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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的合众国 : 美国枪文化的形成 / (美)帕梅拉·哈格著 ; 李小龙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8.2

书名原文: The Gunning of America: Busines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Gun Culture

ISBN 978-7-5086-8408-6

Ⅰ. ①枪… Ⅱ. ①帕… ②李… Ⅲ. ①枪械－社会问题－研究－美国 Ⅳ. ①D7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2205号

The Gunning of America: Busines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Gun Culture by Pamela Haag

Copyright © 2016 by Pamela Haa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usan Rabin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8 Beijing Paper Jump Cultural Development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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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

枪的合众国：美国枪文化的形成

著　　者：[美] 帕梅拉·哈格

译　　者：李小龙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承 印 者：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6.25

字　　数：361千字

版　　次：2018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8-0373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8408-6

定　　价：6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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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言

第1章 美国制造体系

第2章 水晶宫

第3章 “销售枪支”

第4章 “艺术价值高于实用价值”

第5章 M1866式步枪 106

第6章 枪商和“东方讲师”

第7章 “灵魂之枪”

第8章 “邪恶交易”

第9章 温彻斯特枪的“道德影响”

第10章 将功补过

第11章 夏日乐园

第12章 枪支产业的“有形之手”

第13章 爱上枪支

第14章 神秘屋

第15章 “风格奇特，意义重大”

第16章 超额建造

第17章 “枪迷”的精神

第18章 无限空间之王

第19章 “征服枪支的西部”

第20章 “死亡贩子”

结语

致谢

人名、地名、专业术语对照表

谨以此书

献给

我的哥哥史蒂芬·L.哈格

序言

“枪匠的艺术与奥秘”

本书通过研究枪支产业所存的历史档案，讲述美国枪支文化的形成过程。这些被人遗忘的文献虽然单调乏味，但是读来颇具启示。这批档案主要来自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New Haven）的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Winchester Repeating Arms Company）。

起初我并不打算讲述这段历史。后来住在纽黑文，我听到一个鬼故事，于是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一主题。那时，我每天都会经过“枪王”奥利弗·温彻斯特（Oliver Winchester）建造的工厂，不过这些建筑已经成为疮痍满目的烂摊子。我并不是对奥利弗的故事感兴趣；真正吸引我的是奥利弗的儿媳莎拉·温彻斯特（Sarah Winchester）。诚然，莎拉不及奥利弗那样有名气，不过她更具历史神秘感。传说莎拉在19世纪末继承温彻斯特公司的“血腥财产”之后，内心被无边的内疚、困惑和悲痛所笼罩。这或许是事实，或许是杜撰，我们不得而知：传说的真实性只有经过一番斗争才能显现出来。我们所知道的是，莎拉至死都在倾巨额财产建造规模宏大的神秘屋。迄今为止，她所做的一切都还是亟待解开的谜题。

我相信关于莎拉·温彻斯特的传说，因为它深入内心，在我的脑中埋下了疑问。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疑问是什么，直到数年之后，也就是2012年12月14日康涅狄格州纽顿市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惨案¹发生后，我才明白这个疑问：我想知道莎拉在继承枪支产业之后是否真的饱受道德良知的折磨。然而，我更想知道的是，奥利弗·温彻斯特当时为什么没有相同的感受。当然，这个问题问错了时代。奥利弗在当时是毋庸置疑的产业小巨头，享有崇高的声誉。因此，在那个年代，没人会问这样的问题。让我不解的是，奥利弗及其继任者加工、销售的枪支数不胜数，这些枪支“杀伤力大，令人闻风丧胆”，为什么他们对此没有一丝负罪感？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枪支所有者的故事，但是对于枪支制造者，我们知道多少？长久以来，关于枪支的争论已经陷入权力大讨论的泥潭，我们都在争论枪支持有者有权做什么以及枪控提倡者有权要求枪支持有者做什么。我们在这个泥潭里陷得太深，忘记了这只是个道德良知问题。

提出这个疑问，我心中多少有些忧虑。如果要探究奥利弗·温彻斯特的世界，如果要研究美国枪支产业为人忽视的历史档案，钻得太深会让我陷入激烈的论争之中。几个世纪以来，该论争已经陷入深深的泥潭，有专家称其为“论争低谷”。我不想深陷其中。自该项目研究开始以来，我没有买过枪，也没有开过枪，更没有提倡枪控政策或参与枪控政策的制定。相反，我只是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进行此项研究。

既然是历史研究者，我想先回到以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枪支还不是邪恶的产品，即使社会暴力频发让人不安，人们也不会将其归咎于枪支。我想跟当初的奥利弗一样，以单纯的想法看待枪支。奥利弗第一次看见“意志”连发枪是在纽黑文“工匠街”（Artizan Street）一家杂货店里。那是1855年，当时奥利弗在康涅狄格加工男式衬衫。奥利弗从步枪上看到了商机，因此打算投资，看这种商品能否量产销售。虽然我忧虑重重，担心深陷泥潭无法脱身，但还是冒险从枪支产业的细微处着眼，研究枪支制造企业造就的枪支文化。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一些发现让我震惊。

本书所讲的故事还涉及另一个人，在后来非常出名，他就是帕格斯利。如果“帕格斯利”听着很耳熟，那是因为20世纪初的漫画家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Addams）跟真正的埃德温·帕格斯利（Edwin Pugsley）是好朋友。查尔斯·亚当斯创作了著名的《亚当斯一家》（The Addams Family），故事中亚当斯喜欢玩谋杀游戏的儿子也叫帕格斯利，其创作灵感便来源于埃德温·帕格斯利。真正的帕格斯利出名另有原因，那就是他比谁都了解温彻斯特步枪和生意情况。帕格斯利后来成为温彻斯特家族的上门女婿，在公司扮演多重角色，如枪支专家、生产主管、研发主任、副董事长。他还为公司记编年史，虽然并不专业，但是兢兢业业。1934年，一位前途光明的作家要为温彻斯特公司撰写发展史，帕格斯利嘱咐他一定要用最简洁、最优雅、最晓畅的语言。帕格斯利的判断有很高的价值，比如他说：“必须翻看公司各方面的历史记录。首先是财务报表。如果盈利，公司就要扩大规模；反之，就不要扩大规模……这种表格看起来形象生动。”帕格斯利用简明扼要的描述，打破了在奥利弗·温彻斯特时代及后来的美国枪支文化史中占主导地位的铁定程式和冷算法。

通过研究枪支交易和财富，我发现一些看似违反常理的论点逐渐变得明了。

美国枪支文化的历史来自传说和大众记忆，如果未经删减，大概是这样的：美国生来就是枪支文化社会。美国人民与枪支有着独特、持久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独立战争时期由民兵开创，自此之后不断发展。这种关系有人赞美，有人谴责；然而，无论是赞美还是谴责，都属于正常现象。枪支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人民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销路很广。宪法《第二修正案》（The Second Amendment）贯穿现行枪支政策的始终，具有历史性意义，保证了枪支的独特地位。枪控思潮是近来才兴起的。平头百姓与个体公民构成美国枪支故事的主要内容，这些人里面，有些持枪变成英雄，比如边疆开拓者、只身在荒野长途跋涉的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²、爱国民兵；有些则沦落为恶棍，比如罪行累累的凶犯、逍遥法外的歹徒。枪支的传奇主要形成于19世纪初暴力横行的西部边疆地区，这种传奇关乎个人权利：它保护个人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保障公民自由和地方自治。

本书从枪支本身出发讲述美国枪支故事。从本质上来说，枪支是商家以销售为目的而生产的产品。因此，本书不讲宪法《第二修正案》，不讲边疆开拓者和民兵，也不讲美国枪支所有者的欲望和品格。或者更准确地说，本书不惜笔墨从另一个方向讲述枪支故事：它聚焦于枪支文化中遗失的元素，而非重新加工熟悉的主题。因此，本书会涉及不同的角色、动机、情节、焦点和时间线，而这些要素都会让人对现行枪支政策里有关枪支的陈词滥调产生怀疑。

最有影响力的陈词滥调应该是枪支例外论（gun exceptionalism）。无论是枪支论辩的哪一方，许多人都认为美国与枪支有独特的关系，不管这种独特的关系应该得到赞美还是遭到谴责，它都是美国枪支文化形成的基础。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人一直喜爱枪支，或者说，“枪支是美国人身份的一种象征”。

本书有一个论点看似简单，但是至关重要。美国之所以形成枪支文化，并不是因为枪支是美国人固有属性的象征，也不是因为它是美国文化中的特殊存在。事实恰恰相反。从商业贸易的角度来看，枪支是非例外主义的产物。在枪支制造的初期，政府认为枪支是用于战争和国防的特殊武器，它的有效生产有利于发展保障性合同和市场，吸引外界慷慨投资，增加保护性关税收入，促进国家兵工厂与新生私人企业间自由的创新互动。后来在一段关键时期，枪支不断扩散，又经过许多年之后，枪支才像带扣和别针一样成为普通的商贸产品。枪支就像铁铲一样，人们不会因为使用它而遭受良心的谴责，也没有专门针对枪支的规章条款、禁令、价值观念，枪支生产和销售都不带任何神秘色彩。事实上，在1898年总统武器禁令权正式生效之前，没有针对国际枪支贸易的特别规定。那时，温彻斯特公司的枪支贸易网络以温彻斯特公司为中心，内外辐射至6个大陆。当初温彻斯特公司和对手第一次销售枪支以开辟美国市场，那时并没有专门针对枪支的管理条例。虽然该企业生产的是特殊产品，这种产品具有破坏性和杀伤力，但是它遵循19、20世纪产业经济的基本趋势和实践。总而言之，枪支的存在绝非例外。

比较讽刺的是，如果我们在枪支贸易的早期就将枪支定性为特殊商品，美国有可能不会形成枪支文化。那样，我们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监管力量可能会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早早地限制或规定枪支生产和销售。美国的枪支文化是以商业活动为原型形成的，因此它被贴上了历史学家约翰·布卢姆（John Blum）所说的“商业与道德无关论”的标签，这一标签或许无法消除。今天，虽然美国约有3亿支枪在流通，但是美国枪支文化的出现毫无征兆。美国枪支文化深深地刻上了枪支产业资本家的烙印，是他们个人品格和雄心壮志的反映，但是并没有受到外交官、政客、将军和政要的影响。宪法《第二修正案》并没有设计、发明枪支，没有给枪支提供专利，没有大规模生产枪支，没有替枪支搞宣传、做营销，也没有销售和分配枪支，而如今的枪支政策都是关于《第二修正案》的辩论。事实上，做出这一系列行为的真正主体是枪支产业，而枪支政策中涉及枪支产业的内容却寥寥无几。

正是在商业与道德无关论和非例外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温彻斯特将企业命运和财富都押在性能更高的改良型步枪身上。温彻斯特虽然这么做，但是他本人并不是枪匠或枪支爱好者，而只是一个19世纪的资本家。后来有人回忆，温彻斯特自己从来没有私人枪支，从来不在家里展示枪支，靠枪支成家立业和发家致富的他也从来没有开过枪。起初，他只是男式衬衫加工商。如果说他和某类人相似，那一定是靠自己力量取得成功的先锋阶层，他们轻视艰难晦涩的学问，但是可以借助企业、机械和科技的力量掌控世界；他们可以将世界击得粉碎，然后重新设计重新组装，使之变成能获取更大利益的模式。奥利弗·温彻斯特对工业生产的技能痴迷不已，但是对产业目标并不关心。因此，他做起了枪支生意，就像同行转行做束腹带或锤子一样。

美国枪支文化中的第二大陈词滥调，正如社会学家詹姆斯·怀特（James Wright）所言，是认为“有需求才有供给”。有些人相信，在一个充满愿意挑拨是非的持枪者的国度，枪支已是司空见惯的东西，正是因为前期需求的客观存在，才有了后期的枪支生产。然而，枪支产业分类账簿上记录的内容则迥然不同。从分类账簿上我们可以看出，枪支市场上的创造与发现、发明与再发明是枪支生产资本家工作中的“有形之手”，它们是循环往复的活动，是枪支交易的基础。这也是本书反复谈及的一个主题。

首先从最初谈起：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学家在统计枪支时陷入争论；而研究发现，不管什么状况的枪支，无论是几经修理还是年久失修，既非泛滥成灾，也绝非稀奇罕见。大部分研究表明，南方殖民地持枪人口所占比例较高，而北方殖民地所占比例较低。在南方殖民地，有2/3的人口使用枪支；而在北方殖民地，这一数字介于1/3和1/2之间。

在手工艺发展阶段，美国已经生产了大量枪支，人们对枪支的需求量还是很大。到了工业化生产阶段，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和奥利弗·温彻斯特创立了私营兵工厂，取得专利生产新式六发左轮手枪和速射连发步枪；这一时期，机器能生产多少枪支，美国就有多少枪支。从枪支产业资本家的角度来看，供应创造了需求：大规模生产要求大规模消费。这就是产业运算法则，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枪支和其他商品没什么区别。

毫无疑问，美国军队是枪支出售最便捷的市场。为了寻求政府支持，柯尔特在华盛顿威拉德国家大酒店（Willard and National hotels）举办了香槟酒会。公司的财务主管，也就是柯尔特的堂兄对此非常恼火，他说：“你以为用几瓶陈酿马德拉酒就能让公司生产的枪支得到认可？”从19世纪40年代到内战爆发，柯尔特和温彻斯特都在努力争取和政府签订枪支销售协议。在此期间，他们灵机一动，决定开拓其他市场。为了争取一位普通客户，柯尔特在纽约炮台公园展示了自己的手枪，但是收效甚微。其原因正如这方面的一位专家所说，是“普通民众不需要连发手枪”。在纽黑文，人们一听说温彻斯特的工厂“每天可制造200杆步枪”，纷纷认为他“失去了理智”。柯尔特专利武器制造公司（Colt’s Patent Fire-Arms Manufacturing Company）档案里面有一本书信册，详细记述了该公司与其经销商联盟就“推动”多少枪支销量问题而展开的激烈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迫于战时工厂扩建和累累负债，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只能再次扩大销售规模。为此，公司主管草拟了一份宏伟规划，即国家“少年计划”（boy plan），目标是让全国“3,363,537”个10~16岁的少年买枪。该公司内部销售函件解释说：“一旦当地的孩子长到12岁，他们就成了公司的潜在客户。”这是该公司采取的新举措。这时，该公司宣布在全国进行“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枪支营销活动。然而，对于枪支市场和需求，绝对不能想当然，一开始情况如此，1922年时更是如此。枪支市场和需求只能由枪支贸易开辟和创造。

由这个例子可以引出另外一个关键点。大多数人都以为枪支只是“出售自己”，以为枪支产业靠的是原始需求驱动，这种需求不受产品促销和市场营销的影响，而企业数据表明，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有些需求一直存在，而且永远都会存在，这是事实。然而，枪支产业需要通过大批量销售来支撑大规模生产，而这种大批量销售往往能起到作用，这也是事实。另外，随着枪支产业发展壮大，无论在什么时代，也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大批量销售都会不断发挥作用。

枪支市场之所以会得到开辟和发展，并不是因为有穷凶极恶的枪支产业资本家的存在。一代人之后，有些积极提倡削减武器装备的人将这些资本家称为“死亡贩子”，只知道经营“死亡公司”的生意。其实不然，资本家与上述形象甚至完全相反：他们只是商人。他们唯一不变的信条是商业不可知论。

枪支市场的开发让美国统一的枪支文化分裂为许多文化片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市场开发反映出不同的市场细分，而市场细分正是枪支制造商的价值追求。这些枪支制造商，有些只是泛泛之交。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自认为善于发现和刺激顾客需求，并且引以为豪，岂不知顾客需求有时休眠，有时不足，有时潜在，有时又难以察觉。

如果枪支制造商无法在国内开辟足够的市场，或者无法与美国军队签订枪支销售协议，他们就会扩大视野，在海外寻找市场和客户。事实上，本书有许多重大发现，其中之一便是美国四大枪支制造商在19世纪中期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这项发现也直指另一个商业数据所否认的事实，那就是：总的来说，枪支文化具有美国特色，这种特色是在独立战争时的前线阵地形成的。今天，美国枪控支持者对西欧羡慕有加，因为西欧自杀率低，枪支暴力事件少；无独有偶，欧洲人也对美国人的枪支“情结”感到困惑。19世纪初，有些国家拿美国生产的枪支做生意，如今这些国家却在谴责美国的枪支文化。美国批量生产的枪支能在欧洲找到市场，一方面是由于欧洲人自古好战，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政权和政府野心勃勃。

从商业角度来看，美国枪支文化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引领19世纪60和70年代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国际性、全球性现象。温彻斯特公司最初靠国际贸易生存了下来，柯尔特公司、雷明顿父子公司（E. Remington & Sons）和史密斯&威森公司（Smith & Wesson）也是如此。在接下来的几章，我讲述了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枪商”的环球之旅以及散布欧洲的美国枪支代理。温彻斯特连发枪在成为“征服西部之枪”以前就已经是奥斯曼帝国军队所使用的武器，在1866年又通过牛车运送到墨西哥华雷斯（Juárez）革命军手中。美国户外射击爱好者还没用上雷明顿公司的产品，他国人士就已经用上了该公司生产的武器，无论是罗马教廷的代理陆军大臣，还是埃及、古巴的士兵。雷明顿公司分别向这三个地方出售了5,000件、5.5万件和8.9万件产品。柯尔特左轮手枪有美国前线的“和平捍卫者”之称。在此之前，它是撒丁尼亚（Sardinia）国王所使用的枪支。19世纪70年代，史密斯&威森公司与俄国签订了M3左轮手枪销售协议。因为这项协议，该公司才得以在此后5年免受债务危机。

21世纪的枪支政策里还有一个陈词滥调，就是认为美国人对枪支的喜爱之情是永恒的，或者至少美国有史以来人们就一直喜欢枪支。³可以肯定，有了枪支就有了枪支方面的专家；纵古观今，无论书中记载，还是口头相传，总是能找到证据证明人们对枪支怀有各种情感，这种情感可能是喜爱，也可能是厌恶。从温彻斯特公司早期的广告可以看出，那时枪支和耕犁一样，是日常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带有文化因素的东西，也不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那时的广告强调的是枪支的功能，一些枪支生产巨头也通过《美国农学家》（American Agriculturalist）这样的平台寻找市场。其他一些来自枪支档案的证据表明，美国人购买最多的还是价格相对便宜的二手枪和淘汰枪，这些枪虽然老旧，但是还能使用。相反，他们很少购买在前线创造传奇的温彻斯特或柯尔特豪华枪。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设想的主要客户是“普通枪支用户”，比如农民或乡村猎人。

到了20世纪初，枪支产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此时，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西方的武力征服也结束了。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枪支销售量会随之减少。然而，在1890年至1914年间，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依然生意兴隆。这段时间，该公司资产净值增加了1,550万美元。1875年，该公司枪支出售量为9,800件；1880年，枪支出售量为26,500件。到了1914年，该公司枪支出售量达到292,400件，分别是1875年和1880年出售量的13倍和11倍。温彻斯特公司最为人所知的是M1873式传奇步枪，而古董枪研究专家指出，该公司最基础、销售量最高的枪型当属M1894式。1910年，整个枪支行业27家生产商的枪支销售总额达800多万美元，弹药销售总额达2,500万美元。随着枪支实用性减弱，枪支逐渐成为带有情感价值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必然结果。为什么美国人喜爱枪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一旦生产、销售枪支的商家隐藏了枪支的实用价值和功利价值，我们只能这么做。这样，曾经需要的东西只能变成如今珍爱的东西。这表明，人们对于枪支的情感和政治依托，或许只是我们站在20世纪回首19世纪时产生的一种后视现象。

有些人根本不需要枪支，对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产品不感兴趣，该公司依然通过内部公告的形式，指导销售人员如何争取这些客户。到了今天，一些商家仍然看好温彻斯特公司主管的这种做法。这再一次说明，在当今全新的消费文化中，枪支并不是商业趋势的例外，不管商业活动的产品是肥皂还是步枪。温彻斯特公司将现代美国枪支推向看似完全相反的两极：一极是奢侈品，就像“帕卡德汽车、高尔夫球具、钻石”这类非生活必需但让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另一极是自然或本能需要的东西，从现代心理学角度来说，就是所有“真男人”都想拥有这种东西。无论是哪一极，枪支都是令人渴望的东西，而顾客想买枪支，主要是出于商家的引诱。比如，温彻斯特公司会给经销商发布销售公告，希望他们模仿卖酒的商家。销售公告上说：“卖酒的人为了让生意一直做下去，会‘教育’青年人应该饮酒。虽然他们的做法很不道德，但是生意做得很好。”

随着20世纪第一个十年接近尾声，枪支产业的目标客户逐渐由“普通枪支用户”转变为“枪迷”。“枪迷”有强烈的恋枪情结，他们会出现在枪支制造企业的通讯录和枪支杂志的封面上。由此，最初需要枪支但不是特别想要枪支的人，最终变成了想要枪支但不是特别需要枪支的人。

显然，枪支产业遵循成功的广告营销规则，没有将销售努力建立在泡沫上。相反，它依靠大众媒体，为枪界传奇人物做宣传，使其形象迅速扩散。因此，本书不仅讲述枪支产业的资金收入，也会讲述枪界的传奇人物。首先我讲的是1867年《哈泼斯》杂志（Harper’s）⁴上关于“狂野比尔”希科克（Wild Bill Hickok）的故事，不过这一故事很可能是虚构的。我追根溯源，辩证地分析这位枪界传奇及同行的身份为什么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起初的虚构人物变成真实人物，最后又变成不切实际的历史人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故事被写成西部传奇小说，改编成电影，写进真实的历史故事。“征服西部之枪”是所有美国枪手的传奇写照，无论什么年代，塑造什么角色，它都在始终如一地夸大美国枪支暴力的数量和性质。从数量上看，我们的祖先并不像20世纪的电影和西部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动不动就开枪。从性质上看，传说中和枪支联系在一起的是荣耀而不是沉醉，是正义而不是冲动，是凶杀而不是自杀，虽然几十年以来大部分自杀者都是用枪结束生命。

最重要的是，“征服西部之枪”几乎成为宣扬美国个人主义的工具。枪支产业第一次实现了零部件替换，完善了机器生产。虽然是大批量生产，但是其产品间的误差值不会超过1/1,000英寸。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样的产业创造了20世纪美国个人主义最持久的象征，实在有点儿自相矛盾。

同样自相矛盾的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国枪支持有者只是个人，如牛仔、民兵、拓荒者、不法分子和叛徒等。关于美国枪史，有一个方面一直为人所忽视，那就是枪支、战争与枪支贸易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变幻无常，时而亲密无间，时而冲突不断，但是一直影响深远。我想在本书中还原这种关系。事实上，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无论是温彻斯特和柯尔特这样的轻武器制造商，还是其他枪支产业的巨头，都开始加大枪支生产，做起了军工生意。温彻斯特一直梦想他的枪支能成为军用武器，而在内战以前和内战时期，虽然温彻斯特和柯尔特发明了新的专利技术，但是一直遭到军方否决。无奈之下，他们只能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出售武器，或者在平民百姓中寻找客户。奥利弗·温彻斯特早期的梦想是获得大量美军订单，数十年后，这个梦想才得以实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枪支贸易就展现出军事权力机构与武器制造商结合的趋势，几十年以后，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才提出“军工复合体”这一概念。后来政府发现，要满足战时武器需求，还得依靠温彻斯特、雷明顿这样的私人武器制造商。1918年，温彻斯特、雷明顿为政府生产了40亿发.30口径⁵的子弹。

积极提倡削减武器装备的人一直在批判枪支产业，说其牟取暴利。奇怪的是，那时枪支产业并没有从战争中获益。这种情况在18世纪后期才得到好转，不过温彻斯特公司更加青睐以自己形象开拓的商业市场。那时，为了满足政府军火需求，公司不断扩大产量，温彻斯特继任者对此忧心忡忡，认为公司在战争结束后会面临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可能危及存亡。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政府为了加强国防，同武器制造商展开军工合作，这种做法实际上促进了公民枪支贸易的泛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但是几乎被人遗忘。在此期间，联邦政府首次提出进行枪支管控，在国会上引起争论。美国战争部（The War Department）、枪支制造商和其他方面认为，如果私人武器制造商不能在和平年代找到市场，就无法在战时提供公众所需。因此，即使美国人民对暴力犯罪提高警惕，对世界大战深恶痛绝，枪控政策仍然无法在政治上获得通过，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有趣的是，在1934年首场具有重大意义的联邦枪控立法听证会上，赞成枪支管控的首席检察官助理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赞扬了枪支行业“卓越的合作精神”，同时也轻微批评了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fl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NRA）⁶，因为其成员“沉溺于枪支”，势力越来越大。讽刺的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枪控政策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枪支所有者和“沉溺于枪支的人”身上而非枪支制造商身上，因为前者热情高涨、易受鼓动、情绪用事，而后者客观冷静、充满理性。21世纪的枪支政策在此基础上开始定形。现代枪支本是19世纪机械生产的产品，却不幸成为20世纪政治生活的产物。

美国枪支暴力的悲剧起源于世俗的枪支贸易。有一点人们已经忘记，却是不变的事实，那就是：促进美国枪支文化形成的是不受道德原则支配的商业贸易，而非“死亡贩子”（军火商）的罪恶意图或枪手的西部探险。当今美国枪支文化的形成，得益于对广大新型市场孜孜不倦的追求，这些市场对美国社会的影响非同寻常。即使如此，枪支政策依然专注于解读枪支的奥秘。一提到美国枪支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很多东西，比如《第二修正案》、民兵、狂野西部枪手、牛仔、边疆地区、个人主义、黑帮团伙、暴力犯罪、电子游戏、男子气概和好莱坞。总之，一切的一切都被归结为美国枪支文化的来源，殊不知这种文化只是商业贸易的产物，以前是，现在也是。

本书重点讲述温彻斯特家族和枪支的历史，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美国枪支文化的形成。然而，本书也探究缺失的东西，即历史的沉默。在书中，对于什么事没有做，什么话没有说，什么东西明显没有被察觉，我一一提出了疑问。希望广大读者能站在全新的角度，从道德良知方面看待美国枪支文化，而不是只关注是非对错。

本书中，我从视野的角度看待道德良知问题。“目光短浅的良知”（指从表面看问题，不经过大脑判断）发现的是实实在在、唾手可得的因果关系，即生态学家、哲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所说的“固有责任”（如故意用温彻斯特枪杀人）；“目光长远的良知”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深入看待问题（如我嫁给了一位做枪支生意的人，他靠加工、销售温彻斯特枪发财，我因此获得一大笔财产。他的枪出售给顾客后，顾客拿枪杀了人，被杀的人可能与我相距千里，也可能是与我相差好几代的未来人）。良知是一条可近可远的线索，具体远近依文化和时代而定。

21世纪的政治中充满了良知问题、共同利益问题和社会责任问题，这些问题与温彻斯特枪史引发的问题相似。第一个全球化时代让温彻斯特发家致富，第二个全球化时代冲破了产品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场地束缚，创造了复杂的社会、经济依赖关系，推动了技术发展，而这种技术发展让行为与后果之间拉开了距离。例如，我在塔吉特百货（Target）买了一件廉价T恤，谁能想到一家距离收银台千里之外的孟加拉国工厂会因此倒闭？我开车就意味着加速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会对半个地球之外的马尔代夫构成威胁。内华达州有人买不起房，他通过某个肆无忌惮的次级抵押借贷机构贷款买房，这笔贷款被投入华尔街，由此导致全球经济崩溃。如今，1%的美国人在为其他99%的人战斗，我们不禁心生疑问，难道剩下的那部分人不应该多承担一点儿责任吗？有人重新开始考虑共同责任。作家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曾为非裔美国人撰文，详细论述了“社会公德债”这一世代积累的问题。这种因果关系通常不可感知、难以发现，而且距离遥远。从道德层面看，这种因果关系就像“混沌理论”一样，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可能会因此刮起龙卷风。今天，我们在政治上并不重视长远角度下的共谋或共同责任问题。然而，一位法律教授指出，要理解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重重危机和难题，包括枪支暴力犯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间接责任。

当初，奥利弗·温彻斯特作为开创枪支贸易市场的资本家之一，显然对自己商业行为的后果闭口不言，部分原因是在他发家致富的时代，经济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会产生大范围影响。作为商人，他不需要考虑自己的商业行为对世界产生的长远影响。自由契约原则并不适用于共同义务、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这类无法以书面形式定义或界定的模糊概念。这种局限性是商业自由的源泉，因为它意味着资本家可以不受传统的、强制的既定等级制度和身份关系的影响。不过，这种局限性也可能是小范围内商业道德的来源。温彻斯特公司最初的想法是为公众服务，后来明确承担起了“有限责任”。虽然公司财务的工作一丝不苟，但是承担的责任模糊不清。枪支产业的习惯做法是将材料、劳动力和劳动关系分割为小的生产单位，单位内部精细加工，最后进行零件组装。这既是枪支产业的感知习惯，也是其道德习惯，科技创新和责任承担也是如此。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谈及历史时说到，每个国家都建立在遗忘的基础之上。同理，我们现在所说的商业帝国也是建立在遗忘的基础之上。

莎拉·温彻斯特的传说印证了我脑中一直挥之不去的问题，即枪支资本家的良知去了哪里？死在枪口下的冤魂又去了何处？莎拉的故事是奥利弗·温彻斯特的光辉留下的阴影，或者说莎拉的故事为奥利弗·温彻斯特留下的阴影送去了光亮。我们知道他们造了什么、做了什么，但是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造这些东西、做这些事情。不过，有一点我们都清楚，那就是花季的莎拉是纽黑文市的佳丽。她知书达理，聪慧过人，有着新英格兰豪门望族的高贵血统。

1862年9月，莎拉嫁给奥利弗·温彻斯特的独生子威廉（William），悲伤的生活由此开始。家族的枪支生意越是繁荣，莎拉遭受的痛苦就越多。她怀了几个孩子，大部分都是死胎，只有一个顺产。不过，这名婴儿一出生就得了消瘦症，这是一种可怕的“日渐衰弱”症状。一个月后，这名婴儿在饥饿中夭折，令家人悲恸欲绝。

莎拉苦思冥想，寻找灾祸的根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关于她的传说便和她一生中最令人感到困惑和迷幻的时刻交织在一起。唯灵主义（Spiritualism）认为，人可以和魂灵交流对话，已知世界和冥界交叉重合。唯灵信仰并不是主流运动，当然也不是奇风异俗。在19世纪，数百万人有唯灵主义信仰，在大部分先进的家族，比如比彻家族（the Beechers）和林肯家族（the Lincolns），至少有一位唯灵主义信仰者。唯灵主义信仰者坚信存在一个由公平正义主导的世界。他们也遵循社会契约，不过这种社会契约与统治奥利弗·温彻斯特所处世界的伦理道德完全相反。唯灵论者追求种族和性别平等，宁愿自己遭受“痛苦磨难”也不会将其强加于人，反对杀戮和殖民主义，谴责“为了物质满足而卑躬屈膝”。这种信仰近乎玄学，因此，那些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被日渐遗忘的概念，如“忏悔、报应、虚伪、不道德行为”等，在唯灵信仰中得以重生。在那个放任自由的时代，唯灵信仰也算作一种难得的良知。

为了写作本书，我研究了两种全然不同的资料：一种讲述魂灵故事，故事背景设定在维多利亚时代黑暗的小屋；另一种是公司档案，这些档案是当时美国各大兵工厂的业务记录。在研究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莎拉的故事和奥利弗的故事都受制于同样的东西，那就是“看不见的手”。这种发现让我惊讶不已。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市场概念向我们阐释了一种难以感知但是统筹协作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看不见的因果关系将人类和其行为捆绑在一起。“看不见的手”存在于经济网络和共同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自由自在地做生意，但是不承担责任；每个人都与他人密切联系，但是不对其行为后果负责。亚当·斯密描述了市场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不过在他看来，资本家经济活动以外的行为虽然改变了人类命运，但是他们不应该对这些行为负有道德责任。由于受到“看不见的手”操纵，奥利弗·温彻斯特正确的做法可能给别人带来伤害，不正确的做法也可能给别人带来好处。因为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他不会为自己的枪支帝国埋下的隐患感到不安。然而，唯灵信仰中“看不见的手”——“魂灵之手”，却会让人良心不安。

莎拉和奥利弗·温彻斯特先后住在相同的房子，属于同一个家庭，有着同样的命运，但是彼此都不会出现在对方的故事里。奥利弗·温彻斯特生产的步枪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枪支神话，而莎拉则通过自己的创造成为反枪支神话的传奇人物，成为美国枪支文化的一部分。无论莎拉是否有心，她成为美国历史上反对武器的丰碑。知道奥利弗及其枪支的人从来不写莎拉的故事，知道莎拉的人也绝不会写枪支故事。不过，虽然两人的故事没有交叉，但是奥利弗的野心和莎拉的良知属于相同的故事和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甚至有相同的起源，因为他们都相信“看不见的手”，都能发现未知的东西。在我看来，野心与良知、生意与责任、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这几种两两对立的东西，既是枪支问题比较棘手的历史原因，也是这一问题的现实原因。

第1章

美国制造体系

无论什么发明创造，在它成为实物之前都只是想法。无论是小小的别针，还是伟大的帝国，情况皆是如此。

——威廉·康斯托克，《城郊和乡村住宅计划》（1893）

通常我们关心的并不是枪支制造商，而是枪支所有者和使用者——无论这些人的行为应加以管控，还是值得称赞。我们能够记得约翰·韦恩（John Wayne）⁷、“野牛比尔”（“Buffalo Bill”）⁸、怀特·厄普（Wyatt Earp）⁹以及阿尔·卡彭（Al Capone）¹⁰，但是不会记住那些发明制造步枪、手枪和冲锋枪的人。我们可能会想到全国步枪协会、科伦拜校园枪击事件¹¹或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¹²，但是不会想到围在拉盖办公桌旁的雷明顿兄弟，在政治前线——华盛顿威拉德酒店香槟酒会上游说的塞缪尔·柯尔特，或是20世纪初温彻斯特工厂内某位忙碌的工人，他走来走去，认真地记录着子弹加工的详细步骤（将8个金属壳体置于转向架上，将机器误差调到.013s，抛光指数调到0.140等）。我们对枪支制造业的看法还停留在独立战争之前的阶段：一名枪匠、一把长凳、一块铁砧，仅此而已。2013年，《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的记者在参观纽约伊利昂（Ilion）的雷明顿军工厂时颇感疑惑，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这里本应该有枪匠才对。

枪支交易虽然是种商业行为，但很隐蔽，如同藏在枪支文化壁橱里的秘密。无论是在沃尔玛还是枪展上，枪支买卖每天都在进行，但我们总把自己想象成枪支“所有者”，而非枪支“消费者”：在美国，我们不买枪支，我们拥有枪支。

枪支造就了枪支文化，那枪支由什么人制造？它主要由那些对枪本身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或痴情的人制造。枪界精英本身并不渴望发明枪支，如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他最初从事钉子加工，接着转而生产帽针，后来为了留住员工，保证工厂持续运转，他跟政府签订协议，为政府生产火枪。伊利法莱特·雷明顿（Eliphalet Remington）也是如此，他是诗人，是和平主义者，是位在礼拜日都不会鸣枪的虔诚教徒，只想让人们通过屋旁的那棵树记住他。又如克里斯托弗·斯潘塞（Christopher Spencer），他起初生产丝绸，后来转行制造枪支，再后来又重操旧业。又如塞缪尔·柯尔特，为了筹集资金，他不得不假扮库尔特博士巡回演讲，推销笑气。后来公司破产，在新泽西帕特森制造枪支又惨遭失败，只能冒险制造潜艇蓄电池模型，到后来又开始做起了左轮手枪。再如奥利弗·温彻斯特，别看他是步枪大王，他照样可以轻松地成为男士衬衫大王。用柯尔特的话说，这些人之所以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事业，只是为了“做点儿东西卖”。

这些人即使在制造枪支时也并不是一心一意痴迷于自己的产品。惠特尼在收到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小奥利弗·沃尔科特（Oliver Wolcott Jr.）寄给他的“关于枪械生产的外国小册子”之后，心中有了生产轧棉机的想法，但是后来南方种植园主剽窃了他的这项专利。即使和政府签订了制造滑膛枪的合同，他依然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而是解决目前财政困难的权宜之计。他写信给好友约西亚·斯特宾斯（Josiah Stebbins），告诉他自己是个“可怜、孤独的单身汉，至今还在生产枪支”。丹尼尔·B.威森（Daniel B. Wesson）未来的岳父对威森所从事的枪支制造职业很是不屑，认为自己的女儿选错了人。温彻斯特对步枪的热情与日俱减，他将步枪描述为“投子弹的机器”。

大部分第一批枪支制造商都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但是胸怀壮志。他们有一定的家庭资本和亲友资源，同时依靠这些资源获取名誉、发展社会经济关系、获得公司董事地位、积累资本、维持家庭控股。柯尔特不时要向做丝绸买卖的父亲克里斯托弗·柯尔特（Christopher Colt）寻求资金帮助。1837年，父亲建议他找姑姑富特帮忙，以股份换取姑姑的资金支持，并嘱咐他“把借钱范围局限在家族的某一个成员身上”。丹尼尔·B.威森的父亲既是工匠也是鞋商；霍勒斯·史密斯（Horace Smith）的父亲是个木匠。温彻斯特虽非出身名门，但是血统高贵，理论上前行之路会因此顺畅一点儿，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奥利弗·温彻斯特是约翰·温彻斯特（John Winchester）的后代，约翰早在1636年就到达美洲，是“新世界的开拓者”。六代人之后，也就是奥利弗这代，形势急转直下。1810年，奥利弗和双胞胎弟弟（他们是11个孩子中最小的两个，由父亲和第三任妻子所生）出生，但是不久之后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他们不得不想办法自力更生。

无论这些人对枪支多么缺乏热情，他们对家族控股、理想抱负、自我创造和工厂生意（无论目标是什么）都满怀激情。柯尔特曾写道：“必须承认，全心全意投入生意是我的激情所在。”如果有人请求帮忙，温彻斯特都会问：“会影响公司工作吗？”无论是初期还是后期，他们不但严格依法经营，而且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境界。他们以家族名命名生产的枪支，家族和枪支同呼吸共命运。

美国枪支生产资本家虽然关系密切，但也相互竞争。很难想象这样一小部分亲密的对手如何让枪支大规模生产，最后发展成为在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商品。他们会起诉对方，窃取对方想法，挖对方的员工，有时还会钦佩对方卓越的政治才能（柯尔特曾用“运筹帷幄”来形容他的竞争对手）。他们彼此打交道却也不限于以上形式，需要领班的时候，温彻斯特也会找柯尔特帮忙。1846年，柯尔特致信惠特尼，问他是否记得曾经有一个人“在华盛顿展示了几个钢质步枪枪筒样本，驽力¹³（原文如是）获得政府的合同”。惠特尼写信回复，此人叫“雷名顿”（原文如是）。

除了惠特尼在耶鲁大学上过学以外，其他制造枪支、让枪支形成独立文化的资本家很少接受过正规教育。柯尔特的表兄达德利·塞尔登（Dudley Selden）喜欢吹毛求疵，他对写信时错别字满篇的柯尔特说：“希望你写英语，这样我才能看懂你写的是什么。”他补充道：“你去买本字典吧。”斯潘塞只在1848年接受过12周的正规教育。威森当过鞋匠学徒，史密斯当过木匠学徒。温彻斯特一家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镇附近有个家庭农场，奥利弗·温彻斯特平时忙于农场事务，只能在寒冷刺骨的冬天上学，不过也只学了很短的时间。

真正吸引这些人的还是加工方法、机械工艺和机器。他们并不喜欢枪支，但是对制造枪支的机器痴迷不已。奥利弗·温彻斯特在校学习时间虽短，不过他学会了换算艺术。那时学生的课本上有很多练习，要求学生将看似无法分割的整体，如数字、时间、物体或运动划分为更小的或可衡量的单位，或者将小单位组合起来形成整体。例如，“3弗隆¹⁴58码折合为多少英寸？……一双鞋25先令 6 便士，那么十双鞋多少钱？……地球目前的寿命折算为秒是多少？”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发现，美国人“善于精确计算”。是的，美国人是热心于“猜测、推算、估算和计算”的民族。温彻斯特最初在制造枪支时并没有多少知识储备，不过他具有感知能力，这种能力是工业时代的必备条件。他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并不多，但是他掌握的换算能力深刻地影响了他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同20世纪晚期的计算机技术精英一样，19世纪的产业精英有独特的品格和世界观。如果我们抛开偏见，仅从事实出发看待“社会病态”这个词，其本意指社会道德的混乱。混乱的旧式社会道德催生出新型社会道德。不过，较之于旧式社会道德，新型社会道德秩序规模更小、受到的限制更多。新型社会道德秩序受明确的合同界限支配，但是对与之俱来的同情心、共同义务和责任观强调较少。一位作家曾为惠特尼写传记，她发现惠特尼对自己的发明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如奴隶制度和具有双重社会影响的产业秩序）不持任何立场，她对此困惑不解。她认为惠特尼采取的办法是“理性不作为”，即对这类社会影响视而不见。同其他新秩序下的资本家一样，惠特尼严格遵从“伦理习俗”和“合同义务”，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道德良知。在合同制度支配下，自由市场的本质在于具体规定责任义务和相互关系，而不是做一般化处理。这种具体化规定不仅催生出新的责任和自由，也带来更加明确的道德义务。枪支产业的资本家小心谨慎，不轻信他人，对人性充满怀疑。惠特尼就说“人类往往并不可靠”。柯尔特正是用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发掘了潜在的枪支市场。他曾说：“在这个世届（原文如是），好人都对彼此不满，要维护和平，只能靠柯尔特枪。”

温彻斯特和其他枪支产业资本家从内心深处注重实际经验，他们没有兴趣为探究自己的日常活动对他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而伤神费脑。当然，文化、法律也不强迫他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¹⁵是一位反对机器和机器经验论的凶事预言家，他在其1829年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时代的征兆》（Signs of the Times）中阐述并抨击了“机器时代”。他认为，机械化让微小的细节变成尖锐的焦点，却让我们看不清世界以外的东西。机械化为何会影响我们的灵魂和感知？在书中，卡莱尔以饱满的热情论述了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即人类“头脑和心灵会机械化”。机械化会侵蚀“动态”王国，让人丧失对“爱、恐惧和好奇心”这类自发、神秘而富于创造性情感的感知。一位机器时代支持者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反对者的想法，他说，他们认为机械化会“限制人类视野”，让人类“丧失对美和真理的感知”。

不过，枪支产业的精英却凭借独特的双重感知取得了成功，并不断获得发展。这种双重感知既包括有限的感知，也包括无限的感知。柯尔特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枪支制造商可以“预见未来”，此时他在想办法向杨百翰（Brigham Young）¹⁶出售枪支。他们可能确实拥有预见能力，不过温彻斯特及其竞争者凡事讲究亲身实践。正如1850年一份咨询手册所写的那样，他们和前辈惠特尼一样，不会像堂吉诃德那样不切实际。惠特尼和其他枪支制造商忌讳发明的“通病”，即只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殷切的期望而不注重切身实践。相反，他们重视将无形的想象和有形的利润结合起来。

然而，这并不是这些枪支制造商留名青史的真正原因。那些在枪史中留名的枪支制造商（如那些传奇人物）痴迷于发明枪支，不过他们制造枪支并不是出于雄心壮志，而是出于工艺考量；不是出于市场需求，而是出于艺术创造。伊利法莱特·雷明顿当时想让父亲买一杆步枪给他，但是遭到父亲的拒绝。因此，他“只想为自己打造一把性能更好的步枪”，结果左邻右舍都呼吁他多造这样的步枪。雷明顿本是靠生产打字机艰难起家，1873年他接手家族生意，开始生产第一台打字机。随着他逐渐在业界站稳脚跟，他开始走上新闻头条，当时就有“穷小子想猎杀松鸡——他的愿望改变了和平年代与战争年代的世界”“小伙子的枪支梦想拯救了伊利昂”等一系列报道。外界一直认为，雷明顿的初衷并不是发家致富。塞缪尔·柯尔特的枪支制造灵感来源于转轮。1830年，柯尔特乘坐“卡罗号”（Corlo）前往加尔各答，途中他被船的转轮深深吸引，于是突发奇想，发明了左轮手枪，“打开了数百万人的消费市场”。奥利弗·温彻斯特一直被误认为是温彻斯特枪支的发明者。事实上，他只是温彻斯特枪支的投资者和制造商。说起发明，他的贡献在于1848年的#5421专利。鉴于之前的围颈带太紧，他发明了一款改良版男式衬衫领。在制造枪支发家致富之前，他一直没有私人枪支。如果当时衬衫产业潜力巨大，奥利弗·温彻斯特很可能会成为男式衬衫大王而非步枪大王。

美国枪支制造商在遭受重重围堵的情况下仍然一心一意地专注于枪支生产。爱德华·迪克森（Edward Dickerson）是柯尔特公司的律师，他忠心耿耿，对公司如对另一半。当时柯尔特公司和马萨诸塞武器公司（Massachusetts Arms Company）发生专利纠纷，他用诗意的夸张手法积极为柯尔特公司辩护。迪克森认为，柯尔特辛勤耕耘，奋斗不止，是自己发明的唯一忠实信仰者；他充满激情，胸怀壮志，只有那些勇于创新、聪慧过人的人才能做到这点。迪克森说，柯尔特“播下种子……等到果实成熟，他看到市场在向他招手……他打算抓住机遇，不料有人侵入，使他无法获得该有的荣耀”。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入侵者竟然是一个“法人团体（柯尔特公司也是法人团体）……该法人团体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发明者，只配做他人创新产品的购买者”。

在人们眼中，柯尔特只是一位孤独的发明家，而不是“纯粹的资本家”、英勇的企业家、精明的推销者或新市场秩序下的生意人。柯尔特和温彻斯特不乏发明创造，或许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开拓枪支市场而被人们铭记，不过他们真心投入、精心创造的东西正是枪支市场，而不是枪支本身。就拿枪支本身来说，其发明者众多，来源纷繁复杂。柯尔特和温彻斯特构想出枪支市场，不过也是基于假设，他们对这一市场的认识并不明确；在广告宣传、规模营销和市场划分的认识方面，他们独领风骚（柯尔特可能最先使用“革新与改良”这种说法）；为了将枪支销往全国各地，他们创建了现代化经销网络；他们深知成功依赖于自我推销。一位研究柯尔特的专家指出，柯尔特推动了机械化生产，“为了开拓市场，销售产品，他不辞劳苦，凭借聪明才智在市场前线搞促销战”，这种行为的意义远远超过他在枪支发明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一些枪支专家为其他枪支狂热者撰文时指出，柯尔特“知道通过积极促销来创造市场需求的重要性”。一位传记作者在谈及温彻斯特时指出，他不是“正派的商人”，而是“善用伎俩的产品制造和销售大师”，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为其产品“创造市场”。我们在后文也会看到，温彻斯特尤其擅长公司治理，是这方面的大师而不是受害者。早期的大众文学往往以纪念善于营销的天才型枪支制造企业家为主题，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种现象随着现代枪控政策的出现发生了改变。

传奇文学和一些可信度低的著作通常以美国枪支为主题，总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我们在本章和下章内容中可以看到，枪支制造企业家在行业成立之初就以孤独的发明者形象存在，严重阻碍了枪支产业对联邦政府资助、社会赞助、市场保障和兵工厂的多重依赖。如果枪支制造企业家在行业成立之初与多方协同合作，那么产品交换和设计观念会随之产生。另外，枪支制造企业家独自耕耘，只关注个人创新，将新奇想法变成个人专利，不仅会阻碍枪支制造理念和技术的传播，也会导致专利体系趋于饱和。传奇文学甚至掩饰枪支贸易的商业性质，它关注的反而是这种行为背后的创造性思维。

或许，枪支产业被传奇文学粉饰的最重要方面是枪支的非特殊性，这种属性在枪支贸易的形成期处于核心地位。在21世纪的政治生活中，美国枪支产业是特殊性的代名词。枪支产业的特殊性表现在：枪支一直在美国社会享有特殊地位，享有异常崇高的法律地位；它不是普通商品，人们自古以来就视其如珍宝，对其宠爱有加。如果我们认为枪支完全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衍生品，谁也不会指责我们。不过，从历史角度看，特别是如果我们把枪支贸易当作一种商业行为来看，枪支更应该被视为可交换性的代名词，而不是特殊性的代名词。从可交换性的角度看枪支产业的批量生产和枪支产业资本家对枪支的情感，我们可以说：在他们看来，枪支制造只是一种生产、销售行为，这种商业行为由他们对产品的一般内在热情所驱动，而不是由他们对武器的特殊情感所驱动。随着枪支产业逐渐走出联邦政府的控制，即由军用发展阶段走上商业发展阶段，可以用同一个术语来描述枪支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它可以和其他商品相互交换，与其他商品并没有本质区别。美国枪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枪支的可交换性，来源于它的非特殊性。

到了18世纪90年代，也就是枪支的第一个工艺制造阶段，美国枪支产业面临另一个问题——枪支供应不足。这个问题始自独立战争时期，至90年代依旧如此。1756年，一份名为《布莱尔报告》（Blair Report）的文件分析了美国殖民地的备战情况，指出“民兵3.6万人，半数以上没有武器装备”。有些民兵虽然配备枪支，但是枪支“鱼龙混杂”。后来一份户外运动杂志指出，当时大部分枪支“问题重重”。许多民兵的武器要么破旧不堪，要么几近无用。就拿当时最好的枪支来说，无论推弹杆、火药袋还是弹丸，都异常笨重，使用起来非常困难。许多枪支平衡性差，使用时要靠平衡支架支撑。那时枪支需求量大，制造一支就得花费很大力气。独立战争开始后，战争前线本应该装备齐全，物资充裕，然而，一位研究殖民地时期的枪支专家指出，当时战争前线枪支尤为匮乏。1776年1月，罗德岛州长致信乔治·华盛顿，他指出，多年以来殖民地居民“认为自己生活环境绝对安全”，因此他们“普遍卸下武器装备”，导致整个殖民地“没有武装力量”。

乔治·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伊始就注意到了“枪匠和枪支不足”这一问题。殖民地时期，枪匠都是以学徒身份进入枪支制造这一行业的，有些是通过家庭关系，有些是因为劳务契约，还有一些是经济贫官或孤儿院介绍的。理查德·法利（Richard Falley）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16岁加入地方军，后来在纽约爱德华堡被原住民抓获，此后又被卖到蒙特利尔的一个部落，所幸得一位女士相救，她用16加仑朗姆酒将理查德·法利赎了出来，并安排他去马萨诸塞州做枪匠学徒。独立战争时期，理查德·法利成为马萨诸塞湾的公用武器制造商。总之，无论这些人是以何种途径进入枪支制造行业的，他们都开始学习学徒合同上所写的“枪匠的艺术与奥秘”。

一般来说，做枪匠意味着要身兼多职。一些资深枪支专家指出，枪匠不能只专注于加工枪支部件或制造枪支，因为这一行业本来没有多少生意可做。大部分枪匠会扩大业务，做铁匠、锡铁匠或从事家庭手工业。乔治·麦根尼歌（George McGunnigle）在宾夕法尼亚州做广告宣传时表示，自己除了枪支制造，还加工“锁、钥匙、各类合页、印第安战斧、削皮刀、箱子盒子、壁炉、铁铲、钳子、拨火棍；保温锅、烤面包机、长柄勺、漏勺、烤肉叉以及其他各类铁质厨房用品；马梳、盘子、鞍架；……烫发钳、夹发板；岔气绷带；锉刀、剃须刀、剪刀、削笔刀”。后来，他在《匹兹堡报》（Pittsburgh Gazette）上做广告，称他也加工“螺丝钉、烙铁以及其他一些锡制品，太多了说不完”。显而易见，此时他已经懒得列清单了。从商业角度看，枪支是工匠生产加工的另类普通生活用品和工具。还有一位枪匠做广告时形象地称自己是修理工，可以“修理家具、厨具，修补各类铜质和铁质用品”。

这些枪匠为不同的市场制造枪支，包括“印第安市场，平民市场和军工市场”，一件一件单独制造。独立战争期间，枪匠拼命制造枪支以满足战时武器需求（内战期间，美国也面临枪支匮乏问题）。1970年，美国枪支暴力事件逐渐增加，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创造的“枪支文化”一词迅速流行。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认为，枪支文化形成于独立战争时的民兵组织中。不过，在殖民地时期的几大枪支市场中，真正推动“枪支文化”形成的支柱力量是美洲原住民，他们因为皮毛生意利润丰厚而获得巨大的社会角色转变。原住民团体中，枪支不断扩散，重要性日渐凸显，神秘性也日益增加，改变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包括两性关系、狩猎方式以及精神信仰。

独立战争开始后，“爱国枪匠”与“安全委员会”签订合同，同意为所在殖民地生产武器。当时，对于那些“不爱国者”，如违抗命令拒绝生产武器的兰开斯特县枪匠，“按照宾夕法尼亚的规定，安全委员会应将其列入国家公敌的名单，并予以示众”，其生产的武器也应没收充公。纽约被迫派托马斯·伯勒克里（Thomas Blockley）前往英国招募枪匠，偿付枪匠的“转移”损失并报销一切费用。根据上层指示，伯勒克里要尽可能多寻找政治觉悟高、工作认真细致的单身男性，他们要自带制造枪支的必备工具，不过鉴于住处较小，工具不可占用太大空间。

从制造工艺角度来说，枪匠不会制造完全相同的枪支。不过在战场上，枪支形态各异会带来极大不便。一旦枪支某一部位受损，枪匠或生产商必须专门定做相应部件予以修补，否则便成为废品。有一部战争史曾描述了毛瑟枪的维护过程，这一过程既费力又耗时。某县委员会花钱从约翰·卡彭特（John Carpenter）那里拿20支枪，送到枪匠沃特斯（Waters）那里去修，光“维修费”就花掉14英镑。有人靠造枪膛挣钱，还有人靠把修好的枪支运送到殖民地挣钱。

事实上，大陆军正是依靠在欧洲的商业计谋武装自己，西勒斯·迪恩（Silas Deanne）就是其中一员。迪恩本是康涅狄格州一名律师和零售店店主，后来他作为大陆会议的特使前往法国，向国王路易十六寻求武器资助。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Vergennes）和好友奥古斯丁·卡龙·德·博马舍（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对北美殖民地人民深表同情。博马舍是法国杰出的剧作家，曾创作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Barber of Seville）与《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等伟大作品。最后，经过国王路易十六的同意，韦尔热纳公开宣称淘汰著名的1763型沙勒维尔滑膛枪。因此，3万支“淘汰”的沙勒维尔滑膛枪需要处理。与此同时，博马舍和迪恩用巨额贷款组建了一个名为“奥尔达来”（Hortalez & Company）的公司，以公司名义为大陆军买下2.3万支突然淘汰的沙勒维尔滑膛枪。

18世纪90年代，战争阴云再次笼罩美国，可是正如伊莱·惠特尼的导师伊莱泽·古德里奇（Elizur Goodrich）所说的那样，美国依然“毫不羞耻地依赖于国外市场”以确保枪支供应。虽然美国政府确实从一些更为先进的欧洲国家弄到了枪支，但是许多枪支在货运过程中被出没于近岸海域的私掠船队和海盗无情地掠夺。法国政府曾经资助的那批著名的沙勒维尔滑膛枪如今已经过时淘汰了，可是维持美国大众需求的枪匠仍然数量有限。独立战争之后，许多枪匠重新做起了收入更为可观的手工艺品。巴尔萨泽·史密斯（Balthasar Smith）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战争期间经营一家火药厂，战争结束后他将其改造成为木桶铺和棺材店。

后来，政府终于付诸行动，创建了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Springfield Armory，又译“春田兵工厂”），并致力于将其打造为“安全有效的国营军火库”。该兵工厂于1794年在马萨诸塞州建厂，1798年又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哈珀斯费里（Harpers Ferry）小镇建立分厂。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坐落在斯普林菲尔德东边约半英里外的一块高地上，包括两栋双层砖砌建筑，其中一栋有8个房间，里面住着文件管理工、仓库管理员和整理工；还有一栋一层用于储藏和办公，二层用于举行宗教仪式或祈祷。兵工厂内还有一个制砖厂。兵工厂里的枪支制造工人自由散漫，制造的枪支质量参差不齐。他们按照自己的步调工作，上下班完全随意，经常可以请假，每个人的工具只有自己上班时可以用。他们上班可以喝烈酒，可以擅离岗位赌博、闲聊，甚至吵闹打架。哈珀斯费里小镇当时是个奇异古怪、乱伦成俗的地方，土地为两大家族所有，他们利用公款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谋利益。枪匠在兵工厂制造枪支和在自己的店铺没什么区别：一把长凳，一块铁砧，纯手工制作，一次只能加工一支枪。

枪匠对自己产品的艺术价值与独特个性深感自豪。亨利·梅杰（Henry Mauger）在夏季做石匠，在冬天做枪匠，他向别人介绍自己制造的枪支“别具一格，堪称精品”。枪支制造业在其发展后期进入了工艺制造的黄金时代。枪支制造和金器银器制造、钟表加工和白镴加工等高端艺术工艺类似。

美国枪支产业兴起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需要提高国内生产枪支的能力，特别是要生产更多用于国防的枪支，即殖民地人民所说的“公用”枪支。第二，美国需要统一化枪支生产，这样可以在战时灵活更换枪支部件。鉴于此，枪支生产就应该摆脱“独特工艺”。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当时发明家伊莱·惠特尼在个人生活和资金问题上面临困境，美国枪支产业需要继续发展。1797年，惠特尼致信贸易伙伴菲尼亚斯·米勒（Phineas Miller）：“失意如滔滔大浪席卷而来，差点儿将我吞没，我使出浑身解数，奋力抵抗。”他表示，自己“痛苦不堪”，如果得不到“火速支援”，他会“贫困潦倒”。后来，米勒喜获姻缘，家庭幸福美满。不过，惠特尼建议他“不要像我过去三年那样生活”，因为“劳苦、忧虑与失意彻底将我击溃”。

轧棉机是惠特尼视若珍宝的发明，南方种植园主剽窃了这项专利后，惠特尼的财政困境与思想焦虑由此开始。轧棉机的发明本可以改变南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惠特尼在这起侵权案中败诉，反而强化了南方的奴隶制度。无奈之下，他选择发明机器改革北方经济发展模式。1798年，一个崭新的机会出现在他面前，那就是枪支制造。他在写给好朋友约西亚·斯特宾斯的信中回忆道：“当时我的处境十分窘迫，随时都有可能破产倒闭，随时都有可能因失意而一蹶不振。”当欠债数额达到4,000美元时，“政府提出跟我签订协议，为国家制造滑膛枪，我欣然接受”。虽然惠特尼当时制造枪支，但是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制造出来的枪支，而是制造枪支的方式。斯特宾斯建议他，无论发明什么，一定要“创造出能够震惊世界的新东西，这样才能控制所有人的钱袋子”。惠特尼之前从未制造过枪支，也不熟悉枪支制造工艺。1798年，政府共签署了27项轻武器制造合同，其他26个枪支生产商一致同意用旧式加工方法生产30,200支滑膛枪。惠特尼答应一口气生产1万套武器（“一套武器”是指一个士兵所需要的全副武装，如枪和刺刀等），每套价格为13.40美元。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惠特尼建议使用“水力机械装置”以“减轻体力劳动，促进生产加工”。他还建议先制造专门的“器械装置，利用已生产的器械装置加工零部件”。当其他枪支生产商在考虑整体加工时，惠特尼在考虑零部件加工。这种想法看似简单，但是意义重大。惠特尼先将沙勒维尔滑膛枪拆解，然后认真研究每个零部件。他深思熟虑，设计出每类部件的加工流程。他在后来回忆时说道：“一把好滑膛枪就是一台复杂的机器，制造起来非常困难，因为大部分部件都没有规则的几何构造。”（那时机械构造流行用规则的几何结构，如果不遵守这一惯例，会被视为冒犯行为）枪支拆解后，每个部件都呈不规则的弧形，根本找不到直线设计。就拿扳机来说，一部分看似一半剪刀，另一部分看似带节的衣钩。

惠特尼认为，生产这些零部件要经过很多独立的加工程序，这些加工程序之前都要由手工完成。他把枪支分解为较小的独立部件后，发现每支枪各部件的加工程序不同，比如加工扳机要经过5道工序，加工枪管要经过24道工序。为了让每个部件分别由不同机器自动加工，惠特尼想到了衣服面料，因为经常能在衣服面料上看到各式呈弧形的图案。他为每个部件绘了图纸、做了铸模。他认为，与其用一台“结构复杂的大型机器”生产加工小部件，还不如用一些小机器取而代之，因为一旦大型机器出了故障，整个系统就会瘫痪。为了固定金属板，减少误差，惠特尼使用了自己设计的夹具及固定装置。要让凿子按照模板工作，需要相应的技术进行操作，为此他发明了一台铣床，用以切割金属。惠特尼的一位支持者赞赏他生产的机器“整齐划一，堪称完美”。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惠特尼并不是在方方面面都可以做到如此尽善尽美。他要一切从头开始，重新建设工厂的方方面面。由于遭遇暴风雨，原材料供应链又极不可靠，结果延误了生产进度。他对枪匠的实际枪支制造能力大失所望，不想聘用枪匠，导致工厂劳动力短缺。他曾不断向政府赞助官员说明自己现在投身于“全然不同的新行业”，请求他们延长合同期限。他致信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小奥利弗·沃尔科特，说道：“事实上，我不仅要生产武器，还要培养大批制造枪支的工人。”他关注的焦点不在于生产制造枪支的机器所花费的时间，而是“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可以投入生产的设备状况”。管理成本也是一个问题，虽然当时还没有这种提法。最后，惠特尼决定扩大生产成本，使其覆盖劳动力、生产资料等这类较为陌生的概念。即使如此，他依然低估了成本；奇怪的是，他认为借更多自己很有可能无力偿还的贷款是不明智的做法。他渐渐意识到，生产加工远远不同于商业贸易。他在信中写道：“要提升原材料供应量还需要更多时间，什么时候提交成品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他指出，最核心的一点是政府要保证订单量。“如果不能保证大批量订单，我不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建设工厂。”

有关工业生产初始阶段的资料并不多，惠特尼的书信成为这方面的珍贵资料。惠特尼向斯特宾斯抱怨自己任务繁重，像“孤独的老光棍”一样活着，住在刚刚起步的工厂，只有工人与他为伴。他抱怨政客让自己走上这样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惠特尼是发明家中的发明家：他在开辟机器生产之路，这不仅是枪支制造业的难点，更是整个工业界的难点。

最为重要的是，惠特尼不仅在生产枪支，还在带动社会发展。惠特尼签订的两年合同到期后，一位政府巡视人员来到他的工厂，工厂里的大型机器让这位官员深感震惊。他感叹道：“惠特尼不是在制造枪支，而是在制造机器！”

为何生产一支枪要花费几年时间，而生产1万支枪所费时间与之相差无几？这是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的一个难题，却是必须回答的最基本问题。对于此次合作，政府一开始积极支持，到后来却疑虑重重。就连惠特尼的一些坚定支持者，包括轻武器视察员德西厄斯·沃兹沃思（Decius Wadsworth）上校，也认为惠特尼的计划“只适合想象，没有多大实用价值”。

惠特尼的努力没有白费，第二年年末，政府最终同意放宽合同期限。虽然惠特尼在请求放宽期限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努力，苦口婆心地向政府说明自己在生产中遇到重重困难，水力机械装置也还没有投入运行，但是他的自信心与日俱增。他坚持认为自己可以让设备“成功运行……获得收益，走出财政困境”，这也是他在枪支事业上永恒不变的追求。沃尔科特坚持要惠特尼至少生产“一批成品”，这样他下次也好向国会汇报。

1801年年初，惠特尼手提一个神秘的黑箱子来到白宫，此时白宫的修建尚未完成，显得又脏又乱。接下来，他要把箱子里的东西展示给总统、各位部长和在场的其他官员看。他满怀自信地告诉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各位总统顾问，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以生产一支枪的速度生产1万支枪。惠特尼从箱子里拿出10副枪支零部件放到桌上，接着用这些零部件组装出10支枪，在场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给弗吉尼亚州州长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写了一封介绍信，他向门罗介绍说惠特尼制造的铸模和机器“一模一样，毫无误差”，如果“将100个枪机拆解成零部件混合在一起，即使没有枪匠，也可以将这100个枪机重新组装起来”。正如他在介绍信中所描述的那样，1785年，杰斐逊亲自将一些零部件组装了起来，他发现“这些零部件在应急情况下可以迅速组装，完美适应，自成一体！”

惠特尼预料到政府会与他这样事业逐渐起步的制造商因为公用武器生产而彼此依赖。他曾写道，美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对“漂泊海外、毫无价值”的外国人的依赖，逐渐用上了国产枪支，这些国产枪支是“为了美国的公众利益而生产，成本已经尽可能降到最低”。惠特尼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生产的枪支在国内可以独领风骚，在国际上可以与任何对手一决雌雄。他还与各兵工厂共享科技成果，如铣床等。不过，他也积极申请特别保护，防止其枪支产业遭受不当竞争的威胁。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沃尔科特建议在惠特尼的工厂附近多建几个兵工厂，1798年7月，惠特尼致信沃尔科特，指出这么做相当于建设英国伯明翰式的枪匠集中区，只会“让劳动力价格疯涨”，木炭更不会例外。他说：“这样不仅会严重影响政府，也会损害‘公众利益’。”惠特尼也认为，自己在劳动力和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只能生产1万套武器，如果政府继续跟他签订新合同，让他“在同样的地方将产量翻一番，这种做法十分愚蠢”。最后，虽然有不少人提议加强军工企业间的竞争，沃尔科特仍然向惠特尼保证会“竭尽绵薄之力，想方设法”保障其产业“不受激烈竞争的威胁”。

合同签订11年后，也就是1809年，惠特尼终于全部交付了自己承诺的1万套武器。毫无疑问，这对惠特尼来说是如释重负，不过他却对未来忧心忡忡。没有联邦政府的资助，他不会也无法建造起工厂；然而，如果不能继续签订武器销售合同，他不会也不能独自守着这些工业生产的必需品——机器。其他有抱负的枪支制造商认为他们也应该得到政府的特别支持。那时，除了政府订单，再无其他持续大量的订单来源，无法弥补初期资本投入。1823年，军械部（Ordnance Department）指出，离开“政府稳定的支持与赞助”，没有哪个枪支制造商能存活下来或者进行工业生产，毕竟其他市场都无法保障与机器生产要求相适应的销售量。除了惠特尼之外，其他涉足枪支制造业的人“要么深受其害，要么发现这一行业既无利可图又危险重重”，导致这一行业沦为冷门行业。1808年，国会通过议案，为枪支制造业提供永久性财政拨款。即使如此，大部分初涉这一行业的实业家也难逃破产倒闭的厄运。柯尔特研究专家威廉·霍斯利（William Hosley）认为，军事采购合同相当于“政府投资的风险资本”，实业家利用这些资本建造工厂、生产机器、更新知识。这一过程是后来“美国制造体系”的开端。枪支产业的初始形态并不是私营企业，而是私营企业与国防部门的联合体，它有一个保障性市场，产业内企业家与政府兵工厂交流信息，不断创新。不过，在政府军事采购合同之外，美国枪支生产规模有限。虽然主流观点认为惠特尼依赖民用市场和民间需求，但是惠特尼的生命线是联邦政府和军工需求。

那时，人们偶尔视枪支为特殊商品，只因为枪支是“战争用品”和国防武器。曾组织1810年全国普查的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认为，最好将“国防需要”和“战时必需”的产品单独分门别类。美国还通过“提高关税、升值货币、保障原材料等途径”鼓励国内枪支生产。这些措施解决了影响枪支生产的“资金匮乏”问题。考克斯还建议严格审查枪支销售，预防欺诈行为。

在枪支贸易发展的这一阶段，惠特尼为后来温彻斯特、柯尔特和其他枪支制造者的商业成功奠定了基础，不过这一事实容易被人遗忘。在这一阶段，枪支贸易主要以军事订单为主，美国政府保障枪支销售和市场，行业内部在创新、设计和技术方面出现交流合作的趋势。一位柯尔特研究专家指出，此时联邦政府“近乎疯狂地追求系统性和一致性”，即要求枪支简洁、优雅，零件可以互换，这相当于对独特工艺发起一场攻坚战。1810年全国普查揭开了工业时代的序幕，对这些远比人力方便、廉价的“神奇机器”予以高度赞扬：“虽是机器却有鲜活的生命……辛苦工作却不知疲惫，也不需要花费食物、床铺、衣服和住房来供养。”这些机器不会聚众赌博、饮酒作乐，也不会“打架斗殴”，更不会像哈珀斯费里小镇和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里的枪匠那样在上班期间虚度光阴。惠特尼曾写到，即使是“用肉眼”调整尺寸和比例的工匠也无法像这些机器般生产出一模一样的产品。

1815年，罗斯维尔·李（Roswell Lee）接管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立志要将惠特尼开拓的事业做大做强。罗斯维尔·李采用标准化工厂管理办法，每天分配给工人一定数量的材料进行生产。领班会在总账簿的左侧详细记录所用材料数量，右侧记录当天生产的零件或部件数量。正如罗斯维尔·李所说，这样就“建立起完整的责任体系”。因此，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不再是“一个组织涣散的工匠组合体”，而变成“一个有纪律的产业工人组织”。罗斯维尔·李打破了兵工厂内的工匠体系。一位英国人对此称赞道：“他驯服了工人的暴脾气。”

曾被惠特尼形容为“可怜卑鄙的公职人员”的卡伦德·欧文（Callender Irvine）将军对私人武器制造商与国营兵工厂间的关系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私人武器制造商利用“公款”建筑大型工厂为自己谋取商业利益，政府没有必要跟他们签订军火协议。他说，与其依赖私人武器制造商，“还不如建造更多国营兵工厂，让有远见卓识、立场中立的人专门负责”。欧文设想的这个人选就是他自己，不过从立场这方面来说，他并不过关：他对惠特尼的竞争对手威克姆生产的枪支感兴趣。

欧文不断攻击惠特尼，认为他是“不切实际的枪匠”，对他生产的滑膛枪质量更是抱怨不已（事实上，惠特尼比任何美国人生产的枪支都要多，而且他也不是枪匠）。欧文坚持要惠特尼改变刺刀和枪管，否则拒绝付款。从惠特尼的回复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语气强硬，使用了很多复杂的合同专业术语；另外，他态度坚定，对政府所扮演的消费者角色产生了质疑。他坚持不对枪支做出任何改变，除非得到“适当的补偿”。他说：“要做出改变，应该通过签订协议，而不能勒令服从。”对于惠特尼来说，他与政府就像“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签订合同，并无特别含义；对于欧文来说，合同签订应以政府和公众利益为重，政府应给予他更大的决定权。他用近乎妄自尊大的口吻回复惠特尼：“我可没有空闲时间跟你或其他人通过书信争论此事。”他只希望惠特尼在生产枪支时做出改变。惠特尼反驳他说：“虽然这已是老生常谈，不过合同只有双方签署才能生效。”

惠特尼向斯特宾斯诉苦，他本靠枪支生意为生，欧文却给他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惠特尼说得很对，欧文的目的就是让他“放弃枪支生产”，同时“毁掉国家所有私营枪支制造企业”。1813年，欧文本想通过立法让所有国营兵工厂和私营枪支制造企业统归一人管辖，不过国会最终没有通过立法。

无论欧文的个人利益或背后意图是什么，他都提出了美国枪史上一个核心问题：公众利益如何能与商业发展需要相互协调？枪支事关公众福祉，是否应交付给私营枪支制造企业生产？商业发展与公众利益间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成为美国枪支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冲突时而甚嚣尘上，时而日渐消损。此后20余年，也就是从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种冲突越发凸显。众所周知，第一代枪支制造产业家淘汰了枪匠的枪支加工工艺。此后，枪支产业因为国防和军火贸易而形成的合作精神逐渐变淡，枪支制造商之间的专利战逐渐打响，竞争日益加剧，商家开始探索美国以外的新市场，以求获得新的发展。

第2章

水晶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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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有两个人出现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Baltimore），分别靠魔术和技艺维持生计。如今，这两个人成为美国老西部枪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两个人分别是塞缪尔·柯尔特和奥利弗·温彻斯特。

塞缪尔·柯尔特当时是一名大众表演者，他以“塞缪尔·库尔特博士”（Dr. Samuel Coult）的名义在北美各地举办巡回展演，用一氧化二氮（笑气）逗乐观众。柯尔特为自己编造了很多名称和头衔，“库尔特博士”只是其中之一。演出期间，库尔特博士会请一些志愿者钻进笼子或网里，让他们吸入笑气，从而展示这种气体“神奇的娱乐效果”。他通过“笑气的魔力”，让这些志愿者进行一系列精彩表演，如跳舞、唱歌、摔跤、拳击等。此即所谓的“动物展演”。柯尔特就是通过这种途径，为魁北克和新奥尔良等地的观众呈现了一场又一场“科学娱乐盛宴”。

奥利弗·温彻斯特起初是巴尔的摩的一名监工，然而没过多久，他在城市区域目录上的身份就已经变为一名银版摄影师，成为人物摄影的先驱。按照客户的说法，温彻斯特仿佛用神奇的力量将人物变了出来。1849年一篇杂志文章报道，温彻斯特为一位农民摄影，还没等摄影开始，这位银版摄影师的工具就将该农民吓得“冲下楼梯，好似有一群幽灵在穷追不舍”。温彻斯特“翻来覆去，仔细研究……终于意识到实体以外的东西”，这是一种神奇诡异的东西。前沿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充满魔力，总是让人感觉捉摸不透、萦绕于心。而且，抛去实用价值不说，它还能勾起人神秘的幻想。

1836年，柯尔特聘请巴尔的摩当地的技工约翰·皮尔森（John Pearson）为他制作手枪模型。他设想的是一款连发左轮手枪，有多个弹膛，通过枪机和弹簧设计将子弹射出枪管。柯尔特的传记作者写道，这是一款“神奇的新型武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过，皮尔森与柯尔特的合作并不顺利，因为柯尔特经常拖欠皮尔森和其他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没有薪资报酬。皮尔森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1836年春天，他写信给柯尔特，称自己“囊中羞涩，已失去耐心”。柯尔特向皮尔森承诺，到时候会给他钱，但是皮尔森怀疑他根本没对此事上心，只是开空头支票。皮尔森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虽然他已经设计出两个小手枪模型，随时可铸造出来，不过在拿到工资之前，他不打算这么做。凭他的手艺，他完全可以去别的地方另谋高就，“每周都能拿到薪水”。他抱怨柯尔特“每天着急赶工，却从不知道按时发放工资”。

事实并非如此。此时柯尔特每天奔走于铁矿厂、造斧厂、铸刀厂、“美国各地兵工厂”之间，向厂内员工学习工业制造知识，特别是枪支制造工艺。他还去了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一家枪支制造厂，该制造厂的主人叫西米恩·诺斯（Simeon North），他以开创性的模式，用高度标准化的可互换零部件生产枪支。此时，政府仍然是枪支制造和工业创新的持久推动力量。在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羽翼渐丰的资本家、技术人员和军械部的员工正团结一致，朝着可互换零部件加工和机器生产的共同目标以及各自的目标奋力前进。联邦合同体系鼓励，甚至要求培养团结协作精神。得益于开放政策，任何有志向、有抱负的创业者或技术工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向上级提出问题，帮他们规划蓝图，提出能为纺织工业或其他前沿行业带来利润的创意想法。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有两条主线，一是枪匠工艺逐渐消亡，二是可互换零件加工呈现出团结协作的趋势，这两个过程为枪支产业的商业化发展铺平了道路。

哈珀斯费里小镇兵工厂工人的抗争最为激烈。1821年至1842年，陆军中校乔治·邦福德（George Bomford）担任军械部部长一职。邦福德希望将科学高效的生产方式引入哈珀斯费里小镇兵工厂，使其能达到罗斯维尔·李管理下的春田兵工厂的水准。从20年代起，政府先后资助六套测量仪器，并派代表考察哈珀斯费里小镇兵工厂，检测其生产的枪支是否与铸模一致。正如一位自称“军人出身的技术专家”所说，这些官员“对系统性和一致性始终怀有求知欲和热情”。1830年，邦福德派托马斯·邓恩（Thomas Dunn）前往哈珀斯费里小镇兵工厂，负责贯彻执行1827年建立起来的工作条例。邓恩发誓要根除兵工厂内工人自由闲散、酗酒赌博、无故旷工等主要问题，不惜一切代价让工人严守纪律。如其所言，邓恩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六个月后，一名工人怒不可遏，他冲进邓恩的办公室将其杀害。此人名叫埃比尼泽·考克斯（Ebenezer Cox），先前曾在这里工作。兵工厂其他员工积极拥护考克斯，将其视为民间英雄。他们一边破坏邓恩的名声，一边警告像邓恩一样致力于改革的人。

陆军少校亨利·诺克斯·克雷格（Henry Knox Craig）并没有因此被吓倒，邓恩死后，他开始接管哈珀斯费里小镇兵工厂。虽然工人抗议计时工作制，认为这种制度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使他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上班和娱乐活动，但是克雷格依然不屈不挠。1842年3月，哈珀斯费里小镇兵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工人代表租了一艘船，一路沿切萨皮克湾和俄亥俄运河而下，前往华盛顿向约翰·泰勒（John Tyler）总统上诉。他们向总统诉苦，称自己遭到奴隶般的对待，“成为干体力活的机器”。

正值哈珀斯费里小镇兵工厂的工人为其生活和生活方式抗争之际，一位身份比柯尔特和温彻斯特都重要的人物——詹姆斯·沃尔夫·里普利（James Wolfe Ripley）受命接管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里普利于1842年接管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后又成为军械部部长。里普利不苟言笑，对人严厉苛刻，是一名虔诚的宗教信徒，一心想着要强化兵工厂内的管理体制。他的做法激起兵工厂工人的愤怒，他们先后三次将其肖像挂在旗杆上焚毁。当时，《独立民主党报》（Independent Democrat）批评里普利在兵工厂的做法，有些工人订阅了报纸，里普利威胁要开除这些工人。不过，虽然里普利四面树敌，他仍然希望将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改造成为具有圣公会信仰的组织。枪支专家威廉·霍斯利指出，里普利在任期间，枪支产业“开放的大门”日益关闭，企业创新与技术交流逐渐停止，枪支制造企业也开始丧失其公共性质。相反，枪支制造企业家和资本家看到了枪支产业的发展商机，他们得益于标准化和统一化生产，却为了谋取私利而严守创新秘密，申请专利保护，与竞争对手开展专利竞赛。此时，枪支产业开始吸引私人资本，不过其专利设计再也无法打动美国政府。在政府看来，如今枪支产业的创新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到了19世纪40年代后期，政府与枪支制造商曾经的亲密合作已经不复存在。显而易见，这种变化只能引起里普利将来对第一代枪支制造企业家的仇恨。曾经，枪支是卓越的战争武器，深受美国政府的支持；如今，枪支已悄然变成普通商品，枪支生产商与军队、国防的关系也不复从前。

与此同时，19世纪初期出现的枪匠阶级也消失了，曾经的“枪匠”如今都变成“武器制造商”，这种变化在纽黑文城市区域目录和美国产业普查局（US Census of Industry）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曾经，兵工厂里工人赌博、酗酒成性，工作懒散懈怠，到了19世纪50年代，雷明顿父子公司制定出明确的“工作细则”，如“工作细致认真，注意个人卫生，不许迟到早退，这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衣着朴素得体，严禁穿着颜色鲜艳的服饰……贪恋烟酒是人性的弱点，必须严格制止”。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是枪支制造由手工生产阶段转向工业生产阶段的主要标志，到了19世纪50年代，武器生产已经基本实现现代化。一位“至今保留着铸刀用具，手上还残留着铁锈”的枪匠表示，新兴制造体系终会将他“淘汰”。一位目睹这种变化的观察者指出了枪支部件可替换生产对枪支制造工人的影响：每个人都只能熟练加工自己负责的部件，这样的结果是谁也无法制造出完整的枪支。因此，虽然工人在制造枪支，但是他们无法掌握枪支制造工艺。随着时代更替，熟悉枪支制造工艺的人越来越少，枪支制造的整体性要求和枪支制造的伟大意义，也就无从考究了。

1836年，塞缪尔·柯尔特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开办了第一个工厂。柯尔特开办工厂得益于三个因素：第一，皮尔森是一位能工巧匠，技艺超群；第二，武器制造实现了零部件加工和统一化生产；第三，枪匠的枪支加工工艺遭到淘汰。起初，柯尔特设想的目标客户是美国政府和民用市场。他将一批价值几千美元的枪支拿到市场上寄售，可是根本赚不到钱。至于为什么赚不到钱，连后人都感觉困惑。事实证明，民用市场只有加以开拓，才能为己所用，柯尔特、史密斯、威森和温彻斯特先后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1837年11月，柯尔特的财务主管，也就是其表兄达德利·塞尔登向柯尔特咨询怎么给枪支定价。考虑到每支枪生产成本不到50美元，柯尔特说：“在纽约和华盛顿市场，我建议每只（原文如是）批发价买（原文如是）100美元，零售价买（原文如是）125美元……无论是按批发价还是零售价，我们都能狠赚一笔。”

1837年12月22日，柯尔特在《纽约信使和调查报》（New York Courier and Enquirer）上刊登了第一则广告。柯尔特还为此印发了大量传单，向人们介绍他生产的“柯尔特专利连发枪”。在传单上，柯尔特以“专利所有者”的名义向人们保证，他的枪要比市面上的其他枪支“性能强8倍，价格却不贵”。没过多久，柯尔特便意识到市场并不像他“预见”的那样，因为只有腰缠万贯的人才对他的枪支感兴趣。当时，帕特森工厂虽然有能力大量生产枪支，不过一位柯尔特传记作者指出，该工厂“产量大、销量小”。柯尔特第一批生产了200杆步枪，500支左轮手枪，卖出去的左轮手枪不到100支。一位枪支专家指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左轮手枪设计工艺复杂，而普通人根本不需要连发枪。也就是说，当时美国市场对枪支的需求还很有限。1839年5月21日，也就是在刊登第一条广告两年后，柯尔特在《纽约时报》上又登出一则广告，不过这次广告内容是其纽约仓库的步枪和手枪一律“降价处理”。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当时，柯尔特的父亲克里斯托弗认为柯尔特不应该盲目听从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呼吁——“年轻人，去西部吧”，而应该朝着相反的方向去欧洲。1837年，柯尔特想通过美国政府出售枪支，不过父亲克里斯托弗表示，这么做只会耽误他去欧洲做生意。在克里斯托弗看来，跟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人做生意总比跟美国政府做生意有前途。柯尔特去华盛顿为他发明的左轮手枪申请专利，一位专利专家也建议他去欧洲，因为他认为这种枪在欧洲会更有市场。

虽然市场需求有限，柯尔特还是想在华盛顿开辟一片市场。华盛顿是一个令人迷惑的世界，这里有人拉帮结派，有人享受特权，有人谋求私利。不过，柯尔特能清楚地分清敌友。他经常在书信往来中提及一些上校或枪界同行，称其为“亲密私交”。在他看来，有些人是贸易伙伴，是“密友”，有些人则是公开的敌人，还有些人是“诡计多端”的阴谋者。一些新闻记者和作家也组成关系复杂的政治联盟，专门为自己喜欢的专利枪支撰文。在这些记者和作家的帮助下，夏普斯（Sharps）步枪的名气超过了柯尔特，C. F.庞德（C. F. Pond）难解心中怒气，他写信向柯尔特抱怨：“《乔治城报》的编辑真该去死！”

克里斯托弗·柯尔特和达德利·塞尔登是地地道道的纯粹主义者，他们设想可以将科技作为枪支的卖点。他们有着正派商人的职业操守和品格，因此难以接受市场上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行为，也无法理解商家创造消费需求、操纵消费者需求的做法。他们的想法和21世纪的观念相同，即认为市场才是检验人们对枪支审美的唯一标准。他们认为，人们对枪支的渴望是自发的、固有的，枪支制造商不需要创造市场需求。塞尔登向柯尔特表示，如果他生产的枪支真如他宣扬的那么好，订单自会源源不断地涌入。不过，柯尔特并不这么想，他认为就应该大力开辟市场、展示枪支性能、积极做好宣传，而这一切在塞尔登看来与药品宣传巡回展出没什么区别。塞尔登向柯尔特叹息：“如果市场需求疲软，库存积压，零售商就毫无利润可赚。到时候，你所有的承诺都会成为泡沫。”

克里斯托弗·柯尔特的想法虽然和塞尔登一致，不过他希望华盛顿的报纸能“多宣传一下”柯尔特的发明。他写信告诉儿子：“你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专利委员会的判断，因为专利委员会的判断能影响大众的价值取向。”

不过，塞缪尔·柯尔特将赌注主要押在了他积极开辟的市场上。柯尔特发现，要发掘市场，就得通过威拉德国家大酒店和白宫。虽然克里斯托弗强烈建议儿子“等枪支上市、公司盈利后再搞娱乐活动”，但是柯尔特发现要在威拉德国家大酒店和白宫做生意，就必须举办酒会、赠送枪支、搞娱乐活动，或者向官员行贿，也就是柯尔特所说的“献巨额现金礼”。帕特森公司本来生意不佳，柯尔特一个月的铺张款待就花掉千百美元。塞尔登向柯尔特抱怨：“你花钱大手大脚，就好像家有摇钱树。你以为用几瓶陈酿马德拉酒就能让公司生产的枪支得到认可？”

时任军械部部长邦福德在其任职前期想用后装线膛枪替换前装线膛枪。到了19世纪30年代，有传言称他又成功签订合同，打算装备霍尔步枪。克里斯托弗·柯尔特提醒儿子要提防这个人。塞缪尔·柯尔特因此对“巴福德”（原文如是）起了提防之心，他灵机一动，或许自己可以和美国海军签订军火协议，于是他写信给塞尔登：“我相信海军方面愿意拿政府的钱购买我的枪支武装自己。”柯尔特表示，如果这招行不通，他还可以向邦福德行贿，约翰·霍尔（John Hall）和西米恩·诺斯当时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了大量武器订单。塞尔登对此愤怒不已，他回复柯尔特：“通过行贿的方式与国家公职人员签订军火出售协议，这种可耻的事情我干不出来。下次给我写信，我希望你不要再谈这个话题！”

柯尔特既没有找到大众市场，也没有同白宫在合作方面取得任何进展。他想，这主要是由于各位军官只盯着一些“老牌名枪”不放，不愿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于是，他痛下决心放弃对联邦政府的幻想，尤其是对军械部那个“愚蠢至极、抱残守缺”的上校的幻想，而将目标转移到身在战场的军官身上。1838年，柯尔特动身前往佛罗里达大沼泽地，这个地方被20世纪50年代一位研究柯尔特的历史学家描述为“美国南端溃烂的肿瘤”“臭气冲天的沼泽地”。这里，空气永远潮湿，时常阴雨连绵，植被繁密茂盛，柏树长满苔藓，与干旱贫瘠的老西部形成了鲜明对比。即使如此，这里仍然是柯尔特的潜在市场，因为此时威廉·哈尼（William Harney）上校和塞米诺尔人（Seminole）就在这里作战。塞米诺尔人英勇善战，又熟悉地形，威廉·哈尼上校的军队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威廉·哈尼深知只有用柯尔特的枪支武装部队，“才能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

柯尔特装载了500杆步枪，若干支左轮手枪，渡过运河，穿过切萨皮克湾，经过10天的旅途，终于到达查尔斯顿，一路心酸，苦不堪言。收到威廉·哈尼6,250美元的现金后，他又动身前往圣奥古斯丁送货。他写信告诉塞尔登：“从查尔斯顿出发，历时14天，我终于到达圣奥古斯丁。自开始这段旅程之后，诸事皆不顺，回纽约的日子更是遥遥无期。”下了轮船之后，他划着小船去跟威廉·哈尼会面，不幸被碎浪冲进离海岸一英里的浅滩，他带着枪支以及哈尼的付款，在浅滩待了4小时，无法上岸。这个消息让塞尔登十分上火。柯尔特曾力图清理库存以归还债务，不过没有成功。如今，佛罗里达那边的资金无法及时到位，塞尔登还得继续背着债务过日子。

威廉·哈尼在战争结束后表示，因为柯尔特的枪支，他才赢得这场战争。他向人们描述军队如何攻击塞米诺尔士兵，如何“将其尸体挂在树上最显眼的位置，以儆效尤”，语气平静自然，丝毫不感觉残忍。他说：“我相信，如果没有柯尔特提供的枪支，那些印第安人将在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地上繁衍壮大。”

战争结束之后，一些有心人不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连发枪的投入使用显著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其所及之处，尸横遍野，可是，谁该为死在枪下的那些魂灵负责？柯尔特从市场角度出发看待这一问题。1841年1月，柯尔特在《纽约晚星报》（New York Evening Star）刊登了一篇类似社论式的广告，广告就以死者为主题。（1854年，柯尔特为了获得轻武器生产赞助，向英国议会表示：“所有新型武器制造商都珍视政府资助，政府资助具有媒体宣传的作用。”）柯尔特表示，“哈尼上校之所以能让大沼泽地里的印第安人像中了魔咒一般纷纷缴械投降，根本原因在于他装备了柯尔特连发武器”，而并不像传闻中所说的是凭借外交手段，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柯尔特告诉英国一些土木工程师：“对政府来说，哈尼在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是在我看来，哈尼虽然消灭了印第安人，迅速结束了战斗，却让枪支失去了市场。”枪支产业的发展目标与大众市场间存在着尖锐的内在矛盾，柯尔特的这句话就是最好的说明。柯尔特的律师爱德华·迪克森也表示，柯尔特左轮手枪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巨大隐患。他说：“这种枪支性能非凡，它不但消灭了印第安人，也毁了自己。如果柯尔特枪晚几年面世，或许公司的生意能多维持几年。不过，随着印第安人惨遭灭绝，柯尔特枪便失去了整个市场。”柯尔特是从实用性和市场角度出发看问题，这种看法不同于达德利·塞尔登等人追求名誉、荣耀、商业信用和公平交易的价值观，也不同于大众文化中的军事、战争与国防观念。

枪支市场和帕特森公司逐渐衰落后，塞尔登的继任者约翰·埃勒斯（John Ehlers）因为公司成品枪的所有权问题与柯尔特起了争执。柯尔特想给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赠送大量枪支，以此抵押债务。埃勒斯并不明白这是柯尔特的策略，他坚持认为枪支是公司的财产，因此极力反对：“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咱们这行的规矩，不过在我看来，你这种做法跟借花献佛并无两样。”1841年8月，眼看着枪支市场溃败，政府也失去合作意向，埃勒斯想让柯尔特交出专利权以偿还他欠公司的债务。后来，埃勒斯携带公司的全部成品枪逃之夭夭。柯尔特随即通过纽约报纸发布告示，内容如下：“一个自称约翰·埃勒斯的德意志人携带柯尔特公司价值5万~7万美元的枪支逃跑了。此人圆脸、长相粗陋、头顶略秃、身体肥胖。”1842年，帕特森公司宣布破产倒闭。

或许埃勒斯可以通过出售这批枪支大赚一笔，不过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相反，柯尔特拥有知识产权，他可以凭借技术创新与联邦兵工厂进行密切合作与交易，而这种知识产权可以通过申请专利变为一种私人财产。柯尔特深知，专利权虽然是有法律规定的最为无形的财产，却是他拥有的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

温彻斯特在做了一段时间银版照相师之后又做起了男士服装生意。1848年，温彻斯特和新结识的生意伙伴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来到纽黑文，他们凭借衬衫领专利在当地一个小镇子开了一家工厂。据当地一位历史学家描述，该镇“自给自足，居民构成单一，像一个庞大的村子”。由于该工厂刚刚起步，生产规模较小，加之地理环境封闭，给产品出售造成巨大挑战，只能通过当地商人进行销售。

枪支加工企业在起步阶段也不例外。伊利法莱特·雷明顿在开始造枪时还没有铁路系统，主要在当地做生意。不过，雷明顿可以依靠伊利运河进行贸易往来。由于当时订单量较少，雷明顿就把枪支紧紧捆绑在一起，在包装箱上贴上标签，然后去附近运河的拱桥上，搭一块木板，等货船从下面经过时就将货物顺着木板滑下去。之后，雷明顿会以邮件的方式告知买家货物由该货船运达。

南北战争前，大部分商人视野有限，即使对国内一些遥远的地方也会感觉陌生。不过，奥利弗·温彻斯特并非如此，他基于纽黑文的情况进行判断，认为美国男士平均每人每年需要两件衬衫，这样，他的潜在客户就有成千上万人。温彻斯特的这种想法很奇特，他利用模糊化的概念，预见到肉眼看不到的潜在客户群体。现在看来，温彻斯特当时的想法是其雄心壮志的集中体现；不过，从历史角度来看，温彻斯特善于跨越文化视野的界限，发现一些既非空前绝后又不是完全熟悉的东西。

后来，温彻斯特和戴维斯在法院街（Court Street）附近建造了一个工厂，该工厂共4层，长118英尺，呈T状。温彻斯特和简结婚后在工厂旁边买了一座房子，两人共育有3个孩子，2个女儿，1个儿子，儿子叫威廉。那时，新英格兰人对“自动化机器”偏爱有加，认为这种机器可以代替人类劳动。然而，在这种大潮流下，温彻斯特依然践行散工制：他专门安排一些工人在纽黑文的工厂依照样板裁减布料，然后将裁剪好的布料送到家庭手工业者手里进行手工缝制，这些手工业者主要是一些妇女。在其发展的巅峰时期，温彻斯特共雇用5,800余人，其中800人在工厂工作，另外5,000人分别散布在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和长岛的普通家庭里。衬衫完工后，由戴维斯负责在纽约市沃伦街出售。

当温彻斯特的男式衬衫生意如日中天之际，为其枪支制造业务奠定基础的发明家出现了，他就是来自纽约马丁斯堡的沃尔特·亨特（Walter Hunt）。亨特最为人所知的发明当属安全别针。亨特并不把发明当作谋生的手段，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兴趣，因此，他无意中发明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亨特虽然有着无穷的天才创意，但是日子过得很拮据。得益于保护性关税、专卖特许法和美国其他产业孵化器，亨特得以勉强维持生计。不过，这些东西对他的帮助毕竟有限。有一天，为了偿还15美元的债务，亨特拿起一根铜丝扭来扭去，想弄出点儿发明，结果安全别针由此诞生。亨特把发明当作一种习惯，他先后发明了磨刀床、电车喇叭、钢笔、制钉机、人造石、扫路机、自行车前驱、破冰船和缝纫机等。亨特还因为缝纫机与埃利阿斯·霍威（Elias Howe）发生了专利纠纷，不过最后霍威赢得了这场专利战。

亨特是贵格会教徒，他提倡和平，反对战争。1846年，他的儿子乔治·华盛顿·亨特（George Washington Hunt）表示想参军去得克萨斯前线作战，他极力劝阻，最终说服了儿子。不过，这场争执也让亨特陷入沉思，他想是否可以发明一种更有效的武器以迅速结束战争，挽救生命。亨特认为，在战场上显眼的位置手动给滑膛枪上膛，不但耗时耗力，而且非常危险，如果让武器自动完成上膛，这两方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于是，他设计了两种枪型：一种是后装线膛枪，一种是连发枪。

一些研究枪支的历史学家认为，亨特的设计“相当新颖，非常了不起”。简单来说，亨特发明了第一款半自动枪。

后来，亨特发明了“意志”连发枪，这种枪枪筒较长，枪筒下方设有一个筒状弹仓，枪体配备螺旋弹簧撞针，装上他的专利子弹“火箭球”后，螺旋弹簧撞针能自动推动子弹发射。1848年，亨特的这项发明获得了专利。亨特本想发明一款可以自动上膛的连发枪，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枪设计难度太大。不过，亨特的“意志”连发枪已经向人们证明机械装置足以造成最致命的伤害。从这个层面来说，以“意志”命名这种枪再合适不过了。

不幸的是，由于资金匮乏，亨特不得不将这项专利技术转让给枪支设计师乔治·阿罗史密斯（George Arrowsmith），这种事在亨特的发明史上是常有之事。自此之后，亨特失去了这项专利。几十年后，亨特的曾孙克林顿·诺蒂奇·亨特（Clinton Nottage Hunt）发起成立了“世界和平基金会”，他通过该基金会倡议国家进行“五年裁军计划”，同时建议总统内阁中新增一员，即和平秘书。

约翰·埃勒斯携枪支离开公司之后，柯尔特备受打击，似乎已无意继续做毫无前景的枪支生意。如果说美国文化与生俱来就是枪支文化，柯尔特目前的惨状绝不是这种文化的反映。1847年，柯尔特向得克萨斯参议员山姆·休斯顿（Sam Houston）诉苦，称自己是个“落魄的发明者”。柯尔特表示，有些官员“利用职权随意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军用轻武器的发展”，他自己就深受其害。一天，柯尔特欲离开华盛顿，途中他偶遇得州骑警司队长塞缪尔·沃克（Samuel Walker）。沃克表示，他发现柯尔特的枪支定价过高，市场需求低迷，经销商只能亏本处理。不过，沃克表示对柯尔特的枪支怀有信心，他和柯尔特一样都认为那些政府官员就是“一帮蠢货”。柯尔特想说服塞尔登生产1,000件枪支，然后按成本价卖给沃克。

柯尔特设想让所有得克萨斯人都配备柯尔特左轮手枪，不过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得克萨斯本来人口稀少，各经销商手头都有现货，如果再生产1,000件枪支，将使市场严重饱和。塞尔登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写信告诉柯尔特：“以成本价出售枪支实属下策。如果沃克有购买枪支的意愿，自然会出合理的价格；如果他没有购买意愿，只要有市场需求，自会有人出合理的价格，到时候你照样有钱可赚。”

柯尔特承认和沃克做第一笔生意根本“无利可图”，不过他断定此举可以帮助公司从美国政府获得大量订单。

柯尔特从惠特尼那里借来一些设备。根据双方合约，等柯尔特和沃克交易结束后，柯尔特要留下这批设备。在生产过程中，柯尔特仍然遇到同样的问题，即生产进度缓慢，工期延误；工人要价太高，每天得花3~4美元才能留住工人。到1847年3月初，沃克着急在肯塔基州训练他的骑兵团，不断来信催单，恳请柯尔特尽快把武器送过来。他告诉柯尔特：“因为这批武器，我朝思暮想夜不能寐，我对女人都没有动过如此真情。”到了5月，柯尔特终于如数交付订单。事实证明，塞尔登的忧虑是对的，由于订单数量太少，柯尔特根本没有从中捞到任何好处。

1848年，温彻斯特还在纽黑文建造衬衫加工厂，柯尔特已经在北边38英里外的哈特福德（Hartford）工厂重新发展枪支生意，该工厂被《每日新闻》（Daily Courant）形象地称为“奇异机器博物馆”。曾经，柯尔特“一贫如洗”，绝望之余他请求与政府签订军事订单。几年后的今天，他已经对曾经寄予无限幻想的美国政府感到心灰意冷。他告诫同父异母的兄弟威廉千万不要为政府做事。他说：“不要为了贪图名利屈身去政府做个下级军官。与其在政府这棵矮树上吊死，还不如为别的事业挥洒热血。”柯尔特致信犹他领地的摩门教领袖杨百翰，希望他能购买柯尔特左轮手枪以应对“白色强盗”，预防“野蛮袭击”。当时，杨百翰与美国政府因为土地和主权问题产生了种种法律冲突，柯尔特表示同情杨百翰的处境。举个例子，“有人从荒无人烟的地方夺取土地建立帝国，一些狡猾的政客就会趁机前来谋取一官半职，因为这些人除此之外别无生存之法。对于这种事，打下江山的人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柯尔特原以为继塞缪尔·沃克之后，政府会给他订单，事实证明他打错了算盘。当时，工厂每月生产500件枪支，该去哪里寻找市场和消费者，才能不使产品积压，成为柯尔特面临的现实问题。

柯尔特如何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经营枪支生意，又如何在日后继续创新，我们通过其在哈特福德的豪华别墅就可见一斑。该别墅取名阿姆斯密尔（Armsmear），始建于1856年，此后柯尔特一直定居于此，直到他于1962年去世。别墅内最突出的位置有一个大房间，房间有一个胡桃木制成的纪念品陈列柜，成为该别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陈列柜上展示了许多珍贵物品，其中包括柯尔特最初设计的枪支模型，活像保存在甲醛溶液里面的枪支胚胎。不过，陈列柜上展示的大部分物品都是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美礼物。这些礼物里有一个金鼻烟壶，顶部镶嵌了几十颗钻石，形成花卉图案。这份礼物是奥斯曼帝国苏丹于1850年赠送的，是柯尔特最早收到的一份礼物。陈列柜里还有一枚指环，是由俄国大公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Alexander Alexandrovich）于1854年赠送的，上面嵌有小钻石，“周围还镶嵌着六颗大宝石”。还有一枚指环是撒丁尼亚国王为感谢柯尔特的左轮手枪而赠送的。此外，陈列柜里还分别有一个暹罗¹⁷茶罐和烟盒，一本包含大量金箔插图的《古兰经》，一枚英国勋章，一枚意大利奖章。总而言之，这些纪念品来自世界各地，这些地方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和政体。即使如此，这些纪念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赠送礼物的人都曾买过柯尔特的枪支。

这些纪念品代表着枪支产业曾经的辉煌，是美国枪支产业第一次赢得世界声誉的象征。柯尔特早期正是依靠国际市场取得成功、积累财富的。没有什么能比柯尔特左轮手枪、温彻斯特步枪更加紧密地和美国西部联系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两样东西在美国内战前后（特别是内战后）更加依赖国际市场。从另一个角度看，19世纪中期西方各国野心勃勃、兵戎相见，西方市场对枪支的需求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地方。正是依赖于国际市场，美国枪支产业才能生存下来，从这个层面来说，美国独特的枪支文化只是世界枪支文化的一部分。

1849年，柯尔特开始瞄准世界市场，由此为雷明顿、史密斯、威森和温彻斯特等枪支生产商开辟了一条道路。继柯尔特之后，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前往欧洲、南美洲、亚洲和中东地区销售枪支。美国枪支文化的形成是一种全球化现象。一位在维也纳的美国人告诉发明家海勒姆·马克沁（Hiram Maxim）¹⁸：“要想挣钱，就得发明出像样的武器，让欧洲人轻松干掉彼此。”

柯尔特根据国内报纸对国外的有限报道以及代理商和合作商提供的信息预测欧洲战争风云变化。乔治·兰德斯（George Landers）是位船舶运输商，也是位环球企业家，他告诉柯尔特“欧洲革命时代已经来临”。1848年3月，兰德斯前往威尔士，出发之前，他写信告诉柯尔特，希望柯尔特能随身携带一支左轮手枪。他说：“现在是你打开欧洲市场的时候了。此行不仅会让你发家致富，也会让我摆脱债务困扰。”

1849年，柯尔特动身前往欧洲和中东地区。当时，纳西索·洛佩斯（Narcisco Lopez）在为古巴独立做斗争，柯尔特秘密提供支援。柯尔特还通过“海顿号”（Hydron）轮船将枪支运往身在南非的英国军官手里。兰德斯在纽约阿斯特酒店会见一位撒丁尼亚代理商时将随身携带的柯尔特左轮手枪送给他。一些墨西哥人非常看好柯尔特左轮手枪，柯尔特就将枪支出售给这些“有识之士”。一位墨西哥代理商在“扎瓦拉号”（Zavela）轮船上的“雅士舱”了解到柯尔特的枪支生意。1849年，他写信告诉柯尔特，他只穿着短裤越过格兰德河去一个叫作“兰迪罗德尔福琼”（Randillo del Fortune）的小镇子，该镇离奇瓦瓦（Chihuahua）200英里。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愿意用骡马驮着柯尔特枪去拜见奇瓦瓦州州长，好让他用这批枪支武装部队打败印第安人。柯尔特也会以不错的价格将枪支卖给农场主。在国外市场，他毫不吝惜自己的枪支：他向马斯喀特的伊玛目赠送了两支手枪、两杆步枪；他用棉花将枪支包裹起来打算走私到俄国，不料途经普鲁士时被当地政府查获，他派柏林代理商为威廉四世送去一把左轮手枪以化解误会。正是因为这种原因，1856年《哈特福德报》（Hartford Courant）指出，柯尔特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他出手大方，善于送礼：欧洲君主收到如此贵重的枪支，自会礼尚往来，要么以重礼相赠，要么下武器订单。因此，柯尔特能够在海外声名远扬，开辟更为广阔的市场。

