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奴十二年／（美）所罗门·诺瑟普著; 吴超译. 

-- 郑州: 文心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510-0612-5

Ⅰ.①为… Ⅱ.①所… ②吴… Ⅲ.①传记小说－美

国－近代 Ⅳ.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5495号

为奴十二年

作  者  ［美］所罗门·诺瑟普

译  者  吴  超

责任编辑  齐占辉

责任校对  王  莹

装帧设计  郝  婷  孙  波

出 版 社  文心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mm×980mm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0-0612-5

定  价  28.00元

《为奴十二年》

所罗门·诺瑟普

编者序

我在整理这份叙述稿时，并没有想到它会达到如此长的篇幅。然而，为了尽可能详细地展现作者的经历，目前这样的篇幅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在本书中叙述的许多事情都是有据可查的，其他部分则都是所罗门本人的亲身经历。作者严格据实陈述，矛盾之处经过编者指正后亦得到了修改。作者有时会重复叙述同一件事，连最轻微的细节都严丝合缝，但他也同样仔细校对过手稿，对任何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都进行了订正。

所罗门在为奴期间有幸经历了数个主人。他在大松树林的经历证明，即使在奴隶主中，也不乏仁慈善良之人，因而在其叙述中便带有明显不同的感情基调。提到某些人时，文字中充满浓浓的感激之情，而提到另外一些人时，则满纸充斥着怨恨与憎恶。人们相信，作者在贝夫河沿岸的经历，如实反映了当地奴隶的生活画面，把奴隶制光明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全都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而且这种状况目前在当地依旧存在着。作者在陈述自身经历时并没有带入任何先入的观念或偏见，而编者的唯一目标也是真实还原所罗门·诺瑟普十二年的奴隶生活。

尽管本书在表达与修辞方面或许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且疏漏亦在所难免，但至少在忠于事实方面，我们是无愧于读者的。

大卫·威尔森　　

1853年5月于纽约白厅街

第一章  平淡安宁的日子

我的人生一直平淡安宁。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黑人，我和我的家人怀揣着最不起眼的梦想，用心去爱，去劳动，在这熙熙攘攘的世界努力向前。但是……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段人生，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那是一个白人奴役黑人的年代。

我是个黑人，虽然当时大多数黑人都被奴役，但我生来却是自由的。我在北方的自由州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了三十多年后，人生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突然掉入了别人设计好的圈套，被人绑架到南方，继而成了一个失去自由的奴隶。直到1853年1月获救，我已经整整为奴十二年了。有人说，我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必然会吸引很多听众，我不知道，也许吧。

在成为奴隶之前，我并没有发现北方各州的人们对奴隶制如此关注。我做了奴隶十二年后，才发现已经有很多作家试图以小说的形式，以轻松平实的笔触来反映奴隶制度，试图将奴隶制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这类小说确实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甚至引起了空前的热议。相比他们的作品，我写的这本书，完全基于我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我只想毫不夸张、毫不矫饰地来讲述我的人生经历。也许，我在后文中对某些不公正或奴役生活的描述，你会觉得太过残酷与黑暗，但我想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事实。至于我的经历能否给人们带来一些教益和启发，那就见仁见智吧。

有必要先为读者追溯一下我能查考到的家谱。我父系的祖先曾在罗德岛州为奴，属于一个名为诺瑟普的家族。后来，这个家族中的一名成员搬到了纽约州伦塞勒县的胡希克定居。他把我的父亲敏图斯·诺瑟普也带了过去。大约在五十年前，这位令人尊敬的先生去世后留下一纸遗嘱，宣布解除我父亲的奴隶身份。从那时起，我的父亲就成了一个自由人。

补充说一句，仙蒂山的亨利·B·诺瑟普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律师，蒙他的恩惠，我才恢复自由之身，才能有幸重回妻子和孩子们身边。我祖先曾栖身为奴的那户人家和他是亲戚关系，我们就是随了这家人的姓，沿用至今。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一直对我关照有加。

父亲获得自由之后，不久便去了纽约州埃塞克斯县的密涅瓦镇。1808年7月，我在那里呱呱坠地。至于父亲在那里住了多久，我已无从考证。总之，后来他去了华盛顿县的冈维拉，就在斯莱伯勒附近。他在一个农场里干了几年活，农场主叫克拉克·诺瑟普，是父亲旧主人家的亲戚。随后他又去了莫斯街的奥尔登农场，那个名叫仙蒂山的村子就在农场南边不远。再后来，他又去了另一个位于从爱德华堡到阿盖尔公路上的农场，如今这个农场归拉塞尔·普拉特所有。自那以后他就定居在此，直到1829年11月22日去世。父亲死后留下守寡的母亲和两个孩子—我和哥哥约瑟夫。哥哥目前生活在奥斯威戈县，就在与该县同名的那座城市旁边；而母亲在我被迫为奴期间已经离世。

我的父亲是奴隶出身，他和千百万苦难的奴隶一样，每天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辛苦劳作，可是他以自己的勤勉和正直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迄今为止，仍然在世的认识我父亲的人还对他赞誉有加。在我父亲的那个年代，黑奴们的工作也是有分工的：卑微下贱的、给人当下人的工作，一般是由来自非洲的黑人来做，像我父亲这样的人都是以务农为主。他一辈子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他老人家还让我家的孩子都接受了教育，这在当时是我们这类家庭想都不敢想的。他还勤俭节约地攒下一笔财产，为自己赢得了投票选举的权利。小时候他很喜欢跟我们讲他年轻时的故事，尽管他一生仁慈善良，对他栖身为奴的主人的家庭也饱含深情，然而他对奴隶制却十分抵制，并时时为自身和同胞们低下的地位感到伤心难过。他努力向我们传递道德观念，并教育我们要相信，上帝是一视同仁的。当我身处路易斯安那州某个偏僻而又苍凉的角落，刚刚饱受一位老爷野蛮残忍的殴打，痛不欲生地躺在关押奴隶的小屋里时，脑海里突然出现了父亲的谆谆教诲，也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从那时起，父亲的话就成了我坚持活下去的力量源泉。父亲听天由命，走完了他卑微的一生，如今长眠在仙蒂山教堂的后院里，墓前竖着一块石碑，和他一样卑微、毫不起眼。

小时候，我主要在农场帮父亲干活，闲暇时读书，或者拉小提琴—那是我年轻时最大的乐趣，也是我的志向所在。在后来我不幸变成奴隶的岁月中，它还给了我很多慰藉。它给我，还有那些和我同命相怜的人提供了短暂的欢娱；它抚慰了我的灵魂，让我免于终日沉浸在痛苦之中。

1828年圣诞节那天，我和安妮·汉普顿结婚了。安妮也是黑人，她住的地方离我们家很近。婚礼仪式在爱德华堡举行，由这个镇上德高望重的法官蒂莫西·艾迪先生主持。安妮长期在仙蒂山生活，但工作的地方并不固定，有时在贝尔德先生的老鹰酒馆里，有时在塞勒姆镇的牧师亚历山大·普劳德菲特先生家里。后者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许多年来一直负责打理本地的长老会，他的学识和虔敬远近闻名，备受称赞。他宅心仁厚，安妮对他始终心存感激，还牢记了他的许多经典言论。安妮是个混血儿，她的血管中流淌着三个种族的血液，究竟是红色、白色还是黑色占主导地位，她也不清楚。不过三种血统混合，使她拥有了一种独特而又赏心悦目的容貌，显得与众不同。我的母亲也是个混血儿，只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安妮与母亲有些相似，但差别还是很大的。

1829年7月我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已经长大成人，又要负起作为丈夫的责任，我觉得身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许多。我想，我必须努力了。尽管我出身贫寒、地位低下，想过上好日子并不容易，但我还是满怀憧憬。我决定好好干几年，攒点钱，盖所简陋的房子，置上几英亩地。在我看来，这样就非常幸福了。

从结婚那天到现在，我深爱着我的妻子，始终如一。我对我们的孩子更是宠爱有加，呵护备至；这一点是天下所有父亲的共同感受。说这些，我只是想让读者们知道，我曾经拥有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后来却遭受了那么大的灾难，你们就能明白我当时有多痛苦，有多失落了。

结婚之后，我们满怀期待地过起了小日子。当时，我们住在爱德华堡村最南边一所黄色的旧房子里。这所房子后来改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宅邸，最近又归莱斯罗普上尉所有。人们叫它堡垒山庄。我们这个地方建县之后，偶尔会充当法庭，审些案子。1777年这里还被伯戈因将军占领过，当时它坐落于哈得孙河左岸，靠近堡垒山庄的旧址。

婚后这年冬天，我找到了一份苦力活—和一大帮人到尚普兰运河去挖河。那段运河归威廉·范·诺维克管辖，而我们这帮劳力的负责人是戴维·麦克埃克伦。到春季运河通航时，我攒下一些积蓄，买了两匹马和其他一些在河上跑运输用的东西。

我雇了几个熟练工，承包了从尚普兰湖往特洛伊运木材的生意。戴尔·贝克威茨和来自怀特霍尔的巴特密先生陪我跑了几趟。一季下来，我已经熟练掌握了筏运的窍门—这门手艺对我日后大有帮助，在被卖身为奴时，我因为精通此艺而遇到了一位贤达的主人。而在当时，我的精明也令贝夫河两岸那些头脑简单的伐木工对我刮目相看。

有一次从尚普兰湖顺流而下时，我在别人的怂恿下，去了趟加拿大。我到了蒙特利尔市，参观了那里的大教堂和一些风景名胜；随后我又去了金斯敦和其他一些城镇，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些阅历在我后来的日子里也派上了用场，故事接近尾声时我会提到。

运河上的生意圆满结束，皆大欢喜。冬天不能再跑筏运，我又不想闲下来，所以便和米达·古恩签了合同，去替他伐一大片树林。1831年到1832年的那个冬天，我做了一季的伐木工。

冬去春来，我和安妮合计着在附近买块地，种点农作物。我从小就会干农活，而且天生对土地有种亲切感。于是，我在父亲曾经劳作过的老奥尔登农场里包了一块地，带着家里仅有的一头奶牛、一头猪，以及一对犍牛—最近才从哈德福德的路易斯·布朗那里买来的，还有一些个人用品，开始了在金斯伯里的新生活。那年我勤勤恳恳，种了二十五英亩玉米，还有一大片燕麦。安妮勤劳俭朴，很会持家，我不用担心家务，所以整天在地里忙农活。

1834年前，我们一直在这里生活。冬天闲下来，很多人邀请我去演奏小提琴。可以说，只要是有年轻人聚会跳舞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我的身影。我演奏小提琴的艺术在周边几乎家喻户晓；而安妮，因为长年在老鹰酒馆做事，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厨师。在法庭审案期间，或其他一些公众集会的日子，她就到谢丽尔的咖啡馆帮工，总能拿到很丰厚的薪水。

不管是出去表演小提琴，还是给人做饭，我们每次回家，口袋里总会装着钱，加上地里的收成，所以没过多久，我们家便殷实起来。实际上，我们当时已经过上了快乐而富裕的生活。如果我们家一直留在金斯伯里的农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我相信我们会很幸福；但有时候人心不足，我们本来希望再向前迈一步，不料却迈入了痛苦的深渊，厄运马上就临头了。

1834年3月，我们搬到了萨拉托加斯普林斯，买下了丹尼尔·奥·布莱恩家位于华盛顿街北边的一套宅子。当时在百老汇大街北边的尽头，艾萨克·泰勒开了一家名叫华盛顿会堂的大型旅馆。他雇我给他赶马车，我一干就是两年。从那以后，我一般只在旅游旺季才给他干活。安妮也一样，她有时候在合众国饭店做工，有时候到其他一些酒吧或小旅馆做工。冬天的时候我就靠拉小提琴挣钱。当然也有特别忙、特别累的时候，比如修建特洛伊至萨拉托加的铁路时，每天我都累得精疲力尽。

在萨拉托加时，我习惯到瑟法斯·帕克和威廉·佩里先生的店里买生活用品。他们都是正直善良的好人，一辈子都值得我尊敬。正是因此，十二年后我给他们写信，托诺瑟普先生代为转交，才使我有幸得到解放。

在合众国饭店的时候，我经常见到奴隶的身影，他们来自南方，通常形影不离地陪在主人身边。这些奴隶衣着讲究，举止得体，一看就知道生活安逸富足，不愁吃喝。很多次他们和我谈起奴隶制的问题，几乎都透露出心底对自由的无限向往。有些人甚至表现出无比强烈的逃跑意愿。他们请教我，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他们达成所愿。然而一想到逃跑被捉回，就将面临无比残酷的惩罚，他们便极其恐惧，又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我一直在北方生活，从小就自由自在。然而我一直有个梦想，渴望能在白人的世界里拥有一席之地。我认为我的智力并不低下，不输于某些白人。众生平等，没有人甘愿做一个卑微的奴隶。我无法理解，那种允许奴隶制存在的法律或宗教，还有何正义可言！对每一个前来听我建议的人，我都坚定地告诉他们，要等待时机，争取自由。

1841年以前，我一直在萨拉托加生活。七年前，我们怀着出人头地的梦想，离开哈德孙河东岸宁静的农舍来到这里，如今，我们的梦想仍然没有实现。尽管我们的生活环境舒适优越，但我们的家庭始终没有兴旺发达起来。这个因矿泉水驰名世界的城市，不适合我们这种勤俭节约的人家，相反，这里倒是庸庸碌碌和铺张浪费者的天堂。

到这时，我和安妮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阿伦佐。伊丽莎白是我们的大女儿，已经十岁；二女儿玛格丽特比她小两岁，小儿子阿伦佐刚过完五岁生日。孩子们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他们稚嫩的声音如音乐般悦耳动听。我和孩子的妈妈给这三个小天使编织了无数美好的梦。不干活的时候，我经常带着他们出去散步。小家伙们会穿上漂亮的衣服，陪我走过萨拉托加的大街小巷，徜徉于清幽的树林。他们是我的开心果，是我的希望，我喜欢满怀深情地把他们搂在怀里。在我看来，他们黝黑的皮肤比白雪还要纯洁。

迄今为止，我的人生一直平淡安宁。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黑人，我和我的家人怀揣着最不起眼的梦想，用心去爱，去劳动，在这熙熙攘攘的世界努力向前。但是我的人生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走向了痛苦、悲伤和绝望的深渊，走进了无边的黑暗。此后多年，我在阳光下消失了，远离我的家人，远离自由的光芒。

第二章 两个陌生人

他们以金钱为饵，蓄意引诱我远离家乡和亲人，远离自由……

1841年3月下旬，每到这个时节都没有什么活可干。这天上午，我在萨拉托加斯普林斯村漫无目的地溜达，琢磨着在忙季到来之前能去哪里找点活计。按照惯例，安妮又回到了二十英里外的仙蒂山，到谢丽尔咖啡馆的厨房里做事，因为此时又到了法庭开庭审案的时期。我想伊丽莎白应该和她一起去了。玛格丽特和阿伦佐则去了萨拉托加他们的姨妈家。

就在国会街和百老汇大街拐角处，靠近穆恩先生的酒馆，可能在对面，我遇见了两位衣冠楚楚的先生。我和他们素不相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熟人给我介绍，只是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熟人是谁，只记得他介绍我时，说我是个拉小提琴的好手。

我和这两个人聊了起来，聊得最多的是小提琴，他们似乎很欣赏我在这方面的才华，还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我这么合适的人，他们提出想雇用我一段时间。他们一个叫梅里尔·布朗，一个叫亚伯拉罕·汉密尔顿，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而且还很可能不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梅里尔·布朗看上去四十来岁，身材矮小，但脸上透出一股精明与强干。他身穿一件双排扣长礼服，头戴黑色礼帽，声称自己平时就辗转于罗彻斯特和锡拉丘兹两地之间。那个叫亚伯拉罕的年轻小伙子皮肤白皙，有着浅色的双眸，我猜测他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五岁。他又高又瘦，身穿黄褐色大衣，帽子亮晶晶的，大衣里面套着一件款式优雅的马甲。他的打扮极其时髦，略带着点女人的阴柔，但却十分讨人喜欢，让人感觉他在社会上混得如鱼得水。他们说自己是华盛顿一个马戏团的人。当时他们离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两人向北游历了不少地方，此时正要重新回到团里去。他们一路上的开销全靠时不时的表演挣得，还诉苦说，由于没有合适的音乐伴奏，他们的表演效果并不理想，倘若我能跟他们同行去纽约，一路为他们拉小提琴伴奏，他们愿意每天付我一块钱，晚上的话就付我三块，而且回来时还送我从纽约到萨拉托加的路费。

如此诱人的条件，我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一是为了他们所说的丰厚报酬，二是我也希望到大城市去见识见识。他们着急赶路，提出马上出发。我想着这次旅行并不会太久，便觉得没有必要给安妮写信告诉她我的去向，没准我和她会同时回家呢。因此我换了身衣服，带上小提琴便跟他们上路了。他们乘坐的是一辆由两匹红棕色的高头大马拉着的有篷马车，看上去格外气派。他们有不少行李，足足装了三个大箱子，绑在行李架上，同时充当车夫的座椅。一切准备就绪，他们坐在车子后面，我则赶着车子走在从萨拉托加到奥尔巴尼的公路上。对这个新工作，我十分满意，一路上都欢天喜地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途中我们曾艰难穿过了波尔斯顿崎岖不平的山岭路，并在傍晚之前抵达了奥尔巴尼。我们在博物馆南边的一个旅馆停了下来。这天晚上，我有机会目睹了他们的演出—这也是我跟他们同行期间看到的唯一一次演出。演出时，汉密尔顿站在门口，我负责伴奏，布朗负责表演。他的表演毫无新奇之处，不过是杂耍抛球、绳上跳舞、帽子里煎饼、让一头看不见的猪尖叫，以及其他诸如口技和戏法之类的节目。来看表演的观众寥寥无几，大都还是些看热闹的。一场下来，汉密尔顿几乎颗粒无收。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继续上路。此后，我无时无刻不从他们的谈话中感觉到焦急的情绪，他们希望赶快回到团里去，半点不能耽搁。于是我们加速前进，途中再也不演出了。最后我们终于及时赶到了纽约，并在市区西边的一所宅子里租了几间房落脚，这座宅子就坐落在一条连接百老汇和哈德孙河的大街上。我以为我的旅程已经结束，要不了一两天我就能动身回萨拉托加，重新见到我的家人和朋友了，然而布朗和汉密尔顿却极力劝我跟他们一同到华盛顿去。他们不断劝我，说夏季临近，马戏团就要动身北上，只要我愿意去，他们保证不会亏待我，并允诺付给我相当可观的工资。总之，他们说得天花乱坠，我不由动了心，最终再次答应了他们。

第二天早上，他们提议，鉴于我们要进入蓄奴州，在离开纽约之前，最好给我开一个自由证明。如此谨慎而又温馨的提议让我大为感动，尽管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但还是着手办这件事。我们去了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海关的地方。他们宣誓证明我是一个自由的人。随后里面的人递给我们一张纸，并指引我们去书记室。书记员在那张纸上加了些什么东西，问我们要了六先令，便又打发我们回海关处。然后我们又办了其他一些手续，最后付给办事员两块钱，总算大功告成。我把证明文件装在口袋里，便和我的两个朋友一起回旅馆。我得承认，当时我认为办那个证明文件根本没必要，因为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的人身安全。我记得，那个给我们办手续的书记员在一本又厚又重的本子上做了备案，我想，如果查找的话，这备案应该还放在海关的办公室里。现在我才明白，1841年3月下旬某天或4月1日那天所履行的手续，是他们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使我完全放松戒备。

有了自由证明，我们到达纽约的第二天便渡河前往泽西城，然后一路奔费城而去。我们在费城逗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便又向巴尔的摩进发。我们按时抵达了巴尔的摩，并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停了下来，我记不清楚旅馆老板的名字是不是罗斯本先生，或者也许那个旅馆叫罗斯本饭店。从纽约出发这一路上，他们急着想赶上马戏团，而且越来越着急。于是，在巴尔的摩我们放弃了马车，改搭火车去华盛顿，结果黄昏时分就到了，当时正值哈里森将军葬礼的前一晚。我们选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加斯比饭店落脚。

晚饭后，他们叫我到他们的房间去，给了我四十三块钱，这大大超出了之前约定的工资。他们解释说，之所以这么慷慨，是因为从萨拉托加出发以来，一路上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频繁演出，所以对我造成了损失。此外他们还告诉我，由于哈里森将军葬礼的缘故，马戏团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华盛顿，但他们决定在这里多留一天。此时的他们，仍然戴着伪善的面具，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让我不知不觉间增加对他们的好感，直到毫无戒备地信任他们，任由他们拿主意。他们喜欢和我聊天，态度一直彬彬有礼，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诸如为我开自由证明，还有很多细节，一切都似乎表明，他们是两个热心肠的好人，是真心为我着想的朋友。他们一直很好地隐藏了真实面目，使我完全被蒙在鼓里。这两条披着羊皮的狼，狡猾残忍的怪物，他们以金钱为饵，蓄意引诱我远离家乡和亲人，远离自由。读者朋友们，他们难道不该为我遭受的苦难负责任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善于伪装，我才受到蒙骗，我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失踪呢？

当时，我很高兴地收下了他们的钱，想着他们一定很富有。之后，他们建议我不要到街上乱跑，因为我对这里的风俗习惯还不熟悉。我答应了他们，而后一个黑人仆人领着我去我的卧室。我的房间被安排在旅馆一楼靠后的位置。我躺在床上，开始想家，想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想着横隔在我们之间的遥远的距离，直到沉沉睡去。如果那天晚上，有一个善良的守护天使来到我的床边，提醒我快点跑掉；或者有一个仁慈的声音，告诉我赶快逃离即将经受的苦难，那该多好啊！不幸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失去了最后逃离的机会。

第二天，华盛顿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游行。炮声轰隆，丧钟鸣响，整个城市为之震动。许多人家都在房子上挂上了黑纱，大街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一片。游行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缓缓前进，我远远看见一辆接一辆的马车排成了长龙，后面跟着密密麻麻的游行队伍。在忧郁的音乐声中，他们神情肃穆，步履沉重，抬着哈里森的遗体向墓地慢慢走去。

从那天早上开始，我就一直和汉密尔顿、布朗待在一起。毕竟我在华盛顿无亲无友，只认识他们两个。送葬队伍经过时，我们三个就站在窗口观看。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每一声礼炮响过，我都不由得担心起我们的窗玻璃，怕它们会被震碎掉下去。之后，我们走了很久去参观国会大厦。下午，我们又步行去了总统府。整个过程中他们要我时刻待在他们身边，并不时指给我看一些有意思的名胜古迹。然而，一天下来我都没有见到马戏团的影子。不过这天我已经被兴奋冲昏了头，完全无心去想马戏团的事了。

我这两个朋友，有好几次一到下午就会去酒吧喝酒，可我看他们并没有酗酒的毛病。这次到酒吧，他们也不忘给我倒上一杯。我喝得并不多，肯定没喝醉。但到了傍晚，喝光最后一杯酒之后，我的肚子里开始翻江倒海起来，难受得要命。我的头也开始疼起来，变得迟钝又沉重，仿佛变成了一块铁疙瘩，真是难以言说的痛苦。晚餐时，我坐在餐桌前全无胃口。食物的样子和气味，都让我想吐。入夜后，仍旧是前一天那个仆人带我回了我的卧室。布朗和汉密尔顿建议我早点睡觉，并好言安慰一番，说明天早上我就会感觉好些了。我只脱掉了大衣和靴子，就一头栽倒在床上。但此时我却毫无睡意，头越来越疼，都快受不了了。很快，我又感到口干舌燥，嗓子简直要冒烟了。我满脑子都是水，想到了湖，想到了奔流的河，想到了我曾驻足饮水的小溪，想到了从井底缓缓提上来的水桶，清凉甘冽的井水从水桶的边沿溢出，落回到井里。大概到半夜的时候，我渴得实在受不了了，便起身找水喝。但我只是个房客，对旅馆一点也不熟悉。而且在我看来，其他人都睡得正香，找不到一个人。我在黑暗里瞎摸乱撞，自己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但最后在地下室找到了厨房。厨房里有两三个黑人正在忙碌，其中有个女的给我倒了两杯水，暂时缓解了我的口渴。可是等我返回卧房时，那种如同把舌头放在炭火上炙烤的感觉再度汹涌袭来，这一次口渴的感觉来势更凶，加上挥之不去的头疼，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我处在崩溃的边缘，甚至希望自己死了就好了，即便到了如今，那晚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我仍记忆犹新。我想，它注定要跟着我一同到坟墓里去了。

从厨房回来一个小时后，也许更久，我在蒙蒙眬眬中，感觉有人进了我的房间，听声音，进来的似乎不止一个人，但究竟有几个人，他们都是谁，我一直没弄清楚。这几个人里有没有布朗和汉密尔顿，我同样无法确定。我只隐约记得，有人让我起来到医生那里去拿点药，于是我顺从地穿上靴子，但没有穿大衣，也没戴帽子，就随着他们走过一道长长的走廊—也可能是小巷，我记不清楚了—最后来到空旷的大街上。这条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成直角，街对面的一扇窗户里亮着灯光。印象中当时有三个人跟着我，但我对他们的记忆非常模糊，就好像做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梦。我想，那透出灯光的地方应该就是医生的诊室吧，奇怪的是，在我向它走去的时候，那光亮暗淡下去了，仿佛在远远地躲着我，和我保持着距离。我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到了没有，总之，我最后残存的一点记忆是，那晚我向着灯光走去。从那一刻起，我似乎就没有再清醒过。我不知道自己浑浑噩噩了多久，只是在那个晚上，还是以后更多的日日夜夜，但是当我最终恢复意识之后，我惊恐地发现，我孤身一人，周围一片漆黑，手脚也被戴上了镣铐。

我的头已经没那么疼了，但仍有些晕晕的，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我坐在一张用粗木板做成的矮凳子上，没穿大衣，没戴帽子，手被铐着，脚踝上有一对笨重的脚镣。镣上有根铁链，铁链的另一端绑在地板上一个很大的铁环上。我试着站起来，但没有成功。我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毫无头绪。我这是在哪儿？这些锁链是怎么回事？布朗和汉密尔顿到哪儿去了？我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样一个地牢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努力探索周围任何活物的动静，但除了我移动身体时铁链发出的哐啷声，周围一片死寂。我大声叫喊，结果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我在锁链能允许的范围内，伸手去摸我的口袋，却沮丧地发现，我不仅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就连我身上的钱和自由证明也被洗劫一空。我开始意识到，我被绑架了，虽然还有点模糊和混乱，但我实在无法接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这是个弥天大错。一个自由的纽约州公民，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也没有触犯过任何法律，怎么能平白无故受到如此非人的对待？然而此时此刻的处境，毋庸置疑—我被绑架了。想到这里我浑身一颤。我该怎么办？那些残忍的人根本不会有怜悯之心，更不懂得什么叫仁慈，我只能祈求上天保佑，求老天爷可怜可怜我。我难过地低下头，触碰到手腕上冰凉的镣铐，任悲痛的泪水肆意奔流。

第三章 身陷囹圄的痛苦

记得当时我浑身火辣辣的，钻心地疼。我想，这种痛苦，只有在地狱接受烈焰的焚烧可以比拟。

我被绑在矮凳上无法动弹，心情也跌入绝望的深渊。呆呆地过了大约三个小时后，终于听到了公鸡打鸣的声音；很快，远处又传来车轮的隆隆声，那是马车飞奔过街道的声音。我知道，天亮了，可我的周边仍旧没有一丝光亮。很快，我又听到了脚步声，就从头顶传来，仿佛有人在来回踱步。我突然意识到，我一定是在一个地下室里，身边潮湿、带着点霉味的空气也能证明这一点。头顶上的声音持续了至少一个小时。终于，我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越来越近，接着有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窸窣声，很快一扇很结实的门摇摇晃晃地被推开了，光线一下子涌入房间。两个男人走进来，站在我面前。其中一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四十来岁，深栗色的头发有些花白，棱角分明，面色发红，凶神恶煞一般，透出一股凶狠和狡诈。另一个人身高大约五尺十寸，贼眉鼠眼，一看就是个阴险可恶的小人。后来我才知道，此人名叫詹姆斯·H·伯奇，是华盛顿一个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子。当时他和新奥尔良那个跟他一样臭名远扬的西奥菲勒斯·弗里曼混在一起，成了搭档。他身边那个凶煞一般的男仆，名叫埃比尼泽·拉德本，他的神情举动像极了监狱的看守。去年1月份我重获自由时，这两人还活得好好的，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

借着从门口透进来的光，我才看清了自己被关押的这个地方。房间不大，约有十五英尺见方，实体墙，厚木地板。墙上本来有一扇小窗户，装着粗粗的铁栅，但外面用遮板挡得严严实实，一丝光也透不进来。

通过那扇包着铁皮的门，我还看见了一个类似牢房或地下室的场所，那里没有一扇窗户，除非开门，否则不会有一丁点儿光线进入，几乎是个密闭的空间。我这个房间里，除了屁股下坐着的这张矮凳子，还有一个老式的、脏兮兮的方炉子，再没有别的家具；两个房间内都没有床，也没有毯子或任何其他东西。伯奇和拉德本走进来的那扇门外是一道小小的走廊，向上一段台阶就到了一个方形的院子，院子前面是和它等宽的一座房子，其他三面则都围着一道高约十到十二英尺的砖墙。整个庭院纵深约三十英尺，其中一面墙上嵌着一扇厚重的铁门，连着一个狭窄的、封了顶的过道，沿着房子的一侧直通到街上。只要铁门关闭着，奴隶们的命运就被死死地封在庭院之内。在墙头支撑着房顶的一端，房顶向内延伸形成了一个棚子，棚子下是乱七八糟的阁楼，那大概便是奴隶们的栖身之地，夜里在上面睡觉，遇到恶劣天气，那里又成了遮风挡雨的庇护所。总之，这里不管怎么看都像是农民的谷仓，设计者大概也是费尽心机，因为外面的人永远都看不到房子里面的勾当，这里是个与世隔绝的地狱。

院子前面的那座房子有两层高，正面紧挨着华盛顿的某条街道。从外面看，这里只是个普通的私人住宅，谁也不会想到它的罪恶用途。倘若站在房顶举目四望，便能看到首都的大部分面貌。那些标榜爱国的议员们天天鼓吹着自由与平等，然而就在他们的脚下，奴隶们身上的锁链发出清脆的哐啷声，是如此的不和谐。堂堂一国首府，竟藏着这样一个奴隶场，实在讽刺。

1841年，位于华盛顿的威廉奴隶场大致就是这样子，我的描述不会有太大偏差。十分不幸的是，那年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这里的囚徒。

“啊，感觉怎么样啊，伙计？”伯奇一进门就开口说道。我告诉他，我难受极了，并问他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他回答说，我是他的奴隶—他买下了我，并打算把我送到新奥尔良去。我大声争辩，我是自由的，来自萨拉托加，家里有妻子和孩子，而且我的家人也都是自由人；我还告诉他，我姓诺瑟普，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对待我，更不能这样绑架我，我是自由人，受到法律的保护。我让他们立刻放了我，让我回家去。但他却一口咬定，我是来自佐治亚州的奴隶。我再三说明，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让他马上解开我身上的镣铐。这时，他神经兮兮地让我小声点，好像生怕别人听到似的。但我气愤交加，哪有心思顾及那些。我大骂那些绑架我的人，咒骂那些十恶不赦的混蛋。伯奇也开始大发雷霆，他骂我是个黑鬼骗子，是从佐治亚州逃出来的该死的奴隶。随后从他嘴里蹦出各种各样不堪入耳的脏话，那些恶毒粗俗的词汇，也只有他那种最下流的脑袋才想得出来。

我和伯奇争吵时，拉德本一直沉默地站在一旁。也难怪他冷眼旁观，他的工作就是看守这个关押奴隶的牢房。在他眼里，这就是个牲口圈。他负责接收奴隶、给他们送饭、拿鞭子抽他们，还按奴隶的人头收钱，每人每天两先令。伯奇转过身，命令他把“乾坤拍”和“九尾猫”拿来。拉德本走出去，不一会儿，他就带着那些刑具回来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乾坤拍”其实就是一块厚木板，长十八到二十英寸，有两个张开的手掌那么大，看上去像老式的布丁棒，或船桨尾部扁平的那部分，上面有许多螺旋状的突起。而所谓的“九尾猫”，是一条有许多小绳头的大粗鞭子，小绳头分散开来，每个绳头末端都绑着一个结。

刑具一拿来，两人便不由分说地按住我，粗暴地扯掉我身上的衣服。我的双脚本来就被绑在地板上，他们把我从凳子上揪下来，脸朝下按在地上。拉德本一脚踩在我的手铐上，使劲踩着，使我的双手难以动弹。伯奇则操起“乾坤拍”开始狠狠地打我。拍子重重落在我赤裸的身体上，痛入骨髓。他一下接着一下地打，直到胳膊打累了才停下来，然后问我，是不是还嘴硬说自己是自由的。我咬紧牙关，誓死不屈，于是他又重新打起来，比之前更加用力。等打累了，他再停下来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不肯屈服，他就又甩开膀子继续打。这个浑蛋简直是魔鬼的化身，他一边打，嘴里还骂着最污秽难听的话。最后，“乾坤拍”打断了，他手里只剩一截手柄。但我仍然没有屈服。无论遭受多么凶狠野蛮的殴打，我也不愿违心地承认自己是个奴隶。伯奇气急败坏地扔掉“乾坤拍”的手柄，转而捡起了“九尾猫”。“九尾猫”的威力更大，比“乾坤拍”痛苦一百倍。我痛得忍无可忍，只好求他发发慈悲，饶了我。但我的恳求，换来的是咒骂和更狠毒的抽打，当时我觉得自己要死在这个畜生手里了。时至今日，每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不寒而栗。记得当时我浑身火辣辣的，钻心地疼。我想，这种痛苦，只有在地狱接受烈焰的焚烧可以比拟。

最后，他再问我时，我已经疼得说不出话了。可他还是不放过我，我被打得皮开肉绽，骨头都露了出来。一个人，哪怕还有一点点人性，即使是对一条狗，也不至于如此残忍。最后，拉德本说再打下去也没用，反正我已经领教了疼痛的滋味。于是，伯奇终于住了手，但他冲着我的脸挥舞着拳头，咬牙切齿地威胁我说，倘若我胆敢再说自己是自由之身，或被绑架了之类的话，那么我下次面临的惩罚，会比刚才的厉害一百倍。他说，我要么屈服，要么被杀掉，自己选择。说完，他摘下了我手腕上的镣铐，但我的双脚仍旧被锁在铁环上。他们又关上了刚掀开一会儿的铁窗外的遮板，还说够了，打累了，便重新锁上门走了。我顿时又陷入了无边的黑暗，孤零零的一个人。

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后，锁孔里又传来钥匙扭动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我太孤独，太渴望看到人了，无论是谁都行；然而当真的有人向我靠近时，我却不由得惊恐万分。我害怕伤害，尤其害怕看到白人的脸。来人是拉德本，他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了一块皱皱巴巴的炸猪排、一片面包和一杯水。他问我感觉怎么样，说很同情我遭受了严厉的鞭打，还劝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再执拗地说是自由人了，那样没什么好果子吃。他似乎是善意地为我着想，但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同情我的悲惨处境，还是想诱导我放弃抵抗，不过考究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但他去掉了我脚上的镣铐，打开窗户上的遮板，之后便离开了，又剩下我孤身一个人。

我的身体早已僵硬，疼痛深入骨髓。我的身上起满了水泡，只要稍微动一动就钻心般疼。透过窗户，除了搭在墙头的棚顶，我什么也看不到。夜里，我躺在潮湿坚硬的地板上，没有枕头，也没有被褥，什么都没有。拉德本每天来两次，很准时地给我送来猪排、面包和水。虽然我又饥又渴，备受折磨，但我并没有什么食欲。伤口的疼痛使我不停地变换姿势，我时而坐下，时而站起，偶尔绕着房间缓缓走一会儿，就这样度过了最难熬的日日夜夜。我伤心欲绝，又深切地思念家人，思念我的妻子、孩子。每当我昏昏沉沉地睡着时，我便梦见自己又回到了萨拉托加—我看见了家人熟悉的脸庞，听到他们热切的呼唤。然而，惨痛的现实往往将我从美梦中惊醒，我禁不住大声痛哭，泪流满面。但我的意志并没有崩溃，我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我总觉得，只要能证明我的真实身份，就不会再有人把我当作奴隶强行扣押，世间自有公道在。到那时，伯奇不会再说我是从佐治亚州跑出来的逃亡奴隶，自然就会放我走了。尽管我也有些怀疑布朗和汉密尔顿，但我仍然相信他们不会如此害我，他们应该也在找我，而且一定会找到我，救我逃离奴隶的火坑。唉！那时的我还太天真，人性的贪婪和邪恶早已超过了我能预想的程度。

过了几天，牢房外面的门打开了，我可以“自由”地到庭院里走动走动。在那里我看到了其他三个奴隶—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儿，另外两个分别在二十岁和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没过多久，我就和他们熟识了，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以及各自的经历。

年龄最大的那个黑人青年叫克莱门斯·雷。他以前住在华盛顿，以赶出租马车为生，在当地的一家车马出租所干了很长时间。他很聪明，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想到要被送到南方他就悲伤不已。伯奇几天前把他买了下来，暂时安顿在这里，等他做好准备，就把他送到新奥尔良奴隶市场。他告诉我，我现在的这个地方叫威廉奴隶场，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还给我解释了奴隶场的用途。当然，我也告诉了他我的不幸遭遇，但他只是略表同情和安慰，还建议我不要再纠结自由身份的问题，以他对伯奇的了解，我那样做只会招致更残忍的鞭打。另外一个年轻人名叫约翰·威廉姆斯，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长大。他是被主人拿来抵债送给伯奇的，所以他心里一直满怀希望，有一天他的主人能把他赎回去。他的愿望最终实现了。那个小孩子名叫兰德尔，天性活泼好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庭院里玩耍，偶尔也会哭着喊着要找妈妈，他很想知道妈妈到底什么时候能来接他。他幼小心灵里最大、也是唯一的悲痛，就是无法见到妈妈。他还太小，不谙世事。平时不想妈妈的时候，他就用拿手的恶作剧逗我们开心。

晚上，雷、威廉姆斯和那小男孩儿就睡在棚子下的阁楼里，而我则被锁进地牢。后来我们每人都有了毯子，虽然原本是给马用的毯子，但在此后的十二年里，那是我唯一被允许拥有的寝具。雷和威廉姆斯问了我许多关于纽约的问题—那里的黑人们受到怎样的对待；他们怎么可能拥有自己的家和家人，不被打扰，没人压迫。尤其是雷，每次都唏嘘不已，不住感叹自由的美好。然而这样的谈话是不能让伯奇或者看守拉德本听到的，因为即使是这样小小的念头，也足以招致一通鞭打。

我认为，有必要告诉读者们那些知名的地点，还有那些依然健在的人，因为这样能更加全面真实地还原我为奴十二年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从而让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奴隶制。现在我对于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仍然一无所知，除了伯奇和拉德本，我也不认识任何人。除了这些同为奴隶的同伴告诉我的，接下来我要说的每一句话，都来自切身经历，绝无半点虚构。

我在威廉奴隶场待了大约两周后，临走前那天晚上，一个女人被送了进来。她悲伤地哭泣着，手里还牵着一个小孩儿。她们就是兰德尔的妈妈和同母异父的妹妹。兰德尔欣喜若狂，搂着妈妈的裙子，亲吻妹妹的脸颊，高兴得无以复加。妈妈把他揽在怀里，温柔地抱他，泪眼婆娑地看着他，亲切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那个小女孩儿叫埃米莉，七八岁的样子，肤色很浅，面容姣好美丽，头发打着卷儿垂在脖子里。她全身干净整洁，裙子时髦漂亮，可以判断她从小在富裕的家庭中长大，真是惹人喜爱的小姑娘。她的妈妈也穿着丝绸衣服，手上戴着戒指，耳朵上悬挂着纯金的吊坠儿，优雅端庄，气质不凡，由此可见，她绝不是普通的奴隶。她似乎对自己的处境也非常惊讶，完全始料未及，命运之神突然把她带到了这里。她不停地诉苦，最后和孩子们一起跟我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她如此悲恸，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她蜷缩在地板上，把孩子们搂在怀里，诉说着温情暖心的话。看到如此至诚的母爱，如此纯洁的良善，我不禁为之动容。孩子们紧紧依偎着她，仿佛妈妈的身体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最后，两个孩子枕在妈妈的大腿上睡着了。在他们熟睡的时候，妈妈抚摸着他们小小的额头，让头发平滑地倒向脑后。整整一个晚上，她都温柔地细述着，呼唤他们宝贝、甜心；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将来注定要遭受的痛苦。不久之后，他们就再也得不到妈妈的抚慰了—分离是已经注定了的。他们日后命运如何，不得而知。可是，离开她的小埃米莉和亲爱的儿子，她要如何活下去？他们如此乖巧、伶俐又可爱，想到要把孩子们从她身边夺走，她情何以堪？她也很清楚地意识到，孩子们终究会被卖掉，或许两个孩子也会分开，从此散落他方，永无相见之日。听这位绝望的妈妈断断续续地讲完这些悲惨事，再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她叫伊莱扎，我听了她的述说，大概保存了一些记忆。她的人生故事是这样的：

她是华盛顿一个富人的奴隶，出生在一个名叫贝里的富人的种植园里。几年前，贝里染上了一些坏习惯，从此醉生梦死，浑浑噩噩，经常跟妻子吵架。实际上，在兰德尔出生后不久，贝里便和妻子分居了。他把原来的老房子留给妻子和女儿，自己又在附近重新盖了一栋。他把伊莱扎也带了过去，并承诺只要她愿意和他一起生活，她和她的孩子们将来都能获得自由。于是，伊莱扎和贝里在新房子里同居了九年，其间她享受着仆人的伺候，过着锦衣玉食的舒服日子。埃米莉是她和贝里的孩子。后来，贝里的大女儿，就是和他的妻子一起生活的大小姐，嫁给了一位名叫雅各布·布鲁克斯的先生。最后，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连贝里也无力解决。他的财产被迫分割了，伊莱扎和她的孩子们被分给了布鲁克斯先生。在与贝里共同生活的九年里，由于身份卑微，伊莱扎和埃米莉遭到了贝里太太和她女儿的嫉恨。从伊莱扎的叙述中，我听得出来，她始终觉得贝里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大好人，他一直向她许诺要给她自由，对此她深信不疑，痴痴等待着他兑现承诺的那一天。当然，那要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可后来她们母女俩却成了贝里大女儿的财产，她知道，她们很快就会被分开的。布鲁克斯太太似乎非常讨厌伊莱扎，更别提她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了，更何况这个妹妹和她一样貌美如花。

那天，布鲁克斯说要带伊莱扎到城里去，给她开自由证明，以兑现她的主人贝里曾经许下的诺言。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伊莱扎兴奋不已，马上就要自由了，她把自己和小埃米莉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兴高采烈地跟着布鲁克斯去了。然而，到了城里她才发现，自己非但没有得到期待已久的自由，反而被转手卖给了奴隶贩子伯奇。似乎只在转眼之间，自由证明就变成了卖身契约，多年的希望一下子落空，从大喜瞬间掉进了大悲中，难怪她哭得如此悲恸欲绝，令人心碎。

如今，伊莱扎已经去世了。在遥远的红河上游，河水缓缓流经路易斯安那贫瘠的低地，那里有她安息的坟墓—可怜的奴隶唯一获得安宁的地方。至于她当时所有的担心都如何不幸地变成了现实—她如何日夜哀伤，心灵得不到一丝抚慰，如何伤心悲痛，我在接下去的叙述中会一点一点告诉大家。

第四章 偷运囚奴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就这样戴着手铐脚镣，走过安静的华盛顿的大街。

伊莱扎被关进奴隶场的第一个晚上，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自己的怨恨，她恨透了少奶奶的丈夫—雅各布·布鲁克斯。她说，如果早一点看穿布鲁克斯的诡计，她是宁死也不会跟他进城的。他们趁着贝里老爷离开种植园的当儿，哄骗她出来了。贝里老爷对她一直都那么好，她真想见他一面，但她很清楚，就算老爷来了也不能救她出去了。之后，她又嘤嘤地哭起来—亲吻着熟睡的孩子们，对这个孩子说几句，又对另一个说上几句。但他们枕着她的大腿睡得那么沉，恐怕一句也没有听到。她有太多的忧伤需要宣泄，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哀痛不已。日复一日，她都沉浸在忧伤中无法自拔。

第二天半夜时分，牢房门开了，伯奇和拉德本提着灯笼走了进来。伯奇骂骂咧咧地命令我们马上卷起毯子，准备上船。他威胁说，要是我们不快点，他就把我们丢在这儿等死。他粗暴地把孩子们从睡梦中摇醒，骂他们睡得像死猪一样。随后他又来到外面的院子里，把睡在阁楼里的克莱门斯·雷喊起来，命令他带着毯子到牢房里来。克莱门斯到了之后，让我们并排站在一起，他还拿出一副手铐，把我的左手和他的右手铐在一起。约翰·威廉姆斯一两天前已经被带走了，当时他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因为他的主人把他赎了出去。于是，我和克莱门斯走在前面，伊莱扎和孩子们跟在后头，被领着来到庭院里，然后走进那个有棚顶的过道，向上走几级台阶便进了屋。我之前在地牢里听到的踱步声，就是从这个房间传下去的。这里摆着一些简单的家具，一个炉子，几把旧椅子，一张长桌，上面铺满了纸。房间的墙壁上刷着白灰，地板上没有地毯，看上去像个办公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记得一扇窗户旁挂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剑。伯奇命令我拿起房间里的一个箱子，于是，我用没戴铐的那只手抓住箱子的一个提手，克莱门斯抓住另一边的提手，我们抬着箱子从前门走出去，来到了街上。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一片死寂。我隐约看到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有灯光，也许是反光也说不定。但街上空无一人，连个流浪汉都没有。我当时萌生了逃跑的念头。要不是手被铐着，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试。拉德本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根大木棒，驱赶着孩子们，逼得他们几乎跑起来。我们就这样戴着手铐，走过安静的华盛顿的大街。华盛顿是这个国家的首都，是一个声称“人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谋福权”的地方，尤其是我们当时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更被称为“伟大而自由的人间天堂”，这一切是多么的讽刺。

我们一到达汽船停泊的地方，就被赶进了堆满木桶和箱子的船舱。一个黑人奴仆拿来一盏灯，很快钟声响起，轮船开动，沿着波托马克河顺流而下，我们不知道要被送去哪里。经过华盛顿陵墓的时候，钟声再度响起。我想，伯奇一定会毕恭毕敬地弯腰脱帽，向那个为了国家的自由而奉献一生的伟人致敬。

那一晚，除了兰德尔和小埃米莉，我们都没有睡。克莱门斯·雷第一次彻底崩溃了。对他而言，到南方去是极其可怕的事情。那意味着，他将离开他的朋友，离开和他的年少时光息息相关的一切，这些在他的心里无比珍贵，但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他和伊莱扎相对而泣，哀叹他们悲惨的命运。我的心情同样沉重，但我努力振作起来，不让自己垮掉。我心里已经暗暗构思了上百种逃跑计划，我下定决心，一有机会，就要不顾一切地付诸行动。不过此时我已经想通了，我暂时假装屈服，不再坚持说我是自由之人，因为那样做只会引来野蛮的殴打，对我争取自由的计划有害无益。

