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终结（第一部）

沙黑 著

母亲的巨痛，

牵动儿女的心肠；

积久的呕吐，

是想起母亲的悲伤。

——作者自题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

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

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道家经典《老子•道德经》

日期像是驿站，

命运之神

就在那儿换马，

教历史换调子。

——拜伦《唐璜》

目录

第一章 泛起（之一）

第二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幸福

第三章 泛起（之二）

第四章 泛起（之三）

第五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一）

第六章 泛起（之四）

第七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二）

第八章 壮年（之一）

第九章 宗进庭的往事回忆：故人

第十章 壮年（之二）

第十一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三）

第十二章 壮年（之三）

第十三章 壮年（之四）

第十四章 壮年（之五）

第一章 泛起（之一）

一九六六年的特别明媚的一天，他跨进了中山塔亭州市人委朝南洞开的大门。他有好几年不到那块地方去了。

令他惊奇的是，“审干办”依然存在，而且人员也大体没有变动。他们和他，在一刹那间似乎有亲切的感情交流，似乎就像老友乍然重逢一样，不过，诧异的神色像一片乌云飞至、停在了他们的脸上，让他们脸都黑了，他所熟悉的对他的厌恶，也像一队受到召唤的士兵似的，随即站到了他们脸上，让他感到这间屋子里的时间并未流逝，空气也永远凝固。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新写的申诉书，说，这是我的申诉。没有人接他的，他放在桌上，他们也不拿眼睛去看。一个人冷冷地讥讽地说，你反正是年年都寄一份来的。有的人因为这句话的尖刻讽刺而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说，我不知道你们还在这里。没想到，有一个人立即厉声问道：什么意思？好像他触犯了什么绝不可触犯的东西，使得这个人愤怒了。他忙说，没有什么意思，时间长了，我不了解这个办公室是不是还在……所以……好吧，再见，不打扰了……他自言自语似的退了出来，身上惊吓出了冷汗，卑微之感像石头压抑着内心……

乔丽走后，他每月必去一信，甚至两信，在信上与乔丽谈心，但乔丽也像“审干办”这样对他不理，没有一个回音。他对乔丽，像对一个新的恋人一样不舍地追求。也许他注定要这样再追求一次，然后才能重新得到乔丽。他和乔丽这样地渺小，而且成了“社会渣滓”，可是还都活着，与别人在表面相同的时光里过着，却过得极不一样。何以不死？他追问着自己，他发现，答案只有一个：岂能不明不白而死？看来，生，倒是为了死，为了在怎样的状况、怎样的名声下死去！

他要改变他上次的窘迫，同时也出于一种焦虑，不久之后，他又到“审干办”去了。他将要斗胆地对他们进行一些追问。

那是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的的日子，周恩来、邓小平分别在首都和上海的欢迎大会上讲话。报纸上的宣传中心大体有两点，一是要“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二是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把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他是放下手中《人民日报》，走向亭州市人委的，报纸上的通栏标题“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久久显现在他的头脑中，一切令他费解困惑而且恐惧。

他的事情一定会被这种新的他还完全不了解的大形势往后推得更远，他觉得自己这个预感是准确的。但他还是向中山塔走去，好像固执地不肯承认任何身外之事的到来，固执地要把握住只属于自己的事情。其实，他向来的努力，从来不曾能把管定了自己的恶运，这个压在整个身上的巨石，移动过一点点。他这是有点偏执狂了，但他无法停下自己的脚步。

他得到的是极其冷淡的对待、近于粗暴的回答：你的申诉，早已有了批复，怎么还不停地写申诉？你的问题结束了，不要再写、不要再跑了！他没有被吓住，他说，你们至今没有把给我定案的证据给我本人看，这是不对的，过去我在省里上访时，省里负责接待的一位女同志说过，这样的证据应当同本人见面。至少，当然，这是我想的，也要以某种方式，明示给本人。

没有想到，他这样委婉的话，这样谦恭的态度，得到的回答竟然那样粗暴、挖苦：那你叫她给你看好了，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他挨了想不到的当头一击，哑口无言。是的，看来他首先得去把规矩到底如何打听一个分明，才能晓得应当怎样说话。他就这样吞下一个大苍蝇似的，什么也说不出，自己连连点头，离开了那里。但他注意到，那些人也正在看那份《人民日报》。

他意识到自己对世事的漠然过份了一些，以至于产生了这样的固执。事实上亭州也是有事的。五月份，开始动员批判“三家村”，不光是读读报纸、讨论讨论，市里还曾宣布出两个不能算小的“三反分子”，一个是亭州科委主任，一个是某初级中学校长，在一个小城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他们平时喜欢吟诗作赋、夸夸其谈，被选中“上挂下联”，也就不奇怪。他心里也曾为之一动，但终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就这样糊里糊涂过了下来。这是不对的，很危险的。

于是，他倒赶忙抓紧起来，到学校图书室翻阅五月份以来的报纸。他需要把眼前的政治形势，好好研究一下。他看到各报转载姚文元的大文章《评三家村》，看到“我共青团不派代表团参加苏联共青团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严正声明，因为“苏联共青团领导已堕落为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修正主义的工具”，他看到《人民日报》上的一系列社论，他的目光不由得停留在那些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字句上：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

“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是一场严重的、尖锐的、复杂的政治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将来面貌，关系到世界革命”，

“任何牛鬼蛇神，任何阴谋家和野心家，想要从内部来夺取我们的堡垒，在中国重演赫鲁晓夫篡党篡军篡政的丑剧，都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点他们的名，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

这些字句，真是使他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他由衷感到他自己和妻子蒙冤受屈的事情确实是显得太渺小、太渺小了，而他这样执着于自己的事情，也显得是自私的、不对的、可恶的了。他立即原谅了“审干办”那些人对他的态度。

目光所及，他从报上看到北京大学正在发生很大的风波，而《人民日报》予以极大关注，对北京大学的一份大字报表示支持，说：“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左派队伍迅速扩大……保皇党吓破了胆……”

他还看到北京市委出了事，被中央宣布改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

这些，多么令人震惊而又迷惑、恐惧……

在七月份的报纸上，他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声明”，说：“中国准备承担最大民族牺牲，支援越南人民战胜美帝。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后盾，中国辽阔国土是越南后方。中越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是战胜美帝的最可靠的保证”。

他看到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报道和照片，他久久地看着身穿浴衣、十分健康、正在向群众挥手致意的一代伟人毛主席。毛主席在畅游长江之后说：

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报纸上说，“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他觉得自己很理解很赞成这句话，而且他也得到个人小我融入全国大我的一种幸福，从冷眼旁观的角度，他也无法否认这种情感。这说明他和多数人民还是一致的，他没有站到少数敌人方面去。由此他获得了一种慰籍和对自己的放心。因为如果因为自身的不幸而开始对这个社会反感、仇恨，那就不好了，那是违背他自己的。

作为教员，他跟着全校学生队伍走出校门，步行到亭州大会堂，生平头一次听到了“中央首长”的声音，那是讲话录音。大会堂里坐满了人，除了播放的录音讲话声，别的没有任何声音，都静静地聆听，要把每一句话都听清楚。

在他心目中最著名的职业革命家、党中央第二位的领导人刘少奇说：同学们，这半年吃饱了饭干什么？干革命！还说：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还有好几个中央首长都讲了话。因为口音的关系，不是每一句话都能听得清楚的，这有点遗憾，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句话，好像所有的人都听清楚了，也特别让人感到有趣。作为远离首都的偏僻之地的人们，总的并不记得讲话内容，主要只是为第一次听到那些伟人的声音而激动不已，想不到自己还能有听这样重要讲话的权利，果然也就听过了，感到自己的身份也被提高了似的。听了录音，所有的人心中都既欢欣鼓舞又有点莫名紧张，准备迎接“文化大革命”运动切实来到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城、来到自己身边，准备积极投身滚滚革命洪流，经受运动的考验，同时也暗暗提醒自己注意，不可犯政治错误……

他却考虑，“革命”这样的事情，与他是没有关系的，他哪里有资格、哪里有心思去“革命”呢？他倒想找个什么地方隐起来似的。但他没想到，这“革命”，对他来说，首先是他的被捕。

那天在学校图书室里，他正跟管理员商量，要将从来不曾有人借看过的全套《资治通鉴》借出，书已经全捧出来了，正在点数，但有人叫他，他只好丢下书，而被叫到校长室去了。

市委工作组在大约一个星期前已经进校，召开了动员会，学校里很有秩序地在逐步开展运动，学生按班级集中学习讨论，教师分成两个大组集中学习讨论。到处是大标语，旧的比如：“坚决批判《海瑞罢官》，坚决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还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最新的标语是“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好像是作为一种时代标志，学校里添置了一种叫做“高音喇叭”的东西，极其响亮地播放着一些革命歌曲，比如《毛主席著作闪金光》、《工农兵，革命路上打先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情况有点比过节还热闹，人们在心情上一方面为这种热闹所感染，难以按捺血液的沸腾，一方面却有一种自我的收紧，也许就像手持入场券，在长长的甬道上缓步进入演出一部大剧的剧场，并且自己还将在旁边担任群众演员的角色，心中防着会被戏剧兴之所至地拖上场做一个可怕的牺牲品。

他在校长室看到两个公安人员，还有一个他见过多次的人，是“审干办”的，只是不知道如今是否还在那里工作。王校长端坐着，脸上严肃得异常。王校长的旁边坐着工作组长。这一切令他暗自诧异，他镇静着向他们礼貌地点点头。他们都只是瞪着他，没有一个人向他答礼的，连王校长也失去了礼貌上的起码的“修养”。

他正不明白，王校长说话了，那声音比平时经过了某种过滤似的，过滤掉了所有的热情，而变得极其冰冷，好像不是出自王校长之口。他不明白王校长今天为什么要这样跟他说话，但他一字一字听到那可怕的话了：

郁平，根据当前正在开展运动的要求，结合你本人的历史问题，按照上级指示和批准，公安机关对你实行逮捕。

不！他不能相信！他站了起来，好像要抗争，又好像知道抗争是不可能的，钢质的手铐冰凉有力地锁住了他的双腕，有如命运之手一下子扼紧了他，这大约是他的人生最后的结局了！难道正在远远而来的那样重要、而他也正等待着要加以观察、甚至也让他心中燃烧着热情的运动，与他就是这样的关系吗？怎么才一上来，他就遭了这样的命运？那么，他与这个运动，是一点关系也没有，而只有这样的关系了？是的，报纸上不是说“横扫牛鬼蛇神”吗？你就一下子被“横扫”出去了。

什么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就是。他不必有任何惊讶、委屈和遗憾，别的没有你的事，你就准备把牢底坐穿，或者在劳改农场了此残生吧。他和乔丽连一声最后的道别也不可能了，他心中绝望地喊着：乔丽……天啊……！

他被解出了学校。从校长室出来，一路上都有师生观看，他们茫然着好奇着，恐惧而有所同情。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个恶梦？通过眼前种种迹象，他终于判断、终于承认，这是现实，绝非梦中。

街上群众发现了他这个被捕的人，都延颈伫步，惊疑而害怕地望着他，心中猜测着他犯了什么事。不用指点，几乎是讽刺式的，他好像是自动就走进了中山塔旁边的看守所，从他早已熟知的大门进去，并且进入二道门。

他站了下来，被解了手铐，关在一排牢房之中的一间里。看守人员把栅门哗哗地上了锁链。他忽然觉得异常性的轻松，本来他的肩上好像是有无数责任和负担的，现在一下子全没有了，全被很干脆地取消了，连他自己这个人也正被取消，渐入无何有之境，无价值，无意义，无所谓还存在。这似乎倒是十分好的一种大境界！

按《金刚经》妙理，我相，就是非我相，只是名为我相而已。如果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称不得菩萨。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这些意思真是不错不错、第三个不错！他的遭遇，能从中得着很好的说明，他的思想，能从中得着很大的安慰。将一切视为虚无，于虚无中看待一切，对一切也就无所谓了。眼前牢房，也并非牢房，只是名为牢房而已，你完全可以把它视为人间正常的住所，平时想来还来不了呢，这也是缘份，缘份啊！

第二天下午，他被戴上手铐，带出看守所。他看到机关干部们很正常地走进中山塔去上班，他们有的人看了他一眼，有的人则好像因为害怕、因为事不关己，而故意不看。

他被解回学校，临时关在体育室里，给他松了手铐。学校教导处高主任好像是负责陪着他的，一直不离。体育室外面就是操场，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手捧书本心向党，心呀么心向党……毛主席著作闪金光哎………”。他听到一队一队的学生正在很有秩序地进入操场。有人关了歌曲，试了试麦克风，接着继续播放歌曲。“……拿起笔杆去战斗，牛鬼蛇神要肃清……”。

大约是要开大会，把他当作“反面教员”吧？正想着，高主任对他说，老郁，首先要跟你交代一下，按照市委布置，我们学校首批进入运动，开展文化大革命。上级有指示，这次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教职员队伍，所以我们学校必然而且首先要涉及到你，你态度上要配合，一切服从安排，这些，你比我懂。

高主任对他的态度倒不像是对一个敌人的，而是像一个导演，正在解释剧本，和蔼细心地对他这个扮演“反面教员”的角色作布置交待，让他不要理解错了。高主任的话在表述上有一种客观性，实际上好像告诉他，甚至是暗示他，学校并无逮捕他的意思，运动如此也都是上面的要求，弦外之音，要他忍耐，要他冷静，至于将来情况，暂时不必多想。其实他也无法去想这个问题了，一切确实不是学校所能自作其主的。

当一个大的运动之初，总会这样以“典型”开路，打开局面。在医校，要在教员当中找一个“牛鬼蛇神”，他当然是首选之人。在态度上他一定要配合，也就是说，绝对服从。到了将来，就要实事求是一点了，他仍这样往好处想着。

也许，他今后将不断重复这样的遭遇，原因就是他以前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他成了有一条政治尾巴的人，所以新的一次运动也就弄到了他。凡是以前有问题没有结清的人，都必然在下一轮的运动中不同程度地要挨整到，是政治上的所谓“老运动员”。他当然不认为自己就是“牛鬼蛇神”，所以他心里似乎也并不怎样真的害怕，所谓“心不偷，凉嗖嗖”。但不管怎样，遭遇是不妙的了，他进入了无情的命运之磨的新的一轮碾压，无可拒绝，无可抵抗。虽有可能苟延残喘、绝处逢生，却也可能粉身碎骨、永劫不复。从本质上看，实相就是非相，终归虚无，不要当回事；从眼前看，非相却是实相，劫数难逃，还得准备受罪。

他乱乱地想着，努力调动知性理性，让自己能够镇静不慌。高音喇叭里的歌曲声突然中断，响起雄壮可怕的口号声，他被从体育室带出，并且由一个公安人员押解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面对全体师生站在主席台下，至于背后的主席台上有什么人，他看不到。

在一只手的按动下，他的头顺从地低了下去。他对自己满意的是，心中做到了比较平静，如果给他量一量血压和心跳，可能一点也没有增加。但当口号声又起，脚步杂沓中押解而来站到他旁边的竟然是一个学生娃娃，他的心就止不住一阵乱跳，头脑发胀起来，他真的难以估计他正在经历的这场气势夺人的运动了……

大会由一个副校长主持，他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传得很高很远，不知是一种什么效果，竟在天空中回荡。

副校长宣布了他的罪状，说他是隐藏在教师队伍里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长期以来妄图利用党对他的宽大政策为自己翻案，是一个道道地地梦想变天的牛鬼蛇神！对这样“人还在、心不死”的老反革命分子，必须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观念，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经上级批准决定，对历史反革命分子郁平，实行逮捕！于是有喉咙大的老师领着全场高呼革命口号，公安人员给他上了手铐。

他感到了一点仪式的戏剧的味道，但虽然如此，这却不是在戏台上，不是让你暂时扮演某个角色，而是认定了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副校长又说，学校所有教员职员，都要用向群众坦白和向组织交心这两种方法，交待自己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切问题，触及自己的灵魂。所有的学生也都要在自己班上以今天的大会为契机，进一步认真学习，认真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运用大字报，但一般不要张贴到教室或教研室的外面。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入我校已经一个星期，实行了有力的指导，今天的大会，为我校进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让我们迎接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

他正想着最后这句话的复杂意味，想着“序幕”之后的“滚滚洪流”将是什么，副校长忽然用一种很特殊的悲天悯人的语调说，阶级斗争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在我们学生队伍里，也有了阶级斗争的反映，甚至已经产生了一个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就是站在这里的刘镇琛！

大喉咙老师又领着全场高呼口号，公安人员给那个学生也当众上了手铐！这对于全场学生的刺激一定非常之大。他想，这该不是“杀一儆百”吧？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正乱想时，一个女学生上台发言，自我介绍说是跟刘镇琛在同一个班上学习，这女学生极其慷慨激昂，说刘镇琛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孝子贤孙、忠实走狗，她要把脑袋拎在手上和他拼了！

女学生分析说，刘镇琛借革命烈士诗抄，表达自己对新社会的刻骨仇恨，狂妄叫嚣要为他的反革命的父亲报仇，这是决不允许的！对这样的人，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完全拥护对刘镇琛逮捕法办！

他听下来，刘镇琛的罪状实为两条，一是名字取得不好，镇生之镇被分析出有好几层意思，他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掉的一个“匪镇长”，所以，刘镇琛这个名字是为了怀念旧社会他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了牢牢记住共产党的杀父之仇；第二个罪状，是该生在自己的数学书上写了一首革命烈士诗抄，这首诗是：“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女学生说，请问，他这样出身的人，抄写这首诗，是什么用意？他的用意就是要记住他的一家跟新社会的血海深仇，要跟人民算反革命的变天账！

确实，就连站在那里的他听来，诗中的每一句都是可以这样去附会解释的。但问题在于，这只是对某种可能有的内心世界的分析，并无真实凭据说这个学生的真的就是要借这个来表达自己的所谓“变天”思想，怎么能够以此构成罪名呢？这不是“想当然耳”、不是古代以“腹诽”定人之罪吗？

他看得十分清楚，这个学生是被冤枉了！这个刘镇琛只是十分欣赏这首革命烈士诗抄，因而随手写在课本上罢了。在审讯中，这个学生也一定是这样回答的，但还是要遭逮捕。

过去，不管什么家庭出身的人都可以参加革命，有的还做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难道现在反而就该是这样粗糙地看待和对待一个人吗？刘镇琛站在他旁边，一点摇晃也不曾有，他不知道这个男孩心里是怎么想的。

以前抛出过两个“三反分子”，这回又这样逮捕一个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和一个有“现行问题”的学生，亭州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深入开展了。下面是什么呢？他不知道。既很难去想像，也与他无关了。

他和刘镇琛被押解而去，出了校门，被“横扫”出去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口号声在他们身后冲天而起，在操场上空回荡，空气都震动着了。学校旁边园田上的菜农们站在地里停住手中的锄头望着他们被押解而去。

第二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幸福

一九五九年。候车室里不免一副乱糟糟的肮脏景象。但十几年前，连这个汽车站也没有，亭州中山纪念塔上还是国民党的党徽。

他就要见到他的妻子和他尚未见到过的儿子了。一个月之前的一封电报，宣告他从此做了父亲。今日到车站来接她们，心情很不一般。这车站里的人们能知道他的幸福吗？他们即使了解到他正在等待他的妻子和儿子，也不能在他的深度上了解他的幸福，甚至还会很冷漠地看这件事呢！一切确实也与他们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在思索生活，只是思索得不一样，幸福却好像是不用思索就可以知道的。

但是，有谁知道，他的幸福甚至是一种秘密，就连他深爱的妻子乔丽也并不了解……

他还拿不准，要否把他经历的那些事情告诉乔丽。他总是想，还是不要告诉她的好。他自己对于过去是竭力淡忘的，何必要在乔丽的心上也笼罩那可怕的阴影呢？有一位诗人说过，逝去的一切都将变得美好，可是对于他来说，却并不是这样，有些事是永远也不会变得美好的。也许，诗人指的是那种忧伤之感，不是指的忧伤之事本身，以至于“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样的亡国之音，也成了美丽的诗句。

不管怎样，他得感谢他的父亲。父亲做过一些荒唐事，但父亲还比较开明。十多年前，他去读盐阜师范，那是新四军办的学校，当他向父亲提出这一求学的去处时，父亲只用明亮的眼看了他一下，而后就说，好吧！就这简洁的两个字的回答，决定了他的一生。

他在家读初中时，已经参加过宣传活动，办冬学和夏学，在乘凉讲座上发表演讲，向农村大众宣传革命民主的思想，还在乡村剧团里扮演角色，搬演抗日民主的小戏剧。但作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知识青年，他不能留在家里准备做小地主，他应当走进新的时代。

穿过家乡的水网平原，越过高粱玉米的田野，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庄，踏上一条泥土的道路又一条泥土的道路，一九四四年，他十七岁去投奔了革命。他的肩上是一个小小的蓝布包袱，用双脚走了四百多里，到达凤谷村，吃上了新四军的公粮。

他意识到自己禀性不刚，他无意于做一个战斗员、指挥员，他希望在革命的队伍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父亲做荒唐事与他做商人一样成功，他勾引宗老二家如花似玉的女儿，造成了当地很大的事件。他记得父亲明亮的眼睛里有许多的静气和不易觉察的狡黠，眉宇间刚武决断，而父亲却常是笑声朗朗的。父亲这很有魅力的一切，他却丝毫没有得到传留。

父亲作为一个地主、一个强人，同宗家发生多方面的冲突，明争暗斗，此起彼伏，构成了村史上一个真实的重要侧面。使他不寒而栗的是，这些已经扩展到他们下一辈人身上，似乎意味着他们将接着前辈人继续仇恨下去。绝大多数人的认定本身就好像已经是你自己的存在。改变这一切岂是他力所能及？

在盐阜师范，吃的是粗粮，睡的是地铺，捧着河水洗脸，蹲在地上吃饭，却觉得充满活力和未来。你所做的哪怕是琐碎微小的工作，你也会觉得那是在具体地用自己的手去推动了那总体的革命事业的车轮。你知道你是最普通最渺小的一员，但你心中同样无比充实。每寸光阴都有神圣的价值，每一天都没有白活。这一切既真诚又真切，虽然它已经成为过去，甚至已经没有人提起。

人人要学会做宣传，再腼腆的人也得在节目中扮演角色。他被选中扮演过地主，他们演出给部队和民众看。他至今记得他的一段自报家门的快板：老身本姓关，家住在淮安；地有三十顷，长工三十三。那时他脸搽白粉，口挂胡须，头戴瓜皮帽，身穿长绸袍，一副可笑模样。这段有趣而光荣的历史，他有一次情不自禁讲给乔丽听过，她灿烂地笑了起来。

他在盐阜师范还是办墙报的积极分子，他写过《给傍徨的青年们》，是结合读郁达夫《沉沦》来写的，在全校得到过好评。新四军打下日伪控制的城镇，他们就随后开进去，刷标语，做演讲，演出活报剧。他还编写过几个活报剧。如今想去，说他那就是参加了革命，似乎有点夸张，但填写履历时不那样写又哪样写呢？

阴影开始于大槐树下的一次选举。在一个预先的小型会议上，他被大家提名为班干候选人，这似乎是自然的，因为他为人真诚，成绩优秀，并且负责办墙报，在各项活动中都积极投入。可是，后来领导最终决定的名单上，却唯独划去了他。无论如何，他思想准备很不足，他觉得当头浇下了一盆冷水。

他不觉就独自一人到田野上散步而去，心情抑郁。他努力说服自己，你这个地主的儿子来投奔革命，虽然吸收你、团结你，但对你也当有较长时间的考验，你不必情绪低落。他说服了自己，他感到他成熟些了，但也失去了一种单纯美好的东西。他于是第一次得到一个女性的关心。朱芸叫住了他，她落落大方对他要有所关心的意思，使他不能拒绝并且感到了温暖。朱芸身材娇小，平静开朗的脸上透着聪明，好像一眼就能知道你的内心。不过她并不光彩照人，人们甚至并不注意到她，但当她那样对面跟他谈话时，他发现，她五官端正玲珑，很秀气的。如今他同这女性是十多年不见了，现在也不知她在何处，回忆起来却这么清新。

朱芸教他不要有任何动摇。她说不管什么人都会受到挫折，重要的是不要动摇。她还说命运有一头是在当事人自己手里，也就是由你本人的思想性格决定。

他真惊讶这个不起眼的、年龄只比他大一岁、看上去却只能当作小妹妹的女性，竟有那样的洞察力，竟会抓得住他的思想情绪，并且对人的命运有这种比较哲理的看法。当时，他从心里接受了她的劝告。他感到朱芸像一个革命的大姐或者未来的一位这样的人。他为他刚才的心情抑郁而惭愧，眼前的这个小朱芸就比你高明，领导与群众都没有选她当班干，连候选人也不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她，她正如她的小型号的身影那样被人忽视了，可是她却如此心平气和。朱芸这样的性格，才真有值得学习之处呢！惭愧之余，他的心情完全地好了。

朱芸是湖州人，父亲在宜兴教书，她是跟着她的同学一起跑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来的。她在一种平凡的平静的外表下，有着坚强的个性。

不久，朱芸却有事来找他商量。她说领导抽调她参加政治干部训练班，这虽是光荣的事情，可她不想去，因为她本来不想做一名政治工作干部。她仰起脸来看他，似乎她的去留要由他来决定。他头一回得到女性对他这么大的信任，他心里似乎是不愿朱芸离去的，可是他不敢肯定自己是对的。他说了些一般说来正确不错的话，他对自己真是不满意极了。朱芸忽然抬头仰视了他一下，他感到了什么，可是他不能回答。

朱芸说那我就去了？似乎是再一次征求他的意见，似乎只要他说出一个不字，她就一定会坚决要求留下不走，好像他比组织上对她还有决定权似的。他沉默着，仍然不敢决定。朱芸深叹一口气，忽然开朗起来似的，说，从那里毕业之后，不知会分到什么地方工作去呢！这一句对未来的遐想，标志着放弃了对他的追问，使他既感到轻松，又感到惆怅。这一段事情朦胧、美好而遗憾，他的感觉不会骗他，这一切都是真的。后来彼此海阔天空，也许今后是再也无缘见得着了。当时她如果留下，那么她、以至他的一切，都可能是两样，但对于他或她，祸福如何，那也是很难说的，别说是战争年代，即使是和平年代，生活有时也复杂而难以料想，一切也只有顺其自然……

但决定他后来的生活道路的却不是他没有当上班干，也不是朱芸，而是他的一场疾病。他四肢无力，精神惚恍，预感自己将有大病。他不愿给学校增添负担，就请假回乡。

回乡的路曲折难行，他持有身份介绍信，根据地的区乡政权一站一站，用驴、船、独轮车，把他像邮件一样，往下传送。对一个普通学生这样负责，他都感到不可思议，这是很能说明许多东西的，至少也说明着革命为什么会胜利。

时令已是夏季，田野载满绿色，到处景物鲜明，空气清新。他选择的终点是他的舅舅家。

由于他一路看到农村政策已从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而农民热火朝天瓜分地主浮财的场面，他也目睹了，在那种情况下，他何必回家去呢？

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的思想，他在学习中是接受了的，知道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不过，看到土地革命的具体景象，他不由得还是有点胆战心惊。他到达舅舅家里时，已经病得很重了。

土地革命争取到了整个农民阶级对共产党的支持，解放战争胜利辉煌迅速得如同奇迹。个人算什么呢，他所出身的地主家庭算什么呢，像父亲那样一个地主遭到剥夺算什么呢。现在，他在课堂上讲到这有关的内容时，他的情感特别真诚。他觉得他早已而且坚定地抛弃了一切可能有的偏见。

但当时他躺在舅舅家那缺少光线的土屋里，听着从家中传来的令人担心的消息，他无可避免地感到自己犹如树叶一片，不知何时就会被卷没在社会大变动的漩涡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传来的消息说，父亲如果不是及时逃走，在土改中也许会性命难保，宗进庭是主宰家乡一切的人，对他家特别地不客气。他判断这样的说法基本可信，但也无可奈何。如果一个人把一个乡的革命运动搞好了，其中只对一家有挟私报复之嫌，你怎样指责这个人呢？运动汹涌澎湃，整个社会沉浸在解放战争大潮之中，历史来不及倾听过于琐细的声音，绝对纯净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呀。他头脑清醒，没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十多年来对此从不去说，他感到自己是正确的和成熟的。

他在舅舅家听到了关于战争的消息，后来又直接听到了远方隆隆的炮声。他的心揪紧了，他明白这是国共两党开始了空前规模的战场较量。

舅舅的村里紧张交公粮。村里摆开了二十个炉子，日夜赶做烧饼，然后组织民工送交王必成江渭清的第六师。不久之后，村里就下来了几百名我军伤员，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

住在舅舅家的一个排长使他知道了一些战争的情况。这个排长打过宣家堡、泰兴战斗，如南战斗，这两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一万几千人，获得重大胜利。排长伤势虽重，情绪高涨，讲说他们如何远距离奔袭，如何出敌不意，如何英勇作战。排长说，我们一定打败蒋匪帮。

他对这排长很是羡慕，能同眼前进行的伟大历史这样自然地水乳交融，并且为之奋斗，流血，以至牺牲。而他呢，却像一个多余之人，怀着渺小的对于巨大事变本能似的惊惧，无所作为，也许正像雷电交加、风雨大作时，躲在树叶下的一只惶惶小鸟。他觉得无论是自我条件还是客观条件，他都难以做一个英雄，他不可能像排长这样热烈而单纯地去战斗了，他陷入在一种特殊境况和自卑之中。聊以自慰的是，他当时正在养病。

他站到室外去，仰望天空，凝视原野，年轻的身体感觉出秋风的吹拂。村里伤员的迅速转移，说明那一带解放区暂时的放弃。空气紧张起来，农民的脸上有了很具体的慌张，有的农民暗中把土改得到的地契给地主送去，而地主却又不敢接受。

有一个地主的儿子把他引为同类，跟他说共产党不会胜利，因为历史上农民起义早已打过地主分过田地，但无不归于失败，地主还是地主，农民还是农民，几千年来，中外古今，统治者永远是统治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被人治。他所学过的课程帮助了他，他所读过的一些进步文学著作也帮助了他，使他不但没有附和，并且还对那个不乏英武气概的少爷有过婉言相劝。

这件事让他头脑格外清醒起来，他着急地要舅舅代替他回家一趟，关照一定不能让父亲做出什么对抗土地改革的事来。舅舅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中农，一想起那目空一切刚愎自是的姐夫，出于担心，也就不辞辛苦地去了。

随着身体复元，他想他要回盐阜师范去了。他不但没有必要从已经走上去的道路退下来，而且那也是他的现实里唯一可去的路。他没有等舅舅回头，就辞别了舅母，独自走了。老家对于他而言，没有了任何留恋之处，没落就由其没落吧，毁灭就任其毁灭，他要去寻求新的生活，朱芸那样的女性堪为他的榜样。

他走在苏中平原上。他并不急着赶路，他顾及他的身体，学校就在凤谷，他只要不停地朝那个方向走近就可以了。一路上他没有碰到战争，但战争在四周进行。他看到多少人在运粮，用独轮车，用驴子，用扁担，用船，往北运，同他所去的方向一致。不用问也知道形势紧了，把每一粒粮食都要抓在手中，决不能留给敌人。

他半途碰上一个姓孙的同学，这改变了他的方向，因为孙同学说学校已经转移了，情况不明，淮阴已经放弃，军部到山东去了，大部队也撤向了陇海线以北，如果乱走会走到敌人地盘里去。他听从了孙同学，二人一起到阜宁找组织，听说地委设在阜宁。孙同学亮出一支驳壳枪，还有三夹子弹。是从野地里捡到的，发生情况我们可拼它一拼，孙同学兴致勃勃。他可是摸也没有摸一下那东西，他只是说你别走火啊。

孙同学给他表演了上子弹、退子弹、上保险、退保险，叫他绝对放心。孙同学的家在洪泽湖畔，说如果找不到组织，干脆回去拉队伍、打游击。孙同学像一面镜子，使他知道自己确实属于另外一种气质的人，他向孙同学羞愧地承认了这一点。

他的身体在走路当中是全好了。到了阜宁，一颗心放了下来，因为阜宁还在这一边手上。他们到了地委，但文教处无力帮助他们找学校，却叫他们参加地方上抢运粮食的工作，说苏中马上就要全部为敌人控制，抢粮是最重要的事情。文教处的处长看上去是个大知识分子，案头还放着一本北新书局版的《呐喊》。他觉得他是凭对处长的这个好印象才接受任务的，虽然当时事实上他们也不好不接受任务。处长把介绍信开给他们，给了他们一大把饭票，派他们到建阳县去。

他和姓孙的同学在建阳县后勤司令部投入了忘我的工作。他们掌握着全县船只的情况和抢运粮食的数字，凭他们开出的介绍信就可以派出船只到某区某乡突击运粮，完成了任务的船只又必须立即到他们这里来接受新的任务。他们的工作做得紧张而有序，而人们也都那样服从他们的调度。副县长对他们大加赞赏，说他们到底是地委派下来的干部。

在建阳县的十天仿佛一瞬之间，又仿佛工作有好多天了。实际工作使人接触多少人和事啊，他甚至觉得改变了他的一些性格。

副县长突然通知他们说，敌人打通了通榆公路，这一带马上进入游击状态，抢运粮食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你们是地委派来的，还是回地委去吧，并且告诉他们，地委转移在羊寨。

副县长给了他们许多饭票，仿佛这时才觉得他们两个只不过是学生，看了他们一眼，问，要不要派人送？他们说自己能走，不要送。孙同学亮了一下他的驳壳枪，副县长赠送了两夹子弹给他。他们就离开建阳县，按照副县长画给他们的地图，往羊寨方向而去。

他们大约走了一百里路，到了羊寨。地委设在一个祠堂里，文教处已经找不到了，说是打游击去了。他们不免吃了一惊。接待他们的是地委办公室王副主任，看了建阳县的介绍信，上面有几句表扬他们的话，王副主任夸奖了他们，并且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了他们的名字，简要写上了他们是盐阜师范的学生，在建阳县抢运粮食表现很好，然后划了一道有力的线条，下面写了一行字：着回家坚持。对他们说，机关全部分散打游击，根据精简原则，不可能带着他们，作为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回家坚持。

没想到，那么富有强者气质的孙同学当场急得哭了，说，我们回去一个人怎么坚持呀！王副主任哈哈大笑，说，坚者坚贞，天变地变革命立场不变，持者持久，要隐蔽在群众之中迎接胜利，同时还应当适当地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尽可能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孙同学伸手到后面摸了一下他的枪，说，好吧，回家坚持。他一定想到了洪泽湖。可是我没有洪泽湖，我有个在土改中遭到打击的地主家庭，回去怎么坚持呢？他于是提出到新华书店或苏北文工团去参加工作，但回答是这些单位都打游击去了。

王副主任给他们写了条子去领路费，条子才写好，就被人叫走了，王副主任掉头说，二位同学，没有办法，回家坚持吧，我会记住你们的。

他们二人怏怏而出，没有话说，漫无目的在羊寨转了一圈。后来孙同学说，你跟我回去吧，我们一块儿坚持。他心事茫茫，摇摇头，没有同意。孙同学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地图给他，写上了他的地址：淮宝县东李堡乡孙家庄。说你在家里如果不能蹲，就来找我。

他们在羊寨小饭馆吃了面条，就出门挥手告别。

与孙同学也一别十多年了，完全音讯不通。虽只是十多年，却经过了从战争到建国和建设的时期，使人觉得时间是很漫长了。

那对他真是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还是只有先回到舅舅家去为妥。

舅舅对于他的返回并不奇怪，因为每个老百姓都知道中国大地上正进行一场什么样的较量。到了舅舅家里，听到了北撤这个词，也就是说那里已经放弃了。现在从资料上看，长江下游北岸一带，靠近国民党统治中心上海南京，人民解放军苏中七战七捷消灭敌军五万多人之后，主动北撤，苏中遂为国民党军控制。

舅舅说，已经到处看不到一个共产党干部，大概都北撤了或者打游击了。舅舅还说起了还乡团，使他心中一震，又担心起父亲来。虽然舅舅说，你父亲一直在荷州没回家。但他还是不放心，叫舅舅再去看一看家里的情况，让父亲呆在荷州就呆在荷州吧，免得回来被什么人拉进还乡团就不好了。舅舅又一次不辞辛苦地去了。

没想到，舅舅从他家里返回，带来的不是他的父亲的什么坏消息，倒是他的哥哥郁富的恶耗！哥哥被当作除奸对象，半夜里让宗进庭抓走，打死在村西北乱坟地里了！他一听，昏了过去。舅舅一家手忙脚乱，把他弄醒。他默默流泪，他不相信哥哥会成为除奸对象，他认定这是冤枉，很可能还是陷害！他虽然没有看见，但哥哥被强行抓走和被无情打死的景象，却在想像中清楚地停留在他的眼前。

他去读盐阜师范时，都没有来得及跟哥哥告别，因为郁富是在区里不常回家的。也许由于他才十七岁，在哥哥眼中他还幼稚，加上工作忙，哥哥对他还不曾有足够的注意。在他到达凤谷村之后，他写过一信给哥哥，得到过一封回信，表示作为兄长的关心，而这关心好像本来也就一直深厚地存在于哥哥心中的。他至今记得信上那几句话：弟读盐阜师范，即是走向革命事业，实为光明之途，兄闻之甚喜，知吾弟恒非庸常人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八言赠弟，亦以自勉。

舅舅说，你哥哥本来北撤去了的，怎么又回家来的呢？一到家，除奸的人也就跟来了。

他所知道的情况，至今还是舅舅的这两句话。是否还能有更多的情况，他既不知道，也似乎不可能知道了。哥哥到底是自己开小差，还是组织上有所布置？或者有什么偶然情况？处决他有没有经过认真的审讯？他是否来得及说明有关情况？当时本地运动情况，是正常的呢，还是存在有“左”的错误倾向？如此等等。但哥哥决不会已经做了叛徙特务。问题的可怕性只在于，宗进庭手握除奸生杀大权，是不是挟私报复？他心里的疑团是无法解除的，但他从没有无根据地去加以议论、指责和指控，在思想上也没有否定当时的运动，只是此事有时会如此萦绕心头，他不免咀嚼着一种很苦的滋味罢了。

总之，哥哥或者是有罪的，或者是无罪的，但哥哥的一生是太短了，才二十几岁，所谓命运，对于哥哥而言，真是太不幸了。一片树叶在时代洪流中被打碎和沉没，至于打沉时的具体情况，如何去考证，并且考证了又有何意义呢？

当时，连舅舅一家也认为他不能回去，他更进一步感到即使住在舅舅家也未必安全。他忽然想到他读初中时的一位颜老师，曾经说过，有事可以到丹阳长江旅馆找他。他告别了舅舅一家，踏上了去丹阳的路。

一个必须冒险的情况是，他得穿过他家那一带，才能到达有轮船码头的最近的一个地方，叫做神潼关，否则，绕一个大圈那就不是百十里路的问题了，而且他路途不熟。他站在深夜的天空下和寂静的田野上考虑，决定冒险。

假如他迟一天出发或早一天出发，假如他迟半个小时或早半个小时动身，假如他穿过家乡一带时走的另一条小路，一切都不会发生。但他偏偏在那个时候走在了那条路上，于是，一切都发生了……

他在自己选定的那条小路上摸黑地走着，忽然听到沙沙的芦叶响，还有脚步声迎面而来，他本是早该听到的，那就可以躲起来，但他一时走神，所以没有听到，想躲已经完全来不及了，对方低沉而严厉地问：什么人？接着三个黑影到了他面前，黑夜像更黑了一块。硬梆梆的东西顶住了他，那是枪啊，他几乎魂飞魄散。一支火柴划着了，在他脸上照了一照，有人认出了他，说这是郁家二少爷，并且说出了他的父亲和哥哥的名字。那应该说是碰上了自己人，可是他却格外害怕了，他说不出一句话，觉得他就要被打死在那深夜的小路上了，可他是赞成革命的呀。

怎么不说话？深夜到哪里去？

他让自己恢复了说话能力，说，学校北撤了，地委的同志叫回家坚持，但他不想回家，现在是去找他的同学，他说出了一个同学的名字和地点，没有说颜老师，因为颜老师是在国统区，说出来自找麻烦。

对方听后不再盘问，却说，跟我们走！他又一次魂飞魄散，连说我要赶路。对方说，不要怕，跟我们执行任务去，我们这会儿不能放你走。他忙说，我不会暴露的，你们让我走吧。对方说，我们去除奸，这是对你的考验。他一听除奸二字，简直更加魂飞魄散，说不出话来，对方已经把他一推，命令说，走！就这样，他竟成了除奸队里的一员。

他的心里却还在害怕，他想也许他们会打死他的，只当又除了一奸！那是何等可悲！但一个人却把一支手枪塞在他的手里，说，子弹已经登膛，一扣就响，到时叫你打哪就打哪，现在枪口朝下！天哪，这是逼着他做一个执法行刑的人吗？而做了之后又会怎么样呢？也许还是打死他！

他全身哆嗦起来，但知道后退是不可能的了，他只好被夹在他们当中走着。

很快地，进了他家的村子，他的心猛跳起来，是要去打死谁呀？村子里同田野上一样寂静，因为转入游击状态后狗会妨碍工作，所以叫百姓把狗都杀了，深夜听不到一声狗叫。

走过一家又一家，也经过了他的家，与四野一样的没有灯光，母亲一人睡了没有呢？他心里默默地向没落着毁灭着的老家致以悲哀的问候。

忽然停下来了，来到一座大屋背后。他心里咚地一跳，这不是兰贞的家吗？兰贞家里会有何人成为除奸对象呢？是要把老地主杀掉吗？不容他细想，除奸队马上分散开来，一个人奔东，一个人奔西，一个人拉着他奔屋前，一个人翻墙进去，四面看住了。事情很快发生，只听得一声大叫说跑了！接着惊心动魄地响起一枪。来不及回味那特别响亮击破黑夜的枪声，带着他的人把他一拉，追了过去。那人朝前面逃跑着的黑影开了一枪，枪声之响使他惊呆了。怎么还不开枪！这话自然是命令他的，他条件反射似的举起枪来，朝前面黑影所逃之处扣动了扳机，很响的一枪猝不及防地从他手上发了出去，他的手毫无经验地被一股力量一扯，而他的子弹也不知打到哪里去了，他似乎在等着听到说打中了，但只听得一声追，他被推了一把、跟着追了向前。

他们在黑夜的田野上追得飞快，竟然没有谁跌跟头。他们追到了大圩上，被追的人已经逃进了比较安全的芦荡。有人朝芦荡开了一枪，但看来除了打断几根芦苇，别的没有打着。

芦荡里听不到那种逃窜的声音，只是风吹着一片正常的沙沙声。

到底打的是谁，他还不甚了然。他昏昏沉沉跟着那几个人走着。忽然，他们停下来了，从他手上拿走了枪，夸奖他经受了考验，又叮嘱他不要乱说，最后，却对他说，你知道今天除谁的奸吗？宗进庭！你们的乡长！任何人背叛革命都没有好下场。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

他惊住了，他刚才用枪打的是宗进庭啊，他这不是报仇来了吗？可他是不知道的呀！幸好宗进庭没有被打死，要不然，他就成为复仇英雄似的了，这是他不愿意有的名声，然而，哥哥定然就是这样被宗进庭领着人打死的，真是可怕！

走你的路去吧，我们从这里走。他们把他往原来的路上一推，就从他身边消失了，走上了黑夜里芦苇中的另外一条路。他赶紧走了几十步，回头听听，那几个人显然已经走远了，他才不由得就地坐了下去，死了一样把自己在地上放倒……

他躺在那地上问自己：到国统区去，而逃避已成游击区的解放区，能算是回家坚持吗？他拷问得自己头疼，也没有能有一个最完满的答案。可是，他还是不得不爬起来继续走去。

那天夜里，宗进庭到底如何了，他打的一枪有没有伤着宗进庭，其人后来如何，现今怎样，这些，他都不知道。他至今没有同家乡联系过，从未回去，也不写信。他现在对他的父母对他的舅舅一无所知，家乡人现在也不知道他。他成为一个没有根本家乡的人了。

毫无疑问，以现在和平建设时期的眼光去看宗进庭谈恋爱的问题，也就可以宽容些了，此一时彼一时。宗进庭敢于猎取并且果然获得了兰贞，虽是仗着当时担任的一乡之长的职务，他个人的这股子蛮野，跟他的那个投进我的父亲怀抱的堂姐，倒不愧同出一门，都有着烈火般的不顾一切的性情。哥哥郁富不愿有兰贞家这门亲事，无非因为对于一个投奔了革命的人，何必再娶地主家的人呢？哥哥比起宗进庭，在勇气等方面是不如的，哥哥不正是这样误了自己吗？如果哥哥娶了兰贞，也许确如所料的不能有很大进步了，但一切的情况就会不同，也许不至于会死！

那一夜他不知疲倦一直走到天亮。白昼的来临更让他觉得夜间发生的一切如梦。家乡已经被抛在后面，他逃出了家乡之网，不会被牵扯在里面挣扎扑腾了。他分明来到一个城镇，经过打听，他是到了亭州的海安镇。狭小的街道，铺着麻石，仅容一辆黄包车通过，两边是连家小店，冷冷清清。

当他坐在吃食铺门口喝豆腐脑、咬烧饼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了国民党军。所幸他并没有碰上危险。

他叹了口气，似乎是猛然醒来，回到亭州车站候车室乱哄哄的声音里。

那天从海安继续上路，就到过亭州，并且在西河街客栈住了一夜。他在小客栈三楼上眺望楼下城河水，黝暗的波光和两岸稀疏寂寥的灯火，至今还有印象。想不到他现在是定居亭州了，等有空是要再到西河街那里去看看的。

颜老师是个好人。没有颜老师，他将不知如何度过那身无分文的日子。长江旅馆就是颜老师家开的，有一座小楼、一个后院。颜老师听了他的经历后说，这都是那一世界会有的事情，你现在到了这一世界，就不要多想过去的事了，这一世界又会有些事来让你经历的。

丹阳在沪宁线上，正如颜老师所说是另一个世界。当他看到地主类的人物活得依然如故，就有一种滑稽之感。他想到他的父亲在荷州也是这番残照里的一个景象，他的心中感受着历史的悲喜剧，而觉得思想的提高和精神的升华。不过，中国大地上两种命运在做最后的较量，而他却如此游离出来，连何去何从也没有着落，又是多么空虚。

颜老师说，你继续上学吧，战争不会永远不停，知识总是需要的。他留心报纸，决定报考“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他接受了颜老师的钱，第一次到了上海。幻想的翅膀刚刚张开，马上折断了，因为那个学校的学费是一百五十万法币，即使颜老师的支付不成问题，他却于心何安？乘着火车，他回到了丹阳。生活当时并没有为贫穷的青年提供顺利的阶梯，虽然在荷州他有一个正在花天酒地的父亲，可是他已经不能想像他会去用父亲这个地主的钱了。

当时，在上海，在丹阳，他看到做各种职业的人，可是他似乎不愿意像他们那样辛苦麻木陷进具体生活的漩涡。回到丹阳不久，他就做起了小学教员，既似乎超然，又似乎也走上了人生。

几乎是难免的吧，他碰上了一件很遗憾的事……在他教书的班上，有的女学生岁数颇大，他记得，他的眼睛不听话地对于一个叫钱素红的，是不免多看几回的了。

这个女学生一对大眼睛沉静无比，在课堂上专注地望着他，好像要把他的声音，动作，形象都尽力吸收进去，他感到那已越出听讲的程度，并且实际上已经不是在听讲，那里面有让他不愿去深想的意思。他告诫自己他在丹阳不过暂时存身，节外生枝是没有必要的。

然而，一天下午，当他一个人在丹阳行人稀少的街巷闲步时，钱素红突然到了他的面前，他慌乱而又高兴，但他马上看出钱素红急切的样子，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钱素红说，郁老师，你虽平时没有跟我特别说过什么话，但我晓得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你带着我赶快离开丹阳，随你把我带到哪里去！

他当时的吃惊现在是记忆犹新的，他让钱素红简单说明了她的处境，原来，她是她舅舅收养的，她舅舅是钱庄职员，如今想把她嫁到武汉一家钱庄给老板做小。他听到这不幸的命运，内心同情，但他面对的却是很现实的情况，他得马上作出抉择，答应？还是拒绝？他原是应有相当勇气的，完全可以带着钱素红远走高飞，而不管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但他考虑到了颜老师，他如果一走了之，背着诱拐女学生的骂名，在小小丹阳城里颜老师将受到怎样的牵连？他复又想到他似乎是负有使命的（地委指示：回家坚持），怎么可以这样盲目乱动呢？钱素红这样的不幸早已在进步小说上读到过，他能一个一个地搭救她们吗？他不是成了小说中多少有点可笑的智识青年了？

钱素红看出他的为难，对他并无怨恨，一下子认了她的命似的，哭着跑开了。

他意识到那一时刻的重要，喊着她，追了过去，但钱素红掉头向他摇了一下手，坚决地跑走了。也许可以夸张地说，这女子爱他是胜于他爱她的。他当时只能惭愧而无能地呆站在那里……

国民党丹阳公安局突然从颜老师的长江旅馆抓走一个住进旅馆才两天的客人。颜老师不放心，打听了一下，说是共产党侦探。颜老师是在苏北根据地工作过的人，对于从自己家里捕走共产党人，心中不安，就同他商量办法，他提出花钱营救，颜老师就那样去试试看了。不料，所拜托的人说，公安局长不肯收钱，而且扬言要查一查颜老师的老底，这明摆是要敲一个大竹杠，颜老师只得又花了一笔钱才免了麻烦，而那个共产党人却是救不出。这件事在颜老师心上笼罩了阴影，他一面宽慰颜老师，一面也就提出自己应当离去，以免那个国民党公安局长再来找麻烦。

颜老师让他到了丹阳乡下一个地方，住在一个殷实人家。那个国民党公安局长看来是个狂人，当时人民解放军就要渡江南下，他却在小小丹阳城里抓共产党。此人如今何在？是去了台湾？是死于战争？还是解放后被镇压了？不得而知。但那个所谓共产党侦探当时却是被枪决了，是押往镇江公开执行的，贴了告示。那人到底什么来历，是否真是共产党侦察员，他至今也不知道。

那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渡江之战，不但一下子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一下子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像一条因为退潮而滞留沙滩即将绝望的鱼，又忽然得到潮水的激荡而回到了汪洋活泼的水中。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镇江丹阳一线也就望风披靡。他从乡下回到了丹阳城里，还赶上看到了解放大军的入城仪式。那是一个傍晚，夕阳在战士的刺刀上燃烧，战士的脸庞都如紫铜的雕塑，武装齐整的队伍如同钢铁洪流，肩上的枪支如同移动的森林。

他是欢欣的，又是羞愧的。他虽然没有成为这铁与火的大军里的一兵，但他本来是可能成为那随军而来的工作队里的一员的，他看到了队伍里那些随军的知识分子，不胜羡慕。历史曾给了他时间和机会，可是他失去了，他成了一个落伍者。他于是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丹阳军事管制委员会走去。

他陈述他多少算是革命的履历，要求参加工作。他受到信任和热情鼓励，但一时还不能吸收他，因为来要求工作的青年很多，需要统一研究。

军管会里一位热心的人告诉他，“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招生，并开给他一份介绍信，他就赶到无锡报考去了。他已经是第1251名，而在他后面还有源源不断来报考的人，可是录取数却只有180名。无锡客栈里满是这样的青年，他们憔悴而兴奋。回想起来，那实在是旧社会崩溃之际失学失业状况的写照，也反映着新政权初建时充满希望的景象。

他的考试获得优秀成绩，完全靠了以前读过盐阜师范，学过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靠了他在根据地生活工作过的实际体验，而当时参试人员中有相当多的人连科学社会主义为何物也不知道，这就很难考得上了。

生活让他切实接近了自己的理想，先前的磨难只是对他的考验锻炼罢了。这样，他等于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跟盐阜师范一样，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社会运动。他们穿上旧军装，组成了农村工作团，开展的工作是发动群众，民主反霸，废除乡村旧政权，成立农民协会，打倒地主阶级，实行土地改革……这些，对于他，都不陌生。

他至今保存着他所在的农村工作团的合影照片，那是极其珍贵的纪念。

他读过盐阜师范，参加过根据地的工作，这个资格得到了组织的确认，所以他被光荣列入首批提前毕业的八个人之中，而到《苏南日报》当起编辑来。每天上下班，进出于有解放军战士站岗的报社，多么自豪和欣慰啊！以往所有的时光都没有白过，都是为了造就他能坐在省报编辑的位子上。感谢命运使他走上了正确道路。也感谢在羊寨时地委给予他们关于“坚持”的指示，他终于坚持到了胜利的一天。

现在已经是一九五九年了，他仍不想回去探亲，他不想让家乡对他产生“衣锦荣归”的印象。即使有一天他回家看望父母，他也要一个人衣着简朴、悄然而去。他是属于现在和未来的，他不属于过去，只可惜没有一种利斧，能斩断一个人跟以往的联系。现在，他多么幸福啊，他好像已经嗅到了乔丽身上的香气，沁透肺腑……

已经记不清了，那个叫李云珠的女子是怎么跟他认识的。回顾起来，李云珠的意思也并不错，她满怀对他的崇拜，毫不掩饰因为拥有他而骄傲，但是，他所讨厌的也正是这一点。

他对李云珠说，他是学生出身，他的父亲是地主，他并不是了不起的革命者，他只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个小知识分子。李云珠不听他的，依然用一种小市民的热情来爱他。李云珠是一家布商的女儿，即将从护士学校毕业，他本来倒也愿意接受她了，可是她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到报社散起糖果来，这是特别意味着订婚的，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反感，她说这是别人出的主意，她承认她错了，她主要是太爱他了，可是他不能原谅这件事，就跟她断绝了，他尖刻地说，以你现在的行为看你的今后，你是会有一天毅然离我而去的，我们趁早分手吧！他丢下她一个人在大树下掩泣！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也许他太过份了。但谢天谢地，他有了乔丽……

他过去的一切，都还是暂时不要告诉乔丽，不要让她的天空有一丝乌云。在某种意义上，李云珠也是单纯的。他对李云珠确实苛刻无情了些，但事情已成过去，也请原谅他当时的某种单纯性吧！可是乔丽的单纯更为纯净，里面一点杂质都没有。

省统一调配委员会调他到第三野战军干部速成中学任校长，他没有同意，调他到苏州工业学校任教导主任，他还是没有同意，调他到苏州体校任副校长，他觉得再拒绝就不好了，他想到自己毕竟出身地主家庭，调他出报社、安排他到教育战线，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拒绝的，他于是提出只当教员，不担任领导工作。他打算从此以后把自己沉浸到书本的世界里去，也许还可以做点学问，依然是积极的有用的人生。结果，他到了苏州体校，介绍信上明确写着担任语文教员，只不过后面有个括弧，说明着他的级别。

于是，在体校医务室里，他看到了乔丽，他美好的时光开始了。好像是命运在暗中让他一步步来到乔丽身边，而让乔丽在这里等着他的……

他表现出的自信和勇敢是他从未有过的，他早已不是一个失学的青年，他也多少有了一些人生的经历，他成熟了，虽然他的岁数并不算大。他拜托一位女教师做介绍人，这样他跟乔丽有了约会。他望着如约来到面前的乔丽，只觉得火在他脸上燃烧起来，他说乔丽我向你求婚，我请你做我的妻子。乔丽闭上眼睛好像喘不过气，转过身去哭了起来，他也就勇敢地把她揽进怀中，心中涌起无限的怜爱。乔丽接受了他。乔丽是他的甘泉，是他的蓝天。在某种精神世界里，乔丽浑沌未凿，而他却复杂得多，这复杂却使他更热烈执着地去爱乔丽。人生是多么美好，命运对他是多么周到而慷慨……

他和乔丽住在体校里，但他们梦想一个单独的住所，工作之外拥有自己的环境。借着一个机会，他们双双调来这个小小的亭州市，《左传》有记载，吴王夫差早就跨江而来开辟了这片土地，古名“亭间”。

他和乔丽现在居住的是当年美国传教士留下的洋房，上天花下地板，又大又好，四周有树木花圃，是个小花园。大约因为他那个括弧某级，所以他得到了这个住宅。他在省立亭州医士学校任教，而乔丽在亭州医院做医生，在小城都被看作高贵的阶层。亭州工人俱乐部周末的舞会，都让医院和医士学校的人包了。除了他们这些外来的“洋人”，亭州本地几乎没有人去跳舞，只有一两个小孩子趴在窗外好奇地观看，小城保持着朴素拘谨的古风。

过去的生活像云影一样飘去。时光不经意地抹去了个人经历的一切，只有历史粗线条地记下历史本身，活生生的生活却总是在消逝。但是，他的幸福，他的之所以幸福，无可置疑地是真实的，所以他是幸福的。他和乔丽如期有了一个孩子，马上他就要看到他们共同的作品了，这人体的作品却是两颗心灵结合的产物。

他有儿子了，也就是说他的父母有了孙子。可是，他是否应当通知他的父母呢？他现在连他的父母的生死都不知道，而且不想去联系，这到底对不对呢？乔丽当然问过他的根本家乡，动员他回去探望，但他总以一种难色摇头拒绝了这一建议。现在，他感到他的内心在起变化，负疚的意味渐浓。也许，是到他可以跟父母联系一下的时候了。

汽车到了。晚点半个小时。他已经一眼看到了车窗内的乔丽，她更美丽了，她的怀里抱着用苏州花布襁褓裹得好好的孩子。乔丽在张望，还没有看见他。还得忍受几分钟。出站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通道。叫一辆三轮车。乔丽出来了，像娇艳的嫩色的鲜花，所有的人都望着她，多么可爱的年轻女人。让人们看吧，你没法叫人不看。孩子睡着了，脸上显然已经改变了初生婴儿那种红红的起皱的皮肤。看得出像他。可是他倒愿意他像乔丽。他在孩子的小额头上轻吻了一下，贪婪吸了一口襁褓里的奶香。旁边一些人善意地笑了。上车吧！他们在许多人注视的目光下离开了汽车站。在小城人心中，他们是富裕的，有知识的，高贵的，十分幸福的。当然，事实上也是这样。

我想给儿子起名亮，小名亮亮，大名郁亮。

乔丽往他身上靠了靠，实际上是倚在他身上了。她轻声回答了一个字：好！

第三章 泛起（之二）

他不由得想起了宗进庭。这个有着生杀大权的人，对于他郁平的这个被捕，不会不知道。也许，他的被捕，以至乔丽的被判刑，都是经他批准、都是有他具体指示的。他不禁就要这样地去想，觉得很有把握。

在现实中，虽然他知道宗进庭在中山塔里上班，家也就住在旁边的一条小街上，他是完全可以见到的，但他觉得，他和宗进庭之间隔着无形的、无法穿越的东西，所以好几年来他索兴就不朝那块地方走了，而感觉上似乎也就很遥远。不过他相信，他们是互相知道着的。

在看守所里很平静地呆了有个把月，没有人来提讯，就只是把他关在里面。白天所看到的监狱和夜晚所看到的天空，都看腻了。他想起以前乔丽坐牢时的那个看守所长，但这个人显然已经调离。他和刘镇琛被关在一间牢屋里，他们成了“难友”。

他问刘镇琛，你除了抄写那首诗在课本上，别的还说了什么不好的话、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刘镇琛痛苦地摇头。他说，不要怕，照大会上所说的内容，你是被冤枉了，会无罪释放你，让你继续上学的。刘镇琛无言地流下了眼泪。

他说，你还年轻，不要悲观，人生有时难免会遭到冤枉，这没有什么大不了，这对你是个锻炼，好像是列宁讲过，没有坐过牢的人生不算完整的人生，这当然是就革命者、就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专制社会而言的，但这句话，对一个被冤枉了的普通人，我想也有意义，精神上可以受到磨炼。

刘镇琛既警惕又茫然地看了他一眼。他看出这孩子的思想处在一种自我禁锢之中，不敢跟他说话，怕他的话里有着一种“老反革命”的欺骗和煽动。

时间对于他们变得很富有。刘镇琛虽然出于某种害怕而不想跟他说话，他还是一句一句问出了这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的母亲在他父亲被镇压之后，就改嫁出去了，他是由祖父母抚养大的，而祖父母也就只有他这一个后代，一家三口靠着祖父在煤库做会计每月三十多元的收入，祖母在院子里养鸡，鸡蛋家里吃一些，多余的就卖给邻居。

他也把自己的情况说给刘镇琛听，刘镇琛听了虽然没有说话，但表情上是有所反映的，惊讶，闻所未闻，将信将疑，既有所同情，又不敢同情。

他说，我并不想说服你相信我是这样受了冤枉，你太年轻了，还只是一个中学生，有的事情你是不可能理解的，即使你相信我、理解我，又能怎么样？我不需要你的相信和理解。既然我们一起坐牢，又住在一间牢房里，我应当把我的事情告诉你，不能让你因为对我不了解而产生疑虑，又因为这种疑虑而睡不着觉。我发觉你跟我住在一起有点紧张，你内心在想着如何才能跟我划清界限，是否要跟看守所提出与我分开来住？

刘镇琛的头低了下去，后来才抬起来，说，是的，你所说的你的冤案，听起来还是真实的，现在我对你确实有点放了心，和你坐在一个牢里，本来我对你是很害怕的，确实希望能和你分开来，因为说我是现行反革命，我心里是不承认的，但说你是历史反革命，我心里无法判断，我就很怕。现在我有点感到你也是一个正常的人。

他说，他们定你为新生反革命，你怕受我这个老反革命的不好的影响，所以你想跟我保持距离。但你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保持这种距离，因为总共就这么大的牢房，关着我们两个人。即使我过去真的是一个老反革命，你也看不到我是怎样反革命的，你看到的只有我是一个人，是一个跟所有人一样的人，从表面上是看不出任何东西来的。现在我跟你，处在这个小小空间里，互相不说一句话是不可能的，就像一张学桌坐着两个学生一样，即使用粉笔在当中划一条界线，表示互相不理睬了，但有时在无意中还是会互相碰到，还是会说起话来，结果那条纷笔线不知不觉就擦掉了。

刘镇琛脸上现一苦笑，笑容随即就收敛消失了，因为绝无笑的心情。他继续说，现在你不这样想了，甚至你渐渐对自己说，即使郁老师是个历史反革命，那也是过去历史上的事情，落到现在这种境地，也很可怜的。你实际上从一种不正常的绷得紧紧的心理，转到了正常的心理，一切也就很平常了。

我的经历告诉我，人是会被弄出不正常心理来的。这方面我身受其害，所以特别能感到，但也无可奈何。不过，现在我们的问题并不在此，你看可有人观察我和你坐牢的情况？没有！根本就没有人理我们。问题在于为什么要这样把我们抓起来？难道这场运动就是从教职员里，以至于从学生里，抓几个反革命出来吗？就我看到的《人民日报》，看不出这一点来。我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图和目的，但我敢肯定，不管是搞什么运动，这样对待我们两个人，尤其是这样对待你，绝对错了，将来是要纠正的。当然，也总是要有一段时间的耐心等待。

刘镇琛茫然不解，也不知道该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他说的这些话，只是呆呆地听着，但一种信任也就渐渐产生，就是说，刘镇琛感到自己无知，作为学生，从来就不知道这些，而他不但是一个年长的人，是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并且确实比他这个学生要阅历丰富、有头脑得多。

刘镇琛不一定要相信我，也不一定就已经完全相信了我，但对于和我同住在一间牢房里，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了，反而感到能听我这样跟他谈谈，于他是很受教益的，比在课堂上所得到的还要多。

这样，刘镇琛也能跟他谈自己了，说，宣布他是反革命、给他戴上手铐，他一下子吓得都不知道恐惧了。只觉得自己倒大霉了，但也好像是不足为怪的，是本来就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委屈固然也有，但也有点无所谓了，因为平常是时时记住自己“出身不好”这四个字的。被捕被斗时也没有想得很多，想的倒是如何服从，叫低头就低头，不要反抗。坐到牢里之后，好像才想到自己一生的前途完了，想到对不起祖父祖母。其实，他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那时他的父亲还没有当镇长，而父亲被镇压是一九五一年，他被取名镇琛跟父亲做镇长根本没有关系。但到这种时候真是一切都说不清、也不会听你说了。又说，上初中时就懂得自己出身不好，以后考大学是很难以至就不会被录取的，所以初中毕业填报了医士学校，心想读个中专算了，将来走上工作之后，自己再努力进修，从实践中好好钻研，也一样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好好地做一个医生吧。但想不到，理想还是这样一下子就破灭了。

刘镇琛哭了起来。他的同情的眼泪，也不禁一下子随之而出。

渐渐，他们听到外面的世界极不平静，白天或者夜晚，中山塔门前小广场会传来喧闹的声音，还会腾起呼口号声和唱歌声，他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看守所的所长对犯人们说，你们考虑自己的问题，不要竖起耳朵听外面，外面的事和你们无关。但这话说了没两天，他们却被释放了。

他们先是被叫到外面一间办公室里，接着看守所长陪着一个人进来，这个人他是见过的，就是以前“审干办”的一个干部，也就是宣布逮捕他时以某种身份在场的，但这个人做出很冷漠的毫不相识的样子，对他们两个说，根据运动的精神，现在释放你们二人回到学校去，对你们的逮捕取消了。回校之后，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经受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考验。

这时大约是下午三点多钟，他们被送出了看守所，门外却是数不清的学生，臂膀上戴着红袖章，上面印着黄色的字，向着他们发出了欢呼声：“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有一面红旗在队伍中挥舞着。他看清了，大旗上是“红卫兵”这三个很大的字，“卫”字是繁写的，字体雄霸而又优美，臂膀红袖章上也是这三个字，只不过是缩小了的。

“红卫兵”，是学校里组织学生上街破四旧时就有的。作为一个新词，词意很好懂。也就是说，在这个运动中，学生有了一个特别的身份和名称，这就是“红卫兵”。红色的卫兵，为保卫红色而战斗的士兵。红色是革命、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共产主义等等的象征和代名词。红卫兵也就是一支红色军队的意思，表示着学生对解放军的学习和模仿，要做解放军的后备力量或辅助力量。总之，这三个字加在一起，十分革命，庄严伟大、不可侵犯、不可战胜。但是，他觉得“红卫兵”的队伍似乎扩大了，以前只是出身好的学生，而且人数有限制，不多，眼前这么多学生都成了“红卫兵”，一定是吸收更多的人参加了。

但他忽然很不恰当地想起了《金刚经》妙理，那么，红卫兵，就是非红卫兵，只是名为红卫兵。妙理是由此岸指向彼岸、指向未来的。在彼岸和无限未来的回眸面前，愈是过去了的，将愈是失其真相、难以捉摸、以至于“非”。而此岸不是彼岸，现实不等于未来。《金刚经》面对“红卫兵”，依然不失其妙理。

他赶紧收敛了这样的胡思乱想。六祖慧能不识字，一旦悟出并说出“菩提本非树”的高明见解，也就逃亡了十五年。可见，思想不是自由鸟，虽是人的快乐，也是人的痛苦和危险。

他不知道他们被释放跟这些学生有何关系。两三天以来在外面喧闹的看来就是他们，难道他们一直就在看守所门外这样聚集着吗？但看守所门口也就是市委门口，他们就这样一直聚集在市委门口吗？是专门为了他们二人而喧闹的吗？他们怎么敢这样做？怎么可以这样做？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难以理解这件事。但事情也明摆着，他们的获释，就跟这些学生有直接的关系。

一个多月前，学生是被集中在教室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集中在操场上观看他们的被捕的，而现在，却这样等待在看守所门口来迎接他和刘镇琛，欢呼这是“胜利”，并且他们都成了“红卫兵”，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看不到一个老师和学校领导？他既高兴又弄不懂，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个奇怪的梦？但哪会有这样奇怪的梦呢？

他们糊里糊涂被学生们簇拥在队伍里面上了大街，好像成了他们所欢呼的“胜利”的象征而被炫耀着。他还看到，一路上有别的学校的学生也打着“红卫兵”的旗帜到来，加入了游行队伍，学生队伍在不断呼喊的口号声中一路游行，最后进了医校。

“……毛主席著作闪金光哎，闪金光！”

学校的高音喇叭里的歌曲声渲染出一派热烈的气氛，洋溢在天地之间。这歌声把他带回到一个多月之前被捕的那时，好像歌声一直未断，戏剧的情节就在不变的歌声中变化着，这有点不可思议。

他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和刘镇琛竟然被请坐到操场主席台上，胸前还戴上了红纸扎的大红花。

突然，像上次一样，高音喇叭里的歌曲声关闭，响起了领呼的口号声。从体育室里脚步杂沓地有人被押解出来，押到主席台下，头上戴了硬纸做的高帽子，胸前挂了硬纸做的牌子，上面是用黑墨写着什么的。他看到这是王校长，不禁大为吃惊。

时隔一个多月，他和王校长的位置竟然发生这样相反的掉换！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校长？这是怎么回事？《毛泽东选集》上的名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到过农民协会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那情景大约也就这样的了，但怎么能用到今天来呢？为什么？

一个大喉咙学生从高音喇叭里领呼的口号像雷一样炸响，不亚于上次大喉咙的老师，一字一字十分清楚，是“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淮兴”。

光是“王淮兴”三个字从学生嘴里这样粗暴地喊出，就令他心中震动，有天崩地塌之感，过去即使是教职员也从未有人这样对校长直呼其名的，何况是学生，何况是这样的场合、这样的大声，何况是“打倒”！

王校长不仅这样被直呼其名、被“打倒”，而且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什么叫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这是第一回听到，但“修正主义”这个词是早在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中以及报纸上就读到过的，至于这样在眼前现实生活中跟具体人联系在一起，还是头一回见到，而在前面加上“反革命”三个字，可能是表示含义的强化和情感的愤恨吧？在运动之中这当然也是很可理解的。不过，他平时所知的王校长，是个很好的领导干部，怎么就成了这样极其可恨的“分子”的呢？“反革命”与“修正主义”两个词组合在一起，被指向了一种极端反动的性质。他不知道王校长为什么被这样“定性”？他从学生的发言中听出，原因就是王校长执行了“镇压学生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所谓“镇压学生运动”，就是用逮捕他和刘镇琛来“挑动学生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在以前的学校工作中，王校长也“一贯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成了“帝修反的忠实走狗”。他感到这里有一种粗率和夸大其词，需要摆出理论的前提和事实的依据，来论证其“教育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才行，而结论若无充分论据支持，就有扣大帽子之嫌。

所以，对这个大会，他不能算是完全听懂，也吃不准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但听出了王校长实实在在的错误确实有一个，那就是逮捕他和刘镇琛，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是不应当这样进行的，有个“运动重点”的问题。这“重点”不是学生以及他这样的“群众”，而恰恰是王校长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王校长是当权派，至于是不是“走资派”，证据又不充分。学生的不言而喻的逻辑是这样：你能用逮捕无辜师生这样的手段转移斗争大方向，你就有可能是一个“走资派”，至于你如何“走资”，以后是会揭发出来加以证明的。这有点像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然，假设也是有一定基础的，不是盲目假设。

他谅解地想，运动嘛，一开始总不会那样细致，至于究竟是不是王校长要逮捕他们二人的，究竟王校长是不是属于“走资派”，这些问题，将来总会依据事实做结论，目前必须“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学生这样的勇气和逻辑也就罢了，可是，在医校这样的地方，在新中国的环境里，事情弄得像几十年前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总让他心中不安。

他想起了两年以前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大论战，想起了那些大块的著名的“反修”文章，那都是出自中央顶尖的大秀才之手，当然，一定是在毛主席的指导下、经过了毛主席的修改和认定。那震动天下的文章，不但在中央报刊上发表，而且都印成了活页文选和小册子发行。他珍爱地完整地保存着一份，并且到印刷厂去请工人师傅装钉成了厚厚的一本书，自己做了一个封面，恭敬正楷写上了《九评》二字。从其中《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关于斯大林问题》等文章可以了解到，南斯拉夫是如何“资本主义复辟”的，赫鲁晓夫上台后怎么反斯大林的。所以，《九评》提出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这个严重的问题，说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说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这种“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而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从学生当时写的作文上看，学生读了《九评》都觉得自己任重道远，表示一定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发表《九评》两年后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看来就是这样的一次“反修防修”的运动了？一代青年，过去只是在书本上读到毛主席如何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恨自己生得太晚，现在想不到自己也赶上了时代，能在毛主席领导下干上了革命，真是无上的幸福，唯一遗憾的也许只是这场革命规定了是“文化”的，不是转战千里浴血奋战的，假如那样，一定会更带劲。年轻人的历史感不免充满浪漫色彩，他们心目中好像认为正是这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引导着历史的前进，这有毛主席的气势磅礴、充满激情的诗词为证！

虽然他还不能弄懂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如果就是逮捕他和刘镇琛，那确实也就很难说有什么“反修防修”，确实是“转移”了方向。但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呢？至少他得到报纸上去研究一番才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作为偏僻一隅的人，对于全局的了解，只有依靠报纸。事实上如果有人要从收音机上参考不同的声音，这个人就会获得一个可怕的罪名叫做“收听敌台”，这几乎也就是“反革命”的代名词之一，所以好多人，包括他在内，是干脆不购买收音机的，免得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王校长这样被“打倒”，工作组的人也看不见了，而且学生在发言中已经提出，工作组长必须到学校来作检查。那么，现在学校领导是谁呢？副校长哪里去了？高主任哪里去了？怎么一个也看不见？他虽然被释放出狱，心里一下子轻松下来，却越来越觉得不踏实。他注意到领头的一个学生，他记得叫史家旺，想不到非常会演说，博得阵阵掌声，全场都沸腾了一样。这使他想起了历史上的学生运动。这个学生的演说中提到，“要进一步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红卫兵战友们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言词让他紧张出汗，他分明被卷进了他还一点不了解但很重大的事情之中，正如他二十年前被身不由己卷入到“除奸”队伍中去一样。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中有“拥护市委释放被捕师生的正确决定”这一条，不管怎样，既然是市委的决定，既然学生是拥护市委的，他也就放心了。

刘镇琛被他的同学们簇拥而去，他被带进了学生会那间屋子。原先写着三个蓝字的“学生会”的小木牌不见了，挂上了一块写着红字的“井岗红卫兵总部”的牌子。

在大会上发表演讲的学生史家旺戴着眼镜，是个猫脸，脸盘较大，不如说是一张虎脸，粗粗的眉毛横在眼镜上方，神神的猫眼藏在眼镜后面，睁得圆圆的看人，专注而有几分好奇。四周坐着站着七、八个学生，而他则被指定坐在他们的对面。

这时他看到学校的魁梧高大的总务主任像个最小心谨慎的下级一样，躬身向史家旺请示，发工资的时间到了，王淮兴的工资是不是照发？史家旺很沉着回答说，这些事情我们学生不管，难道有人认为不应当发他的工资吗？总务主任嗫嚅着说，是产生……这样的……疑问，所以来……请示。史家旺一听，说，不允许从行政的方面干扰运动，学生无权停发学校里任何人的工资，学校里的总务工作，正常运转，不要再拿这种发工资的事情来问我们。总务主任既肃然起敬又十分汗颜，连连点头称是，躬身退出，始终未敢仰视。

他望着这些满面脸稚气但神情严肃的学生们，心里提醒自己不要小看他们，他想到，一九四四年他只身一人去投奔新四军盐阜师范学校时，才十七岁，并不比他们现在的岁数大，而他的工龄却正是从那一年起算的，那就算是他参加革命了。于是他觉得，刚才他暗自涌动的对当前“革命”的某种疑虑，似乎成了一种亵渎，而学生还是把他从狱中救出的人呢。他心中多么有愧，又是多么羡慕人生这样单纯热烈、血气方刚的年岁，他也怀念自己的这样的年岁，他实际上并不喜欢总是冷静着沉默着却暗中思索不已的自己！

史家旺对他说，郁老师，我是三年级二班的，我叫史宏，历史的史，宏伟的宏。他一愣，史宏解释说，本来叫史家旺，这是才改的名字。他听了点头，领会到这是追随时代之意，而原先的名字显得陈旧落后了。这种自改名字的现象，在大约五十年前一些走向新时代的“五•四”青年当中，早就有过的。历史多么会重复某些现象啊。他一点不想轻视青年，他对青年唯有热爱，仰慕，甚至崇拜！人类的理想之一不就是让自己永远年轻吗？已经不是青年了的人就会产生对青年的崇拜。只是人总会像他这样变得老于世故，而他其实还不到四十岁，不能算是老，他为什么却总是感到自己都老得有点沉重了呢？

史宏说，你讲的课，我们很有印象。市委已经宣布，你和刘镇琛都取消逮捕、予以释放，并且承认，学校里和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定撤销市委工作组，王淮兴必须接受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

他微微点头，表示自己在听着。

史宏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通过逮捕有一定问题或根本没有问题的群众，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把文化大革命扼杀在摇篮里。你们获释，是我们医校井岗红卫兵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斗争的结果。必须向你说明，红卫兵已经不再专门是“红五类”的学生组织，现在成了全体革命学生的组织，这就有力打击了对我们学生分化瓦解的反动路线，也打击了形左实右的“出身论”。在我们静坐市委期间，全市各学校纷纷成立了这样全体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前来声援，参加静坐，工人阶级也来支援我们……

他听了，心中暗吃一惊。学生静坐市委！工人也来支援！一切真是惊心动魄、难以想像，好像党在从前领导城市斗争的模仿和重现。他和刘镇琛在看守所里听到的外面的喧闹声，看守所长叫他们不要竖起耳朵去听的，原来是这么回事，而且这么复杂！

另外一个红脸膛的学生说，把逮捕师生、把审查教职员、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读报、学习、互相提意见，说成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完全是篡改，可以说是阴险毒辣、肆意妄为！至于把刘镇琛定为“现行反革命”，把你定为“历史反革命”，定得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仅凭刘镇琛在书本上抄写了一首革命烈士诗抄，根本不能算是“反革命”，如果这样，那我们每个学生都有被定成“反革命”的可能。这就是“资反路线”，是白色恐怖、法西斯专政。

这个学生似乎有着某种独特的感觉和思想。

一个戴着深度眼镜，面容好像只是苍白模糊一团的小个子学生说，你郁老师是什么历史问题，我们学生也不知道，但在这种时候把你作为“历史反革命”实行逮捕，是不正常的，如果你真有严重历史罪行，过去就不应当把你从农村召回学校代课。所以，这次对你的逮捕，是别有用心的，是本地区某些人精心策划用来扭转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当时就意识到了，但意识到的不等于认识到的，也不等于就能够加以反对的，从产生意识到能够行动，要有客观条件，要有一个过程。我们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跟毛主席心连着心，哪怕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也永不后悔！郁老师你也要从根本上来理解这件事，不要只想着你个人的事情，现在，你个人的事情，已经被“资反路线”弄成了政治事件。

听到此，他真觉得十分敬佩和感动。但他不可能把眼前的这些学生娃娃当成“组织”，并且这些学生算什么，他确实还弄不清。学生们对他是这样热诚，他却沉默不言，连一点谢意也不表达，他内里很抱歉，他保持着一种沉默和呆样，他对眼前世界确实有如梦之感。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以“莫须有”逮捕师生，阻止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开展。他们用“恐怖”来“催眠”，想让人们躲进被窝里去睡大觉。其实，被愚弄的人们一旦觉醒，将会十倍地回敬他们。而他们却把自己的真面目、把自己的火力点，给暴露了。他们有可能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至少属于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害怕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有意地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用这个来吓唬群众、镇压群众。《十六条》明明不让这样说、这样做，他们却一定要这样说、这样做，他们敢公然不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十六条》就是鉴于这种情况制定出来的，而在我们这里，却还要照《十六条》之前的错误做法做，这是有一条又大又粗的黑线在起作用！这正深刻说明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你和刘镇琛以自己的被捕，为亭州的文化大革命立了大功！

史宏这样说罢，旁边的学生们笑了起来，他一下子头昏脑胀，毛骨悚然。

史宏继续说，郁老师，你个人的问题，肯定是要放到运动后期调查处理了，我们是相信你的，希望你不要消极悲观，而要振作精神。不过，你可以把你的历史问题客观地写成一个材料给我们参考参考。如实写给我们，不要害怕，只要实事求是，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而我们需要真实的情况，才能有正确的判断。你的问题，即使全是真的，也并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十六条》的第五条写得很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北京五十多天里的错误方向。《十六条》的制定，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现在可以说，亭州的“重点”正在暴露，我们也正在继续观察，我们将以《十六条》为武器，有理有利有节地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像剥笋子一样，把隐藏最深、资格最老、骨头最硬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你去领工资回家休息吧，你的工资应当全部补发给你。休息几天以后，你照常到校。

敬佩之余，他感动着，吃惊着，思考着，也努力理解着和警觉着。最后，史宏给了他一份油印的传单，还给了他一本正式出版的小册子，说，你回去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走到门外，他一看，粉红纸上油印的是一篇不长的文章，题目是《炮打司令部》，副标题是“我的一张大字报”，署名是“毛泽东”，还有写作的具体时间，是“八月五日”。

他以前没有看到过毛主席有这篇文章，是新发表的了？这文章的题目非常不一般，能这样雄奇的，大约也只有毛主席。而副标题也不一般，毛主席以最普通人的身份写起大字报来，他老人家难道需要用这种方式说话吗？还是出于要提倡这种形式？要用“炮打”的，是“司令部”，那就是在中央最上层里面了，多么意味深长，又是多么让人的神经为之一紧！他迫不急待、一字一字认真阅读起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反映了很严重的事情，严重到让他的心跳陡然加快，背上冒出汗来。“反动”、“围剿”、“白色恐怖”、“资产阶级”、“何其毒也”，这些不同寻常的词，竟可以用来形容身处“中央”的“领导同志”，这简直太让人吃惊，以至于令人又害怕又兴奋了。而“中央”的“领导同志”是谁？曾经有过“错误倾向”，并且在最近以来的五十多天里，“反其道而行之”，要把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可见不是一般之人！“反其道”者，与毛主席主张之道相反也。

他久久深思，但他不了解情况，似乎也害怕了解这种很严重的情况，这情况是发生在从八月五日往前数的五十多天里，就以六十天来算吧，那就是六月七月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呢？他也无从知道，而史宏好像是得到过某种传闻并且有着一定领会的，成为那种战斗激情的一种精神的、思想的来源。

他在思想深处很自然地暗暗发生着一种本能似的逃避。他和刘镇琛的被捕与被释放，医校“红卫兵”，还有“静坐市委”，分明跟毛主席这张“大字报”有着一定的关系，归根到底是毛主席这张“大字报”救了他和刘镇琛。他们遭受的，不就是一种“恐怖”吗？既然是不正确的，而且这样置无辜者于坐牢的死地，这种“恐怖”当然就是“白色”而不是红色的。好像就连毛主席也知道亭州的情况，好像小小亭州跟伟大北京的情况客观上是受着某种共同规律支配的，真是不可思议！正如那个学生说的，他们亲身体会到跟毛主席心连着心了。

这张“大字报”看来不会假，别人做不出这样洒脱、磅礴的文章来，即使作伪也作不出来。全国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将要怎样？他看了一眼那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史宏说的《十六条》，并且说是中央的一场大斗争的产物，他心中又是一紧，连忙放进衣袋，似乎怕被人发现他在看这样重要的文件。

他回去关了门，看了小册子，对这场运动似乎明白了一些，他又接连几天到图书馆去翻阅报纸，把以前看过的前几个月的报纸，以及个把月以来没看过的报纸都看了，竭力能对全国发生了什么有一个了解。

报纸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样的文章夺人眼目，学生们确实正在“造反”。至于加上“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定语，当然就表明着这样的“造反”是有前提的，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发动和领导之下的。

“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红旗》杂志社论中这样的话，跟《炮打司令部》里的话，不是存在某种联系吗？他又一次感到那种暗暗的心惊和莫名的兴奋，但一切仍无法想像得更具体。

找来找去，报纸上并没有发表《炮打司令部》，但他相信，这份“大字报”不会是假的，一定是从北京流传过来的。毛主席竟然写起大字报来，这反映了情况的某种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他已经从史宏这些学生身上感受到，确实是让所有的人吃惊并且产生特别的兴奋和一种紧张的，任何人不可能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特别是年轻人，会很自然地产生要奋勇无畏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感觉。

以前的人只知道自己鼻尖面前的身边的那一点点，脉博只在自己身上跳动，现在好像不同了，普通中学生的身心也一下子就连接了北京、中央、毛主席！这确实是从未有过、也从未想过的事情！他不禁想起印度大文学家泰戈尔的名著《红夹竹桃》，里面写到国王从他深居的地方走出来，加入了起义的、造反的人群，这一笔一直令他吃惊而费解，视为浪漫主义笔法，现在倒似乎在现实中得到了一种理解。

就在他往返图书馆的路上，他收到中学生们一路散发给群众的各种油印传单，其中有陈伯达、江青的讲话，从中可以看出，首都一些学生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为此分成了赞成和反对的两派，双方发生了大辩论，陈伯达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江青的讲话赞成陈伯达的建议，并且说，“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

他模模糊糊地想：这个问题过去是人人心中皆有，而人人皆缄口无言的，现在可以这样公开讨论并且可以批判“血统论”了，这是很令人感到进步的。

还有一份传单是《红卫兵誓言》，说：“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纲领。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这显然浮夸的语言，有点煞有介事，令人不寒而栗，但意思是不错的，他觉得可以理解和马虎过去。他也就更明白医校“井岗红卫兵”这种名称的由来了。

传单中还有毛主席八月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其中有“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这句话，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

读了令人紧张，真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此外还有翻印的外省的传单，其中有“湖南长沙八•一九事件真相”，“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声明”。

在描绘“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历史场面的各种作品里，总是有学生散发传单的意气风发的形象。看来，青年人散发传单，是历史发生动荡的一种标志。

一切似乎在告诉他：一个革命时代来到了！他似乎从整个的空气中受到一种鼓舞和启发。史宏那些学生对他的有所要求，不就是鲁迅说过的一种“将令”吗？他一下子想定了一个题目：《捉放之后：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回顾》，在这个题目下，可以把他一九五九年如何突然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前前后后，都写进去，也就是说，其中采用倒叙的方法，把他与宗进庭之间发生的历史上的一切，都坦然地尽可能翔实地写上去，以求说得清楚，至于他的妻子的情况，他也打算公诸于世。这真有点“豁出去”了！

他想到，如果他发生意外，比如，突然无疾而终，那么这就成了他留下的真实资料。是的，假如他就那样被宗进庭关死在牢中，他又怎能让人们知道他的冤情和苦难呢？他似乎早就该把一切写出来了。他虽然比学生岁数大、阅历多，但他在革命精神上，是多么地不如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啊！写吧，怕什么呢？都写出来！

自从宗进庭对他加以迫害，他持续数年申诉至今，他是“就事论事”的，他在任何一份申诉书上都没有涉及他与宗进庭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就说，他没有“揭发”宗进庭作为被“除奸”对象的事情，他是有不忍之心而留有余地的。尽管宗进庭这样对待了他，这样造成了他的巨大不幸，他仍没有跟宗进庭把脸撕破，他没有向组织向别人说出宗进庭的那段怎么也不能算是光彩的历史。实际上，是他自己给宗进庭瞒起了迫害他的原因。他至今未对王校长说起过，至今未对”审干办”说起过，在省接待站他也没有说，在中央接待站他也没有说，在任何一份他写的材料上他都只字未提，在坐牢时对“难友”刘镇琛也没有说过。他记得他至多只是曾经向宗进庭夫妇本人提及过这件事，目的却不是为了威胁他们，而只是向他们表白，请求他们的理解和原谅。

实际上，是他自己使得组织上、使得人们想不到他的案情会存在迫害和打击报复的背景。组织上以及一些人们甚至会认为，宗进庭对他的处理已经够宽大的，是讲了“老乡情面”的。某种意义上，他真傻，他为什么不拿着这个最厉害的“武器”，逼着宗进庭放老实点儿呢？也许，假如向组织上提出这件事，组织上就会找宗进庭谈话，会叫宗进庭不要带着个人恩怨处理问题，乃至会叫宗进庭回避，让别人来处理这个案子，一切也许不至于拖到今天，更不至于发生以后的一切。一念之差，结果如此！

他真觉得，至今为止，他的事情，完全是他自己给耽搁了，完全在于他没有向组织说出内在的真情，他一点也不能责怪组织，他是自己误了自己。他被弄得这样家破人亡，可他仍然活着，真是所谓“人还在，心不死”，于是，宗进庭趁着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运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他来下最后的毒手，竟然下令（他已认定是宗进庭下令，而绝不是王校长或工作组下令）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逮捕他，让他坐牢，假如时机允许其这样下去，岂不是能做到彻底置他于死地么？这跟“杀人灭口”的区别，只在于见血与否罢了。假如不是还能被“红卫兵”给翻过来，假如不是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十六条》，他岂不是要把牢底坐穿、要被害死吗？一切都在告诉他、对他说：你该听从学生的吩咐，把情况写出来。

他是不能不把那段秘密给宗进庭公布于世了。如果他遭到不测，谁还能知道他的冤枉和其中秘密呢？他不能把秘密带进坟墓，不能给自己钉死了冤屈的棺材盖。而这一点，他以前却没有想到，他真是太天真、太愚笨了。传单，大字报，红卫兵，报纸上的言词，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宗进庭对他和刘镇琛的迫害，而他们竟被学生放了出来，这一切让他明白，某种旧的秩序、老的做法，正在被冲破和崩溃，可以说，几乎“天下大乱”。他虽为此而感到某种害怕，怀疑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但他内心是欢欣鼓舞的！这不可思议的一切，不正是党和国家在推动社会进步吗？既然如此，他也不必一味循规蹈矩以给“组织”写信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他领教得太多了，“组织”是由人组成的，而人却总是服从他的上级，”审干办”的那些人总是在真理的面前掉过脸去而为虎作伥，宗进庭这种人不就是古人所说的“虎而冠”者吗？

一时，他觉得自己如同报纸上常说、歌曲里常唱的，“跟毛主席心连着心”了！本来他对毛主席就无限崇仰，从来不曾因为自己的不幸和苦难而有所动摇。他有了一种豁然敞亮和浑身来劲的“解放感”，他似乎看到一种给人以宽松和自由的“新时代”正在到来。这不是幻觉、错觉，这至少是他自己一时的真切感受，而且也已经是一种群众性的局面。

当前，市委这一级组织，正在忙着如何领导本地的文化大革命，哪里有空来处理他这样的一件具体的、拖了多少年的事情呢？从前他也不是没有在这方面努力过，但一切都落在了宗进庭的手里。现在他对市委这一级组织，更不必用自己的问题去打扰了。而学校里，在王校长被“打倒”之后，组织何在？学生们好像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朝着北京、朝着毛主席，就连亭州市委甚至一省的省委，也不一定在他们心目中有多重要的位置了。

民众与中央直接沟通，中央把政策直接给了民众，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真的不知道组织何在，他的个人问题该向哪一级组织去说？难道要直接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吗？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样小的事情有资格向党中央毛主席去反映。既然宗进庭这样处心积虑要置他于死地，而这必须让组织知道，根据当前情况，他索兴把事情写成传单，让所有的人，让社会，同时也就让组织，都了解到真相，这真是最痛快、最直截了当、最为可靠而无误的。

“唯恐天下不乱”！他记起了这个古训，心中一阵胆寒，好像自己就成了“乱臣贼子”似的，他几乎要取消自己的计划。但他又想，是宗进庭“乱”来在前，而他“乱”来在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宗进庭位高权大、居高临下，正如韩非子所说，在“法，术，势”这三个方面都十分有利，以至于能堂而皇之、一再对他进行迫害，其实这是盗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现在这样的形势，毛主席是从上而下发出号召，群众是从下而上响应号召，以人民的“乱”，来治宗进庭这种当权派的“乱”，从而达到一种新的“治”，这是他衷心拥护的，这不就是民主吗？

名者实之宾，事实胜于雄辩，只有真实才是根本的东西。他不能连事实也不敢说出，那他真是辜负了学生，辜负了毛主席发动的这场大革命了！他铺开稿纸，奋笔疾书。

某些关键部分他很注意措辞委婉和公正允当，因此写得不快，但宗进庭的“画皮”是无可避免地一层一层地给“剥开”了！在这篇写了两天，动情讲理、字斟句酌、文气贯通，大约八千字的材料的末尾，他写道：

如果还有人要抓住我的所谓“历史问题”，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实行新的迫害，那就只能进一步暴露他自己，其所作所为，正如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所英明指出的，是“实行白色恐怖”，是“何其毒也”。

他到附近一个他很熟悉的小学里借了钢板蜡纸，用他久练有素的一手仿宋体刻写起来，后来又自己动手油印，整整忙了一天，直到天黑。晚上，他看着堆在桌上的传单，闻着那油墨香，心中很感慰籍，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眼睛一睁，他从床上跃起，他将精神饱满地去散发传单了。

他给自己留下两份，作为收藏，其余的装在一个布拎包里。他先是到了医校，给各个教研组送去，凡是遇见的老师都给了一份。然后到了“井岗红卫兵总部”，史宏不在，里面有正在写大字报的几个学生，其中有红脸膛的那个，看来也是头头之一，于是就给了好几份，其中一份转交给史宏。

他出了学校，就到乔丽以前所在的医院去。各个门诊室都给了一份。然后他就到中山塔去，一个办公室一份，“审干办”自然也有一份。“审干办”的人虽然早已厌烦了他、斥责过他的，这一回见了他，却没有吭一声，任他走进去，把材料放在一个办公桌上，而后离开了。好像对他也有了一点“民主、平等”的意识。

他大着胆，也没有人阻拦，深入到了机关大院里头，最后到了一个安静的小院，里面有一座两层高的办公楼。楼下突然就有一个人走出来用手势挡他，这显然是个秘书，他急中生智说我是宗市长的老乡，那人虽有疑惑，但看他不像坏人或无理取闹的人，却也就放他登楼，他走了上去。

上面是一间一间的办公室，他先向西头走去，门都关着，他从门下的缝隙里送了一份材料进去，只要一开门，就会发现的。他复向东走，门也都关着，他也都照此办理。

他没有遇到宗进庭，这使他松了一口气。他并不是来找宗进庭的，他只是认为既然看到了这座大约很重要的办公楼，他的传单就应当散发到上面去。

他走向楼层最东头，迎面一架立地镜子，他看着镜子里的自我，似乎第一次看到自己。他问镜中人：你是谁？你就是叫郁平的人吗？你是在梦中吗？镜子好像给他一种提醒，他几乎就要抽身而退。但他告诉自己，这就是现实之你、你的现实。

一步之外，门是开着的，他一看，里面坐着一个人，一双眼睛正盯着来到门口的他，可能早就在镜中发现他了。

他寒毛一竖，似乎想后退，就像林冲误入“白虎节堂”一样。但他同时也就称叫了一声“宗市长”，并且明确了自己老熟人老同乡老当事人的身份，毫无惧色十分镇静地走了进去。他想，正好，当面送给他，越发的光明正大。

宗进庭做了一个手势，请他在对面靠墙放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这样距离较远，大约有两公尺以上。宗进庭起身拿茶杯，要给他泡茶的样子。他忙说我不喝水、我马上就走。宗进庭也就听他的话，放弃了要给他泡茶的姿态，坐下来面对着他，等着他开口。他注意到宗进庭伸手到办公桌后面摸了一下。

他想要对宗进庭说的话，当然是很多的，他有好多话憋在肚里几年了，但一时却觉得无从说起，而且都不必说了，他只需要说眼前的事情。

他说，最近我忽然被捕，又忽然被放回学校，逮捕我时说我是“历史反革命”，放出我时说取消这次逮捕。我的个人问题是个小事，与当前运动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想不到这样影响了运动，所以就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让人们对我的事情有所了解。我写成了一个材料，没有抄成大字报，里面有些事情是第一次公布，油印了一百份，刚才在医校、医院、还有机关里散发了一些。

说着他将一份材料送到宗进庭面前，也就告辞，说，不打扰你了，材料如果写得不对，希望能得到你的纠正。说到这最后一句话，他已经觉得自己所说都是废话而且虚伪了。

宗进庭憋着内心的不安，保持着他的尊严，僵硬着头，眼睛被牢牢吸引在他的材料的题目上。

他及时抽身，下楼而去，顺手从拎包里抽出一份材料给了迎面走来并且好像为驱逐他而来的秘书，大步离开了那座办公楼，感到心头一阵畅快和轻松，恨不得像一头叫驴似的跳起来欢叫一声。

他立即想到了王校长，一直对他很关心的，可他写这份重要的东西，竟然忘记了跟王校长商量一下，潜在的原因是王校长已经被“打倒”了，而且被“打倒”是与他有关的，这造成了某种尴尬，当然，他并不认为王校长就成了什么人似的。拎包里还有最后一份材料，他就到王校长家去。

王校长的夫人在家，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似的看着他。他说，我是郁平，学校的老师！王夫人说，我知道你是郁平，你是来……？他想，王夫人因为学校里的事情而对他误解了，或者不知道该怎样对待他。

他说，我是来看望王校长的，他不在家吗？王夫人说，他到学校去了。他说，那我不等他了，我写了一份材料，本来是应当跟他商量的，现在我已经刻印出来了，留一份在这里，让他看看，他一直是关心我的，但有些情况，他还不了解。他拿出钢笔来，在材料上写了一行字：

王校长，我写出了这份材料，上面的事情以前没有对你说过，也没有对组织上说过。这可能也是我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原因。现在，我把一切都写上去了。过去我无端地有点“怕”，现在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不应当再怕什么了，而且我已经从牢门里进出过了！

最后写得有点浮夸，他真的什么都不怕了吗？大约并非如此简单吧？可是已经写下来了，就算了，反正是心情的一种表达吧。

他这样在外面转了一大圈，散完了传单，回到家中。心中却渐渐不安，好像自己做了什么不能做的、胡闹的事情，很有些后悔和后怕似的。他想起了胡风的被批判的名言，“精神奴役的创伤”，他真的很难弄清自己在精神上是否正常？他这样问自己精神是否正常本身，又是否精神正常？

他有些茫然无着地拿起一本许地山看起来，就被《蝉》这篇短文吸引住了，许地山写道：

急雨之后，蝉翼湿得不能再飞了。那可怜的小虫在地面慢慢地爬，好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头。松针穿不牢的雨珠从千丈高处脱下来，正滴在蝉翼上。蝉嘶了一声，又从树底露根摔到地上了。雨珠，你和它开玩笑么？你看，蚂蚁来了！野鸟也快要看见它了！

他把这篇短文反复看了几遍，心中被一股无名的惆怅和恐惧抑郁着，他决定躲到乡下去。既然学校里不上课了，他还去做什么呢？是去“革命”吗？虽然他有了一种“解放感”，但他和年轻的学生娃娃们不同，他的翅膀正如蝉翼，是湿透了的，而且是受了重伤的，他飞不起来了，他心里不知为何还有点为史宏这样的学生担心着呢。

他立即给“医校总务处”写了一封请假信，说自己因为“坐牢”，受了很大的风湿，身体疼，不能到校。他把信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就到下河码头去，搭上了夜班的轮船。他的心，飞向淳朴的乡村，心中想念着父母，满怀愧疚……

第四章 泛起（之三）

自从乔丽出事，亮亮死了，五年以来他一直不敢回家乡，他怕见到他的父母，他无法对父母交代，他把乔丽的事情，把亮亮的事情，写在信上告诉了他们，自称“不孝儿”，就不再跟他们有联系了。他们的痛苦虽可想像，却也无可奈何，即使他下乡去陪着他们一起痛苦，于切身的现实又有何补呢？大约倒不如不见面的好。他只是在过年的时候寄五十元回去以示孝心而已。父母给他来过几封信，他们反过来安慰他，叫他在城上好好工作，要相信组织上会弄清他的问题，叫他常写信给乔丽，鼓励她在农场好好表现，争取提早获释。父母的信虽写得简单，却关心着他的一切。他真的感到岁月多么漫长，而父母似乎将会永远地陪着他过下去的。

他回到了几年不见的家乡农村。轮船依然谨慎地停靠到泥土的高岸边，搭起跳板，让到站的人们下船，然后收了跳板，突突地倒退着，搅起浑浊的泥水，拨转船头，开向下一个站头。

还是那条田间小路，曲曲折折走十里，就能到达他家所在的村庄，但小路并未到头，它继续蜿蜒伸向远方的村庄。田野上秋收在望，少数田块上早稻开镰，像是从大地的米糕上整整齐齐切下一小块来。他大吸了一口带着水稻清香的新鲜空气，望着满眼看不到人的秋原，嘴里念着陶渊明的句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这只是所向往的而已，自己的现实还是沉甸甸地坠挂在心中的。

穿过一节节田野和几个村庄，他到了韩家舍，大半的路走下来了，他知道父亲是在韩家舍供销社工作的，但父亲六十多岁了，不知道退休回去了没有？他是可以到供销社里看一看的。

供销合作社也就是某一片农村的一个中心的综合的商店，供应的商品五花八门，从布匹到纸张，从锅碗到大锹，从煤油到针线肥皂雪花膏，都有；但跟城里一样，有些东西，比如布匹、煤油，是要凭证供应的。

韩家舍供销社设在过去地主的房子里，砖木结构，高房大屋，供销社用着后面两进房子和中间的一个大天井。他走进大门，站在天井里，南北两边屋里都是货架，柜台里面站着供销社的人，相当于城里的售货员，但他们比城里的售货员懂的和做的事情要多，而且都是男人，中年以上的占多数。大约由于是在一座旧房子里的缘故，里面光线幽暗。

他一眼看到父亲也在柜台里面，跟别人一样，手上捧着一个大茶杯，见到他，就把茶杯放下了，看着他。

父亲比起五年前是明显地老了些，白头发占了一半，但人还是那样，一点也没有瘦下来或弯下来，他为此感到高兴。但他也就忽然想起了亮亮，这么老的父亲失去了孙子，心中是什么滋味啊，父亲忍受过的东西真是不能算少。他的出现，大约只是使父亲想起了孙子、想起后继无人而已！

他让自己镇静着，就像是天天在一起的一样，依照家乡话，叫了一声：“父拜父拜”，走了过去，说，我来看看你可还在这里上班。他看到父亲的眼睛正在湿润和起红，但父亲竭力用一种很正常的口吻说，乡下，能上班就上班。说着这句话时，也就把内里的某种情感全控制住了。

旁边一个花白头发说，在家里也是闲着，不如到这里来大家一起混混，七十岁能上班就不算老，三十岁不能上班就算老了，真正老了就在家里等着那一天吧。众人为最后一句话笑了起来。他问父亲，妈在家吗？父亲说，在。他就要走，父亲说，你等一下。父亲就走出柜台，出了供销社。

他在里面四处看看，有人问他，还在城里教书啊？他点头。又有人问，听说城里学生现在叫做“红卫兵”，造反了，打老师、打校长，是真的吗？你就是趁着这时候回来看看的吧？他含含糊糊地点点头。

这时另一个人说，造反是要杀头的啊！于是有人回答说，现在是搞运动，假如真是造反，那还得了？就这么个说法罢了。

又有人说，学生懂什么？依我看，是瞎闹！这些人就这样讨论起来了，看法上有时大相径庭，实际上不需要任何解答，而任何解答也都会引出不同意见，所以他也无可解答。

这时一个年轻的人走了进来，他们介绍说，这是我们杨主任！

年轻的杨主任身穿一件灰色的对襟单衣，向他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笑笑，他明白了这就是供销社负责人，在四周农村以至于在一个公社的范围内，也算得上是一个受人恭维的人物，因为他手上有物资有商品。

他恭敬地称呼了一声“杨主任”。杨主任说，不客气，小杨！是郁老师吧？众人说，对，脸上写着呢！意思说他生得像父亲。

杨主任说，好几年不下来啦？

这话有点抬举了他。他惶愧地点头说，是的是的。

正说着，父亲来了，手上提着一挂猪肉，进了柜台，伸手从下面拿出一个半旧的小竹篮，将肉放在里面，又从柜台上取下两瓶白酒，也放在里面，给了他，说，你先走吧，我家去吃饭。

旁边的人说，爷儿两个要对扳一下呢！

杨主任说，老郁你下午就不要来了，爷儿俩个“四两棉花八张弓，细弹（谈）细弹（谈）”。

在一片温暖友善的笑声中他接过小竹篮，向父亲的这些一团和气的同事们点点头，说着再见，走了出去。

进了家，妈妈见了他就撩起了衣角，他喊了一声“妈妈”，就走过去把满头白发又瘦又小又老的妈妈拥抱在怀里，妈妈却已经抽泣起来。

他说，妈妈，对不起你们！说了这句话，他就要下跪，妈妈拉住他，说，这是命，不怪你们！我一个都不怪！

妈妈的话使他眼泪直涌，他想，父母作为父母，是伟大、高贵的，是普通平凡的一种伟大、高贵。

母亲忙菜忙饭去了，他洗了脸，正站在天井里，门外走进一个青年的农民来，中等以上身材，挺结实，大脑袋大脸盘，剪着短桩子头发，灯泡似的有点暴突的明亮的眼睛看着他，走到他的面前，谦恭地问候他：二先生你回来了？他唔唔着点着头，不知道这后生是哪家的、该怎么称叫，却及时得到了“自报家门”，说，我叫文槐，文化大革命的文，槐树的槐，我父亲是老俊德。

这下子他想起来了，俊德就是队里的耕牛饲养员，他被遣回原籍时对他是很好的。他忙笑着问，你父亲好吗？文槐说，有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是队里的“牛父拜父拜”。他说，还能用牛，说明身体就是好的。文槐说，把自己的口粮做下来，把自己的嘴管下去，别的有什么？对不对？

他一听，这文槐看来是个无端地就会有点怨气的人。他不知道该怎样跟农村这个一团大疙瘩似的青年人交谈。文槐却问他，二先生，城里学生造反了？他一听，真的吓了一跳，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文槐说，依我看，就是要造反！要不然，像我们“老社员”，哪一天有出头之日？在生产队里限得死死的，天天只有上工下工，什么事只有队长、支书说，哪有你说？六0年那时，支书的婆娘还生养呢！那年头只有死的人，哪有出生的人？但是他们家有！他们家半夜里烧一锅饭吃下去，然后再睡，社员呢，一天只有四两米，而且在大队食堂里，天天拿着碗去等那一勺子薄汤，他们家也做样子去打粥，回去是当茶喝呢！有四两米还算好的，差点就连这一勺子也没有，因为这之前公社书记问他，你们大队还有多少稻？他说多呢，还有几万斤。公社甄书记不信，下来看，稻子堆在仓库里呢，好像真有几万斤，甄书记不看上面，把当中的摺子一拎，手伸进去抓一把出来，尽是稻稳子，就是瘪子、碎草这些东西，粉碎了给猪吃也不算好饲料，原来是虚报，其实全大队就要断炊了。书记发了火，把他带到公社写检查去了。这样才由公社粮站按每个人四两米发下来。四两米够什么？但公社的存粮也不多了，全公社二十三个大队呢！我的哥哥就是那年饿死的！现在他支书照当，哪个敢不尊敬他，马上有颜色给你看！比从前的地主还狠！毛主席叫学生起来造反，真是对头！只有学生才不怕他们！不过像甄书记这种干部，还是好的，你说呢？

文槐暴眼红红的，睁得灯泡一样，炯炯地看着他，就等着他的回答似的。他心里承认这个乡下青年一定说出了某些方面的事实，并且让他联想到《九评》上也曾指出过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这种问题，把这列为“反修防修”在农村中要解决的事情。

他正听得惊心动魄，文槐接着又说，听我父亲告诉我，叫我不要往外说，我们村里有个坏人在亭州城里做大官呢！你哥哥是个大人材，假如活着的话，官要比他大，他公报私仇打死了你的哥哥！他就是怕你哥哥把官做到他上面去。他的老婆是地主家的，他是拿手枪逼着先奸后娶，差点开除党籍，后来又混进党内！土改时他帮助他的丈人把金银财宝藏起来了，把你家里弄得精光！

他听了，心惊肉跳，不知如何回答。文槐说，他把他的两个舅子都安排了工作，一个在王埝公社粮站，一个在向阳公社粮站，远走高飞，把老地主也带走了，眼不见为清。他们吃不完、用不完，可是人站出来有哪里比我们强？他们成了公家的人，一个月就是几十块钱工资到手！我们到年终分配才能分到一点钱，平时盯着鸡屁眼把蛋生下来！十个蛋拎出去卖不到一块钱！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呀！现在社员的小命都捏在干部手上！队长把你派上县里的大型水利，三个月才能回来，婆娘呢，夜里就把门给队长留着吧！总有一天我要把红卫兵请到我们这里来，斗死这些狗日的！

他觉得，文槐虽然直率可爱，但知识有限，观点混乱，情绪躁动，他既害怕、也无法跟这个农村青年讨论这类问题，一种最起码的政治头脑提醒他，这个人很容易惹祸，不宜多接触。可是，这青年分明是正直的和热心的，他不忍加以冷淡的对待。他怎样才能不露形迹地打发走这个青年呢？想不到，这青年却看出他的心思来了，说，二先生，我不要你说什么，我心里全有数，有好多话你不好说，也不能说，你是知识分子，我们“老社员”随便说说怕哪个？我的话是瞎说说的，随风飘走了，你不要介意。你难得下来看望父母，我也不打搅你了，你跟大姑爹大姑奶好好叙谈叙谈，两个老的真可怜哪！

文槐说罢就退到门口，又大声说，大姑奶，我走了！

厨房里已经飘逸出红烧肉的香味来，妈妈在锅灶门口烧着火答应着说，文槐，留下来吃饭吧！

文槐说，不啦不啦，二先生家来了，你们一家子团聚！又向他点了一个头，就出了门，昂昂的走了。

他走进厨房，心里想着，关于他从前曾被卷进除奸队，文槐一点没有提起，看来这事情知道的人是很少的。妈妈一边烧着火，一边对他夸奖文槐，说这孩子平时走到这里总要进来看看，叫一声大姑奶大姑爹，有要用大力气的事情就帮一手。俊德是个好人，儿子也好。他问妈妈，文槐这“姑爹爹姑奶奶”是凭什么叫的？妈妈笑道，农村人就这么叫。

父亲比他善饮，满满一小杯酒，端起来一口就汲下肚，呵出酒气来，然后便伸筷子拣了肥肉搛到嘴里咀嚼着，很觉得有滋味似的，他看了觉得欣慰。

父亲说，街上又有运动了？他说是的。他差点就要把他的忽然被捕和忽然获释说出来，又想到这事情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何必增添白发父母的忧愁？话到嘴边没有说。

父亲说，你要留点神啊，《水浒》书上怎么说的？吃饭防噎，走路防跌。

他说，是的，运动一到，历史上有斑点的人就可能要被吆喝到场子上去溜几圈。

母亲责怪起父亲来，说，他才到家，你吓他做什么？

父亲说，不是吓他，亭州有人看着他呢，他的问题到现在得不到解决，这就是有人在暗中作对啊，运动来了，更要留神，人家有权！

他说，是的，是要有一定思想准备，说不定突然之间，一点理由都不要有，造个理由出来，打“死老虎”，打给别的许多人看，平白无故就吃多少苦，而且没处喊冤。

父亲用眼睛看着母亲，说，你看，我可说错？母亲就叹了一口气，咕哝着说，才到家就说这些。她服了这男人的世界。

母亲问，乔丽可有信给你？他说，五年了，他每个月必写一封信去，但既没有退信，也没有回信，说明她是收到信了，但不想回信。父亲说，你光是写信做什么？你不可以抽个空，哪怕请几天假，到农场去看看她吗？我还以为……

母亲忽然撩衣边揩眼泪了，说，五年苦吃下来了！还有十年！就不可能提前吗？父亲一杯酒抓在手上，饮不下去了，开了瓶塞，倒了回去。说，盛饭吧。妈妈一边揩眼泪，一边到厨房去盛饭。

他心里计算着，再过十年，父母就是七十多岁的人，而他也将是五十岁的人。岁月流逝真是无情，他确实应当到农场去看看，可他好像一直就不曾有空。他不能守株待兔似的等着乔丽的刑满释放。

吃饭时，他说，现在学生闹革命，学校里不上课了，我可以抽空到农场去一下。妈妈说，买些吃的用的东西去，袜子手套多买几双不为多，球鞋、高帮套鞋，做生活时用得上。

他不由得感到，他简直是个白痴，他早该买了给乔丽送去的！还有家里乔丽留下了什么适合的旧衣服，也需要找出来送去。他觉得五年来他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而让时光白白地过去了。他愧疚着，在五年都没有到农场去过一回这件事上，不仅感到对不起乔丽，而且感到对不起父母。

他说，袜子手套球鞋套鞋，供销社都有吧？供应到农村的东西也会适合农场，下午我就到韩家舍去买。父亲说，要等进货，不着急，你在家里先过几天再说。

下了几天绵绵小雨，无事可做，他索兴代母亲到生产队上工，好让母亲在家里把一些针线做掉，也让母亲得到些休息。不知不觉在家里过了有两个星期。供销社也进货了，一天下午，他到韩家舍去，就在杨主任手中给乔丽买了十双袜子五副棉纱手套，一双球鞋和一双中帮雨靴。他到会计那里交钱，杨主任说，找块外包布来！有人就找来了一块草绿的包装布，给他把这些包在里面，像个包裹似的好提在手上。他道了谢，也跟父亲道别，就拎着东西走了出去，心里想着乔丽将会怎样地使用这些手套袜子球鞋雨靴，一丝安慰似已来到他的心间。

他走下韩家舍，踏上回家的小路，却见文槐迎面走来，一把拖住他，说，你不能回去！他吓了一跳。文槐说，我就是来迎着你的，我先到你家，老姑奶说你到供销社买东西来了，我关照了她不要说我找你的，立即就朝这里赶，要拦住你。

他问，什么事？

文槐说，你们亭州来人了，公社里有个人陪着下来的，在大队部，被我听到了，是来找你回去的。我想不是好事情，就赶快给你通风报信。

他说，我不怕他们，我不曾犯法！文槐说，二先生，你的事情我早就听说过了，你虽不怕他们，但光棍不吃眼前亏，不能落在他们手上！你赶在他们前头回亭州去，你是学校里的老师，你把你的事情告诉红卫兵，让他们主持公道，总比你一个人被他们逮去要好些吧？

他一听，倒也有道理。文槐说，你掉头向西，直奔沙埝，正好赶得上县里下来的轮船，他们找不到你，要拖到明天才走得成呢。姑爹爹这里我也不必告诉他，晚上我再跟他说。

这乡下青年农民的正义感和机智，真让他刮目相看，他感激地握了文槐的手，就掉头西去。

轮船在晚上十点把他送到了亭州。他走小街小巷，以免被人发现。小街小巷里早已没有一个行人，百姓家都关门睡觉了。他几乎在黑暗中行走，但他知道，这很安全。他像一个机灵的夜行的动物似的准确到达宿舍。他开了门，大起胆来开了灯，给自己烧了水，煮了些吃的，心里似乎准备着门外突然响起吆喝声，有人来逮捕他，但一切平平静静。后来他也就关灯睡了，只觉得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于是一下子也就睡着了。这一夜竟然睡得特别地好。

最要紧的问题也就在一种异常清醒的状态中来到了心间：亭州是谁要找他？是宗进庭派出的人吗？是老故事又要重演吗？这是有可能的，他想起了他散发出去的传单，一切好像才是昨天的事，上面是公然地在宗进庭脸上数麻子的，这不是做得过份了吗？能这样在传单上指名道姓去说市委的一个领导人吗？而且还说他打过宗进庭一枪，说宗进庭曾经是被除奸的对象，这还得了？现在谁又能证明历史上的这件事？这让市委怎么办？特别是，这对全市运动是何影响？过去他敢这样做吗？过去他在申诉书上从不这样涉及宗进庭。过去他“怕”，但也是谨慎小心的，也是心地宽厚的，他这一回是有点过份了。他现在是认为文化大革命真的可以这样“大鸣大放”了吗？学生这样做，你也可以这样做吗？想到此，他有了一点真正的害怕。也许可以扣他一个很大的帽子，也许可以真正地无可解救地逮捕他呢。

他必须到学校去，他不能坐在家里不明不白地被抓走。虽然他不想如文槐所说的请红卫兵为他主持正义，但他确实是红卫兵放他出来的，他的情况还是应当让他们知道，重要的是不能因为他的事情而给这些满腔热诚的学生带来什么被动和危害。可能他是做错了，好在他在传单上写的都是实话，而决非污蔑，但这样把市委一个领导人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问题写上传单、散发出去，终归是惊心动魄的事情。

他越想，心越往下掉。但也就想开了，怕什么呢？难道能不承认客观存在的事实吗？他只是摆事实、讲道理，他只是要求对他有一种平等的负责的对待。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他竭力让自己若无其事似的出了门，一边却防着有人突然出现来逮捕他。没有走出多远，就看到满街不同寻常的大标语，令他的心为之一紧：

坚决批判静坐市委的反党行为！

打退新老反革命向党猖狂进攻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些标语还很新鲜，而他昨夜走小街小巷没有看到。他的心怦怦不安地恐惧地跳着，感到空气都有点绷紧。

到了靠近中山塔的中心地带，许多人在仰面观看刚刚上墙的大字报。他站在后面看到了题目，是“三论医校学生向何处去”，他才看了几行，就发觉文章出自老手，语言之中，大有要将史宏等少数学生说成反党分子之意。大字报的书法也很好，署名是“煤炭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

问题的严重性明摆着，形势急转直下，本来在医校问题上因逮捕师生而被动了的，不知为什么得到了主动，于是一个巴掌反拍过来，这样的大标语大字报上墙，分明形成了对医校学生的围剿之势。而且其中好像还涉及到他，因为他正是一个“老反革命”，并且他的传单岂不正是“猖狂进攻”？

面对这样一边倒的舆论，医校学生为什么没有一张大字报大标语来为自己辨护？是被压倒了？是没有写作的能力？他们目前处境怎样？他的心压抑着，恨不能立即飞到学校去，也恨不能立即去帮助学生回击这个“红扫帚”。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是谁？是市委吗？难道市委完全听宗进庭的？根据他的传单，不应当得出什么“向人民反攻倒算”的结论。

他个人的事情和安危，他已经置之度外，他为学生担心着，不能因他而连累学生。但这些看不见的人们这样对待学生，不还是一个“莫须有”吗？学生在政治上是稚嫩的，可以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也许真的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而他，才不怕呢，他和宗进庭一样经过“历史”的锻炼！

他走进学校，一眼也就看到所有的标语都跟大街上的一致，而且多出一条来，简直触目惊心：右派学生史宏必须老实交待反党行为！

接着，他看到了明确与他有关的一条标语：不许历史反革命分子郁平向党猖狂进攻！

他注意到，在这些标语的下面有一行小字，是“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学校里满眼看不到什么人，景象萧疏，气氛宁静得不安不祥。他几乎就要后退，然后逃走。犹豫之间他转向右边一条小路，进了总务处。

女会计惊恐地看着他，好像看见一个吃人生番走了进来一样，但他毕竟是她平时认得的、彼此有说有笑过的人，她立即把头埋到她的账本上去了。

他走进总务主任的那一室，高大魁梧、三棒打不动的总务主任正在给自己的茶杯斟水，抬头看见他，一惊之下，手中的水瓶塞子竟然掉到了地上，滚开老远。他弯下腰拾起来，揩了一下，给了他。

主任有点结结巴巴地说，你，没事？他说，我的事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大家又不是现在才晓得，其实不是我的事，是别人加给我的事。主任不像笑不像哭，“嘿”了一声，说，你的传单……。

他说，我的传单就是把这件别人加给我的事写出公布于世。主任说，你，你好像还不晓得……。

他说，我晓得，我全晓得，外面大标语上不全写着吗？帽子就只有做这么大了，如果能说我亲手杀过人的就更干脆了！

主任张大了嘴巴瞪着他，说不出话来。

他说，我是来请个假的，我要去看我的老婆，五年了，我还没有去看过她，正好趁现在学校不上课……

主任忙说，这个，你不要跟我请假，你要跟“文革委员会”请假，他们正好要找你呢，你大概是才从乡下回来的吧？全校正在开展大讨论。老郁，我是关心你的，你要注意，要有点具体的思想准备呢。

他感到主任是个好人，特别是“具体的思想准备”这句话是一种暗示。他嘻笑着说，医校出名了，出了一个右派学生，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哈哈！

主任把他的衣服一拉，低声说，这是运动，你严肃些，史宏已经挨斗争过了，正在整他的材料，另外还有几个学生，解放以来学生里面最大的一个反党分子，可能就是史宏了……又忽然提高声说，到处找不到你，你跑到我总务处来做什么呢？

总务主任这最后一句话高声大嗓，突发得有点滑稽，既是糊弄可能正在偷听的人，又是让他快点离开。

他向主任点点头，就如其所示离开总务处。他勇敢地向学校深处走去。他看到了许多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以史宏为首的右派学生”和他这个“历史反革命”的，对他必须“痛打落水狗”，对“史宏为首的右派学生”必须“剥开画皮”，他是趁着文化大革命之机“闹翻案”的“牛鬼蛇神”，“人还在，心不死”，而“以史宏为首的右派学生”是“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要向党夺权，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偶尔走过一两个师生，都惊愕地可怕地看他一眼，就只管缩着头走自己的路。简直是阴风嗖嗖，凄惨可怕，万马齐喑，空气绷紧得用指头弹一下也会撕裂开来似的。但这一切似乎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他和史宏，也似乎就应当这样倒大霉了。他一步步正在走向埋葬自己的深渊。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就是会产生、会揪出史宏这样年轻的“右派分子”的吗？至于他这样老的“牛鬼蛇神”，也总是要跳出来继续表演，与人民较量，其结果是又一次碰得头破血流！

他却几乎笑了起来。不，产生于一定具体历史环境中针对一定对象的语言和逻辑，并不能直接套用别的历史环境和别的对象，如果这样，就会张冠李戴、似是而非，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只有一条，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是实事求是。这么一想，眼前的一切，就像被解除了魔法似的，在眼中都不可怕了，而且变得虚张声势、有点可笑。

他看到，“井岗红卫兵总部”的牌子被两块牌子所取代，一块是“文化革命委员会”，一块是“医校红色保卫军”。这正是某种此起彼伏的象征。他还看到，学生们都被集中在班级上，窗户里露出了男女学生们黑色的脑袋，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大约确如总务主任所说，是正在“大讨论”史宏等一些学生的问题、表示与之“划清界限”。他看到有一个人正在太湖石竹林旁边的围墙一角上劳动，是在清除杂草。这正是王校长。他走了过去，轻轻喊了一声“王校长”。

王校长似乎认了一下才认出是他，也略微有些一惊，说，你怎么来了？你不碍事？他说，我在乡下老家过了几天，不知道学校里正在批判我呢。他们还没有发现我，我准备再被逮进去。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被定成“历史反革命”的，大概就是上次逮捕我和刘镇琛的时候吧？我是“历史”的，刘镇琛是“现行”的，史宏呢，成了“右派”，而你呢，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这是怎么回事？算数不算数？

王校长说，既然你相信我，我对你就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运动我很不理解、很不习惯，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搞，要搞成什么样子。好在我“靠边站”了，我就这样也好。真是长期不劳动，变“修”了。但“反革命”，我自问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自问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长期教育的共产党员，也不会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在我虽不能算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也算是一个老兵遇到了新问题吧。我对学生没有意见，他们“打倒”我，是可以理解的，对照《十六条》，我确实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我是感到那样做不对头的，即使没有《十六条》，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也是不对头的。但在运动的问题上，我怎么能反对上级呢？现在我也不把问题往上推，学校里的事情，本来该我负责嘛，我当时没有敢把不同意见提出来嘛。我对不起你和刘镇琛，一个做校长的，不能保护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眼睁睁看着你们无辜被捕，不管怎样，心里不好受，但情况确实特殊，我确实没有办法！

王校长脸上充满痛苦，眼睛里泪花闪耀。

他说，王校长，你也不要这样自责，情况确实复杂，你多保重。乡下一个农民教我说，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得走了。我要找宗进庭谈一谈，如果能遇到市委书记，我就跟市委书记谈一谈，谈过了然后我就让他们逮了去坐牢。你虽然不把问题往上推，但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宗进庭在背后起决定性作用，他这是很错误的。他拿我来压学生，这算什么？他想一箭双雕，既打击我，又打击学生。可是我的问题本来就是“莫须有”，是他一手造的冤案！他这不是错上加错，一错再错吗？不管运动该怎样搞，他这都是不对的。他起码应当做到正派，他不能这样假公济私，把个人的东西掺到运动里来。我这个老乡一贯喜欢这样做，他一贯用他的个人品质损害党的事业。

王校长看着他，听他说完，对他说，你留在我家的材料，我看过了，我相信你说的一切。但散传单的方式，造成了市委的被动，这不好。我听说正在追查你，可能要对你采取措施，看来还没有找到你，你要作好思想准备。你为什么要把问题这样公开化呢？给市委书记写一封信不也可以吗？唉，很多事情往往就出在这里，预先没有多考虑方法与后果。你要相信，事实最后总会澄清的，市委终究不会维护某一个人的不正确的做法，时间会暴露一切、改变一切。你也要防止自己犯错误啊，你跟学生毕竟还是不同的。你的个人问题也要尽量避免搅到当前运动里面来。但前一阵不能怪你，以后你还是有意离开得远一些为好。他说，王校长，我记住你的话。他朝围墙看了一眼，说，刚才总务主任也要我作好思想准备，看来是要有那么回事了。我估计这时候大门口已经有布置，我只有从这里出去了。他就爬上墙头，外面是乱草地，他先放下两条腿，王校长喊道“当心”，他很有把握地手一松，成功地掉在了围墙外面的地上，除了感受到腾空与落地的一点危险之外，倒也并无任何损伤。

就在往地上一落之际，他忽然想到他写了宗进庭的材料，并且四处散发，从自己品德上说，似乎是有问题的，因为客观上看，他等于是借学生的力量、乘运动的形势，来攻击宗进庭。问题不在于他写的东西是否符合事实，而在于他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这样地做呢？这虽不是落石下井，却也是趁人之危。而且他这样做也没有顾及学生！王校长叫他“远离”，其实他已经深陷了！

一时，他真的很沮丧，怎么就犯了这种品德上的，也就是真正的错误呢？他这样使自己难受了好一阵，思想才慢慢又回头，他想：他在主观上并没有要对宗进庭这样做，他只是像狗一样被宗进庭打急了，回过头来露了一露牙齿而已，因为他也是一个有着生命反映的人；他当然是受着一定形势影响才这样做的，但难道受了宗进庭这么多的迫害，在某种有利形势之下，他就不能这样叫喊一声吗？当然，他如果连一声也不吭，可能更好一些，是的，很遗憾，他没有能达到这种圣人一般的境界。另外，他没有想到他的传单会给救过他的学生造成这么大的被动。确实，他很欠考虑，他在政治上虽不是无知，却有些笨拙。但拿他来压学生，难道不是一种居心叵测的借口？不是一种很不正派的政治品德？其实，学生在政治上无论怎么幼稚，也不可能来保护一个“历史反革命”的。

唉，他何必这样苛责自己呢？宗进庭可曾这样自责过？如果有他这样百分之一的自责，对他就不会迫害至今了。宗进庭眼下仍在追捕他，看来要对他实行第二次逮捕！难道他真的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宗进庭这不是一直在欺骗组织、欺骗人民吗？而可怜的他，却还在没完没了似的自责！他真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无可救药的愚人！他不能再这样愚下去！该以牙还牙，就以牙还牙吧，他忍让得够可以的了，难道要等到宗进庭将他迫害到奄奄一息吗？他把一切公布出来是应该的，是必要的，是起码的自我保护措施！

他为自己这种内心的软弱、这种自己对自己的苛求、这种进退两难、这种深深感到的不平，而感到更为根本性的痛苦，他竭力对自己说：你没有做错，你是被迫无奈的，你之所以这样做，是能说得清，而不是说不清的！

他想他最要紧的事情还是去看望乔丽。为了万无一失，他可以先将东西给乔丽寄去，然后再去看她，这也是考虑到他有可能发生意外。现在他已经“打草惊蛇”，宗进庭可能正在对他“收网”，他必须“与时间赛跑”。

他就真的跑了起来，与假想中的追捕者抢时间。他看到，家门口附近并无可疑人影。他赶快取出那包东西，迅速离开，到邮局去。好在亭州城里小巷连着小巷，在小巷里就能走遍全城。他就从一条一条的小巷里曲曲折折到达邮局，摆脱了可能的追捕者。他把包裹寄了出去。邮局的人说，还能赶上早班呢。他松出一口气来，然后较为轻松地走出了邮局。

他走到一条较大的巷子里，一眼看到了刘镇琛。

那是一间很小的屋，只有一间，里面贴墙搁着一张铺，卧着一个显然有病的老人，在另一侧，还有一张铺，大约就是刘镇琛的了。家徒四壁，一张破大桌上摆着锅碗瓢杂和几本书，还有一个长胡子老人的遗像，一个煤炉上正熬着中药，向外面弥漫着中药味。

刘镇琛正低头做事，他走近一看，是在刻竹尺，身旁一边的一堆已经刻好，另一边的一堆正有待于完成。原来，平常所见到的裁缝手中的竹尺，就是这样手工刻出来的。

刘镇琛专心致志，竟没有觉察门口站了一个人。他走了进去，刘镇琛一见是他，吃了一惊似的，马上丢下手中的活儿站了起来，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

这个学生的生活处境实在是狼狈的，加上自己遭受的特殊情况，所以也就不到学校去了，好在学校里也不上课，他就在家里刻竹尺弄点收入。他问，没有人叫你回校“大讨论”吗？刘镇琛摇头。

他于是问明，那遗像上是他的祖父。当刘镇琛被捕时，祖父还在，家也住在原先自己家里的三间一院里，刘镇琛被放出来之后回家一看，房屋却易主了，住着一户他不认识的人家，祖父母也不知去向，一时他真惚恍以为自己是在梦中。后来才明白，家中房屋是他被捕坐牢时，街道主任领着街道上的“红卫兵”（待业青年）来宣布没收了，并且“破四旧”，把他祖父所珍藏的古字画和上百本佛经堆在外面空场上一把火烧光，把他的祖父母送到这个小屋子来住，至于家中的房子，去住的虽是普通人家，背后却是有靠山的，这靠山与街道主任串通好了让自己的亲戚来住这房子，街道“红卫兵”是受了利用……其实街道青年是不能称为“红卫兵”的，刘镇琛忽然愤慨地指出了这一点，但随即又愧然一笑，好像也明白他特地指出这一点简直是没有意义的。于是言归正题，说到了祖父一病不起，祖母硬撑着等待着孙子能放回家。他在看守所里的一个月，对于家里的老人，简直就是一年，也许比一年还长。他一回家，祖母也就病倒了……祖父在煤炭公司有每月三十多元工资，祖父一死，就只有煤炭公司发给祖母的每月八元生活补助了，所以一个好心人就让他领了这刻竹尺的事情来做，刻一把尺是二分钱，他一天手不停已经能刻到一百把，是两块钱，简直是较高的收入了，正好给祖母治病。

这样的情况，他听了不知说什么好。但刘镇琛眼前的困难却是十分显然的，而他的口袋里也正有些钱，他打算送一点给刘镇琛。

他就拿出二十元来，说，请你收下它，给你的祖母买点什么吃的……说着，他看了一眼那躺着的老人，只看到露在外面的一团稀疏白发。

刘镇琛推着不肯要。他说，我们毕竟一起坐过牢啊！不想，刘镇琛却不肯收，而且有点紧张地说，郁老师，坐牢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听了这话，他有点生气，说，这点钱，我是送给你的祖母的，你不要怕！他把钱丢在桌上，就跨出门。

他走了几十步，刘镇琛追了上来，对他说，郁老师，你不要误解，我，我……。

看着说不出话来的这个可怜的学生，他说，是我表达不准确，我不该提坐牢的事，你只当没有听见好了。他问，你知道煤炭公司“红扫帚”的文章是什么人写的？煤炭公司有比较会写文章的人吗？

刘镇琛的眼睛左右一闪，说，这事情我倒是听说的：“红扫帚”不在煤碳公司。

他一听，这事情有点神秘了。

刘镇琛放低了声说，郁老师，刚才见到你，我真吓了一跳，我听说你写了传单，散发到市委里头，有关方面正在到处找你呢。他拍拍刘镇琛的肩头，说，可能确实在追捕我，不过我写的传单不是反动的，是实事求是的，我没有逃跑，我只是下乡看望我的父母，我不是自己回来了吗？但我是准备再被抓到牢里去的。

刘镇琛说，郁老师，人家要迫害你，你也没有办法。不过，我是不想参加运动了，他们也没有理由再抓我了。反正不管怎样，我已经是个牺牲品，我在某个运动中被捕过，总会写到我的档案里去的，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只是没想到完得这样早、这样的没有意义。我刻一把尺，二分钱是我自己的，我去写一张大字报，结果又会怎样呢？何况，我能说谁是“修正主义”？能说谁是反党分子？我什么也不知道，也没有嘴去说别人。我班上那个女生，说要拎着脑袋跟我拼了，其实她对我、对世界，又能晓得多少？人还能拎着脑袋跟人拼命吗？她跟我有这样大的仇恨吗？其实，在我的事情上，她也是一个牺牲品！她会后悔的，要不然她就是一个大脑不健全的人。我不恨她，我当时就不恨她，我当时就觉得她其实比我还可怜，我平静得我自己也想不到，我还应当这样平静下去，这是我唯一可取的态度。

他听了，也跟听了王校长的话一样，感到说得有道理。

刘镇琛低声地说，现在形势又反过来了。史家旺和另外几个学生头头，可能要被定为“反党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正在整他们的材料。听说，运动原定九月就要完成一半，因为发生了这些预先没想到的事情，就拖下来了。据说全国的运动也都恢复了正常，年底就会结束的。运动本来就是要在教员当中“引蛇出洞”，学生里面的“蛇”也不放过。我们这里的运动比北京要落在后面一两个月，听说北京的教师学生里被引出洞的“蛇”，比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时候还要多。文化大革命到最后，其实就是一次更大的“反右斗争”……

他听了，真是呆了半天。他怅闷着，一时无话可说，点点头，就离开了这个善良胆小而遭了殃的学生。

似乎正是王校长和刘镇琛给了他影响，他心灰意赖，觉得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了，连他的抗争也是无意义的。他的传单确实是错误的，并非内容写错，而是写即是错。他需要的只是“急流勇退”而已。眼前人生，不过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一切相，皆是非相，只不过叫做相而已，何必执著？人生并不是人生，只是叫做人生而已，不必当真。什么才是人生的意义、而可以努力地去抓住的呢？这问题本身就有点可笑。他大可以躲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可是，哪里有这样的地方呢？亭州已经派人到乡下去找他，或者就是要逮捕他，他还能到哪里去呢？一切对于他，似乎还是回到了老早的一点上，即：他是活在他的问题里的，对于他最可怕的倒不是坐牢，而是失去他的问题，若是有人管他的问题，也就证明他的存在。这样一想，思路又曲折地绕回头。眼前一切，对于你，仍是实实在在无可逃避的。回宿舍去“束手就擒”似乎倒是唯一出路。思想回到现实之中，心却是极其无所谓的了。他从容不迫地朝着回宿舍的方向走去，考虑着怎样为自己弄饭这样一个最具体最现实的问题。饭，就是非饭，只是叫做饭而已。

他想不到兰贞会走在这样一条又长又狭的巷子里。但他不想转身掉头，他只有与之迎面遇见。这时你怎么念着“相，就是非相”，也不能否定对面走来的就是兰贞。

他注意到，兰贞的后面走着两个中年的妇女，作为伙伴，好像是起保护作用的。是的，眼下可算一种非常时期，兰贞也不是一般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兰贞分明看见了他，似乎也犹豫了一下，但最后同样决定并不转身掉头。也许她在想，你把宗进庭历史上那件事公布于众了，你更加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现在，你不但有历史问题，你还成了一个现行的反革命，你就等着坐牢去吧！

可是，他的心中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似的，涌起一股友好的温情，似乎嗅觉到了家乡炊烟的味道，他几乎就要向兰贞点头致意，要开口说一句问候的话，然而，这是不必的，因为兰贞呈现出一个严厉冷峻的面孔，分明已经把脸板了起来，她的眼睛直直地越过他而瞪着远方。她的架势不会向他让路，而他当然不能跟她对面撞着，他礼貌地让到一旁，几乎贴墙站着，让她们走了过去。兰贞绝对地目不旁视，好像就没有看到他的存在；那两个妇女有一人从眼角上瞥他一眼，但似乎更为蔑视了他。

一阵屈辱的和憎恨的心情掠过之后，他羞愧难当起来，在他用传单公布了宗进庭的历史污点之后，他怎么还能以乡亲自居、并且幻想他们以乡亲看待他呢？这不是太天真、太无耻了吗？可是他怎么就落到这种精神的无耻境地里来的呢？荒谬与无奈，或者不如说是人性本身的复杂无聊，使他几乎要放声大笑。

那时他忽然想到托尔斯泰老人推崇的《福音书》，说是“不可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吧”。还有，“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多么正确，多么深刻，正是为了根治人性本身的复杂无聊！但他没有做到，他所做的正好相反。他距离哲人的要求，他离这种“成佛”之境，何其远也。他申诉，是没有把左脸也给人打；他写了传单，是没有为迫害自己的人祷告。他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虽然他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做的，但现在他这样做了。假如他能像托尔斯泰主张的去做，并且做到底，哪怕仍然被迫害坐在牢里，心情却可以保持一种宁静，人格也可以高于宗进庭，何至于像现在这样觉得对不起人，何至于会处在一种仇恨敌对之中而骑虎难下呢？这里面确实有玄妙高超的哲理可以探究。

现在，他已经跟宗进庭是一样凶狠而可恶的了，而他正惶惶然准备着对方再报复过来。但是，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跨出，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就像掉进一架绞动的机器里去了，或者也可以说是自己跨进去的，想停也停不下来了，只有跟着在里面绞动，也许能逃出来，也许会被绞得粉身碎骨。

于是他又想起一句名言，他已经到了“地狱的入口处”，只有鼓足勇气走下去！他记得，就在《福音书》上，耶稣也宣布过，“不要以为我是带和平到世上来的；我并没有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我来，是要使儿子反对他的父亲，女儿反对她的母亲，媳妇反对她的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耶稣何以说这种话？简直不懂。但至少，这句话客观上反映了人间充满着自相残杀的矛盾斗争。

一个启示像闪电一样掠过脑海。一切反正如此了，一切也本来如此，温情脉脉的面纱是一文不值的，他已经成了露出牙齿的狗，活该挨打，本来他没有露出牙齿，也照样挨打，他何必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宗进庭像他这样老实吗？他不想做那凶狠的耶稣，也不能做那呆子似的托尔斯泰，更不能面对现实却说什么“相，就是非相”，因为现实就是现实。他何不如此虚晃一枪，逃之夭夭呢？也就是说，他饭也不吃了，直奔汽车站，登上了开往劳改农场方向的班车。他们如果要逮捕他，终究会逮到他的，他并不惧怕再一次被捕，不过他却可以偷个空儿去看望一下乔丽。

第五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一）

一九六一年。火车开动了。他在北京只有三天。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来信来访接待站填写了登记表，静静地坐在长椅上，再三斟酌话该怎么说，接待站的人却拿着他的登记表来找他了，要他立即返回亭州，并且给他看了亭州检察院打来的电报：如有亭州市被开除公职人员郁平在京上访，请通知他立即返回，因他家中出事需其料理。

尽管电报让他心中一沉，他还是抑制住了，而要接待站的人听他把他的冤情说一说。那个人很和蔼地拍拍他的肩，对他点点头，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理解似的，在不言之中让他不必说了，还是快回去处理家里发生的事吧。他也就犹豫起来，感到这已经不是说的时候，而且的确也不必说了，巨大的深厚的同情和温暧似乎已经到达他的心里，他已经很感动了。

那个人给了他一张已经填写好终点站的单子，凭单到火车站可以领到车票。那人对他说，有什么问题写材料来也一样的。他被很亲切地推着，然后自己走出了中央接待站。

家中出了什么事呢？灾祸！无非是灾祸！降临他头上的似乎只有灾祸，这就是他的命运。但是，他已经这样地不幸，难道还要让他加倍地不幸吗？悲哀像老朋友一样来到心上，他在心中熟练地一转，让心情从无用的悲哀那里拐弯而过，进入虚无，然而仍在自己的把握或者说是把玩之中。不管对他是什么新的打击，他都挺得住，他将极其平静地从命运手中接受所有依次出现的不幸。

火车开向天津，在京津之间的原野上奔驰。虽然他被切身的问题所苦恼，但行进在这条不平常的路上，他仍有一种历史感。多么匆忙，许多重要的历史场面也就过去了，清末以来那么多历史人物，各种书本上不断地提到他们的名字，却都过去了，也只是只留下了名字而已。

那么他又算什么呢？真是微不足道啊。但他在奔忙。三天前他一日一夜来到北京，三天后他又要一日一夜赶回南京，然后往西再坐几百里汽车。他的活着是有意义的吗？如果跟那些重大的历史相比，简直没有一丝一毫的意义。但那些重大的历史也可以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以至不存在的，你如果从一种跟宇宙的深广相称的眼光去看的话，就是这样。他何必看重自己？但反过来，他又何必不看重自己呢？问题就是这样地妙不可言啊！

堂堂亭州市检察院为他发出电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来信来访接待站负责地把电报内容告诉他，并且发给他回程车票，这就证明他这个人仍有意义。在这一刹那间，他好像是被抬高了些，而等他回到亭州之后，就将是对他的贬低、损害和蔑视了。尽管如此，却也仍说明他的存在，说明他是有意义的。这样反复地想，使他兴奋。

火车奔驰得有力而轻快。他四周的人没有谁知道他这位乘客的经历和不幸，他也不知道别人。人们的脸上都善良而单纯，也许连他也是。中国人的脸就是这样，几近于无表情，这是历史的杰作。但表情不丰富，不等于心情也很简单，要不然，我们就不应当能欣赏那些世界文学名著，同样不应当能产生自己的文学名著，可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是高水平的。

车窗外是北方大地的景色。不管他心里有什么，不管他个人发生了什么，千里大地上生活照常进行，就像有无数部文学名著在看不见的字里行间进行着，而有待人们写进看得见的字里行间。什么是写？段玉裁说，凡倾吐，就是写。他还怕人不明白，又说，作字作画，皆曰写。这可算迄今为止对“写”这个字最有诗意也最有哲理的解释，而人们一般只是作机械的理解，简直是丢掉了活的灵魂。他今天乘坐的这趟车，明天在同一时刻依然运行，他不在上面了，却同样会装满了有灵魂的人。所谓自暴自弃、失去生活信心，任何时候都是没有道理的。

三年前，一九五九年的那天，学校人秘科通知他到市人委“审干办”公室去一趟。他一点也没有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审干办”的人问他：你的自叙中写到你曾经寄居在丹阳长江旅馆，你在那里的主要情况你都忠诚老实写出来了吗？他回答：都写出来了。他于是看到了极不信任的表情，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写漏了？“审干办”的人又问他：你有没有到当时国民党的公安局去过？或者与他们有什么联系？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他确实与当时的国民党公安局没有任何关系。他回答了没有二字。但“审干办”的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向他宣布：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根椐我们掌握的确凿材料，你与国民党公安局有着绝对的联系。你现在必须好好回忆交待。根据审干复查的要求，你的性质是隐瞒历史上的特务活动，告密我党地下工作者，而那位地下工作者被捕后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你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现在还要看你交待的态度如何来决定对你的处分。

他浑身冰凉，让这不白之冤一下子打得昏昏沉沉，魂飞魄散之感似曾相识。他这才看清，他的对面判官一样一共坐着三个人，都极严重地瞪着他。他立即申辩起来，但他感到一种虚弱。他的力气似乎仅够他很勉强地说出了“我要申诉”这句话，大约还没有能让人们听得很清楚。他们没有答理他这句话，却只是对他说，你先回家，关于对你如何处分，市人委会做出正确决定的。他们说的这每一个字听上去都那么权威，公正，而又可怕。

他预感到灾难降临，被从政权里、组织里、队伍里清洗出去，乃至被除掉，都是可能的。时空好像又回到了根据地。相对于全世界的范围而言，共和国政权也就是一块红色根据地，除奸依然是必须的！哥哥郁富的阴影一下子笼罩了他……

学校里准他回去写申诉。一切都想起来了，他充满信心地写着。他希望这事情悄悄地就能过去，而不让乔丽知道，他以为是能悄悄地过去的，而且能很快地过去。他这样一厢情愿和天真简单，而事实上现在已经三年过去了，他的事情像山一样没有移动一点！

就在第三天上午，学校人秘科把他叫去，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王淮兴在场，由市人委”审干办”的一个人向他宣读对他的处分决定。那是一个十分晴朗的早晨，人秘科屋子里辉映着窗外绿色树荫过滤来的阳光，飘逸着学校松树林的新鲜气息，他看到人们都由于好天气好环境而身体舒适、精神健旺，唯独他却失去了这一享受的心情。

市人委对他的处分决定里有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他佩服文件起草人，能用那么短的几行公文，表述出那么了不起的语气，有一种节奏感、推进性，他就被一字一句地推到一种绝境里去了。

决定给予开除公职的处分。他听到这一句之后，仍然凝着神，好像还想听下去似的，但下面已经没有了。有人把那纸公文交到他的手上。他仍不免要一字一字地看一下，例行公事似的，但他其实一个字也没有看得清，只有几行黑影在白纸上乱晃，下面是红红的圆圆的一团，那是市人委的大印。

人们在等待着他的什么。他的眼却盯着那黑影红影，不知道在上面乱找着什么似的。他知道那是公文，写着他的恶运，但那上面除了写的是他的姓名，说的其实不是他的事情，那样的处分也不应该落在他的头上，可是，公文的确是为他而写、向他宣读、针对他而发、交给他、要他服从的。也就是说，他们认定了那上面写的就是他的事情，处分的就是他。多么奇怪呀，他想笑，可同时知道这是极为严肃的，某种难以承受的苦难将要开始，他笑不出来。他抬头看着对面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心里猛地一个寒颤，他看到他们的眼睛变了，他们已经把他看作了敌人！

我正在写申诉。他用尽力气挣扎着说出了这句话。他要改变他们的眼睛。

你可以申诉。处分从即日起执行。

这一说法是无可挑剔的。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他们要走了，他们的事情做完了，没有他们的事了，而只有他面对着自己的事。他最后一个走出了那间屋，人们在屋外离去，都不掉头看他一眼。他带着对室外阳光的头晕目眩之感极其孤立和孤独地走出了学校，努力地让自己坚实地踩在地上，而克服着两腿的无力。

他本来打算第二天到学校问一下，他的公职被开除了，组织上总该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岗位。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乔丽上班去才走了一会儿，就有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学校人秘科的人一起到了，通知他：根据市人委对你的处分决定，你不可以留在亭州城里了，你必须回原藉农村“三边”：一边劳动一边改造思想一边彻底交待你自己的问题。他们口气冰冷强硬，不可能有商量的余地，也不是来和你商量的，你只有服从。

他几乎就要爆发他的怒火，然而他控制住了自己，问题不在于你能不能愤怒，而且跟这些做具体事的人员讲了也没有用。他以自己也想不到会有的一种冷静说，你们不好这样处理，我正在申诉。其中一个人的语气温和了一些，对他说，对你的去向的安排，是组织的决定，不是我们这几个人决定的，遣送原藉也不是不让你申诉。

他忽然灵感到了似的，把他遭到的一切概括了起来，说：你们对我，结论不符合事实，处分不符合结论，处理不符合处分。我是有家庭的人啊！

那些人惊住了，好像不知道他胡言乱语说的什么，又好像很佩服他这时候还能说的几句顺口溜，但他们马上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他们说，这是市人委的决定，必须执行，今天是给你做准备的时间，明天早上就会有人来专门送你回去，如果说得不客气，实际上也就是把你押解回原藉。你就不要这样嚣张了，以为你是做老师的，会说些，放老实一点吧！

一下子，正像来的时候一样，他们又一起走了。他只觉得空荡荡的。他虽然还在他的家中，在美国人留下的洋房里，他虽然还衣冠齐整像个尊贵的学者似的，但这一切都已经是虚假的了，他的一切马上就要起变化，就像被神仙吹了一口仙气、施了某种魔法似的，变化成完全相反的情景。

列车在摇晃。是的，这一切都是可以使人发疯的。但他没有发疯。因为他不相信白的被说成黑的就是黑的了，他相信白的终归不能被说成是黑的，而那“三边”的说法也能给人幻想，既然是“三边”，那就是说事情不能算结束。

他自己怎么活着倒好像无所谓，但他不能想起乔丽，不能想起孩子，当然，也不能想起父母。他聊以自慰的是，这灾祸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是被冤枉了，但是，聊以自慰在无情现实面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本来，他认为他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申诉，他虽预感一种迫害的可怕阴影，但他却不相信会有那样的事情，他竭力在心里维持着一种平静。那天乔丽回家后，他竟没有告诉她。他独自回想，丹阳的所谓党的地下工作者被捕被害，他在其中充当的角色，实际上跟“审干办”说的正好相反，他是和颜老师一起设法营救那个人的！这并不难证明。相反，要证明他与当时的反动公安局有联系，却绝对不可能，因为那不是事实。既然不是事实，他们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证据，而如果他们是有证据的，那就是经不起推敲的东西。那天晚上，他一气呵成了他的申诉书，他的心情甚至有所轻松。

当对他宣读处分决定，他走出去时，头脑好像被掏空了，一切恍恍惚惚，他的不知所措的手插进自己口袋时发现，他写好的申诉书竟忘记拿出来、忘记交给他们了。

他感到他不能面对乔丽，他在桌上留了一个纸条，说不回家吃饭，就走出了家门，好像已经被什么力量把他驱逐到社会之外，或者他要放逐自己了，最后，他无力地歇在了公园湖边的长椅上。

时令是深秋，一棵老柳树往下飘着落叶，落在地上，落在水边，落在他的身上。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弋。他心里对这一泓清水和游鱼起了一种感激之情。他就把自己在长椅上放倒下来。他感到自己像个闯了祸的小孩，歇一下就可以没事人一样回去了，或者他可以就那样躺着不再回去也行。他想，以后他是会被另外安排工作的。如果是他告密而害死了党的地下工作者，就该杀他的头，而不是开除公职。总之，他不要怕，他不要想得太严重。他想他可以在工作变动之后，把事情跟乔丽说开。

那些人向他宣布了所谓遣送原藉的处理决定，走了之后，他就像被禁锢了一样。没有人看守他，没有人监视他，实际上他如果不顾一切走掉也成，可是他却觉得自己不能随便走动了，他不可以不按照所吩咐的去做。他心里有一种乖乖地服从的意识。他的错案将来仍然只有靠组织给他纠正，他不可以抗拒组织。无可回避的是他必须把一切告诉乔丽了。乔丽将怎样接受这一现实？即使他对乔丽说一万声对不起，让她放一万个心，也无济于事。他既然是从旧社会污泥浊水中爬出来的，他就不应当让乔丽、让任何一个女人做他的妻子。他使乔丽的世界污染和破碎了。他突然起了一个大疑问，问自己：你是什么？你何以要存在于世并且娶妻生子？他发觉，他回答不出。为什么他回答不出呢？他想通了，因为这是个自然的问题，你不能以某种社会人的身份去加以责问。他佩服自己的思辨能力。

他想起了他久违了的家乡，他一直怕回去的，却终于不得不回去了。他不再是高级别的、有资格的教员，不再是亭州街上受到街民注目的高贵而幸福的人，也不再是国家干部，而只是一个外出谋生、小有经历、终于一败涂地、落魄而回的人。他的身上将有如此的意味，他无法让人们不这样看他，实际上他暂时就成了这样的人。假如他一辈子也不能洗刷自己，他就真的成了这样的人，也就是活活地被污蔑掉了。踏上如此艰难危险的人生旅途，是否还能安然返回，所谓希望，虽然总是抱着，却有可能终于是渺茫无有的啊。

但你难道就是什么有资格的教员、有身份地位的人吗？倒不如说是那个奔向盐阜师范的十七岁的少年。所谓人，用一种灵肉二元论来说，就是不知从何而来的灵魂寄生父母结合所给予的血肉之躯内，在人世上吃喝拉撒、悲欢离合、经历一番而已。假如从根本上消灭你的躯体，从而也就消灭了你的灵魂，让它返回茫茫所来之处。强者就是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人。人类的历史是血肉横飞的。他，和血的历史有关，是从血的历史中走来的，正如鲁迅所说，身上带着污秽和血，他难免会这样被审查、遭冤枉。所以他不应当娶乔丽为妻、不应当娶任何一个女人为妻，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妻子，就要有一个特别能和你一起忍受苦难的人，而且事先要说明白。

经过一阵胡思乱想，他竟于沉重中获得了一些轻松，觉得自己能够告诉乔丽了。但他只有指望所谓中国妇女善于忍受的美德来让乔丽度过此劫，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平时，除了星期天，他们基本上是吃食堂，那天他却忽然有了自己做一顿饭的强烈愿望，他提着菜篮子上街，梦游一般把许多菜肴买了回家，抑制住许多虚虚幻幻的感觉，把饭菜忙上了桌，连桌椅也擦拭了一遍，如同一个最认真过日子的优秀男人。当他坐下歇一会的时候，一种很苦的心情攫住了他，他的眼睛热热酸酸地湿润了一下。

中午很快地到了，移过来的阳光，渐渐多起来的人语声，都告诉他，乔丽就要回家了。

他的心收紧着，预先想好的如何镇静，如何措辞，如何劝慰，如何交代，都忽然不知道了。他满屋打转，似乎想躲起来。

乔丽一头进了屋，抱着孩子。他们四目相对，一切都不用说了，显然，她已经知道。乔丽脸上是痛苦、疑问、恐怖，又有着一线希望或者说是很可怜地抱着幻想，但乔丽从他的脸上看出，一切都是真的，于是她掩了脸，从他身边冲进房间，里面立即传出一声啜泣，随即是呜呜的哭声！

他呆若木鸡站在屋子当中，好像等待头上落下什么来把他打死，又好像只是局外之人一样在深入体味这幕惨剧。那假借人之平凡肉体而盲目来到人世的灵魂，这时却没事人似的无动于衷，虽然麻木，却一心要咀嚼出人生最真切的味道来。

一个浓重的阴影徐徐降落，把他和他的一家无情地笼罩了。一个严峻可怕艰难的现实，真正开始了。他真切地感觉到了时间，它只是像一个恶作剧的调皮鬼罢了。

那时，他才第一次把他的经历说给乔丽听。他把申诉书拿出来给乔丽看，他知道乔丽看不进一个字，就在一旁竭力地阐述，说明着他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他们弄错了，而这种弄错，历来都会有，是不奇怪的，是有改正的一天的。接着他就说到了对不起她，说到她将面临的各种困难，乔丽流着泪，无力地蜷缩在一张椅子上……

一九六一年火车在接轨处的颠动，“咚”一下撞在他心上，他叹出一口气来。坐在他对面的人睁开眼关心地看了他一下，又疲倦地闭上了眼。车窗外的田野旋转着向后退去。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成了回忆，但一切却仍是他的现实……

那天，乔丽神情的痛苦，声音的绝望，身子的摆动，手臂的挥舞，都说明她感到她的不幸是那样深，她感到她不应该有这样的灾难，她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但她终于还是渐渐安静下来，听天由命的顺从的神情出现在她的脸上。从前的乔丽就那样一去不返了，这其实是最为可悲的事情，而他的事情却算不得什么。

他向乔丽保证起来，他保证半年、一年之内，就能得到纠正，他保证他很快就能从乡下回来，他保证他的一切都将恢复。他看出，信任开始在乔丽心中艰难重建。他本想说，如果一年之后他的问题还不解决，她可以跟他离婚。但他没有能说出口，那是一句混账话，如果他真是有问题的人，离婚就能解除他给乔丽带来的灾难，就能把乔丽失去的一切还给她，就能让他自己心安理得吗？人们常用来责问这句混账话的一句最朴实的话是：你早做什么的？可是，这句最朴实的话真能咽得死人，因为在命运的问题上，人恰恰是盲目无知的，《俄狄浦斯》的这一主题是多么永恒啊。

乔丽听从了他的安排，下午提前下班回家，为了他明天的起程和离别。乔丽抱着孩子上班去了，她走出房间，走出屋子，走了出去。他满意地看到，她开始有了一种镇定的、毅然的神情。她去了，他忽然一阵轻松，却奇怪地觉得自己的灵魂深处躲藏着一个骗子似的……

那天下午，他到市人委去了一趟。跨进“审干办”公室，他看到屋子里那几个人见到他就都一愣，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但从这一瞬间他看到，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他们也有同情心，他们甚至是有所内疚的，这个印象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上。不过，在那个一瞬间消失之后，这些人脸上就都换上了冷淡的戒备的厌恶的神情。他当然受到了刺激，但他在心里原谅了他们，就像一个知道自己身带传染病的人，原谅别人对他的戒备和厌恶一样，这往往只是恐惧而已，而恐惧来源于人的本能。他恭恭敬敬把他的申诉书呈了上去，他就转身走了。

他觉得，只要看到他的申诉书，重新调查一下，真相就会明白，结论就可改正。那时他不知道，为什么三年过去了，他们还是维持原来的说法，而他不得不进京上告。可是，他的家里却又出事了，难道“祸不单行”这句老话，的确是有道理的吗？

三年前，他和乔丽度过了一个凄惶的夜晚。从相识，到结婚，到有了孩子，从调来亭州，到发生这样的灾祸，他们欢乐过、幸福过、无忧无虑地生活过，令人羡慕和妒嫉过，那一切都是真的，但忽然到了尽头，痛苦，不幸，忧愁，分离，飘泊，贫困，遭人鄙视，这些任何人都不愿拥有的东西，忽然降临，并且也都是真的。他们二人和他们的小家庭，如一叶扁舟，正被突如其来的汹涌波涛吞没，并且人们都让得远远的、也许有一丝同情，却无法帮助你。你们就自己忍受下去吧。

他们终夜悚惧地坐着，昏昏沉沉，半醒半睡。惨白的晨光把他们惊醒，他们悲伤地互看了一眼，意识到那个完全不同的命运已经站在门口守候着了。他们服从了命运，收拾好了一切，他抱着孩子，乔丽坐在他身旁，等待着那分别的时刻。阳光照临窗户，外面各种声响渐多，生活又开始一天的喧闹，他们的屋里却分外寂静。

他换上了一身旧衣服，在他的网篮里也尽是旧衣服旧球鞋一类的东西。他在服从，他的全家也因他的服从而在服从，就连抱在手上的小孩也是这样。他们感到这服从的神圣庄严，他们反而因这服从而心里踏实起来，觉得有依靠似的。他们等待的这个时刻之所以重要，倒好像不在于他们就要暂时分离，而在于这个时刻是被指令的，他们将不言而喻继续受到这种特别的关注，乃至于可以要求这种关注，直到把强加于他们的东西拿掉，把所剥夺的再还给他们，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所以，那一份晨光是灰色的，那一份时刻是沉重的，但另一面也似乎正产生着乐观和希望。他极其平静，他甚至认为自己是理解一切、是宽厚大度的了。

当从窗户看到那些人来了时，他站起来，把孩子给乔丽，看着她，说，你就在家里，不要出去送我。记住，相信我，我会得到平反纠正的。他提起网篮走出了屋，向那些人迎去，他好像不希望那些人踏进他的屋里。他看见了那几个人眼中的疑问：你的老婆孩子呢，不来送送你吗？他说了一句走吧，就在头里走去，那些人只好跟了上来。他感觉得到乔丽在窗户后面望着他在几个人的押解下走去。当走到从窗户里开始看不见他的地方，他回头向后挥了挥手，他要表达一种坚强信念，并且让这一点去感染乔丽，给正在看他的人们至少留下一个较为坚强自信的形象。在他掉头挥手的瞬间，他看到了乔丽抱着孩子站在窗后，像一幅列宾式的凝重的油画，永远留在了他的心里，虽然他并不是那些了不起的十二月党人，他只是一个暂时倒了霉的人罢了……

他就这样让乔丽知道了一切，并且他下乡而去。至于他哥哥郁富的事情，他没有告诉她，他不能加重她的恐惧和忧愁。

火车的颠动催眠一样使人昏然欲睡，然而，有一样什么无形而又最宝贵的东西悠然掠过心头，大有所失似的。那是什么呢？他努力捕捉着，体味着那隐隐作痛之感。终于，他体会到了，那是时光的飞逝。三年时光好像就在刚才的一瞬间倏然飞去，心中万分惋惜地被陡然抽空了一大块。但时间，那个促狭的恶作剧的调皮鬼，却仍站在一旁，以观看他的痛苦为乐！

从亭州到乡下去，乘坐的是内河小轮船。船从城里的码头开出后不久，渐渐就是乡村景物，愈往远处，就愈是纯粹的乡村了。他知道他正在一寸一寸，分分秒秒地向他的家乡接近，他的心于是异样地收紧。他的一生，已经简化为他同家乡的关系。十几年前，他是那样地离开了他的家乡，十几年来，他是这样地回避着他的家乡，十几年后，他却如此地即将回到他的家乡。家乡就像一个黑洞，他不但飞不出去，终于还要掉在里面。

十几年以来他的努力、还有他的幸福生活，成了一枕黄粱似的，当他一旦回去，人们就会说起以往，用过去村史上的一切来看待他、界定他，于是他身不由己、梦一般被送达以往，一只小虫落入蛛网一样被迫在其中挣扎。

押解他的人很和善地对他说，你现在是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且没有给你戴帽子，很宽大的。

他听了，点点头，不必说什么了，但一切并没有了结。

不管他脑海里如何翻腾，轮船还是无情又宽厚地，一里一里，把他送往家乡而去。在突突的机声中，他分明感到强大的牵引。押解他的人跟他寸步不离，是因为他们要圆满完成任务；他之所以有种种失去自由失去幸福失去权利走向黑暗之感，是因为他有他的情况；而世界，却是平静，安宁，自由，幸福而光明的。坐在船舱里的男女老少乘客们正享受着光明的世界，他们不了解他的处境，不知道他虽然坐在他们当中，却是多么孤独、处在一种黑暗之中。但渐渐地，这种孤独暗淡之感却在减弱，一直紧缚着他的一种东西在松动，他渐渐汇入一种广大之中去了……

两个押送他的人把他送到了公社，交割之后，立即显出轻松来，到招待所休息去了。公社办公室有个人却看着他，叫了他一声二哥！原来是他的一个堂弟，在公社当秘书。啊，原籍！一阵返朴归真之感，一股特殊的气息，一种深厚的亲情。

那天他不要堂弟送他，而独自走向乡野，他乐意孤独地走完那段路程，好像要一寸一寸跟家乡的土地亲近一下似的，腿脚也仿佛有知，到了乡下就能徒步远行。

庄稼都收割完毕了，田野显得特别空旷明净。一方一方的地里尽是些新鲜的稻桩儿，一趟一趟鸡鸭鹅在觅食收割后落下的稻谷。一年劳累下来的耕牛，自由地放在外面吃草，青草在秋耕之前也特别茂盛。一眼望去，草屋聚簇的村庄都掩映在浓密的绿树之中，打谷场上高高的草垛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光，蓝色的雾气笼罩远方，白色的船帆无声地在远处天边移动。稻谷稻草的清香到处充满，无所不在地飘逸，使他神清气爽，好像在脱胎换骨。

后来，走到一半路程时，他在一片田地当中的田埂上很舒服地躺了下去，青草遮没了他，泥土味，青草味，稻桩上发出的香味，混和一起，让他贪婪呼吸着。他久久望着高远的天空，他多少年没有望见那样的天空了，无边而又接近，深邃而又透明，单纯而又浑厚。他忽然想起一句古语，是的，他那时想起了这句古语，叫做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中国古人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的，政治观上也是天人合一的。他不正是在享受天地的无边慈爱吗？而且从古老而永恒的思想里获得着最深厚的滋润。他一下子悟到什么根本的东西似的，一切都无所谓了，心里涌起大的喜悦，感到了大的自由，体会到了大的幸福。

作为一种精神准备似的，他在地上躺了很久。当他从地上起来，继续他的行程，他已经是一个新的他了，他比以前健康，成熟，也比以前年轻有力。他感到他可以平静地在乡下做一个农夫，忘掉外面的世界，忘掉一切的历史，以至于忘掉妻子孩子……

他走进了老家的村庄。茅屋，灰堆，猪栏，河边的芦苇，弯曲的小路，一棵随意长着的树，都含着浓郁的精神性的东西，令他感动而惭愧。有人把他认出来了，他也认出了一些人。

这不是郁平吗？乡亲们以各自的方式跟他招呼，他怀着感激，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在家里办冬学的初中学生。等他走到自己家路口，身前身后已经全是孩子，他当然一个也不认得。他家那三进大瓦屋到了，而他脚下却分明有一条小路通往最后的一进，前面的两进不言而喻在土改中没收和分配掉了。他的心一下子收紧，那东山墙上开的门显然就是他的父母进出的门了，有两个孩子走了进去，是主动去为他报信。

他又走了几步，他站在门口了。他看到他的老得多了的母亲慌忙地从里面往外走，他们蓦地互相对视着了，母亲的眼睛里涌出无限悲哀和爱怜。她的头发全白了，稀疏零乱。他于是知道了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十多年也不回家看望。他痛彻心扉，悔恨无比。妈妈！他悲叫了一声，这一声悲叫，在喊向天地的同时，却撞击他自己的心扉，震撼他的全身，而让他直挺挺地跪在了母亲的面前……

一九六一年的火车在前进，像烈马狂奔。

与父亲的见面是在晚上。当父亲那样健壮，满面红光，气宇轩昂地出现时，他几乎怀疑这是不是他的父亲了，并且，父亲身上是笔挺的中山装，那样子像是县里下来查工作的老资格的一个副县长。六十岁的父亲的头发有少许白色，大体上还是黑的。当他带着困惑看着父亲时，父亲的依然明亮的眼却把他由表及里地全看下去了。在那一瞬间，他确实有过一种软弱的情感，觉得自己是稚嫩的不成熟的，他的飞翔失败了，翅膀折断了，他无处可去，只得回到父亲身边，而父亲，永远是强大的，无比成熟的。当然，他克服了这种残存的童少心态，然而，父亲确实自有他的过人之处，从解放前到解放后，自有其艰难历程，至少已经适应了新的社会时代，不但没有垮掉，而且活得硬朗。

他看出，父亲已经从某种途径知道了他的情况，不但抱着随和的态度，而且感谢得到了失去多年的所剩的一个儿子。父亲总的显得平静，自足，对于祸福荣辱有着比较超然的明智的态度。

你家来了？

家来了。

这就是经历了两个时代、十多年不见、连生死也不知道的父子二人，在见面后所说的话，平淡到了极点，少到了极点。但他们在心中一切都交流过了，他们当然能够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一起面对往后的特殊的时光。

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也没有问过他什么，父亲好像只是心安理得地跟儿子生活在一起。他在外面遭到如此大难，父亲似乎觉得极其平常，不足以大惊小怪，而他如果当真有过那样的告密行为，现在还能被宽大留下一条小命，还得谢天谢地呢！当然，父亲能想像得到可能会有的冤错，那也只有逆来顺受等待澄清，或者根本就不管它能否得到澄清。父亲虽然没有问过他什么，但对于他一向的生活情况，父亲还是逐渐知道了的，因为母亲总是要细问他的一切，母亲自然又把一切告诉了父亲，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孙子，在亭州、在他的妻子身边。这是不幸之中的一个幸福的消息，父母在无形中就长了些精神，并且有了新的期待。

那天，生产队长到他家来，很客气地对他说，二先生，你既然家来了，就是一个人口，生产队要给你口粮，但你的工分哪里来？你又不会农活，劳力一时也练不上来，我们想把队里的两条小牛交给你放，你让它们把草吃饱，到晚送回，这样，队里给你记一个整劳力的工分，你的口粮也就做回来了，年终还能得几个零用钱。

他这才想到了他的吃饭问题，他竟好像忘掉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马上向队长表示感谢。让他放牛当然是照顾了他。

就这样，他成了一个挣工分的人。他每天得十分工，合人民币三角钱，按当时米价一角钱一斤，够一个人活了。不过，他在城里时，每月工资是八十多元！什么叫做开除公职以及遣送下乡，这就更具体、更清楚了。

队里的负责养牛用牛的“牛父拜父拜”——直译就是“牛的父亲”——俊德老头，把两条小牛交给他，看着他，笑道，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骑牛，都是我把你抱到牛背上去。他记起来了，俊德老头从前常在他家里做短工。他愧笑着，连说记得记得。俊德老头说，你转啊转的转回家来了，你还会转出去的，当真要你放牛啊？你不是放牛的人！他茫然而又相信地把头点了一点，笑笑，就牵着两条小牛走向秋收后的田野。

小牛吃起青草来，一下一下有力地撕扯着，鼻孔埋在草里呼呼出气，吃得好香甜。小牛的大眼睛多么单纯善良，他很想跟这样单纯善良的小牛交谈，但很可惜，那是不可能的，而他也没有精神恍惚到那种程度。

两条小牛一时成了他的伙伴。这幅放牛图，在农民看来有点新奇，在他自己，倒也悠然自得，大有田园诗的境界。中午回家，他把它们拴在门口，给它们一堆青草，晚上，就把它们送回牛舍。他放着小牛，走遍附近的田野。过去的一方一方的千年老沤田，被改造为旱田了，并且方整化，一眼望去面积很大。田野上兴建了四通八达的田间灌溉系统，有路有渠，也显出阔大的景象。

当他牧放着两条小牛无意中走到村西北乱坟地，不觉大吃一惊。这里就是传闻中他的哥哥郁富被“除奸”的地方。他的眼睛四下寻找，好像可以看到郁富正在申辩，或者可以看到那可怕的血腥的场景。他当然什么也没有看到，那些杂乱荒凉的土坟什么也不可能告诉他。小牛在茂盛的草丛中“呼嗤、呼嗤”吃过去，大河在前面哗哗东流。他默然站了一会儿，感到有什么不适宜，而且一阵恐怖，就把小牛牵了出来，远远地离开了，恐怖久久残留在心头，压抑着。

他后来有意走到十多年前那个夜里走过的小路上，两边芦苇依然，也依然静静无人，他似乎在往回寻找他的命运的线索，有一种神秘的东西似有若无地存在着，他几乎就能触摸得到，但什么也抓不住，只有芦苇与小路，只有悄然无声。以前的事，似乎只是他做过的一个奇怪的梦，人原来是可以这样寻梦的，但梦永远不能再现，因为它消逝了！

小牛有时会向着田野尽力地长长地叫起来，沉郁而昂奋：哞……！他很喜欢听这一声，多么可爱，多么苍凉而又清新啊，生命的原始的意味，宇宙之感，天覆地载，尽在其中！

大地在旋转，华北大平原升起了暮色。他自己如何已经不算一回事，假如乔丽或孩子出了什么灾祸，那可么办呢？他感到他的承受力是不够的了，他会失去生活下去的信心，他不敢想下去了，他倒愿意那封电报只是把他骗回去的诡计。

有一天，绵绵秋雨里，他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站在田野，小牛在吃那雨水中的青草，似更香甜可口，棕黄色的牛毛在雨水中闪耀，雨雾中的田野与乡村分外宁静而美丽，有什么触动了他，他的泪水于是同雨水一起在脸上流着，尽情地流着，四周无人，天地茫茫。他决定要回亭州一趟。

母亲叫他回头时把小孩子带下乡，而父亲则对他说出了一件可怕的事。当父亲以一种不由自主的严重神情告诉他，有一个人也在亭州，他就预感到了一种可怕性，当父亲说出这个人是宗进庭并且在亭州当领导人时，这种可怕性的全部可能有的内容他一下子就都看清了。有一股巨大而阴沉的力，一把将他拽住，已经如烟的往事忽然又成了现实的一部份，立即与他有了更深更紧的关系，可能就是他目前处境的根源，只是他自己这之前不知道罢了。这是真的吗？他的事情就简单到这种程度，仅仅是家乡村史上宗族矛盾斗争的延续？仅仅是他与宗进庭狭路相逢？他不敢轻易相信事情是这样的。旧社会早已消逝，新社会早已确立，党有纪律，国有法律，宗进庭可以为所欲为吗？而那陈旧遥远的关系，他一向认为自己是早已摆脱了的啊！

他看着煤油灯光阴影里的父亲，他看到，父亲在严重的关切的神情下，还有着很深的内疚、自卑。过去，他多半知道的，是父亲的强干以至凶狠，回来后看到的父亲也还是比较刚强自信的，但在这煤油灯影里的父亲却软弱，退缩，达人知命而且善良。

事情会简单得如此令人失望，但无法排除确实可能真是这样。他带着又复杂了一层的心情，踏上了到亭州去的小轮船。

船到亭州，是凌晨三点半，他从难熬的瞌睡中醒来，轮船靠岸的声音震荡头脑，码头上的灯光雾气和晃动的人影搅成一团。他昏昏然作为最后一名上岸的人站到了码头上，跟随人流而出，进入一条阒然的漆黑无人的小街，两边好像是古代遗存似的东倒西歪的平房，在人们匆忙而过的杂沓的脚步声中震颤着。出了小街便是一条大街，远远近近不多的昏黄的灯光给心头送来城市的温暖和寂寞。他的右手提着一只式样很旧的藤包，里面装着百十个鸡蛋，他的左手拎着一只老鸡，这都是母亲叫带的。他心里想的是就要见到乔丽和孩子了，好像去和自己生命的另一半会合。深秋寒夜，肚里的饥饿使他颤颤的，也使他从困倦中完全地清醒了。

虽然离开亭州不过才一个多月，却仿佛已经隔世。夜中街道熟悉而陌生，似梦非梦。他走到医院门口了，大门与边门都紧关着，门灯亮着，忠实地守候着长夜，柔和的两团光晕冷清清地照着一片白地。他的心猛地跳了几下，温暖的家，妻子孩子，都似乎是他不配拥有的了。他诚然是被冤枉了的，但他为什么这样自卑这样不自信起来？他自己也不能回答。只能说，是人毕竟就有脆弱的一面。

他试着推了一下大门和小门，都没有推得动。他退了下来，不敢惊动值班人员的睡眠。那种罪人夜归，夫妻悲喜交加的场面，也免了吧。他于是在亭州大街上踯躅，除了偶尔一有的夜游的猫和狗，别的就是他和他的影子了。社会是极其太平的。

那天凌晨，他也曾走到他教书的医士学校。也是两扇紧闭的大门，也是两盏忠实地亮着的不算明亮的门灯。过去他从那里进出时，并无特殊的感觉，而当他作为这样一个被开除出去的人站在那门外时，他不禁感到那里的尊严和高贵了，大门内的一切也神秘而高深。他想到，假如确实有人要跟他过不去，把他作为某种要加以欺凌以至要加以斩除的对象，只要有能耐，首先是要把他从这大门之内逐出的。他的冤枉到底是有关部门在工作中无意地造成的，还是人为地有意地造成的呢，这的确要弄清楚，可他已经隐约地觉得，他倒有点畏惧那个清楚了。

天渐渐地亮，黑夜退去，白天来临。他想起他要赶在上班之前才能在家里遇到乔丽，就忙回到医院门口，边门轻轻一推就开了，值班老头已经起床，正在洗脸，是他从前没有见过的一个人。

老头把他上下一看，责怪他来早了，并且活鸡不准带进去。他忙说明他就住在里面，他的爱人叫乔丽，是医生。老头疑疑惑惑的，手一抬，让他进去了。

他急忙向里面走，好像是一下子就到了自己家门口。那洋房令他惊讶，仿佛第一回知道自己住这样高级的花园洋房，而四周围都是普通的平房。

洋房的门向外推开了，走出一个陌生的但似曾相识的人，他不觉大为吃惊。但对方已经认出了他，主动走近他，说，乔医生搬走了。接着就告诉他怎么去找乔丽的新住处。他忍受住一种悲哀，感谢了那个人，转身往回走。很清楚，因为他已经被宣布为罪人，乔丽和孩子失去了住这洋房的资格，被另外安置了。

门口的老头看见他原样返回，不禁诧异，但他已经顾不得做解释，他走出了医院。

他走着，忽然想到了他的落魄形状，黑了，瘦了，头发乱着，衣履不整，灰灰蒙蒙，手提藤包，拎着活鸡，他就这样当众出现在乔丽面前吗？让乔丽留着美好印象吧，在他的问题解决之前，他可以甚至应当尽量隐蔽起他的这副窘相，他可以多写信，在信上，在字里行间，他将还是他，在信上表达一切也更从容更完整。

他的行动路线就从街当中移到了街边上，后来他就隐蔽到一丛小树后面去了。他一眼判断出那条小巷顶头的一间小屋就是乔丽的所谓新居，要说条件，是一落千丈，但这是无奈何的。残酷的命运还拿他开了一个小玩笑，让乔丽在那小屋门口露出了半个身子，而且就朝着他这个方向，往空地上倾泼掉大约是洗脸水，而后又回到屋里。那一瞬间，一阵痛苦直冲上来，他几乎就要控制不住自己，想放弃所谓隐蔽的念头而跑过去，但他终于没有那样做。

他眼看着乔丽抱着孩子上班去了，乔丽神情抑郁，匆忙脚步中的意识只有一个，那就是赶快把手中的孩子送进医院幼儿园，以便能去上班，在工作中忘掉她的不幸的生活。乔丽在受苦，乔丽有着不同的处境，某种意义上比他更困难。

他没有能看清孩子，孩子还小，算起来才四个月。孩子使他激动，那是他的儿子。他望着乔丽的背影，很快地，她拐弯消失不见了。他苦笑了一下，从隐蔽的小树丛后面走出来，他走进了那条小巷。

他站在那间小屋门口，望着那简陋的两扇小门和门上的锁，多少有点发呆，他发觉，一个人对自己的现实的了解，有时会是可怕的无知。他从门缝里往里看了一下，黑通通看不清什么，他只是想看一下罢了。

他拜托了一户邻居，请将鸡和鸡蛋转交给乔丽，就说是乡下亲戚带上来的，人已经走了。邻居老太一边答应一边在暗中判断他的身份，好像已经有所明白，但他已经转身而去。他若有所失，但他是确有所失的。

他想，孩子还是不要带到乡下去吧，乔丽是这样孤独，一个人带着这样小的孩子虽然辛苦，但也可以“有个伴”，消解几分孤寂。他的步子迈得坚定有力了一些，他走向亭州市人委。就从那时起，他开始了他的上访生涯。

“审干办”公室还在那里，也还是那几个人。那里依然如故，就像昨天他才离开那里的，而他实际上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人间去过一趟了。不幸不仅是不幸，它还向遭受不幸的人展现人间多样的生活呢。

他从那几个人看他的目光与神情中看到，他们从他身上看出了生活与经历的痕迹，他们对此是好奇的。不过，一刹那间之后，面对着他的，就是冷淡、戒备，甚至蔑视了。

那天去的结果是，他们答复他：申诉书已经呈报上级，你要安心等待。这样的回答是无懈可击的，他不能以一己的迫切心情去衡量和要求人家的工作。他走了。他的话，他的心情，在申诉书上都写了，重复说一遍是没有必要的。

外面天黑了，没有什么可看的了，车厢里的灯也亮了起来。一九六一年的列车不知疲倦地奔驰，坚韧而有毅力。有节奏的颠动摇晃使人迷糊起来，他睡了一小觉。

那天从市人委出来，他茫然站在门口好久，他不知道底下他该上哪里去。他似乎是个自由人了，其实是可以任意遨游的，如果他不必记着他的案子，不必记着他的公职，不必记着他的妻子孩子，不必记着他的父母，不必记着一切，那么，他爱到哪里去都可以，中国大着呢。于是他知道了自己完全是一个庸人、凡夫俗子，并且他以后还将作为一个庸人、凡夫俗子而活着，因为那些不必记着，他一个也做不到，那些恰恰都是他必须记着的，没有那一切必须记着，就没有他这个人了，那一切加起来才能说明他这个人。一个人从出生起，就是处在各种关系中的，也必须以他的若干关系才能说明他，这的确有点奇妙。

一时间他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走了开去，走出了一大段路，但他马上又使自己成为一个局中的当事人，他几乎就要回头再进市人委，去问一下，亭州市有没有一个叫宗进庭的领导人？可是他意识到他不可以这样去打听，那些人也没有义务要回答他这个问题，不会好好回答他的。他对自己暂时取消了这个打算。

要见到乔丽并且跟她过几天的欲望，乘虚而入似的，突然抓住了他，使他苦恼之极，他愤恨这种属于人的软弱。他望着可以到乔丽住处去的那条小街，久久地望着，他犹豫不决。他想，假如他与乔丽如此团聚，复又如此离开，那么，这算是什么呢？这是一种精神的堕落，这对乔丽、对他们美好的过去，是一种玷污。他的脑海里甚至浮现出几个他见过的，遭了事而拖累着妻子儿女的窝囊男人。不，再怎么样，他也不会让自己处在那种可耻的状况里，人一定是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那样的，而他，决不能！

他选择了到邮局去的路。他在那里买了信纸信封，给乔丽写信，写满了四页信纸，寄了出去。他觉得他做了一件最为恰当的事情，他对自己很满意。他走出邮局，走向轮船码头，下乡去。这第一趟亭州之行的任务似乎也算是完成了，他迈开了重要的一步，他开始为自己的冤案上访了，他有了一种主动性，生长出了粗犷豁达的意气，这似乎是他先前所没有的。

第六章 泛起（之四）

六六年初秋的那个傍晚，长途汽车在一个寂寞荒凉的路口让他下了车。暮色四合。他按照在车上得到的指引，沿着一条漫长的土路，朝着劳改农场走去。一路没有看到过一个人，他甚至担心会从野地里窜出一条饥饿的狼来，但他知道，地图上这片涂着绿色的平原地区，已经被人类耕作了数千年，就连偶尔出现的田鼠，也会一见人就惊惶万分一溜烟逃走，哪里还会有狼？

他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一个小镇上，天早已黑了，小镇上乌黑沉沉，几乎没有任何灯光。经过打听知道，出了小镇，向东再走五里就到农场了，但他只有明天早上去。小镇上并无正式的旅馆，但由于是探望犯人的必经之地，镇上有的人家是准备了空房让人借宿的。他于是就在一个人家住了下来，这人家只有一个老汉和上小学的孙子。老汉弄了一碗蛋炒饭给他吃，而后还给他泡了一杯自家采制的茶。就在天井里给他搁下了长澡桶，弄了热水冷水，拿来半个皂荚，让他在夜色之下囫囵洗了澡。他连声道谢，觉得一切很满意。

老汉问他，来看什么人的？他说，看我的老婆。老汉抬头看了他一眼，又问，她是几年的？他说，十五年。老汉就不则声，并且叹了一口气。坐了一会儿，又问，你怎么一样东西也没有带给她？他说，我有事，先从邮政局寄出了。老汉点点头，站起来，给他点起了煤油罩子灯，说，客人你就早点睡吧，铺上有芭蕉扇，自己把蚊子邀一邀，把帐门弄好，乡下蚊子多呢，火烛小心，我不陪你坐了。

他在床铺上躺了下来，心里升起奇怪的感觉。他好像很清楚地看到乔丽这时正睡在五里外另一张床铺上，作为一名女犯睡在一些女犯中间。同样的夜晚、同样的星空、同样的一片土地，她却不知道他正睡在这个小镇上，明天就要去看到她。他们就这样被隔开着，这样靠近而又这样遥远。可是这隔开并不随着他们明天的见面而消除，他与她之间除了已经隔着“五年”，还将隔着“十年”。时间与空间就这样被错开，成为人的痛苦，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刑罚的原理，好像是从“活人存在于一定有限时空之中”这一认识入手而设计的，取得十分有效的结果，多么直截了当啊。宗进庭只不过现成地运用了千古相传的这一手，他和乔丽被时空切割分开的痛苦与无奈，宗进庭却是先于他们而代他们体会到了的，这才化为一种安心和快意。统治的与被统治的，迫害的与被迫害的，强大有力与弱小无助，就有着这样的同而不同。人类啊，从这上头说，世上还有什么生物的智慧，能来相比呢！

蚊子在耳边执着地鸣叫，渴望着他的鲜血，却被厚厚的夏布帐子挡住了来路，而老鼠也出动了，梭梭地爬上了灯柜；这些动物多么地低级啊。

朦胧夜色照临窗户，小镇上阒无声息；老汉和他的孙子都睡了，像两滴水溶入了寂静的海洋。

他在想像中升上星空，朝下望着这人间和这小镇，望着躺在床铺上帐子里的他自己，而这个人一时不能入睡，倾听到蚊子、老鼠、还有一丝震颤摇曳着的万古的声音，思念着已经近在五里却还有十年才能团聚的妻子。从这一茫茫俯瞰凝视之中，他找不出任何的意义，就像手是五个指头的道理他说不出来一样。

从窗户望出去，乌蓝的天上繁星闪耀，深邃无边。他对一切忽然有了理解，立即得到了一种最宽广的慰籍，也就与夜色、蚊子、老鼠、万古，浑然成为一团。于是，他在极其淡漠无为、平和从容的心情中，沉沉睡去。

走在那五里路上，他与乔丽将会如何地见面，涌上心头。他想，也许她会很激动，也许她会很冷淡，也许这次见面会使他们彼此更想念，但也许这次见面会很不成功、使双方都更加痛苦。她的外表变得怎么样了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她的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许她会变成一个他所不认识的人，他们之间会感到一种陌生。他想能和她紧紧地拥抱，在身体的互相压迫中产生一种痛切的交流，回到以往的基础，并且重新开始。他希望看到她的激动和流泪，两个人的眼泪能流在一起。他希望他们能同时想到和说到亮亮，希望能让他对乔丽说“我每天都在想你，我更加无比地爱你，我等待着你归来，我们要重新生活”。他希望得到乔丽相应的毫无保留的回答。他要尽力消除乔丽的痛悔心情和自卑感。他要把“伟大”这个词斗胆地用在乔丽身上，对她说，你是伟大的，因为你承受了最不该承受、最难以承受的一切。你不是在服刑，你是为我、也为那不公平的做了牺牲，一切的罪都放在了的肩上，而真正有罪的不是我，更不是你，是那不公平的东西。他要带着一种宗教式的崇拜和虔诚跪吻她的脚，把她当着受难女神。他不知道他们的会面是隔着铁栏，还是什么也不隔？是可以单独呆几分钟，还是必须有看守人员在场？总之这次见面是越想越重要、越想越丰富、越想越有内涵，也越想越让他激动不安了。他相信，这对于他，和对于任何一个无辜的人，都是一样的，只是具体的生活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尽管他去得较早，门口接待室里却已经坐等着几个人了，他们也是来看望在农场劳改的亲人的。他不知道他们家在这里劳改的人是真的有罪，还是像乔丽这样含屈蒙冤，但他们作为家属，是像他一样都是很可怜的。他们都是暗灰色，脸上都写着长久的不幸和煎熬，眼睛都呆板而同情地地瞪着他，心想这个人家里会有什么人在这里劳改呢？这个戴着眼镜的人也跟我们一样不幸吗？

登记的时候，一个浓眉毛、肉鼻子的中年的工作人员对他说，你来得不巧，天不亮她们就坐船出去了。他忙请问什么时候能回来？给他的回答是：起码三天，还可能不止。他又请问是去做什么事？工作人员浓眉下一对白多黑少的无表情的眼睛就盯在他的脸上，好像直到弄清了来者是个书呆子，这才对他这么“坠人”予以了原谅，回答他说，去做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总而言之是劳动。他说，那么我可以等三天，我每天早上来看一下，行不行？那人回答他，这就随你了，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他忙说，对对对。

他心中盘算就在镇上老汉家住上三天。但他觉得白来一趟未免可惜，他何不求见农场的某种负责人，了解一下乔丽五年来的情况呢？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能求见一下有关的负责同志吗？五年了，我因为有事，从没有来过，写的信也没有回信。那人看着他，似乎从来不曾听说过有这种要求，但终于还是答应了他，说，我可以给你联系一下，队长也出去了，直接给你问一下场长吧。一部手摇电话机就在桌上，“呜呜”地摇了几下，给他要的是“徐场长”，接通了。搁下话筒，浓眉毛指着旁边小门，对他说，你从这里进去，向前一百米，右拐，到办公室去，门口有个牌子写着场长室，徐场长等你。

里面远望是没有尽头的农田，他到了办公室，抬头见了场长室的牌子，一看，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个女人，人高马大，气象威严。他走了进去，说，我是来见徐场长的。他得到了回答：我就是。接着就问他：你是乔丽的丈夫吗？他回答：是的。一边回答，一边心中也就万分愧疚起来，几乎有点语无伦次地说，我，我因为自己有点事情，五年了，没有来看过她；信，我是常寄的，但她从不回信；她不是正常犯罪，她有特殊情况……他止不住自己，好像要把许多话对这女场长一齐倾吐出来。

但他的话被打断了，女场长说，你坐下，你们的事情我全知道，你放心，乔丽好好的。这句话使他忍不住一声啜泣，但马上抑制往了。他说多谢，多谢你们对她照顾。徐场长忽然问他，你自己是个什么问题？他说，我？五九年审干复查把我查了下来，开除公职，下放回家，但这是弄错了，我估计有人陷害我，我是没有问题的，我一直在向组织申诉，我的事情实际上影响了乔丽，要不然她不会出事，而且，我们也失去了孩子……。

他的眼泪成串地流了下来。徐场长离座，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他忙站起来双手接过。徐场长说，不要灰心，要相信组织，这样的事情是不奇怪的，要经得起考验。他一听，感到就像到了组织面前一样，更止不往流泪了。

徐场长说，还哭什么呢？这也是对你的考验嘛。徐场长的话令他越发的感动，而且他好像还没有这样得到过尊敬，他说，是的是的，我现在有时变得很脆弱了。

徐场长问，你们亭州文化大革命怎么样？他觉得这问题很难回答，他说，学生静坐市委……徐场长问，你没有事吗？他说，来了运动，我就可能有事，我是老运动员，但我的事也就是所谓历史上的事，我其实是没有事的。学校里运动一开始，把我抓了起来，还送进了看守所，但后来又放我出来了，抓我、放我，大约都是市委的决定，本来是不应该逮捕我的。

徐场长问，亭州市怎么给我们来电话，说如果发现你来了，不要让你走，他们来带你回去。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了？他说，这是一言难尽的，既然他们电话打到了这里，我就把情况全告诉你。当然，农场与亭州是组织之间，你们照样把我交给他们，我是无所谓的。情况主要因为一个常委，现在是代市长，跟我是老乡……

他把散发传单的事情以及传单上的内容也说了，听了他的诉说，徐场长好半天一声不响，后来说，你来得不巧，乔丽到远处有劳动任务，三天不得回头，亭州下午就有人来，你这趟是见不着乔丽了，你放心，我跟你说过了，乔丽好好的，你以后再来看她，你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吧。今天见了你本人，我都有数了，我会帮你跟她说说的，会叫她给你回信。

徐场长停了一下，说，这文化大革命，是国家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所有的人都应当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我一直琢磨社论上这句话：“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具体指的是谁呢？这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不就是因为他这个反面教员吗？徐场长这样问他，好像见他是知识分子，很愿意跟他谈谈，但又欲言又止，明白这个问题也不是可以随便谈论的。而他，心里虽然似有所悟，但不好说，也不敢说。他倒有点为这个女场长的某种单纯和热情暗暗担心起来。他摇摇头。

徐场长说，如果社论所说的“不管他职位多么高”的这个人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那就不是他个人的私事，而是天大的大事了。那他不会是一个人，而是会有一帮人。我们无限相信毛主席、坚决跟着党中央。按照命令，我们农场不开展运动，但国家情况既然这样严重，我们当然也要格外提高警惕。你刚才说的你自己那些情况，我听得懂，听起来不像是你自己瞎编的，反正你自己有数，党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不准欺骗组织，是不是？你回去要好好学习中央的精神，按毛泽东思想要求自己，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态度，总不会错。我找个地方让你休息，到时你就跟亭州的人回去，不要硬顶，要想着你还有乔丽，还有你的父母，嗯？

他对这番劝告十分感激，连连答应。

徐场长用手敲敲墙板，外面走进一个人来，徐场长说，带他到学习室休息，泡一杯茶，中午送一份客饭，多打一点菜。亭州公安局的人来，就让他跟他们走，记住收下他们的介绍信，要他们签个字。

他被领出了场长室，他回头对这位好心的女场长说，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不会有事的，但不要对乔丽说……

徐场长挥挥手，说，你走吧，不要多想，管好你自己的事情，我们会按政策对待每一个人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他的估计是对的，宗进庭正在追捕他，而他没有能逃脱，他本来也知道他是无处可逃的，于是，他到农场来，就成了自投罗网。他不悔此行，因为他终于踏上了到农场来探看的路，他走过这条路了，他到过农场的大门口，他进了农场，看到了农场，他见到了场长，得到了礼貌的对待，他被告知乔丽好好的，叫他放心，而这位女场长是一个很朴实的能体谅别人的人，还设身处地指导了他，这一切是多么好啊。虽然没有见到乔丽，但一种距离一下子变得很近了，生活对于他也一下子踏实了许多。本来他就应当把全部思想和精力都用在这上头，用在挂念乔丽和经常到农场来探看上，可是他一直不知在忙什么，在读那些永远也读不完的书，他还做了写传单、发传单的事情！他这才看清了自己很蠢、蠢在何处。

但现实还是要关心的。徐场长谈话中引用了一段中央的社论，他记得他在报纸上看到过，可又好像是头一回听说。学习室里报刊收拾得很齐整，他也就看起报来。

他于是从最新的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的报导，林彪发表讲话说：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他吃了一惊，因为他总算从报纸上，而且是从“副统帅”林彪讲话中，证实了的确是有“炮打司令部”这一说法的，亭州学生早就散发过的传单《炮打司令部》，是可靠的没有疑问的了。他揣摩着，结果却从林彪那后半句话中发现，他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么重大的运动，确实只有青年学生这样的“革命小将”，才能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挥手之下，以其纯洁无瑕之身，高举红旗，呐喊着，义无反顾地勇猛向前。这对于他这样的人，倒是一件好事。

多年以来，只要一提起四类或五类分子，还有什么牛鬼蛇神，人们也就会在心目中把他列进去，或视为那个边缘上的人物，他得当心点儿。而他的父亲的“工商兼地主”的成份里也确实就有“地主”二字。他不由得想起二十多年前他在新四军盐阜师范不能被选为班干的事情。革命，似乎从来就有一个资格审查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怎么能让非无产阶级的人，甚至反动阶级出身的人，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呢？就说刘镇琛这样的青年学生吧，不管有没有出那件冤枉的事，“出身不好”这四个字总是严重阻碍其人生的前程的。可是，历史知识却又告诉他，许多革命领袖的出身情况正好相反。他是弄不清这些问题的了，而他考虑这样的问题，简直是一种不该有的奢侈。但他又觉得林彪那后半句话只是一种习惯用词，或者就是具体有所指……

他的目光仍然不由得继续看着报纸，于是看到林彪还有这样的话：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他的心一下子就狂跳起来，觉得这些话才是实质性地与运动有关的，是对运动形势的一种描述，所以也好像是针对着亭州说的，史宏这样的学生在学校里不是挨斗了吗？社会上不是以“煤碳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的名义在批判学生吗？宗进庭就是“有些人”，他在亭州这样指导运动，正是在让亭州的人们“上当”。看来，运动这样发展是不符合中央意图的，而且是一个普遍性的全国性的问题。是的，他感到这是不奇怪的，各地都会有宗进庭这样的“有些人”，他们因为自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害怕和抵触，乃至是会对抗中央、自行其是的，而大多数的干部，也会正如王校长带着痛苦所说的，很不理解、很不习惯……。运动的某种深刻性，反过来正可以这样得到验证。

他竟然有些兴奋起来！他的血管里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似的奔流着一种“造反”的欲望和热情，而不顾他的那些自卑感、那些将自己排斥于社会、排斥于人群、更排斥于“革命”的灰暗的个人的情绪。

梁山好汉的“造反”，标榜的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现在却是“皇帝”（这只是一个比方）号召“造反”，总的来说，也仍然是为了“反贪官”。这确实是令他、令老百姓兴奋的，虽然他和大多数老百姓一样，表面上都没有把这一点说出来。

学生的“造反”前面加上了“革命”二字，或者“无产阶级革命”六字，作为定语或状语，这就指定了范围和方法，又给予了一种合法性和安全保障，要不然，谁又敢呢？“造反”在几个月前还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但看来，尽管如此，史宏这样的学生仍然会有一定政治危险，因为宗进庭这样的人是“当权派”，至于毛主席，对于亭州而言，是“天高皇帝远”，宗进庭这不就有权下令来追捕他吗？可是他何尝真的有罪和犯法？史宏那些学生不就在学校里挨整吗？大有要打成新的右派分子之势！刘镇琛就恐惧地谈到了“秋后算账”。

他忽然觉得，他从文化大革命上直接理解了毛主席，而作为县团级领导干部的宗进庭，内心倒是对毛主席有意见的，他们会拥护报纸上一再暗示的那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无风不起浪，斗争是实实在在的。

他就这样心中乱乱地想着、狂狂地兴奋了一阵，恨不能站到大街上去发表什么演讲似的。可他转又感到悲哀，他问自己：这些对你有何意义？你能懂得多少？你还能成为什么英雄吗？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

他又看住了报纸上“牛鬼蛇神”这样的字眼，心里一凉，无论如何，“牛鬼蛇神”只能是他，而不可能是宗进庭啊！他刚才头脑里乱七八糟的一团，简直是一种或多种“反动思想”，是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呢，只不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罢了！他可不能犯“挑动”之罪啊，宗进庭实际上已经说他是“挑动”学生反党了！

他觉得自己坠入一种无法弄清的糊涂与恐惧之中。文化大革命是他没有资格去思考、去兴奋的！但一个人怎么就失去了这种资格的呢？人在生来的时候，不是平等的吗？人把人的世界弄得多么复杂啊，以至于让人感到活着、存在着真是不容易！宗进庭要来抓他，就让他来抓吧，倒要看看命运还会玩些什么把戏出来。

他望着玻璃窗外，农场的田野望不到头，同样是秋收在望了，真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就是乔丽已经劳动了五年的田野，是在被看守的状态下的劳动，是强制性劳动。这种劳动据说能把人的思想改造好。对于真正有罪的人来说，沉重的体力劳动也就是一种令其后悔的手段吧？这仍是建立在人的某种自然属性上的，因为人害怕这样受苦。只是这一切用在乔丽身上，是否有什么好的“改造”作用，他觉得就很难说了。在这“改造”的后面有着宗进庭的阴沉而快意的那张长脸。宗进庭是在盗用“国家”、滥施“专政”，打个比喻，也就跟偷盖公章没有什么两样。

他就在农场的这间“学习室”呆着，时而翻弄报纸，时而看看窗外，脑子里纷乱地想着，等待着亭州公安局的人来把他带走。他听说过，别看壁虎子在墙壁上行走如飞，但一碰到蚰蜒（鼻涕虫），甚至一碰到蚰蜒爬行时留下的那条闪亮的斑渍，它就不敢动了，就像接到了死亡通知一样，等着蚰蜒前来把两个短短的触角伸进它的鼻孔里去，把它的身体的汁液吸空，只剩下一具空壳。多么可怕的关系。他现在不是就像壁虎子的处境一样吗？但壁虎子是绝无生的希望了，而他处于曲折的“斗争”之中。

他从窗户里看到一队男犯从田野边走过，他们是灰黑色的，在几乎有点明丽的秋天的天空下，有点丑陋，蠕动着消失了。他的心揪了一下，难以想像自己是这其中的一员，生命这样阴暗地耗去。如果说这是应该的，确实只应该用在真正侵害别人侵害国家的那些罪犯身上。乔丽已经这样过了五年，并且还有十年！无罪的乔丽的苦，要多少倍于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啊。无私覆的天，无私载的地，对此却是沉默的，但它们好像有着超越人间的大智慧，它们将是公正的！

中午，给他送来了一份饭，并且确实加了些菜，让他交了五角钱。到了下午，亭州公安局的人赶到，穿着便衣，是两个他不认识的人，看样子三十岁，问了他的姓名，就要他在拘留证上签字。

他说这字我不好签，我没有犯罪。

其中一人对他急起来，说，既然上面是你的姓名，而且指的就是你，你就要签字，我们是执法，不是萝卜青菜讨价还价的事情！

另一个人立即和气地说，郁老师，我们也是奉命办差，这只是一个手续，你不要跟我们具体办事的人为难。

这话对，何必在这上头对抗着呢，一切都是宗进庭，而不是这些当差的人。他也就签了。那发急的收了拘留证，态度缓解下来，说，你早这样，不就行了吗？

他们要给他上铐子，他说，这当然是你们的规矩，不过我有个请求，请你们出了农场，再给我上，行不行？说话和气的看着会发急的，那人爽快地说，行！对他把手一挥，说，在前面走！

于是他走出了“学习室”，他们跟在他后面，实际上把他押了出去，但他显得是正常地从门口出去的。他掉头看了一下，徐场长叉着腰，站在她的办公室门口看着他们。他站下来，朝徐场长那里鞠了一躬，而后掉头走去。

乔丽，再见了，我们就像大海波涛中抱着我们的沉船的残片各自漂流的人，可能会越漂越远，再也不能团聚……但希望仍然存在，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大海上，你在农场，我在亭州，即使将我判刑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劳改，也还是有个地名的，我们总可以联系得到，只要不死，总有见面的一天，只是不知道这见面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而那时我们是多大的人了。把握不定的令人恐惧的未知，对于人甚至是一件好事情，好像也能给人一种活下去的力量和趣味似的。

两个人带着他站在公路边上等候过路长途汽车，他们是查询过的，一定可以等得到。他们暗中防着他出什么事，所以一边一个站在他身旁，不跟他说话，有时仅仅用一句关心的话来减缓他可能有的紧张情绪，然而这改变不了他们押解他并且防范着他这样的关系，铐子已经铐住了他的手腕。他不恰当地把他们两个想像成了董超薛霸。这是宋元小说中解差的固定的名字，正如梅香一般是丫鬟固定的名字一样。但他并不是林冲，他哪有那样英雄？时代毕竟不一样，在他的感觉上，他跟他们是完全平等的，不但都是公民，甚至都是国家干部，他只是暂时有点特殊情况，他和他们都热爱党、服从组织，也都崇敬毛主席，受着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他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不但不把自己跟他们两个对立起来，相反却想跟他们做一种同志间的交谈，防范与被防范的关系是很令人难受的，是不符合内在的真实情况的。

于是他开口说，辛苦你们二位了。

容易发急的一位咧嘴笑了起来，说，你老先生早这样说就好了，其实我们跟你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另一个说，对对，这很正常，不要紧张，你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申诉，回去再说，到时自会有人负责审理。

他感到这两个人都是通情达理的好人，经过这一沟通，他更犯不着拿他们为难了。他说，你们也不要这样一边一个夹着我似的，我不会跑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呀，我正好也要回去跟组织面对面地谈，某种意义上，你们来带我，也是好事。

两个人笑起来，说，你想得开就好。话虽如此，我们有我们的任务，要把你安全带回去，大意不得啊。你是做老师的，说话有水平，万一被你哄了，我们回去就交不了差啦。他说，其实我知道，这事情是宗进庭在上面直接管着呢。

两个人赶紧地说，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听我们科长的布置，我们离市长远着呢。他也就觉得自己不该这样说，他这不是对押解他的人有“反侦察”之嫌吗，虽然他并无这个意图。他说，对不起，我说多了。他们说，郁老师，具体情况，我们这里就不说了，等汽车吧。

就这样，一路无话，长途车在暮色中进了亭州汽车站，他们避开大街，领着他从小巷曲折走到中山塔。天已黑了，中山塔门前小广场空无一人，黑暗中也看不见什么大标语。他们把他押进了看守所，进了二道门，给他解了铐子，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

这是他的“二进宫”。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有时要抓进抓出”，鲁迅的这一幽默让他不禁笑了起来。阿Q后来糊里糊涂挨枪毙了，鲁迅说，在阿Q想来，“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阿Q是这样被弄到麻木的地步，作者为阿Q而悲，却无力从刑场上救下阿Q来。同样麻木的未庄的人们认为，阿Q既被枪毙，便是坏人，而刑场的麻木的看客们则遗憾地认为，枪毙没有砍头好看。鲁迅笔下的那一社会，是整个地麻木了。鲁迅提供了一种永远的证据，说明着革命的理由。

他的情况跟阿Q当然有很大不同，首先他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写过申诉、散过传单，他可以期盼组织上来给他澄清问题，而群众呢，也不是那样地麻木，比如医校红卫兵就直接干涉了他的问题。跟阿Q一比，他看出时代有了哪些进步，他和乔丽处在时代发展链条的哪个环节上。

我决不灰心失望！他向空中做了一个手势。

第二天就审讯了他。负责审讯的人从他的姓名年龄问起，这是“验明正身”的意思，然后把他的那份传单给他看，问，文章是你写的吗？传单是你亲手刻印的吗？刻印了多少份？散发到了哪些地方？散发了传单之后你还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到过哪些地方？做什么去了？他一一作了回答。其实，他根本无须隐瞒什么，相反，他正要把一切向组织详细说明呢。但他得让他们例行公事，好让他们做一份审讯笔录。他们让他在笔录上签了字。他想不到的是，审讯就这样结束了，他们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纸笔卷宗，一边就吩咐带他下去。

他问，到哪里去？他们惊讶地看着他，说，你想到哪里去？他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是说他只有回到他的号子里去，但他也就更深一层知道他们确实只是来例行公事的，他们所做的笔录，将作为给他定罪的材料，也许再也没有什么审讯了，剩下的只是对他宣布判刑，至于公开还是不公开，这就根据需要而定了，反正都可以的，也可能会不声不响在一个夜里就把他送往什么劳改农场去。他觉得要乘着这个机会说一声才行。他说，我要求见市委书记！

他们神情恐惧互看一眼，然后极其严肃地斥责他说，你没有这个资格！其中一人冷笑一声说，你也想“造反”吗？他们就让人把他强行带下去，他叫着，请你们带个信给宗进庭，他这样迫害我，是党不能容许的！我清白无辜！

他被重新关进号子。刚才只是情境较急迫，他不得不大声呼叫了一下，然而这大声的一叫，却使他自己的身心受到一种摧残，好像用尽了大部的生命力似的，他差不多只剩下空空的躯壳了，他的心虚弱地跳着，好像随时就会停下来。

“你没有这个资格”这句讥讽地狠狠地说出的话，依然在他耳边嗡嗡地响，说这话时，他们的眼睛一齐对他瞪得那么大，他却看出，他们都是一些谨慎善良、忠于职守的人，是跟他一样的人，只是身份地位不同，并且囿于偏见而已。但他们所说的这句话，是他最不能接受的，比把他投进牢狱还要不能接受，比他到目前为止的命运还要不能接受。

他躺在号子里简陋的床铺上喘着气，好像头一回承认自己在这世上的渺小无力、受尽欺侮，他恨不能有巨人一样的力量，挥手之间把那不公平的一切、把那傲慢的、侮辱人的东西，给纠正过来。

他们讽刺地问他是不是“也想造反”，真是意味深长！一是对红卫兵的“造反”，以至于对文化大革命，骨里是嘲笑的，只是没有明说出来。他们虽然强大，目前却不得不有所韬晦。二是把他们自己不言而喻地站到有威权的社会等级上，而认为他属于只值得蔑视、可以妄加嘲弄、没有任何权利的社会等级。

这种不言而喻很奇怪，他们是如何就能这样不言而喻的呢？他们生下来的时候，不也是跟别人一样是很脆弱的生命吗？他们对他，就有点像假洋鬼子看不起阿Q。

鲁迅特地以第八章“不准革命”来表现阿Q的“委屈”。但阿Q也有他看不起的人，比如小D，比如认为小尼姑就可以随便凌辱。一个思想火花在他头脑里一闪，假洋鬼子不正是另一种阿Q吗？而阿Q也正是低等级上的一个假洋鬼子。等级社会里的等级是无穷的，人们就不免一时会成为各种假洋鬼子、一时又成为各种阿Q。但如果你在观念上已经看破了这种侮辱自身的东西，无论你在现实社会中是处在高位还是处在低位，都会在心中战胜这种把自己变成阿Q或假洋鬼子的习惯力量。

鲁迅就做到了这一点，当润土喊他一声“老爷”时，他并未觉得沾沾自喜而成为假洋鬼子，他感到的却是一种深沉的悲哀。佛家也从等级社会里得出了一种相反的和有价值的思想，所谓“等慈众生，如视一子”。

他倒高兴起来，思想的快乐是不受坐牢的限制的。

过了两天，又提讯他，这回却是另外的几个人，全是他没有见过的，从年龄上风度上看，级别要高一些。他觉得，他们要问他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了。果然，他们要他回顾二十年前他被卷进“除奸队”的事情。

他感到，他们是做另外一种工作的，他们想把当年的情况弄清楚。他甚至判断，他们来提审他，宗进庭并不知道，或者不能干涉，这对于宗进庭是“背靠背”的。

他说，我在传单上所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被他迫害得那样，都一直没有对外说过，但他借文化大革命加紧了对我的迫害，可以说他想“灭口”，所以我才不得不把他写上了传单，这是“四大”允许的，如果没有“四大”，我这样的人就很吃哑巴亏了。我没有犯法，我没有趁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做不好的事情，为什么要逮捕我？我认为倒是他在趁着文化大革命来继续迫害我。他的问题当然也是历史问题，组织上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并不是故意要揭他的短，是他不应当一直怀恨在心，我是被他逼得没有办法了。当年我作为一个学生，是身不由己的，也可以说是在特定情况下对组织的服从。传单上我只有一点没有写，就是我的哥哥被“除奸”打死，是宗进庭当场直接下令打死的，但我也不是亲眼见到，我们那里的人都说他打死我的哥哥是公报私仇。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所以我从来都不提这件事，在传单上也没有写，我不翻那个案，今天只对你们、对组织才说出来。在他心中也许认为我向着逃跑的他开了一枪是为了报我哥哥的仇，其实当时我并无这样的思想动机，当时的情境你们是可想而知的。但这是说不清的事情，他一定要这样看我，我也没有办法。他迫害我，说我历史上有“告密”的罪，其实我从来没有告密地下工作者，而且我还参加营救过这个地下工作者，这都是可以调查的，我的申诉材料上都写得明明白白。我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得我渐渐认定就是宗进庭卡住。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了，我已经被他整得只剩下半条命了。但我坚信组织，坚信实事求是。我对传单上写的没有要补充的了，当时那个“除奸队”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漆黑的夜里，一个也看不清，我现在不可能把他们回忆出来给我作证。这样的事情现在要调查一定很困难，知道的人不会多了，但这事情决不是我杜撰的。组织上如果到我的家乡去向群众调查，或许群众能给你们提供有关线索。但我自己从来没有私下调查过，我是避之唯恐不远的。你们去问宗进庭本人，去问他的妻子李兰贞，他们自己应该很清楚。

他们也做了笔录，让他签了字。他们走了，这次提审是不寻常的，体现着还有人做很负责的工作。他扪心自问，他不想拿宗进庭怎么样，他所揭发的问题也不能拿宗进庭怎么样，因为那也是历史问题。只不过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他作为知情者给捅出来，确实打击了宗进庭。但他只是要让宗进庭知道：你不可以继续为所欲为下去。

他于是领悟到，有两个系统在工作着，一个在忙他，可能准备给他定罪、把他送去劳改；一个在忙宗进庭，要把他在传单上揭露的历史问题弄清楚，或本来虽然已经知道，却想有进一步的了解和发现。第一个系统是宗进庭掌握的，第二个系统不是宗进庭掌握的。他既然已经在他们面前诉说了遭受宗进庭迫害，那么他们是有责任向组织报告的，所以这就有可能干涉宗进庭掌握的那个系统的工作，让他们停止对他的迫害，取消对他的拘捕，把他放出去。在这两个系统之上的，只能是市委的核心领导，也许是市委书记本人或者是上一级的机关。他的事情，就是静静坐在看守所的牢房里，等待某种变化的结果。正因为他的传单，使得对他的处理成了一件并不简单的事情，而这次拘捕他的人，却犯了简单化的错误，这个人就是宗进庭。现在，宗进庭已经很难再来迫害他了。

他不由得心中对宗进庭冷笑一声，好像这才体会到他跟宗进庭是较量上了，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现在已经像一个总是挨主人鞭打的奴隶，忽然觉醒过来，于是发现自己不是没有反抗之力的。表面上他坐了牢，实际上被动的却是宗进庭。安稳坐在家中的宗进庭，并不比他更好受、更自在些。在他和宗进庭之间仍是有一种平等的，这平等就是上面有组织，就是客观的事实与是非，就是作为人都有着内心世界，而不是只有外在的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不同于壁虎子与蚰蜒。

他忽然想起了惨死的哥哥。终于第一回把郁结心中的这一疑问和痛苦说了出来，而且是对组织说的。

他过去一直在理性之下保持着心平气和，避免对宗进庭个人抱有私恨，更避免对组织抱有怨恨，不让那种有害无益的情绪在心中滋生，日子确实也就这样过来了，这当然是对的。

可是，宗进庭对于他，可不是这样，一旦发现他在亭州，迫害也就随之而来，至今没有停止，巴不得他死掉，就连乔丽也不能放过，斩尽杀绝之心可想而知。

但是，战争年代毕竟过去了，宗进庭不可能很简单地把他拖到漆黑的野外一枪结果性命，然后用一个借口去蒙混组织。所以这才带来他的问题的复杂性，由一枪结果而改成慢性致死。宗进庭对他这样穷凶极恶，其实内心是虚弱的。为了自己的幸福，就来剥夺他的幸福，为了自己的生存，就不让他生存。尽管他并没有去妨碍宗进庭的幸福与生存，只是他的存在就等于是一种妨碍，所以他最好是从这世界上消失掉才能使宗进庭称心如意。问题在于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自己死掉的，可能活到九十岁也未可知，这就是宗进庭最为恼恨而又无可奈何的一件事。

组织从来不准许一个人以权谋私，现在如此，过去也如此，任何政党、任何政权都应当是有这一条原则的。宗进庭过去能找到机会一枪打死郁富，现在却不能一枪就打死郁平，这个事实可说明的东西很多，也说明着平等这个东西是逐步地和不断地充实的。他和宗进庭手里现在都没有枪，只是所处地位与条件不同，就像洪教头与戴枷的林冲，但洪教头一棍子打过来，林冲既可以躲一下，也可以一棍子打过去，胜负还未知呢。坐在牢里的他照样可以跟组织派来的人谈论宗进庭的问题，善哉善哉。

狱中的岁月虽然难挨，十天、二十天的也就过去了。天气很凉。某一天的上午，他被提到看守所长面前，所长对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了，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要来审讯你在学校里的问题，你态度要老实，不准耍花招！

所长手一挥，他就被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

果然，有七八个人坐在那里，臂上都戴着红袖章，正等待他的到来。当中众星捧月似的一条大汉，好像是企业里一个较高级别的领导人，但本来定然也是工人出身，带着一种质朴粗犷，就好似电影上领导大罢工的那种工人，大脸盘有棱有角的，鼻子也很大，令人一望之下就会十分信任他。一个黑胖、浓眉大眼、却有点脂粉气的青年工人指着大汉说，这是我们老刘同志，代表工人阶级问你的话，这是给你的一次立功机会，你不要在我们面前耍诡计，你要记住你是一个历史反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时他看清他们臂章上印的是“主力军”三个字。

老刘说话了，他说，我们本来也不认识你，不想跟你有什么为难，我们只是想了解医士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具体说吧，请你说说你跟史宏这个学生的关系，你跟他说过些什么，他跟你又说过些什么，有过几次接触，你们有没有一起策划过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你说吧。

老刘说话的声音语气倒是挺温和的，不像他的外形那样粗犷。有点脂粉气的黑胖青年却立即用一种较为严厉的口吻把老刘的话重复了一遍，一点也不觉得这完全是不必要的。指了他一下，说，现在你回答问题。

他想，他们怎么要来调查史宏的情况？他忽然想起从报纸上看到的林彪讲话：“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这讲话当然不是林彪个人的，而是代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眼前的这些工人，不正是要从他这里得到某种材料去整学生史宏吗？其实他跟史宏之间并无他们所想像的特殊关系，他无法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但他们怎么会认为他跟史宏之间一定会有什么关系的呢？他想起胡适说过的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不觉哑然失笑。

他们全都愕然了，黑胖青年愤怒地发问，你笑什么？他当然不能说出反动文人胡适来，他说，我笑我自己很可笑。他们互看了一眼，老刘很温和地问他，你怎么就觉得自己可笑的呢？他说，文化大革命到现在进行了才几个月，我这个很平常的人，已经接连两次被捕坐牢，忽然重要起来了，这不是很可笑吗？黑胖青年把桌子一拍，说，你放毒！你确实是一个老反革命，一开口就反动！

他不作声，对于这样简单的逻辑、凭空的污蔑，他无法回答。但他不必计较这个青年，他明白这种说大话、空话、给人加大帽子、待人极不平等，是某种很坏的习得，也不是一天的了，这种凶恶的口声，其实也是硬做出来的，他不相信当其这样欺负人、伤害人时，其内心的良知就完全沉睡，将来，这并未完全沉睡的良知，会让其回首而感到惭愧的。

老刘说，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还是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不要在头脑里七想八想的。你们这种人，思想就是复杂，所以总是弄不好。

不知为什么，老刘的话里有着令他感动的成份，看在老刘份上，他决定回答他们的问题，但当然是如实回答。他与史宏并无任何个人交往，在学校批判王校长的大会上，他跟在场的医校师生一样，听到了史宏在大会上的演讲，后来史宏在红卫兵的办公室里跟他谈话，在场的还有七八个学生，史宏给了他《十六条》的小册子，还有《炮打司令部》的传单，让他回去学习，他写八千字传单《捉放之后：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回顾》，与史宏无关，传单也没有交到史宏手上，而是交给了红卫兵办公室里的学生（在这段话里，他有意隐瞒了史宏建议他把自己的历史情况写出来供他们参考这一细节，他意识到至少不可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说出来，他们会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而他就有告密或招供之嫌，成了一个不光彩的软骨头。他体会到，人到这这种时候，人格的考虑就成了第一位的本能。）

没有想到，就他所说这样简单的情况，他们听了也觉得很有价值，用问两遍的方法跟他核实了“《炮打司令部》的传单是史宏亲手交给你的？你写你的传单是在阅读了《炮打司令部》之后？”还用其他几个问题来跟他核实，比如“史宏对你说过‘亭州的问题正在暴露，我们将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这样的话吗？”他心中一惊，史宏当时好像是说过这话的，可见已经有在场的学生在某种情况下告密或揭发了史宏。看来，他们是要寻找他写传单与史宏这句话之间的联系。他们问道，你是听了史宏这句话的暗示，回去写你的传单的吧？你是要用你的传单配合史宏的吧？你大约是想用你的实际行动报答红卫兵把你从监狱里接了出来？

他当然是不能同意这种说法的，他回答说，我写我的传单是我的自己的事情，我的事情是从七年前的一九五九年“审干复查”就开始有的。我跟宗进庭之间的事情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我根本用不着史宏暗示我做什么。七年前的史宏才是一个小学生呢。把我和刘镇琛从狱中放出来，虽然跟学生有关，但毕竟是市委的决定，要不然学生大概也做不到这一点。我坐在牢里，外面学生进行了什么活动，我不知道。我用不着特别感谢学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独立思考、独立决定的。除了报纸上宣传的中央精神，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够左右我个人的思想行为。把我跟史宏联系起来，用史宏说明我，用我说明史宏，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是他，我是我。

黑胖青年工人咆哮着把他“批”了一通，给他罗织了可怕的罪名，他成了利用学生“炮打”市委的“黑手”，史宏成了和他勾结的“新生的反革命”，他们是“新老反革命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混水摸鱼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我们工人阶级决不答应”。还说他“攻击党中央”。一阵咆哮，虽然在逻辑上强加于人，但确实能让人心惊胆颤、觉得自己就能被那种大罪压扁似的，心跳不由得就加速了许多，这样下去是很容易弄出心脏病来的。

老刘说话了，态度温和得多，但所说内容却决不同于他表面的粗犷。他说：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不要孤立地看问题，要辩证地、有联系地善于分析问题。不错，你的事情早在七年前，一九五九年就发生了，但你为什么不早不晚，恰好就在史宏对你谈话之后，回去写了传单呢？史宏给你的《炮打司令部》的材料，难道对你就没有一种决定性影响吗？史宏说亭州的运动重点已经暴露了，要有理有利有节地把他揪出来，这样的话对你的思想行为，就不起一点暗示的鼓励的作用吗？还有，学生起来“造反”，用静坐的绝食的方法，逼着市委释放你们二人，还斗争了校长，你心里就没有某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感激吗？你是有阅历的人，你不觉得这些情况在从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吗？有这些情况的存在作为前提，你能说你写传单仅仅是你个人的、孤立的事情吗？你这样的人，就一点也没有想到，你的传单一出，将会对运动产生什么作用吗？你是不是把自己说得太孤独、太单纯了一些？而事实当真是这样的吗？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有丰富的阅历，也不要以为只有你是知识分子，我们也见过许多世面，我们里面也有知识分子（说着他指了指身边一个瘦瘦的、脸上略带微笑、故作镇静的人）。立场不正确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伪装自己，而唯物辩证法却能剥开这样的画皮！知识分子有时确实是最无知的，他们只是自作聪明而已！

他无话可说，他几乎觉得真的没有了还手之力，他被这个老刘表面的粗犷迷惑住了，他小看了老刘，他确实犯了“自作聪明”的错误，他无言以对，但他却不能承认他与史宏是勾结的或者默契的。

老刘最后说，我们不要你向我们承认什么，但你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一切。你的传单是白纸黑字，是到处散发的，这就是铁证，它产生的时间地点和背景，就能说明一切。今天我们来，只是跟你核对一下事实本身，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谢谢你的合作。我们历来是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有了证据就可以分析嘛。你不要以为我们大老粗就没有这种分析能力，其实，知识分子往往最愚蠢，必须老老实实服务于工农兵，无产阶级专政的道理就在这里。

他感到说不出来的一种压抑和郁闷，并且不知为什么用眼看了一下他们里头那个“知识分子”，好像要观看，当听到这些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时，这个知识分子是种什么神情。老刘的话嘎然而止，起身离开了，剩下他一个人孤另另地坐在那里，好像丑陋的灵魂遭到正义的沉重打击而惨遭失败一样。他确实又独自郁闷了好久。这老刘真是厉害。

第二天，他再次被叫到所长面前，所长说，现在带你去参加一个大会，你要老老实实接受工人阶级的大批判。于是他就被交给一队戴“主力军”红袖章的工人押解而去，进了一个大门，到了一个大会堂。两个有力的青年工人立即叉住他，让他半点也不能动弹，肩胛被弄得很疼。

他们把他叉上台，在台子前边捺低了头，那角度如果不是他们同时使用着拉住他的力，他势必就会头朝下栽到地上去。台下会场上坐满和站满了工人群众，都戴着红袖章。也有高音喇叭在播放革命歌曲，他听到了一种新的歌曲，显然是用毛主席语录谱成的。这样，作为一个“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跳出来跟无产阶级较量”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受到了批判。

大会的主持人是老刘，声音洪亮，口吻威严。有一个老工人一个青年工人上台发言，其主要精神就是老刘和那个黑胖青年说的那些钢铁一样的道理，语言清楚，有逻辑性，内容有所发挥，他估计发言稿出自他们那个知识分子之手。说他“挑动青年学生反党，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引起了台下群众的愤怒（这时一般也就需要表现出这种愤怒），炸耳的口号声好像要立即置他于死地才解恨。

会场上发生了一些惊动不安，分明有一些人从外面闯进了会场，并且大喊大叫的，而里面的人则要把他们往外赶，双方冲突起来。于是，他被匆匆从后台押出去，乱中挨踢了两脚、打了两拳。他像王校长一样被戴上高帽子、挂上纸牌子，他看出，上面写着他是“反党黑手”，是“历史反革命”。

他被押在队伍前面走着，后面就跟上了从会场里涌出来的人们。在一种混乱中他被押到大街上，工人们在巨大喉咙的领呼下，高喊着通行的各种革命口号，高唱着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就这样押着他游起街来，队伍估计有一、两千人。

在亭州的有限的两条大街上游了一圈，队伍走回中山塔，在市委门口又高呼了一通口号，然后把他送交给看守所。所长着人把他带回牢房。

他躺了下来，头脑一片空白，天旋地转，昏了过去。他将要到四个月后，才会因为运动的又一次“反复”，而被“解除拘留”放出，那是后话……

第七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二）

一九五九年初冬，在返回家乡的船上，他痛苦起来，并且为克服这样的痛苦而做着努力。那天在船上，正如在这一九六一年的列车上一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事情，而他，也不想跟任何一个人谈起。他的人生，他独自一人经历着，忍受着，坚持着和品尝着，这是理当如此的。

他两手空空回到了家乡。见到母亲后，他才想起他至少应当从亭州带回两盒糕点，说成是乔丽的心意，可是他好像就不曾有时间考虑这样的事情。母亲的确流露出了失望，但母亲的失望是因为他没有把孩子带下乡。他这才觉得一阵内疚，认识到自己多么不懂生活。他只好对母亲说出了实情，母亲看着他，一句也没有责怪，反而宽厚地说，下次回去再说吧，接着就让他洗脸，吃东西。他永远记得母亲的那种凝眸，还有母亲的那种胸怀和坚强。

那天傍晚父亲回家，见到他就一愣，奇怪他这么快就返回了，父亲的眼里有许多的疑问，但父亲没有说什么，接着就进屋去了，随即又出来，似乎在暗暗地找着什么，又看了一眼灶披间，那里母亲在默默地烧晚饭，父亲于是目光黯淡、神情松驰，无聊似的朝天上望望，挑起水桶浇菜水去了。这使他很难过，他知道父亲也是在找孩子，但判断出了孩子没有带回来。他的心里又是一阵内疚，他想他不该那样离开亭州，他原是可以跟乔丽见一下面，商量把孩子带下乡的……

晚饭桌上，他望着父亲沉静的脸，对父亲说，这次去，不曾有机会打听到宗进庭。他并无跟父亲就此深入交谈的意思，他只是对父亲给予的关心有个交待罢了。但父亲停下筷子，好像有什么重要情况要说，果然，父亲说，你不晓得他，他可能晓得你。亭州凡是案子上的事，都要经过他的批准。

听到父亲这句话，他的头皮麻了一下，这消息比上次的进一步具体而可怕了，可是他还是觉得某种意思是难以置信的。当然，父亲也没有说一定是宗进庭在害他，但父亲似乎有那个意思，只是不好说，父亲好像怕自己的想法被儿子讥笑为陋见，父亲也不便于用什么观点影响于他，父亲当然不可能确凿地肯定宗进庭如何如何，但既然听到这样重要的情况，又不能不担心，不能不说出来……

他理解了父亲，但他还是不想如何重视父亲的话。

那天，在一盏小油灯昏暗而温暖的灯光下，他躺在铺上，房间里塞满农家的坛坛罐罐。他又一次认真考虑了他的一切，决定直到来年麦收之后再回亭州去。亭州方面用半年时间总可以经过调查弄清他的问题、回答他的申诉了，也有可能用不了半年，他们就会主动找他来了。于是他觉得可以从容不迫。他倒有些振作起来。他想起他在亭州给乔丽写的信，信里的他是冷静自信、不慌不乱的，对乔丽体贴关心鼓励，努力让她镇定、树立信心。他对于这封信是满意的。写，比他当面的说，要表达得好一些。他感到，他有渡过难关的能力。

公社一个副社长在路过时发现了他这个牛倌儿，就对大队干部说，不能给这种人这样照顾，应当让他下田劳动。当然，这也是出于一种原则性。从此，他告别了他的小牛，扛起了大锹，挑起了担子。腰酸背痛、肩头红肿都经历了过来。麦收时，他挑着沉重的麦把，由跟不上趟，到跟上了趟。粮食进仓时，一百二十斤重的笆斗竟然也照样扛在了他的肩上。隐藏在他体内的劳动力焕发了出来，使他在身心两方面进入了新的境界，好像回到了本来的人一样。他体会到，一切自然的劳动，都是有益于人的，让人能返朴归真。那么，拿劳动的艰难，来作为惩罚的手段，不是错待、错用了伟大的劳动吗？马克思好像说过，劳动只应成为人的乐趣。

那半年，他第一次与妻子分别那样久，时间一月一月地过去，别离之苦有时就悄然来到心头。看来，这种强制性的分离，也是针对着人的本性来造成的，从另一面承认着人性，只要你算得上一个人，你无法不在乎，你无法不对实施者引起一种巨大的敬畏。正如把你“遣送原籍”农村劳动，你无法不抱有某种敬畏一样。这里面确实有一种对于人性、对于现实世界的真知灼见，只不过是反其道而用之，虽不明说，却已作为前提隐含其中。给他带来这许多痛苦的人，是自以为出于正当呢，还是仅仅盗用了正当的名义呢？问题就在这里。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想去恨谁，并不是他特别能逆来顺受，而是他有某种理解。他也还很难把事情往父亲所担心的那方面去想，好像不愿贬低自己、不愿玷污某种美好的东西似的，好像要把自己的冤枉维持在一种较高的品位上。

他用一封信告诉乔丽，他不回亭州过年，考虑下乡不便，她最好是带着孩子到江南婆婆家去过春节。

他心中发誓，如果他的问题不解决，他决不回去过任何一个春节，也不让乔丽到他的老家这里来。他后来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他已经有三个春节不跟乔丽在一起了。

他在农村度过了一个多雨而阴暗的深秋、多雪而严寒的冬天，也迎来了灿若美锦的五月，当夏收结束，水稻栽插已毕，他带着虽然黑瘦却比以前结实多了的身体，和一颗似乎成熟了许多的心，出发到亭州去。

这一班轮船是上午到达。他想，他何不先到“审干办”公室去呢？而且对于回“家”也是顺路。他走进了市人委。从时间上说，“审干办”对于他的事该当是认真研究过了，一定已经根据申诉书提出的线索进行了有关调查，既然他的问题那样简单明白，那么要改变对他的结论，并不费难。也许正要找他来谈改正的事呢，他们会对他说，你来得正巧，现在你的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你回到医士学校教书去吧，所有该恢复的都给你恢复。即使事情并不如他想像的这么完美，他们的工作也应当进行到一个相当的程度了，决不会说经过调查不能改变结论吧？总之，无怎么能说成有，白怎么能说成黑呢？

思绪不由得就往好的方面转过去。如果他能拿着改正了的结论出现在乔丽面前，出现在乔丽医院同事们面前，那是多么好啊。他和乔丽重新得到幸福安宁，实际上由于经历了苦难磨练，他们的生活是更幸福了。看来，幸福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而当某种因素突然失去了的时候，你才知道它的宝贵，并且你会尽力地要重新获得它。比如，他的清白的失去所给他带来的一切影响，就是这样。他的脚步加快起来……

不过，当他一步跨进“审干办”，他在联翩浮想中建起的空中楼阁就顷刻瓦解和消失，那几个人，还是那几个人，对他一齐睁大了厌恶的眼，而且露出惊奇的表情，好像在说，你来做什么？这里难道还有你的事吗？这里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已经是社会沉渣，滚得远远的去吧！

他准确无误地感受到了那使他沮丧的一切，他强忍悲哀和绝望，低声下气地问，对他的申诉有没有研究？对他的问题有没有重新调查？他已经在乡下等待了半年以上，他想他可以来问一下了。他看到，大约由于他的态度的低下，在一个甚至两个人眼中有同情的火花一闪，但这种同情不能改变对他的回答，他们说，你的申诉书早就报上级研究过了，上级认为证据确凿，维持原结论、原处分。你不要再跑了，再跑也没有用，历史是抹不掉的，安心在原籍务农吧。