对于塞缪尔·柯尔特和美国枪支产业来说，1849年与1850年是两个转折点。1854年，柯尔特向伦敦一个轻武器生产委员会表示，在此之前，他的生意一败涂地，做着亏本买卖，直到近期他的经济状况才有所改善。现在得益于国外市场，他的生意正经历转机。虽然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求军事订单，但是他实现了当初的预言，那就是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摆脱该死的美国政府，凭借自己的力量走上成功之路。

柯尔特也能在另一个被人遗忘的战场取得胜利，这个战场就是法庭。通常情况下，我们通过一些西部故事了解美国枪支文化，如非法侵犯产权、殖民掠夺土地。不过，促成美国枪支文化形成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专利诉讼。单是1800年至1871年这70余年间，就发生了500多起后装线膛枪专利诉讼案。柯尔特历来重视枪支专利保护。一些生产商也因为专利问题将彼此告上了法庭，他们在法庭上相互攻击，吵得不可开交，绝不允许对方侵犯自己的专利权益。

要让枪支从战时合作生产走上商业发展之路，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专利将创意变成知识产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枪支发明者（或其资本赞助人）必须积极为创意设计申请专利。柯尔特去世后，大教育家亨利·巴纳德（Henry Barnard）为了向其致以最高的敬意，专门写了《阿姆斯密尔》（Armsmear）一书。巴纳德在书中表示，早在左轮手枪之前，柯尔特就设计出了“转管手枪”模型，不过“与左轮手枪相比，这种枪又大又笨重”。打个比方，左轮手枪就像闹表，而转管手枪就像“伊斯兰教徒去麦加朝圣时带去的公鸡，好提醒他凌晨早起去做祷告”。当然，在枪支产业，知识产权的界定远不及公鸡与闹表间的差异这么明显。如果没有先驱模型作为参考，即使是枪支专家也很难构想出独特新颖的设计。设计是一门循序渐进的艺术，需要在现存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这些现存模型是无数发明家和技术工人创新设计的结果。或许每一次设计都是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做小小的改动，但是每一个小小的改动都有可能是巨大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同一个创意，也很可能会有多个发明者竞相申请专利，就像麦克维尔的《白鲸》一样，当时有很多人声称著作权归自己所有。因此，以温彻斯特为代表的大多数枪支生产商因为专利问题在法庭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851年，柯尔特因为马萨诸塞武器公司侵犯专利将其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马萨诸塞武器公司6位证人表示，他们早在30年代就发明了左轮手枪。他们还拿外国期刊相关报道做证据。所有这类案件都会辩称“左轮手枪”已经从一种构想转化成了一种机械，从一个想法转变成了一个实体，因此它被展现出来并被使用。马萨诸塞武器公司坚称，无论柯尔特的左轮手枪设计如何巧妙，他本人并没有就“机械复杂性”这一点进行彻底的探讨；该公司的枪和原告的枪不一样，同样，柯尔特左轮手枪与其之前就出现了的6款或更多左轮手枪设计也不一样。鉴于商业市场的枪支文化，以温彻斯特为代表的实业家在设计枪支时总是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因与现有专利设计雷同而惹上官司，而温彻斯特却常利用法律诉讼维护自己的专利。即使如此，一些枪支发明家总是因为专利问题和法律问题陷入世俗的争论。

柯尔特的律师迪克森不肯屈服，他坚持认为马萨诸塞武器公司生产的枪支与柯尔特左轮手枪极其类似。他知道，如果自己能说服陪审团，柯尔特就可以借助法院的力量要求马萨诸塞武器公司停止生产，从而有效消除竞争。考虑到要胜诉还存在巨大风险，迪克森倾其毕生所积累的法律知识与演讲才能，将柯尔特塑造成一个“与木材和钢铁打交道的诗人”，他虽然珍视专利，却因为势单力薄屡遭侵权，眼看着“金苹果”就要丰收，不料马萨诸塞武器公司侵其专利，“发明了同样的枪支”。无奈之下，柯尔特只能同其他惨遭侵权的发明家一样“诉诸法律，消除不正当竞争”，只有这样，他才能“体会到丰收的喜悦”。

柯尔特的维权行为为温彻斯特和美国枪支产业开辟了道路。此次维权案以柯尔特的胜利告终，足显其在枪支业务方面非凡卓越的才能。此后，柯尔特生意逐渐好转，海外市场不断扩大。他还清了欠政府、官员、工人、亲戚朋友及其他投资者的所有债务，仿佛他从来都是这么自食其力，仿佛他的左轮手枪从来都不会打败仗。

机器部件可替换生产起源于英国，发展于新英格兰，因为枪支生产加工而日趋完善，在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品博览会期间又像游子一般重归故里。托马斯·卡莱尔曾预言，机械化会让世界“处在巨大的玻璃罩之下”。凑巧的是，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¹⁹为此次博览会设计的展览厅正好印证了卡莱尔的预言。该展厅以钢铁为骨架，顶层由巨大的玻璃板铺成，来自世界各国的机器都在这里展出。《笨拙》杂志（Punch）为这座建筑冠以美名“水晶宫”，一直沿用至今。从半英里以外看去，这座建筑在阳光的照射下一闪一闪，因此一些伦敦居民也称其为“仙宫”。

亨利·贝塞麦爵士（Sir Henry Bessemer）²⁰描述过伦敦当时的盛况。他说，当时共有600万游客，“有的乘坐马车，有的骑马，有的步行。街上到处都是警察。许多女士从马车车窗挥着手中的票，然后轻轻走下马车。她们脚穿缎面鞋，身着漂亮的连衣裙”。展览厅中的展品分属10个不同领域，每个领域又分别展示了成千上万件产品。在机器展区，大小机器齐齐运转，响声震耳欲聋，观众看得目瞪口呆，深深为这些神秘的机器而着迷。维多利亚女王称赞这些机器“外观漂亮、种类繁多、令人陶醉”。她惊叹过去靠手工几个月才能干完的活儿，现在用这些漂亮的机器一会儿就可以解决。等参观完所有的机器，她已经极度疲惫。查尔斯·狄更斯也表示这么多机器让他眼花缭乱。他说：“我天生害怕看东西，今天这么多东西汇集一处，丝毫没有减少我的恐惧感。”一些对机器痴迷的游客问狄更斯之前有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狄更斯被迫说了谎。他表示：“如果我说没见过，他们会逐一为我详细介绍，我的脑袋显然已经装不下这么多信息了。”

当时，人们对生产方式的关注多于对产品本身，因此，机器展区的产品参差不齐：有些不值一提，有些极具开创性。我们看到“箱式煤炭石凳”（这个发明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把坐凳和煤炉结合起来的问题）和麦考密克²¹（Cyrus Hall McCormick）收割机摆在一起。同样的道理，“女士双折太阳伞”和美国枪支零部件加工系统摆在一起。

美国佛蒙特州精密器械制造公司罗宾斯&劳伦斯（Robbins & Lawrence）现场向观众展示了如何替换枪支零部件：先将几支完整的步枪拆解，接着用零部件重新将枪支组装起来，每一个部件都适用于任意一支步枪。大部分人从没见过这种技术。简直太神奇了！不过，最抢风头的莫过于柯尔特。他现场展示了500件枪支，这些枪支由机器统一生产，分别呈螺旋状巧妙地装在一个玻璃柜里。他还在柜子下面准备了一大瓶白兰地，免费让前来参观的顾客品尝。《伦敦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 of London）报道指出：“许多顾客前来试手柯尔特先生的左轮手枪，现场咔嚓声此起彼伏。”《格里森家庭伴侣》杂志（Gleason’s Home Companion）更是称赞柯尔特“实际上掀起了一场武器革命”。

许多美国枪支制造商将水晶宫视为步入欧洲市场的神秘之门，这引起了欧洲一些媒体的警觉。虽然有些媒体高度赞扬柯尔特左轮手枪，称其为“最完美的整体化设计”，有些则剑指其危害性，批评美国枪支产业资本家“唯利是图，残酷无情”。一家法国媒体在报道“水晶宫”时指出，柯尔特左轮手枪最招人痛恨。该媒体认为，这种枪“严重泛滥，海盗、游民和暴徒都在使用。他们杀人不长眼，根本不需要理由”。当然，不只是国外媒体对此点名道姓猛烈抨击，美国国内一些人士也对连发枪怀有同样的敌对情绪。

鉴于这种情况，柯尔特没有开拓法国市场。不过，许多如今对美国枪支文化深感震惊的欧洲国家曾长期是美国枪支产业的海外市场。《伦敦磁报》（London Magnet）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枪支产业之所以能攫取大量利益，主要是因为欧洲东部一些国家逐渐养成了好战的习性。俄国和土耳其为了抢购用于屠杀的武器，在世界市场展开了价格竞争。后来它们发现，美国生产的武器完全可以满足它们的需求。”的确如此，那时单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些武器制造商就可以满足世界各国30年的武器需求量。从商业贸易角度来看，美国枪支文化的形成是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得益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和其他好战的政权强劲的市场需求，美国枪支文化率先在国外发展起来；如果离开了这种市场需求，美国枪支产业在19世纪中期将会举步维艰。《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指出，19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国内枪支基本全靠进口，而到了1881年，一些权威人士表示：“除了撞针枪外，欧洲市场上的每一把后膛枪都是从美国进口的。”

当美国枪支产业开始采用枪支零部件生产方式时，以英国伯明翰的“枪匠联盟”和比利时列日的杰出枪匠为代表的一些欧洲著名枪支加工商逐渐落伍。《科学美国人》杂志指出，这些制造商对“批量化武器生产”观念嗤之以鼻，在这场“适者生存”的商业贸易中，美国枪支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自此之后，美国枪支产业便肩负起寻找市场的重担和责任。19世纪初，美国是批量化武器生产的主角，而以欧洲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只是扮演消费者的角色。

此时，康涅狄格已成为世界新兴枪支制造中心，一场全球性军备竞赛由此向世界各地蔓延开来。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²²曾多次参观柯尔特的枪展，因此强烈建议将英式单发枪一律换成连发枪。英国人逐渐意识到，在枪支工业化生产的时代，美国已经率先投入大量资本生产机器制造枪支，因此会始终保持独特优势，“其他国家即使纷纷仿效也会有望尘莫及之感”。惠特尼曾指出，在这种新兴枪支生产体系中，最先生产的1万支枪成本最高，生产难度最大，如果这1万支枪能成功出售，再生产时成本和难度都会显著降低。

柯尔特和罗宾斯&劳伦斯的枪展在“水晶宫”的工业品博览会上斩获大奖，这是可替换零部件和“美国制造体系”初次亮相世界舞台并引起轰动。“美国制造体系”在不到10年间演变为“美国体系”，而“美国体系”在不久之后只被简单地描述为“工业生产”。

1852年年初，纽黑文惠勒&威尔逊公司（Wheeler & Wilson）的生意伙伴惠勒给温彻斯特衬衫加工厂送来一台霍威牌缝纫机，希望以此招揽生意。这台缝纫机让温彻斯特成为“美国体制”²³的忠实信徒。

起初，温彻斯特不但对缝纫机缺乏热情，而且对惠勒的行为持怀疑态度，认为此举“另有企图”。惠勒坚持让温彻斯特试试这款机器。最后，惠勒当着温彻斯特的面用这台缝纫机加工了一件衬衫，温彻斯特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惊讶和感叹。温彻斯特本人并不是机械师，不过他见过各类机器。事实上，在产业经济中，一些新式大型机器的设计灵感都来源于无数细小的选择和细致的观察。当时，许多人担心缝纫机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不过，温彻斯特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这种精密设备外观漂亮，性能卓越，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他向惠勒表示，他喜欢缝纫机，不仅因为其速度超群，还因为其“尽善尽美”。

用缝纫机试行生产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温彻斯特就完全转向了机械化生产。1853年，温彻斯特公司裁员4,500人。

几年后，温彻斯特为其生产的衬衫设计了一则广告，广告最突出的位置刻画的既不是男式衬衫，也不是购买衬衫的顾客，更不是穿衬衫的模特，而是其位于法院街的工厂及工厂里的机器配置。广告上另配了五幅小图，以主图为中心向外伸展。雷明顿在初期为生产的枪支设计广告时也着力突出工厂本身。试想一下，如果今天的时尚服饰品牌J. Crew的广告封面展示的不是精美有型的服饰，而是加工这些服饰的场所，效果会有何不同？

沃尔特·亨特与竞争对手埃利阿斯·霍威因为缝纫机专利问题发生了纠纷，温彻斯特在两者的诉讼案中做证时称，缝纫机只要有人看管，其工作效率至少是人工的5倍；用这种机器加工衬衫，不仅成本低，而且质量高。温彻斯特的思维十分精密，他估算了一下，如果精确到每一件衬衣和每周的加工量，一年下来就可以节省24万美元的生产成本。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温彻斯特的衬衫加工纯收益达到20万美元（约合今天的435万美元），由此走上了致富之路。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和演说家，他虽然觉得温彻斯特和其他一些实业家通过赚取丰厚的商品利润发家致富不值得称道，不过当他们逐渐成为商业精英，他也不情愿地表达了一些赞赏。温彻斯特生产一件衬衫的利润并不高，但是他凭借衬衫生意积累了大量资金。显而易见，此时他已经着眼于实现商业抱负，开始积极寻求新的投资机会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本。

温彻斯特的办公室靠近“工匠街”。19世纪50年代，温彻斯特开始游弋于生机勃勃、商业繁荣的街坊之间。不过，温彻斯特最常去的地方是本杰明·泰勒·亨利（Benjamin Tyler Henry）的店铺。亨利是新罕布什尔人，拥有卓越的枪支制造工艺。此时，他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发明，虽然该发明的灵感来自沃尔特·亨特，但是在设计上完全彰显了亨利的独创性。这项发明就是“意志枪”。

第3章

“销售枪支”

19世纪50年代，随着枪支制造机械化与人类欲望日渐融合，人们对量化生产的枪支的恐惧感也与日俱增。历史上第一次，专业的铣削机、磨边机等枪支制造设备的保有规模足以组装起大型私有兵工厂。不过，人们总是将枪支和战争联系起来。《哈特福德报》称枪支为“致命的战争武器”。《哈泼斯》杂志的一位作者在参观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时表示，“这些武器杀伤力大、破坏性强，除其中一小部分用于军队日常操练和部队检阅之外，其余时间都应该封存在兵工厂，最好永远封存下去，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永不动用”。事实上，枪支不等同于暴力，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凶杀案也不是由枪支造成的。相反，凶手使用更多的是一些随手可用的东西，如拳头、砖块等，这些凶器在数量上比刀枪加起来还要多。

19世纪50年代，一些畅销书和小册子共记录了85起凶杀案，其中涉及枪击的案件只有24起（占29%）。值得注意的是，枪击案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有凶杀案中的比例分别为23%和25%，与50年代相差无几。由于缺乏官方数据，现实中的枪击案比例可能超过大众出版物上的记录，不过这些数据足以提醒我们美国的暴力事件不能完全归咎于枪支。通常情况下，凶手会选择投毒（尤其是砒霜）、割喉、击打致死，或者使用钢管、锤子等工具行凶。这85起凶杀案中，大部分死者与凶手是亲朋好友；在非枪杀的案件中，有36起（42%）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其中有17起是丈夫杀害妻子，5起是妻子杀害丈夫，9起涉及情人，还有5起涉及核心家庭之外的家族成员（如杀害岳父或姐/妹夫等）；枪击案一共有24起，其中有7起（29%）是情侣或配偶之间因为争吵而杀害对方，剩下的大部分案件是因为赌债、金表、遗产或其他财产问题引起的。

那时，枪支很少用于体育比赛或狩猎活动。亨利·威廉·赫伯特（Henry William Herbert）应该是美国第一位体育运动专栏作家了。赫伯特表示，1848年，美国东海岸枪支还很匮乏，随后由于战争原因，人们对枪支的兴趣与日俱增。到了50年代，战事逐渐减少，人们对枪支的热情也迅速下滑。他预计，不用等到19世纪终结，枪支就会在美国“废弃过时”，从此丧失往日的“功用与荣耀”。

美国人对新型半自动枪支怀有复杂的情感，既不缺乏热情，也不会热情过头。因此，半自动枪支的市场需求相对低迷。分析商业贸易数据可知，枪支生产商在19世纪50年代面临重重挑战。一方面，温彻斯特和柯尔特无法在短期内开辟民用市场；另一方面，美国消费者也没有表现出过高的消费热情。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谈及大炮时曾表示，这种发明是撒旦的安排。他说：“倘若未来的世界充满邪恶，心怀邪念之人必会发明此类武器以祸害上帝的子民。”认为枪支是杀戮武器的人肯定会赞同弥尔顿的观点；柯尔特左轮手枪的拥护者则表示，19世纪50年代的某位先驱虽然在战争中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是依然被判定无罪。《哈特福德每日时报》（Hartford Daily Times）称柯尔特提升了战争武器的性能，从而加速了战争进程，因此对其所做的“道德贡献”予以赞扬。在与马萨诸塞武器公司的专利申诉案中，柯尔特的律师认为要成功地为其进行专利辩解，最好提及军队。他说：“我承认马萨诸塞的人民都热爱和平，几乎不用手枪。可是，只有发明一种可以消灭整个部队的武器，才能保证太平盛世的到来。那时，狮子和羔羊才会安然相处。”柯尔特将自己发明的六发左轮手枪称为“和平使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和平使者”确实对世界做出了巨大的“道德贡献”。

无论枪支是值得赞扬还是该遭受谴责，19世纪50年代，这些“致命的战争武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一种全新的审美观念应运而生。这种审美观念认为，这些半自动化的枪支由精密的设备统一生产，堪称完美。这些枪支集残暴性与完美性于一身：残暴性强调其用途，完美性强调其工艺。此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种审美观念。《伦敦每日新闻》对枪支的这种双重属性进行了专门报道。一位作家在参观左轮手枪制造厂时亲眼看见了铁板转化为枪支的全过程，这一过程让他看得目瞪口呆。他曾描述道：“铁板在加工之前奇形怪状，表面粗糙，锈迹斑斑。”地下室堆放的木料和铁板则更多，善于思考或想象力丰富的人看到后定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这些本无任何伤害力的原材料会造成多少流血和杀戮。一旦进了熔炉，这些“沉闷”的生铁板开始朝着邪恶的方向发展。这里的工人身强力壮，将一块块铁板分别加工成一个个枪筒和扳机。这里的机器虽然纷乱繁杂，生产出来的枪支却完美无瑕。此后，没有哪个词能比“完美无瑕”更准确地形容温彻斯特生产的连发枪。柯尔特在伦敦工业品博览会上表示，机器生产出来的枪支完美一致，枪匠的手艺再好，也无法生产出与之相媲美的产品。此后几十年，机器的发展已经由最初的模仿人类之手向代替人类之手的方向演变。

19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各大枪支制造商遇到了生产、销售瓶颈期。1857年，史密斯&威森公司只生产了4把手枪。雷明顿公司一向致力于签订军事订单，此时也被迫生产其他商品。无奈之下，伊利法莱特·雷明顿将一些重要文件塞进丝绸礼帽，带着它开始四处寻找枪支购买者。1857年，他在旅途中给儿子菲洛（Philo）写了一封信。雷明顿在信中表示，自己“白白在乔利埃特花费了两天时间，浪费了10美元，请一些不中用的人帮忙，从他们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经过雷明顿的不懈努力，有位客户同意购买6把手枪。与此同时，雷明顿还经过几番尝试，开始生产民用产品。1858年，雷明顿发明了一款“男士拐杖枪”。这款产品既可以当拐杖用，又可以射击子弹，流浪狗和恶棍见了都会退避三舍。1859年，当地一份报纸报道，“雷明顿公司正在生产一款女士专用手枪，在家防窃贼，在外防色狼”。雷明顿公司还生产了一款产品，大小跟袖珍梳子差不多，可以像“防盗探测器”一样在盗贼开门或扒窗时发射子弹。雷明顿公司一共生产了不到2,000件这样的产品，销量更是令人心酸。不过，代理商F. E.斯平纳（F. E. Spinner）在1861年第36届国会期间成功出售了4件这样的产品。

塞缪尔·柯尔特断定枪支市场前景惨淡。虽然他不相信市场需求会一落千丈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向别人诉苦。1858年，他写信告诉R.W.莱瑟姆（R. W. Latham）：“这么多年以来，公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景气过。”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柯尔特分析了造成公司与主要经销商间生意剧烈下滑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原因，最终决定以超低的价格将枪支出售给他们，不过前提是拿10%以上回扣的经销商只能销售柯尔特转轮后膛枪。柯尔特写信告诉员工威廉·哈特利（William Hartley）：“至于步枪的销路，最好还是求助于意大利的朋友。”1853年，柯尔特派代理商前往加利福尼亚开拓淘金市场，结果发现这里的市场已经饱和。此外，这里的新生代居民把农业看得比金子都重要，因此对枪支没有多大需求。

虽然柯尔特一向对美国政府缺乏好感，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机会与其签订大批量军事订单。他还试图通过代理商将枪支出售给各州的民兵组织。即使如此，他仍然一无所获。1858年7月，柯尔特从华盛顿回来，他告诉莱瑟姆，此行一把枪都没卖出去，现在他已经无计可施。8月，莱瑟姆写信回复柯尔特，他应该派秘书前往弗吉尼亚向尊敬的B. R.弗洛伊德（B. R. Floyd）先生寻求帮助，请求他购买1万支枪。莱瑟姆说：“希望您使用最得体的语言，顺便提一下印第安人暴乱事件。”莱瑟姆希望弗洛伊德至少能购买5,000支枪。几天后，柯尔特开始动笔。柯尔特在信中表示，他对近期华盛顿和其他地区发生的印第安人暴乱事件甚为关切；此外，由于某位上校对柯尔特左轮手枪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不愿意为军队配备这种枪支，因此他只能求助于各州政府和州长。柯尔特提醒弗洛伊德读完此信要记得烧毁，然后在信封上注明机密文件后发了出去。

鉴于国内市场疲软，加之缺乏政策支持，柯尔特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欧洲。这里，枪支市场生意繁荣，与萧条的美国市场形成鲜明的对比。果不其然，美国生产的枪支一到欧洲便迅速成为畅销品，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欧洲人生性好战，此时又是战争阴云密布。1859年9月，《科尔伯恩联合服务杂志》（Colburn’s United Service Magazine）刊文称，虽然50年代召开了几次和平会议，“但是众所周知，这个世界还很不太平，我们无法拿铁戟当修枝镰刀使。有史以来，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痴迷于发明武器、相互残杀；我们将钢铁打磨到最锋利的程度，可是仍然不知道什么样的武器才算最好，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武装自己”。

柯尔特在战争阴云密布的欧洲大陆看到了希望，他在1852年表示：“欧洲对枪支的需求丝毫不减，我在加蓓（原文如是）生产制造枪支的设备，这样才能满足市场需求。”柯尔特向所有交战国都出售武器，包括土耳其、奥地利和俄国。在同俄国合作时，沙皇尼古拉（Tsar Nicholas）让其武器核查员化身柯尔特的随从，然后跟随柯尔特前往哈特福德。柯尔特也将枪支出售给即将统一的意大利。1860年，基诺·加里波第（Gino Garibaldi）²⁴在感谢柯尔特之余对其左轮手枪予以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伟大的美利坚提供的精神支撑”。柯尔特还将枪支出售给英国。1859年，英国中尉汉斯·巴克（Hans Buck）致信柯尔特，他在信中表示，欧洲已经处在战争边缘，这将是一场长期而血腥的战争。至于汉斯·巴克具体指的是哪场战争，我们不得而知。汉斯·巴克表示，某些无能之辈可能会将战争搞得一团糟，不过他和其他一些官员只相信手中的“柯尔特”。

柯尔特推断，欧洲有可能入侵亚洲，届时亚洲国家会想方设法购买最好的枪支抵抗侵略。1852年，柯尔特致信意欲为美国打开日本市场的海军少将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希望他带上柯尔特枪支样品。柯尔特表示，这些枪支会在此次日本之行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柯尔特原本与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²⁵将军签订协议，为巴西政府提供500支手枪作为支援，不料罗萨斯在卡塞罗斯战役中被乌尔基萨领导的联军击败，逃往英国。因此，柯尔特请求佩里带上这批手枪去亚洲寻找市场。几年后，佩里告诉柯尔特，暹罗第二任国王给予柯尔特左轮手枪极高的评价。如果柯尔特能准备两支微型手枪，用精致的盒子包装好，他可以替柯尔特进献给这位国王。在佩里的努力下，上海道台、琉球（Lew Chew）国王和几位日本亲王也对柯尔特枪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柯尔特枪支在欧洲的销路十分畅旺。1858年，柯尔特刊登了一则广告，整个广告背页附录的都是外媒报道和客户评价。1854年，在英国工程师查尔斯·曼比（Charles Manby）的帮助下，柯尔特还在伦敦开办了一家工厂。曼比请柯尔特务必放心，自己在默默地为该工厂打造品牌形象，让人们知道这座工厂是在英国政府的赞助下创办，直接为英国陆军和海军服务的。曼比表示，要打败竞争对手，一定要将品牌形象打造好。由于曼比为人精明圆滑，柯尔特在等待与其达成协议期间，深恐自己浪费宝贵的时间，他担心“如果不付出苣大（原文如是）的努力，柯尔特枪支恐难在这片土地再续辉煌”。柯尔特始终重视市场营销，他嘱咐其驻扎海外的代表查尔斯·丹尼特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在公众场合展示产品，如果女王陛下的哪位大臣使用了柯尔特手枪，一定要用简短的文字做华丽的报道。

在这种强劲的商业背景下，温彻斯特开始频繁地光顾发明家本杰明·亨利在工匠街的店铺。对于温特斯特来说，要生产制造枪支的机器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具体该怎么操作、怎样才能获利，他尚不清楚。亨利的专利发明是一款自动连发枪，可以实现新弹机械上膛。这款神秘的产品十分畅销，来店顾客争相购买，如获至宝。这项发明的灵感来自沃尔特·亨特，后来由亨特将这项创意卖给乔治·阿罗史密斯，阿罗史密斯将其卖给了发明家路易斯·詹宁斯（Lewis Jennings），詹宁斯又将其卖给了资本家科特兰·C.帕尔默（Cortlandt C. Palmer）。帕尔默对枪支一无所知，不过他赞助佛蒙特州制造商罗宾斯&劳伦斯为其生产连发枪。那时，亨利还是罗宾斯&劳伦斯的生产主管。

帕尔默对这款新式枪支的创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要将创意变成发明，他需要技术支持。此时，奥利弗·温彻斯特与霍勒斯·史密斯、丹尼尔·威森开始了生意往来。曾有一段时间，史密斯一直在研究如何设计一款连发枪性质的枪支，不过他的研究眼看就要侵犯帕尔默手里的亨特与詹宁斯枪支专利。帕尔默找到史密斯和威森，发现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物力财力，到目前只获得了两项专利。帕尔默有两副牌可以打：一是以侵犯专利为由迫使史密斯和威森与自己合作，二是为他们提供1万美元现金资助，让他们帮助他发明枪支。至于帕尔默最后打了哪副牌，我们不得而知。总之，1854年6月20日，史密斯和威森在康涅狄格州诺威奇宣布与帕尔默结成伙伴关系，共同生产连发武器。此时，亨利依然在进行专利研究。一年后，史密斯和威森与帕尔默的合作宣告失败，两人将其专利卖给纽黑文的一些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在1855年成立了火山连发武器公司（Volcanic Repeating Arms Company）。

1854年，柯尔特在成立“柯尔特专利连发武器公司”（Colt’s Patent Repeating Firearms Corporation）不久后成为公司的主要股东。柯尔特专利连发武器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私有化兵工厂，其成立初衷，正如柯尔特所说，是为了“摆脱一群只知道做白日梦却自诩为公司董事的傻瓜和无赖”。毫无疑问，柯尔特此言是在暗指帕特森公司事件。火山连发武器公司自称由40名在纽黑文有钱有势的人组成，其中包括7名钟表制造商、3名马车制造商、2名面包师、2名杂货店主，此外还有几名航运代理。公司权力分摊在不同的股东手中，以保证他们只需承担有限责任。1855年7月3日，这些股东在纽黑文召开第一次会议，一来交付第一笔股本金，二来选举公司董事。

火山连发武器公司既不是以史密斯或威森命名，也不是以公司的任何一个股东命名。原来，《科学美国人》杂志一名撰稿人由枪支开火瞬间联想到了火山剧烈喷发，因此将这个公司称为“火山连发武器公司”。火山连发武器公司既拥有亨利这样的发明人才，又拥有专利技术，因此准备研发和生产连发武器。同年，奥利弗·温彻斯特初涉枪支行业，他以每股25美元的价格买下火山连发武器公司80股股票。该公司共发行股票6,000股，股票总额15万美元。

美国制度不仅让机器取代了现实中的工匠，也通过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说的“难以理解的新型神秘制度”创造了一些虚拟人。这种新型制度处于经济领先地位，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1837年，康涅狄格州通过了《公司法》草案。公司由众多股东组成，这些股东合而为一，共同形成一个在法律面前与自然人享有同等权利的“法人”。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1819年表示：“公司是虚拟的实体，看不见，摸不着，只存在于法律世界中。”或许，公司与鬼怪魂灵没什么区别，它是超自然的、无形的东西，因为法律这一媒介而得以存在。其他人也倾向于用同样的词汇描述公司虚无缥缈的本质。一方面，公司可以进行虚拟神秘的巨额融资，一改19世纪初期传统的面对面交易方式；另一方面，公司可以发行股票，而股票又可以变成钱，神奇而魔幻。在公司体系和新型产业经济体系中，有一个核心要素——所有权。所有权起源于社会共识，在法律中得以具体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概念在人们心中日渐成型。

虽然从事枪支制造的产业家都是以客观经验为依据进行精密化、实体化生产加工的，他们的财富却来源于最为神奇、虚拟的东西，如公司执照、专利技术、潜在市场以及“预见未来”的能力。同柯尔特一样，温彻斯特深知自己的财富依赖于股票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而不是来源于厂房、设备、发明这种客观实体。史密斯和威森有制造枪支的经验，他们却舍弃了自己的专利技术，将其卖给对枪支制造一无所知的温彻斯特。不过，温彻斯特对专利的价值坚信不疑。

温彻斯特以前对枪支没有多大兴趣，现在他突然涉足枪支生意，个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诚然，温彻斯特知道惠特尼和柯尔特在做枪支生意，但是翻看柯尔特的档案便不难发现，他和温彻斯特在19世纪50年代并无书信往来，而温彻斯特的书信簿里也只有一封信，是当时温彻斯特写给柯尔特的领班的，打听一个叫雷明顿的人。温彻斯特从来没开过枪，也从来没向别人展示过枪，在涉足枪支生意之前，他从来没有私人枪支；即使在涉足枪支生意之后，他一共也只有两把枪：这两把枪枪身刻有浮雕，枪把护板由象牙制成，编号分别是1401和1506，是火山连发武器公司早期生产的产品，温彻斯特像传家宝一样将它们保留下来。那时，美国枪支产业才刚刚起步，温彻斯特便投资火山连发武器公司，生产一款尚未成型的枪支。温彻特斯对这款产品知之甚少，公司也没找到明确的销售市场。从表面来看，温彻斯特的选择并不明智。

火山连发武器公司坐落在柑林街（Orange and Grove Streets）街角处，公司建筑其貌不扬，无法与温彻斯特的衬衫加工厂相提并论。温彻斯特在此雇用了55名员工，大部分是英格兰和苏格兰血统，其中还包括4名女孩，专门负责制造弹药。一天，有顾客向温彻斯特投诉，称该公司生产的子弹是由烟草填充的，不知是因为疏忽大意，还是为了节省时间。温彻斯特回应表示，弹药填充由4名女孩子统一负责，她们绝对不会使用烟草。

起初，该公司一旦获得订单，就将雇工集合起来统一加工，待交付完订单后再打发他们回农场劳作。那时，一本城市区域目录只卖1美元，而一把“火山枪”卖11.5美元。火山枪上市后，一些新闻媒体展开狂轰滥炸似的宣传报道，《纽黑文守护神》杂志（New Haven Palladium）更是称其为“我们能买到的最完美的枪支。相比之下，柯尔特的枪不仅笨重不堪，而且看起来滑稽可笑”。《纽黑文信使报》（New Haven Journal Courier）也不吝赞美之词，称火山枪至善至美，定能招徕全球各地的客户。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柯尔特所言，19世纪中期，美国枪支行业似乎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即使枪支制造商呕心沥血开拓市场，也无法找到销路。由于生产的枪支无法出售，1856年至1857年间，火山连发武器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和创始人纷纷撤资。一年之间，温彻斯特一跃从公司中小股东上升为主要投资者和董事长。眼看着公司岌岌可危，为了让公司继续运营，温彻斯特不断投入资金。因此，他获得了更多的资产、专利和设备作为抵押。

温彻斯特对连发枪的发展前景坚信不疑。为了制造出机械化程度高又能满足消费者审美需求的连发枪，他在其他投资者纷纷撤资的情况下继续投入资金。1857年，火山连发武器公司只剩下97.38美元的可用资金，为了偿还温彻斯特的借款，公司被迫选择出售其抵押资产。

温彻斯特以收回借款的方式，几乎能控制公司的所有财产，因为他分别站在个人和股东的角度分析，如果公司不用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就无法还清他的借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行为既彰显了他的勇气，也凸显了他的野心。

1857年，温彻斯特获得了火山连发武器公司的过半数控制权，此后他将公司名字重新改为“纽黑文武器公司”（New Haven Arms Company）。不过，他还是无法忘却“火山枪”这一称呼，因此在营销的时候依然使用这种叫法。此时，公司的所有专利归温彻斯特个人所有；公司共发行1,900股股票，温彻斯特一人就持有800股。公司的其他股东还包括早期建立纽黑文这座城市的一些德高望重的家族成员，伦纳德·帕迪（Leonard Pardee）就是其中一位。伦纳德是纽黑文奠基者乔治·帕迪（George Pardee）的子嗣，当时是一家马车制造厂的合伙人。伦纳德育有一个儿子、五个女儿，儿子不幸夭折，五个女儿分别取名埃丝特尔（Estelle）、伊莎贝尔（Isabelle）、玛丽（Mary）、安托瓦内特（Antoinette）和莎拉。

此时，温彻斯特既是纽黑文武器公司的董事长，又是财务主管和主要股东，他开始着手收回公司债务，无论债务是多是少。1857年9月，温彻斯特让秘书致信火山枪的第一个买主F. G.惠勒（F. G. Wheeler），内容如下：日前公司急需资金，无奈之下只能冒昧地通知您，您欠本公司202.5美元尚未支付。

正如温彻斯特在信中对一位股东所说，此后，公司开始“生产枪支，投入市场”。产品一经上市，就引起美国消费者的无限好奇和高度认可。1858年10月，弗兰克·莱斯利创办的《图示周报》（Weekly Illustrated）称赞温彻斯特生产的火山枪“杀伤力大，速度惊人”。《密尔沃基前哨日报》（Milwaukee Daily Sentinel）称火山枪为“毁灭者”。温彻斯特从工业美学的角度评价火山枪，称其为“外观漂亮、性能卓越的武器” 。

为了开辟火山枪销售市场，温彻斯特不辞劳苦，逐渐建立起销售网络。经销商约瑟夫·默温（Joseph Merwin）精明能干，首先在纽约市立足。两年后，温彻斯特先后在费城、波士顿、新奥尔良和旧金山寻找经销商。他一边给代理商和亲朋好友分发宣传单，一边张贴广告，广告词要么是信心十足的必胜口号，要么就是纯粹的机械知识。1859年8月，默温在《纽约时报》上为火山连发武器刊登广告，称其为“美国机械制造的胜利”。后来，默温在《纽约时报》上又刊登了一则广告：“前往派克峰淘金的人们，出发前请务必带上火山枪！有了火山枪，你才能高枕无忧，抱着辛辛苦苦淘到的金块安然入睡。朋友，如果你珍爱生命，珍惜来之不易的财富，请不要忘记购买珍贵的火山枪。”默温的初衷是为了吸引热衷于淘金的客户，不过他和柯尔特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市场已经饱和。当时还有另一则广告，极具艺术性。该广告写道：“使用说明：利用球形枪栓A将枪管内弹簧向前推，直到盖帽B可以转向左边，然后将子弹装入枪管，盖帽B归位。当弹簧将子弹推向下方时，提起击锤C，摇动拉杆D。拉动枪栓，托弹板E上升将子弹推至击针F处，这时枪就处于待射击状态了。如果枪未打响，再上另一颗子弹。”

温彻斯特的火山枪本该设计精巧，完美无瑕，成为1878年《图示周报》所说的“美国连发枪当之无愧的鼻祖”，但事实上这种枪并不完美。温彻斯特曾致信一位股东，承认几个月以来火山枪销量不佳，主要是因为这种枪存在与生俱来的缺陷，严重影响了客户的购买热情。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装弹系统存在问题，削弱了火山枪的杀伤力，这也是影响连发枪制造的主要技术障碍。总之，温彻斯特的火山枪“无法完全释放潜能”。一份公司回忆录显示，“不久之后，火山枪已经供过于求”。此时，其他一些连发武器生产商纷纷破产，而柯尔特也在抱怨市场不景气。

圣路易斯（St. Louis）是美国当时最具活力的枪支贸易中心。19世纪50年代末，该地有六大枪支零售商。即使在圣路易斯，火山枪也销量不佳。然而，火山枪确实找到了一些买主。1858年，纽约市斯塔顿岛一家黄热病治疗医院发生暴乱，当地警察正是用火山枪进行镇压。“火山704”型手枪是火山公司唯一一款女性定制枪（该枪于1937年被发现），买主是圣路易斯的莉齐·汤姆林森（Lizzie Tomlinson），可能是一名女士。冒险家威廉·柯珀·普赖姆（William Cowper Prime）首次将火山枪引进埃及，而在1857年，普赖姆在其作品《埃及、努比亚的船上生活和圣地的帐篷生活》（Boat Life in Egypt and Nubia and Tent Life in the Holy Land）中表示，“埃及人只是拿枪支当炫耀品”。不过，普莱姆有一次正骑着马前行，突遇一帮暴徒朝他扔石头，他掏出火山枪，那些暴徒顿时惊恐万分。埃及国王法鲁克（King Farouk）喜爱收藏枪支，也是一名众所周知的窃盗癖患者，1936年继承王位时，他有两把火山牌手枪。

温彻斯特的枪支没有固定买家，如果不知道买家姓名，公司总账簿上会记录“出售给一名陌生人”。有时候，一些买家直接写信告诉温彻斯特要购买枪支。温彻斯特曾回复一位买家：“您在信中表示‘马上给我们多寄些枪支和弹药’。”很显然，客户没做具体说明。温彻斯特补充道：“请您下明确的订单，告诉我们具体要多少枪支和子弹。”塞缪尔·柯尔特也没有固定买家。一次，柯尔特收到一封买家来信，内容寥寥数语：“请务必于明日寄来一把手枪，附盒子、配件，加快！”柯尔特还收到一封肯塔基州买家的来信，内容如是：“想买两把新式连发枪，不能太长，要便于携带，也不能太短，关键时刻可以依靠。不要把时而正常时而卡壳的枪支寄给我，我手头已经有不少这样的废物。”

对于温彻斯特和他的公司来说，销量是首要问题，也是最基本的问题。温彻斯特需要促进销量，这不仅是枪支机械制造有别于手工制作的最突出特征，也是真正的枪支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如今，枪支制造商不再像过去那样按照客户需求生产枪支，也不会为了增加收入生产中间产品，而是装备机器、统一生产、统一销售。1857年，一位客户要求温彻斯特生产一把柯尔特型“海军”手枪，温彻斯特冷冷地回道：“你应该不知道，每生产一款不同尺寸的枪支就要花费一大笔资金……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循序渐进。”曾经，客户会说：“我是消费者，你需要根据我的要求制造枪支。”如今，枪支制造商会说：“我是生产者，已经按照统一的模型生产了许多枪支。”社会学家詹姆斯·怀特指出，在美国枪支产业，需求创造供给。同样，供给创造需求，或者说创造发现需求的必要性。经销商和代理商需要以更快的速度销售更多枪支。

19世纪50年代，火山公司产量有限，一个月生产不到200件枪支——即使如此，这一产量已经足够令人震惊。为了扩大销量，温彻斯特为经销商和代理商设计了一套优惠方案。他写信告诉一位前景广阔的经销商，如果交易额超过100美元，将享受20%的折扣；如果交易额超过1,000美元，折扣为25%；如果交易额超过5,000美元，折扣为30%。经销商销售得越多，利润率就越高。温彻斯特怕这一概念表述不清楚，专门解释说：“你们享受的折扣越多，对我们所做的贡献就越大。”温彻斯特坚持让经销商按照自己制定的价格销售枪支，还强调应尽量避免寄售，而是采取“不受限销售”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激发经销商的销售热情，尽可能卖出更多的产品。

经第三方介绍，温彻斯特决定将所有武器一律按20%的折扣出售给一位经销商，如果是现金支付，还可额外享受5%的折扣。此外，如果经销商尽最大努力做好广告宣传工作，让更多消费者了解、购买火山枪，他还可以在自己的地盘拥有专属销售权。为了在纽约市百老汇建立营销点，温彻斯特找到了史密斯和威森，他建议采用联合竞争的形式，携手共同出售枪支。

柯尔特也致力于推动销量。不过，要推动销量，光靠左轮手枪还不够，柯尔特需要不断刺激市场需求、发掘市场所在，这是最基本的工作。毫无疑问，美国枪支制造商会成功建立起国内销售市场。不过此时此刻，无论他们采取什么营销措施，都必须同低迷的市场需求和低廉的市场价格做斗争。柯尔特在1855年表示，如果经销商每个月的交易额接近3,000美元，可享受25%的折扣；如果交易额超过3,000美元，可享受30%的折扣。如果经销商现金交易额达3万美元，可额外获得5%的折扣。不过，柯尔特提醒经销商，如果几个经销商联合出售，即使达到上述交易额标准，也无法享受折扣优惠。

不久之后，广大经销商便明白工业生产完全是由销量驱动的。1850年，一位费城经销商咨询柯尔特：“如果订单量大，能否通过降低价格的方法，达到薄利多销的目的？”19世纪50年代初，一些经销商致信柯尔特，一边倾诉自己的艰难处境，一边抱怨生意不景气。一位波士顿经销商来信指出，自己订单量大，销售量多，享受的折扣应高于其他经销商。当时，市场需求低迷，柯尔特无法继续维持以往的价格。同其他枪支制造商一样，柯尔特高估了市场形势。一位费城经销商来信表示，希望柯尔特降低价格，这样才能提升销量。另一位费城经销商坦白表示，自己只要4把枪，“至于额外折扣，我还找不到下大量订单去争取的理由”。一位纽约经销商表示：“主要问题在于枪支利润太低，我们没有勇气下大额订单。”其他一些经销商开始怀疑柯尔特和温彻斯特是否给了自己最佳优惠。一位经销商致信柯尔特：“希望您坦白告诉我们，您给别人的定价是否低于给我们的定价？”

温彻斯特虽然后知后觉，但是他想出了精妙的枪支营销策略，这种策略一反常人思维。温彻斯特起初想通过政府签订军事订单，后来他发现，通过经销商将枪支卖给个体客户的收益要高于成批量出售给大型客户。温彻斯特需要提高销量，政府订单虽然是显著提升销量的最有效形式，但是难以获得。因此，他选择通过个体经销商将枪支销售到较为分散的市场，这样订单也能积少成多。温彻斯特写信告诉一位印第安纳经销商：“目前，我们绝不能花费精力向组织机构出售枪支。我们谢绝大额订单，优先考虑小额订单，只为了尽可能多地销售枪支。”同样，他建议另一位经销商：“如果有个体客户，就不要卖给组织机构。”他告诉一位陆军中校，之所以谢绝大部分300~1,000支的大批量订单，是因为公司生产能力有限，只能削减订单数量，这样更有利于产品推广和销售。这种销售策略与民用市场相适应，因为民用市场的主要消费者是个体，而非政府、机构、军队和组织。事实证明，几年之后，这种策略使销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现在看来，温彻斯特似乎有点儿操之过急。1857年至1858年间，该公司共生产了3,200支问题火山枪，因为生产中一旦出现问题，就没有回头的余地，只能继续加工。温彻斯特表示，要想挽回残局，公司必将遭受巨大损失——虽然公司已经濒临巨大损失。这3,200支问题枪中，绝大部分堆放在仓库，一放就是几十年。直到有一天，公司将这批枪支拿出来，摆放在员工通道处的锯木架上，以每支50美分的价格廉价出售。

随着新式设备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几近无用的枪支，纽黑文武器公司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为了帮助公司维持日常运营，逐渐摆脱困境，温彻斯特被迫以个人名义投入更多资金。日久天长，温彻斯特对公司的热情逐渐消磨殆尽，开始考虑放弃整个生产项目。他说：“日复一日，我主动请求将所持股份转让给其他股东，只要他们能补偿我的垫款。只有这样，我才能从公司累累债务中抽身。”毫无疑问，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份请求，温彻斯特只能背负沉甸甸的梦想继续前行。这个梦想是：生产一款性能卓越、完美无瑕的连发枪，让整个国家的人都爱上枪支；不断扩大产量，满足世界市场的枪支需求。

许多初涉枪支产业的商人均以破产告终：1842年，塞缪尔·柯尔特的帕特森公司宣布破产；1849年，威森步枪公司宣布破产；要不是在危急时刻转而生产枪支以外的产品，雷明顿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温彻斯特一心想着生产连发枪，如今似乎也难逃破产的厄运。事实证明，无论是枪支市场还是工业生产，都不像这些武器生产商所预想的那么完美无瑕。

到了1860年，纽黑文武器公司的形势仍然不见好转。由于资金奇缺，难以维持公司运营，温彻斯特同纽约客户赛勒斯·曼维尔（Cyrus Manville）签订合同，为其生产3,000支左轮手枪。不幸的是，这批枪生产出来无法出售。温彻斯特向别人诉苦：“我们原本指望靠这批枪支偿还8,000美元的债务，不料等枪支生产出来，曼维尔却失去了联系。如今，这批枪无法出售，我们将曼维尔告上了法庭，希望其补偿生产成本，法院却将这笔资金予以冻结。”

纽黑文武器公司确实生产了不少问题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彻斯特逐渐积累起完善枪支的经验。采用新的设计后，问题枪的瑕疵也得到了修复。此后，温彻斯特说服董事会放弃“火山枪”生产项目，将公司的命运完全押在“亨利”系列枪弹的生产上。他还请来本杰明·泰勒·亨利，帮助他解决连发枪生产中的两大技术障碍：一个是子弹，一个是枪栓和撞针。温彻斯特继续投入大量资金，成为公司的贷款联保人。为了保证亨利能效忠于公司，一心一意为公司解决技术难题，温彻斯特还接管了他的房产抵押。

这一过程长达3年之久。

最终，正如温彻斯特所言，该公司“生产出一款真正完美无瑕的枪支”。一位军事学者表示，亨利枪是一款“真正的颠覆性产品”。其他一些枪支专家称亨利枪“百战百胜”，是内战时期“最具技术含量”的枪支。亨利枪采用流线型设计，枪管下面是弹盘，可装15发子弹，无须手动拉下击锤，大幅提升了射击速度。一位评论家指出，该枪“设计简洁，使用中不会出现故障”。温彻斯特称亨利枪为“未来之枪”，并表示该枪“尤其适合骑兵、警戒队和侦察兵使用，可广泛应用于各类步兵行动……无论射击目标尺寸几何、距离几何，该枪在同样的时间内射击速度是其他枪支的两倍，这是对枪支精准度和速度的真正考验”。温彻斯特曾为亨利枪设计了一则广告，整个广告上只有亨利枪，呈悬浮状态，造型优雅，工艺纯朴，看起来完美无瑕。

为了争取专利权，亨利精心展示了他改进的地方。广告上的亨利枪不是以整体形式呈现，而是分成16部分，包括匣子、锥体及三角铁等。将这些部件组装起来，就可以得到一把完整的步枪。弹盘位于枪管下方，使用时，弹簧会自动将子弹推向后膛，因此子弹随时处于待发射状态。一位评论家解释说，利用“机械原理”，后膛可以自动打开，子弹射出后，击锤自动拉下。一旦扳机回到原位，新的子弹自动上膛。这一系列动作完美衔接，一步就可以完成。亨利枪无须手动上膛，而是通过杠杆原理实现自动上膛。因此可以说，亨利夜以继日辛勤工作，创造了一只模仿射手之手的无形的手。一位评论家感叹道：“即使是枪支初学者，也可以在我描述完整个操作过程之前将弹匣内所有的子弹都射完。”

自动化机器创造了自动化枪支。

1860年，《科学美国人》杂志有一个栏目，名为“机器时代的神父”，专门刊登一些商业广告，一些有钱的资本家和有想法的机械师正是通过这个栏目认识彼此。例如，一位代理商为福克斯的专利产品“精益求精”牌饼干机做广告，称只需10名操作人员，就可以完成90名员工的工作量。该代理商还表示，公司最近发明了5款新机器，家庭必备，诚招5,000名代理商。一位广告刊登商为人们介绍了一款“改良型水力涡轮机”，可以使机器运转。一些便携式和固定型蒸汽机号称能让人们迅速适应节奏日渐加快的工业化时代。

此时，不拘一格的新发明层出不穷，如饼干机、熨斗台灯组合、改良型脱粒机、干草升运机，这其中包括泰勒·亨利发明的一款令人毛骨悚然的连发枪，该发明于1860年10月16日获得美国30446号专利。 没过多久，亨利就将这项专利转让给纽黑文武器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奥利弗·温彻斯特。

因为火山枪生产，温彻斯特深深陷进武器生产的泥潭，一陷就是5年，一无所获。鉴于火山枪生产项目耗资巨大，温彻斯特深感“身心俱疲”，因此决定将亨利枪生产计划推迟至1861年。到了1861年，纽黑文武器公司开始生产制造枪支的工具和设备。

温彻斯特并非沉默寡言之人，对于公司的艰难处境，他直言不讳。E. B.马丁（E. B. Martin）是一位胆小如鼠的投资者，鉴于公司状况不佳，他打算抛售所持股票。温彻斯特写信告诉马丁：“自公司成立伊始，每个月财政入不敷出。因此才会负债累累。”事实上，公司所欠债务主要来自温彻斯特本人，合计2.2万美元（从经济地位来看，约为现在的673万美元；从生活水平来看，约为现在的53.4万美元）。此外，公司分别欠两家银行36,687元、1万元，欠主管泰勒·亨利2,500美元，欠其他股东6,250美元，总债务为77,437美元（从经济地位来看，约为现在的2,370万美元）。

温彻斯特言辞犀利。他告诉马丁，以当前股票价格来看，即使将公司所有资产出售，也不足以偿付所欠债务。他说：“正如你所见，目前的股票一文不值。”

温彻斯特不相信通过出售股票可以还清债务。股票是什么？还不是和专利一样，只是一种虚拟财产，价值大小完全依赖于人们的看法。温彻斯特补充道：“应当承认，股票确实有价值，不过要等到将来才能兑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的新型连发枪已经克服了技术障碍，若能持之以恒，定能大获成功，弥补过去一切损失。”

说“持之以恒”有点儿低估形势。温彻斯特虽然知道了如何解决技术障碍，但是更应该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这种问题。发明连发武器、进行量化生产固然重要，开辟广大市场、批量出售产品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温彻斯特希望马丁坚定信念，伸出援手帮助公司渡过危机。他说：“据我所知，近期只有一项股票交易，成交额为每股25美分的预期值……希望你能挺住，给我们帮助。如果你执意抛售股票，也算间接帮助我们，因为愿意购买股票的人也会见机投资我们。”温彻斯特一旦下定决心，就不会选择回头。他喜欢做事有始有终。

第4章

“艺术价值高于实用价值”

内战不仅没有摧毁枪支制造商，反而拯救了他们。内战开始前，纽黑文武器公司再次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19世纪50年代，政治局势相对稳定，雷明顿将工厂许多部门加以改造，转而生产枪支以外的产品。在此期间，如果内战没有爆发，该工厂也难逃破产的厄运。内战创造了枪支生产商梦寐以求的市场需求，不过好景不长，随着战争逐渐走向尾声，市场需求也随之锐减，导致成千上万的枪支无法出售。这一事实说明，由于战争本质使然，枪支生产商不能寄希望于长期靠战争做生意。

著名废奴主义者、牧师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积极提倡枪支，称其为“为正义而战的正当武器”，枪支也因此获得了“比彻圣经”“真正的道德主体”等美名。比彻表示，如果放下枪支，企图用言语说服奴隶主放弃奴隶制度，只不过是对牛弹琴罢了。温彻斯特称自己和自己生产的枪支“无条件拥护团结统一”，拒绝将亨利枪出售给南方奴隶制支持者。不过，南方联盟军通过间接购买和偷窃等手段获得了亨利枪。雷明顿是一名和平主义者，眼看战争一触即发，他忧虑万分：一想到战争会影响工厂生产，他更是痛苦不已。在所有枪支制造商中，最能准确描绘枪支产业未来的莫过于塞缪尔·柯尔特。随着枪支由政府订单阶段走向商业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国际贸易阶段，枪支摆脱了宗教、信仰、政治、爱国行为和党派纷争的影响。一位传记作家表示，对于柯尔特来说，“制造武器、销售军火与其他生意并无区别”。柯尔特本人也表示，枪支“只不过是用于出售的商品”。柯尔特虽非奴隶制支持者，不过他将枪支统一装箱，贴上带有“金属制品”字样的封条，经海路运往南方。柯尔特在战争前夕写信嘱咐生产主管：“要抓紧时机，倍增劳动力，夜以继日不停地生产。”1860年1月初，公司代表阿莫斯·柯尔特（Amos Colt）从华盛顿出发前往弗吉尼亚首府里士满，又经里士满前往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阿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肯色、田纳西销售柯尔特枪。一年后，密西西比州阿伯丁市《朗朗南方》（Sunny South）报刊登了一则柯尔特专利连发枪广告，广告指出，该枪共有5支装、10支装、20支装三款包装，一律降价大甩卖。

从柯尔特的信件中不难看出，他有意在里士满或南方某地修建枪支制造厂。1859年年末，柯尔特派遣他的忠实代表威廉·哈特利前往里士满。此行目的，正如柯尔特所说，是“告诉该州州长，无论是在里士满修建枪支制造厂，还是将我们的工厂搬迁至里士满为其服务，我们都会听其安排并竭尽全力执行”。在弗吉尼亚州州长的陪同下，哈特利参观了该州兵工厂及附近收容所，还对当地地价进行了调研，由此估算出在此地建造一家年产量为5,000支枪的工厂所需要的费用。由于工厂选址水力丰富，哈特利估计这块土地日后有巨大的升值空间。他向州长表示，以该地现行地价15万~20万美元的标准计算，如果将当地老旧的兵工厂销售出去，政府可获得50万~100万美元的资金。另外，该地收容所有200名劳力，再加上当地花岗岩质量上乘，如果加以利用，定能建造一个防御力更强的兵工厂。

哈特利认为，一方面，公司可以在弗吉尼亚出售股票；另一方面，修建枪支制造厂有利于促进南方商业发展。哈特利表示愿意身先士卒，购买公司9/16的股份。1860年1月，哈特利致信柯尔特：“在里士满修建兵工厂前景广阔，能满足南方各州武器需求。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地政府会即期开建。”哈特利表示，枪支可以由其他地方代加工，由弗吉尼亚工厂负责组装和包装。此外，有必要为民兵组织加工一款廉价枪，每只售价10~15美元。柯尔特还考虑在佐治亚州建造一家兵工厂，因此特意为该州州长的儿子准备了一支手枪作为礼物。柯尔特表示，如果双方达成一致，定能创造互利共赢的局面。

《纽约时报》在内战前夕谴责柯尔特的“叛国”行为，称其明目张胆地为南方制造枪支。《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刊文指出，柯尔特是卑鄙无耻的“卖国贼”，将武器出售给敌人，最终只会伤害自己人。文章指出，柯尔特从来不会为联邦政府效力，只知道谋取商业利益，为了钱分不清敌友，这种公民道德败坏，政府应没收其工厂。当时，国内和平成为大众的主要关注点，商业贸易与公众利益间的冲突有所缓和，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

到了1861年，北方联邦军队武器装备不足，没有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约翰·弗里蒙特（John Fremont）继布尔朗（Bull Run）战役之后负责指挥联邦军队的西线。弗里蒙特指出，必须想方设法为部队装备武器，任何武器都可以。一些民兵文化研究者和枪支专家指出，当时联邦军队几乎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每天只进行基本的集训，有时候士兵甚至借机集训一起饮酒作乐，因此无法熟练使用枪支。无奈之下，联邦政府请一些枪支爱好者教士兵操练枪支，这些枪支爱好者中有很多人是德国人和瑞士人的后裔。

在内战前期，欧洲市场逐渐被人遗忘。马塞勒斯·哈特利（Marcellus Hartley）曾和温彻斯特以及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打过几次交道，是枪支专家公认的美国最出色的武器销售商。1854年，他在曼哈顿下城仕女巷（Maiden Lane）第一次开店做生意。马塞勒斯·哈特利的父亲是纽约一位宗教人士，他关注公民卫生健康，因为目睹了周围的种种陋习与苦难，因此决定与之做斗争。他最重要的作品是《论牛奶》，主要抨击当时牛奶生产过程中的脏乱条件。马塞勒斯·哈特利是家中长子，在一个崇尚道德的时代长大，年纪轻轻就步入商业领域。他最初做店员，“一没关系，二没资本”，不过对枪支倒是了解不少。枪支生产商不仅制造枪支，还制造枪支以外的产品。马塞勒斯·哈特利也是如此，只要能赚钱，他什么都卖。有一次去欧洲，他看到了在美国市场十分畅销的珊瑚饰品，于是在欧洲南部大量收购珊瑚。还有一次去意大利佛罗伦萨，他深深地为一位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展所吸引，于是一口气买下作品展上的所有画作，全部装进小船，运到美国西部和南部市场销售，也因此大赚一笔。不过，马塞勒斯·哈特利最感兴趣的还是枪支。据他的传记作家回忆，他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开辟西部枪支销售市场。

1861年7月，时任战争部部长给马塞勒斯·哈特利的搭档雅各布·斯凯勒（Jacob Schuyler）分配了一个秘密任务，让其前往欧洲，“以最低的价格、最快的速度”采购枪支。两个月后，他向斯凯勒重申“当前形势紧迫，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枪支运回国内”。此后，他又派遣马塞勒斯·哈特利远赴欧洲采购枪支。马塞勒斯·哈特利到达欧洲后，发现这里满是南方代理商，他们大量收购枪支，然后经巴哈马首都拿骚秘密运往美国。马塞勒斯·哈特利担心南方代理商会“清空市场”，于是他灵机一动，决定以囤积居奇的方式垄断市场，这样南方无法生产枪支，只能缴械投降。1862年，马塞勒斯·哈特利几乎操控了欧洲大陆的枪支销售市场，共采购二十多万套枪支。与此同时，他旁敲侧击，以高于南方同盟军给出的价格诱惑商家将枪支出售给北方联邦军，一些“奸商”纷纷宣布取消与南方同盟军签订的销售协议。几年后，哈特利后悔当初不该采用这种策略，毕竟大部分枪界精英看重的是契约伦理而非枪支制造企业。

温彻斯特一直希望自己制造的枪支能够成为军事武器。此时，由于枪支供不应求，政府开始向他示好，表示愿意为其保障销售市场。1861年，温彻斯特开始向军械部输送亨利枪。军械部乔治·塔尔科特（George Talcott）上校反对使用后装线膛枪，他致信时任战争部部长：“我们已经装备了柯尔特、詹克斯（雷明顿设计）、哈布尔、纳丁，还有一些其他枪种。毫无疑问，如果继续装备别的枪种，这些枪支最终会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军械部詹姆斯·里普利（James Ripley）上将虽然提倡使用单发后装线膛枪，但是强烈反对装备专利连发枪。里普利认为，连发枪“穷凶极恶”，只会昙花一现。1862年，国会对官员批准轻武器销售协议的不透明做法展开调查，里普利向国会表示，每种新型武器都有其提倡者，他们自以为新发明性能卓越，企图让消费者欣然接受。枪支发明家克里斯托弗·斯潘塞被军械部拒之门外，他谴责里普利冥顽不化，只知道无理拒绝“新潮”枪支。温彻斯特也被军械部拒之门外，他控诉里普利对他的连发枪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温彻斯特以“O.F.W”的笔名向钟爱的杂志《科学美国人》投稿抱怨，称“里普利将军在近期表示，他喜欢老式燧发枪，对现代化的改良型枪支缺乏好感，主要是因为连发枪浪费弹药。然而，对于连发枪的使用能挽救无数生命这一事实，他置若罔闻”。温彻斯特批评里普利抱残守缺，根本不懂枪支。他向别人抱怨：“该去哪里寻找识货的军事天才，才能使连发枪的功效得到充分发挥，让政府有能力统治世界？”

里普利绝非这样的军事天才。同样，世界其他地方的军事家也无法理解专利连发枪。一位英国军事家在著名军事杂志《战场》（Field）中表示，这种杀伤力极大的武器令他困惑。美国内战之后，瑞士举办了国际新式枪支模型展览（交易）会，亨利枪也在此次枪展中亮相。虽然人们对这款产品津津乐道，但是一致认为这款枪机械化程度太高，杀伤力太大，“艺术价值高于实用价值”。

里普利认为，这种新型半自动化枪支太复杂、太笨重，价格也高于现有的单发后装线膛枪；除此之外，这种枪还浪费弹药。几十年后，“这种速度更快、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枪支更浪费弹药”的说法已经听起来荒诞可笑，里普利也因此成为温彻斯特公司的笑柄。

里普利拒绝连发枪主要是出于个人原因。事实上，他对这种连发枪发明者的憎恨不亚于对连发枪本身。里普利指出，连发枪发明者之所以能成功获得新发明，主要归功于政府统筹安排，帮忙寻找能工巧匠，不料这些发明者不但将胜利的果实独吞，还将荣誉完全归于自己。里普利所言并非子虚乌有。最令里普利感到痛心的是，柯尔特之所以能大获成功，一是因为他的发明基于各兵工厂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协同创新，二是因为他在早期设计左轮手枪时“借鉴”了加尔各答枪匠的设计，而柯尔特却将自己描述为“贫困潦倒的发明者”，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坚持与才华；尤有甚者，柯尔特的律师在一起专利案中称加尔各答的枪匠为“偏远地区的无名小辈”。事实上，这位“孤独的发明家”和“孤独的枪匠”真正据为己有的是深奥、复杂的枪支制造技术和创意。

里普利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初期以军事为中心的枪支文化和19世纪末期以平民为中心的枪支文化的结合点。从广义上来说，他之所以憎恨专利连发枪，是因为他无法从枪支产业和商业贸易的宏观角度看待专利连发枪。一方面，他不懂连发枪本身。他坚持认为连发枪应该配备刺刀，而温彻斯特认为这么做多此一举，因为持连发枪的士兵不会冲进离敌人只有40杆²⁶的区域。另一方面，他也不理解枪支生产商的想法。枪支生产商虽然有党派之分，他们的枪支生意却没有，而是遵循基本的市场规则。里普利表示，许多枪支生产商竞相兜售自己的新型枪支，争先恐后同买家签订销售协议，结果导致市场上产品纷繁复杂，破坏了凸显军队、士兵特色的武器统一性原则。然而，里普利并不明白，正是得益于创新设计，枪支才能获得专利，枪支贸易才能长盛不衰。里普利与约翰·加拉格尔公司（John Gallagher and Company）签署了2万杆毛瑟枪的购买协议，并表示如果订单无法如期交付，他保留取消全部订单的权利。约翰·加拉格尔对此持怀疑态度。一般来说，军事订单会硬性规定交付期限，有专门的工业测验与评量标准，有明确的数量要求（通常都是大额订单）。里普利认为军事订单只有如期交付才能凸显其对于军事任务的价值，加拉格尔表示，这种说法违背“资本”的属性。加拉格尔解释说：“枪支生产商的资本花费与面临的风险呈前重后轻分布态势，撤销军事订单的规定会影响资本家与我们的合作，使我们少获得10万~20万美元的投资。”里普利拒绝撤销这一规定，加拉格尔便从工业资本主义的角度进行说明。他说：“这一规定令我们难堪，如果按照这一规定执行，枪支生厂商会损失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由于枪支产业和政府分别以发展商务贸易和保障国家安全为己任，所以双方既相互依赖又存在无法协调的矛盾。举个例子，温彻斯特认为通过举行新型武器测试，政府应该指导个体枪支生产商和资本家如何有效地完善武器，而政府却更加现实，只希望借此机会签署军事订单和合同，保家卫国。温彻斯特的个人利益与公共防御的要求通常无法达成一致。

当时，连发枪无法像现在一样轻而易举就能走进前景广阔的军用市场，只能小心翼翼地接近。与里普利发生矛盾之后，枪支生产商只能依靠政界伙伴和联盟。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找到可以依赖的政界人士，在枪支生产商与资本家云集的华盛顿威拉德国家大酒店寻找销售市场。那时，赞助和贿赂是搞政治、谈生意的通行方式。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早期的枪支生产商可以借助法律途径反对枪控政策，而19世纪中期和晚期的第一批枪支生产商和代理人却没有法律途径可以诉诸。相反，他们只能想方设法与联邦政府签订武器出售协议，然后像柯尔特那样争取延长专利期限，以确保在枪支市场的支配地位。

1854年，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柯尔特是否以行贿国会议员的方式或其他“不合法、不得体的方式”获得将专利延长7年的权利。最终，委员会对于柯尔特是否有罪的意见发生分歧，不过他们认为，举行听证会是严查枪支交易中不法行为的有效形式。事实上，柯尔特对这种行为一贯持坦诚、开放的态度。他曾致信上将金曼（Kingman）：“今天为您寄去了半打香槟，一来恭祝您节日快乐，二来感谢您延长专利期限。”《纽约周报》创办人戴维·奥古斯塔斯·赖特（David Augustus Wright）指出，有关威拉德大酒店的传闻在华盛顿此起彼伏。柯尔特的表兄在威拉德大酒店走廊里向赖特表示，为了延长专利期限，柯尔特已经花了6万多美元宴请官员、赠送礼物。有一次，G.迪安（G. Dean）阁下在威拉德大酒店与赖特闲聊时突然请辞，表示要参加柯尔特的律师爱德华·迪克森举办的晚宴。迪安阁下回来后告诉赖特，在餐桌上，一位坐在他身旁的陌生女子跟他聊天时替柯尔特说话，究其原因，是因为柯尔特送了她两盒巴黎产羊羔皮手套；后来，他答应帮助柯尔特延长专利期限。还有人表示，柯尔特的一位竞争对手也花钱请某位国会议员帮忙，希望能阻止柯尔特延长专利期限。迪克森还要贿赂霍勒斯·戴（Horace Day），因为他手下有一帮“毫无操守的撰稿人”，他们要挟向有关报纸撰文诽谤柯尔特延长专利期限一事。霍勒斯·戴指责迪克森没有提前以每人1,000美元的行业标准价收买华盛顿的报社记者，好让他们撰写一些有利于柯尔特的文章。

要论竞争优势，克里斯托弗·斯潘塞遥遥领先于对手温彻斯特。1861年，时任海军部部长的吉迪恩·威尔斯（Gideon Welles）写信告诉海军少将约翰·达尔格伦（John Dahlgren），他之所以青睐斯潘塞枪，是因为他的“特殊朋友”——丝绸加工商查尔斯·切尼（Charles Cheney）是该枪的赞助商。由于海军订单量少，无法筹集资金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切尼和斯潘塞便请罗伯特·丹尼（Robert Denny）在威拉德大酒店之外奔走游说、促销枪支。一位斯潘塞传记作家表示，威尔斯以及时任众议院议长詹姆斯·布莱恩（James Blaine）都可能是斯潘塞公司的股东，只是没有公开表示而已。不过，从来没有人证明过这一点，他们是否秘密交易也不得而知。一位研究枪支的史学家表示，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威尔斯和切尼关系密切，斯潘塞公司也可以获得时任战争部部长的西蒙·卡梅隆（Simon Cameron）的帮助。卡梅隆的好友获得订单后，可以在不竞标的情况下再将订单转卖给其他人。

此后，斯潘塞向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进献了他的枪支样品。林肯眼界开阔，勇于接纳新型专利枪支，但是对斯潘塞枪深感失望，认为这种枪极易发生故障，在战场上毫无用处。斯潘塞得知林肯对其枪支并不满意，便于1863年8月18日来到华盛顿，亲自向总统展示枪支。斯潘塞手持枪支来到白宫，得到允许后，一声不吭径直来到总统办公室。林肯仔细看了看斯潘塞枪，让斯潘塞将其拆解，因为他想看看这把枪的内部构造。第二天，林肯和斯潘塞来到今天华盛顿纪念碑所在的位置，一同前来的还有林肯的儿子罗伯特、总统秘书约翰·海（John Hay），他们随机设置了一个射击场。林肯枪法精准，眼看就要射中靶心。约翰·海那天的射击“惨不忍睹”，不过他称赞斯潘塞“虽然个头矮小，却有为梦想献身的精神，6年来孜孜不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由于斯潘塞有强大的后盾作为支撑，里普利只能同意军械部订购1万支斯潘塞枪。

温彻斯特也积极在威拉德大酒店销售枪支，不过没有斯潘塞那么幸运。虽然亨利枪在海军武器测试中获得好评，温彻斯特也为下榻该酒店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军官赠送枪支作为礼物，但是没有人愿意下订单。最终，温彻斯特勉强收到拉斐特·贝克（Lafayette Baker）上校下的订单。贝克广识各界名流，是一个神秘而极具想象力的人物。他为人自信，不过这种自信让人有浮夸自大之感。贝克本可以在淘金热中大发横财，内战开始后，他一跃成为位高权重的联邦情报和反情报行动处处长，专门侦查南部邦联的间谍活动。后来，贝克晋升为华盛顿特区宪兵司令。

随着时间的消逝，美国军用枪支市场上的游说营销、行贿受贿、偏袒亲友、暗箱操作等行为逐渐淡化。美国枪支产业在20世纪初发现，与其说19世纪的枪支销售是一种靠关系取胜的交易行为，还不如说是一场对枪支质量的检阅，这样更有利于营销。温彻斯特公司在广告词中写道：“政府对于枪支的选择并不是基于个人情感；相反，只有质量好、可靠性高、能经受得住严格测试的枪支，才能赢得政府的青睐。相信自己，相信政府的选择！”

因为军方的敌对态度，或者说冷漠行为，温彻斯特获得大量军事订单的梦想破碎了，只能进一步挖掘民用市场和半军事性质的商业市场。

因此，即使军队不购买新式枪支，枪支也会踏上通往战场的道路。为了销售枪支，第一代枪支生产商走遍全国寻找销售市场。1863年2月，斯潘塞带着枪支样品和弹药向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前线出发。斯潘塞在旅程中精打细算，通行只靠马匹和火车。他节衣缩食，不吃早餐，午餐只花50分硬币，晚上花1美元在卧车上过夜。几年后，斯潘塞在回忆这段旅程时说，石头河战役之后，有一天他和一位纳什维尔妇女共进晚餐，这位妇女表示，虽然斯潘塞枪杀害了无数南部邦联士兵，但是她并不恨他，只希望他从来没有发明枪支。斯潘塞的传记作者指出，斯潘塞在战争结束几个月后才离开田纳西州，整场战争中都没有使用斯潘塞枪支，因此他的房东很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的枪是什么原理，更不知道他的枪会杀死多少南部邦联士兵。奇怪的是，斯潘塞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自己在良心上感到不安。

召唤温彻斯特的是肯塔基州，人所周知的“黑暗与血腥之地”。这里靠近战争前线，人们面临两难的忠义选择，内心充满恐惧，因此急需枪支。1863年，温彻斯特来到这里了解情况。肯塔基州是一个准军事化市场，一旦南方叛军突袭，政府就组织平民像军队一样进行自卫。温彻斯特认为，肯塔基州的主要客户群体是“农民和好人”，他们既要反击“南方叛军”，保卫家园，又要同温彻斯特所说的“印第安人或其他流氓恶棍”做斗争。这种新兴的枪支消费群体逐渐成形，他们并不是军人，而是为了保卫家园而进行武装的平民。他们以家园为根据地，以50人为单位进行武装。

温彻斯特与《路易维尔日报》（Louisville Journal）主编乔治·普伦蒂斯（George Prentice）有着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普伦蒂斯支持联邦政府，被人们称为南方叛乱分子的“克星”。温彻斯特的销售代理商威廉·斯坦顿（William Stanton）向普伦蒂斯出售了一把亨利枪，普伦蒂斯在一篇社论中表示“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漂亮、最出色的步枪”。普伦蒂斯在社论的封面配了一幅形象的图片，图中战争一触即发，人们生命危在旦夕。普伦蒂斯指出：“肯塔基州不法分子越发猖獗，叛军在不同的地方昼伏夜出，无恶不作，凶残程度实属罕见……还有一些秘密组织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暴乱……每个忠于国家的公民都应该肩负使命，用最好的枪支武装自己，保家卫国。”普伦蒂斯还表示，亨利枪完美无瑕，无须投资者费尽心思完善。

斯坦顿积极开拓肯塔基这个准军事化市场，为温彻斯特找到了三个经销商，这些经销商通过《路易维尔日报》大肆为亨利枪做宣传报道。后来，普伦蒂斯决定自己代理亨利枪。他将枪支存在专门囤放报纸的办公室，共280件，总价值达7,000美元。其他经销商得知后立即停止在该报纸上为亨利枪做广告宣传，因此普伦蒂斯成为路易维尔地区唯一的亨利枪代理商。至1862年10月，温彻斯特公司共生产900件亨利枪，其中超过1/3出售给了普伦蒂斯。同年初秋，南方同盟军入侵肯塔基州，不知是因为前线战事告急，还是由于普伦蒂斯喝了太多酒而神志不清，他以低于批发价的价格疯狂出售全部枪支，让其他经销商丧失了不少客户。

几乎一夜之间，普伦蒂斯让原本生机勃勃的肯塔基市场面临通货膨胀。普伦蒂斯表示，他只是出于爱国之心，想用最好的枪支武装肯塔基人民。不过，由于肯塔基州人们政治意识形态不同，普伦蒂斯也于无形之中武装了一些“南方同盟军”（例如，由于当时战急，“亨利165#步枪”上被草草地刻上“田纳西第5骑兵团”）。普伦蒂斯的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温彻斯特开辟不久的市场，也引发了其他经销商的愤怒，他们怀疑普伦蒂斯在价格方面享受优惠政策。温彻斯特虽然支持联邦政府，但是他的基本价值追求是发展商业贸易，而不是弘扬爱国精神。柯尔特公开宣扬商业不可知论，温彻斯特也是如此。一位印第安纳经销商对普伦蒂斯的做法愤怒不已，温彻斯特安慰他：“路易维尔市场还没有一把亨利枪可以销售……除非找到靠谱的代理商，保证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否则我们不会向路易维尔市场出售枪支。”温彻斯特向其他经销商保证，普伦蒂斯是以同样的价格购买枪支，并没有享受优惠政策，只不过他愚蠢之至，将枪支贱卖了出去。温彻斯特在另一封信中表示，任何靠枪支生意谋生的经销商都不能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销售枪支，无论他多么爱国。他也向一位俄亥俄州经销商表示，只有等路易维尔市场需求变得强劲，经销商保证以规定的价格出售，他才会向路易维尔市场输送枪支。他呼吁一位潜在代理商要有维持规定价格的“正义感”，不要“杀鸡取卵”。

普伦蒂斯将路易维尔市场搞得一团糟。然而，到了1862年10月下旬，他向温彻斯特请求购买更多枪支。温彻斯特表示：“我们深知您出售枪支绝非为了谋求个人利益，可是，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从道德层面考虑，您的做法都给我们带来严重后果。单从经济方面来看，到头来您一无所获，我们也毫无利润可言。”温彻斯特希望普伦蒂斯不要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枪支。

温彻斯特逐渐意识到，市场对于枪支的需求时强时弱，飘忽不定，对他造成了严重挑战。不过，这也让他坚定了进一步发掘民用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决心。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美国枪支需求就像一张心率图，有时强劲稳定，直线发展，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骤然下降，仿佛心搏突然停止一般。军用市场是最可靠的批量订单来源，枪支制造商可以因此积累资金，更新机器生产设备。不过，过度依赖军用市场，枪支生产商容易被战争牵着鼻子走：战时需求强劲，疯狂生产；战后社会和平稳定，市场需求锐减，导致产品积压，无法销售。

温彻斯特发现，只要有战争，就有市场需求。因此，即使没有大批量订单，内战也能刺激枪支市场需求。他写信告诉一位俄亥俄州经销商：“只要军队踏上战场，生意就会随之而来。战场形势越是严峻，敌我矛盾越是尖锐，枪支需求就越大。”从1862年10月18日开始，温彻斯特提前一个月接受订单。到了11月4日，他开始提前4个月备货。截至12月1日，温彻斯特仍然提前接受订单，不久之后他表示已经开始盈利了。然而，16天后，有几个订单相继取消，导致库存突然堆积。无奈之下，温彻斯特告诉客户，产品一经售出恕不退货。不过，这种问题是暂时的，只要能签订军事订单，装备一个团，或者只要军队能拿到军饷，状况马上会发生改变。两周后，温彻斯特以恳求般的语气致信重要代理商约翰·布朗（John Brown）：“我们不敢再读西方报纸，因为生怕看到你的名字出现在讣告中……此次致信与你，只是想确认你是否依然健在。不然，我们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会让你沉寂如此之久。倘若你依然健在，请告知我们目前的枪支生意状况。”

到了1863年4月，市场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生机，温彻斯特又开始提前几个月接受订单；布朗的生意状况也突见好转，希望温彻斯特能配送枪支。温彻斯特写信告诉他，目前库存不足，无法发货。有一位客户抱怨亨利枪一文不值，温彻斯特听闻后表示，这位客户罔顾事实，全然不知公司提前几个月就可以接受订单，其言论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温彻斯特发现，军用市场虽然订单量大，但是断断续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相反，非军事化市场需求稳定，更具发展前景，更适应工业生产的步伐。

在开辟速射武器销售市场时，温彻斯特采取的策略是先在小范围内进行私人交易，然后逐步扩大范围。这是19世纪60年代该公司档案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主题。在该公司开展全国性广告活动以拉近消费者和生产商的距离之前，个体经销商扮演着商人和枪支产业使者的双重角色。在这一阶段，商业性枪支市场规模太小，一个经销商就可以左右消费者的枪支品位和武器销量。

19世纪60年代初，辛辛那提枪支批发商B.基特里奇（B. Kittredge）开始投资威森枪，他将亨利枪视为巨大威胁。在温彻斯特眼中，基特里奇“手段多样，顽固执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简而言之，基特里奇是残酷无情之人。温彻斯特向忠心耿耿的俄亥俄州代理商约翰·布朗解释说，基特里奇为了向公众宣传其他枪支，故意编造谣言，诱导消费者不要购买亨利枪，例如他诽谤温彻斯特造的子弹“垃圾之至，世所罕见”。由于温彻斯特迫切寻找枪支市场，他听说了此番言论，对此事非常关注，因此决定拒绝向基特里奇出售亨利枪。他告诉布朗：“我知道他的为人。”虽然生意惨淡，温彻斯特一如既往地在信的末尾为布朗加油打气。基特里奇坚持要向温彻斯特下订单，温彻斯特便直接写信告诉他：“我们知道，因为你对其他枪支感兴趣，因此利用自己的影响暗中破坏我们的枪支销售，这种行为即使不失礼节，也对我们不公平。”更有甚者，基特里奇以超低的折扣价销售枪支，迫使其他经销商不得不仿效，企图以此将这些经销商挤出市场，进而垄断枪支销售。对此，温彻斯特警告基特里奇：“我们的目标是保卫亨利枪，不要让它沦落为皮球一样的廉价品。因此，我们只跟正直的生意人打交道，因为他们不会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断了别人的后路。”

1863年3月，温彻斯特派布朗前往基特里奇的店铺收购所有亨利枪。温彻斯特还根据序列号进行追踪，得知一位肯塔基州代理商将亨利枪销售给了伊利诺伊州凯罗市一位经销商，这位经销商秘密地将枪支销售给基特里奇。温彻斯特致信那位肯塔基州代理商，表示宁愿有偿收回那批枪支，也不愿意让基特里奇拿去毁了亨利枪的名声。

温彻斯特的做法挫败了基特里奇的计划，基特里奇转而建议举办一场亨利枪与威森枪公众博览会，一决高下。温彻斯特听闻后，称该建议“滑稽可笑，是基特里奇自负心理的真实写照，几乎不可饶恕”。温彻斯特深感自己和亨利枪的名誉受损。他表示，与这种“不忠不义”的行为相比，员工的日常过失不算什么。如果基特里奇坦白承认自己对亨利枪的评价有失公正，或许温彻斯特会认为他还有些许男子汉气概，如今他提议让亨利枪与威森枪来一场公众对决，温彻斯特表示愿意押5,000~1万美元做赌注。此后，基特里奇再也不提公众博览会之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军械部拒绝装备亨利枪和其他专利连发枪，事实上也促进了准军事化个体消费市场的形成。考虑到零售形式要比签订军事订单更有发展前景，温彻斯特逐渐改变策略，放弃把鸡蛋装在同一个篮子的做法。1863年年末，温彻斯特致信阿尔弗雷德（Alfred）将军，称已经加工、销售了1,500把亨利枪，除了将其中104把出售给肯塔基州一家武器公司，剩下的要么出售给海陆军军官，要么出售给士兵。由于小批量订单更有利于枪支销售，更具战略发展眼光，温彻斯特通常谢绝300~1,000支大批量订单。他向陆军中校A.C.艾里索普（A. C. Ellithorpe）表示：“小批量销售更有利于枪支扩散，更符合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不能顾此失彼，为了签订大批量订单而放弃小批量销售计划。”（当然，这里面也有特殊情况：艾里索普想购买400把亨利枪，鉴于艾里索普是杰出的军政人物，与一些政要都有密切往来，温彻斯特便同意了这项请求。）

向有影响力的人物赠送枪支是刺激需求、创造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枪支销售商来说，要销售枪支，首先要赠送枪支。为了开辟军用市场，柯尔特给一位上尉赠送了一把手枪作为礼物。这位上尉表示，自己并不认识柯尔特，也不曾帮过他忙，因此犹豫该不该接受这份礼物。最终，他同意收下这份礼物，并表示将来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种种形式帮助柯尔特。而在1862年，温彻斯特生意状况不佳，礼物俨然成为奢侈品。他向梅菲尔德法官、肯塔基州代理商威廉姆斯（Williams）表示：“目前生意状况不允许我们随心所欲地赠送礼物；不过，如果在送礼时精明谨慎，礼物是一笔不错的投资。”温彻斯特告诉威廉姆斯，订单数量每满100支，就多送他一支枪，希望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将其赠送给最有价值的人，以此刺激需求。

到内战结束时，温彻斯特共销售了8,500支亨利枪，大部分都出售给了个人买家，而斯潘塞通过与政府签订军事订单共售出106,667支枪。内战中，温彻斯特盯住“武装势力”和平民市场，将枪支小批量出售给个人买家；除此之外，他广施策略进行广告宣传和营销（竞争对手都有目共睹），积极寻找代理商将亨利枪销往全国各地。这些措施虽然没有让温彻斯特在战时发战争横财，却让他在战后收益颇丰。

对于枪支生产商来说，内战（或其他任何战争）是一种十分新颖的广告媒介。当时，使用亨利枪的军官并不多，但是温彻斯特孜孜以求，希望听到他们对于亨利枪的评价。肯塔基州第12骑兵团的教士曾用亨利枪装备该兵团，温彻斯特便致信这位教士，祝贺第12骑兵团的英勇士兵凭借亨利枪在战场上取得了丰功伟绩。与此同时，温彻斯特请求该教士写一篇战地实录，描述战士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情形，一来用以鼓舞人心，二来为亨利枪的功力与性能做宝贵宣传。

19世纪50年代，一份英国报纸报道，一位高加索地区列兹金族（Lesghian）酋长用柯尔特左轮手枪杀死了几个苏联人，苏联人因此称他为“黑暗王子”，认为他专门在用“魔鬼之枪”捕杀士兵。人们听说这一童话般的故事后，争先恐后购买这种神奇的枪支，使得柯尔特左轮手枪销量剧增。温彻斯特的亨利枪也创造了一个同样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该故事发生在肯塔基州南部，主人公詹姆斯·威尔森（James Wilson）凭借一把亨利枪打败了7名歹徒。

威尔森是一位忠实的联邦政府支持者，人们都知道他家里藏有很多钱。一些歹徒对此垂涎已久。一天早上，威尔森和家人在吃早餐，7名歹徒在“焊工戴夫”（Tinker Dave）的带领下骑着高头大马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威尔森一把抓起储金箱和亨利枪，将它们藏在户外，然后匆匆回到饭桌前，此时歹徒端起枪开始射击。据肯塔基州一份报纸报道，当时威尔森夫人正端起一杯水要喝，杯子已经送到了嘴边，一名歹徒一枪打碎了她手中的水杯。威尔森站起身来呵斥道：“各位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杀我可以，但是不要在我家人面前干这种事情！”

为了维护尊严，这伙儿歹徒同意去户外杀掉威尔森。威尔森刚走到门口，立即寻找掩护，拿出亨利枪。歹徒纷纷开枪，几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帽子。威尔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杀死其中5名歹徒，其他2名歹徒想借机策马逃之，不料威尔森连开两枪，一枪打掉其中一人的手指，一枪将另一人毙命。威尔森在只身一人的情况下，只靠一把亨利枪杀伤7名歹徒，“焊工戴夫”只能落荒而逃。威尔森也因此获得了“无敌守护者”的称号。

这个故事最早发表在普伦蒂斯主编的报纸上，虽然听着不像是真实的，但是这是外界真正自发报道亨利枪的案例。1862年12月30日，温彻斯特写信告诉普伦蒂斯，他听说一些不可思议的新闻，这些新闻与肯塔基州第22骑兵团的詹姆斯·威尔森上尉有关，不过他不敢肯定这些新闻是否真实。温彻斯特在当天直接致信威尔森：“我听说了您与歹徒搏斗的详细事迹。此番搏斗惊心动魄，但是您镇定自若、英勇无畏，只身靠亨利枪制敌，枪法堪称一绝。我不知道传闻是否真实，因此希望从您这里得到可靠的叙述。”威尔森没有立即回复。1863年3月，威尔森给温彻斯特寄来一封信，向他反映亨利枪在使用中枪栓会出现故障。温彻斯特回复道：“您在信件中没有向我详细描述您与歹徒搏斗的情况，我猜测这只是因为您不愿居功自傲，而不是因为这场搏斗只是编造出来的。不过，这种壮举具有传奇色彩，值得永远珍藏。”鉴于威尔森为人谦虚，不想因为此事自吹自擂，温彻斯特答应他会以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续写这段传奇故事。

温彻斯特自始至终没有收到关于这一事实的任何描述和信息，然而他从来没有放弃探索，因为这个故事太具吸引力。《纽黑文记事报》（New Haven Register）指出，普伦蒂斯将这则新闻登上报纸后，威尔森勇斗歹徒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每个人都想拥有一把这样的枪支武装自己，让自己具有以一敌十的能力。因此，亨利枪的销量也随之骤然上升。

到了1862年秋天，温彻斯特逐渐看到了希望。他在给一位股东的信中表示：“过去3个月我们生意状况良好，枪支在肯塔基州和西部几个州享有崇高声誉，我们不得不削减订单。3个月来，我们在生产设备不足的情况下共加工、销售了900件亨利枪，希望日后每天能平均销售10件。”

不过，温彻斯特在另一封信中抱怨：“新英格兰地区很少有人使用亨利枪，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亨利枪的存在。”事实上，性情温和、情绪稳定的新英格兰人也无法理解温彻斯特的客户。对亨利枪需求最大的当属边境诸州，订单量已经远远超出温彻斯特公司的生产能力。南部邦联人士对这种“周六上膛后可持续使用一周时间”的枪支恨之入骨，称其为“该死的洋基步枪”²⁷。温彻斯特指出：“我们必须一点儿一点儿爬行，然后挺直腰板昂首阔步，终有一天我们能策马奔腾！”

与此同时，温彻斯特的家族世界也在发生巨变。1862年9月30日，也就是内战中最为血腥的战役——安提塔姆会战打响后第13天，温彻斯特唯一的儿子威廉和莎拉·L.帕迪（Sarah L. Pardee）结婚。

关于莎拉早期生活的记录少之又少，我们只知道纽黑文帕迪家族的女性自家族有史以来就一直以善于纺纱和针织而闻名。每逢冬夜家族成员相聚，做针织品是她们必不可少的消遣活动。她们无法停下编织新东西的步伐，即使在休闲时刻也是如此。她们勤勉刻苦，做起手中的针线活来专心致志。为了避免别人说话分散她们的注意力，她们会说：“等我给针穿上线。”

至1840年莎拉·帕迪出生，帕迪家族在纽黑文历史悠久，享有崇高声誉，而纽黑文家族的女性更是以“意志坚强、活泼开朗、意气风发”著称。系谱专家艾伦·帕迪（Aaron Pardee）表示：“她们成人后嫁为人妻，对丈夫忠心耿耿。到目前为止，还没见到她们因为婚姻问题或其他问题上诉法庭……她们安静本分，是公民中的楷模。”迄今为止，帕迪家族的女性还没有在历史上留过污点。

莎拉的父亲伦纳德·帕迪（Leonard Pardee）在1847年前一直经营纽黑文公共浴室。此后，他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工匠，专门从事建筑图纸设计或加工迎合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设计潮流的木质装饰品。19世纪50年代中期，帕迪家族和温彻斯特家族都住在法院街，两家相距不远，莎拉和威廉很可能在那时就彼此相识。暂且不管他们的浪漫恋爱如何开始，对于即将继承父亲伟业的威廉来说，有“纽黑文佳丽”之称的莎拉可谓是门当户对的另一半。帕迪家族的成员都是中等身材，而莎拉身高只有4英尺10英寸（约1.47米），体重只有95磅（约43.1公斤），蓝眼睛，显得分外娇小迷人。莎拉多才多艺，知书达理，酷爱阅读，博采众长。伦纳德因为女儿有独特天分又知识广博而深感自豪；此外，莎拉在音乐、艺术、数学、科学与语言（莎拉会讲四门语言）方面的造诣也是他津津乐道的内容。帕迪家族成员都是进步分子，到他们家登门造访的客人包括一些杰出的废奴主义者、自由思想家以及饱受争议的“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奠基人。

虽然莎拉情趣高雅，天生聪慧，乐于探索新鲜事物，但是她和其他女性一样在生活中处处受限。这种现象古已有之，难以改变。那时，中产阶级奉行男女分工的家庭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生活富足的女性要承担双重使命：一是营造温馨的家庭生活氛围，让丈夫感受到精神与心灵的慰藉；二是生儿育女，抚养后代。到了19世纪60年代，莎拉在尽职尽责地扮演双重角色。根据这种观念，当丈夫在外面辛苦打拼、忙于生意时，妻子要做丈夫的贤内助，照顾家庭。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妻子就像是温馨的港湾，可以让丈夫躲避激烈残酷、毫无人性的商业竞争。莎拉与威廉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并不多，也无法在生意上为他排忧解难。历史学家用“名副其实的深渊”来描述生活条件富足但是夫妇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婚姻：丈夫全身心投入职业和生意，妻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无能为力。不过，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最终都拥有同样的命运。1869年，W. R.格雷格（W. R. Greg）在一篇名为《为何妇女过剩？》的文章中指出，这两个使命是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根本。针对单身未婚女性太多问题，格雷格建议将她们输送到男士过剩的澳大利亚或殖民地地区，以解决她们生活中的各种不便，帮助她们找到人生意义。

随着温彻斯特连发枪进一步完善，随着莎拉和威廉进入婚姻的殿堂，到1862年年底，温彻斯特家族开始听从命运的摆布，不过在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不愿让世人看到这一点。一位用亨利枪武装自己部队的上尉表示，士兵们已经将枪支上膛，只需等待时机扣下扳机，这种致命的武器就可以自动施展功力。

连发武器可以改变战争与枪支贸易的本质，甚至可以改变枪支使用者的灵魂。有些人认为，从科技层面来看，这并不是好事。有些战略家对崇拜连发枪的现象持否定态度，认为这种武器虽然可以在远程迅速射击目标，但是从哲学角度和纯理论的角度来看，真正能赢得战争的是勇气而不是武器。这一点，俄国军事战略专家M. M.德拉戈米罗夫（M. M. Dragomirov）曾在不同的场合有过精彩的论述。这种观点也与几个世纪前塞万提斯的看法一致，认为发明凶残武器的人该下18层地狱，因为这种武器让无耻的懦夫凭借几颗子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掉英勇的骑士。一些批评家指出，亨利枪不仅可以改变战略战术，还可以改变枪支使用者和社会的良知。一方面，枪手可以秘密藏身狙击对方；另一方面，枪手会优先考虑个人行动和安全。其结果只会让传统意义上战争赖以生存的英勇行为和战场判断不堪一击。此外，连发枪的使用会让士兵从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甚至独自行动，这样会削弱军队团结一致、协同行动、忠于组织的优良作风。

连发武器确实在或多或少改变军队与普通持枪者的品格和良知。温彻斯特也明白这一点。1863年，他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一篇文章中反思速射武器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做这样的反思。试想一下，一名步兵手持9磅重的前装滑膛枪上战场，一边要背负笨重的弹药和弹药袋，一边要冒着枪林弹雨填装弹药。军事历史学家威廉·哈勒汉（William Hallahan）曾栩栩如生地描述过这样的场景：“战场上怒吼声和枪炮声震天动地……敌方步兵一边开火一边咆哮，双方指挥官拼命呼喊下达命令，受伤的士兵疼痛难忍，在战火中哀号。”另一位历史学家也想象过这样的画面：将士们手持滑膛枪刚开了几枪，敌方士兵就蜂拥而至，双方展开了一场近距离混战，有的用刺刀，有的用枪杆，现场惨叫声撕心裂肺，怒吼声震耳欲聋。如果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疼痛，要么被冠以怯懦胆小的罪名，要么就被处以鞭笞或死刑。

做枪手意味着会成为别人的攻击目标。不过，亨利枪的出现打破了枪支以往的射程限制。在通常情况下，枪手要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填装子弹；有了亨利枪之后，狙击手可以在潜伏的情况下装弹。由于亨利枪射击速度快，敌军基本没有机会装膛，也没有机会靠近。一位士兵表示，如果某支部队配备斯潘塞枪，那么没有哪支军队可以在50码的距离内成功逃脱，也无法装膛或者靠近，因为他们注定在斯潘塞枪的无情扫射中全军覆没。莎拉·温彻斯特的姐夫霍默·斯普拉格（Homer Sprague）也做过同样的描述，称这种枪可以连续稳定地发射子弹，枪声如雷，不绝于耳。但是，斯普拉格所说的是夏普斯枪，而不是温彻斯特枪。

使用前装滑膛枪的士兵只能按部就班地装填子弹，因此速度缓慢。战场上混战厮杀，声音震耳欲聋，要给前装滑膛枪填弹，就必须起身直立，其结果只能是让自己成为敌人的目标。装弹时，先从弹药袋中拿出用纸包着的子弹和火药，将火药倒进枪筒，然后从套筒中抽出推弹杆，将子弹和火药磕下去。装好火药后，要更换枪头，拉下击锤，最后才能开火。技能熟练的枪手一分钟之内能发射两发子弹，可是在双方激战的情况下，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连发枪在速射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因此射击速度更快，一分钟之内可以射出25发子弹。除此之外，连发枪能让士兵获得战无不胜之感。

半自动化的亨利枪是全自动机枪的雏形。内战期间，一些兵团表示，亨利枪开创了速射武器的先河，其杀伤力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一名使用亨利枪的列兵表示，他可以一口气迅速射击90发子弹，导致枪管严重发烫，无法触摸。他说：“我向枪管吐了一口唾沫，被枪管烫得嘶嘶作响。”1864年年末，南方田纳西军团发动最后一次进攻，结果惨遭失败。当时，2万名南方叛军伴着战歌《美丽蓝旗》（Bonnie Blue Flag）一路前进。他们的对手是印第安纳第65步兵团A连队以及肯塔基州第12骑兵团，这两支部队分别装备亨利枪和柯尔特左轮手枪。据田纳西军团少将回忆，“北方佬火力连续不断，其迅猛程度，实属罕见”。还有些叛军“用帽子盖住脸，仿佛是为了遮挡突如其来的冰雹”。

配备前膛枪的士兵即使正常射击，也常常无法命中目标。新型连发枪不仅射击速度更快，而且杀伤力更大。一名得克萨斯士兵回忆，前排士兵受伤后颤颤巍巍地躲到队伍后面，鲜血淋漓，他方知战争之恐怖，顿感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装备斯潘塞枪的密歇根第8骑兵团让叛军惊恐不已。一名叛军首领坦白：“对手比我们强大得多。由于连发枪的使用，这场战役中阵亡人数是负伤人数的3倍，这是自内战以来阵亡人数首次超过负伤人数。”

持前膛枪的士兵力量太过渺小，无法在战争中以独立的个体身份看待自己。他们虽然配备武器，但是不堪一击，杀伤力也受到速度、精准性和枪支设计的多重限制。他们要听从命令一起开枪，射程也只有50码。温彻斯特在推销亨利枪时曾饱含热情地指出，这种枪能扩大士兵个人力量、增强个人杀伤力。有些战略家担心这种枪会助长枪手个人主义和自我本位的倾向。在21世纪的背景下，半自动化的连发枪会让个体士兵变成“一人军队”，而其杀伤力则呈指数式增长，或者如塞缪尔·柯尔特的第一位传记作者所说，呈几何态势增长。这位传记作者表示：“左轮手枪只会让战争双方丧失道德良知。每一把枪就像不断衍生的九头蛇新长出的躯体一样。”《路易维尔日报》曾饶有兴致地指出：“一名持连发枪的士兵一秒可射击一颗子弹。这样，他一分钟的杀伤力可敌一个连队，10分钟的杀伤力可敌一个团，半小时的杀伤力可敌一个旅，一小时的杀伤力可敌一个师。”当时有评论指出，如果一支军队既装备了连发枪，又能熟练使用这种枪支，完全可以以一敌十。还有一位使用斯潘塞枪的军官认为，配备斯潘塞枪的士兵可以以一敌五或敌六，而另一位军官表示，一名士兵仅靠一把亨利枪也可以以一敌四。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人们普遍认为2,000名装备斯潘塞枪的骑兵与1.1万名普通士兵势均力敌。仅从科技层面来讲，连发枪的使用提升了枪手的勇气，不管枪手是歹徒、士兵还是平民。温彻斯特在创办枪支企业的初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军械部和其他一些官员认为，如果从战略战术角度来看，普通单发枪支填装速度缓慢，在射击时也要细致谨慎；而专利连发枪不同，这种枪射击速度更快、杀伤力更大，士兵在使用时会出现盲目射击的现象，这种行为会破坏军队的要求。温彻斯特对此予以反驳。他说，士兵在使用连发枪时不用担心没时间填装弹药，因此不会急于开火，而是想着如何让每一枪都打得漂亮。内战结束后，温彻斯特仍然在努力寻找军用市场，不过不是美国军用市场。他致信时任英国陆军大臣，希望他能平息某个特别委员会对后装线膛枪和连发枪的反对意见。他说：“枪支只是用于发射子弹的武器。既然如此，如果精准性、所耗体力和其他一切条件相同，那么在固定时间内射击子弹最多的枪支才算最好的枪支。”温彻斯特指出，有些人以浪费弹药的名义拒绝装备他的速射连发枪，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第一，既然能制造出迅速发射的枪支，人们也没有理由不这么做；第二，连发枪是一种半自动化的武器，其运行不受人类意识控制。不过，温彻斯特坚信使用连发枪的士兵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约束自己的行为。他说：“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填装枪支上只会得不偿失。”

从表面来看，随着科技的发展，枪支的射击速度更快，杀伤力更大，士兵在射击时更加盲目，浪费的弹药也更多。然而，内战表明，士兵在使用连发枪时确实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当时，康涅狄格兵团用斯潘塞连发枪射击敌人，一两分钟过后，熄火号令响起，众士兵立即停止射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温彻斯特的连发枪也属于“自动化机器”，而这种“自动化机器”也会对枪手的心理产生一定影响。

一些人士指出，连发枪凶猛暴烈，而使用连发枪的人却越来越沉着冷静。温彻斯特在描述一些装备连发武器的士兵时指出，枪管这端的士兵沉着冷静，而枪管另一端的敌人却惊恐万分。1864年，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布拉夫（John Brough）担心一大批装备亨利枪的士兵会叛变，转而支持南方。由于布拉夫对亨利枪深为恐惧，他火急火燎地给时任战争部部长的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发电报，请求暂停俄亥俄州的亨利枪贸易。不过，当时政府没有签订亨利枪出售合同，斯坦顿无法控制亨利枪的流通。使用连发武器的士兵发现，这种新型武器能让他有“无人能敌”之感，让他信心大增。一个士兵不屈不挠、镇定自若，其他士兵也会如此。温彻斯特在早期的枪支广告中提到过一个人，他以加工钢丝为生，有一天突然发家致富，生命也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保护自身安全，他的亨利枪时刻处于上膛状态，可以在几秒内一口气连发16颗子弹。温彻斯特在广告词中写道：“亨利枪是保卫家庭财产或进行户外射击的最佳武器，对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这种枪可以迅速发射，杀伤力大，射程可达1,000码。不屈不挠之人如果配以亨利枪，外加一匹高头大马，定能所向披靡。”

随着科技的发展，枪支的自动化程度更高，射击速度更快，射程也更远——这一切让杀人变得更加简单容易。在这一点上，亨利枪已经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枪支使用者要有驾驭新型枪支的能力。换句话说，亨利枪使用者要能展现出明显的现代化特征。

新型连发枪之于内战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国长步枪之于独立战争的重要性。不过，在这两个阶段，枪支生产商都高估了市场需求，尤其是军用需求。事实上，内战期间使用的大部分枪支都是笨重的前膛枪。然而，随着内战接近尾声，人们意识到后膛枪才是将来的发展趋势。由此，前膛枪逐渐被丢进历史的废墟，后膛枪开始走上腾飞的阶段。在内战期间，温彻斯特积累起了枪支贸易经验，这些经验的获得虽然是以巨大的损失作为代价，但是价值连城。正如我们所知，由于时运不济，无法签订军事订单，温彻斯特被迫以小批量销售的形式开拓更为广阔的非军用市场，结果收益颇多。他逐渐意识到，枪支制造商可以以“早日结束战争、减少无辜牺牲”为切入点做广告宣传，由此打开个体消费者市场。虽然温彻斯特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军用市场，但是他逐渐意识到军用市场需求时有时无、时大时小，极不可靠，无法适应新型市场化工业经济的发展。相反，这种经济的发展需要持续、稳定的商品供应和分配作为支撑。内战结束后，温彻斯特马上获得了一些新的经验教训，如怎样打好企业战；拥有雄心壮志会付出什么代价；怎样将自己的命运、财富、生意与家族企业捆绑起来。这些我们会在下一章做重点讨论。正是得益于这些经验教训，亨利枪最终变成了温彻斯特枪。

