刻的斯大林，注意到中共取得政权后苏联继续驻军旅顺港，将会直接影响苏联乃至中共在舆论中的形象，因此一再主动表示愿意撤军。

苏联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旦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势必会千方百计地想要获得一个太平洋上的不冻港来作为自己自由进出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即使在朝鲜战争之后，苏联在中国建长波电台、提议苏中越三国建立联合潜艇舰队，乃至20世纪70年代从越南取得金兰湾做海军基地，目的都是要让其海军能够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因此，我们确实不能忽略斯大林支持朝鲜战争的这一层用心。但这毫无疑问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毕竟，用战争来获得或保住一个出海口，这里面的风险和代价无论如何都太大了些。何况，斯大林一向谨慎小心，精于计算，他不会看不出，战争万一失利，旅顺港的军事基地将会因为整个朝鲜半岛完全落入美国人的手中而变得毫无价值。而且，一旦美国人站到了图们江口，苏联人怕是连自己的海参崴都会成为累赘，保住一个旅顺港又能有多大意义？再者说，就是战争打赢了，谁又能保证一个统一的朝鲜就一定愿意租让自己的不冻港？就是当时愿意，谁能保证它有一天一定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想要收回自己的港口呢？

四

那么，主要是什么原因会促使斯大林在1950年敢于去支持朝鲜战争呢？结合《战争》一书及其所附文章提供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从斯大林当时的境遇去做更进一步的探讨。自从他在柏林危机中被迫退让后，他明显地感觉到苏联还没有力量与美国在欧洲公开对抗。正是由于在欧洲，包括在中亚，受到美国的压力太大了，他才会想到要另找途径来分散美国的力量。他过去在亚洲采取缓和政策，不惹麻烦，是因为他看不出有谁在亚洲能够帮助他，担心出现两面作战的危险。现在他敢于策动进攻，向美国挑战，是因为他注意到中国革命成功了，新中国能够帮助他在亚洲牵制美国的力量，以减轻他在欧洲和中亚的压力。他主动让中共中央来承担指导和援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责任，积极帮助中国恢复经济和建设工业，也都是为此。

其实，《战争》一书也注意到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和态度的变化。它没有提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德热拉斯关于1948年2月斯大林主动就他不适当地干预了中国革命一事进行自我批评的那段重要的回忆，⁽⁵⁾但它具体地说明了斯大林在1948年以前为了稳定亚洲局势和保住其在东北的权益，如何寄希望于国共之间的妥协；1948年以后由于注意到中国革命出乎意料的进展，又是如何不失时机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来创建“新中国”的。

斯大林为什么会如此重视中国革命的胜利？第一，中国太大了，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它的胜利毫无疑问对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不小的威胁。第二，中国的榜样作用太诱人了，美国连中国这样一个极具战略价值，给予大量援助，并被视为盟友的国家都不敢去干预，它又怎么会轻易去干预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呢？如果亚洲相当多数的国家都能像中国那样揭竿而起，美国还有余力来对付苏联吗？十分显然，正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1949年10月新中国的诞生，以及几个月之后，即1950年2月中苏两国的正式结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整个力量对比，因而也明显地改变了斯大林在远东问题上一贯小心谨慎的态度。这当然不是说斯大林由此从守势转入了攻势，斯大林是不会让苏联来冒这种风险的。但是，斯大林看起来相信可以通过中国并由中国出面去做一些让美国人头疼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才不仅不怕中国发展，反而是希望帮助中国尽快发展起来，以便发挥它在亚洲的影响力，推动亚洲各国的革命，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地帮助苏联来牵制美国。

这样的说法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来支持呢？有。最直接的例证就是1949年7月刘少奇在莫斯科访问时，斯大林明确提出两党分工负责，亚洲各国共产党应由中国共产党来指导和帮助。让中国共产党来指导帮助亚洲党，说透了，也就是让中国共产党运用自己成功的经验来推动亚洲其他各国共产党早日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这方面，斯大林显得比中国党还要热心和着急。有两个例子非常能够反映这种情况。

一是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理事会的会议上，新中国的领导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坚持必须向亚洲各国提出武装斗争的方针。包括苏联代表团团长在内，各国理事对此一致表示异议，因为他们都已习惯了不要去刺激美国及其所在国政府。然而，问题提到莫斯科之后，在斯大林的干预下，刘少奇的做法竟然得到了鼓励，其报告被认为“是正确的，及时的，建议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刘少奇的发言中有什么使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害怕呢？”据苏联这时驻华临时代办解释称：

“使他们害怕的首先是，他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他指出，不同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亚洲各国的政府进行武装斗争，工人阶级不仅不能满足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反而会被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傀儡的优势力量所粉碎。所以他号召亚洲国家的所有工会工作者团结在工人党的周围，建立人民解放军或衷心支持这些国家已有的人民解放军。”

“刘少奇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起草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决议轻描淡写，毫无分量，有意回避亚洲国家工人群众的最关键问题——同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武装斗争问题。”

“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其中包括路易·塞扬，看过刘少奇的草案后，对他声明说，如果通过这一草案，那我们就得赶紧收拾行装，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不可能。号召印度支那、缅甸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自己就不可能再在巴黎、伦敦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城市里平安地住下去。”⁽⁶⁾

很显然，斯大林改变了以往的做法，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二是斯大林在1950年1月突然开始不顾日本和印度两国的具体情况，全面干预两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1月6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受命公开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的观察员文章，批评日共某些领袖不仅没有领导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占领军的斗争，而且鼓吹“即使国内有美国占领军，日本仍可能和平地直接走到社会主义”，麻痹日本人民的革命意志。⁽⁷⁾日共领导人以日共政治局的名义发表文章，为自己的方针进行了辩解，认为共产党情报局没有考虑到日本的具体情况。斯大林于是又动员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情报局的观点，批评日共领导人和平过渡的错误论调，强调共产党“必须用革命的精神来教育人民”，“使人民一步一步革命化”，“向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以“结束美国占领，结束反动统治”。⁽⁸⁾

苏中两党的共同干预，终于导致日本共产党接受了情报局的意见，开始修改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党的领导人纷纷转入地下，党的方针从主张“和平革命”转到要开展武装斗争，并且提出要建立以城市企业为根据地的城市游击队和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山村工作队，开展“自卫反击战争”。⁽⁹⁾

几乎与此同时，情报局机关报于1月27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编辑部文章：《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进展》。文章强调中国革命的经验，声称：“民族解放斗争能够获得胜利的结果的一次决定性条件，就是在必要的内部条件允许的时候，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人民解放军。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的例子说明了武装斗争现在正成为许多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并点明：“印度共产党的任务，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自然应该是加强工人阶级与全体农民的联盟，为实现急迫需要的土地改革而斗争，并在争取自由与国家独立，反对压迫他们的英、美帝国主义，反对与英、美帝国主义者合作的反动大资产阶级和封建王公而进行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团结一切愿保卫印度民族独立与自由的阶级、党派和团体。”⁽¹⁰⁾情报局的主张也促成了印度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改变，印共中央改组后，明确提出了走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

五

上面的情况清楚地显示出，1950年的斯大林并非仅仅是在一个朝鲜问题上，即因为与中国要签订新约，旅顺港几年后可能要归还，因而一夜之间变得激进起来了。事实上，斯大林的亚洲政策自1948年以来一直在逐渐地趋向激进，这从他这一年开始对自己以往的态度进行自我批评，和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力度，即可以看出来。但只是到1950年1月时，他才彻底完成了方针性的转变，即决定在整个亚洲推动攻势防御的路线。斯大林对朝鲜战争由否定到肯定的态度转变，也正是这一方针转变的一种表现。

为什么是在1950年1月，而不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呢？在这一点上，《战争》一书所强调的无疑是对的，那就是因为斯大林决定了要与中国另订新约。在此之前，尽管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非常看好，并且自1948年起即大力给予支持，但他始终还是小心翼翼地害怕惹恼美、英两国，因而不敢公开张扬。斯大林为什么在亚洲问题上那么怕美、英呢？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是雅尔塔协定。斯大林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即1949年12月16日，对毛泽东解释为什么苏联不好与中国另订新约的理由时，对此讲得十分明白。

斯大林说：19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那个中苏条约，是依据雅尔塔协定来签订的。而苏联战后得到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都是依据雅尔塔协定得来的。如果废除中苏旧约，另订新约，“哪怕改动一项，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¹¹⁾。

而两周之后，一直处在转折关头的斯大林到底把这件事想通了。他在1950年1月1日晚，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拜见毛泽东，通知毛，他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要与新中国另订新约了，让雅尔塔协定见鬼去吧。显然，斯大林要想借助中国的力量，他必须要与毛泽东订立盟约。如果拘泥于雅尔塔协定，就无法把中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盟友。事实上，同遵守那个本来就已经被中国革命的胜利弄得千疮百孔的雅尔塔协定相比，与毛泽东签约显然对苏联更有益。因为从美苏在欧洲的争斗可以清楚地看出，冷战在亚洲的漫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没有中国的帮助，苏联在亚洲将只能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而要想借助中国的力量来牵制美国，那就绝对不能太受雅尔塔协定的束缚。精明过人的斯大林，又怎么会让毛泽东怏怏而去，乃至心生疑忌，而不设法把毛变成自己的盟友呢？很显然，正是因为受到与中国关系的利益的极大诱惑，和对中国及其中国的经验寄予了极大的期望，斯大林才会下如此之大的决心，决定不再理会美英的反应，与中国另订了新约，结成了盟友。也正是因为与中国结成了盟友，下决心要借助中国和中国的经验推动亚洲革命，牵制美国，斯大林才会转而督促日本、印度以及亚洲各国共产党模仿中国，开展武装革命。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他得知金日成再度提出想要用革命的方法来统一朝鲜半岛时，他才会一改以往的拒绝态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金日成的请求。

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祝寿晚会上

《战争》一书对斯大林就金日成提议的表态是这样说明的。书中写道：

1950年1月17日，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上激动地对苏联大使馆参赞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了。为了能够实现朝鲜的统一，他最近几乎夜不能寐。因为他上次访问莫斯科时，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但斯大林告诉他要在李承晚的军队进攻北方时，再来对南朝鲜进行反击。问题是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结果使得统一国家的事情被拖了下来。他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以便就人民军解放南朝鲜的问题得到指示。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随后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原来的意见答复了金日成，但出乎大使意料之外的是，斯大林得到他的电报后，反而于1月30日复电表示愿意帮助金日成实现计划。

他在电报里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不难看出，1950年1月发生了太多的情况，而所有这些出人意料的情况，都源自于斯大林在相当程度上从思想上突破了雅尔塔协定的禁锢，下决心与中国结为盟友。既然如此，以后的所有步骤，推动日本、印度搞武装革命，答应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其实都是斯大林开始在亚洲放开手脚后的接续动作。

六

既然斯大林决心进攻，他又为什么不把他准备帮助金日成的情况透露给当时正在莫斯科准备与他最后签订同盟互助条约的毛泽东呢？

《战争》一书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它说：

第一，“考虑到中国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在莫斯科很难说服毛泽东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在与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第二，斯大林还有两点担心：“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

第三，斯大林瞒着毛泽东是暂时的，他最后还是会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的。因为斯大林必须预防美国万一进行干预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中国出来承担责任，即由中国军队直接面对美国的威胁并与之抗衡。”

在这里，笔者对第一点解释是基本赞同的，对第二、三两点则认为尚须有所补充。理由如下：

一是斯大林与刘少奇就中苏两党的责任问题有过分工，中国共产党管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苏联管其他各洲国家的共产党，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亚洲的朝鲜党基于苏军占领和多年管理的情况，仍由苏联党负责。因此，从分工负责的角度，斯大林无须就朝鲜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具体磋商。

二是斯大林在与金日成正式磋商和确定军事行动方针之前，我们似乎还不好断言他决定暂时不告诉毛泽东，一定表明这是因为“他对毛泽东是缺乏信任的”。在毛泽东还在莫斯科时，他和金日成之间尚未有过任何具体的磋商和讨论，进攻与否都尚在未定之数，他这个时候不具体告诉毛泽东他的想法和金日成的计划，并非不合情理。何况我们目前也还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两人在莫斯科没有就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具体交换过看法。《战争》一书也两度肯定两人“可能讨论过朝鲜局势”，或“谈到了朝鲜问题”，只是“具体内容不详”。既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在朝鲜统一的解决方案问题上，没有达成过一致的意见。事实上，在主张武力解决这一基本原则上，即使我们不了解他们俩谈话的具体内容，也可以相当肯定地推断出他们之间没有分歧。说毛泽东会反对，至多也只是进攻的时机问题。这是因为，和斯大林的态度一样，毛泽东也是明确认为朝鲜统一问题必须要通过解放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的。对于这一点，还在一年以前，他就对朝鲜人说得很明白。他甚至已经具体提到了可能采取行动的时间：1950年初。他说：1949年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于这一点时，才可以采取⁽¹²⁾”。事实上到1950年春天，毛泽东也准备好与金日成来讨论进攻计划的问题了。3月底朝鲜大使李渊周与毛泽东商量金日成访华的事情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¹³⁾。

三是涉及斯大林应该何时向毛泽东通报这一情况时，还应当考虑到保密问题。的确，正如《战争》一书所指出的，“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再加上朝鲜和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地区边界相连，斯大林没有理由不向毛泽东通报他与金日成之间准备采取的这一重大军事行动计划。但问题是，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是一个非常谨慎且善用心计的人。不仅在事情还没有商量出一个眉目之前，他不会轻易透露自己内心的打算，就是事情有了一些眉目，他也还是会审时度势，选择向毛泽东通报的时机。应当说，当金日成去了莫斯科，斯大林与之敲定了要发动进攻之后，他就明确要求金日成去和毛泽东商量此事，并征得同意，这在斯大林已经是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通过米高扬的回忆录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并非不相信毛泽东，但他却不那么相信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一定不会走漏风声。米高扬讲到，1949年1月斯大林正在与毛泽东通过电报密商如何应付南京政府要求苏美英等国出面调解国共关系一事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突然抢先一步向南京政府宣布美国拒绝充当调解人，这在克林姆林宫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一定是中共中央内部有人泄露了斯大林与毛泽东通电的情况。斯大林还特别要求米高扬向毛泽东转达他对中共保密工作的高度关切。尽管毛泽东明确告诉米高扬绝不存在泄露他与斯大林电报内容的这种可能性，米高扬却并不那么相信毛的说法。⁽¹⁴⁾更何况，斯大林这时还收到了其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反映中共领导层情况复杂，内中存在着严重的亲美倾向的相关报告。⁽¹⁵⁾意到这些情况，我们或许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并没有刻意隐瞒毛泽东。相反，在他看来，他反倒是为了不使毛泽东感到不快和被动，多少有点冒险地预先向中方通报了朝鲜战争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机密。

四是研究者通常容易为了解释的合理性而把历史上一些工于心计的领导人想象成深谋远虑，运筹帷幄，好像凡事都早有预谋或阴险的设计，但这在有些时候却未必符合事实。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其实往往是由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促成的；许多历史上的人物远没有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诡计多端或远见卓识。关于斯大林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就计划好了万一美国出兵干预，就让中国出来承担责任，出兵与美国对抗的看法，可能多少有点把斯大林“神”化了。因为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作者同意那种关于斯大林支持朝鲜战争是设计好了要以此来离间中美关系和把中国拖入战争的说法。而这恰恰不是作者的观点。因为作者在书中讲得很明白，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及其在战争计划过程中，其实很少认真地考虑过美国直接进行干预的可能性问题。

美国自1945年9月到1949年6月，一直驻兵南朝鲜。到战争爆发时，仍旧在南朝鲜留驻有美军顾问团，帮助指导和训练军队。就一般的逻辑而言，北朝鲜发动进攻，南朝鲜一旦出现危机，以美国政府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处处与苏联对抗的那种心态，当然可能出兵干预。斯大林在最初设想朝鲜战争的进程时，理当考虑到美军干涉的可能性。因此，估计斯大林早就计划好万一战争进展受挫把中国人送到朝鲜与美国人抗衡，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几乎是一件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

然而，历史有时就是那样吊诡。因为，遍查文献和史料，我们都找不出斯大林当年曾经提到过美国人可能出兵干涉的任何凭据。金日成甚至明确讲，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不会干预。从苏联将军帮助制定的那个速战速决的北朝鲜进攻计划，以及今天可以看到的苏联和朝鲜之间交换的战前的各种情报和进行各种部署的相关文件当中，我们都看不到斯大林和朝鲜方面对美国可能的干预所进行了任何必要的准备。如果斯大林多少考虑到美国的干预问题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这也恰恰可以说明，为什么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去见毛泽东之前会信心十足地表示，他不准备向中国要求任何援助。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才可以解释，何以当这场进攻开始，发现美军大举介入后，如同《战争》一书自己所说，莫斯科和平壤都会感到非常意外。以至连斯大林都不知道朝鲜方面打算继续向前推进还是决定暂停前进，他们会不会被美军的空袭吓坏了。结果，就连朝鲜人民军的推进计划也明显受到影响，部队在占领了汉城后一度停滞不前。而为了继续组织进攻，人民军竟然在开战一周多后不得不急急忙忙地临时就指挥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改组。⁽¹⁶⁾了解到这些情况，那种关于斯大林刻意想用朝鲜战争来离间中美关系的说法，实在很值得商榷。

七

斯大林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不那么英明，毛泽东又怎么样呢？就已有的史料看，至少在谈到外国干涉可能的问题上，毛泽东想的似乎要比斯大林多一些。当然，他谈的也主要是日本，而非美国。《战争》一书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的相关谈话。他在1949年4月底接见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时曾明确讲：美国人走了，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并拖下去，“日本就可能卷进来”。而美国人走，日本人也没有来，如果北方对南方发动进攻，日本人也还是可能卷进来，因为“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¹⁷⁾在1950年3月底与李渊周的谈话中，他甚至提出：“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¹⁸⁾

目前所知道的毛泽东唯一次提到美军有干涉可能的谈话，是在5月15日毛泽东与金日成具体讨论北朝鲜计划的过程之中。毛泽东首先还是询问日本人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对此，金日成回答说：日本人没有参战的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美国派遣两万至三万名日本军队的可能。日本军队的参战对战争进程不会有决定性影响。如果日本军队参战，人民军将会更加勇猛地战斗。毛泽东表示，从目前情形看，日本确实没有参战的可能。但如果有两万至三万名日本军队参战，战争就有可能长期化。接着，毛泽东话题一转，提出：万一美军参战，中国将派兵帮助朝鲜。说：因为苏联与美国间有关三八线划分的协议，不便参加战斗，但中国没有这种义务，可以帮助朝鲜。金日成对此表示了委婉的拒绝，他认为，美国人不可能进行干预。但毛泽东仍旧表示，如果朝鲜在中国占领台湾后再开始对南方作战，中国就可以给朝鲜充分的帮助。而朝鲜既然已经决定现在就开始作战，作战是两国的共同任务，所以中国也同意，并将提供必要的援助。⁽¹⁹⁾