早上太阳升起来后，我们被叫到甲板上吃早餐。伯奇给我们摘下手铐，让我们坐在餐桌前。他问伊莱扎要不要来杯威士忌，她拒绝了，并很礼貌地向他表示感谢。用餐时我们全都鸦雀无声—真正的集体静默。给我们端菜上饭的是一个黑白混血的女人，她对我们倒颇为关心，给我们打气，鼓励我们振作起来，不要老是垂头丧气。吃完早餐，重新戴上手铐，伯奇命令我们到船尾甲板上去。我们坐在一些箱子上，由于伯奇在场，大家依旧不说话。偶尔会有一两个乘客走到我们这里来，但他们也仅仅看我们几眼，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那是个晴空万里的早晨，河两岸的田野里是成片成片的碧绿，和往年的这个时节相比，那年的春天似乎来得要早些。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小鸟们在树枝上唱着歌儿。它们多快乐啊，我羡慕极了。我真希望能拥有它们那样的翅膀，迎风飞翔，飞到北方去，飞到我的孩子们身边，他们一定在苦苦地等着我回去。

上午，汽船抵达了阿维亚溪。乘客们在那里转乘驿马车，伯奇带着五个奴隶单独乘坐了一辆。一路上，他和孩子们有说有笑。走到一个停车处，他给孩子们买了姜饼吃。他让我昂首挺胸，打起精神，如果我表现好的话，也许能遇到一个识货的买主。我一声不吭，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他实在太可恶了，我一眼都不想看他。我坐在角落里，暗自琢磨逃跑的可能性，甚至想到，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自己的家乡碰到这个蛮横的家伙，到那时我一定会要他好看，哼！

我们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由驿马车改乘火车，黄昏之前便到了弗吉尼亚州的首府里士满。下了火车，我们被带到一个奴隶场。这个奴隶场位于火车站与河之间，场主是一个叫古丁的人。这里跟华盛顿的威廉奴隶场差不多，只不过更大一些。场院相对的两个角上各有一间小屋，这种小屋在奴隶场里是比较常见的，那是奴隶买主们在达成协议之前“验货”的地方。就像买卖牲口一样，不健康的奴隶价格也会低一些。如果没有担保，“验货”对奴隶买家们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程序。

在古丁奴隶场的门口，我们见到了古丁本人，他是个又矮又胖的家伙，圆圆胖胖的脸，黑头发，络腮胡子，脸庞简直和他的奴隶一样黑。他的表情冷峻严厉，看上去五十来岁。伯奇和他见面时分外热情，看得出来他们是老朋友了。两人亲切地握着手，伯奇说他带了些人过来，并问船什么时候开，古丁回答说，大概在第二天的这个时候。然后他便转向我，拉起我的一只胳膊，让我微微转了转身，摆出一副识货人的嘴脸，用挑剔的眼光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或许他在心里掂量我能值多少钱吧。

“嘿，小伙子，你打哪儿来啊？”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了愣答道：“纽约。”

“纽约！嚯！你在纽约干什么？”他吃惊地问。

我发现伯奇正一脸愤怒地瞪着我，分明是在警告我，于是我立刻改口说道：“哦，我只是最远到过纽约。”目的很简单，就是告诉他，我虽然去过纽约，但并不属于那个自由州，或任何其他的自由州。

古丁随后又逐一查看了克莱门斯、伊莱扎和孩子们，并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很喜欢埃米莉，这倒不奇怪，任何人看到这孩子甜蜜的面容，都会喜欢她的。尽管此时，她已经不再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整洁干净，她的头发有点凌乱，还脏兮兮的，但这仍旧遮挡不住那张秀美可人的小脸儿的光彩。

“加起来真不少—多得真他妈见鬼了。”古丁说道，特意用了一个在基督徒的词典里并不常见的词汇。很快我们便到了一个院子里，那里的确已经有不少奴隶，我估计有三十来个。他们全都无所事事，有的在院子里瞎溜达，有的坐在棚子下面的凳子上。但每个人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男人们戴着帽子，女人们裹着头巾。

伯奇和古丁扔下我们，一起走上正屋后面的台阶，在门槛上坐了下来。两人在那里谈话，但我听不到他们说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伯奇走下来，解开我的镣铐，把我带到了一间小屋里。

“你刚才对古丁说你来自纽约？”他开口说道。

我回答：“我对他说，我最远到过纽约，但我没说我是那里的人，也没说我是自由的。我没有恶意，伯奇老爷。我要是有那种想法，哪里还敢说出来啊。”

他死死盯了我一会儿，仿佛要一口把我吞掉，然后转身出去了。过了几分钟，他又回来了，恶狠狠地威胁道：“要是再让我听到你说出‘纽约’或‘自由’这几个字，你就死定了—我一定会宰了你，你最好给我记住。”

我很清楚，伯奇比我更清楚，把一个自由的人卖为奴隶存在多大的风险，将会面临怎样的惩罚。他清楚必须让我闭嘴，以免揭穿他正犯的罪行。当然，在他看来，我的命比蚂蚁还要低贱。如果形势所迫，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杀掉。所以，当他威胁说要宰了我时，我相信他会说到做到。

院子一头的棚子下面搭了一张粗木桌子，往上便是睡觉的阁楼，和华盛顿的奴隶场差不多。那张桌子就是我们晚餐时的餐桌，吃的是猪肉和面包。饭后，我和一个皮肤发黄的大块头铐在了一起。这人矮胖结实，浑身堆满了肉，但他愁容满面，极度忧郁。他是个聪明又博学的人。我们被铐在一起，没过多久便熟悉了。他叫罗伯特，和我一样原本是自由人，家在辛辛那提，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说，他是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来的南方，那两个人是他的雇主。因为没有自由证明，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被人抓住，囚禁起来，经历了残酷的拷打，最终学会了忍气吞声，这种经历和我的相似。他被送进古丁的奴隶场已经有差不多三个星期了。我对他有种说不出的亲近感，也许是因为我们同病相怜，互相慰藉吧，所以不久后他死掉的时候，我看着他僵硬冰冷的尸体，抑制不住内心巨大的悲痛，泪如雨下。

我和罗伯特、克莱门斯、伊莱扎，以及她的孩子们，那天晚上各自裹着毯子，睡在院子里的其中一间小屋里。屋里还有另外四个人，全都来自同一个种植园，且都将被卖往南方。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个人。大卫和他的妻子卡洛琳都是黑白混血儿，此时他们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他们害怕被卖到甘蔗园或棉花种植园，但更担心、更恐惧的则是分离。玛丽是个高挑轻盈的姑娘，皮肤乌黑发亮，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显然她对周围的一切都觉得无所谓。她和他们那个阶层的大多数人一样，很可能完全不知“自由”为何物。他们从小生活在无知愚昧的环境里，跟着粗俗的人长大，自身也免不了粗俗。类似这样的人不可胜数，他们也许无所畏惧，却只害怕主人的鞭子；除了服从命令，他们什么都不会做。最后一个是莱西，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姑娘，有一头长长的直发，虽然是黑人，但样貌看起来更像印第安女人。她目光锐利，似乎对谁都怀有敌意，嘴里不时冒出几句诅咒和报复的狠话。她的丈夫已经被卖掉了，对自己的处境她也无所谓。在她看来，换个老爷伺候，情形也坏不到哪儿去，她不在乎自己会被带到哪里，这个绝望的女人大概已经心如死灰。只是，她有时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恨恨地说，有朝一日，她也要让某些人血债血偿。

当我们在互相倾诉各自的不幸时，伊莱扎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低吟着赞美诗，为她的孩子们祈祷。我因为旅途劳顿，早已困倦不堪，只想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好恢复精神。于是我在罗伯特旁边的地板上躺下，没过多久就暂时忘掉了一切烦恼，进入了温柔乡。这一觉，我一直睡到天亮。

早上，我们在古丁的监督下，先打扫庭院，再把自己漱洗干净，然后遵照命令卷起我们的毯子，准备开始新的行程。克莱门斯·雷被要求留了下来，出于某些原因，伯奇打算把他带回华盛顿。这下他可高兴坏了，兴奋地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自从这次在里士满的奴隶场分开后，至今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在我重获自由之后，我听说他逃了出来，逃到了自由的加拿大。并且，他在前往的路上，还曾在萨拉托加我内弟的家里借住过一晚，顺便告诉了我的家人，他和我分手的那个地方以及我在那里的情况。

下午，我们便启程了。两人并排，我和罗伯特打头，依次排好，被伯奇和古丁驱赶着走出奴隶场的庭院，穿过里士满的大街，向等在岸边的“奥尔良”号进发。“奥尔良”号是一艘巨大的双桅横帆船，船上装备齐全，平时主要运输烟草。五点之前我们全都上了船，伯奇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锡茶杯和一把勺子。船上一共有四十人，除了克莱门斯，奴隶场中的人全都在。

我身上一直带着把小折刀，所幸没有被他们收去，于是我在那个锡茶杯上刻上了我名字的缩写。其他人看到后，立刻向我围拢过来，纷纷请我帮他们也刻上字。虽然他们看上去并不像丢三落四的人，但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我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夜里，我们悄悄钻进船舱，把舱门用铁栅栏锁上。我们躺在箱子上，或者底板上，只要是足够我们展开毯子的地方就行。

离开里士满后，伯奇便不再与我们同行，他带着克莱门斯回首都去了。从那时起，直到差不多十二年后，即去年1月，我才在华盛顿警察局看到了他那张嘴脸。

詹姆斯·H·伯奇是个可恶的奴隶贩子，他低价购买黑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子，然后再高价卖出。他是个披着人皮的投机者，他干着如此声名狼藉的营生，在南方却颇受人尊重。说到这儿，伯奇暂时要从我的故事中消失了，但在故事的末尾他会再度登场，那时，他不再是个挥舞着鞭子的魔王，而是法庭上一个极尽谄媚，并最终使法庭未能秉公对他做出制裁的罪犯。

第五章 罗伯特之死

一名水手用毯子把尸体裹起来缝好，又捡起一块大石头垫在脚下，然后拖到舱口，用索具吊上去。可怜的罗伯特，就这样被抛进了海湾白色的浪花中。

我们都上了船后，“奥尔良”号就开始沿着詹姆士河顺流而下。第二天，我们进入诺福克对面的切萨皮克湾。当我们抛锚停泊的时候，有一艘驳船从镇上开来，又送上船四个奴隶，他们分别是：十八岁的小伙子弗雷德里克、比他大几岁的亨利，两人生来都是奴隶，都在城里人家中做仆人。

还有黑人姑娘玛利亚，她外表光鲜亮丽，仪表不凡，其实内心自负而又无知。她觉得去新奥尔良是件大好事，凭她的姿色，一定会被帅气而富有的单身男子买走。因此，在我们面前，她总是一副高傲无比的样子。

最后一个，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黑奴，是亚瑟。驳船靠近的时候，他激烈地反抗着。押送的人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他拖到我们的船上。他大声喊叫，他们没有权利这样虐待他，让他们放了他。他脸上满是伤痕，青一块紫一块，肿得不成样子，而且一侧脸颊已经溃烂。他被那些人从舱口匆忙塞进了船舱。

从他的喊叫声中，我大概了解了他的遭遇，后来他又详细跟我说了他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他是个自由人，长期定居在诺福克。他在那里有家有口，是个泥瓦匠。他的家在郊区，有天夜里他很晚才回家，半路经过一条偏僻的街道时，遭到了一伙陌生人的绑架。他拼命抵抗，但寡不敌众，终因体力不支而被抓住。他们塞住他的嘴，用绳子把他捆住，打他，直到他完全失去知觉。后来他被人偷偷地藏在诺福克的奴隶场里，南方多的是这种地方。直到前一天晚上，有人将他带出奴隶场，拖上驳船，在河上等着“奥尔良”号的到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反抗，拼尽全力地抗争、叫喊，最后终于发现，这样除了挨打，完全无济于事。他不得不平静下来，一副愁眉不展、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我从他坚毅的神情看来，他好像随时准备跟人拼命。

离开诺福克后，他们摘下了我们的手铐，给我们分配工作。船长挑了罗伯特做他的下人，我被派去监督做饭，分配食物和水，还给我配了三个助手：吉姆、卡夫和詹妮。詹妮准备咖啡，就是用壶熬玉米粉，烧开之后加入糖浆。吉姆和卡夫负责烤玉米饼和煮咸肉。我就站在一张由几个木桶和一张厚木板拼起来的桌子前，把肉和面包切成片，然后给每个人送餐，还要从詹妮的咖啡壶里给每人舀一杯咖啡。盘子就算了，刀和叉也免了，黑奴们就用自己黑乎乎的手指抓着吃。吉姆和卡夫很卖力地干活，好像很喜欢这份二厨的工作。显然，他们满足于这份工作带来的成就感。那会儿，大伙儿都叫我管家，这是船长给我起的外号。

奴隶们每天吃两顿饭，上午十点和下午五点，每天的食物都一样，分量也固定，吃饭的规矩也是死的。白天我们可以待在甲板上，晚上就被撵到船舱里去，舱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我们离开陆地没多久，就遇到了强烈的风暴。“奥尔良”号在风浪中颠簸摇摆，我们惊惧万分，以为船要翻了。有人晕船，吐得黑天昏地，有人跪下来祈祷，还有些人紧紧抱在一起，彼此寻求安慰。舱里被晕船的人吐得到处都是秽物，一时臭气冲天，令人作呕。对于大多数黑奴来说，如果那天真被大海吞噬了，反倒是件好事，至少脱离了凶狠的恶人的魔爪，不至于以后惨遭无数折磨悲惨而死。也是，现在看来，兰德尔和小埃米莉当时说的海妖，要比如今的恶霸可爱多了。被海妖吃掉也算是种解脱，那样我们日后就不用承受无休无止，又没有任何报酬的辛苦劳作了。

后来，我们到了巴哈马群岛附近，在一个叫“旧罗盘”，又叫“墙洞”的地方停留了三天。那里风平浪静，但令人惊讶的是，海湾里的水像石灰水一样白。

现在，我要讲述一件令人倍感遗憾的事情。感谢上帝，让我从奴隶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也感谢命运，没有让我的双手被同类的鲜血玷污。对于这件事，请大家不要过分地指责我。如果你也像我一样，经历过被铁链锁住身体，饱受殴打，远离家乡和亲人，被迫到遥远的地方去做别人的奴隶，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为了重获自由而有所行动。虽然现在没必要去深究，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至少，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幸亏我们当年的举动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一天傍晚，停船后，我和亚瑟坐在船头的绞盘上休息。当时，我们感叹着各自的遭遇，预想将来的命运。亚瑟说，我们的前途堪忧，活着也许比死掉更加痛苦。我也是这种想法，我们聊了很多，聊孩子们，聊过去的生活，还聊了逃脱的可能性。后来，不记得是谁先提出一个建议：夺取“奥尔良”号。只记得当时我们一拍即合，开始探讨夺船的可能性，并预想夺船后驶往纽约港。我虽然不会开船，但这种冒险行为却让我血脉贲张。我们还商议了各种可能性，如，倘若与船员对峙，于我们是有利还是不利，谁可靠，谁不可靠，什么时间动手，怎么动手，所有的举动都要认真推敲，反复论证。自从脑子里有了密谋夺船的计划，我就开始期待，并不断地琢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我们难免有些高估自己，总觉得能克服一切困难。我和亚瑟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苦思良策，努力让计划更加周详。后来，我们谨慎地向罗伯特透露了一点点计划，他立即表示赞同，坚定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至于其他奴隶，我们却丝毫不敢相信。他们从小在恐惧和无知中长大，你无法想象，他们对白人是怎样从骨子里敬畏，如此“胆大包天”的计划是绝对不能告诉他们的。我们决定，这个计划就由我们三人来干。

当天夜里，我们照例被赶进船舱，锁上舱门。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登上甲板。我在船头观察过，甲板上倒扣着一艘小船，船底朝天。我突然想到，如果藏到小船下面，夜里那么多奴隶被匆匆赶进船舱时，少一两个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这个方法能否行得通，我们觉得有必要验证一下，就由我来试验。于是，第二天傍晚，吃过晚饭，我瞅准机会，巧妙地藏到了小船下面。我紧贴甲板躺着，可以观察到周围的一切。直到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奴隶都上了甲板，我又趁人不注意时，偷偷从小船下钻出来。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凭着罗伯特侍者的身份，我们很快摸清，船长和大副睡在船前面的客舱里，并知道他们确切的铺位。罗伯特还补充说，他们的桌子上一般放着两把手枪和一把弯刀。船员们的厨师就睡在甲板上的“厨房”里—那是个像车子一样带轮子的玩意儿，可以根据需要来回移动。船上共有六名水手，他们要么睡在前甲板的水手舱，要么睡在索具之间的吊床上。

我们终于做好了一切准备，计划着动手时，我和亚瑟偷偷潜入船长的房间，夺取手枪和弯刀，制伏船长和大副，速度越快越好；罗伯特放风，拿一根木棒站在船舱与甲板间的门口，阻挡水手们进入船舱，直到我们三人会合。当然，我们要见机行事，最好趁对方猝不及防时发起突袭，那样就可以避免抵抗。得手后，我们仍旧要锁住舱口，防止奴隶们倒戈，出现难以控制的混乱局面。总之成败在此一举，我们要么重获自由，要么性命不保。如果这一切都能顺利实现，夺船之后我将暂时担任领航员，带领大家向北航行。但愿老天垂怜，幸运之神站在我们这边，送我们回到自由州的土地。

我的记性一向很好，很多人的名字听过一遍就能记住，但现在，我只记得大副名叫拜迪，怎么也想不起船长的名字，只记得他身材矮小，言行得体，一看就是有教养的人。他一般挺直着身子，气质高贵，胆识过人，行动也很敏捷。如果他还活着，并有机会看到我写的书，大概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原来1841年他驾驶“奥尔良”号帆船，从里士满到新奥尔良的那段航程中，发生了这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这是他的航行日志里所没有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悲剧，令我们十分沮丧。罗伯特生病了，很快我们就得知，他得的是天花。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到第四天，我们还没抵达新奥尔良，他就病死了。一名水手用罗伯特自己的毯子把尸体裹起来缝好，又捡起一块大石头垫在脚下，然后拖到舱口，用索具吊上去。可怜的罗伯特，就这样被抛进了海湾白色的浪花中。

天花的出现令人胆战心惊。船长命人在舱里撒上石灰，还采取了其他的预防措施。罗伯特的死，还有那可怕的疾病，都令我万分压抑。我望着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陷入前所未有的、深深的惆怅中。

罗伯特的尸体被抛入大海后，第二天傍晚，我靠在前甲板附近的舱口发呆，只觉得心灰意冷、前途渺茫。这时，一个名叫约翰·曼宁的水手走过来，和善地问我，为什么情绪如此低迷。他的语气和态度都透出一股真诚，我便回答说，我是个自由人，被人绑架到了这里。他似乎很同情我的遭遇，安慰我一番，并询问详细经过。我也不加隐瞒，全部告诉了他。他拍着胸脯，用水手们惯用的口吻说道，放心吧，我会全力帮助你，“两肋插刀，在所不辞”。于是，我请他帮我找些纸、笔和墨水，好让我给朋友们写封信。他一口答应，但麻烦的是，我在哪里写信不会被人发现呢？如果我利用他守岗换哨的时机，趁其他水手都睡着的时候，偷偷潜入水手舱就好了。我又想到了甲板上的小船。

好心的水手曼宁说，我们很快就要到达密西西比河口的巴利兹，如果要写信，必须尽快，否则就会错失良机。因此我们约定，第二天晚上我就藏到小船里。夜里十二点，他的守望哨结束。我看着他走进水手舱，大约一小时后，我潜了进去。他正趴在一张桌子上打瞌睡，已经有点迷糊了。桌子上放着一盏灯，灯光惨淡，忽闪忽闪的；旁边还放着一支钢笔和一张纸。我写信给仙蒂山的亨利·B·诺瑟普，说我被人绑架，如今身陷“奥尔良”号帆船，正在驶往新奥尔良的途中，但我无法预知自己的最终目的地，只能请他设法营救我。我写好信，曼宁看了一遍，然后封起来注明地址及收信人资料。他向我保证，一定会到新奥尔良的邮局把信寄出去。写完信，我立刻返回小船，躲起来。第二天早上，奴隶们从船舱里钻出来，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我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出来，重新混到了他们中间。

后来我得知，曼宁生于英国，后来到了波士顿。他是一位高尚慷慨的水手，身材高大，体格健美。当时他大约二十四岁，脸上有些麻子，但看上去格外善良坦诚。

在船上，我们过着千篇一律的日子，枯燥乏味，就这样一直熬到了新奥尔良。当我们的船驶进码头，还没有绑牢，我就看见曼宁跳上了岸，一路小跑着向城里赶去。离开前，他曾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是告诉我他此行的目的。没过多久，他便回来了。从我身边经过时，他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神秘地眨眨眼睛，小声告诉我：“事儿办成了。”

多年以后，我才得知，那封信顺利送到了仙蒂山。诺瑟普先生收到之后立刻前往奥尔巴尼，把信摊到了苏厄德州长面前。但由于信中没有给出具体的地点，因而无法组织有意义的营救。最后他们决定暂时搁置，等到获得我的确切地址之后再作打算。

到达码头后，我看到了非常感人也非常开心的一幕。就在曼宁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走过来，大声喊着亚瑟的名字。亚瑟听到喊声，看见对方后，欣喜若狂，差一点就从船舷上直接跳下去了。他飞快地跑到他们面前，抓住他们的手，握了好久。原来，这两个人来自诺福克，是专门赶到新奥尔良来救他的。他们告诉他，绑架他的人已经被捕，被关押在诺福克监狱。他们又和船长谈了一会儿，便带着兴高采烈的亚瑟离开了。

码头上人头攒动，但我不认识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我没有听到任何熟悉的声音，也没有看到任何熟悉的面孔。亚瑟很快就能和他的家人团聚了，还能看到那些害他的人认罪伏法。可我呢？我的家人呢？唉！我还能再见到他们吗？浓浓的忧伤从我的心底涌起，我感到无比绝望，异常沮丧，甚至后悔没有同罗伯特一起葬身海底。

很快，船上登上来一些奴隶贩子和收货人。其中有个男的叫西奥菲勒斯·弗里曼，高个子，瘦脸，浅色皮肤，背有点驼，手里拿着一张纸，他就是伯奇的同党。我、伊莱扎和她的孩子们、哈利、莱西和其他在里士满加入的奴隶，都交给他。他拿着那张纸，高声点名。

“普莱特。”

没有人答应。他又喊了好几声，仍然没人答应。随后他依次喊到莱西、伊莱扎、哈利，把名单上的人全部喊了一遍。每个被点到名字的人就向前跨出一步。

“船长，普莱特跑哪儿去了？”西奥菲勒斯·弗里曼问道。

船长也不知道，因为船上没人叫这个名字。

“这个黑鬼是谁发的货？”他指着我问。

“伯奇。”船长回答。

“你就是普莱特，你完全符合清单上的描述。为什么不上前一步？”他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我告诉他，我不叫这个名字，但如果他想这样叫，我也不反对。

“该死的，我说你叫什么你就叫什么，”他吼道，“你最好给我牢牢记着……”之后他又说了一堆不干不净的话。这个西奥菲勒斯·弗里曼说起脏话来，跟他的同党伯奇倒是不相上下。在船上时，人们叫我“管家”，而“普莱特”这个名字，我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称呼。这是伯奇给发货人名单时，重新给我取的名字。

我在船上就看到，码头上有一些戴着镣铐干活的囚徒。我们被人驱赶着，路过他们身边，来到了弗里曼的奴隶场。这个奴隶场很像里士满的古丁奴隶场，只不过这里的院子是封闭式的，墙用的也不是砖，而是一些上端被削尖了的厚木板。

这个奴隶场里至少有五十个人，包括我们在内。我们刚把毯子放进里面一个小屋，便集合吃饭了。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场院里闲逛，睡觉的地方也可以随便挑，棚子下、阁楼上、庭院里，裹着毯子躺下就能睡。

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未眠，脑子里千头万绪，思绪纷繁。这里距离我的家乡也许有几千英里远了吧？我像牲口一样，被人驱赶着走过大街；我戴着镣铐，任人无情殴打；我被迫与一群奴隶为伍，而我自己也成了一个奴隶。这怎么可能呢？过去几周发生的事都是真的吗？我是不是在做着一个可怕而漫长的梦呢？可惜这一切不是幻觉，我感到十分悲伤。在这无法入眠的深夜，看着身边熟睡的同伴们，我双手合十，向上帝祈祷，求他可怜可怜我们这帮被遗弃的人。万能的主啊，请您听听一个破碎灵魂的祈祷吧，保佑我吧，让我战胜艰难困苦。就这样，我一个晚上都在向上帝祷告，直到晨光唤醒浅睡的人们，引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天—继续为奴的一天。

第六章 伊莱扎的绝望

伊莱扎听到这个消息，再次陷入深深的绝望。此时的她眼窝深陷，憔悴不堪，已经被疾病和悲痛折磨得不成人样。

一大早，新奥尔良奴隶场的场主—西奥菲勒斯·弗里曼先生就跳进院子里来问候他的“牲口们”了。这个奴隶贩子詹姆斯·H·伯奇的同党，这个“宽厚仁慈、虔诚善良”的家伙，正挥舞着鞭子，在年轻奴隶们的耳边抽得噼啪乱响，时不时地还对着那些上了年纪的奴隶踢上一脚。很快，所有的奴隶都起床了，而且绝对的清醒。“勤劳”的西奥菲勒斯·弗里曼先生东奔西跑，上蹿下跳，忙个不停。他要准备好所有的“货”，等着上拍卖场。毋庸置疑，他肯定希望一切能够顺顺当当，财源滚滚。

首先，奴隶们需要彻底地洗个澡，刮刮胡子什么的。随后，每个奴隶领到了一套新衣服，虽然全是些劣质货，但都挺干净。男人们有了帽子、大衣、衬衣、裤子和鞋子；女人们有了印花棉布连衫裙，还有头巾。随后，我们被领到了一个大厅，就在院前那栋房子里。我们要先在这里接受一些培训，才能面见买家。我们站在大厅的两边，男女各一边，按个子高矮排队。个子最高的站在最前面，依次往后排。埃米莉站在女人队伍的最末尾。弗里曼软硬兼施，命令我们要牢记自己的位置，警告我们要表现得精神一点，醒目一点。整整一天，他用尽各种办法，训练我们如何“显得精神”，以及如何快速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吃过午饭后，也就是下午，我们继续练习列队，并在他们的要求下跳舞。弗里曼手下有个名叫鲍勃的黑人小男孩儿，负责拉小提琴。我站的地方离他很近，就冒昧地问他，会不会拉《弗吉尼亚里尔舞》。他说不会，得知我会后，他就把小提琴递给我。我起了个调子，拉了一曲。弗里曼似乎很满意，让我继续拉下去，并对鲍勃说我拉得比他好多了—这样的评价显然令我这个搞音乐的小朋友伤心不已。

第二天，顾客盈门，他们嚷嚷着要验一验弗里曼的“新货色”。弗里曼先生的确能说会道，他唾沫四溅地讲了我们的优点和素质，随后又让我们昂首挺胸，快步地来回走动几圈。买家们也会摸摸我们的手、胳膊和身体，把我们拨得原地打转，问我们会干什么，还让我们张开嘴，察看牙齿，跟农贸市场上买牲口一模一样。有时候，他们还会把个别男人或女人带到庭院中的小屋里，脱掉衣服，进行更仔细的检查。如果奴隶的背上有伤疤，就会被视为有造反的倾向和不守规矩的证据，这样他们的销路和价格就会受到影响。

一位老先生看中了我，他说要买个马车夫。我听到他和弗里曼的交谈，得知他就住在城里。于是我很希望他能买下我，我想住在城里逃跑会更容易些，我很方便就能搭上从新奥尔良北上的船只。弗里曼向他要价一千五百块，老先生则坚持认为，如今世事艰难，这个价太高了。但弗里曼说我身体健康，体格强壮，头脑也聪明。他还格外强调了我在音乐上的造诣。但老先生丝毫不让，并鄙夷地反问：“黑鬼能有什么造诣？”最后，他留下一句“改天再来”，扭头便走了，真是遗憾。不过这天弗里曼还是做成了几笔生意。大卫和卡洛琳被一个来自纳奇兹的种植园主一起买走了。离开时他们高兴得张开嘴大笑，如愿没有被拆散。莱西被卖给巴吞鲁日的一个种植园主，被领走时她的眼里满是愤怒。

这个人还买走了兰德尔。他让兰德尔在地板上又蹦又跳，蹿上跳下，表演各种特技动作，以展示体能和技巧。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伊莱扎一直举着双手，呼天抢地地痛哭。她乞求那个男人不要只买兰德尔，要买就把她和小埃米莉一起买走。她向那人发誓，只要把他们母子三人都买下，她一定会做个全天下最忠诚的奴隶。那个男人说他买不起，伊莱扎顿时陷入悲恸欲绝的境地，无限哀怨地号哭起来。弗里曼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手里高举着鞭子，命令她马上闭嘴，否则就让她尝尝鞭子的味道。他不允许出现这种哭哭啼啼的场面，倘若伊莱扎不马上停止哭泣，他就把她拖到院子中央，狠狠抽上一百鞭子。是的，他有的是办法对付不听话的奴隶，不然他就是在砸自己的饭碗。伊莱扎畏缩了，她想擦干泪水，却是徒劳。她太害怕和孩子们分开了，她说，哪怕她只能活上一天，也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弗里曼再怎么皱眉蹙额，恶语相向，都不能让这个痛苦的妈妈平静下来。她不停地哀求，求他们发发慈悲，不要拆散他们母子。她不停地向他们哭诉，她对孩子的爱，不停地重申她的诺言—只要他能买下他们母子三人，她会做一个天底下最忠诚、最听话的奴隶；她愿意为他做牛做马，没日没夜地干活，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可是她无论说什么都没用，那人买不起他们三个。交易已经敲定了，他只能带走兰德尔一个人。最后伊莱扎又跑向儿子，拼命地抱住他，一次次地亲吻他，告诉他不要忘了妈妈。自始至终她都泪如雨下，流得孩子满脸都是。

弗里曼恶毒地诅咒她，骂她是个粗俗刁蛮的泼妇，命令她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并警告她要守规矩，别不成体统。他说，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要是她再不老实就要给她点颜色看看。

巴吞鲁日的那个种植园主买到了他想要的“货”，心满意足地准备离开了。兰德尔随着他的新主人出门时，扭头望着妈妈安慰道：“别哭，妈妈。我会乖乖听话的，别哭。”这小家伙以后的命运会怎样，只有天知道。当时那种场面真是令人心酸，我强忍住眼泪，不想招来无益的鞭打。

就在那天晚上，从“奥尔良”号上下来的奴隶几乎全都病倒了。我们的头和背部都剧痛无比，小埃米莉也一反常态地哭个不停。天亮时来了一个医生，但他无法确诊我们的病情。他给我检查时，围绕我的症状问了些问题。我跟他说，我怀疑我们得的是天花，并告诉他罗伯特因天花而死的事。他当即表示要请医院的院长过来看看。不一会儿，院长来了，他身材矮小，有着浅色头发，人们称他为凯尔医生。他很快宣布我们得的是天花，整个奴隶场立刻紧张起来。凯尔医生刚离开，我和伊莱扎、埃米莉、哈利就被塞进了一辆出租马车，赶去医院。那是一栋矗立在郊区的白色大理石建筑，我和哈利被安置在楼上的一间病房。之后我的病情持续恶化，连续三天我什么都看不到，就那样直直地躺在病床上，等待命运的安排。有一天，鲍勃来了，他对凯尔医生说，弗里曼派他过来问问我们几个人的病情。医生说：“你告诉他，普莱特病得很重，但只要他能撑到九点钟，就会好起来的。”

我曾经不害怕死亡，身为一名奴隶，前途堪忧，也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我甚至想过一死了之。但当死亡突然临近，求生的本能还是让我恐惧死亡。我一直以为，自己会老死在家中，有亲人们围在床前做临终告别。没想到，现在我却要客死异乡，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孤零零地、凄惨惨地死去。

医院里有很多病人，男女老少都有。如果有人死掉，就会敲响丧钟，殡仪馆的执事们就过来把尸体拉到公共墓地去。那个时候，不管白天黑夜，经常能听见丧钟发出悲伤的哀鸣，宣告着一个又一个人的死亡。但最终都没有为我敲响丧钟，我终于闯过了生死难关，重新活了过来。过了两个多星期，我和哈利重新回到了奴隶场，只是那场恶疾在我脸上永远留下了丑陋的印迹，一辈子都没有消除。我回来后的第二天，伊莱扎和埃米莉也被一辆出租马车送了回来。我们又恢复了之前的日子，在拍卖场排起队等待买家的检查和挑选。我心里还盼着那个想买马车夫的老先生能回头再来买我。我相信，只要他买了我，我离重获自由的日子就不远了。后来，一茬又一茬地来了很多买家，但那位老先生始终没有再出现过。

终于有一天，我们正在庭院里休息时，弗里曼出来命令我们到拍卖大厅里去。我们进去以后，发现已经有位先生在那里等着。这位先生会影响我之后的很长一段生活，所以我有必要描述一下他的外貌，以及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说实话，他是个相貌英俊的中年男子，个头比较高，但微微有点驼背。他的言行举止非常和善，彬彬有礼，不像别的白人那样惹人生厌，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我们都觉得他一定是个心地善良、宅心仁厚的人。他走过来，问了我们很多问题，如我们会干什么，以前做过什么工作，愿不愿意跟他一起生活，等等。他还问我们，如果他买下我们，我们会不会对他忠心耿耿。

经过一番仔细的盘查和讨价还价，他最终愿意出一千块买下我，出九百块买下哈利，再出七百块买下伊莱扎。我的价格比原来降了五百，可能是因为我得过天花，也可能是其他原因，这恐怕只有弗里曼心里才清楚。尽管他摆出一副商人惯用的赔本儿的姿态，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笔买卖。

伊莱扎听到这个消息，再次陷入深深的绝望。此时的她眼窝深陷，憔悴不堪，已经被疾病和悲痛折磨得不成人样。当时的情景太过悲伤，我真希望自己是个冷血无情的人，那就不会因深深的怜悯而哀伤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太过悲恸、太撼人心魄的场景，总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曾经见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肝肠寸断、伤心欲绝的情景：恋恋不舍的母亲最后一次亲吻死去的孩子的脸庞，呆呆地望着墓穴，听泥土洒落在棺材上发出空洞的杂音，眼看着棺材一点一点地被埋没，最后成了一抔黄土。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伊莱扎和她的孩子分别时那样撕心裂肺、剧烈无比的悲痛，她简直是以命相搏。她像疯了一样，从女人的队伍中冲出来，奔向埃米莉，一把把她抱在怀里。孩子也感觉到即将发生些什么，本能地搂紧了妈妈，把小脑袋紧贴在妈妈胸前。弗里曼厉声呵斥，伊莱扎毫不理会。他上前抓住她的胳膊，粗暴地向后拉，但她挣扎着，把孩子抱得更紧了。弗里曼气急败坏，破口大骂，还挥出了拳头。伊莱扎向后趔趄了几步，险些摔倒。唉，这个可怜的女人苦苦哀求不要把她和孩子分开。为什么不能一起买走呢？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为什么不能把这唯一的孩子留在她身边呢？“求求您了，老爷，发发慈悲吧！”她哭喊着，跪在那位先生面前。“求您了，老爷，把埃米莉也买下吧。没有她我什么也干不成，我会死的。”

弗里曼又上来制止，但伊莱扎仍然不管不顾地继续恳求那位先生，她哭诉着自己的不幸，她的儿子兰德尔如何被人从她身边夺走，她再也见不到他了；而如今，上帝呀，这太残忍了，她又要和小埃米莉分开了—那是她的心肝宝贝，她唯一的亲人了；她还那么小，离开了妈妈一定会死掉的。

终于，那位先生显然被伊莱扎诚挚的恳求打动了。他走上前来对弗里曼说，他愿意买下埃米莉，并问需要多少钱。

“多少钱？想买她？”西奥菲勒斯·弗里曼疑惑地反问道，很快他又马上补充说，“她我可不卖。”

那位先生说，他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么年幼的奴隶—那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但既然这位妈妈和女儿如此难舍难分，他也不愿眼睁睁地拆散她们，所以愿意出个公道的价格买下这孩子。但如此高尚的提议弗里曼竟然不屑一顾，他说什么也不卖埃米莉。他说，这孩子将来会给他挣大钱的。她是个美人坯子，过几年等她出落成标致可人的大姑娘，新奥尔良会有成群结队的男人愿意花五千块钱买下她。现在，他是绝对不会卖的。她是个小美人，比画上的还漂亮，是个惹人疼爱的洋娃娃，她和我们这些厚嘴唇、圆脑袋、只适合摘棉花的黑鬼可不一样。

伊莱扎听弗里曼不肯放了埃米莉，一下子发了狂。

“没有她我哪儿也不去！谁也别想把她从我身边夺走！”她歇斯底里地尖叫着，弗里曼再怎么怒吼也不管用。

此时，我和哈利已经到院子里把自己的毯子拿出来，站在前门口等着离开了。我们的买家站在旁边，面带遗憾地注视着伊莱扎。他没想到，买下她会给她带来如此巨大的悲痛。我们等了一会儿，直到弗里曼彻底失去了耐心，他强行把埃米莉从她妈妈怀里拉出去，母女二人拼命挣扎着。

“别丢下我，妈妈，别丢下我！”孩子尖叫着，她的妈妈正被粗暴地推开带走。“别丢下我，回来，妈妈！”她哭喊着，伸出两只细小的胳膊哀求着，但无济于事。我们被领着很快出了门，到大街上我们仍能听到小姑娘无助的哭喊：“回来，妈妈！别丢下我，快回来，妈妈！”随着我们渐行渐远，这个声音也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到最后再也听不见了。

从此以后，伊莱扎再也没有见过埃米莉和兰德尔，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消息。但在她心里，一直都装着这两个孩子，一刻都不曾忘记他们。不管她是在棉花地里、农舍里，还是在哪里，她都会说起他们，跟他们聊天，好像他们就在身边一样。只有在这样的幻觉中，或在睡梦里，她才能得到一点可怜的安慰。

之前我说过，伊莱扎并不是一般的奴隶。她天资聪颖，懂得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专业知识。她曾经得到过很多一般女奴无法享有的机会，她甚至享受过比一般黑人更好的生活。多年以来，她一直梦寐以求地渴望着自由，她的自由，孩子们的自由，这是她人生的全部希望，是照亮她人生之路的灯塔，指引她穿过奴役的荒野。眼看她就要登上“毗斯迦山顶”，踏上向往已久的“乐土”，然而，意想不到的转折彻底粉碎了她的美梦，她被汹涌而来的失望和绝望压得直不起腰，喘不过气。从她被囚禁的那一刻起，华美的自由之光便日渐暗淡，直至消失。现在她终日以泪洗面，远离所有亲人，面对的只有诡诈的仇敌。

第七章 相对安逸的劳作

每每想到他，我都不禁肃然起敬，假如当时我的家人也和我在一起的话，我倒愿意毫无怨言地忍受他那种温和的奴役。

我们跟随着新主人穿过大街，离开了新奥尔良的奴隶场。伊莱扎一路上呜呜咽咽，一步三回头，被弗里曼和他的仆从们拖着向前走。很快我们来到码头，登上停泊在那里的“鲁道夫”号蒸汽船。半小时后，我们的船便沿着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飞快地朝着红河岸边的某个地方驶去。

除了我们三个，船上还有许多奴隶，他们都是从新奥尔良的奴隶市场中买来的。我记得有个叫凯尔索的先生，据说是个非常有名的大种植园主，这船上载着的一群女奴都是他新买的。

我们的新主人名叫威廉·福特，住在路易斯安那州腹地，红河右岸阿沃耶尔县教区一个叫大松树林的地方。他是一位浸礼会牧师，在整个阿沃耶尔县教区，尤其是贝夫河两岸，他的鼎鼎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教区内的人们亲切地称他“可敬的上帝的仆人”。在大多数北方人看来，一个神职人员竟然做出奴役同胞、买卖人口的事情来，这在道德上和宗教上是无法接受的。人们从伯奇和弗里曼之流，以及下文提到的其他一些人身上，很容易就会对奴隶主这个阶层产生憎恶和鄙夷。但我做过威廉·福特的奴隶，有机会了解他的品格和性情，因此我说句公道话，他要比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宽容、高尚和公正。但由于受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蒙蔽，他无法认清奴隶制在本质上的错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深信不疑地认为“一个人可以占有另一个人，并将其视为私有财产”。这种观念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他只是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而已。如果他在另外一种环境中长大，毫无疑问，他会拥有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凭良心说，他的确是一个模范的主人，正直无私，光明磊落，能成为他的奴隶也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人人都像他这样，奴隶制的罪恶与苦难至少可以抵消一大半。

我们在“鲁道夫”号蒸汽船上度过了两天三夜，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拜伯奇先生所赐，在做奴隶的这些年岁里，我都被人叫作“普莱特”。伊莱扎被卖出时用的名字是“德拉德伊”，由于她在卖给福特先生的过程中表现得格外惹人注目，所以至今在新奥尔良的办事处里还留有她的记录。

我在航行的途中一直思考着自己的处境，心底默默盘算着逃跑的计划。好多次—不仅在当时，包括之后—我都差点向福特先生和盘托出我的真实情况。现在想想，也许那样是可行的。但我当时太害怕失败了，一直没有真正付诸行动。直到后来，他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把我转卖给了别人，我就更没有机会提出来了。此后，在其他主人手下时，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哪怕稍稍暴露一点点我的真实意图，我都可能立刻陷入更加难以挽回的境地。我的身价太高，没有哪个奴隶主愿意白白承受这样的损失；而且我很清楚，一旦他们知道了我的自由身份，一定会像小偷处理偷来的牲口一样，把我卖到更加偏远的地方，甚至卖到国外去。因此，我只能相信上帝的救赎，想依靠自己的力量逃跑。于是，我决定把这个秘密牢牢藏在心底，绝不向任何人吐露半个字。

终于，我们在一个叫亚历山大的地方下了船，这里距离新奥尔良有一百多英里，是红河南岸的一个小城镇。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搭火车，很快就到了拉莫瑞河湾。这里与亚历山大相隔十八英里，地方更小，铁路只修到这里。福特的种植园坐落在德州公路上，拉莫瑞十二英里之外的大松树林。不过，这段距离我们必须走过去，因为已经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了。福特带着我们一起走路，那天天气极热，我、哈利和伊莱扎的身体还很虚弱，腿脚也因为得过天花变得无力。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但福特并不生气，他还说不用着急，什么时候想歇了就歇歇，于是我们走走停停。离开拉莫瑞后，我们路过两个种植园，一个属于卡内尔先生，另一个属于弗林特先生，之后我们才到达大松树林，那是一大片广袤无垠的原野，一直延伸到色宾河。

红河谷区地势低洼，沼泽遍地。大松树林相对而言已经算是高地了，其中还有不少狭窄的间隔。这片高地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树木，有白橡、栗树，但绝大多数是黄松。黄松高大粗壮，树干笔直，最高可达六十英尺。林中栖息着许多野牛，本性大多胆小野蛮。我们靠近时，它们成群结队地惊慌逃窜，发出巨大的鼻息响声。有的野牛身上打着烙印，有的则处于野性未驯的原始状态。这些动物的体形比北方的要小些，最让我奇怪的是，它们头上的角从脑袋两侧笔直地生出，仿佛两根大铁钉。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一片空地，大概三四英亩，空地上矗立着一栋没有上漆的小木屋，一个谷物饲料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牲口棚。还有一个小厨房，离木屋也就一竹竿的距离。这是马丁先生夏天避暑的地方。贝夫河畔很多拥有大宅的、富有的种植园主，到了炎热的季节都习惯到这样的林子里来住。这里有洁净的水源和惬意的树荫。实际上，这些地方就是种植园主们的避暑胜地，就好像北方城市里有钱人眼中的纽波特和萨拉托加。

吃饭的时候，我们排队到厨房领饭，吃的是番薯、玉米饼和咸肉，福特老爷和马丁则在小木屋里用餐。这里有几个奴隶是专门伺候马丁的。吃过饭，马丁从屋里走出来，打量着我们，一一向福特询问我们的价钱、干活儿是否熟练等问题，同时还打听了奴隶市场的大概情况。

养足了精神，我们继续沿着德州公路出发了。虽然是公路，但路上并没有多少行人。随后我们在连绵不绝的森林走了五英里，途中没看到一户人家。最后，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另一片更加开阔的空地，足有十二到十五英亩大。

空地上有栋房子，比马丁先生的木屋大多了。房子有上下两层，前面带个小广场，后面有原木搭起来的厨房、鸡舍、玉米穗仓库和几个黑奴住的小木屋。房子附近还有桃园、橘园和石榴园。空地四周树木环绕，地上绿草如茵，总之这是一个宁静、偏僻、令人愉快的地方—隐藏于荒野之中的一片世外桃源。这里就是我的主人—威廉·福特的宅邸。

我们走近时，看到广场上站着一个穿黄衣服的姑娘，那是露丝。露丝走到门口去传信，很快，女主人便跑了出来，吻了福特先生，并笑着问“那些黑鬼”是不是他买回来的。福特说是，吩咐我们到萨利的小屋里休息休息。我们沿屋角一拐，便看到正在洗衣服的萨利—她的两个孩子正在她身边的草地上翻滚玩耍。看到我们，他们爬起来，歪歪扭扭地走过来，好奇地睁着大眼睛盯了半天，像两只可爱的兔子，而后又好像害怕似的，呼叫着跑回妈妈身边了。

萨利领着我们进了小屋，让我们放下东西，坐下来歇歇，她知道我们一定累坏了。这时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伙子跑了进来，他叫约翰，是这里的厨师。他的皮肤简直比乌鸦还黑，他跑进来盯着我们看了半天，然后连个招呼也没打，就大笑着转身向厨房跑去，好像我们的到来是个大笑话似的。

我们走了一天的路，觉得有点累。夜幕刚刚降临，我和哈利就裹着毯子在小屋的地板上躺下了。和往常一样，我的思绪又飞回到妻子和孩子们身边。我很清楚现在的处境，阿沃耶尔县如此广阔的森林，我要想逃出去，希望太渺茫了。这样一想，我不免悲观起来，心情十分沉重，但我并没有绝望，一颗心也早已飞回了萨拉托加的家里。

一大早，福特老爷喊露丝的声音把我惊醒了。露丝急忙跑进屋里给孩子们穿衣服，萨利到牧场上挤牛奶，约翰则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早餐。我和哈利到院子里散步，顺便好好看看我们的新“家”。刚吃过早餐，我们看见一个黑人赶着三头牛拉着一车木材来到空地上。他是福特的奴隶，露丝的丈夫，名叫沃尔顿。顺便说一下，露丝是华盛顿人，五年前被带到这里来。她和伊莱扎素未谋面，但她听说过贝里，她们知道相同的街道、相同的人，尽管有些只是道听途说的，总之她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聊着她们的旧时光，聊着过去的那些朋友。

当时福特还很富有，除了松树林中的产业，在四英里外的印第安溪上还拥有一个伐木场。此外，他妻子在贝夫河上也拥有大片的种植园和众多的奴隶。

沃尔顿刚从印第安溪上的伐木场拉木材回来。福特让我们和他一块儿回去，并说自己随后就到。临走之前，福特太太把我叫进库房，递给我一个马口铁桶，里面装的是糖蜜，用他们本地人的叫法是黑蔗糖浆，说是送给我和哈利吃的。