第5章

M1866式步枪

为了感谢本杰明·泰勒·亨利对亨利枪的发明所做的贡献，温彻斯特以“H”为商标营销枪支，还在枪身刻上亨利的名字。不过，温彻斯特在工资待遇方面不够慷慨大方。亨利是枪支的发明者，而温彻斯特只是投入资金、生产加工，到头来温彻斯特拿的钱竟然多于亨利。对此，亨利无法理解，也难以接受。因此，亨利在物质充裕、荣誉等身、才华横溢的时候反而感到痛苦不堪。

亨利也想不通温彻斯特为什么要实行合同制。温彻斯特公司的业务主管埃德温·帕格斯利曾描述了几个与亨利享有同等地位但是经济条件富足的领班所过的生活：“他们戴上高顶礼帽，穿上礼服大衣，乘坐豪华马车来上班，马车由两匹上等好马驱动。到了工厂后，他们将马拴在马厩里，然后脱下华丽的服饰，穿上工装，当10小时的领班。等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他们又开始重复上述动作。”

亨利一直反感合同制度。虽然他在纽黑文武器公司生产枪支，但是机器归温彻斯特所有，公司也归温彻斯特所有。他也不能像其他枪匠一样拥有制造枪支的工具，因为这些工具在生产机器，而生产出来的机器依然归温彻斯特所有。他甚至无法拥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一旦有新的连发枪设计想法，他会申请专利，而专利权则牢牢掌握在温彻斯特手里（他之所以转让专利权，主要是因为他缺乏购买设备的资金，无法生产枪支，因此别无选择）。现代化枪支生产对资本的要求远远超过对工艺的要求，由于缺乏资本，温彻斯特被困在旧式枪支加工与现代化枪支生产的夹缝之中，举步维艰。亨利是生产主管，给所有工人发完工资后，合同价格与员工成本的差额就是他的工资。按理来说，亨利5年内挣1.5万美元上下并非难题，可如今他要拼命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由于温彻斯特不给专利发明者任何专利费，因此亨利在连发枪的发明中一无所获。

相反，越是不了解枪支制造的人，从枪支生意中获得的利润越大。因此，温彻斯特完全占据优势。传统枪匠知道如何制造枪支，而后来的枪支发明家在枪支产业中逐渐被边缘化。1864年，亨利在合同到期后离开了纽黑文武器公司，此时他的生活更加凄苦。亨利走后，温彻斯特聘用了新的主管，将员工数量由37人扩大至100人。亨利仍然是纽黑文武器公司的股东，除此之外，他并无其他依靠。事实上，亨利拥有最坚实的力量，即以“亨利”为名的商标和他所持有的股份，虽然这两者是世界上最无形的资产。1865年4月，奥利弗·温彻斯特离开公司，开启了一场期待已久的欧洲之旅。亨利知道自己翻身的机会来了。

在动身前往欧洲之前，温彻斯特刚和生意伙伴约翰·戴维斯放弃了衬衫生意，而将所有的赌注都押在枪支制造和销售上。温彻斯特首先去了阳光灿烂的那不勒斯，随后又打算将沙夫豪森的莱茵瀑布以及德国的巴登巴登旅游胜地纳入旅游计划。巴登巴登旅游胜地的水能让厌倦世俗追求的人得到心灵的净化。在欧洲之旅中，其他人都热衷于欣赏奇异壮观的自然风光，而温彻斯特却潜心研究一款步枪的内部构造，希望能进一步完善亨利枪，解决其在内战期间出现的因弹匣问题导致枪管堵塞的状况。

从其旅游行程安排来看，温彻斯特的主要目的是在内战后为亨利枪寻找国外销售市场。温彻斯特计划在瑞士苏黎世国际军火展览会上展示亨利枪，以此激发消费者的兴趣，扩大枪支销量。他还积极与欧洲市场上一些重要客户沟通，包括其德国代理商巴伦·冯·诺尔肯（Baron von Nolcken），以及法国枪支经销商弗朗索瓦·德·苏桑（François de Suzanne）。经苏桑的介绍，温彻斯特向驻扎在墨西哥并效忠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Emperor Maximilian）的法国军队出售了1,000把亨利枪。为了防止美国干扰，苏桑通过古巴将这批枪支运送到墨西哥，温彻斯特负责沟通协调。这种做法实际上违反了“门罗主义”。温彻斯特还计划与瑞士一位武器制造商合作设计一款步枪，这种枪既要能克服亨利连发枪出现的故障，也要能摆脱亨利的设计特色。也就是说，温彻斯特想生产一款性能和亨利枪一样出众但是弹匣设计完全不同于亨利枪的武器，这样就不会引发专利纠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时候甚至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发明家在设计枪支时受到现有专利的重重限制。

我们从温彻斯特1865年设计的销售文案中可以看出他通过数据分析推动枪支销量的能力。他在文案中表示：“真正完美的枪支装弹不会耗费时间。”他将亨利枪和斯潘塞枪相互比较。温彻斯特指出：“斯潘塞枪装弹需要三步，一分钟发射20发子弹，而亨利枪装弹只需要两步，每分钟可发射30发子弹。”他进一步指出：“斯潘塞枪操作实际上包含一个复合步骤，而亨利枪并非如此。这么算下来，斯潘塞枪与亨利枪操作不是三步与两步之差，而是四步与两步之差。”因此，他以数据对比为基础，从理论上论证了亨利枪的优越性。此时，温彻斯特仍然在积极探索军用市场，他发现经过几番优化和改进之后，亨利枪更加适合军人使用，特别是骑兵和步兵。

温彻斯特原定在欧洲游历几个月，因此在出发之前将委任书交给秘书查尔斯·诺特（Charles Nott），由他暂时负责经营纽黑文武器公司。然而，温彻斯特刚到苏黎世不久就接到一份电报，读完电报后他瞠目结舌，怒不可遏。原来，亨利与一些志同道合的股东采取联合行动控制了公司。诺特出卖了温彻斯特，他伙同亨利，利用委任书赋予他的经营权向康涅狄格州议会提议将公司其他股东的权利转移到自己身上，又将“纽黑文武器公司”改名为“亨利连发武器公司”（Henry Repeating Rifle Company）。亨利想通过暗中操纵的办法将温彻斯特排挤出公司。

温彻斯特得知消息后立即返回纽黑文，开始了一场不流血的企业战。他收回自己和儿子威廉在公司的所有抵押借款。通过这一措施，温彻斯特基本上夺回了亨利对公司的控制权（当时，亨利连发武器公司并不在纽黑文，而在布里奇波特）。亨利受到重创，无法继续吸引资本，也无法进行枪支生产。温彻斯特也通过此举获得一个新的工厂，他可以利用该工厂生产改良型连发枪，这种连发枪设计与亨利枪完全不同，因此不会引发专利纠纷。

此后，温彻斯特以公司董事长的名义迫使秘书查尔斯·诺特进行投票，将追随亨利的股东逐一清理出公司。由于温彻斯特、威廉和约翰·戴维斯操纵公司大量股份，温彻斯特在投票中胜出，诺特败北。温彻斯特基本上掌握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权。1865年7月，温彻斯特和威廉、约翰·戴维斯共同签署组织章程，成立了“温彻斯特武器公司”（Winchester Arms Company）。

亨利本来想剥夺温彻斯特对公司的控制，结果适得其反，让温彻斯特和家人彻底拥有对两个公司的直接控制权。亨利的做法也为一个新的武器公司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不过该公司不以亨利命名，而是以温彻斯特命名。

如温彻斯特所愿，亨利武器公司逐渐衰败，7月至12月间，该公司订单、营业额和职工数量迅速下滑。1865年12月31日，温彻斯特召开股东大会，阐明了接管该公司的意愿。温彻斯特表示，眼下亨利武器公司岌岌可危，自己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方法为该公司偿还债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一，直接购买该公司的现有股票；第二，采取公司间股票兑换的形式，用即将建成的温彻斯特武器公司的股票兑换该公司的股票。

一心谋求商业利润的股东无法做出这么大胆的决定，因为他们无法像亨利那样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而选择一雪前耻。1866年1月，亨利以违约为由上诉温彻斯特，这看似是大胆举措，实则让股东明白公司已经陷入多么绝望的境地。亨利武器公司的股东也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温彻斯特的言外之意。1866年2月3日，他们举行全体公投，大部分股东同意接受温彻斯特的接管提议。

温彻斯特始终认为公司控制权和领导权应牢牢掌握在家族成员和忠心耿耿的戴维斯手中。此次事件后，温彻斯特对此更加深信不疑。1869年2月1日，温彻斯特共发行4,500股股票，其中有2,040股为他个人所持有，还有450股为其直系亲属所持有。产业经济并不可靠，唯家族和土地方能长久。

温彻斯特决定将布里奇波特工厂的设备搬到纽黑文。1866年5月，温彻斯特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纽黑文工厂并举行了奠基仪式。他将工厂地址选在纽黑文北部的一块农场，此处由乡间小路连接，去北安普敦运河非常方便，四周是一片牧牛场。此后几年，工厂员工会时不时拿起枪支从二楼或三楼的窗口射向草地以检测其性能。无独有偶，他们会射中一头离群的牛。

19世纪60年代的枪支制造厂就像窑洞一般，昏暗嘈杂，到处弥漫着汗味、烟草味、机油味和煤气灯的灯油味。巨大的水轮和燃煤蒸汽机发出沉闷的隆隆声，金属切割机的响声尖锐刺耳。雷明顿父子公司拥有150马力的大型蒸汽机和一系列蒸汽水轮机，还有一些焊工室和锻造室，成品枪要在此接受抗火力和抗打击测试。柯尔特的工厂也有一个周长为100英尺的水轮机，一分钟可转动半英里的路程。1868年，马克·吐温参观柯尔特的工厂，发现每层楼都像荒野一般，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奇形怪状的机器，到处都是木棍、铁块、滑轮、转轴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机器部件，一眼望不到头，也让人找不到方向。柯尔特的传记作者亨利·巴纳德表示，如果清教徒来到柯尔特的这座大型兵工厂，看到里面数以千计的机器，定会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这座工厂本身就是个谜团，创造了“新型、秘密和专属的工序”。巴纳德深爱“荒野”这个比喻，柯尔特的改造工厂就像阿拉丁神灯变出来似的，与清教徒眼中的天然荒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不知怎么，马克·吐温从柯尔特的“森林”出来后，构想出了“致命海军”这种手枪型号，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因为马克·吐温只是走马观花似的参观了柯尔特的工厂，所以他不可能知道枪支到底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大约同一时期，霍勒斯·史密斯和丹尼尔·威森合伙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成立了军火公司，该公司在火山连发武器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史密斯和威森共同管理。不久之后，他们发现温彻斯特在盗用本公司设计师W. C.希克斯（W. C. Hicks）的一项专利进行枪支生产。对于此事，史密斯和威森沉着应对。他们致信温彻斯特：“我们猜测你可能想拥有我们的发明专利；果真如此，我们愿意将其出售与你。”温彻斯特威胁要将史密斯和威森告上法庭，不过考虑到他们有可能上诉康涅狄格法院请求裁决，他还是十分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史密斯和威森希望“避免求诸法律，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温彻斯特表示赞同，认为只要采用不同的生产工具和设备，就可以避免专利侵权，这样省时省力。史密斯和威森表示，只要温彻斯特缴纳12.5%的专利税，就可以任意处理希克斯专利。不过，由于没有和希克斯本人沟通过这种想法，史密斯和威森担心要征得希克斯的同意并非易事。那些掌握着枪支制造工艺和机械知识的人，反而不用守在制造枪支的机器旁边劳作。

在新的机械发展时代，亨利、希克斯和克里斯丁·夏普斯（Christian Sharps，也曾因某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侵犯其专利权而怒不可遏）以及其他枪匠、发明家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美国枪支贸易最初发端于枪匠工艺，而后在美国政府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下挺过准公用市场的考验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如今又毫不犹豫地迈上商业化发展之路，其突出特征是：民间资本大规模投资机器生产；专利侵权导致的法律纠纷时有发生；商家为销售枪支这种与其他消费品并无差别的普通商品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本杰明·泰勒·亨利有天才般的创造思维，但是没有资本家的商业头脑。他梦想自己创办一家工厂，生产自己发明的枪支，不料惨遭破产，找不到资金来源，最终被迫放弃梦想，只能帮助奥利弗·温彻斯特创办公司。几十年后，资本家温彻斯特反而成为人们眼中的枪支发明家。

1898年6月，亨利去世。他的讣告上写道：“他曾飞黄腾达过，也同样落魄失意过。”亨利生前没有子嗣，死后也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两项发明专利：一项是有轨电车车轮，另一项是马车轮轴。讣告的结尾以极其自信的笔调写道：“如果他还在世，一定会将这两项专利变成产品出售。”事实并非如此。

正当奥利弗·温彻斯特为纽黑文武器公司的市场垄断地位打拼之际，莎拉·温彻斯特怀孕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个时代仍然不利于女性怀孕分娩。一位历史学家表示，1866年婴儿死亡率仍然很高，不过人们对于婴儿死亡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清教徒式的听天由命观念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高尚——或者说更为苛刻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女性要像男性一样学会自力更生，她们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挽救孩子的生命。那时候儿科刚刚起步，一位医生将婴儿的夭折归咎于母亲的“愚昧无知和妄自尊大”。这位医生表示，婴儿健康与否取决于母亲给他穿什么衣服、喂什么食物，此外还取决于一些别的因素。

1866年6月15日，莎拉和威廉的女儿出生，他们为她取名安妮·帕迪·温彻斯特（Annie Pardee Winchester），以此纪念威廉已故的姐姐安妮，她在3年前去世，丈夫是牧师，当时在国外传教。

安妮生来体弱多病，不能正常生长发育。对于莎拉来说，这是人生中最可怕的噩梦，这场噩梦对一个母亲最珍视的梦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冲击有多强烈，安妮生存的欲望就有多强烈。在莎拉的悉心呵护下，或许安妮可以挺过难关。

安妮生错了时间也生错了地点。1866年7月至8月，随着气温不断升高，新生婴儿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开始增加，出现“精神萎靡、食欲不振”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东北部城市最为严重。有些内科医生认为造成婴儿死亡率骤升的主要原因是先天性疾病，气温升高只是让疾病恶化。还有些医生用当时流行的观念看问题，认为是由于母亲呵护不够、喂养不当；在他们看来，这些母亲骄奢淫逸，只知道追求时尚，没有承担母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安妮出生一两周后就日渐消瘦，有时候会因身体不适或疼痛发作而哭闹，等痛苦消失后，要么恢复平静，要么昏昏欲睡。其他一些患有胃病或肠疾的婴儿则持续感觉不适，一会儿号啕大哭，一会儿低声呜咽，啼哭不止。有位护士尽职尽责，亲自检测莎拉和乳母是否产奶，如果她能吸满一大口，就证明乳汁供应充足。

对于婴儿来说，只要营养充裕、吸收充分，生死转化几乎只在一瞬之间。安妮虽然精神不振、面色苍白，肚子也鼓了起来，但是仍然坚强地活着。

炎炎酷暑将温彻斯特小小的家庭重重包围，莎拉和安妮在这片空间中苦苦挣扎。7月8日，气温逼近100华氏度，都市变成了人间地狱，《纽约时报》报道了20多起因中暑导致死亡的事件。到了7月14日，死亡人数继续上升。7月16日，哈特福德气温爬升至98华氏度。次日，纽黑文出现89年来的最高气温，几乎达到103华氏度。纽约气温高达104华氏度，创历史之最。在东北部城市，又有23人陆续死亡。此时，气温已经变成一股邪恶的黑暗势力。

1866年7月7日，随着孙女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加之纽黑文（亨利）武器公司生产和销售状况不佳，奥利弗·温彻斯特决定停止该公司的业务。温彻斯特给股东两个选择：要么将所持股票兑换成现金，要么用其兑换新公司的股票。大部分股东选择第二种方式，他们用所持1,190股股票兑换了2,170股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新股票，每股价值100美元。一些缺乏自信或倦于枪支投资的股东选择兑换现金，结束这场并不明智的投资行为。温彻斯特主动以13.65万美元的价格回收股票，还让股东自主选择继续投资公司还是撤资，这一慷慨行为受到纽黑文市民的高度赞赏。温彻斯特放弃了成立不久的亨利武器公司，现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将公司做大做强，流芳百世。

1866年夏天，康涅狄格州议会通过特别法令，批准温彻斯特重组“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享有和自然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和特权。枪匠和发明家不会让连发武器扬名立万，但是产业家和资本家可以。

听说温彻斯特的新工厂一天可生产200件枪支，纽黑文的市民惊愕万分，认为只有疯子才会想着一天卖出200支枪。有人说温彻斯特已经完全失去理智，应该将其送进精神病院；也有人说该工厂一年顶多运转三四天，其他时间会处于关闭状态，最终会因为需求不足、生产停滞而破产倒闭。几十年后，温彻斯特的助理和日常记录员埃德温·帕格斯利表示，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定的目标确实荒唐可笑，不过到目前为止，人们依然没有温彻斯特那样的大批量生产意识。

安妮严重缺乏营养。我们不知道她的病因，只知道她的身体日渐衰弱消瘦。眼看着一个忍饥挨饿的婴儿逐渐变成骨瘦如柴、满脸皱纹的小老人，这是最令人揪心难过的事情。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两个：一是安妮可以吸收营养，但是没有获得任何营养；二是安妮可以获得营养，但是无法吸收。无论何种情况，都同样悲惨。如果是后者，可能是因为肝脏功能有障碍或者肠道发生错位，也可能是新陈代谢不良或受梅毒的影响。随着身体一点点儿走向衰亡，安妮越发变得平静，疾病已经吞噬了她的本能。后来，安妮体内的胆汁越来越多，胃功能日益衰竭，皮肤呈暗黄色，仿佛患有严重的黄疸病。

时年35岁的查尔斯·艾夫斯（Charles Ives）从医10年，认识的病人大多来自纽黑文精英家庭，因为这些人对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情有独钟。艾夫斯既相信科学又有明确的信仰，他在写一本关于两者动态平衡的著作。艾夫斯还研究了安妮的病情对莎拉造成的影响。医生普遍认为，只有一种病会无情地蹂躏婴儿，让婴儿的身体不断萎缩，这种病就是肺结核。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安妮身体虚弱，无法呼吸。7月24日，艾夫斯为安妮写死亡证明，将安妮的夭折归因于“消瘦症”。安妮自出生后就逐渐衰弱消瘦，共存活了40天，仿佛命中注定为死亡而生。毫无疑问，此后莎拉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每天举行维多利亚时代烦琐复杂的哀悼仪式。

或许莎拉做错了事，或许她根本什么都没有做错，或许她只是良心不安。无论是哪种情况，也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她枯瘦憔悴，安妮最终还是无法得到莎拉的滋养、呵护和哺育。

安妮夭折后，纽黑文突降大型暴风雨，此后冰雹席卷而来，摧毁了米德尔塞克斯县所有的粮食作物。这是莎拉悲剧的开始，是关于她的部分传说，在历史上都有记载。

在莎拉所处的时代，人们讲究活在现实中，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即使在充满悲伤的日子也是如此。同样，安妮的夭折并没有让莎拉完全陷入对上天旨意的盲目信仰；相反，她坚信凡事皆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有人称之为因果报应，也有人称之为算命先生的谬论，而根据心理学家斯图尔特·维斯（Stuart Vyse）的解释，这是一种信仰，即相信某个随机事件的发生受其他事件的影响，相信宇宙是建立在动态平衡的基础之上。维斯表示，这种动态平衡的宇宙观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他人也称之为宇宙公平正义。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从关于莎拉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她毕生痛恨暴风雨。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那场暴风雨将悲惨的一幕深深烙在她的心头，也在她的脑中留下一个挥之不去的难题：她到底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她的头上？

生活就像枪支一样，由许多零部件组成，这些零部件因为同一个目标混合组装在一起，形成一个精致、完美的整体。我们可能看不到一些小部件，也无法理解其中的机械原理，但是这些部件完美契合，彼此共存。

就在安妮夭折的同一周，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以法人团体的身份生产出改良型连发速射步枪。这些全新的连发枪将迅速扩散，让温彻斯特的大名流传千古，世代相传。不幸的是，莎拉未能完成传宗接代的重任，日后也依然如此。

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生产主管纳尔逊·金（Nelson King）对温彻斯特连发枪进行了重要的改进，继而迅速获得专利，这款枪就是温彻斯特M1866式步枪，或简称M66步枪。与改进前的亨利M1860式步枪相比，这款枪机匣曲线感更强，装载系统更坚固。1867年，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广告文案表示，这款枪在机匣右侧设计了一个侧孔，便于填弹，实现了众所期待的设计改进，即“火力更猛，枪身更轻”。温彻斯特表示：“正常情况下，枪膛内的15发子弹可在15秒内全部发射。也就是说，一分钟可发射60发子弹。如果快速射击，每秒可发射2颗子弹，发射所有子弹只需7.5秒时间。”这种通过数学计算的方式介绍枪支性能（如每分、每秒、每小时可发射多少子弹）的方法具有神奇的效果。如果采用这种侧孔填弹的方式，一名在腰部右侧挂着弹夹的玩枪行家可以连发50枪，其中15发子弹还是枪支中预装的——前提是不用瞄准目标随意扫射。

改进后的亨利枪以温彻斯特命名，上面也刻上了新的专利字母“W”。温彻斯特的忠实伙伴约翰·戴维斯于9月初来到纽约市，他听说一个满脸皱纹、名叫亨利的人要起诉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戴维斯比任何人都明白，这是亨利最后一次绝望的挣扎，无须做任何评论。戴维斯在纽约逗留期间将随身携带的几把温彻斯特连发枪赠送给朋友，以此激发人们对这款枪的兴趣。正是通过这种非正式途径，专利枪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

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第一批共生产了3,211把M1866步枪。温彻斯特并没有将这批枪出售到西部边疆地区，而是于9月15日通过海运的方式将其出售给巴黎一位经销商，因为在温彻斯特看来，这里才是战争的风口浪尖。如果除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生产的枪支，截至1930年，温彻斯特共销售806.2万支枪。

保罗·詹金斯（Paul Jenkins）曾是一位联邦军人，他也有温彻斯特最初生产的连发枪。内战结束后，詹金斯凭借温彻斯特连发枪顺利侵入距纽黑文2,300英里的黑脚族（Blackfeet）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中心地带，在那里开采硼砂。黑脚族人发现，前来开采硼砂的入侵者要花费数秒时间填装手里的单发武器，在这几秒时间内，入侵者毫无防备，根本没有攻击力。于是，黑脚族人想出一条对策：先派一两个勇士做牺牲品，吸引入侵者的注意力，然后派几十人将其围攻。这样，白人入侵者总是先开枪射击黑脚族勇士，然后重新装弹，到头来发现他们已经遭受重重围攻，最后只能全军覆没。

不过，这次的情况迥然不同。两名随詹金斯前来的队员发现有40个黑脚族人不断向他们匍匐前进，引诱他们开枪。詹金斯一行随即举起温彻斯特连发枪进行射击。不出他们所料，黑脚族人看见他们熄火后枪口的缕缕青烟，立即发动总攻。然而，黑脚族人万万没有想到，入侵者竟然举起连发枪，开始了新一轮射击。

一名枪支专家在描述此次事件时表示，为了起到警示的作用，詹金斯一行先向尸体扫射，然后将尸体摆放到显眼的位置，让黑脚族人认识到跟这种武器硬碰硬的严重后果，因为这种武器短时间内根本不要填装。此次事件后，黑脚族人称温彻斯特连发枪为超自然的恐怖武器，认为这种武器一定来自魔鬼之手，遂称其为“幽灵之枪”。

亚当·斯密曾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批评那些只相信计划经济中有形之手的掌权者。奥利弗·温彻斯特的信仰和世界观并非如此。和亚当·斯密一样，温彻斯特关注自己的生意，关注近期商业发展前景，也相信市场经济秩序，这种经济秩序是在无数人按照自己的目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亚当·斯密写道：“在人类社会的棋盘上，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规则走每一步棋。”

正当第一批温彻斯特连发枪从纽黑文出发前往法国之际，正当莎拉·温彻斯特为安妮的夭折悲恸欲绝之际，伊丽莎白·柯尔特（Elizabeth Colt）开始在哈特福德修建教堂。伊丽莎白是塞缪尔·柯尔特的遗孀，有自己的行为处事原则。关于柯尔特、温彻斯特和威廉的故事数不胜数，提起他们，我们可能根本不会想到他们的妻子。1856年，柯尔特和伊丽莎白结婚。从表面上看，与温彻斯特关系最为亲近的人，必然与他的毕生事业或美国枪支文化联系最为密切。1998年，哈特福德市举办了柯尔特枪支产业和家族展，展品还包括伊丽莎白收集的纪念品和艺术品，举办方费了很大力气才将这些分属两个不同领域的展品协调安排。参观者从展览中可以发现，这些展品不仅关联性弱，而且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

伊丽莎白无法插手塞缪尔·柯尔特的公司生意，但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莎拉和其他枪支生产商的妻子也是如此。1862年柯尔特去世后，伊丽莎白成为柯尔特的财产监护人和继承人，也成为他的回忆录作者。她既要维护柯尔特的社会声望和名誉，又要负责他的家族企业。伊丽莎白比任何人都清楚，柯尔特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具有多重特征。柯尔特的生活不仅包括商业活动和营销策略，还包括一些难以启齿的个人隐私和不为人知的家庭丑闻。1841年，柯尔特的哥哥约翰因为债务问题与一名印刷商发生争论，继而用一把短斧将其砍死。当天晚上，他在外面狂欢尽兴，第二天才回来将印刷商的尸体装进集装箱，用船运往新奥尔良。由于天气炎热，尸体腐烂，约翰的阴谋败露，他以杀人罪被判绞刑。尽管约翰在杀人时并没有使用柯尔特枪，柯尔特还是借机审判当庭展示他的左轮手枪。在执行死刑当天，约翰听着绞刑架发出的吱嘎吱嘎声，最终选择自杀。此前不久，约翰刚和情人卡罗琳（Caroline）结婚。约翰杀人本来已经成为当时的轰动性大事件，不过这其中隐藏着更加令人震撼的秘密：有传言说卡罗琳与约翰的私生子并非约翰亲生，而是柯尔特所生。不论事实如何，约翰死后，柯尔特将孩子抚养成人。这只是柯尔特人生轨迹的一部分。柯尔特在一生中富有远见、头脑聪慧、坚韧不拔、功成名就。不过，他的人生也有污点，如谋财害命、行贿受贿、弄虚作假、背信弃义；此外，他无情地发明致命武器，又用同样无情的现代化方式营销产品。一名柯尔特传记作者后来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伊丽莎白下定决心只让世人记住柯尔特的善行，并视其为己任。经过精心构思，伊丽莎白决定以歌颂英雄式的口吻为柯尔特写一部个人传记，这样能让柯尔特的事迹流传千古。这部传记以柯尔特的豪华别墅为背景，取名“阿姆斯密尔”。伊丽莎白似乎已经预料到，同赏金猎人的故事一样，第一次揭露枪支制造商之谜，定能在美国枪支文化中留下光辉的一笔。《阿姆斯密尔》以极具夸张的戏剧性手法完美地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柯尔特形象。

当时，伊丽莎白在哈特福德地位显赫，也深深痴迷于宗教。为了纪念柯尔特，她请爱德华·塔克曼·波特（Edward Tuckerman Potter）²⁸设计建造了一座教堂。该教堂取名“善牧堂”（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位于柯尔特的故居阿姆斯密尔和枪支制造厂中间。从近距离观看，这座建筑外表宏伟壮观，门口（号称“军械师之门”）并没有设计天使、圣徒或石兽，而是由许多柯尔特左轮手枪的零部件装饰而成；柱子顶端由柯尔特“海军”型左轮手枪撑起，堪称神圣与世俗的完美结合，令人叹为观止。教堂十字架与柯尔特枪的弹头、击锤、转轮相互交错，枪筒上缠着常春藤，让枪支弥漫着神圣的气息。走进教堂，圣坛后面是彩色玻璃窗，上面绘有埃及的约瑟，手上托着谷粒。画上约瑟站在耶稣旁边，面容神似柯尔特。画中还有一个婴儿，高高出现在上空，好似柯尔特和伊丽莎白的第一个儿子。

伊丽莎白是柯尔特遗产和财富的忠实守护者，她通过修建教堂的形式纪念丈夫，向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不久之后，莎拉·温彻斯特也会这么做，只不过是以全然不同的方式。伊丽莎白和莎拉的事迹告诉我们，美国枪支产业的财富只有两个：一个是天使环绕、永垂不朽的柯尔特，一个是与恶灵为伍、万古长青的温彻斯特。

第6章

枪商和“东方讲师”

内战之后，枪支生产商的运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斯潘塞在战时广发战争横财，在战后却厄运连连。尽管军械部高度认可斯潘塞枪，尽管有士兵坦言自己对斯潘塞枪痴迷不已，1868年，斯潘塞公司还是难逃破产的厄运，究其原因，是因为战后斯潘塞枪供过于求，价格一落千丈，最终导致公司破产。斯潘塞在后来回忆时表示，内战结束后，爱国主义已经无法成为刺激枪支生产的动机；相反，以丝绸为代表的非军用产业广受消费者青睐，收益颇丰。无法否认，温彻斯特最终也被迫进行新的枪支设计，然而事实证明，枪支带给温彻斯特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斯潘塞。

1867年4月1日，温彻斯特结束了企业战，他重新打开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账簿，接受新的订单。企业重组后，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对纽黑文武器公司负责，后者拥有188,493.59万美元的资产。新公司成立后接收应收账款183,608.85万美元。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虽然没有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也无须同竞争者抢夺政府军事订单，但是仍然面临斯潘塞公司之前遭遇的生存危机。

一些专家表示，内战后几年时间，美国枪支市场糟糕透顶，市场需求一落千丈。1867年，史密斯&威森公司一个月只生产15把枪。其他各大枪支制造商也深受其害，只能想方设法求得生存。无奈之下，柯尔特将工厂的部分空间租了出去。1866年，温彻斯特6个月内仅出售了308支亨利枪，工厂员工也从战时的72人骤减到25人。雷明顿家族一位管理人员在20世纪初回忆，当时公司积压了价值100多万美元的货物却找不到充足的销售市场。因此，每生产一件枪支，公司面临的经济压力就增大一些。由于政府突然取消了军事订单，导致伊利昂工厂的机器无法运行，雷明顿兄弟围坐在拉盖办公桌旁，急得焦头烂额。据《科学美国人》杂志报道，到了19世纪70年代初，他们被迫像50年代那样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如缝纫机、马车、轧棉机、耕犁、割草机、收割机，等等。总之，他们能想到什么就制造什么，以此拯救奄奄一息的枪支市场。从1865年3月开始到1871年6月，军械部将内战中使用过的枪支拿出来销售，虽然让财政部获得1,700万美元的纯收入，但是导致枪支市场需求停滞不前。战争结束后，50多万士兵携带枪支回家，进一步抑制了市场需求，不过也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武装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是得益于枪支销售，而是因为内战结束后枪支直接归士兵所有。这场战争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战争双方在战争结束后持枪回到原来的家园，共同建设统一的新国家。

康涅狄格州一位历史学家表示，当时美国枪支市场需求疲软，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消费需求。内战之后，由于销量锐减，枪支生产商都在背负沉重的成本支出。

经销商马塞勒斯·哈特利认为，枪支市场的现状是由市场需求不稳定的本质造成的，这种需求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哈特利表示，一个猎人一生大概只买两把猎枪，而且可以保存完好。当枪支销售受个人需求、购买欲望等因素影响而萎缩时，枪支生产商的未来可能要依赖于弹药销售，因为弹药销售能弥补枪支需求与工业生产不协调的缺陷。哈特利认为，弹药销售能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利润。到了19世纪末，随着速射武器对弹药的需求越来越多，所有枪支生产商都逐渐明白，弹药要比枪支本身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哈特利购买了新英格兰地区两家小型枪弹加工厂，又于1867年将所有弹药生产设备搬迁至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创办了“联合金属弹药公司”（United Metallic Cartridge，UMC）。他聘请A. C.霍布斯（A. C. Hobbs）担任其生产主管。霍布斯是一位全能的机械天才，既可以加工锁和木雕品，也可以生产马车。英格兰银行曾拿出1,000美元的奖金请人撬锁，霍布斯在经过长达51小时的辛苦摸索后终于完成任务，成功拿到这笔奖金。

其他枪支生产商开始寻求新的销售市场，这并不是说他们放弃了争取同美国政府签订军售协议的努力。1867年，俄国枪炮专家亚历山大·戈尔洛夫（Alexander Gorlov）来到美国，发现一些成功的投资商都想在一夜之间大赚一笔，这种渴望刺激了他们投资枪支产业的热情。戈尔洛夫表示，当时大部分美国人并不了解枪支，不过各界人士（其中还包括一些女性）都热衷于建造兵工厂为军队制造枪支。他们纷纷在华盛顿的酒店宴请政府官员，希望能获得军事订单。当然，枪支制造商也没有忽略更具挑战性的民用市场。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档案显示，当时温彻斯特想尽一切办法探索所有存在的民用市场。经过不懈努力，他在纽约、旧金山和新奥尔良地区寻找了最初的17位代理商，不过有时候是通过一种极其糟糕的非正式的方式。拉斐特·贝克将军（前文的拉斐特·贝克上校）是一位神秘的人物，曾参加过战争，后来做了温彻斯特在西北地区的代理商。久而久之，贝克欠下温彻斯特一笔债务，于是提议拿一家酒店的贷款做抵押，最后还是未能如期还债。温彻斯特将其告上法庭，结果只是徒劳，因为贝克的抵押贷款一文不值，温彻斯特因此惨遭数千美元的损失。温彻斯特与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地区的代理商也发生了同样的不快。

温彻斯特弹盒。19世纪后期，现代化连发枪对弹药的需求越来越多，同其他枪支制造巨头一样，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主要靠销售弹药盈利。

19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美国枪支制造商主要依赖国外市场和消费者求得生存。1880年，美国国家统计局做了一份关于枪支产业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简明扼要地指出：“内战极大地推动了武器生产……内战结束后，资本投资开始瞄准国外市场，数以百万计的武器出口到国外。”由于缺乏外国订单，无法找到国外市场，许多枪支生产商在内战结束后纷纷破产倒闭，其数量之庞大，足以证明它们对美国枪支文化的形成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斯潘塞公司、夏普斯公司都因缺乏外国订单而破产，就连可替换零部件生产的奠基者罗宾斯&劳伦斯公司也难逃破产的厄运。克里斯丁·夏普斯起初派代表去南方诸州进行实地调研，看能否刺激市场需求，结果证明前景惨淡。此后，他又派代表前往欧洲，最终也以失败告终。由于无力偿还累累负债，夏普斯最终走向破产。

一些枪支生产商因为积极寻找海外市场才得以存活，才得以成为美国西部的代名词。内战结束后，美国枪支产业发展具有如下突出特征：国内市场需求惨淡，只能寄希望于同政府签订军售协议；为了求得生存，各大枪支制造商被迫开辟广大的国外市场。枪支产业引领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波浪潮。显而易见，从枪支贸易的角度来看，美国枪支文化与海外市场和国际武器交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柯尔特公司是海外市场的开路先锋。19世纪50年代，公司奠基者塞缪尔·柯尔特着手开拓海外市场，整个60年代后半期，公司一直聚焦于国际市场。一位俄国历史学家表示，自1869年同俄国签订订单之后，柯尔特公司一连好几年都让哈特福德地区的生意焕发出勃勃生机。

霍勒斯·史密斯与丹尼尔·威森也加入了美国枪支产业资本家的欧洲、阿拉伯与亚洲之旅，分别向沙皇、君主、军官及革命武装力量等赠送枪支作为礼物，同时尽可能寻找市场出售枪支。史密斯&威森公司在1867年巴黎世界展览会期间初次亮相海外市场。正是得益于与俄国签订军售协议，该公司才能挺过经济危机，获得生存。自此以后，直到1874年，该公司都依赖于海外贸易。故事要追溯到1869年夏天，当时俄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Grand Duke Alexei Alexandrovich）与“野牛比尔”威廉·科迪进行了一场狩猎之行，之后便与史密斯&威森公司签订了军售协议。威廉·科迪上校在1860年做过驿马信使，在内战中当过侦察兵，内战结束后又与印第安原住民打过16场仗。此后，他成为环太平洋铁路公司赫赫有名的猎手，专门为铁路工人供应牛肉。有一次在怀俄明州，他一天内杀死了69头野牛。科迪在狩猎时经常使用温彻斯特枪。然而，狩猎之行结束后，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直接去斯普林菲尔德的史密斯&威森公司购买了一款改良型左轮手枪，这种枪所使用的子弹是专门为俄国军队定制的。不久之后，史密斯&威森公司俄国技术工人人满为患，丹尼尔·威森一怒之下统统将他们遣送回国。

史密斯&威森公司花费近5年的时间，共交付了25万多支M3式“俄国”型军用枪支。除此之外，该公司还交付了一批M3式“土耳其”型枪支，于1878年又分别向日本、澳大利亚、古巴和西班牙出售了一款枪支。史密斯&威森公司还分别向英格兰、欧洲和亚洲出售了少量武器。总而言之，该公司将40%的枪支销往海外市场。

有传言称，雷明顿公司在海外销售市场处于劣势地位，因为其创始人伊利法莱特·雷明顿和其子不相信贿赂能解决问题。然而，一名积极提倡削减武器装备的活动家在1934年表示：“毋庸置疑，凡是在东欧地区签订的大批量武器订单，都是以行贿受贿为前提的。”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情况逐渐恶化，枪支生产商如果不提供贿赂，就无法在国外市场做生意。此时，雷明顿公司的处境越发艰难。无奈之下，雷明顿兄弟于1866年派塞缪尔·雷明顿（Samuel Remington）前往欧洲市场，因为在他们看来，塞缪尔·雷明顿是最为亲切友善、温文尔雅、魅力四射的营销员。而据一位雷明顿家族的后裔回忆，塞缪尔·雷明顿的野心较其他兄弟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做生意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让自己发家致富。

塞缪尔·雷明顿驻扎在巴黎，在此过上了豪华奢侈的生活。他经常光顾欧洲最好的皇家宫殿，除在杜伊勒里宫参加拿破仑三世的皇后举办的晚宴之外，还参加伦敦最为豪华的派对。有一次，他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双排扣礼服，头戴丝绸大礼帽来到波茨坦，向一些王室成员、军队将领和达官贵人展示著名的雷明顿单发滚轴闭锁步枪。普鲁士国王想亲自试试这款闭锁步枪，不料枪支卡壳，国王气急败坏，狠狠地将其扔到地上。

虽然雷明顿父子公司未能成功开辟普鲁士市场，但是该公司在内战之后依靠海外市场得以生存。得益于与外国政府签订军售协议，雷明顿父子公司的生意状况空前繁荣，公司规模也不断扩大。1870年至1871年间，雷明顿父子公司向法国出售了14.5万支滚轴闭锁步枪，创有史以来枪支生产规模之最。该公司还分别向波多黎各、古巴、西班牙、埃及、墨西哥和智利出售了1万、8.9万、13万、5.5万、5万和1.2万支枪，并通过马塞勒斯·哈特利向中国军队出售了一定数量的枪支。此外，该公司还向丹麦、瑞典、挪威、卢森堡（5,000支）、古巴、西班牙（8,000支）、日本（3,000支）、希腊（1.6万支）、秘鲁（5,000支）以及阿根廷出售后装线膛枪。雷明顿甚至向罗马教皇国出售枪支。为了武装教皇国部队，时任教皇国代理军政大臣埃尔曼诺·坎斯勒（Ermanno Kanzler）向雷明顿父子公司订购了5000支滚轴闭锁步枪，费用由法国一个天主教组织承担。

当时，埃及赫迪夫²⁹伊斯梅尔·帕夏（Isma’il Pasha）³⁰想用最先进的枪支武装自己的部队，塞缪尔·雷明顿便动身前往开罗，两人也逐渐成为挚友。由于塞缪尔·雷明顿交货及时，伊斯梅尔·帕夏甚为感激，于是在开罗最富庶的社区中挑选了一块土地赠予塞缪尔。塞缪尔怀着感激之情收下了这份礼物，并没有意识到收下土地后不建造房舍是失礼行为。塞缪尔·雷明顿明白这点后，就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大理石宫殿，只不过他从来没有机会在这座宫殿里居住。事实证明，这笔订单也给雷明顿公司带来了巨大损失。雷明顿父子公司又为埃及生产了1万多支M1875式左轮手枪，不过由于埃及方面迟迟不肯支付第一批订单，该公司并没有将这批枪支运往埃及。此时此刻，塞缪尔·雷明顿在开罗的豪华宫殿就像一座用于埋葬日渐腐烂的枪支狂热者的陵墓。

此后，雷明顿父子公司又获得一个外国订单，为阿根廷共和国生产1.5万支“西班牙”型步枪。《伊利昂市民报》（Ilion Citizen）得知此消息后，热情歌颂“幸福的阳光洒满整个城镇”。伊利昂虽然是座不起眼的小城镇，却和雷明顿父子公司同呼吸、共命运，也成为国际武器贸易的航道。1874年5月，“几位杰出的墨西哥人”在伊利昂举行代表会议，商讨购买制造子弹的机器。与会者包括墨西哥前任国王阿古斯汀·德·伊图尔维德（Augustin de Iturbide）的儿子以及武器巡视员明尼上校。为了感谢西班牙军械委员会成员大驾光临，雷明顿父子公司精心准备了一场奢侈豪华的晚宴，宴会上乐声婉转，烛火通明，还用彩旗和常绿植物做装饰。此外，雷明顿父子公司还准备了豪华的马车，方便各位西班牙贵宾使用。1881年，应古巴政府邀请，雷明顿父子公司派遣技艺精湛的员工前往古巴，帮助该国建造一个新型兵工厂。

19世纪70年代初，马塞勒斯·哈特利的布里奇波特弹药厂也成功吸引了世界的眼球。当时，俄国枪炮专家亚历山大·戈尔洛夫以政府代表的身份驻扎该工厂，以保证该工厂在其监督下为俄国政府生产大批量子弹。戈尔洛夫以近乎无法实现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该公司进行生产。1871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前来参观该工厂。听闻有王室成员来访，布里奇波特的妇女欣喜若狂。布里奇波特弹药厂也挂上了象征罗曼诺夫家族的双头鹰旗帜。在戈尔洛夫的陪同下，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参观了该工厂，深深为其所吸引。不过，最吸引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眼球的还是工厂里操作机器的女工。当天，所有女工一律穿上丝质连衣裙，还用艳丽的鲜花和丝带装饰机器。很显然，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对于女工能穿得起丝质连衣裙感到非常震惊。

斯凯勒、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Schuyler, Hartley & Graham, SHG）的档案记录了该公司在1868年至1880年间的海外销售状况。SHG公司是哈特利携手斯凯勒和格雷厄姆创办的武器公司。尽管公司的档案记录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也能说明该公司在这段时期海外贸易欣欣向荣，特别是与国家政权、政府、中南美洲个体商、加勒比地区的贸易。当时美国奉行门罗主义，防止欧洲对美洲地区事务的干预，SHG公司——甚至整个枪支行业——同这些国家、地区和个人的交易可能不符合（也可能符合）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无论事实如何，美国枪支生产商的海外交易如火如荼，并不受国家外交政策和政治考量的影响。诚然，美国枪支生产商的海外交易会影响国际事务，不过他们可以自行决定跟谁交易以及以什么样的价格交易。

这12年间，SHG公司主要将枪支销往哈瓦那。1868年至1878年，古巴展开了为期10年的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美国政府故意忽略了这场战争，而美国枪支生产商并非如此。1869年至1874年，SHG公司向古巴运送武器总计达36次，其中向古巴第五志愿者营第二连队的唐·加布里埃尔·德·阿梅纳瓦尔（Don Gabriel de Amenabar）爵士出售140件“西班牙”式雷明顿枪，向西班牙恩里克·巴尔巴扎（Enrique Barbaza）上校出售大量武器，1871年6月又向哈瓦那一位名为“E.M.”的神秘人士出售130把.43口径的雷明顿枪。由此可见，SHG公司在这12年间有时只向西班牙人出售枪支，有时向西班牙和古巴双方出售枪支。

SHG公司也经常向墨西哥销售武器，仅19世纪70年代就有23次销售记录，其中用“最廉价的包装箱”向墨西哥陆军部部长出售了1,000把“恩菲尔德”型（Enfield）步枪，向韦拉克鲁斯的军火商A.霍夫曼（A. Hoffman）出售大量武器，还向一些匿名买家出售枪支，如“E.M.”和“C.M.”等。SHG公司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交易总次数分别为18次、16次。该公司还向库拉索荷属加勒比群岛运送了7次武器，分别向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运送了5次武器，还分别向海地和萨尔瓦多运送了3次武器。1868年至1880年，该公司的账户记录显示其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分别运送了一次武器，这些国家包括洪都拉斯、巴哈马、巴西、厄瓜多尔和智利。SHG公司还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自由贸易，如向利比里亚运送了10次武器，向日本运送武器不下两次，还分别向加蓬、香港和巴黎运送了一次武器。

奥利弗·温彻斯特也依靠海外市场找到了发展出路。诚然，温彻斯特没有发明枪支，也没有发明制造枪支的机器，甚至没有发明用于制造机器的零部件，但是他善于发掘市场。通过在《陆军和海军杂志》（Army and Navy Journal）上刊登广告，温彻斯特成功开辟了广阔的国外市场。《陆军和海军杂志》创办于1863年，是一本影响力巨大的军事杂志，深受国内外军官的喜爱。温彻斯特、雷明顿、夏普斯、惠特尼和加特林（Gatling）经常在该杂志上刊登大量广告，广告往往集中在同一个版面，内容包括详尽的枪支部件工程图、与各国政府间的交易量以及一些射击比赛的结果，而对枪支生产奥秘不做任何煽动性的描述说明。由于严重依赖国外市场，许多商家还专门设计了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广告。也是基于这种原因，温彻斯特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果断将产品目录翻译成德文和法文。

值得庆幸的是，温彻斯特和其他枪支生产商在海外市场并没有遇到阻碍，人们仍然视枪支为商品。用两位枪支行业专家的话说，枪支制造商只是在“利用自由经济将产品出售给任何对枪支感兴趣的客户”。美国总统在1898年才第一次获得有限的权力禁止武器出口。因此，各大枪支制造商可以在特殊状态下生产产品，然后将其销往世界各地。这些产品从根本上影响了战争、军事行动以及其他政治活动的格局。在这一时期，枪支制造商无一例外都以独立的经销商身份进行贸易活动，其行为不受公众监督的影响。不过，枪支生产商的特殊地位，国会有时候会看在眼里并表示担忧，但这种情况很少出现。1870年，美国政府按照5年前形成的习俗，公开拍卖一些遭淘汰的枪支和不适合出售的武器。斯凯勒、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和雷明顿父子公司以20%的差价购买了价值900万美元的武器，希望将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西拉斯·克里斯平（Silas Crispin）上校表示：“这笔生意利润丰厚，成功吸引了一些女性买家。”此时，法、德两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因此这些武器具有广阔的销售前景。

1870年10月13日，时任陆军部部长的W. W.贝尔纳普（W. W. Belknap）发现了一份雷明顿父子公司销售兼秘书沃森·斯夸尔斯（Watson Squires）由华盛顿发给伊利昂总部的电报，麻烦由此开始。斯夸尔斯在电报中说：“如果您还没有为（法国）政府准备好枪支，现在准备能卖个好价格。”贝尔纳普读完电报后断定雷明顿父子公司是法国政府的“代理人”。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该公司只是通过签订私人合同的方式出售伊利昂工厂制造的枪支，就不会引起注意；然而，该公司先从美国政府处购得枪支，再将其转手卖给法国政府，这种做法似乎违背了美国政府在普法战争中的中立立场。

贝尔纳普立即坐马车前往军械部，“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不能将政府寄售的武器通过雷明顿卖给法国或德国。两年后，国会就此次事件举行听证会，商讨雷明顿的做法是否违背政府的中立立场，研究“谁购买了这批武器？最终又卖给谁？”等一系列问题。从美国军方和雷明顿父子公司的证词中不难看出：一方面，当时的情形绝不允许对此做过多说明；另一方面，私人武器制造商将枪支投向准公共市场会造成棘手的问题。事实上，纽约人都清楚，雷明顿的销售代表从政府那里购得武器后立即在50号码头（亦称“法兰西码头”）装上轮船，然后贴上“R. F.”（代表“法兰西共和国”）字样运往法国。当然，即使没有50号码头方面的证据或传言，一旦其他地方发生冲突或战争，美国枪支制造商自然也会将武器销售出去，这是他们的习惯做法。时任海军部部长的乔治·罗伯逊（George Robeson）也坦言：“如果不是因为某地发生战争，没有人会向政府大批量购买枪支。”

显而易见，雷明顿公司从美国政府手里购得武器后又转手卖给法国政府。一些国会议员因为关切“国家荣誉”而突起疑心，将商业行为政治化，认为这种行为违背了政府的中立立场。除此之外，雷明顿公司的做法并没有激起军械部和其他官员的好奇心和兴趣，也没有遭到他们的指责。

有人问这批枪支的运输商，雷明顿是不是法国政府的“代理人”，该运输商回答：“当然不是。我认为雷明顿先生只是一名经销商，他从这里购买武器，再将其销往别处。”军械部少校S. V.贝内特（S. V. Benet）也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我认为这些经销商有生意头脑，他们先收购枪支，再找机会以更高的价格销售出去。”当被问及是否知道这批枪支出售以后的销路时，海军部长罗伯逊表示一点儿也不知情，并表示之前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众议院议员伊弗雷姆·阿克（Ephraim Acker）问驻扎在军械部的海军少将奥古斯塔斯·凯斯（Augustus Case）：“难道政府只负责出售武器而不管武器最终销往何处吗？”凯斯答道：“是的，我们把武器出售给经销商，经销商按照自己的利益决定如何处理。”当被问及政府是否有义务关注枪支的销路问题时，凯斯明确表示：“当然没有。”艾克接着问凯斯有没有考虑过经销商在购得武器后会将其出售给交战国，凯斯回答：“据我所知，只要有人愿意买，只要能获得收益，他们就会将武器出售。”

诚然，国会曾想方设法证明雷明顿父子公司是法国政府的秘密代理人，也曾指责该公司明明在扮演代理人角色却找借口予以否认，不过大部分国会议员认为，虽然雷明顿将武器销售给法国，但是这毕竟是商业交易行为，国际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中也没有明文规定国会在拍卖会上将武器拍卖给国家公民（雷明顿武器公司）后可以撤回决定；事实上，任何普通公民都无法擅自违约，因为合同生效之后就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说美国枪支生产商在枪支产业的起步阶段主要受政府和赞助商摆布的话，如今他们拥有了更大的自主经营权，而合同的神圣性也带来了对于“国家荣誉”更加晦暗的思考。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美国国民开始武装从某些方面来说，也间接地、偶然地促进远离美国的其他地区开始武装。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世界各国的武装传统根深蒂固、由来已久，不过美国普通民众武装水平的提高纯属历史偶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枪支生产商的品格、追求和意愿，而非外交官员、政界人士和将军士兵所能左右。

奥利弗·温彻斯特需要得力的销售人员帮助他寻找客户，兑现他曾夸下海口许下的承诺，让人们相信他“生产多少就出售多少”的豪言并不是失去理智的表现。温彻斯特善于发现有才之士，他的第一个武器推销员托马斯·埃米特·阿迪斯（Thomas Emmett Addis）就是他挖掘出来的。当时，阿迪斯每天围着温彻斯特火药生产厂的工作台加工火药，工作之余还不忘以跳爱尔兰吉格舞的方式逗乐同事。温彻斯特一定是感觉此人具备他所需要的活力，尤其是销售连发枪的活力。

阿迪斯的童年并不幸福，他13岁就离家出走，此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毕生都对罗马天主教会怀有强烈的仇恨情绪。阿迪斯本姓奥康纳（O’Connor），由于在19世纪初的中期改名换姓非常容易，阿迪斯遂以爱尔兰某位爱国者的名字为自己改名。不过，阿迪斯似乎在改名时出现了失误，因为这位爱尔兰爱国者名为阿迪斯·埃米特（Addis Emmett）。从温彻斯特公司回忆录上可以看出，阿迪斯自力更生，名副其实；而在自力更生的年纪，人的名誉和身份认同感总能为个人发展带来巨大的空间。

据温彻斯特公司员工回忆，阿迪斯非常特别。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举止文雅、追求极致的绅士，不过这种绅士形象让人感觉有点儿矫揉造作。他衣着讲究，穿圆角礼服，打黑色领结，戴高顶礼帽，鞋子擦得锃亮。他留着浓密而时髦的八字须，出门必备金头手杖，并不是因为他行动需要手杖，而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尊贵的象征。他制造虚假的军衔，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19世纪60年代后期，阿迪斯获得了“上校”军衔，不过这一头衔从何而来，人们无从知晓。

1866年，温彻斯特安排了很多销售任务，其中第一个销售任务就交给了阿迪斯。当时，墨西哥民族英雄唐·贝尼托·胡亚雷斯（Don Benito Juárez）在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反抗拿破仑三世扶植的傀儡皇帝、奥地利大公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Ferdinand Maximilian）。胡亚雷斯听闻神奇的温彻斯特M1866式步枪势不可当，便向温彻斯特订购了1,000支枪、50万发子弹，交付地点是两国边境的布朗斯维尔。由于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濒临破产，因此这是一个事关温彻斯特公司和阿迪斯个人生死存亡的任务。

温彻斯特嘱咐阿迪斯，在没有收到现金的情况下，绝不能将这批货物交付给胡亚雷斯。虽然胡亚雷斯向温彻斯特下了订单，但是温彻斯特可以选择将武器出售给参战的任何一方，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先例。事实上，温彻斯特将第一批M1866式步枪出售给了法国，法国政府负责将其运送到马克西米利安的手中。

阿迪斯便动身前往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在那里苦等了一个月，也没有看到胡亚雷斯的武装力量。后来胡亚雷斯告诉他，只有将武器运送到墨西哥的蒙特雷，他才能拿到现金。阿迪斯在布朗斯维尔遇到了一名前邦联军官，在这名军官的指导下，他并没有按照温彻斯特的嘱咐行事，而是选择自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拿出一些温彻斯特步枪带在身边，将其他枪支弹药装上牛车，穿过格兰德河，运往240英里之外的蒙特雷，以期在那里完成与胡亚雷斯的这笔交易。

阿迪斯到达蒙特雷后租了一家破旧的商店，将所有枪支用美国国旗盖起来，又在门上和自己身上分别披了一面国旗。他告诉胡亚雷斯派来的代表，在没有亲手拿到银币的情况下，他不会将武器交出来。他不屈不挠地说：“我是美国公民，享有对这批武器的支配权，你们不付钱就休想拿到这批军火，而我也会以此为据点，直到你们同意交钱为止。你们若敢强行掠夺，就等着挨枪子儿吧！”

显而易见，胡亚雷斯的武装力量整整谋划了4个月，就是想在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获得这批枪支。最后，阿迪斯明确表示，战争双方只要肯出钱，都可以获得这批武器，他也很乐意将其出售给马克西米利安的部队，胡亚雷斯这才同意交付现金。

交易结束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笔现金从墨西哥土匪猖獗的乡村地区安全送到温彻斯特手中，因为方圆几公里都已经知道这位“上校”做了一笔大买卖。阿迪斯也是正派之人，并没有听取别人的建议私吞了这笔钱然后在墨西哥过大公般的生活；相反，他雇了一辆驿车，请了一名车夫和几名卫兵，租了4匹高头大马，将银币塞进马车行李箱，凌晨2:00从蒙特雷出发前往240英里以外的边境小镇布朗斯维尔。

阿迪斯意识到，除了普通劫匪外，胡亚雷斯的武装力量也可能在他的归途中发起攻击夺回银币，因为他们本来就想着一分钱不花得到这批枪支。阿迪斯不相信任何人，包括他请来的车夫。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上行驶几小时后，阿迪斯突然叫停马车，掏出手枪，又拿出一条绳子，打了一个活结后将其套在司机的脖子上。阿迪斯捆住车夫的手脚，将他装进马车的后部，又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自己的腿上，这样只要车夫不老实，他就可以用腿拉紧绳子将其勒死。

阿迪斯赶着马车前往布朗斯维尔，为了消除困意、保持警惕，他用一枚巨大的别针刺自己的大腿。到达格兰德河后，阿迪斯给车夫松绑并还他自由，同时向他致以诚挚的歉意。他告诉车夫，为了安全起见，他只能采取这种粗暴的行为，他不相信任何墨西哥人，因为没有哪个墨西哥人愿意相信他。

接下来的旅程，阿迪斯要独自翻山越岭，这是他返程中最危险的部分。他从马车后座中拿出一袋钱，以双倍的报酬打发了卫兵。他告诉这几名卫兵在马车离开之前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否则便开枪打死他们。

到达格兰德河对岸后，阿迪斯立即通过富国银行将银币运送给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驻新奥尔良的代表，然后通过电报和温彻斯特取得了联系，这是他9个月以来首次联系温彻斯特。温彻斯特的朋友早就对阿迪斯放弃了幻想，还告诉温彻斯特他可能再也见不到阿迪斯了，因为他早已私吞5.7万美元的现金逃之夭夭了。

阿迪斯的事迹对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产生了深远影响，意义非凡。1867年，该公司在只有1,374美元现金储备的情况下收益183,608美元，其中有5.7万美元来自与墨西哥的交易，有5.8万美元来自与智利–秘鲁政府（当时是一个政府）的交易。与此同时，胡亚雷斯凭借阿迪斯运送的1,000杆枪支歼灭敌军5万余人，最终战胜了马克西米利安，并于1867年7月将其处决。（从1866年开始，枪支和其他物资一样从美国进入墨西哥。1873年6月27日，为了纪念已故总统胡亚雷斯，墨西哥格雷罗州阿卡普尔科市改名为阿卡普尔科·德·胡亚雷斯市。有数据表明，胡亚雷斯市是2010年世界上平均自杀率最高的城市。虽然墨西哥有严格的枪支管理条例，但是该国自杀率仍然很高，与贩毒集团有关的枪支暴力事件也频繁发生。）

阿迪斯终于听到了使命的召唤，这是一种特殊的召唤。他以别人寻找黄金的方式寻找枪支销售市场。他完美地诠释了第一代“枪商”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兄弟之情。“枪商”一词是奥利弗·温彻斯特的女婿、公司未来的董事长T. G.班尼特（T. G. Bennett）对他们的称呼。他们广泛开辟国际市场，于无形之中又创造了美国枪支文化。为了在国际市场求得生存，他们有时耍阴谋诡计，有时掩饰伪装贿赂官员，有时为了专利明争暗斗，有时又极力维护国家荣誉和个人尊严。他们深入大部分美国人都一无所知的地区。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温彻斯特枪才得以从康涅狄格州向外扩散，逐渐散布到世界各地。

班尼特出生于纽黑文，童年时就读于拉塞尔学校，16岁那年应征康涅狄格第28志愿步兵团参加内战。内战结束后，他考入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科学院。因此，他接受的科学教育和机械培训要多于奥利弗·温彻斯特。1870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来到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参与了公司纽黑文工厂的选址。1872年，他通过迎娶温彻斯特的女儿汉娜·简（Hannah Jane）这种古老传统的方式巩固了自己在公司的地位。班尼特高大魁梧，留着八字胡，为人严肃、耐心、沉静。他眼睛呈灰色，极具穿透力，但是不会给人盛气凌人的感觉。和温彻斯特一样，他对生意专心致志。

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枪支市场不受限制，笃信商业不可知论的温彻斯特代理人采取各种手段将枪支销往世界各地。班尼特和阿迪斯在温彻斯特的统一安排下要么单独行动，要么相互配合，一方面将枪支分别销售给外国经销商、君主、革命者或政府，另一方面又积极维护在国外的专利，追踪假冒温彻斯特枪支的生产商。班尼特曾写信告诉简：“这些假冒伪劣生产商不愿花钱，只会剽窃专利……我接到岳父大人的指示，要我去找阿迪斯先生，地点可能在都灵，也可能在君士坦丁堡。后来事实证明，这两趟旅行毫无意义，不过不要跟岳父这么说。离开匈牙利后，我尽可能径直回家……直到找到阿迪斯先生为止。”

一位柯尔特代理商在几十年后惋惜，在世界市场销售枪支的过程中，人类最卑劣的本性逐渐显露出来，谎言、欺骗、虚伪、贪婪及贿赂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而在班尼特看来，与其说枪支生意危险重重，不如说它枯燥乏味；与其说它像《豺狼之日》（Day of the Jackal），不如说它更像《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他时常陷入厌倦与困惑的泥潭，饱受思亲之苦的折磨。从他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像是开辟国际市场的军火商，而更像是一名厌世的来到欧洲大陆的游客。例如，他从布加勒斯特写信告诉简：“百科全书都是骗人的，这里既没有瘟疫，也没有集市。罗马尼亚人在穿着方面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不会把衬衫束进裤子，这对美国人来说非常奇怪。除此之外，罗马尼亚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或吸引人的地方。来到这种地方，你一定会想从人们的衣着或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寻找刺激和新鲜感，比如看菜单里有没有‘烤传教士’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可惜永远也找不到。”

班尼特还表示，在欧美世界的枪支市场，一切都如出一辙，毫无二致。不过，他并没有对欧美世界的枪支市场感到厌倦乏味。他告诉简：“我和朋友们相互配合，设想敌人可能给我们设下的种种圈套，然后一起商讨对抗策略，以确保对敌人造成致命的打击。”美国枪支代理也会在欧洲采取极端措施，如收买线人揭穿对手的阴谋。班尼特表示：“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很卑鄙，但是一点儿都不可笑。”

布罗德维尔（Broadwell）是美国枪支代理的典型代表，人们称其为“将军”。班尼特在布加勒斯特认识他，将他描述为“我所认识的唯一一个敢于在19世纪60年代愚弄欧洲国家的美国枪商”。布罗德维尔花费6,000美元购买了一批问题枪，但是他严重高估了这批枪对外国政府的吸引力。最糟糕的是，这种枪有时候在他使用过程中会发生爆炸，火药熏黑了他的脸，他羞愧难耐，也就不能解释什么了。

布罗德维尔心灰意冷，但是并没有妥协放弃。他继续前往圣彼得堡，希望能从沙皇那里获得一笔订单。然而，时运不济的他不但没有获得订单，而且连回程的路费也没有。班尼特告诉简：“写到这里，你也能猜出来，他的那批枪在欧洲恶名昭彰，连我也受到了牵连。”

和本杰明·泰勒·亨利一样，美国枪商都顽强拼搏，奋斗不息。他们中有许多人曾多次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不过他们的人生轨迹一般都是从一无所有到发家致富，最后又沦落为一无所有。班尼特在信中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坚持做枪支生意，即使无数次受伤，即使最后一贫如洗，他们也不会屈服认输，因为他们的人生词典里没有这几个字。”班尼特表示，他曾和布罗德维尔在布加勒斯特、巴黎等地的餐桌上一起谈论枪支，谈论可以带来巨额财富的创意。总之，哪里有政治冲突，他们就奔赴哪里。

班尼特时不时会感觉自己的工作枯燥乏味，不过总体来说，服务于美国各大枪支生产商的代理人都对他们的环球之旅感到兴奋激动。SHG公司的国际代理商W. W.雷诺兹（W. W. Reynolds）曾于19世纪70年代初同法国政府签订武器销售协议，后来他乘坐热气球越过德国边境，德国方面开枪对他进行扫射，打中了他的热气球，不过他最终还是成功逃脱。雷明顿公司的一名代理人深入中国，彻底适应了当地的服饰文化和风俗习惯，也博得了晚清统帅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信任，李将军遂以雷明顿后装线膛枪淘汰了当时部队使用的前膛枪。沃森·C.斯夸尔斯在进入雷明顿武器公司之前是伊利昂的一名穷教员，收入微薄。后来他爱上菲洛·雷明顿的女儿艾达·雷明顿并和她结婚，由此成为雷明顿武器公司的一员。婚后他立即前往俄国、土耳其、奥地利和埃及销售枪支，回家途中他又去墨西哥和南美洲进行销售。当枪支生意出现“停顿”、公司有大量存货无法销售时，菲洛·雷明顿赠予斯夸尔斯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后来成为西雅图的一部分。斯夸尔斯在离开枪支行业时恋恋不舍，不过他凭借这块土地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财富，在不到40岁的年纪就先后当上了华盛顿领地的总督和联邦参议员。

美国枪支产业的发明家也会像代理人一样前往欧洲，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想保障自己的专利在当地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感觉自己的才能在美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杰明·伯克利·霍奇基斯（Benjamin Berkeley Hotchkiss）生于康涅狄格州沃特敦，早年在自家五金制品店上班，加工的产品从带扣到回形针应有尽有。霍奇基斯的兄弟安德鲁是一位天才发明家，但是身体残疾无法走路，因此他为自己发明了一辆狗拉车，然后找了一条身材高大的狗加以训练，拉着他在办公室内四处移动。内战期间，政府需要大批子弹，霍奇基斯和安德鲁靠加工子弹大赚一笔。和斯潘塞一样，内战结束后，霍奇基斯的厄运逐渐来临。1867年，他前往欧洲寻找新的市场和财富，后来在巴黎设立了办事处，在圣丹尼斯修建了制造厂。

据霍奇基斯的另一位兄弟查尔斯回忆，霍奇基斯在刚去国外的日子穷困潦倒，身上没有多余的钱，只能以硬面包为食。他甚至穷到连衣柜的所有权也归债主；因此，他只能从衣柜后面钻进去拿衣服穿，这样就不会撕破债主贴在前面的封条。即使如此，霍奇基斯依然认为只要能坚持下去，他的枪支发明就足以让他发家致富。一天，霍奇基斯和妻子坐火车从维也纳出发前往布加勒斯特，上车后他开始和一位有意购买连发枪的罗马尼亚军官聊天。聊着聊着，霍奇基斯突然灵感泉涌。此时火车在一个车站停车，乘客纷纷下车用餐，霍奇基斯便请求这位军官陪他夫人前去用餐，自己则在没有人打扰的情况下拿出一份巴黎《费加罗报》（Figaro），迅速将自己的构想在报纸的页边空白处详细地画下来，然后在下面写上“此图是一款连发枪设计，马上将它造出来”，签上名，把它寄给圣丹尼斯制造厂。霍奇基斯就是这样在一辆欧洲火车上匆匆设计出了连发枪。1876年，这款枪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温彻斯特在经过激烈的竞争后买下这项专利，还称赞霍奇基斯连发枪是目前市面上最具前景的军用枪支。温彻斯特在博览会期间写道：“这款枪一经展出，所有枪支制造商都纷纷表示它极有可能是‘未来之枪’。”“未来之枪”是温彻斯特最喜欢用的术语之一。

当然，这只是美好的愿望，并没有真正实现。这款枪经过改造后成为温彻斯特M1883式步枪，但是销量并不乐观。那个时代，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就必须创造出全新的致命武器。

据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档案记录，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售枪经历中，托马斯·阿迪斯总是神出鬼没，出发前不举行任何送别仪式，离开后便失去联系，但是归来后总能保质保量地完成销售任务。对于自己随时可以出发前往世界任何角落的能力，他引以为豪。他的行李总是提前准备好，里面装着充足的亚麻制品和衣服，包括12件洗好的衬衫。班尼特曾问阿迪斯一趟欧洲之旅要准备多长时间，阿迪斯拿起一张报纸，翻到有航运消息的那一面看了看，然后告诉班尼特他随时可以登上傍晚出发的那艘轮船。

阿迪斯在其枪支销售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德谢夫（Undershaft）的武器销售观。安德谢夫是萧伯纳在著名戏剧《巴巴拉少校》中塑造的军火大亨形象，他在该剧中有这样一段台词：“无论什么人，只要价钱公道，你就必须把军火卖给他，不管他是谁，信奉什么主义，贵族还是平民，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沙皇，资本家还是社会主义者，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强盗还是警察，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也不管他的品质和处境如何，是什么国籍，尊崇什么信仰和主张，干了什么荒唐事，犯了什么罪行。”“商业与道德无关”这一概念是由历史学家约翰·布卢姆提出来的。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枪商充分利用自由交易的机遇向世界各地出售致命武器，将“商业与道德无关”发挥到了极致。

据说，阿迪斯想在有生之年游历整个“文明世界”，还要求他的墓碑上必须刻“旅行家托马斯·埃米特·阿迪斯”。几十年来，他总是在去寻找国外枪支销售市场的旅途中给公司写邮件，这些邮件通常是他在开动的火车或行驶中的马车上用膝盖垫着纸写成的，虽然字迹并不清楚，但是意思明确，言辞诚恳。

美国将枪支当作普通商品看待，但是其他国家并非如此，这种状况增加了阿迪斯销售枪支的难度。阿迪斯叹息道：“在爪哇岛的苏腊巴亚，做枪支生意困难重重，因为当地政府规定一个月内最多只能进口10支枪。曼谷和暹罗虽然是理想的枪支销售市场，而且对商品进口没有限制，但是当地政策法规非常严格，因为要向当地出售枪支，必须经过国王的同意，而国王一般只允许将枪支出售给不会以下犯上试图推翻他政权的人。与此同时，阿迪斯也承认：“即使如此，美国枪支还是在没有征得当地国王允许的情况下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地区。不过，做这种生意风险巨大，利润较低，稍有偏差便得不偿失。”阿迪斯表示，如果利润丰厚，他宁愿承担这种风险。

阿迪斯指出，新加坡和海峡殖民地其他国家有意购买枪支，是潜在的容量可观的枪支贸易市场，民众也渴望购买枪支，不过当地政府严格限制美国向这些地方出售武器；爪哇岛、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居民也渴望购买枪支，但是新加坡政府不允许任何美国武器通过新加坡进入这些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枪商只能选择走私。新加坡是自由港，大批枪支通过走私流入当地市场。可是，一旦被海关发现，将被处以5,000美元的罚款甚至被判终身监禁。因此，要做这种生意，一定要保证利润大于潜在损失。

阿迪斯表示，拿澳大利亚来说，西澳大利亚州人口稀少，没有一个居民超过5,000人的城镇，而将枪支运送过去需花费数月时间，因此不值得为此大费周折。新南威尔士州只有一个经销商，阿迪斯也未能跟他谈妥。阿迪斯说：“这一带海盗猖獗，我们的枪支在运送途中就被他们偷盗一空，到头来我们一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他们拿来掩人耳目的报纸和砖块，实在令人痛心。”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其他地方，枪支需求很小。

阿迪斯历经千辛万苦穿越数百公里的沙漠，然后在美国驻卡萨布兰卡副领事的帮助下，来到非斯同摩洛哥苏丹商谈1,000把毛瑟枪和100万发子弹的出售协议。根据双方协议，摩洛哥方面派几名枪匠前往纽黑文进行调研。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奇特的外国随行者。温彻斯特公司一位店主安排他们住在工厂附近，据公司员工回忆，这些客人每天举行宗教仪式，如洗礼、杀鸡等，在当地引起巨大恐慌。温彻斯特公司迅速派他们去服装店买当地衣服，换掉他们身上具有非斯特色的服饰，可是一到晚上，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穿上自己的长袍来到纽黑文闹市，身上的长衣飘来飘去，活像在半漆黑的夜空中飞行的蝙蝠，引起纽黑文市民的无限好奇。

阿迪斯向海地政府出售了30万支卡宾枪、10万发子弹，总交易额为2.5万美元（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61万美元）。阿迪斯也由此在当地市场获得巨大的势力范围和权力，也获准用武器交换当地的木材、农作物和其他商品。对于海地来说，阿迪斯带来的是枪支，带走的是用于装运咖啡的可流通提单，这就是温彻斯特公司做的武器换咖啡生意。

阿迪斯总是能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促成一笔生意，他与温彻斯特公司伦敦代理之间的合作就是活生生的例子。1875年，阿迪斯和该代理公司的董事长在去土耳其做生意的途中相识，阿迪斯便劝他不妨试试在英语世界销售温彻斯特连发枪。

阿迪斯和班尼特跨越千山万水，将枪支出售到世界各地，不过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初最大、最重要的枪支交易还是在君士坦丁堡市场完成的。阿迪斯具有很高的语言天分，加之经常去君士坦丁堡，因此很快能听懂土耳其语。1870年，“征服西部与美国之枪”的前途和命运危险地受到半个地球之外的土耳其苏丹的古怪念头的左右。这名苏丹是一个极端利己的暴君，人称“多马巴切宫的疯子”。

19世纪60年代后期，君士坦丁堡有“通往幸福的大门”之称。不过，当时美国人对土耳其的了解非常有限，仅限于《一千零一夜》以及有关逼良为娼、诱拐绑架的传说，用英国记者诺埃尔·巴伯（Noel Barber）的话说，还有“后宫佳丽、宦官以及为了保守难以启齿的秘密而被割掉舌头的奴隶”。不过，事实并非如此。阿布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是1861年至1876年间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阿齐兹仰慕西欧的物质文明，因此决定出访欧洲。法国人民对这位来客抱有空前的期待，有报纸甚至预测这位苏丹在出访期间会“乘坐纯金马车，携带妻妾随从，后面跟着黑人奴隶，他们牵着用金链子串在一起的大象”。后来法国民众发现，阿齐兹身体偏胖，出访时穿着朴素的双排扣大衣，令他们大跌眼镜。

克里斯托弗·奥斯坎扬（Christopher Oscanyan）生于土耳其，是亚美尼亚人，后来加入美国籍。他在美国接受教育，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担任奥斯曼帝国驻纽约市总领事。这是一个荣誉职位，他主要监管来往于美国与土耳其间的商船，从中收取经纪人佣金。据温彻斯特公司一份回忆录显示，奥斯坎扬在纽约可谓声名显赫。

那时，人们总为自己编造很多头衔，许多职位的真假也无从考证。后来一份证词表示，奥斯坎扬的总领事身份也是如此。该文件指出：“没有人明确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唯一能肯定的是他是土耳其政府派来的代表。”

不过，奥斯坎扬确实扮演着奥斯曼帝国文化传播大使的角色。他是介绍土耳其生活的著名演说家和作者，被尊称为“东方讲师”。他叹息除了一些商人和传教士外，很少有美国游客前往土耳其，导致信息闭塞，让人们很难了解到真正的东方信息。虽然美国人对土耳其人知之甚少，听闻的都是可笑荒谬的传言，奥斯坎扬还是耐心地同美国人交流，逐渐消除他们对土耳其的困惑与偏见。

然而，这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因为阿布杜勒·阿齐兹是一个愚蠢、昏庸的君主。根据诺埃尔·巴伯的描述，阿齐兹“体形高大魁梧，圆脸，大眼睛，眼神犀利，胡子灰白”。他缺乏远见卓识，生活奢侈放纵，在执政后期越来越疯狂残暴。他有后宫佳丽900余人，由3,000名黑人宦官负责守卫；他手下有仆人5,000余人，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例如有的人负责摆放西洋双陆棋盘，有的人负责替他修剪脚指甲。阿齐兹的狂妄自大加剧了奥斯曼帝国的道德沦丧和经济崩溃。1876年，“多马巴切宫的疯子”在遭到废黜后死去，至于他是自杀还是为人所杀，我们不得而知。总之，由于他的骄奢淫逸，奥斯曼帝国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无可否认，阿齐兹昏庸残暴，不过在其执政期间，奥斯曼帝国并没有苛捐杂税，也没有过多的管理条例。因此，一些在自己国家饱受苛捐杂税和管理条例之苦的欧洲商人纷纷涌入君士坦丁堡这座具有活力又商机无限的大都市。这一事实也是“东方讲师”奥斯坎扬需要不断强调的一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美国与土耳其间的贸易往来，也保证他自己的经纪人佣金。奥斯坎扬向美国枪商保证，土耳其市场绝不会出现需求不景气的状况，在土耳其海域交易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土耳其各港口也不会设置任何商业障碍。20世纪30年代，一位积极提倡枪控的人士表示：“土耳其是一个腐败的国度，世界上无人不知。”确实，在土耳其做生意，行贿受贿难以避免。不过，枪支销售商可以充分利用土耳其帝国与欧洲间的军事冲突，从中大发战争横财。

鲁斯捷姆拜伊（Rustem Bey）³¹是一名土耳其军官。1869年5月，他受陆军部委派前往美国采购枪支弹药。鲁斯捷姆不会说英语，所以他请老朋友克里斯托弗·奥斯坎扬做他的指导兼翻译。奥斯坎扬意识到赚取佣金的机会来了，于是他马上想到了温彻斯特步枪。当时，温彻斯特在纽黑文教堂街一家小工厂工作，手头管着几名员工，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开始建造自己的枪支帝国。工厂其他员工还包括温彻斯特的儿子兼副董事长威廉、搬运工阿尔·哈里斯（Al Harris）、生产主管纳尔逊·金及其手下3名员工。1869年，在7名员工的努力下，温彻斯特的工厂共销售了10,930支步枪。奥斯坎扬与温彻斯特会面之后，温彻斯特希望他能激起鲁斯捷姆对连发枪的兴趣。奥斯坎扬答应温彻斯特发挥媒介作用，前提是要从中收取一定数量的佣金。

这种交易既不属于政府间的贸易，也不属于企业间秘密、违法的交易行为。这种交易与其他商品交易一样，只是普通的交易行为，只是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而正是这种武器交易行为重新塑造了当今世界。这种交易是自由市场经济短暂的鼎盛时期出现的临时、自发的交易行为，交易对象完全由买卖双方的个人喜好决定。当然，在此期间，贿赂行为与偶然性的坑蒙拐骗行为不可避免；枪商的勇气与才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枪支生产商与推销员的个人利益影响了公众利益。

奥斯坎扬坚信能轻松从这笔交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他将温彻斯特M1866式步枪展示给鲁斯捷姆看，不料鲁斯捷姆对这款枪丝毫没有兴趣，因为他认为这款枪太过复杂，不适合土耳其军队使用。1870年1月，土耳其苏丹似乎挺中意斯潘塞枪，他听说这种枪在美国内战之后出现滞销，因此美国政府很乐意将其出售给别国政府。然而，出于对佣金的考虑，奥斯坎扬积极劝说鲁斯捷姆。他极力夸赞温彻斯特枪，贬损斯潘塞枪。为了不使奥斯坎扬失望，鲁斯捷姆最终同意购买1,000支温彻斯特步枪，还努力劝阻土耳其政府从美国政府手中采购武器。

与此同时，温彻斯特也积极奔走。1870年年初，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与君士坦丁堡“阿扎里安父子公司”（Azarian, Pere et Fils）签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阿扎里安父子公司将成为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在奥斯曼帝国的全权官方代理。根据T. G.班尼特的描述，阿扎里安父子公司“非常古怪”，公司成员由阿利斯塔克斯·阿扎里安（Aristakes Azarian）、他的两个儿子皮儿和约瑟夫、他的兄弟约瑟夫组成。阿扎里安60岁上下、个头矮小、身材肥胖，工作起来近乎疯狂，仿佛他从来不需要吃喝睡觉。出于对商业机密的考虑，阿扎里安不仅没有招募其他员工，而且公司的每个决定，包括电报的措辞，都是由几位成员协同商议的。班尼特称：“他们一边喊，一边跺脚，一边做手势：‘1，2，3，4。’正当你期待他们接下来会打作一团时，喧嚷声突然停止，他们的意见也终于达成一致。这是他们缜密判断、深思熟虑的结果。”土耳其政府的各位大臣对阿扎里安言听计从。在其他官员进陆军部需要脱鞋换上特制拖鞋的情况下，阿扎里安可以穿着沾有泥土的靴子走进去。土耳其政府也非常重视阿扎里安所说的每一句话。1872年，阿扎里安参观了马塞勒斯·哈特利在布里奇波特成立的联合金属弹药公司的工厂。他此行非常低调，没有向对方透露自己的身份，对方也以为他只是一个长相奇怪的普通美国公民。参观结束后，他告诉对方自己是土耳其政府派来的代表，现场采购了1,000万发子弹。

1870年，温彻斯特为阿扎里安寄去1把镀金步枪和5把镀银步枪，让他将其展示给土耳其官员看。此后，阿迪斯以温彻斯特代表的身份向土耳其苏丹展示温彻斯特步枪。温彻斯特枪与其他参与展示的步枪都通过了前几轮测试，顺利进入最后一轮测试，即可怕的沙子测试。所有参与展示的步枪都摆放在毯子上，测试人员将沙子灌进枪口，然后摇了摇，一直到枪支阻塞为止。接着，步枪推销员需要用普通士兵随身携带的仅有工具修理枪支，使其恢复正常使用。

其他参与展示的步枪均没有通过该轮测试，然而阿迪斯对这种测试毫不畏惧。他请求用水，不过被告知水壶不是士兵的基本装备。同以往一样，阿迪斯那天喝了很多水，于是他灵机一动，想到了办法。他开始对着温彻斯特枪撒尿，将枪体的沙子冲了出来，其他竞争者气急败坏。阿迪斯争辩，即使没有水壶，每个士兵都有膀胱；此外，他的这种做法也符合比赛规定。

显而易见，阿迪斯的机智表现给苏丹的众位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奥斯曼帝国遂决定马上下订单采购温彻斯特步枪。这时，温彻斯特意识到他可能需要掏两笔佣金，一笔给阿扎里安，一笔给奥斯坎扬。因此，温彻斯特在7月中旬开始单独找阿扎里安谈合作。

奥斯坎扬对此愤怒不已。他想要求温彻斯特支付佣金，以回报他为劝说鲁斯捷姆所做出的努力。阿扎里安听说奥斯坎扬提出要从此次交易中获得一笔补偿金，便写信给温彻斯特，表示自己也应该从温彻斯特与苏丹之间的每一单交易中得到一笔佣金，无论该笔交易是否由他促成。温彻斯特拒绝了奥斯坎扬和阿扎里安的要求，他一如既往地坦言道，每一位代理商都在暗中替自己推销产品，如果每笔生意都以佣金回报他们，公司定会因此破产。所以，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几乎与此同时，雷明顿父子公司向古巴出售了一批武器，也面临着类似的支付双倍佣金的艰难困境。原来，雷明顿与塞缪尔·诺里斯在1868年签署了一项协议，内容是如果诺里斯帮助他在欧洲国家、组织之间销售武器，将得到订单额的10%作为佣金。诺里斯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非常出色，头几年就拿到了接近50万美元的佣金。后来，诺里斯与雷明顿公司因为难以预测的殖民地问题以及对欧洲“国家”和“政权”的不同解读而产生了长久的分歧。诺里斯坚持认为自己应从与古巴的交易中获得佣金，因为古巴是欧洲国家西班牙的殖民地，自然也属于西班牙领土的一部分。雷明顿公司不想支付双倍佣金，因此其律师辩解称虽然古巴不是独立的政权，也不能称之为政府，但确实是古巴人自己的“国家”，古巴与雷明顿公司之间的武器交易并不依赖于其“宗主国”西班牙。对于枪支制造商来说，一个实体的独立性是由其购买武器的能力决定的。由于19世纪70年代的个体代理商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背景下进行国际武器贸易，因此各种因为命名法不同而导致的问题层出不穷。雷明顿的律师表示：“假设一个欧洲国家和某个亚洲国家开战，比如说法国与中国，武器供应商在纽约将武器出售给法国，然后由法国运送到中国战场，供法国军队使用。如果直接将武器经由旧金山海运到中国，供中国战场上的法军使用，那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诺里斯并没有将武器出售给‘欧洲国家’，因此也就无法获得佣金。”雷明顿公司在此过程中使用了两个术语——“国家”和“政府”。从这个层面来区分，古巴虽然不能被称之为“政府”，但毫无疑问是一个“国家”，而肯定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因此，诺里斯无权获得10%的佣金。）

到了9月下旬，温彻斯特依然在与土耳其人进行艰难的谈判。温彻斯特向阿扎里安抱怨土耳其人“生意观太不明确，想法太过混乱”。在此之前，温彻斯特就以企业家独有的风格和语气强调了交易清晰明确的重要性，几乎到了冷酷的程度。他说：“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只是想清楚地阐明自己的意愿。如果能获得哪怕一点点儿利润，我很乐意向土耳其政府出售5,000支甚至5万支枪。”温彻斯特已经将价格报到了最低，不料土耳其苏丹给的价格令他大失所望。温彻斯特毫无掩饰地说：“贵国政府出的价格荒谬至极，似乎根本不知道与美国人做生意的原则。即使我们希望多赚一些，但不会以双倍的价格出售武器，我们只想获得最基本的利润。”

温彻斯特在与阿扎里安的交流中指出，有些冒牌制造商以假乱真，在枪体刻上“W”字样的标志，让消费者误以为这就是货真价实的温彻斯特枪。（同样，柯尔特也一直在广告上警告消费者要警惕仿冒产品和侵犯专利的行为。）温彻斯特一针见血地向阿扎里安指出：“凡是提出能以更低廉的价格装备温彻斯特枪的人都是骗子。即使欧洲武器制造商能生产出跟我们的枪外形、工艺一模一样的枪支，他们也始终跟不上纽黑文的机器生产的速度。不等他们生产出一支枪，我们的机器就已经生产了2万支。”温彻斯特毫不掩饰自己在枪支贸易中的危险处境，他告诉阿扎里安：“我们每天都在提升产量，扩大业务范围，争取将他们排挤出去。”

温彻斯特还加上了一条底气十足的附言：“如果你已经谈妥了生意，只需要发电报告诉我‘是，1.5万支’（多少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或‘不是’。我知道这话代表什么意思，会相应地回复你‘好’或‘太晚了’，视具体情况而定。”

1870年11月9日，温彻斯特和土耳其战争大臣签署了一项重要协议。根据协议，温彻斯特向土耳其政府分别以每支28美元和20美元的价格出售1.5万支毛瑟枪和5,000支连发卡宾枪，土耳其方面可享受5%的优惠。温彻斯特要求对方用黄金支付，同时保证每周至少交付1,000支枪，最晚于1871年1月1日之前将所有枪支运到纽约码头。

当时，温彻斯特缺乏相关的经验，然而土耳其政府毫不含糊，接连下了大批量订单。据温彻斯特公司一名员工回忆，1870年冬天，工厂在马不停蹄地为土耳其政府的订单进行生产，每10小时换一次班，一天换两班倒。土耳其方面的巡视员一再强调生产绝不能延误。到了中期，温彻斯特要将位于布里奇波特的工厂搬迁至纽黑文。温彻斯特等最重要的机器加工到最后一刻，然后立即卸下机器的皮带，将其装上敞篷大卡车，运送到不太远的纽黑文工厂，此时正值中午。到了第二天上午7点，机器便立即在新的工厂投入使用。货物加工结束后，温彻斯特准备了5艘蒸汽机船、7艘帆船，包括“黛西号”（Daisy）、“亨利·奈特号”（Henry Knight）、“亚美利哥号”（Americus）和“明多塔号”（Mindota），统一将货物运送到土耳其。国际枪支贸易就是这样形成的。莫蒂默·麦肯齐（Mortimer MacKenzie）在纽约做海运生意，经常负责为史密斯&威森公司、雷明顿父子公司以及斯凯勒、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运送枪支（奥斯汀·鲍德温公司也是一家枪支批发公司，不过它有自己的蒸汽机船）。在他看来，枪支和其他商品并无两样。莫蒂默表示，枪支加工商总是来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需要运送多少货物，提前跟他约好运送事宜，就跟以往安排运送普通货物一样。

继1870年的交易之后，1870年，土耳其政府又与温彻斯特公司签署了一个类似的协议。如果算上子弹销售，温彻斯特公司在这两次交易中的总收益超过136万美元。当时奥利弗·温彻斯特面临的形势岌岌可危，这笔资金到账后立解其燃眉之急。温彻斯特一边等待与土耳其后期交易的最后一笔资金，一边致信康涅狄格州布兰福德的“可锻铸铁装置公司”，请求放宽还款期限。温彻斯特在信中写道：“目前我们缺乏资金。不过，只要土耳其方面汇款过来，我们的状况马上会得到改善，请您耐心等待。”

奥斯坎扬想获得10%的佣金，结果遭到温彻斯特的断然拒绝。1875年，奥斯坎扬就此事上诉至纽约法庭，希望法庭强制温彻斯特执行协议。奥斯坎扬在法庭上直截了当、清楚无误地阐明了自己对温彻斯特枪支销售做出的贡献，但法庭裁决中认为，这种贡献只能理解为他代表温彻斯特，利用自身的“官方影响力”说服苏丹，利用“个人影响力”说服鲁斯捷姆拜伊。法院表示，奥斯坎扬是土耳其政府的商业代表，似乎根本没有把政府的利益放在心上；另外，无论是此次枪支贸易还是其他枪支贸易，甚至包括那些与别国政府之间的贸易，都没有对“公众利益”产生半点儿影响。相反，奥斯坎扬脑子里只有自己的佣金和与温彻斯特之间的私人协定。

法庭裁决表明，奥斯坎扬的协定“充斥着不当利益，本身就有腐败嫌疑，显然与为大众谋福利的思想相违背”。毫无疑问，法院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认可或强制执行这样的协定。显而易见，法院的裁决完全符合温彻斯特的利益。尽管奥斯坎扬使尽浑身解数，温彻斯特还是在没花一分钱的情况下打赢了这场官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1877年2月，正值奥斯坎扬向法庭上诉期间，《纽约时报》报道了一名土耳其“贵族”的纽约之旅，以及他如何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玩转”纽约。据《纽约时报》描述，此人位高权重，是土耳其苏丹的在役海军船长，朋友都叫他爱丁波罗拜伊（Edinboro Bey）。爱丁波罗拜伊向外界宣称俄国与土耳其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自己身负重大使命，负责将武器由美国运送至君士坦丁堡；此外，他还声称奥斯坎扬事件存在争议，自己是重要见证人。或许，爱丁波罗拜伊只是假装自己是鲁斯捷姆拜伊，或者他就是鲁斯捷姆拜伊本人，只是换了名字而已。无论如何，在纽约一些重要人士的推荐下，他来到当地社会，以自己的胆量、智慧和风度获得了当地精英的认可。

《纽约时报》并不清楚爱丁波罗拜伊与温彻斯特在纽黑文会面后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离开时身无分文，没钱交住旅店的费用，但是回到土耳其后腰缠万贯。温彻斯特的一位纽约代理商在纽约银行用支票为爱丁波罗拜伊兑换了600美元的黄金，此后爱丁波罗拜伊便离开了纽约，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纽约时报》对一些传言进行了报道，温彻斯特为了让爱丁波罗拜伊忠于他，在奥斯坎扬的案件中保持沉默，或者不在法庭上出现，不惜花重金收买他。

纵然纽约的精英们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他们也应该赞叹爱丁波罗拜伊的演技。伪装能力在交易中具有重要意义，成为商业交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纽约时报》指出：“他是纽约历史上出现的最精明、演技最高超的投机者之一。即使是那些被他骗得最惨的精英，也无法不感叹他引人入胜的演说能力以及《一千零一夜》式的想象力。”

整个19世纪70年代，温彻斯特坚持与土耳其做生意。1877年12月的前半个月，T. G.班尼特在君士坦丁堡与另一位苏丹签订武器出售协议。这位苏丹名叫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Ⅱ），身材瘦削，脸色灰黄；班尼特还形容他“一脸蠢相”。哈米德二世是土耳其帝国最后一名专制君主，他盲目恢复前朝的盛世光景，肆意挥霍帝国的财富。

俄国想攻占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与俄罗斯共进行了13场战争，班尼特于12月来到君士坦丁堡时，土耳其人正陷身于其中一场战争。早在6月，《纽约时报》就报道“一批装备温彻斯特步枪的基督教志愿者起程前往土耳其参战”。班尼特写信告诉简：“我们这里没听说要打仗，因为官方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发布这样的消息……君士坦丁堡居民根本不知情，只有等俄国人打进来，他们才会知道战争已经打响。”

班尼特一边进行武器出售洽谈，一边在旅途中为简寻购装饰物品。他发现当地一家子弹加工厂（温彻斯特曾向西班牙和土耳其出售过子弹加工设备）形同虚设，不仅浪费了优质黄铜，而且无法生产出合格的子弹。于是，他派一位说英语的游客去培拉区郊外一座黑暗狭小的清真寺寻找一些只知道诵经的苦修僧人。

在此期间，班尼特一如既往地想念家人。他告诉简：“你不知道我多想回家看看。”与此同时，他叹息道：“虽然这里风平浪静，但是俄国人肯定在巴尔干半岛之外攻打土耳其军队，想想都觉得不寻常。”

确实不寻常。更不寻常的是，温彻斯特枪在这场战争中改变了欧洲战况。事实上，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内，土耳其陆军元帅奥斯曼·帕夏（Osman Pasha）凭借温彻斯特枪以一个军的兵力成功阻挡了20万俄军的进攻，创造了19世纪最为著名的军事神话之一。在普列文（今属保加利亚）防御战初期，奥斯曼的军队只有1万人，不过这支军队装备了8,000 ~1.2万支新式武器——温彻斯特M1866式步枪，这批枪是温彻斯特于1870年和1871年出售给土耳其政府的。在长时间不间断的扫射过程中，这批连发枪共向俄国军队发射了4,000万 ~6,000万发子弹。

当时，俄国军队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Nikolai Nikolaievich）大公的率领下昂首阔步前行。7月30日，他们徒步进城，本以为敌军数量不会太多，也不会使用皮博迪–马丁尼斯枪（Peabody-Martinis）和温彻斯特枪，没想到却深陷其中。据当时一位枪支专家描述，这两款连发枪可连续发射子弹，形成一道“热弹墙”，足以摧毁一个步兵团。在这场战役中，土耳其军队只有12人阵亡，30人受伤，而俄国军队在不到20分钟的交战中损失了74名军官和2,771名士兵。1971年，《纽黑文记事报》对当年的情况回忆道：“俄国军队并不知道，他们在给自己的单发武器上膛时，土耳其军队使用的连发武器足以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纽黑文记事报》称这种连发枪为“英雄枪”，并表示这批枪是100年来美国政府对土耳其军事援助的一部分。不过，温彻斯特携手鲁斯捷姆和奥斯坎扬向土耳其方面出售武器，纯粹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因此，美国政府援助与奥斯曼装备温彻斯特枪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此后几场战争，温彻斯特枪依旧令敌军闻风丧胆。土耳其军队潜伏在地势高低不平的战壕里，大部分士兵都配备装满子弹的温彻斯特连发枪。这种枪扫射起来速度快，杀伤力大，让敌军一片哀号。在美国政府看来，这种枪扫射起来挥霍无度，浪费子弹，而在奥斯曼看来，这种枪非常高效，适合作战。他给每位持温彻斯特枪的士兵配备了500发子弹，命令他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射出更多的子弹。在一场战争中，他们以前所未闻的速度每分钟射出了2万发子弹。俄国的联军共损失了356名军官、1.4万名士兵。当时有一位记者在描述第二次普列文战役时表示，很难想象还有哪一支军队能像土耳其军队一样在这次骇人听闻的屠杀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消灭敌人。

毫无疑问，温彻斯特连发枪让俄国军队束手无策；不过，疾病传播和物资缺乏也对土耳其军队造成了致命打击。最终，奥斯曼投降被俘。在一次盛大的早餐会上，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传来奥斯曼，一方面盛赞他在普列文防御战中书写的传奇，一方面将他的佩剑归还于他，以表敬意。这是新时代对手在战场兵戎相见后的一种礼节。

普列文要塞防御战之后，欧洲开始盛传温彻斯特连发枪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伤力。人们觉得难以置信：土耳其军队这么一小撮人马怎么可能阻挡俄国大军的强势攻击？那时，新闻记者并没有意识到温彻斯特速射连发枪的强大威力，不过世界各地作战指挥部里的军官却都心知肚明。伦敦一位陆军中校听闻温彻斯特连发枪在普列文防御战中的“致命杀伤力”后，强烈建议部队装备这种枪；一位海军中将也表示：“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提倡使用这种称之为‘温彻斯特’或者‘温彻斯特-亨利’的连发枪。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有一位名叫亨利的先生，他和这种枪有一定关系。”当时，能记得亨利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因此如果亨利能听到这句话，一定会非常高兴。

温彻斯特的海外贸易日渐繁荣，一些国家和部落竞相购买这种神奇而具有无穷威力的新式武器。斐济最终用这种连发枪取代了传统武器回飞镖。19世纪80年代，泰国国王拉玛五世在曼谷购买了一批温彻斯特枪，以此抗击法国对老挝和柬埔寨的入侵。有些人从没见过美国人，现在却用上了美国枪。据一份公司回忆录记载，爱斯基摩人和南太平洋诸岛居民也购买了温彻斯特枪，就连非洲草原居民和澳洲丛林居民也知道这种枪。一些散布在非洲沙漠中的阿拉伯部落也开始从二手经销商手中购买温彻斯特枪。

随着枪支向速射武器不断发展，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用连发枪替换了老式单发枪。枪支制造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创新的关注点转移到枪支的射击速度、杀伤力及其在商业性军备竞赛中的竞争力上。经过普列文防御战，温彻斯特枪成功开启了半自动化步枪发展的新时代。

杀戮与经济收益总是相互联系，这从纽黑文枪支产业的账单中可见一斑。得益于与土耳其苏丹的交易，温彻斯特公司转危为安，公司效益逐渐提升，业务不断扩大。据该公司档案记载，通过与土耳其的海外贸易，公司经济状况获得了巨大改善。

1871年4月，一个曾经畏首畏尾的董事会成员高调地给温彻斯特寄来一封信，感谢他“无论处境有多么艰难，都能不屈不挠地挺到最后”，也称赞他“高超的经商技能与罕见的创造天分”，让其他股东得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自1867年4月1日开始，该公司净资本增长了727,105美元，达到1,177,105美元（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3.24亿美元）。1872年3月6日，温彻斯特致信各股东，向他们介绍了自1872年2月公司开账后的借贷情况与收益情况。此时，该公司“可靠资产”剩余510,797.76美元，这其中还不包括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专利权资产。温彻斯特指出，1872年该公司收益额增长了60,659.94美元。这一年，该公司实际交易额为1,015,652.20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206,258.56美元。其中，奥斯曼帝国政府为该公司贡献了333,172.12美元。该公司档案显示，1870年至1880年这10年间，公司收益可观，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

T. G.班尼特也感觉到自己好运连连，尽管他一直抱怨在欧洲销售武器的生活与其中的尔虞我诈，也抱怨公司在当地缺乏杰出的代理商。1879年，身在罗马尼亚的班尼特写信告诉简：“这个夏季让我感受到人生太过短暂。一想到两个月内要与你天各一方，我内心无比抵触。然而，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心存感激。我想不出还有谁值得我为其改变自己，你呢？”

第7章

“灵魂之枪”

我们都在未知的世界前行，周围是无边的空气。我们不知道什么在躁动，也不知道它如何与我们的灵魂联系起来。

——歌德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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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因消瘦症而夭折后，莎拉·温彻斯特的厄运并没有终止。由于死亡证明有时候适用于死胎，有时候又不适用，因此她有过几次流产，怀了几个死胎，我们不得而知。奥利弗·温彻斯特可以细致入微地计算自己的枪支产量，而莎拉·温彻斯特只能对自己生产失败的次数保持沉默，甚至绝口不提。不过，1866年至1879年间，她的孩子显然没有一个存活下来。

1969年，当地一家报纸的社会栏目刊登了一则非同寻常的新闻，不过颇具可信度。这则新闻指出，一位查尔斯·H.梅里尔夫人（Mrs. Charles H. Merrill）慈善拍卖一件外衣。这是一件精致的黑色外衣，呈喇叭状，由丝绸制成，上面饰有花边。这则新闻的编辑指出，在19世纪初，可以称之为维多利亚风格的上衣，不过现在应称其为可爱风格的超短连衣裙。1922年莎拉辞世后，梅里尔夫人曾帮助莎拉的侄女（或外甥女）打理其遗物。莎拉还留下两套完整的婴儿装，应该是在怀孕期间准备的，几十年过去了，她一直没舍得扔。梅里尔夫人喜好收藏旧衣物，便花钱买下这件外衣。她从莎拉侄女（或外甥女）的口中得知，莎拉在三次怀孕期间都一直穿着这件外衣，不过三次怀的都是死胎。“三次”应该是最保守的数字。

虽然莎拉想方设法要孩子，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但是她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悉心呵护庞大家族中的每一个大人和小孩，令人钦佩。女诗人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投身创作，过着隐居生活，不过她也和莎拉一样悉心照顾家人。一些生活在新英格兰多代混居大家庭中的无子女性和单身女性同样如此。莎拉非常爱威廉。1876年9月简外出度假期间，T. G.班尼特写信告诉她：“萨莉（莎拉的昵称）在忙来忙去为威廉准备好东西，我们也参与进来一起分享。她将蝴蝶花纷纷扬扬地撒在我们头上。”简度假期间，她的孩子便和莎拉一起睡，一起吃饭，食欲比任何时候都要好。莎拉总是在饭前为温彻斯特父子沏好茶；如果恰逢雨天，她会派车去工厂接他们，免得他们爬坡回家。温彻斯特的枪支帝国越大，产量越高，莎拉反而变得越发瘦小。

莎拉一边要抑制接连失去几个孩子的悲痛，一边要极力隐瞒威廉结核病加重的事实。不过，威廉病情加重，家里的其他人都看在眼里。1878年夏天，班尼特在纽黑文，简在海边。班尼特写信告诉简：“威廉只在玛莎葡萄园岛住了一晚上，因为那里的空气让他咳嗽不止。在我看来，他比去年憔悴多了，也消瘦多了。我不明白莎拉为什么没有对威廉的病情产生警惕。出于对威廉偏执的爱，她只是让他远离他身体欠佳的父亲。”

7月末，莎拉和威廉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怀特山度假，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住在伯利恒豪华的辛克莱酒店。辛克莱酒店是麦芽酒大亨弗兰克·琼斯（Frank Jones）为女儿建造的，是患哮喘、肺结核和花粉症的有钱人休息调养的天堂。莎拉和威廉白天要么坐在华丽的全景阳台上欣赏美景，要么在草地上玩棒球或保龄球；到了晚上，他们就享受美食、举办舞会、听管弦乐、玩扑克牌。他们在度假期间还有一个自称某位“将军”的人陪伴。此人是班尼特的好友，是从国外移居此地的枪支代理商。回到家后，他们就将度假时的经历分享给班尼特听。不过，怀特山的新鲜空气也没有让威廉的病情得到好转。

莎拉和威廉在建造自己的别墅之前一直住在奥利弗·温彻斯特的别墅里。莎拉的厄运在这座别墅里加剧，也在这座别墅里潜藏。这座别墅是温彻斯特商业财富的象征，坐落于展望街（Prospect Street）。展望街两侧是高大的榆树、松树和橡树，这里有纽黑文最为宏伟壮观的住宅，成为全市最高档的地点之一。这些住宅奢华尊贵，隐秘性好。展望街的起点是位于市中心的格罗夫街公墓，公墓的大门具有浓郁的埃及建造风格，总让人联想起歌剧《阿伊达》（Aida）里面的镜头，非常有名。1966年，在某党派的回顾展上，人们将展望街与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街道进行了比较：“或许它没有香榭丽舍大道那么宽敞，但是也没有派克大街那么丑陋。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可估量，因为这里住着知名的企业家。”

温彻斯特和约翰·戴维斯的别墅在展望街中心相邻而建，有着同样的建筑风格。同戴维斯的别墅一样，温彻斯特的别墅是砖造结构，共三层，一律用灰泥粉饰，屋顶呈双重斜坡状。从别墅的大窗户向西和向南远眺，可以看到陡峭的西岩石山；在近一些的地方，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全景尽收眼底，看上去好似展望山下的砖石巨兽。其他枪支企业家的别墅也是依其工厂而建。柯尔特的豪华别墅阿姆斯密尔就建在一座蓝色的圆拱顶建筑附近，这座建筑是受俄国建筑的启发而建成的，上面装饰着金色的星星，就像给柯尔特的工厂戴上了一顶王冠。雷明顿也在兵工厂山上修建了一座豪华的意大利式别墅，俯首就能看到他的工厂。