原来，他这半年是白等。他诚心诚意地等待，而这些人，这个“审干办”，还有他们的上级，却根本不再想到他；他的申诉书，也不知他们认真看过没有，或者就算是认真看过研究过也调查过，却终于被认为不值一提，早就塞在卷宗里睡大觉，结束了，这件事早就过去了，心安理得地让他远远地呆在乡下，让他妻离子散、分文不名，说他是罪有应得，而且得到了宽大处理！他说不出话，也没有话说，浑身无力，眼中发黑，耳中鸣响，心中涌起一团红热和莫名的狂喜，一下子使他极度疲倦，他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了。后来知道他是凭空摔倒在地了，但一点疼痛也不曾有，什么感觉都没有，就跟死了一样。

从那以后，他有了这个毛病，这样突然失去知觉，凭空栽倒，而不觉有任何疼痛，须得好几分钟之后才会苏醒，就像死而复生，极度虚弱，如病初愈。

那天，他醒来后发觉自己是被送在机关卫生室，人们怀着恐惧看着他。医生说，不要紧，过一会儿就没有事了。他挣扎着坐起来。有人说，给你打了一针葡萄糖，你可以再躺一会儿。他说不，就离开了那里，在人们怜悯的目光下保持着镇静走了出去。

他在外面走着，没有选择到乔丽那里去的路，而是让自己游荡起来。他要在心中寻找什么，却寻找不到，心里是空空的和麻木的，就像刚才肉体失去知觉一样，心灵也失去了知觉。

他一时也就不想回“家”，尽管那里有乔丽和孩子。他感到无处可去，不觉走到邮局，他记得那里很安静，有长椅可供休息。他进去了，在一个角落上安放了自己。他坠入一种痴呆之中，茫然地望着空荡荡的邮局大厅，好像要费力地把什么弄清，但终于是什么也没有弄清，连要弄清什么也不明白了。

邮局大厅里再好，他也不能老是呆在那里，他走出了邮局，很顺便地一拐，进了旁边的小巷，于是在一条连着一条的曲曲折折的小巷里梦游似的走，没有目的地，不知道方向，也不希望小巷到头。

但巷子终究把一个出口亮在他面前，出去就是熙熙攘攘的大街。他站在巷口，望着无数个陌生的面孔，望着人们的匆匆来去，似乎想拉住其中一个，向这人倾诉他的事情，但他从人们的脸上看出没有人打算同他交谈，甚至，还有一个妇女带着害怕的神情看了他一眼。

他忽然想到了医士学校的同事们，虽然他到亭州工作时间不长，但毕竟也熟识了几个人，他想他可以向他们倾诉和讨教，他也很想听到在他出事之后人们对他这件事的议论，他要把他是受冤枉的这一点告诉他们。他想了片刻，摇起头来，因为他想起了人之常情这个东西，以及他多少已经从实际中体会到的、古人文章里有过写照的一句话：“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他笑了，也就似乎从一个长梦中醒来，他能面对和考虑他的现实了，眼中一切不再虚无飘忽。

于是，他感到了一种可以说是新的严重性，这新的严重性把他以前面临的严重性加以肯定并扩大，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立即又想到了乔丽和孩子，因为任何严重性对他又算什么呢，只是一切给乔丽和孩子带去的不幸将是长久的，而以前却估计不足。乔丽毕竟是另一番处境，他的出事所带来的一切，每天都在无形中包围着她、压在她的头上。人是以个体存在的，谁也无法代替她去承受生活。乔丽的存在状况不能不让他为之焦虑。

他一时陷入了孤愤和混乱之中，他想他真是一个大俗人，他本来何必要结婚呢？更不该要孩子。他这样的人，只应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才对。他的冤枉有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他可能要受一辈子的罪，他为什么让一个叫做乔丽的女人做了他的妻子、生下孩子，并且跟着他受一辈子的罪呢？他简直无法回答。他又想，他全家还不如死了的好。他如果用刀子把乔丽和孩子全杀死，然后他自杀，那真是痛快而彻底的事情。可是他有什么理由和权力剥夺乔丽和孩子的生命呢？

他马上取消了那种非常解恨的无限狂想，他还不至于失去理智到那种程度，但他已经那样血淋淋可怕地想过了，这使他对于人性对于自己都增进了新的认识。然而，现实的确是他不能不考虑的，他过去把他的事看得太简单了，他应当有长期的全面的考虑才行。离婚二字便很自然地显示于他的头脑，只有那样，他才能马上解除生活因为他而加在乔丽身上现在与将来所不该有的重负。

他的路是立即并终于走到这一步了，他将失去妻子，他大约不得不让乔丽离他而去，而人们似乎也正默默地等待着他会有这样的结果。人们似乎愿意看到别人的不幸，这至少给他们提供了兴趣和话题。

孩子？啊，想到父母，他是应当留下孩子的。可是，这被留下的孩子，又将获得何种命运呢？到需要填写某种登记表时，祖父与父亲将使登记表蒙上无法抹去的浓重阴影而使之前程黯然。可是即使让儿子跟乔丽走，跟别人去姓，他实际上的生父也还是改变不了的！这真是世上一件无法弥补的事情。这种种的一切，本来他是看到别人有的，怎么就落到他头上来的呢？可是，既然可以落到别人头上，又为什么不可以落到你的头上来呢？生活好像会说话，在他的心中跟他辩论，对他说：这就是你的命运。你不配有老婆，你本来就不配有老婆，你只应该孤身一人，你应当离婚！

他重新在大街小巷走啊走，走了不知多少路，忽然发现自己又走进了亭州公园，又站在那湖边、那长椅旁，老柳树也依然如故，他在湖边水草间又看到了游弋的小鱼。一切都似乎没有改变，时间并未流逝，万物尽皆安然，只是他这个人如此可悲地惶惶无归，陷没在泥潭里徒然地焦虑、挣扎、无力自拔。但时间毕竟是流逝的，自然界由去秋而到了今夏，万物也毕竟是流变的，眼前之鱼未必就是昔日之鱼，恰恰只有他被戴上看不见的枷锁、被无形地禁锢了，多么高超的法术啊。

他在那张依然故我的长椅上坐下，深深考虑他的问题。如果乔丽正如他看到的千千万万妇女那样，可以逆来顺受，愿意无条件地继续做他的妻子，永远地信任他，为他而乐于忍受任何的屈辱困苦，他就可以心安理得了么？不，即使乔丽是那样的，他也不能让她的日子继续这样下去，他是于心何忍呢？他不是很无耻吗？就他本人来说，他似乎也正需要摆脱一切后顾之忧，他不由得想起了林冲休妻。林冲也是不得已的，是为妻子作想的，是英雄本色。

问题在那样地考虑了之后，也就成了一种存在似的，找不出更有力的东西来否定它，他努力否定多次，但它更加成了一种结论而坚定不移。于是，他到商店里买了一本信纸，就坐在人家店门口台阶上，无师自通地写起离婚协议书来。那措词颇费踌躇，他是承认了他的现实，以他和乔丽两人共同的语气，提出了解除婚姻关系。啊，笔到此处，狠狠心竟然也就过去了。至于孩子，他写道，鉴于他的处境，暂由乔丽抚养。他在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给乔丽留下了签字的地方，他久久望着那留下的空白，他难以想像、并且似乎不希望乔丽会在那里签下她的姓名……

一下摇晃，一九六一年的列车停下来了。他从忆想中醒来，马上又想起了眼前这封召他回去的电报。几年来，他的心没有片刻的安宁。他无聊地望着窗外，一列客车呼啸而过，那车窗里的灯光被高速拉成了飞去的一串，灯光里人影模糊。他反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在人海里的渺小，可是他却无法让自己不思考不痛苦，无法不重视自己的事和自己这个人。他们的列车又启动了，他重新昏昏然坠入混乱的思绪之中……

那天，他是必须去见乔丽了，可是他的口袋里却是一份准备叫乔丽签字的离婚协议书！这简直和他从家里出发时的初意截然相反。但这荒谬却是合理的。他把离婚协议书从口袋里取出来看，那确实是他写的，他想去做一件痛快的事，这事做起来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可是好像正因为如此，他处在一种冲动之中，可又不是一时冲动，他是深思熟虑的，他必须去做，就像自杀者认为自己必须去自杀并且就真的自杀了一样。他几乎想放声狂叫，但他所见的人们都是那么庄重、正常，每一个人都规规矩矩、平平静静，他也只能是规规矩矩、平平静静的，其实他的外表本来就比一般人更规矩更平静，一位总是沉思着的文士。是的，他的内心并非全部如此，现在就正可怕地汹涌动荡着，然而，这内心别人是看不见的……

他的手在口袋外面摸着那折叠着的纸，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冷静的凶手正走向目的地，扑向妻子孩子，本来所想的什么解除乔丽的重负，甚至什么林冲休妻，好像都太美妙太动听了，真正的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想去给社会造成一个永远的缺陷，给这些庄重、正常的人们一个狠狠的刺激。也许，他确实是能杀人的……他成为一个歹毒的人了，他无人可以伤害，他只有去伤害乔丽……

他一时心力交瘁在路边一个稍微隐蔽之处歇了下来。他至少需要调整一下心情，他刚才精神上到了一种崩溃边缘，使他喘不过气来。他得重新想一想他要去做的事。他马上想到他忽视了重要的一环，他是应当征求乔丽的意见、看看乔丽的态度的，他豁然开通，也绝处逢生似的，甚至看到了某种希望，而且希望也仅仅在此。于是他好像才知道，他是不愿失去乔丽的，他希望乔丽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管怎样也跟着他、等着他……。他是自私的吗？可以说是自私的；但他现在如果弄得失去乔丽，万一他忽然获得改正，而乔丽已经另有所适，这不是反而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吗？还有，即使他永陷冤屈，万一乔丽却认为离婚的痛苦更大更深、因而不想离婚呢？他何必把离婚强加于她？而且还有孩子……

他觉得至此他才把问题考虑得比较全面而切实了一些。他朝乔丽的住处走去。他走进了乔丽居住的小巷，走到了那间小屋面前，一步就跨了进去，他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只觉他得有点可笑和虚张声势，好像提足了一种勇气。

他看到，乔丽看见他回“家”，涌起多少复杂情感！其中有令他感动和心酸的成份，这些成份也许多一点；也有令他心寒和失望的成份，这些成份可能少一点，可是这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也就足够了！他知道他在乔丽眼中已经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他，他的那副模样像一面特殊的镜子，让乔丽更看清了她自己的可悲处境，这处境好像是难以改变的了。这一瞬间虽发生在乔丽心中，他却看在了眼里。他认为有了充分的理由，促使他下了一种决心。于是他结结巴巴不知说了些什么开场白，手里已经拿出了那一式二份的协议书，甚至还有钢笔！

接着而来的是乔丽的失去控制，她的那所有复杂情感化为窒息、呜咽，身体一下子就巨烈起伏，喘不上气来。他的心乱了、碎了，他后悔他的简单和冲动。他结结巴巴说，要不……但乔丽忽然向他扑来，在一刹那间，他看到乔丽挂着泪水的脸上有一种绝望和对他的痛恨。他本能地躲让了一下，乔丽毅然拿去了他手上的东西……他忽然想起了李云珠，觉得乔丽正是他斥责过、预言过的李云珠，甚至连容貌也都有相似之处了。他一阵心寒、恐惧……

他记得他从地上捡起了那两份协议书还有他的钢笔，至于乔丽怎样就签了字，他怎样就跑了出来，他都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一切都在极不正常、很不理性的情况下发生，有着违背真正情感的一面，也违背着乔丽心里真正的情感，一切都有点像很复杂的戏剧化的场面，而且门外就有观众，但一瞬之间一切都已经发生了，似乎是不可改变的了。他们的脚踏上了另一条路，好像不想走也得走，好像这倒是很正常的，至少，他们可以走一段试试，也许，的确是一条必然的路……

他昏头昏脑地走着，只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只觉得自己无颜再见乔丽，可是他偏偏感到了从未有过的依恋，巨大的失去感使他沉重得寸步难行，懊悔煎熬着他，他又可笑又无能，而且他的确可恨。他灰心得认为自己可以去死了，但他还不想死，还有什么在支撑着他，还有什么要他努力去做，前面还隐隐约约存在着希望，他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他也不能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他倒有点坚强起来，也罢，他就无挂无碍去走他的路，这条路过于复杂艰难，他确实还是独自一人去走的好，至于他会不会真的失去乔丽，那就听天由命了……

他明明是从乔丽眼中看到善良和同情的，他却计较那另外的成份，可能还仅仅是他自己的过于敏感和错觉而已，即使真有，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他是用一种自己变化了的心去观看去要求乔丽，把一切看得太严重、看偏了。这不是过份了吗？他错了，他是全错了。想到此，他几乎就想走回去，向乔丽说明一切，纠正一切。他确实往回走了好几步，可是他停下来了，他似乎应当硬着头皮去走自己选好了并且走上去了的路。这条路未必不对、甚至也许很对。他倒好像是做了一个真正的人，正如林冲的休妻，林冲岂不痛心？但林冲毕竟是一个英雄，狠狠心还是把这事情做了，免得牵连、牵挂。当然，他谈不上是英雄，这只是一种很自然的联想。

他朝着与大街背离的方向走去，走向行人越来越少的偏僻去处。他那时心中有一个怪念头，就是要躲起来把乔丽签了名的协议书仔细看一看，他要去玩味玩味、欣赏欣赏。他的精神开始发烧，他知道，他不怕，他正要把这发烧当一杯烈酒去品尝、以求一醉！

他到了亭州古玉带河边，在乱草杂树丛中坐了下去。他从口袋里拿出那两份协议书，眼睛盯着他和乔丽的签名。他想得到他心中预期的、那种痛苦转成了红热与狂喜的感觉，他想饮上一口由他的又苦又深的心窖酿出的烈酒，让自己醉死过去，但他未能如愿以偿，相反，他感到这一切是多么无聊啊！人家已经把你害了，你还这样自己害自己！

那时，河边芦苇带着一片新绿蓬勃生长，清新空气进入肺腑，使头脑清醒，青蛙蹲在它所惬意的地方亢奋地鸣叫，在炫耀着、赞美着生命，纯净的蓬勃的大自然抚慰着、滋润着他的心，从某种根本的方面纠正着他，他感到他仿佛变得多么重要起来，他比一只青蛙重要得多吧？他作为一个高等的生命，为什么要辜负这美好的自然、美好的生命呢？而人间不仍是很美好的吗？人们不都在过着日子吗？难道人们都没有不如意的事情，而只有他是不幸的？将来，他仍是会站到讲台前，面对可爱的青年们，讲授那些精选的美好的课文的。小河边的一切，渐渐让他从无形中汲取到了新的生命力，得到了一种提高和超越。他不再瞻前顾后，他要去完成手上的这件事，以便像林冲一样解除后顾之忧。他似乎已经无所谓痛苦、无所谓不幸，仿佛已是超人，他是大无畏的，又是踏实的。

他不知怎么走的，已经走过几条街巷，到了设在旧的深宅大院里的民政局。他想，这事情很简单，只要收下协议书，发给他一式两份的离婚证就行了。他问一个坐在桌子后面的女人，到哪里可以办离婚手续？女人抬起头注视着他，好像要从他脸上看出有趣的故事来。可是他的脸上没有故事，他是一个乏味的男人，女人于是不再看他，而指给他对面的办公室。他看到了那里坐着一个人，他走了过去，说，我来办离婚手续，就把协议书用双手放在那人面前。

那人没有抬头，顺势就看起他的协议书来。一字一字地看，目光在二人的签字上又停留了好一会，这才抬头看着他，对他说，协议书我看过了，理由是明确的，双方也签了字，按照一般程序，还需要双方工作单位或街道居委会盖章证明情况属实，还需要经过调解，如果双方确实无法共同生活，并且财产、孩子这些问题都谈妥了，才可以批准……

他一听就急了起来，想加以说明，但那人用手势制止了他，接着对他说，对你们这件事，就不要那么多过程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只有两个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上级有过规定。那人说罢就把协议书从桌上拿起来，放在他的手中。他还想开口，那人把手一挥，说，这是规定，谁也不好自作主张。

他手上拿着那两份好像已经没有用了的协议书，茫然若失走出民政局，又感到很侥幸，甚至感到正是组织在给他宽厚的对待。他就像一个孩子，自己在任性做对不起自己的事，而大人却不让他任性，这是为了他好。他竟然嘻地笑了起来。可是，问题也就来了，如果一个人确实成了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准他的妻子离开他呢？这不是要求妇女无条件作出可怕的牺牲吗？如果是出于考虑到可能的错案，那倒能成一说，但民政机关没有说明这一点，显然也不是因为这一点，根本就不会有这么一种考虑。世界在他面前展示出另一种深度，他显得很无知，但他一时倒真的高兴起来，而且变得厚颜无耻了，并且这厚颜无耻是得到支持的……

不准离婚对于他似乎是这样地好，他几乎就要认定这样的事实了，想像的翅膀已经开始把他作为丈夫，重新带到作为妻子的乔丽身边，可是他马上感到事情不可能那样简单，不准离婚给乔丽带去的感觉会和他的一样吗？不会。如果乔丽也不认为他的所谓历史问题是真的，如果乔丽相信他的问题会有纠正的一天，如果乔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愿失去丈夫，也许，她会认为不准离婚是太对了。但如果情况正好相反，那么不准离婚对于乔丽，就只能是一种新的刺激、更大的打击，本来如果没有提出离婚倒反而好些！他是触动了一种疼痛，又去加重了这种疼痛！

他的脚步慢了下来，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他又漫无目的走向偏僻小巷，失魂落魄地转悠，眼看天色黄昏，行人归家，夜晚降临。他给自己选择了轮船码头作为过夜的地点，没有吃任何东西，没有喝一口水，在破长椅上直手直脚地躺了下去。他多么疲倦啊，对于在他脸上飞旋叮咬的蚊虫懒得用手一挥，他用衣服遮住头，就昏然睡去……

但他必须把离不成婚这一侥幸又残酷的情况告诉乔丽。第二天一早，他醒来，简陋的候船室里许多人还在睡觉和打盹，他走了出去，吸了一口外面的的清新空气，考虑到了他应当如何，就坚定地一直走到乔丽住处的门口。

他轻敲两下，就果断地推开已经半开的门，走了进去。乔丽在酒精炉上刚刚烧好泡饭，孩子睡在铺上还没有醒。他正视着乔丽的眼睛，十分镇静地说明了民政局不办这样的离婚，他既理解又失望地从乔丽的神情上看到了惊奇、疑问、愤慨，但也看到她身上一个原来紧绷着的东西松驰下来，这给了他安慰。然而，乔丽一句话也不说，她陷入了严重的考虑之中。可是，作为他，还有什么可等待和企盼的呢？他站在那里的时间长度和他的人格的下降，是成正比的。他把协议书取出一份放在桌上，说，在我们二人之间，协议还是有用的。他这样说了，既觉得痛快和一种有效的自救，还感到这对自己对乔丽其实都是不对的，可是如在弦之箭不得不发似的，手指一松，箭已发出，想拽也拽不住。这种一边做一边后悔却又来不及了的情况，和一开始他提出离婚时的情况一样，他缺乏相应的控制能力和巧妙变化能力，只有可悲地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重犯、自堕深渊。令他失望的是，乔丽既不叫他坐下，也不问他可曾吃早饭，她只是一言不发看着那份协议书，她好像难以作出决定。但仅仅这种犹豫就已经够了，他毅然转身走了出去！他头也不回地走着，他似乎希望乔丽会追出来，把他拉回去。可是，没有出现他实际上期待的脚步声、呼唤声，他的心在下沉。他让自己继续地毅然地走着……

他有了一种忧惧，如果乔丽另有所适，如果乔丽发生了精神崩溃甚至比这还严重的情况，无论如何，对于他，都是更为可怕和最为可怕的，不管他将来如何，他都将终生为此痛苦，他将带着这最深的痛苦死去。他越来越意识到他是错了，他错得有点出奇，如果确实存在离婚问题，也应当由乔丽提出，在乔丽坚决要求并且真正要求的情况下，他才可以同意，那样他就不会有后悔、不会有内疚，可是他却把一切都弄反了、弄糟了！他的精神内部总有一部份会一下子跑得飞快，带着他往前冲，当他的其余部份都跟着到达之后，就会发现跑过头了，跑到了决不该到达的地方。啊，他真有一种悲剧的性格内涵……

亭州的电报在北京的人海中找到他，如果乔丽出了什么事，天哪，他自己的这个错误比他的冤案确实更为可怕……火车前进时钢铁发出的声音震荡着他的脑袋，打击着他的心房，不祥的预感令他窒息……

那天，从乔丽那里出来之后，人间对于他十分陌生，他彻底被抛在人间之外了，谁也不关心他、谁也不要他，眼中耳中的一切又都变得奇怪起来。他不知怎么就走到了市人委门口，但他并不想进去，好像他只是一个好奇的乡下人，走到那里去看看的，那里有一种神秘性庄严性混合着，令他陶醉、迷惑、敬畏。他似乎一点也没有想他的案子，但他又知道那里面有他的案卷，与他有些关系，然而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他已有好多个小时没有吃一口东西了，他这样站在中山塔前面是毫无意义的，他还远远没有变成疯子呢，可是他这样下去也就像是个疯子了。路过的、不相干的人，也向他投来疑问的、审视的目光了。他走了开去。

他清楚地记得他从乡下是带着希望甚至满怀希望而来的，虽然才不过三十个小时吧，他的现实却变成了这样，真是从何说起！这可不能怪别人啊！但他不可能像上次一样复又下乡而去，他是必须另外动点脑筋了，因为亭州市已经回绝了他，等于说他的问题已经是铁案，从根本上否定了他的申诉。很自然地，他想到了上诉。他摸了一下口袋，钱还有几个，而乔丽那里他暂时是不用去了，这倒也好。但愿她能懂得他的心情。就这样，他乘上了到亭州市的上一级部门（地委）去的长途汽车……

从那以后，到此时此刻他坐在火车上，他的上访生涯已经两年，他的双脚已经第一次跨进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像一个过程一样，一切都似乎还在某一发展阶段，抛物线的另一头何时落下，落在何处，从而标志过程的完结，还不知道。也许马上就会迅速落下，也许还要在空中游曳，飘荡，划出一条长长的曲线，甚至还会被一阵怪风吹得更远。他得有毅力，他得坚持，这是一种比赛。

地委、地区专员公署就在大街上，沿用着古代府衙的大门，气势一点不减。欧阳修苏东坡都曾坐在轿子里或骑在马上从这大门下进出，在这里做过太守，这真是一个显赫的值得仰视的大门。他站在街对面望着，他在考虑进去还是不进去？因为他忽然感到希望渺茫。他还想到丹阳就在江对面，他何不自己找一下颜老师呢？等跟颜老师谈过之后，回头再来找地区吧。他怎么这时才想起自己可以到丹阳去一趟的呢，真是奇怪！是的，本来他是相信和依赖亭州“审干办”的，而且他为了避嫌疑，出事之后有意没有跟颜老师联系……

他想起了无数往昔，他忽然发现，他与颜老师在一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颜老师却与他密切相关。当年，在乡下，颜老师是第一个影响他的思想的人，指引他去报考新四军盐阜师范，后来，是颜老师在丹阳安顿了他，最后，是颜老师为他送行去读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在他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站着颜老师的平凡的身影，现在，他出事了，能给他的无辜以最有力证明的，却又只有颜老师！

啊，人不过是来这世上经历某种偶然而已，就连他这个人，也出于偶然，可是，人是多么执着啊，也许，这才形成了人的历史，但人的历史，在茫茫宇宙中岂不也是一个偶然？从这个极其虚无的角度，作为一个人，他渺小到了极点，但他却是活着的，尽管他不幸，他仍是在参与着人的历史，在得到着人生的意义。不能说只有幸福，只有从前的那些好日子，才有人生的意义。

他重新见到了颜老师的长江旅馆。按照社会主义对私改造的精神，招牌上早已加上了“国营”二字，不再是颜家私有的了。颜老师的父亲是把旅馆献给国家的，这当然是受了颜老师的动员。见到那没有什么改变的旅馆和那条临街的巷子，他仿佛又成了十多年前的他，岁月好像倒流，人生正在重过。颜老师是五十岁的人了，有较明显的变化。他想到，当年，颜老师也不过像他这样才三十出头，可是回想起来，却比现在的他老成和有用，而他好像总是一个无能的书生，甚至永远是个孩子！

颜老师在饮服公司工作，担任业务科长。当颜老师听他说了他的事情之后，就大为惊奇起来，说，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并且说，全弄反了啊，如果说你有问题，那么我不是更有问题了吗？可是在丹阳，我不但没有问题，我在这件事上还是大家都知道的英雄呢，成了我的政治资本，我们当时营救那个烈士，不止一个群众可以来做证明的！

颜老师安慰了他，义不容辞地马上写了证明材料，写得很详细，把他们二人师生关系来龙去脉也写得清清楚楚。最后，郑重签名，某省某县某公司科长某某，还注明是共产党员。

当时，他觉得，负责审查他的问题的人，只要一看到这份证明材料，再来核实一下，就可以改变对他的结论，从而改变对他的一切处理。可是，他的事情这样与颜老师有关，亭州方面怎么也没有来向颜老师做个调查呢？难道不需要吗？是的，他听他们说过有铁证，但不管有多少铁证，难道就一点也不需要来问一下颜老师吗？至今，据之对他下那样可怕结论的铁证，从不肯拿出来与他本人见面，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会有某种条文说罪证不可以直接给本人看、也不必让本人认定的吗？他也看过审案子，在法庭上还要把作案器具之类的罪证，让罪犯本人认定，在审干上为什么就不必呢？他不相信父亲那隐隐约约的暗示，好像宗进庭可以一手遮天。他难以想像！可是，他得承认，也许正因为是审干而不是上法庭，才反而会出现他遇到的这种情况，扯皮到最后，至多轻描淡写地以官僚主义作为原因，这是可以想像的，受害者就白白吃许多的苦了，也许还会冤屈而死……

颜老师为他设想周到，还为他找到有关的人，写了他何时在丹阳做教师何时结束的证明材料，又带他到乡下去，让那个人家回忆了十多年前他如何躲避在那里。这样，他一共有了三种材料，说明着他在丹阳的主要情况。这些材料都费事地用复写纸写成了一式四份，每一份上都有签名和指印。

他带着希望，带着颜老师的许多温暖，离开了丹阳。他本来还想到丹阳公安局问一问，在公安局的老档案里有什么能证明他是一个告密者？他好比面对一座迷宫，那里面有他的问题的真相，他得大胆走进去，才能找到隐藏的一切。但颜老师劝他不要去，所谓旧档案，一般人查阅不到，何况是当事人呢？

他登上轮渡，再过长江，回到了地区所在地的荷州。连同他在丹阳写好的新的申诉书，他寄出了一份材料给省里，一份给亭州市“审干办”，至于给地区的，他交给了传达室。传达室的老头把材料收进了抽屉，再三叫他放心，说马上就会交上去的，他也看到那抽屉里还有不少信件，并且老头很负责地上了锁，他确实放了心。

弄到能证明他无辜的材料，是一件重要的也值得高兴的事情，他马上想到他应当告诉乔丽，虽然他们有了离婚协议书，虽然几天前他们闹得很不愉快，但如果不把这事告诉她，是不对的，也算是一种弥补吧。他写了一封语气平静的信，让乔丽知道他从丹阳获得的成果。这封信对乔丽将产生有力影响，该是不用说的，也是他所希望的。

接下去他的事情就是只有等待了。他走向车站，他唯一的去处就是老家乡下。

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他在乡下老老实实和满怀期望等待了整整一个秋天又整整一个冬天，投寄出去的材料却如同丢下了水，连个响声也不曾有。

那是怎样的一个秋天又一个冬天啊。日子难熬，但也就一日日地熬过去，田里的稻子眼看着成熟，收割，大地变换着颜色，麦子又长了出来，严冬降临，雪花纷飞……

他总是想像各级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他的事情重新调查，总是想像关于他的结论已经纠正了，马上就会通知他返回亭州，接着就是恢复他的一切。他不知道这同样的想像竟能无限地重复不厌，成了一个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

他思念乔丽和孩子，但他记住了自己的诺言，他用离婚协议书这根他自己亲手搓成的绳子牢牢约束着自己，只要乔丽不来信叫他，他决不会自己主动到她那里去。至于他的父母因此而不能见到孩子，他已经不再多加考虑，反正会有让他们见到孩子的一天的。

他很想写信给省里、给地区、给亭州，问一问对他投寄的材料如何回答？可是他不应当成为讨厌的人，他应当相信组织，所以他克制着把写这封信的时间一推再推，就这样一个月企盼着一个月，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拖延下来。当冬天过去，春天从田野上显露，他才确定他等的时间已经够了，他已不必写信去问，他是又得动身了。

他在乡下等待的这半年，乔丽一封信也没有来，他却几乎天天在等她的来信。对于乔丽会怎样，他越想越没有了把握，他的心被煎熬着，可又只有忍耐。他是自己使自己的困难变成双重的了。不过他也反复想过多次，他不可能是别样的，既然已经如此，就只有自己捱下去，他所做的一切也许都是对的，如果不那样做，反而不对。他可以写信对乔丽说说他想要说的话，但他发觉那很难下笔，也好像违背他自己的一种意志，他多次放弃了已经写开头的给乔丽的信。

难道他就没有别的活法吗？比如，走到一个遥远的谁也不认识他的地方去，就在那里开荒，打柴，放牧，钓鱼为生，行不行？他不时地有这些空想，但也就随即明白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不可能的事，他还是只有在他既有和已定的一切当中生存，挣扎，努力。

原野上的菜花催动着他起身，他再一次从农村出发了。

当他看到亭州“审干办”的牌子，他的心放了下来，因为他生怕这个办公室撤销。办公室里的人们看到他，就有了一种神情，意思是说他的到来乃在他们预料之中。时间一下子又被压缩起来，好像他在乡下一秋一冬那样漫长难捱的等待，只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好像他寄出材料只是刚刚不久，而他们也才刚刚看过，所以他们在等候着他的到来，以便当面答复他呢！

你寄的材料我们收到了，你寄给地区和省里的那两份，也转到亭州来了，都在我们这里……向他说这话的人停顿了一下，好像要让他体会体会其中的幽默和对他的挖苦。的确，那样费事弄出来的一式三份材料，竟然这样汇拢到了一起，好像立即一文不值了。这让他难堪，也好像他玩的什么鬼把戏现在当众戳穿了。

材料我们当然看过，也到丹阳“外调”过了，不过……说话的那人又停顿下来，好像是于心不忍，又好像是一种说话的艺术。的确，这“不过”二字立即让他感到不妙，喉头立即干燥起来。

不过这些材料不能改变对你的结论……

血往他脸上冲，他要询问以至责问他们，但那人轻轻用一个手势有预见地制止住了他，而要他继续往下听。

至于为什么没有能改变对你的结论，不是我们随便说了算的，那当然是有根据的。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不是个人，它不会跟你有意过不去，组织永远是实事求是的。

眼泪涌进了他的眼眶。这不是脆弱，也不是绝望，是他多么想和“组织”像面对一个人一样交谈一下啊！

我，我要看看你们说的那个证据！

他的要求脱口而出。那些人都看着他，好像他的要求是离奇的，并且要他自己能明白他的要求是过份的。

我已经说过了，组织不是个人，你要相信组织。

那个人又耐心又有原则地回答了他，而那种又耐心又有原则的态度，就足以使他感到一种权威性，让他不必再问了。

我，我不相信！

他竟然说出了这句可怕的话（尽管他满含委屈的泪水），那几个人十分恐惧，并且马上转为一种气愤，以至几乎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责问和批判他。

还是那个善于言词的人对他说，不要这样嘛，组织对你的问题是重视的，组织至今并没有抛弃你，你提供的材料一到，组织上就外调复查，组织会对每个人负责到底，你如果认为你确有道理，你就要有更多的耐心。组织最终是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的，对这一点，我们不仅要相信，而且要坚信！

好一个“我们”，好像他们的身份和处境，和他是一样的、是无差别的了，多么平等，多么有人情味，他还有什么话说呢？他带着无奈何的绝望心情和对那个人的口才的佩服离开了那里。问题在于：难道他当真做过那件坏事而忘记了吗？他一再这样问自己，并且努力去回忆。最后，他对自己说，不，决没有那样的事。决不能把自己弄糊涂了。

他走出中山塔，忽然想起父亲的暗示和那担忧的神情，他似乎有点信了。他就找了一个不惹人注意的角落蹲下去，他要等，他要等着看到宗进庭，他多么想见到这位多年未见的老乡。他至少可以肯定，他的问题宗进庭是一定知道的，除非所谓宗进庭在亭州做领导工作是讹传。他等着，他一定要等出一个宗进庭来。

机关里下班的人陆续走过，渐渐越来越少，以至于好像再没有人出来了。但他不死心，仍在那角落上守着。正当失望又一次掠过心头，他看到了宗进庭。他不怀疑，虽然隔了多年，他看到的正是宗进庭。尽管从环境到衣着都不同了，但宗进庭身上还是有股子乡野之气，这乡野之气他是感到亲切的，同时分明又感到了害怕。一时间，他仿佛置身乡下的土地上，仍然没有走出他的少年时光。这感觉多么令他不寒而栗！当然，他没有停滞在这使他沮丧的感觉里，他悄悄跟上了宗进庭。

他看着宗进庭的后背和后脑勺，忽然耳中响起了枪声，三枪，然后又是一枪，第三枪是他打的！黑夜中的乡野，小道，芦荡，吆喝声，追跑声……依然震撼心灵，但恍如一梦！那一切就发生在他和这个在前面走着的人之间！他手中竟然有了握枪之感，他努力克服着这种错乱。

他这才明白,在这个人和他之间,存在着多么深的怨仇。不论一切是如何解释，这怨仇在宗进庭是难以抹去的。可是他竟然这样地跟着宗进庭，好像就要上去认个老乡，并且诉说自己的不幸，求得人家的帮助！如果宗进庭对他冷笑一声呢？当他想到这一切，再看宗进庭的背影时，他感到的威胁和压力，真是无比巨大。可是，他总不能因为证实了宗进庭在亭州，就反而放弃为自己昭雪的努力。恰恰相反，他大约是找到问题的症结了，解决的途径也就不言自明。一切不再神秘，一切如此而已，确实就是那样简单。你失望吧！但你还是得用最认真严肃的态度去努力解决它，并且不要说破那深处的，而要注意“就事论事”。

因为方法的明确，他似乎获得了新的信心，并且认为宗进庭没有什么可怕；至于过去的事，不但完全可以解释，也应当放在当时条件下去认识。他这样想过之后，抬起头来，宗进庭已经消失不见了。他赶紧走了几步，看到宗进庭正站在一个很大很整洁的天井里，同一个正往绳子上晾衣服的女干部说话，那女干部怀着孕。

他马上看出来了，那女干部正是兰贞啊，曾经可能成为他的嫂子的！他在心里向他的最可悲的哥哥郁富致默哀了。他本能地往旁边一躲，使天井里的人看不见他。他进一步想起了家乡村史上宗郁两家的复杂怨仇，他感到信心忽然下降，某种难度在加大、不可逾越……

他从宗进庭家门口悄然离去。如果认为是宗进庭在报复和陷害他，也得有证据；他不必就把问题扯到宗进庭和他个人的关系上去。只是到万不得已时，才可以提醒宗进庭：我知道你在亭州为官，但愿我的案子不是出于你对我的报复！

这样，他以坚定有力的脚步，走进亭州邮局，在那里写起信来，这封信是写给宗进庭的。提起笔，他清醒意识到，如果宗进庭夫妇确实知道他在除奸队里打过一枪，那么他同时也是兰贞心中记着的一个仇人了，在宗进庭夫妇和他之间，可能存在着多么可怕的误解啊！他一定要解释，不是他现在需要向他们解释，而是他本来就有向他们解释的必要，他不应该处在那种可怕的误解之中，他不应当成为他们仇恨的对象。无论如何，要肯定他们是知道他打了一枪的。

这样，虽犹豫再三，他还是在信中就他被卷进除奸队作了如实说明，他请他们原谅。当然，信的另一部份谈了他在审干中遭到的冤枉，请作为老乡和长辈的宗进庭能予以关心。这封信朴实诚恳，他要提醒宗进庭的话虽然一个字也没有说，实际上都已在不言之中。把信贴上邮票，投进信箱。他走出邮局，一时倒很舒畅。他不但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他让自己走出了某种躲藏着的状况，而能够光明正大地面对世界，面对可能拿他当仇人的人。但他实际上并不确切知道宗进庭的职务，他刚才的信中却不言而喻把宗进庭当作了一个领导人。他想来想去，决定去见一见王校长。

王校长很谨慎地接待了他。看得出，尽管知道他在申诉，王校长对他有那样的历史问题基本上仍是无法不相信的，也就是说，把他看作一个出卖过地下党员的人。他不得不向王校长再一次诉说他的冤枉，也告诉了他的努力。王校长也许这才觉得事情可能不那样简单，但王校长也只能很原则地安慰他，肯定他有申诉的权利，叫他相信组织。他向王校长打听宗进庭在亭州的职务，于是得知，宗进庭是常委、副市长，审干归他管。这一情况，终于被证实了。他心中交织着希望与恐惧，顿时又一次有了将要昏过去的感觉，虚弱、发热、呼吸紧张，他控制着自己，还来得及向王校长说了一声再见，就赶忙走了出去，不得不把王校长丢在困惑之中。他在外面扶着墙坐了下去，那种特殊的毁灭的狂喜，产生一团温热的红色，吞没了他，随即陷入黑暗，他失去了知觉，在失去知觉前的瞬间，他明白，他就要完全像死一样了，但这一回能不能还会苏醒过来却不知道……

他终于是苏醒过来，没有死去。生命啊，是顽强的。他虚弱地走着，王校长的儿子追上了他，把钱塞在他的手上，说，我爸给你的。他看着那十元钱，心里说，我一定要报答王校长。当时，亭州一个普通职工的月工资是二十四元，能养活全家三、四口人，所以这十元钱使他一时成为富翁了。

他走在黄昏的亭州街头，想让自己好好吃一顿，以庆祝他对宗进庭的发现。但正逢自然灾害的年头（听说北方大旱，南方的粮食往北调动），物质匮乏，一只所谓高级饼要卖到一块钱。他满街走，最后在一个巷口看到有炕山芋的，他买了五个。山芋不值钱，一斤米换八斤山芋。炕山芋的人说，煤很贵，要到煤碳公司批条子，才能买到一点。亭州不产煤，要从北方运来。

那山芋他没有急着吃它们，他要找一个好地方慢慢享用。他走到亭州古城河边上，那里是旷野。对着宽阔河水，他坐下来，一边用山芋充饥，一边想着他的事情。他面对着了自己的一种心情，他已经明白无误是要同宗进庭打交道了，这使他又恐惧又厌恶，他的手都抖动了起来。

他又得在轮船码头过夜了，他占了一个长椅，躺了下去，但他想念着乔丽和孩子，他难道又一次这样到了亭州却不同妻子孩子见面吗？孩子已经快三岁了，他却还没有抱过一回，现在连孩子的样子也不知道，何等荒唐啊。在这样的夜晚，乔丽在那小巷里孤独凄凉，而他却不为人知地蜷缩在同一个城市的一个破长椅上，仅仅就因为他作茧自缚的那份协议书！不，不行，他一定要去看一看乔丽和孩子！他跳了起来，很急地走着。商店都关门了，他买不到可以带给孩子吃的东西，街头上就连炕山芋的也不见了。但也顾不得这些了，要紧的是能看到她们。他有好多话要对乔丽说，乔丽也一定在挂念着他等待着他……

他走到了那个巷口，乔丽小屋窗户里和敞开的门里映射出灯光，一下子温暖了他的心，好像他本来是冻僵着似的。他要走进那灯光里去，就像去和自己的另一半会合。

他一步步走近那迷人的灯光，心想，乔丽在做什么呢？当他站在可以看见里面的地方，把他颤栗的目光从那窗户里望进去时，他一眼望见了他想见到的乔丽，可是，还有一个男人！这幅景象，已经足以击倒他。他让自己镇静了一下，他看出那男人大约也是个医生，那人来到这里，乔丽略有些不自在，那大门不是开着的吗？他感到他不能指责乔丽，他们不是有了离婚协议的吗？而且他说过那是有效的！一切都看乔丽自己的选择了，他是多余的人……而且，一个长久单独的女人身边，怎会不出现一个男人呢……他自信只要他走进屋，那个医生就会有所明白，就会自动走开，可是他不能那样做，他不能那样给乔丽难堪……

他悄悄后退，离开了那个浅巷。他用整个心胸去迎着一种感受，悲哀，酸楚，无可奈何，还有一种隐秘的讥讽。他反复对自己说，是的是的，乔丽身边怎么可能不出现男人呢？于是，那种狂喜和温热又向他袭来，他让自己在路边躺了下去，很甘心地进入了那种死亡，心想这一回不必再醒来了……

但他终于还是醒来，他又回到了轮船码头。长椅已经被别人占有了，他看了睡在长椅上的流浪汉一眼，好像看着另外一个自己似的。他打算到别处去寻找安身之地，就在那时，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肩上，是警察，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人。

跟我们走，我们有地方让你过宿！

那天夜里，他被收容在水上派出所。小床倒是有一张，被子也还干净，只不过电灯一直地亮着而不给他关掉，他立即理解了这一点，并且很快也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被叫起来，送他上了轮船，票是让他自己买的，他被交给了船上的人，关照让他在何处下船。他意识到他的处境似乎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已经被注意上了。真是无理！他到亭州来，难道会妨碍治安吗？他的妻子孩子不是还在亭州吗？而且民政局并没有批准他离婚！可是，有什么可说的呢，你又跟谁去说呢，只要案子不从根本上解决，像这样遭受种种的无理，今后还有！

轮船一里一里把他往北乡送去……

第八章 壮年（之一）

一

兰贞向他提出了疑问，说，老宗，你对当前运动的处理，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吗？他的心情一时无端失控，冲冲的反问了一句，是哪个中央的精神？中央的哪种精神？兰贞睁大了眼，屏住了气，吃惊于他的不满情绪、费解于他的突然激动和所用的尖锐言词，疑惑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他说，运动一开始，是批“三家村”，那是在五月，上面的指示就是“上挂下联斗黑帮”，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联了两个人，一个是科委的老郗，一个是东坝初中的校长，把他们宣布为“三反分子”，发动群众去揭发批判他们，说他们就是亭州的邓拓、吴晗。这两个人当然吃了哑吧亏，运动嘛，总是要找几个具体对象的，不是你，就是他。但现在看下来，远不是这样简单了，真是没有思想准备！

中央对运动的指导，确实前后有两套做法、或者所谓两条路线，就是说，中央内部并不统一。可是中央的分歧也不是我们能一下子就看得清楚的，这就又走弯路！市委分工我负责运动，我从地委开会回来，布署了全市运动的开展，精神当然来自地委，地委来自省委，省委来自中央。

亭州无大学，医校作为唯一的中专学校，是“最高学府”，所以我把它列为开展运动的第一个。我的计划是先医校，后一中、二中，然后是八所初中，最后是小学。这个计划是在常委会讨论通过的。按上级指示，运动是分类排队、审查教职员，如果高中三年级学生里面出现右派分子，也要揪出来批判斗争。我布署了医校的运动，把郁平和一个有变天思想的高三学生宣布逮捕。运动开头总是这样以典型引路。

郁平如果本来没有问题，我想找扎他，也找扎不住。逮他还是不逮他，是我可以决定的事情，这个问题在常委会上别人不曾、也不会有异议。事实证明，第一，这样做，对各学校确实起到了镇慑和引导的作用，第二，我选择郁平也没错，他一放出来，就跟反党学生弄到一块去了。他比学生胆还大，他要煽动学生打倒我。按照他的传单，我这个人就要撤党撤职。这样一来，市委前一阶段运动，就是我这个有问题的人领导的，这还得了？亭州市委不是像北京市委一样要加上一个“前”字了？

不管搞什么运动，都是“引蛇出洞”，文化大革命也不会例外。蛇出来了，就要及时地逮住，不要让他再缩到洞里去。他把那个传单一散，到外面躲了十几天，但我还是又把他逮到了。我让老刘组织工人阶级去批判他，这说服力还不强吗？我就是敢逮他，就是认为他的历史问题不能放过，也决不允许他这样的人在运动中浑水摸鱼。对这样的人，七分弄错，也不要紧，只要有三分是对的。

他的历史问题，我一直没有给他确定，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如果我有这个决心，他早枪毙好几年了，也就不会有他今天的传单。他公然把传单送到我的办公桌上来了，多么嚣张！对于他，运动后期一定要判十五徒刑。之所以不枪毙他，是因为他的历史问题，严格说来，还差那么一点点铁证！将来就让他在劳改中过一辈子吧。不管怎样，我不能在亭州这里枪毙一个老家的人。

各学校像史宏这样的学生，还有前一阶段已经暴露的教师，暂时不予逮捕。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揭发、认识他们的反党面目，并且让他们写检查。各学校都布置下去、都有成效了。只要名单在册、材料在手，运动后期一个都跑不掉！中央的具体指示早就有了，运动后期要划出一些右派分子来，大学生里面是百分之一，高中应届毕业生里面，个别的也要给戴上右派帽子，只有高二年级以下的基本不划，至于学生当中产生了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当然还要依法处理。这不就是这次运动的底吗？运动到最后，就应当是这么一个结果。我觉得对运动这样的理解、这样的指示是比较顺的。可是《十六条》……

兰贞问，那两个人呢？“三反分子”还算不算呢？

他说，那两个人的事暂时就理不到了，成了“死老虎”了，运动后期处理吧，无非是调动一下工作，“分子”算不算的，还要看运动后期是个什么情况。

兰贞又问，这次逮捕郁平，经过常委会讨论吗？他说，常委会通过了，是拘留，不是逮捕，反正是把他关起来。但杨书记还说关于郁平的历史问题，等这次运动过去之后，要再行复查……

兰贞脸上一阴。

是的，还复查什么呀。当时他对杨书记说，原定运动只有半年，再拖也不会超过明年春天，抓他有利于“收”。至于他的历史问题，我敢担保没有弄错，倒是有可能嫌宽大了一些。而杨书记认为上次已经逮捕过一回，接着再逮捕不太好，具体处理还是放到运动后期。

兰贞问，你怎么不照杨书记说的做呢？他说，到了常委会上，我忍不住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兰贞说，上回你逮捕他，哪里会想到学生来静坐市委？你认为你真的吃透中央精神了？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看这场运动？杨书记是不是另有看法？他是不是有点相信郁平的传单？你是不是……？

他说，我有我的想法。兰贞抓住他的手，说，你要告诉我。

他说，我告诉你，对这个运动，根本我就不理解！我感到莫名其妙！这跟我们从前经历过的太不一样了。现在我明白了，这次运动，很明确，是发动群众整干部的，世界上、历史上哪有这样的国家！我感到不能这样弄下去！对于在亭州领导这个运动，我不能不错，我正确不起来。我不能真的照着《十六条》、照着报纸社论去做。我认为全党全国各级党政所有干部，都跟我是一样的想法，我们骨里是铁板一块的！

兰贞睁大眼听他说下去。他说，《人民日报》说“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聂元梓的大字报就这么伟大吗？说北大校党委是“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一级党委，怎么成了“反动堡垒”？并且还“多年来一直盘踞”！即使当年的右派分子，即使一个凶恶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敢公然说这样的话呀！既然如此，说北大的那些领导人是潜伏下来的美蒋特务岂不更妙？但中央是吃什么饭的呢？还有，说“前北京市委贯穿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都是些什么话？前北京市委不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吗？不就在党中央身边吗？问题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党中央在说话，还是有人在分裂党？全党不知道，知道的只有报纸上电台上的一面之词！问题在于，运动确实是伟大领袖直接发动和领导，这就叫人难以理解了！

兰贞屏气凝神。他说，现在，一些人可以说自己“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我也可以这样说，但只要我能起作用，就不是什么“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而是要采取另一种做法。我不能发动群众来打倒我们自己。只有毛主席至高无上，他可以发动群众整任何一个人。我记得他在十年以前曾说，要用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说一万年以后还会有革命，要允许学生闹事、工人罢工、农民打扁担。除了他，谁还可以这样说？想不到现在果然这样做！好像过去我们怎样鼓动群众反对旧社会的，现在也要怎样鼓动群众反对我们自己，这真是“彻底革命”！这还过什么日子？一般群众有社会经验，特别有一九五七年的经验，不敢乱说乱动，看见一个普通党员，也毕恭毕敬，他就叫学生起来，鼓动他们“五敢”、大闹天宫，谁反对学生运动就不得了。可是学生才出世几天？他们以为得到“圣旨”了，就可以不怕。其实，不会有好结果！再说，用群众运动打下了江山，还能用群众运动治理天下吗？自古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

兰贞的手在微微发抖，说，小点声！他继续说，我记得他在64年12月有过一个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这样的批示，客观上对全党有一定教育作用，让大家不要脱离群众。但怎能真的就在党里分阶级、搞斗争！这不全乱了吗？你注意到了吗，“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说，这次开会吸收了“中央文革小组”参加，还吸收了北京高校师生参加。你说，这符合党章党规吗？这不是为所欲为、违背组织原则吗？假如换别的一个人这样做，其性质不是严重反党吗？

兰贞小声问，他是怕中央委员会通不过吗？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继续说，现在，给全国学生，还有什么“广大工农兵”，一种所谓的“民主”，就是反当权派。好吧，我们确实一直是当权的。那么当权派是不是公民？有没有“民主”权利呢？有，就是接受群众揭发、批判、斗争。这是怎么回事？单方面的民主不就是专政吗？过去我们斗地主、消灭反动派、对私改造，就是专政，难道可以对我们自己也这样做？这样下去，国家就要经常处在犯上作乱、无政府的状态，这还是正常的社会、正常的国家吗？这个民族还怎么过日子？所以我看，即使是“反修防修”，这条路也走不通，这个方法绝对不行！

可是他说，你们对无产阶级从来就不允许有平等，跟你们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些，都明确写在几个月之前的中央5月16日《通知》上。这个《通知》，只传达到县团级，你在外面可不能说这事（兰贞点头），两个多月以后有《十六条》，这是公开的。他像是站在一个普通而又简单的老百姓的立场上说话。这也许很可贵，但实际吗？自古以来，中国外国，有这样折腾自己的政党和国家的吗？你即使让最纯洁的青年来取代官员，有一天不也照样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吗？只怕变得还要快些，他们才受了几天党的教育！再说，哪有什么纯洁的青年？秦始皇治国也有他自以为是的出发点，但秦国的结果是什么？是二世而亡！

兰贞赶紧捂他的嘴，不让他说。停了一下，他继续说，五七年的重点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里的右派，现在呢，是自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到底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十年下来了，各级政权、机关、事业、大小工厂、公司、公社、农场，全民的，集体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在计划经济之中，到底有几个当权派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怎么走？走到什么程度了？党内怎么就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而学生又知道多少社会实际？比我们还知道吗？再说，赫鲁晓夫，南斯拉夫，全党有多少人亲自考察过？从《九评》上其实可以看出，人家也许是突破一些死框框，是搞一点调整，让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弄得太纯、限得太死。我们凭工作经验也有体会，在一些制度上确实需要活一些、松一些、退一些，但很难办到。

这个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基层，只能是“守土有责”，可能还要为党的利益“阳奉阴为”，软顶硬抗，叫这个“大革命”受阻、失败、或者扭转它的方向！总而言之是不理解，抵制、反对！乳臭未干的学生，读了几本书的哲学教师聂元梓，算什么东西？我们几个人已经跟驻亭州部队党委交换了意见，沟通了情况。部队几个领导人的观点，跟我们基本是一致的。我倒要看看，谁能动摇我们？我们加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地方，就代表国家！所谓国家政权，就是我们这些人，这是很具体的，不含糊的！但现在我们暂时要忍，准备忍受最不能忍受的事情！

兰贞说，你说的这些，对谁也不能漏出一点点来呀！我真怕有人偷听了以后加油添醋。他说，加不了，我这样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其实中央情况跟下面一样，多数人都不赞成这个运动。少奇同志讲话录音里就有这一句，说，“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听到这几句话，心里就很有数了，这等于告诉我们，中央里头分歧和疑惑很大，中央内部不统一，他本人也不同意，并且他也吃了“莫名其妙”的批评。我们再把报纸上天天说的那些强词夺理的话联起来一想，问题就更清楚了。

兰贞问，怎么清楚？他说，这个运动，上面要解决的，在《人民日报》上都暗示出来了。什么“赫鲁晓夫那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什么“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些不等于已经明说了吗？老百姓可能还将信将疑、糊里糊涂的不去深想，但县团级以上的我们这些人还听不明白吗？真是心跳都加快了多少，事情是闹大啦！报纸还说，“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这对全国，特别是全党，不是晴天霹雳吗？赫鲁晓夫上台以前是莫斯科市委书记，但北京市委书记在目前的中国，大约还不够资格做“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要有一个地位比他还高的人才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报纸上，这个人就进一步被暗示出来了，他在中央的地位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等于向全党全国半公开了。这个人，你说是谁？兰贞对他瞪大了眼，好像不敢回答，又好像真的很糊涂。他说，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他的名字了！

兰贞怕冷似的身子一抖，抓住他的臂膀，说，这太可怕了，到底是什么矛盾？他摸了一下脸，脸上好像麻麻木木的了。他说，矛盾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退”字，他就是主张“退”的。他不赞成过早实行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也不赞成对私改造的步子走得太快，六二年调整的时候，他提出，工业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我理解，他主张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对私改造之前的那个社会，而不主张清一色的、过高过广的公有化。他认为要让个体的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一定的发展，补资本主义这个阶段的课，把落后的生产力发展上来，把资本主义的本事学过来，这样在物质上精神上为走向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就我多年所知，虽然他有时显得比别人都左，但那是没有办法，不左不行，宁左勿右，至于他自己的主张，其实是在这里。这是很理性很清醒的，不是光凭着信仰办事。很多人对他的主张很拥护，他在干部里很有威信。

我心里也一直认为，建国以后应当发展中农以上的农村经济、让城市大大小小的私有工商业有一定发展和繁荣，客观上对新社会是有好处的。大的不说，就说这些剃头的、做烧饼、做豆腐的，还有各种手工业，你把他们也公有化起来做什么？这不硬是背起一个大包袱吗？这不是把社会弄得很不自然吗？从国家角度看，总有一天要放包袱、要回到比较自然的状态！比如开药店的，或者开饭店的，大大小小，人家自己开办得好好的，而且各有特色，有的有几十年几百年的传统，你叫他守法、让他纳税就是了，结果也把他的“私”给改造了，集中起来，成立公司，由我们委派干部去经营管理。既然到处公有化了，就需要大批干部，城市里就从职工当中提拔，农村里就从农民当中提拔，这些人就比人家品德好、能力强吗？我们负起了这样的责任，把什么都抓在我们手里，有事就找你，这是何苦呢？如果把为人民服务理解成包办一切，我们这样多的人口，那不成了神话、童话一样的国家了吗？我们包办得了吗？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领情，我们这样好心、这样辛苦，右派分子反而说我们是“党天下”！但如果不是这样普遍公有化，情况会好得多，人家各显神通繁荣经济，受你的管，交你的税，还说你好，什么“党天下”也无从说起。这样执政，才算正规，也跟世界合拍，而不是吃力不讨好！

不要以为公有化天生就好，私有化天生就不好，不是这回事。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有一个阶段是私有化取代公有化的，私有化对历史有大贡献，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化，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那是要有相当的条件的，要看资本主义是不是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我们是打江山夺取政权的，我们远远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实行了社会主义，这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我们十年以来社会主义的实践看，要专门说一说我们这个公有化的不好，真可以摆几十条出来，干部也不满，群众也不满。我们过早对私改造，过早把资本主义消灭了。其实呢，社会在客观上却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时期的发展，它还有很大的活力，所以它成了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每日每时到处都有，在那里“自发”。一个人能被活埋掉，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发展必经阶段，是活埋不掉的，它在地下喊着要出来。我们反问一句，社会主义怎么就不成为“自发势力”，而需要人去大力提倡的呢？如果社会主义成为自发势力，那就好了。

可是，现在弄得老百姓都知道，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则，是天大的罪。单干绝不允许，集体所有制只能是小型的单位，至于中等和中等以上的企业，不言而喻要国营或者地方国营。但往往集体所有制的就活一些、发展得好一些，有的发展得比国营的还大了，你要让他上升为国营，他心里还不一定乐意。国营的活力不如集体的，是个什么道理呢？可集体的工人都愿意上升成为国营，把自己越公有化越好，生老病死、子子孙孙依靠国家，捧一个铁饭碗，有关系的就捧一个金饭碗，什么都不用愁。把忧愁都给国家，把安逸都给自己，这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好吗？我看值得研究。从实际出发，也许还是要实行一个“退”字，至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有步骤地试行一个“退”字，国营的可以退到集体，集体的可以退到私有，农村可以包产到户，城镇可以让各种个体经营恢复。但这是动不得的，谁要想试一试，他就是触犯天条，事情变成这样非此即彼，绝对化了。

一个人当了工人，就以工人阶级一员自居，就想着自己属于领导阶级，要无条件的让他三分！这不是专门培养懒汉、败家子、投机分子、无赖、不负责任、无法无天的人吗？至少说，这样的人你很难治他，而他们每天每日在影响其他人的积极性。这种人其实是流氓无产者，是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做劳动模范太苦太累，做懒汉滑头不学也会，至于“造反”嘛，更是无师自通了！从经济的角度看，一名工人就是企业里某个岗位上的劳动者，做一天工，得一天报酬，做一年工，得一年工资，如此而已。可是谁做了工人，谁在政治上就成了活祖宗似的，这很不实事求是，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很多被动。用一个大概念套一大群人，用几个大概念，就把全社会的人都概括了，不是太简单了吗？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现象，我们目前的制度太好！群众是不是珍惜这个好呢？往往相反！马克思讥讽过“把无产者看做神”，他说过，在无产者身上已经完全丧失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这是批判资本主义罪恶一面的，但不正好指出了工人队伍的人员情况吗？我们要利用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但也有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任务，这样看工人阶级和一个具体的工人，才算全面。

说到人性，这其实是最基本的东西！什么是最基本、也最值得注意的人性？就是单个性和社会性，就是自私性和协作性，这两方面统一在每个正常人的身上，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什么是不同的阶级？不就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吗？所以就斗起来了，都想自己好，进一步的是想自己这个阶级好，都想上升，这就是自私；一个人，一个阶级，太自私了，就是不公，就会引起一定范围内的改良或者革命。实际上，打得天下的无产阶级成员，也就有利益分配的问题，为此巴黎公社还特地作了著名的规定，后来得到马克思和列宁在理论上的重视。就以你我来说，不也有了自己的利益吗？降你的级别、减你的工资，你愿意吗？人是社会一员，他得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在社会上的生存发展。所以人性就是动力，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永恒来源，你不能束缚人性，你要因势利导，视人性为生产力，最大限度、最高水平地发挥出来，利用起来。三座大山是恶的束缚，被我们推翻了；但善就不会成为束缚吗？善的束缚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善转为恶，遭人唾骂。农民不是最会说牢骚怪话吗？他们对我们好心好意的合作化、公社化不满，他们要做真正的农民，不要做公社社员。就是说，你好心好意把他们集体化起来，可是他们觉得你把他们限死了，认为是你的国家利益跟他们的个人利益有冲突。人性在控制不住自己时，有可能成为破坏力，这就需要警察、法庭、监狱。所以就连国家也是因人性而有的。列宁不是说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吗？说到底，也就是人性的产物。动物有动物性，它就没有产生国家这个东西。我这个人性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理论界一提到人性论，就是资产阶级的，好像马克思主义就不讲人性，这真是大错特错，但现在人的思想就是这样混乱，连高级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到处都有很多的混乱！

兰贞说，你上党校时，确实是认真听课的呢。他说，地委党校有个钱老师的课讲得特别好，一讲起来就头头是道，我讲的这些，是从他那里贩来的，但经过了我的消化、接受。

他继续说，在农村，农民的土地证还没有在心口捂热，小生产的积极性正准备发挥，就叫他们交土地证，入社。从合作社员，很快成了公社社员，天天只有上工下工、在大田里劳动，怎么种地、怎么经营，都成了农村各级干部的事情，而不是农民可以考虑的，农民成了单纯的劳动力，他们作为一个农民的能力、活力闲起来了，甚至在退化，这叫做社会主义大农业。这样大的国家，总是要求抓好粮食生产。为了粮食问题，用户口把农民限死在农村，这不公平！农民当中多少人就被埋没了！虽然农业形势总的还是好的，对国家贡献很大，农田基本建设，大中小型水利，农业科枝推广，都有进步，城市也经常“支农”，也从农村户口的退伍军人中招工，但整体上说，农民不能进城，土地归集体所有，四处堵死，这样的日子并不美妙。所以也有人说，合作化以后的农民，是社会主义农奴，真难听，但其中有道理！

旧社会的农民社会地位也低，但他还能跑到外面去做工、做小生意、捡垃圾，甚至有发大财、做大事的机会，现在就不行，连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他永远只能是个农民。当然，一个农民在外面挨了资本家打手的鞭子、或者做工累死了，那也不好。但我们新社会也不能这样把农民关死在农村里呀，你说是让他们共同富裕，但你这样做，太包办代替了，他们不领情！而一个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的经济好丑，全在于那里的干部好不好、能干不能干。这两级干部本人也是农民，并且他这个农民不见得比别的农民优秀，多数的有了权就不得了，“农民伯伯”就在他们手下过日子，说不定家里老婆也不能自保。不是没有弄得好的生产队，但那总数至多只占百分之十。农民们就想，我单干可能要好一点，什么时候让我有自由就好了。也就是说，农民想真正成为农民！所以在农村一直有农民想单干、想自由，只要有一点头脑、有一点活力的，都会这样想，这就被叫做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毛主席最痛恨党内有人代表这种倾向，他认为只有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政社合一的形式下，中国农民才有幸福生活。经过调整、统一，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算是讲了一点实际，但其实对于农民来说，你让他单干、让他自由，他才最有积极性。

大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面对中国的实际，怎样实现大农业？毛主席认为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资本主义大农业走不通，会让多数农民受二茬罪、吃二遍苦、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中国一定要实行社会主义大农业。党内有争论，但毛主席的意见最终获胜。有一个叫李准的作家，写了一篇小说，叫做《不能走那条路》，就是说农民不能走单干的路，要走集体化的路，观点适合，写得及时，就这样出了名。这个作家后来又写了电影《李双双》，提倡集体主义精神，以此教育农民克服小私有思想，其实，这正好说明了一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一百部、一千部这样的电影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现在问题是集体所有制把亿万农民限死了，生产力受束缚。农田是并到一起了，大是大了，也取得了一些农田基本建设的进步，但美国是一个农民养活好多人，而我们是好多农民养活一个人，至今我们是农村人口占多数。这样看来，我们的大农业，只是在形式上大，还不是真正的大。你说我们这样坚持下去会真正大起来的，大家都学习李双双，就会真正大起来，但这实际吗？如果这是实际，就不要有这个电影了。严峻的实际是集体经济难以坚持下去，需要解放农民、解放生产力。依我看，某种意义上说，确实需要回头走一点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不能走那条路”，而是一定要走那条路！只不过要把弯子转得自然一些，不是一哄而散，不是回到旧社会一盘散沙的情况上去，这些在我们的坚强领导下是能够做到的。

中外古今，天下总是有穷人！人与人不一样。人首先就是他本人、他这一个。你穷，我不应当跟在你后面穷。即使弟兄二人也不应当这样。哪有一个班上的学生成绩都一样的？没有这回事，永远也没有！还没听说让学生的学习也提倡社会主义、大办合作化的，有哪个学生愿意？怎样行得通？提倡一点互相帮助是可以的，捆绑一起就不对了。十个指头有长短，总是有好有丑。孩子生来就有聪明的，有不怎么聪明的，还有怎么也不开智的，要不然个个都成科学家了？科学家是极少数的人，是宝塔尖子上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很人性，也很深刻。但农民在“三级所有”之下，这人与那人，这家跟那家，都被看得一个样，都要求一个样，好像跟一麻袋山芋胡萝卜一样无须区别。你家有个猪圈，养了一个猪，我家也有一个猪圈，也养了一个猪，这不要紧，但如果我家养了三头猪，或者养了一个能下小猪卖钱的婆子猪，问题就来了，就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了，就有遭议论、遭打击的危险了。这还有什么积极性？还怎么发展生产力、怎么让经济得到繁荣？说养猪，还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总之这“三级所有”很容易就这样走到极端上去，把农民的聪明才干，把人的积极性，也把人的自由，给束缚住、限制住了，农民、农村、农业都被管死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一起绑死。

天下哪有学校叫学生不要升级，都跟着留级生一起留级的？这样的善，就是违背人性，就是残酷的。可是我们对这么大的农村、这么多的农村人口、这么重要的农业，就这样做！岂不是欲速不达、倒行逆施、善转为恶？但学生的事情比较简单，一目了然，而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不容易看得清楚！真正的社会主义需要社会生产力相当的发达，需要人有很高的觉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一定要以资本主义的发达为前提，这已经被革命的胜利所证明，而这样取得胜利之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就面临生产力和社会状况不发达的难题了，就要从实际出发了，光记得列宁在十月革命年代的几句话是不够的，光有坚定的信仰是不够的，还要从实际出发，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

兰贞听了不作声，呼吸气都重了起来。他说，我告诉你，主张适当地“退”一“退”的人，在中央不止一个两个，他们都认为不论工业、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总之，这个意思就比较实事求是！将来的弯子一定还是要从这里转。

“合”就好，“分”就不好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农民说，合牛瘦，合船漏，合养的猪子不长肉。这不就是说“合”不如“分”吗？至少总是一种道理、一种普遍性的事实！农村里一个大队支部书记、甚至一个生产队长，有时就是当地一个土皇帝。他希望把全体农民管得越死越好，都听他一个人的，让他成了唯一的主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实际上比从前一个地主土豪还威风。你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社会主义”吗？不是的！农村里有了什么好处，比如国家招工，部队招兵，当地招收民办教师，等等，这些利益哪里分配到普通农民头上？还不是被农村里的大小干部瓜分了？我不也打电话到那边为农村亲属谋取过好处吗？目的就是让他们能脱离那沉重的体力劳动，能在农村的环境里活得好一点，成为乡村里的“特殊阶层”。但农民不骂吗？骂得可凶呢，只是你我听不到，听到了也装着没听到。社会主义是最讲平等的，结果却成了这样的不平等，真是始料不及吧？资本主义钱狠，社会主义权狠。既然问题出在权力上，于是就不断地整干部，另外也要求群众爱集体、不要想单干。这两方面加起来，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叫做思想政治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但回头一想，何苦要这样费劲呢？解开绳索，各奔前程，不是省事多吗？主义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解决问题，以至于问题更大，就要改进，乃至就要改变、就要修正。还不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过去是反动的，现在用得上。

先把农民解放出来，让农民自由！比如一个农民是瘸子，又无独特知识和手艺，他在生产队里永远不能算是大劳力，只能拿二、三等的工分，他这个生产力，他的所有潜力，就给束缚住了，但其实他说不定是某一方面的一个天才，他有创造亿万财富的可能性，有为国争光的可能性。再说农村里比较好的生产力，过日子认真、会种田、会做点生意、懂得把孩子送出去上学的人，往往是中农，他是更加被束缚住了。中农当队长，生产队就搞得好一些，他们比较踏实、会当家，但我们的阶级路线是强调依靠贫下中农的，好像一个人越穷就越可靠、越能干，是“无产者神”，所以没有哪个敢提出生产队让中农以上的人当家。其实，只要一看就知道，虽然都是集体的社员，门口菜地弄得井井有条，里里外外又清洁又有兴旺气象的，一定本来是中农或富裕中农人家。至于富农，也是会搞经济的，但他们在过去的运动中已经被打垮，又一直受着管制，没有任何积极性了，一般过得比贫下中农还差，富农这个生产力实际上遭到了摧残、摧毁。

可以说，我们做着不少束缚生产力的事情，能干的、不能干的，都不想让自己能干，无法让自己能干，无所作为。我们总是教育农民怎样做一个好社员，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让他们关心和管理好自己“三级所有”的集体，共同富裕起来。但不论你怎么好心的去弄，总的情况是，一百个生产队，只有十个能搞得较好些，百分之九十都搞不好、很难富起来。百分之九十，这是个什么数字啊！假如我们顺着人性的情况，顺着落后的实际，让人自己发展，让有办法的人起带头作用，不是自然得多、省事省力吗？至今观世音菩萨也没有能叫天下没有穷人！

老是讲消灭“三大差别”，讲消灭贫富不均，弄得好像越是在农村越是光荣伟大，越是从事体力劳动越是值得尊敬，家里越穷越是政治可靠，这很值得研究，这还怎么消灭“三大差别”？到底从哪一头来消灭“三大差别”？应当是从城市的、工人的、脑力劳动的这头，来消灭农村的、农民的、体力劳动的这头，而不是相反。这个道理太明白了，可是做起来相反！贫与富也是这样，消灭的结果应当是大家都富以至更富，而不是相反，让大家都穷以至更穷。其实，不管什么差别，人与人不同这个根本的差别永远消灭不了，想消灭这种根本的差别，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残暴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能做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这就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一个社会如果能尽可能让个人有自由的发展，这个社会就是好的，生产力相对地就能充分发挥出来，那么对照一下，现在我们做得怎样？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种东西，个人被吞没、被限死在集体里，你让农民有什么自由发展可言？这就是束缚生产力！

有一百个人，每个人给他一百元，让他们自己谋生，其中必有几个人能凭这一百元活下去并且还能发家，也必有人两天就把钱花光了，多数人都想把一百元渐渐变成一万元或更多，但终归不能个个成功。这就是人的现实。人的能力不同，决不是一模一样。你如果把一百个人集中起来，把他们的钱也集中起来，让他们作为集体去谋生、过日子、求发展，这问题就复杂了，极有可能你操死了心，也无法把他们这个集体弄好，人心不齐嘛。还不如大家分开，其中两天就会把钱花光的人也许会饿死，也许会犯法，但那少数人会弄出大局面，那多数人也会跟着有所上升。应当把我们的社会往这个方向上发展，这个是绝对可靠的，而且不要你去费事。打江山要代表穷人，照顾到富人，坐江山要反过来：代表富人，照顾到穷人。革命的时候讲穷光荣，建设的时候就要讲富光荣。人就是希望自己富，不希望自己穷，我们不能连这个社会人性也不承认。守着一个死框框是不行的，如果我说得不错，那么就要改变所有的政策，从根子上改！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修正主义！

二

兰贞倒抽一口冷气，猛地抱紧了他。他说，你不要怕，我说的是真理，我是躲在家里跟你说的。党内一直有不同意见，但好像渐渐不敢发表个人看法。总的问题其实不在于“走资”，而恰恰在于“走社”。不是嫌右了，而是嫌左了。但还是怕人要“走资”，还是强调反右，认为只有“走资”、只有右才是问题。其实一切都弄反了。所谓社会主义，按列宁的说法，还是做资本的文章，只不过是由国家来做。把资本家赎买了，由国家来做一个总的资本家。我看由国家做总的资本家，还不如由资本家做资本家，而国家做国家的事情。世界上资本主义目前还是统治的势力，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虽然早就说它到了垂死的阶段，但这是一个历史大概念，实际上寿命还长着呢，毛主席也说过要跟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就比较通，我们跟世界就不是紧张对立的，而是可以沟通的了。

新民主主义在建国初期行了几年，其中有国家没收官僚资本后形成的社会主义成份，居于领导地位，也有城市资本主义成份和农村个体经济成份。后来认为不能让资本主义发展，而且要对私改造。现在，十多年过来了，暂不去说世界发展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些人对那些不太了解，我们仅就我们本身来看，也可以看出存在着阻碍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是让我们回过头来从根子上去找原因，到底是我们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结束得早了一些呢，还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需要往回退一点？但我们忌讳谈这个。我们不断地搞政治思想运动，一味强调反资本主义，还说要支持世界革命，这样下去恐怕不行。我看，既然说资本主义不好，既然现在的社会主义也有问题，那么还是过去的新民主主义最适合我们，那就是一个最切实的道路，相对而言，能让每个人有自由的发展，也能跟世界有更多共同性的东西。

兰贞听着，看样子并不都能理解，她确实从来没有听他这样宏论过，而他也好像忽然有了什么灵感似的，无限地发挥了起来，许多观点平时也没有明确形成，而这时却如泉水一样自动涌现，连自己都吃惊、都没有准备似的。

他继续说，一九五三年的时候，他老人家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说是“确立”不起来的，今天“立”了，明天就不“确”了，所以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间是十五到二十年。可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九五六年就建立起来了，真是快马加鞭。党内一直有人“反冒进”，说走快了走快了，而毛主席则批评说不要做小脚女人、不要泼冷水。你看，针锋相对！那几年呀，今天才互助组，明天就合作化，今天才合作化，明天就高级社，接着就是对私改造，消灭资产阶级，一直到公社化、大跃进、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民大炼钢铁、粮食高产万斤、城乡大办公共食堂！日夜忙，恨不得不睡觉，群众也热情高涨，好像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那时全党发热，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说了许多过头话。临了呢，其实是失败了，要调整。一个美丽的童话，一个不能实现的神话，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信仰和实际谁更厉害？还是实际厉害。

压缩、降温、调整。虽然提出反“左”倾，但还要看主流、看成绩、爱护积极性，要不然有个帽子要你戴，叫做右倾机会主义！那时全国饿死的人，数字可能很大！亭州农场也饿死四十六人，我也有了责任，因为农场是我一手办的。办农场那时是为了安置城里下放人员，就是执行调整的方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这些人留在城里也是个死，到农场有活的可能！亭州城里饿死的人其实更多，浮肿病，青紫病，说死就死，走着路就一头栽下来，都是饿出来的；但城里人每月还有一两油、二两肉、二十四斤供应粮，八斤山芋算一斤米！这几年调整，才好了几天，又闹啥“文化大革命”！真不知道搞什么鬼！

兰贞急忙又捂住他的嘴，小点声，你小点声！她低声说，我也记得一些过头话的，已经浮夸到亩产一万斤了，还要求土地再深翻、再多打些，说再过几年就只要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了，说超过英国只要二年三年，超过美国只要七年八年就行了，还说在座的都能看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他看着兰贞，问，这些话是谁说的？你怎么记得的？兰贞说，我记不得谁说的了，反正开会传达过的，报纸也登过的，我当时也特别兴奋，到现在印象还深。

他说，那时全党都热情高涨，那时不说过头话就跟不上，比这些话还要过头的话也有。不仅是党的领导干部浮夸，画家、作家、人民也浮夸，什么“划着花生壳儿过长江”，什么“打的粮食堆上天，就着太阳吸袋烟”。浮夸的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有认识了，都不提了。但是，如果五二年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哪里还会有五六年的对私改造、五八年的浮夸风呢？根子在这里！

停了一下，他又说，土地改革以后，让新民主主义“确立”二十年、五十年或者更长时间，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有些地方真是穷得全家人合穿一条裤子、合用一个饭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在经济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前提是资本主义发达到在自身之内再也无可发展了。“十月革命”是在经济落后国家胜利的，打破了这个原理。但取得政权以后怎么在经济上赶上去呢？这就必然成了大问题，就不是暴力所能解决的了。总要下得马来调查研究，采取一些适合的经济政策。在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如何既要现代化，又要社会主义呢？中国的这个“确立新民主主义”，就是一条比较实际的路、过渡的路、第三条路，是个创造。

兰贞睁大了眼。

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大量地经常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我寻思，这不正是说出了一种基本事实吗？说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普遍性永恒性，你不重视它，你就不行。谁不想发财啊？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如果要搞社会主义，何不搞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

中国革命之所以爆发和胜利，因为三座大山堵死了这种积极性，遭到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多数人的痛恨，《毛选》开头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描绘了这种积极性全被堵死的状况，所以革命的爆发才是不可避免的，正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推翻了三座大山之后呢，人们这种自然的历史的积极性就有理由要发挥出来，其结果就是社会经济的繁荣，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天赐良机。但过早的、清一色的和过头的公有制，就不符合这种历史要求，阻碍经济繁荣，是无产阶级左派幼稚病的表现，这就丧失了良机。不错，我们发展得是快的，也许全世界数一数二，真是迅速改变了国家面貌，但也许我们本来还可以再快几倍，如果能避免刚说到的不合理的东西，如果能更合理一些。

列宁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无法独立自主，要么拥护资本，要么拥护劳动，绝无当中道路可走。那么，我们要问，如果是在落后的农业国里呢？是不是需要让小资产阶级，以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个大的发展？给这个社会提供一个厚实些的基础。我认为这是必然的，是符合列宁的逻辑的。这首先是眼睛看得见的实际问题，然后才是理论上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农业上应当鼓励发展中农以上的经济，工商界应当恢复“林家铺子”，恢复《子夜》里的那些人物，当然，也要帮助祥林嫂、阿Q、润土、骆驼祥子这些人，我们领导的社会跟旧社会还是不同的嘛。本来我们应当守住“新民主主义”，并且坚决地“确立”起来。那时这个文章是好做的，现在如果回头做，就难了！

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我们所处的中国这个现时社会，你听了不要泄气，只能是初级而又初级的阶段，你不承认不行，事实就是如此。你看这个亭州市，地处苏中，在全国也不算穷，解放前就是方圆百里的商业小城，但解放十七年了，到今天连自来水还正在破土动工，电灯也不普及，全市只有市委一辆小汽车，还是上面分配来的一辆旧车，市委书记市长到地区开会才用，一到晚上，亭州基本上一片黑暗，这算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上是的了，可实际上差得还远。

这就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的矛盾。其实是过去实行对私改造过头了，现在应当倒过来实行对公改造，把一些东西改回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从根子上权衡一切、调整一切，恢复不同的经济成份，使之处在互为促进互相有利的比例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清一色公有化是弄不下去的，要大踏步地“退”、“退”、“退”，直到“退够”，要我说真心话，我理解和拥护这条路线，但这并不等于我改变了社会主义信仰。

这些话，很容易被视为主张资本主义，其实不是，也不是我发明的。这方面的争论，说是涉及主义、道路、党的存亡这些大问题。我如果公开说我赞成这种主张，我就要被打成党内的一个“右派分子”。这次《十六条》就好像拿着这个帽子，准备在我们这些人里找这样的对象。进入六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论战更加激烈，这方面的分歧是很大的。到底谁对谁错？谁是马克思主义、谁是机会主义？问题出在修正主义，还是出在教条主义？还是应当把二者加以调和？其实把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加以研究解决，就是最实际的事情，何必说许多空话？问题不一定非此即彼，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有折中的、中间的道路可走。

兰贞崇敬地、轻声问他，你是先知先觉吗？他说，要说先知先觉，“确立新民主主义”就算得上，这“确立”二字用得多好！不过，正确同时就可能是不幸。在一开始，多数人往往把真理看作谬误，只知道教条而不知道从实际出发，可能还要加害于提出真理的人，群起而攻之，就是报纸上说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不是盲目、盲从、愚昧吗？

兰贞害怕地说，我们级别不够，我们不考虑那些大问题，让上面去考虑、去争论吧，我们既不当“左派”，也不当“右派”，我们不说话，到最后再看。

他说，是的，我们没有资格考虑这些大问题，但上面的斗争，总的还是能听到一点的。比如毛主席以前说，“想翻案的人不少，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还说，“党内有人听说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就舒服得很，说赫鲁晓夫是对的，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你看，从大约十年前的这些话，透露出上层内部的斗争一直有多么激烈？证明我们平时偶尔从窃窃私语中听到的一些东西不是空穴来风。我一直暗中捉摸体会这些话，猜测中央内部分歧的情况，只不过从来不对人说。现在矛盾这样公开，《炮打司令部》也出来了，等于公开宣布在党中央里另有一个司令部。这是真的吗？简直惊天动地！

兰贞紧张地抱住了他。他说，我记得在反高岗饶漱石的时候，老人家就说过这话，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现在又说这话了，问题还小得下来吗？全党没有疑问的权利！只有相信老人家，跟着老人家走。而老人家这回是走了极端，情况好像倒是他被压抑好久，现在起来写大字报“造反”，豁出来了。全党一边服从着，一边也就疑惑着，真有必要这样做吗？问题到底在哪里、应当怎么解决？要全党的干部像大中学生这样闻风而动，怎么可能呢？干部的头脑总要冷静一点复杂一点，我们是能体会和猜测到分歧的一些来龙去脉的。

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大中学生的多数、甚至全体，是一点儿、半点儿也不懂的，他们单纯、无知、狂热，是最幼稚的“左派”，而少数早熟青年，是有个人野心，梦想“造反做官”，接我们的班、夺我们的权，他们是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青年在思想上容易信仰教条主义的、极端的东西，喜欢夸大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复辟呀、苏联变修啊这些可怕的事情，好像他们去考察过的一样，好像只有他们才为红色江山的前途命运担忧，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只是跟在《九评》后面起哄，少数人是窥测方向，耸人听闻，用大谈这个做为资本起家，是一种政治投机。

南斯拉夫、苏联人民都是傻瓜吗？不是说不干涉内政吗？不是说国家民族的命运只能由那个国家民族自己决定吗？如果人家果真变成什么样了，那也自有人家的道理。对于人民而言，是一样过日子，说不定还过得好些。教师里面有很坏的家伙，有潜在的老反革命、右派分子，他们想利用我们党内的矛盾斗争，利用这个特殊的运动，在背后煽动学生，唯恐天下不乱，希望看到共产党搞糟，有个别人已经向我承认和检讨，表示要立功赎罪了！

这些，我们在常委会上，在常委私人之间，是不好随便议论的，各人自己心里去分析形势。上层内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下层怎么办？《通知》和《十六条》上批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接连三个“很不”，说明着大多数，也说明着毛主席对于党内的思想情况很清楚，但他要用学生来推动、改变这种情况，使我们能转变三个“很不”。《十六条》上说，要使群众、使年青一代，得到锻炼。我们各层各级呢，做年轻一代的活靶子！

正常的工作、经济建设，都没法管了！也只有学生，还有一些青年工人，才会感到莫大的兴奋，像吃了什么兴奋剂一样。他们想不到毛主席能这样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甚至还找出毛主席青年时代的一句话来鼓舞自己，叫做“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人民者，我们的人民。我们不问，谁问？我们不管，谁管？我们不干，谁干？”乖乖，哪百年哪千年有过这样大的“自由，民主”啊！简直给了特殊政治待遇似的！

闹市委的时候，许多家长要把孩子拉回去，他们根本不相信天下真会有这种“自由、民主”，他们是知道有“反右派”、“秋后算账”这么回事的。确实，一些人到时哭也来不及！《通知》和《十六条》当然没有说算账的事，但我们作为具体的各级政权，对这个帐不算不行。一定要狠狠算，以后才没人敢乱来。

让他们来闹这么大的“革命”，他们能闹出什么来？又能讨到什么好？这根本就不是群众运动，而是对群众不负责任。古代把我们称为“牧民者”，把群众比作羊群。那么羊群的实惠是什么？是绿色的草原、清清的河水、安静的日子，而不是被驱赶着奔啊奔，奔向美丽的海市蜃楼，那其实是一滴水一棵草都没有的沙漠、戈壁！

兰贞敬佩地看了他一眼，听他说下去。他说，谁都无限崇拜他老人家。但回顾起来，对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面确实有过很原则的分歧。至少县团以上的人都知道，十年前有个“八大”的《决议》，我昨天在办公室特地把原文找出来细细看，我刚才说那么多，其实都没有离开党的这个决议所提出的问题。有一段最为经典，我一字一字背得出来：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你看，十年前的一九五六年就这样说了。真正是经典啊。先用了两个“已经是”，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什么，其中最关键的是指出“落后的农业国”这样的现实，你想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就应当考虑与此相适应的途径，而不是不切实际、操之过急。但这是从远处、从几年前说来的，其中意思隐含不露。接下来一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这就把前面两句话并成了这样一句高度概括的话，拉到一九五六年的当前来说，“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这其实是在说，假如我国尚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呢？那么，几年之前的“这一矛盾”，在那时，本来是有另外的更好的解决办法的，就是“确立新民主主义”，只可惜没有那样做，而发生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情况”。至此，就对这种“情况”在理论上做了一个不总结的总结，作了不清算的清算，作了不回答的回答，也作了不是伏笔的伏笔。但没有停留在这种总结、清算、回答和伏笔上，而是顾全大局，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现实出发，委曲求全来想办法，这办法就是努力发展生产力！“落后的生产力”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先进的制度”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而已，实际上不言而喻在说：既然生产力这么落后，你制度这么“先进”，不是太超前了吗？既然超前，还“先进”什么呢？但事情已经做了，又不能不说“先进”，所以就把现实的主要的矛盾，概括为“先进的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不言而喻，面对这一主要矛盾，就应当把制度“退”下来，但没有说“退”，不好这样说，只好强调问题的另一面：发展生产力，抓生产力才是我们的主要工作，而不是相反地来做所谓巩固制度的事情，比如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道路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党内斗争，等等！

你看，多么强有力的逻辑，多么外柔内刚，多么清醒，又是多么高度概括，指出了正确方向，也指出了正确道路，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绕了大圈子，坚持了真理，而又不伤和气，真是了不起，真是费了苦心，多么高的政治水平、语言水平！从根子上来说，主张确实不同！但也不是不可调和的，因为都是要把国家搞好嘛。“八大”这个《决议》本身，我认为就已经是党内协商的产物，特别这段话，何止千锤百炼！全党要真正能在这个基础上统一到现在就好了。

兰贞说，好像是你分析的这么回事。他说，确实就是这么回事！老人家当时也没反对，可能还很欣赏，但后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就说：“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这个提法是不对的。于是他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他这样提，客观上是东欧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还有西方的反共高潮，使他重新考虑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也不是说毛主席就不关心搞建设，只是这一改就把务实放到了第二位，把务虚放到了第一位，或者说是要用务虚领导务实。

到现在已经十年，在主要矛盾的提法上谁也不敢再改回去。“八大”以后，“九大”到现在也不召开，就是说，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一边搞建设，一边就要记着那个“虚”的东西，防着不要犯“走资本主义”的错误。

老是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好像计划经济就是好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坏的，就是资本主义，几乎要完全拒绝市场，在理论上不通，在实践上不可行！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内涵被弄得很混乱、很狭窄。老是有“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矛盾。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批判“合二而一”，批判坏电影坏小说坏戏剧。批个不停，这也不行，那也不是，弄得手脚放不开，大家神经紧张，既好像清楚，又觉得糊涂，一切僵化了。务虚就这样完全妨碍了务实。

人们越来越觉得应该把脑筋把力气用在按照“八大”《决议》的指引，搞好经济建设上！一边搞建设，一边必然还要对所谓“先进制度”做些调整，也就是“退”。

可是六一、六二年以来天天强调阶级斗争。其实地主资产阶级不是早就被剥夺或者赎买了生产资料吗？他们不成其为剥削阶级了。后来又提出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么说，是斗争对象转移到共产党内来了，或者共产党里产生新的地主资产阶级了？去年社教《二十三条》提出了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党内有《通知》，党外有《十六条》，还是说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斗争就这样真的斗到党内来了，绝不是说说而已的。这其实是把正确的“退”字方针，当成反动的东西来斗。党内推不动，就请党外的学生来。

按照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学生运动是历史进步的先锋。但难道要在党内划分阶级吗？怎么划呢？难以理解，也很难办！除了搞运动整干部，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关系老是紧张，但国家的各项工作又要靠干部做。林彪用他的军事术语加油添醋说思想战线永远不停火！你说，这日子怎么过？井岗山、延安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套，巴黎公社绝对平均主义的一套，当时是令人感动，一时产生很大力量，但不能照搬到正常社会中来，不能靠那种方法、照那种样子，来要求和建设这么大的国家、管这么多的人口。首先在党内就通不过。要真的照中央5月中旬批转下来的《五•七指示》过日子，谁都会感到太紧张、太刻板、没意思。那是半军事化的社会，只能用于一时，不能用于长久。我就不愿意过那种生活！

老人家已经七十三岁，他在的时候要统一于他的认识，他认为只有他是对的，他想得最远、最周到，别人都跟不上。但“万岁”之后呢？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老人家会老是像照片上那个样子到永远似的，让人感到心里踏实。就好比一个人家，老父亲这棵大树不倒，就是全家人的幸福。但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要说世界上了，即使小小亭州医院里，也每天都有死人。可是我们往往就不去考虑，好像我们自己也会永远活下去、不会有那样的一天，其实每个人都有那一天。

老人家老是担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在《九评》中提出了接班人五条标准。他老是在想，如果他眼睛一闭，共产党打来的天下，是否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天下？共产党会不会起什么演变？他成天在想这个，也不能说不该想这个，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他强调得太过份了。再说，党内不能这样斗下去。但现在看来，这个斗争已经公开化、社会化了，不斗出一个结果来，就不会结束，党内党外混战一场！

我现在看不出这场混战能解决他多年考虑的“反修防修”问题。这是在表面正确的口号下，维护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错就错在没有坚持“八大”决议的方向。他怕的就是“接班人”以后改变了他的“社会主义”，怕的就是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还有匈牙利事件、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复辟这些事情。

他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一九六五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讲了中央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总是这样怕人。但我们一般人听到这些话也很难往深处想。现在他下了大决心，要创造一种革命的新阶段。

但是，一切其实还是“八大”所反映的老问题，我们面对的，其实是要“退”一“退”的问题。多年以来，问题不在于出了修正主义，而在于出了教条主义，当然，也不是不要反对修正主义。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矛盾不到过程完结是不会结束的。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多长的过程，又将是如何结束呢？你能想像吗？

他以前说过，不怕几十万群众上街，蒋介石就是我们发动群众把他斗垮的。现在，真的这样闹起“大革命”来了，发动群众进攻各级党组织，说是“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还要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那么，这两个方面加起来，从干部到群众，不是人人都要扒层皮吗？我看，这将会成为最大的现实问题。运动才开展四个月，这不都看到了吗？你斗我，我斗你，而学生很敏感，《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那里给学生打气，矛头指到各级干部头上，叫做“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

我们决不能被这样牵着鼻子走、不能任其泛滥啊！到最后，我看一切就要倒过来了，由我们跟他们算账，要查一查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大中小学教师，还有各行各业的人员，看看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如何，哪些人可以划为新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运动就会这样轮流地斗争下来，达到“大团圆”。

无论从哪方面看，总的来说，到最后，吃亏的只能是这些青年人，而不是我们。我们已经冷眼看出了他们的结局，他们呢，还正在起劲、正在像肥皂泡一样膨胀，终将破灭！从现在开始，正常的日子已经过不成了，中学生没有大学上，大学生误了学业、误了分配、误了恋爱和结婚。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过去，到他们要考虑切身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没劲了，到时有一天他们也会说，不闹了，停止吧，让我们上学、让我们工作、让我们谈对象忙结婚吧！到大家都感到过不下去的时候，运动也就结束，再也不想他斗你、你斗他、斗争不止了。事情就将这样，从正面走向反面，肯定的走向否定，否定的走向肯定。我心里真有这个预感、有这种预见。天才人人都有一点，我这番话就算是个小聪明吧！

兰贞轻轻抱紧他的腰。他说，我也许永远都不能看得清，即使我看清了也不能起什么作用，我的地位只不过是县团级。虽然我有些思考，但我受的也是毛泽东思想教育。他老人家不是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吗？我先要充分了解“实事”，然后还要去“求是”。最好是到苏联，到南斯拉夫，到欧洲，到美国，到全世界，跑一跑、看一看，也把我们全中国跑一跑、看一看，然后想一想。我是有这个心愿，有这个精力的，我才四十五岁嘛。但现在这样叫学生造反，叫自己的天下大乱，怎样去“实事求是”呢？现在我们只有跟着运动走，走到哪算到哪。

现在我们市委，就像“维持会”一样，维持住一方的太平，不要让我们管着的这一小块地方乱得不可收拾，就是对国家的负责，也是对他老人家的负责。我怎能放手发动群众来反对我们自己？我要放手发动群众来和这个运动做斗争。我们这是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全国的党委都让运动就这样顺当发展，让这些“假左派、真右派”得了势，那不是完了吗？矛盾总有两面，不可能把我们这一面取消掉，对这个运动，我们不能无所作为。我们是基层政权的实际工作者，我们天天面对的是很具体的社会实际，不能天真，不能麻痹大意，不能头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匈牙利事件不就是教训吗？事情过去才十年呢！

兰贞不由得抓住他的臂膀，说，你这些话永远不要对别的人说。他默默搂住兰贞的腰，把头点点。

他问，儿子睡了吗？兰贞说，还在练字，老先生要求他的，早晚练字，白天作画。他听了不则声。儿子二十岁，高中三年级，本来应当上大学去，但文化大革命来了，中央决定高校推迟半年招生，发表了《社论》，说要“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但怎么改革也没说具体。北京“女一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旧的高考入学制度，北京“四中”全体师生响应这个革命倡议，认为高中毕业生要先到工农兵当中去锻炼，取得工农兵给予的“毕业证书”。还有上海六十一中的、长沙一中的高三毕业班学生控诉旧的升学制度，要求取消高考，好像都发了疯。高考这就停下来了，全国大中学校师生都投入了文化大革命。

从六月算起，运动已经有了四个月，一切都超乎原来的想像，再有两个月又将如何？能结束吗？一旦结束，这些高中毕业生怎么办？怎样组织他们到工农兵当中去？大学怎样招生？教育怎样改革？这些都得等待中央的指示。但毛主席正在天安门广场一次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小将，运动方兴未艾，高考这件具体事情看来有遥遥无期之势了，而学生们也正在兴头上，他们把高考上大学这件事好像给忘记了。其实这才是他们最为切身的事情呢，可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成了一种大势所趋，没人再提高考这件事了。

儿子宗真对运动不怎么感兴趣。这孩子性格内向。运动刚开始是由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去“破四旧”，他们市一中最早“杀”出校门，首当其冲是把学校后面一座古庙破坏殆尽，造成了古代文化遗产的严重损失。宗真跟在一群学生后面去破“福音堂”的“四旧”，里面空空的，原先墙上的耶稣雕像没有了，张贴着一张毛主席画像，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破”，又看不到一个人，找不到一本《圣经》或教会的宣传品，到处打扫得很干净，看来“福音堂”已经被别人、或者自行地“破”过“四旧”了。后来意外地在屋角上发现了一堆书，书上盖的却是“亭州市工人文化宫”的戳子，这些书不知怎么到了“福音堂”的。于是几个人就各取所需，宗真取的是一本《芥子园画谱》。他就带回家里照着作起画来。后来兰贞发现这孩子作得挺认真，临摹能力很强，说，“四旧”不管怎么“破”，将来总还是要文化的。不如找个画家教他吧。他说，你想儿子成名成家呀？郭沫若都说了，他写的书都要烧掉，他也要到越南前线向美帝国主义扔手榴弹。兰贞说，郭老这么大年纪了，说这些话做什么？难道有人逼着他这样说吗？是的，他心里也不觉得郭老这些话说得对，即使有人逼着，也不应当说这样虚假的话，听上去都不像一个正常的人了，好像很可怜。他当然知道，郭老的话说得再认真，其实也是不能当真的，倒可以当作故意说的反话。他就托人暗地里找到了一位老先生，六十多岁，因为历史问题受管制，长期以来没有生活着落，靠给人刻章、还有“代写书信”过日子，但在亭州，山水画方面没有超过他的了。宗真就每天都到老先生家里去接受些指导，回来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用功，进步很快，卧室墙上贴了几张临摹的山水，像是那么回事了。他跟民政局招呼了一下，暗中将老先生作为老艺人给了一份生活补贴，每个月二十四元。这孩子在书画上可能会有点出息。不过这并不是做父亲的希望。他希望儿子将来做金融、外贸方面的工作。但将来的事情还是将来再说吧，现在这样度过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光，从各方面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正想到这里，女儿宗静却来长途了，从北京打回来的。兰贞拿着电话听里面叽叽呱呱说了好多。兰贞问要不要爸爸跟你说话？里面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兰贞叮嘱了安全，要她赶紧回来，就把电话搁了。兰贞说，她们今天见到毛主席了，天安门广场有上百万人，她距离毛主席很近，看得很清楚。大家举着《毛主席语录》本，不停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把嗓子都喊哑了。人向前走时脚都不用沾地，整个人潮往前往后地涌，像波浪像潮水一样。她们一起去的都冲散了，但最后都回到了住处，不曾有被踏伤的，只是脚上鞋子有掉了一只的，有两只都掉了的。同去的带队老师上街去给大家买了鞋子袜子。说广场上收集到的“臭咸鱼”用大卡车装，也无法去拣找。她说有好多话要回来跟你说，所以电话里就节约了。

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好像看见了女儿调皮可爱的笑脸，并且想起了正睡在床上的六岁的小女儿宗欣。他心有余悸说，丫头才十四岁，要是跌倒了，成千上万的人踩过来……。兰贞说，还好，她们没有听说有损失，组织工作做得是好的。想到女儿竟然见到了毛主席，他心头不觉一热，眼睛都湿润了……

他说，记住这个好日子，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对毛主席的朴素阶级感情，不光是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我们也有啊！这是他老人家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他是放出哪吒来闹海，放出孙悟空来闹天宫呢！让我们挨闹！

但招呼是有的。5月16日《通知》，还有《炮打司令部》，县团级以上是得到传达的。不但有招呼，而且有晓谕，对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处理，对我们就是一个晓谕，你不跟着走，这就是榜样。还有比北大党委、比北京市委更大更显赫的党委吗？没有了！他现在用了林彪，他接见红卫兵时穿上了军装，这些意味着什么？我敢说，老人家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是有安全布置的。肖华上将作的歌词不是这样唱的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兰贞倒抽冷气，小声问：安全布置，真的吗？他说，我有根据。5月16日《通知》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你说，这情况怕人不怕人？这些话是写发给全党全军的，每一个字都是值得掂量的。为什么他接见红卫兵时，穿上了军装？要从这段话去理解！他对形势既然有这样的估计，却不作一定布置，岂不是纸上谈兵、打草惊蛇？孔子早就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请设左右司马”。你说，5月16日《通知》上说的这些，是杯弓蛇影呢，还是情况确凿呢？

兰贞颤抖着劝他，不说这些了，我听着都怕。

他说，这个《通知》的一开头就说了一件事，说中央决定撤销一个叫“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文件，说这个文件在没有得到毛主席同意的情况下，采取极不正当手段，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忙发到全党。中央在《通知》里向全党说出中央内部这样的事情，可见斗争真是很激烈！《通知》的内容就是对这个“提纲”的十点批判，并且要求把这个“提纲”跟《通知》一起发到县委以上展开讨论。这个提纲过去我们是收到的，那时哪里想到这个文件毛主席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斗争恐怕真是很复杂！

兰贞颤抖着说，我们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无限相信毛主席，我们对毛主席的感情跟全国人民一样比海深、比山高，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你跟杨书记一起把亭州的运动处理好，太太平平的到结束，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对党负责。兰贞几乎是大声说了这些，就扑在他的怀里，啜泣一声，哭了起来，身子颤抖着，处在一种特别的恐惧之中。他心里乱纷纷的，鼻子一酸，眼睛也湿润了。

可是，亭州小城的运动，却也不是那么简单……

第九章 宗进庭的往事回忆：故人

一九五九年。他似乎看见了十多年没有看见的一个人，但视线被电影散场的人流隔断了。他忽然感到胃里作泛，耳边响起了那三枪以及后来的那一枪，震撼心肺。在一种黑夜的背景上，他看见自己仓皇逃命。

一颗子弹“卟”一声打进旁边的树里，那沉闷的死亡的声音。他就势滚下大圩。无边无际的芦荡救了他。河水很凉。他清醒了，知道自己错了。

他们穷追到圩上，又打了一枪，子弹嗤嗤穿过芦苇。谁能保证你今后不会向敌人招供呢？就凭你没有按布置北撤，就应当除掉你。就凭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你，竟然睡在地主女儿的床上，就应当除掉你。

那时他不顾一切舍不得丢下兰贞，他要得到她。也许北撤以后兰贞会被嫁出去，或者落在别人手里。他越想越受不了。谁也不知道北撤以后实际上何时能打回来，对于个人而言更是命运难卜。他没有想到会派人来除他，但其实他应当想到，因为在这之前他按照同样性质的命令，毫不留情除掉了几个可疑分子，执行者心里充满保卫革命的坚强意识。

他的错误在于侥幸地以为，除奸镇压作为一项工作大约是过去了，而且他是在自己的辖区之内。但组织是严密的，如果能让人侥幸过去，就不叫组织了。一切他都懂，可是他还是犯了错误。

决非神经衰弱，他刚才看见的是郁平。当然，一切都已做过结论，看见谁都不该引起他害怕，但似乎不应当再遇着来“除”他的这几个人，虽然他们也是奉命行事。

活见鬼，郁平怎么会参加到除奸队里去的？他是一个学生而已。但郁平朝他打了一枪，事后他有机会听传闻说那第三枪就是郁平打的。那一枪不同寻常，子弹从他头旁尖啸而去，郁平一心要打死他。

他回到家里，兰贞系着围裙，正在水池边洗衣服。她把晚饭忙好了。至今没有看见过比兰贞更好的女人。他不知道该怎样理解兰贞那始终诱惑着他的从神情到身体之美。

人生的好时光并不短暂.一九五九年那时,兰贞也才三十二岁，他也才三十有八，但他们已经恩爱十多年了。兰贞没有变老，由于进了城，当了干部，生活条件好，她比从前更美。他把路子走对了。连当时那样不顾性命要娶兰贞，都是对的，因为兰贞就是兰贞，不能用“地主的女儿”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她。他顺从了内心深处的愿望和自己的看法。当然，他后来更对，要不是他只身北上追赶队伍洗刷了自己的错误，现在他将算是什么人就非常难说。多少人不能两全其美，而他却做到了。险啊！

老宗，你的脸色怎么不大好？兰贞的关心总是体贴入微，兰贞的好听的声音总是像一只温柔的小手能抚慰他的心窝。没有事。说着他走往屋里走。洗一下手！兰贞提醒他。他又折回，挨在兰贞身边，心里温暧着，接过兰贞递在他手上的肥皂，把手洗了一洗。

郁家的人就是那个模样，高个子，背微驼，下巴长，神态冷静沉着。十几年前他虽然已经注意到郁家的老二郁平，但郁平那时还小，他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他记得郁平后来是读盐阜师范去了，那是新四军办的学校，郁平去读书就等于参加了革命，如果没有周折，资历从那时算起，也不短了。

那一枪是想把他除掉的。他竟然吃这小毛鬼的一枪！以前郁平每遇到他就会恭敬地站到路边去，完全知道一个学生在本地革命政权领导人面前应该如何。

刚才看见的那个人衣着庄重讲究，有身份的样子。郁平不可能在这小城里工作，要不然他不会不知道。是他眼花了吗？

那天夜里那么黑，是兰贞警觉，推醒了他，说外面有人。兰贞赶紧地穿衣服。他一下子想起了事情可能有的严重性。他有了很准确的判断，马上溜出房间，窜到院子里，上了墙头，然后跳到外面撒腿就跑。

老宗，你的脸色确实不太好。不要紧，我想起了一些事情。什么事啊，不要盯着想它。我想起了我从你家逃出去，差一点被枪打死。啊呀，现在还想那些事做什么，那是误会，做过结论了，你命大福大。对，我命大福大。兰贞真会劝人。他在几千人面前也能做长篇报告，可在兰贞面前，他就有些脆弱甚至幼稚了。

后来，在路上看见的那个像是郁平的人，好长时间，他再也没有看见。

他忘不了他的堂姐。堂姐是当地最好看的女子。回想起来，不能否认他心里暗暗爱他的堂姐，不愿意他的堂姐属于任何别人。他记得他在那种年龄曾经于想像中对堂姐有过放肆，但那只是想像而已，堂姐堂弟是不能做夫妻的。

堂姐是他二伯父的女儿。她真是个大美人，那么高挑妖娆。她的脸上有一颗二伯父式的黑痣，就在右边脸颊靠近耳垂的那儿，人们都说那痣在女人是风流，或许会要她的命的。

堂姐和兰贞是好朋友，但她们相差好几岁。她们是何时做起好朋友来的，他不甚了然。他这才注意到，原来兰贞是一个小美人，这一定就是堂姐喜欢她的原因。堂姐的归宿他试想过若干回，总没有一个使他放心满意的结果。

如果堂姐当时知道他这个堂弟的痴情，也许她就会珍惜她自己了。不，也许她会大笑着全不当一回事的。多么羞愧啊……

他曾痛心地预感到堂姐是个没福的女子。堂姐后来投河自尽，别人也曾这么说过。

郁平的父亲那老狗，如今算来当时岁数也不是很大，不会超过四十五的年纪。那老狗身强力壮又富有钱财，作为地主有相当多的田地，作为商人开着两爿大店和几个作坊。在当时社会那老狗是一方能人，比一般地主高出好大一头，脚上似乎终年穿着贼亮的皮鞋！

二伯父家的那个小店必须到郁家大店去进货，堂姐早已被郁家老狗弄上手，二伯父不会不知道，也许他出于贪财本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堂姐作为乡村女子当时那么大了还留在家里，原因现在当然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就是由于郁家老狗霸着她，而她也心甘情愿！

使他回顾起来仍然痛苦难消的是，堂姐竟能做到外表上一点不露声色，作为堂弟，他也是被她欺骗着的。但在堂姐眼中，他只算个孩子，而郁家老狗才算是一个男人。想起这些，他好像永难摆脱一种愤怒。

他一听说堂姐被老狗拐到荷州住旅馆去了，心里就如戳了一刀咕咕地冒血。他当时以至现在都不能想像，明眸皓齿艳若桃花的堂姐，怎样被老狗拥在怀里肆意所为，所谓的美人痣被老狗油光光的大嘴吻了多少，堂姐同老狗穷欢极乐、以她如玉之身百般淫浪不知羞耻……

二伯父财迷心窍而又胆小怕事。堂姐跟老狗走了他一定知道，但他一声不吭。有个闲人在荷州看见堂姐与老狗双双坐在黄包车上，就把这事说了出来，事情传到大伯父耳里，这才引起轩然大波。

大伯父打了二伯父一个嘴巴子，并且就叫起八个本家弟兄赶往荷州。他们在荷州大街小巷找遍，也没有抓到这一对可恨男女。但堂姐却悄然回到家中。

堂姐遭到空前蔑视并且失去自由。大伯父谋划把她远嫁它乡以便根除丑闻。当时他已夜夜同兰贞相会，兰贞说她去看过堂姐，你的堂姐死了心只跟老狗，老狗已经给她在荷州买了房子，到时她往荷州一住完全是她的自由，你这个堂姐说话叫人羞耻叫人害怕。兰贞为堂姐流过多少泪水，大骂那老狗害人不浅。他完全理解兰贞的心情，把她搂抱怀里……

郁平的父亲那老狗躲在窝里不动声色，走出来仍然一本正经是个人物。全族的人恨得牙痒，但没有拿住、不好冒失。

堂姐抗婚，夜里爬进大河，族中有人振臂一呼，众人七手八脚，把堂姐的尸体抬进了郁家大门摆在堂屋正中，并且大打出手，把郁家一堂红木桌椅全部打坏。郁平的父亲那老狗从后门逃出却从大门进去，后面就跟上了郁氏家族的男女老少。两军对垒，仇恨的目光如箭直射，懦怯的神情却同时在脸上闪烁。那老狗振振有词，责问得宗氏一方无言以对，认识到没有硬铮证据就属以尸讹诈。这事情当时震动四乡八野，根据地革命政权只能叫宗氏族人把尸体抬出郁家，燃放了足够的爆竹作为赔礼。

十几年之后隔了时代，看这事情完全如同一场离奇的恶梦。当时宗氏一族蒙垢受辱，想起来还是叫人愤恨不已。

后来大伯父去世，大家都说是老二家那不争气的姑娘送了大伯父半条命。但二伯父却能把头埋在裤裆里一直活到现在。

堂姐爬进大河香消玉殒，他正挎着盒子枪在区里开会，族中一人奔去告诉他这一恶耗，他一口气就闭了过去。

堂姐的事情决不是一条人命的问题，他心中认定了这一点，暂时咽下了这口恶气。

堂姐被匆忙入土。大伯父不让堂姐葬入宗氏坟地。二伯父在他面前诉说此事，如果不能葬入祖坟，就只有到村西北乱坟地里去了。他的圆弯没有成功，堂姐就这样葬在村西北乱坟地。每当大水，那里就都淹没在水下，叫活着的人心里不是滋味。

堂姐下葬那天，族中平辈和晚辈的女人都去了，她们放声嚎哭，几十个女人走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行进在高高的土圩上。嚎哭之声向四野传去，天上疾走着大片的乌云。

兰贞后来说她哭的时候想到的全是堂姐命苦。兰贞说，好人，你以后会不要我的，我晓得你们里头规矩大，我以后一个人过，或者就找你的堂姐做伴儿去。兰贞把头埋在他的胸前不肯抬起，他的胸前被她的泪水弄得一片潮湿。

他感激兰贞的一片深情，他终于没有丢下兰贞，而且还差点为此丢掉性命。不管曾经怎样为此受过处分，至少在自己心里和在兰贞心里他是有情有义的人。一时，兰贞成了他的历史污点，但也是他心中的骄傲，那些背地里不怀好意闲谈着他的人，内心里也许却是羡慕和赞美的呢，他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了解人心。

大伯父在其最后几年用尽全力同郁家老狗展开经济斗争。大伯父广筹资金开办五洋百货商行，同郁家商行对抗在那乡间小镇。郁家店寸步不让，同时又做起粮食生意。老狗在外面头路颇大，与上海申大无锡九丰拉上了关系，专门收购大黄皮小麦，转手之间获利无算。有一年郁家老狗收购黄豆三千担，已经装舱准备外运，但对方油厂失火无力接受。老狗受到打击。人心大快。没想到黄豆在郁家仓库积压不久之后，豆价上升，老狗坐收暴利一万二千大洋。大伯父气得吐出饭来，大骂苍天瞎眼。

从那以后，大伯父知道自己力不从心，不能斗倒郁家老狗，就把眼光深沉落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大伯父对共产党不以为然，作为侄子的他做了共产党的乡长，他也从不看作荣耀。作为一种垂青，大伯父召见了他，说，进庭，你听我的话不要贪恋兰贞丫头，她生在地主家庭，你既然吃共产党这碗饭，就要守共产党的规矩，你怎么能娶地主家的人做老婆呢？这叫做“妻族不旺”，这件事你万不可任性而为啊。大伯父说，子孙当中就是你一个有用，光宗耀祖就全靠你一个人了！

大伯父的秘密召见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说的许多话并不对，但语重心长，总的意思却也叫人无法回避。那天夜晚从大伯父家出来，他顿感自己与进门之前已有不同。

大伯父属于农村自己生长出来的乡村政治家，可以说有一套无师自通也很管用的理论，从前几千年的历史就与这些人有关，他们的智慧给人以坚实之感。时间愈远，父辈就愈显得是一个整体，是你的根基，化为你的内在。他们虽然离开人世，但仍在你的心中活着，你越是有地位，就越是光宗耀祖。对此，他虽能感觉得到，却一向有意看得很淡，因为他参加了革命，所受教育所见世面全然不同。但当心中偶尔触着时，一种深沉，一种辛酸，伴随一种欣慰，油然升起，这也就是人生的一点意思了。

郁家老狗在经济上压倒了大伯父，堂姐的丑事象征着一方的屈辱和另一方的兴盛。两大乡族的较量淹没在时代洪流之中，没有任何意义可言，若不是土生土长并且亲身经历的人，对这一切将很难理解，以为是一个没有年代的古老的故事。

大伯父并不是召见一个共产党的乡长，他只是把他的侄子叫去“庭训”而已。在大伯父看来，作为一个成功的地主、有名的乡绅，在侄子面前没有自惭形秽的必要。

大伯父直接了当要他防着一个人在共产党里爬到他头上去，这个人就是郁平的哥哥郁富。你不要以为郁富是个文士，你就马虎大意，自古武将定戈矛之后，就是文臣安社稷，你们共产党如果坐了江山，郁富就比你有用了。他是共产党学校的校长，教出来的学生都是共产党的，他一年就送出几百学生，都是他的脚子。日后郁富能做大官，你却不能。你如果连这些都没有想过，你就真是草莽一条，人家把你按个罪名、发配充军，你还在做梦呢！

大伯父的话他只听个意思，不过大伯父不说，他也早已多少想到过了。

郁富的确是郁氏一族的希望，是唯一能在共产党势力里跟他相提并论较量高低的人物。表面上他们井水不犯河水，但实际上是一双对手，谁叫他们生长在同一块乡土的呢？

从辈份上说，郁富比他小，从岁数上说，与他同年。这辈份是两族之间何时所定，似乎谁也不甚了然，但就这样排下来了。他当时二十四岁做着一乡之长，可算是年轻有为，但当时郁富二十四岁做着区中心校长，同样年轻有为。

那老狗送郁富到荷州读的高中，外面世界不太平才没有再到上海读大学。对于只念过私塾的他来说，他不能不承认对郁富有些畏惧有些恨意，一种阴影难离心头。

他和郁富小时候是田野上的朋友。他们一起在沟头里掏过螃蟹，互相拍打过叮咬在肚皮上的蚂蝗；他们一起在大河边坐过多少回，观看天上的浮云和浪中的游鱼；他们一起偷过人家的西瓜一起在芦荡里找野鸭蛋，还一起打过交配在一起的野狗看它们各奔东西艰难逃跑。上私塾时他和郁富坐在一条板凳上，一起做过无数恶作剧的事情。他的文化就是在私塾里学的，他的大伯父喜欢他这个侄子，出钱让他念书。在私塾里，他曾经跟郁富比赛背诵唐诗和古文，可以说，旗鼓相当。而他的毛笔字，无师自通地写得长长的很有气势，小时候的郁富也承认毛笔字没有他写得好。当然，这都是童年的事情，后来的郁富在全区以毛笔字闻名，而他却默默无闻，因为他仍然停留在私塾时仿佛无师自通的水平上。许多童年往事现在都想起来了，当他下令枪决郁富时却一点也没有想起过。

当郁富在枪声中像顿时抽去骨架一样瘫倒，他有过一阵解脱的轻松，也有过异样的空虚和一种惭愧与恐惧，他努力否定着对自己的否定，而坚决地肯定着自己。那复杂之感如云影掠过心头，他清楚记得的是当时旁边大河里特别响动的哗哗波涛之声。

郁富那年从荷州回乡，他正好当上乡长，他们在路上相遇了，都才二十二岁。郁富穿长衫，一副文相，他敞着短袄，插着短枪；郁富有一个挑夫，而他后面跟着两个下级人员。郁富的个子本来高他半头，但当时他却觉得他比郁富要高出一截，郁富是他管辖之下的一个百姓、一介无能的书生而已了。郁富神情慌乱，浑身掠过一丝震颤。他慷慨有力地伸出手去，握住了郁富的畏葸的无力的手掌。美好的少年时代就在那一握之中永远消逝，并且转向反面。那日，初秋的天空层云密布并无雨意，天地之间是阴凉的碧色，遍野水稻长势正旺，树木百草繁茂，凉风带着草木与水稻的清香阵阵吹拂。那是原野上最为宜人的季节和天气。

他与郁富就那样交臂而过。他们都成年了。他们已经不能平等，不能重温什么了。他们心中也许有过那么一点点留恋，但他们还是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友好无间了。他们在实质上甚至已经成了对手和仇人，一切深藏形迹之下，只待日后展开明争暗搏。

也就在那年的那天，圩下小道上，几个小女孩迎面走来，路很狭，小女孩们自然给插着盒子枪的他让路了，静悄悄的一个一个打他身边过去，他把她们逐一看在眼里，其中一个使他着了迷，那显然是一个不寻常的女孩，像一枚鲜桃一样处于将熟未熟之际，那股清新妩媚，而且可以想见将来的温柔忠贞。都给我站住！他故意严厉地喝住了她们，一一查问她们是哪一家的，叫啥名字。他于是知道了她叫兰贞。后来他暗访到兰贞那年十六，当十六和二十二放在一起时，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多虑的了，好像所有一切都在心中盘算好了并且稳操胜券。其实后来因为事情繁多，也因为还不专注，他有好长时间没有再想起这事，当他再发现她时，她不知何时已经成了他的堂姐的一个小妹妹似的了，他心中的一团火这才“哗”地真正燃烧起来，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当时下令逮捕郁富并下令枪决，理由只能是郁富从北撤队伍里私自跑回。作为区中心校的校长，郁富是一个重要知情人，他是应当撤走也确实撤走了。然而，郁富却突然出现在村中，所以情况发现之后把郁富抓起来有充分的理由。枪决郁富这件事后来没有追究，也没有正式的调查。不负责任的议论是有过的，但也就过去了。现在，可以说是永远地过去了。

郁富既然从北撤途中跑回家来，本乡的除奸队就不能置之不理，为了对革命负责就应当采取果断措施。他一向是一个有魄力的人。

他当时请示过留下来坚持的一位县里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后来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由组织作了秘密安排。不管怎样他是请示过上级领导的，他一贯强调这一点。

郁富到底有无问题，到底会不会背叛，还是回来有特殊任务的，这只能是一个永远的谜。但要说他宗进庭有意公报私仇，这也缺乏根据。在清除危险分子的过程中，虽然会发生个别误杀，乃至会有扩大化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一点。一切不能离开当时紧张复杂的斗争形势看问题。

真正无法回避的却只在内心。郁富好像是一个族仇，又是一个情敌。但也许这只是自己心中的一种夸大和想像。不能因为他们二人分属二族，就说他们是族仇，如果说他和郁富还是好朋友呢，这倒真可以举出若干事例。也不能因为兰贞的父亲和郁富的父亲想做亲家，要不是郁富不从父命兰贞就成了郁富的人，就说郁富是他的情敌。谁也没有这样提出过这个问题，但不能保证在一定范围内不会有人背后有这样的议论。然而现在都早已烟消云散了。

按照他布置的人向他的报告，兰贞的父亲已被说动，只等他派出正式的媒人前去。表面憨厚内里精明的人，终于能在想像里肯定了他这个女婿的远大前程，于是拿女儿下了赌注，要知道，兰贞的父亲是一个中等的而且特别精明的地主呢。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的一天，他正好在大圩上遇到了兰贞，十八岁的兰贞好像一下子显得高挑而又丰满。你怎么一个人走路呢？他就把她拦进了圩下的芦荡。他说抗战胜利了你知道吗？兰贞不知怎么就被搂在了他的怀抱。他第一次搂抱到了姑娘人家妖娆丰软的身体，用嘴亲到了那柔嫩羞涩的脸颊，贪婪地看着她惊惶、欢喜、羞涩、纯洁而分外美丽的眼睛。他把兰贞亲得脸上红通通的出了芦荡，并且勇敢地说晚上一定去敲她的窗子。

他从此熟悉了兰贞家的墙头，和兰贞每晚都有相会。有一天，他和兰贞惊心动魄越过了那条界线，从此他一次又一次地越过，紧张、短暂而又甜美，留恋难舍。

兰贞的父母托人对他说，鬼子投降了，他该派人前去做媒提亲了。这虽然使他有点惭愧，但他头脑清醒，他告诉兰贞，同时也使其父母知道，还有个蒋介石要打掉，你们做老百姓的不晓得形势骨里紧张着呢，这一仗非打不可，但我们一定胜利。

尽管他得到了兰贞，他想起郁富还是心中不平。郁富凭着门第财富还有在外面上过学,被所有的地主家庭视为可意的女婿，而他却不生来具有社会所承认的那些自然的东西，他是凭了勇气凭了腰间的短枪做成了这事，如果不是郁富不要，他还得不到。那个现成的社会是为郁富准备的，而没有为他准备，他须得杀条血路为自己争取。这多么使他愤恨！

好多地主阶级子弟都投奔了革命，他们接受了革命理论，知道不能跟着他们出身的阶级一起完蛋，事情说穿了也就是这么个实质性。所以他根本不相信区中心校长郁富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郁富在区里办学名声大振。有一种无知的观点认为郁富的地位与前程是他比不上的，兰贞的父亲也暗中问过别人，宗进庭能比郁富还强吗？他的人回答老地主说，郁富腰眼里有枪吗？老地主听了不由得一惊。这事情使他恶心。他从没有叫过兰贞的父亲一声“爹”，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兰贞的爱恋。

在一九四六年夏天匆忙抓紧进行的土地改革当中，他相当地表现出了他的魄力。那时内战爆发了，老蒋扬言要消灭我党我军，为了动员农民支援我党我军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党中央发出了土地问题指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那当然是一场艰巨的斗争，谁愿意活活被剥夺呢？但在根据地，我们毕竟有政权，还有在土改中将获得土地的农民，这二者的结合是不可战胜的。

作为乡长，他领导了全乡的土地改革，作为村里的人，他实际上掌握着本村的土改进程。郁家老狗遭到沉重打击，先是一阵分浮财、挖地财，由于仔细认真，使其损失惨重，至于按规定比例没收其土地分给农民，对于所有地主来说都是一样。按规定不能侵犯工商财产，但郁家工商部份的财产也损失将尽，两爿大店里的货物连同桌椅板凳全被搬走一空，仅剩下店面还在，事实上你不能保证地主不把他的封建财产隐藏到工商财产里去，出现违反政策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郁家老狗带着账本逃走，也许只剩下荷州钱庄里的存钱。

大伯父慷慨传话，叫宗进庭该咋办就咋办。不言而喻，由于他的存在，村里对大伯父手下留情，兰贞家里也得到了他的无形的荫庇，这属于人之常情，与他并无直接的关系。

只要完成了土改，就是胜利！国民党军队已经向解放区进攻，很快爆发了苏中七战七捷，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在当时是可以用肉眼看得见的事实。他个人在土改中的工作也得到了不算过份的表扬。谁也不能因为百分之一的问题而否定百分之九十九的成绩，而所谓问题，在那样大的运动中是难免的。

郁富该注意的是从思想上真正拥护土改，而他宗进庭该注意的是掌握好政策。他和郁富在革命阵营里的地位由此显出了根本性的不同。经过土改，他个人在乡村中威望空前，而郁富已经不算什么了。

黄百韬薛岳兵团向我根据地进犯，我淮阴淮安失守，大部队向北方贫瘠的沂蒙山区战略撤退。北撤之前，组织上为兰贞的事找他谈过，他夜夜翻墙与地主的女儿相会，影响已经不好，他必须与兰贞一刀两断不要陷进泥坑。那一次谈话他永难忘记，但他至今不能判断组织上的这种要求是否正确，是不是他和兰贞的事就绝对妨碍革命？只能说对他的提醒在当时形势下还是对的，但他心中一直坚持认为，他可以既要革命也要兰贞。

经过再三考虑，他大白天只身一人闯进了兰贞的家，同他的丈人在房间里单独会谈。他说，共产党的队伍北撤是为了胜利，退出去正是为了打回来；过去我们红军只剩下三万人还发展到了这样，何况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半壁江山。我们一贯得到人民拥护，你不要怀疑我们的力量。哪怕我们撤出十年八年，你也不要发生动摇，王宝钏十八年守寒窑，我们不可能十八年还打不回来。当着你老的面我告诉你，兰贞是我的人了！

老地主点头称是，不敢说一个不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那样的霸气是绝对有必要的。

他后来也就不必掩饰什么了，他当着老地主的面走进了兰贞的房间。他跟兰贞说尽了最重要的话，立下了新的山盟海誓。兰贞紧紧偎抱着他，眼泪如断线之珠，说，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啊，要的就是从兰贞嘴里说出的这两句话！当时把兰贞那个吻啊，吻得她昏了过去，他情不自禁把她拥进了被窝，他注意到本来忘了关的房门被从外面悄悄关了起来，这是兰贞的妈妈。

他完成了那一重要布置，满意而从容地走出了兰贞家的那两扇大门。他知道兰贞的父母正在窗户后面偷偷看着他离去的高大的背影。

他投入了除奸镇压的紧张工作。在全面内战爆发而共产党力量北撤的情况下，阶级关系正在明显变化，从外部到内部，许多人在动摇甚至背叛。如果不及时有力开展除奸镇压，革命和人民将蒙受的损失可想而知。

他一生中不曾再有第二次像那时那样手握生杀之权，当然他现在还是手握生杀之权，但情况已经不同了。那是非常时期，哪里像现在这样一个办公室又一个办公室，上下左右都有些扯皮。那时你可以想像尤其是由首长一人说了算的。由于除奸不得力或别的什么事，自己反被除掉了，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因为你的上面还会有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在掌握局面。哪怕是自己的老子，如果是除奸对象，你也不可手软，当时已听说有这样的同志赢得了组织的信任。总之为了保卫革命保卫人民，在特别残酷的反动派进攻面前，有时根据地内部斗争也不能不是带有一点残酷性的。

他下令逮捕郁富，师出有名。北撤之后，敌人将至未至，根据地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气氛，所以他们要针锋相对完成一次红色恐怖。当时郁富突然只身一人回到家中，这就有擅自离队之嫌，并且有给组织带来损失的可能，联系其家庭出身以及在土改中受到的冲击，不可不予以足够的怀疑。大家意见一致，他下达了行动命令。

黑夜里四下包围了郁家大院。过去堂姐的水淋淋的尸体曾经在这里抬进抬出，他想起了那场屈辱。郁富被顺利逮了出来。郁富说不要胡闹。郁家老狗当时远在荷州，老女人呼天抢地，拖住不放，只好强行拉开。郁富说妈妈不要喊这是内部的事。他高站在郁家墙头，短枪提在手中。不可否认他有过公报私仇这样不好的感觉，但他立即克服了这种动摇，在墙头上站得更为稳定。他大喝一声“带走”，郁富的妈听出是他就在黑暗中叫着进儿你不能啊。他跳下墙去，同时短枪朝天扣出一火。经过这种预料中的小小骚动，郁富终于被成功带到村西北乱坟地上。

当时，预定执行的地点是河对面的龙王庙，还有十里路程。通过乱坟地时郁富忽然往地上一坐，用双腿勾住一棵榆树，说我不走了，宗进庭你就在这里把我打死，称了你的心吧。郁富的行为激怒了除奸队，但他还是开口问道，你从哪里回来？目的是什么？这符合程序，也就是说，这就是必要的审讯。但郁富不仅不正面回答，反而竟然冷笑道，你别装模作样了，我对你太了解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有这样也就够了，他愤怒地后退了两步，这等于下达了命令，在一刹那的寂静中郁富忽然大叫起来，声音都变了，但时间只够他喊了一声“宗进庭”，枪声响了，半个脑袋在黑暗中飞走，双腿把榆树夹得更紧。事情就这样完结了。

郁富到底为什么从北撤途中返回，后来也未能弄得清楚。战争牺牲了好多人，许多事情无法能有准确答案。但这件事他不可能不让人们有许多看法，成为一个阴影跟随着他永远无法摆脱，他的心情因此而不能轻松愉快。他渐渐想到，因为这一枪他应该离开家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干了一件蠢事，哪怕有十足的证据说郁富是绝对该死的叛徒，有上级领导的手令叫除掉此人，也应当由别人出面去完成这一任务。这件蠢事使他在家乡人面前总有负疚之感。血腥斗争的时光转眼过去，和平正常的日子无比漫长，此一时，彼一时，以前能接受能理解的东西，以后未必仍然还能理解接受，你就遭人们永远的非议吧！

可以肯定的是，当郁富喊他那一声时，他认为他是想制止开枪的，但枪声响了，一切无法挽回。除奸队员们是依次轮流执法的，但你也不能说这一天的执法人员性子急了些。真是非常复杂，微妙莫测，千钧一发，许多事情有时人力无法掌握。他当时确实有过一阵茫然。

谁要是想钻牛角尖，那就连历史都能弄得是非颠倒。但这岂能允许？

除郁富时，他心情紧张，堂姐的坟茔就在乱坟地，他竟然没有意识得到。但事后人们却说他是拿郁富的人头祭了他的堂姐。这真是十分可怕的说法，无论如何他不能接受，他不想充当这样的英雄。杀郁富，性质是除奸，是有领导布置的，是经过审讯的。

就在那以后不久，想会一会兰贞的欲望越来越强烈。那个夜晚他走了三十里路，利索地跳进了那院墙。他轻叩着兰贞的窗子。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都好像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门开处是兰贞站在那里，然后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后来的事情不用说了，他使兰贞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是他在三年之后才知道的。

那天夜里他对兰贞说了什么是除奸镇压，说了许多革命道理。但他却不得不对兰贞保证说他还没有亲手打死过人。就在那时，他想到了要让兰贞走出狭小的家庭尤其是那个地主家庭。三年以后，他从北方打回，实现了他的这一理想和诺言，他让兰贞参加了工作。兰贞现在的资格也就从那时起算了，是一九四九年的四月，比起这个小城里在解放后由工人店员和学生培养成的干部，兰贞还算是从根据地来的老同志呢！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不想北撤的，他是在兰贞的床上产生了机会主义的思想。

上级对他早有指示，说你那一乡的除奸运动已经结束，你留不下来，必须撤走。上级还对他说过不要再贪恋女人了，不要拿政治生命开玩笑。他从内心认为上级的指示都是对的，他本来只打算在兰贞那里过一夜，但他后来不知怎么就舍不得离开了，要不是除奸队杀来，他还会过几天的。除奸队来得也太快了点，不能怪，组织上命令他第三日晚上八点到达龙王庙，而他第五日凌晨还熟睡在兰贞的床上，当时形势也许十万火急，敌人的大军已经不远了。

他不想北撤有他的想法，他想他可以拉一支游击队进入芦荡坚持，以后找个借口搪塞并且将功补过，而他则可以达到不离开兰贞的目的。当时他跟兰贞难分难舍，他的想像力使他认为兰贞身边不能没有他，人有时就是会那么固执不可逆转，要不然哪会有犯错误的人呢？于是他的头顶上响起了那三枪以及后来的一枪……

幸好他吃尽辛苦重新回到组织身边，受了批评斗争。他的问题以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做了结论。

现在他有时被请到学校去作报告，他就常讲除奸。在他的故事里，对郁富的分析越来越深入。那是一种在一定时期能参加革命，而在另一时期又会离开革命以至出卖革命的人，查一查老根子，不奇怪，这种人的出身本来就是地主富农家庭，对自身的改造又没有跟上，他们在抗战期间还能留在革命队伍里，也许还有工作成绩，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土地改革触犯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就背叛了，所以成了除奸对象。

每次作报告之后，他自己心中也得到提高，对历史重新认识了一回，荡涤了污泥浊水，获得一种优越感和自信力。至于对坐在下面的师生们，那种教育意义是不用说的。

他从兰贞家里逃出，直窜芦荡。那时他才认识到他糊涂了，他的身份只是一名北撤人员，不再是一乡之长，乡政权已转入地下另有人负责了。

他向芦荡深处走去，恐惧而凄凉。还好他从小在芦荡里玩大，对于神秘寂静的芦荡并不陌生。他怕来除他的人堵他，好几个能上岸的地方他都没上。天亮以后，他在芦荡里又走了一天，为了解饥他吮吸了几十个野鸟蛋，强烈的腥味令他欲吐。大芦荡连着四县，他只管向北走。他看到了小火轮拖着五条运兵船穿过芦荡，船上大兵们的脸他都能看见，他蹲在水中不敢稍微一动，以免召来子弹。那是国民党军，他头一回看见。他于是完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理解了除奸队对于他的行动真是十分的及时和必要，他不抱怨组织。

他爬上岸到了北边的县份，在一个打鱼人的草棚里得到了帮助，人家相信他是生意人遭了荡匪。离开鱼棚，他一路平安走了二百里，见到了共产党的队伍，又走了三十多里，他找到了他所属的组织，作了检讨，得到了饶恕，分配了他的工作。

他在后来的工作中吃苦耐劳做出了成绩，这使他从北边回来时保持了他的地位。总之那是他最为艰难的岁月，背上包袱的滋味不好受啊。在组织面前，他同兰贞的关系也就如实做了交待，尽管如此，在后来“查阶级”的内部运动中，他不可避免还是挨查了一阵。党内给了他严重警告处分，谢天谢地，如果被弄出了党，那一切就不好办了。

郁家老狗是个人物，后来还敢于同他斗了一场。那是五O年，天下大定，老狗作为地主永远失去了他的土地，作为商人却暂时保存着他仍然握有的资本。老狗写了状纸告到县里，说他宗进庭违背政策、挟私报复杀了郁富。他得到这个消息，嗤之以鼻，但也不敢完全渺视。郁富被除，确实引起相当同情，内部也有一种惋惜和疑问。大伯父说得对，郁富作为校长自有其根基。时过境迁人们喜欢回过头去看一看，感觉当然不同。但事关对除奸镇压运动的评价，组织上自会慎重对待，天平一般也不至于倒向老狗那一方去。

对郁富的结论也就产生了，他在根据地担任区中心校长期间，工作是有成绩的，后来在北撤中意志薄弱擅自离队回家，受到了在当时合理的处分，今查无背叛言行，对其历史不作叛徒反革命对待，但也不平反，算是自然死亡。

当时老狗错误估计形势，竟然在县城租了旅馆住下告状，一时震动乡里，弄得他抬不起头来。幸好组织上明察秋毫，认为那事情不能由他个人负责，叫他沉住气。

有关方面动员郁氏本族的人把老狗劝了回去。那个结论一锤定音，对他的非议渐渐消失，但老狗进城告状实属惊心动魄叫人难忘。郁家老狗至今健在，其两爿商店加入公私合营，其本人成了乡下供销社的职员，而他的大伯父却早已作为一个永远的地主入土而去。

郁平很早就不在村里了，一九四六年忽然出现在除奸队里，参与打了他一枪之后又突然消失不见，这始终是一个谜。他存于心头的想法，就是要找到郁平，要把郁平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但他到底要拿郁平怎么样，他自己似乎也不知道。

从北方打回之后，他心里最着急的事莫过于要见到兰贞。那时，他在一个新区里当区长主持工作，离家有六十里水路。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热火朝天，要想获得半日闲暇绝不可能。他周密安排，使兰贞仗着念过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千家诗的文化基础，到本县边远的一个乡里参加了工作。这事是拜托了一位战友的，但这没有什么不正当，当时好多人还不敢参加共产党这边的工作呢！

兰贞从此跳出了她父亲那个毫无希望的地主家庭，投身到朝气蓬勃前程万里辉煌伟大的革命事业中来了，这对她来说当然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在乡机关里她还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呢。这样，他就借一次会议的机会，与兰贞相会在那边远的乡间。兰贞像许多参加革命队伍的女同志一样穿起列宁装，开朗的笑容挂在脸上，还会主动与人握手了。她再不是那摆着沉重家俱、光线暗淡的闺房里的地主姑娘。

那是久别重逢，那是苦尽甜来，那是失而复得，那是又一回如愿以偿。他们在相互的感激里面，他们在共同的希望之中，他们是旧的恋侣，更是新的情人。过去的一切带着一切的阴暗恐惧和不安过去了，到来的一切带着一切的光明幸福和安乐已经到来。

兰贞说，你的儿子已经三岁了，在我家里，你只顾自己走了，你啥也不管，但我不怪你，你回去看一下吧，抱一抱你的儿子，儿子没有一处不像你……唉，女人就是女人。一种震动使他的感激之情达到了高潮，他感到了女性的伟大、兰贞的伟大，甚至感到了男人的渺小和他自己的渺小……

在后来适当的时候，他向组织详细汇报了个人的生活问题，取得了领导的批准，他和兰贞正式地结婚了。不管人们过去与现在将来如何非议他和兰贞的事情，他和兰贞矢志不渝终成眷属而且是革命夫妻的事实，大约也使这些人心中暗暗羡慕吧！

他和兰贞婚后各自工作生活在自己的地方，没有双双回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

兰贞说你的堂姐她太苦了她太可惜，兰贞伤心落泪，他魂魄震动悲从中来。啊，堂姐如果穿上旧军装或者列宁装，那将是多么妩媚多么可爱，她将那么高贵那么出众。可惜她的一切都毁了，毁得那么彻底而且不值！人啊人……

组织上对人是体贴入微的，他和兰贞双双从农村进城，甚至从一个地区转到了另一个地区。完全崭新的生活开始了。他带着他的革命履历光荣业绩，他只带着这些东西，其余的一切负担都从身上卸掉了，随着历史的大潮荡涤而去。他就像池塘里的荷花荷叶，干干净净全然一新露出水面，摇曳在清波之上。他愿意向家乡告别，告别大圩，告别兰贞家的围墙和她的窗子，告别芦荡，告别村西北的乱坟地……从往昔里他唯一需要唯一留下的，只有兰贞，就让兰贞代表家乡的天空、土地、流水那美好的一切，永远在他身边吧！

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他和兰贞早已习惯了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他的职位如今是市委常委兼副市长，兰贞在劳动局当科长。总之他们就在这个舒服的小城扎下来了，可以说已经成了亭州人。

那个像是郁平的人，搅乱了他的心情和生活。他现在已经增加了上街散步的次数和时间，他想再遇到那个人。他不由得回忆起许多往事，这对他并不轻松愉快。他用逐步扩大圈子的办法，在四周街巷里转来转去。他深入观看到了角角落落小百姓的生活。他的一生注定与郁家有不解之仇吗？他目前所在的小城不过是家乡那片村庄的延伸吗？现在的他还是以前的他吗？这真是奇怪的事情！但那个人确实就是郁平又怎么样？他怕什么不成？岂不滑稽！

一些很特殊的羞愧之感使他不安。他为二伯父而羞愧，他为堂姐而羞愧，他为兰贞家的墙头而羞愧，他为郁富的死而羞愧，他还为别的许多事情而羞愧。好像有谁逼着他承认，在一个胜利的光荣的他旁边，还有一个不很高明的他，本来是已经忘记了的，现在却越来越清楚可见了，本来已经荡涤而去的，好像还在自己身上，这一切都是因为看见了那个像是郁平的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但心里确实有许多阴暗的浪花在翻腾，情绪不稳定，使他感到恼怒不快。

他的儿子是在他和兰贞进城之后，由家里的一个亲戚专程送来的。他给儿子取名真，与兰贞的贞谐音，姓名宗真，又与忠贞谐音，表示他和兰贞共同有着这样美好的品德。一九五九年，儿子十三岁了，女儿宗静也已七岁。一切都已如此安妥稳定，可是他偏偏看见了那一个人，使生活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他不明白他为什么变得这样脆弱！

终于，他重新看见那个像是郁平的人了，那的确就是郁平本人！非常偶然，他到医院去看望一个住院的同志，在医院的小道上就清楚地看见了郁平。那样的少年完全长成了郁家式的男人，长下巴，高个子，背微驼，神情沉静。他的心一下收紧起来。他冷静地悄悄跟着郁平，一直跟到了医院最东边小花园似的一个地方，路口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宿舍区闲人免入。他老老实实止了步，看着郁平进了一座挺不错的洋房。他后来又悄悄去观看了两回，弄清了郁平确实居住在那里，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和一个抱在手上的孩子。

无论如何，郁平不应当出现在这里！郁平这样的人，与他只能永不见面。他不能若无其事心平气和跟郁平在同一个地方存在。想一想吧，郁平曾经是对他执法的人，曾经以革命的名义要开枪把他打死！哪怕郁平永远缄口不语，问题也是一样。这个城市里不能有郁平这个人。他不能自欺，他不能只当自己没有那回事。现在他的脑后甚至有了一种感觉，好像老是被人用驳壳枪口对着似的。

有一天早上，他隐身在一棵树旁，看见郁平提着皮包走了出去，进了离医院不远的省立医士学校。他回到他的办公室，拨了一个电话，问医校传达室：郁平有没有上班？他得到的回答是上班了，你把电话打到基础课教研室，号码356。他就这样使用了一点侦察手段，知道了郁平的工作单位，后来，全部的情况他都弄清楚了。

第十章 壮年（之二）

八月初逮捕郁平跟那个学生，对于按部就班开展运动，起到了好作用。各个学校的“教师集训”，在工作组安排之下开始进行，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学生也按照要求写大字报，内容是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兴无灭资，也可以给老师提意见。学生的大字报只悬挂在自己教室里统一拉起的绳子上，根本就没有人想在学校里随便乱贴。教师每天下午到教室里去看学生的大字报，然后到集训组里谈体会，并且进一步交待自己的问题。宗真所在的“市一中”有个老教师叫王叔仙，有个学生的大字报说“王叔仙想叫我们喊他王大仙”，这位高三学生的大字报无中生有、写得也太奇怪了，但王叔仙对自己的检查却一点也不含糊，说这反映了本人平时以“学术权威”自居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还有个学生用大字报批判自己有小资阶级情调，决心高中毕业以后放弃高考，下乡当农民，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运动就这样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虽然有时有点夸张，毕竟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并且都自觉把握着正确的思想方向。这时候还没有一个师生会想到要来提校长的意见。按照上级布置，各学校以“红五类”出身为标准，发展红卫兵，发给红袖章，原则上是作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在这场运动中经受考验、发挥作用。虽然已经发现了不稳定因素，但工作组通过秘密召开积极分子会议，牢牢掌握着局面。

他在昭阳初中视察检查运动时，有一男一女两个青年教师走到他面前，男的有三十多岁，女的是二十多岁，自我表白都是“出身不好”的人，问在运动中应当注意什么问题？他问了他们的姓名，一个叫范公望，一个叫柳春芳。他顺手拿了一个有半杯水的茶杯，说，你们的情况好比这半杯水，如果再倒半杯进去呢？他把另一个杯中的半杯水倒了进去，直至就要溢出来。

那两个教师看着满满的、正在往外溢着水的杯子，说，明白了。

这种不言自明的警告是很善意的，但又是严肃的。事后他打听到，柳春芳是一个“才女”，因为家庭出身资本家（父亲过去是亭州一家烟庄的老板），所以高考没有被录取，经人推荐，被吸收做了代课教师。范公望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五七年反右斗争时，本来是反右积极分子，但在一个私下的场合，他却说大右派储安平的一些话还是有参考作用的，听到这话的同学觉得这种同情大右派的言论不报告上去不行，就揭发了他，结果在让他做了检查之后，考虑他年龄小（他比一般同学小三岁），给了他一个“内定中右”，让他读完了学业，工作分配到极其边远的新疆阿勒泰做了外语教师。二年前，辞职回乡，到亭州教育局求职，被安排进了昭阳中学代课英语。范公望的父亲过去是国民党亭州县政府的科长，解放后以工程人员的资格录用在市政公司，因其历史上加入过“中统特务”组织，被开除公职、就地管制二年、原单位留用。因此，范公望不仅“出身不好”，而且本人在政治上曾犯过“右派”的错误。看来，这范、柳二人，均难重用，将来有机会转为正式教师，就算不错。

凡事都有规矩，国家不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而德，首先是指政治条件，主要就是出身成份。范、柳二人，“德”上显然不合要求。赫鲁晓夫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苏联社会已经到了可以这样做的程度了吗？国家、政党，都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物，永远也不可能是全民的。从现实看，难道我们自己的子弟不优先使用，反而用范、柳这些人吗？不可能的！可以说，一百年内都不可能。

文化大革命如果照着运动初期这样掌握、这样发展下去，岂不很好？说是半年完成，这个估计，也就差不多。但后来被突破了，原因很清楚，主要是上面，上面与下面一接通，就天下大乱、难以收拾了。

昭阳初中先乱了起来，提出了“打倒”他们校长的口号。群众反领导，这在全市是第一个。当然，在北京，是老早就这样了，连北京大学党委、连有那样高的名望的北京市委书记，都被“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了，别的还算什么呢？南京大学的校长匡亚明也被“揪出”，在中央的《社论》上被说成是“黑帮”、“反革命分子”。这跟最初的“三家村”之类，含义有着不同。所以，尽管报纸上公布了这一切，在偏僻的十二万人口的县级小城亭州，人们还只是暗怀一定程度的恐惧、好奇心理而已，总的觉得距离自己很遥远，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人敢联想到自己单位的党的领导，更不要说联想亭州市委了。

先是出现署名“海燕”的大字报，批判曹校长关于语文教学的讲话，认为曹校长一向以语文教学研究的“学术权威”自居，鼓吹“教语文，在本质上就是教语、教文、教语文本身”，这种“语文工具论”是“修正主义”的，是“抽掉了语文教学的思想性政治性阶级性”。这是全市第一张自发写领导的大字报。

其实，就以他这个外行人来看，曹校长的话也并不全错，而且曹校长的原话可能不止这些，对语文教学不可避免的政治性质、思想教化作用，一定会首先指明或多少说到一下的。

于是工作组追查“海燕”是谁，组织教员就这份大字报的性质进行讨论，要求“海燕”站出来说话。结果，“海燕”站出来了，就是柳春芳，她却是教历史、地理的，她曾经向曹校长提出要求教语文，没有得到同意，因为教语文就得做班主任，而这个职务还不能给她。她是否对此怀恨在心呢？问她时，她坦白说“是有一定不满”，因为曹校长回答她的要求时，在语气上、在神情上对她极为蔑视，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她这个“海燕”遭到了教师们的批判，柳春芳站在大家面前，低着头，头发挂在脸上，流着泪，样子很狼狈，大约是想到自己就这样将要成为“右派”或“反党”分子了。

形势如果这样下去，倒也正常，只是反击得嫌快了些，应当鼓励继续“放”，而不要急于开“海燕”的批判会，让乌鸦、麻雀、苍蝇、蚊子都出来。但学生忽然出来干涉，贴出了支持“革命的海燕”的大字报，几十个学生把教师大组会冲散了，在学校操场上游行，又进而从办公室里揪出了曹校长，戴上了纸做的高帽子，押解在游行队伍前面，喊出了“打倒修正主义分子曹家骏”的口号，使得一个老教师（他是宗静的数学教员）被惊吓得当场倒地、抬进了学校医务室。

形势真是急转，游行好像成了对学校里所有师生革命还是不革命的检验，加入进去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把“昭阳初级中学”改名为“朝阳中学”，成立了“朝阳中学红旗兵团”，派两个学生给市委送来了《坚决要求》，提出要对曹家骏“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批判斗争”。这全是照着北京的一套来的。工作组在学校里发展的红卫兵销声匿迹，许多人参加到这个“红旗兵团”里去了，好像自发的无政府的东西反而吃香，有组织有政府的东西反而不光彩似的。

他接到的这份《坚决要求》，上面已有杨书记批语：请宗进庭同志负责处理此事。他久久地看着杨敬尧的批示，看着那好像带点书法的字，忽然体会到了从前体会不到的东西，看出了处在“第一”的人原来有这样大的好处，他可以让你先去做，你做对了，成绩里首先有他的份，你做错了，却不是他的错，他可以来纠正你。另外，他还可以有意让你去栽跟头，然后他来做好人，或者“收拾残局”。当然，在局部上，在他分管的方面，他也是处在“第一”的，某种程度上他也是这样做的，这正是一种工作方法，客观上，一是让下级各负其责，二是让上级留有余地、便于调整，但确实也可以成为权术。他从前对这一点不很自觉，特别在跟上级相处的这一层上，他竟然就没有意识得到。这是政治上的幼稚，但有时也是身不由已。

杨书记似乎也在发挥“第一”的优势，可是他却不好推脱，他是下级，过了河的小卒子，没有退路。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正在被引出洞来！是谁引他出洞呢？与其说是杨书记，倒不如说是运动本身就有这个必然性！这是一出哪嘛通哪嘛的戏？这样下去，我引你出洞，你引我出洞，全国有谁不会是被引出洞的呢？他已经听说和尚也有“革命行动”了，离昭阳中学不远，有个规模很小的“白云寺”，寺里的一个年轻和尚打碎佛头，脱掉僧衣，不知去向。这条小小的出洞之蛇一去不回，老和尚气得在菩萨面前上吊死了，死前写下了“梦幻泡影”四个汉隶大字。

他找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局长李宝安，把《坚决要求》给李宝安看了，问他这事该怎么办？李宝安对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很激动，说学生背后一定有坏人，不是老的牛鬼蛇神，就是新的反党分子，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不能侮辱人格，不能侵犯人权，更不允许推翻学校的领导，做出阶级敌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来！曹家骏是个很优秀的校长，不但有政治水平，而且有学术水平，穷苦家庭出身，又红又专，人才难得，是组织部门在册的准备提拔的文教干部，已经安排为局党总支的成员。至少，这是有心怀不满的人嫉妒他，趁着文化大革命在背后搞鬼！凭着那一点学术争论，就说是修正主义，就要开除党籍，这是什么理？符合哪一条？

李宝安头脑清醒，慷慨陈词，他心中大慰，对李宝安说，你的观点，我是赞成的，但你到学校去了之后，要讲策略。心里的话不能像竹筒倒豆子似的，一下子都倒出来，要不然人家就会揪住你不放，你就被“引蛇出洞”了。你不但要让昭阳中学平静下来、走上正轨，还要注意保护你自己。全市的运动我还要依仗你呢。怎样既坚持原则，又处理好问题，怎样去说话，要有充分准备。先听取师生意见，然后再表态。一定要讲策略。市委的意见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不急于做结论。政治问题，也要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用文斗，不用武斗，这都是《十六条》上说的。市委欢迎革命师生改“昭阳中学”为“朝阳中学”，同意他们成立“红旗兵团”，希望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工作组指导下，按照《十六条》，正确进行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个人的党籍、职务，如何处理，是组织上的事情，群众可以提建议，但不能提“坚决要求”，好像组织非得答应不可。到底是党组织领导群众，还是群众领导党组织呢？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不能颠倒。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嘛！党的领导是由各级党组织来执行和体现的，这不能动摇。目前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党籍问题撤职问题，关系到对人的处理，是一件慎重细致的工作，要放到运动后期。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参加运动，不要考虑这些具体事情，要重在揭发批判、以理服人。市委希望革命师生要冷静，要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要在运动中犯错误。党希望年青一代经过运动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总之，就这些话，你会比我说得好，你要尽可能说服师生冷静下来。

结果呢，尽管李宝安对师生讲话很策略，还是出了问题，真的被“揪住”了。他在遭到学生无理纠缠的情况下，对学生发出了警告，竹筒里的那些豆子全倒了出来，于是遭到了围攻和批斗，被戴上高帽子游校，最后，把他在学校里拘禁起来，向市委送来了一份《紧急要求》，说教育局长李宝安在朝阳中学公然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公然攻击文化大革命，堕落成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我校革命师生十分愤怒，决定将其扣留我校，勒令其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我们紧急要求市委将李宝安与曹家骏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以打击反革命嚣张气焰，以支持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

他得到这样的《紧急要求》，气得浑身直抖，恨不得叫公安局去把领头的学生和幕后指挥者立即逮捕，可是过去可以这样做，现在却一点也不能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谁要是这样做了，就是“镇压学生运动”，就是“反动”。衡量事物的标准，看问题的方法，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全反过来了。真是《论语》说的“草上之风，必偃”。

杨书记打电话给他，叫他赶快了解具体情况，准备到常委会上讨论研究。他本来是想亲自到学校去一趟的，但怕像李宝安一样被无理地缠住，那就更复杂了。他觉得昭阳中学这时就像一张大网，正等着更大的鱼撞进去。

他让秘书打电话到工作组，叫组长老秦火速来一下。他心里很生这个老秦的气，这样大的事情怎么还不来报告请示呢？各学校的工作组长是从学校以外的各单位抽调来担任的，给他们的任务是把学校里的运动领导起来，学校党支部起协助作用，斗争方向是教职员里的牛鬼蛇神、学术权威以及有问题的人，对高年级的少数学生也要注意。从情况看，这些工作组长的水平能力真是参差不齐、因人而异，极个别的人竟然违背市委布置的方针，在支持不好的倾向，需要考虑调换这样的人，对于能力太差的，也要考虑调换。

从昭阳中学到市委，骑自行车大约二十分钟，老秦提前到了，一下子出现在面前，气喘吁吁的。看到老秦有点焦头烂额、不胜内疚的样子，多话也就不说了，只是命其汇报学校情况。老秦就呈上一份传单，题为《李宝安反动言论》，标题下面在应该写着“根据讲话记录，未经本人审阅”的地方，却写着“众多师生为证，本人不得狡辩”。内容一段一段记录着李宝安在昭阳中学说的话，然后在括弧里加了“批判按语”。

他接过来，仔细从头看到尾，那些话确实可能是李宝安说的，大体不像是歪曲记录。李宝安说，党中央颁布的《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们就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又叫做修正主义。在一个具体单位，是谁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是谁已经变“修”了，有什么铁的事实，走到什么程度，造成了什么危害，在这样弄清理论和事实的基础上，才好“大揭露大批判”，而大揭露大批判也是为了治病救人，不是为了把人一棍子打死。经过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嘛！在学校里，把一个校长定成“修正主义”，主要地就需要有这个校长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量铁的事实。但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还需要理论上的确定。总之，在任何单位，对任何人，都不能抓住只言片语无限上纲。动不动就给一个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戴上高帽子游行，甚至动手动脚搞武斗，好像做了领导就是修正主义、就该受到人身侮辱和伤害身体，这些都是不对的。侮辱别人，也就是不尊重自己嘛。任何人，都是有人的尊严的。如果全国从首都到县城，从大学到中学，从工厂到农村，都这样一哄而起、草草率率，国家还成什么国家？社会还成为什么社会？人还能算是人吗？这不是给了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以攻击的口实和可趁之机吗？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这样表面上是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是帮毛主席的倒忙、给他老人家添乱、让他老人家成为孤家寡人、最终要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样我们势必只有靠军队、靠枪杆子、靠专政工具，来维持一个社会所需要的起码的秩序和法律了。这一切不是文化大革命所希望、所应有的。我们一定要防止这样的现象和悲剧出现。中央首长说，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是很谦虚的，但也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那么，我们新革命就不需要注意一些最基本的老问题吗？只有新革命注意到最起码的老问题，老革命才不会遇到目前出现的新问题。在我们党领导的历次运动中，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在运动中的表现，都要既对革命事业、对党和国家负责，又要对自己的政治生命负责。政治可不是好玩的，有放就有收，哪有秋后不算账的？秋后算账是天经地义嘛。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或者有私心杂念的人，要赶快悬崖勒马，要不然，到时就来不及了。有句老话叫做“勿谓言之不预”，丑话说在前头才是真诚关心每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十六条》上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话，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要求“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句话也要提请老师和小将们不要遗漏。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有过的嘛。一九五七年不是有个“反右派斗争”吗？事情过去才八年嘛。多数老师是经历过的，但我们年轻的同学不了解，老师的责任就在这里，要把历史告诉同学们，而不是相反地做不负责任的事情，好像现在什么话都能说，什么事都能做，这是不对的。一九五七年先是欢迎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但右派分子把向党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说什么“党天下”，说什么要跟共产党“轮流坐庄”，否定合作化、否定对私改造，总之要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来改变我们的世界，这就不对了，他们的理论是离开中国国情的，至少在客观上迎合了国际敌对势力，让他们这样进攻下去，就要天下大乱，他们就要取而代之、终成大业。事情这就起了变化，不能任其发展。于是毛主席同意将帮助党整风转变成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的闹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悲剧，有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有送到边疆去劳改的，这些人有的很有才华呀，一辈子也就完了，但这保证了国家的安全。反过来想一想，如果让他们这样乱说乱写下去，让他们出来实行自己的那些主张，岂不是要由他们来代替共产党吗？或者被他们把人心搞乱、把国家搞散，让帝国主义侵略进来。这样反过来一想，对他们也就不能同情了。这对我们国家、对我们许多人，是多么无情的教训！你们都看过电影《槐树庄》吧，那上面就有一个右派分子，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被送到农村改造思想。到时，当了右派分子，别的方面再优秀、主观动机再好，也没有用，反党反人民了嘛，不能任其这样随心所欲下去嘛。现在我们也要全面吃透中央文件精神，对于《十六条》，不要主观地各取所需，只盯着一句话而忘记还有另一句话……

他板着脸看着，却几乎要笑出来，因为言如其人，他好像看到这位在本地算是有一定讲话水平的副部长兼教育局长李宝安，在怎样慷慨陈词，自以为能用情感的“真诚”、理论的“深刻”，事实的“雄辩”去打动师生、影响他们的思想，其实他没想到，他就要被下面竖着耳朵找岔儿的人踩住“狐狸尾巴”了。什么“老人家成为孤家寡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样的话，怎能说？人家是会断章取义的！

他把传单放下，询问学校目前情况，老秦说，他们可能要有更大的动作。他问，哪个他们？什么大动作？你怎么知道的？有多可靠？说具体点！

老秦说，学生可能要上街游行，要到市委门口来请愿，要坚决打倒曹校长和李局长，要不然就决不罢休。

他一听，头皮就像炸裂一样。但他让自己镇静着，问，学生后面是什么人？老秦说，隐蔽较深，目前还看不出。他查问领头的学生，老秦说，有两个，都在初三年级，普通工人家的孩子，平时没有问题，成绩中上，都是共青团员。

他对老秦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但不便于批评。这种能力不强的人，不可能立马就把能力提高上来。他问教师的动态，老秦忙从口袋里又拿出一张传单呈上，说，教师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山花烂漫”，印出了这个《成立宣言》。

他把那所谓《宣言》看了一遍，用的全是报纸上的那些漂亮的大话，具体看不出什么主张来，但“造反”的倾向是明确的。他问是全体教师，还是部分教师？掌握他们的名单吗？老秦说，一共五个人，并且说出了五个人的名字，五人之外还有一人，就是范公望，跟这几个人在一起，但《成立宣言》名单上没有他。

他听到五人之中就有柳春芳，而且实际上也有范公望，不觉哼了一声，说，什么山花烂漫？枯枝败叶！他问，他们跟学生的“红旗兵团”之间，没有联系吗？他们是支持学生，还是不支持学生？老秦说，他们支持学生的斗争大方向，但不支持学生的具体行为。不主张把校长戴高帽子游校，不主张提出打倒李局长，也不主张上街游行。那么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老秦说，他们的主张是召开辩论会，请校长和局长上台与群众平等对话展开辩论。他问，你怎么知道这些的？老秦说，就在刚才，柳春芳跟我谈了他们的观点，并且还准备把这个观点写出来。

这一情况让他感到意外，这“山花烂漫”葫芦里卖什么药？是不是可以利用来引导学生？他问，你看他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老秦说，也许是真实的，老师嘛，总比学生多个头脑。但现在学生谁的话也不会听，只听得进相同的意见，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一听到不同意见就会用革命还是不革命去衡量，而且只有他们自己才是革命的，他们自己就成了革命的标准，说做什么马上就做，十分冲动，不考虑后果，无条件地是革命的，是不能反对的。我怀疑他们一个个大脑膨胀、体温比平时要高。真的，我真是这样想的，我简直无法理解，学生怎么能提出打倒校长、局长呢？他们当真看不出曹校长李局长其实是好人吗？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苦着脸的老秦一口气激动地说了这么多，眼睛竟红了，要流泪的样子。看到在下面做工作的同志这样痛苦，他心里也酸酸的。

他又问，李宝安讲话，是谁做的记录？初中学生有这样速记的能力吗？是不是某个教师？老秦说，是一个学生记的，很快就整理出来、刻印出来了。他听了一愣，觉得自己是小看学生了。谈到此，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吩咐老秦立即回校，找范公望柳春芳这些教师，希望他们能劝告学生，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只在学校里进行，不要上街，更不要搞请愿，现在不是旧社会了，共产党又不是北洋军阀、不是国民党。他们如果这样做，是不符合《十六条》的。至于李宝安和曹校长的问题，欢迎师生揭发批判写大字报，或者上台大鸣大放大辩论也可以，真理应当越辩越明，但不要搞人身侮辱，不要剥夺人身自由，到了下班时间，就要放人家回去，不能不让人家休息，而且人家是有家庭的人了，上有老下有小，这样休息一晚，第二天上班到校，继续开展“四大”。要找学生头头个别谈话，正面劝告与暗示警告相结合。他告诉老秦，他马上就要去参加常委会议，研究全市的文化大革命，包括昭阳中学发生的事情，叫他沉住气，带领工作组全体同志坚守阵地。他让老秦记住常委会议室的电话号码，如有必要，就直接打这个电话。

他把《李宝安反动言论》给常委们传阅了，把从老秦嘴里得到的情况说了，也把他对老秦的布置说了，有的常委就控制不住感情，七嘴八舌，说出许多属于三个“很不”的话来。杨书记不则声，让大家说。

最后，大家形成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不怕学生闹，让“疖子”出头，把“脓”放出来，让坏学生坏教师得到充分暴露。再闹也不至于杀人放火，谁要是杀人放火，那倒好办！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就让他们闹，让他们“放”，看能闹到什么程度，“放”出什么来。就这一点来说，要求工作组以组织的名义跟曹校长李局长说明白，叫他们沉住气，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市委，经受最严峻的考验。不是“引蛇出洞”吗？他们二人现在就是“引子”，但“蛇”是吃不掉他们的。第二，要求工作组更加紧密团结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加强暗中联系，不要松掉，用他们来及时了解情况，记录坏学生、坏教师的言行，收集各种证据，到“秋后算帐”的时候，手上材料就现成了。要对这些秘密依靠的学生说，到运动后期会给予他们政治上的重视。

他对这些意见表示同意，杨敬尧也表示同意，并且叫秘书就这两点做好记录。但对昭阳中学目前事态如何具体处理呢？杨敬尧说，这个问题，宗进庭同志已经给工作组作了布置，我看很好，现在就看工作组能否把工作做下来，能做下来是一回事，不能做下来又是一回事。反正，大家相信一条，天，塌不下来！杨敬尧腰板坐得直直的，目光遥远直视，左手慢慢往嘴上送着香烟，右手在桌边上一拍。

老秦的电话打来了，报告说，经过做工作，学生不但不答应，还提出两个小时之内如果得不到市委的答复，他们就上街游行示威、到市委门口请愿。有两个常委说，对共产党根本就不可以这样说话。等他们上街再说，看看到底是什么人领头，什么人在背后，有多少人支持，让左中右的情况进一步暴露出来。对这样的意见，他当然是理解的，但分管运动的是他，他的想法就有了些不同，他怕这影响到全市的学校，万一全市的学校都因为这件事而动荡起来，恐怕就不好收拾和交待了。

杨书记问他的意见，他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说还是不能让他们上街，但不理不问也不行，那样他们一定会上街的，他们上了街，到了市委门口，到时可能还会有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声援，厂里的工人说不定也要受到影响。

杨书记问，怎样才能让他们不上街呢？他说，运动是我分管的，我到学校去，跟学生坐下来谈，总要把他们说服，或者让他们把我也当成反革命扣留起来，大多数师生就要冷静想一想了。如果他们一定要上街，我就挡在学校门口，让他们把我撞倒、从我身上踩过去。杨书记说，万一他们就真的从你身上踩过去呢？或者把你推开去，然后他们照样上街，市委不还是要给他们答复吗？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事情是过不去的。水来了是挡不住的呀。

杨书记这样一说，大家就费解了，他也不知道杨书记的主张是什么。杨书记又是那样把香烟慢慢送在嘴边抽了一口，巴掌慢悠悠在桌边上一拍，说，我看，干脆，准备答应他们的要求！

常委们都惊讶得张开了嘴巴，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准备答应？怎么答应？群众这样要求，市委就这样答应？以后闹事的都照此办理，怎么办？杨书记说，中央顺应学校这股潮流，拿掉了北京大学陆平，拿掉了南京大学匡亚明，就没有担心什么“以后”嘛，要的就是“以后”，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从另一方面说，也是让所有想出来的都出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有多少？我们必须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也更加自信和坚强一点，这样才能由被动化为主动。

大家沉默着，他也沉默着，杨书记抽着烟，好像让大家有个理解的过程。他却在竭力思索，有无别的更好的办法？

杨书记说，对曹家骏李宝安的处理，就好比对北京大学党委的处理，要顺应潮流，不要想不开。《十六条》说，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首先要“经过”嘛，但也就是“经过”而已。北京大学党委被改组掉了，陆平、彭佩云这些高级干部，作为“黑帮”被打倒了，靠边站，没权了，不理事了，这就是“经过去”了。我们让曹家骏李宝安也这样“经过去”。事实上这之前我们已经有两个同志“经过去”了，那是根据“上挂下联”的要求，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在，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到最后，这些同志是不是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个数字里呢？我认为是的，但现在不好说这个话。“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个大数字，不是个小数字，总应该争取进到这个数字里吧？只要在这个数字里，一切都好办嘛。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运动中，都要挺得住，经受党的考验，随时准备“经过去”，到最后呢，都要再回来。一九五七年，全国不是放手把几千个“小匈牙利”引发出来吗？结果，各条战线上的定时炸弹都暴露出来了，把他们的雷管拔掉、火药去掉、威风打掉，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叫做“右派分子”，放在群众中去改造，起反面教员的作用，有的还要送到远处去劳动改造，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们取得了国内政治上的安全和稳定，接着就是搞经济建设。政权在我们手上，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一次，《十六条》上没有这样明说，但照我的理解，也不是一点都没有说到。即使没有说到，或说得不够明确，甚至确实主观上没有这个意图，也不要紧，阶级斗争是有客观规律的嘛，题中应有之义是少不了的嘛。

杨书记又说，一九五七的时候，开始也是真诚欢迎帮助党整风，后来事情起了变化，国内国外都有情况。有人是以为时机到了，杀气腾腾，说共产党这一套不行，说社会主义这一套不行。其实呢，是他们的那一套政治主张经济主张不符合我们的情况，不能听他们的。照他们主张的办，就要认为社会主义搞错了，就要改变，那样一来，共产党就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就要失去政权，中国就会大乱，二万五千里长征就白跑了，鸦片战争以来所有志士仁人的鲜血就白流了，就连鲁迅、茅盾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也是错的，而国民党宣传部领导的一切才是对的。有的人在民主革命中也属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志士仁人，是我们的同路人，但他们的思想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是迎合西方的，对中国是不适用的。他们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而且要我们“下轿”。谁来“上轿”呢，当然是他们。这样，原先的帮助党整风，就变成了右派进攻、变成了“反右派斗争”。这没有什么不合逻辑，也谈不上不光明正大，是阳谋，不是阴谋。

听到这里，常委们点着头，不由得有点轻松。

杨书记接着说，我们首先要相信毛主席。我们要回顾我们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拿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来说，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后来又有非常明确的讲话和批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还有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方向，这个任务，还有这个方法，当然是对的，要不是这样，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建立不起来。至于让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那在井岗山的苏维埃时期就定下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的。好，在这个理想鼓舞下，你把江山打下来了，面对一片战争废墟，上海一夜大雪收尸三百，三百万人口有十万妓女，这样穷，这样烂，你怎么建设呢？想招引外部力量来帮你建设吗？好吧，来看看：

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阵营，有援助，但也不长久，苏联专家、苏联援助，弄了几年，后来不是都撤走了吗？还逼着你还钱！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阵营，求得他们的援助行不行？他们有钱，请他们来呀，来改变我们的农业、建设我们的工业、发展我们的交通、搞好我们的水利、治理我们的沙漠。这想法可以，但这根本就不可能！他们对年轻的新中国实行的是封锁。才建国不久，美国不是就在东北大门口发动了侵朝战争吗？那仅仅是为了朝鲜吗？我们不跨过鸭绿江，他们就要跨过来，至少要把封锁的铁丝网一直拦到鸭绿江边。而新中国赖以发展的重工业基地就在东北！

一九五0年十二月，美国利用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的“禁运”，南斯拉夫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还投了赞成票。“禁运”了，里面的运不出去，外面的运不进来，贸易不就切断了吗？跟世界的经济交往不就切断了吗？这就是封锁。跟清朝的时候不同，不是我们闭关锁国，而是人家不承认新中国、来封锁新中国。

为了瓦解二战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在1947年，美国发明了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掀起了反共高潮。西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被从联合政府中赶出去。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就是匈牙利小农党的头子纳吉，请求美国将杜鲁门主义应用于匈牙利。当时那样的世界形势，你想请美国这样的国家来援助你建设一穷二白的中国吗？这不等于说，要请人家到中国来实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那么中国本来又何必要有共产党呢？大家都拥护蒋委员长、在美国帮助下过日子就是了。

现在是一九六六年，我们建国都十七年了，美国跟中国的建交，仍然是跟台湾发生的关系，而不是跟大陆！也就是说，一直封锁到了现在！南京解放后，毛主席派黄华同志跟司徒雷登秘密联系，要建立友好关系，但美国政府阻止司徒雷登访问北京，这样，毛主席写出《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

毛主席的思想，是跟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做生意，而且还要学习他们先进的东西，但他们一直不承认你，用第七舰队的大炮管着太平洋这一片地方对着你，怎么办？这种情况下，你只有自己搞好自己，还要准备反侵略。

建国以后十七年来，毛主席领导我们做的就是搞好自己和准备打仗这两件事，表现了最伟大、最坚韧的民族精神和高度智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了一个旧中国，建设起了一个比以前强大多少倍的新中国。这只要把国家跟解放前的状况比一下就知道。虽然我们的工资不算高，享受不算多，群众有的还很困难，但国家是强大起来了！正如毛主席说的，我们施的是大仁政，而不是小仁政，对全局有轻重缓急的安排。这向时，我不由得思考到这些方面，就是要坚定地相信毛主席！

停顿了一下，杨书记接着说，毛主席在抗战最困难的一九四0年，就高瞻远瞩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明确地公开地重申革命的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但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出发的，也是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的。我找出他老人家九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的一篇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重新学习了一遍。

他老人家两次说到“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所有制的改造，几年之内就完成了。这比他原来设想的十五年或二十年，提早了十年以上。这是哪一个人要提早就提早的吗？不是的。而是国家在客观上有这个急迫性，人民在主观上有这个积极性。

实际上就是国家工业化的问题。要把这样一个老大而悠久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走上现代化，靠什么？靠资产阶级行不行？解放后是让资产阶级发展了几年的，但资产阶级的表现不怎么样，靠他们来领导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能了，只有靠无产阶级，也就是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但社会主义改造“来得急促”，毛主席说，这就像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这个“慢慢嚼”，就是一边搞经济建设，一边不断地从思想上政治上，也就是上层建筑的方面，来巩固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从这个根本的一点上，来理解毛主席，理解以前一系列的运动和当前的运动。

毛主席还说过要“放火烧身”，要定期“放火”。这次运动这么大，跟以前比，好像也有所不同，但还是不是一次“放火”？我们还要不要准备“烧身”？我看还是应该这样看问题。文化大革命仍然是一次从思想政治上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革命。冲天大火从北京一直烧下来，要把全国都烧红。

毛主席下了大决心，要从上到下“经过”这么一遍、“烧”这么一遍。既然是“放火”，是“烧”，是这么大的冲天大火，我们的思想就要跟上来，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不要像革命导师说的那种庸人，怕烧伤自己的手指。有这个正面的积极的认识比较好一些，要不然就会很不理解，就会有抵触情绪，那就感到被动，很难做好工作了。

但“烧身”，不等于“烧死”，如果把大家烧死了还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是谁，想趁着这个运动把我们大家烧死，或者乱起来，你要烧死我，我要烧死你，这都绝对不行！那就像一九五七年，事情就要起变化了！所以，我们是积极的真诚的，我们又是警惕的有准备的；我们不消极被动，我们也不天真烂漫。一句话，我们党是成熟的党。

听着杨书记讲的话，常委们的呼吸气都加重了。

杨书记继续说，《十六条》，就是党内5月16日《通知》的党外形式，一个是对内的招呼，一个对外的指导，所以要理解《十六条》，就要回过头来好好学习《通知》。运动的重点当然不是针对学生和教师，平白无故要搞教师和学生做什么？重点确实是说在党内。《通知》特别指明是在上面。这就是与以前有所不同之处。这不是一般的一次整风，而是有一个重点。主要在上面，党、政、军、文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做这样的人物，你有资格吗？我有资格吗？在座的都没有这个资格。就连省委书记，是不是有这个资格，也要打个问号。既然是少数人的问题，何必要在全国弄这么大的运动呢？就是要让全党全国都接受教育呀。

运动重点不在教师学生，但如果教师学生里面、群众里面，出了反党分子，也不等于可以不管。上面把“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搞出来，这是最主要的，下面把各种反动分子“引”出来，这是副产品，同时呢，各级干部、全体人民也受到考验和锻炼。最后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全面的结果。

我们准备对这两个同志作出顺应的处理，是基于对运动这样全面的理解，而不是软弱，不是机会主义。不要怕，让他们“经过”一下，“烧”一“烧”，将来出窑的时候，会更鲜更亮更美、更有响声。但也不是假开除，真保护。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一级党委的秘密。有没有解密的时候？我相信是有的，我相信他们有一天会很自然地纳入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个数字里去。也许还有半年，也许还有一年，时间不会很长。我们如果这样想，就会主动得多、理解得多。有一点不理解可以，不要很不理解嘛！很不理解就对立起来了，我们怎么能跟这个运动、跟毛主席、跟群众对立呢？不要取这种不正确的、也十分不利的姿势嘛。

常委都点起头来。杨书记问，老宗，你看呢？

他说，只怕万一带来后遗症……。

杨书记说，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不怕这种“后遗症”，可能还要有意引发这种“后遗症”，引发出来就好办了。这事情我看可以表决，同意基本答应学生要求的，请举手。通过了。

杨书记说，这是作为决议通过的，请秘书同志郑重记载：对这两个人，“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运动后期处理”，三句话十四个字。宗进庭同志具体负责实施，首先打电话把老秦召来，党的秘密是不能说破的，对老秦也不说，但要让老秦给曹李二人提出经受考验的要求。在老秦找他们谈过话的基础上，请宗进庭同志亲自到学校去，以口头宣布的方式，宣布二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根据群众强烈愿望，决定开除二人党籍和职务，交群众揭发批判，同时要求群众按照《十六条》办事，要文斗，不要武斗，每天要放二人回家吃饭、睡觉。这样，昭阳中学这一阵浪潮就会过去。要说可能有“后遗症”，那就是别的学校也有人照此办理，那就来吧，我们经受考验就是了，怕什么？

常委们情绪轻松、振奋得多。杨书记又说，我们的一条教训是，虽然派了工作组，但工作是不是很得力呢？运动处在自发自为的状态，实际上让躲在学生后面的个别人，或者让学生里面极少数有私心杂念的分子，操纵了运动，他们进攻，我们被动！我们没有注意，或者还注意不够，在师生中间培养听我们话的、能够正确执行《十六条》的力量，让他们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对运动、对中间的群众，起另一种作用，对于不正确的倾向，成为一种牵制的抵消的以至于克服的力量。

《十六条》上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在运动中孤立最反动的右派。明明有这样的指示和布置，可是我们却视而不见、不知道运用，这才真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人家反而运用得很好，好像《十六条》是专为他们制定的，这面大旗被他们拿过去举在手上挥舞！好像敢于向领导进攻的，就是革命的。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难道不应当是我们说了算吗？只不过我们现在不说，将来再说；说早了不好，保留我们说的权利比较好。

现在，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阶级斗争观点、一分为二的观点，到哪里去了？我们为什么束手无策？世界不就是一分为二的事情吗？我们不是批判过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吗？我们还是不是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共产党人？毛主席早就说过，箭不光是拿在手上说好箭好箭，而是要拿它当武器射出去。哲学的作用，就在于指导我们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希望全体常委，都要结合运动实际，运用“一分为二”的哲学，开动脑筋做工作。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务必充分注意。说到这里，杨书记把《毛主席语录》红本本举了一举。

说实话，他领会了杨书记的意思，全体常委也都领会和佩服了杨书记，到底是解放前的老高中毕业生呢，而且杨书记看的书多。杨书记家庭出身小地主，要不然家里哪有钱供他上学？解放前上学是要钱的，不像现在，中学里还给家里穷的学生发放生活补贴，多的每月发到八块钱上下，比亭州的城市贫民每月的最低生活费还要高一点，上了大学就更是国家的人了。老百姓好像认为他们只管生孩子，别的自然有共产党管。正想到这里，思想不知怎么一跳，忽然想到了郁富这个死鬼，好像杨书记就是一个没有被打死的郁富似的，而郁富的资格比杨书记还要早好几年呢，杨书记是解放后新区土改当中吸收培养的干部，只不过进步较快。他心里哆嗦了一下，马上从心中抹去了郁富这个历史的阴影。

他怀疑杨书记刚才的布置，骨里是得到了地委书记的指示，只是不便于说出来罢了。不过，昭阳中学这样的难事却是要他去做的。杨书记的方法实际上是“假开除”，是把这两个人“抛出去”。但毕竟假戏还是真做的，他确实对“后遗症”有很大的担心，可是他也想不出在目前能够两全其美的方法来。这样，他就要充当去向昭阳中学“红旗兵团”屈服的角色了，他就要代表市委去宣布开除曹校长和李局长的党籍了，而且还不能泄露秘密，对于这样两个好同志，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他们成了“引蛇出洞”的两块肥肉，并且像什么似的被放到“火”里去“烧”、去“经过”。这在思想感情上，是一点也通不过去的。你只好对自己说，这是一场特珠的斗争。

他打电话叫老秦立即到他办公室来。

那天老秦带来了新情况，给他看抄来的柳春芳的大字报，题为《我的声明》。其一，认为当前运动应当深入揭露学校领导在过去工作中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事实，用大字报或辩论会的方式，进行深入说理与批判，而不是简单提出对某人撤党撤职，因为结论和处理应当产生在充分揭露与批判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其二，目前对市委提出开除某人党籍之类的坚决要求，缺乏坚实基础，不易得到群众的理解，也不易得到市委的支持。组织上如何处理和给以出路，是组织的事情，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更不应该对市委提出“最后通谍”式的时限。其三，本人主张，红旗兵团可以撤回对市委的《坚决要求》，转为召开与曹家骏和李宝安的辩论大会或对他们的揭露批判大会，可请市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讲话。只有这样，本校文化大革命才能打破僵局并且得到正确开展。

他问老秦，这张大字报有无什么影响？老秦说，影响不小，不少师生认为有道理，但大字报上立即被一些学生加了许多反对的批语，老秦打开笔记本，都记在上面，有“胆小鬼”、“红纸包里的烂肉”、“机会主义”、“变相的保皇派”、“不敢革命的滚开去”。

那么学生还会不会按照原先说的到市委来请愿呢？老秦说，学生正在激烈争论，很难说他们不来。他感到杨书记在常委会上说得是对的，我们的工作落在了后面，至少是做得还很不够。而这个柳春芳是个教员、代课教师，没有多大作用，她这张大字报，可能只是出于她个人的考虑，她这个“革命的海燕”，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曹校长了，想来挽回影响、弥补自己的过失。

老秦低着脑袋，好像学校里出这样的事情，全是因为他这个工作组长无能。是的，如果是个能干的，早就该在学生当中深入地做些“一分为二”的工作了，而现在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眼看学生就要上街到市委门口来，这影响是多么的大！但柳春芳的大字报毕竟是个机会，事不宜迟，要作最后的努力。

他给老秦布置说，你要立即回校，召集全体班主任和学校干部开会，表示工作组支持柳春芳的大字报，让他们到学生当中去做工作。老秦脸上有难色，他说，不要怕，要放手做我们该做的工作。工作组要成为一个战斗堡垒，党考验每个人在阶级斗争紧要关头重大时刻的表现。对于红旗兵团的学生，也要做工作，要找头头个别谈话，动以情，晓以理，苦口婆心，也可以分化瓦解。

他看了一下手表，说，你立即回校，尽量做工作，有情况及时报告，我在办公室里专等你的电话。如果你能把工作做下来，不需要我去，是最好的。如果红旗兵团一定要冲出校门到市委来，你就拦住他们，像黄继光堵枪口一样用身体挡住他们，对他们说我代表市委马上就到，让他们等待半小时。但我希望得到你的好消息，能把局面扭转过来，我就不用去了。明白我的意思吗？老秦听懂了他的话，说，尽量争取第一种前途，实在不行，我哪怕躺在地上让他们踩！总之要把他们劝阻在学校里。他点头，又说，红旗兵团背后是什么人？他们左右了学校局面，你们怎么做的？你们这方面的工作落后了，被动了。学生是单纯的，你们要开动双腿，放下架子，动动脑筋，到学生当中做工作，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左派在哪里？到处都有，红旗兵团的里面外面都有。有红旗兵团，还可以有红星兵团、红军兵团、红枪兵团，红炮兵团，红刀兵团，等等、等等嘛！不要光是依靠共青团组织，那个现在不起多大作用了，要灵活机动嘛。老秦如梦方醒恍然大悟眼睛发亮，很有信心地走了。

老秦走后，他焦虑地等待着，时间十分钟十分钟地过去了，眼看那个两小时的期限剩下了半小时，奇迹看来不会出现。但出现了另一个奇迹，秘书领着柳春芳站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自从那次在学校里看见她，一晃好像有好长时间了，其实时间并不长，只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而柳春芳没有记住他用茶杯里的水做的警告，已经犯下了反党性质的错误，将来难免是要算这笔账的。

一刹那间，他注意到柳春芳的复杂神情，她正努力让自己大方自然，却无法克服来到市长办公室的一种自卑感和紧张性。他忍受着对这个贴校长大字报的女代课教师的某种厌恶（虽然她秀丽可人），做出亲切的自然的以至于高兴的样子，说，柳老师，请进。柳春芳终于让自己基本上做到了大方自然，她撩着头发，坐了下来，看着他，说，宗市长，我是来检讨的。

他说，你的《声明》我已经听说了，写得很好，检讨什么呀？柳春芳说，我不该写曹校长的大字报，现在学生发展到要求对他撤党撤职，我没有想到。我当时只是想积极参加运动表现自己，有这种私心杂念，但没有想到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他说，运动还在深入发展，《十六条》不是说了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但你写曹校长的大字报，对语文教学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文章激烈一些也不要紧，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不要想得过多。现在支持你的《声明》的老师学生有多少？能劝阻红旗兵团到市委来请愿吗？

柳春芳把头低了下去，脸上顿时红红的，后来抬起头来，对他说，我不知道，看来没有把握。他说，来请愿，我们也不怕，但最好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人民政府嘛，又不是解放前的旧政府。你已经尽了你的努力了，我们对你的《声明》是感谢的，党会注意到每一个人在运动中的表现和诚意。我正在等老秦的电话，但愿他能给我们一个好消息。你的《声明》为什么以个人名义，而不以“山花烂漫”的名义呢？

柳春芳脸上又红起来，说，有人建议我用个人的名义。柳春芳说的“有人”，大约是范公望。电话响了，虽是等待中的，但铃声还是让他吃了一惊，几乎在柳春芳面前失态。

老秦在电话里说，宗市长，学校里发生了紧急的情况，工作组处理不了，请市委首长能亲自到学校来接见革命师生。他放下电话，问，你们学校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柳春芳摇头不知。他说，我这就到你们学校去，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吧。他下了楼，叫上秘书，骑上自行车，出发了。一路上他想着，大约学生已经集合，准备出发上街了，工作组、老秦的身躯是阻挡不住那种“滚滚洪流”的。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嗨，升起了红太阳……”

很远就听到了嘹亮的歌曲，是学校的高音喇叭，他的心随着就跳得厉害了些。老秦和一些人在学校门口等着他，一些学生正在往大字报专栏上刷很大的标语，是“打倒腐朽糜烂的曹家骏”。他头脑里出现了一个问号，曹家骏怎么又有“腐朽糜烂”这个罪名了？

他被簇拥着往里走，一下子像被卷到了漩涡中心一样，远远近近许多学生往他这边走来。他被领进一间会议室，很快也就座无虚席，屋里屋外站满了人，都是学生，从众多学生当中也能发现有个别年轻的男女教师，好奇地或面无表情地瞪着他。

外面的高音喇叭突然关掉了。老秦坐在他身边，站起来说，欢迎市委常委、市长宗进庭同志来我校指导文化大革命！一阵礼貌性的鼓掌，然后安静下来，多少双幼稚而严肃的眼睛小灯泡一样亮亮地盯着他，都在等他说话。

他的心中急于看到为头的学生，想看看他们是什么样子。他说，红旗兵团的负责同学请来了吗？老秦指着他对面的几个学生说，他们都来了。他低头看着对面的这几个学生，他们满脸稚气，表情严肃，一本正经。他注意到，一个男孩是长脸，耷着眼皮，满脸疙瘩；另一个男孩四方脸，眼睛很亮，两道浓眉；还有一个男孩圆团脸，面带微笑；此外，还有一个是女孩，清清秀秀，也作为学生头头坐在他对面。这女孩盯着他，好像要他特别注意到她、应该得到他的夸奖似的。他想起该是认识她的，是叫过他宗伯伯的，这似乎是一个机关干部家的孩子，而且到他的家里去过，大约是兰贞的女同事家的。他想起来了，她叫小琴，姓冯。她的父亲是手工业局的局长，一年前才从部队转业安置的，而她的妈妈，正是跟兰贞同在劳动局。他装着没有认出她来，只将她与那三个男学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个小丫头是跟在后面瞎热闹罢了。

他心中的矛盾是：他很难将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看成是运动中跳出来的“反党分子”。他说，谈谈情况好不好？满脸疙瘩的学生就递过来一个半大的旧信封。他把信封里的东西倒出来，是一张照片。他拿起照片来看，模模糊糊的竟然是一个全裸体的女人的背影。他的手几乎一抖，照片掉在了桌上。

他让自己镇静着，问，这照片是哪里来的？怎么回事？学生说，这是从曹校长宿舍里查出来的，还有这个。说着，递过来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他打开一看，是十多片串连一起的牙牌，上面刻画着中国古代男女秘戏图，简直惊心动魄。

他不及细看，就像怕碰到细菌似的把这些都包了起来，推到老秦面前，说，给他收好！他心里生着曹家骏的气，一个做校长的，让学生查出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说，简直是堕落！他气得眼泪都出来了。

学生都看着他，屋子里寂静万分。他心里想，本来似乎还可能视情况不宣布那个决定，现在的情势，是一点点这样的可能也没有了。现在如果要劝说学生放弃《坚决要求》，不等于是在火药桶上点火吗？他让自己在心里调整了一下，他需要完全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了，他得扮演一个很开明、很革命、与这热烈的时代完全一致、显得有几分浅薄的角色。

他说，同学们，我代表市委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话音未落，屋子里就哗哗一片响起了坚脆有力的掌声，使他受到着一种感动，但在他的心里，同时也就袭来悲哀的阴影，因为宣布杨书记所提议的市委决定，对曹家骏和李宝安“双开”，不但已经势在必行，而且好像已经完全是真的了。但这两个人将被“烧”成什么样呢？

他用更为庄严的语气，但其实更加浅薄起来，说，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朝阳中学的革命师生们，文化大革命在我市开展以来，你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在党的领导下，以《十六条》为武器，积极投身革命洪流，成了勇敢的革命闯将，揭露出了曹家骏这样的腐朽堕落分子，并且揭发批判了他在语文教学等方面的修正主义教育思想，还揭发批判了李宝安错误的反动的言论，市委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大方向！

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响起，并且有人领呼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屋宇。

他说，市委认真研究了红旗兵团提出的《坚决要求》，也认真研究了李宝安曹家骏所犯错误，已经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决定，完全同意你们的要求，从现在起，立即开除二人的党籍，撤销二人的一切职务！

屋子里两秒钟的奇静之后，立即响起了炸耳的口号声，“坚决拥护市委正确决定！”“打倒曹家骏！打倒李宝安！”“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也把手一次一次地举着，跟着呼喊这些口号，并且让面部有着相应的既庄严又激动的表情，一种本能告诉他：这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

刹那间，他在眼梢上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柳春芳。他刚才一路而来，不知为何已经把她忘得干干净净的了。这时她的眼睛里闪耀着对他的表态的惊讶、怀疑、讥讽。刚才他说的话，她是全听到了，他的表情和表现，她也全看到了，而她在他的办公室里所感受的他的立场态度和整个的人，却不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她弄懂了看穿了他的什么把戏似的。

小知识分子这么一点点聪明和尖刻，甚至是无知，在这种时候，他当然置之不顾，但心里十分痛恨。

口号声过去之后，他说，市委要求你们，继续认真学好用好光辉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学好用好党中央颁布的《十六条》，对曹家骏李宝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深入揭发、批倒批臭，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学校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客观世界和我们的主观世界，让朝阳中学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大学校。

希望你们按照《十六条》上说的，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对曹家骏李宝安这样的人，主要是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而不是伤害其身体。不要关押他们。如果有拘禁的需要，也要通过公安机关来执行。他们必须每天按时到校，接受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老实交待和认识自己所犯错误，同时在学校从事一定体力劳动，以改造他们的腐朽反动的思想意识。希望工作组做好自己的工作，与革命师生一起，开展对曹家骏李宝安的批判斗争。今天到学校来，从我个人来说，很受教育，更加感到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是无比英明正确的，感到红卫兵小将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以后我还要来向老师同学们学习。他站了起来，并且向对面的学生伸出手去。令他欣慰的是，学生的稚嫩的小手，也就向他伸了过来。屋子里又一次响起了鼓掌声。

我有话说！一个稚嫩的嗓子在掌声中尖叫起来，大家吃一惊，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又瘦又高、小头歪脸、发育得明显不好的学生，眼睛瞪得挺大，夸张地向前伸着他的手臂，表情十分严重，急忙地说，市委的决定难道就不会是骗人的吗？这话说得大家一愣，说得他心中暗惊，但屋子里随即有了哄笑声，不仅笑这句话，而且笑这个学生丑陋的体形以及脸上那严重得可笑的神情。哄笑声表现了群众的倾向。他和群众一起注意到，为主的两个学生头头皱了一下眉，看来不想支持这个学生的发言，而且认为不应该这样节外生枝。于是，多少张脸转向了他，要听他的回答。

他说，请大家放心，市委的决定是常委会研究通过、记录在册的。同学们，我们都在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掌声再次响起，在老秦示意下，旁边的学生让了开来，学生头头们也站了起来。他朝外面走去，没有再出现意外。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他赶快离开了朝阳初级中学，心里发誓，再也不到这种鬼地方来，再也不出现在这种鬼场合，再也不想见这些鬼东西了。

其实，曹家骏只是不检点而已。但个把多月之前，按照统一布置，红卫兵早就上街“破四旧”了，同学家中也不放过的。社会各界闻风而动，自己动手把“四旧”的东西都破了，不知烧掉毁掉了多少“封资修”的文化遗存。他作为一个做校长的人，自己身边藏有这些东西，怎么不早点处理掉，或者藏藏好的呢？严格说，那秘戏牙牌，还有那张大约是给他的老婆拍的照片，对于成年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有这么一点低级趣味，也可以理解，只要不给孩子看到就行了。但现在挨学生这样抄了出来，确实有点惊心动魄，并且令人气愤，认为这样的人是“修”得够可以了，不配做一个校长，也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总而言之曹家骏是太荒唐了，而且把个好端端的李宝安也带下了水。令人不放心的是，不知老秦可曾跟他们二人见面，把要经受考验这句最重要的话跟他们有个暗示。

他回到中山塔里，向杨书记做了汇报，杨书记把头点着，脸上出现微妙的笑容。正在这时，老秦来电话说，学生要到市委门口表示拥护市委对曹家骏李宝安的处分决定，已经出发了。他告诉杨书记，杨书记对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有远见地说，得准备一下，到中山塔门口接见他们，你主持，我讲话。

当杨书记身穿军装出来时，他惊讶而佩服。按规定，市委书记就是本地人武部第一政委，杨书记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既然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时是穿上军装的，那么作为人武部第一政委的市委书记也就可以、甚至应当照此办理，学生们会感到这是对他们的重视和尊敬。

从男女学生幼稚的敬仰的脸上，他看到，杨书记身上崭新的草绿色的军装、红色的帽徽和领章，使他们眼睛发亮，有一种圣洁明朗的光停留在他们面庞上，甚至让站在对面的他们也被照亮、也被感动了。军装是一种象征，象征革命，象征理想，象征光荣，象征勇敢，象征战无不胜，象征着社会主义祖国，也象征着党和毛主席。穿上军装之后的市委书记，无形中显得崇高、可亲、不可侵犯。就连他，心中对杨书记也多了几分敬畏。

杨书记站在中山塔门口，在讲话之前，首先庄严地向学生敬了一个军礼，这就博得了非常热烈的鼓掌。至于杨书记的讲话，不用说，自始至终充满对朝阳中学以红旗兵团为代表的革命师生的肯定和赞扬，充满对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伟大意义的深刻理解和赞美，然后又语重心长提出了几点要求和希望。全篇讲话十分革命，十分全面，热情洋溢，也博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

本来杨书记就很会作报告，人们说，只要杨书记手上的香烟接下去烧，他的报告就能接下去讲，他常常是不用稿子、凭着写在一张半张纸上的提纲，就对着满会场的干部作半天的报告的，记录下来就像是用书面文字写成的那样严谨，并且都是符合中央和上级文件精神而又结合着实际的，不是随意的离题万里的发挥，现在对学生作十分钟的演讲，在他根本算不了一件难事。要知道，杨书记在来亭州这个县级市担任市委书记的一年多之前，是省委宣传部的处长。

这些学生，平时从来没见过市委书记讲话，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市委书记，一下子也就被杨书记征服住了。确实，干部的个人形象、个人才能是党的宝贵财富，党需要德才兼备的干部。

最后，杨书记领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革命口号，并且从学生手中双手接过他们“红旗兵团”的大旗挥舞了两下，又郑重庄严地授给他们，使接见达到了成功的高潮。

市委书记挥手送行，游行队伍掉头向南，一路高呼口号，回学校去了。

杨书记的策略大获全胜，朝阳中学的浪潮得到了控制，市委和杨书记本人也得到了一种政治上的成功，这两点对于稳定亭州局势，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可是……

第十一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三）

一九六0年暮春，他就那样实际上被强制地送上轮船。愤怒既然是无用的，他倒不由得高兴起来，因为，已经可以认定他是受到了迫害、并且知道是谁在迫害他了。邪恶钻进了他的心里，好像他本来就希望有一个具体的对手，好让他能够看清，好让他能够回击。现在，他不再是猎物，他要反过来变成猎手了。他相信，他和那个迫害他的人在组织面前是平等的，总有一天，组织会发现真相；他在组织面前是无辜的，而那个人，不管有多高的职位，在组织面前却是有罪的，至少是该受谴责的。

他对船员们简略地说了他的情况，他们听后都大为惊讶。他就要求他们在前面一站让他下船，那里还有汽车好乘，他要到地委去申诉，要不然，把他送远了，他的钱就不够了。

这样，他又到了荷州。

以往的书面申诉不曾有用，材料都回亭州了，他今后要学那些不会写字的人，开动两条腿，也就是说，上访！

地区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处大约有十间房子，上访者不少，他们形神各异，但共同有着晦气的颜色、忧愁的面孔，好像使屋子里的光线都暗了一些。他多么怕看到这些人，怕自己变成他们之中的一个，虽然他其实早已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了，也许他自己正加重着这里的晦气呢。他在心里对自己冷笑说：这里现在就是你该到的地方！

接待他的是一个表情冷淡，却具有可信任感的女干部。他反映了他的问题，着重指出，在他提供了那么充分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亭州“审干办”仍不改变对他的结论，请问他们的依据是什么？这依据为什么不给他本人认定？这样做，怎样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呢？他要求上级组织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

女干部认真作了记录，说有关部门会考虑他的要求的，叫他回去等待答复，如果感到等的时间长了，还可以再来问问。

走出接待处时，他安心得多了，那女干部体现的是一个严密的工作体系，只要上面把给他定案的材料和他自己申诉的材料都看一下，很快就会清楚了，可以再去调查嘛。然而，明明是很简单的问题，也许仍然不那样简单。他望着那值得仰视的庄严的大门和那里面古木参天的深深的机关大院，他意识到，这方面一定有他不知道、不懂得、也不成文的许多规矩，而这些规矩大约都是阻碍像这种问题的解决的……

他把目光投向熙熙攘攘的荷州大街，城市在他眼中成了纷乱而无意义的一团，然而，他还没有资格进入这纷乱而无意义的一团呢，他已经被排斥到外面来了。他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问题，他如果连他的问题也失去，他就更加什么也不算了。

就这样，两个月之后，他重到荷州。接待处上次的女干部不在班，但对他的答复已经有了，就记录在他上次的登记表下：亭州“审干办”电话回答，关于该人员的审查结论以及处理，正确无误，该人员应服从处理，安心原籍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他冷笑一声，什么也没有再说，就走了出去。

他又一次面对着城市的纷乱而无意义的一团，但来来往往的人们，不管年岁大小，身份如何，却又似乎都活得有其意义，真正没有意义的唯独只有他，因为他现在可以说是连问题也失去了，人家已经不承认还有他的问题，他想以此来作为什么依据或立足点，是办不到的，不要以为自己大约还能算个什么。

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宗进庭，他越发认定这一切的后面就是这位老乡。他感到有必要再给宗进庭写封信，一方面也许上一封信没有寄到，另一方面再把话说得透一点，也算是先礼后兵吧，他已经被迫要撕破某种温情脉脉的面纱了。

在荷州，他跟踪了一位妇女，因为那个抱着小孩的妇女，背影太像乔丽了，他明知那不会是乔丽，却还想像着也许正是她，他就跟在后面走着，眼睛没有离开过那可爱的背影。那妇女进了一条小巷，踏上一个大门口的台阶，掉头看了他一眼，进去了，大门嘭的一声赶紧地关上了。那不是乔丽。他告诫自己再不可以这样。他继续走着，对自己说，别的一切都不属于你，你只有你的案子，你现在连你的问题、连你的案子也快要失去了。

他在空荡荡黑洞洞的菜市场过夜，在一个剁肉的大案板上放倒了自己疲乏的身体。夜里风雨雷电大作，他坐了起来，缩成一团，孤独，饥饿，寒冷，肮脏。他很怕自己有一日会那样死在外面，成为一具无名尸体。他于是想到要写一封信给乔丽，跟她商量，能允许把孩子接到乡下去抚养。他觉得这对他来说，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这封信，他也在荷州写发了出去。

他又到了丹阳。颜老师告诉他，丹阳档案馆的旧档案里竟然确实有对他不利的证据。这已经是颜老师想方设法打听到的，但所谓证据的具体内容，人家却无论如何不敢透露。

他浑身冰冷麻木，好像他真的曾经犯下大罪，只是他自己忘记了而已。他甚至都不敢正视颜老师了，因为他仿佛看到就连颜老师也对他有了怀疑。

不，不可能。他有点口干地费力地说出了这句话，这当然也正是颜老师期待着的一句话，可是他自己听着自己的声音都感到虚弱无力，好像只是在抵赖。他喝了一口茶，让自己较为坚决地说：不可能！颜老师只是同情地看着他，似乎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他只有回亭州去找“审干办”的人，他只问他们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证据？

亭州的那些人里的一个主动对他说，你这个人，早就跟你说过，你不要跑了，再跑多少趟，不还是一回事吗？该回答的我们都给你回答了。

他不客气地自己坐下来，接住那人的话说，该回答的都回答了，我想来问的是，你们所认为不该回答的那一部份。于是有两个人同时厉声责问他：什么意思？所有的人都用惊讶的谴责的目光看着他，好像他用这样的口气说话，说这种简直是尖锐犀利的话，未免大胆，也未免太忘记自己的身份了！

愈是这样，他愈是显出几分沉着冷静，这是他到“审干办”来还不曾有过的态度，他心里对自己真是吃惊，但他并未退缩，他说他有两个要求，第一，要求见到给他定案的依据，第二，如果这个证据还不能给他看，他要求组织上对证据的真伪做科学的鉴定……

他的话被打断了，他们的表情在告诉他，你太放肆！其中一人十分严厉地说，你到这里来不好这样说话！什么第一第二的！我们早已告诉了你，给一个人定案不是随便的事情，证据当然有，当然真实，我们不可能答应你的这些要求，那是根本没有必要的！

他忽然产生了一个恶毒的挑战的念头，他说，直接领导你们的人，是不是宗进庭？

办公室里奇静，施了魔法似的，都噤住了，他们显然十分意外，又十分害怕，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但随即，他们一齐清醒了，纷纷指责他：你不可以这样！你说话太随便了！你想干什么？！

他豁出去了，干脆把话挑明说，我对我的每一句话都敢负责，宗进庭是我的老乡，我们都是同一个村庄上出来的，而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你不要说了！你回去冷静冷静！他们很气愤地对他吼了起来，他看出他们误解了他，但分明也有着不愿被看出的慌乱。

他感到他们好像逼了过来，他离开坐椅退到了门口，但他不甘示弱，他掉过头来，接住他们的话说，我在亭州有合法的家庭，有老婆孩子，谁也不可以随便驱逐我！

他走下台阶，离开了“审干办”公室。既不是懊悔也不是害怕，但他身上有些发抖。他刚才的消耗也很大，他不得不在路边街民家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歇了一会。

人家打了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送过去给他打。托尔斯泰主张的这种精神，如果他按照着去做，其结果是一辈子就这样被冤枉被埋掉了，他觉得他做不到。如果把他遭到的不幸，当作正常的秩序服从，那才是不对的，他还是应当积极地正面地去努力推动他的问题的解决。

他于是又回到“审干办”去，重新出现在那些人面前，他不管那些人已经对他满怀警惕，而且“同仇敌忾”，他对他们说，刚才我态度冲动，请你们原谅。不过，我以后还是要来的，因为我的问题还在这里，我这也是对组织的一种负责态度。在一种寂静中，他走了出去。这有点像是一出戏，但他们应该看得出来，他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天他去看了他的儿子。一晃，儿子三岁了，他与儿子几乎漠不相关，可是儿子是在他心里的。他想像着，儿子向他伸出小小的双手，趔趄着走来，他心里一紧，泪水几乎要流出。他应当带给儿子一份礼物。路过一个商场时，他在那并不丰富的玩具柜前停下，玩具汽车飞机他买不起，洋娃娃他买不起，漆得红红的小皮球他也买不起，他羞愧而悲伤地走出了商场。他走进一个食品店，觉得买两块蛋糕也许最好，那里面含有鸡蛋的成份，是营养食品，而且松软香甜，对小孩特别适合。但他的钱只够买一只。他也就买了一只蛋糕。营业员小心地把那只小小的蛋糕在一个纸袋里放好，给了他。他一手托着那几乎没有份量的纸袋，一手捏着纸袋口，就那样在街上朝医院走去。命运这个促掐鬼，把悲剧当成喜剧，对他可真是不留情，竟然让他脚下一绊，跌了一个跟头，可是他的两只手却高高地举着那个纸袋，一点也没有碰坏或挤偏它，他的双肘却是跌得很疼。

他进了医院，走向托儿所。他注意让自己不要被什么人看见，他不是感到自己没有权利，他只是羞愧罢了。

他一眼认出了他的儿子。亮亮！他轻声地喊道。他的儿子看着他了，而且眼睛不离开他，儿子在想，这人是谁？他的声音里为什么对我有无限的爱意和渴求？他对我热切的神情里为什么夹杂着凄凉？他的笑容为什么又讨好又羞愧？他举着手里的纸包在向我暗示，那里面给我带了好吃的东西，这是真的吗？我能吃他的东西吗？他和儿子的眼睛对视着，儿子向他蹒跚地走来了！亮亮！他多么动情地又喊了一声，就把儿子一把抱在了怀里，急忙让儿子吃上了蛋糕。亮亮双手抓着那圆圆的烤成焦黄色的蛋糕，吃得多香啊！

托儿所的老妈妈走来了，马上看出了他们的父子关系，对他说，你是下放了？他无端有点紧张地点点头。老妈妈就去有别的事去了。

别的孩子在看着亮亮吃蛋糕，默默地看着，暗暗地羡慕。啊，假如他能买好多来，使每个孩子都有一份，也使亮亮在吃蛋糕时没有自私感，多好！可是这却成了他的乌托邦了。

他注意到亮亮呼吸道似乎有毛病，亮亮的眼睛因为瘦弱而显得很大，如梦似幻。这使他十分心疼，乔丽没有把孩子照料好，她是医生，这是不应该的。尽管他下乡了，没有收入了，但他本人没有要乔丽负担，以乔丽的收入和家中的积蓄，带一个孩子，在亭州小城，也还算是宽裕的，可是这孩子不健康！

乔丽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照料孩子是有困难的，何况心情不好。现在，他必须同乔丽见面，谈谈孩子。把亮亮带到农村的自然环境里，加上有奶奶照应，一定会健康起来。

他不必等到乔丽下班了，他这就去找她。

原来，乔丽已经从内科调妇产科了。可是她学的不是这一门，那么她到那里去只能做辅助性工作了。他感到这是意味深长的，可他也只有惭愧而已，完全无能为力。在妇产科门口，他一眼看到了乔丽，穿着白大褂的乔丽多么美丽！他爱慕地心疼地望着她。乔丽看到了他，向他走来了，在众人的目光下，她竭力让自己显得自然。在一瞬间，他看见了那个做医生的男子，那人也在看着他，他们的目光交会着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注视着研究着对方与乔丽的关系。他把自己的目光收缩了回来，他不愿意和那样的目光对视，他看到，那人也及时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他转身向妇产科外面偏僻一点的一棵树下走，乔丽跟着他。在那短短的一段路上，他让自己战胜了心中无数的他觉得应当称之为软弱的情感，让自己超越再超越，把自己定在一种极其理智冷静的态度上。

我的信，你收到了吗？他看着她，开门见山地说。

收到了。乔丽也在努力从某种压抑之中挣扎出来，抬起头回答了他。

那么，关于亮亮……

不行！我不能让你把孩子带走！

可是，你又要上班又有小孩……

我忙得过来！

他看着乔丽，似乎想弄清她这坚决的态度后面的东西，可是女人舍不下小孩是正常的，而在他如此糟糕的状况下，乔丽更可以这样不肯让亮亮离开。

亮亮身体看上去不太好……

会好的！我不会让他到乡下去的！乔丽竟然叫了起来，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失去了谈这事的耐心。

他只有让步了，他说好吧，孩子就全靠你了，我的事情还不顺利，还要去奔波，你进去吧，我走了。他转身而去，没有掉头。他的心中出现了那个男子的身影！阴暗的心理像乌云袭来，他有一种直感，他感到悲伤，可他无可奈何！他是许诺给了乔丽某种权利的，如果他想像的一切都已是真的，他只有寄希望于乔丽的理智了。可是乔丽坚持要让孩子留在她身边，这是什么意思呢？各种猜想一会儿给他安慰，一会儿给他悲哀，最终他处在一片可怕的茫然之中。他觉得，没有比他更不幸的人了……

当他往医院外面走去时，他却一眼看见了宗进庭，还有兰贞！他们相距很近，但因为他在侧面，又有一棵树遮挡，他们没有看见他。兰贞的怀孕的肚子是格外大了，宗进庭和另外一个大约是帮忙的女人在旁边护卫着她。那么宗进庭是送兰贞到妇产科去。不知这是他们的第几个孩子？他望着他们，觉得所有的一切都衔接上来了，一切的历史都是活的，都并未消逝，而一切的活的也都连着历史，都有某种深度。他像一个置身世外的人，在惊奇地看着人间，这人间是多么充满联系，充满重逢，充满巧合。他努力要看出什么意义来，但意义对于各人显然是不同的，而且有可能是彼此冲突的！然而，他爱自己的孩子，宗进庭也爱自己的孩子，这不应当冲突。比如，他对兰贞，对小心翼翼护卫着兰贞的宗进庭，至少一时间就充满同情以至怜悯，他多么想跑过去，给他们以自己的问候和帮助，称他们是自己的弟兄姐妹！

然而，在他们之间，实际上却存在着多么可怕的隔阂，简直像无法填平的深渊一样！

他只有躲在那里目送他们进了妇产科的房子，在那里，乔丽也许将参加为孕妇兰贞检查或接生的工作，而她们相互之间却并不认识！不，也许他们骨里是知道乔丽的。多么可怜，乔丽！

他离开那棵树，一身轻松似的走了出来，他让自己忘掉那似与他有关又与他无关的一切，走向他自己的茫茫未来。

但他又到了托儿所，他想把亮亮带出来，带到妇产科去，他要对宗进庭说，看吧，这是我的孩子，我也有一个家，你想把我怎么样？你陷我于死地，就不曾想到我也是个人，同样有妻、有子！你看我的孩子，成了没有父亲的人，这样瘦弱、可怜，你觉得这是应该的吗？如果你实际上知道我是无罪的，你却一定要加害于我，那么，看到这给我的家庭带来的不幸，当你面对你的家庭的时候，就不觉得有愧吗？你让我这样地活着，你能活得自在吗？

这是多么痛快的一幕，面对面的交锋，短兵相接的较量，彼此的妻子都在场！他知道，接下去，他就会被人们架走，人们会说他疯了，而且他威胁了市长，扰乱了医院，他会受到有关方面的“照应”的。但这些对他其实都算不了什么，使他犹豫着不能那么去做的唯一因素，只是他不想让孩子受这种惊吓，孩子有孩子的好梦境好世界，不应当用大人的如此不愉快的现实世界去让孩子痛苦。

他站在托儿所那里，这样反复考虑着，那一幕只能存在于他的想像中，而宗进庭一定是不害怕这种场面的，凡是他所想像的如何泄愤的一切，宗进庭一定都知道、都不怕。他灰心丧气地转身离开了托儿所，什么想像都没有了。

想像的世界不等于现实的世界，但现实的世界也就是人们使它这样的世界，假如人们不同了，世界也就会变得不同，至少，就他这件事，人是可以变得好些的，主要是宗进庭应当变得好些。

他在外面不知怎么走的，结果是绕着医院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医院门口。他为什么还要来？他来做什么？他问自己。他望着医院里面，是的，此时此刻他的一切不都在里面吗？受他的沉浮影响的他的妻子孩子，主宰他的沉浮的宗进庭及其妻子，可能会卷进他的沉浮里来的那个男子，都在里面！都集中在一块儿了！他应当冲进去发表一通精彩的演说，震撼人们的灵魂！

他看着医院的大门，就像看着他的人生的大门，他好像是在外面看着他自己的那一切，但他同那一切却隔开着，无法接近，真是不可思议啊！一时间，好像他还想有另外的一个他和另外的他的故事，可是，无论他在心里怎样努力，也没有用，他还是只有这个已经定了的他和他的故事，并且无法改变、无法重新开始。于是他知道，人的绝望是怎样产生的了。

宗进庭兰贞从里面出来了，帮忙的女人仍然在一旁帮着忙。看样子还没有到产期，这是回家去。宗进庭的神情对兰贞关心备至，那样殷勤、体贴、小心翼翼。他记得他对乔丽也有过这种时候。他忽然作出了决定，他跑进托儿所，抱起他的儿子，也没有来得及跟老妈妈招呼，就急忙走出了医院。

他追上了他们，面对面挡在了他们前面。

宗市长！他很含蓄地尊称了一声。

你？你是谁？谁？宗进庭本能似的向后退了半步，但其实一开始就把他认出来了。

兰贞！他不理宗进庭，却故意戏剧性地喊了兰贞一声，他的确想恶意地刺激他们一下。

啊呀，这是？这是郁平呀！兰贞的确是从认不出到认出了他。兰贞表现出来的是极为复杂的神情，其中有使他感到厌恶的成份，有使他感到寒心的成份，但也有使他感到了一点点温暖的成份。

噢，你是郁平！宗进庭表示把他认出来了。他看着宗进庭，他不说一句话，但他的眼睛在说，是的，是我，你加害于我，看吧，我抱着我的孩子，你可也是养儿育女的人！

宗进庭马上让那个帮忙的女人扶着兰贞先走，而自己留下来对付他。兰贞略微转过脖子向他颔首示意再见。他清醒地知道，表面上的这么一点点温情脉脉的礼貌，并不能说明更多的东西。他以鞠躬的姿势回报兰贞的表示再见，这多少有点夸张，但他心中极力要表现的，确实也是一种真实的、不应当否定的东西，那就是乡亲之情。

你，怎么样？宗进庭努力装出一种和气问他。这慷慨的和气，大约因为刚才兰贞认了他这个老乡，而他刚才对兰贞表现得也很恭敬。

对不起，我拦住了你。既然你问我怎么样，说明实际上你不言而喻是清楚的。不过，我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我只希望在我的问题上能实事求是。你们给我定那样的案，肯定是弄错了，历史上我没有做那样的事，相反我还积极营救过那个地下党员。所以我有充分理由和把握怀疑你们手中的所谓证据。我认为你们不给我本人认定证据就定案是不对的。我有家庭孩子，剥夺我的工作，遣送我下乡也是不妥的。你们对我，实际上是结论不符合事实，处分不符合结论，处理不符合处分，是矛盾的混乱的……这些，我在信上都给你说过……

他不说了，他看着宗进庭，感到某种距离的缩短，因为他面对的是普通的人脸和脑袋，有毛发，有皮肤，有五官，有内在的骨骼系统……

噢，好的，你的意见我知道了，我会让有关方面去认真研究的，你要相信组织。兰贞的身体你刚才看到了，我就不陪你了……

宗进庭不等他答应，就赶紧离开了他。

他站在路当中，麻木地站在那里有好一阵。他抱着孩子往回走，心里很空。孩子始终一声不响，好像完全理解似的。而宗进和兰贞，对他抱着的孩子，竟然都没有一句问候和关心！但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刚才的一幕毕竟很滑稽、很痛快！

他将孩子送回托儿所，内心带着对孩子的无限愧意离开了那里。当他在亭州街上梦游一样走来走去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一左一右走到了他的身边，没有动手，但语气不容反抗，说，我们是治安队的，跟我们走！他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不但不紧张，而且觉得有趣。他就老老实实被夹在当中跟着他们走。

他被带进一个大门里，是街道工作区。绕过天井，到了后屋，进了后院，有一间空着的小屋，里面有一张小床，被子也有，是个临时可以让人住一夜的地方。两个人就坐下来看着他。他注意到，院子的角落上有一个厕所，那里是可以爬上院墙逃走的。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负责人，没有作任何自我介绍，就对他说，你曾经是级别比我们高的国家干部，很多事情是不用我们教育你的。我们请你到这里来，是保护你，没有我们许可，你不可以离开。你的食宿我们会负责，明天我们就送你下乡，你应当安心在农村劳动，有要求有意见可以写信，等待答复，不要老是跑来跑去到处乱闯，这对你没有好处。负责人说了这些话就走了，留下一个眼睛有点斜的很卑微的人看守着他。

显然，他被软禁了。他推测，这背后自然是宗进庭在布置。面对现实，他冷静得没有了愤怒，他只是在思考。于是，他对宗进庭与他的关系的认识，又上升了一步，可以很明确地断定：他的不幸的原因，就是宗进庭对他的迫害；他那样有力的申诉却毫无作用的原因，也是由于宗进庭在从中作祟阻挠。关他一夜算得了什么呢，把他送下乡算得了什么呢，他会继续申诉、继续上访的，这已经不仅是为了解决蒙受冤屈，而且也是为了对自己有所保护，因为现在需要有意让事情扩散，以防宗进庭进一步下毒手。他显得平平静静。他的心里，也确实很平静。他感到崎岖的路虽然可能还有好长，但他已经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只要他的生命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就行，也就是说，他要活下去！

那天到吃晚饭的时候了，那个斜眼的人已经有准备地泡了两个脆饼独自在吃，可他的晚饭却还没有。他想，该是什么人给他送什么样的晚饭来呢？当他听到脚步声，抬头看时，他真是痛苦万分，原来他们是通知了乔丽来给他送饭，乔丽还一手抱着亮亮！

好一幅送饭的图画呀，还是要请俄国大画家列宾来画才行！他感到这对他太恶毒太嘲弄，可是从普通眼光来看，让妻子给犯了事的丈夫送饭，是很正常的呀！不批准他们离婚，大约就是为了这一点吧？有些事情免得让公家麻烦。

我真是没有想到……他万分惶愧，结结巴巴地说着，一边抱起了亮亮。乔丽没有说话，默默地给他在桌子上放下了饭碗菜碗筷子。

他们叫你来送饭是不对的……他继续地说着，好像这就可以免除乔丽的痛苦，乔丽从他手上抱过孩子，不满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了。他站在那里，望着临晚的空荡荡的院子和前面的屋子，乔丽的抱着孩子的身影在眼中消失不见了，他仍牵挂着失落着揪心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喂，你老婆这么漂亮啊！斜眼的人忽然对他说，说的这句话和那种腔调令他恶心，他没有回答这句意思复杂甚至很下流的话，他努力忘怀一切，坐下来，拿起了筷子……

他发现，有二十元钱压在碗底，他心里感动着，而这钱，他确实很需要。

当天下半夜，他逃走了。

他就像个真正的逃犯一样，脚步很快地往亭州城外走，他要沿着公路一直西行，到亭州的下一站等待长途汽车。深夜的亭州小城空荡宁静得像历史遗迹似的，而郊外黑夜让他觉得像走进了亘古，他的一切所谓问题也都暂时不存在了，他简直像是孤独的自由的唯一者似的。但他知道，不用几个小时之后，到处就都是熙攘的人间，迫害的阴影就会追随着他。

他一定要写信给乔丽，说明一下他被那样软禁的原因，他还要写一封信给宗进庭，指出这样软禁他限制他，是愚蠢的！

他走到了邹家楼，那是亭州以西第一站，距离亭州已经十五里，他松了一口气。时间是早晨了，农民们已经在稻田里蓐草。农民的辛苦在夏天有第一批收获，到秋天有第二批收获，可他在忙什么呢？他有什么收获？他望着自己的双手，他是两手空空，但时间是一样过去了。假如有个农民开导他说，你这人如此惶惶若丧家之犬，是为了什么？他该如何回答呢？

他将说他有不白之冤，他不能平白地失去他的公职、工资、名誉和家庭。农民听了也许只能是茫然不解。是的，面对田野、面对农民，他很羞愧，而更羞愧的是他不能改变自己，有比他强大多少倍的东西在决定着他，超越是不可能的。

从亭州方向开来的第一班长途汽车到了，车子如他之愿在他面前停下来，他准备上车。

车门开处，下来了两个人，大约是短途的乘客，他去登车，那两个人却抓住了他的臂膀，把他拖住，他于是认出了其中一个是已经抓过他的。长途车关上车门，开走了。

为什么？我被剥夺人身自由了吗？

上级命令我们来送你回农村。走吧，我们还要陪你走回亭州，赶轮船。这是你老大人挑我们的好差事！

跟两个执行任务的人当然没有什么好说的。让你们辛苦了。他不由得反而向他们道歉。啊呀，你就不要讽刺我们了，我们没有你辛苦，你还会跳墙头呢，想不到知识分子也有这一手，那么高的墙，你把腿子跌断就不上算了，不管什么事，以后别冒这种险！

从这斥责中，他体会到了一种质朴的关心，不由得认错地点了点头。

走了十五里，回到亭州，到了下河码头，他被守候在那里的一个便衣给他上了手铐。他抗议说，我没有被捕，你们不可以这样！那三个人一起劝他，说，郁老师，下了船就给你拿掉。就这样，他被铐着押上了轮船，那三个人一起送他下乡。他说，你们想把我怎样？难道能叫农村里把我管制起来吗？恐怕没有这么随便吧？即使管制了，我也照样可以上访、申诉、喊冤！他们说，郁老师，我们不了解你的情况，我们只是奉命把你送到目的地。他不无恶毒地说，我的情况很简单，宗市长是我的老乡，他公报私仇迫害我。那三个人又惊讶又恐惧地看着他，说，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你不要跟我们说。

到了一半路程时，他们就宽厚地给他松了手铐，也好像已经不怕他会逃走了。船到他家乡的码头，他们没有下船，让他上了岸，就跟他招手道别。

他在家里没有住几天，就出发到省里去。

他告诉了父母，乔丽不想让孩子到乡下来。母亲揩起了眼泪，说要抽个时候到亭州去看看孩子。他告诉母亲，到亭州后怎样可以找到乔丽。

在从乡下出发到省里去时，他身带两封信，是在家里的煤油灯下写成的。在给宗进庭的信里，他老实不客气地奉劝了这位老乡。在给乔丽的信里，他解释了他的被软禁和他的逃跑，他对乔丽只字未提宗进庭，他不想让乔丽置身那种复杂的历史之中。他在省城用挂号寄出了这两封信。

在省人委的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处，他把填写好的登记表依次放到桌子上时，一眼看到他前面的一份登记表上赫然写着：被领导诱奸，要求调入省城，与家人团聚。他走出屋子，在填过了登记表而在外面等候的来访者当中，他估计那位年轻美好的女性也就是那个不幸的当事人了，她所写的她的不幸，当然一定是真的。他只看了她一眼，就把目光朝别处看去，他有点想到了乔丽。他的心中升起一团忧伤，但他马上对自己说，谁会带着愉快的问题到这里来呢？这里本来就是个报忧的所在。这么一想，对一切便都心安了似的。

他没有想到省里的接待员说话十分公正彻底，说亭州“审干办”不把证据给当事人认定的做法是不对的，表示他们会为他跟亭州方面联系，让他暂回家中耐心等待。他还反映了他在亭州遭到的驱逐和变相拘留，省里的接待员也认为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他说了宗进庭和他之间是有老乡关系的，家族之间历史上是有过矛盾的，他请组织上能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他满意地看到他说的这些也被记录了下来。当然，他没有具体说除奸的事情，他想到如果把事情说得太复杂，就会令人难以置信、望而生畏，反而会影响问题的解决进程。

他比较满意地走出了省接待处。他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了省报社的大门，他在那里面当过编辑，他往日的同事们一定还有在里面工作的，但他觉得还是不去的好，他没有下车。省报社是他的命运发生转折的地方，如果他不被调出报社，就不会遇到宗进庭，一切就不会发生，可这是无法预料的，命运的偶然与必然的因素你无法分清。

他回到老家乡下时，屋里空着，父母是到亭州看孩子去了。他感到了一种悲凉，还感到一种歉疚。他使自己、也使他的父母，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他以前是不当一回事、不认为有多重要的，现在却越来越觉得重要了。仿佛只有他出了事，才使他回到了真正的生活里来，懂得了什么是最可宝贵的。生活，是慈爱的，在生活面前，你永远是个孩子，就像人在大自然的面前一样；生活纠正你，教育你，让你成为一个人，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生活在人伦关系里的人。

他觉得他渴望去劳动，他请生产队长给他派工，给果他被派去脱粒。他的工作是较为轻松的，只要手拿一把二齿草叉，站在脱粒机面前划草。脱粒机是电动滚筒式的，农民们站在机后，抓着稻把子，让滚动着的栽满钉子的滚筒把稻谷打下来，打飞到前面来的稻草很多，就由他用草叉划开。工作虽是简单，从早到晚站下来，也就不简单，还不曾要他打夜工呢。

郁平，你把老婆一个人丢在街上，怎么放心的？郁平，你怎么不把你老婆带下来让我们大家伙儿看看的？怕晒黑了她吗？郁平，你老婆大概不要你了吧？

在农民的天真、率直、粗野面前，他往往猝不及防，无言以对，只有憨厚地笑笑。也有个别农民想照顾他的面子，从旁边加以制止，但拿他善意而尖刻地开心却是一种大势所趋。他在这种开玩笑当中得到了一种关心、温暖、甚至鼓舞；因为农民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的，并且是在帮他恢复着人的意识。农民在观察、评价他的生活，农民作为土地上的劳动者，觉得世界上的许多东西是虚无不实、莫名其妙、非理性的。

几乎正是在农民对他的这种激发下，他提起笔来，写了三封信，一封给亭州“审干办”，把他在省里得到的回答告诉了他们，并且说两个月之后他将到亭州去听他们新的答复，如果仍然既不改变对他的结论、又不肯出示给他定案的证据，他将继续上访。另外两封信是分别给乔丽和颜老师的。他之所以要给乔丽写这封信，目的是修正自己以前的态度，他不能硬把乔丽推开去，他应当给她以希望，而从省里得到较好的回答之后，这希望是较靠近了。至于写信给颜老师，是为了通报情况，让关心他的人放心。

他的父母回到了乡下。他们看到了乔丽，也看到了亮亮。他们不放心的就是孩子瘦弱，但乔丽不肯让他们带走亮亮。他们在亭州住了两天旅馆，整天的时间都是在医院的托儿所度过的，到了下班的时候，他们就看着乔丽来抱走了孩子，乔丽叫孩子跟他们说爷爷奶奶再见。做祖母的量下了孙子的脚的尺寸，要回来给亮亮做好几双棉鞋单鞋，一回家老俩口就忙着糊骨子，母亲找碎布，父亲打浆糊，有了新的寄托似的。他鼻子一酸，走了开去……

眼前好像火光一闪，好像听到亮亮在遥远的地方喊了他一声爸爸！他几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忽然感到，是他的儿子亮亮死了！亭州电报所说他的家里出事，其实就是亮亮出事了，他的潜意识一直在回避，但那是回避不了的了，终于化作亮亮的呼叫从心底升起！那孩子瘦弱有病，郁郁寡欢，一双因瘦而大的眼如梦如幻，不正是夭亡的征象吗？天哪，如果真是那样可怎么好呢？他感到仅仅想像了一下就已经浑身无力了，好像他的生活本来还残存有一点意义，眨眼之间就全无意义了，一点点也没有了，包括他的问题得到纠正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九六一年的火车在不停地前进，而车速是太慢了。亮亮不能出事，千万不能啊！

那么是乔丽出事了？死？伤？不，也不能！都不能！啊，所谓人的幸福，是多么脆弱的东西啊！

他让自己某一方面过于活跃的思绪定了一定，努力不去想电报上所说的“出事”二字，不去想，不去想……

去年的秋天，他就在乡下等待了两个月。几乎很准时，差不多正好两个月的时候，队长来通知他，叫他马上到公社去一趟。队长祝贺他，说，有你的好消息！他出发到公社去了，一路上农民们都说你马上要回城了。他不知道农民们是不是有确切信息，他不敢让自己高兴得太早，他不相信宗进庭这么容易就甘心松手，不相信好事来得这么顺利。

公社副书记和他谈话，说接到县人委办公室电话通知，由公社安排你做民办教师。副书记说，公社中学里正好缺少有水平老师呢，早就想请你了！

可是他所想的却不同。他问，这个安排是不是跟亭州方面有关？副书记说，当然是有关的。他又问，那么关于我的问题，亭州方面有没有新的说法？副书记说，没有听到。他于是立即说，对于我，最重要的是撤销加在我身上的错误结论和处理，如果对我的工作安排是出于亭州方面的意思，那么我不好接受，请公社原谅。

副书记劝他说，不要这样嘛，工作是本地安排的，首先是家乡对你的关心，你是本地人，应当为家乡工作，我们确实早就有这方面的考虑。至于你政治历史上的事情，属亭州市管，你仍然可以跟亭州市联系，并不因为我们初步安排了你的工作，就不准你为自己切身的事情去做努力了，相反，我们还应当支持你关心自己的切身问题。再说，亭州方面招呼我们这边对你临时做个安排，也不是坏事，组织上不是随随便便这样做的……

盛情难却，加上说得有道理，他接受了这个临时的安排。

不管怎样，他有了一个生活的立足点，更能从容不迫去作坚韧的战斗。他相信一切都一定由于省里有了指示，但如果宗进庭以为从此可以让他偃旗息鼓，就未免想得太简单了。

他又给乔丽写了信，把他的新的情况告诉她，也把他的新的决心告诉她。他实际上是用一封封的信，来预防和挽救离婚协议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他已经不能肯定自己提出离婚做得是对的了，他越来越知道自己是好得很蠢、蠢得很好的一介书生。

在寒假之前如果得不到对他的问题的纠正，他就要到北京上访了。他的心情也随着寒假的到来而变坏，知道他所认为的极简单的问题，依然如故、不动如山，宗进庭和亭州“审干办”好像以为没事了、可以把他忘记了。如果这样，他们就想错了。他于是就上了北京。

火车在向南奔驰。亭州那里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呢？他忽然觉得自己是久炼成钢、坚强成熟的了，他能经受一切的打击和灾难！他在心中对自己说，挺住，要挺住！可是泪水却不听话地涌了上来，他觉得自己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

第十二章 壮年（之三）

他在常委会上对于“后遗症”的担心，很快也就得到了验证。一大清早，当医校工作组报告说医校出现动向，他的心中就一惊，立即意识到要出什么事了，并且在不为人知的深处是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果然，所谓医校的动向，就是出现了一张署名“井岗红卫兵”的大字报《为什么逮捕师生》,认为工作组和学校党委“合伙”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谓“井岗红卫兵”，跟原先由学校领导组织的红卫兵不同，工作组在电话中说，里面什么出身成份的学生都有，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是人们没有听说过的。

听着电话，他想，这张大字报不是一件小事，不仅是针对着学校党委和工作组，而且也针对着市委和他本人，至少是有这种必然趋势。他于是联想到北京的情况，北京大学党委不就是被一张大字报冲垮的吗？接着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本来那样显赫、那样受到党内敬重的大人物被明显降位，这不正是“顺藤摸瓜”？在亭州，决不能这样重演。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确实是有来历的，确实不是医校学生所能发明的，只是他还不能、也不便告诉工作组。而医校学生已经知道了这个词，说明着他们一定是跟北京的大学生有了联系，他们正在“活学活用”这个来分析亭州的运动。他心中挨利刃划了一下似的，打了一个寒颤。

他给工作组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查清大字报是什么人写的？背后有什么动态？要赶快组织左派积极分子，发挥原先的“红卫兵”组织的作用，形成自己的核心队伍，并且团结多数群众，要写出不同意见的大字报大标语。

当时，郁平被关在看守所里，以前也没听说对他有同情或较接近的师生，他跟看守所外面是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但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郁平和那个学生成了棋盘上的一着棋，你拿逮捕他们来给运动定向，别人也就拿否定这个逮捕来做突破口，要给运动重新定向，把你架起的炮口拨过来朝着你了。这是政治斗争，但一切又不像一着棋或炮口那样简单明白，甚至写大字报的这个“井岗红卫兵”大约也未必就能明白这种实质。问题就有这种微妙性深刻性，其实质是极为严重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斗争就这样深入起来了，须得好好对待。

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一边等待着医校工作组随时报告情况，一边不由得想着自己跟郁平的冤仇关系。他恨的是郁平顽强不死，可他又不能公然置郁平于死地。至今不死的郁平确实经常让他做同一个恶梦，梦中景象总是他在深夜漆黑的原野上狂逃，而郁平拿着驳壳枪追杀他，要报杀兄之仇；醒来之后心脏怦怦跳得难受，并且头脑里还久久继续着那可怕的梦中景象。

自从在亭州发现郁平的存在，自从借着一九五九年的“审干复查”把郁平一棒打下乡去，这个恶梦渐渐就在头脑里生了根一样。这是何等的痛苦，又是何等的难言，除了对兰贞略微说过，他对任何人都无法诉说这一内心深处的痛苦，若是自我控制不住，将来的一天是要得精神分裂症的。

他有时也曾想，松手吧，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必跟郁平过不去呢？所谓郁平的历史问题，其实证据不足，只能说有点影子，并且只有二分可能，八分却是不可能，但他就凭着这二分的可能，给郁平定了七分的罪，开除了他的公职，并且就他老婆的事情因势利导，真是弄得他家破人亡！时间长了，他也就以没有给郁平定十分罪（判死刑、死缓或二十年徒刑）来宽慰自己，认为还是讲了乡情、刀下留人的。他当然不能做得太过份，总要让自己有几分道理。既然问题在是与不是之间，处理也就在罪与非罪之间。一方面这是不够干脆的，另一方面当事人的日子并不好过些，缺点是拖泥带水，至今还在纠缠。

