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园路311号，1966年11月6日在此开会通过成立“工总司”。

愚园路311号，1966年11月6日在此开会通过成立“工总司”。

1966 年 11 月 9 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工总司”成立大会现场。 图为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修理厂谢鹏飞在控诉所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

1966 年 11 月 9 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工总司”成立大会现场。 图为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修理厂谢鹏飞在控诉所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

“工总司”成立宣言

“工总司”成立宣言

“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1966 年 12 月 28 日创刊发行。

“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1966 年 12 月 28 日创刊发行。

“工总司”袖章

“工总司”袖章

1966 年 11 月 12 日，张春 桥(卡车上右二)在安亭 与工人谈判现场。

1966 年 11 月 12 日，张春 桥(卡车上右二)在安亭 与工人谈判现场。

1967 年“一月革命”后在安亭拍摄。前排右起谢鹏飞、缪南生、潘国平、王洪文、唐文兰、王秀珍、 程琳;中排右起黄金海、廖祖康、刘荣根、房佩仙、徐洪源;后排右起陈阿大、xxx。

1967 年“一月革命”后在安亭拍摄。前排右起谢鹏飞、缪南生、潘国平、王洪文、唐文兰、王秀珍、 程琳;中排右起黄金海、廖祖康、刘荣根、房佩仙、徐洪源;后排右起陈阿大、xxx。

1967 年“一月革命”后在安亭拍摄，前排右六黄金海。

1967 年“一月革命”后在安亭拍摄，前排右六黄金海。

晚年黄金海

晚年黄金海

黄金海书法作品摘选

黄金海书法作品摘选

重要更正

前发出的《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前言”之第八段，作者原稿上写到:《上海滩》杂志曾刊登了一个“惊天大案”，即原“上海市直机关联络站”头头郭仁杰被张春桥、徐景贤、游雪涛害死后，又逼殡仪馆立即火化，毁尸灭迹。徐景贤为此聘了律师要起诉《上海滩》，后因承受不起所需费用而作罢。此版“回忆录”发出后，有些知情人提出，《上海滩》从来没有刊发过“回忆录·前言”中讲述的这个“惊天大案”。经请何蜀先生查证，这个“惊天大案”的内容系出自小说《疯狂的上海》，确实与《上海滩》无关。为此，我们对“回忆录·前言”第八段作了修订，作为《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修订版)》重发，并非常感谢帮助指正和查证的各位!

对因作者记忆有误造成失实指责《上海滩》，而在校核中又没能发现纠正，谨在此向《上海滩》郑重道歉!

编 者

2020年10月14日

《十年非梦》编辑说明

一、黄金海，生于1935年5月，因病于2015年7月去世。原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工人，1965年曾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工人。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海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运动，却因写了批评党支部的大字报而遭到有组织的围攻、打击，愤而造反，参加了发起成立上海“工总司”的活动，是筹建“工总司”的主要成员。“安亭事件”后，先后任“工总司”多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工总司”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主要成员，在稳固、发展“工总司”组织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8年组建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时，黄金海受命组建进驻财贸系统的市工宣队第六办公室(六办)并任主要负责人，稍后又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任命为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继而任主要负责人。黄在掌管财贸系统的八年中坚持贯彻毛主席关于财贸工作的指示，积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虚心向财贸系统的干部职工学习，在市革会、市委的领导、支持下认真负责地做好交付给他的工作。

黄金海无论是在“工总司”总部工作时，或任职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时，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尤其是他不怕困难、好学上进，敢言、敢干、敢负责任，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工作能力。在上海文革运动涌现出来的工人新干部中，黄金海是位突出的、优秀的代表!

黄金海在上海文革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上海市革会常委，上海“工总司(工代会)”委员、五届上海总工会常委。

1976年10月，黄金海因参加文革运动的问题，先被“隔离审查”，又被逮捕关押，后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3年。

二、黄金海生前经几年的努力，撰写出自己的“回忆录”。

1.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口述史小组”的吴畅畅、白洪谭、施畅、戴亨辰、熊琦等同学一起把黄金海的“回忆录(原稿)”整理后转录成电子版文稿。

2.黄金海去世后，佣耕先生对回忆录再次作了文字编辑、整理和史料充

实等方面的工作。

3.叶昌明和陈恩伯又在此基础上对回忆录作了最后的校核，形成这份《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修订版)。

在校核时，对原文稿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基本保持了原状。校核中对存在的人名、地名和时间的错误，以及错字(词)作了订正;对不大通顺的语句、段落作了适当的修改、调整，前后重复的叙事作了些整合;有些引用的文章也作了适当的删节;这些都在文中直接改动了。对文中有些叙事认为需作必要说明的，或认为所叙有误的，则在其后以“【叶注:】”、“【陈注:】”来说明，或提供其他有关资料。

4.黄金海回忆录从“原稿”到如今的《十年非梦》(修订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口述史小组”的同学和其指导老师们功不可抹，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佣耕先生对黄金海“回忆录”作了认真、细致的编辑整理，谨向佣耕先生致谢、致敬!

《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在最终完成过程中，也得到了叶昌明、陈恩伯、阳和平、李逊、许东杰和有关人士的支持、帮助，也特此致谢!

编者

秉笔直言 黄金十年(代序)

父亲已谢世五年了，他一生为人真诚正直，为后人留下真实可信的历史，是他的心愿。这份回忆录，就是他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真实记录。我遵父嘱，请他的几位老友，对回忆录作了整理、校核和文字润泽。

回忆录简要回顾了父亲在新中国得到翻身解放的喜悦，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恩之情，以及他努力工作、学习的情景。重点叙述的则是他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诸多经历。这份回忆录是父亲对上海文革风云所作的部分实录，内中虽包含有他个人的感情色彩，也会有因见识不到处的局限性。但父亲在写回忆录时，一直坚持的态度就是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言、不编造、不虚夸。当然，因为父亲年老和缺少资料的关系，虽经多位长辈和学者的帮助，也难免仍有疏漏不足之处，欢迎知情者指正!

发表父亲的这份回忆录，既是实现了父亲的遗愿，也是对父亲谢世五周年的纪念!

借此，向关心和帮助回忆录的整理、发表的诸长辈、诸学者，谨深致感谢!

黄金海之子 黄肇敏

2020年7月13日

目 录

重要更正

《十年非梦》编辑说明

秉笔直言黄金十年(代序)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苦尽甘来两重天党的恩情可比山

一、童奴生活

二、翻天了，真的翻天了!不是梦!

三、经受过阻力的美满婚姻

第二章 文革风暴平地起欲置度外不由己

一、一张大字报引来“杀身之祸”

二、上海市暗度陈仓，大整群众黑材料

三、工人按“十六条”精神，转变斗争路线

第三章 红卫兵大串联上海工运风云起

一、反抗工作组压制，全国红卫兵大串联

二、“万炮齐轰上海市委”

三、上海工人、红卫兵串联，酝酿组织起来

四、“工总司”名称的由来

五、“工总司”《宣言》的产生及其大背景

第四章 “安亭事件”缘何起上海市委耍心计

一、“工总司”成立，上海市委不认可

二、“安亭事件”之辩

三、张春桥妥协，“安亭事件”解决

四、耿金章组织“二兵团”另立门户

五、“工总司”站稳脚跟

第五章 精心制造大分裂 酿成上海大事件

一、曹荻秋支持成立“赤卫队”，分裂上海工人运动

二、“解放日报事件”

三、“色织二十四厂事件”与“康平路事件”

四、“赤卫队”自己把自己搞垮，销声匿迹

第六章 经济主义妖风起上海经济告危急

一、上海市委搅局，经济主义歪风起

二、上海经济出现危机

三、“工总司”组织抵制经济主义

四、成立“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五、“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发布两个重要文件

六、毛主席肯定两个文件

七、具体落实阻力大，上海市委不作为

八、一月夺权，上海经济明显好转

九、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第七章 “一月风暴”上海起，偶然存于必然里

一、全面夺权看似偶然却是必然

二、“工总司”等组织极力协调夺权行动

三、从“上海人民公社”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四、夺权非上海首创，是党的自我完善

第八章 夺权虽获大胜利流血斗争更残酷

一、武斗之风刮遍全国

二、武汉“七·二〇事件”石破天惊

三、青浦“农革司”开上海武斗先例

四、上海红卫兵、工人造反派支持青浦革命群众

五、青浦武斗中的几个重要事件

六、利用宝山“杀人”案，军队背后耍阴谋

第九章 一月夺权遭阻击“二次大乱”终平息

一、“二次夺权”的原因及“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

二、“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三、“工总司”内部的山头主义

四、瓦解耿金章分裂势力

五、对其他造反派山头的整合

六、“工总司”总部的内部整合

七、上海“联司”、“支联站”问题

第十章 工人阶级驻上层分管财贸履薄冰

一、工宣队办公室进驻市革会职能部门

二、破财贸系统派系林立问题，从整顿领导班子开始

三、破除官商化，推动财贸系统改革

四、老厂改新，帮助发展生产

五、协调与兄弟省份关系，抓好食品自给

六、以服务人民为宗旨，零售业焕然一新

七、黄金海要入外贸部做副部长吗?

八、上海与外贸部关系紧张的原因

九、带队走访唐山地震灾区

十、调配上海物资支援唐山灾区

第十一章 “武装叛乱”势需要判断有误是实情

一、北京政变，王、张、江、姚四位领导被抓

二、提出组织抗议，草拟标语口号

三、要不要刷大标语举棋不定

四、华国锋、叶剑英等使缓兵之计

五、联络点间缺乏横向联络

六、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不符合事实

第十二章 身陷囹圄十五载褒贬自会有春秋

一、“天怒”人怨的“保护性隔离”

二、关于专案组追审的几件事

三、谎言漫天的批判会

四、“这个人兔子尾巴长不了”

五、马桥营房的牢狱生活

六、是“党”不要我，不是我不要党

七、我眼中的马天水

八、提篮桥监狱的预审

九、特别荒唐的特别法庭

十、第一看守所的第一轮预审

十一、第一看守所又一轮炒冷饭的审讯

十二、对我的所谓起诉书

十三、辩护人给我“校路子”

十四、对我荒唐的开庭审判

十五、重刑判决，相煎何急

十六、上诉和意料之中的驳回

十七、在提蓝桥监狱服刑的日子

十八、蒙冤十五年，重获自由

前 言

问史哪得信如许，唯有实录奠根基。文革虽过去，历史将永存。若要教益后代，必须写作信史，唯有信史才是古今中外史家文化良心的基石。

我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见证人。我毫不讳言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与王洪文是亲密战友。在这场风暴中，我具有历史现场目击者、亲历者的“证人”身份，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之一。如今，我已年逾古稀，来日已少，必须在有生之年记下这段历史，以维系真实的历史。对待历史，如果只讲“正确”而不顾真实，正确也无从谈起。有些人说什么“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等，我认为都是无聊兼无奈的调侃。历史是以事实为灵魂的，而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的作用不能是为我所用，随意地翻锅盖。离开真实就没有历史，只能沦为欺蒙和愚弄后代子孙的东西。我曾经是上海市五好职工、中共党员，我坚信马列，认为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把信史留给后人，才不会愚弄子孙，才不会愧对历史与良知，才能真心从历史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基础的哲学。

曾经震动全中国亿万人民，震惊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历经整整十年，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而宣告终结，迄今已38年。对这段历史如何评价，国内外众说纷纭，各执褒贬。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党的《决议》形式“盖棺论定”:必须彻底否定，没有一点革命可言。但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与精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都不能做出颠扑不破的定论。更何况，在历史长河中要割断这么重要的十年，不是一个《决议》能办得到的，更不是某几位领导人几句话就能彻底否定得了的。检验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准仍然是实践。千秋功过，应由后代子孙来评定。任何历史总是承前启后、互为因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和结束，也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或者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有深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原因，是偶然存在于必然之中。现在有很多中外历史学家在撰写中国近、现(当)代史，而后代还会把我们的现(当)代史当中国近代史，对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加以记述和评论，会有不同的史观争论，见仁见智。仅凭一纸《决议》是不可能扼杀这种争论的，更不可能抹杀这段历史!

自1976年文革结束后，写文革史与文革人物传的出版物层出不穷，五花八门。有的确实是想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但这是极少数。无须讳言，即使这些作家也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制约，其持论不可能摆脱《决议》“彻底否定”的基调，对事实的选择、人物的描述自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并不奇怪，也是可以理解的。更多的文人墨客则是看准了商机，写“文革史”、文革“人物传记”，出版社争相出版，不仅可以捞取政治资本，经济上更可大捞一票，有多利可图。于是一些原来很有影响的作者纷纷改行写起了“文革史”和文革“人物传记”。如原来专写科幻小说的名作家叶永烈就写起了文革“人物传记”，原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负责人严家其也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量初出茅庐的作者也争赶这一浪潮。

言为心声，但未必正确;史为实证，则必须真实，包括细节的真实。诚如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在评介《问史求信集》一书时指出的，要用“近距离观察的视角”来“寻找‘文革’历史的真相”，“对负面人物不随意泼脏水”，理清了许多模糊问题。

曾几何时，乃至现在，仍有一些报刊杂志不断登载一些涉及文革的作品，除了泼妇骂街般的以媚求荣外，内容上不仅歪曲历史、捏造事实、凭空虚构，而且还公然藐视《刑法》，用许多诋毁之词和下流内容，真名真姓地侮辱、诬陷他人，这些行为竟然没受到法律追究。拈举几例:

一本《疯狂的上海》以写惊悚小说的手法胡编乱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情节，并以其阴暗淫秽的心态极尽夸张之能事，写得下流、无耻，不堪入目，而且其中人物几乎全是真姓实名。众所周知，上海在十年文革中从没发生过枪战武斗，但小说中编造了一个王洪文、廖祖康(王洪文秘书)、陈阿大提着冲锋枪、机关枪冲“二兵团”枪战的情节，而且对耿金章(“二兵团”负责人，书中化名“郭子坤”，但注明是“二兵团”司令)的“娇妇”，一个舞蹈学校的演员，用钳子钳乳房，并且说该演员“怀孕八个月了”竟被用汽油活活烧死„„

《疯狂的上海》还捏造了一个“惊天大案”:张春桥、徐景贤、游雪涛将“市直机关联络站”头头郭仁杰(书中改为柯仁俊)从七楼推下致死，并逼殡仪馆当即火化，以毁尸灭迹„„若真有此惨绝暴行，必难瞒天过海，却为何不见于张春桥、徐景贤、游雪涛的起诉书?值得一提的是，这则惊悚“大案”在该书刊发后，一天徐景贤家里(其时徐正在提篮桥上海市监狱服刑)突然来了一个青年，敲开门后从包里取出榔头、药水企图对其爱人葛蕴芳行凶。幸好徐景贤女婿也在，与之搏斗，该青年行凶未遂弃下凶器逃窜。这是否为郭仁杰报复?有关部门追查一番，最后不了了之。该小说出版于1986年9月，而新《刑法》于1980年就生效了。新《刑法》中明文规定，对在押犯人也不允许加以诬陷，否则构成犯罪，应受法律追究。但写有这种诬陷文字的小说，不仅公然出版且无人追究!徐景贤在狱中曾请了律师欲起诉《疯狂的上海》作者，但又对律师要去作者和出版社所在省市调查的费用承受不了，徐无奈只好作罢。

还有篇小说，其中有段奇文:王洪文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后，马天水设宴为其接风。酒过三巡，王洪文站起来，拿了一只高脚杯放在肩膀上，说:“陈阿大你拿枪对杯子打，我要是皱一下眉头，就算不上党中央副主席!”——描写得活像上海当年的青红帮老大——陈阿大拿起一支小口径步枪，呯地一声，王洪文果然眉头都没皱，原来陈阿大将枪拿倒了，将后面的王明彪(是指王明龙)“眼睛打瞎了”„„如此无耻又无知地信口雌黄!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小口径步枪和普通步枪差不多长，怎么可能拿倒呢?这种枪100公尺内有很大杀伤力，如果王明彪(龙)眼睛被打瞎，脑袋岂能不开花?王明彪(龙)至今健在，就住在上海，两眼炯炯。更何况那时根本不存在接风的事，而且哪有吃饭带枪的?纯属作者胡编乱造，欺世盗名!

社会科学院严家其写的《十年文革史》我没看到。起初，我在狱中看到《人民日报》刊文对该书评价甚高。但“六四”事件后，严逃往美国大骂共产党，又看到同一家报纸对严的那本书大加批判起来，说是“道听途说、剪剪贴贴”。足见他们的所谓历史只不过是按政治需要打扮出来的!

我国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一次全国青年作家讲习班上言道:“现在有些作家爱写文革史，竟把张春桥和他叛徒老婆文静的床上絮语也写出来了。我不知道这些作家从哪儿搞到的这一材料?是不是躲在他们床底下偷听的?„„绝对是凭空编造的!”

借为文革撰史之名，真姓实名地编造事实，侮辱人格、侵犯人权，堪为出版史上的荒唐奇迹!古今中外出书者皆应文责自负，这些人却不受追究，无须负法律责任!

最应该一提的是专写文革“人物传记”的“大师”、“权威”，红极一时也最具欺骗性的叶永烈。比之胡月伟之流，叶永烈被称为“正人君子”、“严谨作家”、“权威”。他不仅写了大量文革“人物传记”，2009年3月人民日报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四人帮”兴亡》(以下称《兴亡》)，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大言不惭地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发展以及覆灭这一当代重大历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乖乖，好大口气，叶永烈可真是奇才，他的书竟能同时填补历史和文学两个空白!他用文学的笔法写历史，真不知后世史学界、文学界会怎样来评价这位“奇才”的“文采”!我既不懂文学也不熟历史，但我知道《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三国志》是历史范畴，必须以史实为根据，容不得作者主观臆造随心篡写;而《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可以虚构情节、设置悬念，以满足欣赏要求，即便如此，对重大史实也不能歪曲。

叶永烈在《兴亡》中自称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并采访了许多历史人物，包括陈伯达等当时的高层当事人，似乎非常严谨，无可挑剔，不可不信了。为了拜读这位“奇才”的大作，我特地花50元钱买了一本《兴亡》。粗粗一看，大吃一惊，仅对照我直接经历的见闻，就可见他怎样因政治需要，捏造事实、丑化他人，为他的“文学”服务了。我一下子见识到了这位“奇才”伪君子的丑恶!特别是看了《南方周末》刊登的整整半版对叶永烈的访谈，叶说:“我这个人很胆小”，“写历史一定要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有个作家写一位科学家逝世，临终前吟了一首诗，后来这位科学家的儿子出来说，父亲临终时我一直陪在身边，从未听他吟过这首诗。无奈，那位作者不得不承认是他杜撰出来的”，“这种事我绝对不敢做的。”又说:“写历史如果有1%的虚假，读者有权怀疑你99%的真实性。”多么的冠冕堂皇!看到他在《兴亡》中大量地杜撰，或把许多重大历史事实斩头去尾地论述、引用，完全可以怀疑他那99%的真实性!这里随便拎几个例子:

1.说戴立清是上海“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司令。还绘声绘色地说“戴司令”带了一批“红色工人”(临时工造反派)去北京，受到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戚本禹等几乎全体中央文革成员的接见，江青听了“戴司令”的控诉后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当即将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找来，当面训斥道“不为工人服务，你们可以回家去了”。于是“戴司令”在江青的支持下回上海大搞经济主义，“上海的经济主义妖风刮起莫过于戴司令„„”

戴立清当时是“工总司”总部的主要领导成员，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很长时间。他从来没参加过“红色工人”组织，更扯不上当什么“司令“，也从未见过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上海是有个“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司令”叫费敏章，不久就解散了，也从未去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戴立清现在还健在，可以对证。【叶注:戴立清已于2019年5月逝世。】

2.叶永烈说访问过陈伯达等人——这是事实——访问中讲到陈曾被捕一事。陈讲的是当时安子文等61个叛徒(因是北方局刘少奇同意他们给国民党写悔过书的，现在已平反了)都是签名“自首”后放出来的，陈伯达没有签名，而是因病危取保出来的。可叶永烈仍然写陈是叛徒。此事我并不清楚，本无权发言，只是看到陈伯达儿子整理的回忆录，才知道叶永烈采访归采访，写还是按他自己的一套写，对此陈伯达儿子十分气愤。这类事一般人不知道，但会有知道的人出来揭穿。这说明，不管采访多少人，都不能证明叶永烈可信!

3.说王洪文“当兵不是好兵”，在朝鲜战场上怕死，不肯接受命令，当逃兵。但又不得不承认王戴大红花，在部队入了党;说王“当工人不是好工人，整天香烟老酒”。又不得不承认，王在党支部改选时高票当选党支部委员，又被提拔为保卫科干部;又说王“偷厂里的花布做衬衫”，还有群众“当众要他脱下来”。可是国棉十七厂只做白坯龙头细布，根本没有印花车间，哪来的花布?真是自打耳光，头都晕了。

4.把我说成“阿飞司令”，“一副流氓相，一口流氓腔”„„实际上我是1965年上海市五好职工，所带的甲班车床组也评为上海市五好小组。我作为革新能手，厂部光荣栏里的大幅照片直到文革开始时还挂着。

这些例子只不过是随手拈来的。《兴亡》中类似造谣惑众，歪曲历史的比比皆是。我将会专题与这位“奇才”商榷!在我看来，叶永烈没有填补文学和历史的空白，倒是填补了胡编乱造学的空白!

总之，歪曲历史、捏造事实，甚至编造黄色下流文字，公然藐视法律的“杰作”，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充斥着中国的报刊杂志和图书。当时我在狱中所能看到的不过九牛之一毛，1991年10月出狱后看到了更多，令我“大开眼界”。作为文革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我非常气愤!我感到有一种责任、一种压力不断地强迫我拿起笔来，写一些自己所经历和知道的历史事实。当然，我只能写我个人的亲历见闻，对不了解的不会去主观臆造。我并不想也不可能对整个文化大革命作出判断，我没有任何个人的功利欲求。我也明白，我写的东西并不符合当代的政治正确，不可能出版，只是想给后人留一点真实的历史，功过由后人来评述。

我已78岁，体力、精力有限，来日苦少，要写点东西自感困难不少。首先是文化水平不高，且从未搞过写作;原来几十本笔记和许多其他资料都被抄光了;文革档案几十年了也未解密，像我这样沪上忌讳的人想去查阅是不可能的，只好依靠回忆。由于记忆不如从前了，难免有差错，不全面。好在只是写一些亲身经历，实话实说，不需要什么文采，无需揣摩当今政治风向，更不需要挖空心思去虚构、编造，投一些人猎奇之所好，平铺直叙即可。光明正大，据实记述，这也算是宪法赋予我这个公民的权利吧。

在浮躁功利的当今，越是没亲历历史的文人，往往越是要写历史，无非是为了名利。社会责任感告诉我，我这亲历亲闻历史的老人应该拿起笔来，当仁不让，为子孙后代说真话、留信史。写此回忆录，有许多老朋友，更有许多新朋友从不同角度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历史当事人和见证者，提供的可称为第一手材料，对我的写作有极大帮助，借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恕我不便在此公开他们的名字。

文革中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因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出狱后写过一本《十年一梦》，在香港出版。我看过后，感到他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上海及中央的许多事情他也是当事人、见证人，但都没勇气如实写出来，还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一场“梦”。我认为，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们确实满怀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朴素阶级感情，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党中央又发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干部群众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绝对没错的。至于文革的重大意义究竟是什么，怎么才算是走资派，党内是否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斗争，当时并不是很理解，多少存在一种盲从和迷信。但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很多东西就越来越看清楚了。尤其是毛主席逝世，文革结束后，经过几十年实践的教育，更加清楚了——文革运动根本不是一场梦!基于此，我将这份回忆录定名为《十年非梦》。

第一章 苦尽甘来两重天 党的恩情可比山

一、童奴生活

1935年，我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小职员家庭，那时家在南市区永安街的出租房里。父亲黄振中在一家杂粮行里做账房，收入应该不算太差，但却在旧社会里染上吸毒的恶习。我母亲洪佩韦生我仅27天就得产褥热谢世了，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据我姐姐黄淑慧说，外公是镇江(我祖籍是江苏镇江)的一个教书匠，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别无其他子女，外公故世后这门就绝了。

母亲故世后，姐姐被送到镇江姑妈家抚养，我则被镇江胡保成家领养，改名胡锦贵。养母胡龚氏膝下无子女，在我之前已领养一个女儿叫胡秀华，大我四岁。日子还算过得去，但我四岁时养父肝病逝世，生活一落千丈，一家三口只靠养母帮人家洗衣服度日，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难。我六岁时就跟人家到镇江南火车站后山上扒草，帮家里捡烧饭用的柴禾。到了读书年龄，虽十分想读书，但只是一种奢望。好在邻居陈士眉大哥哥帮助，认了点字，学了点算术。当时的学校有个规定，考第一名可免学、杂、书费，第二名可免学、书费，第三名可免学费。多亏邻居帮助，我一年级没读，直接报考二年级，考了第二名，进了镇江紫金镇中心国民小学。学是上了，但一定要保持前三名方可勉强读下去。

至1947年冬，因为国民党政府腐败，物价飞涨，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养母无奈地领着我乘上闷罐子车(没窗口的货车车厢)到上海，说是找我生父借点钱再回镇江。生父见我已13岁，不费手脚了，不知用什么方法瞒着我将养母打发回了镇江。我从此留了下来，同过去根本不认识的亲生父亲生活。生母故世后父亲一直没续娶，也没房子，我和他一起住在永安街同仁里二号他工作的杂粮行里。

1948年，我被送到南市区徽宁路徽宁小学读书。学校没寄读，我就和打铃的校工住在一起。仅一年后，上海解放，杂粮行老板跑掉了，父亲失业，就领我到引翔港(现在叫双阳路)的姐姐黄淑慧家里住(此时姐姐已回上海，和中国纺织机械厂的车工徐国华结婚了)。我和姐姐从小就分开了，开始并不认识。几个月后，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同姐夫大吵一架后便离开了，据说去南京城姑妈处找工作，一去便没了音信。我便留在了姐姐家。

由于从小就不在一起，我和姐姐感情上很疏远。姐夫又是一个很势利的人，每天只给我两顿饭吃，说“阿拉上海人只吃两顿，早饭不吃格”。我从小生活的镇江则是很重视早上一顿的，不管好坏早上都要填饱肚子。我当时十几岁，正是长身体时候，没早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但没办法，只能遵守上海人的“规矩”。其实姐姐买菜时点心就吃饱了。我才十几岁，洗菜、淘米、生煤炉、扫地样样都要做。这倒无所谓，受不了的是姐夫一天几顿酒，酒后经常冲我发脾气，奚落、谩骂我。我虽然从小苦惯了，但养母对我十分疼爱，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

1950年10月，我托邻居中纺机厂的工人高一鸣介绍，在平凉路1772号艺光服装店拜师当学徒。说是学徒，实为童奴。老板叫刘逸彪，崇明人。进店第一天要写“契书”(犹同卖身契)，磕头烧香，契书规定学徒三年，其间患病生死与老板无关，如三年内要走，必须赔饭钱及其他损失。而当学徒的月规钱只能买一块肥皂。

除老板外，店里就老板娘和一个八岁的儿子，另外还雇了一个师傅。老板凶得很，第一天早上扫地，他没头没脑掴了我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他说我不应从里往外扫，扫了他家“财气”，要从外往里扫才能把“财气”扫进来。真见鬼，垃圾还得倒到外面去，不是将“财气”倒掉了?但是在那种日子里，我哪有说理的权利，眼泪只能往肚里咽。排门板有我两个人高，装卸时万一歪斜一点，打坏橱窗玻璃就闯了大祸。除了店里的活，我还得扫地、淘米、洗菜、带小孩，一到冬天手上都裂口，直流血。烧饭用多少米是老板娘定的，只够他们一家和师傅吃，我得站着给他们添饭，轮到我吃的时候只剩下一点锅巴和菜脚了。睡的地方也没有，热天睡在案板上，冷天蜷缩在柜台下面的箱柜里。

那时虽说已解放，但对资本家还没有改造，店里和解放前一样。但工厂里气象不一样了，工人翻了身，积极性很高。那时五一劳动节、国庆节都有大游行，来定制劳动服的特别多，店里特别忙，经常要加班到夜里一两点钟。晚上11点时老板和师傅到对面饭店吃点心，规定我要锁三套中山装眼子和钉好纽扣，才能吃一碗小馄饨。可我从来没吃到过这种空心馄饨，一是活太多，一套中山装上衣九粒眼子、裤子五粒眼子。二是东差西差的，也不能让你安心做，只好每天饿着肚子做夜班。由于睡眠严重不足，经常把针扎进手指，十指连心，疼啊。有一次我在熨衣服时打了盹，老板看到了，将一碗浆糊连碗猛扣在我头上，瓷碗碎片嵌进头皮，顿时鲜血满面(伤疤至今留在头上)。用竹尺抽打，手掴耳光更是家常便饭。一次“小开”(老板的儿子)去学校，雨后马路积水很深，我背着他，可他总在我背上敲我的头，我一气之下将他摔进水里，当然自己也少不了挨顿揍。

这种毫无尊严的非人生活我咬牙硬挺了两年，没当老板的面流过一次泪。

二、翻天了，真的翻天了!不是梦!

1952年，难忘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我们店属于杨浦区手工业系统，市里派“五反”工作队来发动，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著名电影演员叫张翼，还有团市委一个姓胡的女同志。工作队组织我们开会，上街刷大标语，给我们宣传“五反”的意义，启发我们觉悟。老板借口生活忙，不许我出去，但我这时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就一个大胆，一点也不怕，照样出去刷标语。后来工作队发了布告，在运动期间不许扣发工资，不许开除工人，不许打人。我胆子更大了。

在工作队启发下，我听到了从来没听到过的道理，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是我们这些被人看不起、被欺负的穷人的大救星!穷苦大众只有今天才能这样扬眉吐气!我平时从来不敢讲话，现在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竟也和工作队一起宣传“打倒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等大道理了，还揭发了老板大量偷税漏税的罪行。那时大量的订制任务都是老板带我到工厂、单位里去量尺寸、接生意，叫我记在练习簿子上，从不上账。在运动深入开展时，老板又将账本、发票烧掉，企图混水摸鱼，却反诬是我烧的。这种拙劣的手法被工作队一戳就穿了。后来老板借口没钱，居然伙食也不开了，每天弄点豆腐渣，放点盐炒炒给我们吃，而他自己却到对面饭店吃。我不知哪来勇气，和师傅一起，也到饭店去买面吃，记在老板账上。老板是半个月和饭店结一次账，饭店工人帮工人，相互支持，老板虽然发现欠账多了，但也不得不付。在运动后期，“五反”工作队吸收我一起工作。当时政策是，根据运动揭发，核查后分别定案为“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四类。最后，我们老板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

在颁发定案书大会上(在仁德纱厂，即后来的国棉三十厂大礼堂)，叫我作为手工业系统代表发放定案书。会场有1000多人，当时我仅17岁，坐在主席台上。平时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老板都耷拉着脑袋，坐在台下等候宣判。那时的我心潮澎湃，仿佛在做梦。像我这样一个过去任人打骂，没人瞧得起的穷孩子，竟然坐在这么庄严的主席台上!翻天了，真的翻天了!不是梦!我止不住热泪盈眶。老板打我、骂我，我从没流过泪，这天真的流泪了，是发自内心的激动的泪。那一刻我终身难忘，从那时起，我就决心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永不回头!老板们依次上台来领定案书时，一个个毕恭毕敬，先鞠躬再伸双手，往年的骄横荡然无存。这时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兄弟服装店的老板上台时没脱帽，我手一甩，叫“下一个”。他慌了，没弄清怎么回事，别人指指他的头，他才恍然大悟，急忙脱下帽子鞠个躬，我才将定案书发给他。原来他是个癞痢头，平时从来不脱帽，这次算曝光了。

“三反”、“五反”后，艺光服装店罚税关闭了，老板没钱发遣散费，我分到一台缝纫机和一条被子。离开后我在上海暂时无处可去，只好回到姐姐处。姐姐家原来雇了一位保姆，因为还要照顾我的一个外甥，姐夫看我又来“吃白饭”了，第二天就打发保姆回家了，一切家务和看外甥都由我承担下来。干活没什么，可是姐夫经常借酒发疯，甚至将其父母的骨灰盒放在我床铺顶上——我的床铺搁在楼梯下面一个三角地，他便在上面订个搁板，把骨灰盒放在上面，所以我睡觉时正好在头顶上，简直恶作剧。我也不想在那吃白饭，抽空也窜街走巷卖白糖梅子，引起了他们不满。

政府承诺，在运动中失业的要尽快优先安排就业。大约仅过了两个月，杨浦区政府在渭南路一个玻璃厂开办了失业工人学习班，专门招收我们这些“五反”运动后的失业人员，包吃、包住，学政治、学文化。我高兴极了，仿佛又有了一个家。因为需要一些费用，我就将原打算留给姐姐的那部缝纫机以低价80元卖掉了。姐夫气坏了，认为我没和他商量，和我大吵了一架，坚持要我付饭钱。我也不客气，要他付工钱。吵完后我就出走去了学习班。

我的文化知识特别是政治知识正是在这个学习班打下的基础，速成到中学文化程度。到1953年1月15日，我作为第一批学员，被分配到申新五厂(即后来的国棉三十一厂)学车工，讲明是为国家代训的，学一年后统一分配，代训单位可以优先录用。我师傅周根福技术很好，七级工，又是工会干部。厂里还为我们安排了单身宿舍，我不再寄人篱下了，特别高兴。我下决心好好学习技术，随时听从党的召唤。

申新五厂原是荣毅仁的私人企业，在政府支持下业务很足，工人积极性非常高，经常加班加点。按规定，学徒可以不加夜班，但我坚持义务同师傅一起加班。我也深知自己文化水平不够，技术运算有许多困难，于是白天上班，晚上咬两个馒头读夜校，一直坚持读完了技术中专课程，使我在技术上有了很大提高。一年学习期满后，第一次考核我就考上了四极工，被申新五厂正式录用，转为正式工人，有了一份不算低的收入。当时实行苏联的八级工资制，基本上一两年就考评一次，都是公开的，主要是“应知”即理论计算，“应会”即实际操作。1955年我考上五级工，1957年考评时，我车一只电瓶车上的华姆螺丝，达到1.5模数，三个头，按技术标准是七级(我师傅也不过七级)，但我主动放弃半级，定了六级半。

三年自然灾害时，国家困难，我们捐献粮票、布票、工业券等来替国家分挑重担。这时我主动提出割掉半级，分担国家困难，受到厂部表扬，说国家经济好转后，首先考虑补上为国家分挑重担的同志。其实我拿六级已经很高了，当时工人平均工资仅四五十元，我已拿到了85元，又没有家庭负担，主动减至六级，完全是诚心诚意帮国家克服困难。此后，国家实行工资冻结，直至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仍由厂里发工资85元，王洪文、王秀珍他们都叫我“富农”。

这时我姐姐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只有姐夫一人工作，生活很困难，便经常在每月20日我发工资时等在厂门口借钱。我也不计前嫌，总20、30元地给她，从没要她还。

三、经受过阻力的美满婚姻

我们国棉三十一厂是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纺织厂，有上万名工人，女工占百分之八十。我当时在厂里比较活跃，业余时间出黑板报，做广播操领操，还担任厂俱乐部委员，组织了一支歌咏队、一支舞蹈队。腰鼓队、秧歌队、红绸舞队我都参加，经常为全厂职工演出红绸舞、新疆舞、红军舞、大合唱、小组唱。每年五一节、国庆节都要组织职工联欢、大游行，每周末还组织一次交谊舞会，将票子发到重工业男工人多的单位。他们也经常把文艺活动的票发到我们单位，厂里不少小姑娘便通过这样的联谊活动喜结良缘。至今谈起来，那段美好时光都是让人津津乐道的回忆。在别人看来，像我这样活跃的人，工资又高，又在小姑娘集中的纺织厂，找对像肯定“捞一把挑挑拣拣”了，可是我却有我择偶的准则。虽然唱歌跳舞都在女孩子堆里，但完全是一种工作关系。也有不少小姑娘对我有意思，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我老伴王桂英是在读夜校时认识的。那时，她既不参加跳舞也不参加唱歌，却爱打篮球，相貌也一般，且比我大三岁。她是解放前进厂的“养成工”(即童工)，是从上海郊区罗店农村招来的，道道地地的农村姑娘。她为人心地善良。她乡下的外甥生过一场大病，又没医保，她将几乎全部积蓄拿来帮助他治病，以致于在我们结婚时，她一点积蓄都没有了。政治上她也积极进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表现积极，1952年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上，她敬业爱岗，不计个人得失。她原来是筒子间挡车工，工资高，当时是计件制，每月工资高达100多块。后来车间里需要一个记录工，车间领导找了好几个人都不愿出来，因为记录工是固定工资，每月70元，要少二三十元。党支部就找她谈，她一口答应服从党的需要，这样的工资她一直拿到退休。

说起我俩结婚还有一段故事。1957年底，厂里找到我，说西安国棉一厂需要人，问我去支援内地有没有困难。我当即表态没困难，独身一人很方便。因为很急，月底就要出发，于是叫我当天就去财务科预支70元钱做准备。后我找已确定恋爱关系的王桂英，说我已同意支内去西安了，她父母兄弟都在上海，肯定不能跟着去，我俩的事就算了。不料她却说:“很好嘛，那里的纺织厂肯定需要大批熟练工，干脆我们结婚，一起去支内。”这话原本我不好说，觉得太自私了，不料却从她口中说出来了，让我顿生敬爱之情。于是我们一起去厂部说出了我们的想法。厂领导十分赞同，说那里是新建厂，十分需要熟练工人。我们原来打算晚两年结婚，结果第二天就去杨浦区政府登记了。

那年头，我和王桂英结婚阻力是很大的，她所在的党支部坚决反对，主要是因为我的非党群众身份和我父亲的问题。我后来才听姐姐说，父亲和姐夫大吵一架后，去了南京姑妈处找工作，后在一个难民收容所工作。由于吸毒恶习不改，他挪用了公款，被判五年刑。这些情况我之前根本不知道，况且我与他仅仅生活了一年多，谈不上感情。我对毒品特别痛恨，因为正如此我才家破人亡，没满月就被送掉的。1948年夏的一天，有个姓雷的人带我到金陵路余庆里一个叫严振山的人家，雷是去吸白粉的。我偶然发现严家将白粉包成三角包，塞在婴儿穿的鞋子肚里。那时国民党也公开喊“反毒”，我就将小鞋子连同白粉一起丢进了痰盂。据说白粉很值钱，事情闹大了，我当然不会承认是我干的，以后他再也没带我去过。解放后，1952年在失业工人学习班开展的禁毒运动中，我当面揭发了严振山，后来听说他被判七年有期徒刑。这些情况在1953年1月我进厂的履历表中都作了详细说明。在申请入团时，团支部书记仇歧贵一直抓住我的所谓“出身问题”不放，压着一直不让我入。由于我在月评月奖(当时每月一次评奖，自报公议)时揭发仇歧贵隐瞒了一次质量事故，使他没评上奖，他因此怀恨在心。文革结束后，《解放日报》上公然刊发文章，说我自幼随父出入毒馆和赌场(我父亲从未赌博过)，受其“熏陶”。这样的诬言何其毒也!

我们结婚很简单，仅在罗店乡下和几个亲眷聚了一下，便回到厂里各自的单人宿舍。结果等了几个月也没消息，经询问厂领导说国家计划变了(可能就是当年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缘故)，西安纺织厂暂时停建了，支内计划也取消了。我们退掉了70元，就在厂附近借了一间小房子，买了一只五斗橱、一只被柜、一个小台子、几只凳子、一只马桶，老丈人又把家里一部土织布机拆掉，做了一只床和一只脚盆，新家就算安顿好了。1958年，厂里为了解决职工居住困难问题，在厂斜对面方子桥建造了一批二层楼的“自建公助”房，房价3000元，先自付380元，余款每月从工资中扣25元，扣完就属私人产权房。我符合条件，分到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底楼，有了自己的新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7年夏天，上海柴油机厂“联司”和“支联站“在社会上猖狂闹事时，有传言讲他们准备要对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和我等“工总司“主要头头下手，经市革会同意让“工总司“主要成员搬迁住房，在一天夜里派来一辆上海警备区的卡车、几个战士帮我们搬家，厂里的人一个也不许送，搬到那里也不许讲。我家迁住到南京路石门路口德义大楼的公寓房子，一套三室户，门上还贴着警备区的封条。说实话，我真不愿意搬，因为我爱人原来上班走路只要十分钟，搬到南京西路后上班要坐22路、20路两部电车，路上要一个多小时，非常不方便。我心想待形势稳定后还是要搬回来住的，老房子里许多家具物品就都没搬。那段时间厂里好多人要我将房子卖给他们，有的出到3000元，我们都没同意。主要考虑我是个工人新干部将房子卖掉，影响多不好。后来住在唐山路的31厂革委会副主任陈继联因爱人分娩，每天挤公共汽车不方便，厂里又忙，每天很晚才能回家，要求我将房子借给他住。我同意了，但要他不要退掉唐山路的房子。我说:“房子暂给你住，不要你任何费用。到时候我还是要回来住的。”本来讲好了，但一年后他竟没经我同意，就通过关系将户口迁了进去，再托厂里头头殷尚斌来劝我将房子卖给他算了。我们当然坚决不同意卖，要卖早就卖了。于是他贴补了我500元，讲我孩子都大了(二个儿子和女儿都上学了)，就作为他们分房睡后添点家具的费用。

尽管我们的婚姻曾遭受阻力，但王桂英一次次违背党组织意志，坚决选择我，同时在政治上经常帮助我。这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里，这是难能可贵的。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结婚54年，度过了金婚，别说吵架，可以说脸红都没有过。无论是在困难时期，还是我担任了市里的“大官”，甚至我入狱15年的最艰难岁月，我们都不离不弃。她一直默默地担负着全部家务，培养教育着三个孩子，全心全意地支持着我。

文革后，因为我，她也受到隔离审查。大儿子1975年就到农场插队落户了，两个小的还在念小学，饭也没得吃，每天等在厂门口，买几个馒头给他们回去当饭吃。我被开除出党，王桂英也被开除了党籍。他们抓不到她什么问题，便在开除党籍的报告上写了唯一的“理由”:一次大会上，主持人讲英明领袖华国锋和我们心连心，王桂英在台下嘀咕了一句“才几天就心连心了”?此事被汇报上去，她因为“攻击英明领袖”，予以开除党籍处分。

我入狱的15年，他们艰难度日，四个人靠70元工资生活，从未向亲朋借过一分钱，没去求过一个人。平时看起来不大讲话的人，这时竟表现得如此坚强!1991年10月24日我刑满释放，回来后深感欠家人太多，让他们为我担惊受怕，为我无故受牵连。为了回报他们，我拼命打工，有时一天打几份工。生活稍有好转，我便设法把小儿子送到日本读书，打工五年，回来奋斗几年，生活富裕了。正应该享受一下时，可2002年老伴患上了帕金森病，到了后期，关节、肌肉僵化，瘫痪卧床将近五年。为了救治她，我们看病找的都是新华医院、华山医院的专家，用最好的自费进口药“森福罗”，每月花费近千元。我放弃了工作全心照料她，推着轮椅帮她锻炼，每天给她按摩、擦身两次。她便秘严重，我就用手抠，帮她减轻痛苦。还买来各种治疗仪，天天帮她做治疗„„直到2008年10月，我自己也患上恶性淋巴瘤，又是开刀，又是化疗，实在弄不动了，才请了住家保姆帮忙。

2011年6月18日，王桂英同志不幸逝世，我十分悲痛，给她写下这样的墓碑祭文:

一生难尽如人意，但求不亏吾之心。

追求信仰终身志，荣辱安危若闻庭。

仰俯无愧天和地，功过褒贬春秋评。

莫道桑榆似已晚，微霞仍然满天星。

我在近她老家罗店的宝罗瞑园买下双穴墓地，让她入土为安，待我日后与她地下重圆。

第二章 文革风暴平地起 欲置度外不由己

一、一张大字报引来“杀身之祸”

1957年公私合营后，申新五厂、申新六厂和荣丰三个纺织厂合并为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棉花进去花布出来，“天女散花”牌花布畅销东南亚。原来这三个厂就在一块，由一篱笆相隔，东起眉州路、南至河间路、西临兰州路、北止长阳路，撤掉篱笆墙就是一个厂。

合并后，我在总机械部任甲班车床组学习组长，带领全组月月超百分之二十以上完成任务。并且大搞技术革新和每周学习《毛选》雷打不动。每个周末都要家访，对困难职工给予关心、帮助，全组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我带了五个徒弟，其中有印尼反华时期回国的，他们不仅熟练掌握了技术，有的还评上了先进。党支部对我非常关心支持，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党内开积极分子会议都叫我参加。1965年度，我们甲班车床组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小组，~我个人也被评为上海市五好职工。1966年在文化广场召开表彰大会，时任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亲自授予我奖状和奖章，厂部宣传栏里挂着大幅照片。这一历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命运随着革命运动波澜起伏，发生了不由自主的剧烈变化。文革结束后，许多报刊载文说我是“阿飞司令”，叶永烈在书中说我是“一副流氓相，一口流氓腔”，对我不顾事实地进行人身攻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当时我们小组刚评上五好小组，积极性大增，正进一步规划比、学、赶、帮、超的活动，厂党委也召开大会，动员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建国后，我也经历了许多运动，如镇压反革命运动、禁毒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历来都是党委号召、层层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顾名思义是文化界的事，我感到和我们生产工人没多大关系，因此并没有太多注意。可是党委印发了许多材料下来，动员大家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和他们的“三家村”、《燕山夜话》。材料都是书上摘录的，这些书我从来也没看过，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但和以往一样，我认为党委的号召总不会错，党委说他们要党“休息”，要党下台，那还了得!于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大力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字报贴满全厂，运动开展得也算是轰轰烈烈，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统一在党委的领导上。

中央“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里还提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说老实话，当时对什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明确界定，我个人在思想上是认识不清的。但从《通知》的全文看，主要是批彭真搞的《二月提纲》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大概这就是搞“反革命修正主义”，这些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到6月中旬，党委号召联系本单位、本系统的实际搞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整天完成生产任务的工人，不用说国家，就是厂里、厂部都不太接触，怎么个联系实际法，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我是个五好职工，理所当然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此时多少存在一些盲从性，于是在6月24日贴了一张党总支的大字报，就贴在总支办公室门上。大字报实在没什么好写，就半张报纸那么大，内容是批评党总支领导学习《毛选》(当时我们每周有一次学习日，是在下班之后)态度不端正，要求他们下来与我们工人一起学，辅导辅导。意思很清楚，党总支是车间领导，要下来和群众一起学习，再则总支办公室就在我们车间楼上，要从楼上下来到车间。

我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张不起眼的、不痛不痒的大字报，竟引来“杀身之祸”。

这天我们是中班。晚上六点多钟，只见小组里的党团员、积极分子一个个把车床关掉，我是组长，但他们连招呼都没打就出去了，而且都神神秘秘的。车床停了一大半，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而且以往如果开积极分子会议，总是通知我参加的，这次却没叫我。到九点钟，他们陆续回来了，但没上车，而是钻到油房间(即更衣室)里去，我也不便去问。十点一刻下班了，我照例去食堂吃点心。食堂在楼上，有50多节楼梯，当我上楼时，发现墙上有一条大标语，每个字足有一张报纸大，内容是“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黄金海揪出来示众!”墨迹都没干。我方明白，党支部晚上召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原来是策划这件事。我走上去，又在洗碗处看到一张大字报，每个字足有饭碗那么大。这下，我倒想看看我是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原来所谓罪状，就是我给党支部贴的那张大字报中有“下来”两字，说我“要党下台”——“下来”是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时的黑话，意思是“要党下台”。我看后又好气又好笑:我1965年被评为市五好职工，1966年3月刚表彰发了奖章，6月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了!看到他们手段如此拙劣，我心里反倒坦然了。原先中班下班后到食堂吃些点心，大家总是有说有笑，但这天都沉闷不响，也不敢和我坐在一起。有几个大胆的走过来对我说，是支部书记陈庆祥动员他们写的，没办法，老实讲他们也想不通。我说我知道，不关你们的事，不要有什么想法。走过来的一共五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一直卡住不让我入团的团支部书记仇歧贵，后来这五个人正是我们起来造反的基础。而党支部书记陈庆祥还是我后来的入党介绍人。

过了一两天，全厂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声讨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就不是一个车间党支部所能发动的了，而是党委、团委要枪打“出头鸟”。我们几个人反复对照中央文件精神，越对照越感到不对头。运动是要针对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算什么?明眼人一看便清楚，党委的目的是扑灭火苗，转移运动的方向，保自己，拿我当头开刀，杀鸡儆猴而已。根据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如果不辩个明白，翻过来，运动结束后我就真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甚至永世不得翻身了。我和车间里几个大胆的决定反击，起初仅五个人——我、仇歧贵、魏振宏、沈君海、陈竹柏，都是一个班组的。开始用大字报反击，直接贴到厂部，内容不仅仅是辩论我那张大字报究竟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质问党委对抗中央指示发动群众围攻群众，是不是转移运动大方向，是不是党委有严重问题，怕引火烧身?期望发动全厂起来揭发党委的问题，以攻为守。当时我们的目的也仅仅是希望党委还我一个公道。我爱人也是党员，在围攻得最厉害时，她吓得哭了。我说:“别人不了解我，你也不了解?我这张大字报哪一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如果认为我是反革命的话，为不牵连你，我们就离婚。”她说:“我又没说你是反革命。你何必要写那张大字报?又不关你的事。”说心里话，我一度也后悔过，如果我不写那张大字报，什么事也没有，很快就可以批准入党——支部大会已经通过了。但现在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入什么党?不过事情弄到这一步，不坚持搞清楚问题，还我一个公正，我将一辈子抬不起头。

真理越辩越明。通过大字报、大辩论，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干部群众越来越多，除了机械部外，一纺、二纺、织造、印染车间，还有科室干部都贴出大字报支持我们。但比起党团委发动的干部群众，支持我们的仍处于少数。想不到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干部群众，党团委竟抛出档案搞围攻，说什么人家里有什么人有问题，甚至几代人中什么人有历史问题。对我就是在我父亲的事上大做文章。甚至发现档案里莫名其妙地塞进某个人写的条子，说某人有什么历史问题，或揭发某人曾讲过什么错话，做过什么错事。这些东西根本未核实就塞进档案里，本人则毫不知情。这让受害者背了十几年黑锅，每当入党、提干、评比、加工资，都莫名其妙地被压下。这些黑材料抛出来后，党委本想以此来丑化和压制反对他们的群众，反而激起大家的愤怒，因为他们搞得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在自己档案里塞进莫名其妙的东西。就这样，党委自己揭开了档案的黑幕。

那段时间，厂党委、团委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对我们进行压制。围攻我们的可以到宣传科领取大量笔墨纸张，可以在工作期间写大字报，可以查阅档案准备“炮弹”。我们则不允许在工作时间写大字报，纸墨只能自己出钱。特别是他们还通知医务室，我们有病也不允许请假。我有胃疼的老毛病，发作起来很厉害，只能打止痛针，也不许请假。医生对我的胃病很清楚，但对我说他们也没办法，是厂部通知的。

二、上海市暗度陈仓，大整群众黑材料

当时我们还相信上海市委是正确的，厂里这么搞市委肯定不知道，于是几次到延安西路33号上海市委去告状，想请市委帮助解决。但每次去都只是几个接待人员应付一下，什么事都没解决。

到1966年7月中旬，上海市委派来了文化大革命工作队，我们高兴极了，以为市委终于关心我们厂的运动了。本着对党的信仰、对市委的信任，我们找工作队队长汪敏(女、时任市仪表局党委书记)汇报了我们厂的情况，希望工作队能纠正厂党委违反党中央指示的错误做法，还我一个公道。我的要求仅此而已。当时汪敏对我和三十一棉的情况已经基本了解了，她表态肯定我的表现是好的(围攻高潮时，厂部“光荣栏”里还挂着我的大幅照片和作为革新能手操作车床的照片)，厂党委把我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来围攻是错误的，表示要做党委的工作。岂料市委工作队当面肯定我的要求，但并没阻止厂党委的错误做法。党委进行更大规模的围攻，在厂部广场搭建大字报棚，调子越来越高，帽子越来越大，抛出的材料越来越多。我们几个主要人员也受到跟踪、监视。我们开始怀疑工作队究竟是来贯彻党中央指示，纠正厂党委的错误做法，还是支持厂党委的错误做法，来镇压群众运动的。

一个万人大厂，搞了两个月文化大革命，可谓轰轰烈烈，场面很大，热火朝天，好像揪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黄金海，文化大革命就取得“伟大胜利”了，再带出一批“牛鬼蛇神”，就可说“成绩辉煌”了!当时市委还派了市委工业政治部主任到三十一厂来，要工作队和厂党委进一步整我们的材料上报，企图进一步镇压群众。我们对工作队、对市委彻底失望了，7月下旬，我们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工作队和汪敏。

1966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在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文革运动与以往的运动不一样。原来发文件都要按级别来，有些上级的东西下级是看不到的，要分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基层单位等，在党内层层传达。文革中，许多党中央红头文件都在党报上直接与广大群众见面。

“十六条”明确指出: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见第三条)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第五条)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见第七条)

同年8月，毛主席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又公开发表了。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我们对1962年的右倾不太清楚，但对50多天里的资产阶级专政有切身体会。当时我们许多遭围攻、受压制的干部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朗读毛主席的大字报和党中央的《决定》，仿佛他老人家对我们50多天的遭遇一目了然，大字报好像是专为我们厂写的。我们同时也感到毛主席亲自写大字报，背景虽不太清楚，但肯定非同小可!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由上而下搞的，帽子总是由上而下扣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好像不一样，党中央和毛主席公开为群众讲话，批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又是那样严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毛主席的大字报是8月5日写的，中共中央《决定》是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市委工作队7月进驻我们厂，直到11月仍在大肆围攻革命群众，明显地继续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这点上他们是一贯的，难怪我们多次上访上海市委，不仅不予理会，甚至派来工作队继续围攻群众，大整群众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把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我们原来认为仅仅是厂党委的问题，太天真了。看来从中央到上海市委，似乎有一条同党中央、毛主席相对抗的路线。当时虽不清楚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这样，但从《决定》和毛主席的大字报中能明显感觉到这一点。

几十年来，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大多数都没见过毛泽东，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党长期的宣传教育，群众早就把毛泽东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化身，把毛泽东思想视为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结合中国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亲身体验，对毛主席无上地崇敬、信赖。(当然，我指的是像我这样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少数失去他们天堂的地主、资产阶级，敌视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当然会敌视毛泽东。)在这次运动中，人们自然认为拥护毛主席也就是拥护共产党。看到从中央到地方，掌权的领导层都在反对毛主席，我当时在思想上绝对是不可思议!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毛主席是誓死也要保卫的!

三、工人按“十六条”精神，转变斗争路线

这时我们感到，前一段时间尽纠缠个人的是与非，要争个明白、讨个公道，显得太渺小、太不值了。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组织，把力量集中起来，步调一致地按党中央“十六条”精神，对党委、工作队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为开火!此时，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了党中央文件，觉悟也大大提高，原来围攻我们的许多干部群众也纷纷反戈。我们尽管仍处少数，但在气势上，大字报的质量、数量上，已经跟对方均力敌了。于是，以我为主，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

我们厂有一位老干部叫谈炳奎，因为多年病休在家，所以我们并不认识。这时，他叫人带信，要我们到他家里去碰碰头。我和仇歧贵、强玉林、陈竹柏、浦邦基、浦福高、沈若海、魏振红、骆宝仙等人去了。谈炳奎给我们分析了厂里的形势，对照党中央“十六条”，组织我们学习，并指出纠缠在几个人的是非对错上是不够的，要有计划、有专题，一批一批揭露党委和工作队的问题，上到路线斗争高度，火力要集中，问题要揭深。他很有水平，大家都很敬佩他。之后我们经常到他家去研究厂里的运动情况，及时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文章，紧紧跟上党中央部署。对许多无聊的大字报围攻，我们不予理会，集中从党委、工作队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开始，从干部路线方面结党营私入手，一个一个专题深入揭发、批判。

虽然我们受到许多干部群众的同情与支持，但长期以来在工人群众中，尤其是一些受益的干部中形成党委就是党，反对党委就是反对党的观点，十分刻板。加上历次运动，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经验，凡是同党委对立的，运动结束后没有一个好下场，不是“右派”就是“坏分子”。如我们车间一个叫王根芳的青工，1958年工资调整没加上，有意见，找党支部书记去反映，结果挨了一顿批，不服气骂了一句“撒尿书记”，便被打成“坏分子”，十多年翻不了身，工资加不到，对象也找不到，逢年过节还要被管制监督。这类例子多了，各单位都有。人们从趋利避害，保护自己的立场出发，只好盲从党委，所以我们一直是“少数派”。大家感到厂里的运动按工作队、党委这样搞下去，不但我们永远翻不了身，还不了清白，还不知有多少群众要被打成反革命，于是凑了点钱准备上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就在要出发时，有人说十七棉有人去北京告状已经回来了，是否可以到十七厂去了解一下情况。上棉十七厂也在杨浦区，杨树浦路底，离我们厂不太远，于是我们组织了几个人去十七厂，接待我们的有王洪文、唐文兰、袁斯成、廖祖康等人。

我们说明了来意，介绍了我们厂的运动情况，他们也介绍了十七厂的情况。原来他们也因为贴了党委的大字报遭到围攻，工作队还煽动一部分死保党委的不明真相群众跟他们斗殴。北京中央文革态度非常明确，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支持他们，应该回去进一步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对他们反应的情况，中央很快会发文件。他们还告诉我们，北京不要去了，全国各地上访的太多，中央文革都接待不及，住的地方也很困难，还是在厂里发动群众坚持斗争，中央文革在精神上是绝对支持大家的。

当时我对王洪文印象很好、很深。他是中共党员，又是保卫科干部(据介绍，袁斯成也是党员、保卫科干部;唐文兰也是党员，是档案室的干部;廖祖康是十七厂技校学生)，东北人，一口北方话显得很稳重，谈吐很有水平，待人也很和善，分析问题很有深度。他讲党委如何围攻自己比较少，比较多地从中央“十六条”出发来分析上海的总体情况，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听从了王洪文的意见，决定不去北京了，就在厂里发动群众，把大字报的方向从纠缠个人恩怨转到路线斗争上来。路线问题解决不了，个人问题就不能解决。

对于这次见面，叶永烈在他的《“四人帮”兴亡》里写道:“黄金海是王洪文‘三点一线’的三头目之一。沿八路有轨电车这‘线’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上海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最近在网上看到我的条目，也讲到这“三点一线”，不知道是谁抄谁的。这都是胡说八道。我那时根本不认识王秀珍，从未见过。所谓8路有轨电车，叶永烈也在上海，上海人都知道那趟车是从杨树浦路底，也就是上棉十七厂对面发出，沿杨树浦路直到外滩的。而三十棉在临青路长阳路，三十一棉在长阳路兰州路，与杨树浦路是平行的，中间相隔几条马路，根本就没车可通，何来“连线”?叶永烈明知8路电车根本连不了三个厂，却故意编造，可耻!

事后回想起来，我承认当年围攻我们的那些多数派，绝大多数也是出于对党的热爱。这些党团员、积极分子、老工人之所以积极按党委指示行事，是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建国十多年，党内滋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没人敢批评，稍有不逊便会受到刁难、打击。反之，则认为是“靠拢党”、“跟党走”，在入党、提干、工资奖励等方面都会优先。在当时那种主流政治氛围中，就使人容易产生一种人身依附。我们这些人指名道姓，公开用大字报批评党委，是建国以来的罕见之事，群众为保卫党委，自然把我们当成牛鬼蛇神了。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必要性认识并不清楚，对那样甩开党委领导，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各级党委问题的做法也并不很理解，还没有那样高的政治觉悟。如果当时没有我那张大字报，没有因大字报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以我解放后翻身带来的朴素阶级感情，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以及我当时五好职工、入党积极分子的身份，我肯定是死保党委的积极分子，我个人的命运也许会因此改写。之所以发展到那样对立，纯属时势所逼，这也叫逼上梁山，“落草”造反吧。随着运动不断深入，我逐步从盲从到清晰、从迷信到自觉。尤其是文革失败、结束后几十年的历史现实，使我从另一角度受到教育。我感到十年文革期间，自己虽然也有不少错误，但总体上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无论结果如何，无怨无悔。毛主席伟大形象永远刻在我心中!

第三章 红卫兵大串联 上海工运风云起

一、反抗工作组压制，全国红卫兵大串联

从我们厂到上海市，乃至全国，运动开始时，都有敢于联系本单位情况贴大字报的群众。这实际上也谈不上揭批走资派，揭露的绝大多数问题仅是单位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而已。但这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党委、工作队的围攻镇压。出现这种状况不是偶然的。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在1966年5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点名彭真等是“反党分子”、“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23日当天，刘少奇还亲自主持会议批判朱德委员长，认为他对批判彭真、罗端卿、陆定一、杨尚昆不力，逼朱德检查。6月27日，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点了彭、罗、陆、杨的名，说他们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说“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接着，他们又抛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夏衍，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中央党校副校长范若愚等人叫大家批判。他们还在前门饭店对乌兰夫进行批判，说他是“大野心家”、“赫鲁晓夫式人物”。5月21日至7月25日，刘少奇、邓小平亲自在前门饭店主持会议，连续地批判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在刘、邓中央指导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点名抛出一批“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代理人”、“反动学术权威”，上海就有复旦大学教授周谷成、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学院教授李平心，文艺出版社社长李俊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作家协会的叶以群、王西彦等人，发动大家批判。

文革开始那一段，也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那“五十七天”的“资产阶级专政”期间，北京大中学校学生在刘少奇主持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鼓动下，发动了起来。运动轰轰烈烈，好像“五‧一六通知”中点到的罪名都齐了，但这一段运动实际上搞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一手操纵下的“运动群众”。一旦突破了框框，比如清华、北大学生起来揭发党委的问题，并揪斗了一些校领导之后，刘少奇就派出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要镇压，抓了许多人。陈伯达在口述回忆中说，1967年“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6月23日的记载内容说:‘仅在首都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当时，北京大学工作组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中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工作组将批斗党委的行动(即所谓北大“六一八”事件)作为反革命事件镇压了。刘少奇肯定了这一做法，批示道:“现将九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的做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地都可仿造北大办法处理。”毛主席回京后看到这个简报和刘少奇的批示，大怒，说:“怪不得现在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有了后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们当时对这些情况并不清楚，《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虽然看到了，但并不知道背景。那个刘少奇转批到全国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只下发给了各级党委，下面干部群众都不知道。

上海的镇压行为则与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曹荻秋市长有直接关系。曹在运动初期一次会上讲:“运动尽量不要乱，真正的牛鬼蛇神总是要跳出来的。一是注意不使群众乱，二是暴露出来后要抓住他。”上海市委的思路与1957年一样，是要抓“右派”、抓“反革命”，先“引蛇出洞”，认为文化大革命仍然像历次政治运动那样，就是要揪下面干部群众中一批“牛鬼蛇神”。他们照老规矩老套路做起来驾轻就熟。如果说他们一开始对运动不理解，又有刘少奇批示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这样搞我以为尚可理解，但是在“十六条”和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以及周总理亲自去北大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学生、老师公开平反后(也就是1966年8月份以后)，仍坚持镇压群众运动，就无法理解了。总不能说刘少奇批的简报比中央正式文件更有权威吧。在上海，至1966年底还在镇压、围攻敢于起来揭发单位领导问题的群众。这使得广大干部群众感到他们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与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联系起来的路线问题了，于是一些干部群众开始对上海市委提出质疑。

党中央、毛主席看到了这一点，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持群众，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指示他们可以一律免费乘车，吃住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在全国开展了大串联，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进京串联的革命群众，先后受到接见的达到1100多万，号召全国各地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0月1日国庆节这一天，毛主席和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走下天安门，到广场上与红卫兵见面，大家挤着要和毛主席握手，场面轰动感人。毛主席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对周恩来总理及中央文革的人讲:“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见《王力反思录》第337页)

我们当时虽不知道这样详细的情况，但从许多红卫兵小报上也看到了一些，心情十分激动!

