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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織中國的外企

【獨家】無人機賣給了新疆武警，一家德國公司的責任邊界

端傳媒記者 白十

特約撰稿人 Filip Brokeš | 2021-01-27

我們的產品「說服了中國的精英警察」

直到2016年，德國無人機製造商 Microdrones 的官網上都有這樣一則消息：《md4系列無人機大受中國警方歡迎》，消息稱該系列無人機「在治安保衞、追逃、應急處突、群體性事件和重要演練等方面進行了空中監控搜索，以其簡單的操作和安全可靠、穩定的性能受到了警方的好評。」

「Md4系列」的四旋翼無人機系統是 Microdrones 的旗艦產品，曾在2013年成功飛躍阿爾卑斯山，以穩定性、有效載荷對惡劣天氣的耐受力以及飛行時長著稱。這條消息說，在中國，Microdrones 無人機「已廣泛應用於國家反恐部隊雪豹風暴部隊和反劫持特種部隊、各省市人民行動團和機動師、公安部警衞局、遼寧公安特警、西藏公安邊防、寧夏公安廳、廣州公安特警以及武漢、江門、東莞、順德等公安部門等領域。」

Microdrones 與中國警方的合作可上溯到十多年前。據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主辦的《現代世界警察》：「2007年，北京市公安局在國內率先引進德國生產的 MD 多旋翼無人機用於奧運安保、毒品查緝和消防，多地警方也開始探索無人機執法模式。」

不過，Microdrones 德國總部新聞發言人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說，從2018年開始，「我們把所有跟（中國）警方相關的文章都撤掉了。」發言人解釋：「因為我們不再做這種生意了。」

總部位於台灣的神基科技（Getac）在宣傳一款軍用級商用筆記本電腦時，介紹了 Microdrones 在中國涉及的「這種生意」。據神基中文簡體版網站2019年1月29日發表的「成功案例」，德國 Microdrones md4系列四旋翼無人機系統是神基的客戶，要面對「非常複雜」的使用環境，譬如「在海南島夏天45度高温酷暑下完成安保布控」，又或是「在新疆冬天零下20度低温嚴寒下進行反恐偵察」，以及「4000米海拔的西藏高原處突（處理突發事件）監控。」

進行這些複雜任務的是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PAP），直接且僅對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負責，其任務重心是反恐、保衞國有資產以及打擊「群體性事件」。2018年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前，如今從屬公安部的邊防、消防和警衞部隊，也都在武警部隊的序列中。

至少到2012年，Microdrones 還很高興與中國武警的這一層商業關係。2012年6月，在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錫根市的公司總部，中國武警派代表團參加了 Microdrones 組織的一場以《四旋翼無人機在警務中的應用》為主題的國際論壇。隨後，發表在德國業界雜誌《Rotor》的新聞稿中，Microdrones 說，自家產品在難以到達的地形中進行觀察和高難度搜集任務時「說服了中國的精英警察」，「如今，它們正被部署在中國各地。」

中國武警代表團在這次訪問中，還授予了 Microdrones 的首席技術官及創始人，被譽為「當代四翼機之父」的 Udo Juerss 一枚「榮譽勛章」。在另一篇如今已經被撤下的官網消息中，一位在文中並未具名、但被稱作「中國武警總部首長」（Chief of Police Headquaters）的中方代表，把這枚勛章作為禮物，以「對 Microdrones 無人機系統在中國武警反恐部門中的表現表示讚賞。」

但是，很快，大受中國武警反恐部隊歡迎，不再是這家德國公司願意提及的宣傳話語。

部分生意的確售給政府，但「在中國，一切都是政府」

2020年9月，在接受端傳媒的採訪時，Microdrones 企業事務高級副總裁和亞洲代表格爾納（Francois Gerner）確認，在2011年到2013年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武裝警察部隊是 Microdrones 無人機的客戶。但是，對於自家無人機當時在中國的生產和銷售情況，格爾納緊接着解釋道，「我們和他們幾乎沒有任何關係。」

格爾納口中的「他們」是成立自2006年的安爾康姆（Aircam）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據安爾康姆的公開信息，2008年9月，總部位於廣東佛山的安爾康姆與 Microdrones 達成協議，雙方合作建立md4系列微型無人飛行器系統全球唯一生產基地和 Microdrones 亞洲研發中心，並由安爾康姆獨家全權負責亞洲市場的推廣、產品銷售與客戶服務。合作持續了將近十年。期間，安爾康姆曾受中國政府委託，參加2008年汶川地震無人機航拍，並於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作為反恐合作單位參加「長城5號」反恐演習。

時間拉到2018年12月下旬，Microdrones 完成了自2016年開始的對安爾康姆的收購，安爾康姆的公司名稱自此改為了 Microdrones，也有了一個中文名「鎂科眾思」。

換句話說，儘管安爾康姆如今已成為 Microdrones 在中國的全資子公司，但當我們問詢 Microdrones 無人機是否被用在新疆反恐行動的時候，後者劃出了2008到2016年這個「真空」時間段，解釋說：「在被收購前，安爾康姆是一個完全獨立和中國所有的公司。Microdrones 對其沒有權力。」

當然，基於公司網站上先發布又被撤下的消息，格爾納承認：「Microdrones 的確知曉安爾康姆在中國的一部分生意是銷售給政府。」不過，這一層事實在當時的 Microdrones 看來應該並不敏感。畢竟，如格爾納所說，「在中國，一切都是政府。」

據安爾康姆在2017年中國無人機系統及任務設備展覽會上的公開信息——此時，Microdrones對安爾康姆的收購已經快結束——md4系列四旋翼無人機系統是作為「中國武警部隊標準偵察無人機裝備」，列裝到「兩個國家級武警反恐部隊和全國所有武警省總隊和機動師，也是也是當時唯一批量列裝中國武警部隊的多旋翼無人機系統」。中國共有31個省級武裝總隊、14個機動師，後者由武警總部直接指揮，在全國或部分地區進入緊急狀態時執行鎮壓武裝暴亂和大規模騷亂的任務。

據 Microdrones，安爾康姆在2008年為 Microdrones 無人機在亞洲的製造和分銷支付了獨佔性許可證（exclusive license）。格爾納強調，這個技術轉移的過程，得到了德國負責執行出口管制政策「聯邦經濟事務和出口管制辦公室」（BAFA）的許可。

歐盟的出口管制包含物品、軟件和技術。BAFA新聞發言人霍貝格（Nikolai Hoberg）郵件回覆了端傳媒的問詢：「歐盟管理條例適用於從歐盟向第三國轉讓技術的情形。在決定是否發放出口許可證時，（BAFA）總是會全面審查和評估關於最終目的地、最終用途和接收方的所有現有信息。」

「如果對接收方的最終用途（end-use）有任何疑問，出口申請將被拒絕。」但是，霍貝格繼續說，BAFA無法提供個別公司的信息，「包括是否獲得出口許可。」

德國政府應該對 Microdrones 無人機技術轉移接收方的「最終用途」應該留有疑問嗎？而這一層疑問，又是否可以要求出口技術的公司或是發放出口許可的政府機構負起責任呢？對於關注人權的人而言，答案是肯定的。

價值450億的中國警用無人機市場

與神基科技發表在官網的「成功案例」類似，不難搜索到無人機在新疆「反恐搜查任務」中的「有效應用」。

根據一篇在2015年發表在《克拉瑪依日報》的報導，在一場北疆西部區域融合發展研討會的「新疆區域無人機推介會」上，新疆喀什伽師縣公安局副局長徐凌磊分享了一個「在維穩反恐中應用無人機技術的小故事」：「有一次，我們在查看無人機巡航圖像時發現，茫茫戈壁灘中有個窩棚。當時，我們就警覺起來，隨後，派人根據gps定位去巡查，果然在窩棚中發現一個深受宗教極端思想毒害的小夥子，並查處大量非法經文和影像製品。」

廣州廣證恆生證券研究所在2017年發布的一份關於警用無人機市場的報告，舉例另一個應用場景：「2014年8月，鷹眼警用無人機飛行偵查小組遠赴新疆參加新疆反恐搜捕工作。連續對目標區域進行夜間航查，有效的縮小包圍圈170餘平方公里，排查清沙帳等茂密農作物1700多畝併成功定位了嫌疑目標暴恐分子的藏身之地。」據該報告，成立於2014年的鷹眼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向各警種提供「立體化、獨創性」解決方案為己任的警用無人機系統供應商。

據廣證恆生，中國警用無人機的市場被標上了450億的市場規模——「假設中國每個鄉級行政單位（39839個）都需要配置至少2台多旋翼無人機」。報告說，警用無人機可應用在包括森林、消防、救災、交通等各種不同的警用情形中，處突維穩監控安防的應用最多。

依據這份報告的定義，無人機分為民用和軍用，而警用安防則被歸類在民用專業級下。但是，在無人機領域，軍用和民用的區分並不像白紙黑字這樣清晰，尤其在武警部隊的應用場景下。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綜合辦公室主辦的國防期刊，2019年刊登了一篇題為《武警部隊使用無人機實施反恐維穩的法律規制研究》的文章，介紹了無人機在中國武警部隊反恐維穩中可以擔負的職能，其中就包含「參與攻擊」——「根據多旋翼無人機可懸停的特點，搭載強聲、強光或拋投設備，懸停於恐怖分子藏匿地的上方，通過強光照射、喊話、發射爆震彈等方式，對其實施心理上的直接攻擊；也可攜帶質量輕、後坐力小的航空槍炮，配合地面力量直接對恐怖分子實施火力打擊……」

這篇研究進而指出，中國「對於使用槍支、彈藥以外的武器應當遵守怎樣的程序，並未作出規制，這就意味着，如果無人機掛載了槍支以外的武器，就會面臨沒有相關程序性規定加以制約的境地。」

國際上大多對無人機領域的研究，除了軍用和民用之外，都會給這個「當代最顛覆性的技術之一」的無人機的使用分類中，添加一項：「兩用」（dual-use）。絕大多數的無人機技術都具有兩用特徵，在世界各地，軍方使用民用的無人機技術並應用在軍事任務中的做法十分常見。而對兩用無人機的管理，正是對這個行業的監督中，備受挑戰的關鍵。

在歐洲軍用物項出口管制中，人權是一條明確的考量。譬如在2008年歐盟對武器出口的共同立場中，「如果出口的軍事技術或設備有明顯被用於國內鎮壓的可能」，歐盟成員國應當拒絕其出口許可。

但是，當涉及到軍民兩用物項（dual-use items，香港譯為「兩用物品」，台灣譯為「兩用貨品及技術」）的時候，出口管制與人權保護的掛鈎，開始放鬆。

出口管制的失效

「兩用物項」指通常用於民用但也可以軍用的產品、軟件和技術。對兩用物項的出口管制，最主要的一個目的是防止可能有助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產品和技術供應——最初推動管制的根本原因，便是1990年代歐洲公司在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項目中的角色。近些年，各國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關注點，開始涉及其他領域，包括恐怖主義行為、侵犯人權行為、以及網絡監視系統。

Microdrones 的無人機在中國的最終使用者（end user）中，包括中國武警部隊——執法機構（Law enforcement agencies）。監控是各國執法機構的基本工作之一；近些年網絡技術的發展，讓普通公民的網絡痕跡和公部門追蹤個人信息的能力都呈量級增加。執法機構用這些手段來反恐或打擊罪犯，也帶來各種人權層面的擔憂。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中國高級研究員王松蓮（Maya Wang）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說，在無人機在新疆的應用場景中，即便是看似無害的邊境巡邏，「當你考慮到它發生的背景時，實際上也有很大的問題。」王松蓮說，很多被沒收了護照的新疆居民無法離開，便會試圖偷渡到東南亞或是在土耳其申請庇護，「在新疆，部分鎮壓正是把人們強行留下，他們在那裏會受到多種方式的控制、監視和轉化。」

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人權機構發現，中東和北非的政權積極使用歐洲公司（以及一些美國和以色列公司）生產的監視技術來鎮壓公眾抗議，引起爭議。隨後的數年內，數項網絡監控相關的技術被增添進了瓦瑟納爾協定（Wassenaar Arragement，即《關於常規武器與兩用產品和技術出口控制的瓦瑟納爾協定》，一項由40個國家簽署，管制傳統武器及軍商兩用貨品出口的條約）和歐盟的兩用物項管制清單。

2020年9月，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發表題為《出口管制失效》的報告，調查了位於法國、瑞典和荷蘭的3家公司向中國公安機關出售數字監控技術，可能助長大規模侵犯人權行為。

報告中，現隸屬於法國跨國企業 Idemia 的 Morpho 公司在2015年向上海市公安局提供了人臉識別設備；瑞典公司安訊士（Axis Communications）向中國公安提供網絡攝像頭，並在自己的網站上宣傳公司參與中國的擴張監控計劃；而荷蘭公司諾達思信息技術（Noldus Information Technology）在2012年到2018年間向至少兩所新疆大學出售了其數字監控技術。

報告給出了這幾家公司的不同回應，Idemia 表示，自2017年來，公司已經認識到出口到中國的產品的人權威脅，不再將人臉識別設備賣到中國；安訊士則說，公司當時並不知道產品會被使用在大規模的監控系統中，即使這些系統以「客戶故事」的形式發表在官網上，安訊士仍表示，公司沒有從客戶方面得到產品可能會侵犯人權的信息；諾達思則稱，公司所出口的自動分析面部表情的分析系統，不應該被歸類為監控技術。

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Microdrones 對於自己產品曾受中國武警青睞的過往所給出的解釋，也很類似：德方並不知道產品最終被用在什麼樣的場合，產品的使用目的並不是監控，或是，如今公司已經不再把中國警方視為自己在中國的客戶。

Microdrones 企業事務高級副總裁和亞洲代表格爾納說，最後一筆面向中國武警的銷售是在2016年，自從德國總公司對安爾康姆的收購開始以來，這類交易就不再繼續了。「這不難理解，因為我們不再是一家中國公司——我們是一家外資控制的、位於中國的公司。而中國許多客戶被要求從中國的公司購買無人機。」

「但是，我們無法對公司在被收購以前的行為負責。」

國際特赦組織商業、技術、人權和武器出口管制專家羅爾巴赫（Lena Rohrbach）對這樣的解釋並不陌生，「儘管聯合國在2011年就發布了《工商企業與人權》的指導原則，但是，因為當時沒有足夠多的西方國家的支持，這已經不是更早前希望達成的具有約束力的『硬法』（hard law），而是主要基於自願的『軟法』（soft law）。」

政府和企業，誰來防止出口產品侵犯人權？

這些年，對兩用出口管制政策進行升級是歐盟層討論的重點。2016年9月，歐盟理事會起草了一份關於兩用物項的管理條例，尤其關注網絡監控技術（cyber-surveillance technology）和人權。

除了將人權放在評估出口協議的重要位置外，這份條例提議開設一項「全面條款」，允許成員國對可能用於嚴重侵犯人權、即便未列入清單的兩用物項的出口實行管制，同時規定公司有義務評估其出口物項被用於這種用途的風險。2017年，歐洲議會給該提案投了贊成票。

但是，當2019年7月，該提案終於遞交到歐洲理事會並開始談判的時候，許多修訂意見被拒絕。據一份由「歐洲議會研究處」提交的評估，理事會試圖刪除與網絡監控技術和人權相關的實質性條款。

兩用物項管制的核心是貿易與安全的微妙平衡。在重審出口管制時，歐盟列出的「兩用」產業，單子很長——「能源、航空航天、國防和安全、激光和導航、電信、生命科學、化學和製藥、製造和材料加工設備、電子、半導體和計算機行業」。

準確地計算出這些行業中可被定義為「兩用物項」的價值很難，在衡量了2013年歐盟28個成員國「兩用相關出口」的價值後，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給出的預估是1.1萬億歐元。

換句話說，兩用管制牽扯到重要的經濟利益，而代表着這些利益的歐洲企業，尤其不喜歡「全面條款」，在2020年1月發布的聯合聲明中，由歐洲35個國家商業聯合會組成的 BusinessEurope 表示：「全面條款不會產生預期的效果。」

商界的聲音認為，這項規則給企業帶來不確定性，更會對歐洲企業的競爭力帶來影響，而且，歐盟「不應當將對政治性質進行評估的責任轉移給公司……與私營公司相比，政府機構擁有更好的評估風險的能力。」

出口管制專家羅爾巴赫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也說，當她與德國商界或政客交流出口管制措施時，常會被反問——中國如今什麼都能生產，並不那麼依賴德國的產品和技術，一個有損德國經濟利益的出口管制，到頭來並不真的能幫上誰。

以警用無人機為例，據第五屆中國警用直升機與無人機系統應用創新論壇，中國AEE深圳一電航空技術有限公司的警用無人機就佔據了60%的市場份額，另外還有易瓦特、觀典防務、零度智控等規模較大的龍頭企業，在整機製造層，國外品牌並不起眼。但這並非產業鏈的全部，再上游的軟件和硬件供應商——包括芯片核心零部件、電池和軟件開源平台——很多中國無人機品牌，依然依賴歐美企業的供應。

羅爾巴赫並不認為企業可以就此推卸責任。「政府可能會對某個國家的政治情形更為知曉，但是企業肯定對自己產品的信息、以及被濫用的可能更為清楚。」

「以新疆為例，」羅爾巴赫說，「沒有誰需要複雜的情報才知道那裏在發生什麼，企業看一眼人權機構的網站就夠了。」

而且，若具體看到 Microdrones 將無人機的技術出口至中國的時間範圍，也即2008年前後，歐洲議會議員、同時也是議會就兩用條例更新立法的選派報告人（rapporteur）格雷戈羅娃（Markéta Gregorová）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說，「德國向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出口無人機技術，這在當時不僅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出口管制決定，還是一個政治決定，那便是德國信任中國。」

格雷戈羅娃也說：「要認識到我們的出口或是貿易夥伴正在造成混亂或是侵犯人權，這對很多人而言還是太大、太抽象的一件事。」但一些正在發生的數字專制和人權侵犯的事件，正在推動公眾意識的提升，譬如白俄羅斯中斷互聯網訪問並限制在線內容的做法，「就讓歐洲領導人無法視而不見。」

儘管拒絕了委員會和議會的許多建議，2020年11月9日，歐盟理事會主席與歐洲議會代表就《歐盟雙重用途條例》的審查達成了臨時政治協議。用歐洲議會議員、負責此次談判的蘭格（Bernd Lange）的話說：「尊重人權將成為出口的標準。」

不過，大赦國際的出口管制專家羅爾巴赫說，要等到委員會在該協議的基礎上發布了指引手冊後，才能評價這一次更新的力度。緩慢更新加強的制度，能夠多大程度推動企業的意願，仍是未知數。不過，以《出口管制失效》報告為例，羅爾巴赫說，企業失職或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做法，被公民社會和輿論點名，受到公眾的直接質疑，也是促使改變的路徑。

當尊重人權成為出口的標準

回看 Microdrone 無人機進入中國武警的路徑，除了德國出口技術出口至中國這一環，來自台灣神基科技的強固電腦，顯然也出現在了這個使用場景中。

據神基科技公開發表的介紹：「安爾康姆研發人員經過多方測試和比較，決定基於 Getac X500 電腦來搭建四旋翼無人機地面站，提高了 Microdrones 四旋翼無人機的系統可靠性」，而且「經過海南、新疆、西藏等省的用戶實地應用」，「得到行業用戶的肯定。」

那麼，神基科技的「強固式軍用級商用筆記本電腦」，是否屬於台灣出口管制清單中呢？

台灣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發言人在回答端傳媒問詢時說：「強固型電腦到底屬不屬於出口管制清單涉及專業鑑定。但是，即便經過鑑定不屬於管制用品清單，而用途是在國防與軍工範疇，依法也必須要申請輸出許可證才可以出口。」不過，被安爾康姆使用的神基科技強固電腦，大概率無需考慮台灣的輸出許可。

成立於1989年，與美國奇異航太部門合資成立的神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部設在台灣，在中國江蘇崑山、常熟、越南河內地區設有生產基地。據台灣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發言人解釋，不在台灣生產的產品，不管是從中國大陸再出口，或是銷售給中國的客戶，都不再需要向台灣申請許可。

受台灣《貿易法》的限制，凡屬於戰略高科技的貨品，需向政府申請輸出許可；至於無形技術的輸出，則受到經濟部投審會管制，台灣業者要中國大陸地區投資或技術合作，必須符合《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一定金額以上就要申報，分許可類和禁止類。

不過，台灣資策會科技法律所所長王偉霖向端傳媒解釋，目前台灣針對無形技術的管控問題在於法規刑度比較低，以及許可和禁止的標準並不明確，而且缺乏明確的指引。

相較而言，歐盟在2020年11月再次推進了在人權及網絡監控技術層面的安全考量，其兩用出口管制的治理手段要嚴格得多。歐洲議會就兩用條例更新立法的選派報告人格雷戈羅娃說，此次更新得以在歐盟理事會通過，與2020下半年由德國輪值理事會主席的時機分不開。

據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軍民兩用武器貿易控制項目研究員布羅克曼（Kolja Brockman），就僱員數量而言，德國監管機構BAFA是迄今為止歐洲此類政府機構中最大的：「他們肯定比其他國家更嚴格。」人權觀察組織德國總監麥考斯基（Wenzel Michalski）也認為，「至少在紙面上，德國擁有歐洲最好的管制制度。」

在歐盟更新後的兩用管制框架下，若再有媒體或公民社會對於 BAFA 的出口許可過程提出疑問，後者可能無法簡單以「無法提供個別公司的信息」的理由拒絕。更新後的兩用管制，要求成員國監管機構將相關信息發給歐盟委員會：包括目的地國家以及是否批准出口。

不過，歐盟升級後的兩用管制，倒並沒有讓 Microdrones 特別需要擔心，如格爾納所說：「我們銷售的是測量和繪圖客戶，這不是BAFA會關心的。」

他說：「我們的客戶都是工業用途。這是一個非常令人興奮的領域，沒有任何缺點。我們不需要追問自己產品最後是如何使用的。很幸運，我們不用擔心這一點。」

（端傳媒記者陳莉雅對本文亦有貢獻）

插畫：Tseng Lee

2020年7月21日煙台，警察在進行無人機飛行訓練。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2月26日西班牙巴塞羅那舉行的世界移動通信大會開幕日，展出Microtelnes無人機。攝：Simon Dawso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5年9月17日四川綿陽，人們在觀看在國際高科技商展的無人飛行器。圖：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圖：端傳媒設計部

圖：端傳媒設計部

配備相機的無人機在飛行中。攝：Arterra/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2016年1月31日西安，積雪的大廈鳥瞰圖。圖：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圖：端傳媒設計部

2020年11月19日南京，南京港邊境檢查站值班警察在港口區域對警察無人機進行測試。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幫中國做「大飛機夢」的德國高科技：是商業雙贏，還是為國際政治埋單？

特約撰稿人 張夢圓 | 2021-04-14

第一起被德國政府審查的中國投資案

小鎮米特韋達（Mittweida）距離德國東部薩克森自由州首府德累斯頓（Dresden）大約一個小時車程，潺潺的喬保河流經風景開闊宜人的田地，豐沛的水力也推動手工棉紡成為本地歷史上的支柱產業。順着老城的石板路步行不遠，可以尋到一座混凝土工廠，工人們進行着密集型手工勞動，但卻是製造着一種先進的碳纖維複合材料，由於輕量化的特點而被廣泛應用在飛機內外飾的部件上。

這家名為科泰思（Cotesa）的德國公司是頗為典型的專攻細分市場的「隱形冠軍」。從供應飛機廁所內的儲水槽蓋起家，到生產空客A320系列機腹整流罩，創始人胡斯肯（Jörg Hüsken）自豪地稱，沒有他們生產的部件，空客和波音的飛機就無法起飛。

2018年，這家低調的公司被推至聚光燈下，因其決定將全部股權賣給一家中國國有企業，德國聯邦經濟部決定重點審查這起併購案。當時，德國社會正泛起對中國買空德國高新技術的疑懼，特別是擔心背後藏有中國國家主導策劃的身影，以扭曲市場競爭的手段將中國變為一個世界科技大國。

科泰思領先的新材料領域是《中國製造2025》中十大核心產業之一。中國投資方從一開始就表明，希望將科泰思的技術「嫁接」進中國大飛機製造的產業鏈中。這家中型德國公司則可以從財力雄厚的投資人那裏獲得新的銷售市場渠道和盈利空間，以中國為跳板向亞太市場拓展。

胡斯肯出生在富庶的西德，兩德統一後不久，他在1991年決定去東部進行商業探險。經營一家建築公司十年破產後，胡斯肯在朋友的幫助下買入米特韋達一家瀕臨破產的與碳纖維材料有關係的賽車公司。儘管他本人沒有涉足過航空業的經驗，也不了解纖維材料，但薩克森州本地高校源源不斷培育新材料領域的人才，地方政府也提供支持初創企業的私募，為科泰思的早期發展打下基礎。

在成長過程中，這家創新型企業始終苦惱於尋覓穩定的現金流，在多個股東手中流轉。於是，管理人團隊決定為公司引進長期戰略投資者，而非只關注短期盈利的財務投資者，並進行國際招標。在多方尋覓投資者的過程中，胡斯肯不希望未來聯姻的合作伙伴過分干預公司經營事物，也不願意對方表現得太急功近利。

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胡斯肯回憶與國際競標者們談判的過程，稱其猶如一出宂長又詼諧的小品劇。法國總裁往往是代表團裏個頭最矮的那位，隨從人員按身高依次排開，最高的是德國分廠的德國經理。「法國人很獨裁，不容異見，對你指手畫腳，首先就想把你公司的名字改掉。」胡斯肯只能把他們請出會議間。

美國經理則簡單直接，拋出連環追問：你們過去三個月掙了多少錢？未來三個月可以盈利嗎？胡斯肯戲謔地模仿美國人誇張的肢體語言和自負刺耳的美式口音，「他們沒有遠見，飛機製造業是以幾十年為單位思考的，如果你真的想要季度數據，那是無稽之談。」

當中國經理張晉華帶領安泰科技的談判團隊走進會議間時，胡斯肯說，他感受到與其他投資人截然不同的氣質。「你能感覺到他們並不是很了解（碳纖維材料）行業和產品，因為他們來自鋼鐵行業，但他們對新材料有種正確的心態和想法，並事先對中國的潛在客戶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安泰科技的控股股東是國務院國資委管理的央企——中國鋼研科技集團，它是中國工業類最大的科研院所，1999年轉製為企業。

張晉華談吐穩重儒雅，他的團隊鮮少問科泰思能達到怎樣的業績，更多的是展示安泰科技未來能為科泰思做什麼。事實上，中國新材料領域的頂級院士和專家還被召集到其戰略諮詢委員會，充當這起併購案背後的智囊，幫助規劃方向、把握風險和對接國內發展資源，這是一般私營企業遠遠觸及不到的人力資源。

這家國有企業承諾利用其在中國廣泛的產業人脈和政界關係，協助科泰思在常州建立一家新工廠來滿足亞太地區客戶的需求，並幫助這家德國公司進入國家大工程中國商飛的供應鏈。這直接擊中科泰思的興趣點——儘管安泰科技並沒有報出最高價位。

「我們總是講ABC，也就是空客（Airbus）、波音（Boeing）和中國商飛（Comac），對我們來說，有朝一日成為商飛的供應商就是一個明確的目標。」胡斯肯說。科泰思成立初期受益於法國空客公司分散在德國各地的採購分部，雖然成功打進其供應商網絡，但由於是一位後來者，很難在任何項目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科泰思供應美國波音公司的時間更短。因此早早入場中國商飛變得尤為關鍵。

2017年9月，科泰思與安泰科技作為基石投資者參與的市場化基金「啟賦安泰」，簽署了股權轉讓合同。然而，此時，德國對待中國投資的政策環境已經發生急遽轉彎，尤其受美的集團豪擲46億歐元摘取德國工業明珠——機器手臂製造商庫卡的刺激，聯邦經濟部在2017年7月修改外貿法律，緊急收緊外資管控，要求非歐盟投資德國企業超過25%股權且涉及關鍵基礎設施領域，必須履行申報義務。

科泰思併購案恰好撞上槍口，投資方的政府背景、戰略意圖、下游行業涉軍等逐條勾選德國政府對敏感的定義。聯邦經濟部給自己新裝備的這副牙齒究竟有多鋒利，外界不得而知。科泰思和安泰科技只得「以身試法」，擺在他們面前的是黑洞般的德國官僚機器。同時，由於中國投資方股權結構和各級業務過於錯綜複雜，安泰科技額外聘請律師和翻譯，花費兩個多月時間才增補遞交完所需資料，正式評審在2017年年底才開始。

對科泰思來說，真正的煎熬是不知道黑洞盡頭是什麼。胡斯肯激烈地批評審查帶有政治目的，整個過程缺乏透明度，讓他疲於安撫貸款銀行、員工、客戶等各方對結果不確定性的憂慮。「根本就沒什麼可審的，」胡斯肯對端傳媒說，「他們事後告訴我，他們想盡辦法找理由禁止這筆交易，好樹立一個先例。」

等了整整6個半月後，胡斯肯終於收到經濟部綠燈放行這筆併購案的郵件。

中國工廠興建，德國工廠裁員

完成股權交割後已是2018年，安泰的投資方並沒有派遣中國經理人來到偏遠保守的米特韋達，也並不干涉德國公司日常的經營事務。他們更多的是着手引進科泰思的技術，並展示出驚人的效率。常州高新區是發起這筆收購的新材料產業基金的出資方之一，落在轄區內的科泰思工廠只用了短短六個月就拔地而起，地方政府在便利行政程序和提供税收優惠等環節上扮演重要角色。

為了及時響應亞太地區客戶的需求，科泰思主動派駐能獨立決策的工程師在中國，並將很多技術轉讓給中方年輕的工程師。「他們非常聰明，看到他們努力工作令人難以置信，我希望德國人也能這樣。最好的例子是一開始他們用英語和我們交流，半年後就都能用德語溝通。這些年輕人在25歲到30歲之間，大多數德國人在這個年齡段還在上大學。」胡斯肯說。

供應中國商飛的大門也幾乎在併購案塵埃落定後就被打開，新工廠距離商飛上海組裝基地的路程縮短至200公里。2019年底才投入運營的常州工廠目前還沒有為中國市場服務的條件，德方正在積極協助其獲得航空認證和能力建設。由於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部分技術指導只得通過每週視頻會議進行。

一邊是拓展中國市場的如火如荼，一邊卻是德國工廠突如其來的大範圍裁員。2019年5月，科泰思宣布將800名工廠僱員減至420名。這與胡斯肯當初為了說服本地社群接受中資而描繪的保障就業的願景相去甚遠，更觸發地方媒體對科泰思將工作機會轉移至中國的懷疑。張晉華對端傳媒回應說，裁員決定是中德雙方管理團隊共同決定的，「為了適應行業發展趨勢，挽救企業的競爭力，更多從提高勞動生產率考慮，減少了一些東歐臨時用工。」

從科泰思向聯邦公報最新義務披露的2018年財年報告來看，公司收益狀況經歷斷崖式下跌，虧損淨額達到近1400萬歐元，是上一財年68萬歐元淨虧損的20多倍，而公司整體人事費用的開支同比2017年是減少的。

對於糟糕表現，公司歸咎於來自空客訂單的減少、匯兑費用上漲、激烈競爭導致銷售價格下降、以及對新開展賽車業務價格不菲的投入。後來證明新業務的拓展是一項管理層的決策失誤，迫於成本壓力的豪車公司不願意掏錢購買更貴的碳纖維複合材料，對輕量化的需求也不如預想中強勁。

對最大客戶空客的嚴重依賴一直是科泰思的軟肋，公司管理層多年以來着手將產品組合多元化，但都沒有將這種依賴帶來的風險降至最低。一位德國產業專家估計，科泰思約八成營業額與空客A320和A350項目直接相關，因此項目的任何縮減調整都會波及公司的盈利能力。

「ABC」中，波音也在安泰科技和科泰思完成股權交割後做出了打擊。當時，中美貿易摩擦劍拔弩張，波音在得知科泰思落入中國人的口袋後，當即取消了與這家德國公司的所有軍事合同，民事訂單不受影響。

對科泰思來說，進入波音的供應商網絡來之不易，得益於地利人和的多方因子。當時，波音駐德國的代表肩負成立一個歐洲複合材料研發中心的任務，他沒有選擇設施更完善的慕尼黑，而更青睞德累斯頓。科泰思憑藉自身的科技創新優勢，從研發側而不是採購側巧妙說服了波音。正逢波音在德國市場推廣德軍有濃厚購買興趣的CH-47支奴乾重型運輸直升機，擁有額外預算將複合材料應用到這款直升機上，科泰思才有機會被波音資格認證。

左右不逢源，COVID-19病毒全球爆發又使民航業陷入蕭條，飛機製造減產在上游零部件供應商那裏形成一股海嘯，訂單在短短几周內蒸發，現金流鋭減。客運量回歸常態遙遙無期，黑暗的隧道盡頭遲遲看不到光亮。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表示，COVID-19疫情導致2020年客運量跌幅創下歷史紀錄，而預計2021年航空業大規模復甦前景並不樂觀。

切割中美歐市場

與科泰思處境相似的還有德國飛機製造設備廠商寶爾捷自動化（Broetje-Automation），這家位於下薩克森州拉斯泰德（Rastede）的公司主要生產飛機部件的鉚接自動化設備。不誇張地說，任何一架商用飛機，無論是由空客還是波音，寶爾捷的機械產品都被廣泛運用在其裝配生產線上。

2016年8月，由上海市國資委控股的上海電氣集團斥資1.73億歐元全資收購寶爾捷。這家國有企業在中國機械工業銷售排名第一，主營產品為工業用設備和電力能源設施，但從未涉足過飛機相關業務，公司希望通過這筆收購獲得寶爾捷技術經驗的目的不言而喻。上海電氣同樣憑藉具有長遠戰略配合的方案，以及打通與中國商飛更進一步的商業合作計劃，最終打動寶爾捷公司。

併購消息一出，寶爾捷立馬收到來自空客和波音客戶緊張憂慮的問詢。公司CEO諾伊格鮑爾（Lutz Neugebauer）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回憶，為了保證寶爾捷的市場地位，公司與新中國股東談判簽署敏感信息協議，上海電氣作出嚴格承諾不會擅自攫取公司核心技術，寶爾捷也不會向中國轉讓任何與波音和空客相關的技術。隨後，公司也與波音空客簽署類似協議，兩家航空巨頭也都接受了。

但是，愈演愈烈的地緣經濟競爭，還是使同時服務美歐中三個市場的寶爾捷公司承受了巨大合規壓力，公司不得不決定進一步分離區域市場和分散設計製造中心，小心翼翼不侵犯「ABC」中任何一方的利益。公司在內部築起防火牆，至少保證歐美航空製造雙寡頭和中國挑戰者不會從寶爾捷廠房這裏窺探到對方的機械設計和核心技術。

「公司面臨的制裁風險越來越大，不僅僅有來自美國政府的制裁，而是圍繞整個航空工業市場的制裁。」諾伊格鮑爾說。在將機械出口到非歐盟國家時，還要向德國聯邦經濟與技術部申請出口許可，需要詳盡解釋設備交付目的地和最終使用目的，以保證商用項目和軍用項目的清晰區隔。

寶爾捷生產的飛機組裝設備存在軍民兩用的可能性，但是，由於機械技術對具體部件有極強針對性，從商用飛機項目轉到軍用飛機並不是那麼容易，德國政府往往最後選擇批准出口許可。同時寶爾捷也負責機械的售後技術指導和維修服務，意味着公司確切了解產品多年來在製造哪些飛機部件，以及是否還呆在同一地點，這種對商用目的的後期追蹤對德國聯邦政府的考察也至關重要。

諾伊格鮑爾對端傳媒說，他相信針對中國的制裁措施在美國拜登政府期間仍會繼續增加，鑑於此，寶爾捷的策略是在中國本土增加機械設備的設計和製造能力，以避免有關外國政府的制裁。在逆全球化趨勢開始前，中國股東也已經更關注中國市場的發展，但是，供應鏈向中國的進一步轉移並不是受到中國投資人的驅動，而更多來自寶爾捷自發的商業決策，以確保在中國按時且低成本交付產品，保持德國公司高品質聲譽的同時獲得客戶訂單的增長。

寶爾捷自2010年開始與中國商飛合作，為國產大飛機C919提供總裝服務，2013年起在浦東交付機身裝配設備。然而，寶爾捷期待中國商飛實現大規模生產帶動自身產能提升的願景遲遲沒有實現。「中國商飛在第一階段一年可以生產30架左右的飛機，遠遠落後於空客和波音各自每個月就生產17架飛機的生產能力。」諾伊格鮑爾說。

此外，在中美戰略競爭的大背景下，中國航空製造業愈發強調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和供應鏈安全，試圖培育本土航空供應商以及建立相應航空產業集群，供應商面臨通過技術共享、併購以及風險共享等手段被進一步整合的趨勢。

「也許中國商飛目前還在與歐美公司共事，但我相信，他們正儘可能嘗試去減少這種合作。」諾伊格鮑爾說。

國家政治決斷下的大飛機項目

航空航天工業是集製造業大成的戰略性產業，考驗一個國家工業基礎和現代科技發展水平，而教科書式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並不適用於培育這個產業。拿空客和波音來說，這兩家成熟的飛機製造商受益於政府鉅額軍費開支和規模經濟，龐大的前期投資更是必不可少。這種資金技術密集的高門檻阻礙了後來入場者，包括日本、巴西、加拿大等國製造商，都未能打破雙寡頭在國際民用航空市場的壟斷局面。

剛邁進21世紀，中國就開始綢繆新的大飛機項目，包括兩彈一星元勛王大珩在內的院士們就向國務院提議，「中國非搞大飛機項目不可」。早在70年代，上海飛機製造廠就曾肩負任務自主設計研發出「運-10」大型噴氣客機，但技術水平與國際標準相差懸殊，最終只造出兩架，整個項目在80年代中旬虎頭蛇尾地下馬。

強烈的國家意志驅動下，國務院出台《國家中長期科學與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將大型飛機研製確定為16個重大專項之一。2008年，脱離軍工體系的中國商用飛機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成為實施該重大專項的主體。據《商務週刊》2007年的報導，國家將向這個大型飛機項目投入500-600億元，高層希望「十年左右時間搞出來」，即2017年前後出第一架樣機，2020年以後實行產業化的時間表。

不同於「運-10」時代相對隔絕的國際交流背景，中國工程師甚至要靠一架墜毀在新疆的波音707殘骸進行研究，加入世貿組織後的中國，有了在國際市場環境下進行全球配套的機遇。不過，中國在進行大飛機戰略設計之初，就堅持任何國際合作需「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核心技術必須自主研發。只是，中國商飛自2015年首架幹線大型客機C919總裝下線後，還一直面臨這架飛機是否真正是自主製造的質疑。

中國官方媒體的宣傳口徑是C919國產化率已達到60%，但事實上，中國商飛對西方飛機關鍵零部件的依賴，要比華為公司對美國芯片的依賴更甚。根據行業媒體Airframer對C919關鍵供應商的梳理，監測到的共82家供應商中，美國公司佔48席，歐洲公司佔26席，來自中國的公司只有14家，這其中還包含7家與歐美公司合資的企業。關鍵「內核」如發動機、輔助動力系統、通信與導航系統、飛行控制系統等均依賴與外國廠商的合作。

對國產化的強調是中國重拾進口替代戰略的一種體現，簡言之，就是增強對引進發達國家產品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形成自給自足的技術體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路風在2005年《中國大型飛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建言，中國應該堅持掌握飛機設計的自主知識產權為基本原則，以國家的政治決斷來提高航空工業的抱負水平，迫使其進行高強度的技術學習，同時以公共資源和政策來支持這種技術學習。中國高鐵的發展軌道，就是遵循這種「引進-吸收-自主創新」的模式，最終成為全球行業領跑者。

擔心航空工業因受西方公司的技術牽制而被再次歸零的不安全感，貫穿整個大飛機項目，而中美貿易摩擦暴露出的供應鏈風險問題，加快了對核心技術的追趕和吸收進程。2020年9月，中科院院長白春禮在國新辦介紹「率先行動」計劃進展情況時說，要把美國「卡脖子」清單變成科研任務清單進行布局。諸如航空發動機、適航標準、航空鋼材、航空設計軟件等均位列這個制約中國工業發展的35項「卡脖子」技術名單之中。

企業也一同被聯動進舉國攻關模式，例如寶爾捷的中國股東上海電氣集團在2021年初公開表示，在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方面，將繼續承擔好包括航空工業等國家「卡脖子」技術攻關任務。

根據中國工程院戰略咨詢中心2020年年底發布的報告，中國仍舊處於世界製造業大國的第三梯隊，雖然擁有規模優勢，但在質量效益、結構優化、持續發展等指標上，與第一梯隊美國、第二梯隊德國和日本還存在差距。

對美國政客來說，中國尋求主導敏感尖端技術的潛力，無疑是未來幾十年最大的地緣政治威脅之一。特朗普政府在執政末期進行了最後一波挫傷中國高端製造的行政打擊，先是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在內的58家以航空航天領域為主的公司列入「軍事最終用戶（MEU）」清單，限制其採購來自美國的產品和技術。雖然最終中國商飛不在該名單中，但其飛機設計方和製造商均在名單之列，而中美合資企業供應商也將受到影響。

