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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绪论

第一章 库尔德人与库尔德地区

第一节 地理与人口

第二节 社会与经济

第三节 宗教

第四节 早期库尔德民族主义

第二章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

第一节 土耳其建国与库尔德叛乱

第二节 族群法律与制度

第三节 库尔德人口、经济与教育

第四节 库尔德人与民主政治

第五节 库尔德工人党与国内战争

第六节 方法之争

第三章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

第一节 库尔德人与伊拉克建国

第二节 毛拉·穆斯塔法与库尔德民主党

第三节 卡塞姆政权与库尔德问题

第四节 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内战争

第五节 复兴党的前期统治

第六节 库尔德反对派的演变

第七节 库尔德社会与有限自治

第八节 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与库尔德高度自治

第四章 伊朗库尔德问题

第一节 从卡扎尔王朝危机到斯穆科叛乱

第二节 马哈巴德共和国

第三节 君主专制与库尔德问题

第四节 伊斯兰政权与国家构建

第五节 库尔德社会与经济

第五章 叙利亚库尔德问题

第一节 库尔德人概况

第二节 法国委任统治

第三节 战后动荡与1962年人口普查

第四节 复兴党统治

第五节 21世纪的危机

第六章 库尔德问题与国际关系

第一节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与国际关系

第二节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与国际关系

第三节 伊拉克战争余波

结论

附录：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党章

参考文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图1　库尔德人口分布图

摘自David McDowall,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London,1996

图2　库尔德方言分布图

摘自David McDowall,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London,1996

绪论

一、选题缘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一直是国际政治的热点地区和新闻舆论的报道中心。中东的热点问题，有些属于短期突发性事件，如人质危机、恐怖袭击、军事政变、边界冲突、政治暗杀等，有些则是漫长的复杂难题，如巴以冲突、黎巴嫩内乱、伊斯兰主义的挑战等，本书研究的库尔德问题即属于后一类型。库尔德问题最早可溯源自19世纪的中东改革与革命，它与近代以来中东地区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有密切关系，但直到20世纪后期才开始被外界熟知和关注。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自称是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秘密组织公开向土耳其政府宣战，要求允许库尔德人实行政治和文化自治，并且向政府和平民目标发动袭击，在土耳其国内引发震动。土耳其政府立刻动用重兵进行镇压，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暴力恐怖袭击随即演变为游击战争。土耳其的国内战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渴望了解作为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第四大人口集团的库尔德人的文化特点、政治诉求等一系列问题。在土耳其爆发国内战争的同时，邻国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也如火如荼。1988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孤注一掷，向两伊边境地区的库尔德游击队发动化武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激起了世界人权组织、人道主义者和各国民众的强烈谴责，国际社会基于对库尔德人悲惨命运的同情，开始更加关注库尔德问题。

紧接着1990年，萨达姆公然入侵科威特，遭到以美国英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猛烈打击。这场以海湾战争命名、“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很快以萨达姆的惨败而告终。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借中央政府的势力和权威削弱之机，揭竿而起，与南部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遥相呼应，谋求独立，但遭到了严厉镇压，大量库尔德难民逃向邻国。美英随即通过联合国在伊北部设立禁飞区，阻止萨达姆的军事行动，向库尔德人提供安全保护。西方国家开始积极利用库尔德人来牵制伊拉克政府、贬低伊拉克的国际形象，为自身在中东的战争行为和政治战略披上人权与民主的外衣。在库尔德问题公开和大规模受到外部势力干预的情况下，库尔德人与外界的联系加强；西方政府和民众频繁向库尔德人提供道义和物质支持；库尔德政治组织的国际活动空间扩大。特别是禁飞区的设立使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成为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对伊拉克国家命运和中东政治地图以及周边国家切身利益的影响日益显著。因此之故，外界对库尔德问题的报道和研究不断深入。

经过了十多年的围困和打压，美国终于在2003年发动最后一击，成功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在此次战争中，伊拉克库尔德武装配合美军行动，迅速扩张势力，不但巩固了既有地盘，而且完成了对北方各战略要地和大型油田的控制。战后，库尔德人与国内阿拉伯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就未来伊拉克的国家性质、政治体制、国家结构，以及各派在新政权中的地位、权力及利益分配等问题展开激烈争夺。2005年，伊拉克终于公布了新宪法，规定伊拉克为联邦制国家，允许北方库尔德地区高度自治，这标志着库尔德人的权势和地位获得了法律承认。

伊拉克战争突显了中东库尔德问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这是战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以来，一国少数族群配合外部势力成功推翻本国政府、变更国体和政体的典型案例。它引起周边国家尤其是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三国高度警惕，这些国家和伊拉克一样，自“一战”以来长期受本国库尔德人文化和政治认同问题的困扰，深恐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外溢，刺激本国库尔德人发生骚动，危害国家安全。所以积极未雨绸缪，防范危机发生。事实上，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已经对邻国和流散欧洲的库尔德人产生了激励和示范作用：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库尔德人开始公开庆祝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高度自治，加紧了反对本国政府的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一度沉寂的库尔德工人党(简称库工党)重新恢复活动，叫嚣以武力争取土耳其库尔德人实现自治；叙利亚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则重组力量，与阿拉伯反对派一道掀起了反政府浪潮；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同样提出了自治等类似要求。可以说，自进入21世纪以来，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中东库尔德人的跨国联系和集体认同有了显著发展，以至于人们研究库尔德问题除了要注意国别情况，还要关注本地区事态的整体发展。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变化可能会再次引发中东政治地图的巨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上世纪初，主要表现为“一战”促成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和一系列中东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从此，无论冷战期间还是后冷战时期，无论各国的政治倾向与联盟如何变化、国内政局如何跌宕起伏，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和各国的疆域以及族群结构等基本未变。正是这种民族国家体系的相对稳定，有利遏制了各国的库尔德分离主义，使之始终面临本国政府和国际合法性的双重压力。但是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有了新的变化的可能。就目前状况而言，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通过高度自治而成为国中之国。未来，伊拉克究竟是坚持脆弱的联邦体制还是发生分裂，没有人敢对此作绝对预测。假如库尔德人真的有机会实现独立，中东民族国家体系无疑将增添新的成员，还可能引起跨国连锁反应，使本地区陷入持续的动荡和危机之中，给外部势力如美国等插手中东事务提供新的立足点与机会。近十多年来，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已经建立起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在内的密切关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越多，其影响当地事务的权力就越大。

目前，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借助宪法赋予的特殊权力在外交领域积极开拓，成为了中东地区新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国际社会与伊拉克的交往，在实践中变成了与伊中央政府和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双重交往。由于库尔德自治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关系不甚融洽，加之自治区动辄抛开中央政府独立开展外交活动，使中东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作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除了追求政治自主，还试图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自治区政府大力发展石油生产，公开向外国公司招标，阻碍伊拉克统一石油政策和石油收益分配策略的形成，加剧了国际石油供应市场的竞争，使自治区成为研究中东和国际石油市场时必须关注的新因素。

库尔德问题研究是当代中国中东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向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各项发展。1905、1908年，伊朗、土耳其相继发生立宪革命和青年土耳其革命，给同处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革命者和仁人志士以巨大鼓舞。1921年，土耳其成功击退外国侵略者，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随后宣布建立共和国。中国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盛况，赞扬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主义取得的辉煌成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信心。当然，由于时代命题、交通和通讯等方面条件的限制，这时候的中国还不可能深入关注中东各国的内部问题，如库尔德等少数族群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中东的交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1954年召开的印尼万隆会议，大大提升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1972年，中国在众多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过总体来看，在1949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里，由于受特殊外部环境、意识形态和冷战格局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政治层面，还谈不上全面交往，中国对各国国内问题的研究尤其薄弱。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状况有了质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全面调整外交策略，积极与中东国家发展全方位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腾飞，与中东地区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中国需要在能源、市场和资金等方面与中东地区开展长期而密切的合作。此外，伴随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不断上升，不仅要发挥经济大国的作用，还要扮演政治大国的角色。中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对外交往和经济的深入发展实现了全球化。因此，中国必然会重点关注中东地区的各项发展，包括加强对库尔德问题的研究。

研究库尔德问题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库尔德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几乎与中东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发展同步，并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现代化发展有因果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被迫承认或扶持中东国家独立，而唯独拒绝了库尔德人的独立和自治要求，充分显示出西方民族自决原则的虚伪性。独立后的中东国家对外反帝反殖反霸，对内依据近代西方民族理论实行同化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将其作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良药。但是，库尔德问题的存在和发展证明，文化同化和民族主义并非是构建民族国家、强化国家认同的一剂良药。如何在文化和族群多元的社会构建国家认同，仍然是一个重大而新鲜的话题，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当然，导致库尔德问题愈演愈烈，也有各国的现代化运动及其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的因素。研究和弄清这些问题，对拥有多族群的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

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和演变再次提醒世人：一个族群多元的国家发生裂变，内因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外因同样不可忽视。这一点已经通过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倒台和库尔德自治区的建立而充分表现出来。外因实际指的是外来干预。早在“一战”以前，奥斯曼和波斯两大帝国就不断利用库尔德人给彼此制造麻烦。“一战”以后，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常常借库尔德反对派来牵制对手。海湾战争后，随着美英势力的介入，库尔德问题有了质的变化，外部干预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治秩序，使库尔德民族主义势力坐大，引发了人们对伊拉克分裂的强烈担忧。外部干预不仅来自大国势力，还来自非国家行为体。“二战”以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无论是欧盟等政府间组织，还是世界人权组织等非政府间组织，都对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予以强烈关注和主动介入。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组织的动机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秉承一定的法律和人权观念，重视保护少数族群的权益。欧盟等有关组织主要从法律和司法的角度，不断向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施压。世界人权组织则从西方的人权观念和立场出发，向各国库尔德人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并且这种观念正在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显然，在全球化和社会日益开放的今天，一个国家在处理内部族群问题和族群冲突时，不可能完全无视来自外界的意见和看法。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地位的同时，又能够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良好沟通和互动，是各国政府及政治家应该深思的问题。

二、概念辨析

库尔德问题是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和民族主义的驱动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有必要了解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基本概念。鉴于学术界目前尚未就这些概念达成普遍共识，故下面只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并辅以作者个人的看法。

(一)民族(Nation)

民族一词是在中世纪西欧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集合性概念。对民族的认知向来有强调客观性或主观性的两种看法。到了现代，建构主义的定义和方法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建构主义肯定民族的客观因素，同时更加强调民族成员的认同和团结意识，认为民族是在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如以安东尼·史密斯为代表的族群—象征主义的建构主义流派，“特别强调主观因素在族群延续、民族形成和民族主义影响中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它视‘客观’因素为当然或将它们排除在自己的分析范围之外；而是给予主观的因素如记忆、价值、情感、神话和象征等以更多的重视，并且由此而寻求进入并了解族群和民族主义的‘内在世界’” [1] 。

著名的建构主义学者、美国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2] 。在安德森看来，想象并不是幻想，而是殖民地精英基于历史和现实的遭遇形成的关于自身命运的共同看法，这些被认为有共同命运的人群就形成为民族。

英国左翼学者霍布斯鲍姆认同安德森关于民族的“想象”之说，但论述得更加直白，他认为：“事实上，民族根本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因为这个历史新生儿才刚诞生，正在不断变化，且至今仍非举世皆然的实体。……或许，我们可用主观标准来取代客观标准，比方说以集体认同或个人认同来判定民族。……若想了解民族到底是什么？只能借‘后设’原则去理解。”而这后设的原则是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 [3] 霍布斯鲍姆的观点虽然与安德森有所相似，但它更强调民族概念的动态和主观建构色彩，重视民族主义的主导地位。不仅如此，国家也参与了民族的构建过程。国家和民族主义是民族共同的构建者。所以霍布斯鲍姆建议：“‘民族’以及相应的民族活动，都应该纳入国家体制、行政官僚、科技发展、经济状况、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 [4] 他的看法对考察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尤其有警示意义。

第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安东尼·史密斯。史密斯认为，民族是“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5] 。民族尽管可以“想象”，但是“想象”除了基于精英们共同的命运之外，还应该有其他的既有元素。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经验等，并且居住地域也有明显区别。

我国学者宁骚梳理人类族类共同体的发展，认为历史上的族类共同体依次有：部落、部落联盟、部族、民族。 [6] 所以民族是人类族类共同体的最高发展阶段。宁骚批评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不足，强调了统治阶级政治文化在民族形成中的核心位置。

(二)族群

在有关民族问题的研究中，族群一词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和广泛应用。笔者认为，族群概念一方面有弥补民族理论不足、纠正近代西方思想界片面强调民族地位和作用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有利于展示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复杂性和阶段性，便于让人们重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族际特征的客观性。

但在具体使用过程中，许多研究者并不对族群一词作严格的定义，以至很多的论述将族群和民族交替使用，甚至相互代替，容易造成意义和理解的混乱。

霍布斯鲍姆采用间接的方式来帮助人们理解族群。他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提到的族裔特性，往往指的是共同的血缘背景以及世代相传的家系，族群的共同特性与集体认同，便是借由它们代代相传下来。‘亲属’及‘血缘’这两大特性，乃是联系族群团体于不坠的主要因素，同时还能用来排斥不属于这个族群的外人。” [7]

我国学者郝时远将人类群体划分为“种族”(race)、“民族”(nation)、“族体”(nationality)、“族群”(ethnic group)四个层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族群“既包括‘前族体(former-nationality)’阶段的氏族、部落群体，又涵盖族体(nationality)本身及其内部分支，同时它还涉及‘后族体和后民族(post-nationality&post-nation)’的群体，即日益增多的从族体和民族中分离出来的移民群体(碎片)” [8] 。郝时远的定义有人类学的意义，对认识族群来源及其构成有指导价值。但在研究特定民族问题时，这样的定义又显得过于繁琐。

相比之下，安东尼·史密斯的定义更加简洁和具有概括性。史密斯认为，族群是“与领土有关，拥有名称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祖先，共享记忆并有某种或更多的共享文化，且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种程度的团结” [9] 。这一定义强调了血缘和亲属关系，提到了族群可能与领土有关，从而避免了将所有特殊文化群体都纳入族群概念的麻烦，尤其适用于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该定义还提到了精英的地位与作用，为族群在精英推动下向民族过渡提供了思考线索。事实上，史密斯一直强调族群的政治功能，指出族群“主要是精英和领袖争夺权力的资源和工具” [10] 。中国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关凯指出：“在族群民族主义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秉承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知识分子——那些族群知识精英，将族群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忆、文化特征和现代性以某种非常灵活的形式巧妙地重新构建起来，作为强化族群认同、增强族群内部凝聚力的手段，进而创造出‘新’的族群文化。” [11]

这样，族群与民族的关系就变得清晰起来。首先，二者有明显的差异，用史密斯的话说：“民族不是族群，尽管二者有某种重合并都属于同一现象家族(拥有集体文化认同)，但是，族群通常没有政治目标，很多情况下没有公共文化，甚至没有疆域空间。民族不一定有主权国家，但需要在对自己故乡有形占有的同时，立志争取自治。” [12] 但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民族在族群的世界之外是无法孕育的，并且除非在以前的族群纽带基础上，某些特定的民族是不会出现的。……民族就是(一个或更多个)比较松散的族群的专业化发展，也意味着族群共同体历史性地起着许多民族的原型和基础作用。” [13] 这也是族群—象征主义的核心观念。

(三)民族主义

关于民族的研究，无论客观派还是主观派，均承认和强调民族主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影响。宁骚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既是各民族资产阶级在要求形成民族国家的斗争中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和异族压迫的强大理论武器，也是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维护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的旗帜下奉行的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 [14] 这种用阶级观点定义民族主义的方法，有利于揭示民族内部的不平等性和政治的阶级性质。但它没有重视普通民众在民族主义中的基础作用，特别无法解释为何在许多欠发达族群中同样有发达的民族主义的事实，甚至无法解释为何在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也存在民族主义的客观事实。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考察民族主义的源起之后认为：“民族主义的惟一基础、唯一条件就是一个观念，无它，便不成其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别的视角或思想风格。任何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民族(Nation)’这一观念。” [15] 史密斯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 [16] 显然，倡导民族主义的“部分成员”，实际就是该群体的精英阶层。一般而言，精英阶层相比其他社会阶层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这是由精英的思想能力、知识水平、自尊人格和自主性等因素所决定的。精英们有丰富的信息渠道，有看待问题的多元视角，对压迫和歧视——无论是思想文化上的还是政治、经济方面的——比普通人更加敏感。再加上知识分子普遍的“逆反心理”，因此容易凝聚和统一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史密斯的定义还指出了民族主义在促进民族利益方面的三大目标，即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这一点在19世纪以来的各种民族主义浪潮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民族主义一经产生就具有扩散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民族主义无论起源于近代欧洲，还是像安德森所说的起源于美洲，都在产生后不久向周围扩散，乃至在今天扩散到了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早期民族主义的概念、范式以及活动和传播方式，均对后来的民族主义产生了极强的示范作用。特别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想，成为后来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学习的重点内容。安德森将民族主义的这种扩散称为“盗版”，也就是模仿的意思。霍布斯鲍姆也指出，凡尔赛和约之后，“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所宣扬的都是刚从西方学来的欧洲民族主义，不管这些内容是否适合其国情” [17] 。二是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族群民族主义会相互影响，这是由于民族主义的排他性所致。特别是“一旦国家与境内某个民族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招致反民族主义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即可能在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转变成事实。因为现代化国家意味着拥有均质性和标准性的居民，而国家通常会利用共同的书写式‘国语’，来达成这项目标” [18] 。意思是说，在新的民族国家建立之时，统治者往往会推行国家主义或安德森所说的官方民族主义，而其所用来构建国家认同和民族统一的具体标准，则完全来自主体民族，而否认或忽视了其他族群的存在。结果使得国家主义本身成为对其他民族主义的一种反应，同时又是其他群体民族主义发展的刺激因素。 [19] 对此，霍布斯鲍姆形象地描述说：“致使民族主义走向政治化的关键，在于自视为或被人视为同一族人的男男女女，已经深信：他们眼前的境况之所以令人不满，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对他们施与不平等待遇者，正是外族或非我族的统治阶级。” [20] “所有尚未和国家产生认同的民族主义，都必然会酿成政治问题，甚至引发强烈震荡。” [21] 三是民族主义在同一族群内部也会扩散。如前所述，民族主义首先是族群内精英成员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继而又要求所有成员都接受这些主张。当民族主义的影响足够大而且被大多数人所崇奉时，就会形成群众运动，彰显民族主义的威力和破坏性。造成民族主义在族群内部扩散的原因，首先是上面提到的“受到不平等待遇”这种认识的扩散；其次是现代化造成的贫富分化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不良现象；最后是现代化带来的进步因素为民族主义扩散带来了方便。现代化使少数族群的文盲率降低，提高了交通和通讯条件，促进了信息传播。所以，如果防止某种族群民族主义的扩散，除了要在官方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调整，去除族群歧视的内容和政策外，还需要设法缩短族群间的发展差距，把现代化的不良后果减至最低。

(四)民族国家及其构建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国家很早就已产生，但首先提出民族概念并使之与国家等同起来的则是近代西方的历史经验。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虽然有许多国家，但罗马教会高高在上，占据了政治和宗教的双重权威，导致了教会与国家、教皇与国王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随着中世纪社会走向瓦解，各地反对教皇和教会的势力开始发展，出现了张扬本地和本国优越性的民族化思想。文化上，人们极力赞美本族群的语言、血缘、历史和神话传说，强调与其他族群的不同之处，激发一致对外的共同体意识；政治上，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说，确信各国人民有独自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以此来对抗教会的垄断权力，维护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种高度统一、完全自主的群体构成了民族，国家则是它的基本组织和制度形式。国家与民族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就此诞生。由于民族国家是反对教权主义的产物，所以信奉世俗主义是它的基本特点，世俗主义要求国民或民族成员的最高忠诚对象从教会变成民族及其国家。据此，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就是指由一个民族掌握政治主权的国家。它不仅政治上组织有序、保持独立，而且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 [22] 。换言之，所谓西欧意义上的国家就是单一族群的国家。

但事实上，近代包括欧洲在内的很多民族国家都是多族群的国家，于是就有人对单一民族国家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宁骚认为，民族国家的主要特征有如下几点，即完全自主和领土统一，中央集权制，主权人民化，国民文化的同质性，统一的民族市场。 [23] 这是就民族国家的形式而言。史密斯则进一步反思，提议用更加中性的描述性术语，如“民族的国家”，以提醒人们注意国家是由多族群组成这一事实。所谓“民族的国家”，就是“以民族主义原则确立合法性的国家，它的成员拥有很大程度民族的团结和整合(但不是文化上的同质性)”。史密斯认为：“将民族的团结和整合作为一个变量，这样的定义就避免了‘民族的不一致’问题，即全世界到处存在着民族的边界和国家的疆界不相一致的事实。用同样的语调，我们可以谈论‘国家—民族’。在国家—民族中，多族群国家渴望民族一统并且寻求通过调适和整合将不同的族群变为统一的民族(但不是同质化)。” [24] 无论如何，现代民族国家基本上是族群多元的国家，许多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就是这种环境下滋生和发展起来的。

(五)库尔德问题

本书以中东地区的库尔德问题为研究对象。在回答什么是库尔德问题之前，有必要认识库尔德人的群体性质，即他们是一个族群还是民族。

根据以上论述，本书认同安东尼·史密斯的族群象征主义理论及其对族群的定义。史密斯指明了族群与民族的联系和区别，认为族群可以发展为民族，但族群不一定是民族。根据史密斯的定义，可以确认库尔德人首先具有族群的属性：他们有世居的土地；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他们都是拥有特定名称的人类共同体；他们有自己共同的神话传说和祖先，对其族源和古代历史有独特的叙事；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而且有许多共享文化比如节日；他们有世俗、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精英，而且至少在这些精英中有一定程度的团结。总之，正是十分明显的族群性才将库尔德人与周围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土库曼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亚述人等其他族群区分开来。

但是，就整个中东地区而言，库尔德人尚未形成民族。考察所有的民族概念，无论是依据客观标准还是主观认识，它们都特别强调民族具有两大因素：一是族群成员的集体认同；二是政治因素，即自治或独立。中东库尔德人在认同上依然受教派、部落以及国别等因素的浓厚影响，如果说他们有统一的共同体认同，显然与事实不符。政治上，虽然库尔德民族主义派别提出了独立或自治的要求，但不代表所有库尔德人都具有相同的想法。要确认所有族群成员都“想象”自己是一个民族，除非是进行全民公决，否则只能是一种猜测。如果说“19世纪出现的民族主义口号通常都不足以代表一般平民在加入民族主义阵营之前对故国旧土的真实情感” [25] ，那么20世纪同样如此。事实上，在很长时期内，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追随者都带有不同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就目前来说，大多数库尔德人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实体，不拥有民族主义所想象的主权。这种状况既不符合欧洲古典民族主义关于民族就是享有主权的族类共同体的概念，也不符合后来许多国家通过政权来构建现代民族的现象。所以，一言以蔽之，中东库尔德人整体上还不构成为民族。

但是也有例外，即自海湾战争以后，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在高度自治和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已经实现了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独立自主。当地人口也随之树立起了牢固的民族意识，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伊拉克战后的多次选举和民意测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有理由认为，在中东局部地区，具体说即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已经具备民族的要素，步入了现代民族的行列。

伊拉克的特例说明，中东库尔德人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族群共同体：当多数中东库尔德人仍表现出强烈族群性的同时，伊拉克库尔德人已经形成了民族。如果说1991年之前所有中东库尔德人都是一个族群的话，那么1991年以后，他们则逐渐过渡到了族群和民族并存的状态。

接下来探讨什么是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人最早引起国际社会(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关注，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其时奥斯曼帝国正走向衰落和瓦解，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如土耳其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竞相上演。在纷乱复杂的环境下，少数库尔德官僚、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开始思考库尔德族的去向问题，库尔德民族主义应运而生。库尔德民族主义产生伊始便倡导复兴库尔德语言和文化传统，强调独特的库尔德族群属性及其与周围族群的差异。政治上，库尔德民族主义提出了独立建国或实行自治的要求，并寄希望于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当地政权(如伊朗政府)或民族解放运动(如土耳其独立运动)的支持。于是，库尔德人首次被视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和潜在的建国势力而备受关注。此时的库尔德问题，就是库尔德人争取独立和是否给予他们民族国家地位的问题。

1921年伊拉克建国和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东库尔德问题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此以后，库尔德民族主义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本国政府和官方民族主义。在发展上，中东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但没能使库尔德民族主义受到削弱，反而使其进一步成熟和壮大。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追求和实施官方民族主义导致新的民族独立浪潮，并强化了已有的民族主义运动” [26] 。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四国，官方民族主义无一例外地都推崇和推行西方“原型”的单一族群国家理论，从而造成了许多负面后果，尤其是主体族群对少数族群的同化遭到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激烈反抗。民族同化和强力压制令大多数普通库尔德人倍感压力，从而强化了他们的族群认同，扩大了库尔德族群民族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二是各国现代化改革有利于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现代化引发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变迁，前者如普及教育，后者如民主化、民众政治意识的增强等，它们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机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库尔德民族主义日益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倾斜，许多受教育的库尔德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不满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希望用社会革命的方式，排除本族群上层阶级的优势地位、增强自身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主导权。从而使社会革命和民族主义相结合，推动库尔德民族主义变得更加激进。于是，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库尔德民族主义逐步从与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相关的精英思想向群众性运动转变。

归结起来，库尔德民族主义是在两大参照系之下发展起来的：在起源上，它深受欧洲民族主义的影响，但在发展方面则受到了所在国具体政治经济环境的直接作用。正因如此，库尔德问题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时期主要指库尔德地方部落势力的叛乱及其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在民族国家时期，则指的是库尔德民族主义危害国家统一，破坏国内团结。

人们一般以为：“民族问题，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主要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或被称之为社会主流群体与次群体、‘主导文化’群体与‘亚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27] 但对于库尔德问题而言，除了要考察这一特征，还要考察它强烈的国际影响。20世纪初以来，库尔德民族主义日趋活跃和各国库尔德问题不断“外溢”，导致库尔德民族主义与本国政府、库尔德民族主义派别之间、中东国家之间、中东国家与地区外部势力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国际关系网络，使库尔德问题成为影响中东地缘政治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本书认为，中东库尔德问题是指由于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库尔德人要求落实族群文化权利、改善生存和经济状况、实行政治自治或独立而导致的国内、国际冲突现象。库尔德问题的诱因是库尔德民族主义，根本原因则是各国在族群政策和现代化治理方面出现了失误。库尔德问题的本质，是它对现有中东民族国家主权和领土统一构成了威胁。

三、研究内容

本书主要采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按照国别和时间顺序，来研究中东库尔德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重点探究库尔德人及其社会的基本特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思想和组织演变、中东国家的库尔德政策、中东民族国家的构建策略与库尔德民族运动的互动关系、库尔德问题的国际因素和国际国内影响等。全书共分八个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库尔德问题研究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并对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民族、族群、库尔德问题作理论辨析。

第一章，库尔德斯坦概况。主要介绍库尔德人的社会自然环境、文化与经济特征、早期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指出艰苦的生存环境是库尔德人经济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复杂的地理状况有利于库尔德分离主义开展活动。部落文化的排外和冲突性特征是影响库尔德社会团结的文化根源。库尔德人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早期库尔德民族主义是受近代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部分库尔德人已经有了明显的民族意识。

第二章讲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发展与演变。主要论述土耳其的民族国家构建策略与库尔德族群性的冲突及影响；库尔德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与分离主义的关系；库尔德人与土耳其民主政治；库尔德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库工党及其影响；土耳其反分离主义的成就与问题。认为凯末尔主义的单一民族国家理论是导致库尔德人与政府关系紧张的思想根源，库尔德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是促使库尔德人思想激进的现实条件，土耳其政府军事为主、政治为辅的反分离主义方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库尔德问题。民主和法律改革不力、军方在政治决策中作用过大，以及顽固的民族同化政策，是阻碍土耳其库尔德问题解决的制度症结。

第三章讲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发展与演变。主要论述伊拉克民族国家建立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互动关系。认为谢赫·马赫穆德起义是封建性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结合；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成立标志着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逐步向现代过渡；伊拉克历届政府的库尔德政策总体上趋于紧张；政府与库尔德人矛盾的焦点是权力之争，具体是争夺土地和油气资源；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西方干预直接导致库尔德人的高度自治；库尔德地区的半独立状态对伊拉克内政外交及中东地缘政治有巨大的潜在影响，其严重后果还有待观察。

第四章，伊朗库尔德问题。伊朗库尔德问题时强时弱，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斯穆科叛乱虽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但深受传统部落行为方式的制约。马哈巴德共和国是中东库尔德民族主义史上第一个独立政权，它的出现和失败完全是英苏等大国粗暴干涉伊朗内政的结果。战后巴列维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和民族压迫，使得库尔德民族主义对伊朗国家和政权的威胁相对减弱。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府的库尔德人政策进一步宽松，但依然严厉打压反政府势力，使得老一代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几近瘫痪，伊朗库尔德问题趋于缓和。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库尔德反政府组织重新活跃，但总体影响较小。

第五章，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中东四国中，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口最少，所以库尔德问题的严重性和影响也最小。叙利亚政府否认库尔德人的族群性，长期剥夺部分库尔德人的公民身份及其权利，成为引发库尔德人不满的主要原因。进入21世纪，随着叙利亚改革步入困境、国内矛盾不断激化、逊尼派政治反对派势力的崛起，库尔德地区的局势日益动荡。库尔德激进组织及其武装控制部分地区，并与其他派别发生冲突。所以库尔德问题是影响未来叙利亚政局和中东地区关系的重大因素。

第六章，库尔德问题与国际关系。中东库尔德问题不仅是土、叙、两伊四国的内政问题，也是国际性问题。它的发生和发展在受西方大国和邻国影响的同时，反过来也深刻地影响了地缘政治。美国入侵伊拉克使该国的库尔德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且在其他三国引起了连锁反应。在土耳其、伊拉克两国，外部势力介入库尔德问题，原因主要来自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经济利益、政治考量等方面，但主要还是通过支持库尔德反对派牵制对手，缓解自身矛盾，或服务于地区霸权和国际战略。相对而言，欧盟重视民主和人权问题；美国则注重实用主义，重视利用库尔德问题达到特定目标，政策变化多端。

美国的干预对伊拉克库尔德人实现高度自治有决定性作用，进而刺激土耳其库工党死灰复燃，使伊朗出现了新的库尔德分离组织。地区层面开始形成包括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以及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在内的三国四方关系格局。未来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关系的发展与演变，各国库尔德问题相互作用的特点将继续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

结论部分，重申本书主要观点，展望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和解决前景，探讨库尔德问题研究对中国的启示意义。

[1]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60页。

[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分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6页。

[3]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4]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5]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4页。

[6]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15页。

[7]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8] 郝时远：《对西方学界有关族群(ethnic group)释义的辨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9]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4页。

[10] 〔英〕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11] 关凯：《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12]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2—13页。

[13]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88页。

[14]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15]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导言第2页。

[16]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6页。

[17]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

[18]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19]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9.

[20]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21]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22] Mostafa Rejai and Cynthia H. Enloe，“Nation-States and State-N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3，no.2，1969.

[23]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281页。

[24]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7页。

[25]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26]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7.

[27] 关凯：《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第一章 库尔德人与库尔德地区

第一节 地理与人口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的跨境居住族群，人口总量仅次于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但缺乏精确统计，估计大约在2800万至3500万之间；其中土耳其1500万—2000万人，约占该国总人口的23％；伊拉克约5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叙利亚100万人，占总人口的9％；伊朗700万—900万人，占总人口的15％。 [1] 库尔德人的居住范围横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四国领土，历史上统称为库尔德斯坦，即“库尔德人的土地”之意。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认为，库尔德斯坦的面积大约有409650平方公里，其中土耳其194400平方公里，伊朗124950平方公里，伊拉克72000平方公里，叙利亚18300平方公里。 [2] 由于“库尔德斯坦”一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含义，本书为避免歧义，尽量使用“库尔德地区”一词，强调它的地理意义，即库尔德地区就是指中东库尔德人的传统聚居区域。具体到每个国家，在土耳其是指该国东南部库尔德人口较为集中的省份(当前库尔德人占多数的省份有马尔丁省、锡尔特省、迪亚尔巴克尔省、比特利斯省、穆什省、凡城省和阿勒省等。传统上库尔德人占多数的省份则有乌尔法省、阿德亚曼省、马拉蒂亚省、埃拉泽省、屯杰里省、宾格尔省和卡尔斯省)；在伊拉克，主要指由埃尔比勒、杜胡克和苏莱曼尼亚三个北方省份组成的库尔德自治区；在伊朗，包括西北部的库尔德省及其邻近区域，还有靠近叙利亚东北部与土耳其接壤的地区。在叙利亚，主要包括西北部的库尔德达赫和东北部的哈塞克地区。各国库尔德地区实际上连成一片，构成了大库尔德地区。

中东地区的地理状况十分复杂，库尔德地区尤其如此，地形地貌缺乏明显的共同特征。比起阿拉伯半岛等沙漠地区，这里拥有更多的山峰，到处布满了丘陵、峡谷和盆地，中间夹杂着凌乱的小块平地。著名的山系有亚美尼亚(或东部)陶鲁斯山脉、内陶鲁斯山脉和扎格罗斯山脉。陶鲁斯山脉的主体在土耳其境内，扎格罗斯山脉则位于伊朗境内。东陶鲁斯山脉和内陶鲁斯山脉起初平行分布，遥遥相对，不久则拉开距离，越来越远；内陶鲁斯山脉弧形延伸到土耳其凡湖以北，之后折向东北，东陶鲁斯山脉则向东南延伸。山的高度起伏变化，从土耳其境内的6000英尺到伊朗的境内14000英尺不等。其中，扎格罗斯山脉在伊拉克境内最高只有1000英尺，而在伊朗边境则超过了1200英尺。库尔德地区的水资源十分丰富，许多重要的河流都发源于此。著名的底格里斯河从格尔朱克湖南边出发，沿途不断有支流加入，水流浩大，到东陶鲁斯山脉南翼时，就已经形成一片巨大的冲积区域。最终，这条河流在摩苏尔以南35英里处，与著名的大扎布河会合。大扎布河发源于土耳其—伊朗边境，一路不断汇聚来自哈卡里山脉的无数支流。小扎布河经伊朗高原和扎格罗斯山脉奔涌而来，最后汇入底格里斯河。除了底格里斯河，中东地区的另一大河幼发拉底河也起源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卡拉苏河和穆拉德苏河。不过该河在离开土耳其之后，大部分流经非库尔德地区。

库尔德地区植被良好，除了凡湖以北的亚美尼亚高原由于曾经有火山岩浆流过而树木稀少外，其余地方均分布有异常丰富的植物和农作物。在凡湖以南，山上长满了不同种类的矮小橡树，所产的坚果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商品。桦树、白杨和柳树随处可见。少数地方有松树和冷杉。气温适宜的地区，可出产葡萄、苹果、梨、无花果、杏子、桃子、草莓等。农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小米、玉米以及水稻。甘草和烟草是主要经济作物，尤其烟草成为一些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1946年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权马哈巴德共和国的主要支持者中就有一些烟草商人。烟草占了该政权与苏联贸易的很大比例。库尔德地区的蔬菜有茄子、葫芦、菠菜、秋葵、绿豆等。春天到了，到处盛开着雏菊、玫瑰、金凤花。高地上的高原龙胆花、鸢尾花、郁金香和樱草花等美不胜收。这一切赋予库尔德地区以特殊的风景，成为历来库尔德诗人的歌咏对象，也是吸引外来游客的主要自然资源。

库尔德地区生活着各种动物。库尔德人畜养的家畜主要有大尾羊、牛、马、骡子、山羊、水牛、牧羊犬等。家禽则有鸡、火鸡等。这里的山野生机勃勃，狼、熊、雪豹、猞猁、豺、野山羊、野绵羊、盘羊、野猪、灰松鼠以及各种爬行动物等随处可见。鸟类有鹧鸪、松鸡、鹳、大鸨、鹬以及各种鹰等。河流湖泊里的鱼类有鲑鱼、鲤鱼等。在部分地区，狩猎是极其重要的生产和生活内容。

库尔德地区属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而漫长，夏季酷热而干燥。凡湖地区的人们会在严寒季节修筑半地下式房屋来过冬。埃尔祖鲁姆的冬季长达6个多月，平均气温在华氏15度以下，因此又有“土耳其的西伯利亚”之称。库尔德地区北部和东部的夏季十分炎热，最高气温超过华氏100度，某些谷地甚至高达120度。

库尔德地区有丰富的地下资源，分布着许多重要的矿藏。业已发现的矿产资源有铬，主要产于凡湖以西的古尔曼，土耳其铬出口量的60％即来自这里。在底格里斯河的源头处有铜矿。其余部分地方还发现了铅、锌、硫磺以及少量的黄金、白银和白铜等。库尔德地区是中东主要石油产区之一，油矿主要分布在伊拉克的基尔库克、摩苏尔、哈那钦，伊朗的克尔曼沙赫，土耳其的锡尔特，以及其他地方。此外，还发现有少量的煤矿、石灰岩、大理石等。特殊的地质条件，使得库尔德地区到处分布着矿泉和地热泉，成为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

历史上，库尔德地区森林茂盛。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和大量砍伐，森林面积急剧缩小。伴随而来的是土壤流失加快，严重威胁农业发展，加剧了当地的贫困和人口流失。不过，在人口稀少地方以及偏远山区，树木和森林的覆盖率依然很高。历史以来，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就是以这些森林为掩护开展游击活动，躲避政府军的打击。所以库尔德武装的屡剿不绝，与复杂的地形地貌有很大关系。特殊的地理环境也造成交通闭塞，客观上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古老的库尔德语言和文化，同时也保留了这些语言和文化内部的巨大差异，使得库尔德人在很长时期内难以形成拥有统一文化的共同体。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的特殊族群，其身份认同一般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内在的自我认同意识，无论是原生的还是工具主义的，产生于血缘、家庭、语言、价值观以及社区环境和集群行为的影响之中；另一方面为外部认同，族群的外部认同来源于非群体成员对族群成员社会差异的感知，这种差异主要在文化上，包括语言、习俗、观念与价值倾向、生活方式等。” [3] 库尔德人在古代就因为特殊的语言、血缘和习俗等而被外界视为另类。同时，库尔德人也有自己的内部认同。随着一系列变化的发生，越到现代，库尔德人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愈加增长，“想象的共同体”意识日益明确。他们开始热衷于讲述古老的族群起源，他们的历史故事和脚下的土地一样充满了神奇。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即使库尔德人也对自己的起源有不同说法。有些认为他们是伊朗血统，是世世代代生活在当地的土著居民。但伊朗库尔德人却认为自己是古代梅斯人(meds)的一支。根据这种说法，梅斯人很早时候从北方进入伊朗，大约公元前7世纪左右达到鼎盛，后来被并入波斯塞留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从此扎根伊朗西部山区，保留了一些特殊的文化和族群认同，同时向西扩张，直至哈卡里地区和土耳其高原。事实上，无论是生理还是外部特征，库尔德人和波斯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当地人仍能凭借直觉将二者区分开来。

库尔德语的起源和库尔德人种起源一样，十分模糊。不过基本可以肯定它属于印欧语系西雅利安支系的一支，在语法和词汇方面与波斯语不同。 [4] 库尔德语有许多方言，主要有库尔曼吉语、扎扎语、索兰尼语和古拉尼语等。绝大多数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北部地区以及欧洲的库尔德移民操库尔曼吉方言。库尔德民族主义的骨干来自说库尔曼吉方言的逊尼派地区。1932—1943年，杰拉戴特·阿里·贝迪尔·艾克散出版了库尔曼吉语杂志《哈瓦尔》(希望)，开辟了用罗马字母拼写库尔德语的先河。这套字母后来在土耳其秘密流传，对提高当地人的识字率有所贡献。索兰尼方言只有少数人使用，但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很大，许多库尔德文学作品都是用该方言写成，19世纪南部库尔德地区的诗人和作家普遍使用这种语言。说索兰尼方言的人主要分布在大扎布河(Big Zab)以南的伊拉克和伊朗库尔德斯坦省。由于苏莱曼尼亚和马哈巴德一直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中心，所以该方言有很强的政治影响。第三种方言扎扎语仅在少数地方使用。然而，即便是同一种方言，南方库尔德人和北方库尔德人的说法也有不同。进入20世纪以来，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四国实施族群同化政策，导致部分库尔德人逐渐丧失了母语能力，或者只会说不会写。1929年，土耳其共和国全面禁止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拼写土耳其语，禁止人们说库尔德语，从而打破了库尔德人主要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格局。语言文字上的差异，严重阻碍了各国库尔德人的信息沟通和文化交流。直到20世纪50年代，库尔德人的文盲率仍然很高，分别是土耳其90％，伊拉克85％，叙利亚80％。 [5]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国库尔德人的教育水平水涨船高，文盲率有所下降，但与国内主体族群相比，情况仍不容乐观。所以倡导发展教育和使用库尔德书面语言，宣扬古老的库尔德文学，鼓励追求现代文明，渴望摆脱贫穷愚昧，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民族主义活动的核心内容。语言越来越成为维系库尔德族群特征、促进库尔德族群认同的重要工具。

此外，库尔德人在生活习俗方面也明显有别于其他族群，比如除了伊斯兰教的节日以外，他们拥有自己的新年节日瑙鲁兹节。进入现代时期，每当库尔德文化受到压制的时候，庆祝瑙鲁兹节就成为库尔德人发泄不满、宣示认同的重要方式。不同地域库尔德人的文化差异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在服装上，南部地区的库尔德男子喜欢穿裤脚扎起、肥大的布袋裤，北方男子则一般穿直筒裤。对外交流的加深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得西装在库尔德人中日益普及。但部分库尔德政治家仍不忘戴一顶库尔德头巾，以示对传统文化和族群认同的忠诚。

库尔德地区和中东其他地区一样，拥有族群和宗教的多样性。这里多数人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也有不少人信奉其他宗教、说其他语言。在北部地区，亚美尼亚人的地位十分突出，他们甚至在部分地方占人口多数。历史上游牧的库尔德人与亚美尼亚农民的关系不甚融洽，但长期形成的经济依赖使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布有许多基督教徒，他们说古老的阿拉米语，隶属于东部和西部叙利亚教会(在欧洲，他们分别被称为亚述人、聂斯托利派或雅各宾派) [6] ，在许多问题上和穆斯林是死对头。多数库尔德城镇还分布有小型的犹太社团，扎霍、巴·卡勒和巴尔赞等地是较大的犹太人聚集地。

库尔德地区的基督教社团派别众多，尤其异端教派十分普遍。其中保罗派于公元8世纪在西北地区出现，9世纪被拜占庭击溃。基督教和犹太教因素甚至对当地的阿拉维派和阿赫里·哈格派产生了影响。18世纪，曾经有鲜为人知的派别舍穆斯派的许多成员皈依了亚述教会，一些叶兹迪派成员也在后来加入了这一教会。部分亚美尼亚人和亚述基督教徒以库尔德语为母语，证明历史上曾经有库尔德人大量皈依基督教。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改变宗教信仰是双向的。比如土耳其德尔西姆地区曾经有很多亚美尼亚人皈依阿拉维派，但随着近代外国传教士的到来，再加上他们的保护承诺，部分阿拉维派信徒又重新成为基督教徒。类似不同教派间的演变和交融，巩固了库尔德地区族群和宗教文化的多样性。

19世纪西方传教士、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的到来，对库尔德地区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不但令“野蛮的库尔德人”逐渐为外人熟知，而且激化了当地的族群和宗教冲突。西方人在库尔德地区开办学校，培养了许多殖民统治的人才，“一战”后英国对伊拉克实行委任统治，所任用的官员很多即来自于这类学校。

最早到达库尔德地区的西方传教团是罗马天主教会，接着是各种新教派别，从而使库尔德地区出现了许多新的族群宗教社团。叙利亚东部依附罗马天主教会的社团被称为查理甸人(Chaldaeans)。此外还有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亚美尼亚人、西部叙利亚人等。19世纪的欧洲教士借传播宗教对库尔德地区施加影响，鼓动当地基督徒对在奥斯曼帝国和穆斯林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表示不满，穆斯林也怀疑基督徒里通外国、颠覆国家，导致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

相比之下，犹太人数量少且缺乏欧洲大国支持，所以库尔德穆斯林不认为他们是外国势力的潜在盟友，双方关系比较友善。战后，库尔德地区的犹太人纷纷移民以色列，但是他们仍旧关心库尔德地区的发展，有着强烈的亲库尔德情绪，对以色列的库尔德政策有一定影响。 [7]

库尔德地区的亚述人后来向欧美流散，在那里组成移民社团，有浓厚的故土情结。在欧洲，亚述世俗组织试图整合欧美的亚述社团，组成民族共同体，重返美索不达米亚。该组织积极与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关系，探讨民族、宗教和政治问题。库尔德民族主义也对亚述人运动持友好姿态。目前，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议会和库尔德流亡议会中均有亚述人代表，并在电视台新增了阿拉米语新闻节目。

库尔德地区复杂的地理和人口状况，是库尔德问题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当地特殊的山地环境和语言差异，阻碍了库尔德人的内部交流与社会融合，同时也给各国解决库尔德问题、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增加了难度。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又使该地区成为外部势力不断渗透和觊觎的对象。

第二节 社会与经济

部落是传统意义上的库尔德社会经济组织单位，由此衍生出的许多制度与文化，对库尔德历史与社会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库尔德民族主义和库尔德问题的形成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东地区共有800多个库尔德部落，每个部落都是讲求血缘关系的群体结构，下辖许多氏族。氏族实际是由共同祖先的后代组成的扩大了的家庭，它也可以吸收和同化外来成员，甚至通过军事和政治等手段，兼并或吸收其他氏族。家庭作为库尔德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单位，通常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但已婚年轻人和父母共同居住的情况也很常见。如果多个氏族拥有共同的固定地盘，并且有共同的名称，就形成了部落。民族国家建立以后，许多地方通过立法禁止部落拥有和控制土地，但库尔德人的地盘意识仍很浓厚，动辄有部落成员将土地卖给其他部落而引发部落冲突。

部落领地上的放牧权归集体所有，个别地方则分配给各个氏族。阿拉伯军队征服美索不达米亚的时候，所谓“库尔德人”就是指这一地区的游牧人口。游牧部落在放牧途中，必须向途经地区的部落首领缴税，有时会为此发生冲突。部落首领获得税收后，不一定在部落成员中进行分配，意味着土地私有化的开始。对于定居人口，村庄是极其重要的地理单位，也是最基层的国家行政中心。村庄周围的牧场属于公共财产。有时候有其他氏族和“外人”前来投靠，使得部分村庄由多个毫不相干的氏族构成，社会结构复杂，更容易导致内部冲突。

库尔德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一般来说，一个部落的消亡很可能意味着一个新部落的产生，新旧部落是一种继承、交融或合并的关系。冲突与复仇是部落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其目的不是惩罚犯错的个人，而是惩罚个人所属的部落群体，所以部落间的复仇无休无止，少则几日，多则数十年甚至更长。在古代，非部落的库尔德人和基督教徒无权携带武器，而只能以忠诚和服从为代价，寻求部落首领的保护。婚姻是强化部落界限的重要方式，人们普遍喜欢与父系女子结婚，或实行家族近亲，目的是增强氏族内部的团结。所以近亲婚姻不会被轻易拒绝，所需嫁妆也少。但如此一来，氏族和部落的排外性大大增强，发生群体间冲突的几率大大增加。

库尔德部落经常用习惯法解决内部矛盾。比如有谋杀案发生，凶手为了保命，可以向死者的父亲支付一定的血金；如果死者没有父亲，就支付给他的弟兄。具体赔偿数额要看死者和凶手的社会地位，以及凶手所在氏族的地位而定，一般差别很大。为了支付赎金，全体氏族成员会共同担责，哪怕是象征性的参与也罢，重点是显示部落的内部团结和集体精神。为了避免复仇循环往复，通常要选择中间人进行调解。调解人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影响力，并且不属于冲突的任何一方，以确保公平。

由于部落是库尔德传统社会中的最大群体结合，故至少在20世纪中期以前，库尔德人尚缺乏能真正超越部落界限的族群感情和共同体意识。相反，为了保证自身利益，部落首领往往会轻易地变换联盟，甚至不惜与非穆斯林合作。这样就给外部干预创造了机会，并加剧部落内部的矛盾。自古以来，发动对外战争和参与调解部落矛盾，是部落领导人扩大个人影响的重要手段。但在民族国家时代，随着国家权力的上升和部落势力的相对衰落，决定部落领导人政治成功的关键，是他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能力。激烈的竞争和对抗使得库尔德部落之间很难形成普遍范围的政治联合，无法形成有相同命运意识的共同体观念。所以库尔德民族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无法克服部落矛盾，甚至遭遇保守部落势力反对的难题。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四国政府常常利用亲政府的库尔德民兵来抗衡和袭击反政府武装。亲政府的库尔德部落也会主动向政府提供情报，获取相应的政治和经济报酬，达到削弱敌对部落和政治对手的目的。现代民族国家也禁止私人复仇制度，以推动库尔德社会的文明发展，同时消除部落首领、谢赫(宗教领袖，详见下文)等传统调解人的社会影响。这些计划虽取得一定成功，但无法彻底消除古老的习惯，这些习惯依旧是库尔德村庄及部落冲突的重要来源。

传统的库尔德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其中贵族阶层是主导力量，包括叫“米尔”“贝格”的部落领袖和叫“阿加”的氏族头领。部落成员被迫定时向头人纳贡，实即交税，也向国家交税。部落公有制遭到破坏以后，贝格变成了大地主，并居住在城市(在伊朗称为“在外地主”)。他们不必亲临部落，就可通过佃农劳动保证收入。阿加作为部落头面人物和传统武士集团的领导人，也是乡村社会的绅士阶层。民族国家的土地改革和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增加了阿加、贝格的私有土地，使之成为库尔德社会的地主阶级，同时又保留了部落社会原始民主的遗风。尤其是阿加，他不仅是部落社会的核心成员，也是传统部落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按照传统，阿加的主要社会功能是招待过往旅客，库尔德人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只有阿加才能担当起这一责任。阿加若要体现自己在部落中的地位，首先必须慷慨大方。他拥有专门负责接待客人的房间——“迪万(即庭院)”，通过控制迪万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村民每月一次在迪万参加活动，在村民大会上批评别的村民尤其是年轻人，被批评者则无权还口。迪万也是社交场所，村民在这里游戏、欣赏阿加安排的歌手表演。迪万具有村庄议会的功能，是人们协商部落大事、调解内部纠纷的场所。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部落社会的解体，参加迪万的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在20世纪后期，迪万开始淡出库尔德人的日常生活。

导致迪万衰落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20世纪60年代，中东各国开始加强对库尔德社会的控制，阻止库尔德民族主义传播，迪万的作用因此而受到了限制。叙利亚政府甚至下令关闭了所有迪万。此外，社会经济领域变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农业机械被引入库尔德地区，提高了劳动效率。阿加不再依赖传统的佃农劳动，开始以农业工人取而代之。农业工人的劳动通常有很强的季节性，所以阿加可以雇用外村人来干活，致使与本村人的联系逐渐削弱。部分阿加快速积累起足够的财富，随后便移居到城市，迪万随之被抛弃。这是传统库尔德部落社会解体的明显迹象。面对这种情况，迪万不得不调整功能。在以往，迪万的待客费用由阿加向村民征收，税率是谷物的1/10和牲畜的1/40。税收时断时续，有时候只好强行征收。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做法便不再使用。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开始取代阿加向村民征税，作为其反政府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这是造成各国政府后来破坏库尔德村庄、强制库尔德人移民的原因之一。

在传统库尔德社会，也有很多人虽然是部落领导的附庸，但不属于正式的部落成员。他们没有土地，只能以工人或佃农的身份从事劳动，接受剥削。现代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的发展，使得对非部落成员的剥削逐渐消失，非部落成员与部落成员的界限日渐模糊。这种变化有利于部落观念的瓦解，有利于库尔德族群认同和共同体意识的增长。

在生产方式上，库尔德人大部分是农民，以农耕为主，只有极少部分人从事牲畜养殖。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库尔德地区的农业生产很不平衡。偏远山区条件艰苦，经济来源有限，一般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盛产谷物的平原地带，生活状况才稍好一些。烟草是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的传统经济作物，棉花种植很晚时候才引入土耳其地区。现代中东国家独立后的很长时期内，库尔德地区的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山区的农民虽拥有土地，但主要依赖传统耕作方法；平原地区的大片土地则被地主占有，季节性农业工人越来越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土地日益集中、人口不断增加，使得许多库尔德小农破产或丧失土地，不得不沦为工人，加快了人口流动。

20世纪接连不断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化运动，使各国的库尔德人口分布有了明显变化，库尔德人开始大量向工业区移动，向城市集中，乡村和库尔德传统聚居区的人口则不断减少，这种现象在土耳其尤为严重。各国政府重视城市和非库尔德地区的发展，而忽视库尔德地区，造成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库尔德地区的外来投资仅限于开采石油，所以工业发展十分缓慢。在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由于政府垄断价格，即便是有利可图的烟草种植，也受到了发展限制。

20世纪以前，库尔德地区的手工业十分发达，迪亚尔巴基尔、比提里斯、凡城、埃尔比勒和摩苏尔等城市是著名的商业重镇和手工业中心，乡村地区的日用品生产处于相对自给自足的状态。进入20世纪，随着对外开放和交流步伐的加快，欧洲工业品大量涌入，不断挤压当地市场，迫使传统手工业衰落，库尔德手工业者纷纷转行，乡村货郎开始逐村卖力兜售廉价的西方工业产品。库尔德地区逐渐从传统经济向不发达经济转变，越来越依赖外国商品。

库尔德地区给人的印象除了经济落后，还有交通方面的极不发达。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库尔德地区没有像样成形的交通干线，几乎所有道路都是自然形成、砂石或泥土铺面，无法承载大型车辆，也不能节约时间，更不能促进对外沟通。人们也常常借助河流，用原始笨重的船只载人运货。但河流凶险曲折，只能使少数人获益。民族国家成立以后，各国相继在库尔德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带修筑公路，这里才开始有了比较像样的大型交通路线。但这些新修路线首要是为国家军事战略服务，并且是简易公路，因此仍无法满足人们迫切的经济和生活需要。即使是现在，这里有很多地方的交通仍很落后，哪怕短途旅行也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当然，交通设施的落后除了历史、自然条件恶劣和资金缺乏的因素以外，主要还是各国政府重视不够，以致库尔德人对政府多有怨言。

第三节 宗教

中东库尔德人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其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关系和民族主义等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研究库尔德人和库尔德问题，必须了解他们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伊斯兰教早在公元7世纪就传入库尔德地区。12—16世纪，大部分库尔德人已经皈依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的长期统治下，库尔德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陆续实现了伊斯兰化，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宗教和文化中心，如吉奇列、埃尔比勒和阿米德(即迪亚尔巴基尔)等。伊斯兰教的传入带领库尔德人迅速走向世界。公元8世纪，巴士拉人称“库尔德人之子”的马赫迪·本·麦蒙是阿拉伯文献最早提及的库尔德穆斯林学者。9世纪，巴格达出现了一位叫伊本·库尔迪的圣训编纂学家。12世纪，第一位享誉伊斯兰世界的库尔德学者阿迈尔·本·亚希尔·比德里斯诞生。比德里斯长期在比提里斯居住和教学，直至1200年去世。他是苏非派库布拉维教团创立者奈只穆丁·库布拉的首要导师。一些库尔德人认为，卡迪里教团的鼻祖阿卜杜·卡迪尔·吉拉尼也是库尔德人，其诞生地吉兰(Gilan)位于库尔德地区南部，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伊朗北部。吉拉尼的师祖阿里·哈卡里(公元1093年去世)也是库尔德人，是哈卡里地区一个著名库尔德乌里玛(宗教学者)和谢赫家族的成员。

库尔德地区地处西亚中心地带，既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也是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三大伊斯兰语言及文明的交汇之地。受惠于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当地学者通晓多种语言，进而在宗教、学术和语言的带动下，足迹遍布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最远到达东南亚地区。他们因在伊斯兰学术、历史、文学和政治等领域的成就而名垂青史。通过他们，库尔德人和库尔德地区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库尔德人文化和族群联系的发展方面，马德拉萨的作用功不可没。马德拉萨是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机构。自中世纪以来，无论是作为清真寺的附属机构，还是独立建校，马德拉萨都担负着宣传宗教、培养人才、沟通信息的多重功能，对促进伊斯兰教传播和穆斯林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前现代时期的库尔德知识阶层几乎都出身于马德拉萨。据阿拉姆·拉法特的统计，19到20世纪的库尔德民族主义领导人大多数来自宗教家庭或毕业于马德拉萨。 [8]

20世纪以前，库尔德地区的马德拉萨十分发达。今天人们到迪亚尔巴基尔、锡尔万、马尔丁、摩苏尔和埃尔比勒等重要城市游历，仍能发现许多古老而壮观的马德拉萨遗迹。它们中最早的建于12至14世纪，是库尔德地区伊斯兰教育一度发达的有力见证。虽然古代这里战乱频繁，但仍未能阻止库尔德人发扬伊斯兰教及其文化的雄心壮志，库尔德统治者前赴后继，修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马德拉萨，以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和虔诚信仰。仅突厥阿尔图基德王朝时期，就建有西提·拉德威叶(12世纪)、金吉尔利叶(14世纪)、麦斯乌迪叶(12—13世纪)等著名学校。马德拉萨的师生来自穆斯林世界各个阶层，这里是库尔德地区培养人才、传播伊斯兰教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核心场所。

马德拉萨依据资金来源的不同而分为国立、地方和村庄三种。国立马德拉萨由中央政府设立，主要培养国家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如法官、司法顾问或教师等。18世纪，奥斯曼帝国推行西式教育改革，国立马德拉萨逐渐被置于中央专门机构的统一领导之下，学校管理和课程设置逐步正规化，为学生和教师在国内自由流动提供了方便，教育质量随之提高。 [9]

地方马德拉萨由各地自治的库尔德酋长建立，是国立马德拉萨的重要补充。它在教学和管理方面保持独立，但教学质量丝毫不亚于国立马德拉萨，同样培养了大批知名学者。比提里斯、吉奇列和阿玛迪叶等城市因此而享誉天下。教法学是伊斯兰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库尔德穆斯林大多数遵循伊斯兰教四大教法学派中的沙斐仪学派，所以地方马德拉萨的课程设置与遵循哈乃非学派的土耳其穆斯林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教法学(非格海)方面。地方马德拉萨的另一优点是重视族群文化的学习和传承，尤其重视库尔德语的教育和应用，曾在历史上培养了许多优秀作家，使库尔德文学在17世纪空前繁荣，改变了文学创作只使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局面。著名诗人毛拉·阿赫麦德·杰兹里(1570—1640)曾在红色马德拉萨教书，在那里创作了著名的库尔德玄诗《雅歌》(Divan)，人们常常将这首诗与哈菲兹的诗相提并论。另一位诗人阿赫麦德·哈尼(1651—1707)则融合库尔德民间诗歌，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浪漫长诗《梅梅和庆》(Mem Z n)。这篇伟大的文学杰作内涵丰富，被誉为库尔德人的民族史诗。不仅如此，哈尼还是一位勤于著述的宗教学者，有两部传世的教育专著：一部是韵文形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典《新春》(N bihar)；另一部是简易的库尔德语《信仰问答》(Eq da man)。除了这两位伟大作家，还有许多乌里玛从事库尔德诗歌的创作与整理工作。

村庄马德拉萨是隶属村庄清真寺的教学机构，一般由德高望重、学识丰富的毛拉担任领导。与国有和地方马德拉萨相比，村庄马德拉萨更加普通和独立。它的培养目标不是使学生将来担任一官半职，而是成为毛拉，履行教职，为村庄和城市居民提供宗教服务。村庄马德拉萨地处偏僻，生源却来自四面八方，学生们说着不同的方言，很快便融为一体，并从中开阔了视野。在村庄马德拉萨这个最基层、最平民化的空间里，狭隘的部落观念和部落界限受到冲击，穆斯林的共同体意识得到鼓励，各地间的文化和社会联系因此而得以加强，使库尔德语的词汇和语意更加丰富，带动了库尔德族群共同体意识的发展。19世纪时，库尔德文学在南部地区再度繁荣，在马德拉萨宽阔的庭院和朗朗读书声中，产生了著名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诗人哈吉·卡德利·科伊和最伟大的宗教诗人毛拉维(Mewlew )、马赫维(Mahw )。这些人及其作品深受库尔德人民的喜爱，毛拉维用古拉尼方言写成的诗歌，至今仍在库尔德毛拉中广泛传唱。

库尔德地区的马德拉萨在20世纪开始衰落。1923年，土耳其政府本着民族主义和西化的精神，下令关闭了所有马德拉萨。接着，伊朗也实行世俗化改革，导致该国的库尔德马德拉萨急剧减少，幸存下来的马德拉萨只好在地下从事教学活动，同时继续发挥对库尔德语言和文化的传承功能。

伊斯兰教对库尔德人产生影响的途径除了马德拉萨，还有苏非主义和苏非教团。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内部的一种哲学思潮、修行方式和宗教派别。从事和信奉苏非主义实践的人称为苏非，其团体即苏非教团。库尔德人自接触伊斯兰教起，就深受苏非主义的影响，历史上著名的库尔德乌里玛大多数兼有苏非的身份。苏非教团的领袖不仅有宗教权威，还有社会和政治权威。大大小小的苏非教团既是宗教团体，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近代以来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苏非教团及其领袖起了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苏非教团的领袖是穆勒师德(导师)，人称“谢赫”。按照苏非主义的理论，穆斯林只有在精神导师的严格监督之下，接受长期而艰苦的宗教训练，才能实现顿悟和信仰升华，优秀者可获得伊札子(传教凭证)和“谢赫”称号。谢赫通常与忠实的弟子(穆勒迪)一起，在家里或者扎维亚(道堂)生活、诵经和静修。其他弟子则在谢赫或其代理人(哈里发)指导下，不定期地从事集体静修活动。大多数普通追随者则很少参加静修活动，甚至不是教团的正式成员。人们追随某位谢赫，往往有多种因素，有些是习惯使然，有些是受到了谢赫个人魅力的吸引。人们从谢赫那里寻找精神抚慰，请教道德和政治方面的问题，请他调解亲朋邻里之间的矛盾，或希望他代替自己祈祷、向真主说情，获得平安与祝福。可以说，在促进库尔德社会人际关系与道德水平方面，谢赫和苏非教团具有独特而积极的作用。苏非道堂既是宗教静修场所，也是库尔德社会的知识中心。正是在这里，各种库尔德方言开始缓慢发展成书面语言。 [10] 总之，苏非派使伊斯兰教深深扎根于库尔德民间，为库尔德社会打上了浓厚的宗教底色。

从理论上讲，苏非主义主要关心人的内心活动与精神自觉。但随着时间和现实需要的发展，苏非教团和谢赫逐渐将自身的宗教影响扩大到了政治领域。谢赫们打破部落酋长对道德和政治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后者在解决部落矛盾时的独特优势。由于追随者来自不同的部落，所以谢赫们在拥有宗教权威的同时，还拥有比部落酋长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们可以不受部落关系的约束，而成为公认的仲裁人选，甚至可以直接发令，要求冲突各方接受既定的调解方案。个别谢赫在权力鼎盛之时，还可以控制部落酋长，代表全体库尔德人发表对重大问题的看法。

库尔德苏非教团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近代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地方政治格局的变动而达到顶峰。奥斯曼帝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废除库尔德公国的自治地位，削弱部落酋长的各项权力，致使地方权力出现了真空。伊斯兰教则弥补了这一真空，谢赫们的社会和政治领袖地位因此更加巩固。在库尔德地区，由于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这里的教派矛盾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于是需要教团和谢赫出面协调的几率大大增加，使之迅速成为缓和冲突唯一而有效的力量。 [11] 正因如此，中东现代民族国家成立的初期，有许多谢赫以武力形式反对加强中央集权。在伊拉克，著名的库尔德民族主义领袖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及其对手加拉勒·塔拉巴尼，均出身于宗教世家，独特的家族背景为他们从事反政府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崇高的宗教威望，为谢赫带来丰厚的经济资源，使他们逐渐积累起一定财富。追随者在看望导师时，一般都要携带礼物。谢赫还可以要求弟子提供连阿加都无权享受的一些额外服务。为了增强政治和经济实力，谢赫会以联姻的形式组建部落联盟，许多人因此而成为大地主，与农民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有时还引起农民反抗。尽管如此，苏非教团仍是库尔德社会唯一向弱势群体开放的团体，大多数成员来自社会中下阶层。教团组织及其成员的广泛分布，为库尔德民族主义提供了有用的社会网络。但有时候，民族主义也和伊斯兰教发生冲突，特别是左翼民族主义分子普遍反感苏非教团，认为苏非派代表的是乡村的过去，是落后和反动势力的象征，应该被现代主义消灭。所以，现代苏非派和库尔德民族主义是相互利用又相互排斥的关系。如何处理与宗教尤其是与苏非教团的关系，一直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的重要议题。

在伊斯兰世界有影响力的宗教人士除了谢赫外，还有赛义德、穆夫提等人。赛义德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意思，一般译为“圣裔”，他们在逊尼派和什叶派社会都深受尊重，但是在库尔德社会的影响相对较弱。赛义德是血缘群体，而不是特定的社会阶层，所以有穷人也有富人。富人的社会声望会因赛义德的出身而锦上添花。比如卡迪力教团的谢赫几乎全部拥有这一头衔，追随者们因此认为他们出身高贵，比他人优越。如果部落首领拥有赛义德头衔的话，那么他的社会声望就会高于对手，即使在20世纪民族主义兴盛时期也是如此。“穆夫提”是教法说明官的意思，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司法官员，负责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费特瓦(教令)。由于穆夫提属于国家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严重依赖哈里发政府或者地方上的埃米尔(地方性的军事、行政首脑)，所以与库尔德政治运动的关系比较疏远。1924年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实现政教分离后，穆夫提开始变成普通公民，其政治影响随之结束。

库尔德地区大大小小的苏非教团中，最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当数卡迪里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它们在过去数个世纪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同时代表了一种独立于部落和国家的社会组织模式。 [12] 卡迪里教团得名于宗教人物阿布德·卡迪尔(1077—1166)。卡迪尔不是苏非导师，但追随者认为他具有苏非品格，卡迪尔去世150多年后才有了他是圣徒的最早说法。卡迪里教团15世纪才传遍穆斯林世界，在库尔德地区的影响力于19世纪达到顶峰。纳格什班迪教团形成于13世纪，因创始人巴哈·丁·纳格什班(1318—1359)而得名。19世纪初，库尔德亚夫部落的毛拉那·哈里德到印度学习并加入当地的纳格什班迪教团革新派，回来后在库尔德地区进行传播。哈里德以其以杰出的宣教才能，迅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苏非网络。当时的库尔德时局也有利于纳格什班迪教团的传播和发展。哈里德谴责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对穆斯林的衰落负有责任，主张谢赫首先应影响统治者，恢复沙利亚(伊斯兰教法)的统治 [13] ，号召库尔德穆斯林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主要是英国)的渗透和基督教宣传，得到库尔德人的积极响应。

作为宗教领袖，库尔德谢赫在处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时，基本遵循伊斯兰教的政治原则。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服从政治领袖，即“信士的长官”，并将其作为一项宗教义务。所以，早期奥斯曼帝国的库尔德宗教人士一直与以素丹哈里发为代表的中央政府保持了良好关系。但有时候也会以同样的理由反对中央政府，即他们认为后者已经违反教法甚至背叛了伊斯兰教。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失败，谢赫们开始指责政府为了讨好西方而背叛了穆斯林的利益。1908年土耳其立宪革命爆发，许多库尔德宗教领袖积极支持革命。但是，当他们认为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贬低宗教、陷入“不信者”泥淖的时候，又转而反对革命。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推行的严厉世俗化改革和非伊斯兰化政策更加深了这一看法，从而使宗教界与政府尖锐对立，并引起基层穆斯林的共鸣。

总体来看，从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对政府及其政策的看法的改变，库尔德宗教界的反政府倾向日趋明显，最终在库尔德地区制造了多起叛乱事件。但这些叛乱均遭到了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力镇压，直接导致谢赫的影响力迅速下降。许多著名的谢赫纷纷被捕、流放或处死，与所属教团一起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由于各国的世俗化程度和宗教政策有所差异，库尔德宗教人士的命运也跌宕起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迫于国内形势的压力，开始放宽宗教政策。1950年多党选举制启动，宗教政策进一步缓和，伊斯兰教和宗教人士的政治空间开始扩大，库尔德苏非教团和谢赫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影响。在叙利亚，谢赫们的影响力直到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没有变化，总体上是在下降。现代叙利亚没有土耳其那样的宗教和族群高压政策，所以引发谢赫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变迁。此外，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也削弱了谢赫的地位和权力；部落解体和部落冲突加速了谢赫调解人地位的下降。在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甚至取代了谢赫在调解部落冲突中的地位。

作为中东地区的古老族群，库尔德人在文化上与伊斯兰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库尔德苏非教团吸收了当地族群原生文化的许多元素。具体表现在：第一，随着时间的流逝，穆斯林对谢赫的评价和认同标准有所变化。谢赫起初吸引人们追随的，是他的知识、道德水平和宗教功修。但后来，人们的注意力慢慢转向了谢赫的血统和家族出身等世俗因素，从而为谢赫职位的世袭化铺平了道路。卡迪里教团在13世纪传入库尔德南部地区，扩张迅速，但随着谢赫职位逐渐被巴尔金吉和塔拉巴尼两大家族控制，势力开始下降。同样的事也发生在纳格什班迪教团内部。纳格什班迪教团因为规定谢赫职位不能世袭而受到人们欢迎，在19世纪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就连卡迪里教团的许多弟子也改投其门下。但纳格什班迪教团同样没能避免谢赫世袭化的弊病，结果导致整个教团越来越家族化，部分支系还发展成了部落组织。如著名的巴尔扎尼家族不仅垄断了当地的谢赫职位，还吸收大批部落成员和农民在自己的村庄周围定居，形成了富有凝聚力的地域团体，在对外交往方式方面与周围的部落难分伯仲。

第二，苏非派的神秘主义理论和谢赫的个人魅力有时会被原生的库尔德文化曲解利用，而产生新的教派。谢赫本·阿迪·姆沙费尔(1162年去世)是中世纪一位著名的正统逊尼派穆斯林，曾在巴格达求学并与阿卜杜·卡迪尔·吉拉尼相识，后来退隐到库尔德地区中部的拉里石(Lalish)山谷，在那里组织苏非团体活动。但死后，这位正统派穆斯林却被异端派别叶兹迪派奉为最高神灵的化身，他的陵墓成了叶兹迪派的主要圣地。 [14] 叶兹迪派奉行宗教调和思想，其教义深受什叶派伊斯马伊派的影响，被邻人称为邪教，所以叶兹迪派往往亲基督徒而疏远穆斯林。叶兹迪派大多居住在摩苏尔西南靠近谢赫姆沙费尔陵墓的地方。19世纪下半叶，部分叶兹迪派为躲避迫害迁移到了高加索地区，以那里为活动中心，部分土耳其、伊拉克的叶兹迪人还移民到了德国。与谢赫本·阿迪·姆沙费尔遭遇相同的，还有另一位正统逊尼派苏非巴巴·雅迪噶尔。雅迪噶尔去世后葬于克尔曼沙赫西部的鞑勒胡(Dalehu)山区，其陵墓被另一个异端派别阿赫里·哈格派(意即真理的民族)奉为圣地。阿赫里·哈格派可能起源于什叶派的伊斯马伊派，在信仰上与主流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有很多差异。该派认为雅迪噶尔是天使的化身，是该派的创立者、上帝肉身苏尔坦·萨哈克(Sultan Sahak)的精神之子和继承者。有趣的是，库尔德地区南部最有影响力的逊尼派巴尔金吉家族认为自己的家谱世系可追溯至雅迪噶尔家族。 [15]

库尔德地区正统派与异端派的混合，充分证明了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与库尔德原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不过这种现象使当地的宗教派别更加复杂，不利于库尔德人的团结。不同宗派之间的相互攻击和冲突，严重阻碍了库尔德族群认同的顺利发展。为了克服这一矛盾，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极力号召库尔德人超越宗派差异，为建立库尔德民族共同体而奋斗。

总体上，越到现代，苏非派及其组织在中东各国受到的批评就越多。伊斯兰现代主义认为它偏离正统、顽固保守、受非伊斯兰因素的影响严重；世俗主义攻击它倡导迷信、阻碍进步、政治反动；库尔德民族主义指责它拖库尔德社会的后腿，对它倡导族群合作与团结的做法十分不满。1924年，土耳其政府下令取缔苏非教团和苏非道堂，标志着对伊斯兰教和苏非派的不满达到了高潮。尽管如此，苏非教团仍在库尔德地区幸存下来。原因除了广大穆斯林自觉抵制外部冲击以外，还因为苏非派自身具有时代的价值。每当中东各国的现代化运动遭遇挫折之时，苏非主义的道德和精神意义就重新为人们所重视。土耳其政府在战后默认苏非教团和谢赫活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一原因。当然，苏非派也在不断地做自我调整，适应新的时空和社会条件，为自己注入新的活力。战后土耳其启动议会多党制重新激发了宗教人士的政治热情，部分库尔德谢赫开始与保守党结盟，甚至进入了议会。20世纪80年代，随着法律限制的继续放松，几乎所有的土耳其苏非教团都恢复了公开活动，库尔德苏非教团积极吸收非库尔德族人士加入。在全国最大的西部城市伊斯坦布尔，随着库尔德移民的到来，也出现了库尔德苏非组织，其中包括由著名谢赫胡赛因·黑立米·伊世科建立的团体“伊世奇”。在叙利亚，向来比较宽松的宗教政策吸引了邻国谢赫向当地库尔德居住区集中，使得部分谢赫的宗教影响跨越了土叙边界。

世界上所有族群的历史叙述都少不了英雄人物。库尔德民族主义尤其强调历史英雄的突出地位，将此作为构建民族认同、突显族群特征的重要工具，也作为对抗官方民族主义的思想手段。因此，争夺历史人物的族群归属、重写中东族群的历史，成为库尔德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论争的重要内容。库尔德历史上的确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物，他们对伊斯兰教和中东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了解和宣扬这些人物的英雄事迹，有利于库尔德人及其民族主义增强自信。而对于研究者来说，了解这些人物有助于认识库尔德人与其他族群的历史联系，帮助理解当前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思想观点。下面简单介绍三位库尔德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

第一位是中世纪的穆斯林英雄萨拉丁·阿尤布(1138—1193年)。萨拉丁出身于库尔德名门望族，父亲阿尤布曾担任赞吉王朝的军队司令官。1164年，萨拉丁随叔父希尔库出使埃及法蒂玛王朝，开始显露才华。由于精明能干，叔侄二人在完成任务后被埃及政府挽留并委以重任，叔父很快担任了宰相要职。叔父死后，萨拉丁接任宰相，励精图治，增强国力，赢得了人民的拥戴，直至最后废除法蒂玛政权，开启了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萨拉丁年轻时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有着丰富的宗教知识，对逊尼派教义情有独钟，所以掌权后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以逊尼派信仰取代法蒂玛人的什叶派信仰，彻底结束什叶派在埃及的统治，使北非地区的什叶派势力一蹶不振；二是向基督教十字军发起反攻，将其赶出埃及领土，收复了耶路撒冷圣地。1175年5月1日，萨拉丁请求阿巴斯帝国哈里发授予他埃及、叙利亚、西阿拉伯和马格里布的苏丹称号，增强了统治的合法性。数年后，他又夺取伊拉克摩苏尔，摧毁了配合十字军的什叶派暗杀者的基地，消除了该派对穆斯林政权的恐怖威胁。萨拉丁雄才大略，作战英勇，但又坚守原则，对敌人和失败者慷慨宽容。他优待并释放了耶路撒冷国王、鲁希南的古伊等大批十字军俘虏，表现了优雅的骑士风度，与法国国王理查一世背弃诺言、屠杀2700名穆斯林俘虏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1192年，萨拉丁与十字军签署和平协议，同意为他们到耶路撒冷朝圣提供方便，十字军随即撤走。3个月后，萨拉丁去世。

萨拉丁在位期间，尊重学者，鼓励学术，开凿运河，广开学校和研究院，大力修建图书馆，为此不惜献出个人财富。在他的统治下，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伊斯兰学术长足发展，他主持修建的开罗城至今犹存，他在叙利亚建立的大学和学校繁荣了很长时间，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他以军事上的胜利和文化上的发展，给衰落与混乱中的穆斯林世界带来信心，延续了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辉煌，不愧为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历史英雄。鉴于萨拉丁突出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现代中东民族主义纷纷对他的族群归属展开争夺。激进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为他是阿拉伯人，以便为同化库尔德人作理论铺垫。事实上，无论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库尔德民族主义，二者相差甚远的萨拉丁叙事都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印记。

第二位著名的库尔德历史人物，是奥斯曼素丹——“征服者”穆罕默德的导师毛拉·居拉尼(？—1488)。居拉尼生于库尔德南部的沙赫拉祖尔，自小在当地马德拉萨读书，学习宗教知识，完成了早期教育。成年后外出游学，先后到过巴格达、迪亚尔巴基尔、辛森·卡依法、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和开罗等地。他每到一地，就遍访名师，学问精进，终于成长为一代宗师。所以在他离开埃及后不久，正在崛起的奥斯曼政府便热情聘请他担任王储穆罕默德的老师。奥斯曼人素来信仰虔诚，注重对王储的教育和培养，通常要为其配备专门的宗教导师，以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和宗教素养。在居拉尼的精心指导下，王储穆罕默德快速成长，意志坚强且雄心勃勃，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代明君。穆罕默德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亲率奥斯曼军队攻陷了欧洲基督教历史名城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完成了奥斯曼人数百年以来的夙愿。城破之后，穆罕默德即刻下令保护城内建筑和东正教徒的安全，欢迎欧洲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到帝国定居。此举不仅保护了丰富灿烂的拜占庭文化，而且使帝国声望远播。穆罕默德因此获得了“征服者”的美誉。穆罕默德感谢导师的教诲之恩，继续重用居拉尼，任命他为伊斯坦布尔的首任大穆夫提，使他成为帝国宗教和司法界的泰斗。除了居拉尼，事实上有很多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的政府和军队中任职，而且位高权重。这时的人们普遍族群意识淡薄而宗教意识强烈，所以库尔德人广泛地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合作，没有意识形态的思想障碍。居拉尼与奥斯曼王室及政府的关系，就是这种亲密关系的真实写照。库尔德人之所以成为问题，完全是近代世界和中东历史演变的产物。

第三位库尔德著名人物是现代伊斯兰思想家赛义德·努尔西(1876—1960)。努尔西生于一个贫困的库尔德家庭，在村庄马德拉萨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接受过多位库尔德谢赫的耐心指点和宗教熏陶。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4岁便学成出师，名噪当地，人称“白迪泽曼”(时代的奇迹)。

