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交易

［美］斯科特·卡尼　著

姚怡平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献给我的父母

Linda Haas Carney和Wilfred Ignatius Carney Jr.

前言　死路

副督察手上的香烟逐渐变短，他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弹到窗外，烟屁股落在邻国的土壤上。他负责的这个警察局，是一栋外观矮宽的混凝土建筑，恰巧位于国界之上，甚至只要穿越房间，就有可能身处邻国的管辖范围内。他花时间阅读报纸，计算着自己和德里之间那段超现实的距离。他在衬衫口袋里找烟，但烟盒已空。他皱眉，望向桌子对面，思索着我的要求。

“所以，你想看骨骼啊。”

我不确定他究竟是在问我，还是在陈述事实。坐在木头凳子上的我移动了身体的重心，凳子一往前倾就嘎吱作响。我点了点头。

这两周以来，我在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境内仔细搜索，有人通报了“人骨工厂”的消息，因此我立刻前往调查。一百多年来，印度乡间的坟墓陆续被人盗空，尸骸被卖到国外，作为解剖示范用的骨骼使用。最近，存在人骨贸易的地方大为增加，美国境内的每一间教室里，那些人骨必定是来自印度的。虽然在1985年时，印度政府禁止人体器官出口，许多人骨贩子因而被迫歇业。不过，仍有若干人骨贩子存在至今，他们被迫转到地下。而且，正如人体市场的其他生意一样，人骨贸易欣欣向荣。

我好不容易来到印度和不丹的国界，将某位特别令人不快的解剖专家的供应链记录下来，据说对方与西方国家的公司仍有联系。虽然做这行的利润很高，但是实际处理人骨的地方却没什么好看的。那些位于隐秘地点的人骨工厂，其实只不过是河岸边用防水帆布搭建的小棚屋，源源不断的无数尸体就在此处缩减到只剩下最基本的部位。人骨贩子雇用了盗墓人和自学成才的解剖专家，除去人骨上的肉，把人骨抛光得洁白发光，然后包装出货。

当然，这门恐怖的生意并不受当地人与警察的欢迎，因此人骨贩子都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工作，我花了整整三个礼拜的时间，才终于找到一条线索。

当时某报纸刊登了一则短篇报道，说某个警察哨所在一次幸运的搜捕行动中，查获了私藏的颅骨和骨头。我心想，机会终于来了。于是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印度边境的贾尔冈过境处。虽然贾尔冈每天有数千名旅客过境，但这里并不以好客闻名。

“所以，你想看颅骨啊。”副督察假笑着，“没问题。”

他从办公桌后起身，示意我随他走到窗户旁。玻璃窗上满是尘垢，窗外可俯瞰印度这边的国界。他指向隔壁那栋形状矮宽的混凝土建筑。“他们就在那里设立工厂，三个房间里都装满了骨头。”在这个地点，交易商不用应付边境警察，只要把一袋袋的走私品从墙上抛过去，就能丢到邻国去了。不过，把工厂设立在警察局旁边，仍然是个拙劣的做法。

“老实说，”他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原本还担心那些人骨可能是谋杀案的受害者，因为印度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法律禁止盗墓，最后他们有可能会无罪释放。”就算要以盗窃罪起诉他们，也会是个问题，毕竟那些骨头的原拥有人现在都已经死了。

逮捕行动过后，警方将那些骨头登记为证据，以免届时法院决定起诉审理。副督察的助理带我来到一间遍布污痕的牢房，那间牢房兼作侦讯室与赃物库使用。他拉出六个尼龙编织而成的老旧水泥袋，其中一袋落在地板上，袋内的枯骨碰撞，发出响亮的声音。他摸索了一会儿才打开结，拉出一层透明塑料布。

第一个水泥袋里装满腿骨，有泥土的味道。从腿骨上粘附的土块可看出，它们已经被埋在地底下好长一段时间了。少数一些胫骨带有锯痕，工人切除了球形端，现在外观好像长笛的吹口。接着副督察的助理把绑紧第二个袋子的那条棕色麻绳猛然一拉，一整袋颅骨露了出来。每一个颅骨被锯成了好几片，头顶底下的部位已被去除并丢弃，只剩下一百片左右的头盖骨。

我仔细查看这些颅骨，不由地皱眉。这些不是我要找的颅骨，它们太过老旧，处理得也太过精心。符合标准的解剖示范用骨骼必须在短时间内制备完成，而且会以系统的方式，将骨头清洁到实用的程度。骨骼一旦在土壤里待得太久，有经验的医生就不可能会用它们作研究。此外，哪个医生会不想目睹骨骼的其余部分呢？看来我是找错了人骨贩子，偷窃这些骨头的人规划的生意路线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营销对象不是医生，而是僧侣。

不丹佛教的某些教派之所以独具特色，就是因为其教义言明，要了解生命之有限，唯一之道就是在遗体旁长时间凝神沉思。因此，每一个家庭和虔诚的佛教徒都需要精心制备的人骨法器。最常见的，就是把胫骨雕刻成长笛，颅骨的头盖部分切割成法钵，所以才会有这几袋胫骨和颅骨。

又是一条死路，我已经习以为常，却仍旧不由心生讶异，我从来没想过，遭窃的人骨会有这么多条贩卖管道。我拍了几张相片，感谢那些警察为我花费时间。我在路上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才来到此地，最终却是白忙一场。

我的司机发动引擎，驶离警察局的车道，车后扬起一团褐色尘土。我准备好面对漫长颠簸的回程之路，还准备要体验差点与对面车流迎头相撞的惊险。在如此贴近死亡之后，我突然有了一些想法。印度乡间竟有两组窃骨人马争夺尸体，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人体器官市场是否只存在于国际贸易的边陲地带？究竟有多少种贩卖人体的方法？

如果在世界上如此偏远的角落里，都有人竞相争夺尸体，出口死人遗体，那么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或许也会有人从遗体中获利。也许，人体的每一个部位：小至骨头、韧带、角膜、心脏、血液，大至整具遗体，每天都有人拿来进行交易。

我还不知道事实真相如何，这只是我研究调查全球人体交易的开端。我计划要踏遍印度、欧洲、非洲、美国各地，寻找合法与非法的人体部位交易产业。人肉市场，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

简介　人与肉

我的体重接近200磅，棕色头发，蓝色眼睛，牙齿齐全。就我所知，我的甲状腺会输送适当的荷尔蒙到全身总计约5600毫升的血液里（包括动脉和静脉）。我身高2米左右，所以有很长的股骨和胫骨，以及牢固的结缔组织。我的两个肾脏功能正常，心脏也以每分钟87次的速度稳定跳动着。从上述因素算来，我大约价值25万美元。

我的血液可分离成血浆、红细胞、血小板和凝血因子，以拯救手术台上患者的性命，或者阻止血友病患者的血液不受控制地流出；我那些连接关节的韧带，可以从骨头上刮下，移植到奥林匹克运动员受伤的膝盖里；我脑袋上的头发可制成假发，或可还原成氨基酸，作为烘焙食品的发酵剂使用；我的骨骼可作为生物教室里最引人注目的存在；我的主要器官，如心脏、肝脏、肾脏等，可以让器官衰竭患者延长性命；我的角膜可切下，让盲人恢复视力。而即使是在我死亡后，病理学医生也可以取出我的精子，帮助妇女受孕，产下的婴儿同样有其价值。

我是美国人，肉体可以高价卖出，但假使我出生在其他国家，价格可就低多了。医生与掮客——无论是哪个国家——通过市场运送我的身体部位，光是提供这样的服务，就能赚上一大笔钱，而且收入的金额远超过身为卖家的我。原来，无论是在器官市场里，还是在鞋子和电子产品市场里，全球供需法则都有亘古不变的原则。

技工能够把老旧的汽车零件换成新品，替嘎吱作响的接合点上油，让引擎再度运作；同样的，外科医生也可以把坏掉的器官换成新的，延长患者的生命。年复一年，技术藩篱愈来愈低，流程也愈来愈简便。不过，人体跟机器有别，不会有一堆高质量的二手人体零件供人取用。于是，近年来有许多人尝试制造人工心脏、肾脏和血液，但是跟真品比起来，实在没什么吸引力。人体实在是太过复杂精密，目前工厂或实验室都还没有能力克隆人体。这就表示，想要满足人体部位需求，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活人和刚去世的死者当中，寻找原料来源。

我们需要大量尸体，提供人体原料给医学院，让那些未来的医生们能够充分认识人体解剖学；领养机构把第三世界的数千名儿童送到第一世界，填补美国家庭里的断裂；制药公司需要活人来测试下一代的超级药物；美容产业每年要处理数百万磅的人发，以应付消费者对新发型永不休止的渴望。说什么热带岛屿穿草裙的食人族时代？不提也罢，当今人类对人肉的欲望程度才是史上最高的。

但是，若决定人体可以在开放的市场上交易，就会产生奇怪的魔力。多数人直觉知道，人类的特别之处不只是有肉体存在（小至赋予质量的原子和夸克，大至维系生存的复杂生理结构），还有那种只有伴随生命而来的存在感。在本书中，为了让读者理解我的文字，我假定人体是有灵魂的。灵魂离开后，人体就会变成一堆物质。

虽然我们情愿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神圣的，不是市场上可以随意翻找的货品，但是人体部位的销售活动其实很热络，每年器官交易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全球人口将近60亿，供应量可说是相当充沛。就全球的供应量而言，有将近60亿个备用肾脏（要是够冷血无情的话，也可以说有120亿个），还有将近600亿公升的血液，角膜的数量也足以填满一整座足球场。唯有一点会妨碍交易者赚取如此庞大的潜在利润——交易者无权开采资源。

以儿童领养市场为例，目前，若某个家庭决定要将国外的贫困儿童带回国内养育，他们对孩子的身份其实只有模糊的概念，因此在寻找心目中理想的婴儿时，只会根据可用的婴儿市场，缩小期望范围。他们会浏览国际领养机构发布的在线选单，阅读报纸上对育幼院里身心匮乏的儿童所作的报道，然后费尽心力决定哪些具体的特质会让自己起了领养的念头。

当然了，那孩子将来某一刻就会成为家里的一分子，不过实际上，要领养到孩子，就得涉及由中间人和腐败的政府官僚所操控，且又往往黑幕重重的供应链。许多中间人和官僚看待儿童的态度，也只比看待尸体要好上一些而已。唯有等到那个家庭把孩子带入家里后，那孩子才能从抽象的概念变成真正的人。

不过，我们对这一主题所抱持的道德立场并不重要，因为人体毋庸置疑就是一种商品，令人不安的商品。人体作为产品时，并不是在工厂里由穿着无菌衣的劳工组装成的新品，而是像废料市场里的二手汽车那样取得的。在你开支票取得人体组织以前，某个人必须把人体组织从一小个带有人性的东西变成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废料的价值是以金钱计算，但人体不仅是以金钱计算，还要根据血统，根据获救与失去的生命所具有的无可言喻的价值来计算其价格。购买人体就等于是担负了人体来源的责任——在伦理道德方面要承担，在前任拥有者的生理史与基因史方面也要承担。这是一桩永远都不会结束的交易。

在法律上或者经济上，有三种市场：白市、灰市、黑市。黑市所交易的是非法的商品和服务，例如走私枪械和毒品；而非法制造的DVD和未交税的所得则属于合法的灰色区域；白市就是每一样合法与台面上的东西所隶属的领域，例如从街角的杂货店所购买的食品杂货，每年要尽职送交的所得税等。这三种市场有一个共通点：交易品都有真实世界的价值，可轻松换算成金钱，金钱一经易手，交易就结束了。可是，人体市场却不一样，因为顾客能重获生命与家庭关系，都要归功于供应链。

欢迎来到人体市场。

人体市场所推出的是充满矛盾的产品，社会对人体的忌讳，跟个人想要活得长久幸福的渴望是互相抵触的。假使商品市场可以用简单的数学来计算，那么人体市场就是用微积分计算的，每一个等式都含有零和无穷大的数字。人体市场的存在，是因为供应者和买家都发生了可改变人生的重大事件。无论买家承不承认，接受了别人的肉体，归根结底就等于是一生都对供应者有所亏欠。

由于有了这一层关系，加上人们在处理人体时不喜欢采用营利主义的用语，因此所有的人体市场在交易期间都采用奇特的利他式语汇。人们不是卖出肾脏、血液、卵子，而是“捐赠”出去的。养父母不是在扩大家中人口，而是领养贫困的孩童。

然而，尽管有这些联结，人体和人体部位的金钱价值依旧非常牢固，而且赤贫地区成长迅速的人口，也是供应量接近无限的一部分原因。

在埃及、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一整个村落都在卖器官、租子宫、签字出让死后的身体处置权的情形并不少见，当中包含被胁迫的交易，也有双方都同意的交易。交易人体部位的中间人——通常是医院与政府机构，但有时是最没有道德的罪犯——会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买进，同时还向买家保证人体部位来源合乎道德。虽然采购过程有时令人厌恶，但是最终的销售往往是合法的，而且其拯救人命的含蓄“道德”用途，往往也会让这类交易获得认可。至于犯罪行为，则用“利他主义”的理想掩盖过去。

在人体市场产生交易行为，使我们得要感激人体部位来源与最终结果之间的所有联结，这点和我们人生中所从事的其他交易行为并不相同，其他交易很少会像购买他人身体部位那样，立即会有道德示警红旗举起。至于要如何才算是“合乎道德的来源”，这是人体市场中每一位潜在受益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们需要自己的身体方能存活，那么身体的部位怎么可以给别人呢？以活人捐赠器官为例，患者怎么会有权获得健康者的器官呢？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能把第三世界的孩童送到第一世界呢？人体交易无可避免有令人厌恶的社会副作用，亦即社会阶层高的人可以取得阶层低的人的人体部位，从来不是反过来。即使没有犯罪因素在内，未受限制的利伯维尔场会有如吸血鬼，夺取贫民区里穷困捐赠者的健康和气力，把他们的人体部位送到有钱人那里。

支持人体交易不设限的人往往会说，愿意贩卖自身组织的人可以从交易中获利，那笔钱应当能够让他们从贫困的深渊跃升，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毕竟，我们难道不是都能对自己的身体遭遇做出决定的吗？其中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人体组织是社会安全网的最后一道防线，贩卖人体组织可以当成是救生索，让人脱离绝望的情境。可是，现实在于，贩卖人体与人体部位的人很少能目睹自己的生活获得改善，而且社会学家很早就知道改善生活不过是幻想。贩卖身体部位无法获得长期利益，只会招来风险。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社会地位的窜升速度才会跟人体部位一样快，那就是一次卖出整个身体的时候，也就是婴儿进入国际领养市场的时候。

全球的孤儿多达数百万，表面上看来，领养可有限地解决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儿童一律从危险的社会边缘，进入经济稳定且充满关爱的家庭里。然而，领养市场如同其他市场，也面临着短缺的压力。西方国家——占了大多数的国际领养案——想要肤色较浅的婴儿，这使得孤儿院偏心于某些种族。在美国国内，孤儿院成了一种不幸的透视镜，可观察到美国的种族政治现象。白人孤儿往往没多久就会被热切的家长领养，黑人孤儿则往往是在寄养家庭里长大。

在美国以外的国家，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而衡量其严重程度的标准并非种族地位，而是儿童的健康问题。因为在印度、萨摩亚、赞比亚、危地马拉、罗马尼亚、韩国等国，资源不足的孤儿院会令儿童的发育受到阻碍。在这些国家以及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养的经营模式跟香蕉市场很类似，这点听来实在令人不快。如果儿童或香蕉存放得太久，在市场上的价值就不会太高。儿童在机构里待的时间愈短，就愈有可能进入领养家庭，而孤儿院往往能从每一件国际领养案中，收取相当数额的领养费。当儿童通过领养来提高社会地位时，若库存量与转让契据有过大的差异，就表示领养机构需要提高周转率，或采用创新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儿童。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有合法和非法的方式。

截至20世纪70年代，全球各地都在尝试人体部位的开放贸易。大家最先争论的就是人体部位买卖是否合法，而最没有争论价值的就是血液的买卖。1901年，维也纳科学家卡尔·兰茨泰纳（Karl Landsteiner）发现了四种血型的存在，终于开启了安全输血的时代。在那之前，接受输血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有时会活下来，有时则会痛苦地死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搔着脑袋，既困惑又挫折，他们不知道不兼容的血型会凝结，导致患者死亡。兰茨泰纳发现血型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人对人的直接输血进行了数十万次之多，战场上的士兵得以幸存下来。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液银行的贮藏量已经足以让血液成为一大战争武器，让士兵活下来打仗。抽血诊所提供现金给愿意提供血液的人，用来满足激增的需求。血液随时可用，有一个好处——医生能够施行比以前更大面积的手术，失血不再是手术过程的阻碍。这样的发展更带领了整个医学领域往前大步迈进。

此外，这也表示献血中心成了一门大生意。截止1956年，美国境内诊所每年购买的血液量超过236500万毫升；10年后，贮藏量达到283800万毫升。献血商店在各大城市外围的贫民窟里迅速窜起，普遍得就像是今日贫民窟里的支票兑现商店和当铺。在印度，多个全国工会联盟与政府协商血液价格，不久之后，职业捐血人在印度次大陆各大城市的贸易量骤然增加。

当时，血液的供应可救人性命，很少人会为了供应链的道德与否感到困扰。直到1970年，情况才有了变化。当时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担心人体市场会导致大家无法平等获得先进的医疗，而蒂特马斯对此议题所抱持的道德立场，则是受到自己的国家——英国——的影响。英国在“二战”期间发起捐血活动，数百万人无偿捐赠自己的血液，为战争尽一份心力。即使是战后，英国医院所取得的血液也几乎不用买，英国人认为捐血是爱国的表现，是应尽的义务。蒂特马斯在《赠与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一书中，曾比较美国的商业体系与英国的利他体系，并提出两大论点。

第一，蒂特马斯证明了购买血液会导致血液供给里的肝炎案例增加，导致医院与血液银行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胁迫手段，来增加人类血液的贮存量。购买血液不仅是危险的行为，也是剥削的行为。商业采血会导致国家寻求尽可能便宜的血液来源，开始要求囚犯捐赠血液，蒂特马斯把这种情况比作蓄奴制的现代版。蒂特马斯说，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也有可能会迅速出现同样的剥削现象。

第二，蒂特马斯主张，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创造出完全以利他捐赠为基础的体制。他认为，血液捐赠体制不仅能拯救生命，还能为医院创造利润，此外，更可以营造共同体。他写道：“作为社会一分子，为陌生人付出的人，自身（或其家庭）最终都能作为社会一分子获益。”对蒂特马斯而言，人体与人体部位应该仅能作为交换的礼物，你可以直接把它想成是血液社会主义。

尽管有主张血液商业化的游说团体极力反对，但是显然，大家采纳了蒂特马斯的意见。于是美国通过法律，让自愿捐赠成为常规。付钱购买任何种类的血液，会被视为胁迫行为，且要被处以高额罚款（不过，应注意一点，并非所有血液都是生来平等的，血浆就是当中的例外，血浆比较容易在人体里再生，一直以来也是美国境内许多人经常用来赚外快的方法），而这种趋势扩及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

1984年，艾伯特·戈尔（Al Gore）呼吁禁止付钱购买任一种人体部位，并进一步推动相关法律的通过。在美国参议院的议员席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其中引用了蒂特马斯的这句话：“人体不应该只是备用零件的集合体。”之后，参议院经过表决，通过了《国家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Act），明令禁止贩卖人类器官与组织。此后，世界各国纷起效仿。到现在，除了少数几个特别的国家外，贩卖血液、购买肾脏、为领养而购买儿童，或死前贩卖自己的骨骼等行为，在各国一律属于非法行为。另外，世界各国还针对自愿捐赠一事，设立了复杂的制度。人们在血液银行捐血，签署器官捐赠卡，在死后将身体遗赠给科学机构，这些全是免费的。理论上，以金钱交换人体部位的人，最终可能会落得坐牢的下场。法律规定得一清二楚，购买人体是错误的行为。

只可惜，在人体生意的利润公平方面，法律有其不足之处。这个由蒂特马斯所勾勒且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纳的体制，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个人无法直接买卖人体，但医生、护士、救护车司机、律师、管理人员等，全都能为自己提供的服务开出市场价格。患者或许没有付钱买心脏，却肯定支付了心脏移植的费用。实际上，心脏的成本转移到了取得心脏的服务成本上。医院与医疗机构更加倾向于从器官移植手术中获利，有的甚至将收益分给股东。供应链里的每一个人都赚了钱，只有实际的捐赠者一毛钱也没拿到。在明文禁止购买人体部位后，医院基本上可以免费取得人体部位。

站在顾客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器官移植生意与刮胡刀制造商吉列公司有名的经营模式很相似。吉列公司实际的剃刀把手费用微乎其微，但购买刀片的费用却很昂贵。肾脏移植的情况也是如此。患者自然不能购买肾脏，但一个经过认证的二手肾脏，其移植费用却将近50万美元。

在所有经济体系中，免费供应原料只会引诱人找到新的方法来加以利用。在美国，发生几种绝对紧急情况时，就会需要可移植的人体部位，例如肾脏衰竭。这是一成不变的做法，一般也都不会有人对此产生质疑。有的候补期竟然长达五年，再次证明了器官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不过，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四十年来，美国的联邦器官共享网络（United Organ Sharing Network）一直都在提升可用的尸体捐赠者的数量，但却始终赶不上患者对新器官的需求，候补名单只能变得愈来愈长。因为当有更多的器官可用之后，医生会把那些新进且先前认为不符资格的患者加入移植名单里。随着移植技术和医疗成效获得持续改善，外科医生跟着也发现捐赠者捐出的人类材料可帮助更多的患者。

事实上，器官的需求量并非固定不变，只是移植名单掩盖了这个事实。名单的长度其实是受到可用器官整体供应量的影响，而需求量则是受到供应量的影响。好消息是，这种方式让许多人得以延长生命。但是，扩张的潜力却也是无限的，这表示我们不仅要关注器官可能所具备的有益用途，也务必要了解一点，即器官摘取体制有可能会变得规模很大，且更倾向于采取胁迫手段。

打个比方，这就像世界各国对石油产品的需求是无限的。石油能源的创新，使得经济、科技、社会方面都突飞猛进，车辆的运用使得距离大幅缩短，夜晚有灯光，冬天有暖气。不过，钻探至耗尽这类产品，对人类而言可就不一定是件好事了。

蒂特马斯模式的第二个缺陷，在于他没有对医疗隐私权的基本标准作出解释。有关当局或许能够在个别捐赠者的记录中追查到捐赠者，但捐赠者的资料都是封缄起来，不受公众监督的。捐血者的奉献救了手术患者一命，但医院以外的人根本不可能找出捐赠者的身份。血液被抹去了捐血者的身份，标注了条形码，倒入密封的塑料袋里。我们买的是包装好的血液，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主流的医疗逻辑认为，若让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有了联系，有可能会损及整个体制，甚至也许会让人们不愿再捐赠自身的组织。

但如此一来，接受血液者就不会觉得自己欠了某位捐赠者的人情，而是会笼统地感激血液捐赠体制，尤其是感谢动手术的医生。接受活体肾脏移植的患者，无论是活体捐赠或尸体捐赠，很少会知道是谁放弃了自己的一个肾脏。匿名虽是为了保护捐赠者的利益，却也会让供应链变得不透明。受赠者购买身体组织时，不用担心身体组织最初究竟是如何取得的。这样的医疗隐私权是炼金术的最后一道手续，让人体部位得以变成商品。

在市场上隐匿原料来源，通常都是个烂主意。人们说什么也不会让石油公司隐匿钻油平台的地点，也不会允许石油公司隐匿其环保政策。若钻油平台发生故障，导致数百万桶石油流入海洋，人们会要求石油公司负责。透明度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安全保障。

而站在犯罪企业家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器官摘取体制无疑是完美无比的，可让他们不受限地彻底剥削。由于政策规定仅能捐赠身体组织，因此付钱购买身体组织属于违法行径，许多公司会像石油公司投资钻油平台那样，在移植器官的基础机构上投入巨额的投资，而实际的原料价格往往贴近于零。同时，重视隐私权的漂亮说辞，又让人无法得知人体与人体部位是经由何种途径进入市场。匿名就表示器官买家在购买人体部位时，可以不用担心来源，而且不会有人提出任何疑虑。捐赠机制把供应状况隐匿于道德伦理的幕布后方，处理掉了道德伦理上的异议。匿名与捐赠是两记重拳，使拿走利润的中间人得以掌控整个供应链，购买器官就像开支票一样容易。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调查了目前的组织摘取与人体采购体制所产生的问题。现今的人体交易市场，堪称为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普遍、利润最高的人体市场。蒂特马斯的著作出版后四十年，全球化使人体市场的发展速度和复杂程度都令人眼花缭乱，这不是在指控批发制度，也不是在拥抱商业化。我们就活在人体市场里，即使否认世上有基于人体组织而存在的经济体制，人体市场还是不会这么简单就消失不见。无论我们喜不喜欢，世上最受尊敬的一些机构确实私下或公开买卖人体，而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如何进行的。

大体而言，我并未侧重于人体市场里每天进行的数百万笔交易。因为假使没有移植技术、献血与领养计划，人类无疑会面临更可怕的后果。但我们无需关注人们在人体市场购买后过着快乐生活的幸福故事，因为那种故事讲的是世界对人体组织的需求。人体组织的运用方式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人体组织如何进入市场。本书探究的是经济等式的供应面，若不了解供应面，就永远无法得知人体市场助长全球犯罪企业的速度究竟有多快。

利他主义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削弱了两者原本想要保护的高贵理想。人体市场供应链里的每一个环节，最终使人类变成了人肉。而负责买卖人体的掮客则扮演了屠夫的角色，他们把活人视为各个人体部位的集合体。

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2006年至2009年间，我住在印度金奈（Chennai），这座繁荣的沿海大城市位于南印度，斯里兰卡北方数百英里处。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印度待了几年的时间，在遍地沙漠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的大学研究民俗和语言，也就是在达兰萨拉附近。我知道自己想在南亚待上更久的时间，但并不确定自己将来是否要当个新闻记者。

我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研究所毕业后，马上就开始了短暂的专业学术生涯，在印度教导美国学生一个学期。我负责的学生有十二位，我们行遍德里、圣城瓦腊纳西以及菩提迦耶（BodhGaya）这个朝圣中心。但在最后一站时，我的一位学生去世了，我和另一名负责人将尸体送回美国她的家人那里。我有整整三天时间都陪伴在她的尸体旁，试图延缓那无可避免的腐败过程。那次是我最接近尸体的一段经验，她的尸体冷却变色之际，人之必死的肉体本质赤裸裸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她的死亡尤其让我明白一点，每一具尸体都有一位利害关系人。她从人转变成物体后，人们似乎纷纷露面，要求取得她肉身可利用的部分。大多数时间，我都在跟警方、保险公司、殡仪业者、家属和航空公司进行协商，讨论如何将她的尸体带回国下葬。

虽然我当时并未意识到，但是这件事开启了我对国际人体交易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发生了几起我无法掌控的事件，才使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主题。本书的第一部分便会直接讨论该起死亡事件，部分读者可能会觉得内容令人不安，但这却是无可避免的事。

在我的学生去世后，我便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教书了。因此，我开始为《Wired》与《Mother Jones》这两家杂志写文章，也在我位于金奈的据点，给几家电视频道与广播电台撰稿。我的报道内容涵盖了南亚的肾脏交易商、骨骼小偷、血液海盗、儿童绑架者所采取的经营手法。之后，我行遍欧美各地，把最糟糕的情况记载下来。买家在购买人体部位前，必然会先有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可是在每一个案例中，买家大多不知道之前会有哪些事件发生，这点实在让我感到诧异不已。

我认为人体市场很特殊，与一般经济体系不同，而这个想法始于我对印度人骨贩子与肾脏小偷所进行的研究调查，而且这个概念涉及的不仅是被当做备用零件使用的人体。此外，不合时宜的利他主义与隐私权，也对丧葬业与领养产业造成严重的影响。一谈到人体这个主题，供应链总是相同的，这真是怪异。

我开始考虑将所有研究结果汇集成书之际，发现世上的不法人体市场比我想要涵盖的还要多。美国境内有好几起重大的太平间窃尸案，殡仪馆会将家属托付的遗体卖给人体组织供应公司，遭受亵渎的尸体跟着就被大卸八块，用于移植手术和肌腱更换，但本书并不提及这件事；有一些巡回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展览，据闻展览的是死刑犯的塑化遗体，本书也略过了这件丑闻；有一份报告表示，英国有超过十万的脑下垂体遭窃，用于制造人类生长荷尔蒙，本书也同样只有简单提及；前一阵子，有报道指出，玻利维亚的一些连环杀手会把受害者的脂肪卖至欧洲美容公司，用于制造高档市场的面霜，本书也没有提到这件事。

随着时间拉长，我的名单也跟着愈来愈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以色列军队在搏斗中杀死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后，就会摘取尸体上的角膜。甚至在更早以前，19世纪初，欧洲地区干制首级的市场景气大好，造成南美洲境内的部落战争四起。想要详尽涵盖每一个人体市场，实在超出我的能力。

因此，我只希望本书能让读者站在新的角度来看待人体市场。若能看出这些市场之间的共同点，或许就能想出办法，解决人体组织经济体的问题。罪犯在经济世界最黑暗的角落里采取行动，但罪犯的存在全是因为我们的姑息所致。我碰到的那些掮客，几乎是无所顾忌地用尽手段取得人体组织。他们隐匿了供应链，避免他人窥探打听。而他们背后的驱动力，正是资本主义低买高卖的简单真理。

在多位货主之间运输组织与人体，往往有利可图，但同时中间人却也开启了通往滥用的危险大门。唯一能摆脱他们的方法就是让阳光照进去，让整个供应链从头到尾暴露在外。每一袋血液都要能追溯回原始捐赠者，每一个肾脏都要附注姓名，每一个代孕子宫都要能查出代孕母亲的身份，而每一件领养案都要公开。本书各章分别探讨不同的人体市场，并叙述了我所能找到的最重大、利润最高或最令人不安的情况，让读者大略了解世界各地的各种人体市场。

目前，通过供应链追踪人体组织来源的权力，几乎都是掌握在行政机关的手中。一般而言，这类机关往往资金不足，而且几乎都会跟他们理应监督的医院和掮客相互勾结。国际交易根本无人监管。本书所涵盖的每一个市场，都在充分证明这类机关的失职。我们不该盲目相信他们会安全控管人体从部位转变成商业产品的流程，我更主张交易纪录应该公开，让大众知道。

虽然彻底的透明化又会招致许多其他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减少人体的总供应量。以英国为例，有一项新方案规定捐卵者的记录必须公开，这种做法几乎终结了捐赠者供应卵子给不孕夫妻的现象。现在，英国妇女前往西班牙与塞浦路斯（Cyprus）购买卵子。

然而，采用透明化的做法后，那些不择手段取得人体的掮客不再有机会插手了。如果买家能够追踪到原生家庭、寄送感谢函，再也不会有人因肾脏而遭人杀害或绑架；如果所有的领养案都是公开的，再也不会有儿童遭人绑架，与父母分离；血液卖家再也不会被锁在房里达数年之久，就只是为了略微提高当地的血液供应量。

现在该是停止忽视人体交易，开始担起责任的时候了。

第一章　人体炼金术

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埃米莉似乎毫无重量地悬在空中，她四肢的向上冲力即将屈服于地心引力。在她登上的最高点，物理现象会决定她的命运，不过她的身体仍是属于她自己的。不一会儿，这次的撞击就会立即引发一连串的事件，埃米莉这个人停止存在，她身体的命运将会落在别人的肩头上。不过，此时此刻，在向上与向下之间的关键点，她是永恒不变的，或许甚至可以说是美丽的。她坠落之际，把她的头发向后吹的风，力道开始强了起来。

她撞击在混凝土上，寺院的天井传出回声，不过，当时在凌晨3点仍清醒的少数几位学生，并没有作出反应。当晚早些时候，埃米莉还跟大家坐在一起，她没说几句话，接着就悄悄离开了。没人会想到埃米莉不在场会跟天井的撞击声有关。在印度，这类吵闹声很平常，所以他们没去查看，而她的尸体就静静躺在潮湿的青色月光里。将近3000年前，这里是佛陀的悟道之地，这些学生都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在此处冥想。为了向佛陀表达敬意，这座城市取名叫“菩提迦耶”，意思是“佛陀成道处”。过去10天以来，这些学生施行禁语，在金色佛陀像的前方静坐冥想。严格禁止说话令他们心烦意乱。最后，当他们终于可以再度使用自己的舌头时，便兴奋地熬夜聊天，像是夏令营最后一天的孩子们。

埃米莉死时，我在离她不过10米远的地方，已经熟睡了一小时，我被白色蚊帐覆盖着，安然梦见自己回到了家乡妻子的身边。接着，有人推了下我的肩膀，我睁开眼睛，看见一位来自纽约的蓄胡的学生。他惊慌失措地说：“埃米莉躺在地上，她没呼吸了。”我凭直觉作出反应，马上起身，穿上蓝色牛仔裤和褪色的衬衫，冲到天井。

史蒂芬妮——本课程的另一位负责人——把埃米莉的尸体滚到橙色的露营用睡垫上。埃米莉的右眼部分淤青，血液濡湿了她的头发。因为惊吓过度，史蒂芬妮顾不上跟我打招呼，她正在黑暗中努力想要让埃米莉起死回生。她透过埃米莉的红色亚麻衬衫，进行胸部按压急救。医疗用品袋里的东西散落在露水沾湿的草地上，地上凌乱散布着注射器和绷带。史蒂芬妮每按一次埃米莉的胸骨，埃米莉嘴里的血就随之溢出。史蒂芬妮见这情景，嘴唇向上撅，表情扭曲。埃米莉仍旧没有脉搏。

现在，寺院里的每一个人都赶了过来，聚集在现场。某位棕色长发、带有澳洲腔的女人，一见血就跟着昏倒。同时我打了电话给人在美国的课程创办人，告知坏消息。

挂断电话后，我开始记笔记，打算打电话给埃米莉的家人，此时三名学生把她抬进生锈的救护车。那是寺院的救护车，用来给乡间村民提供医疗服务，今晚却用来载送她的尸体，穿越干燥的农田和熙熙攘攘的军事营地，驶向唯一的一家医院。2006年3月12日凌晨4点26分，埃米莉抵达迦耶医学院，到院已经死亡。

上午10点26分，我有如老了一岁。她遗留在房外阳台上的日记，写满了比喻性的文字，那些文字让我怀疑她是自杀的。10天的静心冥想，加上造访半个地球外的国家所带来的文化冲击，显然并不适合她。不过，这跟接下来所要面对的艰难任务相比，她的死因就显得更无足轻重了。她家位于8500英里外的新奥尔良，返家的头几段路程就是要穿越印度乡间干燥不毛的荒原。前一天晚上，圣城瓦腊纳西的铁路枢纽附近恰巧发生了火车意外，通往迦耶（Gaya）的铁路中断，而当地机场也似乎没兴趣帮忙安排载运尸体。

红色的太阳从地平线升起之际，两名警察出现了。他们穿着绿色卡其制服，髋部佩带半自动手枪，蓄着翘八字胡。他们已经在医院看过尸体了，现在是过来问话的。

“她有仇家吗？有没有人嫉妒她？”警长米斯拉问道。他身高超过两米，高大的体型引人注目，肩章上有两颗银星。他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

“就我所知，没有。”我回答。他那怀疑的语气让我全身僵硬。

“她的伤势……”他停了一下，不确定自己的英文用语是否正确。“范围很大。”

我带他去看她坠楼的地点，那里有一堆医疗用品，还有急救用品残余的碎片，那些是我们努力救她未果所剩下的碎片。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些东西，没有再继续提问，反倒请我去医院，他要我做一件事。

数分钟内，我坐上了警用越野车的后座，同行的还有米斯拉和三位年轻警卫。那些警卫不超过19岁，泰然自若地握着二战时代的冲锋枪。我们在路上颠簸行进的时候，一支银色枪管的老旧冲锋枪就指着我的肚子，我担心那把枪随时有可能走火，但是我什么话也没说。

坐在副驾驶座的米斯拉转过身来，露出微笑。他似乎很高兴能帮助美国人，这件新鲜事打破了他那平淡无奇的警务工作。他问：“美国的警察是怎么工作的？跟电视上一样吗？”

我耸耸肩，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见另一台越野车在对向车道高速飞驰。隔着满是尘土的挡风玻璃，我看到了一位棕发的白种女性身影，是史蒂芬妮。当两辆越野车擦肩时，我和史蒂芬妮对望一眼，她看起来很累。

数分钟后，我们抵达人潮拥挤且道路坑坑洞洞的迦耶市区。虽然迦耶是比哈尔邦（Bihar）的大城市，但是“开发”二字仍是遥远的梦想。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封建制度仍是此地的治理原则。现在管控此城的，乃是大君时代治理者的后裔。布满黑泥的大猪在街上漫步，在垃圾里嗅闻翻找食物，还发出呼噜声，要行人别挡它们的路。有的大猪还在肉店旁边，等人喂食。我们快速驶过时，屠夫把剥皮的羊头切成两半，把不要的碎片丢给店外的猪吃。一头猪叼起一条丢出的肠子，像在吸一条意大利面。

越野车转了三个弯之后，进入迦耶医学院区（Gaya medical college），停在一栋混凝土建筑物的前方。遮阳篷上漆了亮红色的粗体字：“CASULATY（急诊）”。在印度医疗机构的名单里，这家医学院连个替补都称不上，这个脱离常规的地方，只能吸引印度最平庸的人才。迦耶医学院兴建于殖民时期，当时是由戴着遮阳帽、身上满是晒斑的英国官僚治理这片土地的。如今，迦耶医学院却连一丁点儿帝国建筑的风格都没有留下，校区点缀了几栋形状矮宽的混凝土建物，以拮据的政府预算兴建而成。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已经骑乘在信息技术的火箭上，突飞猛进，但比哈尔邦仍坐在发射台旁的大看台上。

我跳出车外，米斯拉带我进入病房。一名身穿南丁格尔白色制服和帽子的护士向我投以麻木的眼神，她对悲剧已经习以为常。她的对面是混凝土制的尸体放置台，上面就是埃米莉的尸体，埃米莉在破旧的毛毯底下冷却。护士晚上拿来几片薄纸板作为隔档，挡住好奇的眼光。瑞克——在寺院诊所担任志愿者的美国人——入夜后就一直守在她的尸体旁边。

米斯拉把那块避免埃米莉受苍蝇侵扰的裹尸布拉开，她那受到重创的遗体露了出来。撞击地面后几小时，她的身体温度下降了十几度，降温后，她的伤口更为明显了。她眼睛下方的皮肤有深色的血渍，脖子根部鼓胀，看起来像是在坠落时弄断的。她手臂上的痕迹在史蒂芬妮施行心肺复苏术时是隐而不显的，现在却明显清晰得有如军队的迷彩。