而後，美國國防部將中國商飛和小米在內的九家公司列入「中共軍工企業」名單，指控這些看似民用實體的公司在中國軍民融合的發展戰略之下，獲得和開發先進技術支持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目標。這個涉軍黑名單與華為被列入的出口管制實體清單並不一樣，主要禁止所有美國投資者購買或投資被認定為「中共軍工企業」的證券，並要求在2021年11月11日前撤資。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商飛並非上市公司。選擇不同的貿易制裁工具某種程度上反映美國政府內部複雜的權衡，儘可能顧及美國企業的商業利益。

「win-win」局面成為過去式

拜登政府目前正在遏制措施生效前的時間週期內審查特朗普政府的「涉華遺產」，至於是全盤繼承，還是回撤刪改，外界尚不能窺到全貌。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在充實配備反制美國經濟制裁措施的法律工具箱，在出口管制法和不可靠實體清單的基礎之上，中國商務部於拜登就任前日雷厲風行地公布及實施《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以下簡稱《阻斷辦法》），允許因美國管制措施而蒙受損失的中國企業，可以通過在中國法院提起訴訟的方式尋求賠償。

中國版阻斷辦法有深刻模仿歐盟和加拿大相關立法的痕跡，目的是對拜登政府形成戰略威懾力，協調中國公司和中國政府形成一致的外交利益，但實質上，也造成了逼迫跨國公司在外國法和中國法之間選邊站的複雜困境。位於上海的信栢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潘怡安對端傳媒說：「基本上跨國公司總部都會選擇遵守美國的規定，因為美國長臂管轄的效力是非常強的，這是大家的共識。」

「但是，現在阻斷辦法創造的新的矛盾是在中國子公司的層面上，如果他們遵從總部要求，就可能會構成對中國禁令的違反。從阻斷法令的條文上來看，它能夠處罰中國子公司，但是沒有權力對於外國法人進行行政處罰。」潘怡安律師解讀說。

此外，中國坐擁國內龐大航空市場，在中美航空關係中掌握議價籌碼：一方面，中國有對波音和美國供應商進行經濟報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某種程度上擔當了國產大飛機的推銷員，通過國有航空公司訂購C919來進行產業扶持。中國對COVID-19疫情的強力控制及經濟復甦趨勢，進一步加快航空市場的權力轉移，官方數據顯示，2020年9月中國國內航班數量已回升至疫情前的水平。波音最新的民機市場展望預計，在未來20年，中國航空公司將購置8600架新飛機，價值1.4萬億美元，商業航空服務價值達1.7萬億美元。

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下，波音和空客均在華建有大型組裝工廠，為大企業生產配件或做配套服務的中小企業，也選擇跟隨雙寡頭增加對華投入。科泰思的總經理克雷斯（Steffen Kress）對端傳媒說，中國早就不是低薪國家了，與其說公司向東轉移注意力是出於勞動力成本的考慮，不如說是為了更靠近公司最大客戶空客，優先滿足其中國市場本土化的需求。供應鏈轉移的過程並非易事，由於原材料供應工廠大部分仍位於歐美地區，且需零下20多度的低温運輸條件，科泰思在疫情通關環節遇到不少困難。

科泰思中國項目未來主要着眼於商飛C919和C929的零部件研發及生產，其中遠程寬體飛機C929仍在研製階段。C919碳纖維複合材料用量約為飛機結構重量的12%，遠超空客和波音的競品機型，科泰思公司加碼下注中國商飛看上去長遠可行。儘管C919仍未獲得美國聯邦航空局和歐洲當局的試航證明，量產爬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克雷斯對其發展前景保持樂觀，「情況會在兩三年後有所改變。」中國商飛宣稱力爭在2021年年內向中國東方航空交付首架C919大型客機。

這種信心也來自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能經受動盪經濟時期的信任。張晉華向端傳媒回憶，安泰科技真正啟動收購科泰思時，恰逢國家有「十三五」新材料重大專項，其中把碳纖維複合型材料作為重點發展領域之一，因此收購項目與此完美結合上。C919的製造環節大體上完成了「十三五」定下的戰略目標，新實施的「十四五」進一步強調減少對西方關鍵零部件的依賴，提及下一步要推動C919大型客機示範運營。

德國政策制定者和中小企業常被歐洲輿論指責面對中國投資者時表現「很天真」，德國技術領先公司成為中國這種由上往下的有針對性的經濟政策的瞄準目標，與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共謀並被其控制成為中國科技進步的催化劑。但是，將公司買給外國買家原則上是企業主所有權和處置權的表達，當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義延伸行政干涉的觸角，並將對中國併購交易的保留意見與中國政府處理人權事務的消極觀感掛鈎，對於那些拼命避免破產處境的創新型中小企業來說未免不切實際。

2020年12月，聯邦經濟部禁止德國衞星通信技術公司IMST將自己的大部分股份，賣給中央國資背景的中國航空科工集團下屬的航天工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Addsino）。總經理沃爾多（Peter Waldow）接受德國《經理人雜誌》採訪時表示，經濟部長將IMST歸類為軍事技術供應商的論證存在諸多錯誤，認為自身被「政治工具化」，並希望向法院提起訴訟。他還說如果沒有中國夥伴的資助，IMST2020年將「陷入巨大的經濟困難」，COVID-19疫情嚴重打擊了他們的業務。

德國工商界對中國「內循環」戰略和十四五規劃強調自力更生愈發警醒。貝塔斯曼基金會在2020年12月發布一份名為《中國產業政策對德國經濟意味着什麼》的報告，以機械製造部門為例，推演了《中國製造2025》戰略實施情況對德國相關產業帶來不同程度的後果。事實上，中國技術追趕越成功，向第三國出口的機械設備就越多，德國的出口處境就越嚴峻。這也是為何德國機械設備製造業聯合會（VDMA）近年來一改對華友好立場，公開要求政府採取更強硬的對華貿易政策。隨着中國對德國優勢行業發起直接挑戰，中德雙贏局面必然成為過去式。

中國的國際投資環境正面臨愈發強勁的地緣政治阻力，而另一方面，以國進民退為特徵的國家資本主義，短期內無法克服生產效率低下的弱點。「如果國家主導的模式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沒有生產力，那麼中國將浪費一代人的資本去追求一個中央計劃的技術創新的夢想。」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朱德·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對彭博社說。新的五年計劃還承諾將控制債務佔GDP的過高比率，但在目前大量資金被投入到基建和高科技領域的發展模式下，削減債務變得棘手。無論代價如何，追求科技自立自強已然沒有回頭路。

後記

把公司賣給中國國有企業後，胡斯肯逐漸從科泰思的管理層職位上退下來，他的新使命是幫助中國合作伙伴搜尋德國航空製造領域的潛在標的公司。安泰科技也已償還清科泰思多年的累積債務，張晉華對端傳媒表示，收購以來已對公司資金支持和資本投資超過3600萬歐元，這一數字已超過科泰思一年的銷售收入。雖然公司遲遲無法實現正盈利的目標，科泰思知道在哪裏可以找到退路，它在最新年報中表明：「如果盈利計劃無法實現，公司運營能否繼續將特別取決於唯一股東是否採取進一步的支持措施。」

「從寶爾捷的立場來說，我們受益於這筆收購案，」寶爾捷CEO諾伊格鮑爾說，「我們的股東在艱難時期幫助很多，去年時詢問我們一切是否正常，還寄來上千個口罩。」2018財年，寶爾捷終於擺脱了連年虧損實現盈利，並在下一年保持了上漲勢頭，證明中資的進入改善了這家德國企業的財務狀況。

「長期吃苦、長期貢獻」——是中國商飛內部的精神訓誡，其員工待遇在消費水平居高的上海地區處於中下水平。人力資本是發展關鍵技術的重要元素，但年輕人越來越不願意投身到製造業，空有航空報國夢遠遠不夠。新型舉國體制下的大飛機無比渴望商業成功和市場認可，這也是激發公司內生可持續動力和擺脱吃財政補貼窠臼的現實目標。

據日經亞洲的調查，中國三大國有航空公司在2020年推遲了100多架波音和空客飛機的交付，但保留了中國商飛的訂單，以示對國產製造商的支持。中國國有航司的飛機採購均由央企中航材負責協調，與政府整體經濟規劃聯繫密切。有形的手推動着國內市場的需求，通過政治任務為C919客機「刷單」，但國際市場反響更為冷峻，目前尚未有海外航空公司下單。

2015年，中國商飛製造的首架幹線大型客機C919。攝：VCG/Getty Images

張夢圓

2017年，中國商飛廠房內，一輛正在組裝的C919型號客機。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科泰思於中國設立的廠房開幕。網上圖片

空中巴士A320型號客機在德國漢堡的廠房組裝，當中用上寶爾捷製造的機械產品。攝：Michele Tantuss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圖：端傳媒設計部

圖：端傳媒設計部

中國商飛與俄羅斯共同研發的C929型號客機（後改名為CR929）平面圖。攝：Yuri Smityuk/TASS via Getty Images

德國大眾汽車的中國「依賴」：加速容易減速難

特約撰稿人 葉揚 鄧菱子

端傳媒記者 甯卉 | 2020-09-16

2019年12月，中國駐德大使吳懇在一次公開座談會上，就德國是否會將華為排除在5G電信市場外的話題明言：「如果德國最終做出將華為排除在德國市場之外的決定，這是會有後果的，中國政府不會袖手旁觀。」他隨即舉例道，中國一年售出的2800萬輛汽車中就有700萬輛是德國車，「那我們能不能有一天說德國汽車不安全，因為我們有能力製造自己的汽車？」

汽車在德國經濟和政治中佔據重要地位，大使吳懇在那句反問後，雖然立即補充道——「不能，那會是純粹的保護主義。」——可他言語中的「威脅」意味，且明確點出了中國市場於德國汽車產業的重要性，一石千浪，西方媒體開始反覆書寫中德關係中的「汽車牌」。

被德國媒體譽為「汽車教父」的汽車產業教授杜登霍夫（Ferdinand Dudenhöffer）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也明言德國汽車業對中國的依賴。「今天的德國，」他說，「無法想像一個沒有了中國的汽車產業。」

在每年銷售至中國的700萬輛德國車中，就有400萬輛來自德國大眾（Volkswagen，台譯福斯汽車）。大眾集團首席遊說官施特格（Thomas Steg）在2019年的一個採訪中，就直接將大眾的命運與德國經濟的命運綁定：「與中國的合作不止對大眾集團而言至關重要，對整個德國的經濟也是如此。」

這些言辭都在指向一個在德國已經發酵了一段時間的討論：德國經濟，到底是有多依賴中國？而這份「依賴」，是否在影響着德國對於中國的輿論和政策？

依賴

用「依賴」（abhängig）或「貿易夥伴」（handelspartner）作為關鍵詞，檢索從2017年1月至2020年4月18日期間6家主流德語媒體與中國相關的報導，總共能搜出661篇：這裏的「貿易夥伴」是中國；而「依賴」，指的是德國對中國的依賴。

2017年1月，德國工商會（DIHK）首次宣布，德國與中國的貿易總額（也即進出口總額），在2016年首次超過了德國與美國的貿易額。換句話說，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了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這個消息立即在德國輿論激起了浪花。

2017年初的世界與2020年初的大不一樣。彼時，特朗普自入主白宮以來，針對包括中國和德國在內的貿易夥伴徵收懲罰性關税的威脅，已經成為事實；而那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在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營造「國際化的全球主義者」的形象，並承諾中國「主張建立開放和透明的自由貿易體制」。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裏，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德國最重要貿易夥伴的「事實」和「雙贏」的期許——這也是中德政界都樂於使用的概念——很快在德國媒體中建立起來。不止於貿易，兩國聯手推進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這一「力證」，也反覆出現在兩國間的國事訪問或其他外交場合。

進入2018年，有關中德「貿易夥伴」的討論出現轉折，比夥伴更具一層擔憂性質的「依賴」論入場。2018年，就在默克爾赴中國協商雙邊經濟關係的互惠性的時候，一項來自511位來自政治、商業和行政領域決策者的調查結果，開始得到德國媒體的熱切引用。

參與調查的包括擁有2萬員工以上的84個公司的董事，29位聯邦和州政府首腦，以及部長、議會主席、州秘書、政黨和議會團隊等等。這份來自德國政商精英小組的調查顯示：有七成的高管，對於中國日益增長的政治和經濟影響感到擔憂；此外，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對於德國公司對中國需求的日益依賴感到「有些擔憂」。而對德國公司在中國的機會，結論則好壞參半。

在上文研究所搜索得出的661篇文章中，超過60%的文章都出現了「恐懼」、「焦慮」、「擔心」、「危險」或「威脅」之類的詞彙。

來自德國綠黨的歐洲議會議員（MEP）比蒂科夫（Reinhard Bütikofer）在接受端傳媒的採訪時，提起了鄧小平的「八字」教誨：「韜光養晦，善於守拙」（hide your strength, bide your time）。「很顯然，尤其從習近平上台以來，這八個字已經被丟棄了，中國越來越多地試圖將經濟實力轉化為政治槓桿。」比蒂科夫大使說起吳懇在柏林的發言：「三、五年前，我無法想像一位中國大使會說出如此挑釁的話。」

若以「德國經濟依賴中國市場」為軸，最重要的一個證據，便是德國大眾。翻看大眾年報，從2017年到2019年，大眾在中國交付的車輛，開始佔到大眾集團交付的車輛的40%以上——這個數字被反覆提起、解讀方式不一——不過，很多德國媒體在使用這個數據的時候，多有誇張。

2019年，偏左翼時代週報（die Zeit）的一篇題為《不是敵人，而是對手》的評論文章中稱，「歐洲如今許多地區在經濟上都依賴中國。如果不與中國展開業務，德國和歐洲的整個經濟分支都可能會關閉。」文章的例子便是，「2017年，大眾生產的10輛汽車中，就有7輛賣到了中國。」

2020年，偏右翼的世界報（Welt）一篇題為《脱離中國？我們真的有那麼依賴》的報導中，大眾依然是關鍵案例，文章說「大眾幾乎每兩輛車就有一輛賣到中國」。電視上也在播類似的討論，德國電視一台（Das Erste）在2019年一個關於中國成為世界權力中心的紀錄片中說：「在中國售出的汽車要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加起來都要多。大眾40%的利潤就來自中國。」

上述所說的幾個數據：從年報的40%到「每兩輛中有一輛賣到中國」的說法，平白多了10%；每10輛車中有7輛賣到中國定然誇張了；而且，40%的交付量，更不等於40%的利潤。雖然不夠準確，但是這些報導或評論文章舉例大眾的目的都很明確，為了證明中國市場對於德國經濟的重要性。在這個德國對中國的「依賴論」中，大眾是主角。

汽車產業教授杜登霍夫說，德國工業對某個國家的單一市場的依賴所可能產生的問題，十多年前已經有人提及，但今天在中國的現實是，比起依賴中國的風險，「離開中國的風險要更大，如果你沒有與中國的聯繫，那麼你就不會有規模，成本也會更高，這意味着你在其他市場也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大眾的發言人也想要強調這一點，大眾集團CEO迪斯（Herbert Diess）在接受沃爾夫斯堡新聞報（Wolfsburg News）採訪時所用的數據，聽上去就十分有說服力，他說：「如果我們完全（從中國）撤出，第二天，德國2萬名開發工程師中的1萬名就可能會丟掉飯碗。」

歐洲議會議員比蒂科夫很熟悉這個論述，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他說：「美國曾有這麼個說法，所有對通用汽車有利的，便是對美國有利的。類似的，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相信，任何對大眾或是德國汽車製造商有利的，都對德國有利。」

他繼續說：「但我認為如今情況不再是這樣了。德國企業界對中國的討論和情緒，已經發生了很多的變化。比起幾年前，如今已經出現更多批判的聲音。」

誰的奶酪

2012年是中德建交40週年，大眾汽車集團（中國）董事會成員、執行副總裁張綏新在一個企業座談會上，透露了一些大眾在中國的運營情況。大眾在1980年代通過合資形式進入中國，當時大眾與中國在合資合同中各佔50%，張綏新說：「我們（大眾）賺了錢，都是在紙面上的東西。」他解釋，上海大眾最初來自德國的投資只有約8千萬歐元，而後來直到2012年的124億歐元以及此後的投資，都來自合資企業的利潤再投資。

張綏新說：「大眾一直到這幾年才開始收到一些分紅，其實在四五年以前，基本上合資企業是不分紅的，都是再投資。」把在中國獲得的利潤重新投資在中國市場上，固然是為了打造更接近市場的生產和售後產業鏈，汽車產業教授杜登霍夫在採訪中解釋，也因為直接將汽車出口至中國會遇到極高的關税，此外，還有一個緣由，「要想把人民幣從中國匯到德國，不那麼很容易。」

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從中國匯出障礙重重，儘管包括央行、國家外匯管理局在內的相關部門總是不時回應可以「正常辦理利潤匯出」，但是在實務上，一直存在資金流出監管趨嚴的趨勢。商務部也曾公開表示，中國政府為了控制資本外流，採取了一些針對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動的措施。德國在華企業無法將利潤匯回母公司的討論，也由來已久。

不過，就算大眾更願意將利潤留在中國，這也是經濟全球化下國際投資活動的「本性」，跨國公司利用資本整合資源，而跨國公司的利益並不總與其總部所在國的利益一致，將利潤留在其他國家而不轉移回「母國」是常見的做法。

但是，這也給輿論重新解讀「大眾每年40%的交付量都依賴中國市場」這一論斷的機會。大眾在2018年在中國交付的420萬輛汽車中，有410多萬輛由上汽大眾和一汽大眾兩家合資企業在當地生產，由這些銷售產生的利潤中，中方合作夥伴獲得68億歐元，而大眾汽車集團獲得46億歐元。這也與大眾每年在中國進行的投資額大致一致，如同大眾汽車集團中國董事會成員海茲曼（Jochem Heizmann）在2016年所言：「（大眾在中國）每年40億歐元的投資完全來自中國業務。」

當然，汽車產業鏈複雜，單單看到大眾在中國的利潤看似在與德國本土經濟「脱鈎」，並不足夠。只有仔細分解汽車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甚至每一個零件所涉及的全球供應和價值鏈條，才能一筆筆拆開誰在其中哪一環為誰賺滿缽。

以零件為例，一度，大眾每年出口到中國的汽車零部件利潤，能佔到大眾（中國）全年利潤的30%；但當中國加入WTO後，國內汽車市場面臨激烈競爭後，大眾也開始在中國整合供應商結構，使得大眾在中國生產的汽車做到「中國造」。2019年，大眾集團CEO迪斯說：「大眾汽車正在變得更加中國化。大眾汽車的未來，將由中國決定。」

這並非誇張。用國內資深汽車媒體人顏光明對端傳媒的話說：「大眾把寶都押在中國了。如果離了中國，大眾將一夜回到三十年前。」汽車行業分析師鄭贇也對端傳媒表示：「對車企，尤其對頭部車企而言，量最重要。」對於飽食了全球化紅利的車企「饕餮」，中國市場所代表的「量」是他們根本無法捨棄的。

政治生意

若回到1970年代，那個德國對中國汽車市場的增長前景的評估為「很差」的年代，去到那「兩座瀕臨倒塌、博物館級的」上海拖拉總公司的廠區，告訴前來勘探中國業務的大眾代表，未來不久，大眾對中國的「依賴」會成為一個挑動公司在德國形象甚至大國國際關係的討論，大概會被當作一個玩笑。但幾十年後的今天，這成了大眾饒不過去的坎兒。

2019年4月，上海國際車展，大眾集團CEO迪斯在面對BBC記者關於中國政府在新疆設置「再教育營」的問詢時，秒回無法評價此事，但面對記者追問，是否知道新疆設有「再教育營」的時候，迪斯答，他對此「不知情」（not aware）。

可能沒有多少人能夠拿捏，在上海與中國做生意的時候，要怎樣與外媒討論新疆再教育營才是「妥當」的，大眾集團CEO的這一句「不知情」，也許沒有在中國造成什麼損失，但在傳到德國後，卻立即引起了持續的聲討。

在歐洲議會議員比蒂科夫看來，大眾集團CEO的回答「顯然在撒謊」，「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他非常害怕，會說出什麼惹惱到哪位北京官員的話，害怕到他寧願自己出醜的地步。」換句話說，「大眾管理層認為他們是依賴中國的，因此要play nice。」

大眾躲不開關於新疆的問詢：早在2013年，大眾在新疆建立工廠，如今，據大眾，當地工廠650名職工中有25%屬於少數民族。在新疆建廠，大眾稱「純粹出於經濟考慮」、「大眾希望成為第一個在新疆建廠的車企」，但在持續的批評聲中，譬如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在2019年11月的一篇報導所稱，「這可能是這家總部位於沃爾夫斯堡的公司經營的最沒用的產品，也是迄今為止最具政治色彩的產品。」

南德意志報的這篇調查引援業內人士，稱大眾在烏魯木齊的工廠大概是集團全球規模最小的廠了，而運營一個「經濟上並無利潤可言的工廠」，作為回報，大眾「被允許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新建一批生產設施。」

德國商務亞太委員會執行總監斯特拉克在接受端傳媒記者採訪時也認為：「大眾在烏魯木齊的投資不是一個商業決定，而是一個政治決定。」

大眾不可能「不知情」在新疆建廠的政治意涵。據南德意志報，早在2012年8月，德國綠黨成員 Viola von Cramon-Taubadel 曾經訪問該廠，與數位維吾爾族員工交談，並提及人權問題。據南德意志報報導，當這位政客離開之後，中國官方立即短暫地拘留了當時大眾駐新疆的代表。

國際車企進入中國，市場是絕對的誘惑。在中國還不具備工業化生產汽車的年代，外國汽車企業進入中國的前提是「合資」，大眾就是最早在中國建立合資企業的國際車企之一。這也決定了大眾在中國的「混血基因」。

在接受端傳媒端採訪時，歐洲議員比蒂科夫提起了一個國家領導人總結的制定中國政策的兩個因素：「一是貪婪（greed），二是恐懼（fear）。」

「被貪婪控制就會被一時的經濟利益迷惑，但從長遠看會轉化為劣勢或者依賴，」他說，「被恐懼驅使，認為無論如何中共都在崛起、不是今天與之為伍就是明天，如果你被這樣對方是無法戰勝的宣傳滲透，那麼你必然也會成為一個依賴者。」

在中國，大眾想要塑造自己對中國汽車產業「勞苦功高」的形象。在其中文網站上，大眾這樣書寫過去，1980年代，上海大眾建立之初，「為了實現零部件的本地化配套，大眾汽車到處遊說，動員全球 200 多家零部件配套企業來華投資……勸說的過程是艱難而漫長的，不過最終大眾汽車還是說服了一部分零部件企業來到中國進行投資。」

事實上，如今要想保住中國的市場，大眾必須將產品供應鏈更多地「鑲嵌」在中國內部。2003年，大眾與中國一汽和上汽合資的大眾（上海）變速器工廠開業；2004年，大眾與一汽和上汽簽署了建立新的發動機合資企業的合同。這些，都是在大眾進入中國20年後，為保持自己的競爭優勢，在中國搭建國產零部件供應的努力。

進入2009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消費市場，同年，中國開始對新能源汽車給予補助，有針對地培育市場，從而幫助中國公司擺脱對國外技術的依賴。扶植的效果顯著，2015年起，中國就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產業鏈完整、價格低廉，還在逐步放鬆對外資進入的限制。

在與德國商報（Handelsblatt）的採訪中，目睹了中國（和亞洲）在新能源電動汽車的供應力量，大眾集團CEO迪斯曾說：「我覺得很可怕，我們已經變得如此依賴。」大眾所做的，便是加大在中國的投資，2020年5月，大眾集團投資10億歐元入股江淮汽車，增持江淮大眾股權至75%，獲得公司管理權；同時大眾還投資約11億歐元在中國第三大動力電池供應商國軒高科，獲得26%的股權。

大眾計劃到2025年在中國實現150萬輛新能源汽車的銷售，而到2028年，集團一半以上的新能源汽車銷量，都將來自於中國市場。

如同杜登霍夫教授所說：「基於對於中國的依賴，（德國）汽車公司一定會繼續活躍在中國，（德國）政府也要接受我們與中國緊密聯繫的現實。」

風向

大眾對中國市場的持續依賴無誤，可這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德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又「可以」多大程度上去影響德國的外交政策？進入2019年、2020年，一組組與「依賴論」初出現時有着完全不同意義的數字，開始在德國媒體出現。

最簡單的可能是「重組」貿易夥伴——將波蘭、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視為「維西格勒集團四國」（Visegrádgroep又稱V4）的話，德國與V4的進出口貿易往來，要比中國還要高出1.5倍。單以貿易量看，鄰居可能比東方強國更重要。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增值貿易（trade in value-added）。智庫「德國經濟研究所」（IW）在2019年12月發布的一份報告，對2005年到2015年經合組織增值貿易（TiVA）數據庫進行了研究，2015年，德國對中國的增值出口佔德國總增加值的2.8%——德國超過97%的經濟增加值並不依賴對中國的出口。

反過來看德國從中國的進口，2015年，來自中國的增加值佔德國最終消費增值的2%，這意味着，就進口依賴，對於德國而言，中國與美國同等重要，但並不比其他歐盟國家更重要——歐盟13國與德國消費總量的關聯性要大得多，超過9%。並且，儘管可能導致成本增高，報告認為，德國從中國的進口，在中期內是可以取代的。

「如果沒有中國，」報告分析，「除了個別年份外，德國的年度出口增幅只會略微下降。」個別年份是2010年和2011年，基於中國在金融危機後穩定的經濟和政府開支的刺激。而且，與中國剛剛加入WTO後兩國貿易的迅速提升不同，自2011年以來，中國在德國進出口中的份額已經大幅放緩。

分析也就德國不同行業對中國的出口增加值做了比較，汽車行業的數字，僅略高於平均水平。

如此解讀數據，實則是在將大眾這樣的德國公司在中國的利益與德國經濟的利益區分看待。如同該報告結尾所言：「總的來說，（德國）對中國的出口的依賴性是有限的——只是，一些大型德國公司在中國的高銷售份額，扭曲了這一情形。」

德國工業聯會（BDI）旗下德國商務亞太委員會（APA）的執行總監斯特拉克（Friedolin Strack）在接受端傳媒記者採訪時說：「我會避免所謂的德國依賴中國的判斷。」

他也引用了中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後常見的數字，「德國對中國的出口佔德國出口總量的7%。」但斯特拉克沒有從這個數字得出依賴的結論，反而用來說：「我們並不依賴中國。」

斯特拉克解釋：「站在企業的角度，沒有人希望失去如此大的市場。可所謂的『依賴』，指的是如果一家公司失去了對這個市場的准入，就會威脅到它的生存——對於德國經濟或是任何德國公司，都不是這樣的。」

2019冠狀病毒的全球性傳播，再次給對依賴論的警惕添了一把柴。德國健康部長施潘（Jens Spahn）挑明瞭藥物供應鏈的問題：「我們必須要討論德國對於中國的依賴。」這場圍繞着公共健康危機的討論中，大眾也未缺席，4月，當疫情在歐洲蔓延時，大眾集團CEO迪斯告訴媒體，只有中國市場還在售車。

如果說，在經濟上獲得「雙贏」的期待是各方將「中國是德國最大貿易夥伴」推上頭條的動力，那麼「不要過度依賴中國」的風向，也正指向着人們對「雙贏」的不確定。

風向的變化，歐洲議會議員比蒂科夫覺得是從「中國製造2025」的宣布開始。這與幾乎同期開始的「德國工業4.0」，多少形成了一個競爭的態勢。各方對「依賴」二字的討論，又有了變化。

2019年1月，德國工業聯會（BDI）在一份立場文件中，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的競爭對手」、「世界權力」和「夥伴和競爭者」，並警告德國企業不應該過分依賴中國市場。

這份代表了德國超過40個貿易協會和10萬家德國企業的聲音說：「即便中國市場具有吸引力，但對企業來說，密切審視在華業務風險，並且通過實現供應鏈、生產基地和銷售市場的多元化，將對中國的依賴降到最低，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風向的變化明顯。同樣以中國為主要市場之一的西門子，現任CEO克澤爾（Joe Kaeser），也是德國商務亞太委員會會長，在2019年還會如此「拿捏」他傾向的與中國的關係：「如果德國的工作機會，取決於我們怎樣處理具有爭議的議題的時候，那麼我們不應該去助長大眾的憤怒，而是應該全方面地考慮立場和措施。」

但如今，他的口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克澤爾在2020年9月接受時代週報（die Zeit）的採訪時說：「我們不僅觀察香港，還有新疆省當下的情形，密切關注且充滿擔憂。」就在同期，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結束了對歐洲五國的訪問，只是到訪國家都未顯示出太大熱情，德國更是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區的外交策略上，做出減少對中國依賴的策略選擇。

一邊賺中國市場的錢，一邊躲開不可以去踩的中國政治「紅線」，一定是活躍在中國的外商的必修課。只是，逐漸發生了的變化是，這些外商「母國」的監督和輿論，逐漸開始不接受企業的這些作法。

很顯然，簡單地說「不知情」，已經無法說服愈發敏感的公眾了。比起中國龐大但單一的市場，一樣依賴品牌聲譽的很多跨國企業，怎樣平衡雙方的壓力，定然會成為這些商人們下一個棘手的難題。

感謝德國海德堡大學Echowall項目的媒體分析。

2010年3月11日德國沃爾夫斯堡，德國汽車製造商大眾汽車的車廠。攝：Sean Gallup/Getty Images

2015年11月11日上海，大眾汽車工廠。攝：Ole Spata/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圖：端傳媒設計部

圖：端傳媒設計部

2019年4月18日中國上海，與會者於2019年上海車展站在大眾汽車公司的攤位上。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2月5日天津，大眾汽車的製造廠生產線。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3月5日德國沃爾夫斯堡，大眾汽車徽標於工廠外懸掛。攝：Sean Gallup/Getty Images

圖：端傳媒設計部

他們還在期待谷歌回到中國，哪怕是審查版的也好

端傳媒記者 張妍 | 2019-01-25

「我是一個中國人，谷歌的蜻蜓項目必須繼續。」（I'm a Chinese, Google's Dragonfly must go on.）

數個月前，英文媒體曝光：谷歌正在秘密研發一款為中國大陸用戶定製的搜索引擎，項目代號Dragonfly，譯為「蜻蜓」。這款搜索引擎計劃在2019年推出，將符合中國法律規定，即處於中國的監管之下，屏蔽政府不希望中國網民看到的內容。在2018年9月的一場參議院聽證會上，蜻蜓計劃得到了谷歌高管的證實。

這件事引發了國際輿論的一片譁然。十餘位美國國會議員致信谷歌，要求其解釋究竟。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公開表示，如果谷歌這個科技巨頭接受中國的審查條款，將構成「對信息自由和互聯網自由的嚴重打擊」。而在谷歌內部，約1400位谷歌員工簽署聯名信表示蜻蜓計劃將引發道德和倫理問題，另有200餘位谷歌員工直接呼籲公司取消這個項目，因為它不符合谷歌的價值觀，還有員工辭職抗議，稱「谷歌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但在一片反對和譴責聲中，有500位谷歌員工聯名表示支持蜻蜓計劃。他們的辯由是，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互聯網用戶，但大多數谷歌的業務在中國無法使用，這與谷歌「組織世界信息並使其普遍可訪問」的使命嚴重矛盾。在GitHub、Medium等平台上，也有中國網民聲援蜻蜓計劃，且呼聲愈發強烈。

一時間，民意走向了天秤的兩端。

「我早就聽說在美國，不會叫的孩子沒有奶喝，」網友ithinco用中英雙語寫道，他是一位在中國內地工作的IT工程師，他認為蜻蜓計劃在美國引發的爭議很大，而「來自事件主體中國的聲音卻幾乎沒有」。因此，「作為一位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我希望矽谷聽到來自中國人的聲音。」這個帖子曾一躍成為GitHub上熱度第一位，有近1600個Star（編注：GitHub是程序員社區，Star表示對這個項目的支持）。

「我熱切盼望谷歌能重回中國，不管以任何方式。」他這樣說。

端傳媒通過採訪發現，在互聯網世界裏，蜻蜓計劃折射出人們對威權與民主、封閉與開放、管制與自由的不同觀念和價值取向，這中間存在着難以言盡的衝突、矛盾、糾結和變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超越了蜻蜓計劃是否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的事件本身。

但是，落腳在當下的中國互聯網環境中，無論是企業巨頭還是個體用戶，都不得不做出一道非黑即白的選擇題。對於生活在網絡防火牆內的網民而言，這道選擇題的代價極高——他們既嚮往高質量的網絡環境，又無法迴避如何與牆共生、共處的問題。

「如果我是司機，我會選擇對大多數人有利的一面」

2019年，距離谷歌的搜索引擎服務退出中國已有九年。

九年前在中國，谷歌拒絕對搜索結果進行審查，並稱「受到了來自中國的、複雜的網絡攻擊」。

當時，谷歌關閉了中國域名（Google.cn），將網頁搜索、圖片搜索和新聞搜索定向至香港域名（Google.com.hk），繼續提供未經審查和過濾的搜索引擎服務。其後數年間，谷歌的其他產品和服務陸續在中國大陸遭到屏蔽，Gmail、YouTube、雲端硬盤等產品被先後封鎖。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能使用的谷歌產品僅有瀏覽器Chrome、翻譯Translate和廣告AdWords等少數幾個。

谷歌在中國缺席九年，百度（Baidu）佔據了中國絕大部分的搜索市場份額。 「百度的商業模式是競價排名廣告，和谷歌不同，百度的競價排名廣告臭名昭著。這些年來，因為這些廣告，很多人受騙上當、損失金錢，一小部分人健康受損，還有極小部分人死亡。」ithinco在他的聲援文章中寫道。

據ithinco推斷，中國的網民可以分成三種，一是對技術精通又會用VPN的人，他們使用谷歌；二是對技術熟悉，但無法使用VPN的人，他們使用搜狗和必應，前者是中國本土的搜索引擎，後者來自微軟但接受中國審查；三是只知道百度的人，這些人佔據了網民的絕大多數，也很有可能成為百度的潛在受害者。

他援引了哈佛大學的公開課《公正：該如何做是好？》(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中的一個場景，邁克·桑德爾教授(Prof. Michael J. Sandel) 提出一個問題：假設你是一位電車司機，車子在高速行駛中，這時你突然發現前面有五個工人在幹活，你想剎車，卻發現剎車失靈了，車離那些工人越來越近，他們好像沒有聽到一樣，這時你發現有一條岔道，岔道上只有一名工人在做事，這時方向盤依然可以工作，請問你是選擇轉動方向盤還是不轉？

「如果我是司機，我會選擇對大多數人有利的一面。」ithinco寫道。

「我說的絕大部分人是約551,615,600人（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國網民達到8.02億；根據statcounter的數據，2018年6月百度的市場份額為 68.78%）。」ithinco在文章中說，「這 551,615,600 人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不知道如何向你們發聲，也不知道還有人在為關乎他們利益的事情進行爭論，但這無法成為你們這一小撮人剝奪他們理應享受到的技術好處的理由！」

「每當百度作惡的時候，我們就特別懷念谷歌」

居住在中國北方的前通訊工程師Jerry一直是谷歌的粉絲。他看到ithinco發表在GitHub上的文章，決定在微博上傳播，以吸引更多支持蜻蜓計劃的互聯網從業者來點Star。他更期待，來自中國的聲音可以被谷歌注意到。

「支持蜻蜓計劃最主要原因是我們國內的搜索引擎做得還不夠好。」Jerry對端傳媒記者說，「信息時代的今天，作為互聯網入口的搜索引擎已經不僅僅是網絡工具，它更關係到我們的民生。」他的聲援微博獲得了1000多個贊、500多條留言和近2000個轉發。

「老百姓大小事都會經常去問搜索引擎，而佔據了中國搜索市場絕大部分市場份額的百度，採用了臭名昭著的競價排名廣告，這些廣告不是把用戶體驗放在第一位，而是更在乎商業的利潤。」谷歌搜索已離開中國九年，Jerry覺得，百度並沒有站在用戶角度去改變多少。

他舉了兩個例子。一是，魏則西事件後，不靠譜的醫療廣告還是經常出現在百度的搜索結果中。例如，2018年9月初多家媒體曝光，有兩位網友在百度上搜索「復旦大學附屬醫院」，結果被搜索結果中排名最靠前的民營「復大醫院」欺騙。Jerry覺得，「這是完全可以把控的。」

二是高仿電子簽證網站。2018年9月，著名作家六六發微博稱她在百度搜索上海美國領事館官網的地址，「翻了多少個都是騙子廣告」；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峰同樣「中招」，他通過百度搜索到一個名為「土耳其簽證中心」的網站，然後花了129美元辦理簽證，而真正的官網只需61美元簽證費。這樣的高仿廣告網站覆蓋了很多國家的電子簽證申請網站，即便很多人投訴，至今也沒被百度撤下。

「這是競價排名廣告陷阱冰山的一角，也是我們網絡生活的日常，」 Jerry對端傳媒說，「計算機系的學生、高校的教授都辨不清真偽，可想我們億萬普通民眾又有多少人中招被騙。」

2019年1月22日，名為《搜索引擎百度已死》的文章在社交媒體刷屏，文章指百度正在搜過搜索引擎，將用戶流量引向旗下自媒體平台「百家號」，然後變現。文章作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方可成寫道，「如果你（用百度）搜索最近的新聞，比如『英國脱歐』，第一頁會出現7條結果，第1條是百度百科，第2、4、5、7條全是百家號的文章，只有兩條導向百度以外的網站。」而百家號上，充斥着大量虛假、低劣的內容。

「偌大的中文互聯網竟已墮落到如此境地，連一個搜索引擎都沒有了。」方可成在文章中表達了他的悲傷。

端傳媒記者嘗試分別用谷歌和百度搜索「特朗普」，谷歌搜索結果首頁有特朗普的維基百科、以及各大媒體的關於特朗普的報導鏈接；而百度搜索結果顯示，第一條為特朗普的百度百科，第三條為特朗普的百度貼吧，第七條為伊萬卡·特朗普的百度百科，剩下全是百家號的鏈接，標題分別為「特朗普悄悄做了一個重大決定！」、「特朗普發飆！CNN都驚了……」等。

「搜索引擎具有非常強的公共屬性，是我們接觸互聯網信息的最主要入口，有的學者認為甚至覺得取代了書和媒體，成為普通人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方可成對端傳媒記者說，「它實際上決定了整個社會能接觸到什麼樣的信息，會用怎樣的框架去認識和理解這個世界。」

而在中國互聯網環境裏，百度、微博、微信、淘寶、今日頭條等產品競相搶佔市場且相互割裂、排斥，加之互聯網封閉趨勢愈甚，另一種情緒被滋生出來：「每當百度作惡的時候，我們就特別懷念谷歌。」

「我們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高質量的Google；科研工作者、互聯網建設者需要Google提高工作效率與世界同軌；學生們需要Google接觸更廣闊的英文世界成就國際人才；孩子們需要Google在谷歌地球和Street View上探索地球家園的奧秘……」在斥責百度的同時，Jerry這樣暢想着。

「至於國內互聯網監管的一些遊戲規則和隱私問題，現實狀況一直在那裏。」

「Google來與不來，我們用戶與過去相比不會損失什麼，蜻蜓計劃至少不會去惡化它。」這是他的看法。

若防火牆一直存在，便「很難有一個兩全的方法」

從2010年開始，Jerry開始經營一個名叫「Google谷歌愛好者」的微博賬號。那時候博客開始衰落，全民進入了微博時代，Jerry便着手做自己的賬號，義務報導谷歌產品和資訊，普及谷歌文化。他現在擁有近35萬粉絲。

谷歌偶爾會邀請他參加一些公開活動。一次是有關少兒圍棋的活動，谷歌現任CEO皮查伊（Sundar Pichai）出任嘉賓，Jerry形容他是「一個面帶笑容的工程師」，「沒有半點不耐煩與現場粉絲和小朋友們一一合影」。在「小棋手向聶衞平九段拜師環節」，「皮查伊和作為主持人的谷歌員工，都微微俯身在傾聽。」

這種謙遜的態度讓他印象深刻，他認為「谷歌做事風格不做作，就是想把事情從始至終做好。」

「或許對很多人來說，Google並不是一家互聯網公司，更是一種互聯網精神和道德堅持的象徵。無論Google實際是否如此，至少在這個國家，網民們需要這種信仰。」科技媒體PingWest曾撰文稱。端傳媒記者訪問多位在中國大陸工作的互聯網從業者均認同此觀點，他們在腦海中淡化了谷歌的商業公司屬性，認為谷歌「沒有審查，不為邪惡而屈服」，「政府（不論中國或美國）在人們眼裏通常是不懷好意的，監控和奴役人民的，」「而Google充當了一個布道者」。雖然近年來谷歌不斷因隱私、安全等問題引發的全球性討論，在自成閉環的中國互聯網環境裏，卻很難被大眾獲知。

也因此，Jerry對蜻蜓計劃的聲援微博引發了很多爭吵，甚至謾罵。有人說「我可不想雲上貴州谷歌版，到時候fq（指翻牆）都不安全」；有人說「谷歌離開是我們一直沉默不發聲所造成的惡果，應該由我們自己承擔」；有人說「不希望白左憐憫用不上Google的人」；還有人說「讓牆內自生自滅吧」……