温彻斯特雇了大量仆人，这些仆人一丝不苟地帮助他处理家务劳动和日常琐事。这些仆人包括6名女仆、1名园艺工、1名车夫，园艺工带着他的妻子，车夫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温彻斯特的别墅价值15万美元（约合现在的281万美元）。

戴维斯的别墅建成后，戴维斯特别设宴款待50位参与别墅修建的工人。他让工人在华丽的下厅集合，首先对他们深表谢意，然后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奋斗史。戴维斯的别墅与温彻斯特属于同一风格，他的奋斗史也几乎与温彻斯特相同。他告诉各位工人自己白手起家，刚创业时只有150美元的资本，不过他精打细算，勤勤恳恳，为人正直，最终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他就是这样获得了财富，建起了房子，从此扬名立万。他说，成功就像盖楼房，要一砖一瓦、日积月累。

当时，温彻斯特在纽黑文声名远扬，被公认为“腰缠万贯、品德高尚”，在纽黑文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他并不因自己枪支产业的本质而感到良心不安，这也是美国其他枪支生产商的典型心态。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枪支生产商让枪支触手可及，然后鼓励每一个美国人购买，丝毫不感觉有愧于良知。”在枪支产业的起步阶段，询问枪支生产商是否会良心不安，注定得不到任何响应，也是不合时宜的做法。

温彻斯特通过发展枪支生意，提高了纽黑文的工业化水平，也做出了一些善举。由于其他枪支生产商并不像他那样热心于公众事业，因此纽黑文的发展主要归功于他的成就。他曾担任康涅狄格州副州长一职，也因此被冠以“州长先生”的称谓。他还竭尽全力帮助工人寻找工作、接受教育。不过，他对于生意专心致志。一旦遇到问题，他总是会问：“会影响公司生意吗？”

温彻斯特最为人知的一张照片是在教堂街的一家照相馆拍的。温彻斯特先是摆好姿势拍照，拍照结束后，他匆忙站起身，戴上帽子，穿上他冬天经常穿的军大衣，转身就要离开。摄影师要求再给他拍张照，“不用刻意摆姿势”。从其行为举止来看，此时的温彻斯特更加真实，与官方塑造的形象完全不同。

整个19世纪70年代，温彻斯特一直在给耶鲁大学捐地，其中包括展望街一块36英亩的土地。该校后来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天文台，配备太阳仪和赤道望远镜。威廉喜欢天文学、果树栽培学和温室兰花养殖。一个世纪后，纽黑文枪支大亨的私人住宅大多都卖给了耶鲁大学。温彻斯特的庄园已经不复存在，该校的神学院购置了这块地皮和戴维斯的别墅，该别墅仍保存完好。20世纪60年代，该校一位神学专业的学生表示：“最终，我们的任务是让温彻斯特兵工厂彻底停产。”该学生不仅从社会良知方面否定枪支产业的本质，也对温彻斯特创造的辉煌传奇产生怀疑。讽刺的是，他也含糊其词地退一步承认：“如果没有枪支产业，我们怎么会战胜西部，怎么会过上今天舒适稳定的生活？”

上述内容是莎拉在展望街的生活。事实上，关于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多。莎拉生下的孩子不幸夭折后，她想尽一切办法继续生孩子。19世纪70年代，丈夫威廉的病情加重，她不敢想象未来的生活，也不想再次遭受痛苦的折磨。此后，他们继续痛失孩子，威廉的病情也不断恶化，莎拉和威廉都被忧郁的情绪笼罩着。1951年，耶鲁大学一名学生对莎拉的生涯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莎拉的朋友都知道她一直在苦苦搜寻灵丹妙药：她开始寄希望于与神灵对话，揭开生与死的面纱。

难道真如传言所说，莎拉正是在这段黑暗的时期开始接触灵媒吗？

我们并不确信莎拉是否真的相信鬼魂。至少从我们现有的记载来看，她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相信鬼魂。她生前的大部分信件都已失传；此外，她也没有留下日记。因此，本书完全是基于理论推敲来回答这一未解之谜。有关于莎拉搞“迷信”（并非鬼神）的说法初次见于1895年3月29日圣何塞的一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表示，莎拉被迫从事神秘莫测、奇异古怪的迷信活动。后来，这篇文章又出现在一份国家级杂志上。1909年1月，加利福尼亚一份报纸披露了一件与莎拉有关的诉讼案，文章称莎拉是“不折不扣的唯灵论者”。1911年，《纽约时报》刊文确认了这起与莎拉有关的诉讼案以及她的唯灵信仰。同年，有关莎拉及其唯灵信仰的谣言迅速弥漫，致使该报新闻编辑被迫出来辟谣，驳斥一些太过夸张的言论，如“神秘女人”的鬼故事以及她如何与自己的日本仆人举行祭拜仪式。显而易见，莎拉·温彻斯特的唯灵信仰传说在1895年至1911年间得到了强化。

不过，我们的故事已经超前。我们听说的关于莎拉的传闻，有一部分是事实，有一部分是谣言，还有一部分我们能从她留给我们的有形线索中挖掘、推测出来。她就像萦绕在我们心头的谜，需要我们用心揣测。

今天，一说起信仰神灵，我们总是将它与神志不清或轻信别人联系起来；有些人一听说别人盲目指控莎拉神志不清，就积极为她辩护，称她并非相信灵魂交流。事实上，像莎拉这样来自富贵、先进家庭之人，如果在内战后从未探究唯灵主义，反倒成了奇事。莎拉当时生活在新英格兰地区，处于枪支产业与唯灵信仰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属于受这种信仰影响最深的阶层，她本人也充满好奇心。唯灵论前女性领袖人物演员艾玛·哈丁·布里顿（Emma Hardinge Britten）指出，莎拉所在区域的城市、乡镇都是这种信仰的坚实堡垒。每逢周日，来自各地的500~1,000个信徒总是去康涅狄格州威利曼蒂克和诺威奇等地听唯灵论讲座或参加降神会。他们想方设法通过灵应盘、鬼画符、桌灵敲、万灵抛、心灵视觉等方式与“灵魂离开肉体之人”（表示“死者”的积极的术语）交流。著名的范妮·科南特（Fanny Conant）女士每隔三周在“光明旗帜”圆形礼堂举办的降神会，每次都会吸引成百上千人参加，成为与会者与魂灵相聚的“盛会”。

有关莎拉的传说基于“唯灵主义运动”，该运动始于19世纪40年代末，在50年代发展到顶峰，此后影响力便逐渐减弱，走上了自然发展的轨道。不过，这种情形在内战开始后发生了变化。内战期间，大部分家庭痛失亲人，服丧者数不胜数，唯灵主义运动又一次获得新的发展。正统宗教只是让人们相信逝者灵魂不朽，这种象征性的安慰作用有限，而唯灵论让陷入悲痛的人们获得极大的心灵慰藉。唯灵论认为，死后的生活是现世生命的延续，逝者的世界与生者的世界完美交汇，逝者的魂灵每天都在生者的身边，只不过生者看不见而已。著名的唯灵论者罗伯特·戴尔·欧文（Robert Dale Owen）曾写道：去世的同胞并不是无形的幻影，而是可识别的、完整的人，他们保留原有的感觉、记忆、思想和情感，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他们。还有一些知名的唯灵论者将逝去比喻为进入新的空间，是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旅程，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魂灵的栖息之所实实在在、触手可及，是地球的逼真再现，只会更加美好。

唯灵论者习惯上将“魂灵世界”称作“夏日乐园”，它位于现实世界之上，到处充满光明。据唯灵论者描述，魂灵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别墅里，别墅闪闪发光，仿佛由纯金和珍贵的宝石建造。魂灵还建立了与现实社会相似的阶级制度。一篇关于构建魂灵圈的文章告诉读者该如何使用技巧吸引高层社会的魂灵和广受欢迎的社会阶层里的魂灵。唯灵主义主张魂灵也关注自我和外表，有自己的家庭、思想、情感以及等级差别，因此不等同于死亡。事实上，唯灵主义是让死亡变成复活的手段。哈丁·布里顿甚至公然宣称：“我们的信仰里没有死亡一说。”

这些是唯灵论者看到的、想象的世界，或者至少是他们宣称自己看到的、梦想的世界。这种世界宏伟壮观，栩栩如生，充满想象，这种信仰简单容易，能给人以极大的心灵慰藉；因此，除非有坚定的意志力，否则难以摆脱这种信仰的吸引。诚然，有些人对唯灵主义持怀疑态度，如纽约最高法院大法官乔恩·沃斯·埃德蒙兹（Jon Worth Edmonds）后来就放弃了唯灵信仰；但是忠实的唯灵论者也不在少数，其中有些还来自有名望、有地位的家庭。《唯灵论邮报》（Spiritual Telegraph）还刊文驳斥唯灵论批评者，称他们是“毫无感情的顽固派”：有些是虔诚的神职人员，有些是乐天派出版商，有些是哈佛“激进演讲者”，还有些是“‘唐德利’式的高贵先生”——他们都和蔼可亲，只不过是不长脑子的贵族。

不过，唯灵论既是哲学，也是治愈创伤的膏药。唯灵论者用自己的信仰编织成一个全国性的唯灵故事。同其他任何灵异故事一样，唯灵故事中的魂灵都会传递一条被现实世界遗忘、轻视甚至抑制的信息。

从广义上来说，这条被遗忘的信息关于良知与责任。新奥尔良唯灵论者P. B.伦道夫（P. B. Randolph）在唯灵主义运动中的第一次野营布道会上指出：“所有的过错都应得到弥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纠正任何对我们的同胞造成影响和产生伤害的想法、言辞或行为。只有严格按照这种社会责任标准执行，才能在良知上真正问心无愧。”在这一点上，唯灵主义信仰者常常引用唯灵论者亨利·赖特（Henry Wright）的名言：“无论你去往何处，总能发现某些东西与你如影随形。”唯灵主义提倡命运共同体，坚信所有唯灵论者处于一种神秘不可见的关系网之中。一位唯灵论者将宇宙描述成“音调最为和谐的竖琴”，每一个点上的音符、韵律或节拍都会在其他地方产生久远的回响。用当代经济学术语来说，唯灵论者相信社会的道德之心由一只“无形的手”调控，并对此坚信不疑，就像其他人坚信经济由一只无形的手调控一样。

唯灵论者以此为基础，在实践中设想了一套社会责任体系，这套体系完全超越了现实社会中通行的义务观，这种义务观无法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充斥在契约之中以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唯灵主义是一种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中的产业观、经验观、竞争观、个人观以及自由经济观格格不入。自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唯灵论者每年都会举行一场全国大会，在大会上通过相关决议。他们在1867年通过决议：每个人要为自己和我们共同的事业赢得荣誉，就应该敢于面对痛苦，而不是为他人带来痛苦；就应该敢于面对死亡，而不是从事杀戮。1866年，他们在普罗维登斯举行会议，一致同意“为自己的消耗付出完全之等价物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倡议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碳补偿”以及“零碳足迹”的先声。他们在1870年表示：地球、空气和阳光既属于大人，也属于孩子。每个孩子生来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平等权利，可以利用地球上的一切东西获得自身的发展，因此，现实社会中的私有财产法并不公平。他们还在会议上指出现实社会中“劳动与资本”间的不平等关系，预言国家将因此走向贵族和贫民的两极分化。他们强调，生活的目的不在于创造人类机器，而在于充分发挥人类的才能。年复一年，他们还立志与性别歧视和民族歧视做斗争。他们支持普选，反对抽烟酗酒，反对学校强制学生读《圣经》，反对为了追求物质而卑躬屈膝，反对限制移民的政策，反对败坏风俗的“时尚”衣着。1867年，他们谴责美国社会疾病、苦难和贫困泛滥，决定建立“道德警察社团”，寻找和救济贫困人口以及有特殊需要的人群，给予他们应有的同情和慰问。他们立志实现“全球公平正义”。他们几乎每年都通过决议，反对不道德的战争行为，而温彻斯特的枪支帝国正是借助于战争发展起来的。他们表示：“一切战争准备都会增强人类的欲望，这种欲望最终以牺牲爱、正义、真理、仁慈和宽仁之心为代价。”他们将目光转向西部，看到印第安人作为西部大陆最初的继承者，遭到白人残暴和不公正的对待，被夺去家园。

《纽约时报》嘲笑唯灵论者1866年的宣言“太过可笑”，是“无稽之谈”。该报进一步指出：“先前从未听说过这么多主张，也从未出现过这么多可疑、奇怪、空幻的理论……这群人脑中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整天想着如何与另一个世界的魂灵沟通交流。”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到了2015年，唯灵论者的主张已经成为《纽约时报》一些读者的核心信仰，这些读者不仅思想先进，而且信奉自由。

与此同时，道德观也日趋流行。奥利弗·温彻斯特和威廉·温彻斯特并不关注为什么，只关注怎么做，正如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所说：“首要之务，不是着眼于既不可追又不可及的过去与未来，而是做好切实摆在手边的事情。”科学和产业的发展关注细节，注重技术，讲究实用经验。温彻斯特及其他枪支生产商对工业产业怀有极大的热情和信心，就像今天的硅谷对计算机技术怀有极大的热情和信心一样。不过，唯灵论者伊丽莎白·菲尔普斯（Elizabeth Phelps）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反对这种缺乏远见的观点，担心在这个讲究经验的机器和科学的时代，人们会逐渐丧失想象力，只专注于个别领域，这是十分危险的。她最后指出，这种人看不到奇迹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威廉·温彻斯特或许印证了菲尔普斯的观点：他只专注于温彻斯特枪支系列中的一款滑膛枪，希望能改进这款枪，从而获得专利，再将专利移交给公司，成为公司财产的一部分。不过，他也因此陷身于错综复杂的机械零件图之中。

唯灵论提倡的道德观与温彻斯特及其他产业家的道德观不同。无可否认，从金融层面上严格来说，记账是温彻斯特工厂及威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枪支产业中的记账传统始于1810年左右，此后不断向精确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只有伊利法莱特·雷明顿没有费尽心思将公司记账系统化，而是尽职尽责地把每一笔交易写进自己的皮质账簿里面，其结果是“出售1,000吨钢铁收入的1万美元与出售一个小部件收入的3.5美元记在同一页面”。不过，对于公司财务状况，他了然于胸。

然而，枪支产业的记账越是精确，其社会责任感便愈加模糊不清。枪支产业从来不会考虑枪支离开工厂后会产生什么社会影响。唯灵论者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疏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他们设想了一套严格的社会道德责任标准。为了用较为朴实的语言描述这种奇妙的道德责任标准，他们讲述了一个魂灵一生所经历的一切如何从他的记忆转移到账簿——备忘录中。这个备忘录会记下他的过错和罪恶，所有的细节都会随之显现出来。一名唯灵论者魂灵的“记账簿”会在他们面前被打开，一页一页宣读，巨细无遗，一一重现，真实得令他们痛苦。还有一名唯灵论者表示，其他魂灵会将该魂灵在生前的过错和罪恶如戏剧一般演绎出来。随着其他魂灵逐一宣读该魂灵的“记账簿”，一个个受害者的面孔会出现在该魂灵的面前，如被毁掉贞洁的少女、被坑蒙拐骗的人以及被诽谤中伤的含冤者。对于这些受害者，该魂灵在生前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诽谤中伤是罪恶的，只认为这是生意的一部分。鉴于此种情况，其他魂灵会迫使该魂灵再听一遍他在生前所说的每一句诽谤中伤的话。

在这种社会道德透明可见的情况下，以不正当动机行善的行为也不能得到宽恕。瑞典神秘主义者伊曼纽·斯韦登伯格（Emanuel Swedenborg）曾讲述过一个魂灵的故事。该魂灵在生前公正、真诚地对待每一位邻居，不过是出于可疑的动机，或许是因为他害怕丧失名誉，希望能从他的善行中捞到好处或回报，或许只是为了为自己或自己的行为赢得荣誉。可是，这不正是工业世界里人们的一般追求与正当动机吗？在工业世界，人们这么做要么是出于自身考虑，要么是为了追求利益，而这种行为似乎是完全正当的做法，因为每个人的行为最终都会对社会向好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然而，以唯灵主义的严格标准来看，如果动机不纯，即使善行也是邪恶行为。

设想一下，如果魂灵充斥在你的周围，让你无处躲藏，使尽浑身解数也逃不出他们的法眼，将是怎么样的情境？正如哈丁·布里顿所描述的，无论你躲在家里的黑暗角落，还是将自己关进幽闭的房间、隐蔽的密室，还是行走在街道上，这些隐形的魂灵都充斥在你的身边，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你，你能逃脱他们富有穿透力但无形的目光吗？他们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密切关注你的一举一动。一名匿名唯灵论者甚至设想了另一个“水晶宫”：无论水晶宫的墙体有多厚，无论我们与魂灵世界之间隔着多少扇门，魂灵都能监视到我们的一举一动，就好像所有的房子都是透明的水晶宫一样。哈丁·布里顿指出，终有一日，“作恶者会和受害者在某地相遇；受害者会获得重生”。

这就是唯灵主义所传递的信息——社会责任和家庭团圆。这两者中，一个令人触目惊心，一个令人欣喜若狂。

几乎可以肯定，在莎拉生活的时代、地方和阶级，唯灵主义盛行；此外，莎拉自幼在崇尚精神生活的家庭中长大。由此基本可以断定，莎拉听说过唯灵主义。安妮夭折后，莎拉也很有可能像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样开始信仰唯灵主义，虽然我们并不确定是否果真如此。如果确实如此，她也很可能想方设法从“夏日乐园”中寻找情感上的慰藉，认为只要还有机会能与安妮团聚，无论做什么都值得。莎拉很可能想让这个充斥在自己周围的魂灵世界变得清晰可见，这样她就能看见安妮和她的其他几个孩子在地球之外的平行世界中健康快乐地成长。唯灵主义追求和渴望高深莫测，持怀疑论者一般难以理解；极度悲痛之人，即便想通过唯灵主义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实现家庭团圆的幻梦，也无可厚非。

可想而知，莎拉才智出众，因此会在唯灵主义信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最终得出结论：逝去者的魂灵回归，定是出于某种原因。这也为莎拉的宇宙之谜提供了关键的解答线索，成为她解密自己人生悲剧的关键。莎拉喜欢玩谜语游戏。在一次聚会上，她为客人准备了席次牌，牌上不同的花朵代表不同的客人。客人必须通过猜谜语的方式，猜出和各自性格及境况相匹配的花朵，以此找到自己的座位。自然与巧合之谜可能与此类似。唯灵论者安德鲁·杰克逊·戴维斯（Andrew Jackson Davis）表示，唯灵主义认为“真相往往掩藏（原文如是）于朦胧之中”，最终变成“伟大的奇迹”，高深莫测。在莎拉所处的时代，社会上出现了两大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经验主义和唯灵主义。莎拉处于这两种发展趋势的交界点，因此可能身陷对难解之谜的苦苦探究之中。难道有什么“深层真相”阻碍她，让她难以正常生育？为什么她的人生账单难以做到收支平衡？

毫无疑问，唯灵论者与其他任何有信仰的人一样忠诚，不过他们宣扬的哲学是向人们证明魂灵的存在。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人成为愿意接纳唯灵主义的信徒，一些灵媒开始像温彻斯特兜售枪支一样利用人们的悲伤做起了生意。

1980年，温彻斯特家族的一位后裔写信告诉一位档案保管员：“据说威廉·W.温彻斯特夫人中了灵媒的符咒。”至于这位灵媒，其身份无从确认：有时候人们叫她亚当·库姆斯（Adam Coombs），在另一些传言中，人们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是将她描述为一位女算命师。不过，人们通常认为莎拉的灵媒生活在波士顿地区。

事实表明，当时确实有一个叫库姆斯的人，不过她全名是艾达·库姆斯（Ada Coombs）而非亚当·库姆斯。1880年联邦人口普查报告显示，艾达·库姆斯是一个神视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灵媒；她的妹妹叫阿德莱德（Adelade）。从艾达的生活时代和居住地来看，她极有可能是莎拉的灵媒。此外，虽然艾达1880年在明尼苏达州的黑斯廷斯生活，她于1859年在马萨诸塞州出生，父亲也一直生活在那里。至于她的日常活动、专业技能及行为动机，只能说是根据以往经验预测未来。

艾达也许是江湖骗子，也许是正派人士。今天，有些灵媒有超人的感知能力，能感知到别人无法感知的东西，还能通过推理预测凶兆、发现未知。说艾达是神视者，表明她有非凡的预见能力，能够看见无形的魂灵世界，也可以在阴阳世界间传递信息。

在唯灵主义的神秘世界中，灵媒靠秘术生活，人们充满幻想，对鬼怪神灵抱有极大的好奇心。艾达很有可能在这样的世界谋生、游历。她的工作地点有可能是灯光昏暗的隐秘厅室，也有可能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林地，这里常常举办大型的信徒野营集会，规模最大的可以吸引2万名信徒前来参加。这些野营集会充满欢乐、令人难忘，有舞会、演讲，也可安排短期出游。他们的第一次野营集会于1866年在马萨诸塞州的约瑟夫林德林地举办。由于参加人数太多，轨道马车公司和蒸汽火车公司只能额外增加车厢，每张票价20美分。火车一路沿着波士顿—缅因铁路行驶，车上挂着专用指示牌：开往唯灵论者集会营。

在夏季集会时，灵媒、算命师、预言者及其他业余人士会以每天一美元的价格租借白色帐篷，然后整整齐齐地搭建在营地上。他们会在帐篷内部装饰鲜花、彩绘以及象征神秘力量的图案，信徒坐在里面能看到自己人生的大致轨迹。有时候，信徒还能通过灵媒与自己逝去的爱人对话。灵媒有时候会收取25美分，有时候会收取几美元，不会超出信徒的承受能力。

奥利弗·温彻斯特将欧洲比作“战争的风口浪尖”，而唯灵主义领袖艾玛·哈丁·布里顿认为，野营集会是治愈战争创伤的良药。哈丁·布里顿表示，集会营与军营类似，不过集会营的帐篷里面全部以鲜花和花环装饰，而军营里面到处都是冰冷的武器装备。她说：“军营里的帐篷是士兵的藏身之所，他们饱受疾病的折磨，还要严阵以待，只要冲锋号一响，就必须冲上前线，要么奋勇杀敌，要么战死沙场。然而，集会营里的帐篷却是信徒享受酣梦的场所，这里没有死亡一说。”

商人借此机会在集会营做起了生意。他们穿梭于帐篷之间，每天为信徒提供更加实用的东西，如新鲜的鱼、肉、龙虾、牡蛎等。当地农民会向信徒出售浆果、蔬菜、牛奶和冷饮。吃过早餐之后，信徒要么钻进自己的帐篷静坐，要么围着篝火漫步。他们会跟灵媒谈论玄学，讨论人生经历。到了晚上，他们就在万千灯火和星光的照耀下听讲座。

灵媒早就意识到人们需要了解自己信奉的东西。事实上，大部分人并不缺乏信仰，只是缺乏信仰的理论支撑。灵媒如同助产士，她们会把信徒坚信存在但是看不见的东西具体展示出来。她们的使命就是为信徒脑中已经存在的或心知肚明的东西提供理论支撑。

灵媒的世界从来就不缺乏现实主义批评者。不过，一位匿名灵媒在1891年著书立说回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在书中嘲讽那些从不同视角驳斥唯灵主义的科学家、传教士和记者。他表示，虽然这些人具备专业知识和科学思维，但是他们无法公正地看待灵媒艺术。谁说化学家比普通职员和临时工更擅长于从专业视角看待灵媒工作？事实上，持怀疑论者所持的理论和对科学的解释更加令人难以捉摸。

流行观点认为，灵媒职业属于原始工作，因为它总是与超自然的力量相联系。基于以上感知，有人对灵媒职业产生怀疑，也有人成为其忠实信徒。持怀疑论者不相信灵媒宣扬的东西，他们对灵媒的抨击是基于思维优越性的考量，而不是基于自身的观察力。信徒则深深着迷于此。19世纪初期，记者无法从性质的好坏给灵媒职业下结论。不过，灵媒职业一直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灵媒们表示自己可以让信徒进入迷醉状态。大型降神会是最受唯灵主义信徒欢迎的活动，也是灵媒从物质生活富裕的信徒那里赚取高额收入的大好机会。降神会发展于波士顿、旧金山和纽约，通常在“通灵阁”中进行。通灵阁是一个宽4英尺高6英尺的小房间，天花板上专门开设了一个掩饰好天窗，墙上挂着两张厚帘幕当门使用。唯灵主义认为，魂灵总是喜欢通过这种隐蔽空间在降神会上进出。暂且不说灵媒所说的“顶级专业侦察员”，任何木匠经过观察都会发现通灵阁里的天花板上嵌有面板，房间的角落也设置了一道板条抹灰隔墙，然后他会做进一步探究。不过，持怀疑论者总是拿沼气、神经衰弱症和物理光学来解释灵媒的活动。降神会开始后，灵媒的助手会利用梯子钻进信徒在一刻钟前还确认空无一人的通灵阁。当信徒完全沉浸于当时的氛围之中时，该助手会从通灵阁中伸出一个白色头巾包着的金属网眼面罩，然后迅速撤回，让人感觉它仿佛瞬间消失了一样。这本来是很明显的骗局，不过信徒纷纷表示那个在昏暗的光线中若隐若现的围巾是人的头颅；他们还仔细描绘了该“头颅”的具体特征，连灵媒自己都震惊不已。他们表示该“头颅”如气体一般虚幻缥缈，因为他们能一眼望穿。其中一名信徒是名医生，他甚至宣称自己看到了该“头颅”的脑回。

他们表示这是自己亲眼所见，千真万确。专业的灵媒早就清楚信徒对魂灵世界存在的证据孜孜以求，因此能成为自己的支持者；他们也清楚，如果向信徒证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那么这将是他们所能提供的最为无形、最具吸引力的产品，也是最容易销售的产品。抛开忠实的信徒不说，有些人刚开始对此持反对态度，到后来也主动寻求以格式塔³²将一些能给人暗示的片段联系起来。可想而知，信徒在愿望的驱使下欣然接受唯灵主义，逐渐进入迷醉状态，坚信白色头巾包裹着的金属网眼面罩就是自己已故父母或爱人的魂灵，艾达当初亲眼看着这番景象，心中必然是困惑与同情交加，慨叹万千。

不过，大部分灵媒的手艺是在实际探索中逐渐完善的。灵媒总是周游各地，她们职业的成功也依赖于自己周游各地的经历：她们总是到唯灵论者相对集中的新社区，在信徒聚集的会堂公开展示自己的才能，描述信徒已故亲人生前的具体细节，以此建立自己的公信力。灵媒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某位灵媒或代理人就会给她一本卡片目录，上面记录了当地一些有名的唯灵论信仰者以及与他们有关的详细信息，包括他们挚爱的人去世的时间和方式、他们经历的伤痛以及生意上的种种失意等，灵媒会以此为基础给予他们不同程度的心理慰藉。多年以来，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曾宣称灵媒有专门的“蓝皮书”，上面记载了与信徒相关的种种细节信息。在波士顿等一些地方，确实出现过这类性质的笔记本，不过最常见的当属卡片目录。为了换取来访灵媒所在地区的信徒信息，当地灵媒会主动提供本地区信徒的详细信息，这些信徒愿意在公众场合接受来访灵媒的“测试”。

辛辛那提市的灵媒都有一本书，该书多达63页，上面记录了500多个唯灵论信仰者及一些经常参加降神会的人员名单。灵媒能从该书中获得大量信息，比如她会了解到：S. O.威尔森（S. O. Wilson）先生是鞋子批发商，唯一的孩子艾伯特（Albert）19岁时因为肺炎离世，此后威尔森夫妇一直留着儿子的书本和衣服，每次跟别人谈及儿子，他们都将他描述为手捧书本的学生。威尔森先生是优质潜在客户。

还有一些类似的条目，如：

R. B.杨，富贵之人。

评论：优质潜在客户，物质条件优越，生活富裕，要无条件同意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适合在其家中举办降神会，回报颇丰。

女儿爱丽丝，9月生，死于肺炎，19岁，前排牙齿嵌有金套，头发极长。她生前极具艺术天赋，其中一幅画作挂在自家客厅里，用豪华的镀金边框装裱……卧室还有一幅画作，用帘子遮着。死后在魂灵世界还是艺术家，现在在那边应该有了自己的儿子，名为埃格伯特·欧。

埃格伯特·欧在魂灵世界应该是一位发明家，他尤其对电器感兴趣，将来一定能超越托马斯·爱迪生。

专业灵媒会在当地报纸上了解葬礼信息，也会关注《光明旗帜报》（Banner of Light）里的“唯灵主义传播者和灵媒之运动”栏目。灵媒关注四方消息，这些消息都有利于他们的职业发展。

《灵媒启示录》（Revelations of a Spirit Medium）曾记载了一个事件。据当地的卡片索引显示，该事件主人公是一名物质生活充裕的葎草种植者。不过，在收获最后一茬葎草后，他没有将其卖给一位熟人，而是运往英国卖给了一位商人。他的女儿叫克拉拉（Clara），是一名优秀的钢琴家，22岁时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他的儿子叫艾伯特，19岁时溺水而亡。

当时有灵媒前来接受测试，他是观众中的一员，当地一名灵媒在人群中发现了他。来访灵媒走近他，慢慢托起他的一只手，举到自己的耳边，然后以一种特殊的语调说道：“我能听到你身边的美妙音符，这段音符是钢琴弹奏的。我还听到了克拉拉的名字。”在场的受众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灵媒继续说道：“现在我听到了艾伯特的名字。他是你的儿子，外出游玩时不幸溺水身亡。他告诉你，最好将葎草卖给今年要购房的人。”在场受众顿时心服口服，赞叹不已，特别是听葎草商说自己之前从没见过这位灵媒时，他们更是心生敬畏。来访灵媒在这次展示中大放异彩，很快他的客厅便挤满了信徒。他们相信魂灵的存在，迫切地想看到魂灵，因此想让这位灵媒给自己做一刻钟的私人降神会。那位葎草商有所顿悟，晚上兴奋得难以入睡，以前知道的东西，现在他有了更深的认识。由此，他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变化。这位灵媒巧妙地将一种令人绝望但美好的信仰变成了普世真理。

时至今日，人们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广泛存在，不过这种信仰并不明目张胆。有3/4的美国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超自然的力量；事实上，真正信仰的人数超过承认自己信仰的人数。有1/3的美国人只信仰幽灵或天使，因为他们惩恶扬善，做了法律和社会做不到的事情。对这些美国人来说，超自然的力量也代表着一种转瞬即逝的道德意识，一些被人忽视的信息因此得以显现并被传达，为人所知，超自然电子噪声现象（EVP）就是其中一例。虽然唯灵主义信仰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大不如前，但是对于莎拉和上百万内战牺牲者（有些就死于亨利枪口之下）以及痛失孩子的美国民众来说，这种信仰包含着惊人的含义——要么伟大到无法用言语形容，要么恐怖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医生相信没有什么疾病比婴儿的消瘦症更恐怖。不过，肺结核除外。对于莎拉而言，孩子不会吃奶，丈夫无法呼吸，因此她必须同时与这两种疾病做斗争。从生活的最基本要素来看，莎拉失去了对一个女人来说最为必不可少的东西。虽然温彻斯特工厂加工的枪支不计其数，族名也被刻在枪支上流传下去，但是威廉是温彻斯特家族的独子，如果他和莎拉无法传宗接代，温彻斯特的族名将成为历史。

到了1878年9月，威廉的病情不断恶化，T. G.班尼特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从纽黑文写信给在外旅行的简：“据我所知，威廉并没有感觉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从他的言辞中可以推断他在考虑再一次去外地休养。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他真得这么做。”

班尼特再次与简在书信中谈论家族事务是在7个月之后，历史学家不禁猜测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1879年3月12日，简给身在罗马尼亚的班尼特写了一封信，班尼特在4月1日回信说：“真该为威廉写一封祝贺信，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至于“这种情况”是什么，班尼特没有明说。他说：“请转告威廉，我替他感到高兴。孩子现在可能跟他不是很亲，不过用不了多久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虽然出生记录中并没有任何线索表明1879年春天发生了什么，不过可以推断，莎拉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出生时就发育不全。到了4月13日，情况恶化，孩子极有可能夭折了。班尼特向简写信表示：“代我向威廉问好。虽然最近写信我一直没提过他，但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

莎拉一定将自己的痛苦悲伤及没有子嗣的事实写进了分类账簿。如今，随着状况不断恶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威廉也在走向死亡，莎拉曾经想方设法隐藏的事实以更强的冲击力向她席卷而来。

第8章

“邪恶交易”

位于纽黑文的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厂房面积达5英亩，配备当时最为完善的生产设备，生产的枪支总数达207,429支，分属不同系列。曾经，一名枪匠负责一把枪支的生产；如今，150多名员工分别负责不同枪支部件的生产。在这样的工业化生产流水线上，枪匠看不到成型的枪支。

得益于与土耳其苏丹的交易，温彻斯特公司才不至于被其他武器生产商搞垮。1875年，温彻斯特在一则广告中自豪地表示自己已经向世界各地销售了20万支连发步枪（同年，雷明顿父子公司表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销售了约100万支步枪）。不过，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在19世纪70年代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据该公司内部通讯《温彻斯特纪实》（Winchester Record）回忆，那几年里，“主管（温彻斯特）总是去纽约与形形色色的经销商谈弹药生意，做完一笔生意回来后便喜笑颜开，岂不知现在的（时值1919年）销售员根本不会考虑这样的生意。”纽黑文一些报纸认为，一次运送1万发子弹才是值得报道的新闻。1879年，公司向董事会递交的报告坦白表示：“公司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近几年销量下滑，是因为所有外贸订单已经完成……自此之后，公司完全依赖于国内贸易。”报告表示，目前国内贸易不断增长。然而，离开了国际贸易，仅仅依靠国内贸易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让批量生产的连发枪有利可图，温彻斯特有两个选择：一是减少抢占枪支市场份额的竞争者数量，二是发现或创造更大的市场，以此做大做强。温彻斯特同时使用了这两种方法。1860年，美国共有239家轻武器生产公司，到了1900年，只有26家存活了下来。在存活下来的这26家武器生产公司中，只有两家成为美国东部的标志，它们分别是柯尔特公司和温彻斯特公司。从表面上来看，传奇的“西部法外之徒”和传奇的“东部工业巨头”势不两立，他们实则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分别凭借“边疆正义”和自由市场经济中“不想饿死就自立”的精神，在相对不受约束且充斥着个人主义的世界中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纽黑文新闻工作者伯顿·亨德里克在1919年表示，60年代的工业战争是一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竞赛，他将那时的世界称为“前沿生意”世界。历史学家罗杰·伯林盖姆（Roger Burlingame）在讨论内战结束后的时代时表示，商业世界缺乏公共良知，枪支贸易是导致人们一心追求经济利益的因素之一。1866年至1870年，27家新英格兰地区的枪支制造企业消失了，仅康涅狄格河谷地带的企业就占18家，淘汰率之高实属罕见。这种现象在美国人口普查局所做的工业调查中也有显示。

许多消失的武器制造公司实际上被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合并了。温彻斯特以极大的热情接管、收购了一批公司，也因此除掉了一些竞争对手。其他枪支制造商缺乏收购竞争对手的冲劲。他们没有温彻斯特那样的先见之明和胆魄，因此无法见证如何通过收购自己不喜欢的公司让自己受益。温彻斯特收购竞争对手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获得它们的财产，而是为了消灭它们，减少竞争（例如，在伊莱·惠特尼的请求下，他收购了惠特尼的兵工厂，其结果正如纽黑文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是“这位康涅狄格枪支生产天才最终获得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发现了某些东西的价值不复存在了，或者说他发现竞争观念遭到了人为破坏。有时候温彻斯特将所收购的工厂设备搬到纽黑文，此后便闲置不用，使得对手的专利得不到用武之地；有时候他会将机器倒卖出去。1869年，温彻斯特以11.8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连发武器公司（该公司此前收购了斯潘塞公司），然后在波士顿一场拍卖会上公开拍卖该公司的设备，吸引了超过1,500名投标者。为了处理竞争产品斯潘塞枪支，温彻斯特于1869年12月11日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张贴了一则“低价出售连发武器”的广告，广告上还列了他的斯潘塞枪支存货清单。

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温彻斯特及其他枪支生产商喜欢在信封和广告上印上自己的工厂。照片由“西部野牛比尔”历史中心提供。

纵观内战之后的工业产业，用商业史学家格伦·波特（Glenn Porter）的话说，小型公司和效益较低的公司“无法收获规模经济带来的甜美果实，只能处于可悲的被动从属地位进行边际生产”。温彻斯特要进行大规模生产，就要保证大批量消费。最终，温彻斯特和柯尔特以及其他26个成功转型武器生产的制造商将让美国变成世界上持枪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过，这一目标当时尚未实现。

有说法称，像温彻斯特这样具有商业前瞻性的人起初并没有因为看中美国民用市场而轻视与政府间的交易。从1879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阶段，除了在美国-西班牙战争这一特殊时期，温彻斯特的主要目标市场发生了变化，美国军用市场在该公司的商业贸易只占了很小的份额。到了这一阶段末期，美国国内市场逐渐得到开拓，无论是体育运动产业、前沿军事产业还是国家防御产业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因此，温彻斯特对于国外市场的依赖性逐渐降低，到了1890年，国外市场只占该公司商业贸易10%~15%的份额。（不过，温彻斯特确实帮助外国人进行了一场极为残忍的殖民掠夺。托马斯·阿迪斯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亚马孙河流域，在那里开拓了广大的M1873式步枪销售市场，帮助橡胶开采者奴役甚至消灭了亚马孙当地的原住民。对于殖民者来说，温彻斯特枪无可取代。）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支撑了美国枪支产业的发展，间接帮助美国提升了军事化水平，不过它们最终没有成为热衷于枪支的民用市场，也没有让持枪变为合法。

雷明顿并没有抓住美国“零散的”的民用市场；温彻斯特曾设想过这样的市场，如今积极致力于开拓这片市场。如果温彻斯特无法武装美国政府，他一定能武装这个国家。一位枪支史学家表示，虽然民用市场人们的喜好变幻无常，市场需求也非常有限，但是与战争带来的军事订单相比，这个市场似乎更加稳定。不过，民用市场和枪支一样，需要创造、塑造，好在美国民众对枪支并不陌生，他们也不会坐等武器生产商加工武器。除了柯尔特之外，温彻斯特比任何竞争对手都了解这一事实。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在后来的回忆中对自己在广告和市场营销方面的洞察力深感自豪，温彻斯特（及柯尔特）公司的档案保管员和一些历史学家也是如此。不过，到了1968年以后，新出台的枪控政策让这些武器公司的做法看起来并不明智；此后，枪支提倡者认为枪支是美国固有文化的一部分，这让美国民众对枪支的特殊情感多了几分神秘色彩。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档案指出，广告营销是20世纪初温彻斯特成功的关键。档案表示：“在过去，公司想尽一切办法为生产的枪支做广告宣传，使其为大众所接受。”不过，无论什么产品，不管是漱口水还是枪支（特别是枪支），这种策略是当时产品销售的流行趋势，如果某位商家大获成功，他的身份会被人遗忘，不过人们对于其产品的渴望会日渐凸显，就好像这种产品原本就存在一般。

从商业贸易的优势地位来看，枪支文化更应被理解为枪支市场。雷明顿、柯尔特和温彻斯特都了解市场细分，也能看到枪支的独特用途和潜在消费者。商业史学家罗伯特·亨宁（Robert Henning）指出，为了发掘民用市场，枪支产业积极做好广告宣传，是这方面的时代先驱；内战之后，枪支产业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阶段，广告塑造了美国枪支文化，不过消费者几乎没有给予广告任何关注。枪支产业资本家对不同枪支市场的理解，即他们对不同种类的枪支赋予重要意义和深层含义的不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民众与枪支的关系。

除了在《陆军和海军杂志》（Army and Navy Journal）上刊登广告以开辟军用市场外，枪支产业的资本家还通过《美国农学家》（American Agriculturalist）和《乡郊纽约客》（Rural New Yorker）及注重机械制造的《科学美国人》等出版物积极在民用市场展开广告宣传。《美国农学家》月发行量达10万册，是当时美国农业刊物中的领军者。温彻斯特和其他枪支生产商在该期刊上大力宣传自己枪支的简约性和可靠性，表示任何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乡村居民都可以快捷操作。对于这类商业用户来说，枪支仍然是工具，就像耕犁一样。

不过，枪支生产商开始在大众感兴趣的出版物上进行广告宣传，以此开辟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民用市场——美国市民市场。这些市民不是农民，不是军人，也不是运动员，他们买枪完全是为了自卫。从1868年开始，温彻斯特开始斥巨资在《哈泼斯》杂志上做广告，宣传温彻斯特枪的威力和精准性。当然，他也不忘宣传其致死的速度，这是他的一贯做法。与温彻斯特相比，雷明顿对民用市场并没有那么热心，不过此时他也开始进行广告宣传，兜售一种防身用的袖珍手枪。该广告表示：“如今抢劫成习，盗窃成灾，每个家庭、商店、银行和办公室都应配备一把雷明顿左轮手枪。”柯尔特早先也呼吁人们保护自己，他在1875年刊登广告兜售一批新型手枪，包括“柯尔特小左轮”“袖珍柯尔特”“女用柯尔特”和“小宠柯尔特”。柯尔特在广告中警告人们：“不要拿生命做赌注买廉价枪。买柯尔特手枪，你就多了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它一次可填装6发子弹，值得永远信赖。柯尔特手枪不会很快卡住，不需要像开启蜂蜜罐或掰开坚果钳那样将它打开。”

枪支生产商也利用《森林与溪流》（Forest and Stream）、《草地与农场》（Turf Field and Farm）和《射击与垂钓》（Shooting and Fishing，1885年初次发行时名为《步枪》）等期刊影响户外射击爱好者，该群体主要包括一些对远距离射击和狩猎消遣感兴趣的人。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一小段时间里，以一些老兵和国民警卫队成员为首的人掀起了一场远距离射击比赛热，主要比赛点是精准命中率。这是一种准军事化比赛，其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受到内战的影响。这种目标射击比赛也叫保护者联盟（Schuetzenbund），起源于欧洲（德国和瑞士举办射击比赛节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最初的赛具是弓箭）。当时，射击俱乐部、啦啦队协会和互济会开始在密尔沃基、布法罗、辛辛那提和芝加哥等德裔人口集中的城市兴盛起来，遍布这些城市的各个地区。保护者联盟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因为它汇聚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在此交友、赌博、饮酒、听蒂罗尔人唱歌，其中参加射击比赛者仅数百人。这种准枪支文化具有明显的军事化成分；此外，它带有明显的欧洲色彩，而非美国西部边疆色彩，因为美国人在举办第一届著名的“克里德莫尔比赛”时就担心自己无法和射击技艺娴熟的欧洲参赛者正面交锋。这场射击比赛既是枪支文化节，也是一场“微型战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包括欧洲国家的参赛者。

虽然美国枪支产业资本精英仍然寄希望于签订军售协议，但是他们现在优先考虑开拓民用市场。有些民众仍然将枪支视为农业用具，他们在农场也需要这样的工具；有些人需要左轮手枪或步枪保护家庭，有些人将射击技能与民族自豪感和士兵文化联系起来，还有些人为了狩猎和消遣而买枪。在边疆地区，还有一种消费市场，这种消费市场与其他市场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这里的消费者赋予枪支准军事化用途，正如温彻斯特所说，他们相信“有枪就是主”，相信枪能赐予他们军人的力量。他们将枪支用于狩猎、自我保护甚至是带有军事性质的西进运动之中。温彻斯特通过《奥马哈共和党人》（Omaha Republican）和《莱文沃斯保守党日报》（Leavenworth Times and Conservative）等西部当地报纸最终打开了这些市场。

这些民用枪支市场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环境，这里的消费者对枪的需求和爱枪、买枪、用枪的原因不同于其他消费者。当宪法及《第二修正案》给予人们佩戴枪支的权利及枪支文化形成以后，枪支看似实现了政治与人为的有机统一：不同枪支之间、不同枪支所有者之间的差异性逐渐淡化，相似性逐渐凸显，枪支也成为一种通用产品。然而，一旦人们通过支配枪支传播的交易途径获得枪支时，枪支市场及枪支的多样性会更加凸显，变得意义深远。温彻斯特、雷明顿、柯尔特公司积极寻求开拓、发展民用市场，深知枪支市场的不同，也深知农民与枪支的关系不同于都市猎手与枪支的关系。

奥利弗·温彻斯特及其他枪支生产商大体构建了美国商业化枪支市场的基本框架，专家认为，这正是温彻斯特在商业方面的天分所在。在此期间，温彻斯特在美国、加拿大的经销商（向零售商售枪的中间商）数量迅速增加，到了1880年，其数量已经超过150家。在工匠时代，枪支生产与销售是一体化过程，或者说至少接近于此；而如今，这两个环节之间拉开了距离，而且距离越来越远。

枪手故事的传播路线与枪手和枪支的转移路线相反，是自西向东的。不过，从商业贸易的角度来看，“狂野西部”武装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东部的工业产业和前沿科技，而这些东西是西部一直所反对的。历史学家帕特里夏·利默里克（Patricia Limerick）指出，边疆神话、传说甚至历史刻意模糊了东部对于促进西部商业发展的基础作用，将西部边疆与东部文化完全对立起来。事实上，枪支产业是当时的“高科技产业”，西部边疆深受东北部枪支产业的影响。枪支生产商的产品都是经过大型批发商流动的，无论是位于康涅狄格河谷地带的柯尔特和温彻斯特工厂，还是位于纽约的雷明顿工厂，都是如此。这些大型批发商主要包括库珀&庞德公司（Cooper & Pond）、J. P.摩尔父子公司（J. P. Moore and Sons）以及A.W.斯皮斯公司（A. W. Spies），温彻斯特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与他们实现了合作。只要批发商有介绍人，或者更理想一些——对方手头有现金，温彻斯特就会接受“陌生买家”的订单。这些批发商中，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斯凯勒、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SHG），它位于曼哈顿下城的金融区，看似与西部边疆地区的枪支文化相隔一个世界，实际上贴近这种文化的核心。大部分枪支途经密苏里州，最终运送到西部的达科他领地和北部的平原区。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州的纳齐兹和维克斯堡是枪支运送的枢纽站，枪支经过这些地方分别到达南部平原区和得克萨斯州。部分国内民用市场交易具有国际贸易的性质：SHG公司运送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部分枪支被旧金山的经销商（如A. J.普拉特）转手销售到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旧金山的另一位经销商W. N. L.巴恩斯（W. N. L. Barnes）还将枪支销售到夏威夷。同样，运送到得克萨斯的枪支也很可能很快又卖到了墨西哥。

枪支市场的经销商还包括位于蒙大拿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麦克奥斯兰兄弟公司”（McAusland Brothers）和供应站设在盐湖城、拉勒米、联合太平洋铁路终点的“弗洛因德兄弟公司”以及有自己旅行推销员网络的圣路易斯“西蒙斯武器装备公司”（Simmons Hardware Companies）；他们的零售末端都是一些个人通过各种手段，如作为赌注、礼品等方式售出。

1875年，《草地与农场》杂志一篇关于枪支交易的文章指出，B.基特里奇公司（B. Kittredge and Company，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枪支经销商）的交易规模远远超过比利时、英国传统工匠铺交易规模的总和。至于为什么民用枪支市场能在美国蓬勃发展而在欧洲日渐陨落，这篇文章也从商业贸易的角度出发探究了深层次的原因。文章指出，基特里奇公司（及其他公司）的枪支贸易之所以能够繁荣，是因为它得益于美国人敢于冒险、讲究诚信的品质以及当时的远距离匿名交易。然而，英国商人远远没有美国经销商和生产商那么灵活，他们总是对客户充满怀疑。从商业贸易的角度来看，他们谨小慎微、愚笨呆滞，只有在确保客户的责任感和信誉之后才接受他们的订单。此外，与可以赊账的美国经销商不同，曾经占支配地位的欧洲经销商只接受现金交易。（在这方面，史密斯&威森公司与他们的做法类似，该公司墨守成规，对客户采取“严格的美国佬态度”，要求他们先用黄金支付，然后才安排送货。）

19世纪50年代，枪支产业的零售业务依旧奉行“卖给陌生人”的匿名交易做法，进一步巩固了枪支作为普通商品的地位。几十年后，枪控提倡者想让人们听到自己的呼声，此时他们必须与民用枪支市场上早已根深蒂固的匿名交易做法以及“枪支是普通商品”这一观念做斗争。要把枪支销售由正常的交易行为定性为非正常的交易行为绝非易事，因此需要区别对待或管理。举个例子，1871年11月8日，SHG公司从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那里提取了20箱.44口径的温彻斯特卡宾枪，然后运送给一位客户。据SHG公司的账簿显示，该客户名仅仅被记录为“B”,送货地址为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市。这批货物送达后，很有可能会被销售给墨西哥某地的士兵。除了用大写字母代替人名外，SHG公司有时候也用一些非正式的保密的描述语。据该公司的记录显示，1897年公司“从朋友那里的仓库”提取100支雷明顿步枪，然后运送给“我们的古巴朋友”。20世纪初，鲍德温公司（Baldwin and Company）一位做温彻斯特和柯尔特枪支生意的经销商描述了自己的交易过程：“有位顾客来到店里买左轮手枪，付钱时我们没问他姓名……第二天，如果有位绅士来店里给我买1,000支柯尔特的钱，我会非常高兴地拥抱他，至于他买枪干什么，我无权过问。”

柯尔特公司档案中还有一本1873年至1880年的信件誊录簿，我们难得从中一窥民用枪支市场上的“有形之手”。该信件誊录簿向我们传达了一条基本信息：在美国，枪支“销售自己”。市场需要创造，而非发现；需要开拓，而非主张。这些是商业贸易中的基本法则，枪支产业只是将这一基本法则运用于一种比男式衬衫影响更大的商品上。柯尔特的“销售伙伴”，有时候也叫作“我们共同的朋友”，主要包括枪支经销界的大亨，如斯凯勒、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基特里奇公司、斯皮斯&奇桑公司（Spies, Kissan and Company）、约翰·P.诺里斯父子公司（John P. Norris and Sons）以及位于纽约和新奥尔良的亨利·福尔瑟姆公司（Henry Folsom）。除诺里斯公司和基特里奇公司外，这些公司还是温彻斯特合作的首批批发商。用柯尔特的话说，这些销售伙伴形成了一个枪支经销商“联盟”（当时该公司在签订协议时表示：祝愿联盟的每一位成员都大获成功）。该联盟形成于19世纪50年代末，他们直接跟枪支生产商洽谈价格、折扣及交易量；他们签订同一份协议，一致行动；他们共同分享营销利润。他们拥有所有手枪的包销权（销售给政府的除外），如果销售量超过合同规定的数目，还能额外拿到10%的回扣。同温彻斯特一样，柯尔特给每位想方设法销售更多枪支的经销商一定的折扣。由于销售伙伴极不愿意发生价格上的冲突，因此柯尔特与他们签订协议，保证不会以低于预定的价格将枪支出售给销售伙伴之外的其他经销商。同样，这些销售伙伴也向柯尔特保证，不会以低于零售价的价格出售其竞争者的枪支，不会以低于最低价的价格出售柯尔特枪支，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讨价还价。他们以折扣价从柯尔特那里购得枪支，这些枪支的销量远远高于寄售品的销量。

在销售柯尔特枪时，该经销商联盟也为美国民用枪支市场上的一些长期性问题所困扰，其一便是销量问题。通常情况下，他们必须大量销售枪支，柯尔特公司也希望他们不断增加库存。19世纪70年代经济萧条之后，这一问题便越发突出。1875年6月，柯尔特公司的经销商代表SHG公司表示：“如今手枪交易异常迟钝，枪支交易前景不及去年乐观。”然而，即使经销商手头现货积压，柯尔特公司依旧希望其销售联盟大量存货。柯尔特公司还要求经销商将超过4.2万支七连发左轮手枪“推向”市场，然而此时市场已经非常惨淡。如果柯尔特公司想让经销商增加库存，就必须提供10%的折扣。SHG公司向柯尔特公司表示：“我们认为手枪销售前景令人担忧，想必贵公司也已经意识到了。目前经销商手中有大量贵公司的新款产品亟待出售，数量之大已经超过他们的判断，这会陷贵公司于不利的境地。”SHG公司提醒柯尔特公司，让经销商囤积、销售更多数量的手枪固然甚好，有助于激发其斗志，不过枪支生产出来后没有新市场进行销售，公司会遭受严重的损失。最终，所有经销商一致同意以2.99美元的单价购买这4.2万支左轮手枪，如果能再多卖出3万支，他们将获得10%的折扣。这些经销商表示：“达成此协议是为了牵制各方利益，直到清空所有库存。”

另一大问题是价格问题。经销商认为，降低枪支价格能达到薄利多销的效果，因此一直建议柯尔特公司降低价格。1874年12月，他们向柯尔特公司表示：“自其他生产商生产.38和.41口径的左轮枪以来，公司这两款枪的新款销售速度开始放缓。因此，公司有必要降低其价格。”两年后，柯尔特公司想以“符合时代”的价格生产一批新型.38和.41口径的左轮手枪，然而对于枪支市场来说，这是不祥之兆。不过，该公司并不确定于1876年后半年将这批枪推向市场是不是选对了时机。虽然当前市场形势并不乐观，柯尔特公司依然以乐观的心态看待枪支市场，这也是该公司创立者的惯常做法。此外，该公司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定价过高或市场需求不足，而在于销售努力不够。该公司表示，如果营销得当，新款.30、.32、.38和.41口径枪支的销量会迅速增加，其言外之意，是说这些经销商在态度上有所懈怠。柯尔特公司已经给了他们充足的时间清理库存，他们应该有更好的表现。

柯尔特七连发左轮手枪市场遇冷，经销商向柯尔特公司表示，他们“一致认为公司目前不应该将老款七连发投入市场”。他们表示，“如果新款七连发销量不尽如人意，就应该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与之前相比，新款七连发销售速度有所增加，不过增速可能无法达到公司的预期”。经销商希望在第二年1月1日之前清空库存，然后整装待发，重新开始。他们向柯尔特公司建议降低新款七连发的价格，这样在公司1877年1月1日将老款七连发投入市场之前，他们能增加销量，减少库存。他们认为，柯尔特公司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将老款七连发推向市场，而且单价超过1.75美元，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柯尔特公司拒绝降低价格，因为公司目前的状况不允许。此外，该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坚信价格不是阻碍公司走向成功的绊脚石，销售努力不够才是。不过，柯尔特公司表示，“为了给予经销商展示自己的热情以及清空库存的机会，公司决定目前不把老款七连发投入市场”。

到了1877年2月，枪支市场的状况更加恶化，经销商决定改善新型.38口径左轮手枪（使用边缘发火枪弹）销售不佳的状况，不过前提是柯尔特公司关闭该枪的生产线，不再生产这款枪。到了10月，鉴于枪支市场萎靡不振，库存过剩，经销商请求柯尔特公司降低枪支产量。他们表示自己已经做了最大努力，希望能摆脱柯尔特公司对于他们“销售不够努力”的指责。不过，他们承认枪支销量确实有所下滑。

如今，柯尔特左轮手枪和温彻斯特步枪无处不在，不过经销商的苦口婆心与辛酸劳苦似乎能让我们看到另一番景象。虽然温彻斯特和柯尔特公司积极进行广告宣传，也促使经销商努力营销枪支，但是对大部分移居西部的消费者来说，柯尔特枪和温彻斯特枪仍然属于高档消费品（在1872年的西部边疆地区，一把温彻斯特M1866式步枪价格是45美元；一把亨利枪是30~37美元，视做工而定），即使他们能买得起这些高档品，他们也更喜欢用价格低廉但功能完善的传统枪支，而不愿意尝试新型专利枪。

枪支博物馆馆长、枪支史学家赫伯特·霍兹（Herbert Houze）翻阅了斯凯勒、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军售仓库在1868年至1886年间的交易账簿，这是一份非常重要但被人忽视的档案。据赫伯特·霍兹表示，这份档案能一改人们对“西部枪支”的认识。他说，柯尔特公司和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确实有可能依赖于与西部边疆地区的交易，不过将温彻斯特和柯尔特枪视为西部边疆地区的标志，这种说法及其来源并不可靠。那时，枪支确实向全国各地扩散，但是是什么枪？来源是什么？1868年至1886年间，SHG公司共向西部运送了5,567支美式M1842撞击式滑膛枪，这款枪是当时销路最广的多用途枪支；此外，该公司还运送了4,005支普鲁士.69口径的M1839撞击式滑膛枪、3,594支英国埃菲尔德1853式.577口径的撞击式滑膛枪、2,105支法国“Chausseur de Vincennes”式.69口径的撞击式滑膛枪、2,083支美国阿林式0.50-70CF口径的后装线膛枪及1,080支奥地利.69口径的M1854撞击式滑膛枪，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系列的枪支，不过数量要少于上述枪支。相比之下，在此期间，SHG公司仅向西部运送了414支温彻斯特M1873式卡宾枪和步枪以及709支温彻斯特M1866式卡宾枪和步枪。同样，该公司仅向西部运送了178支柯尔特手枪或左轮手枪，这一数字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柯尔特公司与经销商间的契约。通过SHG公司的欧洲枪支销售数据我们能再次印证这一事实：美国西部枪支文化是国际武器交易的一部分。

SHG公司运送到西部的武器中，有相当数量的枪支最终进入了国际市场。1868年至1885年间，该公司向加利福尼亚运送了7,183支枪，其中70%是步枪。这种迹象表明，这些枪支很有可能经加利福尼亚又进入墨西哥和中美洲。霍兹发现，加利福尼亚的经销商极少有人做手枪生意。

如果不被好莱坞的电影误导，仅从枪支经销商的分类账簿来看，美国消费者更加青睐价格便宜、机械构造过时但性能完善的旧式枪支，这些枪支是内战前和内战时代的产物，包括单发枪和前膛枪；相比之下，他们较少选择后来兴起的温彻斯特和柯尔特专利枪。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品位和偏好，可能是因为他们节俭，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并不在乎使用什么枪支，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总之，人们更加看重的是枪支作为一种工具所具有的简单功能，而不是其作为新式武器所具有的神秘性。如果从东部产业经济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商业贸易的角度来看，先有枪支传播，后有枪支奥秘，即使是美国西部枪支市场也与国际贸易有着间接联系。因此，许多最为流行的枪支款式都是传统的欧洲款式。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人们对普鲁士撞击式滑膛枪或美国M1822式步枪的描述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但是这些描述比“战胜西部之枪”更为准确。

没有哪部联邦法律能划定温彻斯特对枪支市场的开拓范围；然而，各州及各个地方制定了上千部有关枪控的法律，这些法律要么涉及枪支携带，要么涉及枪支使用，但是都围绕西部地区展开。在枪支传播最为迅速的年代，《第二修正案》逐步酝酿成型；而如今，枪支已经沦落为人们盲目迷信政治的牺牲品。枪支是普通的商业产品，也应该以平常心看待枪支。

然而，如果涉及战争问题和种族问题，枪支确实会变成特殊商品。1876年8月，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³³在小巨角阵亡的消息震惊了美国，联邦政府首次提出控制枪支交易，通过了两项决议。这两项决议一方面禁止将枪支和弹药销售给“西北部地区的印第安敌对势力”，一方面呼吁没收从事“破坏白人和友好的印第安人的活动”的印第安人的枪支。在政府通过这两项决议之前，印第安原住民只要有钱，很容易买到最新的温彻斯特专利枪和其他枪支。他们买枪的途径要么是通过协议用土地交换，要么是通过军火贩子，要么是通过经授权的印第安经销商，这些经销商利用政府对枪支生意的优惠政策在边疆建立交易站和购销点。在此之前，已经有人警告卡斯特及其他军官印第安原住民的装备要比他们的军队好。一位毛皮贸易方面的专家指出，军火贩子首先是商人，他们出售枪支的愿望远远强于将枪支出售给印第安敌对势力时的顾虑不安。事实上，奥利弗·温彻斯特从印第安原住民对枪支的痴迷上就已经看到了不竭的宣传素材。他在促销步枪时表示：“印第安人强烈渴望拥有枪支。”“野牛比尔”也表示：“印第安人在温彻斯特枪上花的钱要远远多于在其他枪上花的钱。”

1876年联邦政府决议通过以后，枪支贸易和枪支流通仍在继续。一名驻新墨西哥州，处理阿帕奇族印第安人事务的官员的话颇具代表性，他有权要求那些面目可憎的人离开保留地，但他们还是毫无顾忌地在他眼皮子底下进入某个牧场，还随意嘲笑他。他们仍然和印第安人做交易，丝毫不受他的管制，仿佛他们在纽约或华盛顿一样。另一位印第安人事务官员表示，犹他人手头有很多温彻斯特枪，到处都有军火贩在做枪支生意。

这种难以根除的枪支交易一直困扰着印第安事务专员。他表示：“某些军火贩贪婪地追求个人财富和生意扩张，恐怖的战争及残杀好像不足以消除他们的贪念。”犹他州保留地的那位印第安事务官员严厉谴责了这种交易，还指出了一个最基本但是为人忽视的事实，即枪支产业在销售一种致命的商品。他说：“没有什么能比军火贩子的反公德行为对国家造成更大的危害，这些人残酷无情，手中拥有改良型武器，他们也知道这些武器会剥夺无辜的白人公民的生命。”他也表示，联邦政府1876年通过的决议无法遏制凶残的武器流向“未经开化的印第安人”，也无法制止这种致命武器的邪恶交易。

在其他情况下，军火商或枪支产业资本家极少因为贪欲受到批评，枪支交易也极少被视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在唯灵论者幽暗的小屋或通灵阁里，或许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当时的道德良知，如与逝者密切联系的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不过在现实的自由市场中，情况迥然不同，因为这里到处充斥着追求自己狭隘的商业利益的枪支产业资本家。在这里，枪支经销商从来不会听人说他们无异于杀人凶手，他们也没有因（销售枪支）果（残害性命）观念和社会责任观念。然而，枪支贸易对世界造成了影响以及枪支经销商的业务对社会结构造成了破坏（如凶杀案的发生），这种观点一直存在——即便在18世纪70年代，这种影响主要仍通过战争问题和种族问题体现出来。

第9章

温彻斯特枪的“道德影响”

20世纪初，M1873式步枪成为温彻斯特家族的一款名枪。同其他系列名枪一样，这款枪只有一个名字——温彻斯特；同其他系列的爆款枪一样，它的名字只用简洁有力的红色字母“W”表示。温彻斯特枪得名于温彻斯特家族，后来成为半自动连发枪的代名词。1920年，温彻斯特公司鼓吹：“M1873式步枪是第一款足迹踏遍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枪支，世界上每一个种族都在使用它。”

然而，如果从商业贸易的角度来看，这款枪界精英真正繁荣发展的时代是20世纪初。翻看其发展历史，我们能对其传播和成名有更为深刻的了解。

据温彻斯特公司的生产数据显示，传奇的M1873式步枪在1873年时基本还没走向市场。1873年，该公司只生产了126支M1873式步枪，其中只有18支出售。1874年，该公司生产了2,599支，不过也只售出108支。整个19世纪70年代，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共计生产了41,515支M1873式步枪，只占全系枪支生产总量的5.7%。在此期间，该公司还生产了其他两款枪支，其中包括主打产品M1866式步枪（产量达122,675支）及1876年推出的M1876式步枪（产量为8,968支）。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温彻斯特全系7款枪总产量达524,555支，M1873式步枪成为产量最高的枪支。这10年间，M1873式步枪生产总量达282,426支，占80年代全系枪支生产总量的54%，占该款枪自推出以来所有产量的39%。该公司产量排第二位的枪支是M1885式步枪，不过总产量只有55,015支。

M1873式步枪成为该公司19世纪80年代（但不是70年代）最畅销的枪支，不过看看这款枪的发展历史，我们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它在19世纪90年代的产量（217,362支）与20世纪初的产量（234,050支）大致相当。虽然该公司在1907年和1908年没有生产这款枪，但是它在19世纪90年代生产的数量占该枪总产量的1/3，在1900年至1909年生产的数量也占该枪总产量的1/3，其中1904年产量最高，达到149,996支，占总产量的21%。如果按人均产量计算，1875年温彻斯特公司能为每5,116个美国公民生产一支M1873式步枪；到了1904年，该公司能为每547个美国公民生产一支M1873式步枪（当然，并不是说该公司生产的所有枪支都在国内市场销售）。

为什么M1873式步枪的销量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迅速腾飞？其实很简单：该枪科技含量更高，所用材料更好。毫无疑问，这两个方面让该枪名誉和地位双丰收。从机械原理来说，M1873式步枪与M1866式步枪别无二致，不过其威力、精准度和灵敏度有了很大提升。该枪使用了中心发火枪弹，弹内炸药颗粒已经由25粒增加到40粒，因此射击速度更快，射程由原来的每秒1,125英尺增加到1,325英尺。虽然温彻斯特对签订军事订单的热情日渐消退，但是他依然不忘枪支的军事用途。他积极宣传M1873式步枪的另外两大改进之处，表示这两项技术改进能预防枪支走火或发生意外，因此特别适合军用。

M1873式步枪几乎能自动完成每一项操作。温彻斯特表示：“这款枪能自动完成所有供弹、抽壳等动作。简而言之，除了扣动扳机外，只需前后推动拨弹杆两个动作即可完成所有操作。”温彻斯特还特意强调，从本质上来说，这只是一个动作。

拨弹杆集五项功能于一身：它打开弹膛，抽出已发射子弹的弹壳，将弹匣内的另一颗子弹推向枪管，然后拉下击锤，关上弹膛。从供弹到发射，整个过程只需半秒即可完成，重复操作亦是如此。因此，该枪可在9秒内连发18颗子弹。枪支机械化程度越高，对枪支使用者的熟练程度和个人素质要求就越低，这一事实不言自明。温彻斯特向潜在客户保证，经过半小时的指导，即使10岁的孩子也能快速装弹、射击，丝毫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此外，即使出现哑火的情况，拨弹杆也能迅速地从弹匣中推出下一颗子弹。

保证远距离射击的速度（而非威力）和精准度是所有温彻斯特枪支的机械之魂。随着每一步设计的优化，温彻斯特枪支使用起来愈加服从于枪手的意志。在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中，杀戮都是通过机械化程度高的枪支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双方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近距离肢体作战，这让杀戮更加快捷。

其他枪支生产商也把关注点放在枪支的快速射击和灵活操作上。《星期日先驱报》（Sunday Herald）和《国家情报周刊》（Weekly National Intelligence）将史密斯&威森公司的斯科菲尔德枪与柯尔特枪做了比较：“斯科菲尔德枪可迅速抽壳……抓一把枪弹，不用看弹匣就可以装进去，操作起来便捷、快速；与此相反，柯尔特枪装弹过程烦琐且迟缓。”由此可见，它们更加青睐斯科菲尔德枪。

除了宣传M1873式步枪在机械方面的性能，温彻斯特还积极宣传其对人精神品格的塑造。这也是成就M1873式步枪名誉的第二重因素：温彻斯特固然在大力宣传这款枪的性能和技术工艺，他也在强化自己对枪支品格的感知，因为他意识到赋予枪支以品格或将枪支的品格归于其使用者能为他增添竞争优势。到了20世纪，这种趋势更为明显。温彻斯特表示：“M1873式步枪较其他枪支的明显优势在于其对人的精神影响……真正能让某些群体或个体奋起作战直到最后一刻的是一种信念，即坚信其手头的枪支不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掉链子。”温彻斯特这里所说的是半自动枪支的“镇定自若”，这种特性是人们在内战时期发现的。他表示，温彻斯特枪能在战争中为实力较弱的一方增添信心与勇气。M1873式步枪射击速度快，可靠性强，因此特别适用于运动战，如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或某些突袭战。同样，柯尔特也曾表示其左轮手枪是特殊情况下的短期战中必不可少的绝佳武器，因为它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向特定的方向发射大量子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温彻斯特步枪和柯尔特左轮手枪具有一个共同优势，即过度的杀伤力。温彻斯特还在广告中表示，这个世界还很不安稳，危险重重，有时候男性都要离开家庭走上战场，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和孩子可以凭借温彻斯特步枪保护自己。

19世纪70年代，温彻斯特开始在广告宣传和促销活动中强调枪支的非军事用途，这种现象实属首次。此时，他开始分享客户评价和与温彻斯特枪有关的民间故事。例如，其中一个故事与M1873式步枪（编号#289）有关，该枪主人生活在内布拉斯加州夏延的安蒂洛普车站附近，他表示这支枪是他使用过的最好枪支。他说：“有了这支枪，我用不了一分钟就可以从一群羚羊中干倒4~7只，如果用别的枪，我顶多干倒2只。”还有一个故事与得克萨斯州某驿站一名负责监护沿途邮递马车的人员有关，他用自己的温彻斯特枪除掉了三四个敌人（印第安人）及他们的马匹。

这类故事最突出的特征和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故事主人公通常是个体枪支使用者，他们手持枪支，孤身与猛兽或敌人作战。从这个层面来看，他们与传说中的战争英雄不同。探索军用市场的计划失败后，温彻斯特着手开辟民用市场；如今，他有意识地将两者结合起来，宣扬温彻斯特枪对军队和个人（或某些群体和个体）精神层面的影响。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他一直宣称配备温彻斯特步枪的个体可以匹敌一个配备前膛枪的军团。在此之前，将枪口对向人类主要是社会行为和国家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受爱国主义或群体意识激发。温彻斯特的这种想法成为他最宝贵而又最无形的遗产之一：他将散居祖国各地的个体平民视为潜在客户，而他们最终成为美国20世纪和21世纪枪支使用者的代表。

温彻斯特的这种宣传手段与征服印第安人和进行殖民统治的残酷现实密切联系。19世纪，美国国内发生了两场灾难性的战争：一场是内战，一场是对原住民的暴力征服。美国平民的武装水平与这两场战争之间有多大联系，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考虑。得益于欧洲市场，美国枪支产业才能存活下来，不过当今的欧洲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发生民众枪支暴力事件，欧洲的帝国主义征服也通常发生在国外。同欧洲不同，美国的战争和征服是在国内进行的，因而武器也是在美国本土使用。事实上，移居西部的民众介于平民和军人之间，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因为生活在战场和殖民地之间而带有军事色彩。在欧洲，帝国远征是征服的一部分；在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征服让殖民者变成了军人，而M1873式步枪在设计和原始的神秘性上都正好和这种混合型文化环境相契合。

在西部地区，军事目的渗透到非军事化运动和乡村美景之中。据一位历史学家表示，内战结束以后，政府提倡“军事生态学”，这种政策将狩猎活动和武装征服结合起来。当时，居住在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与西部拓荒者因为争夺狩猎范围而发生了冲突。在这种背景下，军方鼓励以狩猎作为征服印第安人的手段：猎杀的野牛越多，印第安原住民的食物来源便越发稀少。军方不仅保护拓荒者的人身安全，还给他们提供物资援助、狩猎指导和枪支弹药。“野牛比尔”只有一本传记存世，该书由他的姐姐朱莉娅·科迪·古德曼（Julia Cody Goodman）所作。在这部传记中，朱莉娅讲述了“野牛比尔”如何带领第5骑兵团的3个连队，同埃默里将军（General Emory）来自纽约、新英格兰的一些私人朋友进行为期20天的侦察。朱莉娅在书中写道：“此次远征有两个目标，一是狩猎，二是找到印第安敌对势力。”他们确实找到了猎物，但是并没有发现印第安敌对势力。埃默里将军大失所望，他想看到“野牛比尔”有所行动，因此比尔创造条件向他展示自己的行动。埃默里的“狂野西部”之战上演前已经沦为一场赤裸裸的军事作秀；在后现代主义到来之前，狂野西部和西部之枪已经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因为西部故事和关于西部的描述构成了鲜活的西部体验和现实。“野牛比尔”说服波尼族印第安人伪装成印第安敌对势力。看到“敌方大军”向他重重压来，埃默里撒腿就跑，朝军营飞奔而去。

无论在此处还是其他地方，白人总是将印第安人与猎物等同起来。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其关于枪支文化的代表作中指出：“西部拓荒者总是将印第安人当作另一种野生动物看待。”乔治·斯科菲尔德（George Schofield）上校为满足骑兵的需求改良了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后来这款枪以他的名字命名。1875年，他致信史密斯&威森公司，讲述了自己在第二次远征打击印第安敌对势力时取得的巨大成功。他表示，虽然此次远征中他一个印第安人也没杀死，但是他几乎用史密斯&威森枪摧毁了一切。斯科菲尔德还在另一个地方冷冷地表示：“我这辈子不打算干别的，立志消灭印第安人的食物来源，除掉这些野蛮人，让我们美丽的祖国的边疆不再遍布印第安人。”

同样的枪支既用于战争中，也用于狩猎中，枪支生产商在广告中这样宣传。奥利弗·温彻斯特在广告中表示M1866式步枪是“捕杀熊、野牛和印第安人”的不二之选，进一步模糊了印第安人与猎物之间的界限；此外，他还积极在《陆军和海军》上宣传温彻斯特枪的军事用途和狩猎用途。“野牛比尔”表示，无论是一般狩猎还是捕杀印第安人，温彻斯特枪都是当之无愧的“大老板”。1877年，雷明顿在产品目录中称其生产的枪支是“边疆之枪”，表示这种枪帮助内政部武装了印第安警察。柯尔特将广告宣传集中于《草地与农场》杂志上，他在一则广告中称柯尔特枪是“和平使者”，不仅适用于陆军和海军军官，还适用于任何去“危险地带”的人。柯尔特表示，不管是公共防御还是个人使用，柯尔特枪都是最佳之选。

温彻斯特开始为枪支赋予个体特性。他必须这么做。虽然这不是他起初设想和偏爱的市场，却是他可以切实把握的市场。在枪支产业发展的这一阶段，温彻斯特和其他枪支生产巨头开始寻找民用市场中的个体客户。他需要打破常规战争和军用市场对枪支的束缚，将军事-民用混合市场中的枪支消费者视为独立的个体。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军事-民用混合市场的特征并不明显。温彻斯特枪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其对人的道德影响，这种影响非常复杂。温彻斯特枪支的潜在客户往往过着独居生活，虽然看似自立，但是非常脆弱。有了温彻斯特枪，他们就能在战斗中、躲避时或紧急情况下以速度克敌制胜。用温彻斯特自己的话说，他是“独自生活的老光棍，在偌大的国土上奔波”。他的事业会取得成功，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他能让美国人相信他们过着和他一样简单、优雅的生活。

从枪支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温彻斯特枪支与个体客户的联系并不合理。1816年，雷明顿初次涉足枪支产业，他像枪匠一样根据客户需求为其定做枪支。1881年，英国最重要的枪支专家之一W. W.格林纳（W. W. Greener）认为，新式连发枪通常都是大批量生产，因此无法在商业上获得成功。格林纳表示，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他们对枪支的喜好也不尽相同，因此“生产一款符合大众需求的枪支”这一想法太过愚蠢。在格林纳看来，可互换枪支零部件生产对军用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战场要求整个军队整齐划一，而民用市场则不同，大批量生产的枪支会影响工匠的个体化设计及价值创造理念，会影响他的工艺偏好以及生产更好武器的积极性。格林纳认为，机器加工的连发武器只是各种部件的集合，既没有艺术价值，也不讲究美感，顶多只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产品。

19世纪70年代，随着更为复杂的公司经济逐渐兴起，产业资本家（而非枪匠）开始大批量生产枪支。此时，每一把温彻斯特枪支都是由机器通过组装可互换零部件进行生产，误差幅度不会超过1/1,000英寸。此后，枪支开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迅速扩散。不过，温彻斯特枪支的扩散与其固有奥秘并不一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枪支的奥秘在于弱化了枪支本身的吸引力与枪支产业经济之间的联系，这种产业经济主要是东部的工业和公司经济，受可互换零部件生产驱动。在枪支批量生产的情况下，个人主义（或者说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身份）变成一种并不稳定的自主形式，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购买同样的枪支、拥有相同的想法。

枪支产业这种批量生产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温彻斯特1875年发起的“千分之一运动”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该运动表明温彻斯特对枪支奥秘的认识不断深化。温彻斯特坚信可以将M1873式步枪打造成一款名枪。在1873年至1924年间，温彻斯特公司共生产了720,610支M1873式步枪，其中有1/10是“质量最优、精度最高”的极品，用特制扳机和独特工艺制成。这批特制M1873式步枪价格更高，每支100美元（约合今天的2,200美元）。当今的一些枪支专家认为，这批枪是温彻斯特枪支家族中最具魅力的产品，“比利小子”³⁴和“野牛比尔”都使用过这些产品，所谓“名枪配名人”。2013年，这批枪中的一支以9.5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一些古董枪支收藏家猜测这个系列的其他枪支售价可能会更高，为20万~40万美元不等。

大部分美国枪支文化得益于商业炒作，温彻斯特的“千分之一运动”就是其中一例。1936年，温彻斯特的生产主管埃德温·帕格斯利写信告诉一位温彻斯特仰慕者：“目前枪支交易中仍然依靠营造神秘感和故弄玄虚，在过去的枪匠时代，神秘的气息甚至更重。如今，我们会拿M1873式步枪的枪管做文章，宣传其卓越的机械性能。众所周知，一节钢管一半可用于生产枪支，另一半可用于生产割草机；从本质上来说，用于枪支生产的那半并不会比用于割草机生产的那半多几分神秘特质。在我看来，这种销售说辞并不明智。毫无疑问，如果选用质量更好的枪管，我们可直接向消费者多收取10美元，公司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就有过这样的先例，当时枪的枪管上刻着‘千分之一’，其售价也高于采用普通枪管的枪支。”

无论如何，某种批量化生产、营销的产品将永远成为美国市场中个人主义的代名词。美国枪支神话的塑造始于温彻斯特的广告宣传及客户评价，这些宣传和评价中最经典的部分均使用了极为华丽的语言（可联想内战期间威尔逊上尉在肯塔基州打击匪徒的故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因素推动了美国枪支神话的塑造，如报纸杂志上模糊事实与幻想的故事以及在枪支商业贸易起步阶段出版的西部小说。这些故事、小说和枪支产业资本家的广告宣传一样，虽然缺乏真实性，却具有里程碑意义。到了20世纪，越来越多的宣传报道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编造大量的故事，相比之下，这些材料更接近历史事实。

1867年2月，作家乔治·沃德·尼科尔斯（George Ward Nichols）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狂野比尔”希科克的故事，希科克由此成为西部神枪英雄的代名词。故事的另一名主角是戴夫·塔特（Dave Tutt），他是一名职业赌徒和不守规矩的侦察兵。当时，塔特来到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企图与希科克进行决战。³⁵考虑到可能会有女性观众，希科克决定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中心广场迎战塔特。希科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塔特开了一枪，子弹穿透了塔特的心脏。从电影荧幕上我们可以看到，塔特“挺直身子站了一两秒，举起手臂，做出射击的姿态，接着他的身体开始左右摇晃，踉踉跄跄地挪动了三四步后，便倒下一命呜呼了”。希科克根本不需要回头确认一下塔特是否已经命丧黄泉。他说：“我知道他必死无疑，因为我从来都不失手。”希科克向人们解释道：“塔特想侮辱我，身为一名战士，我怎么能够容忍？作为男人，我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尼科尔斯在文章末尾表示：“听说这个故事后，我丝毫不怀疑其真实性，便一五一十地讲给大家听。”

或许情况并非如此。1867年，当地读者认为这篇文章纯属胡说八道，便对尼科尔斯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无奈之下，尼科尔斯重操旧业，研究起了音乐。据《斯普林菲尔德爱国者报》（Springfield Patriot）报道，有些市民极度愤慨，因为《哈泼斯》杂志罔顾事实胡编乱造，拿希科克的故事诽谤他们的城市，导致“新英格兰的傻瓜将谣言当真理，大部分人笑得东倒西歪”。他们一致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和其他虚构的搞笑故事放在一起发表，而不是作为重要文刊登。有些市民记得尼科尔斯在斯普林菲尔德时的场景，描述他如何在他所谓的“半开化的怪人”面前肆意挥霍，一度让斯普林菲尔德的贮藏啤酒和玉米威士忌供不应求；此外，他还在当地集市装腔作势，看起来比身上带斑点的种马还要神气。尼科尔斯在文中表示，“狂野比尔”亲手杀掉了几百号人，对此斯普林菲尔德的市民无一人怀疑，不过堪萨斯州《莱文沃斯保守党日报》（Leavenworth Daily Conservative）的编辑则对此半信半疑，称这篇文章听起来像是虚构出来的。

尼科尔斯还在文章中讲述了希科克于1861年，在内布拉斯加州罗克溪车站一家驿马快信公司（希科克当时受雇于这家公司）枪杀戴维·麦坎利斯（David McCanles）和另外两个人的故事。尼科尔斯在文中称这3个人是一帮蓄意杀人的凶手。雷蒙·亚当斯（Ramon Adams）是一名作家，也是最著名的西部地区研究专家，他指出，希科克和他的帮凶无情地杀死了3个人，其中包括麦坎利斯。当时，希科克从窗帘后面开枪射击，麦坎利斯根本没有机会掏出枪。一篇社评将西部战手们称为“狂野比尔们”，他们将希科克奉为英勇无畏的驿站守护神，保护政府财产（邮件和包裹）不遭盗窃。然而，大众舆论认为，当时麦坎利斯是罗克溪公司财产的拥有者，由于希科克和他签订的合约到期，因此前去收缴逾期房租，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而两人之所以关系紧张爆发冲突，是因为希科克调戏麦坎利斯的妻子。

枪战麦坎利斯成为希科克传奇故事的核心。这一传奇故事越是广为流传，其中包含的文化因素越多，历史学家就越是难以追本溯源，查找真相。不过，从某些层面来说，美国枪支文化建立在神枪手和亡命之徒故事的基础之上；到了20世纪，这些故事内容越来越多，题材越来越广，其真实起源也就无从考证。标志性的枪支和广为流传的枪支故事一样，都来自东北部地区：枪支来自纽黑文和哈特福德的工厂，而那些故事动人但毫无文学价值的西部探险小说则来自《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一位主编所说的位于纽约的“文字工厂”。据一名该类小说的作家回忆，当时他在出版商比德尔&亚当斯（Beadle & Adams）被虫蛀坏的破旧办公楼里从事写作，他的办公室是一间位于上层楼面的简陋的小房间。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每天能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进行机械创作廉价文学。

廉价小说并不是传播第一代枪支传奇故事的唯一途径（如追求轰动效应的桃色报纸《国家警察报》也曾大肆渲染西部枪手），不过这种传播媒介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大。比德尔的西部传奇小说通常为100页左右，主题都是耸人听闻的传奇故事，不过在读者眼中，这些故事惊险刺激、可信度高，是关于西部故事的真实记录。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早期，这类小说风靡一时。比德尔&亚当斯公司批量出版了3,158个与批量生产的温彻斯特步枪有关的传奇故事。1902年，一位西部小说的作者告诉记者，写这类廉价小说只需要三样东西，即丰富的想象力、戏剧天分和不知疲惫的手。学者迈克尔·丹宁（Michael Denning）表示，廉价小说中的情节和角色个性都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即使匿名作家也可以拼凑出来。另一位廉价小说作者描述了这种故事的基本写作模式：“善行最终会战胜罪恶。但是必须施以重墨加以渲染，以免出现误解。”欧文·佩恩·怀特（Owen Payne White）曾为《科利尔》杂志（Collier’s）创作此类小说，刻画进行枪战的歹徒形象。他在个人自传中表示，这些故事虽然标榜“真实可靠、形象生动”，不过编辑总是让他创作自己不熟悉或一无所知的主题。为了提升杂志销量，他在创作时几乎每一段都要刻意安排杀人情节。

正是通过这些廉价小说和相似的故事，1867年，尼科尔斯笔下的“狂野比尔”故事开始广为流传，起初还是传说和传奇故事，到了1905年前后，这些故事听起来更具历史真实性。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其他故事形象也沿着同样的发展之路逐渐定型，其中包括“野牛比尔”、“比利小子”、贝尔·斯塔尔（Belle Starr）³⁶、女侠简恩（Calamity Jane）³⁷和加利福尼亚土匪缪里塔（Murieta）。这些人物的故事由低俗文学摇身一变成为高雅的历史事实；这些角色有些成为美国枪支文化中惨遭唾骂的对象，有些则成为饱受颂扬的英雄人物。

1881年，圣路易斯的“历史出版社”出版了詹姆斯·比尔（James Buel）的作品《平原英雄：“狂野比尔”的奇妙探险》（Heroes of the Plains, or Lives and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Wild Bill）。雷蒙·亚当斯发现，这本书并不是廉价小说，但是读起来与之类似。该书卷帙浩繁，发行量大，诱使读者认为这是真实故事。事实上，该书只是复制了尼科尔斯所写的故事。次年，最多产的西部小说作家普伦蒂斯·英格拉姆（Prentice Ingraham）完成作品《神枪手“狂野比尔”》（Wild Bill, The Pistol Dead Shot）。据亚当斯表示，这本书让“狂野比尔”变成了无所不能的超人，对于书中描绘的探险故事，读者毫不怀疑。同年，一本讲述内布拉斯加州历史的书企图从更真实的角度重现“狂野比尔”的罗克溪之战。该书指出，“狂野比尔”在这场枪战中只杀了3个人；除了善于用枪以外，他并没有展现出英勇无畏的一面，相反，我们从中看出了他的怯懦。即使如此，“野牛比尔”仍然是廉价小说作家最喜欢刻画的角色，不过极少有人从历史事实出发讲述这段故事，大部分人都将其写成“半真半假”的历史故事。1884年，英格拉姆重新讲述了尼科尔斯的故事，不过是按照这类题材小说的常规套路，夸大了希科克的神枪手才能，称他“痛击10个亡命之徒，将其中8个绳之以法”。后续的故事皆是如此：核心内容与尼科尔斯所写故事别无二致，然后夸大被击毙者的数量与麦肯里斯团伙的暴行。例如，内德·邦特莱因（Ned Buntline）在其1886年的作品中描述，麦坎利斯当着希科克全家人的面杀害了希科克的父亲；1890年，一本名为《得克萨斯牛仔“狂野吉姆”》（Wild Jim, The Texas Cowboy）的书指出，在复仇过程中，希科克将敌人开膛破肚。

与“野牛比尔”一样，希科克本人即便不是清楚地了解至少也是本能地感觉到将自己商业化的益处所在；同样，他也夸大了自己的神枪故事和正义行为。他喜欢向东部地区的人们灌输自己的西部探险和神枪故事，也参与了“野牛比尔”的西大荒演出。他向作家亨利·史丹利（Henry Stanley）³⁸吹嘘自己杀掉了100多号白人。一切都始于他28岁时在莱文沃斯一家旅馆遭到抢劫后，之后他就走上了杀人之路。当时，他先是刺死了1人，然后用左轮手枪杀掉了另外4个人。此后，他离开现场，叫来了士兵，将该团伙其他15名恶棍全部抓获。杀死麦坎利斯几年后，他将自己枪战“残暴的盗马贼和杀人凶手”这一英勇事迹告诉了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缺乏判断力的妻子。此后，这个故事便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19世纪80年代的廉价西部小说均以尼科尔斯1867年的故事为蓝本，到了90年代，这些小说成为其他所谓“真实枪手故事”的基础。1893年，一个匿名作家在创作小说《“野牛比尔”及其狂野西部同伴》（Buffalo Bill and His Wild West Companions）时以英格拉姆的作品为权威原型；1901年，小说《狂野西部的历史与拓荒者的生活》（History of Our Wild West and Stories of Pioneer Life）将詹姆斯·比尔的虚构故事当作真实事件讲述。1907年，另一名作家爱默生·霍夫（Emerson Hough）写了一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亡命之徒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Outlaw），作品取材于尼科尔斯的小说。为了让“狂野比尔”显得高贵一些，霍夫在书中将比尔的身份从马夫改成了罗克溪车站的代理人。同年，一位被认为是“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的作者依据尼科尔斯的小说创作了《大平原：美国西部探险传奇》（The Great Plains: The Romance of Western American Exploration）。在书中，作者以此类小说特有的叙事方式对故事情节加以润色，称“狂野比尔”受到10名歹徒的袭击，不过他最终成功消灭了整个团伙。

与19世纪80年代的西部小说相比，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版的“狂野比尔”故事更具权威性和真实性，不过这些故事仍然以尼科尔斯的故事为核心。1910年出版的作品《名侦察兵》（Famous Scouts）指出，比尔和霍夫才是此类故事的权威，因为比尔曾亲口向詹姆斯·比尔讲述自己的“真实”故事。1911年，怀俄明州立大学一位研究政治学的教授将尼科尔斯、詹姆斯·比尔和霍夫的故事永久地变成了历史事实。一年后，另一本严肃图书《俄勒冈小道的拓荒故事》（Pioneer Tales of the Oregon Trail）公开指责爱默生·霍夫所写的故事情节“严重歪曲事实”，而在第二年，因出版毫无可信度的西部边疆故事而声名狼藉的出版商L&M.奥本海默（L&M Oppenheimer）出版了另一本书，该书混淆了“疯狂比尔”和“野牛比尔”，称后者单枪匹马杀死了10个人——这或许是疯狂比尔故事中最玄幻的版本了。经过数十年的反复讲述，1867年时写下的那个失实的故事深深地渗入了美国“枪支文化”的血液中，不过这些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即夸大枪手的神枪故事和正义行为。然而，有极少数人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出发，抵制将尼科尔斯的故事奉为蓝本的做法。他们以事实为依据，重新讲述疯狂比尔的故事。

从希科克的罗克溪之战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小说写作的另一大趋势：将枪手刻画成传奇人物，同时美化枪支暴力中的冲动行为和与愚蠢行为。起初，希科克的故事中没有明确的恶棍或英雄，没有冲动的枪支暴力行为，也不渲染世俗生活中两性间的紧张关系，人们对于希科克的故事也不存在争议。后来，西部小说将希科克的故事描绘成传奇故事，既夸大了死于枪口之下的人数，也为故事本身赋予了过多的含义。

这些西部小说中，仅以“野牛比尔”科迪为主题的就有500多部，这使他成为最具传奇性的温彻斯特神枪手。同希科克一样，“野牛比尔”当时也并不是传奇人物。后来有人说，为了替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报仇，他杀死了夏延族首领“大黄手”（Yellow Hand），还剥了他的头皮。据他的姐姐朱莉娅·科迪·古德曼回忆，听说这一故事后，文人、史学家、传奇故事作家、散布丑闻者、借病逃避工作者和一些喜欢添油加醋的人便开始行动，用摩尼教徒式的叙事风格描绘“野牛比尔的故事”：有些人歌功颂德，将他塑造成天使；有些人诋毁诽谤，将其刻画成恶魔。不过，据朱莉娅·科迪·古德曼回忆，“野牛比尔”很少从这些辞藻华丽的作品，从书中描述的奇异探险和超人事迹中找到他自己的影子。内德·邦特莱因的小说便是其中一例。

希科克的故事、“野牛比尔”的故事以及整个西部和西部之枪的故事可以浓缩成一些相似的情节，作者通过直白的叙述向我们刻画孤独的、持有左轮手枪的枪手形象，他们以一敌众，勇敢地与恶棍和亡命之徒决斗。下列描述便是一例：

印第安人骑着高头大马冲了上来，越来越近，200号骑兵怎么会惧怕一名拓荒者？

骑兵越来越近……说时迟那时快，“野牛比尔”举起步枪，子弹持续不断地从枪口飞速射出。

此枪正是温彻斯特连发枪，“野牛比尔”一直在用这款枪。

等灰尘散开，一些骑兵已经躺在地上，一命呜呼……

“野牛比尔”不无蔑视地大喊一声，然后跨上高头大马，绝尘而去。他一边骑马，一边为这把无敌之枪装弹。

以狂野西部为创作主题的小说家将枪手刻画成身后背着温彻斯特步枪的拓荒者时，或许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温彻斯特噼里啪啦，15个印第安人瞬间倒下。”

“野牛比尔”自己虚构了一些传奇故事，有时候他还请别人代写故事，完成后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有一次他致信一位出版商：“我在这个故事中撒了弥天大谎，对此深感抱歉。从故事情节来看，我在一场战争中杀掉的印第安人的数量远远超过我一生中杀掉的印第安人的数量。不过，我知道边疆故事必须这么写。如果您认为左轮手枪和长刃猎刀杀人的情节过多，您可以根据情况删掉一些暴力场面。”此外，他还利用西大荒演出推销自己。邦特莱因曾以极其夸张的手法描写了“野牛比尔”的西大荒演出，作品一经完成便大获成功。《芝加哥时报》（Chicago Times）一篇评论指出：“如果邦特莱因写这个剧本果真只用了4小时，很难想象他在其他时间干什么。”不过，读者喜欢这样的故事。1886年，“野牛比尔”写信告诉姐姐：“公众已经将我视为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如果这一两年之内他们依然这么认为，我就可以获得大笔财富，足够咱们后半生享用。”西大荒演出是模式化、套路化的西部征服节目：在与“大黄手”所谓的传奇之战中，“野牛比尔”杀死了所有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角色全部由印第安原住民演员扮演，他们都“死”在了温彻斯特枪和柯尔特枪枪口之下，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接着，这些演员如神灵一般复活，继续进行下一场演出。

一部西部传奇小说中的“野牛比尔”插图。500多部小说以“野牛比尔”为创作主题。图片由丹佛公共图书馆（西部历史收藏馆）提供。

如果将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比作书，它一定是一部廉价西部小说，这种书用可来回置换的情节进行量化生产，具有机械性和可预测性，结果水到渠成，读起来丝毫不费力气。同温彻斯特枪支一样，西部小说也是半自动化的，它便于读者阅读。这种书的塑形、加工、生产与枪支完全相同；和枪支一样，书中的可互换情节和机械化故事都带有神秘色彩，这种神秘色彩根植于英雄的个人行为。尽管社会在向远离个人主义的轨道发展，枪支却强化了个人行为；尽管以财富衡量美国人的民主地位越来越不平等，温彻斯特枪支却为人们获得平等地位创造了条件；尽管各个国家和各国经济日渐交融、日趋复杂，西部小说却塑造了孤独枪手的边疆神话。从属性上来说，普通枪支及其所有者在各自领域都是独特的个体。西部边疆小说有成百上千部，读者更是数不胜数，每一个英雄角色都与其他角色相似，他们的暴力行为和传奇生活让读者拍手喝彩，不过读者崇拜的还是自己喜欢的角色。

枪支神话之所以会广为传播，是因为它和任何传奇故事一样可以解决历史难以解决的矛盾。人们常说美国人民对枪支的喜爱与美国个人主义传统息息相关；事实上，枪支的吸引力与两重因素有关，即人们对于平等的追求与平等无法实现的社会现实。枪支有某种象征性的力量，能消除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它能让饱受压迫的人变成孤独而强大的神枪手，而枪支缔造的这种神话始于19世纪初期。

举个例子，在美国重建时期，南方黑人发现自己不具备自由公民身份，法律也不会保障他们免受白人的私刑。在这种情况下，温彻斯特枪支对于一些黑人领袖的吸引力不断增加，如学者、社会活动家W. E. 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³⁹和新闻记者艾达·贝尔·韦尔斯（Ida B. Wells）⁴⁰。韦尔斯在一名黑人被施以死刑后买了一把手枪，她说：“每个黑人家庭都应珍藏一把温彻斯特步枪。”

1892年7月的一个傍晚，新奥尔良一名黑人罗伯特·查尔斯（Robert Charles）和一位朋友坐在其联排住宅的门前露台聊天，这时一名警察走上前来问他从事什么职业。一会儿后，两人的矛盾激化，这名警察抓住查尔斯，还打伤了他。查尔斯想方设法得以脱身，他跑到房间，拿出自己的温彻斯特步枪，杀死了追他的那名警长。第二天，警方发现查尔斯藏在朋友的家中，查尔斯开始用其温彻斯特枪扫射警方，却发现自己已被重重包围。最后，警方射杀了查尔斯。韦尔斯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称赞查尔斯是英勇的枪手，即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约翰逊（Nicholas Johnson）所说的“阿拉莫”（Alamo）。韦尔斯说：“查尔斯在一栋小小的建筑里做了最后的抵抗，只身一人同两万乌合之众作战。这帮暴徒朝查尔斯的房子进行扫射，即使如此，他仍然没有放弃抵抗，每发射一颗致命的子弹，都有一条性命为他最后的牺牲做出补偿。”新奥尔良《民主主义者时报》（Times-Democrat）指出，查尔斯善于使用温彻斯特枪。该报表示：“他使用温彻斯特枪不仅速度超群，而且枪法一流，百发百中。警方火力过猛，难以抵抗，这时他跑到门口，朝枪口已经对准自己的敌人冲去……他举起枪，不过敌人的100多发子弹已经穿透了他的身体。”韦尔斯所讲述的是枪手查尔斯惨遭杀害的故事，故事以夸张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查尔斯以一敌众、威力无限的英雄事迹，他凭借一支温彻斯特枪将饱受压抑的民族情绪宣泄了出来。对于韦尔斯和其他非裔美国人来说，温彻斯特枪就像一架临时搭建的钢桥，能让他们从饱受种族压迫的现实通往民族平等的理想彼岸。

一则关于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的流行广告语这样写道：“不要害怕任何人，无论他多么高大魁梧。身处险境，不要忘记我，我给你公平！”柯尔特的第一位传记作者表示，柯尔特枪是对人类的恩赐，它能防止以强凌弱，能给予侏儒战胜巨人的资本。《新奥尔良共和党人报》（New Orleans Republican）在评论塞缪尔·柯尔特50年代至70年代的宣传方案时指出，如果陪审团和法官无法保障黑人的权益，柯尔特枪就会成为“杰出的和平缔造者”。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种观点再次成为主导观念，当时芝加哥一名黑人小伙子表示：“枪支意味着身份和地位，因此我们称其为‘公平保障’。如今，每个人都配备了枪支，人与人的地位也因此越来越平等。”

有这么一句名言：“上帝创造了人类，而柯尔特让人类平等。”当然，保证公民的平等地位是美国法律体系和民主体系的责任所在。对于非裔美国人、印第安原住民、妇女及其他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弱势群体来说，温彻斯特枪给了他们法律体系无法保障的自主地位和个人力量。如果说战争是另一种外交手段，那么温彻斯特枪则是另一种实现公平的方式。枪支并不是美国个人主义的终极表达，而是每位公民在社会契约和平等体系受到摧残后可寻求帮助的最后武器，也就是说，枪支是美国人民的梦想寄托。

枪支最恒久、最吸引人的特性是它能予以公民平等的地位。举个例子，饱受虐待的家庭妇女可以利用枪支武装自己、保护自己，只要扣动扳机，就可以终结长久以来卑躬屈膝的状况。谁能否认，一旦法律制度丧失作用，国家漠不关心，枪支不是一种保障形式，即便它从未被射响？

不过，枪口指向哪一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美国社会，宪法辩论对枪支政策的制定具有支配作用。1876年，联邦政府决定限制印第安原住民的枪支交易，也是在同一年，最高法院受理了第一起与《第二修正案》有关的案件——“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⁴¹。此次案件发生于美国重建时期最血腥、最残暴的一天，它让南方的黑人法令受到了考验。黑人法令即南方各州针对黑人颁布的法律，其中一条就是禁止非裔美国人在持枪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携带枪支。科尔法克斯是路易斯安那州格兰特县政府所在地，1873年复活节那天，这里发生了一起大屠杀，不过此次事件不同于罗伯特·查尔斯最后的抵抗。当时，一些白人民主党人因为当地非裔美国人争取行使自己新的政治权利而恼羞成怒；县治安官是一名激进派共和党人，他代表当地150名非裔美国人维护他们的权益。白人的大军全副武装，他们包围了科尔法克斯的县政府大楼，黑人草草训练便展开防御。在长达三周的时间里，非裔美国人拖住了白人大军的进攻。在复活节的那个周日，正值黑人决定投降之际，白人却无情地将他们杀害。

“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的被告是科尔法克斯的一名白人，他被指控限制了黑人携带武器的权利。此次案件中，最高法院支持各州通过立法限制公民使用武器的做法。也就是说，法官发现联邦政府没有权利约束或限制各州制定枪控法律，这就意味着白人利用所在州的枪控法律解除非裔美国人的武器装备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到了20世纪初，南方诸州的法律越发肆无忌惮，公然根据种族差异有选择性地限制枪支使用权。）与南方不同，此时的北方在进行一场自由运动，这场运动能保障被解放的黑奴携带武器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权利。最终，最高法院表示支持各州立法（枪控政策），以此限制非裔美国人进入枪支市场。最高法院的这一决定也对美国21世纪的枪支政策产生了影响。

拿枪支暴力事件本身来说，其在黑人之间发生的频率远远高于黑人反抗不公正对待或压迫时发生的频率。20世纪40年代初，知名社会学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注意到了一些较为保守的黑人领袖（如布克·T.华盛顿⁴²）所担心的事情：一是在美国重建时期，携带枪支的习惯开始在南部黑人社会盛行；二是携带枪支的做法导致枪支暴力事件频繁发生，而这些枪支暴力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针对其他黑人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非裔美国人的自杀率是白人的7~8倍。事实上，枪支暴力事件是由枪支使用过程中的冲动和一时糊涂引起的。我们总是认为黑人会将枪口指向白人，但现实情况是黑人将枪口指向了配偶或邻居，或者暴徒将枪口指向了受压迫者。我们爱枪，是因为它能保障我们的个人权利和平等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枪支必然会反过来爱我们。

如果说这种萌芽中的枪支神秘性夸大了枪支暴力的“性质”（将它与个人能动性、公平和正义联系起来），它也夸大了枪支暴力事件的数量。关于枪手的故事让人误以为，当今美国枪支暴力事件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事实上这一趋势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枪支暴力事件在丹尼尔·布恩时代就已经屡见不鲜，而到了希科克及以后的时代依然频繁发生。不过，我们总是通过种种途径演绎枪支暴力事件，如小说、戏剧、电影和电视，这种演绎已经远远超过了现实中的枪支暴力事件的数量。

比利小子的故事并不是从事实发展成为传说，而是由传说发展成为事实。比利小子于23岁离世，在他去世的前两年，也就是他21岁时，新墨西哥州州长夫人写信告诉丈夫比利在他的生命中平均每年杀死一个人。这个故事是捏造的，事实上比利杀死的人可能不超过8个。历史学家加里·罗伯茨（Gary Roberts）表示，许多年长者都会说自己有多么了解比利小子，绘声绘色地讲述他的故事，他们仿佛一个个都变成了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他们所讲的故事内容与《国家警察报》（National Police Gazette）上的故事都是一个路子，让人感觉出处可信，故事毋庸置疑。和其他著名的枪手一样，比利小子刚去世不久，他的神枪故事就出现在廉价小说和期刊杂志上，如约翰·伍德拉夫·刘易斯（John Woodruff Lewis）1881年的作品《比利小子的真实生活》（The True Life of Billy the Kid）以及《拉斯维加斯镜报》（Las Vegas Optic）上的连载小说。此后，许多故事不仅将他塑造成反社会分子，还夸大了他杀人的数量。有些作品表示他“杀人纯粹为了取乐”，还“将更多个人杀戮事件归功于自己”。1905年，一部为“畜牧业协会”各位成员准备的珍藏本小说收录了新墨西哥州州长夫人所讲的故事，该故事将比利小子描述为臭名昭彰、每年都要残害生命的杀人狂魔。

其他西部枪支故事也是相同的叙事模式：约翰逊县的“怀俄明之战”原本只是两个不起眼的农场主站在农场界篱旁争吵的故事；在另一个故事中，主人公山姆·巴斯声称自己杀了很多人，而事实上他一个人也没杀。如此种种。