但努尔西并不满足，他继续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门知识，包括自学来自欧洲的现代数学、物理等学科。20岁时，他来到首都伊斯坦布尔，开始广交朋友，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宣传宗教和政治改革思想，号召穆斯林团结一致，救亡图存。他积极创办新式教育，鼓励穆斯林追求科学知识，谴责落后和愚昧，获得社会的普遍关注，以“库尔德的赛义德”而著称。步入中年以后，努尔西专心从事民众的信仰启蒙和教育工作，潜心著述，用时代性的语言和知识阐释古兰经思想，抵制世俗主义。他凭借超凡的个人魅力、坚定的信仰和对库尔德同胞的深切关怀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土耳其宗教界的知识和人格楷模。

努尔西结合近代以来的东西方历史和奥斯曼帝国、伊斯兰世界的重大变化，主张实行民主立宪，用伊斯兰的协商原则组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维护社会公正，保护信仰。他提倡科学，主张宗教与现代科学教育结合，反对政治利用宗教，强调伊斯兰教是全社会的共同基础，不是谋取特殊利益的工具，断言与党派认同的宗教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

努尔西一生著述丰富，《光明集》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信仰启蒙著作，是努尔西开展“语言的圣战”、面向现代人阐释伊斯兰教的思想结晶。《光明集》问世后，吸引了许多土耳其穆斯林阅读和学习这部著作，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读者队伍，人称“追求光明运动”，即“努尔居运动” [16] 。很多人误认为努尔居运动是一个新生的苏非教团，理由是赛义德·努尔西与纳格什班迪教团有思想和师承关系，而且他本人重视苏非主义的思想和教育价值。但实际上，努尔西与传统苏非派人士有很大不同。他崇尚苏非主义强化信仰、提升道德的积极价值，但反对苏非派违反教法和常识的实践活动，驳斥教团中的魔术和迷信现象，反对崇拜世袭谢赫，为此还遗嘱隐藏自己的坟墓。努尔西的追随者中没有世袭领导人，也不搞集体迪科尔(赞美真主)或其他苏非仪式。很显然，努尔西不是传统意义上另立门户的苏非人士，而是一位满怀虔敬、面向未来的现代穆斯林思想大师；他开启的努尔居运动，是超越了狭隘教团意识的一场现代穆斯林启蒙运动。

努尔居运动从土耳其走向世界。库尔德地区的人们用现代传播工具宣扬努尔西追求和平的思想，推动库尔德文化的复兴，促进库尔德族与土耳其族、政府与民间的对话，发展教育，帮助弱势群体，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之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伊斯兰教在解决库尔德问题中的积极作用。20世纪90年代，陆续有土耳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向政府建言，要求淡化官方民族主义的宣传，强调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以使人们意识到库尔德和土耳其两大族群的穆斯林兄弟关系，缓和族群矛盾，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可以说，从历史到现实，伊斯兰教始终与库尔德人和库尔德问题息息相关。

第四节 早期库尔德民族主义

中东库尔德人的可考历史最早始于阿拉伯帝国时期。公元7世纪随着对外交往的加深，“库尔德”一词逐渐广为人知。10世纪出现了一些库尔德地方王朝，但很快灭亡，随后突厥塞尔柱人开始统治这些地区。12世纪，塞尔柱王子桑贾尔建立了一个名为“库尔德斯坦”的省份，范围相当于今天的伊朗库尔德斯坦省，以巴哈尔为首府，“库尔德斯坦”的名称从此流传下来。

但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政权之下，库尔德斯坦的含义有所不同。从16世纪起，库尔德斯坦主要指库尔德人的军事采邑，面积也不断变化，大致相当于今天土耳其的迪亚尔巴基尔省。在当代伊朗，对库尔德斯坦有三种解释：一是指一种族群和语言共同体；二是指国内特定的行政区域即库尔德斯坦省；三是指所有库尔德人居住区。近代以来，库尔德人在西方思想和中东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渐赋予“库尔德斯坦”更多的含义，使之不仅是一种地理概念，还带有丰富的文化和身份意义，包含了家园、祖国、故土等情感意味，以至凡是有库尔德人居住的地方，都可以称为库尔德斯坦，如库尔德人在欧美的流散地等。

13世纪蒙古人的大举西侵严重削弱了库尔德人的整体实力。蒙古人之后，突厥人重新统治库尔德人，并将他们拖入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之中。这一时期，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的库尔德人开始向东移居到今天伊朗境内的乌尔米亚湖地区。故两地库尔德人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直到如今。

16、17世纪，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互攻伐，最终后者凭许多优势控制了大部分库尔德地区。首先，大多数库尔德穆斯林属于逊尼派，与同样信奉逊尼派的土耳其人有天然感情，愿意支持土耳其人对抗什叶派的阿塞拜疆人和波斯人。其次，奥斯曼帝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1514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查尔迪兰一役彻底击败波斯人，从此将大多数库尔德人变成帝国臣民。奥斯曼帝国对库尔德地区的统治比伊朗沙王更加宽容和自由。素丹赛里穆采纳比提里斯省长、库尔德人哈基姆·伊德利斯的建议，在当地建立了16个拥有自治地位的库尔德公国或埃米尔国，从而在东部边境构筑起了阻止波斯人的坚固屏障。1639年，素丹穆拉德和伊朗沙王阿巴斯二世签订协议，划分了两国边界，边界线横穿库尔德地区北部。此次协议标志着波斯人承认了奥斯曼帝国对大部分库尔德地区的统治地位。该协议直到19世纪依然有效。

奥斯曼帝国允许库尔德人自治，除了依靠他们防范波斯人外，还带有笼络库尔德酋长、减少军事和财政开支的目的。但是这一举动无意中开创了一种地方自治制度，成为帝国政治领域的革新试验。在这一制度下，库尔德埃米尔公国拥有与帝国中央相似的政府结构，保持行政独立，并有权保留大部分税收，但他们必须为素丹提供部分军队。公国还拥有司法权，可以任命卡迪(法官)，由埃米尔掌握终审权。帝国政府最高波尔特之所以容忍库尔德公国的半独立地位，实际是迫于无奈。这些公国地处东部边疆地区，一旦发生叛乱，帝国军队鞭长莫及。加之当地山大沟深，地势险要，不便于直接管理。所以帝国政府希望通过政治上的分权来换取库尔德人的忠诚。但是自治强化了库尔德人的独立意识，使得后来任何削弱其政治特权的意图都会遭到激烈反对。自治也巩固了库尔德贵族的既得利益，他们不愿因取消自治而使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受到损失。

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在18世纪明显下降，农民起义和巴尔干的基督教叛乱此起彼伏。对外与欧洲国家的战争接连失利，使帝国的收入急剧减少。欧洲工业品和资本的大量流入，让奥斯曼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帝国的统治基础被严重削弱。严峻的军事、政治和财政危机促使帝国统治阶层中的开明分子决定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经过多次挫折，至19世纪初才打开局面。改革的重点是加强中央集权，遏制地方分权，增加税收，强化政府对国内资源的控制和动员能力。但改革始终遭遇强大阻力。在库尔德地区，人们反对改革的理由来自政治、经济和宗教三个方面：部落势力不愿损失既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宗教界反对采用西方法律和制度。反对改革的最极端方式就是起兵叛乱。

1806年，巴班公国首先发动叛乱。巴班公国16世纪建立，17、18世纪时十分活跃，兼并了周围的大片土地。此次叛乱的直接起因，是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省的奠基人和部落首领，亦即巴班公国的首领易卜拉欣·帕夏·贝贝去世，奥斯曼最高波尔特决定趁机彻底控制这一地区，于是废除了从巴班部落选举埃米尔的惯例，而强行任命其他部落的人继承易卜拉欣的职位。此举遭到了易卜拉欣侄子阿布杜拉赫曼帕夏的坚决反对，后者开始向政府军和亲政府的库尔德部落发起进攻。战争持续近三年时间。1808年，阿布杜拉赫曼兵败并逃亡伊朗。

在平息巴班公国的叛乱以后，奥斯曼帝国继续加强对库尔德地区的控制，强化中央权威。1826年，锐意改革的素丹马赫穆德二世加紧了在库尔德地区的攻势。素丹步步紧逼，令库尔德贵族十分恐慌，他们决定先发制人，相继在土耳其南部、伊拉克的里万杜兹、埃尔比勒和摩苏尔等地发动叛乱。

1833年，索兰公国的埃米尔·穆罕默德率1万骑兵、2万步兵从里万杜兹出发，一路冲锋陷阵，几乎控制了整个库尔德南部地区。但是他未能和波坦公国的埃米尔结成同盟。素丹政府十分重视这次叛乱，分别从希瓦斯、摩苏尔和巴格达等地调兵镇压，战事异常激烈。奥斯曼军队起初失利，被迫撤退，埃米尔·穆罕默德野心膨胀，企图乘胜追击，一举拿下伊朗库尔德地区。埃米尔·穆罕默德为了拉拢伊朗政府共同对付奥斯曼帝国，宣布承认伊朗的主权，但伊朗政府迟迟没有向他提供任何帮助。埃米尔·穆罕默德只好继续孤军奋战，并在里万杜兹击溃了政府军。危急关头，奥斯曼政府只好求助于人们的宗教感情，劝说一位叫毛拉·哈体的库尔德毛拉发布了一份“费特瓦”(宗教判决)，禁止库尔德人与哈里发 [17] 作对。很快地，支持埃米尔·穆罕默德的人大量减少，叛军不战而散。埃米尔·穆罕默德被迫投降，随后被带到伊斯坦布尔接受素丹召见，一年后，被素丹派人暗杀。

继埃米尔·穆罕默德之后，仍有库尔德人对抗政府，比较著名的有德尔古里地区波坦公国的叛乱。波坦公国的埃米尔贝迪尔汗·贝格拥有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所以他有信心挑战中央权威。1840年，贝迪尔汗正式发动叛乱，在尼兹布打败了奥斯曼军队，控制了大片土地，在当地恢复秩序，实施统治。但是四年以后，贝迪尔汗的弱点开始暴露。奥斯曼素丹为了瓦解叛军，请求英国和美国传教士劝说库尔德基督教徒放弃对贝迪尔汗的支持。更令贝迪尔汗难堪的是，他的侄子也和他作对，令他腹背受敌。1847年8月，奥斯曼帝国动用最新装备的部队发起强大攻势。贝迪尔汗无法抵挡，只好下山投降。随后被流放到克里特岛，后获准定居大马士革，1868年去世。

随着对外交往的失利，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的局势更加动荡。沙皇俄国加紧对它的进攻，英法等西欧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也怂恿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开战。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奥斯曼军队与俄军激战，国内兵力空虚，一些库尔德地方势力瞅准机会，再度作乱。1855年，向来有在库尔德地区称霸野心的叶兹丹·谢里率2000名士兵发动叛乱，夺取了比提里斯、摩苏尔和当地军械库，将近3000名士兵获得全副武装。叛军随后向帝国东部的战略要地锡尔特进发，一路势如破竹，接连获胜。但冬天到来，形势急转直下，部队行军困难，俄国也被迫从前线撤兵。奥斯曼最高波尔特迅速腾出手来，准备镇压库尔德叛乱，但尚未行动，叶兹丹的人马便自行解散。主要原因是英国为支持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作战，派外交官贿赂叶兹丹手下的部落首领，劝其放弃与政府作对。英国人还诱骗叶兹丹前往伊斯坦布尔谈判，使后者被素丹政府囚禁，叛乱彻底失败。

叶兹丹叛乱失败，意味着传统形式的库尔德叛乱时代宣告结束。传统的库尔德叛乱领导者大多是部落酋长等贵族阶层，叛乱的目的是维护以部落为中心的地方利益和以酋长为代表的贵族利益。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叛乱缺乏明确而具体的意识形态指导，并且不带有族群对抗的色彩。当时的人们还缺乏明显的族群意识，因此叛乱者没有刻意将库尔德人作为主要的军事和政治动员对象。

传统形式叛乱的终结，证明了奥斯曼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军事打击措施十分有效，库尔德部落势力从此一蹶不振。接下来兴起的，是由宗教领袖发动、带有宗教抗议性质的叛乱。这类叛乱的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帝国改革损害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利益，从而引起部分宗教领袖和民众反对外，还在于苏非教团自身有封建性质，使它们为了维护特殊利益不惜铤而走险，与政府对抗。

近代西方入侵在中东地区引发了两股思潮：一股是以振兴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旨的伊斯兰主义；另一股是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两股思潮在部分人身上存在交集，传统部落叛乱衰退之后的库尔德地区就是如此。

18世纪下半叶，法国思想家卢梭发表《社会契约论》，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说，“法兰西民族”之说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对外战争四处传播。181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失败，但“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却牢牢扎根西欧地区。这是古典民族主义理论的形成时期，其思想核心就是“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18] 。到19世纪中期，民族主义思想继续发展，在许多欧洲国家被付诸实践。1867年，哈布斯堡王朝与匈牙利王国签订了两部法律——《和约》和《民族法》，赋予德意志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等境内族群以传统领土为单位的自治权。1868年，奥匈帝国正式通过《民族法》。189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进一步提出以“自主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为核心思想的社团化“民族文化自治”方案，以建设多族群的民主联邦国家。

民族主义思潮经中东欧地区向东蔓延。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无论是巴尔干地区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还是小亚细亚东部的亚美尼亚人，都开始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反抗穆斯林的统治。1830年2月希腊获得独立，极大地鼓舞了基督教族群的反抗运动。19世纪中期，民族主义思想也开始在奥斯曼军队和知识分子中传播，从而产生了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和秘密组织，如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等。受此影响，少数库尔德精英分子开始宣扬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部分贵族、头人和宗教领袖把民族主义与自身利益结合起来，开展社会动员。

最早由宗教人士发动的库尔德叛乱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领导人是土耳其舍姆丁南地区的统治者、纳格什班迪教团首领谢赫·伍拜伊顿拉。此次叛乱发生地位于奥斯曼—波斯边界、凡湖和乌尔米亚湖之间。1872年，伍拜伊顿拉与伊朗政府发生冲突。冲突的起因，是伊朗开始恢复征收被伊朗国王在1836年免除的税收，致使伊朗库尔德人对伍拜伊顿拉的进贡减少。冲突发生以后，奥斯曼政府派人调解，向伊朗政府转达了伍拜伊顿拉的不满，但被伊朗政府拒绝，伊朗的纳格什班迪教团成员被迫抛弃谢赫向政府纳税。伍拜伊顿拉对此十分愤怒。1877年俄土战争爆发，伍拜伊顿拉响应奥斯曼政府的号召，参加对俄作战。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帝国经济凋敝，库尔德地区的生活尤其艰苦，官员腐败又加剧了人们的痛苦。终于，伍拜伊顿拉对奥斯曼政府的不满发展成了暴力反抗。他首先争取外部支持，派人向麦加谢里夫、埃及赫梯夫和俄国求助，但一一落空。最后，他转向英国，开启了近代库尔德反政府势力公开与西方结盟的先河，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此时，英国人正在策划借奥斯曼帝国东部局势动荡之机，扩张其殖民利益，所以立刻答应了伍拜伊顿拉的请求，开始向叛乱者提供武器。奥斯曼政府心存幻想，企图将伍拜伊顿拉这股祸水引向伊朗、防止亚美尼亚人独立，所以没有对他的准备行动进行干涉。1880年夏，伍拜伊顿拉正式向伊朗进军。在进攻阿塞拜疆的时候，他得到了当地库尔德部落包括马哈巴德部落的支持。叛军接连攻陷了伊朗境内的马哈巴德、绵多巴德等多座库尔德城市。但由于缺乏严密的军事部署，加上纪律涣散，叛军没能继续向重镇大不里士进攻，反而开始大肆抢劫。为了应付叛军，伊朗国王成功说服奥斯曼素丹相信伍拜伊顿拉对两国安全都构成威胁。于是伍拜伊顿拉腹背受敌，被迫在奥斯曼和伊朗军队的夹击之下撤出伊朗，向奥斯曼素丹投降。伍拜伊顿拉随后被关押在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多次向俄国求助，企图再次发动叛乱，但没有结果，只好于1882年流亡麦加。他的两个伊朗盟友分别被波斯人击毙和诱杀。

谢赫·伍拜伊顿拉的叛乱在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民族主义史上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此次叛乱的目的仍是维护部落和地方利益，但领导人不再是部落酋长，而是苏非教团的宗教领袖。叛乱还带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印迹。1878年，伍拜伊顿拉向英国领事写信，称库尔德人是单独的“民族”，并对“波斯和土耳其政府的罪恶行径”表示抗议。 [19] 伍拜伊顿拉还和美国人联系，希望能获得后者支持，帮助推翻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统治。伍拜伊顿拉开启了谢赫或苏非世家领导库尔德运动的先例，他试图用西方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为自己披上合法行动的外衣，是第一个公开倡导库尔德自治的人。法里德·库西·卡玛里认为，这次叛乱尽管失败，“但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或地区的思想却留在了库尔德人的脑海中” [20] 。

从伍拜伊顿拉叛乱可以看出，19世纪后期的库尔德叛乱具有国际化的趋势。这次叛乱不仅反对本国政府，还企图借外部势力达到目的，说明民族主义的情绪开始在少数库尔德人脑海中酝酿，也说明西方大国分化奥斯曼帝国、向帝国核心地区渗透的计划开始生效。在19世纪的后20年，除了英法两国，沙皇俄国在库尔德地区的影响力也步步上升。俄国继成功控制高加索地区以后，又向安纳托利亚高原逼近，表现出对库尔德地区的强烈兴趣。沙皇军队的先进武器装备令库尔德反叛势力垂涎欲滴，双方开始试探性接近。1889年，沙皇尼古拉斯二世邀请部分库尔德重要人物访俄，赠以丰厚的礼物，鼓动库尔德人谋求“独立”。

19世纪的库尔德联合和大规模政治军事行动，都借助了传统权威人物的力量，他们不是部落贵族就是宗教领袖。教团和部落成为库尔德地区社会动员的基本组织。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及其关系网络的支持，库尔德反叛运动就无从谈起。就连此后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无法摆脱这一特点，显示出传统政治权威对现代库尔德党派的深刻影响。但是，传统的部落忠诚和宗教信仰在有利于政治动员的同时，也有消极影响，那就是狭隘的教派和部落观念总是与民族主义的族群共同体观念相抵触，不利于库尔德人的团结。所以，如何克服内部分裂，始终是库尔德民族主义及其党派面临的严峻问题。

19世纪的叛乱激发了库尔德人的族群意识，进而为20世纪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族群共同体意识开始遏制部落和教派意识，使动荡环境下的库尔德人开始思考自身的前途命运问题。

但是，库尔德族群意识和民族主义在19世纪尚处于萌芽阶段，传统的臣民意识和宗教忠诚仍在库尔德人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尽管有起义和叛乱接连发生，大多数库尔德人仍忠于奥斯曼素丹政府。素丹政府也在军事镇压的同时，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希望借宗教感情维护穆斯林的内部团结和帝国统一。1891年，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组建了一支库尔德部落民兵，美其名曰“哈米德人”。他利用这支部队来维护帝国东部边境的安全，遏制亚美尼亚人的领土野心，增强库尔德人的忠诚意识。该政策具有一定的效果，库尔德民兵在镇压亚美尼亚人的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上台后，解散了这支武装，但在“一战”前夕又予以恢复。强烈的宗教热忱鼓舞库尔德人响应政府号召，在1912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表现不俗。哈米德二世还重用库尔德贵族后裔，任命贝迪尔汗、阿卜杜拉赫曼·帕夏·巴班、伍拜伊顿拉·阿卜杜·卡德尔等人担任政府、军队和大学里的要职。帝国宰相、驻柏林大使兼外交部长萨义德帕夏也是逊尼派库尔德人。

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东库尔德民族主义有了明显的发展，具体表现为：民族主义宣传不再是伍拜伊顿拉那种个人式的、孤立的观点表达，而是有组织和系统性的活动。新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来自知识和军官阶层，包括19世纪叛乱贵族的后代，如最早发动叛乱的贝迪尔汗的儿子米哈德·贝迪尔汗·贝伊。此人于1898年创办了第一份库尔德报纸《库尔德斯坦》，用来刊登土耳其语和库尔德语的双语文章，发表对时局的看法，表达库尔德知识界的观点。报纸以《库尔德斯坦》命名，说明办报者重点关注库尔德族群及其前途命运。由于奥斯曼政府打压民族主义，报纸只能选择在欧洲出版。当时，有许多自由主义的奥斯曼官员和知识分子流亡法德两国，在那里抨击国内时局，其中就有一些是库尔德人。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库尔德地区，部分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兴办了具有明显族群性质的语言学校、俱乐部和文化组织，推动库尔德族群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激发族群意识，加强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有人还大胆发表从奥斯曼统治下“解放”库尔德斯坦的言论。 [21]

“一战”爆发前后的形势有利于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于是《库尔德斯坦》改在埃及出版，进一步扩大影响，各种库尔德报纸、文化和政治组织纷纷涌现。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承诺给国内不同族群以自治地位，使各类民族主义及其组织深受鼓舞。谢里夫帕夏和谢赫·伍拜伊顿拉的儿子于是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库尔德合作协会”，以“复兴和发展库尔德斯坦”为宗旨，推动库尔德地区的改革事业，促进各方面发展与进步。协会还计划成立专门的库尔德委员会，负责在库尔德地区发展教育，提高当地人民的知识水平。但由于意见分歧较大，该计划被搁浅。与此同时，库尔德学生组织“希望”在伊斯坦布尔秘密成立。库尔德地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也行动起来，先后在比提里斯、穆斯、迪亚尔巴基尔、埃尔祖鲁姆和摩苏尔等地成立俱乐部，开展聚会、演讲、信息交流和民族主义宣传等活动。他们一方面拥护奥斯曼帝国的统一，一方面又要求发展东部地区，改善当地教育和社会的落后状况，重点倡导库尔德文化和发展库尔德语教育。总之，这一阶段的库尔德民族主义以建构和强调库尔德人的族群性为首要任务。作为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贝迪尔汗既是奥斯曼帝国的议会代表，又是争取库尔德斯坦独立委员会的秘书。他在陪伴英国官员游历库尔德地区的过程中再三强调：“我们和土耳其人毫无共同之处。” [22]

这一时期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库尔德民族主义保留了浓厚的传统因素，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城市和社会中上阶层，而严重脱离普通群众。无论是伊布拉西姆帕夏在叙利亚北部领导成立的“民族同盟”，还是1911年反对伊朗政府的克尔曼沙赫地区的卡霍尔部落，其领导人都是部落和宗教领袖。在发展程度方面，库尔德民族主义相比土耳其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波斯民族主义显得十分滞后，缺乏成熟。这是因为：首先，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潮，在库尔德人中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其次，库尔德知识分子还属于相对较弱的社会群体；再次，多数库尔德人的宗教认同大于族群认同；最后，库尔德民族主义自产生以来，从未在库尔德人中进行过大规模动员。相反，民族主义者将独立建国的希望主要寄托于西方列强的支持。所以，布雷尼森形象地称这时候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是一场没有大众参与的“绅士游戏” [23] 。

对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出现，奥斯曼政府的态度前后有明显变化。青年土耳其党原本倡导自由主义，但在政权巩固以后，却很快转向了大土耳其主义，开始大搞政治独裁，压制非土耳其主义的思潮，致使部分库尔德组织的主要领导相继被捕或处死，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严重受挫。严酷的政治空间迫使库尔德人日益放弃对奥斯曼主义的支持，转而强化了自身的政治诉求，库尔德民族主义变得更加政治化，武装叛乱明显增多。看到这些，青年土耳其党又改变策略，对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实施拉拢政策，让他们在政府中任职，允许库尔德组织“希望”合法化。于是，“希望”在哈利利·哈桑·莫科提的领导下，出版了刊物《库尔德日子》(Kurdish Day)。不过总体来看，在剧烈的时代变化面前，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基本思想还不确定，他们对时局和民族前途的认识存在剧烈分化。哈利利·哈桑·莫科提后来竟转向支持土耳其同化理论，变化不可谓不大。

“一战”前后的库尔德地区成为各种势力的竞技场。1909年，俄军入侵伊朗北部，进而威胁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军队开进伊朗库尔德地区迎战，战事十分激烈。在俄军向西进攻的过程中，沿途的库尔德部落奋起阻击。1913年，英俄联手逼迫奥斯曼帝国和伊朗成立“边界委员会”，重新划分两国边界，库尔德地区再次被由北向南一分为二。1917年11月，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停战，俄国在阿塞拜疆的边界随之失效，乌尔米亚湖以西地区被库尔德部落、基督教徒、土耳其人和奥斯曼军队分别控制。一部分白俄军队开始在当地以志愿者身份支持亚述基督教徒，帮他们建立起一支大约6000人的武装，并依赖沙俄军队留下的大批武器向穆斯林聚居区进攻，引发了库尔德和亚述武装之间的频繁袭击与报复。在库尔德人的猛烈进攻下，亚述人节节败退，被迫向哈马丹的英国人寻求保护。但这种勾结外国人的行径，激起了库尔德人更大的反感，双方冲突持续升级。

“一战”以后，战胜国瓜分战败国领土。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计划”，鼓吹民族自决，极大地鼓舞了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积极筹备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在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的谢赫·马赫穆德开始勾画库尔德斯坦王国的蓝图。库尔德北部地区的部落也跃跃欲试，伺机起义，准备接收英国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撤退留下的各种好处。斯穆科则在伊朗西北部趁机崛起，欲图填补俄国撤退留下的权力真空。大不里士形势紧张，美国人开始撤退。美国领事花费5000银币买通当地部落领袖，帮助本国传教士从乌尔米亚安全撤离。 [24]

“一战”结束宣告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中东政治地图开始在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干预下彻底变化。阿拉伯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土耳其人，各个族群都在为构建现代民族及其国家而努力。库尔德人也加入了这场民族主义的洪流，但因为实力弱小，加上周围族群和大国的影响，进展十分缓慢。尽管如此，库尔德问题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即现代民族国家的阶段，它由帝国体制下的部落和宗教叛乱，演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分裂和反分裂问题。20世纪新独立的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分割了库尔德斯坦的领土，使之分属于不同主权实体的领导之下。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库尔德问题既是内政问题，也是国际问题。

库尔德地区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拥有丰富而独特的族群文化，这些都构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的地理和文化基础，是库尔德族群认同和族群自豪感的历史渊源。在部落文化的影响下，库尔德人的对外交往和政治运动呈现出小集中、大分散的特征。这一特征左右着库尔德政治运动的分化组合，既是民族主义的推动者，也是库尔德横向联合的破坏者，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十分复杂。伊斯兰教作为库尔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库尔德民族主义必须面对并妥善处理与之关系的重要因素。19世纪的库尔德叛乱此起彼伏，具有部落、宗教和民族主义等多重背景。这些各自为政的地方性叛乱虽然失败，但激发了库尔德人的族群意识，推动了库尔德人政治意识的觉醒。叛乱培养了大批库尔德民族主义骨干，形成了一些具有独立意识和“民族”观念的政治家族，对“一战”后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有奠基意义。

[1] Kerim Yildiz and Susan Breau，The Kurdish Conflic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5.此外，还有其他不同时期的不同数字。法里德认为，库尔德人口最多1647万人，最少699万人，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27.凯里木·伊尔迪兹认为，库尔德人口大约在2400万到2700万之间，其中土耳其1300万，伊拉克420万，伊朗570万，叙利亚100万多。另有少数分布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Syria：The Forgotten People，London：Pluto Press，2005，p.8.联合国估计伊拉克的库尔德有3757058人。部分库尔德人声称1990年各国库尔德人总数为2740万人，其中土耳其1500万—2000万人，占土耳其人口的23％。伊拉克至少有400万人，占总人口15％。伊朗700万人，占总人口的15％。叙利亚100万人，占9％。见Mahir A. Aziz，The Kurds of Iraq：Ethnonationalismand National In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London and New York：I. B. Tauris，2011，p.8.

[2]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26.

[3] 关凯：《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0页。

[4] William Eagleton，Jr，The Kurdish Republic of 1946，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63，p.2.

[5] S.S. Gavan，Kurdistan：Divided Nation of the Middle East，London：Lawrence&Wishart，1958，p.16.

[6] John Joseph，Muslim-Christian relations and inter-Christian rivalries in the Middle East：the case of the Jacobites in an age of transition，Albany：Suny Press，1983.

[7] Erich Brauer(edited by Raphael Patai)，The Jews of Kurdistan，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1993.

[8] Aram Rafaat，The Kurds in post invasion Iraq：The Myth of Rebuilding the Iraqi State，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2012，p.33.

[9] Richard Repp，“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ttoman learned hierarchy”，in Nikki R. Keddie(ed.)，Scholars，Saints and Sufi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pp.17-32.

[10] Tejel J.，Syria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96.

[11] M. Van Bruinessen，Agha，Shaikhand State，London：Zed，1992.

[12]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95.

[13] Brian Silverstein，Islamand Modernity in Turkey，New York：Palgrave and Macmillan，2010，pp.68-69.

[14] Philip Kreyenbroek，Yezidism-its Background，Observances and Textual Tradition，Lewiston，NY：Mellen Research Publications，1995.

[15] C.J. Edmonds，Kurds，Turks and Arab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p.69-71.

[16] “努尔”，意为光明，“努尔居”即追求光明的人。

[17] 奥斯曼帝国素丹兼任哈里发一职。哈里发是穆斯林的最高宗教领袖。

[18] 朱伦：《走出西方民族主义古典理论的误区》，《世界民族》2000年第2期。

[19] William Eagleton，Jr，The Kurdish Republic of 1946，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63，p.6.

[20]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73.

[21]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2.

[22]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74.

[23] M. Van Bruinessen，Agha，Shaikhand State，London：Zed，1992，p.276.

[24] William Eagleton Jr.，The Kurdish Republic of 1946，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63，p.11.

第二章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开始了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过程，库尔德问题进入了现代阶段。在土耳其，由于执政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信奉西方古典民族主义思想，从而使民族国家的构建工作与解决国内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问题联系起来。了解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对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多族群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少数族群问题有启发意义。

第一节 土耳其建国与库尔德叛乱

“一战”结束之际，协约国派军队开进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并支持希腊入侵土耳其本土。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领导人民，积极开展抵抗运动，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斗争，终于将侵略者驱逐出本国领土，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于1923年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新生的土耳其国家与战前相比，在族群结构方面有了很大变化。战前，土耳其本土居民既有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也有为数不少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等。独立战争期间，东部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因担心穆斯林报复而大批逃亡。土耳其独立以后，西部地区多次与希腊进行人口交换，结果有40多万希腊族居民移居到了希腊，希腊的大量土耳其族人口则迁入了土耳其境内。多次的人口变动造成土耳其的主要人口是穆斯林；同为穆斯林的库尔德人则是国内最大的少数族群。因此，构建土耳其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对待库尔德人的地位和权利的问题。对此，土耳其的官方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自有一套理论。

作为现代土耳其立国基础的凯末尔主义，其主要创建者和理论奠基人是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凯末尔扬弃青年土耳其党的民族主义思想、总结民族解放运动和建国初斗争经验，在此基础上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民族国家构建思想，其内容被概括为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和改革主义六大原则，分别指涉国家体制、民族构成和经济发展方针等重大问题。凯末尔主义后来被不断修正，比如放弃了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等，但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核心内容仍得到坚持。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作为长期贯彻的基本国策，对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国内库尔德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凯末尔主义认为，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前提是，全体国民必须是一个民族，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人是一个意思，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民族或族群。世俗主义则指的是政治必须与宗教分离，唯有如此，国家才能进步和加入“(欧洲)文明国家”的行列。在世俗主义之下，伊斯兰教不再是土耳其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的核心要素。凯末尔主义要求库尔德人主动认同土耳其民族国家及其文化，而不再强调库尔德族与土耳其族共同的信仰和历史经历。

凯末尔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才最终形成，因此，凯末尔主义者对待库尔德人的态度在建国前后明显不同。1919—1922年独立战争期间，民族主义者号召团结一切力量，一致对外。而此时库尔德人占土耳其全国人口的20％，库尔德地区面积占全国面积的30％，耕地面积是全国的32％。 [1] 所以凯末尔十分重视笼络库尔德人，多次向他们承诺保护传统的奥斯曼社会结构，捍卫伊斯兰教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族群差异不仅不是问题，反而是被承认和鼓励的对象。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公开承认国内有六个库尔德省份，凯末尔自己身着宗教服装与高级乌莱玛合影，并拿这些照片向库尔德酋长们展示。

“一战”后，土耳其库尔德人分成了三个阵营：一是独立派，这一派支持抵抗运动，并且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并肩战斗，希望维护穆斯林国家的尊严与独立；二是一小群族群民族主义者，他们试图借战后列强瓜分中东之机，实现库尔德地区的独立或自治；三是部分部落酋长，他们同情库尔德民族主义，但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而是乘机扩张地盘，建立地方王朝。他们与19世纪叛乱的区别，仅在于更多地以民族主义来装点门面。

不同的政治立场就有不同的政治表现。1919年7至10月，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最高领导机构大国民议会在埃尔祖鲁姆召开。会上有21％的代表来自各地的宗教学校 [2] ，有54名代表来自埃尔祖鲁姆、比提里斯、凡省、穆斯和埃尔辛詹等五个库尔德省份，占全体与会代表的三分之一还多。部分库尔德代表作为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协调和领导独立运动。会后，独立运动领导人凯末尔又专门写信或发电报，争取各地库尔德酋长和宗教领袖的支持。凯末尔在信中特别强调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称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兄弟关系。 [3] 凯末尔极力争取各派支持，在访问阿拉维派的库尔德村庄时，他绝口不提受逊尼派拥戴的哈里发，而只引用阿拉维派的教义。在迪亚尔巴基尔的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大会上，他重申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是土耳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承诺如果库尔德人提供军事支持，政府将允许他们自治。

凯末尔的统战政策得到了大多数库尔德人积极响应，他们不顾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呼吁，义无反顾地选择支持土耳其独立运动。一些著名的库尔德伊斯兰学者从理论和资金上给凯末尔以大力支持，反对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政府和强调文化差异的族群民族主义，呼吁穆斯林团结一致。无数普普通通的库尔德人勇敢地参加解放战争，为之付出了巨大牺牲。他们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是为了防止库尔德地区被亚美尼亚基督教徒所占领，避免财产损失；二是他们认同伊斯兰教和传统的奥斯曼社会结构；三是他们认为土耳其民族主义就是全体穆斯林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

为了维护穆斯林的团结，部分库尔德人甚至反对库尔德民族主义。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进行战后分赃。11月从巴黎传来消息：和会同意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一个小库尔德国家，立刻引起部分库尔德人的强烈抗议，有10位库尔德部落领袖向伊斯坦布尔的法国最高委员会发去电报，抗议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在巴黎和会上的这一主张，称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是“种族和宗教上的兄弟”，两个民族将坚决站在一起，团结一致。1920年3月，有22名库尔德部落领导人再次发表声明，强调加强伊斯兰团结，反对任何分裂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的企图。 [4] 凯末尔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凝聚民族精神，于4月23日在大国民议会宣布了第一部过渡宪法，承认土耳其国家由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两大群体组成。 [5] 此后又多次强调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以及高加索切尔克斯人，都是统一的伊斯兰大家庭的成员。大国民议会还决定将库尔德议员人数增加至74人。

随着“一战”临近结束，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活动更加积极和公开。1918年穆德罗斯停战协定刚刚签署，曾经被取缔的库尔德斯坦进步协会便重新开张，并在伊斯坦布尔以外地区增设分会，吸收激进库尔德青年加入。协会的元老谢里夫帕夏、埃米尔·贝迪尔汗和赛义德·阿卜杜·卡迪尔等人，接连就库尔德人的前途问题发表看法。

谢里夫帕夏是前奥斯曼帝国的政府高官，19世纪90年代曾出任驻斯德哥尔摩大使，与素丹有很好的私交。青年土耳其党上台后，他退出了政府，开始倾向于民族主义，在伊斯坦布尔推动建立了早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后来在威尔逊思想的影响下，主张库尔德自治，认为巴黎和会是谋取库尔德独立的好机会。他积极在和会上游说，争取西方国家支持，希望将库尔德独立写入和会条约。为达到目的，他甚至表示愿意使部分库尔德人接受亚美尼亚人的统治，还同意由英国控制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他的举动遭到了许多库尔德人的强烈反对，就连库尔德斯坦进步协会也加以谴责，谢里夫帕夏被迫于1920年4月退出了协会。在谢里夫帕夏的批评者当中，言辞最激烈的当数库尔德民族主义先驱之一赛义德·阿卜杜·卡迪尔。卡迪尔同样是前奥斯曼议员和政府高官，但他拥护奥斯曼帝国和素丹本人，主张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争取库尔德自治，所以反对谢里夫帕夏与亚美尼亚人交往，强调库尔德人必须独立自由地发展，认为土耳其人是库尔德人的宗教盟友，他反对谢里夫帕夏将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区别对待的思想。但是，卡迪尔同样遭到了他的朋友、主张库尔德地区彻底独立的埃米尔·贝迪尔汗的反对，两人关系因此破裂。

1919至1921年底，曾经先后发生23次针对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和安卡拉政府的乡村叛乱。叛乱者的目的，有些是支持伊斯坦布尔的素丹政府，有些则是为了保护部族和地方利益。其中的3次叛乱直接受到了库尔德斯坦进步协会的影响。比如，领导孔吉沙叛乱的阿里沙·贝伊是该协会的成员，叛乱者提出了落实《色佛尔条约》第64条允许库尔德自治条款的要求。

1920年8月，协约国与奥斯曼政府签署的《色佛尔条约》中有3条涉及库尔德问题，分别是：“第62条：在伊斯坦布尔组建三人委员会，成员分别由英、法、意三国政府任命。委员会负责自条约实施起6个月内，起草一份关于在库尔德人占多数地区实施自治的计划。该地区包括幼发拉底河以东、待定的亚美尼亚边界以南和土耳其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之间边界以北的地区。第63条：在与以上三国政府保持沟通的3个月内，土耳其政府同意接受并执行第62条中提及的两个委员会的决议。第64条：如果一年之内上述地区库尔德人显示……愿意从土耳其独立，并且如果国联认为这些人民能够独立，并建议授权他们独立，则土耳其必须同意履行这一建议，收回在这些地区的权力和各种头衔。”

《色佛尔条约》明显是个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粗暴干涉土耳其内政的产物。条约承认库尔德人有自决权利，意在为进一步肢解土耳其埋下伏笔。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宣布拒绝接受这一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和历次库尔德叛乱的发生，使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充分意识到了库尔德民族主义潜在的巨大威胁，从而更加重视土耳其民族及国家的构建问题，对后来决定实行民族同化政策有很大影响。

1922年，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全面胜利，11月1日，凯末尔在大国民议会郑重宣布，“这个国家是土耳其人的国家”。土耳其独立建国意味着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独立梦想彻底破灭。凯末尔·基尔希吉等人认为，库尔德民族主义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它力量薄弱，无法独立开展民族运动；根本原因则是当时大多数库尔德人还缺乏明显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独立意愿。库尔德人之间的分裂，是安卡拉政府得以顺利阻止库尔德自治或独立的原因之一。 [6]

凯末尔宣布建立“土耳其人的”国家，预示着新国家将以民族代替宗教作为国民新的忠诚对象。至于什么是“民族”，则取决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观点。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首先开展世俗化改革，以消除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法律和教育等领域的影响。共和国成立次年，凯末尔政权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继而又取消了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1925年12月，宣布取缔象征“落后、愚昧”的苏非教团，并完成了国家法律的世俗化。接着开始进行民族化改革，力求将国内不同族群整合成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体，即土耳其民族。但是，整合没有遵照公民民族主义的原则和尊重文化多元的原则，而是奉行族群民族主义的原则，进一步说，是参照突厥种族的历史，以土耳其族的语言和文化为核心内容和基础来构建民族。由此整合出的土耳其民族必然是一个高度族群化、突厥化的共同体。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凯末尔主义者还特意改写历史，发明了“太阳理论”，称土耳其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包括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和赫梯文明等。为了教育下一代和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土耳其政府于1928年将这一理论写入了历史教科书。该理论强调土耳其种族的纯洁性和优越性，成为排斥境内其他族群及文化的理论依据。从此，国内任何其他的族群文化和民族认同，都被视为是对土耳其民族纯洁性和统一性的最大威胁。为了消除威胁，凯末尔主义者继续重构历史，对库尔德人的起源和发展做出新的解释，他们用大量“考证”和“研究”证明库尔德人实际就是土兰人，即五千多年前从中亚地区迁移到小亚细亚的突厥人的后裔；而所谓库尔德语，其实是混合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的土耳其语变种。这样，土耳其政府便以学术的名义，为在政治上否定库尔德族群性找到了合理依据。库尔德人从此被称作“山地土耳其人”，直到如今。

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和民族化改革对国内库尔德人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世俗化改革抛弃了库尔德人与国家政治中心的宗教纽带，对库尔德人的传统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带来强烈冲击。一些原本倡导穆斯林团结的宗教人士开始因失望而转向民族主义，加入了反凯末尔的阵营，使得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影响不降反升。民族化改革则无异开启了族群同化和政治压制的大门，使库尔德人的族群权利与个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事实证明，凯末尔主义的民族国家构建理论不仅没能使库尔德人迅速融入新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离心倾向，以致建国后很长时间，库尔德地区都处于动荡之中。

1925至1938年，土耳其境内共发生了18次反政府叛乱，其中17次发生在库尔德人聚居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16次与库尔德人有直接关系，反映出建国初期库尔德人与政府的紧张关系。这些叛乱中影响较大的有谢赫·赛义德叛乱(1925年2—4月)、亚拉拉特山叛乱(1927—1930)和德尔西姆叛乱(1936—1938)。叛乱不仅给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地区造成震动，还对现代土耳其历史和库尔德问题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谢赫·赛义德是纳格什班迪教团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宗教领袖，他不满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号召穆斯林起而反抗，并凭借宗教权威很快动员、联合了一些大的部落参与叛乱。1925年2月13日，叛乱者正式行动，打出废除宗教改革、恢复伊斯兰法统治的口号。叛乱得到库尔德农牧民的积极响应，一些不满安卡拉政策的政府军士兵也加入其中。

叛军首先向城市进攻，以建立政府，造成既成事实，争取国际承认。叛乱蔓延速度之快，令凯末尔政府十分震惊，派出了1万名士兵和23架飞机进行镇压。3月，叛军在迪亚尔巴基尔被击溃，随后撤出城市，向东北方向逃窜。4月15日，叛乱彻底失败，部分领导人逃往伊朗，被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领袖斯穆科收留。9月25日，谢赫·赛义德及其他52名叛乱者一起被处以绞刑。随后，土耳其政府成立特别法庭处理善后事宜，授予该法庭以终审权。有成千上万的叛乱嫌疑分子获刑，其中既有库尔德人，也有被控“勾结分离主义”的政府高官。凯末尔借此机会，对政府内部进行了大清洗，因此从1926年起，善后工作的重点不再是打击分离主义，而是先后揭露出多起反党、反土耳其国家的“阴谋”，大批前青年土耳其党成员和执政党高官被捕或被处死。 [7]

谢赫·赛义德叛乱发生后，土耳其指责英国政府参与了叛乱。法国则积极支持土耳其政府，允许土耳其军队借用叙利亚北部的铁路，对正在围困迪亚尔巴基尔的库尔德人形成反包围，给叛乱者以毁灭性打击。

谢赫·赛义德叛乱失败后，其残余势力在帕卢的亚多、撒孙的阿里耶·尤尼斯等部落酋长领导下，继续与政府军周旋。土耳其政府于是强迫当地库尔德村民向外迁移，造成很多人在迁移途中冻饿而死。

谢赫·赛义德叛乱表达了库尔德传统势力对中央集权的不满。建国初，土耳其东部经济条件恶劣、部分部落首领于1923年丧失在大国民议会的席位、许多头人和封建地主担心丧失特权，等等，都是促成叛乱的因素。 [8] 叛乱开始时，有人提出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口号，但其实掺杂了浓厚的宗教情绪，所以叛乱的动力主要来自民族和宗教两个方面，基本上属于宗教民族主义的范畴。为了镇压这次叛乱，土耳其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由于叛乱发生在土耳其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启动之际，所以也有世界观冲突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政府推行的现代主义和世俗主义与叛乱者的宗教和保守主义发生了碰撞。 [9] 在此次叛乱的影响下，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变得更加激进，以至于出现了与伊斯兰教的严重对立。

谢赫·赛义德叛乱失败后，残余武装在亚拉拉特山一带继续利用地形优势骚扰当地政府。1927年，叙利亚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霍伊本(独立)在黎巴嫩成立，随即与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组织纳什达克党结成同盟，并得到了伊朗国王的支持。霍伊本支持前土耳其上尉军官伊赫桑·努里·帕夏发动叛乱，掀起了首次由非部落组织参与的起义。到1929年，伊赫桑·努里已经控制了亚拉拉特山和凡省、比提里斯省北部之间的大片区域，积极筹划成立库尔德共和国。1930年5月，土耳其政府开始集结军队，准备镇压起义，但因为国内问题众多，进展十分缓慢。6月，政府军投入6.5万兵力开始进攻。库尔德武装顽强抵抗，俘获了几百名政府军士兵，击落了数架飞机。土耳其政府被迫与伊朗谈判，争取伊朗支持。伊朗随即停止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允许土耳其军队借道本国从背后袭击叛乱分子。叛乱者试图动员德尔希姆地区的库尔德人和伊朗库尔德人参加叛乱，但未能成功，于是在政府军两面夹击之下溃败，部分人逃往伊朗。

土耳其政府严厉镇压叛乱分子，并对所有库尔德人采取了严格限制措施。土耳其议会于7月29日颁布法令，规定“1930年6月20日至12月10日期间，为搜寻、镇压叛乱分子而杀死普通库尔德人或其他行为，均不构成犯罪”，还授权政府在屯杰里地区实施紧急状态，允许无限期羁押有关人员，将不遵守法令规章的人逐出相关地区。这是现代土耳其最早颁布的针对库尔德人的严厉法令。随后，政府开始加强对所有库尔德地区的控制，1932年5月5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对四类地区的居民进行强制迁移。第一类是计划增加当地土耳其族人口的地区。第二类是安插愿意接受土耳其族群文化的人口的地区。第三类是即使没有政府帮助，土耳其族移民依然能够立足的地区。第四类是计划清空当地人口的地区，以及因卫生、文化、战略和公共秩序等原因而划定的禁区。实际上，早在这一法令出台前的2月份，就有大批库尔德人被迁往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迁移行动是土耳其政府加快族群融合、消除分离主义隐患的重要举措，至1935年才告结束。

德尔希姆属于山林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加上与外界沟通较少，使当地库尔德人与政府的关系十分生疏。土耳其政府为了控制这一地区，对部落领导人采取了军事威慑与谈判相结合的办法。在1932年的迁移法中，德尔希姆被划入第四类地区。1936年，政府开始落实这一法案，遂引发当地库尔德人的反抗。政府方面动用了6万部队实施强制迁移，库尔德人则凭借有利地形的掩护与之周旋，迁移行动开始陷入僵局。一直到1938年，库尔德人才被迫屈服，使局势渐渐稳定下来。这一次的冲突给当地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与前两次叛乱不同的是，德尔西姆叛乱完全是由政府的不当政策所导致，库尔德人的行动起初只是为了保护家园，与民族主义无关。但叛乱带来的财产和精神损失，却埋下了族群仇恨，强化了库尔德人的反政府意识。

土耳其建国初的库尔德叛乱在40年代基本消失。叛乱失败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冲突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土耳其政府拥有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再加上高度集权的政治动员、组织能力和土耳其族高昂的民族情绪，明显占据优势。叛乱者则不但严重缺乏训练、粮草和武器，还因为传统部落文化的影响而内部分裂，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此外，相比于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较晚，尚未产生具有现代风格和知识视野的政治精英来领导叛乱。社会层面，库尔德人普遍缺乏超部落的民族情感，狭隘的地方意识使局部团结胜过民族主义的整体目标，致使一个地方的叛乱很难得到其他地方库尔德人的同情与支持，无法形成规模性的群众运动，甚至随时面临内部分裂和背叛的危险。对外，库尔德人极力争取大国支持，但战后协约国为了自身利益积极调整与土耳其的关系，无暇顾及库尔德人的诉求。作为邻国，伊朗同样面临库尔德问题，所以总在适当的时机选择抛弃库尔德人，与土耳其政府合作。1932年，土伊两国开展了土地交换，基本消除了领土纠纷，形势对土耳其库尔德人更加不利。

从1923至1938年的15年时间里，部分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曾尝试以非暴力的方式反对政府。1937年，库尔德知识分子努里·德尔西米代表屯杰里地区的各部落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关注“对库尔德民族的土耳其化和对非土耳其族的灭绝”。曾经试图在亚拉拉特山成立库尔德政府、解放整个库尔德斯坦的贝迪尔汗也在流放途中出版刊物，宣扬库尔德语和族群认同的特殊性。 [10] 但是，这些努力均因为土耳其严厉的族群政策和政治空间的狭小而收效甚微。土耳其政府实施党禁、取缔教团，成功切断了库尔德人与外界的联系，加之邻国也反对库尔德民族主义，所以库尔德人最终无法形成有效的民族认同，库尔德民族主义被迫转入地下或流亡国外。因此在1938年以后，土耳其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开始步入低潮，库尔德问题也随之相对缓和下来。

第二节 族群法律与制度

近代以来，随着权利和民主意识的逐步增强，加上民族国家观念的不断普及，世界各国陆续以宪法、法律和部分政府条文的形式界定本国公民的族群和民族身份、政治地位、语言及文化权利，使之成为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法理依据，以及处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基本准则。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法律既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对社会现实有反作用力。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既是政府制定法律法规的现实依据，更是在法律领域贯彻单一民族国家理论的一种产物。

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明白法律对自身地位和命运的深刻影响，所以一开始就积极尝试通过政治游说、私人外交等方式，使库尔德人的民族地位和相关权利获得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律保障。他们的行动在“一战”后达到高潮，但均以失败告终。1922年，土耳其迫使协约国同意废除《色佛尔条约》，并于1923年7月24日签订了《洛桑条约》。在洛桑会议上，土耳其代表明确表示，库尔德人无论在习俗还是宗教方面，都是土耳其人，决不允许他们从土耳其分离。《洛桑条约》承认了现代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地位，也就等于否定了库尔德人在国际层面谋求立国的梦想。该条约中有关土耳其的很多条款至今有效，但这些条款均未对库尔德人的族群权利作出明确约定。

《洛桑条约》的第三部分(第37—44款)专门谈“少数民族的保护”问题。其中第39款规定：“(土耳其政府)不得对国民的私人交往、商务活动、宗教、新闻、各种出版物或者公共会议所使用的语言加以任何限制。在有官方语言的情况下，法庭仍应对非土耳其语的国民使用自己的语言提供充分方便。”根据这一条款，库尔德人作为土耳其的公民，其相关权益理应受法律保护。但实际上，当时土耳其外交中的“民族”一词与“穆斯林”同义，而不是指特定的族群；因此非土耳其人，实际指的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等非穆斯林人群。显然，西方国家关心的不是如何保护土耳其境内的所有少数族群，而是如何让基督教徒免遭穆斯林的报复；《洛桑条约》中“少数民族”其实仅限于基督教徒。因此，土耳其否认库尔德人民族地位和各项权利的行为，就不属于违反《洛桑条约》之列。结果在很长时期内，条约签字国都没有对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加以谴责或干预。

《洛桑条约》签署后，单一民族国家理论在土耳其被渐次付诸实施，官方民族主义很快从文化性质转向种族性质，明确了以族群性为基础的政治界限。根据这一界限，所有非土耳其族的族群文化和语言权利，都被禁止或严格限制。1924年出台的法律禁止国民说库尔德语、出版库尔德语作品、穿库尔德服装和演奏音乐。同年，土耳其共和国是“土耳其人的国家”这一条被写入宪法。此后，压制库尔德人族群认同的相关法律一直被严格贯彻。1950年，土耳其新闻条例发布，进一步肯定了这一政策。1960和1971年两次政变后，军方继续坚持这一政策。1980年9月12日第三次政变后，军政府加强了对凯末尔主义的宣传，重申国家的土耳其民族属性，强调要对库尔德民族意识及其民族主义进行严厉打击。1982年，军方主导的新宪法出台，其中第66条规定：“每个以公民身份与土耳其国家相联系的人都是土耳其人。”新宪法似乎淡化了族群民族主义色彩，但也绝口不提国内的族群多样性。宪法前言部分重申：“绝不保护违反土耳其民族利益的思想或意见，绝不违反土耳其国家与领土的不可分割原则，绝不违反土耳其历史与道德价值，或阿塔土耳克的民族主义、各项原则、改革和现代主义。”新政府恢复了40年代撤销的土耳其语言协会和历史协会，重新宣传30年代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强调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同源理论，否定库尔德语。在政府支持出版的书籍中，有人称库尔德民族认同是西方情报机构和分离主义分子制造的阴谋。1982年宪法还间接禁止人们说库尔德语和库尔德语印刷品的传播。该宪法第26条规定：“人人有权以个人或集体形式，通过言论、写作、绘画或其他媒介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思想与观点……法律不能禁止以任何语言表达或传播思想。任何书面文件、图像资料、磁带、录像带以及其他表达方式如果违背这一规定，法官将作出及时判定，在遭到歧视而拖延的情况下，则由法律授权的部门作出裁定。”第28条又规定：“不得审查新闻自由。出版社的成立无需事先获得批准，亦无需缴纳保证金。不得以任何法律禁止的语言从事出版。国家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新闻和信息自由。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同样适用于宪法第26、27条……”1982年宪法保护各种语言及文化传播自由的规定，实际上不包括库尔德人在内。任何有违这些规定的意见和举动，都会受到政府、凯末尔主义者和官方民族主义的严厉谴责与制裁。1988年，欧洲议会出台“少数民族语言”报告，个别土耳其议员表示支持，要求给予库尔德人文化权利，结果受到土耳其国内的猛烈抨击，被谴责是中了欧洲国家的阴谋圈套，企图杜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库尔德民族。 [11]

因此，1980年政变后，土耳其国内对库尔德文化的限制更加严格。从1982年起，政府拒绝登记传统的库尔德姓名。1983年5月6日，阿格拉的法庭判决禁止使用两个常用库尔德人名，理由是它们危及“共和国的利益”。法律还禁止库尔德人的结社权利。1926年3月3日出台的第765号政府法令第141、142款规定：“任何企图以种族为基础，压制或消灭宪法承认的各项权利，成立或企图成立旨在削弱或淡化民族感情的组织，以及领导或管理该类组织的行为，都属犯法，将被处以8到15年的监禁。”“该组织成员将受到5至12年监禁的处罚。”“如果上述罪行发生在政府机关、市政厅、学校或高等教育机构、商会或其他工会组织、国有或部分国有机构建筑物内，关押期限将延长三分之一。上述机构的雇员或官员实施这些罪行，同样依此处理。”“为保证这一法律得到实施，任何组织活动必须由2人或2人以上组成，以便于达成共识。”法令第142款第3条规定：“任何人以种族为基础，企图压制或消灭宪法赋予的权利，或企图削弱、淡化民族感情，将被判处5到10年的监禁。”第4条规定：“任何人如被发现颂扬上述行为，将被处以2到3年的监禁。”第5条规定：“如果上述罪行发生在第141款第6条规定的场所，刑期将被延长三分之一。”第6条规定：“如果上述罪行通过出版物实施，刑期将延长一半。”

1983年4月24日，土耳其颁布有关政党地位的第2820号法令，禁止组建库尔德政党。其中第81款规定：“所有政党，a.不得认为土耳其土地上存在基于民族、宗教、文化、教派、种族或语言差异的少数民族；b.不得以保护、发展、传播除土耳其语、土耳其文化之外的语言或文化为由，在土耳其共和国土地上形成少数民族，破坏民族统一；c.不得在起草、发表政党的纲领、条例、会议、公共集会和宣传中使用土耳其语之外的任何语言；也不得以其他语言使用和传播任何旗帜、记录、公告、电影、册子等；不得对其他党派违反这些规定的行为漠不关心。但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条例、纲领翻译为不受法律禁止的外国语言。”

该规定后来又通过1983年10月22号颁布的第2392号法令加以强化。第2392号法令主要针对的是其他语言的出版物问题。其中第2款特别规定：“禁止以土耳其国家承认的主要官方语言之外的任何语言表达、传播和出版各种观点……”所谓“主要官方语言之外的任何语言”，指的就是库尔德语，具体针对1979年3月11日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反对派签订协议、库尔德语成为伊拉克第二官方语言一事。土耳其政府试图用法律手段阻止伊拉克的库尔德语出版物流入本国。第2392号法令第3款重申了凯末尔主义的民族理论，称：“土耳其公民的母语是土耳其语。a.禁止以土耳其语之外的任何语言作为母语，禁止参加任何以推广该语言为目的的活动；b.禁止在公共集会中携带以土耳其语之外(甚至包括不被本法令禁止)的语言书写的布告、旗帜、标志、板报、广告等，除非得到当地最高行政机构的授权，获准以这些语言使用光盘、录音带、电影和其他媒体。”任何人违反这一法令，将面临6个月到2年的监禁和至少10万土耳其里拉的罚款(第4款)。如果违反刑法第142条第3款，还将被处以5至10年的监禁。1983年12月2日，第83/7006号政府令出台，禁止“以制造语言、种族、宗教或信条分歧，破坏民族团结和统一为目的”的电影。司法部门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与库尔德人语言、文化有关的人和事提起公诉，进行惩处。

法律禁止任何基于族群特征的活动，等于限制了库尔德人的政治参与和意见表达。严格的带有排斥性的法律氛围，使得库尔德人的合理诉求动辄被上纲上线，扣上“恐怖分子”“国家敌人”“叛国者”的帽子，缺乏充分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1966年，一位叫爱敏·宝扎尔斯兰的人编写出版了一本库尔德语儿童入门识字书，立即遭到禁止。1973年3月，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雇员弗兰兹·雷赛格因为疏忽在公司广告中出现了“库尔德斯坦”一词，被判处监禁。同期，一家国外医疗机构派往土耳其的雇员，因非法携带内容与库尔德人有关的土耳其语磁带和法语文件，被关押了5个多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协调组织携带的传统音乐录音带也被禁止，因为里面含有“库尔德音乐”。

在与库尔德文化有关的案件中，最有争议并引起国际关注的是伊斯梅尔·贝斯克奇一案，该案集中体现了土耳其民族政策的不合理性。伊斯梅尔·贝斯克奇是一位非库尔德裔的社会学家，他大学毕业后到安纳托利亚东部服役，并以那里的库尔德人为研究对象撰写论文。1969年，伊斯梅尔的论文以《东安纳托利亚的社会经济和种族基础》为题出版。虽然该论文在学术上没有争议，但伊斯梅尔仍被埃尔祖鲁姆大学予以解聘，并在1971年以“宣传共产主义和库尔德人”的罪名锒铛入狱。1974年新任总理布伦特·埃杰维特实行大赦，伊斯梅尔才获得释放。此后，1979年—1981年间，他又先后发表3篇与库尔德问题有关的论文，并向瑞士作家联盟主席写信，质疑土耳其官方的库尔德问题观点，于是再次被捕，一直关押到1987年，刑期前后达10年时间。他因此被大赦国际称为“良心犯”。

库尔德人的新闻自由也受到限制。1958年土耳其语报纸《进步的祖国》创刊，次年12月即因报道安纳托利亚东部的贫困状况受到惩处，包括主编在内的50多人被捕。70年代中期，有人准备发行库尔德语报纸，也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80年代，记者曼赫曼提·阿里·比兰德因采访库工党领导人厄贾兰被控“从事反民族宣传”，差点被判处15年监禁，后于1989年无罪释放。

在严格的法律禁令面前，即使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也难以幸免。1981年3月，前埃杰维特政府公共部长、库尔德地区马尔丁省独立议员塞拉非丁·艾尔齐被捕入狱，直到1984年才获释放。塞拉非丁获罪的起因是他在私人聚会中自称是库尔德人。1979年，政治家迈赫迪·扎那当选国内最大的库尔德城市迪亚尔巴基尔市市长。但第二年，这位市长就被判处长达32年零8个月的有期徒刑，罪名是在市长任期内使用了库尔德语。此案遭到到访的欧洲议会和国际人权联合会代表团的抗议，迈赫迪·扎那本人也提出了上诉。1987年2月，法庭将扎那的刑期缩短为26年，1991年又提前释放。

为了更好地控制库尔德人、防止叛乱、实施民族同化、推动现代化改革，土耳其政府在镇压谢赫·赛义德叛乱以后，开始对库尔德地区实行特殊管理，措施之一就是在东部各省设立享有终审权的独立特别法庭。但该法庭因权力过大、腐败严重和伤及无辜等问题，而一直为国内外所诟病。另一项措施是在东部各省实施紧急状态，由监察长(初期为一人，后增至三人)担任最高军管首脑。监察长一般从军队产生，由凯末尔直接任命，权力大于文官政府，甚至不受大国民议会的监督。1943年，一名将军不经审判就下令处死了33名库尔德人，当地法庭却在军方压力下判他无罪。此外，政府还设立了一些带有军事目的的军事行政区域。1935年后，东部地区新成立了哈卡里省、比提里斯省、宾格尔省和屯杰里省(德尔希姆)4个省份，其警察经费占到了全国经费的50％。 [12]

1950年后，土耳其实行多党选举，民主化进程加快，但东部地区仍维持军事化管理。1971年政变后，强硬派军人的政治影响力上升，政府在库尔德地区的政策更加严厉。1971至1973年，迪亚尔巴基尔市紧急状态特别法庭对1千多名库尔德人判处各种刑罚。20世纪末，随着库尔德问题愈演愈烈，政府和军队对库尔德地区的管理也愈加严格，安全部队的活动和权力随之增加。

1987年7月，为了打击库工党，土耳其政府重新在东部和东南部的10个省份实施紧急状态，并每4个月由议会表决延长一次。截止1996年3月，紧急状态已经被延长26次。1990年4月，以法令形式授予库尔德地区监察长一切权力，实施该法令的官员享有不被起诉的权利。12月16日，再次授权监察长可以不经特别法庭判决而禁止出版物发行，允许警察任意搜查居民的住宅，并将居民带到警察局进行讯问。监察长管辖范围内的一切行动无须向议会作任何解释。

1991年，针对库工党对国内安全和秩序带来的威胁，土耳其通过了反恐怖法。其中第1条规定：“恐怖主义行为就是隶属某一组织，意图改变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法律、社会、世俗和经济制度的个人或多个人的涉及压迫、暴力、强迫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行为。”该定义内容宽泛，界限模糊，所以警察随意拘捕和迫害人权的事时有发生。1995年10月，议会对该法案第8条进行修正，减少了部分案犯的关押期限，许多与库尔德人有关的案件随之撤销。

在应对库尔德问题的过程中，土耳其军队享有优先发言权，这一方面是因为官方民族主义赋予军队在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以重要作用，将其作为维护国家统一的最高工具和“民族大熔炉”；另一方面，是因为库尔德人和库尔德地区存在巨大的政治和安全隐患。20世纪20至30年代，土耳其国民预算的近四分之一用于战争，其中大部分用来在库尔德地区加强战备和镇压叛乱。这一时期，政府新修了从安卡拉到希瓦斯、从非富兹经帕撒到迪亚尔巴基尔的铁路，并由军队直接控制，以快速部署兵力。进入80年代，为了保护边境安全，防止库工党的渗透，又在与叙利亚接壤地区设立了四道电网，每隔200米设立一个观察哨。但由于与伊拉克接壤的地方地势险峻，无法设置电网，军队巡逻队很难发挥作用，所以从1985年4月起，政府在当地推行民兵制度，在每个库尔德村庄选派2至3名村民并发给武器，由他们负责保护村庄安全，提供游击队的情报。民兵制度可以使各村庄实现自我防御，抵御库工党的进攻，还能增加落后地区村民的收入，使当地部落效忠中央政府。但是该制度也一直备受争议，因为它把库尔德平民推向前线，使民兵及其家属成为库工党袭击和报复的对象。该制度在事实上也未能达到彻底杜绝渗透、控制边境的目的。

在镇压谢赫·赛义德叛乱之后，针对偏远地区库尔德人的强制迁移政策和针对所有库尔德人的“突厥化”政策逐渐变得常态化。到40、50年代，强制迁移更加明确和富有计划性。1980年，政府进一步决定对库尔德政治犯的亲属实行强制迁移，试图用这种办法，把边疆及战略要地的人口全部迁走。不过，这时的强制迁移手段有所变化，监察长有时候会对被迁移者提供经济奖励。库工党兴起后，土耳其政府加快恢复旧的政策，从1985年开始陆续摧毁了一些库尔德村庄，最终使卡尔斯省靠近苏联边境的5万居民和靠近伊拉克、叙利亚边界一些村子的农民被陆续迁走。

为了达到彻底阻止库尔德族群意识和文化认同发展的目的，土耳其政府积极消灭各种库尔德文化遗迹。典型的做法就是撤销库尔德区域、市镇和村庄的原有名称，代之以具有明显突厥文化和语言特征的词汇。如用“东安纳托利亚”或“东部省份”取代“库尔德斯坦”，用“屯杰里”取代“德尔希姆”。1960年政变后，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给库尔德城市和村庄更名。此后，每当土耳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库尔德分离主义活动加剧，政府的同化政策就更加严厉。90年代，政府军与库尔德游击队冲突达到高潮，对库尔德人及其居住区的更名工作再次受到高度重视，仅1994年一年，土耳其内政部就为国内34957个居民区中的12861个更换了名称，其中80％在东部地区。

民族同化政策加速了传统库尔德文化的衰落和消失，一些备受人们喜爱、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传统库尔德音乐日益枯竭，一些古老的库尔德建筑被严重破坏。特别是17世纪以后各库尔德公国的建筑，经常遭到被拆毁的厄运。曾经矗立在底格里斯河岸的“彩色宫殿”比尔卡·蓓蕾克，是由杰子拉地区波坦公国的贝迪尔汗所建造的，以浓郁的库尔德建筑风格艺术名闻天下，最终被政府夷为平地。

毛拉是库尔德地区的宗教人士，也是民间文人，是库尔德村庄文化的载体和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他们依靠广大群众而生存，同时给儿童教授基本的宗教知识、库尔德文学和诗歌。宗教改革以后，这些人被禁止从事教育工作。1963年，又被组织起来，接受公办学校的教育，从而彻底切断了他们与库尔德地方文化遗产的传承关系。但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指责他们是政府的“帮凶”。

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是官方意识形态向社会层面的渗透过程。后者的目的是通过促进思想领域的高度统一，奠定民族统一和国家稳定的基础。现代土耳其政府非常重视官方意识形态在库尔德地区的宣传工作。1924年至1950年一党制时期，共和人民党及其下属机构“人民之家”和“土耳其中心”是传播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组织，遍布库尔德地区各城市和行政中心。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宣传造就了大批凯末尔的库尔德崇拜者、土耳其国家的拥护者和同化政策的支持者。1950年实行多党制以后，这种高强度的官方意识形态宣传有所减弱。但1980年政变后，军政府又重新加强了这方面的宣传。

政府的同化宣传，不但否定了库尔德人的族群性和民族地位，还助长了歧视库尔德人的不良社会风气，西部的企业和工厂经常拒绝雇佣来自农村和冲突地区的库尔德人。后者没有合法证件，只能打黑工赚钱，他们的孩子也无法上学。他们居住在贫民区且经常失业。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即失业，所以对社会和政府不满，常常私下收看境外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电视节目，甚至受其鼓动而加入反政府的游击队。70年代以后，土耳其最激进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就来自于这一人群。这种结果与政府的同化初衷可谓是南辕北辙。显然，随着知识普及和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部分库尔德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越来越关心自身地位和前途问题，其文化寻根意识和族群意识比之普通库尔德人更加强烈。另外，城市地区的库尔德人和知识分子更加容易感受生活和就业的压力，对异族文化的歧视和压迫更加敏感，更容易产生心理反弹和抗拒意识，哪怕他们中很多人已经不会说库尔德语。由此看来，同化并不是消除民族和分离意识的有效方法。只要族群间有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存在，即使再古老的族群意识也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土耳其的民族同化政策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反对。库尔德族和土耳其族中的自由知识分子、西方政府和人权组织，都予以强烈抗议。迫于压力，土耳其政府在20世纪末开始放松对库尔德文化的限制。1990年5月9日，社会民主平民党领导人伊诺努在凡城发表竞选演讲，呼吁在土耳其各大学设立库尔德语学院。1991年1月27日，有人提议废除在公共场合禁止使用库尔德语的1983年法令。拥有库尔德血统的时任总理厄扎尔甚至告诉记者，土耳其有1/6的人是库尔德人。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像以往一样遭到来自政界和军界的激烈反对，就连领导了1980年政变的时任总统凯南·艾夫伦也表示赞同。

1991年12月8日，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在迪亚尔巴基尔发表讲话，委婉地承认国内有库尔德族群存在。1992年，总统厄扎尔推翻了1980年的法律，允许库尔德人有说库尔德语的有限权利，并批准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库尔德文化中心，还试图与库工党进行谈判。不久，坦苏·奇莱尔当选总理，建议采取西班牙巴斯克模式或有限自治来解决国内的库尔德问题。2001年1月，土耳其议会出现了扩大库尔德文化权利的争论。国家情报主管申卡尔·阿塔萨温认为，取消对库尔德语广播的限制符合土耳其国家利益。各大学的学术会议和媒体也越来越关注库尔德问题。 [13] 2004年，土耳其议会通过了一项语言法律，允许开展有限的库尔德语广播，并释放了9名被关押的库尔德议员。但该法律仍禁止给婴儿起库尔德名字、在政治场合说库尔德语，或在旅行途中携带库尔德语书籍。

综上所述，土耳其的单一民族国家理论正遭遇困境，与此相关的法律和制度面临着各种挑战，土耳其亟需用新的民族和政治理论解决相关问题。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耳其的现代化发展水平，以及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和变化。

第三节 库尔德人口、经济与教育

人类社会的所有族群都由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而人口数字通常由官方通过人口普查的形式获得并公布，或者由民间组织、学术研究机构等通过社会调查、历史资料的研究而获得。现有的民族国家大多存在族群—民族问题，所以人口问题不只是简单的数字统计问题，还带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中东各国的库尔德人口向来缺乏确切的统计数据，这既是数据统计方法和来源渠道不同的结果，还因为数据提供者背后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图。一般来说，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提供的数字总是大于本国政府或国际社会提供的数字。其目的不外乎彰显库尔德人的人口实力和比例，为政治服务。反过来，各国政府则倾向于压缩库尔德人口数据，甚至不惜采取模糊、淡化或掩盖的手法，为的是减轻国际社会压力，驳斥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要求等。因此，人口问题历来是库尔德问题各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备受关注。目前，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只能采取间接估算的办法，开展相对性的研究。土耳其的情况就是如此。

土耳其建国初期曾做过语言方面的人口调查，但1965年以后所有人口调查全部停止。由于严格的民族政策，即使是语言类的人口调查，也被政府方面作了压缩处理，并且不包括城市地区以及不敢表露族群身份的库尔德人在内，所以缺乏权威性，不被研究者所认可。1979年有统计显示，这一年的土耳其库尔德人口在400万至600万之间。1988年时，有人称将近1000万。 [14] 90年代初，根据总统厄扎尔透露，土耳其库尔德人口大约有1200万，约占总人口的20％。由此可见，不同人给出的数字有很大差异。其原因，一是国家从未开展过严谨的库尔德人口统计；二是许多库尔德人已被同化，难以确定族群归属；三是人口统计的范围不同，有些统计包括了西部地区的库尔德人，有些则不是。

土耳其建国后，库尔德人加快流动，流动的原因除了前面提及的强制迁移以外，还有工业发展、农村人口增长等带来的拉力和推力。所谓拉力，是指20世纪50年代后土耳其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加快，增加了工人和农民的就业与创收机会，从而吸引东部贫困地区的库尔德人到大城市和西部谋生。所谓推力，主要是农业劳动开始大量使用拖拉机、收割机等现代机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减少了劳动力的需求，使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但同时人口的自然增长并未减缓，所以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土地供需矛盾增加，失业率上升，迫使一部分人另谋出路。在拉力和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库尔德穷人和年轻人纷纷流动，离开了祖居地到外地打工或定居。20世纪60年代初，库尔德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现象已经出现。70、80年代，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改革步伐加快，人口外流速度明显加速。1950—1975年，土耳其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49％下降到26％，工业比例则从13％增加到25％。70年代中期，只有1.7％的农村人口从事农业劳动，而且全部收入来自雇佣工资。1965年，库尔德地区农村人口比例高达72.2％，1980年则下降至61.5％，1991年更降到了55％。库尔德社会逐渐城市化。 [15]

持续不断的流动改变了库尔德人口的地理分布，使之从原来基本集中于东南部各省，变成了由东向西遍布全国的分布格局。库尔德人流动的方向，首先是附近的城市，如迪亚尔巴基尔、凡省、比提里斯和锡尔特等正在迅速发展的各省省会。但这些城市很快因工业基础薄弱而出现了劳动力饱和状态，所以后来的库尔德移民只好继续向西，伊斯坦布尔是他们最远的目标。位于欧洲的历史古城伊斯坦布尔很早就是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工业化起步较早，进入20世纪发展更加迅速，与欧洲的交流十分频繁，蕴藏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很快成了国内最大的库尔德移民城市。90年代初，该市库尔德移民已达80多万。经过长期流动之后，在库尔德地区出生的库尔德人，如今已有三分之一生活在纯粹的土耳其语地区。大量人口外流使传统库尔德聚居区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屯杰里、卡尔斯、埃尔辛詹这三个省的人口增长速度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首次变成了负数。乌尔法省的人口出现了零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世纪后期，尽管政府加大了对库尔德地区的投资，大力兴建幼发拉底河大坝，改善当地的电力和农业灌溉条件，仍无法阻止这里的人口下降趋势。

目前，土耳其有18个省份被认为是库尔德人相对集中的地区，分别是阿德亚曼省、阿格里省、宾格尔省、比提里斯省、迪亚尔巴基尔省、艾拉兹格省、埃尔辛詹省、埃尔祖鲁姆省、加兹省、哈卡里省、卡尔斯省、马拉提亚省、马尔丁省、穆斯省、锡尔特省、屯杰里省、乌尔法省和凡省。此外，在一些土耳其族省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哈塔伊、马拉斯和希瓦斯三省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库尔德人。部分地区分布有小型的库尔德社区。随着库尔德人口大量外流，东部省份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阿塞拜疆人等非库尔德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大约占当地人口的20％多。多族群混合居住有利于不同族群间的交流和沟通。但也使库尔德问题不再局限于东部地区，而是蔓延到了西部伊斯坦布尔等现代工业发达地区。库尔德人与政府的矛盾，以及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活动范围，均随之扩展到国内所有的库尔德人居住地。

近代以来，经济成为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手段，也是许多人用来定义民族的核心要素。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以稳定的经济联系作为民族形成的四要素之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话说回来，是否有牢固的经济联系，就足以保证民族内部的团结与稳定？答案是不一定。因为经济联系首先意味着民族共同体内部存在物质方面的相互依赖，但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平等。而若要使民族共同体保持稳定和团结，必须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和互利。否则，经济联系纵然再强，但发展不平衡，还是会导致弱势群体的不平衡心理，使之离心离德。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之所以不断恶化，不光是因为单一民族国家理论导致了族群间政治和文化的不平等，还因为该理论导致了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库尔德地区的先天落后因素，让该地区的发展长期滞后，成为诱使库尔德人离心的重要原因。

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聚居区向来是国内最不发达的地区。土政府在建国后曾许诺开展土地改革，增加农民收入。但随着工业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和国家的经济重点向工业倾斜，只有爱琴海和西部沿海地区有明显发展，受益的是商业资产阶级、军官和官僚阶层，库尔德地区的农民则很少受到政府关注，以至于40年代末当地依然保持着封建土地关系。在库尔德农业中，地主获得的好处最多，所以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十分良好，佃农则继续受地主控制。在西部地区，土耳其族农民的状况普遍要好于库尔德族农民，拥有较多的剩余农业产品。1927至1939年，为加强交通运输和发展粮食生产，库尔德地区共修建了8条铁路。但是30年代末的战时经济政策又导致库尔德地区粮食生产下滑，农民纷纷卖地，粮价上涨，只有地主的收入在大幅上涨。

直到50年代后期，库尔德地区以畜力为基础的落后的自然经济才有所改观。1950年民主党上台后，重点鼓励发展农业生产，推广农业机械和化肥的使用，使得国内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甜菜、棉花、烟草等国内国际市场较大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但同样，农业机械化给土耳其族省份带来的好处大于库尔德地区。国家提供的现代机械，只有3.3％的拖拉机和4.7％的收割机给了后者。 [16] 此外，不合理的价格机制也影响库尔德人的收益。政府规定库尔德农户必须将烟草等经济作物收成按固定价格卖给烟草局，而不能直接投入市场，从而使种植户的收入锐减。这样的价格垄断措施明显带有歧视和不公平色彩，因为它只在库尔德地区实行，而不针对黑海和爱琴海地区，结果使土耳其族和库尔德族的经济收入差距拉大。土地分配方面，库尔德地区的不平等状况很少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土耳其一半以上的大地主集中在库尔德省份，有的地主甚至控制着740多个村庄；而72.7％的库尔德人则缺少土地，其中的42％根本没有土地。 [17] 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产者采用现代化经营方式，迫使缺少资金和技术的小经营户离开当地。随着库尔德部落社会结构的逐步转型，谢赫、阿加等传统阶层移居城市，其特权也相应削弱。总之，土耳其的现代农业政策一方面推动库尔德传统社会缓慢转型，另一方面使得只有极少数人从中获益，大多数库尔德人则承受着社会转型带来的痛苦，进而使库尔德人对政府不满。

传统上，土耳其的库尔德地区与叙利亚、伊朗两国的库尔德地区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主要是游牧转场和商品贸易。但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界线的划分，干扰或切断了延续千年的游牧路线，阻断了库尔德人的牧业经济联系。幸存下来的传统民间贸易开始演变为走私活动，再加上交通落后，最后库尔德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信息、货物和贸易联系也开始断层，地区经济的一体化遭遇阻碍。

在现代民族国家时期，弥补国内地区和族群间发展差异的方法之一，是实行优惠政策或转移支付，以帮助落后群体加快发展步伐。但长期以来，土耳其政府的民族经济构建策略很少对库尔德地区给予直接扶持。20世纪80年代以前，政府在当地的主要投资是在军事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少。70年代，库尔德地区的生产只有全国工业产值的7％。1987年头4个月的政府投资，只有5.3％被用于东部地区。 [18] 长期缺乏投资导致库尔德地区的发展全面落后。以医疗卫生事业为例，80年代末哈卡里等7个省份(总人口3788116人)的医生总数是695人，而在土耳其族聚居的埃斯基谢希尔(总人口597397人)一地就有217人。 [19] 截止90年代初，当地依然缺少合格的医疗人员，医生总数不及其他地区的四分之一，1990年，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为全国最低。即使是现有医疗人员，也因为收入低、条件差而缺少工作热情，不愿在当地久留，随时准备调走。