米斯拉要我跟他说，我看到了哪些东西，他好把她的私人物品登记在警方档案里。警方合法保留她的尸体，要是有东西不见了，米斯拉就要负责。她穿着亚麻衬衫和长裙，长裙是她在德里观光市场买的，右手腕则戴着一串木珠手链。

“什么颜色？”他问，而且再度注意自己的英文是否正确。

“衬衫是lal（英国服装品牌LIVE A LITTLE），红色的。裙子是neela，蓝色的。”我说。他用圆珠笔在本子上写了写。伤口跟衣服上的血迹符合。

就算他当时正在思考这两种颜色的搭配很怪异，也没能思考多久。他的思绪被轮胎压到碎石子的声音给打断了，有人来了。

外头来了新闻记者，已经停了两辆小型的Maruti Omni箱型车，他们像马戏团小丑那样，从车内涌入了停车场，一堆的人、音响器材、B级摄影机。记者的存在，有如这所医学院，证明了此地的边缘化。在印度的其他地方，新闻频道相互竞争，抢先报道新闻；而在这里，新闻报道好像是团队行为，以今天的新闻报道为例，他们还一起搭车前来。16个人尴尬站在空荡荡的箱型车旁边，两位制作人根据摄影机和麦克风上的单色标志分配着设备。

米斯拉走了出去，阻挡他们前进，或者是在跟老友打招呼也说不定。我站在病房里，几乎听不到他们提高嗓门的声音，但是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我透过锻铁大门向外偷看，想要看到制片人把藏在掌心的黄色卢比纸钞塞到警长米斯拉手里。我没看见交易过程，但是我知道，只剩下几秒钟的准备时间，他们要过来采访了。

我把医院床单拉回去，盖住她的脸孔，走到病房的前头。相机闪光灯闪了6次之多，我一时之间什么也看不见。摄影小组把热烫的黄色灯光投射在我的额头上。接着，新闻记者把一堆麦克风放在我的面前，发射出一连串的问题。

“她是怎么死的？”

“她是被杀的吗？”

“是自杀吗？”

然后，来了一句回马枪：“你是谁？”

这些问题都很合理，但我不予回应。过去6小时以来，我的美国老板一直尝试联系埃米莉的父母，我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听到消息了。也有可能在还没联络上他们以前，美国新闻频道就已经抢先报道了也不一定。

现在，埃米莉这个人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尸体的问题。我们努力拯救她的生命时存在的迫切感已经过去了，现在留下的是死亡所带来的一连串必然。她留下的肉身脆弱、易腐，而且不知怎的，许多人开始关注起她的遗体来。

“不予置评。”我一面说，一面眯眼望向摄影机无情刺眼的灯光。问题持续涌来，不过记者们的声音渐渐没那么急迫了。某位摄影师的眼睛闪烁了一下，他们想要找角度拍她的尸体。我举起手臂挡住他的镜头，但是穿着红色Polo衫的男人抓住我的手臂，准备将我推开。我拉着他，但失败了，他放了手，我的身体转了向。一瞬间，他们已经经过我的身边，把盖住她脸庞的裹尸布给拉了开来。

在刺眼的灯光下，她眼睛下方的血液变成暗紫色。那道伤口穿过颅骨裂缝，进入脑袋里。在印度的电视上，死亡这个重要的角色仅次于珠光宝气的宝莱坞名人。覆盖住的尸体与脚趾标签的高雅画面是用在美国报纸上的，然而在印度的新闻里，会先以无休止的个人悲剧蒙太奇手法，拍摄荒谬丑陋的情景，继之拍摄死者的脸孔，头、舌下垂的骇人画面。印度的死者可不会害怕上镜头。如果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埃米莉，那么我的任务失败了。

今晚，印度各地电视会播出最新的新闻快报：

美国学生死于菩提迦耶禅修中心。

警方怀疑是他杀或自杀。

在印度，不是每天都有美国人死亡。今天，她成为尸体后的名气会比她活着时还要大。在这一则新闻变成下一则新闻以前，全国的注意力都会放在这个点上。十亿人都有机会目睹她那张失去生命的脸庞。

我努力挤回摄影机前，但是记者们已经开始走人，他们已经得到需要的东西了。

警长米斯拉用左手平拿着一根沉重的手杖，他脸上的表情有如万花筒，同时表达出“你的500卢比很有用吧”和“我不知道这些家伙是怎么绕过我的”。不过，这对记者而言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开始鱼贯而出，进入等待的箱型车里。司机发动引擎，他们冲往禅修中心，去偷窥事故现场。

一分钟前，病房里还像马戏团似的，现在却有如坟墓般安静。我没别的事可做，只能继续守夜。米斯拉向我微笑，耸了耸肩，然后回到外头的岗位上。我再度一个人陪在埃米莉的尸体旁，新的现实来到眼前，我的学生惨死在印度的偏远地区，现在我必须负责将她的尸体送回美国。她死亡6小时后，遗体看上去跟劣质包装的厚肉块差不多。气温有可能在正午达到摄氏37度，要阻止腐败，所剩时间不多。

我来到医院的柜台，身穿南丁格尔制服的护士说，医院没有冷冻设备。此外，我必须等到政府规定的解剖验尸过程完毕后，才能取回她的尸体。她建议我坐在尸体旁边等医生来。

我等了又等。

最后，有一辆小救护车停在病房外，那辆车的品牌和型号跟记者用的箱型车是同一款。两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救护车移除了后座，以便放入轮床。两个男人出现了，他们穿着领尖扣在衬衫上的皱巴巴的商务衬衫，还有破旧宽松的长裤，说是要把尸体送去解剖。

他们粗手粗脚把她放入救护车后面，发出砰的一声闷响，接着在土路上开了半英里。我与尸体待在一起，坐在车子后面，车子迅速穿越医学院区，最后终于停在一栋又小又破旧的政府建筑物外头，铝制屋顶上面还有几个大洞。门上的牌子以印地语写着“解剖教室”。解剖教室看来像是已经十年没人在这里上课似的。几处高起的平台上设有几排座位，想必是为了让学生更能看清楚解剖的尸体。中间几排的一些椅子颠倒着放，整个空间都布满灰尘和鸽粪。教室的前面是黑板，还有一张冰冷巨大的黑曜石桌。他们把埃米莉的尸体放在石桌上，用挂锁锁住门。

“医生很快就会来了。”他们说完后，就退到角落后面，抽小支的手卷烟。我注意到建筑物外有弃置的衣物和好几大丛头发，显然是先前解剖留下的。

他们抽完烟后，其中一人带我去附近的一栋建筑物，这栋建筑物比解剖教室大多了。他们说，医学院院长在这里等着要见我。我到的时候，达斯医生正在一大堆文件中烦躁地扭着双手，他那一小片乌黑的遮秃假发略略歪了。

达斯医生身兼二职，不但要处理医学院的日常事务，还要为警方解剖尸体。有课时，他为医学院新生教授有关法医分析的全部细节，这也表示要在数十具送到他太平间且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很受欢迎的一门课，所以这里才会有四个陈列柜，里头装满致命毒药与潜在的杀人武器，比如剑、匕首、弯刀、螺丝起子、钉了钉子的板球拍等。陈列柜最底下的架子，摆了一叠犯罪现场的相片，呈现尸体处于不同腐烂阶段的样子。在我们谈话时，他不时凝视窗户前挂着的医用骨骼。

“这个案例很特殊。”他开口。“死在这里的外国人并不多，所以我们处理的方式必须十分谨慎，有很多人在注意。”

身为学生的埃米莉，只不过是穿着印度服装、踏上心灵之旅、追寻圣地的少数美国年轻女性之一。现在她死了，却成了一起迅速窜起的国际事件，警方的官僚体系、大使馆的走廊、承担数万美元将遗体遣送回国的保险公司，都在关注这起案件。

而我心知肚明，一切就取决于达斯医生的死亡报告书。如果他认为尸体上的伤口可能是他杀所致，官方规定尸体必须交由警察看管，直到调查完毕为止。然而，这所医学院没有可长期保存尸体的设施，把她留在这里的话，尸体会严重腐坏，届时航空公司将会拒绝将尸体空运回美国。

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死因是自杀，警方就会快速结案。然而，他解释道，她的家人——现在肯定知道她死了——信奉天主教，不会接受她自杀一事，因为天主教认为自杀者的灵魂会永久被地狱之火灼烧。事实上，他们可能会要求额外调查，证明是其他死因。

他缓缓摇了摇头。

“你看看，真是两难。”他忧虑地说，“要是她根本没死的话，事情就容易多了。”

活生生的肉体与无生命的尸体之间，有一条细到无法察觉的区别线。死亡的问题就在于，一旦跨越了那条线，所有对待人体的方法和规则也随之改变。达斯医生叹了口气，望向房间另一端的助手，对方正拿着两个空的宽口玻璃罐。

“也许我们该开始了。”他把手掌放在办公桌上，费力撑起身体。他抓着一只黑色的药袋，离开办公室，进入走廊，独留我一人面对几个装满医疗教学用品的陈列柜。

我没跟着他走，反而望着那个末端钉了一根生锈铁钉的板球拍，它就挂在恐怖的书柜里。铁钉的尖端弯了，一圈干硬的血迹轻轻垂在木头上。一想到达斯医生用板球拍打在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的模样，我就不禁全身颤抖起来。接着，就在我几乎已经忘记手机的存在时，口袋里的手机开始震动了起来。

在线路的另一端，半个地球之远，穿越一个海洋而来的嗡嗡声和劈啪声，是人在纽约的负责人的声音：“斯科特吗？要请你帮一个忙。”

两天后，橙色的太阳懒洋洋地从恒河平原地表低低浮起，缓缓上升，穿越天空。时间还早，但我没睡，筋疲力尽，眼睛布满血丝。过去两天，我在城里搜寻可靠的冰块来源，好让埃米莉的尸体保持冷却。最后在寺院的帮助下，我将数百磅冰块倒入她的棺材里。棺材是我们在木工厂做的。在倒冰块的时候，我尽量避免去看她的尸体。我们又一起把尸体移动了两次：先是从验尸室移到寺院，然后再移到一间小型的太平间里，在整件事的开始，院方的行政人员竟然漏了说其实医院里有小型的太平间。

美国的法医专家不相信印度的法医，所以在纽约的老板要我替埃米莉的尸体拍照，送回美国进行独立分析。我握着从学生那里借来的数码相机。虽然她已经在这里解剖，但是解剖结果无法确定。老板跟我说，要是没照相，她的家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尸体可能永远无法离开印度。

一辆警方越野车抵达我在的旅馆，载我去医学院。我坐在一名警察旁边，他配备着冲锋枪，他的脑袋向后倾，半梦半醒，眼睛忽开忽阖，似乎没注意到枪管又再度指着我的腹部。我不由心想，又经历了同一个画面。半小时后，我们抵达验尸室，那个警察还在睡觉。验尸室用挂锁锁住，一名头发灰白的助手翻弄着钥匙，他的手指似乎无法控制地一直颤抖。他暗示我，只要有100卢比，他的手就不会再抖了。

我努力绷紧神经，预期自己会心生排斥感。一想到要目睹她那具解剖后的尸体，直叫我恐惧不已。尸体是一回事，目睹外科医生处理过的尸体又是另一回事。我不禁想，他们拿出的会不会不只是她的器官而已，会不会有更重要的东西。我的胃不禁翻腾起来。

一分钟后，我进入验尸室，盯着被摆在金属轮床上的她。

医生们已经用粗陋的工具把她从上到下切割成两半，从脖根一路切到了骨盆。他们切开肋骨，检查心脏。为了查看脑部情况，还横向锯开额头和颅骨。他们剥开她脸部的皮肤，额头盖住眼睛，头皮往后拉。正如预期，他们看见颅骨内部有积血。血液压迫脑部，足以致死。

不过，外科医生并未就此停止。他们切了几片肝脏、大脑、心脏、肾脏，以便排除下毒的可能。为判定她是否遭强暴，他们还取出了部分的阴道、子宫颈和输卵管。他们把所有的器官集中放在三个宽口的大玻璃罐里，罐子上标示着“内脏”。然后，快递员把这些玻璃罐送到300公里外的实验室。最后，他们再把她缝起来，缝线宽而不雅。

调查结果就跟解剖过程一样残酷。验尸报告列出的正式死因是：“头部外伤导致休克出血，伤口看似从高处落下所致。”

我的感觉跟之前预期的不一样。有一种不同的——或许是更恼人的——情绪从我的胃部窜起，令我的脸颊发烫。

我觉得很尴尬，她的伤口并不会让我感到不安，我对伤口所做的心理准备，比我自以为的还要周全。令我痛惜不已的，反而是她的裸露。

埃米莉在世时，是个21岁的美丽女人，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期。她优雅健美的身材和仪态，足以让其他女孩子羡慕不已，而她本人却浑然未觉。她做瑜伽已有多年，身体处于生理健康的高峰，肌肉健美，皮肤完美无瑕。我所知道的埃米莉是一个个性坚强，对周遭一切处之泰然的人。

不过，在这里的她，裸着身体，已然死去。我现在所知道的埃米莉，比我想要知道的还要多。当她从机械装置里滑出来的时候，助手和我共同目睹了她私密的部分，那些原本是她的爱人才能享有的领地。她的内脏与某种防腐剂混合起来的味道，在空气中几可触及；她的腿、臀、胸、胃越了界，似乎应该禁止才对。可是，死者没有秘密。埃米莉一停止呼吸，就失去了隐私。她跨越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支配她的法律和习俗跟一周前不同。在这个世界里，她的双亲需要女儿的裸体相片。在这里，一群男人对着她的内里研究着、辨识着、思索着，而她丝毫不退缩。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人生中最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与自身肉体的关系。死亡所带来的最后侮辱就是失去对肉体的控制。

躺在台子上的她的身体躯壳，跟她出生且与之成长的身体比起来，少了一些东西。伤口让她的体形受到损害，不过，医学院的病理学医生摘取器官所造成的破坏还要更大，她被切割，内里的一部分被送到该国另一端。这具尸体正是我们即将要诉说的故事，正是她的双亲哭泣的原因。但是，要把这剩余的她称作是“埃米莉”，或甚至是“埃米莉的尸体”，等于是在说谎。无论这要称作什么，都是残缺不全的，而且再也无法恢复到完整的状态。

我们让死者经历了奇异的蜕变。此处，在这个台子上，她的皮肤是一件皮囊，重要的内容都已经取出，利落的缝线缝起了她空洞的体腔。死了的她是一个对象，有待剖析，有待分送给利害关系人，比方说，记者将她的影像贩卖给网络，医师负责解剖，双亲想要拿回全尸。现在，我也成了链子上的一环，我是死者的搜集人和故事的讲述者。无论过去的埃米莉是谁，现在都已经消失了，留下的只不过是她的零件。每一个人的故事结尾都是一样的，无人能成为例外。

我检查了测光表，设定相机，准备拍照。我对着她的身体直按快门，快速连拍相片。我把她身体的每一寸都拍了下来，从她的脚趾一直拍到额头上深长的伤口。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之后，她就会在前往德里的飞机上，接着，再从德里飞往路易斯安那州，最后她将穿着双亲特地为她买的浅蓝色纱丽，入土为安。一位助手进来，抬起她的尸体，放入一辆正在等待的箱型车里。但我知道，有一部分的我将永远无法离开这个房间。

第二章　人骨工厂

一名穿着汗渍斑斑的汗衫和格子花纹蓝色沙龙的警官，猛然打开了破旧的印度制Tata Sumo休旅车的后门——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乡间派出所，这辆破车已经算得上是证物柜了。门一开，一百个人类颅骨纷纷滚落到一块盖住小片泥地的破布上，摔在地上时发出空洞沉闷的撞击声。因为一直在休旅车后座四处弹来跳去，这些颅骨多数的牙齿都已经脱落不见，在日益增加的头骨堆周围，骨头和牙齿的碎片有如雪花般洒满四处。

站在车旁的警官，露出微笑，双手放在大肚腩上交握着，发出一声满意的鼻息声，然后说：“这里的人骨生意有多大，现在你可亲眼看见了吧。”我蹲了下来，捡起一个颅骨，比我想象得还要轻。我把它凑到鼻子前，闻到好似炸鸡的味道。

在当局出手拦截之前，这些私藏的颅骨正在根基稳固的人体遗体流通渠道里输送着。150年来，印度的人骨贸易途径向来就是从偏远的印度村庄通往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院。这贸易网络所伸出的诸多触手，染指了整个印度，还伸进了邻国。我曾在不丹国界上目睹过类似的私藏物，但那些人骨要送往的市场并非医学界；而现在，这些头骨才是真正精心制作的医学标本。

要取得骨骼标本，绝非易事。以美国为例，多数的尸体都是立即下葬或火化，为科学用途而捐出的尸体往往不是沦落到解剖台，就是骨头被锯子大卸八块，有时还会被搜刮到更有利润的医疗移植产业。因此，用于医学研究的完整骨骼大多来自海外，往往没有经过死者生前的知情同意，就送去目的地，此外，还违反了来源国的法律。

将近200年来，印度一直是全球医学研究用人骨的主要来源，印度将标本洗到洁白光亮并装上高质量链接零件的制作技术，更是世界闻名。不过，当1985年印度政府宣布人体遗体的出口属于非法行为后，全球遗体供应链从此瓦解。西方国家转向东欧，但这个地区出口的骨骼数量相当少，在制作展示质量的标本方面，经验也不多，产品往往是次级品。

如今，印度禁止遗体出口已有二十多年，但仍有明显的迹象显示，遗体贸易未曾停歇。西孟加拉国邦的人肉市场上，贩子们仍持续供应人类骨骼与颅骨，他们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的老方法——盗墓，分离柔软的人肉和坚硬的骨头，然后把骨头送到分销商那里，由分销商负责装配，送往全球各地的交易商。

虽然出口至北美洲的骨骼数量比颁布禁令前要少，但这只不过是代表着取得的代价变高了而已，并非不可能取得。供货商眼前的诱因很大，这可是一门获利良多的大生意啊。比方说，我前方地面上的那堆颅骨，在海外预计可卖到7万美元之多。

那名警官抓住破布的几个角，把证据捆成一包，开口说：“你知道吗？我打从出生以来就没见过这种事，希望以后也别再看到了。”

一天后，孟加拉湾上空形成巨大的低压系统，带来的洪水即将淹没印度东北部的西孟加拉邦。在这场暴风雨登陆以前，已有8人溺死在洪水里，因此报纸把它取名为“洪水启示录”。我正驱车前往普巴瑟里小镇，它位于加尔各答城外约80英里处。加尔各答是西孟加拉邦首府，2001年从Calcutta改名为Kolkata。警方就是在普巴瑟里发现加工厂，找到了一堆颅骨。我租的Toyota Qualis在距离加工厂半英里处卡在泥泞里动弹不得，我只好跳出车外，改为步行。天空漆黑，雨水凶猛得令人窒息，大如拳击手套的蟾蜍跳跃过泥泞的小径。

2007年，警察第一次抵达此处调查时，据说在将近一英里外，就能闻到腐烂尸体的恶臭味。有一位警察告诉我，有好几条脊椎被麻绳绑起来，挂在支撑屋顶的椽子上。数以百计的骨头，按照某种排列方法，散置在地板上。

这间人骨工厂已经营运了一百多年，后来因为有两名工人在酒吧买醉，吹嘘自己被雇来把尸体从坟墓中挖出而曝光。当时听到的村民吓坏了，把他们拖到警察局，他们就一五一十全招了。工人说，有一位叫做穆迪·毕斯瓦兹（Mukti Biswas）的男人负责经营工厂。当局知道这个人的底细。毕斯瓦兹在2006年时曾因身为盗墓集团首脑而遭警方逮捕，但一天后就获释，新闻报道说：“因为他政治关系良好。”这一回警方再度羁押他，但仍沿袭前例，他被保了出来，之后就消失无踪了。

我在泥泞里卖力前进十分钟后，终于看到了煤气灯的摇曳火光。我偷偷看着木结构房屋的门口，一家四口坐在泥土地面上，回望着我。

“你认不认识穆迪·毕斯瓦兹？”我问。

“那混账还欠我钱没还。”马诺·帕尔回答。他年约20岁，蓄着薄薄的胡子。他说，他的家族已在人骨工厂里工作长达数代之久，毕斯瓦兹拥有工厂多久，他们就在那里工作多久。他主动带我参观，我们沿着巴吉拉蒂河岸（Bhagirathi River）出发。

加工厂比普通的竹棚略大些，屋顶是防水帆布。帕尔说，他知道的人骨工厂就有十几间，这只是其中一间。4月时，当局没收了数堆骨头、数桶盐酸，以及两大桶有待查明的腐蚀性化学物质。因此，现在工厂里只剩下泥土地面，以及一个陷在地里的混凝土大缸。

毕斯瓦兹是第三代人骨贩子，对他而言，寻找尸体并非难事。因为他是村里火葬场的管理员，声称有执照可处理死者。不过，警察却跟记者说，他其实是在盗墓。他从公墓、太平间、火葬用的木柴堆里偷窃尸体，死者家属前脚才离开，他马上就从火里拖出死者。他雇用了将近12人，在去肉与固化阶段照看人骨。帕尔说，他做这个工作，每天可赚1.25美元。如果他能让尸体的骨头保持原样不散开，使得人骨是一整具生物个体，而不是一堆混杂的部位（这是医生极为重视的一点），那么他就能获得红利。

帕尔说明了工厂的制造过程。首先，尸体用网子包裹，固定在河里。经过约一周的时间后，河里的细菌和鱼会让尸体变成一堆堆零散的骨头和糊状物。然后，工作人员刷洗骨头，再放入装了水和氢氧化钠的大锅里煮，溶解剩余的人肉。这个过程会让骨头的钙质表面染上一层黄，为了让人骨的颜色变成医学用的白色，他们会把人骨放在阳光下曝晒一周，然后再浸泡在盐酸里。

毕斯瓦兹的顾客遍及加尔各答，许多骨骼的最后归宿是抵达加尔各答医学院解剖学系可怕的病房里。在那里，当地的多姆人会付现金给他。那里每年有数百位医学生毕业，而人骨就是医学生不可或缺的教材。此外，他还将完整的人骨以批发价45美元卖给杨氏兄弟（Young Brothers）医疗用品公司，该公司用金属丝将人骨连结起来，在解剖图上绘制，然后锯开部分的颅骨，露出内部结构。接着，再把处理好的人骨卖给世界各地的交易商。

我将手电筒往地板上照射，然后捡起一块潮湿的破布。翻译员低沉地发出嘶的一声，说：“我希望你知道，那是裹尸布。”我立刻放下破布，在自己的衬衫上擦了擦手。

之后我从当地记者手上拿到一个手机号码，通过这个号码我开始追查毕斯瓦兹的下落，花了一周半的时间才终于搭上了线。他在不时发出劈啪声的电话线路上说，当地警方决定不起诉，但他要被驱逐出境，如果我想要跟他会面的话，就必须经过警方同意，而且最好有当地警长同在一室。不然的话，警方可能会收回宽大的决定。

我在普巴瑟里警察哨所里等他现身，雨水咚咚地打在黏土屋瓦上，承办警员不断替我添茶。我望向窗外就能看见几个金属大桶，里头装有人骨工厂处理骨骼使用的化学物质。终于，一辆英国殖民时期的大使牌（Ambassador）房车，用一对车头灯的光束划破黑夜，一位胖乎乎、年约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打开车门，冲进哨所大门。那不是毕斯瓦兹，他决定继续藏身不见人，改派了儿子过来。

“这不是秘密啊，从我有记忆以来，这一直是我们的家族事业。”他代父亲辩护道。他解释说，总得有人经营河边的火葬场，不然就没别的方法处理死者了。

那么盗墓的事情呢？他回答：“那件事我不清楚。”

不过，要找到受害者，并非难事。

穆罕默德·穆拉·博克斯（Mohammed Mullah Box），年约七十余，身形憔悴，他是哈尔巴提村里的一座小墓园里的守墓人。每回有死者失踪时，悲痛的家属就会先来问他。今天，他没有答案可给，也没有尸体可给。他坐在一座空坟的边上，一颗泪珠从周围布满皱纹的眼眶里流了出来，滚落到脸颊上。

数周前，几个盗墓人潜入墓园，他邻居的遗体才下葬不久就被挖走。现在，那位邻居的骨骼可能挂在加尔各答的某间仓库里，准备送到西方世界的交易商手里。

我问博克斯，他会不会怕自己死后，遗体也被挖走。

“当然怕。”他说。

自15世纪莱奥纳多·达·芬奇绘制出人体素描画后，人体解剖学的实证研究就开始了。目前所知最早的整副人骨标本可追溯至1543年。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期望医生对人体内部的运作方式有系统化的认识，而到了19世纪初，欧洲对人类遗体的需求量已远远超过供应量。

英国拥有众多世界上最卓越的医疗机构，这也使得盗墓事件变得很普遍，大家都知道在某些墓园里，悲伤的家属和打劫的医学生之间上演着争夺遗体的戏码。不过，美国的情况可能更为惨烈，医疗产业的扩张速度比人口成长速度还要快。1760年，全美的医学院只有5家，但100年后，这个数字已激增到65家。早期的美国人受各种疾病之苦，因而让医疗机构的生意兴隆了起来。这个发财良机的出现正表明，成为医生就有可能实现美国梦。开设诊所，并无阶级之分，只要接受扎实的教育，坚持付出辛勤的努力，就能成为医生。

整个19世纪，医学院的新生都热切地想弄脏自己的双手，可是尸体——研究用的原料——却很稀少。历史学家迈克·萨波尔（Michael Sappol）以19世纪盗墓人为题材的伟大巨著《尸体交易》（A Traffic in Dead Bodies）中就曾提及，解剖室就是医生们培养革命情感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把自己锻炼成专业的医疗人员。在实验室里，他们把盗来的尸体分解成一个个人体部位，用来学习并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那些刚刚崭露头角的医生很爱开黑色玩笑，以残忍的事为乐。有无数的报告指出，一些医生在医学院的窗户旁用尸体摆出戏剧化的姿态，挥动着切下的四肢，令外面的行人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是好。

盗尸本身就像一种成年礼。1851年，《波士顿医疗暨手术期刊》（Boston Medical & Surgical Journal）花了整本期刊，将近21页的篇幅，报道查尔斯·诺顿（Charles Knowlton）医生的职业经历。在这本期刊中，作者赞扬台面下的交易，写道：“对他们而言，用解剖刀费力研究人体构造获益良多，因此相较之下，挖掘尸体的风险就不足一提了。他们渴望获得知识，就像醉汉渴望烈酒般挚烈、焦急。就是他们的这般精神，才让医学得以进步。”

不过，社会大众仍普遍不能接受盗墓，因此医生遵守基本规则，尽量把不满的情绪降到最低。除了极为罕见的情况，通常不会有人到上层阶级的墓园或主要为白人死者开放的墓园里盗取尸体。他们尽可能解剖黑人尸体，或若干爱尔兰人的尸体，亦即美国社会地位最低、收入最少的阶层。由于美国与欧洲的丧葬传统有所不同，死亡变成了需要高度安全防卫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为了适应变化而采取的务实做法。盗尸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富人的墓园有人看守，筑起很难翻越的墙，挖的墓穴深度也比穷人墓园更深。殡仪馆贩卖沉重的混凝土墓石，可放置在棺材上方，防止盗墓。有的殡仪馆甚至提供防盗尸的警铃，盗墓人的铲子一敲到穹形墓穴顶部，便会有铃声大作。

然而，有关当局却宁愿选择忽略医学界犯下的盗墓罪行，认为那是必要之恶。医生要让活人健康，就需要死人尸体。逮捕少之又少，而且逮捕的只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盗墓人。至于雇用盗墓人的医学院，或没付钱就挖出人体的医学生，则不会受到波及。

由于当局不愿意干涉掠夺尸体的医生，因此怒气冲冲的大众转而开始动用私刑。1765年至1884年间，全美各地有20件因解剖引起的暴动。虽然每起暴动事件的根源略有不同，但大都是因为盗墓人被当场捉获，或者有探病者刚好看见认识的人躺在解剖桌上，才导致大众自动发起了抗议行动。

那个时期的暴动似乎为《科学怪人》的高潮戏带来了灵感。群众往往在墓园集结，他们亲眼看见了空荡荡的坟墓，接着行进到医学院，丢掷石头，挥舞火把。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令人厌恶的解剖实验室，但是这种做法依旧无法有效禁绝医学院的恶习。在好几起案例中，唯一能够平息暴动的方法就是请求该州的民兵前来，向暴民开火，结果是不免让墓园里平添了几具新鲜的尸体。在某种程度上，暴动只是这门生意的代价之一。

因盗尸而生的怒火通常短暂易灭，在破坏财物后就燃烧殆尽。要促使政府进行真正的改革，光靠一群群生气的暴民是不够的。事情一直要等到苏格兰的两位爱尔兰移民构思出供应无数人体给爱丁堡大学的计划，事情才有了转变。

故事主角威廉·海尔（William Hare）在西港市（West Port）拥有一家破旧的宿舍，偶尔会有没付租金的租户死在里面，他只好自行清理干净。有一次，当他正把某个破产又刚死的租户尸体载运到墓园的途中，一位医生拦住了他，说要出10英镑买那具尸体，还说，要是海尔能弄到其他的尸体，他愿意出同样的价格买下。不久后，海尔就跟另一名租户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做起了这门行当，两人在一年的时间里，失心疯地杀人，共有17名受害者。这些罪行既阴森可怕，又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所以在当时，有数不胜数的报纸和便宜的杂志文章报道了这件罪行。至今，这个故事仍是本世纪电影的灵感来源。

伯克和海尔犯下的谋杀案，使得英国通过了《1832年解剖法》（Anatomy Act of 1832）。解剖法允许医生认领市立太平间或医院里无人认领的尸体，这大大减少了英国的盗尸行径。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此时解剖法来得恰是时候。因为在世纪之交，解剖示范用骨骼除了是学习工具外，也变成了欧美医生爱用的装饰品和地位的象征。这些骨骼在当时是医术的象征，如同今天的听诊器与医学院文凭。

根据萨波所言，这些骨骼要不是有意地隐去了有关来源的信息，就是清楚地指出，这些挂着的骨骼来自“遭处决的黑人”，以便向主顾保证，“并未有辱白人社群成员的丧葬荣誉”。

唯一的问题在于，遭处决的黑人囚犯的尸体供应量不足，因此，英国医生把目标转向英国殖民地。在印度，传统上负责火葬的多姆人，被迫处理人骨。到了19世纪50年代，加尔各答医学院一年就制造出900具骨骼，大多运往海外。而100年后，刚独立的印度直接就掌控了人骨市场。

1985年，《芝加哥论坛报》指出，印度在前一年的颅骨与骨骼出口量多达6万，供应量十分充沛，已开发国家的医学生几乎每一位都能购得一箱骨盒和教科书，而且只要花300美元。

或许，多数的商品都是经由窃取得来的，但最起码出口是合法的。1991年，印度解剖示范用标本出口商协会的前任理事长毕马兰度·巴塔查吉（Bimalendu Bhattacharjee）告诉《洛杉矶时报》：“多年来，我们都是在台面上做事。没有人宣传，但是大家都知道有这门生意的存在。”在巅峰时期，加尔各答的人骨工厂估计每年可赚入100万美元左右。

另一家大供货商雷克纳斯（Reknas）公司则是将数千具骨骼卖给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基尔戈国际公司（Kilgore International）。该公司目前的负责人克雷格·基尔戈（Craig Kilgore）表示，当时从来没有人谈到盗墓的事情。他说：“他们告诉我们，人口过剩是一大问题，人们死在自己睡觉的地方，然后有人用手推车把街头上的尸体推走。”

根据（现已不存在的）雷克纳斯工厂现场相片显示，穿着实验室制服的专业人士正以纯熟的方式组装一堆人骨。在人骨贸易的黄金时期，出口公司成了城里最有声望的职业。人骨产业成了进入门槛低的成功途径，就像殖民时期的美国医生一样。人骨贩子也受到市政府的支持，市政府会发许可证给人骨贩子。人骨贩子不仅处理无人认领的死者，还为市政府提供了收益来源——在印度其他地方人的眼里，那座城市早已经过了全盛时期，但现在却有了新的收益。

然而，要是不把肮脏的秘密掩盖起来，这样的利润是不可能持久获得的。只搜集穷人与当地太平间的尸体，这样是不够的。有的公司为了增加供应量，便在人死前，先购买人体，谁要是答应死后捐赠出自己的尸体，就可获得小笔现金。不过，自愿捐赠方案太过缓慢又不可靠。公司要是用这种方式运作，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取得一具特定的骨骼；而且在同时，新鲜的尸体已葬入土中，随时可供取用。也正因为此，正如殖民时期的美国和英国一样，骨骼用品公司又将盗墓视为唯一的方法。历史再度重演。

西方国家对骨骼的需求无可遏止，而诱人的现金也引人犯罪，因此西孟加拉邦的墓园都被盗得空荡荡的。1985年3月，发生了类似伯克和海尔案的谋杀案件，一个人骨贩子出口了1500具儿童骨骼，随后立即遭到逮捕，因此整个产业吓得暂停运作。由于儿童骨骼相当稀少，可呈现骨结构发育的过渡阶段，因此儿童骨骼的价格比成人骨骼还要高。印度的报纸上写着，犯人为取得儿童的骨头，绑架杀害儿童。

逮捕消息上报后，引起一片恐慌。这起案件起诉后数个月内，民间的义警仔细搜索了好几个城市，寻找绑匪嫌犯网络的成员。同年9月，一名澳洲观光客被杀害，一名日本观光客被一名暴民殴打，原因就是有谣言说他们参与了这个阴谋。这些攻击行为本身或许已经足以让印度人骨产业陷入泥沼，但是印度政府还是提早采取了行动，早在这些事件发生数周前，印度最高法院对《进出口管制法》作出解释，声明禁止出口人体组织。

由于并无其他国家的供货商竞争，最高法院的裁决有效制止了国际人骨贸易，就算是欧美的医学院恳求印度政府撤销出口禁令，也是徒劳无功。

此后，天然人骨一直难以取得。医学教育机构对新鲜尸体的贪婪需求，消耗了美国境内几乎所有的捐赠尸体，而且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骨骼的处理都是一门缓慢又麻烦的生意，很少有人愿意做这份工作。高质量的标本，通常十分昂贵。状况良好的完整骨骼目前的零售价是数千美元，而且可能要耗时数个月甚至数年才能履行订单。医学生也不再购买骨盒了，医学院通常会保留一定的存量，只有在标本受损或遭窃时才递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则是每两位学生可分到一半的骨骼——从中间劈开的。

医学院这样的做法表明，许多设立已久的机构其实已经拥有所需的骨头数量。现在最大的人骨买家是世界各地的新学校，或是规模正在扩张的学校，他们需要购买人骨以完善实验室的配备。以发展中国家为例，巴基斯坦最为显著，许多医学院的人骨来源仍旧是当地的墓园，偶尔要冒着激怒大众的危险。然而，大规模的出口量已逐渐缩减。

在美国，部分机构开始改而使用塑料复制品，但人工替代品并不理想。哈佛医学院负责解剖课程备用品的萨穆尔·肯尼迪（Samuel Kennedy）说：“塑料模型是单一标本的复制品，缺乏真正人骨结构会有的差异。”接受复制品训练的学生永远无法看到这些差异，此外，模型也无法达到完全的精确。肯尼迪继续说：“制模过程捕捉不到实际标本的细节。但在颅骨的研究中，细节尤其重要。”

在美国地区，基尔戈国际公司等大型交易商，在当年进口人骨仍是合法的时代大赚了一笔，现在全都在制作及贩卖复制品。现正经营父亲创办的公司的克雷格·基尔戈说：“我父亲会宁愿不择手段，也要重回人骨生意这行。他患有弱视，但还是会亲自到办公室来，只要他觉得某人有助于人骨的重新供应，不管对方是谁，不管对方在地球上哪个地方，他都会写信过去。”

而其中部分的信函甚至送达难以预料的发源地。在禁令颁布不久后，他试图在非洲大陆饥荒肆虐的地区找出人骨的潜在新来源，当时一名尼日利亚的人骨贩子告诉他，有一整个仓库的人骨已准备出口，只要5万美元，就能握有无数人体组织的来源。唯一的问题在于，款项必须以现金送达，交款地点在拉哥斯（Lagos）。

查尔斯·基尔戈年纪老迈，无法亲自前往，便派儿子克雷格搭飞机前往尼日利亚，在希尔顿大饭店跟交易商会面。联络人说服克雷格一起进了车子，前往拉哥斯市的郊外，丛林旁废弃的仓库区。他回忆道：“要是进了那座丛林，有可能再也出不来了。”

就因为担心会是陷阱，克雷格开始刻意用错误的名称来称呼那些他感兴趣的骨头部位，而那几位分销商竟然没有纠正他。也正因此，他察觉到有危险，便改口说服那些假贩子，说钱放在另一个地点，他们必须让他在那里下车，这样他才可以取款。等到那些人离开他的视线范围，他立刻坐上出租车，奔往机场，搭下一班飞机离开。之后，即使基尔戈和其他几个美国国内的骨骼进口商搜遍了全世界，想找出新的人骨来源，也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个产业发生了巨幅衰退。

克雷格的父亲死于1995年，没能活着见到这一贸易重新兴起。

杨氏兄弟公司的总部位于隐秘的巷子里，夹在加尔各答城内最大的一座墓园以及最繁忙的一家医院之间，外观不像是数一数二的人骨分销公司，比较像是废弃的仓库。生锈的大门看起来像是上锁后就遭人遗忘十年之久，入口的上方，公司招牌的油漆均已剥落。

这里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前任加尔各答卫生局局长兼西孟加拉邦在野党领袖贾维德·艾哈迈德·可汗（Javed Ahmed Khan）表示，2001年，这栋建筑物里的活动很热络。当时，邻居都在抱怨杨氏兄弟公司的办公室充斥着尸臭味，大堆的骨头放置在屋顶上晒干。可汗的个性半是铁面无私的艾略特·奈斯，半是正义凛然的拉夫·奈德。他是那种对警察的毫无作为感到不耐，也乐于自行执法的政治人物，有时会采取暴力手段，甚至因数起事件而锒铛入狱，以2007年为例，医学院的某位医生被控强暴可汗的选民，可汗因而攻击了这个医生。

在2001年，当警方拒绝起诉杨氏兄弟公司时，可汗便率领一群恶徒，挥舞竹棒，直接袭击杨氏兄弟公司。场面有如19世纪英美两国民间动用私刑的情景。而可汗的袭击行动也激得警方不得不逮捕杨氏兄弟公司的老板维纳什·亚伦（Vinesh Aron）。不过亚伦只在牢里待了两夜，就跟毕斯瓦兹一样未经起诉，立即被释放。