“万一美军参战，中国将派兵帮助朝鲜”，毛泽东这样说，也准备这样去做。但从中共党内来看，毛泽东的这一承诺，也曾经引起了相当的质疑和不安。《战争》一书所提到周恩来7月2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内容，就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对朝鲜人不顾美国可能干预而坚持发动进攻，颇多不满。注意到8月初，人民军的进攻推进到釜山对马海峡沿岸一带，就剩下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方，硬是攻不下美军的防线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明显地洋溢着一种跃跃欲试的情绪。毛泽东明确讲，我们要准备用志愿军的形式帮助朝鲜。周恩来更雄心勃勃地说：“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但是，等到10月初整个战事因美军仁川登陆发生严重逆转，人民军主力陷入全军覆灭的险境，美韩军队可能迅速跨过三八线向北推进，中共中央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明显地都对毛泽东的出兵主张持保留态度了。

《战争》一书对于中国参战决策过程中态度一次次变化的解释和前后经过的描述，不仅到位、合理，而且相当生动、具体。作者将所掌握的大量俄国档案与中方的文献及其当事人的回忆相互比照参考，将整个过程写得细致深入，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和全书写斯大林及金日成的其他部分相比较，作者虽然过去是研究苏联史的专家，其对中国领导人当时决策背景和心态的辩证把握，却似乎更显其所长。由此看来，中国人写中国人，到底要比写外国人，更容易一些。但这种情况却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尽管目前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已经披露得相当多了，我们要想深入到作为当年朝鲜战争最主要推动者的斯大林的内心世界里去，了解其切实的想法和设计，弄清楚他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失算及其为什么，还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原载《二十一世纪》2004年2月号

【注释】

(1)《赫鲁晓夫与中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0年6月22日）。

(2)转引自沈志华书，第208页。以下凡有引文而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沈书，恕不一一注明。

(3)根据1944年10月签订的这份协定，苏联不能对东欧各国推行一党统治，英美势力应在这些国占有大小不同的一定比例。

(4)关于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即开始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情况，在《战争》所附论文中有详尽的介绍。

(5)南共领导人德热拉斯和《铁托传》的英文作者杰吉耶尔都具体地谈到过斯大林在1948年2月的这段谈话。

(6)《谢巴耶夫关于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大会事宜与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12月25日）。

(7)转见《人民日报》1950年I月11日，一版。

(8)《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人民日报》1950年1月17日。

(9)孙耀文：《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7页。

(10)孙耀文前引书，第318—320页。

(11)《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纪录》（1949年12月16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12)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3年，第190页。

(13)同上引书，第336页。

(14)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米高扬后来发现他秘密访问西柏坡一事外界长期无人了解感到异常惊讶的情况，即可想见。A.列多夫斯基编，李玉贞译：《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期，第3期。

(15)科瓦廖夫、冈察洛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俄］《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

(16)见《史达林关于朝鲜战局的指示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7月1日）；《什特科夫关于朝鲜人民军整编问题致史达林电》（1950年7月4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第424，427—428页。

(17)沈志华编：《朝鲜战争》，第1187，190页。

(18)同上引书，第381页。

(19)《金日成南侵阴谋》，《朝鲜日报》1993年7月28日；韩国外交部：《六·二五真相——俄罗斯政府公开的韩国战争的秘密文件》（1994年11月）。

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
——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

并非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应用在1947年中共土改问题的历史上，是再容易理解不过的了。因为如今能够看到的谈到这段历史的种种回忆和著作，相互区别的说法和观点，实在是太多太明显了。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去看待这些各式各样认识不同的解说，并更应该相信谁呢？归根结蒂，我们还是应该本着一种平和的心态，把那些本该属于历史的资料，尽可能地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并且把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包括把李井泉等高中层领导人，当成像我们一样的常人，来解读他们当时的思想言行，或许才有可能更接近于当时的历史真实。

引言

抗战结束后，中共中央对自身的土地政策进行了适时的调整。从战时的减租减息，到1946年转向了仍旧相对温和的“五四指示”，主张在不侵犯中农、不变动富农土地，适当照顾中小地主的条件下，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帮助无地、少地的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¹⁾继而，鉴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在主持土改工作的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政策在1947年又一跃转向了十分激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²⁾在并不具体规定划分农村阶级标准，又全力反对右倾的情况下，大力推动没收和平分。在中共全面鼓励贫苦农民获得土地的这一过程当中，凡实行土改的农村，几乎都发生了乱打乱杀的严重现象。直到进入1948年，中共中央出面全力反“左”，调整纠偏，一度发生的混乱局面才得以控制。

1946年刘少奇在延安

很多年来，研究中共土地改革史的学者，都不能不努力尝试着来对这一段历史做出自己的解释。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早些年就在争论：造成1947年土改发生严重“左倾”偏差的原因，到底是当年主持土改工作的刘少奇对实际情况的错误判断，加上盲目紧跟毛泽东的指示，还是本来就是毛泽东的责任，至少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责任，亦或干脆是先期在晋绥进行土改试点的政治局委员康生和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二人的错误做法与汇报，起了关键性作用？⁽³⁾1996年发表在台湾《大陆杂志》上的陈永发的一篇文章，更做出了大胆的推论。在他看来，这根本就是毛泽东为“达到充分动员贫苦农民和大量汲取农村资源”所采取的一种“政治谋略”。其重要论据之一，就是认为和毛泽东有着不同寻常关系的康生和陈伯达之先期到晋绥去把土改推向极端，其实正是受到毛的暗中指使。⁽⁴⁾只是，陈文并未对此一说法提供任何史料依据或作任何史实上的考据。

毛泽东与康生在一起

陈文所提出的问题，严格说来，1978年美国学者胡素珊已经进行过相当深入的讨论。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胡素珊并没有引导读者在“政治谋略”或是“判断错误”这两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⁵⁾并且她对把这一时期激烈的土改运动与中共这一时期战争进展简单地挂起钩来的作法，不以为然。换言之，她虽然是最早注意到这一时期中共土改的战争动员意义的学者，但却对激烈土改在实际上的战争动员效果，抱以怀疑的态度。⁽⁶⁾令人略感不解的是，陈文几乎完全没有提到胡素珊的研究及其观点。⁽⁷⁾而且和胡著相比，陈文在史实的研究上不仅不及胡著深入，而且还明显的存在不少不严谨的地方，这使他的论点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极大的质疑。除了上述毫无史料支持的所谓毛暗中指使康生、陈伯达把土改引向激烈的说法之外，即使其有的论点找到了史料支持，也仍旧缺乏说服力。比如陈文中另一个最核心的观点，即中共这时所以要进行激烈土改，根本上是意在乘机解决战争的财政需求问题。文中对此一说法举出的证据只有这样一条史料，即：1947年4月，毛泽东“亲自下令：‘在土改试验区实行搞地主金银烟土斗争’”。据此，文中即得出判断称：“毛泽东规定，这一次土地革命，像江西时期的查田运动一样，没收得来的土地、粮食和家畜，由贫苦农民重新分配，但是现金、金银和首饰则由政府拥有。”查对陈文所引的这则电报，不仅其引文文字有脱漏，而且字里行间也找不出此电为毛泽东所拟的根据。即使此电真为毛所拟，因为只是回复晋绥分局电报，表示同意的态度，也不能轻易得出此种没收是“毛泽东规定”的结论来。更何况，文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没收地主现金、金银和首饰应由政府拥有的内容。而对此种种再明显不过的问题，陈文也一样未做任何考证与解释。⁽⁸⁾

那么，陈文提出的这一旨在突出中共土改政治动员及财政动员意图的“政治谋略”说，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非也。事实上，此后陆续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美国黄仁宇的著作在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类似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了。⁽⁹⁾这足以说明中共此时土改的战争动员作用，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黄书就特别强调土改的这种动员意义，不过与陈文不同，他更多地还只是从客观效果这一点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他写道：中共1946—1947年的“土地改革解决了中共一切的动员问题。一到他们将初期的农民暴动控制在手，兵员补充与后勤都已迎刃而解”⁽¹⁰⁾。大陆学者虽然可能多半没有读到过陈文，⁽¹¹⁾但他们中一些人的观点，看上去却比黄仁宇的上述说法，更接近于陈文的看法。比如张鸣就明确认为：中共此时的土改，其实是一种政治谋略。他说：“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土改主要是一种战争动员，分配土地只是动员的手段之一，或者说动员的借口。”⁽¹²⁾李炜光在肯定了张鸣的说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说：这时的激烈土改，“实际上是一种战时财政动员，而且随着战事的烈度和规模急剧扩大，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人力、物力需要日益急迫，这种战争动员手段的财政意义就越来越突出”⁽¹³⁾。很显然，在肯定张鸣的说法的基础上，李炜光的说法等于与陈文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很可惜的是，无论张鸣也好，李炜光也好，他们目前谈论自己这一观点的论文，都没有进行实证的研究，多半还只是停留在一种宏观的讨论和推理的基础上。

十分明显，目前围绕着1946—1948年中共土改问题的争论，已经不只是中共中央在此期间政策转变的具体原因问题了，它更多地转向了自1946年以来的中共发动土改的动机和目的问题。即：中共此时发动土改运动，是旨在进行一场战争动员，最大限度地调动根据地农村中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支持自己对国民党的战争呢，还是像中共党史著作通常所说的那样，因为战后根据地农民纷纷要求获得土地，中共中央必须实行土改政策以满足农民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传统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也并不否定抗战结束后中共中央发动土改有其战争动员的目的。出版于1987年的董志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一书，就有近以的说法。它写道：“在全面内战爆发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只有制定新的土地政策，才能统一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部的认识，给中间人士以教育，给地主豪绅以打击，给农民的革命行动以有力的支持和领导，给人民战争的胜利打下基础。”略有区别的是，它对“全面内战爆发”这一事实的判断，并无严谨的考证，故注意到“五四指示”的温和性质，它同时也在说：“内战尚未全面爆发”，故还不宜“过早地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¹⁴⁾

传统的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习惯于“自说自话”。这种“自说自话”，并非一定是不注重史实的研究，而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董书在这一时期土改经过的研究上，着力甚著，但在对土改运动的政治、军事等等背景的研究上，则往往满足于人云亦云。上述书中对“五四指示”形成战争背景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样的情况，即使在近年出版的金冲及先生以及罗平汉等人的相关著作中，也还是能够看得出来。金、罗两书可以称得上是目前仅见的在这一问题上高度注重实证研究，在史料上用功极大的专著了，但是，他们在中共中央制定“五四指示”的目的这一问题上的说法，却较董书的说法更接近于战争动员说了。因为，董书还承认该指示诞生时“内战尚未全面爆发”，而两书却使用了一个看上去更有分寸，实际上更强调战争背景的意思相同的用语，叫“全面内战迫在眉睫”，或叫“大战在即”。⁽¹⁵⁾

不错，如果我们同意传统中共党史所说的战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时间为1946年6月的话，“五四指示”形成的时间确实容易让人相信中共中央此举很可能与准备应付这场全面战争有关。但问题在于，后人根据“五四指示”形成后发生的情况，来想象指示制定者的动机是一回事，指示制定者在大战尚未爆发的情况下，对形势的真实认识及其发动土改的真实目的，则是另一回事。要想说明“五四指示”是基于“大战在即”的形势判断所做出的意在进行战争动员的一种决定，就必须要找出形成这一指示过程中，而不是在此之后中共中央的相关言论或文字以为证明。而事实上，不要说在“五四指示”中，就是在已经披露的关于准备、起草和讨论“五四指示”的种种文献记录当中，有谁举出过这样的史料来证明中共中央这时推动土改，是为了进行战争动员呢？没有。

如此看来，无论是战争动员说，还是基于战争动员说的“政治谋略”说，不管其看上去怎样合乎情理，迄今为止却都还没有得到史实的证明。而笔者对此表示疑义，相信有必要做具体的实证的研究，也正是因为历史上已经有太多的情况表明，包括像中共政策这样或那样的变动，往往并不一定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样，肯定是精明如毛泽东者，未卜先知，运筹帷幄，经过了处心积虑的谋算和筹划的结果。谈论历史，还是按照胡适的那句话来做要牢靠一些，就是：“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要想回答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在1946年掀动土地改革运动，又为什么在一年以后要把已经相当激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更进一步推向极端等问题，在今天恐怕最需要的还是要由历史学工作者来做细密的史料梳理和深入的实证研究。这即是笔者写作本文的主要目的。

“五四指示”的制定及其意图

关于“五四指示”形成时的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背景，简单说来，就是自1946年1月10日停战令达成，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紧跟着政协决议的通过与整军方案的形成，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和平民主的舆论热潮。而中共中央2月1日有关准备迎接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重要指示，及其之后酝酿国民大会代表，提交准备加入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名单和筹备将中共中央所在地搬去靠近南京的淮阴等等举措，也自然而然地在中共党内造成了相当普遍的和平心理。尽管3月以后，国共两党在东北地区的摩擦冲突加剧，至4月更爆发了四平街之战，但关内民众和舆论依旧存在着和平的幻想。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这时虽曾就国共冲突的前途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却只能通过十分委婉曲折的方式来做党内高层少数几位领导人的思想工作，而不能不顾及当时党内多数干部不愿意战争的思想顾虑。⁽¹⁶⁾注意到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应当不难想象，“五四指示”制定时，党内高层一般处在怎样一种思想状态之中，会不会跃跃欲试地做好了“大战在即”的思想准备？

其实，凡是相信“五四指示”的制定者意在通过推动土改来进行战争动员的学者，毫无疑问地都忽略了刘少奇在一年之后检讨“五四指示”制定经过时所讲过的一段话。他说：“从‘五四指示’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条件来看，要求中央制定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还不了解与蒋介石、美国和不了。……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¹⁷⁾

刘少奇这里所说为了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又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因而将和平与土改二者兼顾，恰恰就是“五四指示”的精神所在。

“五四指示”开宗明义就说明了中共中央决定将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引向“耕者有其田”的原因。这就是：“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因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当然，为了使这一土改显得不那么激烈，避免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和打击面过大，造成要求土地的贫苦农民和推动这一要求实现的中共的孤立，指示亦要求：不仅暂时不要公开宣传“耕者有其田”的土改目标，还要尽可能保证不变更富农的土地，对一切中小地主，特别是属于军属、抗属、烈属的地主家属，应在土地份额上及面子上，给予相当的照顾。通过这些办法向党外人士作必要与适当的解释工作，使之相信，这样解决土地问题是符合孙中山主张和政协决议的。⁽¹⁸⁾

翻身农民领到土地证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指示”在当年是党内指示。这意味着，该指示并不具有对外宣传的性质。因此，从上述文字当中，即可看出中共中央制定政策时的基本想法。可以与此相应照的，还有经过各种年谱、传记和专著所透露出来的中共中央讨论通过这一指示时与会者的发言记录。

关于中共中央讨论“五四指示”的会议记录，存在着时间上的不同解释。《任弼时年谱》的编撰者认为会议召开于1946年3月15日，否认5月4日召开过同样的会议。⁽¹⁹⁾同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以及《刘少奇传》，则否认3月15日会议讨论过“五四指示”草案，而且不认为当天讨论过土地问题，相信只是在5月4日当天，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五四指示”。⁽²⁰⁾对此，金冲及先生亦相信后者的看法是对的，但金书对这个存在明显歧义的时间问题未置一词。⁽²¹⁾而罗平汉干脆采用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两相将就的作法。他在自己的书中把同一份会议记录肢解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说明确有一个讨论土地改革问题的3月1日会议，一部分说明还有一个讨论“五四指示”的5月4日会议。⁽²²⁾

《毛泽东年谱》封面

《刘少奇年谱》封面

《任弼时年谱》封面

从同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年谱，对同一份会议记录不同时间的认定，可以了解，这一时间上的混乱，应当是当年保留下来的1946年3月15日会议记录本身造成的。该记录中明显的有讨论时局问题和讨论土改问题的两部分内容。鉴于中央档案馆可能并没有保存讨论“五四指示”的相关会议记录，因而3月15日会议记录中有关土改问题讨论的记录内容，就使得中央文献研究室不同研究组只好各执一端地去做适合于自己看法的解释了。很显然，毛泽东传记编写组以及刘少奇传记编写组，包括金冲及先生在内，都相信3月15日会议记录中讨论土改问题的记录，应该是5月4日会议记录的误植；而负责编写任弼时年谱传记的作者却反对将这一原始记录进行切割，坚持3月15日说。⁽²³⁾

上述两种说法，究竟何者更合乎史实呢？

首先，3月15日会议记录由刘少奇主持。刘开会时即讲明，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与东北情况有关的时局问题。会后，亦发布了《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指示当中仅简单谈到重视减租和生产的重要性，未见有讲土地改革方面的任何内容。⁽²⁴⁾其次，讨论土地改革部分的记录中，明确讲道：“方针作这样的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文字还可以修改。”这意味着与会者是在讨论某一含有土地改革内容的文件，而3月15日发布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中并无“实行耕者有其田”之类的文字，此文字仅见于“五四指示”当中。这说明此次讨论记录确与“五四指示”有关。而以中共中央历来讨论文件之习惯，通常都是在会下主要领导人交换看法和轮流批改文件大致完成后，才拿到会上讨论，讨论后略作修改即以讨论会召开时间作为文件发布时间。说3月15日讨论“五四指示”，迟至50天之后才发出文件，则不合情理。况且在此次有关土改问题的讨论发言记录中，也看不出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在3月15日至5月4日期间，也看不到任何进一步就此文件重要内容交换意见的过程性文件。唯一一件可以见到的可能与“五四指示”有关的过程性文件，已晚至3月31日，而且还是说刚刚“起草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²⁵⁾，显与3月15日会议原始记录中所提到的文件无关。以上均可判断目前保存的这一3月15日会议记录中有关土改问题讨论的记录部分，应该有被误植的可能。

再查这部分记录中毛泽东、刘少奇发言的内容，与5月8日被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发给各中央局，作为学习掌握“五四指示”的辅助学习文件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²⁶⁾这更显示3月15日会议记录中保存的有关土改问题的讨论记录，产生于3月15日的可能性较小，而产生于5月4日的可能性较大。何况，刘少奇5月3日曾有信给朱德，说明有关土地问题的指示准备“五月四日下午四时，到枣园开会讨论”⁽²⁷⁾。这说明5月4日当天确曾开会讨论通过了“五四指示”，相关的讨论记录，理当是这一天的，而不大可能是3月15日的。

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共档案在保存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出现问题较多的情况，大部分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且以电报误植者或两人以上记录，时间标记不一者较多，不同时间的会议记录被合并起来的情况鲜有见到。而这一情况却发生在1946年，即中共中央在延安已平安渡过9年时间，不存在任何足以干扰其日常工作及其规律性的因素。这也许就是任弼时年谱传记编写者不相信存在记录误植可能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吧。