「你難道要一個美國公司來幫你們思考你們自己應該思考的事情？」嘈雜中，一位網友這樣留言。

Jerry沒有一一回應。「過多討論意義不大，還有炸號風險，」他意識到「Google這個話題在中國有時候會很敏感」。

一位在谷歌工作的華人員工對端傳媒記者表示，拋開政治因素不談，作為一個中國人，他非常希望中國網民能夠使用到高質量的搜索引擎；作為一個谷歌僱員，他亦期待公司能夠進入這個十幾億人的巨大市場。但是，他不願谷歌為此犧牲原則，即「呈現客觀的、不受影響的信息。」

他解釋，在中國進行搜索結果篩查，絕非列一張敏感詞單子然後提示用戶「不符合當地法律法規」那麼簡單，而是一個「動態的、模糊的、人為的、主觀的過程」，甚至可能會有權力機構在公司內部「插一個team進來」，「來manipulate（操控）搜索結果」。另一方面，若進入中國，政府需要掌握谷歌用戶的隱私，無論是搜索記錄，還是其他信息，而「谷歌是不能提供的」。「所以說，無論從技術上，還是原則上、價值觀上，都做不到。」

「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若網絡防火牆一直存在，便「很難有一個兩全的方法」。

Jerry也曾和一位谷歌員工交流過，對方說，「情感上我支持該計劃，理智上我認為G（指谷歌）現在在中國做搜索沒有半點實現的可能性。中國政府能夠容忍的Google與公司文化及制度、美國國會及輿論能容忍的Google之間，沒有任何重合。」

「蜻蜓計劃有可能成為一個跨國科技企業和中國政策之間拉鋸的產物，和百度這種匍匐在政策下的平台，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位生活在中港兩地的媒體人對端傳媒說，「失敗也分很多種，」就算蜻蜓計劃會在中國遭遇敗局，她依然期待谷歌能夠來。

蜻蜓計劃處在「在一個非常不幸的環境裏」，方可成表示，歐美社會格外關注科技巨頭帶來的社會影響，加之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可謂生不逢時」。

「中國政府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扼殺表達自由的政府，」反對蜻蜓計劃的谷歌員工公開表示，他們並非針對中國，而是不願成為壓迫弱者的技術幫兇，因為蜻蜓計劃的實施有可能「製造一個危險的先例」，讓其他國家紛紛效仿。

「蜻蜓計劃繼續的話……對全世界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開始。」程序員、互聯網觀察者霍炬對端傳媒記者說，「IT技術尤其是AI，不應該也不能被用在這種地方。如果在中國成功了，之後這套系統會被應用在更多國家，甚至最終在某種程度上也會被運用於美國，最終危害人類。」

當谷歌寫下「組織世界信息並使其普遍可訪問」這一使命時候，「互聯網還不是今天這個樣子。那時候信息比今天少得多，互聯網也沒有國界。」霍炬說，「今天，互聯網充滿了商業壟斷和國家控制、充滿了人們對隱私的擔心，SNS和各種App封閉了大量數據使得Google不可能索引到它們。」

「無論是否有蜻蜓計劃，Google都不可能真的檢索現在這個世界的全部信息，也無法使它們可以被普遍訪問。」霍炬說。

「現在的谷歌員工們有一個選擇：不必重蹈覆轍」

最終，在一片爭議聲中，蜻蜓計劃被終止了。

據英文媒體The Intercept，最大的阻力仍來自於谷歌內部。為開發蜻蜓計劃，谷歌曾通過其早先收購的中文導航網站265.com來進行市場調查，蒐集中國用戶的搜索記錄，用來開發中文網絡搜索詞的黑名單。但這個過程，谷歌內部隱私團隊毫不知情。而通常來說，分析用戶搜索關鍵詞這類行為，必須通過谷歌內部的隱私權檢驗。公司內部的幾番拉鋸之後，2018年12月，谷歌決定關閉蜻蜓計劃的整體數據來源。

「對這件事說真也沒有報太大的希望，畢竟 Google 返華是科技圈四大幻覺之一。」Jerry說。四大幻覺中還有Facebook入華等。

而就在本篇報導發表前一日，微軟旗下的搜索引擎必應（Bing）一度在中國大陸遭到屏蔽。必應原本是中國大陸僅存的外國搜索引擎，並一直順應中國的審查要求。

與此同時，一篇名為《通往中國的老路》（An Old Approach to China）的文章在谷歌內部悄然流傳，作者是谷歌前員工Brandon Downey。在2006年谷歌決定以自我審查的方式進入中國時， Downey曾在谷歌的北京辦公室參與搭建為審查者提供有限訪問權（limited access）的網絡結構，也就是當年的大陸版谷歌搜索引擎。

他曾質疑過自己的工作，但彼時他選擇相信時任CEO Eric Schmidt的解釋：「這（指中國）確實是一個糟糕的環境，但我們覺得，能為用戶提供一些信息，就比沒有強。我們的審查會是最低限度的。」這與今天許多蜻蜓計劃聲援者的想法如出一轍。

當年的谷歌大陸版搜索引擎，頁面底部有一則免責聲明：「據當地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在一次員工會議上，Eric Schmidt曾這樣表態：「互聯網是一個你可以盡情做自己、沒人知道你是誰的地方，在這裏信息自由流動（或至少是便宜得無法計量）。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夠觸到這個全新的邊界，因為它比你想像得更快。就算政府能觸到邊界，那個時候，公民早就沉浸在這份自由當中，想要阻擋人們獲取自由的進程，無疑是一種政治自殺。」

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互聯網的發展方向會被政治權力改變，高科技可以顯著提高「老大哥」的監控能力。

那款谷歌的中國版搜索引擎在2010年退出中國。

「我很抱歉曾經幫助他們這樣做。」九年後，Downey在文章中寫道，「如果我們搭建了一個技術工具，並交給那些可以用它去傷害其他人的人，那我們的工作就是去制止這件事，或者至少，不提供幫助。」

現在輪到蜻蜓計劃了。「如果有人認為，既然中國已經在審查互聯網了，為什麼我們不至少去提供給普通使用者一些可以提供的信息呢？有，總比沒有強吧？」Downey寫道，「那你應該知道，谷歌已經這麼做過一次，最終以失敗收場。」

「現在的谷歌員工們有一個選擇：不必重蹈覆轍。」

Downey將這篇長達九頁的文章在Google Docs上免費分享，供人們點擊瀏覽，至今已被傳閲成千上萬次。而遺憾的是，身處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用戶，卻沒有機會知道他寫下了什麼。

2018年11月27日，國際特赦組織在西班牙馬德理舉行示威，抗議Google正在秘密研發一款為中國大陸用戶定製，代號Droganfly的搜索引擎。攝：Oscar Del Pozo/AFP/Getty Images

佔據了中國搜索市場絕大部分市場份額的百度（Baidu），採用了臭名昭著的競價排名廣告，這些廣告不把用戶體驗放在首位，而是更在乎商業的利潤。攝：Liu Jin/AFP/Getty Images

2019年1月22日，一篇名為《搜索引擎百度已死》的文章指責百度搜索結果一半以上會指向百度自家產品，尤其是百家號，而百家號充斥着大量營銷和質量低劣的內容，也導致百度搜索結果的內容質量大幅下滑。攝：Imagine China

2010年，Google因內容審查問題與中國政府交涉，並最終關閉中國版網頁搜尋服務。攝：Bao Fan/VCG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月18日，英國倫敦的Google辦公室外，有維權人士舉行示威要求Google停止為中國開發代號Droganfly的審查搜索引擎。攝： Dan Kitwood/Getty Images

中捷關係背後，一位總統和兩位「挑動時局」的商人

特約撰稿人魯曉迅 | 2020-11-20

捷克現任總統米洛什·澤曼（Miloš Zeman）是個酒鬼，這在捷克人盡皆知。布拉格的導遊們，還會把澤曼醉酒的軼事混在查理四世和神聖羅馬帝國等關於捷克過往的嚴肅歷史當中，博遊客一笑。「在youtube用英文搜捷克總統，系統自動補充的關鍵詞是醉酒。」 導遊伊恩總是在把遊客帶到捷克總統府的所在地時，講起這個關於澤曼的段子。

2013年，當時68歲的澤曼，成為了捷克歷史上第一位由公民直接投票選舉產生的國家元首。為了慶祝當選，澤曼舉辦了一場皇冠展。在開幕式上，全捷克的觀眾都從電視直播上看到了表情呆滯的澤曼，他眼睛都睜不開，走路踉蹌，扶着牆壁才站得穩。第二天，澤曼在電視上為自己辯護，稱喝酒無大礙。他說，丘吉爾愛喝香檳和威士忌，而希特勒不喝酒，還是素食主義者，「但大家都知道他下場究竟怎麼樣」。

這不是澤曼第一次口無遮攔：他曾把巴勒斯坦前領導人阿拉法特比作希特勒。在他政治生涯更早些時候，他曾對一家本地報紙《Lidové noviny》表示說，那些想要跟北京保持緊密關係的人，「是做好了要動手術把眼睛變小的」。1996年，澤曼在擔任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時，曾強烈反對捷克在外交上的軟弱，他把中國作為例子，諷刺屈從壓力的政客，為了得到「正確」的膚色，會尋求被黃疸病感染、會宣稱他們從小就喜歡大米。

不過，二十年之後的2016年，澤曼對中國的態度已經發生了180度的轉變。捷克的對華政策也發生了180度的轉變。2016年是中捷關係的高光時刻，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對捷克進行了國事訪問。這次訪問後，澤曼表示，希望捷克成為中國進入歐洲的門戶，並預計捷克在一年內就有望拿下來自中國35億歐元的投資。

從2014年首次訪問中國到2020年4月之間，澤曼訪問中國共計七次，包括2015年作為唯一一名參與中國抗戰勝利70週年閲兵儀式的歐盟國家領導人。澤曼本人對於中國態度的巨大轉變，讓人費解。對於在捷克進行中國研究的學者而言，分析澤曼身邊的顧問團隊和他所在的黨派，以及回溯他的政治過往，多少可以理清澤曼之所以「站隊」中國原因。

捷克智庫布拉格國際事務協會（AMO）中國研究項目在2012年起開始對中國在中東歐的影響進行追蹤，並對關鍵人物的關係進行了梳理。在捷克截止至2018年的「中國影響力」數據圖當中，以澤曼為中心，有兩條線延伸至中國和捷克的商界：一條是捷克企業派富集團（PPF Group）的創始人凱爾納（Petr Kellner）；另一條則是中國華信能源的董事長葉簡明。

前者凱爾納是捷克首富，更確切的說是中東歐十六國首富。澤曼2014年訪華結束後，便是乘凱爾納租用的私人飛機回的捷克。此舉讓澤曼飽受爭議，捷克媒體評論，如果類似的行為發生在其他歐盟國家首領身上，恐怕是要被迫辭職的。而葉簡明，在中國和捷克「熱戀」期，一直是澤曼總統身邊的中國顧問。

在過去5年甚至10年間中捷關係的起起落落中，凱爾納和葉簡明這兩位商人都深深捲入其中。這兩人所在集團近些年的劇烈起伏，也反過來影響到了中捷外交關係最新的改變。

在中國賺滿缽的捷克商人

2014年，凱爾納派富集團旗下的捷信集團成為首個具有在全中國範圍內發放現金貸的全外資消費金融公司。在接下來的4年中，隨着中國消費者消費能力和借貸意識升級，捷信集團賺得盆滿缽溢。根據公司財報，捷信在2018年達到盈利的頂峰，淨利潤達到13.96億元，同比增長了36.56%。截至2020年5月對公開文件的統計，捷信依然是在中國內地26家持牌消費金融公司中唯一的外資企業。

作為近五千萬中國借貸人的債主，捷信和凱爾納異常的低調，尤其是在老家捷克。

一直到2019年之前，在捷克媒體上都鮮有關於捷信的報導。捷克智庫布拉格國際事務協會中國研究項目負責人卡拉斯科娃（Ivana Karásková）在與端傳媒的採訪中說，記者們曾私下告知她，在捷克的媒體圈裏，「大都有被告知過，減少對捷信的報導。」

因此，在2019年10月底，當捷克一家研究中國的智庫「解析中國」（Snopsis）翻譯了中國大陸媒體《南方週末》關於捷信的一篇調查報導並發表在捷克一家非盈利性新聞網站《Hlidacipes》之後，捷信反應強烈。

南方週末這篇題為《低調的行業鼻祖，全球最大的催賬團隊》的調查報導，發表於2019年9月5日，詳細梳理了捷信從2008年有進入中國市場的意向開始，一直到發展為行業老大的發家史；以及捷信在早期使用的商業模式，是如何影響了包括一大批網貸平台在內的中國消費金融行業的。捷信作為中國的現金貸之王，高利率一直都是其標籤之一。報導提到，捷信的招股書中也顯示，從2017年到2019年，捷信三款主要產品的實際利率高達42%。

南方週末的記者採訪了捷信的前高管、員工以及捷信的用戶，對捷信是否為高利貸提出質疑。報導寫到：「在合同中，捷信卻努力以利息、貸款管理費、客戶服務費等名目來規避高利率風險，甚至會刻意將這些收費名目進行分割，以不同子公司的名義來收取。」根據捷信金融債券募集說明書中的數據，「捷信的手續費收入在營業收入的佔比都在70%以上，而利息佔比不足30%」，因此，「手續費才是捷信利潤的大頭」。根據南方週末的報導，捷信並不否認利率高，但強調「是合法的」，理由是持「消費金融牌照」的金融機構，不受民间借贷利率36%红线的限制。

報導也提到了捷信的「特別身份」：「作為捷克最大的企業，捷信時常被視為中捷友好的使者。每年，捷信都會調派大量人手去參與舉辦中捷金融論壇，而兩國的監管高層都會出席會議，這是捷信一條獨特的溝通渠道。」

「解析中國」將這份調查翻譯成捷克語後，捷信官網上發布聲明，指「解析中國」翻譯的文章對於捷信在華的業務是「高利貸」這一指控不實，強調捷信一直是在中國監管紅線之內；並反駁說，捷信在全球的催收代理人比文中提到的23000人要少很多，指責「解析中國」 是在傳播假新聞、操縱輿論，表示將會採取法律行動。

「捷信給我們發了律師信，說要對我們提起訴訟，」「解析中國」的研究員吉魯斯 （Filip Jirouš） 向端傳媒解釋說，「但最後還是不了了之了，並沒有起訴，反而還為我們的籌款項目添了把火，讓我們被更多人的人所知道」。

《南方週末》並不是唯一一家起底捷信的中國媒體，央視《經濟半小時》也曾「點名批評」捷信的高利率。2019年7月中旬，在捷信金融向香港聯合交易所遞交招股書尋求上市時，數家中國媒體都有對捷信進行相關報導。

中國法定年化利率最高限額為36%，而根據這些媒體披露，捷信貸款的利率加上服務費，年化實際利息往往高達50%，遠超過監管機構的規定。在第三方投訴網站聚投訴平台上，捷信金融的投訴率連續三年進入前十，投訴的內容包括「利息過高」，「暴力催收」，「惡意推銷」，「合同變更」等等。

2020年，由於疫情重創中國消費金融行業，再加上捷信本身面臨的轉型問題以及中國對這一行業日益收緊的監管政策，捷信金融在中國步履維艱。2020年第一季度，捷信金融第一季度淨利潤與2019年同期相比暴跌近90%，僱員數量也比2019年底減少近1.4萬人。

不過，數次深陷輿論旋渦，捷信都全身而退。這背後，2014年獲得的「消費金融牌照」意義重大：這意味着捷信是符合中國國家監管標準的正規機構。對於金融機構而言，只有獲得了消費金融牌照，才能參與消費金融領域的全鏈條服務，同時還可以用更低的成本獲得資金，並直連人民銀行徵信系統，從而降低風險以及增加催收回款的有效度。

當捷信在不同場合被不同利益方控訴是非法經營時，捷信都會強調，自家公司是已經獲得中國官方牌照的消費金融公司，因此所經營的產品和業務，也是符合中國法律的。捷信拿到這張「免死金牌」的過程，捷克中國研究學者哈拉 （Martin Hala）認為，恰是中國慣用的「戰術」——中國重商主義的經濟外交策略：以經濟工具為槓桿，影響撬動其他在地緣政治意義上有重要作用的國家和地區。

哈拉在一篇分析中國在捷克經濟外交政策的報告中寫道：「一帶一路和16+1這樣的倡議都是很好的例子，雖然不一定能夠帶來豐厚的經濟回報，卻能夠為接近和『俘獲』當地的政治精英提供很好的幌子。」

捷克對華政策的「180度」轉彎

導遊伊恩最常講起的兩個政治人物，除了現任總統澤曼，還有一個便是後共產主義捷克（當時還是捷克斯洛伐克）首位民選總統哈維爾。

哈維爾是反抗極權壓迫的標誌性人物，促成捷克天鵝絨革命的重要思想家。哈維爾對後極權主義社會的論述，如今依然在全球都有着廣泛的影響力。在捷克，「哈維爾是唯一一位幾乎所有捷克人都認同的政客，我接觸過的所有捷克人，幾乎沒有人會說一句他的不好。」 伊恩在帶領遊客們走到當年天鵝絨革命群眾大量聚集的瓦茨拉夫廣場時講起哈維爾，「毫不誇張的說，哈維爾曾是，也依然是捷克民眾心目的政治燈塔」。

1989年，在哈維爾當選總統後，曾公開接見達賴喇嘛和時任中華民國副總統連戰。這直接導致了中捷關係在哈維爾在位期間幾乎降至冰點。哈維爾在捷克政治版圖上影響重大，使得捷克在政治傳統上並不是一個親近北京的國家。澤曼總統上台之後，捷克政界在對華態度上明顯變暖，但這樣U型的政策轉變並沒有體現在捷克的政策文件當中。

在捷克政府2014年和2018年發布的執政綱領文件中，對待中國的外交政策措辭與之前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在尊重國際貿易的基礎之上，建立平衡和互惠的雙邊關係」。捷克政府的外交重點依然是歐盟以及北約，但這與在2013年之後日漸頻繁的中捷高層互訪以及加速升温的中捷關係並不相符。

據曾任布拉格查理大學東方研究所所長的捷克漢學家洛莫娃 （Olga Lomová）的分析，這表明捷克的對華政策有兩張面孔：「一面是比較冷靜的、面向歐盟的政策；另一面是對中國近乎戲劇化的靠攏。這種差異表明，捷克新的對華政策是某些集團，包括私營企業私下推進的結果。」

打開捷中友好合作協會網址，會看到一個設計粗糙、內容甚少的網站。但是，在現實世界中，捷中友協以及以協會名義所承辦的中國投資論壇、中國-中東歐國家衞生部長論壇等活動，為中捷熱衷於推動雙方關係發展的政界和商界人士提供了重要的會面和交換的機會。

尤其是中國投資論壇，從2013年起，每年都在總統府的所在地布拉格城堡舉行，並有澤曼總統的名譽贊助，與會的是以捷克為主的中東歐國家政界要員以及商人，再加上中國方面從政府高層到地方各級官員、企業代表，從2013年的500多人，發展到2018年的上千人參與會議。

中國投資論壇是捷克「親中」集團的一個大本營，並且由澤曼總統親自坐鎮。捷中友協是論壇最初發起人，在2014年轉由中國外交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秘書處任主辦方。此後，友協依然是承辦方，而派富集團則是每年雷打不動的協辦方。中國投資論壇也是中捷間第二條商業影響力線索、葉簡明的中國華信能源，與派富集團的交集：2014年，中國外交部接過論壇的主辦權後，華信成了會議的聯合舉辦方。

捷中友協委員會成員中的捷克人都是中國的「老朋友」， 「解析中國」的研究員吉魯斯說：「都是捷克在中國的代理人。」比如協會主席、捷克前國防部長德沃吉克 (Jaroslav Tvrdík)，協會副主席、現捷克議會議員、中國捷克工作組成員比爾凱（Jan Birke），以及現在已經從網站上移除的協會前執行主席、前歐盟擴大和睦鄰政策專員福勒 （Štefan Füle）。

包括德沃吉克在內的這三位政治人物的共同點，除了都為捷中友協工作之外，還都是捷克社會民主黨黨員，且都與派富集團有着密切的關聯。這也正是捷克內部中國利益代理人的畫像關鍵詞：捷中友協、社會民主黨、派富集團。

社會民主黨一直是中國共產黨「選定」的攻堅目標。社民黨是捷克歷史最久的政黨，雖然在2006年選舉中失敗而成為在野黨，依然具有堅實群眾基礎。總統澤曼直到2007年因為黨內鬥爭退出社民黨之前，一直都是社會民主黨最有政治影響力的黨員，曾在1993擔任社會民主黨主席。

在中國，與捷克社民黨緊密接洽，促成兩國關係的升温，被視作「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以及政黨外交的優秀範例。根據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周力在黨內刊物發表的署名文章，對外聯絡部為扭轉在捷克國內涉華負面輿論頗多和對其他領域交往產生的負面影響，想法設法做捷克社會各界的工作，重點就是捷克社會影響較大的社會民主黨。通過密切接觸和有針對性的交流溝通，「最終推動兩黨交往於2012年實現了機制化」，到了2014年初，捷克社民黨重新上台執政，更是「緊緊抓住中捷關係轉變的契機，將政黨工作的良好歷史基礎轉化為對現實國家關係的有力支撐」。

中捷的政商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通過社民黨串聯起來。捷中友好協會主席、捷克前國防部長德沃吉克無疑是這些人當中最突出的一個，是遊走在當代中捷關係當中最雙面玲瓏的角色，被捷克的中國學者們稱為是「新型政治企業家」的典型。

德沃吉克從2001年起在社會民主黨內擔任了一系列職位，從國防部長到競選負責人再到黨主席顧問，卻在2015年，也就是擔任捷中友協主席3年後，受聘于華信集團歐洲公司董事會的副主席——讓德沃吉克飽受詬病的是，他同時也掛名總理中國事務顧問。在澤曼2016年成為總統後，德沃吉克轉而開始擔任澤曼的中國事務顧問一職。

而據多家捷克媒體報導，德沃吉克從2010年開始就受僱於捷信，以中捷經濟顧問的身份幫助捷信進入中國市場。除去前政客外，捷信也開始僱傭比爾凱（時任捷克納霍德市議會議員）這樣的地方級官員擔任說客，在中捷雙方進行遊說。

比爾凱在2010年到2013年任捷克納霍德市（Nachod）市長。2010年當選為市長時，比爾凱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曾描述過他為派富集團工作的過往：「必須得說，我並沒有能夠成功的幫助派富集團拿到在中國所需要的許可。因為在中國，跨國公司的生意成功與否取決於這個國家與中國的關係。而那個時候，捷克和中國的關係是比較『脆弱』的，主要原因就是人權，台灣，還有捷克對於達賴喇嘛的接納。」

「我是不能夠在擔任市長的同時為派富工作的，所以我已經停止了這些工作，」比爾凱在這次採訪中解釋說，「但我依然會幫助派富集團，覺得他們有困難的時候，我能幫就幫了，我認為這是公平的」。

在捷克的學者眼中，順着中捷雙方政商互動的脈絡梳理下去，捷克的「中國朋友」們這些「公平」的「幫助」，也是捷克對華政策180度轉變的重要背景，這也幫助捷信集團在2014年拿到了在中國全國範圍內的營業許可。

2014年4月，時任捷克外交部長扎奧拉萊克（Lubomír Zaorálek）訪問中國，而後，中捷雙方外交部都發布了聲明，特別提到了捷克「充分認識到涉藏問題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並「拒絕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獨立」。這個「特殊」的條款在捷克境內引發了強烈的反彈，外長扎奧拉萊克在回到捷克後隨即承認， 在「工作訪問」聲明中不同尋常的措辭是中國合作伙伴強加給他的。

2016年4月，捷信首席執行官史邁克（Jiří Šmejc）在一個商務會議的發言中說，他為派富集團和捷信自豪，因為正是公司的成功，才重新激活了捷克和中國的關係。

在捷克「閃亮登場」又「急轉直下」的中國商人

與此同時，捷克的市場也在同步為中國開放。

2016年，《財富》雜誌將時任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長的葉簡明評為全世界40歲以下的頂級高管之一，並對這位中國最年輕的世界500強公司掌門人進行了專訪。葉簡明披着神秘的面紗，在世界舞台上走入了公眾的視野。

在歐洲，更多人開始注意到華信在捷克大手筆的投資和收購，除去在布拉格的幾處地標性建築外，華信還收購了一家啤酒廠，一家足球俱樂部，兩家媒體公司，兩家五星級酒店，一家鋼鐵廠……葉簡明被捷克總統澤曼任命為在捷中經濟合作領域的榮譽顧問。在澤曼訪華期間，一張澤曼與習近平的合影中，當時38歲的葉簡明，就站在兩人身邊，身體微微前傾，笑容謙恭。

這一系列的收購也是始於2014年——這一年，不止對派富打入中國十分關鍵，對於葉簡明和華信而言，也是有着重大意義的一年。2014年10月，華信入股捷克J&T金融集團的簽約儀式，因為有中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捷克總統澤曼到場加持而格外引人注目。華信成為了第一家持股歐洲銀行的中國民營企業。

捷克西鄰德國和奧地利，東靠波蘭和斯洛伐克，是中東歐四國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成員國，還兼有歐盟成員國、北約成員國、申根國家的身份，不管是從地理位置還是政治態度上，都是東西歐的門戶。這也恰恰是捷克對於中國以及對於華信具有戰略誘惑力的所在。

在葉簡明構架的藍圖中，J&T金融集團將成為華信進入歐洲的金融通道，協助中國企業對接「一帶一路」的投資項目。華信是民營企業，卻獲得了十分罕見的「中國」冠名，其在歐洲的登場，也與中國在歐洲的地緣政策走向相契合。葉簡明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總是強調，華信高速成長的秘訣，就是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為國家拓展海外能源」。

況且，總統澤曼還與俄羅斯關係密切。2017年，華信收購了全球油氣行業最大的公司俄羅斯石油14.16%的股權，成為該公司除俄羅斯政府和英國石油公司外最大的股東，這筆交易達90億美金。2017年，葉簡明在接受《財新》採訪時就曾表示，「好朋友」澤曼總統非常講義氣，多次與俄羅斯高層牽線搭橋。

然而，這一筆一旦成功就可以讓華信成為世界頂尖貿易商的交易，最終沒有成交。

2017年底，香港民政事務局前局長、華信旗下的非營利部門中華能源基金秘書長何志平在美國被捕。聯邦檢察官指控何志平通過華信在香港的智庫做掩蓋，向乍得總統伊和烏干達外交部長行賄，獲得在兩國的石油開採權。

2018年初，華信董事長葉簡明也被中國當局拘捕，之後再無消息。華信這座用短短几年就搭起的、曾在世界500強排名第222位的空中閣樓，曾以驚人的速度拔地而起，卻以更快的速度坍塌。華信系的公司紛紛捲入了違約、評級下調、股權凍結、訴訟等事件，債務黑洞高達千億。

中捷「友好」高光，停滯在了2018年

對總統澤曼來說，他的中國顧問被中國官方拘捕，是窘事一樁。

澤曼自當選總統以來一直都是中國在捷克最大的支持者。他曾在不同的場合許諾過，中國將會為捷克帶來的鉅額投資。智庫布拉格國際事務協會中國研究項目負責人卡拉斯科娃說：「我們從來沒有在中國領導的口中聽到過這些話，大多是從澤曼口中聽到的。」

華信來投資的時候，曾讓捷克人看到一線曙光，但如今隨着華信的消逝，那些來自於遙遠東方的許諾，也煙消雲散。 中國央企中國中信集團隨後接管了華信在捷克的業務。卡拉斯科娃告訴端傳媒，中信內部到現在也不知道如何處置華信收購的一眾捷克公司。華信當初所做出的收購決策似乎並沒有遵循一定的商業邏輯，更多是「根據華信在捷克的代理人德沃吉克的個人喜好和關係網絡，」卡拉斯科娃解釋說。 在中信接手之後，德沃吉克也加入了中信歐洲公司，擔任董事會副主席。

在捷中友好協會網站的動態一欄上，最後的一條更新是2018年：「2018中國投資論壇再次在16+1框架下舉行」。捷中友協及其所代表着的捷中關係最「輝煌」的時刻，似乎就這樣凍結在了2018年。

這之後，澤曼為中國搖旗吶喊的陣勢逐漸減弱了，捷克內部要求重新審視中捷關係的呼聲則強烈起來。與此同時，關於派富集團對捷克政壇影響的媒體報導，也逐漸多了起來。

2019年對於派富集團也是坎坷的，先是捷信在中國的業務開始下滑，在港股尋求上市不成，反而引得中文和英文媒體紛紛「揭底」報導，甚至是在自己的後院裏，也被坐實了一樁醜聞。

捷克媒體《簡明新聞》（Aktualne.cz）在2019年底爆出，一家研究中國的智庫「Sinoskop」(现已更名为Asiaskop)，其實是捷信集團出資僱傭公關公司建立的。「Sinoskop」的創始人沃伊塔 （Vit Vojta），同時也是澤曼的中文翻譯。在被曝光前，「Sinoskop」頻繁出現在捷克主流媒體上，，而Sinoskop關於中國的論調，大部分是「小罵大幫忙」。在香港和台灣以及人權問題上，Sinoskop發表的評論文章，絕大部分都更親近北京；在2019冠狀病毒流行初期，Sinoskop發表的相關文章，認為「新冠將會使中國變得更加強大」——因為中國將克服這個巨大的挑戰，從而進一步發展。

捷克內部的「反華派」其實一直存在，他們強調對中國的政策應當以價值觀為導向，被捷克前總理內卡斯（Petr Necas）稱為「達賴喇嘛主義」。顧名思義，這一派的政客對西藏和台灣表示堅定的支持，認為對人權和自由的追求，比經濟至上的利益更加重要。從首任總統哈維爾開始，到2018年剛上任的布拉格市長賀瑞普都是「達賴喇嘛主義者」。

在查爾斯大學學者荷貝克（Martin Hříbek）看來，哈維爾在捷克人的心中是抵抗極權，追求自由的象徵，而西藏通過與哈維爾的關聯，也成為在當代語境中捷克對於自由在遙遠東方的投影，因而是捷克民族認同重要的組成部分。

因此，即使是在中捷關係的蜜月期，捷克民眾對於中國的警惕心也是存在的。根據一家位於斯洛伐克的智庫「Globsec Institute」2019年發布的報告，有62%的捷克人認同歐盟的價值觀，這高於其他中東歐國家。捷克人有48%的人認為中國對於捷克而言是威脅，這在同地區的國家中是最高的。

因此，當來自中國的經濟誘惑未能實現後，被壓抑着的聲音更容易被聽到，並逐漸變成了行動。

2018年12月，捷克政府的網絡安全機構（Nukib）是歐盟境內最早發出警告表示華為構成潛在的國家安全威脅的國家情報機構之一。這也讓總統澤曼大為震驚，因為從2014年以來，華為一直都是總統府的獨家通信供應商，為總統及其員工提供通信服務。

2016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捷克時，捷中兩國簽署了多項條約和協定，其中包括布拉格與北京締結為友好城市。但在賀瑞普擔任布拉格市長以來，多次嘗試推進布拉格市與台北市締結姐妹城市關係，呼籲北京從「姊妹城市」協議中刪除「一中條款」——布拉格和北京的友好城市協議第三條寫道，布拉格承諾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並認知「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2019年3月，賀瑞普訪問台灣，並與蔡英文會面，這讓北京極為不滿，取消了布拉格愛樂交響樂團（Prague Philharmonia）在中國的多場演出。根據布拉格廣播電台報導，中國方面表示，只有在布拉格愛樂交響樂團對賀瑞普曾經做出的使得中國不悅的言行提出批評後，才能恢復演出行程。

布拉格愛樂樂團最初沒能成行，中方還接連取消了布拉格絃樂四重奏（Pražák Quartet）、布拉格廣播交響樂團（Prague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以及布拉格瓜奈裏三重奏（Guarneri Trio Prague）前往中國巡迴演出的行程，在捷克政界和文化界引起不滿。賀瑞普下定決心，解除布拉格與北京的姐妹城市關係，轉而與台北結締。

在與德國之聲的專訪中，賀瑞普表示，他的決定反映了捷克在過去幾年中逐漸升温的「反中」氛圍，「幾年前，中國曾承諾在捷克境內進行大筆投資，但是他們除了買下一些公司或俱樂部外，完全沒有實現任何投資承諾。 捷克人漸漸意識到中國是個不可靠的商業夥伴，所以他們開始改變對中國的看法。」

2020年8月30日，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斯特奇爾（Miloš Vystrčil）在中國官方的重壓和澤曼總統的反對之下，率領90多人的代表團高調訪問台灣。維斯特奇爾是捷克有史以來訪台的現任官員中級別最高的一位，也是第一位在台灣立法院發表演講的非邦交國現任議長。

他在訪台前曾表示說，此行為的是重温已故總統哈維爾推行的 「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外交政策。維斯特奇爾在演講中說，哈維爾是捷克現代民主與自由之父，也將永遠是捷克共和國的總統。

不過，澤曼一直認為哈維爾只會講大道理，卻做不了實事。在一次與捷克廣播的採訪中，澤曼評價哈維爾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改革者」，而是一個「空想家」。在政治主張上，澤曼所追求的「實用主義」與哈維爾所寫的「活在真實中」，幾乎是南轅北轍。

這兩位總統位數不多的共同之處，大概就是啤酒了。

捷克的國民驕傲之一啤酒業最著名的宣傳語正是來自哈維爾：「凡是啤酒都是好的」。哈維爾鼓勵市民喝啤酒，他認為啤酒的酒精度遠比伏特加、威士忌等烈酒低得多，「當人們談論政治時，也不會那麼瘋狂」。哈維爾還喜歡帶來捷克訪問的高層政客到布拉格的小酒館喝一杯，因為小酒館往往在一座建築的最底層，滿是「眾生相」，在他眼裏，是民主精神的一種具象。

酒鬼澤曼當然也會招待來訪的國家元首喝啤酒。在2016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捷克時，在布拉格佩特任山頂斯特拉霍夫修道院的院子裏，兩人俯瞰着腳下的布拉格，把酒言歡。澤曼給習近平上的啤酒，竟不是捷克國酒皮爾森，而是知名度不高的「老博客」啤酒（Lobkowicz)：2015年，華信收購的捷克啤酒廠，正是這一家。

2015年9月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迎接捷克總統澤曼及中國華信能源董事長葉簡明。攝：Lucie Mikolaskova/CTK via AP/達志影像

2020年8月23日，捷克派富集團創始人凱爾納（Petr Kellner）到場觀看他女兒參加的馬術比賽。攝：Roman Vondrous/CTK via AP/達志影像

一名工作人員展示捷信集團旗下的「捷信消費金融」應用程式。攝：Matthew Miller/Reuters/達志影像

2011年12月19日，領導捷克斯洛伐克推翻共產政權的首任捷克總統哈維爾舉殯，一名士兵站在哈維爾的遺照旁。攝：Sean Gallup/Getty Images

2015年9月5日，捷克總統澤曼及中國華信能源董事長葉簡明在上海出席中國華信能源與捷克企業的協議簽署儀式。攝：Lucie Mikolaskova/CTK via AP/達志影像

2013年1月26日，捷克總統候選人澤曼在選舉結果公布之際會見傳媒。攝：Petr David Josek/AP/達志影像

2019年4月2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捷克總統澤曼。攝：Madoka Ikegami/Pool via Getty Images

日本半導體人在中國：日美貿易戰教會了中國什麼？

特約撰稿人 Kimiko | 2021-04-17

「早上好！」日本工程師中村和山田用中文與迎面遇上的每位中國員工打招呼。疫情仍肆虐全球，但2020年初夏起，中國南方的復工復產已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這裏是距浙江省紹興市市中心約20分鐘車程的半導體產業園。一大清早，中村和山田就從公寓步行來上班。這是由日本老板加藤創立的公司。兩人都穿著印有公司logo的夾克制服，裏面是白襯衫，系領帶，一副日本工廠「匠人」的打扮。

這裏也複製了典型日本企業的「傳統」，一天的工作正式開始前要行「朝禮」。兩位日本工程師領著中國員工高喊口號——「安全第一」「保證質量」「提高效率」。這是昭和年代（指1926年12月25日至1989年1月7日）日本企業就有的「文化」，日本人相信這麽做能提高企業的凝聚力和競爭力，現在它被帶到了這家有80多名員工的中國半導體公司。

邁入60歲的中村仍一頭黑髮，見人習慣鞠躬打招呼，隨後遞上一張印有自己穿西裝照片的名片。早在2018年夏天，日本公司就派他到蘇州的工廠常駐。廠裏只有他一個日本人，不會中文，全靠翻譯軟件交流。

2020年春節，中村回日本休假，因疫情在日本滯留大半年。後來，他索性在加藤的邀請下加入中國公司，於9月回到中國。中村透露：「日本工程師在中國公司不僅有股票期權，工資更是日本的5至7倍。工作三年，收入比在日本公司拿到的一次性退休金更高。」（編者註：部分日本公司為員工設立「退休金計劃」，除每月領取退休金外，亦可在退休時獲得一筆額外的退休金。）

山田的中文也不熟練。公司的兩名翻譯沒來上班時，他和中村都靠微信的翻譯功能和中國員工交流。早前，一位中國員工理解錯日文術語，直接導致購買的材料用不上。山田舉例：「說到半導體材料錠，中文直接翻譯過來成了鋁錠，是一種加工好的材料。但在日文裏，錠是指尚未加工的材料。」

這家公司的廠房都嚴格按照日本的規格設計，製作車間的不同區域有日文和中文兩種標記，大約有六台訂製的機器正不停運轉。

山田仍保持著日本公司的工作習慣，要求中國員工必須 「報告、聯絡、相談」。1990年至2018年，他在一家半導體材料公司工作了28年。3年前，這家公司在價格上競爭不過韓國產品而破產。失業後，單身的他回到老家福岡，找了一年半工作都沒著落。直到加藤向他發出邀請，山田拿著為期一年的工作簽證來到了中國。

「我也有朋友是在半導體公司幹了一輩子的技術員，正拜托我幫他在中國找工作。」說到這裏，山田不竟感到惋惜：「他們都是很有經驗的行業匠人。」

半導體產業是《中國製造2025》的重點之一，目標是在2020年實現半導體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40％自主率，2025年更要達到70％。隨著國產化腳步加速，中國公司不約而同將目光對準了這批「日本匠人」。

據日本財經雜誌Diamond報道，中國紫光集團在2020年招聘了大量日本技術人員。其HR透露，招聘啟事刊登之初，許多人因為擔心疫情不想來中國，但仍有不少50多歲的技術人員想抓住這次機會。

中村、山田與他們那幾代日本半導體人，是日本半導體站上世界巔峰又驟然跌落的親歷者。從二戰的廢墟下起步，日本半導體產業於八九十年代獨步全球，後成為日美貿易摩擦的慘烈「戰場」之一，並逐漸走向衰落。不少意難平的日本半導體人，選擇中國作為他們的下一站。

不被看好的日本「收音機夢」

走過東京市中心的「COREDO日本橋」大廈，氣派的綠色玻璃幕牆高樓直到夜晚仍燈火通明。而70多年前，這裏只是一家百貨公司的倉庫。美國發動的大空襲幾乎將東京燒成一片平地。1946年5月7日，37歲的井深大和盛田召夫在此創立了東京通信工業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東通工），即索尼公司的前身。

正是井深大一個大膽的決策改寫了公司乃至整個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命運。1952年，平生第一次出國的他去美國考察如何擴大錄音機的銷路。在紐約，他得知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在1948年發明了晶體管，專利由實驗室的母公司美國西部電氣公司（Western Electric）持有，而後者正欲出售這種專利。

晶體管是一種類似於閥門的固體半導體元件，可用於放大、開關、穩壓和信號調制等。自誕生以來，它的主要買家一直是美國軍方。上世紀50年代中期，全球半導體產值約5000萬美元，僅美國國防部就採購了全球半導體產量的22%，占整個半導體市場銷售額的35%。反過來，美國軍工產業也促成了電子真空管向半導體晶體管迭代。

索尼公司的官方網站上，如此記述井深大當年拋出的一番「大話」：「既然要造晶體管，如果不瞄準人人都能買得起的大眾產品，還有什麽意義。而那（種產品）就是收音機。」

東通工表示希望將晶體管應用在民用商品中，西部電氣的技術人員並不看好。井深大花2.5萬美元買專利一事，也在公司內部飽受質疑：「有必要冒著公司經營的風險，來做不知道能否成功的晶體管嗎？」「像咱們這種小公司做美國也做不出來的晶體管收音機，是種魯莽的冒險。」

更大的阻力來自日本通商產業省（以下簡稱「通產省」，現為日本經濟產業省）。東通工向通產省申請製造許可，對方卻答覆：「擅自簽字（買專利），真是豈有此理。」

受挫的井深大只能先在公司內部召集人才做籌備。當時，東通工雖然買下專利，卻沒有製造裝備的說明書。公司不僅不掌握製造方法，連稱得上資料的東西也找不到。唯一能借鑒的是盛田昭夫從美國帶回來、由貝爾實驗室出版的三卷本「聖經」——《晶體管技術》（Transistor Technology）。

時任錄音機製造部部長岩間和夫自願接下此任，從這套書入手，開啟了日本初代半導體人長達三十多年的「偷師學藝」。

1953年底，通產省的電子工業部門發生重大人事變動，似乎有望通過東通工的許可申請。因此剛過完1954年新年，岩間和夫就奔赴美國研究晶體管。岩間時年35歲，後來他提起這段經歷開玩笑道，「這也是我發胖的開始」。