“有两个房间装满人骨。”可汗回忆道。总共动用了五辆卡车才把人骨全都载走。他还夺取了数千份文件，其中包括开给世界各地公司的发票。他说：“他们把货品送往泰国、巴西、欧洲、美国。”

出口禁令实施16年后，像是法律未曾生效过似的，我在废弃船坞的后室里与可汗会晤。他将我介绍给一位年轻女人，她戴着色彩丰富的头巾，曾在1999年至2001年期间，担任杨氏兄弟公司的事务员。她说：“我们以前经常依照世界各地的订单出货，向毕斯瓦兹购买人骨。我看过的尸体超过5000具。”她要求匿名，以免遭到报复。杨氏兄弟公司每个月会从国外收到约15000美元的款项，她还告诉我，毕斯瓦兹经营的人骨工厂不过是众多工厂之一，还有其他的供货商和工厂遍布于西孟加拉邦各地。

今日，杨氏兄弟公司屋顶上没有人骨。我在此地四处查探了一小时左右，还访问了附近的邻居，此时一辆白色箱型车停在公司建筑物旁，一名穿着粉红格子衬衫的男子踏出车门，轻快走向房子侧门，他敲门说：“我是维纳什·亚伦。”

亚伦看见我在喀嚓喀嚓拍相片，于是更使劲敲门，但门内的助理开不了锁。我努力想在短时间内丢出一个问题问他，没等我想出来，翻译已经硬把麦克风塞到他的面前，问他是不是还把人骨运往西方国家。亚伦似乎乱了分寸，脱口而出：“那场官司我们赢了！”接着大门嘎的一声开了，他迅速溜进了门内，在我的面前重重摔上门。

在后续的电话访谈里，亚伦说他现在卖的是医用模型和图表，不卖人骨。然而，一个月后，我与某个手术器械用品厂商见了面，对方自称是亚伦的姻亲，还说杨氏兄弟公司是印度唯一的人骨分销商。他那间位于金奈的小店，柜台后方摆了几个纸箱，里头装满了罕见的人骨。他从其中一个纸箱里，拿出一个拳头大小的胎儿颅骨，并露出微笑，好像他手里握着的是稀有的宝石。他说：“在印度，就只有亚伦还做这门生意，就只有他有那个胆量。”然后，他说可以帮我挖人骨，只收1000卢比（相当于25美元）。

2006年至2007年间，杨氏兄弟公司的产品名录上特别告知顾客，公司一律遵守法律行事，还分门别类列出人骨，标出零售价格，并注明“仅在印度境内销售”。然而，不知怎的，印度的骨骼还是能运到国外。

在加拿大，奥斯塔国际公司（Osta International）向美国与欧洲各地贩卖人骨。该公司已经营40年之久，号称可立即订货，立即出货。克里斯汀·鲁迪格（Christian Ruediger）表示：“我们的业务量约有一半都在美国。”他与父亲汉斯共同经营公司。

鲁迪格承认，该公司贮备了来自印度的人骨，可能是违反出口法，从印度走私出口的。那些人骨是他是多年前从巴黎某家分销商手中取得的，不过，2001年，供应来源消失了，大约就是可汗袭击杨氏兄弟公司之时。此后，他就一直向新加坡的中间人购买存货。鲁迪格拒绝透露对方姓名，他说：“我们希望能保持低调。”

我在调查期间访谈了三十家左右的机构，当中只有少数几家机构承认过去几年有购买人骨，但他们一律拒绝透露供应来源，也希望我不要公开细节。不过，奥斯塔这个名称被提及两次之多。某位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颇具名望的大学任职教授也表示：“我向奥斯塔公司购买过一副完整的人骨，还有一个已切割的展示用人类颅骨，两个都很完美。”

奥斯塔公司的另一位顾客是一家叫做丹斯普莱·林恩（Dentsply Rinn）的公司，该公司提供塑料模型头，内含真正颅骨，这是用来训练牙医的。营销经理金柏莉·布朗（Kimberly Brown）表示：“采购人骨十分困难。本公司规定颅骨必须合乎某种大小与等级，不能有某些解剖学上的缺陷。但是，我们对于来源却没有规定。”颅骨在英美两国是畅销商品。

不过，其实印度当局对于人骨的来源也漠不关心。虽然国际人骨贸易违反了印度出口法以及当地禁止亵渎坟墓的法令，但是印度官员却假装没看见。西孟加拉邦副总警长拉吉夫·库马（Rajeev Kumar）表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杀人。”警方之所以会开始注意毕斯瓦兹，单纯只是因为几位重要人士的尸体失踪的关系。他又说：“警方是根据社会大众施加的压力大小来执法的，人们认为这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大家都认为医界研究人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其实必须事先告知死者，获得同意后才能研究对方的人骨，人们对这点却没有定论。印度人骨贸易的再度兴起，反映了这种需求间的矛盾。人骨的供应主要源自刚死亡的死者，然而从贫民窟居民身上活体摘取肾脏这个更危险的行当，也只不过是印度古老陋习的现代版罢了。

同一时间，加尔各答的人骨工厂也开始重新营运。

第三章　肾脏探勘

2004年圣诞节后的一天，一场地震撼动了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市（Banda Ache）的海岸，致使数道冲击波迅速越过海床，累积成一股巨大的能量，重创印度尼西亚与斯里兰卡的海岸。这场海啸夺走了20万条人命，灾难让许多家庭破碎，涌出的难民潮也无止无尽。正当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单位不断提供大量援助，努力重建灾民生活之际，却有一些企业型医院和器官掮客，把这场悲剧性的灾难视为兜售难民肾脏的发财商机。

此次海啸令印度也遭受重创。位于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海啸难民安置区（Tsunami Nagar）专供海难幸存者居住，里头人人一贫如洗。在安置区，最受敬重的人士是一位曾是渔夫的马利亚·塞尔文先生。两年以来，他为了国际社会承诺给难民的基本资源，与政府官僚之间不断发生争执，就是希望自己所负责的三个安置区的难民，全都能够再度靠海维生。我在海啸发生将近两年后与他会面，当时难民营里尽是一列列糟糕透顶的混凝土房子，只比养牛场好上一些。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屋旁的阴沟内，就业机会就跟儿童的教育机会一样罕见。

塞尔文是村子里唯一的民选官员，对难民而言，已经算是个名人了。他的相片贴在建筑物的侧面，以及难民营正式入口的大铁门上方，只是其受欢迎的程度已每况愈下，当地年轻人用石头砸破他的肖像海报，还把墙上贴的相片上的眼睛给凿不见了。而他犯下的罪，其实是试图阻止器官流出海啸难民安置区。

塞尔文说：“以前，一个月只有一名妇女会把肾脏卖给掮客，最近的情况糟了很多，一周约有两名妇女，我知道自己得做点什么才行。”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院子另一端有一名穿着蓝色与鲜黄色纱丽的妇女对着他皱起眉头来。她看上去有45岁，但在我看来，因为印度贫民窟的生活艰辛，她应该只有近30岁而已。她的纱丽对折处上方坦露出腹部，一条30公分的疤痕边缘凹凹凸凸，横越腹部。塞尔文告诉我，在这里，几乎每一位成年妇女都有那样的疤痕。他说：“我没能力阻止。”

海啸卷走他的村子数周后，政府将2500名居民从丰沛的渔场撤离，重新安置在这片一无是处的土地上。安置区旁边是一家巨大的发电厂，发电厂把电力送往金奈，讽刺的是，安置区内停电的状况却非常普遍。其实村民所需要的东西并不过分，他们只希望有渔网和小型的三轮黄包车，这样渔夫就能把村里捕来的鱼送到市场上卖。于是，在政府重新安置村民后，塞尔文便向高等法院施加压力，要求法院送来其所承诺的现金与资源。

但是，他的申诉却遭受漠视。2007年1月，他受够了，于是在海啸发生的两年后，刚好有一场会议即将在金奈最有权力的其中一位大法官面前召开，他决定拿出手中剩下的唯一一张王牌。

他的计划很简单，让被迫贩卖器官的穷困妇女亲自说出证词，如此一来，法院就会感到愧疚并提供援助。毕竟，那些法官听到政府的毫无作为令人绝望，怎么可能不对村民的困境感到同情呢？

在拥挤的小区中心，法官倾听了塞尔文那令人喘不过气的证词，而一堆勇敢的妇女也自愿说出亲身经历。妇女们说，肾脏掮客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即使是在海啸发生前也是这样——但是，现在的掮客变得很残忍。妇女们露出疤痕的同时，塞尔文热切地等待法官能打开国家金库，送来资金。

可是，事情没有按照计划发展。虽然法官是仔细聆听了，但是补助金却被绑在可憎的印度官僚体制里，并非是因为缺乏司法命令而无法发放补助金。而且更糟糕的是，听众里的500名男女发现塞尔文把他们的秘密泄露了出去，几乎要暴动起来。把妇女的疤痕公之于世，使得整个村庄都蒙羞了。村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很穷，但是穷到要卖器官，却又是另一回事。年轻人大喊着，那些应该是私事，他竟然公开，让村里妇女的名誉扫地。

揭露真相并未促使政府将他要求的渔网和黄包车送到难民营，反倒让村里的肮脏秘密暴露在媒体面前，当地报纸开始报道丑闻，不久之后，国家级的医疗服务部门发现证据，印度共有52家医院涉及这起印度史上最大的联合盗窃器官案。

不过，尽管塞尔文没有达到自己当初所设定的目标，但这次的调查却成为对抗肾脏贩卖的一个良机，让掮客和腐败的卫生部门官员受到了指责。最后这个丑闻引起大众的强烈抗议，迫使一个国家的部长不得不作出官方回应。

回应的工作就落在泰米尔纳德邦卫生署长拉玛常德兰的头上。他以前是政党街头斗士，姓氏前面有着一连串坚不可摧的英文缩写，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而当某位政治对手把一罐酸性化学物质丢向他的脸之后，他在官场的位置更是跟着步步高升（他脸上的疤痕让他在政党会议时特别显眼）。不过大家没料到的是，他竟然没有采取警方行动，这让当地人都讶异不已。拉玛常德兰并未打算让法院审理这个案件，而是想斡旋解决。他不假思索，立刻召集印度顶尖的移植医生齐聚一堂开会，要他们发誓停止贩卖器官，并试着改用更多的尸体。他决心让医生自我监督，这等于是做做样子，只作稍微申斥，就轻易放过了医界。

但是此举并没有消除大众的怒气，人们仍旧想找出罪魁祸首加以处罚，因此逼得他还是必须作出一些让步。最后拉玛常德兰为了表明自己会以强硬手段打击犯罪，令卫生署关闭了两家规模最小且设备最差的疗养院，而这两家疗养院跟非法移植并没有关联。此举让金奈市的其余移植团队全都松了一口气。即使有明确的文件记录显示，数十名外科医生涉及前一年两千多件的非法肾脏移植案，但是几个月内，金奈的那些人继续重操旧业，如常经营。

当印度财富日益增加之际，塞尔文以及数千位贫困的泰米尔人却永远无法平等分到一杯羹，因此在艰难时期，贩卖器官有时仍是唯一的途径。

“在印度境内的其他地区，人们说起要去马来西亚或美国时，眼中都闪烁着希望的火花；但海啸难民安置区的人，只有在说起卖肾的时候，眼里才会闪动希望之光。”他如此告诉我。

海啸难民安置区发生的憾事并非特例。第三世界的可用器官供应量充裕，第一世界等候器官捐赠的名单长之又长，令人痛苦难耐，因此器官掮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过去40年来，肾脏的需求量持续稳定上升，而世界各地的穷人往往把自己的器官看成是重要的社会安全网。

自从环孢素（cyclosporine）等抗排斥药物发明后，由医生以及腐败的道德委员会所构成的国际阴谋集团，已逐渐把埃及、南非、巴西、菲律宾的贫民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器官农场。器官生意背后的肮脏秘密就在于，永远不缺自愿卖器官的卖家。

对于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人而言，800美元几乎称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这笔款项等同于是过度的鼓励及强迫，赤贫的小虾米如何对抗得了资本家的全球企业呢？

假使器官匮乏问题能够像数学问题一样，简化成数字，那么要为美国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上的10万人找到活体捐赠者，也就不是一件难事了。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第三世界的卖家，而且这往往是解决问题最经济实惠的途径。在印度医院接受移植手术，费用约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其中的经济利益实在太诱人了，因此有好几家美国保险机构也想分一杯羹，比方说，印美保健（Ind US health）和联合集团（United Group Programs）这两家机构经估算后发现，在美国国内进行长达数年的透析疗法，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最终仍会致死，相较之下，国外的肾脏移植手术费用便宜多了。而这些公司与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那些有需求就几乎可立即安排器官移植的医院之间，恰巧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类的外包医疗方案十分诱人，2006年2月，西弗吉尼亚州议会考虑为州政府雇员提供一种正式保健计划，让选择在国外医院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可享有退款奖励。在本书英文版出版时，这条法律规定仍待决议，然而整体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应注意，印美保健的网站声称他们会支付移植手术费用，但寻求活体组织的患者必须自行安排捐赠者，但只要有合适的医院联络人，就相当容易找到捐赠者）。对受赠者而言，人体市场在临床上的优势胜过于合法竞争。一般而言，活体捐赠的移植成功率高过于尸体捐赠，相较于接受脑死患者器官的患者，花钱买活体肾脏的患者通常活得比较久。

然而，尽管活体器官的费用较低，也较能延命，不过这种跨越司法管辖地购买器官的行为，是毫无道德可言的。虽然掮客能够让购买器官变成一件易事，但是器官卖家却没有因为卖器官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容易些。

几乎每一位在海啸难民安置区里的妇女都会说，在自己最绝望的时期，器官贩子利用了她。有一位名叫罗妮的妇女就抱怨说，自从手术后，她就连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都痛苦得难以忍受，必须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才行。

罗妮的丈夫失去捕鱼工作后，就开始成天喝酒。这是她麻烦的开端。在一直缺钱的情况下，罗妮在女儿佳雅结婚时，就连简单的嫁妆都没能力准备，所以佳雅的婆婆和新婚的丈夫就把气出在佳雅身上。他们强迫佳雅做额外的工作，动不动就打她，尽可能让她的生活过得痛苦不堪。不到一个月后，佳雅回家看母亲时，试图喝下一夸脱（约1升）杀虫剂自杀。

罗妮发现女儿昏倒在家里的木板床上，赶紧抱起女儿，背她去当地医院。那里的医生处理过很多喝杀虫剂自杀的人，因此医院里已备有中和剂。数小时后，医生令她的情况稳定下来了，只是必须在加护病房待到一周以上。不过，罗妮根本负担不了住院费用，要是没有付款保证书，就必须停止治疗。他们说，罗妮必须想办法尽快筹到钱，不然她的女儿就会死。

那些年，海啸难民安置区有好多人卖掉自己的肾脏，一些爱挖苦的当地人开始把那座难民营称作是“肾脏村”。肾脏中介俨然成了一种家庭产业，卖过肾脏的妇女介绍朋友卖肾。掮客惯常会开出高价码，说一场手术可拿到三千美元之多，但等到卖肾者动完手术后，掮客通常只会把当初开价的一小部分金额施舍给卖肾者。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这是诈骗，可是那些妇女却在为其开脱，说被敲竹杠总好过什么都没有得到吧。

罗妮的一个朋友在一年前卖了肾，她跟罗妮说，有一个叫做达娜拉希米（Dhanalakshmi）的掮客在金奈的提婆吉（Devaki）医院外，开了一家茶馆，用来掩护真正的买卖——在黑市里供应器官。达娜拉希米预付了900美元给罗妮，好让她用来支付佳雅的住院费，并答应手术后再给2600美元。达娜拉希米同时也讲明了，要是罗妮反悔，就会找打手来摆平。

进行器官移植前，罗妮提供了血液和尿液，以便证明自己符合买主的配对条件，买主据说是一位有钱的妇女。等到罗妮的血液被认定符合配对条件后，罗妮就被送到金奈的综合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授权委员会的伦理审查。

该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确保所有的器官移植手术均属合法且没有金钱交易，有权在第一时间监督及阻止肾脏诈骗的出现。尽管该委员会的宗旨崇高，章程却很少落实，常常核准由掮客经手的违法器官移植手术。委员们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行径，让移植手术看起来处处合法。只要委员会的审理会议是在器官卖家与买家双方都了解的哑剧中进行的，那么委员会就可以说已经尽了全力确保交易合乎道德的责任。毕竟，出现在委员会面前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发誓要说实话。达娜拉希米指导罗妮，要她只在对方问话时才开口，还给了她一袋伪造的文书，接着就一溜烟走了。罗妮还说，有时在审查会之前，达娜拉希米会先用2000卢比行贿，以确保一切顺利进行。

当时，并不只罗妮一个人待在委员会的等候室，还有另外三名妇女也在那里等着卖肾。

“我们一次进去一个人，（委员会）就只是问我愿不愿意捐肾，然后签文件。很快就结束了。”罗妮如此表示。

文书流程处理完毕后，罗妮就进了提婆吉医院动手术。手术按计划进行了，可是复原却比她预期的还要费时。她的邻居——就是当初把她介绍给达娜拉希米的那位朋友——坐在她的病床边，没日没夜地照顾着她。不过，三天后，她的伤口还在流出液体，医院却叫她出院回家。又过了一周，当她回医院检查时，那些医生通通都假装不认识她。

同时，罗妮术后等待复原的那段期间，掮客却不见了踪影，她马上就发现自己是被骗了。

现在，她的体侧会痛，害她没办法做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在当地的建筑工地打零工。我问她值不值得，她说：“应该要阻止掮客，我真正的问题是没钱，我不该为了救女儿一命，跑去卖肾。”

另一个案例是玛莉佳，33岁，住在海啸难民安置区外一英里处。她说，她帮人洗衣，靠微薄的工资度日，她想要脱离贫困的生活，才决定卖器官。我在她那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里采访她，而她所居住的那条街充斥着腐鱼和开放式水沟的臭味。她满身大汗，但她不怪罪金奈那无可忍受的炎热，她怪罪的是医生摘除并卖出她的肾脏后，术后照护非常差。

在海啸蹂躏金奈的数天前，名叫拉吉的掮客——目前在码头附近经营一个茶摊——说可以帮她解决钱的问题。他的交易似乎简单易懂：3000美元买她的肾脏，预付750美元（即使是现在，她一想到那笔现金，仍不由得露出微笑）。数日内，她就收到一张上面是假名的文件，碰到的状况就跟罗妮的一样，官僚体制的障碍已经清除，没有问题了。不久之后，她就打包好，前往马都莱（Madurai）。马都莱是泰米尔纳德邦的一座小城，拉吉黑市网里的几位成员，负责带她前往国际知名的阿波罗医院的分院，把她交给医生。他们摘取她的肾脏，将肾脏移植到器官移植团体里某位有钱的斯里兰卡人身上。根据警方纪录，那个人付了14000美元进行这场手术。不过术后的复原期却比玛莉佳预料中还要久，她有整整20天都没办法回金奈。院方拒绝提供膳宿给她，就连术后药物也是她自掏腰包买的。等她终于回到金奈后，拉吉却说，他连一卢比也不愿意多付给她。

她求拉吉付钱，求了两年还是没有结果，便向警方投诉。她指控拉吉诈骗了她的器官，但是警方却有不同的看法。警方以器官交易的罪名逮捕拉吉，还扬言要逮捕她，因为她同意卖肾。

“他们两个都犯法了。”警察总署里的一名便衣警探如此表示，“起诉其中一人的话，另一人也要逮捕。”一周后，拉吉回到街头，警方只给他警告了事。当我依循警方报告上的地址找到他时，他正在招呼小茶摊。他一边煮着一杯含糖的雀巢咖啡，一边告诉我，其实他才是受害者。

“我只是要帮助人而已，我听说某个人因为肾脏衰竭，就快要死了。而且，又知道这里有很多人愿意卖。这样有错吗？这应该合法才对。”他这样表示。我问他，他为什么没付剩下的钱。他说，他答应给玛莉佳的金额不超过750美元。“我给了她应得的金额。”他还说，他还要付钱给好几位掮客和医生，他的净利其实只有300美元。

玛莉佳告诉我说，她动完手术后一直无法完全康复，而她那十几岁的儿子康南得了B型肝炎，快要引发肾脏衰竭。她说：“不久之后，他就需要移植肾脏，我却连肾脏也没办法给他。”就算她找得到医院愿意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给她儿子，也筹不到买肾的钱。在印度，人体部位是社会阶层低的人提供给社会阶级高的人的，绝对没有反过来的事。

负责跟罗妮和玛莉佳协商的掮客，在一连串的中间人当中，都是属于阶层最低的。移植手术要价14000美元，这些大大小小的中间人都从中分了一杯羹。拉吉声称，他分到的钱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佣金都是让马都莱的大交易商山卡尔（Shankar）给拿去了。

虽然山卡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这行，高层人士的身份向来是公开的秘密。例如卡皮亚（K. Karppiah）便是肾脏贸易中最活跃的角色之一，这一点人尽皆知，大家都是私下低声提及他的名字，他就住在海啸难民安置区外一英里处。在一个月内，约有数十名肾脏卖家都提到他的名字，说每一个肾脏只要卖出去，他都能从中分一杯羹。他是掮客首脑，很少直接联系患者或贩子，却是推动整个系统顺利运作的中间人。

当我出现在他家门前时，他拒绝接受采访。不过，就连外头铺柏油的男人都知道他是权力很大的要角，他跟我说：“大家都知道卡皮亚，这条街上所有的房子都是他的。”

我的运气不太好，不仅没有人前来透露自己的故事，警方也没有进行后续的调查，身为局外人的我几乎不可能得知器官从卖家到买家之间所要经历的过程。尽管买家和卖家待在同一家医院，但是购买罗妮和玛莉佳肾脏的患者，却从未在卖家面前自我介绍。这一票中间人——从身为掮客的拉吉、达娜拉希米、卡皮亚，到动手术的医生——让整个供应链保持秘而不宣。毕竟，不让患者与卖家直接协商，对中间人而言才最为有利。中间人做的是简单的牵线工作，唯有保密，才能收取高得不合理的介绍费。

中间人之所以对供应链的细节保密，显然有其经济利益上的诱因，而院方和医生则利用保护患者权益的老练说法，把整个过程关在大门后面。即使是西方国家的合法尸体捐赠，院方也认为向受赠者透露捐赠者的姓名，会损害每一位参与者的隐私权。

印度政府列出了在金奈非法进行肾脏移植的五十多家医院，我根据这份清单，造访了其中6家医院，每一位外科医生都跟我说，要是允许捐赠者与受赠者会面，会对双方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不过，真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人类学家莱丝莉·夏普（Leslie Sharp）曾在其著作《奇异的收割》（Strange Harvest）一书中讨论美国的尸体捐赠体制。她写道，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的匿名情况，是近来才出现的医学伦理。20世纪50年代，移植手术首先在美国地区变得普遍起来，当时的医生主张，把捐赠者家庭介绍给受赠者可改善手术的临床成功率，因为双方可分享病例，甚至或许能通过移植手术而形成较为紧密的关系。然而，随着移植产业的利润愈趋成长，捐赠者的器官开始失去身份。匿名成为了新的常规做法。

1990年代初期，夏普开始进行研究时，“移植专业人士认为‘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书面沟通属于破坏行为，亲自会面沟通的破坏程度就更大了。”临床人员的处理态度则更甚之，他们把寻找器官去向的捐赠者视为病态。

然而，夏普的研究结果却显示，一般而言，捐赠者与受赠者都想要知道对方是谁，但都被医疗人员阻挡，无法得知。她写道，当移植社群的人在公开活动的场合中聚在一起时，“讲述着双方见面的故事，总是能让底下的听众由衷产生喜悦与赞扬的情绪。”然而，院方例行将记录封住，不让双方见面。

两个活人因生命的延续而有了关系，受赠者和捐赠者的家庭自然会想要得知器官的来历和去向，夏普为了描述移植技术所创造的这种独特的关系，更创造出了“生物感伤（biosentimetality）”这个词汇。尽管双方渴望见面，但是在“放弃医疗隐私权”这个观念的背后，其实有着更为实际的理由。

在国际器官交易的情境下，即使患者知道自己是在购买器官，甚至怀疑供应链中存在非法的事情，医生却会运用隐私权的道德观来打消患者的疑虑。各位可以试想，以下哪一种情况比较糟糕呢？是揭露出有人被迫贩卖身体组织的故事？还是让掮客不受约束地掌控器官的供应？如果医生与掮客同时扮演赚取利润的中间人与医疗服务提供商的话，这种情况显然会产生利益冲突。匿名的做法会让供应链完全受到掌控，为敲诈和犯罪活动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就注意到，对于移植用器官的需求，近乎一种新形态的食人主义。过去20年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人类学家南茜·薛柏-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及揭露国际器官网的伪善作为。2000年，她发表划时代的《全球人体器官交易》（The Global Traffic in Human Organs）一文，直指人体器官的交易是通过伊朗的国家资助方案，从巴西贫民区、南非棚户区、印度贫民窟等地开采人体器官。

然而，她最深刻的洞察力并非在于记载器官贩运的规模，而是针对人们坚若磐石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大家对于器官短缺的性质原本就抱持着一定的成见。她认为，市场对器官的需求永无止尽，就表示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面前，展露出医学上的傲慢。她说，医学界画出美好的大饼，向患者保证说：“运用别人的器官，就有可能史无前例地无限延长寿命。”医生告诉即将死亡的患者，唯一能救活性命的方式，就是接受运作正常的肝脏或肾脏，取代自身体内的衰竭脏器，导致移植名单（例如美国联邦器官共享网络不断更新的移植名单）愈来愈长。

不过现实情况却是，患者宁愿移植器官，也不愿被透析机或人工心脏所束缚；他们也不知道的是，移植器官后，只不过是把致命疾病换成慢性疾病而已。患者接受新的人体组织后，往往只能延命数年。移植方案经常宣传说，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是在赠与“生命的礼物”，还说成功的移植是“奇迹”；可是却鲜少提及一点，移植后的生活质量一般上并不若浴火凤凰般的重生，受赠者反而必须极为依赖抗排斥药物，而抗排斥药物又会降低免疫系统能力，极易罹患致命的伺机性感染。

薛柏-休斯同时也指出，掮客很容易就能找到人体组织。她写道：“真正短缺的并非器官，而是移植患者缺乏足够的管道购买器官。”在美国，直接付款给卖肾的捐赠者，是很困难的事情，而移植名单又创造出一种器官短缺的急迫感。没有了卖肾的捐赠者，确实造成多数的器官都是来自于美国有限的供应量。美国人摘取器官的方式，无非是通过脑死患者、患者亲戚、偶尔的自发捐赠，以及器官共享计划。可用组织的数量有限，造成供需极度失衡，器官移植费用增加。昂贵的价格支撑了整个自给自足的医疗经济体，当中涉及特别维生系统供货商、器官运输商、法务部门、医生、护士、社工、管理人员，他们让器官移植产业持续运作，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医生与医疗人员掌控了获准列入器官移植名单的人数，因此有能力提高器官移植的整体合格率，还能制定可用器官与整体供应量的标准比率。在美国地区，捐赠者在过去几年来所提供的器官数量已有大幅的增长，然而捐赠数量和等候名单上的人数之间的比率，却没有多少变化。

移植名单——具体而言，就是器官摘取网——让大家以为器官稀少，医学中心之所以能赚大钱，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院方告知器官衰竭的患者，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取得替代的器官。不过，比较贴近真相的事实是，患者所失去的健康，在移植后很有可能只会恢复一小部分。那么，移植器官体系付钱给活体捐赠者的话，就会比较合乎道德吗？非也，我的意思是，医生与患者应该站在更实际的角度，思考生命有限这件事。

然而在美国，我们一点都不能影射美国移植中心买卖器官。移植中心的存在是为了拯救生命，医生应该超脱于庸俗的商业世界。可是，实际状况却是，坐拥移植中心的医院都能有大笔的进账。移植中心有如质量标章，能替医院里的所有部门招来许多生意。例如，医院在公路广告牌上宣传移植中心，这种做法确实再普遍不过，但这并非因为许多驾驶人有可能需要新鲜的器官，而是为了要大家觉得医院在所有医学领域都有完美的表现。

美国的《国家器官移植法案》明确规定买卖人体组织属于非法行为，不过，对于器官移植的相关必要服务，却一字未提。移植外科医生与积极支持者会立即言明，移植中心实际上并未贩卖器官，只提供移植服务。可是，移植服务的价格却十分昂贵。2008年，密里曼（Milliman）公司的精算师按实际计算出各种器官移植的总费用，肾脏移植费用为259000美元，当中包括总采购费用（67500美元付给医院，作为摘取肾脏的费用）、术前与术后的手术照护费用、免疫抑制剂费用、医院行政费用等。肝脏移植费用为523400美元，胰腺为275000美元，肠子则是巨额的1200000美元。移植中心的患者没一个是去买医疗服务的，他们是去买器官的。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富人或有超级保单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是享有美国政府保险者）才能考虑进行器官移植。就算在账面上动手脚，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不能公开购买器官，造成医疗费用高昂，况且等候名单又长得要命，逼得人们不得不转向国外的移植中心，取得快速又便宜的医疗服务。医疗费用较低，就表示那些被美国高价器官市场排除在外的患者，有机会在国外找到负担得起的移植手术，而且也不会牺牲掉医疗质量。患者会考虑前往的其中一家海外移植中心，就是位于巴基斯坦拉哈尔（Lahore）的亚迪尔（Aadil）医院，这家医院的广告中说，国际标准化组织将其评为具备西方医院的医疗水平的医疗机构。

如今，亚迪尔医院以移植患者为对象，公开宣传两种移植方案：首次移植为14000美元；首次移植的器官衰竭后，再次移植费用为16000美元。亚迪尔医院执行长阿杜·瓦西·席克（Abdul Waheed Sheikh）在电子邮件里表示：“患者不用担心捐赠者的问题，本院会通过慈善组织，安排活体捐赠者，捐赠者有数百人之多。”

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国的医院，也全都宣称他们同样有过剩的志愿捐赠者，可以捐赠器官给高薪患者使用。由于患者不知道该如何自行预约黑市移植手术，再加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医院之间悬殊的差价，因此国际掮客便有机会从患者身上榨取肮脏的利润。

不过在菲律宾，器官销售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根据菲律宾新闻局在2005年公布的报告数据，一流医院的肾脏移植费用是6316美元。负责安排移植事宜的器官掮客会尽可能提高收费，从中赚取差额。

尽管入院的患者能够意识到器官供应短缺现象十分明显，但是，由于国际汇兑的力量使然，跟美国地区高涨的医疗价格相比，在国外取得器官的费用仍旧不到美国的一半。同时，患者对法律的困惑、恐惧、信息鸿沟，创造出典型的套利环境，让那些互通有无的贩子如鱼得水。中间人可收取大笔利润，重挫了改革的心力。

价格下降时，受害最严重的就是供应链的最底层。正如我们在印度海啸难民营所见，卖家通过器官掮客卖一个健康的肾脏，平均只能赚得数百美元——如果掮客真的会付钱。而且，尽管需求量剧增，掮客付的钱却没有变化。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指出，全球罹患糖尿病的患者数量达到17100万人。2030年，数字将会攀升至36600万人。

“各国与各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以洛杉矶为据点的器官商人如此解释。他在liver4you.org网站做在线生意，要求我只能用米奇这个化名。“由于大多数海外移植都是在医生的掌控之下，像是美国私人诊所那样，所以价格区间很广……在器官交易合法的国家，例如菲律宾，捐赠者的人数十分庞大，因此，捐赠者必须接受平均3000美元的（卖肾）价格。”

成本降低了，买家付出的费用却鲜少会降低。器官一旦从街头进入医疗供应链，价格就会快速攀升。米奇说，如果是肾脏移植的话，他的一般收费介于35000至85000美元之间。米奇每一笔交易可以净赚25000美元以上，实际所得的净利要视手术地点而定。

米奇这样的角色将国家间的法律差异化作进账收入，器官中介的做法似乎深植于器官移植的核心，也助长了普遍缺乏透明度的情况。掮客扮演着隐匿程序的关键角色，同时也利用了始自捐赠者身体、终于受赠者身体的整体供应链，大幅提升获利。

部分学者与经济学者主张，唯有合法且受规范的体制，方能停止器官供应链的剥削歪风。他们还主张，无论司法制度如何创立，有价捐赠的情况仍会存在。像瑞迪（K. C. Reddy）——涉及金奈丑闻的其中一位医生——这样的移植外科医生表示，这样的体制可以让器官送到有需要的患者那里，同时又能保护捐赠者的利益。此外，还可以保证捐赠者获得完善的后续照护与公平的金钱。

因此，利伯维尔场的解决方法很诱人。我们相信个人自由以及可决定自身命运的天赋权利，而利伯维尔场的方案恰好与这样的信念相互呼应，还多了“摆脱投机的中间人”这项经济诱因。然而，现实世界中，成功的故事少之又少。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写道，采用市场方法来解决肾脏短缺问题，将器官贩子置于不利的境况中，贩子所握有的“选择范围会因高额补偿金而受到局限，这并非因为卖家面对钱失去理性，而是因为对于某些需要钱的人来说，某些出价即使低到有辱人格，仍旧是诱人得难以抗拒”。换言之，总是会有人愿意低价贩卖自己的人体部位。

器官买卖合法化的支持者在论及现在器官销售合法化且拥有充沛资源的国家时，往往会举伊朗作为标榜的范例。在伊朗，只要是中央政府机构所管制的器官销售，均属合法。捐赠者会因自己的牺牲而获得金钱，复原期间也有医生照料。结果，几乎再也没有患者出现在等候名单上，等候新肾的到来。

我致电人类学家薛柏-休斯，想讨论伊朗采取的解决方法，她没好气地说：“伊朗活体捐赠合法化时，竟然天真地认为肾脏供应量的匮乏问题只是营销问题而已。然而，伊朗政府承担了管理黑市肾脏贸易的责任后，掮客与肾脏猎人的名称只不过是换成‘移植承办人’，他们仍旧是暴徒，在街头和游民收容所诱拐人低价捐赠器官。”

换言之，合法化并没有让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改变动机，只是让他们的违法手段合法化罢了。

第四章　家长会面

我租了一辆起亚（Kia）汽车，已经连续数小时弓着身体，握着方向盘，飞速驶过一片片的玉米田和一间间的小镇教堂，最后终于停在美国中西部的某条街道上。我试着不要引起别人注意。这条街的对面，有一位十一二岁的男孩，他穿着银色运动短裤和美式足球T恤，正在自家前院拿着枯枝玩耍。我的心脏痛苦得怦怦跳动，不晓得自己是否准备好永远改变他的人生。

为了这一刻，我已经筹备了数月之久。之前，我在印度金奈那些布满灰尘的警察局里，跟身穿卡其色制服的警员谈话，详细查阅无数叠法院文件。堆积如山的证据诉说着令人心碎的故事，印度贫民窟的儿童遭人绑架，卖到孤儿院，进入全球领养管道。我特别调查了其中一起案例，在这起案件中，警方坚称已追踪到某位被窃的印度男孩的下落，连他在美国的地址也查到了。两天前，男孩的父母通过律师，请我转达口信给美国的家庭，期望能获得友好的回应，良善的沟通。不过，当我穿越了10个时区，终于来到这里之后，却茫然若失，不知该怎么办了。

副驾驶座上面，摆着一份破旧的米黄色活页夹，里头装了证据：一小包相片、警方报告、头发样本，还有法律文件，里头详细描述了这起在印度法院里滞留长达十年的案件。而住在郊区的这家人很有可能完全不知情。我一直等到男孩缓缓走到房子后头，才小跑步到门口按门铃。

来应门的是一位十几岁的印裔女孩，她露出好奇的微笑。我结结巴巴说：“你妈妈在家吗？”不久，一位金发女人来到门口，她穿着牛仔裤和长袖运动衫，以狐疑的目光望着我。

1999年2月18日，这一天是席娃嘉玛最后一次看见儿子苏巴希，当时他还很小，得要她抱着才行。席娃嘉玛就像泰米尔纳德邦的许多印度人一样，没有姓氏，她住在金奈的普瑞安索贫民窟，此地与美国中西部之间，不仅地理距离遥远，文化的差距也同样很大。孩子们在熙熙攘攘的街上玩板球，临近的印度洋送来了令人无法忍受的湿气，包围着整条街道。尽管街上十分拥挤，仍被视为安全的区域，即使无人特别看管的孩子，也会有邻居帮忙留意看着。

所以，那一天，当席娃嘉玛把苏巴希留在离住处不过数十米远的抽水机那里时，心里也自然觉得会有人看着他——确实有人正在看着他。印度警方说，在席娃嘉玛离开的那5分钟，可能就有个男人把她那刚学走路的幼儿抱到电动三轮黄包车里了。警方认为，苏巴希应该在隔天就已经被带到该城郊区的孤儿院，因为孤儿院会付现金买健康的儿童。

对于做父母亲的人而言，这是最恐怖的梦魇。席娃嘉玛和她那做建筑物油漆匠的丈夫纳格西瓦·劳乌，接下来5年的时间都在印度南部四处搜寻儿子的踪迹。这一家人从不放弃希望，深信他还在某个地方活得好好的。他们用亲朋好友当私人侦探，紧追着谣言与误报，最远向北追到了海得拉巴，那里距离他们的家乡约有325英里。为了筹措找儿子的费用，劳乌卖掉了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两间小屋，举家搬到只有一个房间的混凝土屋子里，屋顶是用茅草盖的，处于一所寺庙的阴影之下。为了节省花费，这对夫妻还让女儿辍学。艰难的寻人经历让这一家人从下层中产阶级的顶端落入了赤贫的境地。但是，尽管他们付出了种种努力，仍然无法靠近儿子一步。

到了2005年，事情终于有了幸运的突破。有人向金奈的某位警察通报，说有两个男人在酒吧里大声争论着绑架的事情。警方说，之后经过盘问，那两名男人和两名女性共犯承认，他们一直在帮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Malaysian Social Services，简称MSS）偷小孩，该家孤儿院把儿童出口到国外不知情的家庭那里。绑匪绑到一名儿童可赚得1万卢比，约相当于236美元。

根据一份送交法院的警方文件显示，孤儿院的前园丁马诺哈兰（G. P. Manoharan）已明确供认自己抓走了苏巴希，同时从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那里没收的记录文件也显示，在苏巴希被抓走的隔天，也就是劳乌提报失踪人口的那天，该中心就接收了一名年龄与苏巴希相仿的男孩。两年后，男孩被人领养了。我查看了放弃书，即证明母亲不再有能力照顾孩子，而将孩子交给孤儿院的必要文件，还看了其他孩子的放弃书，全都是伪造的。警方说，那些同谋把男孩的名字改成亚西拉夫，捏造了关于孩子过去的假记录，其中包括一份假生母的声明书。

根据金奈警方的归档文件显示，1991年至2003年间，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至少安排了165个国际领养案，儿童大多被送到美国、荷兰、澳洲，从中赚取的“服务费”高达约25万美元。