但无论此一讨论发生在3月15日，还是5月4日，对笔者的讨论，目前看当不会发生多少妨碍。这是因为，客观上此会议召开时间越早，中共中央所感受到的大战威胁越弱，越不可能从战争动员的角度来考虑土改问题。即使肯定会议确实召开于东北四平街战役相持之际的5月4日，单纯时间上与全面战争爆发较为接近，也不足以说明其土改发动就一定是针对大战准备而来。最重要的考据，还是要看会议记录所显示的发言内容，看与会者是不是从“大战在即”这个角度来谈论推动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的问题的。

任弼时转战陕北途中

根据会议记录，任弼时首先报告各地减租清算情形。说明“各地群众利用清算的办法，迫使地主赔偿积欠”，“依减租减息的标准来看，这种运动是‘左’了；依群众运动现在的标准来看，限于减租减息的办法是右了。”“现在党的面前的问题是，是否批准群众的这种运动”，即“用彻底的减租减息的名义，争取在今年内基本上解决农民要求土地问题”？

康生发言肯定农民的作法，称：“减租清算运动发展中的实际内容是农民要求土地，解决的方法……一般理由都比较正大。结果地主只好出卖土地，而农民又不要买地，于是减价折价让予农民。老解放区大概从1943—1944年就着手解决了，日本投降前已解决得差不多了。新解放区约三分之一亦已解决，但有种种偏向。”

刘少奇提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1942年的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今天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但是，“要看到这是一个影响全国政治生活的大问题，可能影响统一战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退出与我们的合作，影响我们的军队、干部与国民党的军队，影响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内战虽不由此决定，但会有重大影响。因此，不能不作谨慎的考虑”。

林伯渠问道：“另外有什么既不过火又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徐特立提醒说：“大革命时代的错误一定不可重犯。”

毛泽东表态称：“七大写的是减租减息，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七大的代表多数在延安时间太久，各地新的经验未能充分反映，现在有了这种可能，使我们从观念形态上解决问题，进而使一万万人得到利益。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严重的斗争，而不致失去群众的支持。国民党比我们有许多长处，但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这一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查历史问题决议说法），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解决土地问题，“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是下层建筑，其他都是上层建筑。这必须使我们全体同志明了”。当然，在宣传上，应当“暂时不讲耕者有其田，但将来一定要宣传”。

刘少奇最后对讨论作了结论，说：“方针作这样的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文字还可以修改。”⁽²⁸⁾

总结上述发言，不难了解，“五四指示”的形成，与当时的战争形势并无直接关联。直接影响中共中央不得不下决心进行土地改革的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根据地农民受到中共各地阶级政策的影响，已经开始广泛地尝试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相当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通过这种方法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必须做出反应。二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所留下的心理阴影。从与会者多人不约而同地强调不能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这一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人这时已经把是否支持农民获得土地的要求，视为可能再度影响其革命成败的关键性要素了。因此，与其说中共中央1946年决心推动土地改革运动是为了应付国共全面战争的动员措施，倒不如说这是它在突如其来的农民运动面前，基于其对1927年革命失败所总结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一种应变措施。

土地赎买政策的提出与背景

既然是一种应变措施，中共中央决策与实施的情况，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整个国内外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只不过，刚刚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中走过来的中共领导人，这时更多考虑的显然不是如何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和开始进行全面内战的问题，反倒是如何在继续巩固自己在内外政策上所树立的良好形象，保持与国内外各方的友好关系，最大限度地孤立蒋介石集团的问题。但如此一来，其支持农民实行土地改革斗争的幅度，也就自然而然地要受到相当的拘束了。

按照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观念和其总结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任何情况下，坚持阶级路线，都是最简单，也是最可靠，即最不容易犯错误的一种工作方法。因此，“宁左勿右”，不仅是基层干部的座右铭，即使高级干部，也是习惯使然。而在关系到贫苦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所谓阶级路线，就是要尽可能给贫苦农民以好处，允许农民为自身利益展开对地主的斗争。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条件下，不得不放弃土地革命的主张，而改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各级共产党人内心里也时时在设想如何来帮助农民满足其对土地的要求。因此，减租减息政策形式上是一种妥协的改良政策，实际上在各地对这种改良贯彻得并不坚决。毛泽东就明确讲：“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减租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²⁹⁾各地在执行减租斗争的问题上，更是本着“‘左’比右好的思想”，有意把减租斗争引导到解决土地问题上去，“默认与准许农民的土地要求”，不仅对地主坚决压制，甚至允许部分地侵犯中农的土地和过重地打击富农。⁽³⁰⁾结果，就如同康生在讨论“五四指示”的发言中所说：虽然公开是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然而土地问题“老解放区大概从1943—1944年就着手解决了，日本投降前已解决得差不多了”。

把农民的减租斗争引导到夺取土地的运动，说起来也是中共自身的政策倾向所引导的。但它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却又反过来刺激了中共中央重提土地革命的冲动。没有哪个共产党领导人不了解，实行减租减息只是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现实需要所做的一种让步，重新实行土地革命路线只是迟早的事情。但问题是，现在是否真的到了重新高举阶级革命大旗的时候了呢？至少，在1946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

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4月中旬末到达延安。他首先汇报了根据地减租清算试点地区淮安县石塘区农民数千人集体进城押了几十个地主回乡，清算其剥削账的情况，刘少奇对此明显地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特别指出：“目前各地发动的算账运动，对大地主、恶霸及汉奸化了的地主是可以进行的，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及富农。”据此，邓马上于20日致电华中分局称：“今天我们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至于清算旧账，一般是对汉奸及少数恶霸来提，不要向一般中小地主普遍算旧账。这会引起整个地主阶级之恐慌，而感到无所底止。”但是，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等人接连汇报了各根据地减租清算情况之后，刘明显地发现农民夺取土地的情况带有普遍性。他随即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进而在26日改变了此前的立场，转而表态称：“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均有极广大群众在清算及减租斗争中直接解决土地问题，我党不能不拥护群众此种土地改革行动。”结果，邓子恢于是又不得不马上急电华中分局，说明：“华中目前群众发动应大胆放手，不应束手束脚，不要过早纠正过左，不要害怕改变土地关系。”⁽³¹⁾刘少奇态度的这种变化，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到4月下旬还不曾意识到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更不曾想到过要用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来动员农民。推动中共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改变政策的，不是战争形势，而是各根据地减租清算运动中所反映出来的现实状况。

刘少奇态度的改变，无疑与毛泽东的意见有关。但是，这并不等于刘少奇对当时的形势及其现实的需要没有自己的看法。从讨论“五四指示”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这时主持土地问题指示起草工作的刘少奇，对马上从减租减息政策转向激烈的土地改革政策，仍旧有所顾虑。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一面赞同多数与会者关于“不能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的观点，一面却坚持强调：“这是一个影响全国政治生活的大问题，可能影响统一战线”，影响国共关系和国际关系，乃至于可能影响到全面内战的爆发问题，因而需要“谨慎的考虑”。

对此，毛泽东固然也表示重视，因而强调说归说，做归做，“暂时不讲耕者有其田”。但他不仅肯定必须支持农民获得土地的斗争，甚而指出：“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去反对。”因此，除了对大地主、恶霸、汉奸以外，中小地主，包括旧富农，“实际上也是要侵犯一些的”⁽³²⁾。

不过，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和随后修订公布的“五四指示”内容，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意见只是部分地被写进了指示当中。刘少奇等人坚持应当谨慎地处理与中小地主、旧富农，特别是与那些属于干属、抗属、烈属的地主家庭的关系。而对于刘所坚持的关于要尽可能保证不变更富农的土地，对一切中小地主，特别是属于军属、抗属、烈属的地主家属，在土地份额上及面子上，应给予相当的照顾等项规定，毛泽东随后也表示了认可。

5月5日，毛泽东修改并正式批准了“五四指示”，且再次重申宣传上“不要谈土地革命等”⁽³³⁾。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告诫各地称：“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我们在各地的报纸上除公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暂时不要宣传中央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³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要设法贯彻土地改革的方针。为避免一些地方过于顾虑统一战线关系，将运动拘泥于反奸和减租，中共中央也再三提醒各地：“只靠减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应利用清算减租，清算负担，清算抢掠霸占，清算黑地挂地，清算劳役及其他剥削等各种方式，使地主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中。”“清算运动不仅可以用来清算敌伪及汉奸土地，而且可以用清算方式解决地主阶级的土地。”⁽³⁵⁾

一方面要求各地坚决贯彻“耕者有其田”的方针，用各种清算的办法彻底消灭封建剥削；一方面又明令要适当照顾中小地主、旧富农以及作为干属、抗属、烈属的地主家庭等等，这不能不使各地，特别是久已习惯“宁左勿右”的地方实际工作千部在执行上莫衷一是，左右为难。而就操作层面上来讲，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这时华北地区各根据地里面的地主，情况虽千差万别，但多数老根据地中大地主已不多见。如晋冀鲁豫的太行区，即使加上新解放区，这时地主人均占地算是比较多的，也只有13.7亩，中农为3.1亩，贫农为2.1亩，地主人均占地也不过相当于中农4.5倍，贫农的6.5倍。⁽³⁶⁾而河北阜平县属于老根据地，这时地主人均占地仅4.9亩；中农人均占地1.92亩；贫农人均占地1.22亩，仅相当于中农2.5倍，贫农的4倍。⁽³⁷⁾晋绥区这时占全区总人口2.4%的地主，只占有5.5%的土地。⁽³⁸⁾一些地方的地主甚至连全村人均占地的平均数都达不到。比如晋东南的张庄，“五四指示”发布前，该村早年7户地主中只剩了2户，6口人，人均占地仅3亩，还不如贫农人均占地5.5亩多。⁽³⁹⁾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出各根据地的耕地面积极为有限，即使平分，也未必能够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愿望；一方面也说明，如果不动中小地主和富农，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多少土地好分。

值得注意的是，5月下旬，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军事较量中，中共军队主力被迫退过松花江，放弃了前此占领的大片地区，形势明显不利。毛泽东为牵制国民党在关外的进攻，不得不实施报复作战，将战火引到关内来。全面内战已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真的到了“大战在即”的时刻，毛泽东在和战问题上以及土改问题上的态度，反而变得谨慎起来了。

在和战问题上，毛泽东相信中共尚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故不希望马上开战，而是再三强调：“我党基本方针应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他要求周恩来等要“竭力争取和平”。称只要蒋答应停战，就要全力争取，并且要设法“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说“长期战争于我不利”。即使蒋介石非打不可，也“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真打起来，也要争取议和。并表示说：“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⁴⁰⁾

在土改问题上，因为要准备应付战争，故毛泽东特别指示东北局等说：“今年务必将土地问题全部或大部解决完毕。土地问题解决，兵也有了，匪也容易剿了，大城市也巩固了”，此点“至关重要”。⁽⁴¹⁾但与此同时，因为毛泽东这时的基本思想还是想和，而非想战，故他亦深知维护统一战线和联合中间势力的极端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对随着“五四指示”下发的《土地政策发言要点》中的一些鼓励各地不要怕农民的平均主义，不要怕吓跑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之类的说法，⁽⁴²⁾感到不尽妥当了。事实上，许多地方这时都已经发生了过火斗争的情况。中共察哈尔省委事后曾说明过这时的情况，称：得到五四指示之后，省委已意识到本省的反奸清算运动中没有如中共中央所要求的那样放手发动群众，故6月份开始试验，各地委去作典型村，“政策很明显是消灭地主，但实际上对封建消灭得并不狠，对地主照顾还高，不是先满足农民之土地要求”。“七月底地委会议上，中心是检讨了这一问题，‘地主动的轻，富农不敢动。’”因而“提出：‘对地主要狠’，‘要彻底摧毁农村封建’势力，‘对富农不能不有所打击’。之后，察南十八个县即开始了”⁽⁴³⁾。

注意到这种情况之后，毛泽东于6月27日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提出：“中央正考虑由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你们可向中间派非正式地透露此项消息”。⁽⁴⁴⁾

尽管，中共中央内部这时有些人怀疑，那些贫苦农民是否有能力向政府借贷来购买地主多余的土地，是否有能力偿还公债利息等，但中共中央还是很快就起草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于7月19日正式征求各中央局的意见。

其电报称：“为了公开宣布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使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运动与各解放区政府自上而下的土地法令相互配合，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推进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为了公开宣布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以缓和地主逃亡，分化地主内部，并减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中间人士的动摇怀疑，以巩固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使土地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中央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考虑“除敌伪大汉奸的土地及霸占土地与黑地外，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在土地改革后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及财权、人权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凡亲自从事耕种土地之中农及富农的土地，不问其多少，应免于征购。”⁽⁴⁵⁾尤其是，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我们必须自觉的向富农让步，坚持中央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的原则”。在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应保障一切地主必需的生活条件，并“应对一切地主采取缓和态度”。⁽⁴⁶⁾

毛泽东之所以要这样做，他这时讲得也很明白。即：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阶级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如此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准备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争取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⁴⁷⁾

当然，中共中央也非常在意各中央局的意见，因为只有它们才熟悉实际的情况，知道上述做法的可行性如何。故中共中央特别要求各中央局提供意见，这包括：如果我们目前宣布这样的法令，对当前正在发展的群众运动有否阻碍？地主多留地和用公债征购及农民出一部分地价等办法，农民是否赞成，有无损伤农民的基本利益？现在由政府宣布土地法令是否已到时机？如果你们那里土地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那就要采取批准农民既得果实，由政府调剂补救地主的必需生活和土地的办法，这样的法令是否适当？如果在大部没有解决，群众运动刚开始的地区，宣布这样法令又是否适当？⁽⁴⁸⁾

9月21日，由于各中央局的意见分歧甚大，中共中央决定暂缓发表征购土地的提议文件。其指示电就此解释说：“中央关于征购土地提议，有些地区要求暂缓发表，以免影响群众的反奸清算运动；有些地区要求提早发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老区内解决抗日地主、抗属地主的土地。我们将各地意见研究之后，认为目前暂不公布为有利，等过了阳历年各地将土地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再看情况决定发布问题。”但是，指示同时还是明确要求：即使反奸清算，也应该遵照如下原则行事，即：“（甲）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的必需生活，给他们留下不少于中农或多于中农每人所有的半倍到一倍的土地；（乙）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坚决实行‘五四指示’的原则；（丙）中农必须使之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利益，决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如中农的土地被侵犯者，必须退还和赔偿。”⁽⁴⁹⁾这一指示说明，中共中央这时固然因为担心影响正在反奸清算运动中的部分地区的群众情绪，决定暂缓发表征购土地的文件，但并不是认为这一新的政策有什么问题。不仅如此，它还生怕各地的运动不注意照顾地主，更不允许动富农的土地和侵犯中农利益。

有关征购地主土地的文件虽然没有在各地公开发布，但仍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进行了试点。这一年11月，即在蒋介石不顾中共反对，断然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关系面临全面破裂之时，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第二次政府委员会发布决议称：“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以贯彻减租，并采用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的办法，以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在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亦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土地整理登记，将公地适当分配给无地和地少的农民，调解农民相互间的纠纷，确定地权。”⁽⁵⁰⁾

分地前丈量土地

11月25日，边区政府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在距延安不远的绥德县贺家川村进行试点，由政府向地主用征购的方式买地，然后再卖予贫苦农户。仅9天时间，村里61户无地少地农民就在边区银行的资助下，用8000磅的粮食买到了200多英亩的土地。⁽⁵¹⁾随后进行试点的，还有庆阳、关中两个分区的一些村子。⁽⁵²⁾

紧接着，12月初，边区政府拟就土地公债条例草案，明文规定：“一、在抗日战争中、自卫战争中，对边区著有功绩之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之一倍；二、中小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百分之五十；三、大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产地数，应等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四、恶霸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等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百分之八十。凡地主自力耕种之少量土地，不得征购。”党内一些领导人对此犹感不足。时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谢觉哉就主张：“解决土地问题是消灭封建，繁荣农村，不是对地主取报复。因此，二、三、四项的分别规定没有必要。‘对边区’、‘少量’等字也不必要。”⁽⁵³⁾

12月24日，新华社专门向全国发出电讯，介绍了贺家川村通过政府征购和平赎买地主土地，再由政府银行资助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土地的成功经验。

被一般中共党史著作认定要对此后土改政策激进化负责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这时也于12月10日受命带人前往陇东调查土地公债的推行情况。他调查的结果，一样是正面的。回到延安后，他就在中央党校做了一个报告，公开宣称：“用公债征购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好办法。”⁽⁵⁴⁾

因此，到1947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进一步修订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土地条例》，取消了有关“土地之承购应以现耕为基础”的条款，强调“征购土地之分配，应按人口分配给无地及少地之贫苦人民，使每人所有之土地数量与质量，达到大体的平均⁽⁵⁵⁾”。其他如西北局、冀东行政公署等，也相继发行了土地债券，帮助农民据此取得土地。⁽⁵⁶⁾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被一般党史著作认作暴力土改始作之地的晋绥边区，这时不仅没有着重去考虑如何通过土改从农民手中取得资源，以支援战争的问题，反而在2月中旬通过一项决定，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共同“节衣缩食”，一方面减少税收，一方面拿出90亿元边币贷给农民，“让群众喘一口气，使群众能够发展生产，发展土特产”，“让群众翻身”。⁽⁵⁷⁾

由上不难看出，从一般所说国共内战爆发的1946年6月以后直到1947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没有因为内战的爆发而将土地改革运动推向极端，反而是从“五四指示”的方针上进一步后退，采取了更加和平的土改办法，即发行公债征购地主土地，然后分给农民或贷款由贫苦农民购买的方法。刘少奇1947年1月10日也曾专门去电给各中央局领导人，说明：“土地改革已获伟大成绩，在运动深入的广大地区，地主已屈服，数千万农民已得到土地。但尚有约三分之一地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在已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中，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一些毛病”，“为了在这些地区继续深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请你们考虑并收集意见后，答复我……是否由各解放区政府各自颁布法令，发行土地公债，征购一切地主多余的土地，无代价地分给农民，以便采用一般合法方式，最后取消地主这一个阶级？”⁽⁵⁸⁾而根据陕甘宁边区试点的结果，刘在2月8日更进一步指出：“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而且，“在土地改革时期，地价大跌，故以公债征购土地的市价很低，公债本息偿还时期又规定很长，故我们政府与群众完全负担得起，很为群众所欢迎。我们最初认为（贫苦农民）无力负担偿还公债本息的想法，是不合实际的。”故“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解放区采用，只要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做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的。”⁽⁵⁹⁾

刘少奇态度转趋激进的原因

康生是在1947年1月下旬从陇东考察后回到延安的，几天之后，中共中央就再度委派他与陈伯达一起率考察团到晋西北根据地去进行实地考察，并帮助晋绥分局解决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在给晋绥分局的通知上说明：“他们丑微（2月4日）由延动身，丑删（2月15日）可到你处。然后下乡并帮助解决几个乡的土地问题及其他问题。时间约一个月。”⁽⁶⁰⁾

就在康生和陈伯达临出发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国内形势问题，再度涉及了根据地的土地问题。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党内指示，其中说明：“各区都有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执行了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的指示，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还有约三分之一的地方，必须于今后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已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地方，还有解决不彻底的缺点存在……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指示强调：“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全部过程中，必须坚决联合中农，绝对不许侵犯中农利益（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之处，都照‘五四指示’办理。”⁽⁶¹⁾