在省里建议让郁平在农村做代课教师这件事上，还有医校提出让郁平回城代课这件事上，他确实也没有反对，就是受着自己思想中那些潜在的不同意识的支配，也可以说是一时软弱和让步了。当然，事实已经证明，加害郁平并不使自己轻松。也许只有彻底松了郁平，才能彻底松了自己，可要做到这一步，简直是难以想像的。当初定郁平于十分的罪也就罢了，但这又不是随便能做到的。现在要叫他完全松了郁平，也就不是随便就能做到。事情就变得这样有点怪。

医校情况的发展让他感到完全出乎预料，几乎使他一时失去了某种自信。工作组长老张又打来电话，说医校数百名学生呼喊着口号正向市委前进，都很激动，不听劝阻，他们要求释放被捕师生，要打倒王校长，要赶走工作组。有组织有纲领有口号有行动，还有背景：已经可以确定，前天有北京医学院的两个大学生到医校来过，跟学生史宏（原名史家旺）在学校小花园里密谈了半天，所谓“井岗红卫兵”的大字报，就是史宏写的，现在前往市委的学生队伍也正是史宏领头。

他问，难道学校里就这样一边倒吗？老张说，另一种意见也有，认为反对学校党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认为史宏是反党分子，但这种意见不占上风。

他搁下电话，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头脑里一片空白，仿佛面临不可思议的灭顶之灾，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猛醒过来，给秘书发下命令，叫把画着毛主席像的大牌子立在门口，把铁栅门拉起来锁上，只开旁边的传达室小门，让“文革接待办公室”程主任就在传达室办公，站到大门外面去迎接和劝阻学生，保卫科的人把守市委传达室，防止学生冲进来，让公安局便衣到市委门口和围墙外面布点监控，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另外，通知看守所加强警戒。

他向杨书记办公室走去，向杨书记报告了这一急紧情况和自己采取的措施。杨书记一面叫秘书通知常委到小会议室开会，一面用电话向地委作了报告。他听到了电话里地委郑书记那熟悉的有点嘶哑的声音。他的心稍微定了下来。

常委会上，杨书记说，这是一个紧急会议，情况越是紧急，越是要学习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就让常委们先用十五分钟把《十六条》看一遍，而自己去跟调用在北京清华大学工作组当秘书的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大明通电话。

过了一会儿，杨书记回到会议室，让他报告医校的情况。他告诉大家，医校几百名学生已经出发，带着三条要求，到市委来请愿。于是他不得不就一个多月之前逮捕郁平和刘镇琛作了回顾和说明。电话铃令人心惊地突然响了起来，秘书接话后报告说，学生已经到了大门口，席地而坐，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杨书记吩咐秘书让“文革接待办”先劝他们回校，请他们相信市委一定会认真研究他们的要求。秘书下楼而去。杨书记说，老宗介绍了基本情况，学生也已经到了，大家看该如何处理。

年龄最大的常委、组织部长老李用他那口词不清的乡音说，运动初期这样处理，还有先前的“上挂下联”，对于指导全市运动，是有必要的，但现在情况发生变化，特别是《十六条》发表了，中央对运动的指导进一步明确了，我们也就可以调整我们的做法。学生提出两个人的问题，我看可以考虑。那个教师是历史问题，那个学生只是出身有问题，情况算不上反标案件，用《十六条》的精神对照，当然也就不必逮捕。至于要求市委撤销工作组，要求“打倒”谁谁谁，我们不能同意，我们只能说欢迎对工作组提意见，欢迎揭发学校领导人的错误。我们也不能提倡到市委来请愿的做法，因为我们在各学校都派有工作组，有问题跟工作组反映，市委马上就会知道，不用请愿也一样能得到重视，请愿容易造成社会混乱，这是不允许的。至于释放人的问题，也不是这样闹事就释放，只能在原则上答应有错必纠。

老李口词不清的发言，虽然一如以往是平庸无奇的，但也一如既往说得不能算错。他心里虽不痛快，也只有接受，因为明摆着逮捕二人是有点不对了，而且，“逮捕师生”，说起来有点难听和理亏了，很难坚持说是正确的了，而老李的话里还是给他留了面子的。

事情变化真快，哑巴亏他是吃了下去，运动初期上面的指示精神确实是不一样的，但常委会上竟然无人提起不久前这样的历史背景了，好像成了他个人随心所欲而犯的一个错误似的。他当然不好这样抱怨上面，暂时也不必分辩。斗争确实复杂，他有成为“替罪羊”的可能。但他当然不能就这样认输，他觉得自己总的来说，还是对的。

杨书记征求他的看法，他说，目前也只能像老李这样说的做了，但我们若不作好后退让步的准备，恐怕他们不会撤退的。我看要作几步准备，步步为营，准备三天三夜。现在市委门口就是阶级斗争的活的现场，我们要让躲在后面的阶级敌人、还有藏在学生教师里面的坏人，得到充分的暴露，让群众增加识别能力。

上次昭阳中学的风潮，被化解在校门之内，我们的代价是曹家骏李宝安两个同志暂时做出了牺牲。昭阳中学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充分暴露，为了让学生不上街，我们不得不那样做了紧急的处理。现在不同了，他们已经上街了，所以我们也不急，让问题暴露得充分一些。不到一定时候，决不轻言允诺，否则，左派群众不理解、中间群众有误解，干部也会想不通。我们要让群众看到和经历一个斗争过程，为以后的反击打好群众基础。

上次杨书记就强调了毛主席关于放火烧身的教导，我们可以让眼前的火烧一烧，看能烧到什么程度，真金不怕火来炼嘛。医校是运动初期我直接抓的，逮捕一名教师一名学生是我布置的，我这样做自有根据，但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我们守土有责，不能把问题往别的方面推。

我们要发动左派学生，还有工人阶级，来用大字报大标语大辩论发表不同看法，让他们到市委门口来看看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一方面也起保卫市委的作用，以防止出现意外的暴乱性事件。各工厂的“四清”工作组还都在，要让他们组织工人里的积极分子化整为零到市委门口来跟学生辩论。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紧紧依靠左派群众，我们为什么不让左派群众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经受这样的锻炼呢？上次杨书记也讲到了这一点。现在，对方已经布下阵势，我们也要布下阵势。即使在医校，也是有左派、有不同意见的，但目前这种力量还不大，正在积聚之中，或者正等着我们的号令，我们要予以重视和支持。总之我认为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化被动为主动。我布置关上了市委大门，不是怕他们，也不是不让群众进市委，而是要在中山塔门口形成阶级斗争的现场。我认为要有这个过程，起码三天三夜。我们让工人阶级来，情况可能会不一样。总之，天是掉不下来的。

杨书记让大家发表看法。监委书记老魏耷着眼皮说，我看就这样，有人用学生来钓我们的鱼，我们要反过来钓他们的鱼，看看谁能把谁钓出来。

结果，大家对他的“三天三夜”的方案表示赞同。杨书记说，那就这样做。由老宗全面负责布置和处理眼前的这件事情，其他同志重点注意自己分管的方面。学生只管革命，我们不能不管经济。大家都要密切关注全市动静，一有情况，我们还是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来共同研究。

散了会，他精神饱满回到自己办公室，四处打电话，给方方面面布置了下去，像布下了一面无形大网，这样，中山塔门口就像无形大网包围着的一个舞台，等待着各种角色登台表演，到时自然会出现很多观众，但其中有一部份是暗中受组织指挥的。就是说，他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老蜘蛛，蛛网的中心是他暗中密切注视着、牢牢掌握着的。中心舞台上每一个主角和配角的表演都会有人给他们做出记录，并且及时反映到他的面前来。不但如此，整个现场实际上被安全而又不露形迹地保护了起来，一旦发生异常，或者有什么人想越过舞台，就会有无数“观众”涌上前去，面对面“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对现场实行有效控制。

这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三日。久旱无雨，天气炎热，数百学生静坐在强烈的阳光下，把中山塔门口小广场坐满了，四周东一堆西一堆是围观的群众；在市委门口，在中山塔面前的街上，这里那里的，有一些工人围着一个两个学生进行辩论，指出他们静坐市委是反党行为；不时有家长跑来要拖走自己的孩子，个别的拖走了，多数却拖不走。这些情况不时报来，让他忧喜参半。

学生们过一会儿就呼口号，其中竟然有“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他们几百人在小小亭州这样的行为，能跟这样两个“保卫”联得起来吗？毛主席党中央难道要靠他们来“保卫”？来静坐共产党的一个县级市委，就算是这种“保卫”吗？这一切是什么混账逻辑？他在办公室里听到这个情况，先是感到可笑，继而感到可恨。

来报告情况的“文革接待办”负责人老程似乎已经有所动摇。他说，不要怕，不要被这些危言耸听的口号所迷惑。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难道我们不热爱？难道我们倒不如他们有这样的感情和觉悟？他们里面有几个共产党员？有几个曾经迎着敌人的枪炮子弹冲过锋？可以说一个也没有！我们跟着毛主席党中央打江山的时候，你我在淮海战场上的时候，他们有的在吃奶、有的还没有出世呢！他们凭什么冲着我们喊这两个“保卫”？这两句口号是随便好喊的吗？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吗？这是强加于人，是欺骗人的口号，或者说是他们被欺骗了。要给他们指出这一点！当然，说话不要被抓住小辫子，他们就会这一套。大门要继续关着，要继续跟学生代表谈判，跟他们共同学习《十六条》，看看上面可有一条说可以来静坐市委？要指出他们的行为是不对的，他们的要求也是不对的，劝告他们回到学校里去，这是商量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坚持我们这个立场，说话要和气，态度要原则。

老程说，气温太高，只怕有学生要中暑。他说，我们不能负责，要把这个压力给学生代表，指出他们要负这个责任，他们是医士学校的嘛，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来静坐市委，是极其错误的行为，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水喝？难道还要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发放清凉饮料吗？我们如果这样软弱，政府还有什么威信？我们不搞虚伪的一套，也决不屈服于苦肉计，共产党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讲实事求是！

但后来群众有给学生送水喝的，这些群众暗中被记录了下来，并且很快查明了身份，都是居住中山塔附近的普通家庭妇女，其家庭里也并无五类分子，街道干部已经及时对她们作了教育和警告。

与此同时，在距离中山塔不远的机关食堂里，倒确实在烧大量的开水，在做大量的馒头，但那不是供给静坐的学生的，而是供给在暗中来保卫市委的人的。他们来自附近几个工厂，有他们厂里的工会干部作为领队。在他们之上暗中有一位总指挥，就是有着三千工人的亭州纺织厂工会主席老刘，同时也担任着市总工会的副主席，本人是一位全国劳动模范。这时老刘就坐镇在不远处的市总工会里，通过联络员的掌握，指挥现场的这些人，让他们分批地悄悄地进入食堂和离开食堂，做到岗位不空、肚子也不空，老刘把这叫做“陪公子读书”。老大粗说起话来，既一针见血，又风趣幽默，毒得狠呢。

学生中午吃饭是分批回校去吃的，而静坐的人数并未减少，一直精神抖擞地唱歌、呼口号。他们显然有了分工，有人继续作为“代表”跟市委“文革接待办”谈判，有人在学校里写大字报大标语拿到市委门口和附近街道上张贴，有人分头到其他学校去演讲鼓动。工人们在街头对学生的拦截、辩论，总的来说，没有起多大作用，甚至遭到了群众的指责。这些消息使他忧心忡忡，十分焦虑。

使他高兴的是，对立面终于站出来了，一条大标语刷在了机关食堂门口的墙上：“静坐市委是反革命行为！”真是旗帜鲜明。底下一行小字是“医校红色保卫军”。这里距离市委有二百米，远了一点，而张贴的几个学生也不敢久留似的很快消失了。但标语的影响还是很大，中山塔门口的人们都知道了，在群众之间引发了争论。得到这个消息，他高兴极了，立即给医校工作组长老张打电话，吩咐立即与“红色保卫军”的学生取得联系，不管他们过去在学校里表现如何、家庭出身是什么，都要代表市委肯定他们是运动中涌现的左派，市委对他们表示支持。要让“红色保卫军”在学生当中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他们需要的纸张笔墨要尽量满足、不受限制。要他们在医校内外用大字报大标语大造声势，对在外面静坐市委的人“釜底抽薪”形成政治压力。“红色保卫军”可以在学校召开成立大会，让他们上街游行、呼口号，向人民群众宣传自己的不同观点，使在市委门口静坐的人孤立起来。总之要利用“井岗红卫兵”正在静坐市委，后方空虚，立即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还要让他们敢于做这边学生的工作，暗中分化瓦解，等“井岗红卫兵”回校时，学校里力量对比就会发生相反的变化，那时就把他们分割到班级上去，一个一个做检讨，人人过关、交代自己的思想动机。他一口气布置了这么多、讲得这么具体、一切都好像已经成了到手的现实，老张的情绪也被鼓舞起来，表示一定照他指示的立即去做。

他刚搁下电话，杨书记的电话就来了，也听说出现了这条标语，他就把刚刚给医校工作组长的布置说了，杨书记说，很好，这样就有可能把局面扭转过来。发现杨书记跟他的共同点，他总是感到高兴，但也总是抹不去心中的担忧，因为杨书记的思想是否跟他完全一致，那是不知道的，他并不完全同意常委会上杨书记讲的一些内容或至少认为没有必要强调那些在党内实际上有深刻分歧的东西，加上“文化大革命”这形势，杨书记与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存在着微妙之处。

夜色降临以后，他从旁边巷子悄悄来到中山塔门口，站在人群后面，看到大约二百名学生整整齐齐坐在地上，四周站着观看的群众。天气到晚上已经有点凉了。中山塔门口是个小广场，没有路灯，只有中山塔大门头上和旁边看守所门口有两个灯泡。学生唱起歌来，唱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唱得低沉，听了让人心里酸酸的，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文艺的作用确实是大，也确实有个方向的问题，此时这首很不错的歌其实就为错误的学生运动服务了。站在他前面的一个妇女忽然哭着说这些伢儿真可怜，捂着脸走了开去。有人议论说，市委领导人为什么不能出来接见一下学生？怕什么？另一个人马上小声提醒说，看归看，不要多嘴。他感到一种尴尬，悄悄抽身离开，免得被人认出来。

他回到办公室。学生不睡觉，他也不能睡觉。他恨恨地想着，年轻人好厉害呀，好像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似的，这种政治斗争的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我们可没有给他们开这门课呀。可是不对，我们是给他们开了这门课的，我们让他们学的政治书、历史书，以至语文书，还有提倡他们阅读的《青春之歌》呀、《红旗谱》呀，实际上不都充满了这种政治斗争的经验介绍吗？还有我们的电影、连环画、戏剧、诗歌、散文，等等，无不充满这些“革命现实主义”的内容，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学生，不就是在我们这种革命教育下成长的吗？认为从事政治斗争最伟大最光荣最有意义。天哪，就像教会了儿子来打老子一样呢，或者也可以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弄得我们自己不能忍受了，总之，一切有点不对头、有点不是味道，好像历史在开玩笑，或者是我们自食其果似的。

秘书给他送来两份材料，一份是医校学生史家旺的档案，一份是医校校长王淮兴的档案。一份厚厚的，一份薄薄的，同时摆在他面前，等待他打开、阅读、研究。两份档案并立地平等地摆在一起，显得十分异常。他阅读这个校长的档案，是准备着怎样从策略出发加以“处分”；他阅读这个学生的档案，是为了弄清这个学生起来“造反”的家庭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差不多就等于是了解对手、摸清敌情。

作为一个学生，才二十一岁的史家旺的档案极其简单。他是本地人，家在天滋街紫竹巷“8-1”号。大约在史家旺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在表格上，他为他的父亲写下了“码头工人，正常死亡”这一行有点抑郁的文字。史家旺的母亲后来被安排进港务食堂工作，养活丈夫留下的三个孩子。史家旺的姐姐现已嫁人，姐姐与姐夫都在本地制革厂当工人，还有一个弟弟在读高中一年级。至于祖父，他在表格上写道：“祖父，贫农，亭州南门曹家庄人，解放前死于贫病交加。”在父亲与祖父的“政治状况”一栏里，他填写的都是“政治清白”。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史家旺以这样卑微的家世，来激发自己的某种意气，赋予自己在新社会里某种“资格”或“权利”。

史家旺从小学到中学，教师的评语总是“能尊师爱学，刻苦上进，成绩优良，有一定能力”之类，此外就是“希望戒骄戒躁，继续前进”。老师给他的“品行等第”，年年都是一个“优”字。史家旺在初中就被吸收入团，他在班上一直担任劳动委员这个踏实朴素的角色。

他反复看着这极其有限的档案内容，还有一寸照片上那个幼稚而倔强的猫儿脸，坚定而明沏的目光，再怎么捉摸，也看不出史宏有什么反动根源。史宏家庭出身，在我们的阶级路线的视野之内。可是这样一个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在这次运动中有这样坏的表现呢？过去，高中以上的学生在一起吟诗作赋、瞎说八道，或者手写、油印自己的“文学杂志”之类，根据情况，就可以打成反动小集团，在亭州就有过先例，也是在他手上办的，那几个显露才华的学生这会儿正在海边的农场里劳改呢。但这次闹这么大，史宏倒好像成了时代英雄似的。这是怎么回事？他虽然明白，却仍然惑住了气似的想不通，过了好一会儿才一口气叹出来，根子是通在中央呀，这一次是毛主席叫学生这样闹的，《十六条》不就是毛主席给学生的“圣旨”吗？而且党中央的报刊还在天天给他们打气鼓劲。

这样看来，史宏这样的学生，是自觉地抓住了时机以求一逞。那么，他们想“逞”什么呢？“逞”英雄吗？也许有一点，但还有野心。比如史宏，本来可以凭着出身红、品行优、成绩好，在我们的社会里得到培养、稳步上升，但现在有这样大的机会，而且是毛主席号召的，就迫不急待跳出来了，要当一个大大的英雄，做一个大大的“左派”，就像蛋壳里的小公鸡梦想着变做金凤凰，一飞冲天。

出身“工人”只是填写在表格上好看罢了，说穿了，不就是出身穷苦吗？是社会地位很低的、过得不像样的人家，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连人的外观都失去了的那种人。个性极强而处在低贱地位的史宏史家旺，从小一定敏感到世态炎凉，觉得自己很委屈，愤恨压抑在心里，而我们依靠工农的阶级政策所给予的优越感和希望，毕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地位，有某种比我们的阶级路线更强大的东西作为前提和环境存在着，一般说来，在任何时候，人们都嫌贫爱富，人们都趋炎附势。

完全可以想像，这样的一个思想早熟、各方面符合条件的学生，将来分配到单位上，当然会赢得组织重视，会有很大发展前途。但“文革”向他展示的“前途”似乎更直接更可观，可以像聂元梓那样只用一张大字报，倾刻之间就名闻天下、有出人头地之势。

他们如果真的取得“胜利”，我们将如何呢？明摆着，史家旺不正在“打倒”自己的校长吗？打倒了校长，他在学校里崭露头角，那么，如果要进一步崭露头角呢？势必就要来打倒级别更高的人！原来如此，骨子里不过是几千年玩“推翻”的老花样！

史宏史家旺这样的青年，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这样一个本来可能被我们选来接班的青年人，现在气势汹汹来抢班夺权，要用我们的血，染红他的革命桂冠，要把我们从坐椅上推翻下去，让他来坐。而在口头上，却说得比唱得还要好听，什么“反修防修”，什么“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什么“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什么“毛主席革命路线”，无比的真诚，还流着鳄鱼的眼泪！小小年纪，心领神会，为祸甚大，为谋甚深，抓住时机，以求一逞！

不能不承认，这样的内里早熟的青年，能力之强，出人意料，但这样的能力、这样的人才，恰恰是我们需要及早发现、及时清除的！这次运动，就下层而言，也许正是要从社会上把年轻人里头这种隐患人物引出来加以消灭以利于国家的稳定呢！消灭一下，稳定十年八年以至于几十年，反右斗争，正是如此。即使我们没有这样的本意，到后来必然还是这样的结果。

史家旺这样的青年，无疑等于自我暴露、提前爆炸。在其没有被消灭之前，总是不舒服的，一有机会，总是要闹点名堂。你把他们消灭（在政治上）一点，他们就舒服一点，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他们注定不能成功，根本的一条，是我们还没有老、还正当壮年呢！人家拿刀来杀我，我还要爱他、培养他、支持他吗？不可能的。史家旺不过是出了洞的一条小毒蛇而已。让他神气，让他跳吧，等待他的，只有可悲的下场，小公鸡将因自己疯狂的梦想而死在蛋壳里！但目前还得与他周旋，笑脸相迎，恭敬有加！

他气呼呼地把史家旺的档案推到一边去，把王淮兴的档案拉到面前来。

他不由得盯着王淮兴的相片看了好一会儿，这是一个在面相上就极其忠厚老实的人，正如事实上的那样。他认识王淮兴，是在七年之前，由于处理郁平的事情认识的。当时他看出，这个做校长的对自己学校的教师是很爱护的，作为一个人，是很仁义的，不忍心看到郁平遭此不幸，但在人前人后，却没有说一句不同的意见，也没有流露自己心中作为一个校长的悲伤，一直抱着相信组织服从组织的态度。

对于王淮兴当时没有足够表现出应有的政治热情，他虽心中略有不满，但人家总的是配合的，是帮助组织让郁平接受了这样痛苦的现实的，这就行了。从另一方面，却也看出这是一个好同志，很懂原则很有党性。可以想像，对于郁平的事情，王淮兴在任何别人面前都会只字不提，他用原则性把自己个人的看法和情感完全克服了下去，党性很纯正。他有时会忍不住跟兰贞谈一点心中隐藏着的东西，严格地说，是不妥当的，这是党性还不够，而王淮兴这样的人，一定真的能对老婆也守口如瓶。

王淮兴是亭州本地人，家庭出身小商，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实际上是参加了亭州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活动，主要是暗中刻写传单，夜里出来张贴，宣传我军在战场上的伟大胜利，号召人民准备迎接解放，起到了动摇瓦解国民党政权的作用。当时王淮兴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就在那时被发展入党。亭州解放之后，他在文教科做了科员，以后一直在亭州文教战线工作，做过一中的副校长、二中的校长，做过卫生局副局长、教育局局长。调任医校的校长之后，王淮兴已经是十四级干部，进步也是比较快的。

毫无疑问，如果“打倒”王淮兴，对整个亭州教育界，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可以说，就跟在北京“拿下”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一样。他又气又恼，一拳头砸在办公桌上，心里骂着：狠啊！冒火的眼睛就向史家旺的档案看去。

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东西，竟然要来“打倒”有这样革命资历的校长，还美其名曰“革命”、“反修防修”，真是它妈的岂有此理！王淮兴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为了民主解放跟国民党政权斗争时，史家旺才哇哇坠地！而王淮兴有什么“修正主义”的错误呢？没有！他们只是拿王淮兴当靶子，来跟市委较量罢了。进入“文革”，学校里是市委工作组当家，逮捕二人这样政治上的大事，是市委的决策，明摆着王淮兴只能配合执行而不能决策做主，他们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却硬要市委来撤王淮兴的职，好比给你刀，要你杀自己的将，然后再来收拾你，真是何其毒也！是可爱的青年吗？不，是魔鬼、强盗、阴谋家！不要因为他们还在蛋壳里嫩嫩的，就被迷惑住！

他看了一下手表，十一点多了，亭州小城多数人已进梦乡。他估计王淮兴是不能安然入睡的，他拨通了王淮兴家中的电话。家中有电话的人是不多的，王淮兴有这个待遇。接电话的是王淮兴的妻子，他说了自己的姓名，王淮兴就接过了话筒，声音有点激动，说，宗市长，你还没有休息？他说，你不也醒着吗？小将们都在中山塔大门口坐着呢，都是为了你呀。说这话时，他想到，王淮兴其实是代他受过。

王淮兴说，我个人不算什么，市委还是早作决定比较好。这话的意思是请市委早点对他作出“处分”，就像老将黄忠一样，一片忠心，愿意在“苦肉计”里挨打。他说，老王，你这个态度，我很感动，你是受委屈的，组织上有数，我也很清楚。

王淮兴立即说，学校里发生的事情，都是我负责，我会维护组织的安全的，请领导放心。他说，淮兴同志，你的党性值得我们学习。今后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都要挺住，都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天下终归是共产党的。你听到了吗？

王淮兴有点哽咽着回答说，你说得对，我听到了，我记住了。目前这种情况，请市委无论如何不要考虑我，要多考虑学生，多考虑全局，早作决定啊！说了这话，王淮兴主动搁下了电话。泪水立即涌上来，模糊了他的眼睛，多么好的人、多么好的同志啊！他心中恨着史宏之类小野心家，感情久久不能平息。

午夜时他悄悄去观看了一下，中山塔门口群众已经不多，四边四角只站着少数几个人，大约还属于老刘布置的暗哨。学生的人数没有减少，都坐在地上，东倒西歪互相倚靠着，女生在当中，男生在四围，他们抵挡不住一天下来的疲倦，都睡着或者半睡着了。他立即转身离开，因为感到一种惊心动魄。

说史宏史家旺是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是可以的，但这么多年轻幼稚的学生又是为了什么呢？只能说他们除了受史宏煽动之外，主要是受了报纸上那一片宣传，在响应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党给他们的教育，也一贯是要求他们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

可是，这些学生难道不晓得，静坐共产党的市委意味着什么？要在从前，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动啊！而现在，他们却理解成“革命”行动，他们“革”起老革命的“命”来了，胆子真大。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运动有很多次，可这回也确实很不同。党报上发表着“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且一论而再论，“造反”这两个字就这样上了党报加以号召，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在年轻幼稚的人理解起来，这一切是多么伟大、多么激动人心啊！

他想起自己在常委会上主张的“三天三夜”，心中似乎发生了动摇，万一学生的身体以至生命出了什么事情可怎么办？那责任就大了。王淮兴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是的，这成了眼前的现实，很难拖延下去。但这是一场政治较量，对方在拿学生做筹码，逼着市委后退，而市委一旦抛出王淮兴，他们就会像疯狗扑上来撕咬住不放，同时，那血红的眼睛还会看着像他这样的更大的目标,好不厉害！

王淮兴成了市委的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看来是守不住的，事实上已有曹家骏的先例，市委是可以让王淮兴“经过去”的，只是要坚守三天三夜。北京的经验已经证明，硬顶着是不行的，只有迂回，暂时后退、让步、认输。你要让学生、让群众起来，行，我们先是不同意，以表明立场，然后就让他们起来，可起来之后呢？势必是一个“乱”字，发展下去是“乱”了谁，就难说了，到最后不还是要靠我们来收拾残局吗？没有我们，谁做工作？国家何在？那时就见分晓了！

好一场恶斗，要做较长时间的准备，退，退，退，乱，乱，乱，然后反击，进，进，进，治，治，治，直到否定这一场运动，实质上还要否定许多许多的东西，才能让一切上正轨。他觉得自己头脑更清醒、看得更清楚、胸中更有数了。但他也吃惊于自己思想的控制不住，吃惊于自己政治想像力的大胆和骨里的对抗性的立场。

回到常委楼前的小院，他看到一个人影在东边假山前的小径上徘徊，那是杨书记。他走了过去，他突然觉得有几句最重要的话要跟杨书记沟通，并且他相信杨书记是能理解的。杨书记看到了他，说，你到门口去的？他说，是的，我看了一眼，不想看了。

杨书记说，我刚才也到中山塔二楼上，悄悄地朝下面看过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杨书记手一指，说，上去谈！他们上了楼，秘书给泡了茶，退了出去。

他把跟王淮兴的通话告诉杨书记，杨书记说，老王是个好同志。他说，王淮兴是代我受过，我目前还不便于挺身而出。杨书记说，这个问题你不要考虑，运动是市委负责，不能推到个人头上。初期的运动，上面是有统一指示的，但我们也不好推到上面去，亭州的事情亭州市委承当，我们共同承当。但我考虑的不是这些，这些都是好办的，也是不言而喻的。老宗，我深感我们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很大的问题，如果是敌人给我们造成的，那不可怕，来自内部的深刻矛盾是最可怕的，这个矛盾的解决，看出来了，地动山摇，我也猜不透何以要用这种方法。黑格尔不是说了吗，“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天要下雨，自有成雨的原因，你不可能叫它不下，不管多大的雨，只有硬着头皮让它下。说实话，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都像吊着似的。我最痛苦的就是这个，虽然我是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的。门口这个小场面其实倒算不了什么。

他说，老杨，你这话就说到我心上了。就凭你这番话，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去做，上刀山下火海，我甘愿冲在前面。你说的这个大困难，一时还不会过去，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不到过程完结，它就不会结束。在这过程当中，确实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以说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刚才我看到你，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班子，要有三套。一套散了，有第二套，第二套不能起作用了，还有第三套。总负责的是你。大约要做这个准备。我们现在是一线，在市委委员里找些年轻的组成二线，在后备人选里再指定十个八个人，组成三线。这对年轻干部，也是锻炼和考验。如果三套班子都被打散，那时就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了，但情况总不至于到那种局面吧？

杨书记说，这个想法太好了，是个创造，很有必要，我去考虑一下,并且向地委报告。黑格尔的命题还有后一半，叫做“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联系眼前，你怎么理解呢？他说，雨不可能老是下，不下雨的因素会在暗中发展，最后雨止天晴，又是一种天空。这既是必然的，又是一个过程。旧的矛盾统一体将被新的矛盾统一体所取代，又开始新的矛盾运动。总的是“否定之否定”。到下一个发展变化来到时，前一个阶段作为曾经存在过的，有的完全消亡，有的作为基础和有关因素留了下来。

杨书记点头说，对，应当用这个普遍原理来观察一切事物。实际上就是时间这个东西厉害，凡是眼前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下一个形态不会同于前一个形态。再过二十年，到我们退休时，党会对我们说，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身体，长寿健康，也就是说，不要我们再管事了，我们管不动了，我们个人是要准备彻底灭亡的。

他们一起笑了起来。他握住杨书记的手，说，党需要你这样的人，你我现在还不能灭亡！杨书记反握了他一下，说，我们都要保重，来日方长！他们的手更紧地握在一起，眼睛都有点湿润了。

杨书记说，朱市长电话里反映，目前北京的学校里是学生当家。他现在仍住在清华大学里，工作组撤销后，他就没有任何身份、任何工作任务了，但他也不敢擅自回来。我把亭州情况简单跟他说了，他说这相当于北京一个多月之前，他叫我们不要硬顶，总的要顺着。我把我们“三天三夜”这个打算告诉他，他说原则上可以这样，但要有灵活性。参考他的意见，我觉得我们常委会上决定的策略总的是可以的，只是那个阶级斗争现场不要摆得太过份，不能造成工人斗学生的局面。他说，行。嘴上这样说，心中却袭来一片阴影，好像自己又做错了一件事情、又承担起了一份有苦说不出的责任。

学生在中山塔面前的露天里那样过夜，他也就不能安心回家去睡觉，夏天还不算完全过去，秋天刚刚才到，他就在身上盖了一件衣服，躺在藤椅上，在一种极疲倦的状态中睡了过去。好像只睡了一会儿，鸟叫声就惊醒了他，清晨的金色阳光已经在窗玻璃上闪耀，预示着又一个大热天的到来。学生静坐的第二天开始了。意识到这一点，他一跃而起，他需要以饱满的精神应对学生的“革命”。他拿了毛巾脸盆，到水池去洗脸。蜷缩在用几张椅子拼起的“床”上的年轻的秘书，被他的脚步声惊醒，迷迷糊糊地爬了起来，也拿了脸盆毛巾跟上了他。

秘书从后院到他家去给他拿早饭，趁着这时，他走到前面去，悄悄登上中山塔，从二楼窗户边上往下观察，只见学生正从地上“起床”,有的一被惊醒就像自觉的战士一样站了起来，有的懵懂地懒懒的好像还以为是睡在家里。他们集合站队，都清醒了，知道新的“战斗的”一天开始了。在一个学生的指挥下，他们庄严而崇敬地合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嗬儿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泪水在学生稚嫩的脸上流淌下来，在旁边围观的群众有的也擦起了眼睛。他虽然有着反感，却也禁不住产生一种感动。他抽身离开窗口，倚在墙上，心怦怦地跳，觉得受到一种极大的冲击，也有一种极大的困惑。

他试着设身处地从学生的立场去想，学生会认为，即使郁平、刘镇琛确有问题，这个逮捕也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感到一种政治上的压抑。他们对照中央《十六条》，那上面明明写着运动的“重点”并不是教师与学生，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还有报纸上刊载着的北京的情况，运动的方向应当反过来，是对着学校领导甚至市委领导，而不是对着群众。所以他们认定学校里前一阶段运动是违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学校党组织、工作组，以至于市委，都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相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纠正。他们为自己能在现实中有这样的识别能力而感到了不起。他们为能起来参加直接与己有关、同时又遥遥与中央有关的政治斗争，而感到新鲜和激动。他们想不到运动就这样把他们卷进来了，而且他们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他们凭着这样高度的政治觉悟、高昂的政治热情，来跟市委“斗争”，而不怕指责他们是“反党”，这是他们勇敢正确的“革命行动”，可市委不但看不到这一点，却把大门关了，让他们在露天里过了一夜，这岂不令人伤心和愤怒？但毛主席教导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所以他们正在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得到锻炼。他们的想不到在这和平年代还能亲身“参加革命”，心中真是无比珍惜，一定要让自己做一回真正的革命者。当他们唱着《东方红》时，他们好像在向毛主席汇报和表示决心呢，觉得自己一下子跟毛主席息息相通了，觉得能这样亲身经历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伟大斗争，真是太有意义、太值得了。亭州虽小，医校的事情更小，但这场静坐的意义就可以是这样大。他们是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不得到胜利，就不可能回校。他们将迫使市委处理他们的校长，而不管他们的校长可能在其它方面多么优秀、多么无可挑剔，因为这是“革命”，是顾不了那么多的，是“残酷的”。他们甚至为自己能这样坚定、这样“残酷”，而自豪呢！

在历史上，“驱逐校长”本来就是学生运动的显著内容。毛主席本人在青年时代就这样闹过，许多革命者在学生时代都有这种类似的表现而传为佳话。学生时代就能这样“闹革命”是很了不起的，相反，埋头于书本的学生，往往是没有什么大出息的，甚至是不革命的以至于是反革命的，小说和电影《青春之歌》不就是写了这样一个大学生于永泽吗？于永泽崇拜胡适，一心读书、做学问，反对林道静参加学生运动，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林道静才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才是青春之歌。

中山塔外面这些学生的思路，大体就是这样，以至于人们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事情警告他们，也好像没有说服力，不能改变他们。如果用我们远谋深虑所想到的一切看他们，他们就是处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无知与黑暗之中。他们是不自觉地被一种狂热和血气方刚控制住了。这真是感情上不可沟通、认识上不可调和、政治上势不两立。一切就变得这样不可思议！

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对这些学生娃娃有着几分敬意，他们确实是我们多年以来用革命的传统精神教育而成的，能够让他们去完成任何艰巨的任务，比如，把他们送到越南前线去跟美国鬼子拼命，将是非常敢死的力量。可是，历史不相信小知识分子的这种纯洁和虔诚。在他已经有了自己冷静的看法之后，要他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受学生的纯洁和虔诚的感染，跟他们站在一起，这决不可能。党内的和国家的问题，要比学生所能想到的，复杂一千倍！眼前事实说明，他不可以恨这些学生，所可恨的只能是利用学生这种单纯和虔诚来跟我们搞政治斗争的人，包括像史宏史家旺这样个别的早熟的害群之马。他不可能恨所有这些学生，但他认为他可以恨史宏这样个别的学生头头，恨到底！

眼前的事情不能老是这样对立着。总的看来，工人上街阻挠学生静坐、找学生辩论，好像势头减弱，没有能如他设想的大规模地、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相反，据公安局报告，竟然有人署名“三布厂共青团员某某某”，写了支持学生的大字报贴在大街上，其中还批评说市委不应当组织工人上街围攻学生。公安局对这张大字报已经拍照，也已经跟三布厂联系过了，确有其人，今年二十岁，确实是共青团员，大字报确实是他写的和贴的。公安局请示他怎么处理？他反问说，你们看呢？公安局说，好像暂时不好处理。他说，对，那就先收在那儿，以后再说吧。搁下电话时，不知为何，他的手都有点发抖。这一情况，使他觉得自己在思想方法上犯了错误，他未免把所谓“工人阶级”看成“铁板一块”了。他忽然还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工人为什么好像成了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似的？这难道不应当深长思之吗？我们虽然总是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把某种组织性教给了他们，但现在看来这也会有不利一面的。凡是我们曾经利用来对付敌人政权的东西，现在都应当反过来考虑考虑。

他走进传达室，“文革接待办”的两名同志和衣而睡一夜，也起来了。这里和学生只隔着一道木板的小门，而且上班之后就要打开，如果学生硬要冲进市委，是不费事的，但学生还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史宏史家旺指挥下跟共产党市委坚持“合法斗争”呢。他关照两个同志说，对学生还是这样的方针：一是劝其回校，二是密切观察。

回到楼上办公室，就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是医校工作老张打来的电话，报告说，“医校红色保卫军”将于两小时之后成立，参加的学生人数占全校的大半，成立之后就到市委门口游行，表示对静坐市委的反对。他关照说，我们对所有革命学生一视同仁，支持他们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在运动中“独立思考”，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左派，但我们不插手，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那边回答“是”，他搁下了电话。

政治斗争，风波险恶，他的所有言行都必须谨慎。至今为止，他和医校工作组长的通话，都是很策略的，假如工作组长背叛了他，也无法指控他与另一派红卫兵的成立有什么关系，他所说的话都是《十六条》上有的，他没有像《十六条》上所警告的“挑动学生斗争学生”。

他拿起电话，跟各个学校的工作组长一一通话，了解到各学校对于医校学生的静坐都有了反应，都有学生准备表示支持，但也有学生表示反对。“战斗队”等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正在纷纷成立，在学校里发表《成立宣言》，这些红卫兵的观点并不统一，围绕着医校静坐这件事，大体上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他一方面感到心惊，另一方面又为此叫好。心惊的是这样发展下去不知会出现什么局面，叫好的是中山塔门口确实成了阶级斗争的一个中心现场，四周许多的“小匈牙利”正在被引发出来并且将被吸引到这个现场中来表演，这正是预期之中的。他对这些工作组长重复说的话就是，要让学生“独立思考”、自己教育自己，在运动中证明自己是跟着党的、是革命左派。

秘书来报告说，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党委都有电话打来，说厂里出现了情况，少数工人可能会对学生表示支持。他指示说，密切注视，好言劝阻，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他放下电话，眼前似乎看到全市的工人群众都涌上街头，整个局面已经无法掌握。工厂的工作要点虽然早已布置下去，但确实，谁也无法不让青年工人像学生一样充满政治热情。《十六条》说了，“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这些话，对于工厂里的青年人，是同样充满号召力的，因为他们的大多数不久之前也都是学校里初中、高中的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不再升学，于是由劳动局招工，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而工人，在“工农兵”这个排列中，是首屈一指的国家“主人”。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写在宪法上的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性质。

虽然工人处在劳动第一线，虽然科室人员和领导干部的实际地位高于普通工人，但在思想意识上，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却不言而喻更是工厂企业的“主人”。在理论上，从来也不会说厂长、经理、科长、车间主任、科技人员是工厂的主人。这里似乎存在着意识形态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脱节、名与实之间的不符，但人们一般抱着理解的、心照不宣的态度存而不论。让工人有这一精神上的权力感和优越感，对于厂里的实际权力，是一种既抽象又具体的制约因素。但他考虑到的那个问题，也确实是个问题。

毛主席把鞍钢工人参加管理之类的经验，命名为《鞍钢宪法》，要让全国贯彻，但至今并没有真正在厂里得到贯彻。厂长、经理、科长、车间主任这些人，怎么可能欢迎这个东西呢？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矛盾。事实上，如果某个工人真的在生产管理上、生活待遇上，要求自己的“主人”的地位时，这个工人的非份之想就会遭到他的伙伴理所当然的讥笑了。但这样的工人，一般也很少有。这就说明工人也有一个正常的脑袋，是承认科长车间主任厂长技术员工程师在厂里实际的较高地位的，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是能把自己限制在比较现实的范围内的。就是说，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明白自身的两面性，既是主人，又不是主人。而现在闹文革了，他们主人的一面正在被强调出来。他深刻感觉到了这一点，好像作为一个问题存在了心中。

我们的社会主义工厂，就是这样一个微妙的对立统一体，工厂的一切，就在其中运行，好丑成败，除了生产上的诸多因素，也就在于对这些矛盾的理解和调节。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好的厂长，也称得上是一个政治家。所以我们在厂里配置了党委书记，配置了工会主席，要求他们把政治方面的任务分担起来。但书记与厂长又常会闹不和，而工会主席则不起多大作用。所以有的厂干脆是书记厂长“一肩挑”，但这样的人材，却是不多，制度上也没有明确，甚至一时“左”、一时右，莫衷一是。这是我们头疼的一个问题。如果是资本家的工厂，就不会有这些问题，那只是劳资关系罢了，跟党和国家的距离隔开了一层。社会主义好像反而把事情弄复杂了，这确实值得思考。

想到工人会像学生这样“起来”，作为分管着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他心里真是如同《十六条》上说的有点“怕”，感到些“软弱无能”，血液里顿时失去了什么成份似的。可他一贯不是一个喜欢“怕”什么的人，也从不愿意自己“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不禁继续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这样让工人认为自己是工厂的、国家的主人，对工厂、国家较为有利？还是让工人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在厂里做工挣钱的人，对工厂、国家较为有利？也就是说，哪种情况之下，工厂更为兴旺发达、国家更为安全稳定？

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确实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在“工农联盟”这一方针下，才出现了如此空前的统一团结，不管人们在物质享受上多么贫乏，还是真切感到有着一个共同的意志和光明的前途，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似的温暖，天安门作为这一象征而成了全国人民仰望的中心，这是国家在政治上稳定强大的表现。但眼前情况是，连一个普通的渺小的中学生和车间里的工人，也都可以来跟市委指手划脚，甚至评议中央内部的事情，国家这时是不是还很稳定强大呢？是不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呢？这个问号大约也是值得提出来的。任何国家都不会鼓励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不能让人民的权力有这么大。共产党的国家也不应当例外吧？

毛主席说过，要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作为理想境界，这是美好的，作为要求，这也是对的，若没有这个要求和标准，或离开这个标准和要求，是不好的。但在实际中，这也是最难做到的事情。眼下这样大的政治运动本身，就很难照那样的要求与标准去掌握。无论是杨书记和他，也无论是这些青年的人们，都面对着这一课题或难题。比如，昭阳中学的学生那样搞倒了他们的校长和教育局长，就不能算是符合这一要求和标准。现在医校的学生又要来这样做，不答应他们就不行，这也不能算是符合这一要求和标准。可是，正是毛主席要这些青年人这样做的，好像一定要弄得天下大乱才行，这与那个要求和标准岂不矛盾？但毛主席可能会这样回答：这是孙行者大闹天宫，这是让小鬼斗阎王！谁能跟毛主席强词夺理？

可是，代价是这样的大。曹家骏、李宝安、还有王淮兴，就是眼前在我们亭州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他们已经“经过”或将要“经过”去，就像要打到地狱里去一样，到底后事如何，也很难说。另一面呢，我们心里准备着跟这些青年人“秋后算帐”，到时也有好药搽他们的头。所谓组织，所谓国家，实体就是我们，而不会是他们。他们那一面现在闹得凶，但他们好像就没有考虑到、或者以为能避免他们将要付出的代价。孙猴子最后是要被镇到五行山下五百年才有出头之日的！如果一定要让小鬼斗阎王，最后吃亏的，将是小鬼！阎王最后毕竟还是阎王。这样一想，他又体会到自己那种坚强而有把握的感觉。

但综合各种情势，想到朱大明跟杨书记的通话，他决定，从“三天三夜”里去掉一夜，把那个不得不“让步”的日子，定在第三天的下午。

第十三章 壮年（之四）

从市委后院家属区出门，就是府西街。名为街，只是一个大巷子。早晨时光，安安静静，几个居民妇女在门口刷马桶、生煤炉。还有一个老头蹲在地上做煤球，也就是将碎煤渣屑，包括没有烧透的煤球，捣碎，用水调了，面疙瘩一样一个一个做在木板上，晒干之后当煤球用，节约之意。煤炭是按每户人口凭证供应的，本地不产煤。

从这里往南走二百米，拐一个弯，也就是市委大门口了，学生们一天的热血正开始沸腾呢。他暂不去想学生，而是向西走去。走完府西街，就是柳家巷。向前，看得见是大街；向左，小巷蜿蜒之后将是府前街；向右，是狭小了一些的八角巷。

他向右走去，人口密集起来，一路都是居民在自家门口忙着早晨要做的各种事情，弥漫着生煤炉的呛人烟雾。八角巷里有一口古井，此时井台上有不少人正在井边汰衣洗菜，用吊桶从井里打上水来。亭州城里井很多，多数人家吃用靠井水，目前自来水厂正在开工，厂址就在城河边上、取城河的水。当然，城河水再清，也不如长江水好，但长江在几十里外，现在的经济条件还无法取那样远的水源。

出了八角巷，就是很宽很长、绕城一周的亭州古城河，八角巷面对的一段叫做北城河。河坡很大，是古城墙坍塌而成的遗迹，城砖都没有了，剩下泥土的高坡，依然围绕城河。高坡临河的一面长满野草杂树，背河的一面被园田生产队开垦成大片的蔬菜地，越来越平坦了。

亭州不但有四郊农村，城里也有相当多的农田分布在城内最靠城墙脚下的一带，是专门种蔬菜的，也种少量的粮食，在城里人眼前提供着十分真切的农村景象。种这些田的被称做“园田人”，城里一些百姓跟他们早不见晚见，很多就是邻居，但在生活上在外貌上在言谈风度上，却能一眼看出，这是街上人，那是园田人。俗话说，三世难修城脚跟，每年都有远处农村的姑娘嫁到园田上来，不断补充着这里的人口，增加着这里乡间的意味。这种现象可能是古代遗留。随着城市发展，这一块人和地，将来肯定是要城市化的。此时，城河边上有一些早晨来汰洗衣服或者取水的人。

他望着河边野景和晨光波动的河面，吐出一口浊气来。城河两岸，在市政府计划中，是建成环河路和环河公园，而不是让其这样自由自在的荒着，但现在是谈不上做这件事的了。河对岸明摆着已经有一些人在河边搭起了不少简易的棚房，正在侵占河坡空地，势必要给将来的建设增添麻烦。这个问题也已经在市政府办公会上提到过，但目前也忙不到这样的事情，只好任其发展。

北城河从天滋桥下向西几百步，向北拱出一个半月形，两岸河坡是用大城砖砌起来的，如同壁立，上面栉次鳞比的住着人家，从窗口吊下水桶来就能汲到清清的城河水，形成一片很有趣的人间景象。这里叫做月城，再往西，是西城河，连接着北面来的淮河水系，往南流为南城河，连着运盐河、济川河，也就与南边几十里外的长江相连了，受着长江潮汐的影响。济川河南浑北清，这是江水淮水交汇处“泾渭分明”的景象。

北门南门古代都有吊桥。吊桥以外就该算是城外了，但近二百年来已经自然形成亭州的城北区和城南区，商业比城中区还繁荣些，这是依靠了农村来的购买力。吊桥早已不存在了，城河不再是城里城外的疆界，而成了城里的一条大河。亭州将来的美化，是要把城河的文章做好的。

从天滋桥上走过去，是一条东临城河的单面长街，叫做天滋街。街边露出许多小巷的巷口。这些小巷都是东西方向，朝着北城河而来。你任意走进一条小巷，都能走到其它各个方向的小巷里去，脚下是走不尽的麻条石或青石板，散发着古老阴凉的气息。巷子到了里面就四通八达，很容易迷路。这是亭州城里小巷密布的一大块地方，里面住满人家。

这条临河的天滋街，显然很适合开设一些小型的商店，在市政府的计划中，是要在这里形成一条独特的商业街，甚至要竖立几座茶楼洒肆。但现在除了一家小茶馆之外，只是住着居民，他们享受着这一泓河水，仿佛天长地久，自得其乐。但也曾有人反对在这里形成商业街，认为保持这样民居的状况更好，这一意见虽然也有道理，但无所作为，而这里的民居也至为简陋，不值得保留。现在，市政府的这一很不错的建设计划，因为“革命”的到来，而在柜子里睡大觉。

他猛然想起，那档案上反映着，史宏史家旺的家就住在这里的紫竹巷，他何不作为一个过路的人，去看一看呢？不至于有人认出他来的。他抑制不住这样的一种好奇的心理，就进了紫竹巷，一个很小的巷口。

他记起了从档案上读到的史宏家的门牌号码是个独特数字：“8-1”。进巷很狭，里面豁然变宽，是四条巷子的交汇点，他面临着复杂的选择。他走了几个来回，弄清了往北延伸的是紫竹巷，很快也就发现了“8”号。

幸好巷子里没有人，他往“8”号里一看，住着不止一户人家，所以才有“8-1”这样的分号。他也就判断出住在最靠门口的自然就是“8-1”号了。是一个十分低矮的小门，看不到屋顶，因为头上有棚顶遮住。进那小门是必须低着头的，这时门关着，上面有一把锁。史宏也许正在中山塔门口，他的弟弟到学校去了，而他的妈妈是到港务食堂上班去了。可以断定，这里原只是一户人家的房子，后来经过房屋改造运动，成了房产公司的房子，就安排进了不止一户人家，最后，就连大门堂这里也改造成小屋，住进了史宏一家。

“8-1”号对面还有一个更小的小屋，跨一步就到，显然是“8-1”号的厨房，挨着就是下一户人家的厨房。这样，从外面往“8”号里面走，首先就得经过从“8-1”号门口开始形成的这样狭小的过道。这样密集的居住条件当然是很差的，就像蜂窝一样，如果失火，那就会接二连三全烧起来。住在这里的，可能都是跟史家社会地位差不多的人家。

就他所知，亭州百姓的居住条件，很多都是这样，有的连这个还不如。如何改善百姓的居住，也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建设任务。住在这样屋子里的人们，按照理论，天然是有着“革命”的要求的。可是我们干部的居住条件也很一般，市委常委们就住在市委后院里，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一些平房，你家两间，他家三间的分配了一下，就算安家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上面一个调动，全家人跟着就走了，无所谓的。当然，若是紫竹巷“8”号里的百姓去看，还是觉得比自己好出许多，光是那环境就不一样，后院原本是古代衙门的后花园嘛。经过国民党时代，增建了一些平房，但总的还是一个花园。

此外，不少部、委、办、局的干部，是居住在民间的，他们的住宅是房产公司能拿出的最好的房子，单门独院，一座小楼的也有，都是我们进城后从剥削阶级手中没收过来的，或者是逃亡海外的人留下来的。社会住房紧张，眼下还无法解决。一个很显然的情况是，光靠这些没收、改造过来的房产，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也无论是用于安排我们的干部，还是用于安排老百姓，都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这个大的趋势已经出现了，我们势必要建设许多新的住宅。

市政府已经有建设两到三个工人住宅区的计划，地址也已经选好。但眼下的“革命”中断了这些事情的安排。从理论上说，“革命”在实际上总是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紫竹巷“8-1”号里的史宏史家旺，大约要来“再分配”我们的房子吧？在这孩子的思想动机里，潜在地一定有这个因素。平民的平等思想在史宏心中熊熊燃烧，成为一股强大的内力，其中也一定含有马克思说过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卑鄙”性，是私有思想在低等条件下低劣的反映；这也很能用来形容群众的一些情绪，那妒忌和仇恨的眼神令人恶心，那内心的对立令人担忧，如不加以引导或化解，就会有破坏性。重要的是需要一定物质基础。地区党校钱老师对“粗陋共产主义思想”的介绍和分析，结合着干群关系的矛盾，给他的印象很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他正犹豫着要不要进“8”号里去看看，一个灰蒙蒙的满脸皱纹的瘦小老头从“8”号深处走了出来，手中拎着一个大竹篮，里面是一些煤油灯和灯罩子之类，都是新的，显然是用于出售，这都是本地玻璃厂的产品。他看出这老头是整天坐在“昌寿”药房门口做这个小生意的。他一直很疑惑，靠这小生意，老头也能养活自己吗？但亭州城里的用电，确实还没有普及，大多数居民家中是用着这种煤油罩子灯的，在国营煤炭店里也凭证供应煤油，甚至机关里和他家里也备有煤油罩子灯，一旦停电，就用得上，比蜡烛好些。

他正欲离去，老头却抬起头，睁着两个细小的浑浊的眼睛，问他，你是找家旺的？他不觉就把头一点。老头说，他一早回家来喝两碗粥，又走了，他在市委门口，学生多呢，你到那里找他去。他点头称是，连忙走了。

老头表现出一种热情，好像高兴地觉得他们这个住满平民百姓的“8”号里出一个人物了，而老头的倾向性是不言自明的，他为这孩子感到骄傲，他无条件地是支持这孩子的，但他得卖灯罩，他这么一个老头也不可能到市委门口怎么样，可是他的心是在史家旺这一边的。他从老头身上能感知到这些，他并不觉得奇怪，也决不会对这老头存有鄙视。

作为一个从根据地参加革命的人，他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他在各种情况下接触过许多群众，他对这种群众情绪是很熟悉的，在一定时候，这也正是很可宝贵的情绪，虽然有其“粗陋”。共产党人正确地在历史上肯定它和利用了它，共产党人永远能够正确看待这种自发的群众情绪。他体会到，毛主席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这一点，来做一次“反修防修”，把我们干部“烧”一“烧”，火源就是群众，一点就着，“粗陋”之火熊熊燃烧。

问题确实很复杂，对待这个运动确实要有复杂头脑。他对郁平和那个学生的处理，从自己方面说，也是犯经验主义错误了，在这次运动中想那么做也做不成了，那么做是比较便当、比较体会到权力的快意的。他得转好弯，作好“纠正错误”的思想准备。他感到很窝囊。

他走出紫竹巷，往回走，没走几步，后面有一个人快步跟了上来，走到他身边，稍微压低了声叫他：宗市长！

他暗吃一惊，一看，正是他时常放在头脑里考虑的，昭阳中学外语代课教师范公望。一脸的聪明相，十分友好，好像正有许多的话要主动跟他谈谈。

一个普通教师这样随便跟市长接近，并且像朋友似的有交谈的意思，他从前还没有遇到过，这大约也算是新的风气吧。

他还得鼓励一下才行，于是他露出一个平易近人的微笑，按照亭州人的习惯，亲切地问候了一声：早茶吃过了？

范公望果然也就受到了鼓励，将自己进一步提高到适当的“平等”上，回答说：吃过了，宗市长出来转转的？

他也就用自己的声音和表情认同了范公望的“平等”，很懊丧似的说，一夜没睡好。你们学校目前情况怎样？

范公望说，我们学校相对平静，现在的焦点到了中山塔门口。昨天，我跟史宏交谈了好长时间。他侧耳听着，放慢了脚步。

范公望说，我先取得了他的信任，这很简单，我说我是朝阳中学的老师，他一听就受到了鼓舞。作为一个教师，我这样跟他接近，向他请教，他就认为我是支持他们的，何况还有两个我们学校的学生正好在我旁边，他们是来贴大字报对医校“井岗红”表示“坚决支持”的。

我把史宏领到旁边，离人群稍微远一点，开门见山问他，你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有一定理论依据，还是因为工作组逮捕了你们学校的师生？他说，如果没有一定理论依据，怎么能判断逮捕师生对不对呢？《十六条》是理论，指导制定《十六条》的思想，是理论的理论。

史宏说，他是读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书而信仰了社会主义，读毛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论著，认识到中国为什么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还给我说了《九评》里的许多内容。他说《十六条》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过去就思考过的。

噢？他很诧异。

范公望说，两年前，史宏读《九评》，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两行字：“农村党支书——新地主，工厂厂长——新资本家”。对写在纸上的这两句话，他感到害怕，也感到下结论还没有把握，后来撕碎扔掉了。他说他现在知道他的思考是对的，反修防修就反的这个、防的这个，这就是他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

范公望说，史宏几乎把《九评》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复述了一遍，说假如不搞文化大革命，假如文化大革命被扼杀，中国将来一定就是南斯拉夫。

他一边听着，一边忍受着从心底泛起的深深的厌恶。如果这个史宏不是一个小小的政治骗子，不是一个精神异常的“狂人”，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诚的，这真诚就更令他厌恶。

史宏这样的立场观点，与他这样的人之间，思想上存在着谁是谁非的问题，政治上存在着谁胜谁负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党和国家何去何从。青年人以其敏感，抓住了某种实质，并且以他们那种盲目的单纯和急切的功利之心相混合的干劲，不顾一切冲在前面，但他们是肤浅的片面的，他们好像天生倾向于教条主义。这是一场特殊的内战，核心的问题，其实是：这个社会有矛盾，但怎样看待？这个社会要发展，但怎样发展？就是要面对“这个”，考虑“怎样”。虽不是人人明白，也好像并不十分清晰，却已经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斗争，正在拉开序幕，停不下来了！

史宏所说《九评》上的有关内容，只要读过的人，都是有印象的，它列举了苏联的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厂长、集体农庄主席的一些人。但反过来说，要求厂长与工人、农庄主席与农民、干部与群众都平均一样，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在中国也同样如此，那不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吗？

《九评》说苏联“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其实，权力总是有发展成特权的倾向的，但是不是成了“阶层”，是不是能用“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来解决，就很难说了。

还有南斯拉夫问题，其实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好像就相当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是务实的做法，适当从社会主义往后退一退而已，何必硬说成复辟资本主义呢？话说回来，如果人家真的复辟了，而且复辟成功了，那也说明符合人家的国情民情，人家在欧洲，你在亚洲，你指手划脚，也没有用，你把自己的一摊子弄好就行了。

所以，《九评》虽然写得好，骨里却有些绝对化，文章毕竟是文章。现在这“文化大革命”，好像要用《九评》那种理想的东西，来搞一场大运动，针对权力、针对干部。其实，中国的情况还远远没有到苏联、南斯拉夫的程度。运动引起各级的顶牛情绪，也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该怎样进一步发展，是一件需要好好研究和讨论的事情，决不是有了《九评》的文章就够，决不是简单化地来一场大斗争就行，这样其实把真正要讨论要解决的问题推到一边去了！什么是真正的问题呢？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经济。抓住这个主要的，来缓解次要的，社会就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往前走。社会不可能在干部受着群众这样的管辖之中往前走。首先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会嘛。

然而，在我们历史的和精神的字典上，毛主席这三个字代表着正确，代表着伟大，代表着胜利，也代表着人民的崇敬、拥护，这是事实。可是他也感到另一方（他不知不觉把自己划进了这一方）如果失败也是不可思议的。很难想像史宏这样的青年，以及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们，会被历史证明是对的，而错的倒是他这样的深知社会实际的人。很难想像靠着史宏式的、在紫竹巷“8-1”号里滋生发酵的、粗鄙绝对的社会平均主义“理想”，能够治理和建设国家。要知道，他对兰贞所说的那些思考，也是实实在在不可回避的呀。

他悲愤地望着远方，心里第一百次地问：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在党内上层用研究的、讨论的方式解决分歧呢？不管怎么说，即使分歧不能解决，用鼓动学生起来跟我们“造反”这种方式，总是有问题的！让史宏那种小小政治骗子或浅薄无知的小儿，把人心蛊惑下去，结果只能产生动荡和混乱。

范公望的所反映的这些，让他进一步了解到了对手的情况。他不得不承认，不管你怎样不想放在眼里，紫竹巷“8-1”号蜗居里的小小史宏史家旺，已经是你的对手。事实上，他与史宏史家旺，已经分别站在中山塔门口这张“乒乓球桌”的两边，发球、接球，要一决雌雄。这是一件很认真、很较劲的事情。他问范公望：你认为对医校问题该怎样处理？

范公望低声地、但极其简洁地说：让步。

他不则声。他们默默地走着。是的，只有暂且让步。这个范公望，不愧是北京外语学院的高材生（会英、法、德三门外语），而且有着一定社会阅历。

他丢开这一问题，问范公望：听说有北京的大学生到医校做了煽风点火的工作？背后是不是他们？范公望说，这情况我不了解，从史宏的情况看，是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运动中这些造反的学生，包括初中生，个性都较强，话说回来，不是这样的性格，就不是这样的人。有一种看法认为他们大约都是些坏学生，其实恰恰相反，一般成绩都较好、活动能力较强、平时在学生中就有威信。当然，我也不敢说他们就有多么成熟……

他插言道，虽然不是“有多么成熟”，可搞起这种合法斗争来的水平不低呢！

范公望说，这是学来的。他大笑起来，说，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抓得不错啊。范公望说，如果换一套教育内容，学生就会被培养为另外的一种样子，教育的作用就在这里。

他暗自思忖：将来到底是否还要安排那么多“革命”方面的教育？是否这方面的教育适当减少一些为好？江山已经打下来了，时代和任务不一样了嘛！

范公望似乎补充地说，史宏毕竟还只是一个中学生，总的说来是不成熟的。

他一笑，问：那么，他谈过个人的动机吗？范公望说，我确实这样直接地问过他的。史宏的回答是：如果说因为我理解了毛主席，如果说我从来未有地理解到毛主席和人民心连心，这鼓舞了我，你会怀疑我是不是说大话。你要我挖出纯属我个人的、心灵最深处的东西，这个东西好像是有的，总的好像要凭着自己的力量，至少是应当投入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要让世界平等、更平等、永远平等。任务巨大，但不是虚无缥渺，至于进一步实现了平等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到什么程度，怎样坚持下去，心中也不具体，但毛主席指出了总的方向，具体的一切要在实践中创造，我们的任务就是奋勇向前、义无反顾，首先要夺取这一场斗争的胜利！另外，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心愿，就是将来要写一本关于“文革”的书，就像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法兰西内战》那样的书，或者狄更斯《双城记》那样的书。不过，“文革”这本书将一定是很难写的。我追问一句，你是悲观吗？史宏回答说，一开始他是看到学校里逮捕两名师生，感到压抑，但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认自己应当勇敢站出来。当然，不站出来也行，终归会有人站出来的，但他不是躲着缩着的人，不是那种性格。站出来就站出来了，也有点怕，但越过越不怕了，怕也怕不了。现在开始有一点不乐观，他感到他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唐•吉诃德。

于是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可以急流勇退呢？他笑道，一头冲出去了，后面跟上许多人，退不回头了。我说，那你想退回头吗？他说，想退，但不服气，还是要为真理而斗争！

我说，有人会认为你有野心，你怎么回答？

他说，也许我是有野心，但比个人野心更有决定性的是历史运动本身。有家长把学生往家里拖，也有学生从静坐队伍中悄悄退出去。家长们的担心就没有道理吗？有很大的道理！如果说我这样的人是有野心，那么写“静坐市委是反革命行动”的标语的人们呢？群众已经给了他们一个称号，叫做保守派。北京来的传单上有毛主席讲话，说“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人民日报》在六月份有过一篇社论，叫做《当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当资产阶级保皇派》。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当“老保”，从很现实的角度看，做一个“老保”更安全、更有好处，他们宁可不听毛主席的，而要去保玉皇大帝！请以此分析一下我们的社会，分析他们的内心世界吧。为什么不盯着分析他们，而盯着分析我们呢？你也许可以说，那最多是私心，而你却可能是野心。好吧，就算无条件地野心比私心坏，就算我有个人野心，那也只是我这样的个别人。个别人的事情好解决，我退到一边去就是了。但你总不能说孙悟空的人格，不及保玉皇大帝的那些天兵天将的人格。私心问题，从运动一开始就摆在每一个学生面前，对路线的选择成了对人格的选择。再说野心问题，抓住这一点做文章，也是没有根据的。你凭什么说我有野心呢？我凭什么说我没有野心呢？这是说不清的，也是无关宏旨的。野心可以促成一件好事，好心可以促成一件坏事，至于渺小的私心，则往往坏事。有人选择继续静坐，有人选择悄悄退回家，也有人选择反对我们。虽然一个学生是很渺小的，你选择不选择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对每个人都无可回避，你什么都不选择是不可能的，你终归要有一种选择。你首先面临的就是私心，就是人格，就是平常喊在嘴上的现在能不能真正做到。但我不是说应当回避野心问题，我只是说现在这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也是无法证明的问题。个人在这个运动中，仅仅属于个人的东西也是有的，比如，《十六条》叫我文斗而不要武斗，可是我就是喜欢打人骂人或做更有甚者的事情，那只属于我个人的习性，我趁运动之机，释放我的劣性。面对鬼子的屠刀，你宁死不屈，我举手投降，你一心抗日，我以抗日为名谋私利，这是我们两个人不一样。鬼子的屠刀、抗日战争，这个是一样的。在当前运动中，我肯定有属于我个人的东西，比如我想证明我也是一个人，可能想证明我有能力，可能想证明我是热血青年，这些还说高了，如果要说得低一些，可能我只是想当干部，想在某个女生面前逞英雄，以及其它的个人野心，如此等等。融入运动之后，个人的东西就将受到检验，带着有问题的人格参加运动，必然会有问题。中央说这次运动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说得一点不假。每个人都不得不考虑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人家说我有野心，这就是要触及我的灵魂深处，这是且把路线问题放在一边，专谈我的内心世界，当然也可以，这是人家的自由，那就随他们怎么说去吧。历史会让一切卑污的灵魂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范公望看着采访本，把史宏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觉得已经听够，打断范公望，说，小家伙虽然很狂妄、很虚伪，但也说了一点老实话，实际上也等于承认了他有个人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说他有野心，可以说他有义勇之心，但就这一点自我膨胀，害了他！他确实将付出沉重代价！他用那些说起来好听的东西装扮自己，是为了给自己打气，也是为了迷惑别人，他特别需要正当的理由支撑他。他有胆量、有能力、有嘴巴，也会巧妙地美化自己，对学生有感染力，甚至也能引起一些成年人的敬佩，把他看成一个人物，但其结果呢？

范公望说，是的，本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而且克制不住自己。历史往往如此，多少历史人物都陷入这样的悲剧，何况他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呢……

交谈沉默下来，他的思绪也转回到市委门口。范公望所说的“让步”，正是一种“天机”，而史宏骨里也是把握了这一“天机”的，他不是盲目领着学生来闹静坐。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只是立场不同、阵营不同。这是政治较量。三条一旦答应，学生所拼命攻击的所谓“资反路线”，也就吃了一个大败仗，被撕开了一个不小的口子，正如攻城一样，这对于坚守的一方，是很危险的。可是，这局面是扭转不过来的了，史宏的暂时“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杨书记和市委实际上也作好了这种准备。史宏确实很聪明，跟赌徒一样看准时机、敢下赌注。

他对范公望点点头，说，你今天所谈对我很有启发作用，以后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想法，我还要向你讨教。范公望说，我确实很想研究一些东西。按照我的个人情况，也最好是呆在家里不要动。他说，我赞成你在家里看点书，搞点研究。

那天，在分手的路口，他给了范公望一个不用通过总机的、直拨的电话号码。他返回市委大院，老刘和“市文革接待办”的程主任正在等他。程主任原是市委党校的校长，市里布署开展“文革”，就把他抽调来担任此职，无论从理论水平（毕竟在党校做领导工作，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知道一些），还是从待人接物（此人瘦小、冷静、平和，柔弱胜刚强），他都比较适合。

程主任反映说，刚才学生贴上墙一份很特殊的大字报，题目是《炮打司令部》，署名是毛泽东，还有副标题“我的一张大字报”。从内容、语气看，好像真是毛主席写的，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毛主席有这张大字报呢？所以又怀疑它的真实性。大字报的内容好像反映着极其严重的问题。当时我去一看，就觉得头晕，不敢看下去，不敢相信。也有干部和群众来问我，这张大字是真的吗？我不敢说它是假的，只好说这个问题要请示上级。今天学生新上墙的大标语是“炮轰亭州市委”，还有“请求市委书记接见我们”。同情学生的人在增加。据了解，马上所有学校都有学生来表示声援。

程主任和老刘都看着他。这时，程主任手下一人送来了刚从墙上抄下来的《炮打司令部》，程主任接过看了一眼，说，就是这个，说着递给他，那瘦小的手有点发抖。

他接过略微一看，心中吃惊，学生抄上墙的这份“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字不错是毛主席写的，但目前还只转达到县委以上，党纪严明，所以科级干部的程主任不知道，别说程主任此时不敢相信，十天前他们在常委会上听到杨书记的宣读，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大家都避而不谈。

他对程主任说，你可以跟学生的谈判代表说，凡是中央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见报的，或者中央没有叫向下传达的，就不能公布，因为事关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所以这张大字报，我们要求他们立即遮盖掉，如果他们不遮盖，我们将派公安局来遮盖。

至于这张大字报是真是假，我们现在不好说，各人应该独立思考，历史自会证明一切。今天中山塔门口可能有一个小高潮，但我们仍然不能动摇，大门仍然不能开，市委领导仍然不会出来接见，我们仍然要劝告他们回到学校去。用正常方法向市委反映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原则和前提。天气热，要他们自己爱惜身体。要继续密切注视动态，要详细做好工作日志。

他让程主任走了，然后问老刘，你有什么情况？老刘说，昨天晚上，华兴机械厂有几个人到市委门口来过，他们跟史宏在墙角上交谈了好长时间。其中一个为头的圆眼大脸盘，中等个头，很壮实，有人认得，我一听，也记得有这个人，他叫刘克成，可能宗市长也记得这个人。

是的，老刘提到华兴厂的这个人，他就想起来了。刘克成是亭州园田上人，征兵入伍后，表现出文艺才能，参加了战士演出队，一直演进了中南海，受到毛主席接见，还跟周总理、贺龙元帅、薄一波副总理有合影。复员回来进厂后，在厂里的一次文娱活动中，以一段“数来宝”在厂里露了脸，为人所知。

厂里“四清”运动，刘克成写大字报说厂里某劳模让工人做超时劳动，工人要领牌子才能上厕所，只求产品数量，不问产品积压，得到名誉的是他，遭受损失的是国家。

竟敢写全国劳模的大字报，这事情在“四清”中很出奇。当时他就捉摸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捉摸了一下也就丢开了，因为他犯不着关心厂里的一个并不认识的工人。厂工会选举时，工人提名选他这个受到过毛主席接见的人，以得票第一当选，还有一个翻砂工也当选，党委安排的候选人反而落选。

市总工会将此事报告市委和省总工会，市委要等省总的态度，但省总至今还没有答复，问题悬着。现在，这个刘克成又出来了，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其人性格早已露出端倪，是个能说会道、胆子较大、对群众有一定吸引力的角色。这样的人自己不出来，也会有群众鼓动他出来的。加上个人野心，那就出来了。史宏一定也是这样，这是规律！

刘克成肯定是出来支持学生静坐的，如果这样，这就走上了邪路，这似乎也不奇怪，世界上就是这种“神气人”会出头，而不怕“枪打出头鸟”。

他对老刘说，你是市总工会的副主席，你可以找他谈一谈，让他把路走正，你就说组织上对他是了解的，对他很关注，前不久厂工会选举又得票第一，具体安排还要等待批复，作为一个工人，至少可以安排为厂工会副主席吧，将来市工会也可以考虑一个委员的位置，将来还有可能脱产当干部，调到市工会来当个部长嘛，要珍惜已有的成绩，不要把自己膨胀起来、迷失方向。

老刘点头，又说，据消息，亭州电机厂也有少数人打算今天到市委门口来支持学生，为头的工人叫陈安国。他说，这都在市委预料之中，可能还不止这两个厂，还有新的发展，都要继续通过工会系统，暗中掌握情况动态。不要怕，他们出来就好了，出来就名单在册、材料在手了，怕的就是不出来。你的任务是继续组织工人左派队伍，准备进行现在还想像不到的激烈斗争，坚决跟市委站在一起！

老刘目光炯炯，回答“是！”但脸上浮现出一种痛苦来问他，刚才说的那张毛主席的大字报，是真的吗？他反问，你看呢？老刘说，我看像是真的，不敢有人做这个假，我感到这一次情况有点特殊，不像是要搞反右斗争。学生好像就是在跟我们扳这个理。这个理被他们扳过去，我们就守不住了。

他不由得一笑，说，不像是要搞，最后就不搞了？老刘啊，你考虑的，我也在考虑。我们不必考虑这张大字报是真是假，我们只要考虑我们亭州的情况，这是一。第二，大字报如果是真的，它要解决的也就都写在大字报上了，离我们较远，我们不敢怀疑、不敢反对。但我们面对的，归根到底还是亭州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有了这张大字报，就可以把亭州市委也作为这种“司令部”来“炮打”。如果全国上下各级“司令部”都要这样“炮打”，这算是什么运动？外面有种说法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嘿，这样下去，性质恐怕要起变化的吧？一九五七年也是因为事情起了变化，才实行反击的嘛，反击起来就由不得他们了。关键在于事情是不是起变化。也许会起变化，也许还不至于，但我们要做好准备，不能到时无力反击，那工作就没有做好。现在是不动声色，让他们跳，让他们表演，这就是“放”。什么时候“收”呢？总有要“收”的一天吧？怎么“收”，就看闹的人闹到什么程度了。不管情况有多么特殊，规律总是这样一“放”一“收”，这一次一定还是这样，不会有根本的不同，千错万错，这个经验不会错。谁来“收”？不是我们，还能是谁？中央不可能直接派人到亭州这样小的地方来“收”吧？全国这么大，中央哪有这么多干部？再说，如果最后是我们倒了霉，这个国家还存在吗？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十六条》上都明确说了，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这就是底嘛，可以说，也不可能不是这个底。这个路线，那个路线，谁都离不开我们嘛！所以，要告诉下面的人，告诉我们的左派队伍，任何时候，不能离开党组织。党组织错了，也不能离开党组织。不能被表面的狂风恶浪、假革命、反革命弄昏头脑。五七年的时候，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杀气腾腾，这一次来势更汹、杀气更大，这才是个开头呢。不管怎样，都要镇定，不能失去信心，那就真要犯错误了。归根到底我们跟谁走？上面跟着毛主席、党中央，下面跟着市委呀。市委也是一层一级跟下来的，就是代表党的领导嘛。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现在可能发生动摇。总之，要跟领导走，不要跟起来为头的人走。现在不是许多学生、还有一些工人，开始糊涂起来了吗？老百姓有句话：千错万错，马屁不错。这是说，与其拍学生的马屁，不如还是拍市委的马屁。跟着领导不会错。跟领导错在一起也是好的。老百姓还有一句话：仙家还是仙家做，哪有凡人做仙家？这就是叫人不要跟我们作对、不要犯上嘛，作对没有好结果，犯上也没有好结果。说实话，这也不是什么真理，但这是社会常理，是社会经验，那些狂妄的人，就是不服这个，要来碰一碰、试一试，最后只有头破血流！

老刘感动得眼睛发红，说，任何时候，我肯定是跟市委走的，但刚才想到这张特殊的大字报，心里就忽然半明半暗，现在听了你的话，又全亮堂了。我一定把市长的话记在心上，告诉身边的和下面的同志，一定照市长布置的去做，请市长放心。

他笑笑说，不要这样，随便谈谈嘛。现在提倡独立思考，我这也是独立思考，仅供参考。但朴实忠厚的老刘却放松不下来，还是那样又感动又敬仰，伸出双手恭恭敬敬跟他握别，退了出去。

他为自己的所思所言能有这样的作用而高兴，为有老刘这样忠诚朴实的同志而高兴，一种成熟感让自己更有了某种迎战的和必胜的信心。

两个人离开之后，他忽然心中一阵颤栗：你会真的叫公安局去遮盖毛主席的大字报吗？虽然你说了这样做的理由，但你心中明白，这的确是毛主席的大字报，常委会上你是听过传达的！你怎么敢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不是给自己颈项上套绳子吗？要不，是否跟杨书记商量一下？

正当他焦虑徘徊、犹豫不决时，程主任电话来了，说关于《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跟学生代表谈过了，说明了我们的理由，希望他们自行遮盖，但他们不同意，还说他们将坚决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他忽然很冲动地对程主任说，即使是真的，也不能这样泄密，党的规矩，谁也不能违反！他“啪”地搁下电话，接着就拨通了公安局长老汤，下达了命令。

搁下话筒，他觉得做了一件最勇敢最了不起的事情，好像从未有过地做了一回人一样。这时他明白了自己，他并不是为了党的保密制度，而是他从思想上不接受毛主席的大字报，也不愿意《炮打司令部》在群众中传播，他甚至认为竟然有“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样的事情，是党的耻辱，是不应该暴露在群众面前的。

“我反了，我！”他惊讶于自己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感，他心中对自己说，这是我的党性在特定情况下的强烈表现。哪怕为此被开除党籍、去坐牢，也决不认错！遗憾的是，为什么没听说被“炮打”的人，或者不同意这种“炮打”的人，也用大字报来答辩呢？一片沉默，可能都在顾全大局，可能不同意见被压了下去，一切只有交给时间……

时间啊，走得是这样地慢，不到这一段过程完结，这一段的时间就不过去，简直像停止了一样！两滴眼泪“叭嗒”掉在办公桌上，他相信他猜测到了党中央里的情况！他于是后悔起来，你为什么不能也有这种庄严的沉默呢？你为什么做不到一种冷静呢？从上到下都像你这样的对抗情绪，不会给党造成被动和损失吗？党的统一和团结是最高的原则啊！而且，你对自己能这么自信吗？

可是，命令已经下去了，除非汤局长产生了犹豫，他心里倒希望汤局长来个请示电话……

他焦燥起来，下了楼，在庭院里徘徊，不住地抽着烟。从公安局到市委门口，只有步行五分钟的路程，眨眼就到，也许公安局的人已经跟学生发生了对抗？想到此，他更加焦虑，担心出事。

秘书跑出来，叫他接电话，却是程主任的。他摔掉烟头，大步走去，进了秘书室，抓起电话，问，什么情况？程主任说，公安局派了七、八个便衣，用“毛主席万岁”的标语遮掉了那张大字报，学生发现后，围攻上来，好在公安局的都身强力棒有武功，脱身走了。学生情绪激愤，呼口号说誓死保卫毛主席，说用“毛主席万岁”遮掉毛主席大字报是反革命行为。学生代表找我们说，他们对市委的要求增加一条:要追查这个反革命事件！情况就是这样。

他说，噢，知道了。他搁下电话，他的手在发抖，他让自己镇静着，一步一步往楼上走，腿都有点软。是的，这事情做得不好、不策略，学生和他们后面摇羽毛扇子的人是会抓住不放的。他个人的安危算不了什么，但他如果被学生当作什么瞄准了，将给市委造成很大被动。他似乎这才发现自己本来就是目标最大的一个人，这下子目标更大了。他仰在藤椅上，觉得要做最严重的准备。可能他将是市委这一级里像曹家骏李宝安王淮兴这样要“经过”去的人，他的心沉重着，他忽然抑止不住地冷笑和苦笑起来……

那天整个上午，好的坏的消息接踵而至，让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愤恨。他虽坐在办公室里，却有如坐在船上，感觉到外面狂风恶浪。你思想上站得再高也没有用，你的神经不可能不这样忽紧忽松地受着折磨。秘书送来了有关人员抄写来的中山塔门口与附近出现的大标语大字报内容，他浏览着，除了已知的“炮轰亭州市委”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学校的什么“战斗队”之类的《坚决支持》，基本上各个学校的都有了，就像季节一到，蛇虫百脚就一定会到处爬出来一样。

一份《大馒头，红烧肉，保卫市委有甜头》的大字报引起了他的注意，说是“揭露一个事实”，把老刘他们暗中组织人马围攻学生、保卫市委的事情说出来了，还有机关食堂里为这些人提供食物的事情。所说基本属实，只有“红烧肉”不确，可见情况也只是听来的。人多嘴杂，鱼龙混杂，这样的事情难保不被传出去，并且会被夸张。

大字报说，学生们白天烈日炎炎，夜里睡在地上，市委不给一口水喝，不来看望一眼，对照之下，爱憎分明，学生为什么还不赶快觉悟呢？这张大字报真是十分恶毒。

中山塔门口被这些大标语大字报占领了地盘，而反对静坐的大标语大字报则在稍远的外围地带出现，但数量也在增加。《医校红色保卫军成立宣言》上墙了，其中说到“我们认为，我校部份同学静坐市委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是被少数人利用了，我们希望这些同学悬崖勒马，及早与这一错误行为划清界限，回到正确立场、正确做法上来”。这些话让他看了觉得满意。还有一份引起他注意的大字报题为《从静坐的后果，看静坐对不对？》大字报列举和分析了静坐市委的严重后果，有：干扰市委日常工作，破坏社会正常秩序，损害党组织的威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影响工农业生产，影响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认为静坐市委不符合《十六条》，不能算是“革命”，而只能算是无政府主义。静坐是用错误的方法，提出错误的要求，做出错误的行动，要达到错误的目的，只能引起比这些错误本身还要大的危害，不能因为唱了几首革命歌曲，喊了几句革命口号，苦了学生年轻的身体，就看不到这种错误。全市学生和革命群众都要擦亮眼睛，看清本质，明辨是非。这张大字报写得有力，酣畅痛快。

他把这些材料交还给秘书保管。至于写《大馒头》这份坏大字报的是什么人，写这份好大字报的又是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两份大字报都用的是化名。

医校学生用更大的纸更工整的字，重新抄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重新上墙时，他们狂热地呼喊了一阵“誓死保卫”的口号，然后就调整队伍，静坐在大字报前面，大字报的两旁还像战士一样直挺挺站立着两个学生，形成了一种“誓死保卫”的样子，不停地唱着革命歌曲。

程主任电话里问，现在怎么办？他说，不要再去惹他们。他觉得，这是他第一次“屈服”，他去宣布开除曹家骏他们党籍的那次还不能算。

上午十点多钟，出现了一种异常现象，在市委前后左右的大街小巷里，不断地有小队工人跑步，跑来跑去，都穿着皮鞋，脚步声弄得很大，他们什么口号也不喊，什么话也不说，一律身着劳动布工作服，就这么跑过去跑过来，住在平房小屋里的百姓觉得地都震动了，人心惶惶。市委门口顿时传说着：工人支持学生了，工人把市委包围了！接着学生有大标语上了墙，说是“欢迎工人阶级登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这似乎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召唤和借用，用来坚定信心、鼓舞士气。

程主任和公安局同时报告的这一动态，虽不能说是在预料之外的，但还是有点令人心悸。这是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刘克成、陈安国这些害群之马开始他们的行动了，他们一出手，就与学生不同，好像正如一首歌曲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但工人“杀”到社会上来“闹革命”，工厂怎么控制？工厂事关生产和经济，是应该有所规定和要求的。

他让秘书给有关主管局打了电话，以市委名义要求他们给各厂党组织指示，一是加强正面教育，动员工人不要上街，要坚守生产岗位，搞好厂里的事情，二是做好保卫工作，密切注意一些青年工人的动态，凡是有活动的、出来支持学生的，都要记下来。

杨书记打来了电话，问他：工人上街了？他说：听说了。杨书记又问：你有新的考虑吗？他说：适当提前，明天下午“让步”！杨书记说：好吧！就搁了电话。

这个电话反映着杨书记有点沉不住气了。他顿时有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好像觉得，到明天下午之前的一切，都得由他负责，都是带有他的个人意见个人风格的，他将处在首当其冲的不利的位置上。杨书记将会与上次一样，以与学生和解的姿态出现，给人一种开明的印象，可事实上市委是集体负责的，是在杨书记领导下的。然而，与学生以对立姿态出现的毕竟是他而不是别人。他就像本地抗战历史上有名的中间人物李长江一样唱红脸，然后杨书记像李长江的上级李明扬一样出来唱白脸。这一格局被生动表现在电影《东进序曲》里，李长江在电影里的名字是“刘大麻子”。现在，他就成了“刘大麻子”，这一总的格局不知不觉就这样形成了，好像已经暗示着他的一种命运。

虽然他不相信文化大革命会以学生的“胜利”告终，但情况确实已经显示了可怕的一面，像李宝安一样“经过”去，滋味并不美妙。悲哀袭上心头。但文化大革命毕竟不是说死就死的战场，这样患得患失是脆弱的表现，应当提起百倍的精神，做好思想准备，把“经过去”的痛苦，变成“经受着”的考验，这就有道理得多了！

他特地给程主任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今天可能是你们最困难的一天，要继续跟学生在谈判桌上“泡”，进行苦口婆心的说服，就说如果他们能撤回学校，市委杨书记将会像对待昭阳中学“红旗兵团”一样，接过他们的红旗、给他们授旗，至于他们提出的所有要求，回到学校以后可以继续谈，市委不能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屈服于任何人，即使是红卫兵小将也不行。他把这一情况给杨书记通报了一下，就拿了草帽，带着秘书离开办公室，从后院走出了市委。

他要到外面透透气，也看看情况。才出小门，正好一队工人跑步而来，大约有十个，全是二十出头的青年，脚步齐整地从面前跑了过去，脚上确实都穿的是皮鞋，而且是作为劳保用品的翻毛皮鞋，很结实的，为的是弄出很大的整齐的声音来。他们所去的方向是市委门口，他们所穿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背后，都汗湿了一大片。血往他脸上冲，那整齐的脚步声振动着他的心脏，那庄严的神情和汗湿的后背也令人敬畏。他跟路边的群众一样站住了，看着身强力壮的他们跑过去。刘克成在“用兵”呢，这是他的“战术动作”。这样一小队一小队的不住地跑，不明真相的人就会传闻有很多工人上了街。他一声冷笑。

阳光强烈，十分炎热，走路的人都拣着路边的阴影走，路当中空了下来，一片阳光炸眼，热烘烘的。秋天虽到，炎夏却毫无退却的意思。到底是心理因素呢，还是自然事实，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是特别炎热特别漫长的。他又一次想到学生在中山塔门口没有任何遮阳，想起了王淮兴在电话里恳切而言的“多考虑学生”。但没有办法，他只有这样拖下去，而这时他也不能出现在静坐学生的面前，那些血气方刚的学生将会用他们的“正义”和愤怒把他淹没和窒息。

他对自己的“阶级斗争现场”之说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能够出现在那个现场的，都是这些年轻人，“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一个也不敢到这样的场合来的，社会上任何稍有头脑的人也未必会让自己的身影出现在中山塔门口这个是非之地。你能看到的除了学生，还是学生。就连来声援的工人也有所回避而不在现场，他们只是在外围跑来跑去，并不停留，你能抓住他们什么“小辫子”呢？是的，问题已经不是用通常说的那种简单的“阶级斗争”能解释，而明明是人民内部许多说不清的东西的爆发和混战，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对抗的性质，并且小小亭州似乎与北京是气息相通的。

偏僻遥远、弹丸之地就这样起了风浪，给自己赋予庄严的意义、披上神圣的外衣，煞有介事，既呼应北京，又作为北京的基础，竟然也就跟亭州的城河一样，遥远地反映着长江的潮汐。事情就这样恶毒而合法地无中生有，这样地不可思议。在这样的较量之中，市委不知为何就处在“劣势”，准备“让步”了。并不是这些学生厉害，也不是市委怕这几百个学生，而是“形势”如此。

这些学生虽然年轻，却是把握住了“形势”的，所以他们在这炎热之下以悲壮的模样坚持着，而这“时势”造出来的“英雄”、紫竹巷“8-1”号的史宏史家旺之流，将会兵不血刃取得围而不攻的胜利。

在这政治的较量之中，我们平时所说的“地富反坏右”那些“阶级敌人”，作为“死老虎”，只有在一边“死”着。他们只要一露头，就会挨打，给打他们的人增添标榜“革命”的资本。当然，在运动初期，他对医校的布署，又何尝不是出于同一种思路？用“阶级斗争”、用逮捕郁平刘镇琛这两个“新老阶级敌人”，来对全市学校的运动形成所需要的高压态势，秘密不过如此。心里似乎也知道，这是“阶级斗争”的滥用和庸俗化，但似乎也无法突破。

学生对这次运动的理解，倒有点突破了这一点。在《十六条》中，“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些字眼也有，但其意好像主要是用来形容“走资派”、以及干部中像他这样对运动不满的人的，并不是用来形容习惯所称的“地富反坏右”的，这也就是这场运动的“新意”所在了。这大约也使群众觉得与以前有所不同之处，他们感到新鲜，甚至感到一种“解放”。

这正是用五七年“反右斗争”来企图吓退学生，却收效甚微的根源所在。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凡是强调要“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打击“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是像他这样的人；凡是强调要跟“走资派”斗争、要批判“资反路线”的，就是起来“闹革命”的人，他们抓住了这个“新”的说法，他们的“造反”就不是犯上作乱，而是冠冕堂皇的了！

可是他们要实现什么、能实现什么，他们是模糊不清的，在他们心中，充其量正是那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吧！他忽然想到，如果要总结教训的话，他这样的人，就是在新的运动中重复了旧的口号，而如果要调整过来的话，他这样的人就应该及时放弃旧的口号，接过新的口号。想到此，他觉得心头一亮。

但是，这样一来，运动的“对象”不在于“地富反坏右”、不在于群众里头那些新生的反动分子，反过来却是要在各级领导干部里头、在市委常委里头来寻找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怎么可以呢？这是内战，没有硝烟，却同样严酷。就自己而言，至少说，尊严所在，岂能让学生取得胜利！

他恨恨地考虑到，干部中如果有谁胆敢跳出来支持学生，这样的干部，将来就是要放到那个“百分之五”之中去的人！从根本上扭转方向，事情结果必将如此！

如果说市委门口可以被视为“阶级斗争现场”，就主要不是或完全不是针对着老的阶级敌人，而是针对着各种现在还看不清的政治势力，针对着在“斗争走资派”这一旗帜下登台亮相的各种“新人”。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新人”出现了，他们是“文革”以前所没有的一种人，虽然那时他们已经活着，居住在比如紫竹巷“8-1”号里，学习在我们大学和中学的教室里，劳动在我们国营或集体的工厂里，表面上还会给我们以好感，却正如蛹一样在悄悄孵化着他们今日的反动面目。他们有点像是当年的右派分子那些可怜虫，但他们是从另一个方向，不是从反对党，而是从保卫党的角度，来进攻的，更有迷惑性。我们会忠实地记下他们的名字和言行，将对他们作出分析和结论，然后将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跟老的阶级敌人滚到一起去。有朝一日我们也许会给老的敌人松松绑，也不会让这些喝着我们的乳汁、模仿我们的言论和举止、在我们身边成长起来的更年轻更危险的敌人有喘息之机！

那天一路上，他这样思绪万千，心里恨恨的，不觉已经来到了医校门口。他站在大门对面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记起了他第一次注意到这大门，还是在一九五九年，那是因为发现了郁平在亭州的存在，他暗暗跟踪到了这里，打听到这就是郁平工作的单位，从此开始找起了郁平的麻烦，在郁平看来就是“迫害”。那么是不是“迫害”呢？他不能不承认也许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他依然不想改变这一副铁石心肠，他反过来痛恨郁平让他极不愉快，像什么似的堵在他心里。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固执，但他不想认自己的这个错，他不想改正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想做十全十美的人，不想有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他一辈子也不会原谅郁平，他要把郁家永远踩在脚底下。

他满意地看到，医校大门两边墙上有两条新的标语，“静坐市委是极其错误的行为”，“欢迎井岗红卫兵的同学们回到学校里来”。下署“医校红色保卫军”。他记得一开始他们给“静坐”的定性是“反革命行为”，现在是“极其错误的行为”了，分寸感表现了斗争水平的进步。加上第二条标语，这就更显得成熟。

似乎眨眼之间，一支学生队伍从里面打着红旗走了出来，一出校门就高呼起了口号：“静坐市委是错误行为！坚决拥护市委正确领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队伍远去了，朝着中山塔的方向。好得很！这正与工人小队的到处跑步成为针锋相对、瓦解抵消的行动。他望着这支喊着口号渐渐远去的学生队伍，心中得到了一种慰籍，对这些学生充满喜爱之情。他能想像他们都是比较听话的孩子，而决非桀傲不逊之人，他们没有选择“新”的“革命”的思想，而是宁愿恪守“旧”的“保守”的信条，他们是没有任何“反骨”的，他们才是最可宝贵的。我们只能从这样的青年当中挑选和培养我们的接班人。要说聪明，这些孩子才真正是聪明的。运动中的左派队伍在哪里？这不就出现了吗？正如杨书记在常委会上深刻所言，谁是左派，最后是我们说了算。他看到了光明。

天气太热，散步观光的意兴已无，他和秘书从小巷拣着阴凉走，很快回到市委。他立即给医校工作组长老张打了电话，进行了表扬，要他进一步掌握和培养“红色保卫军”这样的学生左派队伍，鼓励他们像今天这样在革命大风大浪中有积极的表现。

程主任电话报告说，为《炮打司令部》站岗的两个学生都中暑倒地，被抬进了中山塔，机关医务室的人正在实施救治。学生群情激愤，不少人涌进了接待室，围攻接待人员。他指示接待室跟学生代表说，可以打开栅栏门，让他们进来在阴凉处“静坐”。他让秘书到门口去协助执行这一决定。

但秘书带回的消息说，学生拒绝进中山塔，而继续坐在强烈的阳光里。他一听，却也无可奈何，只是心中更加痛恨为首的学生。不一会，学生的歌声和口号声分明地传到了办公楼这里，更加“斗志昂扬”了。他给王淮兴打了电话，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也要拿出表现来嘛，你可以给总务处招呼一下，让他们用大茶桶送点开水来给学生。王淮兴“哎哎”地连连答应。打了这个电话，他感到自己更成熟更有力了。

好不容易等到夕阳西下，一天过去，凉下来了，他也松了一口气。但静坐的第二夜开始了，一种压力又回到他的心头。下半夜他悄悄去看时，疲倦已极的学生们都在地上睡着了，但《炮打司令部》旁边依然有两个站岗的学生，像两个幽灵一样，站得笔直的……

第十四章 壮年（之五）

在早晨的阳光中，“井岗红卫兵静坐指挥部”一份《决定》的贴出，成了静坐第三天的开始。参加静坐的二百名学生，从早餐起，开始绝食，以表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抗议”。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怎么可能想到学生会用这一手来对待我们共产党呢？这跟“静坐”一样，本来是只有在历史书本上才会读到的事情，本来只会发生在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面前的事情，现在却从天而降，就降在你的面前，让你感到莫名惊诧、既新鲜又可怕。

学生的一切，都是在模仿某种历史，不言而喻至少是在这一时刻把市委跟历史上那种腐朽的、无能的、可笑的、反动的政府相提并论了，你若不支持他们，你就可能是那样的、或类似于那样的、或暂时就是那样的、或部份地是那样的。

不知这样的混账逻辑怎样就悄悄来到了现实之中，被这些学生所接受和运用，强加给我们，而我们怎样就一下子处在了这样莫名其妙的被动的地位上。

王淮兴打来电话说，宗市长啊，我听说学生宣布绝食啦，青年人正处在这个劲头上，是会说到做到的呀，还是请市委不要考虑我，一定要多考虑学生。我请求市委批准“打倒”我，只要党是知道的，只要我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就行了嘛，怕什么呢？先把这一关过去再说！我请求把我“抛出去”！

他听了这电话，心中又涌起已经有过的对这位同志的那种敬佩和感动，王淮兴这是主动要求“经过”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像临危不惧、抱定自我牺牲的战士一样向指挥部呼叫“向我开炮”。

他说，老王，市委理解、感谢你这个态度，也要求你经受严峻的考验。你今天还是要叫学校伙房里送开水来呀，他们说绝食，没有说绝水，天气又热又干，水是一定要有的。

王淮兴说，你这个想法好，我作为校长感谢你。我马上就办，我会尽可能让他们从水里得到必要的成份。不过，还不能说这个水是你、是我叫送的，要不然学生会拒绝喝这个水！以后有人说我是暗中支持学生的，你要为我作证呀。王淮兴竟然还幽默了这么一句，才搁断了电话。

程主任来汇报请示，说学生代表已经拒绝谈判，他和一个同志就到学生队伍里找那个主要的学生头头史宏说话。他们一直注意到这个学生，他基本没有离开过静坐队伍，但没有作为谈判代表，而是坐镇指挥，协调内外。

史宏说，他们的四条是完全合理的，是一块“试金石”，对他们的四条接受与否，就说明着市委的方向路线。如果不接受他们的四条，就不要找他们谈了，他们就一直绝食下去。

他对史宏说，你要对这些同学的身体负责呀。史宏说，你可以去问他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自愿的，是不是能对自己负责？市委好像也要考虑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吧？史宏要求我们把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好好学一学。史宏随身的书包里，就放着四卷《毛泽东选集》，他拿出第一卷来就读了几段，讲了一通。

这个学生像个特别会说话的怪物似的，猫眼睛在眼镜后面闪闪发光，猫脸似乎总是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是个“笑面虎”，又沉着又机灵，还有列宁式的手势。

当场不便于跟史宏发生辩论，更不便于就如何学习《毛选》发生辩论，所以他们显得比较狼狈，好像倒是去受“教育”的。作为党校校长，可以说深受耻辱，但表面上只有忍着。我要是有这个权利，真恨不得立时一枪毙了这个害群之马！我们的学校怎么培养出了这样狂妄的学生？程主任气得不知该说什么了，眼泪含在眼睛里。

他忍不住反而大笑起来。程主任可一点也笑不起来。他说，程校长，你这人太好、太认真了，你真是个呆子。假如是在从前革命战争年代，你呀，论打仗，可能还真打不过这个小小的“笑面虎”呢。他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还不出来好好表演一番吗？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时代不一样了，画虎不成反类犬嘛。失败就在前面等着他，他将失败得很惨，用不着你一枪毙了他。

时代社会需要各种“人才”，但如果都像这样“造反”成为“人才”，社会岂不是要永远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这是绝对不行的。此风不可长！目前出现的情况，只是从前真正革命时代的一种“回光返照”，是一幅漫画，就像你的徒弟你的儿子学你，却学歪了，成了对你的污蔑、讽刺、打击和教训，好像报应一样，这是最可恨、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我估计被打倒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一旁暗中笑得合不拢嘴呢。

日后呀，往好处说，比如史宏，还是老老实实学医、到医院里做一份工作，争取业务上的进步，如此而已；往不好处说呢，我们可能要送他去坐牢，让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如果没有这个运动，他的个人命运，可能要好得多。但他本人还看不清，他即使能看到一点什么危险，也不一定想往后退，利令智昏嘛，要强嘛。

你就不要生气、不要想不通了。他的家里一母二子住着不足十个平方米，等于住在棚子里，跟卖灯罩的老头之类的七、八户人家挤在一个院子里，在那个阴暗肮脏的角落里能产生什么正确的思想精神？不就是一肚子阴暗不平吗？现在趁着机会、打着光明的旗号、公然出来振臂一呼了！

程主任看着他，显然听出些味道来了，还希望听他说下去。他说，世上有永久性的事物吗？从来的运动不都是暂时性的吗？某个运动一旦过去，某个运动里的一切，自然也就过去了，其中的奇怪人物、奇怪现象，也就都会过去，留给以后的人去回想，去写它，或者去争论它。打江山那样伟大的时代也过去了，还有什么不会过去呢？难道我们会让史宏之流再来打一次江山吗？历史已经有这个要求了吗？你想想这可能吗？《十六条》上这样允诺过吗？没有！

毛主席是一方面考虑要搞这样的一个运动，一方面是考虑到国家作为国家的基本问题的。流水不腐是对的，但弄得洪水、恶水泛滥就不好了，户枢不蠹是对的，但把户枢、把大门都弄坏就不好了。所以说要看到暂时性这三个字。对史宏这样的怪物，你首先要这样在历史的纵深上藐视他否定他，把他看透了，然后你就能从容不迫心平气和地对付他了，不管他本来是有点价值的，还是本来就没有一点价值的，他都没有价值了，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我跟你说，我也经过了你这样的思想痛苦，但我已经能够藐视了，所以我不痛苦了，我进入了一种等待。一面尽可能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处理好眼前的问题，一面耐心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矛盾的转化。总有转过来的一天的。事态这样下去将非常复杂，复杂到我们难以预料，当妨碍到国家根本的时候，当全党全民感到不能承受的时候，转机就来到了，像“大反攻”一样反过去。眼前胜者则为败，眼前败者则为胜，其实如果我们眼前有“败”，也是假象，我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因为我们就是国家。我们将高举秩序，重新安排乾坤。我告诉你，谁也离不开我们。我们将从被否定的方面，成为被肯定的方面。那否定我们的将遭到否定，那肯定我们的将获得力量。但现在由于情况特殊，我们暂时处于“守”势，也许还可能出现表面上的“溃不成军”。你现在要一枪打死史宏，这不可能。但会有你在他面前做“列宁式手势”的一天，做得比他当然要好得多。我绝对相信有这一天。

那时，你将是英雄，他的命运的一半将由法律和秩序衡量，另一半要由你我的意志来决定，我们可能要研究给他一个多大的和什么样的饭碗。在我们的社会里，你是精华，我也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永远都是，而他只是跳梁小丑，他自我毁灭。记住，把你我的孩子教好，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战略性的，也是可以看得见的未来。我说的这些，可以称之为历史的秘密。

程主任几乎是“破涕为笑”，而他也感到自己发挥很好。

程主任又问，下面怎么跟他们说呢？他说，还是正面劝告。程主任犹豫着问，市委的打算是什么？他说，市委自有全面考虑。程主任就很有信心地走了。

身高而微胖的杨书记穿着圆领白汗衫，摇着芭蕉扇子，正好到来。杨书记说，开个常委会，怎么样？他说，是时候了。

杨书记就悠然点起一支烟来，躺到藤椅上，脸上浮现起他那自信的浅浅的带几分狡狯的微笑，眼睛里智慧在闪光。他记起了前天晚上杨书记在假山石那里跟他说的话，杨书记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但在眼前现实中，也跟他一样，只有耐心等待过程的完结。杨书记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政治风度，相比之下，他是显得急躁和阳刚一些的。

杨书记来亭州任职才一年半，家庭情况很简单，夫人王雪是卫生局党委书记，但不兼局长，其实是组织照顾；他们有一个读高中的男孩，也跟他家一样，基本上不让孩子参加学校里的活动，而在家里看书学习。杨书记的家就在机关后院的那排朝南的很旧的平房里，一切生活用具都是机关配给的，就连被子也是机关招待所的，是一种随时听从党召唤的状态。这些似乎给杨书记带来某种潇洒散漫的生活风度。杨书记的认真和威严体现在办公室里，还有他站立在台子上作精彩报告的时间里，除此之外则十分放松随和，有时喜欢跟人一本正经讲一句玩话，看到别人猝不及防遭了他的无伤大雅的愚弄，他就咧嘴笑了起来，笑得像一个天真而狡狯的农民。

杨书记悠然抽了几口烟，突然问他，你这里有蜡烛吗？他说有，就从抽屉里找出个蜡烛头儿来。杨书记擦着了一支火柴，示意他把蜡烛凑过去，点了起来，烧下几滴烛油在桌上，把蜡烛坐上去，稳稳地立住了，火焰渐旺。

杨书记抽着烟，问他，怎么样？他不解，反问什么怎么样？杨书记说，蜡烛怎么样？他说蜡烛就这样，烧着。

杨书记笑了起来，说，回答得好，蜡烛就这样，烧着！换句话说，这样就是蜡烛。他似乎领悟到了什么，笑了起来。

杨书记指着蜡烛说，没有办法，它已经做了蜡烛。亭州有一句用来形容人的方言，就是“蜡烛”。我捉摸，含义有三条。一是说，不点不亮；二是说，会一直燃烧到底；三是说，最后自己却没有了。亭州人如果是骂人的语气说“你是个蜡烛！”这就着重在第一义，不点不亮，不灵活主动；如果是评论的语气说“你做蜡烛了”、“我做蜡烛了”，这就指的是第二义与第三义，是很呆的意思。你说是不是呢？如果说“愿意做一支蜡烛，把自己燃烧，贡献光明”，这是反其意而用之，有了点诗意。

他说，杨书记，你这番考据，有现实意义。

杨书记说，我在思考这个小蜡烛头儿的作用，你说它没有作用吧，它被火柴点亮，正在勇敢地燃烧自己。但分歧就来了，有人会说，我们不但不需要它，还要防着引发火灾。但我接到了不许吹灭它的命令，就要看护着它，既让它烧下去，又不让它酿成火灾，这是一个任务。

他说，对，让它烧下去，又不让它酿成火灾。

杨书记说，从一方面看，任务就是这样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是蜡烛。一些老百姓正在这样说我们，是第一义上的，不点不亮、不灵活主动。

看来，蜡烛跟蜡烛也不一样啊，有人只能做那种蜡烛，有人只能做这种蜡烛。马上的常委会，可以叫做“蜡烛会”。

杨书记一扇子煽灭了桌上的蜡烛，说，还是熄掉为好！他们都笑了起来。

清凉的晨光很快变成骄阳，他身上直冒热汗，手中芭蕉扇子摇个不停。静坐了两天两夜的学生，体质一定是下降了，现在又绝食，这第三天的酷热高温将在中山塔门口造成什么，真是需要担心的事情。虽然常委会上就要解决问题，但如果顺利，大门口这出戏剧也要到下午才可以结束，这当中发生什么事情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然而除了提心吊胆地熬着等着，别的却也无法可想。就这样一个具体问题，也是不到过程完结，矛盾就不会解决。时间和生命就这样耗在里面，越是显得重大，越是感到虚无。但身为干部，本来就是国家的人，耗着就耗着吧，“遇到张果老，不得不烦恼”，又有什么可急可叹的呢？他倒几乎无聊起来。正好电话响了，是范公望，此时他乐于见这个人，就叫秘书到后院门口去接。

范公望才坐下来，就说，我是送喜糖来的。说着把一个纸袋儿放在桌上，估计有一斤糖果。这真有点新奇。

他一直没有问过范公望的个人情况，这时他头脑中浮现出柳春芳的面容身影，难道是她？果然，范公望红着脸说，对象就是柳春芳。

他忙说，很好，很好呀。心里似乎还有点羡慕。

范公望说，我们是很匆促的，因为忽然觉得很无聊，说我们不如结婚吧，她就到我家里来挤在了一起。在学校里也没有张扬，现在是闹革命的时候，悄悄把糖果塞在几个同事手里，就算了，好在别人也理解。

他说，我也理解，祝贺，祝贺。

范公望说，柳春芳特地找了个机会，给曹校长李局长也送了喜糖，并且向他们道歉。我们两人根据我们的家庭出身，还是在家里看看书、增加些教学的资本比较好，争取将来在业务上发挥作用，目前外面的事情就少关心、不参加了。

他听了，倒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就安慰说，“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嘛。嘴上说着这些说熟了的话，心里却感到这些安慰的话，其实让对方重复着受到某种委屈，但也没有别的更好的说法。

他继续说，当然，对于目前运动，你们作为教师，也不可能像学生这样去闹，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点考虑，也是好的。

范公望说，有一个小困难要请宗市长帮个忙。他问，何事？范公望说，校长室不办公了，学校里没有人给我们开证明，我们也不好到民政局领结婚证书，宗市长能否为我们跟学校工作组的秦组长打个电话，请他给我们开个证明。

他听了，马上就拿起电话，跟老秦说了这事。放下电话，他对范公望说，你可要带点糖去哟！范公望说，糖有，但还不曾敢给秦组长送，真的怕万一送出什么事来。他哈哈笑了起来，枪林弹雨的年代，也有男婚女嫁的！难道现在反而不行？不过你悄悄的就是了。范公望如释重负，告辞而去。

范公望走后，他剥了一块牛奶糖送在嘴里，品着那又甜又香的滋味，这样的糖几年前的困难时期一般是吃不到的，能吃到牛奶糖也是社会经济好转的一个标志呢。想着范公望柳春芳两个倒也般配，只是在他们的甜蜜中有着一种可怜和酸涩，然而他们也只有这样地活下去，生儿育女，走他们有点曲折艰难的路。

他叫来秘书，说，这是刚才的教师送来的喜糖，他不搞革命，他搞男欢女爱，也算是一种“独立思考”吧。这糖你看怎样处理？秘书愣着说不出。他说，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途径给学生送去呢？绝食了，补充一点糖份也是好的呀。秘书感到不好回答。他一笑，说，这就成了腐蚀革命的“糖衣炮弹”了。秘书一笑。他说，散给办公室的同志们吧，刚才说的是笑话。秘书把糖拿走了。

常委们到齐了，程主任列席。成了一种惯例似的，杨书记要大家先学习《十六条》，重点看前面的三章。然后让程主任简要汇报门口学生的情况。

学生宣布绝食，所提要求从三条到四条，从四条又到了五条。常委们脸上有的气愤，有的茫然，有的痛苦。

杨书记说，刚才我跟老宗说了，今天这个常委会，可以叫做“蜡烛会”。为什么呢？蜡烛，在诗人的笔下，常常是被歌颂的，它是赤诚的象征，唐代有“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的诗句。这种赤诚，或者是为爱情，或者是为友情，或者是对国家民族的忠情。在亭州俗语当中，说“你是个蜡烛”，或者说“你做了蜡烛”，意思都很复杂，要具体分析。门口的这些学生，我认为，要大体承认他们就是诗人笔下的蜡烛，我们没有理由用敌对的或讥笑的态度对待他们。

不论我们目前怎样认识当前运动，也不论学生当中是否有个别不纯分子，更不论将来会如何评价他们，至少目前在客观上，他们是响应我们党的号召，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闹革命的。内部的5月16日《通知》以及公开发表的《十六条》，都是我们党中央的决定。我们要承认他们是在闹革命，不是在闹反革命。至于他们闹得怎么样，水平高不高，有没有什么错误缺点，里面有无坏人在趁机做什么，那是另一回事，他们的大方向，他们的主流，我们要予以承认、肯定。这就是《十六条》第二章的基本评价，对照亭州的情况，我认为也基本适合。如果我们不是这个认识，眼前这个台阶也下不来。这不是机会主义，而是对青年应当有这个正面的积极的认识，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肯定，因为这些学生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教育出来的吗？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请大家讨论。

第二层意思呢，我要说，我们也是蜡烛，就是说，我们是有些被动的，像蜡烛一样不点不亮。《十六条》第三章说的四种情况，我们对照自己，大约属于第二种，就是三个“很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感到突然，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我们肯定不属于第一种情况，就是“能够站在运动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我们没有能做到那样，估计多数也都不会达到这种水平。但我们也不属于第三第四种情况，就是自己平时有问题，所以“怕”字当头，或者我们自己就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害怕群众害怕革命。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属于这两种情况。假如我思想不通，硬要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蜡烛，你用八枝火柴来点，我也不亮，我就是不亮，打死我也不亮。这恐怕是不行的，因为我不是我个人，你不是你个人，我们是市委常委。

运动已经这样起来了，门口已经兵临城下了，人家是有理有利有节，得到上方宝剑，得到群众同情，可不简单啊。我们何去何从呢？这是要考虑的。这样说了一大通，是为了统一思想，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向学生让步。这对于我们，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论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替我们解决了，就是要反修防修，要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没有讨论余地的。

5月16日《通知》明确说要解决党、政、军、文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有“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些，当然都不是小人物，都在很高的上层，距离我们较远，我们不会直接面对那样大的问题，我们也没有水平、没有能力评价那样的大问题，我们只要有一种态度就行了，我们的态度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但中山塔门口的事情，需要我们自己来处理，我们不能推给地委、省委，更不可能推给中央。我们依据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给我们的这个《十六条》，就是要承认学生的主流和大方向。今天的会议，首先对以上所说的基本原则，进行讨论，请大家发表意见，如果有牢骚，散会以后可以跟我发，这个会上已经没有时间说那些了，学生都在太阳底下晒着呢！

老魏耷着眼皮说，我有牢骚，但回家说去吧。我同意杨书记的说法。常委们接着一个一个发言，都说，同意杨书记的说法。他心里跟老魏一样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很难承认门口这些学生是什么革命的蜡烛，他恨不能从公安局调来人马、从消防队调来水龙头，把这些乳臭未干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东西冲散得一干二净。

如果承认了他们的什么大方向和主流，如果答应了他们的什么三条五条，将意味着什么，常委们虽不说，心里却明白，逮捕师生是他宗进庭干的，甚至与他个人还有点关系，这就说明他“平时有问题”，所以才在医校惹出这场学生运动来。当他们对杨书记提出的所谓原则，都表示同意时，虽然出于识大体顾大局，但多少显得有点糊涂或者装糊涂，乃至有点可鄙可恨。这些，他暂时还不好说什么。他也很难承认市委是亭州人所说的蜡烛。市委对于运动一直是积极的，怎么能用门口这些学生的要求为标准，来衡量市委呢？运动以来，市委辛辛苦苦，难道是不点不亮的蜡烛吗？市委能够像学生这样不顾一切地燃烧、成为唐代诗句里的蜡烛吗？当杨书记在他办公室拿蜡烛开玩笑时，他还真当是开玩笑呢，想不到认真是这样考虑的。杨书记这就等于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评价运动以来的市委？其实，《十六条》上把各级党委的情况分成这么四种，本身就是政治策略，就像哄孩子似的，叫大家向听话的看齐，顺着竿子爬。杨书记这番话是权宜之计呢，还是犯了本本主义的幼稚病？却也捉摸不透。

当杨书记说“在座没有一个人”属于第三第四种情况，他听了稍觉心安，好像得到了什么表态和担保似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虚弱心理？他对自己竟然有了这种心理十分不满。杨书记是不是含有安慰他的意思呢？他已经到了需要来一点安慰的时候了吗？这岂不可悲？也许，在座确有人心中已经认为，他宗进庭是跟第三种以至第四种情况有点接近的。他有点疑神疑鬼起来，好像意识到自己正在滑下去，会成为《通知》上说的“清洗”对象，而且他一九四六年“北撤”时有过脱节行为，当时就差点被清洗！他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天气虽热，他身上却陡地一凉。某种自信好像一下子失去而又不知怎么失去的，某种本来还不怎么意识到的东西此刻一下子清楚起来，总而言之，他好像将要倒霉了，情况对他十分不利，不知不觉之中某种格局已经形成，他像什么似的浮出了水面露出了头，成了一个明显的目标。这简直难以置信！

但一切似乎已经无法改变，他于是努力镇静着，也表态说，同意杨书记所说的原则。话说出去，就像手上松开了紧紧抓着的东西，身子似乎感到了一种漂移，心中感到了一种悲哀。

杨书记说，原则上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将基本上答应学生提出的全部要求，让学生打一个大胜仗。但不是简单地作一个宣布，而是要通过跟学生的所谓谈判来达成，通过谈判，请他们说明提出这五条的理由，并且跟他们有具体的商量，把一些内容明确下来。比如说，什么叫做打倒王校长？比如说释放被捕师生，具体是个什么说法？怎样释放？比如说追查遮盖毛主席大字报这件事，学生的措词十分激烈，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说这个问题为宜？这样通过谈判，一条一条地原则上答应他们的要求，也让他们感到来之不易，感到事情的份量。至于承认他们的静坐绝食是革命行动，我们可以从主流和大方向上承认，但不能肯定这种形式。这个谈判，我建议还是由宗市长代表市委出面，程主任是要参加的，常委里再去一个组织部长老李，办公室去一个科长一个秘书。会谈时，我们有记录，形成几条协议式的东西，双方签名，也可以不签名，这要征求他们意见，但不管签名与否，都算数，然后提交常委会审查批准，最后我到大门口对全体学生宣布市委的决定。接见之后，我就为他们授旗，欢送他们回校。这事情就过去了。现在就通知各学校工作组，包括医校工作组，以今天为期限，有条不紊撤出，只留一个人，作为联络员。学校应以革命师生为主，民主选举成立自己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如果像朝阳中学这样，有了红旗兵团一类的群众组织，就由这样的学生组织、教师组织互相商量，联合主持学校里的事情。工作组撤出时，给学校原有领导或群众组织作这样的交待，并且把联络员告诉他们，不是一走了之。这个，马上由办公室通知下去。另外，我要说一下，今天的会议精神，事前我请示了地委，取得了地委的同意。

一个机关干部在会议室门口出现，显得很急，有话要说的样子，程主任问，王科长，什么事？来人说，我有情况要报告。程主任说，你进来说吧。来人就跨进来说，有两个学生上身赤裸，把两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别在心口皮肉上，流着血，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站岗，学生情绪分外激动，大门口很乱，史宏威胁说，市委领导再不出来，一切严重后果由市委负责。

大家都看着杨书记，等他拿主张。杨书记对来报告的人说，你去找到史宏或者在门口负责的学生，就说市委领导要会见学生代表，让他们派三到五名代表进来，其中要有史宏。你叫他们先把那两个流血的学生撤下来，进行医务处理。然后你把他们领到大会堂旁边的小房间，宗市长李部长和程主任过一会儿就去。

来人走了，杨书记说，情况就是这样了，大家回自己的办公室，各负其责。老宗，老李，程主任，你们就留在这里商量一下，准备跟学生代表会谈！我在我的办公室，等你们的消息。散会！

杨书记派他代表市委出面跟学生谈判，这本来正常，因为运动一直是他管的，可是他却有得到信任之感。好像到目前为止，他的一切处置，他的工作思路，都被证明是不对的了。好像杨书记这是在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呢。大门不是他下令关上的吗？还无师自通地用毛主席像挡着！不是他把大门口说成阶级斗争现场、要看三天三夜的吗？如此等等！他的这种立场观点，分明是跟《十六条》相反的，而杨书记并不是这样！可是杨书记没有批评他一个字，还让他代表市委出面去答应学生的要求。虽然按照分工是应该这样委派的，但他不能不感到杨书记的宽厚和处理得当。

想不到运动进行到这一步，辛辛苦苦的，忠心耿耿的，他却陷入了这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境地，真是要把肺气炸。他意识到如果带着这种情绪去跟学生谈判是不行的。也许一切都是因为他不想向学生低头。在这一点上，杨书记比他强，竟然能说学生是诗人笔下的蜡烛了，岂不是说学生值得歌颂吗？这是真话假话？但退一步想，在目前，杨书记也只能这样处理，对常委一班人也只能这样统一思想，总不能领着头大骂学生、跟运动抵触吧？想到此，他才心平气和了一些，好像站得高了一些，能够去和学生谈判了。

他和老李老程交换意见，问怎么谈？老李说，大势所趋嘛，原则上都答应，但也有小的计较，要不然我们不是太软了吗？但只能软，不能硬。老宗，你可不要跟学生发火啊，硬也硬过了，该软的时候还要软，把他们当成是自己孩子就行了。

这家伙，倒可以这样想。

老程说，这样去谈，估计不会有大问题。学生也不可怕。

他说，不是学生可怕不可怕的问题，我也没有感到学生有什么可怕。

老程低头顺服，感到自己失言了。

他补了一句说，可正是学生造成了大门口这种可怕的场面，这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当然，老李刚才说了，他们多数还只是些孩子。

老程说，这几天我接触，那个史宏，比一般学生要鬼些，但毕竟也才是二十岁的人。他善于诡辩，不过也好像很随和，而且有几分滑稽。

随和？滑稽？这令他感到惊讶。老程肯定地说，有灵活性，不像扳死理的人。老李笑着说，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呀，今天我们一起当面去向革命小将学习吧。

正说着，科长、秘书都到了，他们就下楼，到大会堂去。

老程手下的那个王科长站在大会堂小休息室门口守候着，这说明学生代表已经来了。他让自己沉着了一下，就走进门去，不想，里面哗哗地响起掌声来，五个学生代表都站着，用鼓掌欢迎他们的到来，表示了他们对市委领导的一种尊敬。他不由得倒是心中一愧，脸上微笑着，把手轻轻招了两下，并且示意请他们坐下。休息室当中是一个乒乓桌，椅子已经两边摆好，双方就坐了下来。

他问，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口皮上的学生到医务室处理了吗？

学生们回答说，处理了。

说话间他已经一眼把五个人都看下来了，甚至连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都已经大致有数。五个人岁数上跟他的儿子差不多。平时也有儿子的同学到他家里去玩过，那时在他眼中真是全没当回事。现在，就是这么大的人，作为谈判对手一本正经跟他对面坐着。坐在他正对面的，一定就是史宏史家旺了。确如人们说过的，是个猫儿脸，戴着眼镜儿。这张脸上可以挑剔的，倒不在于猫儿脸，因为这也是正常的脸型之一，虎头虎脑嘛。不相称之处，就是鼻子小了些，在眼镜儿下面露出了指头大的这么一点。如果是一个高高的鼻梁儿，或者是一个长长的大鼻子，这张脸就粗犷些伟大些了，现在却不免有点渺小有点不成器。那一对猫儿眼在眼镜后面也在凝神打量他们，闪动着几分天真好奇，内里却是沉着。

令他不快和不安的是，五个学生竟然没有表现出对他这样的人的仰视与敬畏，好像刚才已经用鼓掌表示过一定的礼貌了，现在坐下来就不同了，作为谈判，双方平等，作为斗争，还要警惕，也就不存在敬畏与仰视了。

从左边数起，第一个是三号小个子，身体结实，白净脸儿上有两分天然的愧笑，可能较为平和、务实；第二个身材高大一些，长长的红脸膛儿，浓黑眉毛，眼睛不大，嘴唇微翘，比较忠厚，但可能也很冲动；第三个是史宏，他算是二号个头，不高不矮，沉着机警是其总的特点；第四个身材很小，白团团的脸上一副深度近视的白糊糊的眼镜儿，看不清他的眼睛，似乎较为邋塌，也很糊涂，却可能乱读了许多别人不敢问津的大部头；最右边一个也是三号个子，身材姿态，比较精干，面容清爽，眼光灵活，有迎合之意，可能心计较工。

这样看了过来，真是都瞧扁了，斯亦不足畏也矣。

想像一下我们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吧，有多少杰出人材前仆后继倒了下去，也有多少不合格的人被大浪淘沙而去，现在留在各级岗位上的，都经受过战争时期与建设时期不同程度的考验和锻炼，就连人走出来，也很少有不像样的，所以党才把自己的干部称为党和国家最可宝贵的财富，这是容易的吗？怎么可能眼下一个运动，就会涌现出许多超过我们、代替我们的人材来呢？如果有，那也不会很多，总之不能跟久经考验和历练的无数革命干部相比，可以断言，他们不可能取代我们，无论从哪方面，都取代不了。所以《十六条》才说最后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眼前这五位学生领袖，以他的眼光，一个也看不上。他有所轻松下来。

他的脸上自然地表现出有感染力的微笑，一方面像对待到家中来玩的儿子的同学一样亲切，一方面对这“革命时代”产生的“革命小将”们以足够的尊敬，一一请问他们的姓名，隔着桌子伸出手去，握住他们那缺少力度和厚度的手，并且请教他们名字中某个字的写法，比如，是“林”字呢，还是“凌”字？是“生”字呢，还是“森”字？有着极大兴趣的样子。这样，他感觉着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认识着这些“对手”，缓解着某种令人不快、也不利于“谈判”的紧张空气。

他觉得自己的亲切并非全是虚伪和手腕，而是也有着真实的成份，是在群众工作中长期养成的习惯和政治风度，而几个学生的一本正经遮掩不了他们的年轻稚气，也让他油然而涌动着一些喜欢。他的态度使他们觉得面对着一个亲切的革命长辈，他们的某种僵硬也有所放松了一些，但他们仍保持一种警惕，在内心里坚守着一道不可背叛的防线，牢记着他们的使命，这也是有点可敬可畏可爱的。

他说，同学们，革命小将们，首先我要代表市委，也代表我个人，向你们，向静坐的全体同学们，表示检讨和道歉。前一阶段，我们思想落后，没有跟上形势，在领导和处理我市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认识不足。经过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市委认为，要从理解的方面对待小将们的这次静坐，爱护小将们的革命精神。所以派我和组织部长老李、文革办公室的程主任等同志，来具体商量你们提出的四条要求，让同学们能结束静坐、绝食，回到学校继续进行教育革命。我们这里谈妥之后，市委杨书记要出来接见全体革命小将。这样，我们一条一条地来商量，好不好？

红脸膛、黑眉毛、嘴微翘的一个学生（他叫江进海），神情严肃、有点结巴地说，我认为，在商量四条之前，首先要肯定这次静坐市委是革命行动。宗市长刚才说到“理解”、还有“爱护”，我认为，对静坐还要有明确的公开的肯定。本来，革命行动不可能立即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也不等于权威的肯定或否定就能决定一切，但作为领导我市文化大革命的亭州市委，应当旗帜鲜明作出表态。

这时，最右边的一个学生（他叫孙富生），以某种引起同情的丰富表情说，有大字报、大标语认为我们的静坐是反革命行动，如果市委不明确否定这种说法，也就是默认“秋后算账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难道最后要被打成反革命吗？那时我们是应该哭呢，还是应该笑？

不否定就是肯定，不肯定就是否定。深度近视的一个（他叫林集），突然说了这一句。那白茫茫的近视眼镜和那白糊糊一团的脸朝着他，好像要求深刻领会其言，然后又低下头去，不再看他，而去准备从他的脑海里随时拿出这样最简洁最深刻的东西来。

最左边的一个（他叫何银森）没有说话，总是低着头，但有时也抬头胆怯似的朝这边投来一眼。史宏也没有说话，脸上肌肉天然有着似笑非笑的线条，貌若心平气和，眼镜后面的一双猫儿眼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观察。

谈判桌两边的人们，神情姿态不一，但实际上都在观察、捉摸着对方每一个人的态度和思想。

程主任说，如果能就四条达成一致的意见，不就等于承认了你们的革命行动了吗？我们要考虑到静坐市委毕竟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方式，也不是《十六条》所提倡的，如果明确肯定，对今后全市运动的开展不太有利，我认为从大局出发，这个问题可以绕过去。请小将们能理解。

江进海的红脸膛儿更红了，结巴着、用下劈的手势强调着说，我认为恰恰相反，如果明确肯定，将会对全市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起鼓舞的、推动的作用，如果不明确肯定，就等于给“秋后算账论”留下余地。

这时何银森又那样胆怯似的抬眼看了他一下。

他偏要让这个有点腼腆似的学生开口，他面带微笑看着何银森，问，小何，你怎么不说话？你的看法呢？

何银森说话的眼神和表情天然谦和，似乎有些胆怯，不过立场并无不同，他说，我赞成他们的看法，问题既然提出来了，就不能回避。

林集突然接上来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三章一开头写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硬拼的愚蠢举动。但是，1871年3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没有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不合时宜的”运动。

说实话，他心中暗暗吃惊，虽然这个脸上白糊糊混沌一团、好像五官也没有长清楚的学生有着严重的教条主义气息，但毕竟才是一个中学生，能这样随时想出一段列宁的原著来回答现实的问题，并且还是有针对性、能打动人的思想的，这总之有些了不起，是始料不及的。对这样的现象，他虽然也有点憎恶，但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人才的表现。

只有史宏还没有说话，好像有点“大将风度”。这使他心中很不舒服。最好当然是回避承认“革命行动”，但学生如果这样坚持，那就承认一下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四条都准备让步了，还在乎这一点吗？但他要看看史宏的表演，他也不能在史宏没有说话的情况下就给予承认。他以对史宏表示一种特别尊重的姿态说，史宏，你是总负责的，你还没有说话呢。

史宏说，在此时此刻，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温毛主席写于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说，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他听到其中“贪官污吏”这个词，心中特别不是滋味，像和尚听到人说秃子一样。当然，要承认，史宏并没有这个意思。

耳中听着史宏说，毛主席论述的，就是对待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的态度问题，这正好是同刚才林集所说的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一脉相承。今天市委领导接见我们，来商量我们的四条要求，我们很感动、很欢迎。是不是一定要求市委现在明确承认我们的静坐是“革命行动”呢？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可以不提出这样的要求。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最后要由历史来说话。但问题是：站在市委的角度，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在亭州，是承认这一点好呢，还是回避这一点好？我认为，是承认这一点比较好。承认这一点，也不等于给静坐的每个人打政治包票，比如，不等于给我们在座的这几个学生代表打政治包票。一个人今天是革命的，不等于明天他还是革命的，后天他成了反革命的也有可能，这情况历史上不是大有人在吗？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来了，但我们可以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这小子，狡滑得多。以退为进，给他出了难题，弄得他有点被动了。但如果“承认”，是否会束缚今后的手脚呢？这样一想，他不由得在内心讥笑起自己来：真正政治家的手脚是永远不可束缚的，而不管以前说过些什么，有时还需要说一些假话以迷惑、麻痹对手呢。再说，形势是发展的，过去说过的话，不等于不可改变。

他爽然地说，同学们结合实际，把道理说得这样透，确实是认真读马列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这个问题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考虑很具体，没有当成一个问题，正如史宏同学说的，它可以不作为一个问题。但现在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回去后，常委会再研究一下，可以明确表态说是革命行动，也可以绕开去不谈这个问题。行不行？他实际上巧妙地把这个难题又甩给了他们，形成了一个考验。

他发出的这个“弧旋球”让对面的五个学生刹那间一愣，是史宏第一个正确“接球”，说“同意”，接着都说了“同意”。可以说，双方“战”了一个平手。

气氛顿时轻松活跃得多。他说，这就作为我们今天商定的第一条。下面是不是就具体讨论四条？

史宏说，行，我们由江进海先说，他是静坐的“前线总指挥”。

听了这话，他感到他和李部长、程主任他们都暗暗一惊。对面这个红脸膛的学生，竟然可以有这样吓人的头衔，而且把市委门口称做了“前线”，真是岂有此理！但他们都镇静着，没有丝毫的流露。

江进海说，首先，我要把我们提出的四条再重复一遍：

第一条要求是，市委宣布无罪释放医校被捕师生郁平、刘镇琛，并且向他们本人和医校全体师生赔礼道歉。

第二条要求是，市委撤销王淮兴医校党委书记、校长职务，责令其向全校师生深刻检查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三条要求是，市委宣布工作组在医校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撤销工作组，并责令工作组负责人向医校革命师生作深刻检查。

第四条要求是，市委宣布遮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事件为“8•24反革命事件”，坚决追查幕后指使者。

下面，我就这四条作三点说明：

第一，这四条要求的产生，不在于任何一个学生和教师，而在于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们。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第二，当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这样被扭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样得不到执行时，我们如果不起来抗争，而是像胆小鬼一样躲在一边，请问，党一贯教导我们应有的革命立场、观点、态度何在？所以我们是听党的话的，不是反党的。

第三，我们无须为静坐辩护，但我们可以问一句：用通常的正常的方法，能迅速解决四条里前三条的问题吗？答案很明确：不能。至于我们提出的第四条，必须肯定，毛主席的大字报是真实存在的，在北京那样的地方早已家喻户晓，指使遮盖的人，必然也是知道的，那么在他内心深处，在意图上，为什么一定要来遮盖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对以上所说，如果没有原则分歧，我认为应该作为今天共同的思想基础，这才谈得拢。

江进海发言的每一句都捶击着他的心房，甚至都让他感到怒不可遏，他的内心就像堤坝一样快要被愤恨的波涛冲破，他的忍耐达到了极点。这不是因为乳臭未干的一个中学生敢于这样当面指手划脚，而是这个小小的中学生的每一句话都是狂妄已极的，然而，却是这样咄咄逼人。

使他恨上加恨的是，一种直感告诉他，他带来的几个人，以至于他本人心中的某一处，都似乎有点被江进海的什么所征服了，要不是考虑到身份、尊严和任务，组织部长老李甚至要对江进海竖起大拇指叫声好呢！

他控制着深心的波涛，表面上完全不动声色，他以至于能对自己说：就事而论，江进海所说全是对的，学生能这样是很了不起的，只是这些孩子不懂得，甚至坐在这一边的人也不是都能明白，如果不是就事而论，而是“跳出去”看问题，那么就还有一种更大的事物更大的真理的存在，在目前情况下，它处在劣势的、沉默的、忍辱负重的状态，无力主导当前形势的发展，然而，经过长时间巨大的压抑和生长之后，它终将转化、上升为决定性的事物和真理，而对眼前一切进行除旧布新的工作。

要江进海、史宏这样的学生能明白以上这种道理，是极不现实的，他们正在几百万、几百万地投身进来，激情澎湃，成了“革命洪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他眼前的这些学生，都只是梦中之人而已，当他们在历史发展的面前遭到否定时，他们倒下去的身躯，将正好撞开那通向未来的大门，后来人将踩着他们的政治尸体走过去，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走去，这就是他们这代人悲剧的所在，而他们现在是不知道的！

既然如此，这四条，在未来的眼中，也就具有了嘲弄的意义；然而，此时此刻，对于学生而言，却具有庄严的意义；对另外一些人，比如王淮兴、老刘他们，则是非常痛苦的。我以未来的名义思考，但我对过去与现在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我身上有隐藏的黑暗，我不会向任何人敞开我的内心世界的这一角，这不妨碍我做一个现在这样身份的人，更不妨碍我将拥有更为现实的未来，我将更加自觉地为未来而与现实周旋和抗争，哪怕被这些学生“打倒”；我准备着在常委里第一个“经过去”，但在未来的眼中，这将成为一种光荣。

江进海发言之后，该是他们这一边表态了。老李老程他们都不敢贸然表态，不言而喻要尊让他，在组织纪律性上对比起来，坐在他们对面的学生，就是乌合之众。

他清了一下嗓子，说，江进海同学对四条作了三点说明，我们原则上都同意，现在逐条来讨论。运动初期逮捕医校师生两名，这是用过去的旧思路对待今天的新运动，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应该予以改正。接下来的两条，一个实际上是要“打倒”王淮兴，一个实际上是要“赶走”工作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第一条，王淮兴是学校的领导，工作组是指导医校运动的，他们要对运动初期的错误负责。所以，第一条是言之成理，第二条第三条是顺理成章，基本上也没有问题。无论是王淮兴，还是工作组，既然做错了事，那就要做检查，要向革命师生赔礼道歉，但在性质上，我认为要研究一下，对照《十六条》，他们大约还是属于“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提法上，是否可以向《十六条》的这一提法靠拢呢？具体说，是否不要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词语？这样更有利于说服、团结中间的人群嘛，《十六条》上也没有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语。

当然，医校运动初期的错误是严重的，必须消除影响，以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正因为这样，市委才决定让我们来跟同学们商量解决问题。至于第四条，遮盖《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问题，这确实比较复杂。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文件，怎样公布、怎样传达，党都有一定的规矩，这是保证党的事业能够胜利的重要制度，有时要一竿子到底，有时要逐级传达，有时要过一年半载或更长时间才能公布。我可以负责地讲，到目前为止，市委没有接到公布和传达毛主席这张大字报的上级通知，党报上也没有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至于北京家喻户晓，那是北京的事情，消息比较快，但最后还是要以党报为准嘛。所以，同学们把这张大字报这样公布出来，市委就不能不管。公安局用“毛主席万岁”的标语遮盖了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用尽可能恰当的方式执行了党的规定。同学们贴出这张大字报，公安局用适当形式遮盖了这张大字报，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知情与不知情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同学们由于不了解党内的有关规定，又出于对毛主席的高度热爱，产生一定激愤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不怪同学们，我们对同学们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要充分肯定。不过在我们商量的结果上，就不能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了。

至今下级党委来问市委，这张大字报是不是真的？我们都感到很被动，不好明确回答。同学们可能是从北京来亭州串联的大学生获得这样的重要文件的，我们表示理解。所以，同学们提出的第四条要求，我们是不是暂时放在一边，以后再讨论？也许时间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一特殊问题。所以，总的来说，市委基本同意同学们提出的前三条，加上可以肯定静坐是革命行动，一共也是四条。同学们这次革命行动，就可以说是获得了胜利，而市委是和同学们胜利在一起的。

他说了这些，他觉得他简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表现了最大的仁慈、发挥了最大的智慧。他问自己这一边的人们，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都说没有。

对面是孙富生头一个表态说，我基本上同意宗市长所说的四条。

江进海脸上陡地血红，说话有点急了起来，说，但在协议上，也要对我们原来的第四条作一个交代，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另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语还是应该提到，因为逮捕师生，至少在客观上是压制革命、扭转方向，这正是毛主席在大字报上所说的“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这个性质不应当模糊掉。我们的提法可以这样说：王淮兴和医校工作组，由于墨守旧的章法，而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如果不这样提到，我们的静坐凭什么说是革命行动呢？

对手的坚持是值得引起尊敬的，他心中对江进海在人格上的尊敬，要大大高于孙富生，这也是很奇怪很矛盾的事情。

何银森以其腼腆的样子说，我同意江进海的意见。这小子虽然总是腼腆着，但骨里的立场却没有含糊过。

这时史宏说话了，他说，双方实际上已经接近了，但仍有小的分歧，我建议休会十分钟，各自研究和整理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再谈。

这一建议，表现出从实际方面向前推进的组织才能。他同意了这个建议。

到了屋外一棵大树下，老李吸了一口烟，说，妈的，想不到中学生会是这个样子的，我本来以为他们后面有人呢。

程主任说，这不奇怪，一代有一代的人才，不过……

他说，不过这些“人才”，我们是培养不了他们了。

老李说，对，我们确实是培养不了他们了，他们比我们还强，我们怎么培养他们呢？他们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哈！

这样背后对“小将”们讥讽一番之后，谈到正题，他们也觉得问题实际上已经接近解决，对江进海所说的，他们也准备让步，要不然就会僵起来。

十分钟后回到屋里，史宏说，我们由林集谈。

林集就拿出一张纸来（这真让他们暗暗吃惊），说，我们起草了协议，提供作为考虑的基础：

医校工作组和党总支在前一阶段工作中，由于墨守旧的章法，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为此，医校“井岗红卫兵”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市委门口实行静坐，要求纠正这种错误。市委经过研究，一，认为这次静坐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应予充分肯定；二，决定立即无罪释放医校被捕教师郁平、学生刘镇琛，恢复他们的名誉，并向他们以及医校师生赔礼道歉；三，决定撤销王淮兴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职务，撤销驻医校工作组，并责令王淮兴和工作组负责人就所犯上述错误向医校师生作出深刻检查。四，关于遮盖《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市委将根据有关规定予以调查处理。

林集宣读之后，补充说，协议当中“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词语，不能省略，要不然，问题就被模糊，这四条就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理论家”林集说罢，将手中的纸给了史宏，史宏交给了他。

说实话，至此为止，在某种意义上，他心里有一块固守着的地方，是被这些小鬼征服下来了。就是说，他内心不是那样强烈地渺视以至鄙视他们了，他对他们竟然也有点肃然起敬，他们一方面是幼稚的、错误的，另一方面呢，确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优秀的成份。

他接过这张纸，看着，要害所在的确正是林集强调的那两句话。他虽然不想同意，但是，必须让步，何况其实不过是空话。战场上有时还必须迂回、退却呢。

他说，我看基本上是可以的，我们基本上是同意的。他看着老李和老程他们，老李老程也就顺着把头点着说，同意、同意。

他说，同学们起草的这个协议，我可以代表市委接受作为我们回去研究的基础！下面，我们就去开一个紧急的常委会，请示杨书记，同学们呢，就去整一下队伍，让同学们喝点水，杨书记说了，如果达成解决，他要到中山塔大门外面接见大家，并且为同学们授旗，欢送同学们胜利回校！

双方握手道别。他握着个子很小、脸色苍白的林集的小手，问，你近视多少度？林集羞愧万分，回答不出来。他说，你看书很多。林集更为羞愧，头更低下去，说不出话，跟刚才谈判桌上简直判若二人。

他放了可怜的林集，握着江进海的很硬很厚的手说，你说话很干脆有力呀。江进海满脸愧色，涨红了他本来就红的脸，只是憨厚地笑着，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这夸奖的话。

他点点头，放了江进海，握着史宏的较大较厚的手（这手让他恶心），做出有所欣赏的样子，说，你很有能力。史宏为此而痛苦似的，说，是吗？现在我这方面最需要加强自信。

他不禁笑了起来，说，要怎样才有自信呢？哈哈哈！他大笑起来，心情好像得到了一种释放。大家都发出了笑声。

史宏他们也都憨厚地、羞愧地、甚至天真地笑着。

唉，人与人之间应该这样一团和气、交流情感、高高兴兴才对。

这时他忽然考虑到，有机会要见见“红色保卫军”的学生头头，一方面鼓励鼓励，一方面也看看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他握住何银森的手，问，小何，你是亭州人吗？何银森回答，是的。他又问，你父亲是什么职业？何银森说，公司里的一般干部。母亲呢？也是。在一个公司吗？在两个公司。噢，好。他放下了何银森的手，然后跟孙富生也握了一下手，一句话没说。

学生当场从看守所接出郁平、刘镇琛，并且在市委书记的欢送之下“胜利”回到学校之后，在学校里又红了几天，郁平写出了他那份恶毒的传单，但没有能掀得起大浪，整个形势后来就自然而然似的（他顺其自然做了应做的那些工作），有了一种相反的转化，大体来说，人们终于冷静下来，无论在昭阳中学，还是在医校，出了头的学生和极少数教师，成了人们侧目而视、不敢接近、暗中检举揭发的对象，即使像史宏这样的人，也失去了狂热和勇敢，并且处在暗中的监视之下，其势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秋后算账”；工作组从各学校撤出了，但留下的一名联络员却起了很好的作用，群众仍将其看作市委的代表，因而成功地指导着暗中整理材料的工作；在社会上，“煤碳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出于他的精心安排，真正作者是范公望）的大字报威力巨大，学生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街上和各学校里的大字报一边倒，都是批判“静坐市委”的。

形势出现这种扭转，与其说来源于看不见的大形势，不如说来源于人们的内心，一旦平静下来，人们就会想到该想到的一切，而回到比较谨慎小心的状态，甚至都有点暗怀恐惧了……

在某一天的下午，他让秘书通过适当途径，让医校的学生何银森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对这个学生作了较长时间的教育，可以说，最后让这个孩子从梦中醒来……

长篇小说终结（第二部）

沙黑  著

我得重下海去,

去那寂寥的大海和长天；

我要的只是一艘高高的航船，

一颗星星为我导航。

—— 约·梅斯菲尔德

目录

上卷

第 一 章      力尽（之一）

第 二 章      力尽（之二）

第 三 章      力尽 (之三)

第 四 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一）

第 五 章      力尽（之四）

第 六 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二）

第 七 章      力尽（之五）

下卷

第 八 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三）

第 九 章      力尽（之六）

第 十 章      力尽（之七）

第十一章      力尽（之八）

第十二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沉渣

第十三章      力尽（之九）

第十四章      力尽（之十）

第十五章      服刑

上卷

第一章  力尽（之一）

一

对于他来说，作为亭州的市委书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是“文革”在本地开展以来第一个灰色的日子。

下午四点钟，一个人闯进办公室，他抬头一看，吃了一惊，这不是李宝安吗？是在昭阳初中那阵浪潮中“经过去”了的干部。吃惊之后，接着就感到一阵愧疚，觉得自己作为市委书记，作为决策人，很对不起李宝安。他产生着一种冲动，似乎要立即把“假开除”的秘密告诉李宝安。但这是不可以的，他无权泄密。如果暴露出去，惹得学生愤闹起来，就要出大事。细想起来，简直有点荒谬了。他抹去心中乱乱的纠结，让思想面对现实。令他感到一点安慰的是，李宝安的神态并不是一个受了严重处理、因而自卑自愧的人，倒像是对一切早就理解而心照不宣的。这让他感到敬重。他忙挪椅让李宝安坐下，把自己面前的茶杯端给他，说，秘书才泡的一杯茶，你喝。李宝安站起来，双手接过茶杯，头低着，眼泪却像断线的珠子“叭叭”掉进杯中。他背过身去，心中也十分难过。李宝安哽噎的声音说：杨书记，我是来报告一个不好的消息的……。听到此言，他的心不禁往上一提。李宝安不是为自己而悲，还会有什么事呢？

……曹家骏……！

悲声使他头皮一麻，打了一个寒颤。他转过身来。

李宝安一声啜泣，随即又克制住了。他按着李宝安的肩，让他坐下，把茶杯重新端给他。

李宝安说，我们一开始是挨了少数几个学生的拳头，当然，旁边也有别的学生略加劝阻的，但这向时，学生对我们其实已经放松了，按理不该这时候出事。曹家骏是内心有压力，因为他被学生搜出了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对我说过，他在工作上问心无愧，而工作上的事情也是可以讨论的，小将们游校斗他、打他，他也不会放在心上，他最对不起党的，就是他丢了作为一个校长不能丢的脸。我看他心理压力大，是劝过他的，但他化不开，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灰，头总是缩着。但我万万想不到他会寻短见。他是中午以后从学校后门出去，就在城墙脚下园田上一个小河边，上吊死了，一只老鹰在那里盘旋不落下，那棵树是那只老鹰经常栖歇在上面的，于是一个浇菜水的农民发现了他。这个菜农认得是曹校长，跑来报告了学校。他在上衣口袋里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句话：对不起党，对不起师生，对不起家人。是他的笔迹。公安局也去验过了，判断是自杀。他的家属到了现场，什么话也没有说，把人直接送到火葬场去了。红旗兵团的学生把我叫去……

他们，怎么说？他瞪着李宝安。

李宝安说，小家伙们脸色都白了，但外表竭力镇静，对我说，曹校长这样，不是我们学生所希望的，我们很难过，为他可惜。他被开除了党籍，这只是一种过程，他这一死才是他真正的错误。我们向你说明我们的态度，不要像他一样寻短见。小家伙们这些话说得是不错的，他们的水平在运动中迅速提高，无师自通。他们还跟我招呼说，马上有大标语要贴出去，只能那样写，你看了不要想得太多。

什么大标语？他问。

曹家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

他听了说不出一句话。李宝安说，这条标语像什么似的塞在我的心里。杨书记，在劫在数在难逃啊！李宝安终于抑制不住，失声痛哭。

他望着窗外灰白的广漠的天空，心中抑塞。他让李宝安喝茶。李宝安这才喝了一大口茶，说，杨书记，我对不起市委，我没有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他握着李宝安的手说，你是好同志，你事前劝过他，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了。是市委、特别是我有责任啊！李宝安强忍悲痛，说，不能怪市委，这样的运动，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我回去后，要利用晚上，利用一切机会，跟各单位的同志取得联系，沟通思想，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对，思想要跟上来，可以利用“靠边站”的时间，多多学习、多多思考，光是用在苦恼上何必呢。李宝安点头。他问曹家骏家住何处？李宝安说，杨书记，你不要去，你的心意我知道了。他说，你告诉我，我假如路过那里，也好心里有数，默默凭吊，总不能无动于衷就走过去了。李宝安拿起桌上的笔写下一行字，而后就告辞了。他看到，纸上写着一个地址：槐桥北街。

槐桥北街是一片幽静的居民区，那里有一棵著名的千年老槐，长成了曲折龙蛇形的老树下，有一条河岸深深的小河，水很洁净，终年静静地流淌，不知为何被称作溱水，显然从《诗经》借来，取其古意，而实际上风马牛不相及。溱水两岸住满人家，房屋都青砖青瓦、高大齐整，岸边小街宽度只在一丈左右。水边有些很老的垂杨树，岸下甚至生长有一些芦苇，特意要构成风景似的。小城的腹心深处显现着这样的幽静，但人们似乎也并不特别感到珍贵。小河上有一座古老斑驳的拱形的砖桥，被叫做溱水桥，便利着两岸的来往。晚上，沿河小街有一两盏黯淡的路灯，河水幽幽地流，偶尔有鱼儿蹦起的水声。那里很少见行人。自从发现这条小街，夜晚的散步，他就喜欢从那里经过，一切对他并不陌生，但他好像已经怕到那里去了……

李宝安走后，他燃起一支烟来，陷入沉重的思考。他在常委会上总是显得很镇静很自信的，他不能慌乱无主，他要努力让自己有个主见，而主见从何而来呢？一是领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二是针对本地情况作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临机处置。他也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一个积极主动的好领导，但渐渐觉得稳妥灵活更为重要。表面镇静自信的他，内心疑问其实越来越多。一些好像考虑得比较正确的思想，随后就会发生疑惑，就会有相反的思想来取而代之。思想夹杂着现实，拥挤一起，在头脑里纠结，有的根本就解不开来。他力图把握自己内在的思想过程，试着站到身外去较客观地对待，让自己能避开一种精神的压力。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他经常处在这种激烈的思想矛盾和对自己内在的把握之中，可是他不能在常委会上表现出来。在常委会上，他要有充分的自信，以便引导大家理解文化大革命，负起一方的工作责任，而不能顺着那种“很不理解”，要不然，怎么得了呢？

奇怪的是，所有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都不怎么理解，并不真正积极响应，特别是《十六条》发布之后，甚至公然表示不满的人也有，说话达到了很放肆的令人吃惊的地步，可是你还觉得不怎么好处理，因为那种情绪是很可理解的，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你更不能说他是反党什么的，那你就把自己放到广大干部的对立面去了。你只有充耳不闻或示以严肃神色，就连婉言相劝也不大好开口。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现象。这促使他去看书、看资料，力求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上，深入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他当然无法站在别的角度，比如资本世界的、封建社会的、或者抽象人性的什么角度，来观察与思考中国当前的运动，这方面无论有什么思想的火花在心头闪过，都觉得不足为据，很快熄灭，一切还是回到现实的政治思想环境里来考虑问题比较实际。

就这样，通过看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阅读《九评》以及《社会主义教育文选》，他觉得接触到了问题的一些实质，甚至觉得他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也完全敬佩和赞成毛主席的思想。可是面对运动，疑问就会出来，干部中那种反对的和不理解的意见就显得反映了实际的一些方面。当然，在毛主席的雄伟气魄面前，这些都显得是平庸有余、理想不足、囿于眼前，但干部的思想现状，确实就是如此。迄今，他其实是以某种兼顾，来担当亭州运动的“领导”。你不可能按照干部的思想倾向去行事，那就是从思想的对立，走向行动的对立了，那要犯大错误；但你也很难按中央要求的去做到“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他不能让亭州乱起来。他是力求站在最适当的立足点，力求游刃有余，让一切显得是“顺应”，是“引导”，而不是对立，但骨里也不是“放手”。他觉得，他顶多、顶好也只能做到这样了，至于能否这样保持下去，也无把握。他相信，只要自己是真诚的，是跟着党的，同时又是结合着实际、谨慎处理问题的，就不会错，至少不会大错。

从某一方面说，运动中有人自杀并不奇怪。他经历过各种运动，有内部的，有外部的，只要是针对着人、涉及到个人命运的，就会有想不开、挺不住、寻短见的。就某一运动统计起来，这样自杀掉的人乃至可能达到一定数字。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好，作为上级，会要求下面注意政策、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一般说来，自杀毕竟出于自杀者自己的意志，所以，以前在运动中听说有人自杀了，好像也不曾怎样往心里去过，只觉得这种人精神上的脆弱。但这回好像不同，这回他一方面也极其冷静，另一方面呢，却在心里发生了很大的不安，而且是内疚，因为曹家骏的死，是与他的决策直接有关的。他提出了一种“经过去”的说法，这是不是对干部不够负责呢？难道在昭阳中学的问题上，所谓“经过去”，非得开除二人党籍不可吗？免职检查不也可以吗？对医校，就没有开除校长的党籍，群众也通过了，而在医校是逮捕过师生的，得罪群众的情况实际上还要严重些。

意味深长的是，从李宝安所说可知，好像就连小小的初中学生，对于问题的另一面，也是心中明白的，只不过他们只能照着问题的这一面来做。比如，他们好像就知道，所谓“开除党籍”是目前特定情况下的事情，是一种过程，跟平时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因为犯了大错被组织上开除党籍是不一样的，不要当成真正的和最后的看得那么严重。可是曹家骏为何就不能看到问题的这一面呢？或者，虽然也是能悟到这一面的，却觉得脸丢尽了，无颜活下去。头脑的灵活，还不如他的这些学生。这些孩子真是聪明绝顶了。他们好像知道，他们的校长至少还没有被发现真正属于问题的问题，可是他们却敢于坚决地要“打倒”校长。他们似乎认为，这时候需要顺应潮流，扮演革命者，而他们的校长则应当扮演遭到革命打击的人，就像在舞台上，演员被指定了正面、反面或中间的角色，就要做出规定动作，以一定的夸张来在自己心中以及观众眼中造成情境的逼真，但心中却不要当成真的。

曹家骏连一条真正的错误也没有（至于初期在学校里“上挂下联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所谓矛头向下的问题，那该由我们上面的指导负责）。群众抓住了某种形势来逼市委，市委也就没有办法，只有暂且让步。正好发生照片的事情，一时激起群众盲目的情绪，多数人也就随大流或者作壁上观，事情也就到了那一步。

严格说，裸照之类的私人收藏也不能算曹家骏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个人究竟可以不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秘密和艺术收藏呢？只要不妨碍、不侵犯别人，大约该是允许的吧？当然，我们一贯的教育是不提倡某些东西、鄙视某些东西的，但在艺术的、研究的范围内，在不同的人群里，就要放宽一些。曹家骏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艺术兴趣呢？这样看来，群众是“莫须有”地给曹家骏按上罪名要打倒他，市委是“莫须有”地就同意了群众的要求。就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就在我们自己的政权下，我们自己的一个并无什么实质性问题的同志，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我们自己整死了。

大约应当说，所有的人都该负有一份责任，只有当时就能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表示反对、表示疑问的人，才可以多少免去这一份责任。但这种“应当说”，只是理论上的，事实上你不可能这样去“应当说”。市委其实是顺应了不好的东西，而这不好的东西，是利用着运动的一哄而起、人们的模模糊糊，来形成了声势、造成了结果。这一切是多么微妙、多么混沌啊。昭阳中学里也许、或必然有个很坏的人，至少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窥测方向，把握形势，煽阴风，点鬼火，撺掇学生提出了打倒曹家骏的口号，以便在全市开“头炮”，来逼市委，而且市委就这样被他“算”住了。在这件事上，市委，主要是他，软弱了，没有顶得住压力，没有坚持住原则，是另外一种“怕”字当头，怕被说成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事已至此，无可挽回！要说这件事上的责任，他的责任最大！

刚刚过去的医校学生静坐绝食浪潮，余波仍在他心中振荡起伏。小小亭州的运动，来了这么一出戏，就像在一个级别不够的舞台上演出一种大事件一样，而共产党的市委，面对请愿的学生，何曾敢想到“镇压”二字，只有让步。那么，医校的浪潮，昭阳中学的浪潮，算不算“民主”潮流呢？好像应该算，至少其中有这个基本的成份，可是问题很复杂。

8月26日《人民日报》，通栏标题就是“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社论》题目是“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两天前，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五十万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在发动学生，用他们来推动贯彻8月9日向全国公布的《十六条》。一切是紧锣密鼓，因势利导，步步推进。这可算是一场特殊的“民主”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并且在党中央领导之下的，要求各级党委顺应潮流，“反修防修”。有则反之，无则防之，运动一场。

运动就这样开展起来了，“民主”就这样前所未有地给了群众，这就是形势，也可以说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很广泛的“民主”潮流。以“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一贯的要求来分析，这回是以最高度的集中，指导了最广泛的民主，最上面与最下面直接结合，问题在于，曹家骏、李宝安、王淮兴的民主权利何在？当然，在以前的“上挂下联”阶段、“横扫”阶段，我们也剥夺了文联主席老齐、医校教师郁平这些人的民主权利，也没有给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现在，正好反了过来。唉，真是很难把握。

李宝安说“在劫在数在难逃”。当着市委书记的面讲出这种错误言论，而他连一句批评也没有，好像是默认或无言以对一样。现在情况的特殊，大约可以用临济和尚的一句话来形容，叫做“劫在途中，不离家舍”。虽然可以如李宝安所说是“劫”，大家却又都没有离开自己基本的生活，每月领着工资，上班处理工作，回家过着日子，并非兵荒马乱。对各级干部而言，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怎样沉住气，怎样安全地度过这一“劫”，发牢骚也没有用，好在还“不离家舍”嘛，也不是那样“难逃”的。

像曹家骏，被群众的“民主”攻住了，这“民主”有点不正常，呈现一种极端化，甚至有戴高帽子、坐飞机、拳打脚踢这些“武斗”的成份，这是因为群众的性情和水平参差不齐。而市委呢，总的来说，不但暂时不能救你，而且还不能否定“群众运动”，一方面是“烧”我们自己，另一方面至少在客观上也有“引蛇出洞”之意，所以一些同志确实不可避免是要“经过去”一下的，这是“劫”中会有之事。

但曹家骏对运动缺乏这种正反两面的较深的理解，没有能逃过去，离了家舍，离了一切，就连他的学校整他的学生也以为不必如此，这真是意味深长。曹家骏的死，反过来说明曹家骏心中的品德基准较高，如果能降一点下来，他就不会去死了。糊涂污浊者生，清醒洁净者死，有时事情就是这样。

这场“反修防修”运动，按党内传达到县团级的5月16日《通知》明文所说，真正被“反”掉的范围，只在百分之五以内，并且目标在上层的“党政军文”里头，那是要“清洗”和“调动”的。推论下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可以过关，也就不会被“反”掉，重在接受“防”的教育。但看来，方式是通过“反”、达到“防”，所以范围闹得很大，也闹得很厉害，能一直“反”到小小的昭阳初级中学里。全国的运动就像大火一样烧起来，没有烧不到的角落。面对这一分析，他觉得这里面已经决定了运动将会发生的一切斗争和可能的结局。

比如，那个上层的百分之五，既然这样被预先告知要针对他们（甚至他们是参加制定和通过文件的），那么他们会束手就擒，不作任何的申辩，不作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应对和抵抗吗？既然运动在全国这样铺开，而核心的问题却又在上层的那个百分之五，那么这二者之间，此前此后，会有些什么错综复杂的关系呢？毛主席又将怎样把握中央斗争与全国运动的关系呢？很明显的一条是，展开全国的运动，来对中央的那个百分之五施加压力，形成了一种大包围。

他不禁想起毛主席在指挥三大战役时那种高度的战争艺术来，某处战略包围，某处战役包围，某处围而不攻，某处隔而不围，某处坚守，某种打援，一边打着这个战役，一边准备着下一个战役，调兵遣将，使敌人无不就范、无不就歼，真是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啊。还有在那样多方困难的建国初期，就敢于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让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乖乖地退到“三八线”以南。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崇拜，或者是二者都有吧，他打了一个寒颤。看来，斗争是激烈的、无情的。但他当然相信，毛主席是为了党、为了人民；毛主席如果为了自己，大可不必这样做，他老人家是七十三岁的人了。

曹家骏被群众运动“烧”了一下，而市委呢，又做出了“清洗”姿态，于是吃不消了。在这个问题上，市委是提前了“清洗”的时间，扩大了“清洗”的范围，是违背中央明确规定的战略部署的。当时未能坚持这一点，以后再不能这样做。不得已时，可以像对王淮兴这样“撤职”，但不可以“开除党籍”，假的也不行。《十六条》第七条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这还是针对群众、针对学生而言的，何况是干部问题呢？所以，主要是他没有吃透中央指示精神，没有坚持原则，曹家骏之死的教训，从市委、从他来说，是在这里。当然，分析是可以这样分析的，但假如当时真的跟昭阳中学的学生硬顶到底，不采取退却让步的措施，后果又是如何呢？真是很难说啊！

运动本身的特点，将决定运动的一切，而一切还在展开之中，大有难以把握之势！多数干部，包括可能要“经过去”的干部，最终应当能走过来，就像长征一样，大部队过来了，少数受了伤、掉了队、被打散的人，也要过来，爬也要爬到延安去！共产党员在任何艰难的以及受委屈的情况下都不能抛弃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信念！毛主席不是说吗，“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一定要把这些意思，告诉各级干部。你即使确有属于自己的特殊问题，你也要找组织、找你的上级、找自己的同志谈出来，而不能被群众运动吓破胆、寻短见，自己先把自己放在了那个百分之五以内，其实可能你连那个资格也没有。

至此，他把思想理清了一些，树立了新的信心。在医校浪潮过去之后，本来就需要开一次常委会，现在，曹家骏自杀，将给这次常委会带来一些沉重，看来他需要主动作出某种检讨。想不到运动的发展，对于他竟有着这样的戏剧性，本来以为对两次浪潮的处理还是不错的，穿着人武部送来的崭新军装站在中山塔前挥手平息学潮，也十分潇洒！结果却有要在常委会上作检讨之势。这是历史在捉弄人呢，还是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在英雄和小丑之间，确实只相差着一步！在曹家骏问题上，需要从对中央精神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执行有误来检查自己。但他并不曾要充当英雄，他只是想做得正确一些。他摇摇头，想起了一些中央领导人说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那还是有一定道理、说着了一定事实情况的，虽然他杨敬尧远远称不上是“老革命”。

他跟宗进庭较为深入细致的交谈了一次。这位资格、级别都高于他，经验比他丰富，能力很强，职位略低于他的同事，按年龄也该称之为兄长，他心中是特别尊敬的。办公室送来一份传单，是医校的那个被捕教师郁平写的，其中谈到的问题，令他吃惊。从这份传单，他才知道老宗历史上有过事情，并且跟这个教师是老乡，有过家族矛盾。之所以在医校逮捕这个教师，骨里可能有着个人恩怨在内。这当然很不好。可以说，市委的被动也与此有关。传单一出，公布于世，更为被动。但这也很难批评老宗，因为运动“横扫”阶段那样做，总的来说，是有上级指示精神的，老宗是夹带了个人的东西而已。事已至此，反过来他却要对老宗有所安慰，不要因为这份传单而否定其前期的工作、使积极性受到挫伤。

老宗跟他，在对运动的理解上，虽无明显不同，却隐约有着区别。如果说他是在努力理解开展这场运动的意义，想积极而成功地领导好本地的运动，老宗却是一下子就站到了抵制、乃至是要扭转这个运动的立场上，这种倾向性比较强烈，乃至比较明显，大家都能感受到。如果用《十六条》对干部情况的估计来对照，老宗就可能属于第三与第四种情况，即“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或“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实际上差不多就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只是还差着以前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实。

可是，对老宗岂能作出这样严重的结论？决不能滋长这种疑问。老宗不可能是一个“走资派”，他也很难想象市委里出了一个“走资派”，他从来没有感到身边有“走资派”这样的“敌情”。他不是斗争不坚决，而是还没有真切发现应该斗争的对象，就像有力气使不出劲来一样。所以，他早就要对第一线上的老宗有所保护和安慰，在常委会上，他强调市委领导层没有属于第三和第四种情况的人，也就是这个意思，而这样说，对于团结常委一班人，也是必要的。他很想有个机会跟老宗好好讨论一下思想深处的认识，只是从组织纪律上说，从谦虚谨慎上说，对于政治问题随便讨论或私下讨论是不妥当的。领导干部不是自由民，就事论事地领导好运动，别的一切存而不论、放在心中，才比较稳当。

郁平的传单反映着郁平问题可能存在冤屈，可能有老宗打击报复的成份，如果是那样，也并非不可思议，在从来的运动中，以及在平时的工作中，干部挟杂一定私人因素，以至于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不奇怪，这也正是我们要对干部进行教育的原因。郁平问题，事关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也是慎重对待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包括对其妻子的处理是否适当，都需要实事求是，不可含糊不清，更不可造成冤案。乔丽在抱着小孩投河自尽那个有罪的一瞬间，其精神不应被认为是正常的，没有一个正常的母亲能这样淹死自己的小孩，何况她自己也一起沉到河里去了。可以这样说，如果她当时有抱着孩子一块儿死的念头，其精神不能被认为正常的，如果她当时没有死的念头却这样抱着孩子下了河，其精神更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所以把乔丽判了刑，而且是十五年，很不恰当，有点残忍。作为郁平，如果本人实属蒙冤，老婆孩子又这样惨，“文革”之初又被“横扫”坐牢，悲愤之情，确实可以理解。待这次运动过去之后，郁平及其妻子的案情，应予复查，并且要求老宗回避。

虽然思想认识难以交流，但郁平传单这个具体问题，却一定要见面，要尽快给老宗以一种关心。他让秘书去请宗市长来。

二

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老宗身架显得特别沉稳、特别结实，像是一条大青牛，轻易就能挤倒一座墙似的。没等他开口，老宗就说，我知道你要召见我。他上前去握手、让座。秘书泡了茶，退了出去。他问，你看到郁平的传单了吗？老宗说，岂止看到，是直接闯到办公室来送在我手上的，气焰嚣张！老宗呼呼出着气。

他说，我已经查问过了，传单上所说你的问题，组织已经有过结论，不算是问题。我找你，就是为了说明这个。老宗说，谢谢你。从组织上说，不能算是问题，从当前运动说，倒是形成了一个问题。他听着，抽起一支烟来。老宗说，学生闹得这样，还不曾有直接针对我们的大字报出现，全市也没有。我不是说以后就不能出现、不应该出现、或者怕它出现；我是说，对学生，可以松一点，对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紧一点？这样两方面结合，对于稳定局面、引导运动有好处。

他立即感到，需要慎重，何况问题确有可能存在冤屈呢？老宗这样激烈的主张，他很难同意。他说，我们的干部，经历了复杂的革命斗争，在历史上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只要组织上有过结论的，就不应当翻历史的陈账，更不应当写到大字报和传单上去，文化大革命也不是算旧账的运动。对郁平的传单，要消除影响，通过我们的工作渠道，跟各级干部打招呼，跟医校的学生打招呼。但这个人是学生闹静坐刚刚放出去的，怎样对他再紧？重新抓起来吗？不太好。

老宗想了一下，说，运动应该随时握住“收”的绳头，到时说“收”就“收”起来了。对于郁平，终究是不能放过的。你说不好再紧，我还在考虑。他听了，觉得老宗这人的思维，是有独特之处的，也有点像大青牛一样，虽然倔强，却也令人神旺。不过，想到郁平传单上表达的那种悲痛，他却又难以苟同老宗的说法。他不好跟老宗辩起来，他顺着说，对这个人的问题，还是暂且不急比较有利，再看看他还有什么行动，至于他的历史问题，等这个运动过去之后，可以再查一查。这件事，暂且就这样不了而了之，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件事……

老宗闷声闷气说，我晓得了，老秦来告诉我，曹家骏死了。他说，到我这里来报信的是李宝安，宝安这个同志还比较冷静。干部自杀这个问题我们预先没有料到，是个教训，要迅速通报各级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对昭阳初中问题的处理，可能软了一些，没有顶住压力，指导思想可能有些问题，主要责任在我。他不觉就自我检讨起来。宗进庭摇摇头，说，问题不在这里，不在你我，问题大着呢，说不清！说着就站了起来，也就走出去了，显得有些冲动。老宗的情绪和倾向，他很难责备，但作为市委书记，他还是不能跟他们一样，总之，他还得提醒老宗冷静一些。

他伸手取了一支烟点上，忽然想到，刚才他只顾检讨自己的责任，却没有考虑到老宗的处境，因为到昭阳中学去宣布两个人的处分决定的，是老宗，现在曹家骏自杀了，老宗心里会特别窝囊，但其实老宗只是代表市委去的。运动以来，老宗一直处在一线，现在又被郁平用传单公布出历史上的污点。看来，特别是这次运动，站在一线是极不讨好的，中央的情况不也是这样吗？作为书记，他要主动为老宗分担压力，如果有什么问题，该把一切主要责任承担到自己身上来。

他带上香烟火柴，到老宗办公室去。老宗闷闷的坐着，面前连茶杯也没有。他高声把老宗的秘书从隔壁叫来，说，给我们泡两杯茶！他对老宗说，刚才我的话没说完呢。老宗说，我闷得很，心里有许多话没法说。他说，曹家骏的处分决定是市委作出的，而且主要是我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你不要多想它了，李宝安劝说过曹家骏，但也不曾能阻止他。运动以来，有些问题，当时处理不错，就是不错，至少不是全错。有些大问题我们无法深想，上面自然有人去想。中央高级干部那么多，他们比我们会想、比我们有办法，他们会发现问题、向毛主席报告情况的。

老宗说，我实在是想不通。他不禁笑了一下，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自己的局限性的。有时事物的本质，甚至是非曲直，只能由历史来向我们指明，何必现在把自己思考得很苦呢？现在想不通，终有让你想通的一天。生也有涯，智也无涯，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桃林！说到这里，他不禁有些沉痛。老宗看着他，眼睛都有些湿润了。彼此好像立即得到了相当的沟通和理解。不过，他对于自己忽然说出这些含糊不清而又含着悲壮的话来，也暗自感到失控和吃惊。

他点起一支烟来。老宗说，学生现在有点冷静下来了。

他问，怎么就冷静下来的呢？老宗说，我们该做的工作，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的，对于起来“造反”的学生，要求做到“名单在册，材料在手”。工作组早就有过布置，在每个班级里都有我们暗中依靠的对象，基本就是各班的团支部的一两个学生；在工作组撤出之后，联络员继续负责。这情况是保密的，但可能被个别嘴不紧的学生给透露出去了，也可能是让人感觉到了，想不到产生了一种好的效果，就像一股西伯利亚寒流，让学校里一下子降了温，这证明学生原来还是有一点政治头脑、晓得一个“怕”字的，不是完全没胆。他们果真完全没胆，你就真的没有办法他们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静坐的时候好像不晓得“怕”，那时被狂热性主宰，要表现“敢革命、敢造反”，不能临阵脱逃，但回校了，势头过去了，狂热性降下来，也就冷静下来，许多人能听得进、看得见、想得到问题的另一面了。哈哈，天下大事，不过如此而已啊！所以我认为各学校要抓住这个时机，顺风顺势地压下去，稳定学校，不要让少数造反学生再抬头，我估计今年内运动一定如期收场，所以我才考虑要不要对郁平再采取措施的问题。老程已经给各学校联络员作了布置，组织一批大字报集中上墙，而且要连续不断，大讲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大讲我国被美帝苏修反动派包围的严峻形势，批判静坐市委的错误行为。还有一点，我们现在补上来了。他问，哪一点？宗进庭说，就是你说过的，要去发展、壮大左派队伍。目前各个学校，这样的队伍，都已经组织起来、壮大起来，医校加入“红色保卫军”的学生越来越多，已经占了多数，而史宏的“井岗红卫兵”，销声匿迹，基本停止了活动。左派队伍是绝对听组织的话的。整个局面可算是扭转过来了！曹家骏如果能坚持到现在，他就不会去死。下面，我想在医校逮捕一个学生，你看是否可以？他忙问，史宏吗？老宗说，不是，目前还不大好抓他。但要抓的这个学生，也是静坐当中的头头，一来他的个人影响不算大，二来发现他有刑事罪，我们以刑事罪逮捕他。

听了老宗对情况的介绍，他心中不知为何暗起一种悲哀，好像对造反学生有着一种同情心似的，跟老宗在感情上有所不同，但他又很难直接表示反对，更主要的是，他实际上还拿不出另外一种具体明确的态度和做法，因为对运动还看不到底。他以前在常委会上确实说过要发展左派队伍，但当老宗刚才这样一说，他又觉得意思有偏。真是矛盾。不过，逮捕学生这件事，他却可以有个明确的态度，认为要慎重。他掐灭烟头，问，这个学生是犯了什么刑事罪？是很严重的吗？老宗说，是奸污妇女罪。他忍着一种厌恶，问，有无确凿证据？老宗说，揭发人是个年轻寡妇，与被揭发人居住在同一条巷子里，还有点远亲。寡妇本人到公安局来揭发，告的是猥亵、强奸，猥亵是实，强奸未遂，当场没有别人看见，时间就在闹静坐的一天晏下午。公安局同志说，这妇女神志清醒，看来不是瞎说，只要把当事人抓进去一问，就会把事实招供出来。按照惯例，已经可以传讯，但因为是学生，公安局特地来请示。

他一听，觉得有可能是个说不清的事情。老宗又说，那个学生叫孙富生，是参加谈判的，我见过，看上去确实比其它学生复杂一些，是有可能做这种坏事的。他说，还是缓一缓为好。对那个妇女，可以由公安局找她尽量化解，而且她的岁数大些，又是一个过来之人，人家才是一个中学生，即使真的有什么事，总应该是她的责任大些吧？对那个学生，可以让他的老师找他个别交谈，如果他不承认，我们暂时也就算了。到运动后期，如果这个问题被重新提起，以至于有新的发展，那时可以考虑立案。这样主要是从运动考虑的，不要好像市委在找岔儿打击报复学生。《十六条》说了，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老宗说，好吧，就“问题一律不整”。但是否可以由派出所的人到医校去和他的班主任一道找他谈？如果不承认，也不逼他，吓他一吓就行；如果承认，也不处理他，教育一下就行。不管怎样，要让这个坏东西缩缩魂，也要让别的学生有所知道。他让步说，可以的。情况总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列宁说过，在历史的大运动中，都会有些脏东西出来，会有冒险家、骗子混杂在群众中间，不免有些荒唐混乱的现象。列宁说的这些，我们多少都经历过的。这次这样大的运动在全国铺开，各种荒唐、混乱、乃至可怕的事情，有的可能是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的。运动提供了机会，邪恶因素、糊涂因素，还有不好的历史文化因素、地方风俗因素等等，都会出来表现。吹万不同，咸其自取。最后，有人会得到经验，有人会得到教训。

老宗说，对这些冒险家、脏东西，也要适时适当斗它一斗，压它一压。他说，汉代有两个将军，一个叫李广，他治军用兵的特点是大而化之，另一个叫程不识，正好相反，处处严谨，但两个人都同样打胜仗。老宗说，我是程不识，你是李广。他大笑，说，二者可以结合起来使用。老宗笑道，不就是你原则一些，我具体一些，你宽我严，你在后、我在前嘛，我唱红脸，你唱白脸，我们之间不要有计较，只要最后取得胜利就行。他说，哪有李广程不识加起来还打败仗的？没有这回事！如果打了败仗，那就是因为这两个人计较起来、内部分裂了，这在我们，是不可能的。老宗说，对，不可能！你是书记，你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你把舵，我划船！不过，我还是认为，必要时可以抓人。死了一个好人，让多少人震惊，再抓几个坏人，再震动一下，一正一反，有利于局面稳定，也有利于“收”。

他说，运动的底我还看不清。已经到“收”的时候了吗？我看不像。造反学生回校了，有所冷静了，不等于不会再起来。另外，工作组布置的“名单在册，材料在手”这个做法，行不行呢？还有，建立左派队伍这个问题，是否会激起不太有利的因素呢？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嫌具体了一点、过于介入了一点？老宗说，嫌“程不识”了一点？应当“李广”一些？他说，大约意思也就是这样。要保证不陷入被动，就要有距离，留有回旋余地。运动有放就有收，但过早插手或插得不准，反而不行。《十六条》第四条，就是“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说“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还有第六条，说要让群众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去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特别还有第七条，说不能去“组织反击”，不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否则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些说的就是袖手与插手的问题，有个政策和策略的问题。我们可以再看一看、缓一缓，吃得更准一些。中央为什么强调这些方面呢？中央难道不晓得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会很乱吗？中央也许认为需要这样乱一下比较有利呢？我们还要继续理解。

老宗一笑，说，你研究得可以。说着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材料来，递给他。他一看，是一篇写在稿纸上的文章，字也写得不错，文章题目是《医校学生向何处去》。他看了头一段，只觉得文字老到，逻辑性强，是一种“刀笔”，其内容论证反对学校党支部、反对工作组、静坐市委，都是反党行为，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迎合了被打倒的国内阶级敌人和被赶跑的国外敌对势力的需要，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他暗暗倒抽一口冷气，只觉得文章加在学生头上，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不当之处，虽然不当，又很难剥离，就像一根捆妖索，很难挣脱，具有相当的威力。他看了看，点点头，还给老宗，问：什么人写的？老宗说，是个青年教师，他是用这个来将功折罪的，这才是“一论”，下面还有“二论、三论……”。其实昭阳中学的事情，就是他煽动起来的，都是他的鬼点子，我也早就怀疑是他了，他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内定右派”。他怕起来了，先是退，躲进小家庭的生活里去，但还是心中不安，就主动送来这篇文章，向我坦白了一切。静坐当中出现的那份匿名的批评静坐的大字报，也是他写的，他那时就暗中将功折罪或者说是为自己做个伏笔了，但还不曾有勇气向我承认以前的作为。我对他进行了教育，肯定了他的及时转变立场，答应以后不追究他，希望他继续这样发挥好的作用。这个大字报，我认为很及时，我们需要这样有理论有说服力的文章，这样能写的人目前没有发现第二个，我想让他写下去，至于怎样上墙，由我给他做安排，要替他保密。

听到此，他不觉说，你安排？你替他保密？这样具体的事，值得把你牵涉进去吗？老宗冷笑说，绝对不插手、戴着干净的白手套，是不可能的。明明是理直气壮的事情，却要这样转入地下似的，我就不服这个气！一篇文章、一张大字报，有时很重要，是大事情，要插手！毛主席不就是抓住批判《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抓住批判“三家村”，还有发表北京大学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这把火烧起来了吗？不但是插手，还亲自动手，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就要跟毛主席学！当然，在亭州，这样敏感的事情，由我来做。不是说了吗，我在前面，你在后面，我唱红脸，你唱白脸，要尽可能让你两手干净，而我，这双手肯定是不会干净了，但你放心，我也是有理有利有节，不会赤膊上阵。如果说学生是小兔崽子，那我就是老狐狸了，哈哈哈！

他听了既吃惊又感动。他不能完全同意老宗的做法，并且不能同意老宗的某种情绪。他望着老宗，眼里不掩饰他的疑虑，但也不得不把头点点。老宗把材料收进抽屉，说，这样具体的事情，你也不必知道，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的。以后有些很具体的事情，我就不对你说了，你不要见外，这种复杂情况下让你干净一些，让你“李广”一些，对全局比较有利。

对此，他觉得不好说什么，只好默认了，而且确实有些感动。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想过，昭阳中学里可能有个很坏的、至少是很聪明的人，他窥测方向、把握形势，煽阴风，点鬼火，撺掇学生提出了打倒曹家骏的口号，在全市开了个“头炮”，来逼市委，而市委就这样被他“算”住了。老宗放声大笑，说，你估计得不错，这个人就是范公望，他确实鬼得很呢，我们被他“算”住了！他如果不来向我坦白，我们哪一天才能查到他呢？但他终归是在我们的料算中、在群众的视线中，跑不了。所以他就赶快来投降了，他知道他到底“算”不过我们，但我们的这个料算也被他“算”到了，他就来暗中投靠，他毕竟是聪明绝顶、鬼精鬼精的一个家伙！他们一齐笑了起来。

他不由得感慨地说，实际上不就是这个教师整死了校长吗？老宗说，但毕竟不是亲手，不是直接呀，在曹家骏死之前，他就转变过来了。据他说，当时学生对于柳春芳挨批斗抱不平，而这个女教师平时跟他谈得来，他心里也想这个女教师做老婆，所以他急中生智，走出去用一句话把学生的火点了起来，学生冲掉了批斗女教师的会场，并且进而揪出曹家骏戴高帽子游校。他没有想到事情有这样的发展，一吓，躲进了学校最边远的一个厕所，他没有参加游斗曹校长的队伍。学生从厕所里把他找了出来。他说，你们怎么去揪曹校长了？学生说，也不知是谁的提议，反正就一窝蜂挡不住，而且只有随大流。已经这样了，怎么办？他镇静了一下，回答说，不能怕，也怕不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群众运动难免过火。你们这是革命行动。你们在亭州放了第一炮。这是要载入历史的。你们要像北京学生那样，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要由出身好的当头，才站得住脚。你们要向市委提出打倒曹家骏，只要坚持，一定胜利，这是当前的大方向，市委不能不答应你们。曹家骏的错误已经有了一条，就是运动初期在“上挂下联、横扫牛鬼蛇神”名义下，把矛头指向教师群众，而且布置学生监视学生，这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但光有这条错误还不够，你们要抓紧搜集曹校长平时搞修正主义、贪污腐化方面的材料，进一步证明你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我是教师，不能参加你们学生组织，但我在暗中是支持你们的。就这样，他煽动和指导了学生，起了关键作用。柳春芳知道是他冒着政治危险救了她，立即就嫁给了他，也不在乎他有“内定右派”的问题，反正她自己就出身不好，这上头没什么讲究了。但她先前写曹校长的大字报，却没有跟范公望商量，要不然这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打头炮”的可能就是别的学校了。医校学生静坐时，他们结起婚来。到民政局去登记领证，还是我打电话让老秦出的证明。那时我虽怀疑是他煽动学生打倒曹家骏，但真实情况还不知道，他主动靠拢我，我当然采取团结他的态度。大约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他才进一步转变过来、要将功折罪。

他听了，说，这个故事对我们的讽刺太大了。老宗问，怎么是讽刺呢？他说，亭州的这一段历史，我们开会呀、烦恼呀、说话呀，其实不都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叫柳春芳的女教师吗？她是个起点。老宗说，还是你的眼光厉害！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昭阳中学的事情，医校也就不会闻风而动，也就没有曹家骏之死，也就没有我们此时的交谈，一切都可能不一样。但没有昭阳中学的“头一炮”，终归还是会有“头一炮”打出来的。他说，“头一炮”会有的，但这段小小的历史就不会是这样的，而会是另外的一种情况。问题是，里面是否还会有一个女人的故事呢？老宗说，女人的故事大约还是会有的吧？女人占人口的一半嘛，这不奇怪。他说，你能回答人为什么会分为男人女人吗？你能回答天地阴阳万物雌雄吗？你不能回答！我们只能思议我们能够思议的。起必然作用的是历史底部的深处的必然的东西。老宗问，底部、深处、必然的东西是什么呢？他顺手拿起老宗桌上的中央八届十一全会公报，说，都反映在这里面了。就是我们建立的这个社会要发展，往哪儿发展、怎样发展？而且国内情况，总是联系着国际风云。我们唯一的选择是相信毛主席。但看来不是说了“相信”二字就没有事了，运动才算是开始呢。毛主席早就说过，谁胜谁负是一个长时期的问题，过去我们只是从理论上认识这个论断，现在看来，很现实哪，这谁胜谁负，这长时期，原因不仅在外部，更重要的是在内部，也不仅是在下面，更重要的是在上面，真是很复杂很激烈的事情。谈话至此，嘎然而止，他看着老宗，老宗也看着他，一时无言。他抽起一支烟来，说，复杂了，我要上厕所了，不过不是最边远的。老宗放声大笑起来，他就在老宗的笑声中溜之大吉。

谈话以玩笑方式机智地结束，他心中却并不像表面那样轻松愉快，他多少是为了安慰老宗去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但同时也把一种忧虑带了回来，因为老宗以一种明确的态度所说到的情况，反映着亭州的运动是在往回走，而老宗也插手推动着这一倾向，在做着所谓“收”的工作。老宗插手所做的事情，比如暗中整学生的材料，比如组织另一面来批判压制这一面，他已向老宗提出疑问，可是看来老宗不会停止这样做。从对立统一看，这也是必然，可是，既有这个必然，那就还有另一个必然，受到压抑的学生，是不是有一天又会起来呢？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受压。来自中央的所有文件，包括没有公开发表、但人们都知道的《炮打司令部》和公开发表的社论，都是不准像老宗这样做的。这岂不形成了一种较量？而这一较量，回顾起来，从运动一开始，实际上就有了。并且，小小亭州的这种较量，确实有点对应着、呼应着上面。他倒有些暗暗羡慕老宗，能态度明确坚定不移站在一边，站在虽处守势却暗地里人多力众的一边。可是，他为什么不能明确取老宗这样的立场态度呢？除了他不想如此坚执一端，更不能、也不愿公然地或暗中地与毛主席的精神有违，在对问题的理解上，似乎也确有不同，至少是处在反复思考尚未一定当中。所以，他不能不是游移的、灵活的、兼顾两面的。他似乎已经看到了结局，也看清了全过程，一切都需要某种智慧，他不能“偏”。按照黑格尔的“正，反，合”，他要让自己正确地安全地汇入最终的必然的“合”的当中去，而在过程中力避过于“正”和过于“反”。如果说党有意志，那么，他相信，这就是党的意志，超越一切意志之上，在最根本的方面反映着共同意志。党会处理极其复杂的分歧和矛盾，立于不败之地，将理想的远景与实际的推进最好地“合”起来，寻找到一条“合”的路。再严重的对立，其正反两面，最后总是要“合”在一个统一体中，问题只是在“合”的当中各占多少成份，是你为主，还是我为主，完全否定一方、吃掉一方是不可能的，如果一时不好调和，可以求同存异，自古君子“和而不同”嘛。还是那句话，“劫在途中，不离家舍”。他相信，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具有高度领导艺术的毛主席，还有中央那些声名显赫的人们，最终是会这样做的。“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句话，就是这种伏笔，最后总要讲和。这实际上还是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不管如何民主，最后总要集中起来、捏到一块。现在，他既不能完全赞成老宗，又不能明确反对老宗，为了一种大局，也为了事物的客观过程，他得默认自己唱的是白脸，而且接受老宗的暗示，在一定程度上放手让老宗去做。他吐出一口郁塞之气来，胸中生长着浩然之气，“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准备迎接任何风浪，安全地胜利地抵达明日彼岸。

那天，从老宗那里出来，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他也就回家去。大院里的十几户，屋里灯都亮了，家家在忙晚饭，好像是隐居在城市里的一片宁静的村庄。王雪不在家，儿子却已经到机关食堂把饭菜打回来了，告诉他，妈在单位有点事。他点个头，也就坐下来吃晚饭。他问儿子，建国，你们市一中情况怎样？儿子说，我们学校有个叫高均的老师进京告状去了，这情况早上只是传说，后来学校里贴满“红卫兵团”、“文革筹”的大字报大标语，说一定要把反党分子高均从北京揪回来、批倒批臭，情况就得到了证实，人心惶惶的，不知学校里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要儿子把情况从头说起。儿子说了一通，大体是这样：

学校的运动一开始是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之类，进而批判一个教导处副主任，四个老教师，认为他们就是本校的“黑帮”。另外还有一个犯了贪污腐化的食堂事务长。在学生当中，也有批判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团”，开了大会，各班学生凡是出身干部和工农兵家庭的都是第一批红卫兵，由班上的团支书领取红袖章回班分发。蔡校长宣读了兵团七个负责人的任命书（蔡美凤确曾打电话说要让他的儿子杨建国担任红卫兵第一负责人，被他明确谢绝了），另外还宣布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筹备会”，由老师和学生的代表组成。学校里在大会堂开过一次批判会，站到上面去低头挨批的就是教导处副主任和那四个老教师，其中一个是中统特务，一个是地主分子，一个做过国民党县文教科长，一个是戴帽右派，这确实让学生们大吃一惊，只是不懂当初为什么还要用这些人做教师的呢？空气还是很紧张的。押上台时，很狼狈，有点看得出刚才受了折腾。最后，把食堂事务长押上台时，那狼狈可耻的样子，让下面发出了哄笑声。对于这次批判会，党员里发生了不同意见，有两个党员教师被“红卫兵团”和“文革筹”叫到一间屋子里去“开会”，实际上受到了“内部批判”。

语文组八月十六日贴出大字报，题为《揪出蔡美凤这只黑手》，认为市一中的文化大革命很不正常，是身为学校党支书的蔡美凤这只黑手将我校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甚至利用红卫兵打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党员教师，这完全是要维护蔡美凤自己的一统天下。大字报最后一句意味深长的说，蔡美凤长期以来在学校里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现在是到清算的时候了，让文革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语文组大字报一出，震动很大。很快，“红卫兵团”和“文革筹”分头组织各班学生和教研室老师写反驳的文章，一时铺天盖地。说长期以来语文教研组就隐藏有一个反党小集团，由于隐蔽较深，善于伪装，人们还看不清他们，现在终于跳出来了。其中为首分子，就是这篇反党大字报的执笔者高均，两年前毕业于省师范学院，分配来我校工作。文革前伪装积极学毛选、两次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向党支部递交要求入党报告，现在却竟然把学校党的领导说成是“黑手”，自己撕下了伪装，这是为什么？不奇怪，因为高均的父亲现在还每月拿定息二千元，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五十倍，他是喝劳动人民的血长大的资产阶级少爷，并且有经济条件拉拢腐蚀气味相投而又意志薄弱的人们。群众过去对此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现在是到了跟一切反党分子清算的时候了！虽然文化大革命使高均之流预感到灭顶之灾，但他们却利令智昏当作跟共产党较量一回的好机会，高均不但不再假装要求入党，而且公然跳出来做反党的急先锋了。语文组过去和他经常聚会、品尝他的奶油糖和苹果，现在参与一起策划这份反党大字报的人们，不管你们家庭出身如何、过去说过什么错话、做过什么错事、贪过高均的什么小便宜，要赶快觉悟，起来揭露高均，跟这个资产阶级少爷加反党急先锋划清界限，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后来，工作组长被上面调走，派来了新的工作组长，据说原工作组长事前知道语文组这份大字报，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加以默认。学校“红卫兵团”跟高均父亲所在公司的“文革办”一起，到高均家中抄家，抄出了金条和封资修“四旧”，还有那份大字报的底稿，上面有语文组其它两个人修改的笔迹。这是高均等人密谋反党的铁证。学校里已经派出一个教师两个学生出发到北京去，要把高均抓回来斗争。

他沉思起来。前不久他还到市一中去视察过的，那时看到满眼大字报，认为一切正常，运动开展不错，还给予了表扬，哪里想到情况这样复杂、斗争这样激烈。要不是偶尔问了儿子一句，还真是停留表面、不知实情！

他在全市有关工作会议上的要求和布置，是比较原则的，但也不是模棱两可的；然而，当前出现的情况，却比较偏向于领导压制群众。这种偏向在市委里的主要支持者乃至领导者，当然就是老宗。相较而言，他的意见就没有得到下面的尊重和落实。从个人角度，他不见怪，只是从运动的角度考虑，觉得存在着问题。但从总的情势看，暂时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仍较有利。这层纸且不捅破，浑浑沌沌的相处，到最后一切自然会分明起来，也许会显得从来都不曾有过分歧，能这样是最理想的。这也许就是政治的艺术。这样一想，心里似乎稍稍轻松起来，倒是有点为那个“资产阶级少爷”高均担心。

儿子问他，爸你说我们学校这情况该怎么看？他说，先不要忙着说看法，观察一些时再说。

门口忽然闯来一群客人，是六条大汉，身上都穿着工厂里的藏青色劳动布茄克式工作服。他站了起来，工人们发现他正在晚餐，连忙后退，摇着手说，杨书记吃饭！他们站在外面不肯进屋。他也就站着将碗里剩粥扒干净，并且习惯地挟了一块馍头把碗里的粥浆子抹起来送进嘴里，让建国收了桌上碗杂，端出茶盘。工人们这才进来，一边说影响杨书记休息，一边把茶盘端还给建国，说我们不喝茶，我们谈几句就走。于是就围着桌子坐下，六张质朴的脸朝着他，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工人，目光明亮，虎虎生气。

他跟他们一一握手，问了姓名。那时他怦然心跳，好像历史在庄严告知他四个大字：工人运动！当这些人出现在门口时，他有些“怕”，这会儿面对面看着他们，倒油然而生一种喜爱之情了。市委书记为什么要怕工人呢？工人阶级是共产党最重要的阶级基础，虽然几个具体的工人并不等于工人阶级，但毕竟直接就是工人阶级里的成员，而这样生气勃勃的青年工人，也让人看着高兴。

为头的一条大汉，四方脸，浓眉大眼，卧狮鼻，风菱嘴，气势鲁莽，态度有礼，开口说，我们都是华兴机械厂的工人。他一听，这可是亭州最大的工厂，这些青年算是产业工人呢，身上好像都散发着钢铁的和科技的气息。他就这样初识后来的亭州工人造反司令刘克成。而这时的刘克成，自报的身份是华兴机械厂电工，他们是为了“工人能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来。刘克成说，我们工人虽然在生产的岗位上，但是没有一天不密切关注文化大革命，因为这是当前最大的国家大事，毛主席要我们关心。党中央的文件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刘克成从工人用的那种帆布拎包里拿出一份报纸来，刊登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他用粗大的指头指着其中一段读道：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刘克成睁着又大又圆的眼，对他说，党中央号召的这七种人里面，“全国工人”排列在第一位，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工人阶级不光要搞好生产，还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带头作用。我们还学习了《九评》，那上面告诉我们苏联、南斯拉夫是怎样变修的。可是我们厂里的“四清工作组”不但不按照党的要求做，反而打击压制起来干革命的工人，记黑名单、整黑材料。

一个工人说，我姓乔，我写了“四清工作组”的大字报，但大字报刚贴上墙不久，就被撕掉了，还受到追查。他问，大字报的内容呢？这个工人说，“四清工作组”专整工人小偷小摸干私活，不整干部大手大脚谋私利，他们没有按照党中央《二十三条》办事。他问，干部是怎样谋私利的？姓乔的工人说，比如，厂里砌宿舍楼，有比较高级的，有一般化的，也有更加好的，权大的住最好的，权小的住差一些的，还有安排上级部门和外单位人来住的，我们工人呢，几代同堂、家里都转不过身，也别想人家能考虑有你一间。另外还有好多问题，反正他们谋私利的事不会让人晓得，但群众心里是有数的。他听了点头。

一个眉目清秀的工人说，我姓韩，我写了厂长的大字报，第一，厂长独断独行，买回的机器不能用，锈成了废铁，浪费了国家资金；第二，厂长以更新淘汰的名义，卖掉了厂里还有用的几台车床，卖到乡下农机厂去了，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可是“四清工作组”说，买回机器不能用的事情，问题在省里、部里，而那卖下乡的车床含有“支农”的意思。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坚持认为这里面有问题。他问，你在哪个车间？工人说，我在设备科。他问，你是技术员吗？工人们说，他本来也在车间，有过三项发明创造，都有国家专利，是土专家，现在不在车间了。他听了点头说好。

还有一个工人说，我姓包，我写过厂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的大字报，他们弄出一些制度来，把我们工人管得直笔笔的，不是像毛主席要求的把工人当成工厂的主人翁来信任和依靠，这是束缚工人阶级生产力，工会主席不为工人说话，心里只想着着升官。他问，毛主席是怎样要让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的？这个姓包的工人回答说，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鞍钢宪法》。但干部怕苦怕累怕麻烦，丢在脑后不认真贯彻，他们平时讲得多的是“三老四严”，就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这些话本来不错，但不应当只针对工人，首先应当针对他们自己，他们要带头做到，厂才弄得好。

他听了点头，觉得触及到比较重要的问题，但这时也很难深入讨论。他转而问刘克成：医校红卫兵静坐市委，工人跑步上街支援学生，有你们吗？刘克成说，我们厂工会带了一百多工人出去，接受市总工会统一指挥，去跟学生辩论、说是保卫市委。我们学习中央刚刚发表的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认为厂工会这样做是不对的，市委不会要他们这样去保卫。正好有电机厂的陈安国几个人也来跟我们谈这个情况，我们一起商议，决定用小分队来回跑步的方法，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但跑步路线不在市委门口。我们约定了双方的路线，交叉进行。

他说，这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兵法吧？刘克成和工人们都笑了起来，刘克成说，也是避免跟起先被领出去的工人在市委门口发生冲突，工人跟工人不能斗起来。听了这话，他不觉点头。不过，他跟这些工人如此交谈，似乎等于对他们有一种默认以至鼓励，这好像是不妥的，可是，难道能把他们拒之门外吗？能说他们是不对的吗？这似乎也很难。交谈也就像潺潺流水一样继续下去，无法中止。一个工人说，我们参加跑步的，都被厂里“四清工作组”把名单记下来了，还找我们个别谈话，要我们交待，不但要扣工资，还说我们已经犯了“反党”的错误，有人扬言说我们没有好下场，我们想不通，也感到压力大。

渐渐，他觉得这些工人，包括刘克成，总的都比较淳朴可爱，至于关心政治，对厂里“四清工作组”的工作有自己的看法，用大字报揭发厂里领导上的问题，还有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以至于出来声援学生，这些都无法否定他们，而且还应当表示肯定和支持。从《十六条》以及现实情况看，工人起来关心和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有从厂里向社会延伸之势，都已经不可避免、不可阻挡，问题是如何对待。作为市委，怕是怕不了的。所谓“引蛇出洞”，用在眼前这些青年工人身上，跟用在青年学生身上一样，看来都有点对不上号，首先还是需要突破经验主义、多从正面看待这些积极参加运动的群众。

于是，他对这几个工人在原则上表示肯定，要求他们按照《十六条》指示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他明确表态说，如果记你们的名单、整你们的材料，说你们“反党”，那是不对的。市委一定负责跟你们厂里的“工作组”讲清这个问题，中央《十六条》没有让这样做！说到此，他不觉真的有点生气，他不明白一些人为什么热衷于这些雕虫小技，用在这些工人身上，特别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他对刘克成说，但你们到厂里不要专门提这个要求，不要为这个闹起来，对于来自群众的议论，不要计较，用你们的行动来回答你们是不是正确的。刘克成说，我们一定照杨书记说的做！只要我们是正确的，即使做一大堆我们的黑材料，最后也没有用，如果我们是不正确的，即使写我们一大堆好材料，也帮不了我们。刘克成这句淳朴稚气的话，让他不禁笑了起来，工人们看到他笑了，也都笑了起来。他拿起报纸，指着说，中央的《公报》已经把要求说得很全面，要求你们做到一个“高举”、一个“团结”、五个“克服”，两个“把”，两个“为”，你们要时时牢记，句句对照，如果这样，我敢说，你们的表现就是好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是属于你们的问题，而只能是我们这些人的问题。说着，他指着自己。

工人们带着一种感激和敬仰之情跟他握手告别，他送他们到院子里。外面地上黑影中蹲着两个工人，这时站了起来。刘克成和工人们也就再次跟他握手、告别。

他望着他们离去的那一丛身影，想着刘克成在他门外布了岗哨，感到工人比起学生，将更有组织、更有气势、更有力量，他又一次觉得历史好像在告知他四个庄严的大字：工人运动！

一时，他似乎预感到，作为市委书记，他的工作也许将更不容易，而刘克成这些人，不知将会怎样地“叱咤风云”，一切都在未知之中，一切也将是他所直接面对的……

第二章  力尽（之二） 

一

那天晚上，工人们离开后不久，妻子王雪回来了，她不是从卫生局，而是从医院回来的，因为医院的一个副院长王家山自杀了!