西部電氣熱情地接待了岩間，卻禁止他記筆記或拍照。岩間就跑去環境相對寬鬆的工廠，不停用蹩腳的英語四處提問，再把回答和看到的一切記在腦中。

一回到酒店，他邊回想看過聽過的事，邊畫素描寫報告。受益於岩間收集的信息，東通工在他回國一周前成功製造出了晶體管。由岩間撰寫、長達256頁的跨國信件也被整理為《岩間報告》。

之後，東通工又幾經改良，於1955年8月7日首次向全世界推出了晶體管收音機「TR-55」。同年，公司以拉丁文「Sonus」和英文「Sonny boy」組成品牌名稱 「SONY」（索尼），進軍美國。從此，日本正式踏入了全球半導體產業。

TR-55售價19,800日元，當時日本大學畢業生的起薪約七八千日元，算是件「奢侈品」。盡管如此，它依然成了國內外的「爆款」，使索尼在世界一舉成名。到1959年，索尼收音機已賣出250萬美元，引來其他日本公司的紛紛效仿。

如今已屆耄耋之年的牧本次生在日本人稱「半導體先生」，彼時正在大學工學部念書。牧本告訴端傳媒，這年第二學期的物理課上，老師講起索尼收音機使用了半導體技術，激起了他強烈的好奇。

「半導體好像很有趣，真想嘗試做做看。」青年牧本立下決心。從東京大學畢業後，他如願進入日立公司半導體部門。在九十年代的美日半導體貿易摩擦中，牧本更作為日本代表團團長，站上兩國交鋒的第一線。

「舉國之力」研發的黑色小盒子

2015年5月，中村第一次從日本報紙得知，中國政府提出了「中國製造2025」。他不禁感慨：「以國家為主導發展未來產業，這和日本當年（的做法）很像啊。」

牧本次生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也特別提及，《日本經濟新聞》在2018年4月刊登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考察武漢半導體工廠的報道。文章引用習近平的講話：「如果以人體打比方，半導體堪稱心臟。（中國半導體）要實現技術上的重大突破，躋身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地位，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做貢獻。」

牧本認為，習近平的講話「說明中國從上到下都充分認識到了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

與現在的中國相似，45年前的日本也曾以舉國之力發展半導體。

1976年3月，通產省成立「超LSI技術研究組合共同研究所」（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ed Circuits，以下簡稱「超LSI」），口號是「打造未來計算機必不可少的大規模集成電路」。

顧名思義，研究所本來的目的不在半導體。對此牧本解釋，研發新一代計算機勢必需要1μm或更小的微加工技術，研究所研發的正是相關製造技術中的基礎技術。只是後來作為成果，許多技術被應用到日益小型化的半導體元件上，促成了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急速成長。

當年，通產省集合了富士通、日立、三菱、東芝、NEC五家計算機公司，以及富士通-日立-三菱系的計算機綜合研究所（簡稱CDL）、NEC-東芝系的日電東芝信息系統（簡稱NTIS）的研發人員，又聯合學界和政界資源，進行共同研究。

在一張老照片中，約一百名日本半導體精英身穿統一制服，站在研究所門前，人人望向天空，鬥志昂揚。該舉國項目共投入700億日元，其中政府出資290億日元，幾乎相當於當時通產省補貼支出的一半。

盡管七家企業、企業與通產省、當時執政的自民黨之間存在諸多分歧，超LSI存在的四年間共研發出上千件專利。很長時間來都有一種說法，超LSI是奠定日本半導體產業競爭力的經典之作。

不過，東京大學教授丸山知雄在論文《中美貿易摩擦下的中日韓集成電路產業生態》中的評價更為中立：「從集成電路的分類來看，（超LSI）取得的成就基本局限在DRAM領域。在電腦CPU、手機基帶等領域，日本的技術從未超越美國。」

正是依靠DRAM技術，日本打出了半導體的一片天下。

簡單而言，DRAM是一種存儲芯片。它主要基於半導體晶體管和集成電路技術，由美國IBM公司在1966年研發成功。從外表看，許多時候它就類似一塊黑色的小盒子。

其實早在1970年代，日本就具備生產DRAM內存芯片的能力，但最關鍵的生產設備和材料都依賴從美國進口。半導體的產業鏈很長，上游有材料和生產設備等環節，中遊有設計和製造環節，下遊主要是封測。越往上游，核心技術越密集、越尖端，尤其是在半導體材料和設備領域。缺乏材料和設備，芯片設計只能紙上談兵，後續的製造和封測也如無米之炊。

借超LSI的「舉國之力」，使日本在DRAM領域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晶圓製造巨頭有信越化學工業；光罩領導者有 TOPPAN （凸版印刷株式會社）；後端材料有京瓷（Kyocera）、住友電木；前後端檢測有 Advantest 和東京電子；還有光刻機巨頭尼康等。

1980年，日本比美國提早半年生產出64K容量的DRAM；又比美國早兩年推出256K容量的DRAM。從1980年到1986年，日本企業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的份額由26%升至45.5%，美國企業的份額則由61%跌到43%。鼎盛時期，日本企業在世界DRAM市場中的份額更高達80%。

即使後來日本的半導體式微，由研發DRAM形成的這條完整產業鏈、積累的尖端技術，尤其日本在半導體材料和設備上取得的飛躍性成就，成了目前其與中國合作的重要前提與基礎。

「今後是日本的時代」

回望80年代，半導體是日本最被看好的新興產業之一。中村從大學工學部畢業時，便違背了父親和爺爺讓他進入傳統名企神戶製鋼的意願。「鋼鐵已經是過時的產業，我要去做更有魅力的新東西。」中村在他的中國辦公室告訴端傳媒。他去了神奈川縣的一家半導體公司，一幹就是三十餘年。

日本半導體的興盛，以及戰後經濟的繁榮，讓幾代日本人重拾自信，意氣風發。

中村回憶：「70年代進入公司的前輩們一心想著如何超越美國，我們這些年輕人則熱衷研發新器件、新工藝，提高成品率和可靠性，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

NHK曾製作6集紀錄片《電子立國·日本自述傳》。一位日本半導體工程師流露了相似的情緒：「每次芯片tape out的兩三個月，心裏非常不安，睡不好。隨時都在想會不會出問題……芯片回來，第一次按下重啟鍵，心裏緊張到了極點，鬆開按鍵，就是去往天堂和地獄的一瞬間。（如果）邏輯分析儀數字混亂，心情就瞬間落入地獄，沒人願意說話；如果一切正常，人就像到了天堂，仿佛整個世界都在圍繞自己旋轉，就像我是世界之王。」

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快速崛起，也受益於市場上對消費電子產品的巨大需求。從50年代到70年代，以彩電、空調和汽車為代表的「新三大神器」替代了冰箱、洗衣機和黑白電視機。到了90年代，最早一批「平成廢宅」已經快樂地沈浸在電腦遊戲的世界中。

日本前大藏省（2001年後改名並拆分為財務省和金融廳）官僚、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在《戰後日本經濟史》中回憶，從70年代起，世界上對日本感興趣的不只是投資者了。他在美國各大城市介紹日本經濟情況，會場總是座無虛席。發達國家的年輕人中不乏認為「今後是日本的時代」，紛紛開始學習日語，希望進入日本公司。

1989年，陳同正是在這種氛圍中來到日本的。從南京工學院（後更名為東南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南京無線電廠做技術員。在東京，陳同進入了一家半導體測試公司，首次接觸到燒機測試（burn in）技術。

陳同給端傳媒舉了個例子，半導體產品有初期不良的問題，他所在的公司正是針對初期不良做檢測工作。就像人壓力大容易生病，提高半導體的電壓，改變環境溫度等，讓半導體產品內可能有的故障提前出現。他半開玩笑地說：「（我們）通過這些手段給產品分檔次。抗壓最好的用在宇宙飛船上，次之用在軍事上，之後可能是航空，再往下可以用在汽車工業。最一般的，就送去秋葉原了。」

「當時中國完全沒有這種技術。中國連半導體都不生產，怎麼可能做半導體檢測呢？」 陳同說。他在這家半導體企業工作了二十年，直到爆發「雷曼兄弟」事件。2009年，他響應公司的中高年退休計劃，離開了半導體檢測行業。

以威脅國家安全的名義

如今，在紹興半導體產業園，茶餘飯後，有時加藤會和中村、山田一起「緬懷」日本半導體昔日的輝煌。進入中美貿易摩擦的第4年，他們還嗅出幾分與30多年前日美半導體貿易摩擦的相似之處。

1985年，日本半導體企業迎來了高光時刻，卻成了美國企業的集體噩夢。

64K DRAM的價格由前一年的3美元暴跌至0.75美元；256K DRAM則由31美元跌至3美元。價格戰打響後，日本企業在政府的支持下將價格壓得更低，搶先占領市場。

這年，NEC的銷售額超越了行業老大美國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而美國半導體行業在這年失去了約4萬個工作崗位，國內5家規模最大的半導體公司上一年還盈利13億美元，轉眼就在這年損失近3.43億。英特爾和國家半導體（National Semiconductor）被迫宣布撤出DRAM市場。

美國仙童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也未能倖免。這是家傳奇公司，更是矽谷未來成長的基石。1957年，「晶體管之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創立了它。如今在矽谷，由仙童衍生出來的公司達近百家。

1987年，富士通打算用2億美元收購陷入財務困境的仙童半導體。據當年《洛杉磯時報》的報道，這本是一次商業上的友好合作。仙童半導體的高層親自前往日本尋找「救命稻草」；而富士通則經過對方的一番遊說才決定參與競標。

然而，收購引發了美國半導體業界的強烈不安。仙童半導體前CEO、後創立LSI公司（LSI Corporation）的威爾弗雷德·科里根（Wilfred Corrigan）預言，它必將引發多米諾效應。國家半導體公司的時任CEO查爾斯·斯波克（Charles Sporck）則宣布：「我們正在與日本開戰——不是用武器和彈藥，而是在打一場技術、生產力和質量的經濟戰。」

去年8月，特朗普政府試圖迫使字節跳動出售 TikTok在美國的業務時，CEO張一鳴在內部信中多次提及，雖然公司積極配合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調查，仍屢屢受阻。這個在中美貿易戰中頻頻出手的機構，首次以威脅國家安全名義找上的外國公司，就是欲收購仙童半導體的富士通。

當年，美國貿易副代表麥克·史密斯（Mike Smith）在該委員會的辯論中稱，國家安全不僅僅是轟炸機、彈藥和導彈的儲備量，經濟安全同樣至關重要。「如果我們沒法自己造半導體，就無法成為世界強國。」

美國媒體則在更早就對日本半導體產生警惕。1981年3月，《財富》雜誌為《日本半導體的威脅》一文所配的插畫中，日本相撲選手站在模仿矽晶的擂台上，與美國選手怒目對視。1983年，《商業周刊》也發表題為《芯片戰爭·日本威脅》的文章。1987年的一張老照片中，五位美國議員在國會大廈門口掄起大錘，砸毀了一台東芝的收音機。

1987年3月，富士通在各方壓力下宣布放棄收購仙童半導體。當月17日，《日本經濟新聞》刊發文章《富士通不希望導致問題政治化》。

直到十多年後，時任富士通社長山本卓真仍耿耿於懷：「為什麽法國公司可以收購（編者註：法國的斯倫貝謝Schlumberger曾於1979年收購仙童半導體），日本公司就不行？這種不公平待遇應該跟美國說清楚。對於這種沒道理的反對，就這樣忍氣吞聲，（讓我）至今無法原諒自己。」

《洛杉磯時報》更一針見血地指出，曾經叱詫風雲的仙童半導體淪為了美日貿易摩擦中的一枚棋子，折射的是背後的種種擔憂——對企業生存的擔憂，對國家安全的擔憂，對經濟的擔憂，對日本不可信任的巨大擔憂。

「誠聘能用英文吵架的日本男士」

為了解決和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摩擦，日本在1986年9月與美國簽署《第一次日美半導體貿易協定》，限制向美國出口半導體產品。1991年6月，雙方再次簽署新的五年協定，這次美方希望外國半導體產品在日本的市場份額能達到20%。

1996年伊始，《第二次日美半導體貿易協定》即將到期，兩國必須展開新的談判。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和時任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將談判的時限定在7月底。這個日子也成了日方談判團團長牧本次生的「懸頂之劍」。

25年後，牧本向端傳媒講述了親自參與談判的經歷。

談判在1996年共進行了五次。2月23日和4月26日在美國夏威夷；6月24日為電話會議；7月20日和7月29日在加拿大溫哥華。

「從清晨到中午，從中午到晚上，時間不停過去，談判仍不見結束的可能。臨近深夜，大家都非常疲憊。」牧本次生記得，直到8月1日清晨，雙方才結束大部分討論。等文書整理完畢，已經是8月2日。

「忘記是我們還是美方，有位代表提議將時間記錄為7月33日。」牧本形容，這仿佛「讓時間靜止了」，既沒有打破「7月底」的時限，也緩和了緊張氣氛。後來，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為第一次 「世界半導體理事會（WSC）」製作的紀念T恤上，就印了一行字：「溫哥華最終談判 July 33」。

雙方最大的爭論點在政府是否要插手干預？美國向日本政府施壓，不僅要批準更多外國公司進入日本市場，還要求設立半導體國際交流中心支援其銷售。日方態度堅決，認為政府干預無法真正解決市場經濟的矛盾。美方的態度則更加強硬，「說這樣談下去根本沒有意義，乾脆全員退席」，牧本次生透露。

在具體用詞上，雙方也互不相讓。

日本主張在「半導體理事會」( Semiconductor Council)的名字前面加上「世界」一詞，但美國不同意。

一名美方代表說：「世界上有『World』一詞的機構太多，但該決定的事還是決定不了。」日方代表則反駁：「那美國人不是對世界棒球系列賽很狂熱嗎？」這一輪，日本勝出。該機構最終被命名為「世界半導體理事會」。

盡管如此，十多年來的日美半導體摩擦以滿足美國的大部分要求而告終。一位了解多年談判過程的官員稱，這是他「一生最大的侮辱」。有接近日本經濟產業省的人士向端傳媒轉述他的話：「（美方）態度蠻橫惡劣，甚至還以政客的醜聞作為要挾。」

為此，索尼國際貿易部在東京的一家報紙刊登了一條非同尋常的招聘廣告：「誠聘年齡不超過30歲、能用英文吵架的日本男士。」

如今，日美半導體摩擦的硝煙早已散退，觀照當下的中美貿易戰，牧本認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當年日美發生摩擦，是因為日本產品所占市場份額超出了美國，讓美國有了危機感。到了中美貿易摩擦，「美國是希望在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崛起之前，就出手壓制。」

「如何製作」還是「製作什麽」

日本工程師山田向端傳媒回憶：「90年代，我和同事們每天只想著下一個設備會是什麽，新產品什麽時候推出。我也關注到市面上的存儲器越來越多，日本的市場行情似乎不是很好，但始終對日本半導體重振很有信心。」

《第一次日美半導體貿易協定》簽署後，1986年至1989年，NEC、日立和東芝仍連續三年蟬聯世界半導體公司前三甲。但到了1995年，英特爾已經一舉取代NEC成為新的行業領軍者，韓國的三星和現代也擠進了前十名的榜單。

「1986年的日美半導體協定並非日本半導體產業衰退的主要原因。」反思那段歷史，東京大學教授丸山知雄如此認為：「其實協定內容對日本相當寬鬆，目的之一是將外國生產的集成電路在日本的市場份額提高到20%。那麽反過來說，日本企業還能保持80%的國內市場」。

「日本的半導體很像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成為CEO之前的日產汽車（編者註：戈恩已於2018年因經濟犯罪被解除職務）。當時的日產汽車是個『技術宅』公司，由於技術和品質過剩在1990年末瀕臨破產。」日本半導體行業的資深人士湯之上隆打了這樣的比方。

牧本次生向端傳媒坦言：輕視市場，對技術戰略的誤判，選擇不合適的商業模式，以及不夠及時的經營判斷等因素，才是日本半導體產業衰退的原因。

日本最重要的半導體公司從設計開發、晶圓製造、組裝、測試、銷售等關鍵環節都可以在本公司內部完成。其弱點在於，必須使用本公司的晶圓廠，製造必須優先考慮本公司的設計。而90年代全球半導體企業分工模式逐漸形成。引領這一新動向的正是台灣的台積電（TSMC），這家公司只專注優勢明顯的製造環節，其他則外包給別的公司。

接受端傳媒采訪時，牧本次生轉述了一位業內好友、一家世界級規模日企老板的話：「日本製造業沒有失去它的實力和精神。我們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廠，日本製造的產品依然是最優秀的。不是日本製造業的精神跟不上速度，而是半導體產業需要回答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何製作？』以及『製作什麽？』」。

牧本的友人認為，日本公司在「如何製作」上投入了過多精力，在「製作什麽」上的思考卻不充分，「沒能平衡好製造能力和營銷能力」。

進入90年代，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大勢已去。可沉浸在輝煌年代的日本半導體人，卻遲遲感受不到危機來襲。

中村大學畢業進入半導體公司之際，恰處於第二次日美半導體協定談判階段。可如此關乎產業「生死」的大事，在公司中幾乎不曾有人討論過。他如此回憶：「這是政府才能決定的事，好像消息被自動屏蔽了一樣。我直到2000年以後才感受到日本半導體的衰落。」

1999年12月，日立和NEC合資成立爾必達公司，做最後一搏。日本媒體興奮地報道，「擁有強大新技術研發能力的日立」和「擁有強大生產技術能力的NEC」終於合二為一。

可爾必達不僅沒能再現輝煌，更在2012年2月因負債4480億日元申請破產保護，次年被美國的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收購。至此，曾站上世界巔峰的DRAM製造商，從日本消失了。

「赤字的『犯人』就是半導體」

進入90年代，周末由日本往返韓國的航班上，經常可以見到日本的半導體工程師。這是日本半導體人的第一次海外「試水」。

中村的同事們在每周五晚飛去韓國，周日回來。「因為沒有辭掉日本大公司的職務，只能周末去『打工』，在韓國指導研發半導體。」中村回憶，這在公司屬於「秘密行動」，同事之間從來不會相互過問。

「搶人」的不止三星、LG這樣的大公司，許多中小企業也積極與日本半導體人「交流」。這一現象後被日本媒體曝光，抨擊國內半導體工程師的行為或將危害本國產業。

另一方面，80年代末從中國來到日本、進入半導體檢測公司的陳同發現，公司的大客戶在慢慢從國內的三菱、松下轉向韓國公司。他向端傳媒回憶，韓國公司得到國家支持，1997-98年間在日本大肆購買半導體設備，直接拆解、山寨日本產品。在韓國做設備使用培訓時，陳同在工廠親眼看過日本設備旁邊就放著韓國製造的如出一轍的機器，「他們有時甚至拿著山寨電路板找我們修」。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國內的半導體產業急轉直下。

2001年，曾參與超LSI的五家公司日立、東芝、三菱、NEC和富士通的總利潤赤字高達4920億日元，與各公司半導體部門的總赤字金額5038億日元相當。

那時，牧本次生已經退下第一線，他從一位半導體經營者處聽說，「打仗的時候有『國賊』的說法，而我們現在都被指責為『社賊』（編者註：「公司」的日文為「會社」）。」

2002年5月，各家綜合性電子公司的股東大會前夕，日本媒體大肆報道半導體部門業績慘淡，「我們公司赤字的『犯人』就是半導體」的說法流傳開來，業內人士普遍覺得很丟臉。

彼時，牧本次生受邀前往摩洛哥參加一場半導體的國際會議。往返摩洛哥的航班上，他都在琢磨有什麽辦法能給國內的半導體打打氣，於是一口氣寫成了《加油！日本半導體》這首歌。但歌寫成了，卻無人問津。

到了2005年3月10日，牧本次生受邀出席瑞薩電子公司（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的半導體技術者論壇。發言到最後，他又提到《加油！日本半導體》這首歌。演講後的聚餐上，它成為大家的話題。許多人表示，「不知為什麽總覺得聽起來有種悲壯的氣氛……」

在中國繼續製造半導體

日本人加藤來中國已經第二十個年頭。

受日美半導體協定影響，他當年供職的三菱化學將濺射靶材事業部賣給了美國公司。但加藤認為美日文化難以契合，最終促成了他辭職。

「那家美國公司雖然收購了我們的部門，他們的產品在日本卻很難賣。」加藤解釋，美國不是從客戶的角度出發，而是抱著自己生產產品讓客戶用的心態。美國公司會對客戶說，「請用這個」；而日本則會為了迎合客戶，生產出性能完全不同的產品。

「日本和美國在半導體設備、材料上都很強，幾乎沒有創業機會。 而中國的市場很大，半導體的原材料又豐富，是未來發展的方向。」他又不禁惋惜，「日本的半導體公司如果早點來中國就好了，他們的判斷太慢了。」

加藤創立的公司做半導體材料起家，在中國製造成本較低的產品，90%以上都是日本客戶。他告訴端傳媒，目前供應鏈上的原材料尚未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一方面由於利潤過低，日本工廠很難在國內完成所有生產；另一方面，中國還不掌握最尖端的技術，正是加藤眼中「比較好的投資機會」。

根據智能芯片行業垂直自媒體AI芯天下的報道，芯片生產所需的19種必備材料中，日本在矽晶圓、合成半導體晶圓、光罩等14種重要材料上均占據超過50％的份額；必備的26種半導體設備中，日本企業在10種設備所占的市場份額超過50％，尤其在清洗設備、氧化爐等重要前端設備更是幾乎壟斷市場。

華為、中芯國際都是日本半導體設備和材料的重要買家。美國宣布進一步封鎖華為後，去年10月還傳出了華為希望與尼康、佳能合作研發高端光刻機的消息。

如今，擔任紫光集團高級副總裁，負責拓展日本市場業務的正是爾必達的前社長阪本幸雄。 原本年事已高的阪本並不想接下中國拋來的這根橄欖枝。他告訴《日本經濟新聞》，「中國方面非常熱情，總理李克強還親自讓人轉告『拜托您了』」。

一年後的2020年8月，紫光集團對外宣布成功自主研發了8GB DDR4內存芯片，以及128層3D NAND。

中日之間的「聯手」或已引起美國警惕。前日本經產省大臣甘利明以5G為例稱：「美國要求同盟國協作完成供應鏈，日本也必須步調一致。哪怕只有一個芯片，也可能成為間諜芯片。」

關於這場貿易戰與當年美日半導體摩擦之間的差異，加藤對端傳媒坦言，「沒什麽相似的地方」，「日本對美國的要求就是『好的，好的』，只有聽的份。但中美（貿易戰）不一樣，中國是自己怎麽也要做點什麽」。

2016年，曾與中國友人合作的加藤開始獨立在中國創業。他會選擇紹興，並不意外。根據紹興市《關於加快集成電路產業人才引進培養的暫行辦法》的通知：（符合條件的人才）可以享受分房、子女就業、就醫的便利，以及安家補貼等。加藤的公司如果要購買設備，還可以享受消費稅暫緩征收等優惠政策。

在中國待久了，加藤說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還能聽懂方言。他認為，這是在中國創業的必備技能。去年，他在1公里之內的另一個產業園建設了更大的廠房；今年過完新年，又招攬了兩位外國工程師，一人來自台灣，一人來自韓國。

到了紹興產業園的午餐時間，山田選了一盒有「無辣」標記的盒飯，又拿起一個月前的日本《電子機械產業新聞》讀起來。這裏的日本工程師每天的生活頗單調，公寓和公司兩點一線。附近沒有太可口的日本料理店或居酒屋，他們總想趁著去上海出差吃一頓地道的日料。

讓加藤煩心的則是不容易招中國員工。生產半導體產品尤其需要嚴格的管理，在中國卻很難找到像日本這麽嚴謹的員工。他只得尋找，培訓，淘汰，再尋找。招來的中國員工大多畢業於很好的大學，只是少不了中村和山田費心，必須一點點從半導體的專業術語教起。

中村還在習慣中國的辦公環境，直呼「早上不打招呼沒法開始一天的工作」。山田已經在適應和老板加藤去應酬。他明白中國的「國情」：「小公司只有和當地政府搞好關系，才能有好的機會發展下去。想要絕對公平的競爭是不可能的，這就是中國的文化」。

遠在日本的牧本次生，如今多了閑暇時光打高爾夫球。

2003年，他趁日立半導體一位外派高層退休回國之際，組織了一次高爾夫聯誼會，逐漸聚集起一批日本半導體「黎明期」的日立半導體人，成立了「蟬的輪會」。

每年，「蟬的輪會」舉辦兩次高爾夫聯誼，還有新年會，秋季活動等。最初成員只有十幾人，現在已經超過130人，都是「日立半導體苦樂與共的戰友們」。每次新年會的最後，一群老人都聚在一起唱當年牧本寫的《加油！日本半導體》。牧本後來修改了歌詞，如今這首歌改名為《太陽仍會升起的半導體》，基調也明快了許多。

牧本次生也密切關注著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他寄望中國的眼光放得更開，著眼全球合作。「不僅美國，日本、韓國、台灣、荷蘭、比利時和英國都是十分重要的存在。想在中國國內實現一切是不可能的。」牧本說，「搞清楚自己國家的半導體產業在整體生態上處於什麽位置非常關鍵。」

應受訪者要求，陳同、加藤、中村、山田為化名。

本文特約編輯徐臻。

端傳媒實習記者小島芝竹對此文亦有貢獻。

日本群馬縣一家半導體工廠。攝：Tomohiro Ohsum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索尼製造，日本首款晶體管收音機「TR-55」。攝：Kiyoshi Ota/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日本東京，一名白領在辦公大樓內走過。攝：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日本栃木縣一家電視工廠，一位工人為液晶顯示屏進行品質檢查。攝：Tomohiro Ohsum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財富》雜誌題為《日本半導體的威脅》的文章插畫。作者提供

圖：端傳媒設計部

2001年，東芝在德國漢諾威電腦展的攤位。攝：Nina Ruecker/Newsmakers

半導體工廠園區內。攝影：Kimiko

紹興產業園半導體工廠的辦公室。攝影：Kimiko

攪動國際的中資

「一號玩家」華為：在歐洲建構「高層關係」的中國企業

端傳媒記者 甯卉 | 2018-07-11

對母語不是中文的人而言，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的發音有些困難。「用荷蘭語發的話是 hwah-way 對嗎？我說錯了嗎？」「Wah-wah？中國？」幾年前的一個網絡視頻裏，剛剛受到華為贊助的一支新西蘭球隊，正讓球員、教練和球迷手持印有華為商標的隊服，反復練習「Huawei」的咬字。除了在2016年以600萬歐元天價簽下足壇巨星梅西為代言人，近些年，這家中國企業贊助的世界球隊名單已經很長：在歐洲，就有AC米蘭，巴黎聖日耳曼，阿森納等等，還有2018年世界盃主辦國俄羅斯的國家隊。

這些笑嘻嘻嚼字眼的球員可能不知道，他們蹩腳發出的「華為」二字，取自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多年前在牆頭看到的標語：「中華有為」。華為創立自1987年，位列中國民營企業之首已久。在中國，從任正非的軍人背景到廣告語「您手中的世界500強」，都是華為作為「國產品牌驕傲」的標誌。華為的國際化志向，也與中國政府在千禧年前提出的「走出去」海外投資戰略緊緊相扣。在2012年的一個座談會上，任正非說，華為的國際化戰略布局，「唯一覺得困難的是美國，別的國家沒有困難。」

的確，以結果論，華為在國際市場的征程已有明顯傾斜：相比美國，華為在歐洲的成功顯得尤為突出。2017年，華為在芬蘭、意大利、波蘭和西班牙等國的出貨量已超過蘋果。歐洲已是華為最重要的國際市場。但在大西洋另一端，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2012年一份措辭嚴厲的調查，直指華為和中國國企中興通訊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美國市場自此成為華為難以啃下的骨頭。

華為的中國 DNA 是美國公部門抵制其進入美國市場的主要原因。直接面向外國立法者和行政者的「高層關係」是華為「走出去」後，不得不面臨的挑戰。華為在美國多年的努力不見效果，2018年4月，這家企業消減了在美國的遊說支出，在華盛頓辦事處裁員5人，其中包括負責政府關係的副總裁。轉過頭深究華為在歐洲的表現，「高層關係」也是一條不可或缺、但鮮少提及的線索：華為到底怎樣處理與歐洲各政治中心政府的關係？

獲取信任

英國前外交和國防大臣里夫金德（Malcolm Rifkind）2013年給英國議會提供的報告裏，總結了英國對華為的疑心：「華為與中國政府的聯繫讓人擔憂……華為的企圖到底是嚴格意義上商業性的，還是帶有政治性質？」

華為進入英國公眾的視野是在2005年前後。那一年，華為成為英國電信（BT）網絡升級項目的供應商之一。因為華為的中國背景，華為與BT的合約在英國引發爭議：啟用中國供應商是否會造成安全隱患？

2010年，英國政府與華為終於就安全問題作出一些安排，其中便包括華為在英國設立的「華為網絡安全評估中心」。

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華為德國分公司的副總裁和企業及公共事務總監庫佩爾（Torsten Küpper ）說，這個被稱為「The Cell」（暫譯「小室」）的評估中心「像消毒隔離室，華為的產品進入英國市場前，會在這裏受到技術檢測，以確認產品沒有風險後才能在英國市場銷售。」在這裏，華為的電路板和代碼都會被「拆解」分析，檢查這些產品是否存在能被惡意利用的缺陷。

歐美政府從國家安全角度出發，對華為的商業活動提出質疑，並不難理解：在一應社會經濟活動越來越依賴數據交換的今天，華為所在的通訊網絡行業，類似能源、交通產業，同屬「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理論上，電信網絡設備的供應商擁有一個「後門」，可以掌握在這些設備上流通的數據。「後門」也給經濟或政治情報刺探提供了可能。儘管華為是私營企業，為維護客戶利益理當保證數據保護。但華為來自中國。在中國，政治與商業緊密而不透明的聯繫是常態。這讓人疑心華為與中國政府的聯繫，懷疑華為設備的安全性。

但是，要將華為拒之門外很難：一個開放的市場歡迎物美價廉的供應商。而電信行業又恰恰國際化程度極高，全球幾乎所有通訊網絡都有使用非本國的技術。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更是大量電子設備和元件的來源地。自2012年起，華為已是全球第一大電信設備製造商，超過瑞典的愛立信（Ericsson）和美國的思科（Cisco）。

兩相權衡，2010年11月，象徵華為與英國政府的妥協的「小室」，在離倫敦一百多公里的城市班伯里（Banbury）成立。按與英國政府的協議，「小室」為華為所有，員工工資由華為支付，但它必須經過英國政府通信總部（GCHQ）的背景調查才能聘請負責技術「隔離」和檢測的技術人員。

「小室」建立不久，2012年，華為再次因美國眾議院的安全調查成為頭條新聞。調查發布後，英國議會情報和安全委員會也對華為及「小室」展開評估。2013年6月，提交給英國議會的評估報告指出，小室的安全檢測功能在華為與BT要在正式簽約7年後才全面展開，故此要求英國通信總部加強監督「小室」，並建議評估中心的員工不受華為僱傭。華為的庫佩爾說，如今「小室」員工雖然收取華為的工資，但並非華為員工，而是「由政府篩選的獨立僱員，不向華為報告。」

報告提交後，英國通信總部、華為和其他政府及行業的代表一起成立針對「小室」的監督委員會。委員會2015年的報告顯示，「小室」依然僱有未達到要求的員工——「小室」僱人很難，因為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的人選極少：具備技術和商業背景，能夠通過英國通信總部所要求的「DV」調查（Developed Vetting，英國最高級的忠誠度調查，用於調查國防等部門的僱員），並且願意在小城市班伯里工作。

之後，委員會幾份報告還提到華為給小室總監每年發放獎金的做法：「扣除或獎勵獎金（不論工作表現）⋯⋯可以作為工具來激勵總監的某些行為。」不過，報告最終並不認為年終獎會帶來嚴重利益衝突。

庫佩爾強調，華為建立小室「是自願行為，而非法律義務。」對於華為而言，即便不得不面對英國方面反復的評估，「小室」依然是成功案例。它讓英國公眾看到華為願意與當地政府合作的正面形象——除了通訊基建，華為的智能手機也在進入歐洲普通人的視野，品牌的意義變得愈發重要。

不過往後看，在歐洲其他國家，華為也許不再需要「小室」這樣小心翼翼的做法了。在華為歐洲總部德國杜塞多夫的辦公大樓裏，庫佩爾不假思索地說：「我不認為它會成為範式，其他國家類似的需求並不高。」在他看來，「2010年時，人們對華為尚不熟悉，而在這些年裏，人們對華為的信任已經有了顯著的提高。」

而庫佩爾口中的「人們」，既包含購買華為智能手機的普通消費者，也包括對華為在通訊基建領域的市場佔有率而提出質疑的政府官員和政客。「據我所知，華為是第一家在首都圈——也就是柏林、倫敦、布魯塞爾——都建有辦公室的中國公司。」庫佩爾說，「這是因為我們在學習，到這個市場一段時間後，我們必須看到，還能做什麼來促進業務發展，而不被人認為我們只是賺錢回中國的外來者。」

如果說，圍繞着「小室」的一系列安排可被視為華為「應對」來自英國政府的持續質疑，那麼，華為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和柏林等政治中心長期的遊說投入，則是在「主動」鋪就對其更為友善的大環境。

學習遊戲規則

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遊說」是一個給懂得遊戲規則的人提供的「開放賽事」。

與布魯塞爾其他提供遊說服務的公司一樣，諮詢公司「Bureau Brussels」（布魯塞爾站）在介紹核心業務時，通篇不見「遊說」字樣，而以「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專家自稱。總裁 Friso Coppes 把辦公室安在聚集歐盟核心機構的舒曼廣場，還給自己取了中文名字「習福思」。在布魯塞爾遊說十多年的習福思苦笑解釋：「遊說的名聲早被毀了。我要是直接說自己是說客，可能得先解釋許久我不是黑手黨。」

但是歐盟的日常工作不會、也無法避開來自各個利益集團的遊說活動。「遊說」常給公眾帶來政商「黑箱操作」、利益交換的負面聯想，但它卻是當代政治經濟生活的常態。以歐盟委員會為例，這裏平均每年產出近2500條法律和法規，但為這些政策服務的專職公務員人數卻極低，平均一個政策單元只有17名員工。這意味着歐委會大量依賴「業務外包」，尋找以十萬計的專家——其中很多人很多來自跨國企業，加入專業委員會，一同參與議題制定、提供解決方案，直至撰寫法律草案——這整個過程，便是「遊說」的賽場。

歐盟的官方定義中，「遊說」擁有一個的中立形象——「透過任何渠道和媒介，所有以直接或間接影響歐盟政策的規劃或實施、以及歐盟機構的決策過程的活動」。這個定義的關鍵詞是「影響力」和「開放」，有能力的持份者都可以入場，包括公民社會和工會，但是，活躍在布魯塞爾的絕大多數說客依然為企業服務。

2017年出版的《SAGE國際企業與公共事務手冊》中，常年研究歐盟遊說的荷蘭伊拉斯姆斯大學政治學教授里納斯（Rinus van Schendelen）寫道：「信奉實用主義的公共事務專業人士要……尋找最好的獲勝路徑，並且保證不會輸掉（不輸本身就是一場漂亮的勝仗）。」

回顧華為這些年的歐盟遊說事務，「不輸」也許是其入場時的預期——在2012、2013年前後，歐委會貿易委員德古特（Karel De Gucht）將對華為進行反補貼、反傾銷調查的意向時有出現。那也是華為剛剛進入布魯塞爾遊說場域的時間點。當時，華為急切的遊說嘗試還導致了一個爭議重重的「旋轉門」（Revolving Door）事件。

「旋轉門」是常見遊說現象，有的政客或公務員在離開公職後，會帶着常年積累的人脈資源和內部信息旋轉至盈利機構。但是，高級官員的「旋轉門」常引發極高的公眾關注度，輿論通常會批評可能的利益衝突。

2013年7月，華為正式聘請在歐盟工作過三十年、前歐盟駐中國大使安博（Serge Abou）為政策顧問。據德國媒體《明鏡週刊》當時的報導，2011年7月，安博從歐委會退休不久，華為就在巴黎的一個會議上接觸到他。安博的履歷對華為極有吸引力——除了在北京擔任六年的歐盟大使，他還主持過歐盟對外關係和貿易保護事務。

當安博向歐盟委員會報批加入華為的意向時，後者要求安博不得在退休兩年內，即2012年底前，接受該職務；並要求他「不參與與歐盟委員會有關的任何遊說活動」，「不代表華為與歐盟委員會直接接觸」。根據在布魯塞爾研究歐盟遊說的非營利機構「企業歐洲觀察」（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這是歐委會第一次給退休官員提出「冷卻期」（cooling-off period）。

但是，「企業歐洲觀察」評論說，華為仍然可以獲益於安博的內部知識，並認為對如此資深的官員，歐委會應該給出永久「禁令」。《明鏡週刊》的報導更為直接：「誰能保證，擁有一連串聯繫人的安博，不會偶爾打電話給他在貿易部的老朋友？」

雖未具明原因，2014年1月，歐委會向「企業歐洲觀察」確認，安博已經退出他在私營企業中的任職。

很快，圍繞安博的爭議逐漸消散，但是華為在布魯塞爾的遊說才剛剛開始。

「軟着陸」布魯塞爾

2017年春節后不久，布魯塞爾位於皇宮附近的「Bozar」藝術中心外墻上打出了「Huawei」的標誌。

巨大的展廳被深紅色燈光佈滿，在舞台屏風背後，數名身姿綽約的舞者圍繞一尊菩薩的影子、伴著現場樂隊演奏翩翩起舞。好幾位大廚現場燒製精緻的食物，巧克力、香檳、雞尾酒源源不絕……

這是華為在布魯塞爾的新春酒會，會場頗為隆重，數百位歐盟精英齊聚，人頭攢動。

歐洲議員、歐洲議會對華關係代表團團長萊恩（Jo Leinen）常會參加華為類似的活動，他告訴端傳媒，在布魯塞爾，華為的遊說活動非常顯眼，在中國企業中最為積極。

「相比歐洲的汽車行業，或是美國的谷歌、亞馬遜、蘋果在布魯塞爾試圖改變法律措辭的『硬遊說』，」萊恩說，「華為是新來者，他們的遊說更為軟性。」

尼娜（Nina Katzemich）是非盈利機構「遊說控制」（Lobby Control）的歐盟研究員，研究歐盟各利益團隊的遊說策略和權力結構已有十多年。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尼娜說，華為與歐盟的關係，僅透過華為這些年自願提交在「歐洲透明度註冊處」（Transparency Register）的數據，已經能夠看出端倪。

2011年，由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設立的「歐洲透明度註冊處」啟動，要求所有在歐盟層面進行遊說的機構，主動提供遊說活動簡況。歐盟委員會是歐盟最重要的行政和立法機構，歐洲議會也是立法機構，而且是歐盟唯一直選民主機構，議員的發言影響到公共議題的討論和走向，兩者都是遊說活動的重要陣地。2013年6月，華為開始在該註冊處上報自己的遊說活動，最近一次上報是2017年11月。

一個名為「遊說事實」（Lobby Facts）的平台，蒐集整理自2012年以來的「歐洲透明度註冊處」數據以及歐盟委員會官網上公布的高層級遊說會面。據「遊說事實」統計，自2014年11月以來，華為與歐委會高層的見面次數已有40次。

尼娜說，這是個讓人吃驚的數字，「尤其考慮到見面的對象包括厄廷格（Günther Oettinger）這樣位置重要的委員。」厄廷格是德國指定的委員，如今負責歐盟預算，還曾經負責數字單一市場。華為與厄廷格及其內閣高級成員的見面次數，已有9次，商議內容包括數字經濟、電信政策、5G、文件安全等等。此外，華為還與負責工作與發展的歐盟副主席卡泰寧（Jyrki Katainen）及負責數字經濟的歐盟副主席安西普（Andrus Ansip）各有兩次見面。

「其中，華為與歐委會的很多見面並沒有具體議題，而是類似與華為員工再見或歡迎新員工這樣的活動，」尼娜補充說，「這與其他公司帶着具體討論事項安排會面的做法很不一樣。」她覺得這種作法也許是華為為與歐委會搭建更好的關係而做的努力，「短短幾年內能有40次見面，證明這個策略是有效的。」

一位熟悉華為在布魯塞爾遊說過程的知情人士告訴端傳媒，華為在2011年前後剛開始與歐委會負責具體政策的各個總司接觸時，對方會派出類似「國際關係」的部門與華為對接，「明顯把華為視作是歐盟與中國關係的參與者。」回顧在英國和美國的教訓，這恰恰是華為在歐洲遊說時盡力避免的形象。而後，當華為更多地展示出在業內的技術優勢，它與歐盟各層的接觸才更為深入。

遊說需要長期的人力與物力投入。華為在布魯塞爾的遊說預算（不包含歐洲其他地區），在2012和2014年都是300萬歐元，2015年為280萬歐元。據「遊說事實」2016年的統計，在公司這一門類下，華為的遊說預算在歐盟已經進入前十，位列德國西門子、美國谷歌和微軟等大公司之後。這些預算的去處，除了在歐盟總部附近租賃辦公室、聘請內部說客、僱傭其他遊說公司、組織公關活動之外，還包括華為在各個行業協會、跨行業協會和智庫交納的會費與獻金。