这次会议是在内战打响，国共关系已经再难挽回的情况下召开的。由于这时面临着国民党全面军事进攻的强大压力，因此，如何粉碎国民党进攻的问题，成了会议讨论的中心内容。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大革命高潮要来了”，因而从大革命的经验出发，断言：“革命高潮的基础仍是土地革命，土地问题解决得愈彻底，我们胜利的把握愈大。”故毛泽东不仅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而且主张：土地问题要尽早解决，说“如果太迟，要犯很大错误”。解决的办法，更是一定要“用群众运动来与地主决裂，来得到土地”⁽⁶²⁾。但与此同时，也因为面临着国民党全面进攻的强大压力，会议仍旧突出强调了统一战线的问题。会议通过的政治指示特别强调：今天必须组织比抗日时期还要广大和深刻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除在城市中要联合一切中间力量之外，“解放区在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条件下，‘三三制’政策仍然不变。在政权机关和社会事业中，除共产党人外，必须继续吸收广大的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开明绅士等）参加工作。解放区内，除汉奸分子和反对人民利益而为人民所痛恨的反动分子外，一切公民不分阶级、男女、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⁶³⁾

农民拥护“耕著有其田”政策

由此不难了解，康生出发前往晋绥帮助土改时，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都没有新的土改方针出台。因此，2月1日会后第二天，康生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突出强调的只是毛泽在会上东关于必须“用群众运动来与地主决裂，来得到土地”的说法，宣称：土改一定要搞群众运动，“把一切事情都交给群众去处理”。与此同时，他也还在宣传：“用公债征购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好办法”。刘少奇到2月8日也还在强调用公债征购土地‘，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

康生在晋绥

一方面要求“用群众运动来与地主决裂，来得到土地”，一方面继续宣传征购政策，其结果只能是促使各地把原本所主张的“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的和平征购，迅速开始向以打击地主为目标的斗争征购的方向转变了。比如，上述会议结束不过4天时间，同在延安的中共西北局就发出了《修正土地征购条例的指示》，进一步强调要在诉苦清算斗争中提出征购，在征购中坚持诉苦清算斗争。而刘少奇2月6日在对中直机关派赴农村解决土地问题的人员讲话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斗争地主的问题开了绿灯。他说明，土改政策的原因，关键在于不损害中农利益，不过火打击富农，并给地主生活出路。⁽⁶⁴⁾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刘少奇在这里已经不再强调照顾中小地主和不动富农土地的问题了。不仅不照顾，而且是允许打击富农了，只是要求不要过火打击。对地主更是不用说，不仅不再按大中小来区别对待，就连不要过火打击的话也不说，只是强调在打击后要给以生活出路而已。

实际上，在高度重视集中统一和阶级路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基于策略考虑而提出的温和政策，包括抗战中的减租减息和战后的“五四指示”，以及征购土地政策等等，一旦具体到各地，多数情况下都被简单化地付诸群众斗争的办法，因而并不能真正保持温和。此时中共中央和平征购政策的遭遇也是一样。没有哪个中央局会直接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是几乎所有根据地对此都并不热心。因为此前通过群众斗争三下五除二就从地主手中挤出了大量土地，多数地方领导人自然会认为这是多此一举。晋冀鲁豫中央局事后的报告对此讲得很清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必搞什么公债征购，此前通过清算斗争直接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早已是合理合法的事情了。如果要发行土地公债，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用来解决过去不好直接夺取的干部家属以及民主人士的土地问题。⁽⁶⁵⁾西北局并不批评说征购的办法没有多大用处，而是告诉它的各级干部说：“如无深入的群众斗争，压倒地主，则地主不会交出土地。”因此，“征购只能在群众斗争深入的基础上去实行，形式是公债征购，内容则是退租算账；算账算来的是大部分，征购卖出的只是残余；看来是由上而下的法律办法，实质却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⁶⁶⁾

晋绥中央分局副书记张稼夫

显然，在2月1日会议之后，西北局这种“征购”办法已经得到了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认可了。康生一行人于2月中旬到达了晋绥分局所在地蔡家崖，他这时对土改的态度与半个月前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时的思路并无任何变化，只是也把清算斗争与征购问题挂起钩来了。17日，康生在晋绥区专员会议上讲：土地改革要实行“自下而上的搞清算”与“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条腿走路，这里的关键在发动群众，为此必须肃清照顾地主的阶级妥协思想和在分配上照顾干部、民兵、积极分子的富农路线。⁽⁶⁷⁾

有关发行公债征购土地的种种做法，在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胡宗南部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了。从3月初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及其工作人员被国民党当局强令撤离，到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展开了大举进攻。为了应付这一严峻形势，中共中央3月底决定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人民、地势均好”的陕北⁽⁶⁸⁾与胡宗南部进行周旋，正在受到严重胃病困扰的刘少奇与年迈的朱德、董必武等，率领数千中直、军直机关人员，退过黄河撤往晋西北等安全地点，同时委托刘少奇负责考虑各根据地土改事宜，同时筹备计划于5月4日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⁶⁹⁾

由于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在陕北与胡宗南部的各路追兵四处周旋较为紧张，全国范围的军事指挥亦牵扯了毛泽东很多精力，因此，毛此后半年时间很少再顾及土改问题。刘少奇则因为不必再考虑中央政治军事等其他事务，主要负责指导土改工作，又有机会一路直接听取地方各级干部的土改工作汇报，实际考察沿途根据地农村的情况，因而感触和认识较前都大不相同。

关于刘少奇此行并未带有中共中央新的土改政策，其态度转变多半是受到沿路地方报告和亲眼所见的情况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刘4月上旬到4月下旬间一系列讲话或信件内容中对土改问题态度的变化当中，一探究竟。

贺龙、罗瑞卿、谭政、李井泉在西柏坡

刘少奇一行4月4日进至晋绥中央局所在地兴县，先后与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晋绥中央局书记李井泉，以及在兴县蔡家崖郝家坡自然村进行土改试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等谈话，花了三天了解晋西北各方面，特别是土改工作的情况。8日，刘在晋绥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其中谈到土改问题，但除了强调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看法。⁽⁷⁰⁾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在三天的谈话当中，至少得到了两个让他颇感意外的重要信息。一是李井泉汇报的晋绥区土改现状，一是康生郝家坡土改试点的情况。从半个月后刘少奇的信件和电报中，可以了解到，他对晋绥土地问题的解决是不满意的，而对康生的试点工作是高度肯定的。但在8日报告当中，刘并未提到这两方面的情况。这说明，刘这时还只是在吸收消化所听到的这些新的情况，还未形成一个基本的印象和看法。

4月中旬，刘少奇一行经静乐、宁武，到达崞县晋绥第六地委所在地，刘与第六地委领导人谈了两天话，进一步了解晋绥土改情况。19日，他们转入晋察冀根据地的五台县善义村，停留数日。26日进到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而在善义村停留期间，刘少奇已经根据李井泉的汇报、康生的试点经验、晋绥第六地委的汇报以及路上得到的太行土改经验的报告等，形成了新的认识和看法。4月22日，刘少奇在给晋绥贺龙、李井泉等人的信中，具体地说明了他这一路所形成的观点。

河北阜平县易家庄农民书写土地法大纲

刘信首先谈的是农民的困苦，称：“从兴县到原平，沿途看了山地农民许多穷困及破产的现象，特别是他们没有衣服穿，如在贵州所见的那种衣衫褴褛的情形，更加刺目。许多农民多年未制过衣服，一家八九口人共一套烂衣服。”⁽⁷¹⁾

其次是则说明：“沿途稍许询问了一下群众运动的情况，虽然有些地方农民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有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工作，但群众运动是非常零碎的，没有系统的。因此，也是不能彻底的。据六地委报告：五个县共一千五百多村，已发动者九百多村，农民已分得土地者二百多村，但这二百多村是分散在五个县，不成一片。因此，他们至今没有一个县甚至没有一个区是已经像样地解决了土地问题。”派了工作团的村子，因为附近村子及县、区机构都没有改造，“这个村子即如海中孤岛，十分孤立，工作团一走，群众的胜利即无保障，工作又可能塌台。这种情形，即在兴县、临县地区也有。”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组织精选的工作团，“将原来一切机构拿到手中，发出各种号召和办法，给群众撑腰，鼓励群众，给地主及自私自利的投机分子以打击，批准群众在正义行动中所获得的一切”。“我们任何干部，包括各级的负责人在内，均必须受群众的切实的，毫不能敷衍的考察和鉴定。”同时帮助组织各村贫雇农小组来领导“群众的自发运动”，从而造成“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不仅解决土地问题，最后还要改造各级领导机关。如此才能保证像郝家坡村那样的群众胜利能够真正得到推广和巩固。⁽⁷²⁾

据此，刘少奇和朱德于4月24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说明：“途经晋绥地区兴县、静乐、宁武、崞县（今原平）等地所了解的情况，晋绥土地问题基本上还未解决，只有少数地区农民已分得土地。农民生活很穷困，生产降低及破产现象，到处可见。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改善现状，确难继续支持长期战争。故准备由晋绥分局召开一次干部会议，对晋绥地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并帮助农民建立贫农小组，建立村、区、县及边区的农会组织系统，依靠农会组织和工作团去彻底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革。”⁽⁷³⁾

刘少奇这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康生郝家坡经验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依据现有史料，康生率土改工作团进入郝家坡村，已是3月2日。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康生并不否认村里的地主在经济上已经“大大削弱”，“土地问题解决了”，他所强调的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还没有被打倒，而这恰恰也是诸多中共干部，包括许多中共领导人对和平土改充满怀疑态度的原因所在。因为只要是和平土改，就不可能使农民与地主撕破脸，从而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欢呼的那样，把地主阶级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康生显然相信，毛泽东关于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必须用群众运动来与地主决裂的提示，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因此他声称：打倒地主阶级的问题，“如果只从经济上看，那就是犯了绝大错误”。主张“我们不但要从经济上把他打垮，而且要从政治上打垮他”。其政治上打垮地主的方式，就是从17日开始进行诉苦清算斗争，组织农民批斗地主。并且鼓励农民使用暴力，打耳光、跪瓦渣、浇毛粪、剥衣服……用康生的话来说，就是“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要把地主的气焰打下去”⁽⁷⁴⁾。

除了在政治上打倒地主以外，康生这时在郝家坡的另一条经验，就是要重划阶级。只不过，重划的标准却不是康生的发明创造，而是晋绥中央分局此前在兴县后木栏杆村创造出来的。⁽⁷⁵⁾康生、陈伯达显然都受到此一“经验”的影响。至于土改工作最为关键的土地问题的解决，康生这时的主张是要进行平分。这其实也不是康生的发明创造，此前华中、太行等区也早有“经验”在先了。⁽⁷⁶⁾而康生的平分这时还有所限制，即对地主也要分得相同数量的一份土地，而且除非仅仅拿出地富土地不够平分的情况下，应照中央规定不动中农土地。这一点他在4月12日郝家坡村开始进入分配土地工作时，也讲得很明白，称：“我的意见是按全村人口除全村土地的平均数，把无地少地的土地达到这个数目就不差甚了。”只要是从无地少地农民出发，“有的村庄动了地主能解决问题，不动富农不叫右；有的村庄解决不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动了地富的也不够）而动了中农的土地不叫左。”⁽⁷⁷⁾

由上可知，刘少奇4月上旬在晋绥中央分局所在地停留期间，他从康生那里得到的“经验”和“启示”其实颇为有限。这也是刘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谈到土改工作中的经验或问题时，除了在4月22日信中笼统提到一次以外，很少具体提到郝家坡土改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少奇在土改问题上一些认识的转变，与上述康生的情况相似，实际上相当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包括晋绥根据地在内的各根据地新的经验的冲击和影响。“

还在1946年6月底，中共华中分局就发出指示，明确认为不能照搬五四指示”，提出：“土地改革的基本方针，就是要人人有田耕，人人得其平，除了中农自耕地多一点，不必拿出平分外（中农佃耕土地还是要分），其余各种人，应不分贫富，不分男女老少，达到平分目的，分得越平越好。”⁽⁷⁸⁾“如果我们强调照顾地主富农，使地主富农多分了地，结果必使雇贫农土地分少了，这对革命是极端不利的。”故各地在土改中，“必须把地主全部土地清算出来，然后再按照他应得份地留给他，但不能留得比贫农多，比贫农好，即使开明地主自动献田者，亦只能如此。”“对富农出租或承租佃耕的”和“中农佃耕部分”的土地，都“必须拿出来分配”。而且，如果贫雇农占绝对多数，坚决要求平分全乡土地的时候，我们应该赞助这种平分土地的运动，因为“这是最彻底、最革命而且又是最简便（免得分阶级中就吃了亏）的办法，是保证雇贫农利益最好的办法”⁽⁷⁹⁾。

河北安平县农民平分土地

晋冀鲁豫中央局在贯彻“五四指示”之后，也很快认为照“五四指示”办法无法真正解决土地问题，故于8月22日发出指示，要求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翻身大检查”，一面“割封建尾巴”（即消灭封建残余），一面“干部洗脸擦黑”（即反省并交出多占果实）。通过查田、查阶级、查遗漏、查隐瞒包庇和假卖假分，做到从经济上把封建残余“挤”干净，进而通过“填平补齐”的办法，使群众“翻透身”。⁽⁸⁰⁾

晋绥分局因为距离陕甘宁边区较近，执行“五四指示”的态度最初亦较坚定。1946年6月间，晋绥分局批准下发调查研究室对老区9县20村土地及阶级变化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晋绥老区1945年战争结束时，地主数量已很少，占地也极为有限，仅占人口的2.4%，仅占土地的5.5%。贫农已减少了三分之一，还有24.3%，占地12.4%；雇农则几乎不复存在了。⁽⁸¹⁾9月间，晋绥分局还批准下发了由调查研究室起草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小册子，强调划分阶级的标准必须坚持剥削关系和剥削性质，不能把中农划成富农，把富农划成地主。⁽⁸²⁾10月下旬，晋绥分局还发布指示，坚持照“五四指示”行事，强调对有动产的地主应留给相当于中农的土地，富农则应留给多于中农的土地，凡抗属、烈属、干属的地主及开明地主，可酌量留给多于普通地主半倍至一倍的土地。地主出卖土地投资生产者，应予保护，不能再向他们斗底财元宝，否则只有逼死或逼跑他们，如此等等。⁽⁸³⁾但是，因为受到晋冀鲁豫等根据地激烈土改的影响，晋绥分局领导人11月以后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明明晋绥老区土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地主富农手里没有多少土地了，李井泉却告诉中央说，晋绥50%～70%的土地还在地主富农手里，土地改革运动还远没有完成。⁽⁸⁴⁾木栏杆村没有一户是靠出租放账剥削他人为生的，土改工作队相信没有一户地主，李井泉等当即批评称：“全村没有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并要求不管此前所发《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中所定标准，按政治表现、摊子大小、祖辈是否有剥削行为等，来重划阶级。结果硬是划出了4户地主、4户破产地主、4户富农，地主富农占了总户数的30%。⁽⁸⁵⁾

几乎是同样的情况，太行区党委到1946年11月初还坚持按“五四指示”原则办事，要求各县“不要把斗争的火力打到中农和富农的头上，不要使翻了身的又打下去”，坚持“地主可以保留相当当地中农一倍到二倍的土地。”⁽⁸⁶⁾11月底以后，也照晋冀鲁豫的办法大兴查田、查阶级、查遗漏、查隐瞒、包庇和假卖假分的斗争，搞“割封建尾巴”和“挖防空洞”运动，“对地主追究运动极猛烈，土地、房屋等公开财产全部重新分配，地下所埋藏的现金、衣物，器具等亦全部追出”，“把地主阶级扫地出门”。同时对自私自利的干部，也穷追猛打，迫使其交出隐瞒包庇的土地财产。⁽⁸⁷⁾结果是，老区地主富农占地不超过13%，新区不超过7%，各县赤贫及雇农所占有土地的面积，一般已高于人平均土地面积，其产量也往往高于平均产量的一倍上下。⁽⁸⁸⁾

分地后埋地桩

一方面眼见实行“五四指示”后众多贫苦农民仍旧衣食无着，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大胆突破“五四指示”和征购政策限制，彻底实行“耕者有其田”，解决了农村中的赤贫问题，还大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这种情况自然让刘少奇受到触动。既然相信必须要给农民以利益，否则不能得到农民的真心拥护；⁽⁸⁹⁾既然相信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此时绝不能再犯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自毁长城，负责主持土改工作的刘少奇在此背景下认识迅速转向激进，并非不可理解。

4月30日，在读到晋冀鲁豫中央局薄一波的土改报告以及太行区党委相关的报告之后，刘少奇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议上做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他尖锐地批评了晋察冀在贯彻“五四指示”的过程中，犯了大革命后期了陈独秀、谭平山那样的错误。仗打得不好，就是因为没有发动群众。“总怕群众起来之后犯错误，,怕群众违反了政策，怕过火了。”其实，“百分之九十以上群众的意见就是法律，就是政策”。群众的要求不外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彻底打倒地主。“太行经验证明，消灭地主剥削一定要彻底，他们叫做让地主扫地出门，土地财产一切搞干净，让他要饭七天，挑粪三担。”“一定要把地主打垮了，然后恩赐他一份，他才会感恩。”如果农民要求平分土地，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的。“太行有的村，群众要打乱平分，一人三亩，消灭富农，中农的地也要动。假如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是最好了。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彻底办法，内战时期就是这样分法。”刘少奇还明确建议晋察冀要学习晋冀鲁豫的做法，走群众路线，一切由群众去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分浮财，挖底财，分土地，把地主扫地出门。⁽⁹⁰⁾

分得牲畜后的农民积极生产

第二天，即5月1日，刘少奇转发了薄一波的报告。并批示道：“事实证明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群众常常跑在党的领导机关前面，党的领导机关常常落后于群众甚至阻碍群众。这种右倾错误必须迅速纠正才有利于运动。对于这个报告，应注意下列几点：（一）对于地主，必须根据全体农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的意见来处理，对于中、小地主及抗日地主、干部家属地主的照顾，必须是出于群众的自愿，由领导上规定要留给这些地主多于中农一、两倍土地的规定是错误的，群众痛恨的恶霸地主必须让群众彻底斗争清算他一切土地财产，然后留给他最后生活。（二）对于富农的土地及其牲畜、工具等，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是不能不动的，但必须取得中农的赞成，向中农做详细解释，而且必须保存一部分富农经济，以免引起中农的恐惧和动摇，因此，打乱平分及中间不动两头打乱平分的办法，各地必须慎重采取。（三）……各地必须密切注意中农态度的任何波动，对中农采取密切联合政策。只要全部中农能和贫农一致，就不会有过左的冒险主义，而如果引起中农与贫农分裂，就要成严重的冒险思想。（四）我们各乡干部如有多占群众斗争果实及其他为群众所反对的行为，应充分发扬群众民主，让群众批评揭发及撤换最大的职务，不要阻碍群众，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群众相信自己做主人。”⁽⁹¹⁾