金融方面，土耳其金融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强大，但是库尔德地区的银行业却迟迟得不到发展，使得当地商业融资渠道有限、私人高利贷泛滥，严重阻碍投资和发展。库尔德地区位置偏远、运输不便、基础设施落后等特点，也阻碍了国内企业家的投资脚步，就连本地资本家也希望到机会更多的西部投资。20世纪80年代末，库尔德地区投资环境更加恶化。首先自1987年起，政府实行一系列的非国有化政策，导致传统的国家干预越来越少，原本有限的投资也很难保证。其次，反政府的库工党开展暗杀、破坏和游击活动，加大了私人投资的风险。种种因素造成了库尔德地区经济的持续萧条。1994年，整个东部地区只有不到10％的人口在从事工业劳动。18个库尔德省份的工业产值加起来只有全国的3％；其中6个省的工业化水平统计数据甚至为零。所谓库尔德地区的工业，大多都是无需培训、技术含量很低的项目，如建筑工程等。采矿业是现代工业的基础，也是产矿区人口的重要收入来源。库尔德地区有丰富的磷酸盐、铝、铁、石油、铬、铜等矿产，东南部11个省份的矿产量高达全国产量的95％，按理说能够为当地带来巨大收益。但这些矿产长期由国家垄断经营，像铁矿石等还要运到非库尔德省份进行加工。对于土耳其政府这种不投资还垄断当地资源的做法，库尔德人十分不满，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常以此为理由来抨击政府，库工党甚至指责政府搞国内殖民。上述矛盾的实质，是库尔德族与土耳其族在国土开发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

直到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政府才开始重视库尔德地区的发展问题，重点是经过较长期酝酿，于1988—1989年制定出了“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发展计划”，决定将全国财政预算逐级向东部转移，加大对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和收入水准，消除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促进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和就业率，推动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计划准备在东南9个省份(其中7个为库尔德省份)修建21座大坝、19座水电站和横跨8个省份的密集灌溉系统。为此，1986至1990年，政府在当地的公共支出一直高居全国榜首，共7，820万里拉，是同期当地财政收入的3倍多。但是，投资多不等于受益快。新投入的资金基本被用于大型公共项目，不但见效慢，而且不能直接用来改善民生，无法在短期内满足当地贫困人口的迫切需要。

种种因素，使得从建国初到20世纪末，土耳其库尔德地区的国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据伊斯坦布尔工业局调查，1979年至1986年，18个库尔德省份中有14个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名列全国最后，其中1979年为全国最低，1986年居全国倒数第二。这一时期的居民平均收入，还不到伊斯坦布尔或伊兹米尔居民收入的1/15。只有艾拉兹格省和马拉提亚省因为铝储量丰富、农业和商业活跃，情况才稍好一些。而哈卡里省的年均居民收入最低，不到100美元。工业化过程中，汽车拥有量是家庭收入提高的重要标志，土耳其也是如此。1991年，土耳其全国每百辆私人汽车中，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注册的只有6.4辆，而比较发达的马尔马拉地区则为46.5辆，说明了库尔德族和土耳其族的整体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在经济萧条的状态下，库尔德地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尤为明显。据迪亚尔巴基尔省工商局统计，1994年该省平均失业率在36％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美元，而全国平均值是2000美元。 [20] 经济上的失望反而提高了库尔德反政府派别的支持率，暴力活动明显增多，继而更加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迫使外来企业撤资、本地居民和资本外流。除了东部地区，在西部工业化水平较高城市，库尔德人的生存处境也不及土耳其族，他们大多处于社会下层，生活贫困。总之，从东部到西部，从乡村到城市，库尔德族和土耳其族的发展不平衡处处可见。这种状况，既是决定库尔德反政府势力强弱变化的核心社会经济因素，也是阻碍政府顺利解决库尔德问题的主要根源。

不过，任何发展都带有两面性，库尔德地区和库尔德人的发展亦是如此。80年代厄扎尔时期的私有化，加快了土耳其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步伐，1980—1990年，土耳其农产品出口总额从57.5％下降到18％。国家封闭牧场，使部分库尔德部落收入下降。与游击队的战争令许多库尔德村庄遭到破坏，削弱了传统经济和农业中的就业机会。埃尔祖鲁姆、迪亚尔巴基尔等地开始丧失产粮中心的优势地位，引起部分库尔德酋长和地主对政府的不满。一些保守的库尔德团体开始放弃支持主流的合法政党，转而支持库尔德民族主义。也有一些库尔德人借经济自由化的春风跻身企业家阶层，融入了国内政治经济的主流。许多迁移到西部并在当地投资的库尔德地主借助工业化和私有化，加入土耳其最富有的商人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队伍，如土耳其工商业联合会的主席亚利姆·埃雷兹就是库尔德人。甚至有许多库尔德谢赫成为了经理、企业家和工程师，有多位库尔德人出任政府部长。工业资本主义在改变传统库尔德社会结构的同时，也让库尔德民族主义在活动方式上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21]

毫无疑问，库尔德地区的经济状况既有当地因素，也有全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上世纪很长时期内，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很不稳定。30、40年代的高积累和备战政策使农民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50年代的农业骤起骤落，只有商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从中获益。60、70年代国内治安混乱，阶级冲突加剧，进口替代战略遭遇挫折。80、90年代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更加令社会中下阶层丧失保障，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大幅下降。90年代国内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国民经济发展迟缓，最终演变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2000年11月中旬至2001年2月下旬，土耳其接连发生两次金融风波，出现银行倒闭、股价暴跌、企业关门、失业率骤增、货币严重贬值等问题，陷入了1945年以来的最萧条状态，以致经济负增长，内债和外债分别高达764亿美元和1175亿美元，外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5％。 [22] 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库尔德地区的经济更加困难。所以，库尔德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是由全国和地方两个层面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少数族群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缩影，少数族群问题也是国家宏观经济层面问题的体现。

教育因素也导致库尔德地区的发展严重滞后。长期的民族同化政策让库尔德人经历了比土耳其族更长的语言转换过程，以致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库尔德知识分子只能用土耳其语表达思想，东部地区三分之二的库尔德人开始说着蹩脚的土耳其语，库尔德语不断远离古老的口语传统。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库尔德人由于要付出更多的语言努力，他们的知识积累十分缓慢。比这更严重的是，国家不重视库尔德地区的教育发展，造成当地教育资源奇缺，基层学校缺乏必要的物资和人员，20世纪末整个库尔德地区只有1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同化和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一起造成了库尔德人的教育水平普遍很低。1980年，60岁以上受教育的库尔德人只有33％，妇女只有19％，远低于60％的全国平均水平。1985年，东部和东南部的文盲率分别为33.5％和44.0％，也高于国内其他地区。在教育的落后状态下，库尔德人缺乏应对生存挑战所必需的文化资本，导致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仍旧主要取决于自然条件和国家政策，城市库尔德人则大部分只能依靠出卖劳力、干粗活重活养家糊口。库尔德游击队的成员和库工党的支持者大部分即来自这些群体。

第四节 库尔德人与民主政治

1950年前后，库尔德人与土耳其现代政治的关系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的重大转变。消极是指从建国初到1950年，库尔德人仓促、被动地接受新的政治环境和政府改革。积极是指1950年以后，他们开始主动和有选择地参与民主进程，以民主投票、进入议会、参加政党等方式表达意见，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消极时期，库尔德人主要有三种政治选择。一是与官方民族主义合作，接受凯末尔的民族和国家理论，认可自上而下的民族同化与融合政策。选择这种方法的人以部分军人和知识分子为主，他们因此获得进入国家权力阶层的机会。二是反对官方的民族宗教政策，抗议凯末尔改革带来的族群和宗教生存困境。这部分人的代表是宗教界和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的行为反映了一种绝望和幻想的心理，并往往以失败告终。三是偶尔盲从库尔德传统精英的政治鼓动，但更多情况下接受现实，以谋求生存为己任。秉持这种立场的人占库尔德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消极时期，库尔德人政治上的被动，既是国家高压统治的结果，也是这一时期大多数库尔德人仍缺乏强烈的族群意识的结果。当然，长期的高压政策也令他们意识到了自身文化和族群性的特殊意义，反过来促进了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的增长，并开始使这种意识与政治联系起来。简言之，库尔德人在政治上的族群化，是对土耳其国家政治族群化的对等反应。

事实证明，战后土耳其的发展有利于库尔德族群意识和族群政治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批受过现代教育并且城市化的库尔德青年逐渐成长起来，开始在思想意识和集体忠诚方面，与传统的库尔德社会发生冲突。战后很长时间，库尔德社会依然保留了浓厚的部落意识，部落贵族在农村地区仍有很深的社会根基，从而令库尔德社会呈现出新旧因素并存、老一代向年轻一代渐进过渡的特点。随着城市与乡村的界限日趋明显，城市库尔德人的思想变得更为激进，喜欢独立地参与政治，农村库尔德人则大多数在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参与政治。其结果也大不相同：城市库尔德人容易与政府对立，农村库尔德人则在发泄不满的同时，通过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的中介和政府保持联系。

战后，土耳其由一党制向多党转变，对库尔德人与政治关系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多党制是一党统治遭遇危机的产物，却给库尔德人带来重大机遇，使后者可以凭借手中的选票来影响国家政治，尤其是政府决策。所以1950年第一次全国大选之时，库尔德人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纷纷选择支持民主党，以“报复”共和人民党，并希望民主党的改革能改变生存状况，有利于族群权利的落实。民主党投桃报李，的确在上台给库尔德人带来了好处。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库尔德人随意受警察迫害的现象明显减少，一些被流放的库尔德人获准返回故乡，收回自己的土地(通常是部落首领)。民主党还倡议加强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修筑医院和公路等，获得了好评。政治上，民主党团结了许多库尔德头面人物，让他们担任市长、议员或党派代表。一些库尔德地主、谢赫由于获得了议会席位，而扩大了在城市地区的影响。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强化国家与地方选举机器的联系，远离库尔德民族主义左翼组织。他们虽有明显的库尔德族群意识，但仅仅将其限制在私人领域。所以，民主党的改革有利于库尔德人融入国内政治与社会，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从而出现了库尔德精英分子纷纷要求参加政党和进入政府，普通库尔德百姓则重视利用手中选票的现象。

但民主党的改革遭到了军方强硬派的反对，后者认为任何有利于改善库尔德人文化和政治地位的思想与政策，都是对土耳其民族与国家统一的严重威胁。军队高官还对多党制下军队政治地位的削弱极其不满。于是50年代末，在土耳其经济出现衰退的情况下，部分军官便以国家经济困难为由，要求重返政坛。终于，1960年5月27日，这批军官发动了建国以来的首次政变，提出要整肃社会政治秩序。政变者认为，民主党的自由化政策滋长了东部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增加了分离主义的风险，让库尔德问题趋于恶化，所以建议采取严厉措施。6月，当局下令逮捕了485名库尔德重要人物，并将其中55人流放到西部地区。这55人中有54人是民主党成员。这是战后库尔德人参与民主政治首次遭遇的重大挫折。

但是，土耳其军队内部的温和派深知多党民主制不可逆转，所以不支持激进派恢复一党制下高压政策的要求，并很快还政于文官政府。随后，1961宪法出台，赋予了土耳其人更多的公民权利。所以形势依然对库尔德人有利，60年代库尔德地区的投票率继续走高。库尔德人借助60年代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更多地选择以非暴力方式争取权利。1961年5月，迪亚尔巴基尔、比提里斯和凡城等地出现了游行，游行者要求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地位，反对军方重返凯末尔主义的政策，从而使战前一度沉寂的库尔德群众运动出现重新萌动的迹象。

1961年宪法没有取消对“地方主义”政党(实际是基于民族认同的政党派别)的禁令。但是，只要多党制继续存在，库尔德人就有表达意见的渠道。1961年2月，土耳其国内新出现了三个政党，分别是正义党、新土耳其党和土耳其工人党。同年大选，正义党和新土耳其党得票率最高，分享了东部地区的选票。新土耳其党的领导人之一郁苏福·阿兹左格卢博士是库尔德人，曾在1962年的伊斯梅特·伊诺努政府中担任卫生部长一职。阿兹左格卢关心东部地区的发展，积极推动当地的医院和诊所建设，结果却遭到政敌的暗算，被内政部长贝卡塔指控为搞“地方主义”，而被迫辞职。“地方主义”是土耳其政界对支持和保护库尔德人权益主张的一种代称，历来在官方民族主义的语境中带有贬义。由于土耳其法律否认库尔德人的族群性，所以官方文件一直避免使用“库尔德”一词，而用“地方”、“东部地区”等词汇加以代替。阿兹左格卢案件后，“地方主义”日益成为土耳其政坛党同伐异、攻击库尔德族政治家的宣传利器，说明即使是民主体制仍不能为承认库尔德族群性带来转机。

在这种情况下，热衷政治的库尔德人只有通过加入其他党派来达到目的。但具体选择哪个党派，由于库尔德社会的内部分化而各不相同。一般来说，谢赫、地主及其追随者们喜欢加入或支持右翼党派，如民主党、正义党、祖国党等。而反对政府、反对宗教人士和地主的库尔德青年、民族主义左派与激进分子，则首选左翼政党。20世纪60年代，左翼思潮和左翼分子在土耳其的影响力上升，他们抨击资本主义，支持“受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情库尔德人的遭遇，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左翼思潮及运动深深吸引了库尔德激进知识分子和学生，后者逐渐在土耳其工人党等左翼党派中占据多数地位。

在土耳其工人党中，党的第二把手曼赫曼提·阿里·阿斯兰是一名库尔德律师，来自亚拉拉特地区。1966年，曼赫曼提出版了第一本有关库尔德语的左派评论，但该书在第四版时即被禁止，曼赫曼提本人也被捕。对于库尔德问题，土耳其工人党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问题已经在理论上“获得了解决”，那就是库尔德人通过“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的政权组成联盟。意思是说，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库尔德问题。在实践中，土耳其工人党积极吸收库尔德人加入，加强在库尔德人中的宣传，在库尔德地区建立了许多支部。但是该党过分关注库尔德问题的倾向也引起党内非库尔德人的不满。1970年10月，土耳其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承认土耳其有“库尔德人民”的存在，成为首个表明这一立场的拥有议会席位的政党(1965年大选后，土耳其工人党拥有15个议会席位)。但是，这种公然违反凯末尔主义和相关法律的举动遭到了土耳其政府的反对，土耳其工人党随即被以从事“亲库尔德分离主义活动”的罪名而取缔，主要领导人被捕入狱。直到1974年新政府上台后实行大赦，这些人才恢复自由。

从各种分析可以看出，库尔德人支持和加入左翼党派，主要是为了获取合法的政治身份，同时也表达通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争取民族平等权利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库尔德人开始尝试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作为谋求独立或自治的理论武器。

当然，并非所有库尔德人都热衷于党派政治，有些人就喜欢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政治。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党派纷争和意识形态指控带来的困扰。库尔德独立政治家在50年代就已出现，而且越来越多，在库尔德地区的影响和支持率不断上升。1973年大选，共和人民党主席埃杰维特承诺将解决“东部问题”。但上台以后，该党的库尔德成员中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声音，令埃杰维特十分恐惧，他赶紧收回承诺，不再提所谓的“东部问题”。主流中左政党在关键时刻抛弃库尔德利益，让许多库尔德政治家感到失望，他们意识到库尔德问题或“东部问题”不过是政治家谋取选票的工具。于是，为了更加自由地表达意见，他们决定采取独立行动，接下来的1977年大选中，库尔德独立候选人表现出了更加明显的族群立场。

库尔德人与左翼合法党派的合作，既带来了一些政治便利，也暴露出了一些矛盾。首先是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分歧。左翼党派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认为库尔德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库尔德人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最终解放，它们反对库尔德人过分强调本民族的利益，认为这是对被压迫阶级利益的背叛。左翼党派还担心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会导致国家分裂，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但是库尔德人尤其是民族主义者认为，奉行马克思主义与谋求民族独立并不矛盾；其中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目标。任何反对库尔德自治或独立的企图，都无异于和剥削阶级站在一起，是对库尔德人民的另类压迫。其次，从行动策略和自由度来看，库尔德人和左翼党派也相互抵触。左翼党派始终希望维护合法的政治身份，以便为公开宣传政治主张和吸引社会支持创造条件，避免遭到被打压或取缔的危险。所以行事向来谨慎，注意遵守法律规定，不随意对敏感问题发表看法。在库尔德问题上，它们通常采用比较含蓄的方式以示对库尔德人的支持，不愿与法律和政府公然对抗。如果党内的库尔德成员有过火行为，它们轻则予以批评，重则予以清除，确保党的绝对安全。但是，库尔德人一直试图打破禁忌、借合法政党身份的掩护，公开宣扬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常常为自己寄人篱下、委曲求全的状况愤愤不平。由于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激进的库尔德人士决定另立山头，在主流政党和议会之外，建立独立自主的库尔德政治组织。

1967年，土耳其国内出现了探讨“东部问题”的公共集会，呼吁公众关注东部库尔德人的受歧视和经济落后状态。土耳其政府指责集会组织者是意图分裂国家的卖国分子。这时还出现了鼓吹民族意识的库尔德学生和文化组织，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69年成立的“东部革命文化协会”。这些活动和组织起初寄希望于能说服政府承认库尔德语、尊重库尔德人的族群文化权利，不久便倾向革命和激进的分离主义思想，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导致了土耳其国家否认库尔德民族认同和东部地区的落后状况。于是开始鼓吹暴力和激进的左翼思想，有意制造社会动荡。

1974年，数名前土耳其工人党成员秘密成立了民族主义组织——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社会主义党，以双语评论刊物《自由之路》为掩护开展活动。1976年，又有几名库尔德青年成立了人民革命文化协会。一时间，安纳托利亚的库尔德秘密组织达20多个。1977年，库尔德—土耳其双语报纸《祖国的太阳》出版发行，很快就被取缔。1980年政变后，政府严厉打击非法组织，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社会主义党在劫难逃，领导人纷纷被捕，总书记凯末尔·布尔卡伊逃往国外，继续出版《自由之路》。

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社会主义党奉行亲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主张联合土耳其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组成统一战线，通过联邦制，即土耳其和库尔德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方式解决库尔德问题。该党不主张搞武装斗争，而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对外以妇女和青年组织为合法掩护，以库尔德教师和学生为主要基础。1982年，该党发生内部分裂，元气大伤。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分别与民族与文化革命协会、库尔德斯坦民族解放游击队两个组织合并，开启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的联合趋势。

1965年，部分民族主义者效仿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成立了土耳其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创立者是乌尔法省的议员兼律师法伊克·布卡克。1969年，亲毛拉·穆斯塔法的人控制了土耳其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权力，造成内部分裂。反对派在斯万博士领导下组建了同名新党。1977年，新党更名为库尔德斯坦工人党，1983年又改名“库尔德斯坦工人先锋队”。1974年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社会主义党成立后，吸引其他党派成员加入，导致旧的土耳其库尔德斯坦民主党被再次削弱。1979年，该党最后一次分裂，产生了新的组织库尔德斯坦民族解放民兵。其余人则全部忠于毛拉·穆斯塔法。相比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社会主义党，土耳其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纲领仍很保守。1977年10月，该党代表大会开始采取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党纲明确提出要争取库尔德斯坦独立，而不是自治。

1979年，从土耳其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库尔德斯坦民族解放民兵提出了争取库尔德地区独立的主张，成为为数不多的非马克思主义派别之一。其成员大多是社会失意青年，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失业加剧、年轻人思想容易激进的特点。此外，还有许多既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又鼓吹库尔德独立的小型组织，如解放党、自由旗帜、毛主义党、斗争党等。

在激进的左翼思潮与库尔德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同时，伊斯兰教的影响也逐渐显露。1988年，一个名叫库尔德斯坦党的组织宣告成立，提出了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库尔德斯坦国家的口号，并从知识分子和纳格什班迪教团等招募成员。对外，该党反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接受来自沙特的资金支持。该党把伊斯兰教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相结合，在左派政党占优势的库尔德地区尚属首例。该党实力很小，但它的出现至少说明了伊斯兰教对当代土耳其库尔德分离主义有一定影响。

概括而言，在战后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过程中，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政治参与分为合法与非法两种。一般来说，以上层阶级为主的库尔德右翼保守派别倾向于与政府合作，愿意融入主流政治和接受民主政治的整合。但是土耳其僵化的族群政策强化了库尔德人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边缘地位，致使库尔德青年容易受激进左翼思潮和左翼政党的影响。在合法左翼政党受到压制、左翼党派与库尔德民族主义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库尔德左翼分子开始另辟蹊径，成立民族主义的秘密组织。

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地参与政治，库尔德人的诉求无外乎三个：一是抗议自己在国内的边缘地位，要求提高政治和经济待遇。二是对抗官方的族群民族主义，主张构建库尔德人的族群意识和民族认同。具体就是以公开或秘密的方式，抨击同化政策，宣扬库尔德人独特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传统。三是宣扬政治民族主义，谋求自治或独立。战后的多党制环境，令库尔德民族主义在宣传和活动方式上日益成熟，具有了一定的组织和人员基础，领导力量也从传统部落宗教领袖逐渐向现代世俗知识阶层转变，有了明确的意识形态，活动范围从乡村扩大到了城市。作为对土耳其官方民族主义种族因素和强制同化政策的反动，战后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越来越强调族群因素，且日趋激进。

不过，截至20世纪70年代，所有的库尔德政治活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未能给库尔德人的“命运”带来根本转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者内部进一步分化，部分人失望之余开始主张与政府合作，在不改变现有体制的前提下，谋求改善库尔德人的政治和法律地位；部分人则更加激进，强调暴力和谋求独立的重要意义。后一种人的典型代表就是库工党。库工党的产生与活动，使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变得空前尖锐和国际化。

第五节 库尔德工人党与国内战争

1974年，一批库尔德青年学生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等地秘密从事“反帝反封建”活动，并于1978年11月正式成立了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简称库工党)。库工党汲取其他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政治纲领。该党宣称信奉马列主义，主张组成革命的联盟，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四国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革命的最低目标是建立独立、不结盟的库尔德国家；最高目标是建立一个马列主义国家。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农民，革命的敌人是法西斯主义(土耳其极右翼派别，如民族行动党)、社会沙文主义(反对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左翼派别)、封建势力和政府代理人(亲政府的库尔德人，尤其是封建地主、部落势力)。 [23]

库工党主张使用暴力来推动民族主义运动实现“革命性”转变，认为“斗争的最可靠手段建立在广泛的暴力基础之上” [24] ，号召开展格瓦拉或中国式的长期的“人民战争”。1982年，库工党代表大会决定使用恐怖手段反对政府、打击亲政府的库尔德人、消灭一切反对派阻力。因此，该党一开始将其他库尔德组织或武装派别作为主要的袭击目标，而不是进攻政府和军队。 [25]

库工党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结构。党的领导核心是政治局，也就是狭义上的库工党。1985年，成立了外围政治组织“库尔德斯坦民族解放阵线”，负责招募人员、搜集情报、开展宣传活动。1986年成立武装组织“库尔德斯坦人民解放军”。库工党声称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实际上党内只有集中没有民主，甚至不允许有反对意见，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厄贾兰及其亲信手中。从意识形态和斗争策略可以看出，库工党奉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

库工党的思想深受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最高领导人阿布杜拉·厄贾兰的影响。厄贾兰1949年生于乌尔发省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弟兄姊妹六人，弟弟奥斯曼·厄贾兰也是库工党的主要领导。厄贾兰的母亲性格坚强，1992年9月临去世前还在参加亲库尔德的政治活动。父亲“生性懦弱”，不服管教的厄贾兰常常与他争吵。厄贾兰的祖伯父曾领导过反土耳其人的行动，是当地著名历史人物。特殊的家庭背景给厄贾兰很大的影响，他从小性格刚强，立志长大后报考军校。20岁时，厄贾兰就读于安卡拉大学政治系，后辍学。1970年因参加非法学生集会入狱7个多月，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此前，他随波逐流，对政治不感兴趣；此后则开始认真思考库尔德问题及其由来，阅读了大量左派经典著作和宣传物，不久对科学社会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深信不疑，认为只有摧毁凯末尔主义，才能彻底解决库尔德问题。他开始参加各种秘密集会，针砭时弊，结识同道，并最终成立了库工党。厄贾兰有计谋、胆量大，很快在党内树立起绝对权威。他勤于思考，喜欢理论分析，出版了《库尔德斯坦的民众战争和游击队》、《九月十二日法西斯主义与库尔德工人党起义》和《十九世纪以来的库尔德状况及库尔德工人党运动》三本著作，使之成为党员的必读之书和思想、行动的蓝本。

库工党的活动作风在某种程度上是厄贾兰性格的反映。厄贾兰具有很强的权力欲和控制欲，他性格暴躁，行事果断，自命不凡，自认为是库尔德人的救星。为了控制全党，他大搞个人崇拜，高度集权，对反对派和抗命者绝不手软。1994年，库工党领导人塞利姆·库鲁卡亚被党内判处死刑后逃往德国，出版了一本叫《阿帕言论》的书(“阿帕”是党内对厄贾兰带有敬意的昵称)，书中描绘厄贾兰是杀手、独裁者、“库尔德革命最大的叛徒”。多年以来，被厄贾兰以各种罪名下令处决或被迫逃亡的党内成员数不胜数。

库工党早期主要从事恐怖袭击活动。1979年7月30日，该党袭击著名的布卡克部落，打伤了部落酋长布卡克，并散发传单。库尔德反对派和当地警察立即对其进行围攻，土耳其军方发誓将进行严惩。厄贾兰匆忙逃往叙利亚，被阿萨德总统所收留，随后将大批同党偷渡到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营地进行训练，还联合7个土耳其左翼派别于1981年7月成立反法西斯主义联合革命阵线，同时派人到欧洲，将库工党的影响从德国扩大至荷兰、瑞典和法国等国。两伊战争(1980年9月22日—1988年8月20日)期间，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势力壮大，厄贾兰积极靠拢，分别与库尔德爱国联盟(简称库爱盟)和库尔德民主党达成协议，决定在伊北部地区设立营地，经库尔德民主党的控制区向土耳其境进行内渗透。该地区名叫罗兰(Lolan)，位于两伊和土耳其三国交界地带，地势险要，便于开展游击战。

1983年5月，库工党正式向政府目标发动进攻，打死了3名士兵。土耳其政府在征得伊拉克政府同意后，立即派军进入伊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搜捕。次年8月，库工党开始采用游击战术。作为报复，土耳其军队多次袭击了该党在伊拉克的营地。由于被土军打死的人中也有库尔德民主党的成员，所以后者开始与厄贾兰拉开距离。

库工党还袭击平民。1987年6月20日，该党游击队对一个被认为是亲政府的村落进行突袭，打死30人。库工党认为，学校和教师是政府推行同化政策的帮凶，所以在1984年8月至1994年11月先后杀死了128名教师，烧毁192所学校，导致5000多所学校因安全原因而关闭。

库工党四面出击、伤害平民的行径引起人们普遍愤怒和反对。为了摆脱支持恐怖主义的罪名，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宣布停止与该党合作。1988年6月23日，8个曾遭到库工党攻击的组织结成“库尔德运动阵线”，共同反对恐怖主义，对库工党进行联合抵制。第二年，该阵线帮助土耳其警方成功破获了库工党的部分机构，逮捕了该党两名地方领导人。

为了摆脱外界的孤立和强大压力，库工党被迫改变策略，放弃对平民的恐怖活动，转而集中精力袭击电厂、通讯线路、灌溉设施、工厂、加油站、公路建设和维修设备、旅游和商业设施等经济目标，绑架外国游客。1989年5月，游击队第一次袭击并占领了锡尔特省的煤矿，在矿区开展反政府宣传和募兵活动。该党积极寻求新的政治合作伙伴，1987年与伊朗政府取得联系，获准在伊朗西北地区建立营地。伊朗支持库工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美国利用土耳其危害自身安全、搜集有关土耳其和美军的情报。 [26] 但伊朗严禁库工党利用本国领土进攻土耳其。1988年，库工党与巴格达取得联系，伊拉克政府也试图通过它来搜集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组织的情报。库工党进一步发展与库爱盟的关系，与“革命的左翼”“土耳其马列主义共产党”等左翼组织合作，扩大在城市的影响。

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减少在北方地区的驻军，使当地出现权力真空，库工党趁机扩张地盘和发展势力。此时，国际政治领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1985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新思维”战略，实行全球战略收缩，缓和东西方关系。在外部约束突然减少的情况下，国际上一些多族群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分裂和动荡危险。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中亚地区新出现了5个民族国家，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也宣告独立，俄罗斯联邦内的民族分裂势力开始抬头，巴尔干地区爆发了激烈的民族冲突与战争。整个90年代，民族主义的烽火燃遍全球，给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以极大鼓舞。

但同时，新的困难开始出现。苏联解体削弱了叙利亚等土耳其传统宿敌的影响，使之外交回旋余地减少，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迅速下降。土耳其则在美国支持之下，与以色列缔结军事同盟，对叙利亚采取攻势，迫使叙利亚重新审视对库工党的支持政策。整个中东地区和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认为库尔德人能够从土耳其分离。所以在冷战后，库工党很难获得真正的外部支持。

面对希望与阻力并存的局面，库工党主动进行意识形态调整。此前，它以马列主义为旗帜，誓言与土耳其政府和现行制度划清界限，争取苏联支持。 [27] 现在则降低调门，第一次破天荒地否认搞“意识形态的党派运动”，表示“武装斗争从来都不是库工党的唯一选择” [28] 。

与此同时，90年代初的另一场重大国际政治事件——海湾战争(1991年1月17日—2月28日)也对库工党产生了影响，令其既喜且忧。喜的是战后伊拉克军队镇压北方库尔德武装，造成土伊边境地区难民聚集，局势混乱。库工党趁机在当地招兵买马，扩充队伍，获取大量武器，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忧的是战后地区政治力量重组，美国为遏制伊拉克而支持土耳其打击库工党。伊拉克库尔德武装也在美国庇护下控制了大片土地，重视与土耳其发展关系，甚至不惜配合土耳其来围剿库工党游击队。此外，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和库爱盟担心库工党在伊北部发展势力，危及自身生存，所以在暗中对其进行遏制。

在这种情况下，库工党开始将重点放在土耳其国内，企图通过制造事端、引发全面内战，尽早实现分离主义的目标。1991至1993年，游击队频繁向东南各省的城镇、村庄、政府机构、反对派媒体和政党发动袭击，煽动库尔德人与政府对抗，组织罢市和静坐行动。并封锁道路，设立关卡，向村民征税，建立秘密法庭审理案件，挑拨土库两大族群的关系，激化族群矛盾。

土耳其政府密切注意库工党的动向，自1991年8月起，多次派军越过土伊边境，打击游击队营地，导致后者补给困难，活动范围不断缩小，行动十分困难。双方还展开思想领域的宣传战，库工党控告政府践踏库尔德人权和文化，政府方面则指责它蓄意制造混乱，危害国家安全，是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90年代的头三年，游击队与政府军冲突的程度和范围都超过以往，不亚于进行了一场国内战争。但终究，反政府的库工党无法与整个国家相抗衡，所以战争越激烈，它的损失就越惨重。

无奈之下，厄贾兰只好用加强政治攻势的办法来弥补军事行动的不足，他积极传递求和信号，表示要通过非武力途径解决与政府间的对立。他告诉记者，如果政府允许库工党开展合法活动，并大赦政治犯，他愿意放下武器。他呼吁成立群众性的合法民主党派，推动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 [29] 他甚至放弃了库尔德独立的要求，表示愿意维护国家统一。1993年3月4日，库工党号召支持者争取实现停火和全民公决，“以便让所有库尔德人自由发表意见”。厄贾兰还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会面，托他向土耳其政府转达求和的意愿。旋即宣布从20日(库尔德人传统新年瑙鲁兹节)起实现单方面停火，强调如果政府同意政治解决库尔德问题，库工党将愿意在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和领土框架内讨论这一问题。20日，厄贾兰与宿敌土耳其库尔德社会主义党领导人凯末尔·布尔卡伊在大马士革发表联合声明，号召所有“库尔德爱国者”加强联系，共同斗争，争取在土耳其建立民主联邦制度，并将原定4月15日结束的停火期限无限期推迟。到1995年，厄贾兰继续调整策略和意识形态，传递温和信息。他修改党旗，去掉了上面的镰刀和锤子图案，他在库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伊斯兰教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目标并不冲突，随后又支持成立了“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运动”，说明他开始重视伊斯兰教对库尔德人的影响，试图利用宗教来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 [30]

但是，土耳其政府不但不理会库工党的求和姿态，还加紧了对游击队的清剿行动。于是库工党态度转硬，于1993年6月8日宣布结束单方面停火，要求取消在库尔德地区的紧急状态、停止对库尔德人的迫害和军事进攻、释放政治犯、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还威胁将以更猛烈的军事行动迫使政府回到谈判桌前。 [31] 但库工党败局已定。1994年，成千上万的土耳其士兵在F16战机配合下深入伊拉克北部地区作战，使游击队进退维谷，处境艰难。政治上，库工党因四面树敌而日益孤立。1999年2月，正在逃亡途中的厄贾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被土耳其特工抓获，6月29日被土耳其法院判处死刑(后迫于欧盟压力，改为终身监禁)。

厄贾兰被捕标志着土耳其历时15年的反分离主义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此次战争共造成5万多人丧生，400万人背井离乡。战争波及东南各省和各大城市的库尔德聚居区，以及伊拉克北部地区。战争中土耳其政府动用了经济、政治、军事、官方和民间等各种资源，耗费数十亿军费，付出了巨大代价。厄贾兰被捕使库工党元气大伤，游击队士气低落，政府军随后收复了大片地区。随着军事冲突的减少，东南部地区局势渐趋平稳，社会秩序逐步恢复。

1999年8月2日，厄贾兰从狱中呼吁同党无条件停止武装斗争、与政府进行谈判。随后多名库工党重要成员向土耳其安全部队投诚，其中包括“库尔德斯坦民族解放阵线”前欧洲发言人阿里·萨潘。10月29国庆日，又有8名库工党成员从欧洲飞往土耳其自首。2002年，库工党更名为“库尔德自由民主大会”，下属武装更名为“人民自卫队”，并宣布“武装斗争已经结束”。土耳其的库尔德反政府活动明显降温。

第六节 方法之争

在现代民族国家，打击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是政府方面的本能反应，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层面都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土耳其政府自1984年库工党发动恐怖袭击开始就明确表示，绝不容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受到威胁 [32] ，并采取相应措施来确保反分离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政府首先加强了军事打击的力度，构筑起从空中到地面、从平原到山区、从境内到境外的立体作战网络。80年代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使土耳其综合国力有所上升，从而为打击行动创造了有利的资金和物质条件，特别是部队装备明显改善，火力优势增强。其次，土耳其政府本着实用主义的立场，开始缓和僵化的民族政策，安抚库尔德百姓，瓦解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1991年，厄扎尔总统宣布废除对库尔德语的禁令，表示愿意对游击队包括厄贾兰本人实行大赦，甚至提出可借鉴美国的联邦制度，用地方分权的方式解决库尔德问题。同年10月，新任总理德米雷尔表示将废除许多压制性法律，提高库尔德人权状况。土司法部长也承诺“土耳其要成为人权记录最好的国家”。最后，发动舆论攻势，从道义上孤立反政府分子。土耳其官方媒体公开报道库工党制造恐怖事件的新闻，“恐怖分子”、“滴血杀手”等字眼频频见诸报端，使恐怖分子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土耳其极右翼势力也利用为牺牲土兵和平民举行葬礼的机会，鼓动民众反对分离主义，声讨库工党的罪行。土耳其政府称此为对库工党的“全面战争”与“心理战”。 [33]

在东南部地区，土耳其政府从80年初就恢复了紧急状态，强化对库尔德聚居区的控制。90年代授予当地驻军司令处理地方事务和应对紧急事态的一切大权，动员村庄民兵组织协助政府军围剿游击队、阻止游击队进村征兵抢粮或与村民联系、检举揭发亲游击队分子。政府利用库尔德人的内部矛盾，将大多数部落领袖和宗教人士团结起来，还强迫山区居民向平原迁移，用坚壁清野的方式切断游击队的兵员、粮草和医药补给，使其伤亡加重，承认遭遇到了“很大困难”。 [34]

厄贾兰被捕后，库尔德人的激进情绪大大减弱。首先，长期的战争冲突让土耳其族和库尔德族都受到了伤害。特别是库尔德人开始认识到，暴力无助于解决问题，分离主义的想法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放弃独立要求，转而用和平与民主的方式，在现有体制下争取自由和文化权利，致使激进民族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小。其次，自80年代起，土耳其政府开始重视库尔德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工作，当地外来投资和旅游业有所发展，库尔德人从中看到了改善经济状况的希望，大大缓和了他们与政府的紧张关系，激进思想的土壤受到削弱。最后，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使恐怖主义成众矢之的，各国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组织纷纷声明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库工党自上世纪90年代就被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为了避免被戴上支持恐怖主义的帽子，中东地区的其他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开始刻意和它保持距离，从而减轻了库尔德反对派对政府的压力。

但是，挫败分离主义的进攻不等于使库尔德问题获得了彻底解决。土耳其80至90年代的国内冲突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与建国以来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土耳其政府长期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致使库尔德人在语言、文化、政治、经济、人权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刺激了库尔德人族群意识的增长，阻碍国家认同的健康发展。各种具体的民族同化政策将政治问题族群化、族群问题政治化，结果给土库两族的关系投下了阴影。厄贾兰被捕前后，土耳其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升温，各地库尔德移民的处境明显恶化，他们在生意、就业甚至人身安全上都受到威胁。厄贾兰被捕后，执政的民主左派党的支持率迅速上升，在1999年4月的全国大选中得票最高，极右翼的民族行动党也高居第二。但是，在土耳其族欢欣鼓舞的同时，国内外库尔德人却报以更大的愤怒，在欧洲，库尔德移民接连举行抗议和示威活动，在国内，西部城市接连发生爆炸事件，令土耳其的支柱产业旅游业的收入降至最低。 [35]

20世纪后期，土耳其迫于欧盟的压力开展民主与人权改革，但改革基本上没有触动传统的库尔德政策，比如1992年启动的司法制度改革没有将东南地区包括在内。1995年7月23日，土耳其议会通过了23项宪法修正案，总理奇莱尔称这是百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宪法改革。但这次改革依然没有明确提及改善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问题。相反，政府方面继续否认土库两族在经济和人权方面的差距，否认国内有库尔德问题，谴责某些国家对此大肆炒作是别有用心。 [36] 厄贾兰被捕后，土耳其政府批准成立“人权协会”，但并不积极支持协会工作，甚至在2000年10月将协会主席阿金·比尔达尔以“同情分离主义”的罪名投入监狱。土耳其政府坚持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眼光对待少数族群权利问题，实际严重妨碍库尔德问题的解决。

众所周知，军队在20世纪的土耳其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而特殊的角色。军队对库尔德问题的看法其实就代表了国家的看法；土耳其能否放弃单一民族理论及其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方意志，以及军队与文官政府的关系。1938年凯末尔去世以后，土耳其政治本着改革主义的精神，发生了许多变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被逐步放弃，严厉的世俗主义变得相对温和，公民开始有了较大的宗教自由等。但是在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上，土耳其政府依然遵循凯末尔时期的基本观点，主要是因为军方的坚持，而且军队在政府决策中拥有很大的发言权。1960年政变后，军方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占据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更加加深了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功能。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国家安全政策的形成、制定和实施对政府提出建议”，但事实上，该委员会几乎影响所有的政府决策。

土耳其军队认为，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地位，会给国家安全和领土统一带来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文官政府很难将打击分离主义与保障库尔德人的合法权利区分开来，迫使政府内部无法就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政策达成一致意见。80年代，厄扎尔大胆提出放松对库尔德文化的限制，并派议员与库工党接触，商讨政治解决冲突的途径。但此举遭到了来自社会、政界、军界和媒体的强烈批评，那位议员不久便被革职，并遭到犯罪指控。1988年，议员阿里·艾伦对国内剥夺库尔德人语言和姓名权利的做法提出批评，立即在议会内部引发抗议，被指责违反了宪法，是在胡言乱语。进入90年代，任何议员只要主张正视库尔德问题，就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有些甚至被剥夺议员资格。除了个人，一些持相同主张的政党也被取缔。1990年成立的土耳其劳动党是第一个敢公开呼吁正视库尔德问题的合法政党。1991年，该党和社会民主人民党联合参选，获得了22％的议会席位。但该党议员莱伊拉·扎娜在宣誓就职时坚持使用库尔德语，直接导致该党被被取缔。同年，正确道路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有20多名库尔德人出任政府职务，令本届政府在东南地区很受欢迎。尽管如此，两党在对外发言中仍只能说用民主方式解决“东部问题”，主张人们有权发展自己特殊的文化认同，而绝对不敢提及“库尔德”一词。新政府上任初期，总理德米雷尔和副总理伊诺努前往东南地区，与前来欢迎的人群“称兄道弟”，鼓励他们“别不好意思，请把一切问题都告诉我们”。但当两名库尔德议员真的在议会提议正视库尔德问题、用民主方式促进土库两族和谐共处，却遭到土耳其族议员强烈反对的时候，德米雷尔和伊诺努背叛承诺，指责这两名议员煽动叛乱。 [37] 社会民主党还将这两名议员开除出党，与之划清了界限。可是不久，社会民主党自己也被控“从事种族主义宣传，与恐怖分子没有两样”，而遭到取缔。1993年4月，厄扎尔总统去世，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厄扎尔在库尔德人中有很高的威望，是唯一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制约军方的政治家。他的去世，使政治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努力受到挫折。90年代中期，厄贾兰频频停火求和，许多政治家也认为单纯的军事行动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启动政治谈判来减少损失。但这些呼声同样不受重视，有多个库尔德议员和政党还因关注库尔德问题受到了惩罚。这使部分库尔德政治家在失望之余出走国外，投入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怀抱。

在90年代的政坛中，唯一敢于坚持对库尔德问题发表不同看法的主流政党是繁荣党。繁荣党强烈批评现行的库尔德政策，主张用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化解族群对立，解决库尔德问题。1993年秋，库工党威胁要对东南地区所有政党发动袭击，只有繁荣党坚持在当地活动，说明该党诚心实意地想接近库尔德人，推动解决库尔德问题。1994年，繁荣党重要成员、伊斯坦布尔市长塔义普·埃尔多安郑重承诺，将“打破禁止承认和发展库尔德文化的各项法律……既谴责库工党的恐怖，也谴责国家恐怖；既反对库尔德种族主义，也反对土耳其种族主义” [38] 。繁荣党政府积极为城市里的库尔德贫困家庭提供福利服务。同年7月，繁荣党专门成立委员会，负责向政府提交有关东南地区的政策建议。8月，党的副主席卡赞考察了库尔德地区并提交报告，批评政府在当地实行的政策，就如何解决库尔德问题和恐怖主义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主要包括：取消紧急状态，废除村民自卫制度，寻求公正解决库尔德问题的途径，允许在教育和广播中使用库尔德语。上述建议加上伊斯兰的背景，使得繁荣党成为库尔德地区最受欢迎的政党。1995年12月大选，繁荣党获得最高的选票。次年6月，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组建联合政府，党主席埃尔巴坎出任总理。埃尔巴坎上任伊始就派人与库工党谈判，但遭到强硬派的抗议；军方警告埃尔巴坎：安全力量绝不容忍与恐怖分子的任何接触。不久，埃尔巴坎成功说服库工党释放了部分被俘政府军士兵，但并没有就此减轻外界对他的指责。 [39]

关于库尔德问题，土耳其政界向来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库尔德问题是发展问题，只要解决了经济与社会问题，库尔德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种主张坚持民族同化的政策，但它只看到了库尔德问题的物质根源，而忽视了其中的族群权利因素。第二种看法认为，应正确区分民族问题和恐怖主义，政府在打击少数极端分子的同时，要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亲库尔德的政党和库尔德民族主义温和派。第三种看法主张允许库尔德文化自治，在此基础上推动解决库尔德问题。20世纪末，土耳其国内对库尔德问题的讨论迅速升温，从政界到社会、从媒体到文化组织、从商人到非政府组织，都参与其中，多数人主张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统一的前提下，承认库尔德人的族群性，给予其相应的地位和权利。 [40]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作好承认库尔德人族群地位和权利的思想准备。

但是，上述变化依然不能促使土耳其高层在21世纪到来之前达成共识。事实上，在军队政变和干预政治的压力下，多数政党和文官政府选择了避免与军方正面冲突，它们要么沉默不言，要么主动迎合强硬派意见，甚至利用库尔德问题为党派利益服务。90年代中期，主流党派正确道路党和祖国党接连爆出腐败丑闻，社会支持率一路下滑。为了转移民众注意力、消除腐败指控的不利影响，两党不约而同地选择对库尔德问题采取强硬立场，配合军方排挤主张政治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政党，致使繁荣党政府在1997年被迫下台。土耳其主流政党的投机和不作为，等于在纵容武力解决论占据优势地位。这是土耳其单一民族理论和特殊的政治、权力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解决库尔德问题首先面临的巨大障碍。

进入21世纪，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呈现出新的变数。一方面库工党死灰复燃；另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加大了政治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尝试力度。2002年，随着库工党的活动趋于缓和，土耳其政府解除了东南地区的紧急状态。但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又导致土耳其周边形势紧张、国内库尔德问题重新尖锐起来。库工党残余势力开始恢复对土耳其境内目标的袭击，多次与政府军爆发冲突。该党企图借伊拉克战争之机浑水摸鱼，同时又担心遭到美军、库尔德民主党和库爱盟的联合夹击，所以加紧向土伊边境转移。随着美军和库尔德武装向伊拉克南部迅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库工党成员进入库尔德民主党控制区，抢占了边境地带有利于越境渗透和袭击的位置，或者经伊朗领土进入土耳其国内。

2004年初，库工党分裂成了两大派别；一派由杰米里·巴依克和穆拉特·卡拉易兰领导，一派由厄贾兰之弟奥斯曼·厄贾兰领导。由于双方矛盾无法化解，主张走政治谈判路线的奥斯曼·厄贾兰最终逃往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寻求庇护。8月5日，奥斯曼·厄贾兰在摩苏尔召集了有伊朗和叙利亚库尔德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建立名叫爱国民主党的组织，呼吁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予以支持。此时，摩苏尔正处于驻伊美军控制之下，所以上述活动显然得到了美国默许。其实，美国也希望土耳其能政治解决库尔德问题，这样就可以阻止土耳其开展越境军事行动，促进伊拉克实现国内稳定。 [41]

但是，库工党中的强硬派决定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扩大影响，他们于2004年6月宣布取消2002年2月开始的单方面停火，从6月1日至8月13日，共与土耳其安全部队发生50多次冲突。2005年5月、10月，土耳其政府担心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和塔拉巴尼当选总统会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加紧了对游击队的清剿行动。库工党被迫响应厄贾兰的号召，再次宣布单方面停火。但土耳其军方表示，除非游击队放下武器，否则不会停火。因此，冲突继续发生，不断有游击队、平民和政府军士兵伤亡。2007年6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在锡尔特省、哈卡里省和希尔纳克省建立“临时安全区”。7月，大约14万土耳其士兵部署在了土伊边境。无计可施的库工党为了吸引外界注意、使库尔德问题国际化，开始恢复恐怖活动，于2008年7月8日绑架了3名德国游客，逼迫德国放弃“对该党的敌视政策”。但德国外交部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登山者，表示不会向威胁屈服，终于在两周后使人质获释。除了搞恐怖活动，库工党还号召支持者举行示威游行，对土耳其政府进行抗议。

库工党恢复暴力活动之际，土耳其国内政治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政治解决库尔德问题的主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002年11月，新成立不久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大选，2003年开始执政。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与90年代的繁荣党在人员和思想上有继承关系。繁荣党被取缔后改组成美德党。2001年，美德党内的少壮派决定另组成正发党，后者在库尔德问题上秉持与繁荣党基本相同的立场，所以受到库尔德选民欢迎。正发党执政时期，部分被取缔的亲库尔德党派成员分化组合，于2005年成立了民主社会党，在2007年大选中有20名成员以独立候选人资格当选议员，形成了议会党团，这是第一次有库尔德背景的政党进入议会。但是11月份，民主社会党即被宪法法院取缔，部分党员受到了司法处罚。

甚至连正发党也受到了威胁。土耳其军方以正发党有宗教背景为由，在网上发布备忘录，传递逼宫警告。但是正发党成功挫败了军方的企图，巩固了执政地位。首先，它提前举行大选并赢得选举。其次，加快了土耳其与欧盟的入盟谈判进程，严格按欧盟标准实施法律和政治改革，从而排除了反对派关于它破坏世俗主义原则的指控，并通过健全制度削弱了军队对政治的干预。第三，与正在崛起的土耳其商界结成联盟，用后者的经济利益来推动和平解决库尔德冲突。 [42] 土耳其工商联合会(T SIAD)多次强调，稳定是保证市场发展的前提条件。该会主要成员都是些大商人和资本家，在国内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所以强硬派不能对他们的呼声无动于衷，从而在行为上有所收敛。第四，正发党良好的执政业绩是其最有力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正发党上台以后，土耳其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不断下降，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官员腐败得到有效遏制，民主和人权改革稳步推进，赢得了多数选民支持。

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正发党推行新的库尔德问题解决方案奠定了基础。2009年8月，正发党启动名为“民主动议”(也叫“库尔德动议”)的计划，就解决库尔德地区的冲突和政治改革问题向民众征求意见。计划的内容主要包括：承认库尔德人的文化权利，推动地方自治，满足库尔德人的政治需求，以和平方式实现两大族群和谐共处。10月，计划被提交议会讨论，但遭到强硬派阻挠。其实早在两年前，就有许多议会党派对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持反对意见。主要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领导人戴尼兹·巴依卡尔(Deniz Baykal)拒绝接受正发党的倡议，表示在地方自治和学校教授库尔德语等问题上决不让步。 [43] 极右的民族行动党领导人戴夫赖特·巴赫切利也拒绝就“民主倡议”与总理埃尔多安会晤，并且对正发党正视历史、承认库尔德文化是土耳其文化组成部分的观点进行了强烈抨击。民族行动党议员支持传统的军方观点，否认库尔德问题是社会问题，称这是西方为分裂土耳其制造的人权花招。 [44] 用西方阴谋论解释库尔德问题，是冷战后许多土耳其人的一种看法。这既是长期灌输官方民族主义的结果，也是边缘党派博取眼球的一种手段。

显然，正发党的主张有利于推动国内和解和民族构建，所以对亲库尔德党派及库尔德政治家参与和平进程有激励作用。2004年6月9日，民主党领导人扎娜、迪吉莱、多安和萨卡克4人获释后便前往东南地区，呼吁库工党放下武器。民主人民党总裁屯杰尔·巴基尔汗也呼吁库工党解散，加入“民主斗争”的行列，称自己的党派有库尔德民众广泛支持，在政府和库工党之间不偏不倚。他呼吁政府赦免库工党的成员，允许他们参与政治和竞选政府职位。 [45] 但是埃尔多安拒绝了这一建议，表示无法接受将非法的库工党与政府相提并论。埃尔多安把多数库尔德人和库工党区别对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被政敌指控与“恐怖分子”合作。

扎娜等库尔德政治家呼吁库尔德民众通过政治谈判参与政府决策。在演讲中，她交替使用库尔德语和土耳其语，称两种语言是兄弟语言。总理埃尔多安要求库工党领导人摒弃个人成见，从民族利益出发，积极响应政府的政策调整，寻求和平，还表示愿意为库尔德武装下山提供安全保证。 [46] 6月20日，奥斯曼·厄贾兰呼吁库工党坚持停火，探索民主框架内的斗争方式。

在政府和库尔德各派的努力下，库工党有了回应。2009年5月，该党主席团主席穆拉特·卡拉易兰向记者表示，希望土耳其向英国政府学习，参考北爱尔兰问题的经验来解决库尔德问题。 [47] 他还提出要和政府进行平等谈判，结果遭到了拒绝，因为这样容易给人政府已经承认库尔德分离主义的错觉。

迄今为止，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尚缺乏实质进展。政府方面，除了继续打击库尔德武装，还没有就全面解决库尔德问题达成共识。这是因为，库尔德反对派的要求与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的意志存在矛盾；土耳其现行的政治体制也不利于在政府内部、政府与反对派、政府与民众、族群与族群之间交换意见和达成共识。该体制的问题在于：一，现行选举法排除了小党派在议会表达意见的机会。土耳其选举法规定只有获得10％以上选票的政党，才能获得议会席位，导致许多小党或地区性政党无缘进入议会，自然也无法反映其政治主张。2002年选举，有近半数的土耳其选民没有自己的议会代表。所以，不断有人建议土耳其应参照欧洲国家的经验，降低议会门槛的限制，或通过议会比例代表制解决这一问题。 [48] 二，现行政党法等法律文件否认国内有少数族群存在，禁止对国家政治结构提出质疑，违者将被取缔和禁止从事政治。面对如此的法律规定，任何替库尔德族群权利呼吁的政治家和政党都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三，长期官方意识形态的熏陶和冷战时期特殊国际环境的影响，激发了土耳其政界和民众的强烈排外意识，以致任何非主流的族群或民族认同都会被视为对国家统一和安全的极大威胁，从而阻挠任何改变传统政策的提议通过。四，进入21世纪，土耳其政治的民主因素大大增强，但各党派的自私自利却一如既往，它们为了争夺选票、维护党派利益，不惜以库尔德问题为筹码，立场与观点变化多端，缺乏诚意，容易使库尔德问题的讨论节外生枝，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反而加深了库尔德人对主流政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所以未来解决库尔德问题，虽然仍以库尔德人和库尔德反对派为政策对象，但主导权在政府方面，关键是如何转变民族国家理念，改良政治机制。

[1]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71.

[2]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71.

[3] Hugh Poulton，Top Hat，Grey Wolfand Crescent：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London：Hurst﹠Company，1997，p.96.

[4] Kemal Kir爧ici and Gareth M. Winrow，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AnExample ofa Trans-state Enthnic Conflict，London：Frank Cass&Co. Ltd，1997，p.79.

[5]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73.

[6] Kemal Kirsici and Gareth M. Winrow，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AnExample ofa Trans-state Enthnic Conflict，London：Frank Cass&Co.Ltd，1997，p.86.

[7] Erik J. Zürcher，The Young Turk Legacy and Nation Building：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Ataturk’s Turkey，London：I.B.Tauris&Co.Ltd，2010，p.12.

[8] H.Arfa，The Kurds：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tud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37.

[9] Kemal Kirsici and Gareth M.Winrow，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An Example ofa Trans-state Enthnic Conflict，London：Frank Cass&Co.Ltd，1997，p.100.

[10]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83.

[11] Kemal Kirsici and Gareth M.Winrow，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An Example ofa Trans-state Enthnic Conflict，London：Frank Cass&Co.Ltd，1997，p.112.

[12]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79.

[13]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09.

[14] 〔保〕拉多伊·克勒斯特夫：《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1925—1988)》，马细谱摘译，《民族译丛》1991年第2期，第1页。

[15]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98.

[16]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00.

[17] 〔保〕拉多伊·克勒斯特夫：《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1925—1988)》，马细谱摘译，《民族译丛》1991年第2期，第1页。

[18] 〔保〕拉多伊·克勒斯特夫：《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1925—1988)》，马细谱摘译，《民族译丛》1991年第2期，第6页。

[19] 〔保〕拉多伊·克勒斯特夫：《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1925—1988)》，马细谱摘译，《民族译丛》1991年第2期，第5页。

[20] Kemal Kirsici And Gareth M. Winrow，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An Example of a Trans-state Enthnic Conflict，London：Frank Cass&Co.Ltd，1997，pp.123-126.

[21] 〔法〕侯赛因·耶尔德里姆：《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龚羽翼译，《民族译丛》1985年第2期，第23页。

[22] 陈德成：《略论布什政府对土耳其的政策》，《西亚非洲》2002年第6期，第52页。

[23] Aliza Marcus，Bloodand Belif：the PKK and the Kurdish Fight for the Independence，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7，p.44.

[24] Paul J.White and William S.Logan(eds.)，Remaking the Middle East，Berg·Oxford，1997，p.227.

[25] Aliza Marcus，Bloodand Belif：the PKK and the Kurdish Fight for the Independence，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7，p.41.

[26] Aliza Marcus，Bloodand Belif：the PKK and the Kurdish Fight for the Independence，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7，pp.111-112.

[27] Ferhad Ibrahim，“‘The Foreign Policy’of the PKK：Regional Allies and Enemies”，Ferhad Ibrahim and Gulistan Gurbey(eds.)，The Kurdish conflict in Turkey：obstacles and chances forpeace and democracy，St.Martins Press，Inc，2000，p.113.

[28] Paul J.White and William S.Logan(eds.)，Remakingthe Middle East，Berg·Oxford，1997，pp.230-231.

[29] Paul J.White and William S.Logan(eds.)，Remaking the Middle East，Berg·Oxford，1997，p.230.

[30] Aliza Marcus，Bloodand Belif：the PKK and the Kurdish Fight for the Independence，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7，pp.244-245.

[31] Paul J.White and William S.Logan(eds.)，Remaking the Middle East，Berg·Oxford，1997，p.242.

[32] Gulistan Gurbey，“Peaceful Settlement of Turkeys Kurdish Conflict Through Autonomy”，Ferhad Ibrahim and Gulistan Gurbey(eds.)，The Kurdish conflict in Turkey：obstacles and chances for peace and democracy，St. Martins Press，Inc，2000，p.68.

[33] Paul J.White and William S.Logan(eds.)，Remaking the Middle East，Berg·Oxford，1997，p.236.

[34] Paul J.White and William S.Logan(eds.)，Remaking the Middle East，Berg·Oxford，1997，p.246.

[35] Roddy Scott，“The end of the road”，The Middle East，October 1999，p.16.

[36] 《比尔汗谈土耳其外交政策》，《西亚非洲》2002年第4期，第71、72页。

[37] Aliza Marcus，Bloodand Belif：the PKK and the Kurdish Fight for the Independence，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7，pp.164-166.

[38]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08

[39] Gulistan Gurbey，“Peaceful Settlement of Turkeys Kurdish Conflict Through Autonomy”，Ferhad Ibrahim and Gulistan Gurbey(eds.)，The Kurdish conflict in Turkey：obstacles and chances for peace and democracy，St.Martins Press，Inc，2000，p.70.

[40] Kemal Kirsici and Gareth M.Winrow，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An Example ofa Trans-state Enthnic Conflict，London：Frank Cass&Co. Ltd，1997，pp.150-151.

[41] Robert Olson，The Goat and the Butcher：National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Kurdistan-Iraq Since the Iraqi War，California：Mazda Publishers，2005，p.111.

[42] Aliza Marcus，Bloodand Belif：the PKK and the Kurdish Fight for the Independence，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7，p.250.

[43] Hurriyetdaily，“Opposition leader sets red lines，incurs gov’t wrath”，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n.php？n=opposition-leader-s ets-red-lines-incurs-gov8217t-wrath-2009-08-09.

[44] Ali Aslan Kilicand Abdullah Bozkurt，“MHP’s Vural：‘Turkey forced to deal with fabricated problems’”，http：//www.todayszaman.com/news-182827-mhps-vural-turkey-forced-todeal-with-fabricated-problems.html，2009-8-3.

[45] Turkish Daily News，“The decade-long DEP trial”，Hurriyetdaily，http：//www. hurriyetdailynews.com/the-decade-long-dep-trial. aspx？pageID=438&n=the-decade-long-dep-trial-2004-06-13

[46] Turkish Daily News，“PKK rejects resumption of cease-fire”，Hurriyetdaily，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pkk-rej ects-resumption-of-cease-fire. aspx？pageID=438&n=pkkrej ects-resumption-of-cease-fire-2004-06-15.

[47] The Times，“PKK Leader Offers Turkey and Olive Branch to End War”，3 September2009，转引自Kerim Yildiz and Susan Breau，The Kurdish Conflic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244.

[48] Kerim Yildiz and Susan Breau，The Kurdish Conflic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236.

第三章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

第一节 库尔德人与伊拉克建国

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后，库尔德问题渐渐成为中东民族国家的内政问题。在土耳其使用单一民族理论解决库尔德族群问题、构建民族国家的时候，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则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

现代伊拉克是英国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在中东推行殖民统治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巴士拉和巴格达两省。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帝国与代表协约国的英国签订穆德洛斯停战协定。随后，英国根据有关条文，占领了已发现石油、库尔德人占多数的摩苏尔省。在此期间，库尔德民族主义在当地的影响力逐步上升，因为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文化和发展程度，均高于伊朗和土耳其的同族；伊北部的苏莱曼尼亚向来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活动中心，曾在奥斯曼时期出现过许多军官和文官 [1] ；此外，英国分而治之的政策也有利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英国殖民当局认为，库尔德人缺乏普遍而有凝聚力的超部落认同，缺乏愿意奉献和牺牲一切的民族领袖。 [2] 但是，为了制衡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它还是鼓励摩苏尔的库尔德人发展势力，有意提高苏莱曼尼亚的政治地位，把库尔德语定为该市官方语言，允许库尔德语报纸出版，从而为库尔德民族主义创造了机会。后者开始在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和其他族群自决运动的影响下，利用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宣扬库尔德民族认同。在苏莱曼尼亚，库尔德人提出了在英国委任统治下的独立要求，或者希望能得到法国支持。部分宗教领袖组织请愿活动，要求获得民族权利。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政治诗歌，激发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

“一战”后，土耳其也对摩苏尔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并支持当地的库尔德部落抵抗英国统治。英国于是任命著名的部落领导人谢赫·马赫穆德·巴尔金吉(下文简称马赫穆德)为苏莱曼尼亚的总督。1919年5月，又任命伊朗施卡克部落的领导人伊司马伊利·阿加(斯穆科)为摩苏尔北部地区的总督。但是，这两人都不想长期受英国的控制。马赫穆德积极发展势力，试图占领整个库尔德南部地区；斯穆科则要求获得有效自治，并计划按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理论宣布独立。英国只好对马赫穆德采取镇压行动，将其流放到了印度。8月，又将斯穆科逐出了摩苏尔地区。

1920年，国际联盟授予英国在伊拉克地区的委任统治权，英国立即在巴格达组建了临时政府。为了安抚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英国计划让1920年7月被逐出大马士革的费萨尔担任伊拉克国王。8月10日，《色佛尔条约》签订，条约最后一条责成英国在摩苏尔省以公投形式决定该省的未来去向。为了实现控制库尔德地区、驳斥土耳其的领土要求的目的，英国于1921年5月组织了全民公投。它严格限制投票者的财产资格，使参加投票的人少之又少，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宣布将摩苏尔省划归伊拉克管理。接着，又操纵了第二次选举，成功将费萨尔推上王位，宣布伊拉克为君主立宪国。1922年，英伊签订同盟条约，确认了英国在伊拉克的殖民统治地位。费萨尔登基后不愿作英国傀儡，便积极加强对伊拉克的实际控制。为此，他劝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与英国合作，支持将摩苏尔并入伊拉克，以增加逊尼派人口，制衡什叶派的势力。 [3] 英国为了让伊拉克加入国联，也表示愿意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因此，1921年的临时宪法规定，伊拉克国家是由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两大族群构成，库尔德语具有和阿拉伯语相等的地位。据此，新成立的伊拉克政府中吸收了一些库尔德代表。为了加强对库尔德地区的控制，英国高级专员开始直接负责当地事务，从而使该地区成为半自治的实体。英国努力要将伊拉克打造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客观上为现代伊拉克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英国的怀柔政策，助长了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双雄并立的格局。所以，在土耳其将全国人口视为单一民族而构建国家的同时，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则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从此以后，伊拉克历届政府至少在理论和法律层面是承认国内族群和文化的多样性的。

英国虽然获得了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但这种权力并不稳固，对内，它面临阿拉伯人此起彼伏的政治抗议和武装起义，对外需要应对土耳其的各种破坏和阻挠活动。1921年6月，在土耳其策动下，摩苏尔的库尔德人多次叛乱，威胁英国人和阿拉伯人在当地的统治。第二年，土耳其再次对摩苏尔提出领土要求，并于9月份派军官阿里·沙飞克(厄兹·德米尔)在苏莱曼尼亚领导库尔德人起义，将英国军队逐出当地。为了阻止土耳其继续推进，英国决定重新启用库尔德人，于10月将马赫穆德从印度召回。后者刚刚抵达伊拉克，英国殖民当局和伊拉克政府就宣布：“承认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生活和组建政府的权利……库尔德人将派代表赴巴格达讨论与两国政府的经济政治关系。” [4] 借着这一机会，马赫穆德立即宣布组成内阁，并成立了独立的武装力量。10月18日，马赫穆德在苏莱曼尼亚宣告成立库尔德斯坦国，自封为“国王”，还出版了《库尔德斯坦报》。

马赫穆德的一连串举动令英国出乎意料，它本意利用马赫穆德对付土耳其人，没想到却放虎归山，适得其反，因此与马赫穆德的关系重新紧张起来。双方的矛盾主要有两点：一是基尔库克的管辖权问题。马赫穆德希望由自己控制这一地区，英国则希望将其并入巴格达省。二是马赫穆德没有按英国计划去进攻土耳其，反而想火中取栗，挑拨土英两国的关系。尽管如此，由于伊拉克政府尚未建立起独立武装、费萨尔国王也需要时间来动员其他库尔德派别反对马赫穆德，所以英国和费萨尔政府都保持克制，没有立即对马赫穆德动手。1922年12月22日，英国与马赫穆德发表联合声明，承认库尔德人有在伊拉克境内建立政府的权利。

到了1923年2月，随着准备工作的完成，英国不再忍让马赫穆德，它开始指责马赫穆德参与游击队起义、与南部的什叶派起义暗中勾结。英国皇家空军在苏莱曼尼亚上空抛撒传单，敦促马赫穆德缴械投降。3月4日，马赫穆德撤出了城市地区，进入山区继续抵抗。英军发起进攻，极力阻止马赫穆德与土耳其人会合，并迫使土耳其从里万杜兹撤军，很快使马赫穆德失败并流亡伊朗。

但是，英国虽然取得了军事胜利，却无法阻止库尔德人继续反对费萨尔的统治，流亡国外的马赫穆德仍设法对库尔德人施加影响。1923年6月，为了不让马赫穆德东山再起，英国将多个库尔德地区并入了阿拉伯地区。至此，“一战”后短暂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运动宣告结束。7月，马赫穆德重返苏莱曼尼亚，但早已风光不再。这一月23日，英国与土耳其签订《洛桑条约》，同意将两国对摩苏尔的争议问题提交国联裁决，从而彻底击碎了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可能。为了使伊拉克加入国联，费萨尔政府极力地讨好库尔德人和国联调查委员会，敦促国内的阿拉伯人要尊重“自己的兄弟库尔德人”，并鼓励库尔德人做一名好伊拉克人，“强烈谴责人们反对库尔德人学习和使用库尔德语的做法”。英国则加强武力威慑，皇家空军于12月份恢复对叛乱者的空袭行动。1924年3月，伊拉克立法选举结束，苏莱曼尼亚的库尔德人最后一次起义，遭到了皇家空军的狂轰滥炸。7月，英国完全占领了苏莱曼尼亚，马赫穆德再次逃往伊朗。

英国殖民当局和伊拉克政府在设法打消库尔德人独立意图的同时，努力使库尔德人树立国家认同。1925年3至5月，国联调查团经调查后认为，当地确实有库尔德语的族群在生活，但调查团没有表示支持库尔德独立的任何意思。相反，12月16日的国联大会宣布，同意将摩苏尔省并入伊拉克，对伊拉克和土耳其的边界做了明确划分，同时希望伊拉克尊重库尔德人的族群认同。作为委任统治方，英国受邀在国联大会作了报告，阐述了摩苏尔的管理状况和自治形式，表示承认库尔德人的族群权利。伊拉克政府为了能加入国联，承诺将建立翻译局、起草法律、保证库尔德人的语言权利、任命库尔德人担任库尔德地区主要领导、在国家教育和内政等关键部门任用库尔德人。接着，费萨尔国王、王储和政府高官相继访问了北部地区。但是，除了在1926年颁布地方语言法，允许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两地的库尔德人优先使用母语发展教育和出版书籍外，伊拉克政府并没有完全兑现这些承诺。尽管如此，这是伊拉克独立以来首次向国际社会承认库尔德人及其文化的合法地位，为土耳其和伊朗两国所不及。 [5]

这一时期，英国和费萨尔当局的工作重点，是以分而治之的策略控制桀骜不驯的部落势力，树立中央权威。它们放弃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中央集权措施，允许部落领袖搞地方自治、保留武器和民兵，并从著名的库尔德家族中选拔省长。经济上，英国废除了奥斯曼时期对土地使用期的限制，允许部落酋长和谢赫拥有土地所有权。上述有利的土地税收政策最终使地主阶级成为伊拉克最富有的阶层。这种有利于传统社会阶层的政策，将库尔德人分化成了亲土耳其派、泛伊斯兰主义派、民族主义派和君主派等不同派别，甚至连民族主义分子中也不乏君主制的支持者。至于那些不听话的库尔德人，当局要么毫不留情地加以逮捕，要么将其逐出原来的势力范围。1925年，伊拉克政府开始对潜藏在伊朗的库尔德逃亡者进行打击。次年又与伊朗部队采取联合行动，但遭到了失败，于是动用英国皇家空军发动空袭，迫使在两伊边境活动的马赫穆德与英国外交官康瓦利斯进行谈判。20年代末，伊拉克政府进一步向偏远地区的库尔德部落发动攻势，结果激起后者的强烈反抗，领导者是巴尔赞地区的谢赫·阿赫麦德·巴尔扎尼。阿赫麦德是后来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著名领导人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的哥哥。显然，这一时期的库尔德叛乱，其主要目的是反对加强中央集权、保护部落的既得利益。

20年代后期，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除了部落首领和教团谢赫发动的叛乱以外，还有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民族主义运动。1926至1927年，随着关注政治的库尔德文化组织纷纷出现，摩苏尔一度成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中心。英国当局出动警察解散了其中的一些秘密组织。不过从全国来看，英国在这一时期的最大威胁还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拉伯人如火如荼的罢工、罢市、游行示威和游击战的打击下，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在1930年6月30日与努里·赛义德政府签订同盟条约，准备结束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规划双方的未来关系。英国试图用对伊拉克独立的表面承认，来换取对伊内政、外交和国防的实际控制。为了获得伊拉克议会的批准，条约只字未提库尔德人的权利问题。事实上，由于库尔德人的抵制，巴格达此时仍未完全控制库尔德地区。因此，苏莱曼尼亚的库尔德上层对英伊条约表示了不满，他们提醒当局注意1925年12月的国联大会决议，并向国联发起请愿活动。9月6日，苏莱曼尼亚出现了反对英伊条约的骚乱，揭开了城市地区库尔德反政府行动的序幕。这场骚乱的领导权最终落入了马赫穆德之手。为了镇压骚乱，伊拉克军队和英军联合行动，向人群开枪，打死数十人，逮捕了许多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国联也拒绝了库尔德人的请求。到1931年4月，马赫穆德失败，又逃入伊朗境内。伊拉克政府表示，马赫穆德只要放弃与中央作对，就可获得他原来的封地。马赫穆德于是投降，并遭到软禁，直至1956年去世。马赫穆德的小儿子巴巴·阿里被送到巴格达接受教育，实际是被政府当作人质，这是伊拉克政府控制部落势力的惯用手段。

马赫穆德是早期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特殊代表。他有着浓厚的部落和宗教背景，拥有传统固定的地盘和社会影响。他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寻求自治或独立，但真实目的是扩张自身权力、在库尔德地区称王称霸。他所理解的民族仅仅是传统部落观念的放大。他为了达到目的，不停在土耳其和英国之间周旋，甚至愿意让苏莱曼尼亚接受安卡拉的统治，深刻反映出他根深蒂固的部落投机思想。他满足于地方割据的狭隘意识，是库尔德民族主义向现代过渡的必然特征。

现代伊拉克国家的雏形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这首先是为了适应英国对两河流域的殖民统治需要，而不是伊拉克人民主动选择和斗争的结果，所以，库尔德人一开始并没有被有效整合到中央集权和全国统一的政治体系之下，从而为英国人离开后伊拉克如何构建民族国家留下了难题。在这一时期，伊拉克库尔德社会十分落后，缺乏明显的族群意识，还称不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6] ；库尔德民族主义也处于幼年阶段，库尔德知识分子力量薄弱，不得不受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接受部落和宗教领袖的领导，以便借他们的影响使民族运动向前发展。但是，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的封建性质，决定了他们首先关心个体和局部利益，而无法整体促进库尔德族群意识的发展、增强库尔德人的团结。因此，在殖民当局和伊拉克政府的双重镇压下，所有争取政治自主的库尔德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不管怎样，正是在伊拉克，中东库尔德民族主义第一次向社会下层开放 [7] ，发展成群众性运动，为其后来的发展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调。

第二节 毛拉·穆斯塔法与库尔德民主党

虽然在早期，部落和宗教领袖没有推动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但在后来，以谢赫·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及其家族为代表的传统力量却在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着核心领导角色。从而使伊拉克的库尔德运动与土耳其、伊朗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些家族没有随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而衰落，反而借助自身的社会基础和策略调整，逐渐在政治上站稳脚跟，顺利实现了角色转换。魅力型的传奇领袖、团结顽强的部落武装、灵活弹性的斗争策略、替库尔德人代言的坚定立场、积极扩张库尔德人的利益(比如石油)……是这些家族始终屹立不倒的有利因素。由于他们的活动，伊拉克的民族构建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如何处理政府与库尔德反对派之间关系的问题。

谢赫·巴尔扎尼家族在19世纪就因反抗奥斯曼政府而声名赫赫。他们既是纳格什班迪教团的领导，也是强大的部落领袖，所辖部落以骁勇善战、忠于领袖而著称。谢赫·巴尔扎尼家族和其他传统势力一样，之所以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起初也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英国殖民者的到来、费萨尔政府的成立、新国家的中央集权措施，都严重威胁传统的库尔德社会结构，使之不约而同地作出了对抗性反应。1927年，巴尔扎尼家族的谢赫·阿赫麦德开始行动，向附近修建兵站的英军发起进攻，以示对外来统治的不满。1931年，派人支持土耳其亚拉拉特山起义，正式发动叛乱。伊拉克政府应土耳其政府的要求，开始支持阿赫麦德的邻居兼死敌谢赫·拉希德部落搞破坏行动，但是阿赫麦德打败了拉希德部落。伊拉克政府只好向英国皇家空军求助，通过一连串的行动，于1932年击溃了阿赫麦德的部队。阿赫麦德逃往苏莱曼尼亚，不久便与弟弟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以下简称毛拉·穆斯塔法)一起被土耳其抓获，带到了伊斯坦布尔，后流放埃迪尔内。两年后，被移交给伊拉克政府，于1936年流放到了苏莱曼尼亚。

谢赫·阿赫麦德叛乱失败后，伊拉克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走入低潮。城市地区的库尔德知识分子仍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但他们力量弱小，缺乏严格组织。同时，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在库尔德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1934年，社会主义组织“群众路线”和伊拉克共产党宣告成立，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纷纷加入，客观上加强了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的联系，提升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理论水平。1936年，“群众路线”在伊拉克领导了“一战”以来中东地区的首次政变，领导者巴克尔·西迪格军官就是库尔德人。这次政变鼓舞了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绪，在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两大城市，库尔德知识阶层的力量有了明显发展，他们出版杂志，建立地下团体，开展库尔德族群和民族意识的启蒙工作。在共产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在各地大量涌现，影响最大的是苏莱曼尼亚的“樵夫”和埃尔比勒的“希望党”。希望党1941年成立，前身是“兄弟会”和“卡尔柯尔”两个组织。“兄弟会”以伊斯坦布尔的库尔德俱乐部为基础，网罗了一批名人和知识分子，由谢赫·阿赫麦德的儿子谢赫·拉提夫担任领导。“卡尔柯尔”则由亲伊拉克共产党的进步青年组成。希望党合并了这两个组织，随后以巴格达为基地，在各大库尔德城市发展分支机构。希望党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倾向，又是彻底的民族主义政党，自认为代表了库尔德社会的各个阶级。它的民族主义论调吸引了许多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对农村阿加、地主及其控制下的农民吸引力不大。党员有教师、学生、小资产阶级和少数部落成员。由于阶级成分复杂，党内有左右派别之分。右派认为只有首先与英国人和解，才能争取库尔德民族权利，所以该派反对外来的共产主义。左派则在苏联入侵伊朗并支持当地库尔德民族主义事件的影响下，认为只有通过革命和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左右派之间分歧严重，不利于党内团结，所以各派都希望有更加权威的人担任领导，他们把目光对准正在流放的毛拉·穆斯塔法，决定推举他担任希望党的最高领导。这样，希望党就成为毛拉·穆斯塔法加入民族主义阵营的组织基础。

毛拉·穆斯塔法1904年出生，先后在村庄和苏莱曼尼亚接受过宗教教育，获得了毛拉头衔。在求学和游历过程中，第一次对库尔德人这个群体和所谓国家有了直观认识。在流放苏莱曼尼亚期间，他意识到不可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完全信任，再加上他生活困难，于是决定逃跑。1943年7月，在希望党和一些部落领导人帮助之下，他成功逃离苏莱曼尼亚，回到了巴尔赞地区，立即发动叛乱。这一年他39岁。

1943年10月，毛拉·穆斯塔法成功击退前来镇压的政府军。此时，伊拉克政府正疲于应付全国动乱，所以派库尔德人马吉德·穆斯塔法前去谈判，但没有成功。所以政府军继续进攻，在12月打败了毛拉·穆斯塔法的部队。后者只好向英国求助。英国人施加压力，迫使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同意谈判并撤走军队、大赦叛乱分子。1945年2月，毛拉·穆斯塔法率一支酋长代表团到巴格达，宣布服从中央统治。赛义德首相也表示将满足库尔德人的要求，认真解决库尔德问题。赛义德向议会提交计划，建议成立杜胡克省，管辖摩苏尔的所有库尔德居住区；任命库尔德人担任教育副大臣；增加对库尔德地区农业和社会服务的投资。 [8] 但是，该计划被英国和伊拉克议会双双否决，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人的谈判随即破裂，英国拒绝继续担当调解人角色。3月，伊拉克全国大赦，但库尔德人并不满意。进入夏季，巴格达决定重新在苏莱曼尼亚设立警察站，遭到了反对。于是8月，伊拉克军队在英国空军配合下，向毛拉·穆斯塔法的部队发起猛攻。毛拉·穆斯塔法的库尔德反对派，尤其是他的岳父马赫穆德·阿加·兹巴里也加入了政府一方，迫使毛拉·穆斯塔法边打边退，向边境地区转移。这时候，伊朗库尔德人正远离苏联和伊朗军队的威胁，所以毛拉·穆斯塔法选择向伊朗进军，最后率1万人到达马哈巴德。在那里，他会见了马哈巴德共和国“总统”卡迪·穆罕默德，发誓效忠库尔德人的民族事业，被任命为马哈巴德共和国的军事领导人。他的人马被分散安置在马哈巴德各地，其中3000精锐部队驻守马哈巴德市区。毛拉·穆斯塔法的部队纪律严明，成为马哈巴德最具战斗力的武装。但由于有方言和文化差异，这支部队很少与当地人往来。这进一步证明当时中东库尔德人缺乏内部自由沟通的条件，族群内部差异阻碍了库尔德人结成坚强有力的共同体。在马哈巴德期间，毛拉·穆斯塔法积极发展与苏联的关系。马哈巴德共和国灭亡后，他回到伊拉克，下属部分人员包括妇女儿童向政府投降，余众分散各地。1947年6月，伊拉克军政府处死了部分投降者，迫使毛拉·穆斯塔法决定出走。6月10日，他突破两伊军队的重重封锁，进入苏联。时隔11年零4个月后，才有机会返回国内。