到了20世纪初，这些传奇故事变成枪支文化纪实，而其他一些被人遗忘的枪支文化档案，包括马塞勒斯·哈特利分类账簿上记录的客观数据，则从全然不同的角度向我们显示了枪支暴力事件的数量。在美国，枪支提倡者和枪支反对者都倾向于将美国视为“牛仔国家”，不过他们的动机不同：前者为了赞美，后者为了谴责。然而，一些对19世纪枪支生产的物质世界了如指掌的枪支爱好者则对此提出质疑。举个例子，赫伯特·霍兹在研究斯凯勒、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的分类账簿后表示，该公司早期运往枪支交易中心密苏里州的产品包括大口径猎枪和便于防身用的卡宾枪。而从1868年开始，消费者对此类商品的需求迅速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对适合捕获小型猎物或鸟类的枪支的需求。同理，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该公司从曼哈顿下城运往内布拉斯加州的是一些便于防身用的武器，而到了1879年，该公司运往该地的武器变成了农用枪支；此外，在这一阶段，该公司运送的枪支总量也显著减少。霍兹表示，这种枪支贸易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出内布拉斯加由荒野之州变成移民社会的历程。霍兹认为，该公司在后期停止运送卡宾枪，表明移民不再将印第安原住民视为威胁。蒙大拿州迈尔斯城枪支供货站A. D.麦克奥斯兰（A. D. McAusland）曾是野牛猎手进行枪支贸易的主要枢纽。然而，到了1882年，这里的枪支贸易受到严格的限制，SHG公司只能运送琥珀玻璃瓶作为消遣射击的靶子使用。即使在得克萨斯州，情况亦是如此：随着枪支订单迅速缩减，经销商柯明奇&盖斯勒（Comminge & Geisler）在1885年订购了3,040个射击用的“拉古斯基”牌黏土飞盘。

帕特丽夏·利默里克在其对西部历史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中出色地修正了固有的观念，她发现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西部边疆虽然是一片“自由”之地，但绝非枪支暴力泛滥猖獗之地。她说：“西部历史并不是单纯的领土扩张史，它还是将所有权观念普及到这块土地的不懈奋斗史。”那些崎岖、复杂的征服过程中发生的战斗往往只默默地出现在消遣小说中。真正的变革，都是在办公室中发生，通过规划与发展农业。

一些关于边疆地区枪支暴力的研究显示，事实上我们夸大而非低估了枪支暴力事件及其历史影响。有些（虽然并非全部）针对枪支暴力的研究，认识到了事实的核心，对枪支暴力无处不在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西部地区枪支暴力确实比其他地区猖獗，但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法学教授亚当·温克勒（Adam Winkler）指出，边疆地区枪支暴力事件并不常见。我们之所以会记得亚利桑那州OK镇大决斗，是因为这种事件不常发生。历史学家罗伯特·戴克斯特拉（Robert Dykstra）和尤金·霍伦（Eugene Hollon）重新研究了边疆地区的枪支暴力现象，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表明堪萨斯州五大牛镇曾发生过决斗事件。在1870年至1885年这15年间，堪萨斯州五大牛镇共发生过45起杀人事件，平均每个牲畜交易季节发生1.5次杀人事件。即使牛仔和骑马牧牛工使用枪支，他们也极少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进行枪战。“冤家宜解不宜结”，与邻为善总比兵戎相见更适宜生存。

至于枪支及人际冲突，犯罪历史学家罗杰·莱恩（Roger Lane）表示，19世纪70和80年代平原地区枪支暴力事件发生的频率远远低于采矿业发达的高原地区。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帝镇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场采矿热潮，该镇总人口只有5,000人，不过有记录的谋杀事件就多达29起。一提到美国社会的枪支暴力，我们总是将它与酗酒习惯、单身生活和种族冲突联系起来。从本质上来说，枪支暴力事件之所以频发，是因为有些酗酒成性、无依无靠、身居寒舍的人价值观和尊严观极度扭曲。不过，这些杀人事件其实并不像描写枪支暴力的传奇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错综复杂，富有道德上的神圣感。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枪支暴力现象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另一种暴力形式，这种暴力形式更古老、更普遍。美国问题研究学者理查德·斯洛特金（Richard Slotkin）精彩地论述道，由于枪支暴力事件突出，我们忽略了社会中更为普通的暴力形式，这种暴力形式包括强盗式资本家时代的劳资冲突以及非物质形态的残酷征服——对印第安本土文化的系统破坏。这种破坏的目的，用19世纪的术语来说，是变“野蛮”为“文明”。

牛仔的传奇生活揭示了美国的枪支暴力现象；然而，他们的真实生活则充分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普通暴力形式。历史学家戴维·卡特赖特（David Cartwright）注意到，牛仔只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们过着单身生活，做着危险又伤身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声名狼藉的“亚文化圈”中，这种文化圈早已为威士忌所腐蚀。小说家、历史学家瓦勒斯·斯蒂格纳（Wallace Stegner）⁴³描绘了牛仔的真实生活，这种生活与其在传奇故事中的生活迥然不同。斯蒂格纳表示，他们并不是装备精良的英雄，在狂野西部活得逍遥自在，而是工作量大、收入低的劳工，几乎和现代农场工人一样过着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生活。卡特赖特指出，经过“精神治疗”，牛仔成为美国个人主义和西部探险的标志，不过他们已经走出传奇故事，跳下高头大马，成为“酒吧吧台上一醉不起的酒鬼”。

虽然牛仔和温彻斯特枪支一样已经成为美国的标志，但是与后者相比，他们不是美国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传奇故事即将成为美国枪支文化中的“事实”，它们让枪支暴力比现实中更常见、更客观。相反，我们所了解的牛仔故事虽然没有现实中那么悲惨，但这显然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结局。

第10章

将功补过

1880年12月11日，奥利弗·温彻斯特在其展望街别墅离世，享年69岁。此前几年，他一直体弱多病，最终死于一种不明之症，也许是心力衰竭。他的讣告中写道：“温彻斯特白手起家，他的事业沿袭了美国的优良传统。”

人们在颂词中夸赞温彻斯特的想象力，称“他能看到阳光中的红色和金色条纹，而别人只能看到阴云”。他有独一无二的能力，能看到将来的种种可能性。众所周知，作为一名枪支生产商，温彻斯特的天资在于他的创造力，而非机械操作能力；此外，这种天资根植于他作为商人和企业家所独有的能力，即“预见”枪支市场。19世纪一本传记指出：“他发明的致命武器令人不寒而栗，但是这种发明比其他任何发明都要伟大，它能限制战争的破坏范围，让战争变成荒谬的‘类似自杀’的行为。”当然，这种观点是为温彻斯特枪支辩解，毕竟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连发枪有助于和平，让人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相反，温彻斯特连发枪作为一种机械地展现意志的武器，让远距离快速射杀人和动物成为可能。

我们很难找到或推测温彻斯特一辈子投身枪支产业的动机。事实告诉我们，温彻斯特本人的传奇故事寥寥无几，而温彻斯特枪支的传奇故事妇孺皆知。无论温彻斯特的动机多么黑暗、多么世俗，无可置疑，他和同伴为枪支产业留下了不可估量的财富。

温彻斯特公司积累了大量财富，温彻斯特枪也成为半自动枪的代名词。他塑造了美国商业市场，让美国成为全民武装的社会。他和其他枪支生产商让枪支批量生产成为可能，也让这一行业有利可图。温彻斯特创办公司时负债累累，而到了1880年，公司价值高达300万美元（经济地位约为今天的7.83亿美元）。

温彻斯特最迫切，至少是最明确的愿望是建造他的枪支王国。他的商业追求是他的家庭贡献以及家族自豪感的集中体现。他打造的家族企业是了不起的成就，他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其长盛不衰。温彻斯特病重时，儿子威廉全权负责公司管理，女婿T. G.班尼特是其秘书。1878年，温彻斯特委任莎拉的妹夫W.W.康弗斯（W. W. Converse）担任公司财务主管，进一步强化了家族成员对公司的掌控。

奥利弗·温彻斯特去世前指定康弗斯为公司董事长。1889年康弗斯去世后，T. G.班尼特才接任董事长一职。枪支专家约翰·勃朗宁（John Browning）有枪界“托马斯·爱迪生”之称，19世纪80和90年代，他任职于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这一时期公司的大部分专利产品都由他设计。据勃朗宁回忆，班尼特在担任董事长期间活像一位“主教”，而其他人则认为他更像温彻斯特神殿里的“神”。勃朗宁说：“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好像我年复一年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然后开门见山跟他谈生意，谈完生意就回去继续工作。这种感觉令人很舒服！”除了将公司管理权牢牢掌握在家族成员手里，温彻斯特还让家人牢牢管控财务，不过财务管理权一般都在家族女性成员手中。温彻斯特共发行1万股股票，其中有4,400股在他妻子简手中，777股在儿媳莎拉手中，400股在女儿汉娜·简手中。

奥利弗·温彻斯特深感这是明智的决定。温彻斯特去世后，家族的命运、财富、枪支生意依旧如初，这是他一直希望看到的结局。对于莎拉来说，在多灾多难的80年代，家族、枪支与财富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奥利弗·温彻斯特去世时，威廉43岁。此后几个月，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由于疾病十分顽固，威廉疼痛难忍、虚弱不堪，他暂时搬到纽约，住在温莎酒店，希望这里先进的治疗手段能让他恢复健康。1881年3月5日，他乘坐火车回到纽黑文。在车上，他告诉列车长这将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旅程，态度诚恳，语气和蔼。3月7日，也就是温彻斯特去世四个月后，威廉在痛苦的煎熬中离开了人世。两个月后，莎拉的母亲也在纽黑文与世长辞。

莎拉的传奇故事则把我们带回到一片更小的空间，即她的展望街别墅里。这是一个被忧郁和悲伤笼罩的世界。即使以19世纪的标准看，死神对她的折磨也过于无情。另一名唯灵论者理查德·弗朗辛顿（Richard Frothington）他在作品《银河》（The Galaxy）中描述了自己如何在魂灵世界苦苦寻觅自己的亡妻。弗朗辛顿在书中表示：“如果厌世的可怜人儿有幸看到了‘夏日乐园’，请不要叫他回头在这个寒冷刺骨的世界驻足。‘夏日乐园’太过美好，让人流连忘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悲痛是另一种形式的奢侈，因为有些人为了生计及其他牵肠挂肚的人和事而奔波劳累，他们永远跨不进“夏日乐园”的门口，永远体会不到唯灵主义带给人的精神满足。莎拉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她的万贯家产允许甚至鼓励她痴迷这种信仰。

莎拉是否与灵媒艾达·库姆斯见过面，我们不得而知。如果她们确实见过面，后来发生的情况我们可想而知。或许，莎拉和其他唯灵论信仰者一样，乘坐马车前往唯灵论者集会营。这场盛大的集会持续两个月时间，地点在康涅狄格州奈安蒂克市，在距离纽黑文40英里的海边，有“松林里的城市”之称。或许，她和其他来自富贵之家的妇女一样在中途不辞而别，等回到集会营时用面纱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希望以此和魂灵交流沟通。

如果艾达和莎拉事先没有约定好举行降神会，那么她第一次见莎拉时可能没有时间做准备，也不大可能现场拿出自己的小册子了解莎拉的信息。可想而知，莎拉当时状态良好，她聪慧过人，也发自肺腑地信仰唯灵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神视者通常会生动地向唯灵论信仰者描述“夏日乐园”微风习习的草地以及草地上的花朵，以此化解其心中的苦闷和悲痛。不过，艾达要做的不仅仅是这些，她使用了一项只有少数神视者才掌握的技能：她让莎拉向最想见的魂灵提一个简单的问题，然后写在纸上，将其装进信封封起来。接着，她接过信封，将其放到膝盖上，然后迅速从衣服的褶层中掏出一小块蘸了酒精的海绵（在这一方面，女性灵媒明显比男性灵媒占优势，因为她们的衣服和长发下面可以藏很多东西）。艾达用这块海绵反复擦拭信封，酒精会立即挥发，不会在信封上留下任何痕迹。此时，信中的问题显现出来。只有酒精才有这种神奇的功效，水只会弄皱纸张。在回答问题之前，艾达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周围的空间看一分钟左右，然后突然像被神秘的力量附体一样，浑身颤抖着，睁大眼睛，又合上双眼，最后逐渐回过神来，眼神扑朔迷离。显而易见，无论艾达采取什么形式与魂灵沟通，莎拉一心只想见到威廉，然后向他询问死后的生活。

像艾达这样的灵媒总是声称能在唯灵论信仰者的头顶看到“美丽的神灵之光”，还会向他们保证“魂灵正在向你走来”。

对于初次来访的唯灵论信仰者来说，这已经足够神奇了。

等莎拉第二次来访的时候，艾达估计已经做好了准备。当时，温彻斯特声名远扬，要进行了解简直易如反掌。莎拉有跟别人一样的苦痛，但是她的苦痛更为深刻：女儿出生不久不幸夭折，此后也没有别的孩子；丈夫饱受肺结核的折磨，最终痛苦离世；此外，她拥有枪支生意带来的财富。艾达应该能深入挖掘莎拉的苦痛，最终满足她的愿望，变出威廉的模样。一些怀疑论者认为，对于灵媒来说，普通智商的唯灵论信仰者才是最好的客户。其实不然。相反，最好的客户是物质条件充裕但极度悲伤的人士，他们想象力丰富，善于理解、接纳、追求新事物，喜欢解读宇宙中的偶然现象并视其为自己的命数。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个人能力的象征，而非追求迷信的表现。

石板书写魔术是灵媒常用的手段。艾达时间充裕，也了解了莎拉的不幸，因此可以精心准备材料。要想取得最好的效果，她要在盐酸中加入半盎司纯锌刨屑。接着，她会将羽管笔浸入混合物中，然后仔细考虑威廉可能说的话，这些话通常形象具体、有理有据。这时，她会凭直觉对所给的某个细节信息加以延伸，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将其写在石板上。举个例子，这一具体信息可以是威廉和莎拉一直在展望街194号为自己建造别墅，不幸的是威廉因病离世，这座建筑始终没有建成。

莎拉来了之后，艾达会当着她的面夸张地用湿毛巾将石板擦得干干净净。可想而知，艾达会表现出沉醉在这样的把戏中，使得非唯灵论者主动要求检查被擦洗过的石板。不过，这种含锌化合物见水不会显示。因此，非唯灵论者的猜忌反而让艾达表演更显真实。当然，莎拉亲自检查石板也会发现它非常干净，毫无痕迹。

接着，艾达正式开始催眠。她先揉揉眼睛，然后打个响指，表示从现在起她的内心不受外界干扰。她会用力向后仰头，向上翻动眼珠，直到出现眼白——这样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魂灵。接着，她将一只手平放到前额，将另一只手高高举起，仿佛要抓住魂灵或别的东西。此后，她默不作声，深思熟虑一会儿后才开始说话。

据艾达描述，眼前的这位绅士与莎拉的关系非常亲近，他灰眼睛，留着胡须。艾达问莎拉是否认出了他。毫无疑问，莎拉确认该魂灵就是威廉。

艾达很有可能会告诉莎拉，威廉让她传话，他一直在莎拉的身边，守护着她。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具有通灵能力，艾达必须将想象与现实结合起来。她说：“有一种力量在冥冥之中告诉我，威廉患了肺结核，呼吸不畅，最终带着痛苦离开了人世。”当然，她通过报纸就可以了解到这些信息。

这时候，石板已经干了，上面显现出威廉传来的话，字迹漂亮工整，清晰可见，不过只有一句简单的描述：威廉希望在去世之前建成展望街上的别墅。

莎拉惊愕万分。莎拉离开后，艾达会在下一次降神会之前砸毁石板，因为一旦用这种含锌化合物在石板上书写，根本没有办法将字迹消除。

经过几次降神会后，艾达反而会因为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杰出的说服力而陷入困境，毕竟她能搜集到的信息并非取之不竭，能创造的奇迹也非常有限。无奈之下，艾达只能在最后一场降神会告诉莎拉威廉的魂灵已经“变得微弱”。灵媒往往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向唯灵论信仰者表示魂灵日后无法进行交流，然后继续举办新的降神会。

如果传言属实，艾达日后的行为想必出于一定的动机。通过满足悲痛之人最深层次的渴望，使其深爱之人的魂灵得以复活，灵媒能够与唯灵论信仰者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即使灵媒的行为是欺骗行为。不过，谁能说这完全是一种欺骗行为？若论欺骗性，这种行为绝对不敌温彻斯特和威廉世界中的其他欺骗行为。

或许艾达在莎拉身上找到一种特殊的亲密感。与其说她们是“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毋宁说她们是合作者，一起竭尽所能创造出莎拉希望看到的世界，一个有威廉和安妮的永生世界。这个世界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与莎拉的世界交叉重叠、密不可分。许多人有偿帮助像莎拉这样的有钱人创造他们想要的世界，就像他们的家仆或园艺工一样。这是一种有形世界，也是缥缈的幻象，不过这种世界美好、无畏，但不合时宜、充满不确定性，就像威廉在寒冷刺骨的冬天种在纽黑文温室里的珍贵的兰花。随着艾达一步步挖掘威廉可能说的话，她的动机已经超越欺骗行为，反而更像为莎拉精心准备的礼物。或许到了最后，她所说的会全部变成事实。莎拉心中总有一份悲痛挥之不去，在拜访艾达之前，她一直饱受痛苦的折磨。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曾在降神会上表示：“处于幻想之中的人已经看到了全部，虽然这一切都隐藏在表象之下。”

要让魂灵完全呈现是一项高难度技术，需要很多助手辅助灵媒。不过，暂且假设艾达希望莎拉看到威廉。首先，艾达要在通灵阁旁边放置一张大桌子。表面上看，桌子的用途是拿来摆放蜡烛和其他工具，事实上是为了预防莎拉一看见实体的魂灵就冲上前去将其“抱住”。莎拉出于猜疑而去抓魂灵的可能性极小；相反，她做出这样的举动，一定是因为太过兴奋、太过渴望。在正式开始之前，艾达会让莎拉彻底检查一遍通灵阁。对于业余者甚至专业侦察员来说，天花板镶板并无特殊之处。在助手打开天窗顺着梯子摸黑爬进通灵阁时，艾达会打开音乐盒轻声播放音乐，从而防止莎拉听到助手爬梯子的轻微声响。助手通常身着黑色紧身衣，不过为了让手隐约可见，他会光着膀子，露出右臂。

要成功地呈现魂灵，最关键的一步是找到合适的颜料制作魂灵之手。一位灵媒表示，这种颜料只有在纽约的迪威耳公司（Devoe and Company）才能买到。首先，买一瓶净含量为6盎司的干块颜料，将其研磨成粉末，然后加入一品脱松节油搅拌。接着，拿几块棉布，将其在配好的颜料里面浸透。等棉布干了后，将上面的粉末掸下来，作为涂抹助手胳膊和脸部的粉扑。助手能从这份工作中赚取几美元的酬劳。使用松节油有一个缺陷，就是气味明显，难以消除，不过好在可以拿别的东西遮一遮。

通灵阁里用帘幕重重遮住，里面漆黑一片。突然之间，一只发光的胳膊出现在莎拉眼前；紧接着，莎拉看到了手和脸。不过，这些东西随即消失了。从莎拉充满渴望、内疚、懊悔和悲痛的眼神中，我们能看到她对唯灵主义的忠实信仰。等威廉的魂灵蒸发、消失之后，莎拉再一次体验了心碎的感觉。

艾达要告诉莎拉什么，莎拉或许已经心怀敬畏预料到了。超自然的力量有多恐怖，我们只有在深刻认识自我之后才能有所体会。莎拉似乎已经看到正义之门在缓缓打开。她知道，死在温彻斯特枪下的冤魂已经前来向她和家族复仇，因此才会带走威廉，带走安妮，带走他们的另外几个宝宝。威廉和安妮的死说明了宇宙间因果报应的存在。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盈利越多，它欠下的债就越多；温彻斯特和威廉越是野心勃勃，莎拉就越容易受到良心的谴责。温彻斯特最孜孜以求的梦想是打破代际限制，打造长盛不衰的家族企业，以此销售枪支、积累财富、光耀门楣。毫无疑问，这是美梦，也像是噩梦，因为一旦冤魂前来复仇，受害的是整个家族以及家族财富。仅在1884年之前，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就向世界各地销售了371,250支枪，这批枪上刻着代表莎拉、威廉和安妮名字的“W”。这带来一笔血淋淋的财富，莎拉知道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即使她自己没有用枪杀人，没有参与枪支设计、生产与营销，也没有投资建造兵工厂，甚至从来都没有摸过枪。

家人的逝去还不足以解除魔咒。莎拉、威廉、安妮以及其他人要继续接受死在温彻斯特枪口之下的冤魂的折磨，除非她给予他们特别的补偿。

有传言说，艾达告诉莎拉可以“将功补过”。艾达称威廉传话给她，他已经为莎拉想好了补救措施，这是一项紧迫、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任务，既能帮助她躲避惩罚，也能让她弥补过失。

唯灵论者伊曼纽·斯韦登伯格曾写道：“人死后，爱与世长存。”众所周知，在威廉去世三周年纪念日之际，莎拉去长青公墓为威廉扫墓，在他的坟前摆放了一个纪念花瓶，瓶身上刻着：“爱在心中，永生不灭——爱之永恒记忆，1884年3月7日。”

莎拉离开后便径直前往那片即将开拓的领地，此后再也没有回过纽黑文。

第11章

夏日乐园

1885年，莎拉·温彻斯特乘坐火车沿南太平洋铁路一路向西，进行为期一周的旅行。在此期间，她走走停停，仅从芝加哥到加利福尼亚的旅途中，她共停歇约300次。某种程度上说，此次旅行代表了她的全部人生阅历。西部是温彻斯特摧毁和“开辟”之地，如今，她重新踏上了这块土地。回顾过往，这条铁路线曾为西部运送了无数温彻斯特枪支弹药，而这些武器也为该地区的铁路修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方面起到了安全防护作用，另一方面也让工人有野牛肉可以享用。从前，温彻斯特是家族名；如今，“温彻斯特”一名和枪支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人一听说温彻斯特，他们总是想到枪支。也就是说，“温彻斯特”和“枪支”已经成为可相互替换的名词，通常意义上，“温彻斯特”一词就暗指枪支。如果莎拉在旅途中仔细观察，她或许能看到温彻斯特子弹在铁路沿途闪闪发光。

然而，她的妹夫T. G.班尼特并不看好西部枪支贸易。1883年12月，他开启了一段全国之旅，此行中他牢骚满腹。他表示：“很遗憾地说，我们国家华而不实，只靠周围几个城市做点缀，如纽黑文、纽约、旧金山等，而在内陆平原地区，泥土堆积，沙石遍野，毫无吸引力可言。”班尼特发现，温彻斯特枪曾征服的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他写道：“内布拉斯加州到处都是淤泥，其他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落基山脉地区也令人大失所望，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旅游指南上描述的野牛群和羚羊群（事实上，这些动物都被温彻斯特枪消灭了），只看到一只小野狼。”不过，班尼特承认：“无论是肥田沃土还是不毛之地，所有土地都用铁丝网围了起来，看到这番景象，我们心里也多了一丝安慰。”

莎拉到达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之后，继续向西行驶，途中她看到新富农民阶层修建的房屋，正如班尼特所说，这些房屋用一排排整齐的栅栏围起来；此外，她还看到农人修建的风车和红色谷仓。曾经，这里是野牛的天堂；如今，这块土地上牛马成群，绵羊遍野。

接着，莎拉来到了卡尼，直到19世纪80年代，这已经是一个舒适、安静的小镇，镇上只有几千人口。联合南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and Southern Pacific）一份旅游指南表示，卡尼曾经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荒野之地，弗兰克·J.诺斯（Frank J. North）少校曾在重建时期带领四个中队的波尼族印第安人侦察兵在这里抗击印第安敌对势力，保卫陆运路线，书写了“发展早期的历史”。据联合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档案录记载，弗兰克·J.诺斯少校“骁勇善战，无人能敌。他消灭了所有印第安敌对部落，他的名字让印第安人闻风丧胆”。另据1882年的一本拓荒小说表示，在此之前，“野牛比尔”在卡尼要塞第一次用温彻斯特枪杀掉印第安人，还剥了他的头皮。

约两小时后，莎拉抵达梅溪一个繁荣的小镇，镇上人口为2,500人。一提起梅溪，人们总是想到夏延之战，这场战争为该地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不过，比夏延之战更有名的是这里的灌溉系统。每年，该地会将大量谷物和蔬菜运往全国各地。

此后，莎拉来到犹他州。火车在经过回声谷时，轰鸣声在悬崖陡壁间回荡，有如爆炸声一般。据联合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旅游杂志表示，到达内华达州时，莎拉发现“资本和新建铁路让该地的面貌焕然一新”。之前，这里是“贫瘠的山地”，是“毫无光彩的智者”，后来拓荒者发现这里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人们才得以揭开这块土地的神秘面纱。

莎拉一路沿南太平洋铁路行驶，途经数百个车站和城镇，这些车站和城镇全都浓缩为一部壮丽辉煌的西部传奇，而传奇的背后则是武力征服。为了发现财富，大自然的伪装被剥去，而温彻斯特的雄心和枪支带来的暴力促成了这种巨变。这就是温彻斯特家族的生意。

莎拉一路向西，最终抵达美国的西部边陲，她被追赶到这里，或者说她不得不来到这里。最后，她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拉拉（Santa Clara），它位于旧金山南部，有“心灵欢乐之谷”之称。

圣克拉拉谷是世界上土壤最为肥沃的山谷，是世界上第二大气候最为宜人的地方，仅次于埃及的阿斯旺。19世纪80年代，一些医生称赞该地的气候有益人体健康。这里物产丰饶，与新英格兰地区的崎岖荒蛮之地相比，简直是人间福地，许多新英格兰居民前来观光游览，流连忘返。作家卡罗琳·丘吉尔（Caroline Churchill）在结束其西部之旅的归途中写道：“6月，这里百花争妍，美不胜收，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圣克拉拉谷多姿多彩，鲜花香气扑鼻，令无数游客不禁发出无限的慨叹和赞美。冬天，这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而到了6月，这里青藤攀爬，空气中弥漫着紫罗兰和康乃馨的芳香，雪白的玫瑰花簇漫山遍野。卡罗琳·丘吉尔看到此番景象，内心的赞美之情油然而生，她感激造物主慷慨地将地球母亲装扮得如此美丽。

圣克拉拉谷仿佛是一个关于大自然的童话世界。这里，嫩粉色的玫瑰竞相开放，花径可达6英寸；这里，黄色的芥花疯狂生长，人要骑着高头大马才能与其比肩；这里，杏子肉嫩汁多，香甜可口，人们为了感恩这大自然的馈赠，将街道命名为“穆尔帕克”（Moorpark，原意为“沼泽公园”）。

圣克拉拉谷绿草如茵，草地和果园绵延起伏，无边无际，偶尔也会出现一座白色的农舍作为点缀。这里，桃子、杏子、扁桃自由自在地生长，深绿色藤蔓上挂着沉甸甸的葡萄。这里是万物生长的天堂！

圣克拉拉县首府为圣何塞（San Jose），自东向西被连绵不绝的山脉重重包围，北部和南部分别是山麓丘陵。一位游客发现，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地方：山脉和谷地同时并存，山脉植被贫瘠，谷地物产丰饶，形成鲜明的对比。生活中，一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当时的情况下，莎拉或许也感受到了类似鲜明的对比。

无论何种原因，这里成为莎拉的终点站。

历史学家帕特丽夏·利默里克表示，如果将真实的西部历史拍成电影，这部电影显然不会像西部传奇故事所描绘的那么惊悚，但是明显会比这些故事更具可靠性。这部电影告诉我们的是关于土地和财产的故事——画线，圈地，巩固势力范围。莎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西部巩固自己的地位，最终赢得西部。不过，美国西部最残酷的冲突与斗争不是通过枪支而是通过法律武器（如签订契约或进行诉讼）解决的，冲突解决地并非战场，而是土地管理局和法庭。

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由此引发“淘金热”，加利福尼亚当地有些民众将这种狂热称为“国家走向疯狂的开端，是贪婪引发的精神病态”。当时有人表示：“旧金山下层民众盲目信任陌生人，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无形的东西上。”在加利福尼亚街的证券交易所，再小的事实都会变成关于金山的谣言。一位观察者指出：“一场‘股票热’又开始了。在不到六周的时间，旧金山的每个居民虽然经济状况得到了巨大改善，但是都变得神志不清，满嘴都是奇妙的故事。”到最后，整个圣克拉拉谷的人们都变成“充满幻想的疯子”。当时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旅居此处，不禁发出感叹：“每个人都夸大其词，扭曲事实。演员在广做宣传，牧师在四处布道，歌手在盛情歌颂。”

紧随“淘金热”的是土地投机浪潮。“太平洋俱乐部”一位演讲家哀叹道：“在沿途的每一片空地上，你都能看见空幻的城镇，城里是虚幻的街道和广场。”然而，谣言总是无中生有，最后铺天盖地。加利福尼亚北部既是繁衍生息、发财致富之地，同时也是背井离乡之地，更是赎罪补偿之地。19世纪70年代，一些神秘人物来到这里，自以为是地大刀阔斧搞建设，他们的动机或出于神秘的渴望，或出于悲伤，或出于不可告人的秘密。

圣克拉拉谷的标志利克天文台（Lick Observatory）和斯坦福大学也是因为奠基者沉痛悼念亲人才修建的。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通过向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出售商品而发家致富，因为这种生意比淘金本身更具商业价值。他也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Central Pacific Railroad）的总裁。1884年，他15岁的爱子离世，为了纪念儿子，悲恸欲绝的斯坦福和夫人决定在自己7,200英亩的葡萄园和养马场上修建斯坦福大学。詹姆斯·利克（James Lick）是个谜一般的人，有圣克拉拉谷“一毛不拔的百万富翁”之称。据当地一位历史学家表示，利克“贪得无厌、性格孤僻、蓬头垢面”，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勤奋刻苦、智慧超群、性格稳重”。1858年，为了纪念其已故爱妻——一名富有的宾夕法尼亚厂主的女儿，利克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宅邸。这座宅邸耗资30万美元（约合今天的890万美元），共24间房屋，每个屋子都配备壁炉。利克博采各国建筑设计之长，建造了一座“梦幻宫殿”：该宅邸外表具有浓郁的意大利建筑特色，而门廊带有美国南部种植园的怀旧风格。这种豪华的建筑在圣克拉拉谷并不少见。等宅邸建成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利克对这种豪华的建筑产生了厌倦，于是搬进了工厂附近一座简陋的小棚屋。

或许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一心想着做善事，利克最终将注意力转移到慈善事业上。1873年10月，他宣布将在圣何塞东南部的汉密尔顿山顶建造天文台。与此同时，县管理者也同意以最高水准修建一条通往天文台的大道。1876年利克离世，他捐出近100万美元的遗产用于天文台项目建设，使其配备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折射望远镜。

到了1886年年底，利克天文台近乎完工。此时，那条通往天文台的蜿蜒大道已经开通近10年时间。当地一位当地历史学家称赞该天文台是“有史以来人类之手建造的最伟大的陵墓”，而这也是利克本人希望看到的。1887年，人们将利克的遗体从陵墓搬迁至天文台，安葬在折射望远镜的基座下。

这座折射望远镜的镜头直径达36英寸，为当时世界之最。镶嵌镜头的圆形屋顶由威廉·马尔科姆（William Malcolm）设计。马尔科姆拥有巨额财富，因而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光学研究之中，这是他的热情所在。他喜欢在自己的小屋里做实验，这座小屋拥有广阔的视野，能够俯瞰纽约州锡拉丘兹市。在这间屋子里，马尔科姆可利用望远镜观测到国家的大片区域。马尔科姆的讣告中写道：“他以远处的东西为观测目标，以此调试新发明的镜片。”对他来说，视野越广，观测效果越好。他最大的愿望是发明一款像人眼一样可自动调节视线的望远镜镜头，以此观测不同距离的事物。

最为重要的是，凡是持枪的人都知道马尔科姆，也对他崇拜有加，这是因为他完善了一款枪用瞄准镜，从此一举成名，而这种枪用瞄准镜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款发明让世界各地的枪手受益，甚至也让天文台受益。

旅行家洛兰·伊蒙（Loraine Immen）称赞利克天文台是一座“不朽的奇迹”。不过，沿着通往该天文台的大道一直走，到了最后7英里，这座闻名遐迩的天文观测台似乎变得虚无缥缈、遥不可及，就像彩虹尽头的一罐金子。同圣克拉拉谷的其他建筑一样，这座天文台能从视觉上给人一种错觉。

人们来到加利福尼亚有各自的目的，有些是为了开采金矿，有些是为了在杏树林购置土地，有些是为了通过土地投机发家致富。在其发展历史中，谣言和欺骗行为充斥着整个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

而对于莎拉来说，移居此处有别的原因。在此之前，莎拉的姐姐伊莎贝尔与其农场主丈夫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她的另一位姐姐安托瓦内特也随丈夫霍默·斯普拉格搬迁于此。后来，斯普拉格担任密尔斯学院院长一职，不过事实证明，他的任职对该校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圣何塞100”是当时圣克拉拉谷的一个临时性贵族统治集团，莎拉本可以在此获得相应的职位，不过她婉言谢绝，过上了神秘的隐居生活。莎拉的这种做法与加利福尼亚农场主之间邻里友好、相互往来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莎拉的独处行为引起了众人的无限猜测，好奇之人开始探究她搬迁至此的真正意图。

有些加利福尼亚居民表示，莎拉之所以要从新英格兰搬到圣克拉拉谷，主要是因为她对暴风雨充满无限的恐惧。事实上，做出这种猜测的人并不清楚暴风雨对莎拉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些当地居民也顺着相同的思路加以猜测，表示莎拉和其他移民（占加利福尼亚人口总数的1/4）搬迁至此的原因相同，即这里气候宜人，有益身心。他们表示，莎拉在东部时从一本书中了解到，圣克拉拉谷的气候具有神奇的治愈功效，因此她认为移居此处是“天意”。

一些灵媒也对该地的气候予以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西部干燥的气候最适合通灵，而东部的气候，正如一位灵媒所说，“潮湿又多雾，不适合制造物理现象”。该灵媒还表示，加利福尼亚是“思想的边疆地带”，不受“勿越雷池一步”这种清教徒法规的约束。这是一片更加自由的土地，能够包容幻梦、预言甚至魂灵故事。加利福尼亚是游魂的栖息之地，灵媒不远万里来到此地，希望得到魂灵的召唤。

还有些人注意到莎拉穿着异地丧服，因此推断她只是借助旅游来缓解内心的悲痛。其他人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是为了“唤醒自我”，怎么会有人像莎拉一样满面愁容？

1886年年初，莎拉和伊莎贝尔乘坐马车，沿着圣何塞之外的圣克鲁兹—圣克拉拉公路行驶，这里人烟稀少，尘土飞扬。莎拉只要抬头向汉密尔顿山顶望去，就能看见即将竣工的利克天文台。当时，美国只有50座天文台，其中一座就位于纽黑文，离温彻斯特的宅邸不远，是展望街上的一个固定参考点，后来温彻斯特将其捐赠给了耶鲁大学。威廉生前爱好天文学，喜欢观测天象，去世时立下遗嘱，将多余的土地捐赠给耶鲁大学天文台。莎拉从公路两侧向数英里开外望去，周围都是农田，植物丛生。不一会儿，成片果园便出现在她眼前。

在行驶过程中，马车来到距离圣何塞4英里的地方，据说莎拉冥冥之中感觉自己来对了地方。她让车夫停下马车，兴奋地冲了下去,看见远处有一座不起眼的木舍。这座木舍共有5个小隔间，由奥古斯丁·考德威尔（Augustine Caldwell）医生建造，即将完工。这座木舍正面朝阳，建造在路旁山丘的一片空地上，空地面积为45英亩。据当地一位居民回忆，考德威尔医生的木舍原来建在一片林地里，这片林地树木挺拔，比方圆1英里的果树都要高，看起来就像一座孤岛。

莎拉之所以会挑选这块土地，或许是冥冥之中有某种预感，或许是出于世俗考虑，或许两者兼而有之。但是，无论莎拉出于何种动机，她的决定总让人感觉难以捉摸，甚至有点儿随意。事实上，这块土地也不是无人居住。考德威尔医生的木舍即将完工，他也丝毫没有出售的计划。不过，莎拉拥有大笔财富，她有办法在圣克拉拉谷的任何地方购得土地。表面上看，这块土地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坦白来讲，它几乎毫无可用之地。

不过，这块土地比美国的任何地方都远离莎拉的故土。无论从视觉上、嗅觉上还是听觉上，这里的一切与展望街和新英格兰完全不同。在展望街，即使晴空万里，周围的悬崖峭壁和街道上的橡树、榆树都会将阳光重重遮挡，而在圣克拉拉谷，一切均沐浴在阳光之中。事实上，莎拉从一片枯灰、寒冷、贫瘠的山区来到一片金色、温暖、肥沃的谷地。在新英格兰，冰雹、热浪、暴风雨给莎拉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今她终于在美国找到一块没有极端天气的土地。或许在莎拉看来，这块美国西部边陲的谷地虽然是背井离乡之地，到处可见伤心欲绝的怪人、腰缠万贯的富翁以及负罪累累的移民，却是理想的安身立命之地。此外，这里能使人忘记过去。诚然，加利福尼亚告诉人们什么叫健忘是福，但它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教会他们如何做不切实际的幻梦。从这个角度来说，莎拉或许可以在这里抛下过往，创造未来。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块土地有催眠师一般的魔法，这种力量若隐若现，介于记忆与遗忘之间，既不像背井离乡的哀伤，也不像重归故里的欣狂。

1883年，一份旅游指南指出，圣克拉拉谷“有益身心健康，是果农的理想家园，也是肺结核病患者的梦幻之地”。这两重身份，威廉兼而有之。

圣克拉拉谷的花香定是让莎拉想起了过往。曾经，温彻斯特的宅邸有一座精美的温室，那是威廉的花园，广受赞誉。1854年10月，纽黑文举办了第一届康涅狄格州室内园艺展览会，纽黑文的市民欣喜若狂。威廉和父亲都热爱植物栽培，他们在这场园艺盛会上展出自己辛勤培育的葡萄和玫瑰，花香吸引了无数展览者。在新英格兰的寒冬，这些植物在纽黑文的温室里难得一见，而在圣克拉拉谷，它们无拘无束地生长。

威廉还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是观测星空。汉密尔顿山上的天文台竣工之际，也是威廉最钟爱的耶鲁大学天文台在展望街投入使用之时。显而易见，莎拉并不知道耶鲁大学天文台的望远镜出自枪用瞄准镜发明者之手，也并不知道这种神奇的新型望远镜能与造就美国枪支文化的枪支产生联系，更不知道枪支本身并不是万恶之源。

对于莎拉来说，这块土地既熟悉又陌生，既新奇又古老，既是背井离乡之地，又是重聚团圆之所。这样的地方，在美国哪里可以找到第二个？

莎拉对伊莎贝尔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必须获得这座木舍。”

“你都没进去看看呢，”伊莎贝尔答道，“再说，这栋木屋是别人建造的。”

莎拉并没有妥协，她像此前来到西部的移民一样，相信这地方非自己莫属。

依据1769年的《印第安法》（Laws of the Indies），这块土地最初的拥有者是西班牙国王，最后的主人名叫约翰·哈姆（John Hamm）。据圣克拉拉的出版物记载，哈姆将这块土地管理得井然有序、干净整洁。莎拉认为考德威尔医生建在小山丘上的未完工的木舍具有神奇的吸引力，因此以12,750金币的价格买下这块土地。

莎拉雇了一名土地测量员，他用石头在这块土地的中心点做了标记，将红木桩深深打进地下，还拉起了绳索。测量员的工作做得一丝不苟，这种措施虽然让莎拉感到放心，但是并不可靠。从地契上来看，莎拉用石块做了标记，搭起了篱墙，旁边还种了两排梅树，从而圈起这块土地。这些东西看似永恒不变，事实上用不了多长时间便会销声匿迹。莎拉想签订一份永久性契约，让她拥有这块土地的绝对所有权。当时，E. B.兰博（E. B. Rambo）是温彻斯特公司驻旧金山的代表，公司派他协助莎拉完成这笔交易。兰博向时任公司董事长的W. W.康弗斯表示，莎拉想让律师签署一份“完美的契约”，然而没有哪项契约可以永久有效，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这种地方。

移居加利福尼亚的人会为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命名。一位英国游客表示，这种命名方式是加利福尼亚移民个人奋斗史和个人财产的集中体现。莎拉将这块土地命名为“Llanada Villa”，在加利福尼亚北部一种难懂的方言中，这个名字意思是“平原之屋”。

成功购得这块珍贵的土地之后，莎拉便将目光转向其他土地，好让姐姐和其他有意移居西部的家庭成员有落脚之地。莎拉一心想着通过签订永久性契约获得更多土地。不过，莎拉和伊莎贝尔总能发现新土地的利用价值，而兰博却看不到任何特别之处。1888年4月16日，伊莎贝尔带兰博去山景城附近看一块土地，这块土地面积为140英亩，她和莎拉已经下定决心将其买下。

兰博向想一探究竟这是一笔什么样的投资的康弗斯汇报说：“我几乎走遍了这片土地，虽然地面都已翻耕得非常细致，但是庄稼稀少且品质堪忧，黑麦更是如此。不可否认，这里有老葡萄藤，还有一些苹果树，不过基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除此之外，住宅也令人大失所望，或许仅能用来招徕房客或供仆人居住，并无多大实用价值。这或许不是一笔亏本生意，但是应该不会有利可图。依我之见，若是将这块土地划成小块进行处理，或许每英亩可卖出200~225美元的价格。”

圣何塞需要的是有远见卓识之人，而兰博脾气暴躁又太过现实。莎拉和伊莎贝尔表示，将来这里要修建铁路，一旦铁路修建完成，斯坦福大学将吸引大批居民。她们希望以此说服兰博，不过兰博听了仍然不为所动，在他看来，没有人愿意在圣何塞或旧金山的边界地带购置土地。他不相信这里会新建铁路，也无法想象一所刚刚起步的大学会吸引大批住户或买家。兰博以个人名义建议康弗斯慎重考虑，不要做这样的投资。

不过，没有什么能阻止莎拉和伊莎贝尔，因为她们已经构思了一套甚至几套方案。在回复康弗斯的来信时，兰博简明扼要地向他阐述了莎拉和伊莎贝尔的立场及方案。他表示：“莎拉已经购买了这块土地附近的10万余亩土地，包括Llanada Villa。如今，她们已经下定决心实施既定方案。”如果购得这块饱受争议的地皮，莎拉和伊莎贝尔就可以避免去更远的地方购买土地，从而化二为一，便于治理。然而，考虑到日后的情况时，兰博出其不意地悠悠表示：“即使将来可以大赚一笔，莎拉和伊莎贝尔也不想离群索居。”

至于这几笔投资，有些确实具有商业价值：伊莎贝尔向兰博明确表示自己能够灵活处理世俗事务，因此有信心通过种植农作物和饲养用于拉马车的高头大马获得商业报酬，令兰博深受触动。兰博认为加利福尼亚的“傻子们”喜欢购买拉车用的时髦马匹，因此他对于伊莎贝尔和莎拉可在这笔生意中获得丰厚利润抱有信心。

从其他几笔投资来看，伊莎贝尔的部分方案显然没有莎拉的未来计划那么神秘。伊莎贝尔的丈夫在自己的农场劳作，在兰博看来，这片农场规模太小，都不足以称之为葡萄园；伊莎贝尔自己则投身于其他事业，这项事业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事实证明，从许多方面来看，伊莎贝尔和莎拉的思想都具有超前性。伊莎贝尔素有“无助者之友”的美称，她积极投身于对人类和动物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与此同时，她还活跃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她最关心的事是帮助被遗弃、遭虐待的儿童以及非婚生子和无家可归的孩子摆脱困境。最终，伊莎贝尔将这块土地上的几个房间和两个马车棚改造成栖身之所，供无家可归的孩子居住。不过，到了1907年，莎拉将这块土地（包括农场）出售给了“高校土地协会”，该协会在接手后便对其进行了分块处理。

考虑到伊莎贝尔的丈夫可能无法将购地计划转化为收益，兰博表示，鉴于当时的情况，经过深思熟虑购买土地也是一笔不错的生意。兰博在另一封信中重复了他的观点：“从他们的立场来看，这笔买卖未尝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建议他们不要这么做，毕竟每天都有人尝试各种商业冒险。”

康弗斯告诉坏脾气兰博，莎拉已经下定决心以不超过2.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看中的土地，因此希望他看开一点儿，理解莎拉的选择，做她的代理人。

1888年5月，莎拉开始着手从一个买家手中购置这块名为“迪尔牧场”的土地。一年之后，莎拉仍然没有获得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不过她签署了两份契约文件。此后，她通过签订契约以及购买、测量、围圈和命名土地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地盘。现在，她可以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街坊邻里开始议论这位神秘的“女百万富翁”。莎拉移居圣克拉拉谷几年之后，《旧金山观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曾报道：“这位温彻斯特夫人外表迷人，丝毫不像中年之人。在生意中，她机灵精明，只是不常与他人交往。”

莎拉已经成为温彻斯特枪支的形象代言人。一位在莎拉之后移居圣克拉拉谷的邻居表示，自己曾以3.75美元的不含税价格在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 and Company）买了一支.22口径的温彻斯特步枪，那是他第一次听说温彻斯特这一名字。

阿莫里·马尔斯（Amaury Mars）是一位有激情、有抱负的法国旅行者。1901年，他像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那样开启了一段美国之旅，前往圣克拉拉谷报道时任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对该谷地的访问。当时，温彻斯特公司希望莎拉邀请总统来访，不料莎拉拒绝了。马尔斯乘坐马车从阿尔维索出发，沿着一条迷人的大道前往圣何塞。起初，他和旅伴经过一个精神病患者收容所，马尔斯看到后不禁想到一个沉重的主题，该主题与奥利弗·温彻斯特和莎拉息息相关：战争由“精神病患者”一手策划，是屠杀人类同胞的罪恶行为，这种行为怎么能以这样糟糕的方式来补偿？

马尔斯沿着公路继续行驶，渐渐将赎罪的话题抛却脑后，而将注意力转移到为繁茂的枝叶所笼罩的乡间小屋上。等马车驶离圣何塞六七英里时，他来到一扇大门前，这扇大门通往圣克拉拉谷最有名的私人领地。有人告诉他，这块领地归一位夫人所有。夫人？太不可思议了！她是否亲切友好、聪慧过人、端庄文雅、天生丽质？由于此处鲜花绽放，藤蔓攀爬，加之柏树丛生，马尔斯只能通过入口瞥一眼莎拉的宅邸，却无法看清里面的奥秘。

1890年，莎拉的名字出现在圣何塞城市区域目录上，不过她是以果园主的身份出现的。

第12章

枪支产业的“有形之手”

随着奥利弗·温彻斯特和其他第一代枪支产业奠基者相继离开人世，第二代枪支制造商面临新的枪支经济，突出特征是流通速度更快、流通规模更大。此时，枪支制造商每年要生产数以万计的枪支。枪支产业与其他行业有相似之处，即枪支制造商不仅要相互竞争，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其中机器占主导地位），还面对销售市场即便没有饱和也已趋于稳定，以及应对收益率降低这一事实。做火炉生意的商人面临一个长期性难题，即火炉供过于求，枪支制造商也面临同样的难题。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1875年的净收益率为41.9%（为“一战”之前最高），1892年、1904年分别为28%和16.4%，而到了1907年，其收益率仅为9.4%（为“一战”之前最低）。此外，所有商品的物价指数也持续下跌，这种状况从温彻斯特公司1881年的后装线膛枪销售广告上可见一斑，因为当时该公司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这款枪支。1873年，一把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价格为50美元，而到了1879年，其价格降到了25美元。1880年，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共生产34,224把枪支，相当于为每1,466位公民生产一把枪支，当年该公司共销售26,500把枪支，即每1,893位公民中就有一人购买温彻斯特枪；1890年，该公司共生产66,057把新型枪支，相当于为每953位公民生产一把，同年该公司共销售79,100把枪支，即每796位公民中有一人购买温彻斯特枪。1880年，柯尔特共生产了25,943支左轮手枪和手枪，相当于为每1,934位公民生产一支。此时，各行各业的资本家发现残酷竞争资本主义已经过时，该取而代之的是垄断资本主义，其突出表现形式为信托贸易联营、托拉斯、控股公司、产业联盟以及企业合并。当然，枪支产业并不例外。

如果说奥利弗·温彻斯特的使命在于打造枪支产业和开辟消费市场，其女婿T. G.班尼特的使命则在于管理和控制枪支企业，使其长期保持盈利。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枪支产业资本家的有形之手开始掌控、操纵枪支市场。在这一时期及之后的一段时间，枪支生意无论从性质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一种商业贸易行为，这种行为既不邪恶也不可怕；相反，它向我们揭示了枪支的市场需求。在这一阶段，枪支产业的现状并不是需求带动供给、创造利润，而是不那么美好的事实：垄断组织通过价格操纵维持利润。

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柯尔特公司、马林公司以及雷明顿公司。如果温彻斯特公司和柯尔特公司在同等条件下分别拿连发步枪和左轮手枪展开竞争，它们各自在枪支商业市场上的份额可能会被严重稀释，危及生存。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们竟打破常规，成为战略伙伴。它们都想生产对方的标志性产品。19世纪80年代，柯尔特公司想生产一款连发步枪，到最后竟然加工了6,400把。与此同时，温彻斯特公司立即投入左轮手枪研发。据T. G.班尼特回忆，1883年，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向哈特福德的手枪专家呈递了好几款左轮手枪模型，希望他们从机械构造和市场营销方面给出意见。这种行为看似有点耀武扬威，但是效果显著。我们从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档案中可以看出，该公司好几次提到与柯尔特公司间的“君子协定”，即划分市场。因为这一协定，柯尔特公司终止了连发步枪的生产，而温彻斯特公司也不再生产左轮手枪。温彻斯特生产出M1873式步枪和著名的“40-40-40”口径的子弹之后，柯尔特开始用温彻斯特子弹填装其六发式左轮手枪。温彻斯特公司和柯尔特公司在子弹方面的合作缓解了它们在枪支上的竞争关系。

至于第二大竞争对手雷明顿父子公司，温彻斯特早就对这家狩猎用枪生产巨头有所防范；此时，猎用枪支市场是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优先考虑的市场模块之一。雷明顿父子公司的奠基人伊利法莱特·雷明顿有时也被称为具有“菩萨心肠”的武器生产商。雷明顿曾是诗人，他热爱和平，痛恨战争，早年还考虑过“执笔还是拿锤子”这一问题。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后，他写道：“和平无法驱除战士墓中的阴霾，无法缓解妇女的丧夫之痛，无法减轻孤儿的痛失亲人之苦。”迪米塔·杜卡斯（Dimitra Doukas）在一本经济史著作中表示，雷明顿（逝于1861年）和他的儿子们太过善良仁慈，不会与别人竞争。如果说在枪支市场上缺乏远见可以被视为“善良仁慈”的话，这种说法也具有一定可信度。

1882年年初，雷明顿父子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据当地报纸报道，该公司陷入经济危机有多方面的原因，具体原因尚未得知。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雷明顿的继承人在公司经营上显得力不从心，要么注意力太过集中，要么注意力还不够集中。说他们注意力太过集中，是因为他们认为应该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因此出售了公司大有发展前途的打字机生意，以此保障龙头产品的生产。1882年，公司员工亨利·本尼迪克特（Henry Benedict）看好打字机业务，强烈建议菲洛·雷明顿不要将其出售。菲洛·雷明顿坚持认为应该保障公司的枪支业务，因此以18.6万美元的价格将打字机业务出售给了本尼迪克特，从而为垂死挣扎的枪支生产部门获得为期两个月的运营资本。不久之后，本尼迪克特的打字机业务价值达到1.86亿美元。与此同时，该公司开始鲁莽地生产枪支以外的其他五花八门设备，如缝纫机等。事实证明，这些设备的生产成为该公司转盈为亏、资本流失的罪魁祸首。

雷明顿的继承人想集中精力进行枪支生产和销售，不过他们选错了市场，将赌注全部押在政府的军事订单上。雷明顿曾预期公司“Lee”系列的步枪会有广阔的国际销售市场，不过这一愿望终究没有实现。19世纪80年代，南美洲政治环境相对平静，各国“韬光养晦”，并没有购买枪支的意愿；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武器出售计划也逐一取消。从这一方面来看，雷明顿的继承人对枪支生产和销售的注意力还不够集中：他们错失了像彻温斯特、柯尔特公司那样发掘其他枪支销售市场的机遇。1916年，雷明顿公司100年回忆录以极其坦诚的态度认真反思了这一问题，表示当时“出现了一片全新的武器消费市场，即美国国内市场”。不过，雷明顿家族成员“缺乏远见卓识，无法从成千上万的代理商和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中看到未来。事实上，约翰·琼斯（John Jones）购买一把猎枪的意义远远大于让·克拉波（Jean Crapeau）购买10万把军用步枪的意义”。该回忆录进一步表示：“即使前景明确，也不是所有这代人都具有开拓市场的智慧。”早在其他枪支生产商看到美国国内市场的潜力之前，温彻斯特就已经广泛地将枪支销售到个体消费者手中。在这一点上，雷明顿远远落后于温彻斯特。在雷明顿看来，通过批发商和零售商一点一点地将枪支销售到各处，远远不及进行大规模出售。正是由于缺乏远见卓识，雷明顿公司逐渐走向下坡路，公司继承者的个人财富也因此遭受了巨大损失。

还有些人在1888年指出，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归咎于雷明顿继承者错误的财务决策与投资方式。在经济景气之年，“钱来得容易，花得愚蠢”，该公司不顾切身利益四处开空头支票借钱，以此挽救破产态势。

无论其他因素是什么，到了1886年，雷明顿公司几乎停止运营，走到了垂死的边缘。不过，由于雷明顿的子嗣对家乡一片赤诚，公司员工便主动为他们提供贷款，以此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营；与此同时，雷明顿公司开始实施“订单制”，保证在几周或几个月内依据订单情况为员工发放工资，此外还有额外报酬。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司贷款制度。1872年，雷明顿父子公司一年一度的财政报表显示，该公司欠款额为75,037.21美元，而到了1886年，该公司欠款额已高达860,318.33美元。

1886年4月28日，雷明顿的继承者因为无力偿还债务向伊利昂县委员会提交文件，将公司经营权转交到该镇一小部分领导者手中，伊利昂的居民也因此称这一天为“黑色星期五”。当地一份报纸轻描淡写地报道，此事让伊利昂的居民感到“非常失落”。该公司具体有多少欠款，人们不得而知，其背后的原因也太过复杂，难以说清。可以肯定的是，有4/5的伊利昂居民是该公司的债权人；还有一些代理商因为该公司的借款凭证无效而破产，其中包括当地两名杂货商，他们分别持有该公司价值1.6万美元的纸质订单作为借款凭证。除此之外，该公司的债权人还包括一些大型企业，如钢铁厂和铜厂。起初，人们估计该公司的欠款额度为60万~100万美元，这一数目与公司接管者计算的数额大致接近。据公司接管者表示，该公司欠“实体员工”的债务总额为6.5万美元，涉及“旧账和劳务”的欠款总额为12.5万美元，欠大型债权人的无担保债务共计63.5万美元；此外，该公司还欠个体债权人7.5万美元，他们起初误以为借给该公司的是担保贷款，最后却发现公司资不抵债。

在过去，如果遭遇破产或与债权人、借款人出现债务危机，公司会得到相应的救济。“黑色星期五”之后，伊利昂的居民希望马塞勒斯·哈特利像往日一样继续帮助雷明顿公司渡过难关。不过，这次哈特利似乎另有打算。据杜卡斯推测，哈特利可能向纽约首席检察官透露了雷明顿公司资不抵债这一事实。《伊利昂市民报》（Ilion Citizen）指出：“伊利昂居民希望纽约各方的50万美元贷款能立即生效，以此帮助雷明顿公司渡过危机。”然而，此次谈判以失败告终。同样，1886年至1888年间，雷明顿公司接管者委派哈特利与土耳其方面洽谈60万套武器的军事订单，希望以此重振该公司的经济状况。不幸的是，这一次哈特利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1887年年初，哈特利开始围绕日渐没落的雷明顿公司实施自己的计划。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既是哈特利的竞争者，也是战略同盟，哈特利希望借机与该公司形成企业联合。可想而知，哈特利在此次雷明顿公司与土耳其方面的武器交易中具有双重利益诉求。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哈特利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次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帮助公司摆脱困境。只要哈特利与纽约方面的贷款谈判以及与土耳其方面的军售谈判宣告失败，雷明顿家族或雷明顿公司的接管者手里将分文不剩，只能宣布公司破产并停业清理进行拍卖。

哈特利建议与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结成枪支托拉斯共同接管雷明顿公司的枪支业务，形成控股权益。1888年1月24日，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董事会将这一建议提上议程。哈特利建议温彻斯特公司出价不超过7.5万美元，温彻斯特公司董事会接受了哈特利的提议，并计划于2月1日委派公司董事长康弗斯和副董事长班尼特代表公司在雷明顿公司的拍卖会上投标。如果在投标当天一切按计划进行，雷明顿父子公司将归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所有，而拥有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部分股权的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将参与该公司的管理。

举行拍卖会的通知发出后，伊利昂60多名机械制造师和工人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们与哈特利和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针锋相对，宣布投入资金购买雷明顿公司并附上抵押物。他们希望能在此次拍卖会上拿下雷明顿公司，而伊利昂的民众也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继续让当地人拥有并经营该公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60多名机械制造师和工人就像大卫，而哈特利和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则是巨人歌利亚⁴⁴。

拍卖会当天，正值寒风瑟瑟的2月，伊利昂的所有民众都在翘首以盼。在场的竞标者除了伊利昂当地人以外，还有30多个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商人，其中包括一些从波士顿来的资本家和几个纽约人；场外是一大群簇拥在一起的当地居民，他们远远地站着，翘首观望。哈特利派出的代表是W.W.雷诺兹，伊利昂当地居民对他已经非常熟悉：一副英国人长相，性格好斗，嘴里经常叼着一支没点火的雪茄。据伊利昂人猜测，“纽约佬”诡计多端，可能会将卧底打进竞标对手中，“驱敌靠岸”。他们还惯用的一个策略是“最后的公告”：拍卖会还未开始，一位纽约市律师突然出现，他宣称自己是某位债权人的法定代理人，接着向所有人宣布雷明顿公司欠该债权人75万美元，成功购买该公司的人要负责偿还这笔欠款。

伊利昂民众听到这一消息后目瞪口呆。拍卖会如约在中午开始，12:30—1:30为午餐时间，拍卖暂停午餐过后，拍卖会转移到室外的台阶上继续进行。雷诺兹听到纽约律师宣布偿还欠款的消息后居然不为所惑，仍然淡定地主导竞标。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在出价15万美元后宣布退出（当然，这只是为了与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相互配合而采取的策略），这样雷诺兹就以仅仅15.2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雷明顿父子公司。

拍卖会结束后，伊利昂的民众一心只想着两件事情：第一，一座雷明顿兵工厂换回了“一首歌”（“公司价值150万，保险金60万，最后只卖15.2万，嘿！”）；第二，雷明顿公司真正的买家到底是谁。伊利昂人民注意到如下细节：首先，康弗斯与雷诺兹的竞价总是不相上下；其次，他们在拍卖会前后总是相互磋商；最后，拍卖会结束现场签字的时候，康弗斯、班尼特与雷诺兹全部在场；最后，拍卖会散场后，他们3人同时坐上开往纽约的火车离开了伊利昂。当地一份报纸指出，这些表象足以表明一个事实，即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与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之间早已达成共识。该报表示：“垄断才是今天的王道，为了实现垄断，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决不会退缩一步。”

雷诺兹向伊利昂民众表示，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对此次收购毫无兴趣，不过《伊利昂市民报》委婉地指出：“上述表象与雷诺兹先生的诚实形成鲜明的对比。”起初，伊利昂人民因为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收购了雷明顿公司而如释重负，到后来却极度担心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会插手该公司的事务，担心其关闭雷明顿公司的生产线，将生产设备转移到纽黑文，从而装备纽黑文一家五层高的新工厂，毕竟温彻斯特公司已经有好几次这样的先例。一想到哈特利与温彻斯特公司会形成托拉斯，伊利昂的民众就顿觉天昏地暗。一位伊利昂居民说：“上帝啊，救救伊利昂吧！”另一位伊利昂居民说：“收拾好行李离开这里吧，这是伊利昂有史以来最寒冷的日子。”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他们还有最后的希望：上诉法庭。

沃特敦法院大法官P.威廉姆斯（P. Williams）并没有规定最低竞标价，而是保留了复审、驳回此案的权利。P.威廉姆斯在拍卖会之后进行了一场特别庭审，共有三位律师出庭：E. H.里斯利（E. H. Risley）代表尤蒂卡的债权人，亚瑟·比尔兹利（Arthur Beardsley）代表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A. M.米尔斯（A. M. Mills）代表希望购买雷明顿公司的伊利昂民众。

米尔斯强烈希望法庭能够驳回此次收购。他指出，纽约方面的律师在拍卖会上发布虚假的借贷公告，以此恐吓威胁竞标者，而伊利昂的民众也因为听信“购买雷明顿公司的人会遭起诉”而放弃竞标。他进一步指出，雷明顿公司以15.2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简直荒谬至极，对一位优秀的砖瓦匠来说，15.2万美元都不足以修建工厂的烟囱。此外，雷明顿公司的员工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他们给雷明顿公司带来的名望和声誉就值50万美元。

里斯利则辩解称“最后的公告”只是笑话，并没有人在意，而潜在竞标者知道雷明顿公司的借款凭据已经失效。法官威廉姆斯表示自己对“最后的公告”深恶痛绝，但是与之相比，他真正关心的似乎是奇低的成交价。

伊利昂的65名工人和哈特利-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同盟从不同的经济视角看待问题。对于米尔斯和法院来说，15.2万美元的竞价实在低得令人难以接受。法官威廉姆斯希望雷明顿公司至少卖出40万美元。相反，以比尔兹利为代表的资本家则从枪支产业经济的角度出发看待这一问题：随着枪支产业经济的发展，企业也逐渐做大做强，作为商业巨头，雷明顿父子公司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破产倒闭，而是做大之后该如何经营。在比尔兹利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靠腰缠万贯的个体、个体联盟或企业同盟。比尔兹利表示，如果雷明顿公司由伊利昂当地民众接管，最终只会破产倒闭。毫无疑问，这65名工人可以筹得资金买下雷明顿公司，但是他们没有能力继续经营。要保证该公司的正常运转，至少需要20万~40万美元的净资本，而一旦机器开始运转，消耗磨损就难以避免。除此之外，公司每周还要给工人支付3,000~7,000美元的工资，而购买原材料、存放工业产品就要花费相当数额的资金，支付债权人的借款自不必多说。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雷明顿公司在全国各地招标6个月，而最后真正有意竞标的只有四五人。

法官威廉姆斯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裁定第一次拍卖无效，宣布进行第二次拍卖。但他发出警告，这是最后一次提高拍卖价的机会，竞标者须在此次拍卖中本着谨慎的态度。他表示，自己并不想因为拍卖投标价没有达到预期或是有人智胜伊利昂民众，就开创推翻有效拍卖的先例。

第二次拍卖会于3月进行，当天天气晴朗，伊利昂的民众视其为吉祥的好兆头。当时，观众将街道围得水泄不通。上午9:45，纽约竞标者乘火车抵达伊利昂，其中包括T. G.班尼特；奥斯古德议事大厅里挤满了焦虑的“债权人”和资本家，他们的背景引起了伊利昂民众的无限猜测。雷明顿父子公司的办公室里，除了常见的可疑分子，还有记者、律师、资本家、债权人及上百号其他人士。

伊利昂民众共筹资30万美元，约为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第一次竞标价的两倍，他们决心为保卫雷明顿公司誓死一战。拍卖会现场气氛热烈，没过多久，拍卖会便成为纽约参议员华纳·米勒（Warner Miller）与雷诺兹之间的博弈。华纳·米勒代表伊利昂民众，雷诺兹代表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两者的竞标价以100美元的增量迅速增长。突然之间，参议员米勒莫名其妙地离开了拍卖会现场，然后迅速地登上了开往芝加哥的“飞翔号”火车。米勒的替补竞标者站在伊利昂民众的立场上，将标价提到19.98万美元，此后便莫名其妙地默不作声。此时，雷诺兹喊出20万美元的价格。拍卖师一再重复20万美元的竞标价，却没有人再加价。《伊利昂市民报》报道此事的新闻标题为：“战利品归于胜利者，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在第二次拍卖中再次获胜。”不过，准确一点儿来说，获胜者是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和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据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档案记录，雷明顿公司归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所有，但温彻斯特公司在此次竞标中出了10万美元，换得了雷明顿公司的半数股权。

怎么回事？伊利昂联盟本可以喊出高于20万美元的价格。伊利昂民众意识到他们的联盟已经退出了竞赛。《伊利昂市民报》反问：“这就是所谓的枪支托拉斯？”事实上，《伊利昂市民报》知道答案是肯定的。该报进一步提出质疑：“毫无疑问，伊利昂民众完全有能力喊出更高的价格，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此收手？至少他们应该迫使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和温彻斯特公司）付出更高的代价。”

问题的答案在拍卖会之后才逐渐明了。几天之后，《伊利昂市民报》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哈特利在拍卖会之前写给参议员米勒的。在信中，哈特利向米勒保证一定会在伊利昂按照商业原则经营雷明顿公司，保持盈利态势，绝没有“肢解”该公司的企图。或许是因为这封信发挥了作用，或许是因为米勒自己也深知经营该公司需要花费巨额资金，伊利昂民众根本无力承受，他决定不站在伊利昂联盟的立场上大肆抬高竞价。

这封信的内容让伊利昂的民众看到了希望，当地一份报纸对这样的结果表示欢迎，因为与雷明顿愚笨无知、残酷无情的继承者相比，哈特利这样奋发有为的人可以为雷明顿公司带来更光明的前途。这封信虽然让人读了之后宽心，但是它并没有解释伊利昂的民众为什么会同意将雷明顿公司以如此便宜的价格出售，也没有解释哈特利的这份承诺为什么没有早点儿公之于众。据杜卡斯推测，米勒之所以没有选择抬高竞价，而是出其不意地乘坐火车离开拍卖会现场，或许是出于别的考虑。原因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哈特利和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无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必须承认哈特利和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力量太过强大，也必须承认伊利昂的工人和商人无法提供巨额资金以保证雷明顿公司继续运营。《伊利昂市民报》坦言：“时不时会有人问我们是否反对垄断，我们几乎不假思索便予以肯定回答；可是，一旦我们自己居于垄断地位，情况就全然不同……因此，等拍卖会结束后，我们听说哈特利和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有可能形成垄断联盟，该联盟也会因为成功收购雷明顿公司而获益匪浅，基本没有人再提反对垄断的事情。（你能明白吗？）”这便是19世纪80年代伊利昂民众和雷明顿武器公司（更名之后的公司）面临的赤裸裸的现实。

同年5月，哈特利依照法律程序将雷明顿武器公司的所有权交到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及芝加哥几名资本家组成的垄断联盟手里。由于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持有雷明顿武器公司的半数股权，因此可以享受优惠待遇，也可以完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经营枪支市场，正如该公司的档案所说：“为了不与温彻斯特公司形成竞争，雷明顿武器公司明白不能向市场投放连发武器。”19世纪80年代，至少有3个连发武器生产商对温彻斯特公司构成威胁；而到了90年代初，该公司面临的竞争对手只有一个，即马林公司。然而，枪支产业没有绝对的忠诚，即使在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持有雷明顿武器公司半数股权的这段时间，雷明顿武器公司也公然违背当初的承诺，计划将一款与温彻斯特枪支设计相似的连发枪推向市场。据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档案记录，该公司得知后坚决反对，要求与雷明顿武器公司一起核对两公司于1888年签署的协议，结果不出所料，该协议已经荡然无存。到了20世纪初，温彻斯特公司与雷明顿-哈特利公司再度成为劲敌。

几乎与此同时，枪支和其他产品一样开始通过某种合作协议进行生产，这些产品包括钢铁、碘盐、石油、橡胶、烟草、玻璃、有色金属、砂糖、皮革制品、棉籽油、钉子、丝线、自行车、绳索、纸张、威士忌、淀粉、冷饮柜、墙纸、亚麻绳、绞拧机、纽扣、胶水以及各式新奇玩具等。此时，枪支并不是特殊商品，而只是众多产品中的一种普通商品。

在这一关键时刻，美国枪支产业通过策略操控市场。据枪支史学家R. L.威尔逊（R. L. Wilson）表示，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种策略违反法律，而在当时，这是合法行为。1883年9月，“弹药制造商协会”（Ammunition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AMA）在新泽西成立，该协会的成立基于一种全新的认识，即公司本身不仅仅是种“法律虚拟”，更是一种客观实体。基于以上共识，该协会拥有与自然人同等的权利，如以控股公司的名义持有其他公司的股份。AMA是一个公司联合体，由一些相互竞争、彼此为敌的公司组成，包括温彻斯特公司（创始成员）、联合金属弹药公司、美国弹药公司（US Cartridge）和菲尼克斯公司（Phoenix），此外还包括一位名叫霍勒斯·福勒（Horace Fowler）的律师，不过他只持有AMA的4股股份。温彻斯特公司的一位主管坦率地指出AMA的本质：“一些大型弹药加工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后来它们发现，与其花费时间、金钱与精力在一起相互厮杀，还不如携手共同创造财富。”

从AMA的注册证书上可以看出，该协会致力于“买卖各式弹药，服务其他公司，预防成员之间产生激烈竞争，平息弹药生产企业与交易企业之间的争端，想方设法促进和保护本协会的商业贸易”。事实上，这不是温彻斯特、哈特利和其他武器生产商之间的第一次合作。早在1879年，他们就相互合作，一方面共同分割罗马尼亚和摩洛哥的枪支销售市场，一方面请阿利斯塔克斯·阿扎里安作为中间人进行斡旋，企图达到与罗马尼亚政府签署军售协议、平均分担花费和分配利润的目的。

AMA控制了半个弹药交易市场。它预防竞争，严格把控市场入口，还发挥制定价格、规定经销商折扣的职能。AMA各个成员依据其所持股份的比例来经营生意、分配利润。

从1883年成立至1890年，也就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⁴⁵生效之前，AMA和美国弹药市场不断繁荣壮大。1879年，美国弹药市场总产值为190万美元，而到了1889年，这一数值已高达654万美元。1883年至1889年间，温彻斯特公司的弹药销售总额达490万美元，并且返还了120万美元的“联营利润”。哈特利曾在内战后表示，随着连发武器的发展，弹药需求总量将超过连发枪本身，成为枪支产业最有利可图的一环。事实证明，哈特利的观点绝对有先见之明：在那一时期，弹药销售总额占温彻斯特公司净利润的半数以上。AMA的弹药销售稳定的利润回报，一方面可能得益于强劲的市场需求，一方面可能得益于该协会对弹药市场的严格管控，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生效后，T. G.班尼特与一位旧交一起讨论了“当前国家形势”。班尼特写信告诉简：“他和我一样坚决反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希望将其废除，同时保证将不惜一切代价让一切回到原来的状态。”只有这样，AMA才能继续运转，温彻斯特公司才有利可图。

19世纪90年代，《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生效，而AMA认为该法案的相关规定模棱两可，只需按表面规定执行，无须贯彻内在精神，因此继续保持运转。不过，AMA成员也相应地改变了经营策略，不再像往日那样统一为名下经销商划定基本折扣，而是根据平均订货量按月给他们分配收益。这一措施可以让该协会区别对待每一位批发商，即通过调节他们所享受的折扣或特权以保证其忠诚度。AMA会给予销售量高的大型批发商更高的折扣——自枪支生产独立于手工艺制造而成为一个专门行业后，这种策略已成为该行业的通行做法。

在这种情况下，温彻斯特公司的销售副总裁H. S.莱昂纳德（H. S. Leonard）扮演着销售市场中有形之手的角色。温彻斯特公司档案中留存着一本H. S.莱昂纳德的书信册，我们能从其中一窥AMA的日常运营状况。莱昂纳德在日常工作中经手很多信件，至于书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无论是哪一封信，他都会在信封印上“机密文件”的字样，然后在信的结尾提醒收件人一定要以最严格的措施对书信内容进行保密。莱昂纳德要求收件人一定要万分小心谨慎，千万不能将信件丢失。有一次，他寄出一份AMA名下的经销商名单，强烈建议收件人不要随身携带此信件，避免出现丢失或找不到的情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此外，他提醒收件人注意不要跟名单之外的客户谈及信件内容。与自己负责运送给经销商的温彻斯特枪支样本（包括1903年的新型自动步枪）相比，莱昂纳德似乎更关切AMA的信件保密工作。诚然，他曾提醒经销商要保证在原始收货地按时收货，避免出现枪支运达后长期无人提货的情况，不过一旦涉及信件，他总是反复强调、再三叮嘱。

莱昂纳德也在信件中传达AMA委员威廉·奥德尔（William Odell）的指令，如将某些零售商加入或剔除出AMA代理商的名单，这是十分棘手的工作。莱昂纳德向一位可信的费城零售商表示：“清理代理商名单的工作即将展开，届时一大批代理商将被剔除出去。”莱昂纳德想知道名单上是否还有不够资格的代理商，要求知情者如实上报。AMA担心某些“无耻之徒”会疯狂减价，担心有些竞争者因为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而扰乱市场（别人说的“恶性竞争”）。莱昂纳德表示，这样的零售商令人不安，应该铲除。

莱昂纳德有时也会在信件中向经销商提出具体措施，以此实现“平衡协会内部成员的利益分配”和“将采购重点从一种业务转向另一种业务”的目的。他向该协会下属经销商表示：“为了平衡成员间的贸易状况，我们打算将生产霰弹的部分业务转移给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他还向零售商强调“相互配合，调节成员间销售状况”的重要性。AMA规定，每运送一车弹药，特别名单里的经销商会获得较优的“整车运价率”，还会额外获得5%的补贴。此外，AMA还给予经销商类似的优惠，以此平衡哈特利的联合金属弹药公司的销售状况，或向温彻斯特公司转移相关业务。1903年5月，鉴于联合金属弹药公司和美国弹药公司销售配额远远落后，AMA向这两个公司转移了相关业务。1903年1月，莱昂纳德规定所有经销商的弹药采用相同的销售配额：60%来自温彻斯特公司，40%来自联合金属弹药公司。莱昂纳德表示：“这种分配方式旨在平衡温彻斯特公司和联合金属弹药公司的销售量。”

AMA还给经销商以预定优惠：他们可以在3月15日之前下单，9月再付款，以此应对季节性需求；如果他们在收货时支付现金，还可以享受原有的折扣。AMA还利用自身影响力抑制成员之外的其他竞争者和枪支产业的后起之秀。莱昂纳德向经销商表示：“在经销过程中，一旦遇到推销彼得斯弹药公司（Peters Cartridge Company）产品的零售商，无论其规模大小，都要竭尽全力将之拉到我们的阵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间接拉低彼得斯弹药公司产品的销量。”

由于对垄断违规行为的监察力度加大，也由于温彻斯特公司、UMC 和雷明顿公司之间的利益不断整合，加之协会外部弹药生产竞争者不断形成冲击，1907年11月，AMA宣布解散。温彻斯特公司曾委托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哈罗德·威廉森（Harold Williamson）撰写一部公司史。1951年，温彻斯特公司在审阅这部公司史的初稿时重新回顾了AMA的历史。不过，温彻斯特公司的高管对这本书的初稿并不满意。该公司的公共关系总监和律师认为，本书的最大问题在于作者搜集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以现在的视角为出发点，只关注AMA的非法行为。在读到“温彻斯特公司有必要承认自己违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种种行为”时，这位公共关系总监不禁心生疑问：自1907年AMA宣布解散以后，该协会原有成员并没有采取“承认错误”的做法反思自己的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是否有必要谈及温彻斯特公司在AMA解散之后做出的种种“违法行为”？

温彻斯彻公司另一位高管西德尼·凯（Sidney Kay）在阅读该书的初稿之后表示，至少从某些方面来说，枪支产业辉煌的一面让有形之手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在读到“温彻斯特公司给予少数代理商的折扣远远超过其他代理商”一句时，西德尼·凯深表担忧：“在我看来，在这里旧事重提实为败笔，毕竟让经销商知道有人享受特殊待遇并不会产生什么积极影响。”

不过，温彻斯特公司确实依据代理商的销量、热情以及是否坚守最低零售价有区别地对待他们，而这种区别对待的结果，正如该公司的档案所说，就是“让公司与某些代理商的关系逐渐恶化”。举个例子，温彻斯特公司虽然与A、B、C三个代理商同时通信，但是私下里给予他们不同的折扣。1905年9月，温彻斯特公司在给一些经销商的信件中表示给予他们5%的折扣，只要他们不打破零售价格底线，不以有损于自身和彼此商业贸易最大利益的方式销售枪支。一个月后，该公司在一封信件中提出给予向“合法零售商”销售枪支的经销商10%的折扣。此外，温彻斯特公司还邀请一些经常采购、推广温彻斯特枪的零售商与“享受最优惠政策”的经销商一起参与“利润分摊计划”。

西尔斯&罗巴克公司也有自己的定价机制和利润分摊计划。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是一家新型的大规模销售公司，它利用尖端科技“目录邮购”向消费者销售折扣产品，堪称当时的亚马逊。该公司先通过印刷厚厚的“邮购商品广告目录”宣传枪支，然后以邮寄的方式向客户运送商品。1927年，联邦政府颁布了第一部枪支管理法，针对的目标之一便是匿名邮购市场，因为立法者注意到，无论是6岁的小孩还是精神病患者都可以通过这种渠道轻松购到枪支。

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在枪支销售过程中并不理会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限价政策。美国最高法院分别在1911年和1913年通过的决议中规定制造商操纵商品销售价格为违法行为，而现在，这种行为却颇具争议性，并没有定论。据该公司的档案表示，总体来说，经销商都倾向于通过降低价格来吸引客户。除此之外，西尔斯&罗巴克公司还规定：凡是前来购买缝纫机或鞋子等产品的消费者，只要消费额度超过300美元，即可获赠可拆卸式步枪（这种可拆卸式设计便于枪支运送和储存）。在今天看来，将枪支作为赠品的做法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认为西尔斯公司全然不顾维持“合理利润”，给出的价格丧心病狂。正是基于这种原因，T. G.班尼特断然拒绝向西尔斯公司运送枪支。温彻斯特公司赞赏经销商要价高于最低零售价的做法，强调可以没有上限，但是一定要坚持底线。该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指出，一旦西尔斯&罗巴克公司采取让利的做法，其他零售商会纷纷仿效，最终只会致使所有经销商走上无利可图的下坡路。

雷明顿公司也高度关注“非正当销售渠道”造成的市场疲软。1910年，雷明顿公司向其他公司出售猎枪业务时反复强调：“只能通过零售商销售枪支，坚决避免向邮购公司出售武器。”接手雷明顿公司猎枪业务的公司承诺“坚决执行统一定价，只向小型零售商出售枪支，无论如何也不会以任何形式跟邮购公司做交易”。

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开始收敛自己的行为。1905年11月，一位客户欲向西尔斯&罗巴克公司购买一把温彻斯特枪，该公司果断表示无法出售枪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解释说：“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认为我们为了分摊利润而低价出售温彻斯特系列产品，因此建议我们停止销售该公司生产的枪支，这样才能方便追求更大利润的经销商实现自己的利益。如今，温彻斯特公司在想方设法阻止我们从别的经销商手中购买温彻斯特枪支。”

不过，在班尼特停止向其运送温彻斯特枪支以后，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继续以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所说的“削价”方式销售产品。班尼特怀疑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接下来会用伪造的公司名秘密地从温彻斯特公司或其他经销商手中购买温彻斯特枪。因此，温彻斯特公司敦促经销商严查“非正常大批量订单”，无论其供应链多么复杂、多么隐秘，以此确保枪支并没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运给西尔斯&罗巴克公司。

弗雷德·比法尔（Fred Biffar）主管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枪支销售业务，当时他完全在按照班尼特的猜想精心安排。他向两名经销商表示，自己已经想出“绝对保密”的计划。比法尔向佐治亚一位经销商表达了购买枪支的意愿，不过建议他“以小批量购买的方式从当地经销商手中买到温彻斯特枪，等攒够10把左右，小心加以包装，然后用船邮寄过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每天可采购成百上千箱小批量包装的枪支。比法尔建议该经销商拿出一两把枪支摆在橱窗前，让人感觉他确实在做温彻斯特枪支销售生意。比法尔还告诫该经销商“务必小心谨慎，不要引起别人的怀疑，绝不能一次就从某个经销商手中购买大批枪支”。他还让另一名经销商从奥马哈、康瑟尔布拉夫斯、圣约瑟夫、圣路易斯和得梅因等地的经销商手中购买温彻斯特枪支，为了不引起怀疑，他让该经销商用船将武器运送到内布拉斯加城，再经由内布拉斯加城将其运送到自己手中。

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从一开始就承认“阻止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做温彻斯特枪支生意难度太大，无法完全实现”。不过，即使这一目标实现一半，也足以切断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财路。事实上，这一目标也不是不可能实现。莱昂纳德经过缜密的调查，发现有110个经销商在秘密地为西尔斯&罗巴克公司输送温彻斯特枪支，另外还有4个经销商在以低于最低零售价的价格促销温彻斯特枪支。莱昂纳德向温彻斯特公司建议，不能再向这些不合格的经销商输送枪支。

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也开始采取措施，在国际市场交易中加强枪支输送管控。零售商与零售商之间、零售商与世界另一端的客户之间如何取得联系，我们从温彻斯特公司所采取的措施中可见一斑。1910年5月，温彻斯特公司欲通过“销售温彻斯特枪支，形成特色”的经销商与零售商将产品尽可能推广到世界各地。为此，该公司专门列了一个详细的经销商与零售商名单。这份名单上还标出一些经销量不足的经销商，以提示批发商避免与其做生意，位于巴黎的Dillemna Fils & Cie公司便是其中一例。据温彻斯特公司回忆录显示，Dillemna Fils & Cie公司在“几年前成为本公司的代理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有客户，其于1902年采购了价值484美元的枪支，自此之后便没有直接向本公司采购过枪支”。此外，温彻斯特公司也将位于比利时列日市的“Ad. 詹森公司”（Ad Janse）移出了代理商名单。温彻斯特公司档案显示，该公司“通过里克·福瑞雷斯公司（Rick Freeres）和安德烈、肖布&皮奥索公司（Andre Schaub & Pioso）等渠道购买温彻斯特枪支，从未直接通过本公司购买武器”。不过，温彻斯特公司坚持与巴黎的马里乌斯·列维公司（Marius & Levy）和安特卫普的泽勒·菲林格尔公司（Zeller, Villinger & Company）做生意，因为这两家公司不断为旗下位于南美洲的分店大量采购温彻斯特枪支。

无可否认，温彻斯特公司的枪支交易不计其数，与其合作的经销商、零售商也数不胜数，可是一旦公司的商业利益面临危险，所有的一切均在该公司销售部门的掌控之中。

然而，一旦涉及非商业利益，情况则迥然不同。在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国会批准总统行使禁止武器出口的权力，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经授权控制国际枪支贸易。事实证明，这是有史以来实施时间最短的战时权宜之计，到了1900年，这一政策逐渐失去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所在的纽黑文位于全球武器销售网络中心，这一网络由经销商、国家政权、政府和个体组成，从四面八方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展延伸：瑞典、挪威、意大利、荷兰、希腊、法国、丹麦、英格兰、纽芬兰、西印度群岛、新西兰、尼加拉瓜、澳大利亚、菲律宾群岛、日本、印度（加尔各答）、暹罗、爪哇岛、东非、西非、南非、特立尼达岛、运河区、维尔京群岛、英属西印度群岛、塔斯马尼亚岛、朝鲜半岛、墨西哥、新喀里多尼亚、巴西、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锡兰、苏门答腊岛、古巴、伯利兹、萨尔瓦多共和国、英属洪都拉斯、斐济群岛、新南威尔士、瑞士、苏格兰、爱尔兰、秘鲁、厄瓜多尔、乌拉圭、智利、圣约翰、玻利维亚和中国。小威廉·希勒（William Sherer Jr.）有“温彻斯特公司国际销售总监”之称，他于1898年加入该公司，此后几年周游世界6大洲22个国家和地区，将温彻斯特枪支远销到世界各地。据英国一份机密文件指出，在20世纪头10年，温彻斯特公司向世界各地出售了1,000万~1,200万把“备用枪支”，其中有些又被经销商倒卖给了其他经销商。该公司一名员工曾诗意地赞美枪支销售所获得的成功，称这些温彻斯特枪支“改变了加勒比南部各个君主制国家以及青藏高原至开普敦之间地区的命运”。

1912年3月14日，国会决定延长1898年的总统武器禁运权有效期，究其原因，是因为墨西哥总统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向其盟友、时任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写了一封抱怨信，抱怨美国军火商将武器出售给墨西哥叛军。与此同时，国会以立法的形式禁止美国军火公司将武器出售给任何国内存在暴力现象的美洲国家，理由是这些从美国购得的枪支弹药的使用会助长暴力行为。（不过，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德孔德并没有发现美国国内枪支销售与暴力行为间存在必然关系。）塔夫脱决定禁止向墨西哥出口武器，不过他依然有选择性地向马德罗出售枪支。

1912年9月，参议院一个负责外交关系的小组委员会突然对一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军火公司是否真的通过非法途径将枪支出售到反对马德罗的墨西哥叛军手中？如果真是如此，他们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过温彻斯特公司在经济贸易中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即西尔斯&罗巴克公司通过何种途径购得温彻斯特枪支。翻看温彻斯特公司的档案可以得知，该公司一直主动拒绝向墨西哥经销商运送枪支，而美国政府也对温彻斯特公司的这一做法予以肯定。不过，国会证词也表明温彻斯特枪支确实跨过边境流入墨西哥境内。温彻斯特的代理商和其他一些人则证实该公司极力装作大义凛然，实则暗度陈仓，玩弄语言艺术。沃尔多·皮特金（Waldo Pitkin）就是其中一例，他是新奥尔良批发商A.鲍德温公司（A. Baldwin and Company）的枪支零售商，表示自己从不与“他所知道的”墨西哥革命武装势力做枪支交易。事实上，他总是在销售枪支时有意不贴标签；除此之外，他还以现场支付现金的方式向相关方面出售了大批武器。还有些经销商接受电话订单和邮寄支付，因此根本不知道客户是什么模样。

枪支零售商斯凯勒、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的档案记录了该公司于1895年做的一笔交易：将枪支装进箱子，包装得尽可能具有迷惑性的标签，然后通过船只运送到北卡罗来纳州的某个港口。或许是为了躲避海盗、骗过海关，或许是以伪装的形式防范竞争对手，该公司在运输中非常谨慎采用枪支生产商的惯用做法，将一批枪支装进箱子，只简单地做上记号：运往朝鲜半岛的仁川（原文如此）；此外，该公司还分别运送了1,000把雷明顿枪和装在柳条箱中的10把“Lee”系列的步枪，标签上分别写着GS寄往“危地马拉”和M&C. L寄往“香港”。事实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零售商在与温彻斯特公司做生意时同样使用匿名策略。一些零售商表示，他们与该公司做生意从不欠账，都是现金支付，而温彻斯特公司也出于对军火生意性质的考虑，坚持让经销商现金支付。1909年至1912年间，克拉考尔、左克&莫耶公司（Krakauer, Zork & Moyer）的主管阿道夫·克拉考尔（Adolph Krakauer）采购了15万~20万支温彻斯特枪支，不过他从来没有跟该公司赊过账。克拉考尔表示：“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人会将账单出示给我们在纽约负责财务的员工，他会现场支付，因此我们之间没有欠款。”

1912年8月，皮特金向一名名叫塞古拉（Segura）的墨西哥人出售了大批温彻斯特步枪、弹药及柯尔特手枪，总价值为11.8万美元。显而易见，塞古拉身上具有某些政治色彩和特征。皮特金并不知道这批武器的最终用途，不过考虑到交易规模，他猜测这批武器应该不会销往墨西哥国内。皮特金还在1911年12月将一批弹药销售给一个名叫乔恩·卡什（Jon Cash）的人，不过这是一个常用的假名，跟“John Doe”（某约翰）类似。皮特金表示自己完全有权利将任何产品销售出去，只要自己不负责运送（事实上，客户自己负责运送，一般都是运送到边境某个地方），他的行为就无可厚非。一位洛杉矶经销商表示自己并没有为革命武装势力提供武器，他说：“交易时自有人来负责运货，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购买武器的真正意图。”

威廉·菲茨帕特里克（William Fitzpatrick）是A.鲍德温公司的销售人员，他表示在1909年至1912年间，“许多方面”的人来店购买枪支弹药，他们操外地语言（温彻斯特公司怀疑这只不过是某些中间商为西尔斯&罗巴克公司采购枪支做掩护罢了），有时候交易数量异常巨大。他说：“其中有个人一副西班牙人长相，想购买价值4万美元（约合今天的101万美元）的枪支，我之前从未见过他。”菲茨帕特里克猜测这批枪支是为革命武装力量购买，否则没有人会一次性购买这么多武器。

菲茨帕特里克说：“当然，我对他们的事业不感兴趣，因此从不向他们过问武器的用途。我们根本不用负责运送，只是照惯例将货物准备好，堆放在路边。”菲茨帕特里克坦言称自己还做过一笔大买卖，一次性出售了300万发子弹和价值6万美元的温彻斯特步枪。

诚然，这些温彻斯特枪支经销商没有21世纪的枪支代理商精明，不过他们的态度更具现代化特征。他们认为，枪支市场毫无秩序和规则可言，不受零售商、武器制造商甚至法律的约束。讽刺的是，在枪支产业为了追求利润而操纵市场的年代，人们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对枪支产业控制市场造成的混乱状态采取默许的态度。枪支销售网络给人的感觉是难以理解、难以形容。今天，无论是枪支经销商还是枪控提倡者，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首先，他们没有办法决定枪支的最终销路和用途；其次，任何个体，无论是革命武装还是犯罪分子，只要下定决心买枪，必然会通过种种途径获得枪支；最后，企图调节枪支流通的做法是天真而愚蠢的行为，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在1912年，温彻斯特枪支代理商对于“代人买枪”的行为以及对枪支交易中的放任本质丝毫没有愧疚之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枪支流通该如何管控是一个历史难题。然而，这不完全是没有对经销商采取措施的问题，而是该选择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例如，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及其经销商如果发现枪支交易量“异常巨大”，就会怀疑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通过不正当途径购买温彻斯特枪的表现，而到了今天，这种判断方式（对枪支生产商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严格监管枪支经销商及枪支交易模式）仍然体现在弗吉尼亚州枪控法的方方面面。弗吉尼亚州枪控法于1993年生效，至2012年才废除，它通过禁止大批量枪支交易的方法预防枪支从南方流入东北部地区。在1999年的一起诉讼案中，一名深受良心谴责的史密斯&威森公司前主管坦言称枪支产业明知枪支会渗透到非法市场，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监督、纠正自己的行为。

后来，纽黑文温彻斯特公司的销售网络中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有形之手，这只有形之手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商业指令，如掀起贸易战反对西尔斯&罗巴克公司零售价过低、支持大批量采购温彻斯特枪支的国际市场代理商以及成立弹药制造商协会。然而，一旦涉及为公众利益而采取应急措施（在此表现为加强武器禁运），人们便采取宿命论的态度，将关注点转移到市场交易中的无形之手和枪支市场的神秘性上。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任何反制措施都是徒劳无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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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爱上枪支

理论上说，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为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财政饥荒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城市化水平提高，边境的“关闭”让人们对枪支的需求有所减少。

《射击与垂钓》杂志指出，内战结束之后，人们对国民军的枪支世界和射击比赛的热情几乎“丧失殆尽”。一位读者在1896年表示：“站在撒哈拉沙漠与站在射击场没有任何区别。”1870年，纽约天主教徒和爱尔兰新教徒之间爆发了种族和宗教冲突，即“奥兰治暴动”，联邦政府派国民警卫队保卫民众，结果发现这支队伍枪法平平。为了将国民警卫队培养成训练有素的军队，美国专门成立了全国步枪协会。不过，到了1892年，全国步枪协会名存实亡。此后，全国步枪协会浴火重生。1904年，该协会与全国枪械训练保护委员会 （National Board for the Protection of Rifle Practice）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会议，共同商讨应对美国军队枪支操纵能力下降的办法。全国步枪协会发现，美国各州中，有射击场或声称在为国家培养枪手的只占1/3，有1/3射击场设备落后，还有1/3根本没有射击场。该协会估计，美国只有3.6万名正规军和4万名民兵接受过枪械操练，可随时上战场。在外界看来，美国不乏神秘持枪者、持枪拓荒者、柯尔特枪爱好者与爱国民兵；事实上，美国许多男性并不是训练有素的。为此，该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用联邦政府拨款购买枪支、搭建射击场；除此之外，该委员会还努力帮助重振各州及地方步枪协会。1905年和1906年，在该委员的游说下，联邦政府通过法律，允许陆军部部长将多余的枪支销售给全国步枪协会下属的协会和组织，这是军队与商业性部门相互合作的成功范例。

尽管美国枪支协会奄奄一息，美国士兵缺乏枪械训练，西部拓荒也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所说的那样“如亚特兰蒂斯⁴⁶一般成为历史”，温彻斯特枪支的销量依然迅速增长。与1890年相比，1914年温彻斯特枪支销量增长了3.5倍，公司净资产值由130万美元骤增到1,680万美元（货币贬值考虑在内）。1892年，一位时事评论员指出：“美国是一个稳定而热爱和平的国度，每年枪支销售量竟然如此之大，简直难以置信！”当年，美国共销售了50万支步枪（相当于每130位美国公民购买一支）、75万支手枪（相当于每87位公民购买一支）、40万杆猎枪（相当于每163位公民购买一杆）。考虑到枪支使用寿命较长，这些数字绝对令人震惊。1904年，温彻斯特公司共生产286,089支枪，为“一战”前产量之最。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显示，1870年美国枪支产业生产总值为12,748,419美元，而到了191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34,111,564美元。从全国范围来看，1899年至1993年，美国共生产约2.23亿支枪（包括步枪、猎枪和手枪）。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这一时期，美国民众并不缺乏枪支，但是他们对枪支的热情空前高涨。

在西部拓荒运动结束之后的枪支经济和社会中，为了吸引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潜在普通消费者”，温彻斯特公司必须改变经营理念，将人们眼中的“工具”变成具有丰富内涵和价值的产品。在枪支的“社会生涯”和美国民众赋予枪支重要历史地位的进程中，这一时期是枪支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是枪支产业神话得以延续的全新发展阶段。此时，枪支的角色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俨然成为一种能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的产品，其用途不再仅限于战争、经营牧场以及征服印第安原住民等。无论从战略上看还是出于现实因素考量，枪支产业需要更加强调销售、市场、现代化广告营销策略（在情感上引起共鸣）以及支撑这些方面发展的公司内部管理部门。曾经，要让人们需要枪支；如今，要让人们爱上枪支。如果将枪支史当作商业史来看，我们能看到一条时间轴，这条时间轴明确划分了枪支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与19世纪头10年相比，20世纪头10年更能塑造美国枪支神话。这种神话之所以能够形成，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枪支产业善于适应商业交易的种种现实，希望能发掘出枪支的全新价值。美国枪支产业积极发掘枪支的无形价值，即情感价值，这并不是商业投机的结果，而是枪支在消费者经济中与其他普通商品、休闲用品和奢侈品相互竞争的结果。

我们从枪支广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枪支的情感价值逐渐超越其传统实用价值的演变过程。1885年，温彻斯特枪支的净销售额为180万美元；到了1912年，这一数字迅速增长，达到1,100万美元。平版印刷广告的黄金发展时期与温彻斯特枪支的黄金销量期同步，该公司也尤其注意平版印刷广告的大量使用。当时，有36家平版印刷公司服务于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和其他枪支生产巨头，位于波士顿的福布斯平版印刷公司（Forbes Lithograph）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伊利法莱特·雷明顿的堂弟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是一名西部写实主义画家，当时他受雇于该公司，为其设计了大量广告。西部传奇小说塑造了枪支神话，平版印刷广告有时也发挥同样的作用。雷明顿公司还将菲利普·古德温（Philip Goodwin）的名作《给天竺葵浇水的牛仔》设计成七巧板出售。

国家牛仔和西部文化遗产博物馆（National Cowboy and Western Heritage Museum）馆长理查德·拉滕伯里（Richard Rattenbury）表示，枪支销售广告是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它能通过故事场景刺激消费者的想象力。拉滕伯里说：“平版印刷广告能传递某种情感，如兴奋、怀旧、幽默、焦虑、浪漫、惊险、平静等。”平版印刷广告设计者常常会在故事场景中制造某种“困境”，如某个猎人或侦察兵发现自己突遇强敌，无论对手是人还是野兽，是印第安原住民还是被惹怒的驼鹿。在这些场景中，主人公都会从容不迫地应对威胁。平版印刷广告常常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刻戛然而止，并不详细描述如何解决眼前的困境。

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是最善于使用彩色平版印刷广告的枪支生产商，也是19世纪80年代第一个将全彩平版印刷促销日历推向市场的枪支企业。20世纪50年代，一位雷明顿公司纪念品和推销资料收藏家写道：“我的梦想是在某个偏僻的古董店找到雷明顿公司1920年用硬纸筒包装的促销日历，正是这种动力促使我开车来到10英里开外的‘老奶奶古董店’。”当时，雷明顿公司共设计了10套不同系列的促销日历，公司决定为9万名合作经销商分别赠送一件，令广大经销商无比期待。雷明顿公司的促销日历引起了职业猎人的极大兴趣，《射击与垂钓》杂志为此还专门发表文章评论该公司的促销日历，就像评论某部作品一样。1896年该杂志评论指出，雷明顿公司促销日历上的广告图《致命一击》近乎完美，猎手的衣着和驼鹿的姿态刻画得形象到位。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设计者将猎枪的后准星画错了位置。同样，一幅名为《瞄向低处》的广告图刻画了一个持枪射击野山羊的猎手形象，这幅画整体来说令人满意，不过该广告图的核心部分——猎枪的形象刻画却不尽如人意；此外，猎手明显站错了位置。

虽然枪支生产公司会审核、校对广告内容，但是广告场景中出错或刻画不准确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德温绘制的《穷追不舍》便是其中一例，这幅狩猎图让人感觉不切实际，因为快速移动的枪手很难命中仓皇逃跑的灰熊。史密斯&威森公司也请人设计了一幅广告图，名为“室内靶场与森林”，该图刻画了一个人在两个场景中的形象：一个在室内靶场，身穿正装；一个在森林捕杀驼鹿。有评论指出，他最好待在室内靶场，因为史密斯&威森公司生产的.44口径左轮手枪实在难以猎杀凶猛的驼鹿。1911年，温彻斯特公司设计了一幅名为《直面黑熊》的广告图，该图刻画了两个持温彻斯特M1910式半自动步枪、使用.401口径子弹的枪手形象，不过评论指出，这种装备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困境。

温彻斯特公司的促销日历。19世纪末20世纪初，枪支产业充分利用彩色平版印刷广告营销枪支，饱受广大枪支购买者的青睐。图片由汤姆•韦伯斯特家庭收藏中心提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枪支使用者形象。上图为室内靶场照，着正装；下图为周末森林捕猎照。图片由史密斯&威森公司提供。

促销广告中为什么会出现差错？彩色平版印刷广告能让消费者看到广告内容的任何一个细节，不过广告中最重要的方面不是细节和准确性，而是气氛烘托与情感体现。19世纪50年代，最初的枪支广告总是用大量文字描述枪支的优点，只使用最基本的木版画，强调的中心是枪支本身（如机械性能与现实用途）而非场面描述与情感表达。彩色平版印刷广告则迥然不同，它强调的是场面而非文本，是枪支的神秘性而非实用性。此时枪支产业出现一种倾向，即认为枪支应该激发消费者的想象力、情感以及捕杀灰熊的强烈冲动，这是枪支产业出现新变化的标志。毋庸置疑，在促销广告中直接刻画主人公遭遇的困境要比展示枪支性能、给出最终结局（如猎手叉开双腿站在捕杀的猎物旁，手中高举温彻斯特步枪）更能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温彻斯特公司开始采取新的营销策略，即雇用“枪支使者”。雷明顿武器公司亦是如此，它委派“生意招揽者”赶在销售人员之前预约客户、接触消费大众。1913年，雷明顿武器公司撤销了这一职位，直接让负责营销的人员发挥“枪支使者”的职能。“枪支使者”通常能说会道，他像其他传教士一样向消费者介绍枪支的销售盛况以及其他客户购买枪支的热情，以此来吸引新的客户群体。“枪支使者”既是业务熟练的神枪手，也是身怀绝技的推销员，还是“表演专家”，他们不直接参与枪支销售，而是吸引大众、展示枪支、刺激需求。

同其他传教士一样，“枪支使者”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射击与垂钓》杂志在描述一位“枪支使者”时称其“从芬迪湾到墨西哥湾，从旧金山到太平洋沿岸，再到阿拉斯加锡特卡，无人不知。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广泛交友，刺激枪支需求”。温彻斯特公司的“枪支使者”专门负责接收、执行公司销售副总裁H. S.莱昂纳德的指令，他要求他们想方设法推动产品销售，赶超对手。（“推动”一词是枪支生产商在20世纪初广泛使用的术语，如柯尔特公司告诉经销商“柯尔特枪知名度高，宣传力度大，推动柯尔特枪支销量定会获得丰厚回报”。）1905年5月，莱昂纳德致信公司22位“枪支使者”，表示公司希望他们“就在‘NEW RIVAL’型号枪弹销量可观的地区继续把蛋糕做大，而不用费大力气让经销商用NEW RIVAL全面替代NUBLACKS子弹，即使他们负责的地区NEW RIVAL卖得也很好”。

莱昂纳德担心给予“枪支使者”太多自由会让他们在工作中变得懈怠。他希望他们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拥有传教士般无法匹敌的热忱与激情。他表示，有些人勤勤恳恳，辛苦奔波，而有些人只知道蹉跎时光，无法及时完成任务。他指出，虽然“枪支使者”应避免用极端热忱的行为惹怒消费者，但是用公事公办的态度无法完成富有成效的促销工作。销售枪支与其说是一项工作，不如说是一种信仰。莱昂纳德也明显感觉到一种新的流行趋势，即枪支的娱乐性大大增强，不过他承认，在20世纪的枪支生意中，有必要通过枪支的娱乐性深化人们对枪支的感情，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激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对枪支的情感逐渐增强，这种情感已经超越人们的实用性考虑。这一趋势在以捕猎为生的群体中也有所体现。一提起“市场猎人”（捕杀猎物后拿到市场去卖的猎人），人们都无比愤恨，这种现象也是枪支奥秘的一部分，不过这种奥秘形成于枪支生产和交易之外的其他领域。“市场猎人”贪婪无比，饱受诟骂，不过早在19世纪中期，他们可能是农夫，住在风景如画的落基山脉地区，以猎枪和诱捕器捕猎为生，每年都会将所捕猎物的皮毛拿到市场上与印第安原住民做交易（如今，一些当年的拓荒者仍然在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交易）。他们也可能是野牛追捕者，在内战结束后专门捕杀野牛，一方面为铁路工人提供食物来源，一方面通过消灭印第安人的食物来源平息动乱（如今，这一行为几乎被理解为一种公共事业）。此外，他们还可能是孤独的猎手，手持猎枪独自走进荒野，归来后既可以为家里补充食物，也可以将猎物皮毛出售。到了90年代，“市场猎人”出现。与上述几种人不同，“市场猎人”不仅四处游荡捕杀猎物，还将猎物拿到市场上贩卖；除此之外，他们我行我素，无视法规，成为唯利是图、卑鄙无耻的形象。