二、“万炮齐轰上海市委”

从1966年8月26日至10月初，先后有三批首都红卫兵来沪串联，人数达几万之多。上海市委设立了接待站，报刊上也宣传欢迎毛主席派的红卫兵来上海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到10月份，有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北京大学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北京“东方红公社”和中央美术学院的红卫兵络绎不绝地来到上海，这些来沪的红卫兵人数虽不多，但活动能力非常强，到上海经过一段时间串联后，矛头直指上海市委，明确提出“炮轰上海市委”。此前虽然上海也出现了揭批单位领导组织围攻、镇压群众甚至关押批斗群众的事情，但还没有出现敢把矛头指向上海市委的情况，还都指望市委能主持公道，相信市委能解决各单位压制群众的错误做法。

8月31日，一群首都红卫兵到延安西路33号上海市委办公大楼门前，要求曹荻秋接见，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大呼:“八·一八在天安门广场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就见我们了，你们上海市委有什么了不起，就这么难见?”几十名红卫兵冲进市委大院，大叫:“你们不接见就造上海市委的反!”9月2日，他们在大楼对面刷出“万炮齐轰上海市委”的大标语，说上海市委烂掉了、修掉了。围观的群众中有同情、支持的，也有反对的，特别是市委组织了许多工人到市委大楼保市委。我们厂党委也以“工矿企业红卫兵”(都是围攻我们的保守派)名义组织队伍去与首都红卫兵辩论，在辩论中还发生了红卫兵被打的情况。同时，市委大楼对面出现了《我们老工人要说话》的大字报，认为“炮轰上海市委”是反动口号，是阶级敌人干的，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据后来揭发，这张大字报是市委工作队策划，由厂里一位秘书起草，再叫国棉二厂老工人黄桂生等36人签名而炮制出来的。国棉一厂以老劳模杨富珍名义贴出了《给毛主席的急电》。那时节，市委大楼外人山人海，到处是大字报、大辩论，甚至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那几天我们也曾去轧闹猛(凑热闹)，想看看上海市委究竟是什么问题，所以既没有去保市委，也没去炮轰市委，甚至对炮轰市委感到刺眼，不理解。当我念到正方的辩词时，觉得也有一定道理:解放十几年，上海工业有很大发展，工人阶级地位有很大提高，即使有缺点，也不至于“炮打”、“火烧”吧。从反方的辩词中我也了解到不少情况:北京工作组镇压学生、“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背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情况等等。要我说出上海市委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我没根据，也不会讲。但我对照自己厂里和许多单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压制和打击的情况，总觉得他们的做法同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决定》不一样。

1966年10月3日报载《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明确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组织反复学习，对照本厂运动的实际情况，深深感到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与党中央、毛主席相对抗。不仅我们一个厂，上海其他单位也基本如此，这不仅是某个单位负责人的错误，而是确确实实有一条错误路线。

三、上海工人、红卫兵串联，酝酿组织起来

1966年11月5日下午，北航“红旗”红卫兵吕英豪等到我们厂来串联，了解厂里的文革运动情况。我们如实介绍说阻力很大。他们也介绍了北京工作组镇压学生的问题，后来他们得到中央的支持，赶走工作组，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师生平反。说到上海时，他感到不仅我们三十一厂，其他系统、单位也都存在打击革命群众的情况，要我派几个人，第二天下午到愚园路311号(“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去开个会，其他系统也有人参加，主要是凑凑情况，了解上海工厂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状况。我答应一定去。这时我想起了王洪文，就打电话到国棉十七厂找王洪文，他说他们不知道明天有这样的会，也许红卫兵认为纺织系统有三十一棉代表就可以了，所以没再找其他纺织厂。我说没关系，反正串联一下，凑凑情况，叫他一起去参加。王洪文同意了。

11月6日下午，我和厂里仇歧贵、方林松三个人去了愚园路311号(这是一幢洋房)，进去见到北航“红旗”的吕英豪，还有许多从首都到上海来的红卫兵，以及一些上海各系统工厂企业的代表，都不认识。经介绍，我认识了上海“炮司”的江必雄(上海师范学院学生)、红鸥(是个中学女生)，“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反会”)的方劲戎等红卫兵。印象深的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包炮，也许因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改的名，真实姓名没介绍。(包炮对其名字做过解释:包父曾给他起名包常甲，文化大革命初期，包常甲的同学们说其好说好动，便给他改名为“包炮”，他现在的身份证上就是包炮，1966年改的。见金大陆、金光耀《上海工总司的“助产婆”》)现场还有许多“首都三司”的红卫兵，但为首的姜涛那天好像没参加。

来自工厂的有:

上棉三十一厂:黄金海、仇歧贵、方林松

上棉十七厂:王洪文、唐文兰、袁斯成良工阀门厂:陈阿大

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

江湾铁路装卸机械厂:谢鹏飞、蒋周法

江南金属制品厂:王汉清

有色金属压延厂:孔繁胤

人民电器厂:张伯生

新新机械厂:王湘伯

【叶注:查对叶昌明的《工作笔记》第10页，记录有参加筹建‚工总司‚的17个发起单位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筹委会”，17人名单中无王湘伯，故发起单位应无新新厂。但同时记录的工作人员中有王的名字，推测王应是17个单位中的人，但不是新新厂的;或王虽是新新厂的，但是较后来的，不属发起单位。】

大德拈线厂:陈金星

八二二厂:岑麒麟

五一电机厂:丁德发、董世明

玻璃机械厂:潘国平

【叶注:据叶昌明《工作笔记》补录另5个单位如下】

147服装社:徐美英(女)

上钢三厂:戴祖祥

沪光灯具厂:黄文海

保温瓶二厂:范佐栋

建工局基础公司:沈林春

会议我记得是包炮主持的。以上各单位代表纷纷揭发本单位如何对参加运动、贴大字报揭发领导问题的人进行围攻、打击和迫害。印象较深的是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谢鹏飞等人的揭发，他们不仅被大字报围攻，而且遭批斗、毒打，甚至被宣布为“反革命小集团”关押起来，他们那天把血衣也带来了。叶昌明揭发了上海市委所树立的，全市四大学习毛泽东思想标兵之一“红雷小组”，是个弄虚作假的假标兵。大家听了后都非常气愤。

会上，包炮等首都红卫兵介绍了北京和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认为:上海市委肯定在顽固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镇压文化大革命，所以上海工厂企业群众起来后，几乎全部遭到围攻压制。这次首都红卫兵到上海来，就是按中央精神，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来的，结果受到上海市委一手组织的“上海红卫兵总部”围攻，有把他们赶回去的意图。(这个“红卫兵总部”是上海市委一手支持搞起来的，主要是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中学生。文革初期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除四旧”为名大肆抄家，批斗地、富、反、坏、右，上街剪小裤脚管、剃鸳鸯头、敲高跟鞋，大多是这些红卫兵干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搞的恶作剧，就像北京的“联动”、“西纠”红卫兵，不过不像他们那样残酷杀人、打人，搞集中营的一套。)这是彻头彻尾地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当前许多单位出现的情况根子在上海市委，市委问题不解决，基层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下去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会被镇压下去……不愧是大学生，讲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他还讲到，中央改组、撤换北大和清华党委，公开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反党分子的学生、群众平反，这表明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心。我们听了后豁然开朗。

包炮和上海一些红卫兵建议上海工人一定要组织起来，否则在一个个单位里都是少数派，都在受压，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我们与会的人都赞同这个建议。此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大家商议先出去吃点东西，然后每单位留一个人，回到这里继续商议。

四、“工总司”名称的由来

我和王洪文吃了碗面回来继续开会。会上戴祖祥和岑麒麟提议成立一个“上海工人赤卫队”。这个名称我当时认为不错，因为电影《洪湖赤卫队》大家都比较熟悉，“赤卫队”性质十分明确是支革命的队伍。但是当岑麒麟拿出一个用石膏刻制的图章时，我感到奇怪，坐在我身旁的王洪文也感到奇怪。我讲:“今天通知我们来开会，只是说来交流一下情况，并未说要成立组织。虽然下午大家同意成立一个组织，也只是几个小时前定的，怎么连大印都刻好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他人也感到有点不对头，王洪文激烈反对岑的做法，要他讲清楚是怎么回事。很多人顿时都哄了起来，说岑麒麟、戴祖祥是政治扒手，真主意假商量。还是包炮出来打圆场，说岑、戴(和徐美英等人)前几天来联络站串联过，并议论过要成立一个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戴祖祥是上钢三厂搞宣传的，会绘画、篆刻，出于好心用石膏刻了一颗章，没什么阴谋，大家别误会。

闹了一阵后，我对王洪文说:“大家乱哄哄的，谁也不认识谁，互相都不了解。”王洪文是搞保卫的，这方面有经验，于是他提出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家庭出身、个人政治面貌、为什么造反等情况，以便互相了解。经自报，当时中共党员只有两个，一是王洪文，还有就是八二二厂技术员岑麒麟。但岑有在“四清”运动中“暂缓登记”的问题。有的书说当时有三个党员，还有耿金章，不是事实，那天的会耿金章根本没参加。

被岑、戴这么一搞，“赤卫队”这个名字不好用了，于是北京红卫兵提出来就叫“造反队”。我一听“造反队”，感觉很刺耳，便指出:“一个名称、一句口号要能吸引、团结群众。叫‘造反队’，工人，尤其是一些老工人难以接受，现在是共产党领导，造反，造谁的反?会引起误会。”此时有个北京红卫兵站起来大声地似说似唱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坚持用“造反队”这个名称，有些工厂同志也同意。我又提出:“若用‘造反队’名称，应明确它的定义，得加上‘革命’两个字，叫‘革命造反’。”大家一致同意。这时又有人(好像是王洪文)提出:“上海工人组织起来后别像北京红卫兵那样，出现三个司令部，应该加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家一听，都表示同意，组织的名称就这样定了下来。

在讨论“工总司”什么时候成立时，大家认为越快越好。红卫兵消息灵通，提出上海市委即将开三级干部会议，成立大会要抢在三级干部会之前。最后讨论决定于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总司”成立大会。

大会怎么开，对于我们这些工人来说一点经验都没有。还是红卫兵经验丰富，他们提出开大会要组成大会主席团坐在台上，要产生主席团主席，要有个头，还要有主持大会的执行主席、大会发言人，要组织发言稿，要出海报、“工总司”宣言等等。在讨论主席团成员时，包炮提出是否今天参加会议的单位作为发起单位，每个单位派一名代表组成主席团，上台就座。这点大家没争议，都同意，但希望红卫兵对主席团成员搞一下组织调查，毕竟大家第一次见面，互相并不了解。红卫兵同意了。后来经调查，陈阿大因父亲在运动中为资本家私藏黄金，岑麒麟因“暂缓登记”问题，未上主席台。【叶注:成立大会主席团不是17人，先提约7人，调查后定5人。岑不是人选，应是范佐栋，调查后似因成份问题拉下。】

在讨论主席团主席时，红卫兵，特别是北京红卫兵竭力主张要潘国平担任，认为他年轻，仅20出头，能说会道，参加过在市委大楼前的红卫兵大辩论，造反精神足。但我不同意。我跟潘初次见面就感到他海派习气严重，不稳重。(后来的事实证明，潘国平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他在“工总司”成立后没多久，就有了一堆生活作风、经济上的乱七八糟问题。如他竟然跑到福建去贩木头，用的还是军区车子，人家一听“潘司令”用军车贩木头，你再保也保不住了。总部开了好几次会批判他，决定保留他的职务、回厂劳动。连张春桥也没有办法再保他了。)当时我提出主席团主席由王洪文担任，因为王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是保卫科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比较稳重。我的意见提出后首先得到包炮的赞赏，大家也没提反对意见，就一致通过了。至于执行主席，没多争论就同意红卫兵的意见，由潘国平担任。在11月9日正式开大会前，我们发现主席团里一个女同志都没有，便临时决定增加一个女同志，是一四七服装社的徐美英，她很早就与“首都三司”有串联，6日的会她虽没参加，但在巨鹿路筹建时她搬来缝纫机，日夜帮着做大旗、袖章。【叶注:据《革命造反年代》中叙述，徐美英参加了6日下午的会议，因家有小孩就没参加晚上的会，但她单位另有一人参会的。大会主席团人选经红卫兵调查后，只存下四个人，于是决定补充一位女性，徐当选。】

后来许多书里都说这次会上产生了王洪文、黄金海、陈阿大、潘国平、戴祖祥五人“核心组”，或说五人“筹备组”。但我记忆中这次会上根本没讨论过什么“核心组”或“筹备组”。如果说筹备，也是这天参加会议的各个单位共同筹备，并没有提及，更没有明确称我们是“筹备组”，仅仅是叫“发起单位”。也没讨论过“工总司”的什么司令、副司令，常委、委员的领导班子。当时根本没有想得这么正规，一切都是偶然发生，自然形成的。按理说大会结束后，大会主席团也应该结束使命了，然而由于王洪文担任了大会主席团主席，潘国平任执行主席，因此后来无论纵向还是横向联系“工总司”的，总会找王、潘二人，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王洪文是“工总司”主要负责人、“司令”，潘国平是二把手、“副司令”的印像。

当时也有一些参加过11月6日筹备会，作为发起单位人员，进过大会主席团，在会后回厂不再来“工总司”的，如江南金属制品厂的王汉清、新新机械厂的王湘伯、人民电器厂的张伯生。尤其是张伯生，还是“工总司”《宣言》的起草人(“工总司”《宣言》由张伯生会同红卫兵起草，张伯生执笔。发言稿则由发言人各自准备)，后来在“工总司”什么职务也没有。【叶注:王汉清、王湘伯、张伯生在“安亭事件”后，都在总部工作过不长时间，叶昌明的《工作笔记》第一册中记有他们的分工。据《革命造反年代》中记述，张伯生在1967年底召开的第四届工代大会上被选为“工总司”委员。】

筹备工作并不那么组织严密，分工也不是有条不紊，而是偶然组织起来的，互相都不熟悉，一切都显得有些乱。我们11月7日到巨鹿路和上海“炮司”红卫兵在一幢宅院内，连张办公桌都没有，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也很复杂，许多人见也没见过。没参加6日会的一些人也到巨鹿路做起了“接待员”、“守门员”，各自积极帮助筹备。徐美英搬来一台缝纫机，日夜赶制袖章和“工总司”大旗。第一批袖章没处印制，是我们厂的陈竹柏用硬纸板写刻了毛体“造反队”三个字，镂空后用黄漆刷上去的，上边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字样，下边是编号。(以后大批印刷就依“造反队”这三个字，编号取消了。有人说袖章样式是戴祖祥设计的，有可能，但那是后来大批印制的。大旗也是戴祖祥设计的。)第一批手刷的袖章，十几只最小编号的保留下来，准备送到北京给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领导。第二批量大些，是我和丁德法去手帕一厂和我自己所在的三十一厂印染车间，请他们机印的。上海针织厂也赶制了一批，“造反队”三个字都是毛体。要参加“工总司”的单位陆续不断，可袖章来不及做，市委又不支持，拿不到那么多红布，后来大量出现的许多仿宋体、印刷体等字体的袖章，都是一时拿不到，一些单位自己印制的。像“一兵团”、“二兵团”等山头并不正宗，但袖章上面也都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字样，队员都认为参加的是“工总司”。为了拿袖章，我还在巨鹿路被仪表局蔡云龙(人称蔡大炮)带许多人围了一整天，从早上九点围到下午七点，大家都没吃没喝。

我们这些厂里出来的人中规中矩，考虑借会场、出海报、拉会标，还有成立后要有个对外办公的地方等，议来议去困难重重。至于海报，写写容易，可去哪印?怎么组织人全市张贴?借会场找谁?要多少场地费?有点一筹莫展。红卫兵小将却嘲笑我们婆婆妈妈，几句话就解决了。他们提出把会场放在文化广场，并称借会场、挂会标、写海报、贴海报他们统统包了，说到时候只要我们去开会就好了。“红反会”的方劲戎说巨鹿路691号的“炮司”总部(原是私人医生陈筱宝的私宅)房很大，就到那儿去办公。海报仍由张伯生和首都红卫兵起草，但具体写哪些内容会上并没有讨论。

6日的筹备会议结束时已经是11月7日凌晨，最伤脑筋的是第一批袖章的红布还没着落。有人提出去借，说以后叫曹荻秋结账。除此，大家也想不出其他办法。在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感应下，不知谁弄来一辆车，王洪文、范佐栋、丁德法、潘国平和我等七八个人一起到了八仙桥协大祥绸布店。此时天尚未亮，店门没开，我们便从弄堂里找到后门，敲开门后涌了进去。开门的值班店员很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向他解释:“上海工人组织成立了‘工总司’，做袖章缺点布，想从你们这里借些红布，以后会请市委给你们结账的。你不要怕，我们不是坏人。”范佐栋还出示了工作证。那人情绪稳定下来，说他们店里没有红布，不信可带我们去看，便带我们去了店堂。几经查找，确实没有红布，只找到一板红绸，大约半匹，就拿去了。为使他放心，范佐栋还给他写了借条。后来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上海“工总司”，市委给了经费，由丁德法去协大祥结了账。

这些绸布数量太少不解决问题，我们又顺金陵路向东走。当时金陵路上有许多批发部，到近四川路时有个棉布批发部，正巧有个职工出来上厕所，我们就涌了进去。当时里面有两三个值班的，起先也是很紧张，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们很支持，主动从上面帮我们搬出四捆红布，这一下解决大问题了。因为他们很支持，我们连借条都没有写。

这便是叶永烈书里写的所谓“工总司深夜抢红布”。我是直接当事人，经过就这么简单。王洪文担任市委领导后，一次毛主席同他谈话时还提到“抢红布”一事，主席说:“那时候有什么办法?人家不承认，不给你们嘛。”

五、“工总司”《宣言》的产生及其大背景

11月7日，我们到了巨鹿路691号，和红卫兵们一起紧张地筹备成立大会。有书上说“工总司”《宣言》的稿子出来后，经过了几次讨论，事实上一次也没有正式讨论过。那时很乱，互相谁都找不到，根本没可能坐下来讨论。也许有几个人碰过头，但我忙于制作袖章，没参加过。《宣言》稿子出来后，据说由叶昌明拿到市委接待站交涉，印了一万多份。《宣言》全文如下: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就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搏斗中宣告成立了!

我们上海工人从来就有革命造反的光荣传统。过去，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起来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打出了人民的江山!今天，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上海市委也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各单位派出了大量‚工作组‛、‚工作队‛，以及采取其他种种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给运动订下了条条框框。他们抓住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挑动工人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在有些地方造成了解放十七年来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使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至今尚未揭开，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大大落后于全国各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能坐视不管!

因此，我们就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要造反，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甚至会遭受迫害，遭受牺牲。革命，还能轻轻松松?造反，还能一帆风顺?我们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造反精神不可丢!割掉我们的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砍掉脑袋也不过碗口大个疤!过去，我们连国民党的大刀水龙也不怕，今天，难道还怕你们小小围攻和恐吓吗?!过去，我们连杀头坐牢都不怕，今天难道还怕你们扣什么“反革命”、“反党分子”等等帽子吗?!

老实告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爷们，我们工人造你们的反是造定了!这个反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出来的。我们既然起来造反了，这场造反仗打多久，打到什么地步，就由不得你们了!反正，不获全胜我们决不收兵!

全市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小将、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集中火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彻底铲除其流毒，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对世界革命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上海工人造反队全体队员向您宣誓:我们对您永远赤胆忠心，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革命需要我们流血，我们决不皱眉，革命需要我们献出生命，我们决不后退!我们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干净、彻底地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使人民江山永不变色!

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的战斗武器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行动纲领是十六条。

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是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彻底清除其恶劣影响。斗垮、斗臭、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

《宣言》基本观点全部符合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提法在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里有明确提出，而“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等说法，也在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有明确提出;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实际也已明确指出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10月初，《红旗》杂志第13期正式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4日，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及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正式会议是10月9日至28日)，主题就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曾提出“五不怕”，全国人民都知道，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王力的《反思录》中也说到了主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心: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讲:“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而早在8月1日，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就说:“„„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毛主席还肯定了聂元梓等人贴北大党委的大字报，称赞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文献和毛主席的指示可清楚地看出，“工总司”的《宣言》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不是任何个人、作者的创作发明。《宣言》中提出的纲领、目的、斗争的方向都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相一致。《宣言》的字字句句，都蕴含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诚。《宣言》中热爱领袖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是溢于言表的，尽管用词比较激烈，也无非是在表达对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坚定决心而已。文革之后的专案组将《宣言》作为反革命证据来追究，于情、于理、于事实都说不过去，更经不起历史检验。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指出的:“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选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真理向前多跨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

如果对历史背景不了解导致对《宣言》的理解出现偏差，还情有可原，但故意隐瞒、割裂、歪曲这段历史背景来审视这份《宣言》，就是大逆不道了。特别是有的人说，“我们要夺权”这句话肯定是“要夺共产党的权”、“夺人民政府的权”，所以这份《宣言》无疑是“反革命宣言”，是“造共产党的反”。1976年后对我们审查时，《宣言》这件事正是以“反革命宣言”来追究的。只要稍稍想想就会明白，在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号召，没有中共中央多次下发文件，运动也不可能那样开展。后来某些原中央负责人讲当时自己的一些言行都是“违心”的，可笑!中共中央红头文件都标明是中共中央通过的，下面广大干部群众从文件的字里行间怎么能看出哪些人反对，哪些人保留，哪些人弃权?即使有人违心，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群众只知道中共中央文件就是党中央的号召!只有那些没有政治道德，企图逃避责任的人才去讲“违心”论调，如果文革胜利了，他们又会说“当时我也同意的”。政治投机分子!

言归正传。开会前“红反会”红卫兵还帮助起草、油印、张贴了《海报》。全文如下:

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声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高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

由于历史形成的传统思维等原因，大家对上海市委批归批，心底里还是相信的，还是将上海市委看作党的领导，希望市委能参加我们的大会，讲几句公道话，制止下面迫害革命群众，压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希望市委能承认“工总司”。这是当时大家的真实思想。

但是，到哪里去请?延安西路33号仅是市委的办事机构。还是红卫兵活动能力强，他们知道在康平路有个书记处(俗称“康办”)，市委一些负责人在那边，就帮我们去请。在开会前听说请到了曹荻秋，他同意参加大会，大家都很高兴，也放心了。

第四章 “安亭事件”缘何起 上海市委耍心计

一、“工总司”成立，上海市委不认可

经过紧张的准备，1966年11月9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那是上海最大的室内会场，可容纳近二万名群众。原来估计几千人参加，可是当天12点不到竟足足来了两万多人，走道里、八个门口都站满了人。红卫兵的组织效力很高，借会场、拉音响、挂会标、拉横幅、贴标语，搞得十分隆重周全。

大会原定12点开始。但由于曹荻秋迟迟没来，红卫兵帮助找寻未果，因此拖到下午两点钟王洪文才宣布成立大会正式开始。潘国平宣读了“工总司”《宣言》。还没念完，台左面冲上一个20多岁的女青年，说“潘国平是政治扒手”，讲潘国平根本不是工人，而是首都红卫兵，曾看到过他在街上参加大辩论，臂上戴红卫兵袖章，所以大会是北京红卫兵操纵的。此时出现一阵骚乱，有百余人冲到台上，抢话筒。又有人揭发潘国平是黑五类(家庭出身或本人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反革命、右派的，被统称为“地富反坏右”或“黑五类”)。潘国平的单位玻璃机械厂也冲上来许多人反驳，证明潘是工人，不是首都红卫兵，是复员军人，不是黑五类。顿时台上一片混乱。在危急时刻，我组织了十几个人将王洪文围在当中，使他能拿着话筒讲话。这时台下冲上来一个高个子(他是上海基础公司的工人张宝林，说一口天津话)，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口号没人不服，也没人敢不跟，台上台下一片呼应，这才使现场秩序稳定下来。

王洪文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正式成立后，按计划有十几个人发言控诉上海市委。铁路装卸机械厂的蒋周法在控诉受迫害情况时泣不成声，只好由该厂谢鹏飞补充揭发。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揭发上海市委搞假标兵“红雷小组”。在十七棉控诉市委工作队镇压群众后，台上又有人捣乱，其余的发言没能继续下去。会议大约开了两个多小时。中间我的老胃病又犯了，疼得厉害，天下着小雨，我仅穿着工作服，又冷又疼，就到后台休息了一会儿。

其实参加大会的不仅仅是造反派，还有许多在单位里跟着党委围攻群众的保守派。不少干部也来参加，摸摸动向，甚至工作队也有人参加。上海最早的红卫兵保守组织“上海红卫兵总部”也派不少人来参加。会场上多次出现骚乱，同这些人预谋破坏有直接关系。会议其间曹荻秋一直没找到。不知从哪儿请来了张文豹，据说是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大家要他讲话，他说我不能代表市委，也不能表态。一听这话，台下哄起来，叫他滚下去!

此时上海“炮司”红卫兵江必雄向王洪文提出，上海市委没个态度，人不能散，应该到市委请愿去。主席团的成员也都认为就这样散掉，回去肯定要受迫害。王洪文便用话筒讲:“曹荻秋原来同意来参加大会的，到现在还没来。市委既然不肯表态，大会主席团决定，全体与会者集体去市委请愿。大家不要散，听从指挥。”于是队伍浩浩荡荡向延安西路33号上海市委进发了。

由于天冷，又下着细雨，还是有许多人散掉了，剩下2000多人冒雨站在市委大楼前，要求曹荻秋接见。一直等到晚上6点多，曹还没有出来。这时大喇叭说曹荻秋在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接见大家，于是队伍又涌向中苏友好大厦。这时队伍就较乱了，不成队形，主席团的成员也被冲散了。到了中苏友好大厦，队伍大约只剩1000多人，咖啡厅门也没开，就等在外面。后来据说市总工会的张琪来了——我没见到——又传来曹荻秋的“三不”指示，即“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叶注:曹的“三不”应是‚安亭事件”后才被披露出来的。】这样一来队伍被激怒了，我看到一个红卫兵手里拿着一只电喇叭大声呼叫:“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控诉上海市委!”大家一下子都呼应起来，队伍开始自发地涌向火车站，看不出谁带队，完全没队形，一窝蜂似的。我因为胃疼难忍，没跟着去，而是回到厂里医务室配了些止疼片。

第三天，即11月11日，身体稍好些了，我到巨鹿路总部，只见到范佐栋。他告诉我，队伍到了北站后，开始同意发车去北京，但是先发的一列车到了南京被扣下，第二列还没出上海就被扣在安亭站叉道的一个煤场里。北站还有几百人，不派车了，他们就步行去安亭，同被困在那里的人会合。等于队伍被分为三段，彼此又联系不上。我说我马上去安亭看看，范佐栋叫我顺便带几捆《宣言》去。我来到外贸系统，一个姓全的同志帮我叫了辆汽车去了安亭——此时已是11日傍晚了。

到安亭后，现场非常乱，几个总部(主席团)的人一个也找不到。火车被锁在装卸煤的叉道里，许多人就躺在车厢里，有的站在外面煤场上，还有许多工厂企业领导组织的保守派来动员大家回去，市委也派了人来发传单。大家东一堆西一堆地辩论。市委派人送来面包，多数人都拒绝了，有些厂里造反派送来馒头稀饭，大家抢着吃。有的人在车厢里又饿又闷，都昏倒了。

我找不到王洪文、潘国平等主席团的人，就和我自己厂里的100多人在一节车厢里等。

听说华东局书记韩哲一来过安亭，并表示同意派特快列车送大家去北京，还对大家受的委屈表示道歉。许多人非常激动，还要求韩哲一签名留念，他写下了“祝大家北上成功”。不料当天晚上就有人发传单，内容是陈伯达的电报，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动员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当时有一篇社论就叫《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来大家思想又乱了，红卫兵、工人和派来宣传电报的人员展开了大辩论，认为这是上海市委搞出来的，是假的，是大阴谋！（后来知道确实是真的。)电报提到中央文革将派张春桥到上海来解决问题。陈伯达毕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一时真真假假，现场的群众也搞不清楚。但有一点大家观点是一致的，即事已至此，这样回去绝对是不行的，反正中央文革要派副组长张春桥来上海，等他来了再说。所以尽管上海市委派了大批干部和保守派来动员，还有陈伯达电报的权威，但回去的寥寥无几。同时从市里陆续来安亭参加斗争的也不少，在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时我看到的只有千余人，到安亭的已近2000人了。

二、“安亭事件”之辩

“安亭事件”过去了几十年，官方和主流媒体及众多的出版物关于“卧轨”一事的说法，依据我的亲身经历，绝对是是根据政治需要编出来的!

当然，我们首先要明确，在安亭拦车确有其事，即648次列车。但怎么拦的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是11日傍晚才到的安亭的，当时648次列车已不在那里了。到现场后，我们厂里的几十个人对我讲述了他们向车上旅客塞传单，希望他们了解上海工人受压制的情况等。

叶永烈说列车被拦了两个小时，而且“一千多人要挤上列车，列车长没同意”，但他连被拦的起始时间也说不出来。实际上，拦停的时间绝对是20多分钟，不会超出半小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也绝对没有1000多人要挤上车的事情。

后来又冒出一个阻拦上海去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的说法，似乎有两趟列车被栏，并大做14次特快列车的文章，官方定调，媒体造势，叶永烈之流跟进，各种“纪实”层出不穷，沸沸扬扬。种种说法，像是真的，仔细一看又矛盾百出。

官方背景的周克、李成吾等编写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说，看到陈伯达来的电报，“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等人大为恐慌，他们急忙煽动了几百人，从车上跳下来卧轨，企图堵塞交通大动脉，要挟中央，胁迫上海市委满足他们的要求。中午又把上海去北京的第14次特别快车拦了下来„„该线从11月10日上午9点20分起，共被迫中断了31小时34分”。王年一的《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编撰)中都是这么讲的。之后大量见诸报端的宣传基本都是统一调子。而叶永烈在《王洪文传》中的描述是:“11月10日中午12点02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骤然刹住„„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放行14次列车，沪宁大动脉被切断20小时零21分之后，在11月11日上午8点30分，14次特快终于转动了车轮。”至于为什么拦14次列车，叶永烈含糊其辞，没有交代。

请注意，这里存在几个明显的矛盾:

1.《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和叶永烈的说法虽然都精确到分，但是要相差11小时13分钟，究竟谁在作假说谎?

2.《史话》以后的相关文字，包括比较严肃的王年一等的著作、文章，都一致讲14次特快列车被拦31小时34分钟，但依据不一，含糊不清。《史话》说有上海铁路局的调度记录，但并非原始记录。《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引述了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1979年12月8日写的《关于“安亭事件”中断行车的情况》，其中说:“1966年11月10日凌晨，自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伙，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开车不久，接到上级指示:应就地解决问题，不能进京。于是由铁路领导决定将602次列车扣在安亭站。602次列车上的人员则卧轨拦车，甚至连乘有外宾的14次沪京特别快车也不让通过。这样，就将列车拦阻在安亭，造成了沪宁线行车中断。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月11日下午16时54分止，共中断行车31小时34分。”

原来如此，《史话》及大量官方媒体共中断31小时34分的说法，原来出自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事隔13年后写的一份报告。他们为什么不像陈伯达一样，注明是调度所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9年写的报告呢?上海人都知道:上海市委一手扶植起来针对党中央、毛主席肯定和支持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最大保守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其主要负责人王玉玺正是这个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负责人。整个调度所人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参加了“赤卫队”。在上海“康平路事件”中，共有数万人包围冲击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冲击张春桥家里，当时王玉玺将调度所人员全集中到康平路，造成铁路失去调度，全线中断，几万名旅客滞留。接着王玉玺又私调列车，将大批“赤卫队”人员送上北京，给中央施压。论给全国铁路造成的损失，“安亭事件”比之真乃小巫见大巫了!所以周总理当时直接下令逮捕了王玉玺。这样一个调度所事隔13年搞的所谓记录，可信吗?

3.按调度所的这个报告，铁路受阻31小时34分，是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日下午4时14分。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华东局书记韩哲一是11日上午10时之后去的安亭车站，应该能看到14次列车被拦在安亭车站，为什么韩哲一并没有看到有14次列车呢?

还是叶永烈聪明，他感到这么编存在这个漏洞，就试图弥补，将14次列车说成是11日上午8点33分被放行了，被拦时间从31小时34分缩短为20小时21分，足足少了11小时13分。但这么说依据何在，王洪文为什么要放行14次列车?叶永烈耍滑头闭口不谈。叶永烈称:“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列车。”他自以为弥补了传统说法的大漏洞，但是这样一编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叶说王洪文之所以拦14次列车，是为向市委施加压力，既然如此，市委领导亲自来安亭，让他看看14次列车被拦在安亭，不是施加压力的好机会吗?为什么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反而放行呢?

值得一提的是叶永烈的这段奇文:“‘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我不知道一辆列车可不可能再挂一列车，动力够不够，但就王洪文一看表就知道14次特别快车马上就要到安亭车站，就太神奇了。铁路行家也未必能这么精确地知道铁路运行时刻表，何况安亭是小站，14次特快根本不停的，纺织工人王洪文如何能知道什么时候到?

4.按《史话》所说，王洪文看到陈伯达电报后惊慌失措，和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商议煽动几百人去卧轨阻拦14次列车。这是一个大漏洞。《史话》说拦14次特快车是10日上午9时20分，而陈伯达电报是11日中午发出的，到安亭已是11日晚上，王洪文怎么会看到陈伯达电报十分惊慌而拦车?而且卧轨拦车根本不可能，14次特快在安亭小站根本不停，全速前进，卧轨等于自杀，还不用管，谁会这么笨?还是叶永烈聪明，他在《王洪文传》里说:“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不是‘卧轨拦车’!”他讲，拦的并不是14次车而是648次列车，车是怎么停的没说。我们想象一下，既然车都停下来了，为什么还要卧轨?只需控制车头就可以了呀。谎言总是难圆其说。

还有，按《史话》的说法，拦车的时间是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当时我根本不在安亭，我到安亭是11日傍晚，到了以后根本就没找到王洪文，张宝林就更不必说了。我只是普通队员，参加安亭事件的许多群众都不认识我，怎么可能和王洪文、潘国平、张宝林一起研究决定动员几百人去卧轨拦车?这不是天方夜谭嘛!实际情况是，我到安亭后根本就没看见过14次特快列车。

5.如此重大的事件，几十年了，无论北京的特别法庭或上海中级法院法庭，还是一些媒体的“纪实”作品，追查多年，都没能提出有效的证据，更别说证据链了。14次特快车上的司机、列车长、众多的列车员，参加“卧轨”的那“几百人”，甚至当时乘坐这趟列车的大量旅客中，竟没有一个出来描述当时拦车的情况!当年“四人帮”被抓后，能提供这方面证据的人可获得很大政治利益，甚至会有人编造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揭发”，所以要真有卧轨拦车的事实，取证是十分容易的。而几十年来，我们看到的尽是叶永烈这样根本没参加过“安亭事件”人的胡编乱造。

从这些材料来看，所谓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一伙阻拦14次特快列车事件，是否真有其事，实在存在很大疑问。更明确地说，我是“工总司”负责人之一，是直接参加“安亭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都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可见这件历史大悬案子虚乌有，是别有用心者嫁祸于人!

“安亭事件”中有没有列车被阻的事呢?有。那是在11月10日或11日，在我到安亭之前，被阻的列车是648次，时间是20几分钟，绝对不超过半小时。我们厂在安亭的几十个队员对我讲了这件事，还说向旅客发了许多传单，希望他们将上海的文革情况告诉全国。车怎么停的我不清楚，按叶永烈所说，是有人挥着红旗，有人挥着衣服，司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停了下来。这个说法似乎接近事实。

把648次列车变成14次特快列车，把司机误以为发生什么事停车变成卧轨拦车，把群众自发挥舞红旗变成王洪文等人策划拦车，把交通受阻半小时变成31个多小时，后果严重„„混淆了视听。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引用了1980年6月5日王洪文被讯问时的回答:“我虽不主张他们拦火车，也做了工作，但主要责任是我，因为我是头。”接着陈伯达说:“传说王洪文不仅卧轨，还带头，这可能不符事实。”从王洪文“供词”可以看出，他没有组织而且反对拦火车，也没说拦的是648次列车还是14次特快列车。王洪文这个供词被《史话》引用，却用来证明他阻拦了14次特快列车!精明的叶永烈则没引王洪文这段供词。

所以，我认为必须厘清、辩明两种不同性质的拦车。说起来，这样混淆视听、制造新闻嫁祸于人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出现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人制造的“皇姑屯事件”、德国的国会大厦纵火案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阴谋。安亭“拦车”的事实究竟如何，我相信历史会做出结论，后代会比我们聪明。【叶注:关于“安亭事件”中拦停14次列车和铁路运输中断时间的问题，有各种不同说法，除黄文列举的叶永烈等人所述和黄本人推测外，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中对此有较详描述，我写的‚读《革命造反年代》有感‛第一部分中也对此有评说。现摘录该文内容于后，供参考。

......关于“安亭事件”中，第十四次列车被拦停的时间，“年代”书中引用了“官方的数字”，但我对此是深有疑问的(也多次向作者表示过)，在这里简要的讲一下我的疑问。

①我在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得知“工总司”队伍北上的列车已停在安亭后，即赶去安亭车站。在安亭车站，我看到只有一列车停在叉道上，大批北上的群众在列车边，周围(包括远处，因是平地，可以看得很远)并无其他车。而且我在车站还遇见我单位派到安亭劝说本单位职工回去的干部，交谈中他们也没讲过有其他列车停在这里。我在当时听北上群众讲到的情况是:有人先后拦了二次列车，第一次是列慢车，车停不久就开走了，笫二次是拦了十四次车，有人要搭车去北京报讯，停了稍长一点时间也开走了。所以我午后到安亭时就没看到有十四次车在。

②从“年代”中的描述可知道，十四次车被拦停后，上海铁路分局的一位副局长和秘书(后为“赤卫队”顾问)曾走到该列车边去做拦车人工作，让他们放行，但没成功，就回去了。这就引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位主管副局长对一列满载旅客(当时列车都是大大超员的)的列车被拦停在车站，就这样不闻不管了吗?因为从没听到过铁路分局、路局、市委、华东局对这列车上的那么多旅客有什么救援行为(对“工总司”北上的群众，市委、铁路还组织力量送吃的喝的)。同样的，也从没听说十四次列车上的乘务人员和旅客有什么行动(比如到车站打电话求救，与拦车人员发生矛盾、争吵等)。一列车起码上千人，被拦停超过二十四小时，大家就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车上等开车，可能吗?再说华东局韩哲一和一位上海副市长在十日晚上赶到安亭车站，与“工总司”的潘国平等人谈判，奇怪的是竟然没有讲到十四次车的事。既然华东局和市委是以十四次车被拦停向中央急报沪宁线交通中断，要求中央派人来处理的，这么一件大事全是围绕十四次车的，怎么反而没一级组织和有关人员去关心一下这列车呢?

③最使我不解的还是在文革结束后，大规模地揭批“四人帮”罪行时，怎么从没看到、也没听说过有当时被拦停的十四次列车上的司机、乘警、乘务人员出来揭发此事，讲讲他们当时遭遇，这可是王洪文和“工总司”破坏交通运输最直接、最过硬的铁证了。还有在审判“四人帮”时，也包括对我们审查和审判时，都没有这方面的人证、书证，甚至也没有拿出(据说是有的)“调度记录”为证。我为此曾询问“年代”作者，据她讲:曾多次调查寻找过这方面的材料，但都无果。现有的材料，最早出现在铁路分局调度室人员写的2份传单中。她也曾问过调度室和铁路“赤卫队”的重要成员，他们讲传单是有“调度记录”为依据的，是可靠的数字。现在书中引用的就是以此为据的。但我对此还是因上述各点存疑，甚至推断:“调度记录”是可能写有停止交通时间数字的，但停交通的原因是否只有十四次车被拦一个因素?有否可能借十四次车被拦停之机，在急报中央后，即使车已开走，也不再发后车了。之所以这样推断，还因为当时十四次车何时、何方通知发车的，也从没见过有相关资料出现过。既然张春桥还没来，北上群众仍在，“安亭事件”还没解决，车又怎么会开走的呢?(当时的车站与火车头司机又没有无线通讯设备，必须人工告知。)......】

三、张春桥妥协，“安亭事件”解决

11月11日晚上张春桥就到了安亭，但我在车厢里，一点也不知道。据说张春桥找到了王洪文和从南京赶回的潘国平，还有首都、上海的红卫兵包炮、江必雄等人，在安亭无线电专用机械厂谈判，但具体情况我因为没参加，不了解。只知道在谈判的时候，张春桥磨了一个晚上，一直到第二天天亮基本上没有松口，对于“安亭事件”是不是革命行动一直没有表态。

张春桥很老练的，派他来就是要把我们动员回去。12日上午，天下着蒙蒙细雨，张春桥站在一辆大卡车上，车上还架着一只大喇叭，旁边站着王洪文(这时我才见到王洪文)、潘国平和一些红卫兵，簇拥着他来到煤场同大家见面。煤场上的群众一下子就将卡车围得水泄不通。几天受冻挨饿，大家情绪都比较激动，看到张春桥后面有人给他撑伞，有人大叫“把伞拿掉”，张春桥只好叫后面的人把伞拿掉，和大家一样受淋——幸亏那天只是蒙蒙细雨。这时现场乱极了，许多人爬上引擎盖、轮罩，纷纷控告上海市委和工作组压制迫害群众的情况。有个女工因为过于激动，竟晕倒在车旁。这样的揭发控诉一直持续到下午一两点钟，足足五六个小时，没任何人组织，没任何准备，全部是自发的，场面非常感人。张春桥一直站在卡车上，听了五六个小时。

这时有红卫兵提出要张春桥表态，大家立即响应。张春桥在大家的呼喊声中讲了话，大意是:我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做大家工作的，听了大家的揭发、控诉、发言，我触动很大。你们受到上海市委的迫害，我非常同情。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我一定回去向中央文革汇报。你们大家的行动是上海市委逼出来的。刚才和你们“工总司”的几个负责人谈了很多，他们也提出了许多要求。我这次来上海就是来解决问题的，我一到上海和市委都没碰头就直接来到了安亭。你们的一些意见和要求，我回去要同市委很好地研究，你们的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回北京。希望大家先回去，回市区解决问题。

张春桥的话虽然并没有解决一点实质问题——在那种情况、那种场合下也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但至少对大家表示同情，说他受到了感动，承认大家是被市委逼出来的，承认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表示不解决问题就不回北京。部分人认可他的话，也有部分红卫兵和工人认为张春桥不可靠，什么问题也没解决，骂他是骗子，想把大家骗回去。有大约500多工人坚持步行到北京去。这时王洪文表示同意回去，也没同我们商量就带着他们厂100多人回去了。问题是还有1000多群众怎么办?大家对王洪文这样做非常不满。

我当时认为张春桥有这么个态度，我们也应该回去了，留在这里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不能直接回单位，因为大部分单位来的仅有几个、十几个人，回去肯定要受到迫害。我向张春桥提出:“回去可以，但不能回单位，我们集中到文化广场，等你来解决问题后再回单位。”张春桥同意了，并同意调来十几辆大巴(公交车)接大家回去。

张春桥一走，潘国平等人都跟着跑了，总部的人现场一个也看不见了。而坚持步行北上的几百人做了工作也不听，大家基本都不认识我。不过这里面有我们三十一棉的80多人，我就叫我们厂的程琳负责带好这支队伍，待上海这边问题解决了，我会及时告诉他们立即回来。

车子来了，我带领着1000多人冒雨回到文化广场时，已是晚上7点多钟了。外面很乱，大家又饿又冷，又怕保守派冲击。总部在现场的就我一个人，没人商量，我就用麦克风叫复员军人上台，用白纸裁成方块，正面写上“纠察”二字，反面我签上名字，组织临时纠察队，将八个入口全关闭，只留永嘉路八号门(后台)，加强守卫。上海凤凰自行车厂的复员军人稽同喜给我印象最深，个子高，喉咙也响，叫他负责纠察队。到深夜，我又叫共青团员上台，要他们去市委接待站搞点吃的来，并派人去巨鹿路总部找王洪文、潘国平，准备第二天同张春桥谈判。

13日下午两点半左右，纠察队报告张春桥来了。我出去迎接，只见张春桥、徐景贤和张的秘书何秀文三个人乘一辆车从八号门进来了。这时王洪文、潘国平还一个都没找到，急死人。

叶永烈在《王洪文传》里绘声绘色地说道:“王洪文挂通了张春桥的电话。他没有完成张春桥的使命，从电话耳机中传出的声音听得出，张春桥很不高兴。但是，当王洪文问张春桥，原定下午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造反队员见面，是否如期举行，张春桥以非常坚决的口气说道:‘照样举行，我当众签字，答应你们的五项要求!’”又说:“当张春桥的轿车终于出现在上海陕西南路，站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的王洪文，这才松了一口气。”这完全是胡编乱造。在安亭，我和王洪文一句话都没说上，我带人去文化广场是我临时决定的，王洪文怎么知道有1000多人在文化广场?张春桥刚来上海，在哪办公都不知道，王洪文和他怎么就直通电话了?陕西路是南北向，八号门在东西向街边，互相根本看不见，王洪文怎么能看见张春桥的轿车“出现在陕西南路”?说张同意“当众签字”，签什么字?后来签的五条是13日下午争争吵吵几个小时才定下来的，张春桥还没谈判何来当众签字?说王洪文“站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事实是直到在文化广场争论五条内容时，王洪文还没找到。这么胡说八道，算个什么“严谨”作家!

我们从安亭回到文化广场时，我和张春桥都没说哪一天来解决问题，谁知他第二天就来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见张春桥他们三人来了，我就把他们安排在后台西边第一间小屋里休息一下，并派纠察队员保卫。但当时北京和上海的红卫兵也挤了进来，他们一点面子都不给，冲着张春桥指责他是骗子，是来上海镇压工人运动的，而且口带“他妈的”脏话，搞得三人很尴尬。我也很尴尬，不管怎么说，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而且主动来文化广场，说明还是有解决问题诚意的，于是我叫纠察队将几位红卫兵动员到外面去。

直至下午3点多，潘国平才和一批首都和上海“炮司”红卫兵来了，张春桥他们休息的房间太小，就移至西端一间大化妆间去谈，这时仍不见王洪文的踪影。因为许多人都要挤进去，现场很乱，于是几个红卫兵把着门口，连我都拦在了外面。反正有潘国平在，我也就不进去了。

里面谈判条件，七嘴八舌，争得很激烈，也很乱，好在最终达成了五条一致意见。五条意见并非“工总司”总部讨论拟定的，只是潘国平和几个红卫兵现场议定的，约下午5点张春桥签字同意。当时我也不知道具体内容，人很多、很乱，问也不便。谈判结束，我见到里面出来的人中有王洪文，他什么时候进去的没注意。我向张春桥提出是否到台前去见见大家，给讲几句话，大家已等了一天一夜了，张同意了。我到台上拉好话筒对大家说:“同志们，春桥同志来看望大家来啦。”全场的人饥饿疲劳都忘了，顿时轰动起来。

首先由潘国平念了“五条”的内容: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组织。

二、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及被迫赴北京控告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情况选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同意 张春桥(签字)

张春桥在台上讲了话，大意是:

同志们，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刚才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

头一个问题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我认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11月9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告，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是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

第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来，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申明:市委昨天已发出通知，你们回去不应受到打击和责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就是错误的。你们可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但是我不能保证你们回去不被围攻，我觉得凡是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第四，要曹荻秋同志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当你们是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理讲理，曹荻秋同志检查一次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第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传统，不要像有些组织，要汽车，要录音机、照相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大会后，我还要找工人了解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厂遇到什么问题，你们是如何解决革命同生产的关系的，以及曹荻秋的检查和下一次会议的准备。

希望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200万工人，是有光荣传统的，一向最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走到全国前面!

听了张春桥的讲话，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之后，在文化广场的众人回到各自单位。

四、耿金章组织“二兵团”另立门户

此时尚有500多造反派正在步行进京途中。第二天，即11月14日，我从厂里搞了一辆小货车，向苏州方向赶去，到近苏州处赶上了他们。我找到我们厂的程琳和强玉林，才得知在昆山中学，耿金章、周宝林、孙玉喜等人搞了一次“政变”，因耿是党员，队伍改由水泥造纸厂的耿金章负责，将我指派带队的程琳搞了下去，只作为负责人之一。耿金章又搞了个“尖刀班”担任保卫工作。强玉林告诉我，王洪文也曾赶到昆山中学，告诉他们张春桥已签了五条的事，并劝大家回去。这些人本来就对王洪文在安亭将十七棉的100多人拉回去不满，认为这五条是伪造的，加上互相不太认识，都不买账，“尖刀班”几个人还把王洪文打了一顿，脸都打肿了，强玉林发现后才制止住的。王洪文无奈地说，你们不听，一切后果你们自负，便回去了。

我和大家一起到了苏州。为了不让我讲五条的事，动摇军心，耿金章将我软禁在一家浴室里。为了防止我受到王洪文那样的遭遇，强玉林等做了准备，保证我的安全。因为500人中我们厂就占80多人，“尖刀班”里不少也是我们厂的，故耿金章没敢对我怎么样，还买来大饼给我吃。这是我第一次见耿金章，感到此人蛮横且有野心，明知我是代表总部来的，而且为他们好，也敢如此犯混，难怪王洪文遭打。

15日，我们厂里的人告诉我，昨晚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也到了苏州，今天晚上在苏州铁路中学开大会同大家见面。当晚我也参加了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我这时才知道14日晚上耿金章和张春桥已经谈判过了，又提出五项要求，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都签字同意了。这五条的基本内容和文化广场签的五条差不多，全文如下:

五项要求

(1966年11月15日、苏州)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向张春桥同志，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提出以下五项要求:

1.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自11月9日以来，特别是要到北京去控诉上海市委贯彻执行的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是革命的。并立即领发盖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公章的袖章。

2.绝对保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每个人员的政治、人身安全，经济保障。

3.要曹荻秋检查，亲自把我们领回上海，并用公共大轿车送回家去。

4.要开动除广播电台、报纸以外的其他宣传机器对前阶段谣言进行辟谣，不许再出现恶劣攻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谣言，否则概列非法之行。5.对这次北上控告上海市委彻底执行的一条资产阶级路线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完全由上海市委、华东局负责。

张春桥 韩哲一 曹荻秋(签字)

但对这个五条我很有看法，当时就在主席台上向张春桥提出:“上海就一个‘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而且已经签了五条。耿金章这个人我们认都不认识，怎么也代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谈判，还再提五条?”张春桥对我说:“反正都是‘工总司’的，内容基本上也差不多。现在重要的是先把大家动员回去。”我一想，字都签好了，也没什么可说了。

11月18日，市委派十几辆大客车来接我们，到上海时已是傍晚，大家在红都大戏院下车后要回各自单位。我对大家说:“市委已发了文件下去，你们回去不会受到迫害、刁难，大家放心。”耿金章这时提出就这样散了不行，要大家留下通讯地址和电话，以便以后互相联系。我认为没必要，有什么事直接与总部联系就行。但耿坚持要搞个通讯录，我就叫程琳、强玉林将我们厂的80多人领回厂里，我也跟着走了。这么一来，我更感到耿金章这个人有野心，想趁机拉山头了。

此后，耿金章就是在这400多人的基础上，未经“工总司”同意，就擅自

拉出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二兵团”(简称“二兵团”)。基层造反派认为参加“二兵团”就是参加了“工总司”造反队，故“二兵团”发展很快。耿金章为扩充势力，就在“工总司”已成立各区联络站的情况下，也在各区设立指挥部、联络站，还在有些单位里把“工总司“造反队的对立组织拉进“二兵团“，使这些单位出现两个造反队，一个“工总司”造反队，一个“二兵团”造反队，造成基层群众斗群众的状况。最典型的是叶永烈所谓的大武斗“斜桥事件”。当然，事实与叶永烈描述的大相径庭。

1967年1月31日凌晨，“二兵团”常委方建华带60余人去砸“工总司”南市区总指挥部(“南总”)。在部队和群众协助下，肇事者七个人被扭送南市区公安分局。2月1日，耿金章又调人去冲击南市分局并抢走被扣的几个人。接着，“二兵团”头头范成万带着六卡车人再次冲击“工总司”“南总”，并将“南总”负责人袁根林等十几个人抓去。得知情况后，王洪文、潘国平、王腓利和我去了“二兵团”，责令他们放人，将人救了回来。

而叶永烈为了编造一起上海重大武斗事件，在《王洪文传》中有几段颇显“文学才能”和造谣天赋的描述。请看:

叶永烈在描述事件的起因时说:“‘斜桥事件’的导火线，是‘二兵团’常委方建华。那天，耿金章派他到南市区执行‘公务’，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去了。”“工总司”在南市区根本没有联络站，只有一个“南市区总指挥部”，这点叶都没搞清楚!说方建华执行公务，什么“公务”?去砸“南总”是公务?被扭送南市公安分局，怎么成被“工总司”抓了?

叶永烈又写道:“耿金章派了十几个人，坐着卡车，前往斜桥。一去没音讯。又派一批，又是一去无回音。再派一批，还是泥牛入海，沓无音讯。三批人马，五六十个人，全都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了起来!”这纯属胡诌!去了三批人没错，实际是怎么样的呢?第一批是方建华带人去砸“南总”，被群众扭送进公安分局;第二批是去围攻南市公安分局抢走方建华等七人;第三批，范成万带六卡车人砸“南总”，将“南总”负责人袁根林等十几个常委绑架去，并使他们受到非人待遇，关了几天。叶永烈隐瞒了这个事实，毫无根据地来了几个“音讯全无”!

接下来的内容更离奇:“耿金章大怒，调集十万之众，前往斜桥。这十万人，主力当然是‘二兵团’，也有‘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前来支援的工人，由‘一兵团’的戴祖祥担任‘总指挥’……而且还准备调三万人马砸掉张春桥的家，把王洪文连同他的后台一锅端掉。在十万人马面前，‘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当然不堪一击。但是‘工总司’的大批人马潮水般涌向斜桥，要对‘二兵团’来个反包围。”因为“王洪文与耿金章在斜桥激战，爆发了‘斜桥事件’”。

事实是，这天“二兵团”就调了六卡车人，算足了不过400人，“南总”人员知道情况后自发赶来的，加上周围看热闹的群众，总共也只有3000人左右，否则袁根林等十几个“南总”常委怎么可能被二兵团绑走?在这件事中，“工总司”没调过一兵一卒，只是袁根林等人被抓后，总部派戴立清带了几个人去现场了解情况，就几个人，也没出现互相打斗的情况。

何况，“二兵团”报复“南总”要调十万人吗?按叶永烈的说法，还有其他兵团支持，那就得十几万了。“南总”就是几间办公室，几个人办公，谁都可以进出，既没工事也没有重兵守卫，值得调十几万人马去吗?天方夜谭!戴祖祥(“一兵团”负责人)现在还健在，我特意去闵行找了他，问及此事，他十分气愤，指出叶永烈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一兵团”从未调过人，也从来没听说有指挥部，他怎么成总指挥了?至于耿金章准备调三万人砸张春桥家更是荒诞无稽!如果真有此事，叶永烈自己说过张春桥一个电话耿金章就把队伍撤掉了，不是抽自己耳光吗?

众所周知，耿金章搞的“二兵团”之所以发展那么快，也是张春桥一手纵容的结果。“安亭事件”他签了五条，这个确实没有经过中央讨论，也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市委更是全部反对。他对毛主席的思路有了解，掌握着一些规律，也不是冒然就签的字。他的手腕很厉害，从安亭回来以后，很明显地扶植了“二兵团”。“二兵团”本来算是我们下面的组织，但市委在物质上大力支持，发展得比我们还要快。他就是利用“二兵团”来钳制我们。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耿金章心里更清楚。耿金章许多事情都直接找张春桥解决，“二兵团”获的的物质支持比“工总司”还多，发袖章又多又快——那时谁发的袖章多，谁的队伍就发展更快。况且“二兵团”的袖章都以“工总司”的名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二兵团”——许多参加“二兵团”的单位一直认为参加的是“工总司”造反队。我明显看出，张春桥跟“工总司”王洪文见面没几天，不甚了解，树一个“二兵团”是为分而治之，以此制约“工总司”和王洪文，反过来也可制约“二兵团”耿金章。对此，我曾多次提醒王洪文。实际上王洪文心里也清楚，碍于张春桥的地位，也无可奈何。

耿金章之所以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二兵团”旗号，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工总司”北上返沪“一兵团”。这部分人11月10日乘从上海发出的626次列车，半路上被扣在南京，由戴祖祥带领，继续步行北上至六合，11月21日由潘国平领了回来。(叶永烈胡说周宝林是“一兵团”的头头，张春桥用轿车请他，派他去南京将戴祖祥他们领回来的。实际上，周宝林从来没有当过“一兵团”头头，我也问过戴祖祥，他说那时还从未见过周宝林，他们是潘国平从南京六合领回来的。)“一兵团”没得到张春桥支持，也没有什么大的独立活动，在上海影响不大。

五、“工总司”站稳脚跟

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之初，上海市委曾下发过两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安亭事件”发生后，我们已同意回上海解决问题时发的通知，内容如下:

本市有些工厂的部分工人要求去北京，列车到达安亭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到安亭，说服他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他们已经同意回来，市委要求你们在他们回厂的时候。

一、对他们听党的话，回厂同广大职工一道抓革命促生产的行动表示欢迎。

二、对他们不要指责，不要同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

三、他们这次离厂期间，工资照发，下不为例。

中共上海市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二个是11月20日(沪委66)第116号文件，内容如下:

现将张春桥同志十一月十三日签署‚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五项要求和曹荻秋、韩哲一同志签署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印发，市委同意上述要求，各级党组织、行政组织务必贯彻执行。

此件应在各工矿公布

中共上海市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并签了两个“五条“，在当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事后，张春桥多次对我们讲:“在上海市委书记处没人支持我，我是独自一人。中央文革派我来，没打算答应什么签字，主要是动员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保证交通运输畅通。在安亭谈判时没打算答应什么条件。后来在安亭听了那么多人控诉，感到非常同情，觉得原来大家想法没那么复杂。但是当场要我表示是不是革命行动，‘工总司’是不是革命组织，我还是下不了决心，没明确表态。直到13日在文化广场，我才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事情的关键所在。我明确表态，对‘安亭事件’表示了明确的看法，是冒了很大危险的。那时我并没有来得及请示中央，也没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也没和中央文革打过电话，全是我一个人决定下来，一个人判断的。”

张春桥处理完“安亭事件”后，向中央文革、毛主席作了汇报，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毛主席在11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准了张春桥的处理意见，并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这在当时作为最高指示，举国上下尽人皆知。

“安亭事件”后，“工总司”在巨鹿路总部开过一次会，选定了常委班子，由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戴祖祥、蒋周法、陈阿大、黄文海七人组成。我没参加这个会议，以后也没正儿八经地开过一次常委会。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提出让耿金章也进常委，实际上耿一次也没来过。【叶注:据《叶昌明工作笔记》所记录的“工总司”常委，又称“核心领导小组”，有七个成员: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蒋周法、范佐栋、耿金章、陈阿大。后耿、范兩人离去，另五人经67年底的市工代大会正式选为“工总司”常委。二黄和戴没进过常委。】

总部先后搬过几个地方，从巨鹿路搬到复兴中路1350弄5、6号，后来又搬到杭州路小学，不久又搬到南京西路上海政协，1967年1月中旬，张春桥说“工总司”应该设在上海市总工会，于是搬到外滩上海市总工会大楼，再也没动。办公地址稳定下来，原来回单位去的人也陆续回来了，先后成立了秘书组、组织组、保卫组、宣传组、郊区组、联络接待组和办公室，(我先后负责过保卫组、接待组、郊区组和办公室)当时每天都要忙到晚上十点多，甚至通宵。

第五章 精心制造大分裂 酿成上海大事件

一、曹荻秋支持成立“赤卫队”，分裂上海工人运动

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就是害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有，政治局委员有，省委书记有，他们就是害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不动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11月13日，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与“工总司”签署了五条。11月25日，张春桥回北京。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做法，毛主席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换句话说，张春桥、曹荻秋、韩哲一在苏州签后五条的时候(11月15日)，就已知道毛主席的讲话和政治局的决定，知道党中央、毛主席肯定并支持上海“工总司”了。

11月19日深夜，曹荻秋在市少年宫接见700多位工人保守派代表，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还是要靠你们。”对他们提出的针对两个“五条“的抗议书，曹荻秋公然表示:“一定负责转交给党中央。”

11月23日，工人保守派在杨浦区委会议室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会上决定组织名称叫“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曹荻秋说:“‘工人赤卫队总部’的成立，我们上海市委是支持的，你们开成立大会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表示完全支持的态度。”又建议在后面加一个“筹”字比较灵活一些，大家都同意了。市委组织部长杨士法高举拳头说“这样才会有力量”!会后，杨士法指示市总工会主任张祺与“赤卫队总部(筹)”直接联系，并将总工会103室安排给“赤卫队总部(筹)”办公。

11月25日，曹荻秋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再次接见38个厂的代表，说:“我们不支持工人造反派成立司令部，大会也没去参加。”“市委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暂时的，主要为了更大的利益。”还说:“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是绝对错误的，破坏了党的原则。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

值得注意的是，曹荻秋和上海市委明知道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支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但他们封锁了这一消息，却另外拉起一支分裂上海工人运动的“赤卫队”，向中央施加压力，同时利用“赤卫队”保自己。而且，曹荻秋反对成立“工总司”时讲的什么工业部门不允许成立跨行业组织，这时也不讲了，“三不”(“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也不讲了。这一褒一贬用心何在，自然是昭然若揭了。

同时，在徐汇剧场召开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纠察队”(这个名称在首都红卫兵到上海“炮轰”市委时见到过，是保卫上海市委的)成立大会，市委组织部长杨士法出席，并向“纠察队”头头建议和“赤卫队总部”合并，增强战斗力。“纠察队”立即同意，随即派人去总工会103室联系……

这些材料都是后来“赤卫队”的人交代揭发的，曹荻秋自己也交代了。

“赤卫队”的发起单位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正是“工总司”发起单位代表的对立派，是围攻群众、保卫党委的头头。如王洪文所在的十七棉的马骥，我们厂里的李剑钰，陈阿大厂里的金瑞章，潘国平厂里的潘月法，谢鹏飞单位的陈阿春(分局党委秘书)、王玉玺(分局调度室负责人)等人，都是“赤卫队”总部的发起单位负责人。上海市委真可谓用心良苦，想从企业内围攻、压制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进而扩大为全市性的围攻、迫害群众运动，从单位内保党委发展到市里保市委。

1966年12月6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大会在人民广场召开，曹荻秋等市委几个主要领导都参加了，表示完全支持。曹荻秋还于12月24日凌晨签字同意“赤卫队”的八项要求。【叶注:“八项要求”可查阅《革命造反年代》之“康平路事件”，有全文。】一场工人运动的大分裂、大对决从此不可避免。如果市委及时传达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的决定，上海工人运动肯定不会如此分裂。

从“赤卫队”的人员组成看，大多是党团员、积极分子、老模范，也就是建国以来的受益者。应该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只不过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整下面的干部群众，他们习惯于这样的模式思维，认为跟着党委就是听党的话，不会吃亏，运动后期有人就可入党、提干、升级，反之都没好结果。而历次运动中，当“出头鸟”的不是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就是坏分子，不得翻身。所以参加“赤卫队”多少带有一些利益驱使。

实际上，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五六月份，上海市委就以高干子弟为主组织了“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和“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这两个“总部”一开始就与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指示相违背，和以北京高干子弟为主的“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后又称“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一样。他们虽不像北京“西纠”、“联动”那样私设公堂，打死、打伤、打残许多无辜群众，破坏大量文物，没像“联动”那样喊出“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你们尸体堆成山!血流成河!要杀尽你们这些狗崽子!”“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但也是竭力转移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四旧”名义，大造资本家，地、富、反、坏、右的反，大肆抄家、批斗、游街，剪小裤脚管、剪尖头皮鞋、剃鸳鸯头„„上海乱批、乱斗、乱抄、乱剪在1966年的7、8、9三个月最为盛行，被逼自杀的不少。运动的方向被转移了，搞的都是群众，社会上再乱，上海市委一点不觉得乱。文革之后，他们把这些胡作非为，草菅人命，践踏人权的罪孽，反而别有用心地一股脑算在造反派头上!

在上海市委曹荻秋等人一手策划下，上海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分裂成“保守“和“造反“两大派，随后发生多起大规模事件。

二、“解放日报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分裂后的第一起大规模事件。事件发生时我留守在总部，不知道现场的详细情况，但大致经过我是了解的，总部也讨论研究过。

事件起因是“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红革会”)部分红卫兵于1966年11月27日到《解放日报》社，要求将他们编的《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夹着发行。《解放日报》负责人不同意，但报社内的造反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支持“红革会”，并贴出大字报支持，又贴出题为《从报社中的问题看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揭发《解放日报》社领导利用报纸反对文化大革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时“红革会”的调门也上升到了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情发生时，“工总司”一点也不了解，“红革会”事先也没同“工总司”商量过。

12月1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调动上万人(后增至十多万人)包围了《解放日报》社，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党报!”等口号，引来围观群众不下几万人。报社里面的红卫兵仅几十人，只好将门窗堵住。“赤卫队”向里冲，一些红卫兵被打伤，有人当场晕了过去，情况比较紧急。了解上述情况后，“工总司”总部觉得这么大的事怎么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对“红革会”这种贸然行为并不赞成。

12月2日，当时在“工总司”总部帮助工作的首师大教师李卫民和“红革会”总部的几个人到我们总部来说明情况，并希望“工总司”给予支持。王洪文虽对“红革会”贸然行动不满，但感到他们大方向还是对的，《解放日报》确实存在执行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且“红革会”一直给予“工总司”很大支持，于是决定支持“红革会”的革命行动。总部要王腓利从黄浦区“工总司”联络站胡明德那里调了1000多人，叫戴立清、丁德法从长宁区“工总司”联络站蒋才喜那里调了2000多人，到解放日报社大楼，防止“赤卫队“冲击报社，保护红卫兵(后来“二兵团”也调了一部分人去报社)。又派潘国平、戴立清带一批人进入报社，防止有人乘机破坏，很快就控制了报社的局势，以“工总司”为主成立了火线指挥部，“红革会”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参加。

我们感到“红革会”没有很好的舆论宣传，以致许多群众不了解情况，所以应该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工总司”在12月3日印发了《火线指挥部联合声明》，同日又发表《五点声明》、《坚决支持》，一天发了三个文件。12月4日又发了《革命群众千万不要敌人的当》，5日印发了《告全市革命同志书》，8日印发了《最最郑重声明》。这些文件集中揭露了《解放日报》对抗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顽固执行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宣传了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揭露了上海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揭露了“赤卫队”利用群众不明真相制造事端的事实。

但解决问题还是需要市委出场，“赤卫队”是听市委的，老僵持着不是办法。“工总司”总部叫潘国平和李卫民到“康办”请王一平书记、宋季文副市长，还有华东局领导韩哲一到《解放日报》社，同王洪文、潘国平谈判，“红革会”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代表也参加了。中途韩哲一由于有些发烧，身体不适，提早回去了。最后一致同意签订“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王一平、宋季文代表市委签了字。

“红革会”的三项决定:

一、由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红革会”)和红卫兵上海司令部(“红上司”)合办的《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期发行，发到每个订阅户(包括零售户)。

二、责成《解放日报》党委坚决按照中央规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搜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包括北京等地的红卫兵黑材料、黑照片)交出来。另外，允许我们查阅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社论底稿、修改稿和其他材料、指示、文章等等。在进行这一工作中，报社党委必须予以我们方便，任何私下销毁和阻挠查阅的行为，我们都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其后果由解放日报党委负全部责任。

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就贯彻执行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向革命群众作公开的深刻检查和彻底交代。

“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一、我们坚决支持‚红革会‛的革命要求。以前这样，现在也这样，今后也这样。

二、市委必须责成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革命行动，如果干涉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我们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三、“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事后，上海市委必须向我们革命造反派作公开检查。

四、工人革命造反派回厂后，当权派和工作队(组)不准刁难(围攻、硬拖辩论等)、压制和打击，否则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同意 王一平 宋季文 (签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

签字后，“工总司”文艺小分队进报社进行了慰问演出，王一平、宋季文也一起观看了演出。

至此，从1966年11月30日至12月5日，经历了七天的“解放日报事件”终于结束了。“工总司”人员于12月8日全部撤出报社。但仍有一部分造反派不肯撤出，认为王洪文右倾逃跑，这些人之后拉出一个“战到底兵团”，实际上没几个人。

对于这个事件，要说明的是:第一，事件起先是“红革会”几十个红卫兵去报社要求夹送《红卫战报》第九期(内容是批评《解放日报》执行上海市委的资反路线)，范围很小。“赤卫队”总部在12月1日调了大批人去冲击报社，继而又调十几万人游行，“要看《解放日报》”，包围报社，将事件严重扩大，报社里的几十个红卫兵安全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才在12月3日介入。可是叶永烈故意颠倒时间，说12月3日潘国平调了500人去报社后“赤卫队”才行动，似乎这件事是“工总司”挑起来的，用心很坏!第二，“工总司”12月3日后调了几千人去报社也并非针对“赤卫队”，只是想支持“红革会”的革命行动，保护红卫兵免受伤害。所以，虽然双方声势很大，但除了在“工总司”去之前，“赤卫队”往报社里冲，里面堵住门窗的红卫兵有十几个受了些轻伤外，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更没发生所谓的大武斗。

三、“色织二十四厂事件”与“康平路事件”

“色织二十四厂事件”是“赤卫队”的第二次大规模行动，时间正是王一平、宋季文已经在解决“解放日报事件”的四项要求上签字，队伍正要撤出还没全撤时。

12月7日，色织二十四厂的工作队准备撤出，并要将整群众的大批黑材料也带回去。厂里的造反队要工作队把黑材料留下来，按党中央相关规定，发还本人或当众销毁。该厂的“赤卫队”出来保工作队，与造反队发生了争执。“工总司”戴立清带了几个人赶去，想了解情况，不料“赤卫队”总部先后调动几万人，将色织二十四厂层层包围，戴立清也被包围在里面，无法与外界联系。戴写了一张条子，说明里面的情况并留了“工总司”的电话联系方式，借用女同志结发的橡皮筋弹到对面马路上。当天，“工总司”也调了队伍在沪西工人体育场集中待命，晚上7点多王洪文、潘国平、王腓利三人去了色织二十四厂，但“赤卫队”已经基本上撤光了。这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本来是一个单位的矛盾，“赤卫队”一下子调了几万人，差点造成大规模冲突，真正要发生冲突时又缩掉了，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扩大影响吧。

“康平路事件”是“赤卫队”的又一次重大行动。

在曹荻秋签字同意“赤卫队”八项要求的第二天，即1966年12月25日，“工总司”等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市委主要领导到场接受批判。会上批判了曹荻秋分裂上海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曹荻秋当场对同意“赤卫队”的八项要求做了检讨，并称自己是“被迫”的，说其中第二、三、四、五、六条当时他没同意，还说“赤卫队”大方向错了。市委书记陈丕显又将“赤卫队”的事推给张祺、杨士法，并说曹荻秋签字是政治立场问题，应由他个人负责，书记处没有同意。陈丕显的话并非即兴瞎说。在前一天即12月24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过一个会，讨论“赤卫队”问题。陈丕显提出市委已经决定支持造反派，曹荻秋半夜在“赤卫队”八项要求上签字是政治立场错误，不能代表市委，媒体也不能发，这件事要由曹荻秋个人负责。这次书记处会议还有一个背景，即马天水12月初从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交座谈会回来，在市委会上现身说法。他在中央会议上讲了和上海市委一致的看法，汇报了工交系统混乱的情况，提了不少意见，结果受到中央的点名批评。马天水感到自己原来的看法有问题，不符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对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做了指示，中央又找马天水个别谈了话，使他的立场开始转变了。他回上海后传达了中央指示，谈了自己转变的过程，要求支持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在市委内部引起很大震撼，大家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也带动下面部局级干部出现了分化，纷纷转变立场支持造反派。

曹荻秋在25日批判大会上否定了“赤卫队”的八项要求，事先又没有对“赤卫队“做任何思想工作，“赤卫队”感到被出卖了，但他们把仇恨记在了张春桥和“工总司”身上，认为曹荻秋是被迫的。12月27日，“赤卫队”总部召开会议，有些人提议在全市停水、停电，停铁路、交通、邮电，停市内环卫，企图引起上海大乱，给市委进而给中央施加压力。(这些措施后来部分实施了。)第二天，12月28日，“赤卫队”借口市委把几十万“赤卫队”成员打成“反革命“，调动几万人到康平路市委大院找曹荻秋“算账”，要曹继续承认八项要求有效。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冲曹荻秋的家，却冲进了张春桥家和柯庆施遗属家，(叶永烈《王洪文传》说“赤卫队”包围了康平路100弄，张春桥、柯庆施都住在100弄，完全胡扯淡。100弄和市委书记处即“康办”根本是两个地方，柯老遗属和张春桥、曹荻秋都住在“康办”，根本不住100弄。这点都没搞清楚还写“纪实”，实在可笑!)大叫:“我们要造张春桥的反!”“我们早就和张春桥有分歧，张春桥不一定没有问题。”但此时张春桥在北京，就对他爱人文静说:“如果中央不派人来，到6点钟问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交通了!”

当时我在“工总司”总部，接到报告说“康办“被大批“赤卫队”人员包围了，详细情况不清楚。我告知王洪文，王也说不清楚。于是王洪文、潘国平、丁德法和我一起，叫了总部文艺小分队司机林友华，开车去康平路看看情况。到那只见周围路上挤满了人，有“赤卫队”也有造反队，更有众多看热闹的群众，搞不清谁是哪方面的，车子根本开不进去，又不便下车。开至衡山饭店附近，车子突然熄火了，聚集在衡山饭店门口的“赤卫队”看到就走过来几个人。王洪文、潘国平容易被人认出来，不能下车，丁德法就下去请他们帮忙推一下，那几个人也很热情地帮助推车。车子发动后赶紧开走，总算有惊无险。我们进不去“康办”院子，只是在外面见到有“红卫军”(复员军人组织，后按中央规定解散了)大概几千人，“二兵团”也调了数千人。我们上棉三十一厂也有1000多“赤卫队”去了康平路，厂里派了一卡车人去动员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工总司”总部并没有调动任何队伍。

据现场报告，起先要求“赤卫队”撤出“康办”大院，劝他们不要受坏头头挑动，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在劝说过程中发生一些辩论。

12月30日凌晨两点，“赤卫队”铁路的头头打电话到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要调度员全部到康平路。几乎全部调度所人员离岗，凌晨5时起，机车不出库，列车不开车，货车停止，货物不装卸，旅客严重滞留，各地纷纷来电告急。邮电部门从下午6时也开始停业。当晚有人造谣说有12个“赤卫队”员被打死，情绪对立起来，引发一些冲突。造反派队伍开始涌进“康办”大院——说是大院，其实也就是四五百平方米的绿化和走道——目的是责令“赤卫队”撤出去，只要撤出，通道畅通，并要求在外撤过程中扒下袖章。“赤卫队”全部挤了出去，有许多是自己扒下的袖章。其间也发生一些冲突，推搡、动拳脚的情况也有，但因为双方都赤手空拳，所以并未发生流血事件，磕伤、擦伤双方自然都有一些。这件事全上海都知道，当时也总结过，没有严重死伤的情况，徐景贤后来在特别法庭上交代说“打伤91人”，不知依据何在?