毛拉·穆斯塔法的失败，暴露了部落社会结构和希望党的缺陷。希望党由于内部思想分歧而难有大的作为，该党后来在左派势力影响下，奉行亲苏反帝(反英)路线，与毛拉·穆斯塔法拉拢英国、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想法相左。由于矛盾难以调和，希望党开始走向衰落，来自政府方面的镇压行动加快了它的分裂，部分党员开始亲近共产党，部分人更加保守，还有人准备另起炉灶，建立新党。

毛拉·穆斯塔法在马哈巴德期间学习了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经验，希望党也派代表前往商讨合作事宜。双方最后同意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和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一样的独立政党。这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第一次明确提出按国别独立建党 [9] ，说明地方意识和国家意识开始影响各国库尔德人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东民族国家的概念正在对库尔德人发挥作用。1946年8月16日，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在巴格达秘密成立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简称库尔德民主党)，选举流亡中的毛拉·穆斯塔法任党的主席。党内设立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库尔德知识分子制定了党纲和党的组织结构。党纲主张在统一的伊拉克框架内寻求落实库尔德人的各项权利，反对英帝国主义将库尔德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强行合并。但党纲缺乏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内容，没有明确提出如何处理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部落势力在党内的影响很大，以致其他政治家被边缘化。严格说，此时的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只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集合体，还算不上是现代政党。

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成立后，积极扩大影响。1946至1957年，它极力争取伊拉克共产党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支持，但由于领导人毛拉·穆斯塔法流亡国外、党的活动受政府限制，所以效果不大。1947年1月，随着党的几位主要领导被捕、伊拉克共产党对党内的影响逐步增强，库尔德民主党开始鼓吹马克思主义，号召开展反帝斗争，而淡化了民族主义思想，提出了实行民族自决、但反对分离主义的口号。195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农业改革和石油国有化的主张。这一时期，库尔德学生运动也有所发展，运动的参加者出版和散发民族主义的宣传物。流亡苏联的库尔德人不时通过电台向国内广播。1957年，库尔德民主党试图加入刚刚成立的伊拉克民族联合阵线，未能成功。同年，民族联合阵线与秘密的自由军官组织建立了联系。伊拉克的主流政治依然是反帝反封建，即对外争取主权独立，对内反对君主统治。

第三节 卡塞姆政权与库尔德问题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在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将军领导下发动政变，推翻君主统治，建立了共和国，史称“七月革命”。新政府鼓励多党合作，积极吸收独立派、民族民主党、复兴党、库尔德人和左翼人士加入内阁。和君主制政权一样，新政权同样面临整合两大族群、构建民族国家的重任。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则满怀期待，主动发展与新政权及伊拉克国家的关系。

“七月革命”爆发当天，被关押在基尔库克监狱的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总书记伊布拉西姆·埃合麦德致电革命指挥部，表示支持革命，希望共和国从此迈入新的时代，加强阿拉伯、库尔德两大“民族”的关系，实现共同繁荣和进步。第三天，库尔德民主党致电全体库尔德人，表示将牢记库尔德“民族”的使命，坚决保护伊拉克共和国的一切力量。 [10] 卡塞姆接见了库尔德族领袖艾哈迈德·巴尔扎尼教长，后者同样支持和忠于共和政府。 [11]

新政府在革命激情和民众爱国热情的推动下，实行宽松的库尔德政策，吸收谢赫·马赫穆德的儿子巴巴·阿里加入政府，还下令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允许使用库尔德语进行广播和发行书刊，同意库尔德地区的小学教育使用库尔德语，各个大学还成立了库尔德语系。两周后，伊拉克临时宪法出台，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民族等问题。宪法第三条承认，伊拉克国家是由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联合组成；保证要让两大族群分享权力，禁止宗教、种族、语言或信仰方面的歧视。伊拉克军队采取新的军徽，其图案是两把相互交叉的阿拉伯剑和库尔德匕首。新政权通过各种因素彰显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的兄弟关系，以此来强化各族群的国家意识，强调共同的伊拉克人身份。 [12] 但宪法第二条规定：“伊拉克国家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七月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阿布德·萨拉姆·阿里夫甚至主张伊拉克与叙利亚合并，表现了强烈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再次强调了伊拉克的阿拉伯属性，令库尔德人无法接受。

临时宪法既承认国内族群的多元性，又强调国家的阿拉伯属性，这种歧义的存在说明了新政权内部在如何构建民族国家问题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其实是泛阿拉伯主义(卡米亚)与伊拉克国家主义(瓦坦尼亚)的分歧。1948年以后，中东泛阿拉伯主义越来越倾向于激进的族群民族主义，喜欢用特殊的阿拉伯历史神话否定其他族群的合法存在，在伊拉克，就是否认库尔德人的族群性。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推动者，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认为库尔德人属于阿拉伯血统，只是因为殖民主义的缘故而从自己真正的阿拉伯祖国分离；历史上的萨拉丁其实是阿拉伯人。但是，也有部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信奉国家主义，强调应重点关注伊拉克的内部事务。他们支持伊拉克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联合，但反对搞政治统一或合并，主张承认国内非阿拉伯人的族群性。随着反帝反殖民主义情绪的高涨，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逐渐上升，尤其受到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欢迎。 [13] 比较而言，泛阿拉伯主义和国家主义都属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范畴，但伊拉克国家主义更具有包容性和地方性。库尔德民族主义就是在这两种思潮的包围与作用下不断发展。

所以，临时宪法中有关国家属性和库尔德人的规定，是上述两种思潮较量和折中的结果。对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而言，他们不希望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怕库尔德人的地位因此而难以保证。所以，在临时宪法颁布的当日，埃合麦德就率团造访卡塞姆，提醒他两个民族曾并肩反对君主制的历史，还对旧政权在文化、教育、语言和官员任命等方面对库尔德人的严重歧视提出了批评。卡塞姆则重申了两个民族的兄弟关系，希望毛拉·穆斯塔法能返回国内。但以阿布德·萨拉姆·阿里夫为首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反对让毛拉·穆斯塔法回国。最终，毛拉·穆斯塔法还是于10月6日顺利回到巴格达，受到了卡塞姆的热烈欢迎。毛拉·穆斯塔法向新政权和卡塞姆效忠，赞扬了伊拉克的反帝反殖斗争，希望土耳其、伊朗库尔德人也能够获得和伊拉克库尔德人一样的权利。卡塞姆承认了毛拉·穆斯塔法的库尔德人领袖地位和库尔德民主党的合法性。不久，毛拉·穆斯塔法又访问开罗，会见了埃及总统纳赛尔。最后才回到巴尔赞部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权力的过程，特别是主流政治派别之间能否团结一致、用一个声音说话，对促进少数族群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有重要意义。比较土耳其和伊拉克的情况可以发现，前者在构建民族国家的初期就形成了高度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民族政策，后者则模糊不清，随事态的发展而变化，1958年革命后更是这样。正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反复不定，越来越使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对新政权丧失信任，让库尔德族群意识在接连不断的矛盾冲突中向前发展。

“七月革命”后，伊拉克政局尚不稳定，各派之间意识形态分歧严重、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在如何构建伊拉克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分成了三个阵营：一是以卡塞姆总统为首的民族民主党人；二是以阿布德·萨拉姆·阿里夫为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三是伊拉克共产党。民族民主党人主张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反对伊拉克追随埃及总统纳赛尔。阿里夫派鼓吹阿拉伯统一事业，积极推动伊拉克与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共产党则号召开展土地改革和消灭剥削，对外追随苏联，支持无产阶级大联合，是唯一承认库尔德族群并倡导社会经济改革的伊拉克党派。上述三派分别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实力，相互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置身于三大阵营之外，同时又是三方极力拉拢或打击的对象。1958年底，三大阵营的斗争开始升级。次年3月，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本营摩苏尔爆发了反对卡塞姆的叛乱。7月，共产党在基尔库克制造骚乱，以迫使卡塞姆允许共产党加入政府，导致卡塞姆决心镇压共产党。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很快被卷入这场斗争：毛拉·穆斯塔法选择支持卡塞姆总统，帮他镇压了阿里夫派在摩苏尔的叛乱；卡塞姆总统则谴责共产党在基尔库克制造骚乱。

外部斗争延伸到了库尔德民主党内部。毛拉·穆斯塔法趁机推翻亲共的总书记埃合麦德，使前任总书记阿卜杜拉恢复原职。但阿卜杜拉继续奉行亲共路线，不为卡塞姆总统所接受，毛拉·穆斯塔法只好又反对阿卜杜拉。毛拉·穆斯塔法之所以从亲共突然转向反共，除了讨好卡塞姆总统以外，还因为这时伊拉克开展农业改革、共产党民兵十分活跃，吓坏了里万杜兹的库尔德酋长，导致后者发生了叛乱。叛乱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毛拉·穆斯塔法已经意识到库尔德民主党被共产党控制，于是决定夺回权力。1959年库尔德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毛拉·穆斯塔法指责伊拉克共产党企图加害于他，并联合埃合麦德及其未来的女婿加拉勒·塔拉巴尼等青年知识分子，赶走了党内的亲共分子，重新选举埃合麦德为总书记，让塔拉巴尼进入了政治局。但重组以后，库尔德民主党依旧矛盾重重，埃合麦德表面上服从毛拉·穆斯塔法的主席地位，暗中却极力消除他在党内的影响。埃合麦德宣布了新的党章，声称遵循马列主义、支持全体库尔德人的独立事业，设想未来要在库尔德地区开展改革。埃合麦德、塔拉巴尼等人代表了城市的非部落势力，库尔德民主党在他们推动之下，开始在50年代加强了对伊拉克国家的认同，强调在民主的框架内实现诉求，淡化了与别国库尔德人的联合。他们支持卡塞姆的反帝斗争，同时积极争取族群文化权利，要求将瑙鲁兹节定为官方节日、给予什叶派库尔德人以公民权等。大多数普通库尔德人更是难以提出从伊拉克分离的要求。

毛拉·穆斯塔法在外流亡11年之久，回国后仍能实现对库尔德民主党的控制，主要归因于他的实力和能力。20世纪50、60年代，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核心力量除了知识分子外，就是传统部落势力，毛拉·穆斯塔法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此人经过长期斗争，具有很高的个人威望，而且通过打击敌对部落完全实现了对库尔德民主党核心机构的控制。军事上，他拥有两千多名部落敢死队员和易守难攻的部落地盘。对外获得大批外国武器援助、资金和道义支持。政治上讲求策略，善于作统战工作，不断扩大社会基础，盟友中既有谢赫、地主和宗教领袖，也有共产党人、农民和工人。毛拉·穆斯塔法庇护所有反对政府而又效忠于他的人。他的斗争经验、政治号召力和军事资本决定了库尔德民主党要有所作为，必须接受他的领导。当然，并非所有库尔德部落都支持民族主义，多数部落的政治好恶基本不受族群因素的影响，而是取决于财产、土地和自由的得失。 [14] 兹巴里部落和贺吉斯部落就长期与毛拉·穆斯塔法作对，是伊拉克政府分而治之的重要工具。

在完成驱共以后，库尔德民主党与卡塞姆的关系重新紧张起来，国内政治空间越来越对库尔德人不利。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军方的压力下，卡塞姆的民族国家构建策略日益向他们倾斜，他试图通过搞政党平衡，让反对派相互制约，以坐收渔利。于是在1960年颁布了社团法，宣布取缔共产党，向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民族主义施压。

为了避免关系继续恶化，毛拉·穆斯塔法被迫同意驱逐在伊拉克的伊朗库尔德民主党代表，但作用不大。首先，卡塞姆反对库尔德自治，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其次，上台三年来，卡塞姆通过分化瓦解，成功削弱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势力，接下来就要对付国内最大的政治势力库尔德民族主义；最后，卡塞姆迟迟不兑现自治承诺，已经引起库尔德民族主义不满，毛拉·穆斯塔法对他越来越丧失信心。其实，在库尔德问题上，伊拉克当权者一直在采取实用主义的路线：当需要巩固权力的时候，他们对库尔德人实行温和和鼓励性政策，而在达到目的以后，又往往翻脸，导致民族政策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从卡塞姆到后来的阿布德·萨拉姆·阿里夫时期都是如此。最终，库尔德民主党与卡塞姆这对昔日盟友反目成仇。卡塞姆开始接连发表不利于库尔德人的言论，禁止所有以“库尔德”冠名的文化及政治活动，取消了1961年的全国库尔德教师大会，要求所有库尔德团体必须加入伊拉克团体，强调库尔德人是伊拉克人民不可分割且无任何特殊性的组成部分，甚至否认“库尔德”一词有族群意义，称这是古代波斯国王授予穆斯林勇士的一种称号。他要求库尔德民主党取消党章中有关自治和马列主义的条款，修改措辞，把“我们奋斗……”改为“党争取……”把“库尔德人民”改为“库尔德人”，等等。他还以“宣扬民族情绪、煽动狂热思想”为由，取缔了库尔德民族主义报纸，开始对库尔德人实行同化政策。他试图用强权迫使库尔德人屈服，达到巩固权力和国家认同的目的。伊拉克官方报纸连篇累牍地宣扬卡塞姆的上述思想。然而，国家政治空间的族群化和军事化，却刺激库尔德民族主义更加强调族群性和暴力性因素。

1961年3月，塔拉巴尼发表库尔德新年演讲，表示对政府强烈不满。4月，政府关闭了巴格达等大城市的库尔德民主党机构，一些库尔德武装开始蠢蠢欲动。6月，库尔德民主党发表两份公开信，谴责政府忽视库尔德人的民族和文化权利、不重视对库尔德地区的投资、对库尔德人分而治之、限制库尔德学生就读高校和军事院校、迫害库尔德民主党及其机构等，并警告国家正处于内战边缘、结果只能使帝国主义坐享其成。公开信要求：政府必须撤走在库尔德地区增派的军队和官员；规定库尔德语为库尔德地区的官方语言；给予库尔德地区社会经济以更多关注；全面实施临时宪法第三条，实现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全面平等，使其真正成为共和国的兄弟民族，等等。库尔德民主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还拒绝修改党章。但是，卡塞姆总统拒绝理会上述要求，下令逮捕了部分库尔德民主党领导。毛拉·穆斯塔法被迫逃回部落地区。对外，卡塞姆向科威特提出主权要求，埋下战争隐患。1961年9月，库尔德民主党号召库尔德地区开展罢工，战争气氛愈来愈浓。12月，毛拉·穆斯塔法前往莫斯科寻求支持，与赫鲁晓夫讨论了有关事宜。

卡塞姆总统开始支持毛拉·穆斯塔法的对手兹巴里部落发起进攻，库尔德地区从此陷入动荡。一些“七月革命”后逃往伊朗的库尔德地主和部落酋长趁乱返回，鼓吹反政府口号，抵制土地改革，导致局部骚乱演变成了大规模叛乱。毛拉·穆斯塔法起初没有参与叛乱，但卡塞姆指责他暗中支持叛乱，于1961年9月下令进攻所有库尔德部落，从而使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库尔德人在叛乱的头一年遭遇重挫，毛拉·穆斯塔法被迫放弃巴尔赞地区，躲进了扎霍山。 [15]

关于这场叛乱，库尔德民主党一开始并不赞同，大部分党员认为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应继续与政府保持接触；少数党员则要求立即加入起义。伊拉克共产党也拒绝反对政府。但是9月24日，卡塞姆下令取缔库尔德民主党，迫使后者决定放弃幻想，于12月加入起义，夺取了叛乱领导权。共产党也改变态度，准备一起对抗政府。1962年，库尔德民主党组建“敢死队”，向政府军全面进攻，并发表文告，呼吁全国各党派组成民族阵线，推翻卡塞姆的统治，实现库尔德自治，建立民主政体。但是共产党人、纳赛尔主义者(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阿拉伯复兴党拒绝响应这一号召，各派都想压制其他党派而主导未来的民族阵线，他们对卡塞姆政权的看法也不同于库尔德民主党，认为争取库尔德自治不是伊拉克革命的主要任务，各派还看不起库尔德民主党与部落势力的关系。

随着库尔德民主党的加入，叛乱者的实力大为增强，但内部分裂依旧：毛拉·穆斯塔法和库尔德民主党分别控制了库尔德北方和南方地区。毛拉·穆斯塔法名义上是党的主席，实权却掌握在塔拉巴尼和埃合麦德之手，后者与党内知识分子一起，反对毛拉·穆斯塔法的“部落权威”。但叛乱的主力仍是部落势力，尤其毛拉·穆斯塔法凭借个人威望成为了库尔德抵抗运动的象征与领袖。

对外，毛拉·穆斯塔法与苏联的关系开始恶化。苏联为了自身利益，企图破坏土耳其和伊朗的稳定，所以极力影响库尔德民族运动。但毛拉·穆斯塔法认为，如果冲突继续扩大，无疑会使自己陷入战略死路，何况他发现苏联在向伊拉克政府提供武器，故拒绝了苏联让他支持土耳其和伊朗库尔德人的提议。

1962年的战争中，库尔德叛乱者控制了从扎霍到伊朗边境的广阔地带。这一是因为他们作战有方，二是伊拉克军队被科威特危机困在南方，造成北方地区兵力空虚。伊拉克政府为了补充兵源，只好从毛拉·穆斯塔法的敌对部落招募民兵，但这些外号“小驴子”的民兵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驻地周围。所以到年底以前，政府军主要在平原地区活动，在空军掩护之下重点保护基尔库克油田等肥沃地区。

这次叛乱暴露出库尔德人的作战目的很不明确，他们时而要求自治，时而只希望民族权利获得承认，时而又号召独立。所谓自治，按库尔德民主党的说法，就是“库尔德人是双民族国家的独立成员……其首要立法和民族权利是自我治理，拥有在统一政治实体下的独立的认同权利”，自治意味着“政治分权，即中央政府和地方分权政府分担责任和义务……宪法指导和管理这些行为……政治分权就是中央政府将除总统职位、国防、外交和财政以外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库尔德民主党明确表示：“自治不等于分离或准备分离，也不是一种策略或临时目标……自治仅仅是在伊拉克内部获得地方认同。这一目标充分考虑我们人民的所有情况和伊拉克阿拉伯兄弟民族的情况。”作为库尔德民主党的主要领导，毛拉·穆斯塔法则强调应建立民主制度，让全体人民享有充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有充分的个人和公共权利。 [16] 但是，很多阿拉伯人反对库尔德人的上述主张，认为是空想。尤其令叛乱者深感意外的是，接连的叛乱非但未达到目的，反而削弱了伊拉克文官政府的地位、强化了强硬派军人的统治。

1961年爆发的战争给卡塞姆总统以致命打击，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失误，使他遭到来自军队和阿拉伯国家的严重不满，统治地位明显动摇，反对派加紧了推翻卡塞姆政权的步伐。1962年4月，反对派与库尔德民主党建立联系，得到后者的积极响应。库尔德民主党表示可停止对政府军的进攻，以便为反对派回师巴格达发动政变创造条件。并希望新政府承认库尔德自治，让库尔德人进入中央政府。反对派起初答应给予库尔德人自治地位，但很快又以库尔德人自我评价过高为由停止与库尔德民主党的联系。1963年2月8日，伊拉克复兴党联合阿布德·萨拉姆·阿里夫发动政变，成立了革命指挥部民族委员会，萨拉姆·阿里夫当选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复兴党人贝克尔出任总理。此即著名的“莱麦丹月革命”。第二天，卡塞姆被政变者经简短审讯后在电视镜头前处死。

实事求是地讲，卡塞姆统治时期伊拉克的库尔德政策相对宽松。但是卡塞姆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缺乏互信，使得良好的局面很难长久维系。卡塞姆担心自治会导致库尔德人势力壮大，从而威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所以只愿承认库尔德人的文化权利，提高库尔德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但不允许政治自治，因此必然遭到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反对。同时，伊拉克各派尚未就构建伊拉克国家的道路、策略和方法等问题达成一致，军队和政府高层中也存在不稳定因素。种种因素决定了卡塞姆的统治必然失败。卡塞姆倒台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又将面临新的政府和政策。

第四节 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内战争

“莱麦丹月革命”发生后，库尔德民主党向政变者致电祝贺，期望在自治基础上推动库尔德问题获得解决。但事情显然并不是这么简单，伊拉克历任统治者在库尔德问题上都有相同的顾虑。尤其糟糕的是，新政府上台后首先推行泛阿拉伯主义，积极谋求与埃及合并，之后才邀请库尔德民主党进行谈判。当库尔德代表塔拉巴尼提出自治要求时，政府方面认为只有在实现阿拉伯统一和召开有广泛代表性会议的情况下，才会讨论这一问题。为了对外显示库尔德人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新政府还任命塔拉巴尼为代表团成员，赴埃及参加统一谈判。但是令新政府意外的是，纳赛尔支持库尔德民族主义。于是新政府犹豫再三，最后在1963年3月9日宣布承认库尔德人在“地方分权”的基础上享有民族权利。但对这样一个言不由衷的承诺，政府和库尔德双方都不满意。而一个月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破坏了双方之间的信任。4月17日，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三国宣布合并为联邦国家，不但这次的合并协议没有提及库尔德问题，而且伊拉克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签订的条约中均称库尔德叛乱为分离主义运动。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因此认为，自己的利益在阿拉伯统一面前被严重忽视。

尽管如此，伊拉克政府仍没有中断与库尔德民主党的谈判。“莱麦丹月革命”后，政府中围绕库尔德问题分成了主战派和主和派；其中军队主张开战，复兴党文官则希望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为了表示诚意，文官政府派出由参谋长塔希尔·叶海亚将军为首、有库尔德族政府部长参加的代表团，前往北方地区会谈。但会谈没有成功。政府方面认为，毛拉·穆斯塔法提出的条件难以接受，不足以构成谈判的基础。毛拉·穆斯塔法则要求政府：一，立即正式承认库尔德人的自治权，并将其写入宪法和文件呈交联合国，公告全国；二，库尔德地区必须包括从土耳其到伊朗和叙利亚边境的广阔地带，包括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在内；三，规定库尔德语是库尔德地区的官方语言和伊拉克第二官方语言。国家副总统必须有一位是库尔德人，库尔德地区应有单独的部长会议和民族议会，其中国防、外交和财政等部部长由库尔德人担任，中央政府和议会中也有相应比例的库尔德人。最令中央政府不能接受的是，毛拉·穆斯塔法还要求组建包含各军兵种的库尔德地区武装力量，建立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的军事机构；保留库尔德敢死队，由中央财政提供补贴；将不低于三分之二的全国石油收入分配给库尔德地区。最后还要求成立自治区政府，负责就上述要求与中央政府签署协议。毛拉·穆斯塔法限政府在3天之内作出答复，否则就重新开战。这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第一次提出明确而系统的政治目标，其核心是实现库尔德人的高度自治。显然，这些要求在当时是不切实际的，但毛拉·穆斯塔法自有用意，他要以此来试探新政府的库尔德政策和解决问题的诚意。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已经对新政府不抱希望，希望通过提出很高的条件，将谈判失败的责任推给政府。当然也不乏通过提高价码，最大程度争取权益的侥幸心理。

此次谈判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伊拉克国家的结构问题。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后，逐渐有邦联制、联邦制和单一制三种国家结构形式，其实也是构建民族国家的三者不同方式。在邦联制下，成员单位之间关系松散，所以容易失败，数量很少。而联邦制从美国起源，在欧洲发展，有许多的成功案例。单一制既有全国统一、高度集权的情况，也有允许地方和民族自治的特例，目的都是为了求同存异、因地制宜、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统一。一般而言，在民主发达、有自治传统和族群民族主义较弱的地方，比较容易实行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而在集权传统浓厚、民主基础薄弱、民族主义兴盛的地方，则容易出现追求高度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倾向。现代伊拉克作为西方殖民统治的产物，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相对薄弱，所以鼓吹强权、军人出身、奉行单一民族理论的统治者向来对自治和分权的要求十分敏感，担心国家统一会受到破坏。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伊拉克政府断然拒绝了毛拉·穆斯塔法的提议，停止了谈判。但是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来说，这样的要求未尝不是构建伊拉克民族国家的途径之一。40多年后，即在2005年，伊拉克终于在复兴党政权倒台后成为联邦制国家，新宪法给予库尔德自治区高度自治的地位，完全实现了毛拉·穆斯塔法当年提出的各项要求，足见毛拉·穆斯塔法的主张影响之深。

伊拉克政府在停止谈判的同时并没有彻底关闭和谈大门。它派出由各界名流组成的“民众代表团”与毛拉·穆斯塔法接触，劝说后者降低要求，以便为政府军备战拖延时间。这次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民众代表团拒绝了库尔德人对基尔库克的权利要求，理由是该市涉及外国石油公司与中央政府的合同等问题，有国际影响，何况该市族群成分复杂，不能简单定性为库尔德城市。代表团回到首都后，向政府提交了有关开展后续谈判的建议，要求政府立即取消对北部地区的经济封锁，对库尔德人实行大赦。伊拉克政府根据建议，表示愿意在全国实行地方分权，让各省拥有除国防、外交和财政以外的独立管理权力方案，以此来回应库尔德人的自治要求，希望通过“自我管理”，加上对库尔德人文化权利的承认，阻止战争爆发。 [17] 地方分权不等于地方自治，但兼顾了库尔德人占多数地区的利益和国家的单一属性，所以与卡塞姆政府扩大地方自主权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而毛拉·穆斯塔法怀疑政府有兑现政策的诚意，所以双方又进行了多轮谈判，最终在1963年5月因基尔库克归属问题陷入僵局。伊拉克政府随即停止与库尔德反对派接触，战争再次爆发。应该说，这次谈判的失败双方都负有责任。自卡塞姆政权倒台以后，复兴党政府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都自视力量增强，所以向对方提出了过高要求。毛拉·穆斯塔法错误地以为，政府同意谈判是其力量虚弱的表现，甚至认为复兴党是靠他的支持才政变成功，所以也只有靠他的支持才能维持统治。政府方面则从未认真对待库尔德反对派的要求，所谓谈判的策略性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再加上这时候叙利亚的复兴党也上台执政，所以伊拉克政府对库尔德人的要求不感兴趣。而库尔德民主党的内部矛盾，更加坚定了强硬派武力解决问题的想法。

1963年6月10日，伊拉克政府开始单方面行动，一边宣布对毛拉·穆斯塔法采取行动，一边发表行政改革计划，把库尔德地区分为苏莱曼尼亚和基尔库克两个省份。政府军首先向库尔德地区的城市进攻，造成了一些伤亡。事后，在一座公墓发现了数百具据说是被政府军杀死的库尔德人尸体。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大肆渲染，刺激了库尔德人的愤怒和族群意识。

这一阶段的行动表明，复兴党上台后，伊拉克的库尔德政策有了明显变化，即政府方面同意与库尔德民族主义接触，但又希望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后者，甚至不惜为此诉诸武力。为了配合这一政策，伊拉克政府沿用了君主制和卡塞姆时期的同化政策，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为了牢牢控制基尔库克，政府军将4万多库尔德人从该市驱逐。在拥有强大现代装备的政府军进攻下，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和平民只好躲入深山减少损失。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对伊拉克政府有利：邻国叙利亚开始对国内库尔德人采取军事镇压行动；西方国家在亲共的卡塞姆倒台以后，如释重负，对巴格达实行中立政策，在镇压库尔德人问题上不予表态；苏联起初声称要将库尔德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但因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而作罢。所以，伊拉克政府决定放手一搏，彻底摧毁库尔德民族主义及其武装。政府军随即接连发动进攻，直到1963年10月攻占包括巴尔赞和战略要地查米—拉伊赞在内的广大地区后，才确信叛乱已基本平息。但实际上，在群山掩护之下，库尔德武装仍保存了部分实力，他们继续与政府军周旋，导致政府用军事手段摧毁分离主义的目标难以实现，战争开始陷入僵局。

随着战况步入胶着状态，伊拉克政府内的派系斗争重新尖锐起来。11月18日，总统萨拉姆·阿里夫在“温和派”支持下击败了复兴党控制的国民卫队，将复兴党逐出政府，随后表示愿意与库尔德人实现和平。但其实，他没有放弃战争的想法，只不过认为时机尚不成熟。阿里夫清楚地知道，经过多次政变和清洗，很多有经验的军官被处决或流放，有些还投奔了毛拉·穆斯塔法，使军队实力严重削弱。对外，清洗左翼分子引起了苏联不满，苏联对伊拉克的武器和零件援助减少，使严重依赖苏式装备的伊拉克陆军、空军受到沉重打击。最后，冬天来临，天气寒冷，军队士气低落，不利再战。

11月18日的政变打破了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反对派之间的僵局。1963年12月，阿里夫与毛拉·穆斯塔法重启停火谈判。次年1月，在开罗的阿拉伯国家峰会期间，埃及总统纳赛尔、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等人纷纷劝说阿里夫与毛拉·穆斯塔法实现和平。纳赛尔还以个人身份进行调解。库尔德反对派方面，毛拉·穆斯塔法对库尔德民主党的谈判表现十分不满，他为了巩固在库尔德民族主义中的领导地位，便于2月10日单独与阿里夫达成著名的“二月协议”。协议规定：一，政府承认库尔德人在统一的伊拉克国家享有民族权利，并写入宪法；二，释放库尔德政治犯并发还被没收的库尔德人财产；三，恢复北方地区的政府系统；四，取消经济封锁；五，召回被解雇的库尔德政府雇员；六，建立各类专门委员会，负责北方重建和损害赔偿问题、恢复当地治安和正常秩序。随后，毛拉·穆斯塔法写信表示愿意停火。

“二月协议”在库尔德民主党内部激起轩然大波。埃合麦德—塔拉巴尼派谴责协议没有明确提及库尔德自治问题，所以反对与政府谈判。毛拉·穆斯塔法则认为，通过协议，库尔德人获得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成果。双方在是否与政府重新谈判问题上争论不休，并开始争夺库尔德民主党的领导权。矛盾很快演变成了危机，毛拉·穆斯塔法下令逮捕了库尔德民主党的部分代表，于1964年7月召集库尔德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上，他再次当选主席一职，全面接管了党内大权。埃合麦德和塔拉巴尼不服，带人袭击了毛拉·穆斯塔法的部队，却遭遇惨败，只好逃入伊朗，被伊朗军队缴械。毛拉·穆斯塔法随后召集会议，成立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有库尔德民主党和敢死队领导人、拥护毛拉·穆斯塔法的部落和宗教领袖等。委员会还吸收了少数族群的代表，其中鲁尔人两名、基督徒两名、犹太人一名。毛拉·穆斯塔法当选委员会主席，进一步巩固了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领导地位，使库尔德民主党的代表性更加广泛。这场危机暴露了库尔德知识分子的缺陷，他们脱离群众，没有独立和强大的武装，思想幼稚、激进，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现实。毛拉·穆斯塔法则稳妥务实，策略成熟，除了谈判与军事斗争相结合，还注意团结各方面力量。他领导下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革命指挥委员会”具有统一战线的作用，实际相当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地方议会。上述举措不仅扩大了毛拉·穆斯塔法个人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影响，还有助于培养库尔德人的族群意识和地方观念，库尔德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传统，凸显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政治要素，使库尔德族群意识渐次向库尔德民族意识转变。

阿里夫总统签署“二月协议”以后，并不急于落实协议内容，而是忙于筹备和埃及等国的统一大业。毛拉·穆斯塔法指责政府缺乏诚意，重申必须给予库尔德人自治地位。伊拉克政府认为已经作出了巨大让步，谴责毛拉·穆斯塔法态度僵硬、企图用自治谋求独立。双方继续就原来的语言权利、土地划分、财政分配、官员任命、人民的定义、敢死队解散等问题争吵不休。与此同时，军队和政府中要求恢复军事行动的呼声日渐高涨。毛拉·穆斯塔法眼看冬季即将来临，态度也趋于强硬。1965年2月11日，即“二月协议”签署一周年之际，伊拉克政府正式拒绝了毛拉·穆斯塔法的库尔德自治和保留敢死队两大要求，决心恢复库尔德地区的法律秩序。毛拉·穆斯塔法也已经利用停战间隙，在北方地区构筑起许多坚固堡垒。 [18] 双方跃跃欲试，气氛剑拔弩张。

1965年4月3日，伊拉克政府军终于对库尔德武装发动全面进攻，第三次库尔德战争爆发。阿里夫动用了几乎所有的伊拉克部队(约5万人)。游击队则依靠伊朗援助的重武器坚守阵地，熬过了整个冬天。伊朗的援助起初来自伊朗的库尔德人，1965年夏天，伊朗政府也参与进来，巴列维国王不顾阿拉伯国家和巴格达的反对而支持毛拉·穆斯塔法。战争持续一年多时间，双方都没有取得绝对性胜利。政府军和以往一样，主要占领城市和大型村庄。进入冬季，政府军继续进攻，迫使库尔德武装退出了一些重要阵地。第二年初，塔拉巴尼和部分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投靠中央政府，共同对付毛拉·穆斯塔法。他们替政府组建了2万多人的民兵队伍，在塔拉巴尼等人指挥下与毛拉·穆斯塔法的人激战。伊拉克政府准备在4月份发起最后一击，但由于阿里夫总统坠机身亡而受阻。

阿布德·萨拉姆·阿里夫去世以后，他的哥哥阿布德·拉赫曼·阿里夫继任总统。萨拉姆·阿里夫在世时，有意削弱军方的权力，抬高文官地位，让巴扎兹担任副总理和外长职务，负责政府的主要工作。巴扎兹主张用政治途径解决库尔德问题，新总统拉赫曼·阿里夫继承了这一政策。但拉赫曼·阿里夫的统治地位尚不巩固，所以在是否支持军官或文官之间举棋不定。巴扎兹利用这一机会，积极推动和谈。他主张承认库尔德人的族群性、给予其各项权利，并认为解决库尔德问题是实现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前提，所以受到库尔德反对派的欢迎。但是军方强硬派拒绝服从政府的建议，在1966年5月2—3日按预定计划发动了“春季攻势”，准备重点夺取公路和毛拉·穆斯塔法的指挥部，在一个月内解决战斗。但三周以后，在里万杜兹东北的辛达林山附近，政府军被1700名库尔德敢死队击溃，死伤惨重。库尔德武装开始逼近连接伊朗、对库尔德人对外交通至关重要的哈米尔顿公路。

政府军的失败给库尔德人与政府以及军队与文官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巴扎兹立即行动，他没有与军方打招呼便直接派人联系毛拉·穆斯塔法，重启和谈。为防止毛拉·穆斯塔法以库尔德人的唯一代表自居，他还同时派人与埃合麦德—塔拉巴尼派谈判。6月15日，巴扎兹发表电视讲话，承认库尔德民族主义和库尔德人的族群权利，称政府已为全面解决库尔德问题作好准备，重申只有给予库尔德人全部族群权利，才能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战争只能对觊觎伊拉克领土、财富和水源的敌人(比如伊朗)有利。随后，谈判的进程加快。形势有利于谈判的进行：伊拉克政府军受重创以后亟需休整，无暇干预文官政府；巴扎兹和库尔德反对派都担心军队发动新的攻势而干扰谈判，所以急于促成谈判；此时巴扎兹的工作重点在于防范伊朗威胁，承认库尔德人的权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 [19] 总之，巴扎兹代表了政府中温和、务实和理性一派的主张，有利于安抚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情绪，其诚意是构建多族群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政治品质。但终究，由于该派在政府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他们的建议和谈判成果始终存在流产的危险。

1966年6月29日，巴扎兹通过电视和广播宣布双方已达成协议，史称“6·29宣言”。宣言共15条内容，其中的3条对外保密。宣言承认伊拉克由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共同组成，库尔德人有自行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和语言、文化方面的权利，允许库尔德语用于教育、出版和媒体领域，支持发展库尔德高等教育。巴扎兹承诺将恢复民主和议会权力，举行政党选举，保证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在政府各部、公共部门、军队和外交领域的全面平等，同意由库尔德人充任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全部职位，表示政府将把军事行动的资金用于支持库尔德地区的经济发展、赔偿受损害者、帮助强制迁移的库尔德人返回原籍。宣言中的秘密条款同意从摩苏尔省划出一个完全由库尔德人组成的省份，允许一旦成立议会和举行选举，库尔德民主党就可以公开活动、在放弃煽动叛乱的前提下在巴格达出版报纸。“6·29宣言”公布后，伊拉克政府实行大赦，确定库尔德语为官方语言。通过此次谈判，政府还允许毛拉·穆斯塔法暂时保留游击队武装。

“6·29宣言”几乎满足了库尔德反对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所有要求，是历史以来伊拉克政府作出的最大让步。但是，就在库尔德人等待落实宣言的时候，伊拉克军方的激进派感觉颜面尽失，在6月30日发动了一起针对这一事件的未遂政变。拉赫曼·阿里夫总统被迫于7月份命令巴扎兹辞职，由纳吉布·塔里布将军接任。塔里布上任后积极配合军方意图，拒绝履行“6·29宣言”，坚持库尔德问题只是地方性问题，不是全国性问题；毛拉·穆斯塔法只代表库尔德民族主义，不代表所有库尔德人。他还支持埃合麦德—塔拉巴尼派进攻毛拉·穆斯塔法，试图通过制造库尔德人的内讧来代替政府军的行动。但是拉赫曼·阿里夫总统有自己的想法，他为了避免库尔德地区的动荡和新的军事行动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在10月26日访问库尔德地区，与毛拉·穆斯塔法进行了会谈。这是伊拉克国家元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采取如此行动。在会谈中，拉赫曼·阿里夫肯定了“6·29宣言”的内容；毛拉·穆斯塔法则对政府背弃承诺的做法予以批评。会后，库尔德方面加紧了对中央政府内“反动派”的声讨。此次总统的到访和会晤，让毛拉·穆斯塔法在库尔德地区的声望如日中天。断断续续的谈判，客观上等于伊拉克政府承认了毛拉·穆斯塔法的领导地位和库尔德民主党的半合法性。 [20]

拉赫曼·阿里夫上任以后，政策反反复复，反映了他统治地位薄弱、政府和军队内部不稳的事实。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国家的统治和治理能力，延缓了伊拉克的民族构建进程。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也叫“六日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战败。战争激发了伊拉克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求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团结的呼声不断高涨。毛拉·穆斯塔法担心库尔德问题会因此被边缘化，于是加紧向政府施压。他不但拒绝派游击队参加阿以战争，还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建立了联系，很可能从后者那里获得了武器援助。他以停止支持伊朗库尔德分离主义为条件，向伊朗国王寻求支持，于1968年4、5月间，派人刺杀了企图在伊拉克建立游击队的伊朗革命大会成员莫伊尼和绍巴奇。

在毛拉·穆斯塔法扩张势力的同时，埃合麦德—塔拉巴尼派则对他发起了猛攻。政府和军队中的强硬派也密谋推翻拉赫曼·阿里夫总统。1968年7月17日，以前总理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军官集团发动政变，再度执政。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二次“七月革命”，也是10年内发生的第四次政变，它彻底结束了阿里夫兄弟的统治。阿里夫政权之所以倒台，主要原因是它对外没有参加阿以战争，对内没有解决好日益恶化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势，在解决库尔德问题方面缺乏进展。

第五节 复兴党的前期统治

复兴党二次上台以后，迅速地肃清政敌，巩固政权，在解决库尔德问题方面采取了新的思路。1961至1968年的库尔德战争耗资巨大，严重拖累国民经济。伊朗、以色列和美国对库尔德民主党的支持，更加威胁到国内稳定。为了巩固统一、促进各族群和教派的国家认同，复兴党政府亟需获得库尔德人的支持，所以决定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库尔德问题。 [21]

复兴党开始不断地向库尔德人传递积极信息。党的第二把手萨达姆高调宣扬国家主义理论，要求国民不但要认识到自己是库尔德人或阿拉伯人，而且是伊拉克人。总统贝克尔在修改后的宪法中继续承认伊拉克人民由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两大民族构成。部分复兴党高官还象征性地访问库尔德地区，承诺实施面向库尔德兄弟的发展计划。政府内阁中任命了多名库尔德部长，其中两人还是毛拉·穆斯塔法的追随者。1968年8月4日，复兴党政府下令落实“6·29宣言”第六条，要求所有学校在各个年级教授库尔德语，并计划在苏莱曼尼亚成立大学，筹建库尔德文化研究院。数天后，宣布对所有参加过库尔德战争的人实行大赦，重新召回了被解雇的公务员，尽可能恢复原职。贝克尔总统号召所有爱国、反帝国主义的进步力量抛弃分歧，加入即将有效掌握权力的联合阵线。9月24日，瑙鲁兹节被定为国家法定节日。政府还下令组建隶属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北方事务局。

复兴党主动调整库尔德政策，为其赢得了普遍赞誉，掌握了舆论优势，从而给毛拉·穆斯塔法和库尔德民主党带来压力。为了进一步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伊拉克政府积极利用库尔德民主党的内部矛盾，以削弱该党和毛拉·穆斯塔法个人的影响。它下令关闭巴格达的库尔德报纸，切断了毛拉·穆斯塔法与政府间的最后一道联系。同时全力支持埃合麦德—塔拉巴尼派，任命埃合麦德为库尔德文化研究院主席，为其出版报纸和代表库尔德民族运动发言提供便利。10月12日，埃合麦德—塔拉巴尼派的报纸《努尔》(光明)开始发行，主要刊登批评毛拉·穆斯塔法、拥护政府的库尔德政策的文章，称只有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相互合作并在伊拉克实行社会主义，才有望解决库尔德问题。复兴党积极肯定和支持这一主张。毛拉·穆斯塔法不甘心失败，指责政府只搞次要领域的改革，为的是拖延时间，巩固权力，抬高埃合麦德—塔拉巴尼派的地位。他强调，政府若要解决问题，必须和签署“6·29宣言”的“那个”党派进行谈判。 [22]

由于复兴党政府的影响，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内部矛盾加剧，两派武装多次爆发冲突。11月，伊拉克政府再次拒绝了毛拉·穆斯塔法放弃支持埃合麦德—塔拉巴尼派和落实“6·29宣言”的要求，令后者失望。毛拉·穆斯塔法于是决定主动出击，派敢死队在次月袭击了从基尔库克到巴格达的火车，造成数人伤亡。这是毛拉·穆斯塔法首次袭击民用目标，危及重要设施和石油储备，显示了他迫使政府让步的急切心理。

伊拉克政府派4个陆军旅和空军还击毛拉·穆斯塔法的挑衅，同时按既定思路继续寻求单方面解决库尔德问题。1969年初，复兴党地区指挥部(实际指伊拉克复兴党)第七次大会召开，党的主要领导全部到会，重点讨论库尔德问题。与会者中文官占据多数，掌握了话语权，所以大会的决议强调应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反对任何破坏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关系的企图，以消除多年来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决议敦促尽快落实“6·29宣言”，重视北方地区的农业、工业和旅游业发展，为促进经济统一和地方治理奠定基础。决议要求建立库尔德与阿拉伯民众的直接联系，加强复兴党与各类库尔德进步组织的联系，抛弃库尔德传统领导阶层，即以毛拉·穆斯塔法为首的有部落基础和独立武装的民族主义分子。

毛拉·穆斯塔法认为，该决议自相矛盾，他猜测政府不久就会对库尔德人进行军事镇压，于是联合了其他库尔德党派寻找解决办法，号召推翻复兴党的统治。1969年初的形势对毛拉·穆斯塔法有利。3月，库尔德敢死队用新获得的远程大炮袭击了基尔库克的石油设施。4月，伊朗宣布与伊拉克签署的1937年协约无效，两伊争端升级。为了独占阿拉伯河河道、削弱复兴党的统治，伊朗不仅支持库尔德敢死队进攻伊拉克的北部目标，还提供了先进武器；伊朗情报机构积极参与推翻复兴党的阴谋，挑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关系。外国石油公司也拒付石油租金，导致伊拉克财政收入减少，经济出现困难。

在这种形势下，复兴党政府决定严厉镇压库尔德反对派，派军队采取了大规模行动，但是进展缓慢。此次战争，伊拉克政府军出现了伤及无辜的不良现象。8月19日，军队放火焚烧了沙伊汗地区多卡村有居民藏身的洞穴，导致67名妇女、儿童和老人窒息死亡。9月，使用坦克摧毁扎霍地区的色里加村，使村民无一人幸存。据1970年10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在库尔德地区的调查，战争影响波及300个村庄，造成4万多座房屋被毁、30万人无家可归。这些事件严重损害了伊拉克政府的国际声誉，更在库尔德人心中埋下仇恨，成为政府压迫异族的铁证，助长了库尔德人的集体意识和反政府思想。

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伊拉克政府边打边谈，并对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人的具体需求进行研究，通过官方报纸接连发表了三篇有关库尔德问题的文章。第一篇讨论库尔德问题的国际因素，分析在这一问题上的外国利益与企图。文章承认库尔德人有合法的语言、文化等权利，认为是前任政府对这些权利的否认导致了库尔德叛乱。第二篇分析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力量构成和政党发展，以及毛拉·穆斯塔法一派实力最强的原因，对该派反对分离主义的思想加以肯定，流露出政府愿意与毛拉·穆斯塔法缓和关系的意图。1969年6月，复兴党政府开始落实“6·29宣言”中的秘密条款，宣布建立纯粹由库尔德人组成的杜胡克省，以示诚意。第三篇文章分析伊拉克各政党对库尔德民族运动及其要求的看法，指出他们都同意给予库尔德人民族权利，最后得出自治是解决库尔德问题最好办法的结论。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党第一次从官方角度作出的类似申明，表达了复兴党在达成全国共识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库尔德问题最佳途径的意愿。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日益成熟的库尔德自治思想变成现实。

1969年9月，复兴党政府派人向库尔德民主党政治局和毛拉·穆斯塔法传达了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意愿，重新开启直接谈判的大门。为了让谈判的基础更加坚实，伊拉克政府决定公开这一消息。12月17日，复兴党报纸发表社论，号召库尔德领导层与政府合作，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毛拉·穆斯塔法一边驳斥政府方面的指责，一边表示愿意支持政府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1970年1月，谈判正式开始。复兴党地区指挥部(复兴党伊拉克支部)副主席萨达姆没有参加谈判，但与会谈双方全程保持联系，其意见对谈判进程有很大影响。

这次谈判的进展十分艰难，双方分歧主要是库尔德地区的划界问题，焦点是基尔库克归属问题。库尔德反对派坚持基尔库克应划入库尔德自治区范围。复兴党则认为该市属族群杂居地区，理应由政府进行管理。为了让库尔德人对这一问题做出让步，政府同意将所有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纳入自治区范围，但遭到了拒绝。双方争论的另一焦点，是库尔德敢死队的去留问题。政府方面建议将5000名敢死队改编成边防军，库尔德民主党则要求改编数目是1万人。第三个分歧是伊拉克的政治制度及其与库尔德地区的关系问题。库尔德人希望调整立法和行政结构，以便按人口比例参与管理，还要求组建由各族群参加的联合政府。这次谈判的内容比以往更加具体和深入，双方对库尔德自治的立场也基本一致，主要障碍是如何划分权力和利益。谈判耗费时日，考验着双方的耐心。但是，库尔德反对派愿意在统一的框架内解决问题，无疑对构建伊拉克民族国家有积极意义。

双方经过协商，最后同意将基尔库克问题留待将来解决。 [23] 伊拉克政府答应遣返库尔德地区的阿拉伯部落。在库尔德人加入政府的问题上，复兴党答复说，必须待成立包括左、右翼进步党派的民族阵线后才可讨论，但同意在政府中任命5名库尔德部长和1名库尔德副总统，希望库尔德人相信复兴党执政是库尔德问题获得解决的根本保证。双方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很快达成一致。政府同意保留6000名敢死队员并将其编入边防部队，其余人返回原工作岗位；没有工作者享受政府救济，直至就业。确定库尔德语是库尔德人占多数地区的官方语言和全国第二官方语言；库尔德人有权成立政治和文化团体；政府撤回在库尔德地区的非正规部队“福尔桑”(Fursan)以及部分正规部队。双方决心开展农业改革。政府保证在四年内落实自治，使库尔德人口多数地区统一成一个政府。 [24]

这次谈判结果让库尔德人深感欣慰，但是距离最终和解，还要经历很多的波折。很快，1970年2月，毛拉·穆斯塔法开始指责政府言而无信、试图篡改协议内容。事情的起因是，政府和军队中的主和派在主战派压力下迟迟不愿在协议上签字，以迫使库尔德反对派降低条件，却严重损害了政府信誉。由于面临各种挑战，以萨达姆为首的主和派终于下决心排除干扰，达成协议，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3月8日，萨达姆亲自前往库尔德地区，与毛拉·穆斯塔法和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会面，保证将批准所有已达成的协议。11日，贝克尔总统在电台和电视上公布了协议内容。为了表彰萨达姆对促成谈判作出的贡献，伊拉克政府任命他为北方事务最高委员会主席，专门负责监督协议的落实情况。

“3·11协议”后来并没有被完全落实，但其中的主要条款仍是未来起草新宪法过程中库尔德党派极力争取的内容。 [25] 这次协议的达成，使库尔德民族主义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维持了两年多的和平状态。

由于“3·11协议”承认库尔德民主党的合法地位，所以伊布拉希姆的库尔德民兵被解散，政府在全国实行大赦。但是基尔库克归属问题引发了新一轮的争吵，问题的关键在于“伊拉克政府担心库尔德独立，双方几乎无信任可言” [26] 。1972年，毛拉·穆斯塔法差点被人暗杀，给他和政府的关系更加蒙上了阴影。于是，毛拉·穆斯塔法四处寻找支持。4月份，苏联刚刚与伊拉克签署友好条约，不可能成为库尔德人的可靠盟友，所以毛拉·穆斯塔法只好与伊朗国王重续前缘。美国出于对萨达姆亲苏政策的担心，也于8月份通过中央情报局向毛拉·穆斯塔法提供援助。

1972年7月，再次发生刺杀毛拉·穆斯塔法的未遂事件。随后，5名库尔德政府部长从巴格达叛逃至库尔德地区。伊拉克政府随即切断了库尔德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交通联系，并密切监视巴格达通往基尔库克的公路。至此，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南北对峙的局面开始形成。

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既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也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尤其是政党及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家的个人性格、思想等起着关键性作用。1971年以后，伊拉克和复兴党的领导层正处于向萨达姆时代的过渡之中。因此当1973年库尔德问题陷入僵局的时候，萨达姆开始为巩固自身地位而继续推行非战政策，准备给予库尔德地区以自治地位。1974年3月11日，萨达姆抛开库尔德民主党，单方面宣布了自治计划。许多库尔德重要人物开始与复兴党合作，包括毛拉·穆斯塔法的大儿子伍拜伊屯拉·巴尔扎尼、前库尔德民主党政治局委员阿齐兹·阿克饶依、中央委员会委员哈且木·阿克饶依。其中阿齐兹作为亲政府派的代表，完全按复兴党的原则行事。

谈判大门被关闭意味着战争即将到来。早在1974年2月，政府军就开始向两伊边境的库尔德武装发动炮击。4月，全面进攻开始，伊拉克空军动用了苏式图波列夫-22飞机对库尔德村庄展开轰炸。进入夏季，政府军逼近反政府武装的基地，用数百辆T62坦克攻打卡拉·迪兹和里万杜兹，分别击溃了两地的库尔德武装。

战争使库尔德人大量逃亡。9月，政府军集结了300辆坦克和3万名步兵，发起最后猛攻，终于在10月3日控制了叛军的最后一道战略屏障左泽克山和楚满峡谷。

在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伊拉克政府大力推进自治计划，建立了由哈且木·阿克饶依领导的库尔德自治机构。在政府的物资封锁和土耳其的边境交通管制之下，伊拉克西北地区的局势恶化，食品供应和医疗卫生短缺，人民生活困难，对政府军怨声载道。所以，国内战争向来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打击反政府势力的同时，也会破坏政府的群众基础。

为配合国内行动，伊拉克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攻势。1974年秋，在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约旦国王侯赛因支持下，与支持毛拉·穆斯塔法的伊朗进行了接触，1975年阿尔及利亚欧佩克峰会期间，伊拉克成功说服伊朗放弃支持毛拉·穆斯塔法。

两伊阿尔及尔协议的签署，对伊拉克库尔德反对派具有釜底抽薪的功效。协议签署当天，伊朗就从库尔德地区撤走了炮兵和防空武器。伊拉克政府军随即加大攻势，库尔德武装节节败退，最后只好接受伊朗国王的调停宣布停火，放下武器逃往伊朗。1974—1975年战争以库尔德反对派失败而结束。

从1961到1975年，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反对派谈谈打打，不断和解与冲突。在伊拉克政府方面，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实质，就是要巩固现有领土、增进库尔德人的国家认同，对外维护战后以来中东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但是这一阶段，伊拉克的政治制度、党派关系、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等都不稳定，容易导致库尔德问题在有意无意之间与激烈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成为各方权力博弈的工具和替罪羊。1961至1975年的战争，库尔德人称之为阿伊鲁尔革命，是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伊拉克库尔德起义。发生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库尔德民族主义不服中央统治，但每次冲突并不都是由库尔德反对派挑起。经过多次挫折和反复以后，伊拉克政府逐渐形成了政治上允许有限自治、军事上不放弃威慑的库尔德问题解决模式。库尔德反对派则通过与政府的较量和谈判，彰显了独立性，塑造了替库尔德人代言的形象，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经验，增强了库尔德人的政治意识。当然，战争中政府军伤及平民的做法也令伊拉克政府形象受损，加深了族群对立，无疑为后来的动荡埋下了隐患。

第六节 库尔德反对派的演变

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之所以能不断挑战中央权威、威胁国家统一，与毛拉·穆斯塔法等传奇领袖和库尔德民主党的领导不无关系。毛拉·穆斯塔法出身部落、依赖部落，但又能超越部落意识，他与库尔德民主党的结合，体现了传统部落政治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变。通过连续不断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和斗争方式的调整，毛拉·穆斯塔法的政治水平和领导能力大大提高，从而能够在库尔德民主党的内外斗争中屹立不倒。总的来说，从20世纪初开始，伊拉克国内就一直处于向现代转型的过程，这一特点决定了毛拉·穆斯塔法和库尔德民主党也具有过渡性质。在此基础上，库尔德民族主义不断地分化重组，终于在70年代后期形成了两大政党主导的基本格局。

两伊签署阿尔及尔协议以后，毛拉·穆斯塔法对外丧失了伊朗支持，对内面临政府要求其投降的压力，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彻底断绝，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1975年3月23日，毛拉·穆斯塔法宣布结束战斗，率全家避难伊朗。随即，库尔德反对派全线溃败，有10多万人逃往伊朗。1977年，毛拉·穆斯塔法前往美国治病，1979年在美国去世。

库尔德民主党的消沉为反对派崛起创造了机会。1977年夏，塔拉巴尼在大马士革发言，反对毛拉·穆斯塔法放弃战斗的决定，并联合部分反对派另立山头，成立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简称库爱盟)。塔拉巴尼长期与毛拉·穆斯塔法作对，曾参与制造了1964年的库尔德民主党危机，1966至1970年投靠巴格达政府，现在则公开抨击毛拉·穆斯塔法的“部落式”领导。

70年代还出现了克马拉和库尔德斯坦社会主义党等政治组织。克马拉1970年成立，是独立于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政党。该党出于对库尔德民主党报复的担心，1975年以后一直处于地下状态，1976年开始组建抵抗团体。库尔德斯坦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是阿里·阿斯卡里，此人曾经是埃合麦德—塔拉巴尼一派，一直和他们有良好的关系。

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分化组合，反映了20世纪中后期库尔德社会的变迁和民族主义内部的思想与阶级分歧，说明崛起的非部落势力和民族主义者的权力斗争日益激化。1978年，库尔德民主党与库爱盟的武装在巴迪南地区发生冲突，导致包括阿里·阿斯卡里在内的多人死亡。库尔德民主党指责库爱盟企图推翻自己。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库尔德政治有了新的变化。1983年10月，在伊朗库尔德民主党撮合下，伊拉克政府与库爱盟达成了停火协议。12月至次年10月，库爱盟积极争取加入复兴党领导的全国进步阵线，配合政府军抵抗伊朗军队的进攻，但最终还是没能与政府达成协议。实际上，库爱盟的成立更加有利于伊拉克政府对库尔德反对派分而治之。库尔德反对派与政府和外部势力关系的起伏变化，加剧了库尔德问题的复杂性。

库尔德民主党一边应对外部挑战，一边内部在不断地变革。70年代初，毛拉·穆斯塔法将领导权移交给了儿子伊德利斯·巴尔扎尼和马苏德·巴尔扎尼。1976年，巴尔扎尼弟兄对库尔德民主党进行改组，宣布奉行马列主义的路线、支持霍梅尼的反帝斗争。鉴于库爱盟与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合作，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便选择了与伊朗政府结盟。1980年10月，又和躲避复兴党打击的伊拉克共产党结成全国民主阵线。

20世纪70—80年代，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蓬勃发展，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伊斯兰党派。这些党派思想上受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激励，但成员都是逊尼派。比较著名的有库尔德斯坦真主党(领导人是毛拉·穆斯塔法的弟弟谢赫·哈里德·巴尔扎尼)、库尔德斯坦伊斯兰军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运动。强烈的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交错在一起，使库尔德地区的政治更加混乱。起初，宗教党派的影响并不太大，但是2005年库尔德地区政府成立以后，它们进入了议会，政治影响力逐渐上升。

两伊战争的初期，伊拉克库尔德两大党曾经联合行动，在萨达姆的后方扩张势力。1986年11月，两党在德黑兰与伊朗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1988年3月哈拉布贾惨案发生后，两党加速改善关系，成立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阵线，并吸收库尔德斯坦社会主义党、伊拉克共产党库尔德支部和库尔德斯坦平民民主党加入。库尔德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严重威胁复兴党和萨达姆的统治。随着两伊战争结束，特别是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库尔德斯坦阵线停止了游击活动，集中精力利用伊朗领土搞政治活动，争取使伊拉克实现国内民主和库尔德自治，在1991年3月的库尔德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七节 库尔德社会与有限自治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主要包括杜胡克、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三省，总面积7.4万平方公里，约占伊拉克领土面积的17％，人口密度高于国内其他地区。这里土地丰饶，盛产林木，降雨丰富，迪亚拉河、大扎布河等众多河流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伊拉克立国以来，历届政府承认库尔德人的族群性，但从未开展过库尔德人口普查。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认为，政府承认的“库尔德斯坦自治区”只有实际面积的一半，因此所提供的库尔德人口数字很不准确。当前，库尔德自治区人口约470万，包括少量的亚述人、土库曼、亚美尼亚人、迦勒底人和主要居住在城市的25万多阿拉伯人。库尔德地区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36％的人在14岁以下，4％的人在63岁以上，20岁以下的人口占50％以上。 [27] 这是因为：一，库尔德地区的出生率很高。二，海湾战争前的各种冲突和经济封锁，造成库尔德青壮年人口大量死亡。20世纪90年代后地区局势缓和，新生代迅速崛起，成为主要的库尔德人口力量。三，复兴党和前任政府实行民族同化和强制迁移政策，导致库尔德人大量外流，降低了本地库尔德人口的数量，老一代人口减少。90年代初，有大批库尔德人在库尔德地区以外生活，其中巴格达30多万，南部地区有10多万。他们大部分是70年代被政府强制迁移过去的。

当土耳其越来越多的库尔德人向城市集中的时候，有大约一半伊拉克库尔德人仍生活在农村地区。经济变迁和战争带来的影响，使库尔德游牧人口几乎消失。传统上，库尔德地区的城市处于土库曼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杂居状态，彼此之间相安无事。基尔库克作为本地区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居民有60多万，族群多样性明显。相比之下，苏莱曼尼亚更像典型的库尔德城市，人口80多万。该市位于库尔德精细农业的中心地带，历史上商业兴盛。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是最后一个重要城市，该市虽产生较晚，却是当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20世纪90年代前，库尔德地区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主要原因来自于政治层面。从1921年发现石油到50年代，伊拉克的工业化成效甚微。英国委任统治统治时期，伊拉克当局为了加快瓦解部落社会、削弱酋长和谢赫的势力，开始在库尔德地区大力推广定居农业。英国人撤走后，伊拉克政府继续贯彻这一政策，通过支持农业强化以土地为基础的统治权力。它一方面让地主阶级向城市和村庄集中，一方面又维持佃农对土地的依附关系。截止1958年，伊拉克的土地集中现象十分严重，1％的人拥有55％的私有土地。 [28] 这和伊朗库尔德社会的现象十分相似，传统库尔德精英因此得以长期保持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从全国看，伊拉克政府给部落和地主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对城市居民和非部落群体带来的好处，形成了针对部落和城市人口的不同政策。这种二元政策使库尔德城市和部落社会各自单线发展，形成两种不同的权力中心，加深了正在崛起的城市阶层与地主、谢赫之间的矛盾。库尔德民族主义内部的分裂与斗争，其实是社会经济与阶级分化的一种表现。

1958年“七月革命”后，伊拉克政府推行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经济计划，迫切希望能获得库尔德社会中左派人士、城市人口和非部落人口的支持。改革使部落地主的权力削弱，减少了他们的份地和家族内部可资分配的财产，惹恼了毛拉·穆斯塔法等传统阶层。所以这些人的民族主义掺杂了大量的阶级情绪。1958年至1971年，伊拉克大地主的土地拥有量从55％下降到22％，库尔德地主的影响被相应削弱。 [29] 70年代，伊拉克收紧对库尔德人的政策，不断压缩后者赖以生存的政治空间。但为了破坏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乡村社会基础，国家仍保护定居地区部落酋长的利益，保证库尔德地主的土地权利，战时还向部分部落提供特殊佣金与奖励，培育出巨大的库尔德“叛徒”网络，以便通过对少数人的控制，来促进库尔德地区的稳定。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复兴党上台后重视发展工业，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可是这些改革只对中部和南部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带来了好处。北方地区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工厂、矿山和水坝项目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工业；库尔德人仍依赖传统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为了安抚库尔德人，复兴党政府采取了免费供应食物、医疗和教育的政策。部分地方还给库尔德族公务员、娱乐业老板和复兴党员免费配发彩电，加深了当地对政府的依赖程度。

在长期对抗过程中，伊拉克政府一直对库尔德地区实行经济边缘化的政策。1970至1974年的150个政府发展项目，库尔德地区只获得了4个。这里资源丰富，但缺少开发，无法产生效益，而已经开发的资源主要为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比如铁矿石要运到阿拉伯地区进行冶炼，基尔库克的石油拉到外地提炼，为此不惜增加20％的费用。由于国家的计划和价格垄断的影响，库尔德农业区的烟草种植发展迟缓。

石油既是库尔德地区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20世纪60年代，基尔库克、哈那钦和爱因·扎勒可的石油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80％，后来虽下降至70％，收益仍占全国国民收入的一半。1964年后，政府逐步对未开发的产油区实行国有化。复兴党夺权的第一年，就对外国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政策。1971年，伊拉克签署石油输出国组织协议，截止1973年已经控制了国内85％的石油生产。这一年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造成了石油危机和全球油价上涨，伊拉克的国民收入翻了一番。充足的石油利润有助于加强复兴党的权力和对国内的控制，所以重要的库尔德产油区陆续被阿拉伯化，伊拉克军队的规模则从20多万人增加至100多万。在此基础上，政府军于1974年恢复了对库尔德民主党的军事打击。

特殊的工业化政策和农业投资的减少，使库尔德地区的城市失业率不断攀升，另一方面则导致衰败的农村人口和战争难民争相涌入，加快了城市化趋势，城市库尔德人口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增加了4倍。 [30] 农民脱离土地，破坏了库尔德经济的关键部门，打乱了传统生活方式，加深了库尔德人对国家的依赖，使之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很不正常。总的来说，库尔德地区长期缺乏系统有序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这是刺激当地局势动荡的基本根源，也是迫切追求现代化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挑战政府、寻求合法性的重要理由。

虽然伊拉克的历届政府对库尔德人政治上防范、经济上加以限制，但在文化领域基本保持了宽容态度。官方从未以书面和法律的形式禁止库尔德人的语言、风俗等权利，也没有公开否认库尔德人的族群性，尽管偶尔会采取一些同化措施。现代伊拉克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库尔德知识分子，后者不断挑战传统阶层的领导地位，加剧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分裂。

1975年后，复兴党的库尔德文化政策因为政治需要不断变换，在禁止与开放之间徘徊，总体上趋向于收紧。1979年，政府组织成立了苏莱曼尼亚大学，并在巴格达建立了库尔德研究所，但很快予以关闭。苏莱曼尼亚大学后来迁移至埃尔比勒，改名为萨拉赫丁大学。1970至1983年，国内共有28种库尔德语刊物出版，其中基尔库克2种，埃尔比勒6种，苏莱曼尼亚4种，巴格达16种。伊拉克电台允许播放库尔德语节目。在文化政策总体为政治服务的情况下，1983年后，政府又收紧了相关政策，规定基尔库克、哈那钦、摩苏尔和杜胡克的库尔德学校只能使用阿拉伯语教学。但是，为了能使库尔德人参加对伊朗的战争，又采取了其他一些弥补措施，比如将库尔德自治区更名为“库尔德斯坦自治区”、重建“库尔德出版和文化中心”、下令推迟对学习阿拉伯语的收费、在库尔德各大城市举办库尔德文化节，等等。1987和1988两年，在政府军向库尔德地区进攻的同时，中央文化信息部的官员则在各城市宣传库尔德文化。1988年，在苏莱曼尼亚市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纪念库尔德诗人毛拉维的学术会议。会后出版了论文集《纪念毛拉维》。教育部门还发行库尔德语杂志、书籍和课本。通过上述活动，伊拉克政府希望能够树立政治宽容的形象。但是，从构建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说，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策略并非良策，相反，其明显的随意性和投机性，会使人更加反感政府政策的反复无常，除了在政治上使政府自我树敌、失信于民以外，还导致库尔德地区教育落后、儿童入学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学生数量少、公务员缺乏等问题。

促使伊拉克库尔德人对政府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自上而下推行的库尔德自治名不副实。自治一直是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和与政府谈判的核心内容，但在70年代以前，政府承诺的自治基本上是画饼充饥，没有实质的内容和制度支撑。1968年复兴党二次上台，才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复兴党建立了伊拉克第一个一党制政府，加之党内实行高度集权，党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党首的志趣性格、执政理念等对国家政治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1968年，复兴党二号人物萨达姆负责与库尔德人的谈判，开始直接影响库尔德问题的解决方向。1979年，萨达姆出任总统，兼任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总书记数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库尔德政策构成了萨达姆时期伊拉克内政外交的重要内容。

伊拉克政府根据1970年的“3·11协议”出台了自治法，在宪法框架内赋予库尔德地区新的地位。“3·11协议”第5条规定伊拉克国家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伊拉克人民则由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共同组成；政府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权利，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加以保护。接着，伊拉克革命最高委员会第228号决议又制定了对库尔德人的一般原则，具体为：必须有一位共和国副总统由库尔德人担任；库尔德人占多数地区的官员必须由会说库尔德语的库尔德人担任。1973年出台的第33号法令，进一步完善了自治条例，规定库尔德斯坦包括苏莱曼尼亚、埃尔比勒和杜胡克三省，埃尔比勒市为自治区首府与行政中心。1983年，萨达姆为了表彰库尔德人在两伊战争中的贡献，宣布将埃尔比勒市定为夏都。法令规定库尔德语和阿拉伯语同为库尔德斯坦的官方语言；库尔德人可以在所有教育阶段使用库尔德语和阿拉伯语。这些规定虽然与“3·11协议”的内容重复，但是把与库尔德反对派的谈判结果变成了国家法律，所以意义重大，由此可见萨达姆以及复兴党彻底解决库尔德问题的信心与决心。

1974年，萨达姆开始落实自治法，在埃尔比勒成立了立法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任命库尔德民主党的分裂者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根据1973年第33号法令，自治区的立法委员会拥有如下权力：一，在国家大政方针内，根据当地发展情况，以及社会、文化和经济服务发展的需要制定法律；二，制定促进当地文化和居民族群传统的有关法律；三，制定与非官方机构和地方贸易有关的法律；四，在与中央宏观计划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制定由行政委员会提交，用于发展教育、卫生和服务，以及涉及经济和社会领域项目的详细计划；五，批准由行政委员会制定的地区一般性预算；六，在制定地区一般性预算后，在国家目标和数量分配范围内，在与现行法律相一致的情况下，对其加以修正；七，就有关司法问题与行政委员会进行讨论并提出质询；八，制定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但是，直至1980年3月第56号法令出台以后，立法委员会的组成才有了最终结果，说明此前自治制度建设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第56号法令规定，自治区立法委员会成员经直接投票和秘密投票两种方式选举产生；选举比例为每3万名居民有1名代表(1983年选举产生了58名委员)。但实际选举结果是，复兴党成员控制了委员会的绝大部分席位；亲政府的库尔德民主党成员也可以当选。立法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其中一次经共和国总统批准或委员会多数成员同意后，可延长一月。但无权审议灌溉事业，因为后者属于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

行政委员会是立法委员会的执行机构，由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组成，负责处理自治区的日常行政事务、为共和国总统准备年报。自治区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遵循中央掌握国家最高司法权的原则。行政委员会主席要参加部长会议。1986年8月，萨达姆参加了第一届立法委员会会议并发表讲话，支持库尔德自治，给人以行政委员会从此可以独立运行的印象。

复兴党政府对于自治法的实施，看似毫无保留，实际附加了许多限制条件，主要表现为行政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不能独立开展工作。行政委员会的成员一般由萨达姆指定，而不是按规定经选举产生。立法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便是橡皮图章，自治区的所有预算均由巴格达说了算，中央有权推翻自治区的任何决定。1986年，伊拉克通过法律，要求立法委员会候选人必须接受复兴党的资助和领导、服从1968年“七月革命”的目标、候选资格必须征得中央批准。两伊战争结束后，萨达姆推行更加严厉的库尔德政策，库尔德自治名存实亡。两年后，海湾战争爆发，萨达姆开始丧失对北方地区的控制权，库尔德人从此实行单方面自治，使伊拉克国家在实质上进入分裂阶段。

为了遏制分离主义的发展，伊拉克政府和土耳其政府一样，严格控制国内的库尔德人口及其分布。1963年政变后，阿里夫政权试图使库尔德地区阿拉伯化，鼓励阿拉伯人前往定居。1974—1975年战争后，萨达姆将大批库尔德人和亚述人迁往南部沙漠地区，还计划使辛加尔、基尔库克和哈那钦地区阿拉伯化。政府派人拆毁了那里的村庄，农业改革委员会只准给阿拉伯农民颁发财产执照。数年后，部分库尔德人获准重返库尔德地区，但不能返回原籍，只好流落到苏莱曼尼亚、埃尔比勒和杜胡克等城市安家。严酷的生存环境迫使库尔德人在1978、1979年相继举行游行抗议活动。

阿拉伯化政策的重点，是清空边境地带的库尔德人。1978年6月至1979年4月，大约有25万村民被异地安置。1989年6月26日，伊拉克政府在官方文件中承认移民的主要目的是，在与土耳其、伊朗接壤的地区开辟宽30公里的无人地带。两伊战争期间，该计划停止执行，但其他地区的移民活动仍在进行。1985年，伊拉克政府在与塔拉巴尼的谈判失败后，又宣布了一份50万人的安置计划。随后，许多古老的库尔德村庄遭到拆毁，人口被安插在公路沿线和军事基地附近。1989年6月，苏莱曼尼亚以北、距伊朗边境10公里的卡拉·迪兹被强制迁移，有5万多库尔德人被命令立即离开，且只准带走能随身携带的物品。当地居民拒绝配合，派代表向萨达姆请愿，结果代表团的首领毛拉·穆罕默德·戴尔贾伊被政府关押。政府军随后包围了卡拉·迪兹，将这里夷为平地，将当地居民分别驱赶至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的安置点。于是，经过多次剧烈的人为扰动以后，许多库尔德山区成了无人区，库尔德游击队开始面临严重的后勤补给困难。

被迁入城市的库尔德人生活很不理想，他们丧失了毕生积蓄、熟人关系和固定工作，子女教育也受到影响，失业、物质和心理的压力很大，导致犯罪率持续上升。除了苏莱曼尼亚、埃尔比勒和杜胡克等城市，很多人还被迁移到伊拉克南部的阿尔、奴赫拉体、萨利满和穆提巴四个安置点。1989年春，伊拉克政府加强了对城市库尔德居民的限制，禁止他们购买或修建房屋，要求1975年以后定居城市的人必须向警方登记备案。断断续续的强制迁移对库尔德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内族群关系造成了很大伤害。

20世纪后期最令库尔德人感到恐惧和难忘，同时刺激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库尔德问题的事件是化学武器袭击。萨达姆上台以后，伊拉克大力发展军事实力，购买和拥有了大量飞机、坦克和常规武器。1974年起，开始大规模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主要是芥子毒气和神经毒气(1925年的日内瓦公约只谴责使用毒气，而不禁止生产)，使伊拉克成为拥有化学武器最多的第三世界国家。1983年，伊拉克首次对伊朗使用化学武器，引起联合国的抗议，但伊拉克方面拒绝承认。此后，为了稳定后方，伊政府又多次针对本国库尔德居民使用毒气。

80年代末，伊拉克军队使用化学武器的几率达到高潮。1986年初至1989年底，萨达姆接连在北方地区用兵，统称“安法尔行动”，共造成20多万人死亡、许多村庄被毁、100多万人遭到驱逐，制造了无数寡妇和孤儿。 [31] 1987年4月15、16两日，政府军用毒气袭击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的库尔德村庄，造成300人伤亡。1988年3月16、17日对哈拉布贾镇的轰炸，终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

哈拉布贾地处两伊边境地区，是库爱盟的民兵基地。3月13日，伊拉克军队对这里开始空中轰炸，接着又使用了芥子毒气、神经毒剂、塔崩(一种神经性毒气)、乙基毒气和氰化氢等多种化学武器。 [32] 伊朗政府立即就此向联合国提出抗议。联合国派专家进行调查，发现大部分受伤者是平民且明显受到了化学武器伤害。袭击发生时镇内居民总共7万多人(包括附近村庄前来避难的人)，袭击过后，有5000多人死亡，多数为妇女、儿童和老人。另有1万多人受伤，数千人失踪。惨案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多年后仍有数千人死于毒气带来的并发症、疾病或出生感染。 [33]

化学武器袭击的惨状让人痛入骨髓，成为日后库尔德人控诉萨达姆及其政权的有力罪状。据幸存者记载，毒气弹爆炸后，空气中“有好闻的味道，像甜苹果、桔子和大蒜的味道”。数分钟内，人们呼吸困难。“一些人倒地身亡，一些人大笑而亡，一些人身上起火、冒泡，咳出绿色的东西。” [34] 即便活下来的人，患流产、直肠癌等癌症、呼吸疼痛、皮肤和眼睛障碍、再生障碍等疾病的可能性要高于其他地区10多倍。惨案发生后，伊朗人立即展开营救。记者卡夫赫·髙勒斯坦描述了当时的场景：“生命已经凝固。生命已经停止。如同正在观看的电影，突然定格在一个画面。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死亡。当你走进一家院子，一间厨房，会看见一名妇女在曾经切胡萝卜的地方正举着菜刀。后果越来越严重。受伤者被不断送来。村民们来到我们的直升机前，恳求我们把十五六个漂亮的孩子送到医院。所有记者席地而坐，每人怀抱一个孩子。在我们起身的时候，我怀里的小女孩口吐液体，随即在我的双臂间断了气。” [35] 指挥这场“哈拉布贾大屠杀”的人是萨达姆的堂兄阿里·哈哈辛·马吉德，此人1987年3月开始担任伊拉克的国家安全局首脑和复兴党北方事务局主席，因多次制造化武惨案而臭名昭著，人送外号“化学阿里”。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化学阿里”终于受到联合政府的审判，2010年1月25日被送上绞刑架。

哈拉布贾惨案发生后，库尔德社会惊痛欲绝。伊拉克政府则矢口否认，伊国防部长在9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称：山区根本就不适合使用毒气。但没人相信他的话。伊拉克政府冒险使用化学武器，目的是制造恐慌、将大批库尔德人驱赶到公路沿线、推动实施阿拉伯化的计划。就在哈拉布贾惨案发生后的9月份，伊政府军再次使用毒气袭击了库尔德村庄，造成数千人死亡。

“安法尔行动”和化学武器的使用，给萨达姆政权和伊拉克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它使库尔德人在普遍恐慌之余，不再相信复兴党政权，破坏了复兴党在北方地区的社会基础。其次，使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大大增强。再次，削弱了库尔德人的国家认同。最后，严重损害了萨达姆政权的国际形象。海湾战争爆发后，这些后果持续发酵和释放，对伊拉克的政治、族群关系和国家结构带来强烈冲击。

在萨达姆的镇压下，库尔德难民持续增多，加剧了国内社会经济的动荡，成为影响中东地缘政治的新因素。20世纪80年代，分别有3万和100多万库尔德难民涌入土耳其和伊朗境内。伊朗政府将15万难民安置在边境地区的难民营里，又在被两伊战争摧毁的城镇地区设立了94个营地和接待区。其中一个居民仅25000人的城市就接纳了75000名难民。 [36] 难民给土耳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迫使其另寻解决办法。两伊战争结束之际，伊拉克政府为了稳定库尔德地区局势，从1988年9月起连续5次大赦政治犯，其中两次是专门针对库尔德人的。但是，伊拉克政府拒绝了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力量参与难民事务的要求，所以难民遣返工作只在土伊两国间进行。

第八节 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与库尔德高度自治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次贸然的军事行动不仅揭开了海湾战争的序幕，而且成为复兴党政权和伊拉克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伊拉克从此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变成受联合国制裁和美英等西方国家打压的对象，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国家发展严重倒退，地区影响力一落千丈，国际上普遍孤立。在实力有限和主权受损的情况下，对内完全丧失干预库尔德问题的能力。海湾战争结束后，美英在伊北方设立禁飞区，形成对库尔德人武装割据的实质性保护，使库尔德民族主义拥有了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在2003年3月20日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5月宣布军事行动结束，2010年8月19日宣布战争结束)爆发，库尔德武装配合美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开启了后萨达姆时代。从此，伊各派势力激烈角逐，形成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三足鼎立的局面。与此同时，库尔德地区高度自治，实现了自“一战”以来政治自主、经济独立和文化自由的三大目标，伊拉克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开始由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叛乱者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演变成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库尔德问题的重点，不再是库尔德人的族群地位、文化权利、自治区的具体权限、库尔德官员的任用等问题，而是国民收入如何在中央与库尔德自治区之间进行分配、库尔德自治是否促进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重大问题。