伊莱扎依旧每天沉浸在失去孩子们的痛苦中。福特想尽办法安慰她，告诉她说，只有拼命地干活才能忘掉烦恼。他让伊莱扎跟着露丝，帮她料理家务。

我和哈利跟沃尔顿一起坐在货车上，三人很快就混熟了。沃尔顿生下来就是福特老爷的奴隶，只要一提到老爷他就恭恭敬敬，语调温和，就像孩子提到自己的父亲。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华盛顿。他从妻子露丝的嘴里听说了太多关于这座城市的事，一路上问了一大堆让我哭笑不得的怪问题。

我们到了印第安溪的伐木场，那里还有两个奴隶：山姆和安东尼。山姆也是华盛顿人，和露丝同一批被带到这里。他曾在乔治城附近的农场里干过活儿。安东尼是个铁匠，来自肯塔基州，他在福特这里做奴隶已经有十年了。山姆知道伯奇，当他听说我是被此人从华盛顿卖出时，立刻加入我的阵营，和我一起声讨伯奇卑鄙的恶行，因为他也是被伯奇转卖的。

福特来到伐木场时，我们正在砍伐原木，并把砍下的木材堆成堆。这个余夏，我们就一直干这个工作。

通常，我们会在空地上度过安息日，那时我们的主人就会把全部的奴隶集合起来，一起阅读并解释《圣经》。他想向我们传递善念和对上帝的信仰，教我们做正直虔诚的人。每次他都会坐在屋门口，男女仆人在他身边围成一圈。他们神情严肃地注视着主人，听他讲述造物主的仁慈和来世的种种美好。这里原本就非常宁静，只有当主人向天祷告时，才会打破这里的孤寂与荒凉。

夏天还没结束，山姆就对宗教产生了信仰。他的女主人送给他一本《圣经》，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有空就拿出来认真阅读，只是他不认识多少字，于是我经常读给他听，他为此感激涕零，多次表示感谢。山姆的虔诚经常被前来伐木场的白人看到，然而他们却鄙夷地认为，像福特这样允许奴隶们拥有《圣经》的人，“不配有黑奴”。

福特的善良并没有让他有所损失，实际上，通过多次观察，我发现那些以仁爱之心对待奴隶的主人们，往往能获得更丰厚的回报，因为感恩的奴隶们会加倍勤快地为他们干活儿。这是我的切身经历和真实感受：每天超额完成任务给福特老爷一个惊喜，几乎是我们快乐的源泉。在以后遇到的主人中，如果没有工头皮鞭的督促，我们是绝对不肯付出额外的努力的。

正是基于这种心理，我渴望听到福特老爷的赞美，才给他提出了一个建议，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收益。我们在伐木场砍下的木材按要求要送到拉莫瑞去，一直以来这些木材都是靠陆路运输，成本很高。虽然印第安溪流经伐木场最终注入贝夫河，且贝夫河与拉莫瑞河相连，但这条河流有些河道很狭窄，有的地方甚至不足十二英尺宽，经常被上游漂下来的树干堵塞。据我观察，从伐木场到木材目的地的河运距离只比陆运远了几英里，但如果从印第安溪用木筏运木材，将会大大降低木材的运输成本。

伐木场的工头是一个名叫亚当·泰德的小个子白人。他曾在佛罗里达当过兵，到过很远的地方。我告诉他这个建议时，他不屑一顾。但当我告诉福特老爷时，他立刻很爽快地满口答应，并允许我试试看。

我先疏通河道，把堵塞的地方清理干净，然后用十二根横木扎了一个窄窄的木筏。多年前，我在尚普兰运河上积累了经验，所以我不仅技术熟练，且很自信能做好这个工作。我卖力地干活，非常渴望成功，一方面，我希望能让老爷高兴，另一方面，我也想证明给亚当·泰德看，我提出的建议绝不是他所说的“异想天开”。

很快，一切准备就绪。一个人可以控制木筏的三根横木，我负责前三根，然后用杆子撑着顺流而下。我们顺利进入了贝夫河，并最终比原计划提前到达了目的地。

木筏抵达拉莫瑞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福特先生更是对我赞赏有加。周围的人们纷纷表达对我的赞美，人们都说福特的普莱特是“松树林地区最聪明的奴隶”，我简直成了印第安溪上的    富尔顿。但是，我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荣耀冲昏了头脑，也没有因为赢了曾经嘲笑我的泰德而得意忘形。从那天起，我就开始负责往拉莫瑞运木材，直到合同结束。

整个印第安溪在一片壮丽的大森林中穿流而过，岸边居住着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契卡索人或契科皮人的遗民。他们住在简陋的小木屋里，每间木屋只有十或十二平方英尺大小，用松树枝构造，以树皮覆顶。他们主要以猎食鹿、浣熊和负鼠为生，好在这些动物在森林里数不胜数。有时候他们也会带上鹿肉等野味，到沿河的种植园换点玉米和威士忌酒。他们一般穿鹿皮做的短裤，上身穿颜色鲜艳的棉布狩猎衫，从皮带到下巴全都扣得严严实实的。他们的手腕上、耳朵上和鼻子上全都戴着黄铜圈。不过他们的女人穿的衣服则和我们非常相似。他们热爱狗和马，马饲养的最多。他们吃苦耐劳，骑术高超。缰绳、肚带和马鞍全用动物皮做成，而马镫是用某种木头做的。我曾亲眼看见他们骑着马—男女都有—飞快地冲进森林，沿着曲曲折折的小径，一边疾驰一边躲避着树木，绰约的风姿，令文明世界里最令人惊叹的马术表演也黯然失色。他们一会儿奔向四面八方，一会儿又聚拢起来，以同样快的速度昂首向前，整个森林里充满野性的呼号，此起彼伏。他们的村落位于印第安溪上，名为印第安城堡，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却要一直延伸到色宾河。偶尔会有德克萨斯州的部落前来拜访，到那时候，整个大松树林都狂欢起来。我记得部落的酋长叫卡斯卡拉，二号人物是他的女婿，叫约翰·巴尔提兹。我经常在溪上撑着筏子运木材，所以和这两个首领以及部落里的其他人都很熟。有时完成当日的工作后，我和山姆会去拜访他们。部落里的人对酋长百分之百地服从，卡斯卡拉的话在这里就是法律。这些人虽然野蛮，但心地却不坏，而且他们很喜欢这种狂野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喜欢空旷的原野，也不喜欢河岸边开垦出来的空地，他们喜欢隐藏在森林的荫蔽下。他们崇拜万能的大神，爱喝威士忌，生活无忧无虑，逍遥快活。

有一次，一队从德州过来的牧人在他们的村子里露营，我碰巧也在，便有幸参加了他们的舞会。他们生了一大堆篝火，火光冲天，远远都能看到。人们围着篝火席地而坐，熊熊的篝火上烤着一只完整的鹿架。后来男女交替着组成一个圈，用一种印第安小提琴演奏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曲调：略带沧桑的、婉转回旋的旋律，音律的变化非常少，整个曲调只有几个音符。第一个音符响起时，人们便围成圈小跑起来，嘴里哼唱着奇怪的调子，让人感觉莫名其妙。第三圈结束，他们会突然停下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和呼号，仿佛要把肺都撕裂。接着人们打乱圈子，男女结成对，面对面先猛地向后跳，再向前跳，同时完成两三个优雅的动作。接着他们再次组成一个圈，继续小跑着跳起来。谁呼喊得最响，跳得最远，发出的声音最大，谁就被认为是舞跳得最好的人。中间，有些人会从跳舞的圈子里退出来，跑到篝火前，割下一片鹿肉来吃。

他们在一棵倒下的树干上挖了一个研钵一样的洞，然后把玉米放在里面用木杵捣碎，做成玉米饼。他们就这样跳一会儿，吃一会儿，交替进行。来自德州的客人们享受到了契卡索儿女们最热情的款待。这就是我所亲眼见到的，阿沃耶尔县松树林地区印第安人舞会的场面。

秋天，我离开了伐木场，回到空地上干活。有一天，太太催福特老爷去买一台织布机，好让萨利织布，给奴隶们做冬天的衣服。老爷不知道应该上哪儿去买，于是我提议说，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做一个，并委婉地表示，自己虽然不才，却很愿意尝试一下。他很高兴地同意了，让我先到临近的种植园主那里去观察织布机的构造，回来再开始动手制造。结果，我真的把织布机做出来了，而且得到了萨利的大力赞扬。她每天除了挤牛奶，还可以轻松完成十四码的织布任务，竟然还有闲暇时间。这台织布机运作良好，后来我便继续做织布机，卖给沿河的其他种植园。

后来，有一个叫约翰·M·提比茨的木匠到福特老爷家来修房子。我只好暂停造织布机的工作，去给他做帮手。我和他在一起待了两个星期，为了修好天花板，每天忙着选木料、刨板子。那时候，阿沃耶尔县教区还很难看到用灰泥刷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木板结构。

在品性上，约翰·M·提比茨和福特正好相反。他身材矮小，脾气暴躁，心地也不纯。据我所知，他居无定所，总是从一个种植园跑到另一个，去干木匠活。他游走在社会之外，得不到白人的尊重，甚至也得不到奴隶们的尊重。这个人既愚昧无知，又小肚鸡肠，睚眦必报。他离开教区的时间比我要早得多，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被安排到跟他在一起的那天，绝对是我开始倒霉的日子。在我和福特老爷一家共同生活的期间，我只看到了奴隶制阳光的一面：他从不会惨无人道地压迫我们，他总是把我们当作他的同伴，在伟大的造物主面前和我们不分彼此；他会手指上苍，说出许多亲切、和蔼又令人高兴的话。每每想到他，我都不禁肃然起敬，假如当时我的家人也和我在一起的话，我倒愿意毫无怨言地忍受他那种温和的奴役。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我很快就将面临一场无情的暴风雨。我注定要像个真正的奴隶一样去经受痛苦的炼狱，我知道，大松树林那种相对舒适安逸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第八章 炼狱的开始—第一次交锋

……他就砸烂我的脑袋，割断我的喉管，把我五马分尸……我知道现在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便横下心来，听天由命吧。

1842年冬季，威廉·福特老爷很不幸地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事情是这样的，威廉·福特还有一个弟弟叫富兰克林·福特，住在亚历山大靠北一点的红河边。他曾替弟弟做担保，让其借了一笔债，如今弟弟无力还债，作为担保人，他就被牵连其中，不得不面临很重的处罚。与此同时，他还欠着约翰·M·提比茨在印第安溪伐木场干活的一大笔工钱；另外，他在贝夫河种植园中的好几项工程都还没有完工，比如织布机房、磨坊等。因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福特决定转卖掉十八名奴隶，我便是其中之一。山姆和哈利等十七人都被红河边的另一个种植园主彼得·康普顿买去了。而我，毋庸置疑，因为会一点木匠活，自然被卖给了提比茨。

后来，我从新奥尔良的公共档案中查知，1841年的6月23日，我以自由人的身份被卖给福特。后来被转卖给提比茨时，我的身价要比主人所欠的债务高得多，所以福特采取动产抵押的方式，用我抵了四百美元。正是这份抵押保住了我的命，到后面您就知道了。

我在空地上和老伙计们告别，随着我的新主人提比茨离开福特的家。我们沿贝夫河来到下游的一个种植园，这里距松树林二十七英里，我们要在这里继续履行合同上未完成的工作。贝夫河与红河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这里水流缓慢，河道弯曲，这种毫无生气的河流在这一带十分常见。它发端于亚历山大东南方向不远的一个地方，然后蜿蜿蜒蜒，总长超过五十英里。沿河两岸坐落着许多大型的棉花和甘蔗种植园，向两侧延伸，一直到一望无垠的沼泽的边界。河边有大量鳄鱼出没，对卑贱或无知的奴隶们的孩子非常不安全，因此大人会经常提醒小孩子不要到河边玩耍。沿着这条河拐个弯，在离切尼维尔不远的地方，就是福特太太的种植园—而她的哥哥—大地主彼得·坦纳就住在对岸。

我来到贝夫河口，很高兴地遇到了数月未见的伊莱扎。她仍旧每天沉浸在悲痛之中，难以自拔，根本无法专心做事。福特太太很不喜欢，就把她打发到种植园里干农活了。她比以前更瘦弱、更憔悴了，仍然总是念叨着失去孩子的不幸。她问我是不是已经忘了他们，又不厌其烦地问，还记不记得小埃米莉漂亮的模样，还记不记得兰德尔有多么爱她，最后还自说自话似的追问，他们是否还活着，去了哪里。过度的忧伤已让她彻底崩溃，如今她形销骨立，双颊深陷，让人一看就不禁想到，她离死已经不远了。

查宾先生是福特种植园里的工头，全权负责这里的一切。他来自宾夕法尼亚，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十分瞧不起提比茨，这一点，加上那四百美元的抵押，对我而言也算是一种安慰。

现在，我被迫更加辛苦地劳作，每天起早贪黑，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即便如此，提比茨仍旧不满意。他整日唠唠叨叨，对我没有一句好话。我是他忠实的奴隶，白天勤勤恳恳，给他挣大把的工钱，夜里就老老实实到小木屋里睡觉。即便如此，我每天还要忍受他对我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虐待。

我们造好了磨粉机，盖好了厨房及其他设施，便开始一门心思建织布机房。这时，我做了一件让我十分后怕的事，在当时那个州很可能因此被处死：我打了我的主人提比茨。

我们在果园里建了织布机房，这里离查宾的家，或所谓的“大宅”只有几百米远。一天晚上，我一直干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停手。按照提比茨的吩咐，第二天一大早我要到查宾那里要一桶钉子钉护墙板。回到小屋时，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于是做了点咸肉和玉米饼当晚餐，和同屋的伊莱扎说了会儿话—我们这个小屋里除了我，还住着伊莱扎、劳森和他的妻子玛丽，以及另外一个叫布里斯托的奴隶—就在地板上躺下了，完全没想到第二天会面临那样的一场劫难。

天还没亮，我就爬了起来，赶到“大宅”前的广场上等待工头查宾的出现。我不敢在他睡觉的时候叫醒他，那是不可原谅的鲁莽行为。等了很久，他终于出来了。我立刻摘下帽子，毕恭毕敬地对他说，我的主人提比茨派我来向他要一桶钉子。他到库房找了一桶出来，告诉我说，如果提比茨想要其他尺寸的钉子，他会尽力去找，这一桶就先带回去用着。然后他就跨上门口已经备好的马，去追那些先向地里出发的奴隶们。我扛上钉桶，回到织布机房，开始钉护墙板。

天大亮时，我已经忙活小半天了，提比茨才过来，那天他看起来比平时更阴郁，更恐怖。他是我的主人，在法律上对我拥有绝对的权利，不管他多么卑鄙，对我多么残暴，那都无可非议。但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我不能强烈地鄙视他。我瞧不起他的人格，更瞧不起他的智力。

他来到织布机房时，我刚巧到桶边去抓些钉子。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今天早上要装檐板的。”他冷冷地说。

“是的，老爷，我正装着呢。”我回答。

“哪儿呢？”

“那边。”我说。

他走到那边去查看我的工作，嘴里念念叨叨，一副鸡蛋里挑骨头的样子。

“我昨天夜里不是吩咐过，让你到查宾那里搬一桶钉子吗？”他又开腔了。

“是的，老爷，我去过了。工头说如果您需要，他可以给您准备其他尺寸的钉子，不过得等他从地里回来。”

提比茨向钉桶走去，低头在桶里看了一会儿，突然飞起一脚把桶给踢翻了，转身气冲冲地向我走来，边走边吼道：“你这该死的东西！我以为你啥都懂呢。”

我立刻回答：“老爷，我一切都照您吩咐的做了，不敢有半分差池。工头说……”我的话被他劈头盖脸的一通臭骂给打断了。最后他跑进房子里，来到广场上，拿了一根工头的鞭子过来。那鞭子有个短短的木托，上面缠着皮革，末端相对粗一些。鞭绳是用生皮条做的，差不多有三英尺长。

刚开始我有些害怕，本能地想要逃开。这个时候其他奴隶都已经到地里去了，除了厨师蕾切尔和查宾的妻子，周围不会有任何人，但此时她们两个连影子都看不到。我知道他要用鞭子抽我，这是我来到阿沃耶尔县之后第一次有人想抽我。我想不通，我一直忠诚老实，没犯过什么错，我该得到的应该是奖励，而不是惩罚。我的恐惧很快变成了愤怒，在他到我面前来之前，我已打定主意，不管是死是活，我都绝对不要挨这顿鞭子。

他握着鞭子的木托，把鞭绳缠在手上，凶神恶煞地向我走来，边走边命令我脱掉衣服。

“提比茨老爷，”我大胆地望着他的脸说，“我不……”我正打算为自己辩解，可是他一心想教训我，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他一下子跳到我面前，一只手扼住我的喉咙，另一只手高高举起鞭子，眼看就要打下来了。我把心一横，在鞭子落下来之前突然伸手抓住了他的衣领，猛地一拉；然后弯腰抓住他的一只脚踝，另一只手使劲向后一推，他便仰面跌倒在地上。接着，我一只胳膊扳起他的一条腿，紧紧抱在胸前，又一脚踩在他的脖子上，让他无法动弹。现在，我已经完全制住他了。我血脉贲张，浑身仿佛要燃烧起来。狂怒之下，我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鞭子。他拼命挣扎着，诅咒说一定不会让我活到明天，还威胁说要把我的心挖出来。然而这并没有吓住我，我不记得打了他多少下，总之我攥着鞭子的木托，一下接一下地抽，重重地打在他不断扭动的身体上。他痛得像杀猪一样直嚎，大喊着杀人了，最后这毫无人性的浑蛋竟然哀求上帝的可怜。可惜上帝没有听到，他何时听到过呢？我尽情宣泄着心中的冤屈和愤恨，打得鞭子的木托都弯了，直到我的右胳膊累得开始发疼才停下。

我只顾着尽情发泄，忘了考虑后果。停下的那一刻，我环顾四周，看到查宾太太正透过窗户望着我，蕾切尔也站在厨房门口。她们脸上全露出极度震惊与恐慌的表情。提比茨的尖叫声传到了地里，查宾正骑着马往回赶。我又打了他一两下，然后才用足全身的力气一脚把他踢开。他在地上打了个滚儿，很快就从地上爬起来，拍打着头发上的尘土，脸被气得煞白，站在原地怒不可遏地瞪着我。我们对视良久，谁也不说一句话，直到查宾飞奔而至。

“怎么回事？”他喊道。

“提比茨老爷要拿鞭子抽我，因为我用了您给我的钉子。”我回答。

“钉子怎么了？”他转而问提比茨。

提比茨的回答，大意是说那些钉子太大了，他并没有在意查宾的问题，而是一直用那双像蛇一样恶毒的眼睛盯着我，仿佛要扒了我的皮。

“我是这里的工头，”查宾说，“是我让普莱特拿那些钉子的，如果大小不合适，我从地里回来后可以再换。这不是他的错。再说了，我乐意给你什么样的钉子，你就用什么样的钉子。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提比茨先生。”

提比茨无言以对，恨得咬牙切齿，他挥舞着拳头，发誓说这事儿不算完，他迟早要还回来。说完他扭头便走，查宾在后头跟着进了屋，边走边压低声音说着什么，看上去很郑重的样子。

我站在原地，不知道是应该先行离开，还是硬着头皮留下来承担后果。过了一会儿，提比茨从屋里走出来，给马套上鞍—那是他除我之外唯一的财产—朝切尼维尔的方向奔去。

提比茨走后，查宾也出来了，他显然比较激动。他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试图离开种植园。之后他去厨房把蕾切尔叫了出来，和她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又走过来，再次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不要逃跑。他说，我的主人是个无赖，如此气急败坏地跑出去，估计不会有好事，所以我今天可能会遇到点麻烦，但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坚持让我不要逃跑。

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心里压抑着一股难以言表的苦闷。我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必将面临难以想象的严厉惩罚。我很后悔自己的冲动之举，我只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奴隶，我没有权利反抗一个白人恶毒的侮辱和虐待，我刚才做的，是在这个地方被视为“十恶不赦”的事。我该怎么办，如何为自己开脱呢？我想祈祷，想恳求仁慈的上帝保佑我逃过此劫。我内心十分激动，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能低垂着头，双手捧住脸，伤心地哭泣，只有眼泪才能发泄我心中的悲痛。哭了大概一个小时后，我抬起头，再次看见了提比茨，还有两个人和他同行，他们正策马沿河岸走过来。到了院子里，他们跳下马，拿着大粗鞭子靠近我，另一个人则拿着一捆绳子。

“双手并拢。”提比茨命令道，后头还骂了一句极其污秽、不堪入耳的话，我不想重复。

“提比茨老爷，您用不着绑我，我已经做好准备，任凭您发落了。”我很坦然地说。

同来的两个人中，有一人走上前来，威胁说要是我胆敢做出一点点反抗的举动，他就砸烂我的脑袋，割断我的喉管，把我五马分尸，说了很多这样的狠话。我知道现在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便横下心来，听天由命吧。我顺从地把手并拢起来，任凭他们处置。提比茨使出全身的力气，把我的手紧紧地绑了起来，又同样把我的两只脚绑了起来。同时，那两人用一根绳子从我的胳膊肘开始，把我的胳膊和身体缠在一起，捆得结结实实的。现在，我浑身无法动弹。最后，提比茨用剩下的最后一根绳子笨拙地绑了一个套索，套在我的脖子上。

“好了，”提比茨的一个同伴问，“我们要在哪里把这黑鬼吊死呢？”

一人提议就在最近的一棵桃树上。但另一人觉得不妥，说那桃枝不够粗大，会断掉的，他提议到另一棵树上去。最后他们决定听从后者的意见。

我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工头查宾目睹着这一切，焦急地在广场上踱来踱去。蕾切尔靠在厨房门上哭了起来，而查宾太太仍旧站在窗前。我已经绝望了，我的人生就此结束，我再也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再也看不到我的孩子们的脸庞—那是我心底最温馨、最甜蜜的希望。对我来说，死亡的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为我哀悼，也没人为我复仇。要不了多久，我的尸体就将在这远离家乡的土地上腐烂，或者我会被扔进河边满是爬虫的死水坑里。想到这些，我不禁泪流满面，但那几个刽子手却无动于衷，他们正兴致勃勃地等着给我行刑，嘴里起劲地说着各种不干不净的下流话。

终于，当他们把我拖向他们选中的那棵树时，刚才不见踪影的查宾又从屋里钻了出来，此时他的双手各拿着一把手枪。我记得，当时他边走边用不可置疑的语气，坚决地说道：

“先生们，我有几句话要说，我劝你们最好听听。从现在起，谁再敢把这个奴隶往前拖一步，我就要他的命。首先，你们不该这样对他。你们用这种方式把他杀掉，简直无耻至极。普莱特是我见过的最忠诚的奴隶。你，提比茨，这件事完全是你的错。你是个无赖，这一点我很清楚，你挨那顿鞭子绝对是活该。其次，我在这个种植园监工已经有七年了，威廉·福特老爷不在的时候，我就是这里的头儿。我的职责是保护他的财产，而我又恰好是个恪尽职守的人。在这儿，你无职无权，你是个一文不值的小人物。福特先生用普莱特抵押了四百美元，要是你把他吊死了，就会让福特先生蒙受损失。除非你把那份抵押合同撤销了，否则你没权利要他的命。再说了，就算没有那份合同，你也没权要他的命。别忘了，我们不仅有对付黑奴的法律，也有对付白人的法律。说句公道话，你比杀人犯好不到哪儿去。”

“至于你们，”他又对提比茨的两个同伴说，这两人一个叫库克，一个叫拉姆齐，是附近种植园里的工头，“还是快滚吧！要是你们还想活命，就听我一句劝，赶紧滚蛋！”

库克和拉姆齐二话没说，转身跳上马就跑了。提比茨显然被查宾说一不二的口气给吓到了，他那怂包的本色彻底暴露无疑，只见他连滚带爬地冲到自己的马跟前，爬上去，一溜烟地追他的同伴们去了。

我浑身上下都被绑得结结实实，脖子上套着绳索，愣在原地。那三人跑远后，查宾喊来蕾切尔，让她到地里叫劳森，让他火速赶回来，一刻不得耽搁，同时还嘱咐蕾切尔要劳森把那匹棕骡也带回来，那骡子跑起来速度极快，在种植园中被当作宝贝一样看待。没过多久，劳森便出现在我们面前。

“劳森，”查宾开门见山地吩咐道，“你必须马上到松树林去，请福特老爷立刻到这里来一趟，告诉他别耽搁，有人要加害普莱特。现在就快去吧，孩子。骑上那头骡子，就算把它累死，中午之前也要赶到！”

查宾返身回屋去写路条。出来时，劳森已经骑上骡子站在门口等着。接过条子，劳森熟练地挥起鞭子，那畜生便箭一般地冲出了院子，沿着河岸疾驰而去，转眼间，劳森就已经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第九章 身与心的双重煎熬

我感觉，太阳移动的速度从来没有这么慢过，它的阳光也从来没有这么炽烈过。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脑袋已经被晒蔫儿了，成了一团糨糊。

日上中天，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热得让人受不了。我站在地上，脚被烫得要起泡了。我没有穿外套，也没有戴帽子，光着脑袋站在太阳底下。豆大的汗珠从我脸上滚下来，身上的衣服很快便湿透了。篱笆那边，离我近在咫尺的桃树在草地上投下美丽的影子。而我，就如同站在一个大火炉里。如果有人能在那桃树阴影下面放一张凳子，再把我搬过去坐一会儿，我就愿意给他白干一整年的活。但我被绑着，脖子里套着绳子，仍旧站在提比茨和他的同伙儿把我丢下的地方，一寸也没有挪动过。不是我不想动，实在是我动不了，他们把我绑得太结实了。如果能在织布机房的墙上靠一靠也好啊，可是这不到二十英尺的距离，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我想躺下来，但我知道只要躺下去，就再也别想爬起来。况且地面被烤得滚烫，躺下去只会让我更不好受。哪怕我能移动一点点的位置，也将是难以形容的安慰。但与我周身的疼痛相比，这毒辣的南方烈日带来的痛苦倒也不算什么了。我的手腕、脚踝、胳膊，还有腿，都开始肿起来，紧缚的绳子深陷进了皮肉。

查宾一直弯着腰踱来踱去，但从没有靠近过我。他看上去特别不安，不时地看看我，又抬头望望远处的路，好像在等着谁的到来。他没有像平常那样到地里去，显然，他认为提比茨也许会带着更多的帮手和武器卷土重来，找他算账；但我也看得出来，他已经下定决心，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危险，他都会尽力保全我的性命。可他为什么不把我放开呢？为什么要把我留在太阳底下忍受这不必要的煎熬呢？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但我肯定，他这么做绝不是因为无情。也许他想让福特老爷亲眼看看我脖子里的绳索，看看他们是以怎样残忍的方式把我捆绑起来的。也许他这样干涉别人对私有财产的处置，已经违反了当地的法律，并可能招致想象不到的惩罚。至于提比茨后来为什么没有再现身，我至今也没有猜透。他应该知道，只要他不坚持把我吊死，查宾是不会伤害他的。后来劳森告诉我，他在经过约翰·戴维·切尼的种植园时看到了那三个人，他策马疾驰而过时，他们还曾注视了很久。我想，他们大概以为劳森是查宾派出去联络其他种植园主，让他们过去帮忙的，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自然不会再过来自讨苦吃了。

提比茨这个无赖没有再回来找我的麻烦，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总之，我仍旧顶着烈日站在原地痛苦呻吟。那天天没亮我就起床，到这时还滴水未进，又饥又渴，加上长时间的暴晒，已经快要昏倒了。只有一次，正值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蕾切尔未经查宾的同意，畏畏缩缩地端了一杯水递到我的嘴边喂我喝。这谦卑的仆人永远不会知道，即使听到了她也一定不会理解，因为这一杯水，我向上帝替她祈求了多少祝福。她当时对我说“哦，普莱特，你真可怜”，之后便急匆匆地回到厨房继续干她的活儿了。

我感觉，太阳移动的速度从来没有这么慢过，它的阳光也从来没有这么炽烈过。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脑袋已经被晒蔫儿了，成了一团糨糊，有时也会闪过很多纷乱的念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总之，在这漫长的一天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也是我此刻最深的感受，即南方的奴隶，吃主人的，穿主人的，挨主人的鞭子，凡此种种，但只要能受到主人的庇护，就比北方自由的黑人更幸福些。这是我以前从来不敢想的。虽然我相信，在北方各州一定会有许多仁慈善良的先生，认为我这种想法实在荒谬，而且他们肯定会举出各种例子证明我的错误。唉，他们哪里喝过奴隶制的苦水！

日落时分，福特老爷冲进了院子，他身下的马儿已经累得口吐白沫，我的心又快活地跳动起来。查宾跑到门口去迎接福特老爷，两人简短交谈了几句，老爷便径直向我走来。

“可怜的普莱特，看你都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他只说出这一句话。

“感谢上帝！”我说，“感谢上帝，福特老爷，您终于来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刀，愤慨地割断了我手腕上、胳膊上和脚踝上的绳子，又把我脖子里的套索取下来。我尝试着走动，却像醉汉一样蹒跚不稳，一个趔趄歪倒在地上。

福特没有拉我，他立刻向屋里走去。当他走到广场上时，提比茨和他的两个同伙骑马走了过来。接下来，是长时间的交谈。我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是福特老爷和提比茨的，一个温和，一个愤怒，但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最后，三人再度愤愤地离开了，显然，谈话的结果并没有令他们满意。

我努力举起拳头，好让福特老爷看看我干活儿的决心，可惜我的手上一点力气也没有，手刚举起来就掉了下去。天黑时，我挣扎着爬进小屋，在地上躺下。我浑身浮肿，痛不欲生，哪怕轻微的移动也能使我疼得昏过去。不久，其他奴隶们从地里回来了。蕾切尔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们。伊莱扎和玛丽为我烤了一块熏肉，但我一点胃口也没有。然后他们烧了些玉米粉，给我煮了点咖啡。这是我唯一能吃得下的东西了。伊莱扎安慰我，热心地照顾我。没过多久，小屋里便挤满了奴隶，他们围在我身边，关切地询问我当天发生的事情。这时蕾切尔走了进来，又把白天的情形简短地重复了一下，说到我把提比茨踢得在地上打滚儿，讲得格外绘声绘色，引得大家一阵偷笑。然后她又说到查宾如何拿着两把手枪把我救下，福特老爷如何用刀子割断我身上的绳子，还说他当时好像气疯了一样。

这时劳森也回来了。他把自己前往松树林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通—那头棕骡如何像闪电一样驮着他一路狂奔，路上的人如何拿惊讶的目光看他；福特老爷如何火急火燎地往这里赶；以及福特老爷如何说我是个好奴隶，他们不该杀我，等等。总而言之，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之情，当时他是多么风光啊，一路上他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啊，而他骑着那头棕骡飞奔的样子，多像了不起的约翰·吉尔平啊。

这些善良的人向我表示真挚的同情，他们说提比茨是个严酷残忍的家伙，并希望福特老爷能重新把我买回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个个兴奋地反复谈论白天的事，打发时间。突然，查宾出现在小屋门口。

“普莱特，”他叫道，“今晚你到大宅的地上睡觉，带上你的毯子。”

我尽可能快地爬起身，收起毯子跟着他去了。一路上，他让我不要担心提比茨夜里会来报复，那家伙不是傻子，他要是想杀我，一定会挑没有目击者在场的情况。倘若我睡在小屋里，即使有一百个奴隶看到他在我胸口来了一刀也没用，因为按照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黑奴是没有资格指证白人的。于是，我在大宅的地板上躺下了—十二年中，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睡在这么奢华的地方。临近午夜，狗突然叫了起来。查宾起身到窗前查看，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最后狗终于安静下来，查宾返回自己房间时对我说：

“普莱特，我敢肯定，那个无赖就躲在外面的某个地方，要是狗再叫，而我又睡得太沉，你就叫醒我。”

我答应了。一个多小时后，狗又开始闹起来，它跑向大门，又跑回来，狂吠不止。

我还没来得及叫，查宾已经从床上一跃而起。这一次他走了出去，到了广场上，在那里站了很久，但仍旧什么也没发现，后来狗乖乖回到窝里去了，后半夜安宁多了，我们没有再受到任何打扰。我浑身疼得要命，又担心会发生危险，所以一整夜几乎没有合眼。那天夜里，提比茨到底有没有回种植园伺机对我下手，已经成了一个谜，也许只有他本人知道了。但我一直认为，他一定去了。以他的性格，暗杀这种事他一定干得出来的—在勇者面前，他是个懦夫；而在无助者面前，他绝对是一个屠夫。这一点我在后来愈加肯定。

尽管一夜未眠，身上还疼痛不止，我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但天一亮我还是照常起床了。我在小屋里吃了玛丽和伊莱扎为我做的早餐，便向织布机房走去，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查宾有个习惯，起床第一件事便是骑马到地里巡视一圈，可以说这也是大部分工头的习惯，此时奴隶们早已给他备好马匹。但这天早上却不同于往日，他没有到地里去，而是来到了织布机房，问我有没有发现提比茨的踪迹。我说没有，他便颇为担忧地说，这不大对劲，提比茨是个睚眦必报的家伙，他必须特别留意，免得哪天不小心遭了暗算。

就在他说话的当儿，提比茨骑着马来到了织布机房，他一拉缰绳，进了屋里。福特老爷和查宾在附近时，我并不怕他，但我也知道，他们不可能永远在我身边。

唉，那时，压在我身上的奴役的枷锁是多么沉重啊！我日复一日地辛苦劳作，忍受着虐待、侮辱和嘲弄，每晚睡在硬邦邦的地板上，吃着最粗糙的食物，更可怕的是，我的主人恰恰又是个残忍的卑鄙小人，为此我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为什么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上帝没有让我死掉呢？那样我就不会有这样多的烦恼、忧愁和痛苦了。我渴望自由，但却无法挣脱奴隶的锁链。我无限憧憬地望着北方，在我和自由之间，是难以逾越的几千英里的距离。

提比茨来到织布机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一言不发地又出去了。上午，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广场上看报纸，和福特先生交谈。午饭后，福特老爷启程回松树林了，我看着他离开种植园的身影，心里空落落的，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天提比茨又去找了我一次，但他只是给我安排了一些任务，之后便又离开了。

谢天谢地，织布机房完工前的那个星期一直都相安无事。这天，提比茨告诉我，他把我租给了彼得·坦纳，让我跟着一个名叫迈尔斯的木匠干活。听到这个消息，我满心欢喜，因为任何地方都比待在提比茨身边强。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彼得·坦纳，他是福特太太的哥哥，住在河对岸。而且他是贝夫河沿岸最大的种植园主之一，拥有众多的奴隶。

我欢天喜地地去了坦纳的种植园。他已经听说了我最近遇到的麻烦，事实上，我鞭打提比茨的壮举早已传遍了周围的各个种植园。再加上我之前用木筏运木材的事情，使我声名远播，成了一个小小的名人。我经常听到人们说，普莱特·福特，现在又成了普莱特·提比茨，因为奴隶要随主人的姓—是个“了不起的黑奴”。在小小的贝夫河地区，我注定是个不安分的人，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彼得·坦纳试图在我面前树立威严，但我能察觉到，这老伙计身上绝对不乏幽默的细胞。

我刚到，他就这样说道：“你就是那个黑鬼，你就是那个鞭打自己主人的黑鬼，对不对？你就是那个把木匠提比茨收拾得哭爹喊娘的黑鬼，对不对？我倒想看看你怎么收拾我咧，嗯，我绝对得让你收拾一回。你可不是小人物，你很出名你知道吗？我真想抽你几鞭子，好好治治你的臭脾气。来扳我的腿啊，小子，在我这儿可不准耍花招，要记住了。现在去干活儿吧，你这捣蛋的家伙。”彼得·坦纳说完，很为自己的机智和讽刺扬扬得意，嘴角浮现出一丝滑稽的笑容。

听完这一通招呼，我便被迈尔斯接管了。我在他手底下干了一个月，相处得颇为融洽，彼此都很满意。

和威廉·福特一样，他的内兄坦纳先生也有在安息日为奴隶们读《圣经》的习惯，不过两人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坦纳在解释和评论《新约》方面颇有心得。我到他的种植园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他把奴隶们叫到一起，开始读《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读到第四十七节时，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念道：“仆人懂得主人的意思，”然后顿了顿，更加明显地盯着我，慢吞吞地继续念道，“却不准备，又不顺从他的意思行事，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听到了吗？”坦纳加重语气说，“必多受责打。”他一字一字地重复道，然后摘掉眼镜，准备发表一番评论。

“作为奴隶，如果不懂得主人的意思，又不顺从主人的意思行事，那这个奴隶就‘必多受责打’，明白吗？这里的‘多’是非常多的意思，四十、一百，甚至一百五十鞭子。这才叫‘多受责打’！”随后，坦纳又就这一主题讲了很长一段时间，定要给他的黑奴们以振聋发聩的启迪。

最后，在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叫起三个奴隶：华纳、威尔和梅杰，然后冲我喊道：

“过来，普莱特，你曾经修理过提比茨，现在我想看看，在我做礼拜回来之前，你能不能把他们三个也修理了。”

随后，他命令他们三个到鞭枷上去。在红河地区的种植园里，鞭枷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工具。它由两块横着立起来的厚木板组成，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下面木板的两端绑在两根很短的柱子上，而柱子则插在地上起固定作用。在这块木板的上沿，间隔一定的距离便挖出一个半圆。另一块木板的一端用铁链固定在其中一根柱子上，这样就可以像铡刀一样上下开合。在上面木板的下沿与下面木板对应的位置，也挖出几个半圆，这样，当两块木板拼在一起时，中间便有几个完整的圆了。这些圆的大小可以容纳一个人的脚踝，但又不至于让脚抽出。上面那块木板可以开合的一端，需要用锁固定在柱子上。使用时，奴隶坐在地上，将鞭枷上面那块木板抬起，奴隶把脚踝的位置放进半圆中，然后将上面的木板放下并锁上，这样奴隶的双脚就被锁在鞭枷上不能动弹了。有时候，如果不想锁脚，也可以锁脖子。锁好之后，便可以对奴隶施以鞭刑了。

坦纳说，华纳、威尔和梅杰三人偷吃了地里的甜瓜，破坏了安息日的戒律，他不允许出现这种堕落的行为，所以要把他们送上鞭枷，施以惩戒。坦纳把钥匙交给我，然后便和迈尔斯、坦纳太太以及他的孩子们钻进了一辆马车，出发前往切尼维尔的教堂去了。他们走后，华纳三人就开始求我把他们放出来。看到他们坐在地上，我很难过，让我想起了自己在烈日下暴晒的痛苦。我让他们保证，必须随时按我的要求回到鞭枷上，才答应放他们出来。他们三个感激涕零，千恩万谢，而且为了报答我，带我去了甜瓜地一饱口福。在坦纳返回前不久，我又将他们锁上鞭枷。马车走到跟前，坦纳看着他们三个，轻声笑着说：“啊哈！今天你们总算老实了。现在知道错了吧？你们这几个黑鬼，竟然在主的安息日偷吃甜瓜，我就让你们好好吃点苦头。”

彼得·坦纳是教堂里的执事，他很为自己严厉的宗教仪式感到自豪。

现在我的故事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那些轻松的、光明的描述已经够多的了，我该说一说我和提比茨老爷的第二次交锋，以及我穿过佩克德里沼泽逃亡的经历了。

第十章 沼泽逃亡—第二次交锋

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我的脖子里缠着一条毒蛇，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伺机而动，只要我稍有松懈，它就会立刻缠上我的身体，越缠越紧，直到把我活活勒死。

不记得具体是几月的月底，我在坦纳种植园的活已经基本结束，于是坦纳又把我送回到提比茨那里，此时我的主人正在做轧棉机。这个地方远离“大宅”，相对偏僻。我又开始跟着提比茨干活，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经常想着查宾对我说过的话：要提防提比茨。所以，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往往是一只眼睛顾着工作，另一只眼睛却留意着我的主人。我事事小心谨慎，干活更加勤勤恳恳，绝不给他留下任何攻击我的借口。如果可以，我宁可忍受他无端的虐待和辱骂，以避免身体上的伤害，心里想着只要我忍气吞声，也许就能缓和两人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直到有一天我能逃出他的魔爪。

我回来后的第三天，查宾一大早就离开种植园前往切尼维尔，要到晚上才能回来。这天早上，提比茨那爱发脾气的臭毛病又犯了，而且比往常来得更猛烈。这样，我跟他在一起干活，更是如履薄冰。

大概上午九点钟，我正用刨子刨一个板面，提比茨站在工作台前，把刚刚刻好螺纹的一个手柄安在凿口里。

“你刨得不够平。”他突然开口说道。

“它和线正好持平啊。”我回答。

“你是个该死的骗子。”他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冲我吼道。

“好吧，老爷，”我和气地说，“既然您这么说，我就再刨一刨吧。”说着便开始动手刨起来，可是我的刨子还没有推出去，他又大叫着说，我这次刨得太深了，板子那么薄，我这样等于把整个板子给毁了，接着便劈头盖脸地骂起来。我已经努力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但遇到这样一个不讲理的人，显然我怎么做都不会让他满意。我沉默不语，心里隐隐有些害怕，我提着刨子站在板子前，不知道该干什么，可又不敢停下来。他怒火中烧，那些最尖刻、最狠毒、最可怕的诅咒全落到我身上。唉，也只有提比茨，才能说得出如此恶毒的话来。他大骂着，说要砍掉我的脑袋，顺手就从工作台上抄起一把短柄斧，高高举起，向我冲了过来。

这是生死存亡的时刻，短柄斧锋利的斧刃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也许下一刻它就会钻进我脑袋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已经想好了各种可能性。人面对危险时，思维的敏捷程度真是惊人啊。如果我站着不动，那就必死无疑；如果我转身逃跑，提比茨十有八九会投出斧头，我后背难免要挨上致命的一击。我别无选择，想活命只有一个办法：抗争。我迎着提比茨奋力跳过去，在斧头开始下落的当儿，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另一只手则攥紧了他的咽喉。我们怒目而视，僵持着。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杀气。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我的脖子里缠着一条毒蛇，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伺机而动，只要我稍有松懈，它就会立刻缠上我的身体，越缠越紧，直到把我活活勒死。我想大声呼救，可是查宾出去了，其他奴隶们都在地里，附近应该没有第三个人。

应该说，到今天为止，仁慈的神对我还算眷顾，没有使我沦为暴力的牺牲品。就在我和提比茨僵持不下的时刻，我急中生智，用尽全力在他的一个膝盖上猛踢了一脚，他疼得大叫，我趁机松开他的喉咙，一把夺过斧头，扔到他够不着的地方。

提比茨勃然大怒，像野兽一样失去了控制，他从地上捡起一根白栎木棍向我扑来。那棍子差不多有五英尺长，粗得一只手根本抓不住。我再一次迎上去，抓住了他的手腕。论体格，我比他强壮许多，所以一下子就把他摔倒在地上。我趁机夺过棍子，举起来扔得远远的。

他又爬起来，冲到工作台前拿大斧。所幸大斧被一块厚木板压着，他一时抽不出来，我从后面扑到他跟前，使劲把他按在木板上，这样大斧更抽不动了。他的手死死攥住斧柄，我怎么掰也掰不开。就这样，我们又僵持了几分钟。

在我不幸的人生中，我曾经很多次思考过死亡。大多数时候，我把死亡看作尘世痛苦的解脱，把坟墓看作我疲惫不堪的躯壳休息的地方。然而这些沉思的结果，在我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却又一下子踪影全无。面对死神，没有人可以从容淡定。生命对任何活着的生物都是可贵的，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呢。因此，尽管我受人奴役，生不如死，但我不愿轻易放弃生命。俗话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掰不开他的手，只能再次掐住他的脖子，这一次，我像钳子一样紧紧掐着，很快他就撑不住了。他的身体开始虚脱，之前煞白的脸因为窒息而憋得发黑发紫。那双毒蛇一般吐着毒液的眼睛，此时充满了恐惧，已经双双翻起了白眼。

我的心底潜藏着一个恶魔，它一再鼓动我趁机杀了这个小人，只要我的手一直攥着他那可恶的咽喉，用不了多久，他的小命就完了。但我不敢杀了他，也不敢让他活着。如果我杀了他，必然要偿命；如果让他活着，我的命终究会成为他复仇的牺牲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低语，逃吧。即使只能在沼泽里漫游，或满世界流浪，也好过我现在所过的日子。

我很快下定决心，一个字：逃。我把提比茨从工作台上一下子甩到地上，然后一跃跳过篱笆，飞速穿过种植园，经过那些正在棉花地里干活的奴隶，一路逃窜而去。大概跑了四分之一英里，我来到了一片树林边，猛然发现我的速度还挺快。我爬上一个高高的栅栏，从那里可以看到轧棉机，看到大宅以及它们之间广阔的地方。这真是个视野开阔的显眼位置，整个种植园尽收眼底。我看见提比茨穿过田地向大宅跑去，进了屋，然后又跑出来，手里提着马鞍，很快便翻身上马，疾驰而去。

我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人凄惨无比，虽然境况悲惨，前景黯淡，但是谢天谢地，我还活着。我的结局会怎样？有谁会帮我？我应该往哪里逃？上帝啊！您给了我生命，又教我热爱生命，让我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情感，请您不要就此抛弃我吧！救救我这个可怜的奴隶吧，别让我死！没有您的保护，我会迷路的，那将是彻底的迷失！我在内心的最深处默默祈祷着。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回音—并没有一个亲切低沉的声音从天上传来，对我的灵魂低语：“有我在，不要怕。”看来，我已经被上帝抛弃了，必将受人鄙视，遭人憎恶。

大概过了四五十分钟，我看见几名奴隶大喊着，打着手势示意我快跑。我抬眼向河边望去，只见提比茨带着另外两个人正骑马快速奔来，后面还跟着一群狗，远看有十来只的样子。虽然离得很远，但我还是认出来它们是相邻种植园里的狗。在贝夫河两岸，狗的主要用途是追捕奴隶，以性格暴烈出名，比北方人养的狗更勇猛、更野蛮、更嗜血。这些狗在主人的指使下，会攻击奴隶，而且会像普通猎狗紧追一只四脚动物一样，咬紧你不放。沼泽地里经常能听到它们响亮的吠叫，从它们的叫声便可以判断逃跑者大致藏身何处。纽约州的猎手打猎时，也会先让猎狗巡山，从吠声判断狐狸的巢穴。在贝夫河沿岸，我从来没有听说有哪个奴隶活着逃出去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白人不许黑奴学游泳，所以即使那些最不起眼的小溪流，他们都无法逾越。而在这里，不管往哪个方向逃，要不了多久总会被河流拦住去路，于是不可避免地面对两难的抉择，要么淹死，要么被猎狗追上。幸运的是，我小时候在家乡附近的河里学过游泳，因此谙熟水性，是个游泳高手。

我站在栅栏上观望，看见那些猎狗已经跑到轧棉机那里。从它们激烈的吠叫中，我知道，它们已经发现了我的踪迹。我从栅栏上跳下来，一路向沼泽地狂奔而去。恐惧激发了我的潜能，我将奔跑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每隔一会儿，我就能听到几声狗叫，而且那声音越来越近。每一秒钟我都感觉，它们马上要跃上我的后背，将长长的尖牙扎进我的肉里。那么多只狗，一定会把我撕成碎片的。我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地向上帝祈祷，求他拯救我，给我力量，让我快点到达一条又宽又深的河边，那样我就能潜到水里去，摆脱它们的追踪。很快，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片蒲葵。我从中间穿过时，叶子发出巨大的沙沙声，但这声音并不能掩盖狗的叫声。