假设印度警方查到的事情属实，也就是说，劳乌与席娃嘉玛寻找的男孩已经有了新的名字、新的人生的话，那么也就表示，他很有可能完全不记得印度的生母，也不会讲母语。多数的国际领养案都是“不公开的”，亲生父母没有权利联络孩子，而且由于领养过程需保持机密，因此就使得要找到那些可能是经由诈骗方式被人领养的孩子十分困难。

自苏巴希失踪后，席娃嘉玛便陷入了深深的沮丧情绪里。10年后，她仍旧脆弱不堪，眼睛周围是深暗的黑眼圈。一提起儿子的名字，便会突然大哭起来，用纱丽轻拭眼角。

“是那些人做错事，”她这样说，“为什么我们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孤儿院里挤满了儿童，为什么还会密谋在街上偷别人的孩子呢？也许，是因为苏巴希皮肤白皙，健康良好，才会被视为特别容易被领养的对象吧。

我回到金奈后，想要获得更多的消息，于是便开着我那辆小小的黑色现代汽车，穿越川流不息的卡车、黄包车、走失的牛群，前往城外郊区的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在首轮申辩后，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关闭孤儿院，不再开展国际领养事务。然而，该中心依旧执行数项社服计划，并经营一间幼教学校。

我把车子停在亮粉红色的建筑物外头，走出车子，透过铸铁门窥看里头。一名穿着纯白衬衫的男人立刻挡住了我，并自我介绍说他是迪内什·洛文卓纳（Dinesh Ravindranath）。我在警方的报告上看到过这个名字，他是绑架案的共犯。他说，自从他父亲在2006年去世后，他就一直负责经营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同时兼任该中心的律师。

洛文卓纳跟我说，警方对该中心的调查——在印度是头条新闻——被严重夸大了，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控诉警方利用调查之便，向该机构勒索钱财。他说：“法律有规定，妇女想要放弃孩子给人领养，我们不能问她太多过去的事情，必须毫无怀疑地接收儿童才行。”

但是，我在调查期间所取得的放弃书，上面有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高层职员的签名，还有绑架嫌疑犯的签名，嫌疑犯已承认用不同的化名交出多位儿童。我逼问洛文卓纳，嫌疑犯跟警方说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会付绑架费给他们，但洛文卓纳声称这是误会，并表示：“妇女来这里时，我们出于爱心，会给她们2000或3000卢比（约47美元），才不是绑架费。这种事情到处都有，我们只不过是代罪羔羊。”

不过领养问题确实很普遍。过去10年来，德里、古茶拉底邦（Gujarat）、安得拉邦（Andhra）、马哈拉什特拉邦（Maharashtra）、泰米尔纳德邦的丑闻，暴露出严重违反领养议定书的行径，并证实了印度父母亲的孩子是被国外家庭给领养走的。由于领养费的利润很高，因而促使孤儿院要稳定供应可领养的儿童。把儿童从印度带到美国的费用大约是14000美元，这还不包括要付给孤儿院的3500美元的标准收费。在最糟糕的案例中，曾经受人敬重的机构其实都致力从事儿童贩运，而那些好心的美国家庭也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并不是在领养儿童，而是在购买儿童。

这类丑闻并不限于印度境内。2007年，法国慈善机构生命方舟（Zoe's Ark）的雇员遭到逮捕，他们试图带着103名儿童火速离开查德，他们声称这些儿童都是苏丹战争的难民。不过，警方随后查明，惊讶地发现多数儿童都是从查德的家庭里偷走的。在2006年时，《观察家报》也曾发现，麦当娜从马拉维孤儿院领养的戴维·班达，其实并不是孤儿。到了2009年1月，美国犹他州一家名为聚焦儿童（Focus on Children）的领养机构，更承认犯下诈欺罪，并违反了移民法；根据联邦起诉书，他们不仅误导亲生父母，还对可能成为养父母的夫妻说，孩子是孤儿或遭到弃养，然后引进了至少37名萨摩亚儿童供人领养。而在一场大地震把海地的许多地方都化为瓦砾后没多久，某个以爱达荷州为据点的基督教会团体里的数名成员也遭到逮捕，罪名是他们试图未经许可就将海地的儿童带离海地。

“这是个出口儿童的产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南亚媒体主任莎拉·克洛（Sarah Crowe）表示。“假使领养机构的第一要务并非儿童权利，而是利润，那么就等于打开了严重滥权的大门。”

为解决这种剥削型犯罪，美国于2007年制定了《海牙跨国领养公约》（The Hague Convention on Intercountry Adoption），也已经获得50个国家的签约。不过，亚拉巴马州史圣福大学法律教授大卫·斯穆林（David Smolin）认为，海牙公约毫无作用。领养了两名印度儿童的斯穆林在电子邮件中跟我说：“海牙公约本身有一大缺陷，那就是确保儿童确实遭弃养这件事，全都信赖输出国的说法。若只是单纯相信输出国所说的话，那么接收国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斯穆林也早该可以推测到，其实他所领养的两个女孩是被生母送到安得拉邦的孤儿院，为的是让她们受教育，因为这样的做法在印度穷人中屡见不鲜。可是，不识字的母亲却是在一开始就被骗签下了放弃书，之后，当她尝试重新取回监护权时，通通都被孤儿院的人给赶了出去。

这两位女孩分别为9岁与11岁，孤儿院的人教她们说，父亲死了，母亲弃养。不过，后来她们还是把真相告诉了斯穆林，但美国的领养机构却拒绝调查这件事。等到终于查出女孩们的亲生父母亲时，已经过了6年的时间，而女孩们也早已习惯了亚拉巴马州的生活。最后女孩们仍留在美国，不过斯穆林吐露领养的真相，于是一家人前往印度，拜访女孩们的生父母，并经常保持联系。

此后，斯穆林的法律生涯方向便转了个弯，他现在已是美国提倡改革领养流程的重要人士。他特别指出，海牙公约的最大缺陷就是并未针对富国支付的领养费，制定金额上限。他说：“如果不严格限制金额，其他的规定全都注定要失败。”

印度的警察、律师、领养倡导者也都附和他的看法。副警长山卡尔（S. Shankar）表示：“如果领养儿童不用付钱，那么这种犯罪行为全都会消失。”山卡尔是苏巴希案的主要调查人，他更特别要求我不要在书中公开他的全名。

当时，金奈警方根据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的文件，查到苏巴希在美国，于是马上打电话给劳乌，请他来警局，并试图让他从一排相片中找出自己的儿子，而劳乌也马上就指出其中一张快照。警方说这张快照是从亚西拉夫的孤儿院档案里取得，是苏巴希进入孤儿院数天后拍摄的。劳乌回忆道，在那张相片上，苏巴希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衣着有如西方儿童。但现在我眼前的劳乌却是斜躺在凌乱住处里的一张塑料制折叠式躺椅上，左右两侧是苏巴希的两位哥哥，十几岁的萨萨拉和洛凯希。他说：“已经快要6年了，但我还是马上就认出他来。”

警察局长对指认结果感到很满意，却对劳乌说，忘掉这个男孩吧，苏巴希在美国会过得比较好。劳乌说：“警方把我当成无名小卒对待，可是，儿子从我身边被偷走，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呢？我不希望儿子一生都以为我们遗弃了他。”

不过，至少劳乌还知道儿子的遭遇。在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还约300件国内外领养案仍有待调查，可是就只有在媒体关注的时候，地方上的警方调查才会有所进展。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案的调查速度缓慢如冰河的移动，因为这起案件从市立警方踢到邦立警方，再踢到联邦警方，随着每一次的交管，案子的范围就愈缩愈小。现在负责调查的则是印度中央调查局，中央调查局根据法院命令，只追查3个跟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有关的案件，在3个案件中，被偷走的贫民窟儿童据称已分别送到澳洲、荷兰和美国的领养家庭，而送到美国家庭的就是苏巴希。

调查此案的负责人山卡尔承认，警局的调查只触及问题的表面而已。实际上，如果亲生父母负担不起律师费用，就无法让儿童绑架案进入法院程序，因而案件很有可能毫无进展。这位身材魁梧、满头灰发的警察同时也表示：“此时此刻，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些长达十年的陈年旧案。”他说，其他孤儿院陆续出现，会取代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他又说：“可是，我没有权力调查，我真的无能为力。”

不过，要从金奈高等法院记录中取得美国家庭的地址并非难事，因为地址就列在当局批准领养案的法律文件里。我对劳乌说，我要去美国跟那一家人见面时，劳乌碰触我的肩膀，以热切的目光注视着我。当警方再说他的儿子已经被人给领养时，他松了一大口气，幸好儿子没被卖去从事性交易，也没被卖给器官掮客，他听说有些孩子的下场是这样的。现在，他只希望能在苏巴希的生命中扮演一个角色。他把所知的寥寥几个英文字排列组合后说了出来，努力把心中的期望传达给我。他指了指美国的方向，说：“家人。”然后，指着自己，说：“朋友。”

于是，花了两天时间，跨越8000英里后，我现在正站在美国中西部一户人家的前门门廊，同时发现要转达口信也不简单。我抓着证据活页夹，努力想找出正确的字眼，然后自我介绍。男孩已经从屋后回来，站在我的旁边，而他的姐姐就在门内听着。这个十几岁的男孩有着劳乌的圆脸和卷发。我告诉那位母亲，我们必须谈谈，但不能在孩子们面前谈。我们约定等她丈夫回家后，在别的地方碰面。

一小时后，在两个街区外空荡的公园里，我倚靠在租来的汽车上，每隔一分钟就看看手表。终于，父亲来了，他停下车子，没走出车外，只摇下窗户说话。他对于我要说的话，似乎并不讶异。他说：“几年前，我在新闻里看过这类事情，当时就知道有这种可能。我从来没能告诉儿子这件事，他要是知道，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他突然露出不安的微笑，我把活页夹递给他。活页夹里有一封信，信中内容保证苏巴希亲生父母的目的并非要求他们归还男孩，而是希望男孩的新家人能够跟他们友善交流，让印度的生父母仍能成为男孩生命中的一部分。最后我请那位父亲详细查看那些数据，我们约定隔天再碰面。

其实，这个美国家庭并未直接通过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领养，他们就像多数的美国家庭一样，是通过代理机构领养孩子的。我第一次替《琼斯妈妈》杂志写到苏巴希的案例时，编辑和我都同意不透露男孩的名字和其他细节，这样才能够保护这个中西部家庭的身份。杂志出版时，我只知道这一案例是跟某个代理机构有关，由于没有充分证据，我假定该代理机构无罪，这个可疑的领养案或许只是随机发生。毕竟，送来儿童的印度孤儿院有可能很容易就骗过了美国的代理机构。

但杂志付印一周后，情况有了改变，我得知1991年的芭努案。芭努是个经济赤贫的母亲，有3个孩子，丈夫死于工业事故。当时，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她接受了某家学校的提议，该学校说会免费提供膳宿并教育她的孩子。

7年之后，当芭努再回到孤儿院并要求院长拉古帕提（K. Raghupati）把孩子还给她时，拉古帕提拒绝了。他还说，她早就放弃了监护权，他已经把她的孩子送到美国的领养家庭。而在威斯康星州，当地的领养代理人拉曼尼·嘉亚库马（Ramani Jayakumar）是跟一家名为“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Pauquette Adoption Services）”的代理机构合作，处理儿童进入美国的事宜。

最后芭努向金奈高等法院控告，到了2005年，警方基于多项领养诈欺控告，逮捕了拉古帕提。由于领养记录是公开的，因此芭努仍有可能找到孩子的下落。终于在2006年，在美国和印度的运动人士的协助下，芭努见到了她那3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

自1982年以来，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已安排了1441个国际领养案，而根据法院记录显示，苏巴希就包括在内。

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就位于一所小学的对面，是一栋壮观宏伟的砖造建筑。我进入大门，在通往多间办公室的长廊里，看见多个公布栏上贴满了旧相片，是服务中心从世界各地接收的孩子。我看见琳恩·图尔（Lynn Toole）坐在柜台，她是合伙人之一，对于要跟我打交道，她很不高兴。

她承认已关注印度媒体报道的领养丑闻，不过仍坚称印度政府签核了她的机构经手的每一起个案。如有必要，她会协助调查，但不会跟我讨论个案内容。我问她，她为何从来没有联络过领养家庭，警告他们有可能领养了遭绑架的儿童，但她拒绝发表评论。一周后，我再打电话过去，她却挂断了我的电话。然而，从这家代理机构的网站可看以出，他们仍在持续处理印度领养事宜，服务收费起码介于12000至15000美元之间。

威斯康星州律师泰瑞莎·德金（Therese Durkin）负责监管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她说该中心从未因国际领养案而接受过调查，当局也未发现有任何违法行径。即使投诉案浮出表面，州政府的调查权也很有限。德金表示：“我们手上有的就只是文件而已，只能着眼于证明文件的表面。”她又说，印度儿童领养案需保存大量记录，但却没有方法得知文件是否为伪造，印美两国当局在这个议题的沟通上几乎是零。

简言之，没有方法可确实得知其中一些儿童是来自何处。贝丝·彼得森（Beth Peterson）曾在一家现称为“通过国际领养组成家庭”（Families Thru International Adoption）的美国代理机构，任职长达10年之久。她曾与几家规模庞大且颇受敬重的印度孤儿院密切合作，为一百五十多名儿童找到了美国领养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认为，许多孤儿院实际上的确涉及犯罪活动。彼得森表示，只要金钱诱因存在，情况就不太可能有所改变。彼得森目前经营iChild，该网站帮助家庭领养印度儿童。

比方说，在2002年以前，彼得森给印度的普利·曼德（Preet Mandir）孤儿院的款项共达15万美元以上。那里的情况十分糟糕，在等候彼得森的客户的领养案获得审核批准时，共有3名婴儿死亡。后来，孤儿院院长巴辛（J. Bhasin）开始向彼得森非法索取比平常捐款多出数千美元的款项，还说不付款的话，就不放弃儿童监护权，因此彼得森断绝了跟该家孤儿院的联系。之后，她便向印度政府投诉普利·曼德孤儿院及院长。

4年后，印度电视新闻网CNN-IBN的记者扮成领养小孩的家长，进入普利·曼德孤儿院。巴辛跟他们说，24000美元可以买两个儿童。这件事经报道披露后，孤儿院的领养执照被吊销，但印度政府之后却以暂准的名义让孤儿院恢复营运。彼得森表示：“两边都有利润动机存在。我合作的其中一家美国代理机构，他们只想确定我每年可提供一定数量的婴儿就好，根本不在乎婴儿是从哪里来的。”

一般而言，只要文件看来正常有效，美国领养机构通常不会再深入探查。儿童之家社会与家庭服务中心（Children's Home Society & Family Services）是美国最大的代理机构之一，光是2007年就处理了600件左右的国际领养案。负责领养服务的副理事长大卫·皮格恩（David Pilgrim）表示，他很有把握，经手的儿童没有一个来自不道德的渠道。他说：“所有跟我们合作的孤儿院，都经过我们彻底的审查，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是如此。”

然而，在普利·曼德孤儿院的丑闻爆发之前，儿童之家社会与家庭服务中心却一直跟该孤儿院合作。我问皮格恩，这些领养案当中有没有个案引起他的疑虑，他停了一会儿没说话，接着表示：“我们的律师之前就检查过文件，没看到有需要担心的地方。”

我首次见到那对美国夫妻后的隔天，我们三人一起坐在寒冷公园里一张历经风吹雨打的野餐桌旁。一辆巡逻警车减缓速度，警察看了我们一眼，接着继续往前巡逻。眼泪不断顺着那位母亲的脸颊滑落，我分不清她是生气还是心碎，或许两者都有吧。她说：“对他而言，印度不存在。”

那对夫妻告诉我，那男孩——他们已经替他取了新的名字——是他们从印度领养的第三个孩子。虽然这是他们第一次交由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处理，但领养过程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付了15000美元的费用，飞到印度，前往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跟负责人见面。丈夫解释道：“我们喜欢领养。法规变了好多，我们考虑过韩国和南美，不过印度是最开放的。”也就是说困难度最低的。

我把自己对该起印度警方案件所知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诉了那对夫妻。比方说，被起诉的绑匪的自白，孩子的年龄，进入孤儿院的时间点，据称伪造的放弃书，生父对相片的指认，将亚西拉夫交由他们家抚养的法律文件，诸如此类。可是，他们仍然不信服，丈夫说：“要我们相信的话，需要有更多数据才行。”DNA证据或许是唯一能确定的方法，不过，那得让孩子接受验血，又要怎么跟孩子解释呢？而且，如果不符合的话，印度的那一家人要如何确定样本的采集是正确的呢？

必须采取过渡步骤，让这两家人相互联系才行。可是，美国这对夫妻还没决定自己的立场。丈夫皱眉表示：“我们要跟律师讨论。我们必须为儿子着想，要是他发现了，不晓得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至于接下来的发展，没有蓝图可循。劳乌发现，政府不太有意愿追查被窃儿童。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道德的界限仍旧愈来愈模糊；不过，假使是美国儿童被绑架到印度贫民窟的家庭里养大，追诉时效是不是也同样适用呢？

关于这点，《海牙跨国领养公约》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公约并未明确规定被绑架的儿童是否必须归还生父母，也没有考虑到那些不记得生父母的儿童在与生父母重逢后所遭受的冲击。研究领养问题的荷兰乌特勒支（Utrecht）大学资深心理学教授罗内·霍克伯根（René Hoksbergen）表示，那男孩应该要知道自己的来历，但要等到将来才能告诉他。霍克伯根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我：“绑架议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告知，但不是现在，那孩子年纪太小，不应该告诉他。”他还说，同时，美国的养父母应该要联系印度的生父母，把孩子的消息和相片寄给生父母，以减轻生父母的悲伤情绪。只要双方都认为彼此讲的是同一个小孩就行了。

不过，就是在这个关头，事情变得更混乱了。我回到了金奈，在那次公园会晤的两个月后，依旧没收到美国夫妻的只字片语，他们不理会我后续发去的电子邮件，席娃嘉玛和劳乌心急如焚。劳乌以哀求的语气说：“你见了他们，你跟我说他们人很好，你还看见我们的儿子，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谈？我们知道他住在很好的家庭，也知道要他回来是不切实际的，不过起码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消息啊。”

劳乌催我再发一封电子邮件给美国的那对夫妻，这封邮件描述了男孩身上的几个胎记以及一条小疤痕，我之前给他们看的文件未曾提及这些特征。这天早上，我发现了收件夹里有一封回信。养父回复说，他儿子身上没有劳乌描述的特征，并在结尾写道：“此时此刻，我们什么事也不会做，请向那家人转达我们的慰问。我们能体会他们所经历的，也明白这消息对他们而言会是很大的打击。”

我把这件事告诉副警长山卡尔，山卡尔对此表示怀疑，若有所思地说：“他们可能在说谎，不然就是胎记可能消失了。我们很肯定配对相符，每一件事都直指那个美国家庭。”

他补充说，这件事或许很快就会彻底了结，因为他隶属的警局在前一年的8月向国际刑警组织要求采集那男孩的血液与头发样本，如今该项要求终于送到美国司法部长的办公室里，日后有可能转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后续的调查。

不过即使如此，也同样毫无保障可言。要是那对夫妻决定反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要求，那么优秀的律师有可能会让这件事陷入僵局好长一段时间，久到孩子都长大成人。到了那个时候，这件事的决定权就会落到那位年轻人的手上。

开始调查苏巴希身份的一年后，该案几乎毫无进展。印度警方一直处于即将交出另一份起诉书的阶段，却一直没能交出去。美国的那一家人则继续保持沉默，他们的消息愈来愈少，只有《琼斯妈妈》杂志网站上的一则匿名评论文，些微透露出他们心中的想法。那位匿名评论者声称自己跟那个美国家庭的关系很近，他写道：

那对父母根据印度家庭所提供的不完整信息，决定不要扰乱这孩子现在的稳定生活。等孩子大了，养父母打算把情况告诉他。如果他想要探究下去，我知道他们会支持他的决定。这个家庭已经作了决定，这并非出于私人的满足感，而是出于真切的关爱，为了儿子的心理健康着想。他们是最贴近情况的人，他们最了解这孩子。给他们自由，让他们根据所有的信息，用爱为儿子做出选择。

该则评论文章张贴后数个月，山卡尔通知我，DNA检验正在进行中。经过数年的施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终于采集了样本，送到了印度的检验所。由于检验所必须完成积压数年的工作，因此在这里就得静观其变，等待检验所用科学角度回答苏巴希的身份问题。

然而，无论我有没有插手，那个美国家庭仍旧没有通过任何方法联系劳乌与席娃嘉玛，没有为该起警察案件提供证据。他们声称孩子没有那样的胎记，却不允许外界人士来检验。

不过，劳乌还是怀抱着希望，仍旧经常长途跋涉到高等法院附近的一栋办公大楼，用自己的劳力换取金奈顶尖律师的服务。他爬上混凝土阶梯，走到后方的办公室，经过平板玻璃窗，在那里，几位法律书记正在给辩护状归档，并撰写一堆堆的辩护状。埋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的某处的，就是他为失踪儿子所提出的申诉书。

他大步迈进繁忙的办公室，问他第一个看见的书记，美国那边有没有消息？

第五章　圣母怀胎

克里诺斯·崔考斯（Krinos Trokoudes）论及自己对女人的了解时说：“付了钱，就会得到很多女孩。”崔考斯话里的意思，可能跟你想象的有点出入。崔考斯是位胚胎学家，工作内容就是采集卵子。他脑袋上那层厚厚的银发与他每天穿的白色实验室制服很搭，而温暖的微笑也可以立刻让患者轻松下来，正如他办公室墙面上挂着的医学文凭那般令人放心。

1992年，他采用体外受精（IVF）技术，不仅帮助49岁的妇女成功怀孕，也破了金氏世界纪录。虽然这项纪录之后又被破了好几次（2008年，70岁的印度妇女经由人工受精生出双胞胎），但是崔考斯开创性的成就，使得祖国塞浦路斯（Cyprus）愿意突破胚胎领域界限的名声更加巩固。此后，塞浦路斯这个位于地中海中央的小岛国，以其崎岖的地形、疏忽的监管、全球化的经济体，成为全球卵子贸易的中心。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女人的卵巢有潜力把生命带到这世上，同时又是一个蕴藏近三百万个卵子的金矿，等人采集，卖给出价最高者。崔考斯则是同时站在这两种角度看待卵巢。崔考斯的佩狄奥斯（Pedieos）诊所自1981年开业以来，就一直在跟几乎可说是源源不绝的捐卵者合作，这些妇女大多并非土生土长的塞浦路斯人，共通点是她们都相当贫穷，而捐卵所获得的现金，可大幅补贴收入。崔考斯耸了耸肩说：“在收入低的地方，就会有捐赠者。”塞浦路斯有着岛国常见的生活成本过高的问题，还有大量的低薪移民人口，不啻是缺钱花的捐赠者的完美温床。

在塞浦路斯，全套植卵服务（含体外受精在内）的费用为8000至14000美元不等，相较于西方世界里相对便宜的地方，费用低了百分之三十。更重要的是，患者等待植入捐赠者的卵子，很少有超过两周的。对于从英国飞来的妇女而言，可谓是一大福音；因为英国对捐卵者有严格的规定限制，等候名单已排到两年以上。今年，他的患者有三分之一是从国外飞来的，他希望日后国外患者人数能增加一倍。

“有了捐赠者，”他说，“就等于有了一切。”

过去10年来，全球的卵子需求量已呈指数成长，而且在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之下，生育产业已迅速繁殖成一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巨兽。同时，在体外受精技术推行30年之后，每年出生的试管婴儿多达25万左右。虽然多数婴儿仍是生母卵子的产品，但是一些年纪较大（有时是停经后）的妇女想成为妈妈的欲望，却促使法律上仍有疑虑的卵子市场快速成长。现在，这门生意从亚洲一路到美国，从伦敦、巴塞罗那等富裕地区，再延伸到俄罗斯、塞浦路斯、拉丁美洲等落后地区。

在这门生意里有着不同的角色，有好心的医生和装备简单的庸医，有绝望的夫妻和意外崛起的企业家，他们全都争着原料来源——生育年龄的妇女。如果这行真有所谓的管制的话，也是不均的管制。虽然各国已经试图管控国内市场，但是机票价格便宜，加上国际方针松散，使得危险又不道德的卵子采购，就跟取得护照一样简单。今天，来自贫穷国家的妇女将卵子卖给医生，然后医生再把卵子卖给来自富有国家的有钱客户。这引发了一连串重要的道德议题：把妇女当成母鸡，让她因类固醇而发胖，藉以取得她的卵子卖出，这样真的可以吗？我们制造滚球轴承时所应用的标准，是否也适用于生命的基因细胞以及带有细胞的妇女呢？卵子是否只是个零件，而捐赠者只不过是个轮齿？

可惜，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已在这个道德难题前放下了筹码。有的国家，如以色列，禁止在本国领土采集卵子，却仍补助体外受精的国民。即使是利用国外取得的捐赠者卵子进行体外受精的国民，亦可获得补助。

虽然美国法律对于捐卵并无规定，但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却有个不具约束力的指导方针：若补偿金超出薪资损失与交通费，则会被视为不合乎道德。塞浦路斯的情况跟欧盟其他国家相同，该国负责管制生育诊所的卫生署官员凯洛琳娜·史提里亚诺（Carolina Stylianou）表示：“允许支付补偿金，但不准付款。”没错，这说法听起来未免太暧昧不明了。

所有暧昧不清的情况导致市场的异常活跃，有各种价位、各种服务。在美国，植卵服务包括捐赠卵子、实验室工作、体外受精程序，收费高达40000美元以上。但若是在塞浦路斯接受体外受精，则可省下大笔金钱，这诱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前往塞浦路斯。对于卵子卖家（或称“捐赠者”，若您偏好这种称呼的话）而言，价格到处都有。美国妇女卖出一批卵子，平均可获得8000美元；若是常春藤盟校毕业生，且有运动选手身材的人，价格更是高达50000美元以上。在美国这个最为开放的市场，潜在的捐赠者把个人资料张贴在网络上，供患者细读，学业能力倾向测验每增加100分，卵子价格就会增加约2350美元。另一方面，没受过教育的乌克兰妇女，在基辅打了多种预备荷尔蒙，然后飞到塞浦路斯取出卵子，并在没有术后照护就被送回家的情况下，她的一批卵子只值数百美元。

这一行的运作方式就跟其他的全球化产业一样，利用法律管辖范围的不同、收入的差异、当地的伦理审查状况、生活水平等，获得竞争优势。根据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协会（European Society of Human Reproduction and Embryology，简称 ESHRE）的数据，欧洲每年有超过25000人跨国寻求生育治疗。原则上，卵子商业市场能以符合道德的方式运作，但目前国际体系所针对的对象是脆弱的潜在捐卵者这一特定族群，并有效创造出两种人：一种是贩卖人体部位者，一种是受赠者。

同样是捐赠，但捐卵跟捐血大不相同，捐卵是一种漫长又痛苦的过程，至少需要两周的荷尔蒙刺激，然后再动手术取出卵子。捐卵就有如卖肾，并不是轻率就可以作出的选择。再者，捐卵的风险几乎等同于一般的手术与麻醉，注射荷尔蒙所引发的并发症有时也会使人痛苦万分，甚至会致命。但即便如此，捐卵手术在世界各地还是极为受欢迎，而卵子需求量日益增加，远远超过那些纯粹出于善意而愿意免费捐卵给陌生人的利他捐赠者的供应量。

然而，有关卵子的捐赠，主流医学伦理观仍主张“利他捐赠”是唯一能接受的标准做法，这让立法处于站不住脚的立场。一方面，欧美当局需要大量的捐赠者，方能促进生育产业的成长繁荣；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在利他体制以外，另建一个体制，限制那些让妇女自愿捐卵的诱因类型。

若提及有哪些动机可促进妇女捐卵时，“补偿金”与“金钱”这两个措辞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唯一差别只是补偿金代表的价格比较低。因为钱数低，只能诱使最贫穷或最绝望的人捐卵。立法者尽管是出于善意，却等于是有效地把补助金给了生育诊所，让诊所购得原料，而生育业务之所以蒸蒸日上，都是在利用穷人的子宫。这样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互惠关系。

塞浦路斯前一阵子加入了欧盟，现在正走到十字路口，面临关键时刻。究竟是要加强管制，降低供应量，藉以控管当地卵子市场？还是要让贸易自由化，打开大门，付钱给捐卵者，并让捐卵者人数大幅增加呢？在某种程度上，塞浦路斯有如一张石蕊试纸，可用来试验人体部位产业的未来情势。在俄罗斯、乌克兰等非欧盟国家，已有诊所在国际市场上宣传其不受多少法规管制的卵子产业，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没有欧盟品牌作保证，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前往当地接受生育治疗。即使是像印度这类更遥远的国家，用现金招募捐卵者似乎不成问题，结果也一样。塞浦路斯是有如美国蛮荒西部卵子矿脉的完美产业平台，其采用质量最佳的药物（与白人婴儿）更是闻名于世。

若按人均计算，塞浦路斯的生育诊所数量高居世界之冠，是地球上采卵量最多的地点之一。塞浦路斯的生育诊所无论有没有执照，都会提供体外受精手术，以及各种生育服务，即使是其他地区禁止的一些服务（如性别筛检），塞浦路斯的生育诊所照样提供。塞浦路斯的生育产业融合了灰市金融交易的阴暗以及人体组织的商业化。人们从以色列、欧洲甚至世界各地飞来塞浦路斯。在这里，想要孩子的夫妻可找到收费便宜的服务，贫穷妇女可找到市场卖卵子。塞浦路斯是卵子市集，从供需等式的两边中获利。国际化让监管成了一则笑话。

“最活跃的生育诊所，其实是由可疑人士在阳光下运作的。有人说，世界协会或某国协会会撤销他们的会员资格，但他们想到这点，只会一笑置之而已。立法者都是些没牙的狗。县立和州立的医疗协会和委员会，只在议题带有堕胎的涵义时，才会表示关切。站在国际层级的角度来看，在所有地方，担任这一角色的塞浦路斯实在引人担忧，问题重重……要说塞浦路斯已准备好认真运作生殖中心，实在是异想天开，倒不如说韩国已准备好进行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美国生物伦理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编辑葛兰·麦基（Glenn McGee）在电子邮件里如此写道。

类似崔考斯医生这样的塞浦路斯外科医生，从自己的私人诊所开业以来，一直勇于突破医学界限，但有时，他们会做过头。比方说，名字很响亮的国际体外受精与胚胎临床遗传诊断中心（International IVF&PGD Centre），一直以来都是不断遭人揭发，被警方调查的对象。该诊所创办于1996年，自从以色列国内禁止有偿捐卵后，这里就是以色列人寻求生育治疗的目的地，当地人称之为佩特拉诊所（Petra Clinic）。诊所位于少有人迹的海滨道路上，介于兹吉（Zygi）与马隆尼（Maroni）这两个渔村之间。在狂风大作的冬天，一阵又一阵带着咸味的寒风接连击打着那栋被围墙包围的破旧建筑物，看起来实在不像是生命诞生的兴盛之地。

前一天，我在电话上跟欧雷格·维林斯基（Oleg Verlinsky）接上了头，他是已故老板尤里·维林斯基（Yuri Verlinsky）的儿子。尤里创办的佩特拉诊所是以美国芝加哥为据点的生殖遗传学院（Reproductive Genetics Institute）的子公司。尤里逝于2009年，其遗产仍有待遗嘱认证；不过，就现在而言，起码是由欧雷格负责经营，包括土耳其、俄罗斯、加勒比海、美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在仓促的电话交谈中，他告诉我说，佩特拉诊所主要并非生育诊所，只是有提供相关生育服务罢了，包括捐卵在内。他跟我说，我要造访诊所，是不可能的事，他说现在诊所几乎仅用于专门治疗罕见血液疾病。

他的说法让我吓了一跳，诊所网站可不是这么说的。比方说，2010年2月初，网站上便列出一堆捐卵者，当中包括许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由于捐卵者只会在佩特拉诊所待上短短的两三天，所以他们是在国外诊所注射多剂荷尔蒙，然后飞到佩特拉取出卵子，再飞回家。网站上没有相片，但清单上列出了详细的描述。其中一项如下：

编号　17P，乌克兰人，身高　175，体重　59，血型　B＋，发色：栗色，眼睛颜色：棕色，教育程度：大学，职业：艺术家，年龄：23，抵达日期：2月2日至10日，预计取出日期：2月5日至7日。

在一般的认知中，“生育旅游”（fertility tourism）是指患者飞到收费较便宜的地点，接受低廉的疗程；不过，生殖遗传学院却是把塞浦路斯当成是便利的中转点，利用这个合法的灰色区域，服务以色列、美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的国外客户，以及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卵子卖家。这项革新使当地的塞浦路斯人永远不用知道诊所墙内所发生的事情，而捐卵者可能引发的并发症也大多只在回国后才会显现。

尽管维林斯基劝我别去，但我还是开车亲自跑了一趟佩特拉诊所。诊所的红色砖墙上有十字架，屋檐有雕成怪兽状的滴水嘴，外观好像一家只修复了一部分的旧修道院。接待我的是俄裔管理人员嘉琳娜·伊瓦诺维娜（Galina Ivanovina）。她起初并不想跟我谈，说记者都故意从不利于诊所的角度做出错误的报道。这几年来，数家伦敦报纸已报道过该诊所有意以超出安全范围的做法，过度刺激捐卵者制造更多卵子，这样一批卵子就可以分卖给多位患者使用。把一批卵子分给多人，就表示每一次的卵子周期可创造出多倍利润，然而一批卵子中的卵子数量大增的话，往往无法制造出最佳质量的卵子，成功率经常会暴跌。英国《独立报》也曾有过新闻报道指出，该诊所提供非法的性别筛检程序。2006年，《卫报》则详细描述佩特拉诊所跟莫斯科和基辅若干法律上有疑虑的生育诊所有关联。

这些指控似乎对伊瓦诺维娜造成了负面影响，她觉得自己是箭靶。她开始扭着双手，低声说话。她说，如果佩特拉诊所在组织贩卖方面玩弄了法律，那么塞浦路斯的其他生育诊所，甚至是全世界的生育诊所，都跟佩特拉诊所一样有罪。

她又接着说，来诊所的妇女都是“基于经济理由才做的，没其他原因”。她们获得500美元，以补偿她们所花费的时间以及身体所面临的潜在风险，所有捐卵者都来自国外。她默认了购买卵子的行为，却又说过度采卵的指控是不实指控，一批卵子最多只会分给两位顾客。卖家在抵达佩特拉诊所之前，早已先注射了大多数的荷尔蒙，佩特拉诊所只负责采集卵子，因为佩特拉诊所人员受到国外诊所实施的医疗方案所约束。她说，她只记得有一位患者对荷尔蒙疗程有负面反应，“实在吓人，我们马上把她送回尼柯西亚治疗”。

我听过那女孩的个案。在邻近的利马索负责管理创世纪诊所（Genesis Clinic）的胚胎学家萨瓦斯·考道洛斯（Savvas Koundouros），正是当时负责治疗那女孩的医生。他说：“他们做的事情实在太可恶了，害妇女生了病，却把妇女送回家，让乌克兰的医生治疗。”她被送到医院时，已经一脚踏进鬼门关了。

由于诊所已连续两年都处于猜疑的镁光灯下，所以伊瓦诺维娜早已经准备好面对最糟糕的情况，她似乎预期警方会随时上门。而她也没有等待太久，在我拜访佩特拉诊所的3个月后，塞浦路斯警方突袭诊所，指控诊所人员贩运卵子。警方在尼柯西亚的记者会上表示，他们已取得3名妇女的自白，她们从乌克兰飞来捐卵，佩特拉诊所非法支付款项给她们。不过，这并非当局勒令该诊所停业的官方理由。当局表示，佩特拉诊所的医生只有治疗地中海型贫血的执照，不可处理卵子捐赠。而在警方突袭后，维林斯基承认佩特拉诊所“应该是治疗地中海型贫血的中心，不过有些中心是在其他地方开业。地中海型贫血患者并不多，我们注意到了人们对卵子捐赠的需求”。毕竟，诊所要考虑到损益，必须提供人们有需求的服务。

不过，目前的问题在于，警方为何选在那时突袭诊所？在某种程度上，佩特拉诊所是完美的箭靶，老板是外国人，只为国外患者提供植卵服务，谨慎避开本国的捐卵者与受赠者。此外，警方对诊所的指控都带有异国性质，比方说，来自国外且生活贫困的乌克兰妇女，再次显示这类问题的棘手程度远高于违反许可、从事地中海型贫血治疗以外的项目。在国际管辖区之间把一批卵子分给多位患者，是否正当呢？不光是这个问题而已，还要考虑到这种行为对于组织的购买又有什么意义？正如伊瓦诺维娜所言，出问题的不是只有佩特拉诊所而已。世界上的每一位胚胎学家都必须思考，补偿金与金钱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如果不能把人体视为商品，那么诊所应该从哪里取得原料呢？

* * * * * *

如“捐赠者”一词所指涉的涵义，供应卵子者最好是基于利他立场而捐卵的妇女。根据欧盟法律，欧盟国家（如塞浦路斯）必须“尽力”确保人类卵母细胞的捐赠是自愿且无偿的，不过却允许支付补偿金，弥补薪资损失和交通费。欧盟卫生委员安德拉·瓦西里奥（Androulla Vassiliou）表示，关键在于“欧盟成员国要在哪里画下经济获利与补偿金之间的界限”。可是，这种诡辩的说法，顾客与供货商轻易就能规避。生物伦理学家麦基表示：“领养猫咪的困难度还比采购卵子高一倍呢。”根据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协会在2010年所做的一份研究调查显示，每年为了那些到国外接受不孕治疗的欧洲妇女，所进行的捐卵次数竟然高达25000次。50％以上的受访者之所以选择在国外治疗，是为了规避家乡的法规。而在塞浦路斯，介于18岁至30岁间的妇女约有76000人符合捐卵者的资格，崔考斯医生评估，在这些人当中，每年约有1500人（约50人中有一人）会贩卖自己的卵子。这个数字大得令人难以想象。相较之下，在美国，每14000名符合资格的妇女当中，只有一人会捐赠卵子。

或许，更令人不安的是，塞浦路斯的捐卵者大多是来自于人口相对较少的贫穷东欧地区的移民，她们急于贩卖卵子，任何价格皆可接受。虽然塞浦路斯政府的统计资料并未划分捐卵的类别，但是所有的诊所都强调备有大量的东欧捐卵者，这是因为东欧人皮肤白皙，教育水平高，很容易就能推销给西欧顾客。塞浦路斯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摩尔多瓦人、罗马尼亚人共有3万人，估计当中有多达四分之一的人在卖卵。

翻开俄文周报，夹在后面几页的征人广告之间的，是征求捐卵者的广告。上面的俄文如果翻译出来，大意就是：“需要捐卵者协助没有孩子的家庭”，还附上电话号码，可联络未署名的诊所。凡是读了广告的人，都会知道对方会付款买卵子。