1991年2月，海湾战争结束，伊拉克北方地区的库尔德人和南方的什叶派穆斯林趁政府军遭受重创之机发动起义，试图一举推翻复兴党政权。3月，库尔德起义首先从东北部小镇兰亚爆发，并很快蔓延至苏莱曼尼亚、埃尔比勒、杜胡克和扎霍等地，进而控制了基尔库克北部地区。1989年成立的库尔德斯坦阵线开始发号施令，宣布大赦亲政府的库尔德武装亚斯布(俗称驴子)，要求其配合起义，得到了积极响应。起义如野火燎原，大有失控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开始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放弃对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的支持，放任萨达姆镇压起义。3月29日，萨达姆集合了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发起反攻，于次日收回基尔库克，然后很快重新控制了所有库尔德主要城市。战争中库尔德难民人数激增，邻国土耳其不堪重负，担心本国库尔德问题会受到影响，故提议在伊北部设立安全区，保护库尔德人，减少难民数量。4月5日，联合国通过688号决议，对伊当局的镇压行动予以谴责。4月8日欧共体卢森堡会议，英国首相梅杰采纳土耳其总统厄扎尔的意见，主张由联合国向库尔德人提供保护，获得欧洲领导人和美国的一致赞同。美英法等国开始在北纬36度线以北的伊拉克领土划出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人口350多万的禁飞区 [37] ，规定伊政府飞机或军队不得进入这一区域，并由美英法三国联军负责执行空中巡逻。从此，伊政府完全丧失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库尔德民族运动出现重大转机，库尔德民主党和库爱盟开始分别控制部分地区，实施有效自治。

从1991年4月至8月，库尔德斯坦阵线不断与政府谈判，要求在联合国监督或国际社会保护下签署和平协议，但是被巴格达方面拒绝。10月，伊政府突然从库尔德地区撤走全部军队和行政机构，继而对当地实行经济封锁，试图困死库尔德武装。但是库尔德斯坦阵线趁机填补权力真空，积极准备建立政府。

伊拉克政府的行动使库尔德地区面临双重封锁，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早在1991年以前，这里就接连遭受暴力冲突和“安法尔行动”的破坏，导致25％的农村人口流离失所，80％工薪阶层处于失业状态。1990年8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661号决议，禁止各国进口来自伊拉克或科威特的商品和产品，禁止任何促进这些商品和产品出口的行动。 [38] 致使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货物向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缴纳的关税大大减少。1991年10月，伊政府又断绝了对库尔德地区政府雇员的薪水供应，阻止北方与国内其他地区间的商品和贸易运输，禁止任何燃料与食品进入北方。国际国内的双重封锁导致伊北方居民的购买力大幅下降，物价却飞速上涨，其中煤油上涨200倍，大米上涨80倍，其他商品价格的涨幅也很惊人。

为了尽早结束北方地区的无政府状态，促进社会稳定，推动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向前发展，库尔德斯坦阵线提议举行大选，成立统一的库尔德政府。1992年5月19日，选举开始，库尔德两大党同意建立民族联合政府。6月，伊反对派在维也纳成立伊拉克国民大会，库尔德两大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未来伊拉克实行联邦制并给予库尔德人以自治地位。同月，库尔德地区民族议会和内阁成立，共105人当选议员，两大党各有议员50人。7月4日，在埃尔比勒正式成立了库尔德地区政府。政府各部和各级机构实行五五分权的原则，即如果某一部门的正职由两大党派之一掌握，则副职必须由另一个党派掌握。10月4日，地区议会宣布了库尔德民族运动的目标，即在“实行民主议会制的伊拉克建立联邦制度”。库尔德斯坦阵线称选举不带有任何的分离意图。 [39] 此前7月份，西方国家已经从伊拉克撤军，只留少部分人员负责安全和救灾事务。美国则为了推翻伊拉克政府，开始扶持反对派在大马士革、贝鲁特等地开会，库尔德斯坦阵线派代表参加了这些会议。

库尔德地区政府成立以后，伊拉克政府拒绝承认，但无力阻止事态发展。库尔德人在美英禁飞区制度保护下发号施令，对内行使政务，对外与美英等国以及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独立交往，俨然是伊拉克的国中之国。为了稳定形势，保证已取得的成果，库尔德地区政府积极与土耳其政府合作，支持越境打击库工党的行动，促进与土耳其的双边贸易，改善自治区的收入和发展条件。伊拉克的库尔德经济在历史上就依赖土耳其，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是如此。海湾战争以后，几乎所有国际人道援助都要经土耳其领土进入伊拉克境内。仅1994、1995年两年，土耳其一国给予伊拉克库尔德人的人道援助就分别达1350万和1200万美元。为了换取汽油，土耳其还允许大量食品进入伊北部地区，年交易额达2亿多美元。 [40] 与土耳其的贸易明显有利于改善双重封锁给库尔德人带来的困难。

联合政府成立后，库尔德两大党派之间仍有矛盾。1994年，两党因争夺边境贸易收入、政府席位和地盘发生冲突。7月，双方在巴黎达成停火协议，缓和了紧张气氛，但分裂局面已经形成。最后，库爱盟控制了北纬36度线以北19公里、人口100多万的埃尔比勒。为了巩固权力，库爱盟积极寻求伊朗支持。伊朗则希望修建经埃尔比勒通往土耳其和西方国家的输油管道。所以双方有共同利益。1996年7月下旬，伊朗军队开始在库爱盟配合下，深入伊拉克北部地区，清剿那里的伊朗库尔德武装。库尔德民主党指责库爱盟引狼入室，屠杀自己的弟兄；后者则抨击库尔德民主党霸占地盘，导致双方于8月17日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31日，伊拉克政府以应库尔德民主党的请求为由，派3万部队和450辆坦克进入“安全区”，攻占了埃尔比勒，将其交由库尔德民主党控制，然后撤军。库尔德两党从此在各自控制区内实行单独统治，直到2006年才宣布合并行政机构。1996年9月3日、4日，美国借口伊政府进攻库尔德人，向伊南部发射了导弹。1998年，库尔德两党在美国和土耳其的劝解和压力下，在华盛顿握手言和，达成了新的协议。

从海湾战争结束到伊拉克战争爆发，库尔德地区在两大党治理下，各方面有了较大发展。90年代，联合国开始对伊拉克实行石油换食品计划，将每年13％的伊拉克石油收入交由库尔德人使用。库尔德地区政府也与外国公司签订了许多投资协议。截止2003年，地区政府从石油换食品计划中共获得80.35亿美元。源源不断的资金收入不但缓和了两大党的矛盾，还为发展当地建设、提高库尔德人生活水平提供了强大动力。截止2003年石油换食品计划结束之际，地区政府仍有40多亿的石油换食品资金尚未用完。充裕的资金和稳定的社会治安，让库尔德地区的发展状况明显好于国内其他地区。在地区政府努力下，当地许多被破坏的村庄与房屋获得重建，工业有所发展，通讯、计算机和网络水平显著提高，苏莱曼尼亚、埃尔比勒两大城市拥有了与中东和欧洲各地通航的国际机场。2004年，库尔德地区人均收入高于国内其他地区23％。地区政府利用石油收入进行投资，在埃尔比勒修建了媒体城，在土耳其、伊朗边境地区开始建设自由贸易区。

最令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自豪的是，自治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获得飞速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世纪90年代以前，北方地区只有萨拉赫丁大学一所高校，而且还不受伊拉克政府的重视。进入90年代以后，萨拉赫丁大学人数猛增，学生年龄普遍在18—25岁之间。1992年，伊拉克政府宣布不再承认萨拉赫丁大学的文凭，导致报考该校的阿拉伯学生越来越少。2005年，该校9000多名学生全部为库尔德人。2010年，该校已经拥有了21所学院，包括17所早读学校和4所夜校；学校员工2483名，其中教师1063人。 [41] 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库尔德地区政府陆续创办了其他大学，如苏莱曼尼亚大学(1992年)、杜胡克大学(1995)、可雅大学(2003年)、库尔德斯坦好莱尔医科大学(2007年)、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美国大学等。其中，库尔德斯坦好莱尔医科大学和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美国大学实行英语授课，其他学校大部分使用库尔德语教学，英语已取代阿拉伯语成为了多数学生的第二学习语言。经过了十多年的自治，许多库尔德学生已无法熟练读说阿拉伯语。累积起来，1991年以来库尔德地区的各类学校已达300多所。教育发展的同时，库尔德语的图书出版事业突飞猛进，仅2002年一年就有大约200本图书出版或者被翻译成库尔德文。政府面向整个库尔德地区开辟了许多电视和卫星频道，建立了警察和军事学院。人们的文化兴趣纷纷转向库尔德文学、故事、艺术和音乐。随着印刷、出版、报纸、杂志等机构网络的建立，现代化的新型库尔德普通话开始形成。在此基础上，从2008年起，库尔德地区政府开始在小学阶段推行使用拉丁字母拼写库尔德语。

库尔德地区在各方面的发展不但提高了当地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采取非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观点来编写历史著作 [42] ，显示出库尔德族群意识的急剧扩张和政治化态势。由此，库尔德人既有了文化共同体的特征，也有了政治共同体的特征，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建构现代民族身份。库尔德人开始进入伊拉克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进入21世纪，伊拉克库尔德自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借反恐之名加紧制裁伊拉克，积极准备推翻萨达姆政权。库尔德人配合美国行动，为在萨达姆倒台后的前途谋篇布局。

2002年秋，库尔德人推出了一份未来的宪法草案，主张伊拉克是实行“共和、民主、议会制和多党制的联邦国家”；联邦单位包括阿拉伯和库尔德两个地区，有统一的联邦政府、议会和司法机构；联邦总统从两大地区中选举产生，总理则自然来自另一地区。草案要求联邦政府的成员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保证库尔德人至少控制国防、内政和财政三个部门中的一个；库尔德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分设地方首都、总统、行政机构、议会和司法机关。草案最后要求，不经库尔德人同意，联邦制不得更改，否则，库尔德地区将自动获得自决权，意味着如果与中央发生冲突，且要求得不到满足，库尔德地区有权单方面宣布独立。 [43] 这份宪法草案的提出，说明库尔德人在战前就已确信萨达姆政权必然倒台，因此未雨绸缪，做积极准备。

2003年3月2日，美英正式入侵伊拉克，5万多库尔德民兵配合行动，一路攻城夺地，占领了许多市镇。3个星期后，巴格达陷落。5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林肯”号航母上发表讲话，宣布结束在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标志着萨达姆政权已经被推翻，伊拉克进入了战后重建时期。随后，库尔德武装又配合美军镇压了费卢杰、摩苏尔等地的阿拉伯反美起义。

这次战争极大地激发了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绪。早在战前，由于土耳其议会否决了美军经本国领土入侵伊拉克的请求，库尔德人高兴地看到土耳其不会对自己的自治地位构成威胁。再加上战争期间，库尔德武装的规模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武器装备明显改善、美国的军火援助源源不断，库尔德人有信心实现自我保护。此外，战争使伊拉克南部地区遭到破坏，北部地区则安然无恙，并且有较多的资源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强化治安。所以在十分有利的形势下，库尔德社会开始被大规模动员起来，就连普通民众也纷纷要求独立，向赞成联邦制的两大党派施加压力。

2003年7月，伊拉克管理委员会成立，塔拉巴尼、巴尔扎尼以及其他3位独立库尔德人士名列其中。2004年2月1日，150万库尔德人举行联合签名，要求独立。5日，库尔德议会召开，号召两大党领导下的政府合并。3月8日，伊拉克过渡时期管理法通过，该法应库尔德人的要求加入了这样一项条款：允许任何一省以2/3的多数否决永久宪法。这实际上是库尔德人谋求政治独立的前奏。10月2日，苏莱曼尼亚出现了六七十万人的游行，游行者要求举行全民公决、把基尔库克定为库尔德地区新的首府，还要求两大党团结一致，争取实现库尔德独立。基尔库克、杜胡克和埃尔比勒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游行。这些游行的组织者自称独立、不受任何人的领导，组织的名称叫作“库尔德斯坦全民公决运动”。2005年1月30日，“库尔德斯坦全民公决运动”举行非正式公决，结果显示有98.5％的库尔德人赞成独立。 [44]

在库尔德民族运动蓬勃发展之时，伊拉克的国内政治也激烈重组，旧的权力格局被完全颠覆。2005年2月13日，伊拉克大选初步结果公布，什叶派的伊拉克联盟获得48％的选票和议会140多个席位，成为最大的赢家。主要由库尔德两大党组成的库尔德联盟紧随其后，获得了27％的选票和75个议会席位。在基尔库克，库尔德两大党联合少数土库曼人和基督教徒组成兄弟阵线，赢得了58.4％的选票。大选结果证明，库尔德人不但控制了杜胡克、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三省，还在尼尼微省、萨拉赫丁省和迪亚拉省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基尔库克更是如此。由于此前的1月份有10多万库尔德难民获得了基尔库克的投票权，致使库尔德人在当地占据了选举优势，亲土耳其的伊拉克土库曼阵线只获得16％的选票。

2005年4月，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当选库尔德地区政府主席，从而正式启动了该地区的一体化建设。10月，伊拉克新宪法通过，历史上凡是对库尔德人有利的谈判条件，几乎都被写入了这部宪法。该宪法规定伊拉克是联邦制国家，库尔德地区作为联邦单位，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内部实行高度自治；库尔德语和阿拉伯语同为伊拉克的官方语言。

在这部新宪法出台前后，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库尔德人是否会从伊拉克分离。库尔德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回答这一问题，他们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多次明确表示不谋求分裂，支持维护伊拉克的统一和领土完整。马苏德·巴尔扎尼坚称：“库尔德人有效参与和推动了新伊拉克的建立”“是伊拉克国家的奠基人之一”。 [45] 伊拉克新政府为了维护统一，也极力地讨好库尔德人，不但在法律上满足其各项要求，还让出部分重要职位，增加了库尔德人在议会和政府中的席位。在阿拉维领导的过渡政府中，来自库爱盟的巴尔哈姆·萨利赫出任副总理一职，来自库尔德民主党的霍施亚尔·兹巴里担任外交部长兼伊拉克驻阿拉伯联盟的代表。2005年大选后，库尔德人继续保持这一优势，控制了中央政府中的3个主要部门。其中，库爱盟主席塔拉巴尼当选总统，兹巴里继续担任外交部长，巴尔哈姆·萨利赫转任计划部长。在立法领域，库尔德人获得了对重大事项的否决权，库尔德议员凭这项权利多次阻挠新选举法通过。 [46]

地方层面，宪法赋予库尔德地区政府在立法、财政预算和行政等方面的自治权力。2006年5月7日，两大党合并政府机构，满足了民众的统一要求，对外开始用一个声音说话，极力维护库尔德人的利益。国民大会是库尔德地区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地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稳步增强：2007年第一次实施对内阁成员的质询权，2008年接到政府预算并允许议员们进行充分讨论，2009年夏还收到了地区政府递交的自治区宪法草案。为了促进多党民主制在自治区的发展，保证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地区政府同时对两大党和其他小党提供资助。2005年的地方选举结果，国民大会议席分布如下：两大党共占39席，两个伊斯兰党15席，亚述基督教徒5席，土库曼人4席，共产党3席，社会主义者2席，劳工党1席，其他小党1席。约1/3的议会席位属于妇女。 [47] 从而形成了两大党主导，其他族群、宗教和党派并存的政治格局，有力维护了地方稳定与团结。

萨达姆倒台后，库尔德自治区加快了各方面的建设进程，不但充分利用了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还力求冲破现有约束，积极开拓独立自主的外交活动。目前，自治区已经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等国派驻了代表，和美国的关系尤其密切，涉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个方面。2006年统一行政机构以后，自治区政府制定了经济发展计划，大力开发本地自然资源，发展水利、矿产、石油和热电业，努力建设独立的地区经济体系。这时的形势发展也有利于地区经济建设。首先，库尔德各派在美国调解下捐弃前嫌，团结与合作的热情高涨，营造了和平气氛。其次，伊拉克战争中库尔德地区没有遭受破坏，基本保持了平稳过渡。最后，战后重建启动以后，各国石油公司纷纷涌入，争取石油开采和勘探合同，为发展当地石油工业和对外贸易注入了活力。凭借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库尔德经济迅速步入正轨，作为支柱产业的石油部门发展状况尤其不错。

伊拉克新宪法第112条规定，国内石油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开发，中央负责公平地分配石油收入，库尔德地区可享受17％的国家财政预算。应该说，这是个相当不错的条件，但是库尔德地区政府并不满足，不愿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中央政府。所以，它积极地单方面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执意与外国石油公司签署北方油田的开采与勘探合同。2005年，与挪威石油公司签署开采协议，2008年6月又与韩国政府达成了合作开发协议。作为回报，韩国国家石油公司允诺出资21亿美元，用来改善和发展自治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09年，库尔德地区政府已经与35个外国能源公司签订了石油开采合同，从中获益50多亿美元。地区政府将这些资金全部用于修建医院、供水系统、高速公路和发电厂等。 [48] 2008年后期，地区政府购进新的钻井设备，准备使地区石油日生产能力达到100万桶，实现石油的自主提炼和出口。 [49] 经济收入不断增长，为库尔德地区摆脱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和从事内部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增加了库尔德人与国内阿拉伯人相抗衡的政治和军事筹码。

伊拉克战后，库尔德地区的军事实力有了很大发展。2005年新宪法出台前，库尔德民主党和库爱盟已分别拥有两万到三万多的民兵队伍。由于库尔德人的坚持，新宪法第121条承认库尔德地区政府“有权拥有自己的军队”。地区政府《关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特殊规定》也强调“不经库尔德国民大会批准，伊拉克武装部队不得进入库尔德斯坦领土” [50] 。伊政府允许库尔德地区保留不超过3万的民兵武装，并同意负担这支武装的薪水和退休金，从而使这支武装合法化，彻底颠覆了前任政府不得建立任何独立的民族或教派武装的规定。然而即使是这样，库尔德人也不满意，他们要求库尔德部队达到9万人的规模。 [51] 2009年11月，地区政府主席巴尔扎尼在会见到访的美国军事代表团时表示，希望将来能建立一支统一的、独立于伊拉克国防军的军队，并就自治区武装和安全机构的设置、训练和调整等问题与美方商谈。 [52] 表明库尔德人决心依靠外部支持来建立一支强大而独立的武装，以维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该计划明显违背伊拉克的现行法律，与削弱教派和民族武装、谋求国内和解的根本要求相冲突，增加了伊拉克解决库尔德问题、维护国家统一的难度。

种种迹象显示，库尔德人是在执行一种自相矛盾的双重战略。他们一方面表示愿意维护国家统一，一方面又极力强化自己的半独立地位。用焦耳笛·特杰尔的话说，该战略短期目标是管理日常事务，如搞好机构建设、推动地区发展、发展与邻国的关系等。长期目标则是推动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谋求独立。 [53]

事实上，经过20多年的自治，伊拉克库尔德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认同。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以前，只是民族主义者鼓吹库尔德民族认同、争取自治的话 [54] ，那么海湾战争后，随着族群意识的增强，民族的认同开始普及，成了绝大多数库尔德人的共识，并开始挑战国家认同。马希尔·阿齐兹以库尔德地区的大学生为例，深入研究了库尔德人在认同方面的巨大变化。 [55] 从大学生身上，可以看出库尔德年轻人和社会精英的价值观以及政治取向。马希尔的研究表明，96.8％的库尔德大学生自认为是库尔德斯坦人、库尔德人或库尔德斯坦主义者，而否认是“伊拉克的库尔德人”；69.6％的学生“否认与伊拉克有联系或忠于它”；40％的学生“厌恶”伊拉克国旗。从性别来看，33.8％的女生和56.2％的男生主张库尔德地区独立；9％的女生和7％的男生主张与邻国库尔德地区实现统一；只有极少数人赞同联邦制。被调查者中没有一人赞同库尔德地区回到90年代以前的状况和地位。研究最终说明，库尔德人对地区政府的忠诚度远高于对伊拉克国家的认同。

官方层面，库尔德地区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民族主义和地方意识的发展。从1991年开始，地区政府在悬挂旗帜时将伊拉克国旗置于库尔德旗帜之后。2008年2月5日又迫使伊拉克议会修改国旗，去掉了上面象征复兴党奋斗目标的三颗星图案，之后才允许国旗在库尔德地区继续悬挂，但政府部门和公共建筑除外。地区政府主席称这样做的理由是，正是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萨达姆政权摧毁了无数库尔德村庄、制造了哈拉布贾惨案、屠杀了大量人民、制造了许多万人坑。

库尔德民族认同的发展，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伊拉克历届政府构建民族国家的努力总体上是失败的，主要表现在未能使库尔德人树立起积极的国家归属感，相反因为强制推行国家认同而使库尔德人更加远离国家中心。第二，正如马希尔·阿齐兹所说，复兴党垮台以后，对于库尔德民族认同和政治团结意义最大的，是人们对库尔德斯坦的归属感。 [56] 换言之，在库尔德人的各种认同中，占据首要位置的是对自治区和库尔德族群的认同，其次才是伊拉克国家。这种认同上的巨大变化，给未来伊拉克的统一和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因素。

同时，影响未来库尔德地区与中央关系的重大因素还有基尔库克问题。2003年战后，库尔德人坚持对基尔库克拥有管辖权，反对将该地区划入其他行政区域，遭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强烈反对。基尔库克问题开始影响伊拉克的内政和外交。

基尔库克是北方地区塔米姆省的省会，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古代，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库尔德人，后来陆续有土库曼人和阿拉伯人迁入，渐渐发展成伊北部最大的城市。该市南距首都巴格达240多公里，东邻苏莱曼尼亚，北接库尔德首府埃尔比勒，向西通往摩苏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20世纪初，随着石油被发现，这里很快成了伊拉克的主要石油产地，目前已探明的原油储量为100亿桶，占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近40％。该市有通往土耳其港口杰伊汗和叙利亚的输油管道，是伊拉克重要的石油出口基地。

基尔库克问题很早就与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联系起来。上世纪20年代，英国打败了马赫穆德，成功将基尔库克并入伊拉克版图。1958年“七月革命”后，该市成为历届政府与库尔德反对派争夺的焦点。1961年科威特危机发生，伊政府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仍派重兵保护基尔库克，多次击退毛拉·穆斯塔法对当地油田的进攻。对基尔库克的争夺导致伊政府与库尔德反对派的和平协议屡屡失效。自1972年7月起，基尔库克成为南北戒严的分界线。1973年，伊拉克颁布自治法，仍将基尔库克排除在库尔德自治区以外。两伊战争期间，政府有意抬高埃尔比勒的政治地位，淡化基尔库克对库尔德人的重要性。

伊拉克政府除了用军事手段控制基尔库克，还采取了经济和人口措施。所谓经济措施实际就是遏制当地的经济发展、封锁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经济来源。但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反而有利于反政府组织扩大影响。所谓人口措施就是改变当地族群结构，切断库尔德人与基尔库克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消除库尔德人争夺该市的人口依据。 [57] 具体就是用驱赶和强制迁移的办法，迫使库尔德人离开，让阿拉伯人取而代之。1957年，基尔库克39.8％居民是土库曼人，35.1％是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只占23.8％。当时，基尔库克全省 [58] 人口中，库尔德人的比例高达55％，阿拉伯人30.8％，土库曼人14.2％。但是从60年代起，上述数据有了明显变化。1977年，基尔库克省的库尔德人口比例下降到37.53％，阿拉伯人口则上升至44.41％。 [59] 在基尔库克市，库尔德人的人口比例更低，该市所有行政和官僚系统全部实现了阿拉伯化。2003年复兴党垮台时，基尔库克石油公司的全体雇员中，库尔德人只有40名。 [60] 人口比例的变动也助长了文化同化，基尔库克省被改名为塔米姆省，当地学校自1983年起只准使用阿拉伯语教学。文化同化让伊拉克的库尔德政策更加激进，激化了族群矛盾，为后来库尔德人在基尔库克推行相反的政策开了先例。

2003年，库尔德武装攻入基尔库克，完成了对该市事实上的占领。为了阻止库尔德人扩张地盘、保护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利益，伊拉克过渡时期管理法划定了“绿线”，禁止库尔德人的活动和居住范围越出杜胡克、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三省的边界。但其实从2003年底开始，大量库尔德人开始越过“绿线”，收回被前政权没收或被迫放弃的土地与房产，并得到了库尔德两大党和美国支持。库尔德人的返回使基尔库克的族群结构发生逆转。战前，该市马赫穆尔区8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但到了2004年6月，这一数字就颠倒过来，变成80％的人是库尔德人。基尔库克及其油气田周围，均开始库尔德化。 [61] 2005年1月的选举结果，库尔德人掌握了基尔库克的市长、议会主席和其他一些关键岗位。

在控制基尔库克以后，库尔德人力图将其打造成新的库尔德政治和经济中心，以取代埃尔比勒的地位。他们吸取历史教训，积极开采石油，推动当地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改变族群结构。在库尔德地区政府引导下，大量外国资本和石油公司进驻基尔库克。最先到来的是土耳其石油公司，它和瑞士—加拿大石油公司联合组成塔科塔科自营公司，共同开发当地油田。自治区政府还鼓励库尔德移民返回基尔库克，承诺将发还被前政权没收的土地、房屋等全部财产，也欢迎其他地区的库尔德人前来定居。为了推动库尔德地区的正常化，纠正前政权的错误，伊拉克中央政府配合这一行动，于2007年4月宣布，允许原来迁入基尔库克的阿拉伯人返回原籍，并给予每户家庭1.5万美元的补贴。该政策遭到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的反对，库尔德人则报以热烈的掌声。 [62] 库尔德人甚至用绑架、恐吓等非法手段来制造恐慌，促使非库尔德人尽快离开当地。 [63]

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都极力试图用立法的形式夺取对基尔库克的管辖权。2008年7月22日，该市议会中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代表通过一项选举法，规定了该市阿拉伯人、土库曼人和库尔德人的分权方式，并决定推迟选举，但遭到库尔德人的一致反对。2009年后期，伊拉克议会表决新的选举法草案，基尔库克人口问题成为阻碍草案通过的主要因素。为了保证基尔库克不被库尔德人所控制，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主张该市选民登记应以2004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为准。库尔德人则坚持应以2009年的人口统计为准，为此不惜动用议会否决权来阻止草案通过，导致该问题到12月份才获得解决。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基尔库克选民以2009年的登记数据为准，但参选政党和个人必须提前公示信息，接受全体选民监督。” [64] 该规定兼顾了库尔德人和其他族群的意愿，但获益最多的还是库尔德人。从中可见库尔德人对联合政府的巨大影响和基尔库克族群结构变化带来的政治后果。

迄今为止，基尔库克的最终地位问题仍未解决。对库尔德人来说，通过控制该市，可以获得宝贵的土地、人口和自然资源，缓解移民安置和贫困问题带来的压力。 [65] 尤其是便于通过扩大石油产量，在短时间内迅速筹集起巨额资金，满足地区政府和库尔德政党证明执政能力、巩固库尔德民族主义合法性和扩充军备的需要。 [66] 此外，能否控制基尔库克还关乎库尔德人的“民族尊严”问题。在长期的族群冲突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基尔库克已经成了“库尔德人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和“民族情结”的具体象征。 [67] 如果库尔德政治家同意放弃基尔库克，势必会遭遇其他派别以及普通库尔德人的反对，从而损害政治权威，甚至导致内乱。 [68] 所以，要让库尔德各派在基尔库克归属问题上作出让步，有一定的难度。

基尔库克问题暴露出伊拉克联邦制度的脆弱性。联邦制的基础是明确的权力划分和政治契约，以保证联邦中央和成员单位的“共有权力”和“专有权力”；联邦代表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有统一的经济关系，成员单位则在贸易、财政、金融、货币、国防等重要方面服从中央的统一管理。 [69] 联邦宪法规定中央和成员单位的权限，提供解决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歧的具体办法。所以，伊拉克联邦制的实行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要明确联邦单位的划分依据究竟是族群还是地区；二是明确联邦中央与成员单位的权力界限。2005年新宪法颁布之前，有人曾提出两种联邦方案：一是以现有的18个省为单位建立联邦。其好处是可以淡化族群矛盾、防止国家沿族群和宗派的界限发生分裂，阻止所有省份从伊拉克分离。二是兼顾族群和地区因素，把全国分成五个大区，每个区有独立的议会和政府，实行内部自治；联邦政府只管理地区间的事务和外交、防务、货币、银行等公共事务。 [70] 但是，这两种方案都遭到了库尔德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第一种方案实行的是单一联邦制，容易给阿拉伯人压制少数族群创造条件。第二种方案虽然赋予了成员单位较大的权力，却使库尔德自治区的面积严重缩水，同样无法接受。针对这些问题，库尔德人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即主张按族群划分联邦单位，保留库尔德人现有的控制面积，弱化中央权力，直至建立保证库尔德高度自治的多民族联邦。这一方案最终被伊拉克宪法所采纳。

库尔德高度自治打破了伊拉克国内的政治平衡，使中央与地方(自治区)、库尔德人与非库尔德人的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之一。基尔库克问题集中暴露出了库尔德自治区摆脱联邦约束的极端倾向。比如它反对国家石油公司插手基尔库克石油事务，拒绝将全部石油收入上缴国库，阻碍伊拉克新石油法草案在议会通过。 [71] 以致国家和自治区各自有一套独立的石油生产及管理系统。 [72] 假如任由这种趋势发展，则伊拉克的联邦制原则很难贯彻，地方与中央以及联邦成员之间的关系会不断恶化，甚至可能使联邦解体。

基尔库克问题表明，自治已经使伊拉克的族群矛盾从统治阶层转移到了社会层面。伊拉克的族群矛盾由来已久，但基本表现为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而随着库尔德势力的不断坐大，这种矛盾逐渐蔓延和下移，引发了普通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库尔德人强行改变争议地区的族群结构和人口比例，让其他族群感到十分恐慌和愤怒。 [73] 2009年，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开始联手抵制库尔德人，特别是阿拉伯人反对让库尔德民兵维持地方治安。 [74] 族群矛盾的扩大成为导致伊拉克北方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为了防止爆发更大规模的族群冲突，美国不得不在2010年增加在北方地区的兵力部署。 [75] 目前，美军已撤出伊拉克，但这些矛盾仍在不断积累和发酵，其破坏性作用有待释放与观察。

综合各种因素，未来伊拉克若要避免国内矛盾升级、实现利益共赢、保证联邦制顺利实施、维系国家统一，唯一的方法就是国家政治的高层保持理性、加强对话、妥善处理族群与教派间的权力分配。而合理解决基尔库克问题，无疑将促使整体事态向良性发展。2009年8月，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第一次对库尔德自治区进行访问，与两位库尔德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会后，三人共同出席记者发布会，宣布中央政府和库尔德自治区将建立联合委员会，着手研究和解决双方的分歧。强调此次会谈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双方将继续保持各个层面的接触，通过联合委员会的协商来弥合分歧，解决争端。 [76] 应该说，这是一种能给伊拉克带来希望和稳定的表示，问题的关键是各方是否有践行这一表态的诚意和智慧。

[1] C.J.Emonds，“Kurdish Nationalism”，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6，No.1，1971，p.92.

[2] David Mcdowall，A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London：I.B.Tauris，2001，p.132.

[3] Aram Rafaat，The Kurds in post invasion Iraq：Themyth ofrebuilding the Iraqi State，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2012，p.16.

[4] C.J. Emonds，Kurds，Turks and Arabs，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312.

[5] Saad Jawad，Iraqand the Kurdish Question：1958-1979，London：Ithaca Press，1981，p.11.

[6]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34.

[7] Mahir A.Aziz，The Kurds of Iraq：Ethno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London and New York：I.B. Tauris，2011，p.63.

[8] S.H.Longrigg，Iraq：1900-1950，London，1953，pp.325-326.

[9] Saad Jawad，Iraqand the Kurdish Question：1958-1979，London：Ithaca Press，1981，p.18.

[10] Saad Jawad，Iraq and the Kurdish Question：1958-1979，London：Ithaca Press，1981，p.38.

[11] 新华社开罗电：《库尔德族领袖向卡塞姆表示效忠共和国政府》，《人民日报》1958年7月26日。

[12]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49.

[13]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36.

[14] Saad Jawad，Iraqand the Kurdish Question：1958-1979，London：Ithaca Press，1981，p.53.

[15] 毛拉·穆斯塔法虽然是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主席，但拥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即来自巴尔赞部落的库尔德民兵队伍。这支队伍只听命于毛拉·穆斯塔法，不受库尔德民主党的控制。加之库尔德民主党有时也不服从毛拉·穆斯塔法的领导，所以二者的行动并不总是保持一致。

[16] Saad Jawad，Iraqand the Kurdish Question：1958-1979，London：Ithaca Press，1981，pp.93-94.

[17] Saad Jawad，Iraqand the Kurdish Question：1958-1979，London：Ithaca Press，1981，pp.136-138.

[18] 这些堡垒直到1975年才被攻破。

[19] Saad Jawad，Iraqand the Kurdish Question：1958-1979，London：Ithaca Press，1981，pp.199-200.

[20]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54.

[21]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57.

[22] Saad Jawad，Iraqand the Kurdish Question：1958-1979，London：Ithaca Press，1981，pp.244-245.

[23] 有些文献说，要通过人口普查的方式解决基尔库克的地位问题。见David McDowall，The Kurds：ANation Denied，London：I.B.Tauris，1996，pp.89-91.

[24]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Iraq：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London：Pluto Press，2004，p.18.

[25]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Iraq：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London：Pluto Press，2004，p.18.

[26] (日)中东调查会：《库尔德民族的悲剧》，赵晨译，《民族译丛》1981年第1期，第64页。

[27]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krg.org/articles/detail.asp？rnr=141&lngnr=12&smap=03010400&anr=18657。

[28] Mahir A.Aziz，The Kurds of Iraq：Ethno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2011，p.64.

[29]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56.

[30]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63.

[31] David McDowall，A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I.B. Tauris，2004，pp.359，391，504.美国国务院的具体数字是，安法尔行动共造成约18.2万库尔德人死亡，30万人失踪，150万人被逐出原地。“Saddams Chemical Weapons Campaign：Halabjia：March 16，1988”，www.state. gov/r/pa/ei/rls/18714.htm.

[32] Dlawer Abdul Aziz AlaAldeen，“Death Clouds：Saddam Husseins Chemical War Against the Kurds”，http：//www.dlawer. net/？q=node/79，04/12/2008.

[33] http：//www.timesonline. co. uk/tol/news/world/iraq/article6991512. ece.

[34] http：//www.hrw. org/legacy/reports/1991/IRAQ913. htm#4.

[35] Shirin Sadeghi，“Sunset in Golestan”，http：//www.iranian.com/Arts/2003/April/Kaveh/index.html，April 2，2003.

[36] David Mcdowall，AModern History ofthe Kurds，London：I.B. Tauris，2001，p.375.

[37]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74.

[38] 该决议直到2003年才失效。

[39]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Iraq：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London：Pluto Press，2004，p.47.

[40] Kemal Kirsici and Gareth M. Winrow，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AnExample ofa Trans-state Enthnic Conflict，London：Frank Cass&Co. Ltd，1997，p.163.

[41] Mahir A. Aziz，The Kurds of Iraq：Ethnonationalismand National In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2011，p.14.

[42] Robert Olson，The Goat and the Butcher：National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Kurdistan-Iraq Since the Iraqi War，California：Mazda Publishers，2005，pp.9-10.

[43] Chris Kutschera，“Kurds：Federalism First”，The Middle East，June 2003，p.21.

[44] www.kurdishmedia.com，9 February 2005.

[45] Aram Rafaat，The Kurds in post invasion Iraq：Themyth ofrebuilding the Iraqi State，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2012，p.51.

[46] 杨俊、吴云、温宪：《经过10次磋商，伊拉克各派政治力量就基尔库克问题达成妥协：新选举法扫清伊大选最后障碍》，《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0日。

[47] Mahir A.Aziz，The Kurds of Iraq：Ethno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2011，p.89.

[48] Perry Williams，“Iraqi Kurds to net$5bn from oil contracts”，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2009，7，24，p.11.

[49] Chris Kutschera，“A Kurdish Oil Emirate？”The Middle East，May 2008，p.44.

[50] 该规定内容见库尔德地区政府网站http：//old.krg.org/docs/federalism/provisions-IKconstitution-feb04.pdf。

[51] Chris Kutschera，“A Kurdish Oil Emirate？”The Middle East，May 2008，p.44.

[52] 杨俊：《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要建军》，《人民日报》2009年11月30日。

[53]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81.

[54] Mahir A.Aziz，The Kurds of Iraq：Ethno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2011，p.5.

[55] Mahir A.Aziz，The Kurds of Iraq：Ethno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2011，pp.118-130.

[56] Mahir A.Aziz，The Kurds of Iraq：Ethno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2011，p.37.

[57] 伊拉克和土耳其两国库尔德政策的不同之一在于，伊拉克政府从未否认库尔德民族的合法存在，至少承认库尔德人的语言及文化权利。

[58] 伊拉克的行政区划多有变化，20世纪80年代基尔库克省改称塔米姆省，所辖面积也有变动。

[59] Nouri Talabani，The Kirkuk District and Attempts at Changing Its National Reality，London，1999，p.81.

[60] Chris Kutschera，“A Kurdish Oil Emirate？”The Middle East，May 2008，p.42.

[61] Robert Olson，The Goat and the Butcher：National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Kurdistan-Iraq Since the Iraqi War，California：Mazda Publishers，2005，p.72.

[62] 李玉东：《基尔库克移民动向引人关注》，《光明日报》2007年4月7日。

[63] Steve Fainaru and Anthony Shadid，“Kurdish Forces Abduct Arabs in Kirkuk：US Memo”，The Washington Post，Wednesday，June 15，2005-6-15.

[64] 杨俊、吴云、温宪(黄培玿)：《经过10次磋商，伊拉克各派政治力量就基尔库克问题达成妥协，新选举法扫清伊大选最后障碍》，《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0日。

[65] Afif Sarhan，“Kurdizing Kirkuk”，http：//www.islamonline. net/servlet/Satellite？c=Article_C&cid=1226471439528&pagename=Zone-English-News/NW ELayout. 2008-11-16.

[66] Chris Kutschera，“The voice of the opposition from within”，The Middle East，May2008，p.13.

[67] Aram Rafaat，The Kurds in post invasion Iraq：Themyth ofrebuilding the Iraqi State，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2012，p.80.

[68] Michael M.Gunter，M.Hakan Yavuz，“The Continuing Crisis In Iraqi Kurdistan”，Middle East Policy，Vol.Xii，No.1，2005(Spring)，p.128.

[69] 朱光磊编著：《政治学概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70] Ali Allawi，Federalism，Fran Hazelton(ed.)，Iraq Since the Gulf War：Prospects for Democracy，London and New Jersey：Zed Books Ltd.，1994，p.129.

[71] Chris Kutschera，“A Kurdish Oil Emirate？”The Middle East，May 2008，p.44.

[72] MEED，“Territorial dispute benefits no one”，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00477230，7/24/2009，Vol.53，Issue 30.

[73] Steve Fainaru and Anthony Shadid，“Kurdish Forces Abduct Arabs in Kirkuk：US Memo”，The Washington Post，Wednesday，June 15，2005.

[74] Bushra Juhi，“Arabs demonstrate against US plan for Kurdish patrols”，http：//www.arabnews.com/？page=4&section=0&article=126131&d=6&m=9&y=2009.

[75] 安国章：《美国军方说8月份后美军将集中部署在伊拉克北部地区》，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10780278.html，2010年1月15日。

[76] 杨俊：《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首访库尔德自治区，双方决定成立联合委员会解决分歧》，《人民日报》2009年8月4日。

第四章 伊朗库尔德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朗的库尔德问题就开始显露出来，核心仍旧是库尔德民族主义与伊朗政府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意愿发生了冲突。长期以来，伊朗政府的族群政策时紧时松，库尔德文化总体上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所以影响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和库尔德人的最大因素，是国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变。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一直对库尔德民族主义实行刚柔相济的应对策略。1979年伊斯兰革命政权建立后，新政府首先强调公民的宗教认同，而淡化族群认同，对库尔德文化既不否认，也不鼓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库尔德人的政治反弹，所以伊朗库尔德问题总体上不如土耳其和伊拉克严重。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角度，可将伊朗库尔德问题分为几个发展阶段，分别是“一战”结束到20年代初、1946年马哈巴德共和国时期、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后(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

第一节 从卡扎尔王朝危机到斯穆科叛乱

伊朗的势力在萨法维王朝(1501—1736)时期就已扩张到库尔德斯坦，与土耳其东部的迪亚尔巴基尔接壤。萨法维王朝也是最早将伊斯兰教什叶派确定为伊朗国教的时代。今天的伊朗库尔德地区被分成3个省份，分别是北部的西阿塞拜疆省、南部的克尔曼沙赫省和位于二者之间的库尔德斯坦省。库尔德斯坦省全部人口为库尔德人；克尔曼沙赫省主体居民是库尔德人，南部地区则以卢尔人为主；在西阿塞拜疆省，库尔德人主要分布在西部城市，其余居民则为阿塞拜疆人。根据1986年统计，库尔德斯坦省的面积为25611平方公里，西阿塞拜疆省为32598.9平方公里，克尔曼沙赫省为23621.9平方公里。 [1] 除去西部，伊朗东北部霍拉桑省(呼罗珊)的高澶和达尔加兹两地，也居住有大约100多万(一说60多万)库尔德人。他们于17世纪被伊朗国王阿巴斯迁移过去，负责保卫东北边境。

伊朗库尔德人共有60多个部落，每个部落的人口从数千人到十多万人不等。 [2] 1918年以前，奥斯曼帝国90％的库尔德人信奉逊尼派；而在伊朗，30％的库尔德人是什叶派，35％是逊尼派，35％是苏非和其他派别。 [3] 19世纪初，随着纳格什班迪教团的传入，伊朗库尔德地区与奥斯曼库尔德地区的联系有所加强。纳格什班迪教团大量吸收在伊朗的卡迪里教团成员，加深了逊尼派对伊朗库尔德人的影响，也使“一战”以前，这里实际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影响与控制之下。但是和奥斯曼帝国的情况不同的是，伊朗的库尔德苏非教团缺乏政府或地方网络的支持，没有大范围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只能依赖地方部落武装。所以，在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中，苏非教团及其人员的作用不及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同类突出。

萨法维王朝为了加强对边境地区的防守，也和奥斯曼帝国一样，给予库尔德人自治的权利。但是卡扎尔王朝(1794—1925)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于19世纪废除库尔德公国的自治地位，由首都直接派总督进行统治。1865年，最后一位来自阿尔德兰家族的库尔德王子被剥夺权力，标志着伊朗库尔德人的特权地位丧失。

“一战”以前，伊朗社会和奥斯曼社会一样，宗教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再加上不同的族群文化相互制约，所以库尔德人的族群意识十分淡薄。政治上，卡扎尔王朝虽然奉行世袭统治，但政府职位向各个族群开放，不讲求门第血统，因此，作为非卡扎尔家族的库尔德贵族可以通过购买官爵，进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权力阶层。

卡扎尔王朝的统治在19世纪已腐朽不堪，英俄等西方势力的渗透，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衰落，伊朗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1848年10月，阿米尔·卡比尔出任首相，开始雄心勃勃地实施改革计划，以解决财政危机，维护主权独立。阿米尔整顿吏治，提振军备，鼓励工商业发展，创办报纸，发展西式教育，向欧洲派遣留学生，使伊朗国内气象焕然一新。和大多数近代亚洲改革一样，这次改革也以失败告终，但它增进了伊朗的对外开放，加强了伊朗人与欧洲的思想文化交流，催生出大批有新思想和改革意识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把新事物与伊朗国内现状相结合，探寻振兴国家的新思路。其代表人物是马尔科姆汗和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二者不光宣传科学，崇尚理性，号召穆斯林学习西方，还引进民族主义和宪政思想，为以后的伊朗自由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腐朽的政府接连出卖国家利益，损害国内商人和农民的利益，激起民众反抗，导致了1905—1911年的立宪革命。

1906年8月，国王穆扎法尔·丁迫于各界压力，同意建立议会，并颁布了选举法。10月，立宪会议召开。12月30日，伊朗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基本法》颁布。《基本法》规定议会设上下两院，议员通过国王任命和选举两种方式产生；议会负责审定法律和政府财政预算，批准外交条约，下议院有权否决上议院的决议。1907年1月，伊朗国王背着议会向英俄大举借款，民众再次掀起限制国王权力的斗争高潮，迫使国王签署了《基本法》补充条款。但随后，议会内发生分裂，立宪政治举步维艰。1911年，俄国军队开入德黑兰，解散了第二议会，历时5年多的立宪运动终于失败。尽管如此，这次革命仍标志着伊朗开始进入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是伊朗近代史上第一次深刻的文化思想解放运动。

在立宪革命期间，伊朗民族主义应运而生。1906年宪法规定波斯语为伊朗的官方语言，但没有提及族群问题，对于非波斯人的族群性既不承认，也不否定。说明伊朗精英阶层一方面试图以波斯人和波斯文化为主体，构建现代伊朗国家，促进国家认同的形成，另一方面则默认历史遗留的族群多元的事实，表现出一定的宽容性。1906年宪法还规定了民主和自由的原则，成为日后库尔德人争取族群权利和政治自治的法理依据，被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多次引用。

20世纪初，伊朗库尔德地区属于中东库尔德地区最不发达的部分，所以立宪革命期间，当地人既不具备族群共同体意识，也没有标志民族主义政治和文学发展的相关作品。为了维护15世纪以来的财政和行政特权，大多数库尔德人甚至反对立宪革命。阿巴斯·沃里据此认为：“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列维王朝社会经济和文化混乱的产物。” [4] 但实际上，民族主义的产生不一定要晚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在中东，各种族群民族主义几乎是同步产生。立宪革命期间的报业发展、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各国库尔德人的频繁交往，很快使伊朗库尔德人接触民族主义，特别是少数库尔德知识分子和个别有实力的库尔德上层人物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影响。

“一战”结束前后，中东地缘政治急剧变化，外国势力渗透和本国统治的削弱，为伊朗库尔德人带来了诸多机会。特别是外国势力的介入，开始使库尔德问题冲破地域限制，成为跨地区的国际性问题。趁着局势混乱，原本各自为政的库尔德部落重新组合，地方观念和政治野心日益膨胀，甚至提出了政治独立的要求。1918年“一战”结束加快了库尔德人的跨国运动，苏莱曼尼亚的库尔德人进入伊朗宣传库尔德统一和独立的思想。高加索地区非俄罗斯族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使伊朗库尔德人受到触动。部分外国势力态度暧昧，也使伊朗的分离主义者确信有强大的潜在盟友。种种因素推动着伊朗库尔德人加入了中东库尔德民族主义的队伍。贵族赛义德·塔哈和哈马·拉希德开始积极与英国人接触，探寻在英国保护下建立库尔德国家的可能。施卡克部落的酋长伊斯玛易里·阿加·斯穆科向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卡拉狄扎市市长赛里木·阿加写信，列举英国对他提供的各种帮助。此外，还有一些酋长在民族主义情绪、政治野心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苏联求助。 [5] 在这种情况下，1919年初的伊朗库尔德地区明显动荡起来，处处在酝酿叛乱。首先揭竿而起的，是伊斯玛易里·阿加·斯穆科。

斯穆科是施卡克部落(位于邻近土耳其的科托尔地区)的头领。该部落利用局势混乱之机组织起强大的部落联盟，斯穆科因英勇善战、擅长外交和缺乏竞争对手而出任联盟的最高领导人。

斯穆科决心叛乱有很多因素：首先是强烈权力欲望的驱使。传统上库尔德酋长一直把和政府作对视为提高自身地位、扩大地盘、增强实力的一种手段。其次是民族主义思想的感染。“一战”后，民族主义成为库尔德地区的流行语，用民族主义的旗帜既可获得新的政治身份，也便于从事战争动员。最后是个人恩怨作祟。1907年，斯穆科的哥哥贾法尔·阿加因鼓吹民族主义被大不里士的总督暗杀，令斯穆科对波斯人怀恨在心，一直策划如何通过联合土耳其和英国来反对伊朗政府。“一战”期间，斯穆科的影响力迅速上升，以野心勃勃、心狠手辣、坚决果断而著称。“一战”末，奥斯曼军队撤出伊朗西北地区，斯穆科乘机夺取大量俄国武器，控制了从奥斯曼边境到大不里士的大片区域，在乌尔米亚湖西部和南部一带十分活跃。“一战”结束后，他加紧活动，不停地与俄国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亚述人和波斯人结盟或作战。他在1918年拒绝了亚美尼亚人联合抵抗土耳其人的要求，还暗杀了亚述主教马尔·西蒙。斯穆科的崛起令伊朗政府十分头疼，欲除之而后快，于是派人给斯穆科送去炸弹包裹，却只炸死他的一个弟弟。1919年夏，斯穆科夺取了礼萨叶镇，将其洗劫一空。伊朗哥萨克旅在俄国军官菲力波夫上校指挥下进行报复，打败了斯穆科的军队，但没有使其就此垮掉。双方随后开展谈判，使库尔德地区的局势暂时稳定。

在斯穆科发动叛乱的时候，伊朗正尝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所以斯穆科的行动与伊朗政府的举措针锋相对、互为因果。1921年2月，礼萨汗(1878—1944)在英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出任伊朗首相兼国防大臣职务。1925年，礼萨汗夺取王位，宣布伊朗为立宪君主制国家，开始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宏伟工程。礼萨汗决心按欧洲国家的标准打造伊朗。他汲取卡扎尔王朝交通和通讯设施落后、军事软弱、不断遭受部落骚乱困扰的教训，积极推进现代化建设，努力加强中央集权。他首先建立起4万多人的新式军队，用来打击部落势力，确立政府权威，并多次击败部落叛乱。之后，又对所有部落地区实施改造，确保消除骚乱的根源。他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没收部落土地、囚禁或流放部落领袖、强制部落人口异地定居、封锁边界、阻止部落自由放牧。 [6] 还禁止本地人担任地方官职，在少数族群地区确立波斯文化的优势地位。他在伊朗文化团体和公共指导协会的帮助下，力图使伊朗语言波斯化。他重新修订学校课程，公然树立萨珊王朝和阿黑门尼德王朝国王的塑像，否认非波斯语的独立地位，称这些语言仅仅是波斯语的支系方言。他用军事手段强迫非波斯族接受官方定义的波斯文化，在库尔德地区强行推广波斯语的教育，禁止人们穿库尔德服装，逮捕说库尔德语的人。礼萨汗在伊朗中部和北方各省修建公路和通讯设施，开办工厂，加强各地间的联系，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这些改革使伊朗国家向现代迈进，但也引起了库尔德部落的普遍恐慌。

1921年10月，德黑兰再次向部落地区派出军队，斯穆科明显感受到了压力。于是先发制人，首先夺取了穆克里的首府萨伍季·布拉格(马哈巴德)，杀死了400名政府宪兵。接着又大肆劫掠，杀死了数名库尔德头人。他的疯狂举动不仅令政府担忧，还得罪了不少库尔德人，以致恶名远播，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斯穆科很快兵力上万，势力直达卢里斯坦，并把总部迁到了马哈巴德，在那里发行《库尔德人》、《独立的库尔德斯坦》两份报纸，为库尔德民族主义摇旗呐喊。他与英国、苏联和土耳其联系，同意将摩苏尔划入土耳其版图 [7] ；同时积极与其他库尔德领导人实现联合。他广泛接触来自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学习他们的思想。他在控制区任命官员，独立行政，还派人前往乌尔米亚等城市鼓吹自治。

斯穆科叛乱以后，苏联人主动介入，调解他和伊朗政府的关系，建议后者给予库尔德人自治地位。伊朗政府急于稳定国内局势，表示愿意维持和平，甚至希望与斯穆科达成协议、给予库尔德人有限自治的地位，还授予斯穆科大湖(乌尔米亚湖)以西地区总督的头衔。

但斯穆科不想坐等政府的施舍。他急于扩大战果，于1922年夏向马拉加进军，夺取该城。卢里斯坦的卢尔人也发动叛乱，导致整个西部陷入动荡。礼萨汗指挥伊朗军队迅速出击，平息了卢里斯坦的叛乱，然后全力对付斯穆科。这时候，国际形势也对斯穆科不利：英国拒绝向他提供支持；土耳其根据同年与伊朗政府达成的协议，停止了对斯穆科的援助，而且还在边境地区部署军队，挡住了斯穆科的退路。1922年7月25日，训练有素、装备先进的伊朗军队与斯穆科的人马在沙卡尔·亚齐进行决战，获得大胜，斯穆科的部队仅剩1000余人。斯穆科率少数随从四处逃窜，于10月份到达埃尔比勒附近的德拉镇。

斯穆科逃往伊拉克以后，英国人诺埃尔试图将他和赛义德·塔哈、谢赫·马赫穆德拉在一起，拼凑成反对派阵营，抵制土耳其对库尔德地区的领土要求。1923年1月，斯穆科到达苏莱曼尼亚，受到马赫穆德的隆重欢迎，但双方没有达成合作协议。伊朗政府多次与斯穆科联系，宽恕他的过错，希望他返回国内。斯穆科反复折腾却一事无成，所以也萌生归意，便于1929年回到伊朗，获得乌尔米亚总督一职。但不久，他被伊朗军队狙杀。

斯穆科叛乱是伊朗库德人谋求独立的最早尝试，斯穆科在叛乱中显示了过人的领导和组织才能。他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所以只会使用传统的劫掠方式来表达政治上的不满。他野心勃勃，敢于行动，却奉行流寇主义，未能在控制区建立起正式统治，以致他梦想的库尔德国家缺乏最基本的物质和制度支撑。他虽然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反对中央政府，但真正的目的是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权力在动荡环境中不受损害。可以看出，他的斗争带有明显的个人和部落性质。 [8] 他严重依赖血缘和裙带关系，而缺乏民族主义者绝对的集体忠诚，也没有成熟的联盟和统战意识，甚至不支持民族主义组织库尔德斯坦进步协会的建国行动。 [9] 在他领导的库尔德酋长大会中，马哈巴德的库尔德人被排除在外。他在进攻政府目标的同时，也大肆抢劫库尔德同胞。他的追随者只承认他的个人权威，他与其他部落之间也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事实上，他的关心重点不在民族主义，而在能使自己发挥最高权力的独立地区。他也没有提出任何民主改革的要求。

斯穆科的思想境界其实代表了伊朗库尔德社会的整体状况。后者在当时缺乏共同体意识，更谈不上有共同的政治目标。自古以来，库尔德地区就是一个多元社会，所以库尔德人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并不紧张。各地的方言差异、交通和通讯手段的落后，加深了库尔德社会的彼此阻隔。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库尔德人不会刻意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或利用这种身份与其他族群竞争。在20世纪初以农业为基础的分散状态下，人们更关心如何维护部落、宗教和土地的利益，尤其是关注1906年的土地改革。这场改革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用土地私有制代替采邑制。所以在斯穆科发动叛乱、从事政治动员之际，库尔德人的反应并不热烈，甚至背道而驰。比如立宪运动期间，斯穆科在乌尔米亚地区掀起地方仇杀，其他库尔德人则加入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的队伍。在斯穆科正式叛乱以后，克尔曼沙赫的库尔德人拒绝响应，除非叛乱能使他们获得一定的报酬。在马哈巴德，为了阻止斯穆科与土耳其结盟，当地库尔德酋长抢先将粮食卖给了土耳其人。 [10] 当斯穆科动员逊尼派反对基督教徒时，库尔德斯坦省的逊尼派库尔德人拒绝了这一要求。

由此可见，20世纪初的伊朗库尔德社会缺乏民族主义的土壤，斯穆科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自然难以超越这一现实，所以必然会失败。当时的伊朗统治者正尝试构建民族国家，不会任由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自由发展。国际上，英国等殖民国家明确承认伊朗对库尔德地区的主权，否认伊朗有库尔德问题存在，从而使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缺乏有利的外部环境。

斯穆科之死，使刚刚萌芽的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进入30年代，伊朗政府继续巩固中央集权，加强对库尔德地区的控制，重点破坏各部落的政治和军事组织，甚至考虑搞文化同化，压制库尔德人的族群认同。 [11] 礼萨汗多次强调，库尔德人仅仅是一个部落群体，不是民族。他批评外国政府在伊拉克库尔德部落间煽动仇恨的做法。礼萨汗在压制大部落的同时，对小部落和定居人口加以抚慰，给予他们处理地方事务的半合法权力。他用军事服役和学校教育的方式，使生活在城市里的库尔德人慢慢融入伊朗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因此，礼萨汗的政策可以总结为：在压制库尔德独立意识的同时，又提供一定的认同空间，比如提高库尔德地主的地位，容忍伊斯兰教的势力，等等。从而使库尔德人没有机会和理由反对政府。阿巴斯·沃里认为，礼萨汗时期的库尔德人拒绝认同波斯民族，坚持族群文化差异，为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2] 但是要知道，这种拒绝和坚持是和国家政策的相对宽松有一定关系的。无论如何，上世纪30年代，伊朗库尔德人基本保持了平稳状态，这种状态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后才被打破。“二战”爆发使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会，以至于在40年代中期建立了民族主义的割据政权——马哈巴德共和国。

第二节 马哈巴德共和国

马哈巴德共和国是现代伊朗史上唯一出现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割据政权。它虽然存在时间十分短暂(1946年1月22日至12月)，但是对中东库尔德人的族群认同和民族主义发展有很大影响。马哈巴德共和国的失败，证明了伊朗政府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伊朗民族主义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冲突。伊朗政府一直认为，库尔德民族主义对国家主权构成威胁。 [13]

进入20世纪以后，外部势力对中东库尔德问题的影响大大增强，促使马哈巴德共和国产生的直接诱因便是“二战”期间苏联和英国对伊朗的联合占领。1939年9月“二战”爆发后，伊朗宣布中立。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占领了大片苏联领土。在德国猛烈攻击之下，英苏两国于7月12日达成协议，决定在对德战争中互相帮助，任何一方不经另一方同意，不得与德国单独媾和。英国同意立即向苏联提供第一批急需的军火与药品。但由于德军的封锁，盟国对苏联的援助只能采取迂回线路，即从波斯湾的港口上岸，经纵贯伊朗的铁路，最后抵达巴库和里海地区。所以伊朗成为盟国援助苏联的重要战略通道。此外，英国要确保英波石油公司对伊朗西南部油田的控制。然而此时，伊朗政府错误地估计形势，仍坚持外交中立，允许德国人在伊朗境内活动，为盟国所不能容忍。1941年7月18日和8月16日，英苏先后两次向伊朗政府发布照会，要求驱逐在伊境内的德国侨民和特务，伊朗政府迟疑不决。于是，8月25日凌晨零点，苏军兵分三路从北方侵入伊朗，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同时从南部卡仑河口附近的沙普赫尔港入侵伊朗。9月16日，英苏兵临德黑兰城下，伊朗议会被迫宣布礼萨汗逊位。次日，英苏军队开入德黑兰，伊朗全国的抵抗行动全部停止。9月17日，21岁的王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议会大厦宣誓就任新的国王。英苏联合入侵伊朗后，立即采取措施稳定形势。英国人肃清了占领区内的德国特务，镇压亲德的部落酋长，支持对抗德黑兰中央政府的部落分裂活动。苏联则赶走了北方各省的总督，用亲苏分子取而代之，将这些地方完全置于苏联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之下，成为伊朗的“国中之国”。苏联支持“伊朗人民党”(即伊朗共产党)发展势力、扩大地盘，为战后夺取政权创造条件。还先后扶植了阿塞拜疆族和库尔德族的两个傀儡“人民共和国”。后一个“共和国”即是马哈巴德共和国。

英苏联合入侵使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看到了发展机遇。入侵以后，苏联军队在西部地区由北向南推进，直抵马哈巴德以北的乌市纳威耶和缅多阿布一线；英军由南向北，挺进到克尔曼沙赫一线。剩下位于中间的库尔德地区被作为缓冲区，也是英苏双方极力影响和渗透的对象，马哈巴德就处于这一地区。在英苏军队步步进逼的时候，伊朗政府军迅速从西部撤退，留下了大量武器。这些武器被当地库尔德部落占有，用来改善军事装备。曾经被礼萨汗流放的库尔德酋长开始陆续返回，恢复了原有地位。在城市地区，知识分子四处活动，鼓吹库尔德文化和政治自治。这些人大多是部落领袖和城市贵族的后裔，他们自觉担当起了民族主义领导者的角色。

伊朗西部著名的库尔德城市有马哈巴德、萨克兹、萨南达杰和克尔曼沙赫等。克尔曼沙赫是同名省的省会，在19世纪末期一度辉煌，至今仍拥有100多万人口，是最重要的库尔德核心城市，居民信奉什叶派。马哈巴德作为中心城市和公路枢纽，连接着通往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从里万杜兹至大不里士的公路。该市属于内向型城市，与国内阿塞拜疆和伊拉克的摩苏尔有少许经济联系。这里也是伊朗库尔德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汇集了众多名门望族、部落酋长、宗教领袖和知识分子，民族主义的氛围十分浓厚。马哈巴德商业发达，20世纪40年代时全市人口两万，各种商业店铺却有两千余家。 [14] 苏军进入马哈巴德后，伊朗政府军未加抵抗就缴械投降，所以当地治安主要靠著名的宗教领袖和地方官员来维护。马哈巴德城外，则是部落势力的天下，当地通往外地的公路常常受到部落势力的骚扰和破坏。在大不里士、礼萨耶和霍弋等地，伊朗政府更加权威扫地，如果没有苏联同意，即使文官也无法行使权力，更无法影响受苏联拉拢的部落首领。1942年5月25日，苏联同意伊朗派军队进入阿塞拜疆省，镇压礼萨耶的库尔德骚乱，成为开战以来伊朗政府唯一一次在当地行使权力的记录。

苏联入侵伊朗，除了打通国际交通线、保证卫国战争取得胜利外，还意在进一步肢解伊朗，实现向南扩张。苏联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促使伊朗阿塞拜疆和苏联的阿塞拜疆合并，而支持库尔德民族主义有利于加快伊朗的解体步伐。1941年，苏联开始支持阿塞拜疆共产党在马哈巴德以北和以东地区发展势力。根据苏联在伊朗北方地区的影响，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确信可以从苏联那里获得支持。这一年11月份，30多位伊朗库尔德头面人物在两名苏联阿塞拜疆族军官邀请下访问苏联，访问团成员之一是后来的马哈巴德共和国“总统”卡迪·穆罕默德。卡迪·穆罕默德原本打算联系英国，但最后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开始向苏联靠拢。此次访问团成员大多是封建和保守派人士，他们在巴库参观苏联工厂、剧院、农场和电影院，受到了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理的接见，听他大谈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的兄弟友谊。但是，苏联更加关心伊朗阿塞拜疆问题，所以不急于对库尔德人提供政治支持，不赞成库尔德人与伊朗政府闹僵。阿塞拜疆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巴基洛夫小心谨慎，尽量避免向库尔德人作任何承诺，甚至还要求库尔德人配合苏联推动阿塞拜疆的统一事业。两星期以后，库尔德访问团携带大量苏联馈赠的礼品返回伊朗，他们中的一些人坚信苏联和库尔德人站在一起。

马哈巴德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传统的社会精英，即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另一部分是为数不多的现代知识分子。前者以卡迪·穆罕默德为代表，后者则拥有自己的组织。二者随形势的发展而走到一起，密切合作。

自古以来，毛拉和经学院学生是马哈巴德逊尼派穆斯林的知识代表，从中产生了许多著名宗教人物和宗教世家，无论在社会地位、财产还是影响力方面都处在于当地社会的上层。1900年，卡迪·穆罕默德出生于当地最有名望的法学世家，该家族数十年来一直掌管着马哈巴德的司法事务。“卡迪”是阿拉伯语“法官”的意思，主要职责就是行使伊斯兰法，登记人们的出生、婚姻、死亡和遗产继承，处理刑事案件，解决民事纠纷。卡迪·穆罕默德在继承父亲担任法官职务之前，负责管理马哈巴德的宗教基金“瓦格夫”。出任法官以后，他的个人影响力迅速上升。他的法律意见在案件处理中具有决定意义，他的出现令人们肃然起敬。按照库尔德社会的古老传统，他家的院落总是收留了许多的逃亡凶手、罪犯、麻烦缠身的姑娘或妇人。他知识丰富，除了熟知宗教学科，还广泛涉猎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等知识。他会说英语、土耳其语、法语和阿拉伯语。个性刚强而专制，在公共场合却彬彬有礼。善于演讲，语言精练，充满权威和活力。对外国人友好，被马哈巴德的美国路德派传教士和德国医生视为好友。1941年，伊朗和苏联军队撤出马哈巴德，卡迪·穆罕默德随即填补权力真空，担负起维护秩序、阻止部落劫掠的重任。其弟阿伯里·萨德尔·卡迪同样才能出众，受人尊敬，曾在1943年当选国会议员，长期在德黑兰供职，与伊朗共产党和阿塞拜疆的苏联人过从甚密。凭借过人的知识禀赋、政治才能和社会影响，卡迪·穆罕默德及其家族成为能够凝聚马哈巴德社会各界的灵魂人物。他们愿意发扬家族传统，发挥独特身份的作用，在社会动荡的时刻承担责任，走上历史前台，从而实现了传统库尔德精英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奇妙结合。

伊朗库尔德知识分子在局势动荡之中开始筹划成立政治组织。1941年9月16日，马哈巴德的15位中产阶级人士在城外一座花园聚会，探讨库尔德民族问题，商量成立库尔德人的政治组织。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50多岁。他们在聚会之前曾寻求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指导，所以伊拉克希望党派上尉军官米里·哈吉前来参会。米里·哈吉代表希望党向马哈巴德民族主义者致贺，表示愿意在当地成立希望党的支部，但被拒绝。马哈巴德人希望建立独立的伊朗库尔德政党。这是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第一次表示出独立发展的意愿，所以意义十分重大，它说明中东库尔德问题首先是按国别呈现和发展起来的。

此次花园聚会的结果，是决定成立“库尔德斯坦救亡图存(复兴)委员会”(简称科马拉，Komala)。第二年，科马拉正式成立，其18位创始成员既有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贵族。科马拉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伊朗库尔德地区付诸实践。

科马拉设计了自己的党徽，图案中间是一轮太阳加字母J.K.(库尔德斯坦复兴的意思)。它制定了严格而庄重的加入仪式，申请者必须有3人见证并向古兰经宣誓，信仰虔诚的人还要事先洗大净 [15] 。入会誓词为：“绝不背叛库尔德民族；为实现库尔德自治而努力奋斗；绝不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泄露秘密；终身坚守，绝不退党；关心全体库尔德人，无论男女，情同兄妹；不经科马拉允许，不加入别的党派组织。”1943年4月，科马拉选举成立了中央委员会，改善了组织涣散的状况，增强了活力。科马拉还制定了成员间的联络暗号：“崇拜真主是善举(It is good to worship God)。” [16]

科马拉积极在所有库尔德重要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吸收部落领袖加入，其成员在6个月以后就增加至100多人。但科马拉反对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武力，所以地主和部落领袖没能进入领导层。1944年，科马拉成员遍及马哈巴德附近的中立区和苏联控制的北方地区。但是在克尔曼沙赫省，由于当地库尔德人不是什叶派就是阿赫里·哈格派，受波斯文化的影响较深，所以库尔德民族主义得不到支持。尽管如此，到1945年的时候，几乎所有北部地区的库尔德部落首领和许多普通库尔德人以各种原因加入了科马拉。科马拉的经费主要来自部落首领的捐献。

1942年，伊朗库尔德地区的局势持续动荡。乌尔米亚一带由于经济恶化、就业困难、基本生活资料和食品短缺，于1月份爆发了反政府骚乱。苏联趁机笼络人心，向部落酋长们赠送糖、茶等物品。在马哈巴德，库尔德人认为形势有利，民族主义的情绪快速膨胀。1943年5月，民族主义者开始公开在市场上发表演讲，歌颂库尔德文化，鼓吹库尔德民族认同。演讲结束后，人们到警察局请愿。警察鸣枪警告，却引发众怒。人们砸毁警察局，杀死了7名警察，公然对抗政府。

1944年3月，科马拉派代表到伊拉克，希望获得希望党的帮助与指导。同年夏，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三国的库尔德代表齐集马哈巴德，商讨在库尔德地区实行局部自治的问题。8月，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的代表在位于三国交界处的达兰帕山集会，签署了“三国边境协议”，约定加强联合、相互支持、在全库尔德斯坦共享物质和人力资源、复兴库尔德语言和文化。这次与会的伊朗代表即来自马哈巴德。

这一年，中东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要求变得更加具体，产生了许多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在叙利亚，库尔德组织绘制了一份地图，上面标明库尔德斯坦的面积横跨两伊、土耳其和叙利亚四国，且分别在波斯湾和地中海拥有出海口。3月，科马拉在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帮助下，设计了一面库尔德旗帜，旗面自上而下依次是红、白、绿三道颜色。红色象征库尔德人的奋斗与鲜血，白色象征库尔德斯坦善良热情的人民，绿色象征库尔德斯坦的绿野和肥沃。三道颜色的顺序恰好与伊朗国旗的颜色相反。此外，还设计了库尔德民族徽章，图案前面是太阳和麦穗，背景是一座大山和一支笔。

1944年10月，科马拉主要成员邀请卡迪·穆罕默德加入该组织，得到了爽快答复。科马拉意图借卡迪·穆罕默德的威望来推动民族主义的发展。卡迪·穆罕默德虽然同情库尔德民族主义，但不愿被人视为是投机分子，所以一直没有进入科马拉的核心机构中央委员会。尽管如此，他一开始便是科马拉的主要领导和政治发言人，成为这一阶段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性人物。

科马拉积极对民众开展思想启蒙和民族主义的宣传工作。它出版刊物，发布“库尔德历法”，激发库尔德人的文化意识和族群观念。其报纸中频繁使用“库尔德人民”、“库尔德民族”等词汇，凸显“库尔德祖国的独立”主题。 [17] 鉴于库尔德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科马拉采取戏剧等通俗、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宣传。1945年初，该组织使用马哈巴德方言和地方习俗演出舞台剧《祖国》，受到了热烈欢迎，观众的族群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明显高涨。

1945年，随着卫国战争走向胜利，苏联开始作战后安排，以继续维护在伊朗的利益。“二战”结束后的9月，苏联外交官便在马哈巴德成立苏联文化中心，召集马哈巴德的名流参加聚会，再次向这些人发出访问苏联的邀请，商讨库尔德地区的前途问题。苏联此举一来旨在博取库尔德人的好感；二来试图通过扶持亲苏的派别来主导伊朗库尔德民族运动，支援阿塞拜疆的共产党。

马哈巴德代表团到达巴库以后，苏联向他们表示：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应该享有主权；库尔德人作为伊朗的四大族群之一，有自治的权利。但苏联又说，库尔德人暂时不必急于建立自己的国家，而首先应该帮助阿塞拜疆人实现理想。苏联人认为，库尔德人争取自由的民众基础不仅在伊朗，也在伊拉克和土耳其；只有所有人团结起来，才有望实现库尔德独立。所以苏联建议，伊朗库尔德人应在阿塞拜疆自治的框架内达到目的。苏联企图使库尔德民族主义作阿塞拜疆共产党的附庸，这一要求立即遭到了库尔德代表的拒绝。双方随后又商讨了援助问题，苏联答应向马哈巴德提供坦克、加农炮、机关枪和步枪等武器。政治上，苏联建议为适应世界民主运动的发展，将科马拉更名为库尔德斯坦民主党。 [18] 第二次巴库之行，坚定了伊朗库尔德人能够获得苏联支持的信心。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苏联方面并不打算履行承诺。

库尔德代表从苏联返回以后，加快了行动步伐。1945年10月，卡迪·穆罕默德召集科马拉成员在苏联文化中心开会，决定按照苏联建议，将科马拉更名为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以下简称库尔德民主党，除非有特别说明)。此次改组不涉及党的基本组织机构。会议确定党的基本纲领是：“1.伊朗库尔德人民有权管理自己的地方事务。2.库尔德语应成为官方语言，并用于教育事业。3.应立即根据1906宪法，选举成立库尔德斯坦省的议会并行使权力，控制和监管一切公共集会。4.库尔德斯坦的所有官员必须是库尔德人。5.库尔德斯坦的税收应该用于当地。6.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将努力与阿塞拜疆以及那里的少数民族建立兄弟关系。7.党要发展教育、公共卫生、商业和农业，为提高库尔德斯坦的经济条件、道德水平和卫生健康而奋斗。” [19] 经过此次改组，库尔德民主党的领导力量、奋斗目标和要求更加明确，标志着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政治语言、组织平台、斗争目标和行为方式走向成熟，与战前的库尔德运动判然有别。 [20]

库尔德民主党成立不久，库尔德地区的内外形势开始变化。12月15日，伊朗阿塞拜疆地区在苏联支持下宣布自治。两天后，人们在马哈巴德举行集会和游行，夺取了市政府所在地阿德利耶宫，升起了库尔德旗帜。卡迪·穆罕默德与大不里士的各国领事馆联系，争取对库尔德自治的支持。英国反应冷淡，苏联答应提供武器和印刷机等。卡迪·穆罕默德还和中央政府联系，表示库尔德人只渴望自治，不谋求独立。在确信能获得苏联支持的情况下，1946年1月22日，卡迪·穆罕默德郑重宣布“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实行自治”，此即人们所说的马哈巴德共和国。此前已经到达的毛拉·穆斯塔法参加了共和国的成立仪式。2月，人们推举卡迪·穆罕默德担任共和国总统，并选举了总理和各内阁部长。新政府的成员几乎全部来自科马拉，以商人和部落酋长为主。与斯穆科叛乱不同的是，马哈巴德共和国更加明显地利用了民族主义思想。但仍旧受到了传统部落习惯的强大影响，主要表现为内阁成员各自为政，权力分散，导致共和国的运行主要靠卡迪·穆罕默德的个人魅力和苏联支持来维护。

为防止部落势力破坏民族主义和政权统一，马哈巴德共和国决定建立独立的武装部队——民族军，并任命了70名军官，其中12人是前伊拉克军官。3月，苏联上尉军官卡兹莫夫抵达马哈巴德，帮助训练库尔德军队。这支军队是后来库尔德民兵潘石摩格的前身。3月31号，《库尔德斯坦报》公布了4位军队将军的名单，毛拉·穆斯塔法名列其中。但是，苏联违背承诺，只向马哈巴德援助了一些轻型武器和车辆，没有重武器。

马哈巴德共和国的经济主要依赖自给自足。政府通过向苏联出售烟草来获取资金，也从拥护共和国的部落酋长那里收取税费和党费，向富人征税。为了保持市场的繁荣，马哈巴德大量从伊拉克走私货物。这里与苏联控制下的阿塞拜疆相比，环境相当宽松，除了官员们担心被伊朗政府逮捕而小心翼翼外，普通市民可以自由出入，甚至可携带武器、收听世界各地的广播。大不里士随处可见的秘密警察，在马哈巴德不见踪影。政府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不实行公有制。政府还利用苏联赠送的印刷机大量发行报纸，使《库尔德斯坦报》流传于各个地区。教育方面重视推广使用库尔德语，并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在阿塞拜疆，苏联人遍地都是，但在马哈巴德他们很少抛头露面。苏联一开始就抱着利用库尔德人的目的，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

虽然马哈巴德政权和阿塞拜疆政权一样属于共和派而且受到苏联支持，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政治和边界矛盾。阿塞拜疆控制着部分有库尔德人口的城市，令马哈巴德共和国蒙受损失，引起了库尔德人的不满。对此，苏联出面调解，让双方于1946年4月23日达成了和解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将保证各自区域内少数族群(库尔德人或阿塞拜疆人)的民主权利；成立联合经济委员会；必要时订立军事条约；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不得同中央政府签署协议。 [21] 但是背地里，为了使自治地位合法化，阿塞拜疆当局一直在违背协议，单独与伊朗政府谈判。1946年6月，阿塞拜疆与中央政府的谈判结束，阿塞拜疆承认自己至少在名义上是伊朗国家的一部分。双方在谈判中根本没有提及马哈巴德，充分暴露了苏联准备随时抛弃库尔德人的意图。

实际上，早在“二战”末期，苏联迫于国际压力，就在伊朗库尔德问题上首鼠两端，心怀鬼胎。“二战”刚一结束，美苏之间马上展开对中东地区的争夺，美国为了迫使苏联让步，紧抓苏联在伊朗的驻军问题不放。1945年11月24日，美国政府要求苏联从伊朗撤军，停止干涉伊朗内政。苏联则表示阿塞拜疆叛乱“是伊朗统治阶级的压迫所致，与苏联毫无关系”。美国遂停止从伊朗撤军，并向阿米尔阿巴德增派了3000名士兵，英国也派三支部队进驻伊朗中南部的产油区。1946年1月25日，伊朗驻英国大使在伦敦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控告苏联，谴责苏联红军扶植分裂势力、阻止伊朗平叛、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要求联合国进行调解。在美英和联合国的压力下，3月26日，苏联大使葛罗米柯被迫宣布苏军于五六周后全部撤出伊朗。4月4日，伊朗和苏联达成协议，约定苏军于5月6号撤兵，并计划成立伊苏石油公司，公司期限50年，头25年苏联拥有51％的公司股份，伊朗拥有49％的股份 [22] ，交由伊朗议会批准。苏联同意阿塞拜疆问题属于伊朗的内政，但要求伊朗政府和阿塞拜疆人民达成和平协议。协议签署的时候，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苏联为了石油而出卖。苏联早在1944年就谋求控制伊朗石油，但被伊朗议会拒绝。如今旧事重提，却以库尔德和阿塞拜疆问题作为筹码。伊朗首相答应只要苏联不干预伊朗内政，就可以进行石油谈判。苏军因此一味拖延，直到1946年5月25日才全部撤出伊朗。

伊朗政府对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存在一直耿耿于怀，所以苏联撤军以后，形势变得对库尔德人极其不利。为了缓解与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卡迪·穆罕默德在苏联建议之下，于1946年8月前往德黑兰，就维持库尔德地区的自治地位问题进行谈判。伊朗首相卡瓦姆建议将国内所有库尔德地区合并成一个省份，即库尔德斯坦，由中央政府派总督管理；其地位与阿塞拜疆相等，由卡迪·穆罕默德担任首任总督。但是，苏联反对这一建议，卡迪·穆罕默德只好空手而归。9月，伊朗政府再次派人到马哈巴德，要求库尔德人放下武器，回到伊朗的怀抱。卡迪·穆罕默德接受了中央政府的要求，但他的提议被马哈巴德内阁所否决。月底，美国驻德黑兰使馆武官罗斯福少尉访问马哈巴德，卡迪·穆罕默德通过他向美国求助，试图作最后一搏，未获成功。

严峻的形势和伊朗政府的强大压力，使库尔德人内部加速分裂，反对派开始秘密地投靠政府。在马哈巴德北部地区，部落首领们经美国驻大不里士领事向中央政府表示效忠。美国支持伊朗政府采取行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于11月27日公开表示，伊朗政府向全国派兵是完全正常和正确的决定。 [23] 12月13日，伊朗军队终于开进了大不里士，阿塞拜疆的共产党政权土崩瓦解。得知苏联已经放弃阿塞拜疆，马哈巴德的库尔德政权不再作抵抗准备，而是围绕或战或逃的问题争论不休。最终的决议是不逃不战，而是选择传统的库尔德办法：体面地归顺政府。12月14日，马哈巴德的部分领导人和部落首领前往附近城市，向驻扎在那里的政府军投降，希望能获得善待，获得了肯定答复，之后便返回马哈巴德。17日，马哈巴德领导人正式投降，政府军兵不血刃地进入市区。只存在11个月的马哈巴德共和国就此灭亡。