華為上報至透明度註冊處的，就有12個不同的協會。在「入會」選擇上，華為十分「懂行」：「歐洲企業協會」（Business Europe）是布魯塞爾最重要的遊說集團之一；「數字歐洲」（Digital Europe），會員包括各大信息技術公司，這些公司的歐洲 CEO 建立了諮詢委員會，直接遊說歐委會和歐洲議會；而「歐洲互聯網論壇」（European Internet Forum），更乾脆由歐洲議員直接搭建和領導。

這些協會代表會員的利益，對歐盟各層級都有影響。藉助這些平台，華為的說客能夠在布魯塞爾的各種早餐會、雞尾酒會上找到機會與歐盟政策制定者展開討論。

尼娜說：「布魯塞爾的政策制定就是這樣，很多活動都會出現好些委員或者高級內閣成員，然後你能跟他們喝一杯，聊一聊。有效的遊說常常這樣就做到了。」

無論是人力、物力的投入，主動展現自己的品牌，還是在極具「影響因子」的各大協會中佔據一席之地，用尼娜的話說，「華為已經很好地降落在布魯塞爾的遊說場了。」

「建造整個生態系統」

庫佩爾曾是律師，在英國電信企業沃達豐的德國分公司工作過9年，2010年起加入華為德國分公司。如今，身為「公共事務總監」的庫佩爾在華為的工作重心便是遊說。這位語速極快、說話精明的德國人直言不諱：「在我看來，遊說就是一切。影響力則是做遊說的原因，我們希望去影響大眾輿論、政治觀點、技術觀點等等一切。」

不過，與廣告、銷售、研發都不同，遊說並不能給公司帶來保證絕對的「投入產出」比。「很難給遊說明碼標價，」庫佩爾說，「我們給公司帶來的不是政府的訂單，而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建造。」

「創造一個接受我們產品的市場環境⋯⋯併為此消除障礙。」庫佩爾如此總結自己用來說服華為高層開展遊說的理由，「也要應對那些與中國相關的問題：我的數據是否安全？你會偷我的資料嗎？你會與政府分享我的數據嗎？這些疑問都要去回答，而不能像屋子裏的大象那樣不聲不響，所以我們要採取措施，並且試圖提供一些安慰。」

在回答關於遊說的問題之前，庫佩爾談起華為的研發投入：「華為在歐洲的專利申請排名第一，比德國西門子還高。」以5G的發展為例，華為自2009年在5G領域的投入已達6億美金，2018年還將追加8億美金。據諮詢公司 LexInnova 2017年初估計，中國已經擁有10%的5G關鍵的知識產權。其中，華為研發的「極化碼」（Polar Code）被負責制定無線標準的「第三代合作伙伴計劃」（3GPP）認準為控制通道的編碼方法。

「但是，有創新是一回事，」庫佩爾話鋒一轉，「你還必須讓市場準備好來接受你的產品。市場的發展必須與技術的發展同步，否則，不管技術多好都找不到市場。」

「因此，要教育政客和監管機構。他們被選為議員，卻可能沒有任何信息和通訊技術背景。」

如何教育政府、如何構建市場環境呢？

首先，「得找到一個有西方臉孔的代言人、要稍微理解中國，但不以中國人的方式思考。」庫佩爾指了指自己，又說華為在歐洲處理外部事務的，多是來自當地的僱員。

「有時我的中國同事與德國方面接觸，然後就說已經掌握了『一手信息』。」庫佩爾舉例說，「但是我會明確告訴他，不是的，這些只是（德方）說給中國人聽的。他們在跟我對話時便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的。只有母語，才能說出言外之意。」

庫佩爾對於這些年華為在德國的遊說效果信心滿滿。他舉例說，在德國重要的行業協會裏，「華為不僅是會員，透過持續的貢獻，我們可以在協會裏拿到高級的決策席位，指導或引導整個行業協會的方向。」

在智庫和學界也類似，「我們把華為的研究者帶到德國國家工程院，華為還擁有院裏參議員的席位。」公私合作平台也有接納華為的地方，「在由政府主導的數字峰會上，CEO級別的高層代表中也有華為⋯⋯在那裏，我們可以與部長級人物一起定義和設計德國的數字未來。」

以「全局」為指標，固然可以顯得「公共關係」的效果無處不在，但也有劣勢。畢竟，從「全局」看，歐洲的輿論場依然充斥著對「中國」的顧慮，中國因素越顯眼、質疑聲也越大。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在2018年初發佈的一份報告，便警告中國在歐洲開展的「全面并靈活」的「影響力」活動，「對自由民主以及歐洲的價值觀和利益構成重大挑戰」。

後來者

在這個以「影響力」為目的、建構良好輿論以掩蓋衝突的激烈賽場上，華為也許是帶着中國基因登場歐洲的「一號玩家」（企業層面），但一定不會是最後一個。

目前，主動留下游說檔案的中國企業還很少。用關鍵詞「中國」檢索歐盟的透明註冊處，除了在所有指標上都遙遙領先的華為，來自中國的公司只有三家：無人機公司大疆創新（預算20-29萬歐元）、電商平台阿里巴巴集團（預算5萬-10萬歐元）以及吉利汽車集團（預算少於1萬歐元）。

不過，嘗試過遊說嘗試的中國企業一定更多。只是相較華為多年的影響和滲透，很多「初來乍到者」尚不熟悉遊戲規則。「布魯塞爾站」的總裁習福思，就向端傳媒講述了一個被他歸類為「文化差異」的經歷。

一個透過層層朋友介紹的中國公司曾聘請習福思政策遊說。歐盟有一系列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規則，抵制人為壓價或者製造商獲得國家補貼的廉價商品。習福思說，「這家公司希望能與歐盟聯絡，證明自己出口的具體產品不應受反傾銷制裁。」

習福思認為這是可行目標。他將這家公司帶到歐盟委員會中專職負責該產品所在領域的公務員面前。但是，在歐委會隨後提出的問卷上，這家公司並未提供真實數據。

「很少能有中國公司會走到那一步，因此他們已經受到嚴密的審視了，」習福思小心地措辭，「也許是不同文化對規則的解釋不同。」他依然希望有更多中國客戶，「但必須誠實。」

（感謝 Felix Wadewitz 對此次報導的協助）

近年，這家中國企業贊助的世界球隊名單包括AC米蘭，巴黎聖日耳曼，阿森納等等，還有2018年世界盃主辦國俄羅斯的國家隊。這些笑嘻嘻嚼字眼的球員可能不知道，他們撇腳發出的「華為」二字，取自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多年前在牆頭看到的標語：「中華有為」攝：Lluis Gene/AFP/Getty Images

儘管華為是私營企業，為維護客戶利益理當保證數據保護。但它來自中國；在中國，政治與商業緊密而不透明的聯繫是常態。這尤其讓人疑心華為與中國政府的聯繫，進而懷疑華為設備的安全性。攝：Sean Gallup/Getty Images

參與布魯塞爾遊說的持份方。端傳媒設計部

華為在布魯塞爾的遊說簡況。端傳媒設計部

華為與歐盟委員會高層官員的會面端傳媒設計部

華為在布魯塞爾加入的各類協會端傳媒設計部

庫佩爾說：「我們給公司帶來的不是政府的訂單，而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建造。」對於這些年華為在德國的遊說效果，庫佩爾信心滿滿。攝：Nigel Treblin/Getty Images

從頭號海外市場到中美科技冷戰前線：華為在歐洲的「下半場戰事」

特約撰稿人 張夢圓 | 2020-08-06

2020年2月初，比利時皇家美術館副樓，歐洲電子技術行業組織「數字歐洲」（DigitalEurope）年會現場，谷歌、空客、諾基亞、西門子代表，歐委會官員、歐洲議會議員和西歐成員國政策制定者雲集，羅馬柱下觥籌交錯⋯⋯在這個歐美產業巨頭影響布魯塞爾數字經濟政策的遊說場合，最出風頭的卻是中國公司華為，八片紅色花瓣圖標位居活動主要贊助商之首。華為的展台前，擺放着由其資助的歐洲智庫和媒體機構製作的精美報告，這種「聲譽清洗」的公關手法，華為團隊很是熟練，向歐洲觀眾講述一個中國最成功的跨國科技公司給歐羅巴做出經濟奉獻的故事，「華為深耕歐洲市場20年」是2020年這個命題故事的標題。

華為駐歐盟機構首席代表劉康，在首輪小組討論發言後，也成了賓客和媒體競逐追問的對象。在剛過去的中國新春招待會上，劉康宣布，公司正為一個上億歐元的工廠投資項目選址，還在候選國家上賣足關子。彼時，華為似乎將與歐盟各成員國博弈，以參與這些國家5G網絡建設的主動權，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建廠動作，也能驅散歐洲對中國政府可能禁運5G部件的疑慮。用生產線轉移增加的成本換取歐洲對華為的信任，有一石二鳥的戰略期望。

但是，美國制裁打壓的陰影也已經困擾着華為光鮮的展區，員工向歐盟委員會創新與青年事務專員 Mariya Gabriel 展示了Mate X摺疊屏手機酷炫的功能，但實際上，這款在美國禁售令頒布後推出的首支旗艦高端機，由於無法造訪谷歌應用程序商店，並不在歐洲境內銷售，展示機也是中國員工從國內帶到會場的。

當時，歐洲頻傳，要抵抗華盛頓壓力、在5G網絡建設上走中間路線，給予華為「攻下」歐洲城池的自信心。先是英國政府在1月允許華為在5G非核心網絡繼續扮演實質性角色，而後，歐盟發布5G網絡安全工具箱指導文件，強調遴選高風險供貨商應遵循非歧視原則。表面上，華為被趕出核心網軟件供應，推向只能供應基站天線等無線接入網絡（RAN）硬件的邊緣角色，但鑒於RAN佔運營商採購支出八成左右，這意味着華為仍舊能保證在歐洲獲得大批訂單。對於華為，這比美國四處遊說要求全盤排除華為的局面來說，已是利益最大化的成果。

這個積極的勢頭，在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蔓延至歐洲後，被按下暫停鍵。封鎖了幾個月，當歐洲的社會生活緩緩重啟，等待華為的卻是接連潰敗。先是歐洲多個運營商宣布，放棄與華為的原有合同，轉向愛立信和諾基亞；再是7月14日，英國態度大轉彎，約翰遜政府作出徹底排除華為5G產品的禁令，將落敗的悲觀情緒推至頂點。而新產品缺少谷歌套件支持的華為手機部門，整個歐洲市場份額，已從疫情前的22％降至16％。

「歐洲各地終於開始謹慎而穩定地恢復正常，對我們許多人來說就像從夢中醒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場噩夢，」劉康在歐洲動態（Euractiv）的一篇評論文章上寫道，「對華為來說，這是一個有些粗暴的覺醒。」

歐洲在成為中美間科技冷戰的前線，歐盟內部的大西洋主義者們希望跟進英國的抉擇，呼喚疫情後經濟重啟時，擁有更多戰略自主權，打造本土5G產業共同體。短短幾個月內，華為在歐洲5G的「戰況」急轉直下。一方面，美國追加頒布「五一五」芯片供貨禁令，讓仍踟躕的歐洲盟友意識到美國要徹底扼殺華為的決心，且這個美國兩黨連立的共識，並不會隨着今年11月大選結果而發生翻轉變化。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在向外解釋和處理疫情時，塑造出了一個更獨斷強硬的自身形象，香港國安法的通過，也不啻為歐洲對華政治幻滅的臨門一腳，讓華為絕不會向中國當局屈服開放數據後門的承諾更顯蒼白。

在這樣的情形下，華為在歐洲「下半場戰事」是否還有轉圜餘地？

意外在英國敗北

4月初，受網絡虛假陰謀論「5G技術有助於2019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鼓吹，英國多地發生焚燒5G基站和攻擊通信工程師事件，共計77座5G信號塔被燒燬。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主任闢謠5G謠言「完全胡扯」，英國四大移動運營商發表聯合聲明，以典型英式口吻請求到：請幫助我們制止這種行為。由於英國5G並未大面積鋪開，一些被縱火的基站實際只提供LTE服務，直接受到影響的沃達豐（Vodafone）首席執行官更將襲擊稱作「國家安全事件」。

5G無線通信技術和千禧年開始的反現代技術的新盧德運動（Neo-Luddism），在工業革命發源地英國激烈碰撞，陰謀論信徒們還有一個顯眼的外來遷怒對象：中國。但是，早些時候，在政府基礎設施建設開支上，菁英政客從未猶豫要帶上5G這樣充滿未來科技現代感的元素。約翰遜在執政綱領中承諾，要在2025年前，將全光纖和千兆寬帶普及至全英國，並宣布投入50億英鎊公共資金。

因此，1月28日，約翰遜政府延續了前任首相文翠珊的折衷方案，一方面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NCSC）將華為標記為高風險供應商，另一方允許其繼續提供在5G網絡中非敏感部分（如天線、桅杆、甚至固網光纖到戶設備），但是，市場份額將不得超過35%的上限。希望可以既控制安全戰略風險，又能快速省錢地實現全國鋪開5G的政治承諾。約翰遜還曾為這一決定辯護說，批評華為的人應該拿出替代方案。華為是唯一被允許局限留在網絡中的「高風險廠商」，另一家中國國有企業，中興通訊，則早就被徹底排除。

英國風險管理的邏輯是增加電信生態系統中供應商的多樣性，目前英國有限的5G推廣都採納了這一多供應商策略。除西班牙電信（Telefonica）旗下的O2沒有使用華為5G設備外，其他三家主要運營商英國電信集團（BT Group Plc）旗下的EE、沃達豐集團（Vodafone Group Plc）和和記電訊（3），都依賴華為提供完整的5G無線接入網絡。

英國對華為綠燈放行的決定，讓美國安全情報官員一年多來頻繁跨洋遊說行動差點付諸東流，特朗普政府傳出「勃然大怒」的反應。美國官員以停止與英國共享秘密情報來警告約翰遜政府。共和黨參議員 Marsha Blackburn 在聲明中說：「如果我們對英國人用盡了胡蘿蔔，也許是時候該用一根大棒了。」另一名共和黨參議員 Tom Cotton 直截了當將讓華為部署英國5G網絡比作「就像冷戰期間允許克格勃部署其電話網絡一樣」。

另一方面，約翰遜還面臨自去年12月大選勝利後最大的保守黨黨內造反，60多位主張歐美合作的大西洋主義者（Atlanticist）議員們威脅，若不徹底移除華為，就會破壞約翰遜接下來的政府計劃和立法議程，還提出了更激進的時間表，要求在2023年也即2024年下屆大選之前就移除華為。更矚目的交鋒發生在3月11日，議員們發起了旨在將華為設備從英國運營商網絡中移除的《電信基礎設施法案》修正案，最終該提案僅以24票之差被否決。

反對華為廣義上針對中國的領導角色，包括下議院外事委會員主席圖根德（Tom Tugendhat），他仿照推動脱歐政策議程的「歐洲研究小組」，發起了一個「中國研究小組」，與另一位牽頭「華為利益小組」、堅決反對華為的議員西利（Bob Seely），他的口號簡單乾脆：「華為，沒門」（Huawei, no way）。這些議員對華為的指控，主要圍繞竊取西方情報間諜嫌疑和參與中國政府壓迫維吾爾族人權的行動。華為試圖在技術環節去澄清這些罪名，並通過投入建設倫敦5G創新中心和劍橋光電子研發與製造基地進一步「自證清白」，但無法阻止英國議員們應和美國的阻殺行動。

「中國研究小組」的議員們，認為中國對香港的國安立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不符合英國國家利益，從英國國家價值觀考量，應將華為設備「毫不拖延地」剝離。西利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說：「香港問題在議員們那裏扮演了一個情感上的角色，因為很多人在香港生活過，也知道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不同。我認為這是（對中國）持續增加的普遍擔憂的一部分。」

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信總部（GCHQ）的前負責人漢尼根（Robert Hannigan）也指出，民主西方幡然醒悟，自己的社會在過度依賴一個價值觀與其截然相反的國家，「華為和其他中國公司帶來真正的網絡安全風險，但主要威脅來自中共的意圖，正如我們在香港看到的那樣。」

總部位於深圳的華為，因對岸急遽衝突的局勢而在海外主要市場遭受政治打擊，這恐怕令中國公司始料未及。任正非曾面對英國記者連環追問香港情勢時，報以中國企業家對敏感政治事件慣有的「鴕鳥心態」，答覆：「對香港的事情一點都不了解，主要還是集中精力提高我們的產品質量」、「我不知道香港為什麼動亂，外國對中國的判斷不一定準確」，並轉移話題。7月初，華為英國高管湯普森（Jeremy Thompson）在議院聽證會上辯護華為像其他英國公司一樣，員工可自由表達觀點，但被反問對香港國安法有什麼觀點時，他說：「我沒有觀點」。

英國是華為在歐洲最重金投入精英高層路線的國家，收攏了包括英國石油BP前總裁 John Browne 和貿易投資總署前署長 Andrew Cahn 等人進入華為英國董事會，但仍無法阻止議員倒戈和天秤傾斜。7月14日，傳言得到證實，英國政府禁止運營商在2020年12月31日之後向華為購買任何新的5G設備，且到2027年必須從5G網絡中移除所有華為組件。John Browne 在禁令宣布前，倉促辭任華為英國主席，以他為代表的建制派精英，多是在2015年卡梅倫政府推動對華密切關係時進入華為的，而當下被親美派譏諷「黃金時代下的黃金蛋」。

約翰遜政府官員統一口徑，稱翻轉華為決定是依據NCSC修改使用高風險廠商指導意見，強調美國產業與安全局5月15日頒布更改的出口管制條例，限制了華為在國際上使用美國技術和軟件製造半導體的能力，因此英國不能保證未來華為5G產品的穩定安全性。某種程度上，這是以技術風險擔憂來掩蓋深層地緣政治的考量。

英國脱歐離開世界上最富裕的單邊市場後，外交算盤原本是期冀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找到一個舒適的中間地帶，既通過正在談判的貿易協定與美國形成更緊密的經貿往來，又通過已開啟的中英「黃金十年」打開更多與第二大經濟體的合作機遇。可是，這個彈性立場在疫情衝擊後的世界秩序下變得不再可行。倫敦國王學院中國政治教授布朗（Kerry Brown）寫道：「至少與布魯塞爾站在一起時，英國在決策中的份額為28分之一，而與華盛頓份額則為零。在當下形勢與華盛頓站在一起的話，對中國的默認選項就是直接說不。」

「中國」這面旗，要插在哪裏？

5G承載萬物快速鏈接的願景，但5G鋪設本身並不快。英國政府也承認，禁購華為決定是經濟自殘行為，這意味着5G推出將延遲兩至三年，成本躍升至少20億英鎊。政府雖未要求將華為排除出2G、3G和4G基礎設施，但運營商曾表示，隨着5G禁令，也必須對4G檢修，以防止不同廠商配件出現互通問題。據統計，華為在BT（EE）、和記電訊（3）、沃達豐的4G網絡中配件份額分別為65%、40%和60%。

出於產業鏈緊密相連的利益原因，英國運營商普遍與華為站在一邊，警告若剝離華為設備時間表過急，英國部分地區將有手機信號中斷的風險。該禁令將促使運營商轉向北歐公司愛立信和諾基亞，但這兩家基站技術相比華為落後，不但昂貴費電，且體積龐大。Enders Analysis 的分析師James Barford 也指出，中長期來看，雙頭壟斷缺乏競爭將進一步導致價格上漲。但是，業界越強調華為在通信網絡中的不可或缺性，就越證明了鷹派對關鍵國家基建過度依賴中國公司的擔憂。

多年來，英國對華為設備進行了嚴苛的監督審查，華為產品也被英國運營商「解剖」得最為徹底，因此才贏得15年的信任。

2003年，這個名不見經傳、發音奇特的中國公司尋求在歐洲市場立足的機遇，等來英國電信BT構建「21世紀網絡」的超級項目，在為節省100億英鎊運維成本而在亞洲遴選合作商的契機。根據華為員工回憶錄《槍林彈雨中成長》，為了參與項目在倫敦東郊小鎮 Basingstoke（後曾一度成為華為歐洲總部所在地）發標答標活動，100多位平均年齡二十七八歲的華為研發人員擠在匆忙租來只有一張床的宿舍，常忙到凌晨3、4點，並面臨缺乏專業翻譯的窘境。2005年，華為最終競標成功BT項目接入網和傳輸兩個領域，這個破局，助推華為邁進了歐洲運營商第一陣營。

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NCSC）技術總監利維（Ian Levy）也曾記錄，作為監管機構，在2003年，初次聽到BT決定在其史上最大規模網絡升級項目中引入一家中國公司後的風險應對舉措。基於中國政府「可以強迫在中國的任何人做任何事」和「會在某個時間點對英國發起網絡攻擊」兩個假定，採取網絡所有部分供應商多樣化、將風險供應商排除在核心功能與敏感部分之外、加強監測等沿用至今的緩解風險技術手段，還與NCSC前身成立聯合小組，專門研究高風險廠商設備。

到了2008年，更多運營商表示也想使用華為設備，但讓每個運營商都複製BT工作模式意義不大，英國政府認為有必要成立華為網絡安全評估中心（HCSEC），協助運營商使用華為設備時做好風險管理。此外，NCSC還在2014年成立了華為監督委員會，主席為NCSC首席執行官，每年向國家安全顧問、情報與安全委員會、議會及公眾報告。利維評價：「這種模式並不完美，但運作得相當不錯。」

華為在海外的運營過程中，並沒有發生過中國權力機關通過華為進行惡意網絡安全活動的實際證據。為此，華為還在布魯塞爾建設網絡安全透明中心，開放源代碼以供專業人士檢查。在否認有關間諜指控時，華為的答覆通常是，信息由主權國家管理，網絡由當地運營商運營，作為設備廠家的華為只提供傳輸信息包的管道，而信息包被傳到核心網時才被打開，被劃分到非核心網的華為根本無從接觸或打開信息包。

這是華為遊說歐洲政策制定者以保留華為有限市場份額時最常講述的說辭。

但這個聱牙詰屈的技術故事，講到最後，仍不敵美國簡單粗暴的幕後動機論。華為5G產品線總裁楊超斌說：「從技術角度講，我們可以解決安全問題。但如果把安全問題看做是政治問題，並根據起源地來判斷供應商的安全性，那問題就很難解決。」

而且，華為至今沒有想好該如何把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講得更具說服力。這也反映出在海外經營的中國企業與中國外交機構之間複雜被動的客體地位，以及缺乏有效溝通的現狀。華為長期將遠離政治視若圭臬，並刻意與中國官方機構保持距離，正是忌憚外界會進一步強化華為從中國當局獲得不公平競爭資源的指控。

曾有英國記者問任正非，當華為和美國的衝突開始後，他本人和中國政府領導層進行過哪些對話，被任正非一口否認：「因為我認為不需要對話，對話就是上了特朗普的當。」

但是，隨着中美衝突加劇，被愛國主義牢牢捆綁的華為，成為了極力展示自信大國形象的中國外交官格外青睞的話題對象，在強硬批判美國科技霸權主義時，更彷彿化身華為公司發言人。尤其傅瑩在慕安會駁斥佩洛西華為威脅論，在國內贏得滿堂喝彩後，似乎鼓舞了更多外交官為華為挺身而出。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全球擴散期間，因外交部新發言人趙立堅將病毒發源地暗指向美國，西方對咄咄逼人的中國外交反感度上升並固化「戰狼外交」的標籤。在這種背景下，多位駐歐洲國家的中國大使，亦直白地釋放威脅訊號，為歐洲各國激烈的5G討論添了一把火。

2019年12月，駐德大使吳懇在公開座談活動上表示，如果德國將華為排除在德國電信市場之外，中國政府不會袖手旁觀，並暗示德國出口到中國的汽車將遇到問題。這番言辭在柏林政策圈引起譁然，《經濟學人》的報導稱，有局內人說，默克爾對吳懇的威脅嚴肅對待。

中國駐法大使館則在2月發布公告：「我們不希望因為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歧視華為和保護主義做法而損害歐洲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發展。」這被大量媒體解讀為挾持諾基亞和愛立信在華業務。

駐英大使劉曉明也曾在政商人士出席的非公開場合警告，若英國封殺華為，將影響中國企業參與的英國欣克利角核電廠和高鐵建設項目。這也被唐寧街10號解讀為一種恫嚇。「如果要使中國成為一個敵對國家，就必須承擔後果。」劉曉明在7月初接受媒體群訪時說。

中國外交官的出發點可能是希望為華為爭得更多籌碼，但實際效果適得其反，反而形成了對主權國越施壓、越反彈的結果。

英國力主排除華為的議員圖根德（Tom Tugendhat）在推特上反饋道：「和一個說客聊起華為，我被告知任何政策變化都會導致來自北京的懲罰。所以我們應該加深對一個威脅我們的國家的依賴，這樣當他們將來再威脅我們時他們就會有更大權力。這太怪異了。」

位於丹麥的 Strand 諮詢則認為，中國大使涉及華為的行為越出外交與攻擊的界限，用威脅報復的方式來懲罰一個國家不購買華為，說明「華為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密切到讓人不舒服」。

中國政府不但將華為視作其在世界範圍取得5G領先地位的重要抓手，還將各國對華為的決定視作中美抗衡背景下檢驗對華友好還是惡意的石蕊試紙。而多次處於輿論風暴中心的華為往往被動選擇沉默；各路媒體就大使們的話向華為尋求回應時，華為也未有過回覆。

一位中國外交官曾對記者表示，中國政府給中國企業說話天經地義，「但我們有什麼想法，不需要與他們討論，我們怎麼說不告訴華為」。此外，他認為，華為無法徹底剝離跟中國政府的關係，而且刻意跟中國政府剝離關係，也不會帶來西方社會的認可。

2020年3月，華為年報發布會上，輪值董事長徐直軍在回答記者關於美國加碼制裁提問時說：「我想中國政府不會讓華為任人宰割，或者對華為置之不理，相信中國政府也會採取一些反制的措施。」這句話在第二天華春瑩主持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得到迴響。

這是華為高層罕見地與中國外交部隔空互動，外界猜測華為開始大方轉向尋求中國政府「庇護」。華為位於杜塞爾多夫的歐洲總部則否認了這個說法，「華為與中國當局的接洽，同與我們其他分部所在國當局接洽類似，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封鎖華為的風向

翻開7月法國各大主要報紙，可以看到華為買下的整版廣告和最矚目的大字：「法國製造」。2月底，華為宣布將生產4G/5G無線通信設備的工廠落在法國，將帶來10億歐元年產值和500個就業崗位，但並未透露生產基地具體位置和開始生產的時間表。華為希望借歐洲工廠項目來影響處於5G鋪設初期的法國的目的不言而喻，法國政府也尚未明朗地對外闡釋對華為的立場。在這個契機，華為公關再次發起魅力攻勢，希望通過強調藍色的歐洲印記，來消解法國網絡安全官員對其紅色根源的疑懼。

宣布工廠消息的同時期，恰好是法國四大移動網絡運營商向政府提交5G頻譜牌照投標方案的截止日期，已經在4G網絡中使用一半以上華為RAN設備的SFR和布伊格電信（Bouygues Telecom）向法國國家信息系統安全局（ANSSI）提交了使用華為5G設備的申請。這兩家運營商是華為爭取繼續參與法國5G網絡建設的關鍵，另外兩家主要運營商 Orange 和 Free Mobile 在4G時代就實施了零非歐盟廠商的戰略，而市場佔有率45%的國有運營商 Orange，則已經選擇諾基亞和愛立信作為5G合作廠商。法國政府5G路線圖中，希望在2020年底完成至少一個主要城市的商業鋪設，而上半年疫情已將頻譜分配和牌照拍賣的進程延遲數月。

英國落槌華為禁令後，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和對華強硬政策推手博明（Matthew Pottinger）不顧肆虐的疫情，馬不停蹄飛往巴黎，與英法德意同僚會晤商討包括華為5G在內的一攬子話題。疫情嚴重，但此時面對面強力說服歐洲盟友更顯得尤為迫切（7月27日，奧布萊恩確診2019新型冠狀病毒陽性）。

ANSSI首先不鼓勵目前沒有使用華為設備的電信公司更換成華為設備，隨後告知計劃購買華為5G設備的運營商，牌照期限僅為三至八年，牌照到期後將無法更新。由於每個運營商都需申請數十個設備牌照來覆蓋不同地區，ANSSI也知會運營商，在關鍵地區使用華為設備的請求不會被批准，特別是巴黎、里昂、馬賽、尼斯、圖盧茲、斯特拉斯堡等主要城市，偏遠地區的禁令生效最晚可到2028年中旬。

這樣的行政介入，實際上將壓力轉嫁給兩家使用華為設備的運營商：繼續使用華為就意味着有限牌照，還促使他們在2028年以前逐步替換部分地區的華為設備。兩家公司今年已多次表示，如果華為禁令迫使他們以極高代價來更換電網設備，會導致他們向政府索求賠償。

ANSSI負責人波帕（Guillaume Poupard）為這個變相追隨英國的決定解圍說：「我們要說的是，歐洲供應商和非歐洲供應商的風險是不一樣的。」在2019年，歐盟在商討制定泛歐盟框架來評估5G風險時，向來我行我素的法國，就已提前在國家電信法中增加條款，賦予總理辦公室可以通過ANSSI來阻止運營商使用特定無線接入網設備的權限——這項給政府擴權審查5G鋪設的法律，被業界私下叫做「華為法」。

政府加重干預的「法國模式」並非孤例，在意大利同樣也發生政府伺機攬權，以5G建設為由頭，拓展監督電信行業的觸角。

2019年3月，在意大利同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倡議諒解備忘錄同時期，也修改條例將政府以國家安全名義干預戰略私營企業市場交易的「黃金權力」，延伸到5G網絡領域。2019年9月，代表反建制民粹主義的五星運動和中左翼親歐洲的意大利民主黨（Partito Democratico）這對政壇宿敵，意外牽手組建新政府後，旋即在首個政府會議上動用「黃金權力」，介入監管意大利主要運營商如意大利電信（TIM）、Vodafone、和記電訊的Wind/3與中國供應商華為和中興通訊的關係，雖綠燈放行合作但對合同提出具體約束條件。同年11月，意大利議會通過明確國家網絡安全邊界的法案，將5G納入更嚴格監管的範疇。

唯一持親北京立場的政黨五星運動，也是助推意大利成為七國集團（G7）中首個擁抱中國投資的政治力量。華為搭乘順風順水的中意關係，在2019年夏季表示，未來3年將在意大利增加投資31億美元。五星運動領袖迪馬約（Luigi Di Maio）也曾多次為華為站台。但「東望」並未如期望般為意大利打開新的經濟增長契機，中意間貿易逆差，在備忘錄簽署一年後甚至進一步擴大。

擁有堅實歐盟根基和跨大西洋聯盟基礎的意大利民主黨，近日則提出要利用歐盟疫情復興基金來發展5G網絡建設，意味着將要以明確立場來排除中國公司。五星運動成員的立場也開始搖擺，曾在華為問題上分歧巨大的執政聯盟成員有趨向達成共識的傾向。

墨卡託中國研究所（Merics）研究員 Lucrezia Poggetti 對端傳媒說：「意大利民主黨給討論帶來更多親歐洲的觀點，這對五星運動成員形成一種制衡，他們中不少人仍持有一種心態，認為在與布魯塞爾的關係中打中國牌，可以成為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

路透社7月報導，意大利最大的電信公司TIM並未邀請華為參與在意大利和巴西建設5G核心網絡的設備招標。華為本身並未在TIM現有意大利核心網絡中有份額，這個消息也並不意味着華為被排除出非核心網絡，但卻顯示電信公司有隨政府更弦易轍的意願。Poggetti說：「英國和法國的（關於華為的）決定，無疑為其他歐洲國家創造了審視這些問題的勢頭，並可能採取更大膽一些的行動。如果意大利不採取全面禁止的措施，它還可以設置某種外部限制，這將導致像華為這樣的企業很難參與5G建設中來。」

最大的那塊多米諾骨牌

歐盟層面協調緩解5G網絡安全風險的進度，在半年內，推進遲緩且參差不齊。7月25日，歐委會發布成員國執行工具箱情況報告，14個成員國提供信息評估對高風險供應商（通常指華為和中興通訊）暴露指數為中等或高，只有3個國家風險為低，其餘10國因信息敏感等原因並未分享信息。歐盟執委會督促各國多樣化5G供應商而必須採取緊急行動，意在進一步縮小華為在歐洲5G業務。

根據華為2019年年報，EMEA地區（歐洲中東非洲）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營收市場，佔公司全年收入24%，增長驅動力為5G網絡建設和企業數字化轉型。但其實，華為的歐洲市場在近幾年才真正實現盈利。西歐市場在華為國際化戰略版圖中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華為前西歐總裁彭博曾表示，在亞非拉第三世界「逞能」是不行的，華為必須佔領全球前三大消費市場——中國、美國、歐洲，但美國存在不可控障礙，「歐洲相對來說沒有人造壁壘」。

歐洲移動電信市場不同於中美兩國三家運營商整體獨大的局面，整個歐陸運營商加起來林林總總上百家，歐盟政策制定者也滿足各國市場約有三四家運營商的現狀，並堅決反對電信公司之間的兼併。這種「諸侯割據」的激勵競爭利好消費者，但也導致沃達豐、西班牙電信、德國電信等公司缺乏覆蓋整個大陸的戰略框架，容克委員會提出的歐洲數字化單一市場美好構想至今未實現。雖然運營商加入炒作5G功用及前景的社會宣傳公關，但無法突破電信市場投資收益率低迷的狀態。馮德萊恩委員會強調對5G技術的重視，追求數字主權，但卻很少採取利好產業的實質行動。

其他歐洲國家政府在涉及華為決定上仰仗最大的那塊多米諾骨牌——德國。作為歐盟理事會今年下半年的輪值主席國，德國也是區域最大的電信市場。德國聯邦政府最快會在9月作出是否允許華為繼續參與德國5G網絡建設的決定，但故意拖延至美國大選結果揭曉之後也並非不可能。簡言之，華為能否在德國持續立足，取決於總理默克爾是否願意單槍匹馬地抵抗反對華為的力量。在德國議會，排除華為已經是跨黨派的共識，最激烈的反對聲不但來自社民黨（SPD）和綠黨，甚至在執政黨內基民盟（CDU）內部也很響亮。

萊茵河畔的杜塞爾多夫是德國通信業之都，三大運營商德國電信、沃達豐和西班牙電信都將區域總部設在這裏，華為和中興也在這裏設立歐洲總部。華為選擇杜塞，正是為了追隨且接近運營商客戶，並吸納電信產業人才和先進理念，形成協同效應。進入夏季，杜塞主要商圈戶外廣告是吸睛的粉色大字5G，這是德國電信的標識顏色，它計劃在7月底前利用華為和愛立信的設備向4000萬德國人提供基本5G服務升級。

作為國有控股32%的德國電信，不顧情報機構反對，繼續加深與華為的合作，且遊說反對任何讓其5G鋪設難度增大的政策變化。根據德國《商報》獲得德國電信的內部文件，公司評估若聯邦政府對華為下達大規模禁令，將不得不花費五年時間移除網絡中現有的華為設備，導致約30億歐元損失。德國電信將這個極端情境稱作「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帶有世界末日的含義（聖經中哈米吉多頓大戰是上帝跟人間政府的決戰）。德國電信對華為的依賴，也受到多位立法者嚴厲質詢，警告其不要搶先造成既成事實，否則若政府最終決定禁用華為別想申請賠償。

德國政府從2019年3月就一直在商議的《IT安全法2.0 》，才是展示對華為態度的關鍵立法文件，它對關鍵基礎設施的運營商和供應商將明確更嚴格的IT安全規則和責任，能直接約束德國電信在5G網絡建設上減少對特定供應商的依賴。2020年5月，內政部曾將該法草案提交政府內部表決，其中包括5G網絡的安全條例，但是，社民黨掌管的外交部和司法部並沒有接受這份草案。外交部長馬斯（Heiko Maas）堅持認為在安裝新組件之前，要對供應商的可信度進行政治評估 。聯邦政府內部越難以消除分歧，轉而「拖字訣」，議會的耐心被耗盡，華為的迴旋空間就越狹窄。

「蠶食」華為的代價

真正在地緣政治中漁利的恐怕是瑞典巨頭愛立信，其他廠商如諾基亞和三星因不可逾越的技術障礙並不能快速蠶食多國洗牌華為後留下的市場空缺。包括德國、丹麥、挪威等歐洲國家的運營商因擔心華為受制裁後的供貨及後續維護能力，紛紛棄用華為，只有愛立信笑納了幾乎所有華為丟失的合同。

愛立信視歐洲多國對華為的政治限制是其擴大在歐洲移動市場份額的重要機遇，有望超越現有30%的水平，首席執行官 Börje Ekholm 表示，愛立信有能力協助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更換設備的需求。截至7月，愛立信在官網公布已斬獲95個通信商5G商用合同，一舉超越華為成為全球合約數量最多的供貨商。2020年2月，華為運營商BG總裁丁耘透露華為拿下91個5G商用合同，其中有47個來自歐洲企業。

對於華為在歐美市場的遭遇，北歐供應商對競爭對手鮮少公開發聲，可這種「靜觀其變」也在使其付出代價。2020年，中國三大國有運營商利潤肥厚的5G招標中，愛立信份額被邊緣，諾基亞則顆粒無收面臨出局。在採購投資最大的接入網領域，愛立信只收獲中國移動5G基站11.5%的訂單，大頭則被華為（57.2%）和中興（28.7%）瓜分。

對於從19世紀90年代初就在中國建立電話銷售業務的愛立信來說，中國市場不僅攸關戰略利益，還是其全球四大供應中樞之一。換句話說，來自中國政府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懸在它的頭頂上。7月22日，《華爾街日報》曾援引匿名信源稱，若歐盟國家效仿美英禁止華為參與5G網絡建設，中國考慮對愛立信和諾基亞的中國業務採取反制措施。這一消息被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汪文斌稱作「假新聞」。

除非出現重大故障或政府干預，運營商多數傾向與供應4G設備的廠商繼續合作下一代網絡建設，這種現象被稱作供應商鎖定（Vendor Lock-in）。為了打破這個局面及解決不同廠商設備間的兼容性，兩年前業界提出基於軟件可實現互相操作的解決方案「開放式無線接入網絡（Open RAN）」，類似一套可操控所有供應商RAN產品的終端操作系統。這個想法得到不少運營商支持響應，因為誰也不願意在政治風險下挑選三大供應商的某一家而許下長期且排他的承諾，倚重軟件研發的屬性也給歐洲初創企業一個進入賽場的機會。

不過，支持這一方案的「Open RAN政策聯盟」的會員中，多數為美國科技企業，還包括日本、韓國、西班牙和英國公司，但卻不見RAN技術最領先的華為、世界最大運營商中國移動或者BAT等其他中國公司。一位美國科技編輯評價道：「一個沒有中國的科技俱樂部就像一個沒有巴西隊的國際足球錦標賽。」而且，Open RAN技術仍處於起步研發階段，讓運營商再苦等至少五年的研發期也並不現實。

由於美國公司在4G前網絡時代的技術壟斷，華為的八成專利使用費都支付給了美國公司，被戲稱作通信業收租公的高通，應收專利費的5-10%都來自華為。而進入5G時代，華為專利優勢開始顯現，自2015年以來，華為獲得的知識產權收入累計超過14億美元。

據德國專利數據公司IPlytics公布最新的全球4G/5G關鍵專利排名，以華為、中興為代表的中國廠商在5G標準必要專利（SEP）佔比34%，遙遙領先美國、韓國、芬蘭等國。從更能體現企業在5G技術話語權的專利授權量來看，華為排名全球第四位，市場預計華為在2020年的研發投入會超過200億美元。

2020年2月，產品被排擠出美國市場的華為對美國運營商 Verizon 提起訴訟，請求法院認定後者侵犯了華為在美國授權的12項專利並賠償專利費。同理，在歐洲市場，華為也可以在被禁止進入的市場使出殺手鐗，停止與競商交叉授權而索取移動基站技術專利費。這意味着，無論是愛立信還是諾基亞來重建歐洲電信設施，都需要使用華為無形的專業知識。

政治在全球5G網絡建設扮演攪局者，根源上因為這是一場專利技術環節的「軍備競賽」；而這場「軍備階段」的階段性結論：美國和盟友國家，即便可以拆掉基站上那個紅色花瓣標識的公司設備，仍要給華為掏特許權使用費。

回到歐洲，顯然，各國已經開始拿著信任的標尺去選擇下一代通信網路合作夥伴，這意味著，電信業不會是第一個被科技冷戰波及的行業，華為也不會是「戰事」上的唯一玩家。意識形態迥異的經濟體間這種日趨分明的對立，勢必會逐步拓展到更廣闊的數字領域。

2020年2月22日， 華為在西班牙巴塞羅那開設新旗艦店，員工舉行歡迎標語牌。攝：Paco Freire/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2月4日，農曆新年期間，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華為店。攝：Geert Vanden Wijngaert/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2月18日，英國倫敦的發布會上展出華為新Mate Xs摺疊智能手機。攝：Chris Ratcliffe/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3月15日，倫敦，無線網絡工程師檢查華為5G設備。攝：Simon Dawso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圖：端傳媒設計部