从刘少奇上述批示中可以看出，他这时对土改问题的态度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地主和富农的政策上。他开始承认：“五四指示”及其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征购等政策的规定，在对待地主和富农问题上是有错误的。5月6日，在听取了冀东区党委的土改工作汇报之后，刘少奇和朱德再度发出的指示，对这一点讲得更加清楚。指示称：“你们应学习太行山的经验，组织群众的复查，继续深入反对地主的运动，完全割掉封建尾巴。”“以前（中央）主张留给地主多于中农一倍、两倍土地的意见，是不妥当的。中央前曾要你们对地主采取拉的政策，亦是过早的。”同时，“在复查地主，割封建尾巴的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土地牲畜工具，去满足农民要求”。但在土改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共产党对于农民群众的这种要求及其过去一切反对地主、富农的行动，必须拥护，不能反对。某些同志怀疑群众这些要求和行动的正当性与正义性，因而批评反对甚至咒骂与阻碍群众的行动，向群众泼冷水，助长地主富农威风，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陈独秀式的右倾机会主义，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受了地主富农的影响，必须坚决在党内反对与肃清这种意见。”为此，“望你们翻印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给所有干部阅读”⁽⁹²⁾。

土改政策的“左”倾与纠偏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于大革命期间，在当年是中共党内几乎唯一公开为激烈的农民运动高唱赞歌的文章。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因为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自然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而陈独秀等对农民运动的压制态度，则就此打上了“右倾投降”的烙印。

毛泽东这篇文章的中心观点就是：“农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而要想造成这样一种大的革命热潮，就要允许贫苦农民能“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为所欲为”，把地主阶级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而“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的极少。”故“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此亦即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⁹³⁾

以这样一种精神来“规范”各地的土改工作，即使是已经走得很远的晋冀鲁豫、太行、晋绥等地区的土改运动，看起来也都还达不到标准。

当然，首先动起来的是晋察冀，毕竟刘少奇就在晋察冀，并且尖锐批评的也是晋察冀。刘少奇4月20日讲话之后，晋察冀中央局马上就着手开始部署土改大复查。按照太行区将地主“扫地出门”的经验，提出了“真正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的意见要打人、杀人，领导机关也不能制止”；“一升租子也是剥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意见就是政策，就是法院”，“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要求。其冀晋区10个县先行动作，仅半个月时间，地主普遍被扫地出门，中农亦因受到严重伤害而纷纷外逃。阜山县不到半月打死了300余人，平山县3天就打死了100多人，冀晋区在复查运动中被杀者多达4000多人，直接受到这种乱打乱杀风潮冲击的就有七八个县几十万人之多。但也因为中央工委就在晋察冀，因此，这场“盲动的、冒险主义的错误”⁽⁹⁴⁾一个月后被发现。⁽⁹⁵⁾朱德亲自出席了6月在行唐县上碑召开的紧急会议，宣布说：“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在肉体上将其消灭，而是清算其土地财产，罪大恶极者可交政府法办，群众不可以随便抓捕人、吊打人，更不能随意处死。”⁽⁹⁶⁾

但是，除了晋察冀以外，其他根据地的乱打乱杀就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了。东北松江省委负责人张秀山，7月初还公开主张：农民对地主的打击越激烈就越人道，强调农民的斗争“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约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⁹⁷⁾。

与晋察冀乱打乱杀同时发生的，还有各根据地乱划阶级成分。如5月7日，晋绥分局就在郝家坡召开了地委书记和各地土改工作团负责人参加的土改经验交流会，决定重新确定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后木栏杆村联系历史“查三代”、“看政治态度”和“看摊摊大小”的划分阶级的经验，在会上被推广开来。会后全区重划阶级的结果，各县地主富农最少也被划到16%以上，多则超过了27%。⁽⁹⁸⁾据《晋绥日报》报道，五寨县东秀庄在改订阶级成分中，甚至是将地主从过去的1户改订成19户，将富农从过去的2户改订成10户。⁽⁹⁹⁾据谢觉哉记，木庵康宁村，200多户，只有5家破产地富，这时却定了90多家地主富农。李家口村118户，只有地主8户，富农2户，却定出地主富农53户。最让谢觉哉感慨不已的，是泉台三并镇一康姓中农，被错定为富农，父子6人被打死2人，被逼自杀3人，家产被没收一空。剩下的唯一一个儿子在八路军某区任政委，得讯后赶回，“亦愤而自杀”。⁽¹⁰⁰⁾

重划阶级的结果，是大批中农，甚至是新中农，被划成了地主和富农。结果也就造成更大规模的抄家、批斗、罚没财产、扫地出门和挖底财斗争。同时，原本就不发达的根据地工商业，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一场浩劫。河南汤阴城乡农民数千人在土改工作团的组织下，浩浩荡荡开进城里召开批斗大会，将数十个工商地主公开批斗，当场枪毙7人，没收全部财产，并抄没其他地主的地契、衣物和其他财产无数。⁽¹⁰¹⁾东北双城也是放手让农民夺取浮财，于是“四乡农民结队成群手执扎枪，进城起运浮物，每天总有几百辆大车从四门涌进涌出”，“全县卷入这个斗争的村屯达70%以上，取出浮物底财总值共约二十万万零五百万元”。⁽¹⁰²⁾山东聊城农民受到区批斗大会的鼓动，先是清算了大地主300余家，后又分别联合周边村庄举行，“五六天光景即将头等地主斗了一遍”，然后“到处点火，村村冒烟”，“十天到半月又将大小地主扫荡一遍”，取得大批土地财产。⁽¹⁰³⁾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¹⁰⁴⁾整个渤海区也是到处乱打乱杀，商河县打死1000多人，惠民县打死150多人，且多数并非地主。⁽¹⁰⁵⁾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报告手稿

由此所带来的，是逃亡现象的大量发生。最典型如山东根据地，因为普遍乱打、乱抓、乱杀及将地主、富农，甚至中农扫地出门，导致大批受到冲击的地主和农民举家逃亡。仅胶济线东段四五个县，就有十万多人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乘机将逃亡的地主分子组织起来，组成武装还乡团，进行报复。8月，乘着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胶东之际，地主还乡团在潍北、昌南、平度、莱阳等地杀害中共党员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16177人，造成根据地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¹⁰⁶⁾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做报告

面对土改中的暴力愈演愈烈，造成严重恐慌和自我孤立的问题，刘少奇也明显地感到担心了。刚一得知晋察冀按照他4月30日讲话精神，闹出大批人命的情况，他很快就批评了晋察冀的负责人，并且意识到讲话内容有所不妥，因而要求把他的这次讲话记录销毁掉。⁽¹⁰⁷⁾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举行。开会第三天，刘少奇就在与晋冀鲁豫代表团座谈时提出：“农民只看眼前，我们要看得远些，要叫地主过得下去，不要肉体消灭。肉体消灭是冒险主义。”因为，我们“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如果搞的厉害，地主逃走，就增加了蒋介石的力量。”如果再消灭了富农经济，再侵犯了中农的利益，那就更是错误了。⁽¹⁰⁸⁾

但是，这一波暴力土改的浪潮，并没有就此减弱。就在刘少奇发表上述谈话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受到刘少奇4月22日信以及康生在晋绥郝家坡试点经验的影响，⁽¹⁰⁹⁾一直无暇顾及土改情况的毛泽东在会上又一次提到了土改问题。他明确肯定了各地突破“五四指示”的做法。他明确主张：“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的要求更进一步。”所谓更进一步，就是“应该取平分土地的方针”。他显然也注意到了土改运动中过于激进的一些做法，因此特别强调说：我们实行平分土地政策，不等于要回到苏维埃时期，放弃统一战线政策。“大革命时期城乡都右，内战时期城乡都左。”“一是土地革命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二是在城市中没有建立统一战线，不要资本家”。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同，“土地革命要与统一战线相结合”。在土地问题上，“现在我们是一律平分”，“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在城市，“现在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但是，由于平分土地方针的提出，等于解除了不得侵犯中农利益的限制，再加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肯定了刘少奇及康生对基层干部问题的估计，主张各地“要学晋西北的方法，搞贫农团，由贫农团来篡党篡政篡军，坚决克服干部中偏向地主富农的情绪”⁽¹¹⁰⁾，因此，毛关于必须重视统一战线的指示，包括地主也要参加平分的意见，事实上并不足以引起地方干部的认真对待。

在这里还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毛泽东这时在小河会议上的这些意见，因为战争阻隔的关系，刘少奇和各地中央局其实并不能及时了解。他们很快了解到的，是毛泽东7月25日对刘少奇4月22日信的批复。由于这封信实际上是在晋察冀引起很大风波的4月30日讲话的腹稿，不仅对此前土改运动成绩评价甚低，对干部中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而且主张土地问题乃至党政民机构的改造，都“必需而且主要是依靠群众的自发运动”，通过走贫雇农路线（贫农小组）的办法，接受贫农小组和农会的自由批评与撤换，因此，如果按照它的意见行事，对中共各级党政机构权威地位，乃至于对广大干部，必定冲击甚大。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批示“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说“这封信里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且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存在着”；肯定“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¹¹¹⁾并把该信转发到一切地方去，可想而知会造成怎样一种结果。

彭真在宣讲土地法大纲

中共冀热察区委书记刘道生在毛泽东的批示发出两天后，就公开宣布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方针，并坚决贯彻以贫雇农为骨干的群众的意志。对反动地主和奸霸分子，“农民要求杀就杀”，“杀不是错，不杀才是错”。“过去因为怕杀人多，而使农民吃大亏，今后凡群众赞成要求杀者，则杀之。”⁽¹¹²⁾各中央局负责人随后也纷纷在土地会议上表态，表示赞同毛、刘对党内不纯问题的估计，强调问题严重，称县以上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在50%以上，老区基层党员干部中农成分占党员总数60%左右，贫雇农成分的党员“无权无势”，地富成分的党员作用很大，说通常六七个村子中的党支部，只有一个掌握在贫雇农党员手中。⁽¹¹³⁾

刘少奇虽然在晋察冀发生乱打乱杀的风潮之后，已经意识到自己4月22日信中的判断和看法可能不很恰当，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在3个月后才做出批复。而一经毛泽东批示后，他即使再有想法，也不能就此再做反省了。他只能依据毛泽东批示中的说法，把晋察冀发生乱打乱杀错误的原因，也归结为“党内不纯”，以便从这个角度来阻止这种暴力土改风潮的无限蔓延。他宣称：“在党内严重不纯的情况下，如不预先加以适当改变，即去进行激烈的土改，必致引起事变”，“干部强迫群众开会，打人、杀人”，弄得不好“类似内战时富田事变及大杀AB团改组派的错误是可能重复的”。

从刘少奇在这时提出要防止发生苏维埃时期滥杀AB团的富田事变重演一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刘在晋察冀发生乱打乱杀错误之后，对制止乱施暴力的问题，是相当重视的。在8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他也着重强调了反对乱打乱杀的问题。只不过，他是从毛泽东批示的角度，把它更多地与干部的家庭出身及其胡作非为联系了起来。他说：“从晋绥到阜平，我即注意考察土地改革不能彻底的原因，在阜平反对了领导上的右倾后，很快就看到冀西的‘左倾’急性病，干部在乡村中的无限权力，强迫群众到会、付表决、呼口号，在斗争地主及所谓国特时，强迫群众打人杀人，并用强迫办法做到形式上的百分之九十，向上级作报告。我用坚决态度停止了冀西的这种运动，即细心考察党内与干部情况。在土地会议上又与各地代表谈话，并听了许多报告后，发现党内及干部中严重的不纯洁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及缺乏具体思想教育，是晋察冀及其他地方土地改革不彻底与工作落后的基本原因。”不仅“党政民县以上干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区村干部及支部党员中农是主要成分”，“军队干部多数是本地地主富农出身，老干部亦大多数娶地主女儿作老婆”，而且“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造，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以前是贫雇农者，由于当干部，现在大多成为中农或富裕中农与富农……少数最坏者则为新恶霸，各种罪都犯。脱离群众最甚者，常为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按照毛泽东批示的精神，他宣称：解决上述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只有场过上述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如此，在全国范围或有数十万党员及干部被群众抛弃、批斗，甚至审判，包括引发若干事变，然而，“土改必须彻底完成，农民民主自由必须保障，作风必须改变，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撤换，犯罪者必须受到应有处分”。⁽¹¹⁴⁾

毛泽东手书土改总路线

最能够说明刘少奇也不能不注意揣摩毛泽东想法，以便紧跟毛泽东步伐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他在9月4日的一段谈话。9月3日，他读到了新华社1日发表的一篇社论，马上从社论中一段不同于以往的提法上感觉到其背后可能有毛泽东的说法在起作用。在与几位领导人讨论过后，他在第二天的土地会议上讲道：今天，“我党的土地政策改变为彻底平分田地，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农具、牲畜、种子、粮食、衣服和住所，同时又照顾地主的生活，让地主和农民同样分得一份土地，乃是绝对必要的”⁽¹¹⁵⁾。至于彻底平分的办法与过去中央坚决保护中农不受侵犯的政策有矛盾的问题，他要求与会者去注意这篇新华社社论中的提法，说：“这篇社论通篇都是讲的平分土地，是普遍的彻底平分。这篇社论中根本未提到动不动中农的问题，关于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话，一个字也未谈到。我想很明显的这篇社论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很可能就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不经过毛主席这种口号是不敢提的。”他说：“昨天我们几个同志谈了一下，感到普遍的彻底的平分土地的政策简单明了，贫农也易于掌握，这是毛病最少好处最大的，这是一个大解放。”⁽¹¹⁶⁾

当然，刘少奇在9月13日为土地会议所做的结论当中，也再度提醒到要团结中农，要保护工商业，对中小地主不要斗得太狠，政策上对富农不要与对地主同等看待等等，包括特别提醒了“左”倾情绪的危险性的问题，断言“左”倾情绪实际上“是流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投机性”，强调平分土地的方针下“容易使我们犯‘左’倾错误”。⁽¹¹⁷⁾但是，一方面要深入土地革命，彻底平分土地，不怕侵犯部分中农利益；一方面要求走贫雇农路线，“由群众审查并改选各级干部”，⁽¹¹⁸⁾额外提出这些“提醒”，对于众多心怀戒惧，非“左”不能证明自己阶级立场，赢得贫雇农认可的各级土改干部来说，几乎等于什么也没说。也难怪刘少奇后来说：当时所有这些话也都讲到了，可是“大家听不进去”。⁽¹¹⁹⁾

土地会议后的“左”倾狂潮

土地会议刚一结束，各地负责人便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的革命性。率先表态的又是晋绥分局。因为中共中央这时转发了刘少奇8月4日的报告，其中除了突出强调要放手发动贫雇农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以外，还特别提出应“由中央或地方党委发表告解放区人民书，号召人民把命运操纵在自己手中”，“号召党员接受群众批评、鉴定，尊重人民权利，服从群众的决定”，⁽¹²⁰⁾晋绥分局党委即于9月24日在《晋绥日报》上以“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名义，抢先发表了一个《告农民书》。公开宣布：“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不管任何一级，从村起到边区一级的干部，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要怎样处罚就怎样处罚。”“凡是在那些不是替农民办事的人掌握政权的地方，农会就可以完全替代政权。”⁽¹²¹⁾

对此，刘少奇当即给予了表扬。⁽¹²²⁾于是，晋察冀、晋冀鲁豫、东北局、冀东区等，都先后发表了告农民书，告诉农民说：“从今以后，样样事都得咱们自己办，干部由咱们自己选举和罢免。”“根据地内的党员，一律交贫农团审查，看谁不够格，可以提议共产党开除他。”⁽¹²³⁾口此一来，农民斗争的矛头，不仅指向一切农村中看起来多少富裕一点的家庭，而且乱打乱杀的矛头还迅速指向了基层的党员干部。

在晋绥区，由于晋绥分局这时公开发表了《关于兴县后木栏杆自然村成分问题的研究》，公开了划阶级要联系历史并看现实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表现的标准，⁽¹²⁴⁾地主富农的人口暴涨到总人口的25%，⁽¹²⁵⁾被关押的地主富农数以万计。他们普遍遭到吊打和其他各种肉刑，以便逼其交出可能私藏的财宝。抗战时期实行的“三三制”遭到彻底废弃，开明士绅王作相被打死以后开肠豁肚，尸体被扔进黄河里。晋绥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被遣送回老家固贤，交群众审判，惨遭殴毙。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被武装押送回老家黑裕口进行批斗，当场被政府宣布撤销其副议长职务，并将其家人扫地出门。已将全部财产捐出的开明士绅牛友兰，被强行要求交出不存在的底财，竟把其在晋西北行政公署做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也拉来陪斗，并且当场让人用铁丝穿了牛友兰的鼻子，让牛荫冠用铁丝牵着其父游街。已知长治被打死者数以百计。仅兴县一个县，这期间被打死的地主就有384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总共被打死1151人。⁽¹²⁶⁾

从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牛荫冠被拉出陪斗的情况，不难想见晋绥各级干部这时所受到的冲击会是如何之大。晋绥分局这时专门发布通知要求党员干部学习《晋绥日报》社论《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要求全区党员和干部都必须经过贫雇农会议的审查，然后再交农民大会通过，今后各机关都应以贫雇农出身者形成核心。⁽¹²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纯洁组织的名义，任凭农民对党员干部乱打乱杀的情况甚嚣一时。就连《晋绥日报》国际国内要闻版负责人和报社编辑，都因出身不好，而被捆绑吊打。山西偏关这时也死了66名干部，其中15人被活活打死，21人走投无路之后自杀，还有3人在扣押中病死。五寨四区8个行政村的支部书记，1个被杀，1个自杀，其余6人都被撤职并斗争。兴县黑峪口农民把抗战前夕即加入中共的支部书记刘玉明打死，弃尸黄河。牛荫冠亲眼目睹许多区乡干部被打死，某区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直刮到骨头，最后被刮死的情形。全区3个月里总共二十五六万基层干部中，有4万人被停止党籍和撤职。⁽¹²⁸⁾朔县、神池和右玉3个县委以及许多支部和机关被宣布解散，大批干部被关押或批斗。全边区这段时间里共死亡党员干部357人，其中县级干部7人，区级干部33人，村干与党员317人。⁽¹²⁹⁾

太行区从9月下旬起，按照平分土地的方针重新进行土改试验。涉县更乐村作为试点对象，全村1620户人家，被斗344户，占总数的21%。其中中农就有276户，占全部中农的31%。被斗户中204户被扫地出门。整个村子划阶级更是水涨船高，被划成地富的从3%猛涨到21%，再涨到23%，最后更涨到全村总户数的25%。这些人中12人被杀死，且都是用捅刺刀、砸核桃或开膛破肚的残忍方法处死的。全村182个党员也受到严重冲击，其中24人被斗，17人被开除，15人被殴打，2人被禁闭，12户被扫地出门，还有2人被处死，1人受不了刺激自杀身亡。⁽¹³⁰⁾