这类广告在塞浦路斯的媒体上更是普遍，但与三四年前相比，现在的征卵广告似乎比较少了。有可能是因为塞浦路斯即将抵达饱和点，多数的潜在捐卵者已被招募，现在要找到新的卵子来源比较困难。为克服难关，许多诊所现在转而依赖侦查员，侦查员会主动寻找及结交有可能捐卵的妇女。

我找到了娜塔莎，她目前正在塞浦路斯知名生育诊所担任侦查员的工作，她同意跟我会面，讨论她的工作内容，但必须在书中更改她的姓名。

娜塔莎说，诊所大多想找俄罗斯的捐卵者，因为西方客户希望生出来的孩子肤色较白，这一点对诊所也较有利，因为移民就业前景不佳，找俄罗斯人不仅比当地人容易，也比较便宜。恰巧娜塔莎自己也是来自俄罗斯的小村庄，15年前来到塞浦路斯。她特地描述了一名典型捐卵者的状况：“一开始她跟塞浦路斯网友交往，当来到塞浦路斯时，还以为自己会过上很好的生活。可是，两三个月后，他们分手了，她没工作，没签证，没地方住，也没办法赚钱。对这里的俄罗斯人而言，要取得合法的文件很困难，而她必须马上赚到钱。最后，她想到自己拥有的就是健康的身体，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依靠相当漂亮的长相。”娜塔莎跟我说，从事侦查工作这么多年来，从没遇过有哪个女人是基于钱以外的理由捐卵的。她说，她说服了一位被困在塞浦路斯的女人卖卵子给诊所，那女人后来在娜塔莎的沙发上睡了一个月，“她拿到钱之后，就买机票回家了”。

甚至有时候，就连医生也要亲自出马寻求捐卵者，例如卡门·皮斯拉鲁。她是罗马尼亚人，之前的工作是在塞浦路斯与希腊的夜总会跳舞。她说，在她生下第四个意外怀上的孩子，还住在医院等待复原时，曾帮她安排孩童领养事宜的医生问她愿不愿意卖卵。她说：“他知道我的处境凄惨，我没钱又没方法可以养家。”现在的她没有稳定的工作，替人打扫房子维生，脸颊上还留着几道明显的白色疤痕，那是某位负心的情人用刀子攻击她时留下的。

皮斯拉鲁说，医生出价2000美元现金，她当场回绝了。可是，那位医师不放弃，接下来的一个月，每周都打电话给她，希望她会改变心意。不过在多次失败后，他转而希望她可以介绍几位可能会答应的妇女，她把几个名字给了他。后来，她认识的这几位女性接受了他的出价。她说：“这里有许多妇女卖卵子维持家计，我们全都是处于弱势的。”

不过，受Ira W. Decamp计划赞助的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尔（Peter Singer）对于贩卖卵子一事，则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他在电子邮件里写道：“我认为，在理论上，买卖可替换的人体部位不一定比买卖劳动力还糟糕，而我们一直都在贩卖劳动力啊。例如一家公司转向海外发展时，也会发生类似的剥削问题，可是穷人却能靠此项交易赚钱维生。我不是在说卖卵根本没问题，这显然是有可能会发生问题的，因此，最好能在管制监督下公开交易，这样总好过于黑市。”

我在撰写本书时，塞浦路斯议会正考虑通过新法律，取缔国内的卵子交易，对于公开买卖人体组织的诊所，要处以新的严厉处罚。不过，顶尖的胚胎学家正在极力反对这项法律的通过，害怕这项法律将会让整个医界都受到制裁。

塞浦路斯外科医生考道洛斯——从佩特拉诊所接收濒死捐卵者的医生——在国内很受欢迎，就像《急诊室的春天》里乔治·克鲁尼的塞浦路斯版本。男人碰见他，会在他的背上轻拍示意，女人则会亲吻他的脸颊。他是个英俊的胚胎学家，也让众多妇女怀孕，简直比成吉思汗还厉害。他那栋高科技的“创世纪”诊所坐落于利马索市区，此时我们俩正站在诊所三楼的阳台上。我问他，新的法律对于寻找捐卵者的过程，可能会造成何种影响。他深深叹了一口气，点了烟，开口说：“我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是我不能说的。”

所有的生育诊所都被困在两个对立的道德难题之间。“显而易见，如果捐赠被描述为利他的行为的话，这就表示不应支付金钱。可是，捐赠者会基于做好事的心态，就接受为期数周的多次注射以及之后的全身麻醉手术吗？这怎么听来都不合理。”对他而言，这当中的风险很大，前一年，他投资了一百多万欧元，兴建顶尖的体外受精实验室，实验室里有负压气锁门，还有三个房间装满了贵得要命的仪器。而只有在他能向顾客保证提供一定的卵子供应量时，这项投资才称得上合理。如果塞浦路斯实行了利他主义唯上的模式，禁止支付款项给捐卵者，那么他很有可能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卵子可采集。

想想英国的情况吧。2007年，英国通过立法，即使是支付低额补偿金给捐卵者，也属于非法行为，因此原是体外受精产业先锋的英国，这个产业顿时一落千丈，成了一潭死水。曾经，英国的捐卵者人数充沛，如今却已干涸。在英国，接受捐卵的等候时间立刻激增至两年，对于即将成为高龄产妇的妇女而言，两年实在太久了。因此，当英国妇女需要卵子时，就会直接飞往国外。塞浦路斯的诊所会付钱给妇女，买卵子，他们说这笔钱是补偿金，不是支付的款项。此时，妇女们正成群结队，前往创世纪诊所。

由于各国的规定各有不同，因此多数诊所都能躲在既吸引到顾客，又能规避国际法规的灰色地带里。不过，比法律更重要的是，采集卵子所带来的风险。其实，捐卵者每次在接受荷尔蒙疗程时，都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或许她们本人并没有被告知这一点。经历体外受精的妇女中，约有3％会出现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HSS），亦即卵巢里的卵泡会变大，制造出过多的卵子。如果医生不实时减少荷尔蒙的剂量，这种症状有可能引发危险，甚至致命。那位乌克兰妇女就是这样，差点死在佩特拉诊所。

有多囊性卵巢的妇女尤其容易产生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因为她们的卵巢会一直因刺激而肿大。荷尔蒙能让卵巢超速制造出比平常更多的卵子。对于采卵者而言，碰到有多囊性卵巢的妇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她们会产生更多卵子，忧的是她们产生严重副作用的可能性增加了。然而，对于某些诊所而言，多囊性卵巢捐赠者带来的额外利润实在太诱人了，他们愿意挑战安全的极限。

1886年至1999年期间，以色列医生吉昂·班-拉菲尔（Zion Ben-Raphael）被控告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过度刺激卵巢，采集更多卵子。在其中一个案例中，他从一位不知情的捐卵者身上取出了181个卵子，并将该批卵子分成多批，卖给34名想怀孕生子的客户。在他任职期间，总共有13名妇女因注射大量荷尔蒙而住院。《国土报》揭露这则丑闻不久后，以色列便禁止了有偿捐卵。不过，这项禁令却只是让不孕夫妻转往国外，促使佩特拉诊所开始从事体外受精。

这个案例只不过是以色列医生导致的一系列事件之一。在2009年7月，罗马尼亚警方逮捕了两名以色列医生，这两位医生有计划地带以色列妇女前往布加勒斯特植入卵子。一名16岁的工厂劳工在卖卵给他们后住院，差点死亡。

塞浦路斯的诊所有时像是边防哨所，而西班牙的诊所则像是历时已久的堡垒。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西班牙一直是寻求不孕治疗的欧洲妇女的首要目的地。巴塞罗那的马奎斯协会（Institut Marquès）位于市区高档地段，是14世纪的马车车库，若亲临此地，就能了解他们为何能从卵子产业中赚了一大笔钱。

马奎斯协会内部，在玻璃滑门和嗖嗖作响的气锁后面，有两间胚胎实验室，里头有6名工作人员穿着蓝色手术服和通风口罩，正在让“制造婴儿”从浪漫行为变成科学行为。一名望着计算机屏幕的女性，把某一区域放大，里头有许多不停蠕动的精子和一个巨大的卵子。她在控制台上转动一个拨盘，操控显微注射针慢慢朝向一只孤零零且不停蠕动的精子。注射针对准精子后，她按下另一个按钮，将精子吸入计算机屏幕外的槽内。当精子抵达槽内后，一把微型小刀就会剪掉精子的尾巴。

“如果剪掉精子尾巴，将精子植入卵子后，精子内的基因物质就比较容易释放出来。”她如此表示。然后，就像要强调这句话似的，她把针尖插入卵子的细胞壁，将那批微小的基因喷射到卵子里。就在那一瞬间，实验室里有生命诞生了。

这个胚胎以及其他的兄弟姊妹，会有两种下场。两三个最强壮、明显可生长的胚胎，会植入于购买诊所服务的妇女体内。剩余的五六个胚胎会置于液态氮里冷却，以免第一批胚胎不奏效。只有第一批胚胎失效时，剩余的胚胎才有机会脱离合子状态，形成胎儿。

如果其中有一个胚胎真的着床，形成胎儿，他或她就有可能在英国长大成人。2009年，马奎斯协会在伦敦设立了一间卫星办公室，提供全套的保证怀孕套装服务，3个体外受精周期只要37000美元。由于每一个周期约有30％的机会可活胎妊娠，因此整体赔率较好。

一般而言，诊所要先等到患者签名同意后，才会开始寻找适合的捐赠者，但由于国外顾客一直源源不绝，因此根本不用等患者签名，诊所早备有一堆候补妇女注射荷尔蒙，准备捐出卵子。诊所只要把入院的顾客以及供应链上已提供的卵子进行配对即可。

“找不到顾客的话，有时会损失卵子，不过有舍便有得，这种方式让我们能够保证供应量稳定。”该诊所的胚胎学家约瑟夫·奥利华斯（Joseph Oliveras）表示。这个系统大幅缩短了客户等候的时间。此外，根据西班牙法律，患者不得根据捐赠者的特征作选择，所以这个系统也有助于患者按照法律规定行事。捐赠者的配对全交给医生自行决定，通常是依据表现来进行抉择，不过医生作出的选择或许也会视供应情况而定。

诊所在西班牙各大学大量招聘，偶尔会在校园里广发传单。大学文凭是吸引顾客的一大卖点，因为顾客最多只能知道捐卵者的文凭，所以大学文凭就显得更重要了。然而，更可靠且更少提及的卵子来源——尤其现在西班牙的失业率已上升到接近20％——则是非法南美移民，因为除了卖卵外，她们很少有其他的赚钱选择。

英国的捐赠者妊娠网（Donor Conception Network）共同创办人奥利维亚·蒙塔奇（Olivia Montuschi）表示，对于这一点，多数买家都觉得没关系。她帮助不孕夫妻，让妇女藉由捐赠的基因物质受孕（蒙塔奇的丈夫不孕，她的一双儿女是经由捐赠者精子受孕诞生的）。“妇女大多不在乎卵子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她们彻底受够了不成功的生育治疗，所以不管要去哪里，要做什么都愿意。”

智利移民妮可·罗吉奎兹（化名）表示，她抵达西班牙不久后，便将卵子卖给了另一家诊所。她说：“我们不是非法移民，我们是学视觉艺术的学生，可是我当初还没拿到工作许可，捐卵似乎是很容易赚到钱的方法。”她很清楚，诊所期望的捐卵者条件：“我的皮肤有点黑，不过，幸好那时是冬天，那时我皮肤真的很白。我到了诊所后，他们问我，我的肤色是什么。我化了大浓妆，这样他们就会说，我的肤色是白色。”

她一边笑，一边讲述着首次跟诊所招募人员的对话：“我问对方：‘你们买卵子会付多少钱？’对方纠正我，说：‘你是说捐赠卵子吧。’我说：‘对，抱歉，抱歉，是捐赠卵子。’”在采集卵子时，她选择全身麻醉。等她醒过来，一封装了现金的信封放在她的身旁。她说：“那就好像见了妓女后，把现金丢在床头柜上。”1400美元的款项足够让她过4个月。

曾担任巴塞罗那德克赛丝（Dexeus）诊所患者助理兼国际承办人的克劳蒂亚·西斯提（Claudia Sisti）表示，这些妇女的经验基本上十分类似。她说：“多数的捐卵者来自拉丁美洲，对她们而言，这是最轻松赚钱的好方法。”有的捐卵者甚至成为职业捐卵者。“我认识一位巴西妇女，她在一年内卖卵四五次，然后生了病。虽然她很瘦，但他们还是一直接受她的捐赠。”

我访问到了许多未经诊所公关部门而追查到的捐卵者，他们大多诉说着类似的故事。

阿根廷移民奇卡说，她去捐卵子的时候，看到一整个房间都是来捐卵的南美人，非常惊讶。“她们不是西班牙人，她们是移民，让我觉得这是移民才做的事，似乎她们都在找方法活下去。”注射的成效并不佳。“他们采集到的卵子都太大了，医生说那些是超级卵子，于是决定停止疗程。他们无法取得一整批卵子，付给我的钱只有原先答应的一半。”金额被砍，也证明了诊所付款不是为了补偿她花的时间和不便，而是在购买可以使用的卵子。

总而言之，尽管诊所与管理人员的措辞、说法都很冠冕堂皇，但是卵子其实就是交易的商品，有如供应链上的小零件。诊所持续让捐卵者招募策略保持形式化，并简化妊娠程序，等于是为世界上处理人体部位交易的方式，创立了新的模范。在某种程度上，卵子是一种可援用的判例（甚至比肾脏更适合），能够借此判定医院在全世界打破市场藩篱后，会如何处理、看待人体组织的商业化。

“技术十分进步，”以瑞士为据点的精英体外受精（Elite IVF）生育服务公司创办人兼执行长大卫·薛尔（David Sher）表示，“只要你提供精子，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婴儿快递给你。”当然了，多数的父母并不愿意用如此冷酷的眼光看待这种交易。对这些父母而言，这个管理不善的市场所具备的正面意义，就在于能够创造奇迹。

拉维·艾伦和欧玛·薛斯基是两位住在特拉维夫的男同性恋情侣。为了让他们的婚姻在以色列获得认可，2008年2月，两人在多伦多结了婚。不过，拥有孩子的梦想似乎遥不可及。艾伦说：“在这里，同性恋伴侣要领养小孩，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实际的选择就是雇用代孕母亲，可是，唉，太贵了。”跟他们有类似情况的朋友查到了代孕与捐卵的价格，随随便便就超过30万美元，还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处理法律纠纷。

不过，只要这对伴侣愿意放眼全球，精英体外受精公司就会让这整个程序变得比较简单。精英体外受精公司的做法跟Orbitz机票网很类似，Orbitz会搜寻多个航班，找出最理想的路线，并把多段航程拼凑成较低的价格，最后薛尔发现墨西哥市有白人捐赠者愿意捐卵。不过，墨西哥并没有全面的法律，来保护求子双亲的权利。因此，薛尔让代孕母亲坐商务舱，从美国飞到墨西哥，接受了受精卵植入手术，一个精子来自艾伦，另一个精子来自薛斯基。2010年11月，这一双儿女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在加州出生。

“对我们而言，这就像是中了彩票。”艾伦说。“在基因上，一个属于他，另一个属于我。但是，这两个孩子也是兄妹，因为他们来自于同一个捐卵者。对我们而言，这是最美满不过的家庭了，每一个人彼此之间都有关联。”数周内，艾伦和薛斯基就能够安排合法领养孩子的事宜，带孩子们回特拉维夫。总费用：12万美元。

许多公司提供的服务跟精英体外受精公司很类似。他们把婴儿的制造变成了全球化、产业化的过程，婴儿只不过是非正式组装线的最终产品。与妻子同住于亚利桑那州的薛尔认为，科学技术使得生殖离开卧室，进入实验室，因此国外采购不过只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精英体外受精公司如同佩特拉诊所和马奎斯协会，为客户提供较便宜的卵子以及一整套的生育疗程，而且跟那些较为当地化的公司不同，它的营运范围遍及世界各地，在英国、加拿大、塞浦路斯、以色列、墨西哥、罗马尼亚和美国，都有办公室与合作诊所。薛尔打算不久要拓展到土耳其，土耳其现已禁止捐卵，他要利用那里预期将上涨的需求。

薛尔把卵子法规与价格差异，视为降低原料及服务成本的机会，并将节省的成本回馈到顾客的身上，顾客在所属国无法取得的生育服务，精英体外受精公司几乎都提供了。你想要作性别筛检吗？性别筛检在多数国家是违法的，但是墨西哥诊所可以帮助您。在美国的你，年龄大得不能接受体外受精吗？塞浦路斯正是你所需要的。

时至今日，精英体外受精公司由诊所、卵子卖家、代孕母亲所构成的网络，每年可制造出200至400个小孩，帮助了许多像艾伦和薛斯基这样的家庭。而且，事情只会愈来愈复杂。薛尔说：“未来的趋势是设计婴儿。”薛尔提到，曾有一位投资者想要跟精英体外受精公司合伙做生意，他描述了对方所提的合作方案。“亚洲的代孕母亲怀着美国超级捐赠者的卵子，超级捐赠者就是学业能力倾向测验拿到高分，而且获得高学位的模特儿，她们的卵子可卖到10万美元。这些婴儿每一个可卖到100万美元，先是卖给我的那些投资人朋友，然后再卖到世界其他地方。”

虽然当时薛尔回绝了对方的提议，却也说，迟早会有人往那个方向走。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变得古怪之时，或许政府就会插手了。生物伦理学家麦基预测：“我们不久就会开始认知到蚂蚁径生殖模式的危险性，彼此之间毫无责任的陌生人，以及能够一溜烟消失的临床医师，他们因交易而碰面，并以人类的基本行为——生子——告终。”

就现在而言，我们只能思索埃玛·哈辛那和叶宏那坦·梅尔的意义。这两个在艾伦和薛斯基的大腿上蹦呀跳呀的婴儿，彼此的关系是言语难以形容的，卵子来自于同一位捐赠者，精子来自于不同的父亲，都在代孕母亲的子宫里成长，他们既是双胞胎，又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他们也是海报宣传儿童，宣扬着体外受精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可能性。父母亲为了获得这样的孩子，什么事都愿意做。捐卵者为了能拿到合理的价钱，什么事都愿意做。

第六章　婴到付款

这栋粉红色的三层建筑外观布满凹痕，内部鄙陋，离火车站只有几个街区远，绝对不会让人联想到这里是印度最成功的代理生子公司。不过，当奥普拉热烈讨论阿肯夏不孕诊所（Akanksha Infertility Clinic）时，这家位于快速成长的阿南德市内的诊所立刻一夜成名。该家诊所让捐赠者的卵子受精，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里孕育，以每周将近一个婴儿的速度，提供契约婴儿。

除了2007年，奥普拉那引起波澜的介绍片段外，其实阿肯夏不孕诊所创办人南雅·帕特尔（Nanya Patel）医生自2006年起便一直是许多人发表文章赞扬的对象，这些全都让帕特尔成了不孕中产阶级夫妻的救世主，也打开了美国孕事外包的大门。如今奥普拉的亲笔签名照就挂在诊所的显眼处，诊所也声称他们的等候名单上有多达数百人，更有新闻指出，阿肯夏不孕诊所每周至少会收到十几位新顾客询问有关代孕母亲的事宜。

现在，在我的眼前，穿着鲜艳橘红色纱丽的帕特尔医生，坐在一张足以占满房间三分之一空间的长桌子旁，沉甸甸的钻石珠宝就挂在她的脖子、耳朵和手腕上。她咧着一张大嘴笑着，露出半是礼貌、半是警戒的表情，招手请我坐在旋转办公椅上。我没预约就直接跑来这里，因为担心要是事先打电话，她会拒绝见我。尽管有许多颂扬的新闻，但是在我来访的数周前，批评文章接二连三开始出现，该家诊所将代孕母亲隔绝在有人看守的宿舍里，这种颇具争议的做法引来了抨击。

当中还有报道指责阿肯夏不孕诊所几乎无异于婴儿工厂。我问帕特尔，她对那些批评有何看法，她如此回应：“全世界的人都会指责我。女人会指责我，男人也会指责我，我才不要因为这样就一直回应这些人。”

她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似的，接下来20分钟都礼貌回避我的问题。当我再度问起她关于宿舍的事情时，她就直接把我送了出门。不过，像阿南德这样的小地方，即使不用她的帮忙，要查到那些妇女住的地方也不是难事。

离诊所约一英里远的僻静街道上，有一间政府配给店铺，负责为无数的赤贫家庭发放配给米，店铺对面是一间外观矮宽的混凝土平房，被混凝土墙壁、带刺铁丝网和铁门包围着，警方曾将这栋平房当成仓库，用来存放警方突袭时缉查到的私酒（阿南德与印度古茶拉底邦的其他城市一样，是一座实施禁酒令的城市）。之所以采取这些安全措施，是为了避免贩卖私酒的人忍不住取回证物。

现在，这栋平房是阿肯夏不孕诊所两栋代孕母亲宿舍的其中一栋。在这里，代孕母亲虽非囚犯，但也不能自由离开。这些妇女全都已婚，至少生过一个孩子，她们牺牲自己的自由和身体的舒适，进入印度迅速窜起的医疗与生育旅游产业，成为代孕母亲劳工，在整个怀孕期间都要被关在这里。一个警卫穿着看似官方的制服，携带竹棍，在前门那里监看每一位妇女的行动。家人很少会过来看她们，但在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穷得没办法过来。

在这里，户外活动是被禁止的，就算只在附近街上走走也不行。要通过警卫那一关，她们必须先在诊所预约，或经过督察特殊允许才行。她们用自由交换得来的是一笔巨额的金钱（就其微薄的生活水平而言），不过在诊所的国外顾客都很明白，那样的金额简直就是剥削。诊所的主要顾客都是来自印度境外，阿南德的其中三家旅店，经常会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以色列的求子旅客预订。

我在翻译的陪同下，穿越街道，走到那间平房前。接着我露出友善的微笑，展现出坚毅自信的走路方式，顺利经过守门人。在民宿的主要住房里，约有20名穿睡衣的妇女正闲着没事做，她们处于不同的妊娠阶段，同时使用着古茶拉底语、印地语和一点英语，相互交谈。慢吞吞的吊扇扰动着停滞的空气，一台电视放在角落，这是我唯一能看见的娱乐，电视上正播放着古茶拉底的肥皂剧。一堆小铁床摆放得有如迷宫阵，占据了这个大小如教室的房间，还有一些铁床散置在走廊上，以及楼上的几个房间。这里住了这么多人，竟然毫不凌乱。每位代孕母亲都只有几件私人物品，也许少得刚好可以塞进儿童背包里。走廊另一端是存货充足的厨房，一名兼作居家护士的服务员正在准备午餐，是蔬菜咖喱佐烤饼。

这些妇女看到有访客来，又惊又喜。其中一位告诉我，很少有白人会出现在这里。诊所不鼓励客户与代孕母亲有私人关系，因为数份资料指出，这样等到交出婴儿时，事情会容易些。

我在翻译的帮助下，跟那些妇女说，我来这里是要深入了解她们的生活状况。个性聪明热心、处于怀孕初期的狄可莎自愿充当发言人，并自我介绍说她其实以前是这家诊所的护士。她离开家乡尼泊尔，来到阿南德找工作，留下了两个学龄孩子。她解释说，她当代孕母亲赚到的钱，就跟全职照顾代孕母亲的钱一样多。她要把赚来的钱用在孩子的教育费上。狄可莎说：“我们很想家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待在这里，可以让想拥有家庭的女人能够拥有一个家。”她说，她和同住在宿舍的妇女每个月可收到50美元，每3个月可收到500美元，生产时结算。

她们都说，成功的阿肯夏代孕母亲大约可赚得5000至6000美元，如果怀的是双胞胎或三胞胎的话，还会再多一些（另外两家以国外夫妻为服务对象的印度代孕诊所告诉我，他们会付6000至7000美元）。但若是流产的话，也可保留流产前收到的钱。不过，要是她选择堕胎的话（契约允许堕胎），那么就必须赔偿诊所与客户所有的费用。在我采访的所有诊所中，没有一位代孕母亲选择堕胎。

狄可莎是我见过的阿肯夏代孕母亲中，唯一有教育程度可言的。代孕母亲大多来自乡下地区，对于部分妇女而言，帕特尔每周数次派去宿舍的英语家教，就是她们首次接触到的学校教育，不过，她们到这里不是来学英语的。大多数的妇女是看了当地报纸的广告，才知道这家诊所会付现金给愿意代孕的妇女。

阿肯夏不孕诊所并不是唯一把代孕母亲隔绝起来的诊所，其背后的正当理由就是有助于医疗监测，而且也可以为妇女提供比家乡更好的环境。26岁的加州主妇克里斯廷·乔丹便是因为得知有些诊所会雇用“基本上极为贫穷且完全是为了钱才代孕的妇女”，才选择了一家德里的诊所。那家诊所招募受过教育的代孕母亲，而且不会把她们隔绝起来。可是，阿肯夏不孕诊所的代孕母亲跟我说，若是她们大肚子回到家乡，肯定会招来不少闲言闲语。但即使如此，宿舍里那些比狄可莎待得要久的代孕母亲，对于这整个安排似乎不觉得很愉快。

我坐在巴娜旁边，她已是大腹便便，粉红色睡衣被撑得鼓鼓的，脖子上戴了一条金子做的盒式项链坠。她的年龄看起来比别人大，神情也最为疲累。她跟我说，多年来，这次是她第二次在这里代孕。除了偶尔去做产检外，她将近3个月都没离开这栋建筑物，也没人来看她。不过，代孕可拿到5000美元，她做10年的普通劳动工作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我问她对整个代孕经验有什么看法，她说：“如果流产的话，就没办法拿到全额，我不喜欢那样。”不过，她说能住在这里，不是住在诊所的另一间宿舍，就谢天谢地了。她说的那间宿舍就位于几个城镇外的那迪亚德（Nadiad），环境没那么好。我问她，交出婴儿后会发生什么事，她回答，剖腹产会让她元气大伤。她说：“我会在这里再待一个月恢复身体，等身体好了再回家。”我采访的代孕母亲当中，没一个是选择用阴道分娩的。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剖腹产对婴儿造成伤害的风险较高，孕妇在生产时的死亡风险也会增加一至三倍，但是医生还是极为依赖剖腹产。毕竟，剖腹产比阴道分娩要快速，而且可安排时间进行。

第二位孕妇加入我们，她有着深棕色的眼睛，穿着绣了粉红色花卉的宽松长洋装。我问她们，会不会觉得交出新生儿是很难的事情。第二位孕妇说：“或许放弃婴儿还比较容易，毕竟新生儿长得不像我。”

其实阿肯夏不孕诊所并不担心妇女会想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也不太担心妇女会不想交出孩子而提出诉讼，之所以要密切监控代孕母亲，是因为担心有些妇女可能会自行投入这门产业。因为在2008年时，前代孕母亲鲁宾娜·曼道（Rubina Mandal）认为阿南德的模式是欺诈的绝佳平台，开始伪装成阿肯夏不孕诊所的代表，诱骗美国人预先支付健康检查费用。

阿肯夏不孕诊所网站张贴了一则警示：“曼道女士不是医生，她是诈骗犯，已知她诱骗了多对无辜的夫妻，因此在跟她应对时，请务必多加留心。此外，曼道女士可能会利用本诊所的名称，诱骗无辜的夫妻。”警示下方则是一张粗粒子的黑白照，是戴着黑色项链、头发完美中分的曼道。我可以理解诈骗行为的出现，只不过这种行为实在可恶。代孕的潜在利润很高，因此部分妇女想要分得更多钱。迄今，曼道尚未被逮捕。

2002年时，印度便已经让代孕合法化，这是印度政府促进医疗观光的其中一步。自1991年起，印度向资本主义靠拢的新政策生效，私钱开始流入印度，助长了服务外国人的世界级医院兴起。在印度可低价孕育胎儿，不会受到政府官僚作法阻碍，这个消息流传开来，促使印度代孕观光业得以稳定成长。从体外受精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帕特尔的诊所收取15000至20000美元的费用；虽然美国有少数几个州允许有偿代孕，但足月生出孩子的代价却是5万至10万美元不等，而且很少有保证会给付费用。德里代孕顾客乔丹表示：“印度的优点在于妇女不会抽烟喝酒。”即使美国代孕契约也大多禁止代孕母亲抽烟喝酒，但乔丹说：“我比较相信印度人说的话，美国人比较不可信。”

虽然难以取得较准确的数字，但是现在印度代孕服务每年起码会吸引数百名西方客户。自2004年起，光是阿肯夏这一间不孕诊所，就已经通过代孕母亲，让至少232名婴儿诞生到这世界上。截至2008年，阿肯夏不孕诊所已雇用了45名代孕母亲；帕特尔表示，每天至少有3名妇女来她的诊所，希望能成为代孕母亲。同时，印度其他的生育诊所起码还有350家，可是自从政府不追踪代孕产业后，已经很难查出实际上有多少家提供代孕服务的机构。

孟买的希拉南达尼（Hiranandani）医院夸口有独特的大型代孕计划，并训练外部的不孕科医生找出并招募有可能代孕的妇女。医院网站上的其中一个网页宣传着授予经销权的机会，宣称印度各地想创业的生育专家如果想设立有孟买背景的代孕机构，都可以跟院方联络。印度的医学研究委员会预测，到了2012年，包括代孕服务在内的医疗观光产业将可创造23亿美元的年收益。德里的不孕科医生阿努普·古普塔（Anoop Gupta）更表示：“代孕就是新形态的领养。”

尽管预测这是一个会大幅成长的产业，但是印度官方并未监管代孕产业。印度政府对于代孕母亲的诊疗事宜，并未制定具法律约束力的标准，邦政府或国家当局也没有权力管制代孕产业。诊所（例如阿肯夏不孕诊所）基于经济原因，会确保胚胎的健康；然而，诊所若想缩减代孕母亲费用与产后照护，用来降低成本的话，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的，而且出事的话，也没有法规确保他们会负责。

比方说，2009年5月，年轻的代孕母亲伊丝瓦莉就在孔巴托市（Coimbatore）的依斯沃利生育诊所（Iswarya Fertility Clinic）生产后死亡。2008年时，伊丝瓦莉的丈夫木鲁刚看到报纸广告征求代孕母亲，便要求她签约，好让家里有额外的收入。而伊丝瓦莉是一夫多妻婚姻里的第二任妻子，因此很难拒绝丈夫的要求。虽然她平安度过怀孕阶段，生出一名健康的孩子，可是之后却开始大量出血，但诊所却毫无准备，无法处理并发症。当时诊所无法停止伊丝瓦莉的出血状况，职员叫木鲁刚自己叫救护车，送到附近的医院，但伊丝瓦莉在送往医院途中就已死亡。

之后孩子还是依照合约送到顾客手上，依斯沃利生育诊所更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不过，丈夫向警方投诉，说他妻子快死的时候，诊所根本就是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最后官方的调查也敷衍了事。我寄了封电子邮件试图联络这家诊所，等到近半年之后，诊所才终于回信。诊所的某位医生写道，因为孩子的头太大，所以伊丝瓦莉“产生严重的血管内弥漫性凝血不良”。这位自称是亚伦·慕瑟维（Arun Muthuvel）的医生又说，尽管医疗团队已输注了7瓶血液，并叫来另外几位外科医生，却还是救不了伊丝瓦莉的性命。伊丝瓦莉是否能获救仍是一个疑问，唯有彻底的调查才有可能找到答案。可是，没人有权力调查这类案例，这也等于表示当发生医疗失误时，患者都得相信医院的说法，认为院方是根据最高的医疗标准行事。不过，现在印度议会正在制定法规，以期解决社会对代孕的若干疑虑。议会预计于2011年底准备正式审议该法案，但现在还不确定哪个机关要负责执法。

管制监督的责任最终很有可能会落在邦政府的头上，不过究竟是哪个部门可能会负责检验或管制生育诊所呢？我想要找政府里的某个人对此发表评论，可是这过程却像是烫手山芋。我前往古茶拉底的官僚中心，去了6间不同的办公室，打电话给3位局长，才终于获得了一个模糊的答案。古茶拉底邦医疗服务局副局长苏尼尔·亚维夏（Sunil Avasia）在简短的访谈中表示：“在邦政府层级，没人监管代孕事宜。”

一讲到道德操守，就好像身处于蛮荒的美国西部似的。亚维夏说，法律就别提了吧。“没有规定。”亚维夏对于这个主题只愿意发表如此的评论，“也许你应该跟我的上司谈。”唉，但那位上司根本不回我的电话。也没有人费力去管制代孕合约，保障弱势的代孕母亲。只要代孕母亲生出的婴儿有印度政府核发的出境许可证，那么让婴儿取得美国护照就很简单了。

同时，帕特尔的顾客也把代孕母亲住宿方案视为某种保险单。来自柏克莱、年已40岁的艾丝特·科恩表示：“医生跟我说，可以在加州斯托克顿市找到人，可是我不知道对方在吃什么，在做什么，我很担心对方所处的实际环境是怎样的。不过，在这里，他们都安排好了，代孕母亲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某个人怀个健康的宝宝。”科恩与丈夫共同经营外卖公司，并在周末时教导儿童学习犹太道德。

我在洛克西（Laksh）旅馆的门厅跟科恩见面，洛克西旅馆的服务对象是阿肯夏不孕诊所的求子旅客。许多人都经历了价格昂贵且时时担忧的求子过程。这趟印度之旅可说是最后的尝试，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的生育治疗之后，这是最后一个上好的选择。科恩努力试着怀孕，试了好几年，在全面的检查后，医生告诉她，她永远无法怀孕，但她也不想要领养孩子。后来，她读了一篇讲述帕特尔医生的报道文章，当下就知道自己想要来阿南德。她说：“钱当然是其中一项因素，不过那好像是出于我的直觉，我必须要来这个地方。”科恩和丈夫决定隐瞒代孕的事情，不让朋友和邻居知道，起码要等两人带了婴儿回家再说。

在美国，代孕母亲及客户在去生育诊所之前，必须先建立关系，可是科恩几乎不曾见过莎拉吉，也就是阿肯夏不孕诊所雇来帮她代孕的妇女。双方只在诊所见过一次面，那次是她丈夫的精子和捐赠者卵子结合所产生的胚胎植入莎拉吉子宫的数分钟后，而那已经是9个月前的事情了。科恩返回阿南德已有3天，却还没去看莎拉吉。科恩说：“诊所希望我们保持距离，他们试图明确一点，这是她的工作，她是容器。”

不过，这里就是商业代孕的道德观让人混淆之处。科恩表示，莎拉吉给她的，是人所能给的最宝贵的礼物，接着她又说：“诊所不会让妇女做代孕母亲超过两次，因为他们不希望妇女只是容器而已，代孕不该是工作。”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代孕呢？奥普拉让珍妮弗与肯德上节目，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妻什么都试过了，就是负担不起美国的代孕费用。最终在帕特尔的协助之下，珍妮弗变成了妈妈，一名印度妇女脱离了贫穷，这项交易半是生意，半是姐妹情谊。这家诊所也把代孕包装成这种形象，坚称妇女提供子宫是出于一种共有的责任感，并不是单纯因为她们需要钱。

* * * * * * *

我跟孟买一位处理代孕事务的杰出律师阿米特·卡克汉尼斯（Amit Karkhanis），约在时髦的旅馆里喝着一杯8美元的咖啡。卡克汉尼斯说，利他主义这种措辞使得诊所在与代孕母亲谈薪资时占了上风。同时，诊所、客户和代孕母亲所签订的合约，对于所提供的服务类型都含糊带过。“是工作，还是慈善呢？”卡克汉尼斯以夸张的语气问道，一条眉毛扬起，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代孕是一种职业，就是这么简单明白。外国人来这里又不是因为喜爱印度，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省钱。”如果代孕被视为工作，那么代孕妇女为何不能获得符合市场行情的薪酬，弥补她们待在医院里的时间？

虽然印度的生活费用和收入潜力远低于美国，但是仍有可能比较这两国的代孕母亲与诊所的相对费用。在美国，夫妻支付的总款项当中，通常有一半或四分之三是付给代孕母亲，而阿肯夏不孕诊所的代孕母亲只会获得总款项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律师乌沙·斯莫顿（Usha Smerdon）——她经营Ethica这个以美国为据点的领养改革团体——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我：“代孕是一种劳动形态。只不过，这个行业会剥削劳力，跟西方消费主义所促成的童工和血汗工厂很类似……有人认为，在这些差别极大的权力互动关系里，代孕母亲是真正自愿提供服务，而医院是基于利润动机在台面上运作。然而，我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除印度外，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允许有偿代孕，例如美国、比利时、加拿大、以色列、格鲁吉亚，而且这些国家大多实施严格的规范制度。法国、希腊和荷兰甚至禁止无偿的代孕，而且包括印度在内的这些国家都认为代孕并非合法的职业。美国将相关法规交由各州自行制定：8个州认可并支持代孕，还实施代孕母亲的健康保护措施与辅导；6个州完全禁止代孕；其他州则将代孕合约视为不能强制实施的合约，让代孕事宜交由法院通过判例法处理，或者干脆就忽略有代孕之事。

虽然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已构思出代孕方针提案，将针对阿南德和其他地方一些常见的做法提出警告，比方说，以后可能不会再担当诊所从事代孕交易中介的角色。不过，这些作为国家法规起点的规定并不具有约束力，而且还忽略了其他显而易见的道德议题，比方说，是否可以强制代孕母亲剖腹产？将代孕母亲隔绝起来，实施严格的医疗监管，是否违反个人自由这项基本原则？

而受精卵的植入又是另一项困难的议题。若为健康的年轻女性，美国生殖医学会建议，美国医生在妇女子宫内植入胚胎时，每次只能植入一个，绝对不能超过2个。但印度的指导方针则建议，在代孕母亲身上植入的胚胎不得超过3个。不过，帕特尔的诊所却经常一次就使用5个胚胎，因为使用较多胚胎可提高成功率，但也会造成多胞胎，让孕妇面临较高的风险，往往导致早产（采用剖腹产）以及严重的婴儿健康问题。

虽然受孕的成功率是不可能被证实的，但是阿肯夏不孕诊所声称植入成功率达到44％（这个数据跟印度其他诊所类似），而美国的常态成功率则为31％。我在阿南德碰到的代孕母亲中，有好几位都怀着双胞胎。若有3个以上的胚胎成功着床，阿肯夏不孕诊所就会选择性地放弃一些胚胎，让胚胎总数减少到可控制的程度。该家诊所经常这么做，而且没有经过求子双亲与代孕母亲的同意。

至于诊所把妇女关在宿舍里的议题，印度代孕方针也闭口不谈，律师卡克汉尼斯认为这种做法属于违法行为，他跟我说：“阿南德模式完全是错误的。根据印度刑法，像他们那样监禁代孕母亲是非法监禁。”