2020年5月1日，英國一條高速公路旁，看到標有「Boris Stop Huawei」的標示牌。攝：Eddie Keogh/Reuters/達志影像

圖：端傳媒設計部

2020年6月27日，廣州華為一個展示空間在宣傳其5G的技術。攝：Li Zhihao/VC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6月27日，廣州華為一個展示空間在宣傳其5G的技術。攝：Li Zhihao/VC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7月7日，法國巴黎的華為總部，附近有一面法國國旗飄揚。攝：Nathan Laine/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8月20日，德國科隆舉行的Gamescom遊戲盛會上展示華為5G無線P30 Pro智能手機。攝：Krisztian Bocs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今後在美國用微信犯法嗎？解讀美國對華科技「鐵幕」

端傳媒記者 張妍 | 2020-08-11

2020年8月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兩份行政令，宣布45天後，中國科技公司字節跳動和騰訊旗下的微信不能與任何美國個體發生交易往來。TikTok和微信均是在美國擁有廣泛受眾的互聯網產品，前者在美國擁有2.19億用戶，後者在華人社群中流行。

同一周早些時候，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公布「潔淨網絡計劃」（The Clean Network program），在五大關鍵的互聯網領域——應用程序、應用商店、雲端服務、電信網絡及海底互聯網電纜，「掃清」（clean）不可信任的中國企業。這一計劃的影響更廣，不僅包含字節跳動與騰訊，華為、阿里巴巴、百度等均被點名，中國電信等多家通訊服務供應商在美國的運營，也將面臨困境。

在八月的第一週，一場熱帶風暴席捲了美國東海岸，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上空徹夜電閃雷鳴，暴雨如注。此時距離美國總統大選不到100天，中美關係風雨飄搖，美國對華的制裁手段也如這風暴般來勢洶洶。

來自國務院和白宮的文件先後公布，立刻在中美兩國社會激起強烈反響，不同國家、派別和領域的人士亦開始對文件中的字眼和涉指對象展開激烈討論。端傳媒梳理文件內容，訪談專業人士，詳細為讀者講解，這些來自美國的舉措與制裁，將對中國公司和全球用戶產生哪些影響，又留下了哪些可以斡旋的空間？

TikTok和微信的45天「大限」

白宮的行政令在美國時間的深夜對外公布。供職於全球最大的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的科技政策分析師Paul Triolo在推特上批評，寫這兩條行政令的人，一點也不懂TikTok和微信究竟是如何運作的。

「不同國家的不同版本有多少不同，它們怎麼儲存和交互數據，以及這些操作怎麼發生……這些細節都非常重要。」Paul Triolo覺得白宮顯然一竅不通。

乍看兩條行政令，頗有相似之處，分別聲稱騰訊旗下的微信和字節跳動旗下的TikTok為中國政府提供渠道，獲取美國用戶的信息、掌握海外中國公民的情況、展開虛假信息宣傳行為，並危害美國的國家安全。兩條行政令均在45天之後生效，即9月15日。

但細讀起來，一條是禁止任何美國個體與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進行交易；另一條是禁止與微信的母公司騰訊進行有關微信的交易。

字節跳動在行政令頒布前已經開始與包括微軟在內的幾家美國公司洽談收購TikTok的事宜。微軟曾表示希望在9月15日之前完成收購TikTok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業務。

微信與母公司騰訊的情況則更複雜一些。騰訊在美國還投資了數家遊戲和社交媒體公司，包括耳熟能詳的Reddit、遊戲《英雄聯盟》(League of Legends )和《堡壘之夜》(Fortnite)等。疑慮一時四起：美國會不會把騰訊其他業務也禁掉？白宮一位不具名的官員對媒體稱，目前只針對微信，不包括騰訊其他在美業務。

「微信是聯結中國境內外社區的極少數app之一。」為《紐約時報》在亞洲報導科技的記者Paul Mozur在推特上說。微信不僅是社交軟件，也是重要的中文信息載體，有許多跨境電商、旅遊、醫療等領域的公司依託微信進行營銷和服務，也有許多旅美華人依靠微信與國內的親朋保持聯繫，傳遞信息。舉個簡單的例子，端傳媒的數位美國撰稿人都在微信上開有公眾號，介紹美國大選、中美政治議題和社會觀察。微信平台審查嚴苛，他們頻遭封禁，甚至「炸號」，但在大多數社交媒體和境外網站均被中國防火牆屏蔽的情況下，微信是中國受眾了解外部世界為數不多的渠道之一。

目前，沒有消息顯示微信與任何美國企業洽談收購事宜。9月15日生效的行政令有可能掐斷中美民間互聯的重要管道。

此外，行政令中的另一重要字眼——「交易」（transaction）該如何定義，美國商務部長Wilbur Ross會在9月15日之後給出詳細界定。一些法律界人士認為，這意味着美國商務部將劃出禁止交易的具體類別，而可能不會禁止全部交易，留有一些談判空間。

行政令中，「交易」的界定受到其授權法案《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IEEPA）制約。在華盛頓從事國際貿易、制裁與出口管制等法律業務的律師Roy Liu對端傳媒記者表示，他是Hughes Hubbard & Reed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和大中華業務主席。「這個法規比行政令使用的語言中某些方面更窄一些。IEEPA裏有針對個人交流、信息傳遞的豁免，」因此用戶用微信或TikTok交流，有可能不受制約。

但是，基於微信支付的金融交易或將受到限制。「目前存在很多不確定性，」Roy Liu補充，「金融交易通常由美國財政部負責，但目前是由美國商務部來執行（針對TikTok和微信的）行政令。商務部在傳統上更側重限制物品、軟件、技術和材料的轉移。」

端傳媒獲得一份諮詢公司Gavekal Research的簡報，認為行政令只會令微信和TikTok在美國無法使用。簡報談到微信時說，雖然會中斷中美商業和個人在微信上的交流，但不會對騰訊造成巨大影響。但其中也寫道，Wilbur Ross是對華「鷹派」，也有可能影響到整個騰訊的營運。

據彭博社採訪內部人士，最終的可能性，不排除TikTok和微信會在美國的應用商店下架。因為下載和使用便涉及到「接受服務條款」——即軟件開發者和用戶之間的「交易」。

另外一個疑慮是美國公司在中國境內藉助微信開展的業務，會否也受到影響？譬如，星巴克、肯德基、亞馬遜、沃爾瑪等多家美國企業都在中國支持微信支付，並在微信上設有「小程序」，供中國消費者下單和付款。一份來自美國花旗銀行的內部報告顯示，花旗銀行相信，目前的行政令只瞄準微信單個產品，對包括微信支付在內的騰訊金融業務的影響將非常有限。

同時，德克薩斯大學法律系教授Bobby Chesney指出，這接下里的45天中，商務部應該會仔細梳理兩家公司在美國的千絲萬縷，從軟件的用戶協議條款到寫字樓租賃、員工合同——在那之後，這些細節是否屬於禁令範圍內才可能釐清。對於美國用戶而言，這樣的釐清將決定他們若使用兩個應用程式，是否違法。

「淨網計劃」：「牆牆」聯合？

美國正在打造一個名為「潔淨國家聯盟」的非正式組織，遊說其盟友重新審視中國公司在全球互聯網產業的擴張。早些時候，美國主要瞄準華為。今年4月，美國推出了「潔淨5G路徑方案」（5G Clean Path Initiative），聯合許多國家共同討論5G安全準則，希望將華為從全球5G廠商列表中排除。到了8月，這一計劃被擴大，「潔淨網絡計劃」出爐，共細分五大領域全面狙擊中國公司。

在發送給端傳媒的聲明中，美國國務院稱「淨網計劃」勢不可擋，已經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潔淨國家」，許多全球性電信公司已成為「潔淨電信公司」。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則回擊，美國的「目的就是要維護自身的科技壟斷地位」，稱世人皆知美國竊聽、監控其他國家，沒資格建立所謂的「潔淨國家聯盟」。

「淨網計劃」在美國本土也濺起不小的水花。在Reddit的一則熱帖中，用戶紛紛留言說，美國是打着保護隱私和安全的旗號，加強經濟與貿易控制，戲稱其為「Great Again Firewall」，暗指是特朗普的競選策略。中國網友則將其與中國的防火牆相提並論，形容為「牆牆聯合」。

「潔淨網絡」一詞早在2011年，就出現在了中國互聯網生態，當時主要用來「掃黃打非」，中國官方利用科技手段去審查發布在互聯網上的內容，例如色情、暴力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美國《外交家》雜誌比較了中美的「淨網」舉措，稱中國的「淨網計劃」主要為言論審查和鞏固政權，而美國的「淨網計劃」則更多地從國家安全和貿易對等的角度出發，對中國施以制裁，但並沒有着力在限制人們的言論自由。

需要指出的是，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布的「淨網計劃」，目前並不具備法律效力，政府需要尋求立法機構、監管機構的配合或頒布行政令才能有進一步具備法律效力的舉措。Roy Liu指其「更像是政策的早期階段的藍圖。」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的科技政策學者James Andrew Lewis分析，「淨網計劃」中的一些措施，例如要求美國公司不再使用中國的雲端服務或海底電纜，或可通過行政令達成。但另一些模糊的禁令，例如封鎖中國應用程式等，「意在傳遞美國的不滿」，但也顯示出「美國政府在應對新型數字經濟的乏力」。

以下為逐條解讀：

1. 潔淨運營商（Clean Carrier）

原文：確保未受信任的中國運營商不與美國電信網絡聯結。這些公司危害美國國家安全，不應該向美國提供國際電信服務，也不應讓這些公司從美國提供服務。

在美國，共有四家中國電信運營商持有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頒發的牌照，分別是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太平洋網絡公司及其子公司ComNet。這四家公司均為中國國有企業。其中，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在美國的運營有近20年歷史。

這四家中國運營商主要為留學生、遊客和頻繁往返中美的商務人士服務。譬如，中國聯通在美國的暢銷產品是「一卡多號」，一張sim卡可以同時有中國內地、香港和美國三個電話號碼，並提供中美數據流量共享。

此外，中美運營商還互相簽訂協議。例如中國聯通的協議方是美國T-Mobile和AT&T，中國聯通的電話卡到了美國便會自動切換為以上兩家，實現通話和數據漫遊。

「它們不像Bell、T-Mobile或Verizon那樣運營。它們不在美國競爭。」James Andrew Lewis分析，中國運營商實際上不佔據美國主流市場份額。

而「淨網計劃」尋求的便是吊銷這四家中國運營商的執照，切斷他們與美國電信網絡的連接。這意味着以上提到的服務和產品都可能被中止。

同時，中國電信運營商都在美國建立海外POP（point-of-presence，入網點，相當於把互聯網從一個地方與另一個地方連接起來的接入點）。中國電信在海外有63個POP，中國聯通有100多個，它們在美國的部署散落於舊金山、西雅圖、洛杉磯、芝加哥等城市。這些海外POP對互聯網帶寬和性能具有重要作用。若「淨網計劃」落實，這些POP會被停用，意味着從中國訪問美國互聯網的速度會大幅變慢。

在8月5日的記者會上，蓬佩奧表示，他已經和美國司法部長William Barr、國防部長Mark Esper、代理國土安全部長Chad Wolf一起，敦促FCC展開行動。

這不是美國首次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運營商發難。中國移動——這家大型國有電信運營商，從2011年便向FCC提交了在美運營的許可申請，但遭拒絕，理由是中國移動存在間諜活動、黑客攻擊及其他安全風險。今年4月，FCC便已表示有可能吊銷中國聯通等四家公司的執照，當時，FCC責令這四家公司解釋他們的所有權、服務內容、管理人員、設備和客戶清單等，以證明他們不受中國政府控制。

2. 潔淨移動應用商店（Clean Store）

原文：從美國移動應用商店中移出不被信任的應用程式。中國應用程式威脅美國的隱私、散播病毒、散布宣傳信息和假信息。美國最敏感的個人和商業信息必須在手機上得到保護，免遭受中共竊取獲利。

蓬佩奧點名TikTok和微信，稱它們「對美國公民的個人信息造成嚴重威脅，並且是中國的宣傳工具」，這兩款產品有可能從美國的應用商店下架。

TikTok在美國擁有2.19億用戶，是目前最受美國年輕人歡迎的互聯網產品之一，也衍生了大批因此獲得可觀輸入的「網紅」以及經紀公司。伴隨着它在美國的火爆，關於其用戶隱私和數據安全的質疑也不絕於耳。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曾表示其數據保存在弗吉尼亞州，並在新加坡留有備份，與中國公司分割開，並沒有交予中國政府。但質疑者稱，在TikTok的用戶協議裏，明確寫到「會與集團母公司或其他關聯機構共享用戶數據」。目前，美國已禁止聯邦政府僱員下載TikTok，富國銀行等企業也採取相同措施。

微信主要流行於美國的華人社群，是重要的中文信息載體。有許多從事旅遊、餐飲、運輸、地產和赴美生子生意的華人依賴微信吸引中國客戶，華人也通過微信進行日常互動、與中國的親朋交流。微信因嚴苛的審查和監控被詬病，私人對話因觸發「敏感詞」被「封號」、「炸號」的情況隨處可見。但在中國的網絡防火牆已經封掉WhatsApp、Telegram、Messenger、Line等大多數通訊軟件的情況下，微信是為數不多的在中美兩國都可以使用的產品。

在美國，絕大多數用戶都從蘋果的App Store和Google的Play商店來下載應用，而不似中國有許多山寨安卓市場。因此，微信和TikTok一旦從美國應用商店下架，便可做到有效封禁，並不需要美國動用ISP級別的防火牆（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中國的Great Fire Wall便是ISP級別防火牆）。手機裏已經安裝微信和TikTok的美國用戶，大概率情況下仍可使用，但將無法更新版本，如果刪除也無法恢復。不過，互聯網分析學者Ben Thompson指出，事實上App Store和Google Play都可以把已安裝的應用變成「不可使用」（unusable）。因此，用戶恐怕需要註冊新的商店地區才能確保繼續使用。

3. 潔淨應用程序（Clean Apps）

原文：防止不被信任的中國智能手機制造商在其自帶的應用商店裏預安裝、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下載受信任的App。華為，作為中國監控體系的一部分，正在利用美國和其他國家領先企業的創新和聲譽進行交易，這些公司應從華為的應用程式商店中刪除他們的應用程式，確保不與侵犯人權的華為合作。

這條禁令主要影響使用安卓系統（Android）的中國手機。安卓手機搭建在俗稱「全家桶」的谷歌移動服務（Google Mobile Services, GMS）上，安卓手機通常會在出廠前預裝GMS，包括日曆、地圖、郵箱、商店等一系列軟件，用戶還可以使用谷歌帳號，在谷歌的應用商店裏下載使用各類服務。中國的安卓手機也不例外，例如小米、OPPO、VIVO、魅族、聯想等，還有曾經的華為，都預裝GMS。

「淨網計劃」意味着，一位購買了中國手機的用戶，可能無法下載和使用任何一個谷歌app，包括在美國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Gmail、Maps、Drive和YouTube。

不僅如此，其他美國公司的應用產品，比如說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等，都可能無法在中國手機下載或運行。

這不僅是中國手機品牌的損失，對許多美國應用開發者和科技公司來說，他們也將失去大量用戶。

目前尚不知道有幾家中國手機公司會被制裁。根據2018年的統計數字，中國手機僅佔美國手機銷售市場的3.64%，但在海外佔有率接近40%，中國手機有可能面臨海外的銷售危機。

此次蓬佩奧依然點名華為。2019年5月，美國商務部將華為加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禁止美國企業在未獲許可的情況下向華為提供硬件和軟件技術，其中便包括Google。自那之後，所有新的華為手機都不能再安裝和運行Google的app，也不能更新安卓系統。這大大打擊了華為的海外市場。此後，華為一方面專攻中國市場，另一方面開始打造自己的「鴻蒙」系統以替代谷歌。還有一些海外的華為手機消費者尋求各種方式繞路下載Google的應用。而「淨網計劃」若實施，則是將對華為的封鎖進一步擴大——谷歌用不了，其他的美國app也不能在華為手機使用。

4. 潔淨雲端（Clean Cloud）

原文：防止美國公民最敏感的個人信息和美國企業最具價值的知識產權（包括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研究）在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外國競爭對手的雲端系統裏儲存和處理。

在8月5日的記者會上，蓬佩奧表示，美國國務院會和商務部等部門緊密合作，限制中國雲服務商在美國收集、存儲、處理大規模數據和敏感信息。這些在美國提供雲服務的中國公司有阿里巴巴、百度和騰訊。

根據統計公司Statista在2020年2月的測算，美國的雲存儲市場被亞馬遜獨佔半邊天，約佔市場份額的33%，其次是微軟、谷歌和IBM。阿里巴巴排名第五，約佔5%，騰訊約佔2%，百度沒有被列入統計。

雖然中國公司在美國雲存儲的市場份額不大，但該項引發的顧慮有二：一是美國公司能否在美國境外（包括中國）使用中國雲端系統；二是，中美合作的雲端系統——例如，亞馬遜在北京和寧夏的AWS雲服務、蘋果公司的「雲上貴州」，將何去何從？

5. 清潔光纜（Clean Cable）

原文：保證美國與全球互聯網連接的海底電纜不會被中國大規模收集情報所破壞。美國將與外國夥伴合作，確保世界各地的電纜不受到類似的損害。

全世界共有約380條正在使用的海底光纜，這些埋在海底、跨越大洋、長達120萬公里的「血管」承載了全球95%以上的通信。2012年桑迪颶風襲擊美國東海岸，曾破壞了連接北美和歐洲的海底光纜交換站，造成了數個國家網絡中斷數小時。

許多光纜是由亞馬遜、微軟、Facebook和Google等科技巨頭投資的。近年來，華為不斷參與國際海底光纜的建設。2008年，華為併購了一家英國海事公司，成立華為海洋網絡公司，到目前為止已經建設或者升級了90條海底光纜，約佔全球總量的四分之一。華為的光纜聯通歐亞非，也觸及美洲，離美國最近的一條橫跨了加利福尼亞灣和墨西哥。

而美國的顧慮也因此增長，蓬佩奧指責華為一直以低價競標亞太、非洲和歐洲的海底電纜項目，同時認為中國政府有可能利用華為來進行竊聽、監控、干擾甚至切斷通信。

除了華為之外，一些由美國公司建設的海底光纜也因牽涉中國因素而遇阻。Facebook和Google從2016年開始便想建設一條直通美國和香港的海底光纜，中國合作方為中國的太平洋光數據通訊有限公司和TE SubCom。在當時的構想中，這將成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跨大洋網絡通信。但在2020年6月末，美國司法部以國家安全為由叫停了這一項目。

「淨網計劃」如何變成現實？

如James Andrew Lewis分析，「淨網計劃」屬於政策聲明，而不具備法律效力。美國可能會考慮通過行政命令、實體清單和立法的方式，讓「淨網計劃」變為現實。

「將政策目標轉化為具體的法律限制，通常還有幾步，」Roy Liu對端傳媒說，總統需要再頒布比較具體的行政令宣布新的國家緊急狀態，或者啟用之前的緊急狀態；美國的商務部、財政部等政府機關，需要按照行政令制定具體細則，「這些都需要時間。」

早在2019年5月，特朗普總統就曾簽署行政令，授權美國商務部長禁止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交易。這條行政令全名為「確保信息和通信技術及服務的供應鏈安全」（Executive Order 13873 – Secur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upply Chain，「ICTS EO」），內容十分寬泛，將「任何通過電子手段（包括傳輸、存儲及展示）用於信息數據處理、數據存儲、檢索訪問或通信的硬件、軟件或其他產品或服務」都納入進來，有可能同樣適用於「淨網計劃」瞄準的中國公司。

此外，在2019年底，美國商務部曾據此行政令擬議新規，想要對「外國對手」交易的安全審查建立更寬泛的權限，包括事後取消交易的權力等。但當時沒有獲得通過。此刻，商務部有可能繼續推進這一議程，用來落實「淨網計劃」。

特朗普還可以簽發新的行政令，授權美國商務部、財政部對中國公司的產品和服務進行封禁。也可以擴大實體清單名單，禁止美國公司及個人與中國公司進行交易。

但行政令並非不能接受挑戰。受到影響的相關方可以去法院申請「臨時限制令」（Temporay restraining order, TRO），令執行部門暫停實施相關規則。此前有過成功先例。

同時，美國新總統上任後有權取消上屆總統的行政令。此時距離總統大選不足三個月，「即使是特朗普連任，他屆時的政治考量有可能發生變化，不一定會採取同樣的策略。」Roy Liu補充。

一名少女在拍攝Musical.ly視頻。Musical.ly是TikTok的前身，在2018年被抖音收購。攝：Jessica Hill/AP

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在中國北京的總部。攝：Emmanuel Wong/Getty Images

2020年7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講話，指控中國偷取美國知識產權。攝：David McNew/Getty Images

美國猶他州一座5G信號發射塔。攝：George Frey/Getty Images

2019年2月，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在日本舉行的一個活動。攝：Shiho Fukada/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工作人員在美國明尼亞波利斯市內鋪設光纖。攝：Ariana Lindquist/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中國資金？矽谷投資者說：競爭為主，合作為輔

特約撰稿人 劉文 | 2020-06-15

如今回想起來，2016至2018這三年可「算作中美跨境投資的蜜月期」，在矽谷創業的美國人William說。他是矽谷一家投資基金的聯合創始人。這間基金在美國帕洛阿爾託（Palo Alto）、香港、日本東京都有辦公室，投資早期創業項目，幫助美國創業者在中國開拓市場，也幫助中國資本在美國落地。

William回憶，那三年間，先是中國人來好萊塢投資電影大行其道，接着VR和AR又成為風口，到了2017年底至2018年初，比特幣、以太坊等虛擬貨幣達到歷史最高點，區塊鏈成了矽谷最熱門的話題。William接觸的中國投資者，在2016年前多靠地產或礦業發家，在2017、2018年則以炒賣虛擬貨幣致富。有些人為了向他證明實力，包下米其林三星餐廳宴請，邀他乘坐私人飛機或遊艇，還有中國人把他帶到價值幾千萬美金的豪宅，向他展示車庫裏成排的勞斯萊斯汽車。威廉也曾接觸一些由中國市級政府或縣級政府運作的投資基金，那些人想要加入William的投資基金，格外看重他在香港有分公司，William自己也曾在香港駐紮五年，更熟悉中港情況——中國投資者要將資金轉移到海外，香港是重要的中轉站；並且，身在中國內地的投資者去香港商討業務，比去美國更方便快捷。

然而，「我們在香港的辦公室從一月開始就關門了。」William對端傳媒記者說。

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引發大規模示威，William的香港分公司業務同期大幅下降。為分擔風險，William逐漸把香港的業務轉移到美國和日本的分公司去，並開始考察歐洲和中東市場。目前，香港分公司只剩下兩名全職員工，因Covid-19疫情從2020年1月開始在家辦公，公司大門緊鎖。如今雖然疫情在香港得到控制，但新國安法和日趨緊張的中美關係令香港局勢雪上加霜。William決定在一年之內徹底關掉香港分公司，如果兩名員工願意，他會幫助他們申請簽證，來美國工作。

「小心被中國人竊取機密」

根據諮詢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的數字，中國對美國的風險投資從2014年開始增長，在2018年到達頂峰，然後從2019年直線下落。2018年時達47億美金，2019年就萎縮至26億美金，且數字仍在下降。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亦從高峰時的465億美金，跌落至49億美金。

這期間，中美關係頻現不樂觀的信號——貿易談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國政府出台各種政策遏制技術、人才外流，加之中國的外匯管制愈發嚴格——美國風投公司開始對中國資金持有謹慎態度，中國投資者也紛紛縮減在美投資。

「緊張的中美政治局勢和美國的監管措施，是中國在美投資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榮鼎集團在其最新的一份報告中寫道，其中美國的監管措施包括FIRRMA和ECRA。前者是《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後者是《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兩個法案都在2018年出台，要求國際投資者必須獲得美國政府批准才能開展技術交易，審查更加嚴格，涉及敏感技術的公司在獲得投資方面會受到更多限制，外國資金進入美國的流程也更加繁瑣和緩慢。

自2018年末以來，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一直與矽谷的科技公司高管、風險投資者及大學頻繁召開簡報會，這些會議是機密的，但《華爾街日報》曾報導稱與會者被要求減少與中國的往來，警惕中國對美國科技成果的竊取。

William回憶，從那時開始，「小心被中國人竊取機密」成了矽谷圈子裏常常談起的話題。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專門在毗鄰矽谷的舊金山成立團隊，進行關於網絡安全威脅和經濟間諜活動的知識普及。「各種網絡安全專家，通過講座和工作坊的形式，講述如何防止重要信息被中國竊走。」William說。

「我們被告知儘量使用加密的郵箱，如果去中國出差，最好準備單獨的手機來使用中國電話卡，不要在微信上討論關鍵信息。」Wiiliam補充，「我們還被告知，中國人感興趣的公司不僅僅是軟件、人工智能、高端醫療設備，還有農業、能源等。」

「他們（中國人）不僅對創新和研發有興趣，還對成本和價格信息、定價策略、供應鏈的優化都有興趣。」從那時起，威廉感覺到中美之間的合作蜜月期已經結束，接下來，「兩國會進入互相角力的階段。」

當年接受中國投資的美國同僚，或多或少都陷入了麻煩。美國政府的政策限制，使得半導體、大數據運算、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等敏感技術領域無法再運轉中國資金。正在洽談的合作顯然沒有空間再推進；已經拿了中國資金的，為了防患於未然，正在想辦法找其他國家的投資人把那部分股份買下來，讓中國投資者撤出。

例如，2018年末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報告，點名有中國背景的丹華資本（Digital Horizon Capital）投資美國AI公司是為了將技術轉移到中國。丹華資本位於矽谷，創始人是知名華裔物理學家張首晟，背後還有中國的國有企業中關村發展集團。而原本拿到丹華資本投資的美國AI公司Pilot AI Labs Inc.，因為擔心公司有中資股東會影響其在美業務，希望張首晟出售股份。張首晟在2018年末自殺身亡，外界曾猜疑其去世的原因與該報告有關，但家人表示他曾飽受抑鬱症困擾。

榮鼎公司的統計顯示，移動通信、工業、軟件、可穿戴技術等是中國資金縮水最嚴重的領域。

William對端傳媒表示，半導體產業是敏感行業中最敏感的。「中國政府曾動用大量資金投資半導體行業，到美國知名企業中搶人才。」譬如，中國的私募基金凱橋資本（Canyon Bridge）曾試圖收購美國半導體制造商Lattice Semiconductor，但最終被特朗普總統發出行政令叫停。凱橋資本位於矽谷，其背景可追溯至中國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因此普遍被視作有中國政府背景。

美國的半導體技術領先全球，而中國則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產品買家。「當（美國的）半導體行業無法和中國合作之後，行業協會不斷向華盛頓施壓，希望美國政府可以每年投資數億美元在該行業，幫助其始終保持領先位置。」William說。

「中國人一直處在順境，合作時候過於自信」

「恐懼」是Paul Orlando在採訪中反覆提到的一個詞。他在南加州大學馬歇爾商學院教授與創業相關的課程，同時也是大學創業公司孵化器（USC Incubator）的負責人。「當今社會，人們對於疫情的恐懼，對領導層做出未知決定的恐懼，中美兩國人民對彼此的恐懼交織在一起，」Orlando說，「很有可能會做出不理智，甚至有危害的舉動或決策。」

如今，中美「脱鈎」的主張在華盛頓呼聲甚高。但世界兩大經濟體早已是盤根錯節的關係，想要徹底剝離並不是一件易事。

Orlando曾在中國生活多年，可以講流利中文，也曾任職美國企業的駐華辦事處代表，他還在香港成立過首個針對創業公司的加速器（Accelerator HK）。目前美國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在他看來，「都是不理智的」。「例如美國對中國徵收關税，看似打擊了中國，但對於不得不依賴從中國進口的美國企業來說，打擊才是最大的。」Orlando提到他在加州結識的創業者，「他們研發出來可以讓日常生活更便利的小玩意，準備通過薄利多銷的方式賺錢。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在網上眾籌到一筆資金，在中國批量生產，再販賣。」

「只有中國才能找到在訂單數量有限的情況下為你打模生產，還不厭其煩地為你定製各種顏色和大小的廠家。」Orlando對端傳媒說，「對於資金和資源都很有限的創業者來說，關税可能是讓他們放棄創業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亦因為恐懼，Orlando看到美國人不顧居家令上街抗議，即便在疫情依然嚴峻的情況下，也希望政府開放經濟，當下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將錯誤歸結於中國身上，便可以為「恐懼」找到一個出口。

而常年在矽谷生活的華裔投資人Kaixin對端傳媒記者說，FIRRMA和ECRA兩個新法案「充滿敵意」，令他「感覺十分糟糕」，未知的審查風險令他覺得「這個國家不歡迎任何來自中國的錢或公司」。大約從一年前開始，他洽談項目，通常要先弄清楚兩個問題，「一是，公司的核心員工是不是中國人？二是，公司的知識產權能否與中國乾淨利落地切割開？」

William亦覺得不僅中美兩國政府之間關係變差，緊張的關係同時存在於兩國的民間交流和認同之中。這些同時影響了中美雙方投資人的心態和交流的語境。

「來自中國的基金出資人非常有控制慾，有時候不按照遊戲規則出牌。」William對端傳媒解釋，投資基金中有兩個重要的角色，一個是GP（General Partner），即普通合夥人，負責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管理項目；另一種是LP（Limited Partner），即基金的出資人，他們分享基金的收益，享有知情權，但一般不參與公司的管理。在風投領域，GP和LP的分工非常明確。

「但許多來自中國的LP，卻想要扮演GP的角色。他們希望對基金的投資策略有更多的話語權，有些人則希望在基金投資的項目中擔任董事的角色，但董事通常是由GP來擔任。」William談起自己遭遇最離譜的經歷，是一個中國投資人，在簽訂了投資協議之後，知道了William的基金近期有興趣注資的幾個項目，竟單獨去聯繫，想要繞過William和他的基金而以個人名義投資。「這完全違背了投資基金的運作法則。」

「中國處於一個大國崛起的過程中，中國人一直處在順境，合作的時候過於自信，也不怎麼相信我的判斷。」William說。

也正因為這一點，使得William從中國投資人手中拿錢的時候非常謹慎。他目前保持合作的僅有幾位，都在香港定居，且受過西方教育，他認為和自己的思維和理念比較接近。

而「戰狼式」外交，更引得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印象更為惡劣。William坦承，他學過一些粵語，有不少中國朋友，雖不認同中國政府的許多政策，但依然擁抱中國文化，並不抵觸中國人民。然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發言引發的輿論，成為了William心態上的轉折點。

「後疫情時代，中美將分道揚鑣，世界上其他國家各自站隊」

2020年3月，趙立堅在推特上用英文暗示新型冠狀病毒有可能是美國通過軍運會帶到中國去的，令美國民眾一片譁然。「徹徹底底的bullshit」，採訪中，William數次提起此事。而在英文互聯網上的「小粉紅」出征更令人反感。近幾年，他和中國年輕人接觸，發現民粹主義觀念盛行，中國年輕人不再能容忍不同的聲音，對於舉報機制的使用非常嫻熟。

「這些人在『六四』事件後出生，他們讀書的時候，谷歌等公司已經在中國被禁止，他們沒有經歷過言論相對自由的那個階段，而是一直生活在『大國崛起』的輿論下，也不再嚮往西方世界的民主和自由。」William說，「相反，他們中很多人認為言論自由、選舉自由等制度並不適合中國。」

William覺得，隨着這一代人的成長，中國在外交上更加激進，也不再掩飾自己的野心。中美政治上的交鋒引發民間語境的轉向——究竟還要不要吸收中國資金，與中國投資者合作，便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中國資本亦知難而退。過去那些高調地開着豪車、手握支票的中國臉孔，漸漸消失在了矽谷的圈子裏。

「這反而是好事，讓世界的局勢更加明朗了。」William補充。

「未來的中美關係是競爭為主，合作為輔。」曜宇航空的硬件CTO屠浩鋒對端傳媒記者說。曜宇航空在上海和深圳均有站點，主要研發生產無人機，從事地表正射影像分析、大數據挖掘和人工智能識別，恰好是中美貿易爭端和科技競逐中的敏感領域。這間公司原本在2019年融資成功後打算進入美國市場，但因為貿易戰的不確定因素而耽擱了，原本談妥的投資公司亦反悔。

雪上加霜的是，2020年3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裁定中國無人機巨頭大疆侵犯了一家美國小型無人機制造商的專利，因此建議阻止大疆的進口。曜宇航空也正在製造無人機。

「全球經濟形勢在2019年已見疲態，加上疫情的衝擊，導致對許多創業者而言，2019年到現在都是一段艱難的『資本寒冬期』。」屠浩鋒表示，各行各業都出現因為資金流斷裂而帶來的清算和倒閉，曾經的風口風光不再。「美國和中國都不敢進入對方的市場，美國和中國的投資圈也都缺少資金，」他補充，形勢好的時候，投資人爭着給錢，現在投資人手裏也沒錢了。

但是他反問記者，「中美關係惡化使初創企業遭受困境，這個是真命題嗎？」

在屠浩鋒看來，在資本寒冬裏遭受困境甚至倒閉的企業，都是本身有些問題的。有些公司在市場營銷上的開支並沒有轉化成銷售額，有些公司沒有找到合適的盈利模式，有些公司一直在「燒」投資人的錢。但是真正優秀的公司能夠經得起挑戰。

William也表示，他已經讓投資的公司做好未來幾年融資困難的準備，要求他們減少公關、市場營銷等方面的開支，把有限的現金流用在開發產品上。

「最終，中國和美國都會憑藉資深紮實的基礎和強大的經濟實力度過難關，」William認為，「而後疫情時代的世界格局，中美將分道揚鑣，世界上其他國家各自站隊。」

屠浩鋒也認為，雖然現在中美的創業公司都處在困境中，但最終會有一部分能頂住壓力；中國和美國也會各自變得更加強大，但可能不會回到兩國關係的「蜜月期」了。

Orlando則推測，美國政府接下來會採取各種措施，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對於未來，「少看新聞，少用社交軟件，」他對端傳媒記者說，「避免一下子接受太多負面信息，因此作出不理智的決定。」對於矽谷的創業者和資金的渴求者，「應該保守，不要貿然涉足新的未知領域。」

應受訪者要求，William、Kaixin為化名

2019年1月10日，美國拉斯維加斯的科技展覽中，科技公司正在展示人臉識別技術。攝：David Mcnew/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月11日，美國拉斯維加斯一個科技展覽中，參觀者正在試用一副擴增實境眼鏡。攝：Robyn Beck / 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2月10日，美國猶他州奧勒姆的一座5G發射塔。攝：George Frey/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0月20日，中國南昌一個科技展覽中，參觀者正在圍觀一個擴增實境投影的瓷器。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當印度網紅和TikTok一起，撞上印度互聯網的牆

特約撰稿人 Prabhu Mallikarjunan | 2020-08-04

7月8日，22歲的主播蒙加（Chetan Monga）第一次在Facebook旗下的Instagram上發布了視頻。在此之前的6月底，印度政府對中國字節跳動公司（ByteDance）創立的TikTok（抖音海外版）下了禁令。

鏡頭裏是一扇緊閉的門，蒙加和他的朋友嘗試打開它。在歡快的音樂節奏中，蒙加拍了下他的朋友，轉向鏡頭，用印地語說：「現在TikTok已經被禁了，大家在Instagram上面關注我吧！」視頻背景中是持續不斷的寶萊塢明星沙魯克汗（Sharukh Khan）的歌曲——「夢想在一瞬間破碎。」 蒙加伴隨着音樂滑稽地倒在地上，然後開始哭泣。

蒙加的家鄉在印度北部旁遮普地區的一座小鎮。他是一名舞蹈編導，兩年前開始使用TikTok。

在TikTok和其他58個中國App被印度政府以隱私風險和國家安全理由封禁之前，蒙加的頻道十分火爆，坐擁超過500萬粉絲，在印度的TikTok用戶中排名前200。而現在，一切需要重頭開始。

剎那間的失落

2019年，TikTok成為印度最具吸引力的手機應用。根據分析公司App Annie的數據，印度佔TikTok全球應用下載總量的44%（3.23億）。 2020年疫情大流行中的城市封鎖期，TikTok仍然是最受追捧的娛樂應用，直到被禁。

一開始，TikTok只是蒙加展示自己舞蹈才能的平台。但很快，他就將自己的頻道變成了發布自製喜劇短視頻的中心。就像許多其他的旁遮普人一樣，蒙加以此謀生。在他讀本科第四年時，他已經在TikTok上利用人氣向粉絲推廣商品，「帶貨」賺錢。據他所說，這些粉絲大多來自新德里和孟買。

除了舞蹈外，蒙加還有另一個夢想——當一個脫口秀演員。他在TikTok上發佈了很多模仿經典寶萊塢喜劇情節的表演。在很多印度人的印象中，旁遮普人格外擅長喜劇表演，他們的幽默感很強。多年來，許多來自旁遮普的表演藝術家通過Youtube頻道或者是主流的電視頻道打入寶萊塢，或是成為流行表情包或社交媒體搞笑推文的主角。在2000年代的早期印度網絡世界中，旁遮普笑話（Santa-banta）曾經風靡一時。

但凡能夠擁有更多的粉絲，主播們就能夠得到更多品牌推廣的機會與相應的品牌推廣報酬。與YouTube或Instagram這些在農村沒有觸及度的平台不同，TikTok隨着智能手機的快速普及和便宜的手機數據套餐，迅速進入了農村市場，為農村人帶來了大量的賺錢機會。

TikTok之所以受歡迎，也來源於其創作便捷，並且讓用戶能夠在短時間內輕鬆上下滑動，讓播主獲得更多關注，不同於市場上的其他平台。像TikTok和VMate這樣的中國娛樂應用，會在印度不同城市和城鎮舉行創作者峰會，除了吸引更多人加入，他們還指導用戶如何獲得吸引力並從平台上賺錢。蒙加每個月都能賺大約2萬2千到2萬5千盧比（約合港幣2200到2500元）。 「通過TikTok，我一個月至少能夠得到四家不同品牌的推廣機會，雖然這些收入不算穩定。但突然之間這些潛在收入都消失了。」蒙加說。他對於印度政府是憤怒的，但也是無奈的。他認為禁止TikTok的的決定就像2016年莫迪總理的廢鈔令一樣突如其來，毫無徵兆。

「我大概在TikTok上有1100條視頻，我並沒有備份這些視頻。匆忙中，我只能把其中的70條下載下來。現在我只能一切重來。」

被打斷的不僅是依靠TikTok掙錢的人，也包括那些投入其他中國應用的同類商業模式的印度人。

來自印度東北部阿薩姆邦古瓦哈提（Guwahati）的沙馬（Pooja Sarma）是其中一員。她從TikTok轉戰Bigo直播，再換到VMate，只為獲得更好的報酬。

2018年初，沙馬開始在TikTok上發帖，兩個月就獲得了50萬粉絲。但很快，她的朋友，一位在新加坡Bigo Technologies公司（後來被中國領先的直播公司YY Inc收購）旗下的Bigo Live上的一位播主告訴她，在Bigo上製作視頻可以撈到錢。 「我簡直不敢相信創作短視頻能給我帶來收入。」她的朋友給她創建了一個賬戶試試，2018年3月，她發布第一個視頻，就獲得了2500盧比（合250港幣）。驚訝之餘，她開始拍攝更多視頻，在平台上註冊了好幾個賬戶，單日收入高達5000盧比。

六個月後，她跳槽到阿里巴巴旗下的短視頻平台VMate，這裏給她保證了每月的固定收入。2018年11月，在激烈的競爭中，沙馬得到了VMate提供的每月7000盧比（約合700港元）報酬，條件是她每週創作50個音樂對口型（lip syncing）視頻。在金錢鼓舞下，沙馬越拍越多，也嘗試了其他種類視頻，為的是通過用戶點讚得到的代幣賺取額外收入。在上月印度政府同步封禁VMate之前，沙馬的VMate帳戶擁有370多萬粉絲。

24歲的沙馬是一名碩士生，她告訴我，自己一個月內在視頻平台上最多能賺到60萬盧比（約合6萬港幣），一旦人氣超過100萬，最少也能賺到10萬盧比（約合1萬港幣）。她的收入來自VMate上喜歡她視頻的人和相應得到的產品推廣業務，即使是封城期間，無數印度人失去工作機會，她的入帳也沒有中斷。但突然之間，這些收入都泡湯了。

「我認識一些窮人通過VMate賺錢養家，但現在這一切都停止了，人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印度本土的應用給創作者的錢肯定沒有中國公司那麼多。」沙馬提到不同的公司都在試圖吸引她投奔，並和她洽談內容創作事宜。她也已經有了Instagram賬號，但她仍未決定下一步跳槽到哪個平台。畢竟，金錢和名氣並不是她從短視頻應用中獲得的唯一東西。 「它不只是給我帶來固定的收入，也給了我第一次出國旅行的機會。」沙馬說的是2019年1月，VMate贊助她的北京之行，公司出資贊助了幾位印度頂尖的內容創作者到中國，與本地的視頻創作者交流。

沙馬說在跳槽到其他平台之前會給自己留一個月時間，她還是期待印度政府或許會解除禁令。 「我非常想念平台，以至於整天失眠。」

TikTok的封禁之路

2020年，6月29日，印度政府禁止了59個中國手機應用，包括廣受歡迎的TikTok、Shareit和微信，並稱其侵蝕了印度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國防安全，民族主義者稱之為「數字打擊」。