徐景贤在特别法庭上还交代说，在“康平路事件”发生时，张春桥来电话，有三点指示，并且向全市造反派传达过。三点指示的大意是:1.柯老家不允许冲。2.大权不能落到“赤卫队”手中。3.叫王洪文调队伍去打。

我在隔离审查中被追问此事一年多，我始终说绝对没这样的三点指示。专案组认为我不老实，张春桥叫王洪文调人去打我不可能不知道。直到一次专案组一个姓王的人员拿来一本我1967年12月底的工作手册(我十几本笔记都被抄去)，找我核对另一件事。我乘机翻查涉“康平路事件“的记录，确有张春桥的三点指示，但内容和徐景贤揭发的只有一条相同，就是柯老家不允许冲，另外两条一是不要抓人太多，二是造反派应该坐下来务务虚。看到并无调人去打的内容，专案组才哑口无言了。

这里所谓“不要抓人太多”，应该是指“工总司”在12月31日发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特急通令》，其中提到:“„„赤卫队上海总部内一小撮人，近几天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大反扑。他们准备在全市范围内制造三停(停工、停水、停电)„„这是一起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把赤卫队上海总部及各区分部的头子统统抓起来，押送公安局„„二、有工人赤卫队停工的生产岗位，工人革命造反队员必须顶上去，以保证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张春桥指示不要抓人太多，应该是因为这个特急通令。

与“康平路事件”相关连的还有有一个“昆山事件”。

“赤卫队”撤出康平路之后，“赤卫队”总部煽动队员于12月31日“北上控告”。上海铁路局掌握调度大权的“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玉玺私自调列车，将大批队员送到北京。还有大批“赤卫队”队员聚集在昆山，红卫兵及“二兵团”也调了不少人赶到昆山，企图阻止他们北上，动员他们回上海，和不明真相的“赤卫队”队员及昆山当地农民发生冲突。“工总司”总部没调人去昆山，因为张春桥在1967年1月1日来电指示:工人造反派调大批人去昆山不合适，会引起群众斗群众，要其他组织、学生、机关干部多做说服工作。

对于“康平路事件”，叶永烈在《“四人帮”兴亡全集》中说“王洪文、徐景贤在衡山饭店设指挥部，召集耿金章策划，调人打赤卫队”等等，全是胡编乱造。衡山饭店全是“赤卫队”占着，不可能在那里设什么指挥部。而且前文已说过，“康平路事件”发生时王洪文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人也不在现场。实际情况是，“工总司”总部根本就没调过人去康平路。

四、“赤卫队”自己把自己搞垮，销声匿迹

“解放日报事件”、“色织二十四厂事件”、“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无不是“赤卫队”首先调动几万、十几万队员，挑起一起又一起重大事件，而且搞“三停”严重破坏经济和交通运输，完全丧失了人心。加上中央批评他们大方向错了，所以很快便土崩瓦解。1966年12月31日夜，周恩来总理指示:交通不能中断，事态不要扩大，这么多人到北京怎么行呢?总理责问是谁在幕后操纵“赤卫队”，并下令逮捕了私调列车送队员去北京的“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玉玺。许多“赤卫队”队员纷纷起来揭发、批判总部的头头，使广大群众看清楚了“赤卫队”从筹建、成立到几次大的行动都是受上海市委支持和利用的真相。

“赤卫队”自己把自己搞垮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为了更好地团结广大的“赤卫队”队员，“工总司”会同上海和外地红卫兵等九个组织在一月五日联合发了一个《热烈欢迎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返沪回厂参加生产》的通令，内容如下:

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在上海市委的一手挑动下，停止生产，北上‚控告‛。通过这几天来的斗争与教训，受蒙蔽的赤卫队员逐步看清了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中间许多人开始觉醒了，起来造反啦!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热烈欢迎‚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队员们返沪，同我们一起抓革命促生产，一起战斗!为此特作出以下通令，希望各造反派组织参照执行:

一、对返沪的赤卫队员，市委必须保障其人身安全，决不能进行任何迫害。

二、对于返沪的赤卫队员，工厂各级领导必须保证其不受经济迫害，任何人不得私自克扣他们的工资。

三、对受蒙蔽的阶级弟兄，一定要与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主张的人区分开来。对他们一定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把一般赤卫队员当敌人对待是极端错误的。

四、要警惕坏人乘机把矛头指向一般赤卫队员，挑起群众斗群众。

五、这次北上‚控告‛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及赤卫队总部的一小撮人员全部负责。

不久，大批“赤卫队”队员陆续回厂，都受到各厂造反派和群众的欢迎，不少单位还敲锣打鼓地欢迎他们回厂，没有发生什么风波。

第六章 经济主义妖风起 上海经济告危急

一、上海市委搅局，经济主义歪风起

所谓上海的“一月革命”，或叫“一月风暴”、“一月夺权”，不仅仅是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也应该包括“康平路事件”后十几万“赤卫队”北上，离岗“三停”，以及反对经济主义妖风的斗争。这些事都发生在1967年1月初至2月初这一个多月里。

就在江苏昆山聚集的大批“赤卫队”队员还未动员回来之际，上海市委眼看“赤卫队”难有作为，又变换手法破坏文化大革命，对抗党中央。

1967年1月初，上海突然刮起一股强劲的经济主义妖风。

当时确实有一些组织打着“造反“旗号，关注的是一己私利。如一些临时工、外包工的组织“红色造反司令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回乡支农工人的组织“支农返沪造反队”，支援新疆工人的组织“支疆返沪造反队”，甚至还有“学徒工造反队”。这些组织人数不多，一开始就提出经济要求。对这些组织搞经济诉求，上海主要的造反派“工总司”、“红革会”等组织从来是反对的，并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取得了一定效果。

1967年1月4日，“工总司”和上海红卫兵“交大反到底”、“红三司”，首都红卫兵“首都三司”、“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等，会同“支内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上山下乡知青联络总部”、“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还有许多外地农场来上海造反的组织，以及“学徒反到底兵团”、“半工半读铁流造反总部”等组织，联合发布了《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新反扑，坚决走上山下乡支援外地、支援边疆的正确道路》的通告，其中讲道:“他们(指党内走资派)一方面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上山下乡、支援外地、支援边疆的知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刮起回城镇报户口等阴风……另一方面他们利用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提出的不合理的经济要求，提高工资福利，推行物质刺激……全国上山下乡、支援外地、支援边疆的革命青年，必须紧急行动起来……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还指出:“为了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刮起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煽动部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倒流城市，任意安排工作岗位，肆意变更所有制关系……我们郑重宣誓:这类签字，自即日起一律作废……”

经济主义的要求是否对，原来的用工制度是否合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精简下放支农工人这种做法存在什么问题，本来是可以研究的，但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批判党内走资派和资反路线刚刚开始之际，这些事情完全可以也应该放到运动后期加以研究解决。这时抛出经济主义诱饵，绝不简单。现在许多文章都把挑起经济主义的责任推给群众，说当权派是被逼迫签字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确有一些闹经济主义的人强要当权派签字，但这些组织人数并不多，在上海也没有多大影响。上海“工总司”及其他造反派组织几乎一致地反对搞经济主义，并发布了许多通告、通令。如果上海市委和“工总司”、“红革会”等群众组织联手，是完全可以及时刹住这股风的。

问题是，经济诉求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为什么会在1967年初能煽起那么大的妖风呢?这股风只有手中还有权，还能签字发钱的当权派才能煽起来。妖风一起，既可讨好一部分有经济要求的群众组织，腐蚀群众思想，转移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又对上海的经济颇具破坏力，可以制造混乱，向党中央施加压力，达到自保目的。

1967年1月1日晚上，曹荻秋在香山路主持了一个干部会议，捧出陈丕显的指示:“经济问题放宽一些，不要顶”，“现在的问题请示中央、国务院也没用，还是先干起来吧“。在所谓“稳定整个局面”、“缓和空气”的借口下，定出一个五条，规定长期临时工、外包工可以改为固定工，“1958年后支农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郊区五类地区的工资可以考虑升为八类地区标准”等。如此一来，经济主义之风从原来个别单位、少数人的不合理要求一下子变成了合法的、全方位的龙卷妖风!

第二天，1月2日，上海市又召开劳动干部会议，炮制出《关于干部工资待遇方面的初步意见》、《关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精简回乡支农职工和辞退的里弄工、临时工以及待业人员的工作安排和经济生活问题的初步意见(草案)》等，可谓效力特高，紧锣密鼓。

上面上海市委的有关讲话、决定(没公开的更多了)足以说明一切，目的也显而可见。可是叶永烈竟荒谬地把经济主义妖风说成是“工总司”的戴立清在江青支持下搞的，把责任推到造反派头上!

那么，这股经济主义妖风为什么会刮起来呢?

1966年5月，党中央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上海市委还是习惯思维，即认为反对某个党组织的领导者，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极为僵化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是要发动平时只能服从的“草民”对党政任何一级的领导揭发甚至批判。这在党政系统领导看来，简直大逆不道，要翻天了，不理解。运动开始时，不仅上海在内的全国各地方的领导大体这么想，连中央负责人刘少奇、邓小平也是如此。清华、北大等单位的工作队镇压学生并出了九号简报，刘少奇批示发全国效仿。上海各工矿企业、学校也把文化大革命按反右派的模式搞，镇压群众。毛主席发现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并将这种做法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

但是，那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不仅在领导层，在一般干部群众中，尤其是党团员、积极分子中也深根蒂固，这正是群众分裂的思想基础。曹荻秋等一些上海市委领导人为保全自己，扶持一支能保自己、保市委的队伍——“上海工人赤卫队”，进一步挑动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从保厂里党委上升到保市委。由于“赤卫队”不争气，一开始就连续几次调动几万、十几万人造成多起重大事件，直至搞“三停”，十几万人离岗，挑动上万人去北京“控告”，严重破坏了上海的经济，所以搞砸了，垮了。此时曹荻秋等上海市委领导仍未醒悟，改变手法，利用手里还握着的大权，乱签字，乱发钱，大搞福利，几乎就在“赤卫队”队员大批离岗闹事的同时，煽起一股强烈的经济主义妖风，放弃对生产的指挥，使上海本来已经十分危急的经济更雪上加霜。

二、上海经济出现危机

有上海市委的指示，下面的当权派更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尽情发挥，巧立名目，如缩短学徒工的学习期限，提高工资级别，补发假日工资，增加奖金额，补发伙食津贴、营养费、服装费、交通费„„有的甚至从1958年算起。这就超出了几个经济主义组织的要求，而且扩大到正常生产的企业，是对职工的腐蚀诱导，从而严重转移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对生产和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一天我回三十一棉，厂里要我去领一双皮鞋，说是“劳防用品”，一看是正装牛皮鞋。过去从没发过这种劳防用品，我就问厂里造反队长强玉林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造反队要的。强玉林回答说从未提过这种要求，他们也莫名其妙。又问老干部副厂长张伟，他说是市纺织局批下来的，没有文件，仅口头交代，关照说“经济上放宽一点”。我想，我们厂有8000多人，全纺织系统得有几十万工人，要发皮鞋，得花多少钱?我当即叫厂里全部退回去，为此我和厂里造反队还遭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大骂。

当时正是“赤卫队”撤出康平路后煽动队员“北上控告”的时候。“赤卫队”有几千名队员到了北京，在昆山滞留了大量队员，还有没有北上但离岗不上班的十几万人。我们三十一棉8000多职工，去了北京的有800多人，离岗不上班的达1000多人;国棉十七厂离厂的多达2400多人;玻璃机械厂6000多人全部停工，一部分人去了北京，每人还发给100元，提前发给三个月工资;上钢五厂五座转炉停了两座;1月5日，海港党委书记带领一部分工人乘“工农兵十七号”轮上北京，造成海港系统离岗达5900多人，装卸量从九万吨降至3500吨，从1月1日起，每天有70多艘船无人装卸，140多艘船由于压港，仅罚款就几十万英磅;由于铁路停运，造成杨浦发电厂、南市发电厂等几个发电厂的煤仅够用三天。真是雪上加霜。1月5日一天，中国银行仅仅支付港务局和华东电管分局的“补发工资”就是148万和128万，许多银行出现排队取款的情况„„

这些情况有其发展的必然性。除了曹荻秋、上海市委，没有任何人有能力进行这样的预谋策划。

三、“工总司”组织抵制经济主义

上海经济出现极其严重的情况，市委却毫无措施，连声音都不发，让革命造反派心急如焚。革命造反派本可不管，那是上海市委的责任，但不管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

1967年1月7日，“工总司”在国棉三十一厂召开各区、县、局联络站负责人会议，王洪文主持。会上分析了各区、县、局搞经济主义的情况，强调要牢牢掌握运动的大方向，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步署，要求各级造反队组织坚决抵制经济主义。王洪文还说:“哪个造反队要搞经济主义，就先把他的袖章扒下来!”同时，“工总司”主办的上海《工人造反报》上连续揭露上海市委大搞经济主义的阴谋，包括发表社论《不能转移斗争大方向》，要大家擦亮眼睛，掌握运动方向，不要上当。也是在1月7日，“工总司”在三十一棉会议后，发了个紧急通令，强调道:“任何人不准私自占用国家房屋„„凡占者必须主动退出。”(当时刮起了“抢房风”)指出:“工人同志们应以长远利益为重，切不可光为加工资而造反，这是错误的。我们是政治挂帅而不是经济挂帅，如有以工资福利为借口而停止生产或停止营业者，我们造反队各级组织必须立即劝阻。(如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破坏国民经济，我部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一切后果将由其本人负责)”

那几天里的一个晚上，“工总司”将签字发钱最厉害的港务系统北方区局的李广及上海港务局、海运局十几个领导叫到“工总司”在杭州路的总部。开始有个局长不明就里，以为找他们来是要签字发什么，就问丁德法今天什么事，是不是要签字?说他同意签就是了。但实际上找他们来就是由王洪文打招呼，制止他们乱签字、乱许愿。虽然会场气氛紧张，也讲了你们再这样就要造你们的反等硬话，但总体还是心平气和地向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当场就有人承认错误，表示回去一定设法补救。

“工总司”还层层动员造反队把大批离岗的“赤卫队”队员的岗位顶上去。许多单位的造反队连续加班加点，提前上班，推迟下班，自觉自愿，根本不讲报酬。有些人家务重，身体不太好，让他们不要加班，他们反倒认为领导上对他们有看法，非常感人。现在讲这些情况，许多人都难以置信，但在当时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像我自己所在的国棉三十一厂，有15万纱绽，几千台布机，在2000多人离岗的情况下，生产任务一天也没拉下，月月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赤卫队”回厂时，我们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回来，没扣发他们一天工资。

四、成立“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1967年1月4日，在长乐路“八革会”联络站(上海军工企业的“工总司”造反队组织)召开了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工总司”(潘国平、王明龙、谢鹏飞参加)、“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机联站”)、“同济大学东方红”、“交通大学反到底”、上海“红三司”等造反派组织，针对当时上海经济形势的严重情况，讨论后决定设立以“工总司”为主、其他组织参加的核心组，以“六局指挥部”(铁路局、港务局、海运局、航运局、邮电局和交运局造反派成立的抓革命促生产组织)为基础，在1月8日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目的是动员全市力量，统一行动，统一指挥，尽快制止因搞经济主义而造成的生产面临瘫痪局面。火线指挥部实际上接管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府)部分生产指挥权，当时我们还无清晰的夺权意识，没有去占领市人委各部门和下属各局机构，这些机构仍完整地保留着，只是已指挥不动或不作为了。指挥部由“工总司”王明龙负责(后王调回总部，由谢鹏飞负责)，下设联络组、宣传组、办公室等职能机构，总共40多人，不及市政府一个部(委)的人多。火线指挥部先设在福州路外滩海运局二楼，后迁入福州路市高级人民法院大楼。火线指挥部成立后首先提出的口号是“大造四十万吨反”，因为当时港口、铁路的停运，造成40万吨物资积压在码头、仓库，而工厂生产原料、电厂用煤紧缺。指挥部动员、组织全市造反派力量到码头、车站、仓库抢运、装卸物资，指挥部人员也全都奋战在第一线，为扭转当时的紧急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月12日，新华社发文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革命风暴，在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经济战线上实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构的原则，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一崭新的组织形式，把上海的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

五、“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发布两个重要文件

在刮起经济主义妖风的1967年1月份，上海“工总司”和其他造反派组织先后发布过《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并发来贺电给予高度评价。

1967年1月初，“赤卫队”大批人员的离开岗位，对铁路、港口交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二兵团”及一部分红卫兵去昆山阻拦，动员他们回上海，又造成新的冲突。这时听说江青要陈丕显出来工作(现在有的说法是讲周总理让陈丕显出来的。但我当时听王洪文讲的是江青)。曹荻秋已经不行了，给陈丕显一个机会，因为“赤卫队”听市委的，由市委出面动员可以劝他们回来。于是决定召开一次各造反派会议，会址定在市委招待所东湖宾馆，要陈丕显也来参加。

会议从1月3日晚上一直开到4日凌晨，“工总司”的王洪文、王明龙和我都参加了。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如何动员在昆山的大批“赤卫队”队员回来。大家认为造反派去他们不听，反而会引发冲突，上海市委应派领导干部去做说服动员工作，希望陈丕显出面派人去，陈丕显同意了，好像派李干成带了些干部去的。半夜开完会，陈丕显就回去了。

会后有红卫兵提出，还应搞一个文字的东西在全市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做好欢迎“赤卫队”回来的工作，大家一致同意。最后由红卫兵起草，我印象中是“交大反到底”红卫兵执笔的。因为报社还没夺权，要付印必须由市委领导同意，所以找了陈丕显签字后才到报社印的。全文如下:

告上海人民书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所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在胜利的战歌声中，跨进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也就是说，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我们上海市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阻力，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的阴谋手段大致表现如下: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是真的要“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对这样一些反动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功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上海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城市，它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顶着这股逆流，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产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这样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气，有决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针。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生产岗位，究竟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高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骗了，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团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全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来，革命前程灿烂辉煌。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并肩战斗，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在经济主义妖风兴起初期，“工总司”各级组织采取了积极措施，如抵制、拒绝，甚至派人到银行去制止支付，在有些单位还对乱签字、乱发钱的当权派组织批判，虽然也取得一定效果，但仍然难以迅速有效地制止妖风的蔓延。“工总司”又与市直“机联站”及上海、首都红卫兵研究，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二兵团”耿金章尤其积极。最后决定将上海市政府局级干部召集起来开个会，并打算请陈丕显参加，要他出面做工作，这些当权派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就好办了。

会议是1月8日晚上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朱永嘉回忆是在北楼八楼)，内容是分析形势，了解经济主义对生产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要市委出面坚决制止乱签字、乱许愿，刹住这股风。参会的群众组织主要是“工总司”、“二兵团”、“红革会”、“机联站”、“交大反到底”。我也参加了。

会议开得很好，并没有出现批斗的情况，都承认乱发钱造成的严重危害。陈丕显在会上讲了话，在大面上批评了一些干部不坚持原则，乱签字、乱发钱物，并要大家回去立即做工作，刹住这股风。但是，从他话里能听出来，他多少还认为是群众逼着签字而干部没能“坚持原则”，似乎责任还在群众。事实上，那几天市委就指示市劳动局连发了几个经济主义的文件。不管怎么说吧，陈丕显总算代表市委表了态，批评了乱签字、乱许愿现象，表示坚决制止，大家也没再说什么。会议结束后，陈丕显和那些局级干部都回去了。

我们觉得陈丕显没有表示市委会发正式的文件，仅开一个会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希望红卫兵能帮助起草一个文字的东西，向全市作宣传动员。耿金章希望朱永嘉帮助搞几条。朱参加了讨论，具体执笔的还是红卫兵，即后来的《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紧急通告》。

这天议论的后半段和签字我没参加，因为我被“一兵团”几个人“绑架”了，被带到杨浦区黄兴路少云中学后面一个废品仓库的消防室，看到魏文伯和韩哲一在那里，还有两个秘书。原来“一兵团”将他俩弄去，要他们签字发经费。韩哲一说:“你们是‘工总司’下面的兵团，‘工总司’总部没人在我怎么签字?”于是他们就把我“绑架”去了，认为我可以代表总部。我非常恼火，天那么冷，零下2度，把两个老头子弄到那里，万一冻坏了谁负责?我跟一兵团说:“经费的事去总部谈，魏文伯、韩哲一我要带走。”于是将魏文伯、韩哲一拉到和平饭店，搞了个大套房安顿下来，并关照饭店经理戴天民一定要保密，照顾好。事后我告诉王洪文他俩在和平饭店，问题由他去解决了。

参加当天会议的只有四五个革命群众组织，但在紧急通告上署名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但一些组织认为耿金章代表“二兵团”可以，代表“工总司”不妥，后来找到“工总司”总部，由范佐栋签的字。印刷问题还是找的陈丕显。通告全文如下:

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紧急通告

目前，正当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条路线决战的时候，正当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被打倒的时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玩弄新的阴谋。他们与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工人停止生产，影响港口工作，破坏我国国际威望。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补助钱，煽动群众强占公房。这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这种卑鄙阴险的手段，无非是为了:一、以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危害国计民生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二、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同时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推行和平演变，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

为此，我们严正警告上海市委，任何妄图用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和增加工资福利来转移斗争视线的阴谋，都是绝对不能得逞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揭露这个阴谋，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进攻。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力争产品的高质量。我们相信革命的广大工人群众，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定能“公”字当头，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正确地处理上述问题，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为了迅速扭转由上海市委在社会生产上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我们呼吁大家: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

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医药工业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上海造纸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

上海革命艺徒造反军第三兵团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

上海小教革命联合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

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北地区指挥部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工人安亭兵团

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民族造反司令部黄浦区指挥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济大学东方红总部

上海第一医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指挥部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从上述事实可见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根本不是叶永烈所说是陈丕显召集会议指示搞的，文件也不是要得到陈丕显同意才能发的。确实，陈丕显在原稿上签字“同意付印二十万份”，但那仅仅是因为当时上海市委还在运作，还掌着大权，没陈丕显签字印刷厂不能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江青叫他出来工作。客观上讲，陈丕显这个字在当时不签也不行。他写的所谓“同意”，只是同意印20万份，并非表明同意两个文件的内容。两个文件与当时市委所作所为是完全针锋相对的，决非陈丕显所能接受。当时经济主义已相当严重，生产破坏相当严重，码头停工，铁路停运，电厂用煤只剩几天，这些市委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做壁上观没发一点声音，没发一个制止的文件?直到在锦江饭店部委办干部会上，陈丕显也没表示市委要发文件——市委文件总比群众组织的通告效果大多了吧——而且几乎就在同时，市委又指示劳动局一连发了几个经济主义的文章，说明什么问题?

六、毛主席肯定两个文件

对于两个文件，毛主席看到后给予了很好的评价、高度的肯定。

1967年1月5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此时《文汇报》内部的造反派已经夺了权，这个文件并非市委指示发的。)毛主席当天就说:“很好，又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要《人民日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全国各大报都纷纷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1月9日，《文汇报》又发表了《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紧急通告》，毛主席于1月10日作出批示:

“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

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天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一个致上海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表，上海这个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分析文章。”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月11日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发来贺电，内容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起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社论，高度赞扬上海的紧急通告。全文如下:

反对经济主义 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盘踞的顽固堡垒，一个一个地被夺取过来。

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联合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全面的总攻击。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他们在斗争中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断提高斗争的艺术，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

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核心，正在把群众的大多数团结起来。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自己掌握斗批改的命运，自己掌握生产和工作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在这种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节节败退。他们反革命的狰狞面目，已经和正在被揭穿。他们陷于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开始全线崩溃。

但是，这些反动家伙，是不是会自动缴械投降呢?是不是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不，决不会!他们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分子一样，是决不会自动缴械投降的，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

革命战士每夺取一个堡垒，都会遇到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抗。革命每前进一步，敌人都会耍出新的花招，搬出他们的十八般武艺。他们总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硬的不行来软的，武的不行来文的，软硬兼施，文武并用。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还常常狡猾地把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为自己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现在，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假惺惺地打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颠倒黑白，转移目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指向革命群众，借以保护他们自己，保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秩序。

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用经济主义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生动地、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反动分子的大阴谋。这个大阴谋，就是用经济福利的‚糖衣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经费、物资，煽动群众强占公房，据为私有。他们挑动武斗，制造事件，唆使一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造成一部分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人员停止生产活动。铁道部门的某些负责人也在这样干，妄图用中断铁路运输的手段，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人自以为得计，其实恰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表演得愈充分，就愈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为自己的彻底垮台制造条件。

这些家伙们玩弄的经济主义的把戏，是革命群众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它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经济主义是什么货色，认识到必须彻底戳穿，战而胜之。

这种经济主义是什么货色呢?

这种经济主义，是用经济收买的手段，迎合少数落后群众的心理，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把群众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歧途，使他们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其目的是妄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经济主义，是破坏社会生产，破坏国民经济，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

它提倡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这种经济主义，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这是从老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这种经济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维护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更加反动的性质，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总之，这种经济主义，是用资产阶级的自发性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

性，用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代替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用资产阶级反动的非法手段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大反扑的新形式。

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组织，都应当百倍提高警惕，识破阶级敌人玩弄的经济主义的阴谋诡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上海市革命群众组织发出的《紧急通告》，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为同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这个号召必然对全国工人阶级、全国革命人民，起伟大的鼓舞作用。

为了彻底粉碎经济主义，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应当像上海市的革命造反派那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的和生产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要向那些暂时受蒙蔽的群众，耐心地进行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相信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他们一旦认清了事实真相，是会分清大是大非，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的。

当前全面的阶级斗争，是由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挑动起来的。我们警告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赶快悬崖勒马，还有向党和人民将功赎罪的机会。如果不向革命人民投降，那就让它自取灭亡。

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及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

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

各族人民联合起来!

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我们当时制定两个文件时，确实没想到会受到毛主席、党中央如此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尤其是党中央向群众组织发贺电，从未有过，全市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大受鼓舞。

七、具体落实阻力大，上海市委不作为

两个文件发了，中央贺电来了，但是具体落实，阻力还是相当大。

港口大量船只压港，各电厂用煤万分告急，杨浦、闵行、南市、闸北、吴泾、吴淞、安亭七个发电厂存煤仅有三天，最严重的时候仅一天半的存量，如全市断电会同时危及全市供水安全。铁路阻塞，客车误点、中途停车的情况每班都有发生;货车只完成计划的30%;列车平均每天有52列停在沿途各站进不了上海。邮电系统离岗达到了40%。许多单位生产指挥几乎瘫痪，不少指挥生产的干部自已离岗放弃指挥。如海港党委当权派不仅不指挥生产，还带头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登上战斗34号轮准备北上。正准备启航时，上港老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攀着绳索爬上船，将上船的党委书记拦下来并组织了批判会……

这些情况和数据都是当时各系统调查揭发出来的，在“一月革命”展览会上都公布过。

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上海市委一直没有实质动作，比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布置如何贯彻中央指示，狠刹经济主义之风，对违反中央精神继续搞经济主义的干部作出惩罚规定，或者发个正式文件表明市委态度，采取强有力措施尽快恢复交通、港务，加强生产指挥系统使工业恢复正常生产。这对市委来说是起码的也是必须的，可市委仍然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笑作壁上观。

眼看上海工业生产要瘫痪下去，各系统基层造反派们本着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中央直接支持下，自发地进行反击。

八、一月夺权，上海经济明显好转

既然市委放弃生产指挥，我们就来接管指挥。例如上海玻璃机械厂钢窗车间工人造反队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把生产指挥大权夺了过来。

1967年1月6日，《告全市人民书》已经公布，上海港造反派找到陈丕显，指出海港大量物资压积，指挥瘫痪，要求夺取生产指挥权，陈丕显说:“这不可以。”但上海港造反派当天下午就接管了全港的调度大权，日夜奋战在第一线，使港口物资积压现象明显改观。经济主义破坏最严重的铁路局、港务局、海运局、长航分局、邮电局和交运局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六局指挥部”，办公地址设在福州路外滩海运局二楼，由“工总司”的谢鹏飞负责，统一指挥抓革命，促生产，制止经济主义。

值得强调的是，1月4日上海《文汇报》社的造反派正式接管报纸(第二天就刊登了《告全市人民书》)，1月5日《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解放日报》。两个报社被接管后，舆论导向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反对经济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两个报社的接管得到了毛主席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的革命力量起来了，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许多省市。”这里毛主席第一次将“接管”称为“夺权”。

1月上旬，“工总司”、“红革会”、上海“炮司”、上海银行系统的造反派，以及部分首都红卫兵成立市一级的“反对经济主义总部”(称“反经总部”)，主要是要求银行除正常的业务外，其他支票一律拒付，取缔经济组织，开展反对经济主义的宣传动员，制止一些单位的当权派继续乱发工资、福利的行为。“工总司”派岑麒麟参加，总部就在市工人文化宫。

1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造反派宣布正式接管分行及其所属一切机构，此时上海分行因经济风中的滥发工资、福利，不正常支付达几千万元，造反派接管有效地抑制了经济主义的财源。

同日，上海长江航运分局造反派联合接管了生产指挥大权，发表了《接管通告》，担起了革命、生产两副重担，使大批船只停航、物资滞港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30艘大轮船、大拖轮全部启航出港。

1月16日，上钢三厂二转炉车间造反队接管了生产指挥权。18日凌晨1点30分就恢复了生产，19日产量超过1600吨。

1月18日，杨浦发电厂造反队接管了全厂生产指挥权后，造反队员日夜奋战在第一线。工人们干劲十足，担起了31号和18号汽轮发电机组的大修任务，并提前完成，在用电量大增的情况下，保证了全市的安全用电。他们原计划用36小时卸完的煤车，仅用18小时就完成了。

经过短短半个月，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努力下，上海经济发生明显好转，货运、客运、海运、空运均恢复正常，滞港的十几艘外轮全部进、出港，港口压积的几十万吨物资全部疏散，上海运往全国的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发出。

至2月8日，在造反派的宣传动员下，十万返沪支农工人有82000人返回了农村。

上海造反派的行动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注和支持。1月16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只管监督，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同一天，《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传达了毛主席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说:“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但接管都是各单位、各系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发进行的，并没有上面的统一规划，虽也取得不小成绩，促进了生产，但毕竟是比较分散的，力量也有限，对真正刹住上海的经济主义妖风，恢复正常生产运转显得力有不足。

九、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在接管生产指挥，迅速恢复生产的同时，1月6日，“工总司”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原计划十万人参加，这天尽管下着大雪，竟然有20多万人到会，(绝不是如叶永烈所说“只到了两万多人”。)广场周边的黄陂路、武胜路、西藏路都站滿了人群。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都到会接受批判，王洪文、徐景贤等代表作了揭发批判发言。会后以大会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发了电报。

大会还发了三个通令，内容如下:

第一号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曹荻秋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被揭露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丧心病狂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在山穷水尽之际，竟挑动自己一手炮制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总部，又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三〇”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为了搬掉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大会通令如下:

(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当时对于大会主席团的一种流行的“谦逊”称呼)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第二号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幕后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顽固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反扑，证据确凿。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丕显不仅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现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一二·三〇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现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活动中，陈丕显都扮演了一个可耻角色。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第三号通令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顽固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他们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完全丧失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尽管为了保证上海经济免受更大破坏，尽快地恢复生产，革命造反派自下而上地自发接管生产指挥权，进而成立了市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但都还没有夺权的意识。尽管毛主席的讲话、中央的贺电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评论员文章多次把上海的做法称为“夺权斗争”并加以肯定，但我们对夺权的概念还是十分朦胧。直到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长，所发的三个通令也只是请求党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就像此前改组北京市委一样，并非由造反派来掌权。在改组之前，还要陈丕显出来抓工作，市委常委、各部委办干部要坚持岗位，市委、市人委的机构、班子得到了完整保存。

叶永烈不讲事实，胡说“火线指挥部”是“夺了上海工交财贸大权”，“代替市人委”。对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上海接管的许多众所周知事实，各大党报高度赞扬、高度评价的文章，叶永烈统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胡说毛主席知道后“仅仅表示，知道了”。在他的书中，这类牛头不对马嘴，胡编乱造的故事太多太多了，简直不胜枚举。

第七章 “一月风暴”上海起，偶然存于必然里

一、全面夺权看似偶然却是必然

1967年2月上旬，“上海人民公社”(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

要想正确地书写历史，必须首先理清历史事实。上海1967年2月初全面夺权，成立公社，看似偶然，实际上是“一月革命”后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告全市人民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紧急通告》，以及其他诸多的通告、通令，并没提及要夺市委、市人委的权，其机构、办公室一个没撤，人员一个也没少，公章全在他们手里握着。

当然，要说一点夺权的概念都没有，那也不是。在中央发布的“五·一六通知”中就提出要“清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十六条”也明确提出“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工总司”成立宣言中也有“我们要夺权”的提法。但我们之前对夺权的理解，是由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来掌权，就像北京市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样，进行改组，或者军管，想也没敢想过由造反派来取代市委。可以说那种僵化的、旧的思维模式在造反派头脑中也是很顽固的。不仅“工总司”等工人造反派，红卫兵也是同样的想法。从当时的许多传单、文告、小报、口号中都可看出这点，虽然提法都很澈烈，“火烧”、“炮打”、“砸烂”，但要自己夺权去取而代之，都视为雷池。文革也是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开始我们思想解放的程度还没到跨过这根线。

说全面夺权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上海市委的所作所为是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上海在反经济主义斗争中出现的接管，以及对《文汇报》、《解决日报》的接管，每一步都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并反复地把这种接管提升到夺权高度来加以肯定。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明确肯定了上海的经验，说:“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说:“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明确发出了自下而上夺权的号召。全文如下: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

让我们高举起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亿万革命群众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为核心，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出现了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夺权。但是，被打倒了的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在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队伍里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一直在激烈地继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亿万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只有展开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的各种权力，非夺不可!这是广大革命群众通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掌握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

为什么当革命的左派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瞄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第一炮的时候，就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

为什么当“工作组”来了以后，革命左派不仅没有翻身，反而更变本加厉地遭到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

为什么当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甚至武斗流血，多少革命的闯将受打击，遭迫害，被开除，被镇压，直到最近，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大反扑，出现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大泛滥?

几个月的反复和曲折，一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暴风雨，深刻地教育了广大革命造反派。他们越来越明白了:革命之所以受挫折，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印把子没有攥在自己手里。那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猖狂，之所以敢于这样欺负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有权!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说得好: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这不是什么“个人野心”，而是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共产主义夺权，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翻天覆地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群众运动，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它必然带来阶级矛盾的集中爆发，带来一场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这场大决战的现实，已经为我们展现了极其激动人心的场面。

你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已经冲破重重障碍，紧急行动起来，集合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之下，团结起亿万革命群众，发扬了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敢于斗争，敢于夺权，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正在从胜利走向胜利。

你看!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因为夺权就夺去了他们的命根子，夺去了他们赖以“秋后算帐”的最后法宝。他们惊慌失措，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然而，一切反革命的垂死挣扎都无济于事，他们正在迅速被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群众运动的洪流所淹没。

这对于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真是从未有过的痛快啊!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没有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只是一句空话。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为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夺权擂响了战鼓，使旧世界的资产者吓得发抖。四十几年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伟大号召，吹响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军号。今天，在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亿万革命群众正在毛主席的新的伟大号召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伟大口号下动员起来，投入战斗。这就预示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是新世界当然的主人!”这就是广大革命群众响亮的声音!

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使社会上的斗争同本单位的斗争结合起来，内外联合，两面夹攻，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起当家做主，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

大联合，要在夺权的斗争中形成。大联合，必须旗帜鲜明。它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而不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那些折中主义、改良主义的东西，那些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分裂主义的东西，必须统统打倒。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高潮中，极少数资产阶级顽固分子总会乔装打扮一番，削尖了脑袋，力图钻进革命派大联合的队伍中来。他们虚伪地打着‚革命造反‛旗号，向无产阶级夺权。他们惯于制造谣言，挑拨离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革命派，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分清敌我，辨明大是大非，戳穿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回击!

阶级敌人空前强烈的抵抗是必然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勾结起来，拼凑起反革命的联合，来对抗革命的大联合。但是，无论遇到多少曲折和反复，我们上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群众，我们必将战胜一切困难，把那些在背后煽阴风、点邪火，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家伙，一个个地揭露出来，把他们打倒。革命的大联合终将战胜反革命的小联合。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的战友们，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动员起来，实现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就这样，外因(市委煽动经济主义，破坏了生产)、内因(造反派不接管生产指挥权，上海经济就将陷入瘫痪)、上因(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自下而上夺权)、下因(必须全面夺权才能根本上保证经济的发展)，四因相加，使全面夺权成为必然。

如何自下而上夺权，夺了以后怎么办，如何保证党和国家机构正常运行?大家心里都没底。虽说以前的接管也含有夺权成分，但夺的毕竟是生产指挥权，比较简单，要把党、政、财、文大权都夺下来，就没那么简单了。于是，在正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之前，出现了多次所谓的“夺权”。

二、“工总司”等组织极力协调夺权行动

1月11日，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红三司”)突然夺了上海市公安局及所属各个分局的权，宣布接管公安局。我得到这消息很吃惊，赶紧告诉王洪文。“工总司”总部认为，公安系统涉及在押的许多犯人和重要机密，外部去夺权不妥当，搞不好要出事。当时时间紧急，红卫兵已进入市公安局和各个分局，我们认为“工总司”应该有个态度，决定派人去做工作，劝说红卫兵撤出，和“工总司”一起支持公安系统内部造反派接管。“红三司”对“工总司”的话还是听的。“工总司”当天就派了金祖敏【叶注:金祖敏是当年5月底才来总部的。】去闵行公安分局，我带了王兆祥等几个人去了杨浦公安分局，王洪去了福州路市公安局。其他分局也都派了人去。我到杨浦分局已经是晚上了，见里面拥着许多红卫兵。我一方面对他们的夺权行动表示支持，称赞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好的，另一方面也讲明公安系统的特殊性，其中的利害关系，希望大家支持公安系统内部造反派起来夺权。红卫兵知道我是代表“工总司”总部的，一口答应了。我找了杨浦分局造反派宋桂生，希望他们内部“人革会”(“人民警察革命造反委员会”)、“消革会”(“消防队革命造反委员会”)、公安“机联站”(“公安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联合起来接管分局。

当天，市公安局和各分局的红卫兵大部都撤出了，“工总司”也一个人没留，全部撤出了。这个事实很清楚，完全不是叶永烈所说，“工总司”王洪文排挤了“红三司”夺权。当然，这样捏造完全符合叶永烈的笔法。第二天，即1月12日凌晨，“工总司”联合“红革会”、上海“炮司”、“机联站”等18个群众组织发了一个《联合紧急通令》，1月30日下午又发了一个《特急补充通令》，中心意思一方面是肯定“红三司”的革命精神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明确接管公安机关必须通过中央批准，同时表明支持公安系统内部接管，其他群众组织必须立即撤出。没几天，“红三司”红卫兵全部撤了出来。

但是有些造反派头头却个人野心不改。“二兵团”耿金章瞅准机会，对“工总司”总部连招呼都没打，伙同“上三司”头头赵全国，搞了个所谓联合“三十几个群众组织”，去夺上海市委的权。1月15日凌晨，耿金章调了1000多人，将延安西路33号上海市委办公大楼、外滩的市人委办公大楼和康平路市委书记处办公大院占了，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还宣布张春桥为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为第二书记兼市长。“工总司”和“红革会”、“机联站”、“炮司”、“反到底”等组织都不知道他们所谓“三十几个群众组织”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比如赵全国一个人能代表“上三司”?耿金章乱整一气，被张春桥叫去批评了一顿，只好把人撤了。“二兵团”人一撤，“三十几个群众组织”也没了声息。赵全国不服气，去北京“上访“，几天后从北京回来，又纠集了“中教司”等几百人，再次冲进“康办”书记处大院，宣称成立“上海市工农兵造反委员会”。文革运动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为欺骗那几百人，赵全国编造了周总理的几点“指示“:支持他们的夺权“革命”行动;“工总司”是保守派;张春桥被上海造反派控制了，不向总理汇报情况„„王洪文知道后向北京作了核实，证明所谓的周总理指示完全是赵全国伪造出来的，于是派人去“康办”找赵全国辩论，一举将其扭送到公安局审查。

关于这件事，叶永烈在《王洪文传》中是这样写的:“那‘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逮了起来，送交公安局。至于罪名，信手拈来便是，王洪文给他安了个‘政治扒手’的紧箍圈。可怜那‘上三司’的头头，竟然从此在上海监狱里蹲了七年!”就是不提赵全国的名字，因为一说是赵全国，上海许多人都知道是那个公然伪造周总理指示的政治扒手。对冲击市委的赵全国表现得如此同情关爱，不像是叶永烈的风格，但仔细想想，为了捞到政治上的好处就胡编乱造，他们俩惺惺相惜也不足为奇了。

还有一次乱“夺权”是1月初。一小撮人打着“红革会”、“工总司”、“农革司筹”(“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该组织在上海没什么影响，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组织)、“机联站”旗号，到市委办公厅抢了几颗大印，又到市人委缴了十几颗公章，就以“工总司”、“农革司筹”、“红革会”等组织名义印了《特大号外》，宣布夺权。实际上，“机联站”头头徐景贤没张春桥指示不会擅自行动，绝不可能参加。“工总司”参加的就是潘国平，但既没和王洪文商量，更没经总部同意，完全是个人行为。王洪文知道这件事后，将潘国平找到上棉十七厂保卫科，晚上我和王秀珍、戴立清、马振龙等对他进行了批评，并要求他将缴来的大印全部交出来，锁进十七厂保卫科的保险柜里。以后张春桥又找到潘国平，对他进行了批评。潘国平宣布退出。这次“夺权”前后仅两三天，没造成大的影响。

这几次所谓的“夺权”，除了个别的野心家表演外，多数都对夺权的概念还是十分朦胧。报刊上连续号召自下而上夺权，这是党中央战略部署，中央的要求是“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起来夺权。上海前几次所谓“夺权”实际上是闹剧，似乎缴几枚图章就是夺权了。形势逼着大家必须按中央要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三、从“上海人民公社”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在这种情况下，1月23日，“工总司”邀请上海一些主要革命群众组织在市委党校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由“工总司”的王明龙主持，主要讨论新的权力机构的筹备。谁知一下来了100多个“群众组织”，有些名称听也没听说过，很多只是几个人拉的山头，都要进权力机构，争争吵吵开不下去。比如“工总司”所辖几个兵团都想进去，有人认为兵团是“工总司”下属，不应独立加入，耿金章不同意，大吵大闹。这次会议无果而终。

后来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又召开了一次各造反派组织联席会议，也是王明龙主持。这次会虽也有争执，但最终决定以“工总司”等38个市级群众组织作为组成单位，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会上讨论通过了公社的宣言、通告、章程(由“机联站”徐景贤、朱锡琪等人起草)等几个文件。关于公社名称的由来有一个掌故。当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正在搞“华师大新公社”，并说毛主席很赞赏巴黎公社原则，群众选举，可随时罢免，在1958年就曾设想搞城市公社化，所以我们定下了“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

一天晚上，“机联站”通知王洪文、王明龙去兴国宾馆，说张春桥要接见，到那看到“机联站”的徐景贤几个人也在，王明龙汇报了这几天的筹备情况。张春桥说上海的情况已向毛主席汇报过了，毛主席提出还是军、干、群三结合夺权好，叫张春桥、姚文元作为革命干部参加，还要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也参加。当即通知廖政国也过去，廖到场后表示毛主席有指示我们照办。张春桥还提出把38个组成单位改成发起单位较好，这样有余地。关于公社的宣言、通令、章程等文件，张春桥提出既然要他们作为革命干部参加，是否让他们也过过目，把把关。

2月3日，在上海图书馆又开了一次筹备会，张春桥主持，组成单位代表参加。会上宣布了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张春桥、姚文元作为革命干部代表，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作为军队代表参加公社的决定，传达了毛主席要军、干、群三结合夺权的指示，并决定38个组成单位改成发起单位。会议讨论了公社领导体制问题。决定采取团体委员制，除张春桥、姚文元外，其他人都不以个人名义而以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参与公社的领导。经过协商，分配委员名额为“工总司”三名、农民代表两名、学生一名、市“机联站”一名，另外还有驻沪三军负责人。公社下设七个组，负责人各一名，(公社正式成立后共设八组一室，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作为公社的一个机构，另设组织组、政宣组、联络组、调查组、保卫组、接待组、后勤组和办公室。)，完全改变了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体制。会上还讨论通过了公社宣言、通电、通告等事项，并决定于1967年2月5日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的筹备办公室设在人民广场北边的上海体委大楼。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在人民广场如期召开。大会计划20万人参加，结果来了近百万人，周边马路全站满了，连福州路、延安路上都挤满了人。会前我得知“二兵团”对公社的组成不满，准备冲击会场，在主席台东侧集中队伍发难。于是，我在前一天通知杨浦区联络站的陈琳调几千人早早进会场，将主席台东侧至西藏路全部占据，并通知其他区的队伍提前进场，一下子将“二兵团”计划打乱了，他们的队伍进场时被挤到边上，七零八落地集中不起来，保证了大会的顺利举行。大会原计划由潘国平主持，但快开始了还找不到他，临时决定由戴立清主持。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会议并讲了话。大会通过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向毛主席致敬电及大会的通告。宣言全文如下: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庄严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反抗，就造反，就斗争，就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上海革命造反派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进攻的号角，打响了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第一炮。

在这个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时刻，北京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声音: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来了贺电。毛主席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这个伟大号召，好像一声春雷，振奋了全上海，震撼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

从此，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如急风暴雨迅猛异常，如大海怒涛，滚滚向前。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基础上，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基础上，在痛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光辉胜利!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大搏斗，大厮杀，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争夺政权。因此，千重要，万重要，夺取政权最重要。

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掌握了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他们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对毛主席恶意攻击，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千方百计地扶植资本主义势力，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竟狗胆包天，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们耍阴谋，放暗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当他们感到自己快要垮台时，他们又开黑会，定黑计，大刮阴风，大布妖雾，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

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爷们，凭着手里掌握的权力，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干尽了坏事，在一个短时期内使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上海，陷入了瘫痪状态。他们妄图用这种毒辣的手段，卡住我们的咽喉，切断我们的血管。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正像世界上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都是一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人。他们自己给自己敲响了死亡的丧钟，他们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目睹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倒行逆施，眼看毛主席缔造的红色上海开始改变颜色，无不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

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上海工人阶级发扬了天不怕，地不怕，敢同恶鬼争高下的大无畏精神，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旗帜，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迅速扭转了局面。就在这个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夺权，奋起砸烂了修正主义的阎王殿，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政权。

一月革命，是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铁拳;一月革命，是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的战鼓;一月革命，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自下而上地夺回自己专政权力的新形式;一月革命，开辟了上海劳动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阶段。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上海无产阶级夺取一月革命伟大胜利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抵抗资产阶级进攻，防止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坚强保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队伍就一往直前，我们的斗争就所向无敌。

上海人民公社，是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旧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上海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对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对阶级敌人则实行最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

不论是现在的临时委员会，或是条件成熟时选举产生的正式委员会，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群众路线，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全面的大夺权，彻底打倒旧市委、旧市人委，挖出一切目前还隐藏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地、富、反、坏、右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坚决制裁、坚决镇压。

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什么折衷主义、改良主义、调和主义、温情主义，统统要打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革命的背叛，我们就是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寸权必夺”!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里程碑。但是，夺取政权，这只是革命的开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斗争更尖锐、更复杂。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不管风浪再大，都要挺起胸膛，勇猛前进，迎接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闯过前进道路上的急流险滩，决不后退半分。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它必将在更猛烈的革命暴风雨中锻炼成长!让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吓得发抖吧!让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让一切牛鬼蛇神，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胆战心惊吧!让那些只知道按照常规走路的政治庸人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目瞪口呆吧!上海人民公社荡涤的是一切污泥浊水，创造的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天地!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夺权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

毛主席当天即批准了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张春桥、姚文元回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提出:公社成立后的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吗?如果全国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成中华人民公社，这样一来人家承认吗?苏联就可以不承认，英法更不可能承认。改了后，驻外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文件，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

张春桥回沪后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感到毛主席考虑问题深，上海还是改一改名字吧，最后决定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2月24日，改名大会在人民广场举行，号称百万人大会，热烈呼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改名《决定》全文如下: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一月革命的熊熊烈火，从上海开始，席卷全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场气势磅礴的革命风暴中，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了大联合，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取得这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我们庄严地宣布了上海‚三结合‛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诞生。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现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一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爱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的名称，现在已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我们全上海革命人民的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一月革命精神，领导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市革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原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所颁布的宣言、通令、通告、决定、决议及其他一切文件，一律继续有效，全市人民必须切实遵照执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烈欢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叶注:据《革命造反年代》中的叙述，2月24日张春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大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指示，姚文元主持大会，徐景贤宣读了署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以此表示了“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会后，前往外滩办公大楼挂市革会铭牌。】

毛主席和张春桥正常讨论国家体制问题，叶永烈在《“四人帮”兴亡》中，一支秃笔惟妙惟肖地一大段胡诌，说“毛主席严厉批评张姚”，而且以此作为小标题。他捏造毛主席的话:“你们上海成立人民公社为什么不和我打招呼?”似乎上海人民公社是张、姚擅自搞的，对毛主席甚至招呼都没打。鬼才相信。主席不知道怎么会在2月5日当天就批准了上海人民公社，又怎么会发文说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一律不搞人民公社?这是肯定和保护上海人民夺权的热情和积极性，同时也是对张、姚的肯定。至于批准上海人民公社后，进一步考虑，可能引起外交等方面的问题，找张春桥商量，是完全正常的。毛主席为了保护上海的积极性，认为可以保留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方面则认为国家是一个整体，当时黑龙江已宣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上海也应该改名叫革命委员会。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文章可做，有什么稻草好捞?

后面的描述更离奇，说张春桥受毛主席“严厉批评”时身上穿了几件毛衣，空调开得如何，但张身上出的不是热汗，是冷汗，在离开时一出门就摸摸头，看看乌纱帽还在不在……叶永烈真是厉害，不仅全程参加了毛主席和张春桥的谈话，还像孙悟空一样能变成蛔虫探知张穿的什么，测出他汗水的冷热，还能知道他在摸乌纱帽……

四、夺权非上海首创，是党的自我完善

按现在官方、主流媒体的说法，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掀起了全国的夺权风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早在上海夺权之前，1967年1月22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就宣告成立了;1月25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宣告成立，《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指出:“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权、政权、财政、文权，都夺回来了!”

此后，在党中央号召和支持下，各省、市、自治区都经过全面夺权，成立了“三结合”(军队干部、老干部、群众代表)的政权，名称也由五花八门统一称为“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1日，西藏和新疆两个自治区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除台湾省外，全国山河实现了“一片红”。(各基层也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社论，摘录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天山南北凯歌嘹亮，西藏高原阳光灿烂。正当全国亿万军民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乘胜前进的时候，地处我国西南、西北反帝反修前哨的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胜利诞生了!

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从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兴起，到西藏和新疆两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经过二十个月伟大的斗争，全国军民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把被他们篡夺了的那一部分党、政、财、文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的手中，这是一场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把美帝、苏修的一切反革命谣言击得粉碎，使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痴心妄想化为泡影。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显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亿万革命群众的无比威力，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客观规律，集中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

“让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阔步前进!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定会以更加雄伟的面貌出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我认为，文革开始时，党中央、毛主席及广大的革命造反派都没有全面夺权的设想。如果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开始只是不理解这场运动，整了下面的干部群众，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够改变反对自己就是反党的传统思维，带领群众一起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官僚主义，抓好生产，是可以得到群众谅解的。这样，会有对个别顽固坚持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作出调整，领导班子里可能会增加一些革命群众代表，但不至于发展到全面夺权。中央从1967年1月开始支持各地夺权，是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因势利导而已。革命造反派在初期有自发接管等五花八门的夺权形式;毛主席开始批准了上海人民公社，后来又推动改名;群众造反夺权从自发到根据中央意见“三结合”。等等这些都说明了这个问题。上海的实践就可以证明，这种夺权是偶然存在于当时运动的必然之中。

最终建立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二把手基本上都是原来的老干部和军队干部。这说明我们的夺权同阶级敌人、野心家向共产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有本质不同，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共产党内部的自我完善。纲领仍然是共产党的纲领，性质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宪法还是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宪法，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宗旨还是为人民服务。

革命委员会不仅没有削弱党的领导，反而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大强化了工人阶级在我国的领导地位。不仅各级革命委员会实行了工农代表参加管理，党中央、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中工农代表的比率都得到了较大增加。(是真正的一线工农代表，而不是像今天脱离了体力劳动，管理甚至剥削普通工农的所谓“工农代表”。)

更重要的，革命委员会大大强化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砸碎了官僚机构，改造了官僚作风，破除了领导始终正确、反对领导就是反党的旧思维，权力在群众的监督下运行，不论你职务多高，做错了事每一个老百姓都可贴你的大字报。廉政被大大强化了，资产阶级法权被大大破除了，在各级革委会班子中，除老干部保留了原有的高薪和福利外，新上来的工农干部一律由原单位发原工资。比如王洪文，即使当了中央副主席，还是由国棉十七厂每月发60元不到的工资，而且开会时喝杯茶都得付钱。【叶注:即使上海对王洪文有所补助，但每月所得仍比老干部少许多。可见《革命造反年代》有关王洪文一节。】

革命委员会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成员随时都可以被人民罢免撤换。上海从公社(市革会)成立后有不少人被调整了下去，搞派性的下去，犯了法如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该判刑就判刑，没什么只能上不能下的道理。大字报作为人民群众监督干部的武器，是文革中思想大解放的重要成果，即使有点误差也只是细枝末节。它可使各级领导保持勤勉而不懈怠，保持清廉而不腐败，保持人民勤务员的身份而不官僚。有人对人民群众的大字报视如猛兽，怕得要死，我看不是心态有问题就是心中有鬼。

令人痛心的是，1976年10月后，各级革命委员会都作为“四人帮”体系遭到清查，很多人被关押判刑，甚至杀头。这样的行为除了政治报复又能作何解?

第八章 夺权虽获大胜利 流血斗争更残酷

一、武斗之风刮遍全国

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全国山河一片红”。而事实上形势变得更加严重，斗争变得更加残酷了。

全面夺权深深触及了长期形成的官僚体制和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必然遭到他们强烈的阻击。这些人中有的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免了职务;有的则并未受冲击，还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这就使斗争变得异常残酷，变得腥风血雨。

官僚体系中的各个山头都有各自利益，在根本上则是利益共同体，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为一股力量。夺权后地方党政领导已无能为力了，但军队并没受什么大的冲击，还以支左面目出现。很多军队领导同地方党政领导有着老战友、老领导、老部下、老伙伴等错综复杂又盘根错节的关系，看到那些人被批了、权被夺了，自然怒气冲天。军队手里是有武器的，这就大大激化了形势，1967年开始的一年多，斗争达到了高潮。

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就颇具代表性、启示性。1967年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李先念、谭震林等一些老帅发难，以“保护老干部”为名，严厉指责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他们表面上反对中央文革的做法，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明明是毛主席讲的，谭震林说是形而上学，陈毅甚至攻击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这哪里是针对张春桥啊!他们还对批斗北京“联动”(“联动”和“西纠”红卫兵是一些高干子弟组成的，他们为保老子，转移文革斗争的方向，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残酷抓人、打人，许多人被打死，民愤极大。北京市委曾下令抓了一些头头，不久不知何故又给放了)大发雷霆，叶剑英大拍台子，连指骨都拍断了。李先念说:“这些娃娃有什么罪呀!”听听这话，好像“贵族”打死“贱民”无罪!

2月18日凌晨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非常气愤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又说:“我提议这个问题政治局要解决，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我就发动全党解决。”之后，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批判，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第七次会议，几个老帅及周总理都做了检查。5月1日劳动节大会，毛主席批准几个老帅上了天安门。

但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并没有因此而缓和，反而升级到更加残酷的地步。一部分掌握军权的人打着支左的旗号，疯狂镇压造反派，使一些城市、地区大批造反派被抓、被杀。他们将文化大革命搞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将许多造反派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武力镇压，造反派被迫反抗，武斗开始是拳脚棍棒，后来上升至机枪、大炮上阵。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全面内战”。

二、武汉“七·二〇事件”石破天惊

最严重的是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扶植起一个“百万雄师”，将原来的造反派组织镇压下去，抓了上万群众。军区还公开武装介入派系之争，独立师身穿军装、戴“百万雄师”袖章、背着枪招摇过市，打死许多造反派。

在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的支持批准下，武汉军区发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此时武汉正是夺权的关键时刻，通告将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3月17日凌晨，军警联合行动，抓了“工人总部”大小头目485人并进行批斗。

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下达了被称为“军委十条”的命令。全文如下:

中央军委命令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相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作得好，有的作得不好。目前出现了很多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6月4日，武汉军区发布《武汉部队公告》，虽然对“工人总部”遭受批判，致使一些革命群众在政治上受到压抑表示负责，但是又说“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可见武汉部队在陈再道指挥下，镇压革命造反派的路线并没有改变。在他们支持下得到武器的保守派屠杀造反派的行动并没有收敛，最终酿成了震撼全国的“七·二〇事件”。

为了解决问题，毛主席亲自去了武汉，指出陈再道支左方向错了，应当支持革命造反派。周总理、谢富治也去了武汉，中央文革小组也派出王力去帮助解决问题。军队和“百万雄师”对毛主席、党中央的表态不满。

7月20日，数万“百万雄师”人员2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和军区独立师的一部分人冲进中央代表团驻地东湖宾馆，将王力揪到军区大院。“百万雄师”逼王力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王力称没有这个权力，应由中央定。后来毛主席向陈再道、钟汉华下死命令，必须将王力接出来，他们才将王力放了。当时毛主席也住在东湖宾馆，形势非常危险，周总理亲自安排毛主席由宾馆转移到机场，坐飞机到上海。可见夺权前后斗争激烈到什么程度!

7月23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一、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进京;二、起草文件通告全国;三、召开百万人大会声讨陈再道，武汉军区独立师被作为叛军，撤销番号。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指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

十年后，湖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这一事件中被打伤、致残和死亡的军人、干部、群众达184000人，其中武汉市伤残66000人，被打死600人。这个数字是否确实且不说，还是一笔糊涂账，其中拥护文革的造反派究竟死、伤、残了多少，领到军区发放的枪支的“百万雄师”射死群众多少，这么严重的伤亡是怎么造成的，都回避了，统统归罪于造反派，归罪于文化大革命。这公道吗!

“七·二〇事件”后，毛主席针对武汉军区给“百万雄师”发枪，指示说要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这一指示后来并没有真正执行。)在这个背景下，江青在7月22日接见河南代表团时讲:(河南代表团提出的)“文攻武卫”我赞同。她并说:“第一条我们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决反对武斗;第二条，我们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是不对的。”此后全国造反派的文攻武卫，我看是正确的。当时军队出面支“保”支“右”，给他们发枪镇压造反派，文攻武卫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这并不是煽动大家去武斗，而是人家用枪、用刀对着你的胸膛，你的生命受到威胁，应该自卫。

三、青浦“农革司”开上海武斗先例

【叶注:本章第三、四、五节有关青浦文革的史实，特请原“工总司青浦县联络站(工青联)”的负责人陈恩伯校核，对黄文中有错的人名、时间等直接订正，对叙事方面需说明的则在后用【陈注:......】说明。】

上海的情况在全国来说比较特殊。上海最大的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工总司”1966年11月成立之初就在“安亭事件”中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肯定和支持，陆(上海警备区)、海(东海舰队)、空(空四军)三军在支左中也是方向明确、阵线清晰。尽管有些军队负责人如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有些观点与我们不一致，但他还是能做到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我们同驻沪部队支左办公室相处一直很好、很协调。1966年12月出现的“工人赤卫队”在人数上虽一时多于“工总司”，但仅受曹荻秋等市委领导人的支持，军队始终没有表示支持他们。因此在上海文革中，从总体上讲几乎没出现军队支“保”支“右”的情况，更无给保守派发枪的事。上海也没出现持枪武斗的情况。

但是，在上海郊区青浦县曾出现县人武部支“保”、镇压造反派，致造成严重伤亡的情况(在一系列事件中造反派与保守派各死亡十几人)。

青浦县文革初期的造反派组织有:“工总司青浦县联络站”(简称“工青联”)于1966年11月29日成立;农民组织了一个“青浦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贫革会”)【陈注:“贫革会”原属“青浦县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即“联总”。】，县级机关干部组织了“青浦县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机反会”);青浦中学学生成立了“青中红旗战斗团”(简称“青中红旗”)。青浦县的文革运动在1967年2月前的一段时间内，在党中央、毛主席号召下和上海市区运动影响下正常进行着，在上海市的十个县中，青浦最稳定，实现了大联合，于1月16日由“联总”、“红卫军”、“工青联”等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向青浦县委、县人委进行夺权。

就在夺权后的关键时刻，在1967年2月2日“青浦县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农革司”)，正式宣布成立后，青浦县人武部政委顾仲良等人插手操纵“农革司”，制造派性，煽动“农革司”与“联总”、“红卫军”、“工青联”、“机反会”、“青中红旗”等造反派对立。2月14日，在人武部顾仲良的直接策划下，会议也是在人武部开的，“农革司”调动上万农民进城，砸掉复员军人组织“红卫军”，开了上海地区武斗的先例。紧接着，他们又在2月17日调集了几万农民进城，将“联总”、“青中红旗”、“房战团”、“青影东方红”、“上艺司全无敌”、“装卸队红旗战斗队”、“版司青浦纵队”等多个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统统砸光，并将这些组织的不少头头都抓起来关进青浦公安局。此后连续几天进行搜捕，许多人被迫逃离青浦。一部分“联总”、“青中红旗”等组织的人员坚持下来，联合组成了“反逆流兵团”。2月23日，“农革司”再次调动农民进城，砸掉“反逆流兵团”。青浦县城一片白色恐怖，许多人不敢回厂，一到厂里就会被揪到公安局拘留起来。“农革司”成为独霸青浦的“革命群众组织”，几次三番煽动农民进城打、砸、抢，还有工分补贴。因为农民人数众多(许多人是受了煽动的)，革命造反派成了少数派。后来，他们在67年3月22日又从工人中拉出一个“青浦县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革司”)，4月21日在学生中拉出一个“打刘兵团”。【陈注:这些受顾仲良幕后指挥的组织，在67年9月成立了“青浦县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红总部”或“红色派”。】

把文革之初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组织统统砸光后，他们在3月19日单方面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革筹处”)，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祸首顾仲良进了“革筹处”。

四、上海红卫兵、工人造反派支持青浦革命群众

上海市区出现“青浦告急”、“青浦在流血”等大标语，一些大学、中学的红卫兵“红东北”(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红西南”(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红革会”、“红中技”、“红上司”等组织赶到青浦，声援少数派。上无二十六厂技校的红卫兵和“红革会”红卫兵还撰写了上万字的支左调查报告，抄成几十张大字报，贴在青浦县公安局门口墙上，要求释放被抓的人，引来成千上万群众观看。

3月中旬，市革委会派我去青浦做调查。我带“工总司”总部黄兆祥、邹天龙等几个人去了青浦，看到县城里造反队牌子都砸光了，人也找不到。我们去了朱家角镇，发现“工总司”县商业联络站的牌子还在但没人，托人找到联络站的周亚英，了解“二·一七事件”的真相。又在上海铁床厂找到“工青联”的滕福根，进一步了解情况。经过一系列调查，我向市革委会、王洪文做了汇报。大家一致认为要支持青浦的造反派，将“工总司”青浦联络站恢复起来，被抓的人要释放。我提出顾仲良的问题涉及到军队，可以由市革委会向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打招呼。

3月29日，我和陈阿大、戴立清、邹天龙、黄兆祥几个人去青浦县公安局朱家角镇派出所找所长刘凤仙，“工青联”负责人陈恩伯、滕福根二人是被他抓起来的，我们要他放人。【陈注:黄金海和陈阿大、戴立清等人这天到朱家角镇的“工总司”小分队驻地了解调查情况，正好这天“红色派”也冲击“工总司”小分队驻地，把陈恩伯和滕福根二人抓进派出所，黄金海等人知道后即去派出所交涉。】一到门口，好家伙，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守着。我对刘凤仙说:“你这小小派出所竟有解放军站岗，够威风，全国大概独此一家，闻所未闻。”(连“农革司”大门口也有解放军站岗，还美其名曰“支左”。)小小派出所长，盛气凌人，胡搅蛮缠，甚至将口袋里的手拷拿出来摆弄，吓唬我们，还告诉我们来青浦要登记临时户口。我告诉他，我们是上海市革委会青浦问题调查组的，他的嚣张气焰似乎才消了些。我们向他宣传了中央军委1966年8月20日下达的《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和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刘凤仙开始很嘴硬，就是不肯放人，陈阿大和他大吵一场，拍了桌子，指责他对抗中央、中央军委，要造他的反。他终归是理亏，最终还是将陈恩伯、滕福根二人给放了。从朱家角派出所出来，我们又赶到青浦公安局，同样宣传了中央文件。当时“青中红旗”和“联总”的头头洪国钧，“全无敌”头头钟少翔等人都被拘在县公安局，去交涉要他们放人，交涉过程中没发生任何冲突。【陈注:经过上海市和青浦县的造反派共同努力斗争，最后青浦“公革会”不得不在五月十七日才全部释放了“联总”头头洪国钧及其他几位革命造反派的同志。】

文革后编的青浦县志说我带了“几百个人冲击派出所”，一派胡言!我们仅去了五六个人，哪有几百人?当天除了陈阿大喉咙大一点外，别人都是劝说为主，连派出所的一只杯子都没有打碎，何谈“冲击”?有趣的是，我上世纪90年代初出狱后，刘凤仙已是县邮局局长了，他托青浦造反派杭德法多次请我到青浦聚一聚，我一直没机会去，等到有机会了，他却故去了，不然和他叙叙旧应该很有意思的。

我经市革委会、王洪文同意，于3月22日将“工总司”文艺小分队(即总部赴青浦调查组)派去青浦，由邹天龙、黄兆祥带队负责，还将“工总司”大旗也扛去，宣传中央文件，宣传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恢复“工总司青浦县联络站”工作。顾仲良和“农革司”头头徐家桢则不断挑动农民进城，企图将“工总司”小分队和红卫兵打出去。特别是当地搞了所谓“摸鸡棚”行动，即半夜三更十几个农民一组，到一些造反派的家里砸、抢一通，人拖到外面毒打一顿，搞得人人自危，许多造反派连家都不敢回。“工总司”小分队和红卫兵只能集中住在青浦电影院，以防“摸鸡棚”。我们做顾仲良的工作，警备区张宜爱副司令员也做工作，希望他遵守中央关于不允许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指示，但他就是不听。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青浦县的少数派也开始文攻武卫，双方都有伤亡，共死20多人。此事在后来审判我时，作为重要罪状反映在判决书中。我当时对检察院、法庭都申辩说，我们去青浦就像救火队一样竭力制止武斗，而人武部的人一再挑起武斗，这账该怎么算?我甚至提出:“青浦发生那么多次武斗，你们只要证明有一次是我指挥、组织的，甚至我知道哪一次武斗而不去制止的，青浦所有的武斗我一个人承担责任。”检察院、法院始终拿不出这样的证据，还是判了我这个罪，上诉后维持原判。

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文革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太大，且由历史去评判，就具体事件来说，应作具体分析判断。凡事都有因果，武斗的发生有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背景，但毛主席、党中央一直反对武斗，“十六条”和以后许多文件、讲话一直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当武汉军区一手挑起严重武斗时，毛主席还冒着极大的风险亲自去武汉做工作。以后还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要分裂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某些掌权者就是不听，你有什么办法?青浦县的武斗正是这股逆流的反映。

五、青浦武斗中的几个重要事件

除了前述的“二·一七事件”，还有:

“五·一八事件”。1967年5月18日，“工总司”小分队和市区红卫兵“红东北”、“红西南”、“红中技”一些成员在青浦剧场聚会。【陈注:当时青浦剧院是上海来青红卫兵住宿点，工总司小分队住在县前街群众旅馆。】“红色派”在这天白天组织游行，高呼“二·一七好得很!”红卫兵回敬道“好个屁!”当天晚上，“农革司”就调动几千农民包围了青浦剧场，冲砸红卫兵。红卫兵都是十几岁二十不到的娃娃，小分队里大多是女孩子，根本只有挨打的份，被打伤40多人。现在的青浦县志上说“发生冲突，有四十多人被打伤”，含糊其词，怎么起的冲突，谁被打伤，全不交代清楚。

第二天，5月19日，青浦“火线指挥部”(此时“工青联”等少数派组织在5月16日联合成立了“火线指挥部”)将五名策动这起事件的干部和四名直接指挥的人揪到三十一棉来告状。我赶回厂里了解了这一情况，批评了这几个人，他们也认了错。在整个过程中，从未发生对他们殴打或体罚的情况，有个人可能被揪来时头上破了皮，我叫厂医务室给做了检查治疗。我又叫少数派写个报告给市革命委员会，并讲你们无权扣人，都要放回去。

“六·四事件”(又叫“重固事件”)。重固乡造反派组织正要恢复时，“农革司”调动农民去砸了一通，将一名饭店职工沈永兴活活打死。这次事件根本谈不上武斗，因为造反派组织只是在筹建恢复中，几个人，怎么会和大批农民武斗?这纯属杀人事件!