我大致判断，我一直在向南跑，终于地上出现了水，足以淹没鞋子。此时猎狗们距离我也许不到五杆子远，我能听到它们穿行于蒲葵中间的瑟瑟声，此起彼伏的狗叫让整个沼泽地都变得闹哄哄的。出现水后，我的希望又多了一点点。如果水再深一些就好了，那样它们就嗅不到我的气味，只要它们乱了阵脚，我就有机会脱身了。谢天谢地，越往前跑水越深了，现在已经没过脚踝，很快又没过膝盖，转眼便到腰际，不过马上又出现了一些较浅的地方。从我下水之后，狗追踪我的速度便慢了下来。显然，它们有点蒙了。现在，它们野蛮的吠叫声越来越远，我心里暗暗高兴，我已经甩掉它们了。终于，我停下来仔细倾听，发现那长长的号叫再度在空气中飘扬，这意味着我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虽然水干扰了我的气味，但从我经过的一个个泥塘，它们仍能发现些蛛丝马迹。不过让我极为高兴的是，我终于来到了一条大河边，于是我一头扎进河里，穿过缓慢的河流向对岸游去。这下，那些猎狗总算没辙了—那些能让猎狗追踪到我的神秘气味，全都随着河水往下游而去了。

河岸这边的沼泽地里水要深些，我无法奔跑，只能蹚着水慢慢往前走。这时我总算明白，那里为什么叫佩克德里大沼泽了。因为那里郁郁葱葱，到处是树，仿佛无边无际—有西卡摩槭树、橡胶树、三叶杨和柏树。现在我才知道，那片沼泽一直延伸到卡尔克苏河。那里三四十英里之内除了野兽，绝无人烟，熊、野猫、老虎和各种滑溜溜的爬行动物遍布其中。实际上，在我还没有到达河边之前，从我开始蹚水，到出现在沼泽地里，这一路上我就一直处在爬行动物的包围之中。我见到的水栖蝮蛇多达几百条。每一棵树，每一个泥塘，每一根倒下的树干，任何我不得不踩过去或爬过去的东西上，都有可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我靠近的时候，它们会主动爬开。但有时候走得急了，我几乎会踩在它们身上。它们全是毒蛇，比响尾蛇还要致命。另外，我已经损失了一只鞋子，它的鞋底完全烂掉，只剩下鞋面在我脚踝上荡来荡去。

我还看到了许多鳄鱼，大小都有，它们趴在水中或浮木上。通常情况下，它们会被我赶路的声音惊吓到，然后游到更深的地方去。有时候我会冒失地撞上它们。遇到这种情况，我就马上往回跑一小段弯路，以此避开它们。它们也可能会直追一小段距离，但它们不会拐弯。所以，绕着弯子逃跑并不难摆脱它们。

大概下午两点钟，我听到了最后几声狗叫。它们很可能没有过河。我浑身湿透了，疲惫不堪，但想到已经基本脱离险境，不由松了一口气。我继续往前走，因为害怕毒蛇和鳄鱼，我比前一段更加小心翼翼。现在，在进入一个水塘之前，我会先用木棍击打水面，如果水里有动静，我就绕着走，如果没动静，我就冒险涉水通过。

终于，太阳落山了，夜幕渐渐笼罩了整片大沼泽。我战战兢兢，蹒跚而行，每一秒都担心会被蝮蛇咬伤，或被暗地里蹿出来的鳄鱼撕碎。现在我对它们的恐惧，已经超过对猎狗的恐惧。不久，月亮升上来了。柔和的月光透过茂密的树枝洒下来，那枝头上挂满了连成长串的藓类。我继续向前，直到过了午夜。我一直期待着，能够赶快进入不那么荒凉和危险的地带，但是水越来越深，越来越不好走。我觉得已经不可能再往前走下去了，况且我也无法确定前面是否有人家，如果有，会是什么样的人家呢？我没有路条，任何白人都有权抓住我，并把我投进监狱，除非我的主人前来出示证明，交点钱，才能再把我领走。我就相当于一头走失的牲口，如果我不幸遇到的是个“一贯守法”的路易斯安那好公民，他会毫不犹豫地抓住我，并认为那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说真的，我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才最危险—狗、鳄鱼，还是人？

因此，午夜过后，我停了下来。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有多凄惨。沼泽地里无数只野鸭叫成一片，声音也许能传到几英里远。自开天辟地以来，也许人类的足迹，还从来没有到过这片沼泽如此深的地方。现在这里热闹非凡，和白天没什么两样。当然，安静也不一定是好事，太安静了人也会受不了。我的侵入惊扰了野鸭的休息，这里恐怕有成千上万只野鸭，它们粗着嗓子喋喋不休地叫个没完，其中还有拍打翅膀的声音，沉闷的入水的声音，这些声音在我周围结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使困在中央的我莫名惊恐。现在这里无比喧闹和混乱，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似乎全都集中在一起了，并不是只在人类居住的地方，或者拥挤的城市里才有生命的景象和声音。即使是在地球上最荒凉的地方，也不乏生命存在，就好像这可怕的沼泽深处一样。上帝是公平的，他为每一样生灵都提供了栖息地和庇护所。

月亮已经升到了树顶上，我又想到了新的计划。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向南逃。现在我决定逃向西北，我的目标是松树林的福特老爷家。只有处于他的保护之下，我才会觉得相对安全些。

我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手上、脸上、身上到处都是划痕，多是被突然掉落的树枝、茂密的灌木丛和水里的浮木划伤的。我的脚上扎满了刺，浑身上下全是泥，更有不少黏糊糊的绿泥，那是白天和夜里走过死水塘时粘到身上的，有些水塘甚至能够淹到脖子处。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些粘在身上的泥越发让人难受起来。我迈着沉重的步子，朝西北方向走去。水变浅了，脚下的地也更硬了。最后我来到了佩克德里河边，这条河与我之前游过的那条河差不多宽。我轻松游了过去。过了一会儿，我仿佛突然听到了鸡叫声，但那声音非常微弱，也可能是我的耳朵产生了幻听。越往前走，水越浅，沼泽很快被远远甩在了后面。现在，我来到了干地上，而且前面渐渐上升到了一大片平原，我知道，我已经来到了大松树林的某个地方。

天刚破晓，我来到了一片空地，那里很像一个小种植园，但我从来没见过。在树林的边际，我遇到了两个人—一个黑奴和他年轻的主人，他们在捉野猪。我知道那个白人一定会问我要路条，而一旦我拿不出，他就会把我抓起来。我已经累得跑不动了，但我更不愿意被捉住。于是我想了个办法，结果证明这办法实在是好极了。我装出一脸凶相，径直向他走去，死死盯住他的脸。我走近的时候，他本能地向后退了几步，露出一点惊慌的表情。很明显，他被我的举动吓到了，他看着刚从沼泽地里冒出来的我，像看着一个刚从地狱爬出来的妖精。

“威廉·福特住在哪儿？”我很粗鲁地问道。

“他的家离这儿有七英里呢。”他回答。

“应该怎么走？”我又问，而且脸上的表情更凶狠了。

“你看到那边那两棵松树了吗？”他指着一英里外两棵特别显眼的树，问道。

与其他树相比，那两棵松树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它们像两个高大的哨兵，俯瞰着整片广袤的森林。

“看到了。”我答。

“从那两棵树下，”他继续说道，“沿着德州公路走，然后左转直走就能到威廉·福特家了。”

我没有说任何多余的话，扭头就走。看到我离他越来越远，他无疑高兴了起来。我沿着德州公路，按照他指的路向左拐，没走多远就看到一片火光，原来是有人在烧一堆原木。我靠近火堆，打算烤干我的衣服。但黎明时分灰暗朦胧的景象很快就会过去，过往的白人很可能会发现我。此外，火堆热烘烘的，熏得我想睡觉，所以我不敢多逗留，继续赶路。终于，大约在上午八点钟，我赶到了福特老爷的家。

奴隶们已经下地干活了。我走上广场，敲了敲门。很快，福特太太开了门。我当时的样子一定狼狈寒碜到了极点，福特太太没有认出我。我正要问，福特老爷是否在家时，他就从门里出来了。我对老爷说，我逃了出来，并告诉他所有的细节。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说完，亲切地说了些表示同情的话，然后带我去厨房，喊来约翰，吩咐他给我准备点吃的。从昨天早上到现在，我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呢。

约翰把饭摆在我面前，太太又给我端来一碗牛奶和许多精致美味的点心。这些都是奴隶们永远享受不到的东西。我饿极了，也累坏了，但比起食物和睡眠，那些充满仁慈和温暖的丝丝话语更让我感觉舒坦。它们是油和酒，大松树林上“ 仁慈的撒玛利亚人 ”打算用它们拯救一个奴隶受伤的灵魂。这个奴隶衣衫褴褛，半死不活，长途跋涉投奔他而来，为的不正是这些吗？

他们让我留在小屋里休息。可爱的、幸福的睡眠！它对万物一视同仁，如同天堂降下的甘露，公正地落在自由的和受奴役的人身上。很快，我便依偎在它的怀里，驱除了我所有的忧愁和烦恼，带我进入朦胧虚无的天地。在那里，我又一次看到了孩子们的脸，听到他们的声音。唉，也许在我醒着的时候，他们已经投入了另一个睡眠的怀抱，而且永远不会惊醒。

第十一章 死里逃生后

他的卑鄙、冷酷、暴怒和残忍，都和我没关系了……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无比惬意地坐在我新住处的地板上。

我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大觉，到下午才醒来。虽然现在我的身体还有些疼痛和僵硬，但我的精神很好，精气十足。萨利进来和我说了一会儿话，约翰在准备饭食。萨利也遇到了麻烦，她的一个孩子生病了，她担心可能活不下来。吃过饭，我出去走了走，到萨利的小屋去看了看她生病的孩子，然后又溜达进了太太的花园。在这个时节，在北方更寒冷的地方，小鸟们已经销声匿迹，树木光秃秃的，远没有夏日的繁茂。但在这个南方的花园中，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却竞相开放；长长的、生机勃勃的葡萄藤已经爬满了架子；桃树、橘子树、李子树和石榴树上，有的正含苞欲放，有的已是娇艳欲滴，但也有的却是叶残花败。枝叶之间，若隐若现可见暗红和金色的果子。这个地区四季如春，一年到头，叶落芽发，花开花谢，从不停息。

我从心底感激福特老爷和太太，因此我特别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作为对他们善心的报答。于是我开始修剪葡萄藤，然后又去锄橘子树和石榴树下多余的杂草。石榴树长得茁壮挺拔，有八到十英尺高，它的果实虽然很大，样子却像四花软糖，味道又像草莓一样甘美诱人。阿沃耶尔县土壤肥沃，气候温暖，土生土长了很多水果，如橘子、桃子、李子等。而在寒带比较普遍的苹果，在这里却比较罕见。

过了一会儿，福特太太走出来，她首先夸我勤劳能干，然后又说，我目前的身体状况还不适合干活，应该回屋休息，等老爷去贝夫河的种植园时再带上我，但那肯定得过一段时间。我对太太说，我的确有点不舒服，身子有些僵，腿有点疼，脚底板上的刺也把我折磨得够呛，但干这些小活并不会累到我，况且能为一位慈悲善良的太太干活，是我多大的快乐和荣幸啊。我这样一说，她便不再坚持，转身回屋去了，因此接下来连续三天，我都在花园里孜孜不倦地忙活：清扫小道，在花圃里撒种，拔掉茉莉花藤蔓下面的杂草，让它们沿着墙向上攀爬，这还是温柔大方的女主人教给我的呢。

第四天早上，我感觉身体已经大好，而且精神百倍。福特老爷让我准备跟他一起到河湾去。空地上只有一匹套好马鞍的马，其他马匹和骡子都被拉到种植园里去了。我说，我可以徒步跟着，便跟萨利和约翰道了别，小跑着跟在马的一侧出发了。

在我身为奴隶的岁月中，大松树林这个小小的乐园，就如同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每每走近它，我的心就会幸福地狂跳。如今我带着遗憾和悲伤正渐渐离它远去，虽然不至于肝肠寸断，但这感觉仍好像在对我说，我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

福特老爷偶尔也让我上马骑一会儿，好歇歇脚，但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我不累，而且我不忍心让老爷走路。他一路上骑得很慢，怕我跟不上，边走边安慰我，还说了许多善解人意的话。他说，我能从那恐怖的沼泽地里逃出来，简直是个奇迹，这就是上帝仁慈的明证，就像但以理能安然无恙地从狮子坑里走出来，约拿在鲸鱼肚子里仍能活命，就连他也曾被万能的主从不幸中拯救过一样。他还问我，在那一天一夜中，我都有过怎样的恐惧，有过怎样的心路历程，有没有想到随时要祈祷。我告诉他，当时我感觉自己已经被全世界抛弃了，我在心里一直默默祈祷。这时他说，人的心会本能地向着他的造物主。当人处于安逸的环境，生活无忧，也不用担心受到任何伤害时，人很容易忘记上帝的存在，甚至敢藐视和亵渎上帝；而一旦置身于危险的环境中，得不到人类的救助，面临死亡的时候，那些嘲笑上帝、不信上帝的人又开始向上帝求救了。除了万能的主，他们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庇护，也看不到一丝希望。

就这样，和蔼可亲的福特老爷跟我讲了很多，关于此生来世，关于上帝的仁慈和伟大，以及人世间的空虚和浮华。我们主仆二人沿着那条孤单的公路，向贝夫河湾慢慢走去。

距离种植园不到五英里时，我们远远看见，一个人骑着马朝我们这边飞驰而来。待他走近了，我才看出是提比茨。他看了我一会儿，但却没说什么，只是掉转马头和福特老爷并排向前走。我默默跟在他们两个的马屁股后面，听他们说话。福特告诉提比茨，我是三天前来到松树林的，同时还把我曾陷入的困境，我曾遭遇到的艰难和险阻，都说给他听。

“嗯，”提比茨开口说道，在福特老爷面前，他的言语干净了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跑得这么快的奴隶。我敢赌一百块，他能跑赢路易斯安那州所有的黑鬼。我给了约翰·戴维·切尼二十五块钱，让他捉住他，而且死活不论，结果他跑得连他们的狗都追不上。也许切尼的狗真不怎么样，要是换成登伍迪家的猎犬，他肯定连蒲葵那里都跑不到，就被扑倒在地了。总之切尼的狗后来跟丢了，我们只好放弃了追捕。我们又骑马跑了很远的地方，然后又步行涉水搜索，直到水深已经达到三英尺时才停下。其他人说他肯定淹死了。我当时只想狠狠给他来一枪。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我每天沿着河岸来回寻找，但我并不抱希望能抓到他，我觉得他已经死了。哼，这黑鬼可真能跑！”

提比茨一边走，一边讲述他在沼泽地里搜捕我的过程，不停感叹我比狗还快的惊人速度。等他说完，福特老爷才开口，他说，我在他身边时一直都是个忠诚老实之人，他很抱歉我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但他认为，我显然遭到了不人道的对待，而这一点是提比茨的错。用短柄斧和大斧来对付奴隶，这是很不体面的行为，而且是法律禁止的。

他说：“和新奴隶打交道，可不能使用这种暴力方式，那会带来恶性的影响，导致他们一个个全都逃亡。到时候沼泽地里就全是他们了。要想控制他们，让他们乖乖听话，其实也很简单，只需一点点仁慈就够了，绝对比使用致命的武器有效得多。贝夫河两岸的所有种植园主都应该反对这种不人道的行为。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利益。现在已经很明显，提比茨先生，你和普莱特根本没办法相处。你不喜欢他，而且你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他也清楚这一点，如果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他今后肯定还会逃跑的。我给你提个建议吧，提比茨先生，你最好把他卖掉，或者至少也要把他租出去。你要是不这么做，那我就只能想办法让你做不成他的主人了。”

后半段路，两人一直说个不停，而我始终牢牢闭着嘴巴。到种植园后，他们两人进了大宅，我回到伊莱扎的小屋。奴隶们从地里回来后，看到我都惊讶万分，他们都以为我已经淹死了。当天晚上，大家再次把我围在中间，听我讲述在沼泽地里的冒险经历。他们都认为，我肯定会挨上一顿鞭子，而且还将特别严厉。对于逃跑奴隶的惩罚，在这里是人尽皆知的，那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五百鞭子。

“可怜的家伙，”伊莱扎拉着我的手，同情地说，“还不如淹死了好呢。你的主人太残忍了，我怕他会打死你。”

劳森说，他们有可能会让查宾工头负责行刑，那样打得就会轻些。而玛丽、蕾切尔、布里斯托和其他奴隶则都希望福特老爷来行刑，那样也许就用不着挨鞭子了。大家都可怜我，纷纷安慰我。一想到我即将面临的惩罚，他们都伤心不已。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肯塔基·约翰，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笑。他的傻笑声充斥了整个小屋，他不得不捂着两颊，以免笑掉了下巴。让他乐不可支的原因，就是我跑得比狗还快，整件事在这家伙眼里都如同一出喜剧。“我就知道他们肯定逮不住他，他从地里跑过去时，我的妈呀，你们是没看到，普莱特跟多长了两条腿似的。等狗跑到他待过的那个地方，他早就跑得没影儿了，哈哈哈……我的老天爷啊！”随后肯塔基·约翰再次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

第二天一大早，提比茨就离开了种植园。上午，我一个人在轧棉机房附近转悠，一位英俊的先生向我走来，问我是不是提比茨的孩子。在这个地方，孩子的称呼适用于所有的奴隶，哪怕他已经七老八十。我摘下帽子，恭敬地回答说是。

“你愿意给我干活吗？”他问。

“哦，我非常愿意。”我很激动，总算可以远离提比茨了。

“你之前在彼得·坦纳的种植园里跟着迈尔斯干过，对不对？”

我再次回答说是，并加了一些迈尔斯夸奖我的好听话。

“那好吧，孩子，”他说，“我已经从你主人那儿把你租下了，你跟我到红河下游的‘大甘蔗林’去干活，那儿离这儿有三十八英里。”

此人便是埃尔德雷特先生，他与福特老爷同住在河的这一边，只不过他在下游。我随他来到了他的种植园，上午便和他的奴隶山姆一起，赶着一辆由四头骡子拉着的装满补给品的货车，出发前往大甘蔗林；埃尔德雷特和迈尔斯已经先我们一步跃上了马背。这个山姆是土生土长的查尔斯顿人，他在那里有妈妈、兄弟和姐妹。他也认为提比茨是个卑鄙小人，而且和我一样，满心期待这位老爷能把我买下来。

我们沿着南岸顺河而下，穿过凯里的种植园，经过赫夫鲍尔，然后走上胭脂河公路。这条路直通红河。日落西山时，我们穿过胭脂河沼泽后，从大路上拐下来，摸索着进入大甘蔗林。我们走的路线是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面很窄，货车勉强通过。两边的甘蔗又粗又长，都可以做钓鱼竿，而且长势茂密，几步之外便如同墙壁一样严实。甘蔗中间，各种野生动物的足迹密密麻麻，通往四面八方。甘蔗林是熊和美洲虎最常出没的地方，并且，但凡有个水坑，便必定挤满了鳄鱼。

我们一行人在甘蔗林中走了几英里，也没有看到任何人烟。这时，我们来到了一片空地，人称“萨顿之地”。据说许多年前，一个名叫萨顿的人，独自钻进甘蔗林中，开辟了这片空地。传说他是个逃犯，此后他一个人在这里生活，成了沼泽地里的一个隐士。他自己动手，播种收获，直到有一天，一群印第安人偷袭了他的住处。经过一场激烈血腥的战斗，他终因寡不敌众，死在了对方手里。这周围方圆许多英里之内，不管在奴隶们中间，还是白人孩子们中间，只要人们讲起神神怪怪的故事，总离不开甘蔗林中央的这片空地，他们说这里是个闹鬼的地方。二十多年来，这片空地上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足迹。曾经用来耕耘的土地上肆虐地生长着繁茂的毒草，摇摇欲坠的小屋门前，巨大的蟒蛇在那里晒着太阳。这里真不是一般的荒凉。

经过“萨顿之地”，我们沿着一条新开辟的小路，继续向甘蔗林深处走了两英里，才总算到了头。这片荒芜的土地便是埃尔德雷特先生的，他打算在这里开辟出一个大种植园。第二天早上，我们便挥舞着砍刀开始劳动了。很快，我们就开辟出了一片空地，足够我们盖起两栋小屋，一栋给迈尔斯和埃尔德雷特住，另一栋给山姆、我以及日后将加入我们的奴隶们住。现在我们就置身于树林中间，这里林木众多，棵棵枝繁叶茂，荫可蔽日。树干之间的空隙里，见缝插针般地长着大量甘蔗，偶尔一些地方也会冒出一片蒲葵。

这片富饶的低地一直延伸到红河岸边，地上密密麻麻生长着无数的月桂、梧桐、橡树和柏树，繁茂至极。每棵树上都爬满苔藓，长长的，从枝头上垂下来，一根挨着一根，令人目不暇接，这真是壮观而又独特的风景。这里大批的苔藓都被运往北方，作加工之用。

我们砍倒几棵橡树，分解成一根根的椽，用它们临时搭起了木屋。而后，我们用宽大的蒲葵叶子充作屋顶，盖在上面，这些叶子做屋顶再合适不过了，只是如果能耐用些就更好了。

我在这儿遇到的最大的烦恼，是无处不在的苍蝇、蠓虫和蚊子。它们成群地飞在空中，稍不留神就会钻进你的耳朵、鼻子、眼睛和嘴巴里。它们趴在你的皮肤上吸血，根本就赶不走，那庞大的阵势就好像要把我们吃了一样—用那讨人厌的小嘴巴，一次一口，直到把我们吞噬干净。

大甘蔗林的中心地带非常荒凉，令人胆寒。我想象不到，世界上还会有哪里比这里更荒凉。但对我而言，只要不和提比茨老爷待在一起，哪里都是天堂。我每天都辛勤劳动，累得筋疲力尽。但当我躺下来时，心里却很平静，晚上终于能够踏踏实实地睡觉，早上醒来时也不会觉得恐惧了。

我们接连干了两个星期，其间，从埃尔德雷特的种植园中又来了四个黑人姑娘，分别是夏洛特、范妮、克莉希娅和内丽。她们一个比一个强壮结实。老爷给她们每人发了一把斧头，派她们跟我和山姆去砍树。她们真是出色的伐木工，就算再大的橡树或梧桐，在她们又准又重的斧头下面也挺不了多久。她们砍下的原木堆起来，一点都不输给男人。南方的森林里既有男伐木工，也有女伐木工。实际上，在贝夫河沿岸地区，男女劳动力并没有明显的分工，他们根据种植园的需要做着同样的工作。女人也同样犁地、拉货、赶车、开荒、修路等。一些种棉花和糖料的大种植园主甚至只要女奴，如吉姆·伯恩斯，他的种植园位于河北岸，与约翰·佛格曼的种植园隔河相望。

我们来到甘蔗林时，埃尔德雷特曾向我承诺，如果我干得好，四个星期之内，我就能回福特的种植园一趟，去拜访我的老朋友们。第五个星期的星期六晚上，我向他提起了这个承诺，他说我干得非常不错，并同意我回去一趟。我喜出望外，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快活，我向他保证一定及时赶回来，绝不耽误下周二早上的活，然后便高高兴兴地准备出发了。

马上就要见到老朋友了，我的心情难以抑制地愉悦。只是让人意外的是，提比茨那可恶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问迈尔斯和我相处得怎么样，回答是很好。随后他很快就听说，我第二天早上就将离开这里，回福特的种植园去探望老朋友。

“呸，胡扯！”提比茨嗤之以鼻地说道，“不能这么做，那个黑鬼很不老实，他不能走。”

但是埃尔德雷特坚持说，我的表现忠实可靠，更何况他曾亲口承诺过我，不能言而无信，总之他认为我不会令他失望。随后，由于夜色渐浓，他们两个走进了一个小屋，我进了另一个小屋。我还是想回去，提比茨的出现真让人扫兴。最后我决定，只要埃尔德雷特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天亮之前我就不惜一切代价冒险离开。黎明时分，我把毯子卷成一团，用根棍子挑在肩上，站在埃尔德雷特的门前，等他给我路条。过了一会儿，提比茨一脸不善地走出来，洗了洗脸，然后走到附近的一个树桩上坐下，显然他正思考着什么。我在门口站了好久，渐渐失去了耐心，一气之下，扭头便要走。

“你不带路条就走？”他冲我喊道。

“是的，老爷，我想只能这么做了。”我回答。

“你怎么去？”他问。

“不知道。”我只能这么说。

“你走到半路，就会被人抓住送进监狱的，你本来就该进监狱。”他从我身边走过，返回小屋时说道。很快，他又从小屋里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路条，嘴里骂骂咧咧，说我是个“该死的黑鬼，应该被抽一百鞭子”，然后把路条扔在了地上。我捡起来，一刻也不耽误地马上出发了。

如果没有路条，一个奴隶离开了主人的种植园，那么他遇到的任何一个白人都可以抓他，并用鞭子抽他。我手里拿的这张路条，上面写着：

特此准许普莱特前往贝夫河畔福特家的种植园，并须在周二上午之前返回。

约翰·M·提比茨

这是路条的常用形式。一路上，不知道有多少人曾拦住我，问我要这东西，看过之后才放我过去。那些绅士派头十足的先生，从穿着打扮看就知道是富有之人，他们多半不屑理睬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奴隶。相反，倒是那些衣着寒酸、游手好闲的痞子，喜欢和我过不去，他们总是拦住我，进行最彻底、最详细的盘查。捉拿逃跑的奴隶，有时候也能让他们发笔小财。倘若通告之后没有主人前来认领，他们就会把捉来的奴隶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作为该奴隶的发现者，可以得到一笔赏金；即便奴隶被认领回去，他们也不会空手而归。“卑鄙的白人”就是专指这些游手好闲之徒，他们天天盼着能碰到一个没带路条的黑奴。

在这个州的所有大路上，很难找到供旅客休息的客栈。我身无分文，也没带任何口粮，从大甘蔗林到贝夫河路途遥远，但只要有路条在手，任何奴隶都可免于遭受饥渴之苦。我只需来到任何一个种植园的主人或工头面前，告诉他们，我饿了或渴了，他们就会把我打发到厨房里去，满足我的要求。旅行者可以在任何一户人家的房子前停下来，索要一顿饭吃，就好像到了公共客栈。这是这个地区的习俗。不管他们做过什么样的错事，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红河两岸以及路易斯安那州腹地众多河流沿岸的居民们，在热情好客方面从来都不会输给任何人。

接近傍晚时分，我来到了福特老爷的种植园。当天晚上，我和劳森、蕾切尔以及其他熟识的朋友一起，睡在伊莱扎的小屋里。我们离开华盛顿时，伊莱扎是个丰满美丽的女人。她亭亭玉立，一身绫罗绸缎，珠光宝气，雍容华贵，气质不凡。可是现在，她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她的脸色白得吓人，曾经挺直的身板也佝偻下来，好像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她穿着粗糙的奴隶的衣服，瑟瑟地蜷缩在地板上，就算老贝里来了，恐怕也认不出这就是他孩子的母亲了。她已经老得没什么用了，棉花地里的活她也干不了，结果被拿去换了一块松糕。她的新主人住在彼得·康普顿的种植园附近。悲痛无情地啃噬着她的心，直到她精疲力竭。即便如此，据说她最后的那位主人还曾用鞭子抽她，用最残忍的方法虐待她。但是，他再怎么抽打，都不可能让她恢复年轻时的活力了，也不可能让她佝偻的腰直起来了。那是当初，孩子们还在她身边时，自由的光芒还照耀着她的前途时，她才有的容貌。

后来，康普顿的一个奴隶在农忙时节到红河这边，帮助坦纳太太料理农事的时候，我才听他说伊莱扎已经离世的事。他们说，伊莱扎最终变得一无用处了。她连续好几个星期，独自躺在一个破旧的小屋里，仅靠同伴的怜悯，偶尔给她喝点水或吃口饭。她的主人没有像对待某些生病的牲畜一样，在她脑袋上来一枪，好解脱她的痛苦，而是不闻不问，任由她经受各种痛苦，苟延残喘，直至自生自灭。一天晚上，奴隶们从地里回来时，发现她已经死了。主的使者会在冥冥中巡游大地，收集那些离开人世的灵魂。那一天，使者驾临了这个濒死的女人的小屋，带她离开了那里。她终于自由了！

第二天，我卷起毯子，动身回大甘蔗林。走了五英里后，我来到了一个名叫赫夫鲍尔的地方。在这里，我竟和提比茨不期而遇。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就回去了。我说，我希望按照约定的时间返回。他说，我只需走到下一个种植园就可以了，因为那天他把我卖给了埃德温·埃普斯。我和提比茨一起走进了一个院子，随后遇见了我的新主人。他检查了我一番，并问了一些所有奴隶买家都会问的问题。移交工作结束，我遵照指令去了奴隶宿舍，同时还按照主人的吩咐，自己动手做锄头和斧头的手柄。

现在我不再是提比茨的财产了，我不必没日没夜地提心吊胆了。他的卑鄙、冷酷、暴怒和残忍，都和我没关系了。不管我的新主人怎么样，我都不会为这次变动觉得遗憾。所以，这笔买卖的达成，对我而言是个好消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无比惬意地坐在我新住处的地板上。

随后不久，提比茨就在那一带消失了。再往后，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离贝夫河好几英里的地方，当时我和一群奴隶穿过圣玛丽教区，我看见他坐在一间低矮的杂货店里。

第十二章 心惊胆战的劳作

他们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从早上一直干到天黑得完全看不见了为止。只要工头不下命令，他们一刻也不敢停下，无论多晚，他们都不敢私自返回宿舍。

埃德温·埃普斯是个高大、肥胖、大腹便便的家伙，有着浅色的头发，高颧骨、高鼻梁，格外引人注目。他的眼睛是蓝色的，肤色白皙，身高足有六英尺。他这人好奇心特别重，且举止粗俗，令人生厌，他一开口，就能让人听出来，他并没有受过多好的教育。但他又喜欢说些看似深奥的话，也许是天性使然吧，在这方面，连老彼得·坦纳也要甘拜下风了。我刚成为他的奴隶时，他还是个好酒贪杯的酒鬼，有时候他能毫无节制地连续喝上两个星期。不过，最近他正在努力改掉这些坏习惯。到我离开他时，他在贝夫河上基本摆脱了酒鬼的名声。喝多了的时候，埃普斯老爷就变成了一个聒噪、暴戾、蛮不讲理的家伙。此时，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和他的奴隶们跳舞；或者挥舞着他的长鞭子，把他们抽得满院子乱跑，听着他们惊恐的尖叫，看着落在他们后背上的一道道鞭痕，他就感到难以形容的快乐。但在清醒的时候，他寡言少语，矜持保守，甚至还有点狡黠可爱。他不会像喝醉时那样，无缘无故地让鞭子准确地落在某些奴隶身上最柔软的地方。

年轻时，埃普斯老爷做过马车夫和监工。但此时，他已经是赫夫鲍尔河边的一个种植园主。这里距离赫尔莫斯维尔有两英里半，距离马克斯维尔十八英里，距离切尼维尔十二英里。这个种植园是他从妻子的叔叔约瑟夫·B·罗伯茨那里租来的，主要种植棉花。我在这里简单讲述一下奴隶们种植棉花的流程。

在作物播种之前，首先要犁地翻土，这叫“开沟”。犁地一般靠公牛和骡子，不过在这里，骡子独霸天下。女人和男人干着同样的活，播种、锄草、带队，不管是在地里还是在牲口圈里，男女在劳动方面实现了真正的平等，他们干的活和北方农家孩子干的活差不多。

两条水沟之间，有六英尺宽的田埂。骡子拉犁时，走在田埂上或地中间，后面通常跟着一个女孩子，脖子上挂着一个装种子的袋子，边走边把种子撒在犁沟里。她后面跟着另一头骡子，拉着耙，将犁沟耙平，这样种子就被埋在土里了。所以，整个棉花的播种程序需要一个犁、一个耙、两头骡子和三个奴隶。种棉花的时节通常在三四月份，玉米通常在2月。只要不下冻雨，棉花一周之内就能出苗。过八到十天，就开始第一次锄草。锄草时，犁紧贴着棉花苗犁过去，在苗的两边向外各翻开一道沟。奴隶们拿着锄头在后面跟着，把杂草锄干净。最后在棉苗两旁，留下两道相距两英尺半的垄台，这道程序叫“刮棉”。再过两周，进行第二遍锄草。这一次要把犁沟向内翻，垄上的每簇苗中，只留下最粗壮的一棵。再过两周就该锄第三遍草，同样是把犁沟向内翻，让土围住棉花苗，并把棉苗之间的杂草清除干净。大概到7月初时，棉苗已经长到一英尺高左右，此时锄第四遍草，也是最后一遍。现在，整行棉苗之间的地方全都犁过，中间留下一道很深的水沟。在整个锄草过程中，工头会手提皮鞭骑马跟在奴隶后面。锄地速度最快的奴隶负责带队，他离身后的同伴大概有一杆子的距离。如果他被后面的同伴超过了，就要挨鞭子；如果同伴里有人掉队，或者偷懒了，他也要陪着挨鞭子。实际上，工头手里的鞭子从早到晚就没有闲过。锄草的活会从4月一直持续到7月，但地是不会闲着的，一茬过后又开始了新的一茬。

8月下旬就该摘棉花了。这时，每个奴隶提着一个麻布袋，用绳子绑着，挂在脖子上，一手撑开麻袋口，大概到胸口的位置，麻袋底部差不多快挨着地面。此外，每人还有一个大篮子，能装下两桶的量，麻袋装满后就倒进篮子。这些篮子通常放在地头。

如果一个奴隶第一次干这种活，那他可能要挨不少鞭子。总之，工头有的是办法让他发挥最高的效率。晚上称重时，每个奴隶一天能采摘多少棉花便一清二楚了。而之后的每天，他采摘的棉花都必须大于这个量。倘若少了，就证明这一天他偷懒了，免不了又要挨一顿鞭子，以示惩罚。

正常情况下，每人每天的采摘量是两百磅。对于一个经常摘棉花的奴隶来说，如果低于这个量，就要受到惩罚。从事这项农活的奴隶，熟练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些奴隶似乎有采摘棉花的天赋，他们动作敏捷，可以同时用上两只手，速度惊人；而有些人不管怎么刻苦练习，却仍然达不到正常标准。这样的奴隶是不会长期留在棉花地里的，他们最终会被派去干其他更合适的活。说到摘棉花，我不得不提一下帕茜。她在贝夫河两岸是出了名的采棉高手。她一般是双手并用，速度更是惊人。一天下来，采五百磅棉花对她来说也是稀松平常的事。

根据各人能力的大小，每个人都有分配的任务，但谁也不能低于两百磅。我向来不善于摘棉花，所以只要我能达到两百磅，主人就很高兴了。可是帕茜，哪怕她摘的量多于我两倍，仍免不了要挨打。

棉花的植株长大后，有五到七英尺高。每株棉花会向四面八方伸出许多枝杈，棉株与棉株彼此交叉在一起，错综复杂地汇成一片。

当棉铃裂开，露出洁白的棉花时，那种景象实在是太美，太令人陶醉了。一大片棉田，那么纯洁、完美无瑕，就像轻盈的、刚刚降落下来的瑞雪。

有时候，采棉的奴隶会先沿着一行植株的一侧开始采摘，然后从另一侧返回。但更常见的形式是，两个奴隶同时采摘一行棉株，一人负责一侧，把所有看得见的棉花采摘干净，留下尚未开裂的棉铃，等待下一次采摘。摘满一袋，就倒进篮子，踩实。第一次下地时要格外小心，谨防挂断棉株上的枝杈。枝杈一断，上面的棉铃就会死掉。对于那些不小心或不得已折断了棉枝的奴隶，埃普斯毫不留情，往往会施以最严厉的惩罚。

到了采摘棉花的季节，奴隶们往往是每天刚一破晓，就已经下地干活了。中午他们只有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吃饭，吃的是凉熏肉。他们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从早上一直干到天黑得完全看不见了为止；如果月光比较亮的话，他们还要继续忙到半夜。只要工头不下命令，他们一刻也不敢停下，即使到了晚饭时间，无论多晚，他们都不敢私自返回宿舍。

一天的采棉工作结束后，奴隶们把装满棉花的篮子扛到轧棉房称重。不管他们有多累，多么渴望躺下来休息，此时都顾不上了，他们都战战兢兢的，仿佛篮子里装的不是棉花，而是恐惧。因为一旦没有达到标准重量，指定的任务没有完成，他们又要遭殃了。而如果重量超出了标准十或二十磅，那么这个重量就可能成为他第二天的新标准。所以，不管是未达标还是超额完成，奴隶们前往轧棉房的路始终伴随着恐惧和战栗。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达不了标，所以他们并不急于从地里回来。称重之后，没有达标的奴隶就挨一顿鞭子，然后把棉花扛到仓库，像堆放干草一样把棉花储存起来，这时所有奴隶都要爬到“棉花山”上，把山踩平踩实。如果棉花不够干，就先不送到轧棉房，而是放到一些平台上，摊成两英尺厚、六英尺宽的“棉花饼”，上面用木板遮住以防被雨淋，中间留下一条条窄窄的过道。

上述工作完成后，这一天的劳动还不算结束。奴隶们还要干各自负责的杂活，比如喂骡子、喂猪、砍柴等，所有这些活都要借着烛光才能进行。即使夜已经很深了，他们也不能马上睡觉，还要睡眼蒙眬地回到小屋里，生起火，把玉米磨成粉，准备第二天的午餐和晚餐。他们的食物只有玉米和熏肉。每到星期天早上，他们就到玉米仓库和熏肉房领取口粮。熏肉每次领一周的量，通常为三磅半，玉米则够吃许多顿。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物了—没有茶，没有真正的咖啡，没有糖；即便有盐，也只能偶尔撒上一丁点儿。我和埃普斯老爷一起生活了十年，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奴隶会患上痛风那样的富贵病。埃普斯老爷家的猪吃的是玉米粒，而扔给奴隶们的却是结着穗儿的玉米棒。因为他认为，对猪好一些，它们会很快长得肥壮；而如果对奴隶们太好，他们就会胖得干不了活。埃普斯老爷精于算计，不管他喝醉还是清醒的时候，他都知道该怎么管理自己家的牲畜。

院子里放着玉米磨，磨上面搭了个遮雨的棚子，样子有点像普通的咖啡磨，漏斗容量有六夸脱左右。在埃普斯老爷家，所有奴隶唯一可以随意做的一件事，就是磨玉米面。他们可以晚上磨，磨够第二天的口粮就行；也可以趁着星期天把一周要吃的玉米全部磨掉，由他们自己决定。埃普斯老爷仅在这一点上算得上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我把玉米放在一个小木箱子里，把准备吃的饭放在葫芦里，葫芦是种植园里最方便、最不可或缺的餐具。它除了省地方—奴隶们的小屋本来就拥挤，还能在下地时用来装水。再者就是用来装饭，把桶、勺、盆、罐子等其他餐具全都省了。

磨好玉米，生好火。墙上挂着熏肉，切下一片扔到炭上烤。大多数奴隶没有刀，更不用说叉子了，他们就用砍柴的斧头切熏肉。在玉米面里加一点水，和匀，放在火上烤，烤熟之后刮掉外面沾的一层灰，放在一小块板子上—那就是我们的餐桌。然后，奴隶们席地而坐，准备吃晚餐，此时往往已经将近午夜。当他们终于躺下来时，恐惧再度袭来，就和他们扛着棉花到轧棉房时所怀的恐惧一样，不过此时他们最怕的，是第二天早上睡过头。这样的过错至少要挨二十鞭子。因此每晚睡觉前，他们都真心祈祷，第二天早上能在第一声号角响起时就清醒无比地爬起来。

奴隶们的小屋实在不是一个睡觉的好地方。年复一年，我每天晚上躺在一块十英尺长、十二英寸宽的木板上睡觉，用一截木头当枕头，盖的是粗劣的毯子，除此之外连片破布头都找不到。有时候天太冷了，我们会铺上苔藓，但那样会滋生成群的跳蚤。

小屋是用原木建造的，门窗就不必奢求了，我们也不需要，原木之间的缝隙已经足够通气透光。遇到暴风雨的天气，雨水被风吹着灌进小屋里，真是难受至极。所谓的门，就是安在木合页上的一块板子。小屋的一头搭着一个蹩脚的壁炉，那是奴隶们生火做饭的地方。

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号角便响起来了。奴隶们集体起床，准备早餐，把一个葫芦里灌满水，另一个葫芦里填进冷熏肉和玉米饼，随后便急匆匆地下地去了。谁要是在黎明之后还留在宿舍里，那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不可避免地要遭受鞭打。于是，新一天的劳动和恐惧又开始了。日复一日，奴隶们一刻也不能休息。白天黑夜，时刻恐惧鞭子会落到自己身上。这就是贝夫河沿岸摘棉季节奴隶们的真实生活，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杜撰和夸张。

通常到9月的时候，棉花经过第四次采摘，基本宣告结束了，而这时又到了玉米丰收的季节。玉米是这里的第二农作物，地位显然无法与棉花相比。我在前面说过，玉米的播种季节是2月。在这个地区，玉米的主要用途是喂猪和供奴隶们食用，用来卖的部分特别少。所种植的品种以白色玉米为主，这种玉米棒子个头极大，茎高八到十英尺。8月份时，将茎秆上的叶子剥掉，晒干，扎成小捆，储藏起来作为骡子和牛的草料。之后，奴隶们要下地把玉米棒子从茎秆上掰开，但不能掰断，使之头朝下地倒挂在茎秆上，这是为了防止雨水渗透到棒子里面。让玉米棒暂时保持这种状态，直到奴隶们采摘完棉花，才把它们从茎秆上彻底掰下，然后连皮儿存到仓库里，因为剥了皮儿的玉米很容易生象鼻虫。此时，玉米的茎秆仍然挺立在地里。

这一带也种植甘薯，不过甘薯在这里叫卡罗莱纳，种植的量也不大，因为人们不用甘薯喂猪或牲口，所以觉得可有可无。贝夫河沿岸地区地势低洼，土壤中蕴含着丰富的水分，不适合挖地窖，所以甘薯就放在地面保存，上面稍微盖上一层土或玉米秆。甘薯的价格很便宜，每桶只能卖两三先令，也就是三十多美分；玉米，除非特别短缺，否则也是同样的价格。

当玉米和棉花全部归仓后，再把茎秆全部拔出，堆起来烧掉。与此同时犁地，松土，为新一轮的播种做准备。据我观察，拉皮德县和阿沃耶尔县教区境内的土质极其肥沃富饶，是一种棕色或带着一点微红色的泥灰土，不需要任何肥料，同种作物在同一块土地上可以连续种植好多年。

犁地、播种、摘棉花、掰玉米、拔掉茎秆、堆起来焚烧，奴隶们一年四季基本就是这些工作，至于伐木、切割木材、轧棉、养猪和杀猪等，都只是些附带的劳动而已。

9月或10月份，人们用狗将散养在沼泽地中的猪赶回圈里。之后在某个寒冷的早晨，通常在临近新年的时候，将这些猪统统杀掉。每头猪被剁成六大块，撒上盐，一块压着一块堆起来，在烟熏房的大桌子上放两个星期，然后挂起来，生火，熏上小半年。这种彻底的烟熏非常必要，它可以防止熏肉生蛆。但由于南方气候温暖，熏肉不易储藏，很多次我和同伴领取每周定量的三磅半熏肉时，上面都爬满了让人恶心的蛆虫。

虽然沼泽地里野牛遍地，但似乎无人问津。种植园主们在这些野牛的耳朵上打上标记，或在它们的身体上烙上自己名字的缩写，随后把它们放回到沼泽地，让它们处于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然生长状态。这些野牛是西班牙品种，个头矮小，头上顶着尖尖的角。我曾听说，有人从贝夫河两岸成群地掳走这些野牛，但这种事极少发生。最好的母牛每头价值五美元。一头母牛如果可以挤出两夸脱奶，便被视为极难得的产量。但它们所含的牛脂非常少，质量也偏低，所以尽管沼泽地里奶牛众多，种植园主们还是更青睐北方的奶酪和黄油，他们可以从新奥尔良的市场上买到。奇怪的是，腌牛肉在这里备受冷落，不管是大宅里的老爷太太，还是小屋里苦命的奴隶，他们都不怎么爱吃。

埃普斯老爷很喜欢参加射击比赛，因为那可以赢得他需要的新鲜牛肉。通常每周都在临近的赫尔莫斯维尔村子里举行这些运动。许多肥牛被赶到那里，打死之后就按约定的价格出售。幸运的神枪手把肉分给同伴们，种植园主们就是这样获得牛肉的。

在贝夫河边的森林里和沼泽地里，有不计其数的野牛，有些已经被驯服，有些还没有。“贝夫河”的名字很可能就是法语中“牛”这个单词的转译，其意思暗示着河边必有成群的野牛。

菜园子里通常种着卷心菜和萝卜等蔬菜，供老爷和他的家人们享用。他们常年都能吃到青菜和各种蔬菜。当寒冷的北方秋风乍起，花草干枯凋零时，像贝夫河这样温暖的南方低地，依旧绿草如茵，即使在隆冬时节，花儿照样开放。

这里没有专门用来种草的牧场。玉米的叶子已经为圈养的牲畜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而那些没有圈养的野牛靠着四季常青的草地，一年到头都不会饿着。

关于南方的气候、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劳动情况，虽然还有很多值得一提，但我仅说这些，是想让读者了解奴隶们在路易斯安那州棉花种植园里的生活情况，后面我还会提到甘蔗的种植和糖的加工，那都是和我的奴隶生活息息相关的。

第十三章 埃普斯的暴戾

鞭子的噼啪声和受罚奴隶的惨叫声，每一天都会从黄昏一直响到午夜睡觉前。

我刚到埃普斯老爷的种植园时，他派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做斧柄。这里常见的斧柄是一根圆圆的、直直的木棒。我按照北方人的习惯，做了一根弯曲的斧柄。做好之后，我拿给埃普斯老爷看，他很惊讶，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东西，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斧柄。我向他解释了这种斧柄的优点后，他一下子就被这个新颖的设计吸引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把那根斧柄留在屋里，当他的朋友们来访时，就把它当成一件稀奇的东西，拿出来展示、把玩。

时值锄草季节，我先被派到玉米地里锄草，然后又去刮棉，我一直干着这样的工作，直到锄草季将近结束。后来我不幸染上了疾病，先是浑身发冷，接着又发烧，整个人变得虚弱无力，身体也开始消瘦，而且经常头晕目眩，走路都走不稳了，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尽管这样，我仍然不能停下该干的活。没生病的时候，我就很难跟上同伴的步伐，如今拖着病体，更是被落下一大截，后背不断收到工头鞭子的招呼，每次都让我软绵绵的身体猛然一颤。可是就算有鞭子的驱使，我仍旧赶不上，到了最后，鞭子抽在我身上已经毫无意义，再疼的鞭打也不能激起我一点点力气。终于，进入9月份，眼看就到了采摘棉花的大忙季，而我却连小屋都爬不出来了。尽管到了这般田地，我却连一点药都没吃过，也没有得到过老爷或太太的关心。后来我连生活都无法自理了，只有那位老厨师偶尔过来看看我，给我煮点玉米咖啡，有时煮点熏肉。