《射击与垂钓》杂志在1896年时断言，狩猎群体包括两个全然不同的阶级，一个由职业猎人构成，一个则以商人团体为代表，金钱是他们唯一的利益所在。该杂志曾在1890年谴责靠狩猎发财的“职业屠夫”，称他们是软弱无能之辈，应该放弃这种充满血腥、苟且偷生的生活方式，以更体面的方式养活自己和家人。“市场猎人”在贪得无厌的杀戮中变得软弱，其结果便是导致整个市场颓废不堪，到处充斥着坐享其成的城市资产阶级和享乐主义者，他们追求商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沉迷于高档餐厅里的美味佳肴。

更糟糕的是，这种受利益驱动的随意性射杀行为剥夺了都市上班族享受新型经济的权利：他们每天手握笔杆（而非枪杆），想通过户外狩猎获得消遣，为精神寻找栖息之地。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成为《室内靶场与森林》中所刻画的射手，暂时摆脱办公室经济，放松自我。《射击与垂钓》杂志表示，如果“市场猎人”的活动不受约束，那些“期待走出沉闷的办公室，花几个小时用后膛枪狩猎，以此达到消遣娱乐目的”的上班族的希望就非常渺茫。新型经济中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专业狩猎者应该停止狩猎，寻找更体面的生存之道；狩猎应是消遣娱乐性活动，不以享用野味、换取钱财为目的。

人们抵制“市场猎人”，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行为违反狩猎法，而是将斗争矛头直指市场活动与狩猎活动之间不道德的链条关系。《射击与垂钓》杂志指出，“市场猎人”通常配备最先进的枪支和设备，没有任何同情怜悯之心，他们狭隘的灵魂中充斥的是无尽的贪婪。“市场猎人”只会考虑自己可以获得多少财富，这是他们在狩猎活动中的唯一立场。普通狩猎者在狩猎过程中会深感刺激与兴奋，而“市场猎人”则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市场猎人”之所以会遭人痛恨，也是因为他们在使用枪支和狩猎的过程中奸诈狡猾、毫无人性，而普通狩猎者则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即便不是具有神秘 性，也令人难以捉摸，他们以思想支配行为。在他们的狩猎过程中理智会战胜动机，情感多于利益考量，活动范围也仅限于狩猎场地而非市场。他们也会捕杀大量动物，不过他们的狩猎活动是随机行为，他们的信条也会随时发生变化。他们的活动将“枪支文化”一分为二，每个部分都有人积极拥护：对于他们为什么喜欢枪支、为什么拥有枪支、该配备什么枪支、该如何使用枪支，人们有全然不同的看法。人们对“市场猎人”的批判，重点不在于他们猎杀动物的数量，而在于其猎杀动物的“性质”，即他们对狩猎的感受。在新型经济和市场条件下，枪支能为久坐成习的都市上班族提供一种不同的生活选择，因此对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若将两种不同的枪支文化混为一谈，会让人觉得受到冒犯，容易引起争议。

人们对“市场猎人”的批判也指明了另一个事实，即商业贸易与公共利益会在一瞬间发生联系。1894年，《射击与垂钓》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狩猎活动市场化”的社论，公开批评一名读者的观点，即允许任何一个自由美国人无限制地买卖任何形态的食物。该社论表示：“普通人买不起野味，也没有条件去捕食野味，而一旦自己的权利受到剥夺，反抗最为激烈的是普通人。”这位读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普通人”纳入了自己所说的范围，而有些“普通人”只是偶尔以狩猎作为消遣娱乐。真正从狩猎活动市场化中获益的是商人，但是太多人没有辨别能力，看不清其中的关系。

对两种“枪支文化”进行区分时，有两个事实值得注意。第一,普通狩猎者并没有以团体的形式联合起来与枪控提倡者或政府做斗争；相反，他们构成亚文化群体，以彼此为敌。“枪支文化”并不是一种完整的文化现象，而是经历了形成、破裂、发展、重新整合的过程。人们对枪支的热情时而高涨，时而低迷，时而死一般沉寂。普通狩猎者也对“市场猎人”恨之入骨。如今，我们以线性而非多维度思维看待枪支问题，单纯地判断我们是不是形成了“枪支文化”，而没有考虑枪支文化是否包括不同的层次和类别。我们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将所有的枪支问题归结于美国枪支文化，而是认真地分析以下几个问题：用枪者是谁？用的是什么枪？为什么生产枪？枪是怎么生产的？消费者为什么喜欢枪支？至少我们应该用“多重文化”思维考虑问题，而不是认为只有一种枪支文化。事实证明，我们起初将枪支定性为政治生活或文化生活的产物，由此为枪支争论埋下了伏笔。第二，已有事实清楚地表明，东部枪支生产商既创造了枪支也创造了枪支神话，这种产品的魅力在于它与制造它的枪支企业和僵化的都市生活断开了联系。某种程度上说，枪支生产商的成功在于模糊了联系公司与消费者、交易与产品、商业市场与枪支的关系纽带。

温彻斯特公司最著名的客户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说起爱枪，他比谁都有发言权。罗斯福不仅看重枪支的实用价值，更看重枪支的情感价值，他称枪支为情感依托。当时，罗斯福有“荒野战士”之称，是那个时代自然资源最忠实的守护者，与“市场猎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在战场上、自卫场合还是狩猎活动中，他都能将全部激情运用到手中的温彻斯特枪上，而这种激情正是遭人唾弃的“市场猎人”所没有的；他能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温彻斯特公司销售日历上描绘的所有惊心动魄的场景。可以说，是他让这些场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在内罗毕的狩猎旅行中，罗斯福还考虑过在朋友和温彻斯特枪之间该选哪个的问题。罗斯福的枪支非常多，不过他对温彻斯特枪偏爱有加。他曾在1885年表示：“温彻斯特枪无疑是我用过最好的枪支！”1884年，罗斯福痛失爱妻之后开启了一段长途狩猎之旅，温彻斯特枪在旅途中一直陪伴他左右，给予他心灵的慰藉。1889年，罗斯福遭受灰熊的袭击，要不是温彻斯特枪，他险些丧命。罗斯福曾有一名牧场主邻居，名为马奎斯·德·莫斯（Marquis de Mores），人称“法国疯子”，他希望能在西部一夜暴富，然后回到法国搞军事政变，罗斯福险些被迫与之决斗。如果真是如此，罗斯福手中的温彻斯特M1876式步枪可能会帮助他脱离险境，更可能会成为他忠实的陪葬品。马奎斯也喜欢用温彻斯特枪，是一名少有的神枪手，他曾在决斗中用温彻斯特枪杀死了两个对手，在草地上射杀的野鸡更是不计其数。1898年7月1日，圣胡安山战役打响，罗斯福称这一天为“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天”。在这场战役中，罗斯福使用的便是装填.30口径子弹的温彻斯特M1895杠杆枪机式步枪。1909年，罗斯福在纽约汉堡码头乘船前往非洲，开启他著名的狩猎旅行。此次旅行中，罗斯福专门携带了一名温彻斯特公司的代表，他负责看管罗斯福携带的温彻斯特枪，这些枪支分别装在皮质枪盒里，包装得严严实实，这样罗斯福就可以将其放在身边。在温彻斯特公司的档案中，有些罗斯福写给奥利弗·温彻斯特的外孙温·班尼特（Win Bennett）的信件，从信件的内容可以看出，罗斯福是一个牢骚满腹的客户，他要求极高，有时候显得苛刻挑剔。

罗斯福相信，一把精良的枪是一个矛盾集合体，是杀伤力与其他性能在设计上达到平衡的产物。他在1893年告诉大众，现代政治也是如此。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狩猎生活中，他都要面对以下难题：如何处理不公平竞争；如何保持男子汉气概；如何实现自由与规则的相互平衡。罗斯福从这两种生活中得出结论：公平竞争与公民自由只能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中实现，尽管这听起来有一些讽刺。拿温彻斯特公司来说，它之所以发展壮大，是因为得益于市场经济中的托拉斯、辛迪加以及其他有损于个人主义和公平竞争的垄断组织。拿温彻斯特枪支来说，它在达科他领地的市场非常繁荣，而据罗斯福表示，达科他领地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开旷、沉寂之地”。这片土地与产业世界迥然不同，这里的农场经营者有马有枪，过着艰辛但自由的生活。

罗斯福始终认为农场经营者、枪手以及在美西战争中装备温彻斯特武器的“勇猛骑士”⁴⁷拥有美国普通民众的思想和心灵。罗斯福表示，这些人刚强不屈（罗斯福认为，理论上说，美国民众有些刚毅，有些软弱，“卑鄙无耻的势利小人”亨利·詹姆斯便是弱者的代表），他们浑身散发着男子汉气概，刚健有为，有英雄主义情怀，一旦坚定立场便宁死不屈。有观点指出，枪手和牛仔天生具有阳刚之气（不过历史研究者劳拉·布劳德指出，在19世纪，人们将“平原妇女”视为保家卫国的英雄主义象征），而在罗斯福看来，这种品格是一种自觉的意识，是能动性和个人激情的体现。历史研究者克莉丝汀·霍根森（Kristin Hoganson）还和其他学者一起研究了世纪之交人们的“性别顾虑”，这种顾虑激发了人们对“充满男子气概的生活”的兴趣，如拳击、足球、战争等，不过人们对战争的乐观心态最终也导致了现实的军事冲突。枪支是“充满男子气概的生活”的另一种实现形式。罗斯福给枪支使用者赋予了刚强不屈的男子汉品格，继而将这种品格视为美国普通民众的基本情感品质，这也是他为现代枪支神话的缔造所做的贡献。他为枪支注入了灵魂，这是一种现代化的、认可度高的精神，他坚信这种精神可以帮助美国减少甚至消除现代生活中的某些不和谐因素。他设想中的美国社会具有如下特征：人们虽然过着都市生活，但是吃苦耐劳；虽然公司经济繁荣发展，企业联合与垄断组织依旧存在，但是并不影响公民的个人自由；虽然社会上出现了现代意义的“柔性化群体”，但是美国社会刚健有力的性格不会改变。罗斯福认为，枪支是实现这一理想的载体。温彻斯特依靠现代产业经济发明了枪支，罗斯福反过来将枪支作为革除现代产业经济弊端的良药。现代枪支产业的奥秘之所以能够进一步深化，部分原因在于枪支产业世界与枪支世界的关系逐渐变得模糊。

罗斯福在内罗毕致信温彻斯特公司：“我用贵公司生产的.405口径步枪大显身手，在这里捕杀狮子、长颈鹿等其他猎物，《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上有专门报道。”罗斯福还将1909年至1910年的狩猎之旅写成书，名为“非洲狩猎踪迹”。传记作者戴斯蒙·莫里斯指出，罗斯福公开表示他珍惜自己捕杀的猎物。在此次狩猎旅行中，他为史密森尼博物院收集了许多动物标本，其中包括一头逃跑中的长颈鹿，那是他在400码开外的地方远距离射中的。

罗斯福将枪支、狩猎、个人主义和男子气概关联起来。如今，以上几方面之间相互关联已经转变成根深蒂固的观念，其结果一是枪支使用者开始从全然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二是枪的社会意义不像曾经那样流于表面。例如，人们开始提倡用老款温彻斯特枪狩猎，而不提倡使用最新款式的温彻斯特小口径步枪，因为小口径枪让远距离射击更加容易。以这个标准来看，有些猎人使用小口径步枪，是因为他们善用伎俩、怯懦胆小、没有男子汉气概。1902年，加尔各答的一篇社论指出，乌干达和索马里兰地区一些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罪魁祸首正是小口径猎枪。因此，该社论建议禁止使用.500或.450口径以下的枪支狩猎。该社论表示：“新世纪的猎人发现猎物后可以迅速上膛，猎枪将噪声降到了最小，他可以在几百码开外的地方远距离射击，根本不会引起猎物的警戒。曾经，猎人在靠近猎物时会绷紧每一根神经，以最精准的枪法射击猎物；如今，捕杀大型猎物只是对枪支进行机械操作的过程，既对猎手的枪法没有要求，也无须耗费力气。”

这篇社论表示了一种忧虑，即小口径猎枪会让猎杀行为更加随意。温彻斯特公司的档案中有一封信件，是一位比利时客户写的，他曾与罗斯福在同一时期进行狩猎旅行。这位客户在信中表示，多亏了温彻斯特.405口径猎枪，他在70天时间内捕杀了94头猎物，其中包括11头大象、10只短角羚、9只叉角羚、5头犀牛、3头河马、3头疣猪。他表示本来可以继续捕获更多猎物，结果发现没必要了，因为他所捕获的猎物都是一弹穿头，其他部位完好无损，足以制作标本。

有史以来，温彻斯特枪支的奥秘从未像现在这样完全独立于温彻斯特枪支贸易而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温彻斯特枪支吸引力不断增强的根本原因。温彻斯特枪支的奥秘与温彻斯特枪支贸易相脱离的时间点有两个：一个是19世纪初，一个是20世纪初。到了后来，猎手开始在射杀的猎物尸体中寻找子弹，都市上班族也开始将狩猎作为周末消遣的方式，此时温彻斯特工厂迎来了一场变革，即严格采用科学化方式进行管理。

19世纪初，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的罗斯维尔·李上校及其他枪支产业的先驱发明了美国制造体系；到了19世纪末，一些杰出的后来者引入了科学管理手段。亨利·梅特卡夫（Henry Metcalfe）曾管理过几家兵工厂，他的第一本著作主要论述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核算。此外，他还与一些专业人员联合发表文章，讨论“间接费用”（包括隐性成本、管理费用以及生产负债等）。

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⁴⁸曾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杂志上表示，手艺工人或小型制造商在开始产品生产后，可随时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减少或停止生产。然而，对于投资额为500万美元或1,000万美元的大型企业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与其限制生产规模，还不如亏损经营。在新的世纪和新的阶段，枪支贸易的基本现状是：随着工厂逐渐实现“连续加工生产”，即使枪支需求和市场情况难以判断，枪支产量只会有增无减。柯尔特公司在1911年和1912年生产的手枪和左轮手枪数量为“一战”前之最，分别为152,644支（相当于为每614名公民生产一支）和137,342支（相当于为每694名公民生产一支）。温彻斯特公司于1911年共生产了256,834支枪（相当于为每365名公民生产一支），1912年的销量为“一战”前之最，达到324,500支（相当于每293名公民购买一支）。1904年至1910年间，温彻斯特公司枪支年均销售量为269,783支，而在1911年至1914年间，该公司枪支年均销售量为30万支。在这一时期，军事订单和国际订单显著减少，增加的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市场。

1895年，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⁴⁹发表了第一篇工厂科学管理方面的论文。在论文中，他对每个部件生产过程中的每个步骤进行了精细的时间-动作研究，其目的是避免出现机器故障、生产中断、生产时间闲置等情况，保证让每个生产工序连续、平稳地进行。通过这种方法，每个工厂都可以使每件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降到最低。

罗伯特·韦勒（Robert Werle）毕业于耶鲁大学谢菲尔德学院，主要负责枪支生产过程中的时间管理与操作步骤研究。19世纪头10年，他分别在温彻斯特公司和柯尔特公司进行了科学化时间管理研究。韦勒和他的团队认真观察、仔细分析了枪支加工过程中的每一道工序。在此基础上，他们将伊莱·惠特尼在枪支产业的基本逻辑（将整个生产过程切割成细小片段）发挥到了极致。举个例子，他们把温彻斯特公司的钻床操作细分为11个具体的操作步骤：将工件放置到钻模上（15秒）；固定工件（3秒）；将工件移到一钻头下（1秒）；钻孔（16秒）；旋上套筒，将工件移到二钻头下（3秒）；钻孔（10秒）；移开套筒，清理钻屑，将工件置于一扩孔钻下（15秒）；扩孔（5秒）；将工件移到二扩孔钻下（7秒）；将工件移开钻模（8秒）；清洗工件夹具上的钻屑（3秒）。整个操作过程共用时87秒。如果每10个工件的操作公差为60秒，那么每台钻床每小时的加工量为38.7件。由于机器疲劳和其他突发事件，每台钻床每小时可能少加工10.7件。

基于以上观察，韦勒为每个操作过程准备了一张“指令卡”，如果按照这张“指令卡”操作，每台机器每天可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韦勒以公式来计算每天的产出：产出／天=R.P.M./1.05（600-1.25H.T.-W.A.-P），其中R.P.M.代表机器每分钟的转数；1.05代表机器运转时间105%，5%为皮带打滑和功率变化等的补偿时间；600分钟表示每天10小时的工作时长减去H.T.（一天内调整部件、加润滑油、进行对刀等所用的时间之和）；W.A.代表部件清洗补偿时间；P.代表每位员工的补偿时间。韦勒依据这一公式可计算出每台机器（每名员工）每天的最大产出量，以此决定最终的计件工资率。

生产一颗.30口径的子弹要经过6道工序，这6道工序具体包括94个操作步骤。这一过程中共需要351个工具，做108次参数调整，才能保证子弹生产精确无误。韦勒为温彻斯特公司子弹生产部精心制作了“指令卡”，详细说明了每一道工序涉及的具体操作步骤、每个步骤需要加工的工件以及每个工件加工所耗费的时间。举个例子，单单是“操作一：初步加工”就包含6个具体小步骤：

将8个托盘放在搬运车上并运到机器处

将皮带装到滑轮上

取部件并用于皮带上

磨光

将部件放于托盘中

空出6个托盘

经过此次时间管理研究，温彻斯特公司发现每个枪支部件生产都可以划分为相对较小的独立操作模块，每个模块的生产情况都可以单独记录、追踪。为此，公司专门设置了“统筹规划部”，主要负责管理工厂的单位“产品”——每个部件的生产、流通，以此保证生产连续进行。同柯尔特公司和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一样，雷明顿武器公司也开始执行严格的生产时间与流程管理。一位来该公司参观的游客表示：“工厂内到处都是机器，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让人好奇工人站在哪里操作机器；到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每个操作过程都有人看管。”1898年，报界记者、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在参观了温彻斯特工厂后写道：“每道生产程序相互独立；每位工人各司其职，专门负责枪支某个部分的某个部件的生产。他们看不到其他部件的生产加工，也不清楚整个生产流程。”

采用现代管理制度后，工厂实现了平稳的连续性生产，减少了生产过程中不必要的浪费。现代公司数据统计适应了这种生产模式，因此更加精确、更加复杂。韦勒的时间-动作效能研究是数据统计的产物，温彻斯特公司精确的数据统计让德莱塞深感震惊：“这里的数据统计系统经过精心筹划，其完善程度与精确程度无可匹敌。这些数据不仅统计了每一笔财务交易，还记录了每一个机械操作过程和步骤。事实上，每位工人的生产情况、每个部件的生产流程，都可以在该公司的数据库中找到记录。”

现代专业化统计人员对自己的工作深感自豪。有人表示，现代专业化统计人员“神通广大”，能识别各种形态的文字和符号，毕竟每一个擦除和修改的痕迹、每一个小点、每一个破折号、每一个文字都承载着一定的含义，无论其含义是清晰还是模糊。由于公司记账涉及各种烦琐的数据统计，因此具有神秘性。如果工厂生产不能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生产率就会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就会增加。这种损失在科学管理中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工厂的“未分摊成本”。莎拉一定明白这一术语的意思，不过她对该术语的理解完全出于不同的角度。要解决“未分摊成本”问题，就要实施连续性生产制度，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避免生产间歇带来的损失。

第14章

神秘屋

世间万物书写自己的历史。空气中充满声音，天空中写满预兆，大地是一本笔记，上面留着各种印记。所有东西都带着某种暗示，只有聪慧之人才能读懂其中的奥秘。

——《精神共和国》，1867年1月

1898年5月14日，莎拉·温彻斯特坐在自己的二层阳光房里。这个房间被一棵大柏树的阴凉罩着，是她在私人宅邸“Llanada Villa”最喜欢的房间之一。莎拉精心设计了这个阳光房的地板，可以将之抬起。地板下面铺设了锌质排水槽，可以将废水引到下方的一个圆桶里，莎拉就用这些水浇花。抬起地板后，又可以晾晒下面的排水槽。莎拉的思想极具超前性：在供水完全充足的情况下，她已经想到了循环用水；她用草本植物熬汤，原料全部来自私人地产。

莎拉手头还有一封信没有回复，这封信是简寄来的。这天，她在给简写回信，时任总统麦金莱派遣军队占领了菲律宾。几周之后，也就是7月1日，西奥多·罗斯福手持温彻斯特步枪，领导“勇猛骑士”打响了圣胡安山战役，打开了通往古巴圣地亚哥的战略要道。1897年，罗斯福在途经加利福尼亚时本想造访莎拉，当面向莎拉表达自己对温彻斯特枪的喜爱之情，不料这一计划受挫，究其原因，是因为莎拉向圣何塞商会表示自己从不在家中接待客人。

美西战争打响后，纽黑文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战斗。耶鲁大学的一些学生组建了一个骑兵团，一些加入了罗斯福组建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勇猛骑士”，还有一些纷纷涌入志愿军行列。当时有一排士兵，成员全部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其中包括一些知名运动员。为了提高战时枪支产量，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招募了几百名新员工，新老员工共计3,000人，创历史之最。这些员工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进行生产。到了5月中旬，该公司位于惠特尼湖的工厂也在闲置几年后投入使用，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

不过，莎拉并不像纽黑文人民或温彻斯特那样对“战场风云”感兴趣。莎拉在信中向简感叹：“战争残酷无比，与东部地区的朋友相比，战争似乎还离我很遥远，不过我希望战火永远不要烧到他们身上。”

莎拉接着写道：“我在努力攒足精神写回信。几年以来，我一直为失眠所困扰，不料两三周之前，我又发现自己整天昏昏欲睡，丝毫没有精力做别的事情。除此之外，我最近总是感觉又困又累，无精打采。我不知道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是因为我戒掉咖啡的缘故。有时候一想到自己摆脱了对咖啡的依赖，会备感欣慰，但是不喝咖啡每天都昏昏欲睡，无所事事，又备感失落。”

从莎拉的回信可以得知，读简的来信总会让她想起过往，然后陷入深深的悲痛与失落之中。一年前，莎拉的婆婆汉娜·简·温彻斯特离开了人世。汉娜·简·温彻斯特去世后，温彻斯特公司的大笔财富流入莎拉的口袋。1880年温彻斯特去世时，他将公司4,000股股份转交给妻子。威廉去世时，他将更多的股份转交给莎拉，至于莎拉是否想得到这笔财富，我们不得而知。莎拉此前持有温彻斯特公司777股股份，还继承了几百万美元的遗产。汉娜·简·温彻斯特将所持股份平均分配给了莎拉和简；也就是说，得到这2,000股股份后，莎拉共持有温彻斯特公司近一半（48%）的股权。由于股息较高，莎拉从中获得了更多财富。在1869年至1914年间（有6年时间除外），温彻斯特公司为每位股东发放的股息从不低于21%，有时候则高达79%。威廉去世后，莎拉悲恸欲绝，她已经腰缠万贯，没有心思再向富可敌国的方向发展。

莎拉在回信中向简询问了“母亲”下葬时的情况，如她的衣着和仪容。她也询问了纽黑文其他亲人的近况，特别是简的儿子奥利（Ollie）。她建议简委托信托公司代为保管简留给奥利的财产，而不要有失体面地直接将“现实财产”留给他。

此外，莎拉还关心她在展望街上的房子是闲置还是有人居住，此后她突然就此打住，因为她发现谈论纽黑文只会让她更伤心。她说：“我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与纽黑文有关的一切，这里面有太多回忆，一想起来我就痛苦不堪。”虽然说威廉去世距今已有十多年，可是旧事重提，莎拉依旧能感觉到撕心裂肺的疼痛。

简在之前的来信中询问莎拉是否想留点“母亲”的遗物作为纪念，莎拉实在想不到留点儿什么纪念品。她曾想或许可以留个经常伴随在“母亲”身边的东西，也就是她的贴身用品，这样能让她时常想起“母亲”，不过前提是这件东西并不昂贵。她首先想到了发夹，然后又想到类似的东西，突然之间一段痛苦的回忆涌现在她的脑海：温彻斯特去世之前，威廉给父亲展示了父母二人的画像。莎拉不想再回忆这段往事。她在信中告诉简，一想起这些往事，她就痛苦难言。

不过，她还是情不自禁地去想自己和威廉之间的对话，她对这些对话记忆深刻，它们仿佛既存在于记忆之中，又存在于时空之中。威廉在当时告诉莎拉，他在培养父母的绘画兴趣，等父母与世长辞后，他就保管父母的这些“画作”。莎拉从没有开口跟简要这些“画作”，不过出于对威廉的忠诚，她决定将其要回来。她想，如果威廉在九泉之下知道这些“画作”被人遗忘，他一定会死不瞑目。或许这些东西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别的方面，只不过莎拉现在还无法完全领会和理解，但是无论如何，她一定要兑现未实现的诺言。因此，她向简提及了那些“画作”。由于精力有限，她只能暂时停笔。

第二天，莎拉继续给简写回信。自莎拉搬到圣克拉拉谷以来，10年时光已经一晃而过，远在东部的亲人对她思念有加，想早点儿过来看看她。简也表示希望来西部探访莎拉，不过莎拉匆忙向她解释道：“农场的活儿让我的体力消耗殆尽，我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将房子搭建起来。我也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不过如今的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如拉磨的老马，在哪里站起来就在哪里跌倒。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还没有做好体面接待你的准备。”

粉刷墙壁就是一件令莎拉痛苦的工作。她告诉简：“我没有半点儿涂灰泥的天分。我请了几位粉刷工前来帮忙，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他们就找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比如说地震导致墙体裂缝等，这让我哭笑不得。我打算用来接待客人的房间也刷得马马虎虎，等哪天我自己能胜任这份累人的工作，就将这间屋子从头到尾重新刷一遍。家里的管道系统也是一大烦恼，看来除了彻底整修一遍别无他法。”莎拉表示，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始终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1898年6月11日，莎拉坐下来回复简5月29日寄来的信件，正是在同一天，美国海军登陆古巴关塔那摩，也是在同一天，麦金莱总统主持召开国会辩论，一起商讨夏威夷问题，希望“拿下夏威夷，好让我们在中国获得相关权益”。

简曾买过几件银器，包括一个滤茶器、一个柄上嵌有珍珠的放大镜、一副做沙拉用的叉子和勺子，还有一个装水果或糖果用的盘子。简想在这几件银器上刻上购买日期，然后作为传家之物留给孩子，只是她想不起这些东西的购买日期，希望莎拉能告诉她。温彻斯特家族历来有相互赠送小型银器或象牙制品的惯例，这些小礼物将家族各个成员紧密联系起来。莎拉曾经给侄女和其他亲人送过几件银质小礼物，上面刻着购买日期和“威廉·W.温彻斯特夫人赠”字样。她记得1897年圣诞期间送给婆婆一个银质花瓶，只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会是婆婆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现在想起来，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莎拉眼前的工作耗时又累人。她告诉简自己已经收到了好几箱来信，只是还没有时间将其分类整理。这些信件中，有些是别人对她赠送的银质礼物表示感谢。莎拉表示，自己在寻找这些感谢信之余养成了翻看老信件的习惯，由此浪费了很多时间，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她发现自己丢三落四。她说：“我一定是将其他箱子放在了别处，因为我找不到1889年之前的来信。”

这一发现让莎拉懊丧不已。早上起床后，莎拉就下定决心花一天时间回复尚未回复的信件，不料还没回复完简的信件，午后的阳光就已经斜射进屋子。这一天本来就过得恍恍惚惚，她还要抽出一部分时间照顾生病的小狗“斯尼普”，根本无暇顾及别的事情。因此，她总是未回复完信件就将其搁置一边。为了节约精力、保存能量，她想方设法记住写过的内容，这样等下次再写时就不用重读一遍。不过，要记住已写过的内容绝非易事，既耗费精力也浪费时间，因此她只能倒回去重读一遍书信。

莎拉记得简曾问她加利福尼亚的景色如何。她告诉简：“我不像其他游客那样喜欢探究新鲜事物，还没怎么去圣克拉拉谷之外看看。每天抬头仰望汉密尔顿山，我都能看见利克天文台在山顶闪闪发光，不过我好像从没近距离看过。”

简后来又在来信中提及来加利福尼亚探望莎拉，莎拉看到之后满怀期待，不过一想到自己完全不在状态，一想到家里完全没有做好接待客人的准备，一阵失落感又涌上心头。她告诉简：“希望有一日我能完全做好准备，到时候邀请亲朋好友前来参观，他们才不会感觉我没有盛情相邀。”

莎拉理了理思路，重新读了一下前文提及利克天文台的那个句子。莎拉一定觉得没必要说这句话，因此她在这句话旁边添加了一些补充说明，纠正了一下这句话的内容；一会儿之后，她一定是觉得没必要做这样的修改，因此又用笔画掉了备注。

莎拉还在信中解释了自己对亲朋好友来访有所顾虑的原因。她之所以这么做，或许是为了让简晚些来访，或许是为了强调自己当前任务的紧迫性。她说：“自我开始改造房间之后，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还尚未顺利完成一件事。”

她补充道：“这件事说来话长。”

与在东部相比，莎拉要在加利福尼亚将一件事情做得像模像样非常困难，或许简已经适应了纽黑文忙碌的工业化生活，无法体会其中之苦。莎拉告诉简：“出于某些原因，我时不时要整修房子，一旦某些地方发生变动，其他问题也随之而来。举个例子，我的房子旁边有一座建筑，它挡住了我二楼大厅的光线，二楼大厅直通卧室，有好几个朋友因为光线不足而踩空了楼梯。因此，我决定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大约一年之前，我在屋顶开了一个口子，在上面装了一扇天窗，这就意味着我必须用灰泥粉刷墙面。墙面粉刷之后，新的问题出现了。到了冬天，这里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雨水从天窗周围渗漏下来，我只能重装一遍天窗。”

供暖系统也存在问题。莎拉说：“房子内部布局不够合理，供暖成为一大问题，我希望赶在明年冬天到来之前予以解决。”世间万难总有解决之策，任何有精明头脑、有进取之心的美国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为了不给简留下慵懒的印象，莎拉说：“若不是身体容易疲惫，我定会提升速度，增加工作量。”莎拉因为没做好接待准备而向简道歉，还告诉简：“为了招待前来修理供暖系统的炉前工，我忙前忙后，精疲力竭，用了一两天才恢复精力。”

在上封信中，莎拉跟简提到了威廉收藏的那几幅“画作”。显而易见，她已经意识到不该把话说得那么直接，因此想重新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思。在这封信中，莎拉曾告诉简这里降水较少，还描述了一下当地的植被情况，因此她就在这段文字的中间笔锋一转，匆忙解释自己之所以如此唐突地提及这些“画作”，完全是出于对威廉的忠诚。

莎拉得知简要把婆婆“离开凡间”之后留下的银质顶针和发夹送给她作为留念，内心欢喜异常。从莎拉说汉娜·简·温彻斯特“离开凡间”，我们能读出很多信息。在莎拉看来，婆婆的生命并没有终止，她只是从凡人的视野中消失。有时候，一些神秘的现象总是通过某些自发的细节和琐碎的片段显现出蛛丝马迹。与莎拉有关的资料数不胜数；相比之下，莎拉自己写过的东西则寥寥可数。抛开这些不说，单单是从“离开凡间”这一说法，我们就可以断定一个事实：莎拉相信魂灵的存在。

莎拉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么长的信件。当下，她还有4封信件亟待回复。除此之外，她还要回复简的丈夫T. G.班尼特发来的电报，这封电报涉及温彻斯特的财产分配问题。看完这封电报后，莎拉意识到自己寄给班尼特的第一封信函内容有不当之处，因此她认为有必要发送第二封信函，以此纠正问题、澄清事实。莎拉还没来得及回复这封电报，此时已是下午5点左右。为了不打消厨师的积极性，她强迫自己迅速吃完晚饭。她还以自责的口吻告诉简，自己通常在吃完晚饭后便匆匆准备晚间休息，此时外面的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莎拉这么做一定有自己的原因，或许认为这么做非常必要，或许认为这么做更加保险，至于具体原因是什么，她并没有向简解释。

据说，每天晚上一到12点，一名日本敲钟人会敲响“Llanada Villa”的大钟，钟声嘹亮。这座大钟的敲钟索从钟塔内部的墙壁上吊下来，墙壁表面光滑无比，即使依靠外部的楼梯或走道也难以攀爬。这名日本敲钟人有一位弟子，他把自己的手艺传授给他，等哪天他去世后弟子就可以接班。敲钟索的末端在哪儿，只有这名日本敲钟人和他的弟子知道，听说他们要穿过一个地下室，然后钻进一个室内隧道。为此，这名敲钟人还专门为弟子绘制了一幅地图。为了让这名敲钟人每天在半夜12点准时敲钟，莎拉不惜花重金为他购置了一块怀表，不过考虑到怀表可能出现计时不准的情况，她又为他准备了一块价格最高、精准度最好的精密计时表。有了这块精密计时表，他就可以保证怀表分秒不差。

后来，莎拉考虑再买第二块，甚至第三块精密计时表，放在这名敲钟人的住处，以此保证第一块精密计时表分秒不差。

然而，即使是最上乘的精密计时表也可能出现一两秒的误差，由此会影响第一块精密计时表和怀表的时间设定。基于以上考虑，莎拉建议这名敲钟人每天以利克天文台的时间为参照。曾经对于温彻斯特和威廉来说，精确的时间至关重要。威廉去世后，他为耶鲁大学天文台捐赠了一个太阳仪作为计时装置，以此“统一时间，为当地钟表制造商提供便利”。按照莎拉的嘱咐，这位打更者首先参照利克天文台时间以确保第一块精密计时表的准确性，以此为依据确保第二块精密计时表的准确性，最后再确保怀表的准确性，这样就可以在子夜准时敲钟。

莎拉要求这位打更者在子夜准时敲钟，一定是因为这件事对她意义重大。

莎拉之所以提前入睡，极有可能是为了保证子夜以后的活动，不过她并没有告诉简自己子夜以后的安排是什么。相反，她以充满希望的语调在信的末尾指出：“不久之后，我就可以精力充沛，彻底摆脱昏昏欲睡的状态。希望我能早日将房子收拾好，这样我才能满怀自信地邀请你们前来参观。”

写完这封信后，她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在一沓准备交给外甥女和秘书的信件上，接着又将信件重新整理了一遍，然后抬起头向窗外望去。1886年，莎拉从考德威尔医生手里买来那座尚未完工的小木屋，里面共设8个小房间，现在她居住的这个阳光房就建在那座木屋的原始中心位置附近，不过她或许并不清楚那8个小房间现在在哪里。

她从这座阳光房向左侧望去，看到帕拉第奥式建筑风格的牛眼窗（这种建筑风格当时在旧金山非常流行），还看到部分前廊。前廊的旁边有一座房子，房顶上有阳台；阳台后面还有几座房子，每座房子高低不一。这几座房子后面便是一座7层高的塔楼，不过这座塔楼不在她的视野之中。这些房子的屋顶由木瓦铺成，上面还饰以塔状建筑，无论从现在坐着的位置还是其他有利位置，莎拉都看不到这些房子的尽头。放眼望去，莎拉看到的都是此起彼伏的尖塔、眺远亭、角楼、“望夫台”⁵⁰、塔楼、天窗、梁柱、老虎窗及三角墙，这些三角墙漫无目的地向四面延伸，也不讲究基调和美感；而在房子的顶部，一片片木瓦好似波浪和梦境一般层层推进。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前莎拉•温彻斯特的私人宅邸“Llanada Villa”。此时这座宅邸无论在规模大小还是建筑风格的奇特性上都达到了顶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奢侈豪华的私人住宅。照片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提供。

正如莎拉对简所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还有许多建筑要修建、改建和拆建。不过与之前相比，莎拉今天明显感觉到收获颇丰，或许她已经对自己的工作进度心满意足。

圣克拉拉谷居民注意到不时有声音从柏树丛后面的“Llanada Villa”传出来，不过他们并不清楚里面的动静是怎么来的，只看到外面的警示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非商勿扰”。不过，仅从外面来看，“Llanada Villa”的豪华就足以令人惊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美丽的草坪；喷泉不时将水花喷洒在雕像上，其中包括一个神似真人的印第安武士；树木、紫丁香、葡萄藤、蒲苇及其他奇花异草随处可见；凉亭和太阳房上都建有迷人的小尖塔，壁龛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人们眼前，里面的雕塑若隐若现。

1895年3月29日，《圣何塞新闻晚报》（San Jose Evening News）报道了这一新闻，这是媒体首次公开承认莎拉确实有奇怪而不可思议的举动。1896年2月，《美国建筑师和建筑新闻》（American Architect and Building News）援引了这则消息，标题为“建筑之谜”。这篇文章指出：“首次参观这里的房子，你会惊诧不已，不由自主地擦亮自己的眼睛。这里的塔楼密密麻麻，如梦如幻，不过到后来你会发现这不是幻觉。越是走近，你看到的越多。”

在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之前，这座私人宅邸就像一座附带要塞的德式城堡。这篇文章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你都能发现新的塔楼。每座房子都有附属建筑，每座附属建筑至少有一个独立的屋顶，有些屋顶高高耸起形成塔楼，有些则线条圆润形成穹顶。不过，不是每座房子在建成之后都有幸保留下来，那座圆顶主体建筑前后共经历16次拆建，最后才迎合了主人的品位而保留下来。”

这篇文章的作者指出：“建筑工人还在忙忙碌碌，准备修建另一座塔楼。”他还敏锐地发现：“仓库和谷仓都被修建成L形或T形，表明它们是分多次建好的，而且随时可以做进一步的改建。”

到了1905年，也就是旧金山大地震之前，莎拉·温彻斯特的私人宅邸俨然成为当时国内造价最高的建筑（若按2015年标准计算，共耗资1.3亿美元）。宅邸建成后，莎拉只身和外甥女弗朗西丝（伊莎贝尔的女儿）住在这座孤寂冷清的建筑里，服侍她们的是几位忠心耿耿、寡言少语的东方仆人。《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指出，这座宅邸里有几条猎犬专门负责巡视，防止出现不速之客；宅邸的大门不对外开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让个别客人进入。这座宅邸中最高的建筑为7层，共有房间200个，窗户10,000扇，单扇门、双扇门、活板门等共计2,000扇。此时，“Llanada Villa”在规模上达到顶峰；与此同时，这座宅邸又极富神秘色彩，从外面看如此，从里面看更是如此。

当时，《纽约时报》刊文指出：“这位‘枪之遗孀’是一位年迈但富有的隐士，她修建了一套规模宏大、极度复杂的豪华建筑，这些建筑不仅具有传奇色彩，更具有哲学韵味，这种传奇色彩和哲学韵味非任何小说所能描述清楚。”

有人指出，莎拉在修建这座私人宅邸的过程中“不知疲惫，永不停歇”。当时，莎拉以3倍于通行薪资水平的酬劳请来16名木匠负责宅邸修建，这些木匠实行轮班作业，保证每天24小时工程不停，他们不仅要修建塔楼和附属建筑，还要修建一些毫无实际用途的房子，有些建筑修完第二天就被拆除或用灰泥填塞。这座宅邸的修建共耗时30年之久，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莎拉实行最低生活工资制的做法至少领先时代几十年。

1911年，《圣何塞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称莎拉的豪华宅邸为“杏树和橄榄树海洋中的一个巨大问号”。一个世纪以后，圣克拉拉谷的居民仍然难以猜透莎拉宅邸的设计之谜与建筑意图。《旧金山纪事报》指出：“这座宅邸奢侈豪华、结构复杂，而我们的问题却很简单：为何如此修建？”

第15章

“风格奇特，意义重大”

噢，疯狂的阿拉克尼，

我看到你有一半已变成了蜘蛛，

你在给你带来厄运又被撕碎的锦缎上，如此凄伤！

——但丁，《神曲》

1971年，T. G.班尼特和简的孙女苏珊在回忆莎拉·温彻斯特时表示：“除了爷爷奶奶与她通信外，其他直系亲属都很少提到她，也没有人去看望她。1906年，爸爸妈妈在结束奇妙的巴哈半岛之旅后提出去探望她，后来却得知她无法见他们。”苏珊表示，东部的亲属并不想念莎拉，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莎拉太过古怪。1968年，苏珊第一次去圣何塞参观莎拉的故居，之后终于明白亲人们为什么不愿提起她。

购置了圣克拉拉谷的土地后，如果莎拉没有将房子修得奇形怪状，而是以正常方式建得整整齐齐，情况可能会迥然不同，人们顶多称其为开发商而非难以理解的怪胎。

1906年4月，一场地震突袭旧金山，无数建筑被夷为平地，大火又随之而来，成千上万人在地震中丧生。有传言说，莎拉知道这次地震由自己引起，这是死在温彻斯特枪下的冤魂对自己展开的报复。莎拉曾希望对这片土地拥有绝对所有权和支配权，希望能独立于世界之外，不过宇宙正义之神的使者总是能找到她，然后将这个砖石及玻璃建成的世界瞬间摧毁。T. G.班尼特听闻这一消息后立即写信给简：“旧金山传来噩耗，不知你是否已经给萨莉（莎拉的昵称）发过电报？”

目前尚不清楚地震突袭的那一刻莎拉是否在“Llanada Villa”，不过外界普遍认为灾难发生之时她在自己的房间睡觉。仆人成功躲过一劫，然而由于莎拉经常更换卧室，他们找了一小时也没找到这位古怪的女主人。等仆人找到莎拉睡觉的房间时，他们发现这座房间的门框有一半已经坍塌，壁炉也倒在了地上，死死地将门卡住。莎拉修建了一座迷宫，却将自己困在了迷宫之中。这个门框上有一个痕迹，至今仍然清晰可见，有人说这是当时仆人用铁橇撬门救她时留下的。

我们并不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莎拉的城堡在地震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一座7层高的塔楼被夷为平地，几座烟囱倒塌了，角楼分崩离析，第三和第四层的附属建筑也惨遭摧毁。正如当地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二十多年的精雕细琢顷刻间化为废墟。”

莎拉并没有将房子前面受损的部分重建，而是让仆人用木板围了起来。弗朗西丝的丈夫在后来表示，莎拉曾承认自己的宅邸“看起来好似疯子所建”。显而易见，莎拉已经考虑将“Llanada Villa”的宅邸出售。此时，一些媒体已经开始报道莎拉·温彻斯特与魂灵、枪支之间的故事。1908年4月，《旧金山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莎拉欲出售宅邸以摆脱冤魂纠缠》。

此后，莎拉继续一路向西，开始了新的旅途，最终来到西部尽头旧金山湾。

莎拉共有十几套不动产，其中之一就在旧金山湾，是一块面积为13英亩的海滨湿地，旁边是桉树林和马球场，马球场上搭建了马厩。莎拉将一艘游艇固定在这里，这里便成为她的新家。这种做法在唯灵主义信仰中能找到依据：唯灵论者相信魂灵不敢也无法渡过水。以这个逻辑来看，这艘船就形成了一种“家庭安全系统”。从地震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这艘游艇泊在水面上，不大可能被地震破坏。

莎拉开始依海湾修建一道巨型混凝土海堤。接着，她开始规划在这块土地上兴建一套精密复杂的基础设施，如运河、水道、闸门、船库等。有了这些，她就可以打造一支船队以及一篇文章所说的“救援方舟”，以此保障在这一水上迷宫的安全通行。帕洛阿尔托当地一份报纸指出，有了船队后就必须建造自己的“帝国”，因此莎拉打算在陆上打造“西部最豪华的乡间住宅”。这篇文章进一步指出，要打造最豪华的乡间住宅，就要建造一座大山，为船队、运河系统和整个港湾提供屏障，因此莎拉要求工人大兴土木，用土堆起一座上帝由于考虑不周而未能提供的大山。

莎拉在这艘匆忙打造的游艇上生活了6个月，这里是她地震之后的栖身之所，是她的“战略大后方”。然而，据相关报纸报道，到了1909年，莎拉对这一“新宠”感到厌倦，于是匆匆叫停了所有的海边建设项目，一如她匆匆开始。莎拉弃置了那座尚未建成的人造大山和其他设施，将游艇赠送给了外甥女赛迪·卢瑟福（Sadie Rutherford）。一位长期生活在伯林盖姆的居民说：“这些建筑内部豪华美观，地面用各式硬木地板铺成，壁炉台也形态不一……这些建筑对外开放，孩子们喜欢在里面玩耍。”1929年，这艘游艇被大火烧毁，在此之前，流动工人视其为海上中转站。

无论是因为何种原因，无论是出于神灵指示还是现实考虑，莎拉最终鼓起勇气重新回到了“Llanada Villa”。无论她想说什么、想做什么，一切都与这套房子有关，而与游艇、土地或其他建筑无关，不管这些建筑是暂时修建还是永久存在。此后，莎拉的一切计划都将在这里展开。

莎拉没留下日记，也没留下她的“Llanada Villa”建筑规划和设计蓝图。她经常信手在餐巾纸和牛皮纸上设计塔楼和附属建筑，也随时会像撕掉设计图纸一样拆掉刚完工的建筑。温彻斯特公司驻旧金山的代表，曾经帮助莎拉购置这块土地的E. B.兰博的儿子拉尔夫·兰博（Ralph Rambo）在后来的回忆中表示，莎拉一有灵感就摆出制图板、拿出棕色牛皮纸（两面都使用）现场画设计图。莎拉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建筑设计训练，何况建筑学是当时刚兴起的一门专业。不过，我们从莎拉留下的银行收据可以看出她确实订阅了《建筑实录》（Architectural Record）杂志。

有游客表示，莎拉的设计图纸与建筑方式荒谬怪诞，毫无意义。他们认为，这种设计既不实用，也没有特定意图，既不协调对称，也没有特殊功能。一位游客后来表示：“这些建筑就像数学运算中出现了一个问题，于是一个又一个错误的数值反复出现。这种现象在建筑中实属罕见，完全不符合逻辑。”温彻斯特枪支彼此间的误差幅度不超过1/1,000英寸，从完美性和可替换性角度来看，没有什么可与之相匹敌；然而，莎拉将温彻斯特枪支换来的财富用于宅邸建设，却造出了世界上最为稀奇古怪的建筑。

从这些设计我们可以看出，莎拉完全一反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莎拉可能疯了，不过她显然没有疯。诚然，莎拉仿佛“走火入魔”，但是无可否认，她精明能干，在许多方面卓越突出（包括拥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她经营着一大片果园，对当时的高科技设备非常痴迷，还在业余时间发明了很多东西，如淋浴花洒、羊毛保温毡、仆人用的呼叫机和对讲系统、从内侧可以打开的百叶窗，以及阶梯拐角处预防尘土堆积的金属板。她还是第一个使用壁嵌式壁炉箱门的人，这种设计可以保证炉灰落到灰坑的中心位置。莎拉还发明了一种防盗窗闩，设计原理与温彻斯特步枪的扳机和夹板锤类似。

1906年，莎拉写信给律师塞缪尔·莱布（Samuel Leib），一方面希望为姐姐和姐夫建立信托基金，一方面希望他认真研究一份意思模棱两可的土地契约（她想购买一块50英亩的土地），还希望他帮助她解决与铁路公司之间的土地争端（她义正词严地指控铁路公司侵占其私人土地，不过最终控诉失败）。莎拉虽然头脑聪颖、思维敏捷、精通法律，但是总有烦心事扰乱她的思绪，使她无法专注于手头的工作。1905年11月，她写信告诉莱布：“还有些事让我心烦意乱、苦不堪言，我必须全身心投入，可是我的精力有限。”此外，莎拉经常为疾病所困扰，有时候急性关节炎发作让她心力交瘁。莎拉以极其模糊的口吻说道：“痛苦根本不给我喘息的机会，要完全摆脱这种痛苦似乎不大可能。”

莎拉想合理利用自己每个月的固定收入以帮助别人，于是她在1908年12月写信给莱布，信中明确表示：“我想最好买债券，到期时间长。”1909年7月，莱布致信联合信托公司（Union Trust Company），转述了莎拉心血来潮表达的愿望：“莎拉·温彻斯特夫人希望将付息期缩短至一个月，她没有向我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过我知道她一定有自己的原因。”大约一年之后，也就是1909年11月，莎拉再次写信给莱布，称自上次通信之后自己“无法做到事事悉心关照”，然而她并没有解释具体原因。她表示希望自己的信托基金可以覆盖所有被收养的儿童（伊莎贝尔此时正计划收养一名幼童），还希望保留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修改合同条款或撤销合同的权利。果不其然，她说到做到。她在后来的信件中表示：“出于现实因素考虑，我希望在明年2月1日之前尽早终止协议，我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但是我相信这是最好的选择。”

在很多人看来，莎拉如谜一般神秘，这种神秘无关癫狂，却也让人猜测不透。当然，她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莎拉的“神秘屋”（后人对莎拉私人宅邸的称呼）就像黑洞一般，能将无限能量吸收到一个压缩的空间。

每年都会有成百上千的游客前来参观神秘屋。如果说这座神秘屋只是某个疯子建造的“垃圾堆”，或者只是某位建筑爱好者随意设计的样品，那么它不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如果说它出自某个正常人之手，传递的信息显而易见，那么它不会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莎拉的吸引力在于其艺术家的风范而非疯子般的癫狂。事实上，神秘屋奇特古怪，是莎拉有意为之，如果你仔细观察，认真领悟，定能发现这座维多利亚式建筑中所隐藏的奥秘。正是这种神秘感吸引了无数游客，他们知道莎拉想告诉世人某些秘密，他们知道打开奥秘之门的钥匙正是这座建筑本身。

毫无疑问，莎拉并不像她的一名工人所描述的那样古怪而疯癫，她只是相信“魂灵世界”真实存在。

站在圣何塞的野外放眼望去，莎拉的城堡被大片大片的果林包围。每逢夜深人静之时，每逢月光和星辰照亮这片果林之际，总能听到一些夜班工人在此辛勤劳作，为这座建筑添砖加瓦或拆东拆西。

这座城堡拆了又建，建了又拆，修修补补永不间断。或许在莎拉看来，这么做能让她的内心得到安慰。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在海伦遭诱拐后随即踏上了去特洛伊的征程，一走便是20年。在此期间，他的妻子珀涅罗珀为了摆脱追求者的烦扰，发誓只要为丈夫织好裹尸布，就从众多的追求者中挑选一位。珀涅罗珀对奥德修斯忠贞不渝，坚信他没有死。她每天晚上把自己关进城堡，编织所谓的裹尸布，编了又拆，拆了又编，不辞劳苦，也没有终结。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她坚守了自己对（据猜测）已逝丈夫的忠诚。

莎拉所做的一切和所创造的一切代表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魂灵世界，这两个世界交叉重叠。对于莎拉所做、所创造的一切，我们或许可以从灵异故事中找到合理的解释。据说，威廉死后通过灵媒库姆斯传话给莎拉，希望她替自己将功补过，为冤魂修建栖身之所。1911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剖析了莎拉修建神秘屋的原因。《纽约时报》宣称这篇文章是莎拉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亲口陈述。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就像西部传奇故事中的某些枪支传奇一样，最初只是谣言，后来就变成不争的事实。文章指出，有几个朋友在听闻莎拉的奇怪行为后仍然坚持看望她，莎拉就向这些朋友透露自己收到了神示，只要神秘屋或这座宅邸里面锤子的敲击声不停息，一切都会安然无恙。

莎拉患有失眠症，几乎从未睡好过。威廉去世几十年以来，每逢辗转反侧之际，她总是戴上黑面纱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独自哀痛感伤。哈里·博彻斯（Harry Borchers）是这座庄园的一名铺瓦工，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表示：“我很少能看到她。有时候不知道她突然从哪里冒出来，让人感觉她似乎一直在暗中监视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她晚上睡不着觉，就戴上面纱在自己打造的迷宫里闲逛，小小的身影不时穿梭在各个走廊里。”

莎拉一直在潜心设计神秘屋的入口、出口以及各个部分间的过渡。神秘屋内，有些楼梯不知通往何处，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壁橱或房门打开后，发现后面是冰冷的墙壁；走廊绕来绕去，最终还是回到起点；大房间里面又修了小房间，就像盒子一个套着一个；阳台和窗户修在屋内而非屋外，有些阳台只有几英寸宽；有些楼层没有天花板，烟囱从中间隔断；有些地板上开着“天窗”；有个衣橱空间巨大，好似隔间，而它旁边的碗柜深度还不到1英寸；有个房间装了两扇门，一扇正常尺寸，一扇只有孩子一样高；有个房间和墙角柜之间开了一扇密门，只能从房间里面打开，无法从外面打开，而墙角柜的抽屉全都无法打开；房子内不同位置之间看似相通，实则不能互通。同代达罗斯⁵¹难以逃脱的黑色迷宫一样，莎拉的神秘屋也让人眼花缭乱：走廊及其他细节的设计令人迷惑；一间屋子里的拼花地板设计独特，当灯光照到地面上时，暗色的木板会变亮，亮色的木板会变暗；牛眼窗呈现的图像是上下倒置的。在这里，即使最基本的事实（如上下、明暗等）也似乎完全颠倒，让人晕头转向。代达罗斯的迷宫设计极其错综复杂，连他本人都难以找到出口；莎拉的神秘屋也是如此。莎拉既是这座“迷宫”的设计者，同时也是住在里面的“囚徒”。

如果说人脑是一座房子，其形状也大抵如此。一天当中，我们脑中不时出现想法、回忆或愧疚感，这些东西都来自意识。如果这些东西无法令我们欢喜或让我们感到恐惧，我们会沉默、反思，然后重新对其加工，使其可以操控和支配；我们也可能将其加以克服或者用别的东西取而代之。拉尔夫·兰博说：“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也没能让莎拉气馁，对于这些设计，莎拉要么让工人拆掉，要么密封，要么继续在上面建造房子加以掩饰，要么完全忽略。”同头脑对信息的修正、破坏、抑制、重建一样，莎拉的神秘屋也经历了这样的改造过程，最终完全定格成现在的样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人的大脑与建筑遗迹类似（尤其是古罗马的建筑遗迹），过去的事件、经历的创伤都潜伏在人脑潜意识的最底层，永远不会消失。与其说“Llanada Villa”是居住之地，还不如说它是“精神实体”：在这里，凡是成型的东西永远不会消逝，所有的历史观念和斗争都与现代社会共存。

温彻斯特神秘屋内建筑奇特古怪、各式各样。如图所示，这段楼梯不通往任何地方。图片由温彻斯特神秘屋提供。

莎拉对有些房间加以改造，使其扩大10倍以上，有位工人徒手用白蜡木、橡木和桃花心木铺成了严丝合缝、完美无瑕的拼花地板，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这些豪华的大房子或许是莎拉按照指示为冤魂建造，或许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快乐和慰藉而建造。她以极其奢华的材料和最新的设施装饰这些房间，之后紧紧关闭，极少使用。1975年，工人在重建温彻斯特神秘屋时发现了一座先前从未或极少有人使用的房间，里面有两把椅子，还有一个20世纪初的老式留声机扬声器，房门用1910年的铁锁锁着。据说这座神秘屋里还有一个长期封存的酒窖，里面的墙壁上留着一个粗糙的手印。莎拉认为这个手印是不祥之兆，是肮脏之手的象征，因此将酒窖紧紧密封了起来。显而易见，她忘记了酒窖的存在，继续在上面修造新的建筑；或者，她可能因为感觉这种东西太过可怕而选择将其遗忘。

在一些灵异故事中，莎拉之所以要把房子建成迷宫，是为了愚弄、迷惑那些死在温彻斯特枪下的冤魂——至少是那些邪恶的冤魂，它们诡计多端，一心想报复莎拉。有人说她曾经告诉朋友：“这些邪恶的冤魂绝不能摸清我的房子，每年我都会修建新的房间，这样它们会身心俱疲，选择放弃。”这座神秘屋全部采用切面设计，许多空间最终都通向死胡同。

或许逃避徒劳无益，但是通过采取行动、建造更多房屋，莎拉或许能从中得到安慰。

这座黑暗的迷宫里到处充满了线索和暗示，这些线索和暗示体现在每一个设计细节中。莎拉喜欢“13”，这是一个神秘的数字。她将遗嘱分割成13部分，分13次签字。这座神秘屋里的一切也无不与“13”有关：水槽的排水管有13个孔；墙上挂着13个挂钩；窗户上装有酸蚀毛玻璃，上面镶嵌13颗透明的玉石。雏菊（daisy）是莎拉最喜欢的花朵（她有一个外甥女就叫Daisy），因此无论是窗户上还是浴室瓷砖上都贴着13朵雏菊的图案，而一朵完美的雏菊正好有13个花瓣。莎拉还在彩色玻璃窗上贴了9朵小雏菊图案，每朵也是13个花瓣。

或许莎拉最喜欢的图案是蜘蛛网。在莎拉的神秘屋，无论是竹质橱柜上还是天花板镶板上，蜘蛛网图案无处不在。其中，有一个贴蜘蛛网图案的窗户最为惊艳，上面嵌有13颗蓝色和琥珀色的石头。这张图案中的蜘蛛是女性的化身，它不断地吐丝、织网。同代达罗斯修建迷宫一样，这只蜘蛛编织了自己的世界，最后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中心。它的网由无数螺线织成，一圈一圈不断向外延伸。它是一位能工巧匠，不过自身也沦为这张大网的“囚徒”。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创作的《夏洛特女郎》（Lady of Shallot）是莎拉在童年时代阅读次数最多、印象最为深刻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主角是一位被监禁在铁塔里的少女，她独自生活，由于受到魔法的诅咒，必须每日每夜不停地纺织。她不能望向窗外，只能通过镜子观察外面的世界，否则将命丧黄泉。一天，窗外传来兰斯洛特⁵²的声音，她情不自禁地离开织机来到窗前，此时诅咒显灵，她全身被丝线缠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夏洛特夜以继日地纺织，既是她自己作品的创造者，又是它的奴隶。

可以想象，莎拉在晚上漫步于她的神秘屋之中，或许是因为她知道冤魂在寻找她，内心惊恐万分；或许只是因为痛苦、悲伤的情绪或内心的冲突让她寝食难安。她通过一道奇妙的门廊，来到一个大型舞会厅，这个舞会厅里面用金银装饰，还装配许许多多棱镜。因此，只要有阳光照进来，一束束色彩斑斓的光线会投射到墙壁、地面和天花板上，闪闪发光。

按照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习俗，舞会厅是一座宅邸中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房子，是通往宅邸内部空间的入口。然而，莎拉从未在舞会厅中招待过客人。这座舞会厅是莎拉的神秘屋中最为光艳夺目的房间，也是唯一称得上有建筑设计的房间。从这一层面来说，舞会厅是莎拉的神秘屋中最重要的房间，也是最不具实用价值的房间。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莎拉开始动用建筑师和工人将建筑向庭前草坪的方向延伸，以此扩展空间。这间舞会厅宽20英尺、长40英尺、耗资9,000多美元（约合今天的24.4万美元），地板由工匠用鸟眼枫木徒手铺设而成，不用钉子，形成精美的菱形图案。地板铺成后，莎拉要求工匠将其中的一部分拆了重新铺设，因为她认为这些地板铺设存在细小的瑕疵，音响效果也不够理想，而对于看不出瑕疵又不懂音响效果的工匠来说，这无疑是令人扫兴的事。

舞会厅的天花板由白蜡木经手工雕制而成，室内装饰共用了19种名贵木材。莎拉的神秘屋中共安装了3面镜子，舞会厅中就有一面，装在壁炉台上。舞会厅的一面墙壁上还安装了防火保险箱，由4扇门重重保护。

一进舞会厅，首先看到的是风琴右侧两扇精心设计的窗户，上面镶嵌着蒂芙尼彩色毛玻璃。莎拉在这两扇窗户的窗扉上刻了两句话，这是最能揭示她内心想法的线索，或者说至少是通过语言而非暗示传递的线索。第一句话出自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二世》（莎士比亚最有成就、最能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品之一）：这些思想充斥在这小小的世界之上。⁵³这句话是理查二世临刑前在监狱中的独白，当时他的堂弟博林布鲁克篡夺王位，将他关押在一个狭小、无窗的牢房里，无法逃脱，也不可能释放。莎士比亚研究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表示，理查二世习惯了孤芳自赏，说这句独白时，他仍然在有意识地“看着自己思考”。他想在监狱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联系（他曾说：我一直在思考该如何将这座监狱比作世界），不过每次都是百思不得其解。

要在监狱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联系，他面临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监狱之外的世界有人，而他的牢房里只有自己。即使如此，理查二世并不气馁，决心一鼓作气找到摆脱困境之策。果不其然，他想出了办法。他决定在监狱中开辟自己的世界，利用大脑与灵魂的“交流”为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创造“先天智力缺失”的子民。因此，他说：“这些思想充斥在这小小的世界之上。”他为这些人提供了“大脑舞台”，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他由手握王权、坐享荣华富贵的生活走向没落不堪的历程。理查二世在这个小小的世界中扮演多重角色，不过最终还是走向同一个悲惨的结局：身陷囹圄，孤独又无助，在监狱与现实世界之间无法搭起桥梁。

第二句话出自莎士比亚的悲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她们把心里的话全部打开。⁵⁴在很多人眼里，莎士比亚的这部剧内容淫秽，情节也令人困惑。因此，该剧1916年在美国初次登台演出时只在纽黑文上演。莎拉选择这部剧里面的台词，足见她思想的先进性。许多学者认为，《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是莎士比亚最令人失望的作品之一，它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向人们传递了一种荒诞又近乎后现代主义的悲观思想，结局也一反广大读者的期待。该剧既颠覆了“战场风云”（奥利弗·温彻斯特所使用的术语），也颠覆了传统爱情故事中的英雄主义，告诉人们真理和勇气并非永恒不变。在剧中，乌利西斯怒斥克瑞西达骄奢淫逸、卖弄风骚的行为，称像她这样不忠于感情又道德败坏的女人，只要有“蠢蠢欲动的倾听者”，她就会“把心里的想法全部敞开”。这两句话分别选自两部不同的剧本，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由思想建造的国度，这是一个凄凉孤独的国度，里面的一切看起来荒诞古怪。对于生活在这个国度之中的莎拉来说，她封闭的内心世界只充斥着一个思想，那就是虚幻与现实世界的统一。莎拉告诉我们，即使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她也会努力搭建虚幻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桥梁。

那架风琴支在背墙靠窗的位置。在威廉生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莎拉特意将家中的风琴挪到方便弹奏的位置。威廉去世之后，莎拉离开了纽黑文，临走之前她用两美元请了一名工人，将风琴搬回原来的位置，自己则只带了一架簧管风琴前往圣何塞。

如今在圣何塞，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仆人们总能看到莎拉在灯光下用力弹奏乐曲。为莎拉照明的那盏枝形吊灯由德国制造，上面共有13支灯管（不过有传言说最后一支灯管与主灯管衔接，因此只有12支灯管）。这间舞会厅的天花板共由13块镶板组成，每块镶板上都有13个方格，这盏枝形吊灯就挂在其中的一块镶板上。除此之外，舞会厅里还有13个纯银制作的枝状大烛台。莎拉曾告诉律师莱布自己不可能完全摆脱痛苦，至于这种痛苦是不是关节炎，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莎拉弹奏风琴绝不是为了给现实世界中的活人听。通过弹奏风琴，莎拉确实可以让自己的痛苦得到缓解，毕竟在这一过程中她可以舒展筋骨。至于莎拉为什么弹奏风琴，我们更愿意相信传说给出的解释，而不愿意从最细小、最现实的因素中寻找说明；最重要的是，莎拉的神秘屋不给我们从现实角度出发寻找解释的机会，而是让我们展开丰富的联想。我们希望——或者说我们有必要从灵异故事的角度出发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故事从完全对立的方向说明美国的枪支神话。据灵异故事解释，莎拉弹奏风琴的目的在于安抚数百万死在温彻斯特枪口下的冤魂，在于弥补温彻斯特家族欠下的血债。她知道自己周围有无数魂灵，这些魂灵跟她婆婆一样并没有真正死去，只是“离开了凡间”。从唯灵论者的角度看，建造神秘屋完全是题中应有之义；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建造神秘屋是艺术创造的直接体现。然而，对于莎拉来说，她之所以要建造神秘屋，是为了给这些冤魂提供栖身之所，是为了让它们感觉还有人惦记自己。

爱德华·克罗斯曼（E. Crossman）上尉喜欢在报纸漫谈栏上写与枪支有关的奇闻逸事。正值莎拉在圣何塞搭建虚幻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桥梁之际，克罗斯曼上尉参观了位于纽黑文的温彻斯特工厂，他将该工厂描述为同“Llanada Villa”一样的“迷宫”。和西奥多·德莱塞一样，这座庞大、嘈杂的工厂让他看得眼花缭乱。在获准参观该工厂的主体建筑后，他写道：

站在建筑之外绝不意味着你已经离窥探这些建筑内部的奥秘只有一步之遥。温彻斯特工厂里的建筑并非整齐划一，对称分布；相反，这里的建筑形状不一，大小不同，分属于不同的年代，散乱地分布在纽黑文的大片土地上，其建筑面积之大，无法一次性穷尽……你会发现自己迷失在栋栋高楼之间。迷迷糊糊之中，你爬了一级又一级楼梯，到后来发现还有很多楼梯没有爬；你看到有些防火门开着，有些则紧闭着；你看到一排排机器，长达数英里，轮轴一圈又一圈转动着，有的切割，有的研磨，有的冲压，有的你摸不清门路。参观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这样的兵工厂说起来简单，但是亲眼看到又是另一番场景。

柯尔特的工厂也有“大型迷宫”之称。莎拉的神秘屋被视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迷幻之旅”和“毫无生长规则的菌类”。与莎拉的神秘屋不同，柯尔特的大型工厂看似嘈杂，实则设计合理、井然有序。1866年，奥利弗·温彻斯特声称能生产多少枪支就可以销售多少，纽黑文市民听说后纷纷表示他的想法太过疯狂，而到了20世纪初，美国人再也不讨论温彻斯特公司是否太过疯狂这类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就伟业需要“缩小视野，化繁为简”。美国枪支产业在世界上掀起了巨大浪潮，对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枪支生产商在生产过程中只关注零部件生产。罗伯特·韦勒的“指令卡”将生产环节细分为无数个具体步骤，使得零部件生产精细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精细度甚至超出了肉眼的识别范围。同理，莎拉之所以坚持自己的选择，并不是因为她发现了全然不同的世界，而是因为她看得更清楚。

温彻斯特的家族生意由一种公认的“隐形之手”操控。而在此之外，还有另一种隐形之手，即“魂灵之手”，这是道德良知的另一种体现形式。“魂灵之手”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唯灵主义世界，也属于现代社会的“疯狂世界”。成功的世界观总是看起来水到渠成、自然而然，而失败的世界观总是让人感觉匪夷所思、丧心病狂。正值莎拉将全部热情投入圣何塞神秘屋建设之际，弗洛伊德开始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将魂灵归类为神秘离奇之物，即他所说的“被压抑者的回归”。神秘离奇之物会制造矛盾状态，让生活中普通、熟悉的东西在突然之间变得不普通、不熟悉。莎拉的神秘屋正是如此，屋内原本熟悉的空间经过改造之后变得奇特、诡异。枪支产业无须考虑其产品的社会影响，也无须担忧工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更无须在意死在枪口之下的冤魂。然而，历史表明，这些都是莎拉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到了20世纪，随着美国人对枪支的态度越来越模棱两可，莎拉缔造的神话必然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西奥多·德莱塞在参观温彻斯特工厂之后深感该公司的网络会不断扩大，也认识到每个精细化的生产步骤将该工厂内的“铁路轨道系统”联系起来，而后者又将该工厂与世界大都市中心联系起来，这些地方（远至阿拉斯加和巴拿马）又将温彻斯特枪支远销到世界各地。德莱塞意识到，随着枪支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其生产加工会向精细化发向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对立会淡化温彻斯特公司的网络系统。离开工厂后，德莱塞重新回到“简单的世界，这里没有轰鸣的机器，没有精密复杂的系统，也看不见那么多匆忙赶工的双手，此时再回忆起那座巨型工厂里的楼层、生产间和噪声，所有的一切俨然已成为与战争有关的邪恶符号”。德莱塞在最后表示，由于我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认为温彻斯特枪支能带来和平，所以这种邪恶的符号才不至于特别明显；即使如此，它仍然对我们构成威胁。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的“不可吸收负荷”。

要解开莎拉的神秘屋之谜，就要将关注点转移到纽黑文这座系统化的工厂上。如果莎拉想弥补温彻斯特家族欠下的血债，她完全可以做一名声名远扬的慈善家。同伊莎贝尔一样，莎拉热心于慈善事业，在加利福尼亚低调行善，慈善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但显然不是最出彩的那部分。为了缓解内心的疼痛，利兰·斯坦福创办了斯坦福大学，莎拉完全可以仿其行而为之。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将血债转化为慈善事业会抹杀某些历史真相，或者说至少会抹杀一个历史真相。从道德层面来看，这么做会美化温彻斯特公司的血债史，让其所作所为变得无可非议。如果真是如此，温彻斯特公司生产的枪支会变成伟大的发明，而这种伟大的发明会成为洗刷该公司血债史的最后工具。

或许莎拉并不想为温彻斯特公司开脱罪名，只想让人们看到其在道德方面存在根深蒂固的缺陷。从她的回忆录中隐约可以看出，她一直以“罪恶者的子嗣”自称。如果当初莎拉在斯坦福大学附近建造“温彻斯特大学”，一个世纪后没有人会知道什么叫良心不安、责任承担和“宇宙正义”。果真如此，人们就不会看到这座顽固而坚定地矗立在I-280八车道公路旁的神秘屋，也不会看到“温彻斯特移动式房屋园区”，更不会在后来的硅谷看到“23世纪”太空时代影院的旧址——时至今日，硅谷仍然是一个充满发明与创造、大型企业云集、一切皆有可能的疯狂世界。果真如此，人们就不会被迫考虑什么是善行，也不会被迫感受在道德、精神层面与邪恶的军火公司有“共谋”关系所产生的恐惧之感，这种感觉远远超过在合同、经济、法律、社会的迫使下做出某种非法行为时所产生的恐惧。果真如此，他们就不会受到触动，思考相隔遥远的人们的命运是如何影响自己的命运，或者自己一生的事业如何对他人造成深远的影响。

莎拉的神秘屋一反美国枪支创造的传奇。莎拉绝非精神反常的疯子；相反，她头脑聪慧、神志清醒。透过这座建筑，我们能看到莎拉在内心上焦躁不安，良心上深受谴责。莎拉相信魂灵的存在，或许她明确知道自己良心不安的根源，或许她只是有隐隐约约的感知，然后将其融入自己的房屋设计之中，就像任何艺术家将难以描述的情感反映在作品之中一样。在她看来，是死在枪口下的冤魂为自己下了诅咒，是血腥的枪支交易改变了温彻斯特的家族命运。无论莎拉是否有意，无论她是出于理智判断还是自我意识，她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将一笔巨大的枪支财富转化为一座奇特的私人宅邸（在设计时既考虑了为冤魂提供栖身之所，也考虑了如何迷惑冤魂）。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神秘屋和枪支一样，都是温彻斯特的永恒之作。

在美国社会，要保持雄心壮志与道德良知之间的平衡并非没有可能。莎拉的神秘屋就像奥利弗·温彻斯特的“道林·格雷画像”⁵⁵，它能悄然“吸收”美国的枪支罪恶。如果说温彻斯特的枪支帝国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罪恶，那么莎拉的神秘屋就像《道林·格雷的画像》一样让我们深感同情。应当指出，温彻斯特和莎拉在某些方面志趣相投，如都有同样美好而“疯狂”的想法。后来有评论者指出，莎拉追求的是一种“病态的自我永存”，她打造的神秘屋既是财富的象征，也是荒诞的体现。还有一位游客表示，莎拉的神秘屋“风格奇特，意义重大”。

从表面上看，莎拉的神秘屋奇特古怪，而从本质上说，这座建筑非同寻常。与此相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温彻斯特打造的枪支帝国看似宏伟壮观，实则奇异怪诞。唯灵论者伊曼纽尔·斯韦登伯格表示，在很久之前，诸神根据人类对“道德宇宙”不同层次的理解将世界划分为不同时代（如“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等）。根据这种划分，莎拉和温彻斯特所处的时代为“黑铁时代”，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是“没有真善美，只有残酷的现实”。

温彻斯特的世界是残酷的世界，这里只有道理，没有真理；与之相反，莎拉的世界中只有真理，没有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温彻斯特公司及温彻斯特继任者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914年2月，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统计了公司每年的资源消耗情况和生产情况（在现代社会，企业通常会隐瞒自己的“资源消耗足迹”），这份清单从侧面反映了该公司当时的盛况：

蒸汽机：2,400马力

内燃机：3,000马力

煤炭：4万吨

燃油：4.5万加仑

钢：5,000吨

铜：2,600吨

铅：1.2万吨

员工：6,000人

产品款式：19款

枪支种类：450种

枪弹种类：639种

工厂面积：36.5英亩

此外，该公司还将不计其数的木材用于制造装运箱。后来，温彻斯特公司决定用纸箱代替木箱，一些南方客户纷纷表示不满，因为他们一直利用板条箱制作工具和家具。

在同一时期，莎拉开始疯狂购置土地和其他珍贵物品（圣克拉拉谷因房产崇拜而得名，不过莎拉疯狂购置房产的行为领先其他人几十年）。温彻斯特打造了枪支帝国，之后又将枪支远销到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与此相反，莎拉用温彻斯特枪支换来的财富从世界各地购置原材料和珍贵物品，就像塞缪尔·柯尔特的遗孀伊丽莎白大肆收集纪念品和艺术品一样。不过，与伊丽莎白在哈特福德的艺术品陈列室相比，莎拉的神秘屋显得黑暗、诡异而令人迷惑。文化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表示，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女性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即收藏奇珍异宝、打造豪华的室内空间，这是一片私人空间，既代表宇宙，又贯通古今。莎拉收集的原材料和珍贵物品由特定代理人负责从世界各地采购。莎拉的房产和其他财产主要包括：

2,000扇门；

15万块窗玻璃；

47个壁炉；

从布鲁克林旧货商手里买来的摇摆木马，价值300美元；

总长为71/2英里的喷灌系统管道；

法国产彩色拷花墙纸，每码2美元；

维也纳手工涂漆瓦片；

纽约产印第安草坪雕塑；

16颗纯金钉子；

西亚产紫杉和甜橄榄；

日本产手绘墙纸；

日本产竹质壁炉架；

法国产装饰镜；

瑞典产陶瓷瓦片；

墨西哥产红木；

日本产樱桃木；

伯林盖姆24英亩的房产；

橡树林大道35英亩的房产；

圣马特奥市希尔斯伯勒2.16英亩的房产；

瓦尔帕莱索公园6英亩的房产；

“斯莱德、温彻斯特之地”附近28.24英亩的房产；

阿瑟顿大街东部5英亩的房产；

“温彻斯特之地”附近5.96英亩的房产；

南太平洋铁路以南、“温彻斯特之地”和伯林盖姆维拉公园东部以及“格兰德大道”北部面积为37英亩的房产。

这份清单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从1868年至1915年，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连年保证较高股息。在此期间，该公司销售额从32.4万美元骤增到1,150万美元，年均纯收益额达到80万美元。

莎拉的账单也同样令人瞠目结舌。在1886年至1915年间，莎拉的支出不断增加，仅建造宅邸就花了500万美元，而购置土地、家具、植物及室内布景所耗费的财富更是不计其数。

即使如此，莎拉从枪支销售中获得财富的速度仍然远远超过其消耗财富的速度。因此，无论她如何挥霍，都不足以导致入不敷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温彻斯特公司和莎拉的命运就像同一辆车上的两个不同部件，开始按照自己的运动方式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运转。在东海岸，温彻斯特公司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私营兵工厂；在西海岸，莎拉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宅邸。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温彻斯特公司和莎拉分别深陷自己在纽黑文和圣何塞编织的网络，两者再次成为命运共同体。

第16章

超额建造

1915年年初，T. G.班尼特写信告诉妻子：“仿佛所有国家都想加入战斗，只是它们缺乏资本和武器。”班尼特是枪支产业的大亨，然而他对战争持否定态度，着实令人惊讶。他继续写道：“我受够了战争，希望所有好战的国家能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好让世界立刻重归和平……如果能生产100万支枪，我们应该马上销售出去。”

1917年，为了满足战时需求，温彻斯特公司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大批量军事订单，这无疑是奥利弗·温彻斯特生前最为孜孜以求的。纽黑文民众不仅对温彻斯特公司敬畏有加，而且引以为傲，他们称该公司为“城中之城”，《纽黑文记事报》甚至称该公司的建筑“有如魔法般拔地而起”。此时，该公司占地面积翻了一番，达到325万英尺。在此之前，该公司早已收购了周围的牧牛场。如今，温彻斯特公司有如雨后春笋，一座座建筑拔地而起。20世纪初，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表示：“一看到温彻斯特枪支的红色‘W’标志，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一座高楼耸立的工厂，如巨网般向四面八方各延伸半英里，工厂内烟囱林立，直插云霄。”一些评论者也用华丽的语言描述温彻斯特公司的发展和建筑之谜。一名记者曾感叹位于伊利昂的雷明顿公司“晚间灯火通明”，称其“如巨大的钢铁蜘蛛网向四处蔓延”。他说：“这座巨型工厂四面围起高高的栏杆，大门紧锁着，有门卫专门守护，给人一种神秘之感……木材和钢铁仿佛在魔法的作用下变成一箱箱枪支。你想走进这个外人无法企及的神秘世界吗？你想走到幕后一探究竟吗？”

由于战时需求强劲，温彻斯特公司持续发出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温彻斯特公司的制弹塔是康涅狄格州的最高建筑，在这里，机器的轰鸣声和数千名工人的嘈杂声混合到一起，让整个工厂充满喧嚣。一位纽黑文居民用诗意的语言说道：“这里的机器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轰鸣，有的隆隆作响，有的如激流般咆哮，有的如爆炸般震荡。这些机器的职能各不相同，由475名轧钢工、剪切工、清洁工、退火工、包装工和其他工人分别看管。即使如此，其生产规模仍然在不断扩大。”

1914年年初，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雇员不足6,000人，而到1918年“一战”结束时，该公司员工数量已增至近2万人。此时，温彻斯特公司的员工及家属人数占纽黑文总人口的1/3。除此之外，温彻斯特公司每天也会招聘几十名新员工。1917年11月12日，该公司仅用一天的时间就招聘了135名新员工，其中70人负责枪支生产，48人负责子弹生产。为了便于职工上下班，温彻斯特公司专门租用了30辆有轨电车。位于纽约州伊利昂的雷明顿武器公司也采取同样的做法，该公司配备“雷明顿武器公司专用号”电车，专门负责将其迫切需要的职工从其他区域运送到工厂。

每位工人只负责生产枪支或子弹的某一部分，或者只根据韦勒的“指令卡”具体执行某一项操作。他们不直接制造枪支，而是先制造枪支部件，再由机器将各个部件加工组装成枪支。如今，枪支生产商开始让职工用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与战场前线士兵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表面上来看，工人的工作与士兵的命运联系并不紧密，但是从全局来看，它们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温彻斯特公司在1918年流感流行期间告诫职工：“生产中每个步骤息息相关，每位员工对战争前线的士兵负有直接责任，我们的部件生产中每出现一个失误，法国战场上的士兵就会损失同样数量的枪支和子弹。”

“一战”时期武器需求强劲，此时温彻斯特公司的军事订单数量是战前5年之和。虽然温彻斯特公司的生产能力已经大幅提升，但是要生产这么多枪支，仍然有力不从心之感。由于实行了夜班制度，加之商业需求有所减少，T. G.班尼特和儿子温（温彻斯特公司未来董事长）希望借此机会为俄国生产M1895杠杆枪机式步枪，不料又从英国人手中接过一大笔订单，为其生产恩菲尔德型步枪。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生产英国枪支的重担落在了美国康涅狄格州温彻斯特工厂的肩上。这一事实意义非同寻常，它是几十年来枪支批量生产、批量销售的中心开始向美国转移的有力证明。美国战时枪支产量固然有限，但是已经超过了西欧国家。

完成了英国的军事订单后，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要将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移到完成美国政府的军事订单（该公司曾孜孜以求的目标）上，这批订单包括：军用步枪，军用弹药，勃朗宁自动步枪，柯尔特自动手枪，室内练习滑膛枪、步枪及手榴弹，霰弹和12号口径霰弹枪（亦称“短筒防暴枪”，这种武器杀伤力巨大，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德国认为该武器违反“海牙第二公约”，要求处决使用该武器的美国士兵），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武器。

这是最早的“军工复合体”，这种企业与政府间的军事合作早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这一概念之前就已经存在了。1917年9月27日，“军械部轻武器分部”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会议，与武器生产商共同探讨战时该生产多少.30口径的子弹，最后预计1918年子弹需求量为40亿发。这批子弹基本全部由商业企业生产，其中包括温彻斯特公司、雷明顿公司、美国弹药公司和马克沁军火公司（Maxim Munition）等。如果按最大产量计算，这些公司可生产约26.92亿发子弹；如果扩大工厂规模，更新生产设备，这些公司可轻而易举地补上剩下的13.08亿发子弹。温彻斯特公司预计每个月可生产2,600万发子弹，美国弹药公司表示如果政府扩大财政资助，可将每个月的产量提升至1.25亿发。

一位与会陆军上校表示，军队要依靠私营军工企业满足武器需求；另外，军方计划让名单上唯一一家国营兵工厂停止武器生产，专门进行武器实验和研究。由此可见，国家公共防御主要依赖于私人武器生产商。政府对私人武器生产商的高度依赖性也构成美国枪支文化的一部分，只是这一事实往往被人们忽视。

美军制式装备斯普林菲尔德步枪由岩岛兵工厂和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两家国营兵工厂生产，不过产量贫乏。康涅狄格州众议员约翰·蒂尔森（John Tilson）在战后表扬枪支产业时表示，战争初期美国只有70万把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不过最严重的问题绝非这一现实，而是美国没有做好继续生产枪支的准备。曾经，以惠特尼为代表的第一代枪支生产商依赖于美国政府的军事订单、技术革新、关税保护、市场保障和资本支持建立起了商业化枪支企业；如今，美国政府依赖于商业化枪支制造企业进行公共防御。

政府和私营军工企业在战时因为公共防御重新产生了依赖关系，这对温彻斯特家族来说绝非好消息。T. G.班尼特猜测，如果温彻斯特公司拒绝与政府签订协议或无法如期交付订单，政府会负责接管公司。1917年，史密斯&威森公司一连获得几笔政府订单，当时丹尼尔·B.威森的两个儿子沃尔特（Walter）和乔（Joe）轮流行使公司领导权，然而两人的健康都每况愈下（丹尼尔·B.威森于1906年去世），公司上下一团乱麻，无法更新生产设备，提高武器产量。1918年9月，政府接管了史密斯&威森工厂，由联邦代理人负责运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这种军事-工业联合行为或多或少激怒了温彻斯特公司。当时，美国陆军部将整个国家划分为13个军械区，“枪谷”⁵⁶划归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管辖。在这种情况下，曾经的商业竞争对手之间要分享武器生产秘密。除此之外，政府还为武器生产商配了专门的审计员，这些审计员工作“一丝不苟”，一到位就指责武器生产公司在记账过程中弄虚作假。雷明顿在一次军火制造商会议中抱怨“效益人士”频繁光顾公司，还提醒温彻斯特公司警惕工业服务部的官员（这些官员引起了温彻斯特工厂的工人动乱）。雷明顿公司提醒温彻斯特公司尤其要警惕玛丽·凡·克里克（Mary Van Kleeck），称其在参观该公司时高度关注工厂内女童的境况。一则记录显示，“雷明顿预感克里克考察温彻斯特公司时会大发雷霆”。

温彻斯特公司管理层极度反感政府与私营军工企业间的联合行为。不过，考虑到公司准国营企业的性质，也为了迎合“军工联合”的趋势，温彻斯特公司请求军械部部长帮忙封锁该公司发生严重“动乱”的消息。班尼特的儿子温·班尼特还秘密致信陆军部部长，希望政府对该公司予以保护。温·班尼特在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军队与商业企业间的依赖关系，并表示：“总而言之，（政府）必须依赖（私营企业）。”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当前的危机时刻，这些特殊的企业具有国营企业的性质。然而，军方只负责保护自己的工厂，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这些更具战略意义的私营军工企业。”雷明顿武器公司自掏腰包在工厂附近围起8英尺高的铁栅栏，还为员工精心设计了一套进出不同部门的通行管理系统，以此应对别人的暗中监视，防止员工踏入“生死游戏中的雷区”。

表面上看，“军工联合”让枪支产业大发战争横财。一些批评者也加大其批判力度，谴责“大发战争横财”的企业，还将这些“投机分子”比作“一群瓜分鲸鱼尸体的鲨鱼”。当时还流行一种“魔鬼论”，认为是武器制造商与美化武器的行为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部分原因是枪支产业让战争变成谋取个人私利的媒介。《哈泼斯》杂志指出：“战争滋养了枪支产业；战争之于枪支产业就像乳汁之于婴儿。”这场反对运动不断升级，到了1934年和1935年，共和党参议员杰拉尔德·奈（Gerald Nye）为此专门举行听证会，对一些轻武器制造商和其他企业展开调查。

作为其中的“两头鲨鱼”，T. G.班尼特和儿子温·班尼特本应该从战争中捞取大笔财富，尴尬的是，他们却深陷无利可图的泥潭：一方面，世界饱受战争摧残；另一方面，人们依然对该公司发明的枪支如饥似渴。这种状况让温彻斯特公司岌岌可危。为了完成政府订单，该公司投入大笔资金扩建工厂，不过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会对公司产生致命的影响。一名驻扎在温彻斯特公司的审计员承认政府确实向该公司“施压”，要求扩建工厂，不过到最后这种做法可能没有任何商业价值。T. G.班尼特在1916年（此时美国还未参战）写信告诉简：“这场战争可能对公司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看似危言耸听，但是事实证明班尼特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枪支生产商面临的境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更加偏爱商业市场而非军用市场。此外，20世纪初的枪支文化俨然已不同于19世纪初的枪支文化。在一些积极提倡枪控的人看来，枪支产业最好的生意莫过于军事订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一阶段，枪支生产企业被迫扮演着准国营企业的角色，一面要扩大生产规模，一面要转变企业性质。

奥利弗·温彻斯特生前一直惧怕枪支交易市场不稳定；然而，没有什么比世界大战更难以预测，也没有什么比世界大战能对商业贸易造成更大的冲击。1921年，温彻斯特公司业务主管埃德温·帕格斯利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回忆了公司在战时的艰难处境。帕格斯利指出，1914年时温彻斯特公司是新英格兰地区一个 “老旧过时的企业”，与政府的军事订单没有任何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商业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司获得大批枪支和弹药订单，这些订单不仅交易数量巨大，而且交付时间紧迫。他说：“要生产这批武器，就要彻底对工厂进行改造，不仅要修建新的建筑，还要装备新的机器、工具和其他设备。”

奥利弗·温彻斯特自尊心强，从来没有因为集资问题向银行贷款；T. G.班尼特也是如此。在担任温彻斯特公司董事长期间，班尼特自称“40年里从未向别人借过一分钱”。讽刺的是，如今枪支需求空前高涨，为了疯狂扩大工厂规模、完成订单，温·班尼特走上了雷明顿公司管理者所走过的道路——借债1,000多万美元。1915年，温彻斯特公司首先从J. P.摩根公司那里筹得第一笔资金。1916年，温·班尼特又分别从纽约和波士顿的投资公司基德尔·皮博迪（Kidder & Peabody）那里筹集资金。根据协议，温彻斯特公司首先发行股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以逾8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这些股票，此后温彻斯特公司可以利用这笔收入偿还欠J. P.摩根公司的债务。

经过奥利弗·温彻斯特和T. G.班尼特两代人的苦心经营，温彻斯特公司才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成功；如今，这项使命落到了第三代人——温·班尼特的身上。面对这个规模庞大的企业，温·班尼特不堪重负，蹒跚而行。看到儿子“饱受痛苦折磨，几乎被忧虑和负担逼向崩溃的边缘”，T. G.班尼特深感怜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温·班尼特因为肝脏疾病暂时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在病床上调整了几个月。1917年年末，由于公司亏损，加之时局动荡，T. G.班尼特临时回到自己的“殿宇”（枪支发明者约翰·勃朗宁对该公司的称呼），代替儿子担任董事长职务，焦虑地等待国际形势出现新的转机。

虽然温彻斯特公司规模宏大，但是仍然无法满足1918年的战时武器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勒令该公司加大生产力度。1918年4月9日，陆军部传来电报：“当前形势生死攸关，务必竭尽所能加速生产。”

要完成这一任务，就要大力削减甚至省略合同签订环节。在既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收到书面补货单的情况下，该公司着手生产美国政府价值2,000万美元的军事订单。有一次，公司在只收到电报通知的情况下就开始生产一种机关枪部件；还有一次，公司在仅收到信件通知后立即着手生产2,700万发.45口径的子弹。早在政府准备好抽检仪器之前，该公司已经着手运送所生产的枪支弹药。该公司表示，其他交易都是通过电话口头下订单，这种订单方式远比莎拉信手在餐巾、纸袋和桌布上绘制建筑草图简单得多。

到了1918年春天，温彻斯特公司枪支生产总量与日俱增，每个月可同时为14个师生产枪支。先前有文章指出，美国军队可能由于枪支产量有限而被迫拿扫帚柄当武器使用；如今，虽然“枪支弹药之洪流尚未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在几个月之内也不大可能”，但是已经有人开始为目前的枪支产量远远超过军械库的贮藏量而担忧。当时，温彻斯特公司、雷明顿公司和其他一些私人兵工厂每个月的枪支产量之和超过25万件。

不可否认，目前的“枪支弹药之洪流”已经奔腾翻滚，不过到了1918年4月中旬，政府仍然敦促温彻斯特公司不断生产，实行24小时轮班制度，周六周日也不例外。温彻斯特公司每天都会和各个作战指挥部门通过急件保持通信。该公司表示有意帮助政府应对当前危机，不过政府应该为周末轮班的职工分发高出原标准一半的工资。当时，女员工每周工作时长高达51小时。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负责采购所有必要的原材料。1918年7月16日，温彻斯特公司得知“政府已经批准了连续生产方案，这意味着工厂每天要夜以继日地不停运作，周日也是如此”。

1918年7月2日，温彻斯特公司一份机密销售简报表示：“目前公司生产首先考虑政府军事订单。”不过，该公司向经销商保证会尽快将关注点转移到商业市场上。在另一份为经销商准备的销售简报中，该公司已经提前展望即将而来的商业市场交易：“我们的目标是竭尽所能以最快的速度为商业市场提供便捷服务，让公司重新赢得战前享有的声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温彻斯特公司无暇顾及国内商业市场，其国际市场交易也受到了影响。美国参战后，《对敌贸易法案》（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正式生效，联邦政府的武器禁运权得到显著强化。在此情况下，温彻斯特公司想方设法办理通关手续，希望与态度中立的外国经销商和个人继续进行商业贸易，不过在1918年间，其请求均被相关政府部门驳回。当时政府部门在一份信件中简明扼要地指出：“据悉你们与敌国某家公司有贸易往来。”这封信中提及的公司，可能是智利奇瓦瓦市的一家公司。考虑到秘鲁阿雷基帕市的“V. Vidaurazaga”公司和萨尔瓦多的阿齐兹&阿拉比兄弟公司（Aziz Alabi Brothers）在“可疑名单”上，政府部门强烈建议温彻斯特公司不要与这两家公司有贸易往来。此外，政府部门还禁止温彻斯特公司向瑞士、巴西、危地马拉和海地出售武器。当时，墨西哥政府和经销商相继向温彻斯特公司下订单，然而美国政府以“德国联手墨西哥攻击美国”为由禁止该公司向墨西哥出售武器。

要向国际市场出售武器，就要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这远比跟土匪打交道更伤脑筋。当时温彻斯特公司一位代表向纽黑文总部抱怨：“不知何故，‘战争贸易委员会’拒绝了我们的所有请求，我们还有没有希望与西班牙商人做生意？”美国政府表示，由于该公司“与私人买家之间的商业交易严重影响到政府军事订单”，特此批准“战争贸易委员会”向该公司发出警告，以引起该公司管理层对自己错误行为的重视。

当然，T. G.班尼特只需向办公室的窗外看一看，看看环绕四周的温彻斯特工厂，看看工厂的独立运输系统和疯狂建造的建筑，就可以意识到其他错误的存在（这些错误并非完全是他个人意志的体现）。如今，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和平指日可待，战争留给班尼特和温彻斯特家族的是一个超额建造的枪支制造王国。

只要班尼特环顾四周，就会发现这座工厂仿佛一个奇怪的幻梦，一旦梦醒了，所有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奥利弗·温彻斯特生前最大的追求是接收政府的大批量军事订单，如今这一追求终于如愿以偿，不过这一追求的实现也可能摧毁他生平最奢侈的梦想——温彻斯特家族对公司的永久掌控。

在一份给公司各位副董事长的备忘录中，温彻斯特公司预测了公司在战后可能面临的“生产过剩”问题，还预算了“间接费用成本”。备忘录指出：“显而易见，停止生产意味着公司要花费大笔运营成本。”1868年，温彻斯特面临“枪支产量过大，供过于求”的难题，到了1918年，温·班尼特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温彻斯特公司成立初期，每天的枪支产量为200件，当时奥利弗·温彻斯特宣称“生产多少就销售多少”，纽黑文居民听后觉得不可思议；到了1918年春，公司每天的最低产量为2,100件，其中包括2,000支步枪，100挺机关枪。

面对这种状况，班尼特肯定想到了奥利弗·温彻斯特于1866年提出的同一个问题：“谁会买这批枪？”

1918年11月11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1,600多万士兵、平民在这场战争中丧生。截至停战日当天，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共签署了292份合同，涉及114类条款，为协约国提供了价值近1亿美元的枪支弹药。仅拿美国政府的军事订单来说，该公司共为其生产了54.5万把步枪，4.7万挺勃朗宁机关枪，3.16万件其他“各类枪支”，5.245亿发.30口径的子弹，5,800万发.45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专用子弹，此外还有1,870万发“其他口径的子弹”。

出于同情，驻扎温彻斯特公司的审计员向政府建议为该工厂的扩建和改造承担一笔费用，不过政府承担的金额远远不够，所占比重不及总费用的一半。

1918年春天，班尼特将温彻斯特工厂比喻为一道巨额资金流动的沟渠：资金随着报纸上所说的“枪支弹药之洪流”流进又流出，并没有为公司带来实质性的收益。班尼特说：“这道沟渠两侧是高筑的钢筋、水泥护堤。当河水从这里流过，农田得到灌溉，这项工程的重要性就格外凸显；一旦水流停止，这项工程就只剩下两侧的钢筋、水泥护堤，对所有者来说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只能引起收税人的注意。”

温·班尼特的健康情况依然令人担忧。班尼特表示，儿子为了公司“操劳过度，日久成疾”。无论如何，温·班尼特无法带领公司完成新的使命。看到儿子为了工厂扩建及债务问题操劳过度，日渐憔悴，也许班尼特会下定决心采取权宜之计。

由于盲目扩建，温彻斯特公司的命运岌岌可危，要走出当前的困境，班尼特必须和圣何塞那位疯狂建造神秘屋的“建筑师”取得联系。

在温彻斯特工厂疯狂生产和扩建之际，莎拉继续建造自己的宅邸。和温彻斯特工厂一样，莎拉的宅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拔地而起，好像莎拉故意在跟温彻斯特工厂保持同样的建设速度。莎拉以同样疯狂的热情建造自己的宅邸，只是出于迥然不同的目的。1911年，《纽约时报》刊文指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莎拉的建设持续进行，永不停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开始从灵异故事的角度分析莎拉建造神秘宅邸的原因，久而久之，这些猜疑逐渐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找到了依据。1915年，《旧金山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甚至称莎拉为“工人联盟的灵魂拯救者”。事实上，这篇文章与莎拉的姐姐伊莎贝尔有关，当时她在贝尔蒙特加德纳疗养院工作，帮助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人恢复健康。一天，当地一名“精神病患者”声称有几只“秃鹰”不断纠缠他，想知道他到底是谁，出于自我保护，他偷偷地从医院跑了出来。伊莎贝尔得知情况后，采用特殊疗法对该患者进行心理疏导。之后，在另一篇文章中，《旧金山观察家报》谈到莎拉，称其为“知名枪支发明家的遗孀”（此时很多人误以为奥利弗·温彻斯特是枪支发明家而非产业资本家，误以为莎拉是温彻斯特的妻子而非儿媳）。在另一篇文章中，《旧金山观察家报》以幽默诙谐的口吻对工人运动表示支持，进而指出：“莎拉得到神谕，必须保证‘工人联盟’永不停息地建造神秘屋，否则她难逃一死。8年多来，莎拉在圣何塞的宅邸完全由工人操纵，他们反复设计和规划，建了又拆，拆了又建，整个场地一直处于施工状态。”还有一篇文章指出：“这座宅邸不断建造，由最初的小木舍变成现在的城堡，里面有上百座塔楼。年复一年，这里的建筑工作永无休止，不知温彻斯特夫人还能否找到最初的那几间屋子？”

到了1914年，莎拉的私人宅邸俨然已成为一座独立的“城中之城”，与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并无两样。一位建筑师表示：“这座宅邸的规模不断扩大，周围也随之形成了一座自给自足的小城。”这座“小城”有独立的污水处理系统、抽水站以及供电供气系统，建筑内共装设150个远程呼叫器，仆人可随时追踪到莎拉在这座迷宫中的位置。除此之外，这座“小城”内还有一座水塔，修建了复杂的盲沟灌溉系统，可同时灌溉宅邸内的草木和周围的果园。还有一位评论者指出：“这座宅邸更像一个诡异的私人小村庄，里面的房子千奇百怪又相互联系。”这座宅邸完全符合建筑评论家芭芭拉·琼斯对“Folly”（装饰性建筑）下的定义： “Folly是一种时尚而疯狂的建筑，其建筑目的，要么是为了跟邻居攀比，要么是出于某种情结。这种建筑总让人感觉心神不安。”1911年，《圣何塞信使报》指出：“这座宅邸的建筑四面八方都有侧翼，建筑完工后会在上面增添别的因素。” ⁵⁷

1911年，为了纪念丈夫威廉，莎拉出资30万美元在今天耶鲁-纽黑文医院所在位置修建W.W.温彻斯特结核病医院。当时，莎拉派律师塞缪尔·莱布将这30万美元现金送到纽黑文。1918年4月4日，T. G.班尼特和简出席了W.W.温彻斯特结核病医院的落成仪式。

作为赞助人，莎拉并没有出席落成仪式。事实上，她连当地银行都不愿意去，纽黑文自不必说。莎拉想找一个保管遗嘱和契约的保险柜，于是她派遣自己忠实的代表塞缪尔·莱布严格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寻找。莱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圣何塞储蓄银行找到一款，便得意扬扬地向莎拉汇报了这一消息：“该保险箱高8英寸、宽10英寸、长18英寸、银行自己无法打开，即使您凭借钥匙也无法独自打开。最重要的是，银行的建筑有一个侧门，您可以在不受任何打扰的情况下悄然进入保险柜旁的密室。”由于莎拉牢牢将自己“关进”自己建造的迷宫之中，所以即使莱布代表莎拉开展业务也要与她通过书信交流。莎拉一直受关节炎困扰，发现写信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即使如此，她仍然愿意通过书信委托莱布处理相关事务。在莱布看来，这种书面指示更加“明确、具体”。莱布原本希望当面见莎拉，不过鉴于可能性较小，他向莎拉保证“绝对保守秘密”。

莎拉依然让代理人替她从世界各地采购原材料和珍贵物品，然后送到其私人宅邸。有时候，她让司机用马车或超豪华的雷诺汽车将她送进城里，她待在车内，由代理人将采购的东西一一拿出来供其验收。莎拉曾一度与某位牙医因为酬劳问题发生争执，几年后这位牙医的儿子在回忆时表示，他和父亲前往莎拉的宅邸，莎拉穿一身黑衣，头戴黑色纱巾，父亲见到她后顿生恐惧之感，担心被“这只老黑鸭”痛打一顿。在他看来，莎拉就像当今社会的某些“怪胎”，让人感觉毛骨悚然。

莎拉仿佛独立于世界之外的隐者，并没有到纽黑文出席W. W. 温彻斯特结核病医院的落成仪式，不过她为此次仪式草拟了一份邀请名单。几天之后，T. G.班尼特坐在打字机前向莎拉汇报此次典礼的举办情况。班尼特表示，此次典礼“庄严得体、盛大隆重、高朋满座”。莎拉原本希望班尼特在温彻斯特公司找几位认识威廉的员工出席落成仪式，不过她的时间感显然已经落后。班尼特向莎拉深表歉意：“37年间，物是人非，没有谁能想起来工厂还有哪位员工认识威廉。”不过，莎拉邀请的嘉宾都出席了落成仪式，此外还包括许多士兵和患者，这些患者将在这里享受豪华的电气照明设备、通风设备、供氧设备和洗漱设备等。班尼特表示：“在内战时期，士兵都没有得到这般呵护。”

耶鲁大学校长在典礼上致辞后，当地报纸刊登了这篇致辞，不过将某个句子中的“温彻斯特”一名换成了“班尼特”。考虑到莎拉眼里容不得任何瑕疵，可能会心生计较，T. G.班尼特便向莎拉解释这是报纸编辑的失误，校长本人并没有犯这样的错误。

班尼特写道：“还记得上次写信告诉你店铺生意的情景，如今已时隔多年。”或许是因为他特意强调了“店铺”一词，班尼特不禁回想起1870年时的场景（班尼特的时间感和莎拉一样停滞不前），那时他刚成为温彻斯特家族的一员，而今天的温彻斯特工厂在当时也只能称之为店铺。

接着，班尼特开始步入正题：“1917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随着债务不断增加，我们日渐负债累累。不可否认，我们曾接手巨额订单，不过这些订单资金流进又流出，我们一无所获。”班尼特指出，公司只能偿还一半债务，财富积累面临严峻挑战。他表示自己绝非获得暴利的商人，倒更像是战争中惨遭绑架的人质。他说：“我们曾渴望获得政府军事订单，后来发现这种交易变成了行政命令，拒绝与政府合作可能意味着公司直接被政府接管。”除此之外，温彻斯特公司还要上交高达60%的企业所得税。

当然，莎拉对上述问题并不感到陌生。事实上，她拥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对股票价值以及温彻斯特公司战时的交易、订单情况了然于胸。她本可以不用费尽心思了解这些东西，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有必要追踪温彻斯特公司的股份现状。

班尼特的一切想法都围绕一个不容忽视又不言而喻的事实展开：无论如何，莎拉都要参与进来，帮助公司解决当前危机。莎拉和简目前是温彻斯特公司的最大股东，这不是谁的刻意安排，而是公司发展的必然结果。自成立以来，温彻斯特公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而公司财富逐渐落入家族女性手中。截至1918年，温彻斯特公司的股票和股息积累了大笔财富，这笔财富大多流入莎拉这个健在的家族女继承人手中。

莎拉和简所持的股份不相上下，不过她们都不以股东的身份直接参与公司决策或表决。事实上，她们的股份由“温彻斯特采购公司”代为保管，表决权则由T. G.班尼特行使。1905年，身在伦敦的班尼特写信给简，告诉她成立该控股公司的方案。班尼特表示：“这样做完全符合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利益，能再次实现股份整合，保障公司的表决权。”成立该控股公司，能保证温彻斯特家族对温彻斯特公司的牢牢掌控（如今班尼特在想方设法放弃家族对公司的掌控权），防止公司被其他竞争对手吞并收购。此外，一旦通过控股方案，温彻斯特家族成员就无法单独撤销所持股份，由此保证了家族成员的团结一致。

莎拉共持有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2,777股股票，股票价值总计6,248,250美元（经济地位约为今天的5.83亿美元），由温彻斯特采购公司代为保管。如果班尼特想放弃家族对温彻斯特公司的控制，将其出售给投资银行家（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首先要经过简和莎拉的同意。简固然不对班尼特构成任何阻碍；然而，目前班尼特在酝酿一套曾经感觉不可思议的方案，温彻斯特公司在经过50年的发展之后该何去何从，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命运掌握在莎拉的手里。