“七·二一事件”。7月19日，“火线指挥部”接管了县“革筹处”，因为“革筹处”是顾仲良挑动农民进城将造反派组织统统砸光后，单方面组成的。接管时仅仅占了几间办公室，没发生冲突，更没武斗。谁知两天后，7月21日，“农革司”调动上万农民包围了“革筹处”(在县委招待所)，冲击围攻中打死了火线方的造反队队员吴志浩、李树源等三人，400多人被打伤。他们还用船运来氨水，用高压泵往上喷，上面几百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警备区支左办主任隋日瑞和警备区张宜爱副司令员直接找了顾仲良，要他立即动员农民撤掉，回答是没法做工作，农民不听。为此，王洪文特地写了一封信，叫警备区张宜爱副司令员的秘书高松送过去，内容是违反中央规定挑动农民进城是错误的，此事已上报周总理。由于陆军倾向性比较强，后来(经中央同意)调了东海舰队几百名官兵去才解了围，避免了更大伤亡。

“八·二二事件”。8月22日，朱家角镇“红色派”人员打砸“火线指挥部朱家角联络分站”。分站里就几个人办公，县城“火线指挥部”调了三卡车人急驰到朱家角支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全国普遍文攻武卫，青浦少数派也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在这次冲突中，多数派“红色派”农民死亡一人，少数派重伤多人，这是青浦多数派人员第一次被打死的案例。从这件事来看，少数派有些不冷静，但由于前几次事件中少数派先后被打死4人，打伤400多人都未追究，情绪难免比较激动，这次又是被动防御，为防止“重固事件”重演，也属无奈之举。

“八·二三事件”。8月23日，少数派在县城南门夜间巡逻时遇见多数派，发生冲突，多数派被打死一人。

“八·二五事件”。8月25日，赵巷乡东方红中学红卫兵在刷大标语时，被“农革司”农民围攻，因为就几个人，根本没有还手能力，最后一位老师卜鸿钧被活活打死。红卫兵求救，赵巷大新砖瓦厂工人造反队增援红卫兵学生，在抓凶手的冲突中“农革司”也被打死一个人。这是多数派被打死的第三个人。

第二天，8月26日，“农革司”头头徐家桢亲自到方家窑，召集大批农民要冲少数派集中的大新砖瓦厂(在赵巷地区的市属单位)。这天我正在支左办公室，隋日瑞接到青浦县人武部报告(人武部内也有反对顾仲良这种做法的，副部长白文哲就是代表)，我们顿时感到事态严重。怎么办?徐家桢是听顾仲良的，张宜爱副司令员下令县人武部去做工作，可顾不愿去做工作。眼看一场流血事件就要发生，我和张副司令员决定亲自去制止。张宜爱怕我被认出来惹大麻烦，叫我穿了一套军装，戴上领章帽徽，化妆成解放军。我们赶到方家窑，只见打谷场上已挤满了手持锄头、铁锨，肩扛木棍的农民。突然又发现徐家桢正在现场煽动，张副司令员紧张了。当时整个青浦县城乡都贴满了“打倒黄金海”的标语，连小孩都知道，农民大多只知道我名字，不一定认识我，但我和徐家桢打过多次交道，只要他一叫黄金海在这儿，我就会被不明真相的农民乱棍打死，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我灵机一动，干脆走到徐家桢身边。他这时认出我来了。我进一步贴紧他，把手插在口袋里，装着握有手枪——其实并没枪，连一起去的几个战士也都空手没带武器。徐家桢吃不准，没敢喊。张副司令员就叫大家散了，要相信市革委会会正确处理。我告诉徐家桢:“赶紧叫大家散了，再造成流血事件唯你徐家桢是问。”他只好顺势讲我们相信市革委会，相信解放军，既然张副司令员说了，大家就散了吧。也看得出广大农民并不愿意参加武斗，很快一溜烟地散了。前几个月农民进城很积极，因为有绝对优势，只有他们打人的份，没有被打的风险，“摸鸡棚”还有好处可捞。少数派文攻武卫后，听说多数派也有被打死打伤的情况，再调农民进城武斗就不大容易了。农民没医保，一家少了或者残了一个劳力，整个家庭就遭难了。我们要回去了，但车在公路上，离打谷场有几百公尺，万一徐家桢在后面叫唤还可能出事。我就继续贴着他，要他送送张副司令员，他只好一直送我们上了车。随后我叫砖瓦厂的工人、学生全部撤了，避免发生冲突。

“一〇·一七事件”。多数派“工革司”在城厢镇支家弄的原红十字会医院，他们在楼顶上设了工事，居高临下，用自制的弹弓打少数派的红卫兵、造反派，甚至不相干的过路群众，经常有人被射伤，引起民愤。群众自发地冲击了工革司，其中有红卫兵，有居民群众，也有造反派。后来，另有一部分人去包围了城厢二中的多数派“打刘兵团”，认为弹弓事件与他们有关。【陈注:设在支家弄的“工革司”总部(原红十字会医院房屋)，六月底就开始建立武斗小分队。到八月初起，“工革司”开始大修工事。在门口两边放置二排麻袋黄沙包，留下一人进出的小通道，还把底层窗户用砖砌上，在屋顶上用毛竹搭成了望台，并在上面按装了大型弹弓，专弹铁螺母，射程可达几十米，晚上铁螺母打在地上的石头上还冒火花。到十月份出现多次用弹弓弹铁螺母伤人和殴打火线派过路的群众。广大群众把这条路称作阎王路，尤其是房管所和修建队的工人上下班只好绕道行走。

10月17日上午，有群众多次到“工青联”反映讲“工革司”用弹弓伤人，引起了民愤很多，群众自发的与“工革司”对抗。由于无组织的行动已有多人受伤，很多造反队员到“工青联”来反映，要求“工青联”出面干涉。有的造反队员到“工青联”来骂头头，不管队员的死活。“工青联”把群众的反映及时电告武装部，要求解放军去阻止“工革司”的伤人行为，武装部也叫“工青联”去做群众撤退工作，我们到现场支家弄农业银行边上时，就看到“工革司”还在弹铁螺母。支家弄路口有很多群众，有的在甩砖头，有的在骂，有的在看。我们要他们撤退被免伤亡，反而被群众大骂头头右倾不顾群众死活。在那种双方冲突白热化的场面下，撤退要求根本没有人听的。“工革司”也是不听解放军劝阻，还是不断用弹弓弹射螺母伤人，所以双方还是继续冲突。由于群情激烈的无组织行动撤也撤不下来，而受伤的人越来越多。

这种群众自发的冲突延续到下午，被打伤的群众越来越多。面对这情况，“工青联”头头就开会商量乘机把“工革司”砸掉。会议达到基本一致意见后，马上就通知各系统组织武斗队伍到火线大楼门前集合去砸“工革司”。约半小时后砸“工革司”的队伍回来了，当队伍走回火线大楼(招待所)门口时，只听队伍里有人高喊去把二中“打刘兵团”一起带掉(砸掉)。在大楼门口已经停止的队伍中有一部份人跑上东门桥向城厢二中冲去，叫他们不要去根本叫不停。

我们火线头头马上开会研究当时情况，就在我们开会时总部打电话来，要“工青联”把去二中的武斗队伍撤回来。我们就停止会议到二中操场上向队员转告“工总司”意见动员队伍撤退。当我们在做撤退工作时，有一大批红色方武斗队伍从二中北面路上冲杀进操场，我们剩余的少数队伍招架不住，只好向西面的水稻田里落荒而逃。

那天，动员队伍撤退的头头洪国钧左肩膀被打伤;“青中红旗”头头盛卯全被红色方捉牢，将其头按在稻田里，20岁的盛卯全被活活的呛死在水稻田里;“工青联”文攻武卫副指挥叶章才在撤退时，被红色方围住一顿锄头铁棒当场被打死;“工青联”头头杨宝财在动员大家撤退时没来得及走，被红色方在头、背、胸处砍成重伤。】

事情发生后，支左办公室隋日瑞接到县人武部电话，知道了情况。眼看一场大规模武斗又要爆发，隋处长通知我到支左办。我用支左办的军用电话找“工青联”主要负责人陈恩伯，没找到，找到了另一负责人杨宝财。他在电话里本想解释，我说:“现在你什么都不要解释。无论什么理由，你们主动包围二中‘打刘兵团’总是错的!尽管你们事先不清楚，也不是你们调的人，但现在你们知道了，必须叫大家撤出!如果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我找你们几个头头算账，你们要负全部责任!请转告陈恩伯，并转告现场的人，这是‘工总司’的意见。”经他们再三做说服动员工作，群众终于开始撤退了，人武部即时来电话告知了我们。

10月17日，就在大多数人已经撤退时，大批农民进城了，开始追杀尚未来得及撤退的群众。青浦中学的红卫兵盛卯全(仅二十岁)被农民捉牢，将头按在水田里。旁边支持多数派的人武部干部怕出人命竭力去救，指出这是犯罪，要出人命的，可是被几个农民拦住，眼睁睁地看着盛卯全被活活呛死。“工青联”负责人杨宝财也没来得及走，头、背、胸被砍了七八刀。文攻武卫负责人叶章才为救人，被农民追上一顿锄头、铁棍，当场被打死。被打伤的就更多了。杨宝财被抢救出来，送至中山医院，徐景贤、王洪文和我都去看了他，只见他不省人事，头、颈部肿得很大，浑身是血。中山医院全力抢救才挽回他一条命。

“一〇·一八事件”。这是“一〇·一七事件”的延续。10月17日大批农民进城后，打死打伤许多人，第二天又大搞“摸鸡棚”。18日凌晨青浦五金电器厂工人袁迪洪被农民冲进家里拖到外面，活活打死在西门街上，更多的人被打伤，家也被砸了，好点的东西也被顺手牵羊了。(此后，这种“摸鸡棚”持续了一两个月之久。根本没有什么“武斗”，而是单方面的打、砸、抢、屠杀!一些农民乐于此道，既无风险又能捞到好处，还有工分补贴，何乐不为?)同一天，又有大批农民增调出来，总数达到万余人，攻打少数派“火线指挥部”大楼，几百名造反派、红卫兵、机关造反派被围在县委招待所三楼的楼顶。“农革司”运来大量农用氨水、农药准备向上面喷射，几百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上海市革委会、上海警备区领导再三指示县人武部必须动员农民撤退，警备区并派出宣传队到青浦宣传停止武斗，但广播宣传车也被农民砸了。“农革司”只听顾仲良的，可是顾仲良置之不理。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在支左办公室里，市革委会领导王洪文、总部王秀珍、陈阿大等人和警备区领导研究，拟请空军用直升机将被围困的人员吊出来，但因人多房子又矮，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决定自己调人进青浦解救。

当时决定由我去安亭调“安亭兵团”，从安亭方向进青浦，金祖敏去闵行区调人从闵行方向进青浦【陈注:当年听“工青联”驻沪联络员赵友纯讲是戴立清带人从松江方向进青浦。】，陈阿大、缪南生等人调市区队伍从西郊公园(现在的动物园)正面进青浦。为防止“农革司”设路障，还调了大型推土机、铲车等机械。到晚上7点多钟准备进发时，得悉“农革司“因知道大批工人要进青浦，迅速撤了。消息是青浦县人武部电告支左办公室的，比较可靠。总部决定，既然危机已解决，人就不进去了，撤!【陈注:此事件是鉴于“红色派”不听市里劝阻，从18日起几天几夜围攻火线大楼不肯撤离，总部10月23日在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开会，决定调动数万人队伍，分三路挺进青浦，平息武斗。工青联驻市区联络员赵友纯、孔繁富还按排了人员分别为三支队伍带路。之后，当中路队伍在沪青平公路吴家巷地段集合了几十辆卡车、约近万人时，王秀珍赶到集合点传达了张春桥不同意的意见，后解散队伍回各单位。“红色派”消息也很灵通，当晚就全部撒退到农村。】

“六·一一事件”，又称“金泽事件”。金泽镇造反派因为怕被“摸鸡棚”，聚集在供销社药材仓库楼上。1968年6月11日下午，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红色派”和大批农民包围集击，两人被活活打死，十余人受伤。特别是有一位女教师被拖到公路上，扒光衣服在石子路上倒拖了几十公尺。他们还用石子塞进其阴道，用烟头烫其下身，肆意侮辱，令人发指!市政法指挥部指示抓捕凶手，后虽已查明并将人拘留在县公安局，但不久又被莫明奇妙地放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陈注:这位女教师被侮事件是发生在1967年7月21日，当天“农革司”调农民进县城血洗城镇造反派同时，在一些乡镇也同时进行搞打砸抢。当晚十一时，金泽公社地区有一批打手冲入金泽公社中心小学的女宿舍，把一名参加造反队的青年女教师拖到马路上，剥去她全身衣服，加以侮辱，殴打，还在石子路上倒拖几十公尺，用石子塞进她阴道，用烟头烫其下身，肆意侮辱。】

“七·九事件”，又称“白鹤事件”。1968年7月2日，因白鹤乡火线方造反派被“农革司”和“三四八八”武斗队冲击并打伤多人，其余人逃到县城控告求助。7月9日“工青联”的黄进军(老干部)、沈永良未经负责人杨宝财同意，擅自调人去白鹤反击，在冲突中“农革司”方被打死两人。黄进军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文革后被判无期徒刑。【陈注:因白鹤事件被判刑的有黄进军判无期、沈永良判15年、钟宝根判12年、许才良判10年、蔡祥卫判7年、张学东判2年。】

青浦县所谓武斗造成重大伤亡的事件，事实基本在这里了。根据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如不带政治偏见，稍讲一点实事求是的话，不难看出为什么一个大联合的形势稳定的县，一下子变成了武斗不断、伤亡惨重的地方。祸首正是县人武部政委顾仲良。那么，顾仲良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是地方政府瘫痪，无法行政，文革进入夺权阶段，能保持完整体系和行动能力的只有军队了。1967年2月前后，全国武斗上升至热兵器阶段，比文革初期挑动群众斗群众，扣些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帽子要严重得多、残酷得多!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打压造反派，而且要从肉体上消灭造反派，把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武斗恶性升级，都是某些部队以“支左”名义搞起来的。顾仲良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

另一个原因是要保自己。在运动初期，红卫兵对顾仲良的历史有个调查，说顾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个汉奸，曾亲手用日本战刀劈死过我们一个村干部。报告送到我手里，我向王洪文汇报了，认为涉及军队的事地方不便插手。王洪文转交给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请警备区调查处理，用了很长时间，终于查明属实，警备区党委作出对顾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押回原籍监督劳动的决定。据说这个处理决定还经过了南京军区批准。

青浦这么严重的打、砸、抢、杀，文革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少数派头头黄进军被判无期，杨宝财被判15年，陈恩伯被判18年，沈永良被判15年，钟宝根被判12年，丁梅蓉被判10年，还有两个大队支书宋月芹、沈国良被青浦法院判无期，后市中级法院改判为15年„„判刑的19人全部是造反派，都以“打、砸、抢分子”罪名判了重刑，而多数派“农革司”那样残酷杀人却一个也没被抓，更没一个被判刑，都成了“左”派!文革后在青浦召开的批斗会上，一边是我和张宜爱副司令员接受批斗，一边是宣布为顾仲良平反。

写到这里，我痛心地感到，真是没什么是与非了，一切都颠倒了。什么是非、法律，都是以政治需要为转移的，真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而这一切都还打着共产党领导的旗号，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30多年来都不动摇!

六、利用宝山“杀人”案，军队背后耍阴谋

宝山县既没有宣布造反派非法，也没有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没有部队武装镇压造反派，而是借用了一起重大“杀人”案——空四军“支左”部队说县委组织部长须金是被造反派谋杀的，将“工总司”宝山联络站负责人黄志金及常委柴荣昌等人抓起来，并在没有审查确定的情况下，将这些头头绑在军车上武装大游街。一下子，宝山造反派就抬不起头来了。

当时我感到情况不明，但案子是军队搞的，三军政法指挥部批的，又是人命大案，关系军政、军民关系，不好随便说话。向王洪文汇报后，他也感到不便明确反对，看看审查结果再说。

黄志金等人关在杨浦公安分局一年多，定案报告终于出来了，内定黄志金死刑、立即执行，柴荣昌等几个常委10年至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叶注:当年空四军的宝山县公安局军管组对黄志金等人的定案报告上送市公安局军管会，市局呈报市革会。王洪文将此报告批给市郊区组负责人王明龙和曾在“工总司”负责郊县组织的黄金海，征求他们的意见，两人对案情提出疑问和建议复查。】

我十分谨慎地花了两个晚上细细看了案卷，唯恐被人抓住“包疪杀人犯”的嫌疑。仅从定案报告的内容就发现一些矛盾，感到这是个大假案、大冤案。原来的验尸结论说肺内呛有大量泥沙物，符合自杀特征，这个说法根据第一时间验尸的情况，可靠性大。后来的验尸报告这点就没了，似乎人是被卡死后推入河中的。根据“口供”，是在凌晨将须金绑架到河边，卡死后将其衣服脱下来叠好，又将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扔进水里的——因为捞出时死者双手交叉胸前，衣服整齐叠好放在河边。这样“口供”似乎与现场一致了，实际上却出了漏洞。经了解，河水有两米多深，要是扔进去的，手会飘开来，不可能仍放在前胸，除非是卡死后坐等尸体僵硬后再仍下去，但那需要四五个小时，就到上午10点多钟了，河边农田里农民早就出工了，杀手怎么会如此妄为?至于叠衣服云云，就更离奇了。还有一点，须金虽说在隔离审查，经了解在机关仍有相当的进出自由，可自己去食堂吃饭、散步，自杀的条件是存在的。

此时我已被分配管财贸办了，就写了自己的看法，转郊区组王明龙处理。王也有同感，就转报了市革委会。经市革委会复查，果然是一件大冤案，他们为了制造假案，逼供、套供、指供都用上了，甚至用了残酷的“扁担铐”、“狗舔饭”(将饭倒在地上双手铐着用舌头舔)手段!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造反派压下去，上海其他一些单位也发生过，都与军队有关。公安系统起先造反的“机联站”、“人革会”、“消革会”(“上海市消防革命造反委员会”)与“工总司”观点一致，关系也较密切，“消革会”给“工总司”保卫组提供了许多帮助，我的驾驶员朱学进就是“消革会”的。后来又出了个“公安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大派。已被分配管财贸办的我听朱学进说:“消革会”的主要负责人陈醒民被判六年徒刑，已押到白茅岭农场服刑去了。这是一起假案，是“公革会”头头王维章搞的材料，说陈醒民强奸自己的女儿，公安局军管会主任王维国批的案子。我为此专门找陈的女儿谈过一次话，她说她还没结婚，还是处女，怎么会有这种事。我想，这么简单的事怎么会搞错呢?要她去瑞金医院做了检查，果然是处女。我要她写个材料，由我转给市高法，经高法复查，确实是一起制造的假案，陈这才被放回来，平了反。王维国是空四军政委，这起假案跟军队是有关的。他们以为用这种手法把头头害了，这个造反派组织就臭了。陈醒民平反出狱后多次托朱学进请我去吃饭，我一次也没去，至今也没见过面。他出来完全是走的正常法律程序，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而已。

从以上种种可见，全国一片红深深地触动了官僚体制，触动了某些官僚的既得利益，因而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加激烈、更加残酷了，乃至出现了所谓“全面内战”。而这种斗争的激化又无不与军队有直接关系。

毛主席说过，军队听党的话，“他们调不动”，看来有点高估了军队的政治素质。人民的子弟兵甚至向人民开抢，说明军内的军阀主义已相当严重，一些部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已没了政治灵魂。

第九章 一月夺权遭阻击 “二次大乱”终平息

一、“二次夺权”的原因及“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

夺权之后，除了军队使用武力挑起内战，残酷镇压造反派，对抗夺权斗争外，还有另一种对抗，就是旧的习惯势力、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势力掀起的对抗。他们不满新的权力机构，认为只有自己掌了权才叫夺权，于是本能地结合起来对抗新生的权力机构。

1967年上半年，在全国出现了要“第二次大乱”、“权力再分配”、“第二次夺权”的思潮。从时间上看，这同军队镇压造反派几乎同时交叉进行，共同一致地针对文化大革命，针对已经开展的夺权斗争，针对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不同的是，军内某些人是为了保护旧的官僚体制，保护建国17年来形成的官僚关系网和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后者与原来的官僚机构、关系网没多大关系，没有多少既得利益要保护，也赞成砸碎旧官僚机器，只是想由他们自己来掌权。这些人不分是与非，不分敌与友，谁掌权都一概反对。说起来，这些人也真是没什么头脑，就算你们掌权了，总有还没掌权的要反你——任何人掌权都会有没掌到权的人反对。不是吗，这样一来，只能是无政府主义，每个人都是一个山头，都是一个司令，行吗?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各种思潮被官僚机构禁锢，不能充分表露。封建时代之后，世界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民粹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等思潮都会出来表演一番。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官僚体系受到强烈冲击，各种思潮的表演也尤为充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就是典型的表现。当然，这里面不乏被打倒的官僚不甘心失败，利用这种思潮来阻击夺权斗争。

上海在1967年夺权之初，就发生了所谓“炮打张春桥”事件，背景至今也没搞清楚，但同当时全国夺权决胜阶段所出现的要“第二次大乱”、“权力再分配”、“第二次夺权”思潮是吻合的。其矛头看似只针对新生权力机构中的某个或某几个人，实质上是直接反对党中央支持的夺权斗争。

上海一月夺权初期，就有几次流产的红卫兵夺权。前面已经讲了，那只能算闹剧。虽然上海人民公社也有红卫兵参加，但只是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少数红卫兵组织参加，而不可能每个组织、每个人都参加。没进入权力机构的组织的一些头头，认为是张春桥排斥异己，两面派。在怀疑一切的思潮中，“红革会”早就组织上海师院“红革会”池东明为首的调查组，暗中调查张春桥，他们找到还在“牛棚”里接受审查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霍言之凿凿地对红卫兵小将说:“我拿脑袋担保，张春桥是个叛徒。”池东明回上海汇报了外调结果，所以“红革会”总部对张春桥早有怀疑。但当时上海人民公社尚未组建，他们也就没流露什么。上海人民公社刚开始筹建，1月24日，“红革会”就在市内贴出大字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并贴出“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标语。

我当时就感到，他们明知张春桥、姚文元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大字报和标语早不贴晚不贴，偏偏在要筹建上海人民公社时贴出来，背景显然不一般。而且，张春桥从未被捕过，怎么成了叛徒呢?

“红革会”是当时上海30多所高校中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全称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总部常委缪才生、马立新、劳元一、李功佐等大多是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师院、上海交大等校的红卫兵头头。“红革会”一直和“工总司”并肩战斗，分别是全市最大的学生、工人革命群众组织，所以“红革会”的大字报一出，在全市影响极大。

1月27日，“红革会”深夜派人将“市直机关联络站”头头徐景贤“绑架”到复旦大学。他们认为徐景贤和张春桥、姚文元关系密切，是“材料袋”，可以从他口里弄到张的材料。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在1月23日下发的文件中引用了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张春桥要上海警备区派部队将徐景贤救出来，警备区派警备师的政委徐海涛带了一批战士去复旦大学要人，遭到红卫兵抵制，徐海涛也遭到围攻。交涉未果，徐就带兵撤了，并没发生冲突。但这激起了学生的愤怒。

第二天，1月28日，张春桥、姚文元在工业展览馆的咖啡厅接见“红革会”及各高校的红卫兵负责人，足足被围攻、责骂了五六个小时。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

1月29日，“红革会”联合八个红卫兵组织在复旦大礼堂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上决定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

一开始，我们看到外面“炮打张春桥”的标语、传单，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红革会”平时重大行动总和我们“工总司”联系一下的，但这次像“解放日报事件”一样，一点招呼也没打。当时总部决定，既不反对也不介入，并通知各基层造反队不要卷入“炮打”行动，也不要表态。

1月28日晚，王洪文通知我第二天晚上去兴国招待所开会。29日晚去后看到张春桥和王洪文先到了，还有潘国平、耿金章、陈阿大和北京红卫兵包炮等人。会上张春桥介绍了昨天被围困五六个小时遭到责骂的情况，以及徐景贤、郭仁杰(市“机联站”负责人之一)被绑架的情况。张的意思一听就明白，是企图要“工总司”介入。会上陈阿大、耿金章表现非常激烈，说这是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找他们算账，要揪出他们的坏头头等。王洪文只是附和，没明确表态，也没有表示要采取什么行动。从我个人来说，内心里对“红革会”、“炮司”、“红三司”印象不错。文革初我曾和“红革会”一起搞过一本《工学运动》刊物。【叶注:《工学运动》应是“炮司”的，负责人是复旦学生欧阳钦。】那时市里许多大的行动，包括建立“工总司”，他们都给予了很大支持和帮助。我虽然不赞成他们“炮打”，认为太莽撞，不珍惜上海的大好形势，但也不赞成“工总司”调人去和红卫兵对抗。在会上我没表态，但也没反对陈阿大、耿金章的意见，只是私下和王洪文说了自己的想法。王洪文只嗯了两下，似乎与我有同感。直言反对派人去复旦的只有包炮，他认为这是把枪口对准红卫兵小将，他更反对组织工人去冲击“红革会”。结果会议没有做出什么决定。张春桥看到王洪文和包炮的态度，似乎也感觉到一点什么，就改口说:“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和大家通通气，知道一下这么件事。”

会议结束时已是30日凌晨。出来后王洪文带我们一起去复旦大学看大字报。转了一圈，看到大字报提出的问题较多，口号多，实质揭发的内容没有。霍士廉讲张春桥是叛徒，看来也没有具体内容。我们没去“红革会”，出来的时候也没碰到红卫兵，只发现在车上多了一张“打倒张春桥”的小标语。

这件事，叶永烈在《张春桥传》里写成“二十九日晚，‘红革会’忙着在复旦大学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的时候，在衡山宾馆，张春桥与王洪文秘密会见，策划着明天的行动„„”，还说为了冲击“红革会”30日在人民广场的大会，“工总司”调了几百辆卡车封堵路口等等。这完全是大白天说梦话，一派胡言!事实是，会议30日凌晨结束时，并没有做出什么决定，等我们看完大字报，已是30日上午了。

1月30日早晨，也就是“炮打”事件后第三天，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指出:“红革会”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是完全错误的;绑架徐景贤等人是错误的，要立即放人道歉;扣押解放军政委是绝对不允许的。要复旦红卫兵与头头划清界限，帮他们改正错误，坚持错误将采取必要措施。”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说，这份电报是张春桥伪造的，还有书说电报是张春桥自己写的，再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发的。这太自欺欺人了，电报明明是毛主席审阅后由中央文革小组发的，怎么能说是张春桥伪造的呢?这么大的事，张春桥能上欺党中央下骗中央文革小组，一手遮天吗?写书的人自己怕也难相信，所以只能先欺自己再欺别人，伪造历史了。

特急电报传达后，“工总司”还未正式研究措施，下面已经上街宣传电报内容，撕毁或覆盖“炮打”内容的大字报、大标语了。但并未发生与红卫兵冲突的事情，倒是红卫兵自己内部分化，造起反来，贴出了“坏头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类似标语。特急电报30日早晨就已在全市广泛宣传，红卫兵内部都起来造反揭发“坏头头”了，原计划这天上午召开的“炮打”大会自然就开不成了。

可是叶永烈却大段地胡编乱造，说1月30日“清晨六时，几十辆‘工总司’宣传车驶上街头，几万‘工总司’工人把守交通要道……”，“张春桥双管齐下:广为散发《中央文革小组加急电报》，同时指令‘工总司’冲上街头，使‘红革会’原定两小时后举行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流产了”。还说:“张春桥通知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上街镇压游行队伍。”跟他写的科幻小说相比，科学不见了，只剩了幻想。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后一年，“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以总结经验教训，振奋精神，重整旗鼓，继续革命为主题。“红革会”派人来“工总司”请我参加大会，并要我在会上讲几句话。我想这件事同王洪文商量他肯定不会同意，因为他忌惮张春桥。于是我没与王商量就决定去参加了，讲话时我虽没说我代表“工总司”，但也没有否定主持人说的“请‘工总司’代表讲话”。其实我也有顾虑，弄不好会得罪张春桥，造成误会。经过再三考虑，我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红革会”、“炮司”、“红三司”等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说他们在历次斗争中是有很大功劳的，并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赞扬肯定。这些都是事实，抓不到什么辫子。对“炮打”事件，我按特急电报精神指出，这是错误的，要总结教训。同时，我按张春桥多次讲的“小将犯错误，改了就好”的调子，提出红卫兵不要一蹶不振，要奋发精神，继续革命，表示“工总司”继续和他们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讲既是从事实出发，又结合中央电报精神和张春桥自己的讲话内容，即使别人有看法，也抓不到什么辫子。

事后，“康办”调研组一份简报汇报了上去，怎么讲的我不知道。王洪文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虽对我的讲话内容没有什么批评，但批评我根本不应该去参加那个大会。我强调当时找不到他，就自己决定去了，并表示大会虽说叫一周年纪念大会，但目的是总结教训，重振旗鼓，并未鼓励“炮打”。谁知就因为此事，我在张春桥眼里成了另类，后来险些付出沉重代价。这是后话。

二、“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这是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

1967年4月12日，文汇报社成立了一个“为什么战斗队”，是原来报社夺权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头头朱锡琪等人搞起来的。他们在报社内部贴出《十个为什么?》，责问张春桥。王洪文、叶昌明、戴立清带了总部几个工作人员去报社看了大字报，认为都是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比如什么什么大会张春桥没出席，什么什么场合没见到张春桥等等，没一点实质内容。王洪文就找到“为什么战斗队”负责人，批评他们大方向错了，是破坏上海大好形势，干扰斗争大方向。这时正好海军政委李作鹏有个讲话，否定了当时张春桥的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职务都被撤掉的传闻。

“工总司”总部没有做调人的决定，但一些基层造反队因为第一次“炮打”时中央文革发来了特急电报，这次自发地调了一些人去了文汇报社，我们厂也去了一卡车人，报社门口马路上一下拥了不少人。我闻讯后叫我们厂的人全部回去。“工总司”的人始终没进入报社，也没发生任何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战斗队”负责人邵传烈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会撤掉大字报。事件前后仅两三天，没多大影响。这个事件的起因和第二军医大学“红旗”、“红纵“两派有关，张春桥被撤职之类的传言也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红旗”有一个人曾在“工总司”帮忙工作过，想做“工总司”的工作，希望支持，被戴立清批评了一顿，在总部贴的一张大标语也被撕了。当时文汇报社内贴出《十个为什么?》大字报，第二军医大学在外面呼应，也贴了大标语。但其他群众组织包括红卫兵都没有响应，影响不大。正因为事件是从军队搞起来的，所以军队领导人李作鹏的讲话一传达，就偃旗息鼓了。

【叶注:关于“4.12炮打事件”，提供我所知的这次“炮打”情况如下，供参考。

叶讲:4月12日一早，外滩等闹市地方出现署名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大字报传单、大标语，主要内容是问“十个为什么?”其矛头明显指向张春桥。二军大红旗组织和在沪的国防科委研究所等部队单位的“三军无革派”组织也有许多指向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上海社会上顿时引起轰动。“工总司”事先对此没得到一点消息，尤其对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行为很惊讶，王洪文在总部紧急召集“工总司”主要成员会议，了解各方情况，讨论对策。王洪文首先要与会各人明确表示对此事的态度，大多数人表明了反对“炮打”的态度，有几个人含糊表示吃不准、不知情况倒底怎样的。王表示了他的反对态度，但讲了他和马天水的意见是暂不公开向外表态，再观察一段动静。总部会议最后决定了对“炮打”坚决反对的态度，通知区县局联络站和下属造反队不得参与“炮打”，对外持“不支持、不表态、不反击”态度。有批穿军装的二军大红旗组织的人员爬上“工总司”大楼外墙的脚手架，掛了一条“誓与工总司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的红布大标语。待他们走后，我们即取下这条红布，在背面写上“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再掛到外面竹架上。

当天傍晚前，吴法宪、李作鹏和军委办事组都向下作了不支持“炮打”的指示，上海的“炮打”风波终结。晚上文汇报社内已在开会批判几个搞“炮打”的头头了。王洪文当天没带我们去过文汇报社，是当晚报社内批判几个头头时，我和几个总部工作人员闻讯后自去报社看看情况的。

另，二军大红旗组织从无人在“工总司”总部工作。在上海，“工总司”与二军大红纵有往来关系，与红旗组织无往来。】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守在总部，现场一次也没去过。可是胡月伟在《疯狂的上海》一书中竟说我带了一支“文攻武卫”队伍手持铁棍冲进报社，将几个头头打得“头破血流”。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我所了解的“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的真实情况如上所述。叶永烈在书中却偷梁换柱，在张春桥的“狄克”化名上大做文章，还联想到了徐家汇藏书楼，说“主炮手”正是因此遭到迫害，但并未涉及文汇报社的《十个为什么?》。以下就我所知做个辨析:

一、张春桥与鲁迅笔战是子虚乌有

徐家汇藏书楼是怎么被查封的，为什么被查封我不了解，没发言权。叶永烈说是因为张春桥用化名反鲁迅和在历史上脱党、自首的档案都在里面，所以张要作为绝对机密封存起来。我想，里面大概也有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自首证据和曹荻秋在反省院的表现记录，甚至还有更多人的反共启示、申明。但叶永烈给人一个印象，张春桥似乎是为了保守他的“叛徒”罪证，保守江青“三十年代的丑闻”才这样做的。

我很好奇，再细细拜读叶大作家的大作，奇怪张春桥在上世纪30年代初还是20岁不到的娃娃，用化名“狄克”写文章投稿，能说明什么问题?鲁迅也用化名，许多名作家都用化名，张春桥用化名怎么就让叶永烈那样猜忌，那样紧张害怕?

说狄克要抹杀田军(萧军的化名)的文章《八月的乡村》，看来看去也看不出来，而且狄克还说过“对于《八月的乡村》这样的作品应当给予最高的评价”。至于张春桥说作品中一个角色“从一个懒家伙变成一个突击队员”，没能表现出这个人改造转变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以及说田军如再体验一些战地实践，晚一点回来，会写得更深刻，完全是学术上的探讨，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说狄克“攻击鲁迅”，看来看去也看不出来。叶永烈用狄克给鲁迅的一封信作为张春桥攻击鲁迅的唯一证据，问题是通篇没一点攻击言词。叶先生总是这么自打耳光，还言之切切，自鸣得意，太可笑了。至于鲁迅狠批狄克，也是看来看去看不出来。鲁迅只是不同意张针对《八月的乡村》所讲的，作者写什么都要亲自去体验一下才行——不可能要高尔基先去当码头工人再写书——这属于文艺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再正常不过了。

只因为《八月的乡村》作者田军是鲁迅扶植的，序也是鲁迅作的，因此对《八月的乡村》的批评——实际算不上批，只能算是建议——就是“抹杀”这部作品，也就是批鲁迅，这是什么逻辑?鲁迅如果健在，也会横眉冷对叶文痞的。我倒是看到过鲁迅逝世后狄克写的悼文，对鲁迅先生敬重之情溢于言表，沉痛泪别，还对鲁迅身后出现的“苍蝇”的嗡嗡叫声著文痛斥。

二、张春桥、江青是叛徒、特务吗?

叶永烈言之凿凿地说张春桥和江青是叛徒，如果有惊人的证据，我想他决不会有丝毫隐瞒。但看来看去，他所谓的依据，稍有常识，尚有正常思维的人一眼就能断定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东西。

说张春是叛徒，依据是张和崔万秋“关系密切”，崔万秋是军统情报员，因此张春桥就是特务、叛徒。但我们需要弄清，张与崔关系为什么密切。崔万秋是当时著名的左倾作家，他主持的《火炬》副刊是左倾读物，汇聚了许多左派作家的作品，狄克也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文章。至于崔是军统情报员，狄克是否知道，叶永烈没说，大概是没有根据，而决不会是为了包庇狄克。叶永烈不死心，还找了一份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军统特务头子，后来成了“起义将领”的沈醉在“四人帮”被抓之后写的一份材料，但也只是说自己在崔万秋处看到过“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沈醉这份材料明显是在启发引导下写的，但也没说他向狄克介绍过自己的军统身份，也没介绍崔万秋是军统情报员。难道见过军统的人就是特务、叛徒?

关于江青是叛徒的胡说，叶永烈表现得更低级，翻了半天只找到两个“证据”。

其一，江青(当时化名李云古)1934年被捕后，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组长朱大启曾经审迅过江青，朱大启解放后被捕，1958年5月19日在狱中写下的供词中有这样一句:“还有个女的李云古，左翼文化方面的，被捕后我同她谈过话。”

注意:这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后被捕，直到1975年获释，在所有的交代中都没说到李云古有自首情节。当时他并不知道李云古是江青。

在江青被抓后的1977年1月18日，专案组再找朱大启时，朱仍然不知道李云古就是江青。专案组告诉他李云古就是如今的阶下囚江青，叫他重写一份材料，结果就成了这个样子:

“李云古，女，山东人，左翼文化组织成员。1934年下半年被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组长赵耀珊在伪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我参加过劝降谈话。有一次赵耀珊迫使李云古自首，打李一个耳光，我以伪善面孔劝李自首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嘛，只要转变就好了。’当时李表现出很可怜的样子，之后李云古就自首了，由训练股长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了自首手续。李的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我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我报送了南京特工总部......”

叶永烈还说江青“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

且不说法律程序，既然有自首登记表、保证书，这些物证呢?与江青一起关押的几个人的佐证呢?哪怕一个人他们也没找出来。根据材料，审讯组长赵耀珊是直接办江青(李云古)自首手续的人，他的旁证呢?如果人已经死了，他过去的交代中有没有李云古自首的情节?没有，统统没有，就凭朱大启一个人在江青已被抓的情况下重写的材料，可信吗，可取吗?

从朱大启写的这份材料看，他只不过是一个编审组长，是在审讯时旁边站的角色，上面有审讯组长赵耀珊，再上面还有股长阎松年，怎么能轮到他审查李云古的自首书，还由他报送南京?再则，李云古既然自首了，为什么没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大概专案组启发朱大启时，他还没搞清江青什么时候入的党。还有，李云古既然自首释放了，又为何要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出来?

其二，根据叶永烈的叙述，江青在上海的组织联络人孙达生许久不知她的音讯，“后来才知道她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据了解，特务们跟踪的是阿乐，偶然抓住了她，并不知道她的底细。她在狱中只说自己是女工学校的教师。过了一个多月，特务们审不出什么名堂，也就准备放掉她”。“出狱时，要办理例行手续。江青在印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决不参加共产党活动’之类句子的单子上签了‘李云古’。然后，她交保获释。”

注意:这个材料也是江青被捕之后，叶永烈在1993年4月采访来的。

当时上海党组织不清楚江青在青岛时就已入党，计划由孙达生担任江青的入党介绍人。我不知道孙达生当时是否向党组织报告过江青的狱中表现，如果有，几十年来应该会出来证明，为什么在江青被抓很久以后，突然讲出了这么个情节?可能孙达生接受采访时根本没讲过江青自首的情节，而是叶永烈采访归采访，写归写，为使读者感到自己的结论真实、严谨，编出来骗群众的。这也是叶永烈的常用手法了，比如采访陈伯达时陈对他讲得清清楚楚，当年安子文、薄一波等61人都在狱中写了自首书，陈没有签字，而是因淋巴病已病危被保释的，可叶永烈还是写陈伯达是叛徒。

就样认定叛徒，站得住脚吗?能经得历史的检验吗?叶永烈还说这些材料是党中央定他们为叛徒的重要依据。反正人已经打倒了，随他们怎么说了。

这段题外的话写得多了一些，只因看到叶永烈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和狄克问题上大做文章，太气愤了，不得不予以驳斥，插了这许多话。

三、“工总司”内部的山头主义

1967年上半年，在全国夺权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出现了要搞“第二次大乱”、“权力再分配”的声音，而且在某些部队操纵下，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矛头都对准了新生的权力机构。上海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下面的因素也有上面的因素，同全国的这股潮流是吻合的。

毛主席1967年2月28日在一份文件上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深刻地指出这是“反革命复辟的现象”。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这种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表现得异常尖锐。除了两次“炮打张春桥”外，工人造反派内部的山头主义和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在自认为“失权”的个人主义野心之下结合起来，形成一股比两次“炮打”更大的复辟势力，使斗争变得更加严峻、复杂、激烈。

“工总司”下面拉起的许多兵团，是想要上海第二次大乱的重要因素。这些兵团的背景很复杂，表面上都打着“工总司”旗号，都属于“工总司”造反队。如“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一兵团”，是“安亭事件”中被扣在南京那一列车上的一部分人回上海后拉起来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前面也已经讲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从苏州回来拉起队伍，是受到张春桥支持的，并同他签了第二个五条;此后，陈鸿康等人又拉出一个“工总司钢铁兵团”;王洪文同意陶国正、姜延良拉出一个“野战兵团”;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坚持不肯撤，骂王洪文要撤出报社是右倾逃跑的孙福祥拉出一个“战到底兵团”。其中影响最大，野心也最大的是耿金章领导的“二兵团”，号称有几十万人。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批判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中，大家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互相虽有矛盾但不大。夺权前后，尤其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在权力分配的问题上，分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

对这些兵团山头，我从一起始就非常反感，还曾为此与王洪文吵了一架。我不客气地说:这是“工总司”内部自己搞分裂。当初讨论名称时为什么要一个“总”字，就是为了防止上海工人运动像首都红卫兵那样出了三个司令部，自己内部搞不清。吵过之后，我一气之下回厂不来了，半个多月后总部派戴立清来再三做工作我才回去。

四、瓦解耿金章分裂势力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以耿金章“二兵团”为主，纠集了十几个群众组织，在1967年2月9日下午开会，准备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与上海人民公社对抗。他们还造谣说“上海人民公社中央不知道”，“张春桥有问题”，“要把权夺回来，掌握在左派手中”。耿金章“二兵团”发展到张春桥也难以驾驭了，这样下去势必造成上海第二次大乱。王洪文在总部多数人支持下，也可能得到了张春桥的默许，同意发了“工总司二·一一通告”，揭露了耿金章拉山头搞分裂，搞武斗图享受的事实，号召“二兵团”广大队员同耿金章划清界限。通告受到“二兵团”基层广泛拥护，纷纷起来揭发“二兵团”头头搞分裂的事实。【叶注:“2.11通告”宣布“工总司”其下无“兵团”类组织，不允许“兵团”类组织打“工总司”旗号，也即是撤诮“兵团”类组织。】

王洪文也不满“二兵团”，但他是承认“二兵团”的，因为他清楚“二兵团”后面是张春桥，他不敢得罪张春桥。他当时也不明着跟我讲，也一直不解散“二兵团”。一次“二兵团”刚刚搞起来一个办公室，在长寿路永福路。一天，我没同王洪文商量，从闸北分部曹德宏处调了两卡车人，准备将这个办公室砸掉。正要上去时，王洪文派的几个人突然来了，说不好动，我问为什么，说是春桥同志的意见。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人，又是上海的头头，这下我也没辙了，只好把队伍解散掉，去把耿金章训了一顿。

耿金章原来依靠着张春桥，什么话都听他的，但是上海夺权以后耿好像没有得到多大权力，就搞新的夺权，搞什么“新上海人民公社”，要权力再分配。张春桥感觉耿金章驾驭不了了，就通过王洪文解决耿的问题。王洪文跟我讲:“时间差不多了，可以把耿金章抓起来。”我问王洪文:“这个事情到底张春桥同意不同意，不要弄得像上次一样。”王说:“这是春桥同志的意见。”我说:“既然是春桥同志的意见，我来办。”

搞掉耿金章是有风险的。耿金章号称有几十万人，如果事前泄露了，会引起重大冲突，因为他原来是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很有些作战经验。当然，也有有利的一面，“二兵团”基层队员都认为自己是属于“工总司”的，只要“工总司”态度果断、坚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震动。关键是抓耿金章必须严格保密，一出手必须成功，时间必须准确无误。

就在“二·一一通告”发出后第二天，耿金章搞了110辆卡车全市大游行，高呼“打倒王洪文，打倒潘国平，打倒黄金海”。游行到三十一棉和十七棉，在厂外转了两圈，声势很大。他们还在全市贴满大标语要和王洪文电视大辩论。

2月25日，我决定动手。我打电话给耿金章，叫他到我们三十一棉来研究电视辩论的事，说王洪文在厂里等你。因为“工总司”总部经常在我们厂召开重要会议，所以他没有怀疑，一口答应了。这天下午，来了三四辆小车，耿金章前呼后拥，带着他的“尖刀班”来了。我事先秘密地布置了100多人，准备好卡车，耿金章来前就将厂里四个大门关掉三个，只留下一号门，耿一进来这个门也关上了。为防泄密，事先总部和区联络站都不知道，也没叫调人应对，这天怎么动手连王洪文都不知道。耿一进门就问:“王洪文呢?”我说在楼上保卫科等着(实际上王没在)。他要上去，我说:“不是辩论吗，你‘二兵团’的来龙去脉我最清楚了，要辩先同我辩，我辩不过你，再叫王洪文来。”耿说我不和你辩，我说我要和你辩，故意抬杠，他发火了。这时我一个手势，上来几个大力士，一下子就把他推上了卡车。耿的“尖刀班”欲动，我叫他们谁也不许动，没你们的事。“尖刀班”中有几个是我们厂的，我一喊他们都退下了。就这样，把耿金章送到了杨浦公安分局。事先王洪文以市革委会名义，已与分局打好招呼了。

耿金章被抓起来以后，我在《造反报》上写了一篇《耿金章是何许人也》，总部也发了通知，“二兵团”旗号撤消。“二兵团”基层队原来就是“工总司”所属，合并工作很顺利，没出现什么反复。

这么简单清楚的事，叶永烈发挥他的幻想特长，胡诌说我将耿送到杨浦公安分局，分局不敢收，因为他们知道耿司令有几十万人马，收了不好办，我骂他们胆小鬼，又将耿送到警备区，廖政国司令员也不肯收，我又和廖吵了一架，骂他胆小鬼等等。真是秃笔生花!

耿被关了两个多月，于5月2日释放。王洪文事先对我说:“春桥的意思可以放了，抓是你抓的，放还是你去放。”我就一个人去了，而不是像叶永烈胡说的“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

在提审室里我见了耿金章。他真好像换了一个人，见到我直点头，给他一支烟也不敢接，我说叫你抽你就抽。一点不夸张，他一口气就抽掉了三分之一。我问他两个多月来想得怎么样，他满口说:“总部这样做是对我的爱护，否则我还会犯更大的错误……”我说:“你进步不小呀。如果不把你关一下，在外面真可能被打死。你们砸‘南总’打伤人家那么多人，袁根林到处找你，会放过你?”我当面没讲要放他，只叫他回去再想想。耿走后我对分局的头头宋桂生讲，市革委会的意见可以放了。第二天就把耿金章放了。耿出来后原来的傲气、蛮横一点没了，后来还安排他担任轻工业局基建组的副组长。【叶注:耿放出后，王洪文让他参加“工总司”总部领导班子成员的活动，后随戴立清去市革会解决老大难单位办公室工作，建立市工宣队第三办公室时又随戴在三办科技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厂劳动。1974年被安排任市轻工局基建组副组长，耿还是“工总司”委员、市总工会委员。】

五、对其他造反派山头的整合

“工总司二·一一通告”明确“本部不另设兵团”，“今后不准任何组织、任何成员盗用我部名义，扩充人马，组织兵团”。也就是说，“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今后和本部都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一个“钢铁兵团”，头头沈阿友、陈鸿康，坚持分裂主义，在1月7日就公开贴出海报宣布成为独立的“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工三司)”，只是袖章还用“工总司”的。

为了解决“工三司”的问题，我带了几个人到第七纺织机械厂，找了“工三司”下面最大组织的负责人秦爱珠(曾在“工总司”总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告诉他们:“你们参加的造反队是‘工总司’还是‘工三司’?原来你们叫‘工总司钢铁兵团’，‘二·一一通告’已明确解散“兵团“回归“工总司“造反队，现在‘钢铁兵团’公开打出‘工三司’旗号，这是公然搞分裂。你们看怎么办。”他们异口同声说:“我们从来就是‘工总司’造反队，没承认过‘工三司’。”我说:“那好，你们联系原‘钢铁兵团’的单位，商量一下，如果意见一致，你们内部去造反，回归‘工总司’造反队。”后来七纺机联络了几个原“钢铁兵团”的大单位，造了“工三司”的反，几个头头也没揪出来批斗，“工三司”就彻底解决了。这个组织仅存在了一个多月。

还有“战到底兵团”，全称口气很大，叫“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实际上是个大杂烩，头头是孙福祥、赵琳等人。这个兵团是“解放日报事件”中不同意王洪文撤出报社决定，几个要留在报社内的造反队员拉起来的，他们认为王洪文是右倾逃跑，他们要坚持战斗到底，名称由此而来。他们也戴着“工总司”袖章，打着“工总司”名义招摇撞骗。头头赵琳是上海永久自行车厂工人，长期不上班，文革开始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他也活跃起来，想弄个司令当当。他们没几个人，就几个头头到处钻，收罗了一些被“工总司”和红卫兵开除的人，以及外地留在上海的一些被取缔组织的头头，如被交大开除的红卫兵钱金玲、被“工总司”追究的张婉卿、在北京反聂元梓站不住脚跑到上海的张连生，沆瀣一气。他们尽干一些政治扒手的事。赵琳和钱金玲等人偷了“工总司”杨浦联络站的两枚公章，跑到北京搞了个“驻京联络处”，招摇撞骗。他们还联络外地一些混不下去的头头，招到上海密谋反王洪文，夺“工总司”的大权。这里面有所谓“全国荣复转退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军”头头张耀武、“全国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上海分队”头头纪林祥、“天津无产阶级大联合造反总部”头头雀鹤亭、冉絮明、曹振猛等人。耿金章大反上海人民公社和“工总司”时，孙福祥等人也积极参与。

所谓“战到底”只是个名头，实际上是空壳子，没什么人，他们乱七八糟的活动也是秘密的、地下的，全国到处钻。因为不明底细，我派了王尧鸿打出“战到底”旗号，进入他们内部。得知他们要在高安路开碰头会议的消息后，总部就派丁德法带了一部分人将会场包围，当场扣了他们30多人，可惜让赵琳、孙福祥溜了。我们表明“工总司”的态度，表示坚决反对“战到底”的分裂行为，教育他们不要上当受骗，去破坏上海的大好形势。不少人都是“工总司”造反队的，不甘心在单位里做普通队员，就跑到外面瞎混，所以经过教育，都表示认错，我们就把他们放了。同时“工总司”发了一个题为《扒手防空洞的战到底该砸》的通告，又连续发了五篇评论，全面揭露了“战到底”的所作所为，战到底就彻底垮了。后来听说孙福祥因为要偷渡，被杨浦公安分局抓起来关了一年多。这件事我不清楚，也没插手。

“野战兵团”是王洪文同意成立的，头头是陶国正、姜延良。这个组织没多少人，一般不戴袖章，要戴也是“工总司”袖章。他们没什么大的活动，影响不大，与“工总司”在观念上行动上是一致的。在“工总司二·一一通告”发表后，“工总司”和“野战兵团”联合发了一个通告，宣布撤消“野战兵团”，将其编入“工总司”造反队。对其整合就此完成。

解决“一兵团”的问题我没直接插手。“一兵团”头头戴祖祥是上钢三厂的，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工作。“一兵团”虽说名头很大，人数并不多，没有大的活动，影响也不大。他们和耿金章“二兵团”关系并不密切，“二兵团”多次大的分裂活动，“一兵团”都没调人参与。虽然“二兵团”有时为了虚张声势，把“一兵团”名头也写上，但“一兵团”并没有搞具体活动。叶永烈说“一兵团”也调人参加了“二兵团”制造的“斜桥事件”，而且由戴祖祥任总指挥，完全是捕风捉影，胡说八道。“斜桥事件”这天戴祖祥只是带两个人去现场看了看就离开了。“工总司”为了使“一兵团”归口，在1967年1月11日发过一个题为《姓戴的是什么货色》的通告，内容是揭露戴祖祥有野心，伙同张炳钧等人组织所谓“全国造反派调查团”，以及1966年12月下旬戴等人到北京，一定要江青接见，还同保卫人员发生争执，被张春桥批评后才怏怏离开。到了叶永烈那里，这件事成了“冲击中南海”。实际上戴祖祥他们当时就四个人，怎么冲击中南海?真是捕风捉影。1967年1月13日，戴祖祥到“康办”，要找王洪文谈，王没见他，同意另外约时间。到3月15日，王洪文写了张条子约戴去谈谈，叫岑麒麟去找戴祖祥，实际上是叫岑抓他。戴看到条子就跟岑走了，结果被送到了杨浦公安分局，关了十个月。“一兵团”在“二·一一通告”后就解散，归口合并了，所以我去看了戴祖祥两次后，感到应该放了，就向王洪文提出来。结果农历小年把他放了出来，回家过年。

至于“三兵团”，在1966年12月到总部登记过，当时组织组王明龙、缪南生同意了。我对“三兵团”根本没多少印象。参与“安亭事件”的人一部分到了南京，后来就叫“一兵团”，一部分堵在安亭又北上苏州，后来叫“二兵团”，还有一部分被困上海北站，后步行到安亭汇合，“三兵团”就是这部分人中拉起来的，头头叫佟菊龙。“三兵团”没几个人知道，也没什么活动，只是在有些通告、通令上署有“三兵团”的名字。这也不奇怪，许多通告上一大堆签名，不少仅仅是个人行为，写上个什么组织自称代表这个组织签名，有许多组织听也没听说过。当时不需要盖大印，也没有资格审查这一套，“战到底”就是这样拉大旗扯虎皮的。“工总司二·一一通告”出来后，“三兵团”也销声匿迹了，一点浪花都没有。

整顿兵团，促进大联合对稳定上海的大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六、“工总司”总部的内部整合

在整顿兵团，消除山头分裂主义的同时，“工总司”内部也曾发生过严重的分裂危机。

“安亭事件”之后，“工总司”总部十分混乱，没有正常的会议制度，也没有严格的人事组织管理，连正常的作息规定都没有。这也是当时客观情况的必然，大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运动来了一哄而起，互相都不相识，事情也千头万绪，杂乱无章。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王洪文、潘国平整天不在总部，又不像现在一样有手机，很难找到，大家各行其是又互不通气。大印挂在廖祖康、戴立清身上，随着王洪文走，只有范佐栋常在总部。黄文海(总部秘书组负责人)、徐永德和我都非常着急，王洪文、潘国平在外面的表态总部不知道，甚至工作人员下基层也代表“工总司”表态。更有甚者，认也不认识的人也混在总部当起“接待员”来了，他们的表态也成了“工总司”的态度。下面造反队就各取所需，造成基层矛盾，有的根本不通过总部同意就私自发通告、通令，总部发现后又不得不辟谣。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1967年初，总部的黄文海伙同部分区联络站头头搞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双造司”)，在儿童剧场召开会议，要王洪文、戴立清参加，准备要王洪文交出“工总司”大印。缪南生一看气氛不对，就在门口等王洪文，来晚了的王洪文坐吉普车赶到时被缪拦住，叫他赶紧回去，里面要夺印。王洪文调头就走了。此后没几天，外滩出现“双造司”的标语。后来的结果是黄文海被抓起来，关进了闵行公安分局拘留所。怎么抓的我没参与，不清楚，总部也没研究过这个事。黄文海在被关了半年多后，王洪文在落实老造反政策时，叫我去闵行分局将黄放出来。出来后黄文海就回了沪光灯具厂。

还有一次更让人莫明其妙。1967年2月25日，通知我去静安区文化馆开会，去后发现气氛紧张，卢湾区指挥部张振学调来许多人。我问张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知道，是总部叫调的。结果什么会也没开，王洪文来了以后就宣布范佐栋是野心家，搞分裂，叫人将他扭送杨浦公安分局了。我感到非常突然，因为总部根本没讨论过此事。我问叶昌明，范究竟有什么问题，叶说他也不知道。过了一周也没见个说法。范佐栋毕竟参加了“工总司”筹备，是“工总司”老常委，是在“工总司”内部极其混乱情况下一直坚持在总部维持正常工作的少数几个常委之一，工作踏实，能力较强，怎么说抓就抓呢?在一次总部开会时我问王洪文:“范佐栋究竟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在常委会上摊开来，大家批判他，没问题就该放人。”王洪文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只说正在审查中。我分析，虽然范佐栋没卷入黄文海的“双造司”活动，但在总部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发发牢骚是有的。在一次闲谈中，范提出常委如三天不到总部上班报到就除名。他当然意有所指，因为总是找不到王洪文、潘国平，总部工作很被动。当时我也有同感。但这只是闲聊而已，并非正式会议的场合或有什么决定，我也没当回事。另外，范佐栋起初在总部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做了两次整顿，将许多不是正常抽调上来的闲杂人等清理了回去，其中不少是国棉十七厂的，也有我们国棉三十一厂的人。对此我是支持的，但他是否在整顿中得罪了总部的某些人就不知道了。

【叶注:关于抓范佐栋、黄文海之事，提供另当事人的回忆供参考。

①摘录戴立清回忆录中有关内容于下:

67年2月间范佐栋、黄文海等人擅自以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名义在机关大楼贴出所谓“决定”，宣称常委和主要成员必须到机关坐班工作，三天不来者就除名。这是把矛头明显指向王洪文、潘国平，企图取而代之。

在此之前，范、黄为了控制总部机关，向王洪文夺权，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我。......一天我突然接到黄文海通知，让我下午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开会，开什么会也没讲。......由范佐栋、黄文海主持开会，范、黄他们开门见山要我交出工总司秘书组的公章，而理由都是无稽之谈，什么王洪文扶持个人势力，拉“兵团”树实力，什么经常不来总部等......

在对付我的同时，这个“内部造反司令部”在瑞金剧场，纠集了不少人开会，打算用非常手段罢免王洪文，让他交出工总司的公章。......缪南生知道后......在瑞金剧场门外等侯王洪文，把情况汇报了，王洪文立即回转，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议。

弄清了是那些人在捣鬼的情况，王洪文不动声色，照常工作。在二月底的一天晚上通知总部所有主要成员在静安区文化馆开会。会上王洪文把前阶段在总部内发生的上述一些事情进行了揭露，面对面的批判，最后宣布清除范佐栋、黄文海出总部，解除了“工总司”内部分裂的危险。范在这次会上被抓，关了一段时间后放出回厂劳动。

②叶昌明对此事的回忆:“工总司”初期的总部机关因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显得十分混乱。而总部的一些主要成员经常不在总部，也不告知去向，使得有事时往往找不到负责人，机关工作人员对这种状况有很大意见。范佐栋、黄文海对此加以利用，擅自贴出“布告”称总部常委和组长若三天不来总部就予以除名。我见后很震惊，因我也是常委，事前却毫不知情。这时在总部的上警支左小分队负责人王日初来找我询问，他事前也不知情。我俩认为这情况不正常，应告诉王洪文。当晚我俩找到王洪文，告诉了此事，他事前也不知情，但他只表示知道了，没讲怎么办的话。2月25日白天，王洪文在静安文化馆召集总部主要成员开会，揭批范佐栋、黄文海欲搞“宫廷政变”夺权，随即把范、黄抓送公安局。后来又因怀疑他们搞“新工总司”，调查了一段时间，无证据而不了了之。

范佐栋放出后就回厂劳动。黄文海放出后，曾安排到手工局联络站工作，又因他插手苏南地区武斗和涉“李戚集团”问题被审查，再放出后回厂劳动。但黄在67年底开市工代大会时，仍被安排为“工总司”委员，任至73年。】

范佐栋被关了24天后，审不出什么问题就放了，但“工总司”常委一职不了了之，回了保温瓶二厂。一天，他到设在市总工会的总部来，饭后我和他在大厅里打了羽毛球，结果有人汇报了上去。“康办”开会时王秀珍问我有没有这事，我说有，王说:“你是老造反，就是不做阶级分析。”这么一说我也火大:“你倒说说看，范佐栋是什么阶级，是资产阶级，是反革命?”跟她争了起来。

对兵团和总部的整顿促进了大联合，有力地制止了武斗，防止了分裂动乱，上海出现稳定发展势态。现在一些书上说王洪文整顿是为了排除异己，是大清洗，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当时在处理上存在一些偏颇，如对范佐栋的处理就是不应该的、错误的，对“一兵团”戴祖祥的处理也不是很妥当——“一兵团”并没像“二兵团”那样要搞上海“第二次大乱”，完全可以坐下来谈，毕竟兵团都还是“工总司”的下属单位——但总地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那些行动是卓有成效的，为接下来落实贵阳经验，按系统归口大联合打下了基础。

反过来说，如果不“排除异己”，让山头林立，谁扯上一面旗子都可以进权力机构，怎么做得到?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有那么多人，还有千百万人牺牲了生命，能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仅几百人，进入政治局的才一二十人，许多出生入死的老红军甚至在修地球、看大门，能说这是排斥异己吗?如果那些人没能当上元帅、没能进入中央就拉杆子搞分裂，一定要“权力再分配”，还是革命吗?那是军阀割据。

七、上海“联司”、“支联站”问题

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久上海又出现一股企图制造第二次大乱，在乱中夺权的势力。

“上柴联司”是上海柴油机厂中的一派，全称是“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另一派叫“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东方红”跟着“工总司”，“联司”则曾跟着“赤卫队”跑。“工总司”是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这个厂的两派都跟“工总司”有联系。“东方红”挂钩“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起来造反较早，人员组成党员、中层干部、积极分子居多。“联司”挂钩“工总司”杨浦分部，起来较晚，人员组成基层群众多。杨浦分部撤销后，“工总司”总部多次做工作，希望两派联合起来，都未果。

两派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东方红”成员中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依靠对象多、受益者多，“按理“应属保守派，但他们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等重大事件中，都积极站在“工总司”一边，成为造反派。而“联司”曾积极参加“赤卫队”的重大活动，成为“赤卫队”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这种现象不仅在上海，就是在全国都是罕见的。造成这样状况的原因，是所处地位的不同，“联司”基本群众多，年青的多，平时受整的多，矛头主要指向厂里中层干部，“东方红”则指向更高层的厂部。【叶注:据《革命造反年代》“砸联司”一章所述:“联司的成员则以青年工人和普通群众居多;还有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挨整对像和边缘分子，也是联司的成员和同情者。”这些人......通常都是造反派。然而，因为联司中的一个组织曾经参加过赤卫认，在安亭事件中还为赤卫队印发过《非常大的安亭事件》等传单。联司于是被东方红指为“老保”。】

“东方红”的头头是侯彩琴，“联司”的头头是杨仲池。杨仲池在厂里建立了一支“115战斗队”，实际上是一支打手队，“东方红”的人经常被打后就逃出厂不敢上班。大约在1967年1月底2月初，“东方红”到“工总司”杨浦联络站告“联司”打人，联络站就派二纺机厂的沈克强去上海柴油机厂做调查，结果被“联司”打了一顿并关进了防空洞。沈从下水道逃回联络站汇报了情况。当时联络站负责人刘开宇等人异常气愤，当晚就调了上千人去上柴厂，要求交出凶手。晚上我赶去了解情况，找到刘开宇，得知情况我也十分气愤。厂门口已经围了许多人，工厂大门紧闭着，我们准备找东西撞开大门。就在这时候，王洪文开了辆幸福牌摩托车，后面载着陈阿大来了。开到隆昌路时王竟打瞌睡，车子翻了跟斗，将陈阿大摔了出去，幸好没大碍。王洪文叫大家冷静，说不要动，现在不是时候，他们要表演就让他们演。我从王的话里听出了张春桥的意见，叫我们先不要动这个厂。这可算是第一次打“联司”吧，但并没接触，门都没有进。

这件事是我直接处理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可是叶永烈在《王洪文传》里秃笔生花说:“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突然袭击康平路上张春桥家，翻墙入院，要找张春桥„„这还了得!王洪文在一月二十四日晚，率几千‘工总司’造反队员冲入上海柴油机厂，一下子抓去‘联司’二百多人。”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胡编。上海除“康平路事件”中“赤卫队”闯入张春桥家外，从来没发生过冲张春桥家的情况。张家在“康办”即市委书记处院內，外面有一个连的警卫，那能容人翻墙入院?如果真发生过这样的事，那确实会“震惊上海”，但怎么上海人从来没有为此震惊过呢?不仅中央文革没一点声音，上海各报也从未报道。叶永烈自称“胆子很小”，“那种杜撰的事绝对不敢作的”，我看他是胆大包天!

经过这件事，“联司”不仅没认错，连丝毫反思都没有，反而变本加厉地挑起厂里武斗——实际上不能算武斗，因为“联司”一动手，“东方红”的人就被打出厂不敢上班，斗不起来。

“联司”后来从厂里到了社会上。这里的背景是，一月风暴后，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一股权力再分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你掌权我没掌权，我就不服气。1967年2月底，交通大学有个助教全向东(真名汤福坤)到柴油机厂去串联，认为“联司”是真正的造反派，“东方红”中层干部多，党团员多，是保守派，与杨仲池一拍即合。全向东以后成了“联司”的军师，出谋划策。他提出，在一个厂里搞不出什么名堂，要“杀向社会”，将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反对“工总司”的工人、学生聚集起来，成立支持“联司”的社会性组织“支持联司联络站”(“支联站”)。

“支联站”搞起来后，就不仅是一个厂里的两派矛盾了，实质上就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了。全向东的演讲和“支联站“的大字报、大标语的基本观点就是“上海市革委会大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要第二次夺权”，这和当时全国反对新生的权力机构，搞“第二次大乱”，反夺权的思潮是一致的。所以当时毛主席就指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在“支联站”的鼓惑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些参加过“赤卫队”的人，不滿取消“兵团“的人，自以为在单位里被排挤不得意的人，以及社会上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渣子、流氓聚集在“支联站”旗号下，得到了寄托和发泄的机会。

上海市革委会为了妥善处理上柴厂的矛盾，在1967年3月决定派驻沪三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柴厂，帮助工作。为什么不让“工总司”派?是为了防止“工总司”带有派性观点，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不单派海军去?是考虑到上柴厂许多干部都是海军转业、复员的，防止卷入派性;为什么不单派陆军去?因为上柴厂的武装部属上海警备区(陆军)管，而且已表态支持“东方红”了，陆军进去可能会引起“联司”的误解。考虑再三，才决定由陆、海、空三军组成宣传队进去，实在是用心良苦。

现在有些书，包括叶永烈的书里说，派三军宣传队是王洪文借解放军镇压“联司”，这是毫无根据的。当时王洪文只是市革委会的六把手，那有权调动三军?王如果真要镇压“联司”，只要调动“工总司”的人就可以压扁“联司”了。

三军宣传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也认为“联司”的大方向错了。这是“联司”和“支联站”自作自受。他们在厂里横行不法，搞武斗打人，造成许多人不敢上班，又发展到社会上，矛头直指毛主席、党中央肯定和批准的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能算革命吗?(对革委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看。后来各级革委会被当成“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受到清查，把革委会污名化了。)三军宣传队耐心做“联司”的工作，希望他们改正错误，不要和社会上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搅在一起，促进他们搞大联合。但杨仲池利令智昏，根本听不进去，认为三军宣传队是支持“东方红”的，竟然在4月24日晚上将三军支左小分队的办公室砸掉了。这还得了，市三军政法指挥部一举将带头打砸的柏广生和卢伯平拘留，关进上海市公安局。【叶注:上海三军政法指挥部是在对上海公检法正式军管前的临时机构，代行公检法职权，受市革会领导。】

“联司”头头不思悔改，伙同“支联站”一伙人，调了20几辆卡车的人包围、静坐福州路市公安局，要求释放被拘的两个人，致使福州路至人民广场交通严重堵塞。他们又从厂里搬来柴油发电机，在人民广场用卡车拼搭讲台，“联司”、“支联站”的头头，混在里面的流氓、个人野心家、无政府主义者纷纷登台表演，搞演讲、大辩论，观点就是反上海市革委会，认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还有就是空洞的口号，无非是“野心家”、“排斥异己”之类。这种情况持续了较长时间。当时在广场看热闹的人很多，每天都有上万人，其中不乏反对“联司”、“支联站”观点的人，但是在那个场合，谁要发表反对他们的观点，便立刻遭到围攻，甚至被打。有个女工因为不同意他们观点，不仅挨了打，还被扒光衣服肆意侮辱。在西藏路福州路口、南京路四川路口连续发生两起这类事件，许多市民非常气愤，纷纷到市革委会和“工总司”来信来访，要求取缔这种非法的破坏行径，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

发展到7月中旬，“联司”将“东方红”的一个中层干部，工段党支部书记解福喜绑架后活活打死。叶永烈在《王洪文传》中模模糊糊地说:“在混战之中，出了人命:工具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甚至引用“联司”传单的内容，暗指解福喜是中暑死亡，来为“联司”开脱罪责。

解福喜明明是被绑架后，在毫无反抗能力的情况下被活活打死的，从验尸报告可以充分证明这点。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研究所、上海市公安局有关法医和东方红医院、延安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长海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华山医院等方面的外科医师、骨科医师、病理科医师、内科医师联合签名的《解剖检验鉴定书及解剖照片》，我现在都保存着。解剖证明，死者“头面部、两上肢、颈部、胸部、肩背部、腹部、腰部、臂部、两下肢有散在大小损伤五十五处，心包腔积血，心外膜积血，软脑膜及脑实体积血……鉴于受伤部位较为集中，尤其臂部为著，说明死者处于无抵抗状态……”

仅仅由于观点不同就被打死，可见“联司”根本不是什么革命派!1976年十月政变后，“联司”头头杨仲池不仅没被治罪，反而作为“革命左派”上调农林部工作，真是是非颠倒，正义荡然无存!