王家山把自己淹死在医院东北角太平间后面的一个小池塘里，那里旷野荒芜、林木丛杂，乱草遍地、无人行走。下午，一个胆大顽皮的小孩到小池塘边去钓鱼，发现远处水草旁边好像浮着一个西瓜，但很快判断出是一个淹死的人。小孩就去报告了这一可怕的情况。勇敢的派出所长下到池塘里去，把仅有头顶露出水面、好像站在水中的死者拖上岸来。迅速赶到的法医当场验尸、论定自杀。人们估计王家山投水自尽的时间是凌晨。人们叹息：这个曾在马背上挥刀砍敌、生得魁梧高大的骑兵英雄，如此窝囊地死在这个无名的小池塘里，并且远离他的北方的家乡，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这个王副院长爱搞腐化，也爱在医院里伺弄花草，开玩笑时被称为“花草院长”。其人为腐化问题受到过不止一次处分，结果成为一个资格虽老、功劳虽大、能力虽强，级别却一降再降的人。这次事情的开头是一张标题为《清算老色狼》的大字报，下面的署名是“造反有理战斗队”。这张大字报已经印成传单，王雪带回来一份。内容主要是说王家山利用手中行政权力，胁迫和引诱妇女，利用分房、调房、修房、安排临时工这些机会，软硬兼施，令妇女就范，如果拒绝，就要遭到打击报复，当然，也有以色相交换好处、主动上门投怀送抱的。传单中用“×××”提到的“蓝大褂”妇女有五个之多，其中还有什么“国民党的官太太”，都遭到王家山玩弄，有的离开医院而去。这五个工友妇女的事情“众所周知”，至于其它类似的人和事，远不止五个，就不再具体触及了，但医校郁平的传单《捉放之后》里提到的乔丽，也是其中一例：王家山引诱逼迫乔丽，但遭到了拒绝。乔丽抱着孩子投河，成了刑事犯，不能说与此无关。乔丽走上悲剧结局，王家山却心安理得无动于衷，继续疯狂捕捉其它的目标，软弱的进了他的无耻圈套，不顺从的给人家穿小鞋。人们应该这样含羞忍辱、默默无声下去吗？人民的江山能容忍这样阴暗的角落吗？不！现在是给王家山这种人算总账的时候了。

大字报上墙之后，拔出钢笔在上面签名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行政人员”、“一个共产党员”，乃至还有“和乔丽相同命运的人”等等。过了一夜，大字报上这样的签名密密麻麻，不同的笔迹说明着群众心中确实郁结着某种义愤。王家山吓得躲在宿舍里不敢出门。但九月一日下午，王家山还是被一伙工友和几个青年的医护人员揪了出来，把他反剪双手、戴上纸做的高帽，胸前挂着硬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蜕化变质分子，走资派王家山”，名字上打了红叉，押进医院小会堂批斗。台上台下站满了人，愤怒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迫于这样的声势压力，王家山承认了利用职权、侮辱妇女是“犯罪”。当问遭他欺负的妇女有多少时，他说记不得了，这混账可恨的回答除了引起少量的笑声之外，更引起群情激愤，这时发生了拳打脚踢的事情，台上很乱，台下也有人要上台去参加痛打。在比较冷静的人提醒下，王家山在一片“打倒”声中被带出会堂，押回宿舍，一路上挨到群众的唾骂，不时有拳脚袭击他。“战斗队”把王家山押回宿舍后，凶声恶气要他闭门思过写检查，作了这样的“勒令”之后，人群就散了，并无具体的看守措施，也没有谁去做针对性的思想工作，自杀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他问，医院里的领导呢？还有工作组呢？王雪说，当时那种情况，谁能劝得住？都躲得远远的，可能还有背后支持群众的。但话说回来，过去闹土改的时候，群情激愤，活活打死老地主的也有啊！他说，可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又是医院，知识分子很多，不能等同于土改时的农村。王雪说，都是群众运动。群众平时不敢讲话，这时候爆发出来，也很正常。想要文质彬彬、请客吃饭的样子，谁能保证？政策虽然不允许，但谁能去拦得住？他平时确实有问题。他第一批就“四清”过关了，可是群众还是有账要跟他算。群众的算法跟我们的算法不同。我们让他“下楼”，群众还是要他“下台”。我也不赞成乱斗乱打、侮辱人格，但我理解群众。我们有党委，有监委，可还是没有能管住这些干部，群众一起来，就管住了。靠我们自己清来清去，还是不清，有的倒把好人给清了。他说，一切也是相对而言，想要水那么清澈见底，是不可能的。王雪说，我们在不搞西方民主的前提下，无非一个是平时抓，一个是搞运动。我们没有对立面的党或者自由的报刊来指责，我们只有一靠自己自觉、二靠发动人民。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如果再不能解决，而且大家都很不理解，以后怎么办呢？这可是个大问题！

他说，不管怎么依靠人民，搞死了干部总之不好。发动群众就乱，乱了又要治，眼看把群众运动掌握好都很难……

王雪说，搞死了王家山这情况是不好，但这只能是极少数，毛主席在谈农民运动时讲，“罚不当罪的极少”。那是什么社会？现在更应当如此。王家山还不能说是被群众搞死的，只能说是被群众运动吓死的。现在有些情况也可以拿历史来做比喻，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贵族的残暴，引起了平民的残暴，而当贵族镇压平民的时候，又加倍残暴。那么总的来说，贵族作为社会统治阶级应当负责。八十年后爆发巴黎公社，这种现象又重复出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给以深刻揭露。法国的历史就这样残暴着过去了，说明了阶级斗争的激烈。托尔斯泰主张“勿以暴力抗恶”，但如果恶得威胁你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安全，势必还是要制服恶才行。共产党把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是摆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上，而是摆在“人民国家”这个关系上，与传统的历史实行彻底绝裂，这是指出了一条真正解决问题的新路。

他说，但人民国家也不等于人民来管干部、整干部，干部就是代表人民行政的，工作总要靠干部来做……

王雪说，群众反王家山，并不是不要他做工作，而是要求他忠于工作、不要沾污工作。如果我们监委的一套工作做得有效，搞大运动的必要性也就会相应减小，否则，自古还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一说呢，何况现在群众是什么觉悟？人民越是相信我们说的“人民国家”，人民关心国家的政治热情就越高，但我们一些人却大惊小怪，视为不正常，其实是他们自己觉悟低。文化大革命就是来做监委没有做好的那一部份工作，就跟搞清洁卫生一样，平时小扫，过年大扫，叫做“掸尘”。

他哈哈笑了起来，掸尘？王家山就被“掸”死了。

王雪说，首先是我们平时没有把王家山教育好。如果所有的王家山加在一起，愈演愈烈，我们不闻不问，对党和国家就很危险。赫鲁晓夫降下了斯大林这面旗帜、丢掉了马列主义的刀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要心安理得地改变颜色。这其实涉及到一个简单的心理学问题。赫鲁晓夫代表的是苏联的各种王家山。

美国杜勒斯欢欣鼓舞说，看到了“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就可望“在十年或一代人的期间里，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一代人是多长时间？三十年吧？这就是说，他们从赫鲁晓夫看到了苏联“和平改变”的不远的将来，并且他们不是袖手旁观的，他们有他们的“政策”。

毛主席从这里进一步得到启示，心中酝酿了若干年，来搞这一场运动。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命运，跟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联系起来考虑，真正是人民江山人民管。过去打下江山依靠人民，如今反修防修还要依靠人民。共产党用自己几十年浴血奋斗，赋予中国人民一个新的思想：江山是人民的。所以现在要求人民共同地负起这个责任来。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形式，要在运动中观察和研究，最终才能去粗取精，加以完善。但从相信群众角度，不应当怕乱。毛主席在文革一开始就说了，大风大浪并不可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和依靠人民。

他夸赞王雪分析独特。

王雪说，我认为，一九五七年那时，毛主席就抱着这种很好的出发点，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方向很明确，甚至可以看作文革的先河。可是后来变成了“引蛇出洞”，好像本来就埋伏这一笔似的。这种“伏笔”的看法是不对的，但好多人就喜欢这样津津乐道，以为就这样懂得了政治，其实是误解。事实如果是这么回事，那我们党、毛主席，就不光明正大了，这是值得反过来想一想的。

现在，一些人用一九五七年来吓唬群众，用他们的所谓“政治经验”来“教育”青年，但《十六条》并不赞成这个，他们的这种“政治经验”是可笑的。

可以说，这回毛主席吸取了一九五七年的经验教训，预防着半途改向。因为那样一来，没有人敢说话了，反修防修也就无从谈起。

群众现在敢于参加到运动中来，是因为他们从《十六条》直接知道了毛主席，而且他们好像从来就认为，毛主席决不会先把人骗出来、然后再打成反党反革命。毛主席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呢？决不可能！

一方面需要这种真正的大民主，另一方面这种大民主也要有实践和建设的过程，从一九五七提倡大鸣大放半途改向，到一九六六又提倡大鸣大放，而且用《十六条》确实下来，给人民以民主的保证，就体现着客观的实践的过程。毛主席这回紧扣出发点和主题。这并不是毛主席允许右派出来向党进攻，而是要紧紧抓主要矛盾。现在右派已经不敢公然要求跟共产党“轮流做庄”，也许将来有一天还敢，但现在是把这种希望寄托在通过修正主义来实现。《十六条》把党内走资派称为右派，确实为主要目标，概念的这个变化是又深刻又严峻的。

一九五七年以后，本来的“四类分子”成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后面加上了一个“右”。虽然现在经过三次甄别，多数右派已经摘帽，但总的还是很难消除某种阴影，就是又要人家讲话，又打击人家，不是自相矛盾、出尔反尔吗？如果文化大革命又一回造成一九五七年的结果，那今后还会有谁来相信我们的党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好像决心跟这种情况划清界限，决不这样做，《十六条》已经公布于世，天下皆知了。可是我们许多人反而不理解，总是偏要那样想、而且准备那样做。这正是五七年反右的一种消极面的影响，是不对的，是应当扭转过来的。

群众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要跟这样自视高明的人、这样阴险残酷的做法作斗争，所以喊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其实，凭他们赤手空拳、乌合之众、千里之外，哪里能保卫到毛主席？说穿了，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要喊着毛主席才行。他们认为毛主席是真正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的，他们甚至认为毛主席不顾一切地要和人民在一起。如果认为群众是“个人崇拜”，那就小看群众了，你到大街上去看看，哪个人民群众是呆子、傻子、白痴？但群众也决不会借着文化大革命，像一九五七年有的大知识分子那样向共产党进攻，毛主席相信这一条，把这作为根本的道理，敢于放手发动群众。

他听了不觉点头。

王雪说，现在满天下喊毛主席万岁，一个人真的能万岁吗？以他老人家思想的伟大深邃，他如果同意这样，岂不荒谬？所以他高喊“人民万岁”，这既是他庄严的回答，也是他老人家一贯的思想。他在一九五六年六十三岁时就提出自己退下来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实现了这个愿望，退出了国家主席一职，考虑的就是自己不可能“万岁”，要培养、锻炼、考察接自己班的人。现在，人民高喊“万岁”，是人民需要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他也需要人民的力量，他寄托于人民。他要不是这样，他就不是毛泽东。

七十三岁的毛主席决心亲手给党和国家打一次消毒、预防针，很多人都被这一针打疼了，很不理解，因为我们的病好像还不算大，而针头用得很粗、药下得很重，来这么一下，真是吃不消、有怨言。可是，要知道，等到病真的全身上下发出来，就来不及了，针也打不下去了！

他笑了起来。王雪所言，他全懂，听来却有趣有味。不过他内心潜在地、总好像在考虑着另一面的许多问题。

王雪继续说道，例如王家山这样的人，还能带领导群众搞社会主义吗？不，他不懂社会主义，他向往的也不是社会主义。他现在不得不为社会主义做事，但他更乐意为资本主义做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生活，那才能满足他为所欲为。他虽然死了，但他的灵魂仍然是可以分析的。

资本主义社会三百几十年才有现在的发达，而且长期掠夺世界财富，社会主义使得遍地木犁的苏联很短时间内就跟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并驾齐驱了，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要改变苏联颜色的，只能是苏联各个层次上的王家山，这些失去理想、为着私欲而活着的庸人，他们齐起心来要这样做。他们觉得社会主义束缚了自己。他们压迫人民，使人民失去信心，最终必将亡党亡国，但他们自己不亡，他们会摇身一变，变成官僚资产阶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对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制度与落后生产力、人民生活需要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的提法，要加以纠正。我总觉得，那前一句话是说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早了，隐含着应该倒退的意思，那后一句话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适用。所以它遭到毛主席否定是不奇怪的。但不等于说，毛主席认为不要发展生产力、不要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他说，“八大”的报告，是中央几个大秀才，根据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写的，总的意思不会错，但你刚才指的那段关于主要矛盾的话，可能是他们的发明，毛主席后来确实不同意。

王雪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要抓经济建设，但政治斗争却绕不过。确有一些人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东欧有匈牙利事件的爆发，有一股国际性的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这一切导致毛主席赞成将大鸣大放的主题，从帮助党整风变成反右斗争，并且亲自写文章反击右派分子。

后来发生的问题是经济建设“刮五风”，这是不按科学态度办事，结果也会影响政治方向。毛主席在广州会议上有这么一段发言：“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假如你当时是主持大跃进工作的人，正坐在毛主席身边听着，你不应当感到很惭愧吗？你不应当引咎自责吗？为什么不做调查研究，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呢？调查研究不是党的优良传统吗？结果却要毛主席来承担责任。

他叹口气，说，这个就不说了。

有的人就是一会儿右得出奇，一会左得“可爱”。到底是为什么？只有问他自己。但毛主席肚量大，宽以待人，还是放手使用，直到现在，才有了组织处理，把有关人的位子降了下来。但为什么把这个作为这次运动的开始，而不是运动的结束呢？毛主席一定是认为，发动全党全民提高觉悟，比降职、撤职更重要。

他心里堵着，叹口气，让王雪说下去。

毛主席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搞建设、又受着帝国主义封锁，我们需要的正是“大跃进”，而不是慢腾腾。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形式，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共同富裕，并且以集体化的农业支持国家工业化，这是了不起的宏图大略。但毛主席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大跃进，不是浮夸乱来的大跃进。所以，在大跃进前夕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压缩空气，在后来的武昌会议上提出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在两次郑州会议上提出纠偏，在上海会议上压指标，直至庐山会议前期讨论纠“左”的十九个问题。全党全民建设热情高涨，好像大家都跑到前头去了，而毛主席成了落后的人。我总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很简单的心理学的问题。当时有的情况多么严重，河南省吴芝圃就多次不听毛主席的直接批评，最后浮夸到饿死了老百姓，成了全国的反面典型，还有安徽的曾希圣。他们大刮“五风”，受到夸奖，得到提拔，许多情况白纸黑字都反映在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的《人民日报》上。

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说，他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是在革命的方面。是哪些方面呢？比如，美国与台湾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扬言反攻大陆；在英国与印度煽动下，西藏农奴主准备叛乱；伊拉克宣布独立，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还有赫鲁晓夫正在大搞修正主义。等等。毛主席在研究对付这些事。于是有了炮击金门，这既是有力回答《共同防御条约》，又是对中东民族解放力量的呼应；有了从容平定西藏农奴主叛乱，西藏人民从此摆脱了暗无天日的农奴制；有了中印边界反击战；有了对苏共中央的一系列揭露和理论回答。这样的一大摊子工作。

官僚主义、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五风”刮起，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人民日报》九月十三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文章题目不错，但大刮“五风”，是不对的。我敢说，出这篇社论，毛主席不知道。但毛主席后来还在多种场合，就大跃进以来的这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承担主要责任，我记得传达下来时你很感动，你说过不应当由毛主席负责，据说不少省委是不肯传达的，在毛主席催促下，才作了传达。我想，毛主席把责任承担过来，是为了让大家轻装上阵，不要弄得灰溜溜的。也许将来会有人抓住这个做毛主席的文章，那只是他们的无知和浅薄。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与其说这是毛主席为自己开脱，不如说是对中央、还有省以下各级领导人的辩护，为的是爱护大家的积极性。这是毛主席的胸怀，也是一个当家人的态度和雄才大略，

有人说“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如果是自我批评，那就太好了。当然，他不是批评毛主席，因为大跃进工作不是毛主席负责的，而且毛主席一再对狂热性泼冷水，自称保守分子、自称右倾机会主义。讲“七分人祸”时，毛主席就坐在身边，底下坐着县委以上干部七千人。

他说，“七分人祸”当然不敢、也不应该是批评毛主席。这是代表党作自我批评，也就是批评全党，或批评某些地区的工作。

王雪说，如果打开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的报纸，那上面许多浮夸的话，并不出自毛主席之口，但毛主席对这些提都不提，对自己事前、事中、事后如何一直在纠正问题，也只字不提，只是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这是对的，如果相反，怨你怪他，那还是毛主席吗？我觉得毛主席是最宽厚的长者，也是最冷静的战士。尽管他一直在纠“左”，后来还对挫折承担主要责任，但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他同时不许右倾，不同意把大跃进说得一团糟，要爱护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庐山会议明明是为反“左”而开的，有人上书也是反“左”、反“五风”的，而且那个“万言书”是肯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和巨大成绩的，跟毛主席一致，后来怎么出了那么大的事，是毛主席容不得这样呢，还是毛主席不得不选择这样，我不了解情况，只好存疑。可是，五九年以后的反“右倾”，又弄得过份了，一直反到基层，公社的科长也能打成右倾分子，这就奇怪了，是毛主席让这样做吗？那样爱护全党积极性的毛主席不可能这样做！但想一想也不奇怪，比如前一阵刮了“五风”的一位公社书记，当然不喜欢手下一个科长的反“左”倾，正好反右倾贯彻下来来了，就来收拾这个科长，这是很自然的，这是为了稳固他的小小的官僚统治。这样下去，势必造成不管好歹，唯上级是从，而不是唯真理是从，甚至也不是唯毛主席是从。有时我觉得，情况有点像老师布置学生写毛笔字，学生总是写不好，左过去，右过来，忽粗忽细，歪歪扭扭，当然，不是故意的。

他笑了起来。王雪说，我这还是最善意的比喻。他说，还是善意理解比较好，留有余地嘛。

王雪瞪着大眼，继续说，如果是西方，那好办，不管贵党内部是什么情况，反正贵党这一届没有干好，请下台，我来。在我们，当然只有内部批评与自我批批评，宽以待人，党内平衡，加强团结，继续前进。

六二年一月的中央会议，毛主席说把会开得大些，一直扩大到县委书记，开成了七千人大会，而且中央的报告，政治局先不讨论，作为草稿交下去讨论，然后再往上集中。在大会上，让七千人进行批评，叫做“出气会”。这还不够民主吗？这还不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吗？回头看，我觉得这是把一九五七年半途而废的“大鸣大放”，在党内搞成了，反映着毛主席在党内实行“相信和依靠群众”，也反映着毛主席有所预防，巧妙绕开了一些人自觉不自觉的官僚主义的一套。

当然，可以想象，有的人会真的大出其气，有的人会知道分寸，还有的人就不会去得罪自己的上级。但总的来说，是个出气的大会，是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大会，以后几年的形势就越来越好，短短四年，现在是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成功。这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把七千人大会扩大成了七亿人的大会。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我认为毛主席越来越形成了一种大思路。

现在有一种聪明绝顶的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在政治局里很孤立了，就利用个人崇拜，来发动学生、依靠群众。照这个说法，那毛主席早在六二年一月，就玩这一手了，那时他在中央就吃不开，所以要把中央工作会议开成七千人大会、把中央报告草稿直接交给七千人讨论，要不然，他会被迫就范、失败、下台。果真是这样的吗？凭什么毛主席应该下台呢？假如毛主席下台，谁应该上台呢？这个人应当比毛主席伟大、正确才行。但对这个问题，这些聪明绝顶的人就不作回答、含糊其词，简直是流氓！是见缝下蛆的苍蝇！

毛主席有时显得很孤立，这个家不好当，都是打江山过来，都是老子天下第一。他要搞社会主义，人家要确立新民主主义；他要大办合作社，人家要大砍合作社；人家大刮“五风”，他要压缩空气；有人站出来要追究“五风”，他反而把这样的人捺下去。他是党的主席，可是又退到二线，还要对一线负责。别人做下的事情，他要作自我检讨。但我们从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那种恢宏的气势，那种谈笑风生、一气呵成，那种从容不迫、深邃远大，说明我们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哪里能体会毛主席的胸怀一点点？我有时真傻乎乎的想，毛主席大约是天上给我们派来教我们怎样做人的。

毛主席有时就喜欢做少数派，比如革命就要胜利了，多少人想到的是坐江山、做老爷，毛主席却来泼冷水，说是“进京赶考”。实际上可以说在进城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全党提出了反修防修任务。

他不由得赞叹说，这向时，你读了不少书呢！

王雪过目不忘一样背诵起八届十一全会《公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已经胜利实现。从今年起，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战线上，不但产品的数量，而且品种、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农业战线上，连续四年获得了好收成。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的成功，集中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新水平。”

字里行间荡气回肠、多么自信。我认为从中就能体会到毛主席的欣慰和自信。短短几年，终于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从困难中走出来了！在克服困难、取得成绩的同时，还从容不迫领导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又开展文化大革命，确实有一种特别雄伟的气魄，坚定不移的方向。

在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说过，假如从十七世纪算起，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三百几十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我劝同志们宁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这段话说明毛主席多么清醒，他是把国内国外、几百年前几百年后，都想过了。他认为我们已经搞起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对我们自己能管用，中国决不能、也用不着跟在别人后面爬行，中国对于自己如何搞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信心和经验，需要的是坚持下去。

毛主席从纠“五风”开始的一系列的态度和措施，在某种巨大混乱之中镇定自若、力挽狂澜，在正确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基础上凝聚党心民心。这样不但及时纠正了“五风”，而且应对了接着发生的两大困难：一个是苏修背信弃义、趁人之危，第二是连续三年三分之一农田大旱。内外交困，达于极点。但确实几年之内就迅速扭转了经济形势。这是一股神力，毛主席的正确把舵，反“左”反右，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使全党在挫折中团结、自信、振作、调整，是最重要的。不是这样吗？

他说，是这样。

但对这样的一段历史，有的人就喜欢窃窃私语，我忍不住横眉冷对。可能有一天会有人找个借口来斗我，让我吃点苦。文化大革命嘛。

他笑了起来。

王雪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有这样一段话，“近四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公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国到处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正在出现新的全面跃进的局面”。

这段话是概括当前形势的，同时也是对毛主席的正确指导方针的完整表述，体现的是“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把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概括为“三大革命运动”。

他说，这段《公报》，确实高度概括了毛主席建设我们这个国家的大思路。但毛主席从来不认为光有了一个总原则、有了这几句话就行了，他带头调查研究、制定具体条例。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黄河以北亩产可达多少，淮河以南亩产可达多少，早几年就在毛主席主持下制定了，党的会议上也通过了，指标很实事求是，但不久之后就刮起了“五风”，这么重要的纲要被丢在一边。至今没看到毛主席批评说：你们怎么不按这个去做工作？怎么浮夸起来的？毛主席没有这样指着鼻子责问过谁。

革命热情要同科学态度相结合，难道以前就一点不懂吗？如果以前一点也不懂，那中国革命怎么取得胜利的呢？还有调查研究，一直是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作风，还要毛主席把着手再教一遍吗？但以前懂，不等于现在还懂，想一点曲折也没有，是不可能的，永远如此！

王雪笑道，你一开口就比我说得好。他说，今天我主要还是听你说。

王雪说，《九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说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典型。他们一九五三年的法令让私人有权购买国有资产，到一九六三年又用宪法肯定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资产阶级随着私人企业而成长起来。铁托集团在“工人自治”的幌子下，让国有企业成为厂长、经理的天下，他们只管在上面坐收利润，从而瓦解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工人阶级回到了受奴役的地位。他们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农村成了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他们用法令规定农村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造成农村两极分化，雇佣劳动和高利贷统治了农村。南斯拉夫资本主义泛滥成灾，是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天堂。铁托集团在美帝国主义几十亿美元收买下成了美国的附庸，在国际重大事件中扮演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国家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开除了几十万坚持马列主义的党员，被逮捕监禁的有三万以上，同时赦免十几万从前的敌人。文章就这样全面解剖了南斯拉夫这个典型，说是“和平演变”，其实是很残酷的！相对于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南斯拉夫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还是不是科学呢？社会主义重新成了空想！他们走了另一条路，被美国牵着鼻子控制住了。而苏联却向南斯拉夫取经，我们的文章语重心长向苏联呼吁说，“同志们，朋友们，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惊心动魄，好像是对一个巨大恶梦的预言一样！

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特地肯定了《九评》，认为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大话、空话、废话。现在有不少群众重读《九评》。目前学校里至少初三以上直至大学的学生，都处在《九评》的反修防修思想教育培养之下，可以说亲身经历了这一重大斗争，所以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是有一定自觉性的，要不然，他们的政治热情就是盲目的、不可思议的。像王家山，也许并不明确具有“走资”的思想，但他在本质上接受什么、向往什么是很清楚的，只要有南斯拉夫、苏修这股风吹进来，他就会跟着跑，他虽然什么也不懂，但只要时机成熟，他一定会跟着瞎说：毛主席这一套不行，“大跃进”不是出了问题吗，社会主义要另外搞。至于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就不管了。

王雪说，昨天，我看到朝阳中学翻印的一份传单，说北京有几十所各类高干子女寄宿学校，那个条件、待遇，真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以小学而言，国家按学生人头的补贴是每人二、三十元，而给这种高干子女学校是每人一、二百元，在师资方面、物质条件的方面，都大不相同。传单说，毛主席早就明确指示不让办这样的贵族学校，但还是有人那样做了，而且就做下来了！平时，人不敢说，文化大革命一来，大字报、传单就出来了，而且是中央人事局里的干部写出来的，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

他笑道，你真是热血沸腾，平时也看不出来。

王雪说，别忘了我跟你一样是高中毕业、做过热血青年、投奔了革命，当然，你实际水平高些，现在应当算是党内大知识分子了。他被刺得哈哈一笑，说，你的思想，确实反映了完整的一套立场、观点、方法……

王雪说，这一套就是不主张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各种混乱和社会灾难的根源。共产党人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如果还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也要将其置于社会主义的总体监视和调控之下，为国家民族所用。但资本主义总是要用私有制来战胜公有制，侵蚀、瓦解社会主义，到时自会有附着在资本主义那张皮上的人，去为资本主义摇旗呐喊。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这一套，要么是那一套，没有中间道路可言！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有这样一句话，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写上这句话总是有原因、有针对性的。你可以埋头建设，不谈什么主义，但你其实每天都面对着两条道路的选择。文化大革命的大道理就是如此，也可以说不过如此。如果一个身有大患的人还自以为很健康，反而怀疑、讥笑、痛恨扁鹊这样的良医，这是医生和病人双重的悲剧。

王雪的小脸儿激动得红红的。他似乎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他有兴趣继续这样较抽象地谈下去。他故意抬杠，问，为什么没有中间道路呢？

二

王雪说，不但现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谈到这个，两年前的《九评》上就讨论过这个，说明这个问题今天回答了，明天还会再被提出来。毛主席早在全国解放前就多次说过第三条道路是幻想。列宁也早就说过，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斯大林也说过，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这个第三条道路的问题，确实这样一再被提出！是不是也许真的能创造出来呢？王雪看着他，好像要“引蛇出洞”。

他说，是啊，尽管导师们这样说过了，但这个问题还是一再被提出。我们可以试着从资本主义这一面来分析：从历史看，资本主义不是走不通，而且是历史的一个必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也有与上一个社会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后来就稳定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的时候，前一社会里较高等级上的人们，凭着手中已有的特权，介入资本积累和营运过程，正在发家致富的资产阶级也与王室、权贵互相利用，社会出现种种丑恶与不义，一切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遭到无数有良心的人们的谴责，特别是各种思想家、作家们的揭露批判，但历史也就这样过来了，你骂它也没用。确如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资本主义几百年了，越来越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娱乐文化，在全世界占上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直在进行，十九世纪以来，首先是巴尔扎克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强大潮流，产生一大批巨人级的文学家，他们对资本主义加以无情揭露、讽刺。后来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家也继承着巴尔扎克的事业，西方的一些的知识分子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力量。但资本主义依然我行我素，一直发展到今天。按照毛主席的估计，我们把社会主义干好了，也要一百年左右才能赶上人家。

资本主义不是没有国内阶级矛盾，不是没有跟国外附属国、殖民地的矛盾，但凭着巴尔扎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正义呼声的制约作用，凭着国家要求社会各阶级以长远眼光顾全大局，使不同利益达成妥协、得到调和，总之，凭着社会所需要的理性与平衡，资本主义使自己日益完善，并且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成份，虽然仍不时会有各种社会问题，但动摇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虽然社会主义意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向来就有影响，虽然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但资本主义阵营也日趋稳固。双方对峙，进入冷战。你可以而且应该批判资本主义，但时至今日，《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年以上了，资本主义仍然没有灭亡，相反，社会主义阵营才建立了几时，已出现分化瓦解，爆发了中苏两党大论战。

也就是说，本来对资本主义最具竞争力的社会主义，眼前却有了危机。所以有人考虑对社会主义做些修正，用中国古话说，叫做“变法”。南斯拉夫、苏联确实是有改弦更张、转向资本主义之意，或者结果必然如此，所以遭到我们的批判。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们政治上很幼稚。

我想，他们是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丑恶和不义，终究会过去的。何不忍受两三代人的阵痛，跟世界资本主义接轨呢？那就不要争论了，放下自己的一些坚硬的东西，“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这就是毛主席时常讲的资本主义随时可能复辟。

一是那边吸引力大，发展三百几十年了，占优势；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都穷，生产力落后。《九评》讲得好：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毛主席虽然不反对向资本主义学习，也不反对跟资本主义世界搞外交、做生意，更不反对在经济上、在各方面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总的要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这条路，不要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这是一个原则立场，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血的教训，是最清醒的。毛主席说得很明确，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不是相反说“资本主义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我是从历史角度，加上现实角度，理解着文化大革命、理解着毛主席！

王雪大眼睛瞪着他，捉摸着他的话中之意，好像防着上他的当。

他说，所以，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总的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但也不能因为反修防修，而把自己僵化起来。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一方面也要不断调整、以利发展，这两方面加起来才完整。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越过了资本主义这一必然阶段而建立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十分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分化瓦解的情况下存在着，而且做的是前人未曾做过的伟大事业，所以，“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会在现实中常被提出。事实上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资本主义未曾充分发展而有的种种落后和苦恼，我们在某些方面确实需要“补课”。鲁迅说得好，“一切都是中间物”，这是很发人深思的。我记得列宁说过，假如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并且胜利了，那么目前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俄国，就不算模范先进了，就算是落后的国家了，而且是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的。这段话大约在《“左派”幼稚病》这个小册子里。这就说明在一个本来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差着好多东西的，可以叫住先天不足。但“补课”不等于拱手让资本主义来统治，然后再来个“二次革命”，那时再搞社会主义。共产党人会这么愚蠢吗？那样一来，共产党就变成托派、取消派了，自己解除武装，等着被新生的资产阶级政党推下台。

王雪想了一下，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中间的过渡形态，既可能胜利成功向前，也可能受挫向后倒退。既然有这样两种可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就并不是无事可做。毛主席所考虑的一切，都为了争取上述第一种情况，避免出现第二种情况，他正在现有条件下尽他最大的努力。他反复警告我们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是很容易的。他的忧虑的深邃和正确，可能要过几十年才能真正被多数人体会得到。

社会主义使苏联只用资本主义世界六分之一的时间，就成为世界强国，登月都实现了，以至于能跟美国抗衡。但为什么还要“修”过去呢？他们的变“修”，不是因为经济落后要“补课”，而是丢掉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根本前提。

所谓共产党人，就是代表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代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代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苏修正是从这里“修”的，这样它就不再代表革命无产阶级，不再代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再代表无产阶级专政，归根到底不再代表广大人民，最多只是口头上代表，形成极其腐败的官僚资产阶级，终将被人民抛弃。他们嘴上高唱“共产主义”，我们指出，他们是假共产主义。

苏联的官僚资产阶级，齐起心来要改变国家的颜色，他们向着苏联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成果张开血盆大口，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怎样才能保证自己高高在上、跟人民划清界限呢？怎样才能把国家人民的财富变成自己的而又合法化呢？只有“修”，把自己变成统治者，让人民重新成为被统治者、失去社会主义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力。国家社会在一些动听的说法下，实际上向革命之前的俄国变过去。

他说，早在一九四九年进城之前，毛主席就说过，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地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主席让解放军停止进军的脚步、不打香港，为的就是留一个跟资本主义世界沟通的门户。不能因为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因为“反修防修”，就不全面理解毛主席的思想。

王雪一笑，说，但是，要谨防中间道路论！一般所说中间道路，是偏向资本主义的。毛主席说，中间道路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铁托、赫鲁晓夫的路线，就是向中间的调和的道路移动，结果掉进了资本主义泥坑，丢掉工农，彻底改换阶级基础，对内成了资本主义代理人，对外成了帝国主义应声虫、俘虏。一些人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些人则持相反立场，那么，最严重的斗争就在这里，就在党内。

所以《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群众之所以拥护文化大革命，也因为文化大革命把真正的大问题从暗处挑到明处、从人的心里提了出来，并且要依靠群众来解决，这真让群众心头一亮、耳目一新、干劲冲天！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意思在这里，不是什么个人崇拜。假如毛主席不代表人民，人民要崇拜他做什么？

毛主席反修防修的革命思想，代表了人民的心声。现在，凡是强调《十六条》上革命对象新提法的，就是造反派，而强调要打击“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用“无产阶级专政”、用一九五七年的结局向人们提出警告、企图阻挠运动开展的，就是保守派。保守派没有跟上毛主席的新思想；而利用保守派的人，是出于反对毛主席的新思想。说群众运动乱，确实有乱的一面，但如果这样一看，就能看出乱中有序、阵营清楚。现在问题是：你乱我，我乱你，最后到底是哪条路线乱得过哪条路线呢？

他点头说：你说到妙处了！

王雪继续说，三大战役是解决“两个中国之命运”的争论，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两条道路之选择”的争论，但不可能一劳永逸、一战定乾坤。“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不是一代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两年前毛主席写在《九评》里的话所估计的时间，有这样大的提前量，而且还说无产阶级可能丧失政权。我们在理解上，不太找得到具体感觉，也许要等到南斯拉夫、苏联真正完全亡党亡国、土崩瓦解了，才能有体会。但从实质上说，那里的无产阶级现在已经丧失了政权。

总的来说，毛主席是认为建设要搞、但方向要明。正如列宁所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以刚刚进城时来说，多种经济并存，互有冲突，你是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支持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能脚踏两条船吗？也许有人认为可以走中间道路，但实践证明走不上去。

为什么要搞“三反、五反”？就因为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拉共产党干部下水，不法资本家有“五毒”。如果不闻不问，任其发展，怎么行呢？新中国就会跟老中国没有两样。

响应统战政策的进步资本家也有，但资本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当时许多不法资本家都在做伤害新中国、伤害人民利益的事情，而且有意跟新中国较量！

当时从全国向上海调运大米、棉花等物资，就是为了对付资本家的挑战，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也是一段不该忘记的历史。

所以毛主席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就会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斯西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毛主席这是在为刚刚建立六年，既取得成绩，也有过挫折，遭受过困难的社会主义制度呐喊、辩护，当然是针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这个问题的，是语重心长的，也是大声疾呼的。

毛主席经过调查研究，提出“论十大关系”，力求从战略上指导经济建设。“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还有“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应该记住，毛主席提出“论十大关系”，是1956年，是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这一年。同时，正如你刚才提到，毛主席还亲手制定了那样冷静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先是1955年底，毛主席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农业十七条，发各省征询意见，到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由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1958年5月又在党的全体会议上通过。这样的毛主席，高瞻远瞩、实事求是，怎么会去大刮“共产风、浮夸风”这些东西呢？这是讲不通的，也是跟毛主席当时力纠“五风”的事实不符的。如果现在与将来有人硬要这样讲，那就是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是历史的跳梁小丑。

毛主席说过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批评“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的观点，这就包容了你所谓“补课”之类的要求，但毛主席不能容许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

因为毛主席有这样既坚定又灵活的思想，有这样的坚定性，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方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打破封锁，努力跟世界沟通，有出口的产品，有进口的设备，不但在短期内就把国家建设起来了，不但在世界上不孤独，还能援越抗美、支持亚非拉。对此仇视和污蔑的，只能是帝国主义及其应声虫，还有糊涂虫。

王雪瞪大杏眼看着他，好像他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糊涂虫，他哈哈大笑起来。

王雪笑道，当我听到外援某个国家多少钱，我就跟有些老百姓一样想，啊呀，我们自己勒紧裤带搞建设，生活很艰苦。过一会儿才想通，说，国家这样做，自有国家的道理，我们不能用小眼光看大问题。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早就以最简要的语言总结了两条，一个是坚持革命立场，一个是向人家学习。只有你们这种水平高的人，总想在坚持革命立场上打些折扣，直到抛弃根本，在向人家学习上搞些扩大，直到奴颜婢膝！老是在心里想，社会主义道路要往后退一退，资本主义课程要好好补一补，如果补资本主义的课呀，真是吃一杯“十全大补”酒，晕乎乎的，美妙极了。他们一定还想跟毛主席讨论讨论这个问题，总要多少来一点资本主义，走一走中间道路，来个新式的“曲线救国”。

其实，到时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复辟过来，它的势力越过越大，你的势力越过越小，西风压倒了东风，一切就由不得你了。

毛主席早就一针见血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从这段话看来，修正主义打的就是中间道路的旗号。当然，也许有人心里会说，老子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老子就是认为资本主义行得通！只不过他们永远都不能这样勇敢地说出来，因为毛主席一直致力于把社会主义信念深深扎进党和人民的心中，毛主席常说自己只是一个教员。

他不禁双手举起，说，我绝对相信毛主席，坚决跟着毛主席，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人能跟毛主席讨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毛主席不会向任何人让步，根本没有讨论余地，要有余地，还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吗？可以说，他老人家一直忍到现在、忍了多少年了。但我假定站在跟你论辩的一方，还是要说，这个所谓“中间道路”，在哲学上，在现实形态上，总是有所存在的，也是可以在有效控制之下来为建设国家服务的，不能绝对否定这种灵活性。在革命根据地里，在解放初期，我们已经取得过这样的经验，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那个社会也有那个社会的矛盾，但可以做工作。那就是一种中间的形态。那个状态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补课”的，也许比纯粹的社会主义更适合目前的社会水平。

王雪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思想文化建设，虽然付了些学费，但有了很大成绩，也看得见很大希望，为什么不在这上头继续多做工作，而要回头去做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工作呢？那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几百年的世界资本主义不管有多少罪恶，不管巴尔扎克这些作家如何批判，确实也就过来了，但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不管有多少缺点错误、挫折灾难，不也过来了吗？而且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被证明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可言，只是一些人们没有好好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坚如磐石，“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为什么我们还要三心二意的呢？如果向后退，如果一旦弄得社会主义前功尽弃，必将是最大的混乱、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危险。连你都老是在考虑所谓“灵活”，都有这种中间性的思想，这正好说明毛主席为什么老是讲两条道路的“谁胜谁负”还没有真正解决，老是说资本主义随时都可能复辟。这是真正从大处着眼。

他老人家一九六三年五月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对这种复辟所需要的时间作了估算，说：我们要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要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无产阶级要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被敌人腐蚀侵袭、化分瓦解、软硬兼施，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段话已经写进了《九评》，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警钟。

他笑道，我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

王雪说，我再背一段毛主席的话给你听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关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匈牙利事件”。这是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么及时就讲了这话。这跟我们目前的运动也可算是有联系的吧？说明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在关心什么、注意什么、思考什么，不是现在突发奇想来一个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于党内来说，根本不是晴天霹雳，就算是晴天霹雳，那是因为你们耳朵里长老茧了，但作为一个革命者，听明白之后也不应当是不可理解的。

只有经过长期的考虑，有一种情势紧迫，才会让毛主席七十三岁的人下这么大的决心，即使许多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即使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会产生很大混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发展，污泥浊水会趁机冒一些出来，他老人家也仍然充满信心、不怕指责、一切在所不惜！他抓住了最主要的东西，他为了现在，更为了将来。他相信人民会跟上他、历史会肯定他，他算的是一笔大账。但也不是不顾一切，他不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吗？人民会理解他的。

他点头，并且一声叹息。

王雪继续说，《九评》里的第五评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联合国演讲时，谈到美苏和平的几个条件，其中就有东德要合并到西德去，不许社会主义古巴的存在，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还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这么几条，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是如何咄咄逼人、一步不让，也看到毛主席对国内问题的思考和决定是如何联系着国际风云。

西方帝国主义永远仇视社会主义、仇视新中国。如果说他们是对的，那也行，服从他们就是了，但中国人民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证明，那样服从是不行的。

难怪毛主席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时，总是用许多让人警醒的词语，比如：很长的历史阶段，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你死我活的；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防止帝国主义侵袭，等等。不让我们松懈、麻木、高枕无忧。

假如实行资本主义，会给人民带来福音，也行，再好的主义是为了人民嘛，但资本主义在中国是真正的空想！这是近代以来无数血泪凝结而成的真理。难道这个真理过时了？那我们真是白活了，无数烈士仁人的鲜血也白流了，甚至会遭到讥笑和诅咒，认为那个鲜血本来就不该去流，认为那是祸害、灾难、作乱。这样，简直就是为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五次大围剿”这一切做辩护了。分歧其实是极其深刻和尖锐的，我们就简直是跟当年的国民党和他们的“理论家”仍在继续斗争一样。难怪群众现在因为观点的不同，有的争论得亲弟兄对立、一家人分裂，大家都吃错了什么药似的。

总之，我完全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不管在这个运动中会发生多少王家山事件。这么大的运动怎么可能不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呢？不是说十个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吗？世界上难道有过非常单纯的历史、非常单纯的革命吗？这人跟那人不会一样，这地跟那地不会一样，善善恶恶，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人民就这样自己教育自己，历史就这样无情翻过，最后自有司马迁这样的人，来把一切的光明与黑暗写书传世。

他叹道，唉，你讲透了，你上升到诗意了。

王雪说，但我想到的，比表达出来的，还要多。陈毅元帅说，我们不是不会享受，而是我们心中有人民，所以我们能克制我们的私欲。共产党人对自己的要求就在这里。可在我的灵魂深处，就有相反的欲望。毛主席在进京之前告诫全党：全国胜利以后我们一些人可能会贪图安逸、不愿再过艰苦奋斗的生活。多么深刻，但问题也就如此简单，危险就在我们自身、就在我们的灵魂里，真是古人说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不是一个唯心的问题，而是现实得像一块石头、一座大山一样不容回避。

毛主席还说过，民主革命以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份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私欲，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依据，而我们手中的权力，就会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要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容易。党坚持不懈用毛泽东思想、用革命优良传统教育全党、教育人民，凝聚党心人心，成为巩固政权、经济建设的思想保证。

毛主席强调要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不是要求过高，而是从现实里来的，可惜能好好理解的人不多，认为斗这斗那、批这批那，过得太紧张。等到腐朽意识形态像肮脏的潮水涌来淹没我们的时候，那就为时已晚。

我们两人加起来的工资，按照亭州城市平民生活费每月六元至八元，能养活二十多人的一个家庭！可是当我看着存款折子时，当我听到某资本家拿多少定息，如何住着好房子、过着高级的生活，我就想着能有更多的钱，不想人民。

老百姓的情况是，银行跟他们无关。早上烧饼三分钱一个，如果吃烧饼，那就是花费了，因为一角钱一斤米，一角六分钱一斤干面，不如一家人在家里喝粥，如果做几个面疙瘩、放几片菜叶在粥里，这就叫讲究了。一个初中毕业生，他不上高中了，劳动局安排他进厂，每月十三元，第二年就是二十多元，很满意，自己也能糊口养家或者攒点钱了。孩子上小学，学杂费只有一元到几元钱，实在困难的还可减免，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把孩子送去上学。到了中学，国家就有助学金。如果能考上中专或大学，就更不要家里用钱了，连吃饭都是国家的。考不上呢，街道上、劳动局会来安排你进厂、工作，比上大学还早些拿到工资。大学毕业就分配工作，第一年每月就是四十八元五角，这笔工资能让亭州小城里一个六口之家过下去。从另一面来说，大学毕业生也服从国家分配，有理想、能吃苦。工人生了什么病，都是厂里负担，其没有工作的父母亲属，也能享受一定的医疗照顾，首先考虑对人民的态度问题，而不是考虑经济问题。否则，经济再好，意义何在？农村里把困难的人列为“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责。农村每个公社都有卫生院，有七、八个医护人员，有的大队还有卫生员。农村里也有自己的农机厂、商店之类，城市里每年都要向农村招工，等等。

人民知道国家底子穷，要建设，生活还不能有很大的提高，一切还处在逐步积累的阶段，但是有信心、有前途，虽穷却不觉得穷，热气腾腾。

要说那样品行不好的资本主义也就“过来了”，那么，这样品行好的社会主义虽有过挫折，同样也就“过来了”，为什么不具有更大的存在理由呢？而且社会主义的这点挫折，跟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以来到帝国主义的罪恶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讲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焦裕禄基本能代表干部的总体状况，所以老百姓尊敬我们、信任我们、理解我们、寄希望于我们！

将来国家到了可以更多提高人民生活的时候，只要我们不是膨胀私欲，没有拉开自己跟群众的距离，天下一定还是会这样团结、这样坚如磐石。如果像天津的张青山刘子善那样自私自利、贪污腐败，建国这十七年下来，将会是什么样子？能经得起挫折的考验吗？能经得起先是一些人在大跃进中刮“五风”折腾，后是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验吗？能万众一心不怕美帝国主义从西到东的三面封锁吗？能顶得住苏修背信弃义、趁人之危的压力吗？

老百姓处在生活实际当中，他们心里有一本账，他们知道国家在什么情况下还为他们做了些什么、更为他们的长远利益做了些什么！他们能理解毛主席的大仁政，而不是小仁政，但在小仁政方面，国家也不是无所作为。

共产党迅速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包括消灭土匪恶霸黑道，改造妓女，禁绝毒品，人心向善，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由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老百姓家里就连跳蚤臭虫也绝迹了，每个县城都有“卫生防疫站”在工作，全国全民防治血吸虫等等，“东亚病夫”正在健康起来。

毛主席是全党的教员，共产党是人民的教员，社会治安和风气之好，从古未有，更是动荡不安的百年以来未有，老百姓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过日子，相信社会主义祖国有美好的未来，没有什么中间道路的幻想！

文化大革命这样放开，当然会发生各种不好的事情，但其意义甚至我们现在很难全部领会得到，可能三十年、五十年以后，人们才会有深切的理解。什么好事里面会没有问题、没有错误？就连搞爱国卫生运动，也会有后来觉得很明显的错误！

什么？他惊了一下。

王雪说，爱国卫生运动是对的，除苍蝇、除蚊子、除老鼠也是对的，但除麻雀就不那么对了，后来有通知把打麻雀换成了除臭虫。可能科学发展到某一天会认为，就连苍蝇蚊子老鼠臭虫也能对人有用。不对就纠正，但总不能拿这个去否定、讥笑爱国卫生运动。这样的运动是永远要搞下去的。

谁也不敢保证文化大革命不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问题不光是群众方面的，首先还有我们这方面的。比如，我们五月份那个“上挂下联”，找出几个干部、几个老知识分子来“斗黑帮”，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做法对不对？全国这样做，一共要有多少人无辜遭殃？上欺毛主席，下欺老百姓，是很欺人的。

还有，“横扫”、“引蛇出洞”，要把多少群众打成“反党分子”之类，而且至今有人坚信这个所谓的“政治经验”，这对不对？

这些做法算是一种“聪明”，还是算“莫予毒”？我看就是因为预见到这个、要反对这个，这回运动，把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明明白白，都写在文件上，直接公布在报纸上，给了群众，大家去对照、去执行。

我们手中最大的特权，政治之权，至少被夺去了一半，交到了群众手上。这还得了？这是许多人不理解、情绪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主席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提倡光明正大的党风，要不然，中国革命能从井岗山一步步胜利走来就不可思议、就是侮辱人类！只有小人、糊涂人、别有用心的人，以及污蔑自己的党、污蔑党的历史、污蔑自己民族的人，才会污蔑毛主席！

我敢说，毛主席是人民的圣人！立德、立功、立言，几千年来第一人！王雪的眼睛火辣辣的，含着泪水。

他很感动。王雪说，最近，我感受到、甚至亲耳听到一些含蓄的或者竟然也不那么含蓄的反面的思想，虽然只言片语、躲躲闪闪、阴阴的透露出来，但要么庸俗、无知，要么桀犬吠尧！让我心里憋着气，我想得很多，我甚至预见到很多很多！

他能理解王雪指的是哪一类的思想。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用人民革命的方式和力量，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好像一场预防未来战争的大演习。毛主席不惜代价这样来做一回，而人民理解了毛主席，挺身而出，甘愿面对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

我们不应当落在人民后面，更不应当否定人民。对中国社会、对世界形势的认识，谁能超过毛主席？谁能比毛主席更为中国人民的现在和未来操心负责？谁能比毛主席更大公无私？我能体会到那样坚定的毛主席，其实心里很苦，他简直嚐够了孤独的滋味……

王雪眼睛里的泪水流了下来。

一种感动也让他眼睛湿润了……

儿子在外面轻敲房门，报告说：宗市长来了。

第三章   力尽 (之三)

一

他和王雪走了出去，宗进庭已经坐下来，没有注意到他们刚刚流过泪的眼睛，好在灯泡也不怎么亮。老宗说，本不想来的，但还是来了，医院里出事，我是分管的。王雪说，我想明天早上再向你报告。宗进庭说，一天之内自杀了两个干部，这样下去，经过运动能否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好团结，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呢！他对王雪解释说，朝阳中学的校长曹家骏，也自杀了。宗进庭说，一个王家山，一个曹家骏，结果既不是高山，也不是骏马，都是吹牛，都回老家了。王雪对宗进庭说，医院的这个，是生活错误，大字报一出，支持的人不少，下午一个批斗会，抬不起头，夜里爬进小池塘，就完了。宗进庭说，主要是没有“文斗”，后来发展到武斗，一哄而上、拳打脚踢，其中还有阶级报复！哪有乱起来能控制得住的？《十六条》叫他文斗，他就文斗了？“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全国之大，人之复杂，还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解放以来，我们的干部哪一天挨过这种侮辱？平时群众看见一个共青团员也肃然起敬，何谈是对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领导人？“斗”的权利一向是领导掌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是紧密依靠的基础，靠他们去斗！现在反过来了，到了群众手上，反而斗到我们头上来了，怎能不乱？真是造反了！总是要“复命为常”的，会有那一天！

他说，这两个人的问题，都不至于就到该死的程度。宗进庭说，可是他们已经死了。即使该死也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就死了！他说，现在有个教育群众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教育干部，往往并不是政治问题让我们通不过，而首先是我们的生活问题让群众不满。群众，就是从生活问题这个途径，来判断我们的政治如何。但问题已经犯了，群众要来“斗”，要来“打倒”，怎么办？只有自己沉住气，相信组织最终会有正确分析。不要觉得受了群众冲击就想到自杀，就不想到别的。一方面，人民尊敬我们，另一方面，还是应当看到“载舟之水也覆舟”，他们有“覆舟”的权利。这王家山，作为一个干部，可以说，不怎么合格。当然，讲生活问题，不是变成言不及义，政治问题还是头一位的。宗进庭说，一个县级市的文化大革命，只怕你天天言及大义也没有用。我今天不到你们这里来谈几句，真是要闷死。我看明天下午就可以开个全市干部大会，你讲一讲，这样下去不得了，一定要让干部有个正确的对待，天大的压力，也不能走上绝路！各级领导不能一盘散沙，即使外表散了，内里也不能散，该做的工作还是继续做。对运动，要进一步加强控制，对运动中发生的事情，也要有记录，人不是好死的，这样死人的事情，该谁的责任谁也跑不掉！他点头说，明天早上先开个常委会，下午开干部大会。宗进庭说，我去让办公室发通知。说罢，起身就走了。

王雪把他拉进房间，掩上房门，说，医院里发生的悲剧，是跟老宗有联系的。此话令他吃惊。王雪说，这联系，其实你也知道，就写在郁平那张传单里。自从郁平出事被遣送下乡，乔丽就成了王家山流着一尺长涎水的一个目标。看来乔丽是拒绝了他，就被安排到那么差的一个住处，纳入街道上的“四类分子家属”，这不是施加压力吗？医院的周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医院的大字报也特别提到这事，激起了群众的同情。所以，郁平的大字报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医院里这个“造反有理战斗队”的人员，表面上是穿蓝大褂的，背后有穿白大褂的，大字报执笔起草的，就是妇产科一个男医生，名叫秦川。我闻讯一去，医院党支部书记就把比较内里的情况给我说了，他们掌握了“造反有理战斗队”的人员名单，还有积极参加批斗会的医护人员名单，认为王家山之死是“阶级报复事件”，因为名单里的工人，有几个出身“地富反坏”家庭，其中还有跟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的。秦川虽然出身没有这种问题，但他本人与乔丽有过不寻常的关系，所以他写王家山的大字报，策划批斗会，就是同流合污。

在这种认识之下，形成了另一种空气，对立的组织出现了，叫做“红医兵战斗队”，贴出了大标语，说“致死王家山是反革命阶级报复事件”，“一定要追查批王大会的策划者和打人凶手”，还有“不许借文化大革命之名，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之实”。

我明确说，不能这样定性，应当说，敢于站出来造反的群众，代表着一种正义性，是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的，不应当打击他们，更不应当暗中组织或支持另一部份群众来形成对立，要正面认识和分析王家山事件，这样才能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我回来迟，就是跟他们开会的。

他问，他们听你的吗？王雪说，也许有人心里还是有不同看法，但表面上都表态了，结果决定明天召开全院群众大会，从正面把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王家山事件，好好讲一讲，以稳定医院的局面。如果照他们原来的认识弄下去，医院里还能太平吗？

我找到那个秦川，跟他谈了话。我问他，听说大字报是你写的？他承认。我很直接问他，可以跟我谈谈你跟乔丽的关系吗？他说，我在大字报中提到乔丽当时受到王家山的某种胁迫，这是揭露一个事实，至于我跟乔丽有过什么样的关系，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说我跟乔丽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也只能说明我对王家山的行为特别痛恨，并不能说明我对王家山的行为不应当痛恨，更不能说明王家山就不恶劣。我当时即使跟乔丽结婚也是无可指责的，后来她让我明白了她的情况的特殊性，我就跟别人结了婚，我的妻子也是我的同事，跟乔丽也熟，对我跟乔丽的一切十分了解、十分理解，所以别人在大字报上挑拨了也没用。

你看，事物内部情况里面，还有更内部的情况，比表面上的东西总是要多一些、不同一些。

他点点头。王雪说，也许有人认为恰恰相反，认为只有把秦川这些人打成反革命，局面才能稳定。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哪能这么容易就把人看成反革命？那种稳定又算什么稳定？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你想把这些人打成反革命，说成阶级报复，其实也是很难的呀，而且这些人既然站出来了，那就说明他们也有思想，你要把他们打下去，就像要把一个气足足的、又很结实的皮球捺到水下一样难。根本一条因为毛主席不主张这样做，《十六条》不都说得明明白白的吗？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硬要相反，他们恨不能挥手之间把这些人都抓起来、戴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天下太平！什么“复命为常”，照这样说，不等于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对老宗，你不能全顺着他来。到现在为止，运动跟他这个人有着很具体的关系。从他的情绪看，他对文化大革命相当抵触。运动是他分管，弄出了许多问题。朱市长要不抽调出去，情况就可能不一样。

他说，你提醒我，是对的，但到目前为止，运动是在常委会领导之下，是集体负责的，不是老宗一个人负责，他确实是把个人的一些因素带了进来，但影响运动的主要因素，是总的形势。他可能倾向于接受某一种影响，但对运动，常委会还是要集体负责，不能归结到他个人身上。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当然，任何一个常委，如果他的个人的东西过于明显，确实影响了运动、造成了损失，这就要引起注意，要加以纠正，必要时重新分工，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老宗的情绪和一些观点，也有他的道理、有他的代表性，起参考作用嘛，刚才他引用了《老子》，有的我也有同感，两个干部确实就死于群众手中有了“邦之利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一时可以容忍、乃至利用，长久下去终是不行的，所以最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要“复命为常”、恢复正常社会的，当然，那是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大势，老宗没有说错。问题在于要不要爱护群众积极性？应当怎样逐步恢复正常？现在是否已经到了谈恢复的时候？会有一个客观过程的。

王雪说，要这样说，那倒也没有问题。他说，运动嘛，不可避免一会儿左过来，一会儿右过去，此伏彼起。当然，我们主观上应当尽量做得好一点。明天的常委会上，我要主动作检查。

王雪的大眼睛又瞪了起来。他说，两个基层领导干部自杀，我作为市委书记不主动检查还行？让曹家骏、李宝安“经过去”，其实是把他们两个抛出去了，这跟“上挂下联”的时候抛出两个人不一样，那是上面的布置，而这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某种意义上就像把两只羊抛给了狼群一样。群众虽然不是狼群，但在形势上有这种意味。

现在是群众这边气盛，干部这边气短。古代称一方长官为“牧守”，视群众为羊群，但历史证明，当群众揭竿而起，羊群就变成狼群。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运动，跟以前我们开展的群众运动有点不一样，好像不是在我们掌握之下的，中央说，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好像群众直接受中央指挥，而革命方向是朝着我们这方面的，因为走资派是在干部队伍里。

几千年的历史有一条规律，人民会在一定时候“造反”，或者是反贪官不反皇帝，或者是把一个王朝推翻，总之是对现实有所不满，要求变革，毛主席是主动利用这种历史动力，用于反修防修、治党治国。因为共产党说国家是人民的，所以人民是热爱共产党的，因而可以相信人民。毛主席气魄之伟大、运动来势之猛烈，真是非比一般。所以曹家骏这样一个做校长的人，甚至王家山这样的一个骑兵英雄，才会精神崩溃，在这样的群众运动面前，竟然就感到自己没有希望了，许多人会不理解……

王雪说，你主动作些检讨，也许是可以的，但其实你没有错，总的来说，这次运动确实就是让群众冲击干部，就是发动人民“造反”。西方是人民随时可以上街；我们是中央发号召，群众上了街。西方上了街有警察管理，有水龙头、警棍、催泪弹，我们上了街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西方民主有烧汽车之类的暴烈行为，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不能保证所有人都上规矩，所以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共产党为人民民主而奋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已经作为中国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写在宪法上。但纸上的东西是不是已经成为现实的东西了？毛主席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要不然他何以要让群众“造反”呢？人民民主是一个活跃的因素，它如果受到压抑，就会产生“造反”的倾向，毛主席因势利导，群众就发动起来了。

从亭州医院看，王家山这种人就该受到冲击，过火行为虽然不对，却是难免。对干部过火到残酷，全面而言，大约也只能是少数。正因为是群众运动，社会治安倒是空前的好，平常有的一些坏人坏事，这时候反而没有了，因为有一种“群众民主”的空气，另一面也就是“红色恐怖”，那些做坏事的人很害怕。

如果有很残酷的事情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是直接打死了人，大面积的，那么这种恶事的后面，就一定有一种叫人相信和服从的“权威”。比如，医院“造反有理战斗队”斗争王家山时，确有过火行为，但这跟他们在“反修防修”口号之下把医院所有领导干部都斗了、都打死，是不同的；反过来，假如“红医兵”把医院里所有斗争过王家山的人都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许牛鬼蛇神翻天”的口号之下打死，这也不同寻常。过火行为一是难免，二是可以教育，而那种残酷的、极端的事件，就不是过火的问题，就是一种疯狂，这种疯狂是精神的病态，能煽动起这种疯狂，一定有阴谋，那就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秦川这样的人好像不具备这种号召力，起码像老宗、像你这样的人，才具有那种号召力，只要你们决定这样做，就可以做到。亭州运动初期，情况就有这种意味，你们想做到的，就做到了。那时全市文教系统很恐怖，一下子就死了好几个知识分子群众，而且也有个别学校的领导干部。他们也都不该死，只不过消息没有扩散，也没有人提出疑问，大家好像都麻木不仁了。这种做法后来如果继续到现在，文化大革命就变成另一回事、老母鸡变成鸭。

目前的老宗，并没有放弃这种思路，这其实就是一种对抗的阴谋的思路，却装出正统的一贯正确的面孔。正如狄更斯的《双城记》所揭示的那样，这就是来自贵族方面的倾向。

可是老宗也是从农村、从农民家庭出来的，怎么会固执这种贵族式的倾向，而且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呢？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其实从一进城，这种倾向就开始滋生，一方面是来自我们自身，一方面是老百姓对我们仰视，把我们看成新的贵族，形成了环绕着我们的一种空气，一种习惯势力，适合我们身上贵族倾向的生长发育，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上渐变，官是官，民是民，贵是贵，贱是贱。我不喜欢这种贵族性，贵族性对于我们是很危险的。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过，后来还拿刘子善、张青山开了杀戒，起了一定作用，但根深蒂固，渐渐地又来了，这正是毛主席号召人民“造反”的原因，他觉得光靠他手上的一把刀不行。

他抓住王雪挥动的手，说，你虽然有道理，但我要来劝劝你，你冷静一点，把你的血凉下来一些，而且你的思想也嫌尖锐了一些。就运动初期而言，我们是习惯于那样做的，认为那样做很自然，没想到这回那是错的了。其实，以后又将如何，谁能说得准？市委肯定不能绝对地顺着“造反”的这个方向，那到底怎么弄呢？今天死一个干部，明天再死一个，虽不是你所说“大面积”的，虽然是少数的过火行为造成的，那也不行啊，加起来就多了。市委面对具体现实，还是要全面考虑、做一点平衡性的工作为好。文化大革命我们拥护，但《十六条》也明明讲，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嘛，干部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少量的，最后也要给出路的。你群众有这种大民主权利，我们干部没有吗？也应该有啊，但实际上没有，只能受群众冲击，不能反过来对群众怎么样。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眼睛里还没有在亭州干部中发现一个称得上是“走资派”的人，作为领导，有时我感到真是一点数也没有。但说没有数，也有数，就是经过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是个大数，也就是重在思想教育的意思。所以，运动还是不能顺着某一方面群众的性子，作用力不能只有一方面的，没有另一方面的，事实上也不可能，要允许各人有各人的观点，这对我们做工作是有利的。最后，总是要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兼顾双方，尽可能让矛盾妥善解决。这样看问题，才能客观些，能进能退、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在我的思想上，也不反对形成另一派的群众，事实上总是会有另一派存在的，另一派的群众也有他们的一部份道理，两方面的道理加起来，有利于形成更好的道理。就拿医院来说，假如一开始就有两派群众，互相制约，甚至互相商量，开的批斗会可能就会规矩些，对王家山这个人的评价就会全面些，王家山就不至于想到寻死，总之极端的东西就会少些，不好的后果就能避免。

另外，如果允许王家山为自己讲话，对他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不也应当是大民主的一部份吗？可是没有，在群众的那种倾向性之下就不可能有。所以，群众大民主就会变成群众专政，而且难免草率、粗暴。

确实，把起来“造反”的人看成反革命是欠妥的，要把他们“大面积”地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把另一派群众说成保守派，也好像笼统了一些、又“大面积”了一些。即使是保守派，他们也是人民内部的人，他们的意见也是一种意见，他们也有同等的民主权利，外国还有保守党呢。

王雪说，你这样说还可以，不过仍有偏向。在老宗眼中，在许多干部当中，只要一提到是“造反”的，心中就认为那是坏人，恨不得立即打成“反党分子”，用个什么帽子管制起来，然后天下太平。你所说的两派民主，何以实行不起来，主要根源不在别处，是在这里！有专制，才有“造反”。所以党报上宣传的是“造反有理”，而不是两派民主。

其实，造反派一般来自下层人民，尽管只是“奉旨造反”，仍然显得胆子忒大，而且他们是“天高皇帝远”，一旦不慎就会给人以否定他们的口实。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旗号，反他们平时想反而不敢反的官僚主义、特权自私、欺压民众、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等等，是人民民主要求的一次大解放，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说得好，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群众的心理不过如此而已。可是，把他们说成“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群众感到了这种污蔑后面的杀机，他们就要来驳斥这种说法，阻止这种杀机的得逞。

他听了微微摇头，觉得不好回答。

王雪说，当然，可以指责说，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乱，方式有问题，而且，如果上面没有毛主席支持，这大民主怎么搞得起来？又怎么能搞下去？这说得有些道理。我只能说，毛主席是在中国现实的前提下，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莫过于此，如果再不能起到反修防修作用，以后的事情真是天知道了。但作为运动，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是有党中央领导的，党有关于运动的一系列指示发到各级党委，并且还有党报社论随时直接引导全国人民。

毛主席彻底相信和依靠人民，这难道不对、不好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我看到和听到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要不是毛主席在，马上就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又是什么民主呢？这将会助长什么呢？

他听了只有点头、叹气。

经过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这是从某一个方向上说下来的，就像一道线划下来一样，反之，从另一个方向上也可以说这句话，两个方向两把刀，最后切掉的百分之五是不同的。这就我们的现实，最后就看哪边力量大、哪边刀法好、哪边刀子快。你们不是没有“民主”，你们的“民主”厉害着呢，只是没有使出来，一使出来就会马上压倒这边的“民主”，那时老宗的威风就更大了，而你是不会反对老宗的，你会放手让他冲在前面，这明摆着，只是还没有到“秋后”，正在暗中准备着呢。

他好像被说中了什么似的笑了起来。

这个运动，现在形成了这个百分之五跟那个百分之五的较量，两把刀的较量，后面跟着各自的群众，或者不如说一边是普通百姓，一边是各级“官人”，谁都要坚持自己的“民主”权利，都声称代表一切最有理、最美好的东西。这两把刀谁更厉害？最后是谁切掉谁呢？不管怎样，我永远理解这些群众、同情这些“造反”者！共产党人当初不是历史上最大的造反者吗？我们不应当改变自己的基本立场和基本面貌。我们要继续革命、彻底革命，一定要做好社会主义的工作，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

对这个原则，他点点头。

王雪说，北京的红卫兵前一阵流行“血统论”口号，说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后来变成“绝对如此”。这些学生公然在北京城里打死成百上千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在学校里对老师同学搞“红色恐怖”，把出身不好的同学称为“狗崽子”，用各种酷刑对待不同意“血统论”的人，有些学生、老师、校长、工友，就屈死在这种“红色恐怖”之中。这股狂风恶浪后来推进到北京周边乡下，又有成百上千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被打死，有的被灭门。这一切发生在北京，简直不可思议！

试问，这是《十六条》说的文化大革命吗？是毛主席让这样做的吗？要说“不理解”，能“不理解”到这种程度吗？简直是天大的政治玩笑！这就是疯狂、阴谋。这就逼使一些人起来造反，北京的“造反派”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里面必然有不少出身不好的人参加进去。亭州不也是这样的吗？只不过表现得没有那样极端。

毛主席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时，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毛主席说的是全国人民必然会在运动中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认识我们的社会，得到教育和进步。我们不能老是想着一个“收”字。毛主席强调的是“放”，放手发动群众。好事出来，说明我们的光明面，要坚持；坏事出来，说明我们的阴暗面，要克服。毛主席不会因为任何阻挡而赶快收兵。我们只有面对现实，而无法回避现实。

从北京发生的这些极端事件看来，毛主席八月一日给红卫兵的信中说到要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我认为这些话就是有针对性的，就是一种特意的提醒和教育。

现在有人把运动以来的什么坏事，都说成运动本身不好。这不实事求是。照他们这种逻辑，连共产党打江山的历史都是可以否定、清算的了！也可以说从古到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不必要的！可以叫做“造反无理、革命有害”论。这是尊重历史吗？这站的是帝王将相、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毛主席不会被这个吓倒。

那种贵族式的专政思想，那种蜕化变质的思想，已经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将会在历史上刻下痕迹、在人民的意识里打下烙印，产生深远的革命意义。从社会主义理论说，所谓“邦之利器”，本来就应当属于人民。毛主席就是要依靠和利用人民这个根本的力量来管理国家，让我们避免南斯拉夫、苏联的悲剧，这是为党为国深谋远虑。

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一种实验、演习、探索、启蒙、开辟，总之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的推进和努力。运动中的问题也许将会很多很多、很大很大，运动本身在经受检验，会有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但我们的态度应当是积极的。因为国家的民主进步，是一切进步的保证！

他叹口气说，你这个理解是对的，但政治斗争是残酷的，不像大发宏论这样轻松愉快，你如果这样充满激情，一往无前，要扭转乾坤似的，无论如何不行。况且我们谈了这半天，在理论上，在实践上，你能说解决了多少问题呢？你不是卫生队的小丫头了，现在你的儿子是学生娃娃，你不是。对儿子，我们不教他信仰“血统论”，也不教他做造反派。

王雪笑道，那就是中间派！

他笑道，我所知道的有过几年的中间道路，就是根据地的和解放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我们把那视为进入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没有过足那个瘾，他们希望我们打下江山之后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要说“复辟”，就中国而言，有些人无非就是想回到那个复杂多样的社会，认为比现在的公有制天下更能使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

但新民主主义既然是中间的形态，它就始终存在两种前途、两种可能，并且这两方面一定会发生激烈的斗争，不会太平。毛主席当时就说过，那个社会是确立不起来的，今天“立”了，明天就会不“确”。这话是对的。但另一方面的意见也有，说那个是有必要实行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其实也就是“补课论”，或者说是托派观点回潮。

我想，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了，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是稳稳地站住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社会主义中国一百年可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也就是说，到2150年左右，新中国就可以宣布，我们用一百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十七世纪以来四百六十年的路程。那也并不遥远啊。现在我们三次核试验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自从社会主义改造以来，短短十年就做出的成绩，标志着科技和工业的水平，真是大有希望。那么，我们是不是还一定要回到、又怎样回到新民主主义呢？

王雪一笑，说，你真多虑了，这很简单，跟南斯拉夫、跟苏联学就是了，他们就是老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不准学这个。但也有相反的做法，那就是：先革掉你这个革命，再改造你那个改造，最后就回到我那个新民主主义了。王雪模仿出某种刻毒神情让他不觉笑了起来。

王雪撩一下头发，说，倒退是没有出路、不能长久的！可是，这些实质性问题还没有触及到呢，为了一个王家山，从干部到群众，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对立。这种对立倒好像变成了最大的问题，我们刚才讨论的真正的大问题反而没有人讨论。在外面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可以稍微深入谈谈的人。我感到一种可怕，因为照这样下去，运动能如所预计的开展下去吗？说实话，面对这么深入广泛的群众运动，面对已经发生和还会发生的一切极端事件，我甚至想到了马克思说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如果这样，岂不可悲？

但我相信毛主席，他的伟大在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不怕这种乱，而这种乱正好反映了矛盾的深刻所在，必须进行到底，他好像把这一切、包括我们的担心，都预计到了，并且写在中央文件里，来引导运动走向胜利。

他问，中央文件怎么写的？王雪回答，就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要求全国人民“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他笑了起来，说，这段话确实可以这样去理解，是把一切不良情况都预计进去了，从而用一个高举、一个团结、五个克服、两个把、两个为，表述了对运动的正确引导。我对来访的工人造反派，也说过要他们好好学习这一段。从我们做工作的角度，从我们所处的工作位置，对文化大革命，也只有按照中央的这个要求去做工作，立足亭州，就事论事。哪一派的人都是群众，群众不同是因为看法不同，看法是五花八门、水平不一的，也是可以改变的，谁对就支持谁，谁错就批评谁，不等于对的就全对，错的就全错。

王雪叹口气，说，你这个说法也可以，只是听上去豪兴不足，不像《公报》那样充满必胜的信念。他笑道，那我可能是婉约派，不是豪放派。不管怎样，我们说了半天空话，这就靠船下篙了。我们如能在亭州处理好现实中的问题，不出大乱子，实际上就是支持了党中央。

要根本解决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争，既不是小小亭州能所胜任，也不是凭一次大运动就能一劳永逸解决，毛主席不是常说嘛，谁胜谁负要准备几百年的时间！《十六条》也说了，斗争会有反复，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毛主席说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这就是准备到后期要糊稀泥、讲中庸、走平衡，这是规律性的东西，体现了辩证法、相对论、革命发展阶段论，不是毕其功于一役。

到目前为止，我避免跟老宗显得不同，我要维护市委的统一。如果有所不同、有所分歧，也要尽可能不外表化，尽可能求同存异，在常委会上达到统一。由于种种原因，群众分成明显两派，市委可不能这样。所以你在亭州医院的问题上，要慎之又慎，不要让老宗误解跟他有矛盾。因为有个乔丽、郁平的问题，那里是老宗的敏感区。当然，他如果对那里有过份之举，也是不行的…… 

二

……六六年九月初的那次常委会，在他主观上，是回头总结、弄清方向、再奔前程的一次会议。他向常委会通报了两个干部的自杀，介绍了工厂出现的动态，包括华兴机械厂的刘克成等几个工人到他家里走访的情况，然后让大家就前一阶段工作、当前形势和今后工作发表意见。

监委书记老魏打了个头炮，说，我有一口气，憋了多少天了，不吐不快。我老实说，对运动“很不理解”这个帽子适合我。现在没有我的事了，监委已经不起作用，现在起作用的是群众，所以，对运动“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两个帽子，也适合我。头上一下子能戴三个“很”字帽子，也不简单。

我在思考，将来，党怎样管党？以前监委是党的一个专职部门，现在看来惭愧，没有好好完成任务，所以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请群众来整我们。是的，自己管自己，总之不彻底，官官相护嘛。群众扒你皮，叫你就彻底。可我想来想去，这也不是个事呀。到底哪样才算个事呢，哪样才能弄得跟水晶似的又干净又透明呢？我也没这个水平考虑。

好，曹家骏、王家山，两个“家”，现在都上了西天，不要“家”了，四脚朝天，连空气也不呼吸了。王家山的事情，以前组织上也管过他，有处份，有教育，但不行，他还是犯，现在群众来扒他的皮，他再也不犯了，他的生命不存在了，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如果不是这张嘴要吃饭，我就回老家种山芋去！可是我自从拎了驳壳枪打游击，也有二十年不摸锄头不挑担子了，现在下乡到“三级所有”里去种大田、挣工分，一时恐怕还跟不上趟，算不得大劳力了。而且我老家那个大队，是四周最差的一个，工分值很低，只有三角钱。那我就不要脸，赖在这里，等天下乱够，有待组织安排吧。但愿到那时，诸位还存在、上级还存在、组织还存在！

老魏发言之后，大家都沉默，空气有点不对，会议好像开不下去。他试着转弯子说，常委会就应该集思广益，要充分发表意见。老魏提出了很尖锐的深刻的问题，有关于当前的，有关于将来的。

老魏说，杨书记，你这样给我升华上去，担当不起。

组织部长老李说，老魏，你不能走曹家骏、王家山的路啊！

老魏正把茶杯送到嘴边，急忙放下来，说，你才走那条路呢！

大家轰然笑了起来。老李把脸一抹，丢了一支烟给老魏，说，你这么怕死吗？哪里说死就死了？我敢说，我们命大着呢，几个小毛鬼就能闹翻天了？正常情况下，党还是要用监委来管的，目前嘛，是特殊时期，但你也不是不监了，你还在老着脸吃这碗饭嘛，杨书记没有停你的工资！

大家又都笑了一下。老魏吸着烟，斜着眼看老李，说，行，没有停你的工资，我看你这副脸也不嫩，你就说说你的组织工作吧。

老李说，目前组织还是存在的，组织工作也是存在的，就是按照《十六条》说的发现左派。谁去发现？不是我们是谁？中国这么大，靠中央文革那么几个人够吗？他们只能发现聂元梓，还有蒯大富那么几个人，聂啊、蒯啊，连姓都是稀有的，要发现大批的，要发现普通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这些人！这就是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组织工作的一个大任务，不能“很不理解”，而要好好理解，主动工作！

但发现左派也不是容易的，你虽然有眼，说不定还会看错了人。所以《十六条》说要“善于发现”，这“善于”二字就是有一定难度的意思，不是说发现就发现了，也不是说你发现的就不会看走眼。所以，这个任务肯定要到运动结束，才会有个眉目。

比如，静坐市委的这些学生算不算左派、要不要从中挑选和培养我们的接班人？就要自觉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组织工作的任务，麻痹不得！你说你监委不监了，你回去种山芋，山芋才几个钱一斤？六年前饿肚皮的时候是八斤山芋换一斤米，现在山芋种得少了，可能五斤山芋换一斤米。山芋毕竟是山芋，一斤山芋三斤屎，回头望望还不止，吃多了也不行。种山芋要有技术、劳力，你已经“修”了、吃不了那个苦了，只有留在这里陪着我们把这个官做下去。

其实你的任务也不比我小啊，你要监着你那个花名册上该你监的人，在这个运动中到底是个什么表现？你倒好，把三个帽子当乌龟壳，往里一缩，多安全，多惬意，还要躲在里面啃山芋过日子，你以为你就安全了、惬意了？人家不会把你连壳子带肉打得粉碎？

老魏点头说，好，说得好，是块老生姜，这么说我的任务确实还不小，行，帽子不戴了，乌龟壳撂掉，山芋也不种了，就赖在这里不走！常委们又都笑了。

他说，老魏说得对，老李也说得对，任务很大很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时候，大家都要格外地把干劲鼓起来，要自己动手把头上三个“很”的帽子摘掉，善于多方面想问题，就能把问题想通。要转变动为主动，转消极为积极。不是我发大家的工资，而是毛主席、党中央在发大家的工资。对运动，要既来之，则安之。不管情况多么特殊，也要做好我们的工作，还要特别注意谨慎、稳妥。

这时，他多么想把心里总是思考着的那些说出来，真诚地深入地跟大家讨论讨论，但他不能那样做、不可以那样做，那只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情绪的低落，团结也会受到影响。他只能说这些既明确又不具体、既清楚又模棱两可、既有指导性又不着边际，立于不败之地的话。他对自己不满意，但也很满意。他只能做到这样，而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再说，他自己的思想里可以说也充满糊涂与混乱，总要不断力求保持一种政治上的清醒。此时此刻他处于特定职位上，说话谨慎些，是大家能够理解、心照不宣的。而老魏老李的弦外之音，他也听得出来，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十分抵触，抱着极其不满的情绪，正在形成另外的一套想法，倒也没有说要走什么不好的道路，而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在这个问题上他还不便于批评他们，好像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让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心悦诚服。假如换了王雪，可能就会跟他们辩论起来了。可他不是王雪，他也不能做王雪，他还要努力抑制王雪的倾向。他对老魏老李他们，很难完全否定，正如很难完全同意王雪一样。但老魏老李他们在一种总的要求上，是不符合当前形势的，是很有可能犯对抗运动的错误的，若走到极端上去，也很可怕，他肯定不能跟着他们跑，他要掌握住、驾驭住他们，这也是爱护他们，但不能伤害他们的感情，不能让他们产生误解，如果他们跟你对立起来，就不好办了。

于是他很诚恳地继续说道，我们集中在这里开这个会，就说明我们大家没有一天不在考虑党的工作，我们是认真为党工作的。我们要在运动中不断地理解运动，我们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得力。请老李接着说吧！

老李说，我说前一阶段的运动，处理得是好的，两校闹事都应付过去了，学校秩序、社会秩序得到了一定恢复，总的应当予以肯定。要说问题和不足，也有。我说的不是两个人的自杀，哪有搞这样大的运动不死人的？我们在座的，内部外部的各种运动，不是没有经历过。这两个人死得是不该，但大家都在经受运动考验，作为市委，我们该说的话都说过，该做的工作都做过，但到时他们记不得了，头上丢了几个雨点，就以为落刀子了，一片乌云刚来，就以为天黑下来而且再也不亮了。对党的信念到哪里去了呢？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到哪里去了呢？

人已经死了，我不是还要批评他们，我是想来想去，他们二人没有必死的道理。那么我们的问题和不足在哪里？就在工作还要进一步做细。市委多次召开过干部大会，杨书记也多次讲到过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但讲得比较原则，对问题可能有的严重性并不是估计不足，而是形势的发展不断需要我们对下面做进一步的叮嘱。不光是杨书记，我们都有份，我们在座的有哪个在常委会上，或者大会上，或者部门系统的会议上，反复地着重地提醒过自杀这个问题的？没有。凭我们大家的经验，应当是有这个很现实的预见性的。我们还是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不要怕说这个事情。大会上还要着重地谈一谈。

老李的发言对他虽然很爱护很尊重，但其实还是把问题提出来了，也就是说，作为市委，作为市委书记，对于二人自杀，不可回避，到了干部大会上，不谈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宣传部长老黄说，我认为，对市委前一段的工作，首先要肯定。把曹家骏、李宝安、王淮兴暂时“经过去”，是情况所迫、势在必行，要不然，学生将要闹到什么程度，谁也很难估计。他们“经过去”之后，学生也就退了，有些事情也就看得比较清楚了。这次运动是个新生事物，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认识不足。除此之外，我倒想提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也是不好的，有可能造成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认为现在运动有压制群众的倾向。朝阳中学目前怎么样了？医校目前怎么样了？市一中怎么样了？总的好像被一盆冷水浇过，火快要熄灭了。如果这样下去，也不太正常，有一天还会闹起来。在教师学生当中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可以的，但用一部份教师学生，整另一部份教师学生，搞“名单在册，材料在手”，这样做，有问题。认定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一方面还远远没有到时候，另一方面中央的标准也已经公布了，就在《十六条》上，党内《通知》上也有，我认为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标准。既然是运动，那就会有它的规律，我们因势利导，最后水到渠成。如果硬行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运动，那就会适得其反。从工作上说，我们对于过左、过右的倾向，都不能提倡，要不然都会出事情。从前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是有的。

他觉得老黄的思路，跟他有些接近。他说，过左过右都是不良倾向，都对运动有害，都要纠正。正反两个方面，我们到下午大会上都要说。我作为主要领导，对前一阶段运动，是要做检讨的，首先要在这个常委会上做个检讨。检讨的内容，就是对群众运动的态度还不够正确，不是从右的一面、抵触的一面不够正确，而是从左的一面、顺从的一面不够正确。曹家骏、李宝安，还有王淮兴，是不是就一定非要“经过去”不可？看来也不一定。但我主张让他们“经过去”，客观上说，是把他们抛出去了，这是害怕群众运动的另一种表现，是另一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大家都说自己有“三个很不”，我就没有吗？也有，你们有的我都有，但我另外还有。现在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一方面要支持革命群众运动，另一方面要有原则，不能软弱无力。即使正确的群众运动，也会有不正确的地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农民跳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做辩护，这是针对军阀土豪劣绅的攻击，辩护是对的，但辩护不等于支持这样做，假如没有这样的行为，不是更好吗？即使当时的农民，多数人也不会主张跳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的，但只要有一个人滚了，就会成为污蔑的口实。

毛主席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讲怎样正确开展农民运动，他不会提倡大家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文化大革命了，《十六条》说要文斗，事实上呢，就有武斗；提倡文斗正因为发现了武斗，而且我们有这种历史经验。这样的问题还会有，所以《十六条》才有指导意义。

前一阶段运动中两个干部的死亡，我要负主要责任。开除二人党籍是不对的，撤职罢官也是不对的。《十六条》有指示，此类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而我没有执行这一政策，提到高度讲，是一种机会主义。软了一些，做了群众运动尾巴，带来了严重后果。光说干部不可以自杀，光批评和要求干部，那是不行的，必须由我向大会做出这样的检讨，同时强调干部不可以失去信心、不可以自杀，大家听了才能接受。

但如果因为我做了检讨，就说我们应当跟造反学生对抗，那就滑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就会造成新的问题，刚才老黄已经分析过了，我赞成他的意见，我也认为这个问题现在要引起注意。

以前我也说过“引蛇出洞”，但从实践来看，拿这个去针对学生，或者针对工人，有点不符合实际，也跟《十六条》不符合。即使一九五七年，“引蛇出洞”也并非预谋，而是后来回头看，好像起到了这种作用。如果看成预谋，那我们党还是不是光明正大的呢？我们这样伟大的党，需要这样做吗？所以不应当这样看问题。

以后，凡是在这句话影响之下，学校里针对学生，工厂里针对工人，各单位针对群众，所记的名单、所做的材料，我认为都要封存，等待处理。但也不必说是黑名单、黑材料。我们不赞成这样难听的说法。至于群众这样说，你也不能叫他们不说，适当做些解释就行。

过去我们确实熟悉这一套工作。北京的传单上说，是王明这个师傅从苏联学来这个专门整人的做法，而毛主席向来反对这一套。总之，现在已经明确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我们要跟上《十六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思想。

《十六条》也明确说过，不能认为反对本单位负责人或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革命。其实，我们也是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今天的常委会实际上就是自己教育自己的一个会，那么我们也应该这样信任群众，他们也会在那里用中央精神做对照，自己教育自己。

不要担心会把坏人放跑了，不会的，坏人坏事总之不行，群众也不会赞成坏人坏事，群众总是坏人坏事的直接受害者，群众总是希望有点规矩的。但我们因为担心以后跟坏人坏事算账没有账本，就记下这个人的名单，整理那个人的材料，这就造成了紧张恐惧的空气，客观上就会背离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个宗旨，这是不相信群众，是不适应形势的。下午的大会上，我想也要重点讲一讲这个问题。

他一边讲着，一边觉得他的发言，有些跟以前有所不同，好像多少是受了王雪的影响，还多少受了刘克成那些青年工人的影响，甚至儿子所说的学校情况对他也有所影响。不知老宗听了是否会有误解，但这些观点确有讲一讲的必要。

老黄又说，我认为支持一部份群众，去针对另一部份群众，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务、方法，已经很明确，就是让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对象是公开的或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为一个群众，你了解多少，认为哪些方面有问题，你就写大字报，大鸣、大放，你如果不了解情况，没有什么可以揭露批判的，你暂时可以不写大字报，看看别人的大字报，你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参加大辩论，你也可以暂时不发表看法，只拿耳朵听。

运动如果是这样进行，那就不会乱。可是事实上还是乱了，原因是什么呢？《十六条》上也已经指出来了，就是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我们共产党内部，二是来自社会习惯势力。中央做了这样的分析之后，接着的一条就是要我们“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而不要怕字当头，不要“三个很不”。

对照我们的情况，我们做得总的是符合要求的，所以我说总的要肯定市委前一段的工作。但社会习惯势力这个问题确实严重存在，主要表现就是比较保守，认为不能提领导的意见，不能写领导的大字报，总之除了不能还是不能，要都是这样，运动还怎么发动、怎么开展起来呢？如果我们支持这种保守的观点，去反对敢于起来造反的群众，说他们是“反党”，暗中整他们的材料，准备跟他们“秋后算账”，这样就会形成对运动的阻力，这就不符合《十六条》的要求。

曹家骏自杀了，他肯定算不上是一个走资派或什么分子，但怎样看待那些写曹家骏大字报、批斗曹家骏的师生呢？是不是要整他们、从他们里面找反革命？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就转向了。

同样如此，假如把医校史宏为首的几个学生定成反革命，是不是就算完成这次运动的任务了？那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不成了笑话吗？那等于是让毛主席不能实现他的意图，并且硬要把文化大革命弄成一九五七年的结果。既然毛主席不让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这样做！

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跟一九五七年是绝不一样的，《十六条》特地有个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说这样做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但照目前情况发展下去，就会弄成这样的结局，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说，在注意到两个干部自杀事件的同时，在工作上需要继续鼓励群众积极开展运动，不能在制止不好的倾向时，又搞另一种不好倾向。这样倾过来、倾过去，那就没有正的时候了，就有把运动搞糟的可能。

他听了，觉得言之成理，而且讲得比较有高度和深度。大家听了一时沉默不语，但突然，茶杯盖子“咣啷”一响，老宗硬梆梆的说，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十个曹家骏死了，一百个曹家骏死了，其实又都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这样的运动，还要鼓励吗？这也决不会是毛主席意图中的运动！

我认为我们既要支持正确开展运动的群众，也要批评言行不正确的群众，同时还要注意那些别有用心的群众，“秋后算账”这句话还是要说的。难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对吗？我没有听到党有这个说法！党欢迎你提意见，可是你向党进攻，那就要反击你，这很自然，没有什么不对之处。文化大革命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有的人现在就可以跟他算账，比如，医校的牛鬼蛇神教师郁平，我坚持认为现在就可以逮捕他！我还要说一句，群众不是碰不得的，群众是五花八门的，其中有人会犯罪，有人会做你想象不到的坏事。我们是搞群众运动出身的，我们对群众还不了解吗？

前一阶段群众运动有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可以说是“左”。为什么还没有材料能说明曹家骏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愿意把这个词说得完整一些），就提出要打倒他、要开除他的党籍呢？至于他的生活作风，其实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是他们提出打倒、开除在前，发现曹家骏私生活照片、引起群众愤恨情绪在后。这就充分说明朝阳中学的群众运动是在大方向正确的表象下，做错事、坏事、不正确的事，照这样“大方向正确”下去，还有什么党？还有什么国？还有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回家吃饭的日子吗？我们如果坐视不管，还要去支持、支持、支持，不是对我们自己麻木不仁、对党和国家麻木不仁吗？也是对毛主席不负责！那还有什么正确可言？

目前让群众自己总结、自己教育自己一下，是有必要的。作为组织，总要做一些材料的工作，至于这些材料日后派什么用场，那是另外一回事，要不然历史怎么写？不能一听说记了名单、做了材料，就是整群众。这不还是一个怕字吗？杨书记刚才说了，是另一种怕字当头，另一种“三个很不”，也是要不得的。当然，我并不认为杨书记就是这种“怕”字当头，杨书记自己那样说，我们不能那样说。

现在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把丑话说在前头，正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九五七年的结果，那个结果一方面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并不愿意把那些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但他们也狠啊！要共产党下台呢！那不是天下大乱？

据公安局说，昨天在暗处发现几条反标，社会上也有人公然说反动话，这要立即组织侦破和打击。我看文化大革命归文化大革命，正常的治安工作不能松，《十六条》第七条也明确说了，在运动中，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仍然要依法处理。所谓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应当不包括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问题。我们也不是用这个来怎么样，我们是要用这个来保卫文化大革命，让人们更正确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老宗说话中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跟老黄的正好相反，甚至让他脸上也挂不住。他倒有点后悔自己刚才表态早了些。他想不到老宗把郁平的问题在常委会上提了出来。但当然，老宗有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不因为知道他不同意这么做，就不能提到常委会上来商量。他也并不因此对老宗有意见，相反，他欣赏老宗的这种光明磊落、敢于坚持的态度。至于郁平问题，那就看看大家的态度吧。

他说，刚才两位同志发表的意见，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如果我们不能说出自己真实的观点，就不能很好地讨论，而如果没有很好的讨论，就不能集中正确的意见。只有常委会上充分发表每个人的意见，而且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不同意见，才能为下午的干部大会做更全面更深入的准备。请大家继续充分发表个人的看法，献计献策。

老魏说，我看刚才的两个同志，有的话虽说得不同，其实是分别强调了两个侧面，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这个完整的东西，杨书记在前面已经总论过了。运动嘛，总会有左有右，可是又不能过左过右，作为领导，我们负有工作的责任，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他又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见，都说同意老魏说的。老魏却说，我也要做个检讨，我一上来就掼乌纱帽，闹情绪，这不对头，幸好老李又给我戴了起来。

老魏用他的机智，把弯子转了过来，气氛好了些。老宗既然把郁平的问题看得很重，他不能不重视，他说，老宗刚才提出要二次逮捕郁平，这个问题请大家也讨论一下。老宗是否把这个问题向大家再做一些阐述？

老宗说，郁平写的传单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我历史上确有其事，就是当时恋着我的老婆而在北撤时间上有所拖延，在当时情况下，组织上要及时地严厉处分我。有些同志可能知道，多数同志不一定知道，现在是都知道了。

民主革命时期的事情，好多年过去了，我早已向组织说清楚，组织也早已有了结论，现在郁平这样给我翻出来，在不明真相的干部和群众面前，好像我就不能继续在这个位子上工作了，好像应当立即把我清洗出党才对。

如果文化大革命变成让群众跟我们算旧账，那历史越长的，旧账也会越多；有些问题能说清，有些问题是说不清的。此风不可长！当然，不能因为人家写你的大字报，就抓人家，而是这个人的情况特殊。根据他历史上的严重问题，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我认为有必要把他逮捕起来，对于进一步整顿学校秩序，正常开展运动，比较有利。

老魏表态说，我同意把他关起来，这种历史反革命关他十回不要紧。

常委里没有反对的意见。他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妥协和草率。但这个问题，如果细说起来，确实很复杂。除了担心草菅了郁平这个人，他还担心会不会引起新的学潮。可这些，一时都好像没有说的必要了，如何能让老宗挺直腰杆、继续工作下去，如何作出保护常委一班人的姿态，才是最必要的。所以，他也决定适当向老宗妥协。

他说，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看的，那就这样办。不过，我建议不要用逮捕，而用拘留，另外，惊动的人越少越好，把他送进看守所与外面隔绝起来就行了。在下午大会上，我要专门就这个传单的问题，代表组织，为老宗讲几句话、消除影响。如果文化大革命变成不负责任乱翻旧账，而且是组织早就做了结论的，又翻出来，那确实就要造成极大混乱，也背离了运动的宗旨。如果要揭露某人历史上隐瞒的问题，或者私生活问题，可以向组织反映，不能这样一下子写到大字报上去。如果属于申诉，属于喊冤，应当仅限于谈自己蒙冤受屈，不能乱写人家。大字报虽是民主方式，但它是粗糙的东西，它不是万能的，不是写出来就是对的，它也会有副作用。大家听了都点头。

他及时总结说，这次常委会很重要、开得很好，我们是团结的、清醒的。刚才老宗所说出现反标的问题，作为正常治安工作，当然要抓，要尽快侦破。我看这样，如果涉及学生，要提交常委会讨论，即使不涉及学生，破案以后如何处理，也要提交常委会讨论。正如大家刚才考虑到的，一切工作，都要有利于保卫文化大革命、配合文化大革命。我和老宗下午要做重点发言，大家精神饱满，下午的全市干部大会一个不缺一起上台！

第四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一） 

    她这是被关进看守所了。她怎么会有坐牢的一天的？奇怪啊！这是真的吗？

    乔丽！你要好好反省，你怎么会这样的！

    一个女的公安人员在铁门外关照了她这一句，转身走了，背影多么挺拔，秀气。那也是一个女人，多么不同，多么幸福。她太惨了，她是毁了！她真的是坐牢了。坐牢！哈哈！

    好茫然啊！她像一只球，滚啊滚啊，停不下来，现在一下子停下来了，安静了，她好像也清醒了，知道以前都是做梦一样活着的，而且活错了。是的，她怎么会这样的？她也不知道啊！但变成这样的，的确是她自己，是她这个人，不是别人。

    让她好好想想……

    她是从同事们异样的目光里开始知道的。本来总是正常的眼神，看她好像是在看一个可怕的、避之唯恐不远的东西了，有所同情、而又认为不可以有这种同情，也包含在那些恐惧的目光里，她都感觉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到盥洗间去照了一下镜子，她并没有什么改变，她还是那个所谓男人爱看、女人也爱看的乔丽。她感到害怕，感到委屈，哭泣起来。

    是一个年龄较大的女同事走来关心她，乔丽，你怎么哭了？你都知道了吗？她才大为吃惊，知道？我知道什么呀？为什么大家用可怕的目光看我？说到此，她突然想起了她的家，她的丈夫和孩子，难道是他们出了什么可怕的事？她想到的是某些突然发生的不测之祸，首先以为是孩子在托儿所出事了，啊，我的孩子！她几乎就要朝外面奔去。

     女同事伸手拦住了她，同情而冷静地对她说，不是孩子，是郁平。郁平？他怎么？她急着问。他被开除公职了，组织上查出了他有严重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什么历史问题？她惊恐着。解放前有一个地下党员被国民党杀害，是他告的密。女同事终于说了这样可怕的令人头晕目眩的事情。

    但她简直不能相信郁平会做那样的事情，郁平不会是那样的人！不，不可能……她喃喃地说着，可是她自己心里也很快就相信了，这样的事当然是有可能的呀！电影上不是早就演过吗，一个看上去气质好得不得了、温文尔雅的人，原来却是藏得很深的恶狼一样的特务，或者，是个曾经被拉下水、做过坏事的可怜虫，后来隐瞒不下去了，必须受到惩办，这样的人往往是知识分子……郁平就是这样的人么？她的丈夫就是这样的人么？有可能，有可能的呀，组织不会弄错的！她忽然失去了所有的力气，也失去了所有的信心，感到自己的一生全完了，她倒在女同事的臂膀里……

    多亏那个女同事的劝说，使她恢复了一些气力，试着能面对可怕的现实。接着，院领导派人来叫她了，她马上猜到了谈话内容。她这就去接受她的已经知道了一点的可怕现实。灾难降临头顶，幸福离她而去。她将不是从前的她了，而成为一个不光彩的、活该遭人唾弃的人。她将抬不起头来，她是某种“分子”的家属了。她就像站在她必须下去的一个入口，那下面冰冷漆黑、肮脏发臭、深不见底、永无出头之日、绝无任何希望！

    她到了院领导那里，一路上她都流着眼泪，而且几乎绊倒。她终于从院领导那里正式地知道了一切，无形的看不见的那片黑暗，将她团团笼罩住了，命运的利爪将她紧紧抓在冰冷的手心，把她送进了她必须进去的入口，她连挣扎也没有，只有听天由命。她用着自己全部的力量让自己不至于因为绝望而瘫倒，并且能走出了领导的办公室。眼前一切对于她已经不同，好像是看着一个陌生的世界，惚恍着，明亮刺眼。

    所有的人，包括刚才还帮助过她的，都离开她远远的了，她已经满身带上了最可怕的病毒。她今后说话要留神，不可随便；她的工作更要严谨，不能出事；某些场合某些事情，她应该主动后退几步；而另外一些场合和事情，她却一定要比别人积极。如此等等，一下子，她都无师自通地想到了。

    她好不容易坚持到了下班。她强作镇静，怕看别人，也不敢企盼别人的关心和安慰。事实上，谁也不来跟她说一句话。这一切都在告诉她，她确实已经是她自己所明白的那种人了。

    她到托儿所抱了亮亮。苦命的孩子。她哭着。但亮亮是不懂的，那时亮亮出生才半年！她抱着这小小的一团，急步地走。她只想快点看见郁平，她恨不得把手中的亮亮扔到他脸上去！他这骗子，他既然有那样严重的历史问题，就不该装得那样好，不该追求她，不该来害人！她是多么幼稚，多么不知道社会啊。她成为一个牺牲品，成了人们的笑料和可怜的对象！她急步走着，急于回到家中。她克服着一种恐惧，想着那被揭露出可耻历史、狰狞面目的郁平，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了？

    一脚跨进家门，她和郁平四目相对，她的怒气、她的恐惧，却忽然都从她心中消失。郁平还是原来的郁平，没有什么不同，而郁平眼睛里的痛苦却震颤着她！

    是真的？是真的吗？她问了他这一句，好像一切都还可能是假的。

    郁平说，他们弄错了。

    郁平不愤怒、不着急，好像反而很宽厚似的。

    她的心一下子告诉她，郁平还是原来的郁平！她有些放心、有些同情地看着郁平，一刹那间想到了无数未来的内容，并且意识到，他们得面对一段艰难时光了；而她，应当以一种坚韧的毅力跟郁平共渡难关，这坚韧的毅力原是潜在于她的身体里的，是每一个妇女都有，都可能有一天用得着的。

    她似乎已经无条件地相信了郁平，似乎已经理解了一切，但忽然，她心里又乱极了。这时，她发现郁平竟然前所未有地忙了一桌好菜，那意味着什么是不用说的了，她万感交集，抱着亮亮冲进卧室，呜咽哭泣起来！

    她终于顺从地坐到了饭桌旁，听郁平解释着，她心里让她相信郁平所说的一切，相信他是被冤枉了；一时失去的力量又回到她的身上，她是一定能经受生活的这种特殊考验的。郁平向她保证说，他很快就能得到平反，他是清白无辜的，这些话也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她必须跟郁平风雨同舟。

    可是当郁平说到他第二天就要被遣送原籍农村，离开她和孩子，她又控制不住自己了，觉得她刚才想得太简单，而事实的严重却是她想象不到的。她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很不好听的话，也不知道自己怎样就丢下筷子，疯了一样在屋子里走动，哭泣！关于郁平将被遣送农村，医院领导找她谈话时没有说，不知是他们忘记说了，还是不便于告诉她，总之她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生活到底还要她接受多少东西，她甚至一点也不明白了，反正一切将很坏很糟很惨，并且谁也无法帮助她，她真难以想象今后怎么在无形的巨大压力下生活！

    他们对我是结论不符合事实，处分不符合结论，处理又不符合处分，将来总要纠正的，他们一定要给我彻底平反，纠正这一切！

    郁平一开口，她就又得到了一些安慰，郁平的声音，郁平一出口总有几分深刻的语言，都在她心里起作用，使她又觉得，郁平还是郁平，只是那些抓这件工作的人把问题弄错了。就这样，她似乎也就进一步具体明白了她的现实，承认郁平不但要被暂时地开除公职，而且要被暂时地送到农村去，而她也要暂时地处在一种可悲的地位。所谓将郁平开除公职、遣送原籍，大约还意味着一种特别的宽大开恩吧，因为在结论上，郁平的“罪行”是很严重的，什么都够得上了，却没有那样严重的对待他，正如他说的“处分不符合结论”。但总之，一切因为那弄错而暂时要落在头上的事情，都得接受，不接受也不行。人在“组织”面前应当绝对服从，不服从的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在审干当中受到冤屈，这样的事情是难免的，也是历来就有的，以后会有一个甄别、纠正、平反的阶段，你放心，多少大干部都经历过，甚至经历过不止一回，这就是在内部搞运动，从井岗山就有，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内部有新陈代谢一样。这种时候只有服从，只有等待，会有弄清楚的一天，除了相信组织，别的也没有办法，要冷静，不要失去信心。

    郁平说的这些，她闻所未闻，她根本不懂，但她倒乐意听到这一套了，乐意处在这种不懂之中，那种大祸临头、可耻可悲的压力顿时也轻松了许多，因为实际上不是那回事了。

    我也不是机械地消极地服从，我是要积极进行申诉的，如果驳回，我还可以向上级组织反映，直至反映到中央。我是有这个权利的，即使是坐在牢里的人，如果是冤屈，也可以通过他的上诉得到平反纠正。听了郁平这话，她好像更有了希望和力量。但郁平把他写好的申诉书给她看，她却一个字也没有看得进去。那的确写满了几张纸，她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她应该给他这个申诉的时间，生活原是可能有灾有难的呀……于是，她倒为他准备起行李来。

    尽管她暂时平静了一些，她心里却是百样滋味不住地翻腾！不管怎样，灾祸是切实降临了，一种衰弱越来越深地在全身蔓延。摆在眼前的是，几个时辰之后，郁平就要被送往农村去了，他将怎么吃苦，她看不到，但他是这个家的一大半，他走了，她怎么办？她首先得一个人挑起生活的担子，面对孤独，还要面对社会……

    那临别的一夜，她精神疲惫而麻木。她蜷缩在郁平身旁，什么也不想，心中好像在同死去的什么告别，又好像死了什么一样。郁平有问题也罢，没有问题也罢，她好像都不管了，郁平只是她的男人，她现在依偎着他，她怕失去他，但她就要失去他了，所以她如此无条件地依偎着他。她什么也不是，她只是一个女人。明天她的男人可就要上路了啊！她害怕将来，她不要天亮！

    天却一点一点地亮了，把一出好戏上演给她看。郁平实际上是被押解而去，那样尴尬，那样惶愧，又那样艰难坚持着一点点尊严，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正在看着他的背影的她。那崩溃的继续崩溃，那开始了的更成为事实。她望着人去之后远处空荡荡的地方，她的心好像全被拿空了，她站着的地方也好像塌陷了，看不见的乌云在无形中完全罩定了她，管定了她，天色也好像暗淡了一些，尽管她看到有邻居正走在早晨的阳光之中。她瘫坐下去，手中还抱着孩子，这孩子成了她以往生活唯一的果实，是个苦果！几个月的小东西静静睡在怀里，好像是一种嘲弄，好像是一种惩罚，又好像是一付镣铐！她忽然恨得拿起孩子瘦弱的小腿狠咬了一口，孩子被刀扎一样尖声哭了起来，她也泪如泉涌，哭泣呜咽！ 

    她是什么？她出生，长大，受教育，这样地嫁人，生活，似乎幸福过，但下面就要挨苦了，有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在等待着她。马上她就要一如以往去上班，但她的一切都已经完全地不同了。人是生活在意味中的呀，这意味好像是由别人给你认定、并且你会感觉得到的，你不在乎、不承认也不行。她真不必看重自己，她即使看重自己又怎么样？她从来只不过是服从着生活的摆布，即使当时嫁给郁平，其实不也很盲目？她太渺小了，她本来就是非常渺小的人。她是医生，懂得一点自然科学的道理，知道就连她的生命之所以有，也不必太看重，那只不过是某种自然规律……

    一切的感觉，一切的意义都不同了。过去，当她抱着孩子走向托儿所，步步都有甜蜜，自从那天之后，步步都踩着悲哀了。过去，她轻松愉快，一个一个的就诊者，她不知不觉就看掉了，而后是想着孩子，想着回家，自从那天之后，她但愿不要有人来就诊，同时，她又怕下班，好像愿意永远留在门诊室里。过去，她给人看病，认真负责，半天下来，并不吃力，自从那天之后，她要求自己谨慎小心，别出差错，一到下班，如释重负，心力交瘁。过去，她完满自足，觉得世界也完满自足，她微笑、和气、心情宁静，她无求，也不争、不傲，后来，她心中塞满的好像尽是废墟、垃圾，什么样的坏心情都有，发出酸酸的气息来。现在她只能勉强算是镇静的，人间在眼中有了以往不知道的深度和复杂性，她想到自己以前活得是太天真、太无知、太浅薄、太可恨了。过去，她当然也尊敬领导，那只是出于一种常识，后来，她尊敬领导，却好像是因为恐惧，她受着压抑和贬低，可又无法逃脱。她活得越来越累，天空有时在眼中摇晃，世界有时变得不可思议。她还是她，可是她好像被从人群中区分了出来，尽管她还厚颜地混在人群之中。她一天一天地失去着自己，而对自己越来越陌生……

    郁平走后，时光一日一日过得很长。当她下班之后走向宿舍，当她一人在家，她渐渐感到她已经不配住那样好的房子了，似乎四周别人的私语和目光里也大有此意，她自己甚至也很想搬出去，最好是住到亭州最普通的街民们当中去，在一条不为人知的小巷里静悄悄地安身，就像受伤的和有病的狗总是狐独地躲到角落上去一样。她的这个愿望虽然没有说出，却是很快实现了。医院行政科通知她，要调整住房，要请她移一移地方，并且第二天就来帮她搬家。这自然是情理中的，也是她预感中的，唯一的缺憾只是没有等她自己提出来，而有点扫地出门、很不客气的意思了……她走出行政科，觉得眼泪就要掉出来了。

    既然她以前住得心安理得，她现在就不应当有怨恨，因为让她住和不让她住，依据的不都是同一个道理吗？行政科帮她搬家，虽然她有那么多的思想准备，但是，她仍感到惊心动魄，打击是尖锐而沉重的。她抱着孩子，可怜地站在一边，心中继续着一种崩溃的过程。

    门口和路边站着一些闲人，看着她实际上是被赶出花园洋房的这一幕。她隐约听到一句话说，“先赢后输，拍拍屁股走路”。这大约算是对她的人生的一种总结。那么她曾经无非是用女性的青春做赌资，赢得了郁平这个可以住花园洋房的男人。不，她记得她不曾有这种投机的和诱惑的意识。可是，当把自己交给一个男人，迈出人生这最重要一步的时候，那的确是决定了一生并且无可改悔的。至于以后的命运，是白头到老？是半途而废？生老病死，确实不能完全预知，这也就跟赌博相似，只不过没说是赌博！所以，闲人的刻毒的话也自有道理。她是把自己输得光光的了，只有任随别人怎样讥嘲、污蔑。

    行政科的人把房子上了锁，她的美好时光、幸福生活，也就关闭和没收了。她和那房子默然告别，人们一声不响地看着她离开，都在观看她如何倒霉和遭逢恶运。

    那天，她跟在两辆板车后面，出了医院大门，至于又有多少人目睹了她的惨相，她已经无法在意。曲折而行了不知多少路，一条浅巷顶头的一间小屋，就是安排给她的新居，与前所居住的洋房和环境，形成的巨大反差，在进一步具体地向她说明：她应当怎样认识自己和世界。

    她的青春当然做过许多美梦，但从没有想到她会有这么一天。那简陋小屋，给她以孤独凄凉，命运像小丑向她做着鬼脸，在她记忆中的所有美好彩图上肆意涂炭。她挣扎，像垂死的人一样本能地抵抗着，搏斗着，要战胜命运这个小丑。不管怎样，她总不能从此活得不像个人样，有许多东西她是要像阵地一样坚守的，比如仪容、衣着，哪怕她在这崩溃中被抛落到更低的地方去……

    当年，她在体育专科学校医务室，就像天上月亮，所有的星星都仰望着她，但所有的星星都被无形的力量规定了矩离似的，没有一颗可以停留在她的身旁。那些教练、运动员，好像在发出无比的热量，远远近近地烤着她，他们的闪光也使她眼花缭乱，每天都有一些人为一点小事到医务室来走一走，有意眩耀他们的体魄和肌肉。当时那种情况，让她觉得她非得解决个人问题不可了，不然真有不得安宁之势。就在那时，郁平出现了，在体校的环境中显得大为不同。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不肯去当校长、却来当基础课语文教员的人，年龄不算大、级别却较高，金光闪闪，甚至有几分神秘莫测，而且是单身，简直是为她而出现的。当他向她靠拢来时，她就让他在自己身边停留了下来，她幸福地依靠着，觉得自己也大放光芒！

    可是，那个了不起的金光闪闪的郁平，当时大家都认、她也认的，现在，大家都不认了，都可以对此不负责任，她却不行，她还是要认，她要把一切的责任担负起来，她得受到社会的歧视和人们的鄙薄，只有她是活该。对呀，那洋房不是你住过的吗？你是跟着享了福的。怎样享福，就怎样受罪！很公平的事情啊，她有什么可抱怨的，又能抱怨谁呢？如果她当时随便嫁给哪个三级的运动员、教练员，现在看来，也比嫁给郁平好几百倍！

    她的确试图重新来一次的，可是她更加惨败，更加可耻，永无得救了。弄得她自己坐了牢的，是她自己！她竟然坐在牢里成了犯人！假如郁平的案子真是冤枉了的，假如郁平真的有获得纠正的一天，她对郁平、对自己，该怎么交待呢？她现在深深感到自己在某一基本的方面还没有长大，可是，社会并不这样认为，社会认为你不可原谅。你早已是成年人了，你是一个医生。医生能为人治病，就理当懂得一切。于是，她被送进了监牢……

    ……四周全是老旧的平房，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屋上矗立着瓦松，墙头上长着狗尾巴草。一家挨着一家，墙连着墙，屋连着屋。一条条互相沟通的小巷，人们从中走出，又消失在其中。和这些人们生活在一起的，除了猫，狗，鸡，还有蛇，鼠，虫，它们悄悄爬行。男人们改不了看她时的怪怪的目光，里面有太多的欲望又有太多的懦怯，这懦怯压抑着他们的欲望，使他们好像反而怕她，真是好笑。可是实际上她怕他们。她觉得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扑上来把她揉碎、搓烂，然后四下散去，装作什么事也没有。

    果然，在后来的日子里，半夜会有人轻轻敲她的窗户，吓得她透不过气来，菜力就压在枕头底下。每天，踏上回小屋的路，她就觉得自己是去经历一次致命的危险。当她进入那条小街，走进那个巷口，就会有一些贪婪荒淫的眼风扫向她。有些男人提前地守在巷口，而又装得若无其事。她进屋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赶紧关门，然后是让自己喘一口气。在小屋里，夏天的洗澡成了一场严密的布置和防范。睡觉前，她必用手电筒把每个角落都照一照，虽然小屋里根本藏不住人，但如果藏着一只猫，也会把她吓死。即使是大伏天，她也上下穿得好好的、扎得紧紧的，才能睡觉。这些，就是她过的日子！一个罪人的老婆，一个只带着怀抱中的小孩的年轻女人。她有时觉得自己的苦恼堆积得快要让她发疯，她几乎就自暴自弃过，在一个雨天的半夜，她只穿着汗衫裤衩站到了外面，希望有一个最强大的野汉子闯过来把她强奸了！但她又猛然惊醒，赶紧回屋，关上门，压抑着自己的声音，大哭一场……

    每天夜晚，寂静中会突然响起一个沙哑粗浊、拉长了的声音，反复在喊：喂，四防二保，防火，防盗，防止反革命破坏！她的心吓得跳跳的，感到小屋外面危机四伏。后来这声音也就使他心安，因为这使人感到有强大威严的力量在注视着人间的秩序和安全。

    到那间小屋居住之后，她对郁平渐渐失去了信心。郁平得到的处分决定，盖的是市人委的红色大印，不知经过了多少郑重的调查研究，何止一个人在严肃地工作，涉及何止一个部门，人家都错了吗？在组织和郁平之间，她当然更应该相信组织。郁平临走时说的那些话，很可能是在继续骗她，是死要面子。想到她竟然嫁了这么一个人，她不但伤心，而且毛骨悚然。她已经进一步知道，郁平的性质是反革命，只不过是作内定处理。郁平是一个内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天哪，“反革命”这三个最可怕的、但本来与她绝不相干的字，竟然与她有了这样密切的联系，她怎么能知道？她怎么也想不通啊！

    有一天，她的那个老同事（周医生）把她悄悄叫到一边，问她可知道郁平家里的情况？她这才发觉，她对郁平几乎是一无所知。她很惭愧地低下头，无言以对。她于是知道了，郁平的哥哥在解放区就作为特务被除奸、也就是被枪毙了，而郁平的家庭出身是大地主！听到这样的情况，她感到自己就像什么似的全垮了下来！崩塌了的继续崩塌，降临了的更严重地降临，头上的乌云更黑更浓，寒气浸身，她下了地狱、下了深渊、永世不得翻身了！

    周医生同情地叹着气，其实也是在责怪她，当初怎么就不查查清楚，就凭表面现象嫁人的呢？可是，那时她怎么可能懂得这些东西啊！

    郁平是一个越来越黑的人了，父亲是大地主，哥哥被镇压，本人是内定历史反革命，多么可怕的家庭，最黑暗的角落，最晦气的地方，她竟然就陷在了里面！她才二十多岁，她就这样完结了吗？她悲痛，悔恨，可是，路是她自己走的，她能怪谁呢？她只有自己向隅而泣，真是一个可怜虫，提供给别人作为笑料和教训！

    可是，郁平总是带着一丝光亮从黑暗的尽头出现，让她怜惘，让她幻想，因为郁平是留给了她一些好印象的，他只是一个读书人而已。她于是也就体会到，或者说认识到，一个反革命分子，当他和你日常相处时，完全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好人，乃至显得清白高贵，只有揭露了他的反革命面目之后，你才会知道他的实质。啊，难怪他不愿意担任领导工作的呢，校长主任都曾经推辞不当，只要当一个普通教员，原来他是心中有数、心中有鬼啊！

    在这种反复的思考中，她觉得自己冷静下来，也比以前成熟些了。以前的乔丽已死，新的乔丽在换上一颗比较坚硬而又无情的心，但仍无法摆脱悲伤苦恼。她感到她不能再把郁平当作自己的丈夫了，她不可能和他再有夫妻的关系，最多也许还暂时存在一点点所谓义务。她觉得她已经能够用冷静的态度看待郁平。她想，她还得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但她等待的是什么呢？她对自己仍不免有点吃惊，她冷酷了，她等待的是郁平的所谓申诉被否定的一天，于是他的问题更为确定无疑。在她的潜意识里，已经倾向于不相信郁平了，只盼着郁平自己向命运彻底投降，也向她承认自己的真面目！

    分管行政的王副院长一头钻进了她的小屋，那是傍晚。他四下打量，问了些生活上的情况，说条件是差了些，一人犯法一人当，老婆孩子可没犯法。王副院长的话胆大得令她听着害怕，直率的同情却叫她感动。但她是警觉的，因为这个“花草院长”有个易犯所谓生活错误的不好的名声，据说如若不是这样，按他的资格能力，远远不会委屈在副院长这个职位。说实话，如果不是带着这个不好的名声，王副院长倒是和蔼可亲之人，而且很有男人气。

    王副院长对她说，他是不放心，顺路来看看的，房子确实小了一些。他表示要去为她想想办法。她的心提到了嗓门上，她不知道王副院长下面会不会向她提出什么非份的要求，而天也已经黑了，她明显感到自己的弱小和女性的身份，她心里真是暗暗地怕极了，她怕自己没有抵抗这个人的意志和力量，他虽然和气礼貌，却是高大剽悍，只要他扑过来抱紧她，她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她可能会屈服的。但还好，副院长告辞了，走了。她倒惶愧了好久。

    过了几天，副院长又到了她的小屋，说门诊时间不便于把她叫离岗位，所以还是下班以后顺路来告诉她，房子已经为她找到了，两小间，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可以分开来了，还有一个小天井可以晒晒衣服，给别人嫌小，给你正好。你就写个报告，直接送给我，不要交给别人，到时我再安排人帮你搬家。她望着副院长粗犷的脸盘，只觉得他质朴诚厚。心里不由得就想感谢他，但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副院长看出了她的心思，说，这是我的工作，人与人之间不管怎样总要讲点儿同情吧？他叫她第二天下午抽个空，把报告送到他办公室去，不要叫别人代劳，以免误事。

    她如约到副院长办公室去了，一个小孩子似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副院长家里来了客人，关照过了，可以到他的宿舍去找他。

    她心里格登就是一响，因为副院长的宿舍是有名的，她听人们在窃窃的谈笑中说起过。副院长魁梧有力，从前当过骑兵营长，她在副院长面前，还有什么招架之力！她已经想象得出副院长像老鹰叉小鸡一样擒抱住了她！不，她不能去！她越想越怕，越想越羞耻，就把报告丢在办公室，回门诊室去。一出来，她就遇到了周医生。周医生站住了，不胜惊讶和恐惧似的看着她。这是因为看到她是从王副院长办公室出来的。她一软弱，竟然就倒在周医生怀里，抱着周医生哭了起来，抽泣得停不下来。但她又无法回答出了什么事，她揩掉泪水，说，我只是痛苦，说不出的痛苦。在周医生追问下，她就把房子的事说了。周医生说，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同情你。他如果给你换房子，你心里也不要特别感谢他，因为这是应该的。领导应该在可能情况下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他如果没有下文，不提换房子的事了，你也不要问他了，就算没有这回事吧。这事情对别人不要说，我知道就行了。周医生虽然比她也大不了多少岁，却是成熟老练，她只有像个小孩子似的“嗯、嗯”地把头点着。周医生机警地四周一看，把她一拉，说，走吧！

    王副院长再没有找她，这就证明了一切！有一次在医院里的小路上遇到了，王副院长说，房子我给你留着呢，你怎么不见面？她低着头，说我不想搬家了。王副院长看着她，说，你呀你呀，不识好人心。你的报告我带到宿舍去了，你抽个空到我宿舍去一下，我批给你，我会关心你的，中午有空吗？把孩子一抱，就到我那里去。她的心不由得怦怦猛跳，脸上火一样烧着，她让自己抬起了头，看着副院长，说，房子的事，你叫行政科通知我就是了。王副院长一愣，随即笑了起来，摇摇头，还是那样看着她说，你呀，你呀！他就很镇静地走了。

    这是一次历险，她没有上钩，但她只能被留在了小屋里。她已经被男人们看得较为容易到手。她多么感谢生活对她的“尊重”，生活里的某种无形的法则多么令她“敬佩”！但是，她觉得，也许有一天她会自己主动走进王副院长的宿舍，投入到王副院长粗犷温暖的怀抱里去的，在被占有、被蹂躏的痛苦中，她将得到自暴自弃的快意……

    自从郁平离开，日常生活对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想一想她一个人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从早到晚，还要上班，是怎么过的吧，真是一言难尽！她只感到疲倦，疲倦，永远消除不去的疲倦！

    就拿水来说吧，过去在那洋房里，龙头一开就有水来了，那是医院水塔供应的自来水。可是，在还没有自来水的亭州，住在小巷里，她每天就得去打井水了。越过小街，到另一条巷子里，才有井。距离当然不能算是远，但对于她就不能算近。她每天上两趟井，一大早一趟，来回三次，给小水缸把水存满；中午，哄孩子睡下后，再上一趟井，在井边洗尿布、汰衣服，并且带回一小桶水。

    井边不是她久留之地，她是井边的新人，引来多少注视的目光和背后的说三道四。井边有泼辣的家庭妇女，有用暗示的妙语引得妇女们笑个不停的男人，她只有赶紧做完她的事，一走了之。但如果有妇女向她问病，她就得耐心地好好回答她们，万不可得罪群众。

    在井边，家庭妇女们说她是“只手人”，说得真是形象，的确，她就像只有一只手的人那样艰难，但这还只说到了她的现实的表面！

    有的妇女问她，你怎么不把你妈妈接过来帮你带孩子的呢？问得真是太好了！她们不知道，就连郁平出事，她也还没有告诉妈妈和老家的人，她给妈妈的信上写的总是“一切如常”！假如妈妈和家里的人知道了她的情况，该是多么的痛心！她担心的是，她的如此境况还能对家里隐瞒多久？她自己倒霉也就罢了，她还将使家里所有的人跟着倒霉，她的弟妹们填写登记表时，在“社会关系”一栏里，不可避免就要填上姐夫郁平是“内定历史反革命”了，这对他们的升学就业以及追求进步这些前程大事，影响可真是好极了！他们将怎样地怨恨她呀！

    她不但不把她的情况告诉家里，她还决定尽可能不回家，对家里能瞒多久就瞒多久。但愿奇迹会出现，郁平没事了，一切都不过是一场虚惊。或者相反，郁平被证明确实是翻不了身了。那时，她是可以跟他分手的。她肯定不能跟一个反革命分子一辈子过下去，她可不是那种老思想的、没有文化知识的女人。

    也有的妇女出主意说，她可以花点钱把孩子托给人带。但她不想那样做。因为孩子虽然是累赘，她却又不能离开孩子，如果没有亮亮让她忙着，她的情况会更不好，亮亮虽是个孩子，当夜晚睡在怀里，却就像是一个依靠，能给她壮胆。另外，她也不想跟别的人家有什么联系。

    日子就这样烦乱，郁闷，困难地过着。如果郁平不出事，随着周末的到来，他们就会找地方去娱乐了，有时参加周末晚会，有时看场电影，然后是筹划怎样过一个有意思的星期天。但如今，她情愿不要有周末和星期日，而让她每天都上班，每天都忙着，不要歇下来，那无所事事的周末和星期天对于她是太难过了。

    亮亮这孩子，搬到小屋后不久，就病了，弄得她头昏脑胀。她打了孩子，脱口而出骂了讨债鬼、你早点死吧！孩子大哭着，她被自己的骂声惊呆了，而且，她怎么会骂出这样的粗鄙的话来！可是她心里确实在想，也许这孩子还是死了的好，长大了在世上做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有什么意思？她对自己害怕极了，她对孩子多么冷酷无情，好像有一个恶毒的妖怪躲在她的心里，就要这样来主宰她了，她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她赶紧抱了孩子，恐惧而心疼地哭了起来，不住地喊着乖乖、乖乖、我的好乖乖，用这个来克服心中不可阻止不断涌出的邪恶念头……

    想从前，她抱着亮亮走在外面，感到四处射来的都是赞美、疼爱、羡慕的目光，好像路人皆知她的生活简直十全十美，都认为她的孩子可爱极了，孩子的未来也是光明而灿烂的；可是如今，好像人们都知道她的情况糟不可言，她抱着的这个孩子又可怜又讨厌，也绝无好的未来。

    她已经感到她不如她所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人家抱在手里的孩子不管怎样总定然是有一个清清白白的父亲的；人家即使一辈子没有文化知识，收入很低，工作很苦，但总定然是有一个能守在身边的丈夫的；人家可能一辈子也没有住过好房子，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上流生活，但人家就那样普普通通自得其乐，过得比她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她现在想过那种平平常常的日子还没有资格呢！可是她过去接受郁平也并非由于可以得到荣华富贵，她和郁平的生活也不是荣华富贵的生活，只是就他们两个知识分子来说，比一般百姓过得比较宽裕和自如罢了，然而，回顾起来，确实已经是奢侈、奢侈！似乎她本来不该有那样的幸福……

    她得到了一个通知，要她于星期天的下午二时，到街道居委会去开会。通知她的是一个老年的妇女，大约是居民小组长吧。她想，她既然住到了街道上，当然就得服从街道上的规矩，尽某些义务。于是她几乎是巴结地荣幸地接受了这个通知，并且按时地去了。

    居委会设在旧时大户人家的屋子里。在那里她看到了许多人，都比她到得早，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只是些普通居民，没有年轻人，衣着陈旧，色调很灰。她抱着孩子一出现，那些人就一齐看住了她，好像弄不明白她是什么人，好像觉得她不至于是来和他们坐在一起开会的，可她分明是来开会，而且是和他们坐在一起的，他们略微地露出了惊疑的神色，但没有一声议论，也没有人来问她，并且不再老是盯着她，很快就都掉过头或低下头，守定了他们自己。她暗暗奇怪这些人的纪律性特别好。

    但会议的内容让她明白了，她参加的是一个“四类分子家属会议”，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家里都是有“地富反坏”的，那些“分子”，有的就在家里，有的正在外面服刑劳改，会议精神就是要这些与会的人树立正确思想，使得家庭在监督与改造“分子”方面，起积极的而不是反面的作用。

    她坐在那里，血液温度好像降到了零点，她竟然就这样真的成为“四类分子”家属了！她的社会身份，地位，等级，类型，就这样被重新规定下来了！真是好极了！这些人这样规规矩矩，一点也不乱说乱动，原来如此啊！那么她确实必须这样看待她自己了，她正式成了这灰色一群中的一个，就连抱着的孩子也格外地灰暗而不幸了。她倒对那些人同情起来，觉得他们一定也同她一样是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种命运的，然而又只得认了这样的命运……

    男人无颜见江东父老，是因为他的失败，女人的失败却好像只决定于她的婚姻家庭，像她这样半路上丈夫忽然一败涂地的，当然也足以无颜去见江东父老了。她无颜见她的同学，无颜见老家所有的亲人，她甚至对不起他们！

    ……真奇怪，她就跟着一个叫做郁平的人，到她从来也不知道的这个亭州来了，她在这里一落千丈，坐牢了，她坐在亭州看守所里。这间牢房不用说一定关过各种坏人，那么她也是一个坏人了。这是真的吗？可她还是她，她一直是她，她永远也不能相信她会成为该坐牢的坏人，但她已经坐牢了，哈哈，她是一个坏人了。她怎样才能想得通这一点呢？

    郁平下乡之后，她想起他如今没有工资，一下子穷到了底。一个书本不离手的人，能靠种田为生吗？谁都知道农村很艰苦，种田是要力气的呀。如果他的下半辈子要她负担，那就说明他的问题是真的，是不会得到所谓纠正的，那么她还有什么必要负担他呢？过那种日子又有什么意思呢？她才二十几岁呀，时代不同了，不是旧社会了，她没有必要做那种从一而终的妻子。对于反革命的丈夫越坚贞，就越反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她是只有和他分手的了！这个分手的念头，如此自然地反复地窜进她的头脑，又像是对她的指引一样，使她更看清了她的前途，但在这前途的尽头，却透出一种亮光，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不幸，也许可以因为她的年轻而得到改变，即使打了折扣，一切却是可以重新开始的！

    但她也多次想到，如果郁平问题确有能获得纠正的一天，当然更好！就这样，在第一个月，她就寄出了十五元给他，这是她的工资的三分之一，足够他在乡下生活。她打算每个月都寄，直到她不必再寄的那可悲的一天，她要尽量这样做得好些！但是，郁平却把钱又寄了回来，汇单上写着“带好孩子，我能独立” 八个字。拿着那张汇单，她整个的人像掉进了茫茫大海……她不再寄钱给他了，但她就这样恍恍惚惚地过着。

    怎么，他那老家，你还没有去过？你呀，现在应当请几天假，带上孩子，到那里的乡下去看他，见见他的父母，这是你的大礼，只有在这时候才显得出你来。你要想，你的男人不过是暂时遭了小人暗算，命里有这一难，日后自然平安无事。

    邻居有那种老婆婆主动这样问她、劝她。可她当然是不能听从这种世俗之语的。她如果是那种简单的妇女，也许确实倒能安心，甚至倒过得有劲起来，但她是知识女性，她已经不可能是那样的妇女了。她自己心里似乎也很遗憾，但她对自己没有办法，她只能把心硬着，她不会下乡去的。

    她心里曾经考虑过的东西，生活却给她无情地提破了。有一个心直口快的护士说，乔医生，你何必这样一个人守下去呢？男人出了这样的事，女人是可以和他离婚的，继续在一起过下去怎么可能啊？太不应该了，你还这样年轻呢。这样石破天惊的话，使她从此在心里似乎时时面对着了这个问题。她心里说着“不行”，但分明有着另一面，也就是“行”。这二者从此在心里打起架来，尖锐而苦恼，但总是无法决定！

    离婚对于女人来说，似乎意味着特别的不幸，不管是她的男人不要她的，还是她不要她的男人的，都是一样。她想着这条路，不觉就摇头。可是，如果郁平就这样完了，那离婚二字的确也就很现实，不能回避。她对那个说话决断的护士，感到了一种敬佩。

    她似乎正走在一条漫长的、有待走完的路上，还没有真的走到离婚的一步。假如离婚，接着面临的就是改嫁，这在她想去简直都有点不可思议了。可她似乎已经有所向往。天啦，人的心思会这样不能自主似的转得飞快，真让她感到另一种绝望，也就是对于自己作为人的绝望。她倒希望自己能像一棵树似的什么都不会想才好，可是办不到。

    门诊部有一个扫扫地、送送开水的女人叫沈妈，每天都在她眼前出现几回，但她似乎都记不得沈妈的样子，不是没有眼睛看人家，而是觉得一个打杂的工友与己无关。没有想到，她却一下子和这个女人有了共同的东西，因为这个女人也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单独地过着，她的丈夫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判刑劳改去了。她这才注意到，沈妈的岁数其实并不大，那兰布帽子下分明有一个不错的脸蛋、一双好看的大眼，那蓝布大褂里也显然隐藏着一个很美的身体。医院的风流全让医护人员的白大褂白帽子占尽了，没有什么人把目光过多地投向穿蓝大褂戴蓝布帽的工友。平平静静的沈妈，就这样平平静静地被人们视而不见，也好像是有意把自己躲藏在那蓝大褂里的。沈妈的丈夫是十五年徒刑，已经过去了七年，还有八年。而沈妈显然是极其安静毫无二心地在等着她的丈夫刑满释放归来。她看着沈妈，心里想着，难道这就是她应当效法的榜样吗？她得不到答案。她不甘心。

    她的事情沈妈想必也听说了，她有点怕沈妈把她引以为同病相怜的人，但沈妈却一点也没有露出这种意思，而且沈妈从来是低眉顺眼的，人不叫她，她不会抬头看人。这复又使她惭愧而无聊。她无缘无故似的在心里恨起沈妈来，恨眼前有这个女人，好像是特地为她配置着的一面镜子、一个先例、一个榜样。她恨那种内心死水一样的平静、那种无条件的逆来顺受、那种忍受一切的大度！

    有一天，她冲动地说，沈妈，这里的开水以后不要你送了。沈妈很感意外，抬头看了她一眼，勉强地点了头，又低下头去。可是她以后却几次忘了去打开水，不知情的人责怪了沈妈，沈妈没有作解释，她也没有为沈妈作解释。后来沈妈送开水时分明对她有畏惧之意，回避着她的目光，灌好开水赶快就走了。她感到她不该这样对待沈妈。有一天她和沈妈在医院的小路上对面遇到，她说，沈妈，上次对不起你。沈妈忙说，不要，不要，并且逃也似的离开了她。沈妈一刹那间的眼神却在她心中挥之不去，她从中看见了许多的东西，有孤独，有怕事，而且竟然还有对她的同情与理解，却又自惭形秽地觉得自己没有这种同情与理解的资格，这一切都收缩在那瞳孔深处，在那里颤抖着不知所措！她转身望着沈妈匆忙离去的背影，流下了泪水，可是她又想大笑，她笑了起来，却发出了自己听着也怪异的哭泣声……

    人秘科变动了她的工作，把她调到了妇产科，她是不同意的，因为她学的是内科，她到妇产科就没有了作为一个内科医生的地位，而且会影响作为一个医生在自己专业岗位上的进步，但她是不可能改变人秘科的意志的，她并且受到了一顿教育。其实，调动她的原因后来很清楚、也很简单，是把她的位子腾给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中年的医生，如果郁平好好的，那么被挪动的就可能是别的人了，现在只有她是好欺负的。

    在那样的时候，她多么希望郁平能忽然出现在身边，哪怕就是一个劳改犯的郁平也行，反正是她的丈夫，能和她共同面对不公平的势利眼。可是，郁平正在乡下面对他自己的复杂而可怕的世界，不可能来和她在一起！

    然而那时郁平到亭州来过，邻居给她送来了他留下的鸡蛋和老母鸡。她抱着亮亮站到巷头望了几回，没有望到郁平。她在办公室里也等着郁平，似乎已经不怕郁平出现在她的同事们面前给她丢脸，但郁平仍没有出现。回去之后，天黑了，她还希望郁平的到来，对于屋外的脚步声特别地留神。她的灯亮到九点半，直到喊“四防二保”的粗浊的喉咙响了起来，她才让自己蜷缩到被窝里和黑暗之中。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昏头胀脑地去上班。后来她收到了他的信，信中向她说明了一切，让她减少了一些精神上的痛苦。可是，自那以后，两年多来，她还能获得什么新的消息、新的信心和力量呢？并且，她不能靠它生活，不能靠它过一辈子，正如人不能光凭空气活着一样！果然，她坐牢了，这能怪她吗？人们啊，年轻的女人们啊，让你们都来试一试、试一试吧！

第五章   力尽（之四） 

令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自以为开得极其成功的、九月初那次全市干部大会，其效果是运动的向右急转。也许，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他在大会上所作的较全面的发言，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却似乎完全被片面地作了领会，以至于是曲解。但问题似乎不在于他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也不在于老宗的发言有着老宗一贯的有时很激烈的倾向性，而在于一种人心、一种形势，即干部之心和运动的往复之势。

当医校学潮过去之后，所谓“保守势力”大为抬头，形成“秋后算账”的一种空气，这就从另一面不利于运动的正常开展了。老黄在常委会上已经说到过，但说到归说到，并不能阻止这种形势。

他并非完全不赞成这种形势。如果说这是对前一阵那种“造反”的抑制，从国家社会来说，在他看来，那也是有所必要的。事情倒可以理解成：为了这种必要性，市委书记也作了检讨。如果是这样理解，倒也好了，但完全不是这样，他也似乎掌握不住。他所应有的权力好像不知不觉从手中滑掉了。

许多的人，不止老宗一个，似乎有老李，也有老魏，乃至于是常委的多数，更有众多的声名显赫的部委科局级干部，他不知道他们在怎样影响这个城市的各个系统。要知道，他来亭州的时间还不长，而这些常委、许多干部，都是老的。不少人从一进城就在亭州工作，或者是由本地工农、教师、职员而成为干部。他们在这里得到升迁和提拔别人，既在这里经风雨、见世面，也在这里生儿育女、似水流年。

对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他们像对自己的手指头一样熟悉。有的人也许一个眼神、一个声音，就能把他们分管的那个系统指挥起来，真是达到不落言筌、无为而治的程度了。而他对这个城市的领导，决定性的前提只是上级指定的市委书记身份，某种意义上仍像戏曲舞台上走马到任的官员，靠的是袖中有一方大印而已。可以说，跟这些干部相比，在实际上，他是学生，而他们是老师；他是客，而他们是主；他要尽量地尊重他们。当然，他不能以此放弃自己的责任，要不然党和国家派他来做什么的呢？

事情的效果，他首先是从自己家里得到的，也就一叶而知秋了。那已经是好几天之后的一天中午，儿子说，我们学校出事了。告诉他：一个老师自杀，一个学生被捕。他头皮一麻，镇静了一下，问具体的情况。

儿子说，老师就是写蔡校长大字报的高均，学生是我们班上一个平时会说怪话的。高均因为被定成反党分子，并且受到一些学生拷打、折磨，在学校里上吊了。今天上午十点钟发现的，很多人都去看了，很可怕，也很难看，因为从脸上到身上全被浇过墨汁，像从地狱来的。

他沉默片刻，问，谁把这个教师定成反党分子？谁定的？怎么定的？儿子说，高均被从北京抓回之后，有人对他作了宣布，要他写认罪书。他问，谁对他宣布？儿子说，可能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都说你在市委作了检查。

他一听，真是吃惊不小，问，都说我作了什么检查？儿子嗫嚅着告诉他，说是检查了“右倾”，造成了群众斗死干部。

对儿子的话，他不置可否，不便于解释，但他示以不为所动的神情。他问，那个学生是怎么回事？儿子说，学校里布置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的一小节文章，让大家写，交上去对笔迹，第二天这个学生就被捕了，说他写了反标，正好他平时爱说怪话，大家也就将信将疑。老师说，全市出现多处反标，写反标的有男有女，还有国民党潜伏特务。大家听了寒毛都竖起来。他对儿子说，运动很复杂，你在外面不要议论。

使他郁闷的是，常委会上说过抓学生、抓人要提交常委会讨论，但儿子所说这些情况，他却不知道，这是不正常的。他很想立即打电话问老宗，但转又觉得冒昧不妥。他也很想立即打电话问公安局长老汤，可也觉得用什么语气、从什么角度，都是颇费斟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静等。这些事情终归要向他报告，他终归会在某种形式之下被告知。这一切后面的最高指挥当然是老宗，表现着老宗的某种英雄气概和政治能力。他心头不觉反而轻松下来，从精神上把自己退后一步、抽身而出，以静观事情的发展。倘若运动果真能被老宗这样地“收”起来，并且真的就“收”起来了，又有何不可接受的呢？但倘若一切并不如老宗的料想，那也要由实践来让老宗明白一切并不如此简单。

老宗应当看到，除了由你老宗代表着的这一方，还有造反的群众这另一方，虽然目前受到你这一方的压制，处在某种“低潮”，但毛主席、党中央在原则上是支持这一方的，迅速地从无形中召唤、集结、培养起这样一支特殊的政治力量，以用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反过来，这些人最强大的精神支柱也就在此，他们将会以执行和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跟你们做斗争，即使不能把你们斗下去，至少也不能最后被“秋后算账”。问题集中到这些被召唤出来的群众切身的政治生命上来了。

也许，你如果能对他们说，保证不跟你们“算账”，你们回到学桌后面、机器前面去吧，我们甚至真的是能从正面理解和肯定你们的政治热情的呢，一切也就会风平浪静下来，什么跟“走资派”的斗争，也就不必再谈了。

但老宗这样的人坚持强硬立场，让造反的人有所畏惧，却似乎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事情就这样是力的较量、政治心理的较量，你进我退，我进你退。

他感到他已经把握到运动的某种脉搏，至少从亭州观察起来就是这么回事了，一切其实很简单。这将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将会如《十六条》所说“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然后大家彼此弄清了对方，弄清了谁也吃不了谁、谁也还是谁，而上面也终有一天认为那个“百分之五以下”解决了（这主要在上层，中央5月16日《通知》上说得很明白），中央就会发出“收”的信号，于是上下一致、见好就收，一切调和、偃旗息鼓，社会如《老子》所说“复命曰常”，浑水见清。

他不会像老宗这样从某一个方面去对抗。他要做的，是不能让这激荡的浑水泛滥出来，而希望看到它的早日沉淀。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知常曰明”的。人们也许不会听他的，但他要坚持，他的坚持也是不可少的一种力量，而且要加入那总的力的运动中去，这就是他的职责所在。他要执其中道，让两方面的人们都不要走极端，包括老宗也在其内。

奇妙的是，运动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力量，有如棋盘上楚河汉界两边的车、马、炮一样，发生着生死的对立和较量，但不时地，却有惊人一致之处，甚至你接过我的口号，我接过你的口号，你今天这样做，我明天也这样做，如不了解内情，光看这些表面，是会被弄糊涂的。这正是浑沌。但也正如《老子》所说，虽然惚恍，不易判断，却是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真，其中有信，一切是有实质性内容的，都需要而且可以把握住，也能够把握住，但在方法上，要若客、若朴、若涉冬川、若畏四邻，谨慎地在这浑沌惚恍中做工作。能感受、把握这种微妙，好像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呢。

情况已经证明，老宗不仅是市委的一个常委，同时也是某一倾向的代表。需要完整看到老宗具有极其生动的两面，而不能僵化地只看其作为常委的一面，那样看就是不明事理，就会弄僵，这正是浑沌中一个可加把握的要点。

更详细的情况这天下午就知道了一些。来的是老黄，使他知道，宣布高均为反党分子的，是工作组留下来的联络员，当时在场的还有蔡美凤校长，以及学校的其它一些人。联络员是从法院抽调去的老姚，是个老庭长。

老姚对高均说，你可能看不起我这个老头，但我现在还是法院审判庭的庭长，同时也是市委派驻在学校的联络员，你的反党分子的帽子，已经给你量了尺寸、做好了，抓在群众手上，什么时候给你戴，怎么处理你，就看你怎么认识自己的问题。你在这次运动中成了反党的急先锋，这就是我们对你这个人的结论。当天晚上，高均被一些学生拷打折腾到深夜，多次被打翻在地上。后来就自杀了，第二天上午发现时，人已经完全僵硬。

高均留下的纸条上写着五个字：“是你们反党”。老姚拿着高均这张纸条，浓眉紧锁，法眼凝视，两手发抖，最后说，这是精神失常。

对于高均自杀的性质，公安局的看法与老姚一致。他问老黄是怎么知道情况的？老黄说，有个副校长跟我较熟，认为事情有点不对，心中不安，告诉了我。还反映说：认定那个学生写反标，是带着框框的，抓去后有可能屈打成招。

他问，打吗？老黄说，打得厉害，用了狼狗。

他正吃惊，老黄说，狼狗没有对这个学生用，但对一个女青年用过了，是庆阳茶叶店的，每天打扮得格挣挣的站在那里卖茶叶，说是发现了她跟特务有联系，抓了进去，狼狗一上，扑在胸口上，女店员就承认自己写了反标。这情况是公安局内部一个老同志个别地跟我说的，这同志认为这次“打反”有不妥之处。

“打反”二字又令他暗吃一惊。

老黄说，一共抓了八个人，医校郁平一个，这是常委会上定的，其它不是常委会上定的，但老宗提到过反标问题。八人里面确有一个是特务，“文革”前已经暗中监控，表面身份是归国华侨、亭州电机厂技术员，一直没有惊动，还评过先进工作者，这次逮了起来，茶叶店的那个女店员跟这个华侨是工人文化宫周末舞会上的舞伴，所以怀疑她被吸收参加特务组织了。老宗的计划，这个华侨要判死刑。

“判死刑”三字更令他暗吃一惊。

他问，你怎么知道老宗有这个计划？老黄说，还是公安局这个老同志对我说的，说还有两个也可能要判死刑，一个是剧场里扫地、冲厕所的老头，抓起来后，承认就是自己在厕所墙上写了“打倒”的反标。这老头身上很脏，一早起就喝酒，整天糊糊涂涂的，也没有亲人，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兵，怀疑是潜伏特务，是伪装糊涂，也正在审问。另一个是精神病人，群众称为疯子，这个疯子满嘴反动话，影响确实不好，以前派出所也抓起过，因为大家都知道是疯子，不好处理，只好又放掉，这回抓起来是不会再放掉了。

他问，除了拘捕八人，面上的情况如何？

老黄说，我大体是听到一些的，现在没有一张大字报是写领导的了，全是群众写群众的，还有群众的“认罪书”。我并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赞成学生、工人的所有造反行动，但目前这种局面，恐怕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运动自身也许会发生多种情况，但作为指导的方面，不能有偏向。人为地推向右边，或推向左边，都不行。听说医校有学生上北京告状去了，我想这就是一种不好的后果。市一中那个高均也是进京告状的，但被学校派去的师生给抓了回来。我听说打高均的时候蔡美凤就在隔壁房子里，她不可能不知道。作为一个校长，怎么可以这样？真是想不到！也许我的看法不对，情况也没有亲自调查，所以我及时到你这里来。

他说，我也在观察与思考之中。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也想跟老宗商量一下，如果他认为一定要抓人，也要重证据，轻口供，避免错案，还有个时机问题要考虑，但目前有些问题我也不能看得很清楚。

老黄的反映，并没有改变他给自己确立的基本态度。老宗所为可能有点过份，但老宗所代表的总的意图，是有其坚实基础的，很难加以纠正，更不好硬行纠正。这似乎已经成了这次运动一种难以改变的复杂性，就是说，很多干部敢于公然对抗中央精神，用的方法可以说是接过中央的口号来自行其是。但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把自己跟老宗他们对立起来，而一定要借助实践的发展让他们自己有所认识。他需要很恰当地跟老宗处好关系。

想到此，他疑惑自己对党的忠诚是否打了折扣？如果全国的大小市委书记都像他这样不能及时地旗帜鲜明地做工作，而让老宗这样的做法占了上风，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岂不是要被无数老宗这样的人弄成了另一回事？变相地不就是棋盘上的“叫将军”吗？好厉害，这才是真正的“造反”呢。

到底如何才能既对得起上，又协调于下，既周旋于当前，又适应于将来，而且让自己问心无愧？这样的一个最佳之点，他一直在浑沌中寻找、捕捉、力求牢牢把握，但稍纵即逝，还没有较稳定的在握之感。

他希望着有别的常委来像老黄这样跟他谈谈，但没有出现，至于老宗，也不在办公室里。他几乎是无聊地翻阅起以前发下的一些文件来，把毛主席几个月前写给林彪同志的《五·七指示》又拜读了几遍。一个多月前的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实际上就公布了这个指示。

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他猛然想到，中国目前发生的最大的事情，也是可以用《五·七指示》来说明的。正如毛主席在这个指示的最后所写的，“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来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主席说的，就是军队除打仗以外，还做农、工、民等各种工作，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特别说到学校，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主席说要“普及”，这是主张把军队几十年来是一个革命大学校、革命工作队的做法，发展和推广到全社会去，这就成了关于社会的总体设计，成了社论所说的“我们的纲领”。他觉得，这个指示的意思是很好的，只是一般人很难过那种绷得很紧的日子，也很难想象把社会搞得那么规范，因为那至少是有点半军事化的，跟社会人们各有习惯、较为散漫的日常生活有很大距离，也好像要使人们都过一样的日子、成为一样的人。毛主席的设想确实体现了一种比较革命化的要求，打破了一些界限，扩展了人们的眼界，带有“消灭三大差别”和“反修防修”的意义，他老人家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既革命又和谐，又统一又强大的国家社会，就像他老人家的一句题词写的：“全民皆兵”。只不过在具体实现的长途中，定然是要碰到人的和社会的现实问题的。

然而，从根据地、解放区，到建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在斗争中、也在不知不觉中，是逐步向着毛主席的理想进步的，人与人之间，人在内心世界里，还有农村城市、江湖大地，都在毛主席要求下、在一个统一意志下改变面貌。如果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下去，真是“六亿神州尽舜尧”，那时每一个人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也正确认识主观世界，都是高尚的人，不是自私自利的人，每个人都将是多面手，又能做工，又懂种地，又能为文，又能为武，是专家学者，也是普通劳动者，还是战士，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精神境界里，充满战斗的奋进的欢乐，每一个人的这种快乐都和全体人民融为一体，并且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强大力量。“春风杨柳万千条”，天空无比明净，大地如花似锦，河水欢笑，鸟语花香。儿童们健康成长，个个聪明好学，努力向科学文学的高峰攀登……

毛主席在一生的奋斗中，教育出了一个好党，教育出了一个好的军队，毛主席还在教育着人民，并且，毛主席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太阳和北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这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而已……

毛主席有点像神，神也没有做到的，毛主席做到了，但毛主席在人民心中又是这样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他心中感动着，泪水涌了上来……

《五·七指示》如果作为正面摆出的一张理想蓝图，那么从反面摆出来的，就是5月16日《通知》和《十六条》，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清洗、调动”党政军文上层反对这条路线的人。

八届十一全会《公报》上列出“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英明决策”九条的最后一条是：“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实际上也就是《五·七指示》精神在《公报》中的体现。

他记得，一九五一年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时，中央对山西省委倡办互助组有过一个著名的批语，说这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意欲及时加以阻止。当然，后来的事实是，这一阻止本身却被阻止了，从互助组到合作化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可是写这条著名批语的人，后来对于一九五八年的“五风”，又有很大责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真是不好理解。王雪说，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他不敢相信这样高级地位的人会有这样低级的心理学问题。这次运动，在上层，已明显是针对此人的。只不过《炮打司令部》对这些旧账并没有提。也可能是考虑到一下子提得太多不够策略吧？总之事情是闹大了。

现在距离一九五一年，已经很遥远了。但那时既然说过这话，那么不言而喻，相应地就另有一种自信是不错误、不危险、不空想的主张，它转入退却和隐伏，它要实行的，既不是“社会主义农业”，也不是“资本主义农业”，大约可以叫做“新民主主义农业”吧？也就是保持土地改革后的单干状况的农业，既不向社会主义发展，又不向资本主义发展，就那样保持几十年再说。岂不正好是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正反两面，明明白白，虽有诸多令人困惑之处，却不是糊涂不清的，这正是浑沌中的有象、有物、有精、有真，是确切的东西，是认识和分析某些问题的重要依据。他一阵悚然，就像触摸了神圣可怕不能触摸的东西一样。

老宗好像本能地跟这个运动抵触，想来老宗不会愿意照《五·七指示》说的那样去过日子。老宗还算是小官，何况是毛主席屡屡提到的“作了大官”的人们呢？毛主席是想从几千年的生活习惯、从老根上来解决“反修防修”问题，简直是跟人们过不去呢。社会地位越是高的人，将越是会感到不可思议、不可接受。

想到此，他好像对事物的某种实质又触摸到了一点，其实一切都很简单。他感到毛主席的善意和伟大、理论的彻底和信念的坚定，是要在实际中坚持马列主义早就指明的方向，一丝不苟啊。若从另一面，就会很平庸地说，这太好高骛远了，这太教条主义了。但仅仅这一点区别，对于治国，是十分不同的，是分道扬镳的。他联系自己扪心自问，切实感到了习惯势力的强大无边，这势力就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就在我们无数人的身上，那退却隐伏下去的力量和主张是多么有力，因为它们好像是更“实际”的。问题多么复杂和重大。他不禁忽然悲从中来！

他站到室外去，抽起一支烟，望着远远近近的屋舍树木，望着天空，觉得眼前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多少确凿无疑的东西，即使本来再清楚不过、再坚信不过的东西，当其真的要贯彻到底时，好像反而被裹在一团灰蒙蒙的迷雾中看不清楚了，双脚好像不再踏实地踩在大地上，而是有点漂浮起来，有点不知所往了。这种感觉是从未有过的，简直就“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一样。那么如果不搞“文革”，不谈这些呢，问题是不是就不存在了？不，情况是照样存在的，正好向另外一面静悄悄地走去，只不过如在梦中昏睡不醒而已，而“文革”把一个大梦惊破了！还是毛主席清醒、深远、伟大啊，可是人们不理解！人们发觉自己都成了叶公，并非真的好龙，其实好乎似龙非龙者也！而一部份本来不起眼的人民，却出来声称自己是好乎真龙的，这岂能容忍？

他的背上滚过一道寒气，叮咛自己政治上要注意再注意、小心再小心。有些问题，你这种基层地位的人，就不要去多加考虑了。

程主任在楼下走过，也看见了他，他做了个手势，程主任就上楼到他办公室里来了。程主任朝他桌上望了一眼，说，书记在看文件呢！他也就把文件递给程主任，说，我刚刚又学习了一遍，你一定学过好多遍了？程主任忙说，我学得不够，我理解不深。他说，你再认真看一遍。

程主任就逐字逐句看了一遍。他问，有什么体会？程主任说，主席讲的是革命化的问题，对我们的社会如何往前发展、如何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具体指出了方向，是大破大立的，但也有革命传统做基础。真是把马列真理跟具体实践相结合。理想坚定，途径明白。我记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个小册子里好像就说过一句这方面的话。

他说，对的，我划在这里呢。说着，他取出列宁的书，读道：“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

程主任说，是这一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因为已经有了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来的实践，是大为具体和发展了，毛主席说我们已经做了几十年，确实是这样。这个指示，有些已经写在《十六条》的第十条《教学改革》上，总的精神也夹在社论里公布于世了，对社会已经产生着重要影响，比如听说江南农村社队工业正在蓬勃兴起，一九五八以后农村有了工厂，现在大为发展。我有个姓张的邻居，很有学问，他正好有三个孩子，就到派出所去给孩子改了名字，一个叫张是工，一个叫张是农，还有一个叫张是兵。我考虑我和我的老婆孩子，也都可以走《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我作为十七级干部，比起群众在待遇上要高一些，但也没有多少放不下的特殊的东西。过去我们叫地主、资本家放下他们特殊的东西，用的是革命的、改造的、赎买的方式，如果革命要我们自己放弃特殊的东西，跟人民进一步打成一片，来巩固政权、建设国家、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总不应当想不通吧？当然，还有个习惯的问题，共产主义还不是人们的习惯，需要共产党人的带头示范作用，需要长时期的耐心的努力。我敢说，如果毛主席有适龄子女，他一定会让他们走“五·七道路”的，就像他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上去一样，在那种情况下，新中国刚建立，革命成功、安享幸福的思想抬头，毛主席此举的含义是很大的，他难道不晓得这个儿子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吗？他难道不晓得枪炮子弹的厉害吗？可是谁叫他是毛泽东呢？

说到此，老程含泪。他点头，说，看来你是认真思考过了，说实话，我也思考过了。真是《十六条》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说的，“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程主任说，触及到灵魂深处了！

他说，你理解得不错，“五·七道路”是一个总的方向，只要是有一点革命经历的人，也并不陌生，一方面我们自己要保持和发扬，另一方面要逐步向全社会推行，这样持续不断努力。按照上级指示，这个月我们就要把二百多名街道知识青年安排到农村插队务农去，这也可以看作是贯彻《五·七指示》。一九五七年就出过“邢燕子”插队的先进典型。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肯定了这个方向。现在又有《五·七指示》。具体工作之所以开展还有困难，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带头作用还没有显示出来，光靠我们过去的光荣传统还不能彻底说服人，要不然，工作应该是很好做的。

老程说，等文化大革命结束，目前在校的这些学生，想必至少也要有一部份插队务农去吧？看来这是必然的了！这里面说不定还有战略考虑呢，都聚在城市里，美帝苏修把核武器掼下来，损失就大了，特别不能损失青年。

听老程这样一说，他心头不知怎的一坠，忽然想到了小宗静，还有儿子杨建国，当真让他们一辈子务农去吗？虽然光荣，虽然如老程突发奇想所说躲核武器安全些，但可真是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他们可能具有的个人才华，怎样及时得到培养、怎样能够发挥出来呢？但如果是一时的锻炼，那跟一辈子的务农倒是不一样的。他不觉立即产生了这样“机会主义”的潜在意识。总之，这对所有青年人、所有家长，将是一大考验！事情尚未临头，他倒这样患得患失起来，真是可悲！

他不觉就荡开去说，地球上不光有我们，还有我们之外的世界，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国夺取政权，但不能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要实现“世界大同”，想来真的是不容易、很遥远。现在即使让你老程是工、是农、是兵，也还不至于就叫你真的一辈子当工农兵，那你的工资还要不要取消或改变呢？你的工作岗位还是需要你的嘛，不让你干，也得安排别的一个人来干，那这个人的身份就又不是工农兵了。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压缩空气时就说过，资产阶级法权现在还消灭不了，还要承认，还要用，不可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事情做起来会很复杂。好在现在还没有这样实施，看来也只能渐渐地做、灵活地做，不可能一下子做、绝对地做。只要不失掉这个方向，就还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如果绝对化了，引发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也不行，你说是不是？再说，你知道敌人的核武器哪一天掼下来？但确实，我们中国援越，跟美帝、苏修之间，关系很微妙。美帝在向越南增兵，越南的后面是我们，而苏修在北方虎视，总的来说是敌强我弱，打着一个，防着一个。对于我们以及百姓来说，是在过和平的日子，对于毛主席来说，一定程度上他仍处在战争环境之中，就像置沈阳、长春于不顾而打锦州一样，同时随时准备对付沈阳长春之敌，他老人家一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程主任带着理解的样子点点头。他觉得他的话说得大了些，他是一天兵也没有当过的，何必多谈兵，于是把话题往回收缩，问，最近运动情况怎样？

程主任说，各方面秩序好了些。相对来说，运动回到正常轨道上、比较实事求是了，乱写领导大字报的现象基本没有了，以前这样做的人现在遭到群众批判。

他说，我听我孩子讲，市一中有个教师自杀了。程主任说，那是精神失常。他留下的遗书只有五个字：“是你们反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别人反党，怎么能成为他自杀的理由呢？当别人说他反党时，别人并没有自杀。怎么他说别人反党，他就要自杀呢？这不合乎逻辑。即使别人冤枉他反党，他反过来说“是你们反党”，他也没有必要自杀呀，这能证明什么呢？要证明别人反党，要证明自己清白，就需要自杀吗？如果说是害怕戴反党的帽子，但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戴上一个大帽子，看来不算稀奇了，现在真是大帽子满天飞，群众每个人都能给别人扣大帽子，也都可能被别人扣上一个大帽子，但都不是组织的结论，即使是组织的结论，如果错了，以后也可以甄别呀。他本人就写了大字报，给蔡校长戴了不止一个很大的大帽子，蔡校长也没有自杀；别人反过来给他把大帽子戴了一下，还没有真正戴起来呢，只是说了一下、吓了他一下，他就自杀了，这算是什么革命者？公安局给他定性为精神失常，我表示同意。不这样定，又哪样定呢？他在写校长大字报时，精神就已经不能算是正常了，只不过当时看不出来。当时他是把自己想象成革命的英雄，就连自己出身资本家、父亲还在拿定息，也不加考虑了，也在想象中不成为问题了，因为“出身论”是不对的嘛，没想到后来一下子被说成反党分子，所以立即走向另一个极端，想象自己全盘皆输、不能活了，但在登上死亡之路的时候，还要充一下英雄，甚至可以说是装扮一下英雄，所以写下了五个字作为遗书，他不但在英雄般的悲愤中死去，还要人们在他死后真的把他想象成英雄。他的精神病可以命名为得了“英雄狂”，至死都在妄想中把自己当作当英雄，至少，也是一个正面人物。这也说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触及灵魂，把最深处的东西就这样给触出来了。当然，我们一向提倡做革命英雄、做正面人物，但同一棵树上在结出正常果实之外，有这样一些不正常的歪果子、带病害的苦果子，也不算奇怪。不过，果子跟人还不一样，人有灵魂，有主观选择，而果子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事情定性为精神病，确实说得通，他的遗书就是最好的证据。为这事，我甚至在家里找出一本精神病学来看了一遍。

程主任一口气这样说下来，他感到很有意思。程主任说，当然，也会有人不这样看。但如果讲他是受了迫害，那么他有没有迫害校长呢？是他要搞倒校长在前，别人反击他在后，这也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当然，像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国家培养起来的，我们的教育从小学起国家就要用钱，简直是用国家的钱堆起来的，到头来就这样年纪轻轻的死了，对国家人民贡献何在？确实是很可惜、很不应该的，也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这说明我们的教育还有点问题，对于“英雄教育”，对于怎样做“正面人物”，还欠缺正确的指导，应当建立比较正确的英雄人物观、正面人物观，生理学里面要加进精神病学的初级内容，要编写专门教材。所以……

程主任忽然停住不说了。他问，“所以”什么？程主任说，所以……当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在一定程度上到了人民内部时，人们一方面要当英雄，另一方面怕当狗熊，都要做正面的，怕成为反面的，怕成为最后的“百分之五”，这也是产生大帽子满天飞的一个原因，只要大帽子落到别人头上，那个预定要打击的“百分之五”够数了，自己大约就没事了。反党啊，右派啊，反革命啊，反动分子啊，这些大帽子落到谁的头上，谁都吃不消，但拿来压在别人头上，看着别人头上戴上了大帽子，不管那是不是恰当的，自己好像都无所谓，暗自庆幸，可能还幸灾乐祸。这涉及世风世道问题。谁都希望自己是革命的、正面的、英雄的、安全的，至于无情的急风暴雨、污泥浊水，都落到别人身上去吧。可什么是革命的、正面的、英雄的、安全的，往往并不一目了然，问题就复杂起来了，你想斗倒我，我就斗倒你，不是英雄，就是狗熊，自己先把可怕的鬼脸子戴起来好把别人吓走、吓死，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有人就会像这个青年教师，今天唯我独革不可一世，明天一片黑暗活不下去，临死还要充一个大英雄和正面人物……我感到有一种不正常的、有毒的东西，四处蔓延，成为一种流行性的社会心理，看不见，感得到，挡不住，抗不了，跟着跑，在无形中渐渐地、迅速地笼罩一切、裹挟一切，毒化人们的灵魂，大家都变得不正常，眼睛都红了，神经都紧张得绷起来，随时准备像阿Q在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之下缩起脑袋，但一定情况下也随时能像阿Q一样去欺负小D、小尼姑一类的更弱者。有的人可能会变得像狼一样咬下你一块肉来。如果运动这样下去，或者说受到这种影响，那就会像瘟疫蔓延、极其危险，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混战，造成群众性的精神不正常。照这样下去，运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不能说我们不可以搞运动，但从我们历来搞过的一些运动看，这种顺风跑、乱紧张、出怪事的现象必然会有，只是程度不等，为害也不同。这次运动这么大，这个问题一出现就很严重，好像一下子放大了几百倍几万倍，如果让它控制了人的头脑，真是后果不堪设想！看来，“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错是不错，但代价会很大，什么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而等到群众从事实中认识到不对、吸取到教训、自己教育了自己，那后果必然已经是很严重、很惨重了。我这样说也许是一叶障目、杞人忧天，也许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只有把身上的病毒引发出来、生一场大病，才能健康。我说不清……

他点点头，说，你说得真是深有道理，我们应该尽量做好我们的工作，防止此类问题的发生和蔓延。程主任说，虽然目前情况总的比前一阵好，但我还有一个想法，不知能不能说。他说，怎么不能呢？程主任于是说，这次“打反”，可能对运动的某些方面起到震慑作用，但我想，虽然“有反必肃”，但如何把握，大约需要特别地考虑一下，因为这是在运动中“打反”，不是平常的“打反”，我们不能孤立地、常规性地处理问题。程主任也有这一考虑，增加了他想对老宗有所进言以至有所纠正的信心。

那天晚上，他对王雪说，你这个局党委书记，也有好些时不向我汇报工作了。王雪说，一来我想观察一些时候再说，有些问题确实越想越复杂，二来，这向时你对我这个下级视而不见，我成了你的盲点。王雪的讽刺让他笑了起来。王雪一向认为他“笑起来像个淮河边的农民”。他说，好吧，盲点现在变成聚焦了，就听你说说吧。

原来，那次全市干部大会之后，卫生系统就行动起来，用不着她这个党委书记的布置，也用不着向她报告。是谁在指挥呢，她看不见，也不好问。可能本来就只是上下的一种默契，你根本无法说是谁指挥的。典型的事例当然是在亭州医院。锅炉工小钱被公安局拘留。小钱平时练石锁、举石担，拳脚有功。虽然王家山是投水自尽，但法医验出他身上有好几处挨过拳打脚踢留下的青斑，从时间上说，就是在挨批斗时落下的，有群众检举揭发打王家山时小钱很突出，小钱如果给你一拳一脚，确实不同一般。小钱的父亲是国民党上尉，双手沾有我军鲜血，在肃反运动中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我方镇压，小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就不是偶然，是阶级报复、反攻倒算。另外，医院里出现了一批大字报，都是针对妇产科医生秦川的，“勒令”他交待与劳改犯乔丽“不可告人的关系”，说秦川“一手策划”了王家山事件。不但有大字报，还有批斗行动，秦川脸上被打肿、小腿骨折。有个妇女难产，没有人能解决，结果由两个护士扶着秦川接生。秦川宿舍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向秦川之妻小刘“喊话”，说她是受了秦川的“感情欺骗”。另有一份大字报更为独特，说“秦川思想意识极坏，见到好看的产妇，就给认真检查，而对不好看的产妇，就敷衍了事”，这样臭的大字报，不知出于哪一位医护人员之手，真是令人作呕！

王雪说罢，用她那水灵灵的大眼睛气愤地瞪着他，好像他也得对这种混账大字报负有责任似的。他忍不住“像个淮河边的农民”一样又放肆又胆怯似的笑了起来。

王雪缓了一口气，继续说，在卫生局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气氛，这几天来，她就没有看到局长、副局长。一般干部对她也有一种回避，好像怕跟她说话。她到医院去，也找不到医院的领导。她只好自己到处走走、看看，有时拦住个把认识的人做交谈，以便了解情况。她得出一个结论，问题就在市里的那次干部大会，好像到处都知道杨书记在大会上作了检查，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没有坚持党的领导，支持了无政府主义，造成群众闹事、干部自杀，甚至还有人说，杨书记马上就要调走了。他问，那么，干部们一般认为，我是支持学生、支持造反的吗？

是这样！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才这样冷淡，他们认为就是应该动用专政机关，该镇压的镇压，让一些人缩缩魂，多数干部都不反对这样做。

他不由得吃惊，怎么想到“镇压”这个词呢？他故意“引导”说，任何时候都是“有反必肃”的呀。王雪说，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时候”，但不是“任何时候”，只要想一想，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搞“有反必肃”？

王雪说的道理跟老程是一致的。但他必须说服王雪至少要放“策略”一些。他说，你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问题的这一面，我也时刻都在观察之中，必要时我将会请示地委书记，但尽量不要惊动地委，相信我们自己能处理好问题。地委有地委的麻烦，他们负有七县二市的责任，加上荷州有三所大学，工作量可想而知。地委书记因为极度疲倦已经住进医院了，我相信不是装病，是真的累坏了。对于亭州当前的矛盾，不要急于下结论，我其实是在等待，到我说话的时候，至少在常委会上我要摆出我的立场观点，但也不是一点委婉都不需要。你在外面千万不要这样直言不讳，要沉默，要含蓄，要留有余地，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王雪仰面望着他，说，你说的这些，我知道，我不会在外面这样说话的。我还要劝你，别忙着阻止老宗，也别忙在常委会上说什么，要让矛盾有更充分的暴露，到底他们“打反”是怎样打的，打出什么结果来，他们让群众斗群众是怎样斗的，斗出什么结果来，那时再说话，也可能那时不用你说话，他们自己也会得到教训。确实，单有光明磊落还不行，有时还是要来一点深藏不露。我是完全赞成你、理解你的，我不希望你像我这样身上老是有一团火似的。我现在感到我这个人有点像赤发鬼牛唐，他那个红头发，就象征着他整个的人是在熊熊燃烧、火焰往上直窜。我们只知道外国人有红头发，想不到我们的《水浒》上就写过我们中国人的红头发，而且还这样有象征性。反正我这向时确实避免跟你说话，怕影响你。

他欣慰地点点头。在这样复杂情况下，如果王雪跟他不能在思想上、行动上有这样好的沟通、协调，那也是一种麻烦。他有心想跟王雪讨论一下《五·七指示》，他萌生了到一个山青水秀之处当农夫的想法，但他随即熄灭了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回到现实中来，况且这一幻想简直是用不正确、不严肃的态度对待了《五·七指示》。

办公室给他送来一封北京寄来的信件，拆看一看，写信人竟然是高均。死鬼会给他写信吗？这真让他吃了一惊，手都颤抖了一下。但这封信定然是高均生前在北京寄出的。

“……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但我一贯向党靠拢，认真改造自己，所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之后，经过考虑，我义无反顾、积极投身运动，经受革命的洗礼。我有私心杂念，但我投身运动的善良动机是真诚的。我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蔡美凤，利用职位，盗用党的名义，依靠一伙亲信，欺骗一批不明真相的学生，把贴她大字报的人们说成反党小集团、反党分子，并且指使学生整人打人，我就是其中受害者之一，逼我交待语文组是哪些人一起策划写她大字报的。大部份师生敢怒而不敢言，我气愤不过，只身一人到了北京，为的是看一看革命到底应该怎样进行。我没有请假，犯了自由主义错误，这是我不对，在这封信中，我先向党做个检讨。我在北京看了许多大字报，一方面觉得我校革命落后于形势，另一方面更觉得蔡美凤确有问题、并且是严重的。本来我们语文组几个教师已经商量好了，由我起草一份大字报，揭发批判蔡美凤平时如何离开党的正确路线、运动期间又如何执行了错误路线。蔡美凤指使不明真相的学生和我父亲所在公司的职工，合在一起，突然袭击抄了我的家，把我写好的初稿搜走了。但我头脑中的东西是搜不走的，现在我将蔡美凤主要问题列个提纲寄上，请市委看看蔡美凤是《十六条》所列干部四种情况里的哪一种……”

高均所列蔡美凤问题，平时的错误有七条：全民的建党路线；修正主义干部路线；抵制毛泽东思想；虚报成绩欺骗领导；推行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教育路线；教学工作紊乱；丧失立场。运动中的错误有五条：不许别人写她和她的亲信的大字报；从不组织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社论；开秘密会议布置揪人斗人，亲自指挥学生打人；大量抛出历史档案材料和教师集训期间写的向党交心材料，引导不明真相的学生斗教师，至今被斗教师已有二十多人，都被弄得灰溜溜的，有二名老教师自杀身亡；提出保卫党支部的口号，以对抗文化大革命、保护她自己。高均在信中问道：让蔡美凤这样一手遮天下去，我校运动怎样才能得到正确的开展？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怎样能进行下去？

高均的信，政治水平不算高，言语有幼稚之处，所揭发问题也可能存在夸张不确之处，但总的还是反映了该校平时的和文革的情况，有一定真实性。从高均所说，可以透视到学校作为一个单位会有的一些普遍矛盾，蔡美凤作为一个单位的负责人会有的缺点、错误，还有教育部门需要研究改进的问题。

他觉得他还不便直接去调查处理市一中的问题，他还是尽可能静观下去，到他不得不说话的时候再说话。

但老宗不让他静观了，而是让秘书来请示他召开一次常委会。这一举动本身让他感到不寻常，却促使他更抱一种虚心的态度，打算到会上多多倾听，力求汲收老宗的正确想法、集中大家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来丰富、以至调整自己的思想。他在主持会议时，对于这一点，开宗明义诚恳地作了表述。事实证明，这对于大家畅所欲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老宗的“头炮”也就打出来了。老宗说，我需要向书记和常委会报告我手上的有关本市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请示和决定一些事情。在上次干部大会之后，在各级干部和革命左派力量的努力下，运动形势出现比较好的局面，恢复到各学校按班级集中，教师按教研组集中。有了秩序的恢复，才能有思想的整顿。但整顿还没有达到更为公开、更为理直气壮的程度，群众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那些不安定的危险的分子，心怀不满，随时准备再起来“造反”。我们还要作好运动可能有反复的准备。各个学校在前一阵浪潮当中的一些急先锋、为头的分子，百分之九十九都在群众批判的压力下写出了自我检查，用大字报张贴出来，白纸黑字，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也有个别比较顽固的，比如医校造反学生头头史宏就跑到北京去了，还留下了所谓一封公开信，说什么“乌云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目前，医校正在组织对这封反动信件的批判。现在的反动跟从前不同，现在的反动有时显得比革命还要革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

上次常委会上我已报告过社会上出现一些反标的事情，那是直接暴露无遗的反动。这些反标案件，公安机关已经破获了一部份，已将作案人员抓捕在押。其中有一个是国民党的老兵，是有潜伏任务的，但以前十几年未有任何行动，现在以为有机可乘了，暗中书写反标两条。还有一个学生、一个工人、一个社会闲杂人员。另有一名海外派遣特务，携有电台，以前是暗中监控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安全出发，这次也抓了起来。上次常委会上决定拘留的医校历史反革命教师郁平，已经按照会上的决定，尽量不发生惊动，实行拘留。亭州医院的锅炉工钱某，出身反动军官家庭，其父在肃反中被我方镇压，该人在副院长王家山自杀事件中实施严重阶级报复，予以逮捕。另外医校有一个犯流氓罪的学生，本来考虑暂时不抓，但他是闹静坐的学生头头之一，这样的人混在学生队伍里，会继续煽动闹事，以掩盖他自己，所以还是及时抓起来为宜，也让多数天真单纯的学生好好地惊一惊、想一想。另外还有专门说反动话的疯子，这种人就不能看作是疯子，他为什么不说别的话，专说别人不敢说的反动话呢？你说东，他偏说西，你说万岁，他偏说打倒，但他从来就不说打倒他自己，也没有说他自己万岁，说明他其实不疯，是装疯。凭这个人说的那么多反动话，把他敲掉十回都够了。老宗把手中材料举了一举，以上所说，都是证据确凿、材料在手，请大家过目。

大家看了下来。材料确实是齐备的，有审讯笔录，有每个人的照片，反标也拍有照片，被认为书写反标的人都被收有本人笔迹，有刑侦方面的检验认定，还有犯罪人员自己写的坦白交待。锅炉工钱某也写有坦白书，另有群众对他的检举揭发。关于疯子，有多个群众的证词，有的是文革以前的，有的是现在的。老宗说，对这些材料的准确性，公安机关负责。现在我作为分管常委，提请常委会研究、批准处理。

老宗言罢，大家都不则声，自然是等他开口了。

他对老宗说，工作是你具体抓的，你考虑得比较多，你再讲讲，然后大家讨论。

老宗说，行。对于文化大革命，人民内部会有人理解成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等，这已经得到证明；那么在人民外部，在阶级敌人理解起来，就会当成一次他们进攻的好机会，趁机捣乱。他们希望文化大革命越乱越好，直到把我们共产党闹下台。人民内部的矛盾和人民外部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就这样发生无形的联系。阶级敌人为人民内部的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叫好拍手，人民内部的坏人坏事无政府主义为阶级敌人提供搞破坏的好机会。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阶级敌人抓起来，拖到光天化日之下，教育人民内部的一些人，把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收敛收敛。否则，让他们的极端民主化泛滥成灾，同时各种阶级敌人又这样趁机捣乱，彼此呼应、两下合流，而我们不闻不问，不干涉，不反击，那就还有大事要出，不但文化大革命要遭破坏，而且要动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

这次抓捕的一些人，有的本来就在人民外部，有的是从人民内部堕落下去的。市一中那个学生，出身干部家庭，但父母都远在江西省，亭州这里只有一个管不了他的姑老太，不知怎么放心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的，长期以来就处在自由散漫的状态下，平时什么话都敢说，生活上臘里臘塌，是一个典型的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分子。本来，学生的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但现行反革命问题除外，《十六条》的规定就是这样，尽管如此，我还是考虑再三，才同意公安局拘捕这个学生。那个女店员，平时对现实不满，羡慕西方生活方式，被那个派遣特务拖下了泥坑。一个社会闲杂人员是社会渣滓，房子有两小间带一个小院，从大门口开始，到睡的床边上，全是他捡来的垃圾，外面的人要进去，脚都没处伸。他身上的衣服也像一堆垃圾，用垃圾布粗针大线的往上加。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样的人也乱写乱画，真是乌龟王八、牛鬼蛇神都出世了。也有人以为他是精神不正常，但从他写的反标说明他不是精神不正常，跟那个疯子一样，是对我们深怀刻骨仇恨。经查明，这个人是旧社会官僚子弟，而且还是旧社会大学毕业的，可他就是不想为新社会服务，宁可把自己弄得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来给你新社会抹黑现丑，发泄对人民政权的不满。至于医院锅炉工钱某，对我们的干部实行阶级报复，是有目共睹，也有法医的检验报告为证。所以，我认为，对抓起来的这批人，郁平除外，一是要公开处理，二是要抓紧处理，其中有二到三人也可以考虑判处死刑，这必将对运动健康开展产生重要影响。

 老魏说，我同意老宗的汇报和意见，要抓紧处理这批人，敲山震虎、杀一儆百。枪一响，就会冷静下来。老李说，我同意，这可以对当前的一些不良现象不良分子及时起到教育作用，但也要防止引起另外的一种效果和说法，我们在出的《布告》的语言上，要照顾到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

除了不在家的朱市长，底下该是宣传部长老黄表态了。

老黄说，抓起来的这些人，郁平之外，除了以归国华侨身份做掩护的特务是很明显的一个敌人，必须依法惩处，其余的人，本来都在人民内部，即使那个在剧场里打扫厕所的老头，有一定历史问题，也还不是管制分子，至于说他是潜伏特务，实际上没有证据。那个社会闲杂人员，平时行为虽然古怪，但对社会不曾有过危害。那个茶叶店的女店员，说她被吸收为特务，也没有根据。那个华侨有较高文化水平，又有钱，又爱好社交娱乐，朋友较多，有男有女，不能说跟他有接触的就会被吸收为特务，这也要有证据才行。两个学生，一个是反标问题，一个是流氓问题。这些反标的照片我都看了，是反标，是应该追查，但说实话，我对照了一下抓来的这些人的笔迹，都很难说一定就是写反标的人。说那个检垃圾的人是旧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只是老百姓的一种传说。公安局找不到他平时或从前写的字，说那条反标属于他。我不知道凭这些材料怎样就能认定了这些人是作案者，我也不敢相信抓来的这些人里面连一个写反标的都不是，我简直感到很糊涂。我也犹豫，我是不是太多虑了？但我既有疑惑就该说出来。也许我确实是糊涂了。还有那个锅炉工，也是证据不足的，批斗王家山时一片混乱，你能说有哪几拳哪一脚算是他的呢？不能因为他的父亲是被我方镇压的，因为他平时喜欢练功夫，就说是他怎样怎样。这种阶级论，这种论断，我看过于简单。另外，从那个华侨自我交待看，他虽然藏有电台，但他这个特务不是政治特务，是受雇于外国公司专门收集经济情报的，对这个人的处理，最好还是请示一下上级有关部门。此外就是那个疯子，我也见过这个人的，确实是个疯子，什么脏东西都吃，站在街头痴痴呆呆的，还流着口水。考虑到群众都知道他是个疯子，处理还是要慎重一些为好，一枪打掉很简单，但带来的问题可能很复杂。

老黄说过后，会议室里一片沉默。他把材料推给坐在右边的老李，说，大家是不是再仔细看一看？老李把材料慢慢推回给他，说，我们又不是鉴定笔迹的专家，我们只能根据职能部门报送的材料研究问题的处理。如果有疑问，可以发还职能部门，让他们重新鉴定、继续侦查，请上级部门帮着做鉴定也行。老魏说，我认为材料不会有问题，公安局那么多同志不是吃干饭的，有的老公安已经是专家了，还有老宗这向时一直亲自坐镇抓这件事。

老黄说，相信材料不会有问题，不等于实际上就没有问题，不能凭“相信”二字办事。对老宗、对公安局的同志，我也相信，但研究人命关天的事情确实不能光是这样说。我们应当考虑同志之间、上下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考虑对这些人定案要准。另外，退一步说，即使这几个工人学生都确实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不是要跟这个归国华侨特务、还有说反动话的疯子、打扫厕所的国民党老兵这些人放在一起，搞一个“打反、镇压”？在方式上、时机上也还是要慎重考虑，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件事，群众也不会孤立地看待这件事，你在《布告》上怎么说要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也没用。我看这件事可以搁一搁、缓一缓，把材料发还公安局，一方面再过细鉴定，保证不出错，一方面继续进行侦查，有些事情还有待请示。那两个学生的问题，如果不能真正确定，那就坚决地尽快地释放回去，还要跟学校里讲清楚，情况不写进档案，不影响前途和进步。

他这时的思绪却飘移开去，似乎想从眼前的争执高高地远远地超越出去。眼前情况很清楚，老宗是要借助“打反”，晓谕骚动的造反的人们，以进一步控制全市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有一种“铁腕”的精神，其支持者有老魏。老黄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正力求抓住破绽以挫败老宗的计划，老李算是老黄的半个支持者，但也不一定就反对老宗。现在就剩下他没有表态，他主要一面是倾向于老黄的，这一票投下去，老宗的计划就挫败了。从市一中高均自杀的情况看，这个“打反”一搞，形势还会更加“向右转”，可能会带来更大问题。但他不想这样直截了当加以反对，他怕伤了老宗的和气，也怕在常委班子里形成明显的两派，这样是很不利的。此外，他也不想让自己给人以造反派的支持者的印象，他觉得所谓革命造反以及对革命造反的支持，有些很难收手的问题潜在着，他不能把自己卷到这里面去，尽管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对群众起来造反，是能够理解的，他对已经见到过的造反者们也总是和颜悦色、待之以礼的，但他终归很难把自己无保留地卷进去，他清醒地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他如果不顾及这样的另一面，也是违背自己的内心真实的。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让自己简单化起来，那就变成一个幼稚者或政治投机者了。他虽然很觉得一种痛苦和为难，但他无法硬行改变自己，无法把一个复杂的自己变成一个简单的自己。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让他自我告诫，不必那样急着要跟上什么似的，也不必那样急着要反对什么似的。暂且这样兼顾问题的两面，不左也不右，不前也不后，还能过得下去。他就让自己这样守住“中道”，尽力而为吧。要学那解牛的庖丁，“以无厚入有间”，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他已经捕捉到那个“有间”了，但还得让老宗再说一说。这时老宗脸上浮现出讥讽的笑容，眼睛朝老黄射出一种藏有杀机的寒光，老黄先是一惊，接着腰好像挺了一挺，用自己的目光无畏地迎向老宗的目光。二人虽然对面坐着未动，实际上却这样无声地“斗”了一下，他好像听到空中有宝剑交锋的“嚓”的一声，这种想象出于他在学生时代读过的《峨嵋剑侠传》之类的武侠小说。

老宗从容不迫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眼睛却仍看着老黄。接着松驰下来，面呈笑容，放下茶杯，说，黄部长的话是说到点子上了，问题不是孤立的。我们首先要讨论，怎样看待和对待当前的运动？我们这样“打反”，对运动的哪方面有利、哪方面无利？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前提不确定，这些人可以暂不处理，即使那个华侨特务，我们虽然早就晓得他是特务，不还是一直让他平平安安、舒舒服服过着的吗？而且还让他在小小亭州活得像个社会名流呢。如果常委会对于现在开展一次“打反”有较大分歧，我并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天塌不下来。

老宗的话嘎然而止。他注意到，老黄脸上有点僵住，但还是能够很镇静的。老宗虽不是针对老黄而言，至少却是在老黄面前炫耀了一种威权，甚至暗含一种威胁，体现着一种很绝对的权力，即生杀大权。老宗的位置一直在这个权力上，而老黄则不是，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安排到这种岗位上。作为宣传部长，老黄也是文人，并且老黄被认为是亭州的才子，工人文化宫的周末舞会，有时老黄也去跳几圈的，“活得像个社会名流”一类的话，也就好像擦了老黄的边儿，耍弄了他一下。老魏老李不则声，装得一点也没有听出什么弦外之音。一切就看他说什么了。

他已经捕捉到了“有间”，也就是当前情境和事理中的一种空隙，他可以像“游刃”一样从中穿过去。他体会到思想的升华和飞越，“静了群动，空纳万境”，而觉得眼前的争执虽是存在的，却已经是不合理、不足畏、挥之即去的了。

胸有成竹的他，从从容容深吸一口烟，徐徐吐出，说，这个“有反必肃”的“反”和“肃”，都会跟一定政治形势发生联系，这个“有”和这个“必”，是一来一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首先要充分肯定公安局同志的努力，充分肯定宗市长所抓的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如果怀疑这一点，那是错误的。至于笔迹材料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这是个技术问题，可作进一步鉴定，对反标继续侦查，力求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我认为这都不成问题。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认为在我们对中央精神还要有进一步的理解。就是说，“反”和“肃”和“政治”，这三者是有联系的，中央为了搞好这次运动，力求排除这种联系，暂时把它搁置在一边。这体现了一种高超的哲学态度。我这话的根据，就在《十六条》，还有5月16日《通知》。这是政治策略上的根据。理论上哲学上的根据也有，就是毛主席的《矛盾论》。事物和斗争有方方面面，有大大小小，有主要的和次要的，有当前的重点和将来的重点，一切又都是互相转化、有所上升有所下降、有所向前有所后退。所以，我的理解是，我们恰恰不必从运动的方面来联系追查反标和抓人的事情。我们的某种争论也就不存在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这叫缩小外延、就事论事。

第二层要说的意思，比较抽象一些。就是说，我们大家的思想，能不能从眼前跳出去。我们观看事物，有时需要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清。以文化大革命来说，它是我们党领导开展的一次政治运动，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文件，负起我们这一级组织的责任来，但另一方面，我们开展政治运动的目的，无非是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所发出的号召，最后就是归结到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既然如此，我们在某些方面就不能过于就事论事，要力求站得更高一点，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牢牢记住中央指出的这个总目的，而不要让眼前的东西纠缠住我们。

所以，从这个根本上说，眼前的许多事情，包括引起的许多不同意见，一方面是有它的意义的，需要处理好，另一方面又都是过眼云烟，是为将来的新的局面作准备的。我们在策略上，就要考虑如何既合现在之理，又合将来之理，力求以将来的某种合理性来引导我们、也引导群众。对目前某种合理性的强调，同时就可能突出了其中的不合理性而带来不好的后果，这就是辩证法所应当看到的。这样，就要我们在某种节奏、某种强度上，做到不紧不松、不快不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样，就要出问题。

前一阵出现干部自杀的现象，这一阵出现群众自杀的现象，都是不行的，这就说明着合理之中的不合理在起作用，说明我们的工作还不算到家。什么叫“到家”？就是“中道”，站在当中想一想。但当然，我们又不能反过来因为防止和纠正不合理，而把合理的也否定了，那就又不到家了。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想到和做到的科学态度，这甚至有点微妙，但不是神秘。有一句话可以用来形容这种微妙的把握，叫做“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也就是尽量不要纠缠到矛盾里去，永远掌握主动权。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完全超越眼前现实是不可能的，你毕竟还是处在这个“环中”，四周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纠缠进去，就使自己越出“环中”，卡住，转不动了，或者被某一方面拽过去了，进入了四周的大循环，那是苦海无边。这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事情，甚至也可说是性命相关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说，刚才大家的意见都有正确的一面，都有价值，表面上有冲突，实际上可以综合起来，而且应该和必须综合起来，使我们全体行动一致，退守“环中”的有利位置。敲山震虎是有道理的，不要挫折群众的积极性也是有道理的，都要考虑到。落实到具体，我就是个骑墙派。

我的意见是：案子继续查，既不大张旗鼓，也不立即就办，而是箭搁弦上，引而不发，跃如也。对已经抓起来的人，那个派遣特务不放，留待以后处理；那个捡垃圾的社会闲杂人员，还是当精神不正常的人处理为好，放他回家，依靠群众，继续观察；那个冲厕所的国民党老兵，其笔迹要特别再对照，如果嫌疑较大，就关押着，暂不释放，如果嫌疑不算很大，就放回去，交给单位，加强监视，谅他也没有能量做坏事；其余的学生、工人，都放回去。在释放时，对他们每个人说什么，对每个人所在单位说什么，都要从有利文化大革命的角度考虑。那个说反动话的疯子，究竟是个疯子呢，还是装疯？好像很难判断。我认为，要基本判断他是一个疯子，这是群众多年以来所公认的，我们为什么不认？但他为什么偏偏说反动话，不说好话呢？这是因为他头脑里有一根筋是反的。你说烧饼好吃，不能丢到茅坑里去，他一听，偏要丢到茅坑里去；你说狗屎这东西不好吃，他一听，偏要拿起来吃。大家这样说，他偏要那样说，其实他并不是有什么反动思想，他只是有个不健全的脑子，乱七八糟、混乱无序，其实没有思想。对这样特殊的疯子，怎么办？还是不要当反革命处理，要不然不得人心。但也不能放任自流，他不是一个人，他的家里是有人的，要把责任给他家里的人，让他们把他看在家里，不要放出来。至于怎样才看得住，派出所可以给一些帮助。这样的处理，刚才大家都说到过，老宗也有原则的灵活的意见，现在我加以综合。如果大家对此没有异议，就请老宗做好公安局同志的思想工作，第一，肯定他们、感谢他们，第二，向他们说明问题的复杂性。是不是可以表决一下？

这时，他是有把握的，但也做好了以三票（黄、李、杨）对两票（宗、魏）通过的思想准备。他所说的那些具体的和抽象的道理，归根结底，是不同意老宗这个“打反”行动，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也得准备老宗不同意他的主张。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不可能向老宗让步，他的意见已经既委婉又明朗地摆出来了。时间似乎一下子停顿了好久，常委们都沉默着，而他静等。他慢慢地抽了一口烟，他看到，老李第一个举起手来，老魏第二个，老宗第三个，老黄第四个。他的心放了下来，也举了一下手。他满意地注意到，老宗是第三个举起手来的，老黄是延迟到第四个举手的。

他说，行，这个重大问题，常委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大家的态度我都很欣赏、敬佩，说明我们也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说明同志们的水平是很高的。案件问题依然存在，如无特殊情况，三个月之后再谈。我重点要对老宗表示感谢，我非常理解非常支持他的负责精神。他这次所准备的“打反”工作，没有白做，是我们总体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都报。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有把弦上之箭有力射出去的那么一天！

最后一言，使大家笑了起来。

老宗说，杨书记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我再补充说一些情况。这几个工人、学生，虽然放掉，但从他们身上，我们已经得到了收获，我说的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他们的丑恶灵魂，审讯时我亲自在场，那个工人承认，他趁乱用拳头打王院长时，心中确实有着很痛快的感觉，而且他是运了功打出去的。他说溜了嘴，说好像报了仇一样。问他报什么仇？他又不敢说。他能报什么仇呢？他为什么不敢说呢？不就是他的父亲是被我们镇压掉的吗？医校那个学生头头，问他怎么当上学生头头的？他承认，虽然头头是大家推选、大家同意的，但自己心里也有这个愿望，自己的眼神态度，也向群众表达了这种愿望。那么他为什么要当这样的头头呢？不是也有人没有这样的胆量、没有这样的兴趣吗？他说是为了逞英雄。为什么要逞英雄呢？他说他并不是要在男同学眼中逞英雄，主要是想在女同学面前逞英雄。又问：难道只是逞一下英雄就够了吗？他回答说，如果当了左派，革命胜利之后，就能把他所想的女同学娶来做老婆。常委们“扑哧”笑了起来。老宗说，我们并没有诱逼他这样说，这都是他自己要这样回答的。问他：你这样说，是为了让我们高兴、骗我们吧？他说确实是最内心的东西。其实，他内心的东西一定还不止这一点，但只要他承认了这么一点，也就够了，何必再问他？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流氓犯罪呢？这个他矢口否认，但承认心里有流氓念头。你们说，这些回答是真实的吗？我看至少有几分真实，或者是用这几分真实来掩盖更深更坏的事实。一个中学生能说出这些来，哪怕是能编出这些来，也还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反映。但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他。总之，这就是某一个造反英雄的灵魂，而且还只是一个中学生，才十九岁！我说嘛，哪有口号上喊的那么崇高！我看，凡是出头的人，十有八九内心有这些不干净的、以求一逞的东西！闹静坐时，这个学生是参加谈判的，也可以说当时我就把他看出来了！今天简单介绍这么一点点，这次就把他们放掉。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灵魂深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他们这样打着革命旗号来推翻了我们。东海龙王那么老的资格，败在小哪叱的手里总之不好！虽然是神话，也是历史教训，作家不是凭空瞎写的，只不过他反过来站在小哪叱的立场，那是文学的需要。至于那个女店员，也并没有完全抓错她，她承认跟那个华侨是有所谓最密切关系的，她梦想那个华侨有一天能带她到海外去过灯红酒绿的生活！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在实际上，她已经是特务外围。总之我们抓起来的，确实都不是什么好人。

散会了，常委们走出会议室，他喊道，老宗。但老宗却只是掉过头来对他举了一下手，就在门口消失了。他的意思，是要跟老宗进一步沟通思想，因为老宗要求召开的这个会，不但没有实现老宗原先的意图，实际上反而被他否定了，不管他说得多么婉转，而且让老宗最后讲了那么一大通，老宗肚子里还是会有个不痛快。另外，对于运动如何指导，他也想跟老宗谈一谈。没想到老宗却这样拒绝了他，好像是认为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这是因为理解了呢，还是因为不理解？从表面的神情看，老宗并无不快。但老宗的拒绝，却在他心中形成了一个阴影。书记是常委一班人的班长，做为一个常委，书记有话要跟你说，你怎么掉头走了呢？好像因为外面是一个造反的时代，影响到内部也有点随便起来了。但何必让这么一点阴影留在心头呢？何必计较呢？他调整了一下心情，不留芥蒂，收拾起桌上的香烟火柴，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第六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二） 

    小刘医生，让她多么羡慕啊。她一进妇产科就注意到了小刘医生。那是一个刚离大学门、国家分配来的姑娘。青春，希望，活泼，可爱，幸福，什么都有，在小刘身上闪闪发光，没有人不从心里喜欢小刘，她也一样。但小刘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她的黯淡，不幸，失败，让她自惭形秽。她也曾经这样鲜嫩，纯洁，充满未来，可是像什么似的被她弄丢了、被鬼抢走了，再也不会拥有了。小刘的本钱还在手中，一分一毫也没有动。她对小刘是眼红了，但那是什么都换取不来的，抢也抢不来，偷也偷不来，青春属于人的只有一次，你只有愧，只有悔，只有恨！

    小刘也注意到了她。在小刘眼中，她大约就像鲜花眼中的残花败柳吧？小刘对她固然也流露有同情，但同情也就意味着一种认识，她成了一个只值得引以为鉴的失败的女人。小刘一定把从她身上得到的人生教训暗暗记取在心。她多么爱这个姑娘，就像爱着自己的过去，可是，她似乎却希望不好的命运同样降临于小刘，让这个姑娘就在她眼前尝尝不幸的滋味,使她立即得到一个相同命运、互相同情的伙伴！

    当她看出小刘医生向英俊的秦川医生暗暗送去爱情的秋波时，她更强烈感到自己过来人的身份，有一落千丈之感。小刘23岁，正好是她结婚那年的岁数，小刘的一切正在开始，而她的却过去了。她还注意到秦川医生是28岁，这差不多是郁平结婚那年的岁数。她其实比小刘只大三岁，而且她比秦川还小两岁，可是在她自己的心理上，以及在人们的眼中，她好像比小刘、秦川都年长一辈似的，这真是奇怪！

    小小的妇产科，人员不多，小刘和秦川好像彼此无可回避，非得谈起恋爱来不可似的。妇产科里有一种氛围，像适当的温度一样，情意绵绵，促成着这件事的成功。人们，特别是妇产科的人们，好像乐于看到一对青年在他们眼前恋爱和结为夫妇。可是她却在自己心里发现了相反的东西，她倒是在希望小刘与秦川的事情不成功！她暗暗高兴地看出秦川对小刘并不热情，那柳叶似的聪明的眼，却常常朝她有着幽幽的一瞥。

    下班之后，她到托儿所抱了孩子，走向她的小屋，像往下坡走一样进一步走进她的冰冷寂寞的现实中。她想起在妇产科她对小刘的种种无理的妒恨，那样地翻江倒海似的，醋得心头酸酸辣辣，就感到惭愧，可耻，可悲。她憎恶自己，憎恶隐藏在她的灵魂深处的另一个自我，对自己说，你为什么要有那些卑鄙的心理？这样地克服着，有时心中是好了一些。可是在每日上班朝着医院一步步走去的路上，心里面就又故态复萌了，另一个自我也就像上班一样来到她的心头。她的内心活动如果暴露出来，人们将会对她何等鄙视，要对她发出怎样无情的嘲笑，也许会把她作为最可恨的女人赶走呢！连她自己都要对自己说，你滚出去！她只能竭力掩盖着、压抑着心里的一切，让自己神情淡漠，目光低垂。过去在家乡她就听说过，女人脸上不要有笑容，要像个冷美人，心里是冰冷的。她在妇产科就做到了这样。

    怎么能怪她呢，可是也只能怪她……那天，她在洗手间洗她的口罩，秦川进来了，站到她的旁边，一边洗着手一边很镇静地对她说，给我一个时间，我有话要和你谈。她马上准确地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要发生了，她如同触电一样跳开，恐惧万分，连连说着不行不行，可是她心里多么高兴，多么激动，感到多么不同寻常，她仿佛立即闻到了自己身上一股青春的气息，就连空气中也一下子充满了特殊的芬芳。她意识到她这样说“不行”，就已经暴露了她心里不能暴露的东西。可她决不是有意的，然而她又似乎是有意的，她是在玩弄“爱情”的诡计，并且这诡计在继续。她依然是冷面，但心里的另一个自我却抓住时机，利用她的大眼睛，向秦川暴露了她的渴望。她对自己多么不满，但她又感到了一种骄傲、甚至带着恶毒！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她也好像已经看到了成功的狂欢的一切！她确实是有两个相反的自我的，而且暗藏的比公开的更强。秦川神情严肃得可怕，那鲜艳丰润的嘴唇在发抖，那柳叶眼坚定明亮，很坚决地说，我会去找你！

    秦川走了，她感到她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分明知道有一种简直不敢去想的幸福正降临于她；有一种新的生活，她似乎只要伸出手去就可以获得，就像伸手到桌上拿一只水果一样。可是她不能接受，也不配享有，那是不道德的，那对于她是很可耻的。她马上想到了她的现状，郁平和孩子，小刘，妇产科所有的人，甚至还想到来生孩子的妇女和她们的家属，她是被这一切规定了的一个人，她不是不希望自己的状况有所改变，而是她决不可能通过得到秦川来改变一切，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事情，是一点也不能自欺欺人的！可是她的心里却就想着一切是可以的！

    假如秦川未必是要追求她，而是要跟她谈工作上的或别的方面的事情，她是该为自己惊惶着连连说着不行不行的那种失态，那种把内心暴露无遗的虚弱的眼神，那种“爱情诡计”，而羞耻得无地自容的了！但她的心却在告诉她，不必往别的方面去想，刚才她对秦川直感到的一切是真实的，而她的失态其实正成了秦川所希望得到的一种回报和允诺！啊，难道她真的要重新开始了吗？她难道将真的将坠入情网，为自己获得一个秘密的情人？乃至一个公开的丈夫？她不敢去想，可是她分明在想。那么她是将要把自己弄得“臭不可闻也”的了？可是她似乎有自己应有的权利。她是她自己的，一个人应当永远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有感情的和生活的权利！何况她特别有着重新选择的理由！她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是郁平对不起她，是世界对不起她，她可没有做错什么！

    然而，她知道，想是随便怎么想都可以，做却很难随便怎么做。她那稍稍放纵开来的思想，马上收敛了，这使她能够冷静地回到了办公室。可是她感到她的脸绷得多么紧，她的眼睛不敢看别人，就像做了一回贼似的。她感到小刘在看她，同事们在看她，好像刚才的一幕她们都知道、都猜到了，都对她鄙视、厌恶。她试着抬起头来，她看到的一切却是正常的，是她自己太心虚了。多么无地自容啊！

    真是糟透了，不能这样下去，要坚决地丢开一切胡思乱想。她对自己要求着。但是，秦川刚才那感情冲动、意志坚决的样子，可怕而又可爱，她已经能感到秦川心里的、甚至身体上的一切，她是需要的，她焦渴地需要，她是抵挡不住的。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她有些绝望地问自己。答案却是明明白白的，那就是不能！然而心里却又不甘，偏要往那里去想，说能、能、能！啊，她对自己真是害怕极了，她会做出丑事来的，多么恐惧，又多么向往啊！

    一回到小屋，她就又抑制不住地陷入幻想。她和秦川进入了疯狂，无休无止地爱着，极大的满足，而又永不满足。她陷入了这种白日梦，身子都软了。她看到秦川抱起了她的孩子，那样毅然而勇敢，站在她的身边，把她接受为他的妻子，带着她和亮亮走进一所新居，在那里和她组成了一个合法的新的家庭，于是，她的一切重新开始了。她看到人们原谅了并且忘记了她的过去，而把她只看作秦川的妻子。她甚至可以跟秦川一起做一次工作调动，换一个城市，那就更好。她将不再受到歧视，重新获得了尊敬，又成了幸福而可爱的乔丽。下了班，秦川抱着孩子，她搂偎着秦川，一起往新居走去，她从人们脸上重新看到了曾经熟悉的那无言的深深的羡慕。

    她恨不能马上实现这一切，但她却从绮梦中惊醒，回到她的冰冷而灰暗的现实。啊，难道她无须等待郁平了吗？她怎么这样容易就陷入别有所归的幻想的呢？可是，生活就像活跃的小溪流水哗哗地淌，无法静止，它把种种可能放到你的思想里面，让你心活，神思不定。她不但想到了离婚，而且想到了和秦川结合的可能，还从各个方面想象了这种幸福，甚至是无耻得很的。她对自己把头直摇，可是她怎样才能让自己做到那种心如止水的宁静呢？

    可怜啊，只要秦川跟她说的是别的事，只要秦川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她好像就会绝望似的。她知道这都是发昏，可还是愿意冒着绝望的危险，越来越深地陷没在幻想之中，生怕失去这个幻想。在这种内在的不为人知的状况下，她出了乱子，她在给一个孕妇量血压时，竟然手忙脚乱把血压计给跌坏了。她的眼睛不听话地总是朝秦川看去。内在的那个无耻的她总是处在一种亢奋状态，干扰着正做着医生的她。她好像只是凭一点点理智在掌握着自己，而这一点点理智好像已经不够用了。有一个孕妇眼中充满爱意地对她说，乔医生，你脸上的颜色多好看啊，真是可以拿桃花相比呢，而且是清晨带露开放的桃花！她听了多么高兴，但她明白，她脸上这个好颜色，是她的血液正在体内可耻地燃烧！

不贞，守不住，像无情的大山一样从头上压下来！但是，她为什么要认定郁平的现实就是她必须遵从的现实呢？她为什么只能按照常规对她的要求去做，而不能按照她自己内心的要求去做呢？她没有一个女人的天生的那些权利吗？因此，那个雨天的晚上，当她心中煎熬地听着外面的雨声，盼望着，秦川也就真的给盼来了！简直是奇迹啊！

他放下雨伞，关上了门，这种勇敢和冷静就征服了她，她不知怎样就一下子偎依在了秦川的怀抱里，让他紧紧抱着她！连一句话都不曾要有！她发出了一声哭泣，全身不自主地颤抖。她的身子在秦川的抚慰下感到无限的需要。秦川吻着她，当她渴望得急迫、一切很自然地将发生的时候，她却突然清醒，她推开了秦川，惊慌着说，不能！尽管秦川控制住了他自己，那最惊心动魄的事情没有发生，她还是在一定界限下接受了秦川无休止的抱吻和抚爱。她软软的，其实已经没有了抵抗的力量，渴求煎熬着她，她几乎想松口说我要。后来，她抱紧了秦川，说，别动，抱紧我，我要死了。就那样，她一动不动地让秦川抱着，可以说是昏了过去。老实的秦川果然也就只是抱着她，没有非礼。冷酷的现实一点一点地回到她的心中，让她逐渐苏醒、冷静，使她明白，她和秦川正在发生的关系，对于她，对于秦川，都潜伏着无数的危险！这危险就站在窗口、站在门外！她从秦川怀里挣扎出来，把秦川拉起，给他整好衣服，说，对不起，我不能，这样很不好，很危险，你走吧，我不能害你，我有我的路，你有你的路，你是纯洁的、有前途的，你应当好好的去找个人，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秦川表白着对她的爱情，说出无数坚决的话语，这些本来是她如饥似渴想听到的，却一句也不敢听下去了，她说，我现在是“分子”家属，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人，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你没有必要走这条不好的路，真的不好。不可能了，你死了心吧！

    秦川被她推到门外，站在雨中，可怜地望着她，她沉默着，只要她把这沉默多延长一会儿，他就会再跨进门来，而她也就不想再拒绝了。但她坚决地关上了门，又停了一会，听到了秦川在雨中离去的声音。她心里百感交集，多么后悔没有把秦川留下来啊！多么希望秦川又走回来！

    喂！四防二保……！这沙哑粗浊的喊话声把她吓了一跳，好像是针对着她的，因为她刚才和秦川的那一出，算是什么呢？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做坏事！啊，如果被发现、被抓住，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双双被扭送到派出所去的。这就是人们平时神秘而有味地所说的捉奸。这就是社会。他们成了坏分子。那真是可怕极了！她再也不能让秦川到她这里来了，一定要让他断了这条路。

    但是，她好像从此也就知道，她是能获得新的爱情，她也是能够爱别人的，并且能爱得很成熟很销魂。只要她同意，她就可以跟另外一个男人去爱，而且是秦川这样很好的还很纯洁的男人，去在爱中过往后的日子。她想，离开郁平这样一个“内定历史反革命”，社会应该是允许的。正如那个护士所说，她完全可以跟郁平离婚。她以前和郁平也有过热恋，她也曾被郁平像秦川这样抱吻抚爱过，还和他生了一个孩子。可是，她却又让秦川这样地抱吻抚爱过了，虽然适可而止，却体验到了更为狂热更为放肆的快乐。她以女子的软弱和信赖以及一种不言而喻的权利，依偎在秦川的怀里，她感受到秦川的手指在她身上细微的颤动和秦川忍耐着的巨大有力的爱欲！那时，郁平是可以被她忘却，可以当着并不存在的！这里有一条自然的无情的法则，干脆说，就是生物学的法则，男人们或者在这条法则面前得到自己想得到的女子，或者在这条法则面前得不到自己想得到的女子，甚至会在这条法则面前失去已经属于自己的女子，而女人呢，也永远服从着这同一条法则，或者属于某个男人，或者不属于某个男人，或者能离开某个男人而改属另一个男人。也许，道德想把人们从这里提高一些，跟生物学分离开来，于是给人们立出了许多规矩，可是那条法则却永远又自然又有力量，那些所谓的道德和规矩却反而是不讲理、不公正的！自然的力量将把郁平从她身边、从她心中，无情地去掉，而把另一个男人，就是秦川，甚至或许是别的一个，多情地、火热地送来，她不再作为一个“家属”干枯而阴郁地活着，她像桃花一样又鲜艳地开放了，于是熔化在狂爱之中，忘记一切而重新得到一切，又是那样滋润、可爱、活泼泼的！啊，这会是她不久的未来吗？这真是她面临的伸手可及的新的现实吗？

    在那个雨夜后来漫长的时间里，她可怕地发现，她感觉不到，甚至不曾有过爱情！她不是和郁平热恋过吗？可是她发现，那是她的青春的幻想加上郁平当时具有的光辉，而更为真实的东西是没有的，像对秦川这样的、甚至于是无耻的赤裸的渴望，是没有的！如果郁平不出事，她就将那样以为她是生活在爱情里，同时也生活在道德里，以为她高贵而又幸福得不得了，以为她真实得不得了。其实，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正是郁平出事，让她重新认识了自己、知道了自己！她从前真是肤浅啊！

    可是她对自己生活的否定，是为了有理由开始新的生活吗？不，她从来就不懂得、不了解、不知道真正的爱情，她现在也未必就懂，她不要自欺欺人！她现在只是想摆脱她的很具体的困境罢了，她就像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一样，本能地想随手抓住什么来救出自己，她是害人精！对她来说，已经永远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可言，那简直令人作呕……

    失败的生活把她的一切都玷污了，使她的一切都变了味，连同过去的生活在内。而在她有了失败的生活之后，她也就不配享有、不配懂得、不配考虑什么新的生活了，那只是一种思想混乱！她如果作为女人、作为这样卑污的女人而再失身于人，她将更惨，更为可耻、可悲，声名狼藉，什么也讲不清楚，不管这一失身对于她来说是多么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而且有多么美丽的幻想！别人不会这样看你，社会就是社会，它已经把你从某种角度看死了！你内心的一切，对于社会来说，不存在！

    她的心顿然地冷透，打了一个寒颤。她用毛巾使劲地擦嘴唇，好像可以把秦川的吻擦掉似的。但她一想起小刘，她的心情又不同了，她觉得自豪，她比小刘有魅力！她尽管生过孩子，岁数还大些，而且头顶笼罩着可怕的阴影，她还是比小刘有魅力！作为一个女人，她所拥有的资本，大大超过她对自己的了解。是的，她毕竟才26岁，这足以提高她多少的信心啊！她不能死守着自己的不幸，她应当看到生活，生活是热烈活泼、向着前方的，生活是流淌的溪水、江水，不是静止的一潭死水。她应当向人们证明，她并不只值得怜悯和唾弃，她并不是一堆垃圾，她仍然能够生活，她有权利生活，她仍然能够爱和被爱，而且是真正的和疯狂的、不为人知的幸福的那种爱！她应当感谢秦川，是他让她重新有了这样的信心，把她像熄灭的火焰一样又点燃了，使她又发现了并且证明了另一个依然鲜活的自己！在那个雨夜，她后来竟然带着近于幸福和很满意的感觉安然入睡，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

    第二天早上，她一进医院就遇到了人秘科长，她相当主动地高兴地向他问早，人秘科长诧异得睁大了眼，他不明白她的心情怎么突然地这么好，他不知道她的心里甚至在感谢他，如果不是他调动她的工作，她就不会这么接近到秦川，不可能发生亲密的关系！她甚至顺手摘了一朵小花凑到鼻子上，欣赏着那淡淡幽幽的清新和芬芳。她心情亢奋，步态有点轻浮地走向妇产科，想着如何把小花插在墨水瓶里。不过，她还是把小花丢进了门口的垃圾桶，她得放老实点！她得满足人们对她这种人的看法和要求，不要触犯！

    她成功地收敛了自己，无表情地走进办公室，走向她的位子。她觉得她受到了注视，好像大家都知道她和秦川接吻拥抱过了！她不敢朝小刘看，好像她偷窃了小刘。她也不敢朝秦川看，她既怕看到一个戴起面具来的秦川，更怕看到一个不知道掩饰秘密的秦川，也怕自己的眼睛会暴露昨天的秘密。她对所有的人都不敢看，她怕看到人们正义的、鄙视的、责备的、以及种种猜疑的、追问的目光。她忽然心中有什么控制不住，她哭起来了！           

    她的四周立即站满了人，关心她，询问她，其中也有小刘的声音。她明白自己是精神有点失常了，她努力让自己恢复着，她连忙说没有事、我没有事。她站起来，离开位子，到洗手间去。大家给她让开了路，都同情地看着她。她虽然没有看任何一个人，但她注意到秦川就站在她的身旁。秦川公然地跟着她走进了洗手间，她不敢回头看，但她心里又感动又害怕。为什么？你怎么了？秦川站在她身后问她。她立即转过身，睁大了眼，可怕地望着秦川，恐惧地说，不要跟着我！秦川这才忽然明白了似的，立即离开了。啊，她对秦川似乎有了这种下命令的权利！

    她决定不能在家里接待秦川。其实在家里时她早已决定了无数次。但好像出了家门、到了工作单位、走进人群之中，这才真正明白，她确实不敢在秦川这件事上面对社会！从洗手间出来，她就到孕妇们那里去，经过秦川面前时，她留给他一个很严厉的表情。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她给孕妇们量好了血压回办公室时看到，如同刚才大家围着她一样，现在都围着小刘了，却只有秦川除外，他若无其事地伏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写东西。小刘正在伏案哭泣，肩膀哭得一动一动的。她才一进门，许多人就掉过头来看她，目光里大有责怪的意思，但又有点躲闪和含糊。她全明白了，小刘是观察到、敏感到什么，伤了一颗单恋的心了。而大家也都猜到了什么，自然就在心里责备她，认为她这样一个人，也来跟小刘争夺爱情，真是太不应该了，简直不要脸！而秦川在一旁装着不管闲事，其实也正受到众人无声的谴责，认为他这样一个好端端的有前途的未婚男子，在纯洁年轻的小刘与污秽残败的乔丽之间，怎么竟然冷淡前者而追求后者的呢，真是太遗憾了，况且后者的丈夫是“内定历史反革命”，她是有夫之妇，这是在犯错误啊，要受到教育和处分的！

    她进不得，退不得，只好装着什么也不明白，把手上的东西放下，就到洗手间去，哗哗地洗手。不想秦川却又跟了进来，而且把一只手大胆地放在她的肩上，说，我不管，我爱的是你！她真是魂飞魄散，她把秦川用力一推，斥责说，你疯了！不准走近我！她丢下秦川，赶紧走了出去，到托儿所抱了孩子，流泪，流泪，为她的不知所措的生活而流泪！

    两个孕妇一齐进了产房，大家忙了起来。她也准备配合。主任却叫她守办公室。她愣住了，除下了口罩，呆呆的，就像祥林嫂得到了不准碰祝福的东西的指示一样。她的心沉了下去，因为这显然是主任防止她的在场，会影响秦川和小刘的工作，他们两个都是妇产科的主要人手，而她只不过是一个内科医生。人们都在忙自己，没有看她，但主任的意思大家听着心里都明白。她和秦川这种似无若有的关系，简直等于迅速地得到了验证、并且公开了。人们对她的看法不会好了，一定把什么都怪到她的头上，说她在诱惑秦川。她到底是一个过来之人啊，而她的丈夫出事不过才两个月，她就“守不住”了，简直太不光彩！主任一定会找她谈心的，也会找秦川谈心。多么丢人，多么糟糕！

    主任是趁着中午休息时间到她的小屋去的，还带了给孩子吃的东西。这样四十多岁，洞察世事，人情练达的中年妇女，本来就令她敬畏，何况是主任呢。她一见到主任进门，就脆弱地流泪了。主任对她说了许多关心，安慰，鼓励的话，就像曾经在她心里的一样，对她的处境与心情了如指掌。在主任面前，她不由得感到自己不过像个还没有成熟的女孩。主任渐渐就说到：有些事，我知道不怪你，你的处境是尴尬的，但你的立场要稳。我这人并不封建，也不古板，但我知道，有些事情，明天能做的，今天还不一定就能做，一点也不可以马虎。主任连秦川二字提也没有提，但句句都说的是关于秦川，她听得非常信服，她流下泪来。主任说，让时间来慢慢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办吧！她的点头和哽咽表示着她是同意和接受主任的劝告的。主任说，我很喜欢你，也很同情你，我愿意关心你、帮助你。她的心被一阵触动，眼泪直流，主任也流泪了，她不知怎么就扑在了主任的怀里，主任陪着她哭了好久。啊，她等于像幼稚的小姑娘一样把什么都承认了！

    随着夜晚降临，她怕了起来，她感到秦川会来的，她决心拒绝他，可是她又似乎在等待着他，好像有好多话要对秦川说。她实际上无力拒绝秦川！

    果然，秦川来了，而她的门不知怎么竟是虚掩着的！

    不！她只来得及说出这一个字，就被秦川紧紧地拥抱着并且吻紧了嘴，她软了下来，比饥渴的人接受食物和水还饥渴地接受了那火热的抱吻，她闭上了眼睛，让自己苟且和沉醉，但她还是把秦川推了开去，说，不行！

    秦川低下了头，并且坐了下来，说，主任找过我了，我也知道现在是不行的，可是我不能看见你，又不能看不见你，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

    她几乎想去安慰他，但她知道那是不可以的，她会和他一起滑进深渊！

    我有家，有孩子。她说。

    我要救你！秦川忽然站了起来，整个人都像放大了一样站在她的面前。

    她却忽然感到秦川比她的岁数要小些，简直像个不知人世艰难的少年，她像老大姐一样伸出双手，捧住秦川的脸，看着他，说，不，你不懂，你还是离我远一点……

    轮到她软弱而痛苦了，秦川想抱住她，被她推拒了。

    我等。他说。

    你不用等。她摇着头，无力地说。

    秦川又想表白什么，她止住了他，说，你是真的，我知道你是真的，但你不现实，你不成熟，你是个呆子，我不能害你，我不可能答应你，你救不了我，只能害我，也害你自己，我们不能爱！

    他痛苦地固执地说，我不相信这一套，我等，我一定要等。

她多么可怜他，她心里的怜意和柔情涌泉一样止不住，她走了过去，扑在了他的怀里！她说不清自己了！接下去是他的狂吻拥抱和慌乱，她任凭他摆弄，他猛烈地无经验地却成功地得到了她，她放松了一切的抵抗……可很快，一切对于她化作了恐惧和万分的痛苦，她唯有哭泣！

秦川对她山誓海盟，她不要这些，她只要他不再来找她，不要增加她的痛苦！你已经得到我了！你已经知道我了！以后不要再来了！你不要陷到我的生活里来，你也不要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复杂，我已经够苦的了，你走吧，你一定不要再来了，我是感激你的！说到此她竟然抱住了他，而他立即又一次得到了她，并且变得成熟而有力。他们疯了，他是那样欲海难填，而她也仿佛要在其中毁灭自己似的。他们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是在这个毫无安全可言的极其危险的小屋里……

她从昏睡和精疲力竭中猛地醒来，把秦川推醒，因为她好像看到了自己跟秦川一起被“捉住”，作为搞腐化的伤风败俗的坏分子押在街道居委会里，当众挨斗、丢人，并且他们被这样交给医院，于是他们受到了医院组织上的处分，又可耻又倒霉……不，不能落到那种地步上去……

    最后，秦川听了她的话，抑制住他自己，答应不再来找她，在医院里也尽可能回避。奇怪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就连小刘也似乎聪明了些，成了埋头工作、目不旁视的人。想到秦川和她有过了那样的关系，当她看到小刘时，心里多么暗自骄傲和满足啊，她觉得自己简直是邪恶的了，可是她心里也同情小刘。生活，使她暗暗得到了补偿，让她能够过下去！但她不敢再要了，她把欲望压抑下去，让心如止水。

    春节一天天临近，她敷衍着人们的关心，其实她什么也没有准备，她还忙什么过年呢？但是，年三十夜的到来却使她难受极了。她从医院食堂买回饭菜，抱着孩子返回，一路上已见行人稀少，人们行色匆忙，都急着回家团圆。她把门关上，好像要把人世的习俗和那份郑重其事关在门外。她吃，也仅仅因为不吃就会饥饿，还因为她得给孩子喂奶。她吃得实在是什么滋味也没有，而且饭菜都冷了。

    不远处有一家放起爆竹来，接着，又响起了几家，她赶紧抱了孩子出门，她要躲，要躲到听不见爆竹声的地方去。她把孩子裹得结结实实，把她自己的头也用围巾裹起来，向郊外走去。她不得不在四处的爆竹声中艰难穿过，她总算到了亭州的城边儿上，那是一道围着城的土坡，乱生着草木，是亭州古城墙遗址，郁平带她去散步过的。她站在那里，四周空无一人。城里的爆竹声稍微远了些，乡下的爆竹声从另一面传来，但隔着很宽的城河。她就站在这两面的当中。可是，野外的西北风不用多久就把她吹冷了。她抵御不住寒气，她手中还抱着孩子呢！她无处可逃，只有向人世投降。她沮丧地往回走。她到小屋里去品尝她的孤独凄凉，就像人们在这一晚免不了要品尝一点烈酒一样。

    她在亭州的第一个春节就是这么过的。她没有回江南老家过年。她的事情还没有告诉家里。江南老家成了她怕去的地方了。回到小屋时，她发现门上挂着一个布娃娃和一个装在小网袋里的红皮球。不用说，这是秦川给孩子送来的礼物。她苦笑了一下，把这份礼物收了下来，放在孩子睡觉的地方，心里得到着一种有罪的温暖。

    一天中午，她正哄孩子睡觉，突然，外面闯进一个人来，吓了她一跳，竟是郁平！她看着他，只觉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前明明是她的丈夫，她却感到面对的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人，有一种奇怪的距离把她和他隔开着，这是不对的，但她却无法改变这种荒谬的阻隔，而且她已经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一时之间就那样愣住了，一片空白似的。

    郁平一时之间也只是呆呆地望着她，不过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可是她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只知道他是在对她说着什么话。郁平的抖动着的手从衣服口袋里要往外取出什么来，她看着他，不明白他从口袋里取一个东西为什么那样难。结果，东西取出来了，不过是折叠着的两张纸而已！郁平又开口说着，使她明白了，那两张纸是离婚协议书！

    一刹那间，她心中所有涌来的旧日之情，立即被接着涌来的怨恨淹没了！他在他出事的时候说过，他是被冤枉了，会纠正他的问题的，他还写过信再三叫她相信他，她等啊等啊，可是，半年多不见，她等来的却是要跟她离婚！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他没有希望了，他老老实实承认他的历史问题了，他还算有一点良心，主动来和她离婚！可是，她怎么办？她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被他骗了，就这样从此真的成了一个可怜的女人！就凭这张纸，就还了她的一切吗？郁平！男人！怎么这样麻木可恨啊……可是，事已如此，你能叫郁平怎么办呢？如果不这样办，那么就是叫她跟他从一而终。郁平倒是没有敢这样想！他仍然是那样一个温文自爱的知识分子，只是倒霉、落魄了！她可怜起他来，可是，唯其如此，他倒好像更可恶了！她似乎想扑过去，要跟他算账，但她知道这是没用的，她要叫，要哭，但叫不出、哭不出，挣扎不出来！郁平吓得往后退，这时那摆在桌上的所谓离婚协议书却吸引了她的目光，她想，一切还有什么闹头呢，离就离吧！她要跟她这倒霉的可悲的生活告别。她抓起笔一一签字，然后倒在铺上，哭了起来！

    亮亮醒了，一声啼哭，好像也让她醒了过来，她抱起孩子，怔住了，事情不是结束得太快了吗？那是真的吗？她倒怕那是真的、不相信那是真的了。郁平是说了几句什么话的，可是她情绪激动得一句也没有能听清楚。郁平似乎仅仅出于为她着想而已，他一定是遇到更大的困难了，她就在他这样困难的时候让他一个人走了。不，不能这样就算离婚了，一切看来并没有结束，到底该怎么办还得好好想想……

    那天下午，在医院里，她看到秦川时，可以说是有了一种兴奋，她对自己的这种兴奋不满，但兴奋已经很可羞耻地发生了。秦川不是要等她的吗？郁平来和她离婚了！秦川所想的不是快要变成现实了吗？而且秦川已经得到过她了！她也喜欢秦川！啊，真是可怕，她不敢去想了，事情重大得她根本快定不了，她不知道哪样是对的和错的了，她当真丢掉郁平而与秦川成为夫妻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一切使她真的可以丢掉郁平，她也不可以真的就能马上和秦川生活到一起去！也许她确实得和秦川一起迁到别的城市去，就像郁平带着她来到亭州一样。她控制住了她的兴奋恐惧和混乱，反而显得格外冷静沉着，暂不去想这事。

    她等候着郁平的出现，她感到他会再来的。响起了敲门声，门开处果然是他！她一时简直有点惊喜了，她确实想跟他好好谈一谈。郁平眼睛不看她，大步地跨进了屋，自己在椅子上坐了下去，气概不知为什么迥然不同了。只见他从口袋里拿出了那两份协议书，放在桌上，按在一只手下，好像怕风刮走似的。他说，民政局不批准离婚。她一听，心上的一块东西倒放了下来。郁平接着说，那里的一个科长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不能批准离婚，至于道理何在，科长没有讲，好像上面有这种精神。她感到奇怪起来，到底上面有没有这个精神？为什么要有这个精神？这要让天下多少女人非得跟她们的这种丈夫把夫妻继续做下去？这是对的吗？这不是一种强迫吗？想到此，她真有些愤慨了。郁平当然不会诌出这么一种说法来的。郁平收起一份协议书，留下了一份，说，我们自己签过字了，我们自己可以认为它是有效的。

    她看着郁平，看着这个在某种情况面前已经无可奈何的人，他对于她深感抱歉，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只有用离婚来解脱她，而对于他自己，他已经不加考虑甚至也无法考虑了。他这番好心，说明他的善良，也说明他极为困难，已经毫无办法。她同情他，又感到郁平极有可能确实是有那样的历史问题的。现实进一步使她无法想象怎样过往后的日子。她忽然想到郁平也有可能已经知道秦川得到了她，在那可耻的时候，郁平可能就正站在窗外呢！她脸热心跳，无地自容了，她低下了头，她成了哑巴，成了聋子，成了痴呆。郁平忽然就起身走了，她似乎想拦住他，但她变得非常迟钝。郁平消失在门口，这既让她轻松，又使她沉重，她好像听到自己的灵魂里发出一丝颤抖呻吟，一股苦水在心里泛起，她哇一声呕吐起来……

    她感到郁平这一去是不会在她面前出现了，郁平的形象在她心目中忽然具有了悲壮的意味，那是有价值的高贵的东西。她连忙奔出门外，一直奔到巷口，但哪里还有郁平的人影呢？一种重大性变化沉甸甸坠着她的心，有一种悲哀在上升，虽然与她有关，却是大于她的，渐渐把她吞没了……

    那份协议书在门外吹来的微风下轻轻地动着，她坐到桌旁，呆呆地望着它，这份东西带给她的将是什么她看不清。她和郁平也许就这样永远分手了，世界上许多事情也许就发生得这样简单，简单到使人觉得不会是真的，但确实已经发生和不可改变了。这结局，又似乎正是她所需要的。但当她刚想把这作为所希望的接受时，它却变成了她其实所不希望的，反过来，当她要确认这是她所不希望的时，却又变成了是她所希望的。真是万分矛盾啊！

    开始了，开始了吗？她望着协议书，问自己，她的心却不能给她既明确又肯定的回答。她大约倒宁愿受罪，继续处在“家属”的地位，也不敢相信她会有幸福，不敢相信这一纸离婚协议会给她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她打开桌上厚厚的医学书藉，里面夹着她和郁平的结婚照片，她把协议书和照片夹在了一起，又用其它书压在这本书上。这似乎意味着要把今后到底如何交给时间去决定。

    街道居委会的小组长老太太又来通知她开会了，她没有像上次那样满口答应，她问老太太：是“家属”会吗？老太太被她问住了，想了一下，说，对，是“家属”会，乔医生，想不到你年纪这么轻，就……唉，叫你去你就去，反正就是开个会，拿耳朵听就是了。她翻开那本书，把离婚协议拿给老太太看，说，我离婚了。老太太不识字，一听，就说，啊呀，乔医生，你真可怜！一边推开协议书，一边撩起衣襟揩眼泪，说，这事情我做主，你就不要去参加那个会了。后来果然没有要她去开那个会。协议书还真有用呢，郁平至少是在为她着想！

    她主动地进了王副院长的办公室。她没有说话，却把离婚协议递了上去。王副院长仔细看了两遍，关心地说，啊，你离婚了？她把协议书宝贝一样拿回来，对王副院长说，院里把我安排到街道上住，是因为郁平出事了，我成了“家属”，现在，我离婚了，郁平的事情本来与我也没有关系，那是他自己的历史问题，我要求院里照顾我的生活困难，让我住到医院里来，我不能再住在那个小巷里了，那里条件差，厕所也远，我夜里一个人，怕！

    王副院长大为惊奇，把嘴张了开来，而后就哈哈大笑，说，原来是这样！唉呀，乔医生，你真是想得太多了，把你安排住在那里，是当时的住房调整，并无别的意思。你住在那里不方便，有困难，只要有可能，我们会让你得到改善的，这同你离婚不离婚没有关系。

    她觉得王副院长言不由衷，但她也不奢望马上就能实现她的要求，向院里把问题提出来就行了。她就想离开，但王副院长叫她别忙走，问她，这协议书是郁平要写的，还是你要写的？她不想回答，但勉强回答说，双方自愿。王副院长又问，你们拿到离婚证了吗？这句话问得她哑了口。王副院长说，我不是要问这个，这是你们夫妻间的私事，我只是真心诚意劝你至少暂时不要离婚。你应该等他，因为我比你知道，像他出的这种事情，并不奇怪，组织上做的结论有时也不一定对，以后发现不对就会来纠正。组织也是由人组成的嘛，哪能每一个环节都是对的、哪能不受某种因素的影响呢！

    这种话出自一个领导人之口，而且是对着她说的，她呆住了，甚至感到可怕。但王副院长的话却符合逻辑，只是那样的话没有谁敢说，也没有谁想到要去说，只有他这个胆子大的人能说。这个王副院长的确有点与众不同。可是，他也许是为了“钓”她的！

    不，不可能……她一边说着，一边就像逃一样离开了。

    从王副院长办公室出来，在妇产科门外的小径上她被秦川拦住了，秦川说晚上要去找她，她吃了一惊，忙说，不，你别去！她的火气大得有点出奇。她丢下惊讶的秦川就走。一抬头，她看见了门口倚着一个人，正是小刘，那么痛苦和嫉妒，刚才一定正观看着她和秦川呢！多么无聊，多么纷乱的一切啊！她昂然地从小刘身边走过。

    她不再去想王副院长的话，但那些话却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心好像定了一些，好像知道她该怎么办了。她给妈妈写信，把一切告诉了家里，叫妈妈能来帮她带孩子。就让家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事吧，她一个人已经承受不下去了！

    秦川进了她的小屋，想拥抱她，被她拒绝了，她冷淡得自己心里也很奇怪。她明确地说，你不要来了，我是要等郁平的，我是不能离婚、不能重新嫁人的，我建议你接受小刘。她抱起了孩子，像抱住一块用以抵挡的盾牌似的，说，你走吧！

    秦川默然片刻，走了。她如释重负，心里倒很感谢王副院长。

    她的妈妈很快到了亭州，找到了妇产科，她叫了一声妈妈，哭着扑在了母亲的怀抱！四周人们同情地、友好地、善意地看着她们母女在这困难处境里的相见，好像对她有了些原谅和好感。

    郁平却又给她来了一封信，说他在丹阳弄到了能证明他清白无辜的材料等等。他既然跟她签了协议书，为什么还给她来这封信呢？一切都不言而喻，他们的所谓离婚协议，的确是不能算数、也不应当算数的，那只是书呆子郁平自己把自己弄得像没头的苍蝇似的乱撞。她的心里又透进了一线光明，她把郁平来信的内容告诉了母亲，母亲怜悯而又鼓励地对她说，姑娘，既然这样，你要等！

    她想到自己是那样地对不起郁平了，成了一个无法抹去的错误，成了她的一块心病。但生活，通过王副院长和她的母亲，使她得到了明确的指导，她渐渐感到一种平静的心情，况且母亲来和她生活在一起了！

第七章   力尽（之五） 

刘克成的百十多人的队伍在厂里集中的时候，市委从电话里就得到了报告。工人是步行，估计四十分钟左右就会到达市委。打电话的人是厂里“四清工作组”的组长老丁，他同时也是市工业局的副书记。说，工人走出车间，在蓝球场上聚集开会，打出了大旗，戴上了袖章，宣布成立“华兴机械厂工人红色造反兵团”，《宣言》也贴上墙，传单都印得好好的了。有策划、有预谋、暗中串联、突然杀出！现在有人向工作组报告，他们的大旗是用厂里的国旗改做的！

办公室在电话里问明了《宣言》的主要内容，工人向市委提出的要求有三条，一是强烈要求市委责令“四清工作组”销毁所有“黑材料”，并向全厂工人深刻检查背离《二十三条》和《十六条》的错误。二是要求通过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成立厂“文革委员会”。三是要求市委改变目前对学生运动压制、对工人运动忽视的态度，把我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起来。老丁说，追随刘克成的人员的情况都已掌握，第一，全部是工人，没有干部，没有党员，有少数团员；第二，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家庭出身有问题，其余四分之三出身不好不丑。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是，医校的学生头头史宏目前秘密住在一个工人家中，刘克成等几个人每天都去跟史宏碰头。

得到这个消息，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具体接触过刘克成，不是没有见过的，这个人马上就要率领一支工人队伍到市委来提出“三条要求”，如果说上次晚间的访问是探测，这回就好像是“登上了历史舞台”。其要求的第三条是干预市委对运动的领导的，这有点非同寻常。而其第二条也不简单，其目的是要在厂里当权，其方法说是自由选举，既有“公平”的姿态，也有当仁不让的自信，这些，都带有真正“造反”的性质。他一时还很难把这样厉害的“要求”跟他见到的活生生具体的、而且还有几分淳朴的刘克成联系起来。现实情况已经摆在面前，不容幻想了。来访的那天晚上，他曾不无忧惧地想到“工人运动”这个词，现在，那种忧惧复杂的感觉更为沉重压来，有点头晕目眩。而这一切又都跟史宏有关，这真是历史上“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重演呢，其势将难以估量！

他召集了常委会，并且让“文革办”程主任参加。他让市委办公室报告得到的消息，请常委们发表意见。而那边老丁也将工人的《宣言》着人送过来了。

老魏说，运动正在深入，各种各样的人都要跳出来表演一番，你不让他们表演是不可能的，就跟鱼群来了一样，你挡都挡不住它。可能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出现，要做好思想的准备。老宗问老魏，怎么准备？老魏说，鱼多啊，要准备大篓子啊！他们连国旗都敢改，你能手软吗？我敢说，总有一天，“有反必肃”的那个名单还需要扩大。

老李说，工人上街，来对我们提要求，其中还要干涉我们的工作，解放以来还不曾有过。我们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过去没有上街，现在要上街呢？过去他们没有事情要上街，没有想到要上街，也没有胆子敢上街，现在是我们开展了运动，号召他们来的。《十六条》上说，“广大的工农兵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我们给了他们胆子、给了他们事情，所以现在他们上了街。学生也是这样。现在清楚了，学生只是打了个先锋，主力军还在后面。工人阶级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上，总是摆在第一名的，第二是农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写在《宪法》总纲第一条上，这个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如果改了这个，那真是复辟了，不但是资本主义复辟，整个旧社会都复辟过来了。我们这些人是立在工农联盟这个基础上面的，假如基础或基础的一部份要翻我们，那还吃得消吗？但他们不曾说要来翻我们，他们提的不能算是无理要求，都在《十六条》之内，而《十六条》是我们的党中央制定和发布的。第九条、第十三条，就说到巴黎公社式选举问题，还有“四清”与文革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还不理解中央现在为什么要提出巴黎公社，但中央的指示我们是要服从的。至于工人提出的第三条要求，那是表明他们的立场态度，他们这个工人运动是支持前一阵学生运动的，这在《十六条》上也能找到根据，而且我们的历史书告诉过他们，工人支持学生是天经地义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一切都是合理合法，我们对他们不好硬打拦头板，要顺其势、观其行，看他们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保留我们有一天要说话的权利。我们受党和国家的委任，受人民的选举，也是受工农联盟的委托，在这里行使国家权力。这就是我们和他们之间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关系。

他看着老黄，老黄说，我同意老魏、老李的观点。

他问老宗，老宗说，那我就在以上各位所说的基础上，再具体分析一下。他们的第三条要求，不必跟他们解释太多，市委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就行了。关键是第二条要求，那是实的。目前各厂我们已经搞了“文革委员会”，他们要搞巴黎公社式选举，那就是推翻旧的，成立新的。按照《十六条》所说，这个“文革委”，虽然是“群众组织”，却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与此同时，他们要求“四清工作组”做检查，那么厂里的当家人，自然就是新的“文革委”，就是他们了。如意算盘就在这里。能答应吗？他们这个“兵团”，目前只有一百多人，而全厂近两千人，那其余人是什么态度？其余人也是工人阶级一分子呀。所以这项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动群众，至少要相信随着运动深入，群众会进一步发动起来，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时机才会成熟。民主的原则通过候选的方法体现，那就看群众愿意相信什么、支持什么了。《十六条》第九条规定，“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不等于他们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别人就不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谁真正是革命的、正确的，群众就会相信谁。我们希望他们的“兵团”能够发展壮大，得到群众的多数票。但有一句话，他们听了会不高兴，就是：假如厂里有别的人成立了别的“兵团”，持有跟他们相同相近的，或者有所区别的立场观点，是否也可以呢？接照民主原则，当然也可以。假如他们真的是这样民主的平等的态度，我们对他们倒没有反对的理由，甚至我愿意改变我的一些看法。但改五星红旗为他们的造反大旗，这个如果是事实，那还是要调查追究的。至于其第一条，如果对“四清工作组”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

他征求程主任意见，程主任说，刚才几位领导谈得合情合理，有政策依据，我们接待他们时，照这样跟他们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至于是不是拿国旗改成了他们的造反旗，这个要跟他们核实一下，如果是这样，性质是严重的，他们先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有，假如他们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怎么办？

他说，大家都谈得很好。程主任就综合刚才几位常委的意思去接待他们，只要他们是讲理的，是真诚的，就不会谈不通。我再补充说几条，第一，他们出于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成立自己的“兵团”，我们要表示支持。第二，他们对市委的工作提出意见，我们表示虚心接受和研究。第三，关于在厂里举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这个方向是好的，如果厂里多数群众有这个要求，可以在上级部门领导下，有序地进行，但在选举产生新的“文革委员会”之前，应当支持和帮助厂里原先由党委任命的“文革委员会”的工作。第四，“四清工作组”里有亭州本地的干部，也有外地的干部，性质是地委统一委派、直接领导，如果对其有意见，可以反映，市委也有责任向上反映群众的要求，在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之前，市委还不好责令“四清工作组”怎么样。这一点要请他们理解。第五，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巴黎公社式选举产生的新的“文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那也是文化大革命权力机构，并且性质是“群众组织”，另外也还要有抓党的工作、抓群众工作、抓生产经营的领导机构。《十六条》的最后一条是谈到各级党委的存在的，所以将来不管形式怎么变，厂里大体还是党委、厂长、群众（也就是工会或文革命委员会）三足鼎立，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工厂的基本格局，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说要突破或改变这个基本格局，如果把这个“三位一体”革掉，那就涉及我们社会主义工厂的根本制度。第六，关于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我们都作好准备，他们要求哪个接见，就哪个出去跟他们见面，既要肯定他们、又要教育他们，坦诚相见、加强沟通。最后，关于国旗的事情，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他所说的，大家都同意，常委会也就结束，程主任赶往文革接待室。

虽然天气晴朗，他却好像嗅到了暴风雨的气息，心头有点压力，可是他又想到一些有趣的意思。“文革”，理论上庄严重大，不可不严肃对待，但作为眼前的群众运动，作为史宏刘克成他们，虽然在沿用着历史运动的某些形式，革命的对象却不太明确，有点抽象，多少有点像是一出结局难料的喜剧正在开场，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重演或者被模仿时就会像是喜剧。他读过张闻天翻译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写的小册子，叫做《笑之研究》，其中也说到“重复”是形成滑稽的原因，若加以运用，也就成了喜剧的手段。平时千万要注意不可模仿和重复，假如他模仿和重复某个众所周知的上级领导人的动作和口声，他必定会成为笑料。现在市委和他有一个责任，就是提醒“参加革命”的所有人们记住：文化大革命跟历史上真正的革命还是有重要区别的，不要把形式主义弄得太厉害，不要把喜剧演得太过份，那就有可能弄出一些不愉快来。

那天，他不得不出去接见了刘克成和他的队伍，因为他们提出了这个要求。程主任不无担心地说，刘克成他们带了一面大旗，上面有“工人红色造反兵团”这些字，还带了锣鼓家伙，他们一路敲锣打鼓而来，倒像是厂里搞出了新技术新产品到市委来报喜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敲锣打鼓而来，还要敲锣打鼓而去，宣传他们受到了市委的接见，这是尊敬市委嘛，那就让他们敲锣打鼓好了。程主任听了点头。

在靠近大门口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会见了刘克成和另外四个工人头头。刘克成他们以掌声迎接了他的出现。刘克成像见到最亲的人一样迎上来，双手握住他伸过去的右手，连声叫着“杨书记”，那态度的发自内心、带着热诚、带着谦卑，是真实的，既无惶愧，也无不安，倒像是认为他们的行动一定会得到他的欣赏和支持的，而他们也是真心爱戴他、寄某种希望于他的，因为他是市委书记嘛。再看看其余四个工人，有三个年轻些的，一个年龄稍大些的。他们那明亮的眼睛、朴素的面容、整个身心的态度，也都跟刘克成一样对他涌动着一种敬仰、热爱和希望。一时间他心里反倒有点惭愧起来，感到自己的革命境界和思想灵魂在某些方面远不如眼前的这些工人，他们真诚地投身到党中央号召进行的政治运动里，把无比重大的责任放在了自己平凡的双肩之上，真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他在内心里却有着多少的存疑和保留啊！这么一感受，使他对自己作了调整，可以说是克服了某种偏见、放下了某种架子、解除了某种戒心，而努力以一种热情、喜爱，以及平等的、尊敬的态度对待他们。

刘克成说，刚才程主任把市委的表态告诉我们了，我们拥护市委的表态，接受市委的意见。关于“四清工作组”，刚才我们已经跟程主任说了，在工作组指使下，各车间对所有在那天上街跑步支持学生的人，都扣除了十天考勤，而且还要写检查，如果拒绝写检查，就加扣二十天工资，并且还要处分。工人就是靠工资养家活口的，但是我们不能以写这个检查来换取工资。现在，十天考勤已经被扣了，下面就是要把一个月的工资都扣掉。整理我们黑材料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不断地把别的工人叫到工作组去谈话，要他们揭发和监视我们这些人，也要我们互相揭发。给我们起了个名字，叫做“对现实不满的危险分子”。工作组实际上是在厂里造成白色恐怖，凡是上街跑步的，都好像成了反革命分子，群众不敢跟你说话。他们把我关了三天不让回家，晚上也不让睡觉，说我的出身虽然没问题，但我的后面跟着不少出身不好的人，这种人在北京叫做“黑崽子”。要我写交待，我一个字也没有写，我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一，工人不管是什么家庭出身，都有权利参加毛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你们用“唯成份论”看待人，难道要这些人去继承已经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才算是达到目的吗？这决不是党的正确路线。第二，市委承认学生静坐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工人上街跑步支持学生，当然也就是正确的，而且我们没有到市委门口去，假如凭这一点来说我们错了，还要看成反革命，那么在我们之前到市委门口去围攻学生的人该怎么看待？为什么他们倒是正确的？不但不要写检查、不要扣考勤，还要看作是表现好，这不是颠倒是非，而且自相矛盾吗？第三，我要他们好好学习《十六条》，不要把斗争方向弄错，运动是要挖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方向，我们这些工人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你们不但把斗争方向弄反了，而且是在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有人想跟我动手，我说，哪个敢动手，除非把我打死，要不然我跟他有账算！结果被我喝住。他们就这样“车轮战”，弄了我三天三夜，他们那样子，就是不怕逼出人命来。医校学生史宏江进海他们听说情况后，挺身而出，领着工人找“工作组”干涉，当时他们还煽动群众想抓学生，结果史宏发表了一通演讲，向他们宣传《十六条》和北京的情况，他们哑口无言，一个个跑掉了。有个知情的人领着他们找到关我的地方，把我救了出来。我们认识到要成立自己的造反组织才行。据我们了解，全市各个工厂起来造反的工人都在受压制，有挨批斗的，有女朋友不敢再跟他的，也有亲生的父亲把他赶出家门的，个别自杀掉的也有，这可以调查。学校里造过反的学生、支持学生的教师，也在受压制，这都是不对的。我们一遍一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十六条》，学习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中央社论，感到毛主席党中央把什么都预见到了，我们觉得运动不能这样下去，觉得我们要站出来。史宏向我们介绍了北京的情况，他走访了“中央文革”，还走访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他所说的一切，他带回来的一些传单，都说明我们受压不是孤立的，我们这点儿受压也算不了什么，斗争是残酷的，我们个人的命运已经跟党和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了，如果因为这样造反就要被打成反革命，就好像犯了天大的罪，那就不是自己个人的小事情。如果本来造反是为了当英雄，那现在还不如回去安安稳稳过日子，这个英雄不好当，好像要作好被打成反革命的准备。

听到此，他不觉暗起着一些感动。眼前的工人，确实只是我们的普通群众，不应当用某种成见看待他们。他合上笔记本，点点头，说，你反映的问题，市委一定加以重视。压制工人是不对的，所扣考勤要恢复，要你们写检查的事要停止，造成后果的要调查。他问，国旗是怎么回事？刘克成说，是个谣言，我们把管事的人带来了。刘克成做了一个手势，走出去一个工人，不一会带进一个人来，也是一个工人，瘦瘦的，年岁稍大一些。刘克成说，老梅，市委杨书记在这里，你把真实情况跟杨书记说。老梅说，国旗没有少，都锁在箱子里。会堂后台有一些不用的红旗，还有横幅，堆在那里，他们没有跟我说，就去拿了一面红旗，两条横幅，但不是国旗。外面怎么说起他们用了国旗的，我不知道。我一听到这话，就开箱数了几遍，因为我有责任呀，结果十面国旗一面不少，我就放了心。正好刘克成派人找到我，我就在箱子上加了一把锁，还贴了封条。现在两把钥匙都在这里，市委可以立即派人去验收。老梅说着拿出两把钥匙放在桌上。

这情况并不让他感到意外。工人们都看着他。他说，老梅，你做得对。我们就请“文革办”的程主任立即让公安局拿这两把钥匙去验收，我们在这里等电话报告结果。我看验收结果是不会有问题的，我相信你们。他此言一出，工人脸上都出现欣慰的感动的神色，有个工人红着眼圈含着泪水说，杨书记，我们就等着你说这句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看我们呢？他无言以对，工人也都沉默着。

老程拿着钥匙出去了，他找了个轻松话题，问工人们，你们拿了红旗、横幅，怎么做成你们的大旗、袖章的？一个工人说，是我出的这个主意，也是我到会堂后台去拿的，因为如果跟厂里要，就不可能得到同意，所以不如自己想办法，说得不好听，三要不如一偷，会堂后台平时没有人去，东西就堆在那里，我就取了一面红旗，两条横幅，门口传达室是支持我们的人，说明了一下，就让我把东西带出厂了。回来后我跟老婆两人晚上洗了半天，一起到城河里汰干净，晾在家里天井里，第二天用熨斗烫平。旗子上的黄字，是宫平在旧报纸上写的，他的字好。也是我老婆把字蒙在一块黄布上，照样子留个折边剪下，用缝纫机厾上去的。袖章是我老婆把横幅裁剪下来用缝纫机做的。上面的字，是写在硬骨纸上，用刀子镂空，用黄漆刷上去的，都是“土法上马”。他问，是你一个人刷的吗？他说，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就像做地下工作一样。他听着笑了起来，工人们见他笑了，也都笑了起来。他问，那你的家属也是在厂里做工人吗？那工人回答，她是一布厂的挡车工，三班倒。这话使他想起在一次视察时进过织布厂的车间，那里织布机轰响得惊天动地，像什么似的把人无情地笼罩而且埋葬在里面，心脏好像随时都会因此而停止跳动，对面说话也只见嘴动而听不到说什么，像着了怪一样，当时他一下子流出了泪水，心中万分的悲悯，因为他想到多少女工就这样一辈子每天要在里面工作八小时，而逢到上夜班就更辛苦。她们虽然也是为个人挣钱，但更是为国家做贡献。他看着那工人，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那工人说，我也姓梅，叫梅有韬。他问，是做事很有韬略的意思吗？工人不好意思地把头点点。他说，你做事确实是很有韬略的呢！工人们又都笑了起来。他说，代我向你的家属问个好，纺织女工真是不简单啊，叫我在她们车间里，勉强呆半个小时能坚持，一个小时就绝对吃不消了，可是她们不但“三班倒”，每天呆在里面八小时，而且能做到万米无疵布，一直要做到退休，每天下班回家，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许多家务劳动，休息不好。工人们听了都不说话。梅有韬说，杨书记，确实是这样！

程主任走来，说，公安局电话来了，十面红旗不少，都在箱子里。工人们不吱声，都看着他。他缓缓抽了两口烟，站起来，说，刘克成，还有一些工人都在外在吗？刘克成说，都在外面，等书记接见。他手一挥，说，走！就在前头走了出去。他问刘克成，你说说，你为什么要造反？刘克成说，感到毛主席的号召很对。他问，你自己呢？刘克成想了一下说，感到我就该站出来，不站出来对不起毛主席。我心里也有点怕，也想到过出风头，但那都是私心杂念，不能靠那个。他听了点头。说着已到门口，工人以热烈的掌声迎接他。他看着排了队站在市委门口的工人们，想起不久之前站在这里的学生们，而现在是全然不同的面孔，他们的脸上虽然残留着学生时代的稚气，但有一半已经渐显凝重，显示着力量，就好比他们的双手，是跟做中学生的时候不一样的了，已经握过铁锤和摆弄过复杂的机器，所发出的鼓掌声也坚脆得像放爆竹似的。他就这样开始面对更为深入的一种社会形势，而进一步切实感到做为市委书记，肩上的担子跟以前是更不一样的了。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工人同志们，你们好！他觉得他传达出了他心中的某种感动，而这感动，也立即被工人们所理解，并且感动了这些工人，于是工人们报之以一阵持久有力的鼓掌，这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共产党市委书记的尊敬，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热诚。他们仰望着他，眼睛闪闪发亮。

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并且让群众听了感到很实在很切身。他夸奖他们通情达理，对他们说了许多劝勉和指导的话，甚至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来肯定了他们的积极性。刘克成带头鼓掌之后，说，请杨书记给我们授旗！这是他事先不曾料到的，但当然不好拒绝。拿着旗子的工人把旗子递给刘克成，并且退站到一旁去，而剩下刘克成站在他对面。当过兵的刘克成向他敬了一个军礼，把旗子递给他。工人梅有韬小两口亲手做的这面旗帜，拿在手中似乎有着着特殊的感觉和份量。他的手有点颤动着，把旗帜授给了刘克成。刘克成接过旗帜，转过身，用一只手拿着，举起另一只手领呼“毛主席万岁”。工人们发出的雷鸣一样的口号声里已经没有了中学生所残留的那种童少之音。刘克成走出几步，把旗帜交给原先的那个旗手，也像是授旗一样。刘克成手一挥，旗手就领着这支队伍转身离开了。刘克成跟他又握了一下手，敬一个军礼，就向队伍的前头跑去。锣鼓敲打了起来。他目送他们在市委门前的街口消失，这才转身进中山塔，身边跟着程主任，好像都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压抑和空虚，耳中却听到那节奏单一而欢快热烈、渐渐远去的锣鼓声：咚咚咚咣！咚咚咚咣！咚咣、咚咣、咚咚咣！

虽然工人们离开了，锣鼓声也听不到了，他的头脑里一时却老是有着刘克成的那副大脸盘。看来，这充满斗争的运动，在另一方面是充满了利用。刘克成就正在利用他，好像跟他已经有了某种友好关系似的，要利用这一点来支持他们在厂里的斗争，并且使自己具有某种威信和说服力。反过来，他要利用他们对自己的某种好感、某种信任，来施加某种影响、打下某种基础，以便他们在运动中能比较听话，在不可测的将来不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不可掌握。他是在利用自己给群众的较好的印象来为党工作，并无自己个人的什么目的。但那可能有的个人目的，作为一种可能有的存在，就很逻辑地显现出来了，那就是“取悦群众”，或者更难听是“讨好造反派”。如果有人要攻击他，那么这将是他们要说的话。但如果真的有人向他发出这样疑问和攻击，那可算是无稽之谈了，因为他犯不着去讨好造反派，他是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再厉害，也是为了巩固和完善共产党，无论怎么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要团结的，而不是搞掉，党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的干部搞掉。文化大革命，归根到底要的是党，不是造反派，就像给人治病一样，最后要的是人的健康，而不是别的什么。他凭什么要无原则地讨好造反派呢？事实上倒是造反派从学生到工人，都对他这个市委书记极其敬仰或者说是“讨好”！如果说他对他们表现出温和友好的态度，那也是党的工作的需要，是一个市委书记应有的风度，并不是他个人在作什么表演、做什么政治交易！其实，他是把造反的命运，在心中下了悲观的灰暗的判断的，虽然运动目前还正在方兴未艾。但他如果泄露天机，对造反的学生和工人说，你们都偃旗息鼓回家去吧，你们这不是出来做蜡烛吗？药用过之后大体上也就是药渣而已，药渣很讨厌，谁都不喜欢，要倒进垃圾箱里去的！他如果这样说，他成为什么人了？谁都会说他“反党”，所有的常委将举手同意开除他的党籍，而且认为他简直是个疯子、傻瓜。对群众不能这样泄漏天机，对身边的和下级的干部，也同样不可把什么话都提前说出来，一切只能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他体会到他有一颗最能同情和理解的心。从毛主席，到毛主席在5月16日《通知》和《炮打司令部》中针对的人们；从造反的或反对造反的群众，到不理解的干部以及胆小怕事站在一边的人们；甚至还有老是被视为这个政权的敌人而以某某“分子”总称之的人们及其子女；他都能体会他们的心情，他都知道他们。

关于“分子”，正如王雪所说，我们已经有了可以摘帽子的政策，只不过“文革”一到，这些人在整体上作为这个政权专政的对象，不知怎么反而被强调了起来，却不是《通知》和《十六条》所明文强调的，倒是整个社会在自发地、好像自我恐惧地在强调，既像对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远、拒之唯恐不力，同时又作为有力的武器去对付别人。惭愧的是，老宗，甚至是市委，一开始也是以这种很顺手、很现成的武器来开展运动的，这已经受到了比如医校学生的指责和对抗。可悲的是，以老宗为代表，至今也不能算是放弃了这一武器。话说回来，即使是造反的学生、工人，虽然可以让出身不好的人参加自己的组织，但组织的头头在出身上还是必须避开这一条的，以免成为被攻击的弱点。这是怎样的一种怪现象？文革一到，文革以前的一切，好的和不好的，优点和不足，进步和问题，就像一锅粥，全煮在里面，上下翻腾，不断现身。学生和工人实际上所取的是有所否定、有所扬弃的态度，真正带有“造反”的性质。那些“分子”，作为人的希望，在这样的时代，好像倒是在造反派身上看到了一些，也就难怪有一种观点总是把造反派和这些人一起笼统称为“牛鬼蛇神”，并且以此观察、分析和对待文化大革命，而不时以“无产阶级专政”去警告造反派。这到底对不对呢？世界是多么混沌啊。

“分子”们的子女，因为年轻，血气方刚，也因为知道党的政策的正确完整的说法应当是什么，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自暴自弃，也并不退缩，而是勇敢参加“造反”的行列，虽然不当头儿，但属于坚定分子，好像暗暗为他们的希望而斗争，只是不好独立作为一条要求提出来。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你说他们是“黑崽子”、是“反党”，要对他们“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懂得，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发展的权利、有爱国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一句话，有做人的权利。“黑子女”在“文革”合法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表现出对所受压制及其社会成见的反抗，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反抗是在合法的和谨慎的范围之内。敢于越过某种藩篱、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以至于危及到国家社会的，恰恰是自认为高贵的人们，前一阵北京的红卫兵在城里和乡下就公然打死了多少“牛鬼蛇神”。这样的情况在今后、在全国的某个地方，难保不会还有发生。真是可怕，可悲！

就在第二天，亭州电机厂的工人陈安国也领着百十人的队伍来到市委门口，他们倒没有敲锣打鼓，而是一路高呼革命口号而来，他们也打着一面大旗，写着“电机厂红旗兵团”。他们的要求有三条，承认他们“红旗兵团”是革命组织，要求驻电机厂的“四清工作组”作检查，要求市委正确对待前一阶段起来革命造反的学生。这些要求，与刘克成提出的，如出一辙，好像商量过的，只是换了说法而已。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又召开了常委会，决定：怎么接待华兴机械厂刘克成他们的，就怎么接待亭州电机厂的这些工人。老魏说，这样下去怎么行？市委书记就不要做其它事情，就整天接见群众，给他们做授旗仪式吧！老李说，出个通告，以后市委不再这样做了。老黄说，万一为这个在市委门口闹起来，不值得，要么可以让常委轮流接见，列出一个顺序名单，轮到哪一位，就哪一位出门接见，杨书记可以不列入，这样一来减轻杨书记负担，二来有了规矩群众就没意见，三来大家都到第一线去感受运动的情况。大家赞成老黄的意见。

亭州电机厂为头的工人陈安国估计也是二十几岁的人，只是显老些，看上去有三十岁，中等身材，粗壮结实，方脸宽腮，有一双暴突的大眼和过于分明的双眼皮，声如铜钟，说话不乏文彩，初中文化，在厂里本是一名钳工，既非党员，也非团员。他心中不禁感慨，工人中有着许多的人才，平时好像一点也不知道，在厂里可能连个小组长也不是，运动一来，就英雄起于四方，令人吃惊。毛主席总是让我们尊重群众，共产党不就是领导泥腿子打下江山的吗？多少普通工农成了如今的高级干部，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千百年历史的事实！难道从前的群众藏龙卧虎，今日的群众就只值得轻视吗？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我们的全体，还真的就会这样忘乎所以而不知不觉。毛主席认为不讲党群关系是很大的危险。对这些“英雄”怎么办？就是因势利导，用他们做“药”来治我们的病，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来补充我们的队伍。党的基础是工农群众，也历来总是从工农群众或具有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中挑选人材。他这个市委书记，当初也不过是参加土改工作的一个高中生，家庭出身还是破落地主呢。中央的大理论家，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已经对北京的学生讲“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就是语重心长。所以，他也不想轻视这些人，他感到自己有这样的胸怀，希望他们能在斗争中好好成长。

继刘克成，陈安国之后，像麻袋里的钉子个个要出头一样，纷纷有更多的英雄好汉在厂里“揭竿而起”，打出“革命造反”的旗号，用各种各样的红色名词给自己做了命名，来“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所提出的要求与刘克成陈安国他们的相似，像是去请教过的，估计有的也未必就去请教过，只是认同而已，甚至好像是有意这样简单认同，目的只是为组织起来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这样看来，全市确实在形成一个“工人运动”，以支持前一阵的学生运动，来标明自己的原则立场。与此同时，全市大小工厂单位贴领导大字报的多了起来，有的同驻厂“四清工作组”发生了面对面的争论。但事物确实总是“一分为二”，工人队伍里的对立面也出现了，事实上这种对立面在学生静坐期间已经出现。

当他发觉这种所谓保守派的力量正在形成全市的组织时，已经是好几天之后，据程主任所说，这一阵到市委门口来要求接见的工人组织，虽然来自不同的单位，但人数都比较多，占着本单位人数的大半，并且他们有着相同的组织名称，旗帜是统一的格式，都是崭新的红旗，当中是毛体的“主力军”三个大字，上面一行宋体字“革命职工总司令部”，下面一行仿宋字“某某支队”。在这些旗帜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造反”二字。

程主任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却不禁笑了起来，他之所以发笑，不是感到高兴，是有一种幽默感油然而起，他看到的是这背后站着我们平时开展各项工作的领导序列，他们站在后面，而让经过他们挑选认定的群众骨干出面，打出群众组织的旗号。这种组织性和力量是那些零星的自发的造反派不可企及的。这形势他不感到好，也不感到不好。他感到的是这种外化和强化了多少倍的对立，是人民分成了两大块的这种令人觉得有趣而又担忧的形势。但他是无法取消这种情况的，既无法取消所谓造反的一面，也无法取消所谓保守的一面。从报纸上可以看出，这形势不仅亭州如此，而且是全国性的。他担心着毛主席党中央将怎样收拾全国性的这种局面？他唯有回答程主任说，现在，谁要成立群众组织，我们都支持，只要他们表示自己是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学习《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

就在程主任告诉他“主力军”的事情的第二天，亭州四乡八野的农民上了街，他们以郊区公社为“纵队”，以生产大队为“支队”，旗帜上三个大字是毛体的“同盟军”，下面一行小字是某纵队某支队。农民大军就这样打着旗号游行到市委门口，要求市委领导接见。这一天轮到老李，他看到老李精神抖擞地去了，过了一会儿门口那边就传来震天响的口号声。接见是顺利而成功了，可能也会有授旗仪式，一切都有喜剧味道，连他以前的接见和授旗，也被补上了这种可笑的意味。

他坐在办公室里不动声色，“主力军、同盟军”的背后情况，他虽然猜得到，却是一无所知，他是被排斥在外的，但他不生气，他理解成大家对他的爱护，因为他的身份是不同的，正如老宗早就对他说过的那样，他的手不必弄脏，他应当唱白脸，而让他们唱红脸。难道不应当有这种默契吗？难道他不应当理解这种无言的分工协作吗？同志们其实就在做着他考虑过的如何收拾局面的工作，岂能片面地让造反派成了气候而不可收拾？至于“收拾”二字，是有个方向问题的，不是收拾到这个方向，就是收拾到那个方向，正如王雪在家里谈到过的最后切掉什么样的百分之五。想起来这有点可怕了。他意识到，所谓党的意志，在文革开展以来的现实情况下，已经出现分化，但还不至于公开。其中老宗他们表现出的这种意志，当然也算党的意志的一大块。党的意志是有集中性的，集中就包括不同意见的综合，有让步、妥协、平衡，要不然党就有分裂的可能。那么老宗他们表现出的这种顽强意志，在将来综合意志中仍然是份量很重的，必将进入毛主席的考虑之中。其实，毛主席早就考虑进去了，既分析了干部的“四种情况”，又指明要团结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

就像顺理成章一样，继“主力军”与“同盟军”之后，学生的统一组织也出现了，并且比工人农民还进了一步，召开了全市组织的成立大会。各学校的“兵团”都制作了统一的旗号，按时在市一中大操场集中，成立了“红色保卫军革命总部”，显然是医校的“红色保卫军”的一种认同和扩大。共青团市委书记周爱山应邀出席大会并且讲了话。成立大会开过之后，就游行到中山塔门口。常委们都认为，这一回他必须出去接见并且给他们授旗。他心中很有数，这可算是一支“保皇派”的学生队伍。但这些学生同样是群众，而且人数更多，学生里的共青团员和向组织靠拢、积极要求进步的人，以及出身“红五类”的人，大多数都在这里面，是格外应当重视的。说实话，他很乐意接见这支学生队伍，就像喜欢自己的孩子一样。只是心里稍有不踏实之处，这是因为想到了那些“造反”学生的存在。

他再一次郑重穿起秘书取来的军装，他在接见全体学生之前，特地在里面先接见了学生头头，跟他们一一亲切握手，问长问短，他高兴而满意地看到他们都是规规矩矩懂礼貌的，周周正正、平平和和，没有突出的个性，给人纯洁善良听话之感，对他更有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亲近、依顺之情。凭着直感他就知道这是我们一向重视和培养的，他们终于这样组织起来保卫党了，他的眼睛都不禁有点为之湿润。他是否有厚此薄彼之心，他是否感情上不接受比如史宏这样的学生呢？不，他甚至承认史宏那样的孩子可能更符合党对这次运动的要求，在某些方面可能要比这些孩子强、比这些孩子有革命性。可是，他心中喜欢和重视的，还是眼前的这些天生就可靠的好孩子。他在内心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着偏见，但他的这种感情，是不可改变、也是不容改变的。

常委们未必这样理解他，当他们一致认为这次接见必须由他出面时，其中好像另有意味，好像含有对他的考验和嘲弄一样。他们认为他的倾向在造反的群众这一方面，这种误解在无形中已经形成，但他也不必解释，日久见人心嘛。作为市委书记，他只能站在中央文件的立场上，对各方面的群众都要平等对待，引导他们正确开展运动，至于心中的好恶以及思考，那是应该提防着不要带到工作中来的。

那天他让老宗跟他一起去接见学生。他带有试探地说，老宗，形势大好呀！老宗说，形势也不是一下子就这样好的，我们对运动也有一个适应的认识的过程，现在知道了，这次运动有个特殊形式，就是让群众自己成立组织，这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有这个自觉，跟没有这个自觉，是不一样的。学生闹静坐时，学生懂了，我们不懂，我们还在那里利用工会、利用工作组、利用党委，总之是老路子，这怎么行呢？不会转这个弯、动这个脑筋。我们落后了一步，但我们跟上来了。先是向造反派学习，接着是超过他们，成立的组织比他们大，人数比他们多，人员情况比他们好，指挥系统比他们强，各种条件比他们优越，是市委在文革中直接可以信赖、依靠的力量！除了工人、农民、学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组织、可以起核心作用的，也要成立，由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组成，由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老英雄、老战士做骨干。你就放心吧，谁也动摇不了我们铁打的江山！我们确实需要放手发动群众，以前没有放手，现在要放开手、放开脚！他听出弦外之音，微笑着点点头。

站在中山塔门口，他让那些学生头头就站在他和老宗的身边，一起面对着全体学生。他发表了同样热情洋溢的讲话，所谓同样，就是他心中照顾到以前对另外一些学生表现出的热情。他对于“红色保卫军”的成立表示欢迎和支持，他语重心长指出，作为学校里的多数派，作为政治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你们要更加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学，做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不要以为自己出身好，就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就不注意执行党的政策。他要求他们在运动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好用好《十六条》，在革命大风大浪中经阶级斗争的风雨、见反修防修的世面，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让帝国主义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和平演变的希望彻底破产！他觉得他的讲话从总的立意到语气口吻，都充满了鼓励和期望，几乎明显要表达偏爱之情，而且用“接班人”的话题暗示和鼓舞了这些孩子。他感到站在他身旁的老宗神气很旺，面带笑容，对他的讲话是很满意的。他讲话之后，老宗带头鼓掌。