TikTok近年的迅速崛起，為自己帶來了不少負面的政治評價。

這一類短視頻平台正在那些剛開始探索互聯網世界的年輕人中創造新的流行文化，因而難以避免地涉及到具有爭議的內容。尤其是，在一個像印度一樣多元文化的國家，諸如TikTok，Bigo Live和VMate之類的平台冒險地在法律邊緣遊走，讓年輕人暴露在諸如裸體影像和自殺影像之類的內容面前。這不僅僅是印度的擔憂，也是全球性的。比如，印尼就在2018年7月暫時禁止了TikTok，從此引發印度人封殺TikTok的呼聲。印尼政府對TikTok下達臨時禁令的理由包括其帶有不雅視頻，認為其對年輕人產生了不良影響，導致公眾對TikTok的反對情緒愈發強烈。

TikTok這樣的平台被批評是縱容了包括兒童色情、強姦、偏執、針對人類和動物的暴力在內的各種內容，而其算法沒能夠篩選掉這些不良信息。2020年5月，一條有關向女性潑硫酸的視頻在TikTok流傳，引發了關於婦女權益的巨大爭議。國家婦女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for Women）致函TikTok要求他們刪除視頻，同時封殺發佈視頻的用戶。它還要求TikTok向委員會提交一份詳細的行動報告。

然而TikTok沒有採取足夠的行動，只是將責任轉嫁給用戶。「促進安全和正向的環境是TikTok的首要任務。我們的服務條款和社區指南明確規定了在我們的平台上什麼是可接受的，什麼是不可接受的。我們希望用戶始終遵守這些政策」，TikTok印度公司在社交媒體上這樣表示。

去年，卡納塔克邦婦女委員會（KSCW）負責人拜依（Nagalakshmi Bai）也呼籲封殺TikTok，她認為它「鼓勵色情」。「我們擔心TikTok可能會對年輕人的思想產生不良影響。最近，班加羅爾和孟買都發生了涉及兒童的事件，一個十幾歲的男孩性侵了他的妹妹。像這樣的應用程序是女性被物化的一個原因。」同樣，議員馬內科·桑傑耶·甘地（Maneka Sanjay Gandhi），一位堅定的動物權利活動家，也對TikTok上出現的虐待動物視頻表示不滿，並要求TikTok公司解決這個問題。她對他們辯解自己「守法」的答覆很不滿意：「我曾屢次要求你們公開那些溺死狗、吊死貓的人的名字，讓用戶看到。你們沒有提供細節，也拒絕提供。你需要尊重你開展業務的地方的法律。」

在印度2019年5月的大選中，國民對於中國應用程式的反對情緒日益高漲，使得它們成為備受關注的政治話題，進入政黨之間喋喋不休的競選日程。這時TikTok正在印度大眾中擴展業務。但由於其在印度沒有經營實體，尤其是並沒有設立申訴處理辦公室，也就成為了規管中的一個爭議。2018年3月，有人在馬德拉斯高等法院提起了一項公益訴訟，指控TikTok廣泛傳播色情及具有爭議性的內容。訴訟方希望法院禁止TikTok，認為其侮辱當地文化，增加了社會問題，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控方還援引159個與自拍相關的死亡個例，試圖說明這些應用程式所帶來的問題。在此情況下，法院出台了一項臨時禁令，但很快又因公司所提出的擔保而取消了。

隨後的一年，中印在地緣政治上的分歧，將封禁中國應用程式的呼聲推向了下一個高峰。2019年，在印控克什米爾發生了普爾瓦馬襲擊事件（Pulwama Attack），37名印度士兵在一場自殺式炸彈襲擊中喪生。據稱襲擊者來自巴基斯坦，是「穆罕默德軍」（Jeish-e-Mohammed）的成員。中國對譴責這場襲擊並不情願，使得印度出現了指控中國支持恐怖主義的聲音。此外，也是這段時間，中國第四次阻止了印度在聯合國將穆罕默德軍首領馬蘇德·阿扎爾（Masood Azhar）列為「全球恐怖分子」的倡議。這讓印度非常惱火。

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執政的印度人民黨背後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對中國處理這一問題的方式感到不滿。它呼籲禁止TikTok和Helo，聲稱這兩個中國社交媒體應用已經成為「反國家」（anti national）內容的溫床。2019年7月，國民志願服務團屬下的商業政治組織自產覺醒陣線（Swadeshi Jagran Manc）全國召集人馬哈詹（Ashwani Mahajan）在一封寫給總理莫迪的信中強調了組織對這兩個平台的擔憂，並稱它們讓印度的年輕人受到「既得利益群體」的影響。他指控說Helo應用程序被發現在其他社交媒體平台上為超過11000個不當政治廣告支付了7億盧比。「其中一些廣告用了醜化印度高級政治領導人的照片」，馬哈詹說。他要求內政部禁止所有的中國應用程序，聲稱中國政府的一些部門不尊重印度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他還表示像TikTok這樣的應用在中國政府的干預下可以使用印度公民的私人數據，並在印度製造社會動盪。

就連來自喀拉拉邦（Kerala）的印度國大黨國會議員沙希·塔魯爾（Shashi Tharoor）也對中國政府從App中獲取用戶數據表示擔憂。這位前部長稱這是一個「國家問題」，並呼籲莫迪政府制訂一個詳細的法律框架來保障隱私權和印度的民主。他甚至強調了美國聯邦監管機構如何對TikTok非法收集兒童數據的行為處以570萬美元的罰款。雖然TikTok於2017年在印度推出，但2019年才宣布計劃在印度建立數據中心。這還是在它涉嫌與中國政府非法共享用戶數據而被印度立法者質詢之後。當時TikTok表示：「自從我們的平台在印度推出以來，我們已經將印度用戶的數據存儲在美國和新加坡的行業領先的第三方數據中心。我們現在正在研究在印度境內為我們的印度用戶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務方案。」

但這些解釋並沒有解除印度人的質疑。 相反，2020年大流行中爆發的中印邊境衝突給TikTok帶來了致命打擊。

6月15日，中印邊境部隊在拉達克的加爾萬山谷（Galwan valley）發生爭執，肢體對抗中20名印度士兵遇難，70多人受傷，解放軍的傷亡數據則沒有公開。消息傳出後，印度全國上下一片嘩然，反對黨給執政黨施加巨大的輿論壓力，攻擊他們對華政策失敗。民間則有許多聲音要求在經濟和其他方面與中國斷絕關係。隨着一部分寶萊塢演員和知名人士抵制中國產品的呼聲，反對中國及其產品的民族情緒越來越強烈。甚至在IT行業工作的人也開始站在政府一邊，發出民族主義呼喊。隨後，印度政府宣布封殺包括TikTok在內的一系列中國應用程式。

「與其讓愛國主義蔓延，不如從小事做起，這不好嗎？小步快跑會有助於實現夢想，而不是一味地抱怨。首先，我們不可能封殺所有的東西，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不能做點什麼」，班加羅爾37歲的IT部門員工普拉卡什（Jai Prakash）告訴我。「一旦你停止使用中國應用，或停止購買中國產品，即使是一個小商人也會開始銷售印度產品，並把業務交給本地人。」

不過，雖然事態發展源於中印對峙，但莫迪政府非常謹慎，沒有直接對中國動手。即使在禁止應用程式的新聞稿中，政府也從未提及「中國」或「中國應用」的字眼。同樣，它也沒有以對峙為由切斷這些公司在印度運營的通道，而是指稱這些公司違反了《信息技術法》的規定，侵犯了用戶的隱私，損害了「國家安全和主權」。「信息技術部從各種渠道收到了許多投訴，包括一些關於濫用安卓和iOS平台上的移動應用程序，以未經授權的方式竊取並私自傳輸用戶數據到印度以外地點的服務器的報告。」政府在聲明中表示：「對印度國家安全和國防抱有敵意的人員對這些數據進行彙編、挖掘和分析，最終損害了印度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這是一個非常嚴肅和緊迫的問題，需要採取緊急措施。」

目前的禁令反映了國民志願服務團一直以來推動的禁止中國應用的議程，並不斷推動莫迪政府採取鼓勵本地程式的政策。諷刺的是，2019年推出的個人數據保護法案（Personal Data Protection）至今未在議會通過，有議員擔心法案給予印度政府過大權力獲取個人數據。

內容創作者們則掙扎在民族主義和他們對這些中國應用程序的熱愛之間。因為這些應用給他們帶來了經濟效益。對很多人來說，收益勝過了民族主義的爭論。例如，蒙加認為在中印邊境發生的事情很不幸，但問題應該用政治手段處理，而不是影響平民。 「我們為我們士兵的遇難感到難過，並譴責在邊境上發生的事情。但這並不意味着放棄我的賺錢機會。目前我們沒有足以與中國平台相比的選擇，這是一個問題。但目前（在政治上）我們沒有選擇，所以我們會妥協。」

此之所失，彼之所得

與對中國應用的禁令同步的，是印度電信巨頭Reliance Jio籌集的150億美元巨額投資。這加強了印度執政黨的信心。它認為印度現在可以通過與中國應用和投資對壘的方式，去爭取本土力量，為印度國內商界注入信心。

一些人認為，印度政府此舉是對中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因為中國成功地封殺了谷歌、Facebook、WhatsApp、Twitter和YouTube等一些全球平台，從而促進了國內互聯網企業的發展。「印度政府做出了一個大膽而務實的決定，禁止59款源自中國的應用。乍一看，這似乎很嚴厲，但這實際上是在讓中國人體驗一下自己的配方。」研究分析公司Greyhound Research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高基亞（Sanchit Vir Gogia）表示，「從實際效果來看，在整個名單中，TikTok、Mi Video Call和Cam Scanner是人們在印度使用的三個最重要的應用。」他進一步認為，雖然這可能意味着那些一夜成名的網紅們的暫時損失，但印度本土的應用，比如InMobi的Roposo、Sharechat的Moj、Chingari App和Mitron這樣的替代平台可能會拯救他們。

「在評估這一舉動時，我們需要廣泛而全面的思考，而不是從我們的小世界出發——這些應用來自於一個公開創建一堵高牆，並將關鍵玩家拒之門外的國度。他們創建了自己的數字強國，從中賺取利潤。」高基亞說。

7月4日，就連總理莫迪也向科技人員和創新者發出呼籲，要求他們拿出「本土」產品。「如今，科技與創業社區對創造世界級的印度製造應用有巨大的熱情。為了促進他們的想法和產品，@GoI_MeitY和@AIMtoInnovate正在發起『自力更生的印度』（Aatmanirbhar Bharat）應用創新挑戰賽。」莫迪在推特上說。

禁令發布後，在不到兩週的時間裡，印度的本土應用就獲得了大量粉絲。例如，InMobi的首席執行官泰瓦里（Naveen Tewari）在推特上分享說，其視頻平台Roposo的日用戶在三天內從600萬上升到1700萬。截至7月11日，它的用戶數接近2000萬。 他還補充說，平台上的創作者從50萬增加到了400萬。同樣，擁有1.5億用戶的印度多語言社交網絡應用Sharechat也推出了短視頻應用Moj，瞄準TikTok用戶群。 Sharechat由中國和美國投資者順為資本、晨興創投、小米和推特投資，在印度TikTok禁令的背景下籌集2億美元用於擴張。另一個短視頻平台Moj已經在12天內達到了了2600萬次下載，成為Google Play Store上的領先應用。總部位於班加羅爾的Chingari則目前的下載量達到3400萬次，並且與日俱增，像馬辛德拉集團（Mahindra）董事長阿南德·馬辛德拉（Anand Mahindra）在內的不少商業大亨都認可這款應用超過TikTok。短視頻應用Mitron，總部也位於班加羅爾，同樣獲得了巨大的吸引力，至今已吸引600萬粉絲。該公司宣布從3one4 Capital獲得了第一筆風險投資，希望在沒有TikTok的情況下獲得用戶基礎。

3one4 Capital的管理合夥人在談到公司發展時表示，雖然臉書、字節跳動、阿里巴巴和騰訊這樣的企業可能有市場優勢，有資金和所需的人才，但他們必須了解本地的數據安全問題，並遵守法律，他說這是印度政府對這些應用採取行動的首要原因。他補充分析指印度不會在數據完整性、數據主權和數據本地化政策上妥協。

與抖音在中國不同，TikTok在印度處於不同的業務階段，他們仍在探索印度市場，並了解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運營的細微差別。它還沒有成為一個真正成熟的商業模式，但只是試圖在平台上吸引有影響力的人、創作者和名人。另外，在印度，人們的消費也不像在中國那麼多。它仍然是一個免費的娛樂平台。不過，儘管如此，印度仍然是一個規模可觀的市場。根據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發表的報導，在印度政府決定禁止Helo和TikTok之後，擁有Helo和TikTok的字節跳動公司可能損失60億美元。

如今，就連美國的科技巨頭們也在TikTok缺席的情況下入場獲益。

例如，擁有Instagram的臉書公司推出了名為「Reels」的應用內短視頻功能。他們還在今年6月與印度的音樂廠牌Saregama簽訂了全球授權協議。這意味着Reel用戶現在可以在沒有法律麻煩的情況下使用許多寶萊塢歌曲。這家美國科技巨頭還與Yash Raj電影公司、Zee音樂公司和T-Series等公司簽訂了協議。 臉書印度的這場交易的背景，是包括環球公司在內的數千家音樂出版公司威脅要在美國起訴TikTok侵犯音樂版權。

這也是TikTok經營模式在印度沒能做到的——它既沒有與印度大牌公司直接合作，也沒有與音樂廠牌簽訂單獨的合同。字節跳動的音樂部門是另一個項目，他們在2020年3月推出了音樂流媒體服務Resso，與Spotify和Apple Music競爭，繼續在印度市場運營，並避開了監管機構的注意。Resso確實與索尼音樂和華納音樂集團、T-Series、Saregama、Zee Music、Times Music、Shemaroo、Anand Audio、Lahiri Music等大品牌進行了合作。但只是在和美國玩家的競爭加劇之後， TikTok才開始有計劃將Resso的音樂資源用於其平台。

地緣政治的變化也讓美國和印度一起排擠中國應用。不僅是特朗普政府試圖和印度一樣禁止包括TikTok在內的一系列中國程式，美國商界也在趁機行動。通用大西洋公司（General Atlantic）最近成為了印度巨頭Reliance Jio的直接投資者，向其注入了659億盧比（約70億港幣）。同樣，臉書也向Jio投資了4357億盧比（約436億港幣）。谷歌也在最近的一筆交易中向Jio投資了3373億盧比（約337億港幣）。因此，TikTok在美國和印度市場的沉淪，很可能有利於其競爭對手，如擁有Instagram的臉書和Reliance Jio，以佔領各自的國內市場。美國的投資者還可以通過產品和公司的合併來強化這一趨勢。

（翻譯：孫禕雯 ）

2019年8月4日，印度新德里的一個公園，五名男孩為TikTok 製作視頻。攝：Nasir Kachroo/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蒙加（Chetan Monga）。網上截圖

Pooja Sarma。網上截圖

2020年1月21日，印度新德里的地鐵站外，背上寫著TikTok 的人力車夫在等待乘客。攝：Nasir Kachroo/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4月9日，印度孟買，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期間，一群男孩看著他們的手機。攝：Francis Mascarenhas/Reuters/達志影像

2020年7月1日印度，一場抗議活動中示威者高喊口號，反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攝：Channi Anan/AP/達志影像

現年54歲的Geetha Sridha與女兒Sarada Sridhar製作視頻在TikTok播放。攝：Hemanshi Kamani /Reuters/達志影像

2020年2月15日，乘客在印度孟買火車站的月台上使用智能手機。攝：Dhiraj Singh/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4月26日印度新德里，2019冠狀病毒爆發期間一個人留在家中站在陽台使用手機。攝：Adnan Abidi/Reuters/達志影像

誰的雙贏、誰成囚徒？遇到「中國胃口」的塞內加爾花生

特約撰稿人 吳雨 | 2021-05-25

人在塞內加爾的中國花生收購商李維，提到去年同胞被搶一事，仍心有餘悸。時隔一年，他在電話裏，脱口便說出事發日期：2020年的第一個週末，1月5日。那日凌晨時分，塞內加爾考拉克區（Kaolac）的桑戈爾（Sanghel）小鎮上，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搶劫案。二三十人帶着長槍大刀，闖入中國商人的花生加工廠，重傷一名當地門房，捲走近2000萬西非法郎（約人民幣23.7萬元，港幣28.7萬）。總統馬基·薩勒（Macky Sall）也被驚動，第二天便譴責暴行，派警務保護中國商人。就在事發前幾天，附近小鎮馬達庫納（Mbadakhoune），上演幾乎同樣一幕，那戶中國商人損失較小，大概200萬西非法郎。一週之內，中國商人兩次遇險，曾引發不小的恐慌。

2014年末，中塞簽訂《塞內加爾花生輸華植物衞生要求議定書》，隨後塞花生大規模出口中國。中方免收關税，塞內加爾花生價格便宜，吸引一批批像李維這樣的中國商客跨洋「淘金」。目前在塞內加爾註冊的中國公司或近百家。中國海關統計，2020年的1月到11月，中國從塞內加爾進口花生約32.3萬噸，同2015年相比，翻了近三倍。塞內加爾是非洲第三花生大國，花生種植涉及逾半數農村人口——近400萬人的生計，堪稱國民經濟支柱。大量花生用於出口，其中九成運往中國。

兩次搶劫案發生的時候，中國商人和當地油廠正因搶購花生，競爭進入白熱化。中國人出價高，農民銷路增多，國家花生出口外匯收入走高；但塞內加爾各大油廠原料告急，大批工人下崗，本就脆弱的花生油加工等高附加值產業面臨空前挑戰。每逢花生收購季，「中國收購商高價搶購花生」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端，甚至引發國際社會熱議，中國商人被打上「逐利」、「投機」和「不正當競爭」的標籤。

李維便是當地人口中的這樣一名「中國收購商」。他來自中國山東，入行小二十年，在老家一農產品進出口民企負責海外採購，六、七年來，一直在中塞之間奔波。他隨花生收購季節，一般10月底到，來年5月底回，塞內加爾一待便是大半年。可能應了那句富貴險中求的老話，搶劫雖給李維心頭蒙上陰影，但絲毫沒削弱他的士氣和戰鬥力。去年趕上天時地利，他為公司創收2000萬元，「堪稱暴利」。2021年，塞花生產量高至180萬噸，他早得到消息，簽好大單，特同十名同事赴塞，準備大幹一場。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花生生產國、消費國和進口國，對花生的超大「胃口」攪動着塞內加爾當地市場的一池春水。在非洲大陸西部突出部位的最西端國家，花生產業的困局和掙扎，正逐漸上升至對家國命運的叩問：塞內加爾花生出口中國，農民盈利但產業升級受阻，未來如何平衡短期策略和長期戰略的關係？中塞關係中，中國政府強調雙贏，但雙方博弈中如何才能實現真正的勢均力敵？非洲諸國同東西強國交手，又如何能反客為主，擺脱資源國枷鎖，主導國家命運？

李維們的如意算盤

塞內加爾位於西非之角，又稱「花生王國」，人口約1600萬，國內市場和自然資源有限，但多年政局穩定，背靠大西洋，港灣地理位置優越，成為諸多中國投資者的落腳之地。中塞1971年建交，1996年塞政府與台灣簽署復交公報，中塞斷交。2005年，中塞恢復邦交後，關係一路升温，2018年，塞內加爾成為首個同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西非國家。

2014年9月4日，中塞簽訂《塞內加爾花生輸華植物衞生要求議定書》，中塞花生貿易正式上路。協定書從組織管理、花生生產技術規範以及花生收購衞生驗證等方面，保證塞方的花生與國際、尤其是中國市場標準接軌，將塞內加爾打造成「可靠的花生原產地」。但是，被請進塞內加爾的中國商人，需要遵循哪些責任和義務，並經受怎樣的監管？這些疑問，協定書均無涉及，為後來的紛爭埋下隱患。

在這份中塞政府間協議簽訂之前，中國商人在塞內加爾的花生貿易並不高。幹李維這行，用他的話說，都是「跟着國家政策走，哪裏免税，就去哪裏」。印度也是花生大國，但抵不過百分之十幾的關税在那兒，少有中國商人赴印「淘金」。2015年，中塞議定簽訂第二年，他便來到塞內加爾，語言不通，起先靠翻譯，後全憑自己對付。如今都能現學現賣，飆幾句當地土話。雖似懂非懂，但採購銷售流程，都那麼回事兒，無外乎聯繫收購代理，貨來付款，再對半成品貨源進行二次加工。

如今，李維公司投資數百萬元，在考拉克買地建廠，每年僱傭幾十號人，進行加工裝卸。考拉克位於塞內加爾中部，這裏花生質優，出油率高，屬全國五大產區之一。不過，當地都是小型設備，加工不夠細緻，中國海關對雜質含量要求嚴格，他們特地從中國運來重型機器。「運回咱國的花生都是精品」，他特意強調。

沒人能準確計數像李維這樣的中國商人有多少。中國經濟網2017年報導稱，在塞內加爾主要花生產地，註冊的中國花生加工企業30多家。李維說，現在可能不下百家，其中像他們公司一樣，萬噸收購級別的便有十幾家。

不少收購商，身在異鄉，熱衷拍攝花生裝運視頻，介紹異國風情，吸引潛在客戶。打開抖音，很容易找到發自塞內加爾的短視頻，背景音樂飄來「打工苦，打工累」，亦或 「掙錢真是難」等歌詞，似跟拍攝者心境契合，但曲調高亢激昂，跟視頻裏熱火朝天的勞作，又一應一和。

據塞內加爾人口和數據統計局ANSD，塞內加爾花生種植面積約114萬公頃，總產量近150萬噸。2015年中國收購商到來前，塞內加爾每公斤帶殼花生法定最低價為200西非法郎，時而被非法壓價至130西非法郎，現在每公斤市場價平均300西非法郎，花生仁貴些，每公斤逾500西非法郎，收購季節接近尾聲，市面供應不足，價格更會水漲船高。

2021年，李維所在公司跟魯花、 金龍魚和福臨門等油廠簽訂3萬噸合同，每公斤定價9.3元。他收購花生仁，今年1月底收購價定為540（包括30西非法郎税收）西非法郎。

其實，每公斤花生仁定價500西非法郎，在塞內加爾已屬高價，摺合人民幣6元，而在中國國內，該類花生每公斤售價9元。這意味着，中國商人從塞內加爾買賣花生，每噸毛差價可達3000元，且毛價差率接近50%，大大高於一般貿易公司15%到20%的價差率。

2013年到2021年，隨中國商人到來，花生價格節節高，塞政府規定的（帶殼）花生最低收購價，由每公斤190西非法郎，增加至250西非法郎。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9年塞內加爾人均月收入121美元（65,400西非法郎）。花生單價即使微調，也會直接影響當地農民生活。

中國人來了，花生成了「香餑餑」，市場供不應求，塞內加爾農民掌握主動權，他們之前老被當地油廠壓價虧欠，現在難得揚眉吐氣。用李維的話來說，中國人用現錢結賬，從不拖欠，農民當然願意賣給他們。花生種植協會CCPA秘書長希迪·巴（Sidy Bâ）去年接受法國《世界報》（Le Monde）採訪，便曾指出：「現在市場開放，社交網絡發達，農民絕不會再賤賣花生。」

基礎產業「投靠」中國商人獲利，塞內加爾花生加工業則成為最大的輸家。「彼之砒霜，吾之蜜糖」。工廠收不到花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加工業受阻，無法創造附加值。塞內加爾花生加工國有企業——國家糧油公司Sonacos2021年收購季，73天內僅成功收購6.5萬噸花生，跟預想的25萬噸相差甚遠。Sonacos在2020年收購季更是一塌糊塗，花生總產量雖逾142萬噸，它僅成功收購2.8萬噸，尚未達到預期收購目標15萬噸的20%。

2020年，李維每噸淨賺2000元，但2021年行情不行，除去各種費用，他春節前估摸着，每噸花生至多賺200到300人民幣。

李維盤算着，今年利潤不高，但勝在量多。180萬噸是官方數據，但當地人也清楚，政府計量方法陳舊，也愛報喜不報憂，跟現實收穫差距很大。不過，李維一門心思，今年致力再創輝煌，別的也沒想這麼多。

中國商人大賺，塞內加爾油廠停工

2021年2月的一天，考拉克出城公路邊，一溜裝滿花生的40噸重型大卡，停在路邊，等待地磅過秤，運往達喀爾港。大卡排長隊，一眼望不到頭，馬路本不寬，現又被佔去「半壁江山」，來往行人車輛在這狹小空間，處處陪着小心，減速行駛。

塞內加爾企業主馬馬杜-阿爾法·迪阿羅（Mamadou Alpha Diallo）拍下這幅場景，將視頻發給端傳媒。「每天如此！這還只是一個城市，放全國都這樣，你能想像麼？」一提起李維這樣的中國收購商，他就上火。

迪阿羅的工廠名為「Nahjou農產品加工廠」，位於圖巴市（Touba），處塞內加爾中部，僱傭五十多名長工，生產花生油、花生醬、脆皮花生和花生粕等。工廠日需18噸花生果，因缺原料已停工兩年。停工期間，他得照常支付租金和各類維護費用，每年虧損500萬西非法郎（58821元）。

之前花生市場平穩，油廠按部就班，遵循政府最低收購價，有條不紊工作。但自從中國人來了，每逢花生季，如同打響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迪阿羅說：「我若每公斤（帶殼花生）出300西非法郎收購，中國人肯定會加價至330西非法郎，而且他們很清楚，我沒能力奉陪到底。」

他去年出單價300西非法郎，一無所獲，2021年出價增至320西非法郎，比政府規定最低單價250西非法郎高不少，但四個月來，僅成功收購12.4噸。3月上旬，花生收購價繼續走高，迪阿羅有心無力，沒法跟着加價。他不住歎氣說，「原材料就在眼前，但我們自己人卻無法獲得。」

迪阿羅的遭遇並非個案。他所在的圖巴市農產業加工商聯盟RASIAAT，共計154個成員企業，每家員工不下四十人，現都被迫停工。

小型作坊元氣大傷，大型油廠也未能倖免。塞內加爾《太陽報》（Le Soleil）2月13日報導，國內四大油廠——塞內加爾國家糧油公司Sonacos、法塞合資油廠Copéol、美國公司西非制油集團（West African Oil ）和奧內（Kahone）市的新秀SSII公司，現共計收購9萬噸花生，比去年同期1.8萬噸收購量有所增長，但遠未滿足數十萬噸預期。近年來，它們紛紛削減開支，精簡人員，上千工作崗位遭波及。

圖巴農工綜合油廠CAIT曾排名第四，但連續兩年花生收購數量為零，幾近停產。迪阿羅指出，大多數油廠若收不到足量花生，其實沒法開工生產，末了，他們辛辛苦苦收購的花生，最後又不得不將再轉賣給中國收購商。

對中國商人的控訴正以意想不到的形式蔓延。2021年2月初，迪阿羅在老家召開新聞發布會，指責農業部長穆薩·巴爾迪（Moussa Baldé）不作為，同中國收購商「沆瀣一氣」，甚至威脅將他告上法庭。農業部長親信也反應迅速，通過媒體立即辯解稱，政府今年有改進，特設立花生出口關税，可為國家帶來幾十億西非法郎財政收入。

其實今年他本準備聯合同行，到中國駐塞使館前抗議，或去收購現場攔截中國商人，無奈趕上疫情，各地宵禁，抗議示威最後作罷。但若現狀無改善，他發誓明年定會去機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堵住中國商人再說。「每年虧損500萬西非法郎，這日子沒法過了」，他憤慨道。

迪阿羅憋了一肚子氣，認為中國商人過來大肆收購花生，確實基於兩國締結的協議，問題在於這協議對塞內加爾極不公正。不過，提到本國政府，他似乎又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中國捐助我們大量資金，最近還運來了20萬劑疫苗，若中國擺明，就是需要塞內加爾花生，我們政府可有法拒絕？」

「你們中國人是在盜竊我國資源，」他冷冷地說道。

「各取所需」的AB面

《塞內加爾花生輸華植物衞生要求議定書》簽訂後，塞內加爾花生行業面臨洗牌轉變。而這背後，離不開兩國的宏觀調控和政府意志。

美國農業部報告數據顯示，2019/20年度，中國花生進口量創歷史新高，增至近140萬噸，佔全球花生貿易的三分之一，主要進口國分別是塞內加爾、蘇丹和美國。東證衍生品研究院報告顯示，2019/20年度全國花生產量約1752萬噸，中國花生國內消費量為1831.7萬噸。

數十年來，中國花生產量和消費量雙驅增長，但消費增加幅度高於產量，2014/15年度之後，中國國內生產無法滿足需求，且國際市場花生價格遠低於國內，通過進口補充國內供應逐漸成為常態。

塞內加爾國家糧油公司Sonacos技術前高官里巴斯·蒂阿卡迪（Libasse Diakhaté）告訴端傳媒：「2006年起，中方便派專家團實地探訪，同農業部、糧油保護總署以及國家糧油公司皆有接觸。大規模赴塞前，中國收購商通過官方機構，對當地產業瞭如指掌。」他很清楚，中國商人大量湧入，並非偶然。

塞內加爾本身，迫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壓力，自21世紀初，開啟市場經濟改革，引入競爭機制，並於2010年放開曾嚴格控制的花生出口市場，提高經濟活力，以改善債務問題。換句話說，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海外花生收購商嗅到商機，不遠萬里來到塞內加爾，中塞簽訂花生貿易協定書，只是時間問題。

目前中國是塞內加爾第一大融資來源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花生進口國。2019年，得益於花生大規模出口，塞內加爾對中國出口貿易額為1610億西非法郎，同前一年相比，增長153%，部分消減了同中國的貿易逆差。

總統薩勒2020年甚至指出：「多虧了中國收購商，否則2019年國家經濟情況不堪設想。」

這是故事的A面：中塞兩國各取所需，皆大歡喜。但雙方政府簽訂的協議，缺乏綜合考量，各類「副作用」逐漸顯現，甚至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中國政府2020年公布新一期《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塞內加爾》，便曾提醒：「自2015年塞花生開始出口中國以來，大量中國商人蜂擁進入塞內加爾市場，競相抬價，惡性競爭，擾亂了市場，也降低了利潤率。建議相關企業推動建立行業自律協會，維護好採購、出口秩序。」

塞內加爾基層發展推廣協會SPRODEB，負責協調農村生產和農業技術，會長烏斯曼那·恩迪耶（Ousmane Ndiaye）告訴端傳媒：「中塞協定簽字時，塞政府並未提前同行業代表磋商，更沒徵求大家意見。塞花生出口中國，中方免關税，但花生油出口關税卻一直保留。說白了，最後工作崗位都會轉移中國去。到頭來，塞內加爾恐竹籃打水一場空。」

塞內加爾數據統計局報告顯示，2018年塞對中花生出口占總出口量的97.2%（不包括烤花生仁），共計10.98萬噸，但塞對中花生油出口僅佔總出口量的35%。

西非制油集團總裁道格拉斯·蓋羅勒（Douglas Guerrero）是受害方之一，他接受塞內加爾媒體《日報》（Le Quotidien）採訪分析稱，農民短期獲利，不惜「犧牲」當地油廠，過度依賴中國市場，未來幾何，皆是變數。「中美貿易關係緩和，中方或將大量進口美國過剩花生，也不排除同東非另幾個花生大國締結貿易合約。」

真到那天，中國商人是否會如鳥獸散，只留下一地雞毛的爛攤子？這是個無解的問題。爭議聲中，協定書2018年按期更新，直至2024年結束。但塞內加爾政府未響應油廠提議，向中方提附加約束條件。

從經濟「短路」到政治拷問

2021年2月17日，首批20萬劑中國COVID-19疫苗抵達塞內加爾。這天，塞內加爾《日報》（Le Quotidien）刊登中國駐塞大使肖晗專訪。「中國收購商高價搶購花生影響塞本地煉油企業和農民留種」，仍是繞不過的話題。肖晗正面回應稱：「花生收購本身是一種以市場為導向的行為，中方花生貿易從業者始終按照市場原則進行交易，一貫尊重和遵守塞法律法規和花生貿易政策。」

只不過，個別中方花生貿易從業者是否涉嫌違法，仍存在爭議。

法塞合資油廠Copéol總裁尼古拉·布魯汶（Nicolas Brugvin）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指出，競相抬價背後，凸顯出兩類截然不同的中國收購商：一些收購商在中國同油廠簽了大單，想方設法完成任務，不得已加入競價行列；另一些收購商為節省成本，不走合法外匯途經，通過價格優勢高價收購。

這一推斷得到李維證實。他自稱屬於第一類收購商，對後者深惡痛絕，並稱，違法洗錢的收購商不在少數，約佔40%。「他們在香港或新加坡設公司，進行轉款，後通過地下錢莊兑換貨幣，出口時給海關小費矇混過關。」近來中國收購商相聚，欲成立商會，試圖確定統一行業規範，但這群人覺得這是斷了自己的財路，紛紛跳出來反對。

塞內加爾國家層面，少有聽說中國企業因涉嫌違法被調查，但像李維這樣的收購商，也有自己的委屈。他自稱手續齊全，但地方政府時不時「找他麻煩，隨意開罰單」，他今年僅小費打理，花費不下1000萬西非法郎（11萬元）。

來塞做花生生意的中國人逐年增多，內部競爭白熱化。新人初來乍到，缺少人脈，為了收花生，也會跑到村子裏，走家串戶做買賣。但塞內加爾本土油廠無法直接收購，須通過中間商收購機制（carreau-usine），即私人經過國家授權，參與花生收購，後轉手給油廠。中國商人「無孔不入」，而塞內加爾本土油廠收購，需遵循嚴格規定，雙方之間要麼「你死」，要麼「我活」，矛盾激烈。

塞內加爾農業經濟學家姆巴-茲拉·庫姆（Mbaye Sylla Khouma）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指出：「唯獨在非洲，外國人可以拿着錢袋子，無任何約束，肆無忌憚跑到鄉下，直接收購農產品。大家能想像塞內加爾商人，跑到印度或泰國，從人家農民手裏，直接收大米麼？在組織運作良好的國家，這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

良藥還是砒霜？中國收購商引發的風波，幾乎每年都以同樣的戲碼上演。

法國地緣政治研究所中非關係研究學者澤維爾·奧勒綱（Xavier Aurégan）接受接受端傳媒採訪，跳出了二元對立的邏輯。他用「短路」形容塞內加爾花生業當前所處的窘境：塞政府和花生業參與方，或缺少宏觀和微觀策略，無力改革，沒法推出適當的貿易保護措施，優先保證當地油廠生產，並創造附加值。「短路」現象，同樣在塞其它領域，或其它非洲國家身上出現，「罪魁禍首」也並非只有中國。區區千萬人口的小國，若無結構性改革，根本無法同中西跨國企業抗衡。

塞政府每年拿出上百億西非法郎補貼基金，資助種子化肥購買，以及基礎設施維護。每年國民議會，制定農業預算法案時，中國花生收購商總會成為焦點話題，議員們也不忌憚用「侵佔」一詞形容前者。議員朱麗葉特·桑戈（Juliette Zenga）指出：「中國人沒出錢資助農民買化肥，買種子，他們收穫季節來了，坐享其成，等着收購，國家糧油公司Sonacos反而成了冤大頭。」

2020年底，塞內加爾反對黨黨魁馬馬杜-拉米那·迪阿羅（Mamadou Lamine Diallo）在一眾議員面前，質疑塞花生輸華協定，義正言辭說道：「我們憑什麼去資助中國？」

反噬?