事后，“东方红”抬着解福喜尸体到市革委会游行、静坐，要求惩办凶手。市政法指挥部发了通令，责令“联司”负责人交代打人致死过程，交出凶手名单，但杨仲池置之不理。上海市公安局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接受广大群众和被害者家属严惩杀人凶手的强烈要求，派了几个民警去上柴厂，要求将打人凶手交出来。杨仲池不仅拒不交人，反而将几个民警也扣了，大盖帽甩了，东西也砸了，还逼迫民警站在桌子上，挂上“我是镇压群众刽子手”的牌子拍照，肆意侮辱。杨仲池还进一步与全向东、陈卜昌(汽车配件厂工人)策划建立全市统一的“支联总部”，企图制造更大的全市性混乱。

历史不能以成败翻锅盖，要尊重事实，要搞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当时情况下，必须维护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像“联司”这样严重影响生产和交通，是不能允许的。但由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现实背景，我们开始一直是坚持做说服教育工作，要照顾许多受蒙蔽的群众，并没有调造反队去制止——尽管完全可以那样做——更没有调军队去镇压。既没有像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那样，用棍棒驱散，更没有像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那样，用机枪坦克镇压。我们相信群众是有觉悟的，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

但“联司”变本加厉，毫无悔改之意，逼得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

此时接到打入他们内部的陶××传出的消息:7月30日全向东、陈卜昌等人要在泰安路某处召开各区“支联站”头头会议，策划成立“市支联总部”。王洪文得知后，派戴立清等人会同“上体司”头头胡永年调来的“搏斗兵团”一些人，埋伏在泰安路某处附近。为了缩小影响，又要王明龙专门调了冷藏车来装被抓的人。计划是要待全向东们都来后再动手，但有几个人没等全向东到便冲了进去，等全向东、杨仲池到时一看苗头不对就跑掉了，只将陈卜昌等人扭送杨浦公安分局关了起来。“支联总部”流产了，接下来各区的“支联站”也瓦解了，以后全向东逃到外地也被抓了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联司”仍不思悔改，在厂里不断挑起武斗，大量的“东方红”成员逃出来在福州路市公安局静坐，要求保护。即使如此，市革委会仍坚持做工作，写了一封《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于8月3日派驻沪三军代表及各新闻单位，开了宣传车去上柴厂宣传。“联司”不仅听不进去，反将三辆宣传车给砸了，一些宣传人员被打，衣服被撕坏，摄像机也被抢了，还有些人被抓进防空洞里。

8月3日下午，在“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电话最后三位数字是“888”，后来大家习惯将“888”代表支左办公室)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徐景贤、王承龙、朱玉佩、王洪文、戴立清、王腓利、叶昌明、张宝林，王明龙等人。会上汇报了上午去上柴厂的宣传车被砸的情况，大家听了都非常气愤。怎么办?这时“工总司”的几个人与徐景贤、王承龙等人发生争执，认为市革委会太软弱，事情闹到这种地步还发什么公开信，应该采取强硬措施。王明龙与王承龙还吵了一架，王明龙等几个人走了，车子开到西郊公园，不参加讨论了。经一番劝说，大家晚上又到“康办”继续讨论，王少庸也参加了。最后讨论决定，当夜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召集上海32个群众组织参加，揭发“联司”的暴行，声讨“联司”的坏头头。【叶注:据我回忆的情况是:市革会下午得知“联司”砸了派去的宣传车等情况后，在“康办”开紧急会议商量并决定，当晚12点正在人民广场召开各群众组织声讨“联司”的大会，大会上有群众组织代表、驻沪三军代表发言。王洪文从“康办”打电话到“888”，通知正在待命的我们按各自的分工立即通知、组织参加晚上大会的队伍和车辆。过一会儿“市机联站”头头、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人王承龙来到“888”，他见我们正忙着在通知各单位调人、调车，就对我们讲晚上大会的队伍和车辆只能由市革会来统一通知、调度。本来总部很多人就不滿王承龙的一贯骄狂姿态，这下就与他吵起来了。我们讲那你去办吧，我们不管了!几个主要成员乘小车一下开到西郊公园停车场，在那里大发王承龙的牢骚。随来的王秀珍和上警支左小分队负责人潘副主任一再劝说我们要以大局为重，大家发泄了一通消了火，就都回到“888”。这时王洪文已在“888”了，他批评了我们几句。王承龙也向我们打招呼，承认了自己也有不是。这样都有了台阶下，就仍按原分工行动。当晚人民广场大会顺利召开，大会结束后各路队伍由各单位带回，市革会和“工总司”的头头们也各自回去休息了。】

当时已是晚上8点多，通知下去到开会时已是夜里12点多了。灯光下，人民广场集中了十多万群众，会上徐景贤、王洪文讲了话，有红卫兵代表发言揭发“联司”的罪行，去上柴厂宣传的新闻单位代表也在大会上揭发“联司”的暴行。会议前后仅开了半个多小时，与会群众已经非常气愤，强烈要求严惩“联司”坏头头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上并没有号召大家去砸“联司”，事先也没有这方面的讨论，更没有什么打“联司”的决定，参会的人都是赤手空拳。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制造舆论，给“联司”施加压力，促使其悔改。

会后，队伍自发地游行，抗议“联司”暴行。冶金局一支队伍游行到南京路外滩时，一辆“联司”的卡车从外白渡桥方向开过来冲撞队伍，撞伤了几个人。冶金局联络站负责人曹可强知道后发火了，带领队伍直接去了上海柴油机厂，但此时队伍仍是赤手空拳的。消息传开后，4日上午许多知情的单位纷纷派人去了上柴厂支援冶金系统的队伍，有些较晚去的队伍也有戴藤帽拿棍子的了。

这时已是8月4日上午了，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几个负责人本来在大会后都回去睡觉了，得知这一情况，马上赶往上柴厂，同去的有王少庸、徐景贤、王洪文和王承龙、戴立清、王腓利等人。原想到现场看看，做做工作，但到那里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已包围了上柴厂，车子在外围马路上根本进不去，只好兜个圈子从后面进去。这时现场已经发生了冲突。“联司”占据了一幢办公大楼(又叫“联司”大楼)，居高临下，用特制的弹弓发射螺丝帽、铁片，弹伤许多人，戴立清胸前的两支钢笔也被弹断，王腓利腹部被射伤，至今伤疤显见，许多人颈部被弹伤，血流满面。“联司”甚至准备了大量的硫酸瓶往下扔，灼伤了许多人，各种交通工具被组织起来抢救伤员。在这种情况下，王少庸、徐景贤、王洪文等人在旁边一个厂设了个指挥部，决心攻下“联司”大楼，抓住凶手。廖祖康打电话要“消革会”调来几辆消防车，将云梯升到屋顶，用高压水枪压制住上面的“联司”人员，下面才得以冲上去。

那天早上我正在厂里帮助造反队开门整风，有人来讲大量满载造反队的卡车向东去，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找了杨浦区联络站刘开宇，才知道打“联司”了。午饭后我和刘搞了一辆车赶到上柴厂，“联司”大楼已经快要拿下了，“联司”头头正在做最后的挣扎，竟将自制的燃烧瓶往下甩。这也是调来消防车的一个原因。

“联司”大楼上有个剪短发的女的，30来岁，弹弓打得又准又狠，下面许多人被她弹伤。大家情绪非常激动，大叫:“这个小娘捉牢伊非刮刹伊!”【叶注:这是句宁波腔上海话，意指抓住这女的后要打死她。】“联司”大楼拿下后，杨仲池和那个女的被押出来，许多人拥上去要揍他们，但更多的造反派阻止了这种行为。我急忙组织了20多人，手挽手将杨仲池和那个女的围在中间，一直护着他们被押上车开走，我的肩上和背上也挨了不少揍，不然那天杨仲池和那个女真的会被打死。虽然杨仲池从大楼押出时脸上有血，看来被打过，但出来后并未遭打。

为防止外流的“联司”人员反扑，破坏生产，王洪文叫我和戴立清留2000人护厂。因为上柴厂就在江边，我们还到对面中华造船厂调了一艘待修的登陆艇在江面上巡逻，防止他们从江面上反扑。凌晨两点，有人报告厂外路上有一滩血，但找不到死伤的人。大家顿时紧张起来，不知是否“联司”有人回来搞暗杀活动，赶紧将血样送市公安局化验，结果说不是人血，是狗猫或别的动物血。可也没找到死狗，也许狗被撞死后，又被拉走吃了，算是一场虚惊。到5日下午，我们便全部撤了。

后来知道，打“联司”时毛主席就在上海，并看了现场的录像，对这一行动予以肯定和赞扬，认为这样做维护了上海的稳定，很好，打了一个大胜仗。

关于打“联司”一事，后来书报杂志刊文有各种版本的说法。

1980年2月6日《工人日报》刊文说“全厂983人被打伤”，这是胡说。在大楼里的“联司”人员全部也只有二三百人，当时厂里又都不上班，即使全部被打伤也不会超过300人，哪来的983人?事实是，几个头头，比如杨仲池，被抓住时是挨过打，其他队员不过被推、拉、押。我在现场忙于抢救，看到被弹伤、烧伤的不少，足有上百个，但没一个是“联司”的。

有的书说王洪文在8月3日下午就召集全市24个造反派组织开会，并紧急通知“工总司”各区联络站调集队伍到人民广场集中，去砸“联司”。这么一来，8月4日凌晨人民广场的揭发控诉大会性质就变了，打“联司”就不是偶然，而是早有预谋的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参加揭发控诉大会的十多万人没带一根棍子、没戴一顶藤帽?赤手空拳怎么去砸?这种说法就是别有用心!

谎言大师叶永烈“艺高”人胆大，在《王洪文传》中对打“联司”进行了一番文学描写。首先，他对8月4日凌晨人民广场的十万人大会避而不提，把时间提前到7月29日，又将所谓这天开的会做了子虚乌有而绘声绘色的描述。且看:

“‘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代号。‘工总司’总部的秘密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王洪文一进来，压低了声音，兴奋地对‘小兄弟’们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春桥同志说，是时候了!’

用不着任何解释，‘小兄弟’们都明白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是什么意思。

......

在王洪文的主持下，‘888’行动计划拟定出来了。

‘888’计划共五项内容:(一)设立临时指挥部。(二)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三)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等人。(四)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口。(五)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关于临时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这样，在与‘联司’、‘支联站’的作战中，垮了一线，还有一线:

第一线——指挥部设在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立清负责;

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由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等负责;

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金祖敏等负责。

‘什么时候动手?’‘小兄弟’们急不可耐地问‘王司令’。

‘还要稍等几天，但是，不会超过八月五日。’王洪文抽着烟，像一位指挥若定的‘司令’一般说道......”

够了!胡编得太长了，没法一一道来。叶永烈对这么“秘密”的会议内容都了如指掌，却对人民广场十万人控诉大会健忘了!这也好理解，因为不健忘他就没法自圆其说。

【叶注:我对此事的回忆叙述如下:

在6、7月份“联司”和“支联站”闹得厉害时，为防他们来冲砸市“工总司”大楼，王洪文召集“工总司”主要核心成员商议过对策，决定在大楼外设二个点作为总部主要成员开会用，一处是华东物资局联络站，一处是上警支左办。华物局虽离总部大楼近、方便，但因在“联司”们的活动范围内，很快就弃用了。而支左办远离‚联司‚活动范围，又有军人站岗，安全性好，故总部借用他们一间办公室作为我们开会、活动用。

总部有些人早主张调队伍去砸掉“联司”，但王没同意，这是因张春桥一直强调要多做工作，不要用武力处理。7月13日还传达过张的电话指示，张要求我们“头脑冷静”，“双方意见都要听”，“把情况缓和下来”，还讲“闹一顿也不要怕，闹不到哪里去。”所以总部一面克制要马上行动的情绪，一面密切关注“联司”们的动向。在《叶昌明工作笔记》中有张春桥电话指示的记录。

7月底前，内线传来了‚支联站‛各区头头要在月底开会筹建“市支联总部”的消息，王洪文7月30日下午在“888”召开总部主要成员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决不能让“市支联总部”成立，否则必将造成上海的大分裂，后患无穷!会上讨论制定了一个“G号行动”，总部主要成员作了分工。31日傍晚，“工总司”会同“上体司”一起行动，抓了全体参加会议的人员，除杨仲池、全向东、陈卜昌三个外，其他主要的“支联站”头头几乎全被抓。这次商定行动的会议在我的工作手册第六本上有记录，文革后的“揭批查”中曾作为“罪证材料”发至全市各单位，也曾在审判我的法庭上作为“书证”出示过。可参阅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第22章的有关内容。】

总之，解决“联司”问题之后，上海出现了社会生活安定、生产发展、干部解放加快的气氛，通过整顿班子落实各项政策，抓革命促生产出现了新的高潮。“工总司”进一步落实贵阳经验，促进按系统归口大联合。“工总司”针对实行大联合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专门成立“解决老大难单位办公室”，帮助区县局和基层单位解决矛盾，促进了因各种原因造成的两派实现大联合，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第十章 工人阶级驻上层 分管财贸履薄冰

一、工宣队办公室进驻市革会职能部门

党中央号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1968年7月26日，经毛主席批准，首都60多个工厂三万多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领导斗、批、改。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中发[68]135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和军分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进校前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后，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

这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接到通知后立即进行调查研究，并将你们的部署或计划电告中央。在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应当先创造条件。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典型经验的报告，将另发供参考。

8月25日和26日，经毛主席批准，《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全文如下: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个高潮，是经过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出现的，它将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各项指示，都反映了工人阶级和亿万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体现了无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领导。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各地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各单位都应当接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

旧北京市委那种抗拒毛主席指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是中国赫鲁晓夫等一伙大阴谋家对抗工人阶级领导、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阶级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所以，工人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相结合，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最有效地解决种种所谓“老大难”的问题。知识分子纠缠不休不能解决的矛盾，工人们一到，很快就解决了。隐藏在幕后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小撮坏人，只有在工人、解放军的参预下，才能把他们的反革命面貌彻底揭发出来。

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不把学校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彻底，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工人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有重新被剥削被压迫的危险。积极参加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化教育阵地，是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应当肩负的责任。

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校外的工人参加。《十六条》说的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难道工人不算“群众”?难道工人阶级不算“自己”?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有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你们‚懂‛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假‚学问‛，教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和修机器，教文学的不会写文章，教农业化学的不懂得施肥料，这样的笑话不是到处都有吗?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参加下才能逐步创造出来，你们于此是一窍不通的。

工人不了解学校情况，不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同志，不要着急，工人是会了解的。工人阶级比那些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一个小山头的知识分子，水平不知道高出多少。他们不是住三、五天，而要长期工作下去，要永远占领学校和领导学校。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工人阶级将会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并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

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团结、帮助那里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联合大多数群众，包括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必须认真学好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历来教导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加强革命的纪律性，不断批判工人阶级内部各种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的侵蚀及影响。在文化教育单位，资产阶级有它的传统势力。在工人阶级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时，资产阶级总是力图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腐蚀工人队伍包括其领导干部中的薄弱部分。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必须保持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必须警惕糖衣炮弹或其它形式的手段对工人队伍的袭击。还要认真地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工厂企业的斗、批、改。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革命的群众性的大批判，使人们清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从政治上、思想上为清理阶级队伍开路，并且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起着发动群众、巩固斗争成果的作用。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纯洁自己队伍、清除钻到内部来的阶级敌人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它为大批判提供了生动的活材料。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革命的高潮推动着生产的高潮。由于几万万贫下中农努力，我国农业生产多年获得丰收。有了一个巩固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才能使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我们向工人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致敬。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工业战线上也在涌现出许多新事物，不少地方已在改的过程中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技术革命。形势大好，振奋人心，一小撮妄想复辟的阶级敌人彻底完蛋了。

现在美帝、苏修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焦头烂额，分崩离析，走投无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则是光辉灿烂，前途无量。

我们一定要努力跟上发展着的形势，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总结经验，做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认真打好斗、批、改这一仗。这是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中的一仗，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于7月28日成立了工宣队领导小组，由王洪文负责，9月份组建了上海工宣队各系统办公室，进驻市革会各对口职能部门，工宣队员达到十万人。

第一办公室，与市革委会文教组对口，进驻市管新闻出版、体育、卫生、文艺和教育系统，由王秀珍负责。

第二办公室，与市革委会地区组对口，进驻十个区的文教、体卫系统，由张宝林负责。

第三办公室，与市革委会科技组对口，进驻市管科研院所，由戴立清负责。

第五办公室，与市革委会郊区组对口，进驻十个县的文教、体卫系统，由王明龙负责。

第六办公室，与市革委会财贸办对口，进驻市管财政金融、内外商贸等系统，由黄金海负责。

1969年1月，市革委会决定各工宣队办公室与所驻市革委会职能部门合并，并经市革委批准建立了“三结合“的领导核心班子:

文教组(一办)，王秀珍、老干部罗毅、军代表徐海涛，具体负责罗毅、徐海涛。

地区组(二办)，老干部黄克、张宝林、军代表，黄克负责。不久张宝林调任市文攻武卫(民兵)指挥部。

科技组(三办)，戴立清、军代表田树尧、老干部许言，戴调任王维国专案组后由许言负责。

郊区组(五办)，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老干部张辑五、王明龙，张宜爱回上警后由张辑五负责。

财贸组(六办)，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黄金海、老干部续中一，高回舰队后由黄金海负责。

【叶注:上述各组办领导核心班子成员只是列举代表性的前三人，实际成员不止三人。这里列举的名单也是初期情况，后来成员的变化很大。】

叶永烈书上说“上海的党政大权全落到到张春桥、王洪文手里”，这不是事实。张春桥、姚文元虽然是市革委会一、二把手，但基本上在北京，上海主持工作的是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洪文在市革委会仅是六把手，上面有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周纯麟(警备区司令员)、徐景贤。【叶注:我认为文革中上海的党政大权只能讲是掌握在张春桥手里的。不论是马天水主持市委日常工作，还是王洪文主持市委工作，上海的大事、重要事是必须报告张春桥的，因他是市委一把手，并不是挂虚名的。如局党委的正副书记任命就需得张的同意，这也是原拟提任王明龙为一机局党委副书记，最后只是报批为局党委常委的原因。另外市革会中的排名，在党的“九大”后，王洪文已列在徐景贤之前了。】

从各组办(相当于原市委、市人委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来看，除了财贸组是我主要负责外，全部都是原市委和华东局老干部为主要负责人的。【叶注:市组织组主要负责人金祖敏也是工人造反派新干部。】下面各区、县、局甚至公司和基层单位，几乎没一个是新干部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上都是相应的老干部任主要负责人，这只要从历史档案中一查便清清楚楚。这也是正常的，老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有丰富的领导实践经验。当然，各级领导班子中配备一些新干部也是必须的，革命事业总要承前启后，如果说因有了几个新干部就是“篡权”，名不见经传的“草民”也参加领导就是“大逆不道”，那这种思想陈腐到连资产阶级都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小工人最后当总统哩，何况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错，新权力机构并没有将原来市委、市人委的干部百分之百地官复原职。在中央号召精兵简政，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方针下，上海市革委会撤销了原来的两套班子机构。比如，市财贸组原来是分为财贸办专司业务，财贸政治部专司党务、政治、干部，成立革委会后就把二家工作统一由财贸组抓起来，干部编制比原来要精简一大半。于是分了“大班子”、“小班子”，编余的干部保留原工资进“大班子”，边学习边适当劳动，作为干部蓄水池，按需要陆续分配。从市直机关到各系统都办有“五七干校”，是按毛主席“五七指示”开办的。这是非常英明的举措，比如我们三十一棉缺少老干部，市委就批准从财贸口“五七干校”调了原来仅是科级的潘浩然、沈善昌去任万人大厂的党委书记、副书记。现在都把“五七干校”说成是政治迫害，难道只有保留庞大的官僚机构，干部只能上不能下，搞终身制才是正确的?

二、破财贸系统派系林立问题，从整顿领导班子开始

(一)财贸系统所面临的问题

我当时是市革委会委员、市总工会常委。1972年，中央组织部批准增补我为市革委会常委，我是在看到中央文件后才知道的，事先王洪文也没对我透露过，也许是组织纪律。当初市革委会成立后，我是不是委员自己也不知道。我并不在意这些，也从来没有伸手要过什么职务，市委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叶注:据我所知，上海人民公社即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其领导班子的组成是:张春桥、姚文元以个名义参加，驻沪三军和各群众组织都以组织代表名义参加。在1968年之前，上海市革会无正副主任、常委、委员职称，有需要以市革会领导人名义出面时，通常冠以“市革会负责人”或“市革会领导成员”的称号，也即似为正副主任的职称。68年8月后经报党中央批准，才正式明确了市革会正、副主任和常委、委员的名单，到72年时对这个名单作过一次删除和增补的正式调整，之后一直没正式变动过。《革命造反年代》后面附录有上海市革会成员名单，可参阅。】

上海是全国的经贸中心，因此，工交和财贸是上海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两个系统。

市财贸系统包括:商业一局、商业二局、供销合作社、水产局、粮食局、外贸局、财政局、税务局、工商行政局、人民银行、海关，还有一个“五七干校”。这12个局级单位担负着全市1200万人的吃、住、用的供给，负责上海的财政税收和内外贸易。【叶注:区和县的财贸单位属区、县党政系统管辖，但业务上与市局有关联。】

我是一个从基层上来的工人，从未接触过这些领域，深感压力之大，急啊!进财贸系统后，我面对的大问题是:

第一，一千多个干部还没“解放”，有的是关着，有的靠边在“牛棚”里边。内有300多个干部的审查问题没有了结，这里面有八个“集团”案，还有中统、军统特务和叛徒案。落实干部政策，党中央早就号召了，但已经1968年了还有这么多的干部没落实，这是一个大问题。干部不解放出来，你要调整班子就没有办法进行。

第二，是派性问题。当时财贸系统内资产阶级派性非常严重，许多基层单位都有两派，这主要反映在新干部中。两派中一派文革初就挂钩“工总司”，叫“工总司财贸系统造反队”(“工司财”)，王志品负责;一派是后一点起来的“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市财联”)，负责人是宋有福。在贯彻贵阳大联合经验时，“工总司“做了大量工作，促使“工司财”与“财联”合并了。但不少单位二派表面虽然联合了，却是貌合心离，再加上原有的恩怨，基层还是门户之见很深。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不行。

第三个问题就是，已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大都是两边不得罪，哼哼哈哈的人;而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原二派新干部，不少人没有能力、没有威信。

在这种情况下，落实干部政策，把从局到基层的班子全部搭好、调整好是个很困难的工作。

(二)狠抓干部政策落实

上海在贯彻贵阳归口大联合经验时，“工总司”和“市财联”于67年3月24日发布《关于实现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通告》，明确成立“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财革会”)。但是在联合过程中，两派都想以我为主，尤其是之前的财贸系统三结合夺权是以“市财联”为主的，“工司财“认为被排斥了。因此我进去后，感到从上到下资产阶级派性很严重，已建立的局革委会缺乏权威，且有些革委会班子存在不纯的问题。

财贸系统(不包括区县属财贸干部，那是区县负责的)一直没“解放”或做出结论的1000多干部(处局级干部有80多人)，都是由原“市财联”在“清队”中搞出来的。

要打开局面，一要铲除资产阶级派性，二要狠抓落实政策，解放干部，三要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否则什么都干不成。

首先，我们从轻工业局系统调集7000多优秀工人组成工宣队，每个局进驻一个工宣队团部，公司进驻工宣队连部，基层单位进驻工宣队，全面开展工作。进去几天做了一些调查以后，就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工宣队7000多人全部到会，讲了财贸系统落实干部政策的状况、现在存在的问题和要怎么解决。大会强调落实干部政策，批判了干部政策上的许多错误论调。我们用原财贸政治部的一批人，加上工宣队一部分人，组成复查组，对整个财贸系统有遗留问题的老干部全部进行复查。复查量很大，各工宣团和工宣连也都相应地成立了复查组。这样复查有什么好处呢?因新设的复查组成员都不是原来审查干部的人，跟被查的干部没有复杂关系，不会有我没你、有你没我，比较客观。如果要原来搞审查的人自己来复查，不知会复查到什么时候。特别是复查“专案”的阻力最大，以前审查案子的那些人觉得辛辛苦苦几年，不能弄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没有功劳了。还是毛主席的一句话给了他们台阶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当时多次召开工宣团、工宣连干部会议，强调无论哪一派，都难免混进一些不纯分子，不论是哪派，对有问题的人我们都是要坚决清理出去的，即使原来已“过关“的也必须撤下来。如果经过教育帮助，仍坚持资产阶级派性，就坚决撤掉，决不要手软，不能再拖了!各级革委会班子中已三结合的老干部，如果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遇事不开口，碰到矛盾绕道走，甚至也卷入派性，要批评教育，仍不悔改的也要适当调整。

这里涉及到的人有许多是所谓的老造反，阻力相当大。他们纷纷告状到市里，有的还告到中央国务院，说我在财贸系统搞“复旧”，“镇压造反派”、“排挤打击老造反”等等。王洪文曾为此专门找我谈话，说:“你怎么回事?人家写信写到国务院告你了。”我汇报了我的做法，说这有什么错，王只是要我注意些，没有说其他的。

因为需要大量的革命干部，我们按周总理指示认真迅速复查，抓紧落实干部政策。除了工宣团、连，市财办(当时叫“六办”)也特设了专案复查组，经一年多的复查，对八大“集团”案全部否定，处级以上干部复查也基本结案，没有一个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很多人安排了相当于其原来级别的领导工作，也有部分随机构精简进了“大班子”，在“五七干校”待分配。

我去之前，财贸组机关是原财办副主任续中一负责。续中一这个人原是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后来被打成右倾，下放农村六年，平反以后调到上海，任上海市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夺权后解放干部的时候，他解放得比较早。而解放比较早的干部中有些人有个很大问题，比如运动当中反对他的指不出他有什么缺点错误，拥护他的也讲不出他有什么功绩。我进去后一调查才知道，财贸组的部门中，大多是原来财办的干部，财贸政治部的人大多弄到“五七干校”去了。于是我跟续中一商量说:“你这个不行，这样搞还是等于搞派性。要到‘五七干校’去，想办法抽一批财贸政治部的干部出来。”当时我是工宣队六办主任，他不大好反对我这个想法。我就派工宣队到“五七干校”，并专门成立复查组，各个组都派一二名工宣队员参加工作，调出一批原来财贸政治部的干部充实到财贸组各部门。续中一被解放之后，看文件就是画个圈，我批评他:“你圈一圈是什么意思，算同意还是不同意?你有意见就提出来，这样圈一圈是滑头的作为。事情要是对的，你会说你也看过了，错的，你会说你虽看过但没有表态。你以后签文件不能这样搞，有意见写意见，没有意见就写没有意见，写清楚。”这个人工作方面就是这样打哈哈，很难办。

解放新干部有阻力，解放老干部也有阻力。以前老干部之间有一些什么矛盾我也不了解，但在解放干部的问题当中就反映出来了。比如下文要提到的应飞，我说要解放，续中一说不行，这个人无病呻吟，解放了也没有用。我也不了解应飞，就找他谈话，他也承认在反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接受了反面教育，看到敢讲、敢做、敢负责任的干部在运动当中没有好结果，而遇到矛盾绕道走、不开口的人往往没事，找不到缺点。我觉得他这个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复查和落实政策过程阻力重重，就像上文所说的，不仅来自派性干扰，也有老干部的反对，特别是原来搞清队的专案组认为，自己辛辛苦苦一两年，不能竹篮打水一场空。要不是工宣队、财贸组直接干预复查，真不知道那些重新启用的干部什么时候才能解放呢。

在复杂的情形下，因为面比较大，我就采取一个办法:局里面的一些头头、公司的一些头头我亲自过问，以点带面，抓典型带全面。

例如粮食局原局级干部应飞，局里一致意见要定他为叛徒，理由非常充足:应飞曾被捕过，关在上饶集中营，是写了反共启事后放出来的，而且查到30年代的国民党报纸上有这则启事，其中有许多人签名，应飞也在其中。这似乎是证据确凿。我问调查人员:“这件事找其本人谈过没有，他本人怎么解释?”他们说没有。当时我也感到棘手，便找了应飞本人谈话。他解释自己在上饶集中营里巧遇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是在其帮助下逃出来的，至于反共启事，他本人从不知情，那个签名一点也不知道，他认为这是当时敌人的一种离间手法。后我叫工宣队查那些签名的人，总有活着的可以核对，果然有人证明应飞本人根本不知情。之后又查应飞出来后有没有干什么危害党的事，发现他出来后在四明山拉起队伍，坚持与敌人斗争，打得非常有名，敌人出布告花重金要买他的人头。事情清楚了，我便不顾局里反对，坚决要解放他，并把他安排在局革委会任常委、副主任。可续中一等老干部不同意，说解放应飞没意见，任用不行，认为应飞没干劲，小病大养，无病呻吟。一查，应飞文革前确有这情况。于是，我又找应飞谈话，他承认自己一度确实如此，但原来不是这样的，主要是看到在历次政治这动中一些敢讲、敢做、敢负责任的往往都没好结果，得过且过的人运动一来往往没事，所以才平时不大响，遇事不负责。于是我要他反思这些消极行为，并从中吸取教训。我又找到续中一，对他说人是会变的，我们就给应飞一项任务。警备区当时在松江天马山挖了许多战备山洞，我和后勤部长王化民商量，是否能平战结合，我们有批战备粮食要放到山洞储存，就叫应飞负责。王化民同意了。正常情况下存放这批战备粮至少需三个月，但我们要求他当年春节前完成，也就是一个多月。应飞感到时间太紧了，我就把储运公司党委书记张家旺叫来配合他。有了张家旺的全力支持，存放战备粮的任务在春节前顺利完成。我叫上续中一去检查，看到粮食不仅如数进洞，而且堆放得整齐划一，外套塑料布膜，内充氮气，完全符合不破损、不霉变、无鼠害虫害的要求。续中一这才对应飞刮目相看。

又如食品公司经理王昆，当时商业二局一定要定他为叛徒，我们经复查发现:在解放战争中王昆领导我党地方武装，一次得知敌人来扫荡，王组织船只搬运粮食进芦苇荡坚持斗争。北方局专员张辑五批评他们是逃跑主义，要他将船粮撤回去。不久，敌人果真来了，他们慌忙之下躲进芦苇荡，粮食因此未能带足。后来在严重缺粮情况下，又是张辑五转达北方局指示，可以让一部分人上岸，但要以不出卖同志、出卖组织为原则。王昆便动员了包括其妻子在内的部分同志上岸，王昆本人及部分战士仍坚持在芦苇荡斗争。但上去的人中有两人真的叛变了，王昆便在夜里摸上岸处决了这两个叛徒。事情就是这样的，怎么能说王昆是叛徒呢?当时张辑五正任市革委会郊区组负责人，我便向他核实此事，他也证实了这一情节。于是，我们决定否定王昆是叛徒的结论，并将其“解放”。但商业二局仍表示难以安排，我就调他去海洋渔业公司担任领导职务。王昆的爱人在外贸局，也因王昆所谓的叛徒一案而被开除党籍，我叫白光标复查，予以恢复党籍。

这批被解放的干部中还有原财政局党委书记方成平和渔业公司经理张仲堂。

方成平是因读书时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的外围组织而被打倒的。他当时还是小青年，没有参加什么活动，而且这事延安整风时都已审查清楚，做了结论。但他被打倒后一直拖着不被解放，而且还被关着审查。我查明此事后，便去财政局召开大会，点名将他解放出来，不久便调他到财贸组任业务组长，后来提拔为财贸组核心组成员。然而文革后，方成平却在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批判我说:“黄金海何许人也?扒开他的画皮看看。他是50年代杨浦区破获的一个刘阿祥现行反革命集团的漏网分子。”于是全场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50年代我才十几岁啊!我真是感到了农夫的可悲。后来知道这完全是张冠李戴，但也没人还我公道，参加过这次大会的群众都只知道我是漏网的反革命。

至于渔业公司经理张仲堂，当时水产局一定要定他为叛徒，经我们复查，证据根本不足，提出要将其解放。局革委会同意解放，但说难以安排，我们就调他去外贸局担任相应的职务。局里还提出张仲堂的叛徒问题虽然证据不足，但应留个“尾巴”，我们研究后认为，是叛徒就说是叛徒，不是就不是，“尾巴”要切掉。

像上述这样被复查解放的干部还有不少，以前我一个都不认识，有的甚至见也没见过，更没有个人恩怨。我完全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的，只是对有些人看得不透。像方成平，解放他时局里曾提到过他在反右斗争时将许多人打成右派，我当时并没在意，结果他在文革后反诬我是漏网的现行反革命。我出狱以后，听说他患前列腺病住在华东医院，还是拎了水果去看过他一次。做人嘛，何必呢?

典型抓好以后，就开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政策。把“叛徒”也解放了，其他的还有什么不好解决的?这推动了干部政策的落实，收到了较好效果。

通过上述整顿，财贸系统的干群关系总的来说是可以的，基本上什么事情都能一呼百应，而不会消极对抗。但是那些调整下去的新干部，也包括一部分老干部，对领导班子还是有一些意见的。到了整党建党时，有些人就自认为我是党员，我不同意，你就入不了党。对这个问题我们专门抓了一下。你有一个理由证明他不能入党，那没有话说，但你没有理由，就是原来在搞文化大革命时观点不同。一个是造反的，一个是保守的，因为一个现在是党员，就有机会把另一个硬卡住，这样不行的，否则有些本来可以入党的新干部就不能入党了。

必须提一下，在干部的去留任用问题上，我可能得罪过张春桥。这里有个细节。当时有个叫李恢的，是市手工业局革委会副主任。手工业局担负搞农业机械化任务，不能按时达到市委的要求。一次在“康办”开会，他讲了好多困难，张春桥就批评他，说他没有贫下中农的感情，怎么搞得好农业机械化，要他到农村去好好锻炼锻炼，培养贫下中农感情。过两个礼拜李就下农村去了。【叶注:据知，李下农村劳动一段时间后，仍回手工业局原职工作。】一个月多后，也是“康办”的一次会上，财政局负责人张松涛汇报财政税收工作，说:“现在农村里边这个免税，那个减税，省下来的钱都没有用到刀口上，把一个猪圈搞得比人的住房还要漂亮。”张春桥没等张松涛把话讲完就批评他:“农民口袋里有点钱了，你们眼睛就红了?”同样批评他没有贫下中农感情，又是叫他去劳动锻炼几年。我也在会上，当时没有表态。回到机关第二天，张松涛找我说:“怎么办?已经有李恢这个例子了，我还是下去吧，下去劳动几年。”我说:“对领导同志的批评要从正面去理解，你不要有什么想法，回去大胆地把工作抓起来。”张松涛这个老干部精神状态非常好，被解放以后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去。之后财贸组机关有几个干部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对抗张春桥的指示，不让张松涛到农村去锻炼，大字报贴了好多，“康办”调研组也发了简报，说我不让张松涛下去。我找王洪文汇报，说这个老干部精神状态很好，总不能领导上批评一句没有贫下中农感情，就把一个局级干部弄掉，这个不大公平。王问我的意见怎么样，我说:“我找他谈了，告诉他对领导批评不要有意见，不要去消极地理解，你大大方方地把工作抓起来。”王洪文说:“反正是你管的干部，你决定。”张春桥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让张松涛下去。

通过整顿班子，一些老干部被解放之后进了三结合领导“班子，对我都是非常尊重的。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后的变化，他们也有感受。他们认为有的干部过去有点消沉，经过文化大革命，一些老干部，包括他们自己，感觉到精神重新焕发了，振作起来了，工作状态也不一样了。如财政局的老干部方成平在反右斗争中打右派打得很厉害，群众意见比较大，做工作很困难。解放以后被调到财贸组工作得不错，后又提升他为财贸组领导核心成员，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现在地位比原来还高了，心里更加踏实，工作好像比原来更加大胆了，下面对他的看法也有改变了。我接触过的十几个局的老干部，没有一个局与我闹过矛盾，或者故意对我找茬的，没有的。我对他们很尊重，他们对我也很尊重。【叶注:从前面提到的方成平在文革后的情况来看，不排除有些人当时的表现不是真心。】除了个别单位新老干部之间有点矛盾以外，各个局的新干部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1968年到1969年，班子整顿好了，我就觉得整个财贸工作很顺手了，无论老干部、新干部，大家目标都比较一致。

(三)典型推动，横扫派性

在整顿班子，横扫派性过程中，我也注意发挥典型的推动作用。

1968年下半年我们工宣队进驻以前，永安公司这些大店虽然橱窗很大，但空空的，或者虽然摆得琳琅满目，但罐头都是空的。财贸口没有认真搞好收购调存，很多人一门心思搞派性，一门心思搞极左的东西。医药站的老造反头头张志诚，被结合为局革委会常委，但他为了将公司党委书记许道清打成假党员，竟然整假材料、假录音进行诬陷。我们查明真相后，撤销了张的一切职务和进行批判，对参与造假的人也作了严肃处理，同时将许道清解放出来，调财政局任党委常委。东风肉类加工厂造反派头头俞洪祥，还是我自己厂里造反队队长俞松涛的侄子，他们厂里有原国民党74分部的24名党员，在历次运动中早已查清作了结论，但他通过逼供、诱供，又搞出了几十个“国民党员”，把许多党员、干部打成国民党，长期不予解放。我们指出他的错误后，他仍顽固地坚持错误。我就到他们厂里组织会议，发动群众揭盖子，将几个犯错误的造反派头头调整下去，将老干部解放出来，班子进行了调整。

把派性人员搞下去了，然后公司也好，局也好，由他们内部讨论，对新干部中群众一致认为各方面表现比较好的人，也不管是哪一派的，就把他放进班子中去。有些局提上来的几个新干部，有的还是局常委，并不都是原来的老造反，没有派性。原外贸局班子中的李××、张××派性严重，把他们调整下去以后，换上来的新干部就好得多，也是经过他们局里讨论的。有个新选的党支部书记，这个人的表现一直比较好，就把他提到局里面当副主任。中百一店有个先进人物，和原来的派性没有关系，就把他调上来。横扫派性只有我们工宣队才能搞得下去，我们不管，派性人员谁的账也不买。

商业一局革委会主任白光标后调外贸局任革委会主任，他离开后职务由老干部朱庆隆担任;商业二局革委会主任侯希仁调到粮食局负责，其之前工作由彭璞负责;水产局由李庆发负责;外贸局原由齐维礼负责，但因为外贸局派性严重，齐维礼是老好人，爱和稀泥，就调白光标任一把手，齐为二把手;财政局由方成平负责，方成平后调财贸组，其工作由张松涛负责;海关一时找不到适合人选，就从“五七干校”抽调张建任关长。这些老干部受党长期培养，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文革中他们大多受到冲击、批判、考验，这些冲击、批判和考验也焕发出了他们的革命精神。要做好工作，必须依靠他们。靠军代表?他们政治上虽强，但对于地方工作特别是商业、财政、贸易不熟悉;靠新干部?虽然他们革命精神足，接受新事物能力强，但要独当一面尚缺乏经验，难免会出问题。作为领导，重在知人善任。我深知上海财贸口的重要性，稍出一点差错就会影响到1200万人民的生活，会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害，绝不能掉以轻心。由此也不难看出，毛主席提出的三结合方针非常英明。

我对干部坚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尽管财贸系统有些人告我的状，说我“复旧”，用老干部太多，但我还是坚持实事求是不动摇，按政策办事，确保不误大局。那时也是没有办法了，一些老干部的问题成年累月地拖着，又急着用人。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搞好上海的财贸工作，没有一支坚强的各级领导班子队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进财贸，就将铲除派性、解放干部、调整班子作为重中之重、刻不容缓的任务来抓。经过一年多努力，财贸系统各级革委会的三结合领导班子终于基本建健全了。原则上，各公司、局，乃至基层都以老干部掌舵，军代表一般是二把手，三把手基本是选出来的新干部，管业务的职能部门全都由原来的业务干部为主负责，并充实进去一部分新干部。

整顿班子，扫除派性，干部解放了，我的精力就转入到抓好财贸口的业务工作。收购调存业务很复杂，我就请人收集毛主席关于财贸的指示，按照指示来做。一个“为人民服务“，一个“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百分之九十的精力要用于生产，百分之十的精力组织税收。这二个口号过去都听到过，为人民服务更是老生常谈了，但真正体会“为人民服务“的实质，我还是在财贸口工作中深切感受到的。

通过抓服务态度，我体会到什么叫为人民服务。我们那时候工作没有奖金的，全靠政治工作。像蔬菜供应，为人民服务就讲得蛮多的。我进去之前，财办人员就是穿着皮鞋坐在办公室里靠电话指挥，电话打到蔬菜公司，要上什么什么菜，好像就是单纯的业务关系，你收钱，我拿东西。这样不行，把下面搞得很累。我们就动员一两千个采购员到农村去，跟菜农一起制订品种计划，帮农民组织种子，把外地好的蔬菜品种组织过来。这么一来确实是很大的转变。

面对当时市场物资严重匮乏的混乱局面，各级革委会做到了冷静果断指挥，上海市场因此保持了稳定发展。零售商品的供应组织工作做得不错，上海市场的商品在全国来说都算是琳琅满目的。向全国调拨物资的一级站，每年都能超额完成国家调拨计划，有力地支援了全国市场，特别是工业品市场。据当时统计，采购总量中将近百分之六十是外地来沪的采购，许多到上海出差的采购人员都带了长长的采购单子，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这样便保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人民群众基本是满意的。

三、破除官商化，推动财贸系统改革

在业务上我是外行，怎么办?除了整顿好各级革委会领导班子，搞好三结合，依靠老干部掌舵有效指挥外，主要抓两条:一是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二是发现典型、培养典型，发挥典型的推动作用。

一进财贸组，我就叫业务组长收集汇编了一本《毛主席论财政贸易》，对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等论述感受特别深。通过学习毛主席对财政贸易工作的指示，并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我明白了没有经济的发展，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财政贸易就没有物质支持，要搞好上海1200万人民的市场供应、提高财政收入都是空话。

要发展经济，作为财贸部门应该做些什么?一些人认为发展经济是工业、农业部门的事，财贸部门作为流通部门无此能力。这是我不敢苟同的。

我通过调查，发现财贸部门长期存在“官商化”倾向，坐镇办商，以我为主，财税金融部门存在管、卡、压等问题。我于是以财贸系统内部大批判开路，强调财贸系统要树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克服坐镇办商的官商化作风，树立全心全意服务于生产、服务于群众的思想。由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是撤消供销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是负责农村商业的，其货源大多来自商业一局和商业二局。从针头线脑到家电用品的供应是一局负责的，食品、副食品、烟酒等的供应则由二局负责。于是我将供销合作社的一部分职责划归一商局，一部分划归二商局，这大大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流通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扯皮的事也因此减少了，农村的供应得到了丰富。上海的农村商业点一直下伸到公社、大队，小队(村)形成了网络。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全国供销总社主任陈国栋跟我讲:“上海供销社没了，一部分到一局，一部分到二局，你把这个供销社怎么撤掉了?”我跟他解释说:“你不要看形式，我们看实质，效果上去了还是下来了。效果上去了就是对的。”我精简机构至少有三分之一，精简后工作的效果和效率反而好多了。

其次，将财政局、银行、税务局合并为财税局。过去各管各，互相扯皮的事多，工作方法上注重对工矿企业管、卡、压，却忽视各部门的互帮互助及促进生产的责任。而且当时是条块分割的局面，财政局归财政部管，银行归中国人民银行管，还有其他的一些条条框框。合并后，精简了机构，减少了各部门之间的矛盾扯皮，在革委会统一领导下，指导型部门转变为服务型部门，并将百分之九十的精力放在帮助企业发展经济上。因为全市各行各业与财税部门和银行都有密切联系，因此财税部门和银行掌握的信息量大、联系面广，全市贷款都控制在银行手里，可以发动这些部门穿针引线，帮助企业把生产发展上去。依靠(财政)专管员、(银行)信贷员、税务员发现信息，财税局革委会可以统筹集中，统一指挥，服务于生产。有时组织“几员”同时下厂，共同研究帮助企业，没了原来各自为政互相扯皮的现象。当然，这样一来比起原来坐镇办公室打打电话要付出更大的辛劳。

比如某个企业只需一点贷款就能把生产发展上去，财政局的专管员就和银行的信贷员一起下去帮助发贷，促进生产。过去财政局的工作是电话打来打去，难得下厂一次，一下厂企业头都疼，心想又是来管、卡、压、找茬的，年底了还得想办法招待招待他们，不要得罪这些老爷。专管员明确服务型职能之后，就要同企业共同商量解决生产上碰到的困难，企业里的同志们头不疼了，欢迎了，因为上面的同志了解厂里情况后，企业得到了贷款和相关信息，指不定就能改造一下生产条件，降低一些成本，生产就能上去。

有些企业需要边角料作为生产原料，而有些企业生产产生的大量边角料都作废品处理了，财税部门就可帮助穿针引线，互通信息，帮助双方达成合作，使双方都可节约成本。比如轻工、手工系统生产玩具、童车等，进的原材料都是大钢板，成本很高，还要进行切割，而像造船厂这样的企业，边角料钢材好多，厚的薄的都有。我们财税局经常跑这些厂，接触到的这些信息比较广，就可以穿针引线，你玩具厂不是要买钢板吗，我们只要一协调就可以解决了。这样一做两边都乐意，产量上去了，成本也下来了。

对一些设备陈旧而生产任务却年年增加的老厂，财税局就专设小额贷款，专款专用，帮助企业搞技术创新、老厂改造。当时我们厂里的纺织女工巡回接头，每天八小时工作要跑25公里，好多女工因此静脉曲张很厉害。于是我们就搞了个“幸福车”，装两根轨道，中间有部小车子，女工们就可以坐在车子上面跑过去转过来，不需要徒步跑了，上海纺织厂都推广了。这并不是财办主任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但这关系到我们厂，我是厂革委会主任。这些小改小革都需要小额贷款支持，银行不支持就没办法做成。以往银行因为搞不清楚车间里的详情，所以不敢批放贷款，工厂也没有办法。照原来的观点，这个是财税局的份外事，是狗捉老鼠多管闲事，但现在财税银行人员主动下去服务，这样做能够大大地帮助生产。

当然，刚开始财税局内部要转变思想是有阻力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转变过来。要求原来坐办公室的人下基层，阻力当然有——坐办公室多舒服，往下跑多累。我们就先在财政局内部展开批判官商化的活动，有哪些表现，都说出来，供大家批判。总结出来主要就是两条:官商化;对企业管、卡、压。那么就批判这两条。财政三分局这个点的专管员们在批判当中比较积极，而且认识上提得比较高，我就抓这个点，抓出成绩以后开大会推广，要大家向他们学习，以典型带全面。我就是这个老办法，很有效。在批判的基础上大家的认识提高了，就要想办法为企业服务。

对于我当时在财贸系统的改革措施，有些人态度不是很明确，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但马天水是完全支持我的，我给马天水汇报说:“贷款很困难，一个报告到银行，两个报告到银行，磕头求奶奶，还不一定贷得了款。银行就坐在办公室，你报告来，我审查审查。这样不行的，不对，要改掉原来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原来的规章制度都是中央银行、北京财政部下来的，不能够为生产服务，要破。”上海这么一改，好多情况都反映到财政部，反映到银行总行。当时财政部的部长张劲夫到上海来，我去看他，他就把下面反映的情况告诉我，说:“你这样搞全乱了，全国也没有这样搞的。这三个部门怎么能并起来?相互完全没有关系的。”我说:“完全有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相互合作能为企业服务。”张劲夫和副部长王丙乾多次要我们再拆开来，我没同意，我认为应看效果，不能只看形式。张劲夫后来对上海的财政工作还是满意的，肯定了上海的实践，但要叫他来推广是不可能的。

四、老厂改新，帮助发展生产

上海是老工业城市，许多设备十分陈旧，尤其作为利润大户的纺织工业，许多设备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加上中央对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的战备方针是“充分利用，合理发展”，要考虑到当时可能发生的战争，所以建国以后17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对上海基本上没有大的投资。一方面，中央并没有下拨给上海设备更新改造的资金，另一方面，生产任务、财政指标却年年增加。

1975年上海财政上交480亿，1976年是518亿，比上年增加了38亿，比文革前增加了两倍之多。财政上交方面，上海每年都超额完成，其财政收入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强，不仅如此，每年还要为国家财政额外做“贡献”。而上海工厂企业的设备不少比我年纪还大，用这种陈旧落后的设备，每年生产任务、财政上交都要上去，靠什么?就靠我们的小改小革，老厂改新，深挖老企业的潜力，把旧机器改造成新，蚂蚁啃骨头。更重要的，是靠广大工人阶级在思想大解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激发出来的干劲和奉献精神，靠“抓革命、促生产”方针激发出来的生产热情。即使在1967年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生产任务都没落下来。

进财办以后我才知道，我们上海可以动用的资金一共只有12亿。那个时候的财政体制就是每年的利润全部交到财政部，工厂折旧、工资福利等财政部拨款全包，第二年地方的机动资金很少。那这个12亿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财政超收，比如说规定是100亿，我交了120亿，财政部就把超额这个部分跟地方分成，三七开，七成财政部拿去，三成留给地方，这样一点点留下来，一共12亿。我们就把这些钱专门用于小改小革，老厂设备改造、技术革新这些方面。老厂改新，发展生产，跟广大财政、税务、银行职工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他们改变原有的坐镇办公室，管、卡、压的官商化工作方法，深入下去服务企业，把百分之九十精力用于帮助发展生产，付出了巨大、艰辛的努力。这点连财政部长张劲夫都是很清楚的。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其一，上海化工总厂当时是中央投资建造的大型项目，1974年初开始建设。为加快速度，采取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的方式。当时通过“四三方案”，全国共进口了六套相关设备，上海化工总厂的一套最早投产、最早收益。建设过程中，中央财政拨款不能及时到位，上海就垫进6000万元。张劲夫说到年底决算时财政部认这笔账，从指标中抵扣，结果年终决算时，张部长却来电话说中央财政有困难，这6000万就算上海“贡献”吧，不还了!

其二，在1975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按毛主席“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指示要求，全国财政盘子摆下来存在缺口，要上海“贡献一个亿”。我向马天水汇报，上海已挖掉6000万，拿不出这笔钱。马天水因此表示不同意中央意见，要张劲夫向总理汇报，结果周总理来电希望上海多做贡献。马天水对总理的话绝对服从，就叫我想办法。我说上海地方财政确实有困难，手工业系统有一笔原来计划分红后来停掉了的款项，是否可以动用这笔钱解决一下，马天水同意了。如此总算平了全国的盘子。所以我对张劲夫说财贸口机构合并不要看形式要看效果，张也不再坚持要重新分开了。

当时的财政一直是中央全收全包体制，如万体馆这种工程是国家投资的，上海没有办法投资。1976年发生政变之后，为什么那时群众的意见和不满情绪很大，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欠群众的“民生债”太多。比如说住房确实很困难。我1975年回厂劳动(当时市委规定，我们除每周四回厂劳动一天外，一年中要集中下去两个月劳动)时做了一个调查。我跑到工人家里，看到有的一个铺上面还吊一个铺，下面拉出来还有一个铺，吃喝拉撒都在一个房里，有的几代人挤在一起，相互用布帘隔开，真的很困难。我们厂里有几个华侨，有一个是印度尼西亚来的，儿子大了要结婚，父母在香港买了一套家具，没有房子摆，我们厂里就找仓库给他堆一堆。我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给马天水，说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很大，总要解决一下。在这种情况下，马天水下了决心，在中山公园对面建了一些公房，在万体馆对面建了几栋高层，钱就是地方那一点点财政拿出来的。但这个杯水车薪，不解决根本问题。欠债太多，群众有积怨可以理解，但是当时的财政体制限制住了，上海不是不想搞，是没办法搞。所以以建国前17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国家最大的失误就是高积累，收入多少，多少给民生，多少搞基本建设，怎么排，太偏重积累了。开始是没有办法，以钢为纲，钢铁利润很薄，投资高利润小，但国家没有办法，因为要发展军事工业，要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以后，形势基本稳定些了，高积累问题还没有解决，给地方的灵活性太少，群众民生方面没有解决，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老百姓有很大的气要出。

对财政体制问题，我也跟张劲夫反映过，说你们卡得那么紧，地方没有钱，老百姓意见那么大，房子住不起。但整个财政方针是国家计委定的，他也没有办法。直到现在，国家富了，老百姓却苦了，还是个积累问题。

五、协调与兄弟省份关系，抓好食品自给

财贸口要安排好上海人民的生活，丰富市场供应。工业品问题不大，因为上海是调出地区。大米有国家保证，可每年给上海调入20亿斤，这是硬性指标。但副食品问题就大了，虽然国家每年都有调入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调不进来。在市场供应方面，中央是保京、津、沪的，这便引起一些省份的逆反心理，他们也因此对上海存在一些看法。所以，尽管每年上海都有大量工业品调配给全国各地，年年超额，但副食品调入还是很困难。

我找到马天水，请他支持一批农用生产资料，运输卡车及农药、化肥、农业小机械等物资，这些全是上海超产部分。我们当时走访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求爷爷告奶奶似地请求帮助。这些兄弟省份也承认确有调拨计划，但总说缺这缺那，运不出来。我们只好将带去的物资清单分给一家一家，不能答应调拨的回去再设法。如当时山东财办主任秦和珍就给我们提出过难题，他们可将花生等油料作物调到上海，但要求返还花生渣，说有一批出口水果基地不能用化学肥料。我说花生这类都是逢年过节供应居民吃的，没有渣;另外上海油厂做食用油都是浸出法，不是压榨法，也没花生渣、豆饼。商量来商量去，上海将一批菜籽油改压榨法，底料返还山东，他们才同意调拨。产生这种情况，既有政策上的原因，也有心理上的原因。首先是如上面所说，兄弟省份对上海有一种莫名的反感，其次也有上海方面与兄弟省份打交道不慎，以老大自居，总有“大上海”优越感的原因。另外，上海零售行业存在一种看不起外地人的现象，一听外地口音服务态度就变了，等等。在这次周游几省后，我对上海和兄弟省份的关系感同身受，也看到了我们上海财贸方面对副食品和生产原料全需兄弟省份支持，就连主粮没兄弟省份支持，上海人都要饿肚子的。

考察回来后，我们感到必须认真抓好副食品，特别是蔬菜的自给率(全部自给是不能的)。再则，必须抓好商业服务态度的改善，要十分恰当地处理好与兄弟省份之间的关系。方法还是以点带面，发挥典型的模范作用。

在提高副食品自给率方面，1974年财贸系统动员商业二局、水产局、粮食局共同投资开发崇明岛冲积出来的老鼠沙。与崇明县委书记申乃清商量后，在崇明建设了上海副食品基地。如今它已成为供应上海水果等副食品的重要基地。蔬菜生产供应体制也进行了重大变化。原来分管这块的是商二业局蔬菜公司，采购上习惯了单纯的业务观点，我买你卖，造成旺季大量烂菜，淡季供应紧张。群众说:“旺季你(指营业员)叫我阿姨，淡季我叫你阿姨。”后来在批判官商化的基础上，上千名蔬菜采购员走下去根据市场消费和季节情况，与生产队一起制定生产计划，包括品种、数量、上市量，尽量做到均衡上市。机关人员也和菜农一起研究蔬菜新品种，组织种子、化肥、农药等下乡。原来就是坐在办公室打打电话，现在却要下乡卷起裤脚，一身汗、一身泥地和菜农一起干。这样就减少了盲目生产，克服了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自由种植的情况。在淡季时，我们组织一支队伍，奔赴外地采购客菜，每天清早保证万担蔬菜进菜市场。广大采购员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保证菜农收入稳步增长同时，还要绝对保证市场价格的稳定。市委非常重视市场价格稳定，作为关系民生的头等大事来抓。1970年夏天，一天深夜12点多了，马天水打电话叫我去“康办”，我问有什么事能否电话里讲(马天水经常深更半夜为一点点事都要找人去亲自问清楚)，马天水说不行。赶过去后，马丢给我一份简报，说:“你看看，昨天你们是否开了蔬菜工作会议?”我说:“是的。”他问:“会上提出要扭亏为盈是怎么回事?”我解释主要是加强管理，减少旺季烂菜损失。马说:“这我没意见。问题是扭亏为盈怎么盈法，用涨价?”接着叫秘书房佐庭把蔬菜公司经理夏弘宁找来。此时已是深夜一点多了。马又把夏弘宁狠狠批评一顿，责令第二天召开同样范围的大会，把口号改过来。马天水说:“市委每年要贴补1200万元，从来没批评过你们。你们现在要盈利，这是坑老百姓，不允许!”1975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北京物价上涨1.5%，上海仅上涨1%。马天水立即召开经济会议，布置物价大检查。当时把54种商品作为统计口径，检查下来没发现物价上涨的情况。但还是对药品、半导体等几个商品做了一次紧急降价，以保持物价的绝对稳定。可见上海市委对稳定物价是何等重视，何等严格!青菜一角钱三斤、肉类八角钱一斤、大米一角六一斤，十多年市场销售价格雷打不动。为此上海每年在蔬菜上补贴1200万元，猪、禽、蛋每年补贴1300万元。

那个时候，水产品除保证上海的市场供应外，也要供应全国一部分，还要出口日本。毛主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尝。所以我就跟渔船一起出海(当时渔业公司有200多艘船)，一个航次半个月，跟渔工一起打渔，每天撒网收网。经过调查，发现我们捕鱼技术很落后。南朝鲜、日本也在东海捕鱼，日本人在一个渔区有一艘3000吨以上的大船停着，其他渔船打的鱼就送到大船上，大船马上可以加工成罐头，渔民还可以到大船上面洗澡、娱乐、休息一下。我觉得这个很好，特别是发渔汛时是最好的捕鱼季节，但我们没有这个大船，冰没有了就得无奈返航，这一来一去少捕好多鱼。还有就是发现渔工很辛苦，两个船对开，面对面拉着直到收网，风浪很大时，两边对船喊话，喉咙都喊哑了。这一次出航回来以后，正好日本在上海搞了一个工业展览会，上面有一种电喇叭，我就把电喇叭全部收下来发给渔业公司，每个船上一对喇叭，拉网收网的时候用电喇叭交流，要省好多力。另外，我给王洪文写了一个报告，说我们现在捕捞技术太落后了，建议造一艘三到四千吨的工作母船，渔汛的时候只要靠泊母船上去加冰加水，渔船就可以继续捕捞了，不需要再返回到上海。这样既可以保证鱼的质量，也可以增加鱼的产量，工人也可以去休息休息。王洪文也赞成我这个意见，但想要搞却已没时间搞了。

后来渔业公司搞了一个灯光围网。灯光围网就是利用鱼的趋光性，在一圈里面放好多灯光，把鱼群吸引过来，然后撒网。收网的时候鱼越来越集中，人站上去都沉不下去。有一次我到渔业公司去，他们把围网这个事汇报了一下。南朝鲜看到我们围了那么多鱼，眼红了，就过来抢我们的鱼，船开到我们网边，跑到里面去捞。联合国规定渔船不能带武器，我们还没有参加联合国，每一艘船上都有一挺高射机枪、四支冲锋枪、一箱手榴弹，报务员有一支短枪。我们的渔船看到这个情形，没有办法了，用高射机枪向空射击，南朝鲜人吓死了，就不敢抢了，跑掉了。【叶注:当年水产局渔业公司和所属渔船都编有武装基干民兵，故出海渔船上都有民兵武器。】

灯光围网这件事上，我们跟农林部有一些矛盾。农林部有明文规定(漁网的网眼大小)，鱼多大才可以捕，我们上海是严格执行的，但浙江、山东烟台那边不管，小鱼全部捞掉。尤其恶劣的是浙江，他们用高压电电捕，把小鱼苗都打上来了。鱼生长是有规律的，你把小的都抓掉了，渔汛就没有了，黄鱼渔汛抓不到黄鱼，带鱼渔汛抓不到带鱼。后来从东海捕捞上来只有橡皮鱼，上海人不习惯——这个黑黑的鱼怎么吃?对乱捕滥捞，我们跟农林部反映了好几次，没有人管，解决不了问题，后来也不谈了。现在黄鱼都捞不到了。

六、以服务人民为宗旨，零售业焕然一新

还有一个方面便是狠抓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改善上海的形象，因为商业零售业是上海的重要窗口。

这里需要着重解决“大上海”的错误思想。我反复强调，与兄弟省市打交道一定要谦虚谨慎，不要摆出一副我们来自“大上海”，是来帮助你们的架式，应树立有求于人的姿态。不要以为我们给了兄弟省份订单任务，就是财神菩萨了，应看到如果没他们为我们提供产品支持，也就没有我们贸易工作的成绩。经过反复的学习、讨论，贸易系统在同外省市打交道时态度有了很大转变。

零售窗口每个营业员的服务态度某种意义上关系到党群关系、上海和兄弟省市的关系。那种一听是外地口音就一副不耐烦态度的现象，会造成很坏影响。一次商业部副部长王磊到中百一店买雨伞，挑了几把，营业员就不耐烦了，态度很不好。王磊向我谈了他的遭遇，我感到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于是我们决定财贸组的领导成员全部深入基层抓点，切实解决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我重点抓了中百一店和星火日夜商店，杨友根(是市工人新干部学习班培训后，分到市革会组办、各区县参加领导班子的128个新干部之一)抓中百十店(现叫华联商厦)，续中一抓财税二分局，陈佩珍(是豫园商场上来的“十大”候补中央委员)抓豫园商场，以点带面，全市推开。下面举几个典型例子:

(一)星火日夜商店

星火日夜服务商店，是西藏路(桥南)上一个不大的食品店。这个店开始是基层自己搞起来的，他们觉得老百姓有需要，很愿接受他们的服务，所以将商店取名为星火日夜商店，主要经营食品，后来又搞灯泡、邮票之类来卖，群众反响蛮好。他们经常召开居民座谈会，听取群众对服务质量的意见、对服务品种的要求，提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向”的口号。他们增加的商品服务为附近群众带来了极大便利，如兼营灯泡使得居民半夜也能配到灯泡。由于商店附近没邮政局，他们就兼营邮票。群众需要针头线脑也能从星火日夜商店买到。看到早上天不亮就送菜进城的农民很辛苦，他们就设摊免费给农民送一块热毛巾、端一杯水，甚至香烟也可折包零卖。菜农把菜送到菜场后，都到他们店里面坐下休息一会儿，洗洗脸。总之，只要群众有需要他们就设法满足，24小时服务，受到广大群众广泛热烈的好评。

特别是他们有几个青年组织起了哲学学习组，以对“官商化”、“单纯的业务观点”、“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大批判开路，深入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相关材料。我们去了解时，发现这个青年哲学学习小组很有意思，经过了解，觉得这个方向很好，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参加学习活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我在考察和同他们交流学习心得时发现，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都不辞劳苦、不计得失，不断广大服务内容，长期坚持日夜服务，自讨“苦”吃。我们便和他们一起总结在和居民打交道过程中形成的实践经验，将这些经验在全市商业工作会议上宣传推广，并上报商业部，在全国商业工作会议上宣传推广。这一推广以后，周总理知道了，在一次全国会议上点了星火日夜商店的名，要全国学习，影响比较大。

原来的商业思路是，管食品的只管食品，不属于这个行业的一概不管。进货也有这个划分，食品店进食品没有问题，你要进日用百货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不是你的经营范围。有了星火日夜商店这个典型，我们发现这样的局面要改革，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就得满足。我就跟商业局商量，凡是星火日夜商店需要的东西，不管属不属于其经营范围，商业局都应该支持。后来，星火日夜商店的货源可随叫随到。当星火日夜商店赢得了社会影响之后，我们又以这个典型来启发大家，作为一个平凡的劳动者，怎么能够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当时上海的商业工作会议推了几个典型，除了星火日夜商店，还有一个西海浴室。他们多年坚持为残疾人、老年人服务，主动背他们到浴室来，免费给他们洗澡擦身，还在为人看不起的扦脚工作中创造不平凡事迹，为足疾患者解除痛苦。

经过典型推广，上海的日夜商店雨后春笋似地开起来了，到处是日夜商店，连服装店、理发店也提供日夜服务。这就有些讨厌了，我们又开会把它纠过来。在会上我首先肯定大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是要实事求是，有些东西要学习，但不要形而上学。你理发店，哪个半夜里来理发?你服装店，哪个半夜里来买衣服?应该学习星火精神，但无须都搞日夜服务。于是停掉了一部分日夜商店。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日夜商店，比如食品类的都还是保留着。

这样的好事，我们是如何发现、扶植、支持、总结、推广的，财贸老职工都清清楚楚。2012年，我在一份报上看到一篇文章，竟说黄金海知道星火日夜商店后“派人去制止”，说要“批判”。这样大白天说胡话，不知想捞什么好处。

(二)中百一店

星火日夜商店只是一个小店，我抓的另一个企业中百一店是个大店，是面向全国的大窗口。当时他们大店的架子放不下来，我就跟他们讲:“先听听群众的意见，你服务态度好坏，群众最有发言权。”

我同店党委书记鲍良必商量，决定先从正面教育入手，总结服务态度优良的典型，大力宣传表彰，号召大家学习。另一方面就是向星火日夜商店学习，召开各种顾客座谈会，听取顾客对服务态度方面的意见，让群众来进行监督。

有一次座谈会上，一位钢铁厂的老工人讲:他有一天来中百一店买两瓶酒，一个小青年接待的，瓶盖上有点脏，他要求换一下，那位小青年说你是买酒又不是买盖，老工人说我是送人的，小青年回答你送酒又不是送盖，老工人气得转身便走。正巧这位酒柜的小青年正在这个座谈会上听意见，在讨论时他很渐愧地承认那个小青年就是他自己，表示听了很受教育，决心改正。后来这位小青年成了中百一店的服务标兵。

还有一次，另一位老工人语重心长地说:他就住在附近，每天下班总要到中百一店转转看看，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布置得漂亮的橱窗，心里就有一种感觉:社会主义好，市场繁荣。可是有些营业员认为他又不买东西，兜来兜去觉得烦，脸色很难看。许多营业员讨论时都认为，自己每天在店里同商品打交道，怎么就没有老工人这样的感受，觉得社会主义好?还是个感情问题，这里涉及到党群关系，那些以貌取人，烦外地人，讨厌不买东西的顾客的态度，都是没有政治挂帅的表现。

后来我做了个调查，发现服务员态度的好坏，往往和他的家庭有关系，他家里感情出问题了，有矛盾了，就可能将这种情绪发泄在工作上，直接反应到第二天的服务态度上。我们就跟他们的党委商量，认为服务态度反映出好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党委很少家访。因此我们便要求店党委须加强对职工的家访，发现家里有矛盾的，能帮助解决尽量帮助解决，后顾之忧解决了，其服务态度自然会好。这样一做效果很好，党委也发现确实是这样的，好多人本来服务态度蛮好的，但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夫妻感情出问题了，或者是家里碰到了具体困难。通过这样一了解，我就给他们开大会，把服务态度提高到党和人民关系的高度，也就是说，你的服务态度涉及到党群关系。你服务态度好了，人家就觉得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你服务态度坏了，人家的感觉就相反。

我们把服务态度的好坏提到了新的高度，经过学习、批判，中百一店在服务态度上出现新气象，得到了群众的肯定。此后，再遇到只看不买的，特别是遇到操外地口音的，没有不耐烦和歧视的现象了。后来我们又将这样的典型在会议上加以推广，采用的方式是让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讲得很生动。

(三)群力草药店

群力草药店也是我主抓的典型。群力草药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在全市有很大影响。它当时只是一个卖草药的店铺，但有一个坐堂医生，一面卖草药，一面看病。医生都是老中医，有的是退休医生，有的有祖传医术。

他们服务态度好到什么程度?送药上门。你请病假有困难，他们就给你把药开好，送到你家里来。这是他们份外的事，但他们就是这样主动服务。坐堂的医生也很厉害，好多疑难杂症医院都回掉了，群力草药店帮着看好了。有个人一个腰子切掉了，后来另一个腰子也出毛病了，医院没有办法了，这人就跑到群力草药店，店里的医生用中草药把他给治好了。

我们派人到群力草药店，总结他们产生社会影响的成功经验，总结之后在商业工作会议上作为典型推广，讲他们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些份外的事如何主动来做。他们不但免费做送药这样的份外事，还负责把一些行动不方便的病人背进背出，真是全心全意、不计报酬地为人民服务。

此外，我们也会邀请其他地方的先进人物来上海来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以此教育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比如，1975年【叶注:疑是1972年之误。】的全国商业工作会议上，河南的服务标兵、扦脚姑娘杨彩玲的先进事迹令人感动，会后我们就邀请她来上海做报告。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杨彩玲介绍了她从事平凡甚至被人看不起的扦脚工作，如何克服世俗偏见，做出不平凡事迹的情况。她不仅扦脚技术精益求精，而且急人之所急，治好了很多人的足疾，许多患者不仅到单位找她，还纷纷上门求治。报告反响强烈，大家纷纷表示要向杨彩玲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使我们看到榜样的作用是巨大的。

这当中还有个插曲。马天水知道这次报告会之后，批评我是本位主义，认为杨彩玲的精神对各行各业都有教育意义，为什么只给财贸系统做报告?我说我只能组织给财贸职工做报告，其他系统我管不着，怎么组织?后来以市革委会名义，组织了工交、文教、地区等口的几场报告。杨彩玲临走这天，马天水、王洪文、王秀珍、黄涛和我在锦江饭店请她吃了一顿送别饭，表示感谢。事后财政局找到我，问110元饭钱怎么办，没法报销，除了接待外宾，财务上没有招待费这一项。我说总不可能叫马天水拿吧。财政局要求领导上签字，这样财政部查起来好交代。我说:“我来签，有什么事让财政部来找我好了。”

上海在招待方面控制非常严格。比如经常有兄弟省市财贸方面的人员来联系业务，提出要看上海杂技，请我搞些票子。搞票方便，人家临走时尽地主之宜也是应该，但不能报销，钱都是外贸局齐维礼自己摸腰包。其他局也是这样情况，根本没招待费这一项目。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主任隋日瑞调新疆喀什去任军分区司令员，我们几个人在和平饭店请他吃顿饭，花了80多元，也是我自己付的钱，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

七、黄金海要入外贸部做副部长吗?

2009年2月6日，《报刊文摘》刊登了一篇中共党史出版社《姚依林百夕谈》的文章。文章引用姚依林妹妹姚锦的谈话说:1974年，姚依林从广交会回来，路经上海时，下榻在锦江饭店，马天水找上门来，“谈的是想让上海管财贸的头头黄金海到外贸部当副部长„„‘四人帮’企图以上海为基点，把他们的党羽输送到中央各个权力部门去当政„„马天水直磨缠到深夜二时才走”。姚依林返京后即找外贸部部长李强、副部长柴树藩商量如何对付此事，“但他们对此事态度不积极，黄金海终未塞进来。此事得罪了‘四人帮’。自此后，外贸部和上海的关系一直紧张”。

这完全是胡编乱造。不是“‘四人帮’企图以上海为基点，把他们的党羽输送到中央各个权力部门去当政”，而是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多次提出上海产业工人集中，要多派些工人新干部到中央去“掺沙子”。周总理陪同尼克松来上海时，在接待的宴会上我们向总理敬酒，周总理当我们面又说:“你们上海不要保守，要多送一些工人新干部去中央。”这是我亲耳听见的。倒是上海显得保守，虽然早就知道了中央的要求，但有个原则是，上海一定要保持稳定，在职的新干部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王明龙、王成龙、马振龙等和我不能动，要送人就另外挑选一些基层的优秀工人，办个学习班，考察培养后上报，王洪文多次这样讲过。市委确实从基层选拔了一些工人新干部办过学习班(就叫“新干部学习班”)，陆续向中央输送了一批新干部。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后，上海选送的一些工人新干部由党中央安排到有关部领导班子中工作，如上钢一厂的周宏宝去教育部、江南造船厂的张国权去六机部、5703厂的祝家耀去公安部、上海电机厂的金祖敏调北京全国总工会(工代会)筹备组、国棉一厂的杨富珍调北京全国妇联(妇代会)筹备组。豫园商场的陈佩珍是市财贸组领导核心成员，也拟调任商业部。【叶注:上述的新干部都是“十大”中委和候补中委，已都在市级机构中任职工作。选送中央的还有些在下面工作的新干部。】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马天水怎么可能去找姚依林谈将我调外贸部当副部长呢?外贸部副部长虽比上海财办主任职位高，但重要性未必比得上上海财办主任。再说姚依林那时也‚解放”出来不久，李强是外贸部长，姚是副部长级，难道马天水这点也不懂，去要求一个副部长级的人推荐别人当副部长?更何况这是中组部的事，外贸部也无权委任谁当副部长啊。这不是笑话吗!

当然，那天马天水确实去看了姚依林，一则他们在抗战时就是战友，二则带我一起去是为了向姚反映外贸部的一些问题，也就是姚锦所说的外贸部和上海的紧张关系。只不过，紧张关系不是姚依林来上海之后才有的，而是之前就紧张。

八、上海与外贸部关系紧张的原因

所谓上海和外贸部关系紧张，确有其事，且是早已存在的。我那天随马天水去看望姚依林，向他反映了这个问题。这里主要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外贸部破坏了毛主席制定的统制对外贸易的政策。

当时确定由上海、广州、天津等几个沿海城市统一对外贸易，出口的商品也有明确分工，按分工由几个沿海城市组织收购、储存，出口所得外汇按国家规定分成。这样做防止了外商钻空子，他们要买某种商品，只能同某个口岸的外贸部门谈，按国家制定的统一价格成交，防止给国家造成损失。

而包括外贸部副部长和下面的几个总公司都支持和鼓励内地直接与外商洽谈出口，鼓励口岸之间打破商品分工，跨口岸经营，结果造成各外贸口岸都去采购、经营某种商品，降级降价向外商出口的情况。比如茶叶产于各省，但出口分工是上海，结果其他口岸也抢着经营茶叶，甚至产茶的内地省区也做出口，为了竞争就降级降价，一级一等的说成是二级，外商都很精，一看就知道是一级品。这样无序、恶性竞争损害了国家利益，外商发了财，当然应该反对!