那天接见后唯一的遗憾是，他努力要回忆那几个学生头头的名字和面容，却怎么也记不起来、没有特别的印象了。

在后院宿舍区，他碰见了老宗家的老二宗静，手上拿着几份传单，在小路上跳跳蹦蹦的走来。他喜爱地叫了一声“小静”。小丫头到了他面前，仰面叫了一声“杨伯伯”，把手中东西一扬，放到身后，说，我来找建国哥哥的，他不在家。他问，什么好传单，能给我看吗？小静就把手上的传单给他，说，看过要还我，这是我要做收藏的。他说，我就在这里看一看，好吗？小静说，好吧，正好陪我玩玩，来，你坐下。小丫头拉他在旁边石凳上坐下，而后就坐在他的身边，捧着脑袋想自己的心思。他就很有兴趣地看起传单来。

其中引起他注意的，首先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份大字报传单。他第一次看到，一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为在人们心目中仅次于毛主席的一位领导人，被直点其名写上了大字报的题目：《刘某某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光是这个标题，就已经使他像是树木遭了连根的震撼一样，所有枝叶都簌簌颤抖，天旋地转，身体好像就要倾倒下来。

“坏了！”头脑里不知是一个什么声音，风一样吹来就令遍体皆冷。其实他并不是一点不知道，只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公然直点其名的传单。他从一种恐怖的幻觉中清醒，而后就仔细看这份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字报传单。这是一份批判文字，至于所批判的内容，他不陌生，就是八月初市委按上级要求组织师生从录音收听的“中央首长七月二十九日人民大会堂讲话”，其中有“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名言，少奇同志还有这样一些话： 

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这些话，都在大字报中遭到严厉的责问和批判。他记得他收听录音时，也是注意到这些话的，是深长思之而又玩味其弦外之音的。现在看了这份大字报，问题很清楚，就是中央内部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确有重大分歧，并且就公开暴露、诉诸群众了，而另一面的“诉诸”，是一个星期之后的八月五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这篇震惊世界的大字报。虽未公开发表，却已举世皆知。

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不可思议的。但一切也并非毫无精神准备，像他这样级别以上的人，几个月之前就得到过中央5月16日《通知》，那上面有些话就差着明说了。广大群众从前绝不可能这样了解到、关心到、干涉到党中央内部最上层的分歧，现在就连宗静这样十四岁的小丫头，也能知道这些内容了，并且捧着个小脑袋在沉重思考、深深忧虑着呢！

清华大学大字报的片面性在于，没有看到作为党和国家领袖之一的人，也有权利表示自己的某种困惑，这种困惑至少在客观上带有对群众的一种必要的善意的提醒（记得他听录音时，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这样高的领导人讲真话，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真情实感、事物的真实情况，不是很可贵吗？不也表现了一种民主的、相信群众的态度吗？

但从另一面看，清华大学的大字报也言之成理，是坚决站在维护毛主席的立场上的。问题在于，中央这样高层的分歧，大学生写出大字报印出传单来指手划脚，在从前是不可思议的，可就这样成了现实，群众就来“参加”了！然而你似乎也不能怪群众或者怕群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大的事情群众怎能无动于衷？要果真无动于衷，那就更不好了，哀莫大于心死嘛。

这如何是了？光是好奇也就足够让群众表现出极大狂热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大民主当然是好事，但这样一下子、一竿子到底大民主起来，就连干部也都没有准备，所以才很不理解，然而群众是不考虑这么多的。

这张大字报是一个信号，一个惊天动地的信号，它或者是错误发出的，或者是正确发出的，或者是一种冒失，或者是一种必然，都总之是升起在首都上空的信号。他迅速理解了一些问题，也立即坠入空前的困惑与恐惧之中，但他马上本能似的让自己逃避开去。他深感自己地位渺小、有着在这样重大事情面前的无力与恐惧。

运动初期北京市委的改组，地位显赫、令人崇仰的彭真的沉沦，他在小报所载的照片上看到彭真、万里等人被学生反绞着手臂、胸前挂有写着“打倒”字样的硬骨纸，硬捺着挨“批斗”，真是惊心动魄、惨不忍睹，觉得太过份。但他跟最普通的群众一样，只能作为一个好奇而恐惧的看客，保持沉默，只不过他不会像群众那样转而狂热起来。他为党为国能做到的，还是只有落实到“守土有责”四个字上来最为妥当。而到底怎么“守”、能不能“守”住，也已经渐成问题。但是，上层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什么？却令人不得不思考起来，陷入忧心忡忡之中……

还有一份引起他特别注意的传单，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校文革委员会副主任谭力夫八月十二日的一份大字报和八月二十日的一篇演讲。这个大学生，演讲如此流畅挥洒，丝毫没有党八股气息、没有小家子气的拘束，倒像个高级干部的口吻，真令人开了眼界。

“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理这一套呢，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鼓掌）”

读来提神，可也令人深思：在这样高贵的语气里为什么露有悲音呢？反映了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有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是“敢领导”？是一些什么人要让他下台？他为什么考虑到了“下台”？他是在什么“台”上？他骂的是谁？他是什么权力“还在手”？在下面听着他演讲并且给他“鼓掌”的是什么人？

“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那么多的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一讲阶级路线，他们也来讲几句，怎么配呀？说起阶级路线，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同志们，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鼓掌）”

这里的“有人”显然是指“被斗地主的儿子”一类的师生了。那么小报照片上反绞彭真、万里的双臂进行“斗黑帮”的，难道倒是谭力夫这些学生，而不是“有人”这些学生？是的，像史宏这类学生，在运动初期还没有产生呢。事情真是复杂到越出常理、不可思议。

谭力夫的演讲直率无伪、自成一体，但理论上并不完备，政治上并不成熟，也可以说是特定情况下的产物。从语气之大和语言之辣可以看出，谭力夫出身在高级干部家庭，这大约也是能担任校文革副主任的原因，大体是学校党委、工作组指定的人选。至于那份大字报《从对联谈起》，围绕一条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展开讨论，而谭力夫赞扬这个对联。

另有一份传单是北航附中“赤兵”的《自来红万岁》，语言刻板无味一些，但其中有这样一些引人注目的话：“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父辈打下了这大好江山，难道我们无产阶级的后代就不应该坐江山吗？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学校理所当然的主人，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国家的理所当然的主人。让那些迫害、歧视、嘲笑我们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的人见阎王去吧！中国是属于我们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高呼：自来红万岁！红五类万岁！”

“见阎王”三字令他吃惊，好像是对运动初期红卫兵在北京城乡打杀许多“牛鬼蛇神”的一个注脚。由此可见，前一阵，或者直到目前为止，北京的学生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争论，涉及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着怎样的分化和组合。

这情况似乎是落后于文化大革命所定主题的，简直属于需要启蒙的课题。对这个“血统与革命”、“出身与选择”的问题，党早已有正确的说法和政策；在共产党之前，几千年的历史和常识也早已用无数事实昭示了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高深的问题，凭着一个正常的头脑也就能够正确加以判断。怎么如今在中学、大学这样知识分子成堆的的地方，却忽然兴起这样的激烈争论呢？真叫人诧异，也深刻反映着某种问题。

但也不奇怪，历史上有些朝代，最明显的比如魏晋、元代，就曾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这种荒谬之中，不也维持了许多年的统治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是生物学上的道理，有时就真的能在人类社会中用强权来推行！这是贬低人类、反人类的。

从谭力夫、赤兵的言语看，这争论可不是闹孩子气，而是很严峻的一件事情，问题被推到了这样极端的方面。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竟然惹起了这样的一种敏感、紧张和对抗，并且在北京有突出的表现，虽然由文革而起，反映的却是一种社会矛盾，这矛盾在文革前无声地存在着，而文革把它触及得发出了尖锐的声音，这样乱了起来。要做多么艰难的工作啊。但坏事也将是好事，凡是真正重要的问题，都将不再沉默，要求人们的正视和改进。

他不无痛心地看到，谭力夫、赤兵是不对的，是理直气壮地陷在愚昧野蛮乃至法西斯式的思想之中，而所谓“被斗地主的儿子”们，由于地位和处境的屈辱，倒反而掌握了真理，在文革的问题上是符合和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就始料不及地形成了又一个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在亭州也同样存在，刚刚在接见“红色保卫军”的学生时，他就分明地有所感觉。只是亭州比起北京，没有那么多出身高贵的学生，矛盾没有那么激烈，也没有出现亭州的谭力夫。

问题在于，运动初期工作组自然而然是依靠“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的，搞了“破四旧”、“上挂下联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事情，并且组成了“红卫兵”和学校的文革领导机构，学校里形成这些学生地位崇高以至傲慢自负的局面。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另外的一些学生带着受压的情绪和完全不同的观点起来了，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工作组和学校党支部，认为前一阶段运动违反了党中央指示的方向、是搞错了。这就是造反派学生的出现，其中很自然的就包含了大部份“被斗地主的儿子”之类的、或一般平民的学生。

在文革前的年代里，这部份学生受到歧视、贬低的情况就潜在，是我们的“阶级路线”执行中的偏差（几乎不可避免），到文革这时，就激化起来了，而且有了表现出来的机会。运动初期的遭排斥、受压抑，成了光荣，他们成了正确的人，有成为中央所说的“左派”之势，而原来以“红五类”出身自居，并且在学校里处于“掌权”地位的，反而好像掉进了“犯下政治错误”的深沟，加上他们其中许多是干部子女，父母还有成为“走资派”之嫌，是造反群众的“矛头”所指，这一切，岂不完全是“翻天、变天”吗？斗争简直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对抗性的局面。这是很危险的，但事先却没有想到，大约这些学生自己也没有想到。

确实，在“红五类”看来，一九五七年可不是这样的，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可是，问题越来越清楚，党中央毛主席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却正是这样的与以前相反，他们前一阵确实算不得正确了，而“黑五类”之类的学生倒“碰巧”是对了。“红五类”垂头丧气，“黑五类”扬眉吐气，“红”与“黑”的处境就这样戏剧性地被对调了位置。

“革命接班人”当然只能是“革命左派”，而干部子女们却不是的了！这不能不使这些孩子万分困惑、愤慨冲天，想起了父母打江山的光荣历史，想起自己的“红”出身和在政治上一贯受到的重视，无论如何自己该是这个社会明天的主人，无论如何“革命左派”的称号不可以被别人夺去，就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一定要把这种很不利的局面再改变过来，把被颠倒的天经地义再颠倒过来。

殊不知他们用来作为最有力武器的这个“血统论”口号在理论上不正确，也不得人心。要拧回到文革前的某种秩序上去，要把前一阵对一般群众的排斥和压制继续下去，看来是很难的了，中央和群众这两头都不同意，所以这些孩子在强词夺理之下有着不可避免的悲音！谭力夫都有点声嘶力竭、歇斯底里了，而《自来红万岁》则更为幼稚肤浅、声音嘶哑。

理解至此，他的眼睛湿润起来。

杨伯伯，你感动了？看上去一直捧着脑袋想自己心思的小丫头，原来却是注意着他的呢！他说，是啊，我有点感动。小宗静说，杨伯伯，看了谭力夫讲话，我也很感动，不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感动，所以来找建国哥哥，这下子好了，你给我说说，这个谭力夫怎么会让人感动的呢？

他说，他是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说的是他心里的真话，一腔热血，没有吞吞吐吐、扭扭捏捏、装腔作势，所以印在传单上，也能感动读者，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文章能打动人，跟文章观点是否正确未必是一回事。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自来红万岁”的观点正确吗？我们能这样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吗？能这样治理一个国家吗？一部份人是自来红，一部份人是“自来黑”，有贵贱之分，有门第之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人与人之间这样的关系，正常吗？凭着我们的“自来红”，去歧视、排斥、打击别的人，这是“社会主义”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吗？

小宗静皱着眉，摇摇头。他说，观点是可以讨论、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不能因为谭力夫的观点不正确，就不团结他，就反过来又把他看得一无是处，不能因为他今天骂别人，明天别人就可以骂他。人与人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不应当这样不友好、这样对立，是不是？

小宗静点点头。他说，你们这些孩子，要好好在这场运动中观察、思考、成长，自己教育自己。像谭力夫，受一点挫折对他今后也有好处。人人都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要不然将来把班给你们接，你们也接不了。所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这也包括了我们，包括了你们。我们都应当在运动中使自己的思想进一步革命化、科学化，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是不是？

小宗静说，杨伯伯，你说得对，我懂了。刚才我想到我做的一件不好的事情，其实，做了这件不好的事情之后，尽管没有人说我，我却随时都会想到这件事。

这话令他惊讶，他问，什么事？能对我说吗？

小宗静说，到外面“破四旧”的时候，我打了人。我从来没有打过人。我打的而且是一个老太太，因为街道上有人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地主婆。我就好像看到她从前是怎样作威作福、欺负白毛女的，我就一个巴掌打在她的脸上，恨不得就把她打倒在地。但我力气不大，只够打了她一巴掌。她看着我，眼睛里不但没有老妖婆的阶级仇恨，反而是一个老祖母、老外婆的善良神情，对于我动手打了她，感到意外，感到我这个小女孩没有教养，而且感到我可怜，她想抱住我喊我小孙女并且教育我，但是她由于身份不同，她无法开口，也无法安慰我。

这时我好像才知道，老地主婆也是一个人，可能还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不应当简单地用“地主婆”三个字去看她。其实我心里本来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但我打的时候就不考虑这些，就只觉得她是最可恨的地主婆、代表了天下所有的地主婆，我要通过敢打她来表现我是革命的，可是打过之后我面对的是一个普通老太太，从前这个老太太是不是作威作福，也已经不重要了。她不觉得自己挨打得冤枉，反而为我感到惋惜，反而原谅我，她的那个神情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随时都会浮现出来。我打了她，痛苦的倒成了我。这事情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也许我会痛苦一辈子的。

小宗静的话让他感动，多么好的孩子！他说，你的认识是对的，那个地主婆确实也是人，即使她过去做过不好的事情，那也是在旧社会，现在她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也生活十几年了，思想情感也会有一些改变、有一些进步是不是？而且她作为地主婆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都已经没有了，这是我们认识问题的一个基本依据，要不然就会把事情做得过份，让我们自己后悔。同样如此，别人在对待我们时，如果不首先看到我们也是人，反而只是用一个概念来套我们，这也会出问题，他们也会犯错误。

小宗静点点头，指着他手上的传单问，这一张传单我看不懂，能这样写大字报吗？我看了害怕。

他说，我认为不能这样写。但他们已经这样写了，我们呢，也不了解情况，可以保持沉默，将来让历史告诉我们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看不懂不要紧，没有必要对什么问题都表态，要容许人有个学习的、思考的、认识的过程。有的数学题，有人一辈子也不会解，或者谁也解不到终极的答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的历史几十年、几百年都没有弄清楚，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实在不懂可以暂且丢到一旁去，以后有机会再求理解。你唱个歌给我听听吧，我想听你唱歌呢！     

小宗静就站起来，脸上的表情是一下子把那些苦恼的和难懂的问题轻轻松松丢到一旁去了，唱起了歌剧《江姐》上的《绣红旗》。歌曲复杂婉转，但她唱得很准，稚嫩的嗓子甜美文雅，脸上还富有表情。

他禁不住又眼睛湿润了，并且笑起来，说，你把杨伯伯的眼泪都唱下来了，不曾有人教你吧？你是自己学唱起来的吧？唱得真好！等文化大革命结束，我送你进中央音乐学院，或者上海音乐学院，将来到空政文工团、东方歌舞团去当演员，唱歌剧！小宗静扑在他脖子上，说，杨伯伯，你可要一言为定啊！他眼睛更加湿润着，说，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下卷

第八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三）

她真佩服母亲这样的人,对生活抱着安时处顺的态度,心平气和埋头于柴米油盐、家庭子女,把这些作为生活的、人生的全部内容,过得充实自在,从来不置身于强烈的希望与失望之中,在平静朴素中显出生命力的顽强、永恒、高贵。

一九六一年春节在望的时候，母亲要回去了。母亲是叫她一起回去过年的，但她仍不想回去。母亲叮嘱了她不少的话，就一个人上了轮船。母亲为她已经尽了力，她只好放母亲走，至少暂时只有如此。她抱着孩子走在街边的人行道上，孩子抱着她的脖子，好像知道她的孤单。她对孩子说，阿婆走了，我们怎么办？孩子默默地把她抱得更紧，对一切都懂似的。这孩子似乎已经具有了忧郁沉默的气质，她真是心疼。

郁平半年来没有新的音讯，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每天都会想到他和他的事情，但她只有陡然地挂念而已。她的某种信心和耐心又开始下降。当母亲暂时离开之后，焦燥的心情出现了，她不能再那样静静地等待了，她要打听，她要询问，她好像要自己去确定一些什么、决定一些什么了……

她请秦川去打听郁平的案子。她不会拿感情做交易，但她多少是利用着秦川的感情的，可是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别的她能拜托谁呢？而且她知道秦川的社会关系是能够去打听到有关情况的。她把郁平半年前的信给秦川看了，把这半年来杳无音讯的情况也说了。

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午，街道主任在居民小组长陪同下，到了她的小屋。街道主任是五十多岁的一个女干部，已经被香烟熏黄的手指上夹着香烟，表情冷冷的，耷着的眼皮下只见黑蓝的眼珠。主任对她的小屋观看了几眼，忽然问她，昨天郁平有没有来这儿？她不觉想到了秦川，但秦川在谈好事之后就离开了，难道引起了注意吗？幸而她是把门坦然地开着的！她的心恐惧地猛跳起来。大约有人把秦川当成郁平了，可是难道郁平不可以回来吗？她不好问主任，也不必说出秦川，她只回答说郁平已经半年多没有回来过。主任点点头，说，也许他确实没有回家，我们得到有关方面通知，说昨天他因为妨碍治安，被公安派出所收容了一夜，今天早上送他回原籍去了。这件事我们之所以告诉你，是要求你配合我们，以后他如果回来，你要劝说劝说他，这也是为他好。她听呆了，不知道郁平在亭州怎样妨碍了治安？而主任所说是不会得假的，这真是太可怕了！

主任接着说，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以后街道上通知你开会，你还是要去，听听比较好，有关的情况能及时了解到。

她的心又掉进了冰冷的深渊，她虽然站在那里，却像失去了知觉，以至于主任她们走了她还不知道。当她清醒过来时，眼前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她突然想了起来，就打开那本厚厚的医学书藉，找出了离婚协议，奔了出去，追上了街道主任，说，郁平和我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离婚了，我们自己有协议！主任没有伸手接她呈送到面前的协议，眼睛也没有看，就说，这个我知道了，这个无效，不算离婚。接下去是一阵难堪的冷场，她无话可说，只有默默地走开，那份离婚协议在手中已如一张废纸。

她硬撑着上了班，见到她的人都说她脸上气色不好。

秦川打听到了情况，欲言又止地告诉她：郁平的确对自己的事情不服，的确在不断活动，但给郁平定的案并没有任何改变。从组织的这方面，可以说（你听了也不要多想），这是个铁案。那个把秘密告诉他的人说，郁平的案情是比较严重的，目前的处分属于从轻发落，因为有个领导是郁平家乡的人，手下留情。所以郁平最好不要再闹下去，那样反而不好。

她听得毛骨竦然，又联想到街道主任的来访，感到一切对于她实际上已经可怕极了，只是她自己糊里糊涂还不知道！她忽然觉得自己是被郁平拖拽着，掉在了黑暗阴森窒息的无底洞……她从秦川的态度上看出了一种从前不曾有过的勉为其难，她暗暗感到了另外的一种伤心，她说你走吧，秦川要来表示对她的安慰，但她不需要情感的施舍。她心里难过极了，秦川一定会从她身边离去，她将失去所有的一切，就连她的美丽也没有人要了……

秦川也就走了。她一个人剩在小屋里，无形的孤独从四面八方将她包围起来，收缩着，凝固着，她在这无底洞里是再也出不去了。郁平既没有了希望，离婚又是不批准的，她还能怎么样呢？她唯一可做的，只有和孩子在这小屋里活下去，毫无乐趣、毫无意义、甚至毫无目的地活下去！还有比这更叫人绝望的吗？真还不如死了的好！

但她昏睡一夜之后，早晨醒来，她的想法却全然不同了！她要自己去跑，去问，把郁平的事情问一个清楚究竟，也把自己该怎么办好好确定一下。

她前所未有地把小屋整理了一番，给自己好好梳了头，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给孩子也换了干净衣服，就“走访”去了。那天上午，她去了三个地方。

她首先想起了医士学校和王校长。她走进了王校长的办公室。王校长惊讶地站了起来，请她坐下。她不等王校长说出客套话，就直截了当地对王校长说，郁平是从你们这里被开除公职的，作为他的家属，我现在要求能知道，学校现在对他是否还负责？听了她的问话，王校长倒似乎松了一口气，对她说，关于开除郁平的公职，是市人委“审干办”作出处分决定，学校配合执行。郁平曾经是我们学校的教员，在工作期间表现是好的，与同事们相处也是好的，但是组织上查出他的历史问题，我们就无能为力了。一个有才能的人在政治生命上出了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很可惜的，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不幸。听说他一直在申诉，他有申诉的权利。要问我们对他是否还负责，我只能比较原则地回答你，对一个人的负责和对组织的负责是一致的，说得直接一些，就是组织上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超越组织。我们都是在组织领导之下，要相信组织、服从组织。

王校长的话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她很信服，但是她忍不住哭了。王校长的秘书给她送来毛巾，她摇头不要，就抱着孩子走了。啊，急步离去之中她只觉得医士学校又大又美又高贵，郁平曾经在这里做老师，可是，眼前的一切不再属于郁平，也与她无关了！

她出现在“审干办”门口，里面几个办公人员，都一齐把目光直射过来，要弄清她是什么人。她看到，他们都严肃，稳重。她走了进去，自己在一张显然是给来人坐的椅子上坐下去，因为她抱着孩子，是不必客气的。

我叫乔丽，是医院里的，郁平是我的丈夫，他原来是医士学校的教员，这是他的孩子。郁平被开除公职、送往农村，处分决定是你们这里作出的。他一直说他在申诉，我也已经有半年多看不到他。我来，是想了解，他能不能申诉？他的申诉有没有用？他的处分决定有没有改正的可能？我只问有没有可能？是一点点的可能都没有了吗？

她看到，随着她表明来意，那几个办公人员的神情，由恍然大悟，到流露出了轻视与厌恶，但又马上加以了掩饰与调整，出现了一种成熟的办公事的表情，对于如何回答她，也就有了言词。他们还没有开口，她的心已经在往下掉，因为他们将要说的，实际上在他们表情的变化里都说出来了，但她还是准备认真听一听，好也罢，不好也罢，希望能从中听出一点真实的情况来。

她得到的回答是明确的，斩钉截铁的！他们说，郁平的历史问题是客观事实，处分决定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且已经是比较宽大的。他的申诉，他弄来的证明材料，都不能改变事实本身，也不能改变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

那么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呢？

一切不是已经说了吗，不存在这种可能！如果有这种可能，我们也会去进一步做调查的。我们不希望把一个人怎么样。

她一时呆坐在了那里，她感到的并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清醒，她好像才真正明白了她的处境，她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抱着孩子在那些人的目光中离去。既然郁平的真实情况是这样，她也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走出医士学校时，虽然没有获得希望，却也像没有失去希望；而走出“审干办”时，希望是已经真正地没有了，但好像知道了应该怎么办。亮亮紧抱着她的脖子，好像也能感到她心里的一切。这孩子一动不动，不发出一点声音。

她不知怎么走的，就走到了民政局，她走进挂着局长室牌子的一间屋。局长好像不止一个，并且有一个女的。她走到年龄较大的一个浓眉大眼的人面前，在他面前坐下来，从口袋里拿出那份协议书，放在那人桌上，请你看一看，她说。

那人用肥肥的白净的手指在每一行字的下面慢慢移过去，这样仔细看完了，抬起头来，问她，你就是乔丽吗？她点头，并且问，你们为什么不批准我们离婚？你们知道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处境吗？你们为什么硬要维护这样的婚姻？

局长把身体往后仰了一仰，好拉开一点距离望着她，点了点头，对她说，你这个问题，我们有专门分管的科长，他会回答你。局长叫人把她领到了一个科长的面前。科长说，喔，这个事情我有印象，男方也问过你问的这一问题。不过，他问，和你问，看来是不一样的。科长看着她，好像正在进一步品味那个不一样，又好像要看到她对他的敬佩。可是她，当然只是想听他说下去。科长接下去说，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男方的问题是政治性的，所以我们不能批准你们离婚。她问，是你的理解，还是有具体明确的规定？科长说，当然是有一定依据的，是我们掌握的政策，不必对当事人有更详细的说明。

她立即说，人家告诉我，男人成了什么分子、坏人，女人和他离婚的，有很多，那些为什么就可以？科长说，这个我没有解释权。她问，谁有解释权？科长说，我说过了，我们没有解释权，但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只有一句话，为了社会稳定。她说，难道现在这样就稳定吗？你看，我就不稳定！科长笑道，我说过，我只是个人理解，反正目前的决定是不批准。还是慎重些比较好。她问，是不是政治问题有改变的可能？科长感到她的问题提得太直率似的，定睛看着她，抱歉地摇摇头，不再开口，显出莫测高深的样子来。她只好收起协议书，起身走出。

她走访三处，总共只用了半天时间，速度之快，回答之干脆明确，她完全没有料到，但算是领教到了很多东西。她仿佛看到郁平不过像一只苍蝇，在一个密封的器皿里徒然地碰撞。她和亮亮是帮不上他的忙的。即使她再怎么可怜郁平，再怎么决心等待郁平，也没有用了。她和亮亮只有过自己的生活……

然而，完全的新的生活对于她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法律上郁平还是她的丈夫，她不但不是一个自由人，而且还是一个“家属”。一时间，她倒也觉得无所谓了，她以后要让自己过得轻松一些，反正就这么回事了，认命吧！电影上那句歌唱得好：任凭风暴啊，把我带到地角天涯！

下午,她特意把自己打扮涂抹了一番,新鲜而艳丽地出现在妇产科里,像一个演员一样对效果感到满意,她简直光照四方!小刘睁着一双火辣辣的大眼望着她,妒嫉而又反感，别的人的目光里也有着反感。她才不管这些呢，她有生活的权利！她镇静着，做出若无其事的坦然的表情，做出十分轻松的样子。对秦川，她根本看都不看，她已经不在乎他。她现在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自由的，愉快的人了，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怜爱，她决心洁身自好。

忽然，她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灵感，对她自己，对别人，都很好，简直是慷慨大度。她于是走到小刘面前，邀请她到外面去谈一下心。小刘感到了她的友好和诚恳，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跟着她走了出去，面对面站在一棵大树下。

她说，小刘，我跟你谈谈心，我想过清静独立的生活，我再不愿被人连累，也不想连累别人，这是我的决心，你看好吗？小刘有点茫然，但对她点点头。她继续说，我什么朋友都不要，我只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孩子，未来的日子真是很长啊！小刘用点头表示同情和同意。她说，小刘呀，我跟你说这些话，你明白吗？我是说你只要勇敢一些、主动一些，他就一定是你的，我是说秦川，你要主动……

她忽然不解地看到，小刘一下子眼泪汪汪的了，似乎对她很气愤，这更使她感到不解，她还想对小刘再具体说几句，因为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她是真诚的。但小刘哼了一声就走了。她很难过，她是要跟小刘沟通思想，是想帮助小刘！

主任向她走来了，到了她的面前，问她，乔丽，你把小刘叫到外面来说了些什么？怎么回事？

她觉得主任来得正好，她说，我看出小刘很爱秦川，我叫她主动一些、勇敢一些……

主任脸色大变，说，乔丽，你需要休息，我派个同志送你回家……

看来，主任也对她很误解，她忙说，我很正常，我不需要休息，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已经把一切都想通了，我现在心情也很好！花朵是自然地开放，自然地老去，自己落在地上，自己烂掉的，这与别人无关！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生活态度，但我与人为善！

主任说，对，你说得很对。主任还是叫来了一个小护士，送她回宿舍。她觉得这样也好，并且顿时感到很累，的确需要休息。小护士为她抱着孩子，和她一起走着。她笑了起来，因为她觉得眼前什么都是可笑的，街道，行人，天空下的整个世界，都让她想笑。小护士说，乔医生，你别笑，我害怕。小护士的害怕的样子更让她觉得好笑了，她放声大笑起来，过路的人们都看着她，受了她的感染，都笑了起来，就连小护士也笑了。蓝天白云，天气真是晴朗。小护士提醒她，乔医生，我们快回去吧，主任说要让你好好睡一觉，而且让我给你打一针镇静。结果，那天她真的睡了好长一个觉。醒来时，小护士还在屋里，这是主任关照的。主任真好。

可是，以后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让她激动，发疯！

这些乡下人啊，就只知道要孩子！好像她只是一个生孩子的机器，莫名其妙为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她可真是荣耀！是的，郁平反正是完了，和她的夫妻关系也反正是没有指望了，于是就来争夺孩子，至于她怎么样，他们是不管的，当然，他们也管不了，所以就只剩下来要孩子！农村人是最现实的，地主和农民都一样！她当然没有答应他们，她不曾有好脸色给他们！

她怎么能把孩子交给他们呢？他们是些什么人啊！一家子都是反革命，没有一个好人！她即使不要这个孩子，也不能把孩子让他们带走啊，那不是更加毁了这个孩子未来的一切吗？这些乡下人啊，又自私，又愚昧，又固执，简直是可恨的了！毫无疑问，她的一生就是被这种最愚昧最可恨的自私给毁了！

郁平成什么样子了啊，憔悴得多了，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半老的乡下老头，他竟然一声不响就闯进了妇产科，丝毫也不顾及她的难堪！人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还是那样呆头呆脑的，她实在感不到以前他的那种可爱，一切都恰恰相反，可气可恨！当然，她看出他在忍耐着许多的屈辱，但她不也在忍耐着许多的屈辱吗，他们彼此都是无法帮助对方的！

街道上竟然通知她给他送饭去！他被收容了！后来他又逃了，而抓他的人在凌晨搜查到了她这里！急促的敲门声吓死了她！街道主任披着一件大衣，脸上是疲惫和不满，问她：郁平回来了吗？他来过没有？她的屋那么小，一目了然，是令他们失望的，她的回答一问三不知，也是使他们失望的。他们走了，洞开的门外是漆黑寂静的夜，她赶紧关了门！她把熟睡的孩子抱了起来，坐等天明。那种可怕的敲门声还在震荡着她的头脑，心里怦怦的，好像得随时提防着突然再次响起敲门声，而郁平也好像随时都会逃窜而来！

他用一封封的信来哄她，但她所了解的情况和接连发生的事实，却更值得她相信。她不能想象，所有这些人，而且是组织的这一方面，会这样无故地来和郁平作对到如此的程度！

他的来信出现在传达室对于她并不是一件荣光的事情，她觉得连传达室老头在叫她拿信和把信给她时，也掩饰着对她的鄙视、嘲笑还有邪恶的眼神。后来的几封信，她干脆原封不动地撕掉、扔掉了！也许，她这样是不对的，但他的信决不会把什么奇迹带给她，只有那些哄人的话而已，事实上他的奇迹至今也没有出现，如果出现，她也不至于落到坐牢的地步！如果将来出现呢？啊，嘿嘿，那只有怪她沉不住气了！多么大的作弄和嘲讽！可是，见鬼去吧，他的奇迹永远不会出现了，出现多么大的奇迹也与她无关了！

她还是得过下去。每天，从小屋到医院，又从医院到小屋，她生活在亭州老百姓当中。他们那样安宁，在安宁中那样平凡而自尊。他们衣服上有补钉，也许全家人中午只有两大碗炒青菜，但就连孩子们走出来，也有一种中正平和、顶天立地、不卑不亢的气质。他们永远不惊不惧、不急不躁，真的能够一辈子，并且世世代代，就这样普普通通、平平凡凡，在自家的穷角落过下去，对生活并无多少需要，同时好像总是有个不算奢侈的希望在并不遥远的将来。

她生活在亭州人这种平凡的空气里，呼吸着，感受着，被温暖着、滋润着，似乎渐渐成了生命力的一种来源。每当她想到这些方面，她的心情就会多少平静下来，好像准备如同一个普通亭州人那样，一辈子面对自己的现实心平气和地过下去！

她还有亮亮陪着她！孩子出自孽种，孩子作为一个生命却是无辜的。亮亮的可爱并没有改变，但亮亮在托儿所里的孩子们当中，是地位较低的一个，当然，这是大人们心目中的事情，托儿所的孩子们太小了，还不懂。亮亮很快就会懂的，等他上小学之后，他渐渐就会感觉得到人间的冷暖势利，而他将是遭冷落遭轻视的一个。她已经为亮亮流过多少泪水啊！她天天要和亮亮说多少话，其中就有这些话。亮亮虽然还不能回答她，但亮亮好像什么都能听懂。

不管她怎么想的，事实上她是作为一个亭州人在过着她的日子，她和亮亮甚至也有欢乐的时候！她也在享受亭州的阳光，享受亭州的食物，享受亭州的特别宁静的夜晚。可是她坐牢了！孩子呢？她怎么剩下一个人了？好奇怪啊，她想弄清楚，却怎么也弄不清……

我的孩子呢？她大声问，问了好几声。

问你自己吧！赶来的女公安回答她，并且命令说，不准这样鬼叫！

……她又一次被调动了工作。叫她到人秘科去，她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是的，她在妇产科待不下去了。因为秦川的事，因为小刘的事，她不宜再待在那里了。

人秘科长这次和她谈话小心翼翼，好像生怕触犯了她。她明白，他们都以为她精神有点不够正常。科长先充分肯定她在妇产科的工作是认真负责有成绩的，群众反映是好的，然后说，根据工作需要和情况变化，结合你的专业，领导决定让你回到内科门诊去。

她倒是很佩服这种做人事工作的人的，能掌握你的隐情和心理，顾到你的面子，同时又达到他的工作目的，也许可以叫做哄人，但事实上，人有时是愿意被哄的，因为人的心里有很脆弱很虚荣的东西。人啊，是很可怜的，人有时需要被哄，她正处在这种最可怜的情况里。她凄惨地一笑，觉得妇产科像一片热土难离似的，但既然已经找她谈调动，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依依不舍的了，个人总是要服从组织，这个她懂。

但她终于到内科门诊去了。内科对于她的归来,表示了足够的热情,都说,乔丽你回来了,还是干你的老本行好!本来嘛,你是内科医生!我们还真是想你呢!隔行如隔山呀！哈哈哈！周医生对她说，乔丽，等有空，我要跟你好好谈谈呢！她多么希望人们尽力表现真诚和友爱的这种气氛充满整个的上班时间，也充满别的时间，并且每天都不减弱，热乎乎的。可是，她是不可能真正快活起来的，一个冰块依然冻结在她的内心。

那天晚上她的心情特别抑郁，就抱着亮亮到外面漫游起来。晚上的亭州那么安静，是几乎没有行人的，也绝不会有一辆汽车，偶尔一过的一辆赶路的自行车的铃声，会悦耳地久久地响着，直至远去。路灯杆子都是木头的，灯泡在上面孤寂地亮出一团昏黄的光。她从一个一个路灯杆子下走过，弱暗的灯光把她抱着孩子的身影拉长，缩短，又拉长，又缩短，并且不时消失在灯光照不见的黑地上，没有什么来打扰她观看她自己的身影。当身影消失在灯光照不见的黑地上时，心里就有一些莫名的害怕，好像是进入了死亡，因为听说鬼是没有影子的，但身影马上又出来了，还是她的，并且抱着孩子，越来越长，这时可以肯定她们是两个活人。她想这样一直地无尽头地走下去，好像经历生与死的不断交替。

她站到一座桥上了。桥下是亭州的城河,很宽,两岸低矮连绵的黑影是民房,不是江南的山。在那一大片黑暗中有几点灯火,静静地亮着,好像会永久地亮下去,它们在底下的河水中幽幽地闪耀。她望着河水,似乎想从桥上飞入进去。

忽然，一个人从旁边插到她前面，用臂膀挡着把她往后逼了一步。她看清了，是秦川。她不知道他想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倒一点也没有受到惊吓，她只是在想，他怎么来了？他对我还缠绵着吗？这是不行的，但我怎样拒绝他呢？秦川说话了，他说，你这样站在桥边有危险，你要往后面站一点才行，假如你一失手，就会把孩子掉下河去的！她顺着秦川的所指看去，并不明白他说的话。

我是跟小刘一起散步的，走到这里，看见了你。

于是，她看到了站在她身后的小刘。她明白了，不是她叫小刘对秦川主动点儿的吗？不是她叫秦川接受小刘的吗？这下子总算好了，他们听了她的话。秦川不会来缠着她了，她轻松了！有所失落的感觉是有点儿的，嫉妒也是有点儿的，但那不应该，她要为他们高兴才对，这真是一件好事情。

小刘医生，太好了！我真是很高兴！夜色多好啊，多安静啊，你们散步吧，你们走吧！

她往后退着，用手势叫他们只管去散步。小刘说，乔医生，你有孩子，早点回去吧！

小刘和她说话了，和解了，她多高兴啊，她连连答应着：我这就回去！

那天她一路上是笑迷迷地回去的，哼着歌儿，心情好极了，她为人间的幸福所陶醉。幸福这东西，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啊。人如果能够忘掉自己，为别人的幸福而高兴，也是一种幸福，在那个夜晚，她是得到了的。

在所有的时间里，这样美好的时刻实在宝贵。事实上在第二天她的心情就全部被破坏了。当周医生把那种情况告诉她时，她呆住了，悲痛，绝望，冤屈，伤心，什么都有，但又无法诉说，也知道不必诉说。恶浊啊，一口气堵塞在胸口，吐不出来，咽不下去，但她也只有咽下去，她的命运和状况反正是早已定了，更多更严重的屈辱也许还会有，她能跟谁计较啊！

原来，她被调出妇产科，直接的原因倒不是由于秦川的事，而是市里一个领导人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原则性真是强极了，也残酷到了极点！这位领导人不知为何注意到了她，在听说了她的情况之后，不仅不同情，反而对医院领导说，怎么把这样的人放在妇产科！那意思是明白的，她这样的“家属”，是一种可怕分子、思想情绪不稳定，万一搞起破坏来，怎么得了？妇产科里都是孕妇、产妇和婴儿啊！

她的心中，所谓市里的一位领导，是在妇产科出现过的，一定就是那一位了。那天院里的一位业务院长先是到了科里,跟主任说着话,但也好像在等人。要等的人后来显然是到了，因为他们一见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搀着的一个孕妇，就都站了起来，忙着招呼和张罗。那个男人当然是一个领导干部了。大家都忙着，她是不用特别地忙的，她的事仍是量血压之类，这工作别人也会做，但既然有她这个内科医生，那就非她莫属。那孕妇的病历本儿在主任手上，她把血压结果报了一报，主任就立即亲自给记在本儿上了，不用她动手，所以她连那孕妇的名字也不知道，大约是有意这样不让她看到的。她的事做完，身边簇着的一大堆人也就都走了，他们蜂拥着那个孕妇而去，当然是做妇科的专门检查去了。

啊，他的女人将要在妇产科生小孩，所以很自然，他对妇产科有一种安全上的要求，但别的男人没有权力没有资格像他那样对妇产科说话，也没有他想得那么深那么细，不至于因为自己的老婆要在这里生小孩，就对这里的医护人员有一种政审的眼光，幸好还没有提出要对所有的人查三代呢！偏偏特别地把她点了出来！

她心里涌涌而来的东西太多了，又仿佛也就只有那么一点，一切都不过使她明白自己是个倒霉的人罢了，虽然她并不直接地有罪，但郁平的罪也就是她的罪，她虽然没有受到处分，但她身上至少有一半也是黑的了，她得承认这黑的一半才行。怎么解释呢，不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嫁鸡就成了鸡，嫁狗就成了狗，所以她也就有了一定的罪，那个幸福的孕妇就完全不同了，应当说是贵妇，不同就不同在嫁人嫁得不一样，啊，其中道理真是妙极了！她笑了起来！

周医生见到她笑，却反而害怕了，走了一步掉头来关照她:这事你放在自己心里,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不要去想它,你反正上你的班！

她怎能不想呢，整天想的就是这件事，头脑固执地要想一个所以然、要想一个出路来似的，想得头要裂开了，一无所获，却还是想，停止不住，就像掉在泥塘里的小虫子，你没法叫它不挣扎，它也没法叫自己不挣扎，而挣扎的结果只是陷得更深、更没有希望。她就是一个小虫子，她可怕地在一片烂泥里爬呀爬呀，人们都站在四周，明明可以拉她一把的，却又怕自己也掉下去，所以只有向后让着，恐惧地看着她，甚至还有幸灾乐祸、觉得好笑而笑起来的。但人们都逃走了，只剩下她一个，分明还有无数的手在往下拖着她，是那些“家属”，要把她完全变成他们的人，一起死在深不可测的泥塘里，连同亮亮一起，她抱着亮亮在污泥里苦苦挣扎，她大叫了起来！

亮亮好好的睡在她的身旁，她刚才是做恶梦了，但她不知道梦这边是现实呢，还是梦那边是现实，也许刚才倒不是梦中，而现在自以为醒来才是梦中。她拉开了灯，只觉得头疼头晕，想着刚才的梦境，让她再三回味，真是可怕。是的，“家属”们希望成为“家属”的人越多越好。她头疼欲裂，她不能再这样下去，她得把自己调节调节。她焦躁起来，觉得在小屋里再呆一分钟都闷死人、要把她逼疯。她把亮亮抱了起来，裹好衣服，就出了门。她想起了亭州的夜是特别幽静特别美好的。

她又玩起了生死交替的游戏，看着自己抱着孩子的身影在昏黄的路灯光下被拉长，缩短，压扁，然后在一片黑地上消失，然后又慢慢生长出来。心儿收紧着，又放松着，恐惧着，又愉快着。时间不存在了，世界也不存在了，过去的一切烦恼和不好的事情都遥远了，她和亮亮正在长途赶路，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着他们呢。

她又站在那座桥上了，美丽的地方就在桥下，她又看见了，美得真是深邃啊，那么幽静！但她不能从桥上下去，秦川说过那会掉下河。她看见桥下的台阶，又宽又大，一级连着一级，正是通往那里去的，太好了！亮亮，我们去，我们去！她一级一级地走下去，孤独，美好，而又伤心。再见了，永别了，让我伤心的一切！她向那越来越眩目辉煌、碧玉般的好地方毅然地、急不可待地把身一耸，飞了过去！飞啊！那是一条水路，温柔的水路，前面有美丽得照人的姐妹在向她招手呢！她飞起来了，飘动着。她抱紧了亮亮……可是她不知道了……

乔丽，出来！

铁门开处，是美丽威严的女公安。

她没有能飞出去，失败了，来逮她了。她想留在梦中，然而她却在一点一点地清醒。她明白了在她飘动着走下去的水路之中，亮亮的唯一的结果！她瘫了下去，撕心裂肺嚎哭起来，叫着：亮亮……

第九章 力尽（之六）

毛主席在北京一次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老宗的女儿宗静在十月一日见到了毛主席，他的儿子杨建国是在十月十八日。这是毛主席第三次、第四次接见。前两次亭州没有得到上级通知，所以不曾组织学生去，下面意见很大。按上级通知，到北京去的学生，是有家庭出身的要求的，工农兵和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优先(看到通知里的这些千篇一律的话，他不禁一叹)。在亭州，各校参加和支持静坐市委的学生正在做检查、挨批判，也就不可能得到这份荣誉和幸福。当程主任把亭州市“文革办”关于如何组织学生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通知》文稿给他批准时，他加了一条：“出身虽然不好，但本人表现好的学生，也可适当吸收为进京接受检阅人员”。说实话，他写虽写了，至于下面怎么执行，他不会去检查，什么叫做“适当”，他也不知道；而在文革的情况下，什么叫住“表现好”，也是会有不同看法的，他无法在文字上做更明确的规定，也不想去对某一个学校作具体的指导。

思想有时可以跑在事物发展的前头，但思想一时会拧不过现实，这种情况也是会有的。后来，“文革办”《通知》里的那些规矩，不知怎么就被学生冲破，所有的学生，不论什么出身成份，不论是哪一派的，也没有人去查问他们的有关表现，都结伴成群，自已做主，涌出校门，像蜜蜂一样飞出去了。免费乘车，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到井岗山、延安革命圣地去瞻仰，到心仪已久的各大城市和有名的大学里去观光。亭州简直像一座空城一样清静了好多，他也似乎再不必为学校的文革和这些学生操心了。

好像是趁着这“太平”时光，市委召开了全市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要求各单位全力以赴大干第四季度，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经济工作指标，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头年首战告捷而奋斗。这才是正常的工作，日子应当是这样地过。

也好像是“革命”方面嫌冷清，要来点儿热闹一样，社会刮起一股改名称的风潮，比如某中学改名为“卫东中学”、某小学改名为“红书小学”、某粮店改名为“向阳粮店”之类。但他知道，“革命”方面真正的矛盾依然存在，而全国大串连的学生们终归是要回来的，不知又将出现什么形势。他悚惧地等待着。然而，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却换成了工人阶级。

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亭州文革是在紧张激烈、大起大落、十分戏剧性的情况中度过的，最后，即使老宗，一向在握的缰绳，也从手中完全脱落。

十一月八日，有几十个工人来到市委，说他们被“主力军”打了，其中确实有脸被打肿的、鼻子被打出血的、眼睛被打青的，伤势不算严重，却打得很难看。原来，“主力军”在工人文化宫大会堂批斗郁平，这几十个没有戴“主力军”袖章的工人要进去，说“我们也是工人，我们也要听听”，他们冲破门岗阻拦，向里闯去，但毕竟人少，在院子里就被拦住了，混乱中发生殴打，寡不敌众吃了亏，这些人被赶出了大门。这是一种新的情况，程主任及时报告了他。至于那些工人，来自好几个工厂，说并不是约在一起的。程主任记下他们的姓名、单位和伤情，安慰了他们一番，让他们到医院去进行一些处理，医药费可以到“文革办”来盖个章，回单位报销。也就把他们劝离了市委。

“主力军”后来押着郁平，高呼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上大街游行。

怎么工人批斗起医校教师郁平来了？谁同意把郁平提出看守所、到社会上去批斗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主力军”怎么就使用起工人文化宫来了？程主任也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心里又是一阵郁闷，亭州运动的某些方面早就不在他的掌握之中，虽然他大而化之、不以为怀，但每当发生一些情况，他的情绪还是会发生一些波动。当然，他很快也就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所不满的是，从医校学生静坐市委那时开始，老宗就开始利用工会组织，现在干脆让众所周知的工会负责人老刘做了“主力军”的头头。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难道就可以无视或敌视另一面工人的存在吗？为什么不能让各单位把另一面的工人尽可能团结进来呢？至少要问：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此外，各单位原本各自分散的“主力军”，就这样第一次聚集一起，用这个批斗会，显示了作为全市性群众组织的存在，这些，不但给了刘克成、陈安国这些人一个信号、一个示范动作，而且将剌激他们集聚起来相抗衡。这就是执者失之、为者败之的道理。那几十个去闯“主力军”会场的工人，不管是不是刘克成指使的，都代表了一种必然的倾向。

果然，不久之后，几十个工人来到市委“文革办”，其中为头的就是刘克成、陈安国。他们要成立全市工人造反派的统一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要求市委予以批准，要经费，要活动场地，总之一切“待遇”都要跟“主力军”的一样，而且，他们还有一条理由，就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已经成立了全市统一的革命造反组织。

程主任说市委并没有给“主力军”什么待遇，刘克成他们就举出工人文化宫的例子，程主任说那不是市委给他们的。陈安国说，你的意思是说谁有本事谁就去占、就去抢，而你们默认，是不是？现在工人文化宫已经被“主力军”占了。亭州总共这么长一条主要大街，剩下好做总部的地方只有工商联、剧场这两处。假如我们“工红”把总部设在工商联或剧场里，你们默认不默认呢？

程主任无言以对，只好表示这么大的事情要向市委汇报。他听了也感到为难，又不能推给老宗，就召开常委会。

问题一摆出来，老宗就说，什么经费、活动场地！全市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统一组织已经有了，不能再成立第二个组织，只有阶级敌人才希望工人阶级一分为二。程主任小心地问，怎样回答他们呢？老宗说，他们可以申请参加本单位的“主力军”，不可以另行成立组织。

程主任脸上现出难色来。

老宗又说，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些人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号，是冲着什么来的？假如我们束手无策，假如我们不运用我们的权力和组织系统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们就会像螃蟹被掐掉它的脚、撧掉它的钳子一样，叫做没脚蟹，还有什么还手之力？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不讲理，这个理跟他们讲不得。“主力军”是在工会领导之下的，各级指挥由工会的负责人或工会指定的骨干担任，而工会是工人阶级选举产生、经过上级党委批准的，在我们这个国家是合法群众团体，离开工会领导去成立组织，是不允许的，是无政府主义，是别有用心。

老宗说着，老程在本子上记着，大家听着，好像都默认这一说法，而这一说法本来就是最正统的，但现在好像反而有强词夺理之意。

他没想到老宗会这样旗帜鲜明，大约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像老宗这样干脆利落、一点不拖泥带水。不过他担心着，这样的回答能否解决问题？刘克成那些人能接受这样的回答吗？可以断定是不可能接受的。

他问了一下，有无不同的或者补充的意见？都摇头。就是说，大家提不出或者很难提出别的意见来。是的，什么是不同意见或补充的意见呢？难道能主张让刘克成他们去成立他们的组织吗？这话怎么好说呢？而老宗的话，也不是硬要强词夺理，只是有点跟总的形势不合拍，但在座的有谁能驳斥老宗呢？就连他也不能。他只能让老宗就这样说下去、做下去。话说回来，倘若果真能把刘克成这些人遏止、打退下去，果真能通过“主力军”来控制局面，而背后是老宗牢牢掌握着，这样直至运动的“收”，又有何不好？

他说，老程就照这个精神回答那些工人，这就是市委的回答。

第二天上午，程主任回答了前来听取答复的工人们，立即遭到“迎头痛击”。陈安国口若悬河，一边说着，一边翻动着他的双眼皮很重的大眼睛，真是有声有色，程主任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一个脾气暴躁的工人把办公桌捧翻在地，几十个工人朝市委里面闯来。他接到了程主任从门口打来的电话，得知一切，作好了接见这些不速之客的准备。

秘书把人拦进了小会议室，他就面带笑容走了进去，程主任和一个工作人员这时也到了，带着记录本，样子有点狼狈，但保持着忍辱负重的工作状态。刘克成说，杨书记，刚才我们对程主任已经初步谈了一些，市委的答复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个别同志情绪激动了一些。程主任忙说发一点脾气不要紧。这时他看到一个人神情有点尴尬、眼睛朝着屋顶一翻，高高瘦瘦，青春的脸上有几分顽童的表情，想必就是刚才捧翻了桌子的人。他特地走上前，跟这个工人握手，问他你叫什么？这个工人现出一种厚颜而镇定的神情，说，我叫金满林。他说，那你的金子真多！工人们都笑起来。金满林也憨憨地笑，眼睛却对他察颜观色。这样调节了紧张空气之后，他让自己神情宽厚，不动声色地抽着烟，问，你们对市委答复是怎么看的呢？

刘克成看了一下陈安国，陈安国站起来，一开口就声如铜钟，说，杨书记，市委叫我们参加本单位的“主力军”，可是我们本单位的“主力军”一直排斥我们，我们不但参加不进去，而且是他们污蔑、打击的对象，都等不及跟我们“秋后算账”了，现在就要算账。这一段时间以来，各单位一面以生产为名束缚我们，一面又歪曲引用林彪同志讲话，把斗争矛头指向我们。林彪同志讲话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

这段讲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是警告敌人不要接过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浑水摸鱼，这一方面是有所指的，另一方面也是动员革命群众进一步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猛烈开火。可是各单位“主力军”及其幕后指挥者，却引用这句话来针对我们这些人，并且针对前一阶段朝阳中学、医校学生的革命行动，这种手法，恰恰正是林彪同志讲话所指出的接过革命口号，而将矛头倒指。今天我们来了，请市委看一看，如果我们属于林彪同志所说的“牛鬼蛇神”，那就在这里把我们抓起来，可如果不是呢？那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全市各单位口径这样统一？他们说，对文化大革命过去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原来还是要抓造反的人啊，还是要秋后算账！

还有一种说法是，既然不能派工作组到学校里去，也不许工农干涉学生，那么只有动员我们根正苗红的孩子参加红色保卫军，去跟造反的黑五类学生斗争到底，到最后，接班人就锻炼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就决战胜利了。

这两种说法现在很流传，各单位都像是开会传达过一样，刮起一股风来。请问市委，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是符合《十六条》的精神的吗？把林彪同志讲话歪曲到跟《十六条》相冲突的地步上去，这是什么行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为什么荒唐、可笑到这种程度？我们将保留追究的权利！而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叫我们回去参加“主力军”，请问市委有没有跟“主力军”讲好，让他们吸收我们呢？如果讲好了，而他们不执行，是他们的事情；如果根本就没有讲，乃至于讲的是另外一套，市委的诚意何在？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其实，说穿了，“主力军”是什么货色？弄出这么一个“主力军革命职工总司令部”来，目的是什么？是什么人在背后？这是真正拥护毛主席党中央，还是为了对抗运动、保护自己？他们的名称上为什么统一没有“造反”二字？是偶然的疏忽？是有意的取舍？小葱拦豆腐，一清二楚！这只能欺骗自己，欺骗不了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

“主力军”里面，除了少数捧着上面的大屁股舔了又舔，梦想将来得到一个乌纱帽的人，除了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要拼命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工人，有很多老党员、老模范，他们有的是受了欺骗，也有的是私心杂念，更多的是随大流，认为反正千错万错，跟领导走不错。但他们会有觉醒的一天的！

而这一天不可能自动到来。如果我们坐等，如果我们不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得到的只有“秋后算账”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所以我们一定要成立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正的革命组织，也就是明确打出“造反”旗号的组织，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市委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们“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都一定要成立！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到市委来谈呢？因为我们相信共产党的市委是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但如果市委让我们失望，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十六条》说了，党的各级组织以及负责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而不是只有一种情况。这个你们比我们学习得更深更好。

最后，让我们一起学习刚刚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中的一段话：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代表人，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小撮人把错误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

在这里暂时只读这一段。我叫陈安国，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丑，社会关系上有几个灰斑黑斑，但是我不在乎什么“血统论”。文化大革命所针对的，是昨天跟着毛主席冒着敌人的炮火打碎旧世界的人，今天要背叛毛主席，而亲手恢复旧世界。只不过天堂的主人换成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贵族之家。所以“血统论”才像贾宝玉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成了一些人碰不得的命根子。问题就这么明白、简单，明白简单得令人吃惊、失望、可笑！

好端端的文化大革命，突然冒出一个“血统论”，说奇怪也不奇怪，要说妙，就妙在这里。请问这样的人们也配叫做共产党人吗？他们可能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人，或者已经不想称自己为共产党人了，只是现在还不敢说出来、还需要加以利用而已。这就是《九评》上说的赫鲁晓夫“挂羊头，卖狗肉”的一套。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斗争的对象不是像地主、资本家、明火执仗的国民党反动派那样看得见、摸得着，而是在其思想灵魂深处、在世界观和政治主张不同，而且暂时还披着伪装。

我本人十三岁进厂当徒工，今年二十六岁，一直在生产第一线，我这双粗糙的手，它使用各种工具已经十三年了，还将继续使用下去，并不是想来碰你们的印把子！

今天，首先我是一个合格的工人，同时我是作为工人代表到市委来谈问题的。明天，我也许会因为个人的私心杂念，退缩回家，不再做这样的代表了。但今天我还是这样的代表，我说的话，不但是我自己要说的，也是工人们心里要说的。

我今天站在市委会议室，当着杨书记程主任的面说这些话，程主任和秘书同志也记录下来了，而且我注意到秘书同志速记能力很强，以后如果要跟我“秋后算账”，我不赖账，一个字都不赖，随时奉陪，奉陪到底！

这人真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令人吃惊！这人所说，有许多的确在理上，让他的心猛跳了那么几下。这人表现出的冲天气概，确实如其所说是有群众基础的。他听着，微笑的面容不觉渐渐严肃起来，缓缓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他可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普通群众当面这样从容不迫、慷慨陈词，一点也没有什么虚伪、畏却、谦恭。这就是“造反”，好像公然敢于做一回人一样。他注意到，工人们听得义形于色而又克制着，都用眼睛看着他这个市委书记，他脸上的细微变化，他神情上的一丝颤动，他眼波里的一闪，他们都盯着。他们希望陈安国的话能打动他、说服他，他们也担心陈安国的咄咄逼人会剌激他、惹他反感。从策略上他们大约还是希望陈安国能表现得“毋不敬”一些，但在情感上他们由衷赞美着、佩服着陈安国。

陈安国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很从容地坐下，大眼睛凝神悠然一转，好像是在心中进一步肯定自己刚才的发言都是对的。

刘克成说，杨书记，我们希望市委重新研究我们要成立“亭州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的事情。

他说什么好呢？市委就这个问题已经开过会了，又如何重新研究呢？他是只有维护市委的决定的，但他也不想得罪这些工人，他不是怕他们，而是知道他们是有理由的。他得说服他们，但实质性还是难以回避。

他说，刚才陈安国同志作了很好的发言，说得很有道理，我是很受感动的，也对我们工人阶级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首先，我要代表市委肯定你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要求。至于市委作出的决定，我个人不应当加以改变。市委是考虑到工人阶级不能一分为二，是想在这个前提下来满足你们的革命要求。但看来要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还需要做相当的工作。我认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学好用好《十六条》。正如刚才陈安国同志所说的，一切都要统一到《十六条》上来理解。如果大家是以《十六条》为标准的，那就在一个组织里也行，不在一个组织里也不要紧。市委本来考虑，工人阶级不一定要分成不同的组织。但现在看来，也不等于你们如果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就绝对不行。不管有多少群众组织，只要大家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之下，那终归还是要走到一起来。在民主革命时期，情况复杂，互相隔绝，但各个山头都在党的领导下，才成为统一的革命大军。要不然怎么能在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强大的敌人面前、这么复杂的地理环境里，取得革命的胜利？我现在还是希望你们考虑市委的决定，再做些努力，同时市委也要进一步去做“主力军”的工作，让他们能正确对待、开门吸收不同观点的阶级弟兄，并且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实行民主选举。至于林彪同志讲话，对照亭州，我的理解当然不是指向你们的，也不是指向朝阳中学、医校的学生的。你们反映的那些说法，如果是那样，那是错误的，不符合《十六条》，也决不是市委的意思，市委不赞成那样的说法。上次刘克成和一些工人同志到我家，我们共同学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的一段号召，刘克成，你还记得吗？

刘克成回答说，记得，党中央要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他想不到刘克成把这段话背熟了。他说，对，就是一个“高举”，一个“团结”，五个“克服”，最后是两个“把”，两个“为”。他鼓起掌来。工人们也鼓掌。他笑了，说，今天我很高兴，先是陈安国有精彩的发言，接着是刘克成能把《公报》上的重要指示背熟。只要你们是真正理解中央指示，并且照着做的，那就没有问题，我作为市委书记，就支持你们！所以，关于成立组织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一条古老的哲学，它认为，无形的东西，比有形的东西更厉害、更长久！但我不是说要让你们处在无形之中，不是说决不赞成你们成立自己的组织，我是说我们遇事要有辩证法的思想，那终究是不会错的。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具体问题，你们可以跟程主任继续研究，能办到的，市委都应当为你们办到！那我就先离开，好不好？他站了起来，工人们也都站了起来，鼓掌欢送他走出会议室。

会见不曾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但这些工人也不曾逼他具体答应什么。他感到工人对他有一种理解，有点把他看成一个好心的但有点书生气的人，因此不跟他计较，也因他的身份而不想轻易得罪他，想跟他形成比较友好的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寄希望于他，好像要“争取”他成为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人，他们基本上是这样谨慎着、珍惜着的。当然，尽管他相信自己的这些感觉不会错，尽管他为此而有某些感动，但他并不是一个能被什么俘虏过去的人，他决不会忘记自已市委书记的责任。然而，和善地友好地对待这些人，视这些人为普通的正常的、并且是有革命积极性的群众，而不是将来“秋后算账”的对象，已经越来越是他抱定的一种总的态度，他没有理由不这样看待和对待他们，哪怕内部对他有所误解，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这一态度，并且他要用这一态度来向人们表明，我们应当怎样做工作。

他刚才的接见中说到市委要进一步做“主力军”的工作，让“主力军”能开门吸收这些不同观点的人，并且实行民主选举。这一点，在市委常委会上没有讨论到，不知为什么被大家疏忽遗漏了，而他也只是在接见工人的即兴讲话之际才想到。话虽说出去了，靠他一个人却是做不了这项工作的，必须跟老宗商量，是否可以让市委“文革办”找“主力军”谈一谈，提出这个要求，并且还应当抓出一两个典型来做示范。要真心诚意全力以赴做这项工作，在真心诚意全力以赴的情况下失败了，才能算这条路暂时还走不通。

他不无幽默地想到，他这也是在试验着一种“中间道路”呢。看来，不同程度的“第三种”选择，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但人们往往喜欢向两头走极端，片面地、平面地、单向地看问题，要不然世上哪有这么多事呢？毛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但在道路问题上，毛主席从不主张什么“第三种”选择，总是坚定地引导和推动着现实朝革命方向前进。扪心自问，在这上头，他是时有动摇的，但当然不敢暴露。

后来，他让程主任去把今天跟工人会见的情况向老宗做个汇报，把记录给老宗看一看。他这样做是让老宗有个充分考虑的时间，然后再跟老宗商量这事。他等了一天，老宗没有反应。但情况已经事不宜迟，他必须跟老宗见面。他让秘书去请老宗。

过了一会儿，老宗来了。他说，前天我跟刘克成、陈安国那些工人见面的情况，让程主任向你通报过了，两点，一是让“主力军”吸收本单位“工红”这样不同观点的组织和个人参加进来，二是进来之后，适当时候实行民主选举，至少要有这个允诺。这实际上是想把常委会上的意见具体化、进行落实。你是什么考虑？

老宗摇头说，情况我知道了，但做起来很难，可能就做不到。

他说，总得试试看吧？老宗摇头，但不说话。他说，你光是摇头，我想听你的意见。老宗说，问题不在这里。即使我们能做到这样，表面上把他们捏起来，其实还是不行。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整得她肚子疼以后，还是要钻出来。孙悟空就是孙悟空，谁也没有办法，最后只有让如来佛把他镇到五行山下去，五百年出不来。现在正是孙悟空出来闹的时候，要把他们这样收起来、限制起来，能听你的吗？

他想说，这不是你的主意吗？但他没说，因为他进一步明白了，老宗在常委会上只是那样说说而已，并不真的认为能把刘克成他们跟“主力军”合起来，所以也就不曾提出具体的工作路子，以至于陈安国发出的责问是那样有力。可是一方面这已经作为常委会的结论，一方面已经跟工人说了，怎么办呢？

他说，要么这样，我们两个分头到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去，抓这两个大典型，这两块大骨头啃下来，全市就有了最具说服力的样板。好在学生现在都出去串连了，没有什么干扰。老宗还是摇头。他问，你到底在想什么？

老宗说，老杨，随他们去吧！这是不可阻挡、阻挡不住的。你在这样想，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主力军”想的是如何随时出动来保我们，就好比是我们最自觉的工人警卫队一样。而刘克成这些人在想什么？他们想的是如何打倒我们！你叫他们怎么合到一块去？

他心中暗吃一惊，他看着老宗，听他说下去。老宗说，都说我们在整这些造反派的黑材料，是的，是在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要不然我们各级岗位上的人是吃什么饭的、他们该负何责呢？但是，反过来说，这些小毛鬼就不整我们的黑材料吗？也在整啊！在收集、调查呢！他们起来造反，就是反过来要对我们这些人做审查，他们要在这场斗争里显威风、立功劳、当左派。我说了你不要见外，情况是确实的，不是我诌的，你的情况，这些鬼也了解得很呢！

他暗惊，但一笑，问，我的什么情况？老宗说，大情况没有，你到亭州来时间不长嘛，但小情况还是有的，比如你床边的小书桌上放着一部什么书，我不晓得，但刘克成他们晓得！他们经过衡量，认为这事情还不能算，还是要区别对待，他们认为你生活简朴，是个好人，他们要坚决打倒的是我，要团结争取的是你。他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定了这个方向和策略。

他一听，脸上一热，他的床边小桌上确实放着一部书，是“皋鹤堂”版的《金瓶梅》。此书历来被视为淫书，他让文化局洪局长亲手从亭州图书馆借出来的。在家里看《金瓶梅》不能成为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一部文学作品，里面虽有淫秽描写，处在一定文化层次上的人，还是可以阅读的，正如张竹坡在《读法》里所说，真正读书者方能看《金瓶梅》。所以他就没有躲着人，只不过最好还是放在房间里，不必拿到外面堂屋里来。但这事也就不很秘密，想不到刘克成这些人竟然也知道了。

他说，可笑，我要他们什么区别对待？他们又凭什么可以坚决打倒你？说着这话，他想着前天的那些工人就知道他在看《金瓶梅》，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听老宗说，工人“经过衡量”，已经不把这个当作什么问题了，而在接见时，工人对他确实还是一如既往很尊敬的，想到此，又不免感到一种很特殊的惭愧。这文革呀，还没有碰到他呢，已经让他心里这样翻腾了，假如平时确实有点问题，让群众抖出来痛加指责，那是个什么滋味？这一关真不好过！毛主席呀，你老人家发动的这场运动，确实如王雪形容的，让人难以接受啊！

老宗说，最近我听到一个“五不怕”的说法。他说，是“五敢”吧？老宗说，不是“五敢”，那是鼓励学生的，叫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做敢闯敢造反敢革命敢斗争。他笑道，你说多了，说成“八敢”了，《十六条》上只有“三敢”，是敢想、敢说、敢做，这比较精炼、不重复，但平时报纸上说的，有时确实多了几个。老宗说，反正就这意思。“五不怕”是鼓励干部的，叫做“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他一听，笑道，假如曹家骏王家山晓得这个说法，兴许他们就挺住了。老宗说，这个“五不怕”，是中央有人针锋相对、豁出去了。他吃一惊，问，是什么时候有这种说法的？老宗说，当然就是现在的事！老宗看着他，而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但他模糊记得以前就有“五不怕”的说法，是毛主席一九五八年说的，叫干部能以这种精神顶住“共产风、浮夸风”这些不正确的东西。当时听了至今也不能算很理解，抵制这些东西需要这样“五不怕”，和平时期也会发生这么严重的情况吗？也许是毛主席喜欢这样说吧？一个人若真的被杀了头，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老宗说，问题都到这地步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我们不能灰心失望、溃不成军，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也要作好最坏的打算。

他说，不要看得这么严重，现在小道消息多，不知真假。我相信我们县级基层的人，只要不像曹家骏王家山这样挺不住，百分之百都可以过关。当他说这句话时，同时却想到老宗可以被抓住的东西还是比较明显的（陈安国说话时好像已经有所暗指），加上历史上有过的问题，是不是会特别地吃点苦，有点难说。但老宗决不会属于党要加以“清洗”的对象，一个干部要达到该被“清洗”的程度，那也不是容易的。

他觉得跟老宗这场谈话有点变异了，他本来要谈的东西被放置到一旁去，而谈起会不会被群众“打倒”的话题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如果老宗像曹家骏那样被群众揪住不放，他是应当想点保护性办法的，似乎需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他叹口气，就眼前的事情靠船下篙说，老宗，我们照做我们的工作，我们目前还是负责这个城市的人，我们分头到基层去蹲两个点，让那里的“主力军”吸收对立面的工人进来，哪怕貌合神离，我认为还是能做到的。也可以不到大厂而到两个小厂去做这个实践，认真做一次努力，看看结果如何，不计成败，都是有好处的。他一边这样说得很有道理，企图说服老宗，一边却似乎感到自己也信心不足、兴致像松了气的血压计上的水银柱似的往下降。

老宗摇头，说，我不想去干这事，弄不出名堂来的，就好比明明在涨潮，你却要顶着潮头下海。现在的总趋势是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即使观点相同有时也难合，哪有观点对立合成了一个组织的？没有，全国都不会有。一山不容二虎呀！现在这种情况是群雄四起。正如从前，先是到处拉杆子，光是一个县里就能拉起十几个抗日游击队来，五花八门，这时候你挡不住这个趋势，到一定时候才分久必合、越合越大，这当中多少尸山血海！历史从来就是这个泥沙俱下的样子，根子就是中央《公报》上指出的，我们有“社会阴暗面”。中央号召要克服这东西，但文革本身就提供了“阴暗面”表现的机会，污泥沉渣、死猫死狗，都泛上来！说得不好听，社会就像屎茅坑，不能搅，越搅越臭！现在是大搅特搅，史无前例！

老宗的话虽对，却有点偏激离谱了，他默然无语。至此，下去搞试点的问题是不必谈下去了，他不觉就回到原先的几乎有点无聊的话题上，问，你怎么知道刘克成这些人在收集、调查我们的情况？老宗说，我中有敌，敌中有我，上下沟通，左右联系，这很正常！你以为造反派在做什么？他们要做的，第一步，把自己组织起来，第二步，来看我们这些人里面可有能够揪出来打倒的，那就要暗中调查我们的情况。北京传来的消息说，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作为“大叛徒”揪了出来，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也被打成了“大叛徒”，在中央党校里戴高帽、挂黑牌、游校示众。煤炭部长张霖之，颈项上被吊起六十斤重的铁块，活活折磨死了。那里的群众是首都的大学生啊，行为都这样，如果到了我们下面，那将是什么样子呢？

周总理接见那些红卫兵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为什么你们把他揪去四十天不让回家？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务院？这不是非法拘留吗？不仅对一个部长，即使对一个同学也不能这样。我们的党员、公民不能养成这种风气！张霖之是中央候补委员，我怎么向中央交代？现在张霖之化成灰了，连个追悼会也开不成，我很难过。‘黑帮’这个词不能乱用，《十六条》上、十一中全会《公报》里没有这样提。不能说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说绝大多数也不符合事实。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党是有历史教训的。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为党为人民的，他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忠心耿耿，经历了各种考验……”

老宗所说的情况，他相信是真的，并且听了心里沉甸甸的。这样草菅干部的人命，的确是一个大问题。首都的这些大学生，是怎么了？就在毛主席身边，为什么这么不讲政策？这种情况就连起码的人道也没有啊！当一个学生这样做时，别的学生为什么不站出来坚决制止？《十六条》不是提倡“独立思考”的吗？《十六条》在说到“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同时，也说到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要识别“那些做法是对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但看来，老宗所说“斗黑帮”的情况，可能正是运动初期谭力夫那些高干子女所为，“黑五类”学生大约还没这胆，造反派还不曾出现。他对老宗说出了这一分析。老宗略显吃惊，好像想不到他也这么掌握情况。老宗说，对的，我听到的，也是这样。但不能怪这些高干子女，他们也是一片赤诚，只不过门第高，见识大，出手重。如果把他们这股劲，引导应用到有益的方面，那是多好！现在是用在自相残杀上了！

他不由得想到《十六条》对群众觉悟的估计是否过高？一个部长，问题再大，哪怕就是一个战犯，也不能就这样遭折腾致死。如果这样等而下之，何谈对待较低级的干部，更何谈对待“牛鬼蛇神”呢？这确实是歪风，是走极端。问题不管出在什么样的学生身上，假如都像这样，这文化大革命出发点再好，又怎么能伟大正确得起来呢？但毛主席对这些，好像不怕，不足以动摇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他说，教给学生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做人的道理，该是普通教师的职责，我们的教育，值得深思。现在总理不得不来亲自做这事，这是一种浪费，是我们的国家民族还不能一下子实行大民主的一个证明。你上次在我家就说过了，“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现在看来，当民主还不能普遍实行的条件下，就必须要有相应的足够的集中，甚至是强权，要不然就大乱。审查干部是党组织的事情，即使这样，还有弄错了的，何况是群众运动呢？不出事才怪！我们这里曹家骏、王家山其实也是这回事，只不过级别没有张霖之那么大，手段也没有那么荒唐，但事情的实质是一样的。六十斤的铁块挂在项项上，即使一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也吃不消啊。谁不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里面谁不是一副骨架？人不可能金刚不坏。如果连这样的常识也不顾了，那就是残酷，就是人的自相残害。不管打的是什么革命旗号，不管是什么样的群众，不管是天大的理由，这样做都是不对的！这就是形“左”实右，做了军阀、反动派、日本鬼子才会做的事情！唉，我可能说得不对，变成“很不理解”了。

老宗说，既然你也这样想，我就在你面前瞎说一句，我认为这个运动，再有天大理由，也不能这样弄，群众起来之后，就比“左”，你“左”我更“左”，必然成了灾难！即使本来是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左”是多年积习，宁“左”勿右，这下子借着这个机会泛滥成灾了。就好比一种病，平常是少数人才有资格害的，谁成为搞运动的对象，谁就要准备倒霉。运动初期的做法，在我的指导思想和习惯上，自觉不自觉地，确实就有这个问题。现在呢，群众出来“自己解放自己”了，他们平时没有资格害这个病，这下子有了机会，大家都来害这个病，既是学着我们，又是不学而能，倍本加利，倒过来针对我们这些人了，真是极大的讽刺，就像一个人平时是怎么打猴子的，有一天猴子也怎么打他，是跟他学的。

老宗说得有趣，他笑了一下。

老宗说，他们怎么就没有新武器，而要用我们的老武器的呢？可是新武器又在哪里呢？他们只有拿起老武器。这下子好了，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他们有毛主席撑腰，是闹革命的，我们被规定是革命的对象，翻天覆地，虽不是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却也就像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这还吃得消吗？土豪劣绅吃不消，我们也吃不消。土豪劣绅还可以反抗、可以逃跑，并且有国民党支持他们，我们呢，被规定不准反抗，逃也没处逃。好在群众中还出现了不同的观点，让我们得到保护和安慰。可是中央社论又叫人们不要当保皇派，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孤立无援、乖乖挨整。经过这么一闹，我明白了，将来我们一定要从根子上消灭这种病。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当阶级斗争来进行，即使属于阶级斗争的性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解决问题的形式，也要多加考虑！但现在说了也没有用，大约等群众把这个病也害过了，大家都说够了够了、不斗了不斗了，那才行，那会产生几十年新太平。

他表示赞同。

老宗说，现在我们这个县级市委还好好的，因为刘克成他们的全市组织还没有成立起来，等他们成立起来了，他们就要到市委里来找亭州的彭真、安子文、林枫、张霖之了。北京也是这样，高干子女瞎闹那么一阵，瘪下去了，现在是造反的起来闹，针对着另外一批干部。做干部的现在总之是左右挨打、在劫难逃。所以我考虑的是如何团结、掌握好我们自己的队伍，如何在组织上思想上让我们全体干部做好各种准备，迎接这股恶浪。

好在我们有群众基础，他们不同意这样搞，在全国形成了所谓保守派，其实应当说是正统派、可靠派、真正的左派，跟造反派这些假左派真右派新老反革命针锋相对。北京的那些干部子女，现在也清醒了，晓得造反派才是真正的大敌。我相信他们晚上会到“彭真伯伯”这些人家里去检讨自己的幼稚行为的。

这种情况下，你现在想去做试验，把刘克成他们吸收到“主力军”里去，这项工作，怎么做得下来呢？我们主观上想做下来，结果也还是做不下来。不如不去做。但作为常委会的决定，这个意见我已经跟老刘讲过了，也就算是布置过了吧，他不贯彻是他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嘛，可以不听领导的话了。

我是很有可能被造反派首先“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的，我无所谓，也不怕，而且光荣！如果那样，到时常委会可以把我“抛出去”，让我“经过去”，火烧、炮轰、油炸，都行。半夜遇到狼群，在暂时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把狼能吃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抛给它们，拖延时间，等待天亮。要尽量减少我们的损失，到一定时候就能大反攻！这是必然的。

你不要认为我的思想跟这个运动不合拍，我是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至于运动的是非，运动有多么伟大，对于我，已经是另外的一回事了。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上面的事情，我即使能说出个道道来，又能怎么样？反正最后是中央说白我们就说白，中央说黑我们就说黑，对我们这个等级上的人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井岗山的时候，王明的时候，中央排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没有办法，只有等待时机，一直等到三十万红军损失到剩下三万，大家都认为不能那样下去了，他老人家才有了出头之日。这里面能说明的东西真是很多很多。心慌吃不得热粥。

现在我们需要具体关心的是亭州的事情，这个是非黑白我们最有把握。即使一时把我打倒，我心里还是有把握，永远有把握。我们把亭州的事情处理好，不出大事，避免大的损失，就能迎接最后的胜利。什么是最后的胜利？除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胜利，对社会而言，就是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生产秩序。那就要用得着我们。这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向我们预示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作好准备！

老宗的眼睛瞪大了看着他，那种自信和气概确实令他佩服。他说，老宗，我理解你，我跟你是一致的，具体事情上如果有点不同，无关紧要。群众组织这个事情，就听你的，不去考虑它了，听其自然吧。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让“主力军”也注意一些策略，严密自己的组织，抓好自身的学习，像把郁平从看守所里弄出去批斗这些事情，至少在策略上，是不是少做或不做？有时无为的状态比有为的状态更为有利，蓄势待发比奋勇出击更为有力。比如当时我们不成立“主力军”的全市组织，而只是分散在各单位，把有形的组织变成无形的联系，在无形的联系中掌握一切，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些？

老宗说，这当然是最高境界，但实际上我也掌握不了。“主力军”的成立，说实话，虽然有我做的工作，但我确实也不能一手遮天，天是大家撑起来的，大家都有这个积极性，我推动他们，他们也推动我。“主力军”在性质上也是群众组织，也是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他们也会有不听话的时候。现在我们的身份在群众眼里总的来说，是跌价，不是涨价。过去一个党团员也让群众老远就肃然起敬的好日子，有等有级、满怀敬畏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上头确实是民主进步了！一切有待重建，重建不可能重复。“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现在还是“破”占上风，“立”还遥远。其实，也可以说是“立字当头，破随其后”，心中若无所“立”，凭什么去“破”呢？岂不是乱“破”一通？但各人心中所“立”不同，所“破”也就不同。历史就是这“破、立”二字的较量！我们就用“五不怕”的精神让自己站着、挺着吧！

老宗所言，传达给他的，是一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气息。

第十章 力尽（之七）

他记得，也就在那时，他和王雪在家里有过一次很特别的对话。

王雪说，她遇到李兰贞，告诉她一件事，说在北京，小宗静跟着学生人群去参加过一个大会，是周总理接见红卫兵，当时下面有人高呼“打倒刘某某”，周总理就转过身去，背朝着大家。小宗静回来后悄悄告诉老宗，老宗对孩子做了些说明和安慰，但小宗静心里仍感到很恐惧。

他说，这孩子是有点吓坏了。这样大的问题摆在她们面前，当然不可思议，但越是不可思议，她越是要思议，而且这运动就是一竿子到底让全国人民来参与的。我答应文革以后送她进音乐学院、送她到演歌剧《江姐》的文工团去唱歌剧，她很高兴、很当真，这或许能把她的思想引到别的方面去。以后有机会，至少送她进大学还是有把握的，这孩子会有出息。

王雪不无责备地说，中央这么大的事情，你没有跟我谈过，我也不好问你。

他说，上级没有任何精神传下来，我即使得到一些什么小道消息，也只有放在肚子里，怎么能随便议论呢？而且我基本上听不到什么小道消息。从心里来说，我也跟小宗静是一样的，至少我很理解小宗静这种心情。我实际上回避这个问题，不去想它，也没跟你说。反正到底如何，我相信两条，一是党终究要有说法给我们，二是历史会逐渐深入地告诉我们一切。至于人民，有不同阶层、不同倾向、不同意见、不同水平，对于国家大事，就会发生争议，所以只要你参与议论，就可能会有人跟你争论，而且可能还会跟你斗争。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只有免开尊口、明哲保身。

王雪疑问地看着他。

他继续说，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过去一百大几十年了，如今法国人一谈到这个话题，可能还会争议起来。何必硬要站在一边，反对另一边呢？抱着兼听则明、保持距离的态度，不是更主动、更有余地吗？十月革命过去四十几年了，苏联的存在跟一个人一样四十几岁了，难道就没有争议了吗？明摆着就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就一直认为苏联的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荒谬的、有害的、应该颠覆、消灭。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走到目前这一步了，但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对于历史上的许多人物、许多事件、许多主张，还是会有不同的以至对立的看法。不要以为你共产党打下了江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就说你打江山是对的、就说你社会主义是好的。我们国内就有人到死都不肯这样承认，要不然就真是阶级斗争熄灭了。同样道理，你说，我们现在去议论中央这样大的事情，能保证我们的议论有多少正确性？你的议论就能说服不同观点吗？历史也不是靠着说服过来的。所以，至少目前情况下，还是沉默为好。学生乱呼口号，周总理背过身去，作为中央领导人，当然不可以在这种群众集会的场合就这个问题说什么，学生是幼稚无知的。

王雪说，你这看法我也同意，不过，你多少可以跟我谈一点嘛，我们在这“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总不至于有人来安装窃听器吧？他说，我真的不了解什么情况，我知道一九六三年《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上有一句话：“以毛泽东同志和刘某某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这“和刘某某同志”六个字，本来没有，是毛主席审稿时亲笔加上去的！这事情令人肃然起敬。这是写在这么重要的文件上向世界宣布的，在国内更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行字。以前矛盾分歧也是有的，但毛主席写下这么重要的六个字时，当然是把那些都放到了一旁；不知为什么这三年下来就发展到现在这一步！我们所能明确知道的，就是红卫兵公布在墙上的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上的那些，那上面也只有原则的说法，以前的矛盾也没提。

王雪问，那毛主席说的“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报纸上说的“在中国重演赫鲁晓夫的丑剧”，就指的这方面了？他叹口气，说，你明白就行，还是不议论的好！即使《炮打司令部》，报纸上也没有公布，是静坐学生贴出来的。中央那么多伟大人物，都是久经考验、几十年斗争过来的革命家，他们水平最高、最了解情况，他们会弄好中央的事情的。好事情说说不要紧，不好的事情何必多说？

王雪说，其实我在外面多少也听到了一些。毛主席这回为什么不在中央委员会里解决？不再来一个七千人大会？他就是下了决心，人民国家的道路问题要直接让人民来讨论，让全国人民都来操这个心，让历史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

他说，你又要有高见了，我看你浑身绷紧、血液上升。不要这样，冷静一些好不好？我们不可能在中央领导人中间当裁判，我们没有那个地位、没有那个水平，时间自然会把一切告诉我们，或者告诉未来。

王雪说，真正能给历史人物做裁判的，确实只能是时间。伟人是什么？跟我们一样，如果站到一万米高空，就看不见他了。在平常，他也要吃饭、睡觉，他也会感冒、生病，他也会有寿终正寝的一天。伟人处理的国家大事，说到底也就是与人民有关的事情，没有什么可神秘的。

民主革命过去了，江山打下来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得到了历史证明，好像是没有问题了，那么建国以后呢，是不是别人伟大正确，毛主席就该去休息了？怎么会是这样呢？打开《毛选》第四卷，对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的宏图大略，在毛主席心中早已完整地形成，而且在党内是通过的，怎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别人跟他有这么深的矛盾呢？最根本的一条，毛主席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地把中国领上了这条路，而有的人一直反对。

毛主席给了工人一个饭碗，就是国营的或集体的工厂；给了农民一个饭碗，就是三级所有、队为核算的集体经济；也给了知识分子一个饭碗，就是要脱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那几张皮，而植根到无产阶级人民大众这张皮上来；最后也给了干部一个饭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几个方面加起来，就是给了全国人民一个家，一个从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和谐的大家庭。

毛主席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只有”二字，既否定了资本主义道路，又否定了一切其它的道路。毛主席确实始终抓住这么一条，要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这些方面不断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这对不对呢？如果这个是不对的，那就可以说，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起，毛主席就不正确了，甚至可以再往前说，中国如果不是共产党打江山，才更好呢。我敢肯定，有一种观点骨里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的逻辑就是如此。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最优越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苏联只用十几年，就完成了这一转变。过去都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确实如此。当苏联完成这种转变时，我们正在抗战，苏联也主要是依仗着十几年建设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工业基础，打败了法西斯，并且帮助中国消灭日本关东军。从建国到现在，我们也只用十几年就完成了这种根本性转变，也为可能有的反侵略战争准备了相当的军工基础、经济基础。十几年才是历史的一瞬，如果几十年、一百年坚持下去呢？那就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十年前中央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谈斯大林的历史功过时，就强调过这些。

两年前我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几个月前核试验获得成功、前几天第一枚核导弹射试成功，美帝苏修对我们的核制约、核威胁破产了！苏修对我们撤专家、撕合同、降贸易、背信弃义，造成我们极大困难，接着就跟美帝签定核不扩散条约，而且特地“通知”我们，这实际上是对我们核制约，对我们形成南北夹击的核威胁，向美帝讨好。中国的核能力就是在这一片“反华大合唱”中、在国家受到帝修反的封锁的情况下，不畏霸权、独立取得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难道不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成就，不首先意味着毛主席的正确、伟大，反而首先意味着别的什么东西吗？

如果不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如果国家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格局之下，让资本主义发展起来，跟社会主义争夺生产资料、争夺市场、争夺一切，农村是个体小农经济汪洋大海并且迅速两极分化、造成严重社会问题，而国家干部呢，正如“三反、五反”所反映的，不可避免要有一大批人被资产阶级拉拢过去、被资本主义吸引过去，为资产阶级服务当然有利可图，可以断言，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疲于应付社会的种种混乱，敌对势力也更容易渗透和捣乱，怎会这样迅速强大？新生的共的国能否站稳都成问题，何谈什么一百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

再看一看美国十几年来对新中国做着些什么。它打朝鲜，打越南，它是“反华大合唱”的指挥和领唱，它跟中国的建交是跟台北而不是北京，它公然在台湾海峡针对大陆演习核战争。它在亚洲从东到西，跟这个签约、跟那个结盟，包括跟苏修达成协议，都是竭力形成对新中国的孤立、包围、禁运。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出于共产党人的纲领，也是面对严峻现实的选择。这样看来，国家确实需要大跃进的速度，但这个大跃进，是毛主席提倡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不是刮“共产风、浮夸风”做表面文章的大跃进。

大跃进，是全国人民革命热情、历史主动精神的表现，充分调动了一切聪明才智，在当时条件下，做了应该做到的一切，贡献了可以贡献的一切，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一切。人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一切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也空前打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人学点辩证法，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大跃进出现问题，毛主席发现得那么早，却一回一回地压不下去。但尽管出现问题，在“五风”没有危害到的地方，还是出了许多成绩的，出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许多“第一”，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比如，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第一台四十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第一个大型平炉建成出钢，第一个大型炼钢厂武钢开工兴建，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第一部东风牌轿车制造成功，第一座原子反应堆运转，第一台每秒运转一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等等。铁路建设捷报频传，兰新、宝成、黔贵、鹰夏、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中南交通。比昆明湖大二十倍的十三陵水库建成，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还有辽河、海河、淮河的治理，全国数不清的大小水利建设，等等。集体经济制度下人民群众冲天干劲的典型表现是“红旗渠”的兴建。大炼钢铁虽然嘎然而止，但政治局提出的1070万吨钢的任务，还是提前完成了，令西方震惊。城乡星罗棋布的大小工厂，在大跃进年代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迅速成长出一大批工业干部，这些都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大跃进的势头实际上往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延伸，首都十大建筑完成，包钢一号高炉建成投产，形成鞍钢、武钢、包钢三大钢铁基地，国产直升飞机成批生产，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建成投产，大庆石油会战胜利。这些，形成了那个内外交困的年代的成绩。五八年至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在那些困难情况下，提前三年完成，当时《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过社论。此外，在尖端科学、国防事业上，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和成绩。在卫生、教育事业上，也有很明显的发展。

只要是正确大跃进的地方就有成绩，只要是受“五风”影响的地方，特别是农村，就有损失。好比有人指了一条路，方向是对的，路也不难走，但有的车子快速地往前开了过去，有的车子却翻进了山沟，原因不在方向、不在道路、不在天气，在哪里？王雪问他。

这简单的问题，他却觉得难以回答，因为王雪要比喻的，是很大的事情。

王雪说：允许你不作回答。但答案是现成的，道理很简单，原因在司机！大跃进的发动和指方向的是毛主席，是党中央通过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司机是谁呢？正驾驶、副驾驶都有。对这个，一般群众就不知道了，但党内中上层是知道的。毛主席退在二线，去负责处理别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美蒋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就是西藏有人要叛乱，就是中印边界将有战事，等等。但毛主席仍然注视着一线建设上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事情，一发现问题，就出来纠正，多次召开会议压缩空气。毛主席没有过多、甚至几乎没有批评一线上的同志，而且继续委以重任，并没有一出现问题就撤换，因为要给人以最大的余地。

他听了不觉点头。这王雪，聪明极顶，好像是猜到了一切，是个“人精”。

王雪继续说，刮“五风”以后，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在被“五风”严重刮过的地区，是饿死人或者出生率下降，但全面地说，新中国的人口、人寿，历史未有地增长。以至于计划生育被列为我们卫生系统一项常年要做的工作。尽管我们农村已经是集体所有制，但如果一个农民的家里没有儿子，上一辈子人老了或病了之后，家里确实就不行，如果仅有一个儿子，好像还觉得不算保险！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实。加上人的落后思想，这个问题再过几十年、上百年都放松不得。

我把毛主席写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里的话抄在这里了,我读给你听: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们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你看，多么坚定有力、义正辞严，多么荡气回肠！

曾经有知识分子用秦始皇骂共产党、骂毛主席，试问，天下有这样的秦始皇吗？我还没有说到在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减少饮食，三个月不吃肉，脚都浮肿了，毛主席的孩子照样饿肚皮，不准特殊照顾。

王雪拭泪而言：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运用人民政权的主导力量，依靠人民，而不是依靠别的任何人，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突破资产阶级狭隘眼界，迅速改变了国家面貌，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要用一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转变,并且一切成果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但还是有人要问，如果搞新民主主义，是不是会更好、更快些？因为没有让走这条路，许多人不服气，一有机会就要退、退、退！我看，内部斗来斗去，一直就斗的这个；外部斗来斗去，是因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至于知识分子问这个，是因为他们天生喜欢空想、喜欢假设，近代以来还生了一种特殊的病，叫做崇洋媚外。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历史发生了就因为它必然发生。即使刮“五风”，也是必然！就跟体弱的人必然容易生病、身体里有病毒必然会发作一样。但必然的东西也是可以制服的，不应当任其泛滥！

我现编一个故事给你听听：有一个船长确定航向之后，把船交给大副，就去忙大家知道的很重要的事情去了。老船长正忙着，抬头一看，发现航向大偏，开进了礁石群，真危险！于是及时回到驾驶室，指挥若定，喊破喉咙，把船安全行驶了出来。这一路上，船员们还抓了不少大鱼，取得了不少经验，得到了锻炼。后来总结这次航行中的问题，老船长说，我是船长，出了问题首先是我的责任。大副说七分是大家的责任，三分是航路复杂、天气不好。有个刚从外国出差回来的水手长跳出来，手拿几千字的稿子，说三道四，肯定老船长指引的总方向，指责航行出现的问题。虽没点名，却是得罪了一些人，事情弄僵了。水手长的某些过份的说法，就连老船长听了也生气。老船长权衡之下，把个性太强的水手长降级，大副又拿这结果在全船狠狠传达贯彻，加强他的地位。二副忠厚老好人，不敢得罪抱团儿的大副三副，始终无言，至于水手长降级，他跟别人一样，也投了一票，因为他理解和服从老船长。

他忍不住要发笑，王雪尖刻起来，损人可厉害！他做出沉重表情，叹口气，说，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

王雪说，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一段火红的年代也就过去了，一切渐趋完善、稳定。赫鲁晓夫事件之后，毛主席把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定为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的分歧，说最大的危险是堡垒会从内部被攻破，最关键的人们是县委以上的干部，最重要的在于中央不出修正主义。毛主席说这些话，究竟是为了吓唬人的，还是语重心长的警告？是一种政治手腕，还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指导？我相信，时间可以做结论！

但有人是不信这个的，他们非要到那种时候才会明白、才会承认毛主席的道理。他们认为毛主席不实际，至于经济，更是不懂。但毛主席如果不懂经济，怎么把他们看得透透的，晓得他们要搞资本主义一套的呢？毛主席如果不懂经济，怎么能把那样的地主资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旧中国，变成了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新中国的呢？那干脆说共产党不懂经济，只有地主资产阶级还有买办洋奴懂经济就是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有一部颠扑不破的圣经叫做《资本论》，有一部指引人类前程的宣言叫做《共产党宣言》。

不管你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他们还是要认为，毛主席在一厢情愿地搞共产主义乌托邦，硬要在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度，徒劳无益地想把社会主义道路走通，而不“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个民族就不发达、不正常、不进步、不伟大、不能融入世界大家庭，简直什么都不是，应该让人家眼都不眨把我们从地球上抹掉！恨不得说八国联军那时就把中国永远占领了才好！这一切不是胡搅蛮缠、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你说资本主义的罪恶性、危害性，他们说，不要怕苦难，要接受苦难、接受牺牲，让一代、甚至是几代工人农民苦难、牺牲一下，在适者生存的丛林原则里经受历史必然的淘汰、选择和锻炼，才可能走上人间正道，中国的政治、中国人民的精神，不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就得不到改造和提升，社会也不能在物质上文化上奔向西方的天堂。中华民族什么都不行，要彻底挖空，把西方装进来。这就是他们给我们设计的自由大道。简直可以嗅到法西斯的血腥气味！在他们心目中，人民如同蝼蚁，承受多少苦难牺牲是无所谓的。但他们自己却一毫也碰不得，碰了一根毫毛也要叫疼半天。就某种技术物质建设的成果来说，西方比起东方，可以说是天堂，但那是资本主义建设了三百几十年才有的，在这天堂的基础里还有大量掠夺去的世界财富，而且这种掠夺一天也不曾停止，不断去装修他们的天堂。世界战争的根源，总是在西方，在帝国主义，这还不说明问题吗？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不可回避的基础和前提。

他们还会说，过去在“三座大山”之下，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现在新中国头上没有“三座大山”了，可以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好好发展一下，补一补历史的课。他们一不考虑国家人民的一穷二白，二不考虑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遏制，及其剥削、侵略本质，他们才真正是一厢情愿的祸国殃民的空想家，是中国资本主义乌托邦。一九四九年以后如果是让他们这样搞的，国家早就完了，人民早就苦死了无数。

他们因为心爱资本主义而不肯用心用力把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总是说搞不下去搞不下去、一片黑暗。这已经不是什么理论上的盲目或思想上的模糊，而是一种本性上的顽固！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内有个跟工人农民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现在则说他们是“修正主义、走资派”。毛主席不是言重了，而是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让步、不能让步，好像宁可说得严重一些，但其实是科学论断！

毛主席一直认为共产党内会有这样的一个派别、一种势力、一些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其实，王家山这样的，还够不上什么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腐败的倾向，但这是一个基础。这次毛主席在《十六条》上把党内这个主张走资本主义的派别命名为“右派”，是与他们在政治上实行彻底的绝裂，用他们来教育全党，让全党进一步更坚实地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们处在何去何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要么向着资本主义复辟倒退，要么沿着社会主义继续前进。

人民以新中国为自豪，充满社会主义积极性，包括热切要求克服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的问题，从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更好更快地前进，而毛主席所指出的党内的“右派”，却总是把已经有了十几年实践，已经有了看得见的巨大成就，日子也可望过得越来越好的社会主义，仍然看成是空想，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实际上他们认为私有制是神圣的、也是万能的，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只有顺着走、跟着跑，用这个来彻底改变中国。革命革了几十年，思想上却回潮了，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们迫切需要在合法的私有制及其专政里成为不可侵犯的人上之人，而永远避免处在“特权、修正”的被告席上。

他们长期以来跟毛主席也不讲理，还跟你讲什么理？逼得毛主席现在发动全国人民来评理！如果照他们这样闹下去，如果他们的愿望成为现实，将来就会讽刺性地再一次出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也就是变修变色、亡党亡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帝修反欢呼共产主义的失败和自由世界的胜利，一切都将处在他们血腥的、“文明的”宰割之下！毛主席焦虑的、要防的就是这个。

他抬杠说，批了王家山，又来张家山，怎么办？

王雪说，你是认为文革这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吗？这倒是可以商量、可以完善的。毛主席把一切放在相信和依靠人民的基础上，既然是人民国家，也就只有如此，这应该比西方民主更广泛更彻底更真实。但因为才是第一次，并且就这样放开了闹革命，具体地当然会有许多的问题，但你不能否定它的根本理论、根本方向和根本方法，伟大之处就在这里。洗浴之后从污水里出来的前程无量的婴儿就在这里。

他叹了口气。

王雪接着说，某种理论家会讲，你之所言都有一定道理，但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三百多年的世界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不但成功了，而且已经很成熟，我们只要接上去、跟上去，加入运转的行列就行了，哪怕受人家一点欺侮，给人家当三十年五十年小二子，不怕脏苦累，只要得大于失、缩短了赶超的时间就行，古人还韬光养晦呢，何况是两利互便的事情！

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会有“羊吃人”一类的残酷性，“拜金主义”一类的丑恶现象，会发生争夺原料、争夺市场、争夺海空霸权、争夺殖民地的问题，但后来都会得到调整、控制、完善、公平，比你们这个社会主义要民主、自由、繁荣、文明。

社会主义开头是高积累、低消费、一大二公、人民充满热情和幻想，发展速度可能是快的，但后来就不会再快了，将来还要糟糕，因为一大二公违反人性，集权、专制、奴役、束缚生产力，弄不下去。我们要把社会重新奠定在人性的、自由竞争的基础上，那将充满活力，而不能把人民包下来。

我们中国人口太多，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将来会包不下去，不如趁早撒手、赶紧放开，把毛主席做的那几个铁饭碗砸掉，把砸下来的碎片瓜分一下，各奔前程，从此后在竞争面前人人平等，是穷是富、是好是歹，自己负责，怨不得别人，于是资本主义就会自然地发展起来。那时政府也才像个政府，国家也才像个国家。那时不必像现在这样用群众运动来反特权，只要用不断完善的法律就能管住一切。

那时政府就事论事调节各种关系，处理各种社会问题，而不必谈什么主义，不必斗来斗去、没完没了。文化大革命恰恰说明社会主义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靠整人过日子！将来用不着整人，而让人成为自由人，在自由中互相制约。

我们不是简单否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是面对实际，在已经取得的、诚如你们所强调的伟大成绩的基础上，稍微转个弯，进入世界大家庭。从你们社会主义理论上讲，这是“退”了一些，“中间”了一些，但其实这是回归正常社会，跟人家的先进接上去了，一方面可能要吃点亏，另一方面也是合算的。一切的主义再好，不总是为了把日子过好吗？那就不要死抱教条，光靠理想是不行的。

什么干部学焦裕禄，群众学雷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相结合，全国学解放军，还有文学艺术表现工农兵，医疗卫生下乡去，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五·七指示，等等、等等，这一切，统统违反人性、违反自然、违反规律、违反实际，是一个乌托邦，前所未有的大乌托邦。

那么反过来是什么呢？就是坚决、勇敢、全面地接受资本主义，经受资本主义洗礼而不要怕什么丑恶、痛苦和吃亏！所以人家南斯拉夫、还有苏联，真是先知先觉先进一步，改弦更张，重砌炉灶！走着瞧吧，人家将来肯定会很快过上西方自由快乐富裕文明的好日子！唉，哪怕就是那样过一把瘾、做一夜美国人也好啊！

社会民主党比共产党正确，伯恩斯坦比马克思、恩格斯正确，考茨基比列宁正确，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正确，还有什么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甚至费尔巴哈、蒲鲁东，总之马克思主义批评过反对过的都比马克思主义正确。

共产主义是什么？你们伟大的《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不打自招了，说是一个幽灵。所谓马列主义纯洁性，老大哥都不保持了，南斯拉夫早就不保持了，大家都不想保持了，只有小小阿尔马尼亚跟我们一致，还有求于我们的经济援助。看来是保持不下去了，非得变修变色不可，怎么办？往哪里退？原先的新民主主义不是很好吗，现成的，而且是中国自己的，第一步先退回到那里去，来个浑的，看看能不能坚持下来，总之不要再搞毛主席的这一套东西了！要从教科书开始，让这一套渐渐被人遗忘！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毛主席在领着我们唱《国际歌》呢，这是最后的斗争！毛主席也在领着我们唱《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毛主席用文化大革命在做他最后的诗词！毛主席要让全国人民，要让历史，永远地记住，永远地想一想：他这个打下江山的领头人，在七十多岁的年龄，为什么要在自己建起的国家里发动这样一场不好理解的大运动，谁碰到谁伤，谁挡着谁靠边！真是悲壮、悲怆、甚至疯狂！但又是多么冷静坚定、多么有板有眼、多么周全考虑、多么理直气壮、多么义无反顾！不，这是最大的清醒！清醒到很多人都觉得糊涂、思想跟不上！毛主席在考验党、考验自己的人民！毛主席站在高山之巅，他永远是独立寒秋。历史在他面前已经显得渺小！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必然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想人民之所想。毛主席最终完成了他自己，要不然他就不是毛泽东！毛主席最了解中国的实际，最了解世界，他提出的原则定将永存，他指引的是真正的金光大道……

他无力地躺倒，说，王雪，你说得我真想号咷大哭一场！你真的能看清过去未来吗？你是不是悲观、绝对了一些？世界上的事，确实难道一定非此即彼？你放心，中国这个社会，只要和平安定，日子总过得下去。我们谈谈别的吧，那个乔丽，还有那个秦川，甚至王家山，还有医疗界的生活故事，让我休息一下。

王雪说，别扯！你那个《金瓶梅》多时不看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看那个的时候，你无心看下去了。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不能不谈论反修防修，我们如果有更大的悲剧，就在于我们有一天可能会不再谈论反修防修，而都去看《金瓶梅》，并且都去重复《金瓶梅》的故事，像那里面的人们一样醉生梦死、烂下去！

毛主席健在时能发动群众来认识修正主义、斗争修正主义，毛主席不在的时候，谁能来发动呢？那时群众怎么狠得过当权派呢？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但那时群众想疯狂一天也不可能。那时人民只有仰望天安门、怀念毛主席了！我心里确实有些悲观，看不到希望。我保证以后在家里再也不提、不谈、不问这个了，我从今天起不去考虑所有这些问题了，我去找一门东西钻研钻研。我们活得太累，我们绷得紧紧的，缺少欢乐，缺少放任、自由，还有人性！老天，为什么让我们扛着这些沉重得像山一样的问题啊，为什么要出来一个马克思主义啊！

那就让新民主主义来吧，什么都可以来，只除了这个该死的烦人的没有信心的社会主义。要来的就快点儿来吧，我都等不及了，我要亲眼看一看旧上海旧中国在眼前复活，来一点唯利是图、不法工商、拜金主义，来一点冒险家、青红帮、黑社会，来一点灯红酒绿、毒品娼妓、抢劫杀人、坑蒙拐骗，让《子夜》里所有的英雄和可怜虫都复活过来，让《雷雨》里的周朴园变本加厉压榨矿工，让我们亲手在祥林嫂的破碗里丢下几文钱而后回去祝福过年，让更多的妇女去做为奴隶的母亲，让新生的阿Q去打短工，去在假洋鬼子和赵太爷面前卑躬屈膝，最后在不可侵犯的法律面前画他那最后的圆圈，并且仍然像老阿Q一样画不圆！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一切了，那就重新培养起来，搭建合适的温床让这一切孵化、成长！办法总是有的，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就说过，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可以了！大官就演变为买办官僚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小官就演变为一般资本家，或者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办事员，人民就做小商小贩小工小农，或者罪犯娼妓流浪者包身工流离失所的人，一切都全了，跟旧社会的社会成份一样！至于知识分子，他们同样分化，有的趋炎附势奔向新的资产阶级，有的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有的要跟这复辟倒退的一切做最后的斗争。

走上令人醉心的第三条道路以至于资本主义道路吧，那是自然的，只有社会主义是乌托邦、是不自然的。让我们的权力之舟在资本主义金钱的河流上打起七彩旗号、鸣炮前进，并且为河流疏浚、清污、拓宽航道！那是前进而不是倒退，那是上升而不是堕落，那是光明而不是黑暗，那是光荣而不是耻辱，那是民主而不是专制，那是自由而不是束缚，那是实际而不是空想，那是公平而不是欺压，那是公道而不是霸道，那是富有而不是贫穷，那是解放而不是压迫，那是法制而不是混乱，那是天天碰杯而不是阶级斗争，那是最清醒的理性，而不是盲目的信仰！

铁托、赫鲁晓夫其实是勇敢的先锋、开辟新纪元的巨人、社会主义黑暗地平线上资本主义的新曙光，他们和接着他们干下去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却遭到我们批判，真是错了错了！

落后的东方溶入先进的西方而终于明白路在哪里，几千年的大梦醒了啊，拨开迷雾见了太阳，还有美国的又大又圆的月亮！假如不是毛泽东要打江山，早几十年就这样了！假如不是孙中山闹革命，中国至少可以君主立宪，走上英国、日本的发展道路，何至于混战了半个世纪！可是,即使坚持孙中山也是好的呀,为什么又要闹共产党？真是加倍的愚昧！诅咒我们自己的所谓革命历史吧，诅咒一切的革命，把《共产党宣言》扔到垃圾堆里去，在以后中国的书店里再也不准卖它、再也买不到它！《国际歌》再也不必唱起，而且要加以禁绝！

我们这样的家庭，定然要比现在贵族，而且要更加不受侵犯、不可动摇，总之我们将首先得到走上新路的好处，我们代表人民先行一步去体会那先进的生活。我们立即让孩子留洋，而且是公费的和最优先的，读英国、美国的名牌大学，带上小宗静同行，就让他们为我们生下两个美国小公民吧！现在部省级以上少数人能做到的，我们这一级也要普遍地做到。反特权阶层？这种混账口号怎么想得起来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怎么能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和指向自己的内部？这不是自杀、不是内哄、不是昏乱吗？人间怎么能阻止不可阻止的欲望、怎么能限制理所当然的权利和等级？哪里有绝对的平等！一切都要有先有后，有一定秩序。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谁敢以身来试，都会碰得头破血流，必将受到历史无情的奚落！为什么老要想着人民呢？人民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和累赘！

自有人类以来，多数人总是做牺牲、被淘汰，这就是平等，这就是自然，也就是永恒。同样道理，我们将把许多人，特别是人民这个庞大而讨厌的基数，明确地甩得远远儿的，而不是老要挂念着他们，而且还让他们来监督我们、造我们的反，这是拿空话当真、把假话当现实，简直是傻瓜！天字第一号大傻瓜。

不要争论什么主义不主义了，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国家自然而然会代表国家的利益。至于人民，尽可放心，要让人民一盘散沙，再也组织不起来，我们就安全了，我们就可以拿着法律管理方方面面。我们还不配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把我们这些优秀分子精华分子连累得苦死了。

让社会主义这个讨厌的、廉价的、蛊惑人心、自欺欺人、极不现实的东西，让这个空想了几千年的肥皂泡，让这个鬼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坚持的原则，彻底见鬼去吧！让人民高喊的万岁随风而散、无影无踪，让天下高呼贵族万岁、金钱万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万岁！

什么工农革命，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是扯淡，痞子运动、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天下大乱！一九二七年的老调应当重弹，还要向世界和中国的自由主义、特别是买办自由主义举手投降，承认他们所有的说法都是对的！将来是这些人的天下，将来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话的地方，那将成为古董、垃圾而不为后人所知，最明确的是，天下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早一点向知识英雄还有永恒的权势投降吧，让他们赐给我们能够苟活下去的残肴剩羹，并且特别提请知识英雄不要过多地用他们尖刻的言词、才华横溢的文章、不阴不阳的手法、耿耿于怀的仇恨、断章取义的本领，讥笑和辱骂得我们无地自容，我们过去实在是一时无知并且让他们吃了大苦受了大罪，硬要他们改造思想、站到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社会主义一边，真是黑暗、专制、法西斯、秦始皇！而现在我们愿意放弃旧有的过于坚硬的信仰，那只不过是一碗照见人影的稀粥！

反过来我们要接受他们全新的温柔的指引，那绝对是无害的，也是人间最正常的。他们会让我们明白，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就是永恒的金钱、无上的特权、以及与之相配的一切。这本来就是任何人凭着本能就会向往、随时可以接受的东西，是人生幸福和成功的象征，也是促进社会繁荣昌盛的无穷动力，我们为什么不顺其自然而且捷足先登呢？那是永远也反不掉、打不垮、改造不掉的东西，就像冰冷的喜玛拉雅山一样屹立在天地之间，除非地球毁灭！

勇敢承认这样的真理和现实吧，真理其实是极其简单的，只要你肯面对着它就行了，不要逆向而行。放松啊，放松。放松是多么无耻、快乐、无忧无虑，获得自由和解放！一片虚无！

王雪无力地伏在了他的身上，忽然发出一声啜泣，呜呜地哭了起来，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领导人民在反修防修，难道我没有信心吗？我怎么会想得这么多啊！那一切好像真的已经来到我的心中，它们是存在的，它们是一定要来到的，现在的存在将不存在，我准备向那一切举手投降，我反动透顶了，把我打成反革命吧……

他颤抖起来，头脑一片空白，脸上麻木失血，简直身不知所在，嘴唇禁不住直是哆嗦，语无伦次，说，不、不会、不是、不至于……

第十一章 力尽（之八）

不久，一个工人给“文革办”送来一封信件，上面写着“给亭州市委的照会”。这封重要的信，很快就到了他的面前。信上的字写得很好，工整清秀，使他想起这大约是他见过的跟刘克成一起的那个工人誊写的。信的正文写道：

由于各单位的“主力军”都拒绝吸收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大辩论，有的是双方约定了时间，上台辩论，有的是没有约定时间，随时随地发生了辩论。

由于“主力军”在其幕后人的指使下把主张革命造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人，视为“危险分子”、甚至说成是“反革命”、“反党分子”，一直在暗中整理这些人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所以不但根本没有平等辩论的诚意和态度，而且总是采取围攻的、群众斗群众的方法，到处都发生了打人、揪人、关人、在厂里游斗人的事件。

目前全市起码有几百个无辜群众被非法关押在本单位的某个黑房子里，并且勒令其写悔过书。被关起来的人受到殴打和虐待，目前已知经受不住这种非人折磨而自杀掉的人有三个，从黑屋子里逃跑被追而从桥上跳到河里淹死的有一个，但都被说成正常死亡。

于此同时，各单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遭到空前的“群众专政”，其中造成本人或家人非正常死亡的数字，也完全可以调查。问题在于，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现行的破坏活动，而是以此来抹黑造反派，说造反派加上这些人就统称“牛鬼蛇神”，就是文化大革命要加以打击的对象。

鉴于以上情况，革命造反派工人要想与“主力军”实现团结，目前已经没有可能。

“主力军”从出世那天起，就是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工具，它接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来打击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人，从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在摇篮里，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它的矛头其实是指向毛主席党中央的。

一切要革命的人们，只有针锋相对，走自己的路，成立自己的真正革命的组织，起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为此，我们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等五十六个单位的工人代表，代表着全市十大系统的工人阶级，决定：

由刘克成率队到伟大首都北京去取经、学习；由陈安国等人在亭州进行更广泛的联系和发动，不必等待刘克成回来，以最快速度，召开大会，进行民主选举，成立“亭州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

我们决心与亭州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少数人斗争到底，解救被非法关闭、正在受到摧残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解散“主力军”这个保守派组织，让受蒙蔽的工人弟兄们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与全市革命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人民一起，共同夺取亭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鉴于亭州市委支持“主力军”的错误方向，我们以上革命行动，已经无法事先得到市委的同意，但我们是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相信我们终究会得到市委正确领导的支持。

正文底下，是来自不同单位五十六人的亲笔签名，第一个是刘克成，第二个是陈安国，他逐一看下去，竟然在最后看到还有“革命红卫兵代表”史宏、江进海的签名。

他真是倒抽一口冷气。工人竟然用“照会”来对市委说话！这不是无知错用，而是一种形势。但这也罢了，文革以来用语的夸张、升级，很正常。他更为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硬意志的存在，这意志足以跟老宗的意志相抗衡，而且决心要来压倒老宗的意志。兵分两路，如此这般，这些造反的工人就这样进一步行动起来了。

他还注意到他们从正面提到了干部，称为“革命干部”，而不是简单地把干部当作对立面，这体现了他们的聪明和“进步”。

《照会》中所谓的“发生了大辩论”，是这些工人听了他的话，真的要求加入“主力军”，还是跟老宗一样看出他这个主张行不通，而用完全可以预知的事实来做个证明？现在的结果是，他们尽力而为了。通过辩论，通过遭受排斥、打击，被考验出不讲理、不团结的是“主力军”，所以他们跟“主力军”无法捏到一块去。

他们沉着、坚韧，跟老宗一样紧紧把握住了斗争形势，只不过犹如两军对垒，意志相反。他们的全市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肯定要成立起来，这是阻挡不住的。而成立起来之后，他们就要来管亭州的事情了，但“主力军”这一边又岂能甘心？全市工人阶级就这样分为对立的两边，那会闹出什么事来，他很难想象。

不仅是工人，还有本来就分成了两派的学生，也将分别站到观点一致的工人一边去，“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相结合”，明摆着史宏、江进海已经跟这些工人，而不是跟另一部份工人，“结合”在一块了。

那就是说，全市的人民都将这样站在不同的旗号下，都声称自己是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并且要求市委“正确领导”的支持，他们将互相辩论、发生某种对立和斗争，见个高低，比个胜负，好像胜者就能决定历史的去向并且正确无误。

市委怎么办？作为市委书记，他应该做什么？他能够做什么？他怎样尽自己的责任？他怎样才不犯错误？他如何才算是“正确领导”？

这一切都是刘克成在指挥，主要的决策者也就是刘克成这些人。刘克成好像是又一次对不起他，也又一次顾不得这一点，令他竟有点失落和遗憾。真正能体会和服从他这个市委书记的，决不会是工人造反头头刘克成，而只能是他的忠心耿耿体贴入微的秘书，或者是以服从市委为前提的某个下级。

这样分析起来，他得承认刘克成是对的，在政治运动中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是一种起码的品德，而不能做两面派。从刘克成去想，作为一个造反工人头头，市委书记就应该是他们揭发、批判、“火烧、炮轰”的对象，同时也要作为“正确领导”的积极争取对象。可是，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历来所受也是党的教育，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和生活的，如此跟市委、市委书记站在对面，而且要摆出“造反”的姿态，心情会有矛盾，那几个“敢”，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革命”的分寸很难掌握，似乎会有骑虎难下、或者滑向“反革命”的危险。

于是，这一矛盾，也就化为策略，一方面要坚定政治立场，另一方面要有灵活性，毕竟不是真刀真枪的“造反”，面对的某个领导人也很难说就是一个“走资派”，运动采取了“闹革命”的形式，一切尽量显得是真的，但还是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太真，比如，不管怎样，都应尽可能不跟杨书记闹翻，最好是能“团结、争取”作为一个支持“我们”的领导干部。

思考至此，他好像把刘克成看透了似的。情况确实有点新鲜，而刘克成出来当这个头头，也是做“蜡烛”，要想最后能讨到好，真是难矣哉。

李宝安所说“在劫在数在难逃”，对刘克成也适用，只不过是另一面的。但刘克成这样的人，能站出来做这样的“蜡烛”，也可算是满腔热血、知难而进。虽然旁观者清，当局者也迷不到哪里去，之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有点迷，那是因为心存侥幸，还有一些其它因素，这些会不断膨胀，剥夺理智，看不到做“蜡烛”的结果。至于急流勇退，自古以来能做到的人就不多，往往是硬着头皮走向穷途末路。不管怎样，一切才是开头呢，好戏还在后头。

但是这个“照会”该如何处理呢？他想，刘克成他们势难阻挡，令他有束手无策之感，似乎只有听之任之、观察着再说。是否找老宗来商量一下呢？然而，老宗会不会理解成一种责怪？因为“主力军”的后面就是老宗。他不再多虑，拿起笔来就写下了“常委阅知”四个字。某种意义上确实是那句古话，“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渔翁和鱼儿的处境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做渔翁的感觉总要好得多。他把香烟点着，稍感悠然地吸了一口……

他把《金瓶梅》用报纸包了，放在洪局长送书留下来的布拎袋里，带到办公室，让秘书用电话通知老洪到他这里来。这部书，他还没有看完，正如王雪说的，在这种时候，是没有看这种书的心情了。

这部书写西门庆的荒淫生活，妻妾成群、酒色财气，至于那社会环境，腐败黑暗，死气沉沉，醉生梦死，毫无希望。此书形式，是对《水浒》西门庆潘金莲故事的扩展，是挑出《水浒》社会背景某一角来，作专门的深入的描写，成了一部腐朽社会的世情书，也是一些中国人在一定时期的德行书。它的价值就在此，可用来认识历史、对照现实、探究人性，看看比起遥远的从前，我们有了多少进步？还会重复哪些东西？王雪说，如果走了“中间道路”，人们就会去重复《金瓶梅》的故事，意思是回到旧社会的某种情况。“人精”王雪的想象力，有时像坐了火箭一样，让你跟不上。但王雪所说，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是说得太严重、太耸人听闻了。

老洪的一条腿在解放亭州时被炸成残废，那时老洪是班长，才十七岁。康复后，就留在亭州工作。不管是在机关大院里，还是走在大街上，拄着拐杖、有一条裤管里是半截假肢的老洪，总好像成了一种革命有功、打江山坐江山的象征，而格外得到群众投来尊敬的或有所敬畏的目光。老洪这人，本来也没上过学，是安徽凤阳农村的一个穷孩子，但残废康复以后在干校里刻苦学习，变得就不一样，大约正因如此，渐渐也就把他从商业物资战线用到了思想文化战线上。虽然资格不比别人老，但由于有了文化，并且因残而有了某种风度，很自然的成了亭州中层干部里一个显眼的人物。

秘书帮着老洪上楼，进了他的办公室。他问老洪，最近情况怎样？老洪说，我们文化部门是国家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亲属也比较多，基本上没有造反派，初期也有个别业务人员写过我两张大字报，批评我过去有几件工作处理不当，造成古建筑损失，说得也有些道理，我能够接受，别的也没有什么风浪，都参加了“主力军”。这一阵我在家里饲养金鱼、培植花草。我想我是什么派呢？造反派，当然不是；走资派，恐怕还不够资格；我就给自己起了个名称，叫做逍遥派。我还编了个顺口溜：逍遥派，真自在，不管左派和右派，你们斗罢我再来，最后还是我上台。

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老洪说，最近他们不让我逍遥了，接到一个战斗任务，拉我成立一个“红老兵革命委员会”，由复员、退伍、转业、残废军人，还有老红军、战斗英雄这些人组成，大多是各系统的一些干部，也吸收一些工人，想以这个形式来积极影响运动。商贸公司老尹是“司令”，他有红军的资格，他手下也有实力，另外还有三个“副总”，是三个厂的总支书记。反正照着群众组织的样子弄起来了。总部设在工商联，里面有会堂、有办公楼，“主力军纠察队”的队部和直属支队跟我们在一起，这样我们就等于有了警卫部队。我当兵时只做到班长，现在成了“政委”。我想了一副对联：“红老兵”在此，“红卫兵”老几？横批是：一物降一物。

他忍俊不禁，说，你们这个幽默搞大了！老洪说，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所以，经过考虑，我同意参加。他说，这事情我不知道，现在听你一说，知道了。老洪立即摇手，说，不要你表态，是对是错都是我们的事，跟你书记无关，但我们相信，错也错不到哪里去，天掉不下来。

他说，好吧，我不表态。你这个“政委”，看来比我这个“政委”还要强些，推进到前线去了，有“总前委”的意思，可要小心炮火啊。

老洪说，书记你放心，我们“副总”以上的五个人全是市委委员，其余人百分之百是共产党员，十年以上党龄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他说，当然当然，只是情况确实特殊，你们要十分注意把握形势，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你们的身份毕竟跟群众不同。老洪点头称是。

他就丢开这个话题，把布拎袋从办公桌柜子里取出来，说，《金瓶梅》在这里，现在没有时间看了，请你还给图书馆。

老洪说，图书馆现在只有报纸阅览室对外开放。馆长夫妇就住在馆里，我负责交给他们，没有问题。

他问，图书馆有无损失？老洪说，没有，而且有了收获。“破四旧”时，这个馆长带领馆里的同志暗中做了一件好事，他们跟废品站、造纸厂取得联系，抢救了不少好东西，其中有许多古书，都封存了，将来再整理。那时群众响应号召，把家里的旧书都朝废品站送。

他说，这馆长不错。老洪说，写过我的大字报呢。他问，写的什么？老洪说，“破四旧”的文件是文化局起草、以市委名义发的，各学校执行，让学生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上街，到老百姓家里搜查，有的还冲进寺庙，一窝蜂，事前没有培训，文件上也没有规定注意的问题，工作不细，造成了文化损失。

他听了无言，他是怎样签发这个文件的，都记不得了。他送老洪下了楼，老洪拄着手杖，以一种特有的雄姿，渐行渐远而去。

自从把工人的那份《照会》批示了“常委阅知”，一切出奇的平静，他不知道几位常委的态度，也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不来向他报告什么情况，他也不去询问他们，大家相安无事，甚至都不大见到面了，这是有点微妙的，好像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对这即将来到的某件事情，既无力阻挡，也不感到害怕，而是要看个究竟。

按理，他是应当具体地有所关注的，但这就需要跟下面的部门和工厂发生联系，所以他就有意地避开那一团乱麻，怕太靠近了容易纠缠进去。好在老宗跟他之间，早就有了某种不成文的“分工”，就是这些具体事情不要他直接插手，而让老宗在一线挡着。对于干部来说，往造反的一边靠，会脱离自己的队伍，使自己孤立，往保守的一边靠，造反派会揪住你，总之不能做出头鸟，真是“动辄得咎”，多数常委这段时间大约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有老宗可能在不动声色之中做了可以想见的事情。

也许老宗已经像诸葛亮一样“安居平五路”，把刘克成、陈安国这一拨子工人的事情处理好了，扑灭了那声称要熊熊燃烧起来的大火，但更可能的是老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弭兵”之策，因为无论如何老宗没有办法公然把那五十多个工人代表抓起来或软化过来，从而阻止他们的行动计划。老洪出任“政委”的这个组织的成立，该算是老宗构筑的防线上一个新的指挥配置，更为完善有力。他的心中突然掠过一阵悚惧，就像见到乌云开裂、银蛇一闪，即将惊雷炸响一样。

但正如高尔基的散文《海燕》所描写一样，乌云、风暴、雷雨有一个从集聚到爆发的过程。陈安国领着几十个人来了，要求对他们的《照会》给予答复。接到情况后，老宗主动来对他说，就说你外出开会了，让我去答复他们。他问，那么答应不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呢？老宗说，不答应。他几乎感到一种软弱，又问，这行吗？老宗说，反正是不答应，随他们怎么闹，谅他们不敢犯法。话说到这样，他也就不必再说了。

他感到老宗有某种沉不住气的、控制不住的、急躁的东西，却不怎么好劝。他点了头，让老宗去试试。结果，不一会，老宗就气愤愤地回头了，说程主任被陈安国那伙人带走了，声称一起上荷州地委评理去。这真是始料不及，好像看到了当时那闹剧场面一样。他倒反而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问老宗，你说到底是魔高，还是道高呢？他们犯法了没有呢？老宗脸气得发白，说，我反正不信会输给他们，出水才见两腿泥。他说，我也是这样看，那我们就不要急。他算是用这句话劝了老宗。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荷州评理去的人返回了，程主任也在一起，都到了市委“文革办”。工人指名道姓要老宗出去接见。这之前，他已经接到地委“文革办”电话，认为阻挠成立“工红”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因势利导，处好关系，不能对立。

他把地委“文革办”的意见对老宗说了，想不到老宗断然不听，说，你要么不让我去处理，我的态度，还是不能答应，道理很简单，打个不确当的比方，我们不能让他们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军。

他说，这毕竟是不同的。老宗说，虽然不能说这些工人就是敌人，但形势如此。我坚决认为，顺着他们这样下去，祸国殃民！

他沉默了一下，问老宗，那你怎样能把问题处理得下来呢？老宗说，处理不下来不要紧，我倒要看他们有什么办法能降服我，你让我去，你放心，横竖就是这么回事了。他说，他们指名道姓要你去谈，来者不善呀，让我去吧。但老宗不肯。

老宗像上回一样，又带着对立的情绪、抱着不予同意的态度去了。结果，闹出的事情更大，工人增加到几百人，学生也来了几百，把老宗就在市委门口批斗起来。群众让老宗站到一把椅子上，陈安国口若悬河对老宗痛加批判，群众呼出了“打倒宗进庭”的口号，有“千夫所指”之势。十几个机关干部要上前保护老宗，被群众推推搡搡、骂骂咧咧，赶到场外去。

不一会，“主力军纠察队”来了许多人，“红色保卫军”、“红老兵”也举着旗帜来了许多人，他们的愤怒冲天的口号是“保卫市委！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这边的工人学生见自己有被包围之势，就往外冲，于是发生混战。

他得到消息，正在叫苦不迭，来了一些人，其中有干部有群众，负责市委保卫工作的公安局牛副局长也来了，护着他和常委们迅速从后门离开市委，穿过曲折小巷，进了工人文化宫。他说，不行，不能呆在这里。于是又从文化宫后门出去，曲折而行，到了煤炭公司。他仍感到不行，于是从煤碳公司后门坐上小轮船，“突突突”往北边水乡开去，这才觉得安全。他心里的意思是不能让常委们呆在“主力军”的营盘里，以免引起“工红”方面更严重的对立情绪和更扩大的行为。

小轮船北行三十多里水路，到达鹊湖镇。远离亭州，四面汪洋，十分安静，好像到了世外桃源，大家松了口气。傍晚，乱中脱身的老宗也被牛副局长找到、接来，就在镇招待所里开了个常委会。牛副局长到外面去负责保卫工作。

招待所至为简陋，木板大门关了起来，除了他们，空荡无人。他们留下了两瓶热水、半罐茶叶、匆忙洗过的茶杯，让服务员回避离开了。气氛有点凄凉。

他开玩笑说，我们成为逃亡政府了。老宗说，都是我，败军之将。老魏说，这没有什么败不败的，你坚持了原则。老李说，对，坚持了原则，算不上败。老黄说，确实也没有什么败不败的。上次常委会不同意另外成立工人组织，老宗坚持的，就是这个原则。现在群众这么一闹，我们的原则碰了钉子，我们要不要重新研究一下？老黄这样婉转一提，老魏老李就看着他。

他从容吸了一口烟，说，今天老宗首当其冲，领教了“造反派的脾气”，我们每个人都要作好这种思想准备。作为常委会，我也认为要肯定老宗坚持了原则。在当前情况下，只怕你无论怎么处理得当，群众性混乱和冲突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都随时可能遇到老宗今天碰到的情况，也许还要更为严重。今天办公地点这个转移，或者也确实可以说是短暂的“政府逃亡”，说明我们可能要像在战争环境一样作好为党牺牲的思想准备。

老魏忽然哭声喊道，毛主席啊！

老李说，老魏，别这样！从前枪林弹雨的日子都过来了！

他说，也许我言重了一点，我心里也很难过、想得很多。我们忠心耿耿，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都没有二心。我们总的要振作精神，正确对待。针对今天的情况，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策略，要淮备走更弯曲的路，把运动要进行的时间预计得更长一点，不要伸出手去阻拦，不要怕秩序会产生一些混乱，不要怕各种问题冒出来。就是不要怕。中央一再说要放手发动群众，我们“放手”不够，那就再“放”，看看怎么样？

老李说，你“放”了这边，那边要有意见！他说，现在主要是我们“放”了那边，这边有意见。要全面地“放”，哪个猴子要跳出来表演，我们都“放”。老宗说，好吧，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去！

他说，有些事情我们确实要重新研究。各单位群众要成立自己的组织，若干个单位的群众要联合起来成立全市性组织，我们都要同意，不要阻挠，但也不要放弃对他们的观察和教育。这就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而不是由我们包办代替。我们今后的工作，就在这样新的局面、新的基础上考虑。这样一来，我们可能会主动一些。

如果全市只有一派群众组织，比如“主力军”、“红色保卫军”、“红老兵”，那工作当然是好做的；如果全市有多个组织，而且分派别、闹矛盾、有冲突，那也不要紧，因为他们都认我们这个老娘舅，有事就来找我们仲裁、评理，还要来“争取”我们的支持，这工作也好做，我们不但不必“逃亡”，而且还会很吃香呢。

也许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转变，从比较的集中，转到比较的民主，从习惯于站在上面发号施令、让下面惟命是从，到需要更多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这样说，是坏事变成好事，是社会的进步，但这个好事的形成、这个进步，看来有一个痛苦的过程，要付出一定代价。

不要光说我们对群众民主不习惯，群众民主自身也有一个成长的、成熟的过程。这样去看问题，那么就可以说，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运动中将会得到新的进步，创造出新的政治局面。我们应当千方百计促成它的胜利成功，而不要否定它。问题虽多，总的应当这样从积极的方面去看。

老魏说，杨书记，你真行，问题就这样被你转了过来，我还真的看到了一些亮光，要不然，心里面真是漆黑一团。老李说，那你再喊一声毛主席。老魏说，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一会儿理解，一会儿又不理解，而且毛主席把像我这样的情况预先都写在文件上了。老李说，不对，毛主席只说你这样的情况是很不理解，没有你说的什么“一会儿、又一会儿”。老魏说，李部长，你不要跟我咬文嚼字好不好？思想问题嘛，总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解放军政治工作有一条经验，就是“活思想第一”嘛。这个思想的特点，它就是“活”，就像一篓子毛鱼泥鳅长鱼，翻来搅去动个不停。

大家笑了起来，表情严峻的老宗也“嘿儿嘿儿”的笑。

他说，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去，不能在这里过夜，如果在这里过夜，那就是离开职守，真的是“逃亡”，这是不对的。估计明天“工红”方面还要到市委来，我们要按照今天所谈的新的精神，实行“让步”。地委“文革办”也是这个意见，面对现实，目前确实也只有这样办。

我建议还是老宗去接见，答应他们成立“工红”的要求。至于活动场所，现在工人文化宫是“主力军”总部，工商联是“红老兵”总部，别的也没有地方了，只有把剧场给“工红”做总部，要跟剧场协商一下双方怎么使用。关于经费，跟“主力军”一样，给他们三千元，同时也要对他们提一些要求、做一些教育。

老宗说，我不去！大家沉默。是的，老宗有这个情绪，是很可理解的。老李说，老宗，杨书记的意思，是不能光让你做“恶人”，这“好人”的事情也要让你做。老宗说，我不在乎这个。老李说，这话当然对，但现在面对的就是这种复杂情况。你说不去，那我们也不好去，只有杨书记去。

他说，大家的心情我知道，情况确实变得有些复杂，但正如老宗所说，我们不在乎这个，不以个人得失为转移。到目前为止，老宗一直处在第一线，他所做的工作，都是贯彻常委会的集体意见，这有常委会的记录为证，有我们这些人为证。“恶人”不好做，“好人”也不好做。明天谁去接见“工红”，按照今天的意见，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是做了“好人”，但在另一面的群众看来，那就是“恶人”，他们就要对这个同志有意见。这两个方面，都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一种误解，或者是对你自作多情，或者是对你怀有恨意，我们都要有精神上的准备，我们的思想立场和工作，决不以此为转移。如果我们为党的事业蒙受某种程度的冤屈而又不好解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不管怎样，我们是为了工作，我们是有原则性的，血管里流的是血，水管里流的是水。明天不管谁去，都要对群众说明，是代表市委去的，以前不主张成立“工红”是市委的意见，现在同意成立“工红”是市委重新研究之后的意见，这样说就没有矛盾了。我看，老宗和我除外，你们三个人当中随便哪个去。为什么我最好不去呢？因为现在有的群众说，杨书记是同情和支持“工红”的，老宗是同情和支持“主力军”的。我们虽然不听这种无稽之谈，但也要避免让群众形成这种印象。我是书记，我一出面，表态就一百八十度转弯，这样不好。老魏还没有去接见过群众，明天就由老魏去经风雨、见世面，怎么样？他举起手来，结果都举了手。老魏说，好吧，我准备“主力军”对我有意见，横竖我们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想有个人样也不可能了。

大家又是一笑。

没想到，第二天先是来了市一中的上千名学生，还有教师。他们要打倒校长蔡美凤，他们要求市委为高均老师平反昭雪。蔡美凤，还有工作组留下的联络员老姚，被学生押到市委门口来了。学生，加上围观群众，把中山塔门口站得满满的。批判会当场举行，诉说蔡美凤如何执行资反路线、如何迫害致死青年教师高均。

比起朝阳中学和医校，市一中这个“学生运动”迟来有三个月，但不同的是，人数一下子比较多，说明着该校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这大约也是酝酿时间较长的结果。在运动较为深入、改变了人们的一些思想的这个时候，情况也就不同了，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就能应者云集，于是，蔡美凤在市一中的“一统天下”崩溃了。

他对市一中这件事，由于已经有所了解，并且还有前面两个学校的经验教训，精神上有一定准备。当门口的情况反映到里面，他也就胸有成竹，可是他也别无更好办法，还是只有让蔡美凤“经过去”。

看了学生们提出的《强烈要求》，他让老程先去会见师生代表，一是支持革命师生对蔡美凤执行资反路线的揭露批判。二是高均执笔写学校领导的大字报，以及他到北京去参观学习，都是运动当中正常的行为，不是反党行为，不能因此说高均是反党分子。第三，市委认为高均是一个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高均自杀身死是不幸的，要由教育局组织专门调查，学校师生应该积极提供真实的情况。第四，市委撤销蔡美凤市一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职务，责成蔡美凤向革命师生作出深刻检查，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第五，工作组联络员老姚，回原单位法院参加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不再担任市一中联络员，但必须积极配合对高均自杀事件的调查。第六，希望革命师生学好用好《十六条》，执行党的政策，对蔡美凤要文斗，不要武斗，到了下班时间要让蔡美凤回家。如果师生代表同意这六条初步意见，他就到门口去接见他们并讲话，如果还有不同意见，可以继续商量，而如果有开除党籍的要求，回答是：根据中央精神，此类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就在市一中学生聚集市委门口的时候，“主力军”数千人上街大游行，呼喊“誓死保卫亭州市委”、“严惩‘工反’一小撮打人凶手”的口号。得到这一情况，他马上让办公室打通老刘的电话，要求游行队伍不能到市委门口来，并且要避开学生回市一中的路线，以免发生误会和冲突，还有，要求他们取消“保卫市委”的口号，我们只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焦虑使他不能等程主任来报告情况，就主动到“文革办”去了。他一进门，看到程主任正同十几个学生谈着呢。学生们看到他，马上都站起来，鼓掌欢迎他的到来。他坐下来，和颜悦色问，谈得怎么样了？程主任说，市委的六条意见都谈过了，正在谈开除党籍的问题。他说，市委总的是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的，是同情高均老师的不幸的，而且高均老师从北京写给我的信，我也收到了，信写得很好，适当时候我要把这封信交给高均问题的调查组。市委答复你们的六条意见如果还不全面，你们可以提出修改、补充，关于开除党籍，根中央精神，现在不好处理。以前我们处理过朝阳中学的问题，开除了曹校长党籍，那个处理是过早了，不符合中央精神，后果也不好。所以，以后就没有运动中开除党籍的，对蔡美凤，这回也不好这样处理。我们重在对她所犯错误的揭露批判。结论产生在调查之后，处理要以结论为基础，是不是？我想同学们能理解这一点。如果是这样，如果大家对六条没有原则的不同意见，那么我们就一起到门口去，我要看看全体同学们，跟同学们见见面、讲讲话，欢送你们胜利回到学校去继续搞好教育革命，好不好？他的话音不觉就带上了热烈的感情，学生们犹豫片刻，鼓掌同意。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招，让大家跟着他，向外面走去。

几十步之外，出了中山塔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密集的许多中学生娃娃们稚气的脸，无数的眼睛老远就仰望着他、观察着他，让他感到自己将要说出的每句话对他们都是那样重要。在看到这些学生的同时，他注意到在队伍的最前面，有两个显然是被押着的低着头的人，那是蔡美凤和老姚，胸前挂着硬纸做成的大牌子，上面用墨笔写了“打倒……”的字样，令他心中悲悯、为之颤动，但好在还不是六十斤重的铁块。世界就这样又一次在他眼前被颠倒，而被这些青年人视为正义的申张和勇敢的行为。总之，他就又一次面对着这样的“革命”场面和不可回避的现实了。学生们呼喊起激昂的口号，形成一股声浪向他扑来。在一定距离站住之后，一个学生头头大声说，欢迎市委杨书记讲话！鼓掌声迎面而起，声音显示出一个范围，外边是围观的群众。

他进入了角色。大体按照六条意见讲了话。当他说到撤销蔡美凤党内外职务时，蔡美凤发生了要往下瘫倒的情况，但及时被站在她两边的女学生叉扶住了，只有旁边少数学生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保持了镇静，而他却看得很清楚，所以当他说到第六条意见时，语气上有所加强，他想，这也许能使蔡美凤听了得到些安慰，不能让她成为又一个曹家骏。

就这样基本上较顺利地处理了市一中的问题，学生们押着蔡美凤和老姚，一路高呼口号，凯旋归去。

那天上午就那样过去了。他打电话给老魏，问，“工红”方面有无情况？老魏说，我一直呆在办公室，就等着他们来，可他们没有来，怎么回事？他反问，你说呢？老魏说，也许下午要来吧？他说，我看也差不多。你跟老黄说一下，中午好好休息，作好准备。

下午，“工红”方面果然出动，人数达到两千，队伍有壮大之势。他们在街上游行，口号有“打倒走宗进庭、打倒保皇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等。正当他得到这一方面的情况时，另一方面也有了情况，老程电话里说，剧场和剧团上百人到了市委“文革办”，他们不答应把剧场给“工反”做总部，理由是剧场每天都要演出革命样板戏。

他在电话里对老程说，演出革命样板戏当然很重要，但演戏是在晚上，白天不演，划出一定的办公区给“工红”就可以了，“工红”也不会反对演出样板戏的。至于舞台和场子，除了开大会借用一下，都是剧场剧团使用，处好关系，并不矛盾。

老程说，剧场剧团群众都属于“主力军文化支队”，他们跟“工红”不合家，他们称“工红”为“工反”，是很蔑视的。他说，既然是这个情况，也好办，跟“红老兵”以及工商联有关人员联系一下，让“红老兵”跟“主力军纠察队”移到剧场来，把工商联借给“工红”，这不就都解决了吗？

老程说，“工红”正在游行，马上肯定要到市委来，火烧眉毛眼前急，万一“红老兵”工商联那边的工作一时做不下来怎么办？

他说，现在先把剧场的人动员回去，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市委需要研究、协调，到时会有答复给他们。这样避免他们跟“工红”在市委门口发生冲突。至于“红老兵”工商联那边，我让老魏去做工作，来得及。

他对老魏说明了眼前的情况，要老魏立即联系洪局长，还有老刘，要求他们顾全大局，服从市委的安排。如果他们不想离开工商联，那他们就要负责把剧场的工作做下来，二者必居其一，要立即有明确回答。

老魏的秘书很快把老洪老刘请进市委，老魏（有老黄在旁）跟他们摊牌，结果，这两个人保证把剧场剧团的工作做下来。老魏没有让他们离开市委，当场一个电话到“文革办”，由老程领着剧场剧团“主力军支队”两个负责人到了老魏的办公室，老刘当面下了命令，而老洪本来就是文化局长，是剧场和剧团的顶头上司，虽然现在是造反的时代，但他们作为“保守派”，对老洪这个上级还是认的，老洪对两个头儿说，市委的决定，无条件执行！这句话实际上比老刘的命令更管用，问题也就解决了。

最后，老魏还问，你们是不是党员？结果来的两个人都是，老魏说，今天我也是以市委监委书记身份跟你们见面，你们既然是不造反的，是听市委话的，那就要看在这个特殊时期你们的党性怎么样！两个头头也就表示服从，到门口去领了剧场剧团群众离开了市委，回去做工作。

一切虽然紧张、危急，真是火烧眉毛，但问题的解决顺利得出乎意料。当“工红”的大队人马到了市委门口，陈安国等几个头头到“文革办”谈判时，老魏和老黄已经胸有成竹等待着他们，向他们传达了市委的研究决定：

承认“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是亭州市文化大革命的合法革命群众组织，批给三千元文革经费，临时安排亭州剧场一部份办公区给“工红”做总部，“工红”如果需要开大会，可以借用舞台和剧场，“工红”有义务支持剧场的正常工作和晚上演出革命样板戏。

陈安国说，第一，拥护市委的决定，第二，对于昨天“主力军”方面到市委门口来冲打我们的事件，我们保留追究的权利，第三，剧场剧团属于“主力军”，我们“工红”总部安在那里，他们不欢迎，还可能捣蛋，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也提请市委予以关注。

陈安国总是这样“有预见”，义正辞严，老魏也出乎意外地给了一个很干脆的回答，说，我个人注意到了你说的这几条，一定负责转告市委引起重视。现在，是不是由程主任跟你们到剧场去落实“工红”总部的问题？

陈安国说，别忙，我建议由魏书记到门口去接见“工红”的群众，给大家讲个话，讲话之后，我们也不能就在市委门口解散，还要到街上游行一圈，表示对市委决定的拥护支持，游行以后，队伍解散。剧场方面，我们今天不去，请“文革办”去把市委的决定落实好，我们明天下午就要借用剧场开大会，到时还要请市委给我们“工红”挂牌子，程主任至少要光临。

对此，老魏他们只好表示同意。老魏后来向他汇报说，想不到一个青年工人这样能说会道有能力，我本来总认为他们背后会有人，但看来就是他们自己。

就在第二天，果然如陈安国预先说到的，出了问题。他于事后，也就是硝烟尚未散尽时，得到了程主任的报告：

十一月二十六日这天下午一点半，工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亭州剧场，一千五百座位很快坐满，并且四周也站满了人。一点三刻，全体起立唱《国歌》。陈安国主持，用他那声如铜钟的喉咙和激烈的言词发表简短的演讲，掌声雷动。

首先宣布作为“工红”发起人的五十六人名单，他们只要本人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就永远是“工红行动委员会”的成员，这个“行动委员会”也就相当于“元老院”，不再增加新的人选，今后“工红司令部”决定的一切重大行动，必须经过“行动委员会”讨论批准才能付诸实施。对这五十六人，如无不同意见，鼓掌通过！会场上一阵热烈掌声，并且领呼了口号。

接着是选举“工红”司令部勤务组（也就是核心组）。候选人是此前五十六个代表酝酿推举的，一共五个候选人，第一刘克成（华兴机械厂工人），第二陈安国（亭州电机厂工人），第三赵家琪（水电安装公司工人），第四张大同（三布厂工人），第五谭向东（饮服公司工人）。除了刘克成在北京，其余四人都在台上，又获鼓掌通过。

接着宣布分工，刘克成为组长，陈安国为副组长，赵家琪为组织部长，张大同为宣传部长，谭向东为联络部长。接着是四个当选人发表演讲，口才都不错，剧场里一再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排山倒海的口号声。

这时，三千“主力军”跑步来到，堵住了剧场大门，占领和控制了门口广场以及附近街口，高呼“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样两个口号。

剧场里顿时炸了窝，群情激愤、一片混乱。刚刚当选的头头部在主席台上作出决定：一，原定的庆祝游行取消；二，以中排为第一队，左排为第二队，右排为第三队，一队接着一队，一个挨着一个，互相保护、一齐向前，从大门冲出去；三，冲出之后，不怕牺牲，坚决执行原定计划；四，谭向东用长途电话给在北京的刘克成通报情况。

陈安国一声令下，一千几百工人嗷嗷叫着从剧场里往外冲，把拦在剧场门口的“主力军”冲得人仰马翻，四面八方的“主力军”蜂涌而上，但“工红”的人迅猛突围成功、到达大街，就从四通八达的小街小巷里走掉了。

“主力军”随即整队在大街上游行，高呼“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并且“胜利游行”到市委门口，然后折回剧场门口散去。

程主任把陈安国的演讲记录给他看，其中说：

目前在亭州各个工厂，所有革命造反派工人都遭到围攻、威胁、勒令检查、扣发工资、记进黑名单、关黑牢、殴打等等，就连家属、亲人、未婚妻也遭到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的“劝说动员”，亭州市的走资派和由他们组织起来的保皇派“主力军”正在制造“白色恐怖”。他们妄图阻挠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要把亭州的文化大革命扼杀在摇篮里，其目的，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为“工红”发起人的五十六个工人代表，分别在自己的单位里遭到“白色恐怖”的威胁和迫害，无一例外遭到非法禁闭，受到非法审讯，但是，五十六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屈服的，并且继续为今天大会的准时召开做了艰苦细致的发动组织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本来发起人不止五十六个，但有几个人退缩了，表示不参加，只作为同情者，我们当然不能勉强他们。今天除了刘克成在北京，其余五十五个人都来了！同志们，弟兄们，现实正在给我们上最严峻的一课，它说明“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即使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也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一句漂亮话。《十六条》早就指出，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会让我们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他抑制着心的怦怦跳动，问，怎么会有这份记录的呢？程主任说，下午一点，陈安国打来电话，说半个小时之后“工红”将在亭州剧场召开成立大会，欢迎程主任率领观察员来参加，到时还要请程主任来为“工红”挂牌。所以我带了一个会速记的同志进了现场，亲眼看到了全部的情况。只不过没有来得及为他们挂牌。

他问，那么“主力军”是谁通知去的呢？老程说，“主力军”应当及时知道，才能把那么多人集中起来。成立“工红”的具体时间不可能不传出去。但也许是临时召集起来的，详情不知道。

他说，得找老刘谈一谈，把情况了解一下。他们这个行动是十分不妥的！幸好还没有造成伤亡事件，这种事假如发生在民情暴烈的地方，没有几百人头破血流就不算。他问程主任，你说呢？程主任说，如果有必要，就由我找老刘谈，书记你暂时不要出面。他一听，老程是在爱护他、保护他呢。他说，陈安国所说的坚决执行原定计划，是个什么计划？程主任摇头不知。

老程回“文革办”去了。他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下来，觉得需要跟老刘老洪，也许还可以跟老宗，好好交换一下意见。他一时觉得，他跟王雪说过的那种不得已需要跟老宗摊牌的时候到了。但这么一想，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好像他是代表正确路线，而老宗代表错误路线，他来“炮打”老宗的“司令部”了。他跟老宗之间，情况有这么严重吗？当然未必。

他丢开这条绷得太紧的思路，心头顿时轻松许多。当然，清静无为是消极的，不负责任更是不对的，还是要积极做工作。他于是想到，面对此类严重问题，不做工作不行，做工作也只有从轻微处入手，和风细雨，留有余地，因势利导，以免被动。他叹口气，好像刚刚经历崎岖，踏上平坦一样。他决定当天晚上就开常委会。

老李说，情况是造反派突然强行进入剧场开大会，还打伤了剧场人员。剧场里是“主力军文化支队”，所以“主力军”就出动人马前去支援，这很自然，但做得还是有分寸的，没有冲进去，也没有动手，仅仅“围而不攻”，并且网开一面，是把造反派吓跑了。不是说要“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吗？“主力军”是群众，“工红”也是群众，你放开了这只手，也放开了这只手，结果这手要打这手，这手也要打这手，你说你支持这手呢，还是支持这手？人只有两只手，从来不曾有人说我只要这只手，不要这只手。这事情难办，很难办！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两只手都不敢动了，这就叫束手无策。到底他们是要刮风，还是要下雨，是要翻跟头，还是要竖庭心，那就随他们吧，现在是各种人表现自己的时候到了，天反正掉不下来。

老魏说，市委对于运动，总是保持一定距离比较有利。我们的工作，做得下来更好，做不下来也不要紧。《十六条》第四条说了，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昨天我和老黄虽然已经答应“工红”借用剧场，程主任也跟剧场打过了招呼，但他们今天的方式不妥，人马突然涌到剧场里去，样子好像整个剧场都是他们的了，还把前来查问的人员打伤了两个，完全是反客为主，不造成对立才怪！要说他们是首创精神，那么“主力军”去包围他们、向他们示威，也是首创精神。我们要去掉一个“怕“字，让他们去首创，看最后首创出什么来。双方差点发生大武斗，好像是个乱子，但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角度看，就不一定是乱子，可能还要看成好事。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不要怕出这个乱子。他们双方，乱过来，乱过去，首创过来，首创过去，他们自己解放了自己，就会自己教育自己，会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不是无所作为呢？不是的。比如，“主力军”这个行动对不对？欠妥。我们要批评他们。“工红”对不对？我们认为就连成立“工红”都没有必要，但他们不听，硬要成立，还提出要这个、要那个，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他们是群众，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要由他们自己作出决定。如果我们硬要“主力军”听我们的，或者硬要“工红”听我们的，你怎么“硬”法？现在是关老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总之你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我在家里想来想去，把《十六条》学来学去，结论就是这样。话说回来，你不这样，你又能哪样呢？今天开会，我们沟通一下，心里就更有数了。还是那句老话，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也不敢要钓什么鱼，首先是把船坐稳了，等风平浪静，上了岸再说。这就是我考虑到的对策。

他听下来，老李老魏说法不同，但意思一样，就是管不了、不用管、随他们去。他们都“活学活用”了《十六条》，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思，带着情绪、带着讽刺、幸灾乐祸。不管怎样，这就是他们二人的反映和态度，也有参考价值。他抽着烟，点点头，等待着另外二人的发言。

老李老魏一般是喜欢先讲，老黄一般是不好落在老宗后面，因为老宗职务和资格要高一些。老李老魏拿眼睛看住了老黄，就等着听宣传部长的高见。

老黄说，问题很清楚，工人分成了两派，一派已经成立了全市性统一组织，叫“主力军”，一派正在成立自己的组织，叫“工红”，或者叫做“工反”，作为我们，还是称他们“工红”为宜。“主力军”出动大批的人，包围了“工红”成立大会的会场，堵住了前后出口，而“工红”发现这一情况，就冲出了会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突围的散了，包围的也散了。但“主力军”的行动不会到此为止，“工红”也不会善罢甘休。我们没有单方面支持“主力军”，更没有指使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没有直接的责任。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关于对策，正如刚才二位谈到，要让他们心平气和，谋求双方的团结。问题在于，这样的工作能做得下来吗？要做得下来，需要什么条件？我认为，既然市委已经明确表态，成立“工红”是合法行为，而且也协调了“工红”总部如何借用剧场，那么“主力军”包围剧场的行动，则明显是不对的成份要多些。我认为要很明确、很坚决地表这个态。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如果要进一步，关于这次事件的看法和意见，可以形成市委的一份文件，向全市宣布，并且交到双方的手上。至于“工红”这边，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他们这么多人进入剧场，态度怎么样？据说还打了剧场的人，即使不是打伤，打了一下也不行，说话骄横一些也不行，这容易成为导火索。为什么不能礼貌一些、策略一些呢？我们这样对双方都进行批评教育，才能完整表明市委的正确态度，有利于开始一种新的局面。要不然，他们双方的冲突还会继续下去，局面就会失控。

文革以来，老黄的发言，老宗一般都不满意，这涉及到对文革这场运动的根本看法，但看法仍是隐晦的，都没有明说出来。不过，今天讨论的问题，不应当有很大的分歧，因为情况都明摆着，老宗难道会有相反意见吗？大家的目光都朝向老宗，他也在等着。

老宗说，亭州的群众看来是正在进一步发动起来，不过不是我们放手发动的，我们不敢贪天之功。事已至此，你不放手也要放手。但现在两派群众打起来了，你还要放手吗？我认为还要放手。《十六条》上只有放手二字，没有收手二字。不放手，矛盾暴露不充分，问题解决也就不充分，夹生饭不好吃。所以，老黄提出让市委出个表态的文件，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还不到时候。现在是点到为止，让老程出面，该说的说，该劝的劝，就行了。

“主力军”是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阶级立场，我认为是对的，他们不但不想打倒我们，还要来保护我们，他们反对天下大乱，他们是一支健康的可靠的力量，我们凭什么要形成一个文件去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现在问题逐步明朗化，阵线已经清楚。看问题要深入一步，不能停留在表层，处理问题也要深入，不能顾前不顾后。

“工红”无非认为“主力军”是我们组织起来、是我们支持的保守派、保皇派。好，就让他们这么说。还可以就让“主力军”解散，就让我们这些人里的一个，比如我，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真是“桀纣罪人，其亡也忽”，我这个罪人就“忽”过去了。但这就完了？没有完。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我一个，“主力军”也不是莫名其妙产生的。我这个人可以死掉，“主力军”可以散掉，但是有阴魂啊，阴魂是不散的。今天是阴魂，明天就不会变成阳魂了？这就要看这个阴魂的性质，看它内里有多少阳气，就是有多少合理性。如果我身上没有合理性了，你们就不会把我从棺材里再拉出来，就让我烂掉算了，如果还有合理性呢？你们不拉我，我就要在棺材里大喊大叫，让你们没有好日子过，过也过得不安心。

杨书记给我讲解过黑格尔，说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要灭亡的。这两层意思真狠！但其实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生和死，该生的都会生出来，该死的都会死过去，一切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眼前的风云变幻有多么了不起，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就有多了不起，我们也是要灭亡的，只不过我们的时候还有好长一段，还有我们的历史使命要去做。天阴着的时候，最让人心里难受，天边起乌云了，乌云要下雨了，雨要下大了，还要刮风、闪电、打雷，好，这就好。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有信心。

老魏笑道，老宗啊，你躺到棺材里，我可不去拖你，我怕。老李也笑道，我也不去拖你，我还要在棺材盖上再加几根长钉。老宗问，老黄，你说呢？老黄说，你又不是我害的，我问心无愧参加追悼会，为你伤心，假如你又活过来了，那就算你命大。

常委会就这样开起玩笑来。

他观听着，都是言如其人，各人的立场态度其实很分明，其中有对立之处，只不过保持着一团和气罢了。老宗言语虽奇，态度却在他预料之中。他也就“和”了进去，笑道，老宗，你如果死过去，又活过来，这就叫受了惊吓，像《牡丹亭》的杜丽娘那样，死而复生，活过来还是一个大美人，叫做“其兴也勃”……

老魏说，书记你停一下，你们两个私塾底子深，动不动给我们跩文，我们听不懂，刚才说的什么文言，还有什么大美人，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吗？

他就讲解说，刚才老宗提到的话，出于《左传》，原话是“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就是一个人懂得把问题归罪于自己，他就会好，兴旺；一个人总是把问题归罪于别人，他就不会好，要亡。所谓归罪，也就是自我批评。禹、汤的做法，是多批评自己，少批评或不批评别人，是宽厚的，能团结人，结果是国家兴旺。孔子提倡“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就是这意思，这就做出了好榜样，带动老百姓也不争、不怨、能让。人民内部形成这种风气当然是好的，是理想境界。桀、纣的做法正好相反，是“罪人”，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问题归于别人，这就搞不好，最后是亡国。禹、汤、桀、纣，这四个，都不是一般人，是帝王，他们的好与不好，也就不是他们个人的私事，而是与国家的兴亡有关，所以要载入史册。过去我们读私塾，先生就是这样讲的。不过，刚才老宗引用的是后一句，说自己是个“罪人”，这是望文生义，其实原意不是这样。还有，也有人把这两句话断开来引用，只取其八个字，“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形容一个朝代的忽兴忽亡、时间很短。这样引用叫断章取义，未尝不可。老宗，是不是这样？

老宗说，你讲得好，能去做一个语文老师。他笑道，我确实想做一个教师，那也很有诗意，但看来不可能了。过去有位党外民主人士黄炎培就拿这两句话问过毛主席，意思是共产党得了天下，可算是“其兴也勃”，那么今后会不会“其亡也忽”？这话问得真是尖锐。毛主席回答说，不会，因为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决不会重复那种历史悲剧。

老李说，好，好啊！老魏说，你光说好，你能把好在哪里说出来吗？老李说，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像你这个人，明明不好，我不能因为怕你说我“罪人而不罪己”，就不说你不好；我该说你不好，还是说你不好；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好不能说成不好，不好不能说成好。

老李有这样的口才，大家都笑了起来。

老魏说，再请问杨书记，那个大美人我还放心不下，她能死而复生，是个什么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是不是请老黄讲，他是专家。

老黄说，书记考我了，我就试讲一下，也不过是大学课程里学过的。明代一个剧作家汤显祖写了一出戏，叫做《牡丹亭》，其中女主角叫杜丽娘，梦中游园，会到一个书生，叫柳梦梅，二人梦中相好，惊梦醒来之后，杜丽娘就得了相思病，一病而亡，但正如老宗说的阴魂不散，死了还相思，而柳梦梅确有其人，也记得梦中相会的这位小姐，心中难忘，就来寻找，这杜丽娘受了爱情感召，又活过来了，生而死，死而生，这戏在那个时代是进步的，有反封建的、自由解放的意义。

他点头说，讲得不错，大体就是这样，听来还很新鲜。老魏问，什么时候能看一看这出戏呢？老李说，那不是样板戏，那是封资修文化，是“破四旧”的对象，你看不到了，你除非也到梦中去看，说不定也能遇到一个大美人呢！大家又笑了起来。

那天的常委会，竟就在一种轻松的心情下草草结束，乘船返回亭州。笑话虽然说得不少，至少他心中其实是沉甸甸的，并不真的就能轻松起来。

老程第二天一早打电话给他，说昨天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跟老刘通到电话，问了老刘，“主力军”派人包围亭州剧场是怎么回事？老刘说，是有指示的。问谁的指示？老刘回答，电话里不说，以后再告诉你，布置我们“围而不攻”，呼口号，起攻心、震慑的作用，所以“工红”那边冲出来，这边基本上没有动手，把他们逼走、赶散，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就行了。

搁下电话，他默然良久，直感告诉他，对“主力军”作出这一布置的，就是老洪他们这些“红老兵”，他们会像孩子似的“顽皮”、像打游击战似的“灵活”。他们不愿眼睁睁看着“工红”成立起来，可是现在的形势又需要很讲策略，这“围而不攻”，是从三大战役学来的，真是“活学活用”到家了。但假如这样下去，就全不上路子了。

另一方面，对于造反派这些人，确实也越来越不能公然拿他们怎么样，从十月以来，《红旗》杂志发表了第十三期、十四期社论，总是说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能转移斗争目标，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不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照起来，这是为全国的史宏、刘克成、陈安国这些人说话的，而“主力军”的性质，却该属于社论里说的“受错误路线蒙蔽”。但“主力军”自己，好像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写的大字报传单上（办公室有专门人员收集这些材料），也大段引用着中央的这些社论，只是被“工红”那边讥讽为“乌鸦用孔雀的羽毛装扮自己，乌鸦还是乌鸦”。

党中央十月五日批转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关键，说凡是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还有什么分子的人，要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所有整群众的材料，也要交还本人或当众销毁。从报纸上可知，首都造反群众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代表中央文革作了讲话，张春桥宣读了军委、总政的这份《紧急指示》。不仅如此，中央十一月十六日又发下了《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重申了这些指示，并且说这些指示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其最后一条说对犯路线错误的干部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等。

从这些情况看，亭州的运动是“落后”于北京好远的，但终归要像北京那样翻过去，那时，像老宗、老洪、老刘这样的人（以至于包括他这样的人），就属于中央指示和社论中说的“犯路线错误”的了，而“主力军”也就成为“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组织，就要站不住脚，就要解散，到时还要请“工红”高抬贵手、注意团结这些人，“不要给他们戴保皇派之类的帽子”。

亭州的这些造反派，对这些情况好像还不一定很了解、很掌握，否则他们的反抗将更强硬更激烈。这些人“天高皇帝远”，但他们既然起来造反，怎能不受到压制打击呢？总是要给他们“秋后算账”的，总是要记录、收集、整理他们的材料的，总是要准备着把其中有的人打成什么分子的，这就是政治常理，也就是老宗他们心中的秩序所在。要说“挑动”，总的来说，矛盾倒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挑动起来的，本来天下太太平平、安安静静。

当然，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一挑动，矛盾就会这样呈现出来，而不是那样呈现出来，这就反映着原有的社会矛盾，只不过是隐伏着。毛主席看得确实是准，他就知道群众可以这样发动起来，他有《矛盾论》的思想，说过要用对立统一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只是，明摆着很不理解的不光是干部，还有“主力军”这样的基本群众，跟造反派形成了直到目前还在进行的较量、斗争。

虽然一再宽宏大度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但干部们还不想认这个账，不想顺着这个竿子爬，多数在观望，还有人好像也不怕做那个百分之五似的。你看老宗、老洪这些人，《十六条》呀，中央一系列的社论和文件指示呀，不是不知道，但丝毫没有改弦易辙之意，而且正在扩大、加固、坚守自己的阵地，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至于老魏、老李这些人，不用说，也是倾向于老宗他们的，随时准备明确站到一块儿去。相比之下，老黄就是一介书生、有点孤立，但老黄也绝不是一个呆子，说话时还是注意到两点论的，这就意味着随时可以改换口气。

偶尔与滞留在北京的朱大明市长通电话，听起来欲言又止、忧心忡忡。而他作为书记，虽负有把工作做好的责任，却也并无紧跟中央社论的意思，有了点“观潮派”的意味。情况真有点特殊。什么道路不道路且不谈，先就这形势，就不大好弄。试问天公，这何日是了？了而以后又将如何？他站在桌前，点起一支烟来。

他看着桌上新到的报纸，那上面总结性报导着毛主席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先后一共检阅了一千一百万文化革命大军。既作总结，看来以后不会再作这种检阅了，作为“发动”，已经足够了。检阅的情况，他虽没有到北京去，在全国放映的大型彩色电影纪录片上也看到了，并且组织全市人民都看过了。想想毛主席七十三岁的人，这种意志，这种继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确实真是了不起。

毛主席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只有您才有这样巨大的魄力和决心，发动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您为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为我们年青一代，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

他反复看着党报上这句既革命浪漫、又不同寻常的话，努力让自己能体会纪录片上活生生的“红海洋”那种热烈可怕的革命激情，让自己多少跟上去一点，可是心里却很不踏实，无法消除由远而近、由近而远的那些焦虑，要想超脱，也不可能，正如他的年龄不可能从四十岁回到二十岁一样。

下午四点钟，老程打来电话，说各单位纷纷向“文革办”反映，“工红”造反派冲进保卫科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工会办公室，砸开文件柜、办公桌，抢走文革材料，有的还打伤了劝阻他们的人。从全市情况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看来，这就是陈安国所说的坚决执行原定计划。

他能回答什么呢？这些“文革材料”，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他也不知道，但各单位造反群众既然要抢，无非认定是“黑材料”，就是要给他们“秋后算账”的材料，这在他们是性命交关的事情，所以才这样拼命。而中央也刚刚专门发了处理这个问题的文件，看来他们是掌握了的，不是没有掌握。

他说，有哪些单位，都登记了没有？具体情况要他们写成材料报上来。他就这样答复了程主任，其实，这样的工作，程主任他们自然要去做的，用不着他布置。

从当天到第二天，满街出现了各单位“主力军”的大标语、大字报，揭露这种“抢劫机密挡案，造成严重损失”的“反革命事件”，要“迎头痛击‘工反’一小撮坏分子的嚣张气焰”。如果把“主力军”的这些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集中起来看，就会觉得亭州简直到处都反革命暴动了。当然也不足为信。

下午，沉默了一天的“工红”，却理直气壮的闹到市委，他们集中了上千人，举着“坚决销毁黑材料”的横幅标语，抬着两麻袋“黑材料”，来到市委门口，人越聚越多，呼口号的怒吼声浪一阵接一阵，传进机关大院的深处。他们要求市委书记亲自接见，为头的是赵家琪与张大同，也就是“工红”的“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得到这消息，他特地把中央十一月十六日的《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又看了一遍。

中央的态度是很清楚的，市委在有关会议上，也作过传达布置，但后来一点儿也没有得到各单位是如何贯彻执行的情况报告，好像这个问题在亭州没啥似的。现在，一下子闹出事来，那两麻袋东西不会是造反派装进去的废纸，当然就是各单位所做的有关文革材料，多半也就是造反派说的“黑材料”。各单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大体也就是老宗为代表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做的文革材料，在造反派看来，怎能不是“黑材料”？“工红”这是有备而来，这个问题回避不了，必须亲自处理，常委会是来不及开了。

他到文革办公室坐下来，让老程叫“工红”派代表带上两份典型的材料进来谈，其余的工人在门外等着。结果进来的是赵家琪、张大同等十人。

赵家琪是一个大圆脸，中等身材，短脖子，显得头大身小，说起话来眉眼皆笑，而说的话却不含糊。张大同也是三号个子，清瘦一些，长脸型，戴着近视眼镜，有种遇事认真的气质，就是三布厂以“一个共青团员”的名义最早写大字报支持学生静坐的那个工人。他说，张大同，你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张大同说，是父母请对门五柳先生起的。五柳先生？他很奇怪。我们从小都称他五柳先生，其实他姓吴名柳。张大同见他有诧异之色，作了解释。他问，那么你晓得“五柳先生”的出处吗？张大同回答，那是陶渊明文章里的人物。他又问，张大同的这“大同”二字是什么出处？回答说是“大同社会”的意思。他问，你能说说这个大同社会吗？张大同就背诵起《礼记·礼运》上的那一段来：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一个工人不但知道陶渊明，还能流流下水把《礼记》的这一段背诵下来，真让他没有想到，连连点头说好。别的工人都很惊奇，多数人是不知道有《礼记》这么回事的。不过，古圣阐述的这一精神，听了似都能领会和赞同，好像他们心中原来就有。

在一种稍稍融洽了的空气中，他让他们把情况简要说了一遍，而后就看他们带来的两份材料。一份是立新通用电机厂的，材料内容是本厂人员运动以来基本情况名单，全厂二百六十人，列为左派的有七十人，列为中右的有一百三十人，列为右派的有三十八人，列为极右的有二十二人。是十月底的会议记录，与会人员有厂领导五人，厂“主力军”支队头头五人。这样，全厂多数人都进了“黑名单”。一份是胜利仪表厂的，也是十月底的记录，也是排列全厂人员左中右，同样把多数人都列进了“黑名单”，并且对十五人收集有专门材料，有谈话笔录，有片纸的及时的报告。

他问，你们带来的两麻袋材料，都是这些类型的吗？张大同说，各单位送来之后，我们全部看过了，像这样的具体材料占一半，还有是各单位做的《文革简讯》，油印的，而且注明“保密”，本单位什么人写了什么大字报、参加了什么活动、说了什么话，上面都有。我们认为根据中央精神，这些材料应该当众销毁。

他看着、听着，如果站在旧的习惯上看问题，做这些材料，也可算一种正常工作，只是水平不高，并且在对人员的分析方面，未免把形势看得严重了些，而那种“黑名单”，也是阶段性分析，并不等于就是定论。但如果站在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立场，站在眼前这些义愤填赝的工人们的立场，那就是另外的一种感觉了。而中央是站在文革的、以及这些工人的立场上看问题的。如果他不站在中央文件的立场上，眼前这事情就处理不下来。面对这些简直可以说是不像样的材料，也没有任何理由不按中央文件的精神办。看来，情势逼人，但处理还是不能简单化。

他表态说，中央九月份有个文件，主题是要保障党和国家的机密安全，要防止坏人趁乱进行破坏活动。中央十一月份又有一个文件，主题是关于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材料如何处理。根据中央以上两个文件的精神，根据你们拿来的这些材料的内容，我同意你们提出的主张，当众销毁！但是，具体执行，要有步骤，不是马上拿出去一烧了之。工作还是要做得细一些比较好。怎样细呢？我看不要怕麻烦，也麻烦不到哪里去，你们留几个人下来，市委“文革办”也派两个人，一起把这两麻袋材料，一份一份过目，哪个单位有几份，登记下来，并且就由你们负责鉴定，把属于该销毁的归一堆，贴个封条；还有不该销毁的，或者不必销毁的，另外归一堆，也贴个封条；你们都在清单上签字个，表示负责。不销毁的，可以留在“文革办”，日后转给原单位；需要销毁的，要约个恰当的时间地点，通知各单位的有关人员、有关群众到场，当众销毁，大家见证，也促进文化大革命正常开展。如果对我这个说法，你们没有意见，你们就商量一下，哪几位留下来做这个工作，其余的人跟外面的群众说明情况，让大家散去。好不好？

他当然是诚心诚意，也自以为想得周到。不料，张大同从他的背包里拿出用十六开白纸钉的一个本子来，上面一行一行打着表格，详细登记着这两麻袋材料。张大同说，登记工作我们事先已经做好了，为的就是防止有人污蔑说我们烧了什么不该烧的东西。市委“文革办”可以查验，看我们的登记是不是实事求是的。如果没有问题，也在登记清单上签个字，这样马上就可以当众销毁，因为要动员门口这些群众解散，恐怕不容易，他们当中许多都是上了这些“黑材料”的，让他们看着这两麻袋材料存放在这里，他们不会答应。

他把张大同的本子拿过来看，登记确实详细，而且每页都有三个人签字，说明着这个工人办事认真细致的性格。这一来，他倒是没有退路了。他说，行，你们去把麻袋拿进来，让程主任看一下，如果符合登记，就在上面加个签字，把材料在中山塔门口立即当众销毁，不要拖拉了！十个人都感激于色，并且立即有两个人出去将两个麻袋抬了进来，扯住一倒，两大堆材料赫然在地，并且已经分门归类，有点惊心动魄。

程主任就抽看材料，对照登记簿。老黄走进来，他站到一旁，把情况向老黄说了，老黄也同意这样做。程主任抽看了几十份，说，从抽查看，登记符合事实情况，都是可以销毁的。说罢就在张大同递过来的登记簿上签了字。

他吸了两口烟，断然说，这事情就这样了，把麻袋抬到门口去！请黄部长主持，我讲个话，然后当众销毁！我们要对群众说明，这些材料上所排列的什么左中右的名单，都不算数，受这种影响在本单位被打成、或者被视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危险分子、右派分子等等的，也都不算数，大家轻装上阵，团结一致搞好文化大革命。各单位在前一阶段这样做，是一种旧的习惯，责任在我们市委，主要由我负责，大家在单位就不要追究是谁的责任了。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按照中央社论要求的，不要说人家是保守派、保皇派，不要反过来歧视人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当有这个胸怀，是不是？十个人都点头同意，在他挥手之下，也就把麻袋抬出去了。

他和老黄、程主任到外面时，工人整好了队伍，高呼“毛主席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种气势扑面而来，让他们感受到站在面前的这些群众是实实在在的力量，已经形成共同的政治利益和斗争决心，虽然是文革召唤出来、形成起来的，虽然是以文革为其存在的前提的，但不是虚构的，应当加以正确对待，引导和利用到有益的方面，谨防其成为有害的方面。“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于礼义，则谓之乱人”，用于礼义呢，当然就是侠义了。私塾先生讲解过的这句《礼记》，其中道理好像能用于眼前的情况。

就这样，他讲话之后，两麻袋材料化成一堆大火，就连麻袋也丢进火中去了，四周站满激动的群众，口号声不断。直到最后的火焰熄灭，人们鼓掌欢呼，于是后队改作前队，离开中山塔门口，上大街作胜利的游行，一路高呼口号而去。他和老黄、程主任一些人几乎近于痴呆地站着,目送群众队伍的最后一排人消失在街口，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来到他和身边所有人的心上。刚才他们支持群众所做下的事情，其重大性，甚至是严重性，好像就在那一小堆余烬上升起，从空荡荡之中渐渐向他们压了下来……

市委门口销毁“黑材料”这件事，后来被称为一九六六年“11·28”事件。

第十二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沉渣

……一九六一年。那天，他在省城下了火车赶汽车，几个小时之后，到达亭州，就直奔医院。他到了妇产科，因为他记得乔丽是在那里工作的。他看到他的出现使妇产科的人们吃了一惊，目光里对他有着他所不解而又感到不祥的同情，后来就对他说，乔丽不在，你到我们医院人秘科去，他们一定在等你。但他迫不急待地问：乔丽呢？她在哪里？妇产科的人们对他摇着头，不知是他们不知道呢，还是不好对他说。他只好急忙到人秘科去了。

人秘科负责人偏偏不在，女秘书请他坐下等一等，倒了杯水给他，就出去为他找人。他坐在空荡荡的人秘科里，心里充满绝望。女秘书回来了，告诉他：再等一会儿人就到。他走上前，问：乔丽在哪里？她出事了吗？女秘书的眼睛忽然红润了，有点艰难地对他把头摇摇，说，等会儿领导就来了。说罢就低头走了开去。他的心继续往下掉，事情显然是不好了。

门外的脚步声不止一人，他恐惧地站了起来，跟医院人秘科长一道进门的，竟然还有王校长！不用说，事情是更严重了！但一股温暖也油然流进他的心中。王校长！他失声而叫，哽咽起来，他还没有这样脆弱过，但控制不住！

他们使他冷静下来，使他准备接受他的家庭的严酷现实。然后告诉他：乔丽精神分裂，出事了，但大人还不要紧，问题是孩子没有保住。出事？出什么事？她抱着孩子投河了，被救了上来，但孩子不行了。

亮亮！亮亮！爸爸对不起你！无限的内疚撕扯着他的心。

他们还不得不告诉他：因为孩子是乔丽抱着投河致死的，所以乔丽负有刑事责任，她已经被捕。

乔丽！他一下子泣不成声了。他的灾难怎么这样大呀！让我代替她，我请求让我代替她，我毁了她的一生，都是由于我！只有我才是该死的人！

他们说服他冷静，王校长对他说，组织上对你是关心的，决定先让你回亭州来，回到医校，先是代课……

不，这些已经不重要了，这一切对于我还有什么意义！

王校长说：郁平，你是接受过组织多年教育的人，我们不管遭到什么样的挫折，都要正确对待，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王校长的话竟使他一下子停止了大大发作的情绪，他已经多少时没有听到领导的教育了，他是多么愿意听话呀，他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一个孩子，一个流浪漂泊、又被疼爱地找回来的孩子。他流着泪，点着头，接受了王校长所说的一切。

那天晏下午，他在看守所的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等候着乔丽的到来。他觉得他的双腿因为心里的悲伤而无力得几乎站不住。哪里能想到他与乔丽竟然有这样见面的一天！但这是事实，这事实正在一分一秒地逼近，活生生的牢狱相见的场面！而坐牢的不是他，是乔丽，女人，妻子！

来了！人秘科长在门外提醒他。他站了起来，一阵晕眩使他摇晃了一下，已见乔丽站在了门口，身后是穿便装的一个女看守和穿军装的一个男看守。他看到乔丽头发凌乱，脸瘦了黑了，那眼睛好像是他没有见过的，正呆呆地盯着他，整个的人都似乎陌生化、异样化了。但那当然是乔丽，他悲叫了她一声，把双手伸了过去，他泪如泉涌，视线一下子模糊起来。但乔丽把他冲撞得几乎向后跌倒，他的右手被她紧紧抓住了，接着是狠狠咬了他一口。他的心里大悲而又大快，好！好！他叫了起来，不知自己是痛哭还是欢呼。他跌倒在地。

吆喝声，脚步声，乔丽被拉走了。他爬站起来，追了过去，看到乔丽正被架着往里走，他急忙地用力地喊道：乔丽！我对不起你！乔丽不见了，消失在二道门里，门口有一个忠于职守的站岗的士兵。乔丽将以害死亲生孩子被定罪，她将被送去劳动改造，也许会被判死刑？这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可思议啊！

那天他被拉出了看守所，他哭叫着：她无罪，有罪的是我！

他盲目似的跟着医院人秘科长在路上走着，他滔滔不绝跟人秘科长说起他认为乔丽无罪的理由来：乔丽跳河是为了自杀，而不是为了害死孩子，既然她让自己和孩子都死，就说明她不是为了害死孩子，而是精神失常；再说，孩子是他与乔丽所共同的，他既然不责怪乔丽，那么谁也不能定乔丽的罪……

人秘科长说，我们也在为乔丽说话，也认为乔丽是精神分裂，并且向有关方面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材料，我们也希望乔丽能无罪释放。他对人秘科长真是感激不尽，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

他跟科长走着，到了一个荒凉的地方，科长停步问他：要不要看看孩子？

孩子？他这才发现，十几步之外就是医院的太平间。那里面全是死人啊！亮亮，你会多么害怕呀！爸爸来了！他鸣咽着奔向太平间……

他看到了亮亮，他抱起了孩子小小的僵直的身体，泣不成声！

他被科长劝着拉了出来，科长告诉他，孩子将被送去火化，由医院负责办理，不用他操心了，孩子的骨灰自然是要交给他的。他听着只觉得锥子扎心，但他知道，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了，他的脑海出现了亮亮被火化的景象，一团红火燃烧，最后是一小堆灰烬。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亮亮，一粒小小的苦果，一个竟然这样死去的孩子！他想起给孩子吃蛋糕时的情景，不觉泪如雨下。

他就暂时住在乔丽的那间小屋里了，他就这样回到了自己“家”中。小屋里床铺，桌椅，碗杂，用具，一切晏然，好像乔丽马上就会抱着孩子归来，但这晏然的一切也仿佛已知发生什么事了，都寂寞凄凉。他站在小屋当中，这是他出事以来，他的妻子和孩子单独生活了三年的地方。三年来，他对这里记挂着，思念着，又躲避着。他自己也已经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但当时他认为那样是最正确的，他怎么能知道，那其实是最错误的呢？他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愚人、庸人、俗人，糊里湖涂过下去，赖死赖活过下去，他为什么要那样清醒、那样自尊呢？

他马上着手写起了为乔丽的辩护书。他把乔丽夹在书籍里的结婚照片安放在桌上，就从乔丽过去是怎样单纯写起，他当然写到在他出事之后乔丽的困难，他写着，流起泪来，写不下去了，只感到他罪孽深重，从一开始他就罪孽深重，他这样的人本来就不该娶老婆，结果弄成了这样！

“……作为孩子的父亲，对于唯一的孩子的失去和惨死，我的悲痛是不言而喻的……”他忽然流畅地写道，“我对于致死孩子的我的妻子，当然抱有遗憾，但是，我要坚决地说，她无罪！我的理由如下……”

他把写好的辩护书给王校长看，王校长神色沉重，后来目光匆匆一扫而过，没有逐字看到底，就给了他，说，你有为妻子辩护的权利……王校长忽然有点变了声，他看到，王校长说不下去了，眼睛红润了……王校长又劝了他许多话，他都听下去了，他渐渐看清了他未来的一条漫长的生活之路，于是，有一种决心也在他的心里渐渐产生……

他把辩护书抄写了一式三份。他带了一份去见乔丽，他要让她知道他的态度，他觉得给乔丽送去他的信任和理解，在他，在乔丽，都是最重要的。如果乔丽处在神智不正常的状态，也许倒好，如果她是清醒过来了，那么她将多么痛苦，她怎么掉进这样可怕的深渊呢！他一定要赶快给她送去他为她写的辩护书。

看守所就在中山塔也就是亭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会所在地的旁边，这是因袭了明清以来的格局，县衙旁边就是县狱，他上次看到的那二道门，正是古代县狱的“狴门”。乔丽竟然进了那样可怕的地方，成了里面的囚犯，他仿佛置身一段古装戏曲故事之中似的了！他的事情，固然可以从宗进庭那里寻找根源，而乔丽出事，也是前因之后果，但他更多感到的，已经是他个人的“命”了，与别人是不相干的。一经认定了是他的“命”，他好像获得了更大得多的承受力，可以面对更多更大的灾难！来吧，都来吧，我倒要试一试你还有多么厉害！他的心里朝着自己的“命运”叫喊着。

看守所把他这第二次和乔丽的见面，安排在一个当中隔有木栏的屋子里。想到乔丽的令人担心的精神状况和她今后的生活，他恨不能立即像什么英雄似的把她救出来。他前所未有地想到了他的失责，一纸离婚协议实际上是一种懦怯和无知，却装作了勇猛和智慧！结果呢，乔丽在非常孤独无援的状态下崩溃了……他有显然的但不为人知的过错，人们将不会怎么责备他，反而将错怪乔丽经受不住生活的压力，但他其实无法为自己解脱。

他抬起头来，看到乔丽正从对面的一个门里被领进。他和乔丽互相地看见了，他止不住地痛心，但乔丽毫无表情，目光冰冷，使他更为心碎。他在木栏这边说，乔丽，是我对不起你，你是无罪的，你千万不要灰心，我为你写好了辩护书……他把手伸了过去。乔丽一时没有反应似的，但也似乎在考虑。他又说，乔丽，这一份是给你看的，我一定要为你辩护！他把手中的辩护书摇晃着，希望她拿去，就像他在把一颗心交给她一样。

乔丽慢慢伸手把辩护书拿去了，他多么高兴啊，他期待她能当场逐字逐句看一遍，好了解他是多么为她难过，是多么原谅她，并且要为她去努力，不言而喻的是：他多么爱她，他不但一直爱她，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她……

令他吃惊和绝望的是，乔丽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辩护书撕成了两半，她的脸上仍是一种无动于衷的冰冷的表情。站在她身后的女看守马上挟住她，把她拉走，那撕坏了的辩护书一文不值丢在了地上。他急忙大喊：乔丽，相信我！但是，一瞬间，他的眼前，唯有一个空空的门洞，在嘲笑他，让他的心头也如此空空荡荡。

她总算知道了我在做什么，这对她还是会起好作用的。他转而宽慰自己，心情沉重地走出了看守所。

他到了公安局，得到的回答是预审已经结束，案子交给检察院了。他对公安局的人说，我认为乔丽无罪，我要为她辩护。公安局的人吃惊地望着他，无法回答他的话，而他说完自己的话也就走了。他被一种赎罪的心情支配住了，他的奔走虽然是为了乔丽，却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心。

他奔向检察院，幻想着检察院能对乔丽免予起诉。有关的人看了他写的辩护书之后，对他说，这对本案能起一定作用，但作用不会是无边的，因为乔丽致死亲生孩子，影响较大，引起的关注较多，民意也对她有一种道德的谴责，很难排除她有害死孩子的原意，我们不可能做到免于起诉……他急了起来，说了许多话，但他的理由其实都写在辩护书上了，可是他还是一直说到了底。检察官宽宏大量地让他说完，并且可以说是认真听他说了一遍，最后表示，会尽量充分考虑他的意见的。他感激而又抱愧地走出了检察院。他多么想大哭一场！

法院暂时是不必去了，因为案子还没有送到那里去。他想着，在法庭上他是要宣读他这份辩护书的，他要打动法官和每一个人民陪审员以及听众，他想象着法庭对乔丽当场无罪释放！那是多么感人、多么好啊！

他想着，走着，在一条小街上，一头碰见了宗进庭夫妇！宗进庭穿着天蓝色呢子中山装制服，肩上披着一件深蓝色呢子大衣，气宇不凡。兰贞高挑、丰满，红润，走在宗进庭身边。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和一个大约七岁的小女孩，都很像宗进庭，跟在他们身后，而兰贞手上还抱着一个小孩，用红缎子风衣很宝贝地裹着，这想必是兰贞刚生下不久的一个孩子了。

他觉得人间的幸福突然一下子照亮了他，对于这一家人当中的丈夫兼父亲，妻子兼母亲，以及三个孩子，他都怀着喜爱和祝福之情。他和宗进庭在现实中的对立关系暂时被无条件丢在一旁，他的不幸，乔丽的不幸，也好像是绝对可以丢在一旁的，他几乎可以像一个兄弟一样欢呼着向他们迎扑过去，向他们问好，同他们拥抱。他站在那里，等着他们，觉得他就要如他所想的去实行了，他兴奋着。

宗进庭一家忽然奇怪地站住了，这时他看到宗进庭的目光像剑又像冰一样向他刺来，对他很嫌恶，他的兴奋于是像什么似的一下子被惊醒、吓跑了，发觉自己刚才是在做美梦一样，是全错了。接着他看到宗进庭与兰贞交换了一下目光，而宗进庭做了一个暗示，于是他们只当没有看见他，转身朝旁边的一条路走去。他被抛在了他们身后，形影相吊地站在原来的地方。那男孩和女孩聪明地掉头朝他看了一眼，同情而又恐惧。

他感到他受到非常重的一击，这一击是那样无形、无言、而又致命。他眼前黑黑红红、耳中鸣响了一阵，经验让他以一种毅力坚持着移步到墙根，倚着墙壁，往下瘫去，昏死在地。

等他苏醒过来，宗进庭一家早已消失不见。他又一次感觉到，他早已无意于把宗进庭再看作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已经不考虑他的不幸从何而来，好像那已是他应有的了，他接受了他的一切，他要做的只是从自己的地方出发，走自己的路，不管这路是多么艰难困苦，他得到了一种大的孤独，感到了一种独自享受的隐秘的喜悦，来自生命的本身，来自活着的感觉，他更爱人间了，爱他看到的一切东西，他要欢呼：真好，真好啊！

尽管他还没有上班，但他只有在学校打发他的时光，他整天泡在医校的图书室里，一面等待乔丽一案的开庭，一面为他即将开始的教学做些准备。

王校长找他谈话，对他说，学校对你，一直没有忘记，现在你又有了新的困难，需要你更加不急不躁，把时间、过程，想得长一点，比较有利。不过，马上可能会有一个机会，是我在北京的战友告诉我的，我是作为个人，作为关心你的一个熟人，告诉你，让你有所准备，所以你也不要对别人讲，不要反而焦急起来，那就适得其反了。

王校长告诉他的，是对审干即将有一次甄别。

希望的火光在心头闪亮。他不是在乡下被用为代课教师了吗？他进而又回到了医校代课（尽管这是因为他的家庭出事）！一切都在说明，对于一个目标而言，他是走近了。也许，他的问题的解决，与乔丽的无罪获释，会一齐到来，那该是多么好！唯一的缺憾只是他们的亮亮没有了！

他回去写了一式四封信，寄给从中央到亭州的四级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再次说明他的案子是弄错了，请求按照历来的有错必纠的原则，纠正对他所作的结论和处分。信寄出后，可以说，他几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

他后来得知，亭州的管政法工作的“五人办公室”负责人就是宗进庭。那么，乔丽的事情最终也是归宗进庭管的了，他和乔丽不是都落在宗进庭手上了吗？如果宗进庭蓄意要打击他，一切就简直是在任其涂毒了！他立即想和宗进庭说到话，但他不如还是先跟兰贞说一说。他于是想好了他的行动计划。

他守候在一个巷口，从方位上看，那是兰贞上下班必经之地。他忽然发觉，巷子极长，不宽，阴森森的。巷子的一面是极高而巨大的砖墙，一直地向巷子里伸展开去，并且远远地转了弯，似乎向那边还会延伸好远，长城一样，有一种久远性。高墙是用质地最为坚密的小青砖砌成的，加上石灰勾缝，完好结实。他判断出来了，原来，高墙的那面，就是看守所啊，这高墙，就是古代县狱的高墙。他与乔丽，正只有一墙之隔！他用手摸着那高墙，多么坚固，多么冰冷！他仰望上去，更觉得那墙是无比的巨大高巍，天空也变得遥远了，令人心悸。他俯伏在冰冷沉默而牢不可破的高墙上，落下泪来。巷子另一面是一堆民房，在高墙之下显得极其低矮，光线也被高墙遮住，死一样寂静，疑非人间，而是鬼域，偶尔从里面竟然走出一个百姓来，脸上确实是死灰一般的颜色。他呆在那巷口，背后冷嗖嗖的令他胆寒。

路上已经出现第一批从机关下班的人群，都匆忙地走，从巷口一掠而过，他注意到，没有一个人朝这位置特殊而可怕的小巷看一眼。

他终于看到了兰贞，她是一个人走的。他似乎胆怯怯地喊了她一声，并且跨出了巷口。兰贞惊讶地掉过头，更惊讶地看见了他，脸上顿时飞过一丝警觉与厌恶，然而立即改以笑脸相迎看着他了。他诉说起来：兰贞你一定是早已知道我的妻子乔丽的事了，我已经为她写了辩护书，她是无罪的，她并不是有意要害死自己的孩子，她的精神状况是不正常的，她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她分明只是想自杀，也许连自杀的意识都不清楚，当时她一定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在做什么，她是糊涂不清的，所以才造成了悲剧。我想请你能为我的妻子说情，她是无辜而且可怜的，而我呢，已经失去了孩子，我不能再失去她！

兰贞对他点了点头，似乎确实产生了一些同情。他继续说了下去：另外，我想请你跟宗进庭同志说，我感觉到，定我的案，直接造成我的冤枉，造成我这么多年不幸的人，就是他，但既然是家乡人，我不恨他，我只想问：他认为我欠他的债，现在是不是能算已经还清了？他什么时候才能高抬贵手？他这样做，自己是愉快的吗？

兰贞脸色严厉起来，似乎正在变得铁青，好像就要严厉地训斥他。他恭敬地朝她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而不管她是多么恼怒。

他走了几十步就到了看守所门口，大门上的小门开着，门口站着一个持枪的士兵。乔丽就在里面，在二道门里，坐在一间牢房里，牢房的后面就是那个高墙。然而，他不觉得和他隔得有多深、多远，不觉得有多么严峻和可怕，他觉得乔丽不久就会被放出来的。他刚才跟兰贞把要说的话都说了，也把老根子上的话说破了，宗进庭可能会认真考虑一下的，会有一种理性让宗进庭知道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他走进了“妇联”，跨进了挂着“主任室”牌子的一间，他对妇联主任谈起乔丽的事，他发觉正如他所料，她们是知道这件事的，这件事在小城当然是轰动了。他于是对她们诉说了起来，他说乔丽只是太痛苦，只是太爱孩子了，所以要带孩子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去，她把水里的夜色当作是一个好地方走了下去，她一定是这样想的，她甚至连自杀也算不上，更谈不上想要害死孩子了。你们不能拿她当“典型”！你们要为她讲话！他暗自奇怪，他发现他对乔丽的投河忽然有了最好的说法，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定就是当时乔丽的心理事实！他看到，妇联主任对他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厌恶与警觉，渐渐变得有所同情，至少，是听下了他的诉说，有所理解了。看来，是一定要宣传的，人们对乔丽，了解得太不够，人们对于人性的理解也很不够。

他回去写了一篇《为我的妻子说几句话》，就到医校借了钢板蜡纸，刻写起来，然后油印了一百份，他用不着躲谁，但也不曾有人注意他。这一百份油印的宣传品，他首先到乔丽的医院去散发，各个科室都发到了。然后他就到检察院，法院，“妇联”散发。最后，他给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都寄了一份。记得还是在盐阜师范读书时，部队打下淮安，他参加过传单的写，刻，印，发，没想到这一手却在这时为救援自己的妻子而用上了。

学校教导主任把他叫了去，又气又急，训责他。他散发传单的事引起了市里的查问，为这事，王校长被叫到市里谈话去了！你这是什么行为？你是学的电影上的吗？电影上是地下工作者闹革命，现在是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你自己想一想问题的性质！你的历史问题还没有清，还能这样乱来吗？你不是小孩子了！

教导主任的话是有道理的，他感到自己闯祸了。

使他内疚的是，原来，让他从乡下回到医校临时代课，是王校长向市里提出来的，是王校长把他的情况向市委朱副书记作了详细汇报，才争取来的。并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孩子出事了，就当然地要让他回城！

他感到自己幼稚极了，他向教导主任检讨，说他对不起王校长，对不起学校。教导主任说，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事，不知道市里会对你有什么说法呢！这不是前功尽弃吗？

他带着负罪感留在教导处，等候王校长回来。是的，越想越可怕，他怎么散起传单来了？性质是严重的，简直可算是反革命行为呢！教导主任只是没有点破罢了。他身上冒出了冷汗。

王校长回来了。召见了他。对他说，你散发的传单，都收到公安局去了。我在公安局为你做了治安担保。你的传单，市里的领导们都收到了，两位领导一起召见了我，问了你的情况，还好，只是叫我多做你的思想工作。我当然是作了检讨的……

他愧疚得深深低着头。王校长说，事情做已经做了，以后吸取教训，能不能有事情预先跟我们谈谈，我们会尽量帮助你的。不要冲动，不要一想到什么，就马上去做。他的愧疚的忐忑不安的心，得到了温暖的宽大和关怀，他说，王校长，我对不起你！

王校长叹了一口气，说，不要说对不起我。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我们去做的。因为你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你是在我们单位工作，我们有责任。

他只感到王校长的话是意思很好的话，王校长也是一种很好的人。他无以报答，感恩在心。他这样地惊扰了世界，大约许多人都知道了他。他想起他曾经有过那样安安静静为世界做一份工作的日子。他不知道，那样的时光对于他是否还有？

他特别安静地过了几天，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去做的了。但他忽然跳了起来，直奔检察院。他感到一种重大的时刻快要到了。

严检察长告诉他，对乔丽已经提起公诉，如果每个母亲都可以因为自己某些方面不顺心、有痛苦，就有权利做出致死亲生孩子的行为，那还成什么社会呢？检察院承认乔丽当时有精神不够正常的一面，但她总的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预审表明，她多次有过认为孩子是累赘的意识、想过这孩子不如死掉的好。一个做母亲的，希望孩子死掉，不但这样想，而且真的这样做了，造成了后果，有哪一种法律可以不管呢？同情在这里是没有用的。另外，我们不能对你详细说明，也没有详细写到起诉书上去的情况还有：据调查，她有过要改变自己生活、另外嫁人的意识和行为，她之所以最终致死了孩子，在其思想深处，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原因。

检察长虽然和气，说的话却极为原则，逻辑性极强，他几乎是被说服了，只是他不愿意这样强的逻辑性用在乔丽身上，他说，是我想到要离婚的，是我写了离婚协议书要她签名的，这不能怪她，不是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是我觉得对不起她、觉得她应该有改嫁的自由……检察长摇摇头，怜悯地看着他，不免过于自信地说，一切我们都知道。跟你说实话，从我个人观点，并不主张起诉，何必做得这样惨上加惨呢？但是，我得服从检察员的报告，还得服从大家的意见。检察长既然这么说，他也就说不下去了。

不管他的心情如何，不管他怎样为乔丽辩护，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在他看不见之处进行，乔丽就要被推上审判台了！他有点晕眩恍惚地走出了检察院。

法院汪院长一看见他就明白了一切，很耐心地听他说明了来意，点着头，招手叫秘书把他领到赵庭长那里去，对他说，赵庭长已经具体负责处理本案。他似乎还想对院长诉说，但自己却可悲地感到已经没有多少说的必要了。他机械地跟在秘书后面走着，他所看不见的工作的严谨性令他胆寒，乔丽对于司法的人们来说，已经只是一件即将办完的工作而已！

他要求亲自为妻子辩护，赵庭长说已经依法安排了辩护人，他写的辩护书以及那份油印的文章，都交给辩护人了，会为被告做充分辩护的。

乔丽已经不必被称为乔丽，只须称为“被告”就可以了！

赵庭长推心置腹地说，郁老师，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你的辩护理由，法庭也会充分倾听，但是，无罪释放的要求能否达到，还要等待法庭的审判。作为我个人，可以用我的经验告诉你，我们思想上还是要有准备一些。当然，我敢肯定，判决为死刑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死刑！可能性不大！庭长好像一点都不感到，仅仅这样说一说，其实已经是多么可怕！乔丽怎么能和“死刑”这两个字沾边？但事实上一定已经放在这两个字上衡量过了！可能性不大，至少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呀！

赵庭长看出了他的某种紧张，很善意地对他说，你放心，我敢肯定，死刑不可能。

他努力镇静着告辞而出，但走出法院之后，他就变得呆呆的了，一种反差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感到自己孤独渺小，他和乔丽好像都是世界之外的人，如今可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了！他们还是知识分子呢，他们多么无知，多么脆弱、稚嫩而又妄自娇贵！死刑不可能，言下之意，判刑是当然的了，十年？二十年？无期徒刑？天哪，乔丽是毁了！完全地毁了！

他的脚步引着他到人迹稀少的地方去，他到了亭州的古城河边，他来过的，他多次地来过，他又来了。城河水那样碧清，波浪缓慢而不尽，大约自南唐建州的一千年来就是这样的，有时从淮河流来，向长江流去，有时从长江流来，停留在这里。他久久望着，他似乎得到着悠久历史所给的一种抚慰，但他宁可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一刻也不忘掉他的可怕的现实。那天他在河边一直呆呆坐到暮色四合，河面渐暗，野鸟归林。他疲惫地走回小屋，街民们已经家家灯火。他想到，他得在法庭判决之前给乔丽写一封信，好让她在打击来到时精神上有所准备，另外，他要和她说说今后的事情了，他一定是要想着她、等着她的……啊，他好像倒应该感谢，因为，一切的结果反而使他有了一个漫长的救赎自己的机会，这就是等待乔丽！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一样。可是，另一面，却是以玛丝洛娃、乔丽的服刑为代价！知识分子多么会美化自己、自高自大啊！聂赫留朵夫的罪、他的罪，都是永远不可解脱的……

他到了看守所，把信交给了所长。他请所长先看一看，在他的坚请下，所长红着脸匆匆看过，对他点点头，说，这很重要，我一定叫人妥善送达。他说，千万别让她撕掉，可以先读给她听，然后再交给她。对此，所长也十分理解，表示可以这么做。

他离开了看守所，心中悲酸，他是在料理某种后事了。他又一次发觉某种宗教意识来到他的心中，给他以安慰，就是说，在如此人生面前，抱怨，悲叹，倒是不应该的了，相反，应当看作神的恩赐并且感谢。于是，他果然体会到一种不同的心情，倒觉得阳光特别地亮、天空特别地蓝、人间特别地美好、活着特别地有味道，他心中涌动着特别的爱和喜悦，而不是怨，更没有恨。

他是该到江南去一趟的了。他得把乔丽的事告诉她的家里，也许还得把乔丽的母亲接到亭州来。他到法院问明了开庭的日期，就出发了。

他一路想着见了岳母大人该怎样措词，怎样举止，他想他首先必须跪下去，因为简直无法交待，乔丽嫁了他会这样倒霉！而一切给乔丽老家的亲属、特别是年轻的人，带去的又将是什么呢？假如他们正处在升学，入党，提拔……人生的这些关键时刻！

在那个江南小镇，他一步步沉重地走向乔丽的老家。那临街的门是开着的，时值傍晚，乔丽的母亲和一家人都在，他们看见了他，一时又惊又喜又疑，但他不由自主就在门口跪下了，双泪长流！

一阵乱，他被搀进去，一直搀到里面的房间里去，这自然是为了不让外人看到和听到，接着是急迫的询问，他哭诉出“乔丽坐牢了”这句话，使他们，不，首先倒好像使他自己，魂飞魄散了！有几只手本来是关切地抓着他的，一下子松开了，一片可怕的寂静，他看到了人间最悲伤的面容，乔丽的母亲呆呆地坐了下去，接着有人抑制着哭泣起来。他重新跪在了乔丽母亲的面前，他本想说“都是因为我，是我对不起她……”但忽然觉得每一个字都是非常多余的，甚至是虚伪和可恶！

乔丽的母亲似乎立即明白和理解了一切，站起来把他搀起，说，郁平，别难过，我知道，不能怪你……他急忙说，不，都怪我，都是由于我，不能怪乔丽……

他把乔丽到底出了什么事说了出来，刚才没有流泪的乔丽的母亲突然地哭了，被摘了心肝一样喊着亮亮！亮亮！她伤心得站不住了，手臂盲目地在身上拍打着。又是一阵乱，大家把几乎是瘫倒下来的老人家搀扶起来坐回到椅子上去哭，所有的人都哭了，满屋唏嘘！

第二天，乔丽的母亲跟他一起上了开往亭州的长途汽车。

他有许多话要跟乔丽的母亲说，特别是关于今后的话，但又觉得他要说的这些话，比如他将等待乔丽，比如要乔丽好好等待他，好像很难言似的，可是这明明是他的肺腑之言，他也明明是想要说出来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难以开口！

医院人秘科长着人把他叫了去，然后领着他又到了医院太平间，里面的工人看见他们到了，就返身进去，出来时双手捧着一个小小的红布口袋，里面鼓鼓的装着什么东西，向他们走来。他正不明白，工人却一直走到了他的面前，那小小的鼓鼓的红布口袋是送交给他的，他应当接受下来，旁边的人秘科长也正等着他接受这件奇怪的东西。可这是从太平间里出来的，是可怕的东西。他的心突然抖颤了一下，他突然明白，这是亮亮的骨灰呀！他的亮亮就装在这小小的丑陋的红布口袋里了！他似乎不想接，不敢接。他不觉看了一眼他本来未加注意的工人的脸，那工人有他父亲的年龄了，正万分同情地望着他呢，好像在说，我的工作是很负责的，里面确实是你的儿子！他把双手伸了过去，准备接抱过一个孩子来似的，但那红布口袋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在他心里引起一阵奇怪的失望之情。他向工人惨然一笑，点点头，转身离去。那红布口袋捧在手上走路似乎是不适合的，放在身上穿的衣服口袋里也不适合，他解开衣襟，放了进去，放在心口，用一只手在外面捂着，是的，这样最好，就像依然抱着他的孩子一样！亮亮，我们回家去！

他回到小屋，对乔丽的母亲说，我把亮亮带回家来了，他从心口拿出那带上了他的体温的亮亮的少得可怜的骨灰。乔丽的母亲看着他手里的小小的东西，心里明白了，双手接过，贴在脸上，又贴在心口，又贴在脸上，好像要切实感受到亮亮的存在似的，他转过脸去，听到了老人家的哭泣声……

去见乔丽时，母亲执意地决断地带上了亮亮的骨灰。在看守所门口，他忽然觉得他说出那些话的机会到了，尽管他已经给乔丽写过信，但还必须对她的妈妈说，并且要让她的妈妈对她再说一遍。他就抓紧着对乔丽的妈妈说，你要告诉她，不管怎样，我在外面是等着她的，也叫她想着我、等着我！要不然，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他哭了起来！

他守候在看守所办公室里，而乔丽的母亲由一个女看守人员领着，到里面看乔丽去了。那种母女狱中相见的情景，令他不忍想象，压在他的心上。母亲将怎样从怀中取出亮亮的骨灰，女儿将怎样悲痛、自责、而又无可摆脱她这奇怪、不幸的人生，也令他不忍想象，使他心碎。这一切又都说明着他的罪孽！

作为人，他是从无到有、从冥冥中而来的，如果把这看成神赐的话，接着而来的一切都应当看作是神的意志。你也许可以挣扎、努力，以求改善自己，但命运正经由你的必然的挣扎而得以表明它的存在。神所赐的一切，人没有拒绝的能力，人只不过经历一番而已。你既是经历你自己，又好像是看别一个的你的一出戏剧，这别一个的你，无论怎样挣扎，仍然只是在属于他自己的戏剧之中。啊，不管怎样，他已经爱上了他所得到的一切，一种对待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已经来到他的心中！对神所赐一切的接受，变成了对神的抗争和挑战，这也是人的命运！人总是要活下去的。哈，他站在人的角度，肯定了神，也否定了神。

一段难挨的时刻终于过去，窗外见到乔丽的妈妈正由女看守跟着从里面出来了。他的心收紧着，他将得到乔丽怎样的回答呢？他跟着乔丽的妈妈走出了看守所。老人家走着走着揩起泪水来，他立即内疚万分，他只有很负罪地跟在后面。回到小屋之后，他知道了那狱中母女相见的情景：当乔丽看见了向她走来的妈妈，就一下子泣不成声，瘫到了地上！妈妈抱住了女儿，说，乔丽，别哭，你看妈妈这种时候就是不哭。妈妈告诉女儿，是郁平把她接来的。乔丽说，你不要提他！妈妈说，郁平现在回到医校代课了，他的问题最后是要解决的，郁平说他对不起你，他也不怪你。我们也都不怪你。现在不谈这个了，你糊涂已经糊涂下来了，这一关是要过的，以后不管怎样，要熬过来，全家人都等着你。郁平说了，他一定要等你，要你不要胡思乱想。但乔丽说，各走各的路吧！做母亲的说，不许你说这样的话！接着，她拿出了那个小红布口袋，忍不住放悲声说，你看你多么糊涂，这是亮亮的骨灰呀！乔丽捧过孩子的骨灰，就昏了过去……

开庭审判了。他是当天上午得到通知的，通知上盖有法院的鲜红大印。他拿着那千斤重的通知，一颗心直往下掉，他镇静着，告诉了乔丽的母亲，老人家深叹一口气，只说了一句：你去吧，我不去。

审判庭设在一间大屋子里，摆了一些长椅，大约可坐几十个听众。他看到，听众席上有医院的人秘科长和医院的其它一些人，他还看到，王校长也来了。他盯着审判台上摆的一些牌子，上面分别写着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辩护人、书记员、公诉人。那些人出席了，分别坐在那些牌子的后面，代表着那样的身份，这是不会有疑义的。只有人民陪审员使他有些失望，因为那显然是几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店员或街道居民一类的人。

乔丽被押出来了。一个女罪犯！他的心难过着。乔丽决不是她现在被展示的这种人，可是，她的确处在了这种地位上，她无法说她不是这种人。这是怎样的悲哀啊！他坐在观众席上，来看乔丽的受审，他其实是在看自己的悲剧的一部份罢了。

公诉是义正辞严、毫不留情的。他觉得他一个字也不能同意。那一句句的话，像一下一下的打击，把乔丽打下了深渊和地狱。不！她是无辜的！他叫了起来。一阵乱，他被人拉出了法庭，拉到后面的一间空屋里，一个上了岁数的黑黑瘦瘦有一双浓眉的法警，同情而又责备地看着他，说，你呀，这叫扰乱法庭。

时间过得很慢，但又似乎一下子也就过去了。门外响起一些人的脚步声，王校长，医院人秘科长，还有不认识的几个人一齐进来，王校长说，郁老师，跟我们回去吧。他跟着王校长到了医校，进了校长办公室。

他于是知道了结果，乔丽被判了十五年！

他久久呆坐在那里，十五年，从眼前的一九六一年到将来的一九七六年，多么漫长的时间，而且是服刑劳改，要去吃那样的苦，她的家人，她的妈妈，还有他，都将在一种痛苦中度过这十五年，思念她，为她难过，盼着她的归来，但归来的已经是一个四十岁的全然不同的乔丽了！这一切确实是很必要的吗？

我要为她上诉！他站了起来，痛苦地说。

他走出了学校，不敢回去，但还是回去了，他到了小屋的门口，他和乔丽的妈妈四目相对了，都可怕地望着对方。十五年！他说出了这个结果，他抓住了门框。一瞬间，他看到了乔母沉毅的面容，那为皱纹所包围的眼睛非常镇定、刚强……

他立即以乔丽配偶的名义写好了为乔丽的上诉书，并且送到法院去。在起解前的日子里，乔丽的妈妈每天中午给乔丽送一次饭菜，但并不是每天都可以见面。有一天，乔丽的妈妈回来后对他说，乔丽提出要同你离婚！他说我不同意，我要等她，叫她别想这些事！

然而民政局通过学校找他，要他去一趟。科长说，你的妻子提出离婚要求，因为她在看守所，我们不好把她找来让你们两人当面谈这事，她写了申请在这里，我们就看你的态度了。

他问，现在你们可以批准了吗？科长记得以前不批准的事，说，她被判了徒刑，并且是十五年，跟你以前的情况不同，所以这次只要你也同意，我们就可以批准了。

他在乔丽的申请书上用笔写下了“我坚决不同意”一行字，签了名字和日期。他朝科长鞠了一躬，走出了民政局，他不知道人们在他身后向他投来什么样的目光，总之，人们会想，他这个人的遭遇真是有点奇怪。然而，人们不知道，在当事人自己，所发生的一切，是很现实、很现实的……

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他的上诉，维持原判。他突然发现，这段时间里，乔丽的妈妈衰老了不少……

他们给乔丽准备的行李弄好了，并且送了进去，他们就只有等着乔丽的起解了。起解之前，他没有去看她，因为知道除了引起那种激动，没有别的结果，他所想象的两人能好好谈一次心，是无法做到的。

但起解却是半夜里的事，没有通知他们去送行。乔丽被送走了，服刑的地方在五百里之外海边的一个农场……

……乔母是必须离开亭州、回去了，而他，只有到学校去上班。生活给了他一个遥远的揪心的挂念和一个巨大的空虚。这空虚吞没了他，这挂念却让他存在。

真对不起你！乔母悲伤地说。

我对不起你，妈妈，我对不起你们全家。我会等她的，可怜的是她。他安慰着乔母，却恨不得自己一个人立即永远地逃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让这一切对于自己都不曾有过，就连自己也忘掉、也不存在。

你不要为难自己。十五年，很长，孩子又没有了……

不，我一定要等她，我一定要这样地等下去，她的事就是我的事，她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他说着，并且在心里认定着，不让自己离开这个立足点，如果从他脚下抽掉这个立足点，他将不知道该怎样过下去、他就不存在了。

好吧，你自己看，我们不会怪你的，十五年哪……乔母眼睛湿润着。

他只觉得无地自容、无法回答。这是人间所能有的最大的宽厚，来自母亲的博大的心胸，超越了一个具体的母亲，而代表母亲本身。他像孩子般流着泪。

……学校里没有让他上课，而让他在教导处，工作只是刻写试卷，这也不是一件很闲的事情，各科每个教学单元都要出试卷的。他想，不让他上课当然经过某种研究，他能理解。乔丽反正已经远去服刑，并且时间是十五年，再焦虑也没有用，他只有让自己安静下来，虽然总是不时感到很惭愧很窝囊很无奈。

他期盼着王校长所说的甄别，后来，不用再问王校长，他也知道来了一个相反的大形势，报纸上都公开了，那就是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对“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他要求甄别，岂不正是有“翻案”之嫌了？宗进庭会抓住这个大形势的。

他的长达三年之久的申诉，也就可以休矣，而他的申诉书，确实也就退了下来，批语写着：经研究，该申诉予以驳回，维持原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

这显然就是大形势的产物。好像“审干办”的人把这个搁置这么久，就是知道将会有这个形势，而他呢，就像一个固执的要去碰壁的苍蝇，就像一个愚蠢的妄想挡车的螳螂，只是愚蠢和固执而已。阶级斗争的强调，虽然言之成理，在他心中，或者在所有的人心中，却产生着不可对人言说的恐惧、紧张甚至压抑。但这“所有的人”，看来是不包括宗进庭的，因为宗进庭始终处在有利的位置上，只有他能用“阶级斗争”对着你，而你不能用这个对着他，否则就变成“阶级报复”、“反攻倒算”一类很严重事件了。这是很奇怪的。但宗进庭这种人也不是一点危险没有，他们也会有很不幸的情况发生，或者是腐化堕落，或者是反对了党的路线，都有可能使他们从那样有利的位置掉下来，以至一直掉到很低的地方，与被专政着的活得不像样的人们混杂一起。这种现象在生活中时有所见。但这一情况也并不影响，或者更加使得依然处在有利位置的人们，戴上一副“阶级斗争”的优越的和铁一样板着的面孔。

他承认，对国家之事他知之甚少，他不应该也不能够去疑惑什么。作为国家，特别作处于美帝国主义封锁之中而又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或许就需要这样像桶一样把自己箍得紧紧的，不能松散，好像有“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之意。但一想到自己个人的事情，他仍然固执地要问：从来不都是提倡“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吗？那么对他的问题，为什么就不可以照这种可以说是科学的精神办理，而要被“阶级斗争”的强调搁置起来呢？难道从来具体问题的处理，都得要等待一个与它们恰好有一种相应的大形势到来，否则就只有置之不理以至维持错误吗？为什么不考虑这对于个人及其家庭是多么无理和痛苦？然而，他这么想，又有什么用？谁来听他的？他越想越糊涂、越想越灰心了，还不如不想的好，似乎也只能采取不去想它、糊涂麻木的态度。

从那以后，几年来，他每年都写一个申诉书寄给亭州“审干办”，但每年他都得不到回答。虽然步行一会儿就可以到达中山塔，但他却不朝那里跨一步。他只是这样每年提醒他们一次而已。这一固执，好像成了一种恶意的玩笑……

第十三章 力尽（之九）

几天来亭州主要的情况是造反派还在闹“黑材料”，也可以说这种斗争在继续深入，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都在揭露本单位的“主力军一小撮”隐藏、转移、复制、私自销毁“黑材料”，基层单位的某种混乱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主力军”方面却似乎没有反应，市委内部也没有什么反应。

好像有多时没有说话的王雪，突然对他说，你怎么有心事在身的样子呢？这真让他吓了一跳，我是这样的吗？看来对于“喜怒不形于色”，修炼还不到家。

王雪说，“11·28”这把火，烧已经烧了，上有中央文件说要烧，下有革命群众说该烧。你不要想每个人都说烧得好，那是不可能的。反正就是统一思想的问题，不是统一到这个立场上，就是统一到那个立场上。你本来可以狡滑一些，但你做不到，你多数时候连世上有狡滑这么回事好像也考虑不到。奇怪的是，怎么执行了中央文件，心里反而不安、闯了什么大祸似的？毛主席的思想，是乾坤应当奠定在人民心情欢畅、人民感到天下是自己的这种基础上，这样的人民国家才强大。只有自己可以整群众、群众不可以碰自己这么一套，毛主席不允许，并且看作是最大的危险，是人民国家转向反面的表现。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下一个课题就是人民怎样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也就是直接管理从经济到政治到国家社会的一切。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何况是“黑材料”呢？那当然是不能允许的，是违反人民国家的性质的。

王雪好些时不跟他发宏论了，这时候又这样冲出几句来，他听了倒也不嫌多，不觉吟道，“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从小熟读的充满理想之光的圣贤之言，来到唇边，心中充满感动。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是对的，也是人类文明重要成果，哲学家冯友兰说要“抽象继承”，虽然这说法受到批判，但那意思好像还是有道理的，至于这道理用什么说法好，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继承古代思想成果，那可以讨论。有的批判是片面的、绝对化的，本身应当受到反批判。

王雪说，一部《水浒》，一面是英雄上梁山，一面就是统治者内部有两条路线斗争。所以它才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但梁山的道路怎么坚持下去很难设想，最后只有受招安，正好有个机会，就是北方发生了边患。合作是对的，问题是不应当投降，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所以《水浒》结局必然是悲剧。我说得对吗？

他很惊奇王雪在这方面的思考与发现。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但看来，有些东西，你要革，也难革掉，而有些东西，你不继承，也在继承。文化大革命，人民从精神上说，上面就继承着《水浒》，特别是继承着牛唐、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吴用这些人，只不过因时代的不同而有着一些不同。我有时真感到历史并没有前进多少，历史总是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不断重复。

王雪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活着历代的祖先，每一段现实中都有着从前的历史。不是有句诗吗，今人不见古时月，古月犹照今时人。

他叹口气，问，卫生系统有没有抢“黑材料”？王雪说，当然抢啦，到处抢，只要造反派有起码的力量和勇气，就会抢。医院里也有保护着不让抢的，就发生对峙和冲突，最后还是抢了。亭州医院没有烧材料，反而把材料抄成大字报公布了出来，那些材料就成了可笑、可耻、可恨、一文不值的东西。这大约也只有秦川这些人才想得出来。群众看了公布的“黑材料”，说，我们真心诚意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在整我们的黑材料，准备把我们打成什么分子，你说气人不气人？这是哪一家的做法？不干了，以后什么运动也不参加，什么亡党亡国，管它去！天掉下来跟我们无关！

他听了默然无语。

想不到，首先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却是那些被造反派称为保守派的组织。12月5日那天，程主任突然跑来报告，说“主力军”、“红色保卫军”、“同盟军”、“红老兵”，这些组织上街了，联合大游行，正朝市委而来。主要口号是什么呢？抢夺档案材料是反革命行为！还有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点点头，觉得这几乎是他预料中的。他说，等他们来了再说吧。

他在办公室等着。程主任电话报告说，游行队伍汇集在小校场了，满满的都是人和旗子。所谓小校场，就是市委东边一箭之地、古代亭郡试院面前的一个空场，大小可同时进行两场篮球赛，四周还可站起几层观众。那么就是说，大约三千人已经集中在小校场。他说，继续观察吧。过了一会儿，程主任电话说，“主力军”来了二三十个人，要求书记出席他们的大会。不去当然是不行的。这就只有下楼前去了。

走过机关大院，远远只见十几个戴红袖章的工人簇在“文革办”那里。一个为头的迎上来向他行了个举手礼，说，杨书记，我们“主力军”的批判大会，请杨书记出席，我们是来接你的！

正说着，东边传来高音喇叭播送的语录歌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另一些戴红袖章的工人从市委里面把老魏老黄也找来了，像是押解出来的样子。他大致明白了“主力军”要做什么。他在前头迈步走出，老魏老黄跟着他，戴红袖章的几十个工人又从而跟着，出了中山塔，向东边不远处的小校场走去。

高音喇叭语录歌声扑面而来，好像有一团热浪，立即把他们牵引、裹挟而去。

原来，“主力军”他们开的是“批判市委执行资反路线大会”。开这样的大会，说是“批判市委”，把市委书记和两个常委带到大会上来受批判或听批判，在亭州还是头一回，怎么还说他们是保守派呢？

满场是整齐席地而坐的很守纪律的群众，北边留了一片空地作为主席台，只有一张长凳，让他们三人并坐在长凳上面对群众，至于主持大会的、出来发言的、领呼口号的，还有戴红袖章的，都站在他们身后。作批判发言的一共有四个人，批判的内容大体是：“市委一些人”竟然承认“工反”是合法组织，竟然给“工反”三千元活动经费，竟然将演出革命样板戏的文化阵地给“工反”做什么“总部”，特别令人发指的是，11月28日这天，竟然支持“工反”一小撮人在市委门口烧毁了从各单位机要、人事、保卫、党委等重要部门抢来的机密材料，造成了性质十分严重的“11·28反革命事件”，这说明“市委一些人”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资反路线，一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无不感到痛心，而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国内外的一切敌对势力，却欢欣鼓舞……这样下去，不但文化大革命有面临失败的危险，而且将会危及党和国家的根本……我们真正革命的工人、农民、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红卫兵以及一切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社会的人们，对这种炮打无产阶级专政的行为，不但决不答应，而且要迎头痛击……我们奉劝“市委一些人”赶快清醒、悬崖勒马，奉劝一些领导干部，不要被“工反”一小撮人的什么“造反派脾气”吓倒，那只不过是反动流氓手段罢了，而应当看到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存在和力量……

这样的场面、处在这样的境地、而且不时受到言语的影射，令他有一种很特殊的恐惧，浑身的不舒服。他和老魏老黄不觉都把眼睛看着脚前的地面。坐在上面是早已习惯了的，但像这样坐在上面，从下面望过来的几千目光是完全不同的，古人云如坐针毡，的确如此。不过，那批判的内容，尽管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却有它的片面性。那一派的片面性跟这一派的片面性就这样对峙着、较量着，而他们夹在当中，他们的责任就是不能加重这种片面性，要说服、教育、化解、平衡。这种片面性倒也是好事，等人们这样折腾够了，就知道全面性在哪里，但看来为时还早，不是一加劝说就能改变。无数的球正在滚动、碰撞，有形与无形的棒还在击打、拨弄，一切远未到停下来的时候。

突然，一个人站到前面，对群众说，下面，我们请市委杨书记表态！接着就有人领呼“11·2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口号。而后全场寂静，就等着听他表态了。

他说，今天，亭州市革命群众组织“主力军”在这里召开批判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样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批判资反路线，就是要批判我们市委、特别是我的问题。我是市委书记，对运动中的问题负有主要责任，应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我们的批判，不要涉及、不要指向兄弟革命群众组织，而要指向市委、特别是我本人的错误，要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他就照着这个思路很坦诚地讲下去，全场寂静无声。

但他的话被领呼而起的口号声打断了，然后是一个人站到前面，以手示意他坐下，接着对群众说，我们今天的大会开得很成功，批判了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市委杨书记也做了表态。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不准牛鬼蛇神翻天！最后，欢送市委领导！

话音刚落，“批判资产阶级反路线”的口号声响起，那几十个戴红袖章的工人立即来到他们身边，簇拥着他们离开口号震天的小校场，这时他才看清红袖章上用大小不一的字体印着“主力军、纠察队”这些字样。

他们三人进了中山塔，“主力军纠察队”那几十个人也就完成任务转身返回了。他们三个默默无言继续往里走，就好像“纠察队”还在身后纠察着他们一样，其实是他们都不想说话，心里边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压抑、窝囊。

一直走到市委大院最后面的办公楼那里，就要上楼回各自的办公室了，老魏朝地上用力“呸”吐了一口，说，我操他个老刘！他跟我们招呼没有一个。简直开玩笑！我要把他叫来问个清楚，这是一出哪嘛通哪嘛的戏？他们这算个什么？算造反吗？

老黄说，怎么不算呢？也算。老魏说，我看不算！我们不认这个账！他们开这么个会，到底是跟我们闹，还是跟造反派闹？为什么要拉我们三个夹在当中？让我们跟他们串通吗？我们三个是具体处理烧材料的……

老魏忽然语塞，老黄笑道，你看，你弄清楚了，是造我们的反嘛。你不能把他们看成是服从我们、保卫我们的，这不是上了造反派的话了吗？老魏又狠狠“呸”了一口，愤愤言道，反正不是一回事！

他听着，不觉仰天大笑。老魏老黄看着他，他说，老魏，你真是一个性情中人，这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你如果能从真中看出假，从假中看出真，把有当无，把无当有，从善中看出恶，从恶中看出善，你就大彻大悟心平气和了。

老魏不解，问，真怎么能是假，假怎么能是真？有怎么能是无？无怎么能是有？善怎么能是恶，恶怎么能是善？我弄不懂！

他说，“主力军”今天拉我们三个去开批判会，是恶，但他们的用意，他们都说了，那就是善，这个善，不管你我认不认，坐在下面的几千群众是认的，所以口号声才那么的震天响。至于他们有没有认识上的问题，那是另一回事。同样，对“工红”那边也要这样看。

老魏点头。他又说，眼前的一切矛盾都是实在的，不是我们的幻觉，这就是有，但无论什么矛盾既产生了，也终究会消失，这就是有会变成无。日本鬼子打进中国，这个事实的发生是从无到有。论持久战，这就是从眼前看到将来，抗战胜利，鬼子的侵略野心成为泡影，鬼子就从有变成了无。反之亦然，不要看到他们回家去了，就以为天下太平无事了，要从地理、经济、历史、文化这些方面分析，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

“主力军”批斗了我们，在“工红”那边看来，“主力军”跟他们的对立是真的，而对市委的“造反”却是假的。“主力军”就是“主力军”，“工红”就是“工红”，就其本身而言，他们都是真的，清清楚楚，反映着文化大革命的矛盾。你等着看吧，马上“工红”还会特别摆出保卫市委的姿态，就像“主力军”今天特别地摆出“造反”的姿态一样。这不就是真假难分吗？所以啊，在真假之间，就连观世音菩萨也会大伤脑筋呢，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阿弥陀佛。

说罢，他又仰天大笑。老魏说，罢了罢了，惭愧惭愧，不值得，多谢老和尚一番指点。还有多少真真假假的事情等着我们啊！

但他所没有料到的一面，却表现得更为严重，那就是“主力军”在各单位统一行动，只要是力量占优势的，就把“工红”抢材料行动中的为首分子抓了起来，开全厂大会进行批判斗争，多数就在本单位关禁闭或强迫做打扫厕所一类的劳动，有几十个被押解进了“主力军纠察队”，也就是关进了工商联。“工红”基层单位的组织，如果是有屋子的，都被封掉。这当中发生了一些反抗和打斗，一些参加“工红”的工人逃出工厂，并且不敢到厂里上班，但他们随即接到了《勒令》，要他们到厂部报到。各街道居委会掌握哪家有谁是参加“工红”的，登门拜访劝其退出“工红”。这令他想起小校场批判会上说到的“迎头痛击”这句话并非空言，底下是有具体行动的。

看来，他对一切有失估计，他的手心有好一阵冷汗湿湿，感到自己犯了大错误一样，虽然市委里并不曾有人向他指出过，一切却向他说明着这一点。好像有一个比他这个市委书记还要高的领导人，或者说有一个实质性的强而有力的存在，在无形之中领导着、主宰着亭州市，而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表面的摆设罢了，到一定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可以用一个罪名来处分他的，虽然处分了他，他却仍然无法看见那个人或那个存在。老天，他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疑神疑鬼的了。

程主任、老黄，以至老魏，陆续向他报告了各方面的这些情况，王雪回家也告诉了类似的事情，比如秦川就被抓到工商联里去了，而不顾医院妇产科是多么离不开这个人（常有产妇指名要秦川接生，要不然就不放心、闹恐惧。秦川那一双细长灵巧、动作轻雅的手，很有名，生来是专门帮助产妇打开幸福之门的）。一切虽让他觉得无名的恐怖，但另一方面，他也调整着自己的心情，好像倒在等待着“工红”方面将有什么反应，但这种反应却迟迟不来，似乎“工红”已经被成功地压制下去、偃旗息鼓了一样。

这个反应的到来，却是一个晴天霹雳。12月10日，上千名“工红”的人突然出现在荷州地委门口，好像从天而降，或者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亭州方面对于这么多工人的出走，事先却毫无察觉，事情能做得这样严密，令人吃惊。

这上千人，是9日晚上从亭州出发，步行前往的，他们走了一百五十里路，走了一夜，有不少脚走破了的人已经在地委机关医务室里进行处理。

当地委的电话打来，这些工人的壮举甚至让他暗中有好一阵感动和羞愧。他立即派程主任急赴地委，去做工作，接这些工人回来。

这些工人在地委声称他们是被从亭州打出去的，这话把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压在了他的心头。在某种实质性的意义上，不能说这些工人是瞎说。荷州的造反派帮着亭州这些造反派弟兄、政治逃亡者印出了传单，说亭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这份传单已经摆在他的面前。

他想到了召集常委会，但不知为何又觉得是无意义的。他能让谁去说服、纠正“主力军”呢？谁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发觉自己对老宗失去了信心，可是他无法说老宗该对这一切负责，因为这等于像造反派一样说老宗是“主力军”幕后总指挥。即使能摆出一些根据来，那又怎样？他能跟老宗把脸撕破、在常委会上争论起来吗？他能明确说老宗是执行了错误路线吗？什么是错误路线，常委们是否已经有了共同认识？部、委、办、局的人们，各大基层单位的人们，亭州的这些各路诸侯，是否已经有了共同认识？没有。几乎所有的干部都在观望，他们嘴上不说，心里绝不理解什么叫做“错误路线”，或者也可以说他们乐意执行、暗中支持的，就是所谓“错误路线”，随时淮备给造反的群众“秋后算账”，把运动“收”起来，而后自己重新坐稳了江山。

王雪言谈中认为，不能抱着“一九五七年”的这种老经验看待这次运动，可是，他心里却越来越感到，最后必然还是老经验正确，可以说，这几乎不以毛主席的意志为转移。有些东西狠就狠在这里。所以，他如果对老宗一炮打出去，就一定是个哑炮，没有反应，落个黄腔，那以后他就不要想在亭州呆下去了，虽不会像工人们这样被打出去，但跟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小小杨敬尧可不是毛主席，这样一比，一切就很清楚了。

丢开这些不去说、不去想，有一件工作是要做的，一是要把情况向常委们通报，二是要请大家考虑：“工红”这些工人回来之后怎么办？起码总要说服“主力军”方面让这些工人能到厂里上班去吧？要请常委们分头做这样的工作。正好，《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发下来了，需要学习、部署，就这样，他召集了常委会。

他自己先把文件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意思很全面的文件。如果都能按照这个《十条》所指示的去做，那么运动就能走上比较有序的轨道。可是，《十六条》不是早已很全面地做过指示了吗？并没有能阻止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又需要随时地再发出新的文件，来做临机的具体的指示。当然，如果不搞这个运动，那这个运动里的事情就不会有。但因此而不搞任何运动，又是不对的。开展什么工作就会有什么事情，没有矛盾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他还是一时很糊涂地想，为什么要搞这样难搞的运动呢？做些好做的事情不好吗？考虑用缓和、柔软些的方法“反修防修”不好吗？何必这样大气磅礴、直来直去呢？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呆笨了一万倍，也幼稚了一万倍，头脑成为很原始的几乎一片空白的状态。

他说，现在开会了，首先传达中央文件。停顿了一下，他补充说，关于“工红”上千人跑到荷州去的事情，马上结合学习中央文件讨论研究。他把文件宣读一遍，说，我的理解，中央这个《十条》，第一条谈的主要是生产。要“坚决实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这既是对放松生产的纠正，又是对革命与生产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解答。

第二条谈的主要是革命。要“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两条加起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两条的先后，说明生产问题现在较为突出，但尽管突出，也不能就事论事抓生产，要依靠政治思想工作，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

这两条实际上是总论，以下还有八条，实际上是分论，比较具体一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工厂领导班子和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问题，还有上访的问题，工人“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问题，工人成立革命组织的问题，工人组织自身建设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工人之间、学生与工人之间如何交流经验的问题。很细致，很全面。

不但第一、第二条对我们有针对性，其余八条也都有针对性，我们要借这个东风来推动工作、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请大家深入讨论、发表具体意见。

没想到老宗开了个头，说，我拥护中央的所有文件，当然也包括这个文件。联系亭州实际，对这个文件的贯彻，看来不会风平浪静。我们天天贯彻《十六条》，但几个月以来，风平吗？浪静吗？这个《十条》，说明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很现实地集中到国民经济这个基本的问题上来了，所以要特地制定这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文件主要是告诉我们怎样去促生产，那就是抓革命。我们这几个月抓革命，出现了现在的局面，那跟半年以前，跟没有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学生、工人是这样前所未有地发动了起来，另一方面呢，中央又要发这个《十条》下来。而贯彻这个《十条》的本身，又不会风平浪静。那么是不是可以估计，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中央又要下达新的文件呢？我敢说，肯定还要有新的文件下达。事情就这样驴子转磨似的一圈又一圈地转下去。贯彻《十六条》，闹半年，结果是《十条》的下达；贯彻《十条》之后呢？再闹两个月，然后中央再下个几条，依此类推，直到结束。我说的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将表现为一个时间不会很短的过程，什么时候他们把自己教育好了，或者相对地把自己教育好了，什么时候就不需要中央这样专门为他们下达文件来引导他们了。我说相对，就不是说遥遥无期，毕竟一次运动作为一个阶段总是要过去的，如果弄成遥遥无期，那就不好说了。

具体而言，贯彻这个《十条》，涉及两个方面的工人，如果只涉及一个方面，那就要简单得多。上千名工人跑到一百五十里以外的地委去了，他们的情况，跟中央文件正好对得上，那这个中央文件，对他们而言，就是东风。怎么就正好对得上的？说明全国也有这个情况，而且比亭州更典型更严重，直接促成了中央要下达这个文件，也说明了一种规律性的东西。

毛主席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东风势必就要向西风压过来了。西风是哪个？是“主力军”嘛。我们怎么办？好办，人民内部矛盾。但这个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有特殊性，说是涉及两条路线斗争。你“主力军”是执行了资反路线，是保守派、保皇派，要打倒、要解散，让我们革命的造反派来主持一切。可是“主力军”不吃这一套，而且人多势众，里面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复员退伍军人、要求进步的人，出身红五类的占大多数，他们一向是最要求革命的，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你能让他们承认自己执行了什么资反路线、成了跟毛主席党中央背道而驰的人吗？接受不了！

再看看“工红”那边，里面有许多不良分子，出身有问题的人起码占五分之一，中等出身的人占多数，好出身的占少数，共产党员几乎没有，共青团员占的比例也不多，学生里面也是这样，总之很不纯，反而要说他们是革命的、正确的，成了左派，怎么说服人？这个工作怎么做？