伊朗政府军司令霍马尤尼将军下令逮捕卡迪·穆罕默德，并将他软禁在家中。霍马尤尼将军还和毛拉·穆斯塔法会面，使之答应撤出伊朗，回到伊拉克。12月21日，毛拉·穆斯塔法前往德黑兰，希望能从英国方面获得返回伊拉克的安全保证。没有达到目的，便于1947年1月29日返回马哈巴德，在与本部落成员商议后，决定拒绝伊朗政府放下武器、重新安置的方案。2月，毛拉·穆斯塔法的人马开始向伊拉克进发，边打边退，最后于4月13日全部退出了伊朗边界。

1947年3月31日深夜，卡迪·穆罕默德及其兄弟、侄子三人被伊朗军队秘密绞死。大约28位曾在马哈巴德政府任职的库尔德官员和军官被处以各种徒刑，3人被判无期徒刑，部分军官后来被绞死。伊朗政府关闭了库尔德文的印刷所，禁止用库尔德语授课，公开焚毁一切能找到的库尔德文书籍。 [24]

马哈巴德共和国“是世界上成立的第一个库尔德民族国家，它在一夜之间彻底覆灭，如同他在一个早晨突然诞生一样，都取决于大国的利益” [25] 。“二战”中英苏入侵伊朗，破坏了伊朗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是导致库尔德民族主义崛起和成立马哈巴德共和国的前提条件。苏联为了维护战略补给线、侵占伊朗石油、破坏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的稳定、削弱反苏反共势力，就以库尔德人为工具，怂恿库尔德民族主义谋求独立。后来又以同样的目的放弃支持，使马哈巴德共和国陷入孤立，直接暴露在了伊朗政府的炮火之下。

而从库尔德人及其民族主义方面来说，他们尚不足以承担构建库尔德民族国家的重任。马哈巴德的社会结构主要由地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组成，而其基础是城市平民。库尔德地区思想文化落后，居民大部分是穷人和文盲，与传统社会结构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卡迪·穆罕默德及其一小群支持者的影响十分有限。虽然马哈巴德有简陋的政府，但全区没有一所中学，很少有家庭能送孩子到大不里士上学。马哈巴德政府表面上宣扬共和和民族主义，内地里却严重分裂，部落意识压过了民族主义，缺乏自觉性强、组织良好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其现有领导人普遍缺乏政治经验。库尔德民主党作为民族主义的领导核心，也缺乏优秀的干部、明晰的意识形态、内容广泛的章程和改革主张。 [26] 阿巴斯·沃里称，这是社会保守主义与政治—文化现代主义的奇怪结合。 [27] 显然，这样的政府很难立足于现代社会。此外，马哈巴德共和国寿命短暂，前后存在时间只有11个月，统治面积只占库尔德地区的三分之一，人口100多万，能够动员的资源十分有限。不仅如此，部分库尔德酋长出于对丧失国内烟草市场而导致收入下降的担心，一开始就反对独立。军事上，马哈巴德军队与政府军力量差别悬殊，无法进行持久的抵抗。当地武装除毛拉·穆斯塔法的部队外，其他都装备落后，严重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在政府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只能被动挨打或自行解散。再加上严重的政府派系斗争和矛盾，库尔德抵抗力量很快被瓦解。

从伊朗政府的立场看，它是绝不愿放弃自己的固有领土。伊朗库尔德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石油和水资源尤其宝贵，与伊朗国内经济融为一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马哈巴德共和国奉行亲苏立场，强化了苏联对伊朗的牵制，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伊朗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致力于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伊朗半殖民地的地位令伊朗民族主义者十分不满。英苏联合占领更令他们感受到了亡国危机，亟需通过打击分裂势力维系统一局面。“二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又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伊朗民族国家在国际层面的合法性，增加了伊朗民族主义者的信心。各种因素促使伊朗政府中的强硬派决定收复失地，消灭库尔德割据政权。面对正在崛起、资源丰富的伊朗民族主义，库尔德民族主义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但是，尽管失败了，马哈巴德共和国仍是伊朗和中东库尔德民族运动史上的重要一环。它促进了库尔德族群意识的增长，传播了民族主义思想，培养了大批政治骨干，催生了更具现代形式的两大政治组织——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和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对于库尔德民族主义，马哈巴德共和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独立精神的象征，因此在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和思想动员中被反复提及。其对中东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精神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第三节 君主专制与库尔德问题

20世纪前期的半殖民地性质阻碍了伊朗国内统一文化和国家认同的形成，延缓了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破坏了伊朗的政治建设，加剧了巴列维王朝君主与议会、政府与民众的矛盾。1941至1953年期间，新继位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统治地位尚不稳固，权力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所以在库尔德问题上既要要看苏美英等大国的脸色，还要看国内的政治斗争结果。英苏联合占领期间，伊朗政府的统治权威大大缩水，力量所及仅限于首都德黑兰及其周围地区。自强人礼萨汗下台以后，伊朗君主统治受到沉重打击，政治自由化的气氛不断上升，伊朗人民党(共产党)与右翼保守派和中间派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人民党鼓吹实行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对外亲近苏联。保守派则支持国王，维护地主和大资产者的利益。处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一方面同意保留君主制度，一方面又要求贯彻1906年宪法，实施宪政。对外，保守派和中间派支持民族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在君主专制和宪政问题上，二者又有矛盾。外国占领、经济凋敝和少数族群的分离主义加重，令伊朗人怀念礼萨汗的铁腕统治 [28] ，从而为巴列维国王扩张权力带来了机会。巴列维国王开始以大家共同关心的反分离主义问题作为巩固权力的突破口，力主对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采取强硬手段。1946年，伊朗联合政府总理卡瓦姆建议对库尔德人实行宽容政策，并与马哈巴德的民族主义者进行接触和谈判。但是，以国王为首的强硬派迫使卡瓦姆辞职，停止了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谈判。年底，伊朗军队成功镇压了阿塞拜疆省的亲苏政权，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巴列维国王声望大增。随后，政府军收复马哈巴德，初步完成了国家统一。与此同时，苏英美三国相继撤军，伊朗完全实现独立。至此，伊朗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成了对内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对外收回石油利权。到50年代，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主张宪政的拉兹马拉将军(库尔德人，1950—1951年在职)和摩萨台博士(1951—1953)先后出任政府总理。两人都主张实行地方分权，同意对左翼派别和少数族群实行宽容政策，摩萨台还积极推进石油的国有化运动。但是，这两人的行动都遭到了议会保守派和英美两国的反对，拉兹马拉将军被暗杀，摩萨台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推翻。宪政派的失败增强了巴列维国王的权力，后者从此在美国支持之下推行君主专制，左右国内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库尔德问题上，巴列维积极维护国家统一，并利用该问题为专制统治服务，所以库尔德政策时紧时松，使政治实用主义和构建民族国家的理想奇怪地结合在一起。

巴列维国王借排挤宪政民主派及其自由政策的机会，来打压其他反对派，于50年代初逮捕了大批库尔德民族主义嫌疑分子。1952年的选举中，库尔德民主党候选人获得了马哈巴德及其周围地区80％的选票。但伊朗政府取消了选举结果，而让一名宗教人士充任该地区的议员之职。同年，库尔德民主党领导波坎地区的农民起义，打击宪兵和大地主势力。政府军在部分部落酋长支持下，镇压了起义。在库尔德问题上，巴列维国王继承了其父集中力量打击分离主义、同时宽容对待库尔德温和派的做法。

1953年8月19日，摩萨台政府被推翻，新政府开始加强对库尔德反对派的打击力度。1955年，伊朗与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共同签署巴格达条约。该条约主要针对苏联，但也有各国共同遏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用意，为伊朗政府打击库尔德反对派提供了有利条件。1956年2月4日，巴列维国王开始向克尔曼沙赫北部边境地区长期借地理优势不服中央统治的吉万罗部落发起进攻。在政府军的猛烈进攻下，吉万罗部落被迫放弃象征独立的城堡，退入山区。在打击传统部落势力的同时，巴列维国王加紧打击库尔德民主党，使其组织陷于瘫痪。

而另一方面，巴列维国王网开一面，极力向库尔德保守群体示好，誓言维护伊斯兰教的政治地位，谴责共产党是伊斯兰教的敌人。他释放了被关押的部分库尔德酋长，允许他们返回原籍。从1962年开始，巴列维国王在全国大力推进土地改革，削弱地主和大资产者的势力，导致议会中的地主代表人数从58％减少到了35％，丧失了部分特权。而对另一些库尔德酋长和地主则采取比较宽大的政策，允许其保留土地，邀请他们加入保守派政党，甚至任命其担任地方高官。 [29] 所以总体上，库尔德上层阶级在巴列维时期有较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们的命运和其他族群的上层有相似之处，这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正因如此，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对地主和部落领导人等保守群体缺乏吸引力，其领导角色只能由城市知识分子担当。这是导致伊朗和伊拉克库尔德运动发展不同的原因之一。

对于库尔德人的族群性，巴列维国王起初并不否认，甚至还利用它拉拢库尔德人。比如1958年伊拉克革命发生后，为了防止革命思想和卡塞姆的库尔德政策影响国内，抵制苏联库尔德广播的煽动，他放宽限制，允许在德黑兰大学成立库尔德文化组织和库尔德人协会，批准召开库尔德国际会议。为了进一步掌握主动，巴列维国王还开展反宣传活动，下令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萨瓦克资助成立库尔德语广播电台以及电视节目，发行库尔德语的报纸——《库尔德斯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库尔德人的族群文化需要，缓和了族群矛盾，防止库尔德民族主义过于激进。

但总的来说，库尔德人在巴列维时期的政治空间十分有限。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伊朗政府不断划分库尔德地区，通过行政改革将部分库尔德城市划入了波斯族省份，使库尔德斯坦省只涵盖了逊尼派地区。1965年的行政改革，又将克尔曼沙赫省的伊拉姆和哈马丹两地划入了德黑兰辖区；将乌尔米亚划给了西阿塞拜疆省；将库尔德人和波斯人混居、什叶派占多数的克尔曼沙赫省与西南部的胡吉斯坦省产油区连成一片。当地的什叶派由此得到好处。1976年，克尔曼沙赫省的城市化水平是库尔德斯坦省的两倍，成为德黑兰以外第三产业人口最多的地区。

君主权力逐渐巩固、国家的军事化步伐不断加快、右翼派别开始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伊朗的政治空间日益接近伊拉克和土耳其的情况，对库尔德社会十分不利。60年代中期，为了与伊斯兰教拉开距离、抬高君主的地位，巴列维国王开始大力宣扬世俗民族主义，鼓吹伊朗君主制传统和雅利安种族的优越论思想，否认库尔德族群的独立性，把库尔德人看作纯种波斯人的一部分。为了抬高波斯人的地位、改写库尔德等其他族群的历史， [30] 巴列维把波斯塞流西大帝奉为伊朗民族认同的象征，同时继续对库尔德省份实行军事化管理，从而使官方政策带有强制同化的色彩。到70年代后期，伊朗国内没有一所专门教授库尔德语的学校。

巴列维国王的严厉政策使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在马哈巴德共和国覆灭后走入了低潮。1948年，库尔德民主党恢复秘密活动，分别在国内和苏联出版报纸《道路》、《库尔德斯坦报》，并建立了库尔德语电台。摩萨台执政时期，阿卜杜拉·拉赫曼·加塞姆卢开始主持工作，使党内有了变化。加塞姆卢1930年出生于库尔德地区东北部一个部落酋长家庭。1949年流亡法国，后到捷克斯洛伐克学习经济学，担任经济学讲师。期间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加入了伊朗共产党。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事件 [31] ，加塞姆卢脱离了共产党。他在流亡途中开始接手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工作。

加塞姆卢吸取库尔德民主党组织涣散、脱离实际的经验教训，改组了党的组织结构，制定了比较务实的政治纲领。他促进党内民主，积极召开党的大会和例会，选举党的领导，开展党内批评，加强党员教育，使库尔德民主党逐步恢复了活力。加塞姆卢的另一个贡献，是明确了本党与其他库尔德组织的关系。他认为，库尔德各派应在分析历史需要的基础上，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反对任何组织代表其他组织和别的国家建立地区和国际关系。这一主张重申了党派独立的重要性，有利于民族主义克服内部牵制和冲突的弊病。加塞姆卢还公开放弃泛库尔德主义的思想，认为库尔德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库尔德问题不可能轻易获得解决。所以，他在务实的基础上，提出应在民主框架内争取自治，否定了库尔德人必须从伊朗分离的想法。他的思想直至21世纪仍对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有巨大影响。 [32] 在他的努力下，库尔德民主党的组织水平和斗争目标更具有现代性。

战后初期，在伊朗政府严禁少数族群民族主义的情况下，共产党成为唯一承认少数族群权利的合法政党，以致库尔德民主党越来越受到共产党的影响。1949年9月，隶属伊朗共产党的库尔德共产主义委员会发布文件，将库尔德问题与更广泛的社会民主问题联系起来，并创建了库尔德斯坦和阿塞拜疆委员会，由库尔德人担任领导。1953年以后，共产党衰落，伊拉克爆发革命，多数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开始回到库尔德民主党内，进一步加强了库尔德民主党的左翼倾向。

1955—1958年，加塞姆卢正式担任库尔德民主党的领导，开始与伊朗共产党进行合作。但由于力量弱小和外部势力的干预，党内内讧不止。1964年，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激进派(同时也是伊朗共产党的成员)提出了武装反抗政府、争取建立南斯拉夫式联邦政府的口号。该派谴责库尔德民主党忽视土地分配问题，号召在库尔德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随后的三年，库尔德民主党便以伊拉克为基地，组织乌尔米亚地区的农民发动起义。但毛拉·穆斯塔法与伊朗国王合作，导致加塞姆卢等人在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内受到排挤。被排挤者另外组成“革命委员会”，回到伊朗境内开展游击活动。“革命委员会”自1967年起掀起了长达18个月的反政府武装活动，最终失败，多位领导人在战斗中被打死。随着“革命委员会”与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关系的恶化，毛拉·穆斯塔法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于1968年派兵包围了“革命委员会”，打死5人，抓获1人(很快也被处决)，将尸体移交给了伊朗军队。经过这次打击，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力量更加削弱。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意识到，只要毛拉·穆斯塔法与伊朗政府合作一天，该党就不会有大的作为，难以对伊朗政府构成直接威胁。

由于库尔德民主党发展缓慢，工作成效不大，部分民族主义者开始主张建立更加激进的库尔德政党。1969年，一些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反对伊朗共产党和苏联的极左青年学生建立了新的民族主义组织——库尔德斯坦劳动者革命组织。该党从1972年开始在学生和工人中活动，但影响不大。1975年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宣布继续遵循毛主义思想，在伊朗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争取库尔德自治。该党还转变态度，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20世纪70年代，巴列维的专制统治开始面临严重危机。为了缓和矛盾，巴列维采取了各种手段。对于库尔德民族主义，他实行安抚政策，允许库尔德民主党在马哈巴德建立总部。1973年3月，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申在统一框架内寻求自治的政治纲领。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缓慢，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建立起一支武装力量——民兵队伍“潘石摩格”，逐步摆脱了对部落因素和部落武装的依赖。 [33] 1963年土改开始后，库尔德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年轻人纷纷加入民兵队伍。截止1979年底，库尔德武装已经接近10万人，人员更加年轻、有文化和训练有素，装备更加精良，为库尔德民族主义挑战伊斯兰政权奠定了信心和力量基础。

第四节 伊斯兰政权与国家构建

巴列维国王的专制统治激化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爆发了1978年的伊斯兰革命。这次革命后伊朗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共和政体，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受革命领导者、共和国创始人鲁霍拉·霍梅尼(1902—1989)思想的影响。伊朗库尔德问题因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和王后在全国的抗议声中，匆匆离开伊朗，宣告了君主制的覆灭。2月9日，伊斯兰革命临时政府成立，2月11日被定为伊斯兰革命胜利日。面对革命，伊朗库尔德人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流亡海外的库尔德民主党领袖纷纷回国，加入了反对国王专制统治的起义。但是，这场革命的主题是民主与独裁、共和与君主、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对抗。库尔德人的自治要求，无疑与这些主题格格不入，与伊斯兰共和国维护统一的意志存在冲突。所以，尽管伊朗已改朝换代，但伊朗库尔德问题的性质及其引发的矛盾依旧不变。在共和国时期，伊朗政府没有对库尔德人实施类似土耳其和伊拉克的高压政策，加之库尔德民族主义本身力量薄弱，使得伊朗库尔德问题表现得并不激烈。但也不排除特殊情况下局部激化的可能。

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伊朗国内局势动荡。库尔德地区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街道上没有警察和宪兵，就连军队也退回了兵营。1979年1月，库尔德人开始行动，夺取兵营和哨所，缴获了大量武器。此时，霍梅尼的新政权正面临激进左翼分子、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自由主义的挑战，所以对偏远地区的左派和库尔德民族主义采取了怀柔政策。3月份，新政府同意在库尔德斯坦省实行有限的自治、保障库尔德人的权利，还第一次任命库尔德人担任省长。 [34] 霍梅尼释放了46名被巴列维国王逮捕的政治犯，承诺尊重少数族群的权利，主张用伊斯兰教而不是族群性来定义伊朗国家的特征。他说：“伊斯兰教尊重所有群体。库尔德人和其他语言群体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和逊尼派是兄弟，绝不能说自己比他们高贵。” [35] 为了改善当地人民的经济和生活水平，霍梅尼特意向库尔德斯坦省拨付全国一天的石油收入——大约7500万美元。伊朗官员积极与库尔德人谈判，客观上使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获得了半合法性地位。劳动部长达尤施·福鲁哈尔专门到库尔德斯坦省访问，答应在保证全体伊朗人基本权利的宪法框架下，确保库尔德人的各项权利得到落实。温和派宗教领袖阿亚图拉塔勒卡尼还公开承认库尔德人曾经受到德黑兰的压迫，主张允许库尔德斯坦省自治、给予库尔德人各方面的文化自由。他要求伊朗的各种基本法律承认库尔德语的合法性，保护库尔德文化，允许库尔德领导人担任高级职务并进入议会。 [36]

伊斯兰革命所创造的宽松氛围使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十分活跃。文化上，他们发行报纸，建立各类组织，出版库尔德语课本，积极筹备成立库尔德大学，宣扬族群文化。政治上形成三大主力：库尔德民主党、库尔德斯坦劳动者革命组织(以下简称库尔德复兴党)和马哈巴德的逊尼派宗教人士谢赫·伊兹丁·胡塞尼一派。这些派别均主张在国家统一的框架内争取民主与自治。

趁着革命带来的混乱，库尔德民主党控制了库尔德地区北部和西北部大片区域。1973至1989年，库尔德民主党的领导人仍是加塞姆卢。后者于革命前夕回到国内，立即着手使库尔德民主党恢复运行，为革命后参与政治作好准备。库尔德民主党的主要基础是教师、大学生等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部分商人、政府雇员和部落精英。该党立场温和，主张“土地属于经营者”，反对重新分配土地；工作方法相对灵活，注重实用主义和因地制宜。对部落领导人不反对不排斥，但注意削弱他们的影响，有时还利用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功能。由于长期受左翼思想的影响，库尔德民主党极力维护大多数库尔德人尤其是农民的利益。1979年，马哈巴德的部落领导试图强迫农民缴纳过时的农业税，立刻遭到库尔德民主党的反对，引发了冲突。

相比之下，库尔德复兴党在思想上更加激进。该党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主张消灭封建剥削阶级，实行农民和工人自治。该党在库尔德地区南部和东南部，比如萨南达杰等地影响较大。1983年，该党改组为伊朗共产党的库尔德支部。

谢赫·伊兹丁·胡塞尼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宗教界代表，但他的影响力主要来自对民主和自治等问题的看法，而不是他的宗教地位。 [37] 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和土耳其、伊拉克的库尔德民族主义一样，有许多宗教人士参与组织和领导工作，宗教地位有利于他们扩大影响。胡塞尼要求伊朗所有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实行自治，但反对分裂。他认为，库尔德人是一个独特的族群，但在文化上与波斯文化有很多相似。他说：“我们都是伊朗人，我们不会从伊朗分离。毫无疑问，全国的库尔德人和波斯人都是兄弟，因为我们都是雅利安人。……但是，必须给予伊朗库尔德人以自治的权利。”在胡塞尼看来，所谓自治应包括成立库尔德地区政府、学校教授库尔德语、库尔德地区在国家发展预算中占一定比例。 [38] 但是奇怪的是，胡塞尼的弟弟谢赫·杰拉里并不支持库尔德民族主义，相反还在伊拉克帮助下组建了逊尼派民兵武装，反对伊朗政府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由此可见，库尔德宗教界也有分化，在政治立场上有多变性和多元性。

1979年3月，库尔德民主党在马哈巴德公开恢复活动，宣布承认德黑兰的伊斯兰政府，并以库尔德各个组织代表的身份向霍梅尼递交自治计划，提出了8项要求：1.在根据库尔德人的意见，适当考虑历史、经济和地理条件的前提下划分库尔德斯坦省的边界。2.库尔德斯坦省在防务、外交和经济的长远规划方面，遵循中央政府决议。3.在本省建立最高立法机构库尔德议会，成员由普选产生。4.本省所有政府部门由当地人进行管理。5.组建人民军队，废除警察和宪兵，由国民卫队取而代之。6.库尔德语为本省官方语言，在各个学校进行教授。7.库尔德斯坦所有少数族群权利平等，有使用自己的语言和各项传统获得尊重的权利。8.保证言论和出版自由，保证结社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库尔德人有自由旅行、选择职业的权利。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塞姆卢确信库尔德问题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因此希望与政府一道寻找适当的解决办法。他告诉霍梅尼：“我们的人民为两大目标而奋斗，即推翻独裁专制，建立能够尊重全体伊朗人民政治自由和权利的政权；在自由的伊朗，以自治或联邦制的形式实现所有民族的特殊权利。由于伊朗的许多团体都受到压制，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建立联邦制……自治或联邦的结构，绝不会危害伊朗的统一和内部凝聚。” [39] 加塞姆卢的主张得到部分库尔德民主党成员的赞同，他们谴责谋求独立的库尔德人是革命和伊朗人民的叛徒。这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第一次向伊斯兰政权正式提出政治自治的要求。

但是，这份自治请求遭到了霍梅尼的拒绝，霍梅尼不但反对世俗主义、共产主义和君主专制，而且反对民族主义，尤其是穆斯林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族群认同不应成为妨碍穆斯林团结的理由，指出：“不同语言的穆斯林之间没有区别……此类(民族主义)问题都是人为刻意制造的，旨在阻止穆斯林国家实现统一。……他们(世俗主义者)制造民族主义、泛伊朗主义、泛突厥主义等各种问题和主义，都违背了伊斯兰的精神。” [40] 其实，霍梅尼的思想代表了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外的第三条民族国家构建策略，那就是伊斯兰主义，它主张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确立国家认同，承认族群差异的存在，但反对以此为理由谋求政治分裂。在后来，霍梅尼更加强调国家利益，但他的国家主义立场始终与巴列维王朝的波斯民族主义有根本区别，即对非波斯族群有明显的包容性。当然，在伊斯兰政权之下，各族群间仍存在权利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但这些问题是政府治理不善和政策落实不到位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官方意识形态有意为之的结果。

显然，霍梅尼对民族主义缺乏信任，是导致库尔德民主党请愿失败的根本原因——霍梅尼把自治看作是谋求独立的前奏。因此，尽管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再三否认有独立企图，伊朗政府仍于1979年4月起，提高了对他们的防范。

1979年3月30—31日，伊朗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未来的国家政治体制。库尔德民主党以及其他世俗团体以投票缺乏民主性为由，共同加以抵制。但投票结果显示，98.2％的选民支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失望之余，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正在起草的伊朗宪法，希望能在其中反映自己的诉求。6月，宪法草案公布，承诺将保证所有伊朗人的民主权利，但库尔德人批评草案没有充分反映自己的自治要求。库尔德民主党与伊朗民族主义者、世俗主义者一起，要求成立500人的选民代表大会，重新修订宪法草案。霍梅尼部分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组成73人的专家委员会对草案进行审议。胡塞尼强调，伊朗既然是多族群的国家，就应在宪法中承认各族群、宗教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政治权利。 [41]

在政府与库尔德人的谈判尚未破裂的时候，霍梅尼发表了一份对库尔德斯坦的安抚信，承认库尔德人曾遭受不平和冤屈，答应将继续和库尔德民族主义以及宗教领袖谈判，直至该地区实现和平。霍梅尼最后请库尔德人一起，“拯救我们的国家，把我们的全部精力转向以美国为首的真正敌人” [42] 。总之，霍梅尼同情库尔德人不幸的历史遭遇，但反对制造新的麻烦，要求他们通过克制，共同维护国内稳定。

但库尔德民主党固执己见，要求政府在48小时内作出答复。拥有训练基地和通讯系统的库尔德武装开始频频与政府军冲突。

双方立场不可调和、游击队力量不断壮大，这些因素使伊朗政府认识到继续和谈已毫无意义，遂决心动武。1979年8月18日，政府军收复了被叛军控制的帕维赫镇。霍梅尼随后下令对“不信教的库尔德斯坦人”发动圣战，禁止所有库尔德政治组织活动，解除了部分库尔德人的政治职务，取消了加塞姆卢和胡塞尼的专家委员会成员资格，宣布二人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敌人，谴责库尔德民主党是“撒旦的党派”。霍梅尼用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名义，下令摧毁库尔德武装，称“如果24小时内得不到好消息，将追究军队和民兵司令的责任”。伊朗政府军遂动用眼镜蛇直升机和坦克等重型武器进行激战，于3天后完全控制了帕维赫周围地区。接着向西挺进，在9月份夺回了多数库尔德城市。但库尔德武装仍在广大农村活动。

伊朗政府开展舆论宣传，指责库尔德民主党在外国支持下反对中央政府，企图使库尔德斯坦省从伊朗分离，宣布取缔该党，号召逊尼派宗教人士与政府军合作，交出叛乱分子，表示“决不允许利用报纸策划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阴谋” [43] 。霍梅尼同时宣布了对民族主义和左派的政策：“对那些打着民族和民主的名义欺骗我们的年轻人、妄图使我们国家腐化衰亡的人，必须严厉镇压，我们的人民将彻底摧毁他们……那些里通外国、背叛国家、企图在库尔德斯坦实行共产主义的人，他们目的是在库尔德斯坦消灭伊斯兰教。(所以)没有库尔德问题，只有共产党问题。” [44]

在库尔德问题上，霍梅尼虽然态度强硬，但不迷信武力。所以，伊朗政府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继续寻求解决问题的政治途径，于10月17日重新开始与库尔德民主党谈判。政府还推行对库尔德人有利的政策：伊朗议会批准出版库尔德刊物，启动了在库尔德斯坦省的发展计划，成立了几个新的库尔德文化中心。伊朗各个国立大学对库尔德斯坦省、伊拉姆和克尔曼沙赫省等不发达地区实行比例招生制度。10月29日，伊朗部长会议成立了由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和两名国务部长组成的四人委员会，全权负责处理各个库尔德省份的发展、文化、军事、福利和财政等事务。 [45] 伊朗政府在谈判过程中同意库尔德人实行有限的文化自治，承认库尔德人的宗教少数派地位，拒绝了超出这一地位的其他要求。政府希望库尔德人全面解除武装，将其作为讨论所有解决方案的先决条件。11月，新宪法草案在专家委员会通过。草案没有提到少数族群的问题，没有对逊尼派的宗教权利作出保证，但草案允许地方语言和波斯语一起，在出版、媒体和教育领域使用，规定了学校教科书必须使用波斯语。库尔德代表围绕着这些内容，与政府方面进行争论。值得注意的是，谈判中伊朗政府只和库尔德民主党对话，而将其他激进组织排除在外。

库尔德民主党试图通过与政府的较量，扩大在库尔德人中的影响。12月3日，伊朗举行新宪法全民公投，库尔德民主党号召库尔德人进行抵制。结果库尔德斯坦省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参加了投票，人们还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尽管如此，新宪法仍通过了全民公决，其内容与原先的草案基本一致。新宪法承认伊朗国内有少数族群，但后者不包括库尔德穆斯林，而是指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等少数教派。伊朗政府认为，所有穆斯林都是伊斯兰共同体的成员，因此无需将库尔德人与国内其他穆斯林区分开来。这符合新政权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原则，也和历史上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按宗教信仰划分居民的政策基本一致。新宪法其实反映了伊斯兰共和国对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的警惕态度。在实践中，伊朗政府也对库尔德斯坦省有所压制，如任命非库尔德人担任库尔德斯坦省的最高行政首脑。新宪法否定了巴列维王朝后期对库尔德人的同化政策。所以在共和体制下，库尔德问题基本上不再涉及文化权利的问题，而主要是库尔德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防范分离主义的问题。

新宪法公投结束后，霍梅尼表示愿意继续谈判，要求库尔德民主党准备一份少数族群地位问题的计划。但双方的谈判在裁军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政府方面要求库尔德民主党解除游击队武装，以此为继续谈判的前提条件；库尔德民主党拒绝接受这一要求，警告政府不能用暴力解决问题。 [46] 1980年3月，伊朗议会选举开始，库尔德民主党积极活动，获得了库尔德斯坦省80％的选票。但一个月之后，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派兵将库尔德游击队赶入了深山，加强了对库尔德斯坦的控制，在政府中安插了大批什叶派人士。什叶派教士与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大地主一起，反对农民，重新收回了国王倒台后被农民占领的无主土地。

1980年议会选举后，库尔德民主党再次分裂。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党内对如何评价霍梅尼政权存在分歧。以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加尼·布鲁里安为首的一派，批评了加塞姆卢与巴格达的合作，主张承认霍梅尼政权，并宣布从库尔德民主党脱离。加尼·布鲁里安和伊朗共产党一样，认为伊斯兰政权正在从事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只能用和平方式争取库尔德地区的自治。1981年冬，分裂后的库尔德民主党加入了总部设在巴黎的伊朗全国抵抗大会，但由于它主张与政府进行谈判，遭到了其他派别的抨击，被迫退出。1983年5月，伊朗共产党为了躲避霍梅尼的打击而进入库尔德人控制区，在那里进行重组。人们因此怀疑加尼·布鲁里安与政府谈判的策略是否有效。此时，库尔德民主党正尝试在控制区内搞自治活动，它建立了政府，出版库尔德语的教材，设立电台，播放库尔德语、阿塞拜疆语和波斯语的广播节目。该党还与其他党派争夺地盘，为此在1982—1983年与库尔德复兴党发生军事冲突。

然而在政府军的猛烈进攻下，库尔德民主党前景暗淡。政府军发动“黎明二号”行动，夺取了战略要地哈吉·奥穆兰，切断了库尔德人向山区的物资供应，使土耳其库工党游击队丧失庇护。1983年10月，政府军发起“黎明四号”行动，占领所有战略高地，全部收复了被库尔德民主党控制的区域。此外，为了对付伊拉克，伊朗政府还在1979至1986年对库尔德斯坦省、哈马丹省、克尔曼沙赫省和重要的库尔德边界、交通要道等实行军管。从而对库尔德反对派与游击队构成了强大压力，使之损失惨重，不得不改变策略和活动方式。

1984年1月，库尔德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承认该党在军事上遭遇挫折，决定控制游击战规模、避免与政府军正面冲突、重新与伊拉克政府合作。于是在库爱盟撮合之下，伊朗库尔德民主党与伊拉克政府一拍即合，获准在边境的伊拉克一侧设立总部。1988年两伊停战，加塞姆卢失去了伊拉克的支持，只好同意继续与德黑兰进行自治问题的谈判。12月30—31日，加塞姆卢与伊朗政府代表在维也纳秘密会谈。次年1月19—20日又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加塞姆卢的谈判加剧了党内的紧张关系，有人指责加塞姆卢脱离了社会主义路线，宣布脱党。在塔拉巴尼的调解下，加塞姆卢在谈判中表示了认同伊朗国家的诚意，称伊朗是自己的祖国，库尔德人无论从历史、语言还是文化角度讲，都有深刻的伊朗渊源。 [47]

但是，形势的发展打消了加塞姆卢的乐观情绪。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伊朗政府中的强硬派势力抬头，降低了库尔德民族主义与政府达成和解的可能。新任总统拉夫桑贾尼承认库尔德人享有族群权利，赞同在族群平等基础上维护统一的思想。他说：“无论伊朗、土耳其还是伊拉克，都应给予库尔德人以固有的权利。库尔德人理应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有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 [48] 但另一方面，他必须考虑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现实威胁和政府内强硬派的压力。所以继续采取压制态度，禁止组建库尔德党派，支持激进的伊斯兰团体，制衡库尔德政治势力。伊斯兰政府和巴列维政权一样，对普通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政治派别区别对待。这种策略有效地压迫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生存空间，削弱了它的社会基础，降低了库尔德问题的激烈程度，减少了对国家的威胁。

1989年7月13日，加塞姆卢及其欧洲代表噶德里·阿扎尔在维也纳被人暗杀。调查显示，伊朗情报部门卷入了这起暗杀事件。事后，奥地利政府向已经离境的两名伊朗外交官发出了逮捕令，但因不愿意卷入是非，没有继续深究此事。3年后，即1992年9月18日，在柏林，加塞姆卢的继任者穆罕默德·萨达克·沙夫坎尼又被暗杀，据说凶手同样是奉了伊朗政府高官的命令。 [49] 德国法院经过调查，对3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缺席审判。在伊朗国内，由于政府的严格控制，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纷纷逃往伊拉克，以致默默无闻的阿卜杜拉·哈桑载德当选了新的伊朗库尔德民主党总书记。接连发生的暗杀事件让库尔德民主党陷入混乱，但也更加坚定了它通过非暴力方式寻求解决库尔德问题、满足库尔德人要求的政治意愿 [50] 。

从1905年立宪革命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朗政治发生了多次重大变革，几乎每次变革都会给普通库尔德人、库尔德民族主义与政府的关系产生影响。尤其每当自由、民主成为社会思想主流的时候，这种关系就朝着比较积极的方向发展。1997年，素有自由主义声望的穆罕默德·哈塔米高票当选新任总统，使伊朗国内的民主和自由气氛一度高涨。哈塔米政府放松社会控制，倡导言论自由，使库尔德人受到鼓舞，他们开始大胆要求提高政治地位、增加议会中的地方代表席位、提高官员中的库尔德人比例。这些要求的实质，就是希望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加强库尔德人在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哈塔米响应库尔德人的呼声，批准成立了库尔德语电台和数个库尔德文化中心，允许发行库尔德语出版物和库尔德—波斯语报纸，还在议会改革派支持下，承诺建设库尔德学校、开发库尔德地区。政治上，哈塔米取消了库尔德地区近20多年的紧急状态，推动当地的法制建设，被改革派和库尔德代表认为是他上任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不仅如此，哈塔米还任命什叶派库尔德人阿卜杜拉·拉马赞扎德赫担任库尔德斯坦省的省长，任命数位逊尼派穆斯林在中央政府担任重要职务，主管经济、财政、工业、行政等事务。在库尔德斯坦省，拉马赞扎德赫积极推行改革措施，深受库尔德人的欢迎，哈塔米也予以高度评价。总之，哈塔米时期，伊朗政府进一步落实库尔德人的族群权利，通过扩大政治空间，极大地缓和了库尔德人与政府间的不信任关系，有利于增强库尔德人的国家认同，降低了族群民族主义的影响。

在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下，八九十年代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思想激进的库尔德复兴党最先感受到了这些变化。库尔德复兴党热衷搞阶级斗争，遭到库尔德人的普遍反对，再加上政府军的猛烈进攻，最终无法在库尔德地区立足，只好于80年代中期流亡伊拉克。与此同时，国际上共产主义和左派势力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因此2000年夏，库尔德复兴党决定与伊朗共产党分手。不久，这两个党派的少数成员又另组联盟，仍旧取名库尔德斯坦人民革命组织(以下简称新库尔德复兴党)。新库尔德复兴党不再片面追求政治自治，而是希望在伊朗建立联邦政府，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历史悠久的库尔德民主党也有了新的动向。2000年11月24—26日，该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并通过决议，强调：“我们认为谈判是一种斗争模式。所以，只要中央政府愿意以和平方式就解决伊朗库尔德问题进行谈判，我们会立刻接受。但是为了使谈判切实启动，必须满足一些不可变更的前提条件，即谈判必须针对库尔德地区居民的要求，如针对伊朗库尔德人民的各项民族权利；并且谈判务必公开，事先公布，让库尔德人民透明了解具体过程；政府全面参与谈判，由代表国家和获得授权的高级官员实施谈判。所有谈判都必须在没有偏见和双方接受的国际机构监督下进行。” [51]

哈塔米上任以后，一直在库尔德问题上面临政坛强硬派的阻力。如今，库尔德民主党借着自由的政治气氛提出新的要求，更加助长了这一阻力，强硬派频频向哈塔米施加压力。哈塔米被迫将拉马赞扎德赫召回中央，重新任命非库尔德人士担任库尔德斯坦省省长一职。这种做法，令库尔德斯坦省居民十分不满。2001年10月，该省5名议员和1位立法委员集体辞职，抗议政府搞双重标准、歧视库尔德人，他们给内政部长写信，要求贯彻公平和社会公正。事实上，哈塔米的困境既是伊朗政府中自由派与强硬派意见分歧的结果，也是自由派内部担忧的一种反映。伊朗自由派虽强调民主、自由，但在反分离主义问题上的态度与强硬派区别不大。因此，哈塔米政策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什叶派压制逊尼派、国家主义遏制少数族群民族主义的结果。但是，仅仅靠压制无法解决问题，由于库尔德人和库尔德问题具有跨国属性，所以伊朗政府始终面临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

自20世纪40年代起，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一直主张独立发展、不愿受别国库尔德组织的影响与控制。但他们时刻关注本地区的各种动向，与各国库尔德民族主义频繁互动，在思想和行为方面深受邻国局势的影响。

比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深深触动了伊朗库尔德人，引发了连锁反应。其实早在美国准备对伊拉克动武的时候，伊朗库尔德地区就出现了骚动，在马哈巴德等地，库尔德人接连上街游行，要求落实民主与自治。2004年，伊拉克通过过渡时期管理法，提高了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这一消息让伊朗库尔德人备受鼓舞，多座城市游行祝贺，人们高呼口号，要求获得同样的权利。 [52] 库尔德反对派也跃跃欲试，两伊边境地区出现了新的反政府组织——“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简称库尔德自由生活党)。库尔德自由生活党的创始人兼秘书长是拉赫曼·哈吉—艾赫迈迪。此人曾担任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高级领导，1986年脱党后流亡德国，大约20年后又重返伊朗，积极开展反政府活动。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成立后，迅速发展成伊朗最大的反对派组织，打破了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消沉局面。

伊拉克战争增强了伊朗库尔德人的跨国族群意识，他们把伊拉克库尔德人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成就视为全体库尔德人的成就，从而更加坚定了追求自治的信心。库尔德反政府派别开始一反过去的柔弱姿态，呈现出激进和极端化的趋势。库尔德自由生活党学习邻国反对派的榜样，它虽然表面上宣扬独立自主，实际上从政治主张到活动方式，都犹如库工党的再版。 [53] 它积极制造恐怖事件，向警察、法官和政府官员发动袭击，证明它对外宣扬的非暴力主义只是一种谎言。 [54]

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成立之时，正值美军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制度刚刚确立，所以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发展有因果关系。该党在卡迪尔山的伊拉克一侧建立基地，说明它得到了当地库尔德人的庇护与支持。因此，2006年，伊朗政府加强了在两伊边境的兵力部署，以防范美军入侵，同时遏制库尔德自由生活党的发展。 [55]

随着形势的发展，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解决模式很快产生了外溢效应，库尔德自由生活党开始以这一模式为蓝本，来设计自己的活动路线。首先，该党把谋求伊朗库尔德问题国际化作为政治活动的突破点。2007年底，哈吉—艾赫迈迪专程前往美国，寻求资金和军事支持。伊朗政府明确指出，艾赫迈迪此举意在制造暴力，把库尔德地区拖入战争，进而拉进美国，重演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游戏。 [56] 所以，伊朗政府把反库尔德分离主义和反对美国入侵紧紧联系在一起。2009年5月19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前往库尔德斯坦省并发表讲话，指责美国在伊朗西部边境收集情报、筹备资金和武器、策划阴谋活动、培养恐怖分子，他警告少数库尔德人不要被美国利用，否则将被全体库尔德人所唾弃。 [57] 哈梅内伊的话代表了伊朗国家对库尔德人的希望。但是话说回来，假如伊朗与美国等国家的关系持续紧张，那么反对派试图让库尔德问题国际化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甚至不排除在极端情况下，库尔德反对派会步伊拉克同族的后尘，配合外部势力干预内政，颠覆伊斯兰政权。其次，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把争取联邦制作为首要政治目标和动员口号。伊朗库尔德反对派从未提出从伊朗分离的要求，伊拉克战争后，他们更加强调建立联邦制和促进民主的重要性。库尔德自由生活党呼吁所有库尔德人，“为能够承认各民族权利的、联邦制的、民主的伊朗而战，也为世俗的、非联邦的、男女平等、宗教和文化自由的库尔德斯坦而战” [58] 。老牌的库尔德民主党积极响应，号召“在民主和联邦制的前提下争取民族权利” [59] 。

伊朗库尔德反对派如此青睐联邦制，显然是看到了在现有条件下，联邦制比争取独立或实行单一制下的自治对自己更加有利。这样既可以减少谋求独立带来的国际压力，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库尔德人的权益。更进一步讲，争取联邦制是库尔德民族主义总结历史和当前经验，思想上更加务实、理性，将长远目标和现实利益综合考虑的结果。作为一种政治目标和动员口号，联邦制从伊拉克蔓延到伊朗，预示着中东库尔德问题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伊朗库尔德问题总体上不如土耳其和伊拉克激烈，因为毕竟库尔德人在伊朗国内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伊朗政府一方面防范和打击分离主义，禁止组建库尔德政治派别，严禁鼓吹分离主义、民族主义和批评当局的作品。但另一方面，它又在文化和族群认同方面持宽容态度，允许库尔德地区教授库尔德语、出版有关库尔德历史和传统的书籍、展示库尔德音乐、民俗和舞蹈，比起土耳其来说要宽松许多。 [60] 正是这种对多元族群文化的认可与包容，让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表现得相对温和一些。

不仅如此，不排除库尔德人与伊朗政府有实现和解的可能。因为：伊朗库尔德人口的规模不及土耳其和伊拉克庞大，整体实力较弱；库尔德人和波斯人在文化上有很多相似，比如都庆祝瑙鲁兹节、语言十分相近；经济上，库尔德地区资源缺乏、交通和基础设施落后，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宗教上，近五分之一的库尔德人信奉什叶派，对民族主义不感兴趣；最重要的是，伊朗政府允许人民在加强国家认同的同时，保留特殊的族群认同，不实行种族和文化同化政策。伊朗的教科书教导公民，要充分认识伊斯兰领土上的族群多样性和统一性。所以，伊朗库尔德人中很少有族群对立和民族仇恨的情绪，“库尔德民族”的意识在伊朗库尔德地区没有太大影响力和代表性。从伊朗政府的角度讲，打击库尔德民族主义，目的不是消除库尔德人的文化认同，而是遏制分离主义，防止国家分裂。最后，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自马哈巴德共和国起一直独立发展，而伊拉克、土耳其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章程也很少提及对伊朗库尔德人的联合。 [61] 这一点既有利于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排除干扰、照頋国情，也有助于减少伊朗政府对库尔德民族主义跨国联合的担心。

第五节 库尔德社会与经济

伊朗库尔德问题除了受民族主义思潮和国内外政治的影响，还和20世纪以来伊朗社会经济的变迁有因果关系。后者决定着库尔德人对政府与国家的基本看法。

20世纪以前，库尔德地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和货币经济严重缺乏。在没有外力因素的影响下，当地经济依赖自然条件和历史惯性向前发展。法里德认为，20世纪以前，库尔德人已经产生了共同体意识，理由是库尔德公国长期的政治和经济自治，加上共同语言带来的团结，使共同体意识成为可能。 [62] 但其实，这种意识即使存在，也是十分的薄弱，部落意识仍然占主导地位。长期的政治和经济自治，首先导致的不是更大范围的族群意识，而是部落和地方意识的强化。正因如此，1946年以前，库尔德民族主义从领导力量到组织结构，都带有部落色彩。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库尔德经济开始变化，进而波及库尔德人的政治生活。导致经济变化的因素，首先是库尔德社会内部的自然演进，其次是礼萨汗的民族国家构建策略及其影响。

19世纪末，库尔德地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原本低下的生产力和严酷的自然条件加剧了社会分化，贫困与人口同时增加，土地大量流失。为了缓解危机，许多库尔德人开始过起了定居生活，用出卖劳动力和农牧产品的方式谋求生存，从而引入了市场因素。1921年礼萨汗上台后，政府出于构建民族国家和发展现代化的需要，强制部落人口走向定居，加快了库尔德社会中市场关系的发展。随着定居过程的进行，部落的公共土地开始变成私有，头人、酋长成为大地主和放贷人，他们拥有大量土地和牲畜，也出现了没有土地的农民和放牧人。当酋长变成地主或在外地主，他们与部落成员的关系自然变得松弛。随着自给自足的生产日益被面向市场的生产代替，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巴列维王朝的定居政策使库尔德游牧部落和游牧业加速衰落。著名的杰拉里部落曾经拥有上万人口，活动区域横跨苏联、伊朗和土耳其三国。但在定居过程中，在政府军的强行驱赶和屠杀下，该部落最后仅剩数百人。1941年，这些人才获准从伊朗中部的流放地回到原地。生活在哈马丹和伊斯法罕的加利巴西部落也被驱逐，土地落入突厥语族群之手。加利巴西部落极力反抗，但无济于事。随着游牧生活特别是跨境游牧活动的结束，传统商路跟着衰落，民间的跨境贸易只剩下走私这一条途径。马哈巴德就是依靠走私来维持经济的繁荣。 [63] 破坏游牧经济的还有民族国家的边界划分，许多部落因为划界被一分为二，分属不同的国家。比如势力强大的施卡克部落就被土耳其和伊朗一分两半。定居规模扩大和游牧生活消失的结果，是村庄的数量急剧增长，大约有7500多个；从部落首领演变而来的大地主的平均土地面积超过了300公顷，总数占库尔德地区可耕地面积的60％以上。定居使受教育的中产阶级和服务业人数增加，这些人与城市和教育机构的关系密切，容易受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正是在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逐渐发展起来。民族主义的宣传扩大了库尔德人的认同和想象范围。库尔德人从部落熟人社会向农业乡村社会过渡，导致生产力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群体意识也随之改变。而中央加强对库尔德人的控制，客观上强化了后者的国家观念。此外，群体的共同命运，也使库尔德人的自我认同和族群意识快速发展。

礼萨汗国王大力削弱部落势力，同时又注意维护传统阶层的利益。他发展农业和经济，实行小麦的国家收购制，启动政府投资项目，对地主实行免税政策，允许土地私有。这些措施极大地强化了库尔德地主的权力，增加了他们的土地占有面积。“二战”期间，因为农业生产下滑，伊朗政府废除了农业土地税，实行国家补贴和垄断制度，允许部落酋长抽取新的税收，从而强化了少数部落成员对国家的依赖，破坏了库尔德人的内部团结，有力遏制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传播。马哈巴德共和国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遭到了部分库尔德地主的反对与背叛。

由于礼萨汗的政策，库尔德经济和库尔德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在山区、平原和城市各不相同。在山区，游牧的生活方式几乎消失，但部落结构仍然存在。平原地区的人们大多居住在村子里，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兼营畜牧业。在城市里，库尔德人从事教师、公务员、商人和店主等职业。20世纪40年代以后，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主要来自于这一群体。城市库尔德人虽然认为传统势力妨碍民族主义的发展，但仍不敢忽视他们的存在，反而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礼萨汗虽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却严重忽视库尔德地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改造。当他在国内中部和北部各省大力建造公路、通讯设施、工厂的时候，西部的克尔曼沙赫省、库尔德斯坦省和卢里斯坦仍十分落后。致使库尔德地区的大多数人不但没有获得现代化的好处，反而丧失了原有的政治和经济自足的好处，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差距日益拉大。 [64] 这种落后状态，是“二战”后库尔德民族主义在马哈巴德兴起的重要背景。

20世纪60年代，随着巴列维国王的权力逐渐加强，伊朗加快了现代化步伐，库尔德社会经济开始发生更加深刻的变革。1962至1966年的土地改革摧毁了大部分封建土地关系，使大地主纷纷破产。库尔德地区一半以上的土地为小农所有，平均每户占有土地4亩到15亩。在部分地区，新获得土地的农民与政府签订生产合同，增加了收入。部分地方的人则通过政府收购土地，获得了较高的补偿。所以，有一部分库尔德农村人口坚定地支持国王。这次改革，没有触动中等地主的土地(每户土地面积30至50公顷)，这些人便成了土地私有者的主体。至于那些库尔德部落酋长，他们为了获得放牧等各项特权，不但不反对土地改革，还和政府合作，积极参与政治，有人通过选举成了市长或议员。总之，只要能获得利益，库尔德传统社会阶层容易与政府合作。这种情况与伊拉克不同，与土耳其的情况比较相似。有时候，宗教因素也会影响库尔德人与巴列维政府的关系，比如什叶派部落常常配合政府来反对其他部落。

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缺少土地或为了寻找更好的就业与收入机会，库尔德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研究表明，人口增长是造成土地稀缺的主要因素。 [65] 1976年以后的人口数据间接证明了这一点。1976年，西阿塞拜疆省、库尔德斯坦省和克尔曼沙赫省的人口数字分别为1407604人、782440人、1307014人。而到1986年则分别变成了1971677人、1078415人和1462965人。2000年更达到了2496320人、2496320人、1778596人。 [66] 库尔德流动人口以15—34岁的年轻人为主，流动去向主要是大城市。

人口增长与城市化是战后伊朗社会的普遍特征。在库尔德地区，人口年均增长速度在2.8％以上，超过了全国水平。其中，库尔德斯坦省的人口密度是其他地区的两倍，克尔曼沙赫省的城市化程度最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克尔曼沙赫省的人口出生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较高水平，农村家庭平均每户有6个孩子，城市家庭平均每户5个孩子。人口的增长和年轻化容易导致许多社会问题，如就业紧张、思想激进等。城市化则加强了库尔德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使之能接触更多的人群，视野更加开阔，族群意识增强。

进入60年代以后，伊朗库尔德人和土耳其的同族人一样，开始享受现代通讯发展的好处，尤其收音机和电视机对人们的思想意识有很大影响。在1969年前后，很多地区的收音机拥有量增加了4倍，甚至多数无土地的家庭也经常收听广播，听听新闻和音乐节目，了解国内国际的动态，从中意识到了自身与其他族群的不同，从而对塑造族群认同和促进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有很大作用。

礼萨汗下台后，库尔德地区的发展仍未引起伊朗政府的足够重视。巴列维国王除了搞土地改革，从未制定过对这一地区的投资与发展计划，致使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长期陷于滞后状态。这里只有一条柏油公路，而且位于与伊拉克接壤的地区，主要为战备服务，在改善经济和民生方面意义不大。库尔德地区近400万公顷的土地被群山覆盖，大多数城市海拔在1000米以上，而且气温多变，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比国内其他地区干旱。在库尔德斯坦省，只有26％的土地适合耕种，其中仅4％的土地可使用人工灌溉，其余主要是旱地农业。该省也缺乏现代农机具，只有平原地区才有拖拉机。多数农民缺乏资金，如果没有政府帮助，他们不可能使用现代技术。巴列维王朝后期，伊朗政府试图挽救传统的部落手工技术，但由于缺乏知识、不了解部落社会的需求，该计划流产。到最后，农业依旧是库尔德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当地一半以上的人口靠土地谋生。库尔德地区唯一发展迅速并使人获益的工业，是克尔曼沙赫省的石油产业。其余重要的经济部门是建筑业，其他有技术含量的工业就更少。

在巴列维王朝统治下，库尔德地区成为国内最不发达的地区。虽然油价上涨使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收入有所提高，但还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工业落后，库尔德地区工人阶级的力量很弱小，凡是劳动能力较强的人都去了胡吉斯坦、德黑兰和伊斯法罕等相对富裕的地区。这里医疗卫生人员十分缺乏，医患之比远小于国内其他地区，疟疾或肺结核属于常见的地方病。由于政府禁止使用库尔德语教学，库尔德儿童只能通过波斯语接受教育；库尔德知识分子则使用波斯语进行演讲或写作。学校数量之少，不能满足人们的受教育需要，一个村庄由一名老师教授二三百学生的现象比比皆是。很多儿童辍学在家，农村尤其如此。结果导致文盲率长期居高不下，1975年，本地区人口的70％以上是文盲，2/5的学龄女童和1/4的学龄男童处于失学状态。在农村，95％的妇女和85％的男性是文盲，在城市则分别为60％和40％。当然，巴列维的政策也非铁板一块，比如克尔曼沙赫省就可以用库尔德语广播，客观上保留了部分库尔德文化。同一时期，伊拉克允许库尔德语书籍出版，也促进了伊朗库尔德文化的复兴。伊斯兰政府进一步放松限制，使文化不再是制约当地发展的主要因素，后者主要来自于经济和政治方面。

法里德仔细研究了社会经济发展与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关系，指出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容易使库尔德人产生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于巴列维时期，并延续到共和国时期。具体表现在：“一是伊朗的精英阶层缺少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阿塞拜疆人除外)。二是社会越富裕，食品消费的比例却越高。1984—1985年，城市库尔德人的食品消费比例竟高达50％，国内其他城市人口的消费比例则只有39％。较低的生活水准对城市库尔德民族主义有重要影响。三是教育方面，1984—1985年的数据显示，80％的农村库尔德家长是文盲，其他地区则是74％。城市库尔德文盲率59％，其他人口则是42％。” [67] 由此可见，尽管政权发生了更替，但库尔德人的弱势地位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

20世纪80年代，伊朗出现了新一轮国内移民浪潮，近半数库尔德人进入库尔德地区以外的城镇谋生，使德黑兰成为仅次于克尔曼沙赫的国内第二大库尔德人口城市。进城后的库尔德人聚族而居，经济上处于弱势，开始有了新的身份认同，对群体间的差异和差距十分敏感。

伊斯兰共和国重视维护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国家法律规定国内各族群一律平等，国家的首要职责和政府领导人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与剥削，努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关照弱势群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伊朗宪法规定国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并通过了一系列对劳工有利的法律，如保证对季节性工人的长期雇佣、禁止公司裁员等。革命后短短数年，伊朗国有部门就控制了大约70％的国内生产总值，承担了难民救济、土地分配和教育等大量福利活动。政府还制定了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建设计划。至1991年，政府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雇主。但是，由于国际环境恶劣、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政策失误等原因，伊朗的社会公平发展计划实施得并不顺利。相反，随着经济改革、食品配给制度和财政紧缩政策的实施，贫穷的劳工阶层的生活状况和普通大众中长期的失业状况有所加剧。1988年，伊朗国民收入跌至1978年同期水平的64％，人均收入垂直下降到同期的37％。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少数族群，库尔德人与其他族群事实上的不平等难以有大的改变。90年代，库尔德地区的面貌开始有所变化，但当地人口仍处于农村状态。在库尔德斯坦省，经济持续恶化使人们对政府日益不满。90年代后期，甚至连什叶派库尔德人也开始批评政府，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说明族群间的不平等已足以使库尔德人的族群认同超越宗教认同。

为了解决经济困难，80年代末伊朗政府开始考虑推广私有化，削弱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减少两极分化，鼓励投资。但多年下来，私有化进程缓慢，效果并不理想，反而滋生了很多腐败。2005年艾哈迈德—内贾德上台，开始提出“社会公平股份计划”，他“认为私有化的含义并不是要出售国有财富，强调问题的关键是实现社会公正，并以此作为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内容” [68] 。但同样，内贾德的这一计划没有实现增加穷人收入的目标，反而导致政府机构的膨胀。 [69] 因此，缩短库尔德人与其他族群、库尔德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不仅依赖于现实政治和经济地位不平等状况的改善，还取决于国家政治、经济的整体发展状况。简言之，伊朗库尔德问题不仅关系国家的统一和安全问题，还涉及如何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等建设性问题。

[1] 伊朗计划和预算局2000年最后一次公布的全国普查数字，转引自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32.

[2]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34.

[3]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6.

[4] Abbas Vali，Kurds and the State in Iran：the Making of Kurdish Identity，London：I.B. Tauris，2011，p.1.

[5]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18.

[6] A.Lambton，Lanlord and Peasant in Persia，London，1953，p.285.

[7]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77.

[8]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79.

[9] Kemal Kirsici and Gareth M. Winrow，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AnExample ofa Trans-state Enthnic Conflict，London：Frank Cass&Co.Ltd，1997，p.83.

[10]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19.

[11] Abbas Vali，Kurds and the State in Iran：the Making of Kurdish Identity，London：I.B.Tauris，2011，p.16.

[12] Abbas Vali，Kurds and the State in Iran：the Making of Kurdish Identity，London：I.B.Tauris，2011，p.19.

[13]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196.

[14]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39.

[15] 大净指全身淋浴，是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一项基本生活要求，既为了卫生，也示庄重。穆斯林在产婴、房事、生病之后，或重大活动之前，都必须洗大净。

[16] William Eagleton，Jr，The Kurdish Republic of 1946，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63，pp.34-35.

[17] Abbas Vali，Kurds and the State in Iran：the Making of Kurdish Identity，London：I.B.Tauris，2011，p.24.

[18] A. Roosevelt，“The Kurdish Republic of Mhhabad”，Middle East Journal，Vol.1，No.1，July 1947.

[19] 王新中、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92页。

[20]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100.

[21] (土耳其)赫·格克塔什：《库尔德人：从马哈巴德到(1980)9月12日》，第25页。转引自杨灏城、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22] 〔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英〕乔治·柯克著：《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卷十一《1945—1950年的中东》，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23] William Eagleton，The Kurdish Republic，London，1966，p.111.转引自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118.

[24] 〔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英〕乔治·柯克著：《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卷十一《1945—1950年的中东》，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25] 金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26]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91.

[27] Abbas Vali，Kurds and the State in Iran：the Making of Kurdish Identity，London：I.B.Tauris，2011，p.66.

[28] 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

[29]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37.

[30]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34.

[31] 1968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史称“布拉格之春”。但这场改革遭到苏联的反对。8月20日，苏联纠合华约国家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导致改革运动失败。

[32] Ibrahim Salehrad，“On the anniversarry of Dr.Ghassemlous assasination”，KurdishMedia.com，http：//www.kurdmedia.com/article.aspx？id=16378，06/07/2010.

[33]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178.

[34] 新华社德黑兰电：《伊朗临时政府宣布给库尔德族以有限自治》，《人民日报》1979年3月29日。

[35]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42.

[36]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43.

[37]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183.

[38]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44.顾玉清：《伊朗库尔德问题今昔》，《人民日报》1979年7月26日。

[39] Nader Entessar，“The Impact of the Iraqi War on the Future of the Kurds in Iran”，from Mohammed M.A.Ahmed and Michael M.Gunter(eds)，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2003 Iraqi War，California：Mazda Publishers，Inc，2005，p.182.

[40] Charles G.MacDonald，“The Kurdish Question in 1980s”，from Milton J.Esman and Itamar Rabinovich，ed.，Ethnicity，Pluralism，and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p.242-245.

[41] Nader Entessar，“The Impact of the Iraqi War on the Future of the Kurds in Iran”，from Mohammed M.A.Ahmed and Michael M.Gunter(eds)，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2003 Iraqi War，California：Mazda Publishers，Inc，2005，p.178.

[42] Nader Entessar，“The Impact of the Iraqi War on the Future of the Kurds in Iran”，from Mohammed M.A.Ahmed and Michael M.Gunter(eds)，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2003 Iraqi War，California：Mazda Publishers，Inc，2005，p.179.

[43] 新华社德黑兰电：《伊朗政府同库尔德代表团达成协议》，《人民日报》1979年8月30日。

[44] Ali Rahnema and Farhad Nomani，The Secular Miracle：Religion，Politicsand Economic Policy in Iran，London and New Jersey：Zed Book Ltd，1990，pp.191-193.

[45] 新华社德黑兰电：《伊建立特别机构处理库尔德斯坦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46] 新华社德黑兰电：《伊朗西阿塞拜疆省库尔德族地区发生冲突》，《人民日报》1980年3月31日。

[47]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56.

[48]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56.

[49] Ibrahim Salehrad，“On the anniversarry of Dr.Ghassemlous assasination”，KurdishMedia.com，http：//www.kurdmedia.com/article. aspx？id=16378，06/07/2010.

[50]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193.

[51]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212.

[52] Chris Kutschera，“A Kurdish Awakening”，The Middle East，January 2005，p.31.

[53] Michael M.Gunter，“Book Review about The Kurds in Iran：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The Middle East Journal，Summer 2007，p.540.

[54] 中国新闻网：《伊朗库尔德武装宣称对枪杀检察官负责4人被捕》，2010年1月19日。

[55] Ed Blanche，“Kurdish powder keg”，The Middle East，January 2008，p.26.

[56] Chris Kutschera，“A Kurdish Awakening”，The Middle East，January 2005，p.32.

[57] 中国新闻网：《伊朗革命领袖哈梅内伊指称美国培养恐怖分子》，2009年5月20日。

[58] Chris Kutschera，“Strategic fight for a confederal Iran”，The Middle East，August/September 2008，p.21.

[59] Kerim Yildiz and Tanyel B.Taysi，The Kurds in Iran：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London：Pluto Press，2007，p.116.

[60]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Iraq：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London：Pluto Press，2004，p.84.

[61] Farideh Koohi-Kamali，“Obstacles Hindering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n”，from Mohammed M.A.Ahmed and Michael M.Gunter(eds)，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2003 Iraqi War，California：Mazda Publishers，Inc，2005，pp.198-199.

[62]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12-13.

[63]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39.

[64]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41.

[65]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145.

[66] 伊朗计划和预算局2000年最后一次全国公布的普查数字，转引自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32.

[67]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158.

[68] 《新闻人物：伊朗新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2/3590193.html，2005年8月3日。

[69] 关于“公平股份”计划实际效果与其加快私有化、缩减政府规模目标之间矛盾的详细阐述，可参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资料：Islamic Republic of Iran：Managing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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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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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叙利亚库尔德问题

在本书研究的中东四国中，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口最少，所以长期以来外界对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其实，自20世纪初叙利亚成为民族国家以来，库尔德人及其政治地位问题一直是历届政府面临的一道难题，几乎每一任领导人都要利用这一问题为政治服务，处理与之有关的治安和法律等问题。阿萨德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简称复兴党)统治时期，政府甚至剥夺了部分库尔德人的公民权，人为制造了一些库尔德“问题”。进入21世纪，随着国内矛盾不断升级，库尔德政策的严重后果开始爆发，构成了复兴党巴沙尔政权统治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外界的特别关注。

第一节 库尔德人概况

叙利亚库尔德人主要分布在该国北方与土耳其接壤的哈塞克、库尔德达赫、科巴尼等地。哈塞克是叙利亚东北部的一个省份，省会哈塞克市。该省由于地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所以有贾兹拉(岛)之称。历史上，库尔德游牧民和阿拉伯的贝都因部落在此放牧。但随着现代国界的划分，库尔德人被迫开始定居，享受定居农业的种种好处。20世纪20—30年代，许多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在当地游牧民帮助下逃到哈塞克。叙利亚政府便以此为据，否认库尔德人的叙利亚国籍，认为他们是外国移民。但不管叙利亚政府怎么抵制，哈塞克地区还是逐渐聚集了叙利亚一半以上的库尔德人口，他们主要分布在哈塞克北部，南部主要是游牧的阿拉伯人。在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辛勤耕耘下，这里逐渐变成了叙利亚的“面包篮”。哈塞克省的另一大城市卡米什利同样位于北部边境地区。20世纪末以来，随着叙利亚社会矛盾的不断升级，当地库尔德人日益活跃，参与和制造了许多著名的事件。

库尔德达赫(意为“库尔德人之山”)位于陶鲁斯山脉脚下、安条克西北方向的山区，是叙利亚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库尔德人在这里有悠久的居住历史，占当地人口的绝大部分，目前约35万人。这里山地农业发达，主要种植橄榄、水果和烟草等经济作物。阿夫云是该地区的主要城市，拥有大量农田和村庄，是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的肉类和奶制品供应基地。

科巴尼是叙利亚最小的库尔德地区，位于阿夫云东北与土耳其接壤的地方。人口全部是库尔德人，主要从事水果、蔬菜和农业种植，兼养牲畜，经济比较落后。

以上地区互不相连，中间被阿拉伯聚居区隔开，各地情况很不相同。因此在叙利亚，“库尔德斯坦”一词是对库尔德人大分散小聚居格局的总称。

除了上述地区，还有大约1％的库尔德人散居在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哈马等阿拉伯地区。大马士革早在萨拉丁时期就有库尔德军团入驻，自那以后便形成库尔德社区，文化上深受阿拉伯人的影响。社区的主要事务由几大家族控制，最大的是优素福和舍穆丁两大家族。经过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和行政改革，这些家族的势力和影响力大大增强，甚至超过了宗教人士。他们凭借特殊的社会地位和良好教育，在20世纪的叙利亚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阿勒颇的库尔德人大约有8万，主要分布在东北部的爱因周围。“一战”以后，随着大量移民的到来，散居地区的库尔德人口呈上升趋势，比如30年代大马士革的库尔德人口增加到了12000人。 [1]

在叙利亚，导致库尔德人对政府不满并强调自己族群身份的因素中，经济因素占了很大比重。布雷利认为：“边缘群体或被从经济发展中隔离的边缘群体，更有可能利用宗教或族群的认同作为政治动员的来源。” [2] 对库尔德人来说，经济要求得不到满足比其他因素更容易激发民族主义的情绪，宗教或族群因素则不过是一种手段。总体上，库尔德地区物产丰富、拥有国内的主要油田和水资源，却是国内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之所以如此，除了历史和劳动力素质的原因，还有战后叙利亚政府的各种政策原因。1963—1970年，叙利亚大力开展土地改革，建成了许多大型国有农场。哈塞克省盛产谷物和棉花，农场数量更多。但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农产品价格、补贴分配、服务和贷款等项目都受到干预，致使农民的收入降低，库尔德地区的经济也受到了影响。此外，政府鼓励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办理贷款、农业或商业执照的过程中，经常歧视库尔德人，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在没有裙带关系的情况下，库尔德人更不可能到公共部门就业。

现代叙利亚的城市化和社会流动进程，让城市中的库尔德人迅速被边缘化。在卡米什利，传统的基督教徒和阿拉伯人居住区与库尔德人居住区在基础设施方面有很大差异。前者不断改进，拥有平整的道路、充足的电力、街道照明设施和垃圾收集系统；后者则处在郊区，经常缺水断电，缺乏排水系统。在阿勒颇，来自农村的库尔德移民主要从事苦力劳动。在大马士革，来自哈塞克和阿夫云的库尔德人聚集在“不正规的临时居住区”。其中的佐拉瓦区尤以条件恶劣、缺少学校等公共服务而著称。大马士革的库尔德青年大多数经济贫困，强烈不满政府的压制政策。2004年3月爆发的卡米什利骚乱中，表现最积极的就是那些被剥夺了国籍的“外国库尔德人”(后文有详细说明)。

一般来说，在中东民族国家成立之前，族群性对库尔德人不是“问题”，人们区分彼此的主要依据是宗教和教派。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一开始不具有族群和语言的意义，而是指地缘、家庭、血缘、部落和宗派等因素。奥斯曼帝国虽多次镇压库尔德人，但目的不是对库尔德人进行文化同化，而是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权力的威胁，并且镇压只针对少数上层阶级，不针对普通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库尔德人逐渐与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融合。就连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也承认，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叙利亚库尔德人仍没有形成具有独特属性、语言和教派特征的共同体。 [3]

正因为库尔德人长期与当地社会保持着较好关系，所以“一战”前后，尽管库尔德民族主义在叙利亚已经出现，但远不及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活跃；所有与库尔德人有关的矛盾，均在叙利亚社会矛盾中处于次要地位。其实，库尔德人之成为“问题”，是现代中东地缘政治和叙利亚国内政治等复杂作用的结果。

第二节 法国委任统治

现代叙利亚和土耳其、伊拉克一样，是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从“一战”结束至1946年4月，法国对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奠定了叙利亚成为民族国家的领土和政治基础。在此期间，库尔德人被当作特殊群体加以对待，从而加强了他们与国家政治的联系，唤醒了他们的族群意识。库尔德民族主义传入以后，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变化。

“一战”爆发前后，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快速发展，传统的宗教和封建势力纷纷加入。阿拉伯半岛上控制圣城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家族跃跃欲试，试图借外国人的支持，推翻土耳其的统治，建立阿拉伯王国。他们在英国怂恿下，于1916年6月发动起义，向奥斯曼帝国的背后进攻，配合协约国的行动。侯赛因第三子费萨尔率军从半岛北上，沿途的阿拉伯人纷纷响应。1918年10月，费萨尔占领了大片叙利亚内陆地区，在大马士革成立政府，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当地的统治。1919年7月，第一次叙利亚国民大会在大马士革召开，会议要求承认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为独立主权国家，拒绝《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 [4] ，拒绝国联拟议的委任统治。

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发展，对库尔德人产生了刺激作用；阿拉伯人的民族情绪开始与库尔德人的立场发生冲突。叙利亚库尔德人早在青年土耳其党统治时期，就随着宪政和地方分权思想的传播，有了控制地方实权的想法，以致哈塞克的米里部落帮助法国抵制土耳其人向叙利亚推进。但是，并非所有库尔德人的想法一样。在大马士革，为了保持现有的权力与地位，部分库尔德人支持奥斯曼帝国政府，反对叙利亚独立，不欢迎1916年的阿拉伯大起义。不过，无论支持与否，这时多数库尔德人的态度主要取决于上层的阿加阶级。 [5] 从而再次证明，“一战”前后，叙利亚库尔德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族群意识。换句话说，能够左右库尔德人政治立场的，其实仍是传统社会组织和部落权威；大多数库尔德人的态度，仅仅反映少数库尔德上层阶级的利益与看法。

在阿拉伯民族运动和邻国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叙利亚库尔德人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萌芽。1919年3月，大马士革的报纸出现了号召独立的文章，这是极少数库尔德精英的主张。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部落及其领导人的支持，库尔德人总体比较安静，很少给当局带来麻烦，不及邻国库尔德人活跃。

1920年3月，第二届国民大会正式宣布叙利亚独立，推举费萨尔担任国王。但是4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意大利圣雷莫召开会议，决定由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实行委任统治。7月25日，法军攻入大马士革并废黜费萨尔，全面控制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将叙利亚置于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当地库尔德人开始接触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学习处理与其他族群的关系。

法国为了维护在叙利亚的殖民利益，遏制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各种社会、政治团体的发展，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它最初企图建立由阿拉维派、逊尼派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结成的联邦政府，未能成功。之后继续推行偏袒少数族群、实行地方分权的策略，尤其重用德鲁兹人、基督教徒和北部库尔德人，来制约阿拉伯人。这时，尽管大马士革的许多库尔德人已经阿拉伯化，融入了当地社会和政治结构 [6] ，但多数叙利亚库尔德人在法国统治之下，开始思考自身地位问题，萌发了族群和政治意识，他们逐渐从法国人那里学会用人民、土地、法律、政治权利、主权等概念来思考问题。

费萨尔倒台后，叙利亚的局势暂时还不明朗，各种势力纷纷观望，准备伺机而动，谋取利益。部落和城市的库尔德政治精英做出了不同反应。在大马士革，库尔德人很快倒向了殖民统治者，尤其优素福、舍穆丁两大家族出于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担心，主动配合法国。但是1924年5月，有部分库尔德议员要求法国允许所有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实行行政自治。一些库尔德部落也提出了类似要求，他们声称自治对委任统治和遏制阿拉伯民族主义都十分有利。1928年，他们进一步要求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使用库尔德语教学、委派库尔德官员、组建保卫北方边境的库尔德军团，要求法国帮助库尔德难民在哈塞克定居，发展当地农业和牲畜养殖。这些要求反映了传统库尔德精英谋取私利的意图，但也代表了一定的集体愿望，说明叙利亚库尔德人已经具有朦胧的民族主义意识。

周边国家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纷纷向叙利亚渗透。1925年，土耳其严厉镇压库尔德民族主义，伊斯坦布尔的库尔德知识分子大量逃亡，部分人进入叙利亚，于1927年组成了“民族”组织——霍伊本(意为独立)。霍伊本联合各方势力，推动库尔德民族主义在各地发展，成员有知识分子、前政府军官等西式精英，也有阿加、谢赫和部落首领等传统阶层。值得注意的是，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组织纳什达克党的领导人瓦汗·帕帕兹亚也参加了霍伊本的成立大会，表现了在共同的敌人目前，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横向联合的特点。霍伊本的目标是：打击土耳其人，以土耳其为中心发展库尔德民族主义；与亚美尼亚人合作；不和反对凯末尔主义的哈里发派合作(因为与该派合作不能保证使库尔德斯坦获得独立)；与苏联、伊朗和伊拉克发展友好关系，促使其保持中立；寻求法国等大国支持。 [7] 霍伊本成立以后，立即在贝鲁特与纳什达克党签署协议，二者相互承认库尔德斯坦和亚美尼亚有独立的权利，并约定互相支持，让两个“兄弟国家”获得解放；独立以后，两国边界将依据战前本地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数量，以及色佛尔条约确立的民族和法律原则而定。

霍伊本虽然以反对土耳其和凯末尔政权为主要宗旨，但实际活动和影响力却在叙利亚境内。随着组织成员和活动范围的本地化，霍伊本的地方民族主义色彩日益突出。

霍伊本出现后，叙利亚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更加紧张。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开始在30年代有意排斥库尔德人，指责他们与北方库尔德人暗中勾结。这使得大马士革的库尔德贵族和政治家更加坚定地拥护法国统治，明确提出了建立库尔德自治区、把库尔德语定为官方语言的要求。对外，他们反对共产主义、与东北部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联系密切。

阿拉伯和库尔德两大族群民族主义的矛盾，恰好让法国当局渔翁得利。法国开始实行更加宽松的库尔德政策，允许库尔德人自由地出版书籍，允许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及其民族主义分子进入叙利亚，默许库尔德民族主义在大马士革等地公开活动和成立组织。霍伊本设在巴黎的活动中心非常活跃。这些政策让法国博得了库尔德人的更多好感，激励库尔德民族主义在叙利亚蓬勃发展。

1930年，霍伊本参与组织了土耳其的亚拉拉特山起义。此次事件导致各国政府都反对库尔德独立，再加上库尔德人内讧不止，霍伊本最终陷于停顿状态。在政治活动受阻的情况下，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只好把工作重点转向族群和民族意识方面，极力增强库尔德人的集体思想，推动库尔德语的复兴，发展库尔德文学与教育。1932年，他们在哈塞克成立了有200多名会员的慈善协会，向当地的穷人提供帮助。同年出版库尔德语—法语杂志《召唤》(1932—1943)，宣传库尔德文化，激发集体认同，推广库尔德字母，研究库尔德语言，整理库尔德古典音乐和民歌，发表和出版有关库尔德风俗习惯、库尔德斯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后来又出版杂志《新日子》(1943—1946)，甚至利用利凡特电台向土耳其播放库尔德语节目。在大马士革，民族主义组织萨拉丁俱乐部召集各种会议，兴办夜校，用拉丁字母教授库尔德语。

委任统治期间，为了加强与库尔德人的关系，法国当局积极派军官、研究人员与库尔德人和西化的库尔德知识分子合作，推广和宣传库尔德文化，强调库尔德人有独特的民族属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宣扬的所谓库尔德“民族属性”，与土耳其人自称的民族属性如出一辙。导致这种“相似的原因，是二者的精英阶层都想建构一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民族形象，并在共同的结构下加以描绘，从而产生了镜像效应。” [8] 由此可见，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的库尔德民族主义，都具有强烈的主观建构色彩。正是阿拉伯、土耳其等其他族群的另眼相待，刺激了库尔德人的“少数群体”意识的发展。法国殖民当局和欧洲东方学家有意助长这种意识的发展，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本地化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当然，殖民当局不会无限制地容忍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为了确保库尔德运动不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法国主动对库尔德人的出版活动进行资助，以便对其中的内容和思想施加影响。法国的统治，为库尔德民族主义在叙利亚立足提供了充分有利的外部条件。

当然在叙利亚，法国的主要对手仍然是阿拉伯人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所以，法国当局的少数族群政策，总体上是为控制阿拉伯人服务的。当叙利亚的反法起义燃遍全国，殖民当局开始频繁地玩弄阴谋，试图以表面承认叙利亚独立、实施宪法和建立自治政府等伎俩，缓和矛盾。于是，开始以牺牲库尔德等少数族群的利益为代价，做政治交易。1936年9月，《法叙友好援助条约》签订，法国假意结束委任统治，承认叙利亚的统一和独立。与此同时，叙利亚也和土耳其签订了边界协议，导致库尔德人保卫北部边境的作用降低。这些变化，预示着法国与库尔德人之间不再有合作的基础。果然，法国当局开始派外省人担任哈塞克省的所有行政职务。此举立即引起库尔德人的不满和骚动，族群和教派矛盾开始升级。1937年，叙利亚各地爆发起义，抗议加强中央集权。哈塞克的库尔德人和基督教徒一起，发起了自治运动，用游行示威、递交请愿书、悬挂自治旗帜、复兴地方节日等形式，表达强烈的地方意识和族群观念。但是，这些活动主要以城市为基地展开，说明库尔德族群意识首先在城市获得发展、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库尔德传统阶层与知识分子密切合作：前者掀起了自治运动，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后者则帮助起草递交叙利亚政府和法国高级专员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哈塞克库尔德人要求国联专门立法保护库尔德人，犹如保护阿拉维派和德鲁兹人一样，还要求法国军队保证少数族群的安全、由国联控制法国高级专员的任命等。 [9] 哈塞克的自治运动引起叙利亚政府、土耳其、法国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度不安，它们纷纷采取措施，对库尔德人分化瓦解。法国一边派兵镇压，一边承诺实行特殊的制度，提高哈塞克的自治程度，并支持成立了许多库尔德社会和文化组织，终于使事态平息下去。

20世纪30年代，国际政治风云变幻。1939年“二战”爆发前夕，叙利亚的局势更加动荡，法国当局废除叙利亚宪法，恢复了军事统治。以霍伊本为首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趁机四处活动，寻求自由主义(英国、美国、法国)、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和共产主义(苏联)的政治与军事支持，以期在土耳其建立库尔德自治政权。德国答应支持库尔德人独立，但要求他们给土耳其制造麻烦，鼓动他们与亚美尼亚人合作。这是法国统治期间，库尔德民族主义在叙利亚的最后一次积极活动。“二战”爆发后，叙利亚夹在盟国和协约国之间，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国家命运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库尔德民族主义更加无法自保，只能在叙利亚总体局势的裹挟下缓慢发展。