我不知道外贸部和外贸总公司为什么要破坏统制对外贸易的方针，明明知道这样只能是损害国家利益，肥了外国资本家，还偏偏要这么干!他们有没有收国外的贿赂或者什么好处?我没有调查，不敢瞎说。我当时提了意见，通过上海的简报批评了这个做法，但他们没有改，还是坚持那样做。广交会上大家不会当面讲什么，表面上还是要统一的，回来就开始斗了，关系越来越紧张，发展到我们给外贸部送大字报批评这些事情。大字报是通过外贸局送的，不是以财贸组名义送的，事前我向马天水汇报过，马天水是同意的。外贸部反映到国务院，周总理也没有批评我们，因为他们搞这个根本就是错误的，我没有做错。这后来成了我的一条“罪行”，说黄××策划向外贸部送大字报。

从最近揭发出来的“力拓间谍门”事件看【叶注:即澳大利亚铁矿石贸易谈判泄密案。】，破坏了对外贸易的统制，给国家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现在搞市场经济，毛主席的外贸政策成了批判对象，诬为“桎梏”、“禁锢”、“闭关”，结果呢?各钢铁企业多头对外，收受贿赂，泄露我国底价，造成钢铁行业年年谈判屡战屡败，极度被动。我国铁矿砂进口价格从几年前的45美元一吨上升到200美元一吨，使我国钢铁企业多支出7000亿美元!这就是搞改革把好的也改革掉，否定统一对外、统制对外贸易的结果。至于采购外国设备时，有的高出国际市场价格一倍多也买进，有的花大量外汇买进的设备长期无法使用变成一堆废铁，类似的事经常见诸报道，值得我们深思、反省。

我带队参加1973年秋季广交会时，反映了外贸部和几个总公司鼓励跨口岸经营和内地直接与外商洽谈出口的问题。我说你们这么搞把自己都搞乱了，毛主席的统制对外贸易还要不要?这就得罪了外贸部。

第二件事是在广交会上因为梅林罐头出了个事。上海梅林罐头一直由一个西德商人经营，但他不允许写“MADE IN CHINA”，要标成“德国制造”、“俱乐部牌”，然后由他转口销到欧美市场，发了大财。外国人吃到这么价廉物美的食品，但不知道是中国生产的。我们当时认为这是错误的，应该改变这一做法，扩大中国的影响。本着重合同守信用的原则，我们在谈判时提出，已经订立合同的可以用“俱乐部牌”如期交货，新的合同写明要在罐头上印“MADEINCHINA”字样。这下德国人紧张了，怕影响今后的销售，晚上在阳台上踱来踱去考虑。外贸部就出了个简报，说上海把外商逼得几乎要自杀。第二天，这个西德商人来跟我们谈判，最终接受了我们的条件，和我们签了合同，标明“梅林牌”，印上“MADEINCHINA”。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第一批“梅林牌”罐头过去以后，销量不减反增，外国人吃到了价廉物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罐头。这下好了，不是广交会期间，这个商人又专门从西德飞到上海来，跟我们食品公司谈判，要追加合同。这说明我们做的没有错。当然，我也有错的地方，就是在当时西方国家对我严厉封锁、禁运的情况下，国家政策容许商品通过“定牌包装”、“中性包装”的方式“曲线救国”打出去，对我们整个外贸有好处。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做得好像太左了些，这个我承认的。

第三件事，在外贸清仓时，发现了一块外商送给我们的铜牌，感谢我们的商品价廉物美。我们当时看到后就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价格定得太低了，连外国人都说我们的价格低，就批评这是卖国主义。现在看来，这肯定是不对的，极左了。当然，这里有个历史背景，就是当时外贸部正在批判“蜗牛事件”。外国人送给外贸部门一件蜗牛工艺品，他们就认为是国外反动势力攻击我们是蜗牛，爬得很慢。

马天水当时感到外贸部长李强这个人讲话都讲不清楚，只知道赚钱。我跟李强谈话，也发现他东拉西扯，说“我这个部长就是赚钱”。姚依林也有这个感觉。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姚依林接触过几次，他对我很欣赏，我对他的印象也是很好的。我把外贸部的问题跟他谈了以后，他也有同感，认为那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是破坏国家统制对外贸易。他对我们的批评很少，甚至对有错误的地方，比如说铜牌事件，他也没有批评。老干部对批评新干部这样的事，一般来说好像要么会有顾虑，要么会考虑到双方关系。一次姚要我带团经港澳去加拿大主持一个中国展览会，我说:“不行，马天水不会同意。各口的主要负责人都允许出国，但他自己一次都没出去过。”姚依林说:“这好办，我和马老抗日战争时就在一个办公室了，我写封信你带给马老，他不会不同意。”结果我带了信，马天水还是不同意，改派外贸局的白光标去。有的文章里面讲，姚依林因为得罪了上海的马天水，所以上海跟外贸部关系搞得很僵，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

要搞懂上海和外贸部之间的关系，必须把前面后面的事情放在一起看。我向姚依林汇报了我们跟外贸部的矛盾，而且认为上海基本上没有错，姚依林对我的观点基本上同意。有次我去崇明岛，因风大，船当天没能开回来，马天水就批评我，说为什么不报告?我说崇明岛也是上海，所以没报告。不然一夜不回来是要请示报告的。可见姚依林想我去外贸部倒有可能，马天水主动推荐我去绝无可能。

九、带队走访唐山地震灾区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中国唐山发生了十分强烈的大地震，震惊全国也震惊了世界。中国当时报道是7.9级，国外测到的是8.2级。由于地震时间是凌晨，除上夜班的人外都正在睡觉，故造成极为严重的伤亡，100万人口的城市死亡达25万，重伤达16万多，7000多家庭绝户。

8月2日，上海组成抗震救灾指挥部，市委常委张敬标任总指挥，我任副总指挥。之前几天，上海已组织了六支医疗队赶赴唐山抢救伤员，并调两架三叉戟飞机每天两次往返运送救灾物资。8月3日，我带了《解放日报》记者和市财贸组业务组长徐廷芳赶往唐山。我们的帐篷就在华国锋和国家地震局的帐篷边上，都在唐山机场旁。机场指挥塔震塌了，唐山民航的干部临时组织简易的导航指挥，对抗震救灾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全国来援的飞机非常频繁，平均几分钟就有一架降落，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指挥有序，没出一起事故，大量救灾物资源源地到达灾区，伤员及时地送往全国各地急救。

我们在唐山当地同志的帮助下，搞了一辆吉普车进入市区，看到的情形令人震憾不已:市区已成一片废墟，看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子，两边的房子倒塌下来，连马路都看不见了，为了抢救人员，临时扒开了一条所谓的路;尸体到处可见，当时气温高达38度，我戴了大口罩还有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扑鼻而来;由于大型挖掘设备来不及进来，许多解放军战士都用双手扒开瓦砾抢救被埋的伤员，有些战士双手都挖出了血，还在坚持。这是沈阳军区的部队，最早开进唐山救灾的，看到他们没人戴口罩，我也不好意思地把口罩摘下来。

奇怪的是，如此严重的灾难，竟没听到一个人哭。我看到一个受伤女孩被救出来，家人都埋在下面还没挖出来，她就坐在废墟上，一声也不哭，也许被突如其来的灾难给震住了。

在路上，我看到六七个人被绑在电杆上或被捆住用水泥板压着。问唐山的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告诉我说:“这些人晚上都要处决。他们趁大地震时盗窃商店、抢劫财产、强奸妇女。有的看到被埋的人伸出手求救，就将受害人的手表、戒指摘下来，有个人手臂上戴满手表。还有拉着板车进城抢窃商店和私人财物的。”当时唐山市政府颁布了“十杀令”，违者经群众和执法部门简单审讯，事实基本清楚就处决，在我们去前一天就处决了12个。在非常时期、非常场合采取非常措施，可以理解，不然安全局势就无法控制。

我们在一辆公交车上(唐山市政府设的临时指挥部)见到了唐山市政府负责人，他撑着一根树棍在指挥救灾。他自己家也塌了，他被震到桌子下面，腿被压断，老伴遇难，女儿受重伤，他也顾不上去看看女儿，坚持指挥。这种精神令人感动、敬佩!

我们走访了第一个开车到北京报告灾情的开滦唐山矿工会干部李玉林。大地震后电力、通讯全部中断，中央不知道具体灾情如何，李先念、陈永贵等几个副总理正焦急地在中南海等待灾情报告，李玉林第一时间穿了裤衩，开着一辆车赶到新华门，向李先念报告了灾情。国务院听取了灾情后，立即组成华国锋为首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奔赴唐山。

李玉林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地震发生时，在井下作业的几千名工人误以为苏修发动战争，扔原子弹了。这时全矿断电，排风、排水、升降系统全部中断，与地面也断了联系。瓦斯和水位不断上升，在数千矿工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只有一条过去开矿时挖的斜井有条早已封掉的通道可以逃生，但洞口小，狭窄，如大家一拥而上，一个也逃不出去。这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站出来，手挽手地组成人墙通道，让群众有序地撤出去，在水位每分每秒都在上升的情况下，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最后绝大多数人都撤了上来，但有四五个党员来不及撤被水吞没了。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

唐山的自救力量主要就是这支几千人的矿工队伍。他们许多人一上来看到如此惨状，不顾自己家里人就投入抢救行动。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民、中国工人阶级的形象!

唐山有个监狱关押着几千犯人，地震时由于监舍比较牢固，受损不大。于是把犯人也放出来抢救伤员，规定时间报到集中。许多犯人对自己的家都顾不上就投入救灾当中，表现突出。在规定时间内，只有两人没按时报到，原来在挖家人，没一个潜逃，更没一个重新犯罪的。他们中大部分都获得减刑、假释的宽大处理。

我们走访了一些群众了解当时地震的情况。他们反映，在震前有一道很亮的白光，接着就像十几架喷气飞机从头顶掠过，响声非常大。过了仅40至50秒时间，房子开始左右摇晃起来，这时房子还没倒，接下来又前后晃动，一下子都塌了。几十秒时间太短了，又是正在熟睡，等反应过来房已经塌了。唐山一家六层楼的高级宾馆塌成两层高的瓦砾，许多外宾都没能逃出来。凡用水泥预制件的一幢都没拉下，都塌了。倒是看到有些大屋顶的老房子，整个屋顶像大盒子似地完整扣在地上。短短时间，地面就出现了宽有40多公分，长有几百公尺，深不见底的裂缝。

我们还走访了上海的医疗救护队，都是由华山、六院等大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仅次于沈阳部队医疗队，第二批到达唐山。他们到了唐山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自己搬开瓦砾平整出一块地方，拉个帐篷，挂一面红十字旗就开始抢救了。不远地方就是已开始腐烂的尸体，他们中许多都是年青女孩子，也不怕，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因为伤员太多，他们必须24小时连轴转。我看到一位四五十岁的人，头上绑着纱布，一问，原来头盖骨都压碎了，正常情况下属重伤员，可他还忙着帮助招呼其他伤员。几个医疗点都有这样伤员帮伤员的感人场景，有的胳膊腿都断了还拄着棍子帮医疗队招呼伤员。

地震发生后，全国各省市区都紧急动员起来，调来大量的药品、医疗用品、食品，全力救助伤员，许多重伤员都及时运到全国各省市抢救。各地还接纳了大量的孤儿。

当时在国内没动员捐钱。为救灾重建，国家财政拨款43.57亿元(到1989年底才用掉41.51亿元)，全国各地党政军单位支援唐山救灾物资70万吨，其中粮食38.05万公斤、熟食470万公斤。在恢复生产和人民生活设施方面，各省市也进行了对口援助。

当时国际上纷纷来电表示提供援助，英国据说飞机都已等在机场，准备随时起飞输送救灾物资。但是党中央一概谢绝了。对此我是理解的，当时北方苏联蠢蠢欲动，西方又天天骂我们、封锁我们、制裁我们、军事上威胁我们，亡我之心不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借援助之名政治上可捞到好处，军事上求之不得。中国就不上这个当，我们总要有点骨气、有点精神!

唐山重建又快又好，无论市政建设、城镇建设还是工矿企业生产，都大大超过震前，使华北这座重要工业基地焕发了更大的光彩。创造这样的奇迹，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共产党员、干部，有这样不屈不挠的人民，更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遭遇如此重大的自然灾害，唐山几乎被从地球上抹掉，要想短期内恢复这么好是不可想象的。

这里多说几句。我发现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唐山走访过程中，我听介绍，有个大队竟无一人伤亡，连孤老残疾都没伤亡。这是什么原因?正是队长(一个老农)根据震前几天发现的动物不正常行为和地理环境异常，如狗狂叫、猪跳圈、井冒泡，凭经验认为可能有地震。一些基层上报唐山市委，唐山市委也上报了中央，但国家地震局主观地认为证据不足，发了预报会引起社会恐慌，未予重视，什么也没做。这个大队相信自己的经验，通知大家这几天门窗不要关实，只要掩上，防止地震时变形打不开，听到钟声，一样东西都不要拿，全部撤到场上去。对孤老残疾他们安排专人负责背出来。生产队24小时值班。结果地震发生时抢了几十秒钟，全部撤到了户外，无一人伤亡。这难道不值得有关部门深思吗?

汶川大地震前也有一些现象，也是不敢发预警，而且还在报上打着“科学”的幌子说这些现象并不能说明是地震的预兆。大地震前，我在报上看到有专家说，四川地区“千年内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可才几年，已经连续发生了几次大地震。这样的专家不深入下去倾听小百姓的声音，不认真总结教训，专在家里害人!

十、调配上海物资支援唐山灾区

根据唐山市政府要求，上海调了两架专机，不分昼夜往返唐山运送大量救灾物资。上海的医药一、二级站24小时待命，各种救灾物资部门也24小时不脱人，物资随要随发。在唐山，我发现原来的水源都被污染了，不能饮用，群众生活用水困难，北京来的水罐车因为没路又停在外面没法进去，送不到灾民集聚点。我立即叫徐廷芳打电话要上海急送几万米的水龙带来，因为水龙带与北京的水罐车接口一样，水车在外边，用水龙带接到各个灾民点上，就可以解决生活用水问题了。伤员太多，手术用的血管钳不够，我看到有的用筷子，有的用树枝代替血管钳，非常危险。我叫上海医疗器械公司、医药站检查仓库里还有多少，回话说库存不多了，但有一批电镀不合格的数量不少，我就让紧急空运过来，有多少要多少。文革后批判我“破坏唐山抗震救灾”，就是指这样的事，说我将次品拿去救灾，差一点就把我说成给志愿军卖假药的王康年了。我说你们只要去现场看看就不会这么说了。大量的尸体被挖出来，在热天里很快腐烂，空气严重毒化，很容易引发疫情。唐山市委要求送一批尸袋，我即与上海轻工业局马振龙联系，请他去塑料制品厂连夜生产一批宽1.5米、长2.2米的收尸袋空运过来。厂里把工人连夜召来，加班赶制了第一批5000只收尸袋。挖出的尸体除家属认领的外，全部装袋。因为很多尸体都腐烂得提不起来了，一袋也说不清装了几具尸体，反正装足算数，在郊外挖几个大坑，尸袋一层一层丢进去，每层间洒上石灰、药水，填埋。

我回上海时，马天水叫我带一批重伤员来，不然人家又要攻击上海了，说上海各大医院都已做好接受伤员的准备，几十辆救护车已等在虹桥机场了。我和唐山方面联系，带了60名重伤员，都是腰椎断裂、盆腔骨裂、内脏挤压等绝对重伤的人，那些手腿骨折、脑外伤的要上飞机，都被唐山方面阻拦了下来。飞机起飞后不久，似乎还没到上海就降低高度，我问领航员怎么回事，回答说接到华国锋电话，要我们将伤员放到南京，南京方面已做好接收准备。他们主要考虑上海从物资上多支援就行了，伤员就不必了，作为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万一发生什么疫情是件大事情。正说着，飞机已开始在南京机场降落，我看到机场里已经有大量的救护车等着了。我在机场用电话向马天水汇报了这一情况，马天水说国务院这样考虑也有一定道理。这样，最终伤员没接成，半路被截了。

大地震后余震不断。在唐山时，一天早上我在帐篷外漱口，突然发生余震，站都站不住了，拉住帐篷的绳子，人都旋转起来。随后我跑到旁边国家地震局帐篷去问刚这一震是几级，说是六级。北京受到了唐山地震的明显波及，为了保护中央领导安全，上海市委紧急布置做一批防震床，工交组黄涛负责做金属床架，我负责做防护网。连夜去网具厂布置，日夜加班做直径八公分粗的尼龙网绳，用于床顶和床侧，棚成网，使震塌的建筑物不致伤人。后来说这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工程，其实这批防震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一个，毛主席有，华国锋、叶剑英也有，难道我也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了?

在唐山我拍了100多张照片，回来后交给市委。这件事文革后批判我时也是一条罪状，说是拍了大量照片“泄露国家机密”。我是上海市委派去的，拍些照片回来向市委汇报，怎么能说是泄密?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我分管上海财贸工作八年。期间，上海的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年年超额完成国家任务，最多比1966年增长近四倍，达到518亿元;市场稳定、繁荣，商品供应基本满足了1200万人民的需要;外调计划年年超额完成，支持了全国市场;十年间物价保持稳定。总结这八年，并不是我有什么能耐，主要是上海市革会、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广大职工、干部的共同努力、无私奉献的结果，也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

就我个人来说，主要就是老老实实，严格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联系上海财贸系统具体实际，切切实实贯彻到各项工作去。我以前对这些教导都很熟悉，但体会不深，通过八年的财贸工作实践，我深深体会到了毛主席的伟大，知道了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第十一章 “武装叛乱”势需要 判断有误是实情

一、北京政变，王、张、江、姚四位领导被抓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死伤数十万人。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10月上旬，毛主席尸骨末寒，人民哀悼的泪水末干，还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时，中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10月9日凌晨零点30分，我正要睡觉，突然接到陈阿大电话，叫我回厂里去，准备好茶水，要开会(文革中“工总司”许多会议都是在31棉厂里开的)。我问陈开什么会，陈答开了你就知道了。我以为大概是王洪文回上海，要同大家见见面，就通知厂里负责人陈德联将外宾接待室搞一搞，准备点茶水，并通知民兵做好保卫工作。不一会儿，陈阿大、马振龙、王明龙、叶昌明、沈涵等人先后来了，可都不知道开什么会，说是王秀珍通知的。又过了一会儿，廖祖康来电话问我到了几个人，又叫来的人全去市民兵指挥部(现在是俄罗斯总领事馆，在外白渡桥旁边)。

大家又赶到外白渡桥民兵指挥部。上了三楼，只见在东边一个房间里有王秀珍(市委书记)、冯国柱(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宜爱(市委常委、警备区副司令员)、李彬山(警备区副政委、市民指主要负责人)、杨新亚(警备区副司令员)、李仁斋(警备师师长)、汪湘君(市妇联主任)、施尚英和吴立义(二人是市民指负责人)、廖祖康(王洪文秘书)，还有“康办”工作人员王锡林等人，他们正在谈着什么，大家神色都比较紧张。

看到我们后，王秀珍叫我们到东面另一间去，她也跟了过来，冯国柱和警备区的人继续在那间谈。王秀珍告诉我们说:“中央出大事了，毛主席尸骨未寒就发动了政变，四个领导(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当时我脑子轰地一声，不敢想象这是真的，毛主席逝世才一个月不到，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王秀珍接着说，6日市委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马天水去北京开会。王说很奇怪，以往中央开什么会，领导同志(指王洪文、张春桥)总要事先打个电话来，交待要做一些什么准备，这次一个领导也没来电话。问办公厅开什么会，谁召开的，回答是华国锋召开的，内容来了就知道了。感到不正常，于是市委就给北京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挂电话，但都没人接。就把廖祖康召到“康办”来，向北京打电话联系。

(黄讲)那几天王洪文秘书廖祖康正巧在上海，是王洪文批准他回来结婚办喜事的。10月8日下午我(黄)还去了他家，看到他家里有几桌人在吃酒，问他怎么回事，他才说他结婚了，今天是双方亲戚聚聚，另外安排时间请我们。我说好家伙，这么大的事你保密做得这么好。既已来了，他就叫我和司机入席一起吃了饭。7点多钟，“康办”来电话叫他去，我以为很正常，没在意，直到晚上9点多客人都要走了他还没回来，我也就走了。

王秀珍说廖祖康对钓鱼台等北京各地方的电话比较熟悉，他给王、张、姚都打了电话，还是一个也人没接。廖说中央肯定出问题了，即便领导外出，接电话的人也不会离开，不可能没人接。在这种情况下，马天水去不去北京?市委进行了研究。一种意见是不要去，几个领导肯定被抓了，接下来肯定要对上海动手，去了肯定也要被抓;另一种意见是还得去，毕竟情况不明，如果不去会被人家抓把柄。讨论结果还是去，带上秘书房佐庭，约定一到北京就给上海打电话报告情况。结果人去了后一直没来电话。估计他们住在京西宾馆，就给京西宾馆打电话，也找不到。后来房佐庭接了一个电话，听得出电话被控制了，通话不方便，就讲了一句“老胃病又犯了”。这是在暗示什么?问了房的爱人，他爱人说房心脏有点不好，但从来没有胃病。后来金祖敏(正在京筹备全国总工会“九大“)的秘书缪文金要回北京，市委叫他一到北京就来电话，并约定:如果情况一切正常，来电就说已到了北京，一切都好;如果有问题，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就说“身体不舒服”;如果真的几位中央领导被抓起来了，就说“心肌梗塞”。结果缪来电讲他母亲心肌梗塞，这就证明几位中央领导已经被他们抓起来了。

王秀珍说他们又同文化部的于会泳、刘庆棠联系，情况也不正常，可能已经对他们动手了，原来定的出国计划也取消了。看来接下来就要对我们上海动手了。毛主席刚逝去，尸骨未寒，中央就出了政变!他们迫不及待地动手，比赫鲁晓夫还厉害。中央出这么大的事，不能不给大家打个招呼，所以这么晚了还找大家来，就是要大家思想上有个准备。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惊愕，纷纷表示坚决反对中央抓人。这肯定是一次政变，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是谁干的。我表示坚决遵从毛主席教导:“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要寄希望于上海工人阶级，要对着干。

那时全国正在开展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在年初被中央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以观后效。4月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一些人以悼念周总理为名，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把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直接指向毛主席的口号也多达40多条，还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他们“扬眉剑出鞘”的口号都提出来了，并制造了砸车、纵火、殴打民警和群众的事端。他们反对党的代表大会的决定，矛头指向了党中央。毛主席当时还健在，党中央认定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采取动员撤离、民兵驱散的手段，没调一兵一卒就平息下去了。80年代末那场“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用坦克机枪镇压，比起来要残酷多了。况且，前一次矛头是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后一次仅仅是反官僚、反腐败而已。两次发生在天安门的事件，毛主席的处理和邓小平的处理如此不同，不得不令人深思。

现在，伟大领袖刚逝世，他们就不顾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发动政变，不经任何手续，甚至连中央政治局都不知道，更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将党中央副主席和三个政治局常委、委员抓起来，这几个人是当时全国公认的毛主席最信任并委以重任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大家很自然地联想到是一场典型的宫廷政变。后来披露的事实也证明，这的确是密室政治下的宫廷政变，华国锋在毛主席灵堂守灵期间就跑到李先念家密谋去了。这比当年赫鲁晓夫搞倒马林科夫的政变恶劣得多，据说即使赞成搞倒江青等人的陈云也说，这种违背党的组织程序的做法，“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是谁搞的这次政变，但心里都猜测可能是被打倒的邓小平一伙。后来逐渐出了大量的文章，才知道是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几个人密谋干的。因为政变成功了，他们都想表一表自己功劳，并不觉得这是见不得阳光的事，我们才有幸看到这些情节。如果失败了，他们可能溜得比兔子还快。邓小平复出后，我又见到一些文章中写道，在密谋时，邓小平化了妆亲自去叶剑英家商议，政变成功后叶剑英又第一时间给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高兴极了”。当时邓已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叶凭什么要去向他汇报，这还不说明问题吗?背后还是邓小平在出谋划策。还是邓小平女儿有点头脑，估计认识到这毕竟是见不得阳光的事，赶紧写文章说:爸爸那时正“软禁”在家，不可能去叶剑英家。叶剑英秘书“拎不清“，又写文章说他亲眼看到邓小平下午几点几分，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去叶家的。这些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看到的。

总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了毛主席生前的多次教导。1965年秋天，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到:“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又说:“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1973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又说:“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一仗呢。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当时听到毛主席指示的传达后，觉得外战比较好理解，我们北有苏修，东有日本、南朝鲜、台湾，南有印度，但内战指什么?感到党内、中央的路线斗争肯定异常尖锐复杂，甚至到了要摊牌的程度。毛主席健在时没人敢摊牌，毛主席逝去后一些人便迫不及待地摊牌了。摊牌也未必是坏事，可以全党讨论，甚至发动全民来辩论是非，达到思想上新的统一，这是光明正大的做法。但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人深知当时他们的那一套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肯定通不过，只好利用非正常的、不能见阳光的密室政治，少数几个人密谋政变，搞突然袭击。然后先把不同观点的嘴封掉，进而用专政手段使对手毫无反抗能力。政变之后，他们那一套既可畅通实施，又可满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一部分人的报复心理。

政变的后果是什么?冤狱几万、十几万不够，还要继续“补课”，弄几十万又有什么?反右时我(邓)搞了50多万，眉头也没皱过，这些蝼蚁何足挂齿。这套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不争论”!还要争?你们看看，不仅副总理陈永贵，就是抓“四人帮”时起过决定作用，后来当了党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都叫他们统统滚蛋!即使是推行我这一套的得力干将，如果不合我意，哪怕你是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也统统叫他们下台!尽管我在中央不是名义上的一把手，又怎么样，不服试试看!李宗仁当代总统，蒋介石在奉化照样指挥三军哩!

二、提出组织抗议，草拟标语口号

回到1976年10月9日凌晨。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王秀珍的一番话自然引起大家的震惊，工会、妇联完全同意王秀珍提出的要组织工人大罢工、发动工人大游行、贴大标语等抗议活动，但都只是表态，并没有作出决定。会后，王秀珍叫大家去东湖招待所休息。

在东湖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中央的两项决定:一是建造毛主席纪念堂，二是出版毛选五卷。这两项正是全党、全国人民所期盼的，搞得我们一头雾水，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许这是华国锋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他既然对毛主席那么敬爱，又为何将毛主席重用的中央领导人都抓起来?

后来听说徐景贤、王秀珍10月10日也被叫到北京开会去了，后面几天基本上是叶昌明、陈阿大(他们是市总工会副主任)召集我们碰头，主要是探听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消息。12日下午，陈阿大告诉大家，马、徐、王原来讲12日上午回来，后来又改为下午，现在看来下午也回不来了，明天回不回得来还是个问题。大家感到情况严重，马、徐、王可能也被抓起来了。叶昌明讲不能再等了，应立即把大标语刷出去，发告全市人民书，使全市人民知道事件真相。但是说归说，仍然没作决定，决定还得由市委作出。叶昌明提出，根据形势分析，应当设立值班室。设在机关目标太大，问我在三十一棉怎么样，我说没问题，厂里三班制，24小时有人。他叫我搞几个人24小时值班，不要有什么事连人也找不到，大家同值班室保持联系。叶昌明要我和戴立清去安排。戴立清找来交大“反到底”的胡斌(此时分配至江南造船厂工作)，王明龙找来“八革会”头头金成典，叶昌明派来他们单位的龚富成，我也派了在总部工作过的王尧鸿和厂里的邹天龙，在我们厂保卫科组织了一个联络点。

12日深夜，叶昌明通知我和戴立清去总工会开会。我去晚了点，看到叶昌明、沈涵(市总工会副主任、老干部)、陈阿大、汪湘君和强玲英(汪、张二人都是市妇联的)、马振龙、王明龙、施尚英(市总工会常委、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以及曾在“工总司”支左的现市组织组负责人王日初都已到场。叶昌明传达了当天晚上“康办”召开会议的情况(叶昌明是市委列席常委):“康办“会上分析了马、徐、王会不会回来的情况。朱永嘉(市委写作组负责人)、王知常(也是写作组的)态度非常明朗。朱永嘉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总支书记，对明清的历史非常熟悉，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宫廷政变的事例来说明不能再等了，并提出贴出标语“四个还我”，即“还我江青”、“还我张春桥”、“还我王洪文”、“还我姚文元”;同时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要派民兵保护好电台、电视台、报社等要害部门。朱永嘉还说打不到一个星期，打三天也好，让全国人民知道上海市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持会议的王少庸(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老干部)认为毕竟情况不明，决定大家先做好一切准备，待马、徐、王回来后再定。叶昌明说，他和妇联已商量好了，决定第二天早上召开区、县、局的工会、妇联干部会议，吹吹风。中央出这么大的事，下面干部都不知道，要骂死我们了。大家一致同意叶昌明的意见，认为应该让下面知道，内容不外乎王秀珍9日凌晨对我们讲的。

散会后，叶昌明叫住我和戴立清，交代了两件事:一是今天没通知团市委，要我们找团市委书记陈新发和副书记杨小兵，告诉他们决定向工会、妇联吹风的事，团市委怎么办请他们自己考虑;二是要三十一棉值班室拟几条口号准备着，像“四个还我”不行，要中性一点，拟好后给叶昌明看看。

这时已是10月13日凌晨了。我们将陈新发、杨小兵找到三十一棉来，给他们讲了要给工会、妇联吹风的事，请他们想想团市委怎么办。在三十一厂值班室里，戴立清叫胡斌拟几条口号备用，我叫邹天龙拟好后油印几份送叶昌明过目。

三、要不要刷大标语举棋不定

13日上午，我回财贸组召集核心小组扩大会议，陈佩珍、杨有根、续中一、方成平及各职能组长参加。在会上，我将9日凌晨王秀珍对我们讲的内容及12日晚上市委常委会的内容向大家吹了风。我要求大家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根据市委常委会的要求，做好一切准备。我提出:“一级站外调商品按计划进行，否则影响太大，但计划外的物资一律不要外调，多积累点物资。二商局要多派些人出去加紧采购副食品，争取多调进一些，必要时不分内贸外贸，统一调动。银行里还有些钱，也可以拨一些出来多采购一些副食品进来。”

我讲这些主要出于安排好上海市场的考虑。一旦同中央对着干起来，调运肯定受阻，人民生活肯定会出问题。叶永烈在《王洪文传》中说我提醒大家:“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以到江苏去抢!”真是荒谬绝伦，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上海粮食战备储量是充足的，何需去抢?又怎么个抢法?武装去抢还是徒手去抢?荒唐!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上午工会、妇联吹风的内容，以及针对当时的情况我们财贸系统怎么办，是否也应该开会吹吹风?会议决定下午各局召开吹风会议。但仅隔三个小时，听说马、徐、王回来了，这些安排也就未付诸实施。

中午11点，我去总工会打听马、徐、王的消息时，看到邹天龙送来的草拟口号，顺手也拿了一张看看。叶昌明说太一般了，我也认为太中性了，不过像“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也可以用。叶叫工会的唐行南再改改。

接着我和叶昌明、施尚英、马振龙三个去工交组找黄涛打听马、徐、王的消息，黄说没确切消息。这时杨有根来电话问我下午财贸系统大会开不开，我说可能马、徐、王回来了，我正在打听，下午会可以不开，改由各组工作人员下去联系工作时向各局打个招呼。

这天下午，陈佩珍(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市委列席常委)告诉我下午2时在“康办”召开市委常委会，可能马天水他们真的回来了。随后叶昌明告诉我，他也接到通知下午“康办”开常委会，叫我在值班室等消息。我就在三十一棉值班室等着。王明龙带来唐行南修改后的口号，共21条，大部分都是当时通用的口号，如“认真学习，深入批邓”、“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至多是“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等，没有用“四个还我”的提法。我叫邹天龙去印了一部分，准备用，但先不要流出去。对于此事，后来的起诉书也好，官方说法也罢，叶永烈之流更不要说了，都称之为“反革命口号”。但他们从来没有，也不敢将这21条口号全部公布于众，让大家看看哪一条是反革命的。怕是一公布，他们那些强加于我们的罪名就站不住脚了，指鹿为马的西洋镜就穿帮了。【叶注:《革命造反年代》第四十章的有关内容中刊出了这21条口号。】

下午2时左右，与我从来没联系的市委写作班的王知常突然打来电话，问大标语刷不刷，如果刷就派人来，不搞就算了。我说:“市委正在开常委会，可能马老他们回来了，等等市委意见再说。”王知常说:“你们这班老兄，都什么时候了，还动动摇摇。”我说:“现在我们几个人定不下来。”王知常说:“这样，等你们到两点半，动，就来电话，不动就算了。”他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

不一会儿，戴立清和马振龙从十七棉来了。我告诉他们刚才王知常来电话，问我们大标语刷不刷。马振龙说:“叫他们来嘛。”我说:“我们不动他们不会来的。”马振龙说:“就说我们动，叫他们来。”我说:“就我们这几个人怎么定得下来?”马振龙让打个电话问问施尚英，听听他的意见。金成典接通电话我先听的，我将与王知常通电话的情况告诉施尚英，施尚英说:“你们不要动，我这里有情况。”我问什么情况，施说电话里讲不清楚。这时马振龙将电话接过去听，不知讲了什么，没几句就将电话一挂，拉了戴立清就走，说要去施尚英那里一趟。他们走后再也没回来。事后我问过戴立清，戴说后来没去找施尚英。

到下午两点半，我没给王知常去电话，王倒准时来了一个电话，问我:“你们怎么样?”我反问:“你们怎么这么急?贴大标语又不是大不了的事，待市委常委会结束再动也来得及。”王知常说:“你们这班人现在还在摇摇晃晃，一到晚上，人家部队行动就方便了，可以抓人了。白天贴，他们行动不方便。”我说:“我还是定不下来。”王说:“好了!好了!我再等到你们4点钟，动，你们就打电话来，不动，你们也不要打电话了，我也不再打电话给你们了，我人也不在这里了。”到4点，王知常又来了电话，我仍讲市委常委会没结束，我们没法定。王知常非常恼火地说:“好了，好了，算了，算了，束手就擒吧!”说完就将电话啪地挂了。

这天下午，按王少庸“做好一切准备”的决定，我叫我们厂党委书记潘浩然将民兵枪支的子弹压进弹夹，但枪与弹还是分开保管。

四、华国锋、叶剑英等使缓兵之计

13日晚上，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后，通知我们工会、妇联、团委、公安、民兵系统有关人员在锦江小礼堂开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传达中央会议精神。

会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了去北京开会的情况。并非是中央召开什么会议，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找他们谈话去的，说:毛主席早就批评过“四人帮”，下决心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张春桥写有一个《有感》，什么内容也没说，只说张有野心;姚文元将毛主席指示“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江青为了保管毛主席材料的问题，在政治局会上大吵大闹。保管什么材料没有讲;王洪文钓鱼的问题。等等。又说:上海是上海，“四人帮”是“四人帮”，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你们回去大胆地把工作抓起来。还说:“四人帮”也只是隔离审查，问题查清楚了还是要安排他们工作的。传达中根本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更没有必须抓人的理由，故与会的人没一个想得通，情绪也非常激动，有的还流了泪，认为根据这点东西就抓人，太过分了，而且他们几个人就决定将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员抓起来，不符合党的原则!

我也表示想不通，我说:“对‘四人帮’的批评过去从未听到过，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提法。但毛主席从来也没有说要打倒他们，无非是要他们不要搞小圈子，要团结大多数。主席历来亲者严、疏者宽，这是很正常的事。如果把毛主席历来对某一个人的批评集中起来，公布一下看看，我看许多人都该抓起来打倒。主席工作中对某个人批评、表扬是正常的，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况且毛主席直到临终对四个人一直是信任和重用的。从字面上理解，所谓姚文元篡改毛主席指示，‘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并没有什么不同，语法上并没原则问题，怎么能说叫篡改呢?江青‘大吵大闹’要保管的毛主席材料，究竟是什么材料，怎么也不讲?江青毕竟是毛主席夫人，即使有不对也可以开政治局会议批评，也不至于抓人。至于王洪文在中南海钓鱼，这算什么问题?最多是需要批评帮助的问题，抓人不是太荒唐了吗?一个党支部里的某个委员犯错，支部也是开会批评帮助，中央政治局总比支部水平高吧，怎么能抓人来解决问题呢?”

大家在会上发了一通，马、徐、王他们也没法解释。其实大家看得出他们自己也没想通，没有任何事实来说服大家。但华国锋、叶剑英讲的有两点他们似乎听进去了，还很相信，就是:上海是上海，“四人帮”是“四人帮”，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四人帮”也只是隔离审查，问题查清楚了还是要安排他们工作的。他们反复用这些话来劝大家冷静，叫大家不要动，明天再找大家谈谈。实际上以后一次也没再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根据自己的认识作出了一些反应。根据后来一些报刊文章所披露出的内情，我们当时那些反应是符合实际的。

199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提到毛主席早就批评过“四人帮”:“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对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话时批评王、江、张、姚，不要搞‘四人帮’，(说)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这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这个问题要解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一年解决不了二年。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很多史料也表明，毛主席对江青批评是批评，并不是要打倒她。这些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应该是清楚的，为什么只拎出“毛主席早就批评过‘四人帮’”这个理由?一句话，要让人感觉似乎毛主席早就想抓他们了。

在特别法庭上，他们用了毛主席对华国锋讲的“你办事，我放心”，江青反驳他们隐瞒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不说毛主席讲话的背景，一味强调“你办事，我放心”，似乎华国锋办任何事、讲任何话、做任何决定都是对的，都是毛主席放心的，这样一来，毛主席就变成唯心主义者了，辩证唯物主义没有了。什么叫做“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算领教了。可悲的是如此低级拙劣的手法竟在党内获得了一片赞许和肯定。

五、联络点间缺乏横向联络

听了这次会议的传达，大家虽然思想上都不通，但感到发动群众游行抗议、发动大罢工、贴大标语已经不适宜了。我们也认识到:政变并不是被打倒的邓小平出面搞的，因为华国锋表示要继续深入批邓;其次，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华国锋也的确接了班;再者，市委已明确要冷静不要冲动。因此不能对着干了这一点是明确的。14日我就通知把三十一棉的值班室撤掉，并将印好的口号销毁，防止有人冒失，上街去刷出来。

14日下午，马振龙叫我和戴立清到他们轻工业局去坐坐。三个人讨论了头天马、徐、王的传达，都表示许多地方想不通。马振龙说:“不要讲想不通，我们冷静下来议几条问题。马天水不是说还要找我们谈谈吗，到时好向他们提出来。”我们两个都表示同意马振龙的建议。于是，由我执笔，大约拟了11条，在台头上我写了“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林彪的手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王明的路线”。因为之后马天水没再找我们谈，故也没用上。

后来大批判的时候，诸多报刊文章将“十一条”说成是反革命纲领，但又从来没敢将“十一条”内容全文公开出来。应该让大家看看，分析一下“十一条”是怎么个“反革命”法。

14日下午市委要召开常委会，陈佩珍打给我一个电话，问我财贸系统怎么传达会议精神。在电话里我对她说了“十一条”的内容和大家都想不通的现实，希望她在常委会上能提一提。至于传达，我说这么大的事中央连个文件都没有，听多少传多少，要是听错了传错了怎么行?我表示不好传达，希望她在常委会上也提一提。

没多久，中央就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帮助工作”，市委在延安西路200号召开会议(苏、倪、彭没直接出面)，我们被要求“说清楚”，大家将10月8日至14日一周内活动的细节都讲清楚了。这时我才知道，除了总工会为了保持互相联系在我们国棉三十一厂设立联络点外，在丁香花园还有一个联络点，主要人员是朱永嘉、王知常等市委写作班子成员，民兵指挥施尚英等人在中国纺织机械厂和江南造船厂也设有两个点。负责协调各个点的是市委常委张敬标。之前我一点不知道联络点是市委安排的，也不知道设了这么多联络点，但横向没任何联系。13日王知常来过电话，同施尚英也通过一个电话，但都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哪儿。

六、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不符合事实

10月14日市委常委会后，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还没来上海，上海市委由马天水主持工作，全市保持了稳定。所以彭冲所谓粉碎了上海一次“反革命武装叛乱”是不符合事实的。

彭冲在11月一次大会上宣布“粉碎了一次反革命武装叛乱”，借以表白他们在上海立了一次“大功”。那么，他们是怎样“粉碎”的?他们什么都没做，连找我们谈话都没有过。仅是马天水传达华国锋讲话后，说我们“情况不明，判断有误”，叫大家不要动了，我们就按市委指示撤掉所有的点，停止了一切活动。半个多月后彭冲他们才来上海。所谓“武装叛乱”，全是根据我们自己讲出来的情况，强行按到我们头上的，他们都没做过任何调查。武装叛乱既无事实，又谈何“粉碎”?

彭冲为了邀功立名，编造出他粉碎了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这不要紧，却将我们这一大批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干部、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很多人判以重刑!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彭冲也是“造反起家”，他为窃取要职，将原江苏省主要负责人江渭清压着长期不解放，中央指示要解放江，他才不得不将江解放，但又不安排职位，中央只好将江渭清调江西任职。

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必须具备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行为故意。当时情况不明，我们只知道党中央、毛主席重用的几个领导人被抓了，究竟谁干的都不知道，为了保卫党中央、防止复辟才做了誓死保卫的准备，待13日马天水他们回来后，情况稍有明朗，知道政变并非反共产党的敌对势力所为，就马上主动地停止了一切准备。看看10月8日至14日的全部活动，怎么能证明具备了“三个推翻”的宗旨?相反，这七天足以证明我们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社会主义的。这七天中所有的会议内容、表态、发言，包括拟定的21个口号，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保卫党中央、防止复辟也算反革命行为，照这样的逻辑，华国锋、叶剑英、李光念、汪东兴包括邓小平也都是“反革命”了，因为他们一直肯定毛泽东同志是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后来加了个“中国特色”)。但崇拜毛主席、敬仰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并不惜用生命去捍卫她的干部群众倒成了“反革命”，并遭受专政!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逻辑上都是极其混乱荒谬的，在法理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同“反革命武装叛乱”说法相呼应的，是后来特别法庭所谓的“四人帮”早有预谋，欲将上海民兵搞成他们篡党夺权的“第二武装”，而且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加紧篡党夺权阴谋，突击向民兵发放一批武器。这种罗织不仅卑鄙，而且可笑。“四人帮”靠上海民兵对抗解放军陆海空几百万正规军，就可以打到北京篡党夺权了?“四人帮”会如此低能?上海民兵改造，众所周知是在毛主席、党中央指示下进行的。早在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主席就提出“给左派发枪”，事实上这指示并没有落实，后又提出了城市民兵改造问题。上海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提出民兵改造的具体意见，上报中央，经党中央转发后实施。事情的整个过程，中央几次下发的文件，华国锋、叶剑英都是清清楚楚的，怎么最后把上海民兵说成了“四人帮”的武装!而且民兵的组织、训练，武器的生产、发放都是在军队领导下进行的，上海由警备区负责，李彬山副政委担任“市民指“主要负责人，各区、县“民指”也由区县人民武装部为主要负责人。而且地方无权生产和发放一支枪、一颗弹，各兵工生产单位都由部队长期派驻军代表，负责监督产品的品种、数量、质量，负责收购、储存。对此，上海两任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和周纯麟都清清楚楚，难道以他们为司令员的上海警备区也是“四人帮”的武装?

“反革命武装叛乱”罪名里有一个给民兵突击发放武器的问题。实际上，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的1976年8月份，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发文，为防止非常时期敌人发难，加强战备，命令向民兵发放一批武器。这同上海市委，同“四人帮”毫无关系。要说有关系，倒是与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有关系，没他们的决定军委能发文件，地方的民兵能领到枪吗?而且不仅给上海民兵发枪，是给全国民兵发枪。在8月底9月初“康办”的一次会议上，我听到马天水问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民兵武器的问题，说总参文件早就下来了，怎么还没落实?周纯麟说回去查一下。到9月9日毛主席病逝，中央军委命令全国进入一级战备，以防止敌人乘机发动战争，部队进入临战状态，“市民指”也实行24小时战备值班。这一切不是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中央下命令的结果吗?怎么成了“四人帮”、上海市委突击发放一批民兵武器，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叶剑英女儿凌孜(叶向真)在为《新民晚报》“我的父辈”征文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违背历史事实，说毛主席逝世后，“江青等跃跃欲试，准备‘登基’，‘四人帮’要先动手了”，唯一的根据就是“上海民兵发了武器”。于是乎10月6日将四个人秘密抓起来成了万不得已，否则他们就“要先动手了”，要发动民兵打到北京篡党登基了。简直荒诞无稽!

叶永烈在他《“四人帮”兴亡》里可能想弥补什么“空白”，就编造说上海市委组织几个厂“生产轻武器”，而且说上海民兵的武器装备比部队还先进。这么一来，似乎武器不是华国锋、叶剑英命令发的，而是上海自己私自生产发放的。但他又说不出上海组织了哪几个厂生产轻武器，生产出什么足以与正规军对抗的轻武器“神器”。我倒可以告诉叶永烈们:上海不是几个厂，而是几十个、上百个厂在生产武器，仅上海在皖南的小三线就有80多个厂在生产，生产的不仅有轻武器，还包括许多重武器，先进武器。叶永烈说只有几个厂生产轻武器，真真是包庇上海市委，包庇“四人帮”。但是，所有这些军工生产单位的生产、收购、储存、发放既不是市委，也不是“四人帮”的事，而是军队。

不错，在开始情势不明的情况下，上海民兵确有“对着干”的准备。我后来知道，在中机厂、江南造船厂设了两个值班指挥点，各单位民兵也在一级战备基础上加强了值班，但都没有脱离部队体系。上海民兵始终是在上海警备区管辖领导下的，这些战备活动警备区党委是完全清楚的，都是在警备区副政委、副司令，各区县人武部部长直接领导指挥下，在阳光下进行的。尽管这些部队领导后来都列为“四人帮”的“亲信”、“体系”遭到关押、判刑、吊销一切军功章，(如副政委李彬山，13岁就参加红军，全家十几口被敌人杀害，参加抗美援朝荣获过金日成勋章，把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后被判刑，押回湖南老家。)但也改变不了历史事实。这些部队领导到地方支左，被指派领导民兵都是警备区党委决定、南京军区批准的，是在警备区党委领导下工作的，是向警备区党委汇报并执行警备区党委命令的。

上海在那几天主要的活动是:

10月6日，通知马天水去北京。

10月8日深夜(9日凌晨)，市委召集会议告知四位领导人被抓。

10月9日，没具体活动，主要是打听消息。

10月10日，在市总工会设联络值班室;大概也就在这天，民兵也设立了两个指挥点;徐景贤、王秀珍去京。【叶注:总工会人员设联络点是12日下午在市工人文化宫商议定的】

10月11日，设点的具体安排工作。

10月12日，王少庸主持市委常委会，决定做好一切准备，待马、徐、王回来定。

10月13日，马、徐、王回沪传达，明确表示不要动了。下午各点全部撤销，包括民兵的两个点。

这期间，上海没出现一条标语，没一家工厂停工，民兵没一个上街，商店没一家关门，人民生活秩序、生产秩序一切正常。设点只有三四天，便全部撤销，停止了一切活动。这些活动与“四人帮”毫无关系，他们已被抓起来了，所以说“四人帮”策动什么“反革命武装叛乱”，牛头对不上马嘴。如果“四人帮”真有预谋策划，要动早就动了，虽不能像许世友讲的那样“带兵进京”，但像朱永嘉讲的打不了一星期打三天也好，让全国知道上海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完全可以做到。

上海是文革的发源地，毛主席寄希望于上海的工人阶级，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加之情况不明，上海作出一定反应是在情理之中的。那些反应绝不是敌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想把共产党搞垮、把国家搅乱，而是坚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所以，当马天水回来传达后，我们知道至少不是敌对势力所为，而是共产党内的矛盾，是在华国锋主持下的共产党中央发生的。尽管我们有些问题还未想通，但都认为不应有对峙行动是明确的，这也是之前行为的本质决定的。无论怎么说，都谈不上“反革命武装叛乱”，因为反革命叛乱必然本质上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如果不带政治偏见或为了政治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怎么也得不出“三推翻”的结论。

苏振华的女儿苏承业在《新民晚报》“我的父辈”征文中，为衬托她爸爸在上海建的“奇功”，胡说上海“已准备拉电网，炸桥梁，破坏公路、铁路，占领电台……”。给我们强行安上了十恶不赦的破坏分子的罪名，而她又提不出任何可做佐证的事实根据。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谋划这类恶劣的破坏活动，相反是考虑到与修正主义真正对抗起来的话，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到底如何。苏振华既然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应该清楚事实真相，他的女儿怎么能捏造出如此离奇的情节?

这个“我的父辈”征文，都是如叶剑英女儿、苏振华女儿等高干子女写的，不乏瞎编捏造的内容。这类东西最后还汇编成书全国发行，当做“历史”，真是误人子弟!

第十二章 身陷囹圄十五载 褒贬自会有春秋

一、“天怒”人怨的“保护性隔离”

1976年10月25日下午，财贸组核心组成员陈佩珍对我宣布:经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批准，对我“保护性隔离”，就在财贸组机关，不许回家。当时我就对陈佩珍说:“我先隔离，你，包括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后一步来。”陈佩珍说:“这算什么话，这是市委决定的。”我说:“你们到现在还没醒啊，不信你们等着瞧。”

10月30日来了两个解放军，也说是对我“保护性隔离”，把我转押至宝山大场的警备团马桥营房。到了大场以后通过哨兵知道，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杨新亚，副政委李彬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都关在那里，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胡永年、施尚英、马振龙，还有市委写作班的王知常等一批人也关在那里。果然没几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也都进来了。

我们被隔离时，朱永嘉正带鲁迅展览团在日本，他明知回国后肯定被抓，也有人劝他不要回去，他还是如期回来了，在虹桥机场一下飞机就被抓起来送到马桥营房。顺便讲个插曲:现在当红的作家余秋雨和朱永嘉一起去日本访问，朱永嘉一下飞机就被抓，吓得他脸色都变了。余秋雨本来是市委写作班的宠儿，很被朱永嘉、徐景贤看重，他出公差，朱将自己的福特车供他使用。如果余秋雨不得宠于朱永嘉，朱也不会选派他出访日本。后来余秋雨自编一套谎言，说他跟朱永嘉去日本是为了“监视”朱永嘉，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不承认自己参加过市委写作班，这倒也欺骗了不少人。事实上这个访日代表团名单上海市委早就定了，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上海市委怎么会派余监视朱永嘉?

马桥营房关了几十个人，一人一间，哨兵24小时监视。还有一些人关在第一、第二看守所，各公安分局拘留所也关了一大批。从基层单位到公司、局、区、县都有人被关。1978年，陈丕显到上海，批评“清查不力”，要补课，结果后来将已在基层劳动了两年的人又补进来一大批，被关押的总人数从未见报道，恐怕是一个惊人数字。

我们名义是“保护性隔离”，这一“保护”就是两年多。这两年不光人怨，也有“天怒”。1976年(76底、77年初)冬，上海下了一场建国以来从未见过的大雪，地面积雪达到二三十公分，大地一片银光素裹。1977年夏，又是一场建国以来从未见过的大暴雨，营区水深齐膝，豆大的雨点咚咚作响，许多空汽油桶横冲直撞，撞得房子直震，犹如上天在鞭挞世间不公!营房里每间窗户都用纸糊着，防止前后关押的人互相见面，我们只能通过哨兵或提审外出时了解一些情况。两年多家属不能见面，也不知道我在哪里，要的衣物都是由专案组(鬼知道是什么组，一会儿自称是“中央专案组”，一会儿又称是“市委专案组”，一会儿又称是“上海市公安局”，一会儿又说是“上海市检察院”。既然公安、检察都来了，意味着进入了司法程序，但又没办拘留、逮捕手续。什么法不法，还不如小孩过家家，也许这就是“中国特色”吧)直接去我家里取，信件也不许经邮局，也是专案组派人送达。

两年多反反复复炒冷饭，问几个问题:一是个人历史;二是怎么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三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怎么成立的;四是“安亭事件”;五是“一月夺权”经过;六是青浦县武斗事件;七是“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八是分管财贸工作的情况;九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的情况;十是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情况。此外就是要我写揭发别人的材料。我写的材料中，除了核实某个人或某件事有与否之外，仅有一份揭发是讲翁默清的。

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知道的就说清楚，反正都是阳光下的东西，没什么可隐瞒，更没什么可怕的。但写了许多书面材料专案组都不满意。对我所写的事实方面争议并不太大，主要是没按他们的路子写，或者说别人交代的情况与我不一样，说我避重就轻。我说:“别人怎么交代我不知道，但事实是什么样的，我不可能按别人交代来写。至于轻或重，事实都写了，是轻是重你们去判断，我的责任只是把事实交代清楚。”争论最大的，就是硬要我承认干这些事都是出于“反革命目的”，都要套到所谓“四人帮”篡党夺权上面去，这点我根本不能接受。比如“一月夺权”，如果出于反革命动机，把毛主席、党中央放在什么位置?因为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并支持的，也是党中央批准的。在大场营房两年多，足足有一年多在争论这个问题，有时吵得大家拍台子。

我记得一天来了个老头，后来知道他当上了上海市司法局长，叫李庸夫。此人真是个无德无能的“庸夫”，他什么也没问，主要是来找我“校路子”的，意思是我的路子不正，要校正校正。见到我，他开口便是:“你这个反革命分子!到现在‘四人帮’立场还没转变!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反革命活动，还不老实?”我说:“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既然你们已掌握了我的全部材料，还来找我干嘛?我也不会回答你们任何问题。”这个老头晃了晃腰，装作要拔枪的样子，实际上腰里什么都没有，用手比划成枪的样子顶住我脑袋，说:“我一枪毙了你!”我非常愤怒，和他大吵了一场。晚上他又找我谈话到半夜，说我态度不好，要等着我态度改变。我和他吵得很厉害。弄到后来，他叫战士在营房打靶，好像在杀人一样，想要给我们造成一种心理震慑。其实我知道的，营房打靶很正常，听到枪声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李庸夫就是要借这个来吓唬我们。他说:“这还是对你们客气的，要不然早就把你们毙了。”我说:“你们都知道了还要我们讲什么?你要枪毙你来好了。要讲的我们都讲了，你不满意，按你的讲法是违背事实，我怎么能讲?”也难怪他们不满意，比如“安亭事件”是市委逼出来的，他们不会承认这一点，再比如成立“工总司”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策划，我说“工总司”是上海群众从1966年6月到11月被逼迫才组织起来的，是北京红卫兵串联推动的。之后这个李庸夫再也没来找过我。这就是中央专案组派来的干部!

后来换了两个中年人，都姓王，也说是中央专案组的，我一看便知道他们是上海公安局的，一口上海话，穿着公安局发的皮鞋。他们一开始就来软的一套，打亲情牌，说:“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应该为你爱人、三个孩子想想，他们希望你早日回去和家人团聚。”“你现在这样下去非常危险。”总之就是做软化工作。一直僵持到1977年秋，二王来告诉我:“马天水、王秀珍、胡永年已经逮捕了。你们这些人要有个好的态度，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后来他们要我写一份综合交代，指明题目为《认罪书》，表示我态度有改变了。他们说:“我们会将材料整理清楚，不会拖个尾巴，结论清楚。”我反问:“按你们的说法，该捕的捕了，没捕的就不捕了?”他们回答说:“你也不必摸底。就算敌我矛盾也可以作内部矛盾处理嘛。我们讲得还不够清楚吗，关键在态度。”又告诉我，徐景贤态度就比较好，在春节时还让他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在这种情况下，我终于吃了他们的“药”，抱有了一些幻想。我想:毕竟抓我是因为路线问题，因此要顺着他们来，可能就会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了。家人已经很久没见面了，让我日夜惦记，不知三个孩子情况怎么样?再这样僵持下去也没好处，总要有个下楼台阶吧。再说，综合交代无非是把我原来写的东西集中一下，归纳一下写成《认罪书》罢了。当然，尽管我当时抱有幻想，但还是有底线的，即对所交代的历史事实既不回避，更不扩大、歪曲。哪怕我给自己扣的帽子再大、再多，最后还得由事实说话不是。于是在二王的“启发”、“帮助”下，我写了一份《认罪书》，在事实的基础上给自己加了许多“反革命”、“罪行”等等帽子。二王满意了。我想，当时二王那些话应该不是心血来潮信口讲讲，肯定是有背景的。后来证实，在对我们的处理政策上，中央存在不同意见，只不过邓小平出面了，胳膊扭不过大腿。这种情况变化直到我们宣判前都在不断发生。

当时还有来外调的。我写了不少外调材料，接受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训，绝不顺专案组的杆子爬，都是本着把事情搞清楚的原则，既不扩大也不缩小，更不胡编乱造。我有个信念，对历史负责，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而有些被审的人则胡编乱造，乱写乱咬，结果造成许多冤案。

1977年夏，关在我后面两排的马天水想不通，准备用平时积攒的几十片安眠药自杀，在吞药时正巧被哨兵发现，哨兵一把将药片打掉，没自杀成。哨兵告诉我，自那以后没人敢去提审他，谁来他就骂谁。马天水精神已不太正常了。

二、关于专案组追审的几件事

有几件事，专案组追审我一年多，我始终没承认。为此，他们一直指责我“四人帮”立场不改，威胁说我“很危险”。

其一，据徐景贤交代，在1966年底一次“工总司”常委会上，张春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专案组要我写材料揭发，我说根本没这样的情况，拒绝写。按这么个说法，我们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不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一开始就是为了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怎么可能?“工总司”常委又不是只我一个，可以核查。

后来在特别法庭上，“改朝换代”成了起诉“四人帮”的罪名之一，徐景贤还出庭作了证。在我看来，徐景贤很有心机，说张春桥“改朝换代”这句话是在“工总司”常委会上讲的，但徐景贤并非“工总司”常委，如果得不到“工总司”常委们的证实，他这个揭发就没有法律效力。而且，那时张春桥接见“工总司”常委，是中央首长接见，有专人负责记录，唯恐有遗漏，那些记录都在专案组手中，怎么不拿出来印证一下呢?就是这个既找不出一个“工总司”常委做人证，也提不出一件书证的揭发，特别法庭竟然当成了一桩罪名!法律是要讲证据链的，这个罪名不要说链，连节也站不住，就敢当着全国十亿群众的面搞自称“正义”的审判。

类似的“正义”审判比比皆是，如“第二武装”问题、“突击发枪”问题、“预谋篡党夺权”问题、“迫不及待地要动手夺权”问题。稍有头脑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特别法庭完全是先有概念，后编“事实”，搞有罪推定。这样不可能不出现证据苍白无力、矛盾重重的局面。这也许就是特别法庭的“特别”之处吧。

二是关于“康平路事件”，徐景贤揭发张春桥当时打电话到上海，传递了三条指示:一是柯庆施家不许冲，二是叫王洪文调人去打，三是大权不能落在赤卫队手中。说这三条指示向上海各群众组织传达过。徐景贤这个揭发又是耍心机。说三条指示向上海各群众组织传达过，那么好了，如果得不到证实，那我的揭发的就是废话，或记忆有误。又靠揭发得到专案组好感，又因为是胡说不会坐实定罪，多巧妙!可他没料到，这个不着边际的胡说也被特别法庭当成了罪名依据!

专案组追问我此事，我说:“我几十份工作笔记都被你们抄去了，回忆不起具体内容。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徐的揭发不是事实。”“印象中好像当时张春桥是有电话指示，但内容好像不是徐景贤说的那样，因为事发时王洪文和我在一起，并不知道康平路发生了什么事。‘工总司’也从未调动队伍去康平路。王洪文是保卫干部，做事比较稳，不是‘二兵团’耿金章那种类型，到处冲冲打打。”

直到几个月后，一次二王为核对一件事拿来我的工作笔记，正好是1966年底的。我翻到12月份，果然有“康平路事件”时张春桥来电的三条指示:“一是柯老家不能冲，二是不要抓人太多，三是造反派应该坐下来务务虚。”与徐景贤揭发的内容仅一条相同，即柯庆施家不能冲，根本没有“叫王洪文调人去打”，也没有“大权不能落在赤卫队手中”，而这两条正是特别法庭急需的。我将笔记给二王看，指出这就是徐景贤所说的向全市造反派组织传达的三条指示，足可证明究竟是我不老实还是徐景贤不老实。二王无话可说，也不要我再写材料了。这件事专案组足足追了我半年多，“死不悔改”、坚持“四人帮”立场的威胁自然是少不了的。

当时徐景贤被彭冲内定为宽大典型，可以免于刑事处分，他本人也知道。春节只有他一个人回家过年，就是为了要他去特别法庭揭发作证。徐为了争取宽大，竟在特别法庭上胡说八道。结果呢?最后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他照样被判18年有期徒刑。当然，他后来以保外就医名义提前两年释放，也算是挣来了一点回报吧。

三、谎言漫天的批判会

在马桥营房时，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常出去接受批斗、陪斗。我先后被拉去参加过100多场批判会。平心而论，我从未受到“喷气式”或挂牌之类的待遇。到了会场，专案人员将我交给举办单位的人看管，这些看管人员对我都不错，又倒水又递烟，虽然不许交谈，但都以各种方式表达关切。有次到财贸系统的一个局接受批斗，会前有个人递来一支前门烟，另一个人将他手推开，拔出一支牡丹烟给我——那时牡丹比前门要好一点。另一次财贸系统的批判会前吃午饭时，他们送来两只三明治、一杯茶给我，特地对我说里面是双料的，给夹了两块火腿„„开始我不大习惯被批斗，特别是有些批判完全是政治献媚，不顾事实地胡说八道，我听了一肚子气。后来我还主动要求出去参加批斗，因为整天关在格子里，放风又少，人简直要发疯，出去走走不失为一种调剂。

批来批去，无非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情。我自己定下原则，是我的问题绝不推卸，没有的事情绝不承认，无关紧要的内容不予申辩，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申辩清楚。

外贸局开局党委原书记白光标的批判会，说白光标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诬陷中央领导邓小平”。商业一局党委书记朱庆隆也因为这个问题被批斗过。我在批判会上当即表明:“这些都是事实，但责任在我，不在他们。财贸系统那本批邓小册子是我编印的，按语也是我亲自写的，他们是执行者，不执行不行，否则党委书记位子就不能坐。这笔账要算就算在我头上。我当时也是按市委指示、布置做的，市委又是按党中央指示、布置做的。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的原则，党章明确规定的。所以要算这笔账，应该按级别分清，我负责财贸一级，下面各局没有直接责任。”我想要通过这样的解释，尽量将下面干部解脱出来。

有一次我同警备区原副司令员张宜爱去青浦县接受批判。批判会上，上海警备区处理过的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原青浦县人武部政委顾仲良竟被宣布平反，作为转业干部处理。当时我非常气愤。顾仲良在文革中对抗中央“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指示，一再挑动农民进城打、砸、抢，杀死那么多造反派和学生，竟成了平反的革命干部!累次挑动农民进城的“农革司”没一个被批判，搞打、砸、抢，甚至残酷杀人的凶手一个也没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青浦县被打被杀而被迫自卫的造反派大小头头都被押上台批斗，后又都被判重刑。完全颠倒事非!“无产阶级专政”成了保护杀人凶手，政治报复的私家工具!什么公平、公正、正义，荡然无存!批判会上我们不被允许讲话，回来后我写了一份材料表明我的态度。然而又奈何?至今那些凶手没有一个得到应有的惩罚，有的甚至被重用。

我自己厂里有次在劳动公园举行批判大会，硬要将我爱人王桂英也株连进来。王桂英十几岁就从农村进工厂做养成工(童工)，一直干到退休，是出了名的老实勤恳的老党员，没什么辫子可抓。然而，我们厂团委书记汪秀华揭发说我有次在瑞金医院住院期间，开了一味叫孩儿参的药，药价70元，本来不属医疗劳保报销范围，我爱人拿了报销单到财务科大吵大闹要报销。台下好几个人听到此说法后大叫，要把我爱人揪上来，幸亏这天她所在的支部没让她参加批判会，没揪着。他们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说:“这完全是笑话。台下在坐的都是厂里职工，请问有哪位住院后自己拿着报销单去报销的?”那时医药费全部由医院转账支付，根本不经本人手的，王桂英哪来的单子去吵闹着报销?事情是这样的:财务科收到账单后，发现有一味药不属报销范围，就同王桂英讲了。她回来告诉我，我说叫财务科在我工资里扣除，就这样解决了。我在批斗现场问财务科直接经手人陈进熙来了没有，可以上来谈谈，陈进熙上来讲了全过程，同我讲的一样。台下一阵骚动，弄得揭发者尴尬不已。

市财贸系统在文化广场召开过一次批判大会，中心会场一万人，拉线会场一共十多万人。出乎我的意料，财政局原党委书记方成平竟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大叫:“黄金海是什么货色，让我扒开他的画皮给大家看看。他是50年代杨浦公安局破获的一起刘阿祥现行反革命集团的漏网分子!不是什么革命派，而是老反革命漏网分子!”台下一片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然而善良的人们怎么想象得到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诬陷。开批判会时我42岁，50年代刘阿祥案时我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就能组织参加现行反革命集团了?实际上，除了喊喊口号，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我是个漏网的反革命。当然，人家不允许我申辩，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回到马桥营房我就找了二王，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既然我是漏网的现行反革命，你们为什么不查?难道你们包庇反革命分子?”二王说他们又没讲我是漏网反革命，要我正确对待。我说:“财贸办是政府机构，不是群众组织，叫我怎么正确对待?十几万人都知道我是漏网的现行反革命了!”方成平如此恶意诬陷我，却没受任何追究。文革时期，我曾经力排众议，点名将他解放出来，把他调到财贸组任业务组长，又提拔为市财贸组领导核心。主持这次批判会的裴先白也是我力排众议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他喉咙响亮:“把反革命分子黄金海押上来!”别的批判会都叫“带上来”，还没听过“押上来”的说法。这个裴先白后来被提拔成了上海市副市长。这便是当时当地的政治，没有“万骨枯”，何来一将成?

类似这样荒唐的批判很多。有一次参加财贸系统一个局在天蟾舞台开的批判会，会场外面贴着醒目的大字报，说在我办公室里抄出大量现钞，全是十元的(当时人民币的最高面值)，点也没法点，只好按公斤论。回来我又找二王说:“我办公室是你们抄的，你们看到钞票了吗?”二王笑笑说:“群众写的嘛。要正确对待群众嘛。你们在文革中不是也有许多不实之词嘛。”我说:“我承认文革中确实存在不实之词，但我从未捏造过罪名加害别人，如果有，你们可以追究我的责任。正确对待群众能接受，但总要用事实说话吧。”

还有一次，在万体馆召开了全市性的批判大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到会，我和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陪斗。翁默清在揭发中说我、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等人每年补贴三万元。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了。我听后非常气愤，欲和他辩论，但不允许我们讲话。回到马桥营房后，我问二王，翁默清代表什么机关发言，二王说翁是市委组织部长。我惊讶地说:“他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市委组织部长了?那他揭发我们每年补贴三万元欺骗性更大了，总不能用正确对待群众来搪塞吧。你们审查我这么长时间了，究竟有没有补贴不清楚吗?”我虽担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市财贸主任，可我的工资一直是厂里发的，每月还是原来的85元。就是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工资也还是国棉十七厂发的60多元。党的十大后王洪文去了北京，后来才听说上海市委补助他200元一个月。我跟二王说:“这揭发肯定是你们提供的材料。十年文革我没要国家补助过一分钱，尽管到上面工作开销比在厂里大多了，但我从未伸过手。你们为什么造出一个每年贴补三万元的大谎言来?”二王说:“我们绝对没这么讲过，翁默清的发言事先我们也不知道。”

我问二王，知道翁默清是何许人吗?他们说只知道是市委组织部长。我告诉他们:翁是上海市革委会专案组的组长，韩哲一、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的案子都是他搞的，陈丕显的“黑小鬼”问题正是翁默清搞出来的。在一次“康办”的汇报会上，我亲耳听他言之凿凿地说，陈丕显16岁时在一次撤退中被还乡团抓获，还乡团头子膝下无子，见到陈很喜欢，便收他为义子。陈指认了指导员，致使指导员被还乡团杀害了„„陈丕显一直称自己是红小鬼，其实是黑小鬼。本来这是内部汇报，不得外传的，但徐景贤在一次文教会上把“黑小鬼”的事情捅出去了，于是全市都知道陈丕显是黑小鬼了。当年汇报这个事的翁默清原来是工交组核心成员抓军工的，后调到专案组，为了升官发财，紧跟时势，是十足的政治投机分子，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市委组织部长，又捏造出我们文革期间每年补贴几万元的谎言。二王听我讲了翁墨清之事后说:“你没写过这个材料嘛。”我说:“你们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大家都知道的，我为什么要写。原来你们不知道。”我看到翁如此卑鄙，当天就写了一份揭发材料，两个星期后这个投机的组织部长就下台了。在审查中，我仅写过这一份揭发别人的材料。

四、“这个人兔子尾巴长不了”

一天，我从报上看到汪东兴当选党中央副主席的消息，就讲了一句:“这个人兔子尾巴长不了。”哨兵听到后就汇报上去了。

第二天指导员来问我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我说讲过。他说:“你这是在攻击中央领导，什么性质你知道吗?”我说:“你们看好了，我这样讲是有根据的。如果事实证明是我讲错了，我主动向你请罪，讲得没错你怎么说?”他问我有什么根据，我就给他做了一番分析:

你看过《三国演义》没有?吕布本事大不大?刘、关、张三个人一起上都打不过他，结果被曹操活捉，跪地求曹操饶他一命。曹操认为这种为了一个女人连干爹都要杀的小人，留着也是后患，坚决把他杀掉了。汪东兴长期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的许多绝密文件、历史文档、毛主席的讲话都在他掌握中，他只要把毛主席长期对某个人的批评(尽管长期工作中对某个人批评、表扬都是正常的事)集中起来公布一下，这个人就会被全党共诛之。把毛主席对某个人历年的表扬集中起来公布一下，如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他就成了全党的“英明领袖”。汪东兴操着生杀大权，太危险了。他从延安就一直跟随毛主席，视毛主席为再生父亲，但主席一逝世就背叛了主席。邓小平虽知道他在抓“四人帮”时动用他管的8341警卫部队立了大功，但是这种小人邓小平会重用他?不可能。只不过政治需要，昙花现一现罢了。邓小平也没有曹操的政治家风度。曹操怎么对待袁绍的军师陈琳的?袁绍讨伐曹操的檄文就是陈琳的杰作，袁被曹击败后陈琳被活捉，被捆到曹操处，曹操问陈:你写文骂我倒也罢了，为什么连我祖宗也骂尽?陈琳说:各为其主，今天既然被你捉了，要杀要剐请便，不必啰嗦。曹操手持宝剑，一剑下去并未刺向陈琳而是将他的绑绳割开，还设宴压惊。曹操还搬来大火炉，将缴获来的许多麾下将领在袁绍势大时暗中通袁的材料统统付之一炬，既往不咎。之后陈琳和那些私通袁绍的将领们死心塌地地为曹操出生入死，为最后一统三国立下汗马功劳。这一点邓小平是不具备的，他信奉的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仇不报非君子”、“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掉一个”。听了我的一通分析，这位指导员发火了，说我这个“四人帮”余党现在立场还没转变!我也不客气地说:“你不要一口一个‘余党’、‘死党’，别忘了当年王洪文到你们这里来视察，你叫战士将厕所瓷砖一块一块擦亮，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守卫，在吃饭时同王洪文握个手、碰个杯都感到荣幸，肉麻地吹捧。这你全忘了?”