到了8月18日，班尼特再次致信莎拉。他表示，1918年是丰收之年，公司与政府间的交易额总计800万美元，有了这笔资金，加之公司的现金储备，温彻斯特公司就可以偿还所欠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债务。不幸的是，由于立法机关出台了新的税法政策，此外还有其他债务缠身，公司仍然一贫如洗。截至目前，公司仍有一半债务尚未偿还。

接着，班尼特以较为委婉的口气表示：“若继续保持家族对公司的掌控，日后恐怕危险重重。”他告诉莎拉，如今自己已经73岁，儿子温·班尼特在关键时刻也能力有限。班尼特表示，债务问题是关乎存亡的大问题，他无法让莎拉和简继续投入资金。因此，他建议温彻斯特家族放手温彻斯特公司。这是班尼特首次提出让温彻斯特枪支和温彻斯特家族各自掌握自己的命运。

班尼特建议莎拉和简将90%以上的自己所持的股票交由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保管。这样，温彻斯特公司的老股东（温彻斯特家族）可以7.5∶1的新旧兑换比例获得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新股票（第一优先股）。按照这样的方式计算，莎拉可持有该公司20,827股股票，票面价值总额约为375万美元。由此可见，新股票较旧股票相比票面价值大幅度缩水。当地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股票价值大幅度缩水对莱布的影响似乎大于莎拉。班尼特表示，如果莎拉同意该重组提议，温彻斯特公司可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温彻斯特家族日后也无须承担责任，公司股东还可以以相对合理的价格将所持股票出售给投资银行家。

班尼特在信的末尾表示：“希望你认真考虑，也希望收到你的肯定答复。”

整个9月，莱布一直在与班尼特和温彻斯特公司副董事长A.W.霍珀（A.W. Hooper）交流沟通，共同商议公司重组方案和家族控股转让问题。莱布在信中表示，尽管他担心莎拉的股票价值会大幅缩水，不过“为了让温彻斯特家族成员在后半生获得内心的平静，享受安逸的生活”，他建议莎拉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同意班尼特的提议。

班尼特在回信中暗示了温彻斯特家族其他成员对莎拉古怪行为的看法，也暗示了他们如何像绕过摇摇欲坠的旧楼梯那样灵活应对莎拉的古怪行为。他说：“好在莎拉能得到您的建议。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替她拿主意，她只能自己做决定，我也不愿将她的财产委托给他人保管。”至于“那种情况”是什么，班尼特并未做确切说明。莱布一直认为温彻斯特公司价值巨大，为了让他了解到真实情况，班尼特再次使用了自己之前打过的比方（资金像水一样在温彻斯特公司这道“沟渠”里流进又流出）。他说：“企业重组之后，如果能找到商机，那么温彻斯特公司的大部分财产还能创造价值。”班尼特表示，他希望投资银行家在接管温彻斯特公司后能找到商机，否则“这道沟渠”一无所用。他说：“从1917年上半年开始，巨额资金在这道‘沟渠’里流进又流出，到最后公司还是一无所获。”

班尼特将奥利弗·温彻斯特的“空中楼阁”比喻为“沟渠”，这种比喻固然有失文雅，不过是不争的事实。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建筑及后续的扩建工作在战争年代有其使用价值和合理性，而到了和平年代，这些建筑就成为可有可无的装饰品。

毫无疑问，莎拉也想从负债累累的温彻斯特公司中脱身，而莱布之所以从中斡旋，只是为了保证莎拉将股票卖出合理的价格。莱布向班尼特传递了一条明确的信息：“无论发生何种情况，莎拉绝不可能继续向公司投入资金。”事实上，莎拉的关注点及对公司的态度在1921年她与莱布的通信中就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实现公司重组，莱布从中斡旋，花了一年半时间才最终敲定，不过莎拉因为报酬问题与莱布发生了争执。显而易见，莎拉认为莱布要价太高。莱布彬彬有礼但绝不屈服，他详细说明了自己的努力为莎拉带来的好处。他说：“记得您之前说过，您坚决反对以股东的身份直接对温彻斯特公司现有或改组后的任何债务负责。”莱布之所以这么说，一是为了提醒莎拉，二是为了替自己辩解。莎拉既不愿意替温彻斯特公司背负债务，也不愿意将自己在加利福尼亚的财产搭进去。她已经花费了大笔资金用于宅邸建设，其中仅购买原材料就花费了100多万美元。

班尼特一边与莱布沟通，一边焦虑地等待莎拉的消息，希望她能利用自己的能力改变温彻斯特家族的命运。班尼特认为，莎拉有可能坚持家族控股，维护家族权益，也有可能按照莱布的意愿坚持提高股票价格，还有可能不采取任何措施，静观其变。班尼特对莱布充满信心，但是莱布的签名并不能使协议生效。

整个9月，班尼特一直在忧心忡忡地等待莎拉姗姗来迟的回复，希望她能发来电报，给予他肯定答复。考虑到简和莎拉或多或少还有书信往来，为了促成此次合作，班尼特便派妻子简从纽黑文出发，经过一路疲惫的旅程，最终到达圣何塞。显而易见，简既没有进入莎拉的宅邸，也没有见到莎拉。她牢骚满腹，写信向班尼特抱怨：莎拉住在自己有着160个房间的宅邸，而她只能在外面住破旧的旅馆。

最后，莎拉既没有争取更大的权利，也没有争取更多的财富，甚至没有要求班尼特给予她更多的考虑时间。事实证明，她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9月20日，班尼特写信告诉简，称西部联合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暗示已经获得莎拉同意的消息”，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告诉简“多休息休息，适当出去放松”，希望她尽可能早点儿返回纽黑文。

到了1918年9月末，温彻斯特家族有史以来第一次放弃了对温彻斯特枪支的所有权。莎拉放弃了所持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原始股份，她也没有对新公司最大份额的股份表现出任何热情。温彻斯特公司重组之后，莎拉所持的那部分股票保存在莱布办公室下面的储藏室里，在那里保存了一年多时间。由于“身体状况不佳”，莎拉并没有请莱布前来与她清算资产，也没有亲自去莱布的办公室。莎拉并没有请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代为保管这部分股票，而是满足于让其保持悬而未决的状态，不过该做法引起这家新控股公司的极大恐慌。最终，到了1921年2月，温彻斯特公司一名高管来到莱布的办公室前，希望最后一次清算莎拉所持有的股份。这位高管希望莎拉在合同上签字，然后将其带回纽黑文，完成温彻斯特公司的重组。一个月后，莎拉在合同上签了字，公司重组最终完成。

在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重组之前，莎拉共持有该公司价值600多万美元的股票；重组之后，股票价值大幅缩水，莎拉所持股票的价值总额不足300万美元。由此可以看出，莎拉建设宅邸所耗费的资金远远多于股票所得。

温彻斯特公司经过几十年的繁荣发展，到最后公司账簿竟然出现赤字；莎拉起初负债累累，到最后她的个人账单却显示盈余。

温彻斯特公司重组之后，班尼特告诉莱布：“如果当初不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统筹安排，如今我们可能早已破产，或者至少濒临破产，失落无助。”为了拯救温彻斯特公司，班尼特被迫毁掉了奥利弗·温彻斯特最初的梦想（家族控制公司），不过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班尼特在最后表示：“现在，我们终于偿还了所有债务。”或许莎拉也是如此。

第17章

“枪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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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之后，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由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负责经营管理，公司业务缩减了75%，裁员率达到70%。温彻斯特公司内部备忘录坦白表示：“如今生意难求，设备闲置，武器和弹药生产毫无利润可言。”

其他枪支生产商同样面临战后生意惨淡的问题。由于盲目扩建，雷明顿公司负债累累。当时，雷明顿公司新增工厂面积100多万英尺，生产能力提升了4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军队贡献了69%的武器。同样，联合金属弹药公司面积扩大了24英亩，新增建筑160座，每周可生产2,800万发子弹。为了满足战时需求，该公司将工厂扩建到布里奇波特的主大街，还专门在楼与楼之间修建了天桥。即使如此，公司仍然无法满足战时需求。在此情况下，该公司在新泽西州霍博肯市租赁了一座工厂，该工厂由某汽车制造公司的高管哈利·平尼（Harry Pinney）负责经营。哈利·平尼信誓旦旦地表示：“给我1年时间和200万美元资金，我可以让工厂每天生产200万发子弹。”

这种奢侈的愿望迅速实现了，然而好景不长。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雷明顿公司因此失去了大批沙皇军事订单；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的到来迅速终结了该公司的战时贸易。雷明顿研究者、历史学家奥尔登·哈奇（Alden Hatch）表示，俄国方面取消军事订单对雷明顿公司造成了巨大冲击，“就像一辆轿车以60英里的时速冲向电线杆一样”。时任公司董事长、伊利法莱特·雷明顿的外孙马西·道奇（Marcy Dodge）在1917年表示：“每天晚上躺下后我都会想曾经拥有的一切已经烟消云散，而工厂还有数千人在等待就业安排。”1918年12月23日，雷明顿公司得知政府不仅马上要暂停所有军事订单，还要求该工厂暂停经营，留在工厂的几千名员工听闻这一消息后顿时万念俱灰。

在主要的枪支生产商中，柯尔特公司是个例外。同其他公司一样，柯尔特公司在战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过其董事长在1920年自豪地向股东表示：“我们不欠别人一分钱。”当然，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完成积压订单，柯尔特公司以极低的战前价格出售手枪，致使公司利润下滑。

不过，这种商业现实与一些战时投机理论家和枪支批判者描述的战后状况全然不同。沃尔特·米利斯（Walter Millis）在其畅销著作《通向战争之路》（Road to War）中猛烈抨击枪支产业，称“随着枪支弹药之洪流汹涌而出，财富之流源源不断地涌入”。以温彻斯特公司为例，财富之流通过班尼特所说的“沟渠”流进又流出。温彻斯特公司在1921年的产品目录中自豪地表示，公司在战争期间做出的努力是爱国行为而非商业行为。该产品目录指出，温彻斯特公司连续为政府生产了7亿发子弹，经检查没有一发子弹不合格，即使面临重重压力，公司也能如期交付订单。一名“魔鬼论”大众普及者嘲笑温彻斯特公司：“对于战争中发了多少横财，他们在产品目录中只字未提，如今却在抱怨生意不好。”

事实上，温彻斯特公司早就预料到战后可能面临的危机。该公司在给政府税务官员的一封信中表示：“战争结束后，公司生意惨淡至极，我们只能着手拓展业务。”在1919年至1920年间，该公司实施了“温彻斯特计划”，以此扩大商务贸易，完成“增加收益”和“偿还债务”这两项战后最为紧迫的任务。温彻斯特公司内部通讯指出，战时交易留给公司的只有大量建筑和设备，而这些东西现在毫无用武之地。诚然，战时的枪支和弹药销售量远远大于以往任何时候，但是其交易额还不足以承担修建建筑、增添设备所需要的费用。因此，公司决定利用现有设备加工新产品。与此同时，公司希望停止解雇员工，尽可能多雇用从战场归来的军人，以帮助公司度过当前最困难的时期——和平过渡期。从1919年开始，公司整合员工力量组建了近10个公司，形成一个刀具生产部门，还接管了两家小折刀生产公司。随着公司阵营不断壮大，生产的产品也变得丰富多样，如斧子、鱼竿、电池、滑雪板、球棒、油漆、家用刷子、气体制冷机和手电筒。后来，公司收购了位于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巴尼&贝里（Barney and Berry）工厂，开始生产溜冰鞋。此外，温彻斯特公司还计划在几个主要城市开设零售店，打造新产品集散仓储网络。

其他枪支生产巨头也采取相似的措施应对同样的问题。史密斯&威森公司在战后开始生产手铐、刀片磨刃机、洗衣机以及一款由瑞典人设计的马桶冲水阀。雷明顿公司企图通过生产收银机和刀具产品扩大业务范围。柯尔特公司虽然没有背负任何债务，但是战争结束后工厂内有10万平方英尺的区域处于闲置状态，为了扩大业务范围，该公司开始生产加法机，还冒着极大的风险生产商用电动洗碗机。

以温彻斯特公司为代表的枪支产业和美国词典中出现了一个词汇：“gun crank”（“枪迷”）。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1888年，《射击与垂钓》杂志一篇文章将“gun crank”一词定义为“迷恋各式新型枪支的人”。这类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向零售店店员询问枪支的“制造工艺”，总是对刚上市的各式新产品充满新鲜感（其中有些并没有多大实用价值）。这些“枪迷”行为怪异，有些购买枪支后从不使用，有些喜欢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些人总是对下一代或新款枪支充满种种幻想。

1889年，一位读者写信给《射击与垂钓》杂志，称自己是“所谓的‘crank’，也就是行为怪异之人，与一般枪支用户想法不同”。温彻斯特公司副董事长亨利·布鲁尔（Henry Brewer）虽然表示“枪迷”能“引领潮流”，但是他认为这些人只能代表少数枪支购买者，不能代表日常枪支用户，即农民和普通猎人。《温彻斯特先驱报》（Winchester Herald）是为温彻斯特公司的销售人员专门定制的报纸，该报纸将“gun crank”定义为“特别痴迷于射击（包括手枪和步枪）但是行为古怪的人”，同时进一步指出这些人存在于“每一个社区”。1917年11月，一份销售简报上刊登了某位温彻斯特枪支使用者的来信，这位用户在信中表示自己家乡（华盛顿州亚基马市）的“枪迷”比任何地方都要多。《温彻斯特先驱报》表示，虽然零售店的销售人员认为这些“枪迷”喋喋不休，但是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人增加销量和收入。该报指出：“尽量以全面的眼光看待这些人，悉心加以引导利用，他们可以帮助你提升枪支和弹药的销量。”

诚然，温彻斯特公司并没有完全看清“枪迷”的本质，不过《温彻斯特先驱报》的观点具有一定的道理。在一个枪支生产速度更快但枪支实用性降低的时代，“枪迷”可算作完美的枪支消费者，因为他们不仅追求枪支的新颖性，还追求枪支的多样性。《射击与垂钓》杂志指出：“现代生产设备一方面节约体力，一方面生产出普通大众都能买得起的枪支（不过生产商的利润可能有所减少）。为了追求最大产量，满足现实需求，生产商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枪支，这就需要更多的消费者与之相匹配，因此“销售和市场”成为科学管理理论新的关注点。

1919年，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业务主管埃德温·帕格斯利在南方开启了一段鹌鹑狩猎之旅，他在途中认真研究了枪支市场与未来的产品线问题。帕格斯利发现人们对半自动枪支怀有偏见，一年之前国会曾两次试图限制猎枪使用。F.S.布赖特（F. S. Bright）是温彻斯特公司的代表，也是“华盛顿射击爱好者大家庭”中的一员，他给温·班尼特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国会拟通过立法禁止使用半自动步枪和猎枪的消息。布赖特表示，要想阻止国会通过立法，“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跟推动这项立法的国会议员米彻斯（Meechers）展开对话”。也就是说，对米彻斯进行游说。同样，在其1911年的销售会议中，雷明顿公司的高管吩咐驻华盛顿的销售人员，一旦听闻国会立法禁止使用半自动步枪或泵动式霰弹枪，须马上以电报的形式将相关消息发回总部；除此之外，销售人员须当场消除立法人员的顾虑，告诉他们半自动枪支并不危险，“毕竟每一颗子弹都需要枪手摁下扳机才能射击”。该公司的高管还要求销售人员当面跟各州众议院的议员交流，让他们意识到“那些谴责半自动枪和泵动式枪的人只是受了误导”。

此时此刻，枪支产业的游说行为有了更多21世纪的含义。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为了获得政府订单，枪支产业的先驱在华盛顿特区的酒店奔走游说；到了20世纪初，枪支生产巨头驻华盛顿的代表开始在游说日程中加入新的内容，即反对对其商业贸易构成威胁的立法（19世纪初并不存在这种情况）。与此同时，全国步枪协会也开始游说国会议员，希望国会通过立法支持枪支射击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兴办打靶场、组建枪支协会。需要指出的是，布赖特建议温·班尼特游说国会议员米彻斯，其实记错了名字；事实上，提出控枪议案的是密苏里州的议员约翰·米克（John Meeker）。《森林与溪流》杂志指出，米克于1917年提出一份议案，其直接目的便是“阻止过度捕杀候鸟”。除此之外，米克尤其指出要禁止使用连发枪或半自动枪。帕格斯利表示：“我能深切感受到人们对半自动枪支的抵触情绪在不断增加，特别是那些猎人，他们捕杀了那么多猎物，内心却毫无愧疚之感。这些人不但谴责半自动步枪，而且对泵动式步枪产生了质疑。”帕格斯利从小就使用泵动式步枪，平生也从未因使用这种枪支而遭到人们的抨击，如今人们对速射武器产生了疑虑，这让他深感震惊。

相反，帕格斯利发现人们普遍使用的是价格便宜的12号口径单筒猎枪。他说：“这种枪无处不在，几乎每个在田间劳作的黑人都随身携带。此外，这种枪也是零售店柜台上最常见的枪型。”帕格斯利认为，温彻斯特公司应从中受到启发，利用现有机器生产一款价格较为便宜的单筒枪，不过这种枪在生产中应强调数量而非质量。他说：“我认为公司不应该一贯强调保持温彻斯特枪支的质量，而应该尽可能生产一款廉价枪。事实上，公司应该专门开设独立的部门进行廉价枪生产，而廉价枪的部件生产也应该独立于标准产品部件生产。”帕格斯利还发现这种口径的枪弹在“南方腹地”市场潜力巨大，因此希望公司能积极抓住这一商机。

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还将声名狼藉的短筒防暴枪推向市场，德国以其杀伤力大为由反对使用这款枪（《温彻斯特纪实》指出：“美国的短筒防暴枪让德国佬怒气冲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温彻斯特公司的高管认为这种枪市场表现不佳，“销量远远低于预期，若能合理推动，定能创造巨大需求”。因此，该公司鼓励销售人员以25美元的单价大力促销这款枪支。该公司在广告词中表示，这款枪是“警卫、急件派送员、狱卒和哨兵必不可少的武器”，也是“银行和家庭的守护神”。在同样的时间内，这款枪发射的子弹是普通左轮手枪的10倍，如果填装猎用大号铅弹，其覆盖面积也是后者的10倍。温彻斯特公司一位工程师测试了97式短筒防暴枪，发现一般枪支使用者很难在75码的距离外命中目标，因此这款枪适合短程射击。这位工程师表示：“这款枪非常适合在目标不明确的夜晚使用，也非常适合射击移动的物体。”有了这款枪，“枪法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除了家庭防护，这种枪也可用于商业保护。一封销售函件指出，在通常情况下，“公司员工的种族构成多种多样，这些员工的政治倾向及其他立场并不明确，为了防止员工发生种族、政治冲突，公司需要配备枪支。此外，国家也有必要保障商业活动全局”。为此，温彻斯特公司应该生产（也确实生产了）一系列不同质量的枪支。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现代社会中枪支政策制定者总是以此为借口，将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垃圾枪”生产企业与其他大型枪支生产企业相比较。正如《新闻周刊》（Newsweek）专栏作家马特·白（Matt Bai）在1999年的一次调查案中表示，枪支生产商并不是依据自己的喜好或行政命令生产危险枪支；相反，他们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生存”。

枪支产业也将目光瞄准女性消费群体，特别是随着乡间俱乐部举办的多向飞碟射击日渐流行，这一趋势越发明显。温彻斯特公司从大名鼎鼎的夫妻射手中请来“Ad”汤普文（“Ad”Topperwein）夫人，专门向消费者灌输枪支能提升自卫信心的思想：“有多少次你在晚上独守空房、彻夜难眠？买把步枪或手枪吧，有了它你就可以高枕无忧。”温彻斯特公司的劲敌马林公司会在广告上刻画手持猎枪和手枪的女性形象，同时配上文字说明：“买马林，得幸福！”“马林手枪造型美观，枪身小巧精致，能为射击增添无限乐趣。”史密斯&威森公司呼吁女性树立“家庭防卫”意识，成为“左轮手枪世界训练有素的战士”。该公司在《户外运动》杂志（The Outing）上刊登广告指出：“当今社会没有哪位女性不需要保护。史密斯&威森手枪简单易学，只需几个小时，任何女性都可以成为神枪手……即使家中没有男性，你也不会有孤单无助之感。”

为了庆祝温彻斯特枪远销到全球各地，《温彻斯特纪实》刊文指出：“美国女孩成功征服阿尔巴尼亚人！”原来，当时有两名美国女孩在阿尔巴尼亚科普利库服务于红十字会，在等待救灾物资期间，她们发现有一群“凶神恶煞”的阿尔巴尼亚人扛着笨重的枪支在进行射击练习。由于这两名女孩用温彻斯特枪支练习过射击，于是她们立起一个空奶瓶，用之前从未使用过的笨重枪支向目标射去，她们精准的枪法让阿尔巴尼亚人拍手叫绝。

（安妮·欧克丽⁵⁸是最著名的温彻斯特女神枪手。后来温彻斯特公司一位行政主管坦白表示，他“本无意打破人们对于安妮·欧克丽的幻想”，然而她的枪法确实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的成功也“只不过是剧团大肆炒作的结果”。安妮·欧克丽的丈夫是“野牛比尔”表演剧团的一名新闻广告员，而她则是丈夫的“衣食来源”。这位主管解释说：“演出方会将新闻广告员召集起来，给他们一张节目单，再给他们一些免费入场券，当时他们就把这些入场券叫‘Annie Oakley’，即‘安妮·欧克丽’，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沿用这种叫法。虽然这位主管的解释出人意料，也没有几个人——特别是射击界的人愿意相信这种解释，不过他的话确实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当时，温彻斯特公司积极通过“少年计划”开辟孜孜以求的市场。该公司为10~16岁的少年准备了一份关于.22口径子弹的直接邮寄广告，要求经销商为公司寄回一份当地所有少年的名单，这样公司就以零售商的名义将广告邮寄给名单上的少年。温彻斯特公司希望通过这种途径将武器卖给3,363,537名少年。该公司向各位经销商发出指示：“设想一下自己是14岁的孩子，仔细阅读这封邮件后，你定会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购买枪支。因此，做好销售武器的准备！”

该公司在另一封销售函件上写道：“设想一下，某个红发少年坐在电影院前排观看以温彻斯特步枪为主题的狩猎影片，他看得热血澎湃，不能自已，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温彻斯特步枪。这时，荧幕上出现一则广告：少年获得温彻斯特神枪手荣誉勋章。此时此刻，他的心里会做何想法？他会省吃俭用存钱买什么？当然是温彻斯特枪！”

组建俱乐部、提升射击水平也是温彻斯特公司营销活动的一部分。为此，该公司组建了“少年步枪军团”，希望政府能积极支持这一俱乐部的发展。漫谈专栏作家爱德华·克罗斯曼上尉在枪支杂志上表示：“虽然温彻斯特公司组建‘少年步枪军团’纯粹出于商业考虑，但是这种行为在国内引起了轰轰烈烈的枪支射击普及运动，大部分经销商都表示这一举动激发了当地儿童的射击热情。”雷明顿武器公司也将儿童视为未来的市场目标。为此，该公司为“儿童步枪俱乐部”设计了一些广告宣传手册，上面会附上“如何轻松建造属于自己的射击场？”等指示说明，也会附上一些专题文章，如《少年如何制造出第一款雷明顿枪》《四名美国射击神童》。

1918年12月16日，温彻斯特公司副董事长亨利·布鲁尔在华盛顿会见了中尉汤森（Townsend）。布鲁尔表示，汤森是枪支射击领域“值得信赖的老朋友”，也是全国步枪协会杰出的一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拿大批剩余武器装备全国步枪协会，该协会成员数量迅速攀升。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人都认为当今的全国步枪协会和枪支产业仍然在实践政治游说这种老旧做法，可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在这一例子中，温彻斯特公司担心全国步枪协会为会员装备政府剩余武器会切断该公司的商业贸易和财路（不过从好的方面来看，全国步枪协会的做法会带动人们对于枪支射击的兴趣，有助于提升枪支销量）。同样，全国步枪协会虽然在20世纪初提倡建造射击场、组建俱乐部，但并没有过多参与政治游说。布鲁尔将其在华盛顿了解到的信息发给纽黑文总部：

有两种方法可让政府以极低的成本刺激人们的枪支射击热情：一种是与正在开辟儿童市场的枪支制造商合作；一种是与全国步枪协会这样的组织合作，激发成人的枪支射击激情……汤森想知道我们有多少潜在儿童客户，“少年步枪军团”中又有多少成员；也就是说，从军事的战略角度来看，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刺激儿童使用枪支这一运动中受益。他可以以此为提案依据。

布鲁尔继续指出，“在某些销售区域，州政府对购买枪支弹药的儿童有年龄限制”，因此他向经销商表示，如果果真如此，“请为我们邮寄一份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及相应的处罚措施”。除此之外，一旦有父母阻拦，经销商也要向公司汇报。一位经销商来信抱怨：“要不是孩子父母反对，我可以出售1,000支枪。”父母对枪支所持的反对态度，我们由此可见一斑。当时，一名参议员在警方与走私犯的交火中身负重伤，堪萨斯州参议员亚瑟·卡珀（Arthur Capper）因此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枪控议案，经过长达数年时间的辩论，该议案最终于1932年获得通过。在一次电台讲话中，卡珀严厉斥责一些父母鼓励孩子使用玩具枪的做法，更不要提使用真枪。卡珀表示：“一些父母认为孩子玩玩具枪‘可爱’，我并不这么认为；相反，我认为这是美国悲剧的真实体现。”

为此，温彻斯特公司建议零售商避开父母，直接向潜在消费群体——儿童传播枪支信息。1921年3月，该公司在一份为经销商准备的内部销售函件中指出，“没有哪个社区的男孩不想拥有温彻斯特枪”，而经销商的任务，便是“让所在社区的每一个孩子购买温彻斯特枪”。这份销售函件进一步写道：“等这些儿童长到12岁，他们就会成为你们的真正客户。”

无论其市场目标是什么，温彻斯特公司都以近乎宗教信仰般的热情大量进行广告宣传，其他美国枪支制造商也是如此。该公司在给经销商的一份信件中表示：“我们深知每位经销商身边都有无限的枪支弹药销售商机。”温彻斯特公司从来都不缺乏自信。1920年，随着“温彻斯特计划”进一步展开，该公司一位高管向经销商表示：“我并不想吹嘘脑中的宏伟蓝图，不过我想发表如下声明……目前我们从事的是整个国家历史上（甚至是整个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商业活动。”枪支杂志专栏作家克罗斯曼表示：“温彻斯特公司有组织严密、办事高效的广告宣传部门，据说该公司今年的广告预算接近100万美元。”

1917年，温彻斯特公司在给所有零售商和经销商的一封密件中描绘了战后的销售和广告计划：“今年的销量要高于以往任何时候。同往常一样，公司目前的主要任务在于扩大枪支业务，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多向消费者销售枪支。”

首先，温彻斯特公司要发起一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规划最为精密的全国性广告宣传运动。其次，该公司要集中精力搞直邮广告，同时为经销商和零售商打造“内容丰富有趣的配图宣传手册”，专门用于柜台和窗口展出。（1917年，雷明顿公司也为主要经销商和零售商准备了相似的“窗口材料”，还邀请他们对这些材料的内容展示、印刷质量提出改进意见。雷明顿公司认为，与之前的广告手段相比，这种平版印刷广告更为先进，价值更高。）最后，该公司要与经销商和零售商携手合作，一方面成立新的枪支射击俱乐部，一方面对旧的俱乐部加以更新改造。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告诉人们学会使用枪支的重要性。

为了推动市场需求，“从这场规模宏大的广告宣传运动中获得最大收益”，温彻斯特公司派了100多名专业销售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推销温彻斯特枪。这次，该公司明确提出不在广告宣传中留下“大的间隙和空地”；相反，“公司目前的总体目标是在整个国家均匀编织宣传网络”。

这场广告宣传运动从侧面反映出温彻斯特公司仍然面临需求不足、产品滞销等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市场地位，公司就必须迅速推动销量，不断取得新的发展。该公司意识到，“仅仅依靠质量并不足以激发和保持消费者的兴趣”。当然，在这一阶段，并不是只有温彻斯特公司才面临这种形势，其他生产商也是如此，他们都想通过全国性广告宣传运动发掘大众市场。与此同时，枪支产业开始加强对销售人员的管控，甚至在销售中实施新的科学管理措施。1913年，雷明顿公司召开销售会议。与以往的销售会议不同，该公司领导层在此次会议中强调及时、详尽的销售报表的重要性。在此之前，销售人员每隔一周给公司总部寄来销售报表，不过这些报表粗略简陋，没有具体的城镇名称，也没有销售电话记录和结果等相关数据。因此，该公司高管建议销售人员趁着不用打销售电话的周日上午完成这些报表。

由于开展了全国性的广告宣传运动，对批发商和零售商实施了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枪支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的“缺口”逐渐得到缝合。此时，批发商、零售商和经销商等中间商不再掌控信息，也不单独决定推销什么产品。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广告宣传运动，温彻斯特公司与中间商进行了秘密通信，不过该公司在通信中并没有明确表示剥夺中间商的信息掌控权和决定权；相反，该公司只告诉他们“我们的广告宣传会创造市场需求”。销售枪支（或其他非生活必需品）只是一种劝诱消费行为。在当今社会，人们相信广告是商业贸易的关键。从这种意义上来说，“Rub-No-More”牌香皂公司的董事长与温彻斯特公司的高管并无区别：无论是销售香皂还是枪支，他们都通过广告宣传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将消费观念深深植入消费者的脑中。

柯尔特公司在给经销商的一封信件中阐明了新的广告营销现实：“我们设计广告的目的在于让你们来创造市场需求，一旦达到这一目标，你们就可以通过销售枪支获得直接利益。”为此，柯尔特公司为当地经销商免费准备了广告模板，使用时只需要填上名字和地址。同样，雷明顿公司和温彻斯特公司也在全国范围内准备了广告宣传材料，不过这些材料往往是零售商和经销商“阴谋诡计”的体现。随着广告宣传规模越来越大，温彻斯特公司开始做更长远的打算，为经销商和零售商准备了印制温彻斯特图案的信封。不过，该公司反对销售人员在居民不足500人的小城镇分发这种信封，因为这些居民几年内所用的信封不到1,000个。温彻斯特公司高度关注信封的去向，表示“我们不希望销售人员将这种信封送给永远不会使用它们的小众群体”。

柯尔特公司设计的广告模板。枪支产业像其他产业一样开始使用全国性广告。这种模板由枪支生产商设计，当地经销商按照要求统一生产。图片由康涅狄格州图书馆提供。

柯尔特公司向经销商表示，公司自己设计的广告模板可以讲述柯尔特枪支故事。全国性广告确实可以传递产品信息、讲述枪支故事。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柯尔特枪支所讲述的故事实则是美国士兵的故事，他们在神圣的战场身陷重重围攻；战争结束后，美国国内环境并不安全，美国人民经常在家中或开车的时候遭遇威胁。对于汽车使用者来说，每个转角处、十字路口和斜坡路都有危险存在。柯尔特公司警告人们，虽然战争结束，但是战争的阴霾会持续笼罩每一个人。因此，该公司在广告宣传中巧妙地利用汽车日渐流行这一事实，将危险地带直指林荫道和公路。该公司警告汽车使用者“做好准备，严防抢劫”：“假设你在人烟稀少的乡间小路开车，突然有劫匪将你拦住，你该怎么办？在你的工具箱、坐垫下或衣兜里准备一把柯尔特手枪吧，不等劫匪喊‘举起手来’，你便可以先发制人。即使没有遇到劫匪，你也可以将车子停在一边，拿出柯尔特手枪进行射击练习，制造欢快的气氛。”柯尔特公司在《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杂志（National Sportsman）上刊登了一则左轮手枪广告，图片上有3个穿套装的人，图上配有如下文字：“暑期在外游玩，最惬意的场景莫过于围着篝火回忆往事。鲍勃：还记得那晚吗？我搭起帐篷等你们回来，一帮暴徒突然跳出来抢劫。同伴（想起了那把柯尔特左轮手枪）：‘嗯，他们没想到你早有防备，是吧？’”

19世纪60年代，温彻斯特公司在销售日历中刻画了一些猎人在狩猎过程中遭遇困境的场景，猎人都是凭借手中的温彻斯特枪摆脱眼前的困境；如今，柯尔特公司也通过宣传广告讲述柯尔特枪支故事，而主角遭遇困境的地点则变为现代化的都市场所，如在家里、车上。在这些场景中，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不在政府和警察身上，而在公民自己身上。柯尔特公司提醒人们：“保护财产、家庭和爱人安全的责任重于泰山，万万不可将这份责任托付于不入流的枪支。”柯尔特公司在《美国人》杂志（American）刊登了一则广告，进一步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家庭既需要保护，也需要为之而战……每个人都须谨记这一使命，每个人都须为保护家庭而竭尽全力。”该公司还在另一则广告上写道：“轮到你了——曾经，我们帮你驱逐德国佬，保家卫国；现在，你需要一支柯尔特，消除潜在危险，保护家庭安全。”该公司表示，柯尔特枪是防止“非法入侵”的“坚实堡垒”，是古代护身符的现代化替身，是雕刻在门廊上保卫安全的加翼太阳盘⁵⁹。

柯尔特公司表示，猎枪强调精准，而最好的枪支“自动操作——无须做任何思考！”1912年，该公司在《人人》杂志（Everybody’s）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场景中一对夫妇在跟经销商谈论枪支。该公司指出，在使用.45口径自动手枪子弹的情况下，“只要扣动扳机，就可自动按下握把保险，发射子弹”。自我保护的关键不在于用枪技能，而在于射击速度，即“先发制人的能力”。从速度上来说，柯尔特枪“技压群雄”。

能否便捷使用对枪支来说尤其重要，柯尔特公司的广告为消费者传递了一条信息，那就是柯尔特枪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仿佛无处不在。20世纪初，柯尔特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精确地判断市场，也能开辟出更广阔的市场。该公司在广告上推销的产品多种多样：有些可塞进轿车的坐垫，有些可装进女士的暖手筒和手提包，有些正好装进男士马甲。到了20世纪60年代，该公司更是推出一款可夹进书本的袖珍左轮手枪，附带个性化的书签。温彻斯特公司表示，这款枪“为最珍贵的收藏本量身定制”。

20世纪初柯尔特公司的广告。该公司表示，柯尔特枪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既可放在车里也可装进衣兜。图片由康涅狄格州图书馆提供。

温彻斯特公司也通过全国性广告讲述温彻斯特枪支故事，不过这些故事主要与温彻斯特枪引起的情感共鸣（特别是在男性身上）有关。有人说温彻斯特枪一直在激发、利用人们的情感共鸣；不过，从商业贸易的角度来说看，19世纪初人们购买温彻斯特枪大多是出于实用性考虑，而到了20世纪初，人们对于温彻斯特枪的情感更加强烈、更加自觉。枪支销售广告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1857年，温彻斯特公司为“火山牌”手枪设计了一则广告：“使用说明：利用球形枪栓A将枪管内弹簧向前推，直到盖帽B可以转向左边，然后将子弹（不超过10颗）装入枪管……”自此以后，枪支销售广告由强调说明（如何使用枪支）向强调抒情（引起什么样的情感共鸣）的方向发展。

这种变化并不可怕，也不令人惊讶。相反，这是枪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枪支的一些用途逐渐过时，枪支制造商开始想方设法发掘枪支的其他价值——无形价值。总之，有用性是枪支奥秘的灵魂所在。

为了实施“少年计划”，温彻斯特公司通过《美国少年》（American Boy）、《少年生活》（Boys’ Life）、《青年之友》（Youth’s Companion）、《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等报纸杂志大力宣传温彻斯特枪支。今天，大众普遍认为枪支与男子气概的紧密联系是美国人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事实上，从温彻斯特公司的档案来看，这种紧密联系是该公司在报纸杂志上积极宣传促销的结果，这些广告宣传又通过其他大众传媒手段不断复制、传播。诚然，19世纪初枪支产业的主要客户和消费群体是男性；然而，枪支产业在广告宣传中将枪支与男性（及其他美国“普通民众”）的品格、愿望和优点联系起来却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也就是说，枪支经历了由“男性工具”到“男性标志”的转变过程。温彻斯特公司在一则销售广告中指出：“所有美国父母都希望拥有一个打靶百发百中又能获得温彻斯特神枪手荣誉称号的儿子。”该公司在“赢得父母支持”运动中强调所有少年都应该学会如何安全使用枪支；除此之外，他们应该看到枪支的隐形价值，如枪支可以让他们学会自立、成就自我。

同西奥多·罗斯福打造自己的形象一样，温彻斯特公司将枪支作为男性标志出售完全是出于善意，这也是20世纪和21世纪枪支奥秘形成的基础。20世纪20年代，工业制造商通讯社称手枪是治愈社会中男子“柔弱化”现象的良药。该通讯社指出：“只有青年人身体健康、充满活力，对生活中的基本运动（如野营、狩猎、垂钓等）怀有强烈的兴趣与热情，我们才能确信美国并没有沦落为充满游手好闲者和‘贫血者’的国度。”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温彻斯特公司开始在广告中普遍使用“真男人都需要温彻斯特步枪”这一口号。该公司指出：“没有什么运动比射击更能让少年感受到什么是真男儿，温彻斯特枪能让每个少年成为真男儿。因此，只要是负责任的父母都会让孩子拥有一把温彻斯特枪。有些男孩让父母引以为傲，但是父母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儿子穿了太长时间灯笼裤，现在是时候做些改变买把枪了，毕竟这些孩子是在无数少年的冒险故事中成长起来的。” 当然，温彻斯特公司所说的儿童对枪支具有天生的好感完全是出于杜撰。

随着营销人员规模不断扩大，温彻斯特公司逐渐完善了营销艺术，将营销活动视为舞台即兴表演，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是为了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温彻斯特公司的经销商和零售商通过机密的销售简报交流营销技巧，这些销售简报保存在该公司的档案库里。举个例子，印第安纳经销商雷丁顿（Reddington）建议以一定蒲式耳⁶⁰的玉米和小麦为参考对枪支进行报价，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一建议获得温彻斯特公司的高度认可。作为销售人员的推销对象，枪支是普通商品，和鞋子没有本质区别。当时温彻斯特公司有这么一个角色扮演实验：

一位零售商抱怨：“我店里有两把温彻斯特枪，卖了两年都没有卖出去！”经销商回答：“假设你的店里只有两双鞋，可是你用其他商品将其盖住，放在顾客看不见的地方，估计这两双鞋永远都卖不出去，难道不是吗？销售枪支跟销售鞋子一样，你要对商品进行分类整理，让顾客看得一清二楚。因此，你的问题不在于库存过多，而在于存货不足。”

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当前的关键任务在于促使经销商跨越消费者自然倾向和市场需求的限制。该公司表示：“记住，温彻斯特公司的销售人员目前只有一个目标——大量销售枪支。”同公司刚刚起步的时候一样，提升销量仍然是当务之急。也就是说，虽然销量不断变化，但是主基调始终相同。1917年6月，该公司向分销商发布了一则公告：“你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向零售商出售枪支，使其无法在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就能将全部枪支销售出去。换句话说，你们要让他们在公司大规模营销活动的支持下竭尽全力取得最大销量。”事实上，“如果零售商存货不多，确信可以全部销售出去，这种状态不利于枪支销售；相反，如果零售商手头有大量存货，被迫下定决心努力提升销量，永不停息地发掘每一位潜在客户，这才是良好的销售状态，这种状态对于他们自己和枪支销售都有好处”。

《温彻斯特先驱报》上刊登的广告。温彻斯特公司开始瞄准少年顾客群体，称少年对枪支的喜爱是出于自然愿望和本能。图片由西部“野牛比尔”历史中心提供。

得克萨斯分销商盖伊·哈里森（Guy Harrison）认为需求是诱导出来的。哈里森表示，如果他听取零售商的反对意见，那么销售量估计达不到存货量的30%。当时一则销售公告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硬着头皮销售95%的存货。”同样来自得克萨斯的批发商乔伯·沃尔特·斯科特（Jobber Walter Scott）表示，由于科珀斯克里斯蒂遭遇干旱，当地零售商不想存货过多，只想准备少量枪支以满足基本市场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斯科特告诉当地的一些零售商，为了与温彻斯特公司掀起的全国性营销活动保持步调一致，必须大量存货，他最终成功说服了他们。

温彻斯特公司鼓励消费者冲动购买。该公司表示：“零售商要确保各式枪支备货充足，这样才能在顾客兴致勃勃的时候迅速结束买卖。设想一下，如果顾客已经做好购买枪支的准备，你必须马上将枪支交到他的手中，让他抚摸、操作、把玩，感受温彻斯特枪支完美的机械工艺，体会将其揣在怀里和贴在脸上的舒适感与平滑感，尝试通过瞄准镜轻而易举地锁定目标。只有这样，交易才能迅速完成。相反，如果你翻来覆去寻找商品目录，向他高涨的兴致泼冷水，最终只会错过宝贵的交易机会。”

从温彻斯特公司的档案可以看出，该公司强调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将枪支置于潜在顾客手中，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让其迅速产生购买的冲动”。该公司表示，一旦顾客将枪支拿在手中，“他会感觉这把枪属于自己”。这种由情感、冲动以及对枪支的体验所引发的购买欲望让一切“高谈阔论”都变得苍白无力。“要销售枪支，第一步是将枪支置于客户手中，让他切身‘感受’，体验枪支的平衡性……如果客户想坚持询问价格，再将话题转移到价格上……要不断激发潜在顾客的购买欲望，最终达到即使他知道价格超过预期也愿意购买的目的。”

温彻斯特公司还告诉销售人员应该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将枪支递到顾客手中，从而激发其购买欲望”：“向顾客递接枪支时，要保证枪头指向顾客左侧，这样他就不必调换方向。将你的左手置于枪托底板，右手置于弹仓底端，这样顾客在接枪时会抓住握把和滑动栓，这才是正确的持枪手势。”

19世纪70年代，温彻斯特公司在销售枪支时强调其实用价值和军事通途，到了20世纪，公司将卖点转移到顾客对枪支的感觉以及由枪支平衡性、线条设计和做工所引发的客户自我感知上。工业制造商通讯社指出：“美国人对枪支怀有强烈的喜爱之情。”最重要的是，枪支产业开始学习如何激发客户对枪支的喜爱之情，如何培养他们对枪支的情感依托。

枪支生产商开始在销售广告中使用现代心理学术语，将人们对于枪支的喜爱之情同潜意识本能联系起来。在枪支还没有成为美国男性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下，一些销售广告指出拥有枪支是男性的自然愿望。有广告指出：“男孩天生对枪支感兴趣，在这种兴趣的驱使下，他们迟早会购买枪支。因此，父母最好提前教孩子如何正确使用枪支。”一家公司在《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上刊登广告指出：“你可能知道儿子想要枪支，但是你不知道他的愿望有多强烈。他不会告诉你这些，这种东西无法言说。”另一则广告提醒父母：“孩子对枪支的渴望值得引起关注，总有一天他会想方设法买到枪支，这是他的天性。”温彻斯特公司的广告指出：“一想到拥有温彻斯特枪，热血青年顿时心跳加速。无论是哪一行业的男士，只要碰到温彻斯特步枪，他们就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之情。”有时候，温彻斯特公司表示女士也有这种天然的愿望。《温彻斯特先驱报》指出：“无论男士还是女士，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儿，都对枪支怀有与生俱来的渴望。将这种渴望转化为温彻斯特枪支的销量……举办枪支弹药展出可以激发消费者的兴趣，因为这种展出可以唤醒人的天性。”温彻斯特公司在1919年12月的《温彻斯特纪实》中指出，当今大部分男孩和女孩都喜欢射击，这是他们的本性，希望“青少年能轻松获得枪支”。

现代广告加深了美国的枪支奥秘。最初的枪支属于家用工具，由枪匠手工制造，这些枪匠日常加工的都是同类产品，如钳子、合页等；然而，现代化的枪支属于非生活必需品。一位科学管理和市场营销方面的顶级专家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表示，如果某种产品面临市场饱和的状况，可通过发掘新的用途提升销量。对于枪支来说，新的用途在于满足消费者的情感和心理需求。起初，市场需求不依赖于广告宣传而存在，产品销售仅仅意味着满足市场需求；而在消费需求同产品生产速度保持同步的新型消费文化中，产品销售意味着“创造消费需求，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产业资本家既要了解“实用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也要知道现代广告让消费者“情感战胜理智”的方法。这位专家认真研究、分析了全国性广告，发现其对消费者感性诉求（如攀比之心、自豪感和社会成就感）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对理性诉求的吸引力（比例为535∶342）。这位专家表示，全国性广告让消费者放弃了对产品实用性和价格的考虑；相反，消费者更加关注自己的“消费心态”，更加关注“社会地位、性别吸引力、成就感、自豪感的获得以及对偏见和恐惧感的预防”。或许，枪支实用性的减弱不仅不会降低枪支销量，反而会使销量得到提升——至少从20世纪的“枪迷”身上看情况确实如此，他们购买枪支并非出于实用性考虑，而是为了满足愿望，找到情感依托。从枪支产业的角度来看，“将大量枪支出售给一位消费者”与“向大量消费者每人出售一把枪支当工具使用”同等重要。温彻斯特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挖掘了许多消费群体，在这些消费群体中，新型消费文化中的现代化消费者与那些热情、古怪、爱枪但不需要枪的“枪迷”在消费理念上最为接近。

从通过广告创造市场需求、刺激购买欲望这一层面来看，温彻斯特公司与桂格燕麦公司（Quaker Oats）并没有什么不同。据桂格燕麦公司的广告营销人员回忆，该公司的目标是“激发消费者的兴趣，在没有市场需求的地方创造人们对于谷类食品的需求”。 1901年的《汤普森广告红皮书》（Thompson Red Book on Advertising）指出，当时“广告的目的在于告诉人们自己一直忽略的消费需求，进而向他们指明在哪里可以满足这些需求”，从这个层面来看，温彻斯特公司的广告策略迎合了当时的主流趋势。显而易见，人们对于步枪或左轮手枪的需求并非凭空产生，就像人们在早餐期间对于谷类食品的需求并非凭空产生一样。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广告不仅仅满足于营销产品以保证现实存在的需求，还想方设法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刺激消费者新的购买欲望。

1921年，温彻斯特公司在一份销售简报中告诉代理商：“购买欲望绝非一天两天就能培养起来。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名零售商，你要提前告诉猎人森林和田间的猎物情况，一想到捕获猎物的场景，他们就会掏钱购买枪支。这样，你就刺激了消费者对于枪支的需求。”温彻斯特公司还希望经销商能模仿卖酒的商家：“卖酒的人为了让生意一直做下去，会‘教育’青年人应该饮酒。他们的行为虽然很不道德，但是生意做得很好……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让孩子们买枪？”

然而，从某种层面来说，枪支就像钻石。温彻斯特公司表示，为了防止消费者觉得温彻斯特枪支价格昂贵，销售人员可以“先发制人”，大肆使用销售话术：“想象一下，如果你们在销售帕卡德汽车、高尔夫球具、钻石或其他奢侈产品，你们会怎么说？这些奢侈品的市场定位并不是为了吸引这些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也没有勇气纵容自己购买这么奢侈的东西。”

枪支制造商不仅面临行业内的竞争，还面临其他行业的竞争。这一点，温彻斯特公司和整个枪支产业都心知肚明。举个例子，温彻斯特猎枪要与其他行业的非生活必需品争夺市场，这些商品包括酒类、收音机、高尔夫球具和留声机。在这种情况下，枪支被推向完全相反的两极，一极是本能需要的产品，另一极是奢侈品；不过，无论是哪一极，枪支都是消费者渴望拥有的东西。

美国人为什么喜欢枪支？这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问题。不过，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是美国枪支产业诱使人们这么做。20世纪初，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枪支生产商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促销，将枪支打造成具有情感价值（情感依托）的商品。最终，枪支也会成为人们的政治依托。

第18章

无限空间之王

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我仍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20世纪20年代初，莎拉和温彻斯特家族的毕生努力走向尾声。温彻斯特公司重组后，莎拉的关节炎不断加重，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无法像往昔一样勤勤恳恳地监视工人的施工状况。当地有传言称，由于莎拉长时间卧病在床，一半工人故意整出很大的动静，让莎拉产生他们在持续施工的错觉，而另一半工人则在四楼“望夫台”（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之后保留下来的最高建筑）找一个相对隐蔽的位置，要么打扑克牌，要么抽烟休息。

莎拉的园艺工一定察觉到建筑工人出现懒散松懈的情况，他们也不像以前那样雷厉风行：等宅邸改建工作最终完成后，锅炉底灰仓已经装满了底灰。莎拉曾嘱咐园艺工及时清理底灰仓，将锅炉底灰施于花园。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忽视了莎拉的嘱咐。

诚然，园艺工的工作态度有所松懈，不过在庭前草坪上工作时，他们尽职尽责，丝毫不敢怠慢，施肥的施肥，修树的修树，除草的除草。原来，二楼卧室的靠窗位置是莎拉最喜欢的休息之地，一旦园艺工稍有松懈，莎拉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宅邸前院的某些园艺设计只有俯瞰才能发现其特征。如果从窗口往下看，你会发现树篱被精心设计成新月的形状，树丛中有无数黄色的菊花做填充；此外，园艺工的宿舍也被设计成钥匙孔形状。

在伊斯兰文化中，新月象征复活和永生。月亮的两端不断向彼此靠近，在某一时刻戛然而止，创造出一片自由、无限的空间。奥斯曼土耳其人曾是奥利弗·温彻斯特的生意救星，他们在旗帜和墓碑上都会使用新月图案。但丁认为，钥匙孔象征着进入天上乐园和人间乐园的通道。雅努斯是古罗马的起源神之一，是两个世界的灵魂主管，左手拿钥匙，右手执长杖。他有两张脸，一张望向地球，一张望向天国。

顺着新月形的树篱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一条通道，两边种着13棵高大的加利福尼亚棕榈树，一直延伸到这座宅邸的前门入口处：这里曾经有两座新英格兰产雕像，一座是赫柏⁶¹，一座是得墨忒耳⁶²。

赫柏是司掌永恒青春的女神，有返老还童之法力。她由宙斯与赫拉所生，后来嫁给升上天界的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得墨忒耳可以保证人死后在冥界继续生活，她的故事最早起源于希腊史诗。得墨忒耳是“丰收女神”，她只有一个女儿，名为珀耳塞福涅（象征春天的女神）。后来，冥帝哈迪斯将珀耳塞福涅绑架到冥界与他结婚、成为冥后，而神差并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得墨忒耳。不过，当珀耳塞福涅乘坐哈迪斯的战车通往冥界时，得墨忒耳听到了女儿的哭声。由于得墨忒耳悲伤过度，导致大地惨遭饥荒，主神宙斯被迫介入。哈迪斯同意每年给珀耳塞福涅6个月的自由时间，让她与母亲共享团圆。此时，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接着百花齐放，绿树成荫，大地一片果实累累的繁华景象。得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之间的母女纽带关系永恒不变，死亡也无法将其分离。

莎拉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虚构世界。几十年来，莎拉独自生活在自己的“迷宫”之中，这是一片生死交融的空间。莎拉之所以这么做，或许是出于恐惧，或许是出于思念。如果莎拉真的感觉自己饱受冤魂的痛苦折磨，她完全可以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唯灵主义信仰建造一座可以预防冤魂进入的宅邸。魂灵喜欢从烟囱中出入，怕水，躲避镜子和光线（因为它们既不会在镜子中留下映像，也不会在光线下留下影子，这无疑是一种耻辱）。莎拉完全可以建造一座装满镜子、没有烟囱的城堡，再在城堡周围开凿一条护城河；然而，她建造的城堡周围并没有护城河，里面只有3面镜子，而烟囱却多达47个，其中有些楼层没有天花板，烟囱直接从中间隔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莎拉的设计是合理的妥协，因为这种设计将最深沉的恐惧和最奢侈的梦想结合起来。这座宅邸经历了无数次的翻修与重建，而莎拉的毕生努力也已接近尾声，如今她俯首看这些既象征死亡又象征复活的园艺设计，或许能看到梦寐以求的“夏日乐园”，实现与家人团圆的幻梦。

1920年10月22日，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举办了“班尼特节”，以此纪念T. G.班尼特半个世纪以来在不同职位上为公司做出的贡献。班尼特毕生致力于“将温彻斯特枪支销售给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他是继奥利弗·温彻斯特之后对温彻斯特公司影响最大的人物。温彻斯特公司在中午举办了一场特别的“T. G.班尼特音乐会”，音乐会之后便是宴会。班尼特在宴会中以感激的口吻高度赞扬了公司奠基者奥利弗·温彻斯特的智慧；他以谦虚、谨慎的态度评价了自己对公司的贡献：“我只是尽了最大努力，做了自己该做的。”

在此之前，也就是1905年，班尼特曾担心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当时不知何故，他感觉身体不适，于是在日内瓦布里斯托尔酒店接受治疗。在此期间，他通过书信向简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那时，温彻斯特公司俨然已经成为大型企业，不过他认为自己所做的贡献只不过是按照惯例履行职责。他说：“我坚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不是因为这份工作意义重大，而是因为它是我的兴趣所在，是我生活的全部。”在之前的信件中，简因为没照顾好母亲、没照顾好班尼特而表示自责，这可能与她在初春一连经历三个忌日（包括母亲的忌日和威廉的忌日）而心情低落有关。事实上，简和班尼特在各自职位上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班尼特表示，简是自己的贤内助，她温文尔雅、完美无瑕。班尼特称自己职业的成功有一半归结于简，而自己亏欠她太多。他告诉简：“这么多年来你一如既往地扶持我，我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有你的帮助，我的未来会更加辉煌。”班尼特表示，虽然自己和简分属不同的领域，但是他们休戚与共，这是婚姻的恩赐；然而，对于莎拉来说，这是不幸婚姻的开始。班尼特认为，如果不能从这一角度看待问题，那是“没有正视生活和过去”的表现。

即使如此，一想到毕生须尽职尽责从事的职业，不但班尼特为此焦虑不已，连简也为他焦躁不安，尽管这种焦虑并不针对什么或与什么有直接关联。事实上，我们一生中的某些行为会产生久远的影响，我们可能不会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就像班尼特和同行都没有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法律的制裁一样——这种影响太过深远，我们无法一探究竟。不过，如果我们有幸一探究竟，会发现这种影响令人毛骨悚然。

在1920年1月的销售会议上，温彻斯特公司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看待公司飘摇不定的命运。20年代初，该公司会在销售会议上精心准备宴会、戏剧或演讲，将公司新的销售理念诠释为一场“道德改革运动”和一种生活方式。在“温彻斯特会议”期间，70名销售代表从酒店出发前往温彻斯特公司参加开幕式，共同商讨圣诞季和狩猎季的促销方案。当时，公司刚刚成立了“广告部”，各位代表来到总部大楼，发现入口两侧陈列着“广告部”专门设计的产品陈列窗。会议期间，公司为销售代表精心准备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如“打败竞争对手”“使用销售话术”“进行心理测试”以及“认识广告的力量和特性”。演讲过后，各位代表还能欣赏由公司女员工带来的舞蹈表演。

不过，这场盛宴的背后是公司萧条的业务。1921年3月，塞缪尔·莱布代表莎拉了解温彻斯特公司的运营状况，结果从副董事长口中得知公司自1920年以来生意“一落千丈，令人心酸”，大批员工遭到解雇。他说：“公司裁员率已经达到极限，员工薪水减少，也无须加班。”除此之外，公司销售状况惨淡，无法获得扩建工厂、增添设备所需要的资金。

1922年，温彻斯特公司时任董事长J. E.奥特森（J. E. Otterson）在新年贺词中承诺不会浪费员工的时间一一细数“温彻斯特计划”给公司带来的灾难。无可否认，为了拓展枪支以外的业务，公司通过该计划大力推行“销售和广告服务”，计划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到了1921年，由于公司状况不佳，这一计划被迫停止。1921年，该公司的国内贸易额为1920年的80%，出口贸易额更是令人震惊，仅为1920年的20%（其他出口商也面临相同的状况）。奥特森承认公司在“饱受逆境的磨炼”。埃德温·帕格斯利认为，公司命运出现如此大的转折，与“战后疯狂扩建”有很大关系，这种说法一改之前的“战时超额建造”。无论如何，该公司的“温彻斯特计划”惨遭失败，只有渔具、枪支和子弹因为“需求异常巨大”而保持较好的销量。

到了1922年8月末，温彻斯特公司再次背负沉重的债务。不久，该公司应邀与西蒙斯金属制品公司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公司温彻斯特–西蒙斯公司（Winchester-Simmons Company）。1866年夏天，天气酷热难耐，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以奇特的方式成立；1922年8月22日，这个独立法人实体被西蒙斯公司并购，从此改名换姓，以同样奇特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两周后，莎拉也因为心力衰竭在梦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圣何塞信使报》称赞莎拉是“最不善交际的女性，她极度敏感，避免在任何公众场合露面，热心慈善事业却从不留名”。塞缪尔·F.莱布多年以来一直是莎拉的顾问和好友，他表示：“莎拉和我所认识的任何女性一样充满理智，她集所有的女性美于一身……如果真的存在天堂，那一定是她栖息的地方。”莱布所说的“充满理智”意思模棱两可，不过这或许是他无意而为之。

自20世纪初以来，莎拉在不断地修改遗嘱、安排信托基金，一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值得注意的是，莎拉一丝不苟，将财产安排得井井有条，确保将信托基金留给自己挚爱的老师、员工和侄甥；然而，对于其倾无数枪支财富打造的豪华私人宅邸，她并未就其归属问题做明确的说明，只希望将其和家具一同出售。如此来看，她既没有将其留给任何人，又好像将其留给了所有人——就像谜语和艺术品一般。莎拉曾经坐拥无数财富，到最后只留下了400万美元，她将这笔财产的大部分捐给了纽黑文医学协会（New Haven Hospital Society）；在此之前，她正是通过这一协会成立了温彻斯特结核病医院。圣何塞民众听闻莎拉只留下为数不多的财产，纷纷表示惊讶不已。

1918年，莎拉决定放弃所持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股份；1921年，她最终决定在该公司重组协议上签字。无论莎拉是出于何种考虑，这种做法让温彻斯特公司与温彻斯特家族的关系纽带有史以来第一次断裂。或许，只有在悄然之中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之后，莎拉才能感觉到死后已无后顾之忧。

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特殊使命在于为一场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提供武器装备；莎拉宅邸的特殊使命在于一方面保护两个已逝多年的亡灵，一方面帮她逃避无数前来复仇的冤魂。然而，一旦完成其特殊使命，这两座建筑便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和意义。

1922年3月，正值搬运工人清理莎拉宅邸中的数百个房间之际，温彻斯特公司专门列了一份数据清单，对工厂内213个厂房进行了彻底清算，这或许是与西蒙斯公司合并计划的一部分。公司规模过大是造成温彻斯特公司负债累累的主要原因。一位审计师曾表示，温彻斯特公司为了完成政府订单不惜一切代价大肆扩建，一旦完成政府订单，这些建筑就对公司没有任何商业价值。莱布在同一时期也对莎拉的宅邸做过相同的评价，称其“毫无实用价值”。事实上，正是由于其建筑风格荒谬诡异，这座宅邸才显得毫无价值。有官方文件指出，这座宅邸“只是一座不断修缮的大型框架建筑外加一些附属建筑物罢了”。T. G.班尼特首先买下这座宅邸，后来圣克拉拉县干果加工商A. P.马斯顿（A. P. Marston）代表约翰·H.布朗娱乐公司（J. H. Brown Amusement Company）从T. G.班尼特手中租下这座宅邸，租期为10年。约翰·布朗在匹兹堡长大，他受矿车车厢的启发发明了最初的过山车。后来，布朗随家人移居西部，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经营沙滩游乐场，他的“水晶沙滩”旅游胜地就有一座“神秘屋”建筑。1932年，在承租10年之后，布朗一家将这座造价500多万美元、装修费用达20万美元的宅邸买了下来。

此时此刻，莎拉的神秘屋变成一种商品。布朗一家发现这座诡异的城堡可以吸引游客，因此抓住商机故意渲染其灵异氛围。他们在带有头盖骨图案的广告牌上宣传“神秘屋”，还允许游客在墙上乱涂乱画甚至破坏雕塑。他们还做了莎拉根本无法想象的决定：打开屋门，供游客游览参观。这些游客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随意游览，还肆意破坏某些室内财产。这座宅邸本是利用温彻斯特家族的血腥财产修建，如今布朗一家却利用它为自己创造财富。从这一角度来看，布朗一家获得的财富仍然与温彻斯特家族的血腥财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座神秘屋也始终没有摆脱温彻斯特公司的枪支生意。如果莎拉在“夏日乐园”关注着这一切，她一定羞愧难当，而温彻斯特枪独特的机械构造、完美的制造工艺、可屈可伸的弹簧等一幕幕会重新浮现在她眼前。

1974年，原圣克拉拉谷“狂野西部边疆乡村游乐园”总经理凯斯·基特尔（Keith Kittle）成为温彻斯特神秘屋的管理者，美国的枪支神话与莎拉的“反枪支神话”再度融为一体。1993年，埃德娜（Edna）和杰拉德·雷尼（Gerard Raney）组成“温彻斯特神秘屋联盟”（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Associates），负责经营这座神秘屋，据邓氏市场注册公司名录数据（Duns Market Identifier data）显示，该联盟收益额为140万美元。后来，温彻斯特神秘屋得到重建，被列为“加利福尼亚868号历史性建筑物”。目前，温彻斯特神秘屋仍然归“温彻斯特神秘屋联盟”所有，不过据其中一位管理者介绍，这座宅邸管理成员众多，逐一列出名单要“写满两页纸”，而且名单上的名字还在不断增加。这座宅邸显然已经成为旅游胜地，不过该联盟管理层不愿意透露每年接待多少游客。

此时，温彻斯特公司位于纽黑文的原始工厂已经随着美国枪支产业迅速凋零，工厂内窗户破碎，机器死一般沉寂。这座工厂曾经承载了奥利弗·温彻斯特的雄心壮志，如今却变为这一雄心壮志的陪葬品，成为后工业时代走向尽头的又一例证。不过，到了21世纪的创新阶层经济时代，这座工厂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原来，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在2008年买下这座工厂的建筑，以21世纪的风格加以改建，将其翻修成100多座豪华阁楼和公寓。改建工作完成后，该开发商在销售广告中写道：创意新生活。在改建过程中，许多原有的砖砌结构和结实的梁柱保留了下来，这些建筑也因此多了几分工业时代的古典气息。这些公寓中，明装管道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似乎向人们说明这里曾是产品加工地。除此之外，公寓和阁楼全部用花岗岩和玻璃瓷砖装饰。

显然，在莎拉灵异故事的大肆宣传下，“Llanada Villa”已经变成一个旅游胜地。同西部枪支神话一样，莎拉的灵异故事经过人们的口口相传越发耸人听闻，但真实可信。然而，这并不是说莎拉的灵异故事原本没有真实性可言。事实上，灵异故事只会刺激我们的好奇心，让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探究莎拉隐秘的内心世界和她毕生的杰作。1922年，在搬运工人清理莎拉的宅邸期间，一些喜欢一探究竟的人偶然发现了一间神秘的屋子，这间屋子专门用来举办降神会，莎拉严令禁止仆人进入此屋，普通客人自不必多说。这间屋子位于整座房子的中间位置，只有一个入口，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只有莎拉才有权使用。不过，这间屋子有三个秘密出口，一个设置在橱柜里，一个向下延伸至厨房，还有一个门上没有把手（一旦从这扇门中出去，就无法再进入这间屋子）。由此看来，莎拉将这间屋子设计成一个避难室。

20世纪30年代，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⁶²一位工作人员应邀写一本加利福尼亚旅游手册。莎拉去世几年后，他参观了莎拉的神秘屋，这间降神会专用屋令他困惑不已。他指出，莎拉在世时将这间屋子从地板到天花板用白色缎子围起来（也有人说莎拉挂的是蓝色缎子而非白色缎子），屋内墙壁上有13个挂钩，地板上有一块油漆被莎拉的拖鞋磨掉了。整个屋子气氛庄严、朴实无华、小巧玲珑。墙上有两扇窗户，用两端带尖的铁棍护起来，防止仆人偷窥（也可以防止冤魂，据说冤魂笨手笨脚，容易出错）。

莎拉降神会专用屋的秘密出口。这间屋子与唯灵主义运动达到顶峰时灵媒所使用的“通灵阁”类似。图片由温彻斯特神秘屋提供。

由于关节炎病情加重，莎拉有时候让仆人帮助她进入这间屋子，然后关上屋门。一段时间过后（通常为4小时以上），莎拉会用自己设计的电子对讲机传唤仆人送她回去。仆人到达后，发现屋门已经关上锁好，莎拉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等待他们将她送到电梯。

有传言表示，莎拉每次进入这间屋子后首先要和冤魂斗智斗勇。通常情况下，她会关上屋门，从其中的一个秘密出口离开这间屋子；或者，她会从墙上的某个洞中消失，一段时间过后，她确定冤魂已经放弃寻找她的念头，便重新回到这间屋子，坐下来进行长达几个小时的冥思。

有人指出，这间屋子并非用来举办降神会，而是一个随意设计又重新设计过的附属建筑，是莎拉独自冥思或哀悼之地。然而，在这座宅邸之中，最让我对莎拉的灵异故事坚信不疑的部分正是这间屋子，因为它与19世纪中期唯灵主义盛行时的“通灵阁”极其相似。莎拉曾在信中表示婆婆只是“离开了凡间”，这种说法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表达，在我看来，这间屋子是她的内心想法在建筑方面的集中体现。19世纪中期至晚期，“通灵阁”异常流行，专业灵媒有时候甚至建议唯灵论信仰者在其中“静坐升华”，这样他们就可以像灵媒一样看到神奇的魂灵显现。为此，唯灵论信仰者要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建造“通灵阁”，就像莎拉所修建的这间屋子一样。一本讲述唯灵主义信仰的书表示，唯灵论信仰者须独自在“通灵阁”中“静坐1小时，气氛要尽可能庄严”。灵媒还建议刚刚接受唯灵主义信仰的人“每周至少静坐2小时，每次静坐都要在傍晚同样的时间进行”，并强调“唯有坚持方能成功”。除此之外，新手灵媒也要遵循这一行业的惯例，比如必须在子夜或凌晨2点准时敲响钟声。不难想象，如果莎拉真能看到神奇的魂灵显现，她一定要配合灵媒库姆斯继续静坐，这样她才能再次看到威廉。

据说莎拉的宅邸中共藏有6个保险箱，这间屋子内就藏有1个，里面装着大笔财富。太平洋沿岸各州的窃贼都听说了莎拉的保险箱，不过这座宅邸由树篱重重包围，有猎犬专门守护，加之还有闹鬼的传说，这些窃贼轻易不敢闯入。一直以来人们都流传一种说法，即加利福尼亚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宝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莎拉的宅邸与加利福尼亚类似。莎拉去世后，人们在清算“Llanada Villa”时打开了其中一个保险箱，发现里面只有5样东西：一副鱼钩和鱼线、一双威廉穿过的棉袜、一件内衣、一个紫色丝绒小盒子（里面装着4缕金黄色婴儿头发），此外还有一篇泛黄、破旧的讣告。这篇讣告来自《纽黑文记事报》的死亡信息一栏，内容如下：安妮·帕迪，威廉·沃尔特·温彻斯特与莎拉·温彻斯特之女，于1866年7月24日在本市夭折。

这些东西在哪儿也买不到，价值连城。从这一角度来说，人们的传闻确实有现实依据。就拿鱼钩和鱼线来说，威廉曾用它们在纽黑文东河地带钓蓝鱼，亲手将鱼钩从蓝鱼身上拿下；袜子和内衣是威廉穿过的东西，这些东西最贴近他的皮肤；安妮·帕迪是莎拉的女儿，她曾来过这个世界，要不是这篇讣告、这几缕头发、那块小小的墓碑，抑或是那座神秘屋，人们早就将她遗忘。对于莎拉来说，这座有着200多个房间的迷宫既能用来悼念，也能用来求得宽恕。

第19章

“征服枪支的西部”

我们可能希望看到人们相信西部传奇，但是我们必须相信人们看到了西部传奇。

——纳瓦雷·斯科特·莫马迪（N. Scott Momaday）

20世纪初，温彻斯特枪再次“征服西部”。此时，每个人都知道温彻斯特枪是“征服西部之枪”，这并不是因为现实情况的确如此，而是因为温彻斯特公司在广告中确实这么宣传。这则宣传口号由温彻斯特公司业务主管埃德温·帕格斯利设计，于1919年初次发表在一本满版杂志的广告中。枪支博物馆馆长、枪支史学家赫伯特·霍兹表示，这一口号后来传播到法国、英国、中国、西班牙等其他国家。他说：“这则广告有点儿言过其实，不过我们应当承认温彻斯特公司的广告营销堪称一流。”

1959年，该公司推出新的宣传口号：温彻斯特——不仅是枪支，更是美国神话。这则宣传口号比“征服西部之枪”更抽象，更具姿态。到了1995年，该公司甚至专门向人们介绍如何营销枪支这种文化意义厚重的产品。然而，在解释公司现代化标志（一个全副武装的骑马者形象）时，温彻斯特公司并没有使用陈词滥调：“它象征牛仔、印第安人、执法者和拓荒者，也象征高地、山脉及沙漠等狂野西部的宏伟景观。”

就拿“征服西部之枪”来说，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西部与枪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事实上，19世纪初的狂野西部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狂野”，枪支暴力现象也没有那么猖獗。诚然，我们听说过很多关于“征服西部之枪”的故事，不过还有很多故事与“征服枪支的西部”有关。这些故事从许多历史事件中脱颖而出，不仅与枪支有直接联系，而且扩大了枪支的文化奥秘。西部“征服”枪支的事实发生于20世纪初期、中期而非19世纪初，这场运动主要是通过广告、电影等媒介竭力传播虚构故事、历史事件与传奇故事而实现的。随着枪支产业的不断发展，人们购买枪支不再出于实用性考虑，而是为了满足愿望，找到情感依托，而枪支产业也正是利用这一趋势扩大了枪支的吸引力。

20世纪50年代，电影院、售报亭、书店和电视节目中都充斥着西部与边疆英雄的形象，后来这种现象才日渐式微。然而，拿西部边疆地区来说，在电影、电视中死于枪支暴力的人数远远多于实际情况。1935年至1940年，全国共放映了超过650部西部片，1950年至1955年、1955年至1960年这一数据分别为501部、250部。1959年，全国黄金时段节目共有39个，其中有10个节目收视率最高，这10个节目中，与西部有关的节目共有8个。20世纪50年代，平装本西部小说年平均销售量为3,500万册。在这一时期，全国共发行了几十种“老西部”题材的杂志，这些杂志被称为男性杂志，其中包括《西部神枪手》（Gunslingers of the West）、《边疆纪实》（True Frontier）、《老西部亡命之徒》（Outlaws of the Old West）、《老西部不法之徒》（Badmen of the Old West）以及《西部之最》（Best of the West）。从内容上看，与“牛仔”相关的英语读物印刷量在1939年达到顶峰。

1969年，雷蒙·亚当斯搜集了2,491部与西部枪手有关的作品，编纂整理出一本带注解的文献目录。这些作品中，有些是各州与地方性历史指南，只是偶然提及西部枪手；有些是没有注明日期的条目。除此之外，剩下的1,951部作品中，有241部出版于20世纪初，大部分出版于1936年，其次分别是1957年、1958年、1960年和1955年。当然，如果精确统计的话，与西部枪手有关的出版物可能不止这个数目，不过这一数据也能表明西部枪手这一角色在20世纪中期的流行程度。除此之外，西部枪手的形象还被制作成塑料模具，在当地扩散。1951年，马克斯公司（Marx Company）推出第一款“狂野西部”玩具套装（共134款），里面有400多个狂野西部人物形象。历史学家帕特丽夏·利默里克指出，20世纪50年代的孩子正是利用这些玩具玩“西部牛仔与印第安人”游戏，而非“主人和奴隶”游戏。

在广告、书籍、电影、戏剧、游戏、电视等媒介的推动下，美国最终形成了枪支文化。同早期的“野牛比尔”的故事一样，“西部征服枪支”的故事也是关于现实的虚构描述，是一种早熟的后现代主义描写手法：一方面宣称注重历史事实，一方面掩饰历史事实。

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霍尔特（Douglas Holt）曾描述了商品如何在“神话市场”竞争并取得胜利，最终成为偶像品牌（如20世纪初的温彻斯特枪和柯尔特枪）。商品具有隐形价值和吸引力，这种隐形价值和吸引力具体表现为一种强大的“文化迷思”，主要通过广告宣传实现。霍尔特指出，最强大的文化迷思能化解个人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间的剧烈冲突，有望消除文化焦虑和文化矛盾。和枪支神话一样，这种文化迷思兴盛于已经发生的事实和我们希望发生的事实之间。

20世纪初，为了做好广告宣传，温彻斯特公司不仅使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语口号，还在小城镇的枪械店进行产品展示，这些枪械店由温彻斯特公司的营销部全力支持。《温彻斯特先驱报》对科罗拉多城某枪械店的橱窗展示予以高度赞赏，称其“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拓荒时代的草原场景”，是“一部关于狂野西部的大型演出”。

广告人员发掘了枪支的历史——或者说迷思。柯尔特公司曾在一则广告中表示，柯尔特枪“在过去家喻户晓”。20世纪中期，史密斯&威森公司掀起一场规模宏大的广告宣传活动，广告标语为“历史创造者——武器与人类”。每则广告宣传时间长达1年，每则广告都从不同的角度讲述美国枪支传奇。1891年，美国各界打出各种宣传标语，如“芝加哥在密歇根湖沿岸修建，为哥伦比亚博览会做准备”“美国专利局庆祝成立100周年”“麦金莱政治影响力扩大”“史密斯&威森公司制造出新式.22口径单发手枪，震惊整个手枪射击圈”。这些宣传标语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主要与历史事件有关，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枪支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并不扮演任何角色，但是它在广告宣传中与历史事件处于同等地位。

20世纪中期，牛仔形象重新出现在柯尔特公司的一些广告中。历史学家戴维·卡特赖特表示，牛仔通常是“下层社会的单身劳动者，他们下颌瘦削，总是酩酊大醉；不过，他们善于骑马，枪法一流，凭借手中的柯尔特枪将自己写进美国历史的每一页”。起初，他们嗜酒成性，醉眼蒙眬；后来，他们勇敢无畏，目光坚毅。柯尔特公司在一幅石版画广告上写道：“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因此可以做到临危不惧。”枪支产业最为著名的石版画当属《特克斯和攀骑氏》（Tex and Patches），这幅画由插图画家弗兰克·舒诺维（Frank Schoonover）于1926年为柯尔特公司创作，描绘的是1876年的场景，画面中的牛仔镇定自若，目光炯炯有神。

为了在社论式广告中推销温彻斯特枪支，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通过现金奖励的形式征集与早期温彻斯特枪支有关的图片和历史故事。该公司撰文指出：“许多老式温彻斯特枪背后都有自己的历史、传奇和故事，或许你手中的温彻斯特枪曾在某个历史事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特别强调温彻斯特枪支“将文明向西推进”。1928年，该公司发起一项“北极广播计划”，向北极圈地区的居民发送广播节目，让他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想象早期北极开拓者的生活，了解他们所住的木屋、冰屋、草屋以及使用过的船只，尤其让他们了解早期开拓者在那里使用过的温彻斯特枪支弹药。

一方面，枪支通过这些广告或其他媒介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然而，另一方面，枪支真正的历史被埋没，或者说枪支丧失了自身的历史属性。有人认为，美国人“天生”喜欢枪支，或者说他们有“永恒的”爱枪传统；也有人认为，美国人“历来就知道如何射击”，每个孩子从小就接受射击训练。事实上，一些人早在商业性枪支文化形成之前就已经接受这些观点，相信美国人对枪支具有“与生俱来的喜爱之情”和“购买欲望”。然而，如果盲目接受这些观点，许多事实会因此遭到埋没。一方面，这种做法忽略了人们对枪支态度的变化（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喜欢的枪支类型不同，使用枪支的目的不同，枪支对他们的意义也不尽相同），这种态度变化决定了枪支需求会时高时低；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忽视了枪支产业为培养人们的枪支兴趣而做出的巨大努力（随着枪支产业的发展，枪支的实用性减弱，培养消费者对枪支的兴趣就成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任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枪支已经成为人们盲目迷恋的对象。诚然，枪支在美国历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到了现在，枪支则成为历史的主角，这种现象我们从柯尔特公司档案库的大量文章中可见一斑。说到埋没历史事实，《萨凡纳晨报》（Savannah Morning News）便是其中的代表。该报撰文指出：“左轮手枪是创新的象征，它帮助我们开拓边疆，约束违法行为，不仅为我们带来大笔财富，更让我们获得力量。”这篇文章在最后总结道：“左轮手枪造就了美国。”1926年，柯尔特公司出版了F.罗默（F. Romer）的著作《历史缔造者：柯尔特枪口之下的国家发展史》（Makers of History: A 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at the Muzzle of a Colt），从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大众趋势。有些人认为，美国长步枪（也叫“肯塔基来复枪”）帮助美国赢得了独立战争，不过有些古董枪研究专家并不这么认为，用其中一位专家的话说，这是“浪漫主义者的无稽之谈”。这类作品将原本涉及多个主题的历史事实变成以枪支为主题的传奇故事，毕竟只以枪支为主题讲述历史故事要更加容易。在这些作品中，枪支变成了历史省略号，我们只能看到开拓狂野西部之前和之后的社会，却看不到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一些“神话缔造”史学家出现，他们热衷于讲述神枪手的历史，为他们撰写传记。这些“神话缔造”史学家声称讲述历史事实，但是都不约而同地强化甚至创造了神枪手的传奇色彩。最初，历史学家在为“狂野比尔”希科克、比利小子、怀特·厄普及其他人物作传时喜欢赞美六发左轮手枪，这些作品独树一帜，成为西部传奇小说的代表；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则完全不同，曾经的赞美变成了赤裸裸的谴责。

西部传奇小说的作者一开始都声称讲述历史事实。早在1915年，丹尼斯·科林斯（Dennis Collins）⁶³就指出狂野西部传奇小说完全扭曲历史事实，这样会使青少年产生暴力倾向，增加违法事件的发生率。然而，即使是市场上自称描写历史事实的作品也几近杜撰。“Signet”系列丛书市场销量巨大，这些书籍自称描写史实，然而大部分是对真实历史人物做虚构描述，雷·霍根（Ray Hogan）1963年的作品《约翰尼·林戈的生死传奇》（The Life and Death of Johnny Ringo）便是其中一例。更有甚者，一些标榜为历史书籍的作品不仅夸大枪支暴力事件的数量，也夸大这种现象的性质和吸引力。

西部传奇小说和所谓真实的美国枪手历史记录首次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自此之后便沿着同样的道路不断发展。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一位名叫弗兰克·奥布赖恩（Frank O’Brien）的牙医将自己收藏的小说捐给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这一行为推动了西部传奇小说向历史事实转化的进程。这批书籍的内容简介中称西部小说为“真实的小说”：终有一天，人们会相信“Beadle”系列丛书中的西部边疆拓荒生活是对这一时期历史和人物的真实描述。纽约公共图书馆表示，这批书籍比先前历史学家的作品更能真实准确、栩栩如生地讲述西部历史。

先前的历史学家或许会认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这种说法，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写作过程中以既有的西部传奇著作为蓝本。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有两位严谨的历史学家分别在1926年和1933年著书立说对西部传奇故事予以高度评价。仅仅以“狂野比尔”希科克的西部生活为例，许多在20世纪中期被推崇为真实历史记录的作品重新讲述了希科克的神枪故事，结果都夸大了故事的传奇性。一位西部作品研究专家指出，当时希科克成为人们眼中的“超人神枪手”，随着他的故事不断传播，他杀人的数量越来越多，速度也越来越快。弗雷德里克·里奇·贝奇道尔特（Frederick Ritchie Bechdolt）在1922年的作品《西部往事》（When the West was Young）中表示希科克在罗克溪杀了7个人；威廉·S.哈特（William S. Hart）在1923年的作品《狂野比尔》中指出希科克在阿比林杀了25个人，查尔斯·威利斯·霍威（Charles Willis Howe）在1949年的作品《钻石小径上的木腿人》（Timberleg of the Diamond Trail）中表示希科克在当治安官时杀了87个人，其中并不包括印第安人；O. W.库西（O. W. Coursey）在1924年的作品《狂野比尔》中称希科克“百发百中”，有一次在遭受前后夹击的情况下，他用左手里的左轮手枪杀掉从前门而入的敌人，又用右手里的枪射杀掉了从后面冲上来的敌人（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历史上确有此事）。其他西部传奇小说只是复制了乔治·沃德·尼科尔斯1958年的作品《伟大的西部》（The Great West）和詹姆斯·比尔1946年的“原子丛书”系列作品。除了上述作品，1908年至1968年期间还出版了25部与希科克有关的传奇故事，其中至少有17部复制了尼科尔斯的作品内容，而后者因此更加自信地宣称是对历史的真实描述。一些以兰登书屋为代表的知名出版商还专门为儿童出版了相关故事书，斯图尔德·霍尔布鲁克（Steward Holbrook）1952年的著作《狂野比尔希科克》便是其中一例，这些故事书塑造了一个强大的神枪手希科克的形象，他腰间别着两把左轮手枪，将麦肯里斯一伙人打得落花流水。

到了20世纪中期，一些作品对希科克和其他枪手的描写更趋真实，这些作品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传奇小说作家的认可，不过很快便受到冷落，一些知名出版商也对传奇小说偏爱有加。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Appleton-Century）在1936年出版了作家格伦·切斯尼（Glenn Chesney）的著作《黄金之土》（Pay Dirt），切斯尼发现《内布拉斯加历史杂志》（Nebraska Historical Magazine）虽然名气较小，但是对于希科克的描述都贴近事实。即使如此，切斯尼依然认为传奇小说比真实故事更具吸引力。同样，博布斯–美林出版社（Bobbs-Merrill）在1949年出版了一本讲述历史事实的作品，然而一位西部作品研究专家表示，作者在写这部作品时“仿佛感觉所讲故事并非史实”。

早期廉价小说或其他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故事在新的时代找到了新的表现方式：首先是电影，其次是电视。美国电影最初的诞生地并非好莱坞，而是俄克拉荷马州——一个被人遗忘的枪支文化起源地。俄克拉荷马州的早期电影为我们刻画枪手、歹徒、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形象塑造了模板。1904年，爱迪生制造公司（Edison Manufacturing Company）拍摄了第一部以俄克拉荷马州为素材的电影，由于观众希望看到不加润色的真实故事，这部影片主要强调历史纪实。1911年，一位读者在《电影世界》杂志（Moving Picture World）中向某位制片人表示：“您想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一部电影而已，我们并不会因此心存感激；相反，我们希望它是真实的故事。”“波尼比尔”（Pawnee Bill）⁶⁴在俄克拉荷马州有一座野牛牧场，这座牧场是最初的西部片拍摄之地。“波尼比尔”向制片方表示：“牧场内的一切都真实自然，无须专门找新泽西牛仔扮演印第安人，也无须为此让白人化装。”

阿尔·詹宁斯（Al Jennings）是俄克拉荷马州电影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詹宁斯曾是一名律师，后来当了劫匪，再后来当了演员，最后又步入政坛，实现了某个愤世嫉俗者所说的“自然发展”。1895年，詹宁斯和兄弟埃德·詹宁斯（Ed Jennings）在一起官司中与另一名律师坦普尔·休斯顿（Temple Houston）发生争执，休斯顿在此次冲突中杀了埃德·詹宁斯。然而，休斯顿在后来无罪释放，阿尔·詹宁斯对法律的所有幻想瞬间破灭，最终加入了劫匪组织。不幸的是，他当劫匪并不比做律师成功：除了偶尔抢劫杂货店外，他和同伙共抢劫过一两次火车，有一次在火车上只抢到少量现金和一罐威士忌。詹宁斯在监狱里待了5年，出狱后开始信奉福音主义、参加政治生活。后来，他在纽约市一家俱乐部认识了几名作家，开始以夸张的口吻向他们介绍自己“极具传奇性”的人生，他们就将这段人生编写成故事发表到《星期六晚邮报》上，名为“反击”。1915年，这段传奇故事被改编成电影，电影的宣传海报指出：“这是一部适合正派人士观看的匪盗影片，影片中主人公向社会发起反击，最终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敬，他就是美国的冉·阿让⁶⁵。”一些讲社会道德的人士——包括当地警察和公理会牧师托马斯·哈珀（Thomas Harper）认为这一传奇故事揭露了赤裸裸的社会现实，因此建议禁止刊登任何让人产生邪恶想法或动机的图片，如银行、火车抢劫照或任何形式的裸露照片等。

和神枪手传奇小说一样，詹宁斯的电影声称让真实的匪盗、印第安人和牛仔上演真实的故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学家理查德·斯洛特金表示，虽然詹宁斯使用了俄克拉荷马州真实的印第安人演员，也强烈希望能够展现真实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的真实度还达不到观众的要求。斯洛特金指出，影片中的匪盗看起来像“城市流浪汉”，印第安人“住在小屋里，俨然一副自耕农打扮，完全不像身披羽衣的战士”。

好莱坞在电影中刻画的第一个神枪手形象取材于一本不知名的著作：《射击术：神枪手画廊》（Triggernometry: A Gallery of Gunfighters），作者是尤金·坎宁安（Eugene Cunningham）。制片人南奈利·约翰逊（Nunnally Johnson）对这部作品加以改编，导演亨利·金在1950年将其拍成电影《枪手》（The Gunfighter）。这部作品的序言显然对编剧具有参考价值，它不仅强调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且凸显细节，不过自成一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夏日的电影预告片。作者坎宁安在序言中写道，这部作品刻画了一个形象，“我们把这一形象叫枪手”。他的具体出生地并不重要，只要他置身于西部“广袤的旷野之中”；他的年纪并不重要，只要“他的故事发生于1860年至1900年间”。不过，杀人对于他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作家在刻画枪手形象时惯用的方法，即夸大美国的枪支暴力行为，使其成为一种自然现象。

1950年的电影《无敌连环枪》（Winchester ’73）属于历史学家斯洛特金所说的心理电影或西部“黑色电影”的子类型，《柯尔特.45》（1950）和《征服西部之枪》（1955）也是如此。斯洛特金表示，这类电影强调英雄阴暗甚至病态的一面，突出地表现为“一种程式化和抽象化表达”——事实上，是对枪支本身的盲目迷恋。西部“黑色电影”脱离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个人动机完全取代了社会动机；此外，由于枪支暴力现象加剧，犯罪者和执法者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模糊。这类电影塑造昏暗、幽闭、荒凉的场景，枪手在个人情结和内心欲望的驱使下寻求正义。斯洛特金认为，必须将枪手置于美国文化背景下加以理解，将其视为超越具体历史、文化背景的特殊形象。

《无敌连环枪》讲述一把珍贵的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从一人手中辗转至另一人手中，再从另一人手中辗转至下一人手中的故事。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在电影中饰演牛仔林·麦克达姆（Lin McAdam），他对“杜奇”亨利·布朗（“Dutch” Henry Brown）展开了神秘追踪。不过，一些评论家指出，这把“千里挑一”的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成为整部电影的“主打明星”。由于温彻斯特公司参与了这部电影的制作，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赤裸裸的植入式营销行为。

影片的前20分钟主要围绕一场射击比赛展开，赢者可获得这把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从这部虚构的电影中，我们能看到熟悉的枪支传奇：麦克达姆和杜奇的斗枪地点为怀特·厄普警长管理下的道奇城，时间为7月4日。麦克达姆在比赛中获胜，赢得这把宝枪，不料杜奇趁其不备将宝枪偷走。麦克达姆在大草原中一路追击，而这把宝枪也几易其主：起初，它落入一个印第安枪贩手中；后来，印第安酋长杀了这名枪贩，剥下其头皮，将宝枪据为己有；再后来，它落入一个声名狼藉的角色史蒂夫手中；最后，它又回到杜奇手中。随着剧情不断发展，我们也逐渐明白麦克达姆对杜奇穷追不舍的真正原因：他们是亲兄弟，不过杜奇是盗贼，他亲手从背后杀了自己的父亲。麦克达姆的好友“黑桃同花顺”（“High Spade”）向女主角罗拉·曼纳斯（Lola Manners）解释道：“老人有两个儿子，一个从不干好事。”影片的结尾是终极对决，麦克达姆和杜奇来到道奇城外的悬崖上，前者使用普通连发枪，后者使用这把“千里挑一”的温彻斯特步枪。麦克达姆在枪战中击中了杜奇，杜奇坠崖而亡。这样，麦克达姆不仅得到了温彻斯特步枪，也得到了罗拉·曼纳斯（然而，从优先顺序来看，温彻斯特步枪优先于罗拉·曼纳斯）。最后，影片将特写镜头给了这把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

与其他影片相比，这部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温彻斯特枪的地位超过了女主角。影片中，这把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成为男性为之疯狂的对象，为了获得这把枪，他们用其他枪支相互厮杀（杜奇曾抱怨亨利枪“杀人速度太慢”）。同这把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一样，罗拉·曼纳斯也在影片中“几易其主”。罗拉的扮演者谢利·温特斯（Shelley Winters）对此感叹不已，她说：“这些男人奔波劳累，拼死拼活，他们不是为了一个楚楚动人的金发女郎，而是为了一把该死的破枪。”

温彻斯特公司每生产1,000支枪，其中就会有一支稀世精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电影中，制片人以特殊的技巧将这一事实展现了出来，这把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因此成为竞相争夺的对象。最重要的是，电影中没有哪个角色愿意将这把稀世精品卖给别人。杜奇带着这把枪去找印第安枪贩，然而他并没有以300金币的价格将其出售，最终在一次纸牌游戏中将其输了出去；另一角色至死也不愿意将这把枪交给别人。此后，另一角色在战场上捡到这把枪，将其送给别人，而后者又有人免费将这把枪送给杜奇。由此可见，这把枪可以通过比赛赢得，可以通过偷盗掠得，可以通过赠送获得，可以通过杀戮夺得，还可以失而复得；但是，它不可以买卖。这部影片记录了这把温彻斯特枪的踪迹，不过每到经手的关键时刻，它都能让这把枪摆脱商业交易的束缚，成为一种超越商品的神秘化事物。然而，这只是这种趋势在荧幕上的体现；事实上，几十年来，这种趋势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有所体现。枪支和枪支产业是商业交易的产物，而它们与后者之间的关系却在不断淡化。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把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在拍摄电影之前经过数次转手交易。事实上，这并不奇怪，而且大部分枪都是如此。这把枪于1873年12月在纽黑文生产，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在1876年11月21日将其出售给阿肯色州琼斯伯勒一家五金店。后来，这把枪被卖给一个名叫格雷迪（Grady）的治安员，两个月后他用这把枪杀死了3个盗牛贼。1877年，一个名叫威尔克斯（Wilkes）的人用3瓶威士忌从印第安人手中换来这把枪。到了1893年，一个斯克兰顿（Scranton）居民在蒙大拿州一家枪械店买到了这把枪。

在电影中，这把“千里挑一”的枪可以摆脱世俗交易的束缚，它就像一种特殊的图腾，只属于麦克达姆一个人。相反，如果将它用于买卖，这种神圣的气息就荡然无存。麦克达姆在电影中的神秘追踪和暴力行为或许有点儿病态；然而，杜奇亲手杀死自己的父亲，罪大恶极，麦克达姆为报杀父之仇才杀死自己的兄弟，从这一角度来看，这又是一种有目的的正义甚至神圣的行为。“黑桃同花顺”并不赞赏这种“追捕敌人”的行为，他有意识地提醒麦克达姆“这条路即将走到尽头”；不过，麦克达姆的神秘追踪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行为看似阴暗，实则合乎伦理道德。毫无疑问，在这场神秘追踪中，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是麦克达姆的精神支柱。

斯克兰顿的霍利斯（Hollis）买到这把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后，继续将其用于解决日常琐事：他用这把枪杀死了两个对他妻子“无礼”的男人。从性质上说，这种行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亲密关系暴力”或“家庭暴力”类似。或许霍利斯在二手市场买这把枪时还是守法公民，一旦他将其用于杀人，就变成了犯罪分子。

在《无敌连环枪》影片中，杜奇在麦克达姆赢得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后嘲笑他说：“如果用这把枪来打兔子，那就太大材小用了。”1909年，这把枪辗转到圣路易斯的弗雷德里克·罗杰斯手中，他用其捕杀松鼠。

此后，这把枪落入纳什维尔一个喜欢收藏古董枪支的牧师手中；牧师死后，这把枪传给了他的儿子。后来，牧师的儿子将其租给环球电影公司（Universal Studios），供拍摄这部电影使用。

《无敌连环枪》的剧本在后来得到改编，不过在改编之后的故事中，这把温彻斯特M1873式步枪杀伤力更大，更具传奇性。

在《无敌连环枪》影片中，这把枪具有某种神秘色彩，不能买卖。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枪支是闻名遐迩还是声名狼藉，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主观判断；此外，枪支与政治分歧和宪法争论等重大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导致我们很容易忽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枪支只是一种产品，枪支产业利用这种商品获得经济利益。

到了最后，一切仿佛回到原点：电影和电视剧中虚构的现实成为“美国人自古爱枪”的明证。如今，枪支的虚构历史已经成为其自身价值的一部分。一则现代广告表示：“21世纪离我们越近，怀念过往的人似乎越多。那时候，正义总会赢得胜利……男子汉一言九鼎、珍惜荣誉，为了维护这两样东西，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事实上，人们怀念的这段历史并没有真正发生过。

电影和电视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枪支市场，这种现象在如今依旧如此。1956年一则头条新闻指出：“电视中的英雄形象激起了观众对于左轮手枪的兴趣。”同年，柯尔特六发式手枪再度成为收藏珍品，柯尔特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些订单主要来自参加全国步枪协会会议的成员，这篇文章称这些成员“对便携式武器如饥似渴”。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主演的系列电影《肮脏的哈里》（Dirty Harry）第一部上映后，史密斯&威森公司的.44马格南（Magnum）左轮手枪（M29，这款枪设计不够人性化，如反冲力大、声音响亮）一连5年销量一路高歌猛进。同样，在电影《迈阿密风云》（Miami Vice）中的角色桑尼·科洛克特（Sonny Crockett）的带动下，布伦·坦枪（Bren Ten）的销量也不断增长。

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通过射击比赛再度体验牛仔生活，“老西部”大有回归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枪支产业一些杂志发出利用美国枪支吸引力“获取商业利益”的呼吁。《枪支和弹药》杂志（Guns & Ammo）展示了一款特别版的柯尔特左轮手枪，这是约翰·韦恩在牛仔电影中使用的枪支。此外，在1981年的全国步枪协会会议期间，温彻斯特公司还专门推出一款约翰·韦恩纪念版M1894卡宾枪。这些枪支之所以能重新获得生产，是因为电影和虚构故事已经替代了历史，仿佛历史中已不再有任何事实可言。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大众媒体和广告中“征服枪支的西部”是否促进了枪支销量，不过这种猜测也不无道理，毕竟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到了20世纪50年代，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已是奥林公司（Olin Corporation）的一部分，若按人均产量计算，温彻斯特枪支生产线在这一时期的产量仅次于20世纪头10年的产量。1950年，该生产线生产了384,283支枪（相当于为每396个公民生产一支）。自此之后的几年时间，无论从1959年的最低产量（252,147支）还是从1955年的最高产量（431,055支）来看，该生产线枪支产量基本与1950年保持平衡——一直到了60年代，这一趋势才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柯尔特公司在1950年的左轮手枪和其他手枪产量为150,296支（相当于为每1,775个公民生产一支），1960年的产量为209,044支（相当于为每864个公民生产一支）。用流行病学的专业术语来说，我们只能从枪支产业的年产量中看到枪支拥有情况的“发病率”，但是无法看到“累积发病率”，毕竟温彻斯特枪和柯尔特枪有一定的使用年限。不过，枪支产业每年的新增产量都会加重美国社会的枪支“负荷”。

随着人们对枪支的价值判断由有用性过渡到神秘性，有一定历史的枪支成为收藏家竞相追求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枪支亚文化和市场悄然出现，直至今日，这种文化和市场依旧繁荣。这一市场与美国初期一些纪实性枪支历史专著的描述相一致，如查尔斯·索耶（Charles Sawyer）1910年的著作《美国枪械史》（Firearms in American History），约翰·迪林（John Dillin）1924年的著作《肯塔基步枪》（The Kentucky Rifle），以及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ner）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作品。《萨凡纳晨报》在1914年指出：“如今，美国有成千上万人对古董枪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些百万富翁和其他阔佬尤其如此。”此外，一些业余爱好者也总是在自己的新式洋房里挂一把古董枪。1914年之前，美国大概只有500个古董枪收藏者，而到了1914年，这一数字迅速增长到5,000人。这些收藏者不辞劳苦，专门跑到小城镇寻找稀有枪支，如哈珀斯费里小镇燧发枪或“初代柯尔特左轮手枪”。古董枪的价值由与其相关的历史或传说决定。一篇枪支收藏方面的文章指出：“古董枪收藏家对枪支怀有热情，更怀有一定程度的敬畏之情，因为这些钢铁产品不但能帮助人们保家卫国，而且能增进人民的福祉。”

帕格斯利也是一名热心的枪支收藏者。20世纪30年代初，帕格斯利考虑将收藏的枪支出售，一位名叫西奥多·德克斯特（Theodore Dexter）的古董枪销售者对他横加阻拦。德克斯特声称自己可以“创造需求”，然后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客户（主要是名单中的1,200名收藏者）相信不买枪只会沦落为“古董枪收藏大军”的随从，以此达到“迫使”他们购买枪支的目的。拿帕格斯利收藏的温彻斯特古董枪来说，枪体磨损越严重，反而越能给人以年代感，其价值也就越高。德克斯特表示：“当前市场上的温彻斯特步枪或其他早期枪型的购买者主要是枪支展商，他们想收购古董枪进行西部文化展出；此外，大众流行的观点是古董枪外表必定老旧。在这种情况下，状况较好的温彻斯特M1866式步枪基本没有什么市场价值。相反，曾经卖5美元的劣等温彻斯特M1866式步枪要比上等枪更具收藏价值。”不过，相对于枪支本身的状况而言，枪支背后的故事能为其带来更大的收藏价值。

出版物也能从历史传奇中受益。1949年年初，温彻斯特公司的主管想请人撰写一部官方公司史。最终，该公司找到了哈罗德·威廉森。威廉森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曾撰写过一部详尽的公司史。温彻斯特公司表示，随着枪支亚文化的传播，一些“枪支爱好者、‘枪迷’、收藏家和武器研究史学家愿意花钱买3,000~5,000册枪类出版物”，因此他们也会对这本公司史感兴趣。此时，对于温彻斯特枪支来说，传奇性要比历史性更具商业价值。班坦图书公司（Bantam）希望温彻斯特公司“重新撰写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史’”。一位编辑表示：“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狂野西部的温彻斯特枪支史，此外还有与枪手、治安官有关的传奇故事，他们或用温彻斯特枪与印第安人作战，或拿温彻斯特枪对付盗牛贼。”在能保证历史性的前提下，出版商更看重枪支的传奇性，或者说强调为历史赋予更多传奇色彩。

19世纪留给20世纪的财富是四处扩散的枪支以及日渐成型的枪支奥秘，这种枪支奥秘根植于荒蛮的边疆地区，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象征。这种枪支奥秘萌芽于19世纪，在20世纪的广告、小说、电视、广播、电影等媒介的不断传播下，最终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到了20世纪中期，枪支盛行于美国的“神话市场”。

对于21世纪的枪支文化而言，这种枪支奥秘的影响简单而又深刻，它与事实形成鲜明的对比：传奇故事总是将整个国家和西部地区描绘成枪支泛滥、暴力横行的世界，一些英雄人物为此与非法之徒展开了生死较量。这种思维方式（如希科克在斯普林菲尔德中心广场迎战歹徒）几乎成为一种文化麻醉剂。这种故事叙述方法将枪支暴力行为阐释为正义（准军事化的公民）与邪恶的斗争，而事实上这是一种在愤怒或冲动的驱使下做出的自我毁灭行为。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共有31,672人死于枪杀案，2013年这一数字增长到33,636人。无论是2010年还是2013年，大部分死者（比率分别为61%和63%）均属于自杀。2010年，除去自杀的情况，有36%的死者属于他杀，剩下的为意外死亡；死于他杀的受害者中，大部分人并非被陌生人或犯罪分子所害。相关人员对3个城市的400起杀人案件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大部分案件（83%）中都可以将凶手查个水落石出，而在这些确定凶手的案件中，几乎所有的死者（95%）在生前都与凶手相识（无可否认，无论死者生前是否与凶手相识，这些数据并不完全可靠，毕竟这些数据只是通过已经查明真相的凶杀案得来的，而且要查明一桩凶手与死者相识的凶杀案要相对容易）。在这些死者中，大部分女性受害者由家人或亲密伴侣（配偶、情人、男友、知己）在家中杀害。据美国司法统计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2007年有64%的女性受害者由家人或亲密伴侣所杀，其中24%被配偶或前夫所杀，21%被男友或女友所杀，19%被其他家庭成员所杀。死于枪口之下的所有女性受害者中，一半以上（57%）被亲密伴侣所杀；被配偶所杀的受害者中，有71.5%死于枪杀。从理论上来说，枪支可以给予女性同等的地位，使其不受暴力行为的伤害，然而一些案例控制研究表明，女性在家持枪只会增加被杀害的概率，根本起不到预防暴力的作用。

在现实世界中，人们通常并不满足于始终保持一种身份。有时候，一些在邻居眼里诚实、正直的守法公民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变成十恶不赦的恶棍。有时候，一些人手持凶器伤害自己或他人，他们或许受精神疾病的困扰，或许受愤怒、冲动、悲伤情绪的支配，或许为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或动机所驱使。我们惊恐万分，却也只能袖手旁观。这是一种畸形的角色转换，而经过大众媒体的报道，这种角色转换就变成正义战胜邪恶的传奇故事。

怀俄明州的科迪小镇会在每个夏日的夜晚上演老西部枪战故事，以此为游客带来消遣娱乐，博得观众的阵阵欢呼和喝彩。不过，观众在这些演出中看不到现实生活中的酒吧斗殴和家庭凶杀案件。科迪小镇之所以会上演老西部枪战故事，一方面是受枪支奥秘的吸引，另一方面是受到“征服枪支的西部”塑造的文化冲突的影响。这种演出将现实中由于枪支有意无意传播带来的暴力行径变成追求正义、自由与平等的正当行为，而忽略了枪支带来的大部分自杀事件以及小部分蓄意杀人事件。这种表演让愚蠢的枪支暴力变成理智行为。

枪支奥秘淡化了枪支暴力中最为突出的方面，而现行枪支政策却仍然热心于解读枪支奥秘最初描绘的含义，就像奥利弗·温彻斯特以及20世纪初的媒体所宣传的那样：一名神枪手，独行于危险重重的狂野西部，只身迎战黑暗世界的法外之徒。

第20章

“死亡贩子”

“嫁入”西蒙斯豪门并没有改变温彻斯特公司衰亡的命运。1867年，温彻斯特公司第一次进行商业记账；57年后，也就是1924年，该公司在彻底清算之后进入破产接收程序，大部分股份由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持有。据埃德温·帕格斯利回忆，自20世纪20年代进入破产清算状态，温彻斯特就进入死胡同，日渐丧失往日的活力。此时，该公司仍然在支付战时的贷款利息，只能勉强维持运转，营业额丝毫不见增长。到了1931年1月，温彻斯特公司难以抵抗经济萧条的冲击，被迫停止运转，最终被商业对手奥林公司收购，温彻斯特的家族生意也随之融入新的公司之中，成为“依附在机器体内的幽灵”。温彻斯特枪支研究专家赫伯特·霍兹在后来表示，如果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满足于当时的发展规模，该公司可能会像奥利弗·温彻斯特设想的那样维持长期经营。然而，该公司和莎拉一样怀有不断扩建的野心。2006年，虽然奥林公司停止生产温彻斯特枪支，但是温彻斯特弹药生产线继续运转。