1940年，法国维希政府向德国投降，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开始被德国控制。1941年6、7月份，英军和自由法国军队赶走了法西斯势力，重新占领这一地区。为阻止土耳其倒向德国，法国极力遏制霍伊本的反土活动。1943年7月，叙利亚恢复宪法并举行议会选举，成立了政府。1946年4月17日，英法军队被迫全部撤走，叙利亚彻底独立，建立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法国委任统治期间，叙利亚开始具备明确的疆域、人民和政府，奠定了在中东地区的现代国家地位。在叙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库尔德人的族群化和国家化趋势增强。族群化，指的是在外国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启蒙、国内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排斥以及法国殖民当局的分而治之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库尔德人有了明显的少数族群意识和自我意识，给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打上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明显印迹。国家化，指的是库尔德人开始慢慢认同叙利亚国家，愿意以公民身份参与当地事务，在叙利亚范围内探讨库尔德问题。以至在叙利亚的各种意识形态(叙利亚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共产主义等)和政治派别中，都能见到库尔德人活跃的身影。在库尔德人身上，族群和公民身份并存，互不排斥。

20多年的委任统治，也使库尔德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社会，库尔德人若要与政治和国家发生联系，必须借助部落忠诚和部落领袖的代理作用。但随着新知识阶层和民族主义的崛起，这种作用开始下降。不过，部落仍旧是民族主义借重和利用的对象，是分析叙利亚库尔德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在族群民族主义传播的同时，多数叙利亚库尔德人仍处于分散状态。首先，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力量整体弱小，只有少数知识分子、部落酋长和宗教领袖参与其中。并且民族主义只有借助传统力量的支持，才能发挥作用。其次，对大部分库尔德人来说，族群认同仍然和部落、阶级、地方性观念混在一起。第三，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组织，霍伊本的政治目标和宣传重点都不在叙利亚国内，而是主要反对土耳其政府、要求各国库尔德地区实现合并。第四，多数库尔德人的诉求看似有民族主义的情绪，但实际是为局部和个体利益考虑，如维护税收特权、继续非法走私等。如果政府不干预库尔德权贵和地主的特权，他们是不会支持民族主义的。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焦耳笛·特杰尔认为：“几乎可以认定，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不存在库尔德问题。” [10] 的确，殖民统治时期，库尔德人及其地位问题并不是叙利亚社会矛盾的主要内容。但是，并非所有事物非到无法挽回的程度才可称之为“问题”；一件事情是否构成“问题”，关键要看它是否已成为人们必须考虑的决策因素。从这一方面看，显然，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库尔德人及其族群地位的问题，已经被纳入叙利亚政府和殖民当局的决策视野；无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策主张，还是法国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都高度重视库尔德人及其地位问题。所以，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已经有了库尔德问题，只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表现得并不十分激烈而已。

第三节 战后动荡与1962年人口普查

从1946年4月独立到1963年3月8日复兴党政变上台，在这段时间里，叙利亚的政局一直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叙利亚的族群、阶级、宗派、血统、职业、部落和家族势力众多，且每种势力都对内高度凝聚和自我认同，对外相互冲突，从而使叙利亚社会碎片化、分裂化，犹如“马赛克”一般。但各种矛盾在同一个空间内发生，客观上又促进了叙利亚社会的相对统一。 [11] 其次，复杂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治斗争尖锐，使得殖民地时期建立起来的议会民主制度很不稳定。随着倒阁和政变事件的不断发生，军队和军人的地位持续上升，叙利亚很快走上了军人独裁专政的道路。军人习惯用强权来处理矛盾，而不重视推动各族群、阶级和宗派之间实现和解，容易引发新的矛盾。最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排外性日益凸显。叙利亚是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策源地，是阿拉伯人与西方殖民势力斗争的主战场。战后，随着国内矛盾升级和国际关系日趋紧张，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持续发酵，民族主义者对内怀疑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对外倡导阿拉伯统一。同时，阿拉伯民族主义严重的内部分歧和派别斗争，也加剧了政治生活的不稳定。最终，剧烈的政治变动和权力重组，开始猛烈冲击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族群权利、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

1948年，叙利亚的国内局势更加动荡。叙政府对外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失利，对内镇压民主力量，加之经济凋敝、官员腐败等原因，引起了人民的愤怒和动乱，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美国不满叙利亚影响自己的石油利益，便支持叙利亚军队总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上校于1949年3月30日发动政变，夺取了最高权力。扎伊姆上台后镇压反对派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奉行亲美政策，在军队中重用库尔德人和切尔克斯人等少数族群，又引起新的不满。8月14日，扎伊姆被另一场军官政变推翻。这次政变的发起人是穆罕默德·萨米·辛纳威，他奉行的是亲英政策，主张与伊拉克合并，但遭到部分高级军官的反对，也引起美国的担心。12月19日，美国支持阿迪布·希沙克里发动第三次政变，推翻了辛纳威政权。叙利亚加速向军政体制转变。

从1949至1951年期间，阿迪布·希沙克里重点强化军队利益，提高军队的政治地位，改善部队装备。 [12] 他对外试图消除外国干涉，对内努力结束族群、宗教和部落的分裂状态，准备以此为基础建设现代化的统一国家。他还采取措施，废除部落酋长的特权，对少数族群实行同化。1953年，阿迪布·希沙克里颁布了新宪法和军管法，确立了总统制，巩固了自身权力，并多次下令限制使用非阿拉伯语。希沙克里的政策代表了1948年以后叙利亚领导人关于构建民族国家的总体认识，即希望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工具，整合国内各个教派，团结阿拉维派、德鲁兹人和基督教徒等少数教派。但是库尔德人既牵涉教派问题，也涉及族群认同的问题，很难被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认同模式所包涵，容易“妨碍”统一。希沙克里便以此为据，尝试同化库尔德人，却遭到了反对，反而还强化了库尔德人的“外人”思想。

1954年，希沙克里政权倒台，叙利亚恢复了议会制和1950年宪法，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仍十分强大。这一时期，叙利亚在国际上受到美苏两国的夹击，与土耳其关系紧张；在国内，纳赛尔主义有很大的市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实力派，即军事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开始赞成与埃及联合，以使国家走出政治困境。 [13]

1958年2月，叙利亚与埃及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开始公开受到压制。众所周知，纳赛尔主义者奉行泛阿拉伯的思想，他们认为少数族群会威胁阿拉伯的统一事业，所以库尔德人和共产党一样，应受到打击。在阿联当局的宣传中，库尔德民族主义甚至被与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当时，人们传说毛拉·穆斯塔法与以色列有所往来，再加上库尔德民族主义明确反对泛阿拉伯主义，所以更加深了阿拉伯人的成见。阿拉伯人普遍认为，库尔德人会破坏阿联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此外，阿联当局号召打击“封建酋长”和“贵族”势力，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一样，被认为带有浓厚的“封建因素”，势必受到压制。在以上因素作用下，库尔德人开始遭受排挤。阿联当局解除库尔德军官的职务，禁止使用库尔德语，没收库尔德文化物品，对出版或拥有库尔德语书籍进行处罚；警察、阿拉伯主义者公然捣毁咖啡馆的库尔德音乐磁带……

“二战”后，随着叙利亚政局和政策的变化，库尔德人所处的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时紧时松，跌宕起伏。国际上，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也遭遇重大阻力。他们试图利用联合国刚刚建立、苏联对土耳其施压的机会，向联合国提出独立建国的要求，但由于缺少大国支持，没有获得重视。此后40多年的时间，库尔德问题始终被排除在联合国的议题之外。事实证明，试图靠大国支持实现独立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于是，老一代的霍伊本成员开始退出政治舞台，只有卡姆兰·巴蒂尔汗一人前往欧洲，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在巴黎，卡姆兰·巴蒂尔汗创建了库尔德研究中心，继续与各派保持联系，帮助叙利亚库尔德青年争取法国奖学金，训练他们从事政治活动。那些放弃独立或自治主张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参与叙利亚的主流政治，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进入议会，有人甚至出任政府部长的职务。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阵营的涣散，使激进的库尔德青年深感失望，他们开始向左派靠拢，纷纷加入共产党，以至于叙利亚共产党在北方被称作“库尔德党”。 [14] 叙共追随苏联，所以也劝说库尔德青年与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合作。至此，中东所有库尔德民族主义派别都与共产党、左翼思潮建立了密切联系。1952年，哈塞克的库尔德农民开始在叙共影响下反对封建部落特权。但是，叙利亚共产党和其他主要政党及政治家一样，都不考虑“特殊利益”问题，对库尔德人的族群权利要求不予回应，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库尔德族群民族主义的发展。

在四处遇阻的情况下，部分库尔德人决意建立新的组织，将左翼思想与库尔德民族主义相结合。1957年，在流亡叙利亚的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塔拉巴尼支持下，叙利亚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宣告成立(简称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努里丁·扎扎担任主席。努里丁出身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个人经历十分曲折。1925年谢赫·赛义德叛乱失败，努里丁一家开始了流亡叙利亚的生活。努里丁先是在大马士革的法国公立中学读书。1944年，因企图加入毛拉·穆斯塔法的部队被伊拉克当局监禁，获释后到贝鲁特大学学习。大学毕业后前往瑞士洛桑，建立了第一个库尔德学生联合会，1956年开始公开抨击大马士革政权。除了努里丁以外，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的发起人还有诗人奥斯曼·萨布里、法律学生哈米德·哈吉·达尔维什，以及宗教领袖谢赫·穆罕默德·尔萨·穆罕默德等。这些人是年轻的库尔德知识阶层的代表，象征着世俗和宗教力量的联合，并且都是叙利亚本地人或本地化的外国移民。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成立以后，得到了霍伊本成员的拥护，在哈塞克、加拉布鲁斯和库尔德达赫等地站稳了脚跟。第二年，该党已经拥有了3万名党员和数千名支持者。

和霍伊本不同的是，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的政治目标完全面向本地。他们用阿拉伯语和库尔德语进行宣传，招募人员，反对泛阿拉伯主义，抵制埃叙联邦，要求在各个领域尤其是政府部门，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完全平等。

建党初期，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的领导人避开政治自治的话题，主动压缩党的目标，只希望争取库尔德人的族群地位和文化权利获得承认。以免引发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反感，表达融入叙利亚的基本意愿。尽管如此，叙利亚政府仍发现了他们的秘密活动而予以严厉打击。阿联成立后，叙利亚的政治、文化空间进一步压缩，库尔德斯坦民主党被迫从名称中去掉了“斯坦”二字。但即使是这样，仍未能摆脱厄运。1960年8月5日，阿联秘密警察开始破坏该党的所有组织，逮捕了5000多人，努里丁和奥斯曼·萨布里等重要领导人也被捕。他们被控犯有分离主义罪，努里丁被判死刑。 [15] 随后的3年，侥幸逃脱追捕的哈米德·哈吉·达尔维什担负党的领导工作。

1961年9月28日，叙埃联合破裂，叙利亚宣布脱离阿联，重新建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并举行了议会选举。库尔德民主党积蓄力量参加选举，谢赫·穆罕默德·尔萨·穆罕默德成功当选为议员。努里丁也同时当选，但随即被取消资格。叙政府之所以容忍穆罕默德，显然是顾及他的宗教背景。这说明，叙利亚当局不会容忍纯粹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

1962年，叙利亚国内发生了一件对库尔德人利益攸关的大事，这件事使部分库尔德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沦为丧失公民身份的特殊人群。该事件的发生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即1962年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恶化，伊库尔德反对派控制了从扎霍到伊朗边境的大片土地；伊政府中反对卡塞姆总统的人与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联合，承诺允许库尔德自治。伊拉克事态的发展令叙利亚当局十分震惊，担心土耳其、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会大量涌入，破坏叙利亚的稳定和统一。于是决定采取措施，阻止危机发生。

1962年8月23日，叙利亚政府颁布第93号法令，要求用一天时间对哈塞克省的人口进行普查，以甄别当地库尔德人是否具有公民身份、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是否合法。此次普查事发突然，很多人根本没有作好相关准备。普查结果，库尔德人被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能够证明自己有叙利亚公民身份的人；第二类，是被政府当作“外国人”而取消公民身份的人。很多平时被视为是外来移民的库尔德人，在此次普查中被登记成了外国人；第三类，是“未登记者”，即即使拥有公民身份但没有参加普查的人。此次普查使大约20％的库尔德人(约12万—15万人)被剥夺国籍，他们中有普通农民，也有贵族和军官。 [16]

1962年的人口普查，彻底改变了“外国”库尔德人和“未登记”库尔德人的命运。根据规定，“外国”库尔德人必须在外国人登记局进行登记，并获得一张红色身份证，证明他们的外国人身份。他们的孩子也不能获得叙利亚国籍。叙利亚妇女如果与“外国”库尔德人结婚，其婚姻不受法律保护。对于“未登记”库尔德人，他们不得载入任何官方的人口名册，也不许拥有任何身份证明。孩子如果父母中有一方是“外国人”或“未登记者”，其身份也是“未登记者”。“未登记”库尔德人不得拥有土地、住宅和生意的所有权。其土地和财产不能被孩子继承。教育方面，“外国”库尔德人可获得中学毕业证书，进入大学，但不能就读军事、新闻和医学类院校。所以他们就业困难，尤其不能在政府部门任职。“未登记”库尔德人的孩子即使通过九年级的考试，也拿不到毕业证书。在这些歧视性政策影响下，无国籍的库尔德儿童和青年只能在建筑、餐饮和地摊等低收入行业谋生。

1962年人口普查为以后类似激进政策的出台开了先例，也给库尔德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进入21世纪，叙利亚从动荡走向内战，这些“悲惨”的历史遭遇就重新翻出，成为库尔德民族主义动员民众、伸张权利的最佳素材和重要依据。

综上所述，从1946年至1963年，叙利亚的民族国家地位不断巩固，但叙国内的库尔德政策则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军人政治和复杂社会矛盾的影响下，很不连贯，且总体趋紧。这种政策使库尔德民族主义屡遭挫折，导致其人员构成、政治目标等向本土倾斜，客观上有利于增强库尔德人的国家认同。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在争取族群地位和文化权利的同时，没有像邻国的库尔德人一样诉诸暴力，表现出温和的发展趋势。

第四节 复兴党统治

1963年3月8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简称复兴党)在叙利亚政变上台，建立了一党统治。从此，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就与复兴党及其领导人的内外政策紧紧联系在一起。复兴党在1947年提出了“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以实现阿拉伯的统一为首要目标。然而在1963年，随着党内的青年激进派开始掌权，这一纲领有了变化。激进派吸取叙利亚与埃及和伊拉克合并不成功的经验教训，认为阿拉伯统一事业不能靠简单拼凑完成，而必须依赖深入的社会革命、奠定统一的坚实基础。 [17] 于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国内，实行更加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复兴党在1963年之前曾多次入阁，参与决策。现在更是重点加强一党专制，打压其他势力，对库尔德人的政策比前任政府更加严厉。

1963年11月，哈塞克省的情报与安全首脑穆罕默德·塔拉布·希拉里上尉起草了一份秘密文件，题目是《关于哈塞克省民族、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研究报告》。文件中认为，库尔德人是叙利亚这个阿拉伯国家发生内乱的根源，因此必须设法消除他们的影响，具体做法有：1.把库尔德人从当前居住的地方迁走；2.不给库尔德人提供教育机会；3.把“有意愿的”库尔德人遣返土耳其；4.开展反库尔德人的运动；5.用阿拉伯宗教人士取代本地的库尔德宗教人士；6.对库尔德社区分而治之；7.在库尔德地区安置阿拉伯人；8.沿土耳其边境建立阿拉伯走廊；9.为阿拉伯定居者建立集体农场；10.不给库尔德人提供就业机会；11.不给任何不懂阿拉伯语的人以选举权或任职权；12.不给愿意在这一地区生活的非阿拉伯人授予公民权。对这份文件，叙利亚当局称只是一份研究报告，不是政策决议。但事实证明，复兴党政府后来的做法，有许多与上述建议基本一致。显然，复兴党的直接目的是改变哈塞克等库尔德地区的人口结构，根本目的则是沿边境开辟“阿拉伯走廊”，防止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发展势力，保证哈塞克地区新发现石油资源的安全。从内容上看，这份文件是1962年人口普查政策的继续。当然，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复兴党政府并没有立即落实该文件的建议。但文件出现的本身，意味着复兴党领导层已经预谋要使库尔德地区阿拉伯化。

从1963年至1970年，复兴党中的激进派积极推动社会革命向深入发展。他们改善经济结构，提高农民的地位，加快社会整合，但同时也造成社会关系紧张、经济困难加重等问题。对外，1967年叙利亚参加对以色列的“六五战争”，结果失败，而且丧失了戈兰高地，更加导致国内人民的不满。在此背景下，1970年，以哈菲兹·阿萨德为首的复兴党务实派发动政变，掌握了政权。务实派发起“纠偏运动”，改变以往过分左倾的政策，致力于改善经济、巩固权力、增强国力、收复失地。对外改善与沙特阿拉伯等保守政权的关系，加强与埃及、苏联的合作。

为了巩固政权、扩大统治基础，阿萨德于1972年成立了统一战线组织——“民族进步阵线”，将一些“爱国、进步”的政治团体纳入其中，接受复兴党的领导。阿萨德试图用最小的政治自由，来换取潜在对手的政治支持。但是，他所笼络的对象并不包括库尔德政治组织。1965年，复兴党政府曾逮捕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的领导人达尔维什，10个月后又将其释放，意图用温和的手段控制库尔德民族主义。但阿萨德上台以后，彻底放弃了这一政策，将库尔德党派完全排除在了统战阵营之外。阿萨德的复兴党允许所有叙利亚人加入其中，很多库尔德人因此被任命为政府和军队高官，但前提是必须放弃族群意识。因此，阿萨德的库尔德政策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禁止以族群为基础建立政党；二是继续压制库尔德人的族群意识。这些政策奠定了库尔德人与叙利亚国家关系的基调。

1973年，叙利亚政府终于开始实施“阿拉伯走廊”计划，主要是借修建塔布卡大坝和幼发拉底河水库的机会，将大批阿拉伯人安插到了哈塞克地区。1976年，移民工作结束，“阿拉伯走廊”计划完成。该走廊沿着叙利亚与伊拉克、土耳其接壤地区分布，宽10—15公里，长375公里。为实施这项计划，大约20万当地库尔德人被迁走，由阿拉伯人取而代之。 [18] 至此，经过人口普查、土地改革和“阿拉伯走廊”计划，包括哈塞克在内的很多库尔德地区的人口结构被改变，一些完整的库尔德社区被打碎。 [19]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推行上述政策的过程中，叙利亚政府没有对库尔德村镇采取军事镇压或武力摧毁措施，在中东国家中算是特例。为了消除库尔德人的存在痕迹，叙政府也采取了与土耳其相同的文化手段。比如从70年代开始，为库尔德人占人口多数的村镇更名，像库尔德语的科巴尼被改为阿拉伯语的艾因·阿拉伯，基尔蒂姆改为萨蒂亚，奇拉拉改为焦瓦迪亚，等等。

进入80年代，阿萨德政府加快了文化同化步伐，禁止发行库尔德语的出版物和庆祝库尔德新年节日。还禁止在公立和私立学校教授库尔德语，不许有公民权的库尔德教师在校内使用母语，致使人们只能在私下学习库尔德语。但是，语言限制只针对库尔德人，却不针对亚美尼亚人、切尔卡斯人和亚述人等其他族群，这些族群可以合法地拥有私立语言学校。同样是少数族群，库尔德人却被另眼看待，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库尔德人是国内最大的少数族群，所以在政府看来，他们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的威胁也最大。

库尔德人不满自己的族群权利受到限制，阿萨德政府则还以更为严厉的压制。1986年，庆祝瑙鲁兹节的库尔德人与前来阻挡的警察爆发冲突，造成多人死亡。随后，叙利亚政府颁布了第1012/S/25号法令，扩大了禁止使用库尔德语的范围，即禁止在所有工作场所、电影院和咖啡馆使用库尔德语。接着，又要求企业和个人名称阿拉伯化。1994年，哈塞克省省长苏布希·哈布下令所有库尔德人的商店、宾馆、餐厅等，必须在一周之内改用阿拉伯名称，违者将不许开业，或勒令关闭。

接连出台的同化措施，表明叙政府的库尔德政策正在逐步地系统化、泛化。1998年，叙利亚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递交定期报告，称：“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不存在所谓的库尔德问题。”还认为“库尔德人不构成一个族类，因为他们分布全国，是叙利亚社会的组成部分。” [20] 但是，尽管叙政府否认库尔德人的族群性，它的文化同化政策不一定完全奏效。比如，为了突破政府对库尔德语出版物的限制，很多库尔德作家和出版商将出版工作转移到了黎巴嫩等邻国境内，然后冒险将出版物用走私渠道运回国内。

阿萨德政府否认库尔德人的族群性，同时又掌握一定的灵活性，注意通过给予库尔德人一定的好处，避免矛盾激化。这是因为，阿萨德的统治主要依靠占人口少数的阿拉维派来维护，他需要拉拢库尔德人等少数群体来壮大自己的社会基础。阿萨德专门组建起一支库尔德民兵队伍，让库尔德人通过参军来分享军人政权的种种好处，将自身利益与现政权捆绑在一起。1980年、1982年，阿萨德先后利用这支武装，镇压了阿勒颇和哈马地区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库尔德民兵武装不负厚望，为巩固复兴党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阿萨德政府用恩威并施的手段，迫使库尔德人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服从复兴党的统治。在目的初步达到以后，它又适度地放宽政策，给予库尔德人一定的政治空间，让他们融入主流政治生活。1990年初，叙利亚议会选举结束，议会中的独立候选人席位从18％增加至40％，其余席位则分配给了“民族进步阵线”。这次选举中，库尔德候选人有15名，其中3人来自哈塞克地区，分别是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的主席凯末尔·阿赫曼德、叙利亚库尔德进步民主党的主席哈米德·哈吉·达尔维什以及库尔德平民党代表富阿德·艾克，三人的得票数相同。另有6人来自库尔德达赫，这些人公开拥护库工党。剩下6人来自大马士革等库尔德散居社区。为了保住议会席位，这些独立候选人刻意与复兴党保持思想一致，很难在议会中替库尔德利益代言，他们只能参与讨论一些次要的问题，如地方资源的分配，等等。尽管如此，此次选举仍营造了民主宽松的气氛，提高了库尔德人的政治热情。选举刚刚结束，1990年3月，就有许多“外国”库尔德人和“未登记”库尔德人上街游行，抗议公民权被剥夺，希望向总统递交请愿书，但是被警察强行镇压。很明显，在处理库尔德问题方面，阿萨德有自己的思想和逻辑，他可以给予库尔德人一定的自由，但决不允许他们挑战政府权威。因此从1994年8月起，政府重新加强了对议会独立席位的控制。

综上所述，阿萨德的库尔德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给予库尔德人一定的地位，文化上推行同化政策，重点是遏制库尔德族群和民族意识的增长。库尔德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十分简单：他们必须绝对服从统治；政府可以利用他们，也可以随时以任何理由剥夺他们的族群权利，打击库尔德民族主义。

阿萨德与各国统治者一样，注重利用别国的库尔德问题给对手制造麻烦、破坏本国库尔德人的团结。1968年以后，叙利亚与伊拉克因争夺复兴党的正统地位而矛盾日深。1971年复兴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阿萨德提出应该让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实现自治。4年后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再一次谴责了伊拉克当局处理库尔德问题时的“法西斯主义方式”。1975年，伊拉克库爱盟成立，叙利亚公开表示支持。两伊战争期间，为了削弱伊拉克的力量，叙利亚又敦促库爱盟与库尔德民主党合作，使两党于1987年结成联合阵线。阿萨德甚至默许本国库尔德人加入伊拉克的库尔德民主党，希望利用后者的影响，来缓和本国库尔德人的不满，防止其向激进化方向发展。

90年代，叙利亚因在海湾战争和结束黎巴嫩内战 [21] 等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使叙美关系得到改善。叙利亚于是趁机向萨达姆施压，与伊拉克各库尔德派别建立了良好关系。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受到双重封锁的情况下，叙利亚的哈塞克地区便成为它重要的对外经济通道。叙利亚以不支持本国库尔德人反对政府为条件，允许伊拉克的库尔德两大派别在大马士革和卡米什利开设办事处。后者遵守承诺，在与叙利亚各库尔德派别和社区有一定联系的同时，从不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任何政治活动，不代表他们说话。 [22]

然而，随着伊拉克库尔德人势力的逐渐发展，叙利亚又改变态度，开始支持萨达姆政府，而谴责库尔德人与美军的合作。美国也指控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叙利亚成为除伊朗之外与美国关系最恶的另一个中东国家。由于叙利亚反对入侵伊拉克，导致叙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国指责叙利亚是外国武装分子和武器进入伊拉克的中转站。在两国关系紧张的背后，自然不排除库尔德人的因素。2004年3月卡米什利骚乱(见下文)发生后，叙利亚与伊拉克库尔德派别的关系更加紧张。库尔德地区政府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公开敦促巴沙尔放松对库尔德人的压制、启动国内改革。他的发言使情况变得更糟。

自1963年建立一党统治起，叙利亚只允许“民族进步阵线”的7个党派合法活动，禁止建立其他政党。但实际上，仍有十多个库尔德党派在秘密活动。这些党派的主张大同小异，但没有一个提出独立建国或自治的要求，相反，它们只是要求库尔德人的族群或民族地位获得承认、库尔德人的各项利益能在政治上获得体现。 [23] 作为这些组织中力量最强的一个，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一边抗议政府的压制政策，一边自身却不断地分裂。导致分裂的原因，既有内部成员间的代沟问题，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意见分歧，反映了伊拉克库尔德各派别的不同影响。最终，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分裂成了进步派、保守派和毛拉·穆斯塔法派，形成“左右”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1965年，奥斯曼·萨布里和达尔维什爆发意见冲突，两人分别受到毛拉·穆斯塔法和塔拉巴尼的支持，使党内发生了第一次分裂。1970年，毛拉·穆斯塔法向所有伊拉克库尔德派别施加压力，要求督促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实现统一，但未能成功。1972年，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第二次分裂，亲毛拉·穆斯塔法的达哈姆·米洛另立山头，成立了同名新党，吸引了大批旧党成员。作为党的元老，谢赫·穆罕默德·尔萨·穆罕默德和哈米德参加了这一派别。但很快，新库尔德民主党主要领导人被捕，基本停止活动，其中的左派又组建了库尔德左翼民主党。塔拉巴尼试图控制叙利亚的库尔德运动，但遭到毛拉·穆斯塔法的抵制。叙利亚库尔德各派在意识形态上十分相似，它们大多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思想，以争取库尔德人的文化自治和法律权利为主要目标，活动方式基本雷同。它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源于党派成员的个人恩怨。这说明叙利亚库尔德人尚缺乏成熟的民族认同，即使民族主义者也很难超越狭隘的个人和派别利益。

在长期而严格的政治限制下，叙利亚库尔德党派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文化、教育和社会等问题的关注上。他们热心讲授库尔德的语言和历史，主办各种会议，促进知识分子的讨论，组织传统的节日、婚庆和运动会，以及其他文化活动，力求使库尔德文化获得传承。 [24] 以此来强调库尔德人的族群性，抵制政府的同化政策。这些活动推动了90年代以后库尔德族群意识的发展，尤其对年轻一代产生了极强的感召力，催生出更加激进的政治组织。

1992年，一个新的秘密组织库尔德党正式成立，其成员有马克思主义联盟等左派分子，也有民族主义者，主要社会基础是学生、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库尔德党主要在城市开展活动，在卡米什利、哈塞克、阿勒颇和拉塔基亚等城市尤为活跃。该党积极吸收阿萨德时代出生的年轻人参加。这些年轻人在本地区事态最新的发展影响下，主张改变活动方式、更加大胆地宣扬本党思想、立足叙利亚本国解决问题。他们提出了“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出路就在大马士革”的响亮口号。

库尔德党成立后的第一次行动，是纪念1962年的哈塞克省人口普查事件。该党在各大城市张贴标语，谴责政府对“未登记”库尔德人的政策。1999年10月，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两大政策：一是更加公开地开展活动，包括组织更多的游行、示威、出版、抗议等运动；二是活动范围更加地方化，即立足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开展活动。强调要解决库尔德问题，必须首先修订宪法，写入承认库尔德民族的相关条款。文化方面，继续要求把库尔德语定为库尔德地区的官方语言、允许建立地方广播和电视频道，还要求把瑙鲁兹节定为国家节日，实现政府官员的本地化，国内所有库尔德地区的政府、议会、董事会和各类机构均由库尔德人进行管理。

由此可见，库尔德党与传统的库尔德党派有很大不同：它在继续争取族群地位和文化权利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实行政治自治的要求。这一变化，是冷战后国际局势演变对叙利亚库尔德人产生激励的反映，代表了叙利亚库尔德社会和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的新趋势。预示着伴随叙利亚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不断升级，库尔德人将更加活跃。

第五节 21世纪的危机

2000年6月，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因病去世，其子巴沙尔·阿萨德继承总统职位，叙利亚从此步入巴沙尔时代。这一时代迄今只有十余年时间，却是叙利亚独立以来矛盾最尖锐、社会最动荡并引发内战的时期。随着危机向全国蔓延，库尔德问题表现得更加严峻，民族主义活动加剧，甚至普通库尔德人也受到动员，使库尔德运动开始向大众化演变。这一时期，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种种表现，既是对长期受压制地位不满的总爆发，同时浓缩了国内的所有社会矛盾。库尔德人对自由、权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本质上与其他反对派没有区别。所以从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可以看出叙国内乃至中东社会发展的新趋势。

客观地讲，阿萨德统治时期，叙利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物质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也存在许多矛盾。上世纪80年代，叙国内就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调、发展速度放缓等问题，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0％。 [25] 进入90年代，政府加大改革力度，发展私营经济，但国企改革艰难，市场发展缓慢，致使经济波动，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26] 伴随这一变化，反对派势力开始在国内外抬头，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开放言论自由的呼声日渐高涨。

巴沙尔上台时年轻而且有英国教育背景，叙利亚人普遍对他寄予厚望。巴沙尔响应社会的要求，很快出台了改革措施，如鼓励发展信息技术、重用青年官员、惩治腐败、放松对政治和媒体的控制、允许言论自由等。一时创造出自由和改革的气氛，社会反响热烈，各种文化和知识团体纷纷涌现，群众集会迅速增多，人称“大马士革之春”。

2000年9月26日，有99位叙利亚知识分子在国内报纸上发表签名声明，人称“99声明”，要求在全国取消紧急状态和军管法。2001年，又出现了“千人声明”和“国民总协议”等文章，表达了类似意见。其中，“千人声明”篇幅最长、分析性最强，它主张开展全国对话，启动如下改革措施：1.取消紧急状态和军管法；2.承认政治、意见和思想自由；3.修订限制出版的法律；4.起草民主选举法。 [27] 上述声明掀起了政治自由的热潮。“千人声明”发表后一周，独立议员利亚德·赛义夫宣布组建“社会和平运动”党。2001年5月1日，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在国外发表《在叙利亚建设现代国家宪章》。“民族进步阵线”的部分党派如共产党，以及阵线之外的党派如叙利亚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党等，也都表示了开展合法、自治的政治活动的意愿。

在阿拉伯党派积极活动的同时，各个库尔德党派和文化分子纷纷加入“大马士革之春”的洪流。在哈塞克省，卡米什利的知识分子成立了“库尔德杰拉戴特·贝迪尔汗文化协会”，并与叙反对派政党、独立人士和人权分子建立联系。

但是，“大马士革之春”很快便充满寒意。巴沙尔的改革遭到复兴党和政府内部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巴沙尔自己也担心局面失控，于是重新收紧政策，对潜在的反对派进行打击。2001年3月，“库尔德杰拉戴特·贝迪尔汗文化协会”被取缔，许多成员被逮捕。为了使普通库尔德人保持稳定，巴沙尔于2002年8月走访了哈塞克北部地区，成为40年来首位踏上这一地区的国家元首。巴沙尔一方面安慰当地的库尔德人，表示政府将考虑他们的问题，一方面又警告库尔德人不要以此为借口得寸进尺、向政府施压。 [28] 这是复兴党政权第一次对库尔德人的要求作出正面回应。但遗憾的是，通过这次会面，政府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反而继续沿用旧的政策，逮捕了许多库尔德知名人士，如作家伊布拉西姆·纳桑和哈比卜·伊布拉西姆。这二人被控拥有和散发库尔德语出版物、在地下库尔德语学校教书等罪名，被判处5年徒刑。其他人，如果参与组织库尔德节日活动或从事库尔德音乐，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压力。叙利亚政府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库尔德人对它的信心，部分活动分子开始筹划新的策略，力求使自己的族群和政治主张引起重视。

经过分析和判断，许多库尔德组织相信形势对自己有利。首先，随着90年代末厄贾兰被捕和库工党撤退，叙利亚库尔德人中缺乏有影响力的组织。其次，巴沙尔上台后放宽政策，撤销了北方地区的秘密警察和警察站，再加上2001年8月复兴党高官与库尔德代表会晤，库尔德人面临的压力大为减轻。最后，2003年萨达姆倒台，地区政治环境发生巨变，叙政府与伊拉克库尔德党派的关系恶化。美国为迫使叙利亚屈服，指控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并威胁要进行军事打击。此外，叙利亚与欧盟停止合作，叙利亚国内的阿拉伯反对派日趋活跃……以上因素，均使得叙利亚政府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所有反对派，都猜测巴沙尔政权可能是下一个要被美国推翻的目标。思想激进的库尔德党更是如此认为，于是决定率先行动，利用各种场合扩大影响，填补库工党从叙利亚撤退留下的政治空缺。

2002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节，成百库尔德党成员在叙利亚议会门前示威，高喊“给库尔德人公民权”“取消对库尔德语和文化的禁令”“尊重叙利亚人权”等口号。他们张贴布告，抗议对库尔德人的歧视，列举对库尔德人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如取消公民权、为库尔德村镇更名、经济歧视、否认库尔德语和文化、宪法不承认库尔德人的国籍等。有人向议会主席递交备忘录，表达了同样要求。面对抗议，叙利亚政府采取了两面手法，一面于12月15日请抗议者参加会议，一面又在会上逮捕了抗议者的代表。这种举动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激起了库尔德人更大的不满。

2003年6月25日国际儿童节 [29] ，库尔德党再次在大马士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地举行和平示威，游行者共380人，其中200人为儿童。示威者要求政府给予库尔德人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包括使用库尔德语教学的权利。其他库尔德党派也参加了此次游行，但被警察和安全部队强行驱散。

10月6日，多个库尔德党派在议会前静坐示威，纪念1962年人口普查事件。12月10日国际人权节，他们再次合作，纠集了1000多人在议会前示威。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影响下，普通叙利亚库尔德人被广泛动员起来，出现了大规模骚乱，影响最大的是卡米什利骚乱。2004年3月8日，数百名库尔德人在与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的卡米什利市集会，庆祝伊拉克实行联邦制。他们演奏库尔德民乐，组织库尔德诗歌节。警察前去镇压，结果引发众怒，埋下了隐患。3月12日，当地举行足球赛期间，发生了球迷骚乱，并很快蔓延至街道。骚乱者按族群对立：阿拉伯球迷高呼口号，辱骂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和塔拉巴尼，并打出了萨达姆的画像；库尔德球迷则还以颜色，高声赞扬美国总统布什。哈塞克省长下令安全部队鸣枪警告，打死6名库尔德人，其中有3名是儿童，结果火上浇油，使整个卡米什利地区动荡起来，库尔德学生开始烧毁粮仓，破坏公共汽车和私人车辆。同天晚上，大马士革大学的库尔德学生在联合国机构门前游行，抗议联合国在保护库尔德人的权利方面不作为。稍晚，库尔德党等许多党派决定通过海报和手机组织集会，利用给牺牲者送葬的机会，抗议安全部队的做法。次日，数千人参加了在卡米什利的送葬活动。安全部队再次开火并引发暴力，人们砸毁了哈菲兹·阿萨德的塑像。有谣言说政府要开展大屠杀行动，于是，全国的库尔德人被陆续动员起来。散居区的库尔德城镇，甚至哈马、阿勒颇、拉卡和大马士革等城市的库尔德社区也发生了游行。游行者针对阿萨德的雕像、复兴党活动中心、阿拉伯农民俱乐部、海关和监狱等场所进行破坏活动。在此期间，基于对库尔德人的同情，有11个阿拉伯人的政治、文化组织以及部分人权分子呼吁解决卡米什利骚乱。但骚乱已经朝着政治化的方向发展，有人在卡米什利打出了库尔德旗帜，高喊民族主义的口号。见此，部分基督教徒和阿拉伯人退出了抗议队伍，使抗议者只剩下库尔德人。在镇压骚乱的过程中，共有36人死亡，160多人受伤。仅大马士革的库尔德社区，就有2000多名库尔德民族主义嫌疑分子被捕。 [30] 他们被控“参加削弱民族意识、煽动种族和派别仇恨的活动”“意图挑起内战和派别斗争，煽动仇杀”“意图分裂叙利亚领土，与外国合并”。整个骚乱期间，库尔德人的言行与政府的镇压行动相互刺激，导致事态不断扩大。

卡米什利骚乱发生后，叙利亚政府意识到了库尔德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表示将放宽对库尔德人的政策。巴沙尔总统否认骚乱受到了外国影响，派弟弟马赫尔率代表团前往哈塞克与库尔德领导人会谈，以示抚慰。但骚乱使国内的族群对立情绪加剧：部分阿拉伯民众指责库尔德人里通外国，库尔德人则以高度的团结予以回应。 [31] 骚乱蔓延之广，在当代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几乎各地的库尔德人都参与其中，给人以各个库尔德地区步调一致、行为统一的印象，凸显了库尔德人“想象的共同体”特征。从此，叙利亚库尔德人走出了缺乏普遍认同的分散状态，进入了族群认同的新时代。

3月16日，这场发源于卡米什利的全国性骚乱终于平息下去。叙利亚政府随即调整政策，它首先表示承认国内文化的多元性，接着命令所有库尔德党派停止政治活动，改组成合法的文化组织。2005年6月，复兴党发表公告，强调“民族多元是国家的财富，应当给予保护。……(但多元性)必须服从国家利益”。为了平息库尔德人的不满，复兴党开始放松对库尔德文化的限制，允许举办库尔德音乐节、音乐会和瑙鲁兹节庆祝活动，并允许纪念哈拉布贾大屠杀和卡米什利骚乱的死难者。政府第一次公开提到了1962年的哈塞克人口普查问题，表示愿意给该地区20多万库尔德人授予公民权。叙利亚灌溉部也制订计划，准备用底格里斯河水灌溉卡米什利的15万亩农田，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叙利亚的第十个五年计划(2006—2010)承诺将通过规划，改变哈塞克地区的面貌。

但是，叙利亚的危机具有全国性的特征，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国内人权派和阿拉伯政治反对派。在库尔德问题上，阿拉伯政治反对派和人权派有不同看法，他们把这些看法列为反政府议题的重要内容。叙利亚人权派抗议政府蔑视库尔德人权的做法，要求保护库尔德人的权益、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阿拉伯政治反对派则借此显示自己关注国内所有问题，凸显自己的重要性。2005年10月16日，反对派发表《大马士革宣言》，确立了争取民主变革的统一纲领，主张“为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寻求公正、民主的解决途径，在维护叙利亚领土和人民统一的基础上，保证叙利亚库尔德公民和其他公民享有在国籍、文化、民族语言学习，以及宪法、政治、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完全平等权利。恢复被剥夺国籍和公民权的人们的这些权利，建立完整档案” [32] 。

但是，阿拉伯政治反对派和复兴党政权一样，只承认库尔德人的族群性，而否认它的民族性。更确切地说，他们支持库尔德人在文化方面的自治，反对政治自治。作为反对派的主要组织，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阿里·萨德尔·丁·巴亚诺尼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认为确保所有叙利亚公民平等权利和尊重多元的民主化过程，就是使库尔德问题获得解决的过程。大多数反对派和人权组织认为，库尔德人就是普通的叙利亚人，不具有特殊性，所谓库尔德问题只牵涉1962年的人口普查问题。但是，这些主张均遭到了库尔德党、库尔德未来运动等组织的强烈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库尔德人是一个单独的民族。 [33] 由此可见，在库尔德问题和维护叙利亚国家结构的单一性方面，阿拉伯人的立场基本一致。这决定了同样是反对派，阿拉伯反对派和库尔德反对派之间也有矛盾。

在国外的叙利亚反对派也行动起来，于2006年初成立了全国拯救阵线和叙利亚改革党，两者一致主张通过民主方式解决库尔德问题。在国内，知识分子、人权分子和世俗反对派纷纷与库尔德组织建立联系，形成了反对派的族际大联合。在邻国，迪亚尔巴基尔、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等地出现了声援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游行活动。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叙利亚库尔德问题日益全国化、国际化。

随着形势的发展，库尔德反对派之间开始加强联合。《大马士革宣言》发表后，各派先后在巴黎、华盛顿、布鲁塞尔等地开会，商讨联合事宜；部分会议还受到美国支持。其中，2007年3月16日的巴黎会议几乎囊括了所有叙利亚库尔德组织。这些组织共13个党派、分成了三大阵营，分别是叙利亚库尔德民主阵线、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同盟和3个独立党派组成的联盟。政治派别的增多暴露了库尔德人的内部分歧和分裂，但客观上反映了族群认同的普遍化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化，对叙利亚政府形成更大的挑战。

从2010年底开始，中东地区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局势发生动荡，民众的反政府行动一浪高过一浪。这场动荡从北非的突尼斯开始，很快形成强大的冲击波，向西亚蔓延，引发了连锁反应。先是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被迫流亡国外，接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赶下台，也门总统萨利赫也被迫辞职，海湾君主制国家出现了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利比亚爆发内战并在西方干预下推翻了卡扎菲政权。这场巨变使中东政治秩序陷入危机。受此影响，叙利亚的局势更加动荡，矛盾冲突迅速升级，各地接连出现了大规模群众示威和游行活动，反对者要求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呼吁改善经济民生。许多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一道参加了反对活动。

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2011年4月7日，巴沙尔总统发表全国讲话，承诺将进行改革，给予“外国”库尔德人以公民身份。叙利亚官方媒体称，巴沙尔已经签署法令，授予(库尔德人)“叙利亚阿拉伯人国籍” [34] 。巴沙尔的这一举动看似做出了让步，实际仍不能令库尔德人满意。因为它在授予库尔德人公民身份的同时，又偷换概念，把库尔德人当阿拉伯人对待。这令已经具有强烈族群意识的库尔德人感到十分愤怒。2011年9月30日，国外的叙利亚库尔德反对派组织公然提出了争取自治或建立联邦的口号，号召库尔德人武装起来，在政府军和逊尼派武装“自由军”之间维护独立。 [35] 至此，库尔德人的要求不再局限于恢复公民身份、落实族群文化权利，而且上升到了更改国家体制、实现政治自治等敏感领域。

从2011年迄今，叙利亚内战不断升级，库尔德难民大量逃往邻国，国内族群矛盾加剧，库尔德武装与逊尼派反对派武装多次爆发冲突。2012年夏，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同时让逊尼派武装与库尔德武装相互牵制，叙利亚政府军撤出了哈塞克地区。从而给库尔德反对派以可乘之机，隶属极左翼库尔德民主同盟的武装开始控制当地的检查站和部分地区。2014年1月21日，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国际会议在瑞士召开前夕，库尔德反对派宣布在叙北部地区成立自治政府。

从发展可以看出，库尔德问题的严重化和库尔德反对派的激进化，与叙利亚国内矛盾的升级成正比。这说明，少数族群问题与民族国家的主要矛盾有密切关系；少数族群问题是否良性发展，关键取决于国家能否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尤其是解决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叙利亚的库尔德问题，起初只涉及是否承认库尔德人的族群性、落实库尔德文化和公民权利的问题，后来则上升到库尔德人要求政治自治、改变国家政治制度的问题。这种演变，从根本上说明叙政府长期推行的单一民族政策已彻底失败、叙利亚的现代化严重受挫。

截至目前，叙利亚政府、阿拉伯反对派和库尔德人三方仍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就力量对比来看，未来的叙利亚局势将取决于政府与阿拉伯反对派较量的结果。但不管将来是谁执政，他们都要面对库尔德问题这一难题。鉴于当前各方均承认库尔德人的族群性，愿意保障其基本的语言和文化权利，所以接下来的焦点问题，就是如何构建一种制度，使之能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又能满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

[1]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0，

[2] J.Breuilly，Nationalism and State，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p.260.

[3]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4.

[4] 《赛克斯—皮克协定》是“一战”期间英法两国背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签订的秘密条约。两国在条约中背弃支持阿拉伯人独立的承诺，为战后瓜分中东作了安排。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苏维埃俄国政权向国际社会披露了这一条约，英法阴谋才大白于天下。《贝尔褔宣言》是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导人罗思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贝尔福在信中表示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首次获得了大国支持。这是英帝国主义为了其在中东的殖民利益作出的又一霸权决定。从此，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大开绿灯，揭开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大量移民的序幕，为后来以色列国的建立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出现埋下了祸根。

[5]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Syria：The Forgotten People，London：Pluto Press，2005，p.27.

[6] Benjamin Thomas White，“The Kurds of Damascus in the 1930s：Development of a Politics of Ethnicity”，Middle Eastern Studies，46：6，2010，p.903.

[7]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9.

[8]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25.

[9]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32.

[10]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83.

[11] 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页。

[12] Gordon H.Torrey，Syrian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1945-1958，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4，p.36.

[13] Elie Podeh，The Decline of Arab Unit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Sussex Academic Press，1999，p.37.

[14]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43.

[15] 后在国际社会干预下获释，一年半后前往黎巴嫩，然后约旦，继而被约旦政府引渡给叙利亚当局，再次关押起来。1970年获释后流亡瑞士，1988年因癌症死于当地。

[16]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Syria：The Forgotten People，London：Pluto Press，2005，p.34.

[17] John F. Devlin，The Baath Party：AHistory from Its Origins to 1966，Standfold University，1976，p.220.

[18] http：//www.jawadmella.net/sitebuildercontent/sitebuilderfiles/thecolonialpolicyenglish.pdf.

[19]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Syria：The Forgotten People，London：Pluto Press，2005，p.122.

[20]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Syria：The Forgotten People，London：Pluto Press，2005，p.91.

[21] 20世纪70年代以后，黎巴嫩的穆斯林、基督教徒和进入当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发生冲突，进而引发全面内战。内战断断续续持续达16年之久。期间各派力量不断地分化组合，外国势力也参与其中。叙利亚出于自身利益，曾先后支持黎巴嫩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后在阿拉伯联盟劝说和压力下，黎巴嫩冲突各方于1989年10月签署《全国和解文件》，亦称《塔伊夫协议》，为促进民族和解铺平道路。1990年10月13日，叙利亚军队配合黎巴嫩政府军进攻叛军，结束了黎巴嫩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黎巴局势出现重大转机，内战基本结束。随后国家政治生活步入正轨，开始了和平重建。美国支持黎巴嫩的和平进程。

[22]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Syria：The Forgotten People，London：Pluto Press，2005，p.64.

[23]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Syria：The Forgotten People，London：Pluto Press，2005，p.106.

[24]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Syria：The Forgotten People，London：Pluto Press，2005，p.107

[25] Volker Perth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yria under Asad，London：I.B.Tauris，1995，p.43.

[26] IEU Country Profile-Syria，2001，p.37.转引自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5年版，第349页。

[27]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09.

[28]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14.

[29] 世界各国的儿童节日期不尽相同，叙利亚的儿童节定在12月25日。

[30] http：//www.hrw.org/en/news/2009/11/26/syria-end-persecution-kurds.

[31]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18.

[32] Massoud Derhally，“Al-Qaidas Plans for Syria”，http：//faculty-staff.ou.edu/L/Joshua.M.Landis-1/syriablog/.

[33]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27.

[34] CNN Wire Staff，“Stateless Kurds in Syria Granted Citizenship”，http：//www.cnn.com/2011/WORLD/meast/04/07/syria. kurdish. citizenship/.

[35] I pek Yazdani，“Kurds in Syria seek autonomy or federation”.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n. php？n=kurds-in-syria-seek-autonomy-or-federation-2011-09-30Friday.

第六章 库尔德问题与国际关系

库尔德问题既是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个中东国家的内部问题，也是重大的地区和国际性问题。该问题在国内主要表现为库尔德人的族群性、文化权利和政治经济要求与民族国家的既有秩序、意识形态、族群政策、社会关系、治安状况甚至国体与政体发生冲突；在国际上，则主要表现为库尔德自治或独立的要求对现有中东民族国家秩序构成威胁，库尔德反对派的政治交往与暴力活动为地区安全形势、地区的内外关系增添了新的变量。库尔德问题引发的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库尔德问题的内部根源，是中东民族国家的构建策略、意识形态、方针政策、现代化发展与库尔德人的心理预期和现实利益存在冲突，特别是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有巨大分歧。外部根源在于各国的利益外溢到地区和国际层面，使各国为此支持或影响别国的库尔德反对派势力；地区外大国则受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而介入库尔德问题，扩大了该问题的影响范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总之，库尔德人的跨国特性、民族国家利益的交叉和相互依赖性，是导致各国库尔德问题不断激化和国际化的重要原因。内因和外因一起导致了库尔德问题在今天的混乱格局。当然，内因是主要原因，外因是次要原因。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尤其当中东国家内部危机加重的时候，外因的作用会急剧上升，甚至可以通过改变库尔德反对派与本国政府的力量对比而使事态恶化，使库尔德问题发生质变。2003年以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实行高度自治、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占领北方部分地区，即是很好的例证。

从国际层面讲，中东库尔德问题的复杂性之一，是它涉及了众多的国际关系行为体。首先是民族国家行为体，包括拥有庞大库尔德人口的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四国，也包括埃及、沙特、以色列等周边国家。还有区域外的大国，如苏联、英国、德国、美国等(欧盟作为主权国家联合体，也可归入此类)。其次是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普通库尔德民众(他们可以通过骚乱、起义、游行示威、参与或拒绝选举等方式，表现自己的主体性)、库尔德民族主义团体(它们有组织、有纲领甚至有独立武装，主体性更加明确)、人权组织等。不同的主体相互联系；国家行为体之间、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区域内行为体之间、区域内行为体与国际行为体之间，各种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多变。甚至随利益和立场的变化，即使同一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也会变化，或亲或疏，或敌或友，没有定式。以苏联为例，其对待库尔德斯坦的政策就“既不统一，也不固定，而是剧烈变动，随着政治控制和战略目标的不同采取不同形式” [1] 。这一点导致了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国，相互之间很难达成稳定的库尔德问题合作机制。更多情况下，各国会出于应急和策略性的考虑，出台临时性的政策，甚至不惜投机取巧。本章以土耳其和伊拉克为例，展示在中东库尔德问题上，有关各方立场的多样性，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帮助理解库尔德问题的复杂性和未来发展趋势。

第一节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与国际关系

中东库尔德问题自19世纪末就开始受外部势力的影响。20世纪民族国家形成以后，这一影响更加显著，典型体现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上。现代土耳其十分注重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追求“国内和平、国际和平”的理想境界，所以一直视库尔德问题为国内问题，防止该问题向国际化演变，对相关国际舆论保持高度敏感和警惕。尽管如此，土耳其仍然被不断卷入各种与库尔德人有关的国际争论和纠纷，致使库尔德问题一波三折，充满变数。

在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干预上，表现最积极的是欧盟及其成员国，它们经常大胆批评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在国际社会独树一帜。欧盟的干预，有时表现为个别国家的政治表态和外交政策，有时表现为以集体形式出台相关声明、决议和要求。欧盟之所以关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既有推广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动机，也有用来解决本国问题的实用主义因素。

欧盟首先希望向土耳其推广自己的民主价值和人权理念。“二战”后，民主和人权问题在欧洲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1953年，欧洲议会通过了《欧洲人权和自由公约》(简称《欧洲人权公约》)，1959年又成立欧洲人权法庭，负责审理针对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国家的投诉。《欧洲人权公约》有权约束缔约国(包括其立法机关和所有公职人员)，但对私人(包括私人机构)行为没有效力。公约规定：“任何人不应因为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信仰、国籍或社会出身、与某个少数民族的关系、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原因，在享有此公约所列的权利和自由方面受到歧视。”1961年，欧洲议会成员国签署《欧洲社会宪章》，承诺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政策和措施，保障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所有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1990年，欧洲各国召开部长级人权会议，重申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为基本的人权，相互不可分割。1996年修订《欧洲社会宪章》，增加了应该保障的权利，加入了反歧视条款。宪章第5部分E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应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信仰、国籍或社会出身、健康、与某一少数民族的关系、出生或其他身份原因，而在享有此宪章所列的权利上受到歧视。”从《欧洲人权公约》到《欧洲社会宪章》，欧洲各国将平等和反歧视作为人权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为了落实平等，国家有责任推行相关法律、政策和保障措施，帮助劣势社群(比如少数族裔)获得并享有平等机会。

1963年，土耳其与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签署《联系国协定》。1999年12月，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确定土耳其为入盟候选国，但要求土耳其先完成短期目标和中期目标。短期目标包括：取消对各种语言广播的限制；提高所有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消除地区不平等，实行言论自由，反对各种形式的迫害。中期目标是废除死刑，取消紧急状态，削弱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民事部门的权力，保证所有公民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权利，取消对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权利的法律障碍。2005年10月，欧盟启动了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土耳其与欧盟在法律和政治方面的特殊关系，使得欧盟有权监督土耳其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将其作为衡量土耳其是否加入欧盟的前提条件。事实上，欧盟多次对土耳其的民主和人权状况提出了批评。欧盟认为，土耳其的反恐怖法案不符合民主国家容忍不同声音的精神。 [2] 1998年10月，欧洲人权法庭收到了2453项对土耳其政府的指控，其中大多数与库尔德问题有关。 [3] 欧盟经常警告土耳其，如违反欧盟的基本人权、民主和法律，将随时中止入盟谈判。欧洲人权组织和人权分子不断搜集土耳其国内违犯人权的事实，发表人权评估报告。比如厄贾兰被捕以后，他的律师就将案件提交到了欧洲人权法庭。后者随即要求土耳其中止审判，直到作出上诉裁定。 [4] 可以说，正是基于特殊的民主和人权理念，欧盟始终将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作为衡量和判断与土耳其关系的标准之一。

欧盟热衷干预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也有安抚国内库尔德移民，稳定社会秩序的意图。欧洲是中东以外库尔德人分布最多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库尔德人口已经超过100多万。其中德国数量最多，大约50至80多万，并且主要来自土耳其，占德国200万土耳其移民的1/3。 [5] 移民加强了土耳其与欧洲的联系，同时也把土耳其的族群矛盾带到了欧洲，动辄引发移民冲突。欧洲宽松的政治环境、庞大的移民数量、较好的经济形势，使得库尔德反政府组织把这里当作招募人员、筹集资金、从事政治和暴力活动的重要基地，它们常常要求欧盟在库尔德问题上向土耳其施压，给所在国带来了不少麻烦。1993年6月，库工党为配合土耳其国内形势的发展，加紧了在欧洲地区的活动。它冲击土耳其驻德国、法国和瑞士的领事馆，劫持人质，制造了极其严重的暴力事件。在德国各大城市，库工党的支持者袭击土耳其族移民的房屋、银行和旅行社，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德国政府被迫在11月22日，以非法募集资金和涉嫌毒品交易的罪名，下令禁止库工党及其35个下属机构活动。该禁令在欧盟范围内有效。但德国此举并没有平息事态，反而引来更多的抗议和暴力冲突。库工党及其同情者继续以该组织的名义，在库尔德移民中募集资金、散发传单、组织示威和游行活动。1995年6月17日，20万库工党的支持者在波恩游行，高呼“政治解决库尔德斯坦问题，反对禁止库工党”的口号。形势迫使德国政府决定全面介入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它一面派人前往大马士革见厄贾兰，指责他对发生在德国的混乱负有责任，指出只有停止破坏活动，库工党才有望获得德国承认 [6] ；一面又以“民主”和“法制”国家的身份，向土耳其政府施压，批评土耳其的人权状况，主张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德国希望以此来满足库工党让它居中调解的愿望，平息库尔德人的不满。

欧盟还希望通过干预，减少来自土耳其的难民和移民压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大量库尔德人以移民、难民和政治避难者的身份前往欧洲。发生于中东地区的各种冲突是导致欧洲库尔德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90年代末，欧盟开始实施对成员国居民护照免签的《申根协定》。受此鼓励，有更多库尔德人前去欧洲寻找机会。2001年2月，一艘名为“东海号”的轮船在法国南部海滩搁浅，法国警方出动救生船和直升机进行救援，船上近千人是库尔德人。第二年年初，这些人中有156人向法国申请庇护，其余则前往德国和荷兰。接连不断的来自土耳其的难民和移民潮让欧盟国家感到恐惧，它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土耳其国内缺乏人权、国家政策出现严重失误，所以强烈要求土耳其正视库尔德人问题，妥善解决国内矛盾，改善库尔德人的生存状况。 [7] 希望以此减少外来人口对欧盟的压力。

最后，欧盟希望通过干预库尔德问题来设置障碍，阻止土耳其加入欧盟。欧盟虽然强调尊重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但始终以保持基督教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为前提，因此对土耳其带有一定的文化偏见。欧盟部分政治家和大多数普通民众，实际并不喜欢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明确表示，土耳其入盟即意味着欧盟的终结。民意测验也显示，67％的法国人和55％的德国人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 [8] 但另一方面，欧盟常常以民主和宽容的精神自许，难以公开用宗教和文化差异的理由拒绝土耳其的入盟请求，需要找其他借口达到目的。在欧盟看来，库尔德问题既是人权问题，也是少数族群问题，以此为理由阻止土耳其入盟，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可提供制造障碍的最佳机会。

由于上述原因，欧盟对土耳其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方法向来持保留或反对态度。自1989年起，欧洲议会多次通过决议，谴责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做法，强调给库尔德人文化自治的重要性。1995年4月，土耳其越境打击在伊拉克的游击队，欧盟主席谴责此举违背了国际法，欧洲议会决定暂停土耳其大会成员的资格。同年，欧盟代表团在访问安卡拉后作出决议，对土耳其和库工党在伊拉克境内发生的冲突深表不安，认为土耳其的轰炸破坏了伊拉克领土完整，违背了国际法，建议将土耳其人权状况的改善作为入盟条件。决议敦促成员国向德国学习，把对土耳其的军事援助和土耳其从伊拉克撤军问题联系起来。关于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方法，欧盟明确反对土耳其使用军事手段，要求启动相关的政治进程。1997年，欧盟建议对库工党实行大赦。1998年，在关于土耳其入盟进展的定期报告中，欧盟委员会要求土耳其用“政治和非军事手段解决东南部问题”，给库尔德人更多的文化认同权利、对库尔德人更加宽容，等等。

甚至，欧盟内部不时传出支持分离主义和反对土耳其的声音。1998年11月12日，意大利拒绝了土耳其引渡厄贾兰的要求，在欧洲引发了指控土耳其人权状况的高潮。意大利外长兰贝托·迪尼和德国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共同宣布，两国正在制定一项新的解决库尔德人问题的“欧洲计划”。迪尼呼吁重新划分土耳其的疆界、建立库尔德国家。英国外交大臣库克派特使赶赴意大利，表示愿意为“调解”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效力。他告诉新闻界，厄贾兰不是恐怖分子，而是“民众运动的领导人”，以致土耳其政府怀疑他的“公正和中立”。与此同时，英国对伦敦的库工党总部提供保护。在英国议会上院的听证会上，副议长卡罗琳·考克斯男爵和前外交大臣欧文一致主张建立一个脱离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保护国”。在这一事件中，法国政府没有表态，但法国的个别政治家却异常活跃。已故总统密特朗的遗孀在库工党集会上公开声称，建立“库尔德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 [9]

面对来自欧盟的反对，土耳其政府做出了激烈反应。“厄贾兰事件”发生后，土耳其总理耶尔马兹警告意大利如果不交出恐怖分子厄贾兰，就必须分担库工党所犯的罪行。土耳其民众包围了意大利驻安卡拉大使馆和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焚烧意大利国旗，抵制意货，许多意大利公司被告知取消合同、冻结贸易。11月底，德意两国联合提议由欧盟将厄贾兰送上国际法庭，法英等国纷纷支持。土耳其再次强烈抗议，并威胁将考虑撤销入盟申请。土耳其坚定而严厉的态度使意大利和欧盟进退两难。它们既想避免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的嫌疑，又不愿引起国内库尔德移民的不满和骚乱，所以只好选择让厄贾兰离开。进入21世纪，土耳其对欧盟的干预和指责继续持强硬立场，总理埃尔多安多次为土耳其士兵和警察的行动辩护，提醒欧盟注意库工党的恐怖性质及其造成的巨大破坏。

当然，除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土耳其政府也讲求弹性，愿意就库尔德问题进行沟通，促使欧盟限制库工党的活动。土耳其向欧盟大量展示库工党的罪行和相关资料，使欧盟相信该党是典型的恐怖组织，证明土耳其的打击行动合理合法。经过土耳其政府的不懈努力，法德两国先后于1993年宣布库工党为非法组织。德国等国还在私下表示，谅解土耳其的打击行动，对其不予干涉，甚至悄悄恢复了对土耳其的武器出口。 [10] 并对多数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组织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实行监视。在土耳其的压力下，各国相继关闭了库尔德电视节目。德国、比利时的部分城市拒绝为新生儿登记库尔德名字。2001年“9·11事件”后，欧盟对土耳其库尔德组织的禁令更趋严格。

但是，由于在政治、经济方面有求于欧盟，土耳其不可能完全无视欧盟的各项要求。所以它也慢慢开始改革，以使库尔德问题在民主的框架内获得解决。2002年，土耳其取消了东南地区自1984年以来的紧急状态，废除了死刑，通过了143部新法律，批准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议定书》等国际性文件，废除了反恐怖法第8条关于从事分离主义宣传构成犯罪并加以处罚和刑拘的规定。同年8月，土耳其议会通过一揽子改革计划，承诺实现欧盟在政治民主和人权方面的最终要求。2004年12月5日，正式按照欧盟建议，启动了司法制度的改革。这些措施可以避免伤害无辜，达到尽量孤立分离主义、团结普通群众、增强库尔德人对国内制度和国家认同的目的。

在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影响上，邻国叙利亚的作用仅次于欧盟。叙利亚曾长期扶持和庇护库工党，对该组织势力的壮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口数量少、对政治和安全的威胁性小，所以叙利亚政府为了自身目的，敢于用库尔德问题对付邻国。叙土两国向来有领土争议。1939年，法国殖民当局将叙利亚的亚历山大利亚省割让给了土耳其，叙利亚独立后拒绝承认，要求土耳其归还领土。80年代，土耳其修筑阿塔图尔克大坝，导致幼发拉底河下游的水流减半，使叙利亚的农业蒙受巨大损失。为了报复土耳其的行动并向土耳其施加压力，阿萨德总统开始支持厄贾兰，默许本国的库尔德人加入库工党、参与对土耳其的暴力活动。据报道，从80年代到90年代，共有7000至10000多名叙利亚库尔德人死于跟土耳其军队的冲突。 [11] 土耳其多次抗议叙利亚的行为，要求放弃对厄贾兰的支持，解散叙境内的库尔德游击队营地。但叙利亚方面拒绝理会，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这种状况直至冷战和海湾战争结束，才有所缓和。叙利亚迫于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变化，改变策略，同意在库尔德问题上与土耳其进行有限合作。土耳其趁热打铁，动用各种手段，确保叙利亚做出让步。经济上，促进双边合作，加深相互依赖；政治上积极谈判，阐明利害关系，表达反分离主义的坚定决心；军事上发出动武威胁，还暗示将减少幼发拉底河的水量供应。

在各方面因素推动下，土叙双方于1992年达成协议，同意在反对恐怖主义、制止非法越境方面进行合作。随后，叙利亚关闭了贝卡谷地的库工党训练营地，只在大马士革附近找了一小块地方供其使用。由于叙利亚的支持减少，库工党只好死守在伊拉克的营地，继而又和伊拉克库尔德派别发生冲突，最后被迫与库尔德自治政府妥协，将游击队营地迁到了靠近伊朗边境的地区，放弃利用伊拉克的营地进攻土耳其。1993年10月19、20日，土叙安全部门举行会谈，签署了安全条约。叙安全部长表示，不支持库工党利用叙利亚领土从事反土活动，还暗示厄贾兰是不受欢迎的人。这是叙高官首次就库工党问题做明确表态。1994年，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三国召开外长级会议，主要探讨库尔德人问题。土耳其在会上警告叙利亚，唯有放弃支持库工党和厄贾兰，才能就两国的水资源问题进行谈判。1995年2月，土耳其再次承诺，将在叙利亚放弃支持库工党的前提下，增加幼发拉底河流的供水量。 [12] 1996年3月，土耳其拒绝参加叙利亚和伊朗外长的会议，继续向库工党和叙利亚施压。

1998年9月29日，土耳其库尔德“流亡议会”在意大利议会大厦集会，还计划在西班牙开展类似行动，令土耳其十分震惊。该事件不仅破坏了土耳其的人权形象，还极大地损害了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土耳其愤怒之余，将矛头对准叙利亚，指责正是由于它庇护库工党、阻碍清剿游击队的行动，才导致了这种尴尬局面。10月20日，土叙安全部门负责人在边境城市阿答纳秘密会晤，集中讨论库工党和两国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各表忧虑，坦率交换看法，最终就开展安全合作问题，签署了《阿答纳协议》。在土方要求下，叙利亚答应宣布库工党为非法组织，禁止该组织成员经本国领土前往第三国，禁止厄贾兰将来重返叙利亚。但协议没有谈及安全以外的双边关系问题。几天后，为促使协议落实，土耳其发出了动武威胁，叙利亚只好将厄贾兰驱逐出境，结束了对库工党的直接支持。土叙关系随之缓和。厄贾兰被逐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库工党的士气和势力，最终导致厄贾兰被捕。

在土耳其解决库尔德问题的过程中，有些国家起了阻碍作用，有些国家则提供了不少帮助，后一种国家主要有美国和以色列。

美国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上的态度与欧盟不同：欧盟重民主、讲人权，美国则讲求实用主义；欧盟利用库尔德问题设置入盟障碍，美国则以盟友身份看待这一问题。自冷战时起，土耳其就成为美国在全球和中东的重要战略伙伴，双方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土耳其境内的美军基地多达31个。冷战后，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位更加巩固，人们担心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土耳其的意义和地位会下降，甚至有被抛弃的可能。但实际上，美国仍需土耳其配合来主导中东事务。此外，美土在中亚地区也有共同利益。中亚不但与俄罗斯、伊朗和中国接壤，石油资源丰富，战略地位突出，而且与土耳其有深厚的历史、种族、宗教和文化联系。通过土耳其，美国可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渗透。所以，土美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发展盟友关系。1991年，土美结成了“坚强的伙伴关系”。海湾战争爆发后，土耳其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反伊联盟，关闭了伊拉克向地中海的输油管道，配合西方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战后，美英继续遏制伊拉克，土耳其则为其提供空军基地。为了防止土耳其清剿游击队的行动扰乱在伊拉克的安全区计划，美国曾多次谈判，争取土耳其的谅解与支持。1997年，土美在华盛顿达成共识，强调要加强双方在能源、经贸、地区问题、塞浦路斯问题以及国防和安全方面的合作。1999年9月，双方进而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开展多方面合作，包括在欧洲、高加索、中亚和中东等地区的重大问题领域的合作。

土美特殊关系为土耳其应对国内库尔德问题带来了便利，使它在打击库工党时，可以寻求美国“照顾”。美国果然投桃报李，利用各种场合表示支持。它把库工党定为恐怖组织，指责库尔德“流亡议会”接受库工党的资助、缺乏群众基础与合法性。但美国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土耳其的反恐政策。美国官员和议员每次访问安卡拉，都要对土耳其反恐中的人权状况表示不满，尤其对取缔库尔德背景的政党和判处库尔德议员入狱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1994年5月，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起草法律，决定减少对土耳其的援助，并对25％的援助附加了人权条件。7月，参议院通过决议，禁止土耳其把美国援助的军事设施用于国内的安全事务。此举立即引起土耳其的反对，美国随即撤销了这一限制，仅对10％的援助额附加了改善库尔德人权状况的条件。实际上，1994年土耳其政府军与游击队的冲突正酣之际，是美国对土耳其军火出口最多的时候；除了集束炸弹等，五角大楼的武器供应几乎没有限制。 [13] 这些武器的80％，如M—60坦克、F16轰炸机、眼镜蛇机枪、黑鹰直升机等，被土耳其直接用于国内战场。1995年，土耳其开展越境行动，美国政府仍没有像欧盟做出激烈反应，只是提醒土耳其应注意保护平民安全。1997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巴坎就库尔德问题向美方提出四项条件：一，不破坏伊拉克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二，停止支持库尔德非政府组织成立库尔德国家的主张；三，在伊拉克问题上遵循联合国决议，不谋求其他利益；四，支持土耳其在本国和伊拉克打击库工党的行动。 [14] 美国一一答应了这些条件，让土耳其十分满意。1998年10月，厄贾兰从叙利亚逃往俄罗斯，美国应土耳其请求向莫斯科施压，迫使俄罗斯决定拒绝挽留厄贾兰。

美国还要求欧盟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美国认为，土耳其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盟友，是亲西方国家的样板和主要的国际贸易市场，支持土耳其对保证美国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因此，美国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为土耳其加入关税同盟提供帮助，欢迎土耳其修改宪法和反恐怖法，认为这是土耳其迈向民主国家的重要步骤。在土耳其与欧盟进行关税一体化谈判的时候，美国驻安卡拉的大使公开对各国外交使团进行游说，使土耳其如愿以偿。1997年底，土耳其丧失加入欧盟的谈判机会，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随即前往布鲁塞尔会见北约各国外长，对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的刁难和“无端嘲讽”表示愤慨。此时，素来标榜人权的奥尔布赖特绝口不提欧盟关心的人权和库尔德问题。事实上，每当土耳其就人权问题与欧盟发生冲突，美国都是公开地站在土耳其一边。1998年10月，厄贾兰引渡纠纷案发生，美国务院发言人支持将厄贾兰绳之以法，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在记者招待会上作了相同表示。总之，美国的压力使欧盟在干预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时有所顾忌。 [15]

土美之间也有矛盾。尤其在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上，土耳其对美国的做法充满不满和担忧。海湾战争后，土耳其抱怨自己为维持对伊拉克的封锁和安全区计划，付出了巨大牺牲，却没有获得承认。很多土耳其人怀疑美国意图扶持建立一个库尔德国家，破坏土耳其的领土统一。90年代，一本由土耳其总参谋长授权出版的书就表达了这一观点。但是，这些抱怨大多在私下进行，不影响土美之间的基本关系。2000年，美国人权事务助理访问土耳其，对库尔德地区局势进行评估。但为了不损害土美关系，他有意贬低库尔德问题的重要性。 [16]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布什政府进一步调整政策，更加重视土耳其，支持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帮助土耳其渡过金融危机和争夺里海油气输送管道，扩大土耳其在中东和中亚地区的影响，借反恐活动巩固两国的同盟关系。

简言之，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上，美国的立场至关重要。它坚定地支持土耳其贯彻反分离主义措施，减轻来自欧盟的压力，使欧盟对土耳其的干预大多停留在道义和舆论层面，有力遏制了库尔德问题的深层次和国际化发展。

土耳其打击库工党的行动在上世纪90年代还得到了以色列的帮助。犹太人及其国家以色列与土耳其有较长的交往历史。早在15世纪末西班牙大规模迫害和排挤犹太人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就敞开国门，收留了大批犹太难民。“一战”后，随着欧洲的排犹情绪渐浓，凯末尔向德国犹太学者伸出了欢迎之手。1949年3月28日，土耳其率先在中东地区承认以色列独立，并在第二年3月9日与之建交。1958年伊拉克发生革命，土耳其帮助伊拉克的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早期交往为发展土以关系奠定了情感和政治基础，而国家利益的作用更是日趋上升。20世纪60至80年代，土耳其调整在中东的外交政策，改善与阿拉伯产油国的关系，开始与以色列保持一定距离。1980年6月30日，以色列单方面宣布耶路撒冷为永久性首都，遭到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的一致谴责。8月28日，土耳其关闭了在耶路撒冷的总领事馆，降低了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90年代，双方关系重新升温，开始了密切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

90年代土以关系的深化有深刻背景。首先，双方有共同的防御目标(即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三国)，需要在这一问题上相互支持，共同应对。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叙利亚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前线国家，多次与以色列交战。1967年“六五战争”期间，以色列占领了叙利亚领土戈兰高地，并一直拒绝归还，令叙利亚耿耿于怀，发誓要收复失地。1978年埃及单独与以色列媾和后，叙利亚便成为以色列的主要对手。此外，叙利亚一直与黎巴嫩保持特殊关系，两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持相同立场。叙利亚不断地提供武器与资金，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黎南部真主党民兵组织的反以活动。伊拉克与土以两国都有矛盾。伊拉克一直暗中支持土耳其库尔德人。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鼓动阿拉伯人的反美、反以情绪，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反以斗争，令以色列十分记恨。伊朗是中东地区反对以色列最坚决的国家。1978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高举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旗，抨击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强权政策，呼吁穆斯林团结起来，消灭犹太复国主义。伊朗大力支持黎南部什叶派穆斯林的反以活动。伊朗同土耳其也时有摩擦，双方关系多次出现僵局。特别是伊朗公开抨击世俗制度，引起土耳其不满，深恐伊斯兰革命被输入本国。

其次，土以之间有其他利益需求。以色列希望通过与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发展关系，改善在中东地区的孤立处境，加强自身安全，并与中亚各国发展关系，获取中亚的原材料和能源，政治上对伊朗实施包围。苏联解体后，以色列很快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建立了正式关系。此外，还有水资源方面的因素。库尔德地区水源丰富，支持土耳其打击库工党、保持当地局势的稳定，有利于以色列获得新的水源供应。 [17] 从土耳其方面来说，巩固国防和打击分离主义，都需要进口大批先进武器装备。但欧盟和美国动辄对武器出口附加人权与民主条件，令土耳其深感不便。与以色列发展关系，则不仅能轻松达到目的，还不受人权等问题的约束。

在共同利益的促使下，土以关系迅速升温。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 [18] ，中东和平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对此，土耳其表示欢迎，随后向以色列派遣了大使。接着，土耳其外长对以色列进行非正式访问，两国签署了安全、反恐和农业方面的合作方案。1996年2月，双方签署军事训练合作协定，土耳其允许以色列战机在本国领空飞行。3月，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1997年，两国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土耳其军队总参谋长卡拉达耶于2月份访问以色列，高度赞扬了两国在近期的亲密关系。4月8日，以色列外长戴维·利维访问安卡拉。当月下旬，土国防部长图尔汗·塔扬访问以色列。10月，以色列总参谋长安农·利·沙哈克进行回访。两国在政治互访的同时，积极开展军事合作。1997年6月，土耳其海军舰队访问以色列。1998年1月7日，土、以、美三国在地中海举行联合海、空演习，巩固了土以战略联盟。

伴随两国关系的发展，以色列在库尔德问题上给予土耳其大力帮助。两国首先开展情报合作。土耳其从以方获得大量库工党的情报，对该组织在叙利亚的情况了如指掌，为采取打击行动提供了条件。厄贾兰逃往俄罗斯后，以色列掌握了他的具体行踪，并告知了土耳其。土耳其立即向俄方发出威胁，表示将阻止俄油轮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支持俄境内的车臣分离主义，使俄国不敢收留厄贾兰。在厄贾兰从意大利逃往肯尼亚后，以色列再次通报信息，帮助土耳其特工成功抓获厄贾兰。军事领域，土耳其顺利从以色列购得大批先进武器，迅速投入战场，保证了反分离主义的胜利。以色列还帮助土耳其训练军队和情报人员，提高土军的指挥和战斗能力。土以合作对叙利亚产生了强烈的威慑作用，增加了土耳其与叙利亚谈判的筹码。以色列一方面帮助土耳其打击库工党，一方面又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反对派。这种做法看似自相矛盾，实则高度一致，目的都是为了扩大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为犹太复国主义服务。

第二节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与国际关系

“一战”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中的外部因素开始增加。影响和干预这一问题的既有阿拉伯国家、英国、土耳其、伊朗、苏联和以色列，也有各国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外部干预和国内政治，一起导致了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国际化。

从“一战”结束到50年代末，中东阿拉伯统治者忙于巩固权力、构建民族国家，而无暇顾及干预别国的内政，尤其是少数族群问题。但是1952年纳赛尔在埃及上台以后，局面就发生了变化，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日益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关注。纳赛尔鼓吹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拉克争夺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故反对伊拉克与土耳其、伊朗等国结成巴格达条约组织，千方百计削弱伊拉克的实力和地区影响力。为此，在阿拉伯国家中，纳赛尔率先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绪和反政府活动，利用库尔德问题为自己服务。

1958年初，埃及的阿拉伯之声电台开始用库尔德语向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进行广播，支持库尔德民族运动。库尔德人欢迎纳赛尔的行动，视纳赛尔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象征；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热切期盼能与纳赛尔政权建立直接联系，但未能如愿。这一年2月1日，埃及与叙利亚合并，更便于纳赛尔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施加影响。但是，为了避免给叙利亚带来麻烦、促使伊拉克的君主制早日倒台，纳赛尔对支持库尔德人的行为有所克制。1958年7月，伊拉克共和国建立，纳赛尔和卡塞姆就伊拉克是否加入阿联的问题发生分歧。纳赛尔希望伊拉克加入阿联，推动阿拉伯统一事业的发展；卡塞姆主张维护伊拉克的独立。伊拉克库尔德人对纳赛尔逐渐由信任转向反对，而支持卡塞姆。纳赛尔指责库尔德人图谋使伊拉克分裂，但为了继续控制伊拉克的局势，他不想与库尔德人彻底闹翻。因此1961年伊拉克库尔德人叛乱之际，纳赛尔一方面加以谴责，一方面又在开罗接见伊拉克的库尔德代表，要求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真研究库尔德问题。同年6月，卡塞姆向科威特提出主权要求。9月，叙利亚退出阿联，并发展与伊拉克的关系。一系列事件促使纳赛尔决定支持伊拉克反对派，向卡塞姆发难。伊拉克库尔德人冰释前嫌，重新向纳赛尔求助。1963年卡塞姆下台后，纳赛尔继续支持库尔德人。伊拉克新政府派代表团赴开罗参加国际会议，两名伊拉克部长请求纳赛尔与代表团成员塔拉巴尼谈话，调解伊拉克库尔德人与政府的矛盾。纳赛尔看到自己在库尔德问题中有重要作用，于是肯定了塔拉巴尼的要求，建议伊拉克政府满足库尔德人的愿望、实行宽松政策。他表示相信伊拉克库尔德人短期内不会独立、阿拉伯民族运动将继续获得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支持。此次调解虽没有明显效果，但意义重大：伊拉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却请求别国领导人来调解本国政府与少数族群的矛盾，客观上推动了库尔德问题的国际化。显然，这是伊拉克当局受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同时反映出伊拉克的民族构建已陷入困境。这归根结底是统治阶层不够团结、国家治理能力薄弱所致。

纳赛尔反对伊拉克用武力解决库尔德问题，有很多原因。一是为了让伊拉克军队集中精力参加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二是担心镇压库尔德人会导致伊拉克与苏联对抗，从而使埃及陷入支持哪一方的抉择困境；三是不愿伊拉克重蹈埃及在也门失败的覆辙 [19] ；四是不想其他国家尤其是伊朗有机可乘。纳赛尔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但又担心对库尔德人的同情会使他背上支持分离主义的骂名，故权衡再三，小心行事，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