代孕方针明确指出，“应该由夫妻负责，通过广告或其他方式寻找代孕母亲”。但阿肯夏不孕诊所却在当地的报纸上，到处发广告寻找代孕母亲，甚至有许多医院已雇用猎头，藉以因应需求。

在位于孟买且有着壮观建筑物的希拉南达尼医院里，凯达·冈拉（Kedar Ganla）医师把我介绍给一位瘦削的女性，她的名字叫做夏雅·帕嘉里，帕嘉里受雇于冈拉医师，负责直接招募贫民窟的妇女。这位40岁的“医疗社工”（冈拉是这么称呼她的）不安地坐在冈拉的办公室里，支支吾吾地回答我的问题。她的履历贫乏得很，倒不如说她是个“招募专员”还比较合适。冈拉每接受一位帕嘉里介绍的代孕母亲，就会付给帕嘉里750000卢比（约1750美元）。她跟我说，今年他已经接受3位。这表示她赚到的钱比她招募的那些代孕母亲还多。帕嘉里说：“我们掮客彼此之间几乎都是一直竞争着寻找代孕母亲。”

古普塔医生做事的方式与其他从业者略有不同。他经营德里体外受精诊所（Delhi-IVF），也就是我遇到的加州顾客克里斯廷·乔丹光顾的那间诊所。这间诊所的候诊室里充斥着爱讲话的客户。阿肯夏不孕诊所有着俭朴清苦的氛围，但是德里体外受精诊所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木镶板的墙壁和打着明亮灯光的水族缸都散发出安全温暖的感觉，印度的医疗设施往往都缺乏这种气氛。

穿着绿色手术服、戴着蓝色发网的古普塔，不停地忙东忙西，少有时间回答我的问题。于是，他让我观察那些川流不息的客户，最远有从爱尔兰和加州来的，最近的则来自几个街区外。多数人来这里是为了接受定期的生育治疗，不过古普塔这个月已经至少把7位代孕母亲列在名单上了。“印度政府让领养变得很困难，但通过代孕母亲，让你获得带有你基因的孩子，却是合法又容易的事情。”医生一边说，一边把透明的凝胶大量涂在超音波机器的板子上。他认为，唯一的难题就在于要找到那种不是出于绝望而代孕的女性。这件事他交给医疗统筹专员西玛·金道（Seema Jindal）去执行，她是有执照的社工，也是该家诊所的护理师。她的招募方式像是在传福音一样：“我在社交场合碰到女性时，几乎每一个我都会问她，是否考虑过代孕。”她招募的妇女都已完成大学教育，经济情况还算不错，不用依赖诊所付的款项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她说：“不然的话，她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剥削？”

金道表示，在这次访谈的数个月前，她刚好搭了火车前往古茶拉底邦，亲自去打探帕特尔的营运状况，一方面是为了搜集那些可能有助于自家诊所提升营利的交易秘诀，一方面是为了仔细查看帕特尔的诊所有哪些缺陷。她认为，代孕母亲住宿方案简直是把妇女当成家畜对待。她们在整个怀孕期间，只做3件事。她说：“一是坐着，二是聊天，三是睡觉，这不太正常吧。”

在金道所招募到的妇女当中，有一位是32岁的社工，她的名字叫桑珠·拉那，刚好来这里照超声波。拉那跟帕特尔的代孕母亲并不一样，她受过大学教育，打算代孕期间仍做全职工作。诊所答应付给她7500美元，她也有古普塔的直拨电话号码。在代孕期间，已有两个孩子的拉那得知自己竟然怀了双胞胎，非常讶异。她告诉我，她很担心，但还是把两个胎儿怀到足月。她提及那对雇用她的美国夫妻：“那对夫妻人很好，一直没有孩子。”

代孕市场就跟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一样，把利他主义和人道捐赠的观点融合进了医疗盈利。因为代孕的医疗程序费用十分高昂，导致许多西方妇女都被排挤在外，因此，如果把代孕母亲市场扩展到印度，肯定能让更多西方妇女受益。然而，印度这块新市场充其量只是把成本向下转嫁而已。

在印度市场兴起之前，原本只有美国上层阶级负担得起代孕母亲的费用。现在，已是中产阶级都快能负担得起的价位了。然而代孕往往会引起道德疑虑，但同时其产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代孕这个议题更具急迫性。已经有数百家新诊所准备好要开业，代孕经济的步调如此快速，但人们对于代孕所造成的影响，了解却是有限。

新的儿童人体市场涵盖了存有道德疑虑的领养、捐卵和代孕等做法，人们对于生殖和组织幸福家庭这两项最基本的需求，使得这三门生意密切相关。身为顾客的求子父母往往没有察觉到供应链的复杂度，有可能不小心就轻易跨入了危险的领域。这三种因求子而生的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长，在人体市场上买儿童，比以往更加容易了。

此时，艾丝特·科恩也不再没有小孩了。自从我们在阿南德会面后，经历了5周的时间，她的新生儿才终于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获得了美国政府核发的蓝底银字闪亮护照，以及印度政府核发的不反对申请护照证明。科恩已从烟雾笼罩与乱成一团的阿南德，回到了北柏克莱的宁静小区，接着，成为母亲后的现实迎面而来。

她与丈夫亚当住的小公寓，现在已觉得太拥挤，这对夫妻期待着搬家。亚当以前每天弹的电子琴，如今放在房间一角，不再使用，房间被婴儿床和各式婴儿用品给占据了。科恩一边和我聊天，一边把丹妮尔放在自己的膝上颠着玩，丹妮尔是健康的蓝眼睛小女孩。科恩说：“我们待在印度的日子，好像已经是一千年前的事情了。不过，我们很感激莎拉吉给我们的。”

虽然莎拉吉希望能采用阴道分娩，但最后诊所仍选择用剖腹产的方式接生丹妮尔。科恩回想起移交孩子的情况，这样说道：“她的眼神流露出强烈的情感。这对她而言很困难，你可以看出她有多么关心丹妮尔。”不过，婴儿终究还是必须跟自己的母亲回家。

第七章　血钱

印度色彩节的前几天，在闷热的印度边境城镇哥拉浦（Gorakhpur），一位瘦削虚弱的男人跌跌撞撞走向一群农夫。他的皮肤苍白，眼睛下垂，两只手臂上有好几排紫色的针孔。其实尼泊尔的赤贫情况要比印度更严重，从尼泊尔涌入印度的难民多达数千名，而哥拉浦正是他们进入印度后的第一站。多年来，无数难民的艰辛故事已经使农夫本能的同情心麻木了，在农夫的施舍清单上，有毒瘾的人排名更低。因此当这个男人求农夫给他钱坐公交车时，起初农夫并不予理会，但那男人不死心，还说自己不是难民，是从临时监狱里逃出来的，把他关起来的人抽他的血卖钱。农夫这才放下原先麻木的情绪，打电话报警。

过去3年以来，这个男人一直被囚禁在一间用砖块和锡料搭建的小屋里，距离农夫喝茶的地方，走路只需要几分钟的路程而已。他手臂上的针孔并不是吸食海洛因造成的，而是劫持者反复用中空注射器扎他的皮肤所致。劫持者是残酷无情的现代吸血鬼，但同时是当地酪农，也是受人敬重的地主——帕普·亚德哈（Papu Yadhav）。亚德哈之所以监禁那男人，是为了抽取他的血液，再把血卖给血液银行。某次，亚德哈离开时，忘了把门锁上，这个男人才得以趁机脱逃。

这个瘦削虚弱的男人带警察前往他被关了3年的地方，那是一栋仓促兴建的简陋小屋，夹在亚德哈的混凝土住家和牛舍之间。铁门上的坚固门闩上，挂着一只铜制的挂锁。警方透过厚度仅四分之一英寸的铁门，听见里头有人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警方打开门锁，里头简直像是恐怖片里才会出现的病房。静脉点滴挂在临时的点滴架上，患者呻吟着，好像正要从梦魇中恢复过来。共有5个瘦削虚弱的男人躺在木板床上，几乎抬不起头来，无法向访客招呼示意。屋里的空气很闷热，跟所谓的消毒环境简直是天差地远。太阳照射在他们脑袋上方的锡屋顶上，让屋里的热度加倍，有如置身于烤炉里。其中一个男人用呆滞的目光凝视着天花板，他的血液蜿蜒通过管子，缓缓流到地板上的塑料血袋里。他已经虚弱得无法反抗。

他身旁有一个瘫软的尼龙袋，已装满5品脱（1品脱≈473毫升）的血量，里头还有19个空的血袋有待装满。每个血袋上都有看似官方认证的当地血液银行贴纸，另外还贴有中央监管机构的条形码和封条。

而这栋小屋并非是唯一的监牢。接下来的数小时，警察突袭了这位酪农土地上的另外5栋小屋。屋内情景一个比一个糟糕，受害者几乎都是濒临死亡的边缘。最后警方总共救出17人，受害者大多瘦弱不堪，被困在医院检核发放的血液引流设备旁边。这些遭受囚禁的受害者说，有一位化验员每周至少替他们抽两次血。还有人说，自己已经被囚禁了两年半。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这家血液工厂，其提供的血液占了哥拉浦血液供应量的极大比例，哥拉浦的医院之所以能坐拥充裕的血库，全有赖于这家血液工厂。

当晚，警方将受害者尽快送往当地的市民医院治疗。医生说，他们从来没看过这种情形。人体的血红素负责提供氧气给身体各部位，如果血红素浓度过低，有可能会造成脑部损伤、器官衰竭及死亡。而健康成人每100毫升的血液，就有14至18克的血红素；然而，这些受害者平均却只有4克血红素。他们已经失去了重要的血液，濒临死亡，全都皮肤苍白，因脱水而皮肤发皱。当时值班医生苏曼（B. K. Suman）最先见到警方戒护下的患者，他表示：“你捏他们的皮肤，被捏的皮肤会一直停留在那里，像是成型的黏土。”

受害者的血红素浓度太低了，但医生同时也担心，要是让受害者的血红素浓度上升太快，可能也会出问题。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受害者的身体已经习惯失血状态，为了让受害者存活下来，必须投以铁质补充剂，并辅以放血疗程，不然的话，受害者有可能会因为循环系统含氧量过高而死亡。

这些受害者在遭到囚禁数周后，就会因失血而变得虚弱不堪，连逃跑的念头也无法生起。有几位幸存者在警方面前回忆道，原本这里有更多的人，不过，亚德哈一发现捐血者病重到濒临死亡，就会把他们放到公交车上载出城外，这样他们的死亡就会是别人的责任了。

亚德哈保留了许多详细的记录，载明了他把多少的血液量卖给当地的血液银行、医院及个别的医生，还记录了对方支付的巨额款项。这些记录也让警方了解到整个血液工厂的运作状况。负责该案的哥拉浦副警长维希瓦吉·司里瓦司塔（Vishwajeet Srivastav）表示，根据记录，亚德哈最初只是小商家，只经营乳品生意。刚开始，他会在哥拉浦的公车站和火车站，寻找有毒瘾的人以及有可能捐血的穷人，那时至少是纯粹的交易行为。

他开出一品脱血液3美元的价码，这笔钱可让捐血人购买数天的食物。卖血虽是违法行为，却也是轻松赚钱的方法。亚德哈轻松就能卖掉血液，迅速获利，一般血型是一品脱20美元，罕见血型最多可卖150美元。但在不久之后，情况就逐渐恶化了。随着业务的成长，亚德哈厌倦了在转站处找人，开始为捐血人提供临时宿舍。由于捐血人就住在他的屋檐下，因此他用胁迫的手段、虚假的承诺和上锁的门来控制捐血人的命运，也就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了。

随着血液生意变大，亚德哈需要帮手，便雇用了前化验员杰扬·萨卡（Jayant Sarkar）。萨卡曾在加尔各答经营一家地下血液农场，但到了1990年代晚期，被逐出城外。当亚德哈和萨卡两人联手经营他们的血液工厂时，理所当然地成为该区的一大血液供货商。血液农场的概念跟亚德哈的牧场很类似，正因为两者密切相关，因此他也让牛舍和人舍相邻，以节省空间。

在警方第一次突袭发生两个月后，围捕了9个人，包括监督抽血状况的化验员、想赚取额外利润的当地血液银行秘书、运送血液至哥拉浦各处的中间人以及负责照顾血贩子的护士。而萨卡一嗅出有麻烦的气味，就成功逃出城外，亚德哈则在住处附近被捕，入狱服刑9个月。受害者在市民医院住了一个月院后，才终于回到印度或尼泊尔的家乡。

我们很容易就把惨绝人寰的哥拉浦血液农场视为独立事件，认为这种反常现象只会发生在文明世界的边缘，跟其他地方的血液供应并无关联。然而，血液农场的存在，其实恰巧就证明了市场里的人体组织流通状况，存在着更为深层的问题。只要有热切的买家不关心供应方式或者不在乎人体组织来源，那么血液农场就一定会存在。一旦医疗人员什么也不问就愿意付钱买血，肯定就会有人利用这种情况，大幅提升利润。其实，全球的志愿捐血体制十分脆弱，供应量只要稍微受到影响，就可能立即引发像哥拉浦那样猖獗的商业化盗血行径。

就在亚德哈获释前夕，我抵达哥拉浦，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这座拥有200万人的城市怎么变得如此轻易地依赖血液农场。这座城市里的诸多越轨行为延展出常态的疆界，这种情况在印度绝对不是个案。

哥拉浦坐落于印度与尼泊尔的边界，既是充满混乱和污染的新兴工业都市，也是印度乡间特有的贫穷之城，仅有一条铁路线和一条维护不佳的道路连接着哥拉浦与首府拉克瑙（Lucknow）。然而，哥拉浦仍是一连串密集村落的中心，堪称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乡村地区。在周围将近100英里内，哥拉浦也是唯一具备都市基础设施的定居点，因此是重要的前哨，亦设有政府机构。但是这座人口多达200万的城市正处于困境之中，它无法为有着大片田地的乡村提供基本服务，此外，开发的程度也很低。这座城市其实是建立在诸般匮乏的根基之上。

当中最为匮乏的当属哥拉浦那些已负担过重的医疗设施，对于需要医疗的数千万个乡村农夫与移民劳工而言，那些医疗设施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医院往往会补贴医药费，有时还会免费治疗，因此吸引了许多弱势群体前来。以庞大的巴巴兰达斯（Babba Ram Das）医院院区为例，即使拥有将近12栋建筑物和救护车车队，仍有好几排的乡村患者排队排到了大门外，其他大型医院的情况还更加糟糕。

超量的患者引发了数个重大难题，其中以血液供应问题最为重要。因为即使是像接生这样的平常医疗，也会造成血液需求量增加，这是因为在处理需剖腹产的孕妇时，必须备有至少两品脱的血液，以应付并发症。而会来哥拉浦医院的数百万移民，不是已经生了病，就是身体状况差到无法捐血，能够捐赠血液的理想候选人，实在少之又少。

因此，一场风暴于此成形，不当医疗与违反道德的行径相应而生。要当地相对较少的人口自愿捐血来补足血液库存量，是不太可能成功的事情，因此医院所剩的选择不多，只能仰赖当地血液贩子。

从亚德哈的血液农场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就可以看到一块蓝白色的霓虹灯高挂，上头写着法蒂玛（Fatima）医院，这是哥拉浦五家血液银行之一。在法蒂玛医院那道由砖块和铁制成的大门里面，正四散着混凝土碎石和建筑废料，原来医院正在进行重大修建工程，处于荒废状态。不过，血液银行太重要了，即使在修复期间也不能关闭，不能不运作。因此，负责资助施工的教会也特别确保血液银行会先完成施工。不过那就表示现在我得小心避开流浪猫，穿越一堆堆钢筋、沙土，爬上尚未完工的阶梯，然后才能抵达血液部门。

我一踏进血液部门，就宛如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里。血液部门里头摆满了尖端仪器，比方说：一个零度以下的冰箱，可储存血液几乎达无限久；数台崭新闪亮的离心机，可用于分离血液。这个部门是由吉久·安东尼（Jeejo Antony）神父创办，他负责经营法蒂玛医院，服务当地教区。可是，就算拥有全世界最好的高科技仪器，也无助于解决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他跟我说，他们搜集到的血液几乎不足以满足这家医院的需求，至于哥拉浦，就更不用提了。他说，问题在于印度人大多不会自愿捐血。接着他又表示，许多当地人都很迷信，认为失去体液会让自己的余生都虚弱不堪。哥拉浦之所以开始依赖职业血贩子，这种迷信看法便是原因之一。

“亚德哈只不过是代罪羔羊，血液交易的背后有更多人参与其中，不只是像他那样的下层人士而已。”当他听我提起这起案件时，便如此表示，然后又说：“每一家疗养院，每一家医院，都有中介的存在。医生需要用血时，总之就会安排妥当。”

他领着我在实验室里四处参观，接着带我下楼，前往他那间奢华的办公室，倒了一杯拉茶给我喝。等我们俩都放松后，他跟我说，他从卡拉拉邦的家乡搬到哥拉浦，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可是，现在他不确定自己所创办的捐血银行是否真能减轻人们的压力。他说现在已经有其他人取代亚德哈那一帮人。警方逮捕亚德哈一周后，对血液银行的血液需求量上升了60％。不过，一年后的现在，“需求量已下降”。哥拉浦没有新开的血液银行，也并未突然涌入捐血人，总之血液是从某个地方来的。

在印度，合法的血液捐赠行为其实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由于很少印度人愿意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捐血，因此患者需自行提供捐血者，请捐血者捐血给血液银行，把手术期间会用到的血液品脱数给补足。一旦患者透过朋友获得血液捐赠认可后，就可以取得一单位配对成功的血液，供自己的手术使用。理论上，这表示亲友必须自告奋勇前来协助患者，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大相径庭。多数患者不会要求有关系的人捐血，反倒依赖非正式的职业卖血者，他们会在医院前面徘徊不去，愿意捐血换得一小笔金额。

安东尼神父说，他无法阻止卖血行为。医院处于两难之中，拯救手术台上的患者性命，就有可能剥削捐血者。站在临床的角度来看，患者就要死于手术台时，买血似乎是两害取其轻的选择。他跟我说，这家医院的规模太小，无法吸引半职业的捐血人，不过，哥拉浦各大医院都有半职业的捐血人。他跟我说，开始着手调查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亚德哈监禁的受害者被警方救出后，负责其治疗的那家医院。

哥拉浦的市民医院院长帕瑞（O. P. Parikh）医师在其一生中已捐赠了13品脱的血液，来年退休前还会再捐赠4品脱。不过，他说自己是特例，哥拉浦市的其他人才不会像他那样热心捐血。帕瑞负责市民医院的整体营运，他说，血液的供应是一直存在的问题。“在这里，大家都怕捐血。他们不想要交换血液，只想要购买血液。”只要1000卢比，相当于25美元，就能买到一品脱的血液，所以要找到捐血人并非难事。

帕瑞的医院门外50米的地方，就是一堆临时茶铺与香烟卖家，他们又兼作血液掮客。我小心探问一位下排牙齿有着槟榔渍的男人，他说，我可以去见丘努（Chunu），那个人是当地的职业血贩子。那男人在送我走之前，还特地警告我：“你一定要在银行那里要求折扣，他有艾滋病毒，血液不一定会筛检。”5分钟后，我就在医院的后巷里，见到了一位身形矮小的蓄胡男人，他用披巾遮住脑袋和耳朵。我跟他说，我需要尽快取得一品脱B型RH阴性血液。

“现在B型RH阴性很少见，也很难找到。”他说，“我们可以弄到，可是必须从费萨巴或拉克瑙送过来。”这两个地区首府距离此处约有100英里远。他说，付3000卢比就可以安排，这个金额很高。我跟他说，我会考虑看看，然后就离开了，而他则继续在医院大门外跟其他顾客讲话。

同一时间，市民医院的血液银行里，则是一幅无助的景象。钢制冰箱里的血袋存量就要空了，只有3袋可用于输血。血液银行的行长辛格（K. M. Singh）表示：“昨天有人过来，想买血液，我们必须拒绝。我告诉对方，血液是非卖品，必须捐血才能取得血液。对方离开了，不过一小时后，却带着捐血人回来。我无法得知他们是不是付钱给了那个人。”

哥拉浦的5家血液银行只能满足一半的需求。患者要负责提供自己的血液供手术用，有时甚至不知道买血是犯法的行为。

巴巴拉赫达斯医院（Baba Raghav Das）的产科病房，堪称是哥拉浦最大的政府医疗机构，却也是一处把生命带到这世界上的凄惨之地。巨大的凸窗上涂了一层半透明的绿漆，应是用于减少刺眼的阳光，却让混凝土病房里充满了病恹恹的光线。病房里约有50名妇女，她们仍旧穿着从家里带来的衣服，在薄薄的病床上等待剖腹产的伤口复原。有的妇女有床可躺，有的则不得不斜倚在混凝土的地板上。

病房里还有数十名新生儿，但说也奇怪，没一个在哭的，仿佛这间如山洞般的病房，吞没了所有的声音。一名悉心照料女婴的妇女调整了自己的袍子，接着取出自己的导管，让红色浓汤似的混合物流入床下的垃圾桶里。尽管环境看来很糟糕，但是巴巴拉赫达斯医院可以让这些妇女看病，这是难得的机会。要获得医疗救助，住这种病房只不过是这些人要付出的其中一项代价。

有一位叫做古丽亚·戴维的妇女，就住在隔壁的比哈尔邦的农村里，她担心自己在生产时可能会有并发症，便经历100多英里的路程来到这里。某位未向她透露名字的医生，总共才花了5分钟的时间为她看诊，然后便说，她必须剖腹产。他说，基于预防，院方需备有一品脱的血液，患者支付1400卢比（约30美元），院方就可安排捐血人。她说：“事情很简单，我们甚至不用多想些什么，医生就会安排妥当。”

血液的来源可能是任何地方。

对于捐赠者与受赠者而言，依赖职业血贩子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本书一开头便提及的英国社会学家蒂特马斯，他就曾经阐释血液贸易如何改变西方国家的捐血制度，还预测说，买血行为不仅会创造商业诱因，造成道德标准降低，借以提高血液供应量，还会降低血液银行的整体血液质量。他在《赠与关系》一书中，探讨了欧美血液银行里的肝炎扩散情况，还预见了国际血液供应会受到病毒（如艾滋病毒）的感染。根据他的推论，如果血液的交换只仰赖利他主义，则有可能助长人体组织黑市；此外，他更说明经济诱因有可能会让人们被迫做出不负责任的医疗决策，而他的这一点观察也很正确。

例如我在市民医院外头碰见的血液卖家，只要能赚到小额现金，就愿意把受艾滋病毒感染的血液卖给过路人。因此，也就不难预见血液供应法规的失败有可能会助长流行病的扩散。

时间回溯至1998年以前，当时卖血在印度地区不仅是合法行为，而且也是主流职业，背后有强大的工会和商业捐赠者权利组织支持。不过，当印度采用全面志愿式的捐血政策后，血液价格便开始高涨，从一品脱5美元涨到将近25美元，对于许多一般患者而言，简直是高不可攀的天价。虽然法律规定买血属于非法行为，但是印度政府竟然没有能力建立替代的制度，缺血问题扩及所有依赖稳定供血的医疗产业。血液成分——包括红血球以及用于阻止血友病患者失血的凝血因子——的需求量呈现爆炸性的增长，迫使印度最后不得不开始从国外进口每年价值7500万美元的血液成分（奇怪的是，这些血液成分有许多是来自美国捐血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血液出口国之一，其血液出口产业每年总收入高达数十亿美元）。

印度的问题并不是缺乏可管理医疗服务买卖的法律规定，而是在有道德地采血方面，以及应对印度血液需求量大规模增长方面，几乎完全无计划可言。合法授权和警方优先处理的事务之间形成空白状态，医疗黑市趁机兴盛起来。

哥拉浦自由放任的市场，只不过是极端展现了世界各地的私人医疗与公共医疗之间的根本冲突。美国从罗斯福新政的公费医疗制度，转型到二战后的主流营利模式时，也发生了极为相似的情况。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的多数医院是慈善机构，大都隶属于政府。医药费往往是由政府掏腰包全额支付，或补贴大部分的医药费。营利医疗与私人保单并行的时代，是等到艾森豪威尔总统上任后才开始。不过，医疗机构已经知道有些人宁愿支付额外的费用，获得更先进的照护。大型公营医疗机构大多雇用一般从业人员，私人医院雇用拥有先进知识——先进的知识是稀有的——的专科医生，开始取代公营机构。

血液供应的状况也经历了类似的管理阶层变动。二战期间，前线士兵需要大量血液，以便加快伤口痊愈。但是全血很容易腐坏，在跨大西洋的航程中无法保存下来。为了寻求替代方案，红十字会便促进离心机技术的普及化，把红细胞从血浆中分离出来。虽然血浆缺乏血红素，但是在手术期间，患者的循环系统能从中获得所需的血浆血量，而且在治疗流血的伤口时，这种血浆也能起到关键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血浆的寿命比全血长，而且在长途的海外航程中，存活几率也更高。这种血浆让美国人自愿捐赠大量血液，美国国民觉得捐血是为了拯救前线士兵的生命。就因为美国与英国本土在战争期间对援助士兵所做出的努力，让蒂特马斯有了灵感，他写道，在面临国家存亡关头时，捐血者通过捐血行为，拥有了使命感和团结感。

在战争期间，当外科医生在动手术时已习惯有大量血液备用，因而开发出更复杂的手术技巧，外科领域获得了大幅的进步。然而到了战后，血液需求量却仍居高不下，这是因为医生把战场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在平民领域。不过，少了战争这个因素，就难以维持高库存量，因此美国需要更有效的采血制度。

1940年～1960年间，有偿的献血中心不稳定地与无偿的志愿捐血处并存，而且有着很明显的阶级差异。有偿的献血处大多设立在贫民区，而志愿捐血中心则是在教堂举办捐血活动，并在市区里比较体面的居民区，维持迎宾中心的运作。在质量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异，有偿捐血人是基于金钱动机才卖血，并不在乎自己的血液是否安全，只在乎捐血后会收到钱。此外，献血处的卫生状况也很马虎。蒂特马斯指出，有偿捐血人血液传播疾病的发生率较高。

他写道，那些依赖营利血液银行的医院，经由输血，促进了肝炎的扩散。在人们志愿捐血的情况下，肝炎案例却大幅降低。当时负责报道血液银行的记者指出，营利捐血处的环境十分破旧，有时是泥土地面，墙壁摇摇欲坠，“地上爬满了虫”。这类捐血处的重心在于采血，而不是捐赠者的健康状况。

尽管营利血液银行卖的是受到感染的血液，但终究还是在赚钱，可是质量的差异还是引起了医生的注意。在部分城市，医生对于受感染血液所带来的风险感到忧心忡忡，便开始指示医院只购买捐血银行的血液。当然，营利血液中心也察觉到这种做法会危及其经营模式，于是开始反击。私立的血液银行有计划地控告医院违反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他们主张血液是公开买卖的商品，因此志愿捐血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原料的行为，显然，医生的临床决定使得患者健康与公司利益产生了冲突。

最有名的案例就是1962年的堪萨市案，当时有两家商业血液银行将案件送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审理，最后打赢了官司，之后非营利医院被禁止使用志愿捐血者的血液。在判决书中，这些医院如果继续依赖比较安全的血液供应，就要被处以一天5000美元的罚款。联邦贸易委员会所作出的多数裁定指出，非营利的社区血液银行（Community Blood Bank），以及医院、病理学医生和医生，“共谋非法阻止全体人类的血液贸易”。

接下来几年的时间，美国医学会便再三对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所作出的判例，最终才又得以推翻该项判决。不过，医界许多人仍没有忘记之前的裁决，他们提出警告说，医药的私有化会在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造成类似的问题。他们忧心，商业压力会诱使医生提供不必要的治疗。

而在堪萨斯州的血液银行争取贩卖商业捐血人血液的权利的同时，阿肯色州的矫正司则跟制药公司和医院签订协议，贩卖那些从囚犯身上取得的血浆。这个方案有助于补贴监禁囚犯的费用，同时还能增加阿肯色州的血液供应量，可没想到的是，最后付出的代价却很高。因为在监狱体制里，筛检捐血者血液质量的诱因很低，于是在实施该体制的30年间，阿肯色州的血液导致了肝炎的爆发，也导致了艾滋病毒的早期传播。其中阿肯色州血液的最大买家之一是加拿大的一家血液供应公司，这家公司隐匿血液来源，以增加血液销量。而世界各地的买家在不知道血液来源的情况下，进口了带有疾病的血浆，受感染的血液最远波及日本、意大利、英国。

最后，美国与加拿大出台法规来限制这种做法，而且终于在1994年，也就是禁止器官贩运统一法通过将近10年后，阿肯色州成为美国最后明确规定贩卖囚犯血液属违法的一个州。根据后续调查保守估计，光是加拿大境内，约有1000人因受感染的血液而感染艾滋病毒，另有20000人罹患C型肝炎。

如果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来看，哥拉浦发生的事情其实并非是反常现象，而只是回归到了早期的血液丑闻上。只要有某个地区缺血，就很容易会发现，缺血问题波及整个医疗体制。即便是在亚德哈犯下一连串罪行之后，极端的缺血状况同样足以充分诱使其他类型的犯罪阴谋兴起，从而提高整体供应量。今天，问题不单发生在上锁的门后面，也会发生在大街上。

大卫的孩子出生的那家公立医院，起码看起来合乎规范。然而，私人诊所可就没有受到这样的限制了。哥拉浦只有3家公立医院，民众要是有一点钱，想获得更快，但不见得更好的医疗服务时，就可以去私人诊所看病。

哥拉浦的医疗基础设施像是个大杂烩，掺杂了不公开的秘密诊所以及私立医院，宣传着廉价药物的广告一排排地贴在每一个街区，如藤蔓般有机蔓生，攀爬交通标志的柱子和路灯。从绝对数量来看，哥拉浦贩卖的药物总量超过了新德里。这是由于哥拉浦邻近尼泊尔边界——而尼泊尔医院的情况比印度还要糟糕，因此走私者和患者会携带大量药物回到尼泊尔。

不过，虽然公立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大同小异，但与私人诊所的质量却有天差地别。声誉优良的诊所门外，有许多包着头巾的农夫及其瘦削虚弱的妻子大排长龙，队伍甚至长到要绕着街区排。他们会排上一整天，只为了得到受人敬重的临床医师看病的机会。至于其他诊所，常常一天连吸引一位患者都困难重重。因此也可以想象，在许多情况下，医院还有可能为了抢患者而诉诸暴力。

典型的例子就是凯达·奈斯，他一生大多住在喀瓦汉（Kutwahan）这个小村子里，在一小片土地上种植稻米、芒果和香蕉。六十多年的辛勤工作，使得他的脸庞历经风霜，布满皱纹。他的3个儿子都已经前往遥远的孟买当建筑工人，每个月会把一小笔钱寄回家乡，贴补家用。奈斯生活节俭，还会储藏东西，以备将来老得无法耕作田地时使用。我跟这位饱经风吹日晒的黝黑农夫会面时，他穿着白色的长缠腰布，戴着被太阳晒到褪色的头巾。他的双手因老迈而多瘤节，眼神却精力充沛得有如年轻人。

他身体有很多毛病，每个月都要坐破旧的公交车去哥拉浦一趟。他的医生查克拉潘尼·潘迪（Chakrapani Pandey）是一位在美国巡回演讲中最常见到的知名讲师，但一生都在服务穷人，还在哥拉浦市中心经营一家诊所，大量补贴穷人的医药费。他是哥拉浦最受人敬重的医师中的其中一位。每天早上，在诊所开门营业的3小时前，患者就会开始排队，等候接受他的医疗服务。

2009年3月的某天，奈斯照例在公车站搭了电动三轮黄包车，去往潘迪的诊所，但没料到司机却另有盘算。待奈斯一坐上后座，两名牙齿有槟榔渍、表情凶狠的壮汉便跟他说，他们要带他去看更好的医生。他们跟奈斯说：“潘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席拉医院的人比较厉害。”而当他试图反抗时，那两个男人抓住了他的手臂，压制住他。奈斯大喊救命，但没有人听见。

席拉医院跟许多新设立的私人诊所一样，专为离乡背井的劳工提供医疗服务。医院建筑高达四层，内有候诊室和手术室，提供各种一般性医疗服务，不过这里也跟哥拉浦的其他地方一样，经常发生血液不足的状况。

奈斯说，他被拖到医院前的混凝土坡道，最后不得不进了医院，被迫在柜台付了费用。然后，那两个男人把他拖到一间有铁门的隐秘小房间里。他一脸气愤地说：“那里有4个男人，他们分别压住我的四肢，我无法反抗。”其中一位助手把针插进他的手臂，然后把一品脱血液抽到了玻璃容器里。抽血完毕后，他原本白色的长缠腰布上都沾了血，接着他们给了他一份泌尿感染处方签，就把他丢到了街上。一路上，他因为一直奋力逃脱，加上过度失血，所以呈半昏迷状态。在将近一个小时后，他的脚才有了力气。终于站起来后，他叫了黄包车，前往潘迪的诊所。

此时，身材高壮、表情和蔼的潘迪，就坐在巨大的铁桌后方，天花板上的灯靠一条细细的白色电线悬挂着，那灯的高度低于他的眼睛。房间内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巨大的冷气机，猛吹出寒冷的空气，让诊所的温度接近北极。当我一提到奈斯的名字，潘迪的脸色一沉，压低声音。

“你看到诊所外面在大排长龙吧，在哥拉浦，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很受欢迎的医生。但是，我一天至少要损失3名患者，我的患者被其他医院的中介拉走，那些医院想要增加业务量。”他还说，哥拉浦的医院不仅在血液供应方面相互竞争，还会争夺尸骨未寒的患者尸体。他们雇用出租车司机和手段不高明的恶棍，监视其他诊所，把患者带去那些付佣金的医院，有时会用暴力手段胁迫患者去。他说，有一次他还抓到了一个中介，对方跟他说，如果找到了可能付给医院大笔费用的痛苦患者，佣金最高可达3000卢比，相当于75美元。这一大笔钱足以让坐出租车这件事变得危险重重。

“奈斯碰到的情况是血被偷了，但谁知道那些人还会做出哪些事情。”他说。或者，说实在的，还有哪些罪行是打着医学的名义犯下的？

第八章　临床劳工小白鼠

我是勃起功能障碍界的叶格，或可说是众多叶格的其中一位。

2005年夏天，我刚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类学研究所毕业，微薄的助学金就要用光了，我不仅没保险，还欠了学生贷款。对于像我这样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而言，要轻松赚一笔钱，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报名参加药物试验，成为小白鼠。而麦迪逊便是美国为数不多的主要临床试验中心之一。要把我的身体租出去很容易，只消浏览地方周报的分类广告栏，伴游和床伴征人广告旁边就是了。

这份差事跟卖淫很像，酬金实在诱人，3200美元啊，至少科文斯（Covance）在自家网站上是这么广而告之的，似乎是一笔好买卖。科文斯是一家当地的契约型研究机构，代表各大制药公司进行临床试验，我只要当小白鼠几个星期，赚的钱就能抵过以前工作3个月的薪水。而要试验的药物是重组威而刚配方的新药，威而刚是史上最热卖的药物之一。

当时，研发出威而刚的辉瑞大药厂完全掌控了勃起功能障碍市场，但拜耳药厂也想分一杯羹，于是便稍微重组了威而刚的配方，推出了勃起增强药。业界称这种药为“同质药”（me too drug），其基本药理特性跟市面上既有药物相同，但当中的差异，又足以另行申请专利资格。不过，即使是同质药，仍得清除法规上的障碍，因此拜耳药厂雇用了科文斯临床研究机构进行临床试验。在经过简短的筛选过程后，科文斯雇用了我和另外30个男人，花4个周末的时间共同在实验室吞下大量的壮阳药，帮自己的枪上膛。

当然了，他们之所以会付钱给我，是因为临床试验一点也不安全。2006年，有8个人志愿参与为期一周的TGN1412研究，TGN1412是一种正在实验中的药物，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和白血病。但在服用第一剂药物的数分钟内，便有6个男人呕吐，接着失去意识。伦敦北威克公园医院（Northwick Park Hospital）的人员赶紧把他们送到创伤中心，多位医师确认是多重器官衰竭症状，虽然最后救回了他们的性命，但是他们的免疫系统因此而受到不可逆的损害，其中一人甚至失去了脚趾和手指，还有一人最后罹患癌症，可能就是TGN1412所引起的。

1999年的费城案，危险程度就更高了。当时杰西·盖尔辛格（Jesse Gelsinger）正在接受第一批鸡尾酒基因疗法，可是5天后就死亡了，当时他年仅18岁。基因疗法是针对患者基因组成里的特定变异，将坏基因换成好基因，因此很有可能可以治疗遗传疾病。假如该药物有效，就等于是在全新医疗领域跨出了革命性的第一步。然而，他的死亡引起了寒蝉效应，媒体给整个基因疗法领域判了死刑，大有可为的科学探究方向，也因大众的怒气而就此告终。他的死亡同时也震惊了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和投资者，足足10年后，才有另一个基因疗法临床试验向前迈进。那次试验引起的余波，让当代所有其他医学实验都受到了影响，导致新药研发的危险度增加。要是药物研究出了问题，不但会有人死掉，就连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也会突然间付诸流水。

不过，一剂配方重组的威而刚似乎没那么危险。毕竟，世界各地已有数百万人在使用威而刚。当天我去城外一栋外观矮宽的单层建筑报到，穿过气锁门，一位护士帮我签到，告诉我要把旅行袋放在哪里，然后在我的脖子上挂了相片识别证。我穿越了充满强烈乳胶味和消毒液气味的走廊和交谊厅，遇到了一些三十多岁的男人，他们是参加另一项研究的人，臂弯里有沾了血的小片纱布，绷带看似微型模型里的日本国旗。

一小时后，最后几位参加乐威壮试验的人终于到了，护理长带领志愿者进入餐厅，说明宿舍规定。

一、上厕所前，须经许可。膀胱里细微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乐威壮的代谢率。

二、抽血时要准时出现，不容许有例外。一天要抽血19次。

三、禁止喝酒、性交、咖啡因、药物、色情片、运动。其实，除了让身体处理药物外，我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是愈少愈好。

四、若有任何不寻常的副作用，请立即呈报。

“基本上就是喂食和抽血的研究。”护士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要研究药物会停留在你们的体内多久，我们不用知道你们是不是有……嗯……我们不用知道药物是否达到了效用，除非发生不正常的状况。”我们认为背后的涵义是，她不在乎我们是否勃起，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说明结束后，我们陆续走出会议厅，我坐在一台巨大电视机前方的沙发上，跟参与同一研究的其他成员握手问好，发现至少有一半的人是靠药物试验维生。