后来埃普斯老爷听说我快死了，才总算发了一点点慈悲，派人到赫尔莫斯维尔请来了怀恩斯医生。如果我死了，他就等于损失了一千块钱，这是他不想看到的。医生告诉埃普斯说，我的病是由气候引起的，很可能活不成了。于是他下令不再让我吃肉，粮食也只给可以勉强活命的分量。就这样，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忍饥挨饿，紧咬牙关，病居然好了一些。一天早上，埃普斯老爷来到我的小屋门口，扔给我一个麻袋，命令我到地里摘棉花去。此时，我的身体状况实在不适合下地劳动。更不幸的是，当时我没有任何摘棉花的经验，干起活来手忙脚乱，笨拙不堪。其他人往往是左右开弓，无比灵巧地摘下棉花塞进麻袋，那速度和敏捷的程度，在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而我却只能用一只手扶住棉铃，用另一只手去拽那热情奔放的白色花朵。

另外，把摘下来的棉花塞进麻袋，也需要手和眼的配合。我摘下来的棉花，几乎每一朵都逃不开掉在地上的命运。长长的、笨重的麻袋被我甩来甩去，这在棉花地里可是大忌，所以我经常弄断棉株的枝杈，而那些枝杈上往往挂满了尚未开裂的棉铃。无比劳累的一天结束后，我扛着棉花到轧棉房称重，只有九十五磅，连最低标准的一半都达不到。埃普斯老爷声称，要赏我一顿最最严厉的鞭子，但考虑到我还是个生手，就饶了我。此后的很多天，我仍然不能达标，这足以证明我不是干这活的料。我没有摘棉花的天赋—没有帕茜那样灵巧的手指和敏捷的动作，永远也不可能像她那样，以神奇的速度将那些羊毛一样的白花收入麻袋。不管怎么练习，不管抽多少鞭子似乎都是徒劳。最后，埃普斯老爷不得不承认，我在棉花地里就是个废物，我完全不适合摘棉花这种活，就算打死我也完不成每天的任务，于是他下令再也不要我到棉花地里去。后来我便干起伐木和运木材的活儿，还负责把奴隶们摘好的棉花运到轧棉房，反正只要有需要干的活，就会派到我头上。一句话，不管怎样，我永远不可能闲下来。

每天几乎都会有人遭受鞭刑，通常是在棉花称重之后。奴隶们采摘的棉花没有达到标准重量即为过失，将被视为偷懒。他们会被拖出去，扒掉衣服，脸朝下趴在地上遭受鞭打。毫不夸张地说，在埃普斯的种植园里，到了采摘棉花的季节，鞭子的噼啪声和受罚奴隶的惨叫声，每一天都会从黄昏一直响到午夜睡觉前。

受罚奴隶所挨的鞭数一般根据过失的情节而定。二十五鞭只属于毛毛雨般的轻微惩罚，其对应的过失情节较轻，比如棉花中偶尔出现一片干叶子或棉铃壳，或者摘棉花时不小心折断了枝杈等；五十鞭属于常规惩罚，专门“伺候”摘棉量不达标的奴隶；一百鞭才属于较严重的惩罚，针对那些在地里偷懒怠工的奴隶；一百五到两百鞭子，用来惩罚那些和同伴争吵的奴隶；而五百鞭子，除了被狗撕咬外，绝对是最严酷的惩罚，它是针对那些逃跑的奴隶，一般能挨得了五百鞭的人，即使侥幸没有被当场打死，也要忍受好几个星期的痛苦折磨。

我在赫夫鲍尔种植园的两年中，埃普斯老爷一直有一个让人讨厌的坏毛病：至少每两个星期一次，他就会去赫尔莫斯维尔参加射击比赛，然后大醉着回到家中。射击比赛总能使人狂欢堕落。每到这种时候，他就变得特别暴戾，如同疯子一样。摔东西是最平常的，盘子、椅子，逮到什么摔什么。在屋里折腾够了，他就提着鞭子来到庭院里，这时奴隶们就要格外小心了。离他最近的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领教一番他高超的鞭术。连续几个小时，他把奴隶们逼得四处乱跑，吓得躲在屋角后不敢露头。有时候，他会不声不响地发动突袭，对那些毫无防备的奴隶挥出“漂亮”的一鞭，这时他就会特别满足和高兴。通常情况下最倒霉的要数小孩子和上了年纪的奴隶，他们的行动往往不够敏捷。在一片混乱之中，埃普斯老爷可能会狡猾地站在某个小屋后面，高举起鞭子，等待着，随时准备朝第一个偷偷向外窥视的奴隶脸上抽去一鞭。

他喝醉酒时就是这个样子，平常倒是会和气一点。只要他的心情好，我们就皆大欢喜。他是个闲不住的人，需要不停地寻欢作乐，需要有音乐，需要用小提琴的琴声款待他的耳朵。此时他就变得活跃、宽容，会在广场上、在屋里欢快地跳舞。

提比茨把我卖给埃普斯老爷时，曾告诉他我会拉小提琴，其实他早已从福特老爷那儿听说了。埃普斯太太是个酷爱音乐的人，在她的再三央求下，埃普斯老爷终于在一次去新奥尔良时买回了一把小提琴。从此我就经常被叫进他们的大宅，为他们的家人演奏。

无论何时，只要埃普斯老爷跳舞的兴致一来，我们所有人就都被集合在大宅中最大的一个厅里。不管我们当时有多累多乏，都得打起精神陪他跳舞。我也要拉开架势，开始演奏。

“跳吧，你们这些该死的黑鬼，跳吧！”埃普斯老爷每次都会这样喊道。

这时，奴隶们一刻也不得犹豫，更不能耽搁，动作不能迟缓，更不能懒洋洋的；所有人必须干脆利索，生气勃勃，还要小心翼翼。“向上、向下、脚跟、脚趾，走起来”，这就是全部的口令。埃普斯挺着大肚子在他忧郁的奴隶们中间穿来穿去，就像鱼儿游在水中一样自由自在。

他手里还常常拿着鞭子，随时准备教训那些冒失的奴隶，谁都不准休息，哪怕是停下来喘气也不行。除非他自己累得跳不动了，我们才有机会停下来歇歇，但是停顿的时间极为短暂，还没有把气儿喘匀，他就又把鞭子挥舞得噼啪作响，再次大喊着：“跳吧，黑鬼们，跳吧。”大家便又乱七八糟地开始跳起来。我虽然坐在角落里，但偶尔也会挨上一鞭子，那是老爷希望我换个更好听、节奏更快的曲子。太太经常责备老爷，并扬言要回切尼维尔她父亲的家去。然而，每次她看着丈夫胡闹一气的样子又忍不住大笑起来。就这样，大家经常被留到天快亮。我们累得直不起腰，困得睁不开眼。我们多想睡一会儿啊，只要允许，我们可以立马躺到地上睡着。无数个夜晚，埃德温·埃普斯老爷硬逼着他这些早已痛苦不堪的奴隶们跳舞、嬉闹。

尽管为了满足老爷一时的兴致，我们整宿没睡，但天一亮，我们照样得按时下地，照样得完成和平时一样的任务。即使牺牲了整晚的睡眠，我们采回来的棉花仍不能比标准重量少一磅，在玉米地里锄草时的速度仍不能比平时慢一分。鞭子照样在头顶上挥舞，老爷们绝对不会考虑，我们是否因为一夜无眠而影响了精力。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们就应该像刚刚睡了一夜好觉的样子，精力充沛，浑身是劲。更可怕的是，埃普斯老爷在狂欢之后，往往更加乖戾粗暴，经常因为一些芝麻小事惩罚奴隶，抽起鞭子也会更狠。

我为这个人辛辛苦苦白干了十年。十年无休无止的劳动，不知给他创造了多少财富。十年来，我被迫在他面前俯首帖耳，以一个奴隶的身份侍奉他。而我从他那里，除了得到无数次原本不该承受的虐待与鞭打，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如今，不管埃普斯老爷多么残忍，他对我都已经鞭长莫及了。我站在生我养我的自由州的土地上，感谢上苍，我又可以在别人面前抬起头来了。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讲述我遭逢的苦难，讲述那些制造苦难的人们。我并不想故意丑化他们，妖魔化他们，我只是本着事实坦诚相告。我公正地评价埃德温·埃普斯老爷，他是一个毫无仁慈和公正概念的粗俗之人。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粗鲁无礼，缺乏教养，贪得无厌。此人善于摧毁奴隶的心智，人称“黑奴克星”，对此他沾沾自喜，引以为傲，常常拿来吹嘘，就像骑师卖弄自己驯服烈马的本领一样。他从不把黑人当人看，从不好好履行造物主赋予他的小小的“天赋”，而是把我们当作“私人动产”，是纯粹的活的财产。除了价格高点外，我们在其他方面并不比他的骡子或狗强多少。日后，当无可辩驳的证据摆在他面前，证明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和他一样拥有享受自由的权利—在我离开的那天，他听说我也有妻子和孩子，我深爱着他们，就像他深爱着他的家人一样时，他不停地咆哮和咒骂，他谴责把我从他这里夺走的法律，而且声称，不管花多少钱，他都要找到那个替我送信并暴露了我的囚禁地址的人，要结果那人的性命。他心里想到的只有他的损失，为此他甚至骂我不该生为一个自由的人。只要能给他带来利益，他可以眼睁睁看着奴隶的舌头被连根割掉而无动于衷，他可以看着他们被慢火一点点烧成灰烬，或被恶狗撕成碎片。这就是我的老爷，冷血、残暴、无情无义的埃德温·埃普斯。

在贝夫河两岸，还有一个比他更野蛮的人。我在前面已经提过，就是吉姆·伯恩斯，他的种植园里只有女奴。这个还未进化完成的野蛮人对待奴隶毫无人性，他经常把奴隶们打得皮开肉绽，半死不活，连日常的杂务活都干不成。对自己的残暴不仁，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到处吹嘘，在这方面他的名声比埃普斯还要臭。吉姆·伯恩斯是个毫无怜悯之心的畜生，是个只会对奴隶们挥舞鞭子的蠢货。

埃普斯在赫夫鲍尔待了两年，在此期间他挣了一大笔钱。于是，1845年圣诞节之后，他买下了贝夫河东岸的一个种植园，他现在还住在那里。他带过去九个奴隶，除了我和过去不久便死掉的苏珊，其他人至今还在那里。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增加那里的奴隶数量。八年中和我同吃同住的人一直都是：亚伯拉罕、威利、菲比、鲍勃、亨利、爱德华和帕茜。这些人中，除了爱德华生下来便是埃普斯的奴隶，其他人都是他当年在红河岸边、离亚历山大不远的阿奇·B·威廉姆斯的种植园里做监工时买下来的。

亚伯拉罕身材魁梧，比普通人要高出一头。他六十岁，生于田纳西州。二十年前，他被一个奴隶贩子买下并带到了南卡罗来纳，后来卖给了该州威廉斯堡县的詹姆斯·布福德。年轻时，他是出了名的大力士，但年龄的增长和无休止的辛苦劳作已经损毁了他的筋骨，更消磨了他的心智。

威利四十八岁，是威廉·塔索家的奴隶，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大布莱克河上为主人撑船。

菲比是塔索的邻居布福德家的奴隶，她嫁给了威利，后来在她的央求下，布福德买下了威利。布福德是个宽容和善的主人，他是他们县的治安官，当时也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鲍勃和亨利是菲比与前夫所生的孩子，因为威利的出现，他们的父亲遭到了无情的抛弃。威利是个漂亮的年轻人，他勾住了菲比的心，使得她把前夫一脚踢出了他们的小屋。而爱德华就是威利和菲比在赫夫鲍尔河畔生下的孩子。

帕茜二十三岁，同样来自布福德的种植园。她很少与别人打交道，却因为自己是“几内亚黑人”的后代而扬扬自得。他们被一艘奴隶船带到古巴，后来又被转卖给布福德，布福德也是她妈妈的主人。

这就是我的主人家各个奴隶的身世。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好多年，有许多可以分享的共同回忆，他们经常一边叹气，一边追忆着在南卡罗莱纳老家的往事。他们的主人布福德后来遇到了麻烦，陷入了债务危机，被迫卖掉了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奴隶。他们被铁链锁在一起，任人驱赶着跨过密西西比河，来到了阿奇·B·威廉姆斯的种植园。此时的埃德温·埃普斯还是阿奇家的监工，但他正野心勃勃地筹划着自己的事业；当他们来到种植园后，埃普斯同意接受这些奴隶来抵他的工钱。

亚伯拉罕是个心地善良的老人，就像我们的长辈一样，他很喜欢给年轻的后生们讲些宏大严肃的话题，尤其喜欢讲杰克逊将军的戎马生涯。当年他在田纳西州为奴时，他的少爷曾跟随这位将军南征北战。他很喜欢回想过去的岁月，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回到他出生的地方，重现他年轻时的场面。那时的美国全民皆兵，是多么激情燃烧的岁月啊！当年，他的体质比大多数同龄人都健壮，而且更加敏捷有力；然而现在他已经老眼昏花，力气和记忆都大不如前了。他经常在探讨怎样才能烤出最好吃的玉米饼，或者宣讲杰克逊将军的辉煌历史时，忘记了帽子放在哪里，锄头放在哪里，或者篮子放在了哪里。埃普斯老爷不在时，大伙儿不免笑话这老头子一通；要是埃普斯老爷在，他就可能要挨上几鞭子了。他越来越糊涂，一想到自己正渐渐老去，并终将变成一无是处的老朽，他就止不住地唉声叹气。他的健忘症越来越严重，人也越来越糊涂。岁月不饶人，奴隶生活更加快速地催生亚伯拉罕大叔的白发，直到有一天把他拖进坟墓里。

菲比婶婶是干农活的好手，但最近她被派到厨房做事。不到特别忙碌的时候，她就不用到地里去。她是个精明的老女人，老爷或太太不在的时候，她总是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

威利正好相反，他寡言少语，喜欢埋头做事而少有怨言，平时话也不多，除了偶尔表达一下他想离开埃普斯老爷，再回一次南卡罗来纳州的心愿。

鲍勃和亨利分别是二十岁和二十三岁，他们俩在各个方面都毫无特点可言。三儿子爱德华已经十三岁了，可他在玉米地或棉花地里还走不了直线，所以他被留在大宅里伺候小少爷们。

帕茜身材窈窕、苗条，是个亭亭玉立的姑娘，举手投足间透出一股无法消除的傲气，无论是劳动、疲惫或是惩罚都消除不掉。帕茜的确是个出众的姑娘，如果不是奴隶制掩盖了她的才智，并把她置于永恒的黑暗中，她一定是个与众不同、非常独特的人。她能跳过最高的栅栏；跑得也极快，只有最敏捷的猎狗才能追上她；她还精通骑术，什么马都不能把她从马背上摔下去。她翻出来的犁沟是最好的，在劈木头、扎篱笆方面更是无人能及。每天夜里收工时，亚伯拉罕大叔还没找到他的帽子呢，帕茜就已经把骡子牵到食槽前，卸下套，喂好料，也刷过毛了。然而帕茜并没有因为上述的能干而出名，她的手指灵巧、迅速、快如闪电，没有谁的手指能比得上她，因此到了采摘棉花的季节，帕茜就成了棉花地里的女王。

帕茜忠诚听话，踏实肯干。她本是个活泼的女孩子，爱笑，无忧无虑，只要能找到一点点存在感，她就心满意足、乐不可支了，然而，帕茜也是同伴中哭得最多、受苦最多的人。她受过太多的折磨，背上的伤疤不计其数。并不是因为她的活干得不好，也不是她做事不用心或有反叛之心，而是她不幸地遇到了一个好色的老爷和一个嫉妒心极强的太太。那双色眯眯的眼睛让她瑟瑟发抖，而另一个女人则把她的命玩弄于股掌之间。夹在这两人之间，她怎么可能有好日子过呢。因为她，大宅里经常爆发出一阵阵激烈的争吵。最能让太太高兴的事，就是眼睁睁看着她受折磨。不止一次，当埃普斯老爷拒绝卖掉帕茜时，太太就拿些东西做诱饵，让我偷偷把帕茜杀掉，尸体随便埋在沼泽地里某个荒凉的地方就行。如果帕茜能做主的话，她一定很乐意平息太太的妒火。因为和约瑟夫不同，她敢于从埃普斯老爷那里逃出来，哪怕衣服还被他抓在手里。帕茜的头顶永远都是乌云惨淡。只要她对老爷的意愿稍有违抗，便立刻招致一顿鞭打，打得她屈服求饶为止。她在小屋旁或在院子里走路时，只要稍不留心，一块木头或一个烂瓶子就可能从太太的手里飞过来，出其不意地砸到她的脸上。帕茜作为欲望与仇恨的牺牲品，终日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这就是我的奴隶同伴们，我和他们一起下地劳作，一起在埃德温·埃普斯的小木屋里住了十年。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应该还在贝夫河边做着苦工，注定永无出头之日，不能像我现在一样，摆脱了沉重的镣铐，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们只能苦苦地熬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们终于可以躺下，到那时才尘归尘，土归土。

第十四章 帕茜的夹缝生存

这种掺杂着自尊、嫉妒、报复、贪婪和兽欲的战争，在主人的家里旷日持久地进行着，使得整个宅邸天天鸡犬不宁。

1845年，埃普斯在贝夫河畔定居的第一个年头，这一带的所有棉田几乎全被毛虫彻底摧毁了。奴隶们没什么活可干，恐怕要闲上半年时间。后来，贝夫河一带有传言说，圣玛丽教区的糖料种植园里急缺劳力，而且工钱很高。那个教区坐落在墨西哥湾的海岸上，距离阿沃耶尔县有一百四十英里远。区内有一条大河，名叫里约台客河，它从教区穿过，直接流进墨西哥湾。

通常，收到类似的消息后，种植园主们会决定是否将一批奴隶出租给他们。因此，到了9月份，赫尔莫斯维尔已经集合起多达一百四十七人的奴隶大军，男女各占一半，我和亚伯拉罕、鲍勃都在其中。四个白人负责押送和管理全部的奴隶，分别是埃普斯、阿龙森·皮尔斯、亨利·托勒和艾迪生·罗伯茨。他们一共带了八匹马，两匹用来骑行，两匹拉着一辆四轮马车，另外四匹拉着一辆大货车，上面装着毯子和其他补给品，车夫是罗伯茨先生的奴隶约翰。

大约下午两点钟，我们吃过午饭，准备出发。我分配的任务是照看毯子和补给品，以防路上丢失。跑在最前面的是四轮马车，随后是货车，接着是徒步前进的奴隶们，两名骑手负责殿后，整个队伍就这样离开了赫尔莫斯维尔。

走了大概十到十五英里，队伍晚上经过麦克罗先生的种植园时，停下来留宿。我们生起一大堆火，奴隶们铺开毯子睡在地上，白人们则住在大宅里。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押送人已经来到我们中间，对着空气把鞭子抽得啪啪响，命令我们马上起来。奴隶们爬起来后把毯子重新卷起，交到我这里，统一放在货车上，之后队伍便开拔了。

第二天晚上下起了滂沱大雨，我们都被淋成了落汤鸡，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还沾满了泥。后来，我们到了一个货棚，那是以前轧棉花的地方，奴隶们勉强能够站进来避雨，但如果要躺下来睡觉却实在没有地方。我们还是留了下来，将就着挤成一团，熬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便又继续赶路。一路上，我们每天吃两顿饭，仍旧是熏肉和玉米饼，做法也和我们在种植园里的时候一模一样。我们沿途先后经过了拉法耶特维尔、蒙特斯维尔、新城，然后到达森特维尔，在这里鲍勃和亚伯拉罕大叔被人雇走了。我们继续往前走，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少，几乎每经过一个糖料种植园都有一两个或好几个奴隶被留下来。

途中，我们还经过了大草原。那是一片广阔的原野，除了一些荒废的住宅附近偶尔出现几棵移植过来的树外，整个原野毫无遮挡，一望无垠。这里也曾经人口密集，人们耕耘土地，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被遗弃了。现在这里只零星分散着一些居民，以畜牧为生。我们经过时就看到了许多数量庞大的畜群。来到大草原的中央，四面八方，目力所及，尽是一色的荒野，就像置身于一片汪洋，看不到任何起伏。

我被贾基·特纳雇了下来，他是个杰出的、受人尊敬的先生，也是个大种植园主。他的宅邸坐落于萨尔河上，离墨西哥湾只有几英里。萨尔河不大，河水缓缓流入阿查法拉亚湾。我最初的工作是在特纳的制糖厂里修补房子，后来他们给我发了一把砍甘蔗的刀，和三四十个奴隶一起派到了甘蔗园。我发现，砍甘蔗要比摘棉花好学多了，简单而自然，我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技巧，并能跟上速度最快的奴隶了。不过就在甘蔗快要砍完的时候，贾基·特纳又把我安排到制糖厂做把头，负责监督其他奴隶。从开始制糖到最后结束，这里每天都在进行着碾磨和熬煮的工作，昼夜不停。他们给了我一根鞭子，指示我，只要谁敢偷懒就使劲抽他。如果我执行不力，还有一个负责监督我的人，他会对我毫不会客气。除了监督，我还负责在规定的时间让奴隶们倒班。我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想抽空睡一会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路易斯安那和其他蓄奴州，大概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如果奴隶们在星期天仍要干活，他们可以获得一些不定什么方式的报酬。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奴隶们才能添点小小的奢侈品或便利品。当一个奴隶在北方被收购或被绑架，然后运到贝夫河沿岸的小木屋里时，他们身上的东西几乎被剥夺干净，像刀、叉、碟子、茶壶，任何形状的陶器或任何类型的家具都是不许保留的。来到种植园后，他们唯一拥有的东西是一张毯子。主人不需要他们干活时，他们就把毯子裹在身上，或站着，或躺在地上或板子上。他们可以随便找一个葫芦用来装饭，当然，也可以直接拿着玉米棒子吃，没人会干涉。但如果谁敢去问主人要一把小刀或一把煎锅，得到的很可能是被踢上一脚，或者嘲笑一番。如果哪个奴隶的小屋里出现了这类用品，几乎可以肯定，那绝对是奴隶们用星期天的劳动报酬买来的。因此，打破上帝的安息日，尽管在道德上是犯了忌讳的，但能够通过这一天的劳动改变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对于奴隶们来说，也是很乐意的，不然他们根本没办法添置餐具和炊具，这些东西又是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毕竟他们要自己做饭吃。

到了制糖季节，甘蔗种植园里一周七天都在忙碌。安息日里所有奴隶都要继续劳作，这一点没有人存在异议；同样无须置疑的是，所有的奴隶，特别是像我这样被租过来的，都会因为安息日的劳动而得到相应的报酬。这种情况在采摘棉花最忙碌的季节也是一样的。奴隶们通常利用安息日劳动获得的报酬，购买刀、壶、烟草之类的东西。女人们自然不需要烟草这样的奢侈品，她们往往把微薄的收入用来购买些花哨的丝带，好在节日里装点她们的头发。

我在圣玛丽一直待到元旦，那时我的安息日收入已经攒到了十块。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的财路，这就要感谢我的小提琴了。它是我忠实的伙伴，不仅给我带来了不错的收入，更在凄苦的奴役岁月里给了我一丝丝安慰。特纳的种植园附近，有一个名叫森特维尔的小村子，那里的人们常在雅尼先生的家里举行盛大聚会，我经常被叫去为他们拉小提琴。人们对我的演奏非常满意，我也因此得到了不错的报酬，最后我的积蓄竟达到了十七美元。

这样一笔可观的积蓄，在我的同伴眼里几乎是天文数字，我成了一个“富翁”。我经常把这些钱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数，从中得到莫大的快乐。我仿佛看到各种家具、水桶、精致的小折刀、新鞋子、新衣服和新帽子，一一从我的眼前飘过，我得意扬扬，觉得自己已经是贝夫河两岸最富有的奴隶了。

在这个地方，经常会有船沿里约台客河而上，前往森特维尔。我无意中听到一艘汽轮的船长和别人谈话，可以确定，这位船长一定是北方人。我决定冒一次险，便鼓起勇气来到这位船长面前，恳求他让我藏到船上的货舱里。我不敢告诉他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说自己非常渴望能去往自由州，非常希望能摆脱奴隶制的束缚。他很可怜我，但对我说，那样做根本不可能逃过新奥尔良海关人员犀利的眼睛。如果被发现了，会连累他受到惩罚，而且他的船也会被没收。我诚挚的恳求显然博得了他的同情，我相信他一定心生怜悯，会想尽办法帮助我。但很快，我胸中燃起的希望的小火苗就被扑灭了，我再一次走向绝望，走向无尽的黑暗。

这件事发生后没多久，我们就被集中在森特维尔。几个奴隶主已经到了这里，向种植园主们收取奴隶的租金，随后我们便被带回到贝夫河。就在我们回去的途中，经过一个小村庄时，我在一间脏兮兮的杂货店里看到了提比茨，他的样子看上去挺惨。

后来，听菲比婶婶和帕茜说，我们不在的那段时间，帕茜的麻烦越来越多。这个可怜的姑娘真是不幸。埃普斯那个老畜生打她的次数更多，也更厉害了。他每次从赫尔莫斯维尔醉醺醺地回来—那段时间经常如此—他就会鞭打帕茜，好讨太太的欢心。帕茜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惩罚了，很多时候，任何莫须有的理由都会让她挨打，甚至要为埃普斯自己的过失挨打。不过，在埃普斯清醒的时候，他也并非一味地顺从太太无休止的报复心。

总之，在以后的数年间，我们太太的第一要务就是除掉帕茜：让她从眼前消失，不管是卖掉、打死或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行。其实，帕茜小时候很讨人喜欢，也受大宅里的人欢迎。她那与众不同的活泼本性和乐观的心态，使她得到了许多宠爱与欣赏。据亚伯拉罕大叔说，太太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帕茜，经常喂她吃饼干和牛奶，把她叫到广场上，像逗弄小猫一样逗她玩。但是后来，太太发生了可怕的变化。现在，魔鬼占据了她的心，她的眼里只有黑暗和愤怒，帕茜则成了她的眼中钉、肉中刺。

从本性上来说，埃普斯太太并不是一个邪恶的女人。只是她的心智被嫉妒所蒙蔽，其实，她的性格中还是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她的父亲罗伯茨先生住在切尼维尔，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在整个教区很受人敬重。她在密西西比河这边的某些学校里受过良好的教育；人长得漂亮、端庄，脾气又好。她对我们所有人都和蔼可亲，唯独帕茜除外。她经常趁丈夫不在场的时候，给我们送些美味可口的小吃。如果她没有嫁给埃普斯这样一个俗不可耐的家伙，如果她能生活在一个与贝夫河截然不同的社会中，她一定是一位高雅而迷人的女性。可惜，没有如果。

埃普斯尊重他的妻子，也爱他的妻子，但这都只是在他粗俗的本性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大多数情况下，他极端自私自利的性格严重影响着夫妻之间的感情。

尽管埃普斯心胸狭窄，但他会以自己卑微的方式去爱。他愿意满足她任何的怪念头，答应她的一切要求，当然，前提是不会花太多钱。帕茜一个人在棉花地里顶得上任何两个奴隶，冲这一点，她是无可替代的。因此卖掉她是不现实的，他很难接受。但太太并不把她这些优点看在眼里，这个高傲的女人的嫉妒心已经全面爆发，她一见到帕茜就满腔愤怒，恨不得一脚把她踩死才甘心。

有时候，她的愤怒也会向埃普斯爆发，但再凶狠的争吵最终也会停下，随后一切都恢复平静。然而每到这种时候，帕茜就更加胆战心惊，她常常撕心裂肺地哭泣。因为，每当太太雷霆大怒的时候，埃普斯唯一能够平息她怒火的最好方法，就是答应她要对帕茜施以鞭刑，埃普斯说到做到。因此，这种掺杂着自尊、嫉妒、报复、贪婪和兽欲的战争，在主人的家里旷日持久地进行着，使得整个宅邸天天鸡犬不宁。帕茜是个头脑简单的奴隶，这倒也不失为一个优点，因为那些发生在她身上的“狂风暴雨”所带来的痛苦，最终都会自行消除，不留下一丝痕迹。

从圣玛丽教区回来后，第二年夏天，为了满足我对食物方面的需要，我想到了一个计划，虽然有些幼稚，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引得沿河两岸的许多奴隶纷纷效仿。看到奴隶们都从中得到了好处，我也不禁有些扬扬得意了。那年夏季，熏肉生了虫子。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谁也吃不下去那样的肉。这导致可以供给奴隶们的肉量大大减少，通常到周六晚上前就已经吃光了，即使还有剩余，也肯定是爬满蛆虫，看到就令人作呕。于是，奴隶们便到沼泽里猎取浣熊和负鼠。但我们白天必须干活，完成工作量，只能到晚上去打猎。某些种植园里的奴隶，有时一连几个月就靠这种方式补充肉食。种植园主们并不反对奴隶打猎，那样可以为熏肉房省掉不少事，况且猎杀浣熊也可以保护玉米免遭破坏。奴隶们不准使用火器，所以他们就用狗和木棒打猎。

浣熊的肉很可口，但烤负鼠的肉却更加美味。负鼠的身体呈长长的圆柱状，皮毛为白色，头部像猪，尾部却像老鼠。它们通常在地下挖洞藏身，或寄居在桉树的树洞里，行动非常笨拙迟缓。但负鼠却又极其狡猾，拿树枝轻轻敲它们一下，它们立刻就会滚在地上装死。如果猎人不管它们，没有及时扭断它们的脖子，就去追其他动物，等他们回来时就会发现“死掉”的负鼠已经不见了。这小东西利用假象欺骗敌人，趁机逃走了。事实上，劳累了一天的奴隶们非常疲惫，没有几个人愿意到沼泽地里去猎取晚餐，还不如一头倒在地上呼呼大睡。反正只要不饿肚子，不吃肉也死不了人。老爷们还怕他们吃得太多会变胖呢，主人们最希望奴隶们像赛马一样精瘦健壮，那样的奴隶利用价值最高。在红河沿岸的许多糖料和棉花种植园中，有很多这样的奴隶。

常言道，需求乃发明之母。为了省却半夜三更到树林里或沼泽地里打猎的麻烦，同时利用我的小屋距离河岸不远的条件，我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来解决生活中必需的食物问题。这个办法就是在河中建一个渔栅。

我做了一个两到三英尺见方的框架，框架的高度根据水的深度来设定。在框架的三条边上，我钉上了木板，木板不能挨得太近，中间留出空隙让水可以自由通过。在第四条边两端的柱子上，各刻出一道凹糟，安一个可以沿凹槽上下滑动的门。框架内放置一个活动底板，能够很轻松地升到框架顶部。在活动底板的中央钻一个孔，将一根手柄或圆木棒的一端插入孔中，从底板下面绑住，但不要绑得太牢，否则便无法转动了。手柄的另一端一直伸到框架的顶部，甚至可以超出框架。手柄上钻有许多小孔，在小孔中插入长长的细木棍，它们朝向四面八方，不管大鱼小鱼，只要从这些小木棍中间穿过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撞到木棍。框架做好之后，固定到水中，渔栅便形成了。

简单说，这个渔栅就是一个有着活动底板和活动门、像板条箱一样的方形笼子。把活动门拉起来，为了不让门自动掉落，我在门的内侧靠下方刻一道凹槽，门拉起来后，在与凹槽对应高度的手柄上也刻一道凹槽，用一根木棍支在这两道凹槽之间，起固定作用。把玉米面加水与棉花揉在一起，变硬后放在渔栅的最里面，这就是诱饵。当鱼儿从门口进入渔栅并向鱼饵游过去时，不可避免地，它会撞在某一根小木棍上，从而导致手柄转动，使支撑门的木棍移位，没有了木棍的支撑，门便落了下去，把鱼儿困进了渔栅。抓住手柄的上端，将活动底板向上提，直到升上水面，便可以将鱼捞出来了。这样的渔栅在其他地方也许早就有人使用，但坦白地说，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贝夫河中盛产各种鱼类，而且个儿大味美。从那以后，我和我的同伴们再也没有缺过鱼肉。这就好比挖到了宝藏—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资源。多少年来，遭受奴役的非洲儿女们就是守着这条河，辛苦劳作却忍饥挨饿，殊不知这看似萧条的河流实则物产丰富，真是可惜。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我们附近发生了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件事充分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状态，以及人们对于冒犯的报复方式。在河对岸，与我们的小屋正相对的位置是马歇尔先生的种植园。他出身于美国最富有的贵族家庭之一。当时，纳奇兹附近的一位先生一直在和他商谈产业收购的事。一天，有个人急匆匆地跑到我们的种植园报信，说马歇尔先生的种植园里正在发生可怕的争斗，而且已经有人流血，如果不赶快把争斗的双方分开，很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匆忙赶到马歇尔先生家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那位来自纳奇兹的先生倒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死了；而马歇尔伤痕累累，浑身是血，正怒气冲冲地来回踱步，“口吐威吓凶杀的话 ”。原来两人商谈收购事宜时，发生了口角，继而拔枪相向，引发了这场无可挽回的惨剧。然而，马歇尔并没有因此坐牢。马克斯维尔当局虽然进行了审讯或调查，但马歇尔最终无罪释放，又再度回到了他的种植园。而且据我看来，这个“灵魂已经沾满同胞鲜血”的人似乎比以前更受人尊敬了。

埃普斯对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他陪同马歇尔去了马克斯维尔，并在各种场合竭力替他辩护。但是他的好心并没有给他带来好报，马歇尔对他不仅没有心存感激，后来竟与他反目成仇，想要他的命。他们在一次赌博中发生了争执，最后成了不共戴天的大仇人。有一天，马歇尔拿着手枪和猎刀，骑马来到了埃普斯的家门口，叫嚣着要与他理论；埃普斯没出来，他就骂他是胆小鬼，并扬言一见到他，就要像打死一只狗一样结果他的性命。埃普斯老爷始终没有接受对方的挑战，不过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胆小懦弱，也不是出于小心谨慎，而是因为埃普斯太太的缘故。可是后来，两人又达成了和解，从此还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北方各州，当事双方肯定会受到惩罚；然而在贝夫河沿岸，这种事却已是司空见惯，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这里的人都习惯带着猎刀，一言不和、拔刀相向的事儿十分常见。从这点来说，他们不像是受过教化的文明人，更像无知无畏的野蛮人。

惨无人道的奴隶制扭曲了他们的人性，人类美好的情感都被残酷和暴戾所取代。我每天目睹人间的各种苦难—听奴隶们苦不堪言的抱怨，看他们在无情的皮鞭下痛苦地翻滚，或被恶狗疯狂地撕咬，默默无闻地死去，连寿衣和棺材都没有，就被随意地埋入地下。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谈何尊重生命，关爱生命？不可否认，在阿沃耶尔县教区，的确还有很多宅心仁厚的好人，比如威廉·福特，他对奴隶们就充满了怜悯；还有很多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他们悲天悯人，对天下苍生都饱含深情，看到众生受苦受难，他们无法做到漠不关心、视而不见。我不想因为奴隶主的残忍而责怪他们，这不是他们的错，错的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制度。社会环境和生活习俗对个人的影响很大，从小耳濡目染，人人都被灌输了这样的理念：奴隶生来就低人一等，黑人接受白人的奴役，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透入骨髓。

奴隶主中可能有仁义之士，自然也可能有残暴之徒—有些奴隶衣食无忧，幸福快乐；而有些奴隶则衣不蔽体，忍饥挨饿，尝尽凄苦。总之，在我看来，一个允许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的制度，是残酷的、野蛮的和不公正的。社会上也有些作者创作了一些作品，来描绘奴隶们卑贱的人生。他们大多摆出一副自以为是的庄严面孔，或写实，或杜撰，细述“无知是福”的好处。他们舒舒服服地躺在扶手椅里，大谈奴隶生活的乐趣。如果让他们和奴隶们一起到田里去受苦，和他们一起睡在冰冷的小木屋里，吃同样难以下咽的食物，一样遭受鞭打、追捕、蹂躏，那么他们大概就会以另外一种腔调，来讲述奴隶的故事了。倘若让他们有机会了解一个苦命奴隶的内心，了解奴隶心底的愿望—那些在白人面前永远不敢声张的念头—在夜不能寐的夜晚，让黑人和白人并肩而坐，开诚布公地谈论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白人就会发现，99%的奴隶都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对自由的热爱与向往，不比任何人少一分。

第十五章 奴隶们的圣诞节

这是休息的节日，是吃喝玩乐、尽情嬉戏的节日，是奴隶们的狂欢节。虽然一年中只有这么几天，他们可以享受有限的自由，但这已经足够让他们欣喜若狂了。

我不擅长摘棉花，每到砍甘蔗和制糖的季节，埃普斯就把我租给了糖料种植园。我为别人干一天活，他就能得到一美元的租金，以此补偿我在棉花地里的劳动。我很擅长砍甘蔗，连续三年，我的速度在霍金斯先生的甘蔗园里都保持着领先地位。有五十到一百个奴隶同时在他的种植园里干活，但没有一个能比得过我。

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描述过棉花的种植流程，现在也许该说说甘蔗了。

种甘蔗的头道工序和种棉花一样，也是犁地松土，不过种甘蔗时土要犁得更深一些，但具体操作并无太大区别。1月份开始种甘蔗，通常会持续到4月。甘蔗为多年生植物，种一次可以连续收三茬，直到宿根彻底坏掉，挖出来再重新种植。

种甘蔗需要三组奴隶同时作业。第一组从甘蔗堆中把甘蔗抽出来，砍掉茎秆上的头和梢，只留下完好健康的蔗茎。每一节蔗茎上都有芽头，和土豆类似，埋进土壤后就会生出芽苗。第二组将蔗茎放置在事先犁好的土沟里，通常是两根蔗茎并排摆放，前后间隔四到五英寸。第三组手持锄头跟在后面，用土将蔗茎埋住，通常以蔗茎埋在土下三英寸为宜。

最多四周，甘蔗的芽苗便钻出地面，从此进入快速生长期。甘蔗田和棉田一样，要锄三次草，只不过甘蔗的根会吸附大量土壤。8月初的时候，锄草基本已经完成，大概到9月中旬时，砍掉需要留种的甘蔗，堆成垛储藏起来。进入10月，压榨机或制糖厂就要做好准备，随后马上进入甘蔗的收割阶段。

甘蔗刀的刀刃长十五英寸，中间部分宽三英寸，越靠近刀尖和手柄就越窄。刀片很薄，为了不影响速度，需要经常磨得锋利无比。砍甘蔗时，奴隶们三人一组，每人负责一行，中间的人在前，其他两人一左一右跟在后头，同步向前推进。具体操作是，先用刀削掉甘蔗茎秆上的叶子，然后砍掉末梢不熟的部分，只留下完全成熟的蔗茎。需要注意的是，不熟的部分必须全部砍掉，否则糖浆容易发酸，影响蔗糖的销路。砍掉末梢之后，再从根部砍断，把根留在土壤中，即宿根。中间那个人只需把整段蔗茎放在身后即可。而跟在左右的两个人，则需要把他们砍下的蔗茎和中间那个人的放在一起。每组后面会跟着一辆马车，年幼的奴隶们负责把砍下的甘蔗搬上车，运往制糖厂加工。

如果种植园主发觉霜冻即将来临，就需要对甘蔗进行深埋处理。此时需要提前砍下甘蔗的茎秆，竖着放进水沟，甘蔗的末梢部分可以遮挡茎秆免遭霜打。按这种方式存三周到一个月，甘蔗不会变酸，又能防止霜冻。等到适当的时候再把它们取出来，切边，装车运到制糖厂。

1月份，奴隶们重新回到地里，为甘蔗的第二轮生长做准备工作。此时，地里遍布枯萎的甘蔗梢和甘蔗叶，将它们收拢起来，待到某个晴天，放火全部烧光。随后，需要松一松甘蔗残株周围的土，要不了多久，宿根上便会发出新的芽苗。再过一年仍是如此，不过到了第三年，甘蔗宿根的生命力已经耗尽，需要挖出来，然后犁地重新栽种。通常情况下，第二年的甘蔗要比第一年的甜，产量也更高；而第三年又胜于第二年。

连续三季，我都在霍金斯的种植园里干活，而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待在制糖厂。霍金斯的种植园加工出的白糖因质量上乘而远近闻名。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他的制糖厂和蔗糖的加工流程。

制糖厂矗立在河边，是一栋用砖石垒成的庞大建筑。紧挨着厂房，有一道四面敞开的大棚，长约一百英尺，宽四十到五十英尺。厂房外是一台巨大的锅炉，里面冒出浓浓蒸汽。在制糖厂里面，地上有一个十五英尺高的砖墩，上面安放着机器和发动机。机器带动两根直径两到三英尺、长六到八英尺的巨大铁滚轴，滚轴的位置要高于砖墩，两根滚轴同时向中心旋转，用来压榨甘蔗。滚轴下方是一条传送带，由铁链和木头做成，状如小型压榨机上的皮带，从屋里一直伸到屋外，贯穿整个棚子。甘蔗被马车一车车从田里运到这里来，卸到大棚的两侧。传送带的两旁各站一排黑人小孩子，他们负责把甘蔗放在传送带上，输送到厂房内，填入滚轴之间。经过压榨之后，甘蔗渣会落在滚轴下面的另一条传送带上。这条传送带通往厂房外的另一个方向，将甘蔗渣输送到一个大烟囱里烧掉。这种处理方法比较彻底，可以做到一劳永逸。因为如果不马上烧掉，那些甘蔗渣很快就会堆满整个厂房，而且它们在短时间内就会发酸、腐烂、变臭，极易引起疾病。

滚轴下方是一个导引槽，榨出来的甘蔗汁落入其中，然后流进一个储存池。用管子将蔗汁引入五个过滤筛，每个过滤筛又连着数个大桶。过滤筛中充满骨炭，这是一种类似于粉状木炭的物质，通过将骨骼放入密闭容器煅烧制成，主要用途是对熬煮之前的蔗汁进行脱色处理。过滤后的蔗汁，会流进地上一个更大的池子里。通过蒸汽泵，把蔗汁从池子里抽进一个铁制的澄清池，并用蒸汽加热至沸腾。接着，通过连接管，蔗汁又经过第二个和第三个澄清池，然后进入一个封口的铁罐。铁罐内有管道通过，而管道内又充满了蒸汽。蔗汁受热沸腾后，要再度通过三个同样的铁罐，最后才用另一根管道将蔗汁输送到地面上的冷却槽里。冷却槽其实就是许多木盒子，但盒底是非常细密的网筛。熬煮后的蔗汁流入冷却槽，遇到空气后迅速结晶成粒，而糖浆则通过筛子流到了下面的收集箱中。

此时，筛子上已经析出了许多晶莹剔透、洁白如雪的白砂糖或块糖。冷却后取出来，装入大木桶，就可以拉到市场上卖了。而收集的糖浆，则通过另一个流程被制成红糖。

我所描述的这个制糖厂并不算完美，其他地方也许还有规模更大、结构也大不相同的制糖厂，但不管怎样，在贝夫河两岸，霍金斯的制糖厂恐怕是首屈一指的。新奥尔良的兰伯特是霍金斯的合伙人，此人绝对富得流油，据我所知，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四十多家糖料种植园中都有股份。

一年到头，奴隶们唯一能从无休止的劳役中解脱出来的时间，便是圣诞节。埃普斯通常会给我们放三天假—其他种植园主有放四天、五天或六天的，这就看主人的慷慨程度了。这是奴隶们最殷切期盼的日子，从年初到年尾，他们望眼欲穿地期盼这个节日。每一天夜幕降临，他们就很开心，不是因为终于可以睡一会儿觉，而是因为离圣诞节又近了一天。不管老人或是孩子，在这个节日里都同样的欢天喜地，就连亚伯拉罕大叔也不再唠叨安德鲁·杰克逊将军的丰功伟绩，帕茜也暂时忘记了她曾遭受过多少苦痛，一切的一切，都在节日欢乐的气氛中烟消云散。这是休息的节日，是吃喝玩乐、尽情嬉戏的节日，是奴隶们的狂欢节。虽然一年中只有这么几天，他们可以享受有限的自由，但这已经足够让他们欣喜若狂了。

这一带还有一个传统，即当圣诞节来临时，某个种植园主要把附近种植园中的奴隶全都邀请过来，和他自己的奴隶们一起，享用一顿丰盛的圣诞晚餐。比如说，倘若今年由埃普斯提供晚餐，那么明年圣诞之际就轮到马歇尔，后年便是霍金斯，依次循环。通常情况下，一顿圣诞晚餐能集合三到五百名奴隶，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徒步、坐马车、骑马或骑骡子，有时两三个人共骑一匹马或一头骡子。有一回，亚伯拉罕大叔、菲比婶婶和帕茜三个人骑在同一头骡子上，小跑着去某个地方吃圣诞晚餐，这种情景在贝夫河附近并不会引起人们的侧目。

那是一年中最隆重的日子，奴隶们个个盛装打扮，棉衣已经洗干净，鞋子也用蜡烛打磨过，要是正好有顶无沿的帽子，那就神气十足地扣在头上。不过，就算是光着脑袋或光着脚，他们也一样会受到盛情款待。通常，女人们会用手巾裹着头发，如果谁运气好，碰巧有条火红的丝带，或者从女主人的祖母那里承袭了一顶破软帽，到了这样的场合，就一定要拿出来戴在头上。据我观察，年轻女奴们最喜爱的颜色是红色，尤其喜欢鲜艳的红色。如果没有红丝带，她们想尽办法也要找一根这样或那样的红绳子，把她们羊毛一样乱蓬蓬的头发扎起来。

聚餐的桌子摆在露天的地方，上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肉类和蔬菜。熏肉和玉米饼是上不了这样的席面的。准备这么多人的饭食是一个大工程，做饭的地点有时候在种植园的厨房里，有时候转移到院子里某棵茂密的大树下。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就需要在地上挖一条沟，把木柴放到沟里点燃，直到烧成火红的炭，然后就着炭火烤鸡肉、鸭肉、火鸡肉和猪肉。有时，甚至会把一整头野牛放在火上烤，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除了肉类，聚餐上还能吃到面粉做的饼干、桃子和其他水果做的蜜饯。还有除了肉馅之外的各式果馅饼，以及其他许多奴隶们平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点心。只有全年仅靠熏肉和玉米饼为食的奴隶，才会真心发现，这样的一顿大餐是多么丰盛。平时养尊处优的白人们自然不会对这样的饭食垂涎欲滴，他们往往聚在一旁，像观察吃草的牲口一样，津津有味地欣赏大快朵颐的奴隶们。

奴隶们围坐在粗糙的木桌旁，男人一边，女人一边。有些奴隶私底下早已暗生情愫，这时就会想方设法坐到彼此对面。爱情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奴隶们虽然地位低微，生活艰苦，但那颗淳朴的心依然可以享受爱情的甜蜜，真是令人欣慰。他们一个个欢欣鼓舞，黝黑的面孔熠熠生辉。他们的牙齿多么洁白，如象牙一般令人羡慕，在黑皮肤的映衬下更加光彩夺目，桌子两旁形成了两道长长的晶莹的玉带。面对如此盛宴，奴隶们神采飞扬，心醉神迷，欢笑声、餐具的叮当声响成一片。卡夫高兴得眉飞色舞，情不自禁地把胳膊搭在了邻座的肩头；内丽朝桑博晃动着手指，笑得花枝乱颤，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开心，如此忘乎所以。这欢乐和嬉闹从晚餐开始，一直持续到结束，一刻也不曾中断。