在埃及主张政治解决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叙利亚主张武力打击的同时，也门等其他阿拉伯国家持第三种看法。这些国家尊重伊拉克政府的意见和决定，认为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处境比土耳其、伊朗的库尔德人要好。这种立场显然有不愿得罪人和投机的因素，但也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向来把库尔德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同等对待而加以反对。

1963年夏，纳赛尔与复兴党的关系破裂，于是加大了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支持力度。他接见库尔德代表，允许埃及报纸用库尔德人的观点报道伊拉克事务。但他无法使伊拉克政府彻底屈服，也无力满足库尔德人提出的资助要求，再说他不会为此而使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他本人遭受损失。所以最终又转变态度，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促使伊政府与库尔德人和解。1964年，纳赛尔建议毛拉·穆斯塔法设法和平解决问题，同时向伊拉克派兵，警告库尔德人不要以为伊拉克兵力虚弱。1965年10月，在伊拉克总理巴扎兹保证努力解决库尔德问题以后，纳赛尔下令驱逐了开罗的伊拉克库尔德代表。从此，阿拉伯国家不再直接干预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尽管在私下里，有些国家会出于对伊拉克的担心而设法利用库尔德人，比如海湾小国就曾对库尔德人提供资金支持。

在中东地区，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影响最大的是土耳其、伊朗两国。上世纪30年代，土耳其便开始与伊拉克联合对付库尔德叛乱，保证国家安全，防止共产主义传播。1937年，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阿富汗共同签署地区安全条约——《萨达巴德条约》，约定相互合作、打击成员国内的颠覆行动。该条约是中东地区第一个与库尔德问题有关的多边协定，故引起库尔德人的注意。从此以后，直到1955年以前，土耳其和两伊对库尔德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期间，伊拉克实行较为宽松的族群政策，但土耳其、伊朗相信它能够阻止库尔德民族主义扩散，所以采取了不干涉态度，更没有利用伊拉克库尔德人对君主制的不满为自己谋利。

但是，1958年伊拉克的“七月革命”打破了地区政治平衡，使土耳其、两伊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这场革命后，伊拉克退出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对国内库尔德人实行拉拢政策。土耳其和伊朗担心本国库尔德人会受到鼓励，便极力遏制伊拉克革命和卡塞姆的影响。伊朗提供武器，鼓励逃避“七月革命”的酋长回国造反，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报纸和库尔德语电台提供资助。土耳其隔岸观火，任由伊拉克库尔德人发展势力，放松了对本国的库尔德语限制。但是，随着伊拉克共产党上台掌权的可能性减小，两国又恢复了对库尔德人的压制。1961年，库尔德人与卡塞姆决裂，土耳其、伊朗加强了防范，土耳其还关闭边境，拒绝向伊拉克叛乱者提供帮助。1963年，卡塞姆倒台，共产党受到压制，土耳其转而与伊拉克政府合作，默许伊空军经本国领空追剿库尔德游击队。70年代，由于本国库尔德组织日趋活跃，土耳其政府在库尔德地区实行军管，继续与伊拉克政府合作。

两伊战争时期，伊拉克要避免两线作战，土耳其需要专心解决国内问题，两国遂在库尔德问题上达成默契：伊拉克允许土耳其开展越境军事行动，土耳其则避免介入伊拉克内政。但在两伊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关系重新变得复杂起来。1988年，5万多伊拉克库尔德难民涌入土耳其境内，使土耳其的压力增大。偏偏这时候，西方国家指责土耳其安置难民不力。土耳其反唇相讥，指责西方国家对自己搞双重标准。到90年代初，难民继续大量涌入，压力持续上升，土耳其不得不考虑主动介入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海湾战争结束后，土耳其封锁了边境，派军队到伊北部地区阻挡难民，推动在当地实施安全区计划，成功使大部分难民返回原地。7月，多国部队开始从伊北部地区撤出，安全区计划的军事行动部分基本结束，土耳其的难民压力大大减轻。

但安全区计划是一把双刃剑，它化解了难民对土耳其的压力，同时又导致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性增强，使库工党的境外袭击更加方便。1994年，伊拉克库尔德两派爆发冲突，土耳其再次面临抉择困难：若任由冲突继续，无疑会使库工党得利；若促成两党合作，则可能使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实力增强。反复权衡之后，土耳其逐步明确了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政策，即在确保伊拉克领土统一和不实行联邦制的前提下，允许库尔德人自治。为此，从1995年10月开始，土耳其限制安全区计划的实施，迫使美国同意调整该计划的指挥部门和参与规则。

土耳其一边防范伊拉克库尔德反对派的崛起，一边与之发展关系。1991年3月，厄扎尔总统在外交部高级官员的帮助下，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建立了联系，邀请库尔德两大派代表到安卡拉会谈。会谈后，土耳其与库爱盟的关系迅速升温。土耳其通过对库工党的越境打击，来支持伊拉克库尔德反对派。1992年，土军与库爱盟联合行动，将5000名库工党成员逐出了伊拉克北部山区。库爱盟借此发泄了对库工党长期盘踞在自己地盘的不满，满足了美国让该党帮助土耳其清剿游击队的要求。双方获得了双赢的结果。1993年，土耳其战机再次对游击队营地进行轰炸。1995年，在无法利用伊拉克库尔德派别约束库工党的情况下，土耳其派出了3.5万人的重兵进入伊拉克。1997年5月，土耳其开展春季行动，将打击游击队、支持库尔德民主党的行动结合起来，在伊境内建立了15公里的“安全区”，派5000名士兵进行巡逻。土耳其甚至将矛头指向伊朗，认为伊朗支持库爱盟的行动，等于在间接支持与库爱盟关系好转的库工党。 [20]

为了促进地区稳定、弥补经济损失和控制伊拉克库尔德人，土耳其积极发展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双边贸易。海湾战争前，伊拉克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仅1988年的对伊出口就超过了15亿美元。但自从联合国对伊实施制裁以后，情况急转直下。1992年，土耳其为了遏制库工党而关闭边境，边界贸易损失更加惨重。1994年6月，德米雷尔总统向外界透露，仅土伊贸易减少和关闭输油管道两项，就给土耳其造成了150亿至200亿美元的损失。 [21] 无奈之下，土耳其在同一年又重新开放了边境。但恢复以后的边境贸易仅限于少量食品和汽油交换，远不及原来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只好再三要求美国放松对伊拉克的封锁。美国同意了这一请求，允许土伊开展边界贸易，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经济联系这才得以加强。由此可见，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之间有着深刻的经济关联。

伊朗是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联系同样十分密切。伊朗由于历史、宗教、领土和民族主义的原因，早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就敌视伊拉克。伊朗积极制裁和削弱伊拉克的方法之一，就是充分利用伊拉克的内部矛盾。对于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伊朗的态度主要取决于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强弱变化，以及伊拉克地区政治野心的大小。20世纪中后期，伊朗看准伊拉克无力解决库尔德问题，便多次提出修改两国1937年达成的有关阿拉伯河道和边界划分的条约。伊拉克拒绝修改条约并切断了与埃及的联系，伊朗随即加大对伊拉克库尔德游击队的支持力度。1952年，伊朗政府严厉镇压了伊朗库尔德民主党领导的布坎地区农民暴动，并与毛拉·穆斯塔法达成合作协议。伊朗此举一石三鸟，既让毛拉·穆斯塔法依赖自己，又给伊拉克制造了难题，还可以破坏两国库尔德人的团结。伊朗很快向毛拉·穆斯塔法提供了大批资金、武器弹药和伊拉克军队的情报，并默许本国库尔德人向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帮助。伊拉克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排除伊朗的干扰，就很难消灭本国的库尔德武装，于是表示愿意谈判。但是伊朗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谈判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求伊拉克断绝与纳赛尔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过，为了不使伊拉克彻底翻脸，伊朗偶尔也对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施加压力，禁止后者从事越境军事行动，或开展针对伊朗库尔德人的宣传活动。毛拉·穆斯塔法遵守了承诺，还帮助遣返伊朗共产党和反君主制分子。这些都体现了伊朗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显著的政治影响。

1966年以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与伊朗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两地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交换，大大缓解了经济封锁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造成的困难。伊朗则借伊拉克政府向库尔德人全面开战和参加1967年阿以战争的机会，在阿拉伯河道上自行其是。1968年7月复兴党上台后，伊朗利用伊拉克政局不稳之机，重提修改1937年条约之事，遭到了拒绝。伊朗于是单方面宣布废除该条约，并向伊拉克库尔德游击队提供先进的大炮，使其能袭击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在伊朗的干预下，伊拉克政府被迫决定与库尔德反对派妥协，于1970年签署了“3·11协议”。但伊朗继续利用库尔德人对“3·11协议”的不满来达到目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则利用伊朗的支持，迫使本国政府让步。1974年，伊拉克国内冲突爆发，伊朗向毛拉·穆斯塔法提供大炮和反坦克导弹。毛拉·穆斯塔法担心如果两伊和解，会对自己不利，便再三游说美国，希望能获得帮助，保证自己不被抛弃，但未获回音。1975年3月15日，欧佩克阿尔及尔峰会，两伊终于达成协议，伊朗获得了阿拉伯河一半水道的主权，伊拉克放弃了对伊朗产油区胡吉斯坦的主权要求。阿尔及尔协议的签订，证明毛拉·穆斯塔法过高估计了美国对德黑兰的影响。 [22] 随后，伊朗撤销了对伊拉克库尔德反对派的支持，使伊拉克政府很快平息了叛乱。

但伊朗并没有彻底放弃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干预。首先，两伊之间仍有阿布穆萨岛、大小通布岛等领土争议；其次，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继续在对伊朗库尔德人施加影响；最后，有大量武器经伊拉克库尔德人之手流入了伊朗反政府组织之手。这些都令伊朗政府无法容忍，所以伊朗继续利用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为自己服务。1979年，伊朗政权发生更迭，毛拉·穆斯塔法决定与伊斯兰政府合作，反对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和科马拉，从而加重了他与伊朗库尔德党派之间的不信任。在毛拉·穆斯塔法获得部分伊朗著名酋长支持的同时，库爱盟却和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关系热烈。1982至1983年，伊朗政府军和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联合进攻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库爱盟派兵支援后者。1984年，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积极参与调解巴格达与库爱盟的关系，伊朗政府则利用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来牵制伊拉克军队。1988年3月13日，伊朗联合苏莱曼尼亚的库尔德武装连续进攻，占领了数座边境城市，随即便发生了哈拉布贾等惨案。

进入90年代，为了躲避打击，伊朗的库尔德组织纷纷逃到了伊拉克；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科马拉、库尔德斯坦革命劳动者联盟、伊朗库尔德斯坦民族和伊斯兰斗争组织等，相继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建立了办公室和通讯系统，在那里发布新闻，训练民兵，资助伊朗境内的反政府暴力活动。伊朗动用经济和政治的手段，向伊拉克库尔德两大派别施加压力，迫使其关闭了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电讯站，允许伊朗开展越境军事行动。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则躲到了其他地方，继续从事反政府活动，令伊朗政府无法释怀。

在伊拉克和土耳其两国的库尔德问题上，以色列的态度截然不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与中东库尔德问题几乎在20世纪同时兴起。1946年以色列建国后，犹太复国主义与中东各国、各民族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从60年代起，以色列除了与阿拉伯国家作战和扩张领土以外，还积极介入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一，伊拉克是坚决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利用库尔德问题削弱伊拉克，可以有效化解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围攻和敌对态势；二，伊拉克石油资源丰富，是以色列重要的潜在石油供应来源。1962年，以色列为了在未来阿以战争中开辟第二战场、分散伊拉克的兵力，开始关注伊拉克库尔德反对派。它先是对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的行动予以口头和道义的支持，继而向伊拉克库尔德反对派提供小型武器。1964年加大了支持力度，派大量特工进入库尔德地区，帮助反对派开展军事训练，提供参谋和咨询服务。

以色列国内一些人支持政府的伊拉克库尔德政策。这些人第一种是所谓的“将心比心者”，他们认为库尔德人正遭受“种族屠杀”，有着和犹太人相同的命运，需要外界的帮助；第二种是左翼分子，他们认为库尔德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第三种人关心库尔德地区犹太社团的利益，敦促以色列政府进行保护。随着大部分伊拉克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这些人改变了观点，逐步与左翼分子接近。但话说回来，上述人的支持只是以色列干预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次要原因，根本原因则是以色列谋求扩张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民主、人道等冠冕说辞。

以色列介入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存在许多有利因素。首先，很多库尔德人尤其是毛拉·穆斯塔法欢迎以色列支持，因为与以色列合作有利于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其次，两伊关系长期不和，伊朗不反对以色列与库尔德人发展关系。最后，伊拉克政府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下，以及为了证明库尔德地区是阿拉伯领土，常常把库尔德人比作以色列人，令其反感，而对以色列抱有好感。 [23]

以色列秘密发展与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关系。双方频繁开展高级领导互访和培训人员往来，并在1979年以前经伊朗中转输送武器。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北方秩序混乱，更便于双方来往。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活动一直延续至今。但由于严格的保密措施，以色列与库尔德人合作的力度、内容等细节问题仍鲜为人知，有待进一步的揭示和评估。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中不乏大国的身影。“二战”后，随着英法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下降，美国和苏联对该地区的兴趣持续上升。美国支持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抵制苏联的影响，构筑起防范苏联威胁的首道防线。苏联针锋相对，积极争取这些国家或使其中立，以保证南部边疆的安全。相比之下，这场竞争中美国略占上风。这一是因为上述国家的统治者比较亲近西方；二是苏联为避免这些国家反感共产主义，尽力遏制各国少数族群民族主义的发展，反而妨碍了自身影响力的扩大。

1955年巴格达条约签订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如日中天。同年，伊拉克与苏联的关系恶化。第二年赫鲁晓夫上台，苏联加强了对中东尤其是伊拉克的关注。伊拉克是距离苏联最近的阿拉伯国家，石油资源丰富，有共产党和库尔德人可资利用。毛拉·穆斯塔法等人长期流亡苏联的经历和他们的亲苏宣传，有利于苏联获得库尔德人的好感。伊拉克共产党支持库尔德人争取族群权利的斗争，该党很多领导人还是库尔德人。1958年革命后，伊拉克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退出了巴格达条约组织，苏联的影响力骤然上升。库尔德人支持卡塞姆政权，所以被苏联重视。但苏联重在拉拢伊拉克、发展两国关系，库尔德问题只是被当作一种手段，所以它授意伊拉克共产党调解库尔德反对派与政府的关系，而不理会库尔德人的反政府要求。美国为了避免盟友土耳其和伊朗的不满，也不支持库尔德人反对卡塞姆。

1963年卡塞姆倒台、伊拉克共产党受到镇压以后，苏联才转变态度，明确表示支持库尔德民族运动。苏联通过在民主德国的“伊拉克人民之声”节目，用阿拉伯语、库尔德语向伊拉克政府施压。美国看到苏联在伊拉克受挫，趁机介入，敦促库尔德人与政府和解，遏制伊拉克共产党的发展。1963年，库尔德战争爆发，苏联谴责伊拉克政府的“大屠杀”，号召库尔德人坚决抵抗，却没有提供任何的物质帮助。为了加速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国际化，方便自己介入，苏联授意蒙古共和国将库尔德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拉克立即宣布断绝与蒙古国的关系。苏联还警告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三国不要介入伊拉克内战，使事态扩大，威胁苏联安全。苏联口惠而实不至的支持，令伊拉克共产党和库尔德反对派不满。1964年，伊拉克阿里夫政权与库尔德反对派达成协议，苏联表示支持，再加上纳赛尔总统从中调解，苏伊关系又迅速好转，苏联开始敦促库尔德反对派和平解决与政府之间的问题。苏联的意图很明确，即只要能保证与伊拉克友好，它可以随时放弃支持库尔德人。1967年，伊拉克与支持以色列的美国、英国和西德断绝关系，苏联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发展，基地在东德的“伊拉克人民之声”停止广播。

1968年复兴党上台后，伊苏关系继续发展。美国为平衡苏联在本地区的影响，加强了对伊朗的支持，并在伊朗配合下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发展关系。土耳其因为毛拉·穆斯塔法遵守了不支持本国库尔德人的承诺，所以不反对美国的做法。1969年，毛拉·穆斯塔法开始经伊朗获得美国的武器和资金援助。美国之所以急于支持库尔德人，首先是因为对伊拉克亲近苏联感到不安；其次是毛拉·穆斯塔法欢迎一切外来援助；最后是因为伊朗与复兴党政权不和，有利于美国渗透。1972年，苏联和伊拉克签订友好条约，美国总统尼克松随即签署秘密法令，决定继续向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 [24] 毛拉·穆斯塔法在亨利·基辛格支持下，开始积极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

上世纪80年代是美苏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政策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苏联实行全球战略收缩，对中东事务的干预力不从心，对库尔德问题更是无暇顾及。美国于是加紧在中东地区的渗透和扩张。两伊战争中，美国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武器和资金，支持对伊朗的进攻，对库尔德人则十分冷淡，甚至没有谴责萨达姆使用化学武器。 [25] 美国政府还拒绝了国内通过法案、削减对向伊拉克出口提供8亿美元信用担保的建议，得到了主要向伊拉克出口产品的美国食品生产商的支持。 [26]

冷战结束后，美国调整全球战略，谋求建立单极体系、主导中东事务。海湾战争严重削弱了伊拉克的主权和民族国家地位。特别是北方安全区的建立，导致南北之间不战不和，实际处于分裂的状态。而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反对派的关系则快速发展，改变了伊拉克国内的力量对比，使有关库尔德问题的发言权开始向反对派倾斜。1991年至2003年，美国积极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监督落实石油换食品协议，将一部分石油收入交给库尔德人使用；还向伊北部输送国际援助物资；调解库尔德两大派别的矛盾，敦促两派约束库尔德工人党的活动，满足土耳其的安全要求。9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迹象日趋明显，库尔德武装全面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每年获得数百万美元资金、大批先进武器和军事培训，为未来配合美军行动打下了坚实基础。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打着反恐和民主的旗号，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通过这次战争，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和民主的双重目标。民主目标是指在伊拉克结束一党统治，建立多党制和联邦制。随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库尔德人开始在伊拉克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民族目标是指不但使库尔德人的族群地位和族群权利获得承认，而且以库尔德地区政府为依托，实现了高度的政治自主。民族目标的实现，使伊拉克库尔德人终于完成从族群到民族的蜕变。这一切，都因美国长期干预伊拉克的内政而实现。所以可以说，对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民族主义命运的转折，美国起了关键性作用。

第三节 伊拉克战争余波

2003年战争削弱了伊拉克的总体实力，改变了中东国家的力量对比，使该地区新增一个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库尔德自治区，有力地刺激了有关国家和政治派别，使它们开始调整政策和策略。

土耳其在战前就对战争后果作了最坏估计，所以在2003年2月28日向美方划出“红线”，要求美军只能给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轻型武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由美军占领；美国必须禁止库工党在该地区发展势力。土耳其希望美国保证对伊拉克的入侵不会改变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为稳妥起见，土耳其还在土伊边境部署了重炮和6万名士兵，警告伊拉克库尔德人不要得寸进尺，提出过多的领土和权力要求。为了争取土耳其支持入侵伊拉克，美国向土方提供了大量库工党的情报。土耳其与伊朗分享了这些情报，共同开展越境行动。但美英仍低估了库尔德问题之于土耳其的利害关系。 [27] 3月1日，土耳其议会否决了美军借道土耳其入侵伊拉克的请求，令美国大感意外和震惊。美国只好全力与伊拉克库尔德人谈判。土耳其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但也不想给美国添乱，所以极力克制越境行动，直至2004年11月。土耳其这样做还有其他原因：一是需要继续推动国内改革，保证国内安全，加快与欧盟的谈判；二是正发党亟需巩固执政地位，避免被宪法法院起诉或被军方推翻；三是欧盟反对土耳其采取越境行动。但是2006年4月，土耳其重新在边境部署重兵。美国与伊拉克反对土军越境，土耳其则要求它们限制库工党的活动。2007年2月，土耳其军队参谋长访问华盛顿，强调了武装保护领土完整的决心，矛头直指库尔德游击队和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6月，土耳其宣布边境地区的锡尔特省、哈卡里省和希尔纳克省为安全区。

从伊拉克战后的发展来看，围绕着库尔德问题，土耳其在本地区有两大目标：一是阻止伊拉克库尔德人扩张势力、挑战既有的地区权力格局；二是阻止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成为库工党的靠山，使二者划清界限。土耳其的要求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合理性。但是伊拉克新政府也需要稳定形势、协调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希望外部干预打乱战后重建步伐。因此，2007年8月，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访问安卡拉，就结束库工党进入伊拉克营地的问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显示出愿意与土耳其合作的姿态。为了让土伊合作落到实处，10月份，土耳其再次发出越境威胁，要求伊拉克政府、库尔德自治区和美国三方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库工党的活动。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请求议会批准派军队进入伊拉克，获得了多数通过。土耳其议会授权政府在一年以内采取越境行动，部分议员甚至主张恢复上世纪末的紧急状态法。2008年初，土耳其国内发生了多次爆炸和人员伤亡事故，土政府立刻派战机对伊北部的库工党营地展开轰炸，并派出了地面部队，一周以后才撤兵。为了尽快使伊拉克恢复稳定，美国被迫采取措施限制库工党的活动，继续向土耳其提供相关情报。

对土耳其的越境行动，有关各方反应不一；即使同一国家，其表面姿态和实际做法有时也大不相同。比如美国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甚至还暗中向土耳其提供帮助。2008年1月，土耳其总统居尔首访美国，对美方的支持表示感谢。2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要求土耳其军队“迅速行动，完成任务，然后滚蛋”!国防部长盖茨也要求土耳其的行动“务必快速和精确” [28] 。这说明美国不愿也不可能完全阻止土耳其的行动，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尊重土耳其的安全需要，同时尽量加以限制，使土方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伊拉克国内稳定、缓和库尔德人的不满。

伊拉克战后，欧盟对土耳其越境行动的态度日趋宽容。欧盟表示愿意和伊拉克人民、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成一个安全、稳定、统一、民主和繁荣的伊拉克。欧盟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发生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暴力活动及其与国际法的关系深表关注。2007年12月，土耳其加紧对伊北部地区的空袭，欧盟主席表示了“关切”。欧盟承认“土耳其有权保护自己的人民不受恐怖主义之害”，同时提醒土耳其保持克制、尊重伊拉克的领土完整。欧盟和美国一样，没有对土耳其进行谴责。 [29] 说明欧盟倾向于采取平衡的策略：既希望土耳其保持克制，也希望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自治区能保证土耳其的安全。 [30] 一言以蔽之，欧盟关心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人的命运，但不希望中东的政治地图和地缘格局被改变。

在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上，21世纪的美国基本沿用传统政策，旗帜鲜明地支持打击库工党。2001年，美国国务院将库工党列为恐怖组织，2008年又冻结了库工党的财产，禁止美国公民与库工党有经贸往来。2009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三位库工党领导人列为麻醉品交易人员。美国的做法显然与反恐战略有关。“9·11事件”后，美国将土耳其列为互惠而坚定的反恐盟友。2006年9月，任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瑟夫·拉尔斯顿将军为打击库工党的特使。次月，拉尔斯顿在伊斯坦布尔讲话，称美国绝不与库工党谈判，也绝不要求土耳其与之谈判，表示自己不会与库工党见面。美国把支持土耳其打击库工党作为全球反恐的一部分。

但美国反对土耳其单纯用军事行动解决问题，强调应通过开展经济改革等多种途径，解决土政府与库工党的冲突。2008年居尔访美，白宫要求土耳其通过政治途径改善库尔德人的生存处境，消除库工党的社会基础，并将其当作长期的解决办法。 [31] 当然，这些要求都属于建议性质，美国不会为此向土耳其严厉施压。

在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上，欧盟的态度比上世纪90年代有所缓和。2003年9月15日，欧盟再次将库工党列为恐怖组织。2004年的土耳其入盟进展报告要求土耳其实现东南地区的正常化、通过发展经济社会为库尔德人全面享有各种权利和自由创造条件。2005年，欧盟呼吁用民主方式解决库尔德问题。2008年，要求土耳其克制军事行动，用多种办法减少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尤其要改善东南地区的状况，重点改善全体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机遇，废除东南地区的村庄民兵制度。

对于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欧盟与美国的态度总体上有应付和搪塞的性质，但也反映了它们对民族国家内部问题的基本观点，即主张在尊重民主和人权的前提下，通过对话、谈判和制度设计等办法，解决不同派别和族群间的矛盾。

2005年新宪法颁布以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成了新的地区国际关系行为体，从而在周边形成了包括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在内的三国四方权力格局。在此之前，伊拉克库尔德反对派处理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都是以民间的非法形式进行，现在则处于半独立状态，获得了合法的政治身份。对于这种变化，土耳其本不希望看到，但鉴于它已经发生，所以只好默认，以观后效。因此，土耳其不再反对伊拉克实行联邦制，但是提出了三项要求。其一，库尔德自治的范围必须仅限于国际认可的伊拉克疆域之内；其二，基尔库克不得划入库尔德自治区内；其三，库尔德人必须保护当地土库曼人的权利，并按族群比例的原则体现他们在政府中的利益。至此，土耳其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政策变为：在基本认可库尔德自治制度的前提下，重点防范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土耳其阻止库尔德人占领基尔库克，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目的。一是遏制库尔德人经济实力的发展，二是表达对该地区石油利益的渴望。多年来，土耳其从基尔库克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道中，获得了充足的能源供应和丰厚的石油过境收入。伊拉克重建启动以后，库尔德地区更是充满了投资机会，许多土耳其企业跃跃欲试。为了维护传统利益和寻求新的利益，土耳其积极介入基尔库克问题。至于主张维护土库曼人的利益，只是它为达目的而采取的政治借口。

2004年前后，土耳其政府和军队分别警告伊拉克库尔德人：不得改变基尔库克的人口结构、损害当地土库曼人的利益，否则土军将长驱直入，实行武力干预。土耳其还试图阻止库尔德自治区从边境贸易中获得更多收益。伊战爆发后，土耳其成为外部援助和各种物资进入伊拉克的主要通道。但伊方开放的口岸全部位于库尔德自治区境内，自治区因此获得了巨大好处。据土耳其估计，伊战爆发后第一年，自治区获得的关税等项收入高达近3亿美元；仅2003年一年就有248715辆车进入当地。 [32] 土耳其不满之余，要求美方和库尔德方面增开新的口岸，以便外部物资从多个方向进入伊拉克。但美军和库尔德自治区拒绝了这一要求。

2005年2月的大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在中央政府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土耳其尊重大选的结果，表示将遵循不干涉伊拉克内政的原则，但暗中却扶持代理人，继续施加影响。在基尔库克，它支持成立了“土库曼阵线”，借该阵线之口谴责库尔德人和美军屠杀平民，反对库尔德人占领这一地区。 [33] 土耳其的介入，使基尔库克问题超越伊拉克的内部矛盾，成为影响地区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伊朗也高度关注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发展动向。为了消除伊朗的疑虑、满足伊朗的安全需求，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自1991年起，禁止库尔德武装利用伊拉克领土向伊朗渗透。2003年以后，双方又加强经济合作，年贸易额达数亿美元。为此，伊朗还向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派驻了领事。但美国蓄意破坏这种关系，以向伊拉克走私武器、危害美国士兵的安全为由，于2007年9月20日逮捕了伊朗贸易代表团的成员，以警告伊朗。美国的干扰使伊朗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关系十分脆弱。伊朗默认了在经济方面的挫折，但是在政治上毫不含糊。库尔德自由生活党刚一兴起，伊朗就强烈要求伊拉克政府进行打击，并以进攻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相威胁。伊朗还充分利用宗教纽带，发展与伊拉克什叶派的关系。在伊朗影响之下，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坚决反对库尔德人扩张势力和拥有议会否决权。什叶派最大政党伊斯兰最高委员会领导人哈基姆与伊朗关系亲密，2007年5月起更是长期在伊朗就医，直至2009年8月去世。 [34] 两伊什叶派的密切关系凸显了伊朗的政治优势，为伊朗在库尔德问题上向伊拉克政府施压提供了便利。伊朗还加强与土耳其的合作，对各国库尔德反对派形成了更大的威慑。 [35]

面对来自邻国的威胁和压力，伊拉克库尔德当局软硬兼施，从容应对。它的第一反应，就是主动表白：自治不是独立，不会破坏伊拉克的统一，不会威胁土耳其和伊朗两国的安全。伊战初期，库尔德当局更是多次积极地传递这一信息。 [36] 经过了长期而残酷的斗争，库尔德领导层在思想上已经成熟，变得更加务实和理性，能够合理区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长远目标和当前目标。所以，他们一方面承诺维护邻国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打消其顾虑，一方面又敢于对邻国的干预说不。比如对土耳其的越境行动，库尔德当局一直持保留和反对态度，多次谴责土耳其侵犯伊拉克的主权，要求土耳其军队立即从伊北部地区撤出。马苏德·巴尔扎尼称，自治区政府不会偏袒土耳其和库工党任何一方。“但如果土耳其军队袭击库尔德平民和民用设施，我们会下令进行大规模抵抗。” [37] 这种既承认土耳其打击分离主义的合法性，又维护伊拉克主权独立的姿态，使库尔德领导人的外交策略显得有理有节，张弛自如。

伊拉克库尔德两大派深知土耳其除了关注自身安全外，还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所以有意通过在经济方面的让步，来换取土耳其的政治支持。早在2005年以前，两党就与土耳其秘密谈判，答应允许土耳其石油公司优先参与库尔德自治区的油田开发，从而使土耳其石油公司成为伊战后首家获准开采该地区石油的外国公司。 [38] 至于伊朗，双方的合作虽然不多，但库尔德自治区是伊朗石油和商品通往地中海和欧洲的必经之地，所以未来的合作空间同样很大。

截至目前，土耳其、叙利亚和两伊四国仍未就库尔德问题建立起稳定、有效的合作机制，但是在土耳其、两伊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三国四方之间，已经形成了既对抗防范，又互利合作，风险与机遇共存的关系。这种关系帮助伊拉克库尔德人有效化解了来自土耳其和伊朗的政治及军事压力，促进了三国边境地区的稳定；同时对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和维护国内秩序有利。未来，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将在现有基础上缓慢发展，其最终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矛盾的发展与演变。美国、欧盟等外部干预的效果，将主要取决于这些矛盾的变化。

[1] Abbas Vali，Kurds and the State in Iran：the Making of Kurdish Identity，London：I.B. Tauris，2011，p.35.

[2] Gulistan Gurbey，“Peaceful Settlement of Turkeys Kurdish Conflict Through Autonomy”，Ferhad Ibrahim and Gulistan Gurbey(eds.)，The Kurdish conflict in Turkey：obstacles and chances for peace and democracy，St.Martins Press，Inc，2000，p.63.

[3] Michael Gunter，“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The kurdish question，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8，p.45.

[4]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219.

[5] Henri J.Barkey and Graham E.Fuller，Turkeys Kurdish Question，Rowman&lihle field publishers Inc，1998，p.165.

[6] Robert Olson，“Turkish and Syrian Relations Since the Gulf War：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Water Problem”，from Ferhad Ibrahim and Gulistan Gurbey(eds.)，The Kurdish conflict in Turkey：obstacles and chances forpeace and democracy，St.Martins Press，Inc，2000，p.130.

[7] 陈德成：《土耳其与美国、欧盟、希腊关系刍议》，《西亚非洲》1998年第6期。

[8] 冯坚：《土耳其加入欧盟仍存变数政经改革使其面临挑战》，http：//news.sina.com.cn/w/2004-12-19/18014568021s.shtml。

[9] 舒笙：《土耳其：来自盟友的暗箭》，《国际展望》1999年第2期。

[10] Jonathan G.Randal，After Such Knowledge，What Forgiveness？：My Encounters with Kurds，Harper Collins Canada Ltd.1977，p.202.

[11]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77.

[12] Robert Olson，“Turkish and Syrian Relations Since the Gulf War：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Water Problem”，from Ferhad Ibrahim and Gulistan Gurbey(eds.)，The Kurdish conflict in Turkey：obstacles and chances for peace and democracy，St.Martins Press，Inc，2000，pp.123-126.

[13] Jonathan G.Randal(1st ed.)，After Such Knowledge，What Forgiveness？：my encounters with kurds，Harper Collins Canada Ltd.1977，p.268.

[14] Robert Olson，“Turkish and Syrian Relations Since the Gulf War：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Water Problem”，from Ferhad Ibrahim and Gulistan Gurbey(eds.)，The Kurdish conflict in Turkey：obstacles and chances forpeace and democracy，St.Martins Press，Inc，2000，p.143.

[15] Ferhad Ibrahim and Gulistan Gurbey(eds.)，The Kurdish conflict in Turkey：obstacles and chances for peace and democracy，St.Martins Press，Inc，2000，p.15.

[16]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72.

[17] Robert Olson，“Turkish and Syrian Relations Since the Gulf War：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Water Problem”，from Ferhad Ibrahim and Gulistan Gurbey(eds.)，The Kurdish conflict in Turkey：obstacles and chances forpeace and democracy，St.Martins Press，Inc，2000，p.136.

[18] 1993年9月13日，巴以在美国斡旋之下签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组织临时自治安排宣言》(简称《奥斯陆宣言》)，实现了相互承认。

[19] 1962年9月，也门“自由军官组织”和君主派为夺权而引发内战。埃及支持革命派，并派兵干预，最后无功而返。

[20]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Iraq：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London：Pluto Press，2004，p.80.

[21] Kemal Kirsici And Gareth M.Winrow，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An Example ofa Trans-state Enthnic Conflict，London：Frank Cass&Co.Ltd，1997，p.177.

[22]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Iraq：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London：Pluto Press，2004，p.23.

[23] Saad Jawad，Iraqand the Kurdish Question：1958-1979，London：Ithaca Press，1981，p.302.

[24] Saad Jawad，Iraq and the Kurdish Question：1958-1979，London：Ithaca Press，1981，p.312.

[25] Marion-Farouk Sluglett and Peter Sluglett，Iraq Since 1958：From Revolution to Dictatorship，London：I.B.Tauris，1990，p.270.

[26]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Iraq：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London：Pluto Press，2004，p.33.

[27]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Iraq：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London：Pluto Press，2004，p.104.

[28] BBC News，“Turkey Must End Iraq Raid-Bush”，http：//news.bbc.co.uk/2/hi/europ//7268345.stm，28 February 2008.

[29] Kerim Yildiz and Susan Breau，The Kurdish Conflic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p.134-5.

[30] Kerim Yildiz and Susan Breau，The Kurdish Conflic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p.186-91.

[31] “Background Briefing on th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Gül of Turkey”，http：//georgewbush whitehouse.archive.gov/news/releases/2008/01/20080108-8.html，8 January2008.

[32] Robert Olson，The Goat and the Butcher：National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Kurdistan-Iraq Since the Iraqi War，California：Mazda Publishers，2005，p.45.

[33] Henri J.Barkey，Turkey and Iraq：Perils(and Prospects)of Proximity，Washington DC：U.S.Institute of Peace，Special Report 141，2005.

[34] 巴格达电(记者付一鸣)：《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在伊朗病逝》，新华网2009年8月26日。

[35] Chris Kutschera，“Strategic fight for a confederal Iran”，The Middle East，August/September 2008，p.21.

[36] Michael M.Gunter，“Kurdish Future in a Post-Saddam Iraq”，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Vol.23，April 2003，pp.9-23.

[37] BBC News，“Turkish Troops Pull Out of Iraq”，http：//news.bbc.co.uk/2/hi/europ/7270566.stm，29 February 2008.

[38] Chris Kutschera，“A Kurdish Oil Emirate？”The Middle East，May 2008，p.42.

结论

一、库尔德问题根源

中东库尔德问题的产生、发展和久拖不决，有深刻而复杂的历史背景，涉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思想等多种因素。总的来说，库尔德问题是构建中东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与各国的民族国家构建策略有密切关系。其中，民族主义的排他性是库尔德问题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各国的治理不善和现代化挫折是刺激库尔德问题发展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外部势力干预是导致矛盾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性因素。

近代在西方产生的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二重性。民族主义以“民族”为单位反对封建专制和外来压迫，维护民族自尊和国家主权，充分张扬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欧洲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但同时，为了达到目的，民族主义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唯一性，以族群历史和神话传说为鼓舞士气、动员社会的思想手段，甚至不惜编造或歪曲历史，显示了浓厚的保守主义倾向。这种二重性表现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使得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内聚性和排他性。内聚性激发民族(族群)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对抗击外来侵略、保护独立有积极意义。但民族(族群)自豪感缺乏明确的界限，很容易膨胀、演变成民族沙文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从而威胁其他民族或族群的安全，压迫或贬低他者的生存权与文化权利。故不同的民族主义发生遭遇，就会加剧竞争，激化矛盾。表现在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主体民族或统治民族往往对国内的弱小民族(族群)进行压制或同化。弱小民族(族群)则可能针锋相对，用同样的民族主义逻辑来驳斥压制理论、鼓吹自治或独立、争取自身“幸福”与“自由”。现代中东库尔德问题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激化的。

现代中东民族主义高度“模仿”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无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还是波斯人，都把民族主义作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进而以这种理论为策略工具，从事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维护。值得注意的是，中东民族主义普遍热衷于西方的单一民族理论，把主体民族的族群性作为构建民族与国家的具体标准，因此带有强烈的族群民族主义色彩，而淡化或忽视了国家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的建设。其后果诚如霍布斯鲍姆所言：“如果要把非国家形式的民族主义纳入爱国主义之中，就得承担相当高的风险，因为爱国主义一旦与境内某个特定的民族认同起来，就意味着与其他民族的疏离，这些民族或是拒绝同化，或是被排除在外。” [1] 正因如此，中东的官方民族主义普遍缺乏包容性和多样性考虑，导致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人为制造了一些社会分裂，引发了少数族群的不满和担忧，为少数族群提供了进行反抗的理由与借口。

库尔德民族主义作为官方民族主义的对立物，同样由“模仿”而来，并且是双重“模仿”的产物；它起初“模仿”西方民族主义，继而又“模仿”所在国的官方民族主义。在库尔德民族主义产生的时候，各国库尔德人还缺乏现代民族的要件，属于自然状态下的分散的庞大族群。库尔德民族主义欲图赋予这个族群以政治意义，使它成长为一个民族，所以开始了漫长的民族构建过程。各国官方民族主义则在客观上助长了这一过程。官方民族主义越强调主体民族的族群性与文化特征，就越排斥库尔德人，从而越容易激发库尔德人的族群认同，扩大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传播范围。这样做的结果，是库尔德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虽然在情感上相互对立，但在思想逻辑和动员方式上却惊人一致，致使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与官方民族主义的排他性成正比。比如，为了证明库尔德族群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库尔德民族主义采取了和西方民族主义相同的方法与路径，与所在国的官方民族主义如出一辙：它同样充分利用和强调本族群在历史、语言、文化乃至宗教方面的特殊性，甚至认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是库尔德人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作为构建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各国的官方民族主义存在很大的缺陷，它试图以少数族群对主体民族的认同代替对国家的认同，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只有用国家民族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取代主体民族的族群民族主义，才能缓和矛盾，才能增强库尔德等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但是，实行国家民族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需要实施法制、保障民主、人权和自由，以便用包容和同情的精神，培养少数族群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库尔德民族主义还是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组成部分。“一战”后签订的《色佛尔条约》承认库尔德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直接刺激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和跻身民族国家体系的渴望。冷战后的全球民族主义新浪潮更是鼓励库尔德民族主义空前活跃。可以说，每次世界范围内的排他性政治运动和暴力活动，都构成了当代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的宏大背景，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从20世纪末至今，库尔德民族主义高潮不断，各国库尔德问题随之激化，某种程度上正是民族主义排他性在国际层面泛滥的结果。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国际现象，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但是，承认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不等于承认所有民族主义都具有正当性，不代表意味着所有民族主义都能成气候。换言之，民族主义影响的扩大和发展，除了靠民族主义者自身努力以外，还取决于许多外部因素。更确切地说，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族群民族主义是否壮大和具有威胁性，根本上取决于所在国的民族国家构建策略及其效果。现代中东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治理失当，是刺激库尔德问题发展的制度和物质基础。

现代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在建国以后，为了使库尔德人接受民族国家的统治，首先想到的是在政治上进行压制，而没有重视用增强内在经济、文化联系的方式来促进族群间的缓慢融合。凯末尔时期，土耳其不断以反分裂的名义清洗政府和军队，驱逐了大量库尔德官员，致使政治家和权力部门不敢替库尔德人合法的族群利益代言。凯末尔之后，由于法律和政治层面的限制，这种情况同样很少改观。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由于一党专制、领袖独裁，国家权力被少数教派和家族垄断，库尔德人特殊的族群利益不受重视，即便是政府推行的自治，也是徒具形式，缺乏实质性意义。政治上的排斥和压制，使各国库尔德人普遍缺乏深厚的主人翁意识和国家归属感，导致屡次谈判中库尔德反对派不相信政府。

中东国家打击分离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保护领土统一的举措，本身具有很强的合法性。但是，由于过分迷信武力和打击面过宽，这种合法性的意义严重受损。各国的反分离主义斗争名义上指向少数恐怖分子和激进派别，实际却常常殃及广大普通民众。其结果，无论出于失误还是有意为之，都造成了群体性的心理伤害，激化了族群矛盾，给反政府宣传提供了素材，使更多的库尔德青年和知识分子思想激进，并且节外生枝，引来国际上的人道主义责难和压力。

在库尔德问题上，各国政府的另一失误是，未能高度重视库尔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甚至试图用边缘化的策略断绝分离主义的财路，结果却适得其反。综合来看，库尔德人与主体民族间的发展差距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政府为了同化库尔德人或围困反政府武装，而有意制造地区乃至族群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从而使库尔德人和库尔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长期落后。客观原因是指库尔德地区教育基础差，工业缺乏资金积累，交通和技术水平落后，信息沟通不畅，发展社会经济的条件先天不足。但正因如此，更需要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给予库尔德地区重点和特殊的关照。相比之下，主观原因是导致各国族群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首要原因，是国家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导致少数族群缺乏必要的政策性关照。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放任资源自由流动，造成库尔德地区人才和资源大量流失，使当地与其他地区间的差距拉大。长期以来，库尔德地区农业生产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人民生活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这种状况不断积累，从根本上造成库尔德人对政府不满，也为反政府势力从事政治鼓动、赢取社会支持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消除族群多样性的潜在“隐患”，中东各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文化同化和人口迁移政策。但这些政策不但缺乏建设性，还给国内库尔德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不利于国内和解。文化同化的后果虽然很难用数字统计，但确实有很大的破坏性：一是破坏民族国家的文化多样性，使库尔德传统文化大量流失，引来库尔德知识分子的不满；二是加剧了普通库尔德人的生存困难，使其不能正常使用库尔德语、取库尔德名字或表达库尔德族群认同。如果违反这方面的规定，他们可能会面临上学、就业和社会交往的压力，因而无形中增加了对政府和主体民族的仇恨。事实证明，文化同化越严厉，库尔德人的思想就越激进。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受教育的城市边缘群体，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积极分子和激进分子大多来自于这一群体。比如，库工党领导人厄贾兰长期在城市生活，甚至不会说库尔德语，但思想之激进无人能出其右。

强制移民措施实际是对文化同化的补充，是各国政府解决库尔德问题的重要手段，目的是瓦解库尔德反政府组织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但是，强制移民加重了库尔德人的经济困难，阻碍了库尔德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容易使更多的人同情和支持分离主义，从而严重违背强制移民的初衷。

中东库尔德问题是国内政治国际化、国际政治国内化的典型案例。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相互转化中，外部干预起了巨大的消极作用，库尔德问题久拖不决与此有重大关系。外部干预通常分中东国家间的相互干预和大国干预两种。

自形成民族国家以来，中东各国间便或多或少存在领土、教派、民族、安全以及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矛盾。为了使矛盾朝有利自己的方向转化，各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利用或支持别国的库尔德反对派。至于苏联、美国和欧盟等大国势力，它们同样在中东有政治、经济、战略和资源等方面的利益追求，喜欢在该地区推广各自的价值和政治理念，所以也热衷于插手库尔德问题。此外，库尔德人跨国居住又内部分裂的特点，也是导致库尔德问题国际化的原因之一。特别是“二战”以来，库尔德人的社会结构和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各个派别因为利益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而相互攻击，甚至刀兵相见。这既破坏了内部团结，也增加了地区不稳定因素，为外部势力插手和利用库尔德问题提供了可趁之机。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库尔德问题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场战争导致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的权力增强，后者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高度自治，综合实力大大提高。伊拉克局势的变动在邻国引发连锁反应，刺激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的库尔德反政府势力重新活跃起来。

未来，解决中东库尔德问题仍需要克服许多障碍。首先，各国政府和主流政治派别尚未就如何解决库尔德问题达成一致。在土耳其，凯末尔的单一民族理论思想仍有影响，军队和世俗政党中的强硬派依然拒绝承认库尔德人的族群地位和文化权利。在伊拉克，库尔德人虽然在政治上分享国家权力，但与阿拉伯人在经济方面的矛盾更加深刻。基尔库克的归属、石油收入的分配等问题，将在很长时期内严重阻碍中央与地方、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顺利发展。国内的逊尼派穆斯林和土库曼人同样对库尔德人的崛起十分警惕。在叙利亚，复兴党政府近来逐步放宽政策，恢复“外国”和“未登记”库尔德人的公民身份，但对是否承认库尔德人的族群性这一问题，仍犹豫不决。该国阿拉伯反对派支持库尔德人的民主和自由要求，却不同意给予库尔德人自治地位，也给未来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伊朗，什叶派政府向来实行比较温和的族群政策，但其对逊尼派穆斯林的压制，引起主要信奉逊尼派的库尔德人的不满。

其次，进入21世纪，各国库尔德反对派均表示只要求自治，不谋求独立，希望能维护本国的领土统一和主权完整，但它们都没有拿出有力而可行的方案，能确保自己没有谋求独立的政治野心、打消各国政府的疑虑。

再次，中东库尔德人、库尔德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其他族群的发展差距，很难在短时期内获得改变，这是库尔德反对派之所以长期活跃的最现实依据。如何促进社会公正、缩小族群间的发展差距，是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

最后，未来中东地缘政治发生变化和大国插手干预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大国战略需求的变化对中东库尔德问题的走向有重大影响。以美国为例，它可以选择继续驻军伊拉克，将库尔德自治区作为新的政治和军事基地，强化自治区的半独立状态，为向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进行渗透提供方便；也可以采取超脱的姿态，放任各国库尔德问题自由发展；或者在与叙利亚、伊朗等国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推广伊拉克的模式，扶持这些国家的库尔德反对派势力，刺激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但不管哪种情况，外部干预都会给中东各国带来巨大挑战。目前，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库尔德政策尚不明朗，所以未来中东库尔德问题的发展走向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历史学到人类学方面的研究，都证明了库尔德人是不同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独立族群。但是在这个族群内部，一开始就缺乏统一的认同，只有到了近代和当代，这种认同才逐渐形成和强烈起来。这一方面归功于民族主义的宣传鼓动、社会经济的转型、社会交往和流动的加快，以及现代教育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即各民族国家的构建策略和其他族群的态度，推动了库尔德族群认同的飞速发展。是外部强制和压力激发了库尔德人的“共同命运”意识，唤醒了他们的族群观念，使它们自觉强调库尔德文化的特殊意义。随着这种意识被大多数人接受并上升到政治层面，库尔德人就从涣散的族群状态演变成了现代民族。当前，伊拉克库尔德人已经拥有明确的政治实体和相对独立的“主权”，具备了现代民族的基本要素。其他三国的库尔德人也受到动员、正在或准备争取自治，处于从族群到民族的过渡阶段，具有“准民族”的特点。

为了遏制库尔德族群意识的发展和缓和矛盾，各国政府曾采取许多温和措施，但这些措施往往历时短暂，且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和投机目的，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获得库尔德人的信任，反而会损害政府的权威。正如研究者所言：“随着理论与现实的鸿沟越来越大，要说服各民族群体相信他们是本国平等和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就变得越来越难。” [2]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政府和主流派别有必要转换思路，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应对策略。在土耳其，库尔德人在日常生活中仍受到各种限制，难以与中央政府建立积极的信任关系。因此，政府工作的重点是正确区分暴力主义者、分离主义者和态度温和的普通民众，让反分离主义的斗争有的放矢。在伊朗，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库尔德地区经济，实现库尔德语教学的合法化，并在治理过程中大胆起用库尔德官员 [3] ，通过为所有族群提供平等的服务，来缩短政策与现实的差距。在叙利亚，解决库尔德问题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需要切实承认库尔德人的族群地位，落实被剥夺权利者的公民身份和相应权利。

宁骚认为，民族冲突的解决有这样几种途径：“在民族斗争中解决，在不分民族的阶级斗争中解决，在现行宪法、现行政治体制的范围内由国家进行资源、财富和权力的公正、合理的分配进行解决，在国际社会或有关国家的调解、干预下加以解决。” [4] 就库尔德问题来说，各国政府都曾尝试过第一种和第二种途径，结果均不理想。至于第四种途径，可能会被大国利用，或导致现有的民族国家格局和政治秩序遭到破坏，同样不具有可行性。因为外部的强行干预，只会激起更大的矛盾，为进一步的冲突埋下隐患。综合各种考虑，只有第三种途径才是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合理选择。目前，土耳其的现代化建设正顺利推进，国民整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促进土耳其民族和解和国家统一的有利因素。在叙利亚，由于形势发展对库尔德人申张族群和政治的权利有利，故未来一段时间，族群关系很可能趋于紧张而不是缓和。在外力干预下，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已经获得了部分解决，但仍存在如何合理分配国内资源、如何磨合库尔德地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问题，这是将来彻底解决库尔德问题需要考虑的重点内容。在伊朗，最大的问题是发展问题，重点是推动国内改革、营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同样，对库尔德人和库尔德反对派来说，也需要作深刻的反思。库尔德民族运动的经验证明，一味强调暴力和政治激进主义，是很难达到目标的，而且很不现实，相反会加剧问题的紧张程度，树立更多的敌人，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欧盟和美国一致反对库工党及其策略，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比较智慧而合理的选择，就是通过合法方式，在现有的民族国家框架内寻求解决问题。这不仅是一种策略性的需要，而且是分离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霍布斯鲍姆认为：“分离主义根本无法切中20世纪晚期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它既不能解决普遍性问题，除少数幸运的例子外，甚至也无法解决地方性难题。它只会雪上加霜，让民族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5] 20世纪如此，21世纪的中东地区和生活在那里的库尔德人同样如此。

二、对中国的启示

关于中东库尔德问题的研究对中国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可加深中国对中东地区的了解。中国与中东地区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古丝绸之路将两大古老的文明区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近代以来，随着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发生，二者之间的利益交汇和相互依赖越来越深。但是，相比对欧美地区的研究和了解程度，中国对中东地区的研究和认识还远远不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企业和中国商品不断走向世界，中国人与所到地方的人发生冲突的新闻不绝如缕。造成冲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和价值观了解太少。基于这一教训，为了推动中国与中东以及库尔德地区的交往健康发展，有必要向国人介绍库尔德人的历史、文化和相关情况。此外，库尔德地区属于政治敏感区域，库尔德问题在中东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发展与中东的政治交往、维护中资企业在当地的利益，也需要了解相关背景，为加强形势预判和策略调整提供参考。

其次，可为中国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活动和应对国内民族分裂主义的挑战提供启示。通过对库尔德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路线和外交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外交路线和外交策略的重大调整，除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外，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对外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支持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基本原则，收到了明显成效：中国在国际上的朋友越来越多，国际环境大大改善，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国内的经济发展。相比之下，在中东，凡是有库尔德问题的国家都在外交方面吃了大亏，各国领导人和政府动辄干涉别国内政，对库尔德人实行双重标准，对内否认库尔德人的族群地位和相关权利，对外却支持别国的库尔德反政府势力，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模糊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界限，催生出新的问题。这是需要汲取的沉痛教训。可是话说回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便一个国家洁身自好、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也总是会有外部势力图谋捣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抉择？本书认为，外部干预能否得逞，关键因素还是在国内，内因是主要因素。库尔德问题的研究证明，外部干预得逞的前提，往往是有关国家的内部出了问题，一是社会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二是没有在各族人民中树立起坚定团结的国家认同。中国的经验说明，只有经济社会发展了，才能增强凝聚力，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才能有力回击外部势力的觊觎和破坏。今后，中国发展与中东国家以及库尔德地区的政治和经贸关系，应继续坚持目前的外交路线和基本方针。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除了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外，很少专门研究库尔德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国与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库尔德组织和库尔德地区的利益关联越来越深。第一，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主动性和透明度越来越高，外界要求中国发表对库尔德问题看法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多。比如，有外国记者曾多次询问中国政府对土耳其越境打击库工党以及对库工党如何定性的看法。中国的答复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主张国与国之间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政治谈判和平解决彼此争端。中方一贯主张要尊重和维护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6] 再比如，如何看待库尔德人与伊拉克战后重建及政府重组的关系问题，中国的态度是：“伊拉克正处于关键时刻，既有严重挑战，也面临历史性机遇。伊拉克属于全体伊拉克人民。不论是阿拉伯人、库尔德人还是其他民族，不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都有权平等、全面、充分参与政治进程，也都应以民族和国家大义为重，通过和平对话，实现民族和解，共同重建家园。” [7] 此外，中国多次向伊拉克及其库尔德自治区提供物资援助，也算是一种外交表态。中国的立场深得伊拉克政府的“尊重和赞赏” [8] 。第二，中国共产党与库尔德党派的党际交往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支持各国的非法组织和党派，但愿意积极发展与各国合法党派的交往和联系。所以在2003年以后，先后与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和库爱盟建立了正常的党际关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多次接待两党的高级领导人来访，同时也派出友好代表团访问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把这作为与伊拉克各派加强团结、共同推进重建进程的重要内容。伊拉克库尔德两党也十分重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共十七大召开时，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政治局专门发来了贺电。第三，中国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特别是2009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成功收购瑞士阿达克斯石油公司以后，中国与库尔德地区的油气开发合作良好，中国政府十分关心中资机构在当地的生产与生活状况。 [9]

伴随中国与库尔德人和库尔德地区交往的日益加深，坚持客观和中立的外交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既是维系中国与中东地区交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障自身独立、避免授人以柄的可靠方法。2009年7月5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暴力恐怖主义事件。事后，土耳其政府和部分政要曾发表不当言论，土耳其普通民众中也出现了反华声音，给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但很快，两国消除了误解和分歧。 [10] 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除了双方领导人表现出充分的政治智慧、两国在经贸方面互有需求以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从来不干涉土耳其内政，尤其不对库尔德问题说三道四。正因为坐得端行得正，有这样的前提作铺垫，中国在反驳土方不当言论时，才显得理直气壮，有利于迅速化解矛盾。

研究库尔德问题对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有借鉴意义。我国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我国政府向来反对大民族主义，承认国内民族或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基本原则，政治上实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民族人口及其聚居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获得了长足发展。所以在中国，民族问题不涉及否认少数民族或族群的存在及其文化权利的问题，也不牵涉对少数民族或族群实行政治、经济的边缘化政策问题，而是如何缩小由各种原因导致的民族或族群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问题。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民族分裂势力有所抬头，藏独、疆独势力在国际国内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和消极影响。为了应对民族分裂势力的挑战，我国学者作了大量研究，重点探讨如何抵御外国势力、外国极端思想的渗透与干预。但笔者认为，探究民族分裂势力的国际因素固然重要，但必须牢记，应对和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导权仍然在国内，重点应该是正确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显然，民族分裂主义与维护国家统一是一对敌我矛盾。但是，真正支持和信奉分裂主义的只是极少部分人，大部分暴力或激进活动的参与者，只不过是想以此表达对现实社会经济地位的不满，抗议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发展差距，而不是真的要搞分裂。所以，必须首先分析分裂势力或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认真研究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对于真正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需求，应该作正面积极的回应，通过解决各种现实的问题，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瓦解分裂势力的群众基础。总之，反分裂的关键是要狠抓政策落实，缩小民族宗教理论、相关政策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坚决贯彻法制精神。反过来说，如果为了反对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而草木皆兵，将某一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口预设为威慑或管制的对象，恰恰会犯严重的方法和策略性错误，结果只会加深矛盾，制造新的隔阂，削弱国家认同，引发新的问题。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巩固多民族中国统一的最好策略和思想保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民族政策；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则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坚实的物质保障。中国只要稳住阵脚，对外有大国自信，对内有大国气度，坚持既定方针，狠抓民族政策的落实，就不会出现类似库尔德问题导致的中东乱象。

[1]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2]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84.

[3]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187.

[4]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5]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6]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答记者问，2007年6月26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wzb/fyrbt/jzhsl/t334002.htm.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使、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在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上的发言，2004年11月23日，沙姆沙伊赫，http：//www.fmprc.gov.cn/chn/gxh/wzb/wjbxw/t171787.htm.

[8] 《专访伊拉克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萨比尔·伊斯梅尔》，《当代世界》2008年第10期。

[9] 驻伊拉克使馆：《驻伊拉克大使常毅赴伊库尔德自治区慰问中资机构人员》，http：//www.fmprc.gov.cn/chn/gxh/cgb/zwbd/jghd/t655982.htm，2010/02/04。

[10] 张旭：《土耳其驻华大使：望维吾尔人成为连接两国纽带》，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6-07/094022597988.shtml，2011年06月07日。

附录：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党章

第一条　本党名称为库尔德斯坦民主党

第二条　我们的党是民主的、革命的、先进的党，代表着库尔德斯坦工人、农民、工薪阶层、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利益。

第三条　我们为在伊拉克共和国框架内实现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解放和自治而奋斗。

第四条　如果伊拉克共和国与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实现统一，库尔德人民将自行决定未来前途。

第五条　党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分析建立在关注库尔德人民实际状况的进步科学思想的基础之上。

第六条　我们为在伊拉克建立民主议会制度而奋斗，我们为重建所有公民的宗教、思想、信仰、媒体、出版、工会和政党自由而奋斗。

第七条　a.我们为巩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奋斗。

b.我们在伊拉克范围内努力增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亲密关系，巩固伊拉克的民族统一。

c.我们为巩固库尔德人民和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谊而奋斗。

d.我们为生活在库尔德斯坦的各少数民族的权利获得承认而奋斗。

第八条　a.我们为维护世界和平，缓解国际紧张局势而奋斗；我们尊重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决议和和平共处各项原则，支持禁止核武器及其试验。

b.我们继续遵循全民族反对危害各个民族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增强与所有人民的友谊，支持所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九条　我们努力增强本党与伊拉克所有支持库尔德人正义事业的政党和组织的友谊与合作；巩固本党与库尔德斯坦各民主党派和组织的友好关系；加强本党与世界所有民主党派和组织的关系。

第十条　我们仔细研究本民族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长远考虑，短期规划，为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管理和技术培训，并在此基础上为发展民族经济和提高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奋斗。

第十一条　我们党主张重工业是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基石。为此，我们依照本国矿产资源的情况，努力发展轻工业和重工业；关心石油和硫化工业，努力使国家实现电气化，采取一切措施实现民族工业的繁荣，使它免遭外国工业竞争的压力。在考虑消费者利益的同时，鼓励民族资本投资工业；鼓励发展民族工业，比如制糖、造纸、乳业、罐装食品、制革、水泥、烟草等行业。我们认为，对于我们的民族工业所需的机械工具和设备应免除关税。

第十二条　我们颁布保证工人和雇员利益的进步法律，为彻底消除失业而努力奋斗。各项法律必须确定最低工资，以确保工人及其家庭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必须缩短工时，禁止雇用未成年人。同样，还必须颁布关于退休和社会安全的进步法律，保证工会保护工人和雇员利益的自由。这项立法必须规定向国外派遣工人代表团，建立新式专业学校，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

第十三条　我们将努力增加民族石油工业收入，将部分收入用来发展与库尔德人口比例相当的专业和农业。我们努力保证实现这一领域内的所有协议、生产水平和价格水平。我们努力争取执行1961年的第80号法令，加强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的地位，阻止外国石油公司介入伊拉克的内部事务。在石油生产领域，必须建立负责石油生产的国有企业，以适应地区状况，满足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保证未来石油国有化的需要。

第十四条　鉴于库尔德斯坦农业改革问题的特殊性，目前的农业改革法未予关注，所以我们要努力争取使该法律获得修正，以保证所有库尔德农民拥有最低数量的土地，同时废除封建制度。为改善农民状况，增加他们的收入，我们党将努力达到如下目标：

1.a.开发和灌溉未利用土地，向无地或土地面积不达标的农民进行分配。

b.开凿运河，打机井，修堤坝和水库，设法解决灌溉问题，灌溉可耕地，让农民从政府的改革项目中获益。

c.向农民分派种子、化肥和农业机械，提高他们的耕作水平，搞多样化种植；尽量为他们提供长期低息贷款，让他们免受货币借贷的困扰。

d.建立农业合作社，销售农产品，购买农民所需的消费品和生产用品。

e.大规模使用现代农业机械和方法，鼓励农耕区的农民搞合作性集体劳动。

f.普及专业技术，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从库尔德地区派遣农民到国外(学习)。

2.养殖业是库尔德农村的两大生产形式之一，是相当一部分农业收入的基础。为此，我们努力争取：

a.消除养殖业中的一切障碍、特权和“特殊关系”，如放牧权、转让金和其他封建义务。

b.使游牧部落定居，结合他们的生产状况分配土地，使他们能够放牧牲畜。

c.发展预防和治疗性兽医中心，依照最先进的科学和卫生方法，搞好良种培育，提高生产养殖(水平)。

3.我们主张：

a.修改烟草垄断法，提高生产质量，弥补农民的利益。在修订法律时必须涉及对烟草种植的限制、烟草品质的分类和价格问题。

b.对烟草种植户实行货币和种子的灵活借贷，以便其能够按时种植。

c.建立专家团和顾问团，负责监督发展烟草种植，建设现代存储设施。

d.在生产区修建厂房和实验室，提高、扩大香烟和烟草生产，努力使伊拉克成为出口国家。

4.我们要求：

a.为民族经济利益考虑，完善立法，保护森林。

b.制定植树造林政策；在山区发展果树种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第十五条　重组国内和国外贸易，鼓励民族商人为公私部门的需要和国家利益服务。打击目前盛行于供应领域的垄断、不公平竞争和权力滥用现象。我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必须实现利益互惠，应鼓励出口，限制必需品的进口。

第十六条　a.有效管理财政，节约开支，投资效益好的项目，确保收支平衡。

b.公平征税，对收入、遗产征收直接税和累进税，减少工人阶级无力负担的间接税。

c.鼓励国有(私有)银行增加资本，开设更多的分行，对存款实行固定的差别利息，以使其对扩张国民经济发挥作用。

d.加强伊拉克中央银行的地位，使之能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抵制外汇和黄金投机，并通过充足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保护伊拉克货币。

e.改善关税法，保证人民利益，保护民族工业和经济。

第十七条　a.扩大和铺设现代公路，建设铁路网，发展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交通事业。必须拥有油轮，出口伊拉克石油，建立全国性的商船管理体系。根据民族利益的需要，发展与其他国家间的陆地、空中、河流和通讯交通。

b.扩大夏日度假胜地的规模，配以现代化的时尚设施。修建从苏莱曼尼亚到扎霍乃至伊拉克全国的公路，将各个旅游地连接起来。

第十八条　在库尔德问题获得民主、公正的解决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保留库尔德敢死队，提高它的文化、卫生和生活水准，用真正的民主和爱国精神教育敢死队员。在库尔德革命中牺牲或受伤者的家属应获得帮助，因参加革命而经济受损的人同样如此。

第十九条　通过开设专门性的大学和学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创建一支合格的公共卫生队伍。制定详细计划，预防和治疗传染病、地方病，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在媒体和电台上大力宣传，改善公共卫生状况。

保证对库尔德地区所有人口的饮用水供应和免费医疗。着力增加库尔德斯坦的医院和医疗站数量，为偏远地区和村庄提供医疗服务，制定计划，获取药品，开创地方制药工业，争取现代设备，对药物收取合理的价格。

第二十条　地方首脑、地方议会和公社主席的选举应采取民主的直接投票方式。地方议会要制定计划，在库尔德地区修造公园、街道、广场和体育馆。

第二十一条　努力工作，使妇女全面享受各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使保护这些权利的各项法律获得落实，尤其保护妇女怀孕前后工作领域的权利，保护母亲和儿童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我们努力争取：

a.保护库尔德学生的权利，消除文盲和无知，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落实民主精神，反对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的反动科目和倾向，使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b.复兴库尔德文学、历史和艺术，用其他民族的文化遗产来充实它，保护和传承库尔德斯坦的历史遗迹。

c.在库尔德斯坦建立一所正规而独立的大学，与伊拉克其他大学合作，使其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心。

d.在伊拉克各个大学教授库尔德历史、文学和语言，在伊拉克全国推广库尔德语教学，建立一所库尔德语言学研究院，在库尔德斯坦建设一座广播电视台。

e.将男女生小学教育规定为义务教育，开设工人和农民夜校，增加公共图书馆、文化和体育团体的数量，组织公共演讲和讨论，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

f.发展库尔德文学艺术，用它们的革命热情为人类服务，尤其是为库尔德人民及其合法利益和目的服务，鼓励读写和艺术创作，增加奖学金和留学规模，促进剧院、电影制作的建设，促进戏剧和音乐的演出与交流。

第二十三条　坚决支持库尔德斯坦全体库尔德人民争取自由，争取合法的民族权利。

第二十四条　我们争取给在伊拉克居住或获得至少五年居住许可的所有库尔德人授予国籍，包括法伊里人(Fai’ili)、高阳人(Goyan)、欧玛利亚人(Umariyan)和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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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文著作与文章

〔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英〕乔治·柯克著：《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卷十一《1945—1950年的中东》，郑玉质、关仪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英〕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分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关凯：《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金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年版。

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新中、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朱光磊编著：《政治学概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杨灏城、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保〕拉多伊·克勒斯特夫：《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1925—1988)》，马细谱摘译，《民族译丛》，1991年第2期。

〔法〕侯赛因·耶尔德里姆：《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龚羽翼译，《民族译丛》，1985年第2期。

〔日〕中东调查会：《库尔德民族的悲剧》，赵晨译，《民族译丛》，1981年第1期。

陈德成：《略论布什政府对土耳其的政策》，《西亚非洲》，2002年第6期。

陈德成：《土耳其与美国、欧盟、希腊关系刍议》，《西亚非洲》，1998年第6期。

冯坚：《土耳其加入欧盟仍存变数政经改革使其面临挑战》，http：//news. sina.com. cn/w/2004-12-19/18014568021s.shtml.

舒笙：《土耳其：来自盟友的暗箭》，《国际展望》，1999年第2期。

朱伦：《走出西方民族主义古典理论的误区》，《世界民族》，2000年第2期。

《西亚非洲》编辑部：《比尔汗谈土耳其外交政策》，《西亚非洲》，2002年第4期。

安国章：《美国军方说8月份后美军将集中部署在伊拉克北部地区》，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10780278.html，2010年1月15日。

付一鸣：《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在伊朗病逝》，新华网2009年8月26日。

李玉东：《基尔库克移民动向引人关注》，《光明日报》，2007年4月7日。

新华社德黑兰电：《伊建立特别机构处理库尔德斯坦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新华社德黑兰电：《伊朗临时政府宣布给库尔德族以有限自治》，《人民日报》，1979年3月29日。

新华社德黑兰电：《伊朗西阿塞拜疆省库尔德族地区发生冲突》，《人民日报》，1980年3月31日。

新华社德黑兰电：《伊朗政府同库尔德代表团达成协议》，《人民日报》，1979年8月30日。

新华社开罗电：《库尔德族领袖向卡塞姆表示效忠共和国政府》，《人民日报》，1958年7月26日。

杨俊、吴云、温宪(黄培玿)：《经过10次磋商，伊拉克各派政治力量就基尔库克问题达成妥协，新选举法扫清伊大选最后障碍》，《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0日。

杨俊：《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要建军》，《人民日报》，2009年11月30日。

杨俊：《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首访库尔德自治区，双方决定成立联合委员会解决分歧》，《人民日报》，2009年8月4日。

中国新闻网：《伊朗革命领袖哈梅内伊指称美国培养恐怖分子》，2009年5月20日。

中国新闻网：《伊朗库尔德武装宣称对枪杀检察官负责4人被捕》，2010年1月19日。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krg.org/articles/detail.asp？rnr=41&lngnr=2&smap=03010400&anr=8657。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网站，http：//old.krg.org/docs/federalism/provisions-IK-constitution-feb04.pdf。

《新闻人物：伊朗新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2/3590193.html，2005年8月3日。

《中石化竞逐伊拉克油田遭拒》，《华西都市报》，http：//wccdaily.scol.com.cn/epaper/hxdsb/html/2009-22/25/content_122222.htm，2009年11月25日。

英文著作与文章

A.Lambton，Lanlordand Peasant in Persi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Abbas Vali，Kurds and the State in Iran：the Making of Kurdish Identity，London：I.B.Tauris，2011.

Ali Allawi，“Federalism”，Fran Hazelton(ed.)，Iraq Since the Gulf War：Prospects for Democracy，London and New Jersey：Zed Books Ltd.，1994.

Ali Rahnema and Farhad Nomani，The Secular Miracle：Religion，Politics and Economic Policy in Iran，London and New Jersey：Zed Book Ltd，1990.

Aliza Marcus，Blood and Belif：the PKK and the Kurdish Fight for the Independence，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7.

Aram Rafaat，The Kurds in Post Invasion Iraq：The Myth of Rebuilding the Iraqi State，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2012.

Brian Silverstein，Islamand Modernity in Turkey，New York：Palgrave and Macmillan，2010.

C.J.Emonds，Kurds，Turks and Arabs，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David McDowall，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London：I.B.Tauris，2004

David McDowall，The Kurds：A Nation Denied，London：I.B.Tauris，1996.

Denise Natali，The Kurds and the State：En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Turkey，and Ira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

Elie Podeh，The Decline of Arab Unit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Sussex Academic Press，1999.

Erich Brauer(edited by Raphael Patai)，The Jews of Kurdistan，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1993.

Erik J.Zürcher，The Young Turk Legacy and Nation Building：Fromthe Ottoman Empire to Ataturks Turkey，London：I.B.Tauris&Co.Ltd，2010.

Farideh Koohi-Kamali，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

Ferhad Ibrahim and Gulistan Gurbey(eds.)，The Kurdish conflict in Turkey：obstacles and chances for peace and democracy，St.Martins Press，Inc，2000.

Gordon H.Torrey，Syrian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1945-1958，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4.

H.Arfa，The Kurds：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tud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Henri J.Barkey and Graham E.Fuller，Turkeys Kurdish Question，Rowman&Lihle Field Publishers Inc，1998.

Henri J.Barkey，Turkey and Iraq：Perils(and Prospects)of Proximity，Washington，DC：U.S.Institute of Peace，Special Report141，2005.

Hugh Poulton，Top Hat，Grey Wolf and Crescent：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London：Hurst&Company，1997.

IMF，Islamic Republic of Iran：Managing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7.

J.Breuilly，Nationalism and State，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

John F.Devlin，The Baath Party：A History from Its Origins to1966，Standfold University，1976.

John Joseph，Muslim-Christian relations and inter-Christian rivalries in the Middle East：the case of the Jacobites in an age of transition，Albany：Suny Press，1983.

Jonathan G.Randal(1st ed.)，After Such Knowledge，What Forgiveness？：my encounters with kurds，Harper Collins Canada Ltd.1977.

Jordi Tejel，Syrias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mily Welle and Jane Wel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

Kemal Kir爧ici and Gareth M.Winrow，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AnExample ofa Trans-state Enthnic Conflict，London：Frank Cass&Co.Ltd，1997.

Kerim Yildiz and Susan Breau，The Kurdish Conflic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

Kerim Yildiz and Tanyel B.Taysi，The Kurds in Iran：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London：Pluto Press，2007.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Iraq：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London：Pluto Press，2004.

Kerim Yildiz，The Kurds in Syria：The Forgotten People，London：Pluto Press，2005.

M.Van Bruinessen，Agha，Shaikh and State，London：Zed，1992.

Mahir A.Aziz，The Kurds of Iraq：Ethnonationalismand National In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2011.

Marion-Farouk Sluglett and Peter Sluglett，Iraq Since 1958：From Revolution to Dictatorship，London：I.B.Tauris，1990.

Paul J.White and William S.Logan(eds.)，Remaking the Middle East，Berg·Oxford，1997.

Philip Kreyenbroek，Yezidism-its background，observances and textual tradition，Lewiston，NY：Mellen Research Publications，1995.

Robert Olson，The Goat and the Butcher：National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Kurdistan-Iraq Since the Iraqi War，California：Mazda Publishers，2005.

S.H.Longrigg，Iraq：1900-1950，London，1953.

S.S.Gavan，Kurdistan：Divided Nation of the Middle East，London：Lawrence&Wishart，1958.

Saad Jawad，Iraqand the Kurdish Question：1958-1979，London：Ithaca Press，1981.

Tejel J.，Syria Kurds，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London：Routledge，2008.

William Eagleton Jr.，The Kurdish Republic of 1946，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63.

A.Roosevelt，“The Kurdish Republic of Mhhabad”，Middle East Journal，Vol.1，No.1，July 1947.

Afif Sarhan，“Kurdizing Kirkuk”，http：//www.islamonline.net/servlet/Satellite？c=Article_C&cid=1226471439528&pagename=ZoneEnglish-News/NWELayout.2008-11-16.

Ali Aslan Kiliand Abdullah Bozkurt，“MHP’s Vural：Turkey forced to deal with fabricated problems”，http：//www.todayszaman.com/news-182827-mhps-vural-turkey-forced-to-deal-with-fabricated-problems.html，2009-8-3.

“Background Briefing on th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Gül of Turkey”，http：//georgewbush whitehouse.archive.gov/news/releases/2008/01/20080108-8.html，8 January 2008.

BBC News，“Turkey Must End Iraq Raid-Bush”，http：//news.bbc.co.uk/2/hi/europ//7268345.stm，28 February 2008.

BBC News，“Turkish Troops Pull Out of Iraq”，http：//news.bbc.co.uk/2/hi/europ/7270566.stm，29 February 2008.

Benjamin Thomas White，“The Kurds of Damascus in the 1930s：Development of a Politics of Ethnicity”，Middle Eastern Studies，46：6，2010.

Bushra Juhi，“Arabs demonstrate against US plan for Kurdish patrols”，http：//www.arabnews.com/？page=4&section=0&article=126131&d=6&m=9&y=2009.

C.J.Emonds，“Kurdish Nationalism”，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6，No.1，1971.

Charles G.MacDonald，“The Kurdish Question in 1980s”，from Milton J.Esman and Itamar Rabinovich，ed.，Ethnicity，Pluralism，and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

Chris Kutschera，“A Kurdish Awakening”，The Middle East，January 2005.

Chris Kutschera，“A Kurdish Oil Emirate？”，TheMiddle East，May 2008.

Chris Kutschera，“Kurds：Federalism first”，The Middle East，June 2003.

Chris Kutschera，“Strategic fight for a confederal Iran”，The Middle East，August/September 2008.

Chris Kutschera，“The voice of the opposition from within”，The Middle East，May 2008.

CNN Wire Staff，“Stateless Kurds in Syria granted citizenship”，http：//www.cnn.com/2011/WORLD/meast/04/07/syria.kurdish.citizenship/.

Dlawer Abdul Aziz AlaAldeen，“Death Clouds：Saddam Husseins Chemical War Against the Kurds”，http：//www.dlawer.net/？q=node/79，04/12/2008.

Ed Blanche，“Kurdish powder keg”，The Middle East，January 2008.

Farideh Koohi-Kamali，“Obstacles Hindering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n”，from Mohammed M.A.Ahmed and Michael M.Gunter(eds)，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2003 Iraqi War，California：Mazda Publishers，Inc，2005.

Ferhad Ibrahim，“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KK：Regional Allies and Enemies”，Ferhad Ibrahim and Gulistan Gurbey(eds.)，The Kurdish conflict in Turkey：obstacles and chances for peace and democracy，St.Martins Press，Inc，2000.

Gulistan Gurbey，“Peaceful Settlement of Turkeys Kurdish Conflict Through Autonomy”，Ferhad Ibrahim and Gulistan Gurbey(eds.)，The Kurdish conflict in Turkey：obstacles and chances for peace and democracy，St.Martins Press，Inc，2000.

Hurriyetdaily，“Opposition leader sets red lines，incurs govt wrath”，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n.php？n=opposition-leader-sets-red-linesincurs-gov8217t-wrath-2009-08-09.

HurriyetdailyPKK rejects resumption of cease-fire＂http//www. hurriyetdaily news.com/pkk-rej ects-resumption-of-ceasefire.aspx？pageID=438-&n=pkk-rej ects-resumption-of-cease-fire-2004-06-15.

HurriyetdailyThe decade-long DEP trial＂http//www. hurriyetdailynews.com/the-decade-long-dep-trial.aspx？pageID=438&n=thedecade-long-dep-trial-2004-06-13.

Ibrahim Salehrad，“On the anniversarry of Dr-Ghassemlous assasination”，Kurdish Media.com，http：//www.kurdmedia.com/article.aspx？i d=16378，06/07/2010.

Ipek Yazdani，“Kurds in Syria seek autonomy or federation”，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n.php？n=kurds-in-syria-seek-autonomy-or-federation-2011-09-30Friday.

Massoud Derhally，“Al-Qaidas Plans for Syria”，http：//facultystaff.ou.edu/L/Joshua.M.Landis-1/syriablog/.

MEED，“Territorial dispute benefits no one”，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00477230，7/24/2009，Vol.53，Issue 30.

Michael Gunter，“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The kurdish question，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8.

Michael M.Gunter，“Book Review about The Kurds in Iran：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The Middle East Journal，Summer 2007.

Michael M.Gunter and M.Hakan Yavuz，“The Continuing Crisis In Iraqi Kurdistan”，Middle East Policy，Vol.Xii，No.1，2005(Spring).

Michael M.Gunter，“Kurdish Future in a Post-Saddam Iraq”，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Vol.23，April 2003.

Nader Entessar，“The Impact of the Iraqi War on the Future of the Kurds in Iran”，from Mohammed M.A.Ahmed and Michael M.Gunter(eds)，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2003 IraqiWar，California：Mazda Publishers，Inc，2005.

Nouri Talabani，The Kirkuk District and Attempts at Changing Its National Reality，London，1999.

Perry Williams，“Iraqi Kurds to net$5bn from oil contracts”，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2009-07-24.

Richard Repp，“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ttoman learned hierarchy”，in Nikki R.Keddie(ed.)，Scholars，Saints and Sufi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

Robert Olson，“Turkish and Syrian Relations Since the Gulf War：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Water Problem”，from Ferhad Ibrahim and GulistanGurbey(eds.)，The Kurdish conflict in Turkey：obstacles and chances for peace and democracy，St.Martins Press，Inc，2000.

Roddy Scott，“The end of the road”，The Middle East，October 1999.

Shirin Sadeghi，“Sunset in Golestan”，http：//www.iranian.com/Arts/2003/April/Kaveh/index.html，April 2，2003.

Steve Fainaru and Anthony Shadid，“Kurdish Forces Abduct Arabs in Kirkuk：US Memo”，The Washington Post，Wednesday，June15，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