其中一位职业小白鼠叫法兰克，他是个44岁的退伍军人，从佛罗里达州搭巴士来到这里，参加过的临床试验有将近有50个。他穿着蓝色的运动裤和褪色的冠军T恤，这套军人运动服的舒适度胜于时尚度。他跟我说，通过试验的诀窍在于，对于微不足道的不舒服，要保持冷静。如果问题变得很严重，你自己自然会知道的。

他告诉我，有一次，他看见某个人在第一次抽血时就陷入恐慌。那个试验对象开始大喊说，鸡尾酒实验疗法让他的手臂发烫，他想要出去。护士当场表明他有选择离开的权利，只不过他的津贴必须没收。最后，那位患者跑掉了。不过，法兰克决定坚持下去。这么轻松就能赚到的钱，他才不要放弃。他们帮他注射药物，他的确也有发烫的感觉，就跟他前面的那个家伙一样。可是，他没有陷入恐慌，心甘情愿承受。

几天内，医生取消研究，把化合物送回实验室，要重新进行配方。“觉得好像是不正当的买卖，坚持下去的人只在诊所里待了几天，就拿到了为期30天研究的费用。”他这么跟我说，还露出得意的微笑。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受损，但是坚持下去的收获，就是8000美元轻松入袋。

如果这是不正当的买卖，那么又该算是哪种不正当的买卖呢？在进行药物试验时，试验对象的工作方式与传统方式不同，甚至有许多人在谈及自己接受的实验时，都将其当成意外之财看待。不过，虽然他们并没有在积极工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提供宝贵的服务给药物公司。这些接受试验的小白鼠所提供的产品，虽然不是来自于生理或心理上的努力，却也可能很危险，同时又很耗时。社会人类学家凯瑟琳·渥比（Catherine Waldby）和玛琳达·库珀（Melinda Cooper）也曾仔细思考这个议题，最后发明了“临床劳工（clinical labor）”这个词汇，用来描述法兰克这种人为了维生而从事的不太是工作的工作的人。但要是没有他们的宝贵贡献，整个制药产业就会逐渐停摆。

可是，如果是站在药物产业的官方立场来看，其实不应该有临床劳工的存在。志愿参与药物研究，也和世上所有其他的人体市场一样，都掺杂了利他主义和营利表现。虽然药物公司心不甘情不愿地补偿人们在临床试验里所耗费的时间，但却也一再重申当小白鼠并不是工作，而是捐赠的行为。

不过，这依旧无法阻止美国将近15000人参与药物试验，用来赚取一大部分的所得。美国国税局也不把这件事视为问题，乐于对公司所支付的现金征税。

这种参加药物试验的工作方式，不同于在血汗工厂里工作、提供会计服务或卖淫等，一般而言，试验对象其实什么事情也不用做，制药公司只不过是租用他们的身体，研究人体代谢过程。实验室付钱买试验对象参加试验所耗费的时间，并针对参加测试的人的身体健康有可能面临的严重风险，给予补偿。

而站在数据质量的角度来看，依赖职业小白鼠会是一个大问题。为获得最佳结果，医生必须尽可能隔绝许多变数，因此如果试验对象参加完一个试验后又接着参加另一个的话，体内会累积了一堆实验性的不明化合物，那就会造成问题。长期参加各种药物试验的小白鼠，其体内有可能会变得习惯处理药物，免疫系统也可能会产生一般人不会有的怪异反应。因此，在理想的环境中，试验对象应该要很少或先前并未接触过药物。在最理想的药物试验中，试验对象要完全未接受过治疗，真正达到毫无病历可言的程度。试验对象的药物治疗记录越是空白，药物公司就越能够把他们的身体数据化为金钱。

职业小白鼠通常把个人利益放在资料的前面，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有可能会影响到试验结果的准确度。参加测试的人投机取巧，不服用药物，或在近期内参与多项试验，甚至太多谬误的药物交互作用，都有可能导致试验必须从头重新开始。

同时，参加药物测试的人也处于两难的处境。临床试验在性质上是危险的工作，而试验中心很难找到志愿参加药物测试的人列入候选名单。真正出于纯粹利他主义的志愿者，是十分罕见的。可是，付现金的话，就表示职业小白鼠的出现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替代方案就是回到早期招募试验对象的模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估计有90％的药物是首先在监狱里试验的。一讲到志愿工作，囚犯的选择并不多，不是要做粗工，就是当实验室的小白鼠。在监狱的环境里，药物公司可密切监看囚犯的一举一动，也可以仰赖州政府，避免囚犯作假。

当时，这些严格的科学实验计划促使药物研发进入全盛期，数据高度精确，而且支出的成本比现代药界低很多。不过，这样的方式最后被囚犯权益运动人士终结了。运动人士将囚犯药物研究的危险程度比作是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间的塔斯科基（Tuskegee）梅毒研究。当时，塔斯科基梅毒研究试验的是抗梅毒药物的功效，而医生却故意不治疗由非裔贫穷久病者构成的控制组。因此，当法律禁止把监狱当成试验地点后，药物公司失去了可试验一堆人体的大本营，不得不改变研究策略，放弃胁迫手段，改为提供利益诱惑。

因此，提供有价服务的志愿者取代了囚犯。不久之后，一整个阶层的民众——多半是蓝领工人、学生、移民——发现参加药物试验是迈向经济独立的方法。这种情况使得药物公司陷入不自在的处境。

人类学家亚历安娜·派崔娜（Adriana Petryna）曾在文章中引述某位资深药物招募专员的话，提出招募问题是长久存在的问题：“我没遇过真正掌握诀窍的人。有时很幸运，很快就能找到愿意参与测试的人；不过，大部分的时候，真的很难找到患者，而之所以很难找，是因为大家都在找。”

在药物试验的交谊厅里，法兰克跟我说，他在这行是真正的老手。他身材高挑，一头乱蓬蓬的黑发，此时他接受的临床试验已近结尾阶段。他跟我说，要把参与临床试验当成职业的话，诀窍并不是就这样老实做下去，其实从迈阿密到西雅图沿途有许多试验中心，小白鼠会像季节性的劳工般迁徙。他说：“理想上，小白鼠每隔一个月就会争取一次试验，这样就有时间让体内的药物排出来。如此一来，你就有30天的安全间隔，万一发生预料之外的交互作用，还有缓冲时间。”此外，职业小白鼠（多半是前科犯、非法劳工或学生）从事这行都是为了能很快赚到钱。

他还别强调一件事：“如果要一直做这行，就必须顾好静脉，不然看起来会像是毒虫。”一副毒虫样肯定就没办法加入日后的试验研究。他跟我说，皮肤上的针孔处要涂抹维他命E，这样能加快愈合速度，还要尽可能让手臂轮流打针。“第一次卡针的时候，真的很痛，不过卡针卡到第三次、第十次时，就不会在乎了。到参加试验的一年后，你就会想把抽血者的针抢过来，自己打。若是碰到实习生，你根本不用多想啊，他们肯定会像剃刀一样切你。”对于全职小白鼠而言，静脉就是摇钱树。要是没有静脉输送药物到法兰克的循环系统，法兰克就无法赚钱维生了。我把他的话全都牢记在心里。

在这项试验的第二天早上6点45分，服用完第二剂药物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了。他们给了我一小碗玉米片和全脂牛奶，要我15分钟内吃完，然后跟一小组人一起排队。这项乐威壮的试验研究分成3个组别，分别是安慰剂组、中剂量组、高剂量组。我与法兰克视线对望，对他微笑。他纯熟、自在地看着护士，有如赛车手用眼睛打量分析着车道。

扎针的过程很顺利，结束后，负责早班的年轻漂亮的护士要我去护士长那里。护士长一副晚娘面孔，坐在桌子旁，而站在她右手边的人手里拿着手电筒。这两人前方是一张蓝色纸巾，纸巾上有一颗药丸，还有一杯水。

“把药丸放在舌头上，一整杯水喝下去，药丸一定要吞进去。藏在嘴巴里的话，就会失去试验资格。”我在此时领会到，法兰克可能会有锦囊妙计，顺利通过这类试验。我吞下药丸，那女人用手电筒检查我的嘴巴，还要我移动舌头，好确定我已经吞下药丸了。

目前的乐威壮配方是以2毫克、5毫克、10毫克的剂量投药，至于最严重的个案，还有20毫克的剂量。而我吞下的则是30毫克。高剂量是为了试验人类承受度上限，以确保服用药物的数百万人不会中毒。就小白鼠而言，试验中毒的界限就是此试验的要点所在。也许30毫克已经足以让某个人的阴茎下垂，可没人想要遇到这种事。

之后当我跟法兰克碰面时，我便问他有没有服药。他跟我说，职业老手绝对能够藏药，但是就我们所服用的药物而言，并不值得冒险藏药。

“同质药是最安全的药物，没什么好担心的。”法兰克说危险度很低，我几乎就要相信他的话，只不过是把威而刚的配方稍微改一下，而且威而刚和乐威壮其实都是让阴茎里的血流量增加的药物，会有什么危害呢？

一般药物要取得核准的话，必须通过三阶段的临床研究试验。最危险的阶段就是第一阶段，一小组志愿者会服用高剂量的实验药物，借以试验药物对健康患者所产生的毒性，这个阶段研究的是医生可开立的剂量的上限。第二阶段则是以人数稍多的生病患者为对象，试验药物对治疗某一具体症状所产生的效用；最后是第三阶段的大规模试验，这是最安全的阶段，用于决定药物的临床应用效果。职业的试验对象通常都会选择最危险但最赚钱的试验。

当然，在麦迪逊所进行的试验就是第一阶段，而我也在没多久后就知道自己试验的是人类对于勃起交互作用的承受度上限。因为一小时内，我的头开始抽痛，好像脑袋从中间被劈成两半。我躺在床上，把灯光调暗。要找出最大容许程度，就表示临床医师必须经常游走在安全界限，小心增加剂量，而且只有在进入危险区后，才会调低剂量。走廊里，无情的日光灯底下，我听见有一位实验室小白鼠在呕吐。他对着马桶吐了半小时，塑料玻璃后方的护士监看着他的状况。

他要护士给他Advil止痛药，但是护士通过对讲机说，在给药之前，必须先取得上司的同意，她不想影响资料的准确度。3个小时后，头痛药的许可才终于下来。

在这项研究中，只有两个人没有头痛，因此使用此壮阳药物的实际上限必须低于30毫克。现在候诊室里满是头痛又勃起的男人，头痛和勃起，实在不是特别性感的组合。

我接下来还有两个周末要回来参加试验，但是等我走到大门出口，一位护士却递给我一张支票，上面的金额变少了，她说，接下来两周，他们不需要我了。是因为我身体提供的数据不符合他们的标准，还是因为他们希望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的官方归档记录上，不会有那么多患者表现出头痛欲裂的症状？总之，他们没告诉我原因，但我还是收下了支票。该项试验结束后，法兰克写了电子邮件给我，他说，如果想要收到全额款项，有时最好不要承认自己的症状。法兰克顺利完成了试验，获得全额款项，南下至迈阿密，在夏末度一个月的暑假。

我不禁忖度，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依赖勃起功能障碍药物的试验，来赚钱维生呢？当风险有可能很小的时候，除了支票和头痛，我还能从中获得什么呢？还有在市场上推出另一种威而刚仿制品，究竟有何意义呢？

离开了临床劳工的工作后，我回到了没保险、没工作的世界，开始寻找其他赚钱谋生的工作。我就跟所有的实验室小白鼠一样，一旦身体代谢完药物后，就尽完了职责。同时，我也开始思考要不要去印度工作，我有大学学历，或许可以为学生开设国外课程。

结果，我发现，想在国外找工作的人，不只有我一个人。

药品一旦有测试准则的存在，就表示市面上的药物是安全无害的，并且经过了彻底的审查。可是，获得核准的过程通常既漫长又昂贵，随随便便就有可能要耗资10亿美元，而最终能否获得核准，仍是未知数。

虽然像威而刚或是精英级癌症疗法等大获成功的药物，轻松就能收回大笔投资金额，但是欧美地区的药物试验成本还是让药物研发公司倍感压力。尤其在没有囚犯作为试验对象后的20年间，药界对于增加的费用更是感到厌烦。

1990年代，新时代开始酝酿，大笔投资流向新兴的生物技术公司以及国际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的证券，使得制药产业成为高获利、高风险的轮盘游戏。有愈来愈多的生物技术公司与药物研发公司，聘用了拥有MBA学位的董事会作为领导阶层，他们再也不是关心患者治疗效果的科学家与临床医师。投机的投资者可用便宜的价格买下股票支持公司，等待大有可为的临床试验结果在一夜之间将公司股票的价格提高一倍，然后让投资人赚得数百万美元。即使在之后的规定监管阶段，发现药物最后是个没用的废物，钱也早就进了投资人的口袋。

这种公开招股的做法，正好就表示药物的救命性质也需要计上盈利表现才行。也因此，血压调节药、高血压、勃起功能障碍的疗法便得以迅速发展，其他利润较低的研究领域所能募到的资金也就随之减少。

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仍有许多药物试验需要进行，那时制药公司便发现自身的能力已无法应对及消化工作量，他们需要专业的协助，以应对其对药物资料的需求。原本制药公司都是在内部进行所有研究，并接受大学医院或研究医院的监管，但后来，有许多独立的契约型研究机构兴起，他们结合了以利润为重的管理技能以及复杂的临床技能。这类研究机构有能力提供产业级的临床试验，并擅长于大众市场试验。最终，科学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只有构思概念并拟订测试准则，接着，像是费城的Premier研究集团或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科文斯公司等团队，就会在公司外部进行预先计划好的临床试验。

最开始的时候，契约型研究机构多半位于大学城里，因为那里有许多需要快速赚取现金的大学生会报名参加研究。唯一的问题在于，试验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学生数却不足。于是，契约型的研究机构便开始迁往城市的贫穷区域，这样就可以轻松吸引到收入低的居民，这就像是1950年代血液产业的作为。由于这类组织所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就是取得资料，因此契约型研究机构可以像其他公司那样，寻找更便宜的劳工来源，藉以降低成本。今天，契约型研究机构遍布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界城镇，吸引移民人口进入试验设施工作。监察长办公室指出，1990年至2001年间，在低收入地区进行的临床试验数量增加了16倍，并预测该数字到了2007年会再增加一倍。

最终的事实表明，监察长办公室的预估并不准确。反之，美国境内经营的契约型研究机构数量反倒减少了，这是因为监察长并未考虑到全球化因素的关系，像是资料搜集的工作可轻松外包给道德标准较宽松、经营成本较低廉、国民人均收入较低的海外国家。荷兰合作银行印度金融（Rabo India Finance）公司在2004年所作的一份研究调查显示，把试验外包给印度，估计可让药物试验的整体费用降低40％。到了2005年，前十二大药物公司总计1200项临床试验当中，就有一半是在英国、俄罗斯、印度进行。

对于美国药物研发公司而言，这当然是很幸运的事情，这不只是因为在外国可节省成本，也是因为在外国从事药物试验，可解决美国职业小白鼠这个重大问题。因为如果药物研发公司在患者很少接受保健医疗的区域设立实验室，那么差不多就能保证试验对象未受过治疗。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印度没有能力让国民享有医疗照护，所以有大量人口可作为先前未接受治疗的自然人体，甚至还有人即使是罹患了重大疾病，都从未接受治疗。到了2010年，印度更因许多民众都未接受治疗，因而享受到每年20亿美元的丰硕回报。

在印度，“不仅研究成本低廉，而且也有技能高超的工作团队可进行试验”。《美国生物伦理学期刊》前执行编辑及美国环保署人体试验委员会现任主席西恩·菲尔普（Sean Philpott）如此表示。然而，志愿参与试验的人数剧增，所引发的问题与美国立法禁止对囚犯进行试验相类似。菲尔普说：“参与印度临床试验的个体往往没受过教育，支付100美元就可能算得上是不正当的诱惑了，那些人甚至有可能没意识到自己是被迫的。”

这种情况跟海啸难民安置区的居民在生活压力下卖肾是很类似的。在印度，参与临床试验的人，以及那些被肾脏掮客、代孕母亲之家及血液小偷所利用的人，都是属于同样的社会经济阶层。说也奇怪，这两种市场里的监督与胁迫行为都十分相似。由于印度药物管制总署（Indian Drug Control General，角色类似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的监督能力基本上不太好，因此制药公司就会想要规避道德规范，以期建立更好的数据库，而这种做法已经导致一些错误发生。

2004年，印度药物管制总署调查了两家位于班加罗尔（Bengaluru）的备受瞩目的生物科技新兴公司——山沙生物科技公司（Shantha Biotech）和百康生物科技公司（Biocon）。这两家公司违法进行关于基因改造的胰岛素临床试验，导致8名患者死亡。他们甚至没有让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更没有采取措施尽量降低患者面临的危险。

在另一起事件中，太阳制药公司（Sun Pharmaceuticals）更说服400名医生开来曲唑（Letrozole）这一乳癌用药，作为生育治疗之用。太阳制药公司希望复乳纳膜衣锭能获得作为他用的许可，以期让销售量增加一两倍。但该公司并未跟患者说明这一点，就要让患者参与实验使用该药物。

虽然那些妇女并未呈报有严重的副作用，但是该药物的确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预期的不良后果。

此外，那可能也不是唯一一次在孕妇或想怀孕的妇女身上试验癌症疗法。复乳纳膜衣锭进行试验的两年后，当时，我住在金奈正为《数字联机》（Wired News）报道一名新生儿的脸部严重畸形，是由名为“独眼畸形”的罕见遗传疾病所致。这种疾病会让左右脑接合在一起，在这个案例中，就导致了额头中央产生独眼。当时，我造访了替独眼新生儿接生的甘地（Kasturba Gandhi）医院，院方人员告诉我，这名母亲说自己已经努力试着怀孕好几年了，当地的生育诊所给了她一种不明药物。

之后，我获准阅读一份机密报告，院方管理部门写道，那位母亲很有可能服用了一种叫做环巴胺的实验性抗癌药物。在经过调查后，我也发现，环巴胺目前正在美国进行临床试验。这个化合物衍生自北美玉米百合（North American Corn Lily），早就被美洲原住民利用为避孕及止痛用。不过在1950年代，美国的牧羊人却发现怀孕的母羊若长期食用玉米百合，就会生出独眼小羊。而进一步的玉米百合试验更显示，环巴胺这种化学物质会阻断脑部发展，前列腺癌的遗传路径。

基因生物科技（Genentech）和席洛斯（Cirus）这两家大型生物科技公司认为，精炼的环巴胺或许能够终止前列腺癌，不过也都否认在印度进行临床试验，并表示在孕妇身上使用环巴胺会有危险。但是，我却通过电话在孟买与德里找到了几家药物供货商，愿意卖环巴胺给我。在接下来几周的后续调查中，我只能找到少许有关独眼婴儿案的信息，不过这些调查已足以让大家开始担心数百英里外的复乳纳膜衣锭实验。

“第三世界的生命价值远低于欧洲，这就是殖民主义的涵义。”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医学史客座教授司里路帕·普拉萨（Srirupa Prasad）如此表示。

人类学家安·安葛丝（Ann S. Anagnost）曾写道，生物科技产业已经凭借自身力量，将血液转变成可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血液的交易方式类似黄金。中间人与掮客自行采集血液，卖给那些支付现金且不在乎血液取得方式的公司。安葛丝更写道，军队甚至扮演着居中协调的角色。

第九章　长生不老的承诺

在塞浦路斯的一家生育诊所里，英俊潇洒的胚胎学家考道洛斯（Koundouros）在空中挥着手，好像要擦掉我那些即将脱口而出的问题似的。他从事的是人类卵子行业，没错，但是生殖产业不光只是制造婴儿而已。抽烟抽到嗓音低沉的他，拿走了我的笔记本，开始潦草写下笔记。

“在这里，最有新闻价值的就是干细胞。不久之后，我就会开发出新的胚胎干细胞制造流程，不用卵子就能办到。”他将一根手指向天空，似乎没一刻停得下来，同时，他还说正在研发一种方法，要从其他组织中制造出胚胎干细胞。他说，有一天，这项研究将可规避美国禁止从事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律规定。就是这项规定使科学家只能使用少许几种基因物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还有这些基因物质不受布什总统禁止使用新株的新规定所限制。新物质的缺乏是临床医学进展的一大阻碍。一直到了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才终于撤销了禁令。不过这条研究之路似乎一直遭遇重重阻碍，比方说，联邦法院发布禁令，宗教活跃人士发起抗议活动等。

数十年来，胚胎干细胞研究一直是颇受争议的战场，有远见的科学家认为干细胞是极为有益的医学分支的根基，不过，宗教团体认为，胚胎研究会杀死潜在的人类生命，因而提出反对。因为至今为止，如果要培养出新的干细胞株，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摧毁胚胎。

然而，考道洛斯说，他的实验室以后将可以避开宗教人士的抗议。未来，根本不用摧毁卵子，而是从骨髓或皮肤组织中培养干细胞。他会运用基本上差不多的科学原理，以技术方法来解决棘手的政治争论。他语带兴奋地表示，科学家可以继续带领大家进入新的医学时代。或许在这样的医学进展之下，实验室就能够再生整个器官、修复受损的组织，还有可能让人永远不死。干细胞的潜力无穷。

他说话的同时，我的笔记本上就已经被画满了交叉的线条和圆圈，用以代表卵子、DNA链，以及被锁在人体内的那股无限的疗愈潜力。我耐着性子，抓住正确的时机点，才终于把笔记本从他手里拉回来，我找到一些空白处，写下我对这个主题的摘记。可是，我的笔不久就慢了下来，然后停笔。这不是他的错，只是我对这个主题的关注比不上他热情。这种事情我以前听了不下数十次，干细胞或许是人类的未来，不过，医学上要有突破性的发展，途中遇到的难关可不光是法规而已。

我们停滞在科学创新的边缘已有长达数十年之久了。似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某位科学家预测，不久的将来人类会像蝾螈那样，失去的四肢能够再生。还有某杂志会吹嘘说，某实验室即将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将有能力在生物反应器里培养出基因完美的新鲜器官，或者计算机技术有一天可以让人们把脑袋下载到硬盘上，继续以虚拟方式重现真实的自己。如果那样都行不通的话，也已经有公司提供低温冷冻人体的服务，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等待再生药物的出现，解决死亡问题。不过，比这些都重要的却是，社会大众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医界一再重申的各种干细胞治疗，以期为医药的未来铺路。

大家首次听到干细胞是在1963年，当时恩斯特·阿姆斯特朗·麦卡洛克（Ernest Armstrong McCulloch）与詹姆斯·提尔（James Till）这两位以多伦多为据点的细胞科学家，向大家证明了干细胞可转化成体内其他任何一种细胞。这类“复效性”的干细胞有可能是修复或替代受损人体组织的关键所在。到现在，我们已经耐心等待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希望终有一日能够将人体视为可再生的资源。有了干细胞与再生药物，我们终于有机会将内在的自我（亦即灵魂）以及使我们得以漫游世间的肉体给分离开来。我们再也不会困在一出生即拥有的肉体里。长生不老，伸手可及。

现今，我们会怀抱的科学可以带来灵丹妙药的信念，可能始于1928年。当时，苏格兰药理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有一间不太整洁的实验室，有一次，他去度长周末，恰巧把好几个装有普通细菌的皮氏培养皿留在实验室。等他回到实验室，才发现伺机而生的菌类已占领培养皿，杀死了普通细菌。他无意间发现了盘尼西林，这是现代医药的第一个大变革。不到几年的时间，医院病房就能够对抗那些在术后造成患者死亡的感染，腺鼠疫几乎完全灭绝，链球菌咽喉炎、结核病、梅毒再也无法置人于死地。多数人都不记得，过去，只要是喉咙痛，就表示一定会死亡。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抗生素有如神赐予的礼物，有如长生不老果。

人类社会的欢欣亦可拆解成数字表示：中世纪，人类的寿命很少超过25岁；到了20世纪，在美国出生的儿童预期可活到47岁左右；如今，出生的儿童应该可活到78岁。发现抗生素，加上安全的输血、公共卫生的改善、可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医院照护，使得发达国家的预期人均寿命增加了将近30岁之多。对此，著名的科普作家乔纳森·温纳（Jonathan Weiner）用以下这段话作结：“人类在20世纪所增加的……寿命，相当于人类从出现在地球上之后一直到20世纪前所增加的寿命总和。”

温纳在《延续生命》（Long for this World）一书中，也概要介绍了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这位鼓吹永生的未来学家。格雷认为，再生药物可以让人类寿命往前再跨一步，进而达到永生。格雷将死亡视为一种有待解决的疾病，当医学进步到所有疾病皆可治疗的时候，死亡就只会是没有保险的人会遇到的问题。

虽然格雷及其追随者是科学界的孤岛，不过，相信医学可治疗病痛，只不过是人性使然罢了。不过，在经历了将近100年的医学奇迹后，穿着实验室制服的人竟然无法再持续构思出更好的疗法来治疗疾病，这简直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以前，人们向神祈祷，希望神能让自己更长命、更健康；现在，人们向科学家祈祷，希望科学家能针对那些致死的疾病，研发出新疗法。

活在这个充满灵丹妙药的时代，会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期望灵丹妙药会不断出现。在某些时候，光是小小的进展，就会让人觉得马上就要跨出惊人的一大步。复杂器官的人工版本一直酝酿了五十多年，终于在1946年发明了现在称为小透析机的第一个人工肾脏；而首度在患者身上植入人工心脏，则是1969年的事情。

同时，生物疗法的进展也加快了。在生物反应器和适应力强的细胞株的协助下，医生就有可能在实验室里培养人类皮肤供移植用。烧伤患者有福了，他们可以从自己的身体摘取皮肤供移植用（男性最大片的可用皮肤往往是阴囊）。

不过，充其量也就只有前述那些少许的进展，在与以下这个难以摆脱的问题奋力进行抗争，这个问题就是：“要是医学已进入停滞期，该怎么办？”20世纪，抗生素似乎解决了感染问题，然而在过去30年间，有抗体的细菌品种却已经进化到可以让多数老式的一线疗法失去效用。对抗生素免疫的细菌所引起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在短时间内就成为医院里的头号杀手。基因疗法也自从一名患者在临床试验期间死亡后，就走进了死胡同。除极少数的特例外，经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核准的干细胞疗法仍旧非常遥不可及。

而就制药方面的进展而言，除了抗生素以外，上世纪的药物研发并没有其他明确的疗法出现。如果通过安慰剂进行功效试验，也会发现多数的新药只不过是比20世纪初期的疗法稍微有效一点而已。目前，没有药丸可以治疗癌症。艾滋病患者需进行长期疗程，服用削弱体力的药物，才能让艾滋病毒维持在慢性病的状态。部分药物，例如伟克适（Vioxx）消炎药，实际上反倒增加了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最后不得不回收。利润高的抗忧郁药，如百忧解（Prozac），却有可能造成患者自杀，在许多案例中，这类抗忧郁药减轻抑郁的效用竟然没有高过普通的安慰剂。每年，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都会宣布回收数百种经核准的药物与装置。尽管药界很活跃，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药界究竟有没有向前迈进。或许它只不过走到了岔路上。

这种情况透露出一大警讯。虽然干细胞的神奇疗法以及新药研发的步调赶不上机器人或因特网的技术开发，但是每隔几年，反而会有创新的手术技巧与医疗造影技术出现。在20世纪，对不同身体系统的切割、缝补和重建手法，堪称有了飞跃式的进展。

回顾19世纪时，动手术就等于判死刑。患者不是在手术台上失血而死，就是在复原期间感染致死。当时，最常见的手术就是截肢。在截肢案例中，手术成功与否并非取决于外科医生的技巧或解剖知识，而是取决于医生切割人体部位及烧烙伤口的速度。当时最有名的外科医生罗伯特·李斯顿（Robert Liston）甚至可以在两分钟半完成截肢。

今日的手术室是神经中枢，代表高科技创新以及——更为重要的——成功。昔日的杀手，如脑动脉瘤、枪伤、开放性骨折、心脏病发作、肿瘤等，只要能实时送到急诊室，就能有很高的存活率。而且肾脏移植手术现在也只要需要几小时就能完成，髋关节置换手术已是家常便饭，微创手术几乎不留疤痕，我们活在手术室的黄金时代。

手术不断创新，反观新药和再生药物的研发却处于停滞状态，这样的差异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体市场对人体组织的需求永无止尽。新药和再生药物的研发并未随着手术的对数曲线而有所进展。突破性的药物少之又少，患者却有急需。患者希望干细胞能修补残缺的肾脏和痛苦的心脏。患者在再生药物里找不到他们期望的疗法，必须走上手术一途。

人人都希望不要罹患腺鼠疫，都希望阑尾破了可动手术处理，还希望能够减缓痛苦，这些或许是每个人的权利。可是，如果治疗的成功与否，要赖于摘取别人的组织或夺取别人的健康，那么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 * * * * * *

人类学家渥比——他发明了“临床劳工”这一词汇来描述临床试验一章所提及的小白鼠工作——曾写道，人体组织市场的存在，也显示出“不可能通过合理的市场力量来管制人们对于躯体再生的幻想，因为这种幻想是出自于人们对于驾驭时间的渴望，以及对于死亡的恐惧”。

即便在遥远的未来，再生药物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若是我们想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就是不合理的期待了。许多发达国家纷纷投资大量的资源和财力，就是期望能利用手术和药物等介入方式，一次延长生命几年。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方法几乎是成立的，例如，新的肾脏能让患者在不依赖透析机的情况下活个几年，接受捐心的受赠者有50％的几率可多活10年。虽非永生，却也够久了。不过在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即使移植费用可依靠保险或政府补助，患者仍旧要付出高得离谱的金钱，甚至为了支付昂贵的抗排斥药物疗程，最后搞到自己和家人破产。

医疗产业让人们太容易把“握有购买的力量”误认为“握有击退死亡的权利”。像是如果不进行器官移植的话，器官衰竭将会使人致命，因此与其面对可能发生的死亡、进入安宁照护中心、让所爱的人准备好面临患者的死亡，倒不如选择合法或是非法的市场，至少那里还贩卖着延命的希望。正如笔者曾提及，身体条件无法怀孕的妇女可以选择在国内领养，医生与社工也可以提供给她各种医疗方案，让与她有血缘的孩子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但再回过头来说，如果我们想要活在人命无价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人平等的世界里，那么就不能将市场奉为圭臬，以判定哪些人有权力利用别人的身体。因为即使是最好的组织捐赠体制，也不免会在某种情况下出问题，让犯罪分子趁机而入。即使捐赠体制在多数时候可以在人们不受剥削的情况下运作，但是一旦有犯罪发生，都是十分极端的，这种情况足以削弱整个体制为社会大众带来的益处。

目前，支配世界各地人体市场的道德观，就是假设除了利他捐赠之外，还有合乎道德的方法，可以建立商业化的人体部位交易体制。然而，世界各地无偿捐赠器官的供应量却相当不足，导致整个体制无法维持下去。一旦供应量下降，犯罪分子就会寻找非法手段，以增加供应量。

要解决这种伪善的做法，其中一种解决方法就是立法，全面禁止人体组织与人体的金钱交易，其中包括不得付钱给以下人士：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人体组织供应公司、医疗运输商，以及涉及该产业的每一个人。当然，这种做法也有可能反而让黑市更为兴盛，迫使该产业走入地下，而合法交易的供应量反而会大幅减少。

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扬弃人类生来平等的观念，承认人体是商品，跟其他物品没什么两样。拥抱人体市场，就等于是认为人体可以当成零件看待，承认人生来就是不平等，有些人永远是供应人体部位的这一方，有些人永远是购买的这一方。在这个构想中，最恶劣的摘取人体组织犯罪行为或许就有可能受到约束，而违法中介的诱因也会减少。可是，假使正式创造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阶层，社会大众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呢？

老实说，前述的解决方法都不怎么吸引人。社会大众不想要接受开放的人体组织贸易，但也不想要减少自己获得延命治疗的管道。换句话说，就是鱼与熊掌想要兼得。

在人体组织市场与摘取组织的道德观争议中，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争论到这样僵持不下的地步时，总是会有人找后门，提出人工市场的可能性。如果说是技术创造了道德难题，那么技术或许也能从难题中自行脱身。

“就快要有突破了。”考道洛斯如此表示。他坐在自己那间舒适宜人的体外受精办公室，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他认为这里即将研发出新的干细胞疗法，而我们也没有理由说创新不会出现在这里。对于想要走在医学尖端、打破常规的医生而言，塞浦路斯岛有如安全的避风港。1986年，考道洛斯的竞争对手崔考斯打破了金氏世界纪录，崔考斯利用体外受精的方式，让46岁妇女怀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案例更具争议性，那便是塞浦路斯的帕那伊欧提司·麦可·札瓦司（Panayiotis Michael Zavos）医生开心地宣布，他要不顾法律禁令，成为第一位成功克隆人类的医生。他宣称2002年是“克隆人类年”，并开始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进行研发工作。他坚持不透露办公室地点，显然是为了保护子代的生命和身份。

到了2009年，他对英国《独立报》的记者说，他在多位已准备好生产克隆人的妇女身上，总计植入了11个克隆胚胎。尽管最后没有一个胚胎生长发育成子代，但是他也并未表示要从此停止研究。毕竟，英国科学家试了270次，才让克隆羊“多莉”诞生。《独立报》引述他的话说，他或者是另一个迟早会成功克隆出人类的人。

在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别让我走》一书中，培养克隆人是为了捐器官给人类使用，而在科幻小说领域之外，就算克隆了人类，其实也无法阻挡市场对人体的无止尽需求。然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正在寻找突破点，希望能稳定供应人工（且去除个人身份）的人体组织。如果成功了，那么就会完全改变人体交易的世界。

如果可以制造出产业级且生物上完美的人工组织与器官，那么就再也没有理由经营血液农场或窃取肾脏。如果注射干细胞就会长出新骨头，那么就再也没有人需要移植骨头。而器官移植界的人会苦着脸说，再生药物会是未来趋势。考虑到今日人体市场的复杂度，若要动摇目前的人体部位市场，并消灭人体部位摘取网，那么再生药物或许是唯一明智的方法。

第一个——有人说是最成功，但这仍有争议——摧毁人体组织市场的人工组织案例发生于1985年，当时巨人基因生物科技公司（Genentech）使用重组的mRNA，合成了人类生长激素（HGH）。在那之前，注射人类生长激素已证实可处理幼童身上某些类型的侏儒症。而爱好锻炼肌肉的人士同时也发现，人类生长激素可以增大体型，让肌肉的轮廓和力量的助力达到新高。不过使用人类生长激素，以取得竞争优势，自然是违法的行为，但是这样并无法阻挡运动员想要使用生长激素的欲望。可是，人类生长激素并不容易取得。当时，要取得人类生长激素，唯一的方法就是摘取尸体的脑下垂体，从小小的垂体里挤出汁液，提炼荷尔蒙。可以想象，这样的做法很没效率，而且需要大量的脑下垂体才能制成一剂，供应来源也不稳定。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美国的殡葬业者以及为警察部门进行解剖的病理学医生，摘取了数十万个脑下垂体，卖给制药公司，制药公司再处理成可注射的药剂。这是当时的标准做法，多数人终其一生并不知道自己所爱的人被切开卖掉。当时的人类生长激素价格十分昂贵，也很难取得，医院最后还不得不雇用守卫，严加保护存货，不然小偷会从贮藏室偷走，卖到黑市。

一直到人工制品进入市场之后，脑下垂体贸易才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虽然人工生长激素的制造并不简单，也没有特别便宜，但是荷尔蒙的供应量却突然大增，实在是前所未见。或许是因为注射从尸体取得的生长激素会让人感到恐怖，也会对健康产生负面的副作用。可是，人工生长激素上市后，这方面的疑虑全都消失了。虽然注射人类生长激素的事件仍旧笼罩着体育界，但是在人体部位市集里，生长激素的供应链已经被连根拔起。

现在，人工制品为各种人体市场带来了新希望。今天，有数十家——甚至数百家——小公司投资再生研究，有一天可能会取得成功。一般而言，这类公司可划分成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第一个是利用各种方式刺激人体自我疗愈能力的实验室，刺激的方式是提供可治疗受损或老化部位的细胞原料，或找出隐藏的遗传基因码，活化蛰伏的疗愈性质。采用这种方式的研究人员认为，人体懂得治疗自身的问题，只不过是需要一点协助才能完成工作。涵盖的领域有干细胞疗法领域、可找出再生潜力的基因疗法领域以及几乎整个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领域。

第二个阵营是，再生药物的流派往往对于自我再生的主题采取未知论的态度，不过，他们却认为只要有了足够的数据，就能够使用技术知识来修正身体上的任何问题。替代的人体可以从头开始制作，然后利用手术方式运作，涵盖的领域有义肢与机器四肢领域、人工组织与器官领域以及人工荷尔蒙领域。

这两种思想派别都有初步的进展，并点燃了数百万患者的一线希望。然而，两方的研究展望实在太脱离现实了，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浇熄市场上对人体组织的需求。

比方说，每年都有干细胞以及数百件奇闻轶事发生并被报道，可是却从未有重大的突破。

2006年，在金奈某间通风的混凝土病房里，一名70岁的糖尿病患者瓦茉·卡塔夏斜倚在病床上。我随同苏伯拉玛尼扬（S. R. Subrammaniyan）医生进入她的病房，她露出微笑。医生穿着领尖扣在衬衫上的蓝色衬衫，以及烫得平整的白色实验服。卡塔夏说，要是没有医生的帮助，自己肯定再也不能走路了，而我此行是为了记录她的复原状况。这一年早些时候，她注意到腿上有一个针孔般大小的小割伤，还以为会自然痊愈。没想到几个星期稍没留意，伤口就扩散成敞开的溃疡，从脚跟一直延伸到小腿肚，整整22英寸长。

这类的腿部溃疡在糖尿病患者身上很常见。糖尿病愈来愈严重时，四肢的动静脉会开始萎缩消失，因此，原本看来不严重的伤口，就会变得难以复原。小伤口就有可能会导致大问题，往往还会使患者永久伤残。美国糖尿病协会指出，美国医院非创伤性的截肢当中，有60％是溃疡（如卡塔夏腿上的溃疡）所致，这就是说，美国每年有82000个截肢病例是因此而致。虽然印度没有官方统计的截肢数据，但是印度的糖尿病罹患率高过美国。

然而，卡塔夏不愿截肢。她行遍南印度，寻找有没有医生可以提供其他的选择，即使是一线希望也可以。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苏伯拉玛尼扬医生，这位医生前一阵子跟日本某家干细胞公司合作，该公司打算试验新种类的干细胞疗法。卡塔夏除了腿上敞开的大伤口外，身体状况非常良好，因此是进行实验的理想人选。

计划简单得令人迷惑，苏伯拉玛尼扬从卡塔夏的髋部，抽取富含成体干细胞的骨髓，然后使用离心机，从普通血液细胞中分离出干细胞。在接下来的一周，他利用干细胞制成溶液，注射到她的腿部，并移植一片皮肤，覆盖在伤口上。