奴隶们吃光了桌子上的所有食物，他们的肠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接下来，圣诞舞会要开始了。每逢这样的节日，我的任务就是拉小提琴。众所周知，非洲黑人是一个热爱音乐的种族，我的同伴中就有许多弹班卓琴的高手。我在这一带拉小提琴是出了名的，常被人称作“贝夫河上的  欧里·布尔 ”。我的主人经常收到其他白人发来的邀请信—有的甚至来自十英里之外—请他派我过去，为他们的舞会或节日庆典演奏。主人因此会获得一定的报酬，而我回来时，口袋里往往也装满了各种微不足道的小东西，那是高兴的客人们赏赐给我的礼物。也正是因为这些机会，我对贝夫河流域有了更深入细致的了解。每当普莱特·埃普斯（我的名字）拿着小提琴从镇上经过时，赫尔莫斯维尔的青年男女们就知道，又有可以凑热闹的地方了。在我经过的路上，有很多人会打开门或窗户，问道：“你这是去哪儿啊，普莱特？”或者“今晚演奏什么啊，普莱特？”很多次，我走在大街上，就会有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们围在我身边，央求我演奏一曲。如果我不着急赶路，就会抽出琴弓，坐在骡子的背上为人们演奏。

唉，如果没有心爱的小提琴，我真不敢想象自己该怎样度过那漫长的奴隶生涯。凭着它，我得以进出许多富丽堂皇的大宅；凭着它，许多个日子里我不必在田地里忍受劳作之苦；凭着它，我才有资本让我的小屋更加充实。比如，我给自己添置了烟斗和烟草，还买了几双新鞋；此外，它还让我有机会经常远离暴戾的主人，不用看他如何残忍地虐待我的同伴。相反，我见证了更多的酒宴与欢乐。它是我的忠实伴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当我快乐时，它用高昂欢快的声音应和我；当我忧伤时，它用轻柔婉转的旋律抚慰我。多少个夜晚，当我想到命运的不幸和前途的黑暗，因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时，它就会为我唱起一首平安之歌。安息日里，当我们获准一到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便带着它来到河岸边某个安静的地方，悠悠扬扬地拉上一曲，让琴声带着我的心声，随着河水流向未知的远方。亲爱的小提琴，让我声名远播。因为它，我交到了朋友—如果没有它，像我这样的黑奴永远也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关注；因为它，我在每年的盛宴中拥有一个上宾的座位，在圣诞舞会上获得了最热诚的欢迎。啊，圣诞舞会！如果你看到过路易斯安那的奴隶们的舞蹈，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欢快”，什么才叫“发自内心的快乐”，什么才叫“热情奔放无拘无束”。在圣诞之夜的星光下，奴隶们并不是像那些平常寻欢作乐的男男女女一样，拖着懒洋洋的步伐，像蜗牛一样，跳着慢吞吞的花布舞，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舞动的吧！

有一年的圣诞节，我至今记忆犹新，应该说它是极具代表性的。通过这段回忆，读者也可以大致了解我们过圣诞的情景。那晚的舞会最先是从两个人开始的，一个是斯图尔特家的女奴莱夫丽小姐，另一个是罗伯茨家的奴隶山姆先生。山姆对莱夫丽的爱慕是众所周知的。当时奴隶中间还有另外一对小情侣，女的是马歇尔家的，男的是凯里家的。莱夫丽性格活泼，算得上一个十足的疯丫头；她在卖弄风情方面，更是出类拔萃。那天晚上，山姆·罗伯茨可以说是风光无限。莱夫丽在众多男子的邀请面前，唯独向山姆伸出了手，同他跳起了第一支舞。其他男人一个个不禁垂头丧气，又气得直晃脑袋，恨不得冲上去把山姆按在地上暴打一顿。但山姆对他们的愤怒视而不见，在迷人的舞伴旁边，他的双腿像鼓槌一样上下跳个不停。人们把他俩围在中间，不住地欢呼喝彩。他们越跳越兴奋，当所有人都跳累了停下来喘息，他们却仍旧跳个不停。山姆最终体力不支退下场来，留下莱夫丽一人像陀螺一样在场上旋转。这时，山姆的一个竞争对手皮特·马歇尔趁机跃上前去，他使出浑身解数，做出各种难以想象的动作，仿佛在拼命地告诉莱夫丽和全世界：山姆·罗伯茨是个没用的、无足轻重的家伙。

然而，皮特完全高估了自己的体力，如此激烈的舞蹈很快便让他上气不接下气，最后他像个被倒空的麻袋一样瘫在地上。哈利·凯里又不失时机地蹿上去一试身手，可是莱夫丽也没有给他太久的时间表现，不一会儿他就喘着粗气败下阵来。人们不停地对着莱夫丽欢呼喝彩，作为贝夫河上“最能跳的姑娘”，她的地位始终无人可以撼动。

人们一波一波地拥上场，又一波一波地退下来，在场上停留的时间最长的人，将获得人们最热情的赞扬，舞会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天大亮。小提琴的声音从未间断，不过他们也会奏出自己独有的音乐，那就是用手打出的“拍子”，和着一曲曲并没有实际意义的歌曲。那些歌词在创作之时，就没有打算要表达什么思想或内涵，而只是纯粹为了迎合某些曲调或动作。打拍子的动作也很花哨，通常是先用双手拍打双膝，然后双手互拍，再用一只手拍打右肩，另一只手拍打左肩，拍打的同时还要保持与双脚和歌唱的节奏。我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小溪弯弯小河流，

啊，亲爱的人，

我要和你到白头；

死了咱就上天堂呀，

没有愁来没有忧；

万能的造物主啊，

你听我说，

我想要的并不多，

大大的种植园我只要一个，

还要个漂亮可人的好老婆。

合唱：爬上那橡树，跳下那河，

两个监工呀，看一个奴隶干活儿。

要是这段歌词和曲子不合拍，那就换成“老猪眼”—那真是诗歌中的极品，当然，如果你不曾在南方听奴隶们把它唱出来，也许你只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蹩脚的文字，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走了，谁来了？

漂亮的小姑娘哟，

身穿花衣裳。

老猪眼啊！

老猪眼！

还有那大马哟！

健壮又漂亮！

娘胎里出来头一回见，

小姑娘身穿花衣裳。

老猪眼啊！

老猪眼！

还有那大马哟！

健壮又漂亮！

或者再看下面这一首，更荒诞，更不知所云，但是从奴隶们的嘴巴里唱出来时，却极富韵味：

黑鬼迪克黑鬼乔哟，

这俩混球偷了我的羊哟。

合唱：陪着吉姆单脚跳，

陪着吉姆走一遭，

陪着吉姆把话聊。

黑人老鬼名叫丹，

黑得简直像块炭，

黑人老鬼乐翻天，

庆幸自己不是炭！

陪着吉姆单脚跳，

陪着吉姆走一遭，

陪着吉姆把话聊。

过完圣诞节当天，奴隶们可以自由安排剩下的假日。主人会给他们开路条，在限定的距离内，他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或者他们也可以留在种植园里干活，但此时主人会给他们相应的报酬。不过，几乎没有人会选择后者。这几天里，奴隶们像这个世界上许多自由的人一样，他们东奔西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短暂的放松，暂时远离恐惧和皮鞭，让他们从外表到举止风度，都彻底变了样。他们已经不再是那群在地里劳作的奴隶了，他们拜访朋友，骑马游玩，或者偶尔也去会会旧情人，或者买些能让自己开心的小东西，总之所有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对于南方种植园里的奴隶们来说，一年当中，只有这三天圣诞假期是快乐无忧的，而在剩下的三百六十二天，则充满了疲惫、恐惧、痛苦和无休无止的劳役。

圣诞节是订婚结婚的好时候，这已经是奴隶们约定俗成的习惯。如果两个奴隶要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在仪式之前，他们只需征得各自主人的同意即可。女奴的主人通常鼓励她们结婚。在奴隶的世界里，只要主人同意，男人可以拥有多个妻子，女人也可以拥有多个丈夫，而且结婚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抛弃另一方。关于离婚或重婚罪之类的法律，在这里显然是不适用的，因为奴隶们只是私人的财产。如果妻子和丈夫分属两个不同的种植园，丈夫可以在星期六的晚上到妻子那里去，当然，前提是两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比如亚伯拉罕大叔的妻子，就住在与埃普斯的种植园相距七英里的赫夫鲍尔河畔。埃普斯准许他每两周去看一次妻子，不过正如我前面说的，他已经垂垂老矣，最近甚至经常忘了这回事儿。亚伯拉罕大叔的脑子里每天想的尽是杰克逊将军，像男女情事，床笫之欢，是无知无畏的年轻后生们干的事，像他这样严肃深沉的哲人，自然是不合身份的。

第十六章 获救希望的破灭

获救的希望就像一束光线，照在我心灵上，给我唯一的安慰。如今这希望之光摇曳不定，暗淡下来，它终将被沮丧的气息彻底熄灭……

我几乎从未离开过埃普斯老爷的种植园，除了在甘蔗成熟的季节，到圣玛丽教区做工以外。他只是个小种植园主，奴隶的数量不多，所以不需要聘请工头，监工的事通常都由他自己干。他没钱购买更多的奴隶，所以到了采摘棉花的忙碌季节时，按惯例他会雇用一批奴隶前来帮工。

在稍大的种植园里，如果拥有五十、一百甚至二百名奴隶时，就必须配一个监工了。据我所知，监工清一色地都骑着高头大马，腰里挎着手枪、猎刀和皮鞭，身后还跟着几条狗。他们通常跟在奴隶们后面，严密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做监工的首要条件，就是要足够的冷酷无情。他们的职责是保证作物的收成，只要能完成这个任务，奴隶们无论受多大的苦也是在所不惜的。狗主要用来追赶那些试图逃跑的奴隶，当然，如果奴隶偶尔生病，跟不上干活的进度，或挨不了鞭子时，狗就派上了用场。手枪是为了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急情况，已有许多先例证明带枪是完全有必要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奴隶们被压迫得太狠，有时也可能会奋起反抗。去年1月，马克斯维尔竖起了一个个绞刑架，一年前有个奴隶杀死了他的监工，后来被当众绞死。

那件事，发生在离埃普斯红河边的种植园不远的地方。那天，这个奴隶的任务是劈木头，可是后来监工又给他派了其他差事，占用了大部分时间，使得他根本无法完成劈木头的任务。第二天，监工找他算账，丝毫无视他被另一件差事占用了时间的事实，不由分说便命令他脱掉上衣，准备抽他一顿鞭子。当时树林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附近也没有人。那个奴隶刚开始屈服于监工的淫威，挨了一些鞭子，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让他窝了一肚子火，加上鞭打的痛苦，他终于忍无可忍，跳起来抓起一把斧子，就把监工砍死了，而且把尸体剁得支离破碎。杀人之后，这名奴隶并没有逃跑或藏起来，而是马上跑到他的主人那里，陈述了整件事的经过，并声称愿意拿自己的性命来赎罪。最后他被送上了绞刑架，绳索套在脖子里时，他仍面不改色，毫无畏惧，临死之前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监工下面还有把头，把头的数量与奴隶的人数成一定的比例。把头一般由黑人担任，他们除了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外，还要被迫拿鞭子管理他负责的其他奴隶。干活时，他们就把鞭子盘在脖子里。如果不好好利用鞭子管理其他奴隶，让鞭子成了摆设，那他们自己就要挨鞭子。不过把头们可以享有一小部分特权，比如，砍甘蔗期间，奴隶们是不能长时间坐在地上吃饭的，而把头可以。厨房里做好了玉米饼，中午用马车拉到地里。把头负责分发食物，奴隶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吃完。

夏天，奴隶们超负荷劳动时，经常会出现中暑或脱水的现象。往往正在干活时，就有人猝然倒地，身体僵硬。把头就会把他们拖到棉花、甘蔗或附近大树的阴凉下，泼水或用其他的方法把他们弄醒，让他们再回到自己的位置继续干活。

我刚来到埃普斯的种植园时，是在赫夫鲍尔，我们的把头是罗伯茨的奴隶汤姆。汤姆是个粗鲁的家伙，而且极端苛刻。埃普斯搬到贝夫河后，开始让我做把头。所以，我每天下地干活时，都要把鞭子盘在脖子里，直到我最终离开。埃普斯在场的时候，我不敢太过仁慈，我不像有名的汤姆叔叔那样，拥有基督徒刚毅不屈的精神，敢于面对主人的滔天大怒，拒绝履行自己的职责。事实证明，我只有屈从于主人，才能避免汤姆叔叔殉难的结局，同时也能使我的同伴少受些苦。我很快就发现，不管埃普斯在不在地里，他都能严严实实地监视我们。或许是从广场上，或许是从附近的某些大树后，或许是在其他隐蔽的观察点，他密切窥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是我们中间有谁干活拖了后腿，或者偷懒了，晚上回到宿舍时他就会来找我们算账。对于埃普斯来说，有错必罚是原则性的问题，那些犯错的奴隶必定要遭受惩罚，而我因为监管不力，同样也要受罚。

但是，如果他看到我毫不客气地用起了鞭子，就会格外心满意足。俗话说，熟能生巧，一点也不错。我在做把头的八年时间里，学会了如何灵巧准确地操纵鞭子，每一鞭挥出去，我都能让鞭子恰到好处地落在与同伴们的后背、耳朵或鼻子相差只有一根头发丝的地方，使他们看上去好似挨了打，却不用承受切肤之痛。当我们感觉埃普斯正在远处观望，或者相信他正藏在某个地方偷偷窥视时，我就开始起劲儿地挥舞起鞭子，而同伴们也按照事先约好的，装作痛苦与愤怒的样子，辗转扭动着身体，发出一声声尖叫。实际上，鞭子连他们的皮都没有蹭到。当埃普斯在场的时候，帕茜又总会不失时机地在他面前抱怨，说我整天不停地鞭打他们。还有亚伯拉罕大叔，总是摆出他那特有的诚实面孔，严厉地指责我，说我打在他们身上的鞭子，比杰克逊将军在新奥尔良打在敌人身上的鞭子还要重。这时，如果埃普斯没有喝醉，又碰巧心情不错，那他便会扬扬得意一番。而如果他喝醉了酒，我们中自然就会有人要吃些苦头了。有时候他的暴戾十分恐怖，可能会让他的奴隶们性命不保。有一次，这个喝醉酒的疯子为了取乐，竟然想割断我的喉咙。

那天，他去赫尔莫斯维尔参加射击比赛，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和帕茜肩并肩地锄着地，她突然低声对我说：“普莱特，你有没有看到，那老猪头又招手让我过去了？”

我侧着脑袋偷偷向周围扫了一眼，发现埃普斯果真正站在地边，打着手势，扮着鬼脸，这是他喝到半醉时候的习惯。帕茜看出了他的下流意图，开始哭了起来，我低声提醒她不要抬头，就当没有看到埃普斯，只管继续干活。埃普斯怀疑是我捣的鬼，他蹒跚着步子，怒气冲冲地向我走来。

“你对帕茜说了什么？”他冲我吼道，嘴里连带着不干不净的字眼。我随口编了些托辞搪塞他，结果反倒让他更加怒不可遏。

“这个种植园什么时候成你的了，你这该死的黑鬼？”他这样问道，发出恶毒的冷笑，同时伸出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衬衣领子，而另一只手则向口袋中伸去。“现在，我要割断你的黑喉咙；没错，我就是要这么做。”说话间，他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了小折刀。但他一只手无法将折刀打开，最后他用牙咬着刀刃往外拔，眼看就要成功了。我感觉自己必须挣脱他，因为此时他根本就不清醒，无论怎么看，他都不像是开玩笑。我衬衣前面的扣子是开着的，于是我迅速转身，从他跟前跳开，但他仍紧紧攥着我的衣服，结果整件衬衣被他从后面拽了下来。他抓不着我了，就喘着粗气追我，不一会儿就停下来歇气，骂上几句，接着继续追。后来实在追不上，他便又是命令、又是哄骗我到他跟前去，不过我始终小心翼翼地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就这样，我们在地里兜了好几个圈子，他气急败坏，拿东西砸我，每次都被我躲了过去。我当时并不害怕，反倒觉得有些可笑，我心里清楚，等埃普斯酒醒之后，他一定会被自己酒后干的傻事逗得哈哈大笑。最后，我看到太太正站在院子的篱笆前，看着我们主仆二人半是严肃、半是滑稽的表演。我立刻从埃普斯身边冲过去，直接跑向太太。埃普斯也看到了太太，他并没有追过去。他在地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我就一直站在太太身旁，告诉她事情的经过。太太也发火了，指责她的丈夫和帕茜。终于，埃普斯向大宅走去，这时他差不多已经醒酒了，走路不再东摇西晃。他背着手，故作庄重，还装得像个孩子一样无辜。

等他走近，埃普斯太太开始厉声呵斥他，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问他到底为什么想要割断我的喉咙。我没想到的是，埃普斯竟然摆出一脸惊讶的表情，还以所有圣人的名义发誓，说他那天都没有跟我说过话。

他厚颜无耻地质问我：“普莱特，你这满嘴瞎话的黑鬼，我跟你说过话吗？”

身为一个奴隶，哪怕你说的是事实，但公然反驳自己的主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所以，我当时沉默不语，等他进入大宅后，又回到地里继续干活，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不久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差点暴露了我的真实姓名和来历。如果真是那样，我费尽心机隐藏真实身份的一切努力就会付之东流，我很可能永远无法逃脱了。埃普斯刚买下我时，就问过我会不会读书写字，我告诉他，我曾经受过一点点入门教育。于是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倘若让他发现一次，我身边有书、钢笔或墨水之类的东西，他就抽我一百鞭子。他说，他希望我能理解，他买下我们这些奴隶是用来干活的，不是来受教育的。至于我来自哪里，以前怎么生活的，他从不过问。倒是太太经常问起我华盛顿的事，她以为那里就是我的故乡。她还不止一次地说过，无论从言谈还是举止，我都与其他“黑鬼”不同。她非常肯定，我是个见过世面的奴隶，我知道的东西要比我表现出来的多得多。

一直以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到邮局，偷偷给我北方的家人或朋友寄一封信。读者们可能无法理解这其中的重重困难，因为你们不了解我的生存环境，不知道我受到了怎样严苛的限制。首先，主人不允许我拥有笔、墨水和纸；其次，如果没有路条，奴隶是不能离开主人的种植园的，而且如果没有主人的书面指示，邮局是不会为一个奴隶寄信的。因此，我一直小心谨慎地努力寻找机会。等到我做了九年奴隶的时候，我终于有幸得到了一张纸。那年冬天，埃普斯老爷到新奥尔良卖棉花去了，太太派我到赫尔莫斯维尔去买些东西，其中包括一些大号的书写纸。我就顺手牵羊偷偷抽了一张，藏在小屋里我睡觉的木板下面。

经过各种试验，我终于找到了制作墨水的方法，即熬煮白枫树皮。后来，我又从鸭子的翅膀上拔下一根羽毛，解决了笔的问题。当小屋里的其他人全都沉沉睡去，我借助炭火的微光，趴在床板上写了一封长信。信是写给我在仙蒂山的一位旧相识的，我在信里细述了自己的处境，让他想方设法来解救我。这封信我藏了很长时间，一直在想办法如何把它顺利地寄出去。直到后来，我们附近来了一个白人小伙子，名叫阿姆斯比。他想在种植园里找份监工的差事。他到埃普斯这儿来自荐，但只待了几天，随后去了离我们不远的肖的种植园，在那儿干了几个星期。肖是个赌徒，为人也不够正直，所以他的周围总是聚集着一帮猥琐之徒。他娶了自己的女奴夏洛特为妻，结果家里养了一窝黑白混血儿。阿姆斯比越混越差，后来被迫和奴隶们一起下地劳作。白人下地干活，这在贝夫河沿岸绝对是难得一见的奇观。我利用一切机会，和他套近乎，希望能够获得他的信任，以便把我的信交托给他。他经常到马克斯维尔去，据他说，那个镇离我们这里有二十英里，于是我决定，要在那里把信寄出去。

我再三斟酌，想找一个最恰当的方式，向他提出这个请求。最后，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下次去马克斯维尔时，能不能替我到邮局寄封信。但我没有告诉他信已经写好，更没有提到信的任何内容，因为我怕他出卖我。我还不能确认，他是否值得信赖，所以必须有所提防。有天夜里一点钟左右，我偷偷从小屋里溜出来，穿过田野，跑到肖的种植园，在广场上找到了正在睡觉的阿姆斯比。我没多少钱，只有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那是我拉小提琴得来的赏赐。但我向他保证，只要他能帮我这一次，我情愿把我拥有的一切，都送给他作为报答。另外，如果他不能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恳请他能够替我保密。于是，他以他的名誉向我保证，他一定会在马克斯维尔的邮局替我寄出信，并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尽管当时，那封信就装在我的口袋里，但我还不敢立即拿出来给他。我告诉他，我会在一两天之内写好信。之后，我向他道了晚安，又偷偷溜回了我的小屋。然而此时，我仍然疑虑重重，提心吊胆，整晚都睡不着，脑子里一直盘算着最安全妥当的方法。为了达到目的，我愿意冒一切风险，但如果这封信落到了埃普斯的手里，那我肯定死路一条。我焦虑到了极点，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疑虑并非多余。隔了一天，我们正在棉花地里干着活，埃普斯坐在他与肖的种植园之间的界篱上，远远监视着我们。不久，阿姆斯比过来了，他也爬上界篱，坐在埃普斯的旁边。他们在那儿坐了两三个小时，我也战战兢兢地担心了两三个小时。

当晚，我正在烤熏肉时，埃普斯提着生皮鞭，走进了我的小屋。

“好小子，”他开口说道，“听说，我这里有个识字的奴隶，打算写信托某个白人给寄出去。你知道这人是谁不？”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该怎么办呢？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打死也不能承认。尽管心口不一违背了做人起码的诚信，但在那样的情形下，我别无选择，也许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吧。

“我不知道啊，埃普斯老爷，”我故意装傻充愣，还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从来没听说过，先生。”

“前天晚上，你是不是到肖的种植园里去了？”他问。

“没有啊，老爷！”我答道。

“你是不是要请阿姆斯比替你到马克斯维尔寄封信？”

“天啊，为什么呀，老爷，我这一辈子和他说过的话都不超过三个字。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呀。”

“哼，”他继续说道，“阿姆斯比今天告诉我，说我的奴隶中间有个不老实的，要我看紧点，否则他就会跑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去了肖的种植园，大半夜把他叫醒，想让他替你到马克斯维尔寄封信。这你怎么解释，嗯？”

“老爷，我能说的是，”我回答，“这些话里没有一句是真的。我一没墨水二没纸，怎么可能写信呢？再说我无亲无友，写了信都不知道寄给谁呢。那个阿姆斯比在撒谎，大家都说他是个酒鬼，没人相信他的话。您知道我一直都说真话的，而且没有您的路条，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种植园。老爷，现在我总算看出来阿姆斯比想干什么了。他不是想要您雇他做监工吗？”

“没错，他是想让我雇他来着。”埃普斯说。

“那就对了，”我说，“他想让您相信，我们都想逃跑，那样您就会觉得应该雇一个监工来看着我们。所以他编了这么一个故事，因为他想要这份工作。他在撒谎呢，老爷，您可千万不能相信他啊。”

埃普斯沉思了一会儿，显然他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随后他惊呼道：

“哎呀，普莱特，幸亏你讲了真话，要不然我就被他耍啦。这小子一定把我当成一个软柿子了，他以为拿那些不着调的谎话就能蒙住我呢，把我当傻瓜了吗？他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连自己的奴隶都看不住？呸！他以为我老埃普斯是个怂包对吧，嗯？哈哈哈！该死的阿姆斯比！普莱特，下次看见他就放狗咬他！”随后他又大肆抨击了阿姆斯比的人品，同时自吹自擂照看种植园和管理奴隶的本事，最后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我的小屋。

等他走远，我立刻掏出那封信扔进火里。这封信耗费了我多少的精力啊，它承载了我多大的希望啊，我曾殷切地幻想，它将带我回到自由的土地上。如今，我看着它在炭火上扭曲萎缩，化作一缕轻烟，留下一撮灰烬，我的心再次跌入绝望的深渊。阿姆斯比这个卑鄙小人，不久之后便被肖赶出了他的种植园。我也总算松了一口气，我一直担心他会重提此事，万一他说服埃普斯相信他呢？我不敢想象。

此时，我彻底失去了方向，我该向谁求救呢？每一次，希望在我的心中刚刚萌芽，便立刻枯萎毁灭。我生命的盛夏正悄然逝去，我愈发老气横秋起来。也许要不了几年，劳苦、忧伤，以及沼泽中有毒的瘴气，便会要了我的命。我会躺在无名的坟墓里，腐烂，最终被遗忘。我已经求助无门了，我遭受了排斥、背叛和孤立。我唯一能做的，只有趴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获救的希望就像一束光线，照在我心灵上，给我唯一的安慰。如今这希望之光摇曳不定，暗淡下来。它终将被沮丧的气息彻底熄灭，留下我在子夜般的黑暗中孤独摸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第十七章 威利的逃亡 

我们唯一的话题便是威利，猜测威利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有人说，他可能已经在某条河里淹死了，因为他是个旱鸭子；又有人说，他可能已经被鳄鱼给吃了，或者被毒蛇咬死了。

岁月流逝，时间来到了1850年。其实，每一年都会发生很多事情，不过有些事讲来索然无味，徒让读者扫兴，我在此便略过不提了。这一年对菲比的丈夫威利来说，实在是倒霉透顶。威利沉默寡言，不善交际，所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他。尽管他不常说话，每天都循规蹈矩、毫无怨言地生活劳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心里就是一潭死水。从表面上看，他孤僻内向，又固执己见，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他很冷漠地看待亚伯拉罕大叔的人生哲学，也不搭理菲比婶婶的谆谆规劝。实际上，他的内心非常渴望得到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有一天晚上，也不知道他是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然不带路条，偷偷跑到了附近别的种植园里。

那天也许是聊得太投机了，不知不觉间，他竟然忘记了时辰，等他意识到时，天已经破晓了。他拼命地往回跑，祈祷着能在起床号角响起之前回到宿舍。可不幸的是，他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逻队。

我不知道，有奴隶制存在的其他黑暗角落是什么样子，但在贝夫河，有一个名为巡逻队的组织，他们的职责就是逮捕和鞭打私自跑出来的奴隶。他们可以任意惩罚一个没有路条就离开主人种植园的黑奴，如果黑奴试图逃跑，他们甚至可以打死他。我也不知道，这是法律还是公众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总之，每一支巡逻队负责一定的地段和距离，种植园主们根据各自奴隶的数量，按比例出资，给他们提供费用。他们一般骑着马，由队长率领，腰里挎着枪，后面跟着狗。白天，我们经常能看见他们急促地奔跑在附近的路上。有时也会看见他们赶着一个奴隶，或用绳子套住奴隶的脖子，牵在马后，向奴隶主人的种植园走去。

倒霉的是，威利就碰上了其中一支巡逻队。他撒腿就跑，想在被他们抓住之前，逃回自己的小屋。但是他们有狗啊，一只快要饿疯了的猎狗很快追上了他，死死咬住他的一条腿不放。巡逻队赶上来，狠狠抽了他一顿鞭子，然后像押送犯人一样，把他带回到埃普斯的种植园。埃普斯又更加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两顿鞭打，加上狗咬，威利浑身疼痛难忍，连站都站不稳了。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下地干活，还要跟得上别人的进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威利早已血淋淋的后背，马上又尝到了主人熟悉的皮鞭的味道。这样的痛苦，他实在无法忍受，最后，他终于决定逃跑。他没有向妻子菲比透露一点想法，便独自开始实施计划。他事先做好了一个星期的口粮，在一个星期天的夜里，趁同屋的人全都睡熟之后，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小屋。第二天早上，当集合号角响起后，主人没有看到威利的身影，于是下令搜查每一间小屋，搜查玉米仓库和轧棉房，最后搜遍了院内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发现威利的踪迹。埃普斯挨个儿盘问我们，竭力想找出威利突然消失的线索，以及他现在可能的下落。他气冲冲地不停咆哮，然后骑上马，到附近的种植园，到四面八方去打听，结果什么线索也没找到，威利好似人间蒸发了一般。他们带着狗到沼泽地里去搜，可是找不到任何踪迹。他们又把狗带到树林里，狗鼻子贴着地面嗅来嗅去，可是没过多久就绕回到了开始搜索的地方。

威利已经逃脱了，他谨慎而巧妙地避开了追捕。几天过去了，几周也过去了，仍然没有他的一点消息。埃普斯除了诅咒、谩骂，别无他法。那段时间，主人不在场的时候，我们唯一的话题便是威利，猜测威利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有人说，他可能已经在某条河里淹死了，因为他是个旱鸭子；又有人说，他可能已经被鳄鱼给吃了，或者被毒蛇咬死了。不管可怜的威利是死是活，也不管他身处何方，我们始终衷心地祝福他，希望他好运。亚伯拉罕大叔更是无数次虔诚地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安然无恙。

差不多过去了三个星期，就在我们都以为再也见不到威利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离开种植园，最开始只是想回到南卡罗来纳州，回到旧主人布福德老爷那里去。白天他躲起来逃过追捕，有时候就藏在树枝间，到了夜里才沿着沼泽向前跑。最后，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他来到了红河岸边。正当他犯愁怎么过河时，一个白人看到了他，要他出示路条。他拿不出路条，而且从他的样子，谁都能看出他是个逃跑的奴隶。结果，他被抓到了拉皮德县教区的首府亚历山大，被关进了监狱。凑巧的是，几天后埃普斯太太的叔叔约瑟夫·B·罗伯茨也到监狱里去了，刚好认出了他。当年埃普斯在赫夫鲍尔居住时，威利曾在罗伯茨的种植园里做过工。所以，罗伯茨向监狱支付了一笔费用，给威利写了一张路条，并在路条后面给埃普斯留了几句话，让他不要鞭打威利，然后让威利重新返回贝夫河了。正是因为罗伯茨向威利保证，说埃普斯会尊重他的意见，威利才有了重新回来的勇气。然而事实上，埃普斯完全无视那些话，他把威利关了三天，剥去他的衣服，狠狠地抽了他一顿鞭子。这是威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逃跑。从此，他后背上长长的伤疤就不断提醒他逃跑的危险，直到他带着它们一起入土。

当我深陷埃普斯的种植园，在那儿受苦为奴的十年里，我没有一天不在盘算着逃跑的事。我曾设想过许多计划，最初都觉得天衣无缝，但后来又一个个全都放弃了。对于一个想要逃亡的奴隶来说，通往自由的路上荆棘密布，障碍重重，这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理解的。因为每一个白人都是敌人，巡逻队无处不在，猎狗们虎视眈眈，而这里的田野更是危险重重，想要安全地逃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相信，总是有机会的，总有一天我会再度穿过沼泽。后来，我从上次的逃跑经历中想到，我首先要想办法对付埃普斯家的猎狗，因为一旦我逃跑，追捕我的急先锋肯定是它们。埃普斯养了好几只狗，其中一只残暴成性，凶猛无比，因善于追捕奴隶而远近闻名。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在外出猎杀浣熊和负鼠的时候，我抓住一切白人不在场的机会，狠狠地鞭打它们，直到它们彻底屈服为止。就这样，它们变得惧怕我，当别人控制不了它们时，只要我一声令下，它们立刻就老老实实的。倘若追捕我的是它们几个，我敢肯定，就算借它们几个胆子，它们也不敢袭击我。

很多奴隶因为生病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或者累到了极点，只想休息一两天，他们明知逃脱不了被捉回去的命运，明知会面临严酷的惩罚，但还是义无反顾地逃进树林，逃向沼泽。

我在福特老爷家做奴隶的时候，曾无意间发现了逃亡奴隶的一个藏身地。那里藏着大概六到八个奴隶，他们就栖居在大松树林地区躲避追捕。当时我在伐木场做工，亚当·泰德经常派我到空地上取补给品。从伐木场到空地之间，要经过一个茂密的松树林。在一个明亮的夜晚，大概十点钟，我扛着一个大麻袋，袋子里装着一头屠宰后的生猪，独自沿着德州公路返回伐木场。走在半路时，我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脚步声，转过身，我看到两个奴隶打扮的黑人正急速向我逼近。快到我跟前时，其中一人举起了一根木棒，好像要打我；而另一个人则扑过来，要抢我肩上的袋子。我设法躲开了，并抓起一根松树枝使劲朝其中一个人的脑袋上掷去，那人一下子倒在地上，被我砸晕了过去。这时从公路一侧的林子里，又蹿出来几条人影。不过，他们还没抓住我，我就撒腿从他们中间钻了过去。我吓得心怦怦直跳，一刻不停地向伐木场狂奔而去。到了伐木场，亚当听我讲完这个冒险经历之后，立刻跑到印第安人的村子，叫上卡斯卡拉和他的几个族人，前往追捕那几个拦路抢劫的强盗。我随他们一同到了我遭劫的地方，在那个被我用松树枝砸晕的人倒下的地方，发现了一摊血。我们在林子里仔细搜索，卡斯卡拉的一个手下在一片树枝后面发现了一缕轻烟，那里有几棵歪斜的松树，树顶全都朝着某个中心位置。我们悄悄地包围了这个集结地，抓住了那几个人，全都投进了监狱。原来，他们是从拉莫瑞附近的种植园里逃出来的奴隶，已经在那里躲藏了三个星期。那晚他们并没有想要攻击我，只不过是想吓吓我，让我把猪肉丢下。他们已经观察我好些天了，知道我每天夜幕降临时，都要从他们那里经过，前往福特的家。他们想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差事，便跟踪我，看见我宰了一头小猪，便在我返回的途中设了埋伏。他们只是太饿了，不得已才这么做。亚当把他们送到了教区的监狱，得到了一大笔奖金。

奴隶在逃跑的过程中，有时也会丢掉性命。与埃普斯的种植园接壤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糖料种植园，主人是凯里，他每年至少要种一千五百英亩甘蔗，产糖量在两千二到两千三百桶之间，每英亩产糖合一桶半。另外，他还种有五六百英亩的玉米和棉花。去年仅在他的种植园里干活的奴隶就有一百五十三人，另外还有许多年幼的孩子。每年农忙时节，他还要从密西西比河这边租用一批奴隶帮忙。

他有一个奴隶把头名叫奥古斯都，是个讨人喜欢、聪明的小伙子。假日里或者偶尔在接壤的田地里干活时，我们经常碰面，所以很快就熟悉了，后来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前年夏天，他不知怎么招惹了监工，结果被监工狠狠鞭打了一顿，那是个卑鄙粗俗、毫无人性的家伙，他打得太过残忍了，简直是惨无人道。奥古斯都一怒之下逃了出来，藏到了霍金斯种植园中的一个甘蔗垛上。凯里派出了他家所有的狗，一共十五只，去搜寻他的下落。猎狗们很快嗅到了奥古斯都的气味，它们围在甘蔗垛周围，不停地吠叫着，一次次地向上扑，但一直够不着他。很快，追捕者们被狗叫声吸引过来，那个监工爬上甘蔗垛，把奥古斯都给推了下去。他一从甘蔗垛上滚下来，那群猎狗就疯狂地扑在了他身上。人们把猎狗赶开后，他的身上已经被咬了上百口，猎狗们的牙齿深至骨头，每一口都把他的血肉从骨头上生生撕扯下来。他浑身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追捕者们把他绑起来放到骡子的背上驮回了家。不过，这是奥古斯都最后一次惹麻烦了。他勉强撑到了第二天，好心的死神终于把他带走，让这不幸的人彻底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相对于男性奴隶，尝试逃跑的女奴也不在少数。埃尔德雷特家的女奴内丽，我在大甘蔗林时曾和她一起伐过木，她就曾在埃普斯的玉米地里藏了整整三天。晚上，当埃普斯全家都睡着了，她就偷偷跑到我们的宿舍找吃的，吃完又回到玉米地里躲起来。我们觉得那样做并非长久之计，不管对她还是对我们都不安全，因此，后来她又重新回到了她的小屋里去了。

最令人惊叹的一次逃跑事件，是凯里的女奴塞莱斯特，她竟然成功避开了猎狗和人们的追捕。她二十岁左右，皮肤比她的主人以及她主人的子女都要白皙。如果不仔细观察，旁人几乎很难从她的外貌中发现她的非洲血统。陌生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她会是奴隶的后裔。有天夜里，我坐在自己的小屋里，正用小提琴拉着一首低沉的曲子。忽然，门被轻轻地推开了，塞莱斯特出现在我面前。她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简直就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女鬼。我吓了一跳，十分震惊。

“你是谁？”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低声问道。

“我好饿，给我点熏肉吧。”她说。

第一眼看到她，我还以为她是从家里跑出来的、精神不正常的某个年轻太太。她一个人在外面瞎逛，迷了路，而后被琴声吸引到了我的小木屋。但是她身上穿着奴隶才穿的粗糙的棉布衣服，因此我马上否定了自己的判断。

“你叫什么名字？”我又问道。

“我叫塞莱斯特，”她回答说，“我是凯里家的奴隶，已经在蒲葵丛里待了两天了。我病了，不能干活，我宁可安安生生地死在沼泽地里，也不想被监工拿鞭子活活打死。凯里家的狗是不会追我的，他们怎么教唆都没用。我和那些狗之间有个秘密，它们是不会听那些该死的监工的话的。给我些肉吃吧，我都快饿死了。”

我把自己仅有的口粮分了一些给她。她边吃边向我讲述自己是如何逃脱的，现在又藏在哪里。在沼泽地的边缘，离埃普斯家的房子不足半英里的地方，是一片广袤的土地，面积有几千英亩。那片土地上覆盖着繁茂的蒲葵，生长着很多高大的树木，非常茂密，树的枝杈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硕大无朋的华盖。一天到晚，阳光都照不进来，即使在最晴朗的白天，那里也如同黄昏一样。在这一大片地方的中央—那里人迹罕至，毒蛇横行，塞莱斯特居然用掉在地上的树枝搭起了一个简陋的小屋，并用蒲葵的叶子做了屋顶。这就是她的落脚之处。她不怕凯里的狗，就像我不怕埃普斯的狗一样。为什么有些人不管留下什么样的踪迹，猎狗都视而不见，从来不会去追呢？我不知道塞莱斯特是用了什么办法。

连续几个晚上，她都到我的小屋里来要吃的。有一次她靠近时，院子里的狗叫了起来，惊醒了埃普斯，他起身在房子周围巡视了一圈，但并没有发现塞莱斯特。可从那以后，她也不便再到院子里来了。于是每天我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吃的东西放到某个事先约定的地点，然后她再去取。

就这样，大半个夏天过去了，塞莱斯特恢复了健康，浑身有劲儿了，精神也更饱满了。但在沼泽地的边缘，一年四季，每到夜里野兽的嗥叫声就此起彼伏，响彻四野。有好几次，野兽在半夜时候造访了她的“宅邸”，恐怖的吼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这样的“问候”令她心惊胆战，最后她决定放弃这个孤零零的小窝，回到主人那里去。当然，她免不了要遭受一顿鞭打，从此套在脖子上的奴隶枷锁更紧了，她又被重新派到了地里。

在贝夫河地区，在我到来之前，这里的一部分奴隶曾发起过一次统一的行动，最终以悲剧收场。那次事件肯定轰动一时，报纸上也肯定进行过铺天盖地的报道。但我对这件事的了解，都是从经历过的奴隶口中听说的。在贝夫河沿岸的奴隶小屋里，这件事早已成为茶余饭后永恒的谈资，无疑还将口耳相传地一代又一代地继续流传下去。我听说，有一个名叫卢·切尼的黑奴，此人精明狡诈，比大多数黑奴都有见识。他性格恣肆，有很强的叛逆精神。他曾设想组织一帮奴隶和白人对着干，重来一次“十字军东征”，杀出一条血路，逃到邻国墨西哥去。

在霍金斯种植园后面的沼泽深处，有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被选为聚集点。夜深人静时，卢从一个种植园跑到另一个种植园，向奴隶们宣讲逃往墨西哥的计划。他就像隐士彼得一样，所到之处，必定引起狂热和激情。最后，他召集了一大帮准备逃亡的奴隶，他们偷骡子、偷玉米，还从熏肉房里偷熏肉，然后把这些东西统统集中到树林里。就在远征即将开始时，他们的藏身之处却不幸被发现了。卢·切尼发现，自己的计划必定要遭到彻底的失败。为了讨好他的主人，避免自己可能会面临的悲惨结局，他最后决定牺牲掉所有的同伴。他趁人不注意时，偷偷离开了营地，跑到各个种植园主那里去告密，但他并没有如实陈述最初的计划，而是扭曲事实，说他们在那里聚集，为的是寻找有利机会，好杀掉附近一带的所有白人。

这一骇人听闻的计划，人们口口相传，又不断地添油加醋，在整个地区引起了极大恐慌。后来，奴隶们被团团围住，悉数被捉，他们被戴上镣铐，送到亚历山大给当众绞死。不仅如此，更多无辜的奴隶也因此遭殃，只要受到一点点怀疑，不经任何审判，他们就被人从田地里、从小屋里揪出来，直接送上绞刑架。最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肆意杀害奴隶的做法，连贝夫河两岸的种植园主们也无法忍受了。然而，屠杀并没有立即停止，直到后来，从德州边界某个要塞开过来一群士兵，他们毁掉绞刑架，打开亚历山大监狱的牢门，这场几乎失控的清洗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卢·切尼逃过了被绞死的命运，甚至还因为无耻的变节而受到了嘉奖。直到今天，他还活着，但他的名字在拉皮德县和阿沃耶尔县教区的黑人中间，已经成了一个人人憎恶和鄙视的对象。

在贝夫河两岸的黑奴中间，暴乱的念头其实早就存在。我就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讨论，但有几回我只是随意地说了一句表示反对的话，就受到大多数人的鄙视。我觉得，暴乱根本没有赢的可能，我们没有武器弹药，就算有，那也无异于以卵击石，结局只会是恐怖的灾难和死亡。所以，我反对这种拿生命冒险的做法。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墨西哥战争期间，我逃跑的念头再度强烈起来。胜利的消息让大宅里的人们欢呼不止，沸腾不息。但对小木屋里的黑奴来说，那只徒然增加了悲伤与失望。在我看来，贝夫河两岸的奴隶中间，绝对有不少人愿意以无限的喜悦，欢迎侵略军的到来。

有些白人总认为，卑贱愚昧的奴隶哪里会知道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那些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奴隶，站起来后仍然是温顺懦弱的羔羊。但总有一天—如果上天能听到黑奴们的祈祷，那么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复仇的火焰会烧到那些老爷们的头上，到时候就该轮到他们瑟瑟发抖，徒劳地祈求奴隶们的饶恕了。

第十八章 惨遭蹂躏的帕茜

在她看来，幸福，就是不受鞭打，免受劳役，不受主人和监工的残酷虐待。快乐，就是能好好休息一下。

我在上一章说过，威利回来后，在埃普斯老爷那里吃了大苦头。但比起那些不幸的同伴们，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主子们总认为“不打不成器”，“打”是管理奴隶最有效的手段。

埃普斯老爷的脾气仍然时好时坏，坏脾气上来时，哪怕一点点小错误，也能招致最严厉的惩罚。从我上次挨打的情形就不难看出，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原因，都能让埃普斯老爷高高扬起他的皮鞭。

住在大松树林附近的奥尼尔先生是个皮匠，生意做得很大。有一天，他来找埃普斯商量，想买下我到他的作坊里做工。当时菲比婶婶正在大宅里布置餐桌，她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晚上回到院子里，她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当时，太太正站在广场上听我们说话，菲比婶婶为了引起她的注意，特意拉长了音调，学着埃普斯老爷的口吻，一字不落地重复了老爷的原话。于是我回答道：“这样啊，菲比婶婶，这是好事啊，我早就不想伺候棉花了，要是能做个皮匠就好了，我希望他真的能买下我。”

然而，因为价格问题，奥尼尔先生最终没有买下我，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打道回府了。通常来说，如果主人知道奴隶想要离开，一般会大发雷霆，埃普斯更是如此。奥尼尔先生走后没过多久，埃普斯便来到了地里。后来我才知道，我和菲比婶婶的对话全被太太听见了，太太也一定转告了埃普斯。埃普斯来到地里后，径直向我走过来。

“喂，普莱特，你对伺候棉花早就厌烦了吧？想换个主人对不对？你喜欢到处转，做个旅行家是不是？啊，没错，旅行有益健康，不是吗？我猜你一定觉得伺候棉花太屈才了，所以想当个皮匠，是吧？那可真是个好工作，好得他娘的没话说。你真是个志向远大的黑鬼啊！我也想试试那个行当了。现在，你给我跪下，把身上那破布扯掉！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我苦苦哀求，试图找各种理由平息他的怒火，可惜全不管用。我别无选择，只好乖乖跪下，把赤裸的后背对着他，等着挨鞭子。

“想当皮匠是吧？你觉得皮鞭怎么样？”说话间，皮鞭已经抽到了我身上。“啊？觉得皮鞭怎么样？”他每抽一鞭，就问一次，一口气抽了我二三十鞭，觉得解气了才住手。他让我站起来，一脸奸诈地笑着说，如果胆敢再觊觎那个工作，他就随时让我领教皮鞭的厉害。这一次，用他的话说，只是蜻蜓点水，下一次，他会让我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亚伯拉罕大叔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和善、最忠诚的人，但他也经常遭受残酷的虐待。多年来，我们同住一个小木屋，他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像个慈爱的长者，经常给我们讲一些严肃的人生大道理。

有一天下午，我去马歇尔的种植园，替太太办完差事回来，发现亚伯拉罕大叔躺在小屋的地板上，衣服上沾满了血。他说，他被刺伤了。他在搁板上摊棉花时，埃普斯老爷醉醺醺地从赫尔莫斯维尔回来。他看什么都不顺眼，给奴隶们下达了许多荒唐、根本无法执行的命令。亚伯拉罕虽然没犯什么要紧的过错，但他毕竟越来越迟钝，越来越糊涂。埃普斯因此怒不可遏，借着酒劲，他一下子朝这位老人扑过去，在他的后背上刺了一刀。那是一道长长的、丑陋的伤痕，所幸伤口不深，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太太为他缝合了伤口，同时也极其严厉地责备了丈夫一番，骂他没人性，说他仅凭酗酒这个毛病，迟早要把这个家搞垮，迟早要把种植园里的奴隶全部害死。

埃普斯拿椅子或木棒揍菲比婶婶也是常有的事儿，但我见过他最残忍的一次鞭打，发生在不幸的帕茜身上，每次回想起来，都令我毛骨悚然。

众所周知，帕茜年轻活泼，但由于埃普斯太太的嫉妒和厌恶，她每天如同生活在地狱之中。很多次，我都尽量为这个可怜的姑娘说情，使她少受一点惩罚。埃普斯老爷不在时，太太经常命令我鞭打帕茜，每次给出的理由都非常牵强。有时候，我会直接拒绝她，对她说我怕老爷会不高兴；更有好几次，我甚至冒险指出，她不该那样对待帕茜。我努力让她明白一个事实：她所抱怨的许多事情，都不能怪罪到帕茜头上。因为她只是一个奴隶，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遵照主人的意愿而已，真正该负责的人是老爷。