整个晋察冀，这时被停止党籍者，就有数万人之多。⁽¹³¹⁾在冀东密云县河东地区，这时被打的党员千部就有30名，被捆被扣的达126名。六区关上村的党员55人，其中25名被关押。行唐县1000多名村干部均被关押起来，许多人因恐惧而自杀或逃亡。热河新惠县干部400多人，260多人受到不同处理，被清洗者147人，关押45人。全县246名基层干部被拘押，后杀了11人，自杀3人。新东县拘押者达7706名，基层干部就占了545名，被杀43名。⁽¹³²⁾山东渤海区党委整个被认为“从上到下都烂掉了，干部坏透了”，应“一律开除党籍，重新登记”。因而区党委及行署和军区负责人均被撤职，所属区县党委亦大部被换班，不少人挨斗挨打。⁽¹³³⁾陕西葭县一些村庄几天时间不仅干部家属，就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被没收，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为逼出底财，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还有用滩油从头上浇下烧死的。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张达志家属也被斗争，其弟被吊打逼索银洋。阜平县全县党员6120名，1116人被撤职，1952人错划地主和富农后被停止党籍。河南陵川46个教员打死了23个，赶走了21个。绥德干部学校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把十几名八九岁的干部子弟打成“狗腿子”。⁽¹³⁴⁾

而按照刘少奇所倡导的交由群众自发推选干部和建立政府，闹出的乱子就连不少中共高层领导人也接受不了了。据陈毅讲，他这时前往陕北，经过晋绥，正好赶上晋绥正在大搞贫雇农当权。因为几个县政府被解散，县长书记都被押了起来，贫雇农出身者遂自行选举成立领导机关。“会场贴着‘贫农席’、‘雇农席’、‘王八蛋席’，入会场时，贫农入贫农席，雇农入雇农席，有些人既非贫农，又非雇农，无处去坐，他们就讲‘你为什么不坐，你们还客气？要整党，要革命，就是革你的命。你们回去把你们所有的表、笔、皮袍，全部集中大礼堂，我们要分浮财！’并且强迫他们去坐‘王八蛋席’。”“成立主席团时，选出了一个伙夫、一个马夫、一个奶妈。那些部长、厅长、委员、科长都傻了眼。”⁽¹³⁵⁾

类似的闹剧也同样闹到军队当中去了。因为要走贫雇农路线，一些部队中指战员也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陈赓纵队中一些出身贫雇农者立即罢免了司令部总支书记、军政处长王步青的党内职务，选举了清一色贫雇农出身者担任书记和委员，并且对出身富裕家庭的干部进行财产搜查，一直搜查到陈赓本人。非贫雇农出身的旅长团长们，更被罚去站岗放哨。陈赓召集会议怒斥此种作法时，一些领导人还拒不接受，坚持要照新华社广播的观点办事。甚至有人当场散布说：“他（陈赓）是地主家庭出身，不能听他的！”陈赓为此不得不致电中央，要求中央出面解决。⁽¹³⁶⁾

对中共中央的做法感到难以理解的，还不只是陈毅和陈赓等人。谢觉哉这时也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有二十多年的政权经验，可惜没有搜集，更说不上总结。许多事得重搞，甚至革命就是为着政权的基本观念亦有时模糊，致有土改中许贫雇农篡政的事。区乡政权机构垮了，贫农会又不听政府指挥，贫农会是土地中突出的一部分，不能代表全体农民。苏维埃时期，农村开始暴动，农民协会为指挥机关，亦即政权机关。暴动成功即用革命委员会，能选举时则称苏维埃，这是对的。今忽把成立了若干年，做了若干革命斗争的政权不要，以农会或贫农会代之，叫篡政。自己革自己的命。”实在是莫名所以。⁽¹³⁷⁾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当中，最早开始意识到土改工作出现了问题的，是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他在读到土地会议所通过的《全国土地法大纲（草案）》之后，即对草案中的阶级标准问题以及各地纷乱的阶级政策，产生了很大的疑惑，因而开始四处寻找毛泽东1933年发表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并开始了解各地“怎样划分农村阶级，即如何确定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人等”⁽¹³⁸⁾。11月12日，虽然各地的电报尚未回来，但他已致函毛泽东，认为：一些地方在划分阶级问题上存在过火现象，“将富农算作地主，富裕中农算成富农”，不区别新旧富农，一律采取逼、吊、打的方法来夺取其土地财产，这些情况恐怕都应“颁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使之有所约束和规范。⁽¹³⁹⁾两周之后，在任弼时的推动下，毛泽东正式批准重新颁布经过修改的1933年《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

农民踊跃参军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时对整个土改工作“左”倾激进的危险程度，还不是十分确定。他多少有些担心这时发放这样的政策性文件，会不会给正在兴头上的群众泼了冷水。这是毛泽东一向最为顾忌的问题。因此，他在按语中这样写道：“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的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¹⁴⁰⁾对此，反倒是主持土改工作的刘少奇马上意识到其重要性。刚一得知找到这样的文件，他就致电中共中央称：“现在定成分是一个异常复杂和激烈的斗争，各地发生毛病亦多，望中央将两文迅速广播。”⁽¹⁴¹⁾此同时，刘少奇并以中央工委的名义批评了晋绥分局提出的划分阶级的办法，称：“你们土改通讯第二号关于后木栏杆村成分问题的意见是不妥的，偏于过左的。确定某人成分，应以当地建立新政权前若干年及抗战后实际的社会经济地位为标准来决定，而不要联系到很远的历史，更不要以今天的认识态度和思想的好坏为标准来提高或降低各人的成分，尤其不要故意提高某人成分的办法去打击旧干部，因为这是违背客观的真理，这就要造成群众中的分裂并给地主、富农及坏干部以反攻机会。”⁽¹⁴²⁾

如何认识和解决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左”倾激进倾向？在这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当中，还是一个存在着相当争议的话题。晋绥分局的领导人拒不承认自己的做法有问题，叶剑英等则公开认为现在的做法正在使中共自我孤立。⁽¹⁴³⁾毛泽东显然也越来越多地听到有关各地土改做法过火的说法，但是，从他一直相当重视和肯定《晋绥日报》在土改宣传上那种充满了斗争精神的宣传报道方式可知，毛泽东这时所得到的情况还是零碎的和不完整的，因而他仍旧对要不要现在就突出提出反“左”问题感到犹豫。

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谈到土改问题时，首先肯定了土改的成绩。他强调说：国共内战双方都有困难，但是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这里面一是因为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二是我们的主力已打到外线去了，国民党却做不到。东北在短时期内能够建立起很大的一支军队，主要就是得益于土地改革。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从统一战线的角度谈到土改中发生的“左”倾问题。他提醒说：“统一战线其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十年内战期间我们就犯过错误，那时的“左”倾政策“没有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牢记：“农村户口中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这个阵线不能乱。”土地会议把右反掉了，通过了一个完整的土地法，这是保证胜利的一个伟大的会议，但是，“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逆流”。总之，我们既要反对对于消灭封建阶级和驱除党内坏分子问题的动摇，也要反对对工商业和知识分子，包括对开明士绅的冒险政策。就是地主阶级中，和我们同过患难的人士，在不妨碍土地革命的条件下，个别情况加以照顾还是必要的。另外像杀人的问题，也要反“左”防右。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只要不积极破坏战争、破坏土改的人，都可不杀，要从群众的利益着想，把这些人当作劳动力保存下来。⁽¹⁴⁴⁾当然，毛泽东这时对“左”的问题还是看得比较简单，因此，他并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甚至没有太多紧迫感，他告诉与会者说：“他从未这样愉快过。过左了的，道个歉就是了，不必再要求什么。打的主要是其错误，并非其本人。⁽¹⁴⁵⁾

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都写入到会议决议中去了。决议肯定了刘少奇等人所强调的贫雇农作用的问题，其第一条就指出：“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与贫农团的领导作用放在第一位。”但是，决议的主要精神仍旧在于纠“左”。它明确强调：反对侵犯中农利益；反对妨碍工商业；反对对学生、教员、教授及一般知识分子采取冒险政策；主张适当照顾开明士绅；主张地主转入劳动满5年以上，富农降为中贫农满3年以上者，一律应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主张土改着重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地面财产，不应过分强调斗地（底）财；提出斗争地主富农，应依照大中小和恶与非恶，有所区别，尤其不允许土改工作团和政府人员组织打人与采用肉刑，对地主还必须分给能够维持其生活的土地和财产；并要求除极少数罪大恶极分子以外，在土改运动中“必须坚持不多杀、不乱杀”的方针。因为，“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¹⁴⁶⁾。

中共中央1947年十月会议会址

毛泽东、刘少奇纠“左”的尝试与困难

不过，面对各地仍旧轰轰烈烈的土改和整党运动，毛泽东对简单地下发十二月会议决议的效果，仍有顾虑。特别是习仲勋这时的一份报告，使他清楚地意识到土改中的问题颇为复杂，绝不能急于发布这一会议文件。

习仲勋的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老区与新区加以区分，“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因为老区“中农多，贫雇少，有些乡村无一地主和旧富农存在，即真正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最多尚不足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如再分平，即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不同意。硬分下去，对我不利”。而且，因为老区地主、富农比新区少得多，“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如评的如新区一样，势必犯严重错误。”不是把新升富农评成旧富农，就是把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再去斗争，或者把富裕一点的农民订成地富，或把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动力者，订成地富。现在已经发动群众开始斗争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不是查封店铺，就是打、吊、拷、杀，“弄得人心恐慌”。因为中农被排斥在外，参加斗争的往往是“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的分子所发动起来的群众”，“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于此种自发运动，必须坚决参加进去，改造领导，甚至坚决制止。这不是给群众泼冷水，而是打击不良分子的破坏，引导群众到正确方向上去。⁽¹⁴⁷⁾

注意到习仲勋所提出的问题和晋绥区运动中反映出来的严重情况，毛泽东一面委托任弼时和胡乔木研究起草文件，一面专门电召习仲勋和李井泉到中央做专门汇报。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948年1月14日明确电告刘少奇说：“中央十二月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这些材料正由弼时及乔木整理，其中一件是怎样分析阶级及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不日可完成，月底公开发表。”故“你起草的关于执行土地法的指示草案……现在似乎可以不发。”因为“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运动中发生了许多亟待回答的问题（主要是过‘左’）”。⁽¹⁴⁸⁾

对于毛泽东的电报，刘少奇很快复电表示了同意。他也承认：“现在运动的表现的偏向，主要已不是右，向地主富农妥协；而是‘左’倾，即过分与没有必要没有分别地打击和大批逮捕地主富农，在底财问题上逼死地主富农……对富农与对地主，对新富农与对旧富农，对勤劳起家与对贪污讹诈起家的新富农，没有或甚少区别；在订成分中，侵犯了相当数量的中农利益；贫农团与新农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对旧党员、旧千部、采取一律不信任与排斥态度等。”而在老区，贫雇农数量已不多，现在仍保有一些财产及较多较好土地者，差不多都是党员干部的家属或三三制人士。那里的“农民一起来，就要斗争党员干部或三三制人士”。这使得过去受惨重打击的那些地主富农也大高兴，说土地法大纲可使他们翻身，因为他们过去只分得比农民更少更坏的土地，平分对他们有利，他们也想要借机报复干部。而“我们现在很怕群众斗争我们干部党员的高潮，虽提出先分地后整干部的口号，但到处仍有自发斗争、逮捕、吊打、甚至打死干部的事”。对此，“我们也长期苦闷，总没有找到一个……两全办法”。“因此，现在需要有新指示”⁽¹⁴⁹⁾。

1月12日，任弼时根据他已经得到的材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做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他一上来就批评了晋绥分局靠查三代、看摊摊大小和政治表现，来划分阶级，在蔡家崖552户人家里划出124户地主富农，占到总户数22.45%的做法。他明确提出：划地主，就是看是否占有多量土地而且自己不劳动，专靠地租或兼放高利贷生活；富农与地主的区别，就在于一方面自己劳动，接近于农民，另一方面又有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剥削，接近于地主。中农，就是主要靠自己劳动，剥削收入不超总收入25%的。贫农就是占有少量土地、农具，靠劳动为生，甚至还要出卖部分劳动力的。雇农就是没有土地、牲畜和农具，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按照这个标准，地主富农在农村中所占人口比例，总体上不可能超过10%，中农在新区一般至少要占到20%，在老区通常已占到50%左右。因此，“现在我们的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如果我们破坏了中农的利益，甚至与他们对立起来，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¹⁵⁰⁾。

三天后，即15日，毛泽东也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到了土改问题。他明确讲：“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他重申了他关于“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的说法。他的理由是，地主、富农全国几千万人，“我们分一份土地、财产给他，让他参加生产劳动，他能抬担架，能生产粮食，还能缴公粮，对国家有利”。而且，经过几年的劳动，他也就成为农民了。这几千万人，如果“安置不好会出乱子，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¹⁵¹⁾

无论是从任弼时，还是从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当中，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发动土改确有给农民以利益，进而动员农民支持战争的初衷，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并无意鼓动滥施暴力，对土改运动走到乱打乱杀，搞乱了农村中的统一战线，进而可能使共产党陷于孤立的危险趋势，不能不深感不安。

18日，中共中央再度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决定（草案）》（即《一月决定》）。决定一上来就改变了十二月会议决议中关于贫雇农作用的提法，突出强调了联合中农的意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称：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固然要高度重视，但是，“这种带头作用即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老解放区中农占多数贫雇农占少数的地方，中农的地位尤为重要。‘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依靠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规定的第二条明确要求对订错了成分的中农和其他阶层群众，“应一律改正，分了的东西应尽可能退还”。规定有剥削收入占总收入25%以下者，均应订为中农，以上者订为富农，富裕中农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第三条则宣布：“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以化形为名没收分配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财产，是完全错误的。决定同时规定：地主富农在老解放区改变生活方式，地主转入劳动满5年者，富农降为中农贫农满3年者，应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抗战中与我党共过患难确有贡献的开明绅士，应予照顾，即使按土地法需要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亦应使其免受斗争。任何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都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¹⁵²⁾。

就在《一月决定》通过两天后，毛泽东又批复并转发了习仲勋来中央汇报工作后发来的另一份报告。习仲勋在报告中写道：“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边区土改运动“闹得农村极度紧张，死人不敢埋，人病无人医，弄得大家都有顾虑”。农民“由于左的影响，都不愿意当中农”。因为“真正勤苦劳动，热爱边区，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分明的是对劳动致富方针有了怀疑”。老区今天的贫雇农，或是因为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或是地富成分下降还未转化好的，或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这些人组织的贫农团在群众中全无威信，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因而出的乱子就很多，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群众中也同样发生此种现象，很多地区掌握不好，这也是其中一个很大原因”。习仲勋提出：第一，从发展生产的角度考虑，必须坚持贯彻劳动致富的正确政策。第二，在老区必须依靠中农，“不怕中农当道”，因为“真正的基本的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第三，对过去的地主富农不应再算老账，“十年以来他们的确改好了，如把旧账一齐翻起，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影响传播出去，更对我不利。故决定政治上，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只对那些今天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或帮助胡（宗南）匪作恶的，应发动群众严厉镇压”。第四，“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真正霸占一方，欺压群众者是恶霸。不能把在乡村说话好强的，或曾砍倒别人的一棵树，或做过其他一二坏事，统按恶霸惩办，也不应该男人是恶霸，女人也当成恶霸，甚至连小孩也当成小恶霸去斗争”⁽¹⁵³⁾。

不难看出，习仲勋的这封信是相当大胆的，对土地会议后的土改方针含有尖锐的批评。但是，毛泽东不仅批示转发，而且告诉各地称：我“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必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¹⁵⁴⁾。这反映出毛泽东这时对土改工作中“左”倾问题的严重程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估量。然而，这样一种估量，却让刘少奇有些难以接受了。

1月22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虽表示同意《一月决定》，同时却表示说：“此间虽已到处发生‘左’的错误，但因有前次‘左’的经验，及领导上早有精神准备，故在发生后便立即停止，尚未发生大的恶果。”犯过严重的乱打乱杀错误的，只是在土地会议以前的若干地区。土地会议后只有晋绥“左”的错误严重些，其他地区都不严重。电报同时一语双关地宣称：中央新决定发来，应不会突然转变为右倾。⁽¹⁵⁵⁾

1月底，刘少奇召集聂荣臻、彭真等到中央工委进行土改工作的汇报。当彭真提到对老区的中农没有正确分析因而发生了严重错误时，刘少奇明显联想到了习仲勋的信，因而表现得很敏感。他坚持说：我们的政策并不错，在土改运动中就是要给中农一些刺激，不先让中农吓一跳，就造成不了平分土地的舆论。他们因吓一跳，由恐慌而积极。这种积极一般是可靠的，有了这种积极再拉一把，就能很好团结。否则，贫雇农的骨干将形不成。不把中农压在被领导的地位，则贫雇农的领导是不巩固的，因为中农在老解放区无论在经济上、人口上还是文化上都占优势。贫雇农领导的形成，不仅是对地主富农，而且是对中农的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¹⁵⁶⁾

汇报会刚一结束，刘少奇就致电毛泽东，说：现在发生严重“左”倾错误的地区，只有晋绥和习仲勋所在的陕北较严重，而且乱打乱杀的基本原因，也还是由于党内不纯，领导上欠缺经验与预防不够，并非政策错误。当然，“对一月决定及子敬电所代表的方向与目标（主要反左，要团结最大多数人民去消灭地主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及所提出的各项问题，大家都赞成。但对一月决定的写法，我们觉得必须严格注意到不要因为反左，又使各种右倾观点得到复活机会，特别在党内地主富农及其他坏分子尚企图反攻，而贫雇农领导骨干尚未真正形成的地区，尤须注意。不要使土地会议以来在各地进行整党与消灭封建的那股劲又松懈下来，而应该督促各地继续贯彻土地会议决议，进行整党与消灭封建，克服各种右倾观点”。“一月决定草案我们已告知各地委、县委负责人，他们回去即照一月决定办事，左的错误大体可很快纠正或避免再犯，危险期似已过去。除定成分外，晋绥、陕北某些严重情况，不是普遍现象。”而且，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实际工作同志的接受能力。因为大家都害怕一月决定发表。“吴德峰将一月决定几项内容在阜平一个区的干部会上报告后，当时若干贫农积极分子就跑了。”“安子文将一月决定告知平山各区委副书记，当时大家丧气，觉得没搞头了。”他们都认为，一旦宣布，必将引起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可能只是暂时的，但数千万人民在行动中的暂时波动，也是个严重问题。”因此，“我们觉得在决定写到某些具体问题时，还要适当强调批评一下某些右倾观点，然后再着重批评‘左倾’。例如不把贫雇农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切实去形成贫农团的领导骨千，不以贫雇农及工人阶级为领导去打江山坐江山等，然后才说到不联合其他革命人民打江山坐江山等错误”。因为，若我们的决定抽象地反对“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在很多地方“可能对贫农是打击，对坏分子是撑腰，人民也不拥护”。另外，像侵犯中农问题，也要具体区分。比如五台区所谓侵犯中农，侵犯的大部分是有贪污侵占及其他非法手段起家的中农，他们的成分多被提高到富农，这是有理由的。对这种情况，“除提高成分一点外，恐不能完全反对”。比如五台区所谓平分土地中中农受损失，大部分是在过去清算中占有较多好土地的，现在平分，自然需要抽出其较多的部分，这也是必须的，不能算是侵害。⁽¹⁵⁷⁾