美国人最为熟悉的枪支制造商最终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家族名的存在时间远远超过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时间。第一代枪支制造商对枪支贸易怀有极大的热情，而到了第三代继承者，这种热情已经冷却。1888年，雷明顿公司被哈特利和温彻斯特公司联合收购。塞缪尔·柯尔特的儿子和侄子都不想接手家族枪支生意，伊丽莎白·柯尔特被迫以每股40美元的价格将柯尔特公司出售给纽约和波士顿的利益集团，后来他们又将该公司推向自由市场。1908年，新港游艇驾驶员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和其他投资者获得了该公司的经济控制权。1920年，威森家族的第三代继承者接管了史密斯&威森公司，此后公司失去往日的活力。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该公司收到英国政府的订单，生意状况才得到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瑞典马桶冲水阀设计师卡尔·海尔斯罗姆（Carl Hellstrom）开始执掌该公司。

从唯灵主义信仰的角度来看，莎拉建造神秘屋与时代潮流相违背，但是从道德良知的层面看，莎拉的做法极具先见之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枪支暴力与枪支管控成为全国共同关注的话题，在这种背景下，莎拉的故事迅速传播。一些和平主义者、早期枪控提倡者和积极支持裁减军备的人士开始意识到莎拉和温彻斯特疯狂行为背后的意图。他们认为，枪支产业的资本家通过出售致命武器获取财富，理应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枪支产业的先驱成为他们眼中的“死亡贩子”，军火贸易也成为他们眼中的“国际血腥交易”。20世纪30年代，柯尔特公司董事长无力地反驳道：“我深知军火制造商在公众的心目中并不占据崇高地位。”

枪支批评者H. C.恩格尔布雷希特（H. C. Engelbrecht）在1935年发表了一部名为《死亡贩子》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他将枪支产业的先驱称为“死亡贩子”，还谴责他们“毫无节制的现代化营销”是“彻底的反社会行为”。“死亡贩子”这种称呼直戳人心，而温彻斯特公司的各位副董事长竟然以此自称：在撰写公司历史时，他们表示要保证这本书“既不美化历史，也不记录‘死亡贩子’的罪恶史”。

贝弗利·尼科尔斯（Beverley Nichols）是一名英国作家，他的畅销作品充满激情，一些读者称其“情感真切，无关政治，是向人们灌输和平主义的有力武器”。1933年，尼科尔斯撰文谴责枪支制造企业，称其为“死亡公司”。在此之前，尼科尔斯是一名善于讽刺的园艺作家，在描写花草时，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智慧。他曾将那些“粗俗鄙陋、平淡无奇”的仙客来比喻为“令人厌烦的妇女，她住在杂乱无章的寓所，里面有电炉子，橱柜里还卧着一只呼呼大睡的哈巴狗”。

与对仙客来的冷嘲热讽相比较，这位英国“伤感作家”对武器制造商的抨击更加猛烈（也难免有点儿滑稽可笑）。他在作品《毁灭浩劫》（Cry Havoc!）中指出了19世纪50年代的“惊人事实”：“我知道枪支弹药由私人企业生产，但是隐约觉得政府应在某种程度上加以管控。在此之前，我并未意识到枪支交易无拘无束不受控制，也并未意识到这些大型企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做着死亡交易，利用无辜者的性命换取自己的生存。对于这些死亡贩子而言，在战争中伤亡的人越多，他们就越高兴。”

尼科尔斯参观了商业性武器制造商联合体“武器庄园”（Armsville），开始从全新的视角疯狂批判枪支产业陈腐的商业交易行为。该机构墙壁上挂着一个订单统计图表，尼科尔斯惊讶地发现其同时为两个处于敌对状态的政府提供武器装备。

在参观“武器庄园”的工厂时，这位园艺作家发现这里的防空炮极具设计美感。尼科尔斯表示，这些武器可以让高空目标“伴着熊熊烈火坠向地面”，不过它们“看起来平静安详，极富美感，如果有现代化的大房子，任何女性都会希望用这类东西装饰自己的客厅”。

一想到武器制造商犯下的罪恶，尼科尔斯便心痛不已，这种痛苦与莎拉·温彻斯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武器制造商做完生意后会吃香喝辣，以此庆祝……岂不料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可能因此在枪口下痛苦地死去。哪怕你只有一点点儿想象力，设想一下，当孩子们手中的玩具兵只剩下横七竖八的肢体，油漆涂层从它们的身上掉下来，颜色红如鲜血，这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尼科尔斯对于商业性枪支制造商的批判主要来自他的反战情绪，这种情绪对商业性枪支交易造成严峻的挑战。尼科尔斯认为，描写战场风云的诗歌和史料枯燥乏味，内容全系生死场面以及枪支传奇，这些东西和玩具兵就像“来自火星的毒瘤”，让孩子们对战争和暴力产生兴趣。他警告父母，“如果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在战场上骨肉分离，死无葬身之地”，就必须让他们摆脱这些东西的影响。

出于良心的谴责和对于枪支贸易罪恶的考虑，莎拉可能问过自己尼科尔斯曾经提出的问题：“我什么时候才能从这场可怕的噩梦之中醒来？不，这并不是噩梦。我没有做梦……然而，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允许大型企业进行死亡交易。”对于尼科尔斯而言，枪支的罪恶就是自己的罪恶。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面对全人类都会羞愧难当，低下头颅。”尼科尔斯在这场斗争中并没有谋取任何私人利益。

随着反对枪支的意识不断深入人心，枪支贸易成为今天人们所说的反社会行为。新闻记者约翰·冈瑟（John Gunther）在《哈泼斯》杂志上撰文指出，一颗子弹生产成本不到1美分，售价为3美分左右，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加起来却是一个天文数字。据冈瑟推算，战场上每发射1,000发子弹需要花费30美元，如果每小时发射100万发子弹，军火公司便会从弹药生意中获取巨额财富，这是世界上“最莫名其妙的事情之一”。冈瑟表示，1933年子弹销售共计42.768亿发，如果将这些美元钞票连起来，可绕地球172,169圈。

从17世纪初开始，商业贸易与公众利益的冲突逐渐出现，表现形式主要是种族主义和武力征服，后来这两种形式逐渐向非种族主义过渡。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谈及战争时曾表示：“告诉我谁从战争中受益，我就能告诉你如何停止战争。”如今，这一说法也适用于枪支交易。《私人武器制造》（Private Manufacture of Arms）的作者诺埃尔·贝克（Noel Baker）从全新的角度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他说：“爱国主义的情感价值如何与私人武器制造的价值追求相协调？这两种价值标准相互冲突。国家允许一些公民通过武器销售获取巨额财富，而让另一些不幸的爱国者携带这些武器上战场。这样，前者从战争中获利，后者却沦为这些武器的牺牲品。从道德层面来说，这种做法与爱国主义相违背，是大众眼中彻头彻尾的颠倒是非的行为。”《基督教世纪》杂志（Christian Century）一位撰稿人认为，私人武器制造商操控下的武器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这种生产行为“盲目疯狂”，只会给熟悉本行业的人带来恐惧感。他说：“在这种受利益驱使的生产模式下，枪支产业的私人武器所有者背负太过沉重的道德负担，一般人难以承受。”2015年6月，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肯定了这一说法，他谴责“一些自诩为基督徒却从事武器生产的公司管理者和商人”，再一次将枪支暴力和战争问题归咎于枪支产业本身。

除此之外，国家开始出台一些全国性的枪控政策，也采取以商业贸易为关注点的措施，即1907年《国家》杂志（The Nation）所说的“从树干本身下手”，而非仅仅通过一些地方性法律，即该杂志所说的“仅仅摘除邪恶之树的几片叶子”。1922年，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建议关闭生产民用武器的工厂，此外还特别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手枪生产，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人携带枪，就没有人需要枪”。听闻国家欲将枪支制造企业国有化，禁止商业性枪支交易，雷明顿公司在伊利昂举办百年庆典时一直提心吊胆。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上校在其演讲中公然反对“政府应持有并经营军工企业”的说法。当雷明顿公司与政府讨价还价时，马歇尔表示：“我们永远与你们同在，他们还能说些什么？”1907年5月，得克萨斯州通过立法，决定向军工企业征收50%的左轮手枪销售税。还有一些人甚至对侦探杂志或通俗读物中的左轮手枪广告产生了担忧。密苏里州众议员托马斯·鲁比（Thomas Rubey）希望禁止刊登枪支广告的邮购出版物，从而达到阻止武器交易的目的。1924年，国会公开进行枪控政策辩论，华盛顿州众议员约翰·米勒（John Miller）建议禁止通过美国邮政服务公司运送手枪和轻武器。米勒认为，鉴于枪支制造企业主要集中于康涅狄格州，禁止武器运送可以有效摧毁整个枪支产业。（1927年2月，《枪支邮寄法》（The Mailing of Firearms Act）获得通过，不过枪支制造企业通过私人运输服务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该法案的束缚。）

上述措施雄心勃勃，但是算不上技术层面的国家枪控措施。这些措施一面传递共同责任和企业责任观念，一面针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局限性以及商业不可知论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如是否所有的商品都适合流通，受到公平对待。《哈泼斯》杂志表示：“枪支制造产业极其复杂，将整个世界纳入自己的巨网之中。”1934年，《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武器与人类》的文章，描述了一个密集的网络系统，这是一股推动国家武装进程的“巨大颠覆性力量”，由一些世界规模的控股公司和银行组成，不过“受为数不多的人操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人的势力已经凌驾于国家之上”。武器制造商背负着沉重的“道德负担”，如果将这种隐形的负担累积起来，其恐怖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可接受的范围。因此，这一问题在过去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关注。

“死亡贩子”如何保护自己？一方面，他们开始“转入地下”，淡出公众视线，这一过程长达数十年。如今，全国步枪协会积极寻求公共宣传，而美国枪支产业对此深恶痛绝。相反，为了在公众生活中获得安身立命之地，一些枪支产业的先驱决定加工和销售其他产品，如洗碗机、溜冰鞋和马桶冲水阀。1934年《哈泼斯》杂志一篇文章指出，武器制造商对自己的商业行为产生了“愧疚”之感。然而，一些武器制造商在宴会中表示自己出售武器是为了支持国防，这是一种爱国行为，也有一些武器制造商表示枪支只是钢铁加工业的产品之一。以柯尔特公司为例，该公司还生产过很多其他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枪支产业将人们的斗争矛头转向其他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柯尔特公司档案录中有一个特殊的文件夹，里面收藏了工业制造商通讯社1927年至1930年的新闻稿和报道，这些文件都与枪支和枪支产业有关。从文件内容可以看出，该通讯社从全局出发支持整个工业产业并积极为其辩护，并没有专门针对枪支产业，不过它确实提出了一些与枪支辩论息息相关的问题。

从本质上来说，工业制造商通讯社让人们听到了枪支产业制造商（“死亡贩子”）的声音。诚然，该通讯社承认“与欧洲相比，美国当前的犯罪问题实在令人难堪”，不过这些新闻稿中包含一些“支持枪支”的呼声，如今这些呼声以现代化的形式具体体现出来。这些新闻稿指出，枪控政策只能约束诚实的枪支所有者，无法约束“职业枪贩、毒贩、赌徒、酒驾司机或成千上万其他违法犯罪分子”。该通讯社的专家指出，枪支问题是犯罪和执法问题。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一旦用于暴力犯罪，枪支就成了社会问题。不过，这种说法是早期枪支政策中的一种误解；随着20世纪不断向前推进，这种误解会愈演愈烈，让人们相信美国民众对枪支问题日渐提高警惕（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是由凶杀事件而非自杀事件引起的。事实上，从20世纪初开始，自杀率（包括持枪自杀）一直呈上升趋势。相反，虽然在实施禁酒令期间都市发生了一些耸人听闻、令政界为之震惊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一方面引起人们对枪支暴力的反思，一方面让人们始终相信枪支问题就是执法问题，即“有组织”的暴力犯罪问题而非无组织的枪支暴力现实，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凶杀率持续呈下降状态。从自杀和凶杀的比例看，随着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就业率的提升，自杀率逐渐上升，而凶杀率逐渐下降。今天，大部分（超过60%）死于枪口之下的人为自杀而非凶杀。因此，无论在这场论争中持什么立场，我们必须承认自杀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潜在的暴力和悲剧之源。

工业制造商通讯社在一些新闻稿中提出疑问：枪支本是“没有生命、无害于人的铁器”，为什么人们将暴力犯罪的矛头指向枪支，而不指向刺激犯罪分子的扭曲的社会意识？该通讯社指出，我们不应该“将罪恶归结为一些无辜的产品”。枪支产业也积极为枪支辩护，称枪支只是普通商品。除此之外，枪支产业指责法律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力度不够，指责影视产业美化犯罪行为，指责地方执法存在贪腐现象（这是20世纪20年代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工业制造商通讯社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法律应针对的不是犯罪工具，而是滋生犯罪的社会环境。”该通讯社讽刺枪控提倡者是“未来的救世主”，自以为道德觉悟高于别人，“视其他美国民众为落伍之人”；他们“让普通美国民众看起来滑稽可笑，与整个时代步伐不相一致”。这些表述听起来像是21世纪为了反对枪控措施而发出的筹款信函。

猎手形象给枪支传奇赋予了浓郁的男性色彩，而枪控思潮却逐渐向女性化趋势发展。工业制造商通讯社将人们斗争的矛头从枪支产业转向别处，同时将枪控思想解读为缺乏理智、思想狭隘的女性化表现——一些战场牺牲者的母亲或妻子将枪控思潮推到政治的风口浪尖，然而她们太过情绪化，无法理解这一问题在政治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该通讯社批评那些倡议禁止公民持枪的“极端情绪化分子”和“感情用事者”，称这些枪控政策制定者一边“将鲜花和美味佳肴献给强奸犯和杀人者”，一边“为牺牲者哀悼”。该通讯社在报道中指出，一方面，这些可怜的妇女深受“杀人狂”和凶手的残害，是枪支暴力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她们是感情用事、缺乏理智的枪控策划者。此外，该通讯社认为，枪控政策是“狂热分子”精神“痴癫”的表现，他们一心想控制别人。1930年8月，该通讯社表示美国在处理犯罪问题上遭遇惨败，因为政府在应对这一问题时没有选对人才：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和管理精英”投身于工业行业（男性领域），而负责处理犯罪问题的则是一些“情绪化的改革派”，他们“无法区分虚幻与现实”，只是“善于推理、经验丰富的思想家”。《军械》杂志（Army Ordnance）指出，枪控措施让“历史为歇斯底里的情绪所替代”。

事实上，早期的枪控思想主要关注枪支交易而非枪支所有者，也不注意区分哪些枪支购买者是犯罪分子，哪些不是。这种思想虽然吸收了企业责任观，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了反例。“一战”期间，相关企业的信条并不是“伤亡越多，盈利越大”，而是“销量越高，盈利越大”。纵然温彻斯特枪支在“一战”中杀敌无数，但是这场残酷的杀戮并没有让温彻斯特公司“备感欣慰”，毕竟战争有百害而无一利。《军械》杂志刊登了一篇社论，讽刺“所谓的福音传道士”，指责他们每个礼拜日“向信徒滔滔不绝地讲述‘死亡贩子’的荒谬故事”。这篇社论指出，在1924年至1934年间，柯尔特公司将90%以上的枪支销售到国内商业市场而非战场。

事实证明，早期的军工联合体并没有为温彻斯特公司带来积极效益，反而让外界对该公司横加指责，称其“牟取暴利，贪得无厌”。然而，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军队依赖以盈利为目的的武器制造商，为制造商寻求不受管控的商业市场提供了契机。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曾试图制定法律，控制左轮手枪和其他手枪的生产、销售活动，陆军部则表示反对，称“武器和弹药生产商的持续存在对于国防具有重要意义，制定法律禁止武器销售会迫使生产商破产倒闭”。国家犯罪防治委员会（National Crime Commission）建议收集枪支用户的指纹信息，陆军部也坚决反对，称“不想提出任何严重影响武器制造商的要求”。工业制造商通讯社在一份新闻稿中坦白表示：“美国枪支弹药生产商不能坐以待毙，只等着发战争财。相反，他们必须和其他产业的生产商一样不断销售产品。”柯尔特公司副董事长弗兰克·尼科尔斯（Frank Nichols）向国会表示，公司利润微薄，如果实施枪控法律，公司会被迫停止手枪制造和销售。他说：“不知各位议员是否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战争期间，我们对政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不能进行商业贸易，我们就无法保证正常运营，无法在战时帮助政府。”20世纪20年代，枪控政策反对者注意到美国枪支市场的局限性。他们指出：“为了维持运营，保证工厂能够进行批量化生产，美国枪支生产商在销售产品时必须冲破当地（国内）市场的限制。”要维护公众利益，枪支生产商首先要保证个人利益，而个人利益的实现离不开无拘无束的商业市场。

诺埃尔·贝克、贝弗利·尼科尔斯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其他作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枪支贸易体系。这一体系具有如下特征：公共防御与私人武器市场相互依赖，关系复杂；发掘、开辟新型市场成为迫切的任务；消费者通常将枪支当作普通商品看待；枪支生产和销售为世俗的商业需求所驱使。这一“体系”超越了任何一个枪支生产巨头的罪恶行径或正直行为。贝克表示：“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这一体系，而不是某个人的是非善恶。问题并不在于武器制造商的邪恶、虚伪、贪婪或自欺欺人，其严重性超越任何个人缺点。这种问题根植于枪支贸易体系，我们都深受这一体系的影响……由于商业交易无法避免，这一体系势必造成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枪支产业的资本家，而在于枪支产业的资本主义制度。

然而，《私人武器制造》在重新发行时改名为《死亡贩子》（Hawkers of Death），一本描述邪恶体系的著作因此变为一本枪支产业资本家的罪恶史。1934年，好莱坞将尼克尔斯的这本著作改编成电影《总统失踪》（The President Vanishes）。影片中，万恶不赦的武器制造商欲通过挑起战争大发横财，于是他们绑架了总统。1938年，第一部超级英雄动画片《超人》在电影《总统失踪》的基础上进一步改编了尼克尔斯的故事。在动画片中，我们最关心的话题非枪支莫属。这样，“死亡贩子”变成了枪控时代的歹徒。诺埃尔·贝克（以及莎拉的传奇故事）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深受枪支贸易体系的影响，如今“死亡贩子”的这种角色转变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20世纪30年代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当时一段不为人知的内战插曲竟发展成为众所周知的传奇，即“霍尔卡宾枪事件”。1861年，时任军械部部长詹姆斯·里普利在枪支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将5,000支霍尔卡宾枪销售给武器中间商亚瑟·伊斯曼（Arthur Eastman），因此酿成大错。这批枪由武器制造商西米恩·诺斯于40年代制造，大部分还原封不动地躺在包装箱里，随时可以使用，不过军队认为这批枪支已经过时。无论如何，里普利不该将这批枪支出售。伊斯曼几经尝试，始终没有将枪支销售出去，后来北方联邦军队意识到这场南北冲突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陆军部疯狂购买枪支，后来又派遣马塞勒斯·哈特利前往欧洲执行秘密任务。到达欧洲后，哈特利以囤积居奇的方式垄断了枪支销售市场，抬高了枪支价格。投机商西蒙·史蒂文森（Simon Stevens）决定以12.50美元的单价收购伊斯曼的这批霍尔卡宾枪，他从一位名叫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的年轻银行家那里借来2万美元。当时，摩根本人初涉银行借贷业，这是他借给别人的第一笔款项。摩根拿史蒂文森的枪支作为抵押，在史蒂文森偿还债务后便终结了两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当初政府官员里普利将这批卡宾枪以3.50美元的单价销售给伊斯曼，如今史蒂文森又以22美元的单价将其销售给负责西部战线的政府官员约翰·弗里蒙特（John Fremont）。

“霍尔卡宾枪事件”表明政府不够称职，原本是一件不为人知的插曲。然而，1936年古斯塔夫斯·迈尔斯（Gustavus Myers）所著《美国豪门巨富史》（The History of Great American Fortunes）的增订版发行，让此次事件不断传播。迈尔斯在书中表示，政府认为这批卡宾枪已经“老旧过时”，因为“士兵在使用时会射掉自己的大拇指”。他谴责原本在此次事件中扮演配角的摩根：“不要看多年以后的摩根是什么模样，当初他以近乎勒索的价格将政府淘汰的5,000支枪重新销售给政府并以此起家。他用自杀式的武器武装军队，从中谋取私利，当时的他怎么能跟现在的摩根同日而语？……我们应从其职业生涯初期重新认识他。”除此之外，一些出版物也指责摩根诱骗美国政府购买射掉士兵拇指甚至危及士兵生命的武器，这些出版物包括《新共和》（New Republic）、《共产党工人日报》（Communist Daily Worker）、《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称“霍尔卡宾枪事件”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以及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作品《1919》（1919）和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的作品《林肯传》（Abraham Lincoln: The War Years）。

作家、前J.P.摩根公司副总裁罗伯特·高登·沃森（R. Gordon Wasson）将“霍尔卡宾枪事件”（包括摩根扮演的可疑角色）解读为一个关于“资本主义道德”的故事，不过这一故事具有一定说服力，因为它真正讲述的并非资本主义道德，而是枪支产业资本家的道德。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需要创造形单影只、内心孤独的枪界恶棍形象，就好比我们需要创造形单影只、内心孤独的枪界英雄形象一样，这是一种文化需求。不过，要讲述与枪支有关的“资本主义道德”，就要讲述诺埃尔·贝克所讨论的“枪支贸易体系”，从莎拉的愧疚之感、灵异故事和唯灵主义信仰来看，莎拉也对这一体系进行过反思。

在研究枪支问题的关键阶段，贝克将关注点转向非例外主义。非例外主义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枪支曾一度可以和其他商品相互交换。贝克指出：“毫无疑问，武器制造商认为枪支生意和其他生意类似，这种思维模式左右了他们的一切想法。”H. C.恩格尔布雷希特也用相似的观点表明枪支制造商的想法。他写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恶棍。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按照商业贸易惯例销售武器的商人。显而易见，他们并不关注枪支销售之后的用途，也不关心自己的商业行为带来的影响……因此，他们总是发表一些天真幼稚的言论，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商业贸易，他们对与枪支产业有关的一切漠不关心。”恩格尔布雷希特指责枪支产业“与其他任何产业没什么不同”，而枪支产业的资本家却以此作为替自己开脱的借口。1936年，一名“死亡贩子”向负责调查军火产业和战时投机行为的“奈氏委员会”（Nye Committee）⁶⁶表示，“军火非常实用，军火交易和其他交易行为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说法既道出了事实，也道出了问题所在。

这种说法也为解决枪支问题带来了机遇：虽然枪支所有者越来越像“枪迷”，对枪支的热情不断增长，喜爱之情不断增加，但是枪支制造企业依然保持自身冷淡疏离的一贯作风，将枪支视为无异于其他商品的普通产品，继续关注商业交易的收支状况。然而，一些枪支政策和解决枪支暴力的措施纷纷将斗争矛头指向枪支所有者而非枪支制造企业。与思想理智、一心追求商业利润的枪支制造企业相比，这些枪支所有者对枪支充满激情，对枪支的看法也更具政治色彩。或许我们应该将关注点放在枪支产业和视枪支贸易无异于其他商业交易的枪支产业资本家身上，这样我们才能用全新的思路解决困扰大众、引起立法机构重视的枪支问题。

联邦政府第一次进行严肃认真的枪控辩论时，枪支所有者与制造商的反应差异明显，也是在此次辩论中，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化枪支政策开始成形。20世纪30年代初，一切似乎有利于枪控政策的实施。富兰克林·D.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时任首席检察官大力提倡枪控，新政的实施也强化了积极作为的联邦政府解决枪支问题的决心。大萧条爆发后，人们普遍认为邪恶的“社会环境”是造成社会弊病的元凶。

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枪支暴力现象更加显著和频繁。1932年，H. C.布里尔利（H. C. Brearly）发布了美国第一份凶杀案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总体而言，美国凶杀率是瑞士的48倍，是英国的18倍，是日本的11倍。19世纪初，欧洲人的好战传统和帝国主义野心让美国枪支制造商得以生存；如今，欧洲政治环境稳定，枪支暴力事件发生率相对较低。20世纪20年代，美国匪盗猖獗，都市枪支非法销售情况严重，一方面导致枪支暴力现象增加，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提高了枪支防范意识。1928年，美国共发生了10,050起凶杀事件，而法国和英国的凶杀事件分别只有520起和284起（法国人口为美国人口的1/3；英国人口总数略高于法国，不过也不足美国人口的2/5）。从这一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最突出的变化：虽然枪支暴力现象与19世纪的狂野西部存在密切联系，但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发生的凶杀事件主要（71%）由枪支造成。一位研究人员分别在1920年、1926年和1932年对费城的凶杀事件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64%的受害者死于枪杀，而在整个19世纪，这一数字仅为25%。

至于造成20世纪20年代枪支暴力现象的枪支，实际也不难追寻。有时候，人们认为机关枪是造成20年代枪支暴力现象的元凶，事实上当时犯罪分子的首选武器是汤普森冲锋枪。机关枪是军用枪支，笨重不堪，重量达65~90磅。与机关枪不同的是，汤普森冲锋枪是一款轻型半自动枪，可以夹在外套下；除此之外，这款枪采用弹鼓设计，最多可装填500发子弹（从许多方面来看，温彻斯特半自动连发枪是汤普森冲锋枪的远祖）。1921年，柯尔特公司为自动军械公司（Auto Ordnance Company）生产了1.5万支汤普森冲锋枪，成为当时唯一生产这款枪的公司。柯尔特公司副董事长弗兰克·尼科尔斯向国会表示，这款枪“纯粹为军事用途而生产”。尼科尔斯说：“不幸的是，在外国政府军事订单无法保障的情况下，自动军械公司在销售这批枪支时有所疏忽，致使其落入一些不负责任的经销商手中。”尼科尔斯自豪地表示，这1.5万支汤普森冲锋枪无论是被犯罪分子购买还是偷窃，13年后，这批枪中的大部分仍然在使用之中。当时，没有哪部法律禁止这批枪支的销售和流通。首席检察官助理约瑟夫·基南表示，在自动军械公司看来，这笔生意是“纯商业交易行为”。他说：“显而易见，自动军械公司拥有汤普森冲锋枪的专利，后来将这批枪支出售给了对其感兴趣的人。”

投入使用后，这批汤普森冲锋枪残害了无数生命，全国人民纷纷呼吁进行枪支管控。1934年，美国出台了历史上首个重要的联邦枪控法令——《国家枪械法案》（National Firearms Act）。虽然这部法案来势汹汹，但是也仅限于法律层面，其法律效力在立法过程中遭到削弱。一些《国家枪械法案》的研究人员指出，该法案的突出作用并不在于加强枪支管控，而在于强化了人们对枪控法律的敌对情绪。

国会针对《国家枪械法案》举行听证会时，柯尔特公司和其他武器生产商表示支持任何法律法规，只要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冲锋枪和短猎枪，全国步枪协会的代表也表示赞成这一观点。20世纪30年代初，全国步枪协会对枪控政策的反对声远不及今天强烈，当时该组织“坚决拥护只针对冲锋枪的合理法规”。时任全国步枪协会理事长、杰出的射击手卡尔·弗雷德里克（Karl Frederick）表示，如果《国家枪械法案》适用范围不包括左轮手枪和其他手枪，全国步枪协会将全心全意地支持该法案。不过，该协会也通过采取一贯措施寻找反对枪控政策的常规办法。30年代初，该协会并未展开大规模的游说活动，而弗雷德里克完全以志愿者的身份为该协会效力，一直到近两年，该协会才开始偿付他的开支。不过，该协会向成员发起了一场直接邮购总动员，这场运动激怒了国会委员会的众位成员，他们惨遭电报的“狂轰滥炸”，深感全国步枪协会的这种做法不可思议，应该予以指责和控诉。当时，全国步枪协会从华盛顿特区巴尔大楼总部向各州成员邮寄了一封信件，一方面告知各成员有关听证会的情况，让他们撰文反对该法案，另一方面警告他们此次法案不像先前的法律法规那样容易推翻。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约翰·麦考马克（John McCormack）问全国步枪协会执行副理事长米尔顿·雷科德（Milton Reckord）是否鼓动该协会成员反对《国家枪械法案》，雷科德答道：“没有，不过这个法案并不公正。”麦考马克问：“那么他们是否会盲目遵从呢？”雷科德答道：“我认为并不能说是盲目。”

全国步枪协会在给各成员的信件中表示，《国家枪械法案》是政府管控射击爱好者甚至全部枪支持有者的开端，一旦首席检察官将该法案的矛头指向手枪和机关枪，他就会在下次国会听证会上推动该法案修正案的制定，“使其适用于任何枪支，其他国会议员可能来不及反应……不到一年时间，每个步枪或猎枪持有者都需要缴纳特别税；每次购买或出售枪支，他们都要拍照并留下指纹信息，这些证据由罪犯照片陈列室统一保管”。从这封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步枪和普通猎枪（显而易见，《国家枪械法案》并不适用于这两种枪）几乎成为冲锋枪的同义词，持温彻斯特枪支的猎人几乎成为歹徒的同义词。简而言之，全国步枪协会从“整体和特殊”的角度看问题，将针对个别枪支的法案解读为适用于所有枪支的法律条例。

工业制造商通讯社也曾使用同样的策略“无辜关联”应对“枪控热潮”。该通讯社指出：“任何手枪管控法都会带来相同的后果，即全面禁止枪支使用。立法者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将任何步枪和猎枪变成‘手枪’，最终让所有枪支变成禁止使用的对象。”其结果是让“无拘无束、爱好狩猎、自尊自爱的典型美国民众”，即美国普通民众，也就是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的“猎手式公民”，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该通讯社提醒无数难以从手枪管控法中看到不祥之兆的人考虑一个问题：手枪之后，步枪和猎枪是否会紧随其脚步？1924年12月，全国步枪协会的官方杂志《美国步枪手》（American Rifleman）刊登了一篇社论，指责“人类行为掌控者”，他们一心消灭战争，想从公民手中剥夺所有武器。这篇文章将各种类型的枪支比喻为捆绑在一起的木棍——一根之力总小于多根之和。作者在文章中指出：“这些‘圣人’决定每次抽走哪根木棍……假设他们只抽走木捆中最薄弱的环节——手枪，结局会如何？步枪手可能不以为意，毕竟跟他没有关系……不过，各位同胞，你手中的枪支会紧随其后。如果步枪被抽走，我们还能剩下什么？”这篇文章指出，枪支产业正在不断遭受侵扰，而烟草制药业有许多“结实的木棍”做后盾，因此香烟不会成为“人类行为掌控者”所针对的目标。美国狩猎协会（American Game Association）会长指出，600万美国户外射击爱好者“内心颇不宁静”，他们相信一些法律目前看似只针对手枪，假以时日必定会演变为适用于所有枪支。“无辜关联”策略将一般武器归类为同一个政治目标——枪支，而枪支最终都会走向同样的政治命运。

对《国家枪械法案》反弹最为强烈的是一些户外射击组织的成员和步枪、手枪及左轮手枪俱乐部的成员，他们既不像阿尔·卡彭，也不使用冲锋枪，只是普通枪支持有者。温彻斯特猎枪使用者和罗斯福所说的“猎手式公民”并不是《国家枪械法案》针对的目标，然而他们成了抵制该法案的中流砥柱。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大众对枪控法律的呼吁以及全国步枪协会对枪控法律的反应折射出不同性别对枪支政策的不同态度。换句话说，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广告将枪支塑造为男性的象征；如今，不同性别对于枪支是否为男性象征有不同的认识。首席检察官助理约瑟夫·基南在解读《国家枪械法案》时表示，国会委员会当初并没有做任何宣传枪控法律的打算，然而成千上万的女性组织及其他公益组织致信该委员会，呼吁采取措施应对“万恶不赦的枪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女性活动家和莎拉·温彻斯特属于同一阵营，她们对莎拉的灵异故事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就像枪支爱好者对西部牛仔生活产生强烈的反响一样。国会委员会一些成员指出，全国步枪协会极力反对《国家枪械法案》，因此以电报的形式对他们“狂轰滥炸”。雷科德则不屈不挠地表示，基南欢迎广大妇女组织发来电报，“却认为和男性组织相互通信会造成不良影响”。全国步枪协会认为，“既然女性组织支持枪控法案的做法是正当行为，那么男性组织反对枪控法案的做法也应该是正当行为”。

至于“死亡贩子”，我们尚不清楚枪支产业是否和全国步枪协会一样有相同的想法或采取相同的措施。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枪支产业和全国步枪协会有本质区别：弗雷德里克表示自己对枪支生产没有任何兴趣，而枪支制造商也积极为自己辩护，称他们根本不关心全国步枪协会的事务。柯尔特公司副董事长弗兰克·尼科尔斯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商人，有时候甚至不是正直的商人”。在他看来，武器制造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为普通民众生产冲锋枪或将冲锋枪销售给他们。至于左轮枪和其他枪，尼科尔斯表示经销商在未来的日子可能无法承受课税压力，他也因此发出疑问：在这种政策下，我们是否还能继续进行轻武器交易？国会委员会一名成员以略带怀疑的口气问道：“沉重的课税压力和严格的武器交易登记是否会减少武器需求，降低武器销量？”尼科尔斯答道：“会！”事实上，尼科尔斯在向国会阐明一个枪支产业资本家都心知肚明的基本事实：枪支市场脆弱不堪，枪支需求变幻无常，商业利润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沉重的课税压力和严格的武器交易登记制度会破坏武器制造商的轻武器交易，让他们无法在战时生产用于国防的武器。在基南看来，柯尔特公司和其他武器制造公司无法从轻武器生产获取利润（实际上在亏本生产）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法律不会影响“合法企业获得利润”，因为它们毫无利润可言。

不过，基南对“反对枪控法律法规分子”和枪支制造企业做了明确的区分。基南指出，前者以全国步枪协会为代表，他们沉溺于枪支无法自拔，而后者则展现出难能可贵的配合精神。基南表示，“这两个群体间的差异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一改我们对枪支制造企业的传统印象，即为了避免商业利润被无情地剥夺，他们自私自利，盲目反对枪控法律和个别枪支生产税。相反，他们“态度友善，不偏不倚”。举个例子，自动军械公司和司法部签署了一项君子协定，承诺不会在未经司法部同意的情况下对外出售任何汤普森冲锋枪。司法部长赞赏枪支制造企业的合作精神，谴责“沉溺于枪支”的团体不服管束。

讽刺的是，自1934年开始，现代枪支政策中出现了一种倾向：枪支政策制定者将人们的注意力和政策的关注点放在枪支所有者而非枪支制造商身上，前者对枪支充满激情，政治立场坚定，而后者思想理智，笃信商业不可知论，只关注经济效益，对其他事务缺乏兴趣。诚然，“枪支贸易同其他商业贸易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一事实加速了人们的道德恐慌，不过它为我们解决日渐凸显的枪支暴力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从一方面来看，1934年的《国家枪械法案》强化了人们对枪控法律的敌对情绪；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为竞争激烈、神秘莫测、桀骜不驯的武器制造商进行政治联合提供了新的方法。国会听证会结束不久，15个轻武器制造商联合7万名枪支经销商成立了“体育运动枪械及弹药制造商协会”（Sporting Arms and Ammunition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早在1919年，这些武器制造商就考虑过成立协会，不过他们在后来放弃了这一想法。1918年5月17日，“美国轻武器和弹药制造商协会”（American Manufacturers of Small Arms and Ammunition Society）在纽约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该协会由13个成员公司通过军事合同联合组建，其中包括温彻斯特公司、雷明顿公司、皮德弹药公司、新英格兰西屋公司（New England Westinghouse）、萨维奇轻武器公司（Savage Arms Company）、柯尔特公司以及杜邦公司（Du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这些成员公司在战时生产中相互合作，以此保障产品的标准化设计。正是得益于这种合作协议，他们在战时生产的50亿发子弹可供不同枪支使用。

1919年2月21日，美国轻武器和弹药制造商协会在纽约工程师俱乐部召开会议。从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此时战争已经结束，该协会“开始考虑以商业贸易为目的继续运作”。该协会指出：“我们是否能以商业贸易为目的继续运作，主要取决于各成员公司是否能为了共同利益生产大量产品。”1919年，温彻斯特公司和其他公司显然没有通过该协会获得足够的“共同利益”。然而，到了1934年，情况发生了改变，美国轻武器和弹药制造商协会也成为枪支的政治产物。

毋庸置疑，重大的联邦枪控政策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得以出台，不过大部分枪支政策建立在30年代的枪支贸易基础之上，具体表现为如下特征：枪支制造企业因为临时使命被紧紧“捆绑”在一起；枪支问题上升到犯罪问题的高度，社会自杀率远远超过凶杀率；枪支具有情感价值，享有崇高的地位；普通公民拥有猎手和枪支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女性逐渐成为枪控思潮的主导力量；枪控政策将关注点放在枪支所有者而非枪支制造商身上；枪控提倡者将枪支暴力问题归咎于邪恶的枪支产业资本家而非复杂的枪支贸易体系。此外，虽然枪支产业“笃信商业不可知论，只关注商业贸易状况，与政府间存在复杂的依赖关系”是人们公认的事实，但是商业贸易仍然无法摆脱遭人诽谤中伤的厄运。

对于当今社会的枪支销售人员——也就是托马斯·阿迪斯和奥利弗·温彻斯特的后继者来说，枪支生意还在继续。奈氏委员会在举行听证会时展出了雷明顿公司经销商弗兰克·乔纳斯（Frank Jonas）的信件。乔纳斯在信件中表示：“南美洲政治形势不稳定是天赐良机，我借机向巴西出售了大批炸弹和子弹。此外，我还向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出售了大批炸弹，因此得以弥补损失，东山再起。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乔纳斯在另一封信件中道出了一个事实，这一事实曾让莎拉和温彻斯特公司以外的人饱受折磨。他说：“目前生意惨淡，我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想求得生存，只能祈祷战争来临。唯一的慰藉是，即使我们不是残酷无情，其他人也会如此。”

不过，乔纳斯指出：“如果受到良心的谴责，结局又是另一番悲惨的景象。”

结语

2013年9月22日，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出席华盛顿海军工厂枪击事件纪念活动并表示：“我们应该以此为戒！”在这种背景下，写一本与枪支有关的作品具有时代必然性。无论这部作品何时完成，另一场悲剧仍有可能将枪支问题带向人们注意力的最前沿。奥巴马总统呼吁国会出台新的联邦法律，迄今为止，新的联邦法律还在酝酿之中。表面上看，国家政治对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回应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这一事实令人震惊。然而，我们能通过这种现象认识自我：悲剧事件发生后，全国人民陷入无限的悲痛与震惊，一些人（有些是遇难者家属）积极倡议通过新的联邦枪控法案，这种提议在短时间内会获得普遍支持；不过，由于枪控法案不乏反对者，加之国家政治对此态度冷漠，还有很多最初支持枪控法案的人也逐渐丧失热情，这种提议最终只会沦落为漫漫政治生活的牺牲品。2012年12月14日，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惨案，造成26人丧生，除6人以外其余遇害者都是儿童。此次事件发生后，我着手写作这部作品；海军工厂枪击事件后，我完成作品的初稿。在此期间，国会并没有通过实质性枪控法案，枪支问题最终陷入政治生活中战略阴谋、文字游戏和政治对抗的泥潭。

在这部作品中，我从商业和贸易角度讲述了美国的枪支史。如今，我们需要将关注的重点由枪支管控转向企业责任，由枪支所有者转向枪支制造商，这种做法意义重大。律师、社会活动家汤姆·迪亚兹（Tom Diaz）是采用这种做法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迪亚兹指出，过去我们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政治争论，但是没有人将关注点置于枪支产业本身。他说：“无论是在关于个人‘权利’与‘责任’的宪法辩论中，还是在代表西部文化的相关法律条文中，我们根本看不出武器交易是利润丰厚的商业行为。事实上，枪支产业的唯一目标是谋取商业利益。”

要研究商业贸易确实存在一定困难，不过其难度系数显然小于研究不解之谜。诚然，这本书是一部枪支文化史，但是它以商业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间接地为化解当前枪支政策中的“冰封之地”提供对策。“枪支文化”并不是枪支暴力的代名词，而枪支暴力行为（无论是他杀还是自杀）则是推动枪控政策形成的直接依据。在瑞士，每个公民都拥有枪支，但是社会上基本没有枪支暴力行为。在这一点上，如果美国能和瑞士一样，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成为枪支文化社会而非枪支问题社会。

通过研究奥利弗·温彻斯特和莎拉·温彻斯特的故事线索，我们能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枪支文化和枪支政策。温彻斯特公司的传奇故事告诉我们，枪支文化是个人雄心壮志的产物，是商业竞争与商业贸易的产物；莎拉的魂灵故事让我们从道德良知的角度看待枪支。长期以来，人们关于枪支问题的争论陷入权力争论的泥潭，即枪支所有者有权做什么以及枪控提倡者有权让枪支所有者做什么；其结果是我们忘记了从商业贸易和道德良知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将关注点由个人权利转移到道德良知和企业责任意味着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不在他人强迫的情况下自愿有所作为；第二，个人行动不限于法律或义务规定的范围；第三，为了创造更大的价值而采取个人行动；第四，研究个人与枪支暴力现象间的关系，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问题解决思路，不过这种思路绝不意味着让枪支从公民生活、联邦枪控法案或《第二修正案》中“消失”。相反，它意味着将目光由枪支所有者转移到枪支制造商身上，这也是这部枪支史关注的重点所在。同其他企业一样，军工企业由一些理智的管理人员负责经营，他们可以协助减少枪支暴力，但是无法完全根除这种现象。他们害怕承担责任，避免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身上贴着“死亡贩子”的标签，但是依然关注社会声誉。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考虑财政收支这类赤裸裸的现实问题。事实上，只要是全国步枪协会对枪支所有者积极提倡的，都不是枪支产业管理人员的热情所在。

要减少枪支暴力，最理想的办法或许是鼓励枪支产业研发“智能枪支”或“个性化枪支”，这样只有经过授权的用户才能使用枪支。一些公共健康研究人员表示，此举可有效减少由枪支造成的死亡人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枪控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对这种想法持否定态度。考虑到枪支使用者可通过各种方式购买枪支，由此导致枪支暴力事件频发（如有些是雇人买枪杀人，有些是买二手枪杀人，有些是借用或偷窃别人的枪支杀人，有些是将枪口对向自己的主人或在无意中杀人），这种想法具有光明的前景。枪支产业完全可以使用创新技术，将枪支设计的关注点放在安全性而非杀伤力上。迪亚兹认为，这种设计理念是近几十年来枪支产业的发展趋势。

第二个办法是让民事责任条例和消费者管理保护条例适用于枪械产品，就像这些条例适用于其他产品一样。设想一下，假如你是一名生产商，可以大批量生产一种稀有产品，这种产品生来杀伤力大、危险系数高，不过自1972年起你就不受“消费者保护安全协会”（Consumer Protection Safety Commission，CPSC）的约束，自2005年起你就得到联邦政府在民事诉讼方面的保护；除此之外，任何政府机构都无权监督你的产品设计和产品安全，而联邦政府还以立法的形式划拨专项资金保护你的权益，使相关部门无法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推动国会通过不利于你的法律。事实上，这就是美国枪支产业的现状。2005年的《合法枪械买卖保护法》（Protection of Lawful Commerce in Arms Act）规定，枪支生产商、分销商和代理商对自己的产品所造成的伤害不承担民事责任。从消费者管理和保护方面来看，枪支和弹药完全不受CPSC的约束，因为这些产品直接划归“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⁶⁸管辖，而该局没有专门负责枪械产品质量管理的部门，也没有任何职能类似CPSC的部门。相反，它是一个执法机构，主要管理枪支非法贩卖、使用和销售，不负责监管枪支设计、安全及其他消费品所具有的属性。也就是说，玩具枪受到的产品安全监管要多于真枪。讽刺的是，枪支可以威胁、伤害他人甚至危及他人的生命，这种特性让CPSC在处理与枪支有关的事务时心有余而力不足。至于枪支研究，这里有一个例子。杰伊·迪基（Jay Dickey）是阿肯色州前共和党众议员，他于1997年参与修订了《1996年度综合拨款法案》（1996 Omnibus 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Bill），禁止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成立专款用于枪支暴力研究，而该项研究可以起到支持、提倡枪控政策的作用。2015年10月，杰伊·迪基公开表示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

2005年的国会立法从侧面有力地向我们表明，要想有效地应对枪支暴力现象，就应该从枪支产业而非枪支所有者入手，就应该让枪支生产商及经销商为自己的产品在社区造成的危害承担责任。一些反对枪支的人在诉讼案中表示要采取简单有效的措施让所有的枪支生产商对枪支造成的危害负责，不过在此之前已经有人采取了法律行动和措施，这些行动和措施经证明行之有效。举个例子，1997年，佛罗里达州凯马特公司（K-Mart）一名枪支经销商将枪支出售给一名男子，当时该男子酩酊大醉，无法填写交易单。离开枪店后，该男子冲进一家酒吧，朝自己的前女友开了枪，致使其四肢瘫痪成为废人。事件发生后，这位经销商遭到起诉，法院认定他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此次诉讼案具有里程碑意义。罗伯特·哈斯（Robert Haas）曾是史密斯&威森公司的经理，退休后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在1999年坦白表示，枪支制造商并不会采取措施监督批发商或经销商，也不会费尽心思保证枪支通过适当的途径销售出去。1999年，新奥尔良律师温德尔·高蒂尔（Wendell Gauthier）对有名无实的枪控政策深感失望，于是他通过诉讼的形式将16名不在枪支上设置安全装置、不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犯罪分子购买枪支的生产商告上法庭。此后，这一诉讼案的效应迅速蔓延至其他33个城市。和其他商业竞争者一样，枪支制造商顿时溃不成军。某种程度上说，此次诉讼案命中要害。为了避免承担责任，柯尔特公司考虑放弃商业性枪支业务；史密斯&威森公司想出售枪支业务，结果遭到全国步枪协会的联合抵制。

在1999年的诉讼案及公众监督的双重压力下，史密斯&威森公司为经销商专门制定了商业活动中的道德规范。作家彼得·哈里·布朗（Peter Harry Brown）在谈及此次诉讼案时表示，史密斯&威森公司CEO明确规定名下3,500位经销商不能像往日一样“对‘雇人买枪’的行为视而不见”，一旦发现哪位经销商“在商业交易中存在可疑行为，公司立即停止与其合作”。自枪支产业形成以来，这是枪支制造商首次在考虑到公众安全而非赢利的情况下对枪支的分配和销售加以管控。（史密斯&威森公司也是最先关注枪支安全的武器制造商。听说一名小孩儿被公司生产的左轮手枪所伤后，D. B.威森在1884年生产出一款“安全第一”的手枪，这款枪优化了扳机，在击锤上增加了安全装置。在1888年至1902年间，这款手枪产量超过9.1万支。）为了给经销商制定商业道德规范，史密斯&威森公司与汽车制造商展开了合作。作为双方合作协议的一部分，史密斯&威森公司在其制定的商业道德规范中对分销商和代理商做了如下规定：为自己非法销售枪支所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承担责任，交付必要的赔偿金；禁止年龄不满18岁的儿童进入枪店；禁止出售半自动攻击性武器；禁止向没有接受过安全训练的客户出售枪支；严格遵守各项销售禁令。除此之外，如果经授权的经销商向客户出售的枪支数超过数量限制，而客户又将枪支用于犯罪，史密斯&威森公司便终止与该经销商的合作。

一些批评者指责史密斯&威森公司的商业道德规范缺乏说服力，原因很简单——史密斯&威森公司本身是枪支制造商。然而，一位参与1991年诉讼案的律师并不认同批评者的观点，他表示“史密斯&威森公司已经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承诺，这些承诺超出了联邦法律规定的范围，也超越了枪支产业的现行做法”。更重要的是，这些道德规范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应该摆脱陈腐的政策争论，将关注的重点由联邦枪控法案和枪支所有者转向枪支制造商。

废除2005年的法案可重新让民事责任适用于枪支产业。在这部作品中，我追本溯源，讲述了枪支产业逐渐淡化商业贸易性质的历史。毫无疑问，2005年的法案以及枪支产业不受消费者管理条例约束的事实，让淡化商业贸易性质的做法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和保障。

同理，我们应该破除财政支持障碍，成立专项资金进行健全、可靠的枪支研究和数据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枪支暴力以及枪支贸易最基本的运作方式。要进行数据分析，就要实施更加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举个例子，人们普遍认为只有联邦法律才能应对枪支暴力问题，然而一涉及与枪支使用者相对应的枪支贸易和枪支代理商，联邦法律可能会失去作用。2009年，道格拉斯·维贝（Douglas Wiebe）对一些发生过枪击事件的社区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他统计了当地的“联邦武器执照”数量以及经授权的枪械店和零售商数量。道格拉斯发现，不同社区的数据差异悬殊：在大城市，一个社区中联邦武器执照数量越多，其发生枪击事件的概率越大，而在小城镇，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在郊区和小城市，联邦武器执照数量多的社区发生枪击事件的概率相对较低。在这些联邦武器执照数量与枪支事件发生率存在直接联系的地区，应针对性地运用分区法规和州级执照许可、审查法规对存在问题的经销商进行管理；然而，当前制定、使用这种简单法规的州少之又少。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对枪支市场的基本层面进行可靠的研究。

我们还应该在制定枪支政策时考虑消费者（包括经销商）的行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站在商业贸易的大背景下看待枪支，不过我们太过强调“枪支所有者”这种说法，忽略了枪支使用者也是消费者和顾客这一基本事实。危险物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条例，无论是杀虫剂、汽车、毒品还是药物，皆是如此；同理，枪支也是消费品，消费者应该积极提倡建立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汽车买家在购买产品时会对不同车系的安全性能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如果消费者在购买枪支之前也能对某个经销商或公司在枪支安全性和枪支暴力现象方面的关注程度加以分析，那么他们至少会在综合考虑产品安全性以及商家责任心、职业操守的基础上做出消费选择。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靠的是消费者的自觉意识而非政策规定。此外，枪支经销商也可以通过政策或广告进行交易限制或“反销售”，以此抵制不必要的消费者和市场需求。举个例子，今天有些枪械店实施“会员制”或客户登记制度，防止出现“代人买枪”的行为。或者，枪支制造商或经销商可以通过一定的行动表明自己对社会声誉的高度关注，愿意在自我意识而非法律法规的强迫下主动有所作为。举个例子，美国最大的枪支零售商沃尔玛在商业贸易中高度负责，2015年夏天新奥尔良和弗吉尼亚发生枪击事件后，该公司决定暂停所有突击步枪和半自动霰弹枪的销售，还称此举是商业行为而非政治行为。

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和共同利益，一些地方经销商也自愿改变自己的经营方式，迅速取得了积极、显著的效果。一位密尔沃基经销商发现许多客户从自己的枪店中购买枪支后用于犯罪，为了避免出现负面宣传，他主动改变自己的经营方式，整个密尔沃基市的“新增犯罪枪支”数量也因此减少了近44%。

政策法规应该将关注点放在经销商的销量而非客户的个人背景、买枪意图和品格特征上，这种方法经证明行之有效。弗吉尼亚州一部法律规定消费者在30天内只能购买一把手枪，此举阻塞了枪支由南方流入东北部的通道，显著减少了该州对“犯罪枪支市场”所做的“贡献”。除此之外，经销商还要经常提交销售报表。如果联邦政府也能实施这种针对经销商的法律，或许可有效预防“代人买枪”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枪支奥秘已经染上了政治色彩，政策法规将矛头指向枪支所有者反而刺激了消费者购买枪支的意愿。这是20世纪初枪支产业出现的一个主要趋势，本书已有论述。2013年，新出台的枪控法规刺激了史无前例的枪支抢购热潮。2012年，马里兰州全年只收到70,099份枪支购买申请；相比之下，2013年，截至8月31日，该州就收到85,141份购买申请。几十年来，由于人口变化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加之人们对狩猎的兴趣减弱，枪支产业逐渐走向低谷。讽刺的是，到了这一阶段，枪支政策开始让枪支产业走向复兴。虽然尚不明确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后果，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明白枪支如今已经具有某种无形的政治价值，就好比环保主义者会购买有机产品以表示自己的政治倾向一样。在21世纪的文化中，消费者购买枪支就像购买其他大部分产品一样，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其用途——尤有甚者，枪支已经由自卫武器变成了格斗武器，而且大部分枪支为少数人所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枪控提倡者不禁发出疑问：为什么枪支所有者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拥有一把枪。

温彻斯特公司的故事告诉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方法可以选择，这种方法虽然不像上述措施那样明确具体，但是意义重大：我们要明白枪支暴力和枪击事件并不完全是政治问题，也不能通过相应的立法措施解决，因为立法所解决的只是这一问题的冰山一角，而且常常以失败告终。这一认识不仅是解决枪支暴力问题的前提，也是解决21世纪其他问题的前提。举个例子，加里·斯洛特金（Gary Slotkin）在芝加哥做了一项“治愈暴力顽疾”的项目研究，该项目并没有将关注点放在枪控政策上，而是将枪支暴力问题当作社区流行病来处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了与枪支暴力做斗争，巴尔的摩一位社区领袖发起了一项运动，名为“我的角落，我的街道”。他说：“每个人都是利益攸关者。枪支暴力是我们的共同问题，无论它是否直接影响你的生活。”这种方法并不是走出枪支暴力文化最便捷、最直接的方式，不过可能是最有意义、最为持久的方式。

1998年，时任芝加哥市长理查德·M.戴利（Richard M. Daley）针对非法购买枪支展开一项缉捕行动，一位律师提醒他，在这条“开始于生产线加工，结束于受害者死亡”的产业链中，证据难寻。然而，这是一条实实在在的因果关系链——一只必须被显形的无形之手。对于莎拉·温彻斯特来说，这种因果关系链绝不陌生。有些人认为莎拉的灵异故事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有些人认为这种故事纯属虚构——就像人们对于西部神枪手的传奇故事褒贬不一一样。然而，这种灵异故事显然是我们最希望听到的有关神秘屋的传说。

致谢

拙作耗时几年终于成形。在此过程中，我欠大小“债务”无数，难以计量。

几年来，我得到许多档案馆的帮助，在此我想一一致谢。感谢怀俄明州科迪镇“西部野牛比尔”历史中心麦克拉肯学术图书馆的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凯伦·普雷斯（Karen Preis）和肖恩·坎贝尔（Sean Campbell），我在麦克拉肯图书馆度过了几周美好的时光；感谢纽约伊利昂公共图书馆历史室的麦克·迪索泰尔（Mike Disotelle），为了帮我筛选资料，他博览群书；感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众位图书管理员，他们对我这位异地来客给予莫大的帮助；感谢罗伊·马尔科（Roy Marcot）和俄克拉荷马市国家牛仔和西部文化遗产博物馆馆长理查德·拉滕伯里，他们为我提供了必要的档案和图片支持。

在此过程中，苏珊娜·莱萨德（Suzannah Lessard）、理查德·托德（Richard Todd）以及古彻学院非小说文学创作项目组的各位人员为我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早期读物和社论。感谢约翰·法拉格（John Faragher）和理查德·斯洛特金，他们也为我提供了极其有用且鼓舞人心的读物。

我的超级代理人苏珊·拉比纳（Susan Rabiner）在此期间又一次突破了自己的职位限制：她既是代理人，又是朋友、顾问、预言家和全能天才。她相信自己可以将故事整理后讲述给大家听，最后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基础读物出版社的编辑和工作人员让我重拾信心，相信可以创作出严肃而不失可读性的非小说文学。我尤其感谢我的编辑劳拉·海默特（Lara Heimert），她在项目初期就知道这项研究的意义所在，因此给予我全身心的支持。感谢罗杰·拉布雷（Roger Labrie）在校订文稿时专心致志，感谢凯西·斯特雷科福斯（Kathy Streckfus）在审稿过程中一丝不苟，感谢利厄·施特歇尔（Leah Stecher）和梅利莎·雷蒙德（Melissa Raymond）为本书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感谢各位亲爱的朋友，无论在该项目研究还是其他研究中，他们和我一起思考，陪伴我，支持我，做我忠实的读者。他们是我遇到的最具聪明才智、远见卓识和个人魅力的群体，能有这样的朋友我三生有幸。我要特别感谢香农·艾弗里（Shannon Avery）、伊丽莎白·费德曼（Elizabeth Federman）、哈勒·巴克哈什（Haleh Bakhash）、德比·阿佩盖特（Debby Applegate）、克里斯蒂娜·克莱因（Christina Klein）、伊丽莎白·麦卡利斯特（Elizabeth McAlister）、凯西·纽曼（Kathy Newman）、皮特·阿格雷（Peter Agree）以及芭芭拉·贝纳姆（Barbara Benham）。我也要感谢一些亲朋，包括莎拉·米尔斯波（Sarah Millspaugh）、丽莎·马尔凯蒂（Lisa Marchetti）、苏珊·辛格（Susan Singer）以及珍·帕克（Jen Parker），她们在该项目漫长、孤独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陪伴我，带给我欢乐。克里（Kerri）和泰勒·克拉森（Taylor Classen）帮助我了解射击知识，感谢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

本书完成之际，正值我的家庭面临艰难时期。在此我要感谢年入九旬的父母琼（Joan）和劳埃德·哈格（Lloyd Haag），感谢他们多年以来的教育和奉献；感谢姐姐卡洛琳（Carolyn），她还记得在我三年级时每周六早上逼我去图书馆的情形，正是由于这段经历，我才能启动一项大型历史研究项目。

身为一名作家，我无法长时间陪伴孩子。举个例子，我要经常去陌生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或者总是对他说“我在办公室写作”，或者在家里时会随手捡起四处可见的信封，然后在背面草草写下突如其来的想法。对于这一事实，儿子昆西（Quincy）欣然接受。很高兴能通过这样正式的场合感谢儿子，感谢他每天提醒我什么是生命中真正永恒的东西。

在本书出版的最后阶段，哥哥史蒂芬·哈格突然去世，我每天都对他思念有加，因此谨以此书献给英年早逝的他。我和哥哥的政治观念完全不同，只在两个方面能达成一致：一是认为民主讨论在公民社会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二是我们都无法忍受伪善之言。我们的家庭政治观念复杂，父亲和哥哥都持有枪支，不过枪支对他们各自的意义并不相同。父亲在大萧条时期的农村地区长大，他用猎枪捕获松鼠和一些有害动物，以此养家糊口，有时候他也用枪支进行射击练习，枪支陪他走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长大成年后，他过上了城市生活，于是积极为枪控团体做贡献。不可否认，父亲仍然持有枪支，但是他并不支持全国步枪协会。对他而言，枪支只是工具。成年之后，他欣然放下手中的猎枪，去超市购买玻璃纸封装的肉制品，不再靠捕获动物养家糊口。史蒂芬在城市长大，找了一份白领工作，居住在一个没有发生过严重犯罪事件的社区。他从不狩猎，对枪支没有实用需求，不过出于某些原因，他为自己配备了几把枪支。史蒂芬在人们普遍支持民主党的马里兰州生活，提倡行动自由，对他而言，枪支具有政治价值，能引起政治共鸣。总而言之，在父亲的世界中，枪支是实用工具，而在哥哥的世界中，枪支变成具有政治和文化价值、奥秘的东西。从这一层面来说，该书论述的美国枪支文化史正是父亲和哥哥现实生活的写照。不过，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史蒂芬在餐桌上讨论政治话题，这是我今生最大的悲痛。

人名、地名、专业术语对照表

A

A. Baldwin and Company A.鲍德温公司

A. C. Ellithorpe A.C.艾里索普

A. C. Hobbs A.C.霍布斯

A. D. McAusland A.D.麦克奥斯兰

A. Hoffman A.霍夫曼

A. M. Mills A.M.米尔斯

A. P. Marston A.P.马斯顿

A. W. Spies A.W.斯皮斯公司

A.W. Hooper A.W.霍珀

Aaron Pardee艾伦·帕迪

Abdul Aziz阿布杜勒·阿齐兹

Abdul Hamid II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Abraham Lincoln: The War Years《林肯传》

Ad Janse Ad.詹森公司

Ada Coombs艾达·库姆斯

Adam Coombs亚当·库姆斯

Adam Smith亚当·斯密

Adam Winkler亚当·温克勒

Addis Emmett阿迪斯·埃米特

Adelade阿德莱德

“Ad” Topperwein“Ad”汤普文

Adolph Krakauer阿道夫·克拉考尔

Aida《阿伊达》

Al Capone阿尔·卡彭

Al Harris阿尔·哈里斯

Al Jennings阿尔·詹宁斯

Albert艾伯特

Alden Hatch奥尔登·哈奇

Alexander Alexandrovich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Alexander Gorlov亚历山大·戈尔洛夫

Alexis de Tocqueville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Alfred Tennyson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Alfred阿尔弗雷德

Amaury Mars阿莫里·马尔斯

American Agriculturalist《美国农学家》

American Architect and Building News《美国建筑师和建筑新闻》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美国律师协会

American Boy《美国少年》

American Game Association美国狩猎协会

American Manufacturers of 美国轻武器和弹药制造商协会

Small Arms and Ammunition Society

American Rifleman《美国步枪手》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Cruelty to Animals

American《美国人》杂志

Americus“亚美利哥号”

Ammunition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AMA）弹药制造商协会

Amos Colt阿莫斯·柯尔特

Andre Schaub & Pioso安德烈、肖布&皮奥索公司

Andrew Carnegie安德鲁·卡内基

Andrew Jackson Davis安德鲁·杰克逊·戴维斯

Annie Oakley安妮·欧克丽

Annie Pardee Winchester安妮·帕迪·温彻斯特

Antoinette安托瓦内特

Appleton-Century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

Aristakes Azarian阿利斯塔克斯·阿扎里安

Armsmear阿姆斯密尔

“Armsville”“武器庄园”

Army and Navy Journal《陆军和海军杂志》

Army Ordnance《军械》杂志

Arthur Beardsley亚瑟·比尔兹利

Arthur Capper亚瑟·卡珀

Arthur Eastman亚瑟·伊斯曼

Artizan Street工匠街

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奥古斯丁·卡龙·德·博马舍

Augustin de Iturbide阿古斯汀·德·伊图尔维德

Augustine Caldwell奥古斯丁·考德威尔

Augustus Case奥古斯塔斯·凯斯

Auto Ordnance Company自动军械公司

Azarian, Pere et Fils阿扎里安父子公司

Aziz Alabi Brothers阿齐兹&阿拉比兄弟公司

B

B. Kittredge and Company B.基特里奇公司

B. R. Floyd B.R.弗洛伊德

Badmen of the Old West《老西部不法之徒》

Baldwin and Company 鲍德温公司

Balthasar Smith巴尔萨泽·史密斯

Baltimore巴尔的摩

Banner of Light《光明旗帜报》

Bantam班坦图书公司

Barbara Benham芭芭拉·贝纳姆

Barber of Seville《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Barney and Berry巴尼&贝里

Baron von Nolcken巴伦·冯·诺尔肯

Beadle & Adams比德尔&亚当斯

Belle Starr贝尔·斯塔尔

Benjamin Berkeley Hotchkiss本杰明·伯克利·霍奇基斯

Benjamin Tyler Henry本杰明·泰勒·亨利

Best of the West《西部之最》

Beverley Nichols贝弗利·尼科尔斯

Billy the Kid比利小子

Blackfeet黑脚族

Blair Report《布莱尔报告》

Boat Life in Egypt and Nubia and

《埃及、努比亚的船上生活和圣

Tent Life in the Holy Land 地的帐篷生活》

Bobbs-Merrill博布斯–美林出版社

Bonnie Blue Flag《美丽蓝旗》

Booker T. Washington布克·T.华盛顿

boy plan“少年计划”

Boys’ Life《少年生活》

Bren Ten布伦·坦枪

Bridgeport布里奇波特

Brigham Young杨百翰

Broadwell布罗德维尔

Buffalo Bill and His Wild West Companions 《“野牛比尔”及其狂野西部同伴》

Buffalo Bill野牛比尔

Bull Run布尔朗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司法统计局

C

C. F. Pond C.F.庞德

Calamity Jane女侠简恩

Callender Irvine卡伦德·欧文

Carl Hellstrom卡尔·海尔斯罗姆

Carl Sandburg卡尔·桑德堡

Caroline Churchill卡罗琳·丘吉尔

Carolyn卡洛琳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Charles Addams查尔斯·亚当斯

Charles Ives查尔斯·艾夫斯

Charles Manby查尔斯·曼比

Charles Nott查尔斯·诺特

Charles Robinson查尔斯·罗宾逊

Charles Sawyer查尔斯·索耶

Charles Willis Howe查尔斯·威利斯·霍威

Charlton Heston查尔顿·赫斯顿

Chicago Times《芝加哥时报》

Chihuahua奇瓦瓦

Christian Century《基督教世纪》杂志

Christian Sharps克里斯丁·夏普斯

Christina Klein克里斯蒂娜·克莱因

Christopher Colt克里斯托弗·柯尔特

Christopher Oscanyan克里斯托弗·奥斯坎扬

Christopher Spencer克里斯托弗·斯潘塞

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善牧堂

Clara克拉拉

Clint Eastwood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Clinton Nottage Hunt克林顿·诺蒂奇·亨特

Colburn’s United Service Magazine《科尔伯恩联合服务杂志》

Collier’s《科利尔》杂志

Colt’s Patent Fire-Arms Manufacturing Company柯尔特专利武器制造公司

Colt’s Patent Repeating Firearms Corporation柯尔特专利连发武器公司

Columbine科伦拜

Comminge & Geisler柯明奇&盖斯勒

Communist Daily Worker《共产党工人日报》

Consumer Protection Safety Commission（CPSC）消费者保护安全协会

Cooper & Pond库珀&庞德公司

Corlo“卡罗号”

Cortlandt C. Palmer科特兰.C.帕尔默

Court Street法院街

Cry Havoc!《毁灭浩劫》

Cyrus Manville赛勒斯·曼维尔

D

Daily Courant《每日新闻》

Daisy“黛西号”

Daniel B. Wesson丹尼尔·B.威森

Daniel Boone丹尼尔·布恩

Daniel Boorstin丹尼尔·布尔斯廷

Daniel Wesson丹尼尔·威森

Dave Tutt戴夫·塔特

David Augustus Wright戴维·奥古斯塔斯·赖特

David Cartwright戴维·卡特赖特

David McCanles戴维·麦坎利斯

Day of the Jackal《豺狼之日》

Death of a Salesman《推销员之死》

Debby Applegate德比·阿佩盖特

Decius Wadsworth德西厄斯·沃兹沃思

Devoe and Company迪威耳公司

Dimitra Doukas迪米塔·杜卡斯

Dirty Harry《肮脏的哈里》

Don Benito Juárez唐·贝尼托·胡亚雷斯

Don Gabriel de Amenabar唐·加布里埃尔·德·阿梅纳瓦尔

Douglas Holt道格拉斯·霍尔特

Douglas Wiebe道格拉斯·维贝

Dr. Samuel Coult塞缪尔·库尔特博士

Dudley Selden达德利·塞尔登

Duke of Wellington威灵顿公爵

Duns Market Identifier邓氏市场注册公司名录

Du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杜邦公司

“Dutch” Henry Brown“杜奇”·亨利·布朗

Dwight D. Eisenhower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E

E. B. Martin E.B.马丁

E. B. Rambo E.B.兰博

E. Crossman爱德华·克罗斯曼

E. H. Risley E.H.里斯利

E. Remington & Sons雷明顿父子公司

Ebenezer Cox埃比尼泽·考克斯

Ed Jennings埃德·詹宁斯

Edinboro Bey爱丁波罗拜伊

Edison Manufacturing Company爱迪生制造公司

Edna埃德娜

Edward Dickerson爱德华·迪克森

Edward Tuckerman Potter爱德华·塔克曼·波特

Edwin Pugsley埃德温·帕格斯利

Edwin Stanton埃德温·斯坦顿

Eli Whitney伊莱·惠特尼

Elias Howe埃利阿斯·霍威

Eliphalet Remington伊利法莱特·雷明顿

Elizabeth Colt伊丽莎白·柯尔特

Elizabeth Federman伊丽莎白·费德曼

Elizabeth McAlister伊丽莎白·麦卡利斯特

Elizabeth Phelps伊丽莎白·菲尔普斯

Elizur Goodrich伊莱泽·古德里奇

Emanuel Swedenborg伊曼纽·斯韦登伯格

Emerson Hough爱默生·霍夫

Emily Dickinson艾米莉·迪金森

Emma Hardinge Britten艾玛·哈丁·布里顿

Emperor Maximilian马克西米利安皇帝

Enfield恩菲尔德步枪

Enrique Barbaza恩里克·巴尔巴扎

Ephraim Acker伊弗雷姆·阿克

Ermanno Kanzler埃尔曼诺·坎斯勒

Ernest Renan欧内斯特·勒南

Estelle埃丝特尔

Eugene Cunningham尤金·坎宁安

Eugene Hollon尤金·霍伦

Everybody’s《人人》杂志

Exceptionalism例外论

F

F. E. Spinner F. E.斯平纳

F. G. WheelerF. G.惠勒

F. RomerF.罗默

F. S. Bright F. S.布赖特

Famous Scouts《名侦察兵》

Fanny Conant范妮·科南特

Ferdinand Maximilian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

Field《战场》

Figaro《费加罗报》

Firearms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枪械史》

Forbes Lithograph福布斯平版印刷公司

Forest and Stream《森林与溪流》杂志

Francisco Madero弗朗西斯科·马德罗

François de Suzanne弗朗索瓦·德·苏桑

Frank J. North弗兰克·J.诺斯

Frank Jonas弗兰克·乔纳斯

Frank Jones弗兰克·琼斯

Frank Nichols弗兰克·尼科尔斯

Frank O’Brien弗兰克·奥布赖恩

Frank Schoonover弗兰克·舒诺维

Fred Biffar弗雷德·比法尔

Frederic Remington弗雷德里克·雷明顿

Frederick Ritchie Bechdolt弗雷德里克·里奇·贝奇道尔特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

G

G. Dean G.迪安

Garrett Hardin加勒特·哈丁

Gary Roberts加里·罗伯茨

Gary Slotkin加里·斯洛特金

Gatling加特林

General Emory埃默里将军

George Armstrong Custer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

George Arrowsmith乔治·阿罗史密斯

George Bomford乔治·邦福德

George Landers乔治·兰德斯

George McGunnigle乔治·麦根尼歌

George Pardee乔治·帕迪

George Prentice乔治·普伦蒂斯

George Robeson乔治·罗伯逊

George Schofield乔治·斯科菲尔德

George Talcott乔治·塔尔科特

George Ward Nichols乔治·沃德·尼科尔斯

George Washington Hunt乔治·华盛顿·亨特

Gerald Nye杰拉尔德·奈

Gerard Raney杰拉德·雷尼

Gideon Welles吉迪恩·威尔斯

Gino Garibaldi基诺·加里波第

Glenn Chesney格伦·切斯尼

Glenn Porter格伦·波特

Grady格雷迪

Grand Duke Alexei Alexandrovich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

Gunnar Myrdal贡纳尔·默达尔

Gunslingers of the West《西部神枪手》

Gustavus Myers古斯塔夫斯·迈尔斯

Guy Harrison盖伊·哈里森

H

H. C. Brearly H. C.布里尔利

H. C. Engelbrecht H. C.恩格尔布雷希特

H. S. Leonard H. S.莱昂纳德

Haleh Bakhash哈勒·巴克哈什

Hannah Jane汉娜·简

Hans Buck汉斯·巴克

Harold Williamson哈罗德·威廉森

Harper’s《哈泼斯》杂志

Harpers Ferry哈珀斯费里

Harry Borchers哈里·博彻斯

Harry Pinney哈利·平尼

Hartford Courant《哈特福德报》

Hartford Daily Times《哈特福德每日时报》

Hartford哈特福德

Hawkers of Death《死亡贩子》

Henry Barnard亨利·巴纳德

Henry Benedict亨利·本尼迪克特

Henry Brewer亨利·布鲁尔

Henry Folsom亨利·福尔瑟姆公司

Henry Ford亨利·福特

Henry Knight“亨利·奈特号”

Henry Knox Craig亨利·诺克斯·克雷格

Henry Mauger亨利·梅杰

Henry Metcalfe亨利·梅特卡夫

Henry Repeating Rifle Company亨利连发武器公司

Henry Stanley亨利·史丹利

Henry Ward Beecher亨利·沃德·比彻

Henry William Herbert亨利·威廉·赫伯特

“High Spade”“黑桃同花顺”

Henry Wright亨利·赖特

Herbert Houze赫伯特·霍兹

Adventures of Wild Bill

《平原英雄：“狂野比尔”的奇妙探险》

Hiram Maxim海勒姆·马克沁

History of Our Wild West and Wonderful《狂野西部的历史与拓荒者的生活》

Heroes of the Plains, or Lives and

Stories of Pioneer Life

Hollis霍利斯

Homer Sprague霍默·斯普拉格

Horace Day霍勒斯·戴

Horace Fowler霍勒斯·福勒

Horace Greeley霍勒斯·格里利

Horace Smith霍勒斯·史密斯

Hortalez & Company奥尔达来公司

Hydron“海顿号”

I

Ida B. Wells艾达·贝尔·韦尔斯

Ilion Citizen《伊利昂市民报》

Ilion伊利昂

Independent Democrat《独立民主党报》

Isabelle伊莎贝尔

Isma’il Pasha伊斯梅尔·帕夏

J

J. H. Brown Amusement Company约翰·H.布朗娱乐公司

J. Pierpont Morgan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J. E. Otterson J. E.奥特森

Jacob Schuyler雅各布·斯凯勒

James Blaine詹姆斯·布莱恩

James Buel詹姆斯·比尔

James Lick詹姆斯·利克

James Monroe詹姆斯·门罗

James Ripley詹姆斯·里普利

James Wilson詹姆斯·威尔森

James Wolfe Ripley詹姆斯·沃尔夫·里普利

James Wright詹姆斯·怀特

Jay Dickey杰伊·迪基

Jean Crapeau让·克拉波

Jean Valjean冉·阿让

Jen Parker珍·帕克

Jimmy Stewart吉米·斯图尔特

Joan琼

Jobber Walter Scott乔伯·沃尔特·斯科特

Joe乔

John Adams约翰·亚当斯

John Blum约翰·布卢姆

John Brough约翰·布拉夫

John Brown约翰·布朗

John Browning约翰·勃朗宁

John Carpenter约翰·卡彭特

John Dahlgren约翰·达尔格伦

John Davies约翰·戴维斯

John Dillin约翰·迪林

John Dos Passos约翰·多斯·帕索斯

John Ehlers约翰·埃勒斯

John Faragher约翰·法拉格

John Fremont约翰·弗里蒙特

John Gallagher and Company约翰·加拉格尔公司

John Gunther约翰·冈瑟

John Hall约翰·霍尔

John Hamm约翰·哈姆

John Hay约翰·海

John Jones约翰·琼斯

John Marshall约翰·马歇尔

John McCormack约翰·麦考马克

John Meeker约翰·米克

John Miller约翰·米勒

John Milton约翰·弥尔顿

John P. Norris and Sons约翰·P.诺里斯父子公司

John Pearson约翰·皮尔森

John Tilson约翰·蒂尔森

John Tyler约翰·泰勒

John Wayne约翰·韦恩

John Winchester约翰·温彻斯特

John Woodruff Lewis约翰·伍德拉夫·刘易斯

Jon Cash乔恩·卡什

Jon Worth Edmonds乔恩·沃斯·埃德蒙兹

Joseph Keenan约瑟夫·基南

Joseph Merwin约瑟夫·默温

Joseph Paxton约瑟夫·帕克斯顿

Josiah Stebbins约西亚·斯特宾斯

JP Moore and Sons J.P.摩尔父子公司

Juan Manuel de Rosas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

Juárez华雷斯

Julia Cody Goodman朱莉娅·科迪·古德曼

K

Karen Preis凯伦·普雷斯

Karl Frederick卡尔·弗雷德里克

Kathy Newman凯西·纽曼

Kathy Streckfus凯西·斯特雷科福斯

Keith Kittle凯斯·基特尔

Kerri克里

Kidder & Peabody基德尔·皮博迪

King Farouk国王法鲁克

Kingman金曼

K-Mart凯马特公司

Krakauer, Zork & Moyer克拉考尔、左克&莫耶公司

Kristin Hoganson克莉丝汀·霍根森

L

L&M Oppenheimer L&M.奥本海默

Ladies Home Journal《妇女家庭杂志》

Lady of Shallot《夏洛特女郎》

Lafayette Baker拉斐特·贝克

Lara Heimert劳拉·海默特

Las Vegas Optic《拉斯维加斯镜报》

Laws of the Indies《印第安法》

Leah Stecher利厄·施特歇尔

Leavenworth Daily Conservative《莱文沃斯保守党日报》

Leland Stanford利兰·斯坦福

Leonard Pardee伦纳德·帕迪

Lesghian（同Lezgian）列兹金族

Lew Chew琉球

Lewis Jennings路易斯·詹宁斯

Lick Observatory利克天文台

Lin McAdam林·麦克达姆

Lisa Marchetti丽莎·马尔凯蒂

Literary Digest《文学文摘》

Lizzie Tomlinson莉齐·汤姆林森

Lloyd Haag劳埃德·哈格

Lola Manners罗拉·曼纳斯

London Magnet《伦敦磁报》

Loraine Immen洛兰·伊蒙

Louisville Journal《路易维尔日报》

M

M. M. Dragomirov M. M.德拉戈米罗夫

Magnum马格南左轮手枪

Maiden Lane仕女巷

Marcellus Hartley马塞勒斯·哈特利

Marcy Dodge马西·道奇

Marius & Levy马里乌斯·列维公司

Marquis de Mores马奎斯·德·莫斯

Marx Company马克斯公司

Mary Robinson玛丽·罗宾逊

Mary Van Kleeck玛丽·凡·克里克

Massachusetts Arms Company马萨诸塞武器公司

Matt Bai马特·白

Matthew Perry马休·佩里

Maxim Munition马克沁军火公司

McAusland Brothers麦克奥斯兰兄弟公司

McCormick麦考密克

Meechers米彻斯

Melissa Raymond梅利莎·雷蒙德

Miami Vice《迈阿密风云》

Michael Denning迈克尔·丹宁

Mike Disotelle麦克·迪索泰尔

Milton Reckord米尔顿·雷科德

Milwaukee Daily Sentinel《密尔沃基前哨日报》

Mindota“明多塔号”

Mortimer MacKenzie莫蒂默·麦肯齐

Moving Picture World《电影世界》杂志

Mrs. Charles H. Merrill查尔斯.H.梅里尔夫人

Murieta缪里塔

N

Narcisco Lopez纳西索·洛佩斯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of Colored People

National Board for the Protection全国枪械训练保护委员会

of Rifle Practice

National Cowboy and Western 国家牛仔和西部文化遗产博物馆

Heritage Museum

National Crime Commission国家犯罪防治委员会

National Firearms Act《国家枪械法案》

National Police Gazette《国家警察报》

National Review《国家评论》杂志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NAR全国步枪协会

National Sportsman《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杂志

Navy Yard海军工厂

Nebraska Historical Magazine《内布拉斯加历史杂志》

Ned Buntline内德·邦特莱因

Nelson King纳尔逊·金

New England Westinghouse新英格兰西屋公司

New Haven Arms Company纽黑文武器公司

New Haven Register《纽黑文记事报》

New Haven Hospital Society纽黑文医学协会

New Haven Journal Courier《纽黑文信使报》

New Haven Palladium《纽黑文守护神》杂志

New Haven纽黑文

New Orleans Republican《新奥尔良共和党人报》

New Republic《新共和》

New York Courier and Enquirer《纽约信使和调查报》

New York Daily Tribune《纽约每日论坛报》

New York Evening Star《纽约晚星报》

New York Public Library纽约公共图书馆

Newsweek《新闻周刊》

Nicholas Johnson尼古拉斯·约翰逊

Nikolai Nikolaievich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Noel Baker诺埃尔·贝克

Noel Barber诺埃尔·巴伯

North American Review《北美评论》

Nunnally Johnson南奈利·约翰逊

Nye Committee奈氏委员会

O

O. W. Coursey O. W.库西

O’Connor奥康纳

Olin Corporation奥林公司

Oliver Wendell Holmes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Oliver Winchester奥利弗·温彻斯特

Oliver Wolcott Jr.小奥利弗·沃尔科特

Ollie奥利

Omaha Republican《奥马哈共和党人》

Orange and Grove Streets柑林街

Ordnance Department军械部

Osman Pasha奥斯曼·帕夏

Outlaws of the Old West《老西部亡命之徒》

Owen Payne White欧文·佩恩·怀特

P

P. B. Randolph P. B.伦道夫

P. Williams P.威廉姆斯

Patricia Limerick帕特里夏·利默里克

Paul Jenkins保罗·詹金斯

Pawnee Bill波尼比尔

Pay Dirt《黄金之土》

Peabody-Martinis皮博迪-马丁尼斯枪

Peter Agree皮特·阿格雷

Peter Harry Brown彼得·哈里·布朗

Peters Cartridge Company彼得斯弹药公司

Philip Goodwin菲利普·古德温

Philo菲洛

Phineas Miller菲尼亚斯·米勒

Phoenix菲尼克斯公司

Pioneer Tales of the Oregon Trail《俄勒冈小道的拓荒故事》

Pittsburgh Gazette《匹兹堡报》

Pope Francis教皇方济各

Prentice Ingraham普伦蒂斯·英格拉姆

Private Manufacture of Arms《私人武器制造》

Prospect Street展望街

Protection of Lawful Commerce in Arms Act《合法枪械买卖保护法》

Punch《笨拙》杂志

Q

Quaker Oats桂格燕麦公司

Quincy昆西

R

R. Gordon Wasson罗伯特·高登·沃森

R. L. Wilson R. L.威尔逊

R. W. Latham R. W.莱瑟姆

Ralph Rambo拉尔夫·兰博

Ramon Adams雷蒙·亚当斯

Randillo del Fortune兰迪罗德尔福琼

Random House兰登书屋

Ray Hogan雷·霍根

Reddington雷丁顿

Revelations of a Spirit Medium《灵媒启示录》

Richard Falley理查德·法利

Richard Frothington理查德·弗朗辛顿

Richard Hofstadter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Richard M. Daley理查德·M.戴利

Richard Rattenbury理查德·拉滕伯里

Richard Slotkin理查德·斯洛特金

Richard Todd理查德·托德

Rick Freeres里克·福瑞雷斯公司

Road to War《通向战争之路》

Robbins & Lawrence罗宾斯&劳伦斯公司

Robert Charles罗伯特·查尔斯

Robert Dale Owen罗伯特·戴尔·欧文

Robert Denny罗伯特·丹尼

Robert Dykstra罗伯特·戴克斯特拉

Robert Gardner罗伯特·加德纳

Robert Haas罗伯特·哈斯

Robert Henning罗伯特·亨宁

Robert Werle罗伯特·韦勒

Roger Burlingame罗杰·伯林盖姆

Roger Labrie罗杰·拉布雷

Roger Lane罗杰·莱恩

Roswell Lee罗斯维尔·李

Rough Riders“勇猛骑士”

Roy Marcot罗伊·马尔科

Rural New Yorker《乡郊纽约客》

Rustem Bey鲁斯捷姆拜伊

S

S. O. Wilson S. O.威尔森

S. V. Benet S. V.贝内特

Sadie Rutherford赛迪·卢瑟福

Sam Houston山姆·休斯顿

Samuel Walker塞缪尔·沃克

Samuel Colt塞缪尔·柯尔特

Samuel Leib塞缪尔·莱布

Samuel Remington塞缪尔·雷明顿

San Francisco Chronicle《旧金山纪事报》

San Francisco Examiner《旧金山观察家报》

San Jose Evening News《圣何塞新闻晚报》

San Jose Mercury News《圣何塞信使报》

San Jose圣何塞

Santa Clara圣克拉拉

Sarah L. Pardee莎拉·L.帕迪

Sarah Millspaugh莎拉·米尔斯波

Sarah Winchester莎拉·温彻斯特

Sardinia撒丁尼亚

Saturday Evening Post《星期六晚邮报》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星期六文学评论》

Savage Arms Company萨维奇轻武器公司

Savannah Morning News《萨凡纳晨报》

Schuetzenbund保护者联盟

Schuyler, Hartley & Graham（SHG）斯凯勒、哈特利&格雷厄姆公司

Scientific American《科学美国人》

Scranton斯克兰顿

Scribner’s《斯克里布纳》杂志

Sean Campbell肖恩·坎贝尔

Sears, Roebuck and Company西尔斯&罗巴克公司

Segura塞古拉

Seminole塞米诺尔人

Shannon Avery香农·艾弗里

Sharps夏普斯

Shelley Winters谢利·温特斯

Sherman Antitrust Act《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Shooting and Fishing《射击与垂钓》杂志

Siam暹罗

Sidney Kay西德尼·凯

Sigmund Freu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ns of the Times《时代的征兆》

Silas Crispin西拉斯·克里斯平

Silas Deanne西勒斯·迪恩

Simeon North西米恩·诺斯

Simmons Hardware Companies西蒙斯武器装备公司

Simon Cameron西蒙·卡梅隆

Simon Stevens西蒙·史蒂文森

Sir Henry Bessemer亨利·贝塞麦爵士

Smith & Wesson史密斯&威森公司

Sonny Crockett桑尼·科洛克特

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南太平洋铁路

Spies, Kissan and Company斯皮斯&奇桑公司

Spiritual Telegraph《唯灵论邮报》

Spiritualism唯灵主义

Sporting Arms and Ammunition 体育运动枪械及弹药制造商协会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Springfield Armory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

Springfield Patriot《斯普林菲尔德爱国者报》

St. Louis圣路易斯

Stephen Greenblatt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Steward Holbrook斯图尔德·霍尔布鲁克

Stuart Vyse斯图尔特·维斯

Sunday Herald《星期日先驱报》

Sunny South《朗朗南方》

Susan Rabiner苏珊·拉比纳

Susan Singer苏珊·辛格

Suzannah Lessard苏珊娜·莱萨德

T

T. G. Bennett T. G.班尼特

Ta-Nehisi Coates塔那西斯·科茨

Target塔吉特百货

Taylor Classen泰勒·克拉森

Temple Houston坦普尔·休斯顿

Tench Coxe坦奇·考克斯

Tex and Patches《特克斯和攀骑氏》

The Addams Family《亚当斯一家》

The Atlantic《大西洋月刊》

the Beechers比彻家族

The Daily News of London《伦敦每日新闻》

The Galaxy《银河》

The Great Plains: The Romance of 《大平原：美国西部探险传奇》

Western American Exploration

The Great West《伟大的西部》

The Gunfighter《枪手》

The History of Great American Fortunes《美国豪门巨富史》

The Kentucky Rifle《肯塔基步枪》

The Life and Death of Johnny Ringo《约翰尼·林戈的生死传奇》

the Lincolns林肯家族

The Mailing of Firearms Act《枪支邮寄法》

The Marriage of Figaro《费加罗的婚姻》

The Nation《国家》杂志

The Outing《户外运动》杂志

The President Vanishes《总统失踪》

The Second Amendment《第二修正案》

The Story of the Outlaw《亡命徒的故事》

The True Life of Billy the Kid《比利小子的真实生活》

The War Department美国战争部

Theodore Dexter西奥多·德克斯特

Theodore Dreiser西奥多·德莱塞

Theodore Roosevelt西奥多·罗斯福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道德情操论》

Thomas Blockley托马斯·伯勒克里

Thomas Carlyle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Dunn托马斯·邓恩

Thomas Emmett Addis托马斯·埃米特·阿迪斯

Thomas Harper托马斯·哈珀

Thomas Jefferson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Marshall托马斯·马歇尔

Thomas Rubey托马斯·鲁比

Thompson Red Book on Advertising《汤普森广告红皮书》

Timberleg of the Diamond Trail《钻石小径上的木腿人》

Times-Democrat《民主主义者时报》

Tinker Dave“焊工戴夫”

Tom Diaz汤姆·迪亚兹

Townsend汤森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对敌贸易法案》

Triggernometry: A Gallery of Gunfighters《射击术：神枪手画廊》

Troilus and Cressida《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True Frontier《边疆纪实》

Tsar Nicholas沙皇尼古拉

Turf Field and Farm《草地与农场》

U

Undershaft安德谢夫

Union and Southern Pacific 联合南太平洋铁路公司

Union Trust Company联合信托公司

United Metallic Cartridge（UMC）联合金属弹药公司

United States v. Cruikshank“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

Universal Studios环球电影公司

US Cartridge美国弹药公司

US Census of Industry美国产业普查局

V

Vergennes韦尔热纳

Volcanic Repeating Arms Company火山连发武器公司

W

W. C. Hicks W. C.希克斯

W. E. B. Du Bois W. E. B.杜波依斯

W. R. Greg W. R.格雷格

W. W. Belknap W. W.贝尔纳普

W. W. Converse W. W.康弗斯

W. W. Greener W. W.格林纳

W. W. Reynolds W. W.雷诺兹

Waldo Pitkin沃尔多·皮特金

Wallace Stegner瓦勒斯·斯蒂格纳

Walter Benjamin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Hunt沃尔特·亨特

Walter Millis沃尔特·米利斯

Warner Miller华纳·米勒

Waters沃特斯

Watson Squires沃森·斯夸尔斯

Weekly Illustrated《图示周报》

Weekly National Intelligence《国家情报周刊》

Wendell Gauthier温德尔·高蒂尔

Western Union西部联合电报公司

Wheeler & Wilson惠勒&威尔逊公司

When the West was Young《西部往事》

Wild Bill Hickok “狂野比尔”希科克

Wild Bill: The Pistol Dead Shot《神枪手“狂野比尔”》

Wild Jim: The Texas Cowboy《得克萨斯牛仔“狂野吉姆”》

Wilkes威尔克斯

Willard and National hotels威拉德国家大酒店

William Cowper Prime威廉·柯珀·普赖姆

William Fitzpatrick威廉·菲茨帕特里克

William Hallahan威廉·哈勒汉

William Harney威廉·哈尼

William Hartley威廉·哈特利

William Hosley威廉·霍斯利

William Howard Taft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William Malcolm威廉·马尔科姆

William McKinley威廉·麦金莱

William Odell威廉·奥德尔

William S. Hart威廉·S.哈特

William Sherer Jr.小威廉·希勒

William Stanton威廉·斯坦顿

Williams威廉姆斯

Win Bennett温·班尼特

Winchester ’73《无敌连环枪》

Winchester Arms Company 温彻斯特武器公司

Winchester Herald《温彻斯特先驱报》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Associates温彻斯特神秘屋协会

Winchester Record《温彻斯特纪实》

Winchester Repeating Arms Company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

Winchester-Simmons Company温彻斯特-西蒙斯公司

W. N. L. Barnes W. N. L.巴恩斯

Wolcott沃尔科特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WPA）公共事业振兴署

Wyatt Earp怀特·厄普

Y

Yellow Hand“大黄手”

Youth’s Companion《青年之友》

Z

Zavela“扎瓦拉号”

Zeller, Villinger & Company泽勒·菲林格尔公司

1996 Omnibus 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Bill《1996年度综合拨款法案》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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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26人丧生，其中包括20名儿童、6名成年人。这是美国历史上死伤最为惨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译者注

²丹尼尔·布恩，肯塔基州垦荒先驱，也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拓荒者之一。——译者注

³虽然每个人都可以像拥有铲子和斧子那样拥有枪支，但是枪支的数量并不能说明人们对枪支的喜爱，也不能从质的层面解释枪支文化。“枪支文化”这一术语的使用频率远远超过我们对它的定义。本书中，我主要从下面的定义出发：一件物品要成为主要的文化产品，至少要满足两个标准——扩散性和神秘性。枪支文化不仅有量的规定性，更有质的规定性，用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的话说，就是“物品对于文化的重要意义”；另外，还要考虑枪支的“社会生活”。这些质的维度即使可以衡量或概括，但是不容易实现。尽管如此，这些维度仍然包含枪支在整个文化层面隶属的区域和人群。它不仅能反映人们对枪支的依赖程度和喜爱程度，反映枪支的象征意义和独特魅力，还能反映人们对枪支的崇拜程度和枪支引发的政治反响。

⁴《哈泼斯》杂志，1850年6月创办，初为文学类期刊，1925年取消插图，转为关注公共事务的文化类期刊。——译者注

⁵指口径为0.30英寸（7.62毫米）。——译者注

⁶全国步枪协会，总部设于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是美国最大的枪械拥有组织和强大的利益集团。——译者注

⁷约翰·韦恩：好莱坞明星，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译者注

⁸“野牛比尔”：原名威廉·科迪，美国陆军侦察兵，善于猎杀野牛，故得此绰号。——译者注

⁹怀特·厄普：美国西部史上大英雄，因和两个兄弟在墓碑镇与匪徒枪战得名。——译者注

¹⁰阿尔·卡彭：又译卡邦，美国黑帮成员，于1925—1931年掌权芝加哥黑手党。——译者注

¹¹科伦拜校园枪击事件：1999年4月20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杰斐逊郡科伦拜中学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这起事件是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发生前，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校园枪击案。——译者注

¹²查尔顿·赫斯顿：美国影坛一位素以扮演英雄人物见长的影星，政治活跃分子。其最有名的政治活动是1998年至2003年担任全国步枪协会五届任期主席。——译者注

¹³柯尔特经常出现拼写错误，因此在翻译为中文时，译者也会做相应处理，对有错误拼写处标明“原文如是”。——编者注

¹⁴弗隆（furlong）：长度单位，1弗隆等于1/8英里或201.168 米或 660 英尺。——译者注

¹⁵托马斯·卡莱尔：苏格兰哲学家、评论家、讽刺作家和历史学家，被视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评论员。——译者注

¹⁶杨百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二任首领。为躲避宗教迫害，他率领教会教友长途跋涉来到盐湖城并定居下来。——译者注

¹⁷暹罗（Siam）：中国对泰国的古称。——译者注

¹⁸海勒姆·马克沁：马克沁机枪的发明者。出生于美国缅因州，后移居英国，1901年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爵士。——译者注

¹⁹约瑟夫·帕克斯顿：英国著名园丁、作家和建筑工程师，是著名建筑伦敦“水晶宫”的设计师。——译者注

²⁰亨利·贝塞麦爵士：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其名声主要来源于贝塞麦转炉炼钢法。——译者注

²¹塞勒斯·霍尔·麦考密克：美国工业家，发明家，近代收割机的发明者之一。——译者注

²²威灵顿公爵：英国军事家、政治家，19世纪军事、政治领导人物之一。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他联同普鲁士陆军元帅布吕歇尔击败拿破仑。从政后，他加入托利党，曾两次出任首相，成为托利党时代最后一位首相。——译者注

²³“美制体制”：1816年由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尔提出的一项旨在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政策，该政策基于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性关税、国家银行、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被后世经济家称为“美国体制”。

²⁴即朱塞佩·加里波第。——编者注

²⁵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阿根廷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从1829年至1852年统治阿根廷。罗萨斯是拉丁美洲第一个考迪略主义独裁统治者。——译者注

²⁶杆：长度单位，一杆约等于5米。——译者注

²⁷即北方佬所用枪支。——译者注

²⁸爱德华·塔克曼·波特：美国著名建筑师，于1871年设计建造了马克·吐温居所。——译者注

²⁹赫迪夫，或译赫底威，是1867—1914年间土耳其苏丹授予埃及执政者的称号。——译者注

³⁰伊斯梅尔·帕夏：埃及和苏丹的瓦利，于1863年成为赫迪夫，1879年被英国废黜。——译者注

³¹拜伊是土耳其人对重要人士的尊称。

³²格式塔理论（Gestalt）：20世纪初，奥地利及德国的心理学家创立了格式塔理论，它强调经验和行为的整体性，反对当时流行的构造主义元素学说和行为主义“刺激-反应”公式，认为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意识不等于感觉元素的集合，行为不等于反射弧的循环。格式塔即具有不同部分分离特性的有机整体。——译者注

³³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美国历史上最著名、最杰出的骑兵军官，绰号“晨星之子”，以骁勇善战闻名。美国内战期间，他身经百战，紧追南方联盟军总司令李将军，迫使他投降。1863年成为联邦军最年轻的将领。在美国内战转折点——葛底斯堡战役中，他指挥一个骑兵旅在北军的侧翼击溃了南军的詹姆士·埃韦尔·布朗·斯图亚特，从而使得南军的指挥系统陷入混乱。1876年，他在袭击蒙大拿州小比格霍恩河附近的印第安人营地时战败身亡。——译者注

³⁴比利小子，真名为威廉·邦尼，美国著名罪犯，1859年出生在美国大西部的枪手。他14岁成为孤儿，17岁开始杀人，之后终其一生都是亡命之徒，谋杀了21个人，22岁时被警察派特·加勒特击杀。——译者注

³⁵希科克和塔特以前是朋友，但是因为意见分歧，希科克不再与塔特来往，塔特便常常借钱给其他玩家，教他们如何打败希科克，不料他们全被希科克挫败。塔特很生气，追问希科克过去欠下的35美元债款，希科克说只欠25美元，拒绝还额外10美元。为了公开羞辱他，塔特偷走希科克的金表作为“抵押”。希科克不能容忍，因为他是职业赌徒，不能留下欠债不还的污名。几次谈判协商失败，希科克遭到塔特的不断嘲笑之后，两人决定进行对决。——译者注

³⁶贝尔·斯塔尔：美国西部历史上声名狼藉的亡命徒。——译者注

³⁷女侠简恩：神枪手，美国边疆地区的女射手，以枪法精准著称。——译者注

³⁸亨利·史丹利：著有《我早年在美洲和亚洲的行程和探险经历》（My Early Travels and Adventures in America and Asia）。

³⁹W. E. B.杜波依斯：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权运动者、泛非主义者、作家和编辑，1909年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最初创建者之一。——译者注

⁴⁰艾达·贝尔·韦尔斯：美国知名女黑人记者，致力于黑人和妇女权利运动。——译者注

⁴¹“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在1876年的“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携带武器的权利不是由宪法赋予的，也不是依赖任何形式来维持它的存在。《第二修正案》只是说明国会不能侵犯这一权利，除了限制国家政府权力外没有其他任何效力”。——译者注

⁴²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美国政治家、教育家和作家。他是1890年到1915年之间美国黑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政治中扮演了非常突出的角色。——译者注

⁴³瓦勒斯·斯蒂格纳：美国历史学家、小说家、环保人士，常被称为“西方作家系主任”。他于1972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于1977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译者注

⁴⁴据《圣经》记载，歌利亚是非利士将军，带兵进攻以色列军队，拥有无穷的力量，所有人看到他都退避三舍。最后，牧童大卫用投石弹弓打中歌利亚的脑袋，并割下他的首级。——译者注

⁴⁵《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于1890年生效，是美国国会制定的第一部反托拉斯法，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授权联邦政府控制和干预经济的法案。——译者注

⁴⁶传说中沉没在大西洋的大陆。——译者注

⁴⁷即“第一志愿骑兵团”，在美西战争中由西奥多·罗斯福组建，这支颇具美国特色的队伍由西部牛仔、印第安原住民、西班牙裔的新墨西哥人以及哈佛和耶鲁等名校的高才生组成，后来被誉为“勇猛骑士”。——译者注

⁴⁸美国“钢铁大王”，在美国工业史上写下永难磨灭的一页。功成名就后，他几乎将全部财富捐献给社会，成为美国人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和个人奋斗的楷模。——译者注

⁴⁹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经济学家，被后世称为“科学管理之父”，其代表作为《科学管理原理》。——译者注

⁵⁰面向大海的屋顶阳台，海员或渔夫的妻子经常站在这里眺望船只归来，盼望丈夫早日回家，故名“望夫台”。——译者注

⁵¹希腊神话人物，伊卡洛斯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和建筑师，曾为克里特岛国王迈诺斯建造了一座迷宫以禁闭牛头人身的巨怪弥诺陶洛斯。——译者注

⁵²亚瑟王领导的圆桌骑士中的传奇人物，他勇敢强大且乐于助人，是亚瑟王最伟大的圆桌骑士之一。——译者注

⁵³原文：These same thoughts people this little world。

⁵⁴原文：Wide unclasp the table of their thoughts。

⁵⁵《道林·格雷的画像》：英国戏剧家、小说家奥斯卡·王尔德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其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该作讲述道林·格雷是一名长在伦敦的贵族少年，相貌极其俊美，心地善良。道林见了画家霍尔沃德为他所作的画像，发现了自己惊人的美，在画家朋友亨利勋爵的蛊惑下，他向画像许下心愿：美少年青春永葆，所有岁月的沧桑和少年的罪恶都由画像承担。道林刚开始时不以为然，但当他玩弄一个女演员的感情致使她自杀之后，他发现画像中的道林发生了邪恶的变化。道林不但没有克制自己的行为，反而更加放纵自己的欲望。道林美貌依旧，画像却一日日变得丑陋不堪。18年后，基于对画家作品的憎恶以及对自己丑陋灵魂的厌恶，道林谋杀了画家霍尔沃德。之后，那位女演员的弟弟前来寻仇，被道林巧言欺骗，最终死于非命。正是女演员弟弟的死亡唤醒了道林的良知，他举刀向丑陋的画像刺去，结果自己离奇死亡，他的面容变得丑恶苍老，而画像却年轻如初。——译者注

⁵⁶ 指马萨诸塞州西部与康涅狄格州之间的狭长地带，这里是美国枪支产业发展的起点。——译者注

⁵⁷这里的“因素”可做双重理解。原文为“story”，既可理解为“楼层”，也可理解为“故事”。——译者注

⁵⁸安妮·欧克丽（Annie Oakley，1860—1926）：原名菲比·安·摩西，19世纪闻名美国西部的女神枪手。她5岁开始练习枪法，经常参加射击比赛，成为美国“野牛比尔”马戏团明星。——译者注

⁵⁹加翼太阳盘：古代西亚和埃及地区建筑中常见的符号，中间为太阳，象征神圣与王权，两侧为两翼，两翼上各有一条蛇，象征天使保卫王权。——译者注

⁶⁰蒲式耳（bushels）：谷物、蔬菜、水果的容量单位，在英国等于36.368升，在美国等于35.238升。——译者注

⁶¹赫柏（Hebe）：或译希比，古希腊神话中司掌青春的女神。——译者注

⁶²得墨忒耳（Demeter）：希腊神话中司掌农业的谷物女神，亦被称为“丰收女神”。——译者注

⁶³公共事业振兴署：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新政时建立的一个政府机构，帮助解决当时大规模的失业问题，是新政时期（及美国历史上）兴办救济和公共工程的政府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译者注

⁶⁴丹尼斯·科林斯：著有《印第安人的最后一战》（The Indians’ Last Fight）。——译者注

⁶⁵波尼比尔：原名戈登·威廉·利利，演员，曾参与“野牛比尔”西大荒演出。——译者注

⁶⁶冉·阿让（Jean Valjean）：雨果名著《悲惨世界》的男主角。他是一个伐木工人的儿子，从小就成了孤儿，25岁时为了抚养姐姐的7个孩子而偷窃面包，被判苦役19年。出狱后，他被米里哀主教感化而成为一个善人，当上了市长。他乐善好施，满怀仁爱之心，收养了孤女珂赛特。后来，他因救助别人遭到通缉，到处漂泊，受尽不白之冤，在痛苦和孤独中度过晚年，临终时才得到亲友的理解。——译者注

⁶⁷奈氏委员会：美国军工调查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 of the Munitions Industry）。——译者注

⁶⁸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原隶属于美国财政部，是负责对烟酒枪炮征税、执法和释法的机构，2003年1月24日移到美国司法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