最后，嫉妒—这只绿眼的妖魔也爬进了埃普斯的心灵。现在，他和他那愤怒的老婆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可想而知，帕茜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锄草时节，在某个安息日，我们像往常一样到河边洗衣服。埃普斯很快发现帕茜不见了，他大声喊着她的名字，但是没有任何回应。没人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离开院子的，我们都很惊讶，她会跑到哪里呢？过了一两个小时，我们忽然看见，她从肖的种植园那边走了回来。我在前面说过，肖是个声名狼藉的放荡鬼，和埃普斯的关系也不怎么好。肖的老婆叫哈莉特，她知道帕茜受的苦，很同情她，所以对她格外亲切和善。帕茜也因此经常到他们的种植园里去看她。帕茜只是单纯地去看望朋友，但埃普斯的疑心病却越来越重。他认为，把帕茜吸引到对岸的，一定有下贱和不可告人的原因。帕茜真正想见的人不是哈莉特，而是那个好色的邻居—肖。帕茜回来后，发现主人正怒火冲天。她被主人凶恶的样子吓到了，回答问题时有点闪烁其词，试图搪塞过去，但这更加深了埃普斯的怀疑。面对主人的指责，帕茜最终挺直了身子，气愤不已地大声反驳。

“太太不给我肥皂，她又正在休息，您是知道原因的。”帕茜说，“我到哈莉特那里只是要了块肥皂。”说着，她把肥皂从口袋里掏出来给他看：“埃普斯老爷，我去肖的种植园就是为了这个，上帝作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撒谎！你这个黑鬼荡妇！”埃普斯吼道。

“我没有撒谎，老爷，就算您杀了我，我也没撒谎。”

“哼！我会好好收拾你的。我要让你知道，到肖的种植园里对你有什么好处！我要打得你屁滚尿流。”他咬牙切齿地咕哝着。

然后，他扭过头，用鞋尖指着一片地方，命令我去搬四根柱子。柱子搬过来了，平放在地上，他又命人扒掉帕茜身上所有的衣服。绳子也拿来了，帕茜一丝不挂，脸朝下，手和脚都被绑在柱子上。埃普斯到广场上拿了一根粗大的皮鞭，递给我，命令我抽帕茜。尽管心中一万个不情愿，我还是不得不遵照他的命令。那一天，我看到了世界上最残忍的情景，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残忍的了。

埃普斯太太和她的孩子们站在广场上，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奴隶们在不远处挤成一团，脸上满是悲伤。可怜的帕茜不住地哀求，但无济于事。埃普斯咬着牙，跺着脚，像个疯子一样冲我大喊，用力打。

“使劲儿打！浑蛋，要不然你就是下一个！”他歇斯底里地喊道。

“啊，饶了我吧，老爷！哦！发发慈悲吧。上帝呀！可怜可怜我吧！”帕茜无助地哀求着，徒劳地挣扎着；每一鞭抽下去，她就浑身一哆嗦。

抽了她三十多鞭后，我停了下来，转身看着埃普斯，希望他能够满足。但他破口大骂，命令我继续打下去，我又抽了十到十五鞭。此时，帕茜的后背已经满是长长的鞭痕，像网一样彼此交错。但埃普斯的火气仍旧没有消，他恶狠狠地威胁帕茜说，只要她胆敢再去一次肖的种植园，他就打得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扔下鞭子，对他说我打不下去了。可他不管，仍然命令我继续打，如若不然，就让我也尝尝鞭打的滋味儿，而且保证比帕茜挨的鞭子更重。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我实在看不下去，因此也不管什么后果，坚决拒绝执行他的命令。这时，他亲自拿起鞭子抽打起来，力度甚至要比我重上十倍。帕茜痛苦地尖叫、大哭，埃普斯老爷高声地咒骂，二者交织在一起，震慑着每一个人的心。毫不夸张地说，帕茜的后背已经找不到一块巴掌大的完整的皮，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皮开肉绽。鲜血已经浸湿了鞭子，并随着鞭子的飞舞溅落在她身旁的地面上。最后她停止了挣扎，头毫无生气地垂在地上。她的尖叫声与哀求声也渐渐弱了下去，最后只剩下低沉的呻吟。鞭子抽在身上时，她也不再颤抖蠕动。我想，她一定快要死了。

那是上帝的安息日，在温暖的阳光下，田野展露出慵懒的微笑，鸟儿们在枝叶间愉快地歌唱，似乎到处都洋溢着一片安宁与幸福。但是埃普斯老爷的心里却是阴云密布、天雷滚滚。

帕茜气若游丝，快要被他打死了，边上的旁观者也死一般的沉寂。如此和煦、宁静的美好天气，也无法遮掩暴风骤雨般的愤怒。我心里对埃普斯的痛恨，已经到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地步。我暗想：“你这个可恶的魔鬼，迟早有一天，当永恒的正义降临，你要为你犯下的罪恶付出代价！”

最后，他累得筋疲力尽，不得已才停了下来。随后，他命菲比提来一桶盐水，给帕茜彻底清洗伤口，然后让我把她送回了她的小屋。我解开绳子，把她抱了起来。她浑身瘫软，早已经站不住了，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用极其微弱的声音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哦，普莱特，哦，普莱特！”除此再也没说什么。我们替她换了衣服，但衣服粘在她的后背上，很快就被鲜血浸透，变得硬邦邦的。我们把她放在小屋里的木板上，她闭着眼睛，不停发出痛苦的呻吟。夜里，菲比熬了牛油涂在她的伤口上，大家也都各尽所能地帮助她，安慰她。她在小屋里休养了许多天，只要稍微动一动，就会引起后背上撕裂般的疼痛，她只能一直趴着。

如果她的心气不那么高，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兴许倒是件幸运的事，至少不用承受日复一日的痛苦。不过，从这次鞭打以后，她的确像变了一个人。她的心里满是忧愁，再也迈不出轻快矫健的步伐，眼睛里再也没有活泼的、与众不同的光彩。她那年轻跃动的活力、活泼爱笑的性情，全都不见了。她情绪低落，意志消沉，经常从睡梦中惊叫着坐起，高举双手，说出求饶的话语。她比以前沉默了许多，每天闷闷不乐，一句话也不说。她的脸上永远挂着一副饱经忧患、受尽欺凌的样子。从她身上，我们再也找不到欢乐的影子，倒是经常看到她以泪洗面。如果世人的心真能死掉，一颗心会在厄运的无情打击下崩溃、枯萎，那么帕茜的心已经死了。

她的处境并不比主人家的牲畜好。在主人眼里，她只不过是一个价钱更高、样子更漂亮的动物。她比动物强点，在于她掌握了有限的知识。智慧的光芒虽然微弱，却使她的脑袋免于一片黑暗。她模模糊糊地知道上帝的存在，也知道有来世，但她并没有对救世主抱有太大的希望，对她这样的人，救世主会来拯救吗？她不知道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区别，在她看来，幸福，就是不受鞭打，免受劳役，不受主人和监工的残酷虐待。快乐，就是能好好休息一下。她的心态可以用下面这首忧郁的小诗来形容：

我不求，

高高在上的天堂，

只心疼，

大地上被压迫的脊梁；

我唏嘘向往的，

是永恒的休息，

因为

它就是我极乐的天国。

那时，某些地方盛行着一种错误的观念，不少人认为，奴隶根本不懂得自由为何物。然而，在贝夫河畔，这里的奴隶制是最卑鄙、最残酷的。在北方各州看来，它所表现出的种种特征简直闻所未闻。但是，即使是这里最无知的奴隶也懂得自由的含义。他们懂得，自由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某些权利，同时免除某些不公平的待遇；自由，能使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成果，能保证他们安享家庭的幸福与美好。拿自身处境与最无耻的白人相比，他们能清楚看到其中的差别：不公平的法律赋予了白人至高无上的权利，他们不仅白白占有奴隶的劳动成果，还经常无缘无故地虐待惩罚他们；而奴隶却永无出头之日，连反抗和申诉的权利都没有。

帕茜在遭受那次最残酷的鞭打之后，陷入了对自由的深深憧憬。在她的幻想中，在某个未知的地方，存在着一片自由的土地。她无数次听说过，在遥远的北方，没有奴隶，也没有老爷。在她的想象中，那里是仙境一般的地方，是人间的天国。生活在那里的黑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们住在自己的小屋里，耕耘着自己的土地。这真是一个甜蜜的梦，唉，只可惜这终归是梦，她永远也无法让它成为现实。

奴隶主们赤裸裸的暴行无疑会影响他们的下一代。埃普斯的大儿子大概十到十二岁，是个很聪明的孩子。然而，有时候，我看到他责打奴隶，比如可怜的亚伯拉罕大叔时，我就会为他感到深深的惋惜。他先把老亚伯拉罕叫到跟前，责问一番，而后根据自己幼稚的经验判断，觉得有必要施以惩罚，就让亚伯拉罕挨一定数量的鞭子。他做这些事时，透出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庄严与从容。他还经常骑着马，拿着皮鞭到地里去，假装自己是监工，这倒真让他的老爹高兴不已。只见他忘乎所以地挥舞着皮鞭，大喊着催促奴隶们快点干活儿，偶尔还蹦出几句不干不净的话，惹得他老子哈哈大笑，不住地夸他“孺子可教”。

所谓三岁看老，不管他本性如何，有这样一位老子言传身教，以后也好不到哪儿去。见惯了奴隶们的苦难和悲惨境遇，长大之后，他对奴隶们的疾苦也定会漠不关心、视而不见。残酷无情的制度必定造就出残酷无情的人，不管他们对待黑人奴隶多么惨无人道，但在同类人的眼中，他们甚至还以仁慈和慷慨互相吹捧。

或许，年幼的埃普斯少爷身上有某些高尚的品质。但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理解，在万能的上帝眼中，人是没有肤色之分的。而在他看来，黑人就是一群动物，和其他动物没太大区别，只不过黑人会说话，拥有某些高级的本能，正因此他们的价钱才更高。在他心里，奴隶就该像骡马一样，勤勤恳恳地为白人劳作，一辈子遭受鞭打脚踢和蹂躏。与白人说话时要脱帽致敬，低眉顺眼，他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是奴隶们注定的、无法改变的命运。从小被灌输这样的观念，从小就把奴隶排除在人类之外，难怪那些压迫我的同胞的人们，一个个都如此冷酷无情、寡恩少义。

第十九章 贝斯的帮助和鼓励

他向我保证，不会放弃努力，并用最诚挚和感人的语言对我说，从今以后，我的解放将是他的首要目标。

1852年6月，胭脂河上的木匠艾弗里先生开始过来履行一份合约，为埃普斯老爷盖一栋房子。我在前面说过，贝夫河沿岸地区是没有地窖的，因为这里地势低洼，遍地沼泽。白人们的大宅通常都建在木桩上。还有一个奇特之处是，这里的房间从来不涂泥灰，四壁和天花板会用相配的柏木板覆盖，然后刷成主人喜欢的颜色。厚木板通常是奴隶们用粗木锯锯成的，方圆几十英里之内，并没有可以利用水力运输的伐木场。因此，当种植园主们要盖房子的时候，奴隶们就有得忙了。我曾跟着提比茨做过木匠活，所以当艾弗里和他的手下们一来，主人就把我从地里调回来了。

在这群人中，有一个是我至今仍深深感激的人。我能有机会跳出苦海，重获自由，多半是他的功劳。他是我的救星，一个心地善良、品德高尚而又慷慨大方的人。就算我只剩最后一口气，我也要感念他的恩德。他的名字叫贝斯，当时他住在马克斯维尔。我很难准确地描述他的外貌或特征，总的来说，他块头很大，四十多岁，浅色皮肤，浅色的头发。他的性格非常冷静自持，喜欢与人争论，但说起话来总是慢条斯理。无论他说什么，都不会让听者觉得受到了冒犯。有些话倘若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必然会引起一场争斗，但他总能相安无事。也许，在红河沿岸，没有一个人赞同他的政治或宗教观点。但我敢说，这里同样没有一个人会去和他争论这些观点。对于任何关于本地的问题，那些不得人心的论调，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必定会赞成，他却能说出各种匪夷所思、独树一帜的观点。而人们也并不会反感，反倒听得兴致勃勃。他是个单身汉，或者通俗地说，一个老光棍儿。他无亲无故，无牵无挂，又居无定所，往往随性从一个州游逛到另一个州。他在马克斯维尔已经生活了三四年，做木工为生，由于他的种种怪癖，在阿沃耶尔县教区也算小有名气。他极端慷慨，有许多善行义举，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欢迎。但是，他又特别不喜欢这种被人吹捧的感觉，因此时而抵触。

他是加拿大人，早年曾在国内游荡，后来游遍了美国北部和西部各州中主要的人口聚集地，终于来到了红河边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他的上一站在伊利诺伊州，至于现在到了哪里，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我也不知道。在我离开马克斯维尔的前一天，他收拾东西，悄悄地走了。他在我的解放过程中功不可没，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得不走出这一步。有时候，追求公平与正义，会给人们引来杀身之祸。贝夫河畔是奴隶主的天下，那里当然已经没有贝斯的容身之地了。

那天，我们正在新房子的工地上忙活，贝斯和埃普斯就奴隶制的话题争论了起来。我早就预想过这样的情形，于是饶有兴致地听着。

“我跟你说吧，埃普斯。”贝斯不紧不慢地说道，“奴隶制根本就不合理，错得太离谱了，我的先生。这制度根本没有公平和正义可言。就算我富可敌国，也不会买一个奴隶，可惜我是个穷光蛋，这一点我那些债权人比我更清楚。还有，信用制度也是骗人的鬼话，如果都用现款交易，哪儿还来的债务？贷款只会把人引入邪念，付现款才能救人于罪恶。不过关于奴隶制的问题，归根结底，你对你的黑奴们究竟拥有什么权利呀？”

“什么权利？”埃普斯笑着说，“这有什么可说的？我买了他们，那可是付了钱的。”

“那是当然，法律说你有权拥有奴隶。可是对不起啦，法律撒了谎。没错，埃普斯，如果法律说你可以拥有奴隶，那就是撒谎。难道法律允许的就都是对的吗？要是他们通过一项法律来剥夺你的自由，使你成为奴隶，你还会觉得这法律合理吗？”

“咳，那根本就不可能！”埃普斯依旧笑着说，“贝斯，你别拿我和黑鬼相提并论。”

“不，”贝斯严肃地答道，“这并非不可能，我见过和我一样心地善良的黑奴。恕我直言，到目前为止，我在这方面的见解，没有一个白人比我强那么一点点。我来问你，埃普斯，在上帝的眼中，黑人和白人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那分别大了去啦，”埃普斯回答，“你怎么不问我白人和狒狒有啥分别啊！我在奥尔良见过那种小东西，它们和我的黑奴们差不多聪明。你大概不会也称它们为同胞吧？”埃普斯很为自己的小聪明扬扬得意，高兴地笑出声来。

“喂，埃普斯！”贝斯继续说道，“别高兴得太早了，有些人机智幽默，而有些人自以为机智幽默。现在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吧，《独立宣言》里有没有说过‘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

“说过，”埃普斯答道，“但那说的是‘人’，黑鬼和猴子都不是人。”说到这里，他又发出一阵更猛烈的大笑。

“照你这么说，白人中倒有不少黑鬼和猴子呢。”贝斯毫不理会埃普斯的大笑，平静地说，“至少我就认识某些白人，说起话来，连个懂事的猴子都不如呢。不过，咱先把这放下不提。有一点你不能否认，黑人也是人。如果说他们没有主人懂得多，那这是谁的错呢？他们是被禁止受教育的。你可以读书看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可以通过一千种方式学习知识。但是你的奴隶们没有这个特权，发现有人读书，你会抽他鞭子。他们一代又一代地遭受奴役，生生被剥夺了发展心智的权利和机会。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知书达理呢？是你们这些奴隶主把他们摆到了畜生的位置。如果他们是狒狒，或者比狒狒聪明不了多少，那完全是你，还有你这一类人的责任。这个国家弥漫着一种罪恶，一种可怕的罪恶，但你相信我，这种罪恶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是罪恶，就必定要受到惩罚。埃普斯，记着吧，总有秋后算账的时候。真到了那一天，那将是秋风扫落叶的气势。这一天或早或晚，但终归会来的。我相信这一天会到来，就像我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一样。”

“你要是和新英格兰的那些北佬们一起生活，”埃普斯说，“我敢肯定，你也是一个天天把宪法挂在嘴上的狂热分子，打扮成沿街叫卖钟表的小贩，干的却是鼓动奴隶逃跑的勾当。”

“我要是在新英格兰，”贝斯回敬道，“那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我会说，奴隶制是邪恶的制度，必须彻底废除。我会说，法律或者宪法中，允许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占有和奴役，是不合理且不公正的。失去财产会让你难受，可是，和失去自由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说实在的，在真正公平的司法面前，你和那边的亚伯拉罕大叔对自由拥有的权利，并没有什么两样。说到黑皮肤和黑血液，有什么意思呢？在这条河边，有多少奴隶是和白人一样纯洁的？灵魂有颜色之分吗？呸！这整个制度不仅残酷无情，而且还荒诞可笑。你可以拥有奴隶，就等着被绞死吧，但我就算在路易斯安那州拥有最好的种植园，也不会要一个奴隶。”

“贝斯，你这个人就喜欢夸夸其谈，你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能说。只要有人反驳你，你就抓着别人不放，你能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入得了你的眼，而且我相信，就算这世界真的变成你说的那个样子，你也不会满意的。”

在他们两人之间，经常发生像上面这样的对话。埃普斯找贝斯聊天，完全是出于好玩，能在你来我往的争论中哈哈笑上几次，他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所讨论问题的是非曲直，他全不在意。埃普斯认为，贝斯是一个喜欢自我陶醉的人，他自命不凡，好与人争论，目的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能言善辩。

整个夏天，贝斯都留在埃普斯的种植园里，他一般每两周去一次马克斯维尔。见他的次数越多，我就越肯定，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然而，因为有过之前的教训，我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小心。以我的身份，如果不是白人主动和我说话，我是没资格与白人搭讪的。但我从来不错过任何与他见面的机会，并想方设法引起他的注意。8月上旬，我和他单独在新房子的工地上干活，其他木匠们已经离开，埃普斯也去了地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决心冒险一试，至于结果会怎样，就听天由命吧。下午，我们两个都忙着各干各的，我突然停下手里的活儿，对他说道：

“贝斯老爷，我想问问您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为什么啊，普莱特，你怎么会想知道我从哪儿来的呢？”他回答，“我要是不告诉你，你是猜不出来的。”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又继续说：“我生在加拿大，现在你猜猜加拿大在哪儿。”

“哦，我知道加拿大在哪儿，”我说，“我还去过呢。”

“是吗，那你对那儿一定很熟啦。”他有点不相信地笑着说。

“的确是的呢，贝斯老爷，”我回答，“我到过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金斯敦、昆士敦和其他许多地方。我还去过美国的纽约州，比如水牛城、罗切斯特和奥尔巴尼，我能告诉您，伊利运河和尚普兰运河沿岸各个村庄的名字。”

贝斯惊讶地扭过头，盯着我看了许久，一句话也没说。

“你是怎么到这儿的？”最后他问。

“贝斯老爷，”我回答，“如果有公平和正义可言，我是绝对不会到这儿来的。”

“哦？这话怎么说呢？”他问，“你是谁啊？显然你去过加拿大，刚才你说的那些地方我全都知道。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来来来，跟我说说。”

“我在这里没有朋友，”我先这样说道，“所以我谁都不敢相信。虽然我知道您不会向埃普斯老爷告密，但我还是害怕告诉您。”

他很诚挚地向我保证，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显然，他的好奇心已经被我完全勾起来了。我对他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讲述。埃普斯老爷很快就会回来，如果晚上，他愿意趁别人都睡着的时候出来见我，我会把故事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他满口答应着，并让我当晚到我们白天干活的地方见面，他会在那里等我。半夜时分，万籁俱寂，我偷偷从小屋里溜出来，悄悄钻进了尚未完工的新房子。贝斯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了。

他再次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出卖我。于是，我开始向他讲述我的身世，以及这些年我遭遇的不幸经历。我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他还具体问到了一些地点或细节。我说完后，恳求他，替我向我北方的朋友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的处境，请他们把我的自由证明转寄过来，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救我于水火。他答应了，但也忧虑，我们这样做万一被发现，将面临怎样的危险。因此他建议我，暂时要绝对地保密，一点不能透露。接着我们又商量了具体实施方案，然后才各自离开。

我们约定，第二天晚上到河边的草丛里见面，那儿离老爷的住处有一段距离。之所以没有到新房的工地见面，是因为我们需要灯光写字。如果在新房的工地上，一点点火光就可能会被发现。白天，我趁菲比婶婶不在，偷偷从厨房里拿了几根火柴和一支蜡烛；贝斯从工具箱里拿纸和铅笔，他要在纸上记下我北方朋友们的名字和地址，下次他到马克斯维尔的时候，就能把信寄给这些人。

我们在约定的时间，来到河边，在高高的草丛里潜行。我点燃了蜡烛，他则把纸和铅笔准备妥当。我告诉他威廉·佩里、瑟法斯·帕克和贾基·马文这三个名字，他们全都住在纽约州萨拉托加县的萨拉托加斯普林斯。这三人中，我曾在合众国饭店为后者跑过腿，和前两位先生则做过生意。我相信，他们三人至少有一个仍旧生活在原来的地方。他认认真真地记下名字，然后又不无忧虑地说道：“你离开萨拉托加已经这么多年了，这些人万一已经去世或者搬家呢？你说你在纽约海关开过证明，也许那里还会留有记录，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写信过去，让他们查一查。”

我认为他的忧虑非常有道理，于是，我再次把我和布朗、汉密尔顿前往海关的情形说了一遍。我们在河岸边逗留、详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成了最可靠的同盟，我不再怀疑他的忠诚，畅所欲言，向他倾诉我长久以来一直压抑在心底、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的伤心往事。我说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说到了他们的名字和年龄，更毫不遮掩地流露出，如果能在死之前，再一次拥抱他们，那将是多么幸福。我抓住他的手，声泪俱下地恳求他帮帮我，让我回到亲人身边去，让我重获自由。我发誓，我会用我的整个后半生向上天祈祷，求神保佑他一生平安幸福。现在，我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被亲人和朋友包围着，但我从来没有忘记那个誓言，只要我还有一丝力气抬起头望望上天，我就绝不会忘记。

啊，万能的上帝，

保佑他仁慈的声音和那满头的白发吧；

保佑他长命百岁，直到我们在天国再相见。

他请我相信他的忠诚，他非常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他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关注另一个人的命运。他悲哀地叹道，他是一个孤独的人，满世界流浪，而今他正垂垂老去，很快就将结束尘世的旅程，躺进安息的坟墓。没有亲人，也没有好友为他哀悼，更不会有人记得他。他说，他的生命对他个人而言已经没有多少价值，现在他要用它去争取我的自由，用它与无耻的奴隶制度进行不懈的斗争。

此后，我们便很少说话，甚至谁都不多看对方一眼。而且，他也不再经常和埃普斯争论奴隶制的问题了。谁也看不出，我们两人的关系有多近；谁也猜不到，我们之间会隐藏着某个秘密，包括埃普斯，种植园中的其他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

经常会有人疑惑地问我，这么多年来，在与其他奴隶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我是如何成功做到隐姓埋名的。这全拜伯奇所赐，是他让我知道，任意暴露我的自由身份，不但徒劳无益，而且会给我带来难以预料的危险。那是一堂宝贵的人生课，早已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奴隶们不仅帮不了我，反倒有可能使我暴露。现在整理思绪，回想这十二年间，我从来不曾放弃过逃跑的念头，所以也就不必惊讶，我每天都小心翼翼，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了。随意告诉别人我的自由身份，是非常愚蠢的行为，那只会招来更严密的监视，甚至会把我卖到比贝夫河更加偏远难寻的地方。我很了解埃德温·埃普斯，他才不会在乎一个黑人的权利，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正义感这种东西。因此，为了我最终的解放，也为了我暂时获得的一些小特权，我有必要向他保守和我的身世有关的一切秘密。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在河边会面后，贝斯就回他在马克斯维尔的家去了。第二天，也就是星期日，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信。一封写给纽约的海关征收员，一封写给贾基·马文，另有一封同时写给帕克和佩里两位先生，而最终使我重获自由的就是这第三封信。他在信尾署上了我的真名，但又附言说写信者并非我本人。这封信反映出，他知道自己正在从事一项危险的工作，“如果被发现，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信被寄出之前，我并没有看过内容，但后来我得到了一份副本，在此摘录过来：

尊敬的威廉·佩里 或 瑟法斯·帕克先生：

两位先生你们好，我们已有多年不曾相见，连消息都不通了。我冒昧地写这封信给二位，甚至都不知道你们是否还健在，但这也是我情非得已的无奈之举。

我是个自由人，就住在你们对岸，我敢肯定你们一定记得我，现在我却被卖到外地为奴。我请求你们能替我开一张自由证明，寄到路易斯安那州阿沃耶尔县教区的马克斯维尔。请务必帮忙！

您诚挚的

所罗门·诺瑟普

我变成奴隶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在华盛顿生了病，曾经昏迷不醒了一段时间。恢复知觉后我才发现，我的自由证明已经不知所踪，而且戴着手铐脚镣正被运往这个州的途中。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机会让任何人帮我写信，直到今天，为我写信的这个人，如果被发现，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最近，我见到一本名为《走进<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书，书中提到了我和我的这封信，并引用了信前面的正文，但是略掉了后面的附言。只是信中两位先生的名字没有完全拼写正确，可能是印刷错误吧。事实上，在我心里，这封信的附言要比正文更加珍贵。这一点很快就会看到。

贝斯从马克斯维尔回来后，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我们继续在夜里碰面，而白天，除非工作需要，否则我们仍旧互不搭理。他已经问清楚，信件寄出后，大约需要两周才能到达萨拉托加，而回信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有回信的话，最多六周我们就该收到了。我们多次讨论，怎样以最安全和最适当的方式获得自由证明，也设想了很多方法。

万一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被抓住，这份证明可以使他免遭伤害。虽然帮助一个原本自由的人重获自由并不违法，却会激起一部分人的敌意。

第四周周末，他又去了马克斯维尔，但没有回信的影子。我失望极了，但仍然自我安慰：还没到最后时限，也许信件在途中有所耽搁吧，也许是我太心急了吧。但是，六周、七周、八周，十周过去了，我们却迟迟没有收到回信。每当贝斯前往马克斯维尔，我就望眼欲穿地期待着。最后，老爷的新房子完工了，贝斯眼看就要离开这里。他离开前的那天晚上，我已经彻底绝望了。我就像个快要淹死的人，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仿佛一松手，我就将永远沉入水底一样。美好的希望渐渐隐去，我感觉，自己在一点点下沉，再下沉，奴役的苦海即将重新把我吞没，那里深不可测，我再也不会有出头之日了。

贝斯看到我悲痛万分的样子，也大为伤感。他竭力劝我振作起来，并承诺说圣诞节之前一定会回来。如果到时候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他鼓励我打起精神，不要泄气。他向我保证，不会放弃努力，并用最诚挚和感人的语言对我说，从今以后，我的解放将是他的首要目标。

他离开的那段时间，我度日如年。我翘首期盼着圣诞节快点到来，焦虑不安，急不可耐。我已经不指望能收到回信了。也许那些信没有送到地方，或者我们写错了地址；也许萨拉托加的那几个收信人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也许他们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时间关心一个已经没什么印象的、不幸的黑人的命运。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贝斯身上，正是这份信任，使我挺住了一次又一次扑面而来的失望狂潮。

我经常神情专注地思考我的处境和未来，连在地里和我一起干活儿的人都看了出来。帕茜经常问我是不是病了，亚伯拉罕大叔、鲍勃和威利也难掩好奇之心，时常打探我到底在全神贯注地思考什么。但对于他们的好奇，我往往只用几句简单的话搪塞过去，而我真正的思虑，则永远深藏在心底。

第二十章 最后的奴隶生涯

这是我在贝夫河畔为奴生涯的最后时刻—这将是我最后一次采摘棉花，我马上就要和埃普斯老爷说再见了。

贝斯没有食言，圣诞节前一天，夜幕刚刚降临，他就骑着马来到了埃普斯老爷家的院子里。

“你好啊，伙计，”埃普斯热情地和他握着手说，“见到你很高兴。”

当然，如果他知道贝斯来这里的真正目的，大概就高兴不起来了。

“凑合，凑合，”贝斯回答，“有点事到河这边来，所以就顺道看看您，在您这儿过一夜。”

埃普斯让一个奴隶照看贝斯的马，他们边说边笑，进了大宅。贝斯从我身旁经过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把一天的活干完之后，已是晚上十点钟，我回到了我的小屋。当时，亚伯拉罕大叔、鲍勃和我同住一个小屋。我躺在木板上装睡，等同伴们全都酣然入睡后，我蹑手蹑脚地溜出了门，仔细观望、聆听贝斯的动静。我在外面一直站到半夜，结果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我猜测，他可能是不敢离开大宅，以免引起主人家的怀疑。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贝斯起得比平时早一些，趁埃普斯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前来见我。而我也比平时早了一个小时把亚伯拉罕大叔叫了起来，催他到大宅里去生火，在那个季节里，生火是他的职责。

我把鲍勃也叫了起来，问他是不是打算睡到中午，并说老爷马上就要起来，而骡子还没有喂呢。他非常清楚那会带来什么后果，所以一下子跳起来，眨眼工夫就蹿到了马厩里。

把他们两人都支开后，贝斯便溜进了我的小屋。

“还是没有信，普莱特！”他开口便说道，这消息好似一大坨铅块，重重压在了我的心上。

“哦，那就再写吧，贝斯老爷！”我恳求道，“我会把我知道的名字全都告诉您，总会有人还活着，总会有人可怜我的。”

“没用的，”贝斯说，“我敢肯定，已经没用了。我担心马克斯维尔的邮局已经起了疑心。我去打听的次数太多了，他们靠不住，太危险了。”

“那就这样完了吗？”我大叫道，“啊，上帝呀，我注定要死在这儿了！”

“你不会死在这儿的，”他说，“我不会让你死在这儿的。我已经想过了，这件事有很多解决方法，而且有比写信更好、更稳妥的方法。我现在手头还有一两份差事，等三四月份就能全部做完，到那时我应该就能攒下一笔钱。普莱特，到时我要亲自去一趟萨拉托加。”

听他说完这席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的语气如此真诚，不容怀疑。他向我保证说，只要春天的时候他这条老命还在，那么萨拉托加就去定了。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腻了，”他若有所思地说，“也许该换个地方了，我一直都在考虑，要不要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去。我和你一样痛恨奴隶制，如果我能成功帮你逃出去，那我这辈子也算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会成功的，普莱特，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现在听我说，普莱特，埃普斯马上就要起床了，我可不能让他看到我在你这儿。尽量多想一些你在萨拉托加和仙蒂山认识的人。冬天我会找借口再来这里一次，到时我再把这些人名记下来。那样等我去北方的时候就知道该找谁了。尽量多想些人，振作点！不要灰心！别忘了我和你生死与共呢。再见了，上帝保佑你。”说完他迅速钻出了小屋，又回到大宅里去了。

圣诞节的早晨—对奴隶们来说，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他们终于不用带着葫芦和棉花袋子，急匆匆地到田里去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耀着幸福的光芒，照得脸庞都光彩夺目起来。宴会和舞会的时间到了！去他妈的甘蔗田棉花地吧！干净衣服拿出来，红丝带扎起来，朋友们好久不见了，该来来，该去去，就算来去匆匆也挡不住欢声笑语。这是奴隶们自由的一天，所以他们无比快乐，无比激动。

早餐后，埃普斯和贝斯在院子里散步，边走边谈论着棉花的价格，以及其他一些话题。

“你的奴隶们都在哪儿过圣诞？”贝斯问道。

“普莱特今天要去坦纳家，他拉小提琴的本事在这附近很吃香。星期一他又要去马歇尔家，还有老诺伍德种植园的玛丽·麦考伊小姐也给我写了封短信，说她周二的时候想让普莱特去给她的奴隶们演奏。”

“他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啊，是吧？”贝斯说，“过来，普莱特。”他喊道。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一直盯着我，就像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似的。

“是啊，”埃普斯回答说，并抓住我的胳膊摸了摸，“他身上没有一点毛病。这附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值钱的奴隶了，他身体健康结实，也足够老实。他娘的，这小子和别的黑鬼可不一样，长得不一样，说话办事儿也不一样。上个星期有人出一千七百块要买他呢。”

“那你都没卖？”贝斯略带惊讶地问。

“卖？不，门儿都没有。为什么要卖啊，他可是个天才，会做犁辕，会做马车架，基本上你会的他都会。马歇尔要和我打赌，说要从他的奴隶中找个人出来和普莱特比一比，不用比我就知道，普莱特赢定了，我赢定了。”

“我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啊！”贝斯打量着我说。

“这你就不懂了，你过来摸摸他，”埃普斯再次答道，“像他这么结实的奴隶可不多见。他身体精瘦，挨鞭子可能比不上其他人，但他浑身都是肌肉，没有一块多余的。”

贝斯捏捏我的身体，把我拨转过身，上下仔细检查了一遍，而埃普斯则一直絮叨着我的好处。不过，他的客人对我似乎并不感兴趣，所以这个话题很快就结束了。贝斯不久就离开了，走出院子的时候，他又诡秘地看了我一眼，那意思只有我们两个才能明白。

贝斯走后，埃普斯给我开了路条，我便出发到坦纳家去，这个坦纳并不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彼得·坦纳，而是他的一个亲戚。我在他家拉了一天又大半个夜晚的小提琴，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我没有出门，在小屋里待了一天。星期一，我过河到对岸的道格拉斯·马歇尔家，埃普斯的全部奴隶都跟我一起去了。星期二，我去了老诺伍德，那是马歇尔种植园上游的第三个种植园，它们同在河对岸。

这个地方现在归玛丽·麦考伊小姐所有，她是老诺伍德庄园的女主人，一个孤儿。她是个漂亮可爱的姑娘，二十来岁，是贝夫河上的美人儿和荣耀。她拥有大约一百个专门干农活的奴隶，还有一大堆仆人、看院子的小孩子，等等。她的内兄就住在与她相邻的种植园里，是她的全权代理人。玛丽·麦考伊小姐深受奴隶们的爱戴，他们为自己能够在如此善良的主人家里劳动而倍感欣慰。在整个贝夫河地区，没有哪里能比麦考伊小姐这里更让人向往，这里有丰盛的宴席，更有令人陶醉的狂欢。方圆数英里之内，不管老少，在圣诞假日里都喜欢到她这里来。这里的饭菜最美味，主人的言语也最动听。麦考伊小姐深受人们的喜欢，尤其受到上千奴隶们的爱戴。

我来到她的庄园时，看到这里已经聚集了两三百人。在一栋长长的建筑物内已经摆好了桌子，这是她特意为奴隶们修建的，专门用于举办舞会。桌子上已经应有尽有地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在黑奴们看来，这无疑是最最丰盛的宴席：烤火鸡、烤猪、烤鸡、烤鸭以及各种肉类，烧的、烤的、煮的食物在长长的桌子上成排地摆满了，偶有空隙的地方则用馅饼、果子冻、奶油蛋糕和各式点心填补。年轻的女主人绕着桌子走来走去，微笑着，和每个人亲切地说上几句，似乎非常满意眼前的情景。

晚宴结束后，把桌子收起来，腾出地方，舞会便可以开始了。我调好小提琴，拉了一支轻快的曲子活跃气氛。琴声刚起，很快就有人翩翩舞动起来，其他人则打着拍子，唱起简单却旋律优美的歌。音乐声、话语声、无数人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整个大厅热闹非凡。

晚上，女主人又回来了，她在门口站了好长一段时间，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她打扮得美极了，黑色的头发和眼眸，与柔和无瑕的肤色形成鲜明对比。她看上去柔柔弱弱的，却有股威严的气势；她的动作中透出自然、毫不矫揉造作的高贵和优雅。她站在那里，一身华服，容光焕发。我想，我以前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也许都不及她的一半吧。我之所以不吝笔墨，赞美这样一位美丽而又温和的女士，不仅是因为她激发了我的感激和仰慕之情，更是因为，我希望读者们能够明白，贝夫河上的所有奴隶主并非都像埃普斯、提比茨或吉姆·伯恩斯那样残暴不仁。运气好的话，也许数量很少，但偶尔也能遇到一些像威廉·福特，或者像年轻的麦考伊小姐这样天使般仁慈的好人。

埃普斯给我们的三天年假，到星期二就结束了。星期三早上，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威廉·皮尔斯的种植园时，这位先生向我打招呼，说威廉·瓦内尔已经从埃普斯那里给他带来了口信，允许他留住我，当晚为他的奴隶们演奏小提琴。这将是我在贝夫河两岸见到的最后一场奴隶舞会了。皮尔斯家的聚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亮，当我回到老爷的家时，虽然一夜未眠，精神困倦，但口袋里却装满了白人们赏给我的零钱和小东西。

周六早上，我多年来第一次睡过了头。当我战战兢兢从小屋里钻出来时，发现其他奴隶已经下地了。他们比我早起了十五分钟。我顾不上带吃的和喝的，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奔去。当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我离开小屋时，埃普斯已经站在广场上，冲我大喊着：“真是个起床的好时候。”我紧赶慢赶，在他吃过早餐出来时，已经赶上了大伙儿的进度。但这弥补不了我睡过头的错。他命令我脱掉衣服，趴在地上，抽了我十几鞭子，抽完还问我，以后能不能按时起床。我强忍着后背的疼痛，非常肯定地说：“能！”然后，便继续干我的活。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贝斯。我思考，他的决心和行动会有多少把握，希望能有多大。我知道，人生无常，如果上帝收走了他的生命，那么我得救的希望、我对幸福的憧憬将就此全部终结和毁灭。我的后背疼得厉害，我怎么都振作不起来。一整天，我都垂头丧气、郁郁寡欢。夜晚，当我在硬木板上躺下时，心中更是充满忧伤，天啊，我的心都要碎了。

星期一早上，具体日期是1853年1月3日，我们准时下了地。那是个阴冷的早上，在那个地区，这样的天气并不多见。我们个个脖子里挂着棉花袋子，紧张地向前推进着。我走在最前面，其次是亚伯拉罕大叔，后面跟着鲍勃、帕茜和威利。那天早上，埃普斯没带皮鞭就出来了，这实在是从未有过的稀罕事。他大骂我们光吃不干，无所事事，骂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连海盗听了都要脸红。鲍勃壮着胆子说，他的手指冻僵了，想快都快不起来。埃普斯立刻开始咒骂自己没带皮鞭，他大嚷着说，等他再从家里过来，就让我们好好热热身。我相信他说到就会做到，他会让我们的身体，感觉比被地狱里的烈焰炙烤还要热。我就经常自我安慰，等着瞧吧，他最终一定会到那里去的。

他气急败坏地走了。等他走远后，我们便开始议论起来，这么冷的天气，手指僵硬得不听使唤，怎么可能完成任务啊，老爷实在太不近人情了。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我们议论着老爷的种种不是。直到一辆奔向大宅的马车飞驰而过，打断了我们的议论。我们抬起头，看到两个人正穿过棉花地向我们走来。

现在，我已经讲到了我在贝夫河畔为奴生涯的最后时刻—这将是我最后一次采摘棉花，我马上就要和埃普斯老爷说再见了。在此，我请读者们跟我一起回溯到这年的8月份，当我在埃德温·埃普斯老爷的奴隶小屋里抑郁不振、绝望无助的时候，贝斯的信已经到达了遥远的萨拉托加，上帝保佑，在贝斯的友谊的帮助下，通过各个方面的积极努力，这些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最终铺就了一条光明的自由之路，让我得到了解放。

第二十一章 自由曙光的到来

我已经被厚厚的乌云笼罩了十二年，如今星光终于穿透云层，指引着我重返自由。

在这一章里，我将主要讲述我的恩人亨利·B·诺瑟普先生，以及那些为了我的自由提供过帮助和付出了努力的人。

1852年的8月15日，贝斯写给帕克和佩里的那封信被送到马克斯维尔的邮局。9月初，它终于抵达了萨拉托加。当时，安妮已经搬到了沃伦县的格伦斯福尔斯，她在那里做卡朋特饭店的厨房主管。除非饭店需要，其他时间她基本上都待在家里，和孩子们在一起。

帕克和佩里先生收到信后，立刻找到了安妮。孩子们听到信的内容，个个激动不已，他们一刻不停地直奔仙蒂山隔壁的村子，去找亨利·B·诺瑟普帮忙。

亨利·B·诺瑟普经过仔细查阅，从美国的法律中，找到了关于保障自由公民脱离奴隶制的法令。这项法令是1840年5月14日通过的，全称是《使本州自由公民免遭绑架或沦为奴隶之保障法令》。它规定，当州长获悉本州任何自由公民或居民，被人以不正当手段或不成立的理由，限制于美国其他州或其他领土范围内，并使其成为奴隶；或根据肤色或其他地方的法律，将其定性为奴隶时，则州长应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予以解救，使其恢复自由之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州长有权任命或聘用一名代理人，授予指令。该代理人需要搜集足够证据，以证明此人有重获自由的权利。解救过程中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必要的旅行、措施、提起法律诉讼等，均由财政部拨款。参见附录1 。

为了使州长启动解救程序，首先必须证明两点：第一点，证明我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第二点，证明我是被人以不法手段贩卖为奴隶的。第一点并不难，我家附近许多稍微年长一点的居民都可以为我作证。第二点则只能凭借这封寄给帕克和佩里、且不知出自谁手的求救信。当然，我在“奥尔良”号双桅帆船上也写过一封信，只是很不幸，那封信已经不知所踪，很可能早就遗失了。

安妮核实并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呈给亨特州长阁下，其中细述了她与我的婚姻、我离家前往华盛顿并就此失踪以及收到信件等事，并强调了我是自由公民的事实。总之，凡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信息，全都整理上去了。除了请愿书，另外还有几份宣誓书，它们出自仙蒂山和爱德华堡有头有脸的人物，证明请愿书中所述各项均为事实。那几位先生请求州长任命亨利·B·诺瑟普为其代理人，行使法律职权。

这份请愿书和宣誓书引起了州长的注意。1852年11月23日，州政府盖章确定任命和聘用亨利·B·诺瑟普先生为政府代理人，全权负责解救我的任务，并即刻启程，利用一切便利条件前往路易斯安那。　参见附录2 。

然而，由于工作和政治上的事情，诺瑟普先生耽搁了一些时间，使得出发日期一再推迟到将近年底。这年12月14日，他离开仙蒂山前往华盛顿。路易斯安那州的国会参议员皮埃尔·苏尔阁下、战争部长康拉德先生阁下，还有美国最高法院的纳尔逊法官听说了我的事，在仔细查看了诺瑟普先生的委任状、核证过的请愿书副本和宣誓书后，他们分别向路易斯安那州的先生们发了几封公开信，强烈敦促他们为诺瑟普先生提供相应的便利和帮助。

苏尔参议员尤其关注这件事，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路易斯安那州的所有种植园主们，都有义务帮助我重获自由。他相信，任何一个胸怀荣誉和公正的联邦公民，都会为了维护我的权益挺身而出。得到这些宝贵的亲笔信后，诺瑟普先生便返回巴尔的摩，从那儿去了匹兹堡。他最开始打算，这也是华盛顿的朋友们给他提出的意见—直接南下新奥尔良，找那里的政府当局查问情况。也许是上天自有安排，诺瑟普先生到达红河口的时候，突然改变了主意。正是这一改变，才使他有机会遇到贝斯，从而让他的搜寻不至于无果而终。

诺瑟普先生乘坐最早抵达的汽船，沿红河溯流而上。这是一条流动缓慢、河道弯弯曲曲的小河，它要穿过一片广袤的原始森林和人迹罕至的沼泽。1853年1月1日，大约上午九点钟，他在马克斯维尔下了船，而后径直前往当地法院。那里其实是一个离河岸只有四英里左右的小村子。

从邮戳可以看出，寄给帕克和佩里两位先生的那封信，是从马克斯维尔发出的，因此他认为我就在这里或者附近。诺瑟普先生首先拜访了当地一位知名的法律界人士—约翰·P·瓦迪尔阁下，他是一位高尚的绅士。瓦迪尔先生看了诺瑟普先生带来的几封信，以及各种文件和材料，并听完他陈述我被绑架和囚禁的情形后，立刻以极大的热诚投入到这件事中，尽其所能提供一切帮助。他和其他许多有正义感的人一样，对绑架这样的罪行深恶痛绝。尽管奴隶交易能为当地带来很大一笔财富，但他不允许这种不公正的行为存在。

尽管马克斯维尔的地理位置非常突出，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地图上也以醒目的斜体字标出，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村子里只有一间小酒馆，老板是个快乐又慷慨的人；只有一个法庭，用来审理各类案件；还有成群的野牛和野猪。除了空地上高高树立着的绞刑架，在空中随风摇荡的绳索，就再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了。

瓦迪尔先生从来没有听说过所罗门·诺瑟普这个名字，但他很肯定地认为，如果马克斯维尔或周边地区真有叫这个名字的奴隶，他的黑小子汤姆一定会认识的。于是，他们把汤姆叫过去询问。结果，在汤姆所有认识的奴隶中，也没有这么一个人。

寄给帕克和佩里的信上落款处提到了贝夫河，因此，他们认为我应该就在那一带。但问题是，贝夫河离这儿最近的点也有二十三英里，况且这个名字并不单指一条河，而是包括沿河两岸跨度达五十到一百英里的一大片地方。在这条河边，生活着成千上万个奴隶，那里土壤肥沃，吸引了许多种植园主。求救信中并没有提供明确具体的地址，这给搜寻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最后他们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沿河两岸，一个种植园接着一个种植园地打听下去，直到找到我的下落。这件事，交给了诺瑟普和瓦迪尔先生的弟弟，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是他哥哥办公室里的学徒。瓦迪尔先生把自己的马车提供给他们，并确定搜寻工作从星期一的一大早就开始。

看起来，这很可能是一件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们不可能到地里，一个一个查看那些劳作的奴隶。他们不知道，在这里，我的名字叫普莱特。即便他们问到埃普斯本人，他也只会说不认识这个所罗门·诺瑟普。

然而，他们别无他法，搜寻计划就这么决定了。星期天下午，暂时无事可做，诺瑟普和瓦迪尔先生谈论起了纽约州的政治。

“我实在搞不懂你们州的那些政治派别，”瓦迪尔先生说，“我从报上看到，有温和派和强硬派，有守旧派和烧仓派，还有保守派和激进派，可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说说看。”

诺瑟普先生在烟斗里塞了点烟草，开始郑重其事地向他解释各个党派的特征。最后，他说，其实纽约州还有另外一派，名叫自由土壤党，或废奴主义者。“我猜，在这里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一类人吧？”诺瑟普先生问。

“还真有一个，”瓦迪尔笑着答道，“就在马克斯维尔，那可是个怪人，他到处宣扬废奴主义，和北方那些狂热分子不相上下。不过他是个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的人，只是与人争论时，总是站到不靠谱的那一边。我们这儿的人都喜欢和他辩论，那是件很有趣的事。他的口才特别出众，在我们这里简直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名叫贝斯，是个木匠。”

随后，他们又聊了许多贝斯先生的怪癖。聊着聊着，瓦迪尔先生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他让诺瑟普先生再给他看看那封神秘的求救信。

“我瞧瞧，我……瞧……瞧！”他嘴里重复着，神情专注地浏览信纸，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8月15日，贝夫河。8月15日在这里盖的邮戳。‘为我写信的这个人—’贝斯去年夏天在哪儿干活呢？”他扭头问他的弟弟。他弟弟也不知道，但马上起身离开了办公室。不大一会儿工夫，他又回来了，对他哥哥说：“贝斯去年夏天就在贝夫河上的某个地方做工。”

“就是他了，”瓦迪尔将手往桌子上重重一拍，大声说道，“这个人肯定知道所罗门·诺瑟普的下落。”