结果如何?还是被我言中了。汪东兴抓“四人帮”和撤销8341部队番号的“功劳”再大，不久还是被逼下台了。

五、马桥营房的牢狱生活

关押我们的马桥营房在郊区，一到夏天，晚上蚊子又大又多，好似有成百上千只蚊子在头上直转，每天晚上都要大战蚊子，根本无法睡觉。经常半夜提审时，蚊子直往脸上撞，赶也赶不走。于是，我就在脸盆里面涂上肥皂水，对着成团的蚊子当空扣下去，扣一下盆里面便黑黑的，足有几百只蚊子。但不一会儿蚊子又聚成了团„„后来想了个办法:将蚊香折成十几段，两头点，等于20多支蚊香同时燃起。然后把窗户打开。蚊子呆不住了，我自己也呆不住了，只好用湿毛巾捂住鼻子，待把蚊子赶出去后，再关闭窗户。然而窗户一关，蚊子虽没了，又会奇热难耐。

一些哨兵对我们表示同情，怕我们晚上肚子饿，经常带些肉包子什么的给我们吃。我们与哨兵的关系也比较融洽，有些哨兵要复员了，还留地址希望我们去他们家乡玩。那时，我们的家都已被抄，有的哨兵便请了假去市工人文化宫看被抄物品展览会，回来告诉我们。我问这到底叫什么展览会，哪怕是贪污或是盗窃的物品展览，总还有个名头吧。哨兵告诉我什么名头也没有，只竖块牌子说是×××家抄来的，也就是些桌子、书橱、沙发等一般家具。

在马桥关押的时候，因监房的窗子都贴了报纸，光线很暗，要写的东西又多，仅三个月我的眼睛就被搞坏了，没法写东西。专案组急了，特地安排车把我送到江西路南京东路商业一局的办公室，请来专业验光师给我验光、配镜，结果我一下子就老花300度。

我的牙齿也坏了，因为长时间晒不到太阳，牙痛厉害。原本可以修补治疗，但在那种环境下去一次医院很麻烦，要请示报告，层层批准，才能派车去解放军八五医院。我只好采取最简单的办法——拔。拔牙时虽也打麻药针，但不等药性充分起作用就动手，等于没麻醉，痛得我满头是汗哇哇叫。堂堂八五医院的医生肯定比马路边的庸医强得多，出这样的事可能是粗心了，不过每次都“粗心”就有点不可思议了。可不治又不行，有什么办法呢?总比拔指甲好吧。最后好好的牙齿被拔得七零八落，上面有下面没，下面有上面没，吃东西十分困难。

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我之前就每天洗冷水浴，一直坚持了整整15年，即使在零下三四度的冬天也没中断。在马桥时没条件，每天就端盆冷水往身上冲，冬天冲上去直冒热气。和我一起坚持的还有戴立清、叶昌明。我们心里一直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着，有人希望我们早点死，我们偏不死，因为还有许多人和事需要我们看最终的结局呢。

我被专案组二王“透底”诱导，写了《认罪书》之后，几个月几乎没人来找过我。我一等再等，足足等了大约半年，消息全无。一天二王找我闲聊，说:“想不到你们这班人在台上十年，一点花头都没有。”我说:“快两年了，今天你们终于说了点良心话。两年前对你们讲这话，你们不相信，总想从我身上榨点什么出来。一年多来你们像梳篦子一样，篦了多少遍了，怎么样，相信了吧?所谓‘没花头’，无非是没有以权谋私，没贪污腐化，没收贿赂，但是，你们只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你们查了吗?我到市里工作这些年倒贴了多少?就说香烟，在厂里时每天最多一包，到市里一天三包都打不住，开会时各局书记都是‘烟囱管’，兜一圈就半包多没了，总不能光抽别人的自己一毛不拔吧。每天晚上要熬夜看一堆报告，电费每月要多开销多少?比原来多一倍。你们说接外宾算是享受了，实际上这是工作，是负担。我宴会后回去吃泡饭你们信不信?连服装都是自己买的，好孬是代表政府的官员，衣着总要整洁一点。我用自己家里的备用金240元做了一套毛料中山装，足足是三个月的工资。陪外宾外出参观时，自己还要掏腰包备两包中华烟，每包一元一角，十斤大米的钱。当年对你们说，你们总是不相信，总说我不老实，《解放日报》还用通栏标题说‘黄金海管财贸是老鼠落在米缸里’。结果抓到我什么东西了?都是些胡说八道!你们抄完我办公室又抄我家，还将我家的家具搬到市工人文化宫去展出，有些什么?一张饭桌、一只写字台、一只书橱、两只沙发、一只茶几，还有一只放唱片的音箱，这是我买了点木材请木工凌金标、凌金涛两兄弟帮助钉的。哪个家里没这点家具?展览会为什么不标明是贪污、受贿或盗窃所得，只讲是从谁谁家里抄来的?不知道你们是丑化我还是在表扬我，一个市革委常委、分管十个局的财办主任竟只有这么一点可怜的普通家具。说起那两只沙发，是有故事的，那时上海警备区营房处处长孙文章给我搬来两只沙发(属借用)，我感到在部队没职务，怕影响不好，就到寄卖商店淘了两只从旧船上拆下来的旧沙发，中间弹簧都突出来了，买来后请师傅帮助修了一下，将营房处的沙发退了回去。这些情况你们都查得清清楚楚，拿出去搞展览想说明什么问题呢?”二王听了只好笑笑。

六、是“党”不要我，不是我不要党

我们被移送到提蓝桥监狱时已是1978年12月29日，专案组也就不负责日常管理了。由于尚未判决，我们被关在市监狱招待所，与正式监区仅一墙之隔。招待所是沿长阳路的一排房子，关押我们的是第二排四层楼房，是用原监房改成客房的，这次为关我们又改回成铁栅监房，一人一间约十来平方米，有狱警中队分三班守着。与我一起关在三楼的有马天水、王承龙、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马振龙，共七个人。王秀珍一个人关在二楼，另有女看守。徐景贤因去北京特别法庭作证，不在这里。

一进监狱就宣布将我们正式逮捕，得在逮捕证上签名。我看到上面的罪名是反革命罪，内容是:一、“积极参与‘四人帮’反革命夺权阴谋的骨干分子”;二、“打砸抢的首恶分子”。我不服，在签名处写下“我不是反„„”没写完便被狱警发现拉开。那个狱警说:“叫你签名，你在写什么?”我说:“我不是反革命，签什么名呀!”

于是，逮捕证上只留下了“我不是反„„”

几天后，三十一棉党委送来一份将我开除出党的报告，要我签名，我也拒签。我说:“是‘党’不要我，不是我不要党。怎么决定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

七、我眼中的马天水

在市监狱里，马天水与我只一墙之隔，这时我已感到他精神方面不太正常了。一般情况下他思路还比较清楚，但脾气变得急躁了一些。过去他不是这样的，在我印象中，马与人相处非常和善，特别是对下级、对群众很和气。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就知道马天水，文革期间才跟他接触，第一次见到他是文革初期批斗他的时候。

马天水抓工业很有一套。他在全国工交会议上发过牢骚，说上海文革这么搞把工业搞乱了。后来他被中央文革小组批评了，说这个观点有问题，林彪也对他说的问题发表了讲话，后来还找他谈话。他也觉得他的观点跟党中央、跟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路不对了，回来就转变了。他转变后在市委常委会上一讲，常委会乱了锅，好几个人也转向了，不是铁板一块了，影响很大。因为马天水思想转得比较好，对市委影响也比较大，三结合时大家意见一致，重点结合马天水。他前面还有一个徐景贤，全市都知道的徐老三，背后是张春桥、姚文元。

我在工作中不跟徐景贤接触，跟马天水接触，我是管财贸的，他是管全面的，给我印象很深。老干部中我最敬重的就是马天水，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像马天水这样的老干部是很少的。我跟他接触那么多年，感觉到他只有工作，没有自己，连自己工资多少都不知道。他不讲究穿着，老头鞋、长筒纱袜，配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中山装。有次迎接外宾，外事组长冯国柱一再要求他穿双皮鞋，他答应了，事情完了马上脱掉换上布鞋。那时我们经常在康平路开会，他简朴到一碗稀饭、几个刀切小馒头、一点酱菜就打发一顿饭。他心脏不好，又有糖尿病三个加，但他全然不顾，简直是工作狂。一般老干部中午都要睡觉的，他中午从来不睡，晚上工作也无时间，常常深更半夜把下面有关干部叫到“康办”，哪怕很小的事情也一定要当面讲清楚。我就经常半夜十一二点钟被他的电话叫去，让我很头疼。而且他睡得不论多么晚，第二天早上都要带一班人坚持学习，雷打不动。

马天水很反感警卫人员前呼后拥。他一直坐上海出产的车，由于身体胖，就显得门小难进。其实给他配有一辆大红旗轿车，但他从来不坐，去郊区也只坐吉普。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一次他的秘书房佐庭来电，说马天水老婆的老乡到上海来了，想买台缝纫机。这也不是一个大事，我给办了。但马天水知道这事后，直接打电话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指出:“今后不论什么人要我办紧张物品(缝纫机当时是凭票供应的)，一律不允许。”文革十年，我实际上仅为马天水办过两件事，而且他一点都不知道。一是他经常去他蹲点的上海机床厂，车间里尽是油污，穿布鞋不方便，我帮他买过一双胶底球鞋。这不是紧张物品，随处都可买到;二是他由于低血糖，开会经常头晕，我知道他喜欢吃花生，就买了一包巧克力花生，用扁的茶叶罐装好，叫房佐庭带在身边，发现马老犯晕就让他吃几粒。我还叮嘱房佐庭千万别让马老知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工作勤勤恳恳的老干部马天水，被关久了以后脾气变得暴躁了。晚上看新闻联播时，马天水明显不正常，他开始骂人，从华国锋、叶剑英骂起，骂他们是“死反革命”，但很少骂邓小平。有一次他叫看管我们的中队指导员过来，说播音员是死反革命，他知道这个人住在静安区，要指导员去查一查。指导员也调侃地对他说:“好，好，我们马上派人去查，查了以后向你汇报。”马老说:“不必了，你们处理一下。”因为那些年新闻联播尽是批判“四人帮”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所以马老反应特强烈。对其他内容他反应相对温和些。后经医院专家鉴定，他患了反应性精神病。

刚到监狱时我们的餐具与监内犯人一样，就是用铝皮做的无盖饭盒子，菜就盖在饭上。马天水拒绝进食，将饭盒子摔在墙上，弄得墙上尽是油污，后来把情况向上反映后，改成搪瓷碗他才肯吃。由于他有严重糖尿病，统一的伙食不能吃，便改吃面食。

马天水监房里的内务卫生都是我帮他搞的。我们放风是一个人单独的，互相不见面。马出去放风时我就给他搞内务，洗衣服、洗被子，做清洁工作。给他洗袜子时，发现十几双袜子没一双没洞的。指导员说要帮马买几双，马同意了，结果买了四双锦纶丝的，马一看说:“这是什么袜子!怎么穿?”一把就丢进垃圾桶里了。50来岁的老干警指导员对马天水还是不错的，甚至还帮他洗脚、剪脚趾甲。我曾在马天水的便桶盖上贴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马老千万保重身体”。我们虽说分开关押，但站在门口讲话还是可以相互听到。听到马天水一息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对他说:“你一定要保重好身体。”他回答我的声音很大:“我要身体干嘛!我要身体就是和反革命斗的!不然我要身体干嘛?”显然，他的脑子是有时清醒有时糊涂。

他们给马天水的一个罪名是不关心人民生活，以此来煽动群众的不滿情绪，将一些污水一股脑地倒向“四人帮”和马天水头上。不错，建国以来确实存在忽视民生，欠债太多，老百姓积怨甚深的问题。前面也说过，我1975年回厂劳动时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职工住房真的很困难，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给马天水，说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很大，总要解决一下。马天水下决心动用仅有的一点地方财政，在中山公园对面修了一些公房，在万体馆对面修了几栋高层，但也是杯水车薪，不解决根本问题。可是造成这种欠债原因何在?正是由于当时中央财政长年的全收全包体制。一头要发展经济，一头要改善民生，但中央手上就那么多钱，又不能靠借债来求发展，且由于国际形势相当严峻，故重投资轻分配，以致对群众欠债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并非是文革才出现的，而是建国以后就这样，谁都知道，难道邓小平、彭冲不知道?这是中央政策，叫地方怎么办?彭冲在江苏不欠群众的债吗?党的八大后毛主席居二线，中央主持工作的是刘少奇、邓小平，怎么能把责任扣在“四人帮”和马天水头上?

在我看来，整马天水有另一个原因。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一次视察上海石化总厂，对马天水说今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1976年批邓开始时，中央召开各省市负责人打招呼会，马天水将这件事揭发出来，说邓小平企图策反拉拢他。他可能就此得罪了邓小平。邓上台后，全然不念马天水一生的功绩，在他患有严重心脏病和糖尿病的情况下，仍不肯放他出狱，而是把他关在小监房里，也不给积极治疗。直到我们判决后，马老已在里边关了六年多，医生鉴定其确已患了反应性精神病，仍不肯放他出来，将其关押在监狱医院又是几年。马天水具体哪天出狱的我不清楚，只知道他保外出狱后被押回原籍。后因精神病加重，他又被押回上海，让在唱片厂工作的儿子陪着。不久马天水便含恨而去，享年78岁。

朗朗乾坤，公理何在!功过春秋，留待历史的公正判决!

八、提篮桥监狱的预审

我们到了提篮桥监狱后一直没人过问。到了1979年夏，来了一批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人，说要按刑事诉讼程序进行预审，预审内容依然是马桥时期写过的那些事，炒冷饭。又过了几个月，1979年的11月，来了几个自称上海市检察院的人来提审，还是炒冷饭，大致重复了市公安局预审的内容。不久又有几个自称上海市高级法院的人来提审，说检察院正式起诉了，他们问的内容与预审差别不大。但我没见到起诉书，真不知依照的是哪一国的法律程序。之后又没了音讯。直关到1980年12月25日，我们才由提篮桥市监转至上海市第一看守所。

不过，这几次炒的冷饭跟过去也有些不一样。尽管所写的事实没变，但所有的“反革命”、“黑关系”等不实之词全部去掉了，也不用写认罪书了，只叫通过综合交代把事实讲清楚。以前在马桥营房时，我之所以把综合交代换上《认罪书》的名头，还给自己扣上许多大帽子，是因为二王已明确交底，只要争取个好态度，可不逮捕的就不逮捕，即使敌我矛盾也可作内部矛盾处理。在软硬兼施的情况下，我自己确实曾经抱有幻想，谁知《认罪书》写了，帽子扣了一大堆，反而被正式逮捕了，我的幻想也因此被打碎。(这些人说我认识“退步”了，就指这个事情。)

我向检察院来的人前后提供过三次材料:

一是对《人民日报》1980年12月14日《末日疯狂》一文编造事实的申诉。

二是对《解放日报》1977年4月2日所谓“五虎将”一文严重歪曲事实的诉讼状。

三是对市财办负责人方成平在十万人大会上凭空捏造我是“刘阿祥现行反革命集团的漏网分子”提起诉讼——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

检察院回复说“报刊又不是起诉书”，言下之意，报纸刊物，甚至像《人民日报》、《解放日报》这样的党报都可以随便造谣而不需负法律责任。原来群众写大字报的权利被新修的《宪法》取消了，再写大字报就要追究责任，而掌握大权者可以用报刊、电台、电视台造谣、栽赃、陷害他人而无需负任何责任，这不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果然是中国特色法律。

九、特别荒唐的特别法庭

我们在提蓝桥市监虽然互相不能接触，但是在走道的两边房门上面有一扇扇小窗，窗向一侧开后贴在墙上，好像一面面镜子，可以照见彼此(我们都关在一边，对面是空房，窗常开着)，，我们便通过这样的“镜子”在墙上用手指写划`的方法互相联系，传递一些重要信息。

在特别法庭要开庭前，叶昌明告诉我，专案组来人找他，要他到特别法庭去作证，如果同意可以让他和家属见面。叶说他没有当场同意，表示要考虑考虑。我在墙上写，叫他同意去，家人这么多年没见面了，看看好嘛。至于到了特别法庭怎么讲，那是他自己的事。于是专案组再一次来时，叶表示同意后确实见到了妻子。叶昌明乘飞机去了北京，但没见到他出庭。后来才知道，专案组在他历次写的东西中东摘几句西摘几句，拼成一篇“证词”来证明“反革命武装叛乱早有预谋“，被叶昌明拒绝了，所以他没出庭作证。这种利用亲情威逼利诱，拼凑材料作为庭证的手段，亏他们能做得出!

1980年11月，所谓“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庭开庭，监狱为我们配了台电视机收看庭审实况。但有些实况却不让我们看，如江青几小时的自我辩护、陈述就没看到。据说就是在外面的也没看到，根本没有转播。当看到徐景贤出庭揭发张春桥在文革初就向“工总司”交底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并承认上海民兵就是“四人帮”第二武装时，我们非常气愤，都表示这是一派胡言。当时施尚英、王秀珍也都出庭认可“第二武装”和“反革命武装叛乱”的说法。徐景贤还交代“康平路事件”打伤91人，说这是王承龙向他汇报的。王承龙就关在我西边隔壁，当场指着电视机大骂“放屁!”，说:“我自己也没去现场，怎么向你汇报?胡说八道!一派胡言!”特别法庭根本拿不出受伤者的旁证，仅凭徐景贤的一句话就认定了王洪文这一罪名。至于“康平路事件”是谁挑起来的，更不会追究了。

这个特别法庭果然“特别”，特别荒唐!

十、第一看守所的第一轮预审

1980年12月25日，我们被转到第一看守所后，又足足关了一年零七个月。我们是被分开关押的，我在二楼一间大约有18平米的监房，我曾在这间监房的木窗上用针刻下“黄金海到此一游”几个字。

在一所，第一批来预审我们的是两个人，一个福建口音的胖子，一个上海口音的小个子做记录。他们既不介绍自己是哪方面的人，也不介绍自己的姓名，且叫他们A、B吧。

他们说是来预审的，让我很有些莫名其妙。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在提篮桥预审过了，怎么又来预审的?被正式逮捕后，我所有的预审材料上都是事实过程，帽子全没有，“认罪”的提法也没有了。这次再预审，我和他们发生了激烈争吵，吵得多次没法谈下去。争吵的内容不在于事实本身，主要是对这些事实的性质认定。

一次A问我:“1976年4月3日你在文化广场全市干部大会上代表财贸系统发言，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攻击邓小平是还乡团头子，还不是诬陷中央领导的严重罪行?”我说:“我不认为这是罪行。批判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的。那时候邓小平已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不是中央领导了。我在批判发言中没有捏造事实诬陷邓。至于‘还乡团头子’的说法不是我发明的，当时《人民日报》等许多报上都有这提法，你们去查查当时的各大报纸，都是公开的，我仅仅是引用而已。这全国小孩都知道，当时你们在哪里，难道你们不知道?”A大发脾气，拍着台子大叫:“你们这群‘四人帮’余党，到现在还顽固坚持反动罪行!”我说:“你也不必发火，摆事实讲道理嘛!你们一定要我承认这是严重罪行，那么请问彭冲(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江苏省任一把手时，六次讲话把邓小平骂得狗血喷头，他的批邓发言还以文件下发到基层，粉碎‘四人帮’后他在上海还要继续深入批邓，这算罪行吗?全国除了台湾省，其他省、市、自治区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算不算都是反革命罪行?党中央有文件，毛主席有指示，开除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号召全国批邓。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也成反革命了?这你说得通吗?”A听了我的话气得脸色发青，只好说:“你到现在还不肯转变立场。”“顽固到底绝没好下场。”

1981年2月21日，我按A的要求写了一份《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的综合交代》。A出了几个题目:一是参加“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二是关于“诬陷中央领导”问题;三是关于“打、砸、抢”问题;四是关于“迫害干部群众”问题;五是关于“反革命夺权”问题;六是关于“侵吞国家财产”问题。我这份材料基本事实与在大场马桥写的一样，仍然是将事实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讲清楚，没有的就是没有，并把所有政治帽子统统去掉。这次A又发了大火，他24日来看守所对我大发了一通脾气。我也不客气，针锋相对地和他大吵了一架。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只会讲我是“余党”，“立场顽固”，“没好下场”之类。

28日，A、B带来一个老头子，就是在马桥同我吵过架，威胁要毙掉我的李庸夫。他在刚装修过的隔音室里找我谈话，还带了一台录音机。但他并不要我讲话，都是对我耐心教育、政策攻心，自说自话，态度和在马桥营房完全不一样，和蔼得有几分可爱。当我想对我的综合交代做一些说明时，李庸夫即叫B把录音机关掉，当A要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话时，又叫B把录音机关掉。这次自始至终什么都没问，真不知是在唱哪出戏。

第二批来的两个人也不知道姓名，一个瘦脸戴眼镜的，权且叫他C，另一个小眼睛黑皮肤中年人做记录，且叫他D。两个人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人，要对我预审。我纳闷他们这场戏怎么演的，走马灯似地一批又一批人，一次又一次预审，把我头都搞晕了。

这个C的态度比A好多了，来软的一套，但我与他在很多问题上有根本分歧，难免也发生争执。例如，他认为我有迫害干部群众的罪行，追问这个问题，但我在材料里多次写过，我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迫害干部群众。按1980年生效的新《刑法》规定，新法生效之前的案件应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按当时的法律不认为犯罪的，适用于当时法律，不能定罪。我说:“你们指出我迫害受害者的事，都是按当时法律办的。比如那个杀猫、烧猫的，一边杀一边咒骂毛主席，群众十分气愤，制止他，他还扬言要杀人。(记得是水产商店一职工，听C的意思，那个人当时被判刑六年，现在平反了。)这样公然地恶毒攻击，按当时‘公安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规定是有罪的，拘留审查是合法的。今天要有人拎个小瓶子边敲碎边咒骂邓小平，我看拘留审查还轻了。我只不过在报告上批了‘如果属实，应拘留审查’，具体的事是公安局处理的，我没插手。”

还有上丝六厂托儿所女所长秦明芳攻击毛主席的事。在一次“康办”的会上，听王少庸说静安区有人大白天公开恶毒攻击毛主席，被拘留了。我和戴立清感到那人肯定精神有毛病，会后就去静安分局看看。到分局找到军管组赵主任，他说有这件事，我们问他这个人精神有没有毛病，赵说找医生查过，说脑子没毛病，人已拘留了。赵主任要我们代表“工总司”表个态，我们认为精神没毛病还如此恶毒攻击，应该拘留审查，于是签了名。后来证实秦明芳确有精神病史，就把她放了。当时这样处理并无不当，到了审我们的时候就说成秦是因为攻击王洪文被迫害致疯的。如果仅攻击王洪文就被拘留，那要拘的人就太多了，事实上没人因此被拘。秦明芳攻击毛主席的言论都在检察院收着，他们为什么要隐瞒?何况秦实际上没有处理就释放了，哪里来的迫害致疯呢?

上面谈到的两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更谈不上和他们有任何恩怨，为什么要去迫害他们?

关于秦明芳的事情，后来在起诉书和判决书上都隐瞒了主要事实:一是隐瞒了秦明芳已被拘后我们才去并签字的事实;二是秦攻击毛主席变成了攻击王洪文;三是她原来就患有精神病被说成“被迫害致疯”。这样歪曲、隐瞒的结果，就成了我们仅仅因为秦明芳攻击王洪文，就签字同意拘留她，结果把她迫害致疯了。

至于杀猫、烧猫并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那个人，予以平反完全是政治需要。1977年中央发过一个文件，规定谁攻击华国锋谁就是反革命，那么公开攻击毛主席的人被平反又如何解释?如果有人那样恶毒地攻击邓小平不知会有什么遭遇?

他们追问“一月夺权”情况时，说我直接参加了1967年1月6日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人民广场百万人大会。我说:“我没参加大会，筹备会也没参加，我留守在总部。不是我不想参加，是没人通知我去，也许不够资格参加。这些都是公开的，会议录像都在，你们一查就可以明白，没什么可隐瞒的。”

他们问我怎么当上市革委会委员、常委，抓到上海财贸大权的，不是反革命夺权是什么?于是我们又争起来了。我说:“众所周知，‘一月夺权’党中央是赞成的，《人民日报》都配发了社论表示祝贺，全世界都知道。夺权后的班子都是党中央审查批准的，都有中央文件可查。你们这个年纪都是过来人，难道不清楚吗?全国除台湾省外，都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难道都是反革命夺权?彭冲也是夺权后成江苏省革委会一把手的，他算不算反革命夺权?把这说成反革命夺权，你们把党中央、毛主席放在什么位置，说得通吗?”“至于我怎么会当上市革委会常委，又分管上海财贸大权的，我本人一概不知道，这是组织上的事。但有一点，本人从未向上面伸手要官，叫我去财贸组后我才得知我是市革委会委员。1972年中央组织部下文增补我为常委，我看到文件后才知道。一切都是组织上的事，我只是、也只能是服从组织上安排。要从个人出发，我还真不想当这个常委，管什么财贸。工资还是厂里拿，没增加一分钱还要倒贴，一年365天没一天休息，觉不知少睡多少，家里三个孩子没法照顾，高处不胜寒。用你们今天的眼光看，一定不会相信，甚至不可思议，但却是确确实实的事。这种官不要说花钱买，送你们也未必肯做吧。”“我也是通过不断地斗私批修，做到个人服从组织，破除一己私利的，怎么变成反革命夺权了呢?我绝不能接受。这不是历史事实。”

1981年6月4日C、D来一所时，我提出吃不饱，要求加一餐饭。C说:“你的要求我们可以考虑，但你要很好地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我当即指出:“你们不要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谈，否则我认为你们是用一餐饭来逼供。这样的话我宁可不要这一餐饭。”他们本来同意加一餐饭，这样一吵，拖到7月底才落实。

在我口头、书面的一再要求下，上面终于同意我与家人见面。1981年9月29日，我终于和妻子、三个孩子第一次见面了，1982年2月20日又见了第二面，每次见面限定一个小时。我得知爱人在厂里也被关了很长时间，让她交代、揭发。她是童工出身的农家女，再本分不过了，能有什么问题可交代?只是苦了几个孩子。老大是75届的，我已经送他到五四农场上山下乡去了，这时候两个小的饭也没人做。家也抄了，连日常要用的台子、橱柜、沙发都被抄去，家里空荡荡的。一家人被从原来住的南京西路石门路德毅大楼扫地出门，迁到那时还是一片荒郊的铁岭路。我爱人党籍被开除了，每次加工资也都没她一分钱的事，小儿子高考政审被刷下来，只好念中专。

跟家人见完面，我和预审人员又吵了一架。我说:“你们批判别人搞株连，是封建主义一套，你们今天搞的又是什么一套?这还不是株连那一套?”他们推说是下面搞的，甚至拿文革中也搞株连当借口。我说:“那么你们搞这一套只不过证明你们和‘四人帮’一样，还讲什么公正，不都是骗人的东西?”

十一、第一看守所又一轮炒冷饭的审讯

1982年4月16日，一所又来了三个人，一个叫张俊义，一个叫张鹤云，还有个小青年，自称是市检察院的。他们说要依照《刑法》第98条对我进行审讯，并带有录音机。

我问:“在提篮桥监狱，检察院早已来过了，高法也来过了，说他们已经接到检察院的起诉书。今天怎么又来个检察院，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几个人含含糊糊不知所云，说可以发回重审嘛。这完全是忽悠，同级的法院、检察院怎么发回?而且从没下达过起诉书，更没开过庭，怎么谈得到发回重审?完全是拿法律当玩笑。

张问我预审记录是否看过，我说凡是我修改过(因为当时记录存在许多不实和断章取义的地方)、签过名的都是事实。但实际上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任何记录都有局限性，都是就事论事，看不出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看不出事情发生的历史背景。每件事都有其因果关系，都和当时的历史大背景紧密联系，但记录都反映不了。

这次他们从4月16日到6月22日，前后共来审了十次，涉及七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个人简历，从出生至文革;二是怎么认识王洪文的，以及“工总司”筹备、“安亭事件”的情况;三是青浦武斗的情况;四是打“联司”的情况;五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六是所谓迫害干部群众的情况;七是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情况。都是不知炒了多少遍的冷饭。

对事实，二张提不出什么问题，在对事实的性质认定和责任认定上我们有较大的分歧，于是像过去一样，少不了在这些问题上争争吵吵。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要将这些事实打上“反革命”标签，与“四人帮”阴谋篡权挂钩，我则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我觉得有些争论很有一点历史意义，能说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法制究竟是什么东西。经过“重组”(亦叫“重建”)的法律体系，标榜公平、公正的新《刑法》、《刑事诉讼法》，只不过是为少数权势人物服务，愚弄老百姓的工具。政治上趋炎附势之徒为获得更大的利益，极力非毛、非文革，成了恶讼师，“独立审判”、“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是恶讼师们披的一层华丽外衣而已，就像古彩戏法的道袍，有什么正义、公平、公正可言?

(一)关于为什么造反的问题

审问过程中，在谈到我为什么会造反时，我说:“只因为贴了党总支一张大字报，要他们下来和我们一起学毛选，就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认为‘下来’两字就是右派向党进攻的黑话，是‘要党下台’，发动全厂围攻我。首都红卫兵来上海串联后，我联系到自己受的迫害才起来造反的。”

张俊义说:“是群众贴你的大字报，党支部又没直接贴，也没有组织结论，你怎么是受迫害?这是你美化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受迫害分子。”

我反驳说:“首先，写围攻大字报是党委、总支、支部直接发动的，党支部书记黄庆祥自己后来有揭发，参加写围攻大字报的人也有大量揭发，可以证明这一点，是不容抵赖的。二是，66年文革开始后，周总理亲自去清华、北大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师生平反，他们有几个是被校党委直接出面贴大字报的，又给谁作过组织结论?难道没组织结论，这些师生就没有受到迫害，周总理去平反也是多此一举?三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走资派，也不过是大字报写写，口号叫叫，有几个是定过案的，你们现在为什么都说成是遭受迫害，要给予平反呢?据我所知，在我财贸系统11个局级单位，没有一个被组织定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全上海也没有一个被定的，按你们检察院的逻辑，上海乃至全国都不存在迫害干部的问题。事实上你们平反了很多人，而且还对曾经批判攻击过他们的干部群众追究刑事责任，关押、批斗、撤职、罢官不知其数，这又作何解释?”我又说:“这仅仅是我按你们检察院的逻辑推导出来的，并不是赞成你们这种逻辑。但总不能同样一件事，在某个人身上说成是错误的，甚至是罪行，在另一个人身上就说成是正确的，甚至是革命的。你们这样双重标准，还有什么正义、公正、公平可言?”

二张说:“你们炮打总支(其实我的大字报上根本没有炮打总支的提法)，党组织一下子都被搞垮了。你们大叫走资派要打倒，多少老干部被打倒了，彭德怀这样的元帅都被整死了。你不想想这是什么问题?”

我说:“今天你如果代表党组织来帮助我总结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今天你们是代表检察院来对我审讯、起诉的。从法律角度说，你们这些话是不公正的、说不通的。”二张问为什么，我说:“你不是从月亮上来的，是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发生、发展、结束的，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有那么大权威，喊一声打倒，党组织就被打倒了?你们也太抬举我了。造反、打倒走资派等等都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早在66年5月16日，刘少奇主持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就明确提出来了，并不是我发明的，我也没那么大的号召力。毛主席还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们仅仅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道路，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相信文化大革命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为建设社会主义，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我们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所能号召的，这不仅是全国，而且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历史事实，怎么文化大革命变成是‘四人帮’搞起来的呢?如果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竟是反革命集团发动的，那我们就变成了紧跟反革命集团，起来造共产党的反、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这是历史事实吗，经得起历史检验吗?”

他们没有理，说来说去还只能批我“四人帮”立场没转变。

(二)关于“诬陷中央领导，分裂国家”问题

“诬陷中央领导，分裂国家”，这可是“大罪”。其实主要指我1976年4月2日在全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的发言。我辩驳道:“开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批判邓小平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连小孩都知道，是党中央决定的，还发了中央文件号召全党全国批邓。我又不认识邓小平，更无个人恩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我还投了赞成票，同意邓复出担任国家领导人，这也是党中央决定的，我坚决服从。我那次的发言稿经过上海市委三次讨论，两易其稿。会上发言的我只是其中一个，还有警备区的李宝奇、工交系统代表黄涛、地区代表黄克、文化艺术界代表达式常、郊区代表张辑五、市委代表马天水。所谓诬陷，指的是捏造事实加害于人，但我通篇发言没有捏造、胡编，怎能称为诬陷?所谓‘中央领导’、‘国家领导人’，他那时已经什么也不是了，哪称得上诬陷中央领导邓小平副总理呢?这说不通。至于分裂国家一说，就算邓还在副总理位置上也构不成。如果这个罪名成立，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轰轰烈烈地批邓，是不是都犯了分裂国家罪?彭冲在江苏省批邓尤其积极，粉碎‘四人帮’后还要继续深入批邓，岂不更是分裂国家?”

二张说:“他和你们不一样，你们是造反起家的，是跟着‘四人帮’的。”

我说:“不对，要说造反起家，彭冲原是南京市一个小小的计委干部，造反后当上江苏省革委会主任，一把手，不也是造反起家吗?【叶注:黄此说似有误，据说彭在文革前已是省的干部。】你们不是一直宣扬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审判吗?我讲的难道不是事实?再讲得高一点，将邓小平开除一切职务，还号召全国批判的中共中央、毛主席，也包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难道是最大的分裂国家罪犯了?这讲得通吗?”

二张追问道:“1975年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我当时是上海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周丽琴)上的讲话，你明知是毛主席印发的，其中江青的插话都删去了，后来(应该是1976年4月批邓时)你们又将江青的讲话插进去印发，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说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我说:“我来回答你们，你们听着。我这样做正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一是邓的那个讲话确实是毛主席同意印发的，难道批邓就不是毛主席批示的?而且有党中央红头文件下发全党全国执行。邓的讲话在先，批邓是在三个月之后，这是符合认识论的。况且毛主席同意印发邓的讲话，但并没有肯定讲话内容完全正确。二是邓的讲话包括有江青的插话，大会给与会的每个人都印发了，我传给了上海市委，会议尚未结束市委已印发下去了。马天水说:不印发下去人家又要说‘封锁中央消息’了。在这之后才有一份删去了江青插话的文件。批邓开始后，我将有江青插话的那份印发下去，仅是恢复大会印发的原稿。江青插话是客观存在的，我没多加一个字，更没有捏造任何内容诬陷邓小平，何罪之有?你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不顾事实，罗织罪名。”

(三)关于青浦县武斗问题

在讲到青浦县武斗时，二张说死伤那么多人(双方各死十多人)的武斗是我策划的，我应该负责。

我说:“你们是代表检察院来的，是执法机关，讲话要科学，要有确凿证据，不要从主观概念出发，胡子眉毛一把抓。青浦问题，首先应搞清是谁打谁、谁杀谁，谁是被迫自卫，青浦之所以武斗不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些根本问题不搞清楚，笼统地说青浦武斗谁要负责任，执法严肃性在哪里?关于青浦历次武斗我不知写过多少次了，你们查了几年，应该清清楚楚，说我是青浦武斗的策划者，是事实吗?如果你们有根据证明青浦任何一次武斗是我策划的，是我指挥的，是我煽动的，甚至我知道而不加制止的，那么青浦所有武斗所造成的后果统统由我一个人承担。哪怕只有一次!你们有吗?查了几年了，有吗?一件都没有。我倒可以提供自己多次甚至冒了生命危险到青浦去制止武斗的证明，为什么还认定我是挑动武斗的主要分子，是打、砸、抢首要分子?我打谁了，砸过什么东西，抢过什么财物，有吗?查了五六年都没任何根据。你们口口声声说以事实为依据，现在一点事实都拿不出，就下结论说我挑动青浦武斗，站得住脚吗?”

我又说:“你们抓住的唯一理由就是1967年11月我参加被进城农民活活打死、按在稻田里活活闷死的叶章才和盛卯全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授旗授刀，讲了‘他们的血不会白流’这句话，就认定青浦流血事件就是我挑起的，站得住脚吗?就事论事说，那天大会事先并没有授刀授旗议程，在我讲完后，突然冒出了这个议程，令人猝不及防。其实就是将一面‘文攻武卫’旗子和一把象征文攻武卫的铁皮制作的大刀，授予被打死的文攻武卫负责人叶章才的接替人。会后我对少数派头头陈恩伯就提出批评，说为什么事先没与我商量，这样做是不妥的。至于‘血不会白流’，是指那些杀人凶手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并非要大家去杀别人。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人都被活活打死了，在追悼会上总不能说死得活该吧。讲一句血不会白流以慰死者家人是天经地义的。”【陈注:“10.17事件”后，11月19日下午，“火线”在红卫兵剧院召开“叶章才、袁迪洪、盛卯全三烈士追悼大会”。那天追悼大会由火线办公室主任杨森才主持，大会宣布袁迪洪烈士生前所在的战斗队命名为“红军战斗团”，叶章才烈士生前所在的战斗队命名为“叶章才战斗队”，盛卯全烈士生前所在的天兵战斗队命名为“盛卯全战斗队”。“工青联”驻沪联络员赵友纯去总部把蒋周法、黄金海也请来参加大会。大会议程中有总部领导发言一项，蒋周法、黄金海都在会上作了发言。当黄金海发言后准备回座席时，大会主持人杨森才又讲:下面请“工总司”领导黄金海向叶章才战斗队授旗授刀，接着就有会议工作人员把旗、刀拿给黄金海，手工业局造反队头头杭德法头带钢盔站在边上准备接旗接刀，在这种场合下黄金海迟疑了一下，就接过旗刀交给杭德法。追悼会一结束，黄金海就在主席台上责问陈恩伯，讲这授旗授刀怎么事先没有告知，如果我不接受，大会就出了洋相，考虑到是开大会，今后要注意。其实加进这授旗授刀议程，连陈恩伯也不知道。后来弄清情况了，就由赵友纯去总部向黄金海汇报和表示工青联作自我批评。想不倒这一事情竟然成为黄金海“一九六七年还在青浦县煽动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所谓“罪行”。】

我还说道:“从历史背景上来说，青浦的武斗从67年2月开始，就是人武部政委煽动‘农革司’一次一次挑动农民进城打、砸、抢、杀少数派，先后杀害少数派多人，有些根本不能算武斗，完全属于行凶杀人。农民一进城就成千上万，少数派没来得及逃的就被活活打死，怎么能算武斗?斗应该是你来我往的。所以最先被打死打伤的全部是少数派的工人、学生，这情况我在材料里写了多次。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提出‘文攻武卫’，青浦少数派眼看一个个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刷标语就被打死，于是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不再像以往那样束手被打、被杀了，也开始自卫了。在法律上讲这也是正当防卫，各国法律也都规定正当防卫无罪。所以退一万步说，授‘文攻武卫’旗，授象征文攻武卫的刀，并不构成挑动武斗。难道人家锄头、长矛砍下来、扎下来，只能把头伸出去任其宰杀不成?”

我强调说:“那些一次次打人、杀人的凶手，你们一个都不追究。少数派一再被杀，忍无可忍才被迫起来自卫，如今一个个都被抓起来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是青浦发生武斗，打死20多人的罪魁祸首顾仲良还是个有血债的汉奸，反而被平反，成了‘革命干部’，完全是是非颠倒。”二张说:“那是被你们陷害的。”我说:“你们完全不顾事实。顾做过汉奸是群众揭发出来的，但由于涉及部队，我们根本没插手，转到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那里，是由警备区党委调查核实后处理的，最后南京军区批准予以开除党籍、军籍，押回原籍苏州监督劳动。怎么成了是我们陷害的?粉碎‘四人帮’后，被抓的全是造反派，屡屡挑动农民进城的幕后策划者和那些杀人凶手一个都没抓。两派都是群众组织，难道一派是八路军，一派是日本鬼子吗?你们检察院究竟代表法律，还是代表派性，还是代表某个权势?”

(四)关于“迫害干部群众”问题

他们说我追随“四人帮”，迫害了许多干部群众。

我说:“这个罪名是强加的，我不存在迫害干部群众的问题。我在工作中批评过一些干部或许是有的，可能有些批评过头一点或不一定正确，但说迫害，一个也没有。”我讲了到财贸组后，对原来财贸系统的干部问题全面复查，否定八个“集团”案，将1000多处级以上干部全部解放并陆续使用的情况。我举了有些干部解放时阻力重重，我力排众议，按党的政策硬是解放出来的事例。我说:“这些事实都在，你们完全可以查证，怎么是迫害干部?你们提不出一个干部是我迫害的。”

至于所谓迫害群众，只有水产商店一职工和上丝六厂托儿所所长秦明芳恶毒攻击毛主席，我都签过字，同意将他们拘留审查。我连他们人都没见过，是按当时“公安六条”规定办的。水产商店那个职工一边杀猫、烧猫，一边恶毒攻击毛主席，还扬言要杀人，后来得知被判六年;秦明芳被发现有精神病史，没处理就放了。但他们把秦明芳恶毒攻击毛主席硬说成仅仅攻击王洪文，而且掩盖了秦明芳的精神病史，说是我迫害她把她逼疯的。这样办案，真是比唐朝《罗织经》的作者来俊臣还要胜出一筹!

(五)关于“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

在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罪名的问题上，我和他们争论的时间最长，花了1982年4月23日整整一天时间。

关于1976年10月8日至14日的活动，我反反复复不知写了多少遍了，纠缠不多，主要争执点在于这几天活动的性质、目的。二张认为特别法庭已定性了“反革命武装叛乱”，是不可逆转推翻的。我认为这不是事实，谁说特别法庭确认了就不可逆转了?原来党中央的许多决议、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很多法律不也都推翻了吗?我们那几天的行为，最多是情况不明，判断有误。主要理由:

一是毛主席信任的四个中央领导人，包括党中央副主席被抓，上海市领导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被召去北京又信息全无，中央没有下发文件告知全党是什么理由，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当时我们判断毛主席刚逝世，尸骨未寒便发生如此不正常事件，应该是发生了政变。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合理的，不必有反应，倒是我们不对了。

二是之所以准备进行诸如罢工、游行、贴大标语等活动，以及加强了民兵准备，完全是遵循毛主席关于“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我寄希望于上海的工人阶级”等指示，反映了对共产党、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拥护，甚至不惜牺牲去捍卫。

三是所有活动，包括所拟的口号，充分反映了这一指导思想。他们也找不出什么行动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据。

四是马天水从北京回来传达了情况后，我们方知至少不是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尽管对他们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抓捕几个中央领导人想不通，但是感到原来的判断有误，反应过激了。因为华国锋毕竟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而且他们表态说“四人帮”只是隔离审查，查清了还是要安排工作的。因此，我们按照市委的精神，主动地停止了一切准备活动。这期间，上海没一个工厂停产，街上没出现一条标语，没一人上街游行，没出动一个民兵，没放一枪一弹。苏振华、彭冲、倪志福来上海前近一个月我们就主动停止了一切活动，他们来后，我们又及时地将期间的活动全部交代清楚了。这个过程完全符合当时情况下的认识逻辑。

对此，检察院人员和我有几段有趣的争论:

检:“我们是从行为上看人的动机、目的。”

我:“不对，这是效果决定论，是违反辩证法的。比如一个医生给病人看病，病人服药后死亡了，你能给这个医生定故意杀人罪?人证物证俱在，你就可以判他的目的、动机是杀人?这个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讲透了。”

检:“现在不要认为什么人讲的就一定正确。”

我:“主席这个讲话是符合马列主义真理的，是符合辩证法的，是推不倒的。”

检:“如果医生用榔头敲死人呢?显然是故意杀人。”

我:“你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搞在一起，变成诡辩了。我说的前提是给病人看病、给药，哪有医生用榔头治病的呢?《刑法》为什么严格规定反革命罪必须‘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一个人用枪杀了人，是否因为他有枪，有推翻政府的工具，你就可以定他反革命?”

检:“法律是严肃的，每字、每句、每个标点符号都是严格的，但也不是包罗万象的。”

我:“好了，你们也不必再讲了，我懂了。你们可以不依法办事，就像可以把给人开药说成跟榔头敲头一样，因为法律‘不是包罗万象的’，怎么取舍，随心所欲，演绎得如此可怜又可笑。”

(六)关于“迫害老干部”问题

二张说:“你现在知道自由的可贵了?过去你没有这个体会。文革中有多少老干部受到迫害，上海就有30万。”

我说:“绝对没抓这么多人，这个数字是哪儿造出来的?受迫害的干部又是什么概念?我管11个局，没有一个老干部因政治路线问题，就动用公检法专政工具抓起来的。我承认文革中有些老干部的确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审查、批判，尽管绝大部分后来也解放、结合了，但对他们及家属造成很大的精神痛苦，是不公正的，应该认真总结教训。但有些人被‘迫害’，只是因为自己官高位重，从来都是高高在上整下面的人，文革中竟被那些贱民、刁民、草民指着鼻子批判，所以感觉翻天了，受‘迫害’了。”

历史证明，我讲的一点儿都没错。像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受到严重“迫害”，被发配到江西“劳动改造”。但专门给他一幢三层小楼，高薪照拿，老婆也带着，还配有卫生员、警卫员、驾驶员、炊事员，还专门为他建了一条路方便汽车进出。所谓劳动也只是摆摆样子。这与当总书记号令全党、全国有天壤之别，让其感觉“迫害”之深，咬牙切齿。我就想不通，共产党人不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吗，主人祖祖辈辈都在劳动，“仆人”劳动一年就大逆不道了?

二张见争不过我，岔开话题说:“有个外国人说过，‘生命可贵，爱情更高，若为自由，两者可抛’，可见自由是可贵的。”报复心理溢于言表。我又好气又好笑，告诉他们:“那是匈牙利伟大诗人裴多菲讲的，原句应该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讲的自由不是自己个人的自由，是民族的自由、阶级的自由。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抛弃在所不惜，还需要争什么自己的个人自由?你们把革命诗句解读成裴多菲贪生怕死的市侩语言，不可笑吗?个人自由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愿像烈士们那样将牢底坐穿。如果今天我是国民党，被关进监狱无需那么多的解释，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现在我内心矛盾、痛苦的是，关我的是我信仰的、追求的，曾宣过誓并为她信奉的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的监狱，想到这些，内心总有说不出的味道。”

我表示: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有不少革命的老干部受到不公正待遇，是令人痛心的。即使要报复——所谓的“反坐”——也应该看准对象。“反坐”也应该是对等的，否则也是过当。是谁“迫害”了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就去追究谁，总不能像梯也尔镇压巴黎公社一样，为了替一个侩子手报仇，竟不分青红皂白，一连杀了几十个人作为报复。梯也尔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必然要残酷镇压巴黎公社。所以我要求对历史问题的分析、处理必须放到一定历史范畴内，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来处理。割裂历史，把历史问题用今天的观点来处理，连儿戏都不如。

二张说:“我们没有给你下最后结论。我们若认为你顽固不化，也不会这样找你谈了。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态度，不仅是对问题事实的交代，而且要看你对这些问题的认罪态度如何，这对于你的最后处理关系很大。如果你自己不见棺材不流泪，那由你自己。你现在是认错不认罪，不行。”又说:“我们这次找你谈谈，你不要认为有打招呼的意思，或产生什么幻想。”

我说:“我已经关了六年多了，今天你们再谈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尊重历史事实，这是决定态度的基础，几年的实践说明什么问题呢?问题全是我在1976年到1977年自己交代的。当时我在中央专案组所谓的‘帮助’下，将自己的行为都与‘四人帮’挂上钩，甚至加上‘反革命’罪名，要‘批判从严’嘛。我给自己大帽子加了一大堆，还写了《认罪书》，结果如何呢?换来的是一张逮捕证。你们今天所谓‘好的态度’，无非是要我恢复76年的态度。事实就是事实，我不可能再幻想什么宽大，为了什么好态度，就对事实进行歪曲，胡编乱造。所谓态度好坏，评判的主动权不在我，而是你们和你们的上头，你们主观上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们想怎么处理就这么处理。先定罪名，然后罗织理由，我有什么可说的?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我说没任何意义。说穿了，宽也好，严也好，不需要从事实出发，而是看你们上头的好恶和政治需要。总是需求决定价值，你们也不可能违背上头的旨意。所以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也不是我能考虑的问题。”

我表示:“对于我来说，你们宽也好、严也好，说我态度好也好、坏也好，无所谓。我曾是中共党员、市五好职工，我坚信马列，坚信‘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人生一世，必须以诚实为人格基础。我现在可以说，如果前几年确有内疚的心情，现在反而坦然了，因为我已经承担了大大超过我的错误所应承受的惩罚，我已经不幻想靠违背事实去乞求什么‘态度好’、‘坦白从宽’。至于你们怎么起诉、审判，判轻、判重，是你们的事，我只想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我还讲道:“撇开我自己。不论怎么处理我，只是个人，至多累及一个家庭而已，微不足道。但从党的事业、责任来说，建国几十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央一有反复，倒霉的总是下面的干部群众，上次运动紧跟，下次运动挨整。而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小病大养，无病呻吟，遇到问题绕道走，碰到矛盾不开口的反倒不犯错误。57年反右如此，59年反右倾如此，65年‘四清’如此，林彪事件如此，文化大革命也如此。说刘少奇有问题，一大批按刘少奇指示去做的都倒了霉。毛主席逝世了，文革失败了，更是如此，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干部群众何止成千上万，上几十万的都倒了大霉，成了‘四人帮’‘死党’、‘余党’、‘帮派体系’、‘社会基础’„„而且采取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专政手段免职、关押、批斗、审判、判刑、杀头„„”这种现象反复出现，进行着无声的教育，怎么不使那些干部群众寒心不已，噤若寒蝉?在专政枪杆子下不敢讲，难道还不敢想吗?由此产生革命导师所称的“比高尔察克白匪还危险的难以克服的消极因素和离心倾向”，对党的事业有什么好处?

我表示:“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我由衷地拥护。然而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过去，更应该适用于现在和将来。毕竟制造了冤假错案后再来平反，总是损民残人又令人痛心的事。”

我的意思很明白，一面平反“冤假错案”，一面又大力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而且这个集团大到全国，清查遍及各地，直至基层，又制造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冤案、大假案、大错案!

1957-1958年共划“右派”552877人，最后不予改正(实为平反)的只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极少数人，“错划”比率约99.9%。《炎黄春秋》2009年第二期第10页说大批右派分子被押到青海、新疆、北大荒去改造，是谁搞的?当时具体负责抓右派的正是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如今又是邓小平一手制造更大的冤假错案!这难道不值得全党、全国人民深思，不值得历史学家研究，不值得历史检验吗?

十二、对我的所谓起诉书

1982年6月22日之后，检察院的三个人就没再来了。7月8日下午来了两个人，送来对我的所谓起诉书。全文如下:

上海市人民检察分院起诉书

(八二)沪检分诉字62号

被告人黄金海，男，四十七岁，江苏镇江人。原是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文化大革命”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委，因反革命罪，由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现已侦查终结，经本院审查起诉。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指挥下，积极参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犯罪活动，妄图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文化大革命”初期，黄金海参与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制造的“安亭事件”，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煽动夺取上海市领导权。为了巩固他们已篡夺的权力，实行反革命统治，煽动武斗，制造冤案，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一九七六年参与污蔑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四人帮”被粉碎后，积极参与策动武装叛乱。黄金海所进行的犯罪活动，使上海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给国家造成严重危害。被告人黄金海的犯罪事实如下:

一、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至九日，黄金海和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叶昌明等人经过密谋策划，召开大会，诬陷中共上海市委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造成解放十七年来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提出“我们要夺权”，煽动夺上海市领导权。十一月十日王洪文、潘国平聚众扰乱上海车站、安亭车站，阻拦列车，破坏交通运输，影响列车正常运行三十二小时。当天黄金海携带一批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的宣传品赶至安亭车站，参与制造动乱。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王洪文等人为了巩固扩大他们已篡夺的权力，在青浦蓄意制造和挑动武斗。黄金海在王洪文的指示下，带领一些人到青浦县，煽动说青浦县有一股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必须迎头痛击。同年十月，王洪文、黄金海、陈阿大等人策划决定从市区、安亭等处调队伍，图谋围攻青浦县。同年十一月，黄金海在青浦县一次大会上“授刀”、“授旗”竭力煽动武斗。在王洪文、黄金海等人的支持煽动下，自一九六七年五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青浦县连续发生多次大规模武斗，造成严重伤亡。

三、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丝织六厂工人秦明芳公开反对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诬陷、迫害，指责王洪文等人是反革命，黄金海和戴立清对秦明芳进行迫害，致使秦遭关押，折磨成疯。

四、一九七六年，黄金海策应江青一伙在全国制造动乱，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同年二月四日，黄金海在多次大会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为代表重新出来的领导干部。

五、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当晚黄金海和陈阿大、叶昌明、马振龙、施尚英等人，参加了王秀珍在二号指挥点(市民兵指挥部)召集的策动武装叛乱会议，会上黄金海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上台”，要“发一支枪”，决心“对着干”，并提出发动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派民兵监视部队动向，动用东海渔业指挥部的无线电台做武装叛乱的通讯联络工具等反革命主张。

十月十二日下午，黄金海和陈阿大、叶昌明、马振龙、戴立清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密谋决定由黄金海、戴立清在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设立秘密联络点，主持起草武装叛乱的标语口号。十三日凌晨黄金海和陈阿大、叶昌明等人进行反革命煽动。与此同时黄金海布置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民兵‛把子弹压入弹夹，武器库要日夜值班待命，和戴立清一起向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等单位负责人进行反革命煽动。

十月十三日上午，黄金海在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召开组室负责人会议，再次诬陷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煽动要旗帜鲜明，血战到底，并布置加快调运物资，筹集粮食，为武装叛乱积极准备。

十三日中午，黄金海和叶昌明、马振龙等人共同审定了武装叛乱的标语、口号二十一条。下午黄金海和王知常继续密谋武装叛乱。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犯罪活动。

被告人黄金海所犯的严重罪行，有干部和群众的检举，被告人家属的陈述，同案人的供述，有查获的书证、物证，完全证明属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规定，被告人黄金海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特依法提起公诉，请予惩处。

此致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张俊义

代检察员 张鹤云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日

附:1.被告人黄金海现押上海第一看守所

2.侦查预审卷案八册

30多年后重看这份起诉书的内容，对不知历史、不知实情的人来说，似乎冠冕堂皇，煞有介事。但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包括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一眼便可看出充满着成王败寇的封建戾气。起诉书通篇完全是向壁虚构的荒唐言，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所谓“犯罪事实”，我早在马桥营房时就对二王等专案组人员，在一所对检察员张俊义一点一滴地辩驳过了。他们也都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事实究竟如何心里清清楚楚，但他们还是昧着良心罗织了我的“罪状”。说实话，我很同情、理解张俊义、张鹤云这样的检察官，他们也是奉上司之命，怎敢违抗?为了起诉我，不得不挖空心思，不得不无视历史事实，编造出这样一份恐怕自己良心也会不安的起诉书，也是难为他们了。

这份罗织出来的起诉书完全颠倒了历史，故意歪曲事实。

明明知道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在党的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符合党的章程和党的组织原则，名正言顺——尽管现在否定了九大、十大，也改变不了这一客观历史事实——起诉书偏偏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我们听他们的话，按他们的指示做，一下子都变成积极参与他们反党篡权的罪行了。他们也只有这样把历史当锅盖翻过来，才好做文章。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广大干部群众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这下就变成忠于要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集团了。再按程度不同分为“死党”、“余党”、“骨干分子”、“投靠分子”、“四人帮帮派体系”、“三种人”、“清查对象”„„杀的杀、判的判、关的关、斗的斗、撤的撤。因为文革是亿万干部群众参加的运动，所以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自中央，下至每个工矿企业、生产队，无一幸免，越是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跟得越紧的越倒霉。而敌视党中央、仇视毛主席的，现在统统成了“革命左派”，一批人还升了官。恶毒咒骂共产党、咒骂毛主席的人也统统平了反，水产商店那个一边杀猫、烧猫一边恶毒咒骂毛主席的就平了反。发展到后来，就出了袁腾飞为代表的一批人，恶毒咒骂共产党，要铲掉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刻上纪念建国以来历次运动中“牺牲”的“烈士”的文字，说毛主席一生只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他死了。这种人还能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

明明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发动的(“五·一六通知”正是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整党、清队„„每一个运动部署都是党中央制定或支持、号召的——有大量中央文件和党的报刊文章可以作证，后人总会查得到的，国内查不到的国外也能查到——目的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必要和非常及时的，硬要说成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这一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亿万群众都变成“反革命集团”的基础了。

明明知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党的决定，并发了中央文件，而且中央已经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硬要把批邓说成是“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党犯了错误，那么批邓这个“错误”的责任在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也是举手同意批邓的，这些人现在都是“英明”的中央领导人，而响应他们号召批邓的却要作为反革命镇压，还有天理吗?这像是共产党人干出来的事?

明明是几个人私下串连、密室策划——中央委员不知道，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也不知道——以开会名义，将毫无防备的包括毛主席夫人在内的四个中央领导人突然袭击抓起来，硬要胡说四个人加紧了篡党夺权阴谋，已发了枪，刻不容缓了。可是拿不出一点证据，说明四人是怎么“加紧篡党夺权“的。倒是华国锋还在毛主席灵堂守灵时，就借口去医院看病，溜到李先念家里策划抓人。所以把在毛主席逝世后就迫不及待地加紧夺权的阴谋活动这个罪名，用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头上最贴切不过了!真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

资产阶级说政治是肮脏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当然和他们的政治有本质不同。但这种所谓的“无产阶级”密室政治难道是干净的吗?我们当时就感到是宫廷政变，但认识还有些模糊，现在从他们自己表的功来看，说是宫廷政变一点都不过分。就像美英帝国主义明明是为了推翻反美反帝的萨达姆，抢占石油，反而倒打一耙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实他们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伊拉克政府，处死了萨达姆。多年过去了，他们在伊拉克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影子也没找到，还好没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偷运进去栽赃。可邓小平等人没那样诚实坦然，他们拼命搜集所谓证据，要证明“四人帮”确实加紧了篡党夺权步伐，刻不容缓了。于是，将早就按中央指示建设的民兵说成“四人帮”指挥的“第二武装”，将中央在毛主席病危及病故期间指示执行的一级战备说成发枪准备行动了。也不想想，民兵组织只有轻武器，而且是归部队领导的，“四人帮”怎么可能蠢到靠民兵篡党夺权?10月6日“四人帮”已被抓，他们还将上海1976年10月8日至14日的活动说成“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咬定是“反革命武装叛乱”。

明明知道秦明芳因恶毒攻击毛主席，按“公安六条”规定被拘留审查，检察院都有证据，偏偏说成是因为攻击王洪文被拘留的。当时由于观点不同，攻击王洪文的多了去了，别人怎么没被拘留?我们是在秦明芳已被公安分局拘留后去了解情况的，硬要说是我们拍板拘留的。秦明芳原来就患有精神病，也正因如此，公安分局了解后就把她放了，他们硬要说秦是被逼疯的，用心何等卑鄙!

明明知道青浦武斗是由有汉奸历史的县武装部政委顾仲良不断挑动农民进城，抓捕少数派的头头、杀害少数派的工人学生，硬说成“在王洪文、黄金海等人的支持煽动下，自一九六七年五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青浦县连续发生多次大规模武斗，造成严重伤亡”，妄造事实，颠倒黑白。青浦武斗，起初一段时间先后被打死四个，全部都是少数派的人。少数派在人身安全无保障的情况下，被迫文攻武卫，而且“文攻武卫”是中央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号召的。起诉书提不出青浦任何一次武斗事件是我煽动的，甚至我知道而不去制止的，相反，我倒能提出制止多起武斗的实例，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这样的起诉书还还讲什么以事实为依据，连一条事实都拿不出，怎么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子孙后代的检验?只能留下历史笑柄。

十三、辩护人给我“校路子”

检察院的人在送起诉书时【叶注:似应是法院的人送达。】，提出由法庭为我指定一名辩护人，我当即拒绝，说不需要法庭指定，我已请了辩护人。来人说:“时间来不及了。”我气愤极了，说:“你们关了我六年多没讲时间来不及，到现在我请个律师的时间都没有了!”我讲我不需要辩护律师了，我自己辩!

第二天，检察院又来人【叶注:似应是法院来人。】，问我准备请谁辩护，我说请李国机，来人问为什么要请他，我反问:“为什么不可以请他?”李国机是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敢为“右派”辩护，结果自己被划为右派。上世纪80年代初他是上海市第二法律顾问处的律师。我考虑请李国机，主要因为他敢仗义执言。这时他们倒表现出了高速度，很快同意了，大概上头有什么新精神了。

我在看守所时就有人告诉我，李国机与检察院是针尖对麦芒，往往请李国机辩护的案子都是从重判决，如量刑范围在3-7年的就判七年。但我看重的是他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写了委托书后，第二天李国机就来看守所与我见了面，还带了一个叫戈仪的律师一起来。李国机给我第一印象很深:律师一进审讯室，就安排他们坐在审讯台上面，我坐在下面被审讯者的位置。李国机不肯坐，问看守所丁指导员:“这算什么意思?他是我的当事人，我们不是来审讯的。”看来看守所一贯如此，丁指导员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李国机要他们拿两张课桌椅拼一拼，用白台布铺上，和我面对面地谈。看守所按李国机要求重新安排了。

李国机说他本来手里的案子很多，法律顾问处接到我的委托书之后，他认为我们的案子不是一般的案子，就决定把手里的其他案子全部放一放，接受我的委托，又请戈仪一起做我的辩护律师。(这位戈仪律师不知是什么角色，我也没委托他。他自始至终没说什么话，好像是个影子，是否上头派给李国机的“帮手”?也有可能。)李国机又说:“考虑到你已经被关那么久了，以前是新干部，家里经济又不好，我们决定不收费用。”他并表示用充分时间来听取我的意见。

我首先对他们表示了感谢。我说:“我拒绝了法庭为我指定的辩护律师，特地请你们，还引起检察院的不满。我并非要求你们为我做无罪辩护，或轻罪辩护，仅要求你们四个字:仗义执言。至于怎么判，判多少，不是你们辩护律师左右得了的，甚至法庭也不能左右。我也算在上层干了十年，对中国的法制我心中清楚。不要以为法律‘重建’了，新《刑法》颁布了，就公正、公平、正义了，没那么一回事。”李国机表示:“你这要求合情合理，完全正确。既然你委托我，应该对我有所了解，仗义执言是我职业道德一个准则。”

我在律师面前对起诉书逐条进行了反驳，证明起诉书完全不顾事实，罗织罪名。这天讲了起诉书中五条罪状的两条，李、戈后来来过四个半天，除了继续听完我对另三条罪状的申辩外，在第二次来的时候还接受了一份书面的《我的申辩与陈述》。我的这个材料共32页，是7月中旬写出来的。我还交给他们两份我自己的起诉状子:一份是起诉《解放日报》在1977年4月2日用通栏大标题抛出一篇关于“五虎将”的文章。文章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另一份是起诉财贸办负责人方成平在文化广场十万人大会上污蔑我是50年代“刘阿祥现行反革命集团的漏网分子”。戈仪收下了状子，没表态，最后也没个结果。

在以后的几次会见中，李、戈用了较多时间做我的思想工作，实质上是配合检察院、法院给我“校路子”，只是换了个角度、变了种口气。可叹又可气的是，在检察院、法院的人面前我还能据理力争，不惜吵架，但面对自己委托的律师，却以为他们是为当事人着想，真心帮助自己，接受了他们许多劝说，又吃了一通药。他们反复劝说我的套路是:

其一，“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说:“案子在全国人大已经都定了，地方是翻不了的，多辩没意思，反而落得个态度不好，这样一来多判几年没意思。你要为老婆孩子多想想，他们多希望与你早日团聚啊。希望你能回到1977年的认识态度上来，对现在的党和政府认罪、认输为好。戴立清讲得好，他就说了‘我完全认输’，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其二，“有事实就定”。我提出，按《刑法》规定，反革命罪应以“四个推翻”为目的，我没有这样的目的，说我反革命我难以接受。李国机说:“反革命罪，只要有事实就定，如果有后果，那就是已经颠覆了。应该面对现实，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浩劫的严重后果来看，应该有个认识。”他又说:“当时有人对你说要去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你干吗?我想你当然不会去干的。这个问题可以在认罪后提一提，可以在陈述时说我犯了罪，为什么会走上犯罪道路，再讲讲你的出身，五好工人等，要求法庭不要忽视客观历史因素，是可以的。希望党和国家不要抛弃自己，愿为‘四化’添砖加瓦，对三中全会、六中全会表示拥护，看我们的党大有希望，国家大有希望。陈述主要讲这些为好。”还说:“许多事你不用讲，大家都是经历过的，也都知道，这样效果好。因为我们看过你的材料，认为你有这样的基础，否则我们也没法提。有些话由我们来说，可能比你自己讲有力。”

其三，“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我讲到我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是忠心的，尽管已关了六年多也从未动摇，反倒成了反革命，思想上难以接受。李、戈说，应该看到现实，这是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我当即明确表示，如果跟我讲明白了是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我坐一辈子牢也乐意。

我感到李国机似有难言之隐，不能讲明了，但又不得不讲，认为总得有个台阶下，顶死了也不好办。他要我“看到现实”，就是要我认识到，他们还不敢公开反对毛主席。有道是名不正言不顺，他们不能直接反对毛主席，就把毛主席、党中央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反革命集团”操纵的。这样，不将我们这些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打成反革命，怎么能显出他们的“革命”来?不证明他们的做法有“革命性”、“合法性”，怎么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看来，这顶“反革命”帽子我是非戴不可了。这个道理应当摊开来讲明，但又无法摊开，只好说“看到现实”。

李国机还拿自己打比方:“我也曾被划为右派，敌我矛盾。如果我没有坚定的信仰，或许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们这个案子总得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嘛。拖了六年，这是党煞费苦心，在当时轻判是不可能的。”

其四，“争取宽大处理”。李国机说:“案子党中央、全国人大都定了，再翻也翻不过来了。根据态度好坏，多判几年、少判几年都是可能的。我们看了你的案卷，感到你可以争取少判几年，否则太可惜了。现在徐景贤、王知常、朱永嘉态度都很好，门槛很精。戴立清、叶昌明也不错，连陈阿大态度都很好。当然像陈阿大那样什么都包下来的态度，我们也不赞成。只有马振龙态度差一些，他没请律师，没人同他谈谈，是个损失。”

李国机曾透露说可能判七年左右，问我能否接受。但到后来，他改口说判个十年就算好的了。我说:“十年以上算重刑了，还讲什么宽大?”李说:“等判了后，刑期已过大半了——你已经关了六年了嘛。”又说他们会同我的家属设法申请假释，争取50大寿回家去做。他又说怎么判还没定，法院也定不了，要市里讨论才行，(其实市里哪定得了，中央都定不了，只有邓小平才能定!“中国特色”嘛。)他还说:“释放回家后，会给你们安排工作。你们这些案子不是一般案子，过后是会安排的。现在对国民党战犯都要安排哩。”

那时进行了所谓法制“重建”，颁布了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标榜公平、公正，“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审判”，实质上充满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权力观，“法制”只不过糊弄老百姓、欺骗国际舆论罢了。“独立审判”的背后就是人治的紧箍咒，连仗义执言名声在外的大律师李国机也只能对权贵仰视而为。也许他是接受了反右的教训，认识到想要在中国法律界混下去，胳膊扭不过大腿，只能“入乡随俗”。我还是理解他们的，他们要按事实讲真话，不会有好的结果。

当时还没有开庭，两位律师也许的确不知道具体判决，但他们敢说轻判，绝非他们的主观思想。这与李国机初次见我后不久时讲的已有变化。那时李问我判几年心里能接受，我回答:“我已关了六年了，总得有个说法，有个交代，要怎么判呀?”李说:“七年差不多吧，判决后差不多也该放了。”第一看守所的丁指导员也对我说过一段话，印证了七年的说法。丁说:“你们几个算‘额骨头’(侥幸)。你们下面的都判了，都比较重。你们这次判了后差不多都可以回去了。”但李国机这次改口了，“判十年就算好的”，只不过拖了个“申请假释”，“50大寿回家去做”。

对我们的处理意见前后有四种，据后来传言是中央意见不一致引起的。开始认为这毕竟是路线问题，批判从严就可以，抓也抓了，批也批了，处理上从宽是我们党的传统。在马桥营房，二王就同我们讲过不判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那人上台了，坚持要判，但认为应该从轻判，大体上关了几年就判几年，判决后就差不多就可以放了，也算对这几年的关押有个交代。所以李国机和丁指导员有七年的讲法。第三次在开庭前夕，要重判，大概是到了邓小平一层了。不过这次附带了一个假释的解决办法。那天李国机来了就对我说:“看来七年打不住了。”说明这一变化律师也很意外。他讲道，判十年就算好的，但可以申请假释。第四次就是最终重判15年，而且根本不提假释的事。也许李国机申请过假释，被驳回去了，又或许李国机假释的说法根本就是骗我的。

我吃足15年牢饭出来后，去过李国机的律师事务所，他压根没提申请假释的事。他告诉我，当年判决时中央有表格下来，谁判几年都是定好的:马天水20年(因精神病实际未判)、徐景贤18年，王秀珍17年、陈阿大和我16年、叶昌明和戴立清15年、马振龙14年……地方仅有二年上下的调整权。马振龙就因“态度不好”，判决时用足二年调整权，被判16年。据李国机讲，本想给我判14年，后来法院研究认为，叶昌明是工会的，判了15年，黄金海分管那么多局判14年摆不平，决定向下调整一年，判15年，与叶昌明、戴立清“轧平”。

20世纪80年代“中国特色”的法制如是!

十四、对我荒唐的开庭审判

我们上海的几个人是分别开庭审理的，互相不见面。

第一次对我开庭审理是在1982年7月27日下午两点半，地址是虹桥路1665号，将一个部队单位的大礼堂临时改造成法庭，还在大门口竖了“五金交易会”的牌子以遮人耳目。审判长是陶全成，两个审判员一个叫张国华，一个叫张舜华，公诉人是上海检察院的张俊义、张云鹤——真巧，审判员、检察员四个姓张(上海话与“争”同音)，难怪争争争，争了四年!审判长又偏偏姓陶(上海话与“捣”同音)，注定了要争吵不断，捣糨糊。哈，这是笑话!辩护人李国机本可将证据材料去伪存真，理理清楚后进行有效辩护，可是又被“戈”住了，只好装装“礼仪”。哈，又是笑话!