人民群众现在就这两个标准，一个是路线，一个是出身，两个标准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革命，你说你是革命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认为你是好人，我认为我这个人不比你差。各执一是，都不服输。那么，到底我们的办法在哪里？就是杨书记刚才说的，我们怎样具体贯彻中央的这个文件？我一考虑，这些问题就抢先跑到我头脑里来了，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吧。

老宗的话，其实也就是他开会之前大体想到过的，那么别的常委也一定有共鸣，可是，这样共鸣下去，哪里能拿出具体的办法来呢？那不是要干脆上书中央请求取消这个运动吗？当然不行。老宗的立场其实并不真正站在当中，假如是真正站在当中，事情一定要好办得多。但这不好明说。

他抽了一口烟，举手在桌上轻轻一拍，说，老宗刚才说的，我心里也有，想必大家心里也有。确实令人感慨系之呀。矛盾很多、工作很难做。但是，我又想，只要这个运动还在开展，这些问题就会有。开展什么样的工作，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假如我们什么运动也不搞，那也会有什么运动也不搞的情况下的问题。

反修防修嘛，不反不防就会修。中央《十条》不但提出了问题，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总的方法。那还是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比如刚才说到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就要靠群众自己认识到，甲不能把乙说成保守派，乙也不能把甲看成反革命。但当群众还不能达到这个认识的时候，那就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反过来说明群众自己还没有教育好自己，也就没有能把自己从这种矛盾之中解放出来，用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说的，就是还没有能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还局限、束缚在某种不正确认识之中。

我们当然要不断地去做工作，但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的实践才能对他们产生最好的教育效果。人有时不自己栽个大跟头就没有教训嘛。可是我们又不能袖手旁观，不能等着他们栽了大跟头再说。我们至少有引导的、及时提醒的责任。我们的工作，就从这里下手。要去接近他们，既接近这一边，也接近那一边，做双方的说服工作。至于他们觉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能性急、着躁，要学诸葛亮七擒孟获，耐心、从容。这个《十条》说明，中央是有这个耐心的，那我们也要有这个耐心。

以亭州群众组织双方来看，看成反革命比看成保守派要严重得多，反革命一类的问题是敌我矛盾嘛，你把人家看成敌我矛盾了，人家当然不能接受，要抗争，要上访。你说人家是反革命，人家不过说你是保守派，相较而言，还是你厉害嘛。所以，把人家看成反革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现在矛盾激化，被看成反革命的，跑出去了，正好符合中央文件上说到的情况，动员他们回来，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要从矛盾的主要方面下手，就是说，首先我们市委不能认为他们是反革命一类的人，其次我们还要说服“主力军”这方面，放弃某种老的观点和态度，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十条》上来。这个工作做好了，才能把人从地委门口劝回来，以后不会再跑出去，并且双方能正确处好关系。

我注意了一下最近以来的中央社论，跟这个《十条》的精神是一致的。怎么一致？首先，不赞成把革命群众看成、打成反革命，其次，也不赞成把另一部份群众说成是保守派、保皇派，只说他们是受了错误路线蒙蔽。受蒙蔽嘛，自己是没有责任的，责任在蒙蔽他们的人。

当然，我们在亭州还不能说、也不必说“主力军”就是受蒙蔽的一方，受蒙蔽总之不光荣嘛，好像在这么大、这么重要的政治运动中犯了错误，这也不太好接受，正如老宗刚才说的，怎么我们这么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向党靠拢、党所依靠的基本群众，都犯了错误，那些平时表现不怎么样、政治条件不怎么样的人，为什么反而是正确的了？叫我们怎么判断人们的政治觉悟？以后的工作是不是要倒吃甘蔗、反过来依靠那一头的群众？是不是要把天下重新摆弄一下？这好像不大对头吧？这种疑问是很自然很合理的，我也支持。

但现在的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主要问题是“工红”这一方确实一向被视为反革命一类的人，如果不改变对“工红”的这种看法，他们永远要闹，问题永远不会解决，不从这方面做工作是不行的了。中央也已经为我们指出了方向，就是首先不能把“工红”这些人说成反革命，然后也不能把“主力军”这些人说成保守派。清清楚楚。至少目前情况下，我们只有照此办理，才是出路。釜底抽薪是不可能的。什么是釜底抽薪？就是结束运动。那可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而且我们不应当这样去想。现在请大家进一步出主意，并且还要准备分头做工作。

常委会就这样艰难地开了下去，结果决定了两条：第一是让老李辛苦一趟，到荷州去，跟老程一起做工作，宣传中央《十条》，说明市委全面贯彻《十条》的态度，动员“工红”的那些人回来。第二是召开两个会议，一是把“主力军”这一派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请到市委来，跟他们一起学习中央《十条》，统一思想认识；二是召开全市支部以上单位负责人会议，布署中央《十条》的贯彻执行。

跟驻亭州部队联系，借了一辆吉普车，老李匆匆出发，时间已经是11日下午一点多。关于召开两个会议的通知，很快发了下去，决定于12日上午跟“主力军”等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下午跟全市各单位负责人开会。办公室的笔杆子按他说的意思抓紧起草他在这两会上的讲话稿。

11日下午四点多，老李打来电话，报告的消息是忧喜参半，说“工红”决定分一半人跟他回亭州，另一半人过江，要与刘克成等人会合，到华东局上访。老李劝告他们全体回亭州，但劝告无效。

快七点的时候，老李回到市委，向他汇报，说在地委帮助下，调集了十辆车子，把“工红”五百多人带回来了，已经在亭州汽车站各散回家。另有五百多人阻拦不住，过江到京口火车站去了，老程现在跟着那一拨人，继续做劝阻的工作。

他肯定了老李的工作，让老李回去休息。他点起一支烟，不觉哈哈一笑。看来常委会所做的只能是尽力而为，一切将不会如设想的那样有了中央《十条》就能把工作做下来，老宗在常委会上连讽带刺说的一些话是有道理的。办公室用打字机把讲话稿打出、送来了，他坐下审阅，拿起笔来，心中有许多好的意思如泉而出，要加进讲话稿中去。

讲话稿修改了两次，清样时已经是九点多。站在办公楼栏杆边向外望去，机关大院里树影下少数几盏灯光映衬出浓黑的夜色，而亭州小城更是一团漆黑，显得万分的宁静和太平，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他让办公室的人们回家休息，而他还想独自再呆一会儿。他抽着烟，考虑着刘克成明天将率领五百多人出现在华东局这件事，这对于亭州市委，当然有着很大的压力，至少他得考虑市委如何回答华东局的询问、如何向华东局表态。

事实的发展，已经让他不能不承认，尽管他一向自认不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却终于是“很不得力”的，不管他怎样努力，都注定要可悲地“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这真让他前所未有地有点沮丧。

他一直是要把工作做好的，文革以来劳心劳力的程度，比起文革之前，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真是寝食不安，可是看来还是不行，很难达到党中央毛主席所要求的那种境界，同时也没有能让群众和干部满意。真是难哪！问题不是没有尽力而为，而是尽力而为了也没有用，还可能会适得其反。

作为这次运动重点对象的“走资派”，至今没个标准，比如符合哪几条就算是“走资派”，怎么定性，怎么处理，从《十六条》上还看不出来。是否就是让群众运动来大浪淘沙，使那个可悲的“百分之五”，像可怜的鱼儿，被暴露在退潮的沙滩上？这好像有点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大而化之的意思。比起有多少亩地、雇工多少人，就算是什么成份，那可要复杂得多。他这样的人至今心中没数，造反的群众又有多大的数呢？可是他们却这样起劲，还要到华东局去！华东局是什么地方？是党中央委派的领导着六省一市的大区领导机构，即使是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也不能随便就到那里去谈什么问题，何况是刘克成和他的五百工人呢？但如今就可以，而且理直气壮，就从京口坐火车去了，就像到外婆奶奶家去一样。

但中央《十条》的第七条对这种上访，在原则上竟然是肯定的，说“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只是刘克成他们去上访的人未免太多了一些，这大概也应当是出乎中央预料的吧？天翻地覆、礼崩乐坏，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场针对自己内部的、既来自上层又来自下层的“革命”，却是我们自己发动的。

他想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以讽刺笔调引用的梯也尔的话：“我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让秩序、正义和文明终获胜利”。老宗发狠时所说的要有“复命为常”的一天，恰巧也是此意。历史虽不可简单比拟，却真有惊人相似之处，而历史的结局大约不可避免还是这样。

他忽感无言欲泪，既为这“乱”，也为将来终归要收拾这“乱”。一乱一治谓之史，总之是生灵涂碳。恍兮惚兮，两军交战，尸横遍野。但这种超历史的蠢叹是没有用的，历史就是这样会不断产生矛盾冲突。

不管怎样，信心不能失去。在历史面前，感伤主义没有用，还可以说是虚伪的或反动的。中央《十条》说明中央没有失去信心，而且中央很有耐心，好像是把一颗真心、把事情的成败利钝，都交给群众了，当然，也不等于是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而是在积极引导，《十六条》和《十条》处处都对群众体现着一个“诚”字。这样去想，也就得到了很重要的启发，汲取到了把工作继续做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没有想到，当天夜里，就在他熟睡之际，“工红”有了一个大动作。十一点的时候，亭州小城早已漆黑一片、空街无人，就连狗见了人也避开不吠。他们有数百人悄然出动，突然出现在工人文化宫门口，呐喊着“冲啊”，惊天动地，冲了进去。那是“主力军”总部，里面“主力军”的上百名人员被梦中惊醒，束手就擒。“工红”就把里面的上百条被单、十几辆自行车，以及电话机、打字机、手摇油印机、各种办公用品、大量纸笔墨汁、油墨、广播器材，甚至还有桌椅、脸盆之类的，劫掠而去，留下了一个遭受洗劫的现场和那些被赶在一间大屋子里的狼狈不堪的“俘虏”。大门口“主力军”总部的牌子被卸下扔在地上，上面用油墨污蔑性乱涂，改成了“造谣保皇司令部”。现场的这一切，被闻讯赶到的人用相机拍了下来，当夜就送到照相馆洗印出照片。第二天一早，“主力军”的大字报上了墙，题为《12·11抢劫真相》。把那些照片也贴在上面，向“全市人民”揭露“工反一小撮暴徒”如何半夜抢劫并且打伤了“主力军”总部的值班人员，其中已有十多人被送往医院救治。“这些暴徒采用不光彩的突然袭击的方法，半夜而来，行凶打人，肆意抢劫，而后迅速逃逸，当我纠察大队赶来时，他们已经携带所抢劫的物资逃回他们的巢穴港务局……”。这份大字报的传单以及一套照片也送到了市委，他一上班，就立即看到并知道了情况。

但“工红”方面很快也有《“工红”司令部声明》贴上大街，直言不讳说对这起事件负责，并且义愤地写道：

“试问，他们为什么能占据工人文化宫作为‘总部’？为什么他们能占据工商联作为‘纠察大队’？他们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新被单、新自行车、优良的宣传设备和用品？是谁在支持他们？是什么人手中有权这样做？而我们革命造反派为什么就连起码的笔墨纸张也很缺乏？所谓把剧场给‘工红’使用也成了一句空话，那里反而成了‘主力军’的又一个顽固堡垒。一个得到宠爱和支持，一个被蔑视和剥夺，这一切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一定要把人家从文化宫睡得暖烘烘的新被单里赶出来，也不是一定要使用那些优良的物品，我们是要和全市人民一道弄清‘主力军’的性质。如今，物证俱在，就陈列在港务局，感兴趣的人们不妨来看一看，自己思考并且判断一下，光是‘主力军’总部值班人员就有一百多个，而且他们拥有这样的条件，一百多条被单全是市委招待所的，十几辆自行车全是新的，打字机两台也是新的，还有高级的手摇油印机，纸张笔墨拿也拿不完，他们到底是个什么组织？这还不昭然若揭吗？一切还在受蒙蔽的阶级弟兄们，也该是你们觉醒的时候了……”

他看着“文革办”送来的这些材料，联系近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感到了白热化的一种形势的到来，有一种“决战”或“大战”之前的空气。他气息加深、心跳加快。但他让自己镇静下来。他指示办公室，原定上午跟“主力军”方面的负责人的会议，以及下午的全市支部以上单位负责人会议，如期召开，不受任何干扰，坚决贯彻中央《十条》，原定讲话稿照用。在会上，他要就“工红”夜袭“主力军总部”这件事发表意见，对这样的行为当然不能肯定，但要求大家克制、冷静，不允许“以牙还牙”，市委需要继续观察，暂时不作任何调查。

他最关心之处，其实不在亭州，而在上海，刘克成那五百人到了华东局吗？情况如何？老程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报告情况？

12日的两个会正常开了过去。在上午的小会上，他要求“主力军”顾全大局，不再纠缠“工红”冲打总部的事件，而用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党中央《十条》。凡是所抓“工红”方面的人员，一律放出来，你“主力军”没有抓人、关人的权力。“主力军”应当在各单位带头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高姿态对待“工红”人员。在下午的大会上，他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忍辱负重，以对党对毛主席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展工作，要把中央《十条》恭楷抄写张贴在厂的大门口、厂里人流多的地方，并且印成传单发到车间、班组，正面宣传中央精神，做好本单位两派工作，化解矛盾。抓革命要抓到每一个人心里，促生产要促到每一个环节上，有抓有促，有促有抓，抓中促，促中抓，上产量，保质量，踏实细致，坚持不懈，心诚则灵，必有成效。他的讲话，把上午的会开得笑了起来，把下午的会开得鼓起掌来。虽然人们一向都认为他善于作报告，但他似乎只有现在才感到自己好像真的有一条三寸不烂之舌。

这一天基本平静，两个会议没有受到干扰。但到晏下午的时候，工商联门口开始发生骚动。那门口本来就是大街人流最多的地方，左右和对面是茶叶店、钟表店、副食品商店、医药店、绸布店、饭店，可称亭州大街的繁华段，自从门口挂上“红老兵革命委员会”和“主力军纠察队”两块牌子，与同一条街南边繁华段的工人文化宫“主力军革命职工总司令部”遥相呼应，当中还要加上“主力军文化支队”掌握的亭州剧场，形成三角形态势，控制了作为亭州最主要街道的“盐司街”，一般所说“上了大街”，就是指上了这条街。工商联就是古代盐司衙门所在地，后面深巷通往北城河，巷子里有个“管王庙”，供奉着管子，以纪念古代盐税创始人管仲。这条街，加上市委门口的中山塔小广场，再加上市委东边不远处的小校场，文革以来成了人们发表演讲、展示力量和互相对峙的政治舞台。大街两边凡有墙壁之处，也就成了大字报、大标语最集中的地方，人们每天从这些墙壁上获知本地的运动情况，以及偶尔有好事者所转抄的来自北京的大字报之类。

12日晏下午的骚动，情况先是街上不知何时起渐渐人多，就像暴风雨之前风云的自然集聚一样，后来就发生“主力军”的两名人员被围攻，也就是让他们站到高凳上去，要他们回答“主力军”是什么组织？这两名人员，一个是城中小学的副校长，一个是文化馆的副馆长，在街上不知说了些什么，惹恼了不同观点的人，而且认出他们是“老保”，是以前在市委门口围攻学生的“干将”，于是十分痛恨，加以围攻。

“主力军纠察队”闻讯出动，据说许多是肉类加工厂的，也就是屠宰工人，正是“尹司令”直管的实力，全是近郊远乡的农民合同工，力大气莽，唯命是听，不可阻挡，不但一下子冲散人群，救走了那二人，而且在纠缠之中反抓走了“工红”方面的六个工人学生。人们就涌堵到工商联门口，叫嚷要“主力军”放人。形势对“主力军”有些不利，因为他们虽然有阵地（工商联）、有组织（纠察队），也有力量，却好像困守在里面不敢出来一样，而外面的人们虽然是临时的凑集，人却越来越多，情绪高涨，形成了对里面的围困之势。

他在市委里得知情况，感到事态的发展正与贯彻中央《十条》相反，而刚刚开过的两个会，好像都不过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不由得一阵灰心。如何能消弭这一紧张事态，却是火烧眉毛眼前急。如果派人到现场去，恐怕无济于事，还可能会火上浇油，也难保去劝说的人在冲突中不会受到伤害。需要立即跟双方的头头说到话，能立即联系上的，却只有“主力军”。他就让办公室打电话到工商联去，让“主力军”克制，一是如果确实抓有群众，包括以前抓的、现在抓的，要立即无条件统统放出去，不准继续扣留，二是全体“主力军”人员要想办法分散撤出，工商联里不留一人，三是如果无法撤出，就守在里面，不要往外冲，等待市委协调处理。得到的回答是，大门已经被冲开，二道门是古代的两扇大门，又厚又重，平时不曾用过，现在顶了用场，已经上了闩门杠，一时打不进来。因为各种原因抓在工商联里的人有十二个，但暂时无法放出去。“工红”已经封锁了工商联后门，连屋顶上都有了人，所以里面的人无法撤出。并且，“工红”切断了电源。吃水没有问题，本来就是用着一口古井。里面现有二百五十多人，食品已经不多，晚餐只够每人分到半个烧饼。

他想了一下，要亲自到港务局去一趟，只有到那里去找陈安国这些“工红”头头，让他们动员撤围。但他被身边的人拦住，结果是让“文革办”的王科长去了。过了一会儿，工商联那边的电话打不通了，情况显得更为紧张起来。但他却接到了洪局长的电话。他问洪局长这会儿在哪里，回答说是在煤碳公司。他说，你吃过了吗？工商联里面你们的二百多人正在饿肚皮呢！洪局长说，这情况我们已经晓得了，书记你说现在怎么办？他说已经派人去找“工红”头头，让他们撤围。洪局长说，不会答应的，要不然就会向市委提出无理要求。他问洪局长，你们怎么打算？洪局长说，坚持到明天再说。他问，这一夜里面怎么过？天冷啊。洪局长说，里面有一百多条被子，他们可以轮流睡一会，不至于冻死人。等到天亮就好办了。我打这个电话是向市委做检讨的，让书记操心了。他忍着心头恼火说，群众运动，不能怪你们。那就明天再说吧。他看着窗外的夜空，是的，不管用什么办法，也已经急不起来，需要等到明天。也许，夜深以后，工商联门口的人会自动散去，屋顶上的、后门口的人也会自行撤走，里面的人就好出来。

派到港务局去找“工红”头头的王科长回来了，报告说，港务局里是有一些工人，但他们不知道陈安国这些头头在哪里。他叹口气，点点头，说，大家晚饭还没有吃，情况都基本清楚了，暂时也没有办法可想，除了值班的，都回家去吧，我也回宿舍，明天再说。他对负责安全的公安局牛副局长原则地布置了几句，就回宿舍而去，至于工商联门口和工商联里面，也就只有顺其自然、听之任之了。

想不到却是一觉到天亮，而且是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的，一看时间，才六点半。打来电话的竟然是“文革办”的程主任，从上海打来。电话里说，一直跟工人在一起，于当天晚上到上海，五百多人没法找到睡的地方，就在车站囫囵过的夜，第二天到华东局去。虽然登记了，却一上午没有人出来接待，大约因为忙不过来。上海本地就有一些人在里面敲着一面锣要求有人出来接待，也找不到人。华东局里面地方很大，不知道负责接待的人在哪里。这样一直到下午，来了一位个子小小的女同志，名叫朱芸。问亭州来的人是谁负责，就让刘克成和他二人跟她走，坐上小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才坐下来谈。先让刘克成谈了一阵，接着又让他谈，后来又询问一些问题。刘克成汇报运动初期情况时谈到医校郁平这个人，朱芸很感兴趣，转过来就这个问题详细问他，结果就连郁平的老婆乔丽的事情也谈了。朱芸说，市委把郁平放出来是对的，再拘留进去是不对的，这样的历史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重新调查，弄个水落石出，当前运动不应当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上纠缠，何况不过是一个普通教员，应该纠正这一做法！这位女同志好像是认识郁平的，但没有好问。朱芸后来谈了六条：

一，亭州部份工人成立自己的全市性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亭州市委应予承认。

二，“工红”部份人员因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被打成或被视为“反党”、“反革命”、“牛鬼蛇神”之类，是不对的，应该取消这种歧视和政治压制，这方面所做的有关“秋后算账”材料，应予销毁，对于在这种政治压制中有群众被关、被打、或自杀，要有正确说法，处理好善后事宜。

三，文化大革命以来，凡是由“四清工作组”或本单位领导一手操办，而不是由群众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文革委员会”之类，是不合法的，应该按照中央《十六条》和最近的《十条》所指示的，重新真正在民主基础上选举产生。

四，亭州的“主力军”或有关方面，在厂里压制、打击、拘禁不同观点的群众，而造成一些群众逃出工厂，这完全违背《十六条》和《十条》的精神，“主力军”或有关方面，要立即纠正这种错误，让逃出来的工人回单位上班，并且不准扣除这些工人的工资。

五，对于打击各种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严格遵循《十六条》第七条的精神，不准趁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或者以此压制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对于历史遗留问题，更应该照这个精神办事，而不应当纠缠历史，以免影响运动正常开展。

六，亭州的“主力军”、“工红”以及所有群众组织，都要在运动中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不要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要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要抓好革命、促好生产，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另外，刘克成在北京时，还从中央文革接待站获有三条答复，内容精神跟华东局的一致。得到华东局六条，刘克成他们认为大功告成，所以同意让他打电话报告市委。刘克成以及全体五百多人过一会儿就要上火车到京口，然后从京口过江到荷州，估计下午两点到六点之间一定能回到亭州。到时他再打电话报告。

听了程主任的长途电话，一颗心放了下来。只要那么多工人没有出什么意外，就谢天谢地；只要华东局没有来责询亭州市委，就阿弥陀佛。至于三条、六条，他听了不觉得有什么异常，更不觉得不可接受，而且觉得高级机关的这些工作人员头脑清楚，说话有原则、有分寸，水平很高。

这边才下心头，那边又上心头，不知工商联那里怎么样了？正想着，消息随即也就到了，是办公室打来电话。原来，工商联外面的人一夜未散，里面的人实际上被围困了一夜。早晨，门口的人又越来越多，从木材公司搬来一根原木，正在撞击里面的二道门。他猛然想起中央《十条》上的一句话，“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这些话说得完全对，现实正需要照这样的指示去办，工作就应当从宣传中央文件开始。他随即就到办公室去。

第十四章 力尽（之十）

常委们不召自来，都聚集到了小会议室。他让办公室把所了解的情况作了报告，又听各位常委讲了一些情况和看法，他也报告了程主任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内容，然后归总说，今天可能将是文革开展以来，亭州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天。工商联那边对抗了一夜，现在外面正在攻里面，我们怎么办？如何劝解？这是燃眉之急。一方面要立即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要准备刘克成那五百多人下午回到亭州，他们带着中央文革的三条和华东局的六条，当然要到市委来跟我们见面，我们在思想上要作好准备。“工红”有了三条和六条，“主力军”怎么办？矛盾到底怎么解决？所以，今天我们都不要离办公室，随时都会有情况要研究。工商联那边已经不允许我们坐而论道，我们需要立即到第一线去，要不然我们就是失职……

老黄把手举起说，工商联那边我先去一下！他问，你去了怎么做？说什么？老黄正要说，却见办公室副主任兼机要科长捧着收音机进来，说，中央社论！屋子里一下子寂静无声，只听见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一种庄重严肃沉稳的声音重复说着“现在播送《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碍，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大家凝神屏气听着，这显然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社论，反映着全国的情况，代表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指引着运动的方向，而运动即使在亭州也显然到了一种紧要关头。根据社论，他心里对亭州形势将出现什么变化已经有了大致的判断，但他不能说出来，也无力阻挡和扭转，似乎倒有一种感慨和欢喜。

社论播送结束，常委们都默不作声，有的在沉思，有的脸上气色已经不好，有的表情很微妙。他缓缓抽着烟，说，等下午报纸来了，我们再组织学习、讨论。老黄你说，你打算如何做工作？老黄说，中央社论下来了，情况可能瞬息万变，刚才想好的一套可能不一定管用了。

他问，你刚才想好了哪一套？老黄说，我打算举着一个牌子到现场去，牌子上写一段中央《十条》上的话，“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我就站在这块牌子旁边，对群众作演讲，劝说他们停止对里面的进攻，有问题可以到市委来谈。

他举起手，往桌上一拍，说，你立即就这样去做！办公室马上把这块牌子做起来，就用硬骨纸贴上白纸，工工整整写上这句话就行了，写到“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另外再做一块牌子，刚才社论里好像这样说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办事。”你们拿录音核对一下，就写这个。这样的两块牌子，黄部长去，要走在当中，再跟去两个人，一边一个，用手举着标语牌，需要有这个庄严的形式。我们的工作不管怎么做，都要从宣传中央指示开始，要相信只有这个方法管用。

老黄离开后，他问公安局长老汤，现场怎么样？老汤说，书记放心，凡是这种场合该做的我都做了，另外我们也布置各街道居委会派人到现场认人，看看有哪些人比较活跃。他点头，说，你关照一下有关同志，注意黄部长的安全。老汤立即起身而去。

这时“文革办”打来电话报告，“工红”在市委门口刷了两条大标语：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常委们不觉互相看了一眼，心想造反派跟得真紧。他问，大家有什么要说的？都说没有。他说，那诸位就各自回衙，独立思考，有事再碰头。公安局的牛副局长进来，请示他：外面很乱，常委们要不要转移一个地方？他回答说：现在不能转移。

常委们散了，都回自己的办公室，他也到自己的那一间去，坐下来，抽着烟，沉重地思考起来。他从抽屉里取出党中央5月16日《通知》来，觉得需要再加以学习领会。这个重要文件，他没有让自己违反规定向王雪透露过一点点。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段用黑体标出的话上：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通知》的第四条是批判彭真说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主席就在后面写了这么一大段。他其实已经多次阅读，力求深刻理解，但总觉得只能从历史上来理解，如果从眼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来理解，就有东西“隔”着，最主要的是很难拿彭真这样的人，还有目前已经心照不宣的人，去对号入座，甚至暗想：毛主席是不是把问题说得太严重了？这些人可都是从前的得力辅佐呀！可是，毛主席的口气是这样严厉，对问题是提到了这样的高度，话是说得这样的彻底，有着铁一样的逻辑性和重要性，这又怎么理解？思想真是远远跟不上毛主席。

他读着这段话，感到好像是来自天上的隆隆雷声一样。也许，正如王雪说的那样，我们要到几十年后才能领会得深一些？现在可能就连“靠边站”的那些显赫人物自己也不一定理解？或者，他们倒是理解的，只是还不能承认这种实质？使人郁闷的是，这种思虑，却很难有能够谈谈的人，即使跟王雪也不能真正深谈，是他听王雪说得多，他自己说得少，而且总是要劝王雪在外面谨慎言谈，真是应了“明哲保身”这句老话。

运动虽然是中央号召、发动的，也就是说有一定人为性，我们有时会当作只不过是反修防修的一场“演习”，但事实上情况越来越真，运动越来越显示出自身有一定规律性，上层的重大分歧、社会的普遍矛盾，都是真实存在的。小小亭州发生的事情，竟然越来越及时地就跟中央文件、中央社论对得上号，真是令人不胜惊讶。而刘克成这些工人，上北京、到华东局，很自信地把自己跟全国联系在一起，就像一条不起眼的波浪理所当然地把自己跟整个潮流联系在一起一样。真有点匪夷所思。眼前两派群众的斗争，好像已经“你死我活”，这个“你死我活”，也好像就是《通知》上说的“你死我活”的一种反映。从理论上说，党内斗争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但看来，党内一旦发生了斗争，社会也就会有剧烈的响应。

《通知》还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这句话也是用黑体标出的。他好像这才前所未有第一次看到一样，打了一个寒颤。难怪全国运动都如火如荼，像大火一样上下全面烧了起来，难怪就连小小亭州的两派群众也这样斗得“你死我活”。

虽然群众不晓得有这个《通知》，但《十六条》已经体现了《通知》的精神，中央一系列社论实际上不断宣传着《通知》的精神。群众中的那些骨干分子，如史宏、刘克成、陈安国、张大同这些人，好像是特别心领神会的，他们起着带头作用。而像北京的谭力夫、赤兵那些青年人，也心领神会，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作出了强烈反应和坚决的抵抗。这些出身高贵的青年，家庭不一般，可能有机会看到《通知》，并且对上层的情况，对这场运动，会有特别的了解与认识，而跟基层的普通群众不同……他有点心惊胆颤地把《通知》收进抽屉，好像不敢再看……

小宗静一头闯了进来，神情重大，叫了一声“杨伯伯”，就把一份东西送到他面前，而后不声不响地在一旁坐了下来，捧着脑袋，就像上次给他看北京传单时那样心事重重。他拿起那份东西，只见一些既不能算是陌生，而又不可思议的词句，像芒刺一样，一句一句扎进眼中：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知……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委员的生命安全……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他努力镇静着，问，静儿，这是哪里来的？有什么情况？小宗静说，一个同学给我的，说我可以志愿参加这个组织，我不懂，我害怕。

他说，你来告诉杨伯伯，是对的，你不要参加。这个联动委员会，我不知道，从他们发出的这份《通知》看，他们是很错误、很危险的。你知道这个“联动”目前在亭州已经发展了多少人？小宗静摇头说，我不知道，这个同学告诉我，在我们亭州，第一批先发展县团级子女，第二批是科局级子女，很严格。

他问这个同学是谁？小宗静很抱歉地跟他摇头，不肯说。

他点头，说，你不想说就不要说，但你要负责转告这个同学，把我的态度告诉他，让他不要在亭州发展这个组织，让他拒绝执行这个任务，我明确地说，这样的组织是非法的，是很错误的。

小宗静点点头。他很想问，你宗真哥哥、建国哥哥，有没有人去发展他们？但考虑到不能给小宗静增添心理压力，也就不问了。

他叹一口气，说，静儿，你们虽然是中学生了，但在政治上还是小孩子，很多事情，你们不懂，你今天来问我，是对的，以后碰到这一类事情，也不要自己作决定，要回来问父母、问长辈的人，好吗？小宗静点了头。

他问，你宗真哥哥在家里画儿画得怎么样了？小宗静脸上春花一样绽出笑容来，说，画得很好了，老先生说他有灵气呢！

他也笑了起来，你也可以跟在宗真后面画着玩玩嘛，在家里多呆呆，自己唱唱歌，带着小妹妹，少到外面去跑了，现在情况很复杂。

小宗静的头又沉重地低下去，忽然抬头问，杨伯伯，我们为什么就错了？我们为什么就成了保守派？《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一播送，我们学校“红色保卫军”就不行了，许多人退出，跑去参加“红旗兵团”，就连小琴，也跑过去了。她本来是“红旗兵团”的，后来退出“红旗”，加入我们“红色保卫军”，现在又退出我们，加入到那一边去了，还在操场上发表演讲，在全校出了名，影响可大啦。

他问，小琴是谁呀？宗静说，她爸是手工业局冯局长。可“红旗兵团”那边明明是反党的，把曹校长都逼死了，怎么倒成了正确路线！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很不理解”，原来是这样，当然很不理解了！

他觉得这是对她不太好回答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嘛，现在情况很复杂，大家都不愿意当保守派，这是好事情，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股什么潮流来了，多数人会跟着跑过去，但你也可以站到一块岩石上观望观望，毛主席的诗句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嘛，还有“观鱼胜过富春江”。作为一个学生，没有必要让自己有心理负担，有很多事情不要着急，要有长远眼光，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有可能变成什么样子，谁也不一定说得准。假如有一天会变得很符合你的想法，那时你也不要过份高兴，对不对？

小宗静勉强破颜一笑。他继续说，但是，在目前，你作为市委领导家里的孩子，最好呆在家里，在家里也一样可以关心国家大事，由于干部子女的特殊身份，如果基本不到外面参加活动，对外面的事情不表示态度，暂时来说，我看也是可以的，你说行不行？能做到吗？

小宗静勉强地点了头。他多么愿意跟小宗静轻松地闲聊闲聊，但心中掛念着工商联那边，就把小宗静劝了出去。

时间已到中午，办公室让机关食堂给大家送来了简单的饭菜，三扒两咽的应付了过去。正想着老黄，老黄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突然出现了，样子狼狈，上身棉衣扯破，露出白生生的棉花来。他忙站起，让老黄坐下，老黄说，我赶快汇报情况。他让老黄别忙说，先到自己办公室去把饭吃掉，换件衣服，等会儿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研究。

常委们集中到了小会议室。老黄说，我们到工商联去时，大街上满是人，我和办公室两个同志往前走都有困难。但偏偏还有人“轰隆隆”把城建局的压路机开来，群众发出指责，那压路机上的小伙子却像个“二百五”似的笑嘻嘻不理，看上去处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之中。压路机在这么密集的人群中无法不让人担忧，我们三人就勇敢站到压路机面前，喝令停下。正好公安局一名便衣在旁边，抓住机会就爬上去跟那小伙子谈话，强令停机，并把小伙子拉到地上来。问了姓名、工作单位，问是“主力军”的还是“工红”的？小伙子说，我吃我的饭，我不管这些事。问为什么要把压路机开到街上来？回答说队长昨天就关照，今天要把压路机开到彩衣街工地去。哪你怎么不从青年路走，偏要从这条路走？你不怕压到人吗？小伙子说，青年路绕远了，这条路是直线，我慢慢开，哪个敢同我碰？看来这小伙子脑筋有问题，没有多说的必要了，就令其把压路机往后倒，停靠到路边一个空地上，公安局同志收缴了钥匙，开了收条，让小伙子回去叫队长到公安局领取钥匙。

处理了这个问题，我们举着两个标语牌，向工商联门口接近，人越来越多，好不容易挤到大门口，那里正在撞击二道门，传出“嘭、嘭”的巨响。我们叫着“停止！停止！”但就在那一霎之间，二道门撞倒了，众人“嗡”的一声往后一退，那两扇又厚又沉的木头门连在一起，慢慢向里倒了下去，“轰”一声落地，只见里面的人惊惶往里跑，外面的人喊着“冲啊”潮水一样涌进，我们就像浮木一样身不由己随潮而进。里面乱成一团，只听得一片“打！打！打老保！”的叫声，发生着纠缠和打斗，又听得说“老保从后门跑了！”人流往里冲，外面的人也像潮水一样不断往里涌。

我站到墙边花坛上，说着“工人同志们，我们是代表市委来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防一个工人虎狼似的一把将我拉了下来，手指抠住口袋，棉衣一下子就被扯破了。突然里面传出一片欢呼，许多人拥着、搀着十几个人，说是“找到了找到了，赶快送医院！”这些人就是被“主力军纠察队”先后抓进来的，其中有工人，也有学生，看上去确实吃过苦头，其中有人身体是有些不支了。一窝蜂往大门口送去。接着又有几个人被搀出来，也有脸上流着血的。人们嚷着“我们的伤员！被老保打伤了！快送医院！”又一窝蜂送走。有人呼起口号来，“打倒走资派！打倒老保！”

这时里面又有一些人走出来，只听得乱嚷着“搜到反动证据了！”人们给他们让路。原来他们手上都捧着东西，当中簇拥着两个工人，手上捧着的是金条、金元宝、金戒指、银元之类的东西，却向我们走来，当中的工人说，我是运输公司的，我叫郑林，这是我们从里面搜出来的，有国民党的旗子，有外国的旗子，有国民党的公章，还有这些金银，你们是市委来的，交给你们。

我一见那些东西，也有些触目惊心，从未见过，但马上想到工商联里有这些东西也不奇怪，因为有几个民主党派的办公室就设在里面，他们可能有自己特殊的工作。于是说，我们是来宣传中央精神的，工商联的这些东西你们直接送到市委“文革办”去。正说着，突然有人高叫“老保把效区的农民调来了！赶快往外冲啊！”人群大乱，一齐喊着“冲啊！”掉头往大门那里涌去。也把那几个工人裹挟而去。

一霎之间工商联里全空了，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只见大门那边确实涌进了“主力军”的人马，其中有许多人戴着“主力军纠察队”红袖章。这时我一眼看到了总工会的刘诚，而老刘也看到了我们。老刘走上来握手，说，让你们吃苦了。我觉得老刘率领“主力军”反攻过来是很失策的，就说，老刘，被他们打跑就打跑，你怎么又带人打得来呢？这下子谁是谁非能说得清吗？老刘无话回答，这时一群“主力军纠察队”乱嚷着，从外面扭送进来十多人，往里送去，最后二人却押到我们面前。正是刚才要交金银器给我们的工人。“纠察队”说，抓住“工反”的盗窃分子！旁边的纠察队员就呈上缴获的赃物，正是那几面旗子和金银器等东西。那个叫郑林的工人说，你们血口喷人！我们是去交公的！市委的人晓得！我忙说，这事情我们晓得，是我们叫他们去交公的。叫郑林的工人大叫着说，东西交给你们了，我们不负责了！“纠察队”把他们往里推，他们挣扎说，你们干什么？我说，老刘，不要抓人关人。“纠察队”说，让他们交待了情况就放！说着仍把这两个人推了进去。

我对老刘说，我是代表市委前来制止武斗的，工作没有做得下来，这里你要妥善做好工作，不要再关人。正说着，“主力军”的人嚷着“让开让开”，从里面搀出好几个伤员来，脸上也都流血，显然是武斗中受了伤。老刘指挥着说，快送医院！我就带着两个随行同志离开，那两块标语牌也就丢在工商联的花坛边儿上了。

一出工商联，就觉得大街上气氛不对，商店都关了门，隔不多远就有一些“主力军纠察队”的人，好像是设卡戒严了一样，街上空荡荡，已经很少看到别的群众。从工商联到市委，一路上受到“主力军纠察队”三次查问，问我们是什么人？后来看到一大队农民打着“同盟军”的大旗，高呼着“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市委！”的口号，走了过去，农民确实是上了街。市委门口原先“工红”刷的那两条欢呼红旗社论的大标语，末尾被覆盖，写上了“主力军总部宣”。至于“工红”方面的人现在到哪里去了，是打散了呢，还是会有新的行动，这就不得而知。

老黄说过之后，会议室里沉默无声。他划亮火柴，点起一支烟。那火柴盒一面印有“京口火柴”四字，一面印有《水浒》英雄人物。他想到刘克成那五百人，这会儿该还在火车上，他们回来，加上亭州现有的形势，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可眼前的情况，已经让人觉得无从下手。老黄去宣传中央精神，可以说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真是收效甚微，事态照着自身的发展而发展，工商联的二道门还是冲开了，武斗还是发生了，这回双方都有了受伤人员。他不禁想到了“失控”二字，心中一阵虚弱。

老宗端起茶杯饮了一口，放下，说，我来谈！首先，我要坦白，黄部长说的这些，我虽然坐在办公室里，其实全知道，因为“主力军”的幕后指挥，就是我！

老宗这样一说，大家都吃惊，至少认为大可不必这样说。可是老宗还加强了一句说，确实就是我！现场指挥部就在工商联对面药店的小楼上，进出在后面的小巷子里，直接看到现场，神不知、鬼不觉，跟我这里通话不断。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向党隐瞒。情况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什么需要瞒啊藏的？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了，理直气壮！到一定时候说不定我还要赤膊上阵呢！

他心中真是吃惊不小，想用个方法来制止老宗说下去，但老宗那样子，势不可挡，就像大青牛怒起来一样。只见老宗继续说，别的地方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亭州的情况，我的眼睛没有瞎，眼睁睁看着乌龟王八想成气候，我们袖手旁观，行吗？用“秋后算账”警告他们，没有用；记载有关的材料，又不准；不支持他们成立组织，不答应；不给他们一个“总部”，不服气；不承认他们是革命的，你反动；不承认“主力军”是保守派，跟你闹；总之一切要顺着他们。代表着毛主席党中央正确路线的，不是我们，不是各级基层党组织，“主力军”更不是，只有他们是的。

现在他们出手了，抢材料，烧材料，抢剧场，打文化宫，打工商联，说不定明天就要来打市人委。我看，人民银行、广播电台、人民印刷厂、人民医院，还有粮库，这些重要部门，都要注意，加强保卫工作。他们是“反修防修”吗？他们是祸国殃民、是反革命暴动！

共产党从前不是领导过多少罢工、罢课，不是闹了农民运动、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吗？十几年前，我们这些人不是亲身参加了革命战争吗？但现在他们闹的什么？难道现在是旧社会、我们是国民党吗？我说他们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历史终究会证明我说得不错。

他们不是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我们市委、市人委里面有没有？他们指出来，拿出事实材料来，打倒就是了。如果是我，我听凭处置，我回老家种田去，免得为了我一个人闹得全市十几万人民不安。全市基层党组织、各单位，一共有多少中等的和小小的“走资派”？按百分之五计算，也打倒就是了，也免得为了这少数人闹得鸡犬不宁、不好好生产。那么这些人打倒之后呢？是谁来替代、填补那个百分之五？是他们，还是另选别人？他们当然认为，至少有他们一份，这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但是不是党中央的政策呢？照我看不会那样简单。党中央也没有这个允诺。他们是亭州俗语说的，“头想尖了，戴笋壳儿”！

还要说一个道理，他们替补上来当官，就不会变“修”了？他们也是人嘛，我们过的桥也比他们走的路多，他们凭什么就不会变“修”？凭什么他们就可以教训我们、取代我们？这是一；第二，以后呢？那就又要由以后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来造反，来罢官，来抓百分之五。这就是今后我们国家的正常秩序吗？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要在下一个百分之五里占多数，因为他们受的教育和锻炼少嘛！再往后呢，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总之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后面的来剃前面的头，说不定是越剃百分比越高，一直到剃完为止！

我不相信一个社会可以这样发展，我也不相信我们就这样走向共产主义。一句话，我不相信！你要让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防止各级干部特权自私，可以，那要通过建立制度，有序进行，逐步完善，怎能这样大闹天宫？我虽渺小，我不能让造反派这样成气候，不能让文化大革命在亭州这样发展下去。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我举双手拥护，但我认为照目前这样搞下去没有出路。方向对，理由足，还要方法对、还要有秩序才行。毛主席不是说过吗，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方法是用船呢，还是用桥？这是不同的。说不定就连船和桥都不要，裤腿子卷起来就过去了，还说不定要走几十、几百里下去，才有过河的办法。

老魏有点斗胆似的插话说，老宗，你发展了毛主席的话了。

老宗很严肃地说，这个玩笑不要开！运动以来，我们除了六、七、八三个月比较主动，后来一直被动、越过越被动。造反派的工人、学生跟我们闹，一直闹到现在，越闹越大，总之像是要把一切闹翻个身。要说他们是正确的、伟大的，要说我们是错误的、落后的，要说我们这些人一夜之间就过时了、无知了，打死我也不服气。

按照他们，就要把“主力军”、“红色保卫军”、“红老兵”都看成受了错误路线蒙蔽的保守组织，要加以解散，要形成他们造反派工人、学生的一统天下。如果“主力军”错了，我们当然也错了，因为我们在他们说来，是支持这些组织的后台老板。是的，我们跟这些组织当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我们要承认，不能过河拆桥、翻脸不认账。但这样就只有“工红”这一面是“革命左派”了。你们说，这样行吗？那么多基本群众的工作怎么做？亭州的情况，对照上面社论的意思，第一就要肯定“工红”这些人正确，第二是要求他们能团结“主力军”这些人。这是有主有次，有左有右，有对有错的，区别很清楚。这能行得通吗？这样的工作能做得下来吗？如果这样，真是改天换地了，跟解放以来十七年的社会格局都不同。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当左派，党团员倒不怎么样了，什么“反修防修”且不说，首先一条：我们的政权还能稳固吗？我表示极大的怀疑！我考虑来、考虑去，党中央、毛主席不会这样做，运动到最后不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如果是这样，你们把我的眼睛抠掉！我决不扛顺风旗，决不顺风倒，在一定程度上我还要开顶风船，就是不能让造反派得势，全国的我们管不了，亭州的我们总还应当管到一点。

如果全国各地都让造反派得了势，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只怕没有等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让我们“和平演变、亡党亡国”，这些造反派眼前立马就要让我们完蛋了。决不能引狼入室，不能被造反派的气势汹汹吓倒，也不能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不能小看他们年纪不大，要看清楚他们野心不小。

如果说“主力军”他们受了什么蒙蔽，那么造反派的群众是不是受了什么蒙蔽呢？我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我也是这样采取我认为正确的一些措施的。如有错误，我甘当其罪。在这次运动中，我不求有功，也不求无罪，我肯定是有罪的，但我终究无罪。

文化大革命强调独立思考，强调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那我们也不要剥夺自己的这种民主权利。我们这些人也是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的，资产阶级还说过“天赋人权”，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部队里的一分子，思想上怎么能低于资产阶级而不正视自己的民主权利！那不是奴才思想吗？我们在党内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在社会上也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光是造反派有民主权利，我们没有，哪有这样的道理！即使是正确的东西，如果不是用民主的方法来实行，如果侵犯民主，那也是不行的，正确就会成为错误，它不会被当成正确载入历史。

历史是谁来写？是最后胜利的人，还是最后失败的人？嘿嘿，这个问题我不回答，它也很清楚。对于不民主的东西，比如造反派，我们有权利抵制、反抗、打击！反者道之动，你造我的反，我也造你的反，最后谁反得过谁，那就听凭天意了、只有天知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且放在一边，先把眼前这场斗争奉陪到底再说！我看，要尽快让“主力军”方面到体育场开一个万人大会，显示一下力量，鼓舞一下士气，到时我们要有人去出席、讲话，如果大家有顾虑，那就是我去，我不怕！

老宗如此这般还说了一些话，总的来说，有点“石破天惊”，大家不好表态，僵住了。负责记录的秘书科长早就停了笔，觉得不好记录、不敢记录、不能记录。

会是不能这样开下去的，这样开下去要犯错误。他抽了一口烟，微笑着说，老宗的发言，是学习了中央刚刚发表的第十五期社论精神，联系了我们本地的实际。我们看问题、谈问题，就应该这样深入、务实。他停顿了一下，注意到他这样一说，大家松了一口气、放了一颗心，因为他把一个很险的弯子不露形迹地给转过来了，就像让大家脱离了某种险境一样。

他说，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要进一步联系实际，把当前要做的、能做的工作，做起来，做下去，做好它！

他继续说，我所得到的情况，又有了新的发展，眼前最急的，一方面是群众组织之间的冲打，而另一方面，是生产、生活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更急一些。

还是党中央几天前、十二月九日的《十条》，对问题抓得准！其中说到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说到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说到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说到工人之间、工人组织之间的交流，应当是在业余时间。如果能做到这些，那我们亭州的所有问题，就等于都解决了！所以，千条万条，要抓住一条，我们作为市委、市人委，要以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来开展工作。

冲打工商联的“工红”人员，主要是运输公司、港务局的，这两个单位基本是“工红”的势力，煤碳、石油、粮食、棉花、各种物资目前滞留码头、无人卸货，不出三天，全市人民生活就要发生恐慌，一些生产就要受到影响。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我已经跟有关的基层当权派通了话，请他们忍辱负重做好工作，但到现在为止，工作还没有做得下来，当权派现在是很难起什么作用了。

我想我们要尽快跟“工红”的头头取得联系，约见一下，让他们能顾及全市生产生活的大局，动员港务局、运输公司的工人恢复生产，让留港的船只赶快卸空离港，把物资运送进库。这个问题由“文革办”负责，立即找到陈安国，让他到市委来，由我和老宗亲自跟他谈一谈，把这个压力给他，把这个考验给他。

正说着，突然的电话铃声让他们一惊。办公室主任接话后说，是“文革办”打来的，有好多辆汽车到了门口，车上下来好多工人，已经在市委门口集中站队，是到华东局去的工人回来了，街上还有大批工人涌来，都打着“工红”的旗子……。他轻轻一拍桌，觉得自己血液膨胀，有点歇斯底里似的笑着说，来得正好！老宗脸上阴沉下来，眼里冒着火。这时，老程一副狼狈相出现在会议室门口，站在那里，不敢进来似的。老李说，程主任，站在那里做什么，还不快来报告情况！

他冷静着指指椅子说，程主任你坐下来说。程主任被一种强烈的失责感压抑着，又狼狈又羞惭，走近几步，还是站着，说，我被他们带着一起回来了，京口造反派调集车辆，把他们送回来的，都到了市委门口，底下他们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做好工作……

公安局汤局长、牛副局长在门口一声“报告”，问，常委是否需要安全转移，请指示！他从容吸了一口烟，用手势招呼他们进来，一边对程主任说，你尽到了你的责任，吃了不少苦，事态的发展，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你能安全把五百工人带回来，市委还要表扬你。你回“文革办”去安排工作，应付门口。程主任揩着眼泪答应了一声就去了。他对老汤说，你来得也快啊！老汤说，那么多汽车从公安局门口经过，情况报告到我面前，我马上就来跟牛局长商量，怎样对常委的安全负责。请书记指示！他说，我们这时候走不了、不能走啊。还是先不要动，等着再看情况的变化。汤局长就同牛副局长退了出去。

他抽了一口烟，看了一眼常委们，说，我们成为瓮中之鳖了！老魏把喝到嘴里的茶水吐到地上，说，谅他们不敢做什么！总有一天，他们现在的一言一行都是罪。

他问老宗，你怎么考虑？老宗说，看菜吃饭。他问老魏老李老黄，你们呢？考虑好什么没有？老李说，因势利导吧。老魏说，看他们怎么表演。老黄说，某种意义上我们要作好“以柔克刚”的准备。

他说，好吧，大家精神状态很好，意见也一致，我赞成大家的看法。那我们就等待着客人有什么行动吧。

客人的行动立即就来了一个始料不及。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才听得楼下有动静，二、三十个彪形大汉已经咚咚咚上了楼，兵临小会议室，四面站定，像是实行了包围一样，只差着手中握有武器。为首一人竟然就是刘克成。他心里冷笑说着，刘克成呀，你这个蜡烛做大了！只见刘克成打开《毛主席语录》，念道，“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说，“工红”战士在市委门口列队等待，请市委领导接见！

老魏手朝四周一划，问，这算是什么？难道我们成了俘虏？《十六条》上有这一条吗？刘克成说，我们是请市委领导接见。

老魏说，你是什么人？我还没有请教你的尊姓大名。刘克成说，我是华兴机械厂工人刘克成。老魏说，我拿着枪、拎着脑袋跟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的时候，你还在娘的怀里吃奶，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任命的亭州市委常委，你呢，就算你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目前还是在工人的岗位上锻炼成长，这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你我也不例外，我衷心希望你在运动中领好头、走正路，像这样领着人冲进市委常委会，对我们兵临城下、四面包围，是不对的。到底我们是敌人，还是朋友？是领导，还是被领导？

刘克成说，老革命的历史，是老革命的光荣，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照你这样说，工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锻炼成长就行了，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呢？我想，你不是宗进庭吧？

老魏一愣，老宗把手举了一下，说，我是宗进庭。这时，空气都好像为之一紧。刘克成说，那就请宗市长跟我们到大门口去，接受革命群众对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这真让全体常委倒抽一口冷气。他作为市委书记，这时是不能不站出来说话的了，他说，刘克成同志，我是市委书记，我对运动开展以来市委的工作负责，我到门口去跟群众见面，你们不能这样说进来就进来影响市委的工作，更不能随便就要把一个常委带出去批判。你们有事要预先跟我们联系，不要突然袭击，好吗？走，我跟你们去！

刘克成说，杨书记，对不起，我们今天的行动，是经过全体工人同意的，是符合中央刚刚发表的社论精神的，也是为了贯彻中央文革和华东局对亭州运动的指示。我们不是一点也没有联系，不是突然袭击，在离开华东局时，我们特地让程主任用电话向市委把情况做了报告。

刘克成手一挥，几个工人站到了老宗的身边。老宗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拿出红本本，说，我也读一段《毛主席语录》，好吗？刘克成说，你读。老宗念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跟你们去。说着挪开椅子就朝门外走，工人们跟了上去。

会议室里顿时像是大兵过后的荒寂。常委们看着他，他点起一支烟来，沉思着吸了两口，说，天大的事情，没有让老宗一个人扛着的道理，我们都去！他在烟缸里狠狠拧灭了香烟，手一挥，常委都跟在他的后面，到门口去。

到了门口，只见两千多工人戴着“工红”袖章，竖着许多大旗，席地而坐，把中山塔面前小广场坐满了，边沿上站着围观的群众，四面交通堵塞，但好在不是大城市，街上基本上没有机动车辆，并且四周小巷连通，要过路的行人自可绕道而走。看不到程主任所说的那许多汽车，大约把人送到就开走了。老宗已经被指令站在一张椅子上面对群众，而群众不断被领呼口号，震耳欲聋，冲天而起，其中就有“打倒宗进庭”。老宗的头颅不是昂着的，但也不能算是低着，既保持着尊严，同时也不藐视群众。

唉，人到了这种场合，自然也就好比演员上了舞台就得进入角色一样。老宗这就是所谓被群众“揪”了出来，眼前景象恍然不可思议，而他就领着常委们还有程主任等人为这不可思议的场面所左右，不期然而然地站到了老宗的身后和椅子两边，就像是给老宗当龙套、做陪衬，虽然是被动的，但也等于承认了本来不能承认的许多东西。

在老宗和群众之间留了一段距离，像是必要的舞台空间，刘克成和陈安国二人在这舞台的最前面，这时他们是这些群众的首领，是这个场面的组织者、指挥者，虽不是威风凛凛，却也是镇定自若，你很难把他们看作是车间里的一名普通工人了。

他的眼光不觉跟着刘克成转，心里好像觉得刘克成十分对不起他似的。实际上他对刘克成也是抱有惋惜之意，内心深处希望这样的青年工人如果不是起来造反该是多好，即使做一个老洪所说的逍遥派，也还是可培养的有用之人，而做了这个造反派，跟我们这样对立起来，做这种黑下脸来的事情，将来可怎么好呢？他心里逐渐抑制不住地有点痛恨刘克成，而觉得自己的眼光为之一变。

口号声一阵阵不绝于耳，“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热烈欢呼《红旗》批十五期社论发表”、“坚决贯彻中央文革、华东局对亭州的指示”，还有“打倒亭州的保守组织主力军”，“严惩主力军一小撮坏头头”，“打倒主力军幕后总指挥宗进庭”。当这些震天的口号腾空而起时，那站在椅子上的老宗，越发显得孤立和难堪，好像挨着一记一记的重锤，但他知道，老宗对这些，是无动于衷的。

刘克成亲自举臂领呼“打倒宗进庭！”底下群众一时也就特别地群情激愤起来，用特别大的声音响应着刘克成，老宗就像旷野大风中的一棵树艰难地坚强地挺立着。

刘克成宣布，下面，首先由我宣读中央文革接待站对亭州的三条指示，华东局对亭州的六条指示！刘克成作了宣读，又响起一阵冲天的口号声。这些指示，的确大长了眼前这些群众的士气和威风。

刘克成说，现在，我们“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对宗进庭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只见陈安国用他特有的铜钟一样的声音说，宗进庭，你好好听着，如果不服气，你可以反驳。陈安国就从口袋里取出稿子，口若悬河说了起来，但并没有朝稿子看一眼，显示着非凡的口才。

宗进庭被列数“十大罪状”：

第一，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听从中国赫鲁晓夫旨意，“大刮五风”，强迫命令深翻土地，说亩产万斤还不行，要赶安徽、超河南，结果把死土翻上来，造成大减产，粮食还要按照浮夸出来的数字外调支援灾区，结果造成粮库空虚、全市饥饿。

第二，一九六一年，把一些居民全家用欺骗手段下放到红星农场，一放了之，共有四十六人饿死在农场。

第三，一九六二年在红星农场以及四周八乡学安徽，进行包产到户，妄图改变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为“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呜锣开道。

第四，在亭州“四清”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之后，仍然拒不端正方向路线。

第五，文化大革命来到之后，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继续指向普通群众、一般干部，转移斗争大方向。当学校革命师生起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时，对革命师生实行白色恐怖，布置工作组，整理黑材料，围剿革命派，要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目的是扭转和扼杀文化大革命。在学生静坐期间，斗胆包天，猖狂极点，布置公安机关派便衣人员遮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工厂里利用“四清工作组”和有关当权派，推行资反路线，把敢于起来揭露问题、造走资派的反、敢于声援革命红卫兵的工人，定为“危险分子”、“反党分子”，整理黑材料，设置黑牢房，实行非法禁闭，扬言要“秋后算账”。

第六，为了掩盖其推行资反路线的罪行、保护自己，当革命的学生、工人起来斗争时，不惜抛出基层领导干部做“替罪羊”，同时利用工会、共青团等党的工具，欺骗群众，以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

第七，动用公安、街道等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基层组织，对革命群众进行监视和威胁，从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上加强白色恐怖，意图瓦解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干革命的学生和工人。据目前所知，在六、七、八、九四个月里，亭州各单位直接受资反路线压制而死的群众和干部就有八人，遭到不同程度打击迫害的群众不计其数。

第八，反对和阻挠成立我市工人阶级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并且把倡议成立“工红”的五十六人列入黑名单，布置给公安、街道以及各有关单位，加以打击迫害，妄图把“工红”扼杀在摇篮里。

第九，幕后策划、组织全市性保守组织“主力军”、“同盟军”、“红老兵”、“红保军”，以抵制、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亭州的贯彻执行，并且幕后指挥“主力军”打击“工红”，其分裂工人阶级、分裂学生队伍、破坏工农联盟、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恶目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复辟资本主义。

第十，早在一九四六年，宗进庭就拒不执行北撤命令，成为革命的“除奸”对象，后来侥幸逃脱，重新混入革命队伍。可见，宗进庭本来就是一个蜕化变质、阶级异己分子，一贯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道道地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意识到末路来临，于是穷凶极恶，阶级本性大暴露。我们勒令宗进庭作深刻反省，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全市人民低头认罪……

愤怒的口号声忽然中断，坐着的工人们纷纷站起，乱了起来，有工人来向刘克成、陈安国报告什么消息。陈安国吼道，集合！跑去整理队伍。刘克成走过来说，宗进庭，这次批判大会，到此结束，你可以回家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主力军”来保护你了。我们“工红”主动撤退，避免武斗。杨书记，各位常委，严峻的斗争就在眼前，希望你们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说罢就丢开他们，向工人队伍跑去。

只见工人已经列队，陈安国在激动地吼着，刘克成又上去说了几句，陈安国发出两声口令，整个队伍一个转身，从容向东开去。他和众人把宗进庭扶下椅子，老宗抬起头来，脸色铁青。这时，一阵跑步声让地面都震动着，“主力军”打着大旗从西面跑步而来。他掉头就朝中山塔里走，大家拥着老宗跟上了他。

他停步转身对大家说，刚才这一幕，老宗已经有过两回，我和老魏老黄也可算有过一回，以后，大家都要作好准备，毛主席从前不是说过吗，要硬着头皮顶住。我们每一个人，以后碰到这种场合，群众对我们怎么批判、怎么“打倒”，这叫做群众激情，我们要正确对待。停顿了一下，他以轻松的无所谓的口吻说，大家都先回去休息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完，他朝机关后院的方向走去。这时听得中山塔外面响起震天的口号声，具体也听不清。他觉得头脑一阵昏沉。

那天，意外的是，饭后他竟然睡了足足两个小时。用冷水洗了脸，头脑清醒过来，立即也就想到“工红”在中山塔门口批斗老宗的那场面、那情景、那十大罪状，其实对他刺激是很大的，对常委们的刺激想必也很大，虽然中午以后还不曾见面，但他们将会说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无论是老宗，无论是他，本来似乎也是有思想准备的，而现实也就一下子出现在眼前了。虽然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后似乎也就不可怕。那些乌合之众不就一下子作鸟兽散了吗？当然还会来的，但来了之后，也还是要作鸟兽散，整个的机关系统，整个的干部队伍，是随时准备倾听市委的声音、听从常委包括老宗在内的这几个人的指挥的。

王雪给他泡上茶，放在他面前，问，老宗不要紧吧？他说，不要紧。王雪也就不再说什么，离家到卫生局去了。王雪确如她说过的，再也不谈那些重大而容易发生争议的话题了，而且就连亭州文革的事情也缄口不言。他已经不知道王雪内心深处有些什么想法，是不是真的放弃或者搁置了她那些激烈的思考。但既然王雪决定持这种搁置的态度，他也就不必有所担忧了。他这个三口之家，要说思想的真正统一，想来也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何况是全党全国人民呢？可是毛主席却就是要用他的反修防修的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这种决心和气魄，确实极大，因为毛主席的理由，也是极大。但毛主席并不是头一回这样做，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不断统一全党的历史吗？新中国走过来的历史，也是如此，而且毛主席总是胜利的、正确的。只是这一回的情况真是相当复杂、艰难、特别，因为革命革到内部来了。

他发觉自己的思想在市委受到“工红”冲击之后，发生了变化。以前他多少还是能让自己对文革朝理解的方面去想一些的，现在内心里几乎一下子也成了很不理解的人，总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这样的方式方法实在难以接受。理论虽无可挑剔，实践却是难行。长远虽对，眼前难行。可是群众却很有劲头，群众恨不得把你们的脑袋瓜子拧过来跟他们完全朝着一个方向似的，这样乱哄哄地闹。

这样一想，他不觉又倒过来问自己：你怎么就不能坚定地、义无反顾地，跟毛主席、跟“工红”这样的群众完全地一致起来呢？想来想去，得不出结论，拿不出主张，只有摇头和痛苦。

秘书领着一个人来见他，是驻亭部队政治部姚主任，穿着便衣，跟了一个小伙子，是警卫员，也穿着便衣。他让姚主任坐下，秘书沏茶，警卫员守在门外。姚主任说是代表宋政委来的，因为听说“工红”冲击了市委，不放心，来了解一下情况。他代表市委表示感谢，把情况作了通报，请部队放心。姚主任是个知识分子，白净面皮，戴着金丝眼镜，气质态度有点像是大学里的一个很洋派的教员。听了他的通报，说了几句慰问性的话，表示了部队的密切关注之意，也就告辞。他也不便多谈，就将姚主任送了出来，仍由秘书陪着离开了。

回到屋里坐下来，感到踏实、安稳、欣慰。于是不禁想起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对于什么是国家的论述，“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理论和实际就这样活生生的联系起来，理论显得这样明白，而实际也更被照亮了。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讨论通过《十六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自始至终都说的是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说的也就是文革与国家的根本关系，认为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统一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特地穿上了军装，可以说毛主席预计、预防着一切最严重的情况。毛主席的决心真大呀。不是权力之争，权力之争在毛主席来说还不好解决？事实上那个最显赫人物的位子早就降下来了。而是分歧，来历已久的分歧。毛主席现在认为这分歧要用文革这形式来昭示天下、载入历史。至于最后的胜负，毛主席认为那是长期的，可以长到一百年、几百年。他似乎又一下子理解了毛主席，而宗进庭振振有词说的那些，相比之下，就是片面的、局部的真理，根本上却是不对的了。

他不由得想起毛主席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怀仁堂八届十中全会上说的一句话来：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毛主席说这些话，在底下听的人们能理解吗？四年多下来了，现在又理解了多少？儿子孙子这样的全过程，他杨敬尧现在四十多岁，将来能看到吗？会有那么严重吗？毛主席的语气是那样自信，虽然所说是一种“如果”，但其中的逻辑性、必然性却无法否定，因此好像也就毋庸置疑。这当然很可怕。但到底如何，还有待时日。他叹一口气，回顾自己接待姚主任时，言谈比较客观谨慎，这让他自己感到满意。进一步，他认为，文革以来，他所持基本态度，也是恰当的。

突然，传来地委电话通知，要他立即前往荷州开会。他敏感到这将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因为从上到下看来，文革形势实在是到了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他对办公室作了一些原则布置，跟常委们也没有见面，就乘上部队派来的车子，出发了。

第十五 章服刑

一

郁平！我现在又能这样喊你一声了。自从一九五九年你出事，我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地喊过你，我的心被阻止着。多么可怕，我们中断这么久了！但我并不愿这样。我现在好像突然地……活过来了。好像我一直把自己弄丢了，现在才找了回来，对本来的自己倒有点陌生了。我不知道这是开始于何时，我一点一点地感觉到它，心里渐渐被充满。我的久已冷得像冰块一样的心在恢复温暖。现在，我已经能给你写信了……

郁平，让我慢慢对你说，七年来我要说的话是写不尽的，今天我给你写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我认为以后不必再写了，这样的“两地书”，难道能有什么价值？还是让时间去静静地、无动于衷地写下它的一切。让我从离开看守所那时说起吧。

判决之后，我不知道怎样地就从法院回到了看守所，好像是在一片交织着的色彩和混乱的声音中飞过去的。我的脑袋在一片空白中万分地膨胀。渐渐我的头脑能想事了，首先想到的是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好像有一根无限长的铁丝一道一道地将我的头勒紧、深陷其中，我动不得也不敢动，我缩作一团，变得又小又轻，生命没有了任何份量和任何意义，只有心脏，它因为忠于职守显得特别孤独而可怜地跳动着，除了它，身体好像不存在了。

在看守所等待起解的那些天，我日夜处在痴呆的、昏昏的而又总是醒着的状态。我不相信，不明白。我怎么会害死亮亮呢？这是不可能的！但亮亮确实没有了！我有时感到是有许多的人合伙害死了我的孩子，然后又加害于我，把我这样地关起来，好满足他们的恶作剧。他们本来都是想强奸我、玩弄我的，因为不敢，因为得不到手，就来折磨我，看着我受罪，而且害死了我的孩子！但我后来终于想起了我是曾经抱着亮亮走到河里去的，我想起了这件事的一些情景，并且越来越能确定它，于是我明白了一切，我认了罪！

我是多么恨我自己啊，我把我自己害苦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空了。我不应该再活着，我应当去死！但我坐了牢，规定我不准死！

郁平，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亮亮，我现在常常为这个孩子哭得好伤心！

当半夜里把我起解时，我不肯走，好像希望出现什么不同的结果来，他们会说，一切都弄错了，一切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恶作剧、一个下意识的报复而已，亮亮活了，亮亮好好的在你家里呢，你回去吧！

然而，两男一女强行抬走我，我于是挣扎，觉得他们要枪毙我！我恐怖起来，我的力气忽然大得不得了，而且放声大叫。他们没有抬得成我。

所长亲自来了，说，乔丽，你虽然犯罪了，但我们不想害你，我们是一起转移到一个比这里好的地方去，你要听我们的话。

我的头脑里出现了一种超人间的美景，跟着他们去就能到达。我问，我的亮亮也在那里吗？他们说，在那里等你去。于是，我自己走出了牢房，走出了看守所。的确，我的感觉立即好多了，我愿意离开了，我想离开得越远越好，而且赶快离开。我说，要走就快些！快让我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却偷偷在笑。我不明白他们笑什么，但也没问，我想我向来是不管闲事的人。

上了汽车之后，我忽然十分清醒，几乎有点好奇地问，这是去劳改吧？当然！你以为真是到什么地方去玩？好发笑！坐在我旁边的女押解人员这样回答了我。我好像才第一回知道似的想起来了，十五年！这就开始了啊！汽车带着我轰轰隆隆颠颠簸簸开向那个十五年！我立即全部地清醒了，哇一下哭了起来，从身体的最深处最里面哭出来，全身在发抖。他们忍耐着，让我哭。他们大约这方面见得多了。过了一会儿，女押解员说，好了好了，又不是去死，到了那里，你看到人多了，就好了。

我的确感到过死。雾茫茫灰蒙蒙的，人被吸收进去，消失了、被化掉了，最后感觉是彻底完结的大欢喜大轻松，这时却有片时想起所谓的过去人生，是冷冷淡淡的梦境了，遥远而又遥远，无所谓挂念，无所谓爱与不爱，这梦境越来越黑，以至什么轮廓也没有了，于是一切不复存在，冰凉漆黑，无边无际，绝对的死，绝对的无，没有轮回，不可能再生。啊，死的感觉有一阵是很难过的，我顽强地不想死，我挣扎了起来，可是我被死神紧紧地抓住了，他们说抓住她抓住她！于是一切爆炸了，是欢乐与光明！

依然活着的我，带着死的寂灭的感觉，而不是那个光明欢乐的感觉，到达了农场。我对四周的任何人任何东西都视而不见，我好像被放大了，万物都不过是小小的背景，都随我行转。我虽然麻木，虽然死了一半似的，看上去呆呆的，但我清醒，从未有过地清醒，因为我只剩下我和我的孤独。我特别安静，并且冷静，准备对付一切的艰难苦痛，无形中我开始了那种坚持和对命运的抵抗，我决能不让自己消失在雾茫茫灰蒙蒙、漆黑冰凉的虚无之中！本能在起作用，在帮助我。

同车押去的还有两名男犯，都是农民。我听谈话知道，他们之中一个年轻的是在街上流浪，夜里钻进饮服公司天滋烧腊店，在里面吃得饱饱的，就睡着了，发出了打呼的声音，惊醒了值班人员，发现了他，于是他成了罪犯，他被判了一年徒刑。中年的一个农民是偷了生产队的一头小猪，夜里一家老小就把这头小猪吃了，这是破坏集体经济，他也被判了一年徒刑。我看这两个农民都又懵懂又可怜。唉，我还能这样看别人吗？在别人眼中，不知怎么看我呢，我是连他们也不如的，我的罪比他们大多了，他们其实可以说没有罪，只是糊涂，还有饥饿。

到了农场之后，我们被带往不同的方向。我见到了两个女的领导人员，一个人高马大，一个中等身材。这时女押解员解开了我的手铐。人高马大的一个盯着看我好一会，骂了一句“作孽！”我吓得浑身一抖。她转对押解人员说，你们辛苦了，到招待所休息吧！她伸出大手和她们握别。亭州来的人就要走了，我还不由得捂住眼睛哭起来，她们也有点难过似的，对我说，乔丽，别哭了，你已经哭得不少啦，这是徐场长，这是赵队长，你以后要好好听她们的话，不要悲观，要想得开些，人总要活下去不是吗？她们好像代表亭州安慰了我一下，也就心理得地离开了我。

还要不要哭了？你可以再哭一会儿，以后就不许哭了。人高马大的徐场长这样说。

我确实还要哭，徐场长的话中虽有好意，却也让我明白我来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我心里害怕，进一步体会到大祸临头，于是泪水直涌。徐场长真的让我哭了一会儿，她们两个一声不响，好像有耐心等我一直哭到底。我抑制住自己，不哭了。我认命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把头低一低吧，农场也不是吃人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会，人多呢，不过没有那么自由了，还要劳动，但劳动对身体有益呀，你会适应的。你不要希望对你有什么照应，比你娇嫩的我也见过，都过来了。要过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听到吗？

我点点头。她喝道，点头不行，要回答。听到吗？我只好像小学生一样回答说，听到了。回答之后我才体会到，这一声回答对于一个人在精神上服从现实是很重要的。

我提着行李，跟着赵队长去了。走了好长时间，好远的路。一路过来尽是冬天的农田，那是一九六一年的田野。

赵队长领着我进了一间大屋子，里面站起好多的人，都是女犯，手上都端着饭碗。

有一个领头的走了过来。赵队长对她说，这是新来的，叫乔丽，里面的三十四号空铺给她睡。然后对我说，你就在这个班，不懂的问她们，这是班长。交代完毕，她就离开了。

班长从我手里拿过我的行李，我跟着她往里走，女犯们都看着我，七嘴八舌地开了腔，说，哟，这么好看！这样子的人也会犯法？是通奸杀人没杀死吧？图快活呢，这下好！不少人都咧开嘴笑了起来。让开！让开！班长吆喝着。

到了一张空铺面前，班长把行李扔到上面，说，这铺是你的，三十四号，也是你本人的号，三十四号就是你。坐下歇一会吧，头一回，我给你盛粥去。

班长一去，女犯们把我围住，争着问长问短，从她们嘴里喷出粥味、萝卜干味、咸菜味，还有一种不清洁的气味从她们的头上身上散发出来。我忍受着，一时也无法回答她们，这些我往后岁月里的伙伴！

班长为我打来了一碗粥，吆散她们，并且给了我两块萝卜干，说，不要嫌，将就着吧，吃掉不够自己去添，不要不好意思，装真自忍饿。

我端着粥碗，感到不想吃，我的眼泪落下来掉在了碗里，围着我的女犯们都一声不响，出现了奇特的宁静，我终于喝起粥来，她们几乎一齐叹息了一声。我就这样成为她们之中的一员了。我们在电灯泡的微弱光线下半明半暗地坐在一起，喝着粥，有个女犯哭了起来，但随即自己抑制住了。

我走进了对我来说不同寻常的地方，我也非常具体地走进了我的十五年，这二者把我紧紧抓住了，定我为三十四号，让我住在这屋子里，给我这样的空气，给我这样一张铺，还有这许多女犯跟我在一起。夜里，女犯们发出了鼾声，那鼾声有高有低，颤动着、追逐着、呼应着、汇合着，我简直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几十个人的睡眠大合唱，它向我的麻木的头脑和身体发出新的信号，注进新的生命力！

但我也就睡着了，外面是高高夜空，四周是田野，第三十四号女犯在一片哗哗响着的黑暗的波涛中被轻轻地卷走了，茫茫无边地飘去。我在那黑暗的波涛中浮沉，有沉入无底的恐惧，有面对无边的绝望。我终于被一个巨大旋涡卷去，我缩作一团，抱紧我自己，多么深的孤独，我抗拒着一切要吞没我的企图，我的童年、我的家乡、我的好像有过的青春、我的所有的亲人包括你和孩子，都在我眼前飞速掠过。黑暗之波闭合，抹去所有梦痕，使我还原为一粒纯粹的我，不知从何来，不知向何去，只知道我的微弱的存在，飘荡着，我必须死死地记住我自己，这最重要。我于是抱紧我的孤独，在黑暗深处漂流，仿佛是幽灵一点，如果有什么从黑暗中窜来把我叼走、吞下去，我就不存在了，我就死灭了。这是一次最危险的转移。我多么害怕，也就是说我还不想死，但我得不到任何保护，我只有抱紧我自己，祈盼着能有好运。我被吸进最深的黑暗中去了，但还一直地往下掉，好像没有尽头而又有着一线希望，我恐惧万分地奋力一窜，于是飞速浮升，我复又听到了哗哗的涛声，我醒来了，四周鼾涛成熟、稳定、节奏起伏。夜是多么深啊！地载天覆是多么广大啊！我回想着梦中生命可怕的经历，但我开始感到一种很特殊的温暖和安全……郁平，这就是我的第一夜的梦，它很有含意，是生命的新的暗示，有点神秘，我永远地记得它。

起床哨子响起，呼噜了一夜的女犯们纷纷地都起来了，我浑身无力、头昏脑胀，不想起身。一个女犯好心地推着我，大声地说，喂，你不能睡了，快起快起！纪律很严的呀！要熊你个半死！

她们又教我，得穿球鞋，要么得穿套鞋，因为要下田劳动。于是我放下棉鞋，把脚伸进单薄冰冷的套鞋里去，像她们一样，而她们往往连袜子也没有穿，只在套鞋里塞了一些稻草。

我跟在她们后面去打水、洗脸、吃早饭，然后是集合、点名。我排在了女犯队伍当中，听到叫“三十四号”时，回答了一声“到”，我好像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条件反射”，我是一下子就自觉地建立起来了。我吞下了我的悲伤。

我的手上被塞来一把大锹，那叫“里下河锹”，又大又沉，便于用脚去蹬的，拿在手上都费劲，我是难以使得动它的。队伍出发了，大锹拿着不行，只好扛着，但扛着更不行，锋利的锹口会碰到后面的人的，还是只有用手提着。走得多么艰难，我从来没有拿着这样沉重而危险的东西走过路，而且是野外的路，我只怕那锹从手中掉下剁着我自己的或者别人的脚。西北风也不饶人，迎面吹来，一下子把身上的热气吹跑了，衣服陡然地变成了冰冷的铠甲，脸上像许多手术刀在残酷地划割。几十双脚走在冻得硬梆梆的路上，那是容易滑倒的呀，于是我跟着她们用力地跺着脚，也带有在一跺之中把脚坚实踩稳的意思。脚步“叭叭叭”的一片声音，竟使我想起中学里冬天在操场上集体的跑步，但是多么不可同日而语！

我跟跑在那灰色的一群里，我想，她们是有所希望还是无所希望的呢？我反正是无所希望的了，我之所以跟着她们跑去，只是出于低下的本能，只是由于我不知为什么还不想去死！但死也像一种本能总是跟着我，它暗示我可以半途停下来赖着不走，让自己无力地瘫倒在地，然后哪怕冻死野外，不失为一种死法！那样高贵优美的安娜·卡列尼娜都可以当众自杀在火车轮下，不以为下贱，我还能考虑多少呢？

当然，我毕竟在跟着跑去，一步也没有掉下，而且用力地跺着我的脚，努力地提拿着我的锹！真是你讲过的“千古艰难唯一死”啊！可是，这只不过是第一个早晨，往后，还有十多年在等着我，只要想一想也就足以叫人失去信心，所以我既然不想死，实际上也就渐渐地麻木了，只有面对现实啊……

郁平，现在，我熟悉了我在上面劳作的土地，以至每一个田块、每一道沟坎。我知道了春种秋播，知道了一年两熟，还有什么季节可以在田埂上种些什么豆类。在劳动内容上，第二年大体是第一年的重复，第三年又大体是第二年的重复。凡是农业劳动需要做的，现在我都会了。大锹，蒲锹、扁担，是用熟了的工具。栽秧、割麦、收稻、小型水利、积肥、田间管理，等等，我都是其中一个合格的劳力。我多么想把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心情全记下来，并且都告诉你，但它们都随时间流逝了，现在，我试着概括地说一说吧……

我到农场后第一次劳动，是开挖渠道。那是一条大渠道，工程已经在进行，不远处和更远处都有一簇簇的犯人，他们自有要完成的一段。我们的班长用草绳放好了样，把任务分到人头，大家就挖起来。

分到我的长度仅仅是别人的一半。我站到我的线上，我得用那很沉的大锹开挖下去，按照规定的宽度长度坡度开出渠道来。但我甚至连大锹也不会使用，我徒劳地想用那雪亮锋利的锹口砸开冰冻的地面，但大锹却从我手中飞走了，溜冰一样直窜向前，幸好前面好远才有人，要不然，那锹口真会伤到前面人的腿脚。赵队长一直在注意着我，于是立即喊班长张兰粉来教我。

班长就拿着她的大锹到我这里来，教我怎么下锹，怎么用脚去蹬锹，怎么用力，然后怎么把土挥到旁边去。我照她的示范做着，不过我一锹只能挖起那么一小块，可怜得不像话，而把锹上那一点土挥到旁边去时，大锹的重量差不多要把我拽倒，我才知道在体力劳动上我是多么无能啊。

赵队长看着我挖了几锹，就把大衣紧裹了一下，到别处去了，大约我这副熊样，她实在不愿看下去，但暂时却也无可如何，只有让我慢慢来。

我的前后虽然有人，但都隔一段距离，她们在努力地完成着她们的那一段任务。我只觉得孤独无援、处境可悲。

天空阴沉灰暗，低低笼盖四野。手指头在手套里冻得疼痛，穿在套鞋里的脚更冻得冰冷麻木让我怜惜，却还要去蹬大锹。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泪珠儿滑落在地上，我感到我吃不了这个苦，我又多次地想到了死，也就是寻死，虽然我不想死，但我还是这样软弱地想到了死。

我一边尽着力气挖土，一边想着死的理由、死的方法、死的样子，可是，在这大冬天，死也好像格外可怕……

徐场长的声音突然响起在身边，我惊吓得大锹脱手掉在地上。她和赵队长似乎早就站在我旁边了。徐场长说，乔丽，大冷天的淌什么眼泪，把脸哭皴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刚才想过死！我告诉你，死在我们这种地方最贱！喂狗都不吃！赵队长，回头让她们大家跟她说说。赵队长立即喊道，张兰粉，如果她死了，我对你们不客气！张兰粉认真地回答了一个是。

徐场长赵队长走了。女犯们本来一声不响，此时也仍然一声不响。我明白了我对于这个劳改集体负有我个人的责任，我不可以随意处置我自己的生命。也许，我既然成了一名犯人，那么就和她们大家有了一种很现实甚至很密切的联系，就应当和她们共同面对服刑劳改的命运，这成了对她们的尊重。每一个新来的，都必须给这个集体加进坚持的力量和信心，不容许相反，也不应该相反，这既是场里的一种纪律和需要，也似乎成了一种很特殊的道德。我刚才独自想到去死，这就忽视了这个集体的存在，并且已经对不起这些默默服刑、等待刑满获释的女犯们。我实际上得到着一种温暖，可以叫做劳改队的温暖。从场长到女犯们，都在无形中给予着这种温暖，这是对生命不可再少的重视，虽然是不可再少的，却是最重要最强烈的……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她们真的就来劝我了，每个人都说着乔医生你不能死，你如何如何不应该死。我说，你们不要劝我了，我想开了，我不会去死的，生命只有一回……

她们说，对呀，每个人的性命只有一条，没有第二条，死了就没有了，你千万不要起那个念头！你看我们，还有全场的，不都好好活着吗？我们都是十年以上的，有些事情不管服不服，都不能去想了。好在我们又不是一个人，大家在一起就不觉得啦，一年一年的总会过去，不管什么事，后悔也来不及了，如果有冤就让它冤吧，冤枉人的人说不定在前头先死。国家培养你到大学也不简单，女大学生啊！你会做医生，这多好！跌个跟头怕什么？以后还有得过呢！你总比我们强一百倍一万倍啊……

劝着我，她们自己都流了泪。这些犯有自己的罪的妇女们，其实都是最平常最普通的人，我看得出，有不少还是极其善良的，只是头脑比较简单，或者虽然聪明却吃了一时冲动的苦。她们劝着我，我从而也就认识了她们。本来，我心里很有些怕她们，因为她们当然都是犯了很可怕的罪才到这地方来的，但据她们自己说，其中也有冤枉的或说不清的……

郁平，我盼着每一个夜晚的到来，盼着那两个吊得高高的昏黄的灯泡熄灭，屋子里完全为黑暗所充满，我放直了或蜷缩着我的疲劳的身体。这对于我是多么重要，好像整个白天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夜晚的这一会，我才能抓住一点什么……

想一想吧，在冷风乱吹的旷野劳动了一天，回屋后用极其可贵的热水好好泡洗了脚，钻进被窝，享受着房屋能给人带来的好处，有几十个相同命运的苦人儿在四周为伴，这是多么好啊。不夸张地说，这简直成为生活的恩赐了。大家感谢这一片黑暗的笼罩，甚至是安享着它的慈祥与温暖。先还有几处低语，接着就鼾声渐起，小老鼠在枕头附近的稻草里沙沙响动，好像是来看望你、为你解闷、给你带来睡眠，于是你睡着了，心中荡然无物，甚至连一个梦也没有……

郁平，我实际上需要努力忘记自己，我也的确在逐渐让自己进入一种精神意识的空白之中，这空白不是幼儿式的生机蓬勃、有待吸收、充满，而是痴呆、麻木、把已有的一切往外抛弃掉，我的方法就是努力忘记，把呆滞的目光投向前面的渺茫……

可是，有时我会忽然特别地清醒，于是马上想到我抱着孩子走下河的情景，真是追悔莫及啊！我使我自己坠入如此恶运、落到如此地步，我一点也弄不明白我自己。我经常觉得我是在让自己勉勉强强地活着，至于这活着的意义，也就是为活着而活着。但“活下去？还是死掉？”这个问题依然时现时隐，总不能彻底解决。

我就那样每天参加开挖那条渠道。尽管我挖得不多，但我也跟大家一起随着进度往后移。开挖好的渠道在面前越来越长了，大约二十天之后，任务全部完成。在我们的前面与后面的远远的两堆人也消失不见了。一条长长的宽宽的渠道笔直地向两头伸展开去，消失在远处蓝雾笼罩的田野里。渠道当然是用来灌溉的，它是水利，对两边的农田有着重要意义。

望着成功了的渠道，我似乎也能得到一种愉快，这愉快很朴素，很简单明了。我想，自由地生活在这种劳作中的人是能自得其乐的。可惜我和这些女犯并不是作为一个身份自由的人在从事劳动，对土地、对劳动的结果和收获，是漠不关心的，这正是我和这些女犯所受到的惩罚里的更深一层的惩罚！不管那些女犯想过这些没有，她们与我一样是处在这一境况中的，这种境况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不容抗拒的，以至于我们都不会去想它了，但它存在着、决定着我们。

然而，当一条笔直好看的大渠道展现眼前，并且它就是自己也参加了的劳动成果，而艰难的劳动也由此告一段落，劳动者总之是体会到一种愉快的，哪怕是劳改犯。不管什么时候都会说笑话的几个女犯，甚至说起下流的双关语、俏皮话来，笑声、笑容和轻松一时出现在女犯们被冷风吹得又僵又苦、营养不足的脸上。

郁平，光阴每日在一锹一锹的挖土中过去，它消失在旷野里、或者说是被那刺骨寒风无情地吹走了，这时你不能没有任何的感觉！白白地虚掷、消耗、老去！这就是我在付出代价，这就是罪有应得。

时过境迁，我偏偏总是忘记我的罪而深感劳改对于我的惩罚之大，日日体会到惩罚的真正深度。我是多么不切实际啊，我又是多么过于看重我自己！如果不是这样，大约我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也许，十五年满了之后，我会有所不同、有所改变。我已经能预知那肯定是一种很不错的状态，是你给我说过的乐天安命无所用心的那种状态，一个人能真的得到、真的处于这种状态，该是很大的一种幸福……

赵队长作总结，表扬了班长张兰粉和另外几个人，因为她们既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又帮助了我这个新手。是的，要不是她们帮忙，我的任务靠我自己是完不成的。赵队长也表扬了我，因为我劳动态度是好的。过去人家是城里的女医生，也算是高人一等的人，哪里吃过这种苦？如今把头低下来，是不简单的！赵队长的话当然浅显易懂，意思也很好，但这对于我有什么意义呢？我早已过了做小学生、受了表扬心里甜蜜蜜的年头了，我的心里只有更加苦涩涩的。

好像意味着一种奖励，浴室的烟囱开始冒烟。开挖渠道、流了许多汗的女犯们忙着准备好好洗一个澡。她们已经多时没有洗澡了，屋子里竟有了喜庆气氛似的。而我却好像已经忘记了要洗澡，好像在卫生意识方面还不如她们，心里提不起她们那种高兴的劲头。但我知道我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浴室里已经烧得蒸汽很大，我们在外面的一间脱光衣服，冷咝咝的，穿上木头拖鞋，哒哒地跑了进去。

里面搁着十个大澡桶，高度正好够站着捞洗，但必须自己去打来热水和冷水倒在里面。我们就这样忙了起来、洗了起来，几个人围着一个澡桶，不停地捞洗，又不停地加水。

女犯们赤裸着身体比她们穿着衣服时更像人，也好看多了，有的女犯的形体和皮肤简直称得上完美。这时你会很惋惜她们成了犯人，好像那么好的身体是不应当被埋没的，有如此高贵优美身体的人是不应当这样卑污低贱的。

就像证实我的想法似的，我身边的一个女犯抚爱着她自己的身体恸哭起来，这一哭，不少人都一边洗着一边哭着，有的人咬自己的臂膀，有的人抱在一起互相咬了起来，发出了尖叫，一时间，都这样“疯”了起来，我也流泪了，也觉得要咬别人或者要别人来咬……一个女犯突然抱住了我，扭动着，这真把我吓坏了，幸好有别的一个人跑来狠打她的屁股、把她拉了开去……

后来我们有了新的劳动任务。我们这三十多人，将用十天时间把田野上的三百多个“草粪塘”修挖好，然后去把三号河道里的河泥运过来，装满“草粪塘”。

所谓“草粪塘”，就是在地头挖一个方塘，里面装满河泥，到春天时揉进鲜草，这样就沤成了水稻田的基肥。这种“草粪塘”年年要用，有的用过之后就平掉栽稻，每年冬季装河泥之前再开挖出来，有的就一直空在那里，不以浪费那点地为可惜，到时整修一下再用。

第二天上午，我们出发了，每人扛着一把大锹。到了田头，我们四下散开，我的伙伴领着我下到一个干爽的旧塘里，她把锹一丢，往塘壁茂密干枯的野草上一靠，迎着太阳眯细了眼，说，先晒晒太阳吧，人都发霉了！我犹豫着，她说，把锹放下，马上也不要你动手，这点事，我一个人就做掉了。我也看得出，把这个现成的旧塘修挖好，用不了多少力气。我靠在她身旁，也迎着太阳眯细了眼。塘下连一点冷风也吹不到，真是舒服极了。

我的伙伴叫我往远处看，我看到有不少人影在忙碌着。她说，那是男犯，在抽干河水、把鱼捉走，他们忙好了，我们才好去运河泥。男犯女犯是不让接近的，你想想，要不然还得了？就这样还有人能偷得着呢，只要那么点点儿时间就够了！她向往地猥亵地笑了起来，拿眼睛看着我，并且就一下子扑到我身上来了，说她要是个男人多好！她那股冲劲让我们滚倒在草粪塘的乱草和泥土中，好在里面没有积水。唉，她真是变态了。她说，我跟你闹着玩的，人其实跟狗一样。

正说着，她忽然跳起来，拿起锹，说，快！我也“条件反射”似地拿起了锹，并且像她那样干起活来。我看到，远远地是赵队长走来了。我们先修塘壁，把野草铲掉，使塘壁大体光溜一些，有点新气象。我心里惭愧着，为我刚才的“条件反射”而惭愧。但我的同伴好像是觉得很无所谓的。

赵队长并没有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刚才的“做假”，她好像也没有看见，最糟糕的是，她其实明白地看见了，却为了不让我们（也许特别是我）难堪，就装作一点也没有看见！总之她是从田埂上转向到另外的地方去了。我当然但愿她根本没有看见！我把这一点跟我的同伴谈，想不到，她十分肯定地说，当然看见了！但我们干起来了！唉，我的这位同伴不知道，她所说的，正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我多么愿意她说出的是“没有看见”四个字！然而，我的同伴却又放下大锹，倚到塘壁上晒太阳了，并且从怀里取出针线、一些布头和好几双破袜子来，都丢在塘边枯草上，大有要趁着这时好好做一做针线的样子。

我没有停锹，我不想这样休息，尤其不想再让赵队长看到我们在“躲懒”，而且总还有个“进度”问题吧？我的同伴说，你如果真的想做，你就做一会儿，不过这点儿任务，不用着急。这十天等于是让我们休息的，底下挑河泥的任务才重呢，只怕你就吃不消了。明天你也把破袜子带出来补补，在这里还想有好袜子穿吗？她说的却是这样的另一番道理，我复又惭愧起来，在她面前，我是个小学生。劳改也有劳改的这些“知识”呢！

我于是放下大锹，倚到她身边，帮她弄袜子。她说，你们这种人啊，太好，太胆小，心又太细，眼又太尖！她补着袜子，平静地说着“你们这种人”，我心里真有点吃惊，原来她对我、甚至我们“这种人”，看得这么清楚，只言片语就概括出了一种可悲的“特点”。

是什么阻挡着我不能像她们这样简截、明白、干脆？我好像倒是很想做一个她们那样的人的！不过，我同时又怜惜地愿意保留我自己！唉，这是怎么回事？

你看这麦子出得多齐，苗多壮！是我们种的。我已经种过两次麦，到第十次，麦种下去、出齐之后，我就刑满释放了。我的同伴一边补着袜子一边慢言慢语地说着，轻轻叹了一口气。

我朝田野望去，四周全是麦田，本来普普通通的麦苗，这时忽然都不同寻常了！它们是这样和种下它们的人联系着！但在这漫长的严冬，它们只有这么二寸长，匍伏在地，稀疏可怜！

你别看它们这会儿还遮不住土，到了春天，眼一眨，它们就窜上来了，一眼碧青、望不到边，风一吹，起了浪，上面好像能行船，能让你像一条鱼一样钻到里面去游，那时你看吧！

我心里极为赞赏我的同伴的这种眼光和态度，我也不由得带上深情重新抬眼凝望，想着我与这片田野的关系，这的确是多么意味深长而又可怜的寄托啊……

这位同伴姓孔，大名德鸾，是水乡农村来的。她是犯了故意杀人罪，只不过没有把人杀得死。但她并不是一个坏人和恶人，她是一个善良的妇女。她杀人的原因，是为了她的女儿。

她说她们那个大队支书是个“阴毒浮肿的家伙”，强奸了她的才十六岁的女儿兰子，她追上了那个全大队无人不怕他、无人不求他、无人不恨他、又无人能治他的人，一草叉戳进了他的腰眼！

以前他要睡我，我让他睡了，我知道不让他睡不行。睡就睡吧，反正他是王，这死猪！想不到他还来糟塌我的兰子！

我的同伴说着就掉下了眼泪，她随即用手抹去泪水，说，我看到他从我家出来，又看我的兰子仰在房间里，下半身还光着呢，在哭。我就什么都不顾了，拿起草叉，奔上去对着他的腰，狠命一戳，我要他死！

我说，你幸好没有戳得死他！要不然……

她却犹有余恨，咬牙切齿，说，我咋就没有戳得死他的呢！她恨着，忽然鼻子一抽，哭了起来！说，我家里来信，说已经为兰子找到婆家了，人家不嫌她，可是我陷在这里，看不到她出嫁……

我安慰着这可怜的母亲。她不哭了，眼瞪着，说，我不后悔！

她也问过我的情况，我都说了，她说你这种人真是呆啊，你要找到害你们的人，找他算账才对，再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叫他不死也落个残、没有好日子过！你这样害不到他，反而害了自己的孩子，让自己坐了牢，不是让他笑死了吗？趁了他的心了！

我心里承认她说得对，可她当然是想得太简单了。

我们在一个一个干爽的草粪塘里晒足了太阳，也谈足了心。我尚未有这么多破袜子补，但我也在我的同伴指导下为自己冬季穿的线袜做上了袜底，一共五双。三十多个女犯完成了预定的草粪塘修挖任务，也都缝补好了自己全部的破袜烂衣。

郁平，尽管劳改总的是一种苦役，日子笼罩在抑郁心境下，但相对地说，也有轻松愉快的时候，女犯们的状况就是这样，这与劳动强度、与天气都很有关，可能还与人的天性有关吧？我多少受着她们的感染，渐渐跟她们完全地合拍。但我在某些方面依然不如她们，我内心的抑郁程度要大于她们，而“忘却”的能力却小于她们。然而我不能说她们是感情麻木的人，好像只有我才多愁善感，看来决不是的，在她们沉默的灰色的外表下，她们心里什么都想过、也什么感情都有，但她们有一种忍耐力或者说是顽强的生命力，她们把一切藏在心里并且若无其事，孔德鸾就是这样。她们各个人的罪行也许都能吓着我或者有的也使我产生厌恶，但如果不考虑她们的罪行，只面对她们本人，我感到她们都很正常，而她们正在服役、受苦、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我很同情她们，甚至可以说是很爱她们，进而越来越理解了她们的罪。但你要知道，她们更是爱我、更理解我的！

我们前往三号河道挑河泥去了。三十多个人，用十五个大筐。那筐子是男犯们用柳条编的，一下子运来好多。装泥时，先在里面撒些草屑或稻草。我们每天都带些草屑和稻草去。那么大的筐，沉甸甸的河泥一装有二百斤重，我是抬不动的。让我负责打担子也不行，那“戽掀”挖起河泥之后，我根本端不动它，更别说用它及时给别人打担子了。我还是只有抬筐子，只好少抬一些，而且跟我“同杠子”的人总是把扁担上的绳子往她那边挪挪，重心在她那一边，以减轻我肩上的重量。然而，这一筐河泥也还是不轻，压得我呲牙咧嘴。一天下来，我的肩就肿了，第二天扁担一上肩，就疼不可当，但又不能老是用手托着，还是只有往肩上压！后来，肩头也就麻木了，能承受了，但每天一开始都要把眼泪疼下来。同伴们说，这是练肩，别看你现在不行，你明年就能挑二百斤的担子走十里路！

郁平，现在，我果然能挑好重的担子走多远也不在乎了！我是变了一个人了。

我忘不了第一年冬天运送河泥的这趟劳动。忘不了那么大那么深的空空的草粪塘，就被我们运来一筐一筐的河泥把它们装满了。以我个人计算我也完成了三十个塘！这是我值得记住和回想的事情之一。我的肩、我的腰、我的腿啊，真是经受住了考验，我以它们为自豪，我甚至很感谢它们！

碰上雨雪天气，我们常做的事就是搓绳。呆在屋里，靠两个手心的搓动，把稻草搓成草绳。这对于熟练的人来说，基本上等于一种休息。抽出几根稻草来，双手一搓，稻草绞转着，从手掌的另一边出来就是绳子了，然后不停地用稻草接上去，绳子就不断地延长。稻草在熟手的手心里沙沙地响，听话地绞转，变为很匀称的草绳，但在我的手里却不能转动，吐一点唾沫在手心也只能使它们勉强转几转，却变不出真正的绳子来，而且我不能老是吐唾沫啊。我搓的绳子不合格，只能使大家发笑。我学会得很慢，别人一再教我，经过好几次搓绳劳动，我才掌握了要领，质量和进度还跟不上。

现在我成为搓绳的熟手了。一捆稻草丢在脚旁，我不费事就把它搓掉了。两个巴掌合在一起，像一个简单而又好用的机器，它吃进稻草、吐出合格的像模像样的草绳。我搓动双手，嘴里总是叼着一支备用的稻草，样子十分熟练老到。手掌上的肌肤显然是增厚了，而且似乎能在搓动中不断渗出汗水，使稻草听话地在两个手心的碾压下绞转。手心变得粗糙、痒痒，它乐意搓动稻草。

郁平，我时时感到生命在流动，在转化，在逐步消失。我们在田野上劳动，麦子长出来了、水稻长出来了，最后又收获进仓了，我们的生命就化成了这些麦子稻子，捧在手里，感在心中。而这些粮食又会去延续别人的生命，他们用不着考虑种出这些粮食的是谁。我们搓草绳，每年都搓，一有雨雪天气就是搓草绳，我们一共搓了多少草绳呢，没有统计，长度一定惊人。我们在草绳里搓进了我们的一部分生命。人们说生命无价，但草绳毕竟就是草绳，它们不值多少钱。它们后来就在农场的生产活动中用掉了。它们断了、烂了、不知不觉地最终消失到泥土里去了，就像从前土葬的人一样烂化到泥土之中。从泥土中来，到泥土中去。

生命在天地之间、在大自然里总会得到欢乐和鼓舞。即使是在隆冬，只要一走上田野，心情总是会好一些。悲愤无诉的人总是会有奔向旷野对天地呼号的举动，这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虽没有狂奔旷野、跪地呼号的行为，那太戏剧化了，不到一定激烈情境，人是不会得那样的，但我对苍天、对大地，在心中已经默默说过了无数次的话，这比生活在城市里要好得多，让我体会到人的本来的生活应当是在旷野上！

农场的春天也一样是春天，而且好像格外是春天。它把一种最大的抚慰给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添加新的生命力。它用油菜花、紫云英大片的金黄和粉红，用麦苗最初的波浪轻快的起伏，用蜜蜂的嗡嗡声和云雀的欢叫，用空气中到处弥漫的清新和芬芳，用暖洋洋的慷慨普照的阳光，遮天铺地，一齐扑来，融汇为无边无际、无所不在、日夜涌动的看不见的存在。这就是春意，也就是春天本身！温暖、滋润、生长、复苏、关心、挽救着有生命的一切！

我们要用镰刀去收割紫云英了。它的学名叫做苜蓿草，但我喜欢紫云英这个名字。满田粉红灿烂叫人有点不忍割下它们。作为春天的一件农活，我们必须伸出镰刀，由根部把它们割下。镰刀一拉，发出割断许多草茎的声音，一片花草的生命被割断了，它们松驰下来，瘫倒了，并且被翻卷过去。

花草一翻过去，躲在下面过日子的蜘蛛和各种小虫纷纷四下逃散。土地轻松了，就像掀掉一床闷气的锦被一样。望着只剩下白茫茫一片短短草茎的田野，和一堆堆被割翻的在阳光下闪耀的花草，想着时令的推进，叫人百感交集。

土地即将耕翻，这些割下的花草马上就要趁着它的鲜美，一把一把搪进草粪塘的那些河泥里去，而我们已经累得身上出了大汗，脱得剩下了贴身的小褂，体肤感受着春阳的温暖和旷野微风的轻寒。

春天的劳动令人感伤而又愉快……

我想，所谓春耕大忙，在我们这里，和在农村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的天地之间到处有一种不可能消除的气质，这种不可能消除的劳改农场的气质和大忙的热闹气氛汇成一团，在春天的田野上蒸腾弥漫，我们的眼好像能看得到它，它就像某种雾气一样，我们的鼻子好像能闻得到它，它有点令人醉昏昏的，我们存在于它之中，它其实就来源于我们自己，而一齐挥发到天地之间并且把我们自己笼罩了。这时，人的心里甜甜酸酸的想流泪，想对着天和地唱一曲声音悠长无限婉转的悲歌！

我们用蒲锹把草粪塘里的河泥像豆腐一样一块一块地撂出塘外，堆了起来。河泥经过一冬，水份渗到地下，变得较为干厚，在春天的阳光下发出腐殖质的清香。我们用四齿灰叉把花草与河泥搪和在一起，丢下塘去，并且撤下一些猪灰，这样一层又一层，塘边堆着的泥、草、猪灰都消失了，把草粪塘满满地填实，太阳和春天的地热将使它们发酵，草粪塘里会冒出蓝色的油花来，说明着草粪正在沤熟。

郁平，一年一度的春耕大忙，我已经历五回了，还有十回在等待着我。最使我视为畏途的是下水田。我们把成熟的草粪从塘里打上来，用担子挑到原来长花草的田里去并且撒开，第二天，这些田就变成了水田，已经有人连夜来耕过并且放了水。接下去我们的任务就是卷起裤腿下水田了。

那水冰冷，早上甚至还结着冰膜子。一脚踩进去，就直往烂泥里陷，水立即到了膝盖以上，烂泥里好像到处布满树枝，腿脚也好像处处被划破了，真是寸步难行。其实，烂泥里并无树枝，而是尚未完全沤烂的草茎草根在划着我们的腿脚。我也曾从泥水中拔出冻得有点麻木的腿脚来观看，它们并没有被划破，只是它们此时此地显得那样娇嫩可怜和不适用罢了。

我们手拿蒲锹这样地在水田里一步一步向前走，任务是平高补低，把较高的地方挖掉几锹，撂给较低的地方。一方水田那么大，只站着一个人，决不会有人来搀扶你一把，你得自己坚持着完成你的任务，而且你的任务不仅只有一块水田……

这些最早的水田给旷野带来了不同的景象和新的生机，大片的水田有如水天一色的湖泊一样广漠，在阳光下闪耀，吸引来许多没有见过的鸟儿，在上面飞翔着，悠然降落、觅食，它们发出欢快的叫声。

但我站在水田里却觉得苦不堪言，孤立无援，不觉想到无边苦海，有时真觉得自己会无力走回头，倒毙在水田里，我被这种恐怖感攫住，须得努力从中挣脱，才能坚持下来。但当然，最终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且从水田里走上了田埂，好像得救了一样，那是靠了自己的镇定和力量。说实话，这是我最不愿从事的劳动之一，即使我是一个真正的农民，土地和收获是我自己的，这样的劳动也不至于会变成无上的快乐，那时我会想法改进，以至不种这样的水田，总之，不要这样受苦。

渐渐，随着时令推进，我也和别的人一样，早上一起身就赤了脚。赤脚站队、出发，赤脚从田野走回。有一天坐在田埂上休息时，我端详着我的脚和脚趾头，动动它们，好像从来不认识它们似的。它们不会说话，神情质朴，自惭形秽。解剖的眼光使我透过趾甲、皮肤、血肉，看到大小骨头的结构和分布，又由此及于我整个的血肉之躯和身体骨架，它们负载着我，绝对无条件地为我所用，简直可以说正在受着我的连累，而且时间上将总共达到十五年之久。我真对不起它们啊！它们受之父母，长于岁月，也不容易！有一天夜里，我缩作一团、抱着自己，抽泣起来！后来，我发现，好多女犯睡觉时都是这样尽力地抱着自己的身体，这大约不是偶然的。

郁平，夏天手握镰刀走进麦子的海洋，割麦变成了一场求生的搏斗。汗水流完了，人被烤干了，麦子放倒了，人也得救了。栽秧季节，脚是必定要沤烂的，腿是必定要麻木到像两根树桩，腰是必定累得弯下去就几乎再也直不起来，而手指必定是栽插得破皮烂肉还要在泥水中栽插下去。当绿秧遍地、栽插完毕，多么想在田埂上立即就地死死躺它一天！还有割稻、还有两季的脱粒！简直难以相信，那么多麦子或是稻子，就是我们“掼把”掼下来的！但肉体的极大劳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把整个的人里里外外都占据了，除了劳累的苦恼，别的任何苦恼都没有了立足的余地，而劳累的苦恼立即可以得到安慰，那就是睡下去、睡死过去，一觉到天亮！这样看来，越是原始条件下，付出极大体力劳动的人，就越是不会有我们所知的苦恼！那只是苦而已。

我们还经常从事着一项较特殊的劳动，那就是做砖坯。农场有好多砖窑，砖坯分别由各队各班的犯人在各自的地方做好，然后有人统一用船装运到窑上去。

在近河边的一处地方，由于常年挖土做砖坯，形成了一些深塘，里面自然地停满清水。在深塘的旁边，我们继续取土，从深塘里挑来水，把土作成泥巴。我按照要求，用锹反复抄弄着，以增强泥巴的粘性，使之更有密度，这样做出来的砖坯才能烧成响当当的坚实的砖头。

在那个时刻，世界上对于我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和泥巴，我得把这件事做好。劳改对于一个本来是农民的人和对于我这个本来是医生的人，含义是不尽一样的，应当说，在同样的服刑时间里，即使是做同一件事，我所受的惩罚实际上要大得多，但这好像是被忽视了的。

我只是忽然想到了这一点而已。我所应受和实受的，在我的心里，都不能用这些具体的痛苦和多少年徒刑来衡量。当一切有形的惩罚过去之后，还有无形的惩罚会继续下去。我的痛苦的真正深度是在这里，而不仅仅是十五年徒刑！

作好泥巴只是做砖坯的第一步，然后就得手捧一团泥巴摔进模子，经过一定操作，让泥巴成为砖坯。一块块砖坯在地上排起了队，堆码起来，盖上草苫。

我用锹在大块泥巴上切下小块来，再把这小块泥巴摔打结实，就像做烧饼的师傅对付他的面团一样。如此反复进行，直到那大堆泥巴用完，重新取土、挑水、和泥。我早已是一把熟手，当我有把握地将一团不大不小的泥巴恰到好处地摔进模子，几下一来，就出品了一块有棱有角有模有样光滑细腻很不错的砖坯，你也许不能相信，那动作真是十分熟练、麻利！

一天一天堆码起来的砖坯，就像又长又宽的墙壁，十几座这样的墙壁并排站立着，上面盖起人字形的草苫，我们这一回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那是二十万块砖坯。

我已经有多次向排列整齐的二十万块砖坯注目告别，那个瞬间是令人心动的。它们将在砖窑的烈火中成为远近闻名的“农场青”砖头，好几个县的建材公司都乐于经销它，生意很好……

郁平，我服刑劳改的范围就是如此。不要为我担心，我的体力已经能够适应。我想，凭着两点，即使是一个无期徒刑的人也是能活下去的，第一点是不孤独，劳改的人不止一个，甚至有几十个人会相对稳定地在一起；第二点是返朴归真，劳改的人处在天地自然之中，处在劳动之中，复杂的社会，以至自己的复杂的心灵，都渐渐遥远，越来越遥远了。

二

郁平，底下我想对你说的，是一直萦绕我心头的那一切，那简直也就是我的另一种服刑，它的名字叫做悔恨……

……自从我到农场后，你是每月给我寄一封信的，并且不管我连一封回信也没有。郁平，现在连我自己也觉得很难理解，你的几十封信，我真的一封也没有拆看，一开始它们被我丢在铺垫下面，后来它们被我收存在箱子里，而且其中是缺第一封第二封的，因为当时被我揉成一团扔到了芦苇丛中。当时我不觉得对不起你。

自从我被判刑，我就觉得我的心死了，这对孤独到极点的我也很适合。你的信我虽没有拆看过一封，但你的好意我是知道的，可惜那对我已经没有意义，我也不受任何打动了。现在，我面对这些原封不动的信，也许有一天会一封一封拆开看看，但也许有一天我会仍然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反正“来日方长”，我心中一点不急，这真是要请你原谅的。

我造成我自己今日现状的，我都无数次地悔恨过了，回过头去说它们，又有什么意思呢？不说了吧！但有一件事，我是必须告诉你的。作为你过去的妻子，作为你现在说是等待着她的人，我不能对你隐瞒，就像在某种严格的道德里，一个未嫁的姑娘，不能对未婚夫隐瞒以前的失身一样，要不然，她的心灵就会终身生活在阴暗之中。这一件事，真正是我的污点，该我负全部的责任……

在你下乡之后，我失身过。是的，失身了！这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是没有任何辩解余地的。但我应该把具体情况告诉你。

那是一个青年医生，在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姑娘和我之间，他不正确地、固执地选择了我，他以为你真的是完了，而且跟我的关系也终结了。从虚荣心上说，他这种选择，发生在任何一个已经有了孩子的女人身上，她也许都会感到些高兴的。当然，绝大多数女人都会拒绝这种反常的和不切实际的事情。事实上，就连我，也从来没有答应过他。然而，我却失身了，我没有想答应他的追求，我却失身于他了。就在我坚决拒绝了他的一刹那间，我却痛苦已极地瘫倒在他的手臂里，于是一切都发生了，无可挽回地发生了！他又一回来到我的小屋里，我坚决拒绝了他，但我也就立即体会到，污点已经形成，自己再也无法从心头洗刷得掉了。女人真是可悲啊！女人为什么很难做到像男人那样无所谓呢？女人的精神枷锁是更沉重更牢固一些的。郁平，你骂我吧，我为什么至今不拆看你的信、不想接受你的好意，你一定是更明白了，我也找到了最根本的原因。你有理由说我愧对于你。我确实对不起你，可我要转而恨你！

那个青年医生，后来终于和那个姑娘成了一对夫妇。至于我曾经失身于他，这虽然只是一个秘密，但人们（包括那个姑娘）都知道他发疯地追求过我，并且人们都疑心他和我怎么样过，所以，这个秘密也许算不上是秘密……所以，我的名声不会是好的，在这件事上，我不会得到人们的尊敬。

如果不看作为自己辩解，我就来回顾检讨一下当时我的心情，我不怕把我的渺小世界展示在你的面前，我愿意让你的坚毅、正确、以至伟大，把我碾碎！碾碎！让你心安理得地把我忘掉！

我的心情，在当时，对这个青年医生，首先是非常感激的。

你出了那样的事情，我是你的家属，我受着有形与无形两个方面的歧视，我甚至都被街道上划为“四类分子家属”，叫去开“家属会”接受训话了！而这个青年医生，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也不是一个“等而下之”的人，竟然不顾一切地要追求我，他简直是在向社会宣战！或者这样说吧，当我被人们一下子看得好像一钱不值时，他却不怕为社会所不齿，认为值得为我不顾一切。不管怎样，绝望与自卑中的我，不能不在心里感激他！大约就连你，也要为此而感谢他！

我还得承认，那时我向往过，我幻想过，我是动过心的。

如果一切是可能而且允许的话，如果他所设想、我所幻想的一切，他为之不顾一切的一切而想做到的能够实现的话，对于我来说，岂不就是生活的重新开始，岂不就是绝处逢生？我为什么不能向往、不能动心呢？我难道一定得为你、一个被定了可怕性质并且被开除公职遣送下乡的人，做一个殉葬品吗？我才二十六岁，比那个青年医生还小两岁！

但我是不自信的，我已经不是当初被你追求的自由的我了，我感到我已经不能处理我自己，我对我自己失去了权利。

这种不自由，是最沉重的，一头锁着我，一头拽着你，我无法拿掉这根锁链；这种不自由还有一张大网，是专门罩住我的一张网，它是看不见的，但它是社会所认定的，它无比细密，好像一夜之间就悄悄编织起来并且将我牢牢网住，再也休想挣脱。

我身上带着这样沉重的锁链，罩着这样牢固的网，我怎么能像当初对你那样自由地伸出我的双手，去迎接什么新的生活新的幸福呢？我的头脑里始终回响着最可悲的无声之声：不可能了！

然而，假如它是可能的呢？你说那不令人向往吗？这，也就构成了我那时的一个特殊的痛苦。这痛苦本来就是存在的，当这个发疯的青年医生闯来之后，这痛苦的感觉就更强烈了，而且变成了一个不该发生、注定成为笑料的所谓“桃色新闻”。是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看到的仅仅是，而且竟然是“桃色”而已！这曾经给了人们多么大的兴奋啊，我这才感到人们是太缺少什么、太需要什么了。也许只有作家，才能眼光深沉地透过人们渲染的桃红的颜色，而看到我是痛苦的、我是一个和大家一样的正常的人！

然而，这一切有什么说头呢？我怎样去说呢？我反正确实是失身了，虽然人们其实什么也不知道！

是的，当时我已经拒绝了他，而且好像把他推出了门外，或者近于推出了门外。但是，一种心情，突然地，像涌来的潮水，淹没了我，控制了我，让我身不由己。那是什么心情呢？是怜悯，表面上是对他的怜悯，更深处是对我自己的怜悯，以及一种说不出的无边无际似的怜悯，加上我无力得快要瘫倒、就像快要沉没似的，这些混和起来，变成了一股把我卷走的力量，让我一时甘愿倒在他手臂里，一个男人的手臂里，好像只要是一个男人就行了，而不管他是谁！我绝望地垂死地抱住了他！我一定可怕极了，他应当被吓得跑开去才对，可是他还是扮演了一个毫无经验而又迫不急待的情人的角色，这真是可悲之中的可悲！

我需要一个男性的坚强有力的拥抱和强暴的占有，我需要在男性的粗野的怀抱里和强大的压力下得到下贱的快乐，我需要这样来流我的泪以至于死去。当时就是这样，我的确身不由己了，我要爆炸了我自己、毁掉我自己！我想过你为什么不能像个无赖似的赖在我身边啊，可是你是多么“自爱”！你这个知识分子！

当然，我得到的，只能是更大更深的失望，是更加说不清、除不去的痛苦。清醒来到之后，剩下的就只有分手。他也认清了现实，接受了我一直劝告他的，去和那个爱他的姑娘成就他的婚姻。我虽然至今仍是尊敬他的，但纯洁的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其实只是女人、婚姻，可能我的女人味比那个姑娘多些，使他一时做出了错误选择。他并没有真正理解我身上带着因你而有的复杂的东西将对他是多么难以接受。我对他、对任何一个像他这样盲目的人，都只是一个深渊而已。如果我跟我不同一点，或者更为自私一些，或者稍许恶毒一些，或者被恐惧淹没得更深一些，我是会抓住他这根救命稻草不放的，当然，事实已经证明我还不是那样的。我想说明什么呢？难道我想表扬我自己吗？我只是想说清我当时的现实而已。

郁平，你如此等待我，是自有你的理由的，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是应当等待我的，你的悲剧你必须坚持到底，你不能失去你的悲剧。但是，现在我把我的失身坦白给你了，你可以不必等待了，我是不可取的，即使没有这事，就凭着那样淹死了孩子，也已经是不可取的。犯了罪的我本来就不需要你的等待，说出我的污点之后，更不需要你的等待。你可以把我从你的悲剧内容中取消掉了，虽然这也只能使悲剧的情节和结局稍有不同而已。我感到自己现在有点活过来了，所以开始给你写信，作为对你的来信的一次总的回答，这并不意味着我欣然接受你的等待，事实上也许正好相反！是的，我不想、也不能再回到你的身边去了……

当我能够对你说出“我不想、也不能再回到你的身边”这句话，我是获得多么大的解放啊！在你和我的“较量”中，我因为这句话，而和你打成一个平手了！我只能和你打到平手为止，我不可能胜过你。因为难道我还有什么能够反过来宽容你、原谅你的吗？不，我一无所有了，我失去得精光，我是只值得鄙弃的了。你的几十封来信给了我一个机会，给了我一个拒绝的机会，我虽然一无所有，我却能够拒绝，于是我好像也能拥有一点什么了！郁平，我并不是故意要气恼你、让你烦，事实上我只剩下这一点点“好像也能拥有”的东西了，而这一点点东西实际上我仍是不配拥有的。我这样的人，还能谈什么自尊心？

啊，如果我是足够成熟的，该是多么好！面对你的出事，我就不会恐惧惊慌。面对一切有形与无形的歧视，我就会泰然处之。我也不会惶惶不可终日，我会非常镇静。我也不会对你失去照应，我会坚决要求你时常回家，我还会自己到乡下去看望你。我会让我们的夫妻关系更加如胶似漆，让我们的感情在患难情况下获得新的深度。我当然会关心你的申诉，自觉而有力地支持你，给你增加更多的力量。我更不会发展到精神错乱的程度，我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丝毫的错乱，所以也就不可能失去我们的孩子，不可能酿成任何的悲剧。我的被人齿笑的一切也就不会发生，我就会是一个出于污泥而不染的人了。当我们生活中的乌云散去，阳光重现，我们的幸福正如黄金珠宝，岁月流逝了，它们却多少倍地更为贵重了！可惜啊，这些“如果”一点也不真实，并且好像就不可能……

同样，我如果仅仅是质朴的，也行。我现在对于具有这一素质的人，充满羡慕。我身边的女犯中，就不乏其人。但她们为什么也到这里来了？是的，她们也仍然有可能到这里来，但她们不会犯像我这样的错误，她们如果碰到像我这样的情况，会比我好得多，甚至有可能会做得完全正确。说到底，我只能怪我自己！这也是我时时会有绝望心情的根本原因。

但悔恨是最没有用的东西，所悔恨的正是所没有做到的。悔恨终有完结，它把悔恨者的心咬够了，也就无味地退走了。这时悔恨者无力地叹息一声，准备打发余生，我现在就处于这样的心境之下。

也许你会说不管什么人都可以重新振作的吧？不，这简直谈何容易。在一般人看来，那反而不够正常。就我来说，服刑十五载之后，还谈什么重新振作呢？我本来又有过多大作为？十五年之后，我还能在社会上充当一名庸医，混个饭碗，就算不错的了。现在我劳累得哪有看几页书的时间？我怎么可能了解得到医学的新的进展？我的时间、我所需的精神状态和客观条件在哪里？

郁平，我自问过，我们的婚姻是缺乏基础的吗？为什么在你出事之后，我表现得那样差、那样全乱了套呢？我是浅薄的吗？我对你的信任为什么没有像岩石一样坚定呢？我倒是很想听听你的看法的，也很想听到社会的议论，在这里，让我自己来试做一个回答吧。

回想起来，我们的婚姻当然有它的基础，就我来说，实质上认定的只有两个方面，一是你有政治地位，二是你有学问人品。大家都知道，你这个教员不同寻常，你是有资历的，你只是不愿担任领导职务而已。大家也都知道，你最爱读书，你有学问，你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你身上的某种不卑不亢和文质彬彬的风度恰好说明着你的这两个方面。不言而喻的是，你的政治地位也就意味着你的经济地位，你的工资简直可以说是很高的，虽然我好像从没有注重于这一点，但这应当算是实质上会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这样一分析，就很清楚了，这两个基础当中第一个是最重要的，抽掉了第一个，那第二个也就没有立足点了，甚至能被看得一钱不值。

婚后，我所感到的无比幸福，我的幸福的大厦，主要不正是建筑在你那样两个方面的基础之上的吗？当其中一块最重要的基石被抽掉，而另一块随之失去，我的大厦的倾覆，我的幸福的幻灭，有什么奇怪的呢？

是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被欺骗，就是被毁了。这种感觉对不对呢？错在何处呢？到底该怎么看？这好像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

我的表现的确很差，我应该被认为是很浅薄的。我的表现的差，正是来于我的浅薄。但我怎样才可以不浅薄呢？我怎样才能具有不同于世俗的眼光呢？当别人看到荣时，我却能看到辱，或者无所谓荣辱；当别人看到成时，我却能看到败，或者无所谓成败；别人看到黑，我却能看到白，或者无所谓黑白；别人都以此为最重要，我却能以此为最不重要，或者无所谓重要不重要；如此等等。我想，会有人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许多人都是这样的，于是表现也就会不一样。而我，真是个大俗人，真是个“绣花枕头”。

正因为我是个俗人，所以世俗的明枪暗箭能够伤我。假如一个人能够超凡脱俗，他也就能对世俗不介意、无所谓，不管是显得多么正确的世俗！现在我知道了，世俗就是世俗，但它往往说着最正当的理由，也最为“爱憎分明”。我和你的婚姻，它荣耀时，被人羡慕，变故时，遭人鄙弃。我怎么就不懂得这一条的呢？荣耀时不懂，变故后仍然不懂，于是我的表现就只能用“垮掉”来形容了。唉，假如我早一点懂得强大的世俗其实是最不足为据的，那就能挺过来，那是多么好啊！我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挺过来呢？我把一切弄得多么地糟糕、不可收拾了！

我始于浅薄、终于浅薄，荣于世俗，死于世俗。不可救药的浅薄，不可救药的俗物。我确实是这样认识到了我自己。也许，你会用“幼稚”二字来宽恕我，但到了我这一地步，评判我是浅薄还是幼稚，已经没有意思，我总之不可能被说得美妙起来了。我早已经不相信我自己是美妙的，我十分唾弃我自己。

但你对我是有过好的影响的。与你认识并且结婚之后，我看到，尽管你拥有政治的基石，但你自己好像并不看重。当然，你也没有说过你不要，事实上你是双脚踩在那上面的，抽掉它们，你也就倒下来了。但你的思想，你的意识深处，以及你的表现，是认为“学问人品”最重要、最有真正价值的。那政治上的较高级别，你处之泰然，同时却不去追求、不去利用它，这就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叫做“淡泊”了。你放弃校长不当，而要求当个语文教员，这是世俗所不解的。从这方面说，你引起了我的信任和敬佩，也提高了我，某种程度上改正着我的浅薄之处。但是，当“大难”来到时，我支撑不住了，我对你的敬佩和信任远为不够用了……

郁平，如今后悔这些，确实已经没有什么意思，我的“支撑不住”，你一定是原谅了我的，可是我对自己却不能原谅，因为我连我们医院里的沈妈也不如！她的男人因为真正的历史问题被判了十五年，劳改去了，也丢下孩子给她，而她不过是医院里穿蓝大褂的工友，地位、工资都低，但她安然、平静地等待着，她的表现，正好与我是相反的。现在，她的男人差不多要释放回去了，她也没有因为“支撑不住”而给自己酿成什么灾祸，她的孩子也好好的，并且长大了吧？她是很不容易的。可我呢，比起她，真是太差了，我不但没有好好等我的男人，我还害死了我的孩子，我还把自己弄到如今的地步。沈妈会笑我吗？不，她一定在为我叹息、为我可惜，她一定最能原谅我。我所缺少的，正是她好像天然具有的。我为我自己哭了多少回啊，我为什么不是另一种样子的呢？我为什么没有沈妈所具有的那种最平凡也最可贵的东西呢？小时候在我心中好像也有过、也受到过感染的，我是什么时候弄丢了它的呢？因为我曾经太幸福了！我浅薄啊！

郁平，我实际上已经说了，你当时为什么不能哪怕像个无赖似的、赖在我的小屋里不走？你对我拿出一点野蛮粗暴来也好啊！你为什么不把亮亮偷到乡下去？你可以把他偷走的机会太多了！你为什么好像失去了所有的智慧和镇定，只顾你自己独往独来胡乱闯荡，你简直把我忘了，你以为我是什么人，能自动地理解一切和正确对待世界？你好像把我估计得太高了，可是，离婚却又是你提出来的……

不管我怎样地错，我都要怨怪于你，所以我觉得我有理由恨你！

一个女犯人对我说，乔丽，你呀，块块都好，就是命不好。是的，为什么我这个在学生时代校花一样、成绩也好的人，结果却落到如此地步呢？为什么老天偏偏让我跟你成了婚姻呢？一切的一切难道不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吗？可是它已经是这种情况！而且已有的情况还会影响和决定以后的情况，再也不能改变。我现在甚至感到，当人一天天走向社会时，也就一天天踏上其实已定的命运。这个看法是太消极了，可我感到的正是如此。但何必认真呢？有许多东西的确是当事人很难把握的，所以我也不想谈命运了。反正我的一切有我自己的原因，也有你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是可以解释、可以分析的，这就是我现在给自己的一种安慰，能够较为客观地、跳出去一点地看待一切。你给我说过“超脱”，还有“解脱”，佛家的一些道理，你可能已经忘了，现在，这点儿“哲学”，对我却有了用。

郁平，我入狱、被判期间，你是那样为我痛苦，你一再表示等待我，并且要我答应你。那时我心神纷乱、如在梦中，夹杂着怨愤、恐惧、委屈、悲伤、悔恨。我虽然看到你的痛苦，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看你时不但好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甚至是在看一个仇人。我不愿意回答你，也不愿意见到你，我的心里以增加你的痛苦为快，然而这小小的快意并不足以去除我自己心头的那些痛苦，只是加重着它们而已。你为我奔走，但我无动于衷，我一方面不能饶恕我自己，一方面在心里说你是活该，你如果痛苦得在我面前倒在地打滚以头撞地那才最好！

可是现在，只要我不死，就有一个服刑期满之后的问题了，虽还遥远，你总是在提醒着我，你的一封封来信无不在提醒这一点。看来，你的所谓历史问题，如你所说，是终究会得到澄清、纠正、甄别、平反的，我已经越来越相信这一点，而以前不知为何总是不能相信。那么，到了你所想象的、我们重新在一起的一天，情况可就真是妙极了！生活的时间的魔术，虽曾让你由人变成了鬼，但又让你由鬼变成了人，你恢复、拥有了本来的一切，那两块基石，政治级别和学问人品，又悄悄地垫回到你的脚下，你又高大了。你像经过什么考验和洗礼一样，容光焕发，从磨难中走出来，走到了阳光下，好像什么也没有失去，而且还增加了一些什么，你成了传奇式的、英雄般的人物了！就像我们的“农场青”，经过窑火烧炼，变得响当当的了。可是另一面，我的情况呢？恰好相反！我灵魂卑微、精神渺小，我目光短浅、骨头太轻，我把一切宝贵的都弄丢了，成了一堆渣滓。我是一个真正的失败者，我由人变成了鬼之后就再也变不成原来的人了，永远地成了半人半鬼，我将终生背着我的罪和我的耻。我被生活与时间证明不过是砂子，而你是金子。你站着，我跌倒了，我永远地趴在了你的脚下！

你可能一点也不这么看，你会好好对待我的，你会尽力不让我感到这些的，我也可以假装着不去想这一切，可这一切不等于不存在啊！我想，除非让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历一番痛苦，让整个世界都被如此的魔术、甚至更大得多的魔术来戏弄一回，让无数的人都做一回我这样的不人不鬼，我今后的日子就会好过些了，因为都一样了！会有这样的一天吗？我真希望有这样的一天啊！我真是恶毒已极、恶毒透顶了！

但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回到你身边去。我可以到哪里去呢？回江南的家乡是一条路，留在农场做个场医（场方已经有此意图）是一条路，当然，回到亭州去却与你无关也是一条路，另外，还可以随便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谋生。只要活着，看来总是要走某一条路，也总是有某一条路让人走的。

是的，郁平，你不必等着我了。你再怎么宽容谅解，再怎么有好的心肠，我毕竟还有十年才能期满呢！为你着想，为你的父母着想，最切实的，你的父母是应当有他们的孙儿孙女的了，不能再拖。我劝你一定不要等我！到那时，你就是五十岁的人了，你不应该这样等下去。

你想用你的等待说明什么呢？你的等待是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吗？特别的意义又有什么意义？你感到自己悲愤或者悲怆得还不够吗？如果是这样，我劝你尽快从中“超脱”以至于“解脱”出来，你一向是能够这样的，我只怕你这个最能超脱的人会变成最迂腐最执著的人，因为你遭遇的打击也确实是太沉重太彻底了。

如果你认为你的等待只是你个人的事，与社会、与别人不相干，如果你不是像个唐吉诃德似的要与强大的风车较量，那么你就应当真正为你个人（特别是你的父母，我对不起他们）作打算，而不要含糊，不要再耽搁了！

鲁迅不是说过吗，让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时光又有什么意思呢？何况我的情况是这样地糟，何况我已经提出过跟你离婚，现在我依然坚持！你轻轻松松地去吧！你朝我彻底转过脸去吧！过去对于你，只是一个昨夜的恶梦，忘掉那一切吧！

对于我，昨夜的梦还将现实地延续十年，你何必硬要苦苦留在这个属于我的恶梦中呢？你如果偏执于你心中的东西，偏执于一种精神性的内容（你一向偏重于此），而一定要等我到释放的一天，那么虽说我在服着劳改的徒刑，你也在服着精神的苦役，并且在加重着我的苦役了！这又是何必呢？你已经为我服了五年多这样的精神的苦役，足够了，你再坚持下去，确实无非是加重我的罪过罢了……

但我的心里，另一面却又是想回到你身边去的！想想劳改十五年后，四十多岁的我，如果不回到你的身边，而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即使是我的老家，也都将面对特殊的可怕的陌生，没有人能像你这样了解我、宽容地对待我。难以想象那时我将如何生活下去。已经五年多过去了，我心中的支柱是什么呢？它有吗？实际上是有的，就是过去的梦，就是你，仍然是你，不承认是不行的。我愿意你留在我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而不要离开，尽管那些来信被我狠心地丢在一旁、尽管我让自己抱定了什么决心似的，但我并没有舍得丢掉它们啊！

多么矛盾，让我回去吧，让我现在就回去，让我匍伏在你的脚下！

死，对于我，从各方面看都是摆脱。假如我是和亮亮一起去了，我早已“解脱”了，而且那是最好的“解脱”。假如我在被判刑之前死去，那也不错。刚到农场时如果死去，虽晚了一点，却还算及时。现在言死，未免迟了至少五年，真是白吃许多苦，白受多少罪。但现在去死，也还是有意义的。死一下子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你就无须等待、我就无须不安、亲人以及别人也就可以渐渐把我忘掉，大家都得到了“解脱”。死虽是自然的规律、最终的结局，不愿死也终有个死，但死却可以提前，自己去死。是的，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不去死呢？

你给我讲过息夫人的故事，那位春秋时代息国的夫人，因她的美色，还有她的丈夫的鲁莽不慎，招来楚国的兵祸，国破家亡，被楚王掳去为妻，虽生下孩子，却从不开口说话，以表示自己对命运的哀怨和抗争。但她毕竟是苟且的，她为什么不死呢？她如果早把自己付于一死，不就什么耻辱也不受、什么痛苦也没有了吗？可见死是很难的。我考虑过死，却总不想去死，我有我的难处，我有我的留恋，真是“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你以前对我讲的这个故事，好像成了对我的一个预言。

我真是好留恋啊！最让我留恋的，却不是生命、不是未来，而是那已经在人世不存在了的，我如果死了，它也就从我的心中消失了，永远地丢失了，完全地死了。现在，我没有死，他就仍活在我的心里，天天陪伴着我，白天夜里时常在我身边，跟着我，和我说话。我时常看到他睁着眼睛看着我！多么听话，多么哀怨，不管是我要入睡的时候，不管是我在田野上劳动的时候，只要我一想，他就会到我身边来……

阻止我去死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不服气。我自问不是一个坏人，怎么成了劳改犯呢？我自问并不是要害死我的孩子，怎么以此定我的罪呢？我好好的落到如此地步，谁对我负责呢？法律真的如此严峻，一定要这样惩罚我吗？法律到底是为人的呢，还是捉弄人的？我的生活、工作、人生都才开始，我是可以为社会服务的，为什么让我突然无价值地掉下深渊？我的一生就这样定了吗？国家培养我成了一名医生，国家又这样处理我，是合算的吗？人的一生可以是这样的吗？命运为什么不可以是另外的样子呢？我就这样去死、去了结我的一切吗？郁平，谁能回答我？我一定要得到这个回答！

生命是美好的吗？这真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因为在现实中已经有了回答，这个回答就是我，请看，我的生命是美好的吗？生命如果都这样“美好”，谁愿意有生命呢？

但生命又确实是美好的，就连不幸的生命，似乎也是美好的。不幸能让我伤心，让我忧郁，让我悔恨，让我自责，让我深思，让我悲怨，让我坚毅，让我强大，我亲手害死了的孩子也还能让我有梦，被判了刑、劳改着的人也毕竟都还在一种“生活”里面，始终在观看、品尝、体会、经历着人间情景，像有一支忧伤的曲子始终在心头萦绕回旋、绵绵不绝，生命从中得到着很特殊的刺激和喜欢……女犯们都说，人在正常死亡时，是感到很“美好”的，眼前会出现美景或是亲人，事实上我好像也已经有过一定体会，那是光明的欢乐的……

啊，生命啊，我对它的体会在加深，我爱我的生命，我留恋它！郁平，就让我独自走向我的未来的生活吧，只有“孤独”对于我才是最适合的……

长篇小说终结 (第三部)

沙黑 著

我爬上了山顶，

回望西天的光景；

太阳在云彩里，

宛似一个血殷的伤痕。

——托马斯·哈代《诗选》

我尽过我力所能尽的职责，

我行过我力所能行的善事。

多年以来，有许多人

却自以为有权轻视我……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

目录

上卷

第 一 章     雪夜

第 二 章     解放

第 三 章     形式

第 四 章     乡野

第 五 章     聚散

第 六 章     进退

第 七 章     无妄

第 八 章     有惧

下卷

第 九 章     砸烂

第 十 章     侦察

第十一章     抢枪

第十二章     芦荡

第十三章     骑虎

第十四章     叫将

第十五章     寒夜

第十六章     终结

上卷

第一章  雪夜

一

北风在高墙外轰轰巨响，不时发出尖啸；大雪打着旋儿，急速又悄无声息地，源源不断、从空而降。郁平瑟缩着站在牢监的木头栅栏门后面，听着外面北风呼啸之声，望着天上落雪，感到世界上一切都已停顿，唯有苍茫寂寥。而雪，却渐渐把天井下白了。他不知道这种古老的牢监为什么使用到现在，或许只是由于人们对此无暇顾及，并且也无紧迫需要，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改进。但改进了，也许就不能好好看到这番下雪的景象了。他的牢监朝阳，而且是在第一排，后面还有着一排，再后面是他在外头时早就注意到的古老的巍巍牢墙，此刻它岿然不动挡住了肆虐的寒冷的北风，一任它在外面狂怒、回旋、咆哮。人类何时能消灭监狱？看来这很茫然。监狱是测量人类情况情况的一个标尺。不同时期监狱里的住客不同，多寡不同。不同时期的刑事犯可能有相同之处，但促成其成为刑事犯的社会背景却又会有所不同。这也是一门学问，一门研究不幸、而且还要来处理这不幸的学问。

他本来是关在后面一排的，进入冬季之后，把他调到前面一排来了。至少这在客观上是一种照顾，他心怀感激。为什么要照顾他呢？或许因为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还可能因为他算不得真正的罪犯。看守所的人定然是凭着一种良知与同情这样做的。但也许只是一个偶然，只是他不知为何要自作多情往好的方面去想，他在思想上常常犯这种懦弱而且天真的错误。

他目光所及的右边那一排后面的一排，就是女牢，以前乔丽就关在那里。现在乔丽不可能知道他被关起来了，当然还是不要知道的好。那一望无际的海滨农场的冬天极其寒冷，乔丽给他写来的长信中说到过这一点。这大雪正在那广阔的长满麦苗的原野上以更大的气势纷纷扬扬下着呢。感谢学校里的好心人，让看守所转交了这封来信。还应当感谢邮政局的人，他们的毫无差错的工作实在值得引起敬意。革命并没有打破这些方面的秩序，可以叫做“有传统的、已固定的、不言而喻的秩序”。古代好像也是这样，“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邮路依然存在，只是困难了很多。看来，一个社会拥有这种“有传统的、已固定的、不言而喻”的东西越多，基础就越厚实，就越经得起折腾。现在，这封信珍藏在里面一件褂子的口袋里，给他思念，给他温暖，给他信心，时常拿出来看上一遍，慰藉自己的寂寥，有时不禁潸然泪下。他写了回信，安慰和劝告了乔丽，最后说到目前学校里和社会上正在开展运动，事情多，以后有空再写信给她或者去看望她。言下之意，让她暂且不要写信来了。这封回信他交给看守所，请求能给他寄出。后来所长告诉他，寄出去了。这上头他心里也很感谢这个所长。在属于生活方面的事情上能够给予方便，这就是人道主义了。乔丽没有再来信，看样子是理解了他的暗示。终于跟乔丽又有了联系，而且有了心的交流，这让他想起来就有些激动和得到安慰。现在他当然格外急迫需要跟乔丽见面，但他偏偏这样被关了起来，身份上应当说是“在文化大命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内定历史反革命分子”，这罪名可不轻呢。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他被关进来四个月了，从还很炎热的初秋，到严寒的深冬。他不知道高墙外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了何种程度，但空中传来外面的口号声之类使他判断到，市委门口不时地又闹得厉害一些起来了。他的心不由得随之怦然跳动，似乎预感到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又要重演，也就是说，“闹革命”的学生可能又要来把他释放出去。他不由得就希望学生们的斗争是正确的。当然，假如他真的又被他们“解放”出去的话，他也不至于就会公然地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头脑依然是要复杂一些的。因了自己的“历史污点”和年龄的关系，他对他们只能是敬而远之，默默为他们担忧，也祝祷他们不要犯错误、并且有好的结果。

这样目标伟大、气势恢宏的运动，不知为何竟在他身上纠缠不休，简直没有道理，即使就亭州这么一个小范围来说，也不应当是这样的。但事实，或事实的一部份，却正是如此，也许就像这些从空而降的雪花一样，为什么采取猛烈地打着旋儿降落的姿势，为什么降落到这里而不是降落在别处，是可以从北风、从高墙得到说明的。他文革以来、甚至包括以往的人生命运，也都可以从外部的遭际、从自己的情况来得到说明。天人合一，他的事情可以说广大到跟老天爷都有关系，只是因为他的渺小，渺小得像一片雪花，所以这种说明也就毫无价值、毫无必要，不会有人去加以考虑，他自己也茫然。事实反正就这样发生着，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你觉得奇怪，可就是你自己的脑筋有问题了。对于你来说，也就应当像一片雪花，放松自己，不作无效的努力，无须问为什么，一切坦然就范，到处随遇而安。但不要以为雪花就没有知觉，一片雪花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即使一个哲学家，也只是一片雪花。哈哈，这样去想，也就畅快，近于庄子，迂阔、雄阔、辽阔，无边无际，达到忘境，但也只是刹那间而已。

天色渐晚，风小了些，雪下得更大了。外面押进一些人来，都抱着被子，缩着头，样子狼狈、匆忙，被分散开去。其中一个被带到他这里，虽然是低着头的，并且还在栅门外面，他却早已看得很清楚来者何许人也，真正感到震惊和奇怪。牢门被打开，这个人走了进来，牢门关起。看守所人员在外面很温和的说：宗市长，只好先在这里挤一夜，明天再调整！言罢也就关好牢门，响着钥匙，公然的就上了锁，转身而去。

他动弹不得似的僵硬着，侧身站在那里，好像呆呆地朝着对面的墙，那墙角之下放着一只马桶。他所注意的，却是身旁这位刚刚进来的人，只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把身子正过来朝着这个人，也没有开口问候一句什么话，头脑出现空白，中了魔法似的。宗进庭一进来就把抱着的看守所的那种被子扔到铺上，并且坐到铺边上，低了头想自己的心事。从走进这间牢房，到在铺边上坐下来，并且时间是一分一分的过去，好像就没有看到他这个人、就没有考虑到要跟原先住着的这个人打个招呼，哪怕是抬起眼皮稍加一瞬也没有。就这么旁若无人，就这么不把别人当回事，就这么成了这屋里唯一的一个人似的。他先是被宗进庭这种习惯成自然的王者之威、权贵之气镇住，后是感到有几分好笑，最后还是回到最重要的疑问上来：身为市委主要领导之一的人怎么可能来坐牢？跟宗进庭一起被押进来的是几个什么人？到底怎么回事？又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事情？是一个事件、还是一种结局？但不管怎样，这可能与他有关呢，是他写了传单公布了宗进庭的“历史问题”，而那个问题说来是很可怕的！他不由得愧疚起来。他想跟宗进庭谈谈。

他轻轻地在铺边上坐了下去。宗进庭这才侧目看了同牢监的这个人一眼，但随即就受了一惊似的站起，站到栅栏面前，朝着外面纷飞的大雪。显然，刚才确实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事情里面，竟然就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这牢监里除自己而外还有一个人，并且这个人竟然是郁平，冤家对头，狭路相逢，有着很大的嘲弄意味。

郁平能理解宗进庭刚才那种精神高度向内、对外视而不见的情况。他也能体会到宗进庭这样一落千丈所受的刺激有多大，能想象到宗进庭有着什么样的恨意，那是像火一样在心中熊熊燃烧，永不熄灭。但此时此刻，他对宗进庭竟然进了牢监，并不感到任何的快意，他倒是有着对宗进庭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作为一个身份高贵、性情高傲的人，忽然落入这一处境的同情，因为这对宗进庭而言，似乎首先意味着是一种极大的屈辱，至于受到的打击，倒不一定很在乎。可恨的是作为国家专政工具的看守所，也就这样视为犯人接收和对待了他，稍可安慰的是，看守所工作人员仍对他表示了一种尊敬。而最令宗进庭痛苦的问题是：一切为什么就这样发生了？显然，宗进庭一直固执地沉浸在这一追问之中，并且还没有得到能让自己稍安毋躁的答案。郁平从心里这样理解和原谅了宗进庭刚才的目中无人，以及发现了他之后竟然不加理睬。看来还是只有自己先开口说话，因为宗进庭毕竟是身份高贵、性情高傲，而不像你郁平反正是屈辱和低人一等惯了的。

他将开口，心里就涌动着由衷的亲近和同情，好像有家乡原野带着稻叶清香的空气、带着草秸香味的炊烟向他吹来，他就开了口，他说，你……怎么……你……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才最为恰当、最能表达那种由衷的心意而不被误解，但似乎这样语无伦次、言不达意也就是最好的。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就好，宗进庭虽然没有立即答话，却是听出了他的问候和关心的意思，还有那种由衷的诚挚之情、乡土意味，也就屈尊回转身来，重新坐到铺边上，跟他坐在了一起。这可算是真正的放下身份、示以平等。他甚至感到一阵怜悯，进而感到了某种希望，那种能够破除一切壁垒，好好交谈起来的希望。

你不感到意外，不感到突然吧？宗进庭侧过脸来问他。其声温和，其容微笑。这高傲的人，不耻下问的样子，但骨里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尊严，而且以攻为守，随时准备回敬他的任何不恭，打击他的任何快意，把他踩在脚下。

他避开锋芒，不计较在无形中所受到的、已经习惯成自然的对他的人格的贬抑，还有这种视人为敌、外松内紧的狡诈的权谋，而立足于质朴，就事论事回答说，我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但这种意外和突然也不是不可思议的，既然事实已经发生了，那就是可以分析的，总有个来龙去脉，总反映着事物的某种方面。我关在这里三个多月了，不知道外边的情况怎么就发展到了这一步，这让我感到意外，而且感到突然，甚至还感到有一点快意，你对我的提问是很尖锐、很准确的。

宗进庭嘿嘿地笑了起来，说，你很直率，也很有骨气。那么我反过来问你，你当时对于自己被关进来，是不是感到过这种意外和突然呢？我问你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只是……

一种好奇，一种研究。

对，对，是这个意思。

思了一下，他说，我对我自己被关进来，确实感到过一点意外和突然，不过，立即就很理解，因为向来就可以是这样的，是符合某种逻辑的。而现在你这样，是不符合某种逻辑的，以常情而论是难以理解的。过去形容我这种人，是处在“推一推”和“拉一拉”的地位。“推一推”就会“掉下去”，也就是掉到像看守所这样的地方来，被剥夺掉对一个人来说最为基本、也就最为重要的那些东西，从生活的权利到工作的权利，还有名誉的权利；“拉一拉”呢，那就还能勉强容许在人间正常的社会里活下去。更生动的说法形容我这样的人，好比是站在茅缸边子上，轻轻一推就会掉进茅缸里去，臭不可闻也；而拉一下呢，情况当然就大不一样，还能勉强混下去。

宗进庭一笑，说，你讲解得很透彻。

他继续说，搞文化大革命了，这是很大的政治运动，像我这种人，不要别人提醒，自己就要加倍小心，并且作好一种思想准备，就是率先被吆喝上场蹓一蹓，做个反面教材。所以，社会上称我这种人为“老运动员”。有这些原因，运动初期我被作为某种象征、服从某种需要而被捕，虽然自己痛苦，但也不能说很意外、很突然。不过，也不能说我就心甘情愿、万分理解，因为这里面有个小小的情况，你应该清楚，可能比我本人还清楚，就是我的问题根本是个错案，我不应当算是有问题的人，关于我的黑白被颠倒了，对于我的所有惩罚都是不对的。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但尽管如此，既然我的身份被认定由白转黑，是灰色的，来了运动就只有拿我当黑色灰色的对待，这是没有价还的，那么我只有暂且服从这一逻辑。我不可能被别的逻辑容纳，比如，我不可能被认为是革命教师、革命干部，从而在革命的队伍里存在。从前，作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有可能意味着冲锋陷阵和牺牲，现在呢，意味不一样了，首先意味着拥有正常的生活、稳定的工作。但是，无论我内心多么愿意做一个好人，我都不能得到承认，因为现在人家不这样认你，组织上不这样认你了。

这正如外国某个作家说的，人是生活在他人的目光之下。但难道，他人认定了你的本质，就算是你的本质吗？对自己的本质最清楚的不是自己本人吗？所以，对这个人来说，积极的态度应当是不听这一套，自己如何存在和发展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你以前可能嗤之以鼻，但现在你一定很赞成。我是说作家很厉害，他们比较客观。

假如我本来就不以做一个好人为荣，那我被关进来就心安理得，只好比换了一个住处罢了，但我本来并非如此，我本来不但愿意做一个好人，而且还愿意做一个进步的和比较有用的人。

一切的痛苦最后都集中到心里去，成为对自己的疑问：你确实做了坏事吗？你确实不是好人吗？你确实不配有好的命运吗？同时又不断地考虑：你往后怎么过？你如何还能在被视为坏人、受到专政或半专政的情况下，依然能有生活的信心？依然还能做一个比较有用的人？一个人失去任何价值的痛苦，看来是最痛苦的，比家破人亡的痛苦好像还要痛苦。因为，人是在社会上生活的，他应当把自己实现为社会价值，而不应当像草木一样自生自灭、没有价值。

一阵沉默。他碰着了自己的痛点，而且不觉就说得很沉痛。他似乎等着宗进庭说一句什么，但宗进庭坚持着一声不响。他转而恼恨自己，为什么不能表现得较为婉约、较为高傲一些呢？他说，也许我不该、不必在这个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对不起。

宗进庭说，不，你没有说错，你说的全对，是这么回事。我在这次运动中被认为所犯错误，也就犯在这个方面，镇压群众，草菅人命，拿群众当阿斗。这个我已经有所认识，但当，也有我的保留意见。过去我心中只强调我们那一套的合理的一面，而对不合理的一面，虽然也不是不知道，但好像认为无法避免、就应当那样做，先残酷下来再说。群众说你们这是资反路线，群众的这个道理在我们心中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只不过我们不让它影响我们的思想、不让它动摇我们的立场。当然，我们是想把运动控制在正常轨道上，但我们那么自信那么习惯所认为的正常轨道，这回却是不正确的了。不正确到什么程度呢，到我这个人要被关进来的程度！这是一个大笑话！

当然罗，如果不打击我这样的人，我就不能认识到我的错误，我就会坚持我的错误，还会继续玩花招、镇压群众。文化大革命斗争激烈到这个样子，另一方面确实也是跟我这样的人有关。毛主席这回好像要帮着群众跟我们把这个理扳平，要让我们承认群众造反有理。但毛主席并没有叫把我这样的人关进来，群众把我关进来了，也让我这样的人嚐嚐挨关的滋味，我多少有点冷静下来，多少有些理解了。但细想起来，我还不能达到你那样的痛苦，我一没有被开除公职，二没有正式的组织处分，三没有说不发我的工资。

宗进庭能够这样回顾运动，甚至承认有所不对，能这样说老实话、讲真实的心情，令他有些感动，距离总算靠近了一些。他反过来劝慰说，运动中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某一地的事情，过去确实是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逻辑的，想不到这回的逻辑不一样，完全相反了。

宗进庭摇摇头，说，你不要来原谅我，我有我个人的理解，我说我运动中有不对之处，不等于我就认为过去的逻辑全不对，更不等于我认为现在的逻辑全对。我对于我被关进来，跟你一样，也不特别感到意外和突然，也认为是可以分析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历史过程。

宗进庭引起了他的尊敬。他本来无意中有点轻视宗进庭。现在他愿意跟宗进庭深入交谈任何问题，只要宗进庭有这种意思。不过，宗进庭在某些方面仍然是矜持的，坚守着心中一块居高临下的地盘，而这种矜持和坚守，最为他所不满和痛恨，他体会自己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平民意识。

风小了些，雪却似乎大了些。天井当中不高的木头电杆上，搪瓷灯幞下面，那孤另另的灯泡亮了起来，虽不算很亮，却也在空中划出一道界线，分出黑暗与光明。雪花从上面的黑暗中有如无数飞蛾一样扭动着扑进灯光里，纷纷扬扬，惊心动魄，像被强大无情的命运所驱使一样身不由己、飘落到自己生命的终点。

对面牢监都放下了草帘，以挡寒气。

你今年多大？宗进庭问他。虚年三十九，四十岁就搁在头上了。他回答。心里不由得又触动悲哀，竟然这个岁数了，而乔丽是三十一岁。他们二人不但两手空空、一事无成，而且身陷如此困境。给他们造成这一命运的人就在眼前，过去在想象中不知痛恨了多少回，但此时此刻面对活生生的人却恨不起来，从心底也找不出让自己稍稍愉快一些的幸灾乐祸之感，好像人生本来就该这样白吃许多苦而最终却会让你原谅了一切。

你三十九，我四十五了。你的传单出来之后，杨书记说过，以后要对你的问题重新调查，还有你的爱人的事情。我把这话告诉你，让你增加一定信心。等到这个运动结束，就可以开展正常工作了。那时我不会再经手你的事情，不过我是愿意你的处境得到好转的。我注意到你的材料含有改正的基础。但以前我不想、也不能给你改。我是借着一定的机会，坚持了我个人的东西。这件事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的家庭。物极必反，我还有好多苦头要吃，不光是因为你的问题，但其中也包含了你的问题，这不怪你，只能说是我自己造成的……

他想不到宗进庭这样干脆，而且对他、对他的“家庭”，说了“对不起”，这包括了乔丽和亮亮。虽然这时的宗进庭不能代表组织，但他却就像听到了组织对他讲了诚恳体贴的话一样，他被触动的苦难和委屈让他的眼里顿时满含泪水。他转身望着飞雪，控制着汹涌而至的情感的波澜。

郁平，你可以骂我，当然，骂了也没有用，我给你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无法弥补。这我知道，我一直心里是有数的，虽然不仁，但不麻木，我的快乐是建筑在你的痛苦之上的，其实我也没有得到什么快乐，这对我也是一个恶梦，无法摆脱的恶梦，可是我很顽固，我做什么事都是很难回头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这人可能就应该被群众送进来嚐嚐滋味。但比起你，实际上还差得很远。这已经是很难扯平的了，现在并没有开除我的公职，也不可能把我的老婆用个名目判刑十五年，不可能让我的某个孩子也人为地失去生命……

不不！他抑制不住一种激动说，你已经说了“对不起”，这就行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是“言下见性成佛”，再说什么就是多余的、完全不需要的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难道一定要让别人也把不幸重复一遍，这世界才算公平吗？我怎么能这样想？如果照这个道理，世界就只有没完没了的仇恨和战争。这真涉及一种很大、很大的道理……

说到此，他很难过，停了一下，他问宗进庭，到底你们是怎么被关进来的？别的还有什么人？市委是个什么说法？群众运动，你不要过于放在心上，你的根基还在，一切要看最后组织上怎么说，组织的结论才是算数的。

宗进庭说，一起送进来的还有好几个中层干部，包括“主力军”方面的头头。真是“史无前例”，建国以来不曾有过，虽然不算是组织的处分，但组织也是被迫点了头的，要不然送不进来。

他立即说，组织是权宜之计，也可理解为一种保护措施，不是吗？

宗进庭一笑，说，你说得对，不过，毕竟也是咽下一口恶气，弄不好要气死人、吓死人、弄死人的，这种情况下，有时就连高级干部也会死得不如一条狗。另外还有一半你没有说到，你可能也不了解，我这样被关进来，也不等于最后就一定没有事，最后组织上对我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处分，这个包票现在不能打，现在还看不清，也不要那么太乐观了。

为什么？他问。

上海来了个“一月风暴”，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这你知道不知道？毛主席夸奖了“一月风暴”，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你知道不知道？

他惊讶着，困惑着，并且开始努力去理解毛主席的话。

宗进庭说，这就是我在亭州被关进来的最大的政治背景。所以，群众能把我关进来，也是不容易的，也要乘着这个东风、借着这个势头才行。最后我如果能平平安安、完好无损的出去，那同样也不容易，也要有个什么形势。一切比你理解的还是要复杂一些，我作好了两种准备，而不是一种准备。

他说，只要你没有硬伤……

是的，只要我没有硬伤，没有贪污腐化，仅凭运动以来我在工作上的问题，哪怕加上历史上的问题，是处理不了我的，但可以说性质很严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话你能理解吗？你也许是能理解的，但我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不知不觉就掉到另一个阶级里去呢？我成为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代理人了吗？资产阶级在哪里？我怎样做了他们的代理人？能这样从自己的党内、从直接管理着国家的千百万干部里划分阶级吗？什么阶级不阶级且不说，这样胡闹折腾下去，会不会走向反面，真的乱到不可收拾？你倒是说说看！

宗进庭确实有着思想的痛苦，而且这思想的痛苦，大于被关进看守所的痛苦。

二

他好像有义务帮助宗进庭摆脱这种痛苦，他谨慎着试加回答说，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在某些带着较大概括性的问题上，意识有时超过了当代的经验关系。就是说，意识有超前性，在某种重大问题上，事物才露头、刚萌芽，它就能作出深刻认识，从而具有指导性。尽管意识的结论是对的，但要到往后若干年才能成为普遍现实、得到普遍理解，而在当时，却不太好理解。所谓“较大概括性问题”，就是重大问题，但因为才是苗头，一般人看不清它，没想到要去做理论概括，或者不知道怎样概括，浑沌朦胧。优秀思想家却抓住不放，作出了正确的概括。马克思从巴黎公社七十天的短暂存在，概括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型的社会形态，这个概括的巨大深远，一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它的现实性，而且还在发展，比起三百几十年来的资产阶级专政、几千年来的剥削阶级专政，它虽年轻，却有着最大的合理性和前途，代表着未来。马克思是先知先觉，能提出那种较大的概括性问题。

先知先觉，是中国成语，说的也就是“意识超过当代经验关系”。道家的阴阳鱼提供了最简朴的图解：那两条鱼，我看那白鱼就是白鱼，黑鱼就是黑鱼，你却能从白鱼的黑点看出它将来会变成黑鱼，从黑鱼的白点看出它将来是一条白鱼。这就是辩证的、矛盾论的、前瞻性的认识论。佛家也有类似的表达，它提出“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相对应的，是“已说，现说，当说”，还有“已成，现成，当成”。我们思想跟不上的原因就在这里面。

毛主席的话，大约就可以从这方面去理解。并不是真的现在就要这样划分阶级，比如说群众是无产阶级，干部是资产阶级，上海造反派是无产阶级，上海市委是资产阶级，不会是这个意思，这样简单化也是无法实施的。虽说是见微知著，但明明才是“微”，就要按照“著”去处理，那就很勉强，不为多数人从内心能接受。等到“著”了，事情很明显了，多数人都看得很清楚了，那就不同，但那时也许成气候了，处理不下去了，所以不如现在加以“反”和“防”。这既是这次运动的难点所在，又是这次运动的果断所在。

毛主席把“一月风暴”定性得这么严重，就像提前多少年打出的导弹，为的是命中多少年后那个目标。反对现在的某种苗头，是为了不让将来长成大树，南斯拉夫、苏联就是两面镜子。在那里“已成”的，有可能是我们“将成”的，如果是必然，那就是“当成”，如果不必然，而只是一种历史曲折，那就要防止。所以毛主席老是发出警告的预言，这就是“当说”，当说而不说岂不失责？当做而未做岂不遗憾？毛主席发动文革是既是当说，又是当做，这样才不留遗憾。

伟人来自历史，高于历史。他是人，又是神；他是神，又是人。古人也说，智者过之，愚者不及。先知先觉总是引导后知后觉。道家不主张把超过当代经验的意识说出来，“先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容易得罪人，群众也跟不上，不符合明哲保身的原则。道家是含光混世、和光同尘的，是阴柔、妥协、顺其自然的。而毛主席用世有为，敢于提出和坚持真理。就拿“反修”这个问题来说，就我看到的公开文件，至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中，已经很明确地提了出来，至今十年了，说明这个问题经过了反复的深入的考虑。比喻总有欠缺的一面，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把群众说成后知后觉、说成愚者不及，因为毛主席的主张也是从现实中来、从群众中来的，来自实践又回到实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毛主席大约不会认为自己是先知先觉，他会反对这个比喻，他说过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高呼人民万岁，他始终站在实践的和人民的立场。光是实践的立场还不行，还应当是人民的立场。

哈，你分析得好，严谨，滴水不漏！宗进庭高兴起来。

也许，并不是他讲的内容让宗进庭高兴，而是他这样纵横捭阖旁引博证的讲法让宗进庭感到有趣。他按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中央要求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一个“经过”，一个“最后”，一个“以上”，既说了过程，也说了结果。把你委屈到这地方来，就是过程之中的事，但还不是“最后”的结果。打击面不足“百分之五”的这个结果，好像可以否定运动的实质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但其实不然。干部是掌握政权的人，他们增强了无产阶级领导意识，资本主义复辟就减少了可能，社会主义就有了保证。毛主席想来想去，把这个保证交到人民手上，让人民关心国家大事，让群众来制约干部。所以，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人民内部在乱，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在进一步战胜资产阶级。这样理解毛主席讲“一月风暴”，就理解得通。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跟强调这个运动的阶级实质性，就不是矛盾的了。如果理解成群众愚昧无知、犯上作乱，而毛主席莫名其妙加以发动、利用，这行吗？如果真的这样看待运动，那带来的问题也许更大。因为既然不承认运动的阶级实质性，那么这个实质就要理所当然被蔑视，那就解除了思想武装，成为最大的危险。所以毛主席强调“一月风暴”的实质，是比所有的人都超前。毛主席坚决要打出反修防修这枚导弹，他摁下了开关，反对也罢，不理解也罢，你们想怎么样也罢，他要命中的是多少年后，那个在实践上完整地出现于苏联，在理论上完整地总结在《九评》的目标，那个在中国、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可能重演的情况。毛主席认为他当说、当做，所以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并且直接交到群众手上。

宗进庭好像倒抽了一口冷气。

他也好像从一个梦呓中醒来，说，我只是尽力试着回答你的提问，并不代表我的观点，只是一种逻辑演绎，好像是自动的，好像也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

宗进庭点头说，你讲得可以，确实是一种道理，不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你是怎么考虑的呢？他大胆而又小心着请教宗进庭，并且觉得自己的心脏因为敏感到某种政治性的恐惧而乱跳起来。

宗进庭冷笑道，有些事情不是现在能考虑得了的，我就不说了。我们活得长一点，走着瞧吧。你读的书比我多，不是说“天道好还，无往不复”吗？不是说尊重实践吗？我们就等着看怎么“还复”过来，实践会有什么变化，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再往下看。起码，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的东西，是一定要“还”过来的。超前的意识毕竟是超前的，而不是现实的。既然苏联变修了，文革这个导弹打到到苏联去，才适合。提前打出去的什么弹，在眼前爆炸成这样，把我都炸到这地方来了，怎么行？病人能让医生为一点小病就给自己做大手术吗？

他听了不觉毛骨悚然，对宗进庭十分敬畏，甚至对刚才的夸夸其谈也有点愧悔起来，而觉得自己一介书生、浅薄无知。他也就从所讨论的这一始终令人胆寒、考虑不出一个确切结果的题目上避开，考虑起自己的事情来：到底在什么样的局面下，能使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历史问题”，尽快得到杨书记说的重新调查呢？是应该寄托于上海的“一月风暴”呢，还是应该寄托于宗进庭的“还复”？但这样一考虑，就好像需要他做出一种政治抉择似的，这很可怕，也不是他所愿意做的一件事。恍惚之中他好像又置身于家乡的漆黑的田野上，又变成了那个身不由已的少年，而手中将被强行塞进一把手枪来！算起来岁月逝去二十年、时代经历好几个，命运好像仍在原地打转……

他看了一眼宗进庭，感到从禀性到养成都跟他正好相反。宗进庭始终都是一个能将现实之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的强大的人，即使被关进牢房也一样，而且好像已经暗中扼住未来的咽喉了！宗进庭心中一定从不会被什么东西缠着。这种人干干脆脆，思想保持一条挺拔有力的直线，令人望而生畏。难道他应该向宗进庭做出某种表示？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站在他们这一方面，而不是站在那“意识超前”的“一月风暴”方面的？这也就相当于接过并且握住了命运塞来的手枪，到时还要比以前还明确地敢于“砰”的一声把子弹打出去！这简直是投机、背叛、屈膝奴颜，但好像也很自然！

把他关进来的明明是宗进庭多少已经承认的镇压群众的路线，而把他放出去的明明是学生们那样奋勇维护的毛主席的路线。这样尖锐的矛盾，他从前不知道、也想不到；但现在是知道了，就是眼前的现实；你要问一问自己站在哪一方面？你要有是非的判断、立场的选择。难道你打算忘恩负义、违背良心吗？难道你连做一个中立的人也没有勇气、一定要卖身投靠吗？奇怪的是，你怎么就知道正在坐牢的宗进庭反而是强大有力的呢？过去简直不能相信还有不拥护毛主席的，更不能相信毛主席面前还有如此难以克服的障碍，而且就在自己的党内，就连宗进庭这样的人都是其中的力量之一，要说是比三大战役还要难攻，并非夸张，而是严峻的现实，问题真是大了，就连他这样微不足道、蝼蚁一样的人，实际上也已经潜在地、自然而然地发生动摇和叛变了。真是可怕！

在意识惚恍中，他觉得毛主席好像成了盗火给人间的孤独而悲愤的普罗米修斯！

然而，他发觉，他的某种良心还是站在学生和毛主席那一方面的。但良心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他不但思想无力到难以明确回答那些越究越深的问题，而且感到整个人都陷入最为深刻巨大的矛盾漩涡之中去了，情况比漆黑田野上身不由己的少年还要糟糕，所谓自己的那个问题也已经渺小到微不足道了。一种无限下旋之感让他头晕目眩，似乎站立不住。他脆弱地哼了一声，很想就地躺下来，要防着好久不曾再来的那种红红黑黑、心中欢悦、即将昏死过去的情况重新到来。他扶住栅栏。

你怎么了？不舒服？宗进庭走上来扶住他。恢复清醒似乎比以前快了一些，他说，我，刚才不知说了些什么，头晕了起来，有点站不住似的。

宗进庭说，你是营养缺乏吧？你被关在这里，几个月不出去了。但你刚才说的，很有思想，很实际。你没有脱离时代。你在观察、思考。你关心国家大事。你言谈所及都是大问题，这些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大，对抗也激烈，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难以承受。夸大地说，这就是民族的痛苦，还有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痛苦。也许这痛苦是伟大的、必然的。“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也！

他惶愧起来，摇手说，不，我太渺小了，我不能考虑这些重大问题，是我的渺小让我承受不住。但我也只能是我这样的人，我很早就这样作出了选择，我只能做一个渺小的文化人，一九四四年，我才十七岁……

宗进庭把他扶坐到铺边上，在他身边坐下来，问他：就依你说，你不能考虑这些重大问题，而我能，那么你想过没有，我所主张、所赞成的到底是什么？

他有点惊惶地看了宗进庭一眼。但对于这个问题，他好像早就是有确定见解的了，只是很难回答，没有想过要回答，就像天机不能泄露、也没有想到要去泄露一样。难道宗进庭想让他说破吗？这是什么心情、什么意思？刚才宗进庭说的那几句《大学》，还有一句没说出来，那正是宗进庭想说而不敢说的吧？不，他不能让宗进庭犯错误。坐牢的宗进庭此时此地可能会有狂热的偏执的不正常的轻度精神病。

他应该给以缓解。他说，我没有想过你具体主张什么。宗进庭说，那我问你，这次运动的重点是什么？《十六条》上怎么规定的？他回答说，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宗进庭问，那我算不算其中一个呢？我这个当权派是不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他惊惶地说，这个我没有考虑过，你现在这样提出来，我也还是无法考虑，我不了解。这首先要由你自己回答，还可以由你的上级、同级、下级来回答，从外面“炮轰”一顿是容易的，到里面具体指明就困难了，即使你自己，也未必就能明白自己。说实话，我的体会，这个运动还是重在防，而不是重在反，是提前打出的导弹，眼前并没有爆炸，它向远处飞去了，眼前只是发射基地的火光、巨响、火箭穿云裂雾的呼啸声、人们的欢呼声，人们狂热地到处奔走、激烈讨论、乃至互相打起来。眼前哪里有一个具体的走资派？看不到，目标不明显，只能说更多地是隐藏在未来。如果不是发生了所谓资反路线的问题，运动还闹什么呢？资反路线成了最明显的、最眼前的目标，但并不是提前打出的导弹在眼前爆炸了，可能是擦伤了、震昏了一些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吧？

宗进庭点头说，比喻得好！而且你有激情。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么回事。那我问你，所谓两条道路问题，你的主张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回答是现成的。宗进庭说，我不要你说现成的，我要你说出自己有血有肉有思考的东西。

听了宗进庭这话，他的头脑复杂起来，因为好像面临“引蛇出洞”。难道宗进庭希望他说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吗？难道宗进庭以为他骨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是啊，一般会以为他这样出身、遭到这样命运的人，而且是知识分子，定然如此。可事实上他却不是的，而这又如何能使人相信呢？虽然本来用不着别人相信，但当别人这样想当然看待你，无形的压力就很大，你就“不是其所是”而“是其所不是”了，就好像迫切需要向别人说明自己，要让人家对你“是其所是”，这往往是徒劳的、可笑的。幸好，他虽然具有这样可悲的境地，却没有成为这样可悲的人。

但他不能不回答宗进庭。他不习惯、不喜欢躲躲闪闪。他说，我谈不上有自己的主张，但十七岁那年报考新四军的学校，是我自己的选择，说明那时我已经倾向社会主义。后来在盐阜师范学习了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至今没有新的学说新的事实能让我改变社会主义信仰。后来我考上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提前毕业进了省报做编辑，这期间也看了不少书，了解不少事情，结果都让我进一步相信社会主义能实现于中国。组织上调我当学校领导，我再三拒绝，自愿当教员。再后来就是审干复查中出了问题。就凭这样的经历，即使吃了苦，我也没有对党不满的理由。为什么呢？没有当官，是我自愿的；审干出错案，是正常现象。一个人可以有自己对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但那是最不能从自己个人恩怨、一己偏见出发的。一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和私人天地，但在社会国家的重要问题上，只应当服从真理。就我至今所学所知，我认为如果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不对的。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出自内心的话。但我也并不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已经尽善尽美，如果那样，为什么毛主席党中央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而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亿万群众对于参加文化大革命有这样高的积极性、乃至可以说是狂热性呢？这就是社会矛盾、社会斗争的反映，经济学上说有需要才有市场。我并不无条件赞成群众运动中发生的一切，但也没有理由反对运动的宗旨和群众的热情。对运动怎么理解、抱什么态度，跟主张走什么道路，当然不能简单划等号。就个人而言，不能因为运动初期执行了资反路线，就一定是个走资派。不能因为参加了造反，就说明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有区别的，是很复杂的。

宗进庭听着、点着头，说，你是诚恳的，你说了你的肺腑之言，也说了你的分析，我听了很满意，你是出口成章啊。在这个问题上我所估计的你，也正是这样的。不过我并不担心我被定为走资派。定不了我。照目前这样，如果运动到最后像过去做工作一样要指标，要在市委常委里定一个，那当然是我。但我估计在这个问题上还不会那样硬性规定。我对我目前处境也并不沮丧、并不懊悔、并不害怕，正如你指出的，这事情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全国性的。毛主席对这个有数，毛主席从来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他老人家不会违背自己对全党的这个一贯的教导。我看出他对“走资派”这个问题，虽然把性质说得很严重，但对人还是要当作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重在过程、重在教育。但发动群众是真的。全国的群众，从学生到工人，还要加上农民，都一哄而起，而且分别地都有中央文件支持，只有军队好像还没动。可是亭州已经闹得这样了，谁是走资派呢？能说得出来吗？比如你们学校的王淮兴靠边站、“打倒”了，算不算一个走资派？能肯定吗？还是不能！这样下去，到运动后期，也许就连一个走资派也指不出来，可是运动就跟真的一样闹过了。说是演习，但这个演习是有仇恨、有伤亡、有后遗症的！就因为“先知先觉”，防微杜渐，花这样的代价，值不值得？就算中央有几个、有十几个中国赫鲁晓夫，用这种方式解决，何必？现在不能下结论，要由历史下结论！“拂人之性，灾必逮身”！我在你面前这样坦白，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想必也没有录音机、窃听器，很想向你这个读书人、旁观者讨教，想听听你的看法，也许你能帮我解决这个思想问题。

宗进庭竟把“灾必逮身”说出来了，他听了魂飞魄散！但宗进庭竟这样信任他，简直是拿他当作知心、知音了。其实，正由于“这个特殊的环境”，本来跟他是不能说这样的话的。即使是在外面，跟无论多么可以说话的人，这样的话也是不能说的，因为这不是怀疑文化大革命吗？这不是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吗？这不是发出最恶毒的诅咒吗？人是多么复杂啊，当你说出某种“危险言论”时，有人也许好心地劝你少说，就赶快离开你，有人也许出于义愤、出于害怕、出于某种目的，会用某种方式在某种范围出卖你、揭发你，那你就要吃亏了。

在政治空气被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无限膨胀起来而无所不在的情况下，人人都无师自通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就好比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热火朝天之时，你即使在自己家里说农民协会不好，你家里的人也会劝你不要说；如果是在外面，那任何一个路过的农民，都可能立即向你兴师问罪，查一查你是不是土豪劣绅方面的人。这情况大约放之任何国度、任何一种革命年代莫不如此。当民主膨胀起来时，正是来自民主的专制也同等膨胀起来。假如你身处法国大革命之中，你上街或者就在家里喊“国王万岁”，愤怒的民众就可能送你上断头台；如果相反，你喊“打倒国王”，贵族就会来结果你的性命。这时，双方对峙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会儿是红色恐怖，一会儿是白色恐怖，并且都坚持自己的“天经地义”。

《阿Q正传》上就描写过革命年代的这种空气，就连赵老太爷、假洋鬼子这些乡村统治者，也会畏缩着一时尊称最底层人士阿Q为“老Q”了，这一笔真令人叫绝！但赵老太爷这些人是心怀十倍的仇恨的，当他们被革命打昏的头脑清醒过来之后，则挂起徽章，“咸与维新”，阿Q又望尘莫及了，并且就有那最后的必然的命运在等待着他，那也正是赵老太爷这些人在推动着的。历史上被统治者的真正胜利，夺取政权之后建成要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几千年来，只有毛主席领导的这一回，无怪乎人民的崇拜和狂热，并且踊跃投身于“反修防修”的斗争之中，不管面前有没有具体的“走资派”，反正是不能不跟“走资派”斗争的，一定要像真正的革命一样闹起来，欢呼这个“提前打出的导弹”，不许说三道四！人民似乎领悟、接受了毛主席的超前意识。如果说“灾必逮身”，那人民也免不了以后遭受打击报复的灾难，第一件事就将是剥夺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大民主”。宗进庭将十分坚定、毫不犹豫、铁青着面孔来执行！

他打了一个寒颤。他是不能同意宗进庭的，但宗进庭这样坦露心胸来“请教”他，公布自己的“思想问题”，如果说天下有“授人以柄”的蠢事，这不就是吗？宗进庭对他这样不设防，不是宗进庭政治上幼稚和为人单纯，而是对他有一种人格信任，并且也不怕他。宗进庭在他心中引起的情感是很复杂的，在稍感亲近之余，甚至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对宗进庭提出的问题，他决定依然坦诚回答、直抒己见。

他说，从群众这一面来考察，他们好像不认为眼前就一个目标也没有。从近处往远处说来，目标有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目标，是针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在文革中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有特定的所指。但这个斗争目标一提出，就来了对立面，另有一部份群众认为那不是资反路线，而是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以反对。我以那个为目标，你以我为目标，我要反对资反路线，你要反对我这个反党分子，双方这就斗起来了，都宣称要斗争到底。按理说，群众跟群众没有什么可冲突的，但事实上就这样冲突起来，成为历史舞台上主要的戏剧场面。所以这第一个目标，就不容易有结果，如果运动不收起来，这个问题会永远纠缠下去，收起来以后人们的注意力会转到新的事物上去，但如果提到资反路线这事，就还会面红耳赤起来。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的是，提前打出那个导弹是有必要的吗？那个导弹本身是正确的吗？大是大非！

第二个方面的目标，就是要找出本单位的走资派。群众一般不了解内情，他们只能凭着印象说某干部是好的，某干部不好，而且你这样看，我那样看，就可能出现你的矛头指向厂长，我的矛头指向书记，你要打倒的我要保，我要打倒的你要保，彼此冲突。他们把本单位某领导人说成走资派，一般都显得有些空洞，或者所说的是很具体的贪污腐化劣迹，但他们就认定说这是一个“走资派”，写到大字报大标语上，张贴到外面来。他们一定希望干部内部能有人冲破“铁板一块”，站出来支持他们，但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出现这样的干部。只不过不能肯定没有干部暗中支持某一部份群众，给他们提供材料。这就涉及干部内部平时的矛盾了，有可能是有原则的纠纷，也有可能是借着群众力量来打击异己。这第二方面的情况，特别在某个具体的单位容易出现，外面的人根本就弄不清这个单位里面在闹什么，无法判断谁是谁非，闹到最后可能一笔糊涂账，没有明确结果，大家白白地生了许多气。但客观上也能把一些问题给捅出来，把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一步。

第三个方面的目标，是关于本地区的，比如，亭州市委里的走资派是谁？本来不曾有哪个单位的人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但当群众运动渐渐超出本单位的围墙，市里出现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比如，朝阳中学里发生了什么？怎样对待医校学生静坐？市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否正确？两派学生、两派工人谁是谁非？这样就形成了本地区的一些问题，不同意见就围绕这些发生斗争。作为市委的领导人，跟运动的距离就这样被拉近，群众就观察他们，分析他们，本地区的运动渐渐就这样闹起来，竟然把你这样身份的人委屈到这个地方来了。到底如何，以后怎样，这仍在发展之中。

所以，这三个方面的目标已经足以使群众认为，一切不是空洞无物，是很真实的，是应当有他们所认为的结果的。群众就在这样的运动中解放自己，得到锻炼。他们在以前平常的糊涂的日子里确实不曾有过这样大的民主权利，不曾有过这样的思想活跃、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现在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群众这样大的民主权利。这民主的范围，还是很大的，确实是空前的。也没有说不给当权派以民主，如果一个当权派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可以写大字报，没有谁说他不可以写。但干部比较慎重，他不会轻易去写大字报表示自己的立场或者为自己辩解。干部是跟着他的上级走的，他并不直接跟着中央。就全国而言，除了受专政的“地富反坏右”不能有“四大”的自由，实际上谁都有这个自由。群众对“四大”的热情特别高，因为平常他们不曾有过、或不曾运用过这种自由，那时你给他，他也不敢。干部的想法不同，他们并不特别需要这个，他们的情况和思想也要复杂得多。群众在这场运动中有很高积极性，不奇怪；干部表现出相当的冷淡、冷静，同样不奇怪。从群众这方面，可以说，即使一个具体目标也没有，这运动也足以使他们兴奋、活跃、认为值得参加。他们现在很把自己当人。一个国家社会，群众处在什么精神状态为好，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看法，这是可以研究的，鲁迅在这方面特别有独到见解。

如果你认为运动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群众却不一定这样想，情况好像就是《共产党宣言》上说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整个世界”是什么？是每个人都来当市长、当厂长吗？当然不是的。是什么呢？也许只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揭露和批评自己的厂长、市长，都可以站出来说说自己的意见。有一种政治理想现在好像伸手可及了，就是从马克思到毛主席说的人民直接管理国家。这不外乎还是自由、平等、民主的意思吧？

宗进庭一笑，问，还有第四个目标呢？

他说，第四个目标在中央内部，其结果如何，群众不能决定，也使不上劲，他们只有举手拥护。《人民日报》经常提到“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前我以为只是这样说说，让大家引起警惕而已，现在越来越知道这句话是具体的，八月以前这个人还负责运动，八月以后这个人就靠边站了，但仍在最高层的名单上。各种说法也在流传，但一般的人们只有“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小小亭州，某一个学生或工人，就这样把自己跟全国、跟党中央联系起来，每天充满紧张热烈庄严重大的空气，好像正在亲身参与着决定着国家大事。

群众反正是群众，目前这样闹还不至于影响他们的生活，米价一角钱一斤，青菜一角钱三到五斤，工人每月照样有三十、五十块钱的工资拿，学生回家照样有饭吃，初中毕业了上高中，高中毕业了上大学，大学不录取就进工厂，一切都不用发愁。国家呢，连原子弹都有了，解放军守卫着边疆，全国各种大型建设项目不断有鼓舞人心的报道传来，这方面用不着他们操心。你所担心的他们不担心，他们认为这样闹值得。从某种角度，人民确实从来没有这样自由过，又从来没有这样被看重过。我们对学生、对青年工人、对全体人民，从来都要求关心集体、关心国家、关心时事政治，提倡一心为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就检验着人们的品德和水平，检验着我们多年来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果如何。

宗进庭嘿嘿一笑。

他继续说，群众现在对当权派很严格，实际上在严审他们过去的一切表现。但群众对自己的造反头头，也很严格。让自己的头头在出身成份上、在道德品行上无可挑剔，是很重要的，是斗争的需要，同时还要求做头头的人比较有水平、有能力、有负责精神。唉，我说到哪里了？

宗进庭说，讲得好，对我启发很大，而且动摇了我的不少看法，让我不再那么自信、那么激烈了，让我能从自己的立场上后退了一步、客观了一些。跟你谈谈真是有益，我们相见不晚，但是这样交谈太晚。坐牢也是上学，这句话不假。

突然有人敲击栅栏门，说，时候不早，不要谈话了。接着是在雪中“咕吱咕吱”走去的声音。是看守人员。但来时的声音他们却没有听到，也不知在外面听了几句没有，他不由得觉得自己有点忘乎所以了。

好吧，睡觉。宗进庭说。

他就整理起床铺来。其实没有什么可整理的，两块木板上铺上稻草，上面丢了一块肮脏的棉垫，也有一条褥单，是很粗糙的布。问题是床铺不大，本来是单人使用的，现在却得挤一挤了。他说，你睡在里面吧。宗进庭说不能反客为主，还是你睡在里面。他说，你大几岁，你睡在里面。说着就把宗进庭带来的被单给他铺在了里面。正说着，看守所人员又送来一条被子。他说，这当然是照顾你的。宗进庭说，这时候什么你的我的。就把它横着封在上面。

他去放下草帘。两个冤家仇人这就成了同一床铺上的难友，隔着被子挤在一起，用体温在小小的牢监里抗御着寒冷。经过一阵动弹，都安放好了自己的身躯。二人必须保持笔直的睡姿，要不然在铺边的他就可能被挤跌到地上去。安静下来之后，听着外面风势大减以至于停了，大雪落地的瑟瑟之声细密可闻。宗进庭鼾声渐起，他也沉沉睡去。

第二章  解放

第二天一早他们醒来，发觉自己都保持着笔直仰睡的姿势，这正是一夜睡得还暖和、没有使他掉到地上去的原因。他和宗进庭互相道早，也就起床。卷起草帘，看到真是一夜好大雪！雪停了，积雪很厚，天气睛朗。看守所人员喊着“都出来扫雪！”犯人们被吆喝出来，迅速被指定分工，有铲雪的，有抬雪的，有扫地的。天井不算大，一会儿也就处理完毕，雪被堆到后面厕所那儿。

他注意了一下那几个生面孔，也就是跟宗进庭一道关进来的人。一眼认出的是老刘，想必就是“主力军”总部的负责人。另外几个人他都不认识，看上去都是亭州较有脸面的中层领导干部，在“一月风暴”的形势下遭了这种厄运，竟然被群众迫使市委把他们送进了监狱。这对于他们是多么大的刺激。他们都跟宗进庭点头示意，没有说话，但心到神知。他们惊魂既定之后，大约也就不在乎了，但不得不暂时受着这份委屈。他们冷冷看了他一眼，好像都认得他是谁，他是一个趁着文化大革命之机跳出来表演的社会渣滓，微不足道的人，还有他那送去劳改的做医生的老婆、不幸的孩子，他们都听说的，如此而已。

虽然是在监狱的环境，虽然同样是看守所里的犯人，他见到这样几位统治者，还是感到一种胆寒和敬畏，这是一种久已习惯而又无法摆脱的压抑感，而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他人目光”也最令人恐惧和寒心。

但宗进庭却基本上不再给他这样的感觉了，因为已经有了一定的沟通、理解，还有平等的对待。

扫雪之后集合站队，看守所管理员拿着语录本，一句一句领读，全体跟着，朗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跟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位同志真的会联系实际挑选针对性语录！这几乎有点可笑，但没有人敢笑，只是把笑藏在心里。当然，毛主席语录本身没有什么可笑的，而是这种很低水平的实用主义生搬硬套带有喜剧性。

管理员接着就表扬了大家完成了扫雪任务，点了几个犯人的名，让他们留下来送工具，其余人解散、回自己的号子。

那天早饭之后不久，叫他出去，并且要他“带上自己的东西”。宗进庭说，一定是造反派来“解放”你了。他倒不由得有点惭愧似的，他虽然没有立即想到是这么回事，却又似乎早就这样料到过的。可是，现在倒好像宁可跟宗进庭在一起继续挨关着的好。他重又陷入那种深刻的矛盾漩涡里去，头晕目眩起来，惭愧得不知应该如何安放好自己的人格。

宗进庭看出了他的犹豫，说，让你出去，你就出去，总比关在这里好。我们把你拘进来是不对的，现在放你出去就是对的；革命风暴嘛，这是必然的事情，你不要想得太多，好像倒被关怕了似的。造反派放你出去，不等于就是你造反了，身不由己嘛。回去把宿舍整理整理，到浴室好好泡一泡，给自己好好吃一顿，给老婆写个信，或者去看看她，唉，我是对不起你们的。如果有可能，我以后会帮助你们。

他听了心中感动，问，那你……？

宗进庭说，我早着呢，嘿嘿，等候革命的处理吧！

他似乎是作为一个先行出狱的难友，问宗进庭：要不要给你家里带个口信？宗进庭想了一下，从手腕上除下手表，交给他，说，给我老婆。叫她把自己、把孩子照应好，别的不要担心，也不要有任何活动，呆在家里最好。他记住了这些话，也就跟宗进庭道别，宗进庭向他伸过手来，他握了一下。

那个雪后的空气清冽的上午，他走进了看守所的接待室，一片清新的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那里已经有了几个人，并且从阳光中向他走来，深情地喊着“郁老师”，而且分明有个女生为了这出狱的场景哭了起来。这是医校的学生接他来了。师生之情啊！他一下子泪水模糊，而且万感交集，泣不成声。

逐渐，他认出了史宏，还认出了江进海。他们拥着他出了看守所，外面就是市委门口，但空无集会的人群，这回出狱没有大操大办。对面墙上一条写成两行的标语，虽然写得很大，言语惊人，却似乎有点孤独冷清，标语上写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条标语在告诉他：宗进庭所说的“上海一月风暴”已经越过长江、刮到亭州来了。但标语不能告诉他更多的情况。

又出狱了，下面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希望革命不要再来打扰他了，但大约这仍然只是他的空想。经验证明，他得随时准备运动中的某个方面来找扎他。人确实多么想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而去、脱离苦海！

早上起床时他跟宗进庭不约而同的那相视一笑，突然在脑海里重新一闪，随即又消逝了。这倒底意味着什么，好像连自己也不明白了。他打了一个寒颤，浑身不舒服起来。确实需要到浴室去洗个澡，到蒸汽里出点儿汗。坐了四个月牢，也得把晦气、霉味洗洗啊。

他说，我要回去一下，要到宿舍处理些个人的事情。史宏说，郁老师，我们正是来接你、送你回去的，我们带了几个同学来，帮你做些家务。他忙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做，我那间小宿舍，简单得很。史宏说，到你宿舍再说吧。

就这样，史宏他们七八个学生不由分说陪着他到了宿舍。开了门，里面确实空空如也，没有多少家务事可做。但学生们还是找到了可做的事情，七手八脚忙了起来，有给他把小水缸搬到外面去清洗的，有到井上去提水的，有给他扫地的，有给他揩抹书桌的，还有给他生煤炉的，堆积着的一些脏衣服，也被女同学拿到井上去了，女同学还给他撤了床上的席子，把棉胎、棉被拿到外而去晒，就像她们将来到医院里做了护士一样。有两个邻居老太来看了一下，问候了一声“郁老师你回来了”，看到学生在帮他做事，夸奖说这些红卫兵真好，也就离开了。不一会，屋子里剩下了史宏、江进海和他。

史宏说，郁老师，你又吃了不少苦啊！江进海立即气愤得脸上通红，说，这又一次证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白色恐怖！史宏说，郁老师，看来，你即使不问政治，政治也会来找你。我们本来也没有想到要详细关心你的问题，但结果我们还是不得不去把你的问题弄清楚。正好形势允许了，我们就找到原来的有关部门，看了你的卷宗。我们这几个人一起去的。你的事情的来龙去脉，症结所在，结合你自己写的传单，我们觉得是全弄清楚了！

听说看到了他的卷宗，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而且说他们已经弄清了“症结所在”，这正是他出事七年以来一直要问“审干办”的，而“审干办”则回避或有意模糊这一点。可是现在却让红卫兵小将轻而易举地给弄清楚了！这是真的吗？这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啊！他不禁一下子泪水涌出，说，谢谢你们了。

史宏说，据说有规定，本人档案不能给本人看，所以你看不到。情况是这样：一九五九年“审干”给你定案的理由有三条：第一，你当时跟被害的地下工作者同住在丹阳长江旅馆；第二，丹阳档案馆在整理旧档案时发现一封告密信，写信的人叫郁原，写给国民党的公安局，这封告密信就是那个地下共产党员被捕的原因，这个郁原被注明是射阳人。第三，丹阳档案馆还发现了国民党公安局发放告密津贴的存根，其中有郁原签收的一张，大洋五十元，领钱的日期在那个共产党员被捕的当天。“审干报告”认为，所谓郁原，就是郁平，正如屈平就是屈原一样，是郁平当时告密所用的化名，而郁平的家乡正是射阳县。

他听了怔着说不出话来，并且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听得史宏说，那么我们凭什么认为不是你呢？“审干报告”不也分析得很有道理吗？我们认为，第一，郁原毕竟不等于郁平，把郁原与郁平划等号，证据不足。第二，明明有郁原的笔迹，却没有拿来验证是不是郁平写的，为什么没有做这方面的检验？笔迹在丹阳档案馆，可以派人到丹阳去做检验，况且丹阳也不远，不就在江对面吗？这是一个漏洞。第三，万一当时是有人略微了解郁平的情况，从而用了郁原这个化名去告密，这种可能有没有？第四，郁平本人有充分根据为自己作了辩护，特别是有丹阳饮服公司的颜科长作为人证。“审干报告”只用“不足为据”四个字就轻易否定了颜科长的亲笔证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给郁平定案证据不足，对郁平的“审干”工作做得草率。其实，也可以说“审干”的方面并没有认定郁平就是郁原，否则，对郁平的处理就不应当是开除公职，就应当是判刑，而且可以重判，可是并没有这样做，结果只是开除公职、遣返原籍，这正如你在传单上说的，定案不符合事实，处分不符合定案，处理不符合处分。这就说明他们心里好像也有点数，好像是有意让问题这样含糊不清，从而让你这个人不上不下的悬挂着。也就是说，是对你有意的打击。加上你在传单中提出了宗进庭这个因素的存在，我们认为你的问题可以说是清楚了，第一，你一定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你是被冤枉、被迫害了。要从组织的、法律的、有效的意义上认定你没有问题，当然还要等待专门部门的工作，那就要等到运动结束以后才谈得上。但我们现在就可以认定你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相信你，你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了，比王校长资格还老，你的思想一直是进步的，受冤屈以来，你没有任何不好的言行。

他被学生的这番好心、这番评语、这种勇于负责、考虑周到所感动，他揩了一下泪水，说，关于我的问题，我是可以用事实来进一步证明的，我确实是被冤枉了。你们说起“郁原”这个名字，我想起来了，当时，旅馆里还住了一个青年，而且还借看过我的书，后来这个青年不辞而别，不知到哪里去了。我跟这个青年是互相介绍过自己的，而且我的书上也就随手写着我的名字。十有八九是这个青年盗用了我的名字去做了告密的事情，其中巧妙地改“平”为“原”，这确实是借鉴了屈平即屈原，而且他说过，你将来做了作家，笔名就叫做郁原吧，以后我看到郁原的文章，就知道是你郁平写的了。现在看来，这是多么阴险啊。如今我没法找到这个人，也许他本来就是国民党的特工，所谓告密信，就是他的报告，谁知道呢？但既然已经弄清告密的人是郁原，而不直接就是郁平，仅凭这一点，也就谢天谢地。好在那个“郁原”的两份笔迹仍然保存在丹阳档案馆里，可以到我的档案里找我过去的笔迹做对比，一比也就真相大白了。将来可以把两份笔迹拍个照片，永远地放在我的档案里。

史宏点头说，如果可能的话，这工作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你放心。江进海说，我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而且我们要派学生跟调查人员一起去。史宏说，郁老师，这事情你就不要多想它了，你要休息好，了解了解情况，恢复一下身心。我们以后可能还有一些事情要向你请教，要来烦你。他忙说不敢。史宏却取出一本材料来，交给他，说，这份东西请你给我们看看，明天我们就来听你的意见。材料不要弄丢了。他想起了上次出狱到学校里，史宏是亲手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传单交给他的。史宏好像总是这样让他了解到最重要的情况，并且将改变他。他浑身有点紧张起来。他就要翻开材料来看。史宏按住他的手说，这材料只能一个人关了门静静地看。

史宏、江进海和那些学生都走了。洗的衣服晾在外面给他拉起的绳子上，阳光照射在上面，也照射在远远近近屋顶和地面的积雪上，耀眼一片。开始化雪了，朝南的屋檐往下滴着水。小屋经过学生的打扫收拾，显得清洁整齐，散发着生活气息，使他更切实感到重新面对了普通的正常的人生。第一要务是购买油米柴盐，让生活运转起来，下午还有洗澡之类的事情，大约要到晚上才有时间看史宏交给他的那份显然是比较重要的材料。

他感到自己时来运转似的了。先是在牢监里碰到了宗进庭，这个具体迫害他的人，竟然对他说了“对不起”，还说问题有解决的希望；接着是学生来“解放”了他，而且把档案里的底细给他弄清楚了，这正是他一直为之焦心，却一直遭到轻视的，而现在可以说已经真相大白。不管问题到哪一天解决，反正是可以解决的了，解决的依据不在别处，就在他的档案里，明明白白的在那里。事物是多么奇怪，又是多么不奇怪啊，那捆绑住他的，也将是松开他的，那陷害他的，也将是解放他的，本来是个活结，而不是死结。但凭着做了一个活结，也就紧紧綑绑住了他，让他如此悲惨。宗进庭现在对他的态度总算有所改变了，铁石心肠总算松动了。这一切来得多么不容易。

门口站了一个人，喊了一声“郁老师”，抬头一看，是他正想去看望的刘镇琛。他忙招呼刘镇琛进来。刘镇琛说，我一听到你被史宏他们接出来了，我就来了。他注意到，刘镇琛的神情姿态说明着一种恢复，从一种受了严重打击之后的心灰意懒，恢复到一个青年学生应有的生机活泼的样子，基本上已经自己医治好了“精神奴役的创伤”。他问，你的祖母好吗？刘镇琛神情黯然，说，去世了。此一言让他想起了他看见的那卧床不起的老人，那就是他仅有的一回所看到的刘镇琛的祖母，没有看见面目，只看到一团露在被单外面的凌乱白发。而现在这老人已经带着许多的痛苦、遗憾、担忧和无奈离去了。他说，你们母孙二人、相依为命，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你可要好好的过啊。刘镇琛很豪迈地说，我一定好好的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刘镇琛对他说，郁老师，你知道吗，这几个月的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他泡好两杯茶，听刘镇琛对他这个与世隔绝了四个月的人说起来。

经过九月、十月的酝酿，到十一月左右，造反的工人逐渐汇合，成立了全市组织，登上了历史舞台，被压下去的造反学生重新抬头，他们从“大串联”中陆续回来，跟造反工人结合到了一块。但保守派势力大，许多造反工人被逐出工厂，或者说在厂里呆不下去。造反派学生跟保守派学生在各个学校里对峙着，基本上也是保守的这边势力大。工人造反派兵分两路，一路由刘克成率领到北京、到华东局上访，一路由陈安国领导在亭州坚持斗争。后来陈安国指挥“工红”冲打工商联，这就是“12•13事件”。工商联是“主力军”、“红老兵”他们的据点，冲打起因是“主力军”在街上把几个“工红”的工人、学生抓了进去。“工红”冲进了工商联，里面的“主力军”逃出。但“主力军”调集力量，从外面反攻过来，又把“工红”赶出工商联。“主力军”在街上戒严、扎口子，把一些“工红”人员捉进亭州剧场，“工红”的一些人又到剧场来抢人，双方再次发生冲突。“主力军”把所抓的人质带到郊区，后来传闻在迎春桥下发现四具尸体，又说在周山河里也发现四具尸体。城里的人一会儿涌到东郊迎春桥那里去看尸体，一会儿涌到南郊周山河那儿去看尸体，人心慌慌，天要掉下来一样。到底是不是弄死了人，我没有去看，不知道。后来一些逃到荷州去的“工红”的人，就在荷州印发传单《碧血亭州》，其中就说亭州死了八个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一切交通通讯皆被‘主力军’封锁”。后来“主力军”这边针锋相对也有传单，叫做《拆穿<碧血亭州>的弥天大谎》。这时《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用那里面的精神对照，很明显，亭州“工红”就是正确的，而“主力军”这一边是受了资反路线蒙蔽。“工红”到处刷大标语欢呼《红旗》社论发表，“主力军”沉默了两天，后来就夜里出动大批人上街改标语，把“工红宣”，都改成“主力军宣”，一时成为笑话。“主力军”在形势上虽然摇摇欲坠，但并不服输，大部份工厂都在他们手中，而且四围郊区也是他们的势力，叫做“同盟军”，农民上街游行支持“主力军”。保守派的背后是干部，他们通过“红老兵”这个组织直接指挥“主力军”。这时，刘克成率领人马从华东局杀回，京口造反派用十辆客车把他们送过江，并且一直送到亭州市委大门口，陈安国率领人马前来“会师”，他们从市委里揪出宗进庭，就在市委门口进行批斗，宣布宗进庭有“十大罪状”。但保守派调集大批人马前来保驾，“工红”这边撤退。“工红”在大街上张贴出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答复和华东局的答复，都对“工红”很有利。但保守派并没有垮，而且还在体育场开了万人大会，叫做“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誓师大会”，宗进庭出席并讲话。开过大会后，万人大游行。

保守派的崩溃，是杨敬尧从地委开会回来以后，他在广播电台代表市委向全市人民检查，承认市委在运动以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由于市委执行了资反路线，所以使得一部份群众受了蒙蔽，成立了“主力军”、“红色革命军”、“红老兵”等保守组织。这样点了本地保守组织的名，保守组织就垮掉了，不声不响的就不活动了，一时间，满街是“反戈一击”、退出“主力军”的大字报。杨敬尧作检查，是因为刘、邓在中央作了检查，所以下面各级领导也就作检查。杨敬尧到荷州开会，就是听传达的，然后按照省委、地委的统一布置，回来代表市委作检查。假如没有上面的统一布置，市委永远也不可能作这样的检查，保守派也永远不可能垮台。如果上面不屈服，下面也不会屈服。

他听了有点毛骨悚然，而这与他跟宗进庭谈的话题，也有点不谋而合。他说，看来，你的精神完全恢复过来了，你不老想着自己，而能评判时事了，有一阵你是失去了自己，现在又找回来了。

刘镇琛愧然一笑，继续有点兴奋地说，“一月风暴”的爆发，使全国保守派都崩溃了。保守派过去虽然人多，也有各方面的实力，一时却如鸟兽散。“一月风暴”让人们彻底明白了毛主席的态度，多数群众也就放弃了原来的立场，保守派组织也就不存在了。保守派群众唯一不服气的就是自己成了“受蒙蔽”的人、当了不光彩的保守派。世界的变化使他们晕头转向。据我接触，其实造反派的人也晕头转向，他们想不到自己竟然这样正确，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一切似乎来得太快、太容易了。一个是错误得目惊口呆，一个是正确得目惊口呆。

他点头说，是的，难以置信。天下好像翻了个身。

胜利了的造反派忙着批斗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头头们，倾吐他们受资反路线压制的悲惨经历和痛苦。就在昨天的全市批斗大会上，公安局、检察院的造反干警上台揭发说，以宗进庭为首的一些人，违背中央三令五申，要动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名单都弄好了，而且准备下了多少条麻绳、多少副铐子，还确定了临时监狱，就是红星农场。这一发言立即引起台下群情激愤，很多群众爬上台声泪俱下，当场逼着杨书记签字，要逮捕宗进庭、公安局长以及保守派的那几个头头，并且开除他们的党籍。

杨敬尧和几个常委就在群众的四面围观中当场开常委会，有趣的是，低着头挨批斗的宗进庭也被喊去参加这个站着开的常委会。常委会同意了群众的要求。宗进庭和那几个人立即就被宣布开除党籍、押送看守所，会场上响起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他对刘镇琛说，昨天晚上宗进庭就是跟我在一个号子里、一个铺上过的，今天早上我们才分手。他进去了，我出来了，真想不到。刘镇琛说，革命是魔法大师，让世界不断千变万化，让人眼花缭乱。但是，眼前这个革命，是自己发起的政治运动，跟真正的革命相比，差远了。拿法国大革命来说，那时各个政治派别此起彼伏，前面的被后面的送上断头台，后面的又被更后面的送上断头台，而所有的失败势力又总是想重新抬头、贯彻自己的主张。狄更斯长篇小说《双城记》里有真实的描写，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有深刻的概括。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人民也要付出最大的代价，贵族与平民双方的鲜血染红了塞纳河的河水和巴黎的街垒！

他说，你这向时在家里读了不少书呢。刘镇琛又是愧然一笑说，确实看了几本书，真是收获很大，打开眼界。想不到你跟宗进庭竟然睡到了一张铺上！当然，这也不奇怪！你就没有想到仇恨吗？假如换另一个人，也许会打起架来、闹出人命。你们互相说了话没有？

他就把情况跟刘镇琛作了介绍，刘镇琛说想不到、想不到，你竟然一点也没有仇恨他，而他竟然对你说了“对不起”，竟然承认了一切。那么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一场革命？他说，改变了很多东西，推进了很多东西，也有天翻地覆之感。革命运动总是让人变好，因为革命形成一种空气，会让每个人丢掉自己平常日子里狭隘的僵化的思想，只有革命受挫或失败之后，往往才是精神颓废、腐化糜烂时代的到来，茅盾小说《蚀》三部曲就描写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的徬徨颓废表现。

刘镇琛说，这本小说，我也读了，茅盾的笔很放得开，写得活灵活现的，他真是小说家。这样说来，你的问题解决也快了，只等运动过去，就会重新调查。

他把史宏他们掌握到的他的档案里的情况告诉了刘镇琛，好像迫不急待要跟刘镇琛分享好消息似的。刘镇琛叹息说，竟然会是这样！郁老师，你真是吃苦了，而且损失是这样的大！

他说，你小小年纪，不也已经吃了苦吗？白白丢了性命的又何尝不会大有人在呢？古人早就叹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草扎的狗，祭祀后就要烧掉，一文不值，但在用来祭祀的时候，刍狗还是被恭恭敬敬当回事的。唉，我总是太消极，不过我在消极之中也选择了积极，我很早就决定在学问研究上做点事，同时我也是赞成社会进步的。至于革命嘛，那总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我同情革命。所以我选择了新四军的学校，我要在革命队伍里做文化教育的工作，这样我就把革命和学问二者兼顾起来，把做一个俊杰和做一个庸人也兼顾了起来。我确实永远也做不了英雄。我只有让英雄来害我，或者来救我。害我、救我的，都算是英雄，只有我不是的。这话把刘镇琛说得笑了起来，他也笑了起来。他觉得他有好多时不笑了，或者没有真正笑过，好像都不怎么会笑了。

刘镇琛离开后，挂碍着的心事让他决定到宗进庭家去，完成宗进庭的托付。他拐进一条巷子，过了两条小街，又进了一条巷子，正是上次跟兰贞“狭路相逢”之处。但现在他是给兰贞送去她日夜挂念的、于她最重要的人的手表，还有那样关切的口信。这是戏剧性的转变，也许能从此改变他们之间的可悲的关系。

他来到了宗进庭家门口所在的地方，但他止住了脚步，不敢再往前走。他看到一群人聚集在那里，而靠着墙壁有一个女人站得很高，面对群众，头低着，胸前还挂着一块纸牌，上面乱乱地写着黑墨字，这分明是被强迫站在一张凳子上而接受大家的批斗的了。群众乱嚷乱叫起来，呼起了“打倒宗进庭的臭老婆李兰贞”的口号。他吃了一惊，正好赶上了！他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看着，也听不清批斗的内容，反正群众好像很愤怒。这激烈可怕的场面终于结束，人们一窝蜂丢下兰贞，而朝他这个方向走来，他忙让到路边上去，脚下是一些积雪。那些人脚步杂沓而很快的从他面前走过去了，脸上都红红的，是愤慨、兴奋、激动之色。兰贞却仍站在那里，站在一张长凳上，孤独一人。她好像不敢擅自下来，也可能是腿子一时僵直下不来了。

这是曾经有可能成为他的嫂子的女人，这是他的老家田野上走出来的女性。他赶紧走过去，伸出他的手，充满同情甚至是爱，说，我扶你下来。但兰贞拿眼一看见他，眼中的疲惫、无力、沮丧，立即换成了愤恨和鄙视，完全误解了他，还可能很严重地误解了他，至少估计他这个冤家仇人看到了她刚才的蒙侮受辱，这对于她比刚才挨群众批斗所受的屈辱还要难以忍受万倍。但她在那些群众面前可以隐忍一切，却可以不必怕他、不必把他放在眼里。这里有一种奇怪的逻辑，并不是认为他这个人在所有的方面都低于那些群众里的任何一个，而是从整体上判断你比那些人里面的任一个都更没价值。这或者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读书人，或者因为知道他的所有底细，或者因为他写过揭批宗进庭的那份最可恨的传单，或者还因为看到他又出狱了，认定他是依靠了造反派而得意于一时，还认定他这个倒霉的人仍然不会有好结果，等等，等等，总之是往最可恨的地方，低看、小看、贱看他的人格。那鄙视的目光像锐利之箭，直射你的灵魂，鲜血淋淋，让你感到自己无颜立足于人间，以至可以去死了。

他宽厚地忍受着兰贞对他的这一切误解和蔑视，镇静着说，宗市长让我有东西带给你，我扶你下来。

兰贞顿时收起了那鄙视他、仇恨他的一切，默默地自己试着要从长凳上面下来，但腿子的一软让她无法拒绝他扶了一把。这时忽然出现三个孩子，一个大约有十八、九岁，一个有十三、四岁，小的才六、七岁，他们喊着“妈妈”，围住了兰贞，并且一起回家，家就在旁边，刚才的批斗就是在家门口进行的，三个孩子想必躲在一边目击了那可怕的场面，当然，也看到了他是如何帮助他们的妈妈的。

他跟着他们进了屋，而没有受到阻拦。兰贞被孩子们扶着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这时抬头看着他，说，你也请坐吧。那眼光是正常的、无奈的、不是仇恨的了。

他没有坐下，而是取出手表来，双手奉送，轻轻放在桌上，说，宗市长让我带出来交给你。兰贞没有去拿手表，却流起泪来，问，有什么话带出来吗？他说，有。他一字不错地转达说，叫你把自己、把孩子照应好，别的不要担心，也不要有任何活动，呆在家里最好。

三个孩子都在一旁睁大眼看着他，听着他们的父亲在狱中传出的这几句话，感到一字一字都是无比的重要。他于是又重复说了一遍。

兰贞揩着泪，点点头，说，谢谢你，贞儿，给叔叔倒杯茶。

他忙说，我不喝茶，你休息，你保重。

他就告辞出来，兰贞让叫做“贞儿”的大男孩送他，说，贞儿，你送一下叔叔。两次听到“叔叔”二字从兰贞嘴里说出，他心头一热，声音发颤，说，不要送、不要送，你们一家，大人孩子，要处处注意安全啊，这是最重要的！

兰贞朝他点了头，是很感谢的。孩子们的眼中，也充满对他的好感。患难之交，终身难忘啊。

男孩送他到门口，他说，照应好你的妈妈，还有你的两个妹妹，你爸爸在里面你们放心，不会有什么事的。男孩说了一声“谢谢叔叔”。他也就离开了宗进庭家，心里满是感动，人与人之间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竟然被逾越了，一直僵硬着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友善、温暖、理解的交流。人间还是有希望的。

他抬头看到了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一条大标语，墨迹未干：打倒宗进庭的臭老婆、三反分子李兰贞！署名是“江海造船厂合同工战斗队”。大约就是刚才的那些人。

兰贞是劳动局的科长，想必是分管合同工的，大约是无法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而得罪了他们。合同工一般从农村招工而来，都希望转为正式工、做一个正式的工人和城里人，如果他们听说有这样的机会，结果他们却没有得到，就会有很大的意见，就这样表现出来了。他估计情况大约就是如此。

他进了图书馆。还是几个月前他看到的那个样子，只有报纸阅览室开放，而借书处之类的全部贴上了封条。老馆员认得他，按照他的要求取来了前三个月的报纸，至于本月的，就在报架上。他决定依次浏览。于是，从报纸上他看到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看到《红旗》杂志一系列重要社论是如何直接评价着、指导着全国运动的开展，看到一九六六年《人民日报》最后一篇社论是《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其中说到：“他们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谁要反对他们，就说谁反党，并且以秋后算账相威胁。他们还以发展党团员和物质利益为诱饵，欺骗和蒙蔽一些人，为自己保镖”。“工人阶级应当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

新的一年的第一份报纸，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头。社论说，“在列宁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解决了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十月革命的故乡，竟然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使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新的伟大榜样……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全面的较量……一九六七年，将是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至于宗进庭告诉他的情况，在报纸上有着醒目的报道，一月十二日的报纸是套红的，发布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祝贺“一月革命风暴”。

《红旗》评论员文章说，“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组织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虽然只是看着纸上的东西，虽然这之前他已经听宗进庭说过，却仍觉得呼吸气不由得就渐渐加深、粗重起来。而当天的报纸仍然是继续着鼓吹“一月风暴”，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说“好得很！就是好得很！……自下而上地夺权，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夺权！夺权！！夺权！！！……夺去他们赖以秋后算账的最后法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他简直怀疑这是不是中央党报党刊的社论。这倒像是出于正在狂热中的年轻学生的手笔，浪漫有余，界限不清，某些方面很不好理解。比如，“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指的什么？如何“彻底打碎”？而惊叹号的重叠使用以至于达到三个，大约也是党报社论从未用过的，如果出现在学生的作文里，他可能会加个批语叫学生不要滥用。

但是，他亲身领教多年、深受其害的“审干办”，对于他的态度，可以说是“官僚主义”到了极点，是多么冷酷、残忍、不负责任、万分可恨！

然而，这样不正确的事情再多，也只能说“审干办”、“公检法”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还不等于它们就是“官僚主义机构”。至于要把它们“彻底打碎”，如何“彻底”、如何“打碎”呢？它们并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国家机器，它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机器，里面的人都是国家干部，经过运动还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说，还要由他们来当官、办事。这真是一个矛盾。而假如“彻底打碎”，以后又怎么样呢？难道以后就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机构了吗？用什么来代替它们呢？又如何保证今后不再变成“官僚主义机构”呢？

这是对历史、对这次群众运动，提出了多么巨大而又艰难的一件任务！

这个无从下手的任务，必将弄得去“打碎”的和被“打碎”的都不好相处。他对“审干办”意见再大，也不能去把“审干办”打碎，他不能和那里面的人今后不好相处。将来他的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审干办”去办。无论如何，他无法、也无力去打碎“审干办”。何谓“打碎”，到什么程度就算“打碎”，标准又在哪里？

可是，他是多么懦怯、多么下贱啊，党中央的社论明明符合着自己的愿望，体现着合理的正义的要求，他却不敢接受，感到不好办，他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站不起来的奴才，活该受这么大的罪！

是的，只有伟人是站在历史前进火车头上，他们从现实中汲取力量，力求开辟崭新的历史，他们被称为伟大导师，他们的历史作用就是如此。将来的历史会一再地想起他们、说起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指明着、实践着一种既现实又远大的原则，让人们去争取公正、平等、合理，至于具体一切，还有待人们用实践去创造。

可惜群众中还会有像他这样自甘下贱的庸人，只敢在心中暗暗叫一声好，而不敢把自己的力量义无反顾地加入进去，还要在心里说着：不可能呀，不要物极必反呀，不要弄到自己头上来呀，等等。但有一天革命果实真的到来之时，还是腆然伸手获取所得的一份的。想到此，他真应该请谁来用鞭子狠狠地把自己抽打一顿，把那个卑微的灵魂抽打出来！他很沉重地离开了图书馆。

走出图书馆那古老的大门，走进城市冬季的暮色之中。他打了一个寒颤，因为承认自己是庸人而叹了口气。但他总算对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不能不悚惧着拭目以待眼前与未来运动的发展。能够认识历史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能够观察当下的活的历史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只不过并不那么轻松。

空气冷冽，“霜前冷，雪后寒”。街上脚步匆匆、纷纷沓沓走着许多的人，戴着各种标志着造反的红袖章，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忘我地、奋不顾身地为社会历史的前进做着最重要的工作，哪怕是在贴大字报，哪怕只是拎着浆糊桶、拿着粘满浆糊的破扫帚，其意义也完全一样是正在创造历史。他想起了多年以前在盐阜师范当学生时，不也曾体会到过这种忘我投身革命洪流的感觉吗？渺小的个人在这种时候获得了最雄伟壮阔的体验。融入大海的一滴水才能体会大海的汹涌澎湃，而跟落在尘埃里、挂在叶尖上的一滴水不一样。他完全能体会眼前这些人的不平常的心情。他的心也由此获得了一丝慰籍，几乎暗暗分享着那种紧张而美好的历史的体会。可惜他已经不能像这些年轻的工人、学生一样了。他四十岁的人了，他老了，他永远不再单纯。

他赶紧回到宿舍，收了外面晾着的衣被，开了封着的煤炉，忙晚饭。他关了门，脱了棉裤，坐进被窝，取出那份材料，就着旁边书桌上的煤油罩子灯，看了起来。

那是写在十六开横线稿纸上的，总共有一百七十页之多，钢笔书写，字迹工整，已经不是初稿，大约有八万字，是一篇长文章，可以扩展成一本书的，题目赫然，叫做《现实乌托邦形式论纲》，还做了个封面，作者的名字也端端正正写在上面，是两个人，一名“范公望”，一名“柳春芳”，看来是一男一女，不知是什么关系？他不认识这两位作者，但心中已经肃然起敬。

他盯着这奇怪的题目。“现实”，就是现前的、眼前的；乌托邦，是拉丁文译音，出于希腊文，原意是“没有的地方”，引申为“空想”。将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现实乌托邦”，也就是“现实而空想的地方”。什么叫做“形式论纲”呢？是从形式入手进行议论、批判。那么是不是就撇开了内容呢？起这样的题目，也许就是旁敲侧击吧？旁敲侧击乃是迂回进攻。自古以来，无论中外，对“异端”的思想学说皆予以排斥和打击，“中庸之道”才是做人与为政的可靠信条。但有时某些“异端”具有推动思想发展的意义，或者后来竟成了强大的主导的思潮。

他感到了手中这份东西的“学术野心”非同寻常，而史宏让他看看，说明他们也觉得这份东西的重要，来让他做一个判断。这是一件为难的事情，他本能地不想让这两个作者遭到什么祸殃，但若是了不得的“异端”，他说它没有问题，那他自己的思想岂不是有了问题？

文章还没有看，他就身陷某种险境之中了，又有如在那漆黑的田野上，少年的他身不由己手中被塞进一把手枪，让他去“除奸”！这文章将可能使那两个作者，以至于使他这个读者，获得政治思想上的某种指责。

他丢下稿件，长叹一声。好像倒不如还是坐在监牢里与世隔绝的好。

但毕竟坐在家里看文章，要比坐牢在实际上好得多。而思想是在自己头脑里，写出来、说出来才成为判断的对象。你如果一言不发，一字不写，那真是神仙难下手。他还是拿起材料，看了起来。

处处分析的是“乌托邦”，处处暗指着“现实”。在“形式”上展开，似无一字提及形式下的内容，让你抓不住；将“内容”隐蔽，而又处处折射到形式之中，让你能有所领会。如此迂回，而又如此直接；如此直接，而又如此躲闪。在分散的布局下展开包围，在浮文的缭乱中达抵达深度。理论的野心，要给现实开出一份乌托邦死亡通知；长长的图卷，是想掩盖最终的那把匕首。

如果从“形式”上说，他真的很佩服这两位作者，但如果从“内容”上说，他不能赞成他们。

他们所谈，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自从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入侵，民族大难临头，这一问题就争论不休、各有主张，并且有多少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新中国以自己的成立和发展，对这一争论作出了实践的回答，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大业草创，万事更新，决不能说尽如人意，也决不能说无有弊端，要不然为什么要屡兴运动、以至进行文化大革命呢？而文化大革命本身又这样翻来覆去、错综复杂。但整个说来，国家是一扫百年阴霾，有如旭日东升，欣欣向荣，社会与人心是在走向进步。

对于这部文稿的作者，现实的中国，尽管已经如此现实，在他们心目中，却仍然是“乌托邦”。所以才以“现实乌托邦”为题。依他们之意，势必要把新中国建起来的这一切，统统否定、推倒、抛弃，另起炉灶。另起什么炉灶呢？环顾世界，另外的现实只有两种，一是欧美自由世界，二是南斯拉夫、苏联，而后者作为“修正主义”其实在向前者靠拢。他们的主张，实质如此，就是要中国重新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只是没有明说。

他们的文章还提倡一种更为大胆的“形式”，反映出的“内容”是一种“打破”国界的无边的观点。把他们这种观点落到实处，实际上是认为，既然宋可以亡于元，明可以亡于清，而元、清后来都进入了历史正统，那么历史上西方、日本的入侵，也就不必看成可怕的事情，而可以看作正常的、乃至最好的事情，人家是以先进来促落后。民族革命战争，因为抵抗而无理；国内革命战争，因为流血而无理。亡党不等于亡国，亡国不等于亡种，亡种不等于落后，人类趋势就是杂种而不是纯种，如果让八国联军在中国长驻到今天，如果听从日本人的占领，中国人早就过上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富裕发达生活了，何必自己另起炉灶？

总之，按照他们的“形式论纲”，现有意识形态就要来一个大颠倒。他怀疑这两个人是不是故意相反着写这部书稿的。可他们肯定是知识分子，他不愿把他们这样可以说是反动的思想面目对史宏江进海他们说，因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红卫兵虽没有他们这样“深”的思想，却是热血青年、嫉恶如仇，他可不想火上浇油。好在书稿是“形式论”，并没有直接说出形式里面这些极为荒谬的内容，为躲逃打击而有了预先的“形式”设计，他也可以用这个预先的设计来帮他们蒙混过关。文革群众运动的通常做法，那种“批斗”之类，对他们这种文雅精致有教养最自尊的人，是尤其不适宜的，他不能把他们推到这种火坑里去。可是他们那颗脆弱而又自以为高明的心，却又是多么的糊涂、麻木、凶狠。六祖教人做到“三昧”，即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从而达到安闲澹泊。此一修炼，当然能应用于个人精神的某种境况，但面对范柳书稿，他怎样在史宏面前表示这种“无憎爱、无取舍、无成坏”的态度呢？

“乌托邦”在历史上出现，是为了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为了耽于幻想。面对圈地运动的社会现实，国民贫富对立、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趋集中到少数新贵、新兴资产阶级手中，国王、贵族、银行家这些社会上层，也纷纷疯狂加入这一抢劫财富的过程，而广大劳动者，日益辛劳，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托马斯•莫尔就代表无产者、劳动者、多数人，向资本主义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指出：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少数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私有制下的国家和法律没有真正的公正可言，其实质不过是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

这样，托马斯•莫尔就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正面提出了普遍幸福的社会理想，这理想的社会虽然合理，在当时还完全是空想，不但在现实中还不存在，而且也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所以叫做“乌托邦”。

这样看来，范公望、柳春芳的思想，是跟托马斯•莫尔逆向而行的。社会主义思想经过四百年的发展，从空想的变成科学的，从理论的变成现实的，从在一国获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到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而且中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毛主席，正在做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这样的时候，范公望、柳春芳却反过来说社会主义是乌托邦，资本主义不是乌托邦，要取消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从思想史来说，这是倒退。但他们为什么要以倒退为进步呢？

他们认为，人无论如何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有自私性。虽然人因为同时生活在社会之中而不得不有合作性，但合作性的根源也仍然是自私性，是理性的自私。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合作性，是因人的自私过度而产生的一个历史反题，但它竟然无视以至想消灭人的自私性，这就最终将被人抛弃，人将因此回到绝对的自私性，即回到历史的正题。从正题产生反题，从反题又产生正题，振荡不已，但人性必胜，也就是资本主义必胜。将来，不是社会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是资本主义要防止社会主义复辟。抽象人性论，是范柳的理论武器。夏虫不知有冰，蟪蛄不知春秋，说不到一块儿去。你视为正题者，我视为反题。你认为要合到这方面来，我认为要合到那方面去。范柳从反面落笔做文章，力求天衣无缝，所说的内容其实是很清楚的。

但范柳的主张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在一九五六年被赎买了生产资料，不成为资产阶级了，而成为普通职员以及靠定息吃饭的公民，并且正在老去。拥护和实现范柳政治纲领的阶级力量在哪里？能空降一个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取代现在的工农联盟为基础吗？这是一个大矛盾。但他们的希望也还是有，那就是南斯拉夫、苏联的道路，从《九评》上看，新的资产阶级可以被培养、重新产生出来，并且在党内党外一齐出现、迅速成长，而人民无能为力，是自上而下实现的。所以毛主席要针锋相对、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利用自下而上的力量，不准走那条路。假如毛主席不闻不问，那就不是毛主席，只能算是一半的毛主席。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都应当说是势所必然的。

中国资产阶级向来软弱，如果将来有新的中国资产阶级，他们会因为没有像先辈那样参加过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而更加软弱，从一开始就会臣伏于西方，在资本和资格上，都不得不对西方五体投地。那些曾经一心瓜分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夹着尾巴逃跑了”，但在海洋炮舰上虎视眈眈游弋着的势力，就又要翘起尾巴，破浪而来，张大口袋，笑纳中国新资产阶级双手奉上的丰厚贡品。美国资本来了不是为了让你变得跟美国一样富有，日本资本来了不是为了让你变得很日本一样发达，屈辱可悲的中华近代史、伪满洲国史，就是最好的先例。想要人家来把你变成他自己，过去老大哥苏联的善心也不曾达到这个程度，大国沙文主义损人利己之心超过了共产主义友谊援助之心。要苏联来再建一个苏联，或者要美国来再建一个美国，这才是真正的乌托邦，结果只能是永远的奴才而已。哪里有过平等的“咸与维新”？哪里有过不分彼此的“合作伙伴”？这问题想想都很可怕。但范柳却好像已经迫不急待要当作一种并不遥远的现实来欢迎，就像修女思念强盗的入侵一样。托马斯•莫尔若有在天之灵，还有中国自魏源以来的志士仁人，真要对这样愚而自信、又轻又贱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可思议！

宗进庭的二伯父，是如何臣伏于他的父亲的？就连未出门的女儿被他的父亲弄上手，也保持着沉默，甚至是默契。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他心中仍为这久远的事情一阵愧疚。宗进庭迫害他，还有他的哥哥郁富不明不白被宗进庭所“除”，这也该是一个内在的、潜在的因素。那是宗进庭的堂姐，那时作为小青年的宗进庭，心中潜在地燃烧着正义的反抗的妒恨的怒火！

中国《老子》的“道返”的理论是很厉害的，宗进庭已经从中汲取了信心和力量。看来，人类的行为跟猴类、熊类并无不同，总是不断地抛弃一些东西，又拾起一些东西，至于抛掉的是什么，拾起的又是什么，其选择却未必正确。范柳书稿，看似很有知识，其实也只是猴类熊类的知识而已，虽然这样说是太尖刻了一些。

范柳对文化大革命也从“形式”上予以了嘲讽，从人性上予以了批判，实际上持很不以为然的态度，视为“乌托邦”的垂死挣扎、历史终结的最后悲鸣，必将从“反题的自身”，而回到“正题的前身”，于是“作为人间正道的合题”，也就不遥远了。孤立将不复存在，人将成为世界的人，前所未有的自由者，将回到自身那个“唯一者”，但因为进化太迟，必须在一个长时间里拜倒在先生的脚下，也就是屈服于西方列强，但这是天经地义、必经阶段，正如非洲黑人曾被奴役，如今黑人的子孙却自由生活在白人的西方文明中。中国人就是新的黑人，要珍惜新的历史机会。范柳观点如此，确实有他们自己的疯狂逻辑，像比上帝还聪明的魔鬼附了身一样。

范柳的思想，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近代以来，也是有传统的。其政治化的表达，也就是“形式”之下没有明说的思想内容，某些胡风分子，某些右派头面人物，早就明确表达过了，说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是不自由的。现在，在一个叫做亭州的偏僻地方，有两个小得多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潮流中，用隐晦曲折的方式，不为人知地，又一次试图加以表达，想写成一部惊世之作，从而在将来的某一天，证明他们是了不起的先知。

他长叹一声，抛开稿件，郁闷无比。他看到毛主席像巨人一样站在历史可能倒退的路口，伸出手掌拦着，朴实而深沉地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言折断了无数从前现在将来的范柳式的生花妙笔，从而在他们心中引起深深的恐惧和仇恨。

不。他不能同意范柳的观点。哪怕他们真的成了气候，能成功地为资产阶级招魂，使之在中国复活，他也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不相信他多年来信仰了的竟然是错误的，不相信近代史需要按照他们的观点重写，不相信眼前的现实真的有一天会变成资产阶级统治的天下，他也不相信毛泽东思想多年教育下的共产党里，今后会有人如此胆大妄为，竟照着范柳的“形式”，屈服于资本主义，而改变了一切。

就个人而言，在资本主义之下，他也不是不能过日子，也许他在各方面还会过得好一些都说不定，但他不相信那对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大众也将是天堂，不相信那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这个自觉受过社会主义理论洗礼的人，将无法解决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他如何能心安理得、心平气和地接受毛主席多次要人们预防的那种“复辟”的社会现实？理论良心将日夜责疑他的精神存在，也许他只有让自己无耻，或者麻木，彻底躲进他的“学术”的象牙塔里去。

在天下到处形式主义地高举《语录本》的环境中，范柳倒是能“独立思考”的，而且还敢于写下来，虽然还很隐晦曲折。因此，在人格的“形式”和人性的本题上，确有值得他敬佩之处。另外，范柳从“形式”的矛盾上找出了一些问题，也从“人性”的处境上找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是革命没有解决，乃至还有变本加厉之处的。当反击“白色恐怖”时，革命本身成为“红色恐怖”。而“恐怖”，总之不算好，这就成了“问题”。前面的“问题”启动后面的开局，这就是历史。历史最实在，凡是做过头的，都必将得到纠正。但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怎么可能不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呢？即使每个群众都具有范柳一样的文化水平，也未必就能做到。

文化大革命再三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再三指出反对某个党委不等于反党，还有“造反有理”，还有提倡“敢想敢说敢闯”，与范柳主张的“自由主义”，倒有相通之处。所以，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说，范柳也是“造反派”，他们和造反群众一样，要求现实社会趋向“民主、自由、平等”，他们一定也痛恨那种轻视群众、镇压群众的路线，但范柳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却又不是社会主义，这跟群众、跟文革意图本身，又是大相径庭的。

如此看来，范柳就是造反派的“同路人”，但又会是投机分子。因为他们的社会理想跟“造反派”不同，而跟人们所说的“走资派”却有共同之处。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资本家与工人都是“自由人”，即资本有投资增殖的自由、工人有出卖劳力的自由，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自由主义”理论，并且高举“人性”的大旗。是啊，现在工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被束缚在国营的和集体的工厂里，农民也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被束缚在农村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里，那就把他们“解放”出来吧。这就是范柳主张的实质，这并不是扣“大帽子”，他们一定就是这样想的。

第三章  形式

早晨，他被安装在屋檐下的广播喇叭弄醒，只听得女播音员反复说道：亭州造反有理广播电台，亭州造反有理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

这立即使他对宗进庭告诉他的、还有他已经从报纸得到证明的“一月革命风暴”，有了更直接具体的感受。亭州广播电台一定是被造反派接管了，也就是“夺权”了。亭州县级市，无报纸，广播电台也就是本地最主要的舆论机关了，从“夺权”的意义上说，确实是第一步就要夺到手的。

造反派的女播音员播送的内容，他一听就知道，是昨天他在报纸上看到的《人民日报》社论，满篇都是号召“夺权”。播送社论时还别出心裁地加了一种垫底的音乐，他听出来了，是《黄河颂》的雄浑的男高音：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

他需要立即去做的有两件事，一是到老家乡下去看望父母，二是到劳改农场去看望乔丽。他想起了四个月之前他的回乡，是乡下的青年文槐给他报信，让他金蝉脱壳而去；接着他去探望乔丽却没有能见到人，劳改农场的不平凡的女干部徐场长对他却是友好的。现在，他就像在一个漩涡里转了一圈，又转到原来的位置，他又准备去看望乡下老家的父母和劳改农场的乔丽了。这里真的存在着一种“形式”，他的人生内容目前就局限在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形式里。范公望、柳春芳造出“形式论纲”这个词，还是有哲学意味的。但他需要到学校里去补领这四个月的工资，这又是在某一“形式”之中，完全离开了“形式”就不知道饭到哪里去吃了。

广播喇叭里说道：现在播送，亭州市十大系统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联合倡议书！亭州市十大系统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联合倡议书！

江进海来了，还跟来一些学生，其中一个也是他注意过的：小个子，上下相比，那身子像个小孩，那头颅却不是的了。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那眼镜玻璃起毛，以至你看不见厚镜片后面的眼睛，整个面容只是苍白模糊一团，无所谓五官。这使他想起了《庄子》说的面无七窍的“浑沌”，是模模糊糊、大智若愚的形像。江进海特地介绍说，他叫林集，树林的林，集中的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林集立即羞愧地把头低下去，而又克服着这种羞愧，向他鞠了一躬，叫了一声“郁老师”。他说，林集这两个字，就是林中鸟儿很多、生机蓬勃的意思。大家笑起来，林集的苍白的脸红了起来，憨厚地笑着。

江进海问，郁老师把那份材料看过了吗？他故意平淡地说，看过了，形式论，意思难懂，是讲哲学的。江进海脸上现出疑问，“噢”了一声。

林集立即开了口，问，纯形式吗？形式下面不隐藏内容吗？还有人性论呢？那些人性的暗语，正题、反题、合题，说的是些什么意思？都是具体有所指的。我们觉得这是一部政治文稿，不是哲学文稿。如果说范公望当年被定为右派边缘时，其实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右派思想，那么这部文稿就是货真价实的属于他自己的右派思想。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他十年磨一剑，磨出来了，亮霍霍的，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当然也就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向往复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向往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没有直说。他们是匕首藏在图中，到时就会图穷匕现，砍向人民的江山。

他暗吃一惊，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学生，不会超过二十岁，有着这样清晰明快的理论逻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而且出口就是十分凌厉的语言，如果动起笔来，就更不在话下了，是一种人才苗子。他又爱又怕，后生可畏！

他几乎有点慌乱地说，对，你说得对，但是，下结论，是，是……

是要慎重的！江进海代他说出了这句话。

他羞愧而无力地点头称是。

郁老师是看出问题的，只是郁老师不想这样说出来，这个我们能理解。我们也不想给这两个作者戴什么大帽子，但我们既然发现了这部书稿，又明白了它的内容，就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要批判。这部书稿不是一点价值没有，价值就在它向我们敲起警钟，从反面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他只有点头，好像代范柳二人在接受批判一样，他无法认为江进海说得不对。

这个范公望是个两面派，他曾经策划朝阳初中的学生打倒校长，在我们静坐期间还支持过我们。想不到他暗中为资反路线效劳，他化名写了批判我们静坐的大字报，后来又写了《论医校学生向何处去》，一论，二论，三论，竟然模仿《九评》，一共写了九论之多！那时把我们压得抬不起头来，他充当了资反路线的打手。他用的是化名，而且是以“煤碳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的名义写的。

江进海这样一说，真让他无比吃惊。他说，这个“红扫帚”，我也是注意到的。江进海激动地说，当时我们静坐结束回到学校，面对着又一次白色恐怖，学校里阴风嗖嗖，街上也没有一张支持我们的大字报，清一色全是批判我们的。“红扫帚”在这里面起的作用最大，好像是他们的“社论”一样，它每出一篇，马上就上来一批附和的大字报。我们好像面临灭顶之灾，遭到这样的围剿。如果按它所说，那我们就都成了“反党分子”。后来我们就都跑出去串联了，好像被击溃了一样。

范公望虽然是白色恐怖的打手，但他是不公开的，他一定是被暗中收买了。“红扫帚”后来消失不见，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但我们一直放在心里。我们也听说文章出自一个右派分子之手，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以为是煤碳公司的职员，当时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查问这个人。随着“一月革命风暴”的到来，煤碳公司造反派来告诉我们，他们批斗当权派时问出了“红扫帚”的秘密。原来，竟然是朝阳中学的老师范公望。经过我们调查，范公望不是右派分子，也没有戴帽、摘帽，但档案上记录同情右派言论，作内定右派处理，准予大学毕业，正常分配工作。“红扫帚”的幕后指挥是宗进庭，加上煤碳公司这个当权派，他们是单线联系。这样我们迅速跟朝阳中学红旗兵团联系，说服了他们，因为他们以为范公望、柳春芳是支持他们的，在学校里他们确实是他们这一边的，他们想不到这两个人骨里是这个面貌，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我们联合行动，突然袭击，闯进范公望家中，结果，查出了《九论》底稿，还发现了这部书稿！