他们立刻派人四处寻找贝斯，但却没有找到。打听的结果是，他去了红河边的某地，离马克斯维尔只有几英里路。诺瑟普一刻也没有耽搁，他和瓦迪尔的弟弟驾着马车便向那个地方赶去。他们到那时，刚好碰到正要离开的贝斯，而且他这次离开至少要两个星期甚至更久。各自介绍之后，诺瑟普请求和贝斯单独谈谈。于是，他们并肩向河边走去。后来，我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是这样的：

“贝斯先生，”诺瑟普说，“请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去年8月份，您是不是在贝夫河上做工？”

“是的，先生，8月份我是在那儿。”贝斯回答。

“您有没有替一个黑人奴隶，给萨拉托加斯普林斯的某位先生写过信？”

“抱歉，先生，我觉得，这不关您的事。”贝斯说着，停下脚步，狐疑地看着诺瑟普。

“也许是我太唐突了，贝斯先生，请您原谅。我从纽约州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封信的作者，那封信发于去年的8月15日，盖的是马克斯维尔的邮戳。从我掌握的情况，我推断您可能就是写那封信的人。实不相瞒，我在寻找所罗门·诺瑟普。如果您认识他，请务必坦白地告诉我他在哪里；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我可以向您保证，您透露给我的任何信息，我都不会告诉别人。”

贝斯盯着这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看了许久，一句话也没说。他仍旧半信半疑，正在思忖对方是不是在骗他。最后，他谨慎地说道：

“我就是那个写信的人，这没什么好惭愧的。如果您真的是来救所罗门·诺瑟普的，那我很高兴见到您。”

“您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他在哪儿？”诺瑟普急切地问道。

“我上次见他是在圣诞节，也就是一周前。他是埃德温·埃普斯的奴隶。埃普斯是贝夫河上的一个种植园主，就在赫尔莫斯维尔附近。他在这儿不叫所罗门·诺瑟普，而是叫普莱特。”

谜底终于解开了，我已经被厚厚的乌云笼罩了十二年，如今星光终于穿透云层，指引着我重返自由。他们很快抛开了所有的怀疑和犹豫，开诚布公地在河边谈了许久。贝斯细说了他对我的关注，以及他春天北上的打算，并说即使靠他自己也能把我解救出来。随后，他又讲述了我们的认识过程，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听诺瑟普讲述了我的家庭及我以前的生活。分别之前，他用红色粉笔在一张纸上，为诺瑟普画了一张贝夫河的地图，明确标明了埃普斯种植园的位置，以及最快到达那里的路线。

在这之后，诺瑟普和他的年轻同伴便返回到马克斯维尔。他们决定在那里启动法律程序，来解决我重获自由的问题。于是我成了原告，诺瑟普先生是我的监护人，埃德温·埃普斯是被告。他们按照“动产返回诉讼”的性质，将诉讼提交给教区的治安官，治安官按程序需要将我拘留监管起来，并扣押至法庭作出判决。证明草拟好之后，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由于法官住在镇外较远的地方，暂时无法获得他的签名。因此，只能将其他事项推迟到星期一上午。

表面看，似乎一切顺利。但星期天下午，瓦迪尔来到诺瑟普的房间，提出了几个他们未曾预料的困难。贝斯已经有所警觉，据说他把手头的工作交给了另一个人，打算离开这个州。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辜负了诺瑟普对他的信任。而且，镇上已经有谣言，说客栈里的那个陌生人和瓦迪尔律师搅在一起，意在寻找老埃普斯家的一个奴隶。埃普斯经常在开庭季到马克斯维尔来，所以镇上的人们对他颇为熟悉。瓦迪尔担心，这个消息也许在晚上就能传到埃普斯那里，这样他就有机会在治安官到来之前把我藏起来了。

这一担忧大大推动了营救计划的进程。治安官的家离村子不远，他们立刻通知他，在午夜之后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法官也接到了通知，并表示会与治安官同时到达。说句公道话，马克斯维尔当局在提供帮助方面的确是尽了全力的。

午夜后不久，他们得到了法官的签名。随后，由客栈老板的儿子赶着一辆马车，载着诺瑟普先生和治安官，从马克斯维尔出发，向贝夫河一路狂奔而去。

他们担心，埃普斯可能会对我的自由身份提出质疑。因此，诺瑟普认为，治安官将是一个重要的人证。如果由他描述，我和诺瑟普先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在法庭上可能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他们在途中商定，见到我时，先不给我和诺瑟普先生讲话的机会，而由治安官首先询问我几个问题，比如我有几个孩子，都叫什么名字，我妻子和我结婚之前叫什么，我都知道北方哪些地方，等等。如果我的回答与实际情况一致，对于证明我的身份将起到决定性的帮助。

最后，正如我在上一章结尾所说的，当埃普斯骂骂咧咧地离开棉花地，叫嚣着马上就会回来给我们热热身时，诺瑟普和治安官已经找到了埃普斯的种植园，并看见了正在地里干活的奴隶们。他们从马车上下来，让车夫把马车继续赶到大宅前，并吩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随后，诺瑟普和治安官走下大路，穿过棉花地向我们走来。我们早就发现了他们，纷纷抬头望着马车。走在前面的把后面那个人甩开了好几杆子的距离，白人如此急匆匆地向我们跑来，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尤其是早上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大叔和帕茜惊讶得直发出啧啧声。两人走到鲍勃跟前时，治安官问道：

“谁是普莱特？”

“那个就是，老爷。”鲍勃连忙扯下帽子，指着我回答。

我想不到，他找我会有什么事，于是转身注视着他，看着他走近我。我在贝夫河边住了这么多年，周围较远的种植园主都能认得出来，但这个人，完全是个陌生人—当然，我哪有机会见过他呢？

“你就是普莱特？”他问。

“是的，老爷。”我回答。

他指着站在远处的诺瑟普，问我：“你认识那个人吗？”

我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当我的目光接触到那人的脸时，脑子里突然涌现出许许多多的面孔—熟悉的面孔：安妮，我亲爱的孩子们，死去的父亲，所有与童年、与年轻时有关的情景，所有的朋友和那些难忘的、快乐的日子，一一出现了，又消失了，像影子一样在我眼前倏忽闪现。最后，一个最清晰的记忆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激动地将双手伸向天空，用尽所有的力气大声喊道：

“亨利·B·诺瑟普！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我马上明白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立刻感觉到自由已经近在咫尺。我正要向他跑过去，治安官却拦住了我。

“稍等，”他说，“除了普莱特，你还有其他名字吗？”

“我的真名叫所罗门·诺瑟普，老爷。”我回答。

“你有家室吗？”他又问。

“我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

“你的孩子都叫什么名字？”

“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阿伦佐。”

“你妻子结婚之前叫什么？”

“安妮·汉普顿。”

“谁是你的证婚人？”

“爱德华堡的蒂莫西·艾迪。”

“那位先生家住哪里？”他再次指着仍然站在远处的诺瑟普，问我。

“他家住在纽约州华盛顿县的仙蒂山。”

他还打算继续问我其他问题，但我实在忍不下去了，便推开他，向诺瑟普先生跑去。我抓着这位老朋友的双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更是不受控制地滚滚而下。

“索尔，”他终于开口，“见到你我真高兴。”

我试着开口说话，却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只能默默地拉着他的手，看着他。其他奴隶看着眼前的场景，全都傻眼了，他们惊讶地张着嘴巴，眨巴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十年来，我与他们朝夕相处，在地里、在小屋里，从事着同样劳苦的工作，吃着同样粗糙的食物，忍受着同样不堪回首的悲伤，分享着同样少得可怜的欢乐。然而直到这一刻，在我即将告别他们的时候，他们谁也不曾对我的真实姓名和身世，有过哪怕一星半点的怀疑。

几分钟过去了，我仍然说不出一句话。我一直紧紧握着诺瑟普的手，望着他的脸，我真怕自己会突然醒来，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

“把袋子取下来吧，”诺瑟普终于又说道，“你以后再也不用摘棉花了，跟我们找你的老爷去。”

我顺从地走在他和治安官之间，向大宅走去。走了好长一段距离之后，我才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我问他，我的家人是否都还活着。他告诉我说，不久前他还见过安妮、玛格丽特和伊丽莎白，阿伦佐也好好的。但是我的母亲，我却再也见不到她了。

虽然我已经恢复了理智，但突如其来的巨大兴奋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还是觉得晕眩和虚弱，连路都走不稳了。幸亏治安官架着我的胳膊，扶着我走，不然我想我会晕倒的。我们走进院子，埃普斯站在门口正与车夫交谈。那个小伙子口风很紧，尽管埃普斯一遍又一遍地问他来这里干什么，但他没有透露半点消息。当我们走到跟前时，埃普斯已经和鲍勃或亚伯拉罕大叔一样迷茫，一样晕头转向了。

埃普斯和治安官握了手，治安官向他介绍了诺瑟普先生，之后他们便到大宅里去了。这时，埃普斯命令我去砍些木柴。我照办去了，可是眼看就要砍够一抱之量时，我再也无法集中精神做事，手里的斧头怎么都不听使唤了。最后，当我抱着木柴走进屋里时，桌子上已经铺满了文件，诺瑟普拿着一份正在宣读。我慢慢地往火边放木柴，把每一根木柴都摆得规规矩矩的，想拖延时间多听他们说话。我隐约听，“上面所说的所罗门·诺瑟普”“宣誓证人进一步说”“纽约州之自由公民”等字眼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但从这些只言片语，我已经能够猜出，多年来我在埃普斯老爷和太太面前竭力隐瞒的真相，终于揭开了。我在屋里已经磨蹭得够久了，正当我要出去的时候，埃普斯叫住我，问道：

“普莱特，你认识这位先生吗？”

“认识，老爷，”我答道，“我从小就认识。”

“他家在哪儿？”

“纽约州。”

“你的家也在那儿？”

“是的，老爷，我在那里出生，也在那里长大。”

“这么说，以前你是自由人喽？你这该死的黑鬼！”他嚷道，“我买你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

“埃普斯老爷，”我一反常态，用另一种声调说，“您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啊，况且我以前曾经对一个主人说过，就是绑架我的那个人，我说我是自由的，结果差点被他用鞭子打死。”

“看情形，似乎有人替你写了封信，是不是？那人是谁？”他以命令的口吻对我说，但我没有回答。

“我在问你，是谁写的信？”他再次问道。

“也许是我自己写的呢。”我说。

“你没机会到马克斯维尔的邮局，这点我知道。”

他一再问我，是谁写的信，但我就是不说。于是，他开始咒骂起那个人来，扬言等找到他时，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他气得快要疯掉，不停地骂着那个替我写信的人，同时又痛心自己的财产损失。他对诺瑟普先生说，倘若他早一个小时知道他们的到来，他就会把我赶进沼泽地里，让全世界的治安官都找不到我，那样诺瑟普先生就永远也别想把我带回纽约州了。

我走到院子里去，正要钻进厨房时，后背突然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我扭过头，看到菲比婶婶正端着一锅土豆从大宅的门后走出来，刚才是她朝我扔了一个土豆，虽然力度有点大，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她是想和我偷偷说几句话。她跑到我跟前，在我耳边关切地说道：“上帝呀，普莱特！你怎么想的？那两个人是来找你的对吧？听他们对老爷说你是自由的，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你要跟他们走吗？傻瓜才不走呢，真希望我能走。”菲比婶婶叽里呱啦说完这段话，便迈着大步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埃普斯太太来到了厨房。她跟我说了很多话，她很惊讶，为什么我没有告诉她我的真实身份。她觉得很遗憾，说宁愿失去种植园里的任何一个奴隶，也不愿失去我。如果是帕茜，那她就高兴坏了。再也没人给他们修椅子、修家具了，没人给他们修房子，没人给他们拉小提琴了，埃普斯太太竟真的流下了眼泪。

埃普斯叫鲍勃把他的马牵过来，其他奴隶此时也不再害怕遭受惩罚，他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儿，来到院子里。他们站在小屋后面，不让埃普斯看到。他们冲我招手，要我过去，然后十分好奇地问东问西。如果我一字不落地把他们的话复述出来，连语气、姿态、表情都不变，那必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在他们眼里，我似乎一下子高大起来，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了。

诺瑟普和治安官发出了那些法律文件，他们和埃普斯约定，第二天在马克斯维尔见面。之后，他们便登上马车准备返程。我正准备爬上车夫的座位时，治安官对我说，我应该和埃普斯先生和太太说声再见。于是，我跑回到广场上他们站立的地方，摘下我的帽子，恭敬地说道：

“再见了，太太。”

“再见，普莱特。”埃普斯太太温和地说。

“再见，老爷。”

“啊！你这该死的黑鬼！”埃普斯恶狠狠地嘟囔道，“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离开这儿呢。明天，在马克斯维尔，咱们走着瞧。”

我是个“黑鬼”，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但我现在有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就好像我过去一直是个白人一样。如果当时在临别之际，我能壮起胆子给埃普斯来上一脚，那该多爽啊。我转身向马车走去，帕茜从小屋后面追了过来，她一下子搂住了我的脖子。

“哦！普莱特，”她的脸上满是泪水，哭着对我说，“你要自由了，你要到那边去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了。你让我少挨了多少鞭子呀，普莱特，我真高兴你要自由了，可是，哦！上帝呀！上帝呀！我该怎么办呢？”

我挣脱了帕茜，钻进马车。车夫凌空甩了一下鞭子，马车便应声开始徐徐向前移动。我回过头，看到帕茜低头蹲在地上，埃普斯太太站在广场上，亚伯拉罕大叔、鲍勃、威利，以及菲比婶婶站在大门口，远远地注视着我。我向他们挥挥手，马车在河岸上拐了一个弯，从此，他们在我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

我们在凯里的制糖厂停留了片刻，那里有大批奴隶正在干活。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这真是难得一见的壮观景象。埃普斯骑着马，从我们身旁疾驰而过。第二天我们才知道，他那是要去大松树林找威廉·福特，因为是他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

1月4日，星期二，我和诺瑟普、瓦迪尔、法官、阿沃耶尔县的治安官，在马克斯维尔村的一所房子里，见到了埃普斯和他的法律顾问E·泰勒。诺瑟普先生如实陈述了我的背景资料，展示了他的委任状及宣誓书。治安官描述了他在棉花地里见到我的情景。他们也问了我许多问题。最后，泰勒先生对他的委托人说，他很满意这些证据，这场诉讼如果继续下去必定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关键是花再多的钱都没用。所以，在他的建议下，他们草拟了一份文件，由当事各方共同签署。埃普斯表示，他尊重我的自由权利，并将我正式交给纽约州当局。按照规定，我们当天的全部谈话内容都已记录在案，如今仍保存在阿沃耶尔县的档案室里。参见附录3 。

随后，我和诺瑟普先生立刻赶往码头，登上第一艘经过的汽船，很快便沿着红河顺流而下了。正是这条河流，十二年前，我带着沮丧的心情逆流而上，从此开始了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岁月。

第二十二章 更高级的审判 

人类的法庭让他逃过了惩罚，但这世上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级的法庭，在那里，伪证是起不了作用的。有朝一日，我也很愿意去到那里，接受审判。

汽船朝着新奥尔良的方向驶去。也许我没有表现得太过兴奋，我没有在甲板上激动地跳起舞来，也没有感恩戴德地去讨好这位千里迢迢前来搭救我的恩人：没有给他点烟斗，没有恭候在他的身旁等待最微不足道的指令。我没有那样做，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在新奥尔良逗留了两天。期间，我把弗里曼奴隶场的位置指给诺瑟普先生看，告诉他，当初我被卖给福特时的交易大厅在哪里。在大街上，我们偶然遇到了西奥菲勒斯·弗里曼，但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搭理这个人了。我从一些可敬的先生的口中得知，弗里曼如今混得很惨，他早已声名狼藉，变成一个可悲、粗俗、令人讨厌的家伙了。

我们还拜访了书记员杰诺伊斯先生，苏尔参议员的信便是写给他的。我们发现，他是一位名副其实、品格高尚的绅士。他非常爽快地为我们办了通行证，签了字，并盖上办公室的印章。由于证件中包括书记员对我外貌的描述，在这里插入一下应该不算多余，下面便是我摘录的副本内容：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

第二区办事处：

所有受文机构和个人：

兹证明，纽约州华盛顿县人士亨利·B·诺瑟普已向本机构证明所罗门·诺瑟普为自由之人，此人为白黑混血儿，年龄四十五岁，身高五尺七寸六，卷发，栗色眼睛，生于纽约州。上述之亨利·B·诺瑟普将带上述之所罗门回归故乡，途中须经过南部路线，请各地方机构予以配合，使上述之黑人所罗门能够顺利通行，不受阻挠和骚扰。

该文件由本人亲自签名，并加盖新奥尔良市公章。

签发时间：1853年1月7日

书记员：杰诺伊斯

8日上午，我们坐火车来到了庞恰特雷恩湖，之后又按常规路线抵达查尔斯顿。我们登上汽船，在付船费的时候，一名海关人员叫住了诺瑟普先生，问他为什么没有给他的仆人登记。他回答说，他没有仆人，此番是作为纽约州政府的代理人，陪同一位刚从奴隶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公民返回故乡，因此他不愿也不打算作任何登记。从他与人谈话的内容和态度来看，尽管我可能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但查尔斯顿官员们制造的这点小麻烦，并没有让我们大费周章。总之，我们获准通行，经过里士满时，我还瞥了一眼那里的古丁奴隶场。最终，我们于1853年1月17日抵达了华盛顿。

我们获悉，伯奇和拉德本两人仍然居住在这座城市里。于是，我们立即向华盛顿的治安法官提起诉讼，控告詹姆斯·H·伯奇将我绑架，并卖到南方为奴的犯罪行为。戈达德法官签发了逮捕令，伯奇很快归案。曼泽尔法官对他暂行拘留，直到他缴纳了三千美元的保释金。伯奇刚刚被捕时，显得很惊慌。他到达路易斯安那大街的法官办公室，了解了被起诉的详情之前后，恳求警方允许他见一见本杰明·O·谢科尔兹，此人已经做了十七年的奴隶贩子，是伯奇从前的合伙人。后来，此人成了伯奇的保释人。

1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当事双方都来到了法官面前，包括俄亥俄州参议员切斯先生、仙蒂山的奥维尔·克拉克先生、我和我的辩护律师诺瑟普先生、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约瑟夫·H·布拉德利。

在庭上，奥维尔·克拉克以证人身份宣誓，他作证说，他与我自小相识，我生来就是自由人，而且我的父亲也是自由人。之后，诺瑟普先生也提供了同样的证词，并如实陈述了他受命前往阿沃耶尔县的经过。

随后，埃比尼泽·拉德本也当庭宣誓，并告诉法庭他今年四十八岁，是华盛顿的居民，认识伯奇已有十四年，1841年时他是威廉奴隶场里的看守，他还记得那年我被囚禁在奴隶场的事。此时被告律师已经承认，1841年春天我曾被伯奇带到奴隶场中。法庭随即宣布，休庭片刻。

重新开庭后，本杰明·O·谢科尔兹作为被告方的证人，出庭作证。本杰明块头巨大，性格也粗鲁。这一点，从他回答被告律师问题的言语中，可以看出来。律师问他的出生地在哪里，他像与人吵架一样粗暴地嚷道：

“纽约州安大略县，我就是在那儿生的，生下来时有十四磅重。”

本杰明的确是个胖小子。随后，他作证说，1841年他在华盛顿经营汽船饭店，那年春天曾见过我。他继续作证说，他曾听到两个人的谈话。这时切斯参议员提出反对，理由是第三方的话在这里不能作为呈堂证供。法官驳回了他的反对，于是谢科尔兹继续说下去。他说，那两个人来到了他的饭店，自称有个黑奴要脱手。他们见了伯奇，并对后者说他们来自佐治亚州，但具体哪个县谢科尔兹记不起来了。那两人详细描述了这个黑人的资料，说他是个泥瓦匠，会拉小提琴。后来伯奇同意做这笔买卖，于是他们出去把那个黑人领了进来，那个黑人就是我。

谢科尔兹继续装模作样地陈述，好像他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一样。他在法庭上说，我曾声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佐治亚人，那两人中较年轻的是我的主人。他说，我在与那人分别时流露出深深的痛苦，还说当时我们“都哭成了泪人”。尽管我们依依不舍，我仍然深明大义地说，主人有卖掉我的权利，而且他应该卖掉我，至于为什么，根据谢科尔兹的说法，是因为我的主人当时“赌博上瘾，一掷千金，急需要钱”。

根据当时的法庭记录，他接着又说了下面的话：“伯奇按惯例，问了那个黑人一些问题，并对他说，如果买了他，就会把他送到南方去。那黑人说他没有异议，实际上他很愿意到南方去。据我所知，伯奇为了买他花了六百五十块。我不知道当时他叫什么，但反正不是所罗门。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卖家的名字。他们只在我的店里待了两三个小时，期间那黑人还拉了会儿小提琴。买卖契约是在我的酒吧间里签的字。那是一张粗坯纸，由伯奇起草的。1838年之前，伯奇是我的生意伙伴。我们的生意就是奴隶买卖，后来他去和新奥尔良的西奥菲勒斯·弗里曼搭伙了。伯奇在这边买，弗里曼在那边卖。”

在谢科尔兹出庭作证之前，我早已向法庭详细陈述了，我受布朗和汉密尔顿的蛊惑，跟他们一同前往华盛顿的前前后后。谢科尔兹显然听到了这些内容，所以在他的证词中才会出现“两人”之说以及我拉小提琴的事。他的证词几乎没有一句实话，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然而，他却在华盛顿找到了一个证人。

这个所谓的证人便是本杰明·A·索恩。他作证说，1841年他在谢科尔兹的饭店里，见到过一个拉小提琴的黑人。“谢科尔兹说，他是个准备出售的奴隶。我听他主人对他说，要把他卖掉。那黑人也对我承认，他是个奴隶。不过他们付钱的时候我并不在场。就是这个黑人，当时他的主人几乎快哭出来了，而且我觉得那黑奴已经哭了！我时不时地会带些奴隶到南方去，这一行我断断续续地干了二十年了，没有奴隶可带的时候，我就干点别的事儿。”

之后，我方提议，让我以证人身份陈述证词，但遭到了反对，法庭决定对我的证词不予采纳。原因很简单，我是个黑人—但我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这一点是不存在争议的。

根据谢科尔兹的证词，伯奇当时买下我时，曾签了一份买卖契约。法庭要求伯奇出示这份契约，以便印证索恩和谢科尔兹的证词。被告律师也认为有必要出示这份契约，如果无法出示，则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伯奇无法向法庭出示这份契约，但他希望以证人身份为自己辩护。他这样做等于代行律师职权，他的证词违反了证据规则，是不能作为呈堂证供的，倘若允许他这样做，将会大大改变审判的结果。然而，没想到的是，法庭竟然接受了他的证词。他宣誓之后说，的确存在这样一份契约，但早已被他弄丢了。此时，我方请求法官派警官前往伯奇的住处，将他1841年买卖奴隶的账册取过来。法庭同意了这个请求。在我们还没有想出下一步的对策之前，警官已经拿回了全部账册，并呈上法庭。他们找到了1841年的账册，但尽管经过反复仔细地查找，始终没有找到关于我的交易记录。

根据这些证据，法庭认为，我起诉伯奇的理由不成立，伯奇无罪释放。

随后，伯奇和他的那帮小人又试图反咬一口。他们控告我与另外两名白人共谋诈骗于他。审判结束一两天后，这件事被登上了《纽约时报》。在此，我摘录部分文章内容如下：

“在被告无罪释放之前，被告的律师已经起草了一份宣誓书，且由伯奇签名，指控该黑人伙同上述的另两名白人诈骗伯奇六百二十五美元。他们以此向法庭申请了逮捕令，法庭受理，黑人被捕，交由戈达德法官审讯。伯奇和他的证人们悉数出庭，亨利·B·诺瑟普担任黑人的辩护律师，他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担任辩方律师，并要求法庭即刻开庭，万勿推迟。伯奇和谢科尔兹私下里交谈片刻后，向法官提出撤诉请求。被告律师表示，被告对此难以接受，拒绝同意。伯奇随后请求法官将起诉书和逮捕令交予他保管，法官同意。被告律师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并坚持认为，这些文件应成为法庭记录的一部分，已经开始的法庭程序不应中止。于是伯奇又将文件交还给法庭，而后法庭宣布，由于起诉人提出撤诉请求，此案不予继续审理，案宗存档。”

有些人偏于相信那个奴隶贩子的话，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是奴隶贩子，他的话也比我的更有分量、更可信。谁让我是个可怜的黑人呢？这是一个被蹂躏、被轻视的种族，压迫者们才根本不会用心听他们卑微的声音。但我知道真相，陈述事实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可以当着任何人的面，当着上帝的面，郑重声明：伯奇等人提出的任何针对我的指控或声明，包括说我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人合谋出卖自己，以及关于我前往华盛顿的其他版本的解释，我失去自由并被囚禁在威廉奴隶场等情况，全是不折不扣的谎话。我在华盛顿从来没有拉过小提琴。我从来没有去过汽船饭店，更没见过索恩或谢科尔兹。他们自编自导的这出三重唱，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既卑鄙无耻，又荒唐可笑。倘若真如他们所言，我自愿卖身为奴，那我又何必让人把我解救出来，还来起诉伯奇呢？对他，我应该避之唯恐不及，何必自动送上门去呢？我难道不知道，走这一步会让我背上无耻的恶名，难道还要迎头而上吗？对于我这样一个心系亲人、归心似箭的人来说，难道我甘冒被曝光，甚至面临刑事检控或犯罪的风险，硬把自己拖到这样一个损人不利己的境地？伯奇和他的同党们用如此幼稚的手段指控我，实在令我愤慨。我之所以把他揪出来，与他当庭对质，指控他犯下绑架的罪行，唯一的动机便是，我希望他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负责，我希望他得到正义的审判。然而，如上所述，他被无罪释放了。人类的法庭让他逃过了惩罚，但这世上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级的法庭，在那里，伪证是起不了作用的。有朝一日，我也很愿意去到那里，接受审判，至少在那里我的这些声明会得到足够的关注。

1月20日我们离开了华盛顿，经费城、纽约和奥尔巴尼，于21日晚到达仙蒂山。望着周围熟悉的景色，幸福的暖流从我的心底汩汩涌动，我好像又回到了朋友们中间，回到了旧日的时光。第二天早上，我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前往格伦斯福尔斯，去找安妮和我的孩子们。

我走进他们舒适的小屋，玛格丽特第一个看到我。但她没有认出我，我离开时她才七岁，还是个天天抱着布娃娃的小丫头。现在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并且已经结婚，她身边站着一个眼睛又大又亮的小男孩儿。为了纪念他那不幸的外公，她把孩子取名叫所罗门·诺瑟普·斯汤顿。当玛格丽特知道我是谁后，惊讶得有些不知所措，她目瞪口呆地盯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随后，伊丽莎白也走进了屋子，而安妮得到了通知，也从饭店跑了回来。他们拥抱我，搂着我的脖子久久不松开，激动的泪水不停地从脸颊上淌过。我不想说太多当时那种久别重逢的画面，因为想象永远比描述的更美好。

我们渐渐平复了激动的情绪，转而变成了无比的欢乐。一家人围坐在火旁，感受着弥漫整个小屋的融融的暖意。我们在柴火的爆裂声中，彼此倾诉衷肠。十二年来发生了多少事啊，我们分开得太久了，彼此都有太多的经历，都饱尝过希望和恐惧、欢乐和痛苦、审判和灾难。

我的儿子阿伦佐去了西部，前不久还曾给他的妈妈写过一封信，说等他攒够了钱就去把我赎回来。这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他最大的人生目标。他们都知道我被绑架并被卖为奴隶的事。我在船上偷偷写的那封信，以及克莱门斯·雷都曾经这样告诉过他们。但他们苦于没有我的具体下落，束手无策。直到收到贝斯这封信，他们才算看到了希望。安妮告诉我，有一次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哭着从学校回来，问了才知道，她们在学习地理的时候，从书上看到了奴隶们在棉田里劳作、监工手提皮鞭在后面赶的图画。这让她们想到了我，想到我可能遭受的苦难，当时我也的确正在南方遭受那样的煎熬。我们彻夜不眠，说了许许多多的话，我能感受到，一直以来他们都在殷切地思念我。当然，这些也不必再向读者一一赘述了。

我的讲述到此结束了。对于奴隶制，我不想过多评论。从我的经历中，读者们应该会对这种独特的制度产生自己的看法。其他州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不甚了解。但我在书中，我所描述的红河及贝夫河沿岸的情况，却都是切切实实存在的。我没有杜撰，也没有夸大。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欠缺的话，那就是，我向读者们展示了太多光明的一面。我毫不怀疑，像我这样被绑架、继而被卖为奴隶的自由公民一定不在少数。此刻，他们也许正在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里，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但我需要克制，苦难磨炼了我的忍耐力。感谢那些仁慈的好人，我才得以重见天日，重新得到自由与幸福。从今往后，我只希望能够堂堂正正、安安稳稳地过平凡人的日子。如果上帝允许，在我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就让我在亲人们的簇拥下安然离去，而后在我父亲长眠的那座教堂墓地里，找一个属于我的永久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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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1 ：《使本州自由公民免遭绑架或沦为奴隶之保障法令》

通过于1840年 5月 14日

纽约州参议院和议会代表纽约州人民颁布法令如下：

（  1）无论何时，当州长获悉本州任何自由公民或居民被绑架或运出州境，到其他州或美国其他领土范围内为奴，或者任何自由公民或居民被人以不正当手段限制自由、囚禁或限制在任何一个州或美国其他领土范围内从事奴隶工作，声称或佯称此人为奴隶，或者根据该州或领土范围内的法律以肤色为标准认定此人为奴隶或剥夺其自由公民的人身权利，则州长需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使此人重获自由并回归本州。本法令在此授权州长可根据需要任命或聘用一名或多名代理人实施此拯救和护送任务；州长需授予上述代理人以委任状和行动指令，以助其完成任务。州长可决定对代理人必要支出之外的其他服务提供补偿。

（  2）上述代理人应搜集适当证据，证明被解救人的自由权利，并在州长的领导下，为使被解救人重获自由，回归本州，根据需要前往各地，采取各种措施，提起诉讼等法律程序等。

（  3）在从事上述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须经过审计官审计核准并开具证明，然后由本州财政部拨款支付。财政部亦可提前支付，但需要有审计官的证明，同时还需要州长的书面证明，表明该款项为此代理人完成使命之合理支出。但代理人完成任务之后需再次到审计机关对账，核准支出金额。

（4）本法令即时生效。

附录2 ：《安妮的请愿书及各项证明》

尊敬的纽约州州长阁下：

这是我向您提交的请愿书，我现在住在本州沃伦县的格伦斯福尔斯村，在此我恭敬地向您陈述以下事实：

我叫安妮·诺瑟普，婚前名字叫安妮·汉普顿；去年3月14日我已经整四十四岁。我于1828年12月25日与所罗门·诺瑟普在本州华盛顿县的爱德华堡成婚，证婚人是当地的治安法官蒂莫西·艾迪先生。我们婚后一直生活在爱德华堡，直到1830年，我们全家搬到了同一个县的金斯伯里镇，并在那里生活了大约三年，随后我们又搬到了本州的萨拉托加斯普林斯，随后在该地及其相邻的镇上一直生活到1841年。这年，我的丈夫所罗门去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从此杳无音信。

1841年，我获悉，纽约州华盛顿县仙蒂山的亨利·B·诺瑟普收到了一封从新奥尔良发出的信，信中说我的丈夫所罗门在华盛顿遭遇绑架，并被带到了一艘船上，当时那艘船在新奥尔良停留，但他说不清自己是怎么陷入那种境况的，也不知道最终的目的地是哪里。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我丈夫所罗门的任何消息。直到去年9月，我再次收到了丈夫的一封信，此信是从路易斯安那州阿沃耶尔县教区的马克斯维尔发出的，信中说他被卖到那里做奴隶，我认为这是个确切可靠的消息。

我丈夫四十五岁，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之前从未离开过纽约州，直到前面提到的去华盛顿那一次。所罗门·诺瑟普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却被人指为奴隶，以不正当手段卖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阿沃耶尔县教区的马克斯维尔。

我丈夫所罗门的父亲是敏图斯·诺瑟普，曾经是个奴隶，后获得了自由，于1829年11月22日在爱德华堡去世。所罗门的母亲是位白黑混血儿，或可能拥有四分之三的白人血统，五六年前在纽约州的奥斯威戈县去世，据我所知，她一直是自由人。

我的家庭贫困，无力承担解救丈夫所罗门所需的支出。

因而恳请州长阁下视情况所需聘用代理人前往解救所罗门·诺瑟普，以便使纽约州于1840年5月14日通过的《使本州自由公民免遭绑架或沦为奴隶之保障法令》得以贯彻执行。

再次诚挚恳求。

安妮·诺瑟普（签名）

1852年 11月 19日

纽约州政府，

另华盛顿县政府：

安妮·诺瑟普，纽约州沃伦县格伦斯福尔斯村人士，在此郑重发誓，以上请愿书中所述内容均为事实。

安妮·诺瑟普（签名）

宣誓公证人：治安法官 查尔斯·休斯

1852年 11月 19日

我们建议州长阁下委任纽约州华盛顿县仙蒂山村的亨利·B·诺瑟普先生为代理人之一，负责解救上述安妮·诺瑟普在请愿书中所指的所罗门·诺瑟普。

纽约州华盛顿县仙蒂山

1852年  11月 20日

（签名）

彼得·赫尔布鲁克

丹尼尔·斯威特

B·F·豪格

阿尔蒙·克拉克

查尔斯·休斯

本杰明·费理斯

E·D·贝克

约西亚·H·布朗

奥维尔·克拉克

纽约州政府，

另华盛顿县政府：

约西亚·汉德，上述州县仙蒂山村人士，在此郑重发誓：我五十七岁，生于上述村庄，且一直居于此地；我在此证实自1816年以来便与敏图斯·诺瑟普及其子所罗门·诺瑟普相识；该所罗门·诺瑟普即为安妮·诺瑟普请愿书中所指之人。我可以证明敏图斯·诺瑟普从与我相识到最终去世期间，均在金斯伯里和爱德华堡务农；敏图斯及其妻子，即所罗门·诺瑟普之母亲均为纽约州自由公民，我对此无异议；我证明所罗门·诺瑟普生于华盛顿县，并于1828年12月25日在爱德华堡结婚，其妻子和三名子女—两女一男—目前住在纽约州沃伦县的格伦斯福尔斯；所罗门·诺瑟普在1841年被绑架之前生活在本州的华盛顿县及周边地区。1841年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所罗门·诺瑟普，但据可靠消息，所罗门·诺瑟普已被人以不正当手段贩卖至路易斯安那州为奴，我对此亦无异议。同时我对安妮·诺瑟普在其请愿书中所陈述的各项事实也无异议。

约西亚·汉德（签名）

宣誓公证人：治安法官 查尔斯·休斯

1852年 11月 19日

纽约州政府，

另华盛顿县政府：

蒂莫西·艾迪，上述州县爱德华堡人士，在此郑重发誓：我六十岁，在上述地点居住五十年以上。我与安妮·诺瑟普请愿书中所指的所罗门·诺瑟普及其父亲敏图斯·诺瑟普已经认识多年；敏图斯·诺瑟普曾经做过奴隶，其妻子为白黑混血儿，二人育有两子，分别叫约瑟夫和所罗门。1828年之前，敏图斯全家在爱德华堡居住多年；敏图斯于1829年逝世于爱德华堡。1828年12月25日，该地治安法官主持了所罗门·诺瑟普与安妮·汉普顿的婚礼。我明确指出，上述所罗门为纽约州自由公民，且我可以证明其人在1840年之前从未离开过本州，但1840年之后我们便没有再见过面。最近我得知所罗门·诺瑟普被囚禁于路易斯安那州阿沃耶尔县教区的马克斯维尔为奴，我认为此消息真实可靠。另外我说明，上述的敏图斯·诺瑟普去世时已年近六十岁，但当时他成为自由公民至少已有三十余年。

我证明，所罗门·诺瑟普之妻为人正直，品性和名声都很好，其在所附请愿书中的陈述真实可信。

蒂莫西·艾迪（签名）

宣誓公证人：法官 蒂莫西·斯托顿

1852年 11月 19日

纽约州政府，

另华盛顿县政府：

亨利·B·诺瑟普，上述州县仙蒂山村人士，在此郑重发誓：我今年四十七岁，一直居于上述州县；我与敏图斯·诺瑟普相识多年，直至后者于1829年在爱德华堡去世。我认识敏图斯之子—所罗门和约瑟夫；二人均生于上述的华盛顿县；该所罗门即为安妮·诺瑟普请愿书中所指的丈夫所罗门·诺瑟普，我与他自小相识，他长期生活在华盛顿县及周边地区，直到1841年失踪。所罗门能读会写，其父母均为纽约州自由公民；1841年，我收到所罗门的一封信，邮戳显示发信地点为新奥尔良，信中说所罗门在前往华盛顿工作期间遭人绑架，自由证明被掠夺，当时正戴着镣铐，被人当作奴隶囚禁在一艘船上；但他不知道最终目的地，并让我设法营救；我认为信件内容真实可信，但目前该信件已经遗失，无法找到；从那时起，我一直努力打探所罗门的下落，但始终没有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去年9月，我收到一封所罗门找人代笔写的信，信中透露他在路易斯安那州阿沃耶尔县教区的马克斯维尔或附近地区，已经失去人身自由，沦为奴隶；我认为该信件中的信息真实可信，所罗门·诺瑟普确已被人以非法手段运往上述的马克斯维尔为奴。

亨利·B·诺瑟普（签名）

宣誓公证人：治安法官 查尔斯·休斯

1852年 11月 20日

纽约州政府，

另华盛顿县政府：

尼古拉斯·C·诺瑟普，上述州县仙蒂山人士，在此郑重发誓：我今年五十八岁，与安妮·诺瑟普请愿书中提到的所罗门·诺瑟普相识已久。我知道所罗门此时大概四十五岁，生于纽约州华盛顿县或埃塞克斯县，1841年之前一直在纽约州之内生活，而之后，我再未见过所罗门，且不知其具体去向，直到一个星期之前，我听说所罗门被困在路易斯安那州。我能证明，所罗门大概是在二十四年前在上述州县的爱德华堡成婚的，他的妻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目前生活在纽约州沃伦县的格伦斯福尔斯。我发誓，所罗门·诺瑟普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早年生活在华盛顿、埃塞克斯、沃伦和萨拉托加等县，而其妻子和儿女在所罗门婚后的时间一直生活在上述各县内。我认识所罗门的父亲敏图斯·诺瑟普，此人原先是黑奴，但后来获得了自由，他于1829年11月22日逝世于纽约州华盛顿县的爱德华堡，葬于仙蒂山墓地；他死前三十年一直生活在埃塞克斯、华盛顿和伦塞勒县，死后留下妻子和两个儿子，分别是约瑟夫和所罗门。所罗门的母亲是白黑混血，五六年前已经死在纽约州的奥斯威戈县。我证实，所罗门的母亲在生下所罗门·诺瑟普时已经不是奴隶，而且在随后的五十年中没有再做过奴隶。

尼古拉斯·C·诺瑟普（签名）

宣誓公证人：治安法官 查尔斯·休斯

1852年 11月 19日

纽约州政府，

另华盛顿县政府：

奥维尔·克拉克，上述州县仙蒂山人士，在此郑重发誓：我五十多岁，1810至1811年间，或那些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生活在上述的仙蒂山和格伦斯福尔斯；我认识敏图斯·诺瑟普，他是个黑人，但当时是自由公民；敏图斯的妻子，也就是所罗门的母亲也是自由公民；从1818年到敏图斯·诺瑟普去世—大概在1829年，我与敏图斯一直保持着彼此熟识的关系；我证明，他在当地是个令人尊敬的人，且是个自由人；同时，我也认识敏图斯的儿子所罗门·诺瑟普，相识时间大约从1818年到1840或1841年，也就是后者失踪之时；其妻子安妮·汉普顿是威廉·汉普顿的女儿，是我的一个近邻；上述之安妮，即所罗门之妻，目前生活在附近地区；上述之敏图斯·诺瑟普和威廉·汉普顿均为受人尊敬的先生；其二人各自的家庭也享有不错的口碑，且都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威廉·汉普顿拥有选举权，而敏图斯·诺瑟普作为自由公民，则拥有参选的财产资格。

我还可以证实敏图斯之子，安妮·汉普顿的丈夫所罗门·诺瑟普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上述之安妮·汉普顿，所罗门·诺瑟普之妻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正直的女人，因此我认为该女子诚实可信，并相信她向州长提交的请愿书中所陈述的内容为事实。

奥维尔·克拉克（签名）

宣誓公证人：治安法官 U·G·帕里斯

1852年 11月 19日

纽约州政府，

另华盛顿县政府：

本杰明·费理斯，上述州县仙蒂山人士，在此郑重发誓：我五十七岁，在上述州县和村庄生活了四十五年；我与敏图斯·诺瑟普熟识，时间从1816年至1829年直到后者在爱德华堡去世；我认识敏图斯的孩子，分别为约瑟夫·诺瑟普和所罗门·诺瑟普；该所罗门即为请愿书中之所罗门；敏图斯在华盛顿县生活多年直到去世，在此期间他已是纽约州自由公民；上述之请愿人安妮·诺瑟普是一个品格正直的妇女，其在请愿书中所陈述的内容真实可信。

本杰明·费理斯（签名）

宣誓公证人：治安法官 U·G·帕里斯

1852年 11月 19日

纽约州政府，

奥尔巴尼行政处：

本人在此声明前述各宣誓书为行政部门留档证据之准确副本，以这些宣誓书为依据，本人已经委任亨利·B·诺瑟普为本州代理人，采取适当措施救助前述中提到的所罗门·诺瑟普。

州长华盛顿·亨特（签名）

私人秘书 J·E·R

1852年 11月 30日

纽约州政府，

行政部：

纽约州州长华盛顿·亨特，敬请相关人员注意：

我已收到确切消息，称本州自由公民所罗门·诺瑟普被人以非法手段卖往路易斯安那州为奴。

根据本州法律，本人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拯救任何通过非正常手段沦为奴隶的自由公民，使其重获自由，回归故里。

依照1840年通过的本州法律第375条授予我的职权，本人已委托并任命本州华盛顿县的亨利·B·诺瑟普为代理人，全权处理解救所罗门·诺瑟普的相关事宜。本人在此授权上述代理人可以开始必要和适当的法律程序，搜集证据，获得顾问信息，采取一切必要和正当的手段完成这一使命。

同时上述代理人根据指示将以最便捷的方式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履行使命。

本人签字盖章，以兹证明。

（签名，盖章）

华盛顿·亨特

私人秘书 詹姆斯·E·拉格斯

1852年 11月  23日

附录3

路易斯安那州政府，

阿沃耶尔县教区：

本人为阿沃耶尔县教区的书记员阿里斯蒂德·巴滨，现就纽约州华盛顿县人士亨利·B·诺瑟普受其所在州州长华盛顿·亨特之委托前往本地解救一名受困为奴的黑人自由公民一事作如下记录：上述之亨利·B·诺瑟普于1852年11月23日获得上述州长之委任，全权负责解救一名在本地为奴的黑人自由公民所罗门·诺瑟普，此人曾遭受绑架并被转卖于本地。现在是阿沃耶尔县教区种植园主埃德温·埃普斯的私人财产；上述代理人已经承认埃德温已于今日同意将前文提到的自由黑人所罗门·诺瑟普交予他带回纽约州，使其重获自由。埃德温·埃普斯对上述代理人提供的证据表示满意，并承认所罗门·诺瑟普理应享有自由权利。双方同意本文件应附有核证的授权书副本。

双方核准签字。

（签名）

亨利·B·诺瑟普

埃德温·埃普斯

书记员：阿里斯蒂德·巴滨

合法的见证人签名于下：

（签名）

E·泰勒

约翰·P·瓦迪尔

1853年  1月  4日 马克斯维尔

路易斯安那州政府，

阿沃耶尔县教区：

本人在此声明，上述记录为原始记录之真实准确的副本，原件保存于本人办公室。

本书记员亲自签名并加盖阿沃耶尔县教区公章。（盖章）

书记员签名：阿里斯蒂德·巴滨

1853年  1月  4日

 伯戈因（1722~1792）：英国陆军上将、戏剧家。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率领英国军队与美军作战。著有戏剧《女继承人》。

  特洛伊：美国纽约州一城市。

奥尔巴尼：美国纽约州首府。　

哈里森将军：此处指威廉·亨利·哈里森（1773~1841）：美国军事家，曾在与印第安人的战斗中获得胜利。同时也是美国第九任总统（1841年3月 4日~1841年 4月 4日），因肺炎死于任期内，是美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短的总统，只有一个月。

五尺十寸：英制单位五英尺十英寸，约合公制的178公分。

苏厄德：指威廉·H·苏厄德（1801~1872）：美国律师、地产经纪人、政治家，曾任美国国务卿和纽约州州长。

巴吞鲁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首府。

毗斯迦山：《圣经》中的山名，位于死海东北方。

纽波特和萨拉托加：纽波特是美国东北部罗德岛州的一座海滨城市，萨拉托加是美国纽约州东部的一个县，该县以温泉避暑出名。两地均为著名的富人度假避暑胜地。

富尔顿（1765~1815）：美国工程师，发明家，蒸汽轮船的发明者。

约翰·吉尔平：英国诗人威廉·柯珀的诗歌《约翰·吉尔平》中的人物，诗中有他善于骑马的描写。

仁慈的撒玛利亚人：基督教文化中一个著名的成语和口头语，意思是好心人，见义勇为者。

但以理：此处的但以理和后面的约拿都是《圣经》中的人物，他们都是得到上帝的指引和保护，入险境而不死的人。

山姆：前面还有一个山姆，是华盛顿人，威廉·福特的奴隶，后来被卖给了彼得·康普顿。

查尔斯顿：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首府。

六英尺：转换成公制长度单位大约为183公分。

夸脱：容量单位，主要用于英国、美国及爱尔兰。英美两国夸脱代表不同的容量，美制一夸脱等于0.946升。

杰克逊将军（1824~1863）：此处指的是托马斯·卓纳森·杰克逊，美国南部同盟将军，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最了不起的战术高手之一，南军中仅次于“战神”罗伯特·李的出色战将。

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语出《使徒行传》第九章。该书是介绍耶稣基督升天后，他的门徒们传道、殉教的事迹，其中包括保罗门徒路加写的关于保罗的事迹。是新约圣经的第五卷书。

班卓琴：上部的形状像吉他，下部的形状像铃鼓，有四根弦或者五根弦，用手指或拨子弹奏。历史相传，班卓琴起源于西非，在17世纪奴隶买卖盛行的时代，黑奴把它引进新大陆。后来，班卓琴从南方的种植园渐渐传至美国北方各州，在拓殖者中流行起来。

欧里·布尔（1810~1880）：富有传奇色彩的挪威小提琴家和作曲家。

花布舞：一种活泼轻快的舞蹈，起始于18世纪的法国。

汤姆叔叔：美国女作家斯陀夫人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他也是一个黑奴。

隐士彼得：被认为是煽动十字军东征的最主要的鼓吹者之一。

《走进<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是斯陀夫人。她的著作《汤姆叔叔的小屋》发表后，其中关于黑奴悲惨生活的描写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针对这些质疑，斯陀夫人写成此书，详细说明了小说故事的取材来源和成书过程，并提供了许多真实可信的文件资料，以证明小说中某些情节的真实性。

索尔：所罗门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