这时，在参考了习仲勋的意见，又征询了一些地区负责人的看法之后，毛泽东亦对此前的土地改革工作未能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运用策略，分步骤、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而是简单地搞一刀切的作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2月3日致电刘少奇，提出：土地法的实施，应采取不同的策略。老区土地大体已经分配，只需调整一部分土地，而不应照土地法再来分配一次土地，亦不必再搞贫农团。日本投降后解放的地区，即半老区，土地问题也已初步解决，但不彻底，可以适用土地法，组织贫农团，普遍进行彻底平分。但在新解放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因此，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阶段进行土改。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在这个过程中，仍应注意先做宣传，做初步组织工作，分大地主浮财，区别大、中、小地主，照顾小地主等步骤，然后再进到分配地主阶级土地的地步。在此阶段，因中农是观望的，似可不必组织贫农团，只以农会或农民协会名义行事。第二阶段，则将富农出租和多余土地及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并对前一阶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彻底的部分进行分配。此时或可组织贫农团，以为农会或农民协会的领导骨干。但这两个阶段，前者应有两年时间；后者也应有一年时间。“太急了，必办不好。”⁽¹⁵⁸⁾

对此，刘少奇则表示：老区土地问题已经不多，故普遍平分土地，确有不妥。但现在老区平分空气甚高，虽使中农有些恐慌，但“又使土地之抽补调整及退出贪污、果实等容易进行，故我意在这种地区亦不必宣布（在已复查地区应宣布）取消平分”。至于贫农团问题，如党支部是可靠的，或稍加整顿即可成为可靠的支柱，或可不要贫农团，“但党的支部如不可靠又怎样办呢”？“照平山经验，如没有这样的贫农团，则整党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在乡村中即农会），就要发生困难。”显然，刘少奇仍旧相信多数农村的党支部是不可靠的，甚至是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的，因此，他坚持全面整党的必要性，并相信“大多数要由贫农团代替支部一时期的作用”。至于习仲勋所提到的现在的无地少地农民多数不可依靠的问题，他的意见是，只要规定过去受剥削的老贫农，即今日的新中农也能加入贫农团，问题即可解决。⁽¹⁵⁹⁾

对刘少奇的上述说法，毛泽东明显地还是有所怀疑。毕竟，如习仲勋所说，老区凡真正勤劳肯干的正派农民，大都已经成为中农了，硬行组织贫农团，难免会发生各种问题。他6日进一步就这个问题征求习仲勋、李井泉、薄一波等人的意见。他在电报中提出：“中农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如果我们也照中农占少数，贫农占多数，土地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的半老区一样，组织同样的贫农团与农会，人工地勉强地叫贫农团在农村中起一样的领导作用，叫贫农积极分子在农会委员会中占三分之二的多数，是否行得通？是否会冒犯脱离中农的危险？”如果一定要组织这样的贫农团，“可否只使这种贫农团起保护农村中少数贫农的作用，而不使其起半老区那样领导一切的作用？”可否考虑在老区“主要地要中农中思想正确，办事公道的积极分子去做这些工作，而在农会与政府的委员中，贫农积极分子必须有他们的地位”，比如贫农占三分之一，中农则占三分之二？⁽¹⁶⁰⁾

习仲勋的态度可想而知。他在2月8日的电报中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已深感过去两月来的土改，与组织贫农团农会，不仅收效不大，反而增加麻烦甚多。陕甘宁边区，约有一百三十万人口的老区，在去年十二月义合会议前，土地都大体上平分了。现在这些地区，不是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多……而是中农占有土地多。故要平分，一般都是要动大部或全部中农土地，甚至还要动百分之十贫农（户数）的土地。要分给的是一部分很少或无地的移民，或倒给地主、富农补进不足土地。这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信心，发生动摇。普遍现象，是农民都不愿积极生产，认为这次平分了，又不知几年之后再来平分。我们虽于月前开始转变，但工作还未全部走上轨道。农民虽已开始注意生产，但还不是思想上最后解决问题。其原因，就是有些地区工作团同志仍坚持组织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事实上，老区贫农团，不能尽其领导一切的作用。因为贫农团本身很复杂，有的因为过去分得地坏、地远，或人口增加，经济不能发展。有的因为偶遭灾祸下降。有的是地富还未转化。有的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者。后一种人，占贫农中四分之一，因而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是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亦由此而来。中农欢迎地，贫农不要地。在运动中犯‘左倾’错误的地方，甚至贫农也恐慌。发展下去，流行于农村的借贷、买卖、租佃、雇佣等关系，都停止了。土地再平分，农民都感到把农村追死啦。真正劳动的贫雇，也抱怨我们给他们造成好多困难。贫农团除此作用外，就再少其他作用。至于生产吗，在农村，那倒是中农领导贫农。至于起领导作用吗，那又会变成少数不纯分子把持村、乡政权，因此，我完全同意，在老解放区的土改方针，是调剂平补，再不能实行平分。贫农少的地方（在边区、老区，有很多乡村，就很少贫雇），不组织贫农团。多的地方，组织贫农小组，在乡农会之下，起其保护农村少数贫农利益的作用，不能使其起新区或半老区那样领导一切的作用。”⁽¹⁶¹⁾

小车队送军粮

一支前民工队

由于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的倾向性意见，因此，李井泉的回电也很明确地赞同了毛的意见。他表示：“老区贫农，只占三分之一。如果不吸收中农参加领导，的确是孤立的。”因此，应考虑在农会及代表会里贫农与新中农占三分之二，老中农占三分之一，而不必组织贫农团。⁽¹⁶²⁾

薄一波对贫农团问题的看法比习仲勋更进了一步。他表示说：事实上“我区日本投降前的解放区与日本投降后的半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彻底程度相差无几。这些地区土地大体上已经平分，地主和富农已经消灭，贫雇农已经翻身，大体上都为新中农。”“所有这些地区，贫雇农均占极少数，且亦不是过去的贫雇农。”“这些地区贫农团实际组织不起来，或组织起来也没有力量，勉强组织起来，并依靠他为领导骨干，必然会犯冒险主义错误，脱离中农。太行工作团在涉县更乐村，抛开新老中农，硬去组织贫农团，结果斗了一百二十户勤劳起家的中农和由贫雇上升的新中农，现已纠正，分别赔偿。因此，我们决定，为了不脱离中农，像更乐村这一类地区，可不组织贫农团，只组织贫农小组，参加到农会中去。”即使是半老区，“也不应成立土地法上所指的贫农团，可在农会中成立贫农小组或贫农团，由未翻身与未彻底翻身之贫雇农组成之，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但应保证在农会委员、农代会与政府中，贫雇农与新中农占三分之二”。其实，“根据我们过去两年的经验，未组织贫农团，而只在农会中加强贫雇骨干，树立依靠贫雇，团结中农的作法，有其好处，是亦可把土改搞彻底，又可顺利的团结了中农”。⁽¹⁶³⁾

鉴于多数领导人的看法大体一致，刘少奇最终也认同了毛泽东的意见。2月18日，他致电毛泽东称：“最近我调查了老区几个村的确实材料，证明你的提议完全正确，即在老区土地早已基本平分，而不要再来一次平分，也不要人为地去组织领导一切的贫农团，只要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实行土地调整，即可完全解决土地问题，而集中注意去整党与建立人民的民主制度。”⁽¹⁶⁴⁾

暴力土改的中止

由于越来越多地得到了有关各地土改运动严重过火的信息，毛泽东这时对纠“左”问题再不敢掉以轻心。陈毅这时从毛泽东所在的杨家沟返回华东区，他在路过中央工委所在地时，明确告诉刘少奇：毛泽东对土改运动搞得这样“左”感到“惊心动魄中不蒋革导信央照区既是分”！毛泽东说：我们只有两个朋友，一个中小资产阶级，一个中农。侵犯中农，打击小资产阶级，踢开三三制，这将使中国革命的主流偏离方向，并丧失掉人心。我们怕美援，就怕“左援”。如果我们自己一任“左”的错误泛滥，失去了民心，那就是对介石的有力援助。⁽¹⁶⁵⁾

正是因为毛泽东对“左”的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因此，他这一阶段就土地改的问题发出了大量的电报和信件，日复一日地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与各地领人进行着沟通和讨论。其就一个政策性问题，如此集中地发出如此之多的电报、件，做出如此多的指示、批示和讲话，可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了。⁽¹⁶⁶⁾

2月22日，在总结和听取了各方意见之后，经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订，中共中发布了《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示参了薄一波的意见，没有再将老区与半老区区别开来，而是规定，应将老区和半老合并看待，按照土改彻底与否划分为三种类型的地区。在土改较为彻底的地区，不平分土地，也不组织贫农团。在土改尚不彻底的地区，一般也不再平分土地，只进行较大范围的调剂。在土改很不彻底的地区，则应实行彻底平分的方针，但平的重点，应放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及征收旧富农多余土地财产上面，对一部分中农多余的土地，必须在取得其同意后，方可抽出平分。后两类地区，虽可组织贫农团，但应很快改选或成立农会，吸收中农，包括新富农参加农会工作，而不宜长时间以贫农团指挥一切。包括整党整干，亦“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领导干部的多少强弱，决定工作的进度。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做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¹⁶⁷⁾。

政府奖励开明地主献田的奖状

2月25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进一步制定了《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对于如何划分农村阶级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毛泽东并且批示说：“此项文件的目的，是在于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和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我们认为，单有土地法大纲及其他党的若干指示文件而无这样一个完备的文件，很难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不犯或少犯错误。”⁽¹⁶⁸⁾

2月28日和31日，毛泽东更进一步针对开明绅士问题发出指示，强调：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这些人士，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盾。我们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什么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例如陕北的李鼎铭、晋绥的刘少白等人，团结他们，可以借以分化地主阶级，这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¹⁶⁹⁾

在接连完成了几个最关键的政策性文件之后，毛泽东确信他应当向刘少奇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批评了。

3月6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针对刘此前一直把土改中发生的乱打乱杀现象归结为“坏人捣乱”、实际工作干部缺少经验和“左”倾问题主要只发生在晋绥、陕北的说法，尖锐地指出：问题主要出在中央的身上。电报说：“无论做什么事，凡关系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地（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或者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至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做了简单的说明，没有做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民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当然，也有“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据邯郸局报告，晋冀鲁豫在两年内杀人二万之多，以及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全国因乱打乱杀而死者，据估计差不多有十万人）” 。“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¹⁷⁰⁾

刘少奇当然知道各地“左”倾现象严重，像他在3月15日给热河分局的电报中，就承认“在土地会议后批评与纠正了各种右倾观点后，在实际工作中又发生了许多‘左’倾观点及各种‘左’倾现象，例如普遍地提高成分，侵犯中农，贫农团的孤立主义与唯成份论及乱打、乱杀、乱捕、乱封门及土地分配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等，到处发生。在批评与纠正领导方式上的命令主义之后，到处又发生了尾巴主义”⁽¹⁷¹⁾。对毛泽东所提到的领导责任问题，他也在中央工委会议上表示：前一段“左”的错误的产生，领导上要负主要责任，主要是缺乏对政策的正面规定和系统说明。但他仍旧坚持土地会议后“左”倾现象并不很严重，乱打乱杀主要发生在土地会议以前。他这时在给毛泽东的回电中就坚持这样解释，说：“各地所发生‘左’倾错误，正如来电所说，确是华北、华东较晋绥陕北更为严重，太行共杀人三万多，山东在去年七月到九月亦杀了三万多，华中在政策上特别是在工商业政策上亦犯了不少的错误。这些错误政策执行的时间虽不久，但损失很大。但这主要是在全国土地会议以前及会议时所犯的。在土地会议后，则以晋绥错误似较严重（其详细情形我们还不知道），晋察冀次之。”⁽¹⁷²⁾

对于刘少奇的辩白，因为不如刘了解各地土改的情况全面，毛泽东自然也不便坚持己见。实际上，考虑到刘少奇所说的种种可能的负面影响，他这时甚至一直对要不要发表《一月决定》的问题也踌躇不决。3月10日，毛泽东正式电告刘少奇说：“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当然，在随后发表的任弼时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划分阶级及杀人的标准、对中农及开明士绅的态度、对新区土改以及对群众打人问题的政策等问题，都大段地进行了修改，写明了自己的意见。⁽¹⁷³⁾

1948年3月28日，毛泽东等从陕北来到晋绥的蔡家崖。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尽管晋绥土改“左”倾现象极为严重，但他一上来就首先肯定：“在过去一年内，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说晋绥党组织既反了右，又反了“左”，并借用晋绥分局领导人转述的民众的语言，说这里的地主再也不敢封建了，干部再也不敢贪污了，因而是很大的成功。毛在讲话中提到晋绥区发生过的“左”倾错误，只有三点，一是把一些劳动人民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了，因而扩大了打击面；二是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的所有工商业，发生了“左”的偏向；三是没有能够禁止乱打乱杀，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富分子。但毛泽东肯定地说，现在这些错误都已经纠正了，故“全部工作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¹⁷⁴⁾

4月2日，毛泽东又应邀前往晋绥日报，对该报的编辑人员谈了话。谈话中，毛泽东仍旧高度肯定了《晋绥日报》在土改期间所做的工作。甚至说：“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的地委书记会议以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说“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而“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但无论如何，你们“那种认真的精神是好的”。与此相反，他表示：“从今年一月开始纠正‘左’的偏向以后的这一时期，你们的报纸却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了。⁽¹⁷⁵⁾

很显然，对于毛泽东来说，“左”的偏向、“左”的错误，尤其是在土地改革的问题上，无论多么严重，都还是一种积极的、战斗的、向前进攻的阶级革命的精神。对于这种偏向、这种错误固然要制止和纠正，但是，毛泽东始终相信必须从正面去肯定下面干部的这种精神，不能去泼冷水。用他后来的话来说就是：“对这批土改整党积极分子不撑腰，那我们就要犯原则错误。”

从1948年2月以后开始，各个根据地的领导机关都陆续开始行动起来，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各种新的政策规定，做自我批评，同时组织贯彻纠“左”的措施。一度如洪水一般的暴力土改、暴力整党的“左”倾狂潮，迅速被遏止下去了。各地逃亡的地主、富农和普通农民，陆续开始大批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¹⁷⁶⁾但是，这次政策的反复实在是太大了，中央高层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刺激也太深了。以至于一连几年，毛泽东等都还不断地在反复谈论着这次的失误。

1948年7月2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华东局的电报中关于特别要注意引导群众自发运动到党的领导之下一句后面，专门加写了一段话，即“这种自发运动去冬在晋西北曾在广大地区同时并起，乱打乱杀乱没收，结果很坏，望你们充分注意预先防止”⁽¹⁷⁷⁾。

1948年9月，中共中央领导人重新会合到一起，因而召开了九月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土改“左”倾问题再度被提起，刘少奇正式承认：“土地会议有很大缺点”，“我要负责”。主要是“有土地法大纲，但没有具体办法，没有1933年文件，也就没有（大纲的）第一项及第一条，因为没有具体分析”。“整党问题，讨论虽较多，也没有具体办法。土地会议也有反左，也不赞成动工商业，但不很坚定。”⁽¹⁷⁸⁾彭真等人则总结当时的情况说：“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对生产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不仅牲畜减少，劳力缺乏，最主要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尤其是中农无心生产，损失不小。毛泽东的说法非常尖锐，称：“有人说，左是左了一点，没什么。这是要不得的，这是缺乏清醒的头脑，是对人民不负责任。如不纠正，那是极其危险的。”“只要一两个月，就非常危险了。”“尤其是对中农问题，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这还不是冒险主义。冒险主义是讲打敌人打得太早而言的，中农不是敌人，故打中农是违反共产主义的一切原则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流氓主义。晋西北之损害工商业，损害的独立劳动者的工商业，因为资本主义成分在晋西北、陕北，差不多是没有的。这与侵害中农是一类性质的问题，是完全违反共产主义一切原则的。”⁽¹⁷⁹⁾

几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提起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说：1947年中央对土改的领导是有成绩的，但有缺点，一个是在土改中未能及时的防止所犯的那些错误，这主要是未准备和下发分析阶级的指示。这一技术上的疏忽，引起了政治上的错误。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¹⁸⁰⁾

1950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再度提到这个教训，说：1947年不是地主扫地出门，拿地主富农的帽子安在中农身上吗？晋西北最严重的地方，侵犯了24%的人口。为什么搞错呢？就是看摊摊大小，查三代，过去是地主，现在也把它当成地主，不仅有些中农搞错了，有些贫农也搞错了，有些小生产者、市镇上的小商人，也搞错了。合起来24%的中农及其他人都搞错了。为什么会搞错呢？就是因为中央没有早发文件，而下面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会划阶级。为此，刘少奇再度检讨说：这一点我要负责。我在土地会议上批评“左”不够，没有真正把这些人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¹⁸¹⁾

结语

1947年的暴力土改，到底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对此，刘少奇在1950年对苏联大使的谈话中曾经透露了一个数字，即“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¹⁸²⁾

很显然，这个数字并不包含死于土改整党过程中的相当一批党员干部，也不包括那些因为遭受暴力致伤、致残的人员，更不必说因为这一大规模暴力浪潮所造成的大量财产以及生产方面的损失了。

但是，无论我们能够从这次土改的各种问题当中吸取到怎样的教训，由上述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这些问题的发生，既不是毛泽东的故意，也不是出于什么财政的目的，更不是因为需要动员农民参军参战上前线，因而要在他们的家乡造成巨大的恐怖和混乱，使他们的家人深陷于种种危险之中，使农民对发展生产失去兴趣。自然，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什么“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¹⁸³⁾。

坦率地说，发生这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念。因为相信国共之战是阶级之间的斗争，相信国民党代表的是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而共产党所代表的是被剥削的广大农民群众，因而，当国共内战大规模爆发，即1947年之后，把地主富农当成蒋介石国民党的同盟军，而把劳动农民看成是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就是不可避免的一种逻辑判断和政策上的一种必然选择。但是，也正是因为相信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共产党人在看待农民的时候，还不得不把劳动农民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把无地少地的贫农、雇农视为自己真正的根基，而把生活上略有盈余的中农，看成是动摇于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在准备动员贫苦农民与地主富农撕破脸，彻底剥夺地主一切财产的时候，不能不进一步相信自己最可靠的依靠力量是这些占农村人口半数左右的最贫苦的农民。而为了激发他们的造反精神和彻底的革命性，中共不得不设法最大限度地满足贫苦农民的一切需要，给他们以利益，推动他们在这场农村的阶级斗争中勇往直前。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再表示反对肉刑，反对乱打乱杀，但是，对阶级敌人诉诸暴力，又恰恰是最能够显示这种阶级革命的彻底性、最能够使农民与地主阶级撕破脸，并且最能够满足农民物质利益的需求的一种方式，因此也是中共各级地方干部用以证明自己阶级立场坚定性的一种法宝，从而是中共中央最难予以反对和制止的。