惊心动魄，他说不出话来。而且他思考过范柳的投机性，想不到却这样真实！

我们是不愿意采取这种行动的，但别的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江进海似乎从他脸上看出了恻隐之心，又补充着做解释。他说，不不，这是可以理解、无可非议的。这时，林集说，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就无所谓；为了达到正确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他不得不深为折服、深愧弗如，感到自己的渺小，而这些年轻学生在政治运动中迅速成长着，显得多么老成持重、坚定自信啊！他们是历史上革命者的再现。当年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里，不就是这样的一些很年轻的人吗？可是，他们创造了历史！

江进海说，郁老师，上午我们在朝阳中学里面有个批判会，跟我们一起去吧？他从来没有考虑要参加学生的活动，而且是到另一个学校去，这简直是要把他的活动范围无限扩大，他感到可怕。他显得很卑微地说，我要回去看望父母，还要去看望我的妻子。江进海说，你的工资还没有补领，你最早也得明天才能回去。我们让你见识见识“红扫帚”。但并不要求你发言批判，你在下面当观众就行了，只当你是自己偶尔走到那里看着玩玩的。今天我们也不批判他的这个《形式论纲》，我们先来批判他的《九论》，揭开“红扫帚”的画皮，让大家看看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他的《九论》，将来是要用我们的鲜血去染红的呀！

他听得心里怦怦的，并且进而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参加这个批判会。

走吧！江进海说。

他无力，也无法推辞，也就锁了门，跟着他们到朝阳中学去。这有点仿佛二十年前，在那漆黑夜晚、芦苇丛中、乡间路口，他不得不跟着“除奸队”走，而心里深怀恐惧。从实质上说，他这又是“义无反顾”去参加“除奸”了，虽然换了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氛围，手中也没有被塞进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而且被许诺只当看客。他心事重重、糊里糊涂的跟在学生后面走着。

路上，林集走到后面来，走在他身边，说，郁老师，我觉得现在发生的斗争，有点像美国的两党，一个是杰佛逊思想为代表的民主党，一个是汉密尔顿思想为代表的共和党。我们可以像范公望、柳春芳这样，撇开具体社会的、阶级的内容，而仅从“形式”上来分析这两个美国政治家的主张。

他一听，甚感兴趣，就听林集说下去。

林集说，杰佛逊认为，人们通过契约而建立政府，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天赋权利，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如果政府损害人民权利，人民有权改变这个政府。广大人民不是生来在背上就有一副马鞍，供人骑跨驱使，少数幸运儿也不是生来就手中就有马鞭，理所当然可以骑在人民身上。人民的平等权利以及言论、出版、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之权、不可剥夺。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根源，人民革命是防止政府腐败的良药。人民有权推翻暴政，即使在共和政体下时常发生一点暴乱也是一件好事。人民革命可以养成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杰佛逊还认为，人民的诚实不会随着财富增长而增长，因此选举权、被选举权不应受财富的限制。他认为“人为的贵族”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但缺乏教育的人民又不能任胜国家事务，所以要发展人民教育事业，教育人民、提高人民，从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人，这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防止国家政权腐败的有效办法。这样就能用“自然的贵族”，取代“人为的贵族”，使人具有平等的机会，从而实现美好的社会国家。他还提出“人民监督”的原则，人民选出代表，人民也可以撤换代表，以防代表变成“豺狼”。要使每一个人感到自己每天都是国家事务管理的参与者。论阶级，杰佛逊的“人民”，主要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中小农场主，但从“形式”上抽象出来看，杰佛逊的思想就跟毛主席的思想一样。毛主席的“人民”，以工农为主体，是最广大的人民，但关于民主的思想主张，在“形式”上，毛主席跟杰佛逊几乎处处吻合。用中国作比喻，杰佛逊就是美国的毛泽东，用美国作比喻，毛主席就是中国的杰佛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前提下，对自己的人民民主思想的一次大推广、大实践，人民完全感到史无前例地获得了民主权利，但人民还不一定就能运用好这么大的民主权利，要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锻炼的、甚至是失败的过程。现在对立的势力很大，毛主席和人民也可能失败，因为真正的革命是没有一次性成功的，越是彻底的革命就越是会遭到最顽强的抵制，反修防修的革命更应当是这样，失败是不奇怪的，不失败倒是奇怪的，《十六条》上其实已经有这种暗示。你说呢？

他不由得十分惶愧，而且林集这样轻易地说到“失败”，真令他害怕。他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过。他心里很佩服这孩子。林集却固执着问，我是说“形式”上，是不是有相似之处？他不得不回答说，“形式”上确实相似。

林集继续说，汉密尔顿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农场主。他主张用铁的手腕统治群众、限制民主。他认为“人是自私的”，“人对于人是豺狼”。认为在一切社会内部只有少数与多数两种人，少数就是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多数就是人民群众。多数总是乐于破坏，反复无常，很少能做出正确判断和决定，经常处在不安状态，终日受人欺骗，经常犯错误，是不可信的。只有那少数人富于理性、具有知识、善于决断。应该让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突出地、永久地掌握政权，以控制人民群众的不稳定状态。郁老师，你看这个汉密尔顿的思想，从“形式”上看，像不像资反路线？像不像我刚才说的势力很大的那一方的思想？我看很像、像极了！林集愤激地自己作了回答。

他说不出话，只觉得有一种悲悯之感。范柳二人企图绕过内容，在“形式”上做文章，来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当前运动；而林集也从内容抽象到“形式”，来进一步肯定社会主义和当前运动。这之间的对垒何其森然，决不相容！而他个把小时之前，却认为范柳在同路人意义上也含有“造反精神”。但现在看来，范柳的“造反精神”，跟林集他们，却是互相冲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跟另一种自由的冲突。假如有机会让他们面对面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一定会发生最激烈的斗争！于是，正题就转向反题，自由就等于斗争！

只听得林集继续说，在美国是民主党与共和党斗争不停，一直斗到现在，但他们有一种限度，不能突破某种范围。中国是一党执政，两种思想表现为党内的争论和两条路线斗争，本身就限定在党内上层这个范围之中。毛主席这回要来突破这个范围，一竿子到底，让全国人民都来参加讨论、参加斗争。没有比这样更彻底的了，但比起美国，有很不利的一面，就是“天下大乱”。

人家两党斗争，好比双方约好在规定的棋盘上厮杀，再怎么斗得厉害，棋子敲得再响，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棋盘仍是稳定和安全的，旁边照样可以摆一杯茶，别人照样可以兴致勃勃观战，每次总统大选好像全国的节日一样，可能还促进了各行各业生意兴隆。而我们，才打破常规，立即大乱，“你死我活”。上面有人施加反作用力，不许诉诸群众；而下面的人民，一下子获得这种大民主，感到特别来劲，好像死都不怕。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喊人民万岁。上下呼应，多么悲壮啊！我有时想想眼泪都掉下来！恩格斯说得好：“国家最多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的不正是这样的斗争吗？这可恨的“国家废物”！但看来，我们距离消灭国家，还有很长的路程。问题在于，是不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还是朝相反的方向努力？这决不光是“形式”的问题，也不是乌托邦，而是社会现实！

他听着不由得点头。

林集继续说，如果把党自身一分为二，形成中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像造反派，就可以投民主党的票，保守派，就可以投共和党的票，谁得票多，谁就执政，一届或两届，看看成效如何，由全国人民来决定弃取。选上台的贯彻新政，选下台的总结过去，国家始终稳定、追求进步。岂不很好？最起码这样就不乱了，也不会因为怕被打成“反革命”、或者有个人野心，而斗争得“你死我活”。这是釜底抽薪，化大乱为小乱，以小乱化大乱。美国之所以立国二百年两党斗争不停，却高度稳定，越斗越稳，原因就在这里。我很想给毛主席写封信，谈谈我的这个想法。

他真的听呆了。林集这一番“高论”，确实说明这孩子能动脑筋。但大约，与其对林集表示赞扬，不如对林集加以劝阻，要不然就可能害了这孩子。这样的政治问题，可不是随便谈着玩玩的，林集的议论跟范柳的书稿一样是书生之见。

他站下来，对林集说，我比你岁数大些，我要劝你一句，你自己怎么看书、怎么思考，都可以，但千万不要把你考虑的哪怕多么自认为正确的东西写信给毛主席，只怕你的信还没有送到毛主席手上，就会有人来找你谈话了，那你一辈子可能比我还惨。原因正是你引用的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废物”这个问题！“国家”不是抽象的，是跟掌握“国家”的人的利益直接相关的。你掌握“国家”吗？我掌握“国家”吗？只有各级党委、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的领导人，才真正掌握“国家”。这些人并不是“废物”，是跟我们一样的人，而且比我们强。从前有句外国谚语说得好，几何定理如果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到人们的否定。何况不是作为自然科学，而是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呢？你读《法兰西内战》，那里面不是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讲述得很清楚吗？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一切，把握一切，包括把握你自己！美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两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他们再怎么斗，那经济基础是稳定不动的，两党相斗的结果，是调整对内对外政策；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够两党制吗？很难想象。文革所反映的，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就涉及根本，如果照文革这样分为两党，那国家社会就不稳，因为你这一党要坚持社会主义，我这一党要搞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怎么办？势必要发生分裂、动荡。总之这个问题很复杂，很危险！

林集无言以对，沉默着。

他继续劝告这孩子，你记住，绝不可以随便！正如你所说，你已经意识到，中国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有大大小小无数的“汉密尔顿”，所以才有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人民的积极参加。贵族的特性就是草菅人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贵族，要维护并且无限扩大自己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地位和利益，他们是特别残忍而又狡猾无耻的。迄今为止，天下乌鸦一般黑，贵族就是贵族，他们不可能退让半步，你今天只要得罪他一句，他明天就一定要对你报复得不成比例，这早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所以理想的存在和为真理而斗争也才绵绵不绝。你可以是战士，但还应当拥有智慧。明哲应当保身，哲学上的王艮学派就认为，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我若无身，何谈天下国家？舍生取义虽是最高境界，但那要看时候，只有像谭嗣同那样才算是值得，但毕竟也令人惋惜。

林集愧色满面，心悦诚服，声音低弱下去，说，是的。

他说，民主党人也会汲取共和党人的主张，共和党人也会汲取民主党人的主张。事实上在议会里是要辩论的，还有不同社会舆论的辩论，结果就产生综合。中国的党内一定也是这样，如有需要，这一派未必就不汲取另一派的有关词语乃至某些思想。如果你把问题看绝对了，那是你的天真、你的悲剧。再从“形式”上来说，任何一个负责的政治家，都想消灭人类的悲剧，治国平天下。但他们往往在消灭悲剧的同时也会造成悲剧。人类悲剧正是由负责的政治家和不负责的政治家共同造成的。秦始皇这个大政治家，结束了几百年战国纷争的悲剧，开创了中国的统一局面，但消灭六国的过程本身就是无数悲剧的相加，比如坑杀赵卒四十万，那是空前的惨案。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永远处在悲剧之中，所以在文学上悲剧的地位高于喜剧，如果一个喜剧较有文学价值，也因为它表现的其实是悲剧，而不是浅薄的笑料。沉醉在浅薄笑料中的观众，是可悲的，用浅薄笑料来对待观众的人，也是可悲的。剧场就是社会的缩影。我很早就只愿做个文人，不愿从事政治，我没有儒家的积极的抱负，我更想做个农夫，也就是自耕农，有点像陶渊明，但那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吃了苦，而且半辈子下来了。我也很欣赏禅宗，但很难真的做到那种“一个蒲团坐千年”的境界，还是只有在现实里挣扎、浮沉，用一句话来夸张地安慰自己，叫做“无量劫中修行我，菩提树下成正觉”，是消极无为，完全转入自己内心中去的。你千万不能做不现实的事情，千万不要毁了自己的一生！说着，他的声音都有点变了。林集注意到了他心情，说，郁老师，我接受你的意见。他说，你也不一定要全部接受，你理解了就好，我就放心了。他几乎表露了对这个孩子的器重之情。

朝阳中学到了。“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嗨，升起了红太阳……”很远就听到学校高音喇叭嘹亮的歌曲，他的心随着就跳得厉害了些。一种紧张热烈的气氛立即包围着一切走近这里的人，好像被俘虏了一样。

学校大门两边墙上的大标语说明着今天的主题：斩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手！批判投靠资反路线的两面派！这两条标语使他的心跳得更快了些，如同身受一样，因为范柳毕竟也是做教师的人，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大约就是这种心情了。但范公望写出《九论》来帮助“资反路线”镇压学生，这是他很难同情的。然而，他的另一面却是能写出《形式论纲》这样有独立性的文章，这里存在着人格的矛盾，令他感到些困惑。这里面是否有可以理解的“权宜之计”、“虚与委蛇”呢？但那是不足为据，也不足为训的，人们只抓住你现实的表现。

人们在走向会堂。朝阳初中的校园是很美的，有很多树木。一眼望去，校园里到处仍是积雪，但主要道路清扫过了，路边堆着的雪在阳光下开始融化。他觉得要避免跟江进海他们一道进会堂，就离开了他们。

批斗会的“形式”总是搞得很怕人。先是台上空空的，没有一个人。后来坐在前排的两个学生（一男一女）站起来领呼口号。接着就在全场一片口号声中，从主席台下面脚步声咚咚的推上去两个人，每个人都有两个学生反推着膀子，往前直推，一直推到台口当中面对台下站定，这才放下了他们。学生退后一步，站在他们身后。这时口号领呼不停，把“火药味”加浓到极点。但好在并没有硬行捺低他们的头，他们基本上以一种自然的姿势站着，只是自己把头略微低着。

他看清了，是两个年轻教师，那女的，他没见过，那男的，正是在看守所里跟老刘隔一个人坐着的那个“知识分子”。老刘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是知识分子，我们里面也有知识分子。说着就指了指身边瘦瘦的一个人，脸上略带微笑、故作镇静。原来，就是这个范公望！真是久违了。当时作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很惭愧、很尴尬的，虽然是坐在老刘那边属于审他的人之一，但在内心世界倒好像受着他的审问一样。

作批判发言的，有朝阳中学的冯小琴，有医校的林集。可以说，范柳二人确实被“剥开画皮”，揭露出“丑恶灵魂”，这夫妇二人顿时在人们眼中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最后，“勒令”他们向朝阳中学全校师生，向医士学校全体师生，向全市人民，作出“彻底交待、深刻检查”。这两个可怜的人回答了一声“听到了”，就像上台时那样被反着臂膀推了下来，从门口推了出去，急促的咚咚的脚步声震撼在人们的心头，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印象，使人感到似乎不必这样，可又感到这也是必要的“形式”，于是就默认了，而且还继续跟着呼喊口号以便齐力达到应有的气氛和某种效果，似乎也可借以压下或释放刚才心头的恐怖。接着是朝阳中学红旗兵团的学生头头站到台上去讲话，并且欢迎煤碳公司工人阶级代表讲话，都是义愤填赝。

似乎作为最重要的，是欢迎医校井岗红卫兵代表江进海讲话。江进海的口才锻炼得极好了，从容不迫，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不断引起热烈鼓掌和轻松的笑声。有一个学生走到台口，向江进海递了一个纸条，江进海看了一下，放进口袋，继续他的演说，但很快收尾，话题就来了一个突转，说，现在，不要以为“一月风暴”来了，资反路线被打败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不，决不是这样。

毛主席说上海的“一月风暴”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为什么这样说？毛主席是从实质性上来说的，不是说原上海市委市人委就跟国民党的上海党部政府一样是敌对政权，要不然你怎么理解运动的结果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这句话呢？这就是这次革命的一个特殊性，重在政治的思想的意义。

如果不进行文革，如果文革不能胜利，一些领导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复辟资本主义、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背叛社会主义和广大劳动人民。现在让他们靠边站了，其中的大多数，会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其中的极个别，有可能问题较大，要受到“清洗”的处理；“一月风暴”就这样有力打断了一些人蜕变为“红色资本家”的自然进程，就这样具有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意义。

假如从中国赫鲁晓夫的角度，从走资派的角度，请范公望、柳春芳来给“一月风暴”定性质，他们就会造谣说，这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反革命暴动，他们要像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那样，实行白色恐怖的镇压，把那些造反的统统抓起来，考虑到这些群众是毛主席号召出来的，那就留个面子，不杀头或少杀头，判十五年以上，看以后还有谁敢造反？（会场上发出笑声）。

这就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但把范公望、柳春芳也扯进来，是不是冤枉了他们？不是。我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不仅仅是今天所批判的他们的《九论》，还有他们写的一部书稿。这部书稿，被红旗兵团和我们发现了，大约有八万字，还仅仅是个提纲，叫做《现实乌托邦形式论纲》。他们认为，毛主席领导建立的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这个现实，是一个乌托邦，眼前的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一月风暴”，那就是为捍卫乌托邦而进行的垂死挣扎了。所以，这部书稿的反动性，怎么估计也不过份！

什么是乌托邦？就是空想，不可能真正实现，最后一定要失败。什么才不是乌托邦？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才不是乌托邦。在中国请美国人来当家，才不是乌托邦。以解放前的旧上海来说，一方面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青红帮、交易所，另一方面是包身工、妓女院、吸毒、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那才不是乌托邦。他们这话你们同意吗？（会场上齐声说：不同意！）

我敢负责地说，他们的书稿，说穿了，就是这样的思想内容。谁说初中老师不及高中老师有水平呢？我不这样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要指出，这两个老师贩卖的，是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的观点，而我们是不同意的。记得在运动初期的时候，资反路线要把我们这样的人打成“右派分子”，教育局长李宝安还到这里来拿这个吓唬过你们，被你们识破了，把他拉下了马。你们记录的他的讲话的传单，我收藏了一份，那是宝贵的资料、历史的见证！这次运动中，真正的右派分子有没有？有！《十六条》的第八条《干部问题》，把干部情况分为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这就说明，这一回，“右派分子”这个帽子，要给当权派中的少数人戴起来。那么是不是这个帽子很随便呢？不。当权派中少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跟右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他们要实现当年右派没有能实现的抱负，所以给他们戴“右派”帽子很确当。但因为当权派是领导干部，从前都是他们给别人戴帽子，现在要给他们戴帽子，所以我们感到很奇怪、不习惯、不理解，而且还可能很怀疑。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就在这里，把最危险的右派在哪里指了出来，不光是在党外，更重要的是在党内，最危险的是在中央。这就是毛主席的新思想，是解放以来十七年的斗争总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总结，从而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方向。

但资反路线现在准备给范公望、柳春芳戴帽子，要给他们戴“左派”的帽子，上面还用红笔写着“最可爱的人”，以后要给他们加很高的工资，提拔他们到显赫的岗位，给他们很多荣誉、很多头衔，让他们特别有尊严、有体面、有享受，还可以经常出国观光、周游世界（会场上笑了起来）。

我在这里特别说明，我们没有说范公望、柳春芳就是右派分子，你们也千万不要这样说他们，这样说就干扰斗争大方向了。但他们二位对我们是不会客气的，他们如有机会，一定要给我们戴帽子，什么帽子呢？不是“右派分子”，那个帽子很简洁，中央说了，准备给少数当权派戴，所以是很值钱的了，不会给我们戴，给我们戴的帽子因为是给走资派当“帮闲”的知识分子发明的，名称就取得比较长、比较花哨，叫做“社会主义乌托邦形式上的垂死挣扎分子”！（会场上哄然大笑）

我们被怎么样不要紧，革命烈士说得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文化大革命总是要结束的，任何社会也不可能永远处在造反运动之中。但文化大革命最后只能被毛主席收起来，而不能被走资派及其帮闲污蔑并且镇压下去。这是运动以来天天斗着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天天感到、天天想到的一个问题。

如果文化大革命被否定，这个运动要反对、要防止的一切，就会变本加厉，疯狂实现。革命成了反革命的催化剂，历史往往如此。那时大大小小的中国赫鲁晓夫，这些“红色资本家”，就会以最黑的心肠，最血腥的手段，让资本主义公开地放心大胆地全面复辟，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让国家陷入最空前的混乱、最深刻的危机之中。如果那样，现在还不十分清楚的，那时就更清楚了，更大更深刻更明确更直接的革命，就会爆发出来，以今天的文革为榜样，人民高喊着“毛泽东”的名字，奋勇前进！（热烈鼓掌）

也许，正如北京的传单上写的，我们现在的革命，正是为了将来的革命，而现在的革命，不过是一场大演习。毛主席要反修防修，但是不是一定反得了、防得住呢？毛主席自己认为也不一定，他说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在这方面说了好多话，但我们的体会是不是足够了？以我们的年龄和经历，就不可能足够。好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提出了、并且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反修防修理论，这是最重要的。他是为中国人民的现在的，更是为中国人民的将来的！（热烈鼓掌）

被推翻的旧制度、旧社会一次两次的复辟，在历史上不但可能，有时还是必然，但难道我们能眼睁睁看着历史倒退、社会主义事业前功尽弃吗？当然不能。

我们这样的人确实缺少社会经验，很难具体想象“随时可能复辟”实现以后是个什么样子，但运动以来，我们已经能够深切感到那种情况的可怕，我们的神经一天天绷紧，想松开一点也做不到。无论我们本来是带着什么私心杂念，或者很简单的头脑来参加运动的，斗争的现实让我们一天天成长。有时我觉得我都老了，我哪里像二十岁的人，我起码四十几岁了！（会场上发出了笑声，并且鼓掌）

现在有了新的情况，我们的革命队伍分裂了！南京的、上海的、重庆的、全国的造反派都在发生分裂！情况各异，但很有规律！一部份老造反，他们被暗中劝降了，成了改良主义者，装扮出虚伪的面孔，进行政治投机，倒向走资派的怀抱，成了新保守。他们提出对资反路线要一分为二，提出造反派队伍不纯、是造解放以来十七年的反，提出文化大革命现在应当收场、结束。这三条貌似公正、公允，其实是要修正文化大革命，不但反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且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是右倾投降，是无耻背叛，或者是万分糊涂。

    亭州的一些人立即闻风而动、跟了上去，革命的同路人现在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了，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但我们已经把他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要针锋相对，迎头痛击这股修正主义思潮，保卫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看到大局，不要做任何搅乱大局、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让我们团结起来，记住毛主席的光辉诗句：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革命进行到底！

江进海在一片鼓掌声中走下台，跟朝阳中学的学生头头匆匆握别，就往外走，林集，还有医校来的其他一些学生跟上他，匆忙走出会场，往校外走去。朝阳中学的学生头头站到台上去继续讲话，作出布置，好像要上街去反对分裂。他悄悄退了出去。

江进海刚才的一番演说，使他想得很多很多。他佩服这学生，心中时时被“哗”的一下点起火苗。但走出会场的他，不仅没有增加斗争的信心，反而更加是悲观的了。

他回宿舍，让自己看看书，获得一份宁静的心情。他还要给自己忙饭，有很多琐碎之事要做。他随手翻开一本薄薄的单行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看到这么几句：“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有时甚至同‘盟国的’资产阶级强盗们实行妥协，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那时所有这班先生，才真是强盗的同谋者。”往后翻，有“增补”的一段“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列宁写道：“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已成事实。‘左派’或‘原则上的反对派’已经另行组织‘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别于‘共产党’。在意大利，想必也会弄到分裂的地步……”。他不由得十分感叹，革命过程中的事，当然也是历史的一部份，而历史，总是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像小小亭州的文革这样一段将来不会为人所知的“历史”。奇怪的是，正好江进海的演说提到了分裂，他翻书也就一下子翻看到这几句话，真令他惊讶，可能在这样的书籍中随处都会涉及这一类的问题吧？革命是一件多么烦人的事情啊。

午饭以后，又看了些书，做了些家务，估计有三点钟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造反有理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又开始广播“十大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联合倡议书”了。他往医校走去。他要去补领四个月的工资。这些学生吃着家里的饭，在外面闹着革命，好像饭是可以永远地回家有得吃，革命是可以天天闹下去似的。就连那些工人也是这样，好像工资反正是厂里发，饭反正是有得吃，革命就这样闹下去，又闹起分裂来了！用范柳的思路来说，真是生活在快乐的“乌托邦”里。大约还可以加一句：并且还要为巩固这“乌托邦”而进行殊死的战斗。不过，他是不赞范柳的。他感到，江进海激情演讲中说的那些，也是很实在的东西。

他想起去年八月初全体师生收听的中央首长讲话录音，常被人称为“少奇同志”的那个人说的那句话：“同学们，这半年吃饱了饭干什么？干革命！”浓重湖南口音的这句话里有一个最现实的词，而让他印象很深，是要永远记得的，就是“吃饭”二字。

如今半年时间已到，运动哪里有结束的样子？一个社会如果这样下去，那肯定是要没有饭吃的，所以报纸上在鼓动革命的同时，也一直宣传“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公布的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题目下，谈的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后来《红旗》评论员又总结说：“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联合……夺权……建立……新秩序……”，革命的文章最后落实到了生产、经济、秩序上来。奇妙的是，这跟宗进庭在狱中对他所说的“还复”，岂非一致？就连小小亭州的这些造反派不也是很有领悟的吗？但看来，造反派与宗进庭，在这个问题上，只是某种“形式”的一致，而内容是不同的。一种好像是要实现真正的“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但有点难以想象，也只能在实践中慢慢地来，另一种是干部们管理国家，也就是“官僚机构”，那是现成的，现在好像被“踢开、靠边”了，但可以“随时复辟”，一声召唤就全部复活了，宗进庭虽坐在狱中，也还是摩拳擦掌，是自有其道理的。这样的僵持着，一切微妙而可怕！

蓦然一抬眼，看到了一堵熟悉的墙，他记得曾经在这墙根下昏死过一回的，当时还接受了王校长让孩子跑来送给他的十元钱，他首先去买了几个炕山芋，坐在城河边上好好吃了一顿。那么王校长的家就在前面十几步之外了，他得去看看王校长，只是不知道这会儿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

和别的街民家一样，王校长家的大门也是敞开着的，里面的情形一目了然：王师娘坐在小凳子上做针线，而王校长正蹲在屋檐下料理着兰草，有十几盆之多。旁边有两盆腊梅，正开着花，黄灿灿的耀眼，并且有微微一缕清香飘逸而过。他站在门口叫了一声“王校长！王师娘！”他被让进屋，王师娘立即给他泡了一杯茶，继续去做自己的事。王校长洗洗手，坐下来，问他：你出来几天了？他说，才两天。王校长不语，光是叹了口气。他解嘲说，鲁迅说过，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有时难免是要被捉进捉出的。王校长说，鲁迅那是讽刺。他问，学校里没事吧？王校长说，学生早就不理我的事，去跟工人运动结合了。我现在基本上不到学校去，就呆在家里，靠边站嘛。他正要对王校长说两句安慰的话，王校长却对他说，老郁，你出来了，当然是好事。抓你的，你不要计较；放你的，你也不要报答。你有你自己的事。

这是真正关心人的话。他欣然接受。他告诉王校长，宗进庭在狱中如何向他说了“对不起”，史宏他们如何到市里查看了他的卷宗。王校长一听，很高兴，说，这就好！这是好消息！但你不要急，要沉住气。我就是担心你被卷到运动里去，你要把稳。回家去看看父母，还可以到农场去看望乔丽，代我向他们问好，他们作为人，真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我们运动中吃这点儿苦算什么！我们过去的工作确实是有不少问题的！

他心中感动，眼泪涌了上来。

离开王校长家，他继续往医校的方向走。他拐进一条幽僻的深巷，从那里走出去，就离医校门口不远了。巷子里没有一个行人，在深巷的一个分岔路口，看到有两个人坐在墙角的小花坛边儿上，样子是在休息。那不是正是范公望两口子吗？他发生了犹豫，意欲回避，但又不能掉头就走；似乎要上前去问候，但说什么呢？岂不冒昧？不过，如果他装着毫不相识走过去，似乎也不对，他明明是看到他们挨批斗的，而且他们二人的书稿就在他的家里！他是很想跟他们谈谈、听他们说说的，却一步也跨不向前，这真是很尴尬也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鼓足勇气，走到他们面前，说，你们？在这里休息？

范公望认出了他，吃了一惊，站起来，说，是你，你现在，怎么样？接着就把他介绍给正疑问着的柳春芳：这是医校的郁老师，我跟你说起过的，他在运动中吃了苦……。他说，是的，我们在看守所里见过面，不过你没有说话，你是坐在旁边的，你没有提问我。范公望说，当时他们硬要带我去，我是不想去的，拗不过，只好跟了进去，其实没有我的事，我知道那种场合，最好是不要去，人与人之间，处在那种关系，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他笑了起来，说，现在那已经不算什么了。范公望说，是啊，现在都不算什么了，斗人的，挨斗的，都好像不算什么了，但还没有算完呢，要整个一圈儿斗下来，每个人都尝到滋味。哈哈哈，这样也好，真正的革命就应当那样斗一圈儿下来，法国大革命不就是这样吗？最后上断头台的是革命党人罗伯斯庇尔！柳春芳在一边责怪地说，公望！范公望说，不要紧，跟郁老师是可以说说的。郁老师，欢迎你以后到我家里坐坐，谈谈！接着就把地址告诉了他。

这种坦诚热情，真是意外收获。他想象中的范公望是个诡秘的人，想不到却这样活泼开朗。他高兴地答应了范公望。看出他们并无需要帮助之处，只是坐在这里休息一下而已，而他要问范公望的一些话，此时此地还不便于交谈，乃至已无谈的必要，他也就跟他们告别。本来好像不可逾越而止缩不前的，却这样打通而且别开生面，真是令人高兴。

他渐渐就要到达学校了，心里突然伤感起来。医校对于他，成了一个奇怪的地方，他的命运就暗中栖止、蹲伏在那里，不断地让他经历着和领教着，看来还远远没有到让他安宁的时候；他是无法离开也不想离开的了。他的短暂的幸福，在一九五九年结束了，而他的漫长的苦难，仍不见终期。比起离开医校的那些最困难的日子，他总算又回到了医校，不觉又数年下来了，有了一个立足点，一个给他饭碗、甚至还能享有一点人的尊严的地方；但一切并未结束，他的事情，乔丽的事情，都没有结束。当他这样一步步重新走向学校时，一种痛苦的滋味涌上心头。

但他就看到了一幕令他惊讶而痛苦的景象，竟然有几十、上百的学生在大门里面的大道上纠纷、冲突、推搡、殴打，伴随着粗哑的与尖锐的争吵声。大道两边原是半人高的冬青树墙，运动以后竖起了两排大字报专栏，专供人们张贴大字报。他从旁边一拐，避开这可怕的、也无力干预的场面，而赶紧走向总务处，去有自己的事。

他走进总务处，首先看到的仍然是女会计，他本能地站定在那里，不能动弹似的，呆望着女会计，好像等待着她的如见异端的惊恐之状，等待着这一对他的无形打击。女会计抬头看到了他，确实对他的突然出现又吃一惊，但与上次不同的是，随即露齿一笑，好像是在说：你老人家又坐牢出来了，这不跟闹着玩儿似的吗？

他想起马克思的话：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他说，我……

女会计立即用她纤巧优美的兰花指一指，说，主任在里面。

他往里进了总务主任的办公室。高大魁梧、熊一样的总务主任正趴在桌上看报纸，抬头看到他，就笑了起来，说，老郁，我等着你呢，看形势我就晓得你又要出来了！走上前来，很重的手放在他的肩上，说，四个月，天翻地覆啊，你看，造反派才胜利，又分裂了，真是说不清。学校里江进海、史宏分裂了，江进海发表《声明》，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史宏把原来“红色保卫军”的都吸收了过来。大分化、大改组啊！没想到江进海比史宏还要革命！

啊？他不觉惊讶了一声。确实真是想不到。但上午江进海、林集还没有说到这一情况，一切似乎是这几小时内才发生的。

你在里面没有吃苦吧？主任问他。他说，基本没有，就关着。总务主任用手把他一转，推着他往外走，走到女会计面前，说，把工资补给郁老师，四个月。他站着等女会计为他办手续，数钱、把钱给了他。他收起钱，对站在一边的总务主任说，我要去赶船，回家看望父母。总务主任说，应该应该！那你快去吧，学校里反正也没有你的事，唉！唉！

他走出总务处，却看到江进海脸上激愤得血红，火拨拨的迎面走来，后面紧跟着十几个学生。他让在一旁，江进海却注意到了他，问：郁老师，总务处有人吗？他说，有。江进海对那些学生说，你们去！

江进海额头上、脸上冒着汗，气愤地对他说，我们学生队伍也分裂了！出了真正的野心家、阴谋家、修正主义！他们要发表《我们的看法》，说刘克成是隐藏在工人队伍里的个人野心家，不能参加革命大联合，不能参加夺权。我不同意，我认为我们学生不应当发表这样的意见，不能干涉工人运动，不能做这样分裂工人、亲痛仇快的事情。他们一定要这样做，说我们学生是单纯的，要跟社会上的造反派保持距离，社会上的造反派不纯洁。这是些什么话？这不是走资派说的挑拨离间的话吗？他们这就是要修正文化大革命，适合资反路线的需要，是虚伪，是投降，是捣乱！我真不知道史宏为什么会这样？他内心深处还有东西，他被人做过工作了，但是他不说！他是永远也不会对我说了，他像赌徒一样投机到那边去了。是的，他跟我说过，他从小深感社会的不平等，这大约就是他造反的内在原因，这原因我也有，可能所有的造反派都有。也许现在他看到要实现平等很难，要为平等而斗争更难。他索兴投机到不平等当中高的一边去了，而离开为平等而斗争的低的一边，这倒也是很符合逻辑的！他们异口同声说刘克成是个人野心家，不能参加夺权，真是无中生有，就算是有这个情况，也不应当这样公然闹分裂。陈安国竟然丢下“工红”大印，宣布退出“工红”。正在筹划中的造反派大联合流产了，工人队伍分裂了，只有走资派暗中拍手称快。史宏、陈安国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走到一起去了？他们说刘克成有野心，其实他们这才是有野心、有私心。以前可能没有，但现在有了，现在起了变化。这是原则问题。我不能跟他们走在一起了。我在学校里发表了《关于团结的声明》，结果“老井岗”有大半的人跟我一致，他们不愿跟史宏、何银森的路线走。现在我们的组织叫“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史宏把“红色保卫军”的人重新组织了起来，都叫“井岗山某某红旗支队”，跟他们挂钩。这样，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但我们不能把团结变成同流合污招兵买马。路线不正确，人数再多也没有用。市里面，原先“主力军”摇身一变，成立新的组织，贴出《声明》，宣布“革命造反”，也都叫做某某单位“红旗支队”，一想就明白，这是表示归附陈安国的“红旗兵团”，他们工人、学生都用“红旗”这个词，虽然没有公开联合，实际上成了一派，是“红旗派”。只有朝阳中学的“红旗兵团”是个例外，那是站在我们一边的。陈安国他们发表了一份《关于夺权问题的声明》，说出了过去保守派所说的话，点了刘克成的名，加以攻击。这是一个大阴谋！江进海脸上更加血红，嘴上满是唾沫星子，不断地说着，我们要战斗到底，斗争越来越复杂！

他看着江进海质朴率真的面容，还有脸上黑里透红的皮肤，判断江进海是来自农村而且很能劳动的一个孩子。他无法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他只是呆呆地痛苦地听着。好在学生们抱着纸张、拿着墨汁、腊纸筒，从总务处嚷着出来了，江进海也就率领着他们匆匆而去。这是去刷大标语、写大字报、刻印传单，进行他们的“战斗”。

他仍从小路插到大门口，那里学生们的冲突好像停了，但好像分别扑向两边专栏写自己的大标语，刚才发生的可能是争夺大字报专栏之战，最后各占一边，也就由诉诸武斗，到诉诸文斗，由唾沫和拳脚的批判，变成了笔墨和纸张的批判。他赶紧走了出去。

他选择了一条从园田上穿过的小路，能容两三人并肩而行，是学校师生往西常走的一条泥土的路。路边有灌木丛和高大的树木，有池塘和芦苇，池塘边上有两三户人家，青砖小屋，是菜农的家。四周都是弄得很平整的菜地，长满绿油油的“苏州青”，一棵棵墩墩实实的立在地里。平时走在这条路上，心情也总好像得到着休息一样，此时更是如此，几乎这才喘过气来。

亭州这青菜冬季尤其好吃，在锅里多炒几下就熟了，不用放水煮，也不盖锅盖，端到桌上青滴滴的，吃到嘴里又鲜又烂，说是“腊月里青菜赛羊肉”。也有一种吃法是下锅炒了以后，放点水，把“狮子头”一个个做在上面，盖起锅盖来用文火煮，亭州话叫“烀斩肉”。结果“狮子头”也好吃，青菜也好吃，因为青菜汲足了肉味，而肉也汲足了青菜味，只不过青菜被焖黄了，但也有人就喜欢吃这焖黄了的青菜，只觉得比肉还好吃。他也就决定买十斤青菜带给父母嚐一嚐，老家那里的青菜是“南京白”，白梗子，薄而无肉，再怎么经霜经雪，再怎么煮，那梗子也不烂，颇费咀嚼，比“苏州青”差多了。

他走进菜农家里，他们认得是医校的“老师”，他说明来意，于是马上就到地里起了十几斤菜，菜农老头推拒着不肯收他的钱。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这一说，菜农老头一愣，也就收下了。老头那吃一惊的神情，让他有点内疚：人家好心好意的，还要受到你这大话一吓。他于是用轻松愉快的态度跟老头多聊了几句，以起到挽回影响的作用。果然，老头从压抑中恢复，又高兴起来了。他说明是要带到老家去给父母嚐嚐的，老头一听，马上叫他女儿到地里再起一些来，他忙止住，说明船到乡下，还有好远的路要走，拎不动。老头给他用草绳扎成两捆，说，你到宿舍去把草绳解掉，找个旧布袋，把菜一颠一倒顺进去，下乡就好拿些了。我这菜啊，确实是好吃呢！

他回到宿舍，把中饭给自己忙好，吃下去，就整顿行李。乔丽的衣物本来也不多，上次拣过了几件，现在再也拣不出来了。他关了她的衣箱，睹物思人，未免伤感，而那衣箱里，分明还有孩子的小衣小鞋，更令他心头挨扎一锥似的，眼泪掉了下来。

晚班的船，他是一定要赶上的，不能耽误；他的心已经到了老家，也到了乔丽的劳改农场。

他踌躇的是范柳那部书稿，留在宿舍里不放心，带在身上怕丢掉，而学生一定是要来取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又不便到学校去送给他们，到底是送给史宏呢，还是送给江进海，也成了问题。于是想了一个主意，写了个纸条，“上街即回”，用饭米当浆糊，把纸条粘在门上。他就锁了门，上街去了。

一上街就遇到了大游行。好几千人的队伍，队伍里有一些工厂、公司的旗帜，上面果然有着“红旗支队”的字样。游行队伍呼喊着一些口号，也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之类的，其中还有“打倒个人野心家”。这时他听到有群众说，“这是老保”。立即又有群众说，“现在没有老保了，都造反了。”

口号声令人恐惧地震荡着大街，时有声嘶力竭的喉咙挣扎在声浪之中，特别令人心颤。

游行队伍向路边群众抛散传单，他提不起兴趣来，没有伸手，因此也就不知道那传单的内容。他在路边观望的群众后面继续走他的路，副食品商店在街对面，这时他无法穿越大街，但可以朝那里接近。

工人“分裂”之事到底如何，这个游行就说明着事情已经不可挽回；而他在学校则亲眼目击了学生分裂的纠纷场面，听到了江进海的诉说。一切真是非我所知。

他购买了一些通常的副食品，即亭州人所谓“茶食”，就赶忙回宿舍。纸条有用，果然有学生在门口等他，是林集。他把范柳的书稿交在林集手上，心也就放了下来。

林集告诉他，电机厂“红旗兵团”贴出《责问海报》，指名要刘克成某日某时到亭州剧场当众回答五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五条指责：一，为什么在跟资反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你不在亭州？当时你提出兵分两路，你上北京走访中央文革，别人留在亭州坚持，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是不是有意回避斗争？你回来还理所当然做了一把手，这是不是下山摘桃子，是不是政治投机？二，你主持会议酝酿参加夺权人员名单，结果头一名就是你自己，你连一点谦虚也不曾表示，这是不是个人野心的表现？你把市委常委都集中到三峰园招待所，饮食起居都归你掌握，经常以问寒问暖、检查安全为名，突出你个人跟常委的联系，在常委面前显示你在“工红”里的地位，这是什么意思？三，你当兵时写的家信上，说你今年两件喜事，把你参加战士演出队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跟家中来信说生了儿子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四，运输公司、港务局夺权以后，你让他们给工人增加福利，是不是搞“经济主义”？目的是什么？五，你经常戴着口罩，跟着保镖，还有女秘书，行踪不定，航运公司固定有一条小轮船随时等你使用，作为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头头，为什么热心于这一套？陈安国那嘴厉害，问题也提得尖锐，会场上鸦雀无声。刘克成虽然没有陈安国会说，但一一据理回答，并且加以反问，指出他们在这个时候，歪曲事实、无限上纲、挑起辩论、引起分裂，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客观上是为资反路线效劳！刘克成表示，我刘克成从今天开始就回到车间去，既不当头头，也不参加任何夺权，请你们留在“工红”，不要分裂，行吗？剧场里一片喊好、鼓掌。陈安国不再辩论，取出他掌管的“工红司令部”大印，当场交出，扬长而去。“工红宣传部”写出了一批大字报，揭露这种分裂行为，但一切已成定局，无法挽回了。

他只有一声叹息，把头摇摇。

林集给了他一份传单，正是“红旗兵团”《关于夺权问题的声明》。林集说，虽然刘克成可能是有一些缺点，但陈安国他们的分裂不是偶然的和简单的，都很坦白地写在上面。现在，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8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讽刺地说的，“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的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而陈安国、史宏这些人就跑过去充当他们的旗手和排头兵！这种投机，这种可耻，就连马克思也没有看到过呢！可是，那时还有“博爱”的外衣，“与这种想象的阶级关系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就是博爱——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泰然地抹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使“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普遍博爱气氛中”，现在呢，他们就连这种“博爱”的外衣也不要，公然地要分裂，指责这一边是“不纯”、“有野心”，这不是造反派等于“牛鬼蛇神”这一说法的翻版吗？这不是反对“一月风暴”吗？这不还是要消灭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吗？所以，陈安国、史宏他们是革命的叛徒、工贼，他们是保守派的新头领，是走资派的新工具，他们甘心担任这样特殊的角色！我敢断定，这后面有背景。革命前途不容乐观！

大头小身、脸上有一个白糊糊的眼镜、面目一团白影似的林集，滔滔地说着，从那小小的红得鲜艳的嘴里轻易地就引用出马克思的文章，很自然的连接着他自己的说法，思想有如火车头一样往前直冲，令他头晕目眩。但林集也就“嘎然而止”，离开了。这孩子，好像担负着人间最重大的任务似的。他锁了门，背了用旧布袋装好的青菜，拎了一个旧旅行包，竭力怀着一种淡然的近于出世的心情，到码头去赶晚上开出的轮船，而那份传单，他也没有看，就丢在桌上。

第四章  乡野

内河轮船载着他向北深入，后来就在漆黑的夜里航行，到达老家乡下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只见公社小镇码头岸上到处站满了人。他下了船，走上岸，从人群众中挤过去，因为这样他才能回家。他看到公社门口布置了一个开会的主席台，台上有些人，台下空场上许多农民席地而坐，而公社大门两边墙上是新刷的大标语，一边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边是“坚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又是要开批斗大会呢。他心里一阵颤抖，好像他本来以为农村是世外桃源的，这当然是想错了。他无心多看，而向边上插去，要赶自己的路。

正想过街，却见一些小孩从拐角处奔了过来，后面口号声惊天动地，立即出现了大批的人，原来是游街示众。一些人低着脑袋走在最前面，胸前挂着纸牌子，上面贴着白纸，写着黑字，“地主分子某某”、“富农分子某某”、“坏分子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一个领呼口号的人穿一身还很新的无领章的军装，戴一顶还很新的无帽徽的军帽，腰间扎着一条宽宽的皮带，想必也是军用的。这是最标准的红卫兵装束，就连亭州街上的学生们，穿这套装束的也较个别，很扎眼。据说北京的红卫兵都是穿一身旧军装的，但亭州的孩子们家中拥有解放军旧军装的，却很少，因此做不到北京那样。此时在农村看到这身装束，而且这么新，更觉扎眼，并且不协调地有了几分喜剧的夸张的味道。他听到旁边有人说，那是小杨！供销社的！那兴奋的口气，好像认出了业余草台戏中某个角色是某个大家熟知的人扮演的一样。他定睛一看，确实是那个年轻的杨主任！长方的脸形，洁白整齐的牙齿，待人很客气的。怎么在运动中这样出头露面、装束这样突出、做这样恶事的呢？凭着小杨，在农村找一套旧军装，当然不费事，当过兵的农民很多，也许小杨自己就当过兵。

思想散漫地盘旋一圈，眼睛这才发现，那“牛鬼蛇神”之中的一个，不正是他的父亲吗？胸前的牌子上写的是“地主分子某某”。他克制着一种本能的血性的冲动，低了头从偏僻处走出小镇，走向田野，身后传来惊心动魄的冲天的口号声。

他心中记挂着父亲，但也无可如何。

在小镇通往田野的路口墙上，一份铅字印刷的大布告吸引了他的目光，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他放下手中东西，仰起头看了一遍，一共有十条。头一条是“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第二条是说农村文化大革命按照《十六条》，还有社教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三条说运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一条似与《十六条》有所不同，对“地富反坏右分子”有所强调。农村为什么特别需要强调这个方面呢？也许农村的文明总的说来野蛮落后一些吧？第六条让他感到有趣，就是要求在农村“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这打破了红卫兵专指学生的界限，意欲使“红卫兵”也成为农村青少年的一种组织。就在第六条中，有一节让他不免一惊，竟是与自己直接有关的：“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连。要像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那么，他这一趟回家，岂不正好犯禁了么？底下还谈到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的农民可以串连，学生也可下乡串连，但不要包办代替，谈到要文斗，不要武斗，谈到要给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革命群众平反，同时又一次强调“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最后一句话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读着布告，他老是感到对“地富反坏右”的强调是一种手段，而不是这些人真的如何不安份；可是他也不敢自信，如果不加强调，提也不提，这些人是否依然老实？如果新中国建立以后不对这些人“专政”，这些人是否就甘心“失去天堂”？他们许多人跟他一样，岁数不算大，血气方刚呢。

这个中央指示的日期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有四十天了，但下达到这穷乡僻壤，也许还不曾有几天，那布告的崭新完好，就说明着上墙不久。那公社小镇上的游街和即将开始的批斗会，大约就是这里农村文化大革命拉开的序幕了，有点相当于城里半年之前的“横扫”，还没有触及“走资派”这个正题，或许其中就有“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成份。他的父亲，被列入了挨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但他的父亲的本人成份，应当是“工商兼地主”，也从不曾被定为“分子”，是不应当受到这种对待的。可是，此时这话对谁去说呢？潮流一来，在这个阶段，特别是在农村，只好受到这种冲击。虽然他的父亲在解放十七年来，早已是平常之人，但在农村社会不大的范围里，大约仍像某种头面人物似的引人注目。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那小杨做过韩家舍供销社负责人，不会不知道郁文高的本人成份，但既然做了农村的“红卫兵”头头，也就无法把平时一堂和气相处不错的郁文高，从那可怜的一行人中剔除出去。

寥廓的田野和乡村显得万分宁静而且美丽，与刚才公社小镇上的闹嚷景象形成反差，令他奇怪，使他迷惘和心疼，他有点脚步打飘，好像能看到天地在旋转一样。

虽然他已经有了城市文化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的印象，虽然他从亲身体验中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并且跟他接触的那些学生们一样，心中好像暗暗寄托某种社会理想（更为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但在农村的此时此地，父亲的受罪所表现的文革，还是令他极其抑塞。

搞社会主义确实是这样不容易，而搞资本主义呢，毛主席说过，那是很容易的。体会这句话，好像也是说：不要以为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有啥了不起，其实只要松一松，作为社会习惯势力的资本主义，就会重新生长、发展起来，更不用说如果再加以提倡了。只有搞前人未曾搞过的社会主义，才是不容易的。而共产党人，就应当为人民搞好这个，要有这个决心和耐心，要不然，牺牲那么多人打江山为的什么？为了重建一个旧社会吗？岂不是笑话！

是的，谁都愿意自己发财、而且比别人富裕，顺着这一人性，放任自由就行，这不也是解放生产力吗？不过，他记得，按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包括：工人的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一共五个方面。并没有说到人的自私性也是生产力。因为反过来说，不自私的人性就不是生产力吗？说不通。不自私的人性应当能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人性在这方面的动力，大约可称之为人的积极性，你是要调动和提倡哪一种积极性？区别仅在这里。

他想起了范柳的书稿，他们的“理论基础”放在人的个体性上，其实说的是自私的人性，至于无数个体自由发挥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和危害性，有市场自动纠偏，有法律保障平等，有国家保证安全。一切也设计得天衣无缝，回答得振振有词。问题是，这一切因为是人去掌握的，那也就可能问题百出，你不得不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你忙的就是资本主义，你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如果你把一切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你虽然同样需要每天处理问题，乃至是类似的问题，但那是不同的，你忙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你是把社会主义越办越好，你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代理人。

范柳想把资本主义的“理想”变成中国的现实。但是，旧社会不就是这一套吗？结果如何？茅盾小说以反映旧中国资本主义的情况而屹立文坛，从《林家铺子》、《春蚕》到《子夜》，作家对中国搞资本主义在那时就是否定的。

把单个的分散的生产力，变成集体的集中的生产力，虽然给了个人以某种保障，集体越壮大，保障越可靠，但集体对个体无论如何是有束缚的，要在集体中让个人也觉得充分自由、充分发挥作用，是不容易做到的，它将作为要求和理想去贯彻。要消除集体对个人的束缚，触及的是生产力中“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这一条，就是说要做好方面的工作。但如果极端地认为非得改变现有生产关系不可，那农村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就得解体，让小农经济以及它的所有问题重新产生。那是美妙的吗？也许人们还可以抱有小农经济的社会理想，但那实际情况，在中国已经存在过几千年，结果就是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也许人们是真诚地要搞很好的资本主义，但毛主席反复论证过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其结果仍然是回到旧社会的状况。

确实，不能想象回到一盘散沙、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难道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难道社会主义农业的经济成就、社会成就，不是事实吗？新中国的工业化，是靠合作化集体化的农业支持的；新中国政权这样高度稳定巩固，也是依靠着政社合一的农村这个厚重的底盘。难道可以不顾这些，而可以打碎现有、折腾回去搞小农经济、搞资本主义吗？

一些人、一些地方，也许会做出资本主义的某种成就，甚至会出类拔粹，这是不用说的；但在同样时间里，社会主义可能取得的成就，在全体上，应当要大若干倍，而且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危害性。社会主义对社会建设的全面考虑，对社会道德风尚的逐步提高，对社会稳定的自然促成，对于全民族的万众一心，应当永远是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

不应当颠倒取舍、不应当自取其乱。应当把力气用在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上。在文革的斗争中，毛主席要达到的，其实就是这种巩固、发展、完善，那么，抵制的、保守的一方要的是什么？或者必然滑向什么？其意自明。他不由得叹口气，他很难肯定他们。

他感到自己的脚步坚定有力了些。他又一次克服了某种动摇性。自盐阜师范以来他所受的教育如此，他的思路很快就能理顺这些问题；也许，另外还有更高明、更能为中国人民造福的理论，但可惜，他现在还不知道，那也许就是“第三条道路”吧？一般说来，这种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最终还是要在左右两难之中作出选择。所以，范柳的“理论”，不足为奇，不能成立。

麦苗遍野的平原上一丝冷风也没有，冬日的阳光照得万物暖洋洋的。一股炊烟的味道飘逸过来，让他的心悠然一醉。乡村永远是乡村，除非很大的灾荒之年，不管怎样总有一股浓郁的生活的气息。

家里的门是掩着的，他推门进去，喊了几声“妈”，没有答应，进去到处一看，妈不在家。他放下手中东西，走出去，问人，人家指着叫他到场上看看。走过两条田埂，过了一道小桥，到了生产队场头，看到有几个人在阳光照耀的小山一样的大草垛下忙着，走近一看，是在搓绳。他看出来了，是队里的几个地富分子在做工。

他的母亲虽然也没有被定什么“分子”，但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被视为地主婆而归入其中，也是很自然的，如果大小队干部下了这个命令，十个人就有十个人是不会为自己分辩的，也不会有人站出来说不妥当。他喊了“妈”，并且跟别的人也一一招呼。那些人一边做着手中的事，一边对他解释说，这是准备春耕要用的草绳。他看他们的神情，倒也见不出特别的痛苦，而是逆来顺受、坦然处之，他们习惯了。他总感到这些人至少是有委屈之处的，但他不能怀疑党的路线，而农村执行起来就是这样，也许从某种大局来说是必要的，他只有缄默不语，并且让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

母亲憔悴的脸和斑白的头发，向他昭示着时光的无情流逝和生活的劳苦，他也就内疚起来，作为儿子，至今他实在是连起码应做到的也没有做到，还不如一个做农民的人，能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有自己的妻子儿女能慰籍老年的父母。

有一个富农分子手中搓着绳问他，二先生，你在街上忙啊？他坐到草堆上，说，我也不知道我一天到晚忙的是什么！我这一生忙的是什么！众人听了都不吱声，手中搓草绳的声音沙沙的响。他的母亲也不吱声，但他却看到有泪水从母亲鼻子旁边往下流，而母亲低头做着手中的事，没有去擦它。

一个人不知怎的出现在面前，说，二先生，你家来了？他一看，是俊德老头，文槐的父亲。他站起来，喊了一声“三爷”，因为老俊德排行老三，应该这样尊称。老俊德“唉唉”的跟他点了点，对他母亲说，大嫂子，你回去烧饭吧，二先生家来了！别的人也说，大嫂子你就先回去，我们把它完成掉。母亲这才放下手里的活，用手擦了一下脸，对众人说，那我就先回去了。众人说，你回去，你回去。老俊德说，我在这里呢，代你做一气。二先生，过一会我去找你！

回到家中，母亲淘米做饭，并且到房间里拿出几个鸡蛋来。他把布口袋解了，把青菜倒在一个旧笆斗里，拿了几棵，洗了，给母亲看，说，妈，你看这青菜！母亲一看，说，这菜好，以后找些种籽回来，菜秧子也行。他到墙边掐了几根小葱，水里略洗一洗，切碎，又把青菜也解了两刀。然后让母亲把口边的菜锅烧火。农村的锅灶，比城里的煤炉，要快得多，两样菜不一会就弄好了。饭锅也“咕咕”的开了，他掀起锅盖，在腾腾热汽中用锅铲翻抄了一下，盖上锅盖，让它去焖，过一会再烧一把火，叫做“烧饭锅”，饭也就熟了。

他说，妈，我坐到你旁边，我们说说话。说着他就坐下去，坐到母亲身边的烧草上。一种孩子似的贴近了母亲的温暖之感，从心中油然而起，夹杂着跟母亲挤在灶膛门口小角落上的相依为命之感，想及外面闹着大革命的世界，想及自己的命运，又生一种茫然无着、苟且偷生之感，全都混和一起，让他几乎想抱着母亲就像小孩子一样哭一哭，痛痛快快流一次眼泪。但他怎能这样让母亲惊慌和痛苦？何况父亲正在公社门口被作为“地主分子”挨批斗，这情况不知母亲是否晓得？

母亲似乎也因为母子二人这样相依为命似的挤在灶膛门口而触动着心情，用一种极其温柔的细声叫着小名问他，二的，你怎么有空家来的？他说，城里闹得厉害。母亲听了默默无语。他还没有把他又坐了四个月牢的事情告诉母亲呢，那是不必说的了。他忽然想起刚刚看到的中央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觉就找了个话题问母亲：妈，我问你一句话，你不要怕，在外面我没有人谈这个，也不谈这个。母亲说，你要问什么话？他说，农村的地富分子，刚才跟你一起搓绳的这些人，平时心里可有怨恨？想着有人来给他们变天吗？

大约这个问题问得大了、重了，母亲好久无言，后来说，还变什么天！现在世界平等，田都在集体，大家种，大家管，大家有饭吃，国家哪样没有计划？孙中山那时就说，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两句话我从小就听说，一直记得。后来，孙中山上天了，军阀打仗。今天联军打得来，明天党军打过去，日本鬼子又来。蒋介石没有听孙中山的话，结果毛主席得了江山。他们都是孙中山的学生。毛主席土改、分田，合作化、公社化、公私合营，这就是走孙中山的路，而且还往前进了一步，不让再回头。这都是天意。天老爷要怎样，你不服也不行。孙中山死的时候，响天鼓，訇訇訇！这样的人是天上派来的，响天鼓收他去了。地主富农资本家是少数人，天下太大，照那样弄不好，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人生在世，就是苦，这些人总要受两代罪，到第三代就要淡漠些了。黄牛力大上岸，水牛力大下水。现在天下好好的，老天爷会派一个跟孙中山、毛主席相反的人来变天吗？除非老天爷没睡醒，把令牌出错了，派了个混世魔王下凡捣乱，醒过来就要收走的，那时还要赶紧派星宿下凡来理事。

母关的话让他笑了起来。真想不到母亲能这样生动说出这番道理来，言简意赅，深入浅出，这哪里是一个“地主婆”说的话？哪里是一个没文化的、看不起眼的农村老婆婆说的话？就算混杂着迷信思想，道理也讲得是不错的！但母亲说的不是假话，也不是怕影响儿子的思想而故意拣能说的说，这个他凭直感就可以知道。

他说，妈妈，你说得是对的。不过，有的人从前死做死省买点田，也不容易啊；从前人有了钱，就是买田。母亲说，人随王法草随风，算命的也不会算自己的命！

母亲把草往灶膛里送。火光映照母亲脸上那平静的神情，好像不再考虑这个算不得问题的问题了，而烧饭才是最实际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倒不及母亲思想的广大、深邃，而且是如此从容、平和。

听得到锅底炸炸的起着锅巴，于是鼻子里闻到了饭香。他心中记挂着父亲，不知能否回来吃饭？他试探着说，爹爹可家来吃饭？母亲说，晓不得，他一早就被供销社的“红卫兵”带走了。

原来，母亲知道父亲是被“红卫兵”带走的。他默言无语，更感到母亲刚才一番话不但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出身”，而且是超越了自身的痛苦。

他感到心中涌动着无限的感慨。想想这些地富分子，来了运动就像牲口被拉上场，而平日的处境，比起从前，也正好相反。从前，在乡村中，作为地主富农，是让人仰视、受人尊敬的人，也是当时“国民政府”治理乡村所依靠的人，那时农村是沿续几千年的乡绅政治；共产党来了，土地改革，阶级斗争，他们成了不同程度的管制对象，出了什么不好的事，就要查是否“阶级敌人搞破坏”，先把他们查一查，显得僵硬、教条，可是还挺管用，就把人镇住了，社会治安是很好的。“地主富农子女”，生来低人一等，没有出头之日，就连婚嫁都不易，这种痛苦，也只有往肚里嚥。在农村，从居住，到吃的穿的，地富家庭已经不如一般农民，也不敢高过一般农民。想到这些，他真的有恻隐之心，甚至觉得不公平，认为应当有所宽松。可是，他也知道，从社会进步上说，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革命的对象，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何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那就不可能不彻底。对地主富农的专政，亦非凭空而起，民主革命几十年的血战，就是最好的说明。

从统计数字上，他知道，1952年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每年免交地租七千亿斤，这对农民阶级是多么大的解放！而另一面呢，对地主阶级是多么大的打击！事难两全。这些数字也说明着从前农民和地主的总的状况，说明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全国粮食年年增长很多。合作化、公社化以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逐步稳定，由于农业科技、优良品种的推广，大中小型水利不断兴建，农田的大面积改造，多种经营以至于社队办厂的提倡，农业机械的运用，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社会主义农业有力支撑了国家工业化进程，这是中国农民对国家的巨大贡献。而因为公有制，就要求大公无私的思想，批评自私自利的思想，社会风气也是好的。因此，如果一味哀叹地主富农的不幸，难道要回到旧社会吗？是不对的，也是回不了的。连母亲都能客观地看这一问题，而自己却时时产生一些哀叹和糊涂。六十年代以来，右派分子已经大部摘帽，这个地富问题，也总归有一天要这样做的，母亲竟然已经测算了时间，说要等到这些人的第三代。母亲好像是很懂得历史的呢。是的，总要到“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时候，高江急峡才能渐渐平缓下来。

母亲对他说，你才来家，晓不得文槐的事，老俊德马上要找你谈，你就帮他拿个主意。他问，文槐什么事？

母亲告诉他，文槐领头，到三沟中学请来红卫兵，斗了大队支书孙汉明，文槐就在大队当了家，叫做“文革主任”。当家就当家，好好当家也就罢了，千不该万不该，文槐把小粉子糟塌了，小粉子就是李宝顺家的，李宝顺是一队的富农分子，没有儿子，就这个姑娘，婆娘也不在了，往后全指望着小粉子呢。这事情还在闹，听说要请三沟中学的红卫兵来，公社文革也要来处理！如果被他们处理了去，晓不得要有什么苦吃！老俊德心里急呢！

他一听，虽觉那小粉子可怜，却也觉文槐可惜，这么好的一个小伙，怎么就一时糊涂的呢？可是，他有什么能帮助文槐的呢？他站起来，出了厨房，到门口去，等着老俊德。

老俊德匆匆的也就来了。进了屋，开口说，二先生，有件说不出口的事，要跟你谈。他说，我已经晓得了，别的你不要谈，你把现在的情况告诉我，文槐在家里吗？

老俊德说，不在家，躲到他舅舅那里去了，舅舅在外面烧窑，是烧窑师傅。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他们要抓到他还不容易！他问，小粉子现在怎么样？老俊德说，在家里哭。几个妇女帮着劝，又要劝小粉子，又要劝老宝顺，防着出什么事。他说，干脆把小粉子娶家来，给他们把事情办了，别人就不好干涉了。老俊德说，我们是要这样做的，可是……。老俊德说不下去。他问，“可是”什么？老俊德说，订金、环子都送过去了，一来老宝顺、小粉子都不松口，二来娶亲这样的事，不是一个时辰就忙得掉的，瞒不住人，等不到你把事办好，只要文槐一来家，人家着兴就抓得来了，都给你把守得好好的呢！他们哪里能让你躲过去！

他一听，一阵毛骨悚然。他先让自己定了定神，对老俊德说：

文槐虽然犯了这个错误，但我看他并不是随便之人，这小伙将还是有出息的。眼下大队文革主任是做不成了，在家里挣工分也不合他的性格，他可以跟他舅舅出去学习烧窑，用得着这手艺的时间长呢。文槐想必平时跟小粉子还是熟的，所以才一时冲动，索兴给他们圆起来，这个主意是对的。小粉子和老宝顺那里，还是要继续劝，应当劝得下来。老宝顺无依无靠，就这个女儿，嫁远了也不好，嫁在本大队，而且你家也不差，不是很好吗？关键有一点，要想正常办喜事，是不行的。这事情要不知不觉，要行动迅速。从前我们这里有抢亲的乡风，其实并不是真的抢亲，是闹的个热嘈。但那个形式就是行动快，不拖拉，一窝蜂的把新娘子抢上船，六把篙子飞一样的把船撑走了，新娘子虽说是被“抢”，但更有脸、更欢喜。我看你们可以悄悄的这样做个安排。上阵父子兵，打架亲兄弟，把本家都约好了，跟老宝顺这边也谈好了，说动手就动手，炮仗一放，谁也没有话说了。只要小粉子进了你家门就行，文槐什么时候家来，都无所谓了，即使被抓去，也不好处理他。我不相信三沟中学的红卫兵会来管这事，公社文革的人也不至于到这种时候还要来追究。

老俊德茅塞顿开，有了信心，说，就这样办！起身要走。他从口袋里拿出准备好的用红纸包着的一百元来，双手奉上，说，这是一百块钱，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老俊德双手发抖接过，说，一担稻的钱呢！我做一年，口粮以外，也就分到这个数！我收下，我去给老宝顺看看，你二先生都这样，他还有什么话说！老俊德朝他“扑通”就跪下了，他也连忙对面跪下，眼睛热热的含泪，把老俊德扶起，说，心里不要急，但行动要快，一定能成！

老俊德走了以后，却见母亲从外面抱了一抱草回来，从草洞里塞进了厨房。不知母亲是甚时出去的，看样子是到门外给他们望风。母亲把身上的草屑掸掸，走过来问他，你跟老俊德咋说的？他就把情况一说，母亲听了点头，脸上露出坚毅神情来。母亲问，吃饭吧？他说，等爹爹家来。母亲说，不要等了。他说，我出去望一下。他就走出去，没走出几步，才到路口，没有望见父亲，却见有三个人朝他走来，而且其中一人用手指了他一下。他就站定了，等着他们。

三个人到了面前，是两个青年农民，还有一个看样子是公社干部。果然，一个农民说，你是郁老师吧？他点头说是。另一个农民说，这是公社公安特派员老林，这是大队文革宗主任，我们要问你话。他说，家里坐！宗主任说，不啦，就一件事问你。你看到文槐没有？他说，没有。又问，刚才老俊德到你家来过，没有说文槐在哪里？

他想了一下，不能这样受审似的被动着，干脆把事情给他们挑明，因为他已经估计到他们的意图了，他们是要把文槐让公安特派员带走，这就可能要送到县里去蹲看守所，这在公安特派员是很容易的事。而一个人如果蹲了看守所，那就要背上坏名，再也难抬头，在农村和城市都是一样的，人们的眼光就是如此，人民政权的威力就是如此。他要婉言加以劝阻，不能让他们带走文槐，要不然文槐这小伙子就可能被毁了。

他说，老俊德刚才是来过，跟我谈了文槐的事情，告诉我：文槐跟小粉子平时就有好的意思，这回文槐一时性急了，他们两家正在商量，打算让文槐跟小粉子把婚结起来。

公安特派员那很小的脸上，绿碗豆似的又小又绿的两颗眼珠子，朝他瞪了起来，突然问他，是这么回事吗？你是怎么说的？他镇静着回答，我说能结起婚来也好。公安特派员厉声说，这是强奸罪！而那两个农民这时也更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着他。

他对视着那两颗发着逼人寒光的绿碗豆，说，如果小粉子同意结婚，我们何必要这样处理呢？人民内部矛盾有时也会有对抗性，比如强奸就是对抗性的，可以定强奸罪，但他们双方愿意和解，而且结为夫妻，对抗性的就变成非对抗性的了。我们这样挽救两个农村青年的名声，不是变坏事为好事吗？

公安特派员那一直板着、好像随时可以凶横起来的小脸，突然现出笑容，令人捉摸不透，有点像是狞笑。他坦然面对着，让自己镇静着。

特派员的狞笑变成了质朴可爱的笑容，说，你活学活用不错。到底是做老师的。老俊德没有请你去吃喜酒吗？他说，约了。特派员问，什么时候？他说，先约后请，到时还会来请的吧。

特派员更进一步露出牙齿笑了起来，说，好吧，你就吃了文槐、小粉子的喜洒再走。按照中央文件规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出身阶级成份问题，你不能回来，你要回避，你晓得吗？他说，我刚刚看到墙上贴的布告。特派员说，你晓得就好，免得他们不好弄。特派员指了一下那两个人。他点头表示接受这个劝告。特派员做了个“开路”的手势，就跟那两个人走。他对这个怪人竟有了一点好感，又出于好像需要巩固已有的某种成果，就说客气话：请到我家吃个顺便饭！特派员掉了头，很生硬的说，不啦不啦，你忙吧！

三个人走了。他背上冰凉，不知何时出了一片冷汗。

刚才这一幕，母亲站在门里已经看到了。他走回家，母亲问，他们说什么？他就把情况说了。母亲说，你救了人啦！刚才那两个，一个是五队的宗有栋，一个是三队的宗子瑜，他们心里想的就是把文槐抓走！虽然本来都是跟文槐一起造反的，但麻袋里的钉子，哪个不想出头！文槐是个炮筒子，他们两个有诡计些，文槐就是不出这个事，将来也弄不过他们。这下子好，是个机会，就把特派员喊来了。好在文槐躲起来了，特派员也听了你的话。险啊！你在家，我也到老宝顺那里去一下，劝劝他，这事情要快！你肚子饿了，就自己先吃，我着兴就在那里帮忙做些事。

母亲说罢，扎起头巾，急忙地走了。

他坚持着又等了一会儿，果然就把父亲等回来了。

父亲是以很正常的神情姿态回家的，一进门，见到他，首先倒问了他一句：你回来了？城上怎么样？这实际上是问他：这向时你没有吃什么苦吧？他说，城上现在是保守派垮掉了，造反派分裂了，为的是夺权。牛鬼蛇神、地富反坏那些人，运动初期挨斗了一阵，后来丢在一旁，死老虎，没有他们的事了。父亲点点头，就去洗脸，他就到厨房里盛饭盛菜。

他看到父亲吃饭很正常，而且吃得很快，呼啦呼啦的，心里就很放心，父亲的身体是好的。父亲问他，你甚时候到农场去？他说，我明、后天就去。父亲说，这里没有事，你妈妈也好好的，那里你有时间就去看看。要不要到供销社带点什么东西？我马上就去。他问，你还在韩家舍上班吗？父亲说，还上班。他说，上回买过一些东西了，那就买点糖果饼干带去吧。他就把文槐的事说了，并且说给了老俊德一百元。父亲点头，并且叹了一声。说，我早点回来。

父亲对他说，你来是夜班的船，去睡个觉吧。

父亲这样安排了他，就出门而去，而且把大门给掩上了。他看出父亲根本就没有把挨批斗的事放在心上，而文槐的事，却已经很重要地放在心上了。

他就照父亲的吩咐去睡了个觉，足足睡了两个小时。他到外面去，沿着河边小路散步。方整化的田野，沟渠配套，田里都长着越冬麦苗，阳光暖暖的，但墒沟深处和麦子根部，还有一点点积雪。农民的草屋门前是自家的菜地，用芦杆编成篱笆护着。农民吃菜是掐菜叶子，舍不得整棵的挖起。这样比较省事，但大约也是一个习惯问题。要说种粮食，他们可能比亭州的菜农懂得多些，要说种菜，亭州的菜农要专业得多，是两种不同的农民。

有一个草屋显然较为高大轩敞，屋后树木茂密，门前菜地兴旺，气象不同，不由得令人注目。这时有个女人正从旁边厨房里出来，看了他一眼，而他也看清了这个女人。虽然同样是农村妇女的穿着，但那脸怎么那么白、那么嫩？偏偏又是个大圆脸、大眼睛，水灵水嫩的。他想起了文槐说过的话，估计这就是大队支书的婆娘了，她是从来不参加集体劳动的，而照样有全年工分，大队里每年还要补贴五百斤稻、五百元钱给她，因为支书家里好比是大队的招待所，时常招待来指导工作的公家人。这也有几分道理，农民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其实一年到头究竟有多少招待，谁敢去给他们记账、算账呢？就让他们占这点便宜吧，全大队一个农民身上能摊多少？算了。文槐所说三年自然灾害时还生孩子的，大约就是这一位了。文槐造反打倒、取而代之的，就是她的丈夫孙支书！这“靠边站”了的农村大人物，平时决不能得罪的，此时在哪里？也许正站在窗户后面看着他呢。

他赶紧转移了自己的目光，好像自己也是文槐一伙的，不是什么好人。

走过几节田埂，却见一些农民匆匆都到场上去。一个走过他身边的农民向他问候，他顺便问，去开会吗？农民说，是开会，把三队分下来，让孙家墩那一窝子自己成立一个队！再不行，就分田、单干、散伙！说罢，恨恨骂了一句，朝地上吐了一口。他弄不清是什么事，也不想多打听，完全作为局外人点点头，让农民走了过去。

他想起亭州街上那纷纷沓沓走着的人们，而在在农村，各种力量似乎也正在“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是“跳了出来”。他虽不了解情况，但能估计到刚才那农民说的事情，那就是农民趁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要跟孙支书这个家族分开来过日子，不跟他们呆在一个生产队了。可以想象的是，孙家墩那些人，比如孙支书的弟兄之类，在过去，时常会仗势欺人，处处占便宜，不服从分工，从而影响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正是集体经济内部的矛盾之一，涉及“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这个生产力要素，是应当以公正的原则加以解决的。无可奈何的农民，趁着机会，要用分队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是可以理解的；所谓再不行就分田单干，说的是气话。其实，田不是要分就能分的，即使发生在一个生产队，也会惊动党中央，因为这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如果分田单干了，农民头上就不会有欺压他们的势力了吗？可以说，那时自会有那时的恶势力，这只要稍有社会经验就可以想见。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农村，最有利于土匪恶霸不法之徒的横行，也正是封建统治的基础。相比之下，还是组织在集体经济里的农民强大一些。“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际上也给农民提供了安全保障，免得他们孤单无援。

三队正在发生的分队，也是农民在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正是受到压抑的生产力在要求改善生产关系。人民公社本来就是农民的创造，毛主席发现后加以肯定，但一切在实践之中，并没有现成的面面俱到的方案，像三队这种矛盾，该是有普遍性的，但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亭州街头曾有转抄北京的大字报，说：

在人民公社八年以来的发展史上，开始曾有以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以至一个县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现象，而“中国赫鲁晓夫”等人，提倡就如此这般赶紧“穷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说要不然就错过时机了。毛主席对这种“热情”大泼冷水，自称“保守派”，反对“共产风”，使人民公社终于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较现实的基础上。可是到一九六二年，面对暂时困难，“中国赫鲁晓夫”等人又从极“左”跳到极右，主张“分田单干”。请一切善良的人们想一想，在那样受灾三年、十分脆弱的情况下，让农民分田单干，要引起多少混乱？要有多少农民流离失所？这究竟安的什么心啊？多亏毛主席顶住了“单干风”，保往了农村集体经济，只用几年时间，胜利实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走出了困境，现在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中国赫鲁晓夫”老早是反对合作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的，所以他这个人是一有机会就极右，掩盖自己就极“左”，真是一个钻进革命队伍的大内奸！一直拿他当接班人的毛主席现在终于把他揪出来了，用他来做一个反面教员！

这大字报真厉害，所说的这些，他以前没听说过，是“内幕”，写出来真让人开了眼界，人民群众得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当然，这大字报再怎么自成其理，还只是一面之词，如果能同时让人民听到两面之词，就既有诉词、也有辩词，就更好了。

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一般只有二十户左右，是很小的集体。距离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较高程度的集体所有制，还相差很大一截，要等待经济的相应发展。由小集体而大集体，由大集体而全民所有制，那虽然已经是可以明白的方向，却是很遥远的，在农村拿眼一看现实就知道，真是还需要若干代人的奋斗努力，积累起足够的公共财富，才有可能。“穷过渡”是渡不过去的，只有一步步的往前走。真难想象竟有“穷过渡”这样的主张向毛主席提出来，而且是那样的几个大人物！

看来，即使是“队为基础”这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生产关系内部，也不是没有矛盾了，像三队的这种矛盾，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虽不是敌我矛盾，却是十分尖锐、令人痛苦，非解决不可。如果上级党委过去的工作做到这一步，如果孙支书平时以身作则，并严格要求自己的家族，三队的矛盾就不会有今天的爆发。搞社会主义确实不容易，它要同人们千百年来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自私心理、狭隘眼界做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应当说，三队的这些农民，虽然是在闹分队，却并不是要搞资本主义，而恰恰是想把集体搞好。本来对这里负有领导责任的人们，应该反躬自省自己平时的工作做得怎样？但如果这时有个人来说，你们集体经济弄不下去，散伙吧！这个人就粗心浮气、太不负责任了。

他想起了一句理论性的话：“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这句话大约是马克思说的。也就是说：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决定着事物的发展，而在发展中，有些部份将会瓦解，有些部份将得到改造。那么如果用在眼前第三生产队的情况上，就有这样两种“瓦解和改造”的可能：

一种是像孙家墩这样的矛盾不断借着不同的人、程度不等地反复出现、长期得不到解决，从而妨碍大家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提高，以至于大家都受够了，赞成“散伙”，抛弃了集体经济这个形式，回到各人顾各人的单干道路上去，这也会使这些农民得到一种解放，虽然它将带来单干情况下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问题；

另外一种“瓦解和改造”，就是在保持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在内部不断克服孙家墩这样的情况，从而维护大家的生产积极性，这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天天都可能发生争吵、月月都可能发生打架，生产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就在这痛苦而又有趣的伴唱中发展起来，就像喜剧电影《李双双》所表现的那样，集体经济的外壳没有被抛弃，是在内部“瓦解和改造”一切妨害集体的自私自利现象，而不是让集体散伙。三队的农民就正在自发地进行这种内部的“瓦解和改造”，他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是庄严、郑重、全身心投入的，你不能不对他们抱着一种敬意。

他因为接触到现实，而叹了一口气，深感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国农村的生存发展，是很艰难的。解放前就有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且还借助当时军阀政权做过农村建设的试验，但看来他们由于主客观原因，都没有解决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是不是就解决了农村问题呢？从事实看，确实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农业的前提，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正是依靠这样的工农联盟，战胜帝国主义封锁、迅速强大起来，也不过才十年左右，当中还有或“左”或右造成的损失，有连续三年大旱这样的自然灾害。以生产力五要素（工人的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来分析集体化的农村，每一种要素比单干都有了很大进步。只是每天听队长吹哨子上工的农民在自由方面是受了束缚的，这可视为暂时的或必要的欠缺。把自由作为绝对的唯一的追求和标准，看来不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任何历史现实。从哲学说，自由以不自由为前提，永远是一对矛盾。

他从那个发狠的农民忽然想到，毛主席常提醒人们警惕的“复辟”，确实是“很容易”的，一个纸命令下来，把集体的钱粮财物一分，把田亩一划，回到一家一户，就大功告成了。他的心乱跳起来，那样的话，人是多么自由啊，可是那自由的前景，必定是往回朝着旧社会的情况走去的，而且势必要跟国家工业化发生冲突，除非你再往后退一步，把国家的工业变成私人的工业，那更不可思议！国家何必要那样做？果真能走出一条与毛主席主张不同的路来吗？他不敢相信。

如果现有的集体所有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当然应该被农民抛弃。你社会主义对他们有多么重要、共产主义有多么美好，他们可以不感兴趣。事实上，土改之后，单干时间很短，单干的积极性确实还有待发挥出来。你说“不能走那条路”，农民却充满个人发家的幻想，许多人想走单干的路。合作化之后，这好像存了一段不了情在农民阶级，特别是中农以上农民的心中。只要这种不了情释放出来，集体就会“散伙”成个体，土地成为自由的土地，资本主义将从复苏到迅速生长，土地要求着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社会工作部门仍然是大有作为的，只是所忙的事情却越来越不同了，将整天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事情……

这是可能的。这是随时可能的。这是很容易的。这比想象的还要容易。这就是“和平演变”。一切可能都已经包含在现实的情况之中，而不是只有向左向前的一种可能，要不然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场大争论了。那么，究竟往哪里去是乌托邦，往哪里去是现实之路呢？怎样是进步，怎样是退步？进步如何，退步又如何？这笔账究竟要怎样算，才算得过来？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句话，经过了如此反复的计算吗？能够被修正吗？确实有人像怀有和氏璧那样，拥有更好的和最好的东西吗？他们对现实矛盾的这种“散伙”式的“瓦解和改造”，比毛主席还正确吗？他不敢肯定。

卢梭的一句话大约会让所有的人们都要悲观的，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把人囚禁于天地之间，看着人们徒然挣扎、左冲右突的那个力量，是多么幸灾乐祸、洋洋得意啊，它在西方文化中被命名为魔鬼，是上帝的对立面，而在中国文化中，叫做“天地不仁”……。人总是要戴着卢梭所说的“枷锁”的，问题是戴哪一副“枷锁”好一些？这是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的关系，也是一种数学关系，人们只能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

他感慨着，无章无序地思想着，就像山里人的头脑里总是有山，沙漠人的梦中也会有沙漠一样，他散步在田野上，处在文革中，而考虑着农村，考虑着“两条道路”问题。他继续漫步，觉得双脚踩得比较坚实一些了，脚下土地似乎像他一样深思而不安，跟他有了思想情感的交流。

但他就看到宗有栋、宗子瑜一些人急忙奔三队场上而去，样子像是救火队一样。他的心为之一紧。他们是去支持分队呢，还是去阻止分队？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去支持分队的可能是不大的。但如果阻止分队，他们就应当拿出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应当帮助农民选出一个公道而又能干的好队长，同时还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幸好他刚才没有对农民说什么话，他保持了距离，避免了是非。中央的布告让他这样的人不要回乡，使他心中不舒服，但现在却理解到这也是有所预见和好心好意。

他向旷野处走去。他的目光，不觉就停留在远处那片树林茂密的地方。冬季的树林，木叶尽脱，无数的枝条在空中聚集起一团淡淡的青色和生意。树林的下面，到处是枯黄的芦竹在风中摇曳。芦竹的冬季含蓄的生机，不像树林那样表现在傲然矗立的光秃秃的枝条上面，而暗藏在下面的泥土中，它的密布的顽强的根系，将在阳春三月几乎一夜之间长出剑林一样的新的家族。他止住脚步，久久凝望树林那片地方。对于别人，也许就只是一片无动于衷的乱坟地，而对于他，却总是意味深长。好像只要他站到那里，哥哥就会来到他的身旁；只要他轻轻喊叫一声，就会从冥冥中得到确切的回应。他没有朝前走，他只是远远凝望着，让那不幸压在心头，流下泪来。

他在田野上又转了好一会，有时在田埂上、小河边坐下来沉思万事，有时站到大圩上远眺平原，还有时仰望天空，似乎想与天地通感、获取启示，一劳永逸捕捉住什么根本的绝对的东西……。但历史上向人类提供这类东西的学者、大师，还少吗？后人又从而不断地向人类提供着，至今依然莫衷一是而又绵绵不绝，只是让全世界图书馆里的各种经典无穷地增加，彼此冲突，谁也没有说服谁。

有哲学和宗教说，人类永远在黑暗之中，人类永远不能得救。而佛教则坚定地说，西方有极乐世界，而现实人间是苦海。一死生，齐彭殇，绝圣弃智，清静无为，道家力求逍遥，赞美大鹏的高飞远举、仙人的遗世独立，这条逃避人生的思路，给了无数人以精神的自慰，真正的情绪却是悲观。儒家脚踏实地，从我做起，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孔子以来坚持不懈，至大至刚，可歌可泣，出现过许多站到精神高峰上的人，但儒家的另一面也被奴性弄成封建礼教，终于也没有能匡齐天下、收拾人心，最终从国家指导思想的崇高地位上退了下来，虽经两千多年努力，天下距离文质彬彬、至真至善、至美至和、至乐至同的境界，不知还有多远。

资本主义已经遭到马克思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们的彻底批判，而社会主义，有许多亿人口正处于它强有力的实践范围之内，可是，社会主义内部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分歧，甚至可以说产生了危机，文革的爆发就是明证！

暮色茫茫之中，他多么想嚎啕大哭，或者仰天长啸。然而，就连适合狂啸的旷野也没有了，到处都是人，大地上人满为患。刚解放时全国人口四亿五千万，十七年过去，现在七亿人口了，据说全国人口平均年龄从解放前的三十五岁达到了六十岁以上，而死亡率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逐年下降。这当然是好、是成绩，可也不觉得更好。你在如此密集的人群中实际上就很难有阮籍式的嚎啕大哭、陶渊明式的仰天长啸、王维式的自得其乐。

在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的环境上，今人实在未必幸于古人，古人实在不必愧于今人。何为进步？何为退步？你的真正社会理想是什么？他简直不明白自己了。于是，他就告诉自己，把一切都放在内心深处，做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吧。

就带着如此压抑的心情，他回到家中，并且也有些疲倦了。

父亲正在家里等他，一起到文槐家里去吃喜酒。小粉子娶走了？娶走了。这么说，是抢亲成功了？成功了。父亲的回答虽然是淡淡的，却也流露出一种农民式的质朴的兴奋。于是，他们父子二人一起到老俊德家去。父亲还买了一对搪瓷彩绘热水瓶作为礼品。

父亲毕竟在供销社工作，生产队去买化肥农药、农民个人去购买东西，常得到父亲照应，而他是在城里做老师，也是人上之人，而且他们带来了鲜亮的礼品，先前还有一百元的红封，在众多农民当中，他们父子是尊贵的客人，纷纷问候，老俊德心中感激，几乎又要跪下来，被他们一把扶住，老俊德抹着眼泪把他们让进屋里。屋里的人们都站了起来，又是纷纷的问候。

屋里摆了两桌，门外搭的蓬子下面还有三桌。门里门外，请了三张汽油灯，照得雪亮。厨房披子那里烟汽腾腾，飘逸着炒菜的香味，妇女们穿梭一样的跑忙。气氛在喜气中还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紧张，似乎格外地喜气洋洋了。

互相让了一下，民兵营长坐了上席，因为他是到场的具有大队干部身份的人，算是父母官，而大队现在当家的两个新干部虽请没来。又让了一下，左右坐下的是父亲和文槐的舅舅，再依次就是生产队长和会计，然后是他和生产队保管员。一桌十二个人，亲友之外，队里每家来一位男子吃喜酒，这是不需要出礼的。他的身边坐的就是老宝顺，他有意跟老宝顺说说话，让这位不幸的父亲进一步转变心情。

民兵营长是个很显著的马脸，而且眼如葵花籽，小得难看，身上穿着褪色的旧军装棉袄，戴着旧棉军帽。只见他站了起来，说，我姓马，当的养马兵，嗳，生的也是马脸。我们连长后来说，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适合养马。结果，当兵三年，就养了三年马，混了个班长。“养马班有个马班长，军马养得很健壮”，战士演出队给我编了个“数来宝”，表扬我的工作，我在全团都出了名。后来自己想想，比当三年养猪兵总要好一点。退伍回家相当长的时期内谈不到老婆，原因就是这张马脸，连做媒的看到我，都觉得没有信心。我也不急，我晓得不是难看不难看的问题，是个缘份的问题。缘份不到，哪有老婆？嗳，这话不假，结果有一回出去开小型水利现场会，我就把个老婆谈回来了。回头一想，不奇怪，我丈人家那地方，虽然名叫向阳大队，其实以前就叫马家庄。

这番话引起众人一阵阵的笑。民兵营长继续说，来，今天，我就一马当先，先敬老宝顺的酒，喜事啊，缘份啊！老宝顺也许一辈子不曾受到过这样的抬举，那双粗糙的大手，有点颤颤的拙拙的端起酒碗，站了起来，于是大家都一齐敬他，说大喜、大喜、缘份、缘份。只见老宝顺艰难地喝下了一口酒，大家都连声说好，也就都饮了一口，然后坐下来，筷子一齐伸向桌子当中那一大碗切得四四方方、烧得红红油油的红烧肉，送进嘴里，愉快地咀嚼着。喜酒就这样吃起来了。

酒至半酣，舅舅高声说，文槐呢，怎么不出来？家织布的印花蓝门帘一动，文槐就从房间里愧愧的出来了，点着头称叫着营长、队长、各位长辈，而后站到舅舅身边。舅舅却不跟他说，而是把腰挺了一挺，说，我唱一段《借东风》助兴。手拿一只筷子在碗边上敲起板眼，放开粗哑的喉咙，唱了起来：

学天书，玄妙法，易如反掌；

设坛台，借东风，相助周郎。

曹孟德，占天时，兵多将广；

领人马，下江南，兵扎长江……

跑忙的妇女们都挤到门口来听唱。以他这个外行听来，唱得是有板有眼、婉转准确，嗓门虽粗，却是雄壮。一直唱到最后：

这也是，大数到，难逃罗网；

诸葛亮，在坛上，祝告上苍。

啊！一刹时，东风起，从空而降；

为什么，有一道，杀气红光！

唱毕，都喊一声好。舅舅神不动，气不喘，对身边的文槐说，听清后面的唱词没有？大数到，难逃罗网，有一道，杀气红光！好在你暗中得贵人相助，化险为夷、因祸得福，但还需要逃出罗网！明天一早，跟我走！

想不到这段唱的用意在这里。营长说，对，跟舅舅学烧窑去，一世的饭碗不用愁了，哪个社会不要砖瓦盖房子！等我们集体经济发达了，要统一布局，给家家盖楼房！众人都附和。舅舅说，你从小舅舅看在眼里，正考虑带你出去烧窑，你造反了，还做了出头椽子，当了大队文革主任，我心里就说，不是好事。那时劝你是劝不下来的。想不到，没有等人家当权派反巴掌拍过来，你自己就下台了。这是好事。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有一天，求你的人多呢。说舅舅有钱，你比舅舅还要十倍百倍的有钱。酒也不要你多敬了，这杯酒，你把营长、老姑爹、二先生、你丈人四个人敬一下，别的我来代你敬，你也累了，敬了酒就到房里去，跟小粉子谈谈心，道个歉，以后一世的夫妻，还要靠她给你当家。

文槐遵照舅舅吩咐，端了酒杯，依次敬酒，最后到了老宝顺面前，清清楚楚喊了一声“爹爹”，饮尽了杯中酒，老宝顺虽没应声，但站了起来，饮了酒。大家说，好！好！文槐把酒杯送还舅舅面前，给大家恭恭身，就进了房门。舅舅端起酒碗，说，今天情况有点特殊，所以我不让他多喝，不到之处，我做舅舅的代他来敬。我把这一碗一口气喝下去，算是敬队长、会计、保管员各位，还有营长、老姑爹、二先生！敬各位贵人！说罢，端起那满满一碗酒，当真一口气啯啯的喝了下去，众人都吃惊，喊一声好，忙请舅舅用菜。舅舅说着请请，伸出筷子夹了一块亮晶晶四方方的大肥肉送进嘴里，说，我们农村就是上规矩，切肉都符合孔夫子要求，叫做“割不正，不食”，二先生，可是这样？想不到这烧窑师傅还知道《论语•乡党》这一句，他说，对对，你说得对！舅舅伸手取过那二斤装的酒瓶来，先给众人都斟了酒，而后把自己的酒碗又斟满，放下酒瓶在自己面前，说，说过了孔夫子，我再来一段诸葛亮！众人喊一声好，舅舅用筷子敲着碗边，又粗门大嗓唱了起来：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第五章 聚散

一

第二天一早，文槐果然跟舅舅走了，小粉子泪眼红红的送行到门口路边。三队那里，他听说，分队被阻止了，但顺从群众意愿，让分队后新队的队长，做了不分队的老队的队长，是群众公举的一个正派能干的年轻人，孙家墩上有一人进入队委会，但没有职务，只是队委，这是为了照应到全面。

因为母亲生感冒，而父亲的挨批斗还没有结束，他在家里又过了几天。后来，再不能呆了，因为怕被人用中央的那个指示来找麻烦，他出发到乔丽的农场去。从家里出来，向北走过一片田野，上了大圩，摆渡过河，那边是一个小集镇，人口不多，空旷旷的。两县城之间的九十里县际公路有一个停靠点就在集镇边上，上下午来回四班汽车，过时不候。有一个妇女负责卖票，提前十分钟笑嘻嘻的来卖了票，一共五个人。过了一会儿，汽车也就到了。卖票妇女吹哨子挥动小红旗以示停车。车门开处，没有下车的，他们五个人上了车。妇女跟司机做了交接，说了一句家常话，也就吹哨子挥动小绿旗发车。车上有个农民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又一个农民说，人家在县汽车站拿正式工资呢！第三个农民说，乖乖，要多大的关系才有这样的好事？住在乡下拿城上的工资！

四十分钟后到了射阳县汽车站，买到了半个小时以后开往农场方向的车票。两个多小时之后，他到了上次到过的那个小镇，这一回没有让他走很长的路，而是把小镇作为一个停靠点。相比之下，上回从亭州出发的长途线路就莫名其妙了。但那条线路在农场外面有一个招手点，上次两个人来从农场带走他，就从那里上的车。如此说来，他上次是没有经验，没有说清楚，让那个司机听错了，因而竟把他丢在那个荒凉的路口，走了个把小时才到这个小镇，还要走五里路才到农场。真是倒霉人难免倒霉事。

他带了干粮，是妈妈做的两块饼和两个熟鸡蛋。找个路边坐下来，就可以把午饭吃了，但他想到上回那个老汉家，不妨到那里去吃个饭，歇一歇，顺便也跟老汉聊聊，了解些情况。他依照记忆找到了那个老汉家。老人一眼认出了他，很热情的让进屋，请他坐下，说，你又来看望家属了？我弄水你洗个脸，马上弄饭给你吃。他问，你的孙子呢？老汉说，到他姨妈家去吃饭了。他说，那我也不麻烦了，我带了干粮，跟你要一碗开水，就行了。老汉说，开水现成。你这个同志眼尖，看出我冰锅冷灶、没有做饭。今天我确实没有做饭，因为孙子不在家里吃，马上自己把冷饭烫一下，两块萝卜干就行了。不过你如果要吃饭，我马上弄，还是蛋炒饭，也快。他说，不要费事了，我有干粮，不吃掉也累赘。老汉一听，说，对对。就去弄了水和毛巾，让他洗了脸，又倒了开水来，里面还是放了他自家做的茶叶。

他拿出饼和熟鸡蛋来，请老汉一起吃，老汉说，我早上吃得晏，肚子不饿，你吃你的，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可能你就是得到这个好消息才来的吧？

他一听，请老汉说是什么好消息？老汉说，农场要解散了，移交给地方，犯人已经遣散了一批……。他一听，真是无比重要的好消息，但是不是确切，还不能断定。他问，犯人是遣散还是转移？怎么可能把犯人遣散？老汉说，当然是遗散，农场的田地房屋物资都要移交地方了，二十年以下的，全部遣散！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指示？要解散这个农场？他感到越听越糊涂。

毛主席的指示那管的就宽了，不光是这个农场，是全国的事情。老汉回答得很明白，可是他更糊涂了，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疑在梦中。

先放那些三年五年以下的，后放那些十年八年的，最后放那些十年以上的，都放回家，哪里来哪里去，交给当地管，放在群众当中。只留极少数的集中到别的地方去。你家属我记得上回你说是十五年的，而且是冤枉，你来得正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呢！

老汉越说越像是真的了，他的心嘣嘣直跳，确实还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情。

他赶快吃了干粮，喝了水，道谢老汉，从带给乔丽的糖果里抓出两把来，留给老汉的孙子。老汉笑道，这糖我收下，我是报喜的，该吃你的喜糖！他不敢接受这一简直很“冒进”的说法，但他还是很感激地点了头，告别老汉，就朝农场走去。他要赶快见到徐场长，究竟如何，一切就都清楚了。

毛主席真的会有这样的指示吗？在没有见到徐场长之前，是不敢肯定的。但从道理上说，除了那种真正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凶恶犯人，不得不让他们坐牢，其余的，确实可以放在人民群众之中，利用群众的力量管制、教育，有利于减少对抗性。他相信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会有这样的思路。像乔丽这样的“犯罪”，何必一定要判十五年徒刑呢？何必一定要送来劳改呢？假如明文规定这种“软性”的问题是放在群众中教育改造，这一打击报复本来也就不可能实施到这种程度。

他胡思乱想着。渺小的他想得再多再合理也没有用，但他还是不可自止地要这样胡思乱想。人区别于动物，就是他有思想的本能，而且可以为实践证明是有预见的。说到预见性，其实动物也有，它知道怎样找到水和食物，但这与人大约不是一回事。

他还没有到达农场，就已经从事实本身判断到，老汉所说，大约是真的。因为他看到有不少人带着简单的行李，迎面走来，而这些人分明是从劳改农场释放出来的。他们苦兮兮灰蒙蒙、以至有些麻木的脸上，有了一种光，一种获得解放的光，一种希望的光；他们步子走得急切，身子都向前倾着、向前冲去一样；他们的心已经飞到自己家中，哪怕那只是一个茅草棚，也是他的温暖的家；家里有他的亲人、有他的自由、有他愿意去做的劳作和收获，就连痛苦也不一样……

他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从眼前走过，感受到他们心中的一切，并为这种大批犯人获释而出的场面所感动。

这情况到了农场门口，更得到了证实，有更多的拿着自己简单行李的人，带着那种同样的特征和表情，从里面急切地走出来，朝不同方向散去。

他赶忙进了农场，直奔场长室。他一眼看到了徐场长，一颗心放了下来。农场里正在做这样大的工作，而徐场长的办公室里却仍然只有她一个人，但桌子上堆很多材料，显出正在处理的事情较多。

你来得正好！是听到什么消息的吗？徐场长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问他，一边隔着桌子向他伸出大手来。

他卑谦地跟徐场长握了手，回答说，我来的时候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到了这里小镇上听到了有关说法，而且看到正在释放人，是真的吗？

徐场长哈哈笑了起来，说，当然是真的，你都亲眼看到了，还不真吗？真是大知识分子！徐场长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给他倒了一杯开水，递给他，而后又回到办公桌后面去，坐下来，说，我们这个农场整建制撤销、移交地方！不光是我们，也不光是我们省，但我们省的行动是比较快的，有的省比我们还要快一点。全国的劳动改造单位要大大减少！毛主席对劳改工作早就说过，改造人第一，生产第二。还说过要把犯人当人，反革命也是人。《九评》上就有一段跟我们工作有关的话，写在“理论和策略”的第十三条，说“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老郁啊，我们这个国家，是个新国家，几千年谁也没搞过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毛主席在原则上早就说过了，可我们领会不深，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嘛，人民应该得到最好的对待，他犯了错误跟在旧社会犯了错误不应当是一样的结果。你记得吗，一九六O年撤销过检察院，一九六二年又恢复，公检法一会儿分开办公，一会儿合署办公。一切都在实践之中，目的只有一个，怎样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怎样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毛主席说，要搞群众监督，不能监督群众。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靠群众监督。还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真是一系列的指示啊！现在，正在劳改的这些人的多数，都放到群众中去，让他们带着释放证，到当地派出所、居委会报到。只有极少数的人，才需要圈起来坐牢，而且要得到省一级的批准。我们这里，重大犯人都解走了，集中到少数几个监狱里去。这是个大行动啊，这是贯彻毛主席的思想。

他一听，喉头就紧了一下。徐场长说，乔丽的事情，本来就不该这样处理，但我们只有接收、执行的权利。她是十五年期的，已经服刑五年。一个月之后才释放到她这一档，看来还得在农场过年。这个我不好提前，工作不能乱。

尽管如此，他一听到乔丽很快可以获释，就哭了下来，捂住眼，弯下身；他抑制住不发出哭声，身体不自主地剧烈抖动起来。徐场长说，你就把声音放开来哭一下。但他却控制住了，他坐直了身子，抬头看了一眼毛主席像，由衷地地说，毛主席！感谢毛主席！

徐场长用手揩了一下眼睛，说，这几天，我们这里，犯人释放时都喊毛主席万岁，就是天上的神仙、地下的阎王，也要感动。现在，你既然来了，我就做个特殊处理，安排招待所，让你跟乔丽过三天，以后到时你再来接她回去。行不行？我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写给你。

他忙站起来，连声“嗯嗯”答应着，双泪直滴，也就取出本来就准备送给徐场长的一斤糖果来，送上，说，这是糖果，一点心意。徐场长说，行，收下，及时，算是你的喜糖吧，我代你发。你在这里歇一会儿，我去把这事情具体布置一下。这虽然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但还是头一回，以后也没有第二回。

徐场长把写的号码给了他，出了办公室。他一个人坐着，渐渐从一种高度的激动中平静下来。他将要面对的，是跟乔丽过三天，可是将怎么相处、怎么在一起过，似乎成了大问题。他还简直不能相信这将是真的。可是他急切期待着这马上就要实现的事情。他的心，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特殊的幸福，而不听话地怦怦乱跳起来。他这时的心情，和那些灰头土脸的赶路的人们，其实是很相似的。

他又抬头看了一眼毛主席像，希望从心中找出一点宗教情感来，好让自己能最畅快地表达最真诚感激的心情，可是他找不出这时候应该有的、也很需要的那种宗教情感，还有那种必要的宗教动作。他是中国人，是中国的读书人，最缺少的就是这个。虽然懂得，却没有。这时他体会到，这虽不能说是缺点，至少也是缺憾。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大的作家，也有那样深的宗教情感，而黑格尔把宗教摆在艺术和哲学之上，列为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但是，话又说回，没有那个，中国人几千年也过来了，而且是保持自己文明最悠久的民族。

他心有不甘似的，想让自己心中唤起一种“吾皇万岁”的诚惶诚恐的情感，以表达自己深深的感激之情，可是这也徒然不能，因为时代不一样了，那种境界，他进不去了。但多少人在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却不一样，不但感到很自然，而且感到自己也有所表达，这可以看作亿万人民群众的一个创造吧。

他想起了《论语》，有这样几句“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仁者爱人。

刚才徐场长所说的那些毛主席的思想，在“形式”上抽象出来说，不是跟孔夫子一致吗？也就是以“爱人”为主导，以法制为辅佐，这就是“仁政”。从逻辑上说，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才能真正地和最广泛地实现“仁政”，这并非“仁者”所赐，而是由人民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

他不敢把毛主席说成儒家，但毛主席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要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毛主席一方面要求批判旧文化，一方面他自己的文章、思想、政策，又汲取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成份。西风东渐以来，讲中西结合，成了潮流。西方人认为的普遍真理，除了马克思主义，还有其它的主义，但共产党选取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也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选择，有实际的社会矛盾的推动。在选择之后实行起来，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也很正常，因为有资格参与选择与领导者，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是其中最优秀的读书人。

但是，说毛主席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儒家传统，这样的话却不可以随便对人言说，因为有一种无知的或紧张的态度，能把你的好意当成反动去恐惧和揭发批判。文革以前，就有这种情况。这是不正常的，也是一种“精神奴役的创伤”，来自历史，还在现实中加深。不用说他和乔丽，就连刘镇琛那样年轻的学生，包括那个上台发言批判刘镇琛的女生，也都遭受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了。谁也不可能一挥手就消除所有历史因袭的负担。小于历史的人，挣扎于历史；高于历史的人，也只能在因势利导的基础上改变历史。文革，一方面宽松了某些东西，比如对出身论、对奴隶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是解放了人们的精神，一方面，又绷紧了某些东西，比如，提到毛主席的时候，万万不能把话说错、把口号喊错了，但这种紧张的考虑，恰恰使人容易出错。

徐场长回来了，他站了起来。徐场长说，别着急，你坐下来。徐场长到办公桌后面坐定，对他说，我布置下去了，不会有问题的。我们食堂旁边有个小浴室，这会儿你没有事，又坐了这么远的长途，先去洗个澡。我也有点事。你洗好澡，跟食堂要点开水，到学习室去歇歇，喝喝水，看看报，到时我派人去叫你，让人带你去跟乔丽见面，并且跟她一起过三天，时间上跟你定一下：从今天算起，今、明、后，第四天上午你就要回去，为接乔丽回家做些准备。你的东西就撂在这儿，你去吧。

这种关心虽然刻板生硬，但好像唯其如此，而更令他感动。他按照徐场长的指引，到食堂去。所谓小浴室，在食堂大厨房里，确实不大，只有两个平方，略微倾斜的水泥地面，有个下水道槽子通向外面，用铅丝网拦住杯口大的墙洞，以免东西跟水淌掉。里面有个冷水缸。食堂里提供了一桶热水，一个舀子，一个脸盆，一条半旧的但晒干了的干净毛巾。有一块“大运河”牌的肥皂现成地在眼前的一个墙洞里。至于衣服，墙上有一个挂衣服的东西，还挺精致。一双木拖鞋守候在地上，等你使用。屋顶上有个不大的玻璃天窗，透进光线。至于门，可以关起来，但里面没有插销，而是在门外有个牌子，一面写着“有人”，一面写着“无人”。他进来时，就把“有人”的一面翻转朝外，别人就不好进来了。一切至为简陋，但不缺什么了，唯一缺的就是蒸汽。但北墙的那边就是食堂烧水大锅的锅膛，里面碳火不断，所以小浴室里竟有点暖烘烘的。也可算因陋就简，精心设计，而且是“节约闹革命”了。他脱了衣服，洗起澡来。一桶热水很充裕，多冲几遍，渐渐也就不冷，最后竟微微出了汗。

在洗浴的享受之中，他忽然想到法国大革命中的重要事件，即人民攻陷巴士底狱，那上面有一尊对着人民的大炮。革命好像不免要跟监狱有这样的关系。那么，毛主席在文革这时，采取这个削减监狱的措施，是想到革命应有之义吗？但这件事，除了他这样的当事人，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亭州的百姓们、造反者们就不知道，更不曾像当年的巴黎人民那样想到这一点，也许只有公检法得到传达的少数人知道。在这件事上，怎么理解毛主席？是什么在启示着毛主席？

身体的清洗，带来精神的轻松愉悦，他向食堂人员道了谢，要了一瓶开水，一只碗，就到旁边的学习室去，他上次去过的。门开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报纸依然管理得很整齐。他就看起最近的报纸来。

他注意到在一月底的报纸上连续几天都有这样的话：“人民解放军最坚定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支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解放军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号召，握紧枪杆，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

一月二十九日的报纸说，阿尔巴尼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国防部长巴卢库，“在广州热情歌颂毛主席和我国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保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彻底胜利。谁反对中国，谁就是反对马列主义，谁就是反革命。”

他还特别注意到，一月底的报纸上，有“青岛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夺了青岛党、政、财、文大权”，有《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有《红旗》杂志社论，提出“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建立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夺权斗争”，这就是“革命三结合”。

接着，二月份有点“捷报频传”的势头，以“西南的春雷”报导了贵州省的夺权，以“东北新曙光”报导了黑龙江省的夺权，《红旗》评论员文章说，“一切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当站出来，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地进行斗争，而不管他们的什么‘纪律’，他们已经不是革命的上级，而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他觉得他对形势突然地得出了一个整体的估计，感到他竟然心有灵犀知道了毛主席在做什么，也知道处在运动中的各种不同的人们各自怀着怎样的心思。毛主席正掌握着现实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矛盾运动体，用他的矛盾斗争理论，在引导运动“收”，并且要“收”到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上，而这是面临各种困难的，有革命造反群众方面的，有各级干部方面的，这其中要让军队发挥工作队的作用，因为军队不言而喻最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

有人来喊他了，他归还了热水瓶和碗，就回徐场长办公室去。徐场长定睛把他一看，说，好，新鲜气出来了，还挺英俊。你坐下来，马上让你去，估计新娘子还没有到呢。他一听，脸上烘的一下，体会到作为男人的卑下无奈、厚颜无耻，同时却被理解为“幸福”，而且会得到祝贺。他以为豪迈的徐场长会爆发出让他难堪的笑声来的，不料，却见徐场长擦起了眼泪，他的心被触动了某个部份，眼泪也涌了出来。

他觉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在推动着他，他说，徐场长，虽然我们岁数差不多，但让我叫你一声大姐，好吗？

好的。徐场长揩着眼泪点了头。他就叫了一声大姐，徐场长很清楚地答应了他一声，接着又揩眼泪。徐场长的眼睛因为流泪而红了。问他，你有姐姐妹妹吗？他说没有。徐场长说，我知道你三十九岁，我比你大两岁，我不做临时的大姐，要做就做你们一辈子的大姐。他更为感动地哽咽着答应了徐场长。

徐场长忽然问他，你们那里文化大革命怎么样？他就把大致情况说了，只是没有讲宗进庭等人竟在造反群众要求下被投进看守所，他怕徐场长听了会“很不理解”。

徐场长问，闹到现在，抓出了几个走资派？他说，当权派靠边站的大约不少，说起来就是走资派。最后戴帽子，真正定为走资派，大约也不容易。徐场长说，但走资派这三个字，也不至于仅仅是一种词语吧？全国人民这么高的革命热情，都是在跟某个词语做斗争？这有点不可思议吧？词语的下面总有实质性的东西。

他说，对的，词语、概念本身，就是对某种实质性东西的概括，而不是虚幻的存在，不是词语上的存在。但把这个实质性的东西，具体落实到某个领导干部身上，说他就是走资派，这个却不容易，可以说，群众也感到很为难。运动要打倒的对象在词语上很明确，在具体上不是看得很清楚。这大概就是这次运动的一个特点吧。根本原因可能是大多数干部没有多大问题，严重的问题不在下层，而在上层、在路线。这个在政策上已经预先有了规定，《十六条》说，走资派问题的最后处理，是“给出路、重新做人”，说明是当认识问题对待、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演习，更主要的倒不是为现在，而是为将来。这大约好比我们小时候读书，先读下去，等到长大了以后才真正懂得。

徐场长挺严肃，说，不，这不是小孩子念书！矛盾虽然不像斗地主、不像战场上那样明显，但矛盾还是能从社会上感觉得到的，人民群众能这样发动起来，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的社会是有矛盾的，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这不是空洞的词语。可能矛盾还没有到尖锐的地步，还没有十分明显。但毛主席怎么能让矛盾发展到那一步再来搞运动呢？那不就太迟了吗？防患于未然嘛！毛主席这么大岁数了，他这是对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无产阶级做一个大交代，哪怕打碎一些坛坛罐罐、生产生活受一些影响！他不亲手做这事，谁又有魄力、能力来做这事？而且我看出来了，他老人家也是被逼上梁山！我只是担心，这样难搞的运动怎么收场呢？

他真的佩服徐场长的很质朴的见解，他说，毛主席总有办法吧。

徐场长又说，我还想，假如若干年以后，修正主义上了台，资本主义复辟了，那时天安门上没有伟大领袖发号召，没有《十六条》颁布下来，学生、工人怎么敢起来造反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既然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团结，也就是继续当干部，这些人因为这个运动是跟群众结了仇的，将来会整群众，怎么办？第三，他们不但跟群众结了仇，还跟这个运动结了仇，甚至跟毛主席结了仇，那时齐起心来，接受和平演变的一套，使我们真的走到相反的道路上去，那又怎么办？虽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不就走了大弯路吗？

他觉得他已经回答不了徐场长的问题。他说，你这个问题问得深，我回答不了，真的回答不了。

徐场长突然放松，哈哈一笑，说，既然你也回答不了，那就随它去吧，天掉不下来。反正我们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样做，自他的道理。如果他认为确有必要，那就应该不惜代价。他不能留下修正主义尾巴，他考虑得很远，他是为人民的。意义对于明天，确实比今天还大。但今天的意义也有，不是放空炮，不是跟词语作斗争。运动也是党中央通过的，不曾听说有一个人举手反对。搞一下，确实让人头脑清醒，搞比不搞好。既然如此，那就要进行到底，取得胜利！他忙回答，是的，是的。他真的佩服这个人高马大的女干部，考虑问题斩钉截铁。

一个女管教人员来给他带路。徐场长说，你去吧，这三天，夫妻二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自由的，我准许的，不要怕，也很安全。你们好好商量以后的打算，日子还长呢。以前害你们的人，不要记恨他，让他自己去想。

徐场长这几句话，他又感动又心悦诚服，连连称是。

路上，女管教员自我介绍说，我姓赵，是乔丽她们的队长。我跟乔丽很好的，虽然我是管她们的，但时间长了，这个界限也就是表面上的了。他连说感谢你，感谢你，并且说，以后一定请到亭州我们家里做客，跟徐场长一起去。赵队长听了很高兴，说，一定去！他想起来了，乔丽信上是提到过这位赵队长的。五年来，乔丽多亏了徐场长、赵队长，得到着照顾，如果相反，得到的是无情对待，那可就完全不同了。他多么感谢这不幸之中的万幸，他和乔丽简直该算是幸运的人了！

赵队长领他走了一段路，来到有几间房子的地方，旁边一口井，长着一些树，树木之间还拉着晾衣绳。赵队长很远就停住了脚步，遥指着说，那就是我们的招待所，跟城上不好比，乔丽在二号房间，看见吗，门上写着号，她已经在里面了。这个小院子就是你们的活动范围，不要走远。安全你们放心，不会有闲人来。目前也没有别的客人住，这里就你们两个人。三顿饭会有人送，这是我们的规矩，送来就吃，别的不要问，也不用给钱。去吧，好好团聚！赵队长说罢，跟他点个头，转身折回，把他丢在那里。

二

他望着门上写着很大的2字的那一间，顿时浑身热热的，头脑烘烘的，心跳加快起来，比热恋中的人即将会到心上情人还要激动万分。一股内在的火燃烧着他，推动着他，他好像没有走几步就站在了2号房间的门口。里面没有一点声音，乔丽怎么样？她在哭吗？他轻轻推开门，乔丽坐在铺边上，穿着家里的旧棉袄，确实低了头在流泪。他的心顿时碎了，他快步走过去，扑在了乔丽脚下，抱住了她的双腿，后来就把她拦腰紧紧抱住，不住地轻声喊着“乔丽，乔丽……”。

乔丽伏在他肩上“呜呜”地哭出了声。他抱着她，他的泪也无声地汹涌地流着。他不住地说着，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让你吃这么大苦，让你吃这么大苦。他们哭了好一阵，他拧了毛巾给乔丽，让她揩了眼泪，他自己也揩了眼泪。他说，徐场长真是好人，徐场长对我说，让我们一起过三天，一个月以后我来接你回家，她把电话号码写给了我。我想，这个月底、下个月初，就可以来接你了。还有一个月时间。快了，苦到头了。我们的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我们会像从前那样正常工作、生活，这是一定的。啊，我倒忘了问你，你好吗？身体怎么样？乔丽点点头。他说，太好了，只要你身体好，我们什么都不用愁了。我们从头开始！

他把乔丽拉起来，跟他对面站着，他看着乔丽的眼睛，看着他熟悉而久违的脸庞，黑了些，结实了些，多了些沉着的气质。他说，我们重新开始，而且会越来越好！乔丽看着他，一声不响地看着他，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头发，看他的脸，也在看他起了什么变化没有。他从乔丽这样看着他的眼睛里，看出了乔丽对他的爱，对他的挂念。他心中一疼，把乔丽拥进怀里，开始吻她，轻轻地吻她的脸，吻她的额头，吻她的脖子。乔丽推开他，说，我们到外面走走。这是乔丽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把他带到了以往的岁月，从前在家里，到时乔丽就会说，我们到外面走走。他的散步，总是这样依赖着乔丽的提醒，要不然他就会一直地把书看下去，做着没完没了的笔记。他朝乔丽会意一笑，他从乔丽沉静的眼神里也看到了会意，于是，一切都沟通了，一切都抹平了，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可以而且已经重新开始了。

他和乔丽真的就在农场招待所里过了三天，享受来场外调工作人员的待遇。乔丽的倾诉，让他了解到他的真正错误有多大，虽然他以前多少也想到过的，但没有这样具体，没有这样肯定。他无数次把乔丽搂在怀里抚慰着、检讨着，说都是由于他头脑迂腐、处置不当，加重了她的困难，使她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失去了亮亮，而且吃这么大的苦。乔丽的泪水无数次流湿了他的胸脯。乔丽把他身上咬出了许多的伤口，他不仅不喊疼，还鼓励她咬，让她咬得狠一点、再狠一点。他们就在爱与恨之中翻来覆去、颠来倒去，好像这样就可以补偿一切似的。他从未有过地吻遍乔丽的全身，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怎么也吻不够。他产生了不知从何而来的宗教情感，把乔丽当作受难女神，一遍一遍地，崇爱而贪婪地吻她、抚摸她、折腾她，然后跟她无数次地结合在一起，无数次地喊着她的名字，一次一次地好像要把自己完全倾注到她的身体里去。乔丽抱着他哭，骂他，打他，咬他，又紧紧抱着他，生怕马上就会失去他一样。那种爱啊，是失而复得，是久别重逢，是死而复生。他们睡着了，乔丽像一只小猫一样蜷缩着睡卧在他的身上，而他就那样躺着承载着她，并且双双很香甜地睡去。这就是他们每天一觉睡到天亮的姿势，真是一刻也不肯分离。

他发现，乔丽对今后的日子，怀有忧虑。他劝慰着她，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是法国作家萨特写的一个戏剧，叫做《恭顺的妓女》。说的是，有一个早晨，突然有人敲一个妓女的门，妓女以为警察来了，赶紧叫屋里的一个白人青年藏起来。开门一看，是个黑人，而且是妓女在火车上见到过的。黑人寻找到这里，是求妓女作证，当时在火车上有几个白人青年欺侮两个黑人，开枪打死一个，逃走一个。这个黑人就是逃走的那个。他请妓女为这事作证。妓女答应了他。黑人走后，白人青年走了出来，他说，是两个黑人在火车上要强奸这个妓女，而几个白人青年上前解救，于是开枪打死了一个黑人。妓女认为事实不是这样。白人说，他是议员的儿子，打死黑人的是他的表兄，而他的表兄是一个很重要很有用的人，不能为此去坐牢，他就是为这事而来的，他以五百元贿赂妓女作伪证。妓女不肯这样做。这时又有人敲门，这回来的真是警察，惊魂未定的妓女发现，警察竟然跟这个白人青年是一伙的，他们威胁妓女，但妓女仍不屈服，他们除了发火，毫无办法。这时议员本人来了，千方百计软化妓女，认为只要她按照他们说的那样作证，不但那个犯事的白人青年的母亲会无比感谢她，把她当自己的女儿，而且全城的母亲都会感激她，认为她做得对。在这样诱惑下，议员拿起妓女的手在伪证上签了字，犹豫不决的妓女没有反抗。打死黑人的白人青年无罪释放出来了，妓女天真地以为议员许诺的一切都会出现，贵夫人会给她送花来，把自己的照片签名送给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爱她。但结果，议员给了她一个信封，里面不过是一百元钱，这就是全部的感谢，而他儿子当初要给她的却是五百元。妓女知道自己受骗了。妓女一个人在家里伤心。那个黑人又突然逃来，说白人正在追捕他，要把他烧死。妓女拿出手枪来给黑人，说如果他们来了，你就打死他们，我给你作证你是好人。但黑人不敢，说他不敢打白人。情况紧急，妓女让黑人藏了起来。许多白人追到了这里，妓女把他们骗走了。白人青年来了，想跟妓女亲热，却发现屋里藏有人，黑人于是往外逃，白人青年追出去开了枪。白人青年回到妓女屋里，说黑人逃走了。妓女拿枪对着他，恨他，他在枪口下向妓女陈说自己血腥而高贵的家族，而且祖父跟华盛顿是朋友，精神上镇住了妓女，结果缴了妓女的枪。他并没有惩罚妓女，反而表示说喜欢她，要把她养在一座别墅里，做他的情妇，有花不完的钱。在这样诱惑下，妓女渐渐依顺在白人青年的怀抱里。

真是戏剧，一会转变到这个方向，一会儿转变到那个方向。乔丽说。

你说得对，这就是戏剧，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但这只是戏剧的形式，形式下面还有内容，内容里面还有主题。你说这出戏的主题是什么？他问乔丽。

乔丽说，反对种族歧视。揭露为富不仁。批判社会黑暗。嘲笑法律虚伪。同情被压迫阶级。

他笑道，你说得都对，但都不是这个戏剧的主题，而是一些表面上的意义，这些表面意义是作者现成地用的别人的思想，以满足一些表面上的思想需要，便于认同这些表面意义的观众进入戏剧。正如到山洞里取宝贝，这是一路上见到的引人入胜的小宝贝，虽然也可以装进口袋算作收获，但还不是最后的最重要的大宝贝。

还有大宝贝？我想不出来。乔丽说。

他说，萨特不仅是作家，他还是哲学家，他的戏剧，还有小说，最后都有一个哲学的大宝贝藏在里面，这个大宝贝的名称，只有两个字，叫做“选择”。

他就给乔丽讲起来：萨特认为，人天生是自由的，所以人实际上随时自由地为自己做出了选择。正因为人是自由选择的，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乔丽说，对，我虽然落到这步田地，但归根到底，是我自己的选择，并不曾有人命令我抱着亮亮走到河里去，虽然社会环境对我确实不好，但我做的事，都是我自己去做的，我应当对自己造成的后果负责。你也是这样，虽然人家给你造成冤案，但以后的事情，就是你自己负责自己了，你为什么不选择做一个无赖的丈夫赖在我的小屋里跟我们在一起呢？你为什么不能把一切做得更正确更合理一些呢？那以后的事情就会完全不同。那个美国妓女，当她选择正义，她就是正义的，并不因为她是妓女她就不高贵；当她被议员拿起手签字的时候，她好像没有选择，其实是选择了相信议员说的那些欺骗，她心里软弱了，所以她还是要对作伪证负责；当她拿枪对着议员的儿子时，她选择的是报仇雪恨，因为他们欺骗了她，她的形像这时又高大起来，但当议员儿子允诺她那么好的条件时，她选择了依顺，这是对生活的选择，她需要好的生活，她认为，做富人的情妇，总比做妓女好得多，这样她就背叛了正义，这是她最终的选择，作者也好像说，妓女毕竟是妓女，但这又是一种表面的意义。确实，说“选择”是主题，要深刻得多，所有表面的意义都是这个真正意义的包装。

他说，你的理解力真好！这个戏就是把“选择”作为人生的最重大的课题。但所谓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还有另一面的含义，也就是，被选择者是由选择者决定的，被选择者成为什么样的，也要由选择者负责。比如，当妓女选择不屈服时，议员的儿子与做帮凶的警察就拿她没有办法，他们成了无能的人。当妓女选择了依顺议员的儿子，她以前表现出的正义就都付之东流，她所作的伪证也将继续起作用，她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帮凶，而议员和他的儿子那些人胜利了，否则，他们再强大、再能左右法律，也不能算是成功的，他们可能失败，至少可能在舆论上要声名狼藉。选择，就是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硬。对方的硬，还是软，是由你决定的，不是由对方自己决定的，哪怕对方是铁，如果你硬，你就有办法让铁也软下来。哲学上叫做“对象的意义被自由选择的人所赋予”。日本鬼子打来了，你如果选择逃跑、选择投降、选择“曲线救国”，那鬼子就是不可战胜的，是你证明了鬼子不可战胜，你要负责。但因为中国人总的来说选择了抵抗，选择了打击汉奸，所以鬼子最后被战胜了，即使没有美国的原子弹，没有苏联出兵东北，鬼子最后还是要被中国人民所战胜。鬼子的强大与否，倒不是由它自己决定的，倒是由被侵略的中华民族、由被他损害和侮辱的人们决定的。萨特提出“自由选择”这个概念的战斗意义，就在这里，作为一个欧洲人，他是启发人们起来抵抗德国法斯西，不让法西斯显得强大，要把它变成纸老虎。

乔丽说，原来如此。

他说，萨特用这个主题写了好几部戏，几乎可以运用到一切题材上去，这也说明这个哲学命题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它能指导人类。再深入一步说，一个人与一块石头，都是存在，但石头是“自在的存在”，人是“自为的存在”。石头就是石头，叫做“是其所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人就不同了，人是活的，人有“自为”性，就是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如何。这个自为，就是自由，却不一定对人有利。比如上面说的那个妓女，她是人，她是可以自为的，但她的自为的过程，是那样痛苦，她的自为的最后结果，一是害自己，二是害别人，三是让黑暗的欺骗的势力更加强大。她倒底算是什么人呢？她一会儿是正义的，一会儿又变了，最后变成了帮凶。就是说，本来善良正义的妓女，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了。这面目全非，就叫做“不是其所是”，而“是其所不是”，她异化了。人要不发生这样的“异化”，就要克服软弱性，就要作出正确选择，也避免使邪恶逞强。

乔丽说，你是教我以后坚强些。

他说，也有这个意思。但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是要告诉你的。

还有啊？乔丽笑道，哲学家真是太厉害了。

还有，就是“他人的目光”，这也是萨特的概念。人虽然是自由的，但人毕竟生活在人类之中，时时刻刻处在“他人的目光”之下。“他人的目光”看你是好的，你就是好的，“他人的目光”看你是不好的，你就是不好的，你就被错看了，甚至连你自己也会不自信起来，自卑起来，你“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了。

比如，我出事之后，“他人的目光”就变了，看我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而不是从前的人，我浑身长嘴，也无法对所有的“他人”作解释，所有的“他人”也不会相信我。如果我的冤案几十年得不到改正，我渐渐老去、死掉了，“他人的目光”就给我盖棺定论，说我这个人就是那么一个人。至于我这个人其实是个什么人，也许多么好，多么没问题，多么有才华，多么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都不存在了，都被“他人的目光”无视、蔑视、否定掉了。我这个人最后落得一个“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这个“他人的目光”厉害不厉害？鲁迅写的“孔乙己”这个人物，最后悲剧结果就是这样，“他人的目光”把他都瞧扁了。只有鲁迅发现了真正的孔乙己，把他写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写在那个表面上的孔乙己底下，让读者自己去分析。

这一点，你也是深有体会的。在一个被判了十五年的乔丽底下，其实有一个真正的乔丽。真正的乔丽在顾虑今后那种“他人的目光”，如果抵挡不住，就会精神压抑，就会失去生活的兴趣，甚至会自暴自弃、不能好好生活。那时，你乔丽就不是乔丽了，就顺从了“他人的目光”，永远地“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那就虽然回到社会，却没有结束悲剧。但如果你选择看破“他人的目光”，不在乎“他人的目光”，正确对待“他人的目光”，你就会自信起来，该做的做，该说的说，你就能正常生活，还能有所作为，起码能做一个正常的负责的好医生，让人们“刮目相看”，也就是你改变了“他人的目光”。归根到底只有你自己的选择能够改变你自己，也改变“他人的目光”。你正确运用了“自由选择”，选择了自信，选择了快乐，选择了勇敢地面对生活，而不是选择躲避，选择退缩，选择自卑，选择抬不起头，选择跟人们的陕隘眼界作无益的对抗。于是，由于你的正确选择，你胜利了，你不但没有输，你而且赢得了你的历史，把以前的都赢回来，而且超过了！

所以，自由并不万岁，只有正确的选择万岁！要说智慧，中国古人早就具有这一智慧，老子说，不争，故莫能与之争。在哪些方面争，在哪些方面不争，这就是选择。从一个人，到一支军队，到一个国家，随时都会面临选择，回避是不行的，既不能放弃自为，也不能用错自为，只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说，萨特戏剧中的那个妓女的处境，就是人类的处境！归根到底，作家是描写人类处境的，而不是为了写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是为了写一个思想。

他对乔丽瞪着眼，做着有力的手势。他看到乔丽眼里满是泪水，而且十分可怜，他把乔丽拥进怀里，乔丽伏在他肩上哭了起来，他也泪如雨下。这才是真正的痛彻肺腑、伤心之泪啊！

他觉得需要把他自己的，以及亭州的一些情况，如实告诉乔丽，因为好多事情是乔丽不知道的，而且她已经五年与世隔绝，要让她有个思想准备。他说，外面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至于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我来接你回去以后，你就会亲眼看到，而且我会把前前后后的一些文章、材料，给你看，把一些事情，讲给你听，你很快就会明白的，因为那也不是天下掉下来的。这个运动，可以说，我并没有参加。但我是被动地参加了。运动到现在已经半年多，我就两次被拘捕，关进看守所。但两次都把我无罪放了出来。这其中原因，说破了其实一文不值，很好理解，但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不过我没有怕，因为我有数。有一个情况我没有告诉你，就是我的案子，跟亭州的一个领导人有关，他姓宗，叫宗进庭。他在亭州负责这方面工作，是一手遮天的，他是我的老家的人，家族史上的矛盾使他认为我是他的仇人，要把我消灭掉。你的事情，判得这么重，也跟这个人有关，跟他恨我这个人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他又趁机打击我，而且想用打击我，来让运动朝适合他心意的方向上进行，他很固执，一次抓了我，二次又抓我。

那是什么人把你放出来的呢？乔丽问。

他说，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总的来说，是毛主席把我放了出来。

啊？乔丽惊呆着。

并不是毛主席直接知道我，而是毛主席的路线不让这样做，运动中有理解和拥护毛主席路线的，有不理解和抵制毛主席路线的，双方发生斗争，此起彼伏，不理解的一边占上风时，我就被抓起来，理解的一边占上风时，我就被放出来。那个把我当仇人的领导人，属于不理解和抵制毛主席路线的一边，他要把理解和拥护的这一边打下去。这一边说他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边说这一边是“牛鬼蛇神翻天”。

乔丽听了，似懂非懂，叹了口气。

目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边失败了，拥护毛主席的一边胜利了，像那个打击我的领导人，竟然反过来被造反的群众要求市委把他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关进了看守所，而且碰巧跟我关在一个号子里，合睡在一张铺上过了一夜，我们交谈得很好。

啊！乔丽又一次惊呆了。

他说，是的，这简直是破天荒，以运动前的眼光看，确实就简直是翻了天。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的人，就觉得那也很自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是有来龙去脉的，并不是真的翻天，而正是为了国家永不变色。你可能还听不懂，以后会懂的。另外，在这种情况下被关进看守所，跟平时真正的逮捕罪犯是不一样的，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心中都估计这带有暂时的性质，有待组织的真正的处理。所以这个领导干部，还有其它几个中层的干部，想通了就不会垂头丧气，晓得这是一种过程，决不可能是最后的结局。他们进去了，我就出来了，取得胜利这边的群众第二次把我放了出来。从这样的一进一出，也可以说有点像历史上的革命，但毕竟不能算是一回事。

那会不会还有第三次再来抓你呢？乔丽问。

他说，你问得好，确实应当这样问，我还没有想到，大约那些胜利的学生、工人也没有想到！但看来，从逻辑上说，该是有可能的，这就叫做运动可能会有多次反复，中央文件上也这样说过，倒是被你想到了。那个关在看守所里的领导干部，好像也正是这样对今后很有信心！

啊！乔丽抓住他的臂膀。

他说，你不要怕，不管今后如何，我反正历史上没有问题，但在我的案子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在运动没有结束之前，我就难免这样要受到些折腾，明明没有我的事，也要把我牵扯进去。那个领导干部在运动一开始就拿我开刀，使我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对象，有时还成了一个标志，但我不可能是这个运动的真正对象，这是不用说的。

照你这样说，回去之后，一时还过不上太平日子呢。乔丽说。

他说，这个你不要担心。运动归运动，日子还是过的。拿工资的人，一分钱也没有少拿。一两一个的鸡蛋还是五分钱一只，两个就吃饱的烧饼还是三分钱一个。即使坐在看守所里的干部，工资也是照发的吧，而且比工人的工资还要高一些。就是我，一放出来，也就到学校去补领了工资。社会就像一座山，风吹得树林摇晃，但山没有动；也像一条大河，表面风浪不小，但下面的河水、河床，并不像上面这样动荡。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总之我们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理由是什么呢？乔丽问。

我要告诉你两个情况，还有一种形势。

他就把医校学生查阅他的档案的事情，还有宗进庭在牢房里对他做检讨的话，这样两个最重要的情况，告诉了乔丽。乔丽站住了，深潭一样的黑眼睛久久看着他，好像不认识他似的。看来这两个情况不知为何震撼了乔丽。他拉住乔丽的手，轻声喊着她。乔丽喘过气来一样说，到屋里去。他慌了，搀着她，而她的步子确实有点软软的。他们回到屋里，乔丽立即无力地依靠在他身上，他把她抱住了，问，你怎么啦？哪里不舒服？乔丽说，别问，抱紧我，用力。他就用力地抱紧她。他们就在床边坐下来。乔丽说，我只是感到可怕。太可怕了。听乔丽这么说，他明白了乔丽心中所起的波澜，并且也感伤起来，他抱紧乔丽，默默无语。乔丽又哭了，伏在他的肩上，轻轻地啜泣，他也流泪了。

在他出事以来的日子里，他是日渐把情感受到的剌激，努力压到心中最低的地方去的，因为那于事无补，乃至有害无益，他需要的只是理性的奋争，让神经坚强、更坚强，天崩地塌，不为所动。但乔丽不是这样的，乔丽哪里会想到人间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可以这样以组织的名义陷害他、打击他，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这样悲惨的后果。可是，他还没有把他的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她呢，特别是那除奸的事情，那是真枪实弹，那是杀人。

他安慰着乔丽，说，所以，我的问题只等这运动过去，就一定会解决，一切都已经十分清楚了，没有任何的疑点了，只要组织上一着手处理，很快就会有答案出来，要给我们平反，恢复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再从鬼变成人，但不是对犯罪、犯错误的人说的那个“重新做人”，而是把本来属于我们的、不该从我们手中剥夺去的、人间正常的、人过的日子，还给我们！我们本来就不是鬼，我们是人。

乔丽又抱着他哭了，他无言地抱紧着她。

乔丽揩揩眼泪，看着他，问，这个运动什么时候能结束呢？他说，快了，我从报纸上看出，运动已经进入“收”的阶段。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一种形势。乔丽疑问地看着他，他说，这个“收”，也就像渔民收大网那样，要一把一把、一步一步地收，急不得，终归是要“收”起来的，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历史不是、也不可能是简单回到以往了，社会是一天天地不同的……

第六章 进退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他和乔丽跟徐场长洒泪而别，双双回到亭州。他到派出所去为乔丽报户口，呈上劳改农场的有关信函。派出所长对于他和乔丽的事情很了解，而且同情，事情也就顺当地办了，乔丽重新成了亭州的居民，只不过属于劳改释放监督改造人员，目前还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听从街道居委会或派出所的监管，定期汇报思想，接受教育。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服从就是了，你可以当作“形式”去安然接受，不必想得太多，也就是说，不要太当真，就连派出所长也对他们说，不要想得太多，该怎么过日子你们就怎么过日子。

乔丽即将获释的事，他上次从农场回亭州，就已经跟王校长说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觉得王校长是最关心他的人，还因为王校长是自己的领导，自己的事情要让领导知道，以便得到领导的帮助。王校长虽然暂时“靠边站”，而且是市委迫于学生静坐的压力宣布撤销了职务的，但他当然不能这样简单地看。事实上，学校里的有关事情，总务主任较隐蔽地必定还是要来请示王校长。学生只管闹革命，学校里的行政事务并不顾问，你只要保障供应他们的笔墨纸张就行了。

他领着乔丽去拜见王校长。王校长为他们高兴，王师娘拉着乔丽的手到一旁去谈心、流泪。王校长说，乔丽的工作问题怎么考虑的？他说，医院我们去过了，当权派说这个问题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至于群众组织那一头，我们没有去找，因为他们分成两派。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王校长说，不能闲在家里，最好是工作起来。这个问题我本来是要给宗市长说一说的，为什么要跟他说呢？因为我觉得跟他说反而能解决。但他现在坐在看守所里，不好说。我想到了王雪，杨书记的爱人，卫生局党委书记，她虽不管行政，她说一句话，人家还是要听的。我跟她通了话，把情况跟她做了汇报，好在她也是有所了解的，她说当然还是安排回到卫生系统来，人家本来是一个医生嘛，如果本人愿意，还可回到原单位。她答应了做工作。但是，现在发生了不好的情况，她挨揪斗了，这是背后有人在指使，目的是不让她参加“三结合”，要把她挤出卫生局。所以看来卫生局里复杂了。我听到这情况，又跟她通了话，慰问了她，主动说乔丽的事情如果对于她有难度，就请她暂时不要考虑了。她说她确实有难度，有些问题她还不好对我说，要我跟你们打招呼，让你们耐心等待。本来也可以考虑安排进医校担任校医，但我现在“靠边站”，目前也不宜到学校里来，还是让得远一点比较好。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那就先在家里歇两个月，一边恢复身心，一边看点儿医书、医疗杂志，做些准备。工作问题总是会解决的。

虽然乔丽的工作问题一时还不能解决，但从王校长家出来，他们心中还是得到很大安慰，也满怀希望。他们就去了一趟江南，到乔丽父母家住了几天，母女团聚，亲人相见，流不完的眼泪，话不完的酸楚，也都过去了。他们坐火车去看望了颜老师，听他说了案件真相之后，颜老师也想起了当年那个住旅馆的可疑的青年，只可惜解放以后在丹阳从来没有再看见过这个人，实在是成了案中的疑案。

没想到，他们从江南回到亭州，乔丽却得到了一份工作。给他们找到这种关系的，却是学生江进海。情况是这样，严检察长在“公检法”里竟然是一个“造反派”，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里也有起来造反的干警，其中严检察长职位最高，被大家看作是头儿。他为人鲠直，过去受宗进庭的压制，但也没法把他赶走，因为严检察长有来头，过去他叫严财福，是华东局首长给他改名严净，他做过首长警卫员。另外，严检察长平时十分检点，从他身上找不到可以揪住的问题，所以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江进海到检察院去找严检察长谈派人一起赴丹阳调查郁平一案的事情，严检察长就问起：你们郁平老师的爱人放回来了，你们知道不知道？说，郁平的案子是要调查的，现在不要急，过早调查了也没用，还是放到运动后期去处理。目前你们要想办法给他的爱人找个工作，要不然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呢？江进海说，我们学生哪有办法？你能不能帮助想个办法？严检察长想了一下说，我能帮忙，但这件事，你们以后不要提到我，也不要感谢我，只当是你们去找的工作。江进海答应了，严检察长就跟重型设备厂通了电话，安排乔丽做厂医。那边的当权派叫朱荣兴，是跟严检察长在一条船上打过长江去的，文革前才从部队转业到亭州，在厂里有威信，没有受到造反派冲击，一直仍在厂里负责生产，安排一个厂医，应当没有问题。严检察长在电话里还把乔丽的情况做了介绍，说其实也是一个冤案，混淆了矛盾，无情打击，是不对的，以后终归要有说法。那边朱荣兴在电话里立即就答应了。重型设备厂情况不复杂，清一色是“工红”。江进海遵照严检察长吩咐，去跟刘克成谈了一下，刘克成跟重型设备厂的头头刘济武打了招呼，表示不干涉，而且欢迎。

他真是听呆了。他想起十年前他为乔丽奔走呼号时，是见过这位严检察长的，那黑滋滋的人确实有点特立独行的样子，那人对他说过是不主张起诉乔丽的，但得服从检察员的报告和大家的意见。当时能讲那样的话，算是不简单了，属于“透露内部情况”，对他简直是一种信任，倒不怕他抓住了作为理由到处去传播。但客观上却让他接受了最难以接受的现实。有时想起来他也疑惑，这人是很爽直呢，还是自有一种特别的“工作方法”？现在这人竟然主动向江进海问到乔丽的事情，而且利用自己最好的关系出力帮忙，想来想去，只能认为这人正直仗义。所以，这份工作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严检察长跟江进海说过不要提到这层关系，江进海觉得还是把一切源源本本告诉他比较好，因为怕他多虑、不敢接受。江进海这孩子，竟然也装老成，要求他不要提到严检察长，只当不知道。他答应了。他还感谢江进海要为他赴丹阳做调查的事情。江进海愧然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师你还要耐心等待，要等组织上来处理，严检察长的意见是对的。江进海这些孩子，倒很会劝人，而自己遇事却未必很成熟，这是很有意思的。

晚上，他就同乔丽一起再到王校长家去，把这情况告诉王校长，而且觉得不好隐瞒，就把其中内情也说了，问能不能接受重型设备厂的这份工作。王校长说，严净是出于侠心仗义，不需要人记他的好处。他不让提他的名字，也是为了避免一些矛盾。但你告诉我是可以的。这个工作，我看可以接受，不要多虑。先站一脚，以后再说吧。他犹豫着说，这好像涉及造反派呀？王校长说，这个不用担心，主要是严检察长的关心，还有人家厂领导接受，跟造反派没有关系。再说，造反派是革命群众，是响应我们党的号召出来造反的，怕什么？虽然王校长这样说了，他仍觉得有所犹豫似的，另一面，却又觉得自己这样的多虑有点可鄙。但王校长说，你这样考虑也是对的，只是不要想得太多，我还可以作证呢。他和乔丽感谢了王校长，告辞出来时，基本上放了心。他对乔丽说，我不该提到造反派，人家又没有对不起我们，你不要受这个影响，你不要管这些事。不过，我在王校长面前把这方面撇清一下，也不为多，王校长毕竟是当权派呀。唉，差一点我就要看不起自己了。乔丽叹了一口气。

一切没有费什么事，江进海来给了一个日期，乔丽就到重型设备厂当厂医去了。医务室条件不错，她的工资也定得不低，符合一个医生的体面，比厂里技术员的工资还略高一点，还说按道理应当跟相同年月的工程师一样对待，过些时再说吧。这说法当然是十分厚道的，其实，感谢还来不及呢。这事情也到派出所去作了汇报，派出所长说，找到工作是好事，省得我们考虑了，我们也是有这个责任的，那就在厂里好好干起来吧。

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江进海、林集二人来找他，屋子太小，就站到外面说话，原来，是请他去“有个事”。他问什么事？江进海说，刘克成想见见你，而且有情况要告诉你。他一听，犹豫住了，说，我一向不关心政治，我这样的人，不宜有这些活动，你们代我婉言谢绝吧！江进海说，我们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也不要考虑太多，你不关心政治，可是政治一直在关心你，运动以来没有让你太平过。他无言以对，江进海说得不错。他说，我的情况你们是晓得的，我最好是远离政治，我跟你们是不同的，也不能连累你们。江进海却说，你是被资反路线吓怕了。你吃了资反路线那么大的苦，可以说文革之前这苦就吃上了，现在反而怕它，反而不敢跟我们接触，这是不对的。难道你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信心吗？你的一切，都要依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这话让他确实愧则有余，只觉得自己人格的渺小，身上因袭着“精神奴役的创伤”。但他仍然不想跟他们走，他的思想还是应当复杂一些。林集说，郁老师，事情有这么可怕吗？那我们中国真是没有希望了！我们也早点去向资反路线举手投降吧！让毛主席一个人去跟他们斗争！这幼稚而沉重的话，触动了他，也感动了他，让他无地自容。他说好吧，就去跟屋里的乔丽讲了一声，而后跟他们走了。

结果，他竟然参加了“工红”头头部的一次会议！

先是来到一条冷僻的大街，进入一个公司模样的大门，说是饮服公司。里面是一个不小的大厅，空空如也，看样子是旧时代的建筑，大厅里可容二百人站着开个会。抬头看，上面四周是木结构的楼房，弄成一间一间的，好像用做公司的各个科室。大厅里灯光黝暗，向里进入一个小门，是一个小花园，长着一大丛竹子，有一对石笋，后面有高高的粉墙映衬着，有如郑板桥的一幅画。旁边一幢精致的小楼，也是木结构的旧建筑，走上去时楼梯咯吱咯吱的响。小楼最里面一间稍大些的屋子做了小会议室，亮着一个枝形顶灯，竟有些洋气的华丽，四周靠墙摆着椅子，当中一张旧式的但名贵的红木圆桌，桌上凌乱地有些纸张笔墨。江进海就领着他进了这间屋，坐下来等。不一会，刘克成那些人虎虎生气的都来了，一目了然本来都是普通工人，有的人吸着烟。都跟他握了手，一一介绍了姓名，平时他虽不算关心，也已经是如雷贯耳的，这下子都见到本人了。他们的态度，对他这个知识分子很尊敬，而且看成是“我们的”。

刘克成对他说，郁老师，你先听听，就知道了。这时他不好说什么，又不能站起来说我退出，而且江进海、林集一边一个坐在他身边，好像原本是很郑重地陪着他来的。情势变成这样，真是只有“既来之，则安之”了。

刘克成说，当前形势有点沉闷，骨里复杂，我感到好像酝酿着新的斗争。“一月风暴”在亭州没有真正实现，反而使我们遭到了分裂、挫折。想当初，我们这些人，对社会、对厂里，看不惯的心，打抱不平的心，要让世界平等的心，是有一些的，对于出来造反，怕的心、想退的心、起码的政治小心，也是有的，但没有想到运动还会发展到“夺权”，当初决不是为“夺权”造反的，哪里会想到这一步呢？一说起“夺权”，好像我们这里面起码要有一些人去掌权、去当干部了，情况就更复杂起来，八字还没有一撇，内部突然就闹起来了，像红了眼一样，让走资派们、让靠边站的当权派们，看了真要好发笑！我们就像挨了一闷棍，被打昏了。“一月风暴”的好形势反而立即变成了不好的形势。我真想立即就退到厂里、回到我的电工间去，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真好！斗争的时候，个人往前站站是应该的，既然要“夺权”了，个人往后退退也是应该的。有我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一个，而且我在辩论会上都说过了，但我们渐渐清醒过来，也实行不下去，因为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想退也退不下去。

好几个头头都一支接一支抽着烟，屋子里很快就尽是香烟的烟雾。一个头头起身去开了窗子透气。

刘克成继续说，陈安国、史宏他们闹分裂，虽然没有把我们搞垮，但也确实大伤我们的元气。想不到资反路线这么顽固、狡猾，你要伤它不容易，它要伤你很容易。出来造反的人还是处在不利的地位，还是会有失败和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像陈安国、史宏他们投降过去，那就不危险，那就安全了，当权派以后还会赏给他们一官半职。如果大家都坚定一致是多么好，但看来很难。造反是大家自愿来、自愿去的事情。党组织那么严密，闹革命的时候，还不断产生各种机会主义，出现叛徒、内奸，相比之下，造反组织算什么？简直是乌合之众，说来不来，说散就散。大家全凭观点一致在一起闹，一个不高兴，还会跳出来作对。我们当这样的头头，是很难的一件事，是做了个大蜡烛。但我们既当了头头，不能撒手就走。别人走得了，我们走不了。我们就像骑上老虎背，下不来了。但心里也安慰自己：只要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就不要怕，就有意义，即使怎么样也值得。

好多厂的生产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捷报》纷纷贴到大街上来，医校“东方红兵团”写了《抓革命、促生产调查报告》之一、之二、之三上墙，现在传单也出来了，我念一段《编者按语》：“在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的情况下，工人们自己管理工厂、管理生产，他们用干劲冲天的创造性的富有成效的实际行动说明着，现在，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一个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工厂、管理农村、管理一切的崭新时代开始了，它从巴黎公社庄严起步，它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它在井岗山上举起大旗，它在天安门上深情凝望……”这些话，写得多好！

江进海激动地指着说，这就是他写的！旁边的林集脸上通红，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这些显赫的工人首领们鼓起掌来，有的眼里含着泪花，个个说“写得真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做为老师，他甚觉脸上有光，又不免三分含愧，因为林集的思想、文笔，当然完全出于林集自己，而且他觉得是超过了他这个老师的。

刘克成接着说，在各个工厂，革命造反派能当家的都当了家，把原来的保守派人员团结吸收过来了；如果力量不够，当不到家的，暂时就当不到家了，厂里原来的保守组织摇身一变，挂靠陈安国他们，在厂里当家。这就是基层的情况。

阵线渐渐分明，哪个厂是“工红”的支队，哪个厂是“红旗”的支队，双方都清清楚楚。学生那边，也是一样。各行各业，凡是倾向我们的，都有了联系，革命造反的队伍实际上是扩大了。但形势，确实有点沉闷、模糊。虽然报纸上报道了山西、青岛的夺权，又用《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曙光》这样好的题目，报道了贵州省、黑龙江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但都很遥远，那种形势在我们这里还看不到出现的迹像。报纸上再三号召“一切革命的干部，都应当站出来”，同时号召我们“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但从亭州看，能勇敢站出来的干部一个也没有。全国好像也只有一个地委书记站了出来，在报纸上发表了《我是怎样站出来的》，至今还没有看到第二篇这样的文章再发表。在对群众的要求方面，从鼓励“敢想，敢说，敢做”，转到“整风”上来了，报纸上发表了上海的《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说是要给自己整风，《文汇报》社论《搞臭风头主义》，提出了“开门整风”。造反队伍里确实有些人有不好的气习，但不能用这个否定我们大多数。报纸上这样一宣，让人有些无形的压力，好像又要整我们了。还有“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脱产人员返回生产岗位”，“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亮相’喝彩”，还有“中小学复课闹革命”。运动好像是要“收”了。真的“收”了也好，我们就回厂生产，回家过日子。

但是，三月十日《红旗》社论的声音又不同，说，“警惕有人歪曲三结合，搞折中主义，合二而一，混水摸鱼，篡夺文化大革命果实，实行反革命复辟，社会出现新的反复，使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新上台。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这些话，我觉得更实际更重要，说出了当前真正的问题所在。

这样看来，运动好像还不能“收”，不能为“收”而“收”，不能马马虎虎、糊里糊涂的让走资派上了台。他们上了台，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就用保守派，就来给我们算账。走资派混在干部里，保守派也是群众，你还不好说什么，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最后谁来决定哪些干部能上台，哪些群众能参加“三结合”，只有依靠解放军了。“人民解放军最坚定地支持革命造反派”，报纸上一直在宣传这句话，好像不成问题。但驻亭州部队还不曾有行动，听到的消息是不太好的，说他们不支持我们。我估计，情况不光亭州这样不生不熟、不硬不烂，全国也一样。目前形势和对策，已经非讨论不可，请大家谈谈。

刘克成发言结束，屋子里一时沉寂。

赵家琪说，我确实不想再参加活动了。你们拖我来的时候，我就说了“不如歇歇神”。一路上我想，这不就是我们目前应当做的吗？这就是我提出来的对策。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像我们的心情那样，什么都要弄个彻底才好。恰恰相反，什么都不会彻底的，有的还要卷土重来，有的还要变本加厉，有的还要反攻倒算。但革命已经发生了，社会的政治民主、工厂的管理民主，已经被推动了，“反修防修”已经深入人心，人的思想见识不一样了。什么“出身论”、“牛鬼蛇神翻天论”、“反对本单位领导就是反党论”、“秋后算账论”，都被打得稀巴烂，公鸡害嗓子——听不到啼（提）了。“一月风暴”，是由我们这些人去夺权、掌权吗？本来就不曾有这个想法，中央也没有这个说法。如果我们是处在巴黎公社的时候，不去勇敢夺取政权并且运用政权是不对的，现在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本来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演习一次未来的大革命，让全体人民都明白反修防修的道理，运动之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要重新工作，回到他们的办公室里去。我们呢，当然回到我们的生产岗位上去。我们不能过这条界线。事实上我们很自觉地守在界线的这一边。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尊严。我们最好这时候宣布解散，大家全身而退。

现在中央很急，一再叫干部站出来工作，一再叫我们正确对待干部。这就是最大的形势，中央对运动要“收”，不能再搞下去，不必再搞下去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经达到目的了，已经在历史上、在人们的思想上，深深打下烙印了。要按我们很多人的心，还要搞下去，但怎样搞下去，搞到什么程度，又没数。上吊还要喘口气呢，哪有革命就一直革下去的？资反路线冲垮了，你还冲什么呢？你要定哪个人为“走资派”？你怎样实现《十六条》提出来的“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靠前一阵那样冲冲杀杀已经不解决问题，不需要了，否则就要走向无政府主义，就应该受到镇压！

运动本来就不是冲冲杀杀，而是《十六条》说的“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完全是动笔动嘴动思想的事情。只是因为出了镇压群众的资反路线，出了保守派队伍，有了对立面，斗起来了，这才超出了这个范围。现在保守派消失了，既没有人来压你、冲你、砸你，你也没有要去冲、去压、去砸的人，浑身的劲好像没处使了。但你不能越出中央对运动的要求。如果在中央要求的范围里，在我们看来，那其实也就没有多大的搞头了，不需要我们还保持着造反的组织。

就说“三结合”吧，其中的军队代表是过渡性的，只有干部代表是长远性的。政权总是要逐步交到文官手上，军队以后终归要回到兵营去。群众代表在政权里将越来越显得是累赘。人民通过人民代表直接管理国家，不需要任何官僚机构，那还很遥远，是一个努力的方向，确实巴黎公社那时就提出这个历史任务，但至今还没有实现，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让它一下子就实现，但文革通过这样大的社会运动，在社会主义中国第一次提出了这个历史任务。大海退潮之后，不跟着退潮的就会搁在沙滩上，到时很危险。药用过之后，药渣子就应当倒掉，而且应当倒在十字路口，让千人踏、万人踩，那个吃药的人，病才能好——老人们都是这样说的，好像没有道理，对那些用过的药也不公平，但这个说法起码千百年下来了，其中自有道理。所以，什么“三结合”，我不感兴趣，我不想做药渣。我们还闹什么？我想趁早干干净净的离开！

但也许有人认为，自己文化大革命出来造反有功，年纪轻轻，到“三结合”里做个群众代表，就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当仁不让、责无旁贷，如果大家这样想，嘿嘿，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如同看棋，我是把三着棋、五着棋都看下去了，所以主张大家“歇歇神”，也可以说得好听一些，叫做实行革命的退却。

怎样退呢？确实也不是一走了之。比如我们明天出个《通告》，宣布“工红”倒旗解散，我们都各自回家，这样行不行？正如你们从宿舍里拖我来的时候所说，不能丢下几万群众不管。虽然我们本来也管不到他们，但我们这样一散，“工红”的群众就会有各种想法，就会有各种人站出来发表看法，还会有人站出来重新举旗，一片混乱，那我们就等于做了不负责任的事情。

所以，现在散又散不得，搞又搞不下去。我们只有取中庸之道，又散又不散，真正暂停一切活动，都回到厂里去上班，回去搞生产，这个永远不错。要开个支队长会，把这意思告诉大家，取得上下理解，同心同德、步调一致。至于以后一切，静观形势，顺其自然！

赵家琪中等身材，面如满月，跟林集一样，也有点头大身小，但个子要高些，身体结要实得多。看来是个遇事冷静，善动脑筋，有智谋的人。所说这番话，在大意上，他觉得是不错的，而且能够直言。

二

周元龙说，这样不行！我们这些人都退回厂里去，广大基层就失去了靠山，失去了信心。你头头部这样消极，这样怕死，下面就全散了。（赵家琪冷笑一声，但周元龙继续说下去），现在是什么形势？现在是要有反革命复辟逆流了！表面上没有什么动静，而且中央号召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我们准备照中央的去做，回去忙生产，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实行呢，人家的话都出来了，人家都算得好好的了，说，造反派气数差不多了，算账的日子快了。

你看，他们一天也没有忘记要跟我们算账！算什么账？我没有打人，没有骂人，没有偷，没有抢，一分钱便宜也不占。老刘对我们说过，当头头的，一个经济问题，一个生活问题，最容易把自己搞臭。所以我们平时这方面特别注意不要犯错误，不要自己给自己抹黑。我连我单位的当权派都没有斗一下，反正他们自动靠边站了，他们也没有威信管生产了，我们自己把生产管了起来，港口现在船到船空，井井有条，没有停港，没有事故。我只斗过一次人，是过去一起在码头上出力流汗的，他做了保守派，暗中整我们的黑材料，我还不知道，后来群众把他们揭发出来，黑材料当场搜出，好乖乖，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呀，斗争真是残酷无情。群众把他们几个押来，气愤之下，我让他们都跪在毛主席像面前，说了他们几句，手指头碰也没有碰他们一下，只一会儿，就让他们起来走了。就那样，我心里还觉得有点不过意，让人家跪了嘛。

就那一点点，现在他们说起来，咬牙切齿，说我们没有好下场，只有他们有好下场。现在他们跟当权派暗中靠得更紧，哪一天不在算计我们？反正你造了反，你就是罪人，不是你有没有具体得罪哪一个人，而是你得罪了一种不能得罪的东西。

我们就是不服气资反路线压制人、打击人、看不起人，才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他们跟我们算什么账？算的是变天账！他们要变毛主席的天！你看，中央才说按单位按部门回去，也就是我们要散伙了，他们马上就摩拳擦掌。把我们这些人说成坏人，打成反革命，就是要将毛主席的军，要跟毛主席算账。文化大革命真正要做的事还没有做，反来复去斗的就是这个。

这向时的报纸虽然没啥看头，说来说去是正确对待干部，是三结合，是按部门回去大联合，还有造反派内部要整风，我感到都没有说到我们的实际情况。但有一条是说到了，我特别注意的，就是二月十九号的《解放军报》社论，其中提到“彻底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这就说中问题了！不过那说得还不够具体，我想在字里行间去找，也找不到。可是“反革命复辟逆流”这个问题提得好！刚才老刘说了，三月十日《红旗》杂志又说到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退？什么叫革命的退却？你退却了，人家进攻过来，怎么办？

我认为这些时我们有些萎靡不振，也有些糊里糊涂，我们没有拿出好的对策来。总的我认为不是怎样退却的问题，而是怎样前进的问题。我们振作了，别的人才能振作，都看着我们“头头部”呢。

周元龙长脸直鼻，虽然皮肤晒得很黑，却面目清秀，说话时不住地把眼睛细起来，好像还有点近视，虽说是干体力活的港务工人，却很有几分文雅气息，在客观说明着他从群众中脱颖而出成了头头不是偶然。他这番话听来也有道理，但到底怎样才能“前进”，没有说得出来。

郑林说，刚才元龙说到，单位上的保守势力那些人又在扳指头说“秋后算账”的事了，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别的单位也有这样的反映。有个不阴不阳的家伙当面指着我说，郑林，你们造反派造国家主席的反，这是天大的罪啊！我说，真正的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几次提出，说了三年，最后才同意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反国家主席，是两条路线斗争！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受到人民的反对！要这样说造反派有罪，那我说走资派更有罪，因为他们反对毛主席！在我们中国，党的主席跟国家主席谁是上级谁是下级？那家伙瘪了下去。你们看，他们要给我们戴的帽子有多大、有多重，而且有多怪！我们能戴得动吗？我们当真是反国家主席，他们当真是保国家主席吗？文革就斗的这个吗？真是胡说八道！他们背后议论还提到冲工商联的时候，我拿了金子的事情，好像凭那个就可以直接定我一个罪。其实这事情市委的一个干部当时在场，那金子我要交给他，他叫我交到市委文革办去，才走到工商联门口，“主力军”反冲进来，被他们缴走了，干部也看到的。倒是他们有没有交公，我们至今也没有想到要去查问。你看，假如他们得了势，就会这样来整我们，政治上整，经济上整，有得也整，没得也整，不是真的可以判我们的刑吗？我们往哪里退呀？我们只有斗争到底！

本来形势很好的，全市十大系统基本都走到一起了，已经就是大联合了，而且是按系统按部门的。市委常委集中在“三峰园”里，都承认执行了资反路线，都表示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老刘叫我在那里日夜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我跟他们相处很好，有说有笑的，杨敬尧还老拿我开心。可是，这么好的形势一眨眼就丢掉了，我们出了叛徒，把水搅浑了。陈安国、史宏这样的人，要在从前，就是叛徒！

现在常委都放回家了，十大系统基本不联系了，这说明还是资反路线那边力量大，他们一个小诡计，就把我们的大好局面破坏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都站在那一边，有的是铁杆顽固派，有的是明哲保身派，也有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但不敢公开站出来。干部不可能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他们现在是看在毛主席份上按兵不动，其实随时能出来反攻倒算、收拾我们，说我们不是好人。刚才元龙说逆流，确实就有，但在亭州还没有冲出来，也许就要冲出来了，要把我们冲垮、淹死，说我们犯了天大的罪！这几天我老是想，假如毛主席有三长两短，我们这些工人怎么活都要成问题了！我想想很悲观，但是我不怕他们！我们横竖是个工人，靠两只手、靠力气吃饭！

郑林眼睛里有了泪水，所说的话也让人心里沉甸甸的。

刘克成说，提到金子，还发生了一回，不知工商联里哪来那么多金子的！那天我进去，说有一间办公室是给我用的，里面一个工作人员好像就在等着我们有人去，他把一串钥匙一个卡片交给我，说这个办公室我交给你们了，还噜噜苏苏说了些什么，我心思通在别的问题上，没有很注意听他说，顺手就丢在办公桌抽屉里，后来就忘了。到第二天下午，拉开抽屉，一看，这是哪里的钥匙？什么卡片？竟然想不起来。拿起卡片一看，上面写着数字，才想起那个人，他交的是保险柜钥匙。说实话，惊出冷汗来，因为那个人虽交了钥匙，并没有跟我当面点清保险柜里的东西，也没有第三个人在场做证，而且我把这钥匙丢在这里有二十四小时了，不知有没有发生情况。正好身边有几个人，宫平、梅有韬、乔国柱、包吉、金满林，说打开看看，就照卡片上的数字开了保险柜，里面是十二根金条，还有许多钞票。多险啊！于是立即打电话叫市人委派人来拿走了，而且叫他们去找那个工作人员进行核对。结果后来电话打来了，说核对无误。我在电话里叫他们要好好训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回头想想，那个交钥匙给我的，作为一个掌管保险柜的，当然是国家干部，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呢？当时就像一个国民党人员赶紧逃跑了一样，简直不像话。但现在来看，很可能不是他不像话，而是一个陷阱，说不定他是得到布置的。但好在这个陷阱我们没有掉进去，正好也不曾有小偷来。现在想想，心里还不是滋味！

郑林说，我发现那些东西时，身边也没有一个人！

大家沉默着。吸烟的烟雾浓浓的。

接下来说话是袁懋垠，医生，“革命人道公社”的负责人。说话在嗓眼里压着声音，不慌不忙、有板有眼，让人很留意。说，刚才说的金子问题，你们也不要把那些人想象得太了不起，会用金子布置陷阱，其实情况可能就是那样荒乱、不负责任。法国大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过，进步创造正气，理想和绝对真理决不偷偷摸摸，一八四八年运送王宫财宝货车的，正是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们，他们虽然赤着脚，却不会伸手去动一下那些财宝，革命使他们显得无比庄严。革命年代总是会出现这样奇异的情况，这样奇异的情况也反过来说明了革命。刘克成和郑林遇到的事情，在学生当中我也听说过不止一桩，我相信还有许多人也不假思索就经受了这样的考验。如果群众的表现正好相反，那天下还得了吗？一切污蔑文革的人，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

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关于当前形势，我的想法跟你们有所不同。我认为，作为革命造反派，已经可以满足了。这话什么意思？我是说，我们拿文革前跟现在比，就会感到满足。文革前哪里想到还能这样闹革命？简直是翻了天啦。不要说打一次反革命，打十次、百次都够了。根本就不需要设什么陷阱。当然，设陷阱的可能还是有的，我们在这方面提高些警惕也有必要。

形势明摆着，当权派以后还是要掌权，保守派以后还是要比你吃香。“出身论”现在没有人再说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了，但干部子女以后还是要比老百姓子女好，高干子女更不晓得要好到哪里去，这种变相的世袭制是有社会历史的老根的，可以说有必然性，只有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坚决反对这一条的。人民也坚决反对，而走资派将会坚持，有特权的人将会坚持，他们嘴上也不会说要这样，但他们会那样去做，到时他做得，你还说不得。中间群众呢，他们既希望我们胜利，又看不到真正胜利的希望，因为感到天下有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世界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这就是真正深刻的东西，它在每个人的心里，最后就是这个来决定胜负。站在我们的角度，朝前看看，认为问题还没有解决，得不到保证，好像还需要把革命闹下去，一直要闹个彻底。但是，你们说，这可能吗？彻底在哪里？这种心情虽是可以理解的，但决不能当成指导革命的策略。所谓革命的胜利，永远只能是相对而言。

我认为我们有幸参加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应该觉得很满足了，别的不要去多想了，看问题不要光站在自己的角度，还要站在全面的、历史的、全社会的角度。我认为中央就是站在这种角度，辩证地考虑更多的问题。

但这次运动确实与以前不同，以前没有哪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像现在这样，闯了大祸、犯了大罪似的担惊受怕。这是因为这次运动跟以前完全不同。以前领导让你斗谁你就斗谁，你斗争坚决，表现不错，好，表扬你，甚至还会培养你，根本谈不上担心会被打成什么分子，而是又正确又吃香，回家想想都又高兴又放心。群众对这种人其实是很鄙视的，哪怕他真的被提拔了，也看不起他，只不过群众当面不会这样说，表面上还不敢得罪他。现在是把矛头对着领导，反而要跟领导过不去，要跟人心里最根深蒂固的东西作对，这当然就不同了，越是积极越是不行，当这样的积极分子完全不一样，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但群众很敬佩，也很为你们担心！担心归担心，你果真最后倒了霉，群众也帮不上你的忙。鲁迅的小说《药》，凡上过初中的人都读过的，那老头千方百计买来，给自己儿子治病的药，就是为他们而奋斗的烈士的脑浆！

你说，运动不是党中央号召的吗？对的，你说得对。但是，事实证明，“天高皇帝远”，并不是党中央有个《十六条》，就自然而然什么都解决了。《十六条》说，要斗垮走资派。但走资派能不反抗吗？运动到今天这局面，就是他们反抗的结果。他们当权，群众是跟你走，还是跟他们走？是跟远在天边的“皇帝”走，还是跟近在眼前的领导走？这种形势不是明摆着吗？它每天都笼罩着我们，我们从呼吸的空气里都感受得到。要不是毛主席党中央支持，我们其实一天也闹不下去，根本就不敢出来！陈安国、史宏现在一下子摆脱了，因为他们明白了，他们转到那方面去了，他们不再有这种压力了，但我们永远不会跟他们这种聪明人一样，我们宁可坚持到最后的一天也不会低头屈服。

当权派方面现在暂时处于政治劣势，但他们的力量并没有多少损失，而且正是党中央给了一个保证，叫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不仅不感谢这句话，而且一有机会就要来个逆流、来个反复，如果被中央纠正了，就检讨说是思想认识问题。他们现在更抱团、骨里更强大了，蓄势待发。倒霉的、吃苦的、最后里外不是人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这是明摆着的。

我们应该有埋怨的思想吗？我认为不必。因为我们是自觉自愿的，不是像以前有些人那样为了当积极分子、图个好表现才站出来的。我们是独立思考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自己选择了站在哪一边，没有什么好埋怨。毛主席没有给我们下什么保证，相反，毛主席早就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谁胜谁负可能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这些话，我们过去是在字面上认得，现在越来越成为亲身的经历，而且将越来越成为刻骨铭心的体会。我听一个学生说过，想不到我们也有机会在毛主席领导下闹一回革命。他很来劲。我们也是这样的，也有过这种思想情感，但现在我们已经渐渐体会到，所谓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全部意义应当是什么样的了。不光是轰轰烈烈，痛痛快快，还有失败，还有牺牲！

谁要“秋后算账”，就让他们算。如果我们有什么好让他们算，那是活该，是自己负责，而且上对不起毛主席，下对不起群众；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好让人算账的，那他们不是跟我们算，是跟文化大革命算，是跟毛主席算，是跟人民算，这也不奇怪。但站在党的角度，他们是不听党的话。如果中央也没有办法救我们，那事情就大了，到那时，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倒反而是不足道也的了。所以，我们不要有患得患失思想，要全面看问题，要从最深的地方看问题，不要盲动，老想着往前冲，该退的时候，完全可以退，一直退到底，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现在所处的，还是属于文革第一阶段，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六条》第一条说“我们的目的”，第一就是这个“斗垮”，然后是两个“批判”、三个“改革”，简单说就是“斗、批、改”。这早就规划得好好的了。

运动以来，反来复去，就是“斗”，这边要斗垮那边，那边要斗垮这边。现在，已经有了基本结果，市委不成市委，省委不成省委，当权派靠边站，走资派受到冲击，这就是走资派的势力被“斗垮”了。中央认为第一阶段这样已经够了，“天下大乱”了，乱得差不多了，应该往第二阶段上推进，进入“批、改”，同时就是“收”，走向“天下大治”。过不了多久，市委、省委又要恢复，我们要承认这样的现实。

但有人想来个复辟逆流，也就是不服输，要再“斗”过来，不让你“收”，或者是要给“收”改个方向，这就是右的方面的干扰。中央已经在社论上警告他们。

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要从“左”的方面去干扰中央，不要老是想我们的大旗永远插在大街上飘扬，好像那样我们就有保障了，这种思想方法是幼稚的。造反大旗总有一天要降下来，我们这些人像大江东去的无数波浪，自然而来，又自然而去，不要有任何得失之心，也不要有任何担心。现在，我赞成立即布置退却，但要有章法，当中央说的那种逆流来到时，能奋起反抗。

如果我们该退的时候不退，硬要前进，但又前进不去，就会变成瞎闯盲动。比如，我们现在想把市里的“三结合”搞起来，怎么搞？哪个常委听你的话？全市人民怎么认可你？军队的态度又如何？这就叫力不从心，前进不去。我们盲动了，逆流就更有理由了，他们就会拿这个向中央施加压力，说我们这些人只会胡闹，应当镇压！我们不如退一退比较主动，也不犯错误。

从我们个人来说，也许真的想一退到底，以后怎么也不出来了，过自己的小日子、做自己的事情，真正草民一个，不好吗？我们在座的找了女朋友、等着结婚的有好几个呢！但我们还不能去过自己的小日子，我们还有一定责任没有完成，逆流的那边也不会让你安安逸逸地退，人家要来找你算账，你一厢情愿要退到底，还不行。刚才郑林的担心虽然有点悲观，但假如真的整个形势都失败了，我们活下去都成了问题，那就不是我们能担心得了的，只好由它去。

袁懋垠说到此，摘下眼镜，用手帕揩着。

我赞成，袁医生说得对，先退一退。退到厂里，看着社会。果真逆流来了，重新杀出来！说实话，现在就看解放军的态度了。我们当然是拥护解放军的，但驻亭部队想执行什么路线，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们不执行毛主席路线，站到老保的方面去，跟我们算什么账，那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刘济武用他激愤的表情，简短的话语，表示了这个态度。他是瘦骨头脸型，挺精神，留一抹乌黑唇髭，衣着讲究，脚上一双擦得亮亮的深棕色皮鞋，即使坐着，头也是昂昂的，说话斩铁截铁。表面上的注意仪表，总的并不有损其质朴爽直的气息，透出一种自信的当家作主的气概，但也让人感到有些不踏实的、鲁莽的成份。他就是乔丽所在的重型设备厂的造反头头，原是普通工人。乔丽去当厂医，实际上也少不了他的同意。

谭向东说，我得到一份北京的传单，是中央文件的原文，我读一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军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底下是具体的五条指示，其中第一、第二条说以前关于不介入的指示一律作废，军队应当支持左派，第三条说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反击，第四条重申军队不得做走资派和资反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第五条点了刘邓的名，指出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跟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立和斗争的。要求这个文件原原本本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这个文件，我想，驻亭部队当然早已收到，也应当向每个战士作了传达。亭州市委虽然表面上“瘫”掉了，但看来，他们也早已知道这个文件，常委们、干部们早已晓得这个情况，他们放在肚子里没有透露。不清楚、不晓得的，只有我们。我们虽然从报纸上能知道一些精神实质，但不像看到中央文件这样直接，这样引起注意。点刘邓的名，报纸上至今没看到，但现在部队的每个普通战士都得到了传达，而且每个班排都一定开会学习、表态，这情况很重要。运动以来，中央曾经向各级党委发过多少这样的文件，我们不知道，但中央每有大的精神，总是首先向各级党委下达文件，然后在报纸上用社论形式向全国人民宣传。这种情况下，当权派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甚至反过来执行资反路线，这简直太说不过去了，这是一个很可悲也很可怕的事实。我们千万不要被所谓的“胜利”冲昏头脑。事实上距离真正的胜利差得很远，也许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胜利！

中央这个文件是一月二十三日的，今天是三月十二日，一个多月过去了，驻亭部队没有动静，这不是他们没有动静，也许是他们的上级没有对他们下达命令，或者他们正在暗中调查、摸情况。我们只有等待。陈安国的分裂造成了我们最大的被动，要不然，大联合的形势不遭破坏，部队的支左也就不复杂。现在，请求部队支持这一条，是头发丝拎豆腐，提不起来了。你这一边要部队支持，他那一边也要部队支持，部队怎么办？现在这就成了问题。

这种情况下，我赞成不能盲动，我们已经无法前进，只有退却，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回到生产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有利，就是自我整顿，养精蓄锐；有节，就是不可能一个劲地往前冲。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内，我们主要是等待军队的态度，再来决定我们的态度。我们怎样促成他们支持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我们自己做得正确，这方面要尽力而为。至今为止，我们做得是正确的，我们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资反路线斗争，跟保守势力斗争的，迎来了“一月风暴”，保守派垮了台。全市人民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有人出来否定得了这个事实。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错误可言。在亭州，我们就是中央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左派。但我们没有必要说这话，只有当别人否定我们、要跟我们过不去时，我们才有必要去加以反驳。除非把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不好否定的。

我同意召开一次支队长大会，把我们的意思灌下去，我想是能得到大家理解的。我们要准备一份《关于时局的声明》，让大会通过，公布出去，向全市人民、向全市各个方面、也向驻亭部队，表明我们的立场，态度。

谭向东的话把问题又加深、推进了一步。谭向东是饮服公司下属食品厂的工人，看上去平平常常，但能成为整个饮服公司的造反头头，并且被选进“工红”头头部，想必总有其过人之处，他的发言是沉着、稳健的。

“工红”的笔杆子张大同说，这向时，我也感到沉闷、看不清，好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刚才谭向东读的中央文件，其中的说法很新、很尖锐：“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些话，很重大！以前《炮打司令部》只提到六二年的右倾、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现在是回顾到十七年以来了，而且点了刘邓的名。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央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运动阻力为什么这样大，因为是要清算党内的一条要搞资本主义的路线。

什么是党内的资本主义路线？就是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那就是资本家有资本，工人有劳动力，资本家自由投入资本，工人自由出卖劳力，看上去是公平的买卖。马克思说，那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这句话写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的末尾。马克思这是讽刺说，在资本主义前提下没有真正的和谐，他从经济分析入手，揭穿了这种和谐的实质。反过来说，那就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和谐。文革当然是极端不和谐，但它正是不准向资本主义倒退，要保卫和发展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和谐。辩证法、矛盾论指出，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我也想，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就不过日子了？就没有我们过得好？那不一定。因为资本主义早已向全球发展，没有几百年来对世界的武力掠夺、经济剥削，它不会有今天的发达、富裕。它们国与国之间也有竞争以至战争，都会尽量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的，这成了它们向世界发展的前提。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工会领导的斗争，客观上也促进着那里劳资之间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利益靠拢。在物质的绝对的意义上，甚至在某种自由民主的形式上，也许我们的享有不如美国的工人，但在本质的、社会主人翁的意义上，就不能这样说了。

作为一个工人，不管在哪个社会，他总是劳动，而劳动产生价值，扣除抵偿工人工资的部份，就是剩余价值，问题是它归谁所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它到了资本家手上，成为资本家的积累，他们用来继续投资、继续剥削，所以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国家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我们劳动的积累是上交国家，国家再给我们生产计划、生产资金，国家还帮助我们打开市场甚至出口进口。加上农民的集体经济，工农联盟成为国家的基础，国家的实质是人民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的斗争，就是这样两种命运的选择，或者说是在新的条件下重新选择，要决定以后这个社会往哪里走，运动跟工人农民还有知识分子全体人民最深的关系就在这里，是一点不含糊、也含糊不得的。

但我们的思想未必适应，我们有些糊涂不清，我们想不到现在还要做这种选择，我们早已是社会主义国家嘛，简直不敢相信有人要来改变它、演变它。随着运动深入，头脑才逐步清醒、复杂起来，晓得问题严重，而且为什么这么严重。虽然不像战场上看得到敌人，但斗争实际上是你死我活的。从前闹革命会闹到一个杀头坐牢的结果，难道今天闹革命就不应当有挫折、有失败吗？抱着把文化大革命看得很容易的想法，显然是不对的了。现在要在这方面提高一点自觉性了！什么是文件上说的十七年来猖狂进攻？进攻什么？十七年来毛主席是怎样跟这种进攻做斗争的？毛主席为什么宽容或者等待了十七年？这一切跟国家前途命运、跟工人阶级全国人民是什么关系？跟这次文化大革命又是什么关系？

确实，我们在很多方面缺少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于总是有个“反革命”的帽子在头顶上绕来绕去，随时要给我们戴起来，感到不理解。现在才明白，这就是斗争，斗争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现在问题复杂，而是我们本来头脑简单。我们出来革命造反，被说成私心杂念、反党反动、青面獠牙，而对抗革命的，被说成动机纯洁、高尚无比、妙不可言。我们是魔鬼，他们是天使。这一切，都不奇怪，都是应该的、正常的。

假如这时候有位山中高士来讥笑我们，那我们只有惭愧，我们是凡夫俗子，我们太没有仙风道骨了。外国有句话说，不要跳进浑浊的水中，可我们偏偏就跳进去了，而且应当跳进去。现在我们也许想把身上洗洗，趁早回家。但假如有人来对我们说，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修防修，那都是空想、骗人、胡闹。实际上只有私有制、世袭制、资本主义才是正常的，只有特权自私、和平演变才是人间正道、天经地义。面对这种说法和这种做法，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能沉默不言吗？能像马克思所讽刺的去“和谐”在一起吗？那不仅是虚伪、自我阉割、为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的权利，而且真的意味着活下去都要成问题！我认为现在的形势，就要这样去理解。

现在我们是拿着工资闹革命，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厂、我们的铁饭碗，说不定会被人砸掉，要把我们这些人赶散，因为我们得罪了他们，伤害了他们的尊严，对抗了他们的路线，比挖了他们的祖坟的罪还要大，他们要把我们来个连根铲、连锅端！而且毛主席早就说了，这很容易。怎么容易？我想了一下，确实简单，我们怎么对私改造的，人家就怎么对公改造，毛主席怎么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的，人家就怎么把工人农民打散，我们怎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家就怎么防止社会主义复辟，我们怎么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家就怎么搞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家笑了起来，好像觉得这说得太离奇、太夸张了。当然，他没有笑，他被吸引住了，这个工人真是好学、善思、深刻，而且在读《资本论》，不但读懂了，还能深入浅出、设问解答、联系实际，真不简单。《资本论》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由此可见一斑。

张大同继续说，现在有种怀疑，说，斗了半天，除了中央指出的刘邓，走资派在哪里？在我们亭州，谁是走资派？资本主义怎么可能复辟？心中想，这种说法大约为了吓唬人的。因为我们好像一直是在跟一种概念、一种词语做斗争，情况比唐•吉诃德还差一些，他眼前还有个风车，可以把风车当作强敌从而与风车搏斗，而我们呢，眼前连这样的风车也看不见，好像是在跟空气、跟风的本身搏斗。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什么叫资反路线，我们是亲身领教过了，那是要用一顶帽子，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的。这说明，我们不是在跟空气搏斗，是有厉害的东西躲藏在这个空气里面的，只是我们看不见，这厉害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走资派，特别是那条路线。走资派不就是一个干部吗，真不敢相信他就是走资派，倒反而糊涂了，想跟他握个手、陪个不是。我认为这就是这次革命的一个特点。我们不要把走资派理解为一个具体的干部，而要理解为一条路线。谁跟这条路线走，谁就是走资派；他明天不跟了，明天就不是走资派，而且还可能成为最坚定的左派，他们成为左派，就比我们有用。我们时常怀疑自己，认为这革命不好弄，真是得罪人。但既然我们领教了资反路线的厉害，那么走资派就一定是存在的，他们的意志也比铁硬、比钢强，只不过在目前情况下他需要伪装，能够让他伪装的东西也很多，被这种伪装所迷惑的群众也很多，所以我们造反的总是处在劣势，成为左派的干部几乎没有出现，他们可能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会出现！我们真是吃力不讨好。而且现在工人阶级自己都不能统一，这很不利。革命有被弄成折中主义收场的可能，中央有了社论要阻止折中主义，但社论恰恰说出了已经出现的现象和必然的结果。

纯而又纯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后斗争的结果，其实是为了能得到一个较好的折中主义，而不是较坏的折中主义，让结局对革命的方面有利一些，不要有对革命的报复，或者报复得不要那么厉害。我同意大家的看法，不能消极无为，但又不能盲动乱闯。巴黎公社时期的布朗基主义认为，只要少数先锋带头，就能把一切鼓动起来，并且决定一切。这是不对的。所以巴黎公社失败了。现在，退却已经是一种形势，毛主席也不能不因势利导，他不可像神仙一样吹一口气就让天下变、变、变，他老人家不光要考虑这一场运动，还要考虑到国家，考虑到更多的问题，他也不可能让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毕其功于文革这一役。我认为，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就是他所尽的最大的努力了。

我再说一个让我们有思想准备的事例：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废除王政，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但革命本身是既胜利又失败了。胜利，就是打碎了旧的社会，推动了历史前进；失败，就是革命派最终遭到厄运，那样优秀的罗伯斯庇尔竟然被送上了断头台，而共和国实际上还不存在，旧的东西又回潮。历史后来经过了督政时期、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王政复辟时期、第二共和国时期、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公社时期，第三共和国时期。一百年，几起几伏，几伏几起，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才算确立起来，王政或者帝国都不可能再回头了。毛主席说，中国要经过一百年到几百年，才能最终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对毛主席这句话，我过去想，哪有这么严重？社会主义的天下不是好好的吗？谁还敢反对社会主义？所谓旧社会复辟的危险有那么大吗？但对照法国革命的历史，我有点想通了，也好像有了准备。法国是从王室到普通民众，各个阶级、各种人物阵线清楚，我们是都混在一起，都是老革命，都是领导我们这些人的，我们怎么能晓得他们内心深处的主张？不管怎样，越是我们可能被埋进黑暗之中去，越是资本主义真正复辟了，我们越是应当感到光荣，因为我们以满腔热血，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工农联盟的国家，曾经参加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阵沉默。所有人的呼吸气都加重了起来，就连他也是这样。

张大同说，我认为确实要开个支队长大会，把我们大家今天说的，对他们说一说。还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组织工作，不能退了就散了，这个要由家琪具体考虑一个方案；还有宣传工作，是我负责的，我认为要办一份报纸。市委小印刷所的设备，被济武弄去了，出了一期小报，我看过了，上面发表的东西与革命没有什么关系，不知是什么人在那里弄，成了渺小文人自我呻吟、陶醉的园地，趣味和水平都很差，说实话，真让我感到奇怪，怎么出现这样的东西？不知道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吗？

刘济武说，印刷所是我用卡车从市委里搬出来的，在厂角落上弄了两间房做了印刷间，报纸是交给旁边小学里的钱文山办的，他有积极性，也听说他懂文学、会写诗，我就交给他了，我没有重视，我检讨。很简单，回去不让他弄就是了，我说了算。

张大同说，主编的大权现在要收到“工红”宣传部来，编辑部由我负责，印刷所的运转和安全就由济武派专人负责。今天我们这里有一位在省党报做过编辑、具有新四军资格的老师，还有二位学生负责人，我们工人造反派、学生红卫兵合办一份《红色造反报》……

他心里一直想离开这样越听越重大而可怕的会议，而觉得自己身份不合，碍于情面，勉强坐着没走，姑妄听之，但渐渐听得有了味道，以至忘记了心中一直念着的危险，一听张大同这话，顿然猛醒，急了起来，想开口拒绝，张大同用手势制止了他，说，我晓得老师想说什么，你不要怕，我们不要你负政治责任，虽然最好是把报纸全交给你，你会比我们弄得好，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你跟我们不同，我们要保护你。但我们还是想请你做一点技术性的工作，主要是校正错别字，划版子，还有我们不懂的事情。我们要么不办，要办就要办得正规。不要你到编辑部来，到时我们派人把材料送给你，你在文字上、版面技术上把把关就行。我们认为你是可以为我们做这件工作的。按道理说，你一样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资格，但毕竟你的情况不同，走资派、保守派方面会拿你做文章，我们要对你负责。如果你觉得就连这样的工作最好也不做，那我们也尊重你的意见，不过我们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希望你最好能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工人，我们熟悉的是机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他的心，不知为什么一下子被打动了，他点头说好吧。身旁的江进海马上握住了他的手，林集也抓住了他的臂膀，表示他们的高兴。工人们鼓起掌来。

张大同又说，关于电台的事情要议一议。亭州的夺权，大约只有广播电台算是有这么回事，“革命造反有理广播电台”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工作，但我总觉得我们的播音员的声音听上去不那么坚定自信宏亮有力了。其实，除了每次开头的那一句“革命造反有理广播电台开始广播”之外，所有内容都是转播中央台的，我们并没有编排自己的节目内容，这一点，我是严格掌握的，我觉得电台是公器，不能随便播送大字报。现在，我认为可以把电台交还，但是要跟他们说清楚，广播内容还是转播中央台，每次播音要用“亭州革命有理广播电台”做开头，去掉比较刺激人耳朵的“造反”二字。但这两个字也没有丢掉，而是折中主义一下，移到我们的报纸上来了。这样，我们在电台里的那几个人，就可以撤出，到宣传部来工作，不要担当“夺权”的虚名，特别在发生了分裂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向我提出来的，他们好像觉得没有必要呆在那里了，我觉得有道理。

张大同的提议，大家赞同。

散会的时候，刘克成告诉他，他们在华东局上访，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女同志，叫朱芸，当他们汇报到亭州医校有个教师郁平的情况，这个女同志特别关心，详细询问，他们把他的情况，包括他的妻子的情况，都说了，朱芸说，运动当中这样逮捕郁平是不对的，历史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他听着真是呆住了，原来朱芸在华东局！看来，从盐阜师范一别之后，她在革命队伍里走在一条正常的道路上，随着大军过江、解放南方而在上海定居下来，她现在一定是一位高级干部的妻子。他为朱芸感到一阵欣慰，同时心中泛起一阵久已陈旧的遗憾，想起了朱芸和他的那一次谈心。他为朱芸现在多少知道了他的情况而有一种莫名的高兴，脸上竟然很幼稚地火辣辣的，大约脸都红了。

刘克成说，当时我们估计她一定认识你，所以把你的情况讲得比较详细，并且说你的历史问题可能是个冤案，你把自己的情况写上了大字报，而且揭露市委里一个叫宗进庭的领导干部对你的迫害，大字报出来之后，他们就把你第二次抓进了看守所。这个女同志把我们反映的这些情况都记在本子上了。

他告诉他们：一九四六年，在新四军盐阜师范学习时，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我生病，正好当时撤退转移，组织让我回家坚持，跟同学就分别了。他们大约一直是跟着大部队走，后来就打过长江去了。

工人头头们用好奇的、敬重的眼神看着他，羡慕他的经历，分享他的高兴。

那天晚上从饮服公司回家，一路走着，一路想着自己竟然参加了“工红”头头部这样重要的会议，而且还接受了他们的《红色造反报》的工作，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那些头头的发言，让他对事物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要不然哪里能了解到这些人是什么模样、什么性格、怎样说话、心里在想什么？他对他们本来就是同情的，旁听了这个会，心里的同情又更多了一些。对于为他们的报纸做些技术性工作，是推不掉了。如果没有不恰当的文章，那也就不会有什么事，如果发现不恰当的文章，就向他们指出来，也不至于要他负这种责任。往宽心处这样想，这事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

乔丽没有睡，在看着书等他回家。乔丽问他去有什么事了，这么晚？他轻描淡写告诉她，被两个学生拉了去听工人开会，不好意思中途退出，只好拖到现在。乔丽问，不会有事吧？他说，我只是一个听众，没有参加意见，以后不去了。乔丽这才放了心。

乔丽告诉他，医院里有个老同事来看过她，谈了医院里的一些事，想不到王副院长自杀了。他问乔丽，这人怎样？乔丽说，人挺直爽的，我倒也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至于把我安排到这个小屋里来，因为我没有资格住那个小洋房了，这个不能怪他。据说大字报上写到他这是别有用心，让我受了刺激，这话也有些道理，他确曾要我打个请求调房的报告给他，我后来想想有所警觉，没有按照他说的做，别人也劝我不要去求他，我没有低三下四。但文化大革命为这些事，怎么就把这样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斗死了？具体是怎么斗的？动手很厉害吗？他说，不在于动手厉害不厉害。他不是直接被打死的，主要是挨了群众批斗，精神压力大，又没有人及时做思想工作。我听说这事情之后，想来想去，想到老子的话，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熄了灯，乔丽依偎着他，说，做个人真不容易，有时想想真不一定要做人，做一个鸟儿，做一棵小草，反而好。

第七章  无妄

一

形势总的来说，有点沉闷，他这个让自己置身事外的人，也时时感到空气有点令人窒息，好像一切都僵住了。那天晚上不意旁听了“工红”头头部的会议，加深了他对这种沉闷空气的感受。因为听工人的宣传部长张大同谈到法国大革命，他正好有一本旧书，就翻出来看，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三年出版，《法国革命史》，是法国历史学者马迪厄著，杨人楩译。明代汇集《清平山堂话本》的人叫洪楩，也钟情于这个“楩”字。经查辞典，“楩”乃南方大木名，读如“骈”。寄名于木，是一种象征手法、文化意识，这是中国人取名的一个原则，简直可以做一门学问，到天下无事到最为无聊的时候，倒可以流览古籍人名，做这么一本书，要把它做得有学问并且有趣却也不易。正当文化大革命，读这本《法国革命史》，确实有点参照性，他心里很佩服张大同这样好学的工人。马迪厄说，他这本历史著作，“要描绘一幅具有各个方面的法国革命的图画，尽可能办到正确、明晰与生动。我们所特别着重的在于表现各史实彼此相联的关系，根据当时的思想形式及各种利益与力量所发生的作用，来解释此类史实，至于个人因素，只要我们能把握住它们的影响时，也不忽略。”这番自白，表明着一种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态度，是值得敬重的。

他不觉把《国民大会的选举》一章中的一些话用铅笔划了出来：

吉伦特党与山岳党的冲突是深刻的。这几乎是一个阶级冲突。吉伦特党包括“一大群业主及有教养的公民”，他们具有社会尊卑感，他们要保全并加强此一尊卑感。他们对粗俗而未受教育的人民，天性表示厌恶。他们认为财产权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他们认定人民是无能的，他们要给本阶级保留政治垄断权。

反之，由山岳党代表的是小民，是那些受痛苦的人，曾经推倒王权的人，因暴动而得接触政权的人。他们容易地提出生存权来对抗财产权，提出公共利益来对抗私人利益。他们不了解竟会有人在尊重原则的借口之下，拿一阶级来与祖国衡量。遇必要时，他们预备限制自由及私有财产，倘使为着群众最高利益而非此不可的话。

吉伦特党之恨巴黎，不仅因为这个城市之反抗他们及摒弃他们，而且因为这个城市是第一个行使这个公安政策的，它计划了并且施行了要牺牲他们这一阶级的专政策略。使他们反对山岳党的，由于恐惧者少，由于保守的天性多。

罗伯斯庇尔要在平等及大众利益的原则上建立共和国。他提请注意，有人把骚乱及抢劫的观念与人民及贫乏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读了这些话，他感到历史还是有惊人相似之处的，特别在某种意味、某种思路、某些分歧、某种抽象的“形式”上。大约自古及今的社会，大而言之，无非分为平民与贵族，所以后来的一些情况就有点像以前的一些情况，并且能从中获得某种可靠的诗意和激情。

忽然想起范公望柳春芳两口子，他们最近以来思想有何变化和发展呢？而他是答应了去拜访他们的。应当去交谈交谈！他就合了书，锁了门，去找他们。

但一出门就正好遇到一个教师，说，复课闹革命了，你怎么还没到学校去？其实，说复课也没有复课，乱糟糟的，但你我既然拿了工资，还是要去转转的呀，一起去看看吧！他没有理由拒绝，也就只好跟他同行，往学校走去。

一路上并无什么新鲜的标语，对立的标语几乎没有，倒是不同的组织写出了相同的标语，“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欢迎革命干部站出来亮相”，“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还有“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破私立公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之类。至于“欢呼一月革命风暴”、“欢呼东北的曙光”之类的老标语已经陈旧、零落了，尽管那个任务在亭州并未实现。亭州小城的人主要是在观念和情感上经历了那些“风暴”和“曙光”。

他们正好赶上了一件事。只见一群学生把王校长和教导处高主任反绞着臂膀推着咚咚地向前走，进了大会堂，后面乱乱地跟着许多学生和教师。他们也就跟了进去。王校长和高主任已经被强行跪在地上，一个学生冲上去在高主任背上踢了一脚，发出沉闷的一声，想必踢得很重，但高主任却并没有被踢倒，坚持着老老实实跪着的姿势。一个学生指着低了头的王校长和高主任义正辞严地说起话来。因为他没有敢靠近，所以也听不清这批斗的内容，然而也就看到学生们举手呼口号。这个批斗会好像是临时发起的，但跪在地上的两个人所感到的恐惧却决不会减少。他远远地站在后面只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如果他蓦然上前劝说，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正犹豫之间，后面冲进许多学生来，为头的正是江进海，只见他们猛扑上前，立即跟先前的那些学生打了起来，并且就把王校长高主任救起，迅速护走，且战且退。他赶忙抽身而出，并且干脆就出了学校。

他匆急地走着，朝着到范公望家去的方向。他心中像被塞进了一团乱草，刚才的印象给他很大的刺激，如果这样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混乱何日是了？群众的水平显然远远不能适应中央的水平，学生尚且如此，社会上的人们呢？正如马克思说过的，无产阶级也有一个水平问题。他进而怀疑：这个运动，理论虽对，想法虽好，方式是否现实？对国家是否有利？然而，他又进而怀疑自己的怀疑，因为，在本质上，正是由于相信和依靠人民，才终于打下江山、并且使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毛主席，在这次文革运动方式上的考虑，竟然会经不起他这样孤陋渺小者的责疑吗？岂不笑话？对于得失，毛主席必有他的大算盘！

他进而又反过来着想，如果运动不产生这些混乱，群众之间不产生这些分歧和斗争，又何须提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就拿跟他直接有关的事来说，他的得救，就说明了这一运动方式的正确，要不然，他在运动初期被捕之后，将会真的把牢底坐穿，宗进庭会让他冤沉无底！当时正是史宏、江进海这些学生，学习了中央的《十六条》，发现了问题，敢于站出来指出问题，并且为之斗争，以至于闹到静坐市委的程度，这才使他获释，这正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何错之有？有何不对？虽然借助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神威，但毕竟“天高皇帝远”，要学生自己站出来经风雨、见世面，自己取得胜利成果。学生得到的锻炼和提高，比他们平常坐在教室里面对那有限的死板的书本知识，岂可同日而语？说是经受革命锻炼，此言不为夸张，因为史宏江进海他们，也每天处在运动后期“秋后算账”的压力之下。

当然，要不是有这个运动，也就没有什么运动初期，也就不会有拿他当“老反革命”、拿刘镇琛当“小反革命”来加以逮捕的事情。可是，在这个运动之前，他不早就遭了冤屈吗？他申诉了多少回？等待了多少年？在这个运动之前，刘镇琛这样的学生，不一直是背着出身问题的“包袱”吗？运动初期，竟被称为“黑五类子女”，连革命的权利也没有，就好像是可怜的“不准革命”的阿Q一样，大有永世不得翻身之势。这样荒谬、令人压抑的情况，在这个运动中被群众自己解放了自己，自己教育了自己而冲破了，首先是敢于认识新中国的社会里竟然也会生长出这种沉重的黑暗，而后敢于揭露这沉重的黑暗，争取公正和光明，这难道不是事实？不经过斗争能实现吗？他怎能怀疑这个运动，哪怕是在运动方式这个问题上！没有这个方式，就没有这个运动，就没有他亲身经历的社会进步。这大风大浪是必然和必须要有的，是不可避免也不能避免的，道理上正如法国大革命一样，即使二者有着许多不同。毛主席有句话说得朴素而厉害：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而这一切，在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公布于世的中央文件《十六条》上，是预先说得明明白白的，在毛主席畅游长江时就暗示清清楚楚的，只有富于革命经验的人，才能有这种预见性，才能有这种为了长久之计而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不怕一时混乱和损失的大胸怀、大魄力、大手笔，岂能为平庸短视之见所囿！一切不用疑惑，不应动摇。

想到此，他觉得畅然起来。那些学生为何这时候要搞这样的所谓批斗（这令他反感），江进海这些学生又为何“劫法场”一样去救下王校长二人（这令他感动），他不去推想了，随他们各执一端去闹吧，最后总要闹出个公道来。总有一种共同的原则让他们能心平气和坐下来谈，而总的大形势其实已经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只是还要有一个客观过程，他们还要在这其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范公望家居住的地方，他摸到了，是一个较宽大的巷子，巷口墙上有个地名牌：“紫藤花架街”。地上还是过去的青石板，被无数人的脚走得光滑了，有的已经破裂，石缝里冒出几茎青青小草。按照他记得的门牌号码，他举手敲门。门开处，正是范公望本人，双方大喜，让进屋里。范公望说，柳春芳到学校去了，不能两个人一个也不到校，派一个去探探情况。他说，我也刚从学校里出来，离真正复课还早呢，还有一个过程。范公望说，我们乐得在家里做自己的事，工资又不少我们的。农民不下地一个月不行，我们不上课一年没关系。在古书里，我们这种人总是被讽刺的对象，还被列入“蠹”的行列，就是蛀虫。哈哈一笑，坐了下来，他问，你最近看什么书？做什么研究？

范公望说，我一直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这是不能公开的，会说我反动。他说，你不能以这种说法为转移。不过，这个课题也不大好研究，虽不说是禁区，但问津者少，你果真研究出什么来，也不容易问世，为什么要啃这个硬骨头？

范公望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既然如此，就应当研究政治，它反过来是要作用于经济的，而经济直接跟每个人有关。眼前的文革，不就是发动全国人民来讨论政治吗？而且企图通过运动实践来进一步确立某种政治，摒弃某种政治，大破大立。但是，运动以来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在一片浑沌之中怎样认识这种斗争？或者问一下，这种斗争是必然的还是可以避免的？研究政治史，以史为鉴，用镜子照一照，或许有助于看得清楚些。社会斗争归根到底是不同政治主张之间的搏斗。应当人人都来关心政治，研究政治，发表政治见解，这样就能减少无原则的斗争和无谓的牺牲，从整体上提高斗争的价值。历史上的革命时期，或者社会危机时期，就是政治最热的时期，人人无不谈论政治。莫谈国事永远是可耻愚昧的现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就办不到，不可堵，只可疏。至于我的政治观点、研究方法、以及我的表述，会跟别人不同，会遭到别人的批判，那当然也是正常的。问题是要有学术平等，不能用官方的立场来压制个人的立场，也不能用你的个人立场来压制我的个人立场。要实现毛主席主张的知无不言、言者无罪。文革以来，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当然，其实文革前就严重。现在，就连一个普通中学生，甚为无知，却动不动就来压制别人的言论，这很不正常，也不符合《十六条》“摆事实，讲道理”的要求。好像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青年，无师自通有某种压制人的习惯和本领。是的，我们有漫长的历史，历史遗留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太多，而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照那个去行事。我们平时受到压制，往往逆来顺受，到我们有机会压制别人时，也很自然地就反作用出来。看看鲁迅对我们历史的无情揭露，就知道我们的压制的历史和手段能到什么程度：

兴兵夺位的永乐皇帝对于反抗他的大臣，是残酷到活剥人皮、以其妻女充军转营的。张献忠也曾施行活剥人皮的酷刑。鲁迅说，“有明一代，以剥皮始，以剥皮终”。最后连屡败清军的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也被从前线骗回，蒙冤遭剐，清军一个小小的反间计，就让崇祯皇帝如此丧心病狂。这样有功，这样急须倚重的柱石，国家竟然自己把他杀害，并且杀得这样惨，而麻木的百姓还去抢吃从他身上剐下的每一片肉和内脏，这样的明朝，焉得不亡？我读书到此，连恨三声该亡该亡该亡！现在亭州看守所的位置就在市委旁边，这正是明代格局的遗存，衙门右边是监狱，左边是土地庙。现在监狱还用着，就是看守所，土地庙已经不见了，大约做了仓库。据说过去剥人皮就在土地庙面前。亭州人在假意发狠、开玩笑时，还有这么一句：“活剥了你的皮！”这时往往还带着笑容，好像那是一件双方都会感到很有趣的事情！这就是历史遗存在活的语言中的痕迹！我们的历史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说！“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写得多么深刻！是黑暗中发出的第一声呐喊！那声音多么凄厉、悲痛而愤怒！

好！他为之一赞，说，你是有感而发呢。范公望气愤愤地说，确实！他说，我告诉你，你们两口子在学校挨批斗的时候，我作为在场的一名观众，是看到了的，而且，你们的《现实乌托邦形式论纲》，我也是拜读了的。作为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善于抓形式，思维形式，社会形式，自然形式，甚至还有后来对经济学很重要的价值形式，也被这老头子在那时就抓住了。你们也是抓住了形式做文章啊。范公望大为吃惊，瞪眼看着他。他说，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拿来给我看的，看过后书稿又让他们拿走了。你家里还有底稿吗？果真弄丢了很可惜，你们可以再整理一份出来，好好密藏，经受时间的考验，也可以继续研究、不断加工，毕竟是你们的心血。但你们写的，好像还只是一个大纲，还有待扩展和深入。你们的“形式论”，我觉得我读懂了。当然，我并没有对学生说什么，我说这是谈哲学的，我想模糊他们，我本能地要保护作者。但我小看了学生，他们其实也读懂了，他们读出了你们在“形式”下面做的文章，说你们写的不是哲学，而是政治。

范公望倒抽一口冷气，丢开学生那头，转而问他，那么，你同意我们的观点吗？

他说，你们是认为，社会主义无视以至想消灭人作为个人的存在，这就最终将被人抛弃，人将因此回到绝对的自私性，即回到历史的正题。从正题产生反题，从反题又产生正题，振荡不已，但人性必胜，说穿了，也就是资本主义必胜，这就是合题。将来，不是社会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是资本主义要防止社会主义复辟。你们还暗示，文化大革命也应当这样从“形式”上受到讥讽，从人性上予以批判，你们实际上对这场运动持很不以为然的态度，视为“乌托邦”的垂死挣扎、历史终结的最后悲鸣，必将从“反题的自身”，而回到“正题的前身”，于是“作为人间正道的合题”，也就不遥远了，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真身”必然在神州重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孤立将不复存在，人将成为世界的人，将回到自身那个自由的“唯一者”，但因为进化太迟，必须在一个长时间里跟在先行者后面学步，也就是在各方面屈服于西方列强，但这是天经地义、必经阶段，正如非洲黑人曾被奴役，在奴役下至少死了几千万，如今黑人的子孙却自由生活在白人的西方文明中。中国就是新的非洲，中国人就是新的黑人，要蔑视和抛弃自己一切旧的历史，包括革命史，向西方看齐。你们的观点如此，确实有你们自己逻辑，而且是疯狂的逻辑，就像比上帝还聪明的魔鬼一样。

范公望笑了起来，说，你这是最高的夸奖！哪怕你是不同意我们的，是批判我们的，这也是最高的夸奖！

他说，那我就算是你们的半个知音吧，不过，我确实是不同意你们的，你听了不要生气，我只是在学术角度说的。如果你们接着写下去，就要翻很多历史旧账，就要肯定洋奴卖国理论也是对的了。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你们所理解的那样蔑视人性、否定人作为个人的存在。社会主义不过是取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地改变着传统的一切关系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说到过这个问题，他设想的社会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产品属于社会，其中一部份留作公共生产资料，另一部份作为生活资料在“自由人联合体”成员当中进行分配，供他们消费。这里面有一个公与私的关系，但并不是否认私的存在，个人、个性、人性和家庭当然是存在的，并且也是这个“自由人联合体”存在的前提，没有一个一个的“自由人”，哪有什么“自由人联合体”？真正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这样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产品社会所有，在社会成员当中进行分配，从而对于劳动的安排是有计划的，对于分配的安排是有尺度的，总原则也就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并不排斥市场，也并不否认个人，这些加在一起，就是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的共产主义。《毛主席语录》上就有，说，要争取跟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这涉及的就是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也需要世界市场，进口和出口，至于国内，当然也是一个大市场。现在我们每天买菜，不就是拿着货币上市场，或者农民把菜卖到门上来吗？工业产品进入农村消费，农业产品进入城市消费，是通过市场关系，是有价的，不是无价的。只是有个定语：社会主义市场，意味着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的那些唯利是图的混乱、不顾民生的罪恶。毛主席还说过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局面中要有“个人心情舒畅”这一条，这涉及的就是个人、个性、私人天地的存在。所以，你所指出、所批判的，充其量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中的某些存在问题，或是你刚才说到的历史遗毒，它们毕竟不是社会主义的原意和本身，你们是抓住了枝叶，丢掉了主干。枝叶有病要治，乃至可以砍掉病枝，但不能砍树。这个问题，前人已经说了起码有一百年，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早就有过正反经验教训，比如，一九五八年发生的“浮夸风”、“共产风”，就不合社会主义原则，后来得到了扭转，现在基本稳定而且经济上已经大见成效。但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

范公望说，你这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这才是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我简直如坐春风，如饮甘泉，从未有过的心情舒畅，而不在乎你的观点跟我对立，你骂我几句我都觉得痛快，甚至我可以因为你而改变我的观点！观点不同算什么，让所有的观点都见鬼去吧，人与人的自由、平等相处，人在这个世界上感到自由、舒畅，才是最高境界！

他说，这些话作为我们个人的生活愿望，无可非议，但作为理论，是很不够的。我只要举出列宁的一句话来，你就会明白。列宁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中说，“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份时间、很大一部份著作和很大一部份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描绘得淋漓尽致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什么是边沁分子，可以从马克思的一些论述中看出来，马克思说，在劳动力的买和卖这个“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里，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资本主义所自以为是的“自由、平等”，被马克思如此揭露无遗。他说，“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平庸理智的这个枯燥迂腐、夸夸其谈的圣哲”耶利米·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市侩，特别英国市侩，说成是标准人”，并且“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敢，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马克思太辛辣了，因为他太深刻、太有才华了。但边沁的思想，好像正是你们的《形式论纲》的理论基础！

落公望红着脸说，我承认，但马克思所讽刺的边沁其实远远没有过时，它至少还要存在一千年！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实现，也应当是一千年以后的事情！

喝着茶，双方似乎有点不愉快而沉默着。过了一会，范公望谈起他赞成孔斯坦的思想，还有杜威的思想。他说，你就“开讲”吧。但范公望突然说，你应该同意我们的《形式论纲》。他问，为什么？范公望说，因为你的情况。他问，什么情况？范公望说，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很不幸，很糟糕。难道我们不应当对环绕我们的、造成我们不幸的根源及其思想，有所怀疑和批判吗？虽然真理的信仰不应当以个人遭际为转移，但个人遭际，是有时代烙印的，因此不应该阿Q式地轻轻放过，那是卑微、胆怯、奴性。

他知道范公望的意思了，他说，你实际上还是要我以个人不幸为转移。奇怪的是，我的不幸确实不能算小，我在我所经历的时代里确实过得不怎么样，不是我出了错，而是我的时代社会的某一方面对我出了错。我对我的时代社会，应当怀有不满，而且有权追问、批判。但我还是不能同意你们的《形式论纲》。我既然认识到了真理，在没有更具说服力的真理征服我之前，我怎么可能抛弃它，认为它不是真理呢？道理要用道理来说服，或者用实践来验证，而且要多次地全面地验证，我一直在注视，但没有能让我抛弃我认可的真理。而你们的真理，在我看来，还不是更具说服力的，在理论上它没有能站住脚，在实践上它早就失败了。我不相信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而社会主义反而行不通。如果时间允许，我会看到你们的真理捉襟见肘、再一次失败。言重了、言重了！

范公望笑道，痛快、痛快！但眼前这运动，我看有行不通的地方，我不会说它不对，但我对它是不乐观的，所以我在运动中的表现都不会是认真的，而且会是互相矛盾、自己有时也莫名其妙的，就像是一个两面派，可能还不止两面。

他说，这我能理解，那我就跟你讨论文革吧。我在家里才看了《法国革命史》这本书，一路上都在思考，所以有话可说。我认为，毛主席作为新中国的创立者，在言论上，在实践上，都提出了政权不脱离人民的问题，为此他从经济到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奠基性的建设。现在，他发动人民来对抗特权倾向，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违背人民利益的，要坚决反对，他还从南斯拉夫、苏联的情况，从世界上两大阵营的对立，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概括。具体而言，他是探讨和实践怎样使新中国真正、永远、可靠地属于人民，而不抛弃打江山那时的初衷。这当然能得到人民的理解。

所有背离人民而去的倾向，如《法国革命史》所说那种需要“社会尊卑感”的倾向，当然是在“当权派”那边；像种子一样，只要空气湿润些，它们就会生长出来、长成森林，遮天蔽日，而以其“私人利益”代替“公共利益”，并且是以“祖国”的名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虽然这一切还只是萌芽和可能，也是作为习惯性的东西自然地存在，人民还处在朦胧之中，一些人民还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而趋炎附势。这一社会矛盾远远没有到尖锐的程度。但开天辟地的、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主席，却不能放过，他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特别看出党内上层有一条路线是主张那个方向的，客观上正好与南斯拉夫、苏联的修正主义遥相呼应，是有规律性的东西。于是，他挺身而出，勇敢面对着这个比多少万敌军更强大、更不好对付、更危险，所谓来自内部的斗争。他是在跟“当权派”们现实和未来的特殊利益过不去，他要保卫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保卫以前的革命成果。就像老和尚当头棒喝一样无情、威猛、义无返顾。他表现出了革命的彻底性。

再打个冒昧的洋比方，毛主席就是敢于向风车挑战的唐·吉诃德，但毛主席毕竟不是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个骑着一匹瘦马、几乎赤手空拳的人，第一，毛主席有崇高威望，他正在利用这个威望在搞这个运动，虽然他实际上并不主张个人崇拜；第二，毛主席相信人民会理解他、成为他的力量，这也应当包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虽然几乎百分之一百的干部目前是沉默的。毛主席认为依靠人民能取得胜利，正如罗伯斯庇尔说的：“我只依靠人民，只有人民是可靠的”。好奇怪，十八世纪法国革命英雄所说的这句话，每一个字都像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英雄毛泽东说的。这里面一定有一种根本性的联系。

反过来试想一下，假如毛主席从来就不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更不曾从党内到党外一次又一次努力在实践中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放任自流，听凭“当权派”演变成“将私利混同于祖国”的人，做成了他们的事业，或者，假如这回毛主席在其高年所尽的这一最大努力也没有能阻止住那种倾向，一切变本加利地发生了，那又如何？那时，“当权派”们将很满意，而人民则绝对不会满意、终将不会满意。当社会矛盾演变到尖锐之后，革命必将蠢蠢欲动，历史则可能重复从改良到革命的老路。对于这种可能的反复，毛主席早已指明，并且多次提醒。

据我所知，造反派们跟你一样，也并不乐观，他们很有些悲观的思想情绪。这说明这次运动把他们投入这样重大的实践，作为要完成的任务，是这样巨大艰难，又是这样欲罢不能，在几乎看不到希望的同时，就预感到一种并不美妙的下场。这次运动在多大程度上能推进那一巨大问题的解决，确实需要拭目以待，因为这一问题是历史的和世界的，它不可能凭着一个国度的一次政治运动，获得十分的成功，它只能提供出经验和思考，甚至也提供并不美妙的教训。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让社会主义得到巩固和发展的保障，决非一蹴而就，只是方向已经指明，文章已经破题，经过这一运动所体现和提出的原则，已经宣告于世界，将成为历史的深刻记忆，到时就会从人民的头脑里跳出来，这大约就是毛主席的一种战略意图。

毛主席七十多岁了。这次运动，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相对于人民国家的建立，就好比文章的上篇和下篇，是顺理成章的，是尤为重要的，其艰难性不像决胜战场那样明显，却不亚于决胜战场。可以说，毛主席因为这个运动，而将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并完成他自己。但显然，毛主席深深触犯了最不能触犯的东西，如同马克思所说，是“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他。那些从前信服他、尊扬他的，现在已经在怀疑他、反对他、贬损他。只有历史，会更深地把他铭刻在自己的岩石上，只有人民，会把他永远记在心灵的深处，而“当权派”们、既得利益的人们的态度，则是复杂的、可疑的、相反的。

正如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正如同法国革命一样，文革作为历史运动，也会成为过去，甚至就连它的理论也会有过时的一天，但现在它就发动、发生了，它正在进行着，充满较量和痛苦、失望和希望。将来，只要它所根据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使它发生的条件依然存在，它就可能再度兴起，继续成为旗帜和口号。但如果那种矛盾和条件消亡了，真正时移事易了，它就将成为人们不再引用的历史而埋进灰尘。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提出自己时代最重大而有远见的课题，并且付诸实践，尽力地把握它，使之完成到它可能达到的程度。伟大人物不可能永远主宰历史，只有他的思想精髓和伟大精神是永恒的，而他具体所做的，虽然永远为人们所景仰，但不能、也不应简单地为历史所重复。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你的所谓“两面派”表现。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这句话多么彻底，这正是真理的品格。

由此可见，真正伟大而又完整的人物，只能是悲剧性的，而不可能是喜剧性的。同样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地球上成为历史，随着商品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消亡，就连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将摆到博物馆里去，否则，仍然会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发挥指导世界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是他的消亡之点，但马克思距离自己的这一消亡，还远着呢，他仍在睁大眼并且微笑着看着我们的世界。

范公望举起双手，说，讲得好！我完全赞成，几乎要被你说服了。看来，不用别人评论，事物自身就在肯定与否定这样的两面性中存在，肯定是世界的本质，否定也是世界的本质，这两面推动了世界的前进，两面性是最正常的现象！所以我是两面派！学生批我批得对，批得好！难怪外国作家说，世界是荒谬的。哈哈！

他笑道，我为你提供同样来自西方的一个理论根据，《资本论》好像就说过“通过荒谬的形式呈现”这句话。我想这有道理：比如，战争作为人类自相残杀的现象，无论如何是荒谬的，但即使是赶走日本侵略者这一最正义的战争，也不得不是以战争制止战争，“止戈为武”，运用“战争”这一荒谬形式。整个人类已往的历史都可以这样看。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的人类，和真正的人类社会，还是将来的事，那时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将走到终点，在现在的历史意义上说，从那以后将再也没有历史。现在的为了进步的斗争，就是朝着这个不再有“历史”的将来的努力，所以，我们现在的世界……

只能是荒谬的！它不可能不荒谬。荒谬就是我们现在的历史的存在方式。文革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怎么赞成文革，它也不能不是荒谬的。不管我怎么否定文革，我也不能不是荒谬的。“内斗”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最主要的荒谬形式之一，它几乎就是人类历史本身。思想家为人类的“内斗”做了一个概括，叫做“阶级斗争”，它的极端就是国内战争和世界大战。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是法国的内斗，第三等级的一方也罢，王朝或贵族的一方也罢，他们都处在历史的荒谬之中，不管多少人为哪一方写出了多少赞歌，后来的人们总是要问：为什么要用断头台？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残酷？但后来的人们总有一天也会程度不等地又一次坠入这种荒谬之中，断头台也许不会再使用了，剥皮酷刑不会再用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别的荒谬的残酷的形式，比如，杀人武器的不断升级。我们的人民江山，是通过三大战役等等，在血与火中诞生的。想一想吧，双方军队都是中国人，士兵都是中国的农民，而残破的国家正需要建设，他们却在用枪炮互相残杀，产生许多伟大杰出的将领和英勇的战士。那还不荒谬？后人阅读这段历史，将会像我们阅读血腥而伟大的荷马史诗那样有一种荒谬感。既然历史的进步也是通过荒谬的形式实现的，那么历史的退步就是荒谬中的荒谬，一切悲剧与喜剧、正剧与闹剧的源泉！真正的作家就应当对世界具有荒谬感！

不用多久，时间就会证明我的《形式论纲》是一种预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不是随便说的，一定是有大智慧的人说的，这人掌握了无情的辩证法！他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这句话又形象又深刻，道出了天机，千古印证，千古相传。世界永远按照正题，反题，合题的次序，周而复始。既然如此，那就不会是一种理论主宰天下，就会继而有相反的理论主宰天下。相反，再相反，又相反，所谓镙旋式上升。这不是很符合马克思主义吗？一阴一阳之谓道，何必死抱一种真理，不承认还有另一种真理呢？真理也是轮流坐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一些头面人物主张的“轮流坐庄论”并不错！所以在美国，干脆把这一点体现为政治制度，既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既有参议院，也有众议院，一是便于争论的展开，二是使争论文明化、集中化、条理化，而不是诉诸街头。马克思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美国不过是欧洲的延伸。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也不是不赞成，它既然被历史提到桌面上来了，而且在一定范围实行到了今天，说明它已经具有现实意义。但我更赞成各种经济形式生活形式共存同在，互相交流，统一于国家的掌控。另外，社会主义难道就一定要跟古希腊罗马以来源远流长的民主制度绝对排斥吗？就一定要采取专政的制度吗？这专政的制度到底应当是怎样的，才不与迄今为止的人类民主文明相抵触？这是可以思考、可以提问的。

他说，社会主义当然没有说过，它一定要跟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民主传统相排斥，社会主义根据国情可以而且应当汲取有史以来一切优秀的有用的政治传统。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也产生于西方，首先，从那些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都是那些熟知古希腊的西方人发明的，然后是巴黎公社，然后是俄国的、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然后才是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之所以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除开这些原因和现实原因，还有中国的文化传统。

在两千多年前儒家《礼记》中，早就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经典表述，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长长的一段，这说明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的社会理想，是东西方共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它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是一种科学的存在。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什么政治形式，或者可以有怎样的改进，那首先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如果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们还要它做什么？它理当在民主自由方面继承并推进以前一切优良传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做到的那些方面。正如列宁所说，“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

但对于中国这个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我们不能性急，即使毛主席党中央性急也没有用，我对许多事情是理解的，即使我受了压吃了苦，我还是理解的，但我也是不妥协的。

你也不必过于崇拜西方，“八国联军”的荒谬，就是我们中国人永远的现代教科书。西方资本主义光靠国内发展，是不会有现在这么富有的，它抢掠了世界财富，用战舰加贸易来实现，鸦片贸易就是他们的好品德的表现，这个不会改变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头一条就是做强盗，直至在中国建立血腥到极点的“满洲国”，用南京大屠杀来表示它对中国人能做到像美国人二百年前对待印第安土著人那样无情和有力，当然，它本来就有到朝鲜、中国来抢掠烧杀的历史习惯。美国、日本，还有老牌的英国等等，将来也是要向人类检讨、忤悔的！帝国主义犯下了最严重的反人类罪！

范公望说，听你说话，你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呢，共产党感谢你吗？重视你吗？

他说，你说这句话当然并不是挖苦我，因为我们是在探讨真理，与我有没有参加哪一党，或哪一党对待我如何，是无关的。本来，参加哪一党或退出哪一党，是个人可以随时对自己作出决定的事情，与别人无关，但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就复杂起来了，而要求入党的人，跟随时可能为革命做牺牲的年代相比，心理动机也会大为不同。这个问题在这次运动中其实也有反映，表现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不同。

范公望说，加入某一政党，只应从个人信仰出发，而没有利益的考虑。

他说，你的意思是好的，但你这话其实不对。政党是什么？政党是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党代表着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怎能与利益无关？应当说最与利益有关！你的意思是说，加入某一政党，在个人动机上，应当纯洁而无杂念，不是为了获得一己私利，而是为党的政治理想去奋斗，这是对的，我也同意。但这事情跟我无关。

还是回到信仰问题上来。本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信仰社会主义总可以吧？而有的共产党员，比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的特点，就是口头上信仰社会主义，实际上搞资本主义。当然，这个事情我也可视为跟我无关，我只是举例说明信仰问题。我是欢迎任何一种新鲜的观点的，但你们的《形式论纲》没有能说服我。我估计你们属于马克思多次批判过的蒲鲁东主义，也就是“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认为“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条，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只有竞争、分工、私有制是有益的经济力量”，但另一面，又想用这种所谓“永恒的商品生产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一种互相矛盾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因为资本主义正是从商品生产中产生的，所以它其实是不要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我敢说，如果从中国的现实退回去实行资本主义，首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再现资本主义积累、特别是原始积累的血腥历史。

什么？怎么会？范公望不解，望着他。

你来分析：你要把现在遍于天下的集体、全民的所有，变成个人的所有，以便实现你理想中的蒲鲁东主义，方式手段如何？或者说，“形式”是什么？基本有两种，一种是按人口平均瓜分。所谓平均，只是理论上的，这么大国家，做起来怎么平均？一个生产队好对付，一个小小的集体企业也好对付，大些的企业就复杂了，还有许多省级、国家级的企业与机构，就更复杂了。即使在一个生产队，队长会计也可能有暗账，到时他们会暗中私分，侵吞集体利益，更不用说从上到下无数比这大多少的经济单位了。那时人的私心被调动出来，那时是私字当家，公字被丢到一边去，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还有一种，就是干脆少数人公然关起门来按权力大小瓜分，其实跟生产队的队长会计的暗分私分是一个意思。等那少数人把多数人的财富瓜分完毕，多数人还不知道，因为少数人总是披着合法的外衣，装着正经的面孔，说着漂亮的话语，他们懂得如何做得不露声色、尽量平稳。社会主义建设搞了这么多年，高积累，低工资，国家积累的财富，是属于人民的，但具体掌管财富的毕竟是少数人，这些人近水楼台，明账暗账全在肚子里，也懂得银行手续、世界金融这些诀窍，并且可以内外勾结起来，一旦进入瓜分，少数人怎能不变成劫贼和强盗？但他们懂得怎样把人心暂时欺骗，等他们财富到手，把人民赶到阶下去，那时天下大定，其真实面目就会逐渐暴露出来。

但人民会觉醒，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识会马上复苏，于是要跟他们算账，讨还人民的财富，所以那时资本主义还是很难搞成，因为又面临严重社会问题了，实际上也就是阶级矛盾，这一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于是接下去就会有人想到革命、有人想到改良。还要提请你注意，外部环境我还没有说到，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会觉得有利可图，会来插手的。即使鸦片战争，人家也不会承认是侵略，而是要跟你做生意，至于倾销鸦片嘛，也是你的国内有这个市场。不也理由十足？这方面人家真是有几百年的经验，会有圈套让你钻进去的，会有一批中国人甘心去做卖国的洋奴。吃亏的反正是普通的赤手空拳的人民。当人民像现在这样被组织起来是有力量的，当他们成为一盘散沙、作为个人和家庭时，那就一点力量也没有，怎么敌得过内外勾结的这些劫贼和强盗？他们有到手的财富实力，再加上权力，成了统治的阶级。庄子所说的“劫钩者诛，劫国者侯”的现象，将依然是人民的和历史的恶梦！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我赶不上你！就连《九评》里关于这方面好像也只有一句话，说“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高度概括，哪有你想得这样详细？你倒好像经历过了似的。不，这不可能，这不可思议，不可能是这样的。

他说，不是我经历过了的，也不是我发明的，是你阅读不细，《九评》的第九评上就列举过这方面的例子，就在第二段“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它举例说，苏联一些人怎样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怎样成了所谓新的企业家，厂长怎样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人又如何跟国家机关人员、司法人员勾结，并且有高级干部庇护；集体农庄也是如此，那里的负责人，相当于我们的农村大队党支书吧，能使全村处于恐怖之中，集体的职务都让他的亲友担任，把农庄变成了私人领地，真是比地主还厉害，这些人又与城市里的那些新的企业家之类的联成一气，城乡结合，大赚其钱，并且收买保安人员、监察人员、稽查人员、巡视人员来为他们服务。这些人同工人农民的关系，已经变成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些，不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吗？他们像劫贼与强盗一样霸占或瓜分了全民与集体的财富。另外，在社会上，私人企业、商业投机也发展起来，与前面的这部份一起，形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生动图画。《九评》早就这样写到过。

范公望说，这情况可能是有，但不会是苏联社会的全部吧？

他笑道，你的心倒不黑！你还要全部！如果任其发展，就会是全部！如果上面的路线顺着这趋势，那变化的速度就会更快，人民能怎么办？还有南斯拉夫，那情况有所不同，但更为严重。中国看到了这情况，就来搞文革，要让全党全民有这种觉悟，来阻止中国走他们的路。

南斯拉夫怎么更为严重？

简要地说，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先是不彻底，后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私人企业。它的所谓全民经济其实是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官僚买办所有。它的农村基本没有触动富农经济，后来又解散合作化，实行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赁、自由雇工，结果当然两极分化。在国际上，南斯拉夫成为美国的附庸和别动队。就是说，南斯拉夫本来没有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多少，已经前进了的，还大踏步后退，反过来苏联倒向它取经。他们实际上是建立新的更严密更残酷更虚伪的剥削压迫制度，终将失去民心，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是中国的看法，但它们狡辩，于是爆发了大论战，两年前的这场大论战，可以说是现在文革的先声，号角在那时就吹响了。

老郁，你这都是从《九评》上来的，我们毕竟没有亲眼见过。

虽然没有见过，从事理上听听还是像那么回事的。既然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怎样入手呢？中国已经建立起来、而且有了很大建设成就的社会主义，你怎样去改变它呢？你同样只有一个字的方针，叫做“退”。你不能光有“形式批判论纲”，而没有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那你还差着一步甚至几步。理论要变为路线，路线要变为方案，方案要分为若干部分，最后还要分为若干步骤去付诸实施。另外，还要考虑政治等各个方面怎样配合，也就是话怎样说，纪律怎样交待，总不能直截了当说我要搞资本主义，你们都跟我走，那怎么行？社会主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你首先要能把人糊弄住才行。到你把牛拖下了水，有人来拽牛尾巴也迟了，那时我才能祝贺你成功。总的这也是一个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的过程，只不过方向相反，是破社会主义、立资本主义。其实，你大可把《九评》细读细读，把那些反面教材反其意而用之，作为正面经验归纳一下，再扩展一下，你的具体方案就出来了，作为你的“论纲”的下半部，至少再写八万字，你这部书就完整了，提供给政治家，比如，就算是宗进庭，让他们去执行，你简直就成了大学者、大智囊、大功臣。哈哈哈，我是信口开河，还是听你说说孔斯坦、杜威！

范公望说，惭愧惭愧！那我们不说这些了，我承认这个问题我考虑得还浅，你这么即兴随便说说，都比我有见地，我的研究确实还很差。我来谈谈你的学生史宏，还有宗进庭，行不行？他说，可以可以，换个话题也好，我也说得头昏了。

范公望说，史宏在学校里第一个写出大字报，指出逮捕师生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并且领头静坐市委，把你从监牢里救了出来，这不是不需要勇气的。他说，是的，我很佩服，也心怀感激。这次运动，就是学生冲在前面，老师反而落在后面，老师跟着学生走，学校成了学生的天下。真是造反了，但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荒谬。哪有老师不喜欢学生意气风发的？至少从康有为开始，闹事的就是学生，其实还可以上溯到东汉太学生闹事。学生闹事往往出于正义。老师看到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是欣慰的。

范公望说，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史宏实际上已经一百八度大转弯。我预计，他会成功的。要不然，他就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勇敢的闯将”而已。这小子，别看他年轻，倒是个玩政治的，深通进退之道，有前途。

你说的就是他成为新思潮派或新保守派，跟原先的激进造反划清界限，向右转，走上中庸的明哲保身之路。想来这也正常，谁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从“形式”上说，史宏是无可非议的，而从内容上说，那是另一回事，但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想加以评论，我只是一个站在岸边观潮的看客，跟你差不多，虽然不免有出其不意的狂风恶浪扑来使我们难堪，但毕竟我们不想跳进浑浊的水中去弄潮。

范公望笑道，你表达得真好，也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过我估计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到无形的大而化之的东西，你不了解有形的具体的内容。

他听了暗惊，瞪着范公望，不知这位老兄将说出什么有形的具体的内容来。

二

范公望说，跟你说实话，我跟迫害你的人——宗进庭，有一定交情。我在学校里是支持学生造反的，我也可算是一个造反派，我老婆就是学校里第一个贴领导大字报的人，比学生造反还要早些，可以算是朝阳初中的、以至于亭州的聂元梓。她受到资反路线压制，是我鼓动学生造反，而让她得救的。

不幸的是，后来曹校长自杀了。虽然曹校长的死跟我们并无直接关系，而且我们还悄悄的送过我们的喜糖给他，这也是想以特殊方式做一种弥补，回头看，这对于他应当起过好的作用，但毕竟，没有能帮助他扭转自绝的念头。我们不知道他的内心当时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否则，我们当然会劝说他的！现在，他的自绝，也成了我和我老婆永远的内疚，我们有忏悔之心！后人谈到朝阳初中这一段校史，不知将怎样看待我和柳春芳，至少，曹校长的亲人对我们是不会得原谅的了，我们也无法求得他们的理解。这就是运动！现在我们后悔已迟。

朝阳初中这一切，宗进庭都晓得，是我把情况都如实告诉了他，其实，我不告诉他，他也会注意到我和我的老婆的，不如跟他挑明。

从宗进庭谈话当中可以体会，他十分痛恨史宏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有“秋后算账”的一天，他非得让史宏穿一世的小鞋不可，就像对待你那样。当然，作为造反的我和我的老婆，也在他的痛恨之列。有朝一日，他会有办法来把我们一网打尽，彻底清算，永世不得翻身。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一切都在人性之中，一切也都在历史上有过无数先例，太阳底下并无新鲜的事物：荒谬而已。

人因为其地位、天赋、经历的不同，而所具有的人性不同。所以我在理论上越来越重视人性这东西。所谓阶级性，其实也是人性。但还有一般人性、抽象人性的存在。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之中存在一般，这也是老人家的《矛盾论》的观点。所以我既不反对阶级分析，也承认有一般人性。我觉得这样认识问题才全面。就好比文学作品写一个地主、汉奸，就要求既写出他是地主、汉奸，又写出他是一个人，这才算是艺术上成功。反之亦然，你既要写出一个人物是活生生有其个性的人，又要从社会性阶级性上把他写透，使他成为一面镜子，从中能看到历史社会的深刻的广泛的东西，这才能成为有文学意义的典型。只有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才闹不清这个问题，真正生活中斗争中的人，对此一目了然。比如，革命者把反革命者送上断头台，或者相反，反革命者把革命者送上断头台，以及普通的故意杀人，其心中的情感形式、人性内容，都完全是一样的，就是感到好受、痛快，得到一种放松、缓解，至少一时是这样，而下面接着就又要绷紧，因为想到了会遭报复和惩罚，还有惭愧。人性是这样奇妙。

刚才我说到哪里了？说到我跟宗进庭有一定交情，就是说，从人性角度我知道他也是可以沟通的，我就大胆跟他沟通，果然也就沟通了，交流了不少看法，他从我获得了一些情况，我从他也获得了一些情况，所以我具体知道了他对造反派是多么的仇视，他从我也增加了对群众的了解。闹静坐那时的史宏作为一个造反学生的理论修养、内心世界，就是我告诉他的，这能让他不要过于简单地贬低地看待学生，但也许引起了他更深的仇恨，然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表面看，有人可能要怀疑我在做什么，但其实，我这也是斗争，我当时是帮助学生做对方的思想工作，这绝不亚于正面开展的攻势。你不这样看吗？

他说，可以这样看。不过你何必这样说明自己呢？你只是按照你的愿望、你的性格、你的方式，在这个时代这样地去做你的努力，而你基本是站在革命方面的，你可以算是当前这个革命的同路人，但你骨里有自己的《形式论纲》。

范公望一笑，说，你开始挖苦我了。现在找个能挖苦我、挖到痛处的人，也不容易。昨天傍晚，我秘密地到看守所里去看望了宗进庭。你感到吃惊吧？我还以为我这是很勇敢而独特的，其实，宗进庭告诉我，到里面去看望他的人可不少，当然，都尽量是秘密的，外界毫无所知。去看望宗进庭的人劝告和安慰他最多的一句话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他对我说，这个道理，其实他早就想过了。当然，他如果想不到这一点，他还是宗进庭吗？他对外面的大势了如指掌。我去了以后，心里立即更加认为，我去看望他，是对的。我是不是去看望他，对他并不重要，对我却很重要。问题的复杂性这就显出来了。但我并不是有意投机，而是人之常情。我已经认识了他，可他坐了牢，落难之中，所以我应当去看望他，不能无动于衷。即使他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们还是应当去看望他，这纯粹是我的私人行为。我和柳春芳的结婚证还是通过他才顺利办到的。由此我想到了“感情投资”或“感情投机”，这必定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一种隐蔽的现象，而多数的人们却不知道，最不知道的就是造反派，他们在那里一个劲地得罪人，做孱头。