不到60天的时间，溃疡已明显愈合，从治疗后所拍摄的血管造影照片中，可以看到鲜明的亮白色动脉条痕。在注射之前，她的腿几乎没有血液循环可言。干细胞显然已经重新建构了大部分已萎缩的循环系统。

苏伯拉玛尼扬医生叫来媒体，不久当地报纸就颂扬这家奇特的医学中心。不过，尽管大获成功，苏伯拉玛尼扬的解释却令人费解，他说：“没人清楚背后的原理，不知怎的，干细胞一注射到体内，就懂得如何转换成正确种类的细胞。”

对卡塔夏而言，痛苦是已经消失了没错，不过，单一的成功故事称不上是创新的干细胞疗法。我最初为《数字联机》写文章报道这个干细胞疗法时，美国的医生还特地叮嘱我别过度解读该项研究结果。

“这是单一案例，而且没有控制组。”斯坦福大学外科副教授兼糖尿病照护专家杰弗里·葛纳（Geoffrey Gurtner）在电子邮件里表示：“我们都知道，不管得了什么疾病，有些患者没有实时接受照护也能够复原，其背后的原因是我们无法完全了解的。”

接下来3年，我住在离医院半英里的地方，期间与这家医院的医生们保持着联系，想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再次获得成功，或者起码要更明确地解释，卡塔夏是如何复原的。可是，从来没有确实的消息可报道。医生持续在人体上试验干细胞疗法，偶尔发布新闻稿说，瘫痪的患者在注射了跟卡塔夏类似的溶液后，重新获得了部分的移动能力。我所查看的每一个案例，看似全都是奇迹，但结果却跟卡塔夏的案例不同，干细胞疗法的成效仍旧不明确。

根本的问题在于，大体而言，没人真正了解干细胞在治疗情境下是如何运作的。理论上，身体懂得自我疗愈的方法，干细胞不知怎地就是知道人体的哪一个部位最需要它们，然后就会去那里自行修正问题。研究人员多半把自己在疗程中的角色视为递送员。

然而，这项实验的魅力一看就知。因为如果没有更可靠的疗法，那些在外伤事故中受伤的患者，或者受苦于脊椎断裂、器官衰竭的患者，其实并没有更多东西可以失去了。因此，是要追求一丝希望，让医生对患者的身体做实验？还是要无助地受困于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世界里？

从金奈往北飞3小时即可抵达新德里，那里有一位姬塔·施若芙（Geeta Shroff）医生，她对患者进行实验性的干细胞治疗，在干细胞疗法领域中堪称先驱人物。她不太想要了解干细胞确切的运作机制，只想要试用新方法，然后希望出现良好的成效。对于那些踏遍各地、试尽各种疗法却毫无功效的患者而言，最后能找的医生就只有她了。实验室里的她，热切地将胚胎干细胞溶液注射到那些接二连三从世界各地前来的患者体内，以治疗受损的脊髓、渐进式神经系统疾病以及末期的患者，每次的治疗费用为20000至30000美元不等。

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因为受到法规的限制，所以很少有人会在没有经过数年动物试验与毒性测试的情况下，就急于利用实验性的干细胞鸡尾酒疗法来治疗患者。不过，印度并没有法律规范，这使得施若芙的研究方案拥有了少许的自由度。此外，临床试验产业也正方兴未艾。患者明确表示，施若芙已经解开了干细胞的秘密。可是，她不愿意让许多人进入她的实验室，对于失败率，也未曾透露过只字片语。

究竟施若芙只是个想赚钱的专家，还是技术的先驱？根本没有方法可以得知。由于她并未发表关于研究成果的论文，便径自发布种种引人注目的成功的治疗案例，因此她的实验室恶名昭彰。迄今，还没有一位受人敬重的科学家能够仔细审查她的做法。其中，德里的记者姆里杜·库勒（Mridu Khullar）在密切注意施若芙的工作一段时日后，获得了难得的机会，进入施若芙的实验室一窥究竟。库勒发表了一篇有关27岁美国女性患者的报道，这位患者罹患慢性莱姆病，2009年进入诊所接受治疗。患者回到美国后，顾问医师宣布，患者的症状消失了。库勒在报道中指出，施若芙希望这项疗法最后能在药房里贩卖，还说这项疗法有可能是新一代的盘尼西林。库勒引述施若芙的话：“盘尼西林是抗生素时代的开端，全面改善了世界各地的感染情况。而这种疗法的地位跟盘尼西林很类似。”

当然，风险很大。如果任由干细胞在患者的血流里流窜，不去管它，那么只会有两种后果：一是发挥治疗功效并解决问题，二是任意转变成别种细胞结构。最严重的其中一种状况就是转变成畸胎瘤，畸胎瘤是一种会任意突变的肿瘤，最大的特点在于肿瘤内部有时会带有些许的头发和牙齿，若畸胎瘤长在体内不适当的地方，有可能会致命。

既不清楚干细胞的运作方式，也不清楚干细胞是在哪些情况下会转变成有用的构造，或是哪些情况下会不受控制地扩散，在人体上试验确实有很大的风险。每一次采用施若芙的鸡尾酒疗法，都有可能是在玩俄罗斯轮盘。其结果就如在不知道有不同血型的情况下接受输血，有时置人于死地，有时救人一命一样。

无法预测干细胞的去向，会造成很大的风险，在圣地亚哥便有一家公司为了降低风险，而把干细胞分别放到支架里，以精确控制干细胞在人体内的去向。该公司认为这样就有可能搜集到足够的人类生理机能资料，以期有能力从头制造出替代的人体部位。这家公司就是生物创新（Organovo）公司，它是一家小小的生物科技公司，坐落于小型综合办公建筑物里，建筑物的外观很像是郊区的带状购物中心。生物创新公司使用3D立体打印机，来制作替代器官与组织，日后可手术植入患者体内。

生物创新公司执行长基思·墨菲（Keith Murphy）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还获得了企管学位。他表示，这个产业里的大多数公司导致了干细胞疗法退步。“问题在于，他们只想要注射干细胞，然后就让干细胞自行运作。可是，干细胞进入血流后，大多会在体内任意漂流，没有人知道他们会漂到哪里去。”他说，就算没有危险性，如果药剂没有抵达医生期望的地方，就很少会有医生愿意公开实验室里的临床结果。

墨菲认为，干细胞可根据四周环境，转变成任何一种器官结构，但前提是四周环境必须先传达适当的信号给干细胞才行。2007年，生物创新公司的一个以密苏里州为据点的伙伴，证实了跳动的心脏细胞放在同一列时，就会以一致的节奏跳动。这项发现证明，在人工环境下，邻近的细胞可相互交流，而要印出跳动的人工心脏，人工环境正是必备的先决条件。

不过，就目前而言，器官打印产业只是踏出了一小步。

墨菲要我穿戴手术服、鞋套、口罩、工作帽，接着便带我进入无菌室。3名技术人员挤在一个长形的金属装置旁，该装置在细胞培养基上方来回移动一只梭子，动作有如喷墨打印机。事实上，这也是打印机，是一种是可以把细胞铺在模子里的3D立体打印机，最后可建构出替代的静脉和动脉。我造访的那天，打印机旁的冰箱里，两个卡尺之间悬着一条白色细丝，粗细不超过一条天使发面。小小的组织还在成长中，不过，几天后，细胞就会从打印期间放置的支架上长出来，然后彼此紧密结合。最后，就能够承受相当于人类血压的压力，准备好进行移植。

器官打印机的设计人员看待人体的角度，就有如泥瓦匠看待砖屋一样。人类有机体十分复杂又相互关联，不过，终归来说，人类不过就是一堆细胞堆砌而成的。如果有够详尽的图解指出各细胞的位置和类型，那么精密的机器就能简单制作出新的人类。或者，换成更实事求是的讲法，就是可以视需要印出人类零件。

这个过程最开始的步骤是要先从预期的收受者身上取得细胞物质进行培养，这多半是指骨髓移植，或者是取得肝脏组织切片。然后，这些细胞会在实验室里成长，长到足够的体积，就可以塑造成如油墨团块般且可供打印的细胞。接着，打印机会沿着默认的图样，把每一个细胞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以建构组织与器官。2010年，生物创新公司开始进行动物神经细胞与动脉的试验，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进行人体试验。

相较于干细胞疗法，器官打印似乎有若干明显的优势，可是要获得真正的成功，还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行。最困难的瓶颈就在于，要掌控每一个身体部位里存在的各种细胞。墨菲指着一条终有一日会植入老鼠体内的人工血管，然后说：“我明天就可以帮你印出一小块肝脏细胞，可是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在打印肝脏细胞时，还没办法同时制造出肝脏内部的血管。”因为要是没有源源不绝的养分流入，位于中心的细胞就会死去。就目前技术而言，要让血管系统里的细胞设置就绪，并能够应付人类的血压，必须耗费数天的时间。如果在完成前就先输送液体，微小的结构体就会爆裂开来。

墨菲说，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克服技术障碍，让一个完整的人工部位里的各种细胞同时成熟。

我问墨菲，他的公司克服眼前困难的可能性有多高。墨菲表示：“唯一的阻碍因素就是投资额。如果政府决定把这件事列为优先，那么只需要几年时间，技术就能成熟。”

生物创新公司的状况跟印度同类公司一样。生物打印机技术的出现，就表示有可能处理难以解决的问题，不过，若要证明该技术的功效大到足以成为可行的疗法，仍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当年，生物创新公司首度登场时，因特网上的各家媒体都纷纷预测，替代器官的时代即将来临，不过这门科学的进展仍遥遥落后于众人的期望。墨菲在开口前虽有犹豫，但还是表明，即使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要制造出可运作的人工器官，起码要花上10年的时间。我们甚至很有可能必须等上更久的时间。

或许有一天，人工替代组织、奇迹的疗法、长生不老的细胞株，会是解决全球人体组织短缺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许有一天，工业生产设施有可能会取代那些剥削人体以求延命的人体市场。我们都想要相信，诚挚的科学企业家会反败为胜，提供替代方案来解决今日的问题。不过，如果这些近似科幻小说的情节在尚未成为科学事实以前，就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上面，那么究竟要付出何种代价呢？今日，已有一种经济体制提供大量人体组织给付得起费用的患者，我们看待人体组织的态度，就好像唯一的问题只在于原料的取得。

在每一种人体市场的核心，就是希望另一个人体上所摘取的一点物质多少可改善受赠者的生活。在部分案例中，确实如此。然而，供应问题却在后头耐心等待，有如它只不过是另一个可轻松克服的技术细节。人们并没有很想要改变目前的状况，这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今日的道德难题在不久之后，就会像是遥远过去的过时思想。但是，与其活在不确定的未来里，倒不如探究人体市场供应链里真正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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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回到塞浦路斯，我望着考道洛斯从皱巴巴的烟盒里拿出第五根烟，他把烟深深吸了进去。我们俩在屋顶上，他身旁有一个小冰箱嗡嗡作响，里头冰着一些较不重要的生物物质，办公室没有多余空间放这台冰箱，才不得不放在屋顶上。在实验室里的某一处，一个低温冰柜里存放了数百个受精胚胎，他们都在等待机会，有一天他会把某批受精卵植入某个女人的卵巢里。

“没错，”他点头说，“未来是干细胞的天下。”不过，就现在而言，他还在摘取及贩卖胚胎给那些付得起费用的妇女。

第十章　黑金

服务员从旧式的银行柜员窗口往外迅速瞥了一眼，把我们的鞋子放到一大撂共有1000双之多的鞋堆里。在这里将无处可去，再也不需要鞋子。一大群散发出强烈气味的人流，推挤着我穿越一道道的锻铁门，我在碎裂的混凝土地面上跌跌撞撞前行，从入口处的破烂地板，进入了内殿清凉洁白的瓷砖地。人群有如牛群般推来挤去，我一小步一小步向前走，花了15分钟才走到亭子处，亭子里穿制服的男人递给我一张纸票卡，上面印了条形码和巴拉吉神（Venkateswara）——毗湿奴（Vishnu）神的化身——的图像。接着，我又走了数米远，碰到下一位职员，他穿着带有污渍的棕色衬衫，递给我两把剃刀片，一把是剃头的，另一把是剃胡的。

成群的男女沿着宽广的阶梯走下去，阶梯平台上湿漉漉的，温水和一团团黑发结成的毛球混在一起。空气潮湿，充斥着讨人厌的椰子油味。阶梯尾端是铺了磁砖的宽广空间，样子像是遭人弃置的奥运会游泳设施，在那里，一长排又一长排的男人面对着沿墙设置的瓷砖长椅（妇女会被带到另一个房间）。中心摆置了4个巨大的钢桶。

我的票卡号码是MH1293，等找到墙上相符的标志后，我跟约莫50个敞着胸膛、下半身裹着黑色沙笼的男人一起排队。排在队伍最前头的香客保持鞠躬的姿势，一个拿着折叠式剃刀的理发师快速剃去香客的卷发。理发师心满意足，抬头一看，便看见了我，叫我过去。他腰间系着一块破布，遮掩底下穿着的白色条纹四角短裤。显而易见，他并不是大师，只是替神圣蜂巢工作的工蜂。

我站定后，他把我的刀片装在剃刀把手上，然后说：“开始祈祷吧。”我试着回想神的脸孔，却连沉思的时间都没有，那男人硬把我的脑袋往下压，然后从我的头顶开始剃起，手法熟练，有如牧羊人在剃羊毛。他心满意足，抓住我的下巴，把一根拇指插入我的嘴里，准备剃掉我的胡子。我望着自己的棕色头发一团团掉落，掉进了地面上一堆堆深色的湿发里。

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卷发家伙，现在脑袋已经光秃秃，头皮上有一些小伤口，几条粉红色的血液流过他的背部。他望向我，露出大大的微笑。

“巴拉吉神会很高兴的。”他的妻子在另一个房间献发，夫妻俩会一起回到村子，而剃发这个谦恭和奉献的象征，将获得村民们的赞赏。穿着一袭蓝色纱丽的女人一闪而过，她把我的头发从地上铲进桶子里。桶子一满，她就踮脚把桶子里的头发倒入其中一个高大的钢桶里。等到一天结束，4个大钢桶全都会装满头发，准备送往拍卖台。

欢迎来到印度安得拉邦斯里提鲁玛拉庙（Sri Tirumala Temple）的卡里亚那卡塔（Kalyana Katta）剃发中心，这里是世界最赚钱的人发交易的起源点。在这里搜集到的头发会提供给产值高达5亿美元的美发业，这些真正的“特级”印度头发经编制后，将会卖给想要长直发的妇女，大多数为美籍非裔。目前，全球人发市场的销售额逼近9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美发沙龙收取的装戴费。

追求高档品位外表的女性向来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而这种特级头发便称为雷米（remy）发，雷米发几乎已经与印度来的头发画上等号。顶级美发沙龙对雷米发的评价很高，这是因为雷米发是一刀剪断而搜集来的，可保留头发如瓦片般排列的外层方向，也可一并保留头发的强韧度、光泽和触感，这就是雷米发的特色。因此雷米发的价格很高。头发从虔诚信徒的脑袋上剪下，经缝制后，戴到美国追求时尚人士的头上，这一段旅程也可算是一条人体市场供应链，只是跟其他的人体市场并不一样。起码在人发市场里，利他主义、透明度和商业化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因此算不上黑市。

因为提鲁玛拉（Tirupati）的名字曾出现在古老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里，因而被认为是圣地，每年都有来自南亚各地的5万香客前来朝圣，向神明祈求。除了捐香油钱外，每四人当中就会有一人捐出自己的头发，然后那些头发会被送往市场之神那里，据报每年可赚得1000万至1500万美元。庙方夸口说，捐赠的头发包括在内的话，收到的钱比梵蒂冈还要多，我对这句话存疑。不管实情如何，庙方宣布计划要在内殿的墙上贴金片。卖发获得的利润则用于资助庙宇计划及救济穷人。

基本上，印度的头发会卖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市场：大部分的头发，也就是从像我这样的短发男人头上所剪下的头发，每年约有500吨是被化学公司买去了，化学公司利用这些头发制作肥料或胱胺酸（一种让头发强韧的氨基酸），也可以制成烘焙食品及其他产品用的添加物；利润较高的女香客头发——庙方人员称为“黑金”——会绑成一捆一捆的，送到剃发中心的顶楼，穿着廉价印花纱丽的女性俯身处理一小堆一小堆的头发，按照头发长度分类。每个人出去的时候，都要让一名持枪警卫搜身检查，没有人能够把一束珍贵的头发挟带出去。

人发含有各种分泌物，还有汗水、血液、食物碎屑、虱子，还有许多印度人用来当作润发乳使用的椰子油。21吨的头发全都放在一个充满霉菌的房间里，简直是臭气冲天。一名长发紧紧梳成辫子的义工，似乎在对我微笑，不过，她的脸上系着一块布遮住口鼻，所以或许是在苦笑也说不定。那些妇女工作时，我专注看着，一束束的黑发好像自己在跳跃扭动似的，突然间，一只将近一尺长的老鼠从一堆头发里跑了出来，跑到房间另一端的帆布袋里。真是难以想象，这一大堆臭得要命的头发，将来有一些会成为美国明星头上的装饰。

庙宇信徒的头发之所以能化为美丽的配件，是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以前，提鲁玛拉庙一律把信徒捐出的头发烧掉，但由于造成了污染，印度政府在1990年代便禁止寺庙烧发。不过在那时，提鲁玛拉庙已经发现了有利润更高的方式处理这些头发，假发制造商开始向提鲁玛拉庙取得头发原料。1962年，提鲁玛拉庙首度举办拍卖会，一公斤的头发卖16卢比，相当于今天的24.5美元。如今，拍卖价已增至10倍，拍卖会有如割喉战。

为了亲眼目睹，我开了数英里的路，前往热闹的提鲁帕帝镇（Tirupati），提鲁帕帝庙的营销部门经营一系列装满待干头发的仓库。在拍卖大厅里，代表44家公司的印度交易商聚集在几张桌子旁，准备在复杂的秘密协商过程中投入数百万美元。“人发生意跟其他生意不一样。”夏巴内沙（Shabanesa）人发出口公司老板维杰（Vijay）如此表示，他跟许多南印人一样，只有单名。“其他的生意是买商品容易，卖商品给零售商很难。在这里，恰好相反，卖头发很简单，买头发很难。”

印度人发贸易跟其他人体市场的相似点在于，原料同样难以取得，整体而言属于稀少的资源。虽然提鲁帕帝庙为了容纳每天数千名的捐发信徒而兴建了数栋建筑物，但是那种为了从充沛的供应量中获取更多利润而向信众募发之事，庙方是不会做的。捐发的男女是以神之名捐献的。人发市场跟其他人体市场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人发终归是废物，而近来的人发交易造就了人发的价值（这种说法也可套用在其他人体部位上，以前还没有尖端医疗技术可以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的时候，根本没有肾脏市场）。

因此，在大量贩卖时，头发是唯一能被视为一般商品看待的人体组织，是以秤重的方式买卖，不会被看成是含有重要生物史的特定实体。在人体原料市场中，唯有人发交易能让纯粹的利他主义运作无碍。然而，这并不代表人发卖家不会为了利润争论不休。

因为在拍卖会上，我很容易就能察觉到紧张的情势。庙方坚持价格要比去年高才行，交易商则担心全球经济危机会冲击到假发市场。夜已经过了一半，此时印度最大的头发经销商——即古普塔（K. K. Gupta）经营的古普塔企业（Gupta Enterprises），2008年销售额高达4900万美元——指控庙方试图制定过高的价格，气得走了出去。古普塔花了一小时的时间，在停车场里打电话并威胁要告诉报社，经商定后，价格终于稍微变低了。然后，另一名经销商此时却大声指控古普塔试图垄断市场，最后只得仰赖一名强壮的投标者居中斡旋，才免得双方互殴。

3小时后，已近午夜，最长、最耐用的产品的价格落到了每公斤193美元左右（有人跟我说，比去年价格低70美元）。接下来几天，卡车就会运送头发至分销商处，那里会施展炼金术，把人体废物化成奢华商品。

距离拍卖地点约莫85英里处，就在金奈这座沿海大城市郊区的一座工业厂房里，印度重量级头发出口商拉吉进出口（Raj Impex）公司董事长乔治·丘瑞安（George Cherian）正等待货物抵达。员工必须检查头发中有无虱子，大费周章松开纠结的头发，在放了清洁剂的大桶里清洗头发，然后梳顺，确保头发符合出口质量。丘瑞安说：“我们这行真正的价值就在此时此地，我们要替头发分级，让头发从废物变成漂亮的商品。”他拉出一把柔顺光滑的头发，尺寸有如短马鞭。他说，国际市场上的卖价是15美元。

丘瑞安又说，印度境内所卖的头发大多不是剃发得来的，而是来自垃圾桶、理发店的地板、长发妇女的梳子。游牧家庭和小商家会挨家挨户拜访，用发夹、橡皮筋、廉价饰品来换头发。丘瑞安表示：“印度各地从事分类与搜集产业的数万人，都是靠这种工作维生。规则很简单，雷米发卖到美国，其他的卖到非洲。”

丘瑞安在储藏室里向我展示400公斤的雷米发，全都包装成一箱一箱的，即将送往世界各地的城市。他的仓库另有数吨的头发，准备要出货。丘瑞安表示：“需求量很大，不过，我认为除了印度人以外，没人能够做这行。我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劳力便宜。意大利和加州的人不可能用更低的成本来整理头发。”

我问丘瑞安，知不知道雷米发以外的头发产业。丘瑞安建议我去找一群住在金奈北方铁轨附近的吉普赛人。不过，他告诉我，如果想要赶上他们的话，一定要提早出发。

上午8点，我驾驶黑色现代Santro轿车，穿越市区狭窄的街道，匆忙往北开。坐在我旁边的是丘瑞安的代理人达莫哈朗（Damodharan），他负责跟吉普赛人接洽，大量购买他们的产品。在昔日铁路工人聚集地的附近，他要我往旁边的泥土路开去，于是我们转进了一片贫瘠的荒野。不过，当我仔细一看，便看见阴影下有一群人蹲坐在小火堆旁边。达莫哈朗跳出车外，拉我去见拉吉。拉吉是一位身材瘦弱的二十多岁男子，脑袋上是一头浓密的黑色短发。我跟他说，我想要知道卖头发的事情，他露出大大的微笑，走回自己的帐篷，在一个看似用来排水的大管子里翻找。接着，他以夸张的动作，拉出一个巨大的塑料袋，带过来给我。

我好奇地仔细检查，他展示了又黏又油的黑发毛球，大如枕头。他说：“几乎所有地方都能找到头发。”早上的时候，他会背着大帆布袋，去巷弄里翻垃圾桶，或在路边找。他说：“大家都直接把头发丢掉，有的时候，如果有人特别把头发保留下来给我们，我们就会跟对方交易。”拉吉把被人丢弃的非雷米发搜集成一整袋，达莫哈朗会付给拉吉800卢比（20美元）买下来。

非雷米发送回拉吉进出口公司的工厂，工人会梳开数千团可怕的头发毛球。等头发分开后，工人就会把头发捆成一批一批的，缝在布条上。处理非雷米发需要大量的劳力，可是获利只有雷米发的三分之一。如果头发够长，就会变为成本价的假发，不够长的头发会变为床垫填充物，或煮成食品添加物。不过，头发经销商握有多达数十万吨的头发，自然可以找到方法从中获利。人发市场正如其他商品市场，廉价人发的供应量充沛的话，自然会有人找到方法加以利用，刺激其他地方的需求。

质量最佳的头发会由金奈送往世界各地几乎每一家美容院和美发沙龙，不过，正如前述，要说送往哪个地方可以赚到最高的利润、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当属主要为非裔美籍族群的小区了，那些顾客喜爱印度头发黑色的豪华色泽和笔直的线条。其中一处地方就是布鲁克林区诺斯特兰大道的剪艺室（Grooming Room），诺斯特兰大道上有一堆美容店，几乎像是特别把这条路规划成美容区似的。剪艺室是由蒂芬妮·布朗（Tiffany Brown）经营的，她是发型界的权威。周五，我第一次跟她会面，她的发型是剪齐的刘海，以及长度到下巴的卷发。周六，她的样子完全不同了，头发紧贴着头颅向后梳成长度仅一英寸的马尾。到了周日，她或许会戴上有魅力的长发，长发在背部如瀑布般倾流而下。布朗之所以能如变色龙般改变发型，诀窍就是拉吉进出口公司这类工厂所制造的雷米发。

“雷米发是必备的配件，就像耳环或项链那样。雷米发可以让我一整天都变成我想要成为的人。”她如此表示，她的客户也有同样的感觉，每个月花400美元左右维护假发，少数人则会花上数千美元。在剪艺室等美容店，以及那些可能会支付10000美元以上买一顶假发或编发的名人之间，市场对印度头发的需求几乎一直不变。不过，一个名为thelookhairandmakeup.com的供货商也在博客上不以为然地表示：“买廉价的头发，就会有廉价的发型。”

“唯一值得买的头发就是雷米发。”布朗的一位客户如此表示，她的头发上了大发卷。“他们说，那是从处女的头上剪下的。”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编在她脑袋上的头发是以神之名，基于谦恭和利他的心态而剪下的，最后却进入美国，成为增加魅力的最明显的饰品。

后记　罗莉塔·哈代斯蒂之颂

1946年接近尾声之际，在墨西哥圣米吉阿延第（San Miguel de Allende）的某座墓园里，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性穿着及踝长裙，以及绣了鲜艳花卉图案的衬衫，正在画架上支着的画布上画着油画。墓园里有一些破旧的木头十字架，那些十字架如今只不过比烂木板好上一些，十字架以怪异的角度从松散的土壤中突了出来，地上四处散落着一堆堆的人骨。股骨、肋骨和无牙的颅骨，从松散的土壤里露了出来，乱成一团，完全无法辨认哪些骨头是属于哪个人的。两个小男孩望着那女人用炭笔在画布上描出这幅可怕的景象，这个女人就是罗莉塔·哈代斯蒂（Loretta Hardesty），原籍是美国蒙大拿州布特市，她游历美国南方边境，在墨西哥的艺术学院攻读艺术。

几米外，是德国出生的摄影师，他逃离家乡的迫害，改名为胡安·古兹曼（Juan Guzman），这是个墨西哥名字。他把镜头对焦到此情此景，拍下了一系列的相片，其中一张相片就刊登在1947年1月4日的《生活》杂志。

该篇报道文章大获成功，使得当时原本只有50位美国学生的那家艺术学院，在第二年收到了6000多份入学申请书。这篇报道文章吸引了新一代的美国学生，那些人觉得在美国家乡只能勉强糊口，可是墨西哥生活费便宜，还能画颅骨和裸体像，生活实在惬意多了。这还是那家艺术学院首次不得不回绝掉一些申请书。

那家艺术学院至少需要两种人体：第一种是活生生的学生，能用第一世界的钞票支付学费；第二种是当地人的尸体，无意间成了解剖素描用的原料。《生活》杂志里的相片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描绘了恐怖的罪行，而是因为颇具冲突感的并置画面，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竟身处于人骨散落的墓地。学艺术的学生并不在乎人骨是怎么离开坟墓的，他们只在意这些人骨是解剖研究的好材料。这幅影像是每一个曾存在这世界上的人体市场的缩影。在这个以人类悲剧作为开端的供应链中，古兹曼与哈代斯蒂都只是消极的观察者。

我看着这张相片，不由得忖度巴克斯——我在加尔各答城外碰见的守墓人——要是看到相片，不知会有什么想法。每晚，巴克斯都会巡逻哈尔巴提村的墓园，想着自己要是离开这里，没看住遗体，不晓得遗体是否会安然无恙。或者他应该要整晚不睡，注意听有没有铲子的声音。他知道盗墓人迟早会再度突袭，但他只有一根竹棍，实在难以阻挡他们。对于哈尔巴提村的村民而言，盗墓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中立地带。

我研究各种人体市场将近4年，对于血淋淋的解剖细节或者摘取人体组织的重大罪行，再也不会感到惊讶。唯一让我讶异的地方，就是大家竟然只耸了耸肩，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把整个供应链视为理所当然。

因为，只要人们确实不知道人体与人体部位的来源，那么多半会觉得购买人体与人体部位是很自然的事情。理想上，我们购买人类的肾脏时，就像在杂货店里购买其他肉类一样，是用塑料和保丽龙包装起来，上面没有说明是出自哪一个屠宰场。但事实上，我们多少都心知肚明，要让人体进入市场，有人必定得牺牲，可是我们就是不想知道太多细节。

多数人所认识的人当中，都会有某个人的生命因紧急输血而获救，或者会有某个家庭领养了国外的儿童。我们或许曾碰过那些受益于生育治疗的人，或者因器官移植手术而得以延命的患者。我们肯定知道，有医生利用真正的人骨来研究解剖学，我们也服用了那些曾在人类小白鼠身上试验过的药物。

这些事情的存在并不坏。一些最重大的科学进展之所以能实现，正是因为我们把人类当成物品对待。人之所以能够为人，多半是因为人身为砧上肉之故。人类的生理以及有灵魂——因缺乏更佳的概念，故以灵魂称之——的那一部分，两者之间难以处理的范畴，我们多半都还算能应付过去。

或许涉及犯罪且不道德的人体市场，远比合法的人体市场小多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器官移植约有10％是在黑市取得。而依经验来看，这个统计数据似乎也可套用在几乎所有的人体市场上。

不过，我们是什么样的社会，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这10％的部分。是成是败，关系重大。是否要让血液掮客与儿童绑匪继续交易，把人们遭受的副作用当做是做生意要付出的代价而予以勾销呢？第三世界的肾脏掮客普遍横行，前苏联集团的东欧卵子卖家遭受剥削，背后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的不平等，以及我们管理人体市场的方式。是否有可能设立某种体制，大幅减少所有人体市场里的伤害呢？

减少罪犯人数不仅是法律上的问题，还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评估自己对于人体的神圣、经济、利他主义、隐私权等方面长久抱持的信念。我们向来认为人体与人体组织的需求量是一种不变的议题，唯有增加整体供应量才能解决问题，但我们必须扬弃这种观念。其实，器官、头发、儿童、人骨的需求量首先会随着整体（及意识到）的供应量而有所变化。如果在亚洲地区可任意取得人骨，那么一定会有人找到方法利用这些人骨。如果有更多的肾脏进入市场，那么医生就会认为有更多患者符合肾脏移植的资格。领养机构愈是宣传孤儿院有一堆孤儿，那么就会有愈多人去领养儿童带回家里。利伯维尔场上的卵子愈多，那么就会有愈多人飞往他国植入卵子。

需求本身是毫无意义的。改装车、原子弹、初版《蜘蛛人》漫画、劳力士手表等的需求量很高，并不表示我们能够或应当提升整体产量。没有供应的话，那样的需求就无足轻重了。

以血液的需求为例。20世纪上半叶，血液的库存量高，代表外科医生可以开发出多种大幅进步的手术技巧，但是某些宗教团体——以信奉基督教的科学家最为显著——反对任何形式的输血行为。多年来，那群人对于人血完全没有需求，因此私人的资金投入到不流血的手术领域，从而在该领域获得极大的进展。起初，医生为了让手术达到更高水平，浪费了不少血液；然而，当医生不能将例行手术的好处扩及到每个人的身上时，不能输血反倒让多种可减少手术整体失血量的技术得以问世。

今天，在具备先进技术的欧美医院里，许多类型的开刀房手术只需要少量输血，甚至完全不用输血。虽然科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终有一天，人工器官也能达到那样先进的程度，或许能让活体移植不再适用。

其次，要建立那种依赖利他主义采集原料来源的经济体制，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理想的世界里，没有人会购买或贩卖另一个人类，人道的交换行为一律是基于人们对全体人类的互惠和善意。然而，那样的世界并不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很少人会出于纯粹的善意，就捐肾捐卵，或冒着危及健康的风险来参与临床试验。虽然我认为人体组织的交易商业化，无法阻挡黑市的存在，但是以利他主义作为购买便宜原料的借口，这种伪善做法显然无助于多数人的幸福。若贩卖自己身体的人获得的金钱很微薄，那么就只会将贩卖人体部位的压力施加于社会阶层较低者身上。

而在国际领养儿童的案例中，利他主义反倒满足了更不正当的目的。少数的腐败机构没有帮助那些已困在孤儿院里的儿童摆脱困境，却把应当用于慈善工作的领养费，用来资助犯罪企业。

在理论上、在议院的议员席上，利他主义听起来很美好，但是并非搜集与分销人体的稳定基础。状况最好时，利他主义可消除人们供应人体市场的诱因；状况最差时，利他主义是利用捐赠者的方便托辞。

最后，只要合法的人体市场没有达到透明化，黑市就会蓬勃发展。人体或组织的交易要合乎道德，供应链就要达到绝对的透明化。

即使是美国最棒的医院，也几乎不可能得知脑死捐赠者的身份，捐赠者放弃了自己的器官，让别人得以活下去。多数的领养机构宁愿隐瞒亲生父母的身份，以彻底保护亲生父母，免得别人提出令他们不快的问题，而护士与医生习惯在官方文件上抹去捐卵者的姓名。虽然意图往往是崇高的，但是这样一来，不道德的从业人员未免很容易就能摘取那些迫不得已的捐赠者的器官、绑架儿童卖到领养管道、偷取囚犯的血液、迫使妇女在危险环境下贩卖卵子。在每一个案例中，罪犯都能用隐私权作为幌子，保护非法的供应链。

去除人体组织的个人身份，是现代医学最显著的一大缺点。在这个世纪，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把身份还诸于人体组织，并纳入供应链里。每一袋的血液应该标注原捐血者的姓名，每一位被领养的儿童应该可以全权查阅自己的个人史，每一位移植器官受赠者应该知道是谁捐赠了器官。

要达到这个目标，人们对人体的利用与再利用所抱持的观念，必须先有大幅度的改变。每一具人体在人体市场里移动时，都需公开其个人史。人类生来就不是那种本质上可简化成商业交易品的中性产品。不过，我们无疑都是人体市场里的顾客。愈快接受这件事实，就愈快能够改善情况。

因此，购买二手车所采用的标准，应该也要能运用在人体部位的购买上。卖赃车和问题车都属于违法行为，机灵的顾客在购买二手车前，一定都会先取得事故报告书。如果车子有记录，那么人体也应该要有记录。身为养父母的，难道不该去确认有没有可能找到受领养儿童的亲生父母？购买卵子植入子宫的妇女，难道不该去查阅捐卵者的家族病史？我们难道不该去了解医生的柜子里挂着的是谁的骨骼？

信息的透明化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罪犯无疑会伪造文书，捏造新的背景故事，利用创新的方法，隐匿不道德的做法。国际的疆界以及司法管辖权的更动，让罪犯更易隐藏自己的踪迹。然而，若有明确揭示来龙去脉的一系列文件，就更容易辨识出危险的掮客。

1946年时，哈代斯蒂冷静描绘墨西哥农民四分五裂的遗体时，不太在意那些人骨是怎么跑到坟墓外的。60多年后的现在，她没有提出的问题，我希望我们能够追问下去。

致谢

一位作者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编辑，我很幸运，能与业界最有才华的几位编辑一起合作，他们认真看待我那些半成形的概念，在我从事困难且有时危险的工作期间，提供专业的建议。感谢William Morrow出版社的Matthew Benjamin，他从这本书的初期阶段一直监督到完稿，要是没有他的帮助，本书就不可能出版了。感谢良师益友Ted Greenwald，身为《联机》（Wired）杂志资深编辑的他，引领我进入专题报道的领域，向我证明新闻事业确实很适合我。感谢《琼斯妈妈》（Mother Jones）杂志的Mike Mechanic与Monika Bauerlein，他们两人拥有丰富的资历，并能给予即时的指引，协助我完成了本书其中3章的内容。感谢Bill Leuders、Sarah Spivack、Jeff Chu积极协助改进我的概念。

感谢Rachel Swaby、Sonja Sharp、Jennifer Phillips，她们分别隶属于《联机》与《琼斯妈妈》的事实查证小组，确保本书的内容精确，有时甚至还对整个专题报道进行背景调查，聆听无数小时的录音带，确定大部分原稿里的直接引述文句正确无误。

感谢印度、塞浦路斯、西班牙那些表现杰出的现场助理，在他们的协助下，一些最为困难的研究课题都变得比较容易进行了。感谢Divya Trivedi 陪同我前往北印度的4个邦，一探血液农场、代孕母亲诊所、警察局、激进派营地等。在金奈时，感谢Hassan Mohammed与Sripriya Somashekhar在我访谈肾脏卖家与掮客时担任翻译。在西孟加拉邦时，感谢Arup Gosh带领我进入人骨贩子与盗墓人的阴暗世界。在西班牙与塞浦路斯时，感谢Rabia Williams、Lucas Psillakis、Christina Boudylina 协助调查卵子产业的黑暗面。

2006年至2010年期间，感谢新闻调查资金会（Fund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和普利策灾难报道中心（Pulitzer Center on Crisis Reporting）慷慨支持我的工作，感谢纽约欧密艺术村的莱迪格写作之家（Ledig House Writers Retreat）提供短期的住宿。

本书之所以能公开发表，大多要感谢我的前作家经纪人Mary Ann Naples（曾任职于Creative Culture 版权代理公司），她亲自告诉我，哪些概念值得继续研究探讨，哪些概念最好降级到非小说文学类的垃圾桶里。虽然Mary Ann Naples已离职，开始展开新的职业生涯，但还是把我交给DeFiore and Company里能干的Laura Nolan，她负责监督我的作品完成，我期望能与她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当然，这一路上还有许多人提供建议，并为我开启大门。我想要感谢以下人士（排名不分先后）：Jaya Menon、Neha Dixit、Bappa Majumdar、David Sher、Catherine Waldby、Stefanos Evripidou、Rama Rau、Doros Polycarpou、Arun Dohle、Mags Gavan、Joost Van der Valk、Tim Perell、Jason Miklian、Tom Pietrasik、John Wheeler-Rappe、Danielle Anastasion、Anne Yang、Wen-yi、Lisa Ling、Raymond Telles、Marshall Cordell、Katia Backho、国际 SOS、迦耶警察局、迦耶医学院、Joel Guyton Lee、Dan MacNamara、Carolyn Fath、Craig Kilgore、DW Gibson。

还要对所有的消息来源说声谢谢。我在全书中应许多消息来源的要求改了姓名，有的人只愿意在匿名的情况下发表意见，有的人身份遭揭露就会有危险。

感谢母亲Linda Carney和父亲Wilfred Carney，感谢妹妹Laura和Allison，感谢妹夫Indira和Govi。我的工作时间很奇怪，家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我出远门从事危险工作时，他们很担心我，还要阅读那些不太顺畅的草稿内容。

最重要的，我要感谢妻子Padma Govindan，她坚定地陪我度过最黑暗的时光以及最振奋的时刻。我构思出的所有概念都征询过她的意见，而我碰到复杂的议题时，她也是我的向导。生命中能有她相知相守，是我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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