擱往年，李維年前12月4、5日便運往中國，這次等到1月底了，才開始裝船。塞內加爾海關開關日期推遲小倆月不說，每公斤出口花生仁又突增30西非法郎税收，再趕上疫情期間各種費用大漲，資金鍊一度吃緊。

2020年1月中下旬，花生收購季正如火如荼，塞內加爾暫停花生仁出口外銷，保證當地油廠收購，2021年則將乾脆延遲開關日期，並增加關税。

早在2016年10月，塞政府曾出台花生出口關税措施，每公斤帶殼花生和花生仁，分別徵税15和40西非法郎，但第2017年中國花生市場稍顯低迷時，塞內加爾花生又迎來大豐收，為更好消化過剩存量，只得取消新關税，夾道歡迎中國商人歸來。與此同時，政府承諾資助油廠，補齊花生市場價和法定最低價的差價，並於2018年同油廠和進口方簽訂三方合約，拓展油廠國內銷路，但這些最後都不了了之。

風水輪流轉。這些年，任誰也沒辦法的中國商人們，似乎正被自己的「大胃口」套牢。

3月20日，時隔兩月，我們再次聯繫李維。上次還幹勁滿滿的他，這時出奇的焦躁。官方公布的180萬產量確實虛高，貨源不如想像中充足，短短倆月，花生仁税後單價由510西非法郎上升到580西非法郎。這要運到中國，每噸得賠200到300元。

李維怎麼也沒想到，自己也被競相抬價反噬，成為惡性競爭的受害者。

「我現在已經停止出貨了，訂了4月中的飛機，準備回國，今年對塞內加爾很失望，我還有8000噸合同沒有完成，只能考慮蘇丹等其它非洲國家。」

匯率：1西非法郎約等於0.012人民幣，0.014港幣，0.052新台幣。

應採訪者要求，里巴斯·蒂阿卡迪（Libasse Diakhaté）和李維皆為化名。

塞內加爾農民正進行花生的採收工作。攝：Michel RENAUDEAU/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在9月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塞內加爾總統麥基·索爾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握手。攝：Lintao Zhang/Pool/Getty Images

圖：端傳媒設計部

塞內加爾的花生農民在工作。攝：Jacques Pavlovsky/Sygma via Getty Images

北京一名男子在地面上對花生進行篩選。攝：AP/達志影像

圖：端傳媒設計部

2021年2月23日，塞內加爾一名女士正在接種2019新冠病毒（Covid-19）疫苗。攝：Fatma Esma Arsla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塞內加爾的一個賣花生和芒果的女孩。攝：Finbarr O'Reilly/Reuters/達志影像

舊友誼，新領袖：撤出坦桑尼亞的中國投資客

特約撰稿人 劉燁 | 2019-11-07

終於，在2013年，一位在坦桑尼亞工作的中國女士偶然發現了二十世紀早期的華人墓園，證明了清末民初中國人飄洋過海到這個非洲國家生根發芽的傳說。1965年，新華社記者高梁和王治在坦曾經粗淺走訪一些當地人，根據他們提供的消息推測，最早來到坦桑尼亞的華人很可能是為德國修築中央鐵路的華工。由於當時條件所限，記者無法深入。當然，那時候打探這些消息，也不是出於閒情逸趣，更和如今學界熱衷的「離散華人」故事無關。其目的是政治的：「夯實」從1960年代開始的兩國乃至亞非人民「長期友好交往和承受共同命運」的政治論述。

中國人從1960年代開始出現在坦桑尼亞，成為坦桑尼亞建國後關係最緊密的外國人群體之一。1980年代開始，他們慢慢淡去，1990年代末，中國人又驟然回潮。

「有人說我們是東非沉睡的巨人」，在達累斯薩拉姆（三蘭港）大學歷史學系辦公室裏，奧斯瓦格教授苦笑着說，他身子往後探，肢體語言透露出他相當認可此說法。

所謂沉睡的巨人，一方面指坦桑尼亞從獨立以來打拼下來的遺產，識字率和婦女就業率在非洲都屬較高水平。另一方面，這個意氣風發的國家卻依舊在經濟發展常跌跟頭。在新千年後的中國人非洲投資狂潮中，坦桑尼亞憑藉早年與中國的政治情誼和多年來積累的熟識程度，成為中國人的重要落腳點。一家中坦合資公司的負責人告訴我，在幾年前最高峰時，在坦桑的各色中國人有「六七萬左右」。在首都達累斯薩拉姆（三蘭港），曾經有着大片中國城，華人往來絡繹不絕，飯店和超市眾多。首都沒有哪個出租車司機甚至摩托手會沒聽說過。

這之中，中資企業有數千到上萬人。就像在其它非洲國家一樣，中國接受的大型基建工程依舊是投資主體。公路、橋梁、房建、供水、機場和港口，這些項目有大量是由中國承包。而其它華人或私人資本介入較多的，則是小生產領域，如建材、摩托車、鞋帽、餐具和箱包等等。這兩者會共同參與的，則包括農業、礦業和電力等。貿易涉及各類生活用品的批發，產品銷往周邊鄰國。

但就在近幾年，中國人迅速流失。準確地說，是從2015年的馬古富利（John Magufuli）總統上任開始。2018年5月中國官方發布的對外投資指南中，估測在坦華人有兩萬，而當我到達坦桑的2019年7月，當地中國人告訴我，他們只剩下大約六七千。

「也就十分之一吧，其餘的都走了」。

中國在坦桑

在等候過關時，我遇見一個大約四十歲的中國男子，他在櫃枱邊上無比焦慮。只會中文的他打印好了朋友填好的過關申報表，打算照抄，卻發現機場的表格換了版本。

他是一個來自福建福清的煤礦合夥人，次日一早還要搭班機去姆萬扎（Mwanza），那兒有他的老鄉經營的煤礦。對於生意狀況，他只表示「就那樣」，無論如何得先做着。他帶着兩個顯示器大小的紙箱，兩盒精品茶葉，一個塞得鼓鼓的書包——全是散裝的大紅袍。紙箱裏全是一摞摞空白的表格。「做賬用的」，他說。

約兩週後，我聽說姆萬扎的礦上「死了兩個挖礦的中國人」，我趕緊發消息問他，但他沒有再回我。至於死亡原因，聽一個與大使館關係密切的華人社團工作人員說，是「礦上的人不注意衞生」，染了病。兩個人的死訊在快速整理後上報了中國大使館。

1961年，東非大陸上的坦格尼卡脱離英國殖民不久，便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1963年，海上的桑給巴爾島也獨立，並和中國建交。1964年，坦格尼卡與桑給巴爾兩國合併為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成為泛非主義極少落地的實際成果。開國總統尼雷爾（Julius Kambarage Nyerere）也成為聯合共和國的國父（Baba wa Taifa）、導師（Mwalimu）與國家象徵。在他卸任三十多年及逝世二十年後，尼雷爾的肖像依舊高懸在每間餐廳、教室、車站和辦公室裏。

尼雷爾是第三世界一位廣受敬仰的戰士，在他任內，坦桑尼亞推動了泛非運動和東非共同體，也積極推進了南部非洲解放運動、不結盟運動和聯合國的新經濟秩序。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而言，尼雷爾是最好的朋友之一。在周恩來1963年到1964年的系列訪非後，兩國於1964年6月簽訂了《中坦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對北京而言，擺脱已被批為革命意志消退的蘇聯路線，獨立踐行自己所構想的「亞非拉」自主建設新藍圖，需要一個堅實的朋友；而對新生的坦桑尼亞而言，在連續遭到美、蘇、英甚至聯合國的冷遇後，也急需找到一個願意真心支援的大國。

從1965年起，第一批中國援坦工程迅速落地，包括了一批高質量的工廠——涵蓋紡織、製革、製糖、捲煙等眾多輕工業。1968年投產的友誼紡織廠（Urafiki Textile Mill）成為了東非最大的工廠，高峰時刻擁有近六千工人。隨後由中國援建的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TAZARA Railway），更是戰後非洲僅次於蘇聯在埃及的阿斯旺大壩的第二大工程。

坦桑尼亞版本的社會主義稱為「烏賈馬」（ujamaa）運動。烏賈馬思潮和國有化政策一起持續到1980年代中期，然後轉軌，變為市場化及多黨制。在這個過程中，坦桑尼亞一如既往保持了政治穩定，但這並非國家機器強大的結果，而是尼雷爾時代成功塑造的國家認同所致。

我落腳在友誼紡織廠大院附屬的「中方專家組大院」，如今這裏沒有什麼專家，住在這裏的中國人都以大院「院士」來互相打趣彼此。在友誼廠裏，中坦友誼史仍在詭異運轉——為數不多的中國人聚在一起吃飯，環境也打掃得一塵不染。

這是一個社會主義工業項目的複製品，從車間、食堂、辦公樓、診所到集體宿舍，應有盡有。織布車間中，織布機像海洋一樣排開，在年久失修的照明設備下幾乎看不到盡頭，這是當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驕傲，五六千人所在的工廠。坦桑尼亞經濟的「長子」，五大國有企業之一。一個老工人告訴我，尼雷爾曾經隔三岔五來看望工人，給他們打氣。「每次他來廠裏，都會在辦公樓前面的空地上對我們講話，我們就端着凳子到那兒坐好」，他回憶到一次更特殊的經歷，在1970年代某天，他從車間出來往辦公樓方向走，在轉角處撞見了總統一行人，「我完全驚呆了，僵直地站着不知所措，導師（mwalimu）笑着地走過來和我握手，說小夥子，你今天努力工作了嗎？你們可要多多生產啊。我連聲答應，連蹦帶跳跑回車間跟大家宣布，我剛跟導師握手了！」

如周恩來在對外援助「八項原則」中承諾的，中國用了最好的設備和最高技術水平投入到友誼廠。中方技術人員在開工後依舊留守培訓年輕的坦桑尼亞工人，直到這些新手都獨立掌握技術，才在1974年離開。另一個老機修工告訴我他在1977年和二十來位工友們前往上海進修了半年。他給我看那時的照片——在外白渡橋和上海大廈的背景前，他們滿臉朝氣地望着遠方，無一例外地穿着喇叭褲，「那時候很流行，我們都是從電影裏看來的」。

車間裏零星地出現幾個工人的身影。這是因為如今友誼廠只是「有限開工」。從1980年代中後期起，對國家經濟狀況力不從心的尼雷爾主動辭去總統職務，決心換上年輕人，在IMF和世界銀行的強力影響下，新政府快速啟動了市場化和私有化進程，諸如友誼廠一類的樣板國有企業則漸漸失去了競爭力，而新老工人之間缺乏足夠的技術傳承，使得新一代工人無法支撐高速大規模生產，工廠效益逐步衰退，直至虧損。到1990年代中期，工廠虧損到幾乎快關停。

1995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訪坦，處理友誼廠是出行目的之一。朱對工廠的狀況感到痛心甚至憤怒。最後的解決方案是：中資以51%的股份來與坦方共同管理這個亟需學習市場化的企業。

在中國進出口銀行一億美元商業貸款的支持下，新的友誼紡織有限公司於1997年正式成立，然而除了當年盈利以外，往後的每一年，工廠都仍然虧損。中方管理人員認為這其中的原因在於生產成本過高，工人技能不足，坦方依未能擺脱以往社會主義「大鍋飯」的「惰性」，管理層處處受人掣肘，無法隨意解僱工人、無法拒絕漲工資。而他們的競爭對手們，則是無需揹負歷史包袱的的完全私有化市場化的企業——比如印度裔經營的的紡織品牌Neda，長期以來一直靠從模仿和尾隨，現已經漸漸佔得上風。

新總統

坦桑尼亞人，尤其是首都居民，對中國並不陌生。尼雷爾一生五次訪華，其後的總統也延續與中國友好，說雙方是「老朋友」並不誇張。

不起眼的轉折發生在2015年，現任總統馬古富利上任。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獲得了不少居民的讚賞——「衞生有改善，承諾修的東西也在修」，「過海關不用塞小費了」，「德國人幫着做的BRT質量很好，車輛是從中國買來的」 。

然而，馬古富利的上台後的表現讓中國感到錯愕。他一改數十年的對華緊密交往政策，對中國表現得相當冷淡。2013年，習近平上任以來首次以中國國家主席身份出訪，就選擇了坦桑尼亞。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馬古富利上任已有四年，沒出訪過一次中國。

不過，馬古富利政府對中國並無敵意，言辭上也無涉反華反共，坦桑也沒有排華。

「其實他不是僅對中國冷淡，他對美國也冷淡，他好些對外國投資不怎麼感興趣」，一個中國私企的工作人員跟我說到。只是，對一貫與中國關係緊密的坦國而言，這種冷淡已表現得非常明顯。「我們都在揣測他想幹什麼，這樣的政策還要持續多久，很多人等不及已經走了。」 營商環境惡化，這是這幾年對坦桑時局最常見的評價，「税太高了，把人往死裏逼，我們的收入至少少了三分之一」。

馬古富利保持着一種獨特的內聚觀，不僅對中美都不感興趣，甚至連歐洲也懶得打理，上任四年來足跡竟不出非洲，就算這樣他也只在東非和南部非洲兩個區域簡單走訪。同時他對高級官員出訪外國下達眾多限令，不是必須的、重要的活動，都不支持出行。據報導，四年來僅是因此省下來的差旅開支就達1.8億美元，這對這個非洲國家來說已是鉅款。在全國範圍內，馬古富利打擊貪污、玩忽職守、裙帶關係、偷税漏税和珍稀資源出國，包括加快遷都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則都在強力推行中。現政府大有要讓國家改頭換面的決心。

在一次飯局中，一位中國駐坦桑某公司的本地人高管對我直言他對馬古富利的敬佩：「你不知道，在非洲，這樣的總統太難得了！大部分總統上台都是糊弄。我們這裏各種關係盤根錯節，政令都是表面文章，執行的都很少。這個人不一樣，他能夠把事情真正推下去。」

接下來他的談話更讓我驚詫：「他會去找那些富商談，說我們有個項目想得到你的支持，你的錢的來頭我們都知道，你難道不想回饋社會嗎？這樣國家就有錢推行項目了，總之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來推進這個國家」。

這位高管對中國的改革路線相當認同，他自稱是中國改革的見證人。「我1980年代去中國時，中國有的地方和坦桑尼亞沒那麼大差別，後來1990年代我又去上海念研究生，發現開始不同了，一直到今天」。他斷言，坦桑尼亞面臨的最大困難「還是在觀念上」，「我在1990年代中國已經開始跟蹤一些中外合資的案例，那時候這東西還很新，但我已經看到了未來的趨勢」。在種種問題上，他總能跟中國管理層能想到一塊兒去，以至在一次處理罷工時，坦方管理層擔心他的立場，後來乾脆讓他提前退休，離開工廠，但工資照發。這這並不是什麼壞事——他又在另一家完全市場化的公司找到了相似的管理層職務，領着第二份工資。

中國人對馬古富利的抱怨，他看在眼裏。他的確覺得有些政策限制了中國人的部分利益，但是「你知道，不是所有中國人都是合法經營的」。他繪聲繪色講述了一個聽來的故事：有一個嚴重漏税的小廠，被坦桑税務局查獲，罰款上億先令，並沒收護照。老闆直接從大使館補了護照坐飛機溜回國了。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看法。在機場，我和司機排隊等着繳費。馬古富利巨大的畫像立在一排同尺寸的華為手機廣告中，每個人想進市區的人都要面對他的微笑。

「這個人你喜歡嗎？」我問司機。

「那你喜歡你爸爸嗎？」

「我聽說他打擊腐敗很厲害。」

「哪個總統不這樣說呢？」

「聽說他之前當部長時就很清廉？」

「清不清廉你知道？政治的東西，不是我們這些普通人能搞懂的，說不定他當時已經撈夠了錢，然後現在開始打擊腐敗了吧。」

司機1955年出生，1975年開始做了十年的海員，跑了半個地球。我問他覺得現在和過去有何不同。他答沒什麼不同，生活總是艱難（life is always hard）。

另有一次，一個開着二手兩廂豐田車的年輕司機跟我抱怨現在的政府不懂經濟。他平時在銀行上班，下班開UBER賺外快。他認為現在政府能收到的税越來越少，税收越少，他們就越要榨取，結果撤離的資本就更多——「這樣一個循環他們看不到嗎？」

加強執法

讓中國人困惑的是，坦桑尼亞的新政策與其說是對外的，不如說是內政的延續。

許多人反映，基層執法人員活動的密度和力度都加大了，不像以前那麼好打交道。不過，如果考慮政府內部的博弈情況，之前外資所牽涉的經濟部門的權力恐怕過大。減少外資的進入，也許是馬古富利希望獲得更大權威的辦法，而這一權威是他眼中推動建設的保障。

馬古富利需要打擊的一連串施政障礙中，包括了坦桑尼亞政府與外資接觸的中間地帶。傳統上，這個領域不太受國家的控制——尤其外資是更強更有談判籌碼的一方。而如果要想驅動政府機關和動員基層執法人員，馬古富利也得賦予或默許他們擁有更大的執法權或執法自由。從掌控官僚隊伍的和調動資源的角度而言，這些政策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

「隨意執法」是中國人抱怨最多的。早先，執法人員會以環保、消防和移民的名義來檢查，「所謂檢查就是來要錢，我們廠的排污的確是不達標的，他們來檢查我們，我們準備一點錢給執法人員就行了，每個人給個幾萬先令（合人民幣數百元）。」一位商人告訴我。

但現在，事情變得有些棘手。首先是檢查的力度驟然加大。查驗的頻率高了許多，我所接觸的每個人幾乎都碰到過這樣的情況。並且執法人員不那麼好說法了，「容易逮人，先把你抓到局子裏再說」。

在一個經營建材的小廠裏，一個三十來歲的中國人正在準備回國休假，他前不久才被移民局抓進去，情況一度有些嚴重，面臨遞解出境的危險。其原因是他拿着學生簽證進入坦桑，卻在合夥經建材公司。執法人員在某日突然出現在公司門口，要查看所有人的移民證件，他護照上的學生簽證讓執法人員疑慮頓生——他為何出現在公司裏並且一幅正在辦公的樣子？結果他直接被帶走，「後來，錢還是送進去了，他也放出來了。人扣在他們那兒，我們也沒太大討價還價的餘地」。

即便是中資機構派駐的經理人，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一群中國高管在首都附近一個景點用餐，離他們桌子不遠處，幾個當地官員也在吃飯。幾位中國人正吃的開心，那幾位官員徑直走了過來，直接說「請出示一下你們的證件」。一群在餐廳用餐的中國人有多少會隨身帶護照呢？結果是所有人被帶走，被扣留了半天後，又都放了回來。

不少中國商人對新政府對待外資的態度非常不滿，認為這一做法無異殺雞取卵。一個2014年來坦桑經營小規模玻璃公司的人告訴我他們的營業額比以前少了四成，税率增高，而且税的門類也在變化，「這樣下去，根本賺不到錢！他們不懂經濟，人都走光了，誰還給你貢獻税收！」另一位合夥人則表示，由於玻璃是特殊行業，難以長途運輸，一般就地生產，且當地已經形成一批老顧客，因此尚未搬走。現在利潤率不如以前，但在找到下一個地點之前，只能繼續觀望。

鐵路與僵局

在坦贊鐵路的總部，我見到了中國中車集團派駐的工程師。目前有兩位中國工程師在坦贊鐵路工作，負責解決較難的技術問題，這是從1976年坦贊鐵路全線竣工後的技術合作的延續，數十年來從未中斷。

他告訴我，他的同伴正在國內休假，此刻就只有他在這兒獨單大任。而他已經在這兒工作四年了，「本來是兩年一輪，我們早該回了，但是新協議一直沒有，換了人又不好交接，我們就只能等。」

由於貨量不足、產權拆分及管理不當等原因，坦贊鐵路在1980年代後期以來陷於虧損和運營困難，目前「半死不活」。來往於全線兩端的客車一週只有兩班，其它只剩下聯通首都與城郊的短途通勤班車，每日三班，每趟約四十分鐘，行程二十餘公里。

中坦贊三國在2013年有過一次重新激活坦贊鐵路的協議，中國將為鐵路提供技術升級，使坦贊鐵路重新發揮作用。中國方面對鐵路是帶有感情的。三方談得都好，但到了簽協議的時候，馬古富利已在任上，對此事遲遲不決，而「贊比亞那邊早就簽了，坦桑這邊不簽，就卡住了」。

至於不簽訂的原因是，馬古富利政府始終對其中一些條款中的權責和坦贊鐵路未來的定位不能完全敲定。如今，坦贊鐵路早已作為一個中非友好的歷史符號進入歷史，鮮有人問津，跟當下的投資開發熱潮沒有太大關係。

今年8月，中國相聲演員姜昆隨中國曲藝協會藝術團到非洲慰問華人團體，他專程走訪坦贊鐵路車站及當時的工程指揮部，為他已經故去的師傅馬季實現「遺願」——而這一事，並無主流媒體報導，只是在諸如《非洲僑網》和相關公眾號，又或者姜昆本人的微信朋友圈裏才能看到。在1972年的轟動一時的相聲《友誼頌》裏，馬季扮演一位赴坦工作的技術人員，他台詞裏的「拉菲克」 （斯瓦西里語「朋友」）曾是那一代中國人所熟知的外來詞。如今他的學生想來再續前緣，卻無人關注。

實際上，馬古富利政府是想大力振興鐵路運輸的。他強調對鐵路運輸的重視是繼承先總統尼雷爾的遺志。一位工程師告訴我，現政府並對坦贊鐵路不可能不感興趣，不然總統也不會專門去走訪坦贊鐵路。他說的是7月25日，那天馬古富利在首都總站隆重登車，前往莫羅戈羅地區參加活動。在總站，總統發表了將加大投資坦贊鐵路使其能夠可持續盈利的講話。他決定投入超過153億先令（合660萬美元）用以購買新的火車頭和貨罐車。而在2016年10月，馬古富利就與到訪的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談及鐵路事宜，不過那是關於中央鐵路——德國殖民政府在一戰前修築的一條線路。馬古富利有一個宏偉的計劃，這條百年鐵路往外延展至盧旺達和布隆迪，使其成為一條國際鐵路。這也是馬古富利目前力推的30個大型發展項目之一。當時，中國對此表示支持，一如他們繼續參與坦方的大型基建項目。但由於坦贊鐵路新協議拖沓，中方逐漸意識到在坦方的新構想裏，坦贊鐵路可能會被邊緣化，這是中國在利益和情感上都難以接受的未來。到今年，中坦雙方圍繞鐵路一事幾乎已成僵局。中國大使館對中央鐵路顯示了足夠的冷淡，而幾個長期駐紮在坦的中國工程承包類巨型企業也步伐一致地不參與其投標活動，這讓馬古富利頗為惱火。

而在近處，首都一個小海灣上的由日本在八十年代援建的公路橋已近飽和，逐漸成為城市交通的一處瓶頸。政府希望再建一座與該橋平行的橋梁，緩解車流。而這次，馬古富利則要求不接受中國公司投標。工程最終包給了韓國人。

諷刺的是，韓國人又把工程分包給了中國公司，「因為只有中國基建能夠滿足坦方的條件——價格好，速度快。

「馬古富利不是不知道，因此對於韓國公司轉包給中國後，也沒說啥」，在我經過日本橋時，開車的人對我說。

這樣的小摩擦始終沒有升級。在國家層次的外交關係中，雙方沒有出現明顯的措辭變化，依舊互相表示友好與歡迎。變化也只在細微處，中國駐坦大使館會明確告訴前來諮詢的中國投資客，目前不建議來坦投資。而在中國官方的投資指南中則指出「營商環境惡化」。當然，坦方的行為畢竟不涉及違法，因此中方也並無抗議之說，只能勸告中國投資者，目前坦桑政府正經歷變化，之前很多生存經驗，不能再沿用了。

尾聲

似乎在現階段，坦桑尼亞政府對於外資和外援的態度是複雜的。一方面，一個孱弱的經濟體不可能不接受外來力量，另一方面，從獨立起到現在大半個世紀的輸血，並沒有使這個國家擁有自立的經濟。尼雷爾晚年的最大遺憾在於，作為一個把自力更生作為國家總路線的導師，卻成為非洲最能爭取外援的領導人。

在坦桑尼亞，尼雷爾始終深受敬仰，他幾乎被視作一個「無瑕」的政治家。他的非洲社會主義看上去也相當温和，不過知識分子們更喜歡指出他的經濟政策實讓國家經濟陷入泥淖——尼雷爾就像一個辛辛苦苦的農夫，但總是管不好自家的地，喂不飽他的孩子，每到饑荒就只能外出向鄰居乞討，討到的食物他都毫無保留地分給孩子們。

如果說尼雷爾時代，坦桑尼亞還有清晰的願景和堅定的意志，以及在革命中獲得的政治尊嚴，那麼1985年以後的坦桑，則是一個尷尬的，不斷接受外援又掙扎着起不來的國家。尼雷爾時代工業化的努力都在那之後逐漸消逝，到目前，大量的工業製成品都必須依靠進口。

我曾打聽過如今已不存在的烏本戈農具廠（UFI），那是中國在1969年援建的生產小型農機具的輕工業基地，產品小到鐮刀大到手推車。因其質量好，當年農民只認這個牌子，別的都看不上。TZ Business News 的一位兼職撰稿人告訴我他曾經做過這個廠「人間蒸發」的情況。在私有化改革中停產的農具廠被賣給私人，老闆急着處理，把廠裏的機械設備當廢銅爛鐵按照重量賤賣給肯尼亞。更唏噓的是，在後來，肯尼亞把這些機械重新粉刷後，按照新品價格賣回給坦桑尼亞農業部。在這場為關於「坦桑尼亞國有資產流失」的調查中，這位撰稿人多次試圖進入UFI的原廠區而不得。廠房仍在，但他聽說現在是一個生產塑料管道的公司在使用場地。

「我們是一個農業國啊，你把生產農業器械的廠砸了，這是什麼道理？現在又要一切從頭來了。」

作為一個曾目睹坦贊鐵路施工現場的青少年，現已六十多歲的他對中國人有些情感。「我很抱歉這個國家辜負了你們的幫助，但請不要怪它，事情太艱難了」。

實際上，坦桑尼亞依舊維持着某種尊嚴和體面。作為一個國家建設（national building）成功的後殖民政治體，坦桑尼亞在政治上有着最基本的完整性，「國家」超越所有的部落和區域差別而成為最根本的公約數。它的人民雖然貧窮，但並無可憐相。尼雷爾希望非洲團結和聯合能夠不限於原殖民政府留下的邊界和國家機器。在即將立國的前夜，為了等待烏干達和肯尼亞加入聯合共和國的可能，尼雷爾甚至推遲了宣告國家成立的時間，泛非主義已是其制憲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坦葛尼卡與桑給巴爾島的聯合是他邁出的第一步，當然也是唯一的走通的一步。後來退而求其次的東非（經濟）共同體，則是此類理想的延續。

馬古富利似乎仍談希望在某種程度上激活尼雷爾的遺產。他喊出「再工業化」的口號，希望建成一個「半工業化」的國家，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宣稱他是導師真正的接班人。不過，與導師不同的是，第三世界的互助網絡已經解體，如今的坦桑尼亞必須要在全球市場上孤獨地為自己待價而沽。即便相信自己有着「巨人」的底子，但能否及時醒來也仍是巨大考驗。也許對馬古富利而言，外資即便重要，也絕無整合這個國家在此刻更有意義。

文革時代中國派駐坦桑尼亞的團隊留下的標語。圖：作者提供

1965年，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Julius Kambarage Nyerere）迎接中國國家總理周恩來的到訪。攝：Keystone/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從1980年代中後期起，對國家經濟狀況力不從心的尼雷爾（Julius Kambarage Nyerere）主動辭去總統職務，決心換上年輕人。攝：William F. Campbell/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新的友誼紡織有限公司於1997年正式成立，然而除了當年盈利以外，往後的每一年，工廠都仍然虧損。圖：作者提供

2015年新任的馬古富力（John Magufuli）總統上任，一改數十年的對華緊密交往政策，對中國表現得相當冷淡。攝：Daniel Hayduk/AFP via Getty Images

2013年3月25日，坦桑尼亞總統基奎特（Jakaya Kikwete）於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坦桑尼亞墓園，墓園埋葬了不少曾修建坦贊鐵路而意外喪生的中國工人。攝：John Lukuwi/AFP via Getty Images

2016年，坦桑尼亞巴士上的乘客。攝：Said Khalfan/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國對外投資項目，怎樣被環評「卡殼」？

端傳媒記者 甯卉

實習生 曹景怡 | 2019-11-07

2020年12月，中國生態環境部支持了一個「交通燈」機制，旨在預防「一帶一路」上各種投資項目的生態環境風險。「交通燈」的設計頗為直觀：紅黃綠三色，指向項目對環境、氣候和生物多樣性的傷害程度。綠色的符合國際標準，黃色的有改進空間，紅色則是危險係數高，需要停止或是嚴格監管的項目。

隨着公眾對環境和社會影響認識的加深，包括採掘、能源和大型基建項目與當地「外部關係」的往來也越來越複雜，包括監管、政府、公眾、社會經濟和環境機構等等。這些被稱作「非技術風險」（non-technical risk），採掘行業用這個定義，將企業與外部利益相關方的交互中產生的所有風險劃入其中。據2017年的一份報告，全球價值5億美金以上的採掘項目中，超過一半都被延期，而其中，又有超過80%的項目會遇到「非技術風險」。

中國加速進行的對外投資項目，集中在能源和基建、亦有大量礦業，也不例外。據2018年關於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項目環境和社會影響評價的一份報告，環境和社會手續不合規或存在風險，便是已知被東道國政府叫停的中資企業海外項目中，常常出現的叫停原因。

中國生態環境部所支持的「交通燈」設計，離成為對中國對外投資項目有約束效力的規則還很遠，但也發出了來自政策層面一定程度上的信號。承擔投資風險的還有融資方。國際金融行業對於項目融資中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譬如「赤道原則」）也給來自中國的融資方出參考。自2018年11月啟動的《「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已有37家金融機構簽署，稱將加強環境氣候風險管理能力建設。

在中國的對外投資中，生態和環境影響對項目的風險有多大？不同國家在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的過程有何共性、又有哪些區別？中國作為資金輸出國和建設運營方，可以作出怎樣的管理和監控？在環境和社會影響真實發生之前，在重大事故發生之前，有多少風險是可以在評估之時、決策之前得以識別、預測和減緩的，本文走進了三個由中國資本介入、並在環境影響評估層面引發大量討論的投資項目：它們為什麼會「卡在」環評階段？

案例1：後知後覺的「生態毒理學」擔憂

秘魯有一個被稱為「亞馬遜航道」（Amazon Waterway）的航道計劃，試圖疏通該國亞馬遜雨林地區的四條主要河流、長達2687千米，可以越過國境聯結巴西、秘魯伊基託斯（Iquitos，亞馬遜雨林中尚未通公路的城市）和北部的Paita港口，並希望讓該地區的河道全年無休通航。「亞馬遜航道」的投資公告稱，建設投資約為6900萬美元，後續運營和維修投資為3.5億美元；作為收益，投資方將獲得20年的航道特許經營權。

「亞馬遜航道」是秘魯52個關鍵基礎設施項目之一，項目在2014年提出，被視為國家利益，得到秘魯政府的大力支持。時任秘魯總統庫辛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2016年訪華並希望能吸引中國企業在秘魯投資基建項目，2017年，由中國水利水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水電」和秘魯建造公司「Casa S.A」各持股50%的Cohidro財團宣布中標，並計劃在2022年開始航道的運行。

2018年年初，Cohidro財團提交了環境影響評估申請，但是評估未讓當地居民參與研討、也沒有徵詢原住民組織的意見，秘魯全國可持續投資環境認證服務局（SENACE）拒絕了申請。

與此同時，對航道的環境、社會和經濟影響的各種討論開始出現。

建造計劃在4條河中13個水位較淺的點進行疏浚。秘魯的國家公園機構SERNANP指，有三個疏浚點離秘魯最大的國家保留地Pacaya Samiria的緩衝帶很近，還有一個疏浚點就在Cordillera Azul國家公園的緩衝區裏。研究亞馬遜河流系統十多年的生態水利學工程師阿巴德（Jorge Abad）指出，疏浚的本質是移除泥沙等沉積物，開工前至少應該研究河底泥沙流動的總量，估算疏浚的效果和潛在的副作用。並非沒有先例，未對河底泥沙流有足夠了解的話，很可能帶來持續的威脅——在美國密西西比，水道在過去兩百多年來經歷了大量人為調整，仍無法「馴服」河道。

秘魯野生動物保護協會（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的報告稱，疏浚會破壞魚類的洄游，移除河裏擱淺的原木等雜物也會影響魚類的種群數量，因為那些原木是魚類繁衍的天堂，也是鳥類、哺乳動物和爬行動物的棲息地。除了魚類，亞馬遜河豚和巴西大水獺這兩種哺乳動物也會受到影響。整個雨林地區的食物鏈安定受到威脅。還有424個依靠這些河流生活的原住民社群，他們擔心項目會讓兩岸失去生機。

就連航道建立現代化水路的承諾，也遭到大量的反對聲音。一旦開始運營，船隻的通行費用就會上升。按照計劃，所有進入這一流域的中大型船隻都要向運營方繳納每噸1.69美元的過路費，再加18%的增值税。其中 Loreto 河運協會的總經理 Carmen Nuñez 就估計，未來的水路運費和普通家庭的食物支出會因此上升30%。

2018年5月，在Cohidro財團將兩個原住民組織列為利益相關的第三方後，SENACE開始了環評程序。同時，兩間原住民機構AIDESEP和ORPIO向利馬高等法院提出憲法保護訴訟，請求政府和Cohidro財團讓他們在詳細的環境影響研究中發表意見。

2020年1月，Cohidro財團以缺乏生態毒理學研究（以評估河床中毒性物質的存在是否會對生態系統造成影響）為由，無法使項目在環境認證過程中獲得進展，要求SENACE撤回環境評估程序。隨後，面臨環境影響評估懸而未決的許多難題，Cohidro試圖將項目的特許經營權期限從20年延長至23年，但交通運輸部宣布該提案不可接受。

截止發稿，秘魯高等法院仍在審理原住民機構的訴訟，「亞馬遜航道」項目，前途未卜。

案例2：疑案重重的環評、停止貸款的資方

印度尼西亞北蘇門答臘一座規劃、建設中的水電站巴丹託魯（Batang Toru），由北蘇門答臘水力發電有限責任公司（NEHS）在2012年開發，預計投資額為16.8億美金。但是，因為巴丹託魯所處的生態環境過於脆弱，這個項目在從世界銀行的國際金融公司或是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尋求貸款的嘗試都失敗了。

而且，2017年，科學家還在這裏發現了一種新的猩猩物種，打巴奴裏紅毛猩猩（Tapanuli orangutan；Pongo tapanuliensis），打巴奴裏猩猩的生育率很低，並對外界影響極其敏感，現存種群數量僅800隻左右，而水電站計劃建在它們唯一的已知棲息地上。環保機構擔心，水電站的建設會直接導致該瀕危物種的滅絕。

最終，仍然向NEHS提供貸款的是中國銀行，中國政府注資設立的政策性保險公司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做了擔保，承建方則為中國國企中國水電（Sinohydro）。2017年1月31日，巴丹託魯收到了環境許可並開啟前期工程。但是，圍繞着項目環境評估的爭議沒有消失。

北蘇門答臘大學的林學研究者昂裏扎·昂裏扎（Onrizal Onrizal）稱，NSHE僱用了印尼的PT Global Inter Sistem（GIS）做環境影響評估，後者在2013年雇用他分析項目建設地的森林生物多樣性。昂裏扎的專業意見是，除了引起輿論高度關注的巴奴裏紅毛猩猩外，計劃建造地還生活着蘇門答臘虎、馬來熊、蘇門答臘島長臂猿等23個瀕危物種。昂裏扎稱他在起草的報告中包括了上述物種，但在最終遞交給監管部門的報告裏卻被刪減，只剩下了15個。直到有人問他，為何報告中沒有提及蘇門答臘虎時，他才意識到，被遞交的環境影響評估並不是他參與起草的那份。昂裏扎指控GIS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把他列為參與項目的專家之一，未經許可在報告中使用了他的學位證書，並偽造了他的簽名。GIS解釋說是工作疏忽。

印尼最大的環保機構Walhi認為，水電站項目存在巨大的環境威脅，通過法律起訴的方式要求政府吊銷環境許可。Walhi認為，NSHE取得環境許可的整個過程存在一系列行政疏漏，而刪改昂裏扎意見和偽造簽名的行為，則有可能成為讓整個項目暫停、甚至停止的契機。昂裏扎和Walhi多次前往省警局三次試圖立案，但都以各種理由被拒絕。Walhi的律師塞爾加（Golfrid Siregar）對當地媒體說，如果省警局一直拒絕，他們會把昂裏紮在法庭上稱自己沒有參與起草最終提交的版本、也沒有簽字的證詞作為證據，交給國家警局立案。

2019年10月6日，律師塞爾加離奇受襲，頭部受傷失去意識，隨即死亡。警方稱，塞爾加的死亡與一起摩托車酒駕事故相關，但他的家人不相信這個說法。

除了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水電站項目是否真的「綠色清潔」，以及對當地地震風險的疏忽也引發質疑。有研究發現，熱帶地區的水庫在運作的頭幾年內會產生大量温室氣體，這一點在環境影響報告中並未提及。此外，蘇門答臘島曾經多次發生強地震。國際大型水壩委員會（ICOLD）建議在該地區建造的大壩至少要能抵抗里氏7.7級的地震。NSHE也承認，在建造地4千米外就有活躍的斷層線，但他們認為大壩建造地點不在斷層線上，因此大壩的設計以抵抗里氏6.7級地震為目標。

在長期的質疑聲中，中國銀行在2019年3月發表了一項英文聲明，表示「已經注意到一些環保組織表達的關切」，承諾「將仔細審查該項目」。

包括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在內的一眾環保機構持續對項目的可行性做出質疑，前者在2020年4月發布事實核查報告，對NSHE發布的文章、論點或環評報告作出詳盡的反駁。

2020年6月，據印尼國家電力公司（PLN）負責該項目的主管Muhammad Ikhsan Asaad，原計劃在2022年投入使用的巴丹託魯水電站，「可能會延期到2025年，處於環境考慮和COVID-19的影響，貸款方中國銀行停止了提款（drawdown）。」

案例3：「繞開」環評難關的策略

2010年3月，香港上市公司洪橋集團（洪橋資本有限公司）收購了一間巴西礦業公司Sul Americana de Metais S.A.（簡稱「SAM」）。洪橋有著世界500強企業吉利控股集團和沙鋼集團為主要股東，投資多聚焦在電池新能源，收購SAM是其第一次進入資源領域。當時，SAM持有巴西83個鐵礦勘探權證，其中位於巴西東南部米納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的「8號礦」，據估計擁有約26億噸原礦。

2011年末，SAM樂觀預計，「8號礦」的鐵礦山將在2014年下半年投產，計劃投資約30億美金，年產量預計為2750萬噸，這在盛產鐵礦的米納斯吉拉斯州，也算是較大型的礦區。十年過去了，「8號礦」距離投產還很遠；事實上，開啟礦區建設的基本前提，也即「初步環境評估許可」的申請，「8號礦」已經被巴西環境及可再生自然資源署（IBAMA，以下簡稱巴西環境署）拒絕。

在巴西，環境許可申請程序有三個步驟：初步環境許可、安裝許可、營運許可。洪橋集團的「8號礦」，卡在了初步環境許可。

據洪橋歷年年報，自2012年以來，SAM陸續向巴西環境署提交了「8號礦」的「環境影響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隨後幾年內，基於環境署提出的補充需求，SAM舉辦公共聽證會、在項目所涉及的城市獲取合規證明。2016年3月，巴西環境署做出了決定，「8號礦」「無法證明在環境層面可行」，並在SAM上訴後決定，SAM所提議的補充研究，屬於重新規劃及設計項目，需啟動新的環境許可申請過程。

作為巴西鐵礦資源大省，所有人的眼睛都盯著米納斯吉拉斯州。而「8號礦」正是一個可能帶來嚴峻環境和社區影響的項目。

在巴西環境署發布的詳盡報告中，對「8號礦」的最主要質疑聚焦在廢棄物和尾礦的處理，以及項目整體對周邊水資源和環境的影響。「8號礦」每年2750萬噸的產量，意味著每小時620萬升的耗水量，而礦山所屬的地區屬半乾旱氣候，水資源緊張；這還意味著兩個尾礦壩，分別將有約9.3億和2.3億立方米的存儲量——巴西目前最大的尾礦壩的存儲量為7.5億立方米。巴西近些年出現數次尾礦壩潰壩事件，造成重大人員死傷和環境污染，讓人們對尾礦壩、尤其大型尾礦壩的安全尤為擔憂。不止礦山，要想將礦石運輸出去，「8號礦」配套的物流系統包括一條長達482千米的地下管線，直達伊列烏斯的南港，途徑21個市政以及複雜的地貌和生態。

在被環境署認為環境層面不可行後，2017年11月，SAM將「8號礦」所涉及的項目分開，將其中礦業和設施的許可申請，交由州級環境機構，而礦石運輸到港口的管道以及在港口地區的脱水站、過濾廠，因為跨越數個州，仍然在國家層級的巴西環境署申請許可——為了就這條482千米的管道進行申請，SAM與第三方投資機構成立了Lotus Brasil（Lotus Brasil comércio e Logística Ltda）公司，負責「8號礦」物流系統的環評、建設和運營。

換句話說，「8號礦」將項目一分為二，繞過了屢屢碰壁的巴西環境署，在更支持礦業的州政府繼續申請取得所需許可。2017年初，「8號礦」被礦山所在的米納斯吉拉斯州列為了優先顯目；2019年，米納斯吉拉斯州州長與SAM簽了合作備忘錄，稱將保證盡力讓項目獲得許可。

這個分割項目的作法，遭到了公民社會激烈的反對。

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本土環保組織MAC（Margarida Alves Collective）認為，此舉是在繞開巴西法規，監管部門將無法完整地同時評估整體項目對周邊社會和環境帶來的影響。巴西維索薩聯邦大學專注礦業的環境與社會影響研究的社會科學系教授科埃略（Tádzio Coelho）也說，SAM將項目分割試圖加快審批進度，「是一種與許可證頒發機構串通的商業手段，傷害了公眾參與和對整個項目效果的評估。」

2019年12月2日，米納斯州公共事務部和聯邦公共事務部聯合對米納斯州政府、巴西環境署、LOTUS BRASIL和SAM發起了公共民事訴訟，認為SAM的「8號礦」礦業和Lotus Brasil的管道項目相互依存，應一起由巴西環境署審批環評。2020年1月，聯邦法官做出臨時裁定，暫停了兩個項目的環評程序。

據洪橋集團2020年財報，該集團已經在該鐵礦石項目上累積投資了約1.5億美金，「SAM獲得建設許可的時間延遲令人無奈」，新的投產日期預期為2026年末。雖然環評還未過，SAM已經與華為簽署合作協議，計畫給礦區部署了5G網絡無人採礦技術；在伊列烏斯南港，中國資本聯合體擬參與投建，而SAM也稱計畫在獲得環評後，以股權投資模式參與。

從「闖關」到「風險控制」

環評程序是外來投資風險控制的一環。常年跟蹤中國海外項目環境影響的律師張兢兢對端傳媒說：「當海外資本進入一個國家，到做環評階段的時候，前期的商務談判已經進行了很久，已經大量的投入；因而很多資本輸出端，比如世界銀行，會要求在貸款的前期就做到環境和社會影響的審核，就是為了儘早發現問題，保證資本的安全。」

在進行海外投資時，各個接受國的要求不盡相同，但世界銀行設立的標準是有參考價值的。代表了37個國家、116家金融機構的「赤道原則」，就依此做了兩個類別的劃分：環境法律體系等同或嚴於國際標準的「指定國家」（大多為歐美發達國家），餘下的則為「非指定國家」。在「非指定國家」，「赤道原則」要求，環境和社會評估的過程要符合譬如國際金融公司和世界銀行集團當時適用的指標。

換句話說，為了管理風險，無論東道國本身的管理和程序如何，「赤道原則」都要求投資方以更為嚴格的國際環評為標準。但是，對於很多中國企業而言，國際環評的標準是陌生的。

環評的概念進入中國有30多年，逐漸建起的制度，仍然有許多不足之處。現行的環評法在2016年修訂，取消了環評前置——也就是在環評審批通過後，其他手續才可以展開。修訂後，環評和後續內容同時審批：提高了效率、也讓環評的重要性下降。這對監管的要求提升，而後者又恰是另一個薄弱的環節。在整個程序中，公眾參與也流於形式。

一份將世行標準與中國國內環評標準進行比較的報告發現，兩者在評價標準、範圍和方法等方面「均存在較為顯著的差異」。譬如，國際標準要求相應的環境和社會本底狀況調查（background survey），而國內環評不涉及社會現狀調查。而且，國際環評對利益相關方參與和替代方案分析的要求也更深。包括水資源及溫室氣體等出現在國際環評中的內容，並不納入中國國內環評的工作範圍。

實踐中，企業將獲得環評作為需要闖過去的「關卡」，很難會用更嚴格的要求、因而可能更高的成本去規範自己的行為。一位熟悉國內外環評規則的專家對端傳媒說，很多中資的海外項目，帶著在中國做項目的慣性出去，認為發展最重要，以搞定項目為目標，況且，「國企若搞成則是政績，若不成責任不歸他；而私企則多缺乏大型項目的經驗，容易冒進。」

理想情況下，如國際影響評價協會（IAIA）所說，對環境影響的評估可以在重大決策前識別、預測、評估及減緩開發活動的生物、物理、社會及其他相關影響。現實中，在很多國家，遇到由政府牽頭的大型基建項目，公開資料並不多，環評是難得的、至少部分公開的材料，成為被項目影響到的第三方試圖加入討論項目可行性的准入。

張兢兢補充道：「資本，包括來自中國的資本，賭博心態都很強，只要能想方設法過——而且大部分即便有害的項目都是能過、並且啟動了的。只要把環評的關闖過去，利潤就豐厚了。」就算是環評十年未得的「8號礦」，雖然遲遲未開動，公司探礦權的估值卻因鐵礦石價值增加而隨之水漲船高，從2019年的8.11億美金，漲到了2020年的9.81億美金。

（本篇報導由端傳媒與巴西非盈利組織「Comissão Pastoral da Terra」合作完成）

2017年3月3日，印尼林業部Wiratno中心的一名負責人在屏幕前解說，打巴奴裏猩猩的生育率很低，並對外界影響極其敏感，現存種群數量僅800只左右，建設中的水電站巴丹託魯（Batang Toru）的建設會直接導致該瀕危物種的滅絕。攝：Tatan Syuflana/AP/達志影像

秘魯伊基託斯，一艘捕漁船在亞馬遜河航行。攝：Giles Clarke/Getty Images

圖：端傳媒設計部

2019年3月1日，環保組織抗議向NEHS提供貸款的中國銀行，表示關注巴丹託魯的打巴奴裏紅毛猩猩會因水電站的建設導致該瀕危物種的滅絕。 攝：Aditya Irawan/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圖：端傳媒設計部

「8號礦」計劃從伊拉貝（Irapé）水壩抽取大量水源，對於生活在附近且氣候乾旱的格雷澤羅社群看來，這是嚴重的威脅。攝影：Nilmar Lage

圖：端傳媒設計部

2020年8月21日，連雲港的海上應急演習，以應對緊急的溢油情況。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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