当然，中共发动土改运动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制地动员农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结果却因为最彻底地发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也使许多本应被发动起来成为依靠力量的农民群众变成了被打击的对象，造成一些发动得最彻底的地区，反而变成了最为混乱和难以控制的地区。不仅如此，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自己，大批解散地方支部，开除或停止县区乡镇及农村党员的党籍，甚至纵容少数农民对自己的干部施以暴力，鼓励农民自发组织权力机关以取代自己建立起来的各级基层政权组织。最终，他们又不得不回过头来进行纠偏，否定自己曾经做过的这一切。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一切问题的造成，并非在毛泽东或刘少奇的计划之。内，它们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中共自身政策上的一种严重失误而已。而这种严重失误，很大程度上又来源于中共中央对农村阶级及阶级关系状况的错误判断。尽管许多学者无论如何难以相信，精明如毛泽东等，如何会犯如此巨大的错误，以至于主观猜测其中必有阴谋。但是，从笔者对大量史料所做梳理之后呈现出来的历史过程可以证明，整个事情的结果确实与中共乃至毛泽东的计划无关，而且是出乎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的预料之外的。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主要发生在1947年间的暴力土改与整党的严重情况，在中共各个根据地并不是普遍、全面、平衡发展而毫无差别的。不仅各个根据地开展土改运动的时间不同、过程不同、推广的范围大小不同，而且，不同地区的领导人在对运动的把握和对上级指示的领会上，也各有区别。因此，这一暴力浪潮的危害及影响的范围，在各地也是轻重不同的。而与此同时，毛泽东、任弼时等人从1947年底开始直接介入对土地改革问题的调查和指导，他们较晚的介入，使得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与刘少奇明显不同，再加上他们对统一战线政策的高度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他们形成了不同于刘少奇的一些形势估计和判断，从而使这一暴力狂潮只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没有造成对中共不可挽回的根本性损害。因此，从总体上看，1946—1948年的土改运动，实际效果仍旧是很大的。只是，此点并非本文分析的内容。

原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注释】

(1)即《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7—383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549—550页。

(3)参见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517—518页。

(4)陈永发：《内战、毛泽东和土地革命——错误判断还是政治谋略？》，《大陆杂志》第92卷第1—3期。

(5)胡素珊使用的是略有区别的概念，即“战略需要”还是“左倾过火行为”。见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336页。

(6)胡素珊前引书，第330，360，379页。

(7)陈文只在一处转引了胡著引用的一则史料。陈永发前引文，《大陆杂志》第92卷第3期，第27页。

(8)此则电文发于1947年4月12日，落款为“中央”，内容系对晋绥分局9日来电的回复。因晋绥分局来电说明已开展搞浮财挖底财的斗争，故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同意，称：“可在土地改革实验区域中实行搞地主白洋金银烟土的斗争。”同时强调：“斗出地主的白洋后，如该地主已无有地者，也应留给地主应得份地的白洋。”由此电文中不仅看不出是毛起草，也看不出是毛主动下令采取此种措施，自然更看不出没收现金、金银、首饰应由政府拥有的意思。与此相反，电文中还有应给无地地主留有与其应得份地地价相当的现金的要求。而尤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特别是各地此时相关报告，对从地主手中没收的现金金银首饰等应由农民自行平均分配，以利购买耕畜、农具、种子等，大都有很清楚的说明，陈文对这些文献却未置一词。参见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合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9页。

(9)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4；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21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号（总第15期）；李炜光：《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与战时财政动员》，2000，www.cc.org.cn。

(10)黄仁宇前引书，第442页。

(11)从目前所见谈到同一话题的大陆研究论著，包括与陈文有着十分相似的看法的张鸣、李炜光等人的论文中，都未见提及陈永发的这篇论文。

(12)张鸣前引文。

(13)李炜光前引文。

(14)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2—53页。

(15)分别见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三联书店，2002年，第377页；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6)见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年4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181—1182页。此一文件毛拟就后只发给政治局几位领导人私下传阅，而未向政治局以外的党员干部透露。

(17)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6页。

(18)《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选集》（上），第377—383页。

(19)《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11、516页。其1946年3月15日条称当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中共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草案）。任弼时在会上首先发言云云。5月4日条则只字未提开会事，只提到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

(20)《毛泽东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0—61，77—78页；《刘少奇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年，第26—27，42页；《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56页。上述书中肯定3月15日中共中央开过会议，但认为所讨论者系时局问题，非土地改革问题。同时，认为5月4日中共中央有过专门会议，讨论“五四指示”的内容。

(21)金冲及前引书，第377—379页。

(22)罗平汉前引书，第6、9页。

(23)直到2004年出版《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该编辑组仍未改变其说法，但略作调和称：“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任弼时的意见在文件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见该书第708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2—95页。

(25)《刘少奇年谱》（下），第33页。

(26)见《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2—3页。

(27)《刘少奇年谱》（下），第42页。

(28)参见《任弼时年谱》，第511页；《任弼时传》，第707—708页；《刘少奇年谱》（下），第42页；《毛泽东年谱》（下），第78—79页；《刘少奇传》（上），第556页；金冲及前引书，第378—379页；罗平汉前引书，第6、9—10页，等。

(29)《毛泽东选集》，第1173页。

(30)《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具体执行中央五四指示及中央局指示的决定》，1946年7月28日，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5页。

(31)见《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5—316页。

(32)《刘少奇传》上册，第556页。

(33)《刘少奇年谱》（下），第42页。

(34)《中央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5月13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0页。

(35)《中央就如何深入清算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给冀热辽分局的指示》，1946年5月17日；（中央情报部关于关内各解放区开展清算运动的经验给中共东北局电》，1946年5月19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2，13页。

(36)转见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0页。

(37)《河北阜平县土地改革资料》，见李昌远：《彭真与土改》，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38)转见甘惜分：《四十年前功与过——对晋绥日报土地改革宣传的反思》，《新闻学论集》第1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83，187页。

(39)韩丁：《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236—237页。

(40)《毛泽东年谱》（下），第84，89，91，93，97页。

(41)《毛泽东年谱》（下），第84—85页。

(42)《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2—3页。

(43)《刘杰关于察哈尔省土地改革的汇报》，1947年1月，《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142页。

(44)《毛泽东年谱》（下），第99页。

(45)《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给各中央局的电报》，1946年7月19日；《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5—18，19—20页。

(46)《中央关于对富农及中小地主的土地政策给华中局的指示》，1946年8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64—265页。

(47)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1187—1188页；《中央致华中局电》，1946年8月8日；《中央关于在山东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9月21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27，35—36页。

(48)《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给各中央局的电报》，1946年7月19日。

(49)《中央在关于山东地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9月21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35—36页。

(50)罗平汉前引书，第55页。

(51)转见李炜光前引文。

(52)金冲及前引书，第383—384页。

(53)《谢觉哉日记》（下），第1035—1036页。

(54)仲侃：《康生评传》，红旗出版社，1982年，第98页。

(55)罗平汉书，第57页。

(56)《冀东行政公署关于发行土地债券的指示》，1947年1月20日，《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135—136页；《西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I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32页。

(57)贺龙在晋绥边区生产供给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贺龙文选》（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年，第490—491页。

(58)转见《刘少奇传》上册，第560页；《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43—44页。

(59)《中央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通报》，1947年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08—410页。

(60)王乐鸣、柳泽宁：《康生与晋绥E土改中的“左”倾错误》，http://blog.0437.gov.cn/7212/viewspace_5501。

(61)《毛泽东选集》第1213—1214页。

(62)罗平汉前引书，第80页。

(63)《毛泽东选集》，第1211页。

(64)《刘少奇年谱》（下），第65页。

(65)《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1947年5月1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53—55页。

(66)《西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32页。

(67)王乐鸣、柳泽宁前引文。

(68)《毛泽东年谱》（下），第177页。

(69)《毛泽东年谱》（下），第178页；《刘少奇传》（上），第560页。

(70)《刘少奇年谱》（下），第73页。

(71)《刘少奇传》（上），第565页。此点应是同行领导人的一种共识。如谢觉哉日记中就也有相似的记述。见《谢觉哉日记》（下），第1061页。

(72)《刘少奇关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给晋绥同志的一封信》，1947年4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87—492页。

(73)见《刘少奇年谱》（下），第76页。

(74)王乐鸣、柳泽宁前引文；张稼夫：《庚申忆逝》之二，《中共党史资料》第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第206—207页。

(75)龚子荣：《1947年晋绥的土改整党》，《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1996年5月，第23—24页；张守万、郭丙成：《忆兴县木栏杆的土改运动》，《吕梁党史研究》1986年第3辑；转见罗平汉前引书，第118—120页。

(76)《华中分局关于土地问题给各级党委的一封信》，1946年6月2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GA131/1-3；杨青：《刘少奇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共党史资料》第6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13—114页。

(77)王乐鸣、柳泽宁前引文。

(78)前引《华中分局关于土地问题给各级党委的一封信》。

(79)《华中分局关于分配土地给各级党委的信》，1946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GA131/6-8。

(80)郭德宏前引书，第401页；罗平汉前引书，第76页。

(81)甘惜分前引文。

(82)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财政经济史料汇编一农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8页。

(83)《晋绥分局关于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补充指示》，1946年10月26日，《晋绥财政经济史料汇编——农业编》，第345—349页。

(84)《谢觉哉日记》（下），第1220页。

(85)前引张守万、郭丙成：《忆兴县木栏杆的土改运动》，《吕梁党史研究》，1986年第3辑；转见罗平汉前引书，第118—120页。

(86)《赖若愚讲老区查减问题（摘录）》，1946年11月5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土地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4页。

(87)《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54页。

(88)《土地问题》，第320—323页。

(89)谢觉哉在同行的路上还记述称：“在翻身运动得到利益的群众中，我们常看到笑脸与真诚的接待。”而那些没有翻身的群众，却往往对我们的要求还以白眼。《谢觉哉日记》（下），第1062页。

(90)参见李昌远前引书，第215—216页；杨青前引文；郭德宏前引书，第516页。

(91)《刘少奇转发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报告的批语》，1947年5月1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49—50页。

(92)《朱德、刘少奇关于彻底完成冀东土改的指示》，1947年5月6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56—57页。

(93)《毛泽东选集》，第19—20页。

(94)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上的开幕词》，1947年10月13日，转见李昌远前引书，第217页。

(95)参见董志凯前引书，第115页；郭德宏前引书，第402页；李昌远前引书，第215—216页；冯文彬：《平山土改与整党》，《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第18—51页。

(96)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90—91页。

(97)《松江省县书联席会议总结半年群运工作，确定今年三四个月内全力消灭夹生》，《东北日报》，1947年7月2日。

(98)王先明：《晋绥边区的土地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

(99)甘惜分前引文。

(100)谢觉哉前引书，第1193，1199，1214页。

(101)《汤阴城乡联合开展“一锅煮”》，《人民日报》1947年7月5日。

(102)《领导放手群众放胆，取出浮物二十一亿元，双城月来十分之七村屯卷入砍大树斗争》，《东北日报》1947年7月18日。

(103)《聊城土改野火燎原》，《大众日报》1947年6月18日。

(104)张可盛、殷华：《黄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山东党史资料》，1990年第1期，转见罗平汉前引书，第199页。

(105)李晓黎主编：《中共渤海区地方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93页。

(106)曹亚东：《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土地复查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及其原因和教训》，《山东档案》1996年第1期。

(107)转见郭德宏前引书，第516页。

(108)《刘少奇传》（上），第572—573页；《刘少奇年谱》（下），第84—85页；李昌远前引书，第108—109页。

(109)据师哲回忆，跟随康生前往晋绥参加土改试点工作的毛岸英，每两周就给父一信报告自己在土改工作中的见闻与心得等。见师哲回忆，李海文会亲写封，整理：《在历史巨人的身边一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56页。但此说不确。因据毛泽东1947年9月12日给毛岸英的信可知，毛岸英随康生于2月离开陕北之后，直到9月中旬，仅“西北一信，平山一信”。由此可知毛岸英在西北时确有信给毛泽东，但仅一封而已，因具体时间不详，故尚不能确定信中是否汇报了参加土改工作的情况。见《毛泽东致毛岸英信》，1947年9月1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5页。

(110)参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7—269页。

(111)《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给晋绥同志的一封信的批语》，1947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86页。

(112)《刘道生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结论》，1947年7月27日，《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248—254页。

(113)李昌远前引书，第126—127页；《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226页。

(114)《刘少奇年谱》（下），第86—88页；参见金冲及前引书，第387—388页。

(115)新华社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1947年9月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19页。

(116)《刘少奇传》（上），第578页；金冲及前引书，第391页。

(117)《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205页。

(118)《中央工委关于土地会议的决定向中央的报告》，1947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206页。

(119)转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120)《刘少奇年谱》下，第86—88页；参见金冲及前引书，第387—388页。

(121)《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1947年9月24日，转见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合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3—381页。

(122)《刘少奇年谱》（下），第102页。

(123)《晋察冀边区农会临时代表会告农民书》，1947年11月10日，万大鋐主编：《共匪祸国史料丛编》第六册，台北，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和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1973年，第199—201页；《晋冀鲁豫农会筹备委员会告农民书》，1948的1月20日，《人民日报》，1948年1月20日；《冀东区新农会临时委员会为实行土地法大纲告农民书》，1947年12月26日，《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345页。

(124)龚子荣：《1947年晋绥的土改整党》，《中共党史资料》第584，199年5月，第23—24页。

(125)《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基本总结提纲》（1949年1月30日）中的说法是：老区所划地富占总户数22.3%；半老区所划地富占总户数9.9%。见《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491—510页。

(126)王先明前引文。

(127)甘惜分前引文。

(128)甘惜分前引文；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225—228页。

(129)前引《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基本总结提纲》。

(130)罗平汉前引书，第201—203页。

(131)《中共中央关于土改和整党问题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1948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86—387页。

(132)朝阳市史志办公室：《热河风云——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热辽地委》，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刘少奇关于土改与整党问题致毛泽东电》，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39页。

(133)参见《景晓村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403页。

(134)《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1948年1月20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29—131页。

(135)陈毅：《对华野部队（粟陈唐）整党的建议》，1948年1月，转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395页。

(136)戴其萼、彭，一坤：《陈赓大将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158—162页。

(137)《谢觉哉日记》（下），第1205页。

(138)《任弼时传》，第787页。

(139)《任弼时年谱》，第562—563页。

(140)见《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90—91页。

(141)《刘少奇传》（上），第587页。

(142)《中央工委关于土改中的若干问题给晋绥分局的指示》，194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274页。

(143)《谢觉哉日记》（下），第1158，1176页。

(144)《任弼时传》，第791页；李昌远前引书，第170—171页。

(145)陈毅：《关于中央十二月会议基本精神的传达报告》,1948年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1），国防大学，1987年，第29页。

(146)《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278—283页。

(147)《习仲勋关于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1948年1月，《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99—102页。

(148)《刘少奇关于土改与整党问题致毛泽东电》,1948年1月18日，《刘少奇年语）下，第117—118页。

(149)（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31—339页。

(150)《人民日报》,1948年3月28日，第一、四版。

(151)《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页。

(152)见（毛泽东选集），第1267—1274页。

(153)见《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29—131页。

(154)同上引书，第129页。

(155)《刘少奇年讲》（下），第120页。

(156)《刘少奇年语》（下），第124页。

(157)《刘少奇对一月决定的意见》,1948年2月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64—365页。

(158)《刘少奇年语》（下），第125页；《毛泽东选集》，第1277—1278页。

(159)《刘少奇年语》（下），第125—126页。

(160)《毛泽东致井泉、仲勋并告少奇电》,1948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丈件选集》第17册，第33—34页。

(161)《习仲勋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的报告》,1948年2月8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55—157页。

(162)《李井泉同志关于老区贫农中农领导地位问题的报告》,1948年2月10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篇），第466—467页。

(163)《薄一波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问题给毛主席的复电》,1948年2月10日。

(164)《刘少奇关于土改问题致毛主席电》，194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400—401页。

(165)《陈毅传》，第406页。

(166)粗略计算，毛泽东1948年1月至4月间就土地改革问题所定信件及所发布的指示、批示和所做的讲话，合计约有40件之多。

(167)《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1948年2月22日，《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8—296页。

(168)见《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228页。

(169)《毛泽东年谱》（下），第288页；《毛泽东选集》，第11285—1288页。

(170)《毛泽东关于政策与经验的关系问题致刘少奇电》，1948年3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80—81页。

(171)《刘少奇年谱》（下），第139—140页。

(172)《刘少奇关于工委会议情况致毛主席电》，1948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411—412页。

(173)《任弼时年谱》，第566—567页。

(174)《毛泽东选集》，第1303—1315页。

(175)《毛泽东选集》，第1318—1321页。

(176)《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地区纠正“左”倾及发展生产情况向毛主席的综合报告》，1948年8月27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土地问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8页。

(177)《中共中央致华东局电》，1948年7月20日。

(178)参见《刘少奇年谱》下，第161页。

(17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9月9日。

(180)《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

(181)郭德宏前引书，第404页。郭文引为14%，查各种报告中的实际比例，当为24%之误。

(182)《刘少奇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1950年8月26日。

(183)罗平汉前引书，第210页。

附录：

图片出处：

1.C.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ying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1920—192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2.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4.

3.國立國父紀念館編：《國父革命史書》，台北，國立國父紀念館，1996年。

4.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中国友谊出版社，1993年。

5.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6.刘望龄编：《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7.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8.孙荣健著：《朝鲜戰争——三八度線の誕生と米ソ冷戰》，东京，總和社，1996年。

9.童小鹏编：《第二次国共合作》，文物出版社，1984年。

10.西井一夫编：《每日新闻秘藏：不许可写真1》，日本每日新闻社，1998年。

11.翁玉荣等编：《中国革命史图集》，吉林美术出版社，1989年。

12.野町和嘉编：《長征夢现：リアリズムの大地？中国》，東京情报情報センタ一出版局，1989年。

13.俞辛焞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東京，六興出版，1989年。

14.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画册》，1999年。

15.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6.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图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17.中圈圈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圈民革命書史》，台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圈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1965年。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孙中山先生画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19.中華民国各界記念国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会，学術論者編纂委員会主編：《孫文先生と日本関係画史》，東京，中華民国国父孫文先生百年诞辰記念会，1966年。

20.西柏坡网。

21.新华网。

古人云：“开卷有益”，但它绝非是“死读书”或“读死书”。读书方法，因人而异。而对于学者来说，“开卷有疑”，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责任。

本书作为杨奎松教授近年来所撰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的一个结集，涉及近现代政治、军事、外文乃至重要历史的研究著作10余种。书中既有对这些著作学术成就、学术特色的中肯评价，也有对其中的偏颇、阙失、不足的指正，并多有独到的见解。读来有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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