这次开庭调查了起诉书中关于“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名，也就是1976年10月8日至14日这七天的活动内容。公诉人、审判人员及辩护律师对我这几天活动的动机只字不提、一字未问，一件证据也没有，只是纠缠具体的活动内容。

张俊义不顾客观事实，提供了一些不知在什么情况下捞来的“供词”，许多明显互相矛盾，充满了虚构甚至颠倒黑白，也敢拿到法庭上作为“铁证”。当然也可以理解吧，作假者挖空心思，心劳日绌地按上头要求罗织，才可以证明他们的“正确”。

律师本该在发言时点穿许多明显相互矛盾的“供词”，但法庭问辩护律师有什么要说的时，两位大律师竟回答“没有什么要说的”!权大于法，上命难违，律师也只好唯上是从。无奈之下，我只能自己辩护，一些无关紧要的不去说，对明显伪造的“揭发”、“口供”作了拆穿。

财贸办干部顾杰良说我1976年10月13日上午在财办组室负责人会议上讲“民兵分一、二线，枪也发了，要血战到底”，还要到“江苏、浙江去抢粮”。这完全是胡编，参加会议的那么多人，怎么只有顾杰良一个人听到?没一个来佐证顾杰良揭发的内容属实。就凭一个人、一张纸，写几句话，也可拿到法庭上当证据?明知民兵的枪是1976年9月份毛主席病危时中央下令发的，还扯什么“四人帮”被抓后发枪，谁发的，马、徐、王，还是我?民兵的枪支是地方能发的吗?所谓“民兵分一、二线”，我听都没听到过，那七天中我一次也没与民兵联系过，民兵设点我都不知道，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来?至于到“江苏、浙江去抢粮”，更加荒唐!上海战备粮充足，何需去抢，又怎么个抢法?面对这样的胡编乱造，检察官一看是自己需要的，就拿来作证，真是昏了头了。

原财办核心组的杨友根讲，我给他们吹风说:“钓鱼台出了个阴谋政变小集团，他们是王、张、江、姚、毛远新等人，被抓起来了。”这个证词正好证明我认为王、张、江、姚是“阴谋政变小集团”，抓得好。我虽不敢说那时就有这么高的觉悟，但公诉人在法庭上提出这个证词是表扬我有功还是揭露我有罪?简直莫名其妙，是不是检察官犯糊涂了。要给我定罪，应该证明我说的是中央出现了政变小集团，将王、张、江、姚抓起来了。

此外，还有王知常的供词说他当时问我:“你能不能把民兵拉出来?”马振龙的供词说，我打电话把他从上棉十七厂叫到三十一棉来，并说我和戴立清已同意(同意什么没讲)，征求他的意见。戴立清的供词说，我把他派去施尚英处(派他去干什么没说)。施尚英的供词说，我叫他把民兵拉出来，还讲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汇集这么多“旁证”，无非是要把我同武装挂上钩，叛乱罪名也就成立了。在这些所谓供词中，我不仅能做决定，还有权派人联络，甚至指挥民兵，王知常这样的人都要向我请示„„用心何其险恶!实际上，他们提供的这些“旁证”没一件是真的，而且自相矛盾。1976年10月13日下午，王知常确实先后来过三个电话(我没有给他回过)，所有内容都是关于大标语贴不贴的。王知常说，如果贴，他们就派人来帮助一起搞。王知常很清楚，不用说我，就是市委常委也没几个人能调动民兵，况且民兵属于军队管理，还要通过警备区。所以，王知常怎么可能向我提出把民兵拉出来?我敢肯定，这个“证词”是在不正常情况下挖出来的;马振龙说我跟他(马)讲，我和戴立清都同意了，虽没说同意什么，明白人一听就是同意拉出民兵。检察官要的就是这个。但是，那天马振龙正是和戴立清两个人一起从十七棉来的，我跟马振龙说“我和戴立清都同意了”，岂不矛盾;戴立清说我“派”他去施尚英那里，可去干什么没说。实际情况是，我告诉马振龙、戴立清两人王知常来电话的情况后，马说:“就说我们同意叫他派人来(指刷大标语)。”我说:“就我们几个人怎么定得了?等市委常委会结束后，听听常委意见再说。”马即拉着戴立清说:“走，我们到小施那里去一趟。”就走了。所以，我和戴之间不存在“派”的关系，我也没权派他干什么。后来知道他们也没去施尚英处;至于施尚英说我叫他把民兵拉出来，就更离奇了。我与施仅通过一个电话，马振龙、戴立清都在旁边。我只是告诉他，王知常催促我们贴标语，没一句话涉及民兵，也不可能涉及民兵，民兵受警备区、市委指挥。我连施尚英设民兵值班指挥点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叫他把民兵拉出来?再说，王知常再三要我们贴大标语我都不同意，更别说叫施尚英拉出民兵来了。施尚英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个供词，为什么这样写?检察官明知道上海民兵的调动机制，但对如此不通情理，不合实际的供词也当个宝一样捞起来，可笑。结合施尚英在特别法庭上揭发上海民兵是“‘四人帮’第二武装”，并被法庭取信，就不奇怪了。

这些证词出现互相矛盾，甚至造假，一方面由于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误，另一方面，也有推卸自己责任，争取表现好的原因。但检察官作为国家公诉人，只要不带政治偏见，稍微严谨，就可去伪存真，使最后拿到法庭上的证据证词以理服人。遗憾的是，公诉人求证心切，早把自己作为执法者应有的良知和职业道德抛到九天外了。

要说上面的证词荒唐，还有更荒唐的。起诉书中列的一些罪行，居然连一纸供词、一个物证、一个人证都没有。如指控我“派民兵监视部队动向”，可是在法庭上举不出一件证据;指控我“主持起草武装叛乱的标语口号”，可是提不出一条这样的口号。起诉书上有这样的内容，又拿不出证据，法庭居然没问!律师按职责本应提出，也没提出来，哑了。

第一次开庭结束后，李国机和戈仪来找我，说我讲话时指手画脚不好，要注意;辩论要抓西瓜丢芝麻，解释太多没必要，下面旁听的人会认为黄金海还是当财贸组长的样子，不好。他们说:“有些证词都是你们同案犯互相揭发的，与自己有利害关系，都是推来推去，为了减轻自己的问题，加上许多往事时间长了，记忆失实，若要找漏洞，都有不少，多解释也没意思。”我明白，最大的“西瓜”是那几天所有言行的动机、目的、性质，但连这个“西瓜”法庭都丢了。他们还说:“值得辩驳的只有13日下午三个电话的事，只要讲两点就行了，一是用事实说话，三个电话都是他打来的，你一个都没回，二是马振龙、戴立清、施尚英供词有矛盾，就可以了。”

我说:“我知道我辩词再多也是徒劳，开庭只不过是唱戏，早就编导好了。但我之所以要讲，正是要让台下1000多旁听的人——尽管这些人都是精心选派来的——让他们知道，公诉人是如何东拼西凑，用互相矛盾、颠倒是非的证词来作为他们起诉理由的拙劣行径!”

李国机说:“人家开庭只有1小时40分，你开了两个多小时，有反应。第二庭时要注意。好在旁听的人换了一批，不是原来的了。”

第二次开庭是7月31日下午两点半，在同样地点。开始是调查起诉书第一、二、三、四条内容。休庭五分钟后，进行法庭辩论，公诉人首先发言，我接着发言，然后是律师发言，公诉人再发言，我最后陈述。

这次开庭前，李国机、戈仪紧急找我，要看我的辩护词和最后陈述的稿子。我原来准备了一份32页的《我的申辩与陈述》，也抄了一份给两位律师，但李国机认为这样申辩不行，于是在两个律师的“帮助”下改成了十页的辩护词和一页的最后陈述。时间很紧，改好已是7月31日上午，当天下午就要开庭了。

为了改写这份材料，两个律师足足磨了一整天的时间，语重心长，软硬兼施，坚持要将第一部分全部去掉。而我认为第一部分是“西瓜”，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是我必须申辩的最实质的东西。这部分的要点是:

起诉书认定我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指控我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等罪名，我完全无法接受。这是因为:

一、起诉书无视历史事实。我明明是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信仰和忠诚，才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怎么成了跟“江青反革命集团”走的人，还是什么“重要骨干”!文化大革命是按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一系列文件指示，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而发动和开展的，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在这十年中的每一阶段，包括最后一个阶段，我都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做的每件事都可以从最高指示中找到根据，在他们嘴里竟然成了“策应江青一伙在全国制造动乱，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

二、起诉书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脱离时间、空间、割裂历史。

三、起诉书违反1979年《刑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的规定，所指控的罪名，没一条被文革时期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

后面便是对起诉书指控的具体罪名逐条进行申辩和加以驳斥。

但就是这些很正常的，自我申辩中最最基本、最最核心的内容，也让两位律师紧张得要命，坚决反对。他们说:“大家都是这段历史过来的，许多事你不讲大家也都知道，何又必你去讲呢?只要对王知常三个电话的事情讲几句就行了。”他们还吓唬我说，这么讲我的态度就从倒数第二变倒数第一了，马振龙第一次开庭还大吵大闹，第二次开庭态度就很好了。(很好又如何，还不是多判二年。)为了说服我，他们又是打亲情牌，要为家里老婆孩子考虑，又是打友情牌，自夸他们是如何如何“真心”帮我，还打恐吓牌，威胁我说不照着做吃亏的是自己，多判几年没意思，太可惜了，都现在这样了，又能怎么样?翻案是不可能的……

经过他们一番劝导，我也发昏犯浑了，觉得判多判少本与律师没什么关系，他们之所以花这么长时间、费那么多口舌来劝我，也许确是想帮助我，就答应了重写。但我提出有些我自己不讲，请律师在法庭上讲讲。李囯机见我态度有些勉强，说亏你还是中专生哩，怎么这点也搞不懂?谈来谈去，最后我按李国机、戈仪的意见，将32页的辩护陈述丢西瓜、抓芝麻，仅指出一些具体的指控不实，如王知常打电话叫我拉民兵不实，马振龙、戴立清、施尚英的供词有矛盾等等，这些内容写成十页，最后陈述则只写了一张纸，把认错改成认罪，并加了类似党有希望、国有希望，希望为“四化”做贡献等废话。我吃下了他们开的药，他们算满意了。

对起诉书罗列的具体罪名，李国机说他们看了全部材料和证词，认为第一条说我参与策划“安亭事件”、诬陷上海市委，要夺权，没有什么大事，法院也提不出什么证据，甚至在开庭时也不会多问，只问一下去过安亭没有。他说:“你没有策划‘安亭事件’，去了半天就回来了，没活动，而且是事后去的，法院对这案不判的。”

李国机说:“第二条也没什么，法庭也提出不出哪一次武斗与你有关。青浦的陈恩伯、周亚英在材料里讲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听你的，但没什么证据，不能算数，法庭也不会问的，也就会问问开大会授刀、授旗的事。你只要说清开的是追悼会，会上授的是象征‘文功武卫’的一把刀就可以了。这一条就算你有责任，也主要是王洪文的责任，对王洪文都没有追究，追究你干什么?”

关于第三条罪名，李国机说:“秦明芳被拘留的事，你只要讲明当时的情况就行，有些记不起来就说记不起来好了，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她当时攻击的录音都在。”我说:“我记得秦明芳当时是攻击毛主席被拘留的。”李国机说:“录音里这些内容多着呢。戴立清也有材料说你们是秦明芳被拘后才去的。”

李国机告诉我:第四条“诬陷邓小平”的事，就是参加了三次大会，实际发言两次。“这条我们帮你上挂。我们在法庭上会故意问你，你只要把谁叫你发言的、稿子是怎么审定的讲清楚。在当时条件下市委叫你讲，你不讲是不可能的。”

第五条，所谓参与王秀珍策动的“武装叛乱”，李国机说:“这是你问题的主要内容，占了起诉书的一半。1976年10月8日王秀珍找你们，你参加了，这是事实。你说你当时没有反革命目的，但是这点没办法否定，因为党中央、全国人大定了‘武装叛乱’，地方怎么翻得了?10月8日王秀珍是怎么跟你讲的，对你有利的我会故意问，说明许多话都是王秀珍讲的就可以。如你讲到三十一棉设点和动用东海渔业指挥部的电台，王秀珍采纳了没有?没有。为什么?你不想干，要听市委的，听中央精神。还有，主持起草口号的不是你，你就说不知道好了。从时间上你不可能参加讨论，更谈不上主持了。如果你参加了讨论，不可能王明龙13日下午将印好的口号送到三十一棉给你，而应该是你自己拿回去。这里有矛盾。”

总之，两位律师认为起诉书中的五条罪名中，主要的是批邓小平和“武装叛乱”两条。实际上，后来判决时对所谓“迫害秦明芳”、“挑动青浦武斗”也照判不误。

我问:“那公诉人为什么扣那么多的大帽子，又是迫害，又是诬陷，又是挑动，还要‘四个推翻’，这算什么?”李国机说:“律师和公诉人往往是一对矛盾，他们代表国家，不这样写，怎么定罪呢?最后还是要以法庭判决为准。有些东西是属于整个‘集团’的内容。”

第二次开庭时，对“诬陷中共上海市委”、“提出‘我们要夺权’”，以及参与制造“安亭事件”、“破坏交通运输”等问题，法庭确实没问什么，最后的判决书中也没有这些内容。法庭只是问我去过安亭没有、什么时候去的，和律师对我讲的一模一样，可见法官和律师早合计好了。这或许也算“中国特色”吧。

但也有似乎没合计好的。比如青浦武斗问题，李国机说法庭提出不出和我有关的证据，不会判的。他还说:“王洪文都没有追究，追究你干什么?”在庭审时，关于青浦武斗问题问了两句，第一句:“1966年你和王洪文讨论过青浦问题吗?”我说在1967年青浦“二·一七事件”后。第二句:“你在11月一次聚会上授刀授旗的事有吗?”我说有，但不是什么聚会，而是一次被打死的工人、红卫兵的追悼会。法庭确实提不出任何一次武斗和我有关的证据，律师也没提出异议，但最后照样判我“煽动武斗造成严重后果”。这事也许是法官给律师吃药，也许是法官和律师串通起来共同给我吃药，两者必居其一。

关于起诉书第三条“迫害”秦明芳一事(起诉书说我“制造冤案，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最后只捞到“迫害”秦明芳这一根稻草)，法庭出示了人证、物证:1.我收到秦明芳极端反动言论录音的收条。2.接待上丝六厂反映秦明芳反动言论的接待记录。3.一份对秦明芳的审讯笔录(笔迹不知是谁的)，纸张是“工总司”的报告纸，后面有“请静安分局拘留审查”字样，有戴立清和我的签名，时间是1968年5月13日，军管组5月28日签收。4.秦明芳女儿的证词，说其母是为刘少奇鸣不平，被厂里批斗后又遭拘留11个月，造成精神失常。5.上丝六厂一个人到厂里防空洞询问了秦明芳，拿走了录音磁带等旁证。

审判长问我:“对证据证词有什么要说的?”我说:“不符合事实。我从未去过上丝六厂，也从未见过秦明芳本人，更没有拿过什么录音带。她被静安分局拘留是事实，但绝不是我们批了后才被拘留的，我们是在秦已被拘留后才去静安分局了解情况的。我们难以置信，她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攻击，录音她也不拒绝。我问静安分局军管组赵主任(空四军硕放机场政治部主任)这个人是不是精神病，赵主任说没精神病，并要求我们代表‘工总司’表个态，我们签名同意了。现在出示的书证是一张审讯笔录纸的背面，怎么会是我们签字在先，拘留在后?我们绝对是在秦被拘后才去静安分局的。要求公布当时的拘留证，上面应会有日期，就清楚了。”但法庭对我这个正当要求未予采纳。我怀疑他们有意作假!我接着表示:“再有，秦明芳被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实质。静安公安分局一定有档案可查，拘留证上必有拘留的原因，还有录音都在。现在说她‘为刘少奇鸣不平’，是攻击王洪文被拘留的，据我了解不是这样，而是她恶毒攻击毛主席，按当时的‘公安六条’被拘的。如果仅仅是攻击王洪文，我们怎么会签名呢?文革中山头林立，攻击王洪文的多的是，也没听说谁因此被拘留的。”我要求公布分局拘留证，放一下录音，法庭仍然拒绝，因为一公布他们的西洋镜就被拆穿了!我又说:“最后一点，秦明芳是否患有精神病，从病史记录一查便知，为什么不查呢?静安分局为何对秦未作任何处理就放人呢?正是因为发现她患有精神病。说我们把她‘直至逼疯’，不是事实。”

对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公诉人张俊义无言以答，可笑的是，法官不要公诉人解答，律师也不对这种造假陷害进行追究。按道理，公诉人应举证反驳我，驳不倒罪名就不能成立，但法庭当着1000多旁听者的面，照样判定这条罪名成立。

关于起诉书第四条“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为代表重新出来的领导干部”，法庭出示了我1976年2月在市总工会扩大会上的讲话稿、当年4月在市委召开的全市批邓万人大会上的讲话稿，以及原财贸组办公室陈忠浩的证词。庭长问我对证物、证词有什么要说的，我说都是事实，没什么要说的。

李国机事先与我约好:他问我1976年2月23日市总工会五届九次扩大会是谁召开的，我答是叶昌明;他问稿子是谁定的，谁叫你发言的，我答是叶昌明;他问4月3日的大会谁叫你发言的，我答是市委定的;他问稿子是怎么定的，我答是市委常委会三审定稿后，叫我代表财贸系统发言的。但这里的关键是会议为什么要批邓小平。尽管全国、全世界都清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中共中央决定，是中央动员号召的，但两位律师就是不敢问。

其实，法庭提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批邓跟“图谋最终颠覆政府”有什么关系。即使邓小平在副总理任上，批他也谈不上颠覆政府，何况他当时已被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了。现在邓小平又上台了，秦明芳恶毒攻击毛主席无罪，批判过邓小平成了要颠覆政府的重罪，法律成了私人的工具，政治献媚的手段，天理何在!

法庭出示了一堆所谓证据证词，问了些可笑的问题之后，休庭五分钟，进行法庭辩论。

尽管在庭审调查中已证明起诉书中的内容不符合事实，互相矛盾，有些指控法庭甚至问也没问，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张俊义等公诉人仍然死死抓住起诉书这根稻草。有些指控公诉人拿不出有效证据，也没有新证据对付我的反驳，照样咬定原有罪名不放，完全无理可讲。我算领教了什么叫恶讼师。

我改成十页的申辩书，在二位律师的谆谆开导下，庭审中也没能用——也好，我发现在这个法庭上那些词句都是芝麻，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用多纠缠，这没有意义。最后只剩下一页陈述，我要求法庭看待整个指控时不要脱离历史，应该放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脱离历史环境来判定一些事，往往是说不通的。比如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在国民党机关里任职，可以说是叛党了吧，可在国共合作时期却是允许的。割裂历史，把历史上发生的事不放在当时具体环境中分析，必然会得出荒唐的结论。

律师的发言尤其使我失望。李国机曾对我说，有些事我不便多讲，由律师讲更有力，但许多律师该讲的话在法庭辩论时都没讲，我有一种深深的被欺骗的感觉!李国机在辩护中这样说的:“我们认为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糊得一塌糊涂了，还讲事实清楚)，“辩护人对此没有异议。”又说:“总之我们认为被告人黄金海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之一，犯了严重罪行。”辩护人竟然完全按公诉人定的调子讲，完全出卖了当事人!而定性方面所谓的辩护是什么呢?我“同‘四人帮’有区别”、“同马、徐、王有区别”。这不是废话吗，连公诉人也没说我和“四人帮”没区别啊。

关于“安亭事件”，李国机说:“被告人黄金海携带宣传品曾经去了安亭，当然有一定罪责。但阻拦列车他没参加，请法庭根据这一具体情况加以考虑。”实际上庭审中根本就没提阻拦列车的事，公诉人也从未拿出这方面的任何证据。这个辩护也是废话。

关于青浦武斗，李国机说:“一次会上，搞了授刀、授旗，确实起了加剧武斗的作用。”“是王洪文指使他去的，王洪文要负主要责任，黄金海也有一定罪责。”听听，成了模模糊糊的“一次会上”，他事先对我说要把那次集会不是一个大会而是一个追悼会讲清楚，但在关键时刻他却不敢辩护了。至于青浦武斗的根本原因是县人武部政委顾仲良一再挑动农民进城，李国机更不敢正面辩护了，只说了一句“存在着其他因素”。

关于“诬陷”邓小平，“颠覆政府”的罪名，李国机在辩护中说:“均作了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但是要指出的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一次是叶昌明布置的，另一次是马天水布置的，发言稿也是经过他们几次审查定稿的„„理应追究责任，但与直接组织者、指挥者马天水、叶昌明比起来，责任应有所区别。”其实，批邓的真正组织者是党中央，李不敢讲，至于“应有所区别”云云，完全是废话。

关于“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落实的只有一个秦明芳事件。律师明明知道秦明芳是在我们去之前就被拘留了，明明知道她是恶毒攻击毛主席而不是攻击王洪文才被拘的，明明知道她原本就患有精神病而不存在被逼疯的事，可在辩护时可恶到竟一个字也没说。

关于“策动武装叛乱”，李国机说:“在策动武装叛乱活动中，徐景贤、王秀珍是组织者和指挥者，被告人是积极参与者，负有重要罪责。但与徐景贤、王秀珍比起来，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希望法庭在量刑时加以考虑。”又是废话!谁都知道我不可能跟徐景贤、王秀珍一样，他们都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反正权力在人家手里，法庭的目的就是将我们判罪，律师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所以，对几个中央领导人被非正常地抓起来，下面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作出一些判断(不论是否有误吧)，采取的言行是否以“四个推翻”为目的，律师更是不敢提出来，请法庭考虑的。

总之，这样的所谓“辩护”太让人失望。如果谁花大钱换来这样的辩护，不如省下来给自己买口棺材睡。老实说，我并非想请律师刻意地做无罪或轻罪辩护，我在第一天就向他们表明，只要仗义执言他们就尽到责任了。但是回过来说，像我这样的政治案，要真正做到仗义执言是非常难的，尤其在中国，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李国机曾被划为右派就是最实际的例子。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君，太史在史书上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将太史杀了，太史两个弟弟依然秉笔直书，又被杀了，第三个弟弟来记还是这句话，崔杼不敢再杀了。可见讲真话有时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所以失望归失望，我也理解李国机，他在当时的中国只能那样讲。

不过人总是复杂的。我开始为什么信任李国机，因为他在王酉生事件的辩护中令人敬佩。粉粹“四人帮”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彭冲在上海继续搞深入批邓，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王酉生写了署名信批评此事，认为邓小平应该出来工作。为此，王酉生竟被逮捕，很快就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给枪毙了。校园里顿时轰动起来，要打官司讨说法，请李国机做辩护律师。李接到委托也头皮发麻，对方是上海市委，以及彭冲和时任上海政法口负责人严佑民，民告官，这官司怎么打?本想推脱，但去校园听了学生、教职员工、家属的控诉，他受了很大感染，决定接受委托。结果这场官司胜诉，《解放日报》还在头版做了报道。此事是李国机到看守所告诉我的，当时我看到过报道，不由得肃然起敬。我以为他总能仗义执言，所以对他言听计从，不料令我如此失望。开始我还不理解，进而想想也是，李国机政治敏感性毕竟是非常强的，邓小平复出重掌大权势在必然，只是时间问题，小小彭冲又算得了什么?王酉生是为邓小平鸣不平遭杀害的，孰轻孰重一看便知。他权衡利弊，自然全力对付彭冲，直取胜利。我们这些人的案子就不一样了。邓小平已掌握国家大权，“四人帮”的案子又是邓操纵的，李国机有取舍也是自然，怎么能要求他实事求是地仗义执言呢?

十五、重刑判决，相煎何急

1982年8月7日，审判长陶全成、书记员蔡振华到看守所给我送来了庭审记录，第一庭92页、第二庭70页，要我签字。

在谈话中，陶问我:“对庭审你有什么想法?按你的情况判多少年可以接受?”

我说:“我也没什么幻想了。律师给我吃药，我也认了。我也知道，你们也不过奉命办案，你审判长又能怎么样?我有意见也不会对你们有意见。至于判多少可以接受，我没法讲，因为距离太大了。庭审的所有罪名，哪一条不和文化大革命有关，哪一条不是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办的?就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你们都是过来人，应该十分清楚，党中央有正式决议，发了正式文件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即使现在的党章也是这么要求的，这是党的基本纪律。全国都开展了批邓运动，依我说，最多是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是路线问题，怎么也够不上刑事犯罪。而法庭确认定我们犯了颠覆政府罪，每条都可以判十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死刑。怎么说呢，没法说。但我可以表个态，你们爱怎么判就怎么判，你们判得落，我就吃得落，这不是我考虑的事。”

陶说:“现在有新《刑法》了，不像‘四人帮’时期。我们现在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审判。”我说:“这种话你不要说了，这都是骗骗老百姓的。”陶听了很恼火，我说:“你先别发火，你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相信你们确实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独立审判。”他问什么问题，我说:“你应该马上开逮捕证，将彭冲和严佑民抓起来法办。因为正是他们签字将为邓小平鸣不平的大学生王酉生抓起来并且杀害了。人命关天呀，杀人是什么罪?事实俱在，全市人民都知道，法律条文明确。你们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审判的吗?为什么不将他们绳之以法?王子犯法还与民同罪嘛。”陶听了无言以对，恼羞成怒道:“这只能说明你现在‘四人帮’立场还没有转变。”甩头就走了。我追着说:“你这算什么屁话，用屁话压人算什么本事?”

这次不愉快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8月23日第三次开庭，宣判，还是在原来的地点。这次把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叶昌明、戴立清、马振龙、陈阿大和我都集中到一起宣判，电台、电视台、报社都来了，十几个照相机、摄像机早就严阵以待。【叶注:我的记忆，在对我宣判时，仍是一个人单独开庭的。另据当时报载，徐景贤、王秀珍是由上海市高级法院开庭宣判的。】

宣判前李国机对我说:“看来七年、十年不行了。”我知道中央层的想法又变化了，所以早已做好十年、二十年甚至无期的思想准备。江青是第一夫人尚且死缓，我算什么。我内心很坦荡，我既没有贪污盗窃、杀人放火，也没有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他们所指控的东西台上、台下的人都心知肚明，纯属政治报复，所谓成王败寇而已。当法庭宣布判处我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时，大量的灯光镜头都捕捉不到他们想要的镜头。

对我的判决书全文如下:

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沪中刑字第374号

公诉人:上海检察分院检察员张俊义、代理检察员张鹤云

被告人:黄金海，男，现年四十七岁，江苏镇江人，原是上海三十一棉纺厂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家住本市铁岭路五十弄四十六号三〇五室。现在押。

辩护人:上海第二法律顾问处李国机、戈仪上海市人民检察分院就被告黄金海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一案，七月二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十三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本庭对被告人黄金海反革命一案业经审理终结，查明犯罪事实如下: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后，被告人黄金海积极参与徐景贤、王秀珍策动的武装叛乱活动，共谋设立秘密指挥点，动用电台，组织罢工及监视部队动向等。十二日及十三日，黄金海又先后在市工人文化宫和市总工会参与叶昌明、陈阿大合谋的策划武装叛乱活动，密谋设立联络点及进行反革命煽动。在此期间，黄金海积极去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设置了秘密联络点，指使该厂民兵将子弹压入弹夹，积极参与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煽动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机关干部要“血战到底”，并布置调运物资和储备粮食等，加紧为武装叛乱做准备。直至十三日下午黄金海还要施尚英拉出民兵进行武装叛乱活动。黄金海在上述活动过程中，还携带手枪、小口径步枪和匕首，妄图负隅顽抗。由于党中央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终未得逞。

一九七六年二月至四月，被告人黄金海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的指使下，先后在全市万人大会及市总工会等会议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帝修反代理人”、“还乡团头子”等，图谋最终颠覆政府。

一九六八年五月，被告人黄金海伙同戴立清，对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指斥王洪文是反革命的上丝六厂职工秦明芳，进行迫害。致使秦明芳遭受关押，折磨成疯。一九六七年被告人黄金海还在青浦县煽动武斗，造成严重后果。

上述罪行，有查获的书证、物证和证人证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黄金海供认了主要犯罪事实。

本庭确认:被告人黄金海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黄金海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及诬告陷害罪，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及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黄金海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法院。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陶全成

人民陪审员 张国华

人民陪审员 张舜华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蔡绍祥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发出

判决书把乱七八糟十几条罪名归结到四大罪，如果实事求是地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放到当时历史环境来分析，一条都站不住，经不起历史检验。本质就是割断历史，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胡说成所谓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图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他们完全颠倒了历史，也必然颠倒了是非。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与非就无从认清。

如果是国民党的特刑庭作出这样的判决，我一句也不会辩解。我当时想不通和不理解的是，这一切都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他们仍称毛泽东同志是伟大领袖，仍然自称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所以我在接到判决书的当天，就在上面写了曹植的一首诗:燃萁煮豆节，豆在锅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原诗应是“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并和了自己的感想一首:豆焦成食物，萁焚尽灰骸。若完(问)谁尤快，食者笑咧咧。然后，在判决书【叶注:疑为“送达书”。】的“被告意见”栏里我填写道:“有许多事实明显失实，我保留意见，依法上诉。”

十六、上诉和意料之中的驳回

在庭审调查后，我们上棉三十一厂普遍认为我没什么大问题，就要放出来了，结果判决书抄写贴出来以后，大家都没想到。其他有些地方的反应就不一样了，比如袁雪芬就认为律师还为这样的人开脱罪责，不像话——她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哩，竟然完全不懂法。还有人认为判得太轻了。

8月26日，在我的坚持要求下，李国机、戈仪来看守所与我见面。我提出要上诉的想法和理由。李国机说:“现在看来提出上诉的只有你一个人，其他几个都没提出上诉。”他又说:“我知道你对判决是有些意见的，认为量刑不当、判刑太重，上诉一下也好，可以把事实不符的地方提出来。你自己最早有揭发交代，写过认罪书，虽然中间有反复，但在庭审中还是转过来了，这些判决书上都没提。还有，有些事情参加者和召集者不同，刑期不当，可以要求改判。至于反革命和路线错误的事，就不要讲了。终审下来后，还是愉快地改造。争取七年半以后减刑或者假释，这是有很大可能的——现在已经六年了。”

当时有这种说法，即判重刑，然后用减刑或假释的办法放人。据说特别法庭量刑时有这说法，在陆定一的回忆录里也有，并不是李国机信口胡说。不过当时我对此已一点也不相信了，七年半过后一直没找李国机谈这件事，一直坐足了15年牢!

我深知上诉是绝对没用的，根本没想通过上诉减点刑期，只是想留一份历史材料下来。叶昌明没上诉，只是给市中院写了封信，对判决书列举的“罪行“加以反驳——但他这种信，法官可以随手丢进垃圾箱而没责任的。上诉状就不一样了，作为正式法律文书，不得不保留存档至少60年。

看守所丁指导员知道我要上诉后对我说:“上诉没什么意思的，弄不好加几年刑。”我问:“刑法不是规定上诉不得加刑吗?”丁说:“这个你就不懂了。规定是上诉不好加刑，但可以发回重审，重审就可以说原来判得不对，太轻了，可以重判加刑。”丁指导员又问我:“王腓利你认得吗?”我说当然认识。他说:“他原判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上诉后变成判十年，加了三年。”我说:“加就加吧，已经15年了，多几年也无所谓了。如果上诉法庭开庭，我请李国机做辩护律师。”后来找了李、戈两位律师，他们表示同意。

9月1日，我写了20页的上诉状递上去。但是市高院没人来找过我，更没开庭审理。一直等到9月18日，终于来了个法警，送来一份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全文如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82)沪高刑上字第75号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人)黄金海，男，现年四十七岁，汉族，江苏镇江市人，原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家住本市铁岭路五十弄四十六号三〇五室。现在押。

上诉人黄金海因反革命一案，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82)沪中刑字第374号刑事判决，认定黄金海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决后，黄金海以原判认定事实某些细节有出入为由，于同年九月一日向本院提出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查阅了原判全部案卷，核实了各种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现查明: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后，上诉人积极参与徐景贤、王秀珍策动武装叛乱，十月八日深夜，王秀珍在二号指挥点部署武装叛乱，提出要设立一线、二线秘密指挥点，黄金海主张把上海三十一棉纺织厂作为一个点。当策划监视部队时，黄金海提出要在郊区县监视部队动向。十月十三日上午，黄金海在原财贸组机关干部会议上布置调运物资和检查粮食仓库，并煽动“要血战到底”;同日下午，黄金海、王知常、戴立清、马振龙等还继续策动武装叛乱活动。此外，上诉人黄金海还犯有参与迫害上海第六丝织厂职工秦明芳，以及在青浦县的一次会上煽动武斗。上诉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庭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系终审裁定，不得再行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王文正

审判员 张仁良

审判员 李海庆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误

书记员 吴肇邦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发出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完全在我预料之中。

对比了一下，裁定书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变化:如判决书上“直至十三日下午黄金海还要施尚英拉出民兵进行武装叛乱活动”这样具体的话没有了，改成“同日(即13日)下午，黄金海、王知常、戴立清、马振龙等还继续策动武装叛乱活动”，文字上含糊了一些;关于青浦武斗事件，判决书上“被告人黄金海还在青浦县煽动武斗，造成严重后果”没了，写成“在青浦县的一次会上煽动武斗”，还是没讲清这是个追悼会还是群众大会;秦明芳的事情，判决书上的“黄金海伙同戴立清„„进行迫害。致使秦明芳遭受关押，折磨成疯”，裁定书写成了“黄金海还犯有参与迫害上海第六丝织厂职工秦明芳”。总之，没实质变化，只是在提法上含糊了一些。

同时，市高院的裁定书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一些罪名的细节。如说1976年10月8日王秀珍召集我们开会时“提出要设立一线、二线秘密指挥点”，我还“主张把上海三十一棉纺织厂作为一个点”。照这提法，三十一棉也是秘密指挥点了。事实上那天根本没提设什么“秘密指挥点”的事。三十一棉后来只是设了个值班室便于互相联系，是叶昌明在12日决定的，当时王秀珍他们已在北京了。

至于我提出的几个方面量刑不当的问题，市高院没有正面回应，也没任何解释。

有趣的是，送裁定书的那个市高院法警，就是开庭时带我们进进出出的中院法警。我问他怎么升职了，从中法变高法了，他笑笑说:就那么一回事。还有，陶全成曾代表市高院到提篮桥对我进行提审，后来成了中院的审判长，“降级”了。

十七、在提蓝桥监狱服刑的日子

驳回上诉的市高院裁定书在1982年9月18日上午送达后，下午我便被转到提篮桥上海市监狱三大队二中队服刑。

提篮桥监狱是美国殖民者在1903年建成使用的，号称“死亡之城”，记录了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的屈辱史，也记录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的血泪史。解放后，监狱收归人民手里，成为保护人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再后来，这里成了监禁我们这些文革中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继续革命的人的场所。听说这座远东最大监狱要在21世纪20年拆除了，但它记录的历史是永远拆不掉的。

我在这里服刑时，监狱共设十个大队。四、五大队属生产大队，做针织品和进行机械加工;一大队关重刑犯;九大队关押女犯人;六大队是进出大队，即编队押解去外地农场劳改，如白茅岭、军天湖、大丰，以及北大荒、新疆、青海等地的农场。监狱内设一个医院，还有一个“新岸艺术团”，银行抢劫犯于双戈的女友蒋佩玲、著名吉他歌手张行都曾是团员。监狱里面确实人才济济，除了文艺人才，还有工程师、设计师，狱内许多基建都是犯人搞的，如大礼堂、接见大厅。青浦造反派头头杨宝才曾参与做工程，还搞了刨花贴画，就是将木刨花粘贴拼成大鹏、孔雀等各种图案，装上镜框，成为一幅幅漂亮的手工艺品，买的人还不少。

我住的监房只有3.3平米，长三公尺不到，宽一公尺多一些，正常情况下每间要关三个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放一只木桶做便桶。晚上睡觉时两边两个人头朝外，中间一个人头朝里，头边就是便桶，所以一般新进来的都安排睡中间。白天三个人的被子、衣物叠好，盖上一块纸糊的板，再用席子遮起来。邓小平搞“严打”后，一个监房要关五个人，根本没法睡，只好挤着坐在那眯一下。

一般犯人整天都关在这3.3平米的小监房里，早上队长开封(门)，但人不可出来，中午关封，午后再开封，晚上关封。每周有两三次放风，每次一个小时。在狱内，每个大队(一幢大楼)设一“总事务犯”(就是协助狱警管理犯人的犯人头头)，另设一批“劳役犯”，每个大队约十几个人，负责每天早上给各监房倒马桶、发水，还负责三餐送饭和送开水、打扫卫生。每个中队(一个楼层)也设一个“事务犯”协助中队狱警管理犯人劳动等事务。这些犯人相对自由一些，事务犯有专用的“事务室”，白天基本上是不进监房的，劳役犯在规定劳动时段间也不进监房。每个小监房早上将便桶放在门口，脸盆也放在门口。犯人洗漱要用杯子捞水起来，吃饭用做成长腰形的铝饭盒子，菜就浇盖在上面。劳役犯把饭盒放在门口地上，大家伸出手去拿进来吃，偶尔会见点荤腥。

监房是在大楼中间的，一面大约有20个小监，两面就是40个左右，小监房外长长的走廊约三四米宽，走廊中间是一条上下可视的铁丝′网廊，另一边就是大窗户。吃喝拉撒和犯人拆纱劳动的飞尘使整个监区空气混浊，特别是早上几十只便桶都放在门口，臭气熏人。夏天没处洗澡，只能接水在小监里擦擦，人都要发臭了。

我入狱后最痛苦的是一口牙的问题。我在大场马桥营房时牙掉得七零八落，上有下没有，下有上没有的，没法吃东西，只好由家属每月送些腐乳、肉松、酱菜。我要求统统拔了，装满口假牙，几次报告都未获准。后来狱医终于来检查，发现虽然多半是好的，但不对称，于是同意拔。每周拔一次，每次一至二颗，苦熬四个月总算拔光了。狱内没装牙项目，想出去装他们又不同意，只好由家人从牙防所请医生来监狱咬模、装牙。这才总算解决了吃东西这个大问题。

每个犯人发一片胸牌，印着“劳改犯”字样，标着大队、中队番号和个人代号，我的代号是“79”。犯人互相只许叫代号不许叫名字，对狱警都必须叫“队长”。我问过他们:“你们都叫队长，队员在哪儿?”回答说:“就是你们。”

我在监狱兜过一圈，也算长了不少见识，人生也算少一缺憾吧。

我们中队每天的劳动是“拆纱头”，就是将工厂里剪下的针织碎料，拆拉成擦机器的回丝。拆纱又没工具，就拿啤酒瓶盖来刮，时间稍长的犯人手指都畸形了，拇指、食指像钩子一样。每人每天指标是一斤一两，完不成指标要受惩罚，不许看电视，不许“开大账”(犯人每月可以登记一次，买些日用品或食品，钱当然是自己家人接济的)，屡屡完不成的还要被“校路子”，由队长或队长指使的劳改犯出面。队长一般用电警棍、手铐。电警棍戳颈部头发都能竖起来，火星直冒，有时还戳阴部，犯人痛得直跳，连连求饶。手铐名堂很多，有一种羊角铐，可以用螺丝收紧，这种铐法十分钟人就吃不消了。一次二中队一犯人被铐，队长离开后忘了时间，最后双手发紫伤残，家属闹起来了，上告检察院，不知最后怎么解决的。还有“扁担铐”，即两只手一上一下反背到后背铐在一起。受指使的犯人(事务犯)没有“先进”工具，轻则拳打脚踢、扇耳光，重则变着花样整，如叫人脚抵一边墙，头顶另一边墙，但头与墙间放个搪瓷杯盖，而盖顶的小圆头要放在头顶，这样力道全吃在头顶上怎么受得了，折磨得人哇哇叫。

二中队有一个犯了经济案子的公社干部，没几个月就要刑满了，中队长俞金宝叫事务犯吴宝富给他“校路子”，结果被几个小流氓打死了。这下事情闹大了，俞金宝大盖帽被摘。但不久他就换了个大队，还当他的中队长。就是这个俞金宝，后来在看管周正毅(同陈良宇案有关)时，对周百般关心，专门设一办公室同吃同住，周不仅不用住小监房，还可以与监外保持联系，甚至主持公司董事会。为此，俞金宝被提升为副处长。陈良宇案发后，俞被判刑二年。我早知道俞不是个好东西，被判刑也在情理之中，但他敢对周正毅如此照顾，还能获提拔，绝非只是个人胆大包天。从这个意义上说，俞金宝只是个替罪羊。

同我关在一起的有个杀人犯，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头子。他儿子在里弄横行霸道，回家经常殴打老人，一次又要用椅子砸自己母亲，他一气之下就和小儿子用毛巾将其闷死。事后他一个人顶了下来，社区群众联名要求轻判，最后判了五年。另一个是中年人，原来在纺机厂，犯了经济案子。在生活上他们对我都很照顾。

我入狱第一天就和队长发生了一次冲突。我被叫到中队部办公室，有个王队长坐在椅子上，叫我坐在不到20公分高的小板凳上。我一看就触气，这是在侮辱人格嘛，我不坐，他叫我坐我也不坐。我说:“你有什么话要说就说，没事我就走了。”事后有犯人对我说，在监狱里顶撞队长是要“吃茄生”(受惩罚)的，轻则上铐，重则吃电警棍，但他当时吃不准我是什么路子，没对我施加惩戒。我因为上诉，比其他人晚几天入狱，王队长不了解情况。他向大队汇报了此事，指导员问明对方是我后说:“算了，不要多管他。”并向王队长介绍了我的情况。以后王对我态度变了，常常叫我出去聊聊，都坐在同样的椅子上，再没叫我坐小板凳，还关照事务犯拆纱时不要管我，拆多少算多少。我也乐得如此，就基本不拆，有时闲着没事刮几块作为抹布用用。

我在闲聊中曾问过队长:“你们用的这些事务犯、劳役犯怎么流氓习气那么重?”后来我知道，监狱有一种坏的习惯，认为用流氓管流氓管用，在外面流氓做得越大、名气越响，一进了监狱，那些小流氓一听名字就服帖了。结果这些流氓在狱内拉帮结伙，一些初犯的青年进来后不仅没得到好的教育改造，相反受到许多负面影响，几年官司吃下来反而变坏了。像事务犯吴宝富在外面是大流氓，到里面被队长重用、纵容下又打死人，恶果是很明显的。我向队长提出过我的观点:应该重用改造确实好的、确有悔改表现的犯人帮助管理犯人，这样既可促使事务犯本人改造有方向、有积极性，不至成为牢头狱霸，也可对其他犯人有鼓励指导作用。他们听不进去，认为我不懂监狱，这一套是行不通的。

在看守所中，我常听到犯人被打得哇哇叫时，就大喊不许打人!一次丁指导叫我出去，问我喊什么，我说:“谁给你们权力打人?”他说:“对付那些小流氓就该这样。”我说:“你看看，你们那些干警头发留得像女人，大盖帽一戴后面像鸭屁股，自己都像个流氓。你指导员是怎么带的?”他火了:“你再叫就给你上拷!”我说:“你有本事拷就好了，我不在乎。你们再打人，我还是要叫!”他也不敢拷。

说来有意思，犯人们不论是什么案子进来的，也不论是老年、中年或小青年，凡是知道我们情况，知道了我们名字的，对我们都很尊重照顾。整理内务包、擦地板等他们都抢着做。我的牙齿在马桥营房关押时掉得七零八落，吃东西很困难，劳役犯就帮我搞来许多腐乳。我一天拆不到二两纱，他们在收纱过称时总给我多计量。犯人之间经常打架斗殴，有时队长讲了都不听，我们去做工作一般都能解决。

一些小青年愿意和我谈。有个小流氓进来后，主动和我打招呼，还说在我被隔离后，他曾和一人到我家去胡闹，并拿走了我家一些物品。我总是劝他弃恶从善，跟他说:“你年纪还很轻，人生还有大半辈子要走。监狱环境是个大染缸，要把握好自己，不然几年下来反而越改造越坏。要考虑出去后堂堂正正做人。”有个盗窃犯叫张胜利，已几进宫了，破罐子破摔，经常打架斗殴，手铐、电警棍没少吃。我和他长谈了几次，告诉他，你才20多岁，往后的路长着哩，鼓励他鼓起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他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还受到表扬。

有一段时间中队叫我带过几个组，其中有新收犯组。新收进的犯人要经过一个月集中教育，主要是认罪伏法教育、监狱纪律教育。对野性大的犯人还要配以惩戒“校路子”，以前组长体罚的名堂很多，这就产生了牢头狱霸，也就是队长信奉的以流氓治流氓。实际上，给新收犯下马威效果很不好。我带新收犯时除了正面教育，还根据各人的罪行议危害、学法律，一时有对立情绪的坚持个别谈心，做思想工作。首先尊重他们的人格，使他感到你确实在帮助他，其次对他们的正当反映及时向队长汇报。比如有人反映自己确实打架斗殴，犯过盗窃罪，但已处理过，正在改正，但“严打”中又刮风似地被捉进来，想不通。有个青浦凤溪中学的员工因轻微流氓罪进来了，整天担心女朋友飞掉，做了工作后他情绪稳定了。刑满出去后，他们结了婚，做水产生意，靠劳动致富，非常感激我，我出狱后还邀我去玩。还有的出来后做水果生意、电器生意，都堂堂正正地做人。我有时也去看过他们，讲起监狱那段的生活，他们都很有感触。

三大队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曾经接来一批电子线路板任务，叫我带小组十几个人做，我负责磨剪刀、质检，月月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我们小组内部互相之间都不叫代号，直接叫名字，或老张、小李。我认为叫代号和剃光头、吃格子、重惩罚都是弊大于利，这是美国人、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形式，使犯人感到人格不受尊重，产生逆反情绪，何必死抱不放呢?特别是大多数青年犯人，自尊心特强，可塑性也很大，既已被判了刑，失去了自由，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教育他们、帮助他们真正从思想上认罪、悔罪，重做新人。打骂和刑具惩罚就不应该是重要手段，贬低人格更不应该。犯人和管教情绪对立了，做思想工作只能事倍功半。如能人性化管理，让犯人感到虽在监狱里，但人格上处处受到尊重，合法权利能得到保护，再对他们帮助教育，一般都能听得进去，效果也比较好，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来其他组，包括劳役犯也都叫别人名字了，只有队长还秉承老传统，似乎这样在人格上可以显得高人一等。

依我看，一些管教干部研究犯罪心理学是不够的，认为犯人不逃跑、不自杀、不闹事就上上大吉了。总之管理方法陈腐，监所硬件落后，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管教干部感受不到自己的神圣职责所在。

关在三大队其他各中队的，因文化大革命问题进来的还有王洪文秘书廖祖康、“二兵团”头头耿金章、六机部领导成员张国权、机电一局的王腓利、市公安局主持工作的薛干青、青浦县委副书记杨宝财、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等。规定我们互相不许打招呼，其实在大队开会时面都见了，哪有不打招呼之理。也有一些人分别关在一、二、六、八、九大队。

在1986年夏，曾传说胡耀邦有个讲话，对我们这些因文化大革命判了刑的，可能要采取假释的办法放人。这和李国机对我讲的吻合。但很快胡耀邦下台，没两年就死了，情况又起了变化，假释的事不谈了。监狱长王启和决定将我们这些判了“反革命罪”的，统统集中到八大队(后又迁到三大队)编成一个小组，没有劳动任务，每人一把椅子，小组还专门配了一台电视机，并为我们提供一些报刊杂志，每天自由学习。我们两个人一间小监房，只有徐景贤是一个人一间，内设一张写字台。被集中编组的有我、徐景贤、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马振龙、施尚英、钟定栋、薛干青、廖祖康、王明龙、游雪涛、夏云开、王承龙等人。指定由我任学习组长，戴立清任生活组长，并派了一个姓张的老干警专门管我们小组。朱永嘉、王知常因在狱内任文化教员，不参加小组活动。王秀珍在女监，也不参加。

王启和有时来我们小组同大家聊天。他跟我们说:“大家不要胡思乱想(大概指减刑、假释之类)，把身体养养好是真的。在我监狱长职权范围内，尽可能帮你们改善一些条件。至于认罪伏法不谈了，你们能认识多少就多少，没什么要求。”监狱并破例允许我们的家属每月探望时送些吃的东西，给我们增加一些营养。这段时间大约有三年，我除了每天做一些健身操、练练气功，看看报纸外，没有劳动任务就天天练毛笔字，颜真卿、柳公权、王羲之、智永的帖反复临摹。开始用报纸、卫生纸练，后来家里带来毛边纸练。我写了许多条幅，有的还自己裱起来，倒也充实。钟定栋也是练了一手好字，薛干青练了篆刻手艺。后来我们主动要求弄点什么事做做。于是他们搞来一些茶叶让我们分装，就是将一大袋茶叶分装成几两、半斤的小包装，折袋、过称、装袋、封口，很简单。装完后，有剩余的茶叶还分给大家泡茶喝。当然这样的事不是每天有，茶叶难得来一批。

此时我们这些人里头绝大多数心态都比较稳定，被关毕竟不是因为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杀人放火，是由于政治原因，外界也心知肚明，没什么抬不起头来的。家人都很理解，每月都来探望，送钱送物，给予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就连一些管教队长对我们也另眼看待了，心里有牢骚话也愿意和我们聊聊，如物价飞涨、社会风气变差、干部腐败等。他们认为现在一些干部和文化大革命时的干部不能比。相比之下，在外面的妻儿老小的压力比我们大多了，处处受到歧视、排挤。每次加工资，我们这些人的家属一个都不许加。孩子念书也受到歧视，高考政审都被刷下来。大家都感到对不起家人，让他们受苦了。

当然也有个别人心态不平衡的，如徐景贤。开头几年他关在八大队，没跟他见过面，这次又见到变化很大。他在外面就有偏头疼、胃病，心脏也不好，天热到37度还用毯子捂在胸口。他原来就有些弯背，现在更弯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老实对我说“心理反差太大”。他知道自己是宽大典型，内定免于刑事处分，想不到还是判了18年，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我对他说:“你是一个聪明人，怎么会糊涂起来了，彭冲的话你也相信?当时你们在北京，华国锋、叶剑英不也说上海是上海，‘四人帮’是‘四人帮’，上海是有成绩的，回去把上海工作抓起来，还让你们当市委书记吗。抓我还是你们批的，当时我就对陈佩珍讲:我先一步，你们下一步来。陈佩珍还说我胡说八道。结果怎么样?这么一点蹩脚的政治手腕你都看不出来?我们也希望不判你，如果你都不判了，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呢?但可能吗?不把我们这些上海的头头脑脑搞成反革命，又怎么能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是革命的呢?现在我算看透了，政治是卑鄙的、残酷的，没有什么道义可讲。这一点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不能再做书呆子了。再说，你为了宽大，在特别法庭上揭发张春桥、王洪文，其实讲的都是胡说八道的违心话。比如你揭发‘康平路事件’中张春桥来电的三条指示，我原始记录都查到了，根本没有‘叫王洪文调人去打’和‘大权不要落到赤卫队手里’这两条。事实上王洪文根本没调人去康平路。你揭发王承龙向你汇报说‘康平路事件’打伤91人，王承龙当场就说你胡说八道，说他自己都没去康平路，怎么向你汇报?但是这些内容都被特别法庭采信了。”

“更重要的是，你揭发张春桥在1966年12月1号‘工总司’常委会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你是个文人，这四个字的份量掂过没有?特别法庭就要你这四个字，正好说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对‘工总司’把路线交了底，具有光荣传统的上海工人运动，什么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什么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等，都是假的，‘工总司’造反就是为了推翻共产党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改共产党的朝，换人民政权的代。这样一来，我们广大的造反派不成了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了吗?后来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上大量的批判文章，都引用你这四个字，说张春桥早就路线交底了。可是，你既不是‘工总司’常委，也没参加这会，你是怎么听到的?王洪文和‘工总司’常委没有一个出来证明你这句话是属实的，没一份会议记录书证来证明你这揭发是确有其事。就凭你一个人、一句话，我们都成了反革命了，当然，也包括你自己。这些你考虑过没有?”

徐景贤仍坚持张春桥对他讲过。我说:“你如果揭发是张同你讲的，那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我们一个屁也不放，我们不知道，没发言权。可是你明明揭发这句话是在‘工总司’常委会上讲的，性质就不同了。”

我又对他说:“还有所谓的‘四人帮’‘第二武装’，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呢?如果说一般人不了解情况就算了，你是最了解的，都是你亲笔批的。你明明知道城市民兵改造是毛主席、党中央早在武汉67年“七·二〇事件”后就提出来的，上海按中央指示做了调研试点，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赞同并转发了上海报告。上海根据中央指示进行城市民兵改造建设，这一切可都是你和几个书记亲自一手办的。你明明知道民兵的领导是上海警备区，训练、建制，武器的生产、储存、发放都是部队负责的。市委发得出一支枪吗?你明明知道民兵发枪是在毛主席病危和病故时，由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发过文的，搞一级战备、民兵加强值班等都是部队按中央军委指示进行的，这些文件都是你们批阅过的，都有档案可查。上海百万民兵为维护上海的治安作出重大贡献，怎么一下子变成‘四人帮’的‘第二武装’，而且同篡党夺权挂上钩，说成是阴谋夺权的工具了?也不动脑子想想，就凭上海民兵区区几杆轻武器，就能对付陆、海、空三军的飞机、坦克、火炮、导弹，南征北战打到北京保‘四人帮’上台?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世界级的谎言吗?三岁小孩也不会相信。”

“你是一个脑子很勤奋，做几个钟头的报告都不用讲稿，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文章的大文人，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怎么就这么糊涂呢?”

徐景贤就这样被我磕了一顿。但事情都已过去了，大家也没有想追究他什么。我们也深知，即使没有他那样胡说八道，台上的人也绝不会放过我们的，尾巴抓不到抓胡子，胡子抓不到抓眉毛，眉毛抓不到还可抓汗毛。

我还劝他说:“你看看自己，像一只偎灶猫，见到队长低头哈腰，干什么?反而被人家看不起。毕竟你是做过上海市委书记的，人家叫你徐老三。拿出一点精神来。”有的队长对我说过，徐景贤这样反而被一些队长和别的犯人看不起，还说他经常向队长写小报告，所以在他的小监房里专门配了一只写字台。【叶注:给徐配只写字台，据讲是方便他写“回忆录”，但不知是他的要求，还是上面的意思。】

在八大队期间，我们看到上海的某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说游雪涛、戴立清为了迫害老干部，在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附近搞了一个大型监狱，并到白茅岭做了视察„„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这凭空捏造的罪名也直接涉及到劳改局和市监狱，监狱长王启和看了也非常气愤，比较卖力地进行交涉，还提出要起诉该杂志。后经查实此文确实是凭空编造出来的，该杂志表示除向当事人道歉外，还要刊登纠正文章。但该杂志并没有来当面道歉，听说仅在后一期上发了一“启事”，承认“失实”而已。若不是监狱长、劳改局出面，这样的“待遇”也不会有，睬也不会睬你。

叶永烈原来写科普作品时还算是一个严谨的作家，大慨被这股历史浊流冲昏了头，于是改行全身心投入写文化大革命“历史”，写批“四人帮”的“人物传记”，他信誓旦旦地要填补十年文化大革命“文学和历史两个空白”，拿出来的东西呢?像是幻想小说，胡说八道!

这类东西当时太多了，一切都是政治需要，法律也不会追究，简直是治外法权!比如胡月伟的《疯狂的上海》，描写枪战、焚尸，无耻造谣，黄色下流，既无知又荒唐;叶永烈关于“四人帮”的几本大部头，更是胡编乱造的集大成之作。这类文章图书抄来抄去，离奇怪诞成了一种时髦，但符合政治需要，迎合了无知青年人的猎奇心理。在当时，只要冠以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四人帮”的名头，不论是不是虚构夸张、黄色下流，报纸、杂志、出版社都争相刊登出版。写的这些东西中用真实姓名也不怕构成诬陷罪，因为法律根本不会追究，没文责自负的风险。即使当事人用法律保护自己，他们付的代价也是很低的，没有政治层面的纵容，这些小丑敢吗?

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先生在《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中指出:“在正式出版的历史书中，或各种人物的回忆录和传记中，其不实处，其歪曲处，还是不少的，说得严重点，可以说，俯拾皆是。”文化界、出版界、新闻界的造假之风确实已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阎先生所说还仅仅是正式出版的一些书刊，还不包括在所谓批判“四人帮”时的大量编造歪曲，这芷种情况更加严重。这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大丑闻，历史界的一大悲剧。

徐景贤看到胡月伟在《疯狂的上海》书中写他将市委写作组的郭仁杰从楼上推下去伪造自杀，又逼火葬场连夜火化，毁尸灭迹，气愤极了，坚持要起诉胡月伟，并请了律师。律师认为这官司一定能打赢，但要先付2000元做调查车旅费，不够再追加，因为胡月伟的书是在浙江写作，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都要跑。徐景贤经济上承受不了，我们也劝他:“现在就是这个世道，就算花了大的代价，官司打赢了又怎么样，不可能登报为你正名。刑法上虽有诬陷罪，对犯人也不允许诬陷，但那是写出来骗骗外国人的。法律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上需要这些东西，让群众认为你们这帮都是杀人犯，判是应该的，太轻了。像那本上海杂志这样一写，群众特别是老干部看了，觉得抓你们大快人心，如果不早早抓起来，你们正策划对老干部更大规模的迫害，连监狱都准备好了。人家只要政治目的达到了，承认失实又怎么样，法律管吗?你写个报告给监狱长表明态度就算了。”徐景贤无奈，写了个报告提出申诉，没人理睬，不了了之。但在外面，由于这本书差一点弄出人命来。徐景贤爱人葛蕴芳在接见时对他说，一天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去他家，门一开就拿出榔头要行凶。幸好这天女婿在家，与之搏斗，那小青年丢下挎包就逃了，包里还有一个瓶子，里面可能是硫酸。据分析可能是郭仁杰后人，原来只知道郭仁杰是自杀，看到胡月伟的书才知道，原来是被徐景贤“谋杀”，就来寻仇。这件案子本不难查，凶器、挎包都在，人也照过面可以指认，但谁去查?也是不了了之，成了无头案。为防万一，将徐家的住房调换了一下。

到1987年，判十年以下的陆续释放回家了，小组人员少了，但原来的编组，基本待遇不变。

监狱长王启和被调到劳改局当顾问，明升暗降了，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的原因才吃了轧头。他曾对我们表现出一定同情，曾劝我们不要有什么想不通，还说如果他当年和我们一样职务，今天也许和我们在一起了。加上他对我们给予了力所能及的照顾，改善了我们的坐牢环境，可能都成了他“升迁”闲职的原因。新来的监狱长刘云耕，是“老三届”知青，插过队，工农兵大学生，经常在报上写些小文章，在团市委工作过(后来当了上海市人大主任)，为人随和，也曾到我们小组和大家聊聊。

监狱的管教干警和其他犯人对我们一般都比较尊重。倒是我们自己个别人由于心里不平衡，讲一些不该讲的话，做一些不该做的事，造成不好的影响，弄得我这个组长难当。

一次陈阿大散布说“共产党、人民政府弄得我家破人亡”。(陈老婆离婚，小孩跟了他老婆，父亲也因此病故了。我们组里只有他一个人离婚。)负责我们组的队长张超不知从哪儿听到这话，问我为什么没汇报，我说我没听到。或许是组里有人汇报上去的，刘监狱长找了陈阿大谈话批评他，我们小组也开会，指出:你可以讲某个单位、某个人，为什么把共产党、人民政府扯进去，影响不好，把辫子给人家抓。陈想不通，认为这是事实，我们也只能批评一下子。

马振龙对判决一直不服。事实上大家都有同感，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人是真心接受这样处理的，所以对他还是理解的。问题是这里毕竟是监狱，大家太太平平，把身体养养好就行了，马振龙却喜欢发泄，而且发泄的方式、对象不对，引起小组内部不必要的矛盾。比如大家写学习小结，有人写自己的认识，他看到了就大声说“像只狗一样”。我批评他:“各人写各人的认识，没有强求，对你也是一样，也没什么要求。为什么要求别人写的和你一样?”但他根本听不进去。他一般也就在组内讲讲，队长和外面其他人不知道。但纸往往是包不住火的，传出去影响不好。小组内有几个人间发生矛盾，甚至还公开争吵。楼面上还有其他犯人，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人都是市里的大干部，这样吵闹给人家笑话，影响很坏。

到了1990年终，发生一起莫名其妙的事——队长张超在组里发火，说戴立清在背后讲他坏话，责问我为什么不汇报。我说:“我从来没听到这情况。大家对你还是很尊重的。”张很生气:“你还隐瞒!”我觉得组里有人没事找事，要求放到桌面上搞搞清楚，否则今天你汇报这个，明天他汇报那个，你怀疑我我猜疑你，这个组怎么带?如果确有此事，大家帮助戴立清，没有也讲清楚。当时正好搞年终小结，我坚持小结停一停，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开会时，在大家的压力下，钟定栋不得不讲出是他汇报的，说是上了徐景贤、施尚英的当。但徐、施二人矢口否认。张超年纪较大，平时大家与他都说说笑笑，好来好去，没什么矛盾，我们不可能讲他什么坏话的。钟定栋具体汇报了什么内容也没说，至今我也莫名其妙。事实查明后，张超忌恨起我来，不多久就将我的组长撤了，由叶昌明担任，生活组长仍由戴立清担任。

1991年上半年监狱长又换了，来了个姓麦的，名字不知道，也没见过面。这时钟定栋、施尚英、王明龙、游雪涛等人都刑满释放了，朱永嘉也提前释放了，组里的人所剩不多，就解散了。我和戴立清分到五大队去，戴做电工，我负责工具管理。五大队是生产大队，做机械加工，大队长谢小明原是三大队的中队长，比较熟悉。五大队条件较好，除晚上要入监房外，白天基本上是在车间劳动，伙食也比其他大队好，每天总有些荤腥。我在工具间没多少事，仍坚持练书法，参加狱内书法比赛还获了奖。我在提篮桥市监狱前后获过五次年度表彰。

身在监狱，不能照顾家人。1989年10月，我爱人患急性胰腺炎，病危通知都下了。我很着急，经过申请，监狱准许我去新华医院探望两小时。医生讲，我爱人的病是胆结石引起的。病情稳定后，转到纺二医院(规定的医保医院)，一定要开刀保胰腺。我提出开刀时去医院陪着，队长口头答应了。到11月正式动手术时，我孩子早上八点钟就来监狱申请，但七请示八请示，直到下午四点多才同意。但手术已成功，探望没有理由了，没去成。就在当天晚上，我在看电视时突然感到声音不对头，头发晕，天旋地转，接着开始吐，连苦胆水也吐出来了。接着连续几天呕吐不止，生不如死。狱医检查后认为是突发性耳鸣引起的美尼尔氏综合症，没法治，给了点六味地黄丸。这样足足挺了半年，耳鸣好些了，但听力不行了，先是右耳，然后影响到左耳。

十八、蒙冤十五年，重获自由

前面出狱的基本都安排在劳改单位，如王腓利、张国富(原华东电管局党委副书记)、廖祖康等人在劳动扳手厂，王知常等在劳动钢管厂，王明龙在华东电焊机厂，等等。他们的户口只能落在劳改单位，不能回家。潘国平刑满后安排在少教所一个塑料厂，他不去，户口就放在口袋里。后来潘国平在广州以“企图偷越香港”和投机倒把罪(炒邮票)被抓回来关了一年多，再判六年。这明显是体现长官意志的人治行为而不是法治。刑法明文规定偷渡的刑期是一年，何况他只是企图偷渡，尚未施行。至于炒邮票，大家都是公开集邮、炒邮，他算什么。这还算好的了，还有一批区县局和基层的造反派头头更惨!他们出狱后被推向社会，谁也不管，也不敢管，没收入、没医保，求诉无门。到现在为止，像张宝林、岑麒麟、范明根、张国富、王腓利等人还是没工资、没医保。还有青浦房管所原党支部书记黄进军，三代贫农，1948年参军，参加过广西剿匪战斗，又参加了抗美援朝，1963年复员。后因派性清查，他被判无期徒刑。释放后，由于超过退休年龄，单位不问，县委不管。他先后给中央、市委和刘云耕写了几十封信，尽管刘云耕曾多次批示要求当地妥善解决，但青浦县就是顶着不办。黄进军生活无分文，患病无法医，靠一些朋友的接济度日，没几年就含恨去世了。

经过15年的监禁，我牙也没了，眼也花了，耳也半聋了，但身体强健了，长年老胃病没了，体重从120斤增加到140斤，也没其他病。主要是我一直保持着平衡心态，没什么想不开的。我总对自己说:“第一夫人”江青、“首席秘书”陈伯达尚且如此，我算得了什么?受苦的也不只是我一个家庭，遭遇绝境的何止成千上万个。

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身体一定要搞好，要做历史见证人。我在狱中除了练书法修身养性外，每天坚持锻炼，除了练气功，静心养身，还坚持了15年冷水浴。没条件时用冷水泼，到五大队有了淋浴，就每天冷水冲淋，零下二三度照冲不误。更重要的是信念没动摇，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可战胜的，坚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这种信念对我起了重大的支撑作用。

关于释放后的去向，我向监狱提出:不愿去劳改单位。我与劳改单位交道打了十几年，好不容易刑满还去劳改单位，不去。不是叫“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吗，我回三十一棉。我坚决表示:“如果你们认为我还没改造好，那就继续关下去好了，劳改单位我是不会去的。”结果是上面改变了原来做法，同意我回三十一棉。其他人，戴立清安置在原系统标准件一厂，叶昌明安置回系统化纤十厂，陈阿大安置在阀门一厂，马振龙回轻工机修厂，施尚英回江南造船厂，户口也可以报回家了。在生活待遇上，生病总算有了一份医保，也有了一份退休工资，但原来几十年的工龄全部抹零，以后调整退休工资时因为没工龄，这一块就少了些。

1991年10月24日上午，我被准时释放了，坐了整整15年牢，一天不多一天不少。马振龙、陈阿大晚我一年出来，坐的牢也是一天不少。徐景贤(后来保外就医，提前一年多释放了)、王秀珍(后来提前三个月释放)也还呆在狱里。王秀珍在狱内算是积极靠拢政府的，在狱内《劳改报》写文章感谢政府的“宽大”，表示像我们这些人本可枪毙的，是政府挽救等等，换来大概三个月宽大。

我出狱那天，早上九点钟，我三个孩子和厂里的邹天龙一早就等在监狱大门口，叫了一辆的士。我走出监狱，回首看看两扇黑漆漆的监狱大门，感慨万分。这个被称为“远东第一大监狱”的提篮桥上海市监狱，人称“死亡之城”，上海人也称“外国牢监”。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这里残害了多少我们民族的仁人志士;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屠杀了多少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英雄儿女;回到人民手中后，这里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曾关过很多战犯刽子手，有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大特务沈醉，还有一批残害人民的青红帮流氓;这里后来又关过我们这些跟着毛主席、党中央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也关过为邓小平鸣不平并被杀害的大学生王酉生。许多人为了自己的信仰，在这里付出了自由乃至生命。我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却遭受了15年的炼狱之灾，不由心中茫然一片，难以描述个中滋味!

出狱本来应该是高兴的事，我这时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大门上挂着鲜红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徽，而不是日本的狗皮膏药，也不是蓝白十二角的国民党国徽。

我衷心希望，只要鲜红的五星国徽不摘下，这里能少一些冤狱，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保护神，而不是某些政治人物的私家工具!

黄金海

于2013年7月10日沪上

Table of Contents

重要更正

《十年非梦》编辑说明

秉笔直言 黄金十年(代序)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苦尽甘来两重天 党的恩情可比山

一、童奴生活

二、翻天了，真的翻天了!不是梦!

三、经受过阻力的美满婚姻

第二章 文革风暴平地起 欲置度外不由己

一、一张大字报引来“杀身之祸”

二、上海市暗度陈仓，大整群众黑材料

三、工人按“十六条”精神，转变斗争路线

第三章 红卫兵大串联 上海工运风云起

一、反抗工作组压制，全国红卫兵大串联

二、“万炮齐轰上海市委”

三、上海工人、红卫兵串联，酝酿组织起来

四、“工总司”名称的由来

五、“工总司”《宣言》的产生及其大背景

第四章 “安亭事件”缘何起 上海市委耍心计

一、“工总司”成立，上海市委不认可

二、“安亭事件”之辩

三、张春桥妥协，“安亭事件”解决

四、耿金章组织“二兵团”另立门户

五、“工总司”站稳脚跟

第五章 精心制造大分裂 酿成上海大事件

一、曹荻秋支持成立“赤卫队”，分裂上海工人运动

二、“解放日报事件”

三、“色织二十四厂事件”与“康平路事件”

四、“赤卫队”自己把自己搞垮，销声匿迹

第六章 经济主义妖风起 上海经济告危急

一、上海市委搅局，经济主义歪风起

二、上海经济出现危机

三、“工总司”组织抵制经济主义

四、成立“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五、“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发布两个重要文件

六、毛主席肯定两个文件

七、具体落实阻力大，上海市委不作为

八、一月夺权，上海经济明显好转

九、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第七章 “一月风暴”上海起，偶然存于必然里

一、全面夺权看似偶然却是必然

二、“工总司”等组织极力协调夺权行动

三、从“上海人民公社”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四、夺权非上海首创，是党的自我完善

第八章 夺权虽获大胜利 流血斗争更残酷

一、武斗之风刮遍全国

二、武汉“七·二〇事件”石破天惊

三、青浦“农革司”开上海武斗先例

四、上海红卫兵、工人造反派支持青浦革命群众

五、青浦武斗中的几个重要事件

六、利用宝山“杀人”案，军队背后耍阴谋

第九章 一月夺权遭阻击 “二次大乱”终平息

一、“二次夺权”的原因及“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

二、“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三、“工总司”内部的山头主义

四、瓦解耿金章分裂势力

五、对其他造反派山头的整合

六、“工总司”总部的内部整合

七、上海“联司”、“支联站”问题

第十章 工人阶级驻上层 分管财贸履薄冰

一、工宣队办公室进驻市革会职能部门

二、破财贸系统派系林立问题，从整顿领导班子开始

三、破除官商化，推动财贸系统改革

四、老厂改新，帮助发展生产

五、协调与兄弟省份关系，抓好食品自给

六、以服务人民为宗旨，零售业焕然一新

七、黄金海要入外贸部做副部长吗?

八、上海与外贸部关系紧张的原因

九、带队走访唐山地震灾区

十、调配上海物资支援唐山灾区

第十一章 “武装叛乱”势需要 判断有误是实情

一、北京政变，王、张、江、姚四位领导被抓

二、提出组织抗议，草拟标语口号

三、要不要刷大标语举棋不定

四、华国锋、叶剑英等使缓兵之计

五、联络点间缺乏横向联络

六、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不符合事实

第十二章 身陷囹圄十五载 褒贬自会有春秋

一、“天怒”人怨的“保护性隔离”

二、关于专案组追审的几件事

三、谎言漫天的批判会

四、“这个人兔子尾巴长不了”

五、马桥营房的牢狱生活

六、是“党”不要我，不是我不要党

七、我眼中的马天水

八、提篮桥监狱的预审

九、特别荒唐的特别法庭

十、第一看守所的第一轮预审

十一、第一看守所又一轮炒冷饭的审讯

十二、对我的所谓起诉书

十三、辩护人给我“校路子”

十四、对我荒唐的开庭审判

十五、重刑判决，相煎何急

十六、上诉和意料之中的驳回

十七、在提蓝桥监狱服刑的日子

十八、蒙冤十五年，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