这就要说到史宏了。当宗进庭带着恨意说到史宏时，我就把“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发生分裂告诉他，说明史宏的转变，史宏已经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宗进庭听了沉默着。这一情况好像立即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对史宏的恨意。但他当然还不能就这样认可了史宏，他心中发生着一种矛盾，倒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史宏了。我说，也许我可以让史宏秘密地来看望你。他说不要。

他听着，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说，你这是何必？

范公望说，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何必，但当时的情势让我立即提出了这个建议，好像是自动地就从我的嘴里说出来的，这也说明这个建议有它的合理性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嘛，要不然它就不会存在。还有一句：凡是合理的都是将是现实的。谁将是现实的呢？谁来决定呢？是时间，而不是我们的立场、观点和争论，也不是我的《形式论纲》。我只不过是在搞社会试验，也可以说是在搞恶作剧，试试能导演出什么来。运动初期我导演出朝阳中学的一幕，我获得了一种做为导演的信心。导演能在舞台上让不可能结合的结合起来，让不可能分开的分了开来，几乎随心所欲。作家是元凶，他提供了一剧之本，设计了不可思议的转化。哈哈哈！目前我们经历的，可能是将来的文学最难写的，首先是对这个运动的看法就会大相径庭。只有俄国人写出了堂堂之阵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关于史宏、宗进庭，我要让这两个对立的不可能走到一起的走到一起去，我要做这个社会试验。我告诉你，我做成了！

他的心怦然一跳，但神色不为所动，他听范公望说下去。

对于让史宏去探狱，宗进庭虽然没有首肯，但他的态度并不是断然拒绝，是有接纳的可能性的。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于史宏，如果史宏去了，宗进庭总不会以辞色拒之。我到你们学校去找到史宏，我说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谈，他就领我一路走进西南角的小花园，那里翠柏阴森，竹林环绕，寂静异常。原来你们医校的解剖室就在那里，不上课了，解剖室关着，旁边一间密封的大屋也是门上一把大锁，门口牌子上两个字真吓人：尸库。小路久无人走，长满青草。小花园能藏人，也可以在竹树的缝隙中一眼发现远处走来的人。我说你怎么把我带到这么可怕的地方来？史宏说，这里谈话最好。确实，那是个秘密谈话的好地方。

他说，那地方我只在散步时去过一回，后来再也不去。据说那里一块花圃下面还深埋有十几具尸体，目的是让其腐烂干净，取出来做骨架。学校里有个善于做骨架的老师，所以就带来了这个项目。需求骨架的单位不少，那东西是教学必需，摆在一定的地方也显得很有科学气氛。但制作周期长，数量有限，供不应求，从尸体的来源，到埋下去，都很神秘，毫无惊动，一般人也避而不谈，不去好奇打听。

范公望张嘴“啊”了一声，史宏这小子，把我带到那么个地方，那旁边确实有一块花圃，他想必知道那下面是什么，他倒不怕！

他是学医的么，无所谓了。有的学生能一个人呆在解剖室里对着一个真真实实的脑袋做专业研究，当然是药水治过的，卫生的方面没有问题，用过以后还要送到药水里去，那里，尸体躺在药水中，像活人很随便地躺在浴池里一样，只不过是睡着了。

啊哈！我真是少见多怪了。那天我就开门见山，问史宏想不想见一下宗进庭？他问我：什么意思？他问我这话，等于已经明白了是什么意思，他是绝顶聪明的。但这层纸要由我来给他捅破，他反而把架子端起来了，这小奸雄！但我不好跟他计较，我对他说，我今天就特地为这事来的，我认为你现在很有必要去跟宗进庭见一面，这对你很重要。见面之后当然首先要致以人之常情的问候和安慰，然后是倾听他说些什么，相应地你就说些什么，要有小学生的态度，是晚辈在革命长辈面前应有的样子，而不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造反红卫兵。他在里面是知道外面的情况的，知道你们闹了分裂，所以他对你的看法实际上已经在转变，这时你去看望他一下，以前的一切就跟你无关了，他对你就消除隔阂了，以后会把你看做自己人。他在里面的时间，我估计也不会很长，马上不是要军管吗？那就是要恢复一些起码的秩序，整个运动已经在“收”，市委的一个常委关在看守所里这件事，军管的方面不会不管，总不能老是关着。你不趁这时候去看望一下，说不定机会就失掉了。你们既然急流勇退，跟激进的倾向划清了界限，你们实际上就是准备靠拢宗进庭这一边。这时去看望一下，比以后解释一百句还重要。不要低不下你的头。人的头有时要昂起来，有时要低下去，不会低头的人不懂政治，那就可能永远抬不起头。

我想不到史宏回答得很快，他看着我，说，感谢你来向我提醒。他几乎有点急切地问，我怎样去看他？我说，我马上去安排，我晚上到你家带你去，你在家里等我。你跟宗进庭单独交谈，我回避。他点头，要我绝对保密，而且说，保密期为三十年，至少二十年，我是认真的。我的天，这小子智力过人！我答应了他。不过，我只告诉你一人，连柳春芳也不知道这事，没有必要让她知道太具体。我知道你是不会说的，因为你实际上在世外，不在世内，你最适合做我的交谈者。

他笑道，不胜荣幸。其实，你们是鬼地谈鬼，全鬼到一起去了。不过，如你所说，我其实在世外，我并不看重你说的事，有这事和无这事也并不影响世界的发展。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罢了。史宏在这之前已经改变了他的立场，这是最主要的，至于他接着又做了一些什么事，那是次要的。作为一个观察历史的人，首先我是抓住主要的东西，然后也乐意听到一些细节的东西。而且我最关心历史人物的动机。比如，史宏愿意听你的话去看望宗进庭，他的心理动机是什么？这跟他以前表现出的人格是统一的不矛盾的吗？

范公望说，是统一的不矛盾的，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世界之后，在新的历史关头，巧妙地重新作出了选择，一种修正，从原来的立场往后倒退，也是往右转进了一大步。他迅速懂得了很多道理，他的原初的对社会的不平，以及空想的平等的愿望，还有模糊的自己也说不清的社会理想，这些寄托在“反修防修”下面的平民的激愤的东西，都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永远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大多数人永远处在下层，这是天经地义，哪有绝对平等的社会？那是哄人的，政治家总是把无产者的愿望当作号召的旗帜，用乌托邦的幻想充当他们的精神食粮。聪明的他何必坚硬到底？而他已经冲杀到这样的地位上，退也退不下来，他得为自己做些考虑，至少趁早软下台，求得一个好结果。他需要“曲线”救自己了，而不能再直线往前冲；他需要低头而后才能抬头了，不能简单地一直地把头昂着。至于你刚才从《九评》上分析的那些，即使他也认识到，小小的他，又怎能管得了？越是认识到，就越是觉得管不了，那就越是要赶早背叛过来！他认识到了这一切，从而对自己作出了最重要的调整，那就是坚决分裂出去，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他幸运地，能够冠冕堂皇地，及时跟上了一种新的潮流，一切由潮流负责。他和陈安国他们在向世界说明分裂理由时，实际上表明了他们与从前划清了界限，就像洗清了自己的原罪一样。

能这样分析的人不多，也许只有我，但能这样感受到的人是很多的，所以那些坚持原来立场的造反派工人学生，就对他们这样的人十分痛恨，称之为叛徒，视之为无耻和狡猾，命名为新保守派。这是对的。他们都是对的。但真正对的只有一方，而不会是双方，最后是谁对呢？胜利属于谁呢？这一点，你可能比我还要清楚。你的同情在哪一方我也清楚。但是，对于我来说，谁上历史的断头台，我都无所谓，你已经知道，属于我的胜利是在他们这种胜利之后。所以，现在我暗助他们先获得这一胜利，这是我的历史使命。就好比欧洲历史上的情况一样，人们结成第三等级去战胜封建统治者，然后这个同盟里的一部份，又向历史提出自己的要求，而跟取得胜利成果的人们再进行较量。历史已经提供了这一现成的“形式”。我真的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很注意“形式”，我也是历史的斗士，哈哈哈！

他原不是汗手，但手心不觉有些潮湿了。范公望深深刺激了他的一颗平民之心。

我说得对吗？你同意我的分析吗？

你分析得完全对，你的逻辑可能将完全吻合历史的轨迹，我们已经说了，历史是荒谬的。不过，我不能像你这样感到快乐。在这个问题上，你能这样快乐而有信心，令我羡慕，而我总有些挥之不去的悲哀，虽说我比你世外一些，倒好像更在其内了。

范公望说，你有人民性。其实，最不足为凭的就是人民，我不看重人民，人民永远只是漂亮的借口。这也是我的内在的政治历史观点之一，加上你所说的蒲鲁东主义。

他听了无言。他问，那么，陈安国的情况呢？

范公望说，陈安国不当“红旗派”的头头了，以后也许就连在厂里，他也不会是主要头头。他们作了大调整，由一些新面孔组成了新的头头部，这些人在运动中原都不出名，在出身上三代查不出问题，本人起码是中专毕业，有几个人还具有共产党员或预备党员的身份。这样的头头部，对今后参加“三结合”比较有利，是一种有远见的调整。你可能会问，谁出的这个主意？谁有这样的调整能力？陈安国怎么愿意的？我告诉你，据我所知，确实是有人在指导他们，而且能让那些人听话，陈安国即使不十分愿意，也不行了，在那里面他不可能再发动一次分裂。我路上遇到他时，也对他说过，这样也好，叫做急流勇退，求之不得的，以后你就知道了。他大眼睛往天上翻翻，对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可能有点抑郁。但他其实已经体会到了一种解脱，只不过略有些空虚、惆怅。

他笑道，你也深知情感的“形式”呢。

时间已经不允许再交谈下去，原准备听范公望谈孔斯坦、杜威，也只好作罢。至于史宏如何夜晚去看望宗进庭，似乎也不必听了，就连范公望，似乎也感到不必讲了，就任其湮没在那亦已被他们二人所各自瞧破的历史中吧，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处在同等水平和感觉上，保持着一种“形而上”的品位。他告辞回家，范公望兴奋已过，似也觉得累了，于是两下告别。他几乎是强人所难地跟范公望借了一本书，一九三八年上海复社版的《西行漫记》，他再三保证完璧归赵。

回家路上，他不无痛惜地感到，史宏在他心中已经远去，以至于面目模糊。他不想再见到这个学生了。可是史宏对于他是很重要的，他不愿意忘记史宏为他所做的一切。这令人有点伤感。

乔丽还没有回家，他捅开煤炉，准备弄晚饭。一边就无聊地在桌上丢起一枚铜钱来，丢了六次，用笔记下，得出一卦，一查《易经》，是“无妄”卦。他猛然想到“无妄之灾”这句话，心头一惊。

但《易经》却认为这一卦总的说来是“元，亨，利，贞”，吉利之卦，只是有个条件，就是如果行为不正，轻举妄动，就会有灾难，不利于有所作为。反过来说，只有守正，才能避灾，才能得到吉利的结果。这些话说得似乎“唯心”，但又有一半的真理，让人狐疑。

往下看，《易经》又深入一步说，灾难是随时会有的，不要以为总是好事在等着你，一方面你正心诚意、不轻举妄动，就会好，另一方面即使你心诚意正、并未轻举妄动，也仍然可能有麻烦，这就是“无妄之灾”。

“无妄之灾”还是存在的啊！世界并不总是有序的，并不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是那另一半的真理，是人们往往不愿承认的，而《易经》却能直面这种严酷的事实。真理就应当具有这种坦然面对的本色。

这样读来读去，到最后，《易经》其实没有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只是给你提供了许多不确定的可能，启发了你的辩证思维，让你能看到事物的正反两面，估计到好坏两种前景。

眼前运动，两边仍在较量，争取各自的前景，奔向最后的结局，依然符合几千年前古老《易经》所体现的辩证的与不确定的原理。

难怪黑格尔的思维是颠倒的，他说现实是理性的感性显现，好像存在着一成不变的天上的理性，地上的历史不过是这一理性的不断显现和证明罢了。

《易经》给出了六十四卦，以说明天上人间的规律性的东西，有包罗万象、言必有应、应答如响之妙，这岂不正是黑格尔的“理性”？又岂不正是儒家的“天命”？

当然，黑格尔要年轻得多。《易经》作为哲学的诞生，而且如此深刻、成熟、完备，要早于古希腊哲学六百多年，至于十九世纪的黑格尔更是晚辈后生了。但创造了《易经》的民族，当八国联军和日寇入侵之时，却被当作牲畜一样屠宰，这确实是对西方文明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注脚。看来，不光要有抗议，有时还需要也露出牙齿来。

无论是黑格尔的“理性”，还是儒家的“天命”，都是看到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辩证规律在自然与人间的存在，好像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而其中含有的变动不居、相反转化的原理，《易经》对此表达得生动丰富、十分明显。

文革目前流传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不平常的话，毛主席给红卫兵造反派们壮胆打气的这个思想，可以说，其渊源即在《易经》之中。

本来，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学说，其哲学之根，有一条就在人类古最老的辩证思维之中，而中国的《易经》正是人类最古老辩证思维的一个突出代表，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其自然而然的一面。

千百年来，人们在解释儒家的“天命”时，却往往去掉其中含有的革命论的核心（不能想象指导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达几千年之久的学说中一点也不包含革命论成份），把它弄成了禁锢思想的东西，每当说到“天命”，就理解成凝固不变的东西，以至于神化它、敬畏它，这是不对的，恰恰是违背《易经》的。

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还有“诛独夫不为弑君”的变革思想，就鲜明地抓住了传统“天命论”本义中所含革命性的一面，从而在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才是深得、真得《易经》之理。

所以，可以断言，做皇帝的大体不会喜欢孟子。就连比较喜欢他的文章的读书人，比如给《孟子》作注的程氏弟兄，一方面看出孟子的“英气”，一方面又把这视为“圭角”，也就是“头上长角”，所谓比颜回差些“浑厚”，比孔子差些“含蓄”。但他们也知道，这之间本来就是不可调和的，“才有英气，便有圭角”。既要英气，又要无圭角，是不可能的。终于也没有拿出办法来，只好责怪说“英气甚害事”，实际上就是主张去掉这“英气”，也就终于走向保守，泯灭人性，成为奴才。他们说，《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这就是有意磨灭孟子思想的革命光芒，这样以偏概全的注解孟子，封建统治者看了是高兴的，这就是程朱理学作为统治者帮闲的要害和秘密所在。他们违背了《易经》，虽然他们是解读《易经》的大专家。

历史上孟子式的“英气、圭角”，与孔颜式的所谓“浑厚、含蓄”，跟眼下造反与保守的对立，岂不有着相似相同？看来，这样的两面，已经深深化为中国人的性格类型。用黑格尔的语式来说，作为“理性”，它们将不断在“感性”即实践中显现出来。而眼前的显现则是：我们人数众多的国民同胞，分成了两部份，一部份继承了以孔子为标志的保守精神，一部份发扬着以孟子为标志的革命精神。

思考到此，真是打通古今，洞察幽微，心情畅快。从范公望那里带回的一肚子闷气，这才一扫而光。

晚饭时，他把刚才打得“无妄”卦之后的所学所得，比划着讲给乔丽听。她是学医的，他总是担心她听不懂这些东西，所以尽可能深入浅出。但乔丽听懂了，而且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孔子孟子原来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合称孔孟之道呢？

这问题提得好，他回答有三种情况：以读书人变成的官僚，是故意含混；以不读书人为主体的大众，是难究底细；那些虽读书，而且读得很好，却无权势的人，是进不了庙堂，没有他们说话的地方。所以，千百载而下，孟子被连接在孔子之后而成孔孟之道，并且被强调那含蓄、顺从、保守的一面，成了奴役人民的思想文化工具，而人民则越来越孤独、冷漠、痛苦，弄得旧中国的情况正如鲁迅形容的那样，成了一个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历史写满了吃人二字，就是说，人的能动精神，民族的活力，被这样地扼杀了，人成了祥林嫂那样的，只有眼珠间或一轮，还能说明她是个活物。清军扬州屠城、帝国列强瓜分、日军南京屠杀，人民一时像麻木了一样失去了抵抗能力。

其实，孔子并不一味顺从，他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不是很有原则、很有骨气吗？孔子偶尔还有骂人的时候，比如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就是说，你如果不施仁政，人心就会失去，这时候你强调秩序、你摆弄歌舞，有什么用？这不也是一种“英气”？头上也是长角的，只不过很少表现或表现得不强烈。孟子呢，直截就有点像现在的造反派了。但人们一般不会像我这样认识孔孟。日本武士道源于中国孔孟之道，但人家发扬其“英气”，以至成了狼，我们发扬其“含蓄”，对“英气”还要压制、消灭，以至成了羊。

鲁迅说，孔孟之道被靠它混饭吃的人解释成奴颜婢膝、献媚帮闲的东西，正中统治者下怀，受到赏识、推崇。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宋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以党狱替满清箝口。人民被奴化到伸着脖子挨杀，还没有被杀到的就在一旁做麻木的“看客”。鲁迅的幽默多么深刻而痛心！

你想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吗？

不写。我是“述而不作”。

对！你既然知道了，那就什么文章都不要写。

乔丽跟柳春芳在功名心上是不一样的，虽然她们都是女子。她更爱乔丽的这种淡漠之心。乔丽在出事之前原就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怂恿、要求过他。当然，人家范柳二人不但是夫妻，而且志趣相投，那也很好。

幸福跟幸福是不一样的，而不幸跟不幸大体一样。竟可以把托尔斯泰的名言这样颠倒过来，意味也似乎不减，这是很有意思的。

第八章 有惧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的那几天，他这个名叫郁平的微不足道的人，又一次经历了自己似乎能理解、而又不能理解，虽然不能理解、却又能够理解的惊涛骇浪。大约，只有远离正在发生的历史，才不至于随着历史波涛的起伏而担惊受怕，更不至于会被突然一浪打来的苦涩的海水呛得要死。那种主动投进历史波涛中去的人，是多少想要去改变历史，或是想嬉戏其间，他们是英雄，是冒险家，或是怀有一定理想，或只是胆大妄为，总之他们乐意如此，他们的感受，跟他将不会相同。

张大同派一个小伙子把第一期《红色造反报》的材料送了来。那小伙子中等以上身材，清秀、苍白，和气善良，但在神情态度上，有点低眉顺眼、不能正视，这是出身寒门、性格卑微的形迹。离开时，小伙子低了头走着，显现出一种历久的自卑和柔弱，但忽然有所努力地让自己抬起头来，姿态却不很自然，也就走远了。他能理解小伙子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况，那是内在精神世界的不自觉的反映，是一个人在让自己成长，就像小草的努力生长一样。他问出小伙子是木雕厂的雕刻工，说他刻的山水小屏风，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是很好卖的。木雕下面能找得到他的名字：汪国维。手工艺品旁边就是出口机床，我们手工业小厂也跟重工业大厂一样为国家创外汇，厂长感到很自豪。他问什么时候有广交会的？小伙子回答说，一年两届，一九五七年是第一年，出口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解放牌汽车。他说，你比王国维只多了三点水，你知道王国维吗？小伙子说，在鲁迅的书中晓得有这个人，是个大学者，他的书，我一定是读不懂的。这回答使他十分高兴，他很喜欢这小伙子并且记住了他的名字。

小汪临走时问他什么时候能好？他是巴不得赶快脱手的，他说，我马上就弄。小汪说，我天黑以前来取。他说，要不了到天黑。小汪很满意，就走了。

他不觉就把门关了起来。他对着窗户坐下，面对着那一叠稿子，仿佛要责怪自己当时怎么就终于接受了这一可怕的任务的。他想象到了一切的后果。倘若有朝一日真的跟造反派“秋后算账”起来，他这个为造反派服务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为他们办报纸的，将要遭到怎样最沉重的打击！好像有一种不成文的、不言而喻的、天经地义的道理：最恨的不是那种“大老粗”，而是这种有文化知识的人！

是的，韩非子早就指出过，“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乱法与犯禁相比，其害不知要大多少倍。韩非子当然也是知识分子，但他是为韩国以及天下的统治者着想的，所以自以为不同，何况他的身份也是韩国贵族。没想到，这位老兄后来却在秦国被他的同学李斯给害了；李斯也是堂皇地站在国家立场，说是为秦国着想的。他们其实都是鲁迅说的“帮忙”或“帮闲”，互相之间也会杀起来的。这血淋淋的悲剧已经让人咀嚼体味了两千年，其中味道还正悠长。

而他，到时怎么辩白说自己并没有编报纸，而只是做了些技术性的工作，也还是绕不过去。他确实很后悔。他刚才怎么就接受了的呢？狠下心来，不顾情面，不守信诺，不接受，一推也就推掉了。什么叫错失良机？这就是！

然而，接下去的他，仍然继续错失良机。他并没有拿起稿子，走到“工红”去退给他们，那也就一刀两断了。他为了自己不做一个食言的人，他为了自己的一种心软，他还为了一种报答，竟也就拿起稿子看了起来，有点昏头昏脑的。

他虽然只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但总得把稿子看一看，内容如何，这才能决定怎么安排版面，要不然，仅凭篇幅字数划版，一张报纸出去，岂不成了笑话？这是他这个做过省党报编辑的人干的活儿吗？而且，报纸既然经了他的手，他又怎能不看内容呢？万一有“违碍语”或可笑的错误，日后他能说没有责任吗？

他是拾了一个烫山芋在手上了，丢不掉，还要吃下去。好在乔丽到厂里上班去了，到晚上才回来，要不然，乔丽知道了会说什么？肯定要责怪他欠考虑，至少很为这事担心。他不能让乔丽知道这事，他还是尽快把这活儿干掉、送走。

八开小报，容纳有限，这第一期的主要内容，看来是宣传中央文件。谭向东读过的那份中央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放在头版头条，占据左侧，题目竖排，用大字、红字。《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并列头版头条，放在右侧，题目横排，文章较长，转到第二版。《红旗》杂志的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放在第三版的头条。“本报评论员”一篇大文章《回顾与展望》，放在第四版。多余空白处填以两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导，还有一首阶梯诗（歌颂红五星），一篇故事（写一个参加过保守组织的阶级兄弟如何“归队”的），版子也就满了。

他把《回顾与展望》仔细拜读了一遍。作者用两条路线斗争这条线索，把亭州文革以来的总体情况、大小事件，理得很清楚，其中还提到“逮捕两名无辜师生的医校事件”，是“资反路线在亭州的突出表现，已经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盯着这句与己有关的话看了好久，想把它删掉，或者想让它能表述得婉约一些，但终于是没有办法，只好把它放了过去。在文章的“展望”部份，表达了对前途的信心，对人民解放军的期盼，隐藏在这种正面表达出来的信心和期盼下面的，就是前天那次“工红”头头会上的思想和心情，只不过那些话没有说出来，而是较为含蓄、尽在不言之中。文章结束以独立一行写道：“这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大搏斗。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好像把所有的力量和千言万语都凝聚这两句中了。他估计，这文章肯定出于张大同之手。这位青年工人的思想水平、文字能力，都很强。

张大同的工作是很细的，送来的材料里，竟然还有不知哪里弄来的十多张划版纸。他也就在划版纸上最终完成了任务。这是一件不算费难的工作，让张大同做，当然也能完成，并且差不多也是划出这样的一个格局。但他们是认为他总要做得内行一些的。他赶紧把这搭材料收好，连同没有用完的划版纸，都卷在一起，用旧报纸包了封好，拿在手上，给“工红”送去。他不必等小汪来取，他不想让材料留在家中，甚至那空白的划版纸。

他拣了小路走着，也就走到工商联了，所幸并未遇到熟人，他走了进去。想不到大白天的他自然而然就走进“工红”了。走过一个长长的天井，首先到达一个能容不少人的会场，一排排的长椅，并无会议，只有少数工人或坐或站在谈他们的话，也并不注意他的到来。穿过会场，他往里走去。里面又有一个院子，长两棵很大的桂花树，有一座太湖石假山。迎面是办公楼，两层，有几十间房，很讲究的小青砖砌成的，墙上爬满青藤，绿油油的一片，已经把上面的窗户都包围了。他找到楼梯，上了楼，一眼便看到“工红宣传部”，正好见到小汪从里面出来，但有几个人跟小汪激动地嚷着，坚持着他们的什么要求。他站住了，只等把手中东西交出，就好离开。

不料，小汪却指着他，对那些人说，正好，郁老师来了！不信，你们问郁老师！稿子是早已定好了，插不进去了，而且……。

那几个人就丢开小汪，对他嚷着，你就是郁老师？我们早就晓得你！报纸是在你手上编？我们有一篇重要稿子一定要发！说着就把一篇东西塞到他手上，你给我们看看！写的全是事实！很重要！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真是没有想到。小汪挤过来，推开那些人，从他手上拿过他们的稿子，塞回给他们，说，你们不要跟郁老师闹，他不负责审稿！

小汪这句话顿时成了一种提醒，他忙说，我不负责审稿，我只负责版面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忙把手中那个纸包给了小汪，说，都弄好了，都在里面。小汪就举着那纸包对那几个脸上激动得红红的工人说，看，都编好了，马上就要送排，除了张大同，谁都无权改变，这不是硬闹的事情！

不行！让我们看看！让我们看看！为头的两个工人却提出这样的要求。别的人也就附和，一定要看编好的稿子。小汪郑重地说，你们不要动手，由我给你们看！那些人一愣，立即答应了，并且就后退了一步。小汪就把那纸包打开，一份一份给那些人看，并且说，文章位置都摆好了。主要文章都是中央精神，次要文章都是有特别含义的，一定要发在第一期，明天就要出报，事关大局，不能改变！

那些人立即就通情达理，互相看看，说，好吧，我们去写大字报！走！

小汪说，我看你们等一等，这个大字报现在不能写！

但那几个人一阵风似的走了，剩下他和小汪。小汪对他抱愧一笑，说，工人就是这样。他们的稿子根本是不能发在我们这个报纸上的，他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了！ 

啊？！他吃了一惊。

小汪说，驻亭部队还没有出来支左，但也快了，这是关键时刻，再有理由也不能写这种大字报！部队有没有偏向，现在不能说这话，我们要冷静、要争取！

小汪这话是对的，但他不想对此说什么，他含含糊糊点个头，说，稿子就交给你了，我回去弄晚饭了。小汪说，刚才我正要到你家去，谢谢你给我送来，节省了时间，我立即就到我们的印刷所去，刘济武说那里一切都准备好了。报纸要赶快出来！小汪说罢跟他握手再见，就急忙往回走，大约是到办公室里还有点事。他也就赶紧掉头下楼，离开这是非之地。

一路上，他不免把经过他手的报纸内容在头脑里又过了几遍，反复认定是没有问题的，似乎才有所放心，但终于还是觉得做了一件让自己的心悬了起来的事情，很懊悔。他不该跟江进海林集走，不该旁听了“工红”的头头部会议，不该接受了编报纸的任务，不该真的就编起了报纸。当时他也想到过这些“不该”或“不能”的，但事实上还是跟去了、旁听了、接受了、完成了，这不是“陷进去”了吗？这正是他的弱点，他拉不开情面。他真佩服那种遇事能拉得开情面的、很死板的、能决断的人。他犹犹豫豫、模模糊糊，但后果真的到来的话，那是不容分辩、毫不客气的呀。这一切，他全知道，他全想得到，可是他还是照着不该做的做了。他把自己弄进了浑浊的水中，真是“掉进黄河洗不清”。

乔丽已经回家，正在家里忙着。见到乔丽，心就往下一放，似乎他原来是不放心的。但乔丽对他的关注看来也不亚于他，问，你有什么事去的？他说没什么事。乔丽说，你有心事，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这令他心中暗惊。是的，所担心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也许不会发生，但内在的焦虑却是很大的，大约不觉都反应在脸上了。

回头再跟你说吧。他跟乔丽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打算告诉她；但小屋就这么大，门外随时都有人走过，说话有所不便。等晚饭以后跟乔丽去散步，把一些事情告诉她，包括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他的老家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但饭碗才丢下，小汪来了，自行车在门口一停，站在门口，压抑着气喘，说，郁老师，还要来请你！他忙用神情手势制止住小汪往下说，走出去，把手放在小汪肩上，走出几步，低声问，什么事？

小汪说，我来带你去校对、清样，真是麻烦你了，要开夜车。

这是没考虑到的，还要亲自到印刷所去，而报纸起码校对三遍，才能清样，都是中央文件、中央社论、政治文章，不能有一个字的错误，需要特别仔细，也确实应当是他的责任范围。从时间上看，半夜能弄好就算是快的了。这跟他当初想象的不一样，当初只以为他们会把小样送到他家来，让他逸逸当当、也不为人知地在家里完成工作，哪里想到会这样急？简直是要他完全配合“战斗”的需要了。他犹豫着，甚至不快着。

小汪感觉到了他的心情，说，开始是两个排字工，现在又找了两个去，正在抓紧排字，工作起来是很快的，张大同也去了，让我来请你。

他的心又活了，他又不忍心不讲情面了，他做不出那种死板的样子来，他只有继续走进浑水里，毕竟这似乎也不能算是掉进黄河，他确实只是在这样一件技术性的事情上帮了他们的忙，而他们也不是在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况且报纸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央精神、是没有问题的，他并不是去参加“造反”。

他答应了小汪，于是走回屋里，跟乔丽说，我还要去有一下事，可能时间很晚，要到半夜。你安心睡觉，把门关好。乔丽那一双黑眼睛望着他，好像在推测他是去有什么样的事，但终于是理解的，也是放心的，而且好像知道他去帮什么人的忙，她不反对他去尽自己的义务，至于这里面好像多少要有一点勇敢，那也是正当的和值得尊敬的。乔丽说，你去吧。

小汪在他身后，不免观察着乔丽的神情态度，大约竟起了一种敬意和感动，对乔丽鞠了一躬，说，乔医生，你放心，我一定负责把郁老师送回来！

小汪让他在后座上坐好，然后推动自行车，稳稳地做了一个前上车，骑了起来。

小汪带着他，穿过城市街道，骑向郊外，骑了好远，到了一个大工厂的围墙外面，就是重型设备厂了，似乎立即就进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业的氛围，有力地裹挟了他，使他自愧平日处在虚无不实的“精神活动”之中。这里就是接纳乔丽当厂医之处，他心里起着一种亲切和感激。下了车，小汪跟门口说了一声，就带着他往厂里骑去，而道路却也宽大好走，两边绿化很好，杂以高树矮树与花边。他们显然来到了工厂的内部深处，一大片空地，长着大树，只有两排简易平房，有两个窗户里透出了强烈的灯光，在外面的黑暗中开辟出一片光明。小汪说“到了”，就向那里骑去。

他们走进雪亮炫目的灯光里，张大同正在看一份小样，立即从坐着的地方站起来迎接他，握住他的的手，用力抖动了一下，说，郁老师，难为你了！他说“不要紧”，就问小样有了吗？张大同说，边排边校，边校边排。他看到，有四个中年的工人正在紧张地工作，稿子拿在手中，在铅字架子面前熟练地找到字，并且放进手中的小木盘里，那就是在排字了。而所谓印刷机，就是比较原始的小机，一般只用来印刷文件、报表、票据之类的。印刷是要将纸一张一张地放上去、又一张一张地拿开去。一份八开报纸要正反印两次，如果套色，次数则相应地增加，是很麻烦的，然而也只好如此。屋子里是他曾经熟悉的印刷厂的味道，那是铅字、油墨、机器、汽油、机油、用过的纱团发出的混合气味。

他对张大同说，让我来吧。张大同说，我让他们把《回顾与展望》先排出来了，再看看有无修改的地方，看过后，请你再给我看看。说着就给了他两纸，是文章的前面几段，已经用笔略有增删。他也就坐到桌前，工作起来，他主要是找错别字，当然，也得留意有无病句，包括意思上欠妥的地方。所谓“技术性”工作只是相对而言，他当然不能眼睁睁把病句放过去，而以后说不是他的责任。

就那样，他在那里审阅着一遍一遍打来的小样，实际上是把即将印出的报纸重复看了多遍，真是一种既枯燥烦心又不能马虎大意的工作。小汪和张大同有事离开了，让他一个人静静地做他的事。到最后清样时，已近十二点。那几个工人在小印刷机那里忙着，准备印刷。他走出去，外面是沉静的夜，空气清凉新鲜，天上星星都大而且亮，工厂也一片沉寂。只见前面路上来了几个人，原来是头头们来了，除了张大同，还有刘济武、刘克成，此外就是小汪和另外两个工人，就是先前要求在报纸上刊登他们的大字报的，这才清楚，他们一个叫包吉，一个叫梅有韬，是刘克成厂里的。他们的大字报上了墙，只不过没有上大街，而是在下面写了“赤峰大队”四个字，贴在厂里的大字报专栏上了，刘克成知道后赶快派人覆盖掉，并且把他们臭骂了一顿。

头头们向他问了辛苦，热诚表示感谢，就都看那清样，说，像个报纸呢！然后便用感激的敬佩的目光看着他，好像一切都是他的功劳，好像一切没有他是不行的。

刘济武说起，他着人把旁边小学里的钱文山叫来说，报纸的事，今后就不要你管了，“工红”宣传部直接管。钱文山一听，当场就急得像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用他那荷州口音说，我的文权！我的文权！那么大岁数的人了，为这事急得那个样子，真想不到！

工人们都笑了起来，他也感到那个钱文山好笑，只不过另有一种东西同时堵着心，因为钱文山是个“知识分子”，是他的同类，他没有像他们笑得那样快乐。

他提醒张大同在清样上签了字，这才觉得他的工作是最后地完成了。小印刷机格锒锒地响了起来，像奏出了锐耳的音乐一样。试印了一份，效果不错。大家看着，很满意，说明天一早就散发出去！

他这是跟工人们在一起“战斗”了，这让他的心暗自沉浸在一种特别的感动之中，虽然他的岁数比这些工人要大十岁以上，他们之中最大的也不超过二十五岁。

印刷工人在进一步检查机器，准备纸张，将进入大量印刷。张大同看了手表，说时间不早了，还有好远的路，国维，还是你送郁老师回去吧！刘济武说，走，一起到食堂里下面条吃，吃过再走！他说，肚子不饿，也不习惯夜里吃东西。刘克成说，那还是早点送郁老师回去休息，路上小心。

大家送他到印刷所门口，一一跟他握手致谢，小汪就用自行车带着他离开了。

他多时不见深夜中寂静的几乎荒凉的亭州小城了，而以前“遣返原籍”期间，因为申诉，却在夜间独行其中好几回的，留下很深的印象，总的也就是寂静与荒凉，灯光很暗或绝无路灯，百姓的房屋显得那么古老，有的极其破败，拥挤一起，也都好像睡着了。但等白天来到，人们从睡眠的房屋里走出来，人间的喧闹也就在晨烟中重新开始，一切都苏醒而生动了，今天与昨天连接起来，明天在今天的把握之中，于是就有无数执着的事情发生，而不考虑它终将流为逝波，消失在时光之中。想到人间如此“荒谬”，他的心不觉顿时淡漠到底，甘心着坠进虚无的深渊。跟着去为那份报纸忙了这半夜，可算是无意义中的无意义。

但正努力蹬着自行车的小汪，大约是决不这样看的。小汪忠于自己职责，要把他尽快而又安全地送到他的家中。他在心上倒觉得对不起这个小青年了。随着小汪轻轻一声“到了”，自行车停下，他站在了自家门前，他的思想回到现实之中，跟小汪握手致谢，叮嘱回头路上小心慢骑。小汪立即匆忙地走了，当然是回到印刷所去，这一夜是不会好好休息的。但小汪毫无倦色，勇往直前，正是一种“战斗”的激情，把青春燃烧着，像火光，复又照亮了他的心，让他不免自愧起来。

他轻敲他的家门。这薄木板的家门，作为一种防守，是多么无力，假如真有不法之徒想要破门而入，那是很容易的。环顾四周，家家莫不如此，有的门就是破木板钉起来、补起来的，而不觉得寒酸。人们白天都开着大门过日子，晚上都安然深睡。

门与屋相配，屋与财富相配。在街巷之中，从前富人家的高房大屋比之四周低矮的平房高出一头，日见显出文物的价值来。百姓们是没有多少个人财富的，每月从工作单位上领到工资就是他们的财富，国家几乎不让他们有什么负担就培养他们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就是他们的财富，有了病单位总之要给解决医药费就是他们的财富，单位逐步给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分配到所需要的住房就是他们的财富，每个人都觉得国家是自己的依靠和希望就是他们的财富。所有人每天的工作都是为国家的现在和未来出力，所有人、特别是青年人随时都准备听从国家召唤，马克思揭示的劳动力的使用为私人资本增殖的那种剥削压迫他们的制度不存在了，全国人民都把国家看作自己的而不觉得自己没有财富或者特别应当拥有个人财富。

千百年来个人发财的思想和渠道，正在这个国家社会里淡漠、消失。对于一般人们来说，经营之道的知识和能力也离他们越来越远，只有那些领导着和具体做着经济工作的干部、管理人员，还与此有着密切关系，担负着计划工作和市场工作，那是社会分工给予他们的职责所在，那里的利益或便利可能近水楼台，但过份了也会引起社会的不满、产生调节的必要。

人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一个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里，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就要成立新的家庭，个人不是不需要财富，只是应当“摆正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还有树立“共同富裕”的思想。在社会上，如果一个人流露出个人发财的意识，大家就觉得这是很可鄙的，如果去做了，就会受到一定打击而不会有人同情。社会就这样趋向平等并且反映到人们的精神风貌上。这是社会的主流，也是它继续巩固和加深的方向，并且阻止与此相反的方向。这一切人们平时已经很少想到，就像鱼儿在水中却没有想到水一样。

毛主席共产党建起来的这个国家社会，就这样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完全不同，可以说与旧世界划清了界限。由于“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有范公望所说的“乌托邦”的味道的，但已经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秩序，自然、朴素、现实，没有矫揉造作之处，凝聚了人心，符合人口众多的国情，也符合“不患贫，而患不均”这一古老的社会安全思想。

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按照这种现实来要求自己、要求一切，所以他们理解和拥护“反修防修”，并且敢于“造走资派的反”，因为“走资派”会搞“特权”，这就侵犯了全体的利益；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回到旧社会，是少数冒险家的乐园，所以人民不能答应。这就是人民如此积极参加文革的最内在的原因、历史深处的“秘密”。

毛主席一再警告的那个“很容易”的，像“缚住苍龙”一样被压住、抬不起头了。但文革这一场搏斗仍在进行，范公望手握一卷《形式论纲》冷眼旁观，有时还出来进行某些活动；他则刚刚为《红色造反报》出了力。

他心中一阵激动，感到自己从十七岁投奔新四军盐阜师范至今，是一致的、没有改变的，没有走到相反的一方面去。这对不对呢？这还用怀疑吗？当然是对的。

正是春二月最好的气候，不冷不暖，似有若无地飘逸着香气，有时猫儿会冷不防地在某个屋顶上叫了起来，因追赶而把屋瓦踩得一片响，却使得夜更深、而睡更香了。

乔丽睡意朦胧给他开了门，又躺到床上，侧卧朝里，很香地又睡着了。春天是最睏人的。他把自己放倒在床上，立即忘掉一切，沉入睡眠。

早上他醒来时，乔丽已经上班去了，给他买好了豆浆和两个烧饼。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之感，一边做着早晨的事，一边在心里捉摸着。把豆浆用酒精灯烧沸过了（做医生的家里就有酒精灯，当然是不费分文取自单位，此类现象，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管理方面的“弊端”），吃着烧饼，依然慢慢考究这异样之感，于是豁然明白：那是因为他跟乔丽晚上无言自睡，早上不辞而别。就这么一点点生活中的异常，也会引起心理上的反应。到将来岁数很大了，怎么行呢？人是可以变得这样脆弱的么？一九五九年他出事以来，还有乔丽出事以来，他们那样艰难的日子，不也就各人独自地过来了吗？哪有这么娇贵？而他跟获释（大约可称为“假释”）的乔丽重新生活在一起才一个月还不到，心理上怎么一下子产生了这样由强到弱的变化的呢？然而这是自然地发生的，对于重新聚首的生活很珍惜。

他不想出门。至于学校，去了也是白去，假如有事，会有人来通知他的。所以，他也就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好像“遗世独立”了。他想到了那份小报，似乎害怕看到它在人们手上的出现，而这时它一定已经在“工红”门口散发给群众了。

“这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大搏斗。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

想到张大同文章最后的这两句话，他心中颤抖了一下。其所含之意确实很多，它将像重锤似的打在读到它的群众心上，让他们产生某种强烈共鸣，以至昂起他们的头颅。这句话是从他手上发表出去的。假如这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年代，反复过来的贵族势力，是不会放过他的，会让他上断头台！那么他将如何？他是感到骄傲自豪，还是感到不值得？但他的头颅是要在断头台上掉下来的，他的血将加入那历史的殷红的颜色中去！

他的眼睛潮湿起来，一种历史的深沉的东西刺激着他的心。

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

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

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开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

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暴力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即战败者的颜色，血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

秩序党获胜了，它已经全权在握了，——现在，不免要显示出它的本质了。

梯也尔说他，“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抵偿自己的罪责”。

他乱乱地翻看着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好像要从经典中为现实找到某种现成答案或预见似的，不断地为这些饱含情感、深刻犀利的词句所激动着，紧张着。这些词句当然不能简单用来看待眼前现实，文革作为自己发动的内部的政治运动，跟历史上的法国革命不好简单对照，但他还是感到隐含有一种“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范公望把“形式”二字打进了他的脑袋。

法国人可真会闹革命，一七八九年，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跟封建王朝闹；一八四八年又闹，一八七一年又闹，这两次算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闹。

“于是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马克思写下的这句激情澎湃的话，实际上说出了革命的结局，那就是失败。“万岁”的意思，大约有两层，一是革命总是推翻了旧的统治，推出了一些新的精神，社会再也不能回到旧的情况上去了；二是只要有革命的任务存在，革命必然会再度发生。

把革命看成一闹就胜利，确实是太天真了，但“革命”，又总是以它指向未来的胜利鼓舞士气。文革这一特殊的“革命”，在本质上、在现象上，也是这样，工人头头们也意识到了，不能想象只通过一次文革，那些所要实现的“反修防修”任务就解决了，只能说是通过这一次巨大“演习”，在实践的意义上第一次提出了这个历史任务。当然，这个“演习”看来是触动了社会深处的某些真正的东西，所以让人体会到了严重的意味，比军事演习闻到的硝烟味道更为真实。但毕竟又是“演习”，这些闹革命的人们，即“革命造反派”，即使今后命运多么不好，也总不至于像巴黎公社的社员们那样，被集体枪决在拉雪兹神甫墓地。毛主席会来保护他们的，毛主席总是不让资反路线来打击他们。当他们唱着或者听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时，每每含着热泪，这也就是其中的原因吧？

他就这样乱翻着书，乱想着，在屋子里把自己关了一天。本来为的是“与世隔绝”，却这样在词句上和思想上跟现实发生了最紧密最紧张的联系。

二

下午，看书累了，他带了零钱，出去走走，一面是散散步，把身体和脑子松动松动，一面是买点什么，准备跟乔丽二人的晚饭。他在街上走了一圈，没有看到新的动向，也没有看到人们的异常。亭州人以他们惯常的不慌不忙的步子走着自己的路。街上多数时间是没有汽车的，自行车也不多。如果不是闹文革，亭州是最安静、最清洁的。但从前的那情况好像被人们暂时忘记了，人们接受了搞运动的秩序，也好像抱着理解的态度忍受着。不就是墙上贴大字报大标语吗？不就是动不动簇起一堆人来辩论吗？还有大游行，还有闹静坐之类的。老百姓站在路边上看就是了，日子是照过的，你自己不去参加，那也就什么事都挨不到你。等到运动一结束，学生工人再不上街游行、闹事、贴大字报，街上的面貌和安宁的日子就会恢复过来。

他庆幸没有遇到什么熟人，特别是造反的学生、工人，因为他似乎不想知道他们的任何事情了，也不想跟他们再有任何的关系；他因为没有看到一个人手里有那份小报而感到些放心，好像那是不存在的。灵魂往内心深处收缩和躲藏着，就像一条虫子要躲进自己的壳中去一样。他知道这是可笑的、怯懦的、没有用的，但他阻止不住内心的这种很不高明的蠕动。总之他很想躲和逃，但他又无法躲和逃。这街上，有谁能从他安闲的外表，看穿他的惶惑不安的内心世界的呢？他倒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人来给他以深刻无情的解剖，有一个拯救他的法子。也许，范公望有这个尖刻的能力，但他没有在范公望面前暴露过什么，他倒是大谈过自己坚定的信仰，但不等于说有了那信仰就没有这些思想问题，这些是从他的具体处境而来的，至今他仍然是尴尬的不清不白的，他随时会被人看得很可疑，而且一切的自辩都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就连范公望，也怀疑于他的真实。只有组织上还他以清白的那一天，他的灵魂才能得到安宁，他的头才能自然而然地抬得起来，而不必戴着假面似的故作镇静，不必害怕掉下什么泥坑似的提心吊胆。

他暗怀着一种希望，一种人之常情，也就是盼着运动的早日结束和正常秩序的恢复。“工红”式的悲观情绪虽然不是凭空想象，但运动的结束不会以那种情绪为转移，而只能注意到、照顾到那种情绪的存在，以便把工作做好（折中主义）。另一方面，运动的结束也决不至于需要基佐、梯也尔用铁血来涂污历史。在法国一七八九、一八四八、一八七一年，是明摆着的阶级斗争，而文革，虽也说是阶级斗争，毕竟规定了方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且有着毛主席党中央以此为原则的领导，铁血的收场是不可能的。如果哪里出现铁血事件，那一定是局部的、不正常的、反文革的，会被中央发现和纠正。

亭州人晚上常吃的小菜如熏烧之类，饮服公司的小店早早地就开门售卖了，他买了一些。那卖熏烧的青年似乎认得他，说“是你呀”，顺手就给他剁了一块好的，而且份量上很足。他心想，这青年必定是参加了“工红”的。他无法拒绝，而接受了这小小的好处。另外又到做小生意的人家里，买了一包油炸蚕豆瓣，到酱园店里买了几块香干。这些都用干净的纸包了，放在包里。往回家的路上走，心情散漫而轻松起来。

到十字街口时，前面被站着的人们堵住了，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走近一看，一支解放军队伍正在通过大街，他们一身新军装，红五星，红领章，没有带武器，步伐齐整，动作一致，手举《毛主席语录》小红本，一边行进，一边有节奏地向两边群众挥动着，而且雄浑地唱起《毛主席语录歌》来：“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群众自发地鼓起掌来。他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

他想起了一九四九年在丹阳见到的解放大军入城仪式。傍晚夕阳在战士的刺刀上燃烧，战士的脸庞都如紫铜的雕塑，武装齐整的队伍如同钢铁洪流，肩上的枪支如同移动的森林。那时他欢欣而又羞愧。他没有成为这铁与火的大军里的一兵，但他本来是可能成为那随军而来的工作队里的一员的，他看到了队伍里那些随军的知识分子，不胜羡慕。历史曾给了他时间和机会，可是他因病失去了，他虽不愿落伍但成了一个落伍者。正是在丹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他获得了帮助、指引和新生。

军管了！军管了！人们这样说着。收了！收了！他的心里这样下着判断。

他似乎很想找个无人的地方痛快地哭一哭，为了历史，为了现实，为了现实中又出现历史，为了历史又在现实中出现，而他似乎总是做着一个旁观者，一个在其中沉沉浮浮、立足不住的人。他抓不住任何东西，某种不幸却可能抓住他；他侥幸苟延而不至于毁灭，然而他尝尽了痛苦的滋味。别人的命运虽也不见得都那样好，但他的命运为什么就这样差的呢？他像被一根绳索牢牢地綑住了，却又不至于綑死。这是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他只明白了自己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个，但他好像还看重自己，好像总是处在一种等待的状态之中，这支撑着他，有点可笑，但自己不觉得可笑。大约也不是因了什么信念，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本能罢了。何必高看自己？狗皮羊皮虎皮都一样是皮，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道理如此，但他的心仍被什么堵着，他终于走到小巷深处一处前后无人的墙角，朝着墙让自己把眼泪流了出来。

旧市委门口掛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两个战士手持《毛主席语录》小红本在门口站岗。他有意从那里经过，并且凝望了一眼，心头热热的。

乔丽下班回家了，洗了手和脸，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军管了！他说，是的，我亲眼看到解放军从街上经过，亲眼看到市委门口掛上了军管会的牌子。乔丽说，这下子好了，运动要收了。他说，是的，要收了，革命退潮了，要恢复正常秩序了。有许多事情，需要社会相对安宁，才有解决的可能。

吃着晚饭，享用着亭州的小吃，门窗都关着，电灯亮着，美丽的妻子坐在对面，听他发表宏论，斗室虽小，却觉得并不缺少什么了。

乔丽只吃了一点，就放下了筷子。他诧异地望着乔丽。乔丽坐到他身边来，抱着他，说，我可能有了。他放下筷子，抱住了乔丽，二人久久地无言地互相抱着。乔丽啜泣了一声。他抚爱着她。好像千言万语都在手对背的抚爱中传达着，而乔丽也就得到了必要的安慰，领会了他对她的内疚和感谢，共同明白这正在形成中的小生命对于他们的重要。他觉得了小屋的狭小、简陋和压抑。他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夜晚的亭州照常是宁静的，偶尔的自行车铃声在远处的响起，都显得突兀，耳朵不由得关注着它的渐渐消失，心也就安然返回到四周的宁静之中，继续享有着它。即使是主要的大街，到九点之后，也就行人稀少了，更不用说周围的街巷，那是早就安宁了下来的。东西方向的国道线在城的北郊，南北方向的国道线在城的东郊，它们没有打扰小城的安宁，于是小城的工厂区也就划定在西部、北部和东部，城里人也听不到工厂的声音。至于交通河道，处于西郊和北郊，轮船发出的声音大体也传不进城里来。亭州人耳朵里听到的最大的声音，莫过于东北城郊纱厂早晨的汽笛声，像一条老牛，突然吼起，尽量悠长不止，响彻全城，但亭州人把这当作美妙的晨曲，知道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他和乔丽在宁静无人的东门大街上走着。这是一条老街，如果一辆卡车通过，那就很妨碍行人了，并且震动两边人家的房屋。路面是早已破碎零乱的石板路，隔一段路就会有一口水井，在街边凹进去的地方，占了两间屋的地盘，两边的房子让着它，尊重它作为至今使用的公共水源的存在，这情况说明着这条路的古老。据说明代以前是亭州最繁华的大街，两边都是大宅红楼，后面是私家园林。明将徐达、常遇春一把火将这条著名大街烧得精光，只有石板路没有烧掉，至今两边就是后来搭砌的低矮的平房了，再没有兴旺起来。《水浒》上写的梁中书居住的“东门大街”，就是对元代这条大街的写照和纪念，因为施耐庵很熟悉这条大街。施耐庵白驹人，与朱元璋的对头张士诚同乡，白驹乃亭州东海之地，以盐业著称，为亭州所辖，亭州是东都名城。

乔丽轻轻依偎着他，他们慢慢地走着。他把亭州人这一很认真的说法讲给乔丽听。他说，你感到没有，你听我说了这些之后，现在，四周的一切和脚下的路，就不是跟我们隔膜无关的了，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有它们的历史和生命，有它们的呼吸和存在，行走其间的我们好像得到着一种深沉无言的爱怜和关心。这就是人间，人间是需要历史的。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物的历史，虽然物是它的基础。历史，哪怕是传说，都是生命的源泉。这无形之中的源泉，谁能肯定它不会传达给正在你怀中的小生命呢？包括正在天上照耀我们的星辰，都不会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所谓生辰八字的道理，就在这里，不过那很神秘，几乎是不可知的。但我们总之是处在天地之间，而且“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生命和思想跟宇宙怎会没有交流？我们很少去思考这一点，也很少抬头遥望，但这对我们其实很重要。

乔丽叹息了一声。于是他滔滔不绝讲了下去。乔丽素来是他最好的听众，命中注定更多地要用耳朵了解和接受他这个人，自从归来团聚，好像更自觉地把自己摆到了这个位置上。他们的幸福，现在很大一部份表现为他的讲和她的听。而他，作为一个“述而不作”的人，总是有说不尽的话题。现在，他讲到他由门到屋到财富与社会的感想，把他最近以来的所学所思都讲了，也就讲到了对文革的理解，对形势的分析，讲到马克思写法国革命的文章，最后讲到他对自己的分析，形容自己一半是革命者、一半是庸人。

乔丽笑了起来，说，你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一半想要做什么，一半又有所顾虑。他高兴地说，你进行了抽象，上升到形式了，这就能概括说明正反两方面的情况。一半想要做什么，一半又有所顾虑，说得太好了！把静止的变成了活动的，把判断变成了描述，把完成态变成了未完成态，太好了！乔丽说，我随便一句，你发挥出这么多，做教师就练了嘴皮子。他说，那也不一定，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的教师，何止一个，叫你为他着急。

他们在最宜人季节的最宜人的夜晚，又轻松又愉悦、东拉西扯地说笑着，走到了市委前面的那条“府前街”。军管会大门敞开着，门口依然是两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而旁边的看守所的门是关着的。他说，宗进庭和一些干部还关在看守所里呢，也许很快会把他放出来的。乔丽拽紧了他的膀子，把他往路边拽，意欲快些离开，她本能似的害怕这地方了。他们就折向往南的一条路。于是发现了墙上的三份布告，都是大铅字印刷。一份是《中央军委命令》，上有毛主席批语：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他看了一下，是一月二十八日发出的，已经两个月了，部队现在将它公布了出来。内容一共八条，那头一条的头一句话就让他困惑：“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那么，所谓“真正的”，标准是什么呢？没有说。就亭州而言，军管会是认刘克成他们为革命派呢，还是认陈安国他们为革命派？还是认双方都是革命派？这不能不是一个疑问。

而头一条的后面两句话，则令他胆寒：“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这一类的话，文革以来一般是保守派用来威吓造反派的，而造反派却从来不用此类语言针对保守派，像他这样的人，一般现成地是这种语言所指的对象。

其余七条基本都是针对军内单位的，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但显然也适合于地方，比如：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八条命令里，那第一条与地方的关系最直接。现在把这份军委命令公布出来，当然意味着这是实行军管的依据，文件开头就明确说了：“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这份命令，总的精神是对运动有所规范和管束，是对文革中的群众行为有所纠正。那么把这精神用到地方来，将如何执行呢？

然而，其第八条却又是耐人寻味的，说：“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无论你怎样理解，总之是有一种管束的要求，以至一种肃杀之气，从这份命令上扑面而来。

另外两份布告，一个是军管会一号《布告》，主要是说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和上级指示，驻亭部队司令部决定，自某日起对亭州军事管制，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一个是军管会二号《布告》，是宣布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邮电局、广播电台、交通局、人民银行、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纱厂、布厂、重型设备厂、电子仪器厂、粮库等单位实施军管。

面对三份布告，除了一般会有的紧张之外，更有一种特殊的紧张，像一股寒雾笼罩了他们，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是背着“历史问题”的，而她是“监外服刑”的，他俩都不能算是普通正常的百姓，跟“反革命”之类的距离很近，用亭州话说，特别应当“缩缩魂”。而重型设备厂是军管单位，对乔丽不会有什么妨碍吗？还能像现在这样平安无事吗？这也不能不担心。

他们无言地走了一段路，脚步不由得是加快了的，好像要逃离身后的某种危险。他们无心再在外面走了，回到了屋里，关门上闩，坐下休息。乔丽依偎着他，好像怕被重新抓去劳改。过了一会，他们才从某种阴影和压抑下挣脱出来，能够活动了，乔丽站起来，调了两杯温开水，两人喝了。他笑道，我们好像有点紧张。他觉得自己笑得有点惨。他认为还是应当放松些的，所以他要努力地笑一下。乔丽坐到他身边，说，是有点紧张，不知为什么。他说，我们是身上有问题的人，要“缩缩魂”。他又笑了一下。乔丽也笑了一下。

某种比较严重的可能性，越来越明白地来到了他的心间，也许是要做些准备的。回顾下午看到部队时的那种激动、欣慰的心情，真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了。就连乔丽，本来不也对实行军管很兴奋和赞成的么？怎么一下子又害怕了起来？到底哪样是对的呢？怪都怪自己的情况有点复杂。毛主席语录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他和乔丽应当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但他们现在的情况，确实又有可能会被看作在这个范围之外，或者是在“边缘”上。他笑了起来。

乔丽问，你又笑什么？他说，你看我们是属于人民呢，还是属于人民的敌人？乔丽说，属于人民，我们一直属于人民，我们本来就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发生了特殊情况，就一半把我们当人民内部，一半把我们当人民外部，这就是我们的处境，确实有点好发笑。

他朝乔丽竖大拇指，夸赞她有幽默感。他分析说，当别人这样看待我们时，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他们甚至还会认为对我们是很宽大、很客气的呢。好在我们自己心中是有数的，所以我们不失去信心，但我们是站在有点危险的“边缘”上，要忍受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要耐心等待对我们有正确说法的一天。

乔丽看着他，他深入地说，一方面运动能促进一些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运动也是最乱的，我们不能只接受好的一面，不接受不好的一面。没有运动，我的问题就不会有现在的突破性进展，但运动却已经让我坐了两回牢；虽然让我坐了两回牢，我却不但不想怪这个运动，还对这个运动有好感，因为这个运动的本义不但不是要拿我坐牢，并且是反对这样做的。拿你来说也是这样，没有运动，可能就没有削减监狱的事情，这也是突破性的，你也应当感谢这个运动；但你回来之后，处在文革当中，可以说随时都可能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无理的渺视和欺侮，因为这时候的人都很“革命”，眼光很严格，使你在某些方面比在农场还难受。是不是这样？

乔丽点头，能理解他说的这些话。但又担心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还会说出什么来。

他觉得是时候了，他应当把他从前的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诉她，也需要把运动中的复杂情况告诉她，以防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好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他说，以前一直想告诉你，但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你，就是关于我的历史上的事情，还有我的哥哥的事情。我的历史上的所谓告密，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你已经晓得了；还有一件事你不晓得，就是宗进庭为什么要把我往死里整？他弄得我家破人亡还不够，又借着这次运动的机会，打着这个运动的旗号，两次把我投进看守所，那是政权的组织的行为，如果翻不过来，是要算数的。宗进庭跟我这样有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前我不敢告诉你，没有把这个谜底说出来，是不想让你晓得那种可怕的事情：一九四六年，我拿枪打过他！那颗子弹是很有可能就把他打死的。

乔丽惊得站了起来，瞪着他。他拉乔丽坐下来，把他被卷进除奸队的情况具体地告诉了她，说来还有点惊心动魄。

他怎么知道除奸队里有你的呢？惊魂稍定的乔丽问他。

也许他以后从什么途径听说了。仅凭这一条，他就要把我恨个洞！何况他另外还有个心病。所以，他几乎是本能地不能见到我这个人。如果见到了，而且无可回避，他就会巴不得我这个人从他眼前消失，他会抓住机会来实现。他果然有了机会，一九五九年把我查了下来，接着利用你出事，把你送得远远的，可算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在我的努力和人们的同情下，我回到亭州苟延残喘；但运动来了，又成了他的机会，他立即就又下手，毫不留情，毫不犹豫，而且是在最新的最正当的理由之下！

乔丽深叹一口气，问，那么，你说他还有另外的心病是什么？

这就是要告诉你，而一直不想告诉你的另外一件事：我的哥哥，那样年青、有才华、有前途的哥哥，是这之前，宗进庭作为一乡的领导人，领着“除奸队”从我家抓走、在野外打死的，而且至今不明不白，永远不明不白了！

啊！乔丽扑倒在他的身上，簌簌发抖。

他就把他哥哥郁富当时的进步情况说了。宗进庭会认为我拿枪打他是趁机要为哥哥报仇，我是他的仇人，他也是我的仇人，他这么看，所以他屡屡要对我下毒手。

乔丽真是听呆了，默默地坐着，回味着他说的这一切，流起了眼泪，说，我以前再怎么会想，也想不到你的身上会有这些可怕的事情。他说，是的，我也想过，我既然是从那样复杂的情况里出来的，就不该选择你做我的妻子，因为你是纯洁的，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些，这些污泥浊水不应当溅到你的身上，而且不仅如此，还让你也成了牺牲品！你的不幸，归根到底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因为我！乔丽，我早就想过多次，我真的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是很深很深的！可以说，我欺骗了你，毁了你的一生！

乔丽俯伏到他的身上，说，不能这样看。虽然来龙去脉确实就是这样，虽然你在向我走来时你身上带着这些情况，但是一切也不能要你负责啊！你完全是没有责任的！怎么谈得上是你欺骗了我呢？你说的那些，早已丢在旧社会了，是战争年代的复杂情况，还用那些来套着你，把你拉回，固定在已经过去了的时间里，是没有道理的，是残忍的。在体校时，当你站在我面前，你也是青年的、纯洁的！你的纯洁不比我差，你的纯洁而且是在旧社会和战争环境中锻炼过的。在我们互相认识时，你很受人尊敬，所以我才接受了你，所以我们才能结合起来，而社会也是承认的，人们为我们高兴，羡慕我们，没有人说过我们结婚是不行的，没有人说过你不配我，或者我不配你，可是后来，一切都改变了，被强行地改变了，弄到今天这样的心情，真是越活越糊涂了，还有多少美好、光明是属于我们的？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简直是无理，我的天哪！

乔丽抱着他大哭，他也泪流满面。

过了好一会，他们的心情恢复了一些。他就这样让乔丽完全知道了他的情况，乔丽也理解了他为什么以前没有说，到现在才说。于是，好像紧迫地，关于眼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已经想到，而乔丽却不知道的，他觉得要让乔丽有一点思想准备，他不能再让她因为他的可能的出事而又一回处在突然的打击之下。

他说，你身上的事情，虽然没有结束，但实际上结束了，也许要再等十年，才会宣布你完全回到了人民内部，发给你选民证，也许不需要十年，只要一到二年，你的问题就提前解决、彻底解决了，给你改判为无罪、撤销刑事处分，这是最好的情况，差一点的，就是免于刑事处分或减刑。只要你自己不要当回事，你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了，你正常地只是一名医生，你完全可以把自己当作以前的自己，不必介意。但我们当然要往最好的方向努力。

乔丽说，我已经无所谓了。那么你呢？你的事情还会有什么麻烦吗？

他说，我的事情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麻烦了，我只等着这个运动过去，社会恢复正常，组织恢复工作，来认真调查我的所谓历史问题，我心安理得坐在家里等结果出来，还我的清白，给我恢复一切的待遇。但眼前运动还在进行，可能还会找我的麻烦，如果有这方面的事情，哪怕我又被抓起来，你也不要担心，运动中这样的事情，叫住“反复”，今天“反复”过去，明天又会“反复”过来。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老经验了，只要自己没有问题，就不必害怕。不过，在一个旁观的群众眼中看来，还是很可怕的，一个人被抓进看守所，还不可怕吗？是最可怕的事情。

你凭什么说你还会被抓进看守所呢？你已经有消息、有预感了吗？

没有消息，有预感。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政权总要求社会稳定，军管就是来维护社会稳定的，造反是不稳定，所以对造反派的看法就会比较复杂，对保守派的看法会比较好。另外，部队干部家属随军在地方机关事业单位里工作，她们一般不可能是造反派观点，她们会对造反派反感。那么在军管会眼中，我就仍然可能被看成一个有问题的人；我跟造反派方面不是一点瓜葛没有，是他们“造反”，把我从看守所里放出来的，我也写过“造反”的传单，点名控诉了宗进庭，而他是市委常委、代市长；现在，对你的工作安排也是依靠了造反派；昨天我出去半夜是做什么的？是为造反派办报纸去的，虽然我只负责划版、校对这些技术性工作，但如果说起来，我就是为造反派办报纸。

唉！乔丽叹了一口气。

没有世外桃源啊，洁身自好也很难做到，这方面我已经尽了努力，但好像还是越陷越深。也许我只能躲到乡下去，但乡下也不太平，中央规定不许地富家庭子女回乡，总的还是一种好意。你呢，你只能呆在亭州，不能擅离亭州。真是在劫在数在难逃，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处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矛盾运动之中。我们只好小心地过着、躲着。但实在躲不过去也没有办法，那就硬着头皮挨着。他朝乔丽苦笑了一下。

我们的孩子，他能感到吗？乔丽轻抚着她的肚子问。

他？他的母体正在经历的一个梦，他能感到吗？这不可能！但也许你应当多传达一些欢乐给他，你精神放松、情绪愉快，对他可能有利一些，如果你处在惊恐、担忧、悲伤之中，大约对他是不好的吧？倒是要注意的呢。

那我们就不谈历史，也不谈现实了，蒙起头来过日子吧！乔丽坚决似的站起来，去拿吊桶，准备上井打水。

我跟你一起去！他拿起了提水的小水桶。

第二天，不用人通知，他自己就到学校去了，而教师们不约而同都是这样的，好像都明白要恢复正常秩序了。学生好像也都回到班级上，而且两派相安无事。他也就看到了刘镇琛。他正想招呼刘镇琛，那孩子却分明是回避了他，顿时使他明白了他们最好不要公然地聚在一起说话，以避某种嫌疑。在学校里到处走走消磨时间，他也就趁早人不见，溜之乎也，回家看书。就这样，过了两天，学校里出现了一份“医校军管小组”的《通知》，说是下午召开全体师生大会。

主席台上就座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一位中年的英武的军人，一位就是王校长，这是意味深长的。被“打倒”的王校长，忽然又成了台子上主持大会的人，成了全场师生目光的集中点。只见王校长不卑不亢，先是站起来，手捧《毛主席语录》本，朗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放下《语录》本，说，请全体起立，奏国歌……请坐下……请大家欢迎医校军管小组负责人张科长讲话！他自己这才坐下去。

张科长站起来，向全场敬了一个很标准的军礼，全场报以一阵鼓掌。张科长坐下来，一口纯正的四川话，自我介绍是驻亭州部队政治部科长，说，人民解放军奉中央军委命令，介入地方工作，是来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的，要胜利完成支左、军管的工作，就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医校，就是要依靠全体革命师生。对于学校里的两派革命组织，我们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希望两派能响应党中央号召，实行革命大联合。两派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学习上海鲁迅兵团的经验，用整风和开门整风的方法，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破私立公，提高认识，达到团结。昨天，亭州市军管会主任、驻亭部队政治委员宋云同志，向全市作了号召整风的报告，我们学校的师生代表也到场听取了这个报告，我们要坚决贯彻、全面落实！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社会要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明天下午，市军管会在体育场召开“全市抓革命、促生产，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誓师大会”，会后还要大游行。全体师生下午一点准时到校，学生按班，教师按组，在操场集中出发，只打国旗、校旗、红旗，一律不打各群众组织的旗帜，人员不得无故缺席！经过军管会研究批准，王淮兴同志从今日起，协助军管小组，临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将来，我们要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一切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都应当积极配合，为这个光明的目标而共同努力！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上述教导，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工作。我们在此严正警告一小撮心怀鬼胎的阶级敌人，要立即停止你们的一切破坏活动，随时准备接受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让我们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精神，进一步把我校文化大革命搞好，取得最后胜利！

那天散会之后，他回到他所呆的隶属教导处的那间屋子里，是以前专门刻写、印制试卷的地方，已经空空如也，油印机和刻写器具、纸张之类，早已被学生弄去了，一切要重新添置才行，但他当然不急，到时自会有人来解决。他就很无聊地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竟然以阅读《毛泽东选集》来消磨时间，等待下班。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找他，他也不去找任何一个人。他独自品味着张科长的讲话，那最后所说的“严正警告”，在医校，他就最有可能是所指的对象，别的有历史问题并且在运动初期受到“上挂下联”和“横扫”的教职员工也有，但都没有他突出，他在运动中已经是“名人”了。而且，他现在正是“心怀鬼胎”的人，这说得很准确、很厉害。张科长的讲话把“收”的意图和步骤说得很明确了，总的也是无可非议、应该接受的一种形势，每一个人都感到了这种空气，都有收敛之心。全场安静，并无任何反对和不满的表现。他告诫自己，从现在起，要十分谨慎，决不多说一句话，决不多走一步路，按时到校，按时回家，别处不去，尽量回避。至于是不是要拿他作为“阶级敌人”对待，那不是他所能反抗得了的，他听天由命。

第二天下午，他也排在队伍里到体育场参加了万人大会。只见秩序井然，全市各单位按系统站在指定位置，也果然只见国旗、单位旗、红旗，没有群众组织的旗帜。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和别的一些革命歌曲，在空中回荡。一种整肃的空气笼罩全场，好像一种新的局面就要开始了；人们抱着这种期望而顾全大局，而把属于自己这一派的立场、观点暂时放到了一旁。这是很不容易的。

大会以后，依次出发，到大街游行，领呼口号的人此起彼伏前后相应，整个队伍口号声不绝于耳，响彻天地。他走在医校的队伍中，也就从一种特别的情境中感受到作为人民一分子的安全、安逸、安心，而如果作为排斥于人民之外的阶级敌人，那感到的就只有孤立和可悲了。他当然愿者留在这个队伍里，哪怕并不心安理得属于主要的人民，而只是厚着脸作为勉强能够容纳的人混在这个队伍里，也是好的。

大游行散了，他心中有所宽慰地走回家。虽然耳中依然回响着张科长的“警告”，但那大约可以看作广泛之言，是必然要那样说到的，而不必自作多情把它跟自己联系起来，何必这样一点自信也没有了呢？

他这才体会到，虽然他好像连第三次进看守所都有了思想准备，但一切仍然是可怕的，也是深不可测的，最好不要发生那样的事情。

下卷

第九章  砸烂

一

晚上九点多，他和乔丽在灯下做各自的事情。她在专心地从借来的一些医学杂志上摘抄资料，做卡片，她得多多益善温习和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居住条件虽简陋，跟一九五九年住的小洋房不好比，但久违了的生活的温馨之感，却悄然来到心头，而且一下子浓郁得甜腻腻的，弥漫在小屋里，萦绕于呼吸之间。他心存感激地悄悄看了一眼乔丽。一切都在于她，一切都来于她。女性是伟大的。

他拿着《西行漫记》，已经读完了，但有点爱不释手。韩愈再世，来写此文，也不过如此吧。我们总自以为古老文章大国，比外国人强，其实也只能说各有千秋，西方文学史上那么多作品，是可以跟中国文学比一比的，现代以来，明摆着是我们心悦诚服取法于人家。我们没有无穷细致分化发展的哲学，而哲学发展的基础是自然科学，我们的哲学说来说去还是大而化之的儒、释、道，怎么够用来催化现代的文学呢？仅从这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也是十分巨大的。想了解一个美国记者是以怎样的头脑和勇气观察分析一九三六年的中国及其国际环境，想了解一九三六年的中国红军及其被“国民政府”重金悬赏的毛泽东等人的情况，想了解一九三六年的国民党与蒋介石以及在一个外国人笔下的“西安事变”，想了解一九三六年那时中国西北民情风貌，总之，想认识那段政治历史、自然社会的真实可感的方方面面，就得阅读这本书。

此书直陈见闻，挖苦幽默，无所顾忌，却对事物的两面尽量抱着客观分析的态度。一九三六年的一个美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当时思想与策略的熟知，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认识，中国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未必能望其项背。作者对长征刚到西北不久的红军进行数月采访，写出了这本书。达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达到了不朽的程度。不朽虽然与它的选题有关，与它的文笔有关，主要在于它客观、真实、公正，修辞立其诚，否则，也就失去了价值。范公望舍不得借给他，应该说是版本原因，出版于一九三七年的这本书，亭州可能就没有第二本，而此书解放后没有再版。但他这个读者并没有读出什么“有碍”的东西。不再版如果出于某种掌控，这掌控不过是鲁迅所说的“扯淡”而已。

窗户上忽然有轻扣的声音，他和乔丽不由得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他问，哪一位？外面有人回答，是我！他听出来了，是范公望，不知何事此时来到，有点异常。

他开了门，范公望站在门口，跟乔丽礼貌地一点头，对他说，我们到外面说话，那本书你看好了吧？

他从桌上取了《西行漫记》，送在范公望手中，说，读过了，很好。

他关照了乔丽一声，就跟范公望走，像两个做地下工作的人一样。到了一处隐蔽而黑暗的地方，范公望停下来，看着他，压低声对他说，你要作好准备，军管会可能要抓你！

他一听，头皮麻麻的。但他本来不就似乎是有思想准备的吗？他仍不可自止地感到一种恐惧和悲哀，说不出话来。

范公望说，不止你一个，他们要在造反派里逮捕一些人！这是史宏透露给我的。军管会找他去，把这个决定告诉他，他为你说了话，说你实际上不存在历史问题，但军管会并不是找他商量的，而只是出于某种考虑，告诉他而已，并且给他提了要求。史宏也很悲观。虽然他通过分裂已经跟造反拉开了距离，但这样逮捕人，在他心理上还是会有反映的。他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我说我最近跟郁老师倒有点谈得来，我能去给郁老师说一声吗？他说，文革以来郁老师已经被抓过两回了，他能挺得住。我说我有一本书在他那里，我要冒险去他那里一下，把书要回来。史宏说，既然这样，那你给他说一声也无妨。文革发展到这一步，真是想不到，我们太幼稚了。史宏竟然说了这句话，有点黯然神伤，也无能为力。

他一阵感动，说，多谢你，还有史宏！他伸出手去，范公望跟他握了一下。他惨然一笑，说，如果我还能出来，跟你再高谈阔论一回！黑暗中的范公望也惨然一笑，说，好吧，一言为定！把手向他伸来，他用力握了一下，就各自掉头离去。

他发觉，在他和范公望之间，有某种东西超乎彼此的观点、见解之上，而这种东西，在文革这样的紧张情况下，越来越显得珍贵重要了。

他回到屋里，把门关了，坐下来，面对乔丽，而乔丽也一直看着他，就等着他告知刚才出去的情况，她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他看着乔丽对他睁大着的黑眼睛，忽然觉得一切是多么荒谬！然而却无法摆脱，因而有着双重的痛苦！他几乎是平静地说，我竟然，确实，又要被捕了！这回是军管会来抓我。他惨痛地看着乔丽，乔丽也惨痛地看着他，好像顿时坠进了恶梦。循着文革以来的一种逻辑，他陡然清醒，果敢地说，不要怕，这只不过是又一场闹剧！

乔丽没有说话，但乔丽的神情说明她立即相信了他，并且做好了某种精神准备。这令他欣慰，虽然也令他痛心。

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你照上你的班，做你的厂医，不要跟别人谈我、谈文革，一问三不知、一百个不开口。

要不要把你的东西整理一下？读的书，还有可曾写过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要整理的，日记、文稿，一概没有，只有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哈哈哈。他竟然笑了起来。

不一会，他和乔丽已经随意漫行于小城的街巷，直到疲倦让他们不得不回到屋里，睡了下去。他们很快就睡着了，真是一切置之度外。他们一觉到天亮。乔丽买了较为丰盛的早餐，一起默默地吃了。这分别的情景跟七年多以前真有点类似。生活好像总是会这样那样地重复一些情景。乔丽看了一下手表，说，我要上班了。他把乔丽送到路口，平静地说，你上班去吧，我不要紧！乔丽看他一眼，平静地点个头，骑车而去，在街口转弯不见了。他回屋收拾了一下，也去上班。

他坐在他的办公室，即学校教导处旁边的刻印室里，阅读《毛泽东选集》。心情跟看到军人们举着语录本上街那时，是多么不同，好不令人感慨。九点多，那个似乎等待着的时刻如约一般来到了，一个穿军装的人出现在门口，是军训小组的张科长，后面跟进一个穿着很朴素的蓝布制服的人，虽没有打过交道，却认得是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大约姓牛。亭州小城，彼此有时能一天遇见三回，时间长了就能这样大体上知道人，心照不宣，却不必相识。本能地出于一种礼貌，他站了起来。

张科长站在门口就不动了，也不说话，用一种似愁似怜又似厌恶的眼神看着他，而那个牛副局长走上前来，并不说话，从包里取出一纸一笔，放在他面前，他一看，也无话说，拿起笔来在上面指定的位置签了“郁平”二字，心不惊、气不喘，轻轻放下笔。那一纸，就是逮捕证。

牛副局长把逮捕证和钢笔收进包，从包里取出铐子。他也就伸出双腕，铐子发出轻轻的而又毫不含糊的“咔嚓”一声，双腕被紧紧铐在一起，标志着从那一刻起你失去了自由，去经受特殊的人生旅程，前途莫测。他虽然多么有精神准备，头还是晕了那么一下。

牛副局长往旁边一让，不用吩咐，他走出了刻印室，在前头走，牛副局长在后面跟着他。至于军人张科长，大约在刻印室门口还伫立了那么一会，注视着他被押走，心中说，一切是无情的、必然的、不值得同情的。他缩肩收臂，让袖口能遮住手腕，装得很自然，也就一直走出了校门，他不想让人看出他的被捕，倒不是因为怕丢人，而是觉得悄悄的离开比较好。他感到一阵羞愧，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个世界。他熟门熟路，走进了看守所。

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被捕是在校长室，那是十分突然的，还开了全校大会，有意隆重地宣布了他（以及学生刘镇琛）的被捕；第二次被捕是晚上来了一位民警把他从家里叫进派出所，而后从派出所带进看守所，是有意缩小影响；这第三次被捕，既光天化日，又平平静静，最接近正常的形态。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三月，七个月之中，他被拘捕三回，要说这就是文革，真有点匪夷所思、对不上号，但这至少确实就是他郁平的文革，一切都在事理之中，不在逻辑之外。他越来越有把握，不管他的被捕是多么正式，还是不会算数的。但会不会硬是成为不可改变的结果？一切会到那样的程度吗？想来想去总还不至于。不过，事情的某种严峻性，又一次让他有了亲身的体会。

一进二道门，透过一个号子的栅栏，他一眼看到了关在里面的宗进庭，老宗冷峻精明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神色，但迅速也就因为明白了什么而平静了。他向宗进庭把头一点，宗进庭也向他把头一点。他向里面走了过去。

看守所是把宗进庭安排到靠近门口来了，这里座南朝北，倒是适合往夏天过的。跟宗进庭关在一间屋里的好像是公安局的汤局长，该是跟宗进庭一批进来的。他不由得体会到，他们的进来，在他们的感受上，该是有某种荒谬性的，因为简直是颠倒了世界。那是“一月风暴”当中群众的要求，在那种激情范围内才可以理解。而他不同，他的每次进来，都是出于组织的行为，再怎么样也称不上荒谬，最多只是弄错而已，这之间的意思总之有着很大的不同。文革群众运动的气势，好像是要改变这种不同的，这里面有一种绝望的东西，而写在《十六条》上的一些话，比如“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却似乎正是把这种绝望变成了一声呐喊……

他被押往对面的号子，一间大屋，里面已经有十多个人，旁边也是一间大屋，也已经关了有十多人。他被解了手铐，关了进去。那些人都在通铺边上坐着，垂头丧气的，一见他进来，都盯着他，失神的眼在判断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被抓进来？那些人显然都是些青年工人，都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他们。他心中已经明白，这些就是军管会从造反派里抓来的人，只是不见刘克成这些头面人物。

突然，其中一人从墙角那边跳下地，一步到他面前，喊他：郁老师！你怎么……也进来了？话到最后成了悲声，那悲声更多的是为了这共同的不幸的命运。

他一看，是包吉，他记得是华兴机械厂的。大眼含泪的包吉把双手举起，晃动着，仍然戴着手铐，对他说，郁老师，这是镇压我们！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说得对啊，他们真是“何其毒也”！接着就朝着栅门外面怒吼：打倒走资派！打倒一切走资派！声音嘶哑，可怕地打破着监狱院子里的寂静。但不曾有人来管。他们不理睬这个狂怒的造反派。

他抬头看到，对面有一个高出房顶的四角形岗亭，他以前没有看到过，不知于何时新砌的，分明有一挺架得好好的机枪朝着这一边，机枪旁边有一个持步枪站立的战士，面朝着他们。而宗进庭他们那边，相对说来，是岗亭上的射击死角，也是监控的盲点。这高高的岗亭、正对着他们的机枪、时刻警觉着的战士，在实质性的意义上决不只是形式，虽然也许永远都没有表现其内容的机会。这个岗亭就把他们这些人目前的身份和处境明白而现实地告诉了他们，不容含糊，不管他们是否买账。

他不知道该怎样让包吉安静下来，别的一些人走上前，拉住包吉，拉到铺边上坐下，劝说着。这些人都同样是在逮捕证上签了名，用铐子铐进来的。他们被捕的原因，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只除一个例外，那是本来关在这里的一个死刑犯，是郊区的一个农民，一个月前因吵架失手打死了生产队的保管员。死刑犯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精神是完全萎靡了，但身体宽棒，很结实，失神的眼茫然地朝外望着。

就连这个死刑犯也没有戴手铐，为什么包吉还戴着手铐？原来包吉一直采取了反抗的态度，而且身强力大，所以唯独是从厂里反铐手臂，用汽车送来的，嘴还被扎了起来，进来之后才把双手放到前面来，但仍然上了铐。包吉进了看守所还是反抗，就挨了打。他们把包吉的衣服掀起来让他看，他看到包吉身上有多处被踢打出来的青斑。他没有说话，然而人们注意着他的神色，从他脸上看出了他的心情是悲愤的。“上了铐子就不算好人，进了这个门就更不用说了，你不服降就可以打！这里面一向就打犯人的。”这些可怜的人好像为了要让他想得开些，向他做着这样的解释。他听了也无话可说。

郁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你？戴着铐子的包吉倒来关心他。

我？他自己一时倒回答不出。

因为你支持我们！你为我们“工红”办了报纸！包吉十分干脆地做出这个判断。别的人听了，一齐很敬重地看着他，他们本来晦气色的脸上都有了一种亮光，腰杆也挺了起来，好像因为他这个会办报纸的、因而不言而喻很有知识的人，竟然也来和他们一起坐牢，这坐牢的含义就完全不同、被提升了。顿时，有一种温暖气息从这些人的身体里散发出来，在他四周升起，充斥洋溢在牢房里，来温暖着他的心，也温暖着这些人自己，所有的人都暂且忘记别的一切而相濡以沫地团聚在一起。他觉得唯有他心中还保留着一块自己的很冷静的地方，但他无法、并且其实也不必让自己与这些人区分开来，他几乎完全认同了跟这些人的完全融和。他点头，说，是的，主要大概就是因为办《红色造反报》，其实才办了第一期，而且我只是做技术性的工作，但是……。他忽然觉得话已多余，再说下去就要让这些人对他感到失望了。

正好急性的包吉打断了他的话，说，郁老师，你不要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毛主席这句话当然是被压迫者的真理，但在此时此地听来，多么无力，甚至都感到没有意义了。而这次造反，很容易被看成牛鬼蛇神向党进攻，文革以来，对于造反的人们，这一直是个巨大的阴影和可怕的指责，而现在，无情打击又一次真真实实地降临了。

只听得包吉继续说着：他们抓我，我有什么罪？我六五年才从部队退伍，本来也是从厂里出去的，当兵三年，立了一个三等功，后来不该得理不让跟排长吵了一架，结果没有能入党，也没有当上班长，到时就退伍了，但部队给我的评语还是好的。在厂里我是生产班长、被评为机械系统先进工作者。文化大革命来了，我积极参加运动，写领导的大字报，批评他们没有贯彻毛主席命名的《鞍钢宪法》。凭这些，都不好抓我。他们抓我，是因为我跟梅有韬合写了一张特殊的大字报，直接揭穿了他们的秘密，他们说我跟梅有韬是“反革命”，说“赤峰大队”是反动组织。其实，“赤峰大队”是写大字报的时候随手写上去的。我们写大字报有什么罪？我们写错了吗？他们不是果真抓了造反派吗？而且是全市大逮捕、可能还是全国大逮捕！怎么没有抓一个保守派？怎么抓的都是我们“工红”的人？我们的大字报说，革命造反派要提高警惕，防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人民军队达到他们的目的，就这么一句话，犯法了吗？是“反革命”吗？我不相信！打死我也不相信！

这时一个人说，这个大字报有点冒失、不策略！

包吉说，你以为策略了就有用？就凭我们这点不策略就把我们当反革命抓起来？他们的策略早就定好了！我们算是冒失，他们比我们还要冒失一百倍，竟敢这样动用专政工具镇压群众！即使我们不写这个大字报，我们就保险了吗？他们还说梅有韬和我偷了厂里的国旗做“工红”的旗子，你们看，这又该是多大的罪？其实，情况当时在市委杨书记面前就澄清了，公安局的人到现场去核实的，我们拿的是普通的红旗，不是国旗，可是他们要整我们时，还是要这样来作为我们的罪行，永远要这样说，永远要作为我们的罪行。他们根本是不跟你讲理的。这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是卑鄙无耻、残酷无情的！

包吉的话，他听了都理解，但他除了麻木似的听着，无法说什么。

这时一个工人也控诉似的说，我是布厂的，我叫郭德明，我在部队也立过“三等功”，我是预备党员回来的。我回来以后要求工资级别跟没有去当兵的师兄弟一样，我不应当比他们低一级，这不合理！但当权派就是不给我办。我父亲叫我到当权派家里送礼，我不送！文化大革命来了，厂里的造反头头跟我一起去找劳动部门，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我自然而然就参加了造反派。其实我没有做什么造反的事。但公安局的人就去把我铐起来了。我问了一句为什么？公安局的人态度还好，说，我不好回答你，既然你问了，马上让你看看街上的《通告》。后来他押我走时，确实让我停了一下，看了外面墙上军管会的《通告》，上面有我的名字，我的“罪行”是“隐瞒资本家兼富农出身成份，趁文革之机，实行阶级报复。”全是瞎说！我的父亲从前在厂里有一件纱的股份，太渺小了，根本算不上是资本家，他其实一直是为资本家保养机器的工人，他技术好，资本家要用他，就让他参加了一件纱的股份，后来公私合营的时候，退了股，跟资本家划清了界限，到现在还是厂里最老最好的保全工，还没有退休呢，选老工人代表时，总是选到他。我们老家怎么也算不上富农。土改时老家的村支书后来被查出是个坏分子，当时他让我们家送十担稻的钱给他，就可以定中农，我们家没有理他，他就把我家定为富农！我父亲根本就没有理这事，早就把我母亲和我都弄来了，我母亲也当了布厂的工人。我十三岁进厂学徒，跟在我父亲后面管机器，填表一直就填我是工人家庭出身。我的父亲明明白白是个老工人嘛。我入伍的时候政审也不曾有疑问。现在不晓得是什么人竟然把这些老账翻出来，给我改了成份，说我“阶级报复”，我报复过哪一个？真是无中生有！我不怕！

就这样，他知道了同牢间的人的基本情况。除了包吉等少数人，逮捕他们最核心的理由几乎一致，那就是他们都在家庭出身上被抓住了把柄，像郭德明这样情况有很大出入的，竟然就有好几个，草率得不可思议，可见很仓促。估计隔壁牢间里这方面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谓“阶级分析、阶级路线”，是被极端庸俗化，而且工具化了，失去了本来含义，成了一种很容易的借口，成了一种大帽子，却又似乎所向无敌，让人只有束手就擒。

隔壁牢房里忽然有人领唱起来，这边的工人一听，也就和了上去，越唱越齐整，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唱到“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声音不约而同提高，表达出对这句唱词的共同的理解，唱到最后一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简直推向了一种高潮。真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啊！

只有那个死刑犯没有唱，在墙角那里蜷缩一团，有点发抖，好像希望地上有个洞能让他钻进去，以便躲开这可怕的场面。

几个人冲进院子，最前面是两个战士，一边一个分开站好，用冲锋枪对着他们，于是一个瘦精精、能把最朴素的军装穿出拿破仑一般英俊气概来的军官就站在了当中，大声说，看守所里不准唱歌！你们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你们没有资格唱革命歌曲！借唱革命歌曲表达反动思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更加反动！如果再唱，就要严加惩处！

军官说得一口纯正好听的普通话，口词十分清楚，一字一字说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说罢，手一挥，向后转，全部撤走了，留下了空荡荡的院子。

想不到一进看守所，就来了这么一出，一扫牢间里低落晦气的思想情绪，有了一种团结的、不屈服的空气，改变了单个人沉浸在自己痛苦中的情况。本来，似乎只有包吉这样个别的好汉才敢于肯定自己参加文革不错、根本不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现在是所有被抓来的人都清醒了过来，都不把被捕当成是自己的错，好像忽然之间想起了他们原是可以抗争的。他感到了这一点，想起了《十六条》上著名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这句话。他受到了鼓舞，虽仍不免担心。不过，如果他们都像他这样畏首畏尾，也就不会这样竟然唱了一首革命歌曲，让精神的存在得到了根本扭转。他是只有跟他们一起“团结战斗”的了，虽然他觉得自己的“心”似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地总保留着一块，那也许就因为他是一个“读书人”，要真正地跟群众“打成一片”是很难的。

热烈的情绪过去之后，包吉往下一躺，说，现成的铺，躺下来歇歇，准备继续斗争！人们都往后一仰，一排儿躺了下去。他也躺下，放松了身体，长吁出一口气来。从被捕到此刻，加上刚才激烈的一出，确实是很累的了。包吉对蜷缩在一角的死刑犯说，你给我们望风，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那死刑犯竟好似意外获得了一种荣幸，应了一声，接受了这个任务，很高兴自己也能发挥作用。

包吉就躺在他旁边，说，郁老师，我有时想，文革的任务，能完成吗？你想，跟走资派斗，就是跟当权派作对，到最后还要扶他们上马，服从他们。他们有那么高的觉悟吗？我们这个蜡烛做大了！我不是怕报复，报复了又怎么样？《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上说的是工厂的民主，要当权派执行，才能实现，如果他们不执行、假执行，你工人有什么办法？工会能坚持这个要求吗？工会主席不是他们任命的吗？干部给你民主，你才有民主，不给你，就没有。毛主席不可能一个一个的辖着他们！说得不好听，一定情况下，工人就像马戏团的老虎，心再雄，还能怎么样呢？反过来还有那种败类争着给干部舔热屁眼！国家的主人首先是干部，哪里是工人农民！厂里是书记、厂长、经理，然后是科长、车间主任，农村里是大队支书、公社干部！如果经过文革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情况一定还要坏，因为干部经过这么个大风大浪，看看也没什么要紧，临了他们还是仙家，群众还是凡人，那他们各方面就更特权、更不怕、更厉害了，倒霉的只有群众，特别是造反派，简直就成了新的阶级敌人。越是有几条道路的斗争，干部就越是选择让他们有钱有势的那一条道路，这是必然的。他们的选择就是真理，然后就拿他们的真理来压你的真理！文革总要过去，我们也不能天天起来造反，造了反又怎么样？不是被弄到这里来了吗？你看那岗亭上面，人民军队的机枪二十四小时对着我们，一开火，就把我们所有的人打得稀巴烂！我也想象我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怎么样？像我这样一个工人当然也谈不上有说话的权利，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打手才有说话的权利！但有一条，在那里，从道理上说，你有本事你也可以去做资本家，做不成资本家就做那个社会的三教九流！大家都有冒险的权利！你偷，我也偷，你骗，我也骗，你抢，我也抢，你坏，我更坏，不信我就坏不过、狠不过你。我成功了，我就不让你成功，你成功了，我成功就不容易。但这也总算是“平等”，是“进步”。而现在，如果领导看不中我，我连个小组长也当不到，永远都当不到，我要去坏、去狠，社会又不允许！我们为什么“造反”？实际上就是要求平等！我想来想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我们来说，也不可怕，问题只有一个：从现在的情况，怎么变成资本主义呢？书记、厂长、经理这些人总是要比我们条件好得多，工厂、公司一直就在他们手上！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是利用我们在这个地位上的革命性，来保卫社会主义，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代表了我们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这个任务对于我们确实是太现实、太重要了，但也太艰巨了！而且我们这些人，大老粗，没有水平，要一崭齐都像你郁老师这样的水平就好了！眼看文革八字还没有完成一撇，我们就被抓进了监牢！狠啊，毒啊。但是，跟下棋一样，一着过来，一着就要过去，也是不奇怪的啊！不是毛主席一说，就什么都解决了。郁老师，这文革，能胜利吗？

通铺上躺着的人，都静静地听包吉说这番话。这番话有许多意思是打动了他的，当然也一定打动了所有的这些人。可是他能说什么呢？首先想到的倒是不能说什么、很难说什么。想了一下，他叹一口气，说，你刚才都说到了，一个是民主制度，一个是经济基础，还有一个是选择。我要社会主义经济，我就要社会主义民主，反过来，我不要社会主义经济，我也就不要社会主义民主。怎样判断民主的性质？就看它主张什么经济。怎样判断经济的性质？就看它是什么所有制。一个社会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与经济，一切在于现实的情况，在于力量的对比，这就叫做人民的选择。表面上是政治家在选择，但最后的认可还是在于人民。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里说，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有些失败，并不是真理不对，而是因为实现真理的力量还不够。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就是这样。所以胜利还是不胜利，都不能只看一时。不同的事物要用不同的时间尺度来衡量。

大家听得似懂非懂。但他也无法说得更多。他发觉自己的“知识”是很不够的，自己的研究更谈不上，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包吉说，上学时，《语文》书上有鲁迅的一篇文章，现在还记得，说的是有一间铁屋子，一点儿缝隙也没有，里面有许多人，都睡得好好的，其实渐渐就要闷死了，但他们不知道，不会感到死的痛苦。这时有一个先醒的人嚷了起来，又惊醒了少数几个人，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打破这铁屋子，最终还是死，倒不如不醒过来的好，那第一个清醒并且嚷起来的人反而就受到了大家的责怪。文革好像也是这样，我们本来都睡得好好的，这下子成了那被惊醒的少数！

人们听着都不吱声，好像已经身受着铁屋子“万难破毁”的痛苦。他说，鲁迅的文章下面还说，既然有少数人已经醒了，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要打破世界的资本主义统治而且苏联正在变修这样的一间铁屋子。

包吉说，对！我们已经成了醒过来的少数，是不敢再昏睡过去的了。我们正在参加打破这样的一间铁屋子，抓起来一万回，也不屈服！我们选择毛主席的路线，这就是人民的选择！

包吉说着冲动地就要坐起来，但双手被铐着，一时坐不起来，他帮了一把，另一侧的人也从后背推了一把。包吉坐了起来，大家都坐了起来。正在这时，一直蹲在口边的死刑犯掉头报告说，隔壁有话要跟你们说！包吉就下了铺，站到栅栏边上，一面叫死刑犯望着风，一边跟隔壁通起话来。但死刑犯忽然惊慌说有人来了！包吉就停止了与隔壁的通话，而站在栅栏边上望着来了什么人。

只见进来一个班的武装，等距离散开站好，端着枪朝着他们，好像是要把他们集体枪毙的架势，但那太不可思议了，然而他也立即作好了这种思想准备，到这种时候，死亡已经不可怕了，只是等待着发生的那一瞬间而已，好像只是参加一出戏的表演。接着，看守所人员进来了，一个一个叫着他们的名字，出去一个就铐起一个，把双手反铐在后面。只有包吉费点事，先将其手上铐子解开，再把双手反铐到后面去。“立正！报数！”一共是三十六个。

一个中年微胖、脸色严峻的军官威武地走来，嗓门宏亮有力，是北方口音，张开嘴说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取得了最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你们牛鬼蛇神的总后台，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打倒了！

他的脑筋飞快转动，心中把军人的这些话翻译了出来，就是说，中央有一个很高位置的人，被定为“中国最大的……”，他不再是亿万人民仰望的党中央显赫领导人之一，而是归入了那个军人所说的可怕而又可耻的类别，因为他的地位毕竟很高，所以他被现成地说成是天下“牛鬼蛇神总后台”和“国际帝修反代理人”。他当然猜到这个“最大的”是指哪一个。其实，在“工红”头头部那次会上，谭向东所读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文件上，已经提到过两个具体的人名了，而且文件要求是传达到每个战士的。但他此时此刻在看守所、在这种状况下听来，仍感到十分新鲜、惊心动魄。不过，一切却又忽然都变得可以理解，似乎平淡无奇了。但这种平淡无奇，似乎又浅了，因为双方在纲领上的重大分歧，是否不可调和、孰是孰非，才是最实质的。而这方面的事情，作为一个普通人，目前还所知甚少。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感到一种痛惜，不愿意心中的一些已经固定下来的美好的东西消解、坍塌掉。他的渺小而细微的思想触角悄悄在黑暗中探索，而他的耳中继续震响着军人宏亮的声音：根据中央命令，亭州市军管会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夺取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现在宣读亭州市公检法军管会《通告》！

《通告》宣布取缔八个反动组织、三个反革命组织，逮捕三十六名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也就是这时站着听取宣读的他们这些人。这一宣读，大约也就是晓谕他们明白自己现在的身份。而这些人虽然是不承认给他们所定的这种身份的，但没有一个人当场说一个“不”字，都默默地听着，逆来顺受，因为这时候不该他们说话、他们无权说话、说了也没有用。

他听着，被取缔的反动或反革命组织前面都冠有“工红”二字，比如，某厂“工红”某支队。而“工红”里面有这么多反动或反革命组织，“工红”是个什么组织，虽然没说，似乎也就不言而喻了。他每听到一项宣读，就有一种大祸临头、万劫不复之感。

军人手中的《通告》是铅印的，四开大，想必已经满城张贴。

一声“向左转！”就往看守所外面押解。看守所门外就是市委中山塔面前的小广场，文革以来最热闹的地方，现在看不到一个“闹革命”的人，而是停着三辆军用卡车，上面站着一些背枪的战士和一些便衣人员。一辆吉普车停在南边的街口，车上有一挺机枪朝着正前方，好像是负责开路的。还有一辆同样的武装的吉普车停在北边的巷口，是负责殿后的了。看来是要押解他们上哪儿去，总不至于是集体枪毙他们。果然，把他们分别地推上了卡车，一上卡车立即就有两名便衣人员负责看住一人，一手抓住你的臂膀，一手抓住你的肩头，这样就有四只手对付了你，把你的身子微微压低，压在车箱板上，动弹不得的了，也休想呼喊出什么口号。只听得前面开路的吉普车上扩音器响了起来，一个响亮的喉咙威严地说道，亭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游街示众开始！原来是游街示众，一个很古老的形式。车子开动起来，不一会，他们看到路边站满群众，都恐惧地、面无表情地仰观着他们。前面吉普车上不时有一男一女呼喊“镇压反革命”一类的口号，令他印象最深的却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一句。他想，是的，“最后胜利”大约就应当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这样“夺取”的，可怕之处正在此，而他们这样的被捕、示众，已经算不上可怕，他们只是牺牲品而已。

游街示众的路线，也就是平日群众大游行的路线，反正是在亭州有限的几条主要大街上走一遭。街道两边全是观看的群众。这样的事情，必然是万人空巷前来观看的。鲁迅不是讥讽过“看众”吗，而这时恰恰希望有很多的人来当“看众”。他不知道乔丽是否就在人群之中，想来也真是很难过、很无奈。人群之中必然有许多造反派的工人、学生，心中的压抑可想而知。这游街示众所镇慑的主要对象，不就是这些人么？从范公望所透露的可知，即使是分裂成另一派的史宏他们，心中的感受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兔死狐伤嘛。中间的群众，原先参加保守派的群众，总之一切的各方面的群众，包括本来就不敢“乱说乱动”的“牛鬼蛇神”，心中都会感到这个游街示众的恐怖。这当然就是预期的效果，于是乎天下大定。但是，经过这样的手段，来“收”起运动，岂能算是“文革”？如果不是被两个人紧紧摁住，随时能采取必要的无情的措施，包吉这小伙一定早已在车上对着群众大喊大叫表示反抗了。他心中推论并且肯定，这一斗争在全国某些地方，在中央，将比在小小的亭州更为激烈。这样一想，正在被游街示众的他，对这个游街示众，可以说，也有点无所谓了。

游街示众也就结束了，车队开回市委门口，把他们一个一个又弄下车，押进看守所，关进牢间。众人情绪十分低落，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个别人还嘤嘤哭了起来，包吉大声说，不要哭！我们不是反革命！这时包吉手上不再有铐子了，他吼叫时能用一只手有力地挥舞了一下。郭德明说，小时候看到过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想不到现在我也变成镇压反革命的对象了，可是难道我真的就算是反革命了？我一件坏事也没有做！那么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些人，有的也就像我们这样，并不真的是坏人？包吉说，游街把你游昏了，那是不一样的！

二

第二天上午，看守所的一个眼皮几乎完全耷拉下来的干部，后面跟着一个持冲锋枪的面宠幼稚的战士，走来，枭薄的脸上表情冰冷，以一种跟犯人绝不平等的口吻，拉长尖细的好像是职业性的声音问，谁是郁平？出来！说着就来开了牢门锁链。他正要走出去，包吉拉住他，说，郁老师，光明正大的，不要怕他们！他点个头，走了出去。

进了预审室。提审他的人，他是认识的，就是法院的汪院长，几年以前，曾经倾听过伤心的他诉说乔丽的案子。旁边的一个人他也认得，就是负责审理乔丽一案的赵庭长，说过“乔丽还不至于被判死刑”这句虽是好意、却把他吓得不轻的话。他想起军管会的布告，公检法是实行军管的单位，那么，汪院长他们现在都归军管会领导了，在干部遭到文革冲击、都“靠边站”的情况下，他们算是最早被起用的，因为急需要使用他们。军队、法庭，是国家机器上面最重要的部件嘛。

小小的自得的眼、天然凹陷的眼窝、肥嘟嘟的好像随时口吐妙语的嘴、有种事后诸葛亮神情的汪院长，浮现着浅浅的笑容，闪耀着狡黠的目光，以幽默讽刺的口吻、有所嘲弄的态度，主动叫他：郁老师！

这抑扬流转的一声，要让他领会的“潜词”是说：你郁平这样的人，本该有些政治经验，窝了尾巴靠靠墙，怎么也跳出来造反？如果你的历史问题是可以商量的，那么运动中的问题是不可商量的啦，这下子你掉进万劫不复、不能自拔的泥坑了，等着真正地弄个帽子戴起来吧。什么人也救不了你，我只好公事公办来审你了，对不起，这是我的工作。我作为院长亲自审你，你还有点受宠若惊吧？我这也是特殊情况，先是“靠边站”，被你们这些造反派“打倒”了嘛，乐得呆在家里，工资又不少我一个子儿，现在又军管，得听人家军人的了，能让我出来工作就算不错啦，其实，管我的军人哪里就比我懂这一行？这是暂时现象，政权终归要交给地方，我只好这样将就着、配合着，竟然跟你老人家在这里打起交道来了。要在平时，预审嘛，该是一个普通科员的工作。这回就算是我们之间的缘份吧。我当然记得你为你老婆的事情来找过我，那时我对你是有所同情的。想不到现在你老婆被放回来监外执行，情况总算好转，你反而进来了，不值得啊！也许你生来就是造反派脾气吧？听说运动中你进来不止一回了，但这回怕是出不去了。军管意味着什么？军队意味着什么？我来审你又意味着什么？收网啦！逮住了鱼啊，虾啊，乌龟啊，王八啊！毛主席伟大就伟大在这里，你想不上钩也不可能，你想溜掉更不可能，一步一步的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可能会说毛主席没这个意思，但对这方面的解释权永远在我们这些人，而不在你们这些什么“革命群众”。群众就是群众，前面冠以“革命”就革命了？凭着群众想成什么气候，岂不是做梦！一九五七年难道不曾有过教训？想跟共产党碰，有好果子吃吗？这么大的运动，你自己身上并不干净，还不谨慎，真是利令智昏，回头已晚！

他相信皮笑肉不笑的汪院长肚子里说着的就是这些逻辑混乱的话。他从汪院长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习惯势力的强大、政治思想观念的糊涂，根本就不能真正弄懂毛主席开展这次文革运动的思想，固执地坚持一九五七年以后形成的“秋后算账论”的观点，殊不知那根本不能算是、更不能用来概括毛主席的思想。略加回顾便知，且不说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就有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说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从批判武训传，批判红学领域的问题，批判右派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直到文革前在政治、哲学、历史、经济、文艺、科技各个思想领域开展的讨论和批判，都说明着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一思想的持续发展、不断深入、执着坚持，最后在政治上凝聚为“反修防修”这样的一个政治纲领，真是堂堂正正，明明白白，你可以不赞成，但你得承认，那跟“秋后算账论”这种阴险冷酷并无一点相同，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他多么想对汪院长发表他的这一认识，他甚至要如同一个思想的斗士、演说的大师一样慷慨陈词，像包吉那样，爽直地释放出自己，但他释放不出来，有种种考虑让他暂时还不必如此、无须如此。

在汪院长示意下，赵庭长出示《红色造反报》，并且问他，这份小报，是你办的吧？

当赵庭长拿出那份报纸时，他的心就扑通扑通乱跳，情况就跟犯有命案而心存侥幸的凶手看到不容抵赖的凶器证据被摆到面前一样。虽然在他把办报的任务应承下来时，多少是想到后果的，但没想到后果这样严重地出现，好像凭这张报纸，就能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似的。他让自己把心定了一下，努力去抓住问题的实质，就是说，在文革运动中，为“工红”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报纸做了这么一点事情，算不上错误，更算不上有罪。

他沉着回答说：我只负责技术性工作，我对内容不负责，但报纸的内容在事前我当然看了，以我现在的认识，仍然认为没有问题。

汪院长说，报纸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暂且不谈，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你办这份报纸的过程，由赵庭长来帮你理清这事。

于是，赵庭长向他层层深入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讯问：你怎么去编起这个报纸来的？“工红”的什么人向你交代的任务？是谁把稿件送给你的？你有没有校对小样？是谁在清样上签的字？报纸在哪里印刷的？你看到还有哪些人去过那里？刘克成这些人既然到过印刷所，你跟他们有些什么交谈？你对这份报纸的编排构思是什么？《回顾与展望》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是谁写的？你有没有做修改？你校改了哪些内容、那几个字？张大同跟你讨论过这篇稿子没有？报纸开印以后你在哪里？是什么人送你回家的？用的什么车子？除了编这份报纸，你是怎样跟刘克成这些人认识的？学生江进海跟你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领你到“工红”去？江进海是领你在哪里见到刘克成的？在场的还有一些什么人？后来呢？这么说你是参加了“工红”头头部的这次会议？当然当然，事出偶然，但为什么没有找我和汪院长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呢？会上你有没有讲话？刘克成说了些什么话？别的这些人说了些什么？你一个一个地回忆。就说了这些吗？他们说了这么多，你一句话也没有说吗？乔丽是怎么从农场回来的？是怎么到重型设备厂当厂医的？总得有个介绍人嘛，是谁？为什么？

这种盘问，给他带来最大的痛苦，是他时时面临着自己是否在“出卖灵魂”这个问题。因为几乎在回答每一个提问时都会涉及到别的人，都实际上会“揭发”别的一个人，而那些人不过都是些普通的工人、学生，据他所知，都是怀着比较单纯的热诚，积极投身党所发动的政治运动的，他怎么能“出卖”他们呢？怎么能在这种受审的语境下，去描述他们珍爱地视为自己投身革命运动的言行呢？而且还有严检察长这样的有恩于他的人，又怎么能在这种被审讯的方式下，把人家对自己的好心帮助招供一样说出来呢？只要一说出口，似乎就变了味，变成了一件很有问题的事情了。但如果把汪院长赵庭长看作“组织”，那么他对组织说实话，就很正常，就算不上可耻。归根到底，他认为，他虽然进了看守所，却不能看作是进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他与汪院长赵庭长的关系，也不能视为歌剧《江姐》里革命者与沈养斋的关系，谈不上需要他“坚贞不屈”。他还是应当看作是面对“组织”。可问题又不这样简单，汪院长他们对待他和看待他，却似乎并不是出于“组织”的身份，干干脆脆，跟他是审讯和被审讯的关系，军管会的布告上明明白白写着逮捕你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写在上面的，我们审你也不是做做样子的，你所招供的，都将是口供，最后是要判你的罪、量你的刑的，你的交待，也就是你的坦白，一方面要作为你的“态度”来衡量，另一方面还要从中发现别的有问题的人和有问题的事。总之，不是“组织”在找你谈话，而是专政司法机关在审讯你，是敌我关系，不是组织内部、人民内部的关系。如果是“组织”找你谈话，就应当是在学校里、在市委机关大院的某一间办公室里，而不应当是在看守所里，门外还站着把你押解来的持枪的战士！这你还不明白吗？你就不要自作多情、至死不悟、把自己当作什么内部儿的、正面儿的了！所以，他必须在自己的意识中克服那种很不自信的意识，从中跳出来，而把汪院长他们看作是“组织”，用这种态度去针对汪院长他们的态度，从而在回答他们的提问时，能坦然如实、不失尊严、不至于丑化自己，也不会觉得灵魂有什么绕不过去的地方。

就这样，他把什么都如实地说了，也就觉得一切没有什么不可说的，一边说着一边心里给自己安慰：难道这些就算是反革命罪、或是参加了反革命活动吗？不可能的！正如包吉所言，是光明正大、合理合法的。就在这种特别的煎熬之中，他经过大约两个钟头的反复盘问，让他们把笔录写满了十几张纸，最后还按照要求在他们的笔录上签了字，让他们很圆满地完成了军管会让他们来完成的、而他们自己也很乐意来出口恶气的任务。事实就是这样地荒谬而严峻，从预审室出来时，他还是觉得自己的灵魂从未有过地受了重创，有如《庄子》里形容的那种嗒然若失。

他让自己镇定了一下，但要回到被提审前的人样儿，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他还是做出了努力，摆脱那种灵魂若失之感。回到牢房，大家都看着他，这是一种关心。包吉上前来问他，郁老师，没有给你动手？他说，没有。包吉又问，你都回答了？他说，都回答了。包吉说，文化大革命又不是什么反动的地下活动，没有什么不好回答的。我看他们把我们估计过高了，也把我们估计过低了！郁老师，现在要告诉你一个情况，刚才隔壁跟我们商量，我们被抓进来的这些人，要成立一个组织，叫做“革命无罪控告团”。我们进来之前，《人民日报》上就有社论，说到“出现新的反复”，没想到这样的事情在亭州也发生了，成为我们的亲身经历。《人民日报》代表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他们不但不听，还要继续这样做，他们是在听谁的话？我们要控告，要向全国、向中央报告。大家推选我当“控告团”的团长，推选郭德明，还有你，担任副团长。

他本来已经越听越怕，一听要他当什么副团长，更是吓得不轻，忙说，我不行，我不能担任，我不适合。包吉看着他，立即对他理解而同情了，说，那好吧，你就不挂这个名，但你是我们的成员。他无法推辞，把头点了一下，心中叫苦不迭。包吉就到栅栏边上跟隔壁说了一会儿话，走回来，对大家说，跟隔壁商量过了，决定副团长是郭德明、梅有韬两个人，郁老师情况特殊，不担任。大家同意吗？都说同意。包吉又说，从现在开始，“革命无罪控告团”就算正式成立了！

包吉眼神一转，又到栅栏边跟那边商量了几句，然后把那个犯了死刑的农民拉到大家面前来，说，我们研究了一下，想救你一条命，你要听我们的。那个农民茫然地点点头。包吉说，放风的时候，你去“报告”有话要说，让他们提审你，你就把我们秘密成立“控告团”的事情揭发给他们，你就立大功了，他们会考虑给你减刑。农民一听，连忙摇手，说不行不行，我宁可死，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包吉把眼瞪起来，说，我们叫你去揭发的，我们不会怪你，我们就是要他们晓得这事情，看你可怜，就把这个机会给你。你不要说是我们让你去揭发的，你才算是有立功表现，懂吗？那农民点点头，抹了一下眼泪，又蜷缩到门口很负责地去望风。

他对包吉他们这些工人，不由得又敬佩又自愧弗如，想起了一九五九年以来自己的情况，简直是活得有点窝囊了，如果换了敢作敢为的包吉，那就会不一样，也不至于让乔丽吃这么大的苦。是谁把这样软弱无能的灵魂安放在他的躯壳里？他为什么没有获得包吉这样顶天立地的灵魂？他勉强被拉上了“控告团”这辆战车，却充满忧虑，要在古代，他决不合格做一名披甲之士，而包吉是合格的。宋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以党狱替满清箝口，他又想起了鲁迅这两句话。在这一方面，他对自己不觉进一步失去了很大的信心，而重铸一个灵魂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当天傍晚放风之后，他们发现，犯了死刑的那个农民不见了，没有再回到这个牢房里来，包吉兴奋地说，成功了！说，大家歇一下，我跟隔壁去商量我们的行动。他指定一人负责望风，就拉了郭德明一起蹲到前面隔墙下与那边通话。他们商量的结果令他大吃一惊，说是要宣布绝食，对亭州军管会提出最严重抗议，要求对这次无辜被捕的三十六人立即无罪释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包吉见大家心怀犹豫，说，不要怕，要树立信心，军管会肯定是错了，我们肯定是无罪的。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可以不参加绝食，请举手！结果没有人举手。包吉说，认为自己参加文革无罪，并且在文革中也没有犯罪，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的，请举手！结果所有人都把手举了起来，他也把手举了起来，包吉自己也举了手。包吉说，这就行了！大家都可以互相放心了！说实话，你们对我也不了解，我对你们也不了解，现在都了解了，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是清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应当专到我们头上来，这是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我们要抗议！宁可饿死在这里，也绝不承认我们参加文革有罪！

估计下面就要一个一个提审我们，我们讲话要实事求是，不能顺着竿子爬、瞎说自己，要把我们怎么克服“怕字当头”，勇敢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参加运动的，理直气壮说出来！我们是普通群众，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但我们没有罪。我们要反问审我们的人，如果他们认为我们在文革中有罪，那么他们是不是认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革就是罪？他们如果连这个大是大非也没有弄清楚，那就请他们回去再把《十六条》好好学学！《十六条》就是衡量各人文革表现的一个标准。除了党中央颁布的这个标准，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标准，比如中国赫鲁晓夫给他们的标准！请他们自己回去弄清楚了再来审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态度！

郭德明说，对照《十六条》，有错的是他们，不是我们！他们把我们无辜地逮来，还武装游街示众，架着机枪，这算什么？我想通了，确实是有人在搞“阶级报复”，是代表走资派对文革进行阶级报复，是中央在报纸上指出过的“反革命逆流”。军管会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

大家都因为郭德明的说法而眼睛发亮，郭德明也惊讶于自己竟能把问题说得这样深。包吉说，农民兄弟大约已经照我们的布置“告密”了。提审我们时，如果问到，就犹豫一下，然后承认成立了“控告团”，团长包吉，副团长梅有韬、郭德明。众人默然同意了这一布置。一种紧张庄严的空气顿时笼罩了牢间。包吉又到墙边与隔壁通了些话，走回来对大家说，那边也弄好了，也没有问题，三十六人，全体参加！从现在开始，我们“控告团”的斗争开始了！牢间里一片寂静。

他心中震惊着，感动着，又担心着。最感到担忧的是，他成了“控告团”的成员，他又一次地、而且更为预见到严重后果地，感到身不由己的痛苦，他简直算是正式加入造反派了，这是前所未有、非同小可的事情！他这个力求成为世外之人的人，文革以来，这样地一步比一步深陷其中、无力自拔，有如坠进怪梦一般。《十六条》开篇头一句话就说，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现在他是更加不能不信服这句话的了，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毛主席喜欢说自己只是一个教员，那么，他老人家对待全党全民，就像一个胸有成竹的教员，在不断地用各种方法，来考验、调教自己的学生的么？从现实来看，许多人至少一时还很难跟得上他老人家的思想，某种埋怨的情绪，当权派、保守派的方面早就如此，就连造反派，老是这样挨整、受苦，动不动就被“秋后算账”，甚至被算到这种程度，不也要有埋怨情绪么？但毛主席好像并不在乎这一点，而且对这一点还早有说法，对干部、对当权派，他老人家相信他们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最终都能转变，对青年、对群众，他老人家要大家在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也许，还有好多事情是大家现在想不到的，也许，世界对于人们来说，将会越来越不可思议，却尽在毛主席的料算之中。这样一想，倒也顿然轻松，好像从身上卸去了本来就担负不起的重任。

审讯又开始了。从隔壁，从这一间，连续被提审了好几个。于是知道，“控告团”的事情已经不是秘密，这就可以断定那个农民是“告密”了，而被提审的人也都按照包吉的布置，承认有成立“控告团”这么回事。包吉对大家说，底下如果提审我和梅有韬、郭德明，我们就要代表我们全体向军方提出严重抗议，宣布绝食！我们不是刑事犯，我们是政治犯，我们要看报纸，看守所应当给我们看《人民日报》，我们要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我们要了解全国的情况！郭德明同意，大家也认同，包吉又去跟隔壁的梅有韬通了话，两边取得一致。

但接下来被提审的却不是他们三个，而又是他。包吉对他说，郁老师，不要怕他们，他们问到什么你都告诉他们，我们的抗议，我们的要求，我们要进行绝食斗争，都告诉他们。你可以代表我们如实跟他们谈一谈，你如果不好谈，也不要紧，我们会跟他们谈的。

他领会了包吉的意思，而包吉对他是信任和理解的。他就去接受审讯了。这回审他的，不是汪院长，而正是那个中年微胖的军官。旁边桌子后面做记录的，看上去是起用了过去的公检法人员。

他进了屋子，在受审者坐的椅子上坐下，面对着令他肃然起敬的那身四个口袋的绿军装，红五星、红领章。

你就是郁平？军官居高临下地问他。

是的。他回答。

被捕了，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逮捕我，还有其它三十五人，都是不对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对文革的要求和规定。

是吗？所以你们成立了“控告团”，要控告我们？

不是控告你们，是控告这件事情，要求纠正、平反。我认为这是不难理解的。

你是主谋、策划吗？

我没有主谋、策划，但我是“控告团”的当然成员。

什么叫当然成员？

如果我没有被捕，我就不是成员。

那么你倒要我们为你负责了？你为什么不肯当“控告团”副团长？

我不适合当头儿，我也没有这种能力。

“控告团”有什么行动计划？能给我说说吗？

有。要进行绝食抗议。我们的要求是，一，每天有《人民日报》看。二，无罪释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砰！”一声响，军人的拳头重击在桌上。狂妄！军人目光炯炯，轻蔑地冷冷地掷出这两个字。

我不认为这是狂妄。我认为这很正常。

你继续狂妄！你有历史反革命问题，为什么还上窜下跳？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到底是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的？你以为是什么时候到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你当真不怕吗？

感谢你问我这些问题……

感谢？为什么要感谢？

因为你提的问题关心到了我的命运、我的内心世界。不过，这些问题，我是不难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有历史反革命问题，为什么还上窜下跳？首先，我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前面，要加上“所谓”二字，因为那是一个冤案。制造这个冤案的人，此时此刻也在这个看守所的一个牢间里，他就是亭州市委常委、代市长宗进庭，他已经主动亲口向我道歉，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冲击他，让他有了一定认识，他是决不会向我道歉的，如果亭州文化大革命仍然在他的主持下，我就会一直坐在牢房里，也就根本用不着军管会再来逮捕我了。

你在讽刺我们。

不敢。我说的是实情。至于我的历史问题是一个怎样的冤案，一切都在我的档案里，只要真正按照毛主席提倡的调查研究的精神，不出三天，就能弄清楚，但长期以来，就没有人想这样做，而且在宗进庭主持下就有意这样模模糊糊，让我的冤案拖延成了翻不动的铁案。宗进庭向我道歉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市委杨书记对他说过，运动后期要来重新调查我的历史问题。这对于我，就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好消息。其实，我的问题的症结所在，红卫兵小将已经弄清楚了，但他们不具备给我甄别平反的资格，他们如果给我平反也没有用，可能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一切还是要等待这个运动结束，等待组织上来处理。第二个问题：我怎样看待这个运动？我想在这个运动中达到什么目的？我以为现在是什么时候到了？我的回答是，我对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没有个人的不同看法。我本来就是信仰马列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所以我也是信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我至今其实并没有积极参加运动，而且想尽量躲得远远的，因为我毕竟是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人，我也是有了一定岁数的人，我没有资格没有勇气冲在前面当闯将，就连能不能在里面做一个普通战士、做一个可以被团结利用的人，也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运动初期有个最主要的口号就是“横扫牛鬼蛇神”，像我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不管到底真假，就可以被“横扫”，所以不管是怎样“横扫”、谁来“横扫”，我都应当小心谨慎为妙。可是我躲也躲不掉，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被抓到这里来了。我拥护文化大革命，但我使不上劲。至于我在文革中的曲折经历，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对待不同，并且涉及到了我，具体说，宗进庭就是这样，所以他两次逮捕我，让我这个不想参加文革的人，也好像参加了进来，也在文革中出了名。让我想不到的是，宗进庭本人后来也被关了进来，碰巧还跟我关在一室。文化大革命对我个人有这样复杂，如不亲身经历，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关于你问我的第三个问题：问我怕不怕？我当然是怕的，我比任何别人都要怕得早，但怕了也不曾有用，第一次被捕是从图书室里被叫出来的，那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学校里发动，我正想埋头于古代历史研究，想不到书还没有借成，突然就被捕了。如果不是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不是红卫兵小将出来反对资反路线，而是让宗进庭在亭州贯彻到底，我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可不是闹着玩的！第二次被捕……

好了，不必介绍了，你的意思很清楚，你是洁白的猫儿，你是身不由己的，我们军管会逮捕你，就跟走资派宗进庭一样，是弄错了，是资反路线的继续。你装得像，你装得太像了！你恶毒，你恶毒得倒像是善良无辜！你有知识，可是你的知识是用来对付共产党的！至于你在文革中的表演，到底事实如何，你自己清楚，我们也清楚！

他说，我不能同意你刚才说的一些话！他多么想跟这军人辩论下去。但军人把手一挥，审讯结束了，他也明白了抗争无益，就服从着起身往外走，被押解回牢间。军人所表示的对他的鄙视和深深的成见，令他心伤，他觉得自己有多少话要说啊，但他很快就让自己无所谓了，进而体会到人是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的，而军人对他的评判，却是相去十万八千里。“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头脑里冒出《金刚经》上这些话，确实一时破除烦恼，当即放下，了无掛碍。他也就“顿悟”，既有世界，又没有世界，既有我，又没有我，无所来，无所去。老子曰，能如婴儿乎？亚里士多德说，存在不比非存在更存在。当他回到牢间里，他平静得如同在家时散步归来回到自己的书桌面前。

怎么样？包吉问他，大家关心地看着显得过于平静的他。

我说了，关于绝食抗议，还有无罪释放、彻底平反的要求，还有我们应当每天看到《人民日报》。

太好了！太好了！包吉和众人都兴奋起来，包吉说，郁老师，想不到你这样勇敢！我本来以为你不敢说的！

他想说“勇敢，就是非勇敢，非勇敢，就是勇敢，坐牢，就是非坐牢，非坐牢，就是坐牢，庄严，就是非庄严，非庄严，就是庄严，我就是非我，非我是名为我，你就是非你，非你是名为你，凡所执著，皆是虚妄，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但他还未开口，已觉无法开口，他开口所说的话却是：

包吉，我认为，一切都是不必的，也不要绝食，也不要提要求，坐牢就是坐牢，心里不是坐牢就行，最后自有结果。你们商量一下，马上必然要提审你们，你们可以见机而作，实行让步。虽然他们把我们当成阶级敌人，我们却不能把他们当成反动派。他们错了，我们不能错。只要上面指示一下，他们就会释放我们，平反也应当是能做到的。如果上面不来纠正他们，我们怎样绝食，怎样斗争，都没有用。这事情一定有个大形势、大背景、大来头，不但我们决定不了，也是他们决定不了的。我们可怜，他们也可怜。

包吉沉默不言，大家也都不说话。郭德明说，郁老师说得对，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我看这样，要求照提，但不绝食。不到一定时候不绝食。不是我怕绝食，是情况特殊。抓我们好抓，一抓就来，放我们就难了，不是三天五天就能改变，总要拖一向时。即使上面来了指示叫他们放人，他们也要拖十天半月，说有个做工作的过程。如果我们绝食，我们就被动了。我们不绝食，他们不敢不供应我们吃饭，自古有打罪骂罪，没有饿罪。但问题是，郁老师话已经说出去了……

说出去可以改口，现在不绝食，但保留绝食斗争的权利。

包吉这样一说，大家都说好，他也赞成。包吉就叫了郭德明，到前面墙边跟隔壁交换意见，过了一会儿回头，告诉大家，那边也同意。他一颗心放了下来，总算能相对清净一些，从精神到身体少受些无谓的煎熬。

大家坐着，等着来把谁叫去提审，但不曾再来提人，中饭却不期然而然送来了，竟然有红烧五花肉，有肥有瘦，一两一块的样子，每人两块，加在一勺青菜上，油亮诱人。

吃！包吉说，几年前自然灾难的时候，居民一人一个月才供应一两肉。

吃着饭，有人说，这顿肉饭，要感谢郁老师！还有人说，假如我们天天说绝食，就天天有肉吃！但又有人说，你倒想得好！他们上一次当，还能再上当吗？你今天再说明天绝食，他们明天就送馊饭馊粥来，叫你吃又吃不下去，不吃又挨饿！吃着，说笑着，一时全不像正在坐牢的样子。忽然，有几个军人和看守所的人进了院子，远远地望着他们吃得有滋有味，看了一会，掉头离开了。两间牢房里笑了起来。

接连几天，所有未被提审过的人都被提审了一遍，各人文革以来的真实情况，各人都坚持事实，不承认军管会布告上所定的罪名；郭德明等人为了澄清自己的家庭出身，也据理陈述；对于成立“控告团”，包吉、梅有韬、郭德明三人被反复提审数次，他们如实承认，而且就以“控告团”名义一再提出他说过的那些要求。在这些提审中，看守所人员打人的行为也受到包吉他们的责问，提审这些造反派变成了这些造反派的抗争，提审也就停止了，以至于听之任之，不再来找他们的麻烦，后来，空气不知为何有些松动。

坐牢的人们一再提出要看报纸，但一直没有得到同意，后来有一天，看守所耷眼皮的人忽然放下了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子，以私下说话的样子对他们说，你们不是要看报纸吗，我去找些来给你们看，看过后还给我，报纸上确实有对你们有利的话，但你们不要闹，你们一闹，上面就要怪我了。于是弄来了一些《人民日报》。

他们看到了戚本禹的大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其中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甚至说，“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文章中公布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从报纸上还看到“清华大学师生揭发控诉《论修养》一书的毒害”，还有毛主席的话“《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毛主席的话都用的是黑体字，一目了然。

文化大革命在中央的结果，原来就是这样宣告天下的。这之前，军人已经对他们作过那样的宣布。现在亲眼看到报纸，是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心中的一种恐惧深入骨髓，真是比自己一切表面上的存在都更存在。

报纸上确实有对于他们直接有利的文章。其实就在他们被捕后第四天，四月二日就有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说，“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这样的人，算不上是“革命小将”，包吉他们这些工人，似乎也算不上，只有学生红卫兵才算，但他们是处在社论所说的情况之中的。

四月八日的报纸公布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在他读到的同时就永远刻印在心上，再也抹不去了。

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四月十日《解放军报》社论，好像就是针对着亭州来说的，“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正在勾结牛鬼蛇神，网罗社会渣滓，用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拼命转移斗争目标，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我们每个干部战士，一定要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伟大旗帜，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紧紧地和左派广大群众在一起，坚决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允许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否则，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会犯方向性的错误……”，还有“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等等，这样的话写得很多。令他注意和欣慰的是，“牛鬼蛇神”、“社会渣滓”这些词的使用方向，不是指向造反的这一边，而是拨转过去，指向了保守的一边。运动开展以来，保守派最喜欢拿这些词来指向造反派，这下子应当是被封了嘴、没有话说了。

到四月十五日，《解放军报》又有社论谈这个问题，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千方百计企图搞垮革命左派队伍，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并指使一些保守派组织，抓住革命左派的某些缺点错误，加以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造谣污蔑，无中生有，给革命左派妄加种种罪名，他们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妄图使我们认错门、站错队……”，还有，“我们衡量和识别一个群众组织是不是革命左派，就要看他们的大方向，看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坚决揭露，坚决斗争，看他们的斗争矛头是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看他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

看到这样的社论，特别是毛主席那段让人一读就会永远难忘的语录，个个激动、振奋，都说“天要亮了！”而且说，“毛主席真是下了大决心了！”郭德明失声而哭，说，“毛主席为我们说话了，句句说到我们心里！”所有人的眼睛里都含着泪水。他们于是明白，为什么看守所这向时对他们松了下来，也看不到军人来要把他们怎么样，因为军管会在他们之前就看到了这些社论，还有那一段应当说是最为重要的毛主席语录。

报纸上还有一些能让他们激动的内容，比如，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说，“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说“旧北京市委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这样的语句，就连这些坐了牢的造反派看了好像也觉得是否说得过份了些，但总的来说，他们当然要看作是好消息，也许在革命年头，就必须说得那样激烈才行。让他们激动的还有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江青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现在，四月六日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也是正确的，有效的，十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当怎样正确对待群众，是讲爱民的。”虽然是两边和稀泥、给军队留面子，但从时间上说，侧重点毕竟是军委十条命令了。什么是十条命令，他们不知道，但《解放军报》社论上的那些内容大约就是一种体现。这就进一步明白了中央的态度，明白了总的有利形势，所以他们从中受到鼓舞。令他们遗憾的是，一场重要的好电影，他们被坐牢错过了时间，4月19日报纸上说，“亿万革命人民渴望已久的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开始上映”，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怎样向海洋一般的广场人群挥手，并且高呼“人民万岁”。

四月底的一天，江进海、林集和七、八个学生，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耷眼皮的看守所人员来把牢门打开，大家都涌了出来，学生们和大家握手，都是热泪盈眶。有人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于是一齐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林集抱着他哭了起来。

忽然看到几个学生拖拖扯扯要把两个看守所人员拖进院子，但学生体力小，那两个人身强力壮，虽然表面上任凭学生拖扯，并不反抗，但学生就是拖扯不动他们，好不容易才拖扯到院子当中。江进海走过去，喝令说，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造反派请罪！学生们捺着，终于让那两个人跪了下来，学生们呼喊口号，其中竟然有“砸烂公检法”！这“砸烂”二字跟“公检法”联系起来，让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安。他们看到，就有学生把这条标语刷在牢房院里的墙上了，并且说这也是毛主席说的话！

学生让那两个人站起来，狠狠教训着，那两个人低头听着，后来就让他们自己走了。整个过程他们站在牢间门口看着，谨慎地没有走近。他松了一口气，因为学生对二人的这番“武斗”是很轻微的，而他们作为“犯人”，也保持了距离。当然，对于那二人来说，却是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将来有机会，要把这事情说成“反革命事件”是很容易的。

江进海气愤地说，我们调查过了，他们两个人是打你们的。包吉说，确实，他们就打过我，一拳头下来让你疼几天，到现在还阴疼！别的也有几个人证明说，这两个人确实最会打人，文革前就打人。

江进海就简略告诉人们，亭州的“三月镇反”不是孤立的，在四川，在河南、安徽，很多地方都是一样，全国最严重的是“青海2·23事件”，篡夺了青海省军权的赵永夫下令开枪打死了许多学生和工人，中央已经作出处理，中央军委下达了十条命令，纠正军队支左中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你们被捕、被游街示众之后，全市一片白色恐怖，但第二天，我们的大字报《摸虎头》就上墙了，是他（指林集）执笔写的，观看的人日夜不断，看着流着眼泪，夜晚就打着手电筒一行一行观看，上面加满了赞成的批语。接着是中央四月二日社论发表，证明我们的大字报写得不错，证明“三月镇反”是错了！到四月十日、四月十五日，中央接连又是两篇社论下来，更证明我们是对的，我们到军管会去谈，军管会说话的口吻才有了一些转变，但到现在也不说什么时候可以释放你们。我们到这里来之前，到公检法军管会里去过，但他们躲起来不见我们了！我们就在那里造反，写大标语，又到看守所来看望你们！公检法作为专政工具这一次是保皇派面目大暴露，迫不急待推波助澜，逮捕造反派都是他们走在前头，把你们武装游街时，他们提着手枪，站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开路，显示威风，精神抖抖的！当然，问题不光是我们写了几条大标语就什么都会自动解决，斗争是艰巨、复杂的，就我来说，我越来越感到斗大的馒头没处下口，而且也不知道这馒头到底有多大、有多硬、里面包着些什么，我们学生对社会了解得太少了，一定要工人阶级、全体人民起来斗争才行！

人们凝神屏息听着江进海说话，不时地揩着泪水。他心里多么为这样的学生自豪！这些学生都才只有二十岁，或者还要小一点。毛主席要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事实果然如此，他们的确得到了锻炼。

只见林集把公安人员的一副帽徽领章交给一直站在一旁的耷眼皮，并且做着说明，耷眼皮不肯收下，江进海大声说，这事情好办，你打个电话告诉那边，是谁的叫他来跟你拿。耷眼皮只好收了下来。原来，这是他们在冲击公检法时，与那里的人发生辩论，林集把一个老民警的帽徽领章揪了下来，说你不配当人民警察！林集本想把帽微领章留在身边玩玩，但想到那个老民警也挺可怜，就决定还给他。

江进海他们离开后，他们自动回到牢间里去。耷眼皮这时就来把牢门重新锁上，很谦卑地打着招呼说，做个形式，做个形式。造反派们说，这是你的工作。一时竟出现彼此的理解、宽容，很有意思。

四月二十九日这天上午，耷眼皮和另一个看守所人员走来，开了他们这一间的栅门，按名单叫人，叫了三个出去，又把栅门上了锁。过了二十分钟，还是这两个人，从隔壁牢间里叫了三个人出去。包吉问，喂，把人叫去做什么？玩什么鬼？怎么三个、三个的，还一边、一边的？耷眼皮说，放你们哪。包吉问，怎么放？什么说法？耷眼皮小声说，这个我不清楚，马上你就知道了。说罢赶快押了人就走。

这时，郭德明发现，对面半空中那岗亭上的机枪撤掉了，只剩下一个背枪站着的战士。

下午，隔壁的梅有韬、这边的包吉被叫出去。包吉跟还没有走的人郑重握了手。跟他说，郁老师，出去再见！

晏下午，耷眼皮走来，开了栅门，说，郁老师，出来吧！他跟牢间里的郭德明等人握手道别，就跟耷眼皮走。出院子时在宗进庭那一间牢房前停下来，而宗进庭也看到了他。他说，我先走了，你保重！宗进庭坐在铺上向他做了会意的手势。出了二道门，耷眼皮对他说，你跟宗市长熟？他说，很熟，不是一般的熟。耷眼皮“噢”了一声，好像方知事物的某种复杂性。他不明白，对宗进庭这些人，军管会为何还不释放呢？既然镇压造反派了，这几个在“一月风暴”中被群众逼着市委关进来的干部，就大可以放回家了，然而军管会却没有这样做。是的，事物并不截然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中间性的存在，他跟耷眼皮一样顿然一悟。

耷眼皮把他交给一个脸上还很稚气的军人，军装四个口袋，是个军官。军人以较为客气的态度说，“请，到公安局去。”他就在前面走，军人在后面跟着，出了看守所。在公安局旁边墙上，他看到并排张贴着两份《中央军委命令》，一份是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一份是四月六日的十条，都是新贴上去的。军管会大约想这样来说明他们自己。但他认为，前面的那个八条并不能用来为他们做辩护。至于后面的十条，他来不及细读，那当然是明确纠正支左以来发生的这种“镇反”错误的。

进了公安局，果然看到学生写下的“砸烂公检法”的大标语还留在墙上。军人又说了几回“这边请”，曲折而行，最后把他“请”到最里边，上了一个二层小楼，说，“姜主任在等你。”

一间红地板的办公室，里面一个中等身材、很健硕的军人迎着他走来，伸手跟他一握，淮海口音，说，你就是郁老师？让你受惊了，全是误会！我是公检法军管会姜顺堂，现在你是我的客人，请坐。年青军人泡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而后退了出去。

他在办公桌对面椅子上坐下，神经绷紧着，意识到这是姜主任要跟他“交朋友”，认为他具有某种价值。这与造反派请他办报纸相比，好像是转到了强大而有利的一面，但他心中不觉已经产生一种警觉和抗拒。他喝了一口茶，他有一个月不知茶叶的味道了。

姜主任拉了坐椅，隔着办公桌的一角对面坐下，这样与他在位置上就是平等相待的了。姜主任说，我们经过查看档案和调查了解，认为给你定的历史问题，确实是一个冤案，你没有历史问题，你是一个正常的同志，跟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一样：一九四四年。你上学受培训，我直接入伍。

他一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是听清楚了，他站起来，朝姜主任一个鞠躬。姜主任忙站起来拉他坐下，说，都是革命同志，不作兴这样的。他说，这是我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对我表态，并且，我认为你的话是代表组织的，不仅代表你个人。姜主任说，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我们毕竟是军管会，是临时的。将来，我们要把调查结果转给恢复工作的地方党委有关部门，由他们来做最后的结论，并且还应当给你恢复待遇。当然，就我们来说，从现在开始，看待你就不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了。所以，对于逮捕你，让你坐了一个月牢房，我代表公检法军管会向你表示赔礼道歉！姜主任站起来，郑重地朝他鞠了一躬。他连忙站起来说不敢不敢。

姜主任就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纸，说，这是给你的《平反决定》。他接过一看，是“亭军（平）第36号”，上面打印着几行字：“经研究决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所谓历史反革命问题，经查不实，有待运动后期提请组织部门改正原有结论。”下面是“亭州军管会”并盖有公章、签有日期。他反复看了几遍，抬头对姜主任说，这可以说是目前所能写下的最好的结论了，对这个结论，我已经盼望了七年多，我，我的一家，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他的泪水涌了出来，站起身朝姜主任一个鞠躬，姜主任双手来扶，说，你受苦了，你受苦了，我能理解，能理解。

姜主任给他的茶杯续了水，说，你看了这个，你就知道，我们是真诚的，我们犯错误是真诚的，我们改正错误也是真诚的。你无须对我们，对我，有什么戒备心理了。他心中一愧，说，是的，本来是有一点，虽然那是不应该的，但现在情况确实有些不同。姜主任又说，这份平反书，军管会留档一份，给你们学校一份，给你本人一份，你要收藏好。

具体就谈了这么多，没有涉及运动，也没有对他提什么希望或要求。姜主任让他再喝点茶，他好好地喝了几口。姜主任说，今天我们是初步认识，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交谈，你也可以来，我也可以拜访你，不打不相识，交个朋友嘛。时候不早了，你就回家团聚吧，请代我们向你的家人表示道歉！

毫无疑问，姜主任是一个很有水平和政治风度的人。

那个青年军官陪他走到公安局门口，互道再见。跟刚才进公安局不同，这时他作为一个恢复了人身自由的、而且比这还要好得多的人，走出了公安局。他怀揣着那份第36号《平反决定》，独自走回家去。这个《平反决定》，不是搨在他鼻子上的够不着、舔不到的糖，而是有真实份量的东西，决不是可以随便这样写、这样盖上军管会公章的。

第十章  侦察

一

从公检法军管会出来，走着走着心儿按捺不住狂跳起来，想不到这次坐牢竟有这样好的结果，简直是因祸得福，那结论多么直截了当，多么实事求是，多么敢于负责并且尽力而为，感激之情洋溢他的心中。

天色渐暗，仍有群众认出了他，大约见过他被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的，不免惊愕，但见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的走着，比一个正常的人还要正常，也就掉转了疑问的目光，把肚子里因恐惧而忽然涌起到喉咙口的一个东西，“啯笃”一下，又吞回肚里，心想：反正是文化大革命，很多事情是闹不明白的，于是当下心安，走自己的路。

碰巧就对面遇到五十多岁的那个女街道主任，耷着眼皮，却一眼认出了他，掩饰不住一愣，有点浑浊的小眼珠瞪着他，也好像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人，这么出名的一个历史反革命怎么又从牢间里放出来了？该不是自己跑出来的吧？他不由得就上前一步，这时他注意到主任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素质而镇静着不为所动，他也就装出些卑微，从怀里把《平反决定》拿了出来，尊称一声“主任”（惭愧，他不知她姓什么），说，军管会给我平反了，而且我的历史问题也弄清楚了，根本不存在历史问题……。

街道主任神色不动，眼睛看着他手里的那张纸，听他说着。他估计她还没有贯神，或者在傍晚光线下看不清纸上的字，就一行一行指着念给她听（其实他已经背熟在心里了）：“平反决定，亭军（平）第36号，经研究决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所谓历史反革命问题，经查不实，有待运动后期提请组织部门改正原有结论。亭州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念罢，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不能再算是牛鬼蛇神了！

他就这样几乎是强行地把《平反决定》灌进了街道主任的脑袋，让她明白了对于他来说如此重要的事情，而这事情与她的工作也是大有关系的，她不应该再用老的眼光看他了，从此以后，她应当以这个《平反决定》为准来看待他这个人，并且对乔丽也应当另眼相看。随即，一丝怜悯之情却暗起于他的心中，因为街道主任毕竟是这样五十多岁而且很显老的一个妇女，估计识字也不多，只知道按上级布置去做工作，据说每个月只有很少的一点工资，只能算是补贴，工作中虽然不免方式呆板简单些，但她的存在对于一方社会的安全是很起作用的，即使以前对他、对乔丽有过什么样的眼光和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想，他愧疚起来，补说了一些问候的话语，尽力要把一种尊敬和温暖送进街道主任的心中。

本来一直板着脸，好像从来都是板着脸的主任，绽开笑容，指着他手中的那张纸说，这个你要收好。其实，我们一直也是为你们可惜的，你们看着也不像是坏人。现在好了，乔丽回来了，你的问题也见底了，你们还年轻，还有得过呢！

说得多么实在啊！他连声道谢，总算圆满结束了跟街道主任的这个乍然相逢，成功压抑住了心中一股桀骜不驯的野蛮力量，如果压抑不住，那会是多么无理、多么有害，但他似乎也不应抹杀它，因为它一直让他能挺住、能活了下来，那可能就是生命力本身，而拥有这生命力的人自己，似乎也无奈何它。

四周一切如故，小屋的门是开着的，自行车停在门口，乔丽已经下班回家了。他进了屋，乔丽转身看到了他，马上扑在他的身上，抽泣出一声。这他想起《罪人归来》的著名油画，可惜他并不是那在俄罗斯文学中特别光荣、也打动了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十二月党人。他安慰着乔丽，问，你不曾有事吧？乔丽说，还好，派出所来把屋子里搜了一下，把地下挖了二尺深，竟然挖出一把手枪、几十个子弹来，吓死我了，还好，都锈透了，跟泥土锈在一起，有年代了，跟我们无关。但还是问我们是什么时候住在这里的，我说从一九五九年算起，住在这里七、八年了。他们没有说挖出来的东西跟我们有关系，但我心里还是生怕被缠住，越想越怕。怎么我们偏偏就住到这个是非之地上来的呢！我就想，难怪我们接二连三倒霉的呢，原来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下面有这些不安宁的东西啊！总算挖出来弄走了，以后我们就要太平了！隔壁老太也是这样说的。

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去谈话，问你的情况，我说我劳改了五年，回来才一个月，我不了解情况，他们训了我几句，就让我回来了。有一天几个街道青年忽然闯来，把我就在这门口站到大凳上批斗，说我是“牛鬼蛇神”，命令我“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别的倒也不曾有什么事，目的好像只是为了表现他们自己“革命”。幸好厂里是“工红”一派当家，到了厂里我就不怕了，住在家里总是怕。他问，我们被游街，你看到没有？乔丽说，没看到，听说了，给我带来的压力真大！说着抱紧了他，问，你没有吃苦头吧？他说，里面也有人挨了打的，我没有。以后，我再也不会被抓起来了，不会有任何抓我的理由了。乔丽却大有疑问：真的吗？他说，军管会对我有了一个很好的结论。他就把《平反决定》拿了出来。

乔丽看着，他还在一旁一句一句念着。乔丽问，就这一份吗？他告诉她，军管会存档一份，学校里也有一份。乔丽说，这么些年了，总算等到了这张纸，害死我们了！说罢，恐惧地看着他，他把乔丽揽拥在怀中。乔丽说，真正最后的结论，还要等啊。他说，等吧，不至于再有更多的曲折了，反正我们已经习惯了，你看这个转不过身来的小屋，将来有一天我们还会舍不得离开它呢，比住小洋房还好，有种非常脚踏实地的感觉！乔丽不以为然轻轻摇头，然后丢开这个话题，脸上亮出一种光来，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她确实是怀孕了！

他们久久相拥在一起。他感到人真是太可怜了，可是他何必说破这可怜呢，你不说，那就几乎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此时此刻他们不是正感到很幸福吗？多么珍贵，比平常的单纯的幸福还要幸福！

他注意到桌上有一叠《活页文选》，问，你买的？乔丽说，中央的重要社论上面都有，而且便于收藏。从社论上我就估计到快要放你们了，好像写社论的人也晓得亭州的事情。他笑道，你也学会研究社论、分析形势了，你已经切实成了社会的一员！我本来还担心你会不理解、不适应呢。人生随遇而安，怕只怕天下事了而未了。文革让所有的人都成了政治家！

自从乔丽从劳改农场回来，他就想带乔丽回老家一趟看望父母，如今出狱，这愿望更为强烈。但乔丽每天要上班，厂医务室很忙。原有一个老厂医，她上班之后，人家得着这个机会，就调到老家海塘人民医院去了，她就走不开。现在，到医务室就诊的人增加了，到医院看病的人减少了，厂里对她很满意。而他呢，坐牢出来之后当然还是要到学校去报到。在他这次被捕前，学校就“复课闹革命”了，他应当到校报到，至于回乡探亲，只有等待暑假的来临。但文革期间，也没有什么放假不放假的了，去年的暑假正是闹革命的高潮，寒假期间也正是又一个高潮，都过去了，人们都没有想到有放假这回事，实际上师生们都把放假忘记了。但外地的老师或农村的学生，大多是回家去的，没人注意。即将到来的一九六七年的暑假，又如何呢？这很难回答。

他和乔丽一时不觉都成了现行军管秩序的拥护者，巴望就这样军管下去，逐步回到社会正常秩序。他需要写一封信，说明暂时还不能回家看望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要给父母大人报告乔丽怀孕的喜讯。他征求乔丽的意见，乔丽立即愧疚而且流下泪来，说，这事以后再写吧。

晚饭后，他同乔丽一起到王校长家去。他认为他应当立即去见王校长，让王校长最及时地知道他平安获释，而且有了这样意想不到的好结果，不应当到学校报到时才跟王校长见面，那样就混同于一般了。当然，王校长也许已经知道了他的情况，但他还是应当在最早的时间内出现在王校长面前、向王校长报个平安。这一切都是出于一种报答。

王校长握住他的手说，我在等着你呢。他说，我应当今天晚上就来见你。王校长说，我能理解，我也估计到了，说实话，我有愧、有愧啊，在你的问题上，我一直地有愧。他忙说，我的事情哪能怪你，你要是能决定一切，我和乔丽就会是别的样子了。

他把《平反决定》放在王校长面前，王校长一字一字认真看了一遍，说，这说明军管会对你的问题，还是很负责的。他们一开始是仓促上阵，但后来的工作做得还是细的，从你的问题上看，是用了功夫的，要不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更不敢这样负责地写出来。这最后一句话，他们不写也可以，只要给你这次被捕做了平反就行了，别的他们可以不管，也可以不写上来。这样写，客观上对你是有利的。

他点头。王校长接着说，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以后我们各方面恐怕需要更加谨慎，千万不要再卷进去，高低不沾边不就行了吗？我们的身份毕竟跟群众不同，我们的问题不是靠群众运动，而是要靠组织解决。《平反决定》上面最后一句话，意思就是这样，这就把你同那些人区分了开来！

王校长是这样去理解的，倒也有些道理。只不过他心中好像已经跟包吉那些人分不开了。文革以来，他确实把“组织”对于他的存在给忘记了，这简直很奇怪。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他心中一直是只盼着“组织”来关心他的。

所谓“高低不沾边”，实际上很难做到。以前他也不曾想去沾边，可是后来还是多少沾了边，并且就被卷进去了，一直被卷进了看守所、被游街示众，在别人看来好像卷进很深似的，其实又不是那回事。

他说，我很想躲到乡下去，但现在怕是不好请假。王校长点头。他说，不过乡下也不太平，农村也是开展运动的，也很复杂，而且中央规定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不要回去。

王校长说，也不一定要躲到哪里去，也不是不要关心国家大事，而是对实际的运动，如何保持一定距离，当然，群众要来批判我们，或者来向我们请教，那也没有办法，只要我们不是主动参加这一派那一派的，那问题就不大、不深，有了问题也离得身、说得清。

耳朵里只听得王校长说“问题”，是的，文革对于他，对于王校长，对于很多人，就是不要在运动中有什么“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只要在运动中不曾有“问题”，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是一种小算盘，但限于自身情况，何不明哲保身呢？至于学生红卫兵、工人造反派那些青年人，那些普通群众，情况确实跟多少有自己特定身份的人不同，是好是歹，由他们自己去经受，你关心不了他们，左右不了他们。最保险的信条应当是：国家大事虽说要关心，但在运动中最好不要惹上什么“问题”。你不能保证你“正确”，你“正确”了又怎么样？你“正确”不等于你就不吃亏，而且，你的“正确”说不定就是你的“问题”。这种道理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它复杂而又简单。

他说，是的，运动总之是在“收”，这次“三月镇反”，只能看作是一个意外、一个曲折、一次失手，是执行“收”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能改变“收”的总趋势，一切还是要“收”。

王校长说，你这就理解对了，现在要防止的，就是受压的工人学生不服气，又一次起来大闹天宫，我就担心这个。学校里已经有动向，早就军训不下去了，都不听话，具有“全军毛选学习积极分子”称号的人当军训员也当不下去，学生都不听他的，看不起他，弄得他哭笑不得。军训小组最近干脆不到学校来了，学生又自作自为起来，大字报专栏上天天是新的大字报，天天都有新传单印发，有自己写的，有转抄外地的，不同观点的都有，都在讨论从“一月风暴”到现在的形势。我看主要观点只有两种，一种认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反对妥协、改良，一种是认为运动不应当继续搞下去，以免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这两种观点都言之成理，能结合起来就好了，但他们互相攻击。江进海在学生中的威信很高，是所谓革命到底的，而史宏好像变成保守的了。有些学生，我有时心里也不得不佩服呢。我只是担心他们以后要犯错误！他们不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是只知天高，不知地厚，他们有点唯意志论。光是对了，算什么？说不定呀，对了就是错了！我的思想是有点保守的，但我是从经验里来的，是很现实的。习惯的势力最强大，它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革命能推动社会前进，但无法一下子改变所有的东西，有许多东西是要卷土重来的。过日子是人心深处最普遍的愿望，至于一些高深的东西，知道一些就行了，普通人哪里弄得清、管得了？看来史宏比较老成，他就知道转弯，他不再持激进的态度了，现在有点不动声色。你回校以后，千万不要被卷进去，他们都是学生，我们不好赞成一派，不赞成另一派。

王校长的话比较朴素，但相当深刻，他听了心中折服。他连说是的是的，我也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我本来就是最不关心的人，倒好像成了一个重要的当事人，其实又不是那么回事。

王校长说，你总算是幸运的，还得到军管会这样负责的平反，在运动中因为历史问题而丢了性命的一定不乏其人啊。

他把头直点。王校长这样的提醒，能让他头脑冷静。

乔丽从王师娘那里出来，眼睛红红的，流过泪了。说，我们该让王校长休息了。看来，乔丽跟王师娘也有了很好的交谈。

夜晚宁静的小城，空气清新，悠然飘逸着不知从何而来的春天的花香，气候不冷不热，最是宜人。他和乔丽在小屋里几乎很甜蜜地睡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新的烦恼从释放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一伙人突然来到，有江进海、林集，还有包吉、梅有韬。至于他们怎么走到一起的，他就不知道了，这些人聚在一起是很自然的。屋里太小，他们都站在门外，他也就到屋外去接待这些不速之客。他们说，郁老师，你知道吗，郭德明他们到现在还关在里面，而且给我们的《平反决定》上都留有“秋后算账”的尾巴。我们来找你，一起去研究怎么弄？

这情况他还不知道，他也感到惊讶，但他想说“我不去”，他还想说“以后我跟你们、跟这个运动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此等等，可是他说不出口，他做不到那样绝情绝义，他无法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如果他能让自己只值得他们鄙视和唾弃，那是多好，可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那一步，在社会上他是见到过那种人的，可是他做不出那种样子来。他只能“姑妄从之”了。他进屋很有愧很抱歉很无奈地与乔丽说了一声“我跟他们去有一下事”，就跟他们走了，也顾不得人们眼中将会把他看作这些风风火火的造反派里的一员。事实上在一般人们的眼光中，他几乎已经就是一个很著名的造反派了，他的角色好像是造反派的“军师”、“高参”、“笔杆儿”之类。他早已收获着或者敬佩、或者敬畏，乃至或者恐惧、或者仇视、或者讥笑的目光，而这些“他人的目光”其实都弄错了，都是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对文革这一客观事件的反映，真是“我思故我在”，他们只是生活他们自己的思想中而已，确实是唯心主义的，他根本无须介意。

他公然跟着这些造反派走着，走进大街旁边的长巷，一直向北，穿过几个街口，长巷还没有到头。原来，从前这长巷是市内长河的西岸，与东岸的十里长街隔河相望。河宽三丈，不算宽，但水深流急，南北贯穿全城，北通淮河水系，南接扬子江水，有潮涨潮落，北边水清而南边水浑，有如泾渭分明；河里盛产鱼虾，河边商贸兴旺，也是市民的饮用水源之一。他们正在穿过的几个街口，原是长河上的一座座桥梁，桥梁两头人群攒集，商业兴旺，有如清明上河图一样。四十年代的民国地方志上已经说水政失修，长河正在湮没，桥梁塌陷，踏平为路，成为十字路口。现在走在长巷中，有时还能看到尚未完全消失的小片河段，那是附近居民倾倒垃圾的场所，不久之后势将完全填平。真是眼睛看得见的沧海桑田。解放以来，农村到处兴修大中小型水利，这样的城市水利，似乎不够重视。

他们拐进长巷旁边的一个小巷，里面豁然一条小街，当中麻石铺路，两边青石到边，一眼远望无尽，二面俱是人家，是个清洁齐整，闹中取静的地方。固定在高墙上的蓝色瓷牌上写着这里叫做“明德街”。进了街边的一个大院，说是职工夜校。重新出来活动的“工红”以这里做了临时总部。

职工夜校里有很多的人，一目了然都是工人群众，抽着烟，说着话，他们从某种蛰伏状态下又出来活动了，显得很兴奋。一个工人在一张很大的桌子前俯身悬肘抄写大字报，四周站着观看的人，啧啧称赞那一手好字。

他跟着包吉他们往里走，在里面的一个小院里他看到已经久违了的刘克成、张大同、刘济武这些头头们，还有另外的一些他不认识的工人。头头们也惊喜地看到了他，于是握手问候，一种温暖和热力立即将他裹挟、并且侵润到他的心中，把冷漠、封闭和小心驱逐出去，让热血流动了起来，要想抽身而退也很难。

一个工人苦脸含泪诉说前一阵他在厂里受到了怎样的压制乃至非人的对待，而现在，那些压制他的人们晓得形势不妙，又躲下去不吱声了。其他人也争着要诉说自己的情况。这些工人，就像战争中被打散了的队伍又汇聚一起，一面诉说被打散后所吃的苦头，一面摩拳擦掌，要举旗再干。他们重新见到了他们的头头，他们的头头也重新见到了他们，又走到一起来，又体会到自己的整体的力量了。

他想起他同王校长其实已经预见到这一切，而且他是应当谨防自己被卷进来的，可是，看来仍有身不由己之处，一切不可能一切两断，只是要注意保持距离。好在他是知识分子、文雅之人，并且有自己的问题，事实上这些人也从未对他有过更多更高的什么要求。一次一次地，他都是因为某种却不过去的情面，加上一定的同情和理解，而跟这些人发生了一定接触，其实他如果对他们硬是敬而远之，硬是拒绝来往，他们也不会对他怎么样的，至多在心中鄙视他、可怜他这个人罢了。

造反派作为“群众组织”，本来就建筑在自愿自觉的基础上，并无约束，对任何一个成员都无法提出“你必须参加”或“你不得退出”的要求，全凭着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有了事不管是甘心赴汤蹈火，还是不好意思躲避，总之看上去就是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人，而且用着“战斗队”、“兵团”、“方面军”、“总部”之类的名称，但事实上远不是那么回事，“三月镇反”这样的形势一来，不就全都鸟兽散、无影无踪了吗？

他之所以不能按照自己内心也存在的某种冲动，而真正加入他们的队伍，之所以老是在心里嘀咕告诫自己跟这些人保持一定距离，其中一条原因也是这些人具有这种“乌合之众”的性质，你怎么能就把自己的已经很可怜的政治生命跟他们“乌合”在一起呢？你跟群众不是一回事，而像现在这样总是发生一定的联系，都是在没有料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次一次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好在他并没有失去理智，他遭到三次抓捕、三次进狱，换一个人也许完全有理由发疯，完全有理由跟造反的工人们学生们铁了心“打成一片”，真的成为他们“军师”、“高参”、“笔杆儿”，乃至在一定情况下走在前头、振臂一呼！但他并没有这样。多么悲哀啊，人是有自己的处境、心境的，人很难改变自己，自由的人本身在社会里是不自由的。

在小院旁边的一间屋里，包吉激动地向刘克成、刘济武报告了还有一半人关在牢里没有放出来，而且已经放出的人的那一纸《平反决定》都是留有尾巴的，意味着随时可以再跟他们“秋后算账”。包吉指着他说，郁老师也来了，我们总要有个对策呀！幸而他们没有问他的《平反决定》写得如何，要不然真是很难回答。他也就像心里怀了一个鬼胎似的。

刘克成说，经过明天的“五·一大游行”，我们一定要跟军管会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许多问题。你们记住，以后我们不叫“工红”了，我们叫做“文革串联会”。“三月镇反”之后，我们“工红”已经不存在了。中央的要求是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但发生了“三月镇反”这样的曲折，运动“收”不起来。我们不得不重新战斗，根本的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怎样看待我们这些人，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都不会解决，除非还是把我们镇压下去。这一回是血的教训！明天的“五·一大游行”，就是重新发动，今天要全力以赴做好准备。

包吉听了浑身来劲，说，好！就盼着你们出来领着干！

刘济武说，你们被抓进去，还游街示众，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这几个人，一个一个都被叫到公检法军管会去谈过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随时可以逮捕我们！我们厂里，他们把朱荣兴调虎离山，调到军管会生产办公室去看电话机，从人武部抽派了三个科长到我们厂来实行军管，这三个家伙暗中培植一些人来做我们的对立面，要不是形势及时翻过来，我们厂肯定要变一个天！昨天我们把那三个家伙轰走了，到军管会把朱荣兴要了回来。“三月镇反”是全国性的，我们不起来斗争是不行了！

刘克成说，好吧，情况都清楚了，各人都去宣传、发动，明天“五·一大游行”参加的人越多越好，早上八点半在本单位排队出发，把老旗子都打出来，如果没有了，就赶快做新的，自行上街，到时大家会在街头上遇到，相互呼应，小队伍自动合并成大队伍，形成声势。十点钟游行结束。郁老师，你不要走，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谈。

包吉一声“走”，和在场的工人们都风风火火地离开了。江进海说，我们学生也要配合行动，要为“文革串联会”叫好！明天我们也要上街游行！说着也领了林集等几个学生风风火火地走了。

刘济武、张大同都分头去工作。刘克成对他说，郁老师，你被抓进去，我就想，我们对不起你，当初还是不该请你帮助办报纸，我们考虑得还是嫌简单了。这回真是血的教训，人家对我们下手多狠啊！

他很想对刘克成说，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出来“斗争”呢？就此歇手不行吗？可是他说不出口，一种巨大的无形的东西堵住了他的嘴，这就是眼前明摆着的形势。这些人是不甘心被镇压和压制下去的，也确实不应当这样对待他们。这股子委屈，这股子恶气，一定要发作出来，一定要讨个公道，一定要把形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在他们所认为的意义上，而不是如前一阵军管会所认为的意义上，“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从而走向第一次文革运动的结束。现在，一切问题都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运动应当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结束？像“三月镇反”这样的“收”，刘克成他们是不能接受的。把亿万人民都裹挟进来的那无形而又有形的两股力的斗争，就这样又打了一个回合，下面将进入新一轮的较量。鹿死谁手，谁胜谁负，并不因为有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表态就在全国自然地解决了，否则就不会有文革以来的这些反反复复。这次军管会“三月镇反”所代表的那种力量，此时在大街上也许看不见一个人了，又都退却下去暂时沉默了，但其实像山一样不可能被刘克成他们移动一点点，他们仍然随时会出来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对刘克成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刘克成他们还是要出来进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他注意到，造反派对“路线斗争”的强调，超过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他们强调更加高级别的、更加要害的、更加实质性的斗争，而不赞成庸俗化的、以“地富反坏右”为对象的“阶级斗争”。这是与保守派的明显不同。没见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大字报，也没见过专门阐释这个问题的报纸社论，情况好像是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的，但不是无意识的，因为都反映在文革以来的反复斗争上，也反映在群众双方的大字报上，这种情况作为一种潜在的东西而顽强存在着，好像只是用语的不同，但背后是势力的不同。总之，刘克成他们现在更加明白，真正属于他们的“胜利”，不会自动来到，保守派高高祭起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达摩斯克剑，依然危悬在他们的头顶，随时可以落下来对他们无情斩杀。他们外表的斗志昂扬不能取消他们内心的焦虑、恐惧。这种内心的焦虑、恐惧，越来越成为他们起来斗争的推动力，与其说这是斗争，倒不如说是抗争。他们心中甚至会埋怨毛主席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解决问题，而一定要让他们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一方面欢呼和赞扬毛主席“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方针，另一方面又确实希望毛主席最好能挥手免去他们这样的苦斗，把“胜利”切实地放到他们手心上来。他们的一切其实带有绝望和悲怆的意味。

他问刘克成，刚才刘济武说，军管会也把你叫去谈话的吗？刘克成说，是的，我得到通知，就去了。姜顺堂对我说，刘克成我问你，解放以来可有哪一个反革命分子敢像你这样跳出来跟我们较量的？毛主席引蛇出洞，乌龟王八果然就出来了，现在，毛主席的命令终于下来了，运动“收网”了，跳出来的都跑不掉，都有一本账。告诉你，我们定你什么罪都够了。你们在社会上闹得最狂的时候，我们在兵营里就把你们看得清清楚楚，只等着上面一声令下来收拾你们。我们早就注意你了，把你定为亭州地区解放以来最大的反革命分子不为过，批捕名单上你是头一名！查你的档案，你当过我们的兵，还到北京受到过接见，退伍回来当工人表现也是好的，综合考虑，暂时不予逮捕，交给单位监督，至于最后怎么处理，那要看形势发展，反正帽子已经给你做好了，抓在我们手里，随时可以给你戴起来！你听到没有？当时我说，我不能同意你的这些说法。姜顺堂桌子一拍站了起来，说，这里不是你跟我交换意见的地方！我说过了，根据形势发展，我们随时可以逮捕你！他手一舞，我就被两个当兵的押了出去，到公安局门口放了我。以在部队的级别说，我是小兵，他是团级，他看我是用团长看一个坏兵的眼光来看的。我们厂从大门口到车间里，都写满了大标语，坚决支持军管会镇压反革命、取缔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刘克成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坚决支持逮捕反革命分子包吉、梅有韬，打倒反革命分子刘克成，等等。厂里没有人敢跟我说话。

他听了，如同身受，觉得刘克成虽然没有像他们被抓进监狱，但受到的压力，却不亚于他们。但刘克成叙述中的姜顺堂，是一个粗莽无情的军人，与在公安局里接待他时的印象截然不同，这是很令他感到疑惑的。也许是不同的时间面对不同的对象表现出不同的侧面吧？他印象中的，加上刘克成所说的，才正是完整的姜顺堂，想来也并不奇怪。

刘克成超乎常人的大脸盘对着他，睁着又大又圆的乌黑的眼，清沏得一点杂质也没有，双腮密密的满是新冒出的钢针一样的胡茬，雄浑威武与淳朴善良这样结合在同一张脸上，而其人虽是初中文化的工人，却又有一定才艺、经历、胆略和智谋，成了亭州工人运动的领袖，这一切综合一起，让他似乎不知该如何看待。只听刘克成对他说，郁老师，姜顺堂说我们是跳出来的，当时我听了心里真憋着气，有多少话要反驳他，但那时已经没有我们说话的资格了！我们现在又跳出来了，姜顺堂又在那里瞪了眼看着我们了。我也想不跳出来，可是不行啊，就像有多少双手在后面推着，而且我们不出来对得起毛主席吗？毛主席的大手也在后面推着我们出来，要我们反击资反路线的复辟逆流，要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既然出来了，就不能萎头耷脑，就要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跳出来就跳出来，我们就是要跳出来！郁老师，话虽这样说，心里就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吗？有啊，担心将来有一天真正要被打成反革命，连毛主席也救不了我们，好像这是有必然性的了；有担心，还有幻想，幻想获得最后胜利，我们是被肯定的正面人物，其中一些人被选做革命接班人，就像我们厂里群众选我当工会主席的时候那样。得到当选的滋味我早就体会过了，世界就应当这样由群众来选举，选不到我，我也没有意见！但想不到文革走到现在这一步，这样你死我活，担心真的成了担心，幻想也越来越是幻想，骑虎难下！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刘克成这番话是坦率的，说的是真实的心情，但他该如何回答呢？他有万全之策、两全其美的方法吗？他有水平能指导、能驾驭他们吗？他不是要避免充当、避免被误解成“高参”这样危险的角色的吗？他立即陷入一种巨大的矛盾和恐惧之中，他表现出了慌乱、犹豫和无能，而这却使他自己满意，因为这将产生一种效果，果然，刘克成见到他这样也就立即放弃了某种期待。他苦笑了一下，心中惭愧，于是尽量真诚回答说，看来斗争比人们想象的要深、要复杂，一切并不是毛主席说了就行，要不然就不需要搞文革了。只有严格遵照《十六条》，注意政策和策略，不要犯错误，才能上对得起毛主席党中央，下保得住自己和跟着自己的群众。

他的话虽是竭诚的，但平常到几乎等于没有说什么。刘克成听了倒也点头，有甚为听懂和接受之色，说，杨敬尧也对我们说过这话，看来这确实是最重要的。

一伙工人带着那种“我们又出来了”的新鲜和激动的神情，从外面涌来找刘克成，他也就趁机告辞，抽身而退。

一路急急而归，回到家中时，乔丽正在那里不舒服。这才是他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温存抚慰，问长问短。这很有用，好像正因为他的关心，乔丽好了一些。算来乔丽怀孕大约有一个月了，孩子应当在丁未年腊月出生，是个属羊的。小羊儿，睡觉觉，不要哭，不要闹，妈妈要休息了，爸爸要看书了，外面狼来了！他随口诌着儿歌，苦着脸的乔丽责怪说，瞎说什么呀！他赶紧改口说，狼来又走了，花开草长了，蜜蜂蝴蝶飞来了……。乔丽笑了起来，也好像才恢复了说话能力，告诉他，上回给你报信的那个老师刚才来找你，还有一个女老师，看样子是夫妻。他说，那是范公望和他的老婆柳春芳。他们住在城北。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到他们家去喝茶，怎么样？乔丽想了一下，说，你去吧，我还是呆在家里，有些资料要看。乔丽拿出一个大纸包儿来，说，这是我才去买的半斤春茶，你带去做个小小的见面礼吧。

他就带着半斤春茶，来到范公望家中。

二

想不到，范公望还当真把他们的《形式论纲》进行了扩展，而且就按照他上次讽刺地说的，从《九评》上取材，把南斯拉夫、苏联受到《九评》揭露、批判的做法，反其意而用之、引其意而申之，当作正确的必由之路去加以肯定和分析。书稿已经达到二十二万字，手制的封面上仍然郑重写着范公望柳春芳的名字。他倒抽冷气，说，这可不是闹着玩，这回千万不能再落到学生手上啊！范公望说，我就等着你来看一下，然后密藏起来，或者干脆烧掉，二十年后再看是不是说中了，那时就好青梅煮酒论英雄！

他的手不由自主有点颤抖着翻动那书稿，发现范公望确实大有挖掘和发挥，要把社会向右、往回，或者说是朝资本主义世界那边推了过去，给出了一幅所谓“解冻与变天”的景象，一种特殊的既有点发霉又有点新鲜的社会生活气息仿佛就从纸面上扑了过来、钻进他的鼻孔、沁透他的肺腑。这样，原有书稿就成了理论的部份，而新扩展的，就成了具体实施的纲领，份量大为加重，确实成了一部完整的政治著作，是彻头彻尾斗胆包天唱反调的，是精心竭力丧心病狂为复辟资本主义出谋划策的。他感到受着很大的挑战，就像他代表着社会主义在受到疯狂的渺视。《九评》上说，“复辟、反复辟斗争不可避免，不等于说复辟不可避免”，而范公望却作为“不可避免、势所必然”的来做文章了。他多次想把目光离开书稿，他要把那定为疯人呓语，但他分明看到一种现实性的存在。

前苏格拉第哲学家巴门尼德说过，“存在而不能不在，非存在而决不能是存在，非存在你不认识也说不出，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黑格尔的“存在即是合理，合理即是存在”看来是上承巴门尼德的这个思想。事实上范公望这文章是在南斯拉夫、苏联的情况已然存在的前提下写出来的，不是写的不存在，不存在是无法说出、更无法写出的。这是两种存在的斗争，社会主义的存在和资本主义的存在，就看谁战胜谁了，或者谁有本事能以我为主、限制和兼并对方。一切虽是纸上谈兵，却决不是纸上谈兵的事情，人类为此已经付出了多少代价！

他不敢看下去，好像怕受牵连似的。这事情假如闹成什么案子，他也脱不了身，他们都会是严重的“思想犯”甚至“政治犯”。可是，他并不支持范柳的观点，他对范柳的观点是持批判态度的，然而当你受牵连而成了“犯”的那时，是不会耐心听你辩解的了，你的一切都将受到无可挽回的可悲的影响。真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把书稿递到范公望手上，说，你赶紧收起来，立即密藏，不可示人。如你所说，二十年后你再做英雄，那时我如活着，可以给你作证，说明你是先知先觉、大智大勇，但现在我还不能多么夸奖你。

他言色夸张，却真实不虚。范公望大喜，抓住他的手说，我晓得你在观点上是不赞成我们的，而且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恐惧，从你的态度我知道了我的成功，我掌握了真理和历史，我看清了未来，哪怕那被说成是大倒退。如果它存在，它就不可避免；如果它不可避免，它就存在；我们谈论它，它就已经是存在。它是倒退，但同时也是前进，就像行船必须跟着河道拐弯、盘山公路不时迂回一样很正常，你不能说那就不是前进。我乐在其中，欣赏其两岸风光，也许还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认识这个秘密也许就是我的天职。让苦苦的折腾、苦苦的预防都见鬼去吧，让我们恢复失去的自由和天堂，归来兮归来！青春作伴好还乡！范公望在椅子上摊开身体，随即收缩，坐起，将手稿送进房中，又出来，正襟危坐，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对我展开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情批判了，洗耳恭听！

他说，我记得上次我谈的看法还是较尖锐的，如果不是两个能把友谊与学术分开看待的人，一定会闹崩，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大约因为文革这个特别的环境吧。我们是两个躲在旮旯里说悄悄话的小孩，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有时还会争论起来，但说掉就拉倒了，从旮旯里走出去就忘记了，一起玩别的去了，我们真的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至少目前是这样，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会手握你的存在来找我这个社会主义者算账，要我低头认错，那时我们再翻脸大吵一顿也不迟。

范公望大乐，伸手跟他握了一下，很满意他以上的说法。他继续说，你的下半部，是上半部向实践方面的延伸探讨，其事实的依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每天生活其中的，一个是从《九评》上读来的。这些确实也就足够做全部的立足点了。你的意思是应当向右转轨，而且要转得彻底些，一直转回新民主主义阶段去，认为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就应当万事大吉，任其发展，也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好好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不是现在实际上仍在努力建成之中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你倒是没有为地主阶级说话，你仅仅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说话，为新的官僚阶层说话，你是一个民主自由主义者，也就是新等级主义者。这样说来，你所说的，就不是很新鲜的了。毛主席，还有许多大头脑，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结果是采纳了毛主席的主张，也符合共产党人一贯的宗旨，坚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问题一再地又被提出。国内有国内的情况，国外的就反映在《九评》上。文革运动的发起，是将国内国外二者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向全国人民、向自己的时代，提了出来，不光是提出来讨论，还要求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讨伐一切现在和将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以，你写这本书，虽说是你个人的发明，却不是突然的和孤立的，而正是时代矛盾斗争的反映。你的特点在于，你不回避问题，你敢于按照自己的观点、逆流而动，去做反面的研究和回答，而且写了下来，真正读到的人都无法回避，都不得不来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只是由于你的主张是特别的，是唱反调的，所以现在不能拿出来公之于众，否则要惹麻烦。上半部已经惹了麻烦，好在那还比较抽象，学生也把它丢到一旁去了。他们如果看到你这下半部，就要来把你的头打扁了！

范公望笑着点头称是。

他说，问题已经不在于《形式论纲》力主资本主义复辟，它既然如此固执要复辟，从可能性上说，那就是可能的。毛主席也一再承认这种可能性，他老人家正是面对这种可能性考虑问题的。如果一切是必然，那就即使发动文革也阻止不住，文革只是与之划清历史的界限而已。但我认为一切并不是必然，因为这个社会不必一定要退到资本主义去也是有很多理由的。从《资本论》上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是一种刀山火海，加上对外侵略掠夺，随时把别的国家和地区也变成刀山火海。一切正义的责难和批判都没有能阻止资本主义大踏步前进的步伐，资本主义到今天已经三百多年下来了，它主宰了世界。但是，虽然它在社会主义的压力下不断改良自己以缓和国内矛盾，它终究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着从此以后社会主义才是合理的，才是历史必然，应当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更应当充满社会主义积极性，把社会主义搞好。这是我要说明的我的第一个立场，也就是我主张社会主义。

我的第二个立场，是尤其不赞成复辟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已经建成得这样了，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已经稳定，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这样的基础上迅速实现着国家工业化，还有方方面面的经济部门都是社会主义的，一齐努力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国，原子弹、核试验成功，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标志。在意识形态文化艺术上，在武装力量专政工具上，在普通的街道工作中，都贯彻着社会主义的、人民国家的精神，我觉得这些是很好的，是千百年以来所不曾有过的一个强大的平等的中国社会，以后会更好，可为什么偏要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呢？现在的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比我们各方面要好得多，但不等于你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你马上就跟它一样好，你的起点，你的四周环境，跟它当初与现在都不一样。从旧中国过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放手让资本主义发展一百年二百年再搞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样的路子是对的，是最经济最智慧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但里里外外的斗争也最激烈，如果有一条折中的道路就好了，那就不必争论了，但看来没有，或者说实际上不能实现，中间的东西是充满两难、变动不居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争论、在斗争，我们两个也在这里争论起来了。说实话，你写的下半部，你自己不感到一种残忍和荒谬吗？你会说，必然的历史从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然而，我要问，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也是一种必然吗？为什么承认那种必然，不承认这种必然？为什么一定要认那种必然更是必然，而否定这种已经是普遍现实的必然？至于个人是否在某种历史的弯路和迂回中有收获，我认为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全部的真理，到底何为全部的真理？你给出了一幅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生锈的犁头在社会主义社会广阔苗地上恣意向前耕翻的景象，这跟它当初锋利雪亮势如破竹在封建的小农经济的社会里向前耕翻，是很不一样的，但确实也有惊人相似之处！

范公望笑起来，说，我是按照你提示的路子去做的，虽然那只是你的讽刺。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反复研究“九评之三”《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从政治到经济，从城市到乡村，把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那些方法概括出来，无非是私有化并且在宪法上予以巩固，无非下面是任凭资本主义泛滥，上面是官僚买办阶级所有，无非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社会主义的工农沦为资本势力下劳动力的出卖者；这篇文章说，“南斯拉夫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确实说得对！在我看来，也确实好得很！我是以人的自由为标准的。在人的社会里，人的自由理当是唯一的和最高的标准。

苏修方面的情况稍复杂一些。从“九评之九”《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看，它比南斯拉夫还差着一步，但总的倾向也是一样的。文章说，“赫鲁晓夫集团所追求的，只是苏联特权阶层分子、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美好生活’，这些人侵吞了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他们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化了”。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说，“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查了《共产党宣言》，确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个词，在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那一章中。但用这个词还无法直接想象苏联的情况，因为苏联是从原先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好像是两种并立的、正好相反的中间性存在，是特别有意思的过渡的阶段，也将是争论最多的阶段。

第二，我仔细拜读《资本论》，特别是第一卷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结果看到了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复辟的可行之路与必由之路，那就像小虫子把蚕蛹吃空，最后从茧子里钻出来一样，那么大的蚕蛹是斗不过小虫子的，只有被它吃掉。你说得对，就是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生锈的犁头，去狠狠地在社会主义苗地上犁、犁！犁它个底朝天！人民，这个伟大的字眼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是抽象的，它作为一个一个的老百姓是毫无力量的。到那时，虽然新的资产者未必就是老的资产者，虽然捷足者总是先登，虽然我可能仍然只是一个穷教师，但那个社会是自由社会了，一只箍得紧紧的桶散了，一切限制得死死的都松了，解冻了，在资本主义泛滥下、在过渡的阶段，也许必将货贿公行、纸醉金迷、人欲横流、娼妓遍地、盗贼出没，甚至走向分裂、割据，但那本来就是中国这个大染缸最正常的社会，大染缸变成了一只清水缸多没意思！我们没意思得太久了！我们失去自由太久了！要把这么大的清水缸维持下去，是多么大的乌托邦！人人都拾起一块砖头来共同把这个清水缸砸破了吧，人人都来向里面扔进一些脏东西吧！浑水里才有鱼，浑水里才好摸鱼，你如果摸不到鱼，是你无能。那时我有可能成为市议员，甚至可以竞选市长，公开发表我的政见，而不是做这个民办教师还不知哪天能转正，每天要看干部的眼色来决定我的面部表情，写了著作还要偷偷藏起来不能面世！我提请人们不要把旧中国说得那样可怕，如果不打仗，旧中国就是最正常的中国，那时出国只要有钱买船票，不至于以偷越国境论处！旧中国的时候我的父亲穿着绸缎的衣服，我的大哥穿着一身法国名牌。那时润土是润土，迅哥儿是迅哥儿，润土一定要喊迅哥儿是“老爷”，尽管迅哥儿有平等思想，但那是空想，人与人永远不可能是平等的。那个社会的人从来不搞什么思想斗争，各人凭本事挣钱吃饭！那时你也不差，但你一时狂热投奔新四军去了，你所信仰的社会主义让你落到今天的地步！社会主义再好，为什么要你我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处境？这可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一九五七年的头面人物之所以提出他们的纲领，不是出于个人处境不好，他们有的已经做到中央政府的部长，他们是为知识阶级说话的，他们主张我刚才所说的贵贱有序，应当由我们这些人来在社会上有头有脸、主持一切，这才是公平、合理！所以，要问我真实的政治主张，我坚决地要“复辟资本主义”，如果这个特定的词是代表着回到旧中国那个五光十色的大染缸，至少是回到新民主主义去，而这个新主主义的含义是偏向资本主义、是以西方为师向资本主义走去的！但在这部书稿里我只要求某种折中主义、中间的道路，至于走上中间的道路，然后滑向哪里，我就管不了、也不用管了，资本主义是不可战胜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路易十五这句话是最伟大的至理名言。一个人老是担心死后洪水滔天，这不是比杞人还要杞人吗？哈哈，只有人老了才会这样一个劲地担心不已，要防、防、防，结果防得了吗？我认为是防不了的。

范公望侧着头拿眼瞪着他，就像全身心处于一段剧情之中的一个“民不畏死”的角色一样。这是多么“恶毒”啊，但他因了范公望的眼目张狂的表情忍不住笑了起来。范公望也立即笑了起来，手一挥，说，这是我的阶级本性大暴露，从反面证明毛主席是最正确的。《九评》上公布了他老人家的一段话，《语录》本第三十六页上也有，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的一个批示，四年之前的啦，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再往前，他老人家一九五七年，也就是十年前，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这段话在《语录》本第十七页。《九评》上介绍毛主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一共列出了十五条，其第二条说，“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这一切，真是厉害啊！我们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听了真是浑身发抖。只有从反面的立场才更能认识这种厉害。我一字不差记得这些话，而多数的人们，只是嘴上跟着说说、纸上照着抄抄罢了，我甚至还听到人私下议论说毛主席把话说得太紧张过份了呢！可悲啊，反而我这样的反动分子倒是理解了！

他说，你也不要把自己说成反面的人物，其实你只是较为深思而已，正如古人有一种文体，叫做设客问，就是从反面摆出观点来加以回答。如果社会果然倒退到旧中国的不堪的状况，你这样的人往往倒不至于为虎作伥，反而会转过来成为民主斗士。许多大知识分子，包括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头面人物，不是这样的吗？他们对旧社会不满，并且对旧社会在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战斗有功，所以共产党的新中国政权才承认他们也有功劳，用他们做了高官。但他们主张民主自由社会，或者就是你说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要“轮流坐庄”执政。马列主义的共产党怎能答应？怎能拿流血牺牲打来的人民江山搞这样的试验、开这样的玩笑？他们真是空想到家了，一股知识分子气息，却也咄咄逼人、十分厉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范公望叫道，不是空想，而是原则，当然厉害！自古以来是实现了的，一直延续到章、罗这些人能当到部长、处于高位，初建国时从上到下这种比例很高，反右斗争以后就收缩了，讲依靠工农兵，讲阶级路线了，一直发展到文革初期谭力夫“出身论”，走到另一个极端，散发出“特权阶层”、“上品无寒门”的历史臭气，所以这次平民学生特别有造反积极性，我骨里感到欣慰，我从骨子眼里是支持的。运动初期李宝安到我们学校去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警告学生，其实他自己也未必就弄得懂这个问题。中学生的思想成份并不单纯，其中也有属于我们的思想萌芽。自古以来健康清醒力量在国家政治中是否有地位，表现为知识分子是否主持朝廷。历代儒家确立的“尊贤重士”的传统是不容改变的，谁改变了它，谁就得不到“士”这个特殊阶层的支持，历史书是“士”写的，你不把“士”弄好了，他们将来不会说你的好话，给你编几个谣言也不算费事，过了几百年以后才有历史学家去考证是否属实。这就是自古以来的中国文化，而不是什么工农兵，也不是什么“出身论”，至于革命造反，当然也不是，那只是民心可用而已！儒家“尊贤重士”的有关论述，现在一笔抹倒、谁也不提了，我看要遭报应！知识分子现在不吱声，但正如《史记》上说的，“公子虔闭门不出八年矣”。公子虔这种代表人物一旦出来，那就要流血，把商鞅这些人五马分尸！然后请知识分子出来起作用，治理天下。我也想不到我对文革的理解这样越来越有历史深度，像我这样理解的人是不多的，在双方队伍里都只有凤毛麟角，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有四分之一的人理解到我这程度，那文革还要进一步斗得更为自觉、你死我活！

他笑道，你打了一个大算盘，有理论，有依据，理论竟然是《资本论》，依据竟然是《九评》。我记得马克思是这样说的：“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确实，这好像也可以用来对付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跟劳动条件所有权在法律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么就针对这个来做“分离”和“转化”的工作，资本关系也就重新创造出来了。三百年前西方原始积累的景象就会在东方再现一次。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份人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你跟党内这部份人是一致的，而且比他们还进一步，或者说是道破了他们的天机，就是要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下手，也就是某人只用一个字就高度概括了的，那就是一个“退”字，这么大的纲领只有一个字，一字之纲，也是好水平啊。照这样看来，毛主席发动文革，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人民，最敏感最明白的其实就应当是党内的“公子虔”，目前正在“闭门不出”，一旦出来，就要把颜色给天下人看。党外还有支持的力量，就是你这样的“贤士”。这样的“贤士”认为自己是未来自由民主政治的主体，是大染缸里的弄潮儿，不经意间就能当上议员、市长。又是一个大翻身，工农大众成了新的“润土”，而“贤士”们从此再不会被要求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工农大众要尊他们是“老爷”，确实舒服得很，只差手中有一根让阿Q心惊胆战的“文明棍”了。但还有个疑问，他们实际上是为未来新的资产阶级服务的，是依附在国内外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就像他们在古代只不过是依附在封建皇权这张皮上、依附于“公子虔”这样的权势贵族，归根到底还不能算是独立登上历史舞台，有成为鲁迅所说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嫌，还有做汉奸买办之必然，悲乎！

范公望高举双手，“哈”地一笑，说，“对于我们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一共是“五界”，真不怕得罪人。毛主席说话太直爽、太尖锐、太不留情了。我够资格吗？对，我是在教育界的，在这个范围之内，哈！范公望说着，脸上微微地红了。

他笑道，如果你不够资格，我也不够资格，这个问题我们姑置不论。马克思揭露和批判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种种残暴无理之后，写下过这样著名的一段：“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然而，历史也就这样过来了，其解释就是“需要经受”，也就是说，历史并不是按照善良法则和愿望发展的，正好相反，它是按照“恶”的法则，带着恶相和血腥气来发展的，真是无可奈何！现在我只问你，经过你的研究，你认为我们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吗？还需要回头去走三百年前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吗？如果是的，那么就是说劳动人民应当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同样也就是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努力既是可以理解的，又是徒劳的？往前说，什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什么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这一切的一切，本来就是大可不必的？就连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本来也都是大可不必的？所谓“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倒彻头彻尾是对的？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真是有了血腥气。试问“公子虔”什么时候破门而出？

一阵沉默。忽然，房间里面传来一股燃烧纸张的味道，范公望急忙去看，惊叫了一声！他忙赶去，是柳春芳在一个盆里烧那书稿，已经无可挽救了。范公望叹口气，坐下来，说，烧就烧掉吧，烧掉也好，反正在我肚子里呢。他说，那就把一切交给历史了，我们概不负责。范公望苦笑说，对，概不负责！还是柳春芳果断，烧掉是正确的！烧掉为妙。多么轻松啊，一了百清！他说，柳老师，对不起，也许我不该来的……。柳春芳说，郁老师，你来得正好，真的要感谢你，这书稿确实不能留，我心里一直在犹豫。刚才听你们讨论，让我下了决心，不能再犹豫了。要写书的话，可写的东西很多，研究经史子集，分析明清小说，钻研唐诗宋词，照样可以发挥才华、寄托思想，还可以增加学问、引来尊敬，何必空谈政治？“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我们的梦该醒了！

一盆冷水，醍醐灌顶，他和范公望相视而愧，默然而出。

然而梦境依然。五月一日这天，他和乔丽足不出户，在小屋里却也听到了大街上的喧闹，好像走过一拨又一拨的人群，口号声喊过来，又喊过去。他知道，这就是刘克成布置的“五·一大游行”，也同时宣告了“文革串联会”的成立，工人造反派重新从四面八方“杀”了出来。另外，江进海这派学生可能也上了街，表示对工人阶级的声援。但是，令他困惑的是，第二天又听到大街上像前一天那样喧闹起来，也是口号声一阵又一阵的，虽无“五·一大游行”的气势，却也连续不断。难道还继续大游行吗？但他就看到有二十多个工人突然来到他的窗户外面的空地上，而且其中有包吉，还带着崇敬神情朝他这里望了一眼，但无意来打扰他。他们紧张地在准备做什么事。这时大街上传来游行的口号声，包吉手一舞，就领着那些工人向西朝大街上冲了过去，于是听到了呐喊声，他们好像去进攻什么而跟什么人打起来了。他立即想象到了一切，赶忙拉了乔丽，锁上门，向东，马上拐进一条小巷，以远避他所估计的大街上正在发生的冲突。

事情正如他所估计的，包吉那天正是领了一伙人多处冲击了对方的游行队伍，而且撕破了对方的旗子。这事情立即从街谈巷议中听到了批评，人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原来，“红旗”派那边见到“工红”这边重新“杀”出，并且更名为“文革串联会”，于是也重新出现，打出了“大联合促进会”的旗号，也组织人马上街游行示威。群众两派斗争就这样重开战局，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边自夸说“文革串联会好得很”，成了“好派”，那边把这边蔑称为“文革串”，说“文革串好个屁”，成了“屁派”；但“屁派”那边成立的“大联合促进会”，也就被这边蔑称为“合促会”，后来干脆写为“活畜会”。全市工人学生旧的两派，就在这样新的而且是污蔑性的名称下，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以决胜负。包吉这些人觉得对方可恨，却也找不到制服对方的办法，就简单鲁莽从事，给自己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两派这样极其对立地重新问世，满街大字报，互相攻击。渐渐赖得关心的人越来越多，至少他就是这样的心情。时光也就这样地过去，他倒反而清静了一些时，好像体会到“心生则种种魔生，心灭则种种魔灭”的意思，但当然，那对立的两派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为他的“心灭”就不存在。

炎夏之际七月底的一天晚上，有两个穿圆领白汗衫的青年来到他的门上，对他说，“我们姜科长请你去”。他感到突然，过了一会才挺过神来，看出这原来是两个年轻战士，也明白了“姜科长”指的是谁。他跟乔丽说明了一下，就到公安局去。他想在前面走，但战士说，郁老师，我们给你领路。就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让他走在当中，领护着他走进小巷，曲折而行，来到深巷之中的一个小门面前，举手敲门两下，门也就开了，里面有一个战士。他跟着进去，走过一个小花园，来到一个小院，他就站在他到过的那个办公楼面前了。原来，他们领着他走的是公安局的一个后门，平时大约鲜为人知。这给他此行带来了一点秘密的色彩，但他认为这是无所谓的，姜顺堂无非是要跟他交谈交谈，出于某种考虑，做了这种安排。

姜顺堂准备了好茶请他，说一个人喝没意思，请个能谈谈的朋友来一起品尝才有意思。他表示感谢。饮了一口，果然清香甘醇。姜顺堂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们是朋友了，所以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还想跟你做进一步的沟通。他一听，明白姜顺堂要说什么，就忙说，不用不用，一切我都理解。姜顺堂说，从大的形势，你肯定是能理解的，但具体的轨迹，你未必了解，我说一点给你听听。别的不多说，就说“一月风暴”以来的社会斗争，中央一直是密切注视的，就是说，一方面让群众关心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文革的主要任务，但另一方面，也没有放松对一般阶级斗争的警惕，我们不断得到这方面的提醒，这都有中央文件。一月二十三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上面就有镇压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的内容，接着，一月二十八日，就是《军委八条》，第一条就说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还有关于“保护银行问题的通知”，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关于“不得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的通知”，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决定”，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通知、通告、命令、指示、规定、意见，都体现了一个字，就是“收”，就是社会出现很多乱的现象不能放任不管，革命要进行，国家不能乱。

文革是一场特殊的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是我们自己发动、为了巩固我们自己的，不是越乱越好，有的方面可以乱，有的方面不许乱。作为军队，我们当然很敏感、很重视。所以仓促上阵，性情很急，看到一些表面现象，没有深入分析，就逮捕了一些人，还有你这样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我们的工作存在偏听偏信，我们对中央精神也理解不全面，这是教训。我们好心办坏了事，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群众。所以对你的问题，我们特别做了调查研究，结果没有费事也就弄清楚了，你本来就是冤案，我们“三月镇反”对你是冤上加冤。给你的《平反决定》是经过反复研究才定稿的，你还满意吧？

他说很满意，很感谢，可以说是因祸得福。自从一九五九年蒙冤以来，八年了，是解放军给我平了反，是解放军解放了我。他感伤激动起来，泪水浮上了眼睛。

姜顺堂握住他的手说，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对其他的人，也不是不重视，也一样要一个一个地把问题弄清楚，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两个多月之前，抓的人就陆续全部释放了，但现在街上大字报还在批这件事。有的人确实给带了一条小尾巴，可能不满意。但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不能无原则地讨好群众，如果有问题，还是要写上去。你可能也听到一些意见了？

他点头。

姜顺堂说，不是我们硬要面子，是有些人确实有一些问题，让我们说他们完全没问题、十分清白，怎么行呢？目前我们的认识只能到这一步。谁也不能强行要求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是军队！说实话，如果说我们有错，那也只是错在时间上，还有调查研究不足，搞得不太准！

他感到处在了最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不好表态。他沉默着。

姜顺堂给他斟茶，说，刚才我所说的中央的态度，至今也没有改变，继续有一系列的通知、通告下达，直到上个月的《六·六通令》下来，一共七条，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讲得很严厉。社会形势依然是复杂、严峻的嘛！“三月镇反”这件事，我们已经纠正了，但有人要抓住不放，而且是全国性的。这种倾向是不对的，据我分析，中央的战略部署不是这样的。你研究了最近的报纸没有？

他说，我买《活页文选》，重要文章社论上面都有。

姜顺堂说，报纸公布了去年中央对全党的《五·一六通知》，还公布了毛主席去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社论说，中国赫鲁晓夫被揭露出来了，他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写的《修养》一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五月份以来报纸上最大的事件，就是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关于今后运动，是报纸上的另一个重点，体现着一个“收”字。中国赫鲁晓夫问题既然解决了，运动当然就应当“收”。社论公布了毛主席最近的讲话，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我体会这段讲话，虽然讲的是不断革命论，但同时也就讲的革命阶段论，作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任务是完成了，可以“收”了。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他点头。他心中却回味着“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一、二次，三四、次”这些话，感到茫然。因为现在才第一次，就令人有难以为继之感了。到底是伟人脱离了实际，还是人们跟不上伟人？伟人好像硬要拽着人们往前走。他似乎要认为伟人脱离了实际，但伟人想得有多远、多深、多大，岂为常人所能理解？西方哲人巴门尼德说，“常人意见全无真理可言”，冷峻得有点使人不寒而慄。

姜顺堂说，中央不但有这个“收”的意思，而且实际上也讲得很明确，社论说，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揭露出来了，同时，证明了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阶级阵线已经清楚或比较清楚了。如果把民主当做目的，就会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不要被私字、被无政府主义思想引到邪路上去。你看，还要说得多明白！报纸上还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怎样正确对待干部和群众，还讲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还说，最近，毛主席着重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北京接见了军训会议代表。对学生实行军训是什么意思？用这个方法“收”嘛！报纸说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从以大批判为主，逐步转到以学为主。你看，处处体现了“收”的意图。我说得差不多吧？

他点头，他同意姜顺堂的分析。

姜顺堂说，可是，你要“收”，是不是就能“收”得起来，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造反派不但不想“收”，他们还要东山再起、继续闹。先是“文革串联会”成立，接着针锋相对是“大联合促进会”成立，一个说“好得很”，一个说“好个屁”，在大街上就能打起来。武斗的空气越来越浓，不但亭州这样，全国也是这样。亭州电机厂刚刚发生的事情，你听说吗？

他摇头，他确实一点也没有听说。

姜顺堂就把情况告诉他，是这样：傍晚以后，“文革串联会”有很多工人涌到亭州电机厂门口去，说是电机厂抓了他们的人。电机厂关上大门，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得到消息后，军管会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王海来科长，就到电机厂去了解情况。引起事情的这个人是梅有韬。他不知为什么跑到对立面的电机厂里去了，结果被扣留在那里。“串联会”方面涌去的人越来越多，现场混乱，弄不好会爆发武斗。王科长陷在电机厂里出不来，外面许多人不了解情况，就说军管会有人在里面支持屁派。大标语上了街，说我们支右不支左，还点了王科长的名，说他是这次事件的“幕后指挥”。这些话说了有人信，因为一部份人跟我们情绪对立。

现在怎么办？他问。

姚主任打了电话还不行，宋政委亲自打了电话，电机厂才把王科长和梅有韬放了出来。现在，人是放出来了，电机厂门口解围了，但是王科长让群众弄到“串联会”去了。

他听了就觉得自己负有某种责任与义务，他试着说，我可以作为一个中间的群众去找他们谈谈，刘克成、梅有韬这些人我都认识。

姜顺堂给他斟了茶，说，你这是好心，我支持，但我请你来，并没有这个意思。西方哲学家说过，“不要跳进浑浊的水中”，我不能让你跳进浑浊的水中。不过，你有机会如果能劝劝他们，也好。要提醒刘克成，历史不光是让人出风头的，是好是歹，最后总要给每一个人轧账，说不定啊，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说句最正面儿的话，他上要对得起毛主席，下要对得起跟在他后面的群众，这就是他现在的位置对他的要求。历史，是最不会原谅人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大浪淘沙。这些，他懂吗？他有充分的准备吗？我们这些人是在浑水里泡过来的，见过多少人上天堂、多少人下地狱。孔夫子站在岸上看大江东去，发出一声叹息，“逝者如斯夫”！就这么一句话里，里面有多少沉重的历史！

他很欣赏姜顺堂这番发挥，但他没有说话，因为他面对的不是平起平坐、可以随便交谈的范公望，他本能地避免奉承。

来，喝茶！真高兴！幸好姜顺堂自己就足够兴奋，也无须他再凑趣。离开姜顺堂那里时大约也才九点多钟，他就到明德街去了。

第十一章   抢枪

一

七月底那天晚上，告别姜顺堂，下了那座小巧的办公楼，从公安局大门出去，外面很黑，几无行人。临街而居的一些百姓，在门口搁起的竹床竹榻上面睡下了，床边还点起了蚊香。这是他们度过炎夏之夜的老习惯，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睡在外面。路灯暗暗的，且被树荫遮住了一些。到处显得很安静，夏虫夜吟之声也清晰可闻。白天因文革运动而有的喧闹此时销声匿迹、全无踪影。

明德街的职工夜校里面却满是人，朝南大屋里有个人在主讲什么，屋里住不下的人就都站在天井里，不顾汗腥味而挤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站在后面的一个工人告诉他，那是南通的头头，从南京过来，路过亭州，给大家讲“武汉事件”。

他无心听这个，就在里面找人，后来看到刘克成、刘济武等头头在开会，还有江进海。他本能地后退了一步，他虽有很多话想对他们说，由衷地希望他们能做得正确而不犯错误，却不想像上次那样竟然参加了他们这样的会议。

坐在靠近门口的张大同走出来，对他说，郁老师，进来吧。他更后退一步，连说不不，这时江进海也走了出来。他说，我听说电机厂那里出了什么事情……。张大同说，噢，那是一场虚惊。不知哪里传来的谣言说，电机厂里面正在制造大刀长矛，还给每个工人发了柳条帽，为武斗做准备。当时梅有韬说，我去看看，就骑自行车去了。后来有人报告说，梅有韬被电机厂扣押起来了。于是就有很多人涌到电机厂门口，要电机厂放人，事情就闹了起来。我们用电话向军管会报告，军管会派王科长去处理。现在人已经放回来了。

他问，电机厂里真的有大刀长矛吗？张大同说，我们问了梅有韬，他说没有看见，但里面是不是在制造，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他被控制起来，他没有能深入到车间里面去。

他问，梅有韬怎么被扣留在电机厂的呢？张大同说，他没有进去，他在门口张望，结果被电机厂里的一个熟人喊了进去，这人是电机厂运动初期的一个活跃分子。喊他进去玩玩也很自然，并无恶意，但梅有韬说话随便，说，我是听说你们造大刀长矛，特地来看看的。这么一说，旁边就有人说，他是来侦察的。情况就起了变化。梅有韬一再对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这样扣留我，第一，我是被你们的人叫进厂里来玩玩的，第二，我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们把我扣留的时间越长，越不利，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军管会王科长去了之后，电机厂还不肯放人，一直到宋政委打电话叫他们放人，才放了出来。

那么王科长呢？他问。张大同说，王科长是同梅有韬一起回来的，把梅有韬交给了我们，在这里喝了一杯水，谈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刚刚才走。我们没有对他怎么样。外面出现大标语，矛头指向军管会和王科长，跟我们无关，是群众的自发行为，我们没有这样布置，我们也无法阻止。

他说，我是不放心，来看看的。虽然是一场虚惊，但也反映着客观形势，你们要谨慎啊！

张大同说，我们正在谈这个问题，你正好来跟我们说说你的看法。就拉他进屋，江进海也推着、劝着他。他把心一横，也就进去了。他觉得这一步跨出去，立即使他发生了一种重大的改变，有点头晕，有点前途未卜，但这只发生在他的内心里。他为这样重大的改变而似乎惋惜自己，却又无可奈何，这正如他一步跨进来了，怎好立即又一步退出去呢？

新的矛盾立即就来到心头。他想到姜顺堂反正是知道他到“串联会”来的，不至于认为他是刘克成他们一伙的。他感到因为姜顺堂的这次邀见，他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秘密的身份，虽然不是姜顺堂任命的，却是姜顺堂所知道和鼓励的，所以他在“串联会”的出现，以至于能这样偶然地出现在他们这样的会议上，姜顺堂是无由见怪的，更不应以后像“三月镇反”那样作为他的问题来看待。那么，他倒真的成了特务式的人物、正如他的“历史问题”所指控的了？他终于成了一个“特务”而这就是他的命？他立即否定了这一胡思乱想，问题确实不应当这样看。因为文化大革命有它的特殊性。他跟每一个普通群众一样，本来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活动范围，或者说也同样拥有文革所特许的一份民主权利。你可以参加这一派，也可以参加那一派，还可以哪一派都不参加；你可以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也可以不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你可以被群众拥戴为或大或小的头头，也可以拒绝当头头；你可以写这样那样的大字报，也可以不写任何大字报；你今天可以热情地上街发表看法，跟别人辩论，明天也可以做世外之人，拿上鱼竿到野外去逍遥；对姜顺堂这样的人，你也不必怕他，你对他可近、亦可远，你可以听他的，也可以不听他的，甚至还可以写他的大字报；这一切全由你自己决定。你如果愿意充当特务式的人物，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姜顺堂虽然没有这样布置，但未必不欢迎有你这样的眼睛和耳朵，也未必不欢迎你能从中化解矛盾，关键是你自己是不是愿意。但他一向凭着赤子之心，凭着对运动的理解和关注，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而并无任何的投机意识。他过多考虑的倒是自己的政治安全，他绝不是一个政治冒险家。但他也不是一个庸人，他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无论他跟哪一方面发生多少接触，只要他是有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立场的，他就不是投机分子，他就是光明磊落的。他不做两面派，但他可以为两面做些沟通和劝说的工作。他是独立的、自由的人，他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根据情况决定自己何去何从、在什么人面前说什么或不说什么。反正自文革以来，他要想一点也不说什么、一点也不沾不惹，是不可能的了。他想起小时候他玩乌龟，用一只脚踩在乌龟身上，另一只脚悬空，使整个身体的重量压在乌龟身上，让乌龟不得不把缩着的头伸了出来。文革以来，他就是一只总想缩头却总是被外力压迫着伸出头来的乌龟。

但他是不会给刘克成他们打气鼓劲的，他想给他们泼一点冷水。

他们正在热烈谈论的是“武汉事件”，说武汉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在武汉军区支持下，竟敢揪斗中央文革的代表谢富治、王力，武汉三镇到处写出大标语要谢富治、王力“到工农群众中来”，要谢富治、王力“下连当兵”。周总理化装进入武汉，要武汉军区承认支左工作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要他们肯定“工总”是革命左派，是革命大联合的核心，指出“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陈再道不但不听周总理的指示，还对周总理不敬。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武装大游行，冲击东湖宾馆，揪走王力，他们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他们要把造反派“扫光”，打死打伤许多的人。其时毛主席就在东湖宾馆，不能排斥有少数人有意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逼毛主席，这个性质严重到了极点！毛主席虽然安全转移，但情况真是很危险。这就是武汉“七·二0事件”。现在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已经上北京做检查去了，中央一表态，“百万雄师”立即垮台。北京，全国，都在声援武汉的造反派。

他们谈论着，兴奋、恐惧、向往、忧虑，这一切反映在每个人的脸上，表现在他们的言谈中。兴奋中有着吃惊，恐惧中有着愤恨，向往中有着急躁，忧虑中有着绝望。他们在“武汉事件”中看到了希望，但某种压力对于他们总是挥之不去。

武汉的造反派最幸福！

但人家吃的苦也大！那里的斗争比我们激烈！

中央对各地要能像武汉这样具体表态就好了！

中央能表态到我们亭州这一级来吗？

所以我们这里总是硬不烂，半生不熟，全要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军管会承认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要他们为“三月镇反”彻底平反！要他们承认我们“文革串联会”是革命左派，是革命大联合的核心！军管会应当明确表态“活畜会”是保守派！

嘿嘿，军管会要能做到这样，那我这会儿就回去忙结婚、准备抱孩子，文革没我的事了，你们去当“核心”吧！

说最后这句话的，是赵家琪。而赵家琪说出的这话，没有人能回答。

刘克成以某种亲切的、邀请的、以至小学生一般的口气说，郁老师也来了，请郁老师谈谈！

十几个人眼睛都看住了他。他好像这才觉得这个“核心组”的人未免太多了些，但立即也就理解了，他们作为“文革串联会”，要尽量团结不同“山头”的人。

他来是想劝劝他们的，这时该他说了，但还未开口，就有一阵不忍之心，这倒也好，让他没有开门见山直指他们的弱点和可能会犯的错误，而是设身处地从他们造反的悲壮经历和艰难处境说起。他说，文革从去年开展到现在，我们亭州，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全国造反派所经历的，我们也都有所经历，从当权派执行“资反路线”，到冲破这条路线，我们都经历了，跟人家比，只是规模不同、程度不等。“一月风暴”，除了上海，真正实现“夺权”的，全国也都很少，我们这里更谈不上。青海省有个赵永夫下令军队向造反的工人学生开枪，打死不少人，惊动中央，我们这里就没有那么严重，我们是三十多个造反派被捕坐牢、游街示众。在青海、四川那里叫做“二月逆流”，流到我们这里是“三月镇反”，相差一个月。刚才有人发言说到“硬不烂”，我看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改变，这就是我们这里的特点，我们这里比较“文”，跟青海那种边远地带不同，跟四川那种地方也不同。再从城市说，我们跟南京不好比，跟武汉不好比，我们是“县级市”，连一所大学也没有，亭州全市人口号称十三万。

说到此，人们因意识到的自愧弗如而笑了起来。他继续说，我认为我们要防止的，反而是一种急躁情绪。就以今天电机厂的事情来说，为什么要去看人家是不是制造大刀长矛了？就是说，如果他们造了，那我们也造，我们骨里巴不得看到他们制造了，那我们就有了制造的理由。其实是我们心里想制造这些东西，以为这些东西能解决问题，能显示我们的意志和力量，能让对方害怕。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思想，那就会是我们走向错误的起点，因为这样的思想超出了文革的含义。我们可能希望我们这里的情况也激化到武汉那样的程度。如果是客观发展到那一步，那也没法阻止，但如果由我们人为地去改变“硬不烂”，那激化的责任就变成我们的了，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不应当犯的错误，叫做“左派幼稚病”。据说在中国革命初期就有这样的事，那时叫起义部队去把多少里之内老百姓的房子烧光，人为地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把人民都变成赤贫，赤贫了就最革命了。作这种决定的人就没想到，你让人民变成赤贫，人民最痛恨的就是你。就是说，我们应当有正确的策略。“屁派”没有在街上撕我们的旗子，没有到华兴机械厂或者重型设备厂来侦察我们，这就说明他们比较冷静、谨慎。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总是出在我们这一边呢？我们在“三月镇反”刺激下，一些人可能变得比较骄傲，由极度的灰心而发生极度的急躁，认为自己是响当当的“左派”，认为军管会应当无条件支持我们，认为“屁派”应当向我们靠拢，亭州应当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就代表亭州文革的正确方向、正确路线。我认为这种思想情绪对我们是十分有害的。这就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最大的危险。

他注意到，这些话说出来很有份量、很起作用，头头们都听得很入神，面色严峻起来，屋子里异常寂静，在他说话间歇的时候，只有日光灯呜呜地响。他说，总之，根据亭州这种“硬不烂”的特点，我们要多用柔劲，有耐心，讲策略，上上下下克服急躁情绪。我们不能要求军管会、要求全市人民承认我们是左派、是核心，这一切都只应当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硬要人为地去争，那就会适得其反。从文革初期，到“三月镇反”，可以说，我们没有错，错的不是我们，但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去争左派、争核心，可以说，我们就真的要犯错误了。报纸社论里说，最近，毛主席着重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社论里还说，要夺头脑里“私”字的权。我理解就是指的这方面。当然，我们听了也许有点不服气，因为我们不是硬要当什么左派、核心，我们其实什么都不要当，我们只是为了运动后期不被“秋后算账”，因为当了左派、做了核心，自然就不会被算账了。

说到此，头头们被点破了幼稚的心理，灿然而笑。人们，包括这些头头们，程度不等都确有这种很幼稚的想法，而且还难以克服，因为这好像也是一种现实，它总是很严峻地摆在人们的面前。而且，几千年来，好像都是这样的，永远都是这样的：不是你算我的账，就是我算你的账，最后就看谁得天下。这些人的可怜之处在于，他们想的主要还是不被别人算账，而不是如何给别人算账，他们几乎不敢想象这种优越的地位。“一月风暴”前夕，保守派一夜之间的垮台、消失，对于他们是突如其来的，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还不知道如何享有这一胜利，紧接着就是内部分裂和“逆流、镇反”的到来。可以说，造反派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他们刚才那灿然一笑的脸上，竟有着惨苦的凄凉的成份，是尤其令他心动而且心酸的。

他又想起了《荀子》说，“民之贪乱，宁为荼毒”，进而说，“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荀子这种说法看上去很欠分析，前一句话甚至颠倒了是非。但荀子对“斗”的现象的发现和议论，却很有意思：“凡斗者，……则是己为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与小人相贼害也，忧以忘其身，内以忘其亲，上以忘其君”。“将以为智邪？则愚莫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害莫大焉。将以为荣邪？则辱莫大焉。将以为安邪？则危莫大焉”。

也就是说，只要斗起来，就没完没了。他想到这一悲剧性和历史性的存在，他的话也就嘎然而止，觉得说不下去了，乃至觉得此晚此行以及所说的话，完全多余。以后他们还说了些什么，他是怎样从那里“散会”而去的，他都没印象、记不得了。

那天晚上之后的一天，他还曾和江进海谈过一回，是在学校解剖室那边的小花园里。下午，江进海让林集把他领到那里去，开口告诉他，他们准备组织学生静坐军管会。他立即说，我要泼你的冷水、打你的拦头板，我不赞成你们做这样的事情！他不管江进海脸上挂不住，接着说，你们替毛主席想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依靠就是军队，你们用对旧市委的方法来对军管会，怎么行？毛主席会让你们这样“一反到底”，四处出击，一点也不讲革命的策略性吗？我看到传单上周总理的话说，“政策是路线的保证”。这就是教育你们的。有一句毛主席语录你们不是背熟了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你现在不仅是一个普通学生，在文革这个特定情况下，你也是一个“各级领导同志”了，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呀！你们以为毛主席依靠你们就行了？你们算什么？一个“三月镇反”，就足以让你们偃旗歇鼓、销声匿迹！从运动初期到现在，每次你们被压下去，都是毛主席解救了你们，要不是上面有毛主席，你们被打下去就打下去了，说你是反革命你一辈子就完蛋，谁也别想翻身！你们如果这样闹，是不会得到毛主席支持的，毛主席还要来敲敲你们的头，让你们清醒清醒！报纸上已经有这方面的话了，但你们不听！

江进海摆出一番道理来，辩解说，中央越来越把军队的问题提出来了。先是五月份向全国公布去年党内的《五·一六通知》，上面的一段话特别引人注目，就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一段，六月份《红旗》社论对这一段又加以引用，《解放军报》社论明确提出“在革命左派和保守派之间，我们要一边倒，要坚决倒向左派一边”，“如果大联合不是以左派为核心，那就会把革命群众运动引到邪路上去”。七月二十日的报纸出现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这个提法充满七月下旬的报纸，七月三十一日《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明确提出了“军内一小撮”是斗争大方向，并且说“历史在飞跃，革命在前进。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到八月五日，报纸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社论点出了“抓枪杆子的”人的问题，号召我们“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创建新的功勋而奋斗”，如此等等，说明“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新的斗争大方同。联系亭州实际，“三月镇反”就是执行了资反路线，至于有没有“军内一小撮”，我们现在不能肯定，但我们针对“三月镇反”要求军管会向全市人民做检讨是可以的，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毛主席让军队“介入、支左”，既是形势需要，也是对军队的考验，现在把“军内一小撮”、把“拿枪的刘邓路线”考验出来了，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听了真是满肚子的气。他说，哪怕报纸上天天说“揪军内一小撮”，我也不相信毛主席会要你们这样干。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认识，那我建议你不要忙着搞静坐，你们可以写大字报，提出问题，可以跟军管会有所接触、见面、交谈，何必一下子剑拔弩张、激化矛盾？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你们读过没有？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什么？容许这样对待吗？军队如有问题当然也不行，但决不会是采用你们这种方法，决不会要你们来帮这个忙。文革闹了一年，天下大乱还可以说是表面的，如果让你们去“揪军内一小撮”，那就将是真正的天下大乱，毛主席一定会来制止你们！

江进海一时无语，脸上红红的，厚嘴唇微张着，眼神迷惘，似乎就要被他说服了。

林集插上来辩解说，归根到底，天下稳定在于人民。他立即说，你这话归根到底是对的，但拿到这个问题上来是不对的，你们就是人民？军队不是人民？前不久报纸上重新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有针对性的。两派的矛盾，你们跟军管会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是人民，别人也是人民！你们就不会犯错误？你们就天生正确、永远正确？你们说报纸上号召“新高涨、新风暴”，据我的研究，从“一月风暴”以来，中央对运动就在“收”，由于矛盾斗争，一直“收”不起来，也就因势利导，发展到了现在，但总的还是要“收”。《伟大的战略措施》那篇社论说，不要把民主当做目的，不要被私字、被无政府主义思想引到邪路上去，后来还有社论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毛主席、林副主席一同出来接见了军训会议代表。军训谁？就是学生。就是把你们集中起来“立正、稍息”，加强纪律性，“收”你们。报纸说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转向“以学为主”。这一切，说明什么？是要“收”，还是要准备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风暴”？

林集说，郁老师你说的“收”是对的，但是，“武汉事件”把“军内一小撮”问题提了出来，联系前一阶段的“二月逆流、三月镇反”，打破了中央“收”的部署，中央要这样“收”，他们要那样“收”，所以现在要来解决，解决了之后才真正“收”得起来。“收”有个方向问题，不能让他们往“资反路线”那边“收”过去，把造反派再“收”到监牢里去，这是要让文化大革命归于失败。树欲静而风不止，“军内一小撮”挑起了一场新的较量。“新高涨、新风暴”的说法是鼓励我们起来斗争的，我们不跟上去不对。军队是枪杆子，但我们不能做怕死鬼啊！针对“三月镇反”、“武汉事件”、“军内一小撮”这样严重的问题，我们只有向前，不能后退，斗争在推动着我们！这是最后的斗争！

江进海眼睛一亮，整个人都激动起来，说，对，这是最后的斗争！

他说，我是不同意你们的。我请你们慎重、慎重、第三个慎重！

江进海、林集没有跟他具体说到何时静坐、如何静坐，他也没有问他们。他虽然为他们担着心，但他反而不关心起来。学校里的空气一直就谈不上“复课”二字，作为教员，到校不到校早就无所谓了。但他也不能下乡去，乔丽每天要到厂里上班，他不能把她一人丢在亭州。他散步到园田上时，心中一动，跟农民要了一支他们扎豆棚瓜架的竹竿，回去用厨刀略加整理，就成了一支很合手的钓鱼竿，将大头针弯过来，在酒精灯上烧了一烧，丢进水中，算是淬火，就做成了鱼钩，至于鱼饵，饭米就行。他钓起鱼来，也不远，到城河边上找个地方站下来把竿子向河面上伸出去，城市里的一切就远离了。他钓了不少的大鲫鱼回家，做成了雪白的鱼汤，异常鲜美，看着乔丽喝下去，心里特别得到安慰。人们真呆呀，为什么想不到去钓鱼呢？

一天下午，他到井上胣了鱼，收拾干净，提了一桶水回家，在路口遇到久违的史宏。史宏从自行车上下来，帮他拎了水，跟他进了屋，立即也就发现了鱼竿，判断说，郁老师，这鱼是你自己钓的呀？他说，在城河里钓的，好钓得很，钓了八条，就回来了。胣了四条，养了四条。他揭开盖着的盆，里面的活鱼泼拉拉孓动，溅出水来，急忙又盖上。史宏见了也快乐天真地笑了起来。他请史宏坐下，泡了茶，史宏没有拒绝，看来有心跟他谈谈。他说，好久不见你了。

史宏说，我都有些不好意思见你了。他问，何故？史宏说，文革以来，我已经两次到看守所去接你出来，想不到你又第三次被关进去。你第三次出来，我们不知道，即使事先知道，好像也不怎么好去迎接你。情况真是越来越复杂。其实文革跟你有多大关系？为什么一再牵涉到你？过去是不穿军装的人，后来是穿军装的人，眼光不约而同落在了你的身上，把你当作假想敌，当作某一种象征。但事情既然这样发生了，就有它发生的道理。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想承认的，但不承认也不行，它一定有根深蒂固性，所以才一再地、顽强地表现出来。文章做在你的身上，却是给所有的人看的，其实他们心里也不见得就认为他们在你的问题上做得有多对，但他们还是就这样做下来了。有没有起作用呢？还是起了作用的，包括我在内，不能不有所考虑。其实毛主席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十六条》上早就有了策略，预先说了要团结绝大多数干部、绝大多数群众，而且对真正的走资派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说最后要给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十六条》第三条关于目前党组织的四种情况，与第八条干部问题，是对应的，所谓干部里“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就对应于“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者是一回事。但看来，对立和阻力可能大于他老人家“少量的”这个估计，或者不如说不以这个策略为转移，所以运动才这么艰难、复杂，好像触犯了什么不能触犯的东西，毛主席去触犯它也不行，谁也不能触犯它。也许你只能顺着它，在这个前提下你才可以推行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受到它的检验，决定你能通过、还是不能通过。这个“它”，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它就是最强大的存在，好像自古以来它就存在着，真正主宰历史的是它，它有时会被压下去，终究还是要翻上来。所以我产生了许多的疑问，我内心里有着很大的动摇。

他不想听这些，他想把话题岔开，问，这向时，你读什么书？

史宏说，碰巧发现了一本从前的论文集，连封面也没有，里面的文章倒是全的，是谈近代史的，有好多人的文章，其中最主要是胡绳的，他提出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的说法。我把那些文章一篇一篇的看下来，等于把中国近代史重新认识一遍，产生了一些感想。我最大的感想是：革命虽然会发生，但做人应当保守。保守些对社会对自己都好，而革命的东西，最终是站不住脚的，只能一时起推动的作用，而且对社会的破坏性很大，随后就要退出历史舞台，让给务实的方面。一个人为什么要冒杀头坐牢的危险去革命呢？这不正常。如果既不想当革命先锋，又不想保守，最好的就是折中主义，就是“中庸之道”。

他心中真是暗吃一惊。他听史宏说下去：

文革以来，即使一个普通学生，其实也一直处在这两种思想的矛盾中。长辈的、有社会经验的人，一般总是劝我们“安稳些”，不要出去“造反”，最好是呆在家里，而我们自己总是受着革命精神的感召、鼓舞，好像历史的重任就担我们肩上，我们应当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个思想怎么就灌注在我们头脑中的？总之不是我们出生时带来的。从戴起红领巾的那天，我们就告别童年，成为革命者、以至于立志做革命家了。说到此，史宏自嘲自讽自愧地一笑，而他却没有笑，他觉得不能亵渎。

太平天国的那些为头的人，我给他们算了一下岁数，都是二十上下的人，最小的是陈玉成，参加起义时才十四岁，石达开是二十岁。杨秀清、李秀成、韦昌辉、洪仁王干 ，这些人岁数稍大，但也在三十岁之内。这些情况跟现在参加文革的学生、工人差不多，大约也跟当年上井岗山的人差不多。金田起义时冯云山三十岁，但他组织“拜上帝会”、有三千徒众时，才二十三岁。洪秀全起义时三十七岁，但他也是在二十多岁时形成了他的思想、有了他的革命活动。这些人凭着一时豪气起义了，跟着他们的当然都是差不多的很年轻的人。他们不过是偏僻落后之地贫苦的农民，对天下国家能懂得多少？这样大的农民起义，这样庞大的农民人群，一路杀来，攻城略地，对正常社会带来的破坏和损失可想而知。虽然我们的历史书从革命方面肯定它，给它以正义性、合理性，但它的负作用也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我们不说。相反，曾国藩就看得很准，选择了坚决维护国家、维护社会的立场，最后他胜利了，接着，他审时度势，成了洋务运动的开拓者。要依了太平天国，我们虽然离开清朝，却来到一个新的皇朝。相比之下，还是已经立国二百年以上的清朝成熟老练，也只有靠清朝来实行洋务运动，太平天国的《资政新篇》当时还停留在纸上，而且还较肤浅。金田起义虽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但有这场起义，不如没有这场起义，一切问题还是通过国家途径解决比较有利。

同样如此，如果没有康梁那把火，让国家，也就是让慈禧太后和张之洞去发展洋务运动，君主立宪今天不搞，明天终归要搞，就能避免好多灾难。后来又有什么义和团。袁世凯当了皇帝，君主立宪仍可能在袁世凯手上实现。可是有孙中山闹革命，这又是比较火的，他发动起义、要建立民国，一次次失败，很艰难，这就又把君主立宪的时机失去了。如果没有洪秀全，没有康梁维新，没有义和团，没有孙中山，一切是不是要好得多？有可能上海外滩那种洋楼比肩林立交相辉映的壮观景象早就遍布全国了。大串联的时候，我一马到上海，看到了外滩，心里真震惊啊！历史课上教给我的许多东西一下子就崩塌了，觉得一切不是那么回事，我心里甚至想：所谓崇洋媚外，其实是有道理的啊！

他等着史宏往下说，因为下面就要说到共产党起来闹革命是否有必要了，但史宏没有再往下说，而且中断得很自然。史宏这些思想，当然是不对的，竟用无师自通的保守意识，把近代史整个地做了反说、曲解，真是好本事！人的思想原来可以这样有多种的发展方向，真像水里的鱼一样，活得很啊！

史宏不过是偶尔路过，说的是一些不着边际的随想，他何必就此多说什么？他一笑，也“折中”地说，是的是的，历史太复杂了，有时好像真是说不清。像你们这样在文革这个活的历史中做“勇敢的闯将”，追求历史的真理，不容易啊！

史宏说，现在我不闯了，江进海闯到前头去了，他们敢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就在刚才，他们宣布静坐军管会了！已经静坐在那里了！我确实半年之前、“一月风暴”那时就开始有点转变，也可以说是保守了。怎么转的？是因为想得很多，不是老局限一个角度。我跟你郁老师说，现在我的疑问确实有些大，我们中国还没有“修”，仅仅为了反苏联的“修”、防我们的“修”，就让天下这样大乱，是否有必要？毛主席指引的前进方向我们不应怀疑，但心里确实不敢相信问题有这么严重。“武汉事件”就反映了多数基本群众，还有军队，思想跟不上来。你说他们保守，他们还真敢造反！这样下去，不等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自己就要把自己闹垮。太平天国的内讧真是不该！先是杨秀清逼洪秀全，后是韦昌辉杀杨秀清，接着是石达开杀韦昌辉，最后是石达开出走，内部滥杀，大伤元气！读书到这里，真是扼腕长叹，怎么就不能正确一些的呢？现在我越来越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干部从一开始就对文革不理解，不肯站到造反的这一边。他们怎么竟然不如我们所想的应当“一边倒”、跟《十六条》走？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切不是只要中央一句话就行的吗？现实看来并非如此。我们从前坐在教室里哪里能晓得情况可以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下子被拖到非常非常现实的现实中来了！现在越来越看出干部们整体上采用的是阳奉阴为的办法，替他们想一想，他们不这样又能哪样呢？不是说大民主吗？我们有造反的民主权利，他们也有他们的民主权利呀！可是我们就没有想到问题的这一面。中央也打算“见好就收”，可是“收”不起来！军队一出场，对于文革，跟干部一样，也是“不理解”。他们是枪杆子，一出手就不得了！江进海他们跟着社会上的一些人对军管会的“三月镇反”不依不饶，这样下去怎么行？运动既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是保守一些比较好吧？总之问题的复杂性越来越显示了出来，而造反派如果仍然想得很简单，那是不行的，所以我确实越来越转向保守了。郁老师你说呢？

史宏所说确实是比较现实的。他不由得十分敬畏。相比之下，江进海、林集他们就显得“不成熟”了，他们的激进和勇敢，反而有点“僵硬”。然而，史宏那种保守的混乱的历史观，他却未必喜爱和同意。

二

从史宏嘴里知道江进海果然领着学生队伍静坐了军管会，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着急和失望，只恨无力拎着江进海的耳朵，让他叫学生从军管会立即撤出、回到学校里来。

史宏谈了一会也就走了，他送史宏到路口，望着史宏骑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心中仍油然而生一种敬畏。这敬畏在某种意义上也来自《九评》，其中有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很著名的一段话，包括五个“他们必须是”，即五条标准，而方法呢，说得很明确：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五条标准”，其实是毛主席亲笔所写，已经选进《毛主席语录》，在“干部”这一章。

文化大革命果然就这样做、这样付诸实践了。毛主席不是用畅游长江做了一个形象鲜明的象征吗？而且扣住“大风大浪”这四个字，说了那一大段精彩的话，成了鼓舞青年投身这场运动的一个直接的伟大的号召。真有心心相通、上下呼应之势，说明在一代青年整体的思想上，是认同了接班人的标准和“大风大浪”这一说法的。

这么多学生、青年工人如此踊跃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虽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想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尤其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想以后做领导干部，但“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确实是对他们全体的一种呼唤，是他们必须担当起来的庄严的历史责任。他们戴红领巾的时期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而到了戴团徽的年龄，又加上“反修防修”教育，两年前他们读过《九评》，他们实际上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基础、精神准备，迎接了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满腔热诚、无比自豪、充满历史的自觉意识，奋不顾身扑进了“大风大浪”之中。然而，这场“大风大浪”的复杂和艰危，他们真是始料不及，他们几乎是毫无政治经验的，于是研究和探讨、迷惘和动摇、分化和重组，他们都在“锻炼成长”，至于“成长”到哪个方向上去，看来会是因人而异、也因势而异的了。

他独自叹息着，摇着头，前景难测，无可奈何。他的心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固执地牵挂着江进海他们，似乎很想到军管会那里去看看。但他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决定不到那个他极不赞成的、并且让他为学生担着心的场合去。他惊奇地发觉他的心一时静如止水，要不是天已下午，要不是已经钓了不少鱼，他还是会拿起鱼竿到城河边上去，力求让自己进入一种“出世间”的境界。

刘镇琛来了。多时不见，来得正好。刘镇琛说他才从军管会门口来的，学生静坐在中山塔里面的道路上，门口挤满群众，里面也有一些，他挤进去看时，正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个学生（朝阳初中的）要降下旗杆上的国旗，已经解开绳子、降下了一点点，旁边一些群众立即很好心很着急地大声叫了起来：“不能”！这时江进海正好走来，问那学生想做什么？那学生说，想把“总部”的旗子扎在国旗下面再一起升上去。其实那学生也明白群众为什么向他说“不能”，也正在犹豫着，但似乎仍想坚持自己的做法，以说明他本无不好的动机。这是要用坚持错误来说明“正确”，这时必须有人对他下果断的命令才行。江进海起到了这个作用，坚决地说，不行！把国旗升好！那学生立即就把国旗升好，惶愧地拿了自己的旗子走了。这旗子立即出现在中山塔二楼窗户上，迎着大街，位置倒也恰当。这个小同学当时的真实意图，大家当然都知道，但那样做是不行的，会发生各种误解，会引来污蔑、攻击，确实是太危险了！

他听了只觉得憋不过气来，那小同学确实差点犯下大错、酿成大祸，到时再怎么辩白其动机也无用！就这情况，以后的污蔑、攻击，一定还是难免。欲加之罪，还何患无辞呢，何况确实有过这件事……

他长叹一声，把头摇摇。他问刘镇琛，你怎么到那个是非之地去的？刘镇琛说，按理我是不去的，现在我好像跟你一样，也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了，但正好路过，看到群众多，心想挤在群众里看一眼也不要紧，我不说话、不表态，一看就走，谁来注意我？想不到正好看到这一出，倒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你认为他们静坐会胜利吗？

他反问刘镇琛：什么叫胜利？胜利就是胜利吗？

刘镇琛说，是的，我也觉得从根本上说，胜利很渺茫。绝对意志是无法实现的，现在造反的人就好像抱着一种绝对意志。我感到社会上已经产生厌倦心理，我也有。我一个人躺在铺上想，运动什么时候结束啊？让我们考大学，或者走上工作岗位吧。我考大学是没有希望的，出身不好，现在又成了坐过牢的人，大学里何必一定要录取我这样的人？一看到这种档案就会丢到一边去。其实，早点参加工作也好，还早点拿到工资呢。我看不少在我们前面毕业出去的，不管初中、高中的，进厂以后就有一种脚踏实地走上生活的样子。如果要学习，要成名成家，就“自学成才”，华罗庚、高尔基就是最好的榜样。从报纸上看，中央早就要“收”了，这个运动让你们有这么点儿意思就行了，就像演习一样，如果当真这么大弄特弄、绝对意志，就过份了，国家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嘛！当真到那个地步，那就是另一回事！但只怕那时又没有这么多人敢参加了，最重要的问题是：天安门上还会有挥手发出号召的人吗？

刘镇琛的口没遮拦，有点令他吃惊，但那观点他是赞同的。可以说，不但中央明确地要“收”，人们也都认为这次运动该“收”和要“收”了，只有刘克成、江进海这些人固执着不肯“收”。他们说他们不但是不得已的，而且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不肯把问题放到更大、更深的范围里考虑，他们一叶障目，不见树木，更不见森林。就他所感所知，工人头头部里赵家琪张大同的意见不占上风，或者在支队长大会上得不到赞同，因而较为正确的思想策略在他们整体上来说，显得欠缺。他们在整体上还不能真正懂得退却、忍让，不懂得对立统一，不懂得事物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过程，他们确如刘镇琛所言成了唯意志论者，其结果只怕难免整体地在坚硬的墙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至于江进海，他跟赵家琪张大同的意见一般倒是较接近，但他总是把自己摆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位置上，所以他也不能改变工人方面的主要倾向。这次静坐军管会，不是为了学校的或学生的事情，而是为了社会上的“三月镇反”，要抓住这一点在整体上打个什么翻身仗似的，这就是以学生的运动自觉配合了工人的运动，成了整个造反派的“绝对意志”、无形的行动计划的一部份。

刘镇琛又说，我也观察过江进海那几个人，感到他们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同时又是悲剧英雄，好像抱定了要用自己的牺牲与毁灭，去迎接一种最人民、最平等的新世纪的曙光，或者说是为之奋斗。令人敬佩。但在客观上，他们的理想虽好、虽有理，却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不可能像他们所想的在一个早上就实现。现在，结局就连最普通的人也已经看出来了。一切将适得其反！也许，历史需要的就是他们的牺牲，或者说是一代人的牺牲，包括我在内，只是牺牲的情况不同！

刘镇琛离开了，刘镇琛最后所说的话却久久压抑在他的心上。作为一个特殊的旁观者，这孩子的思想触角也有点特殊了。

他的心虽然牵挂着正在静坐军管会的学生，但他几乎做到了不去想，只当没有那回事似的，他像上班一样按时到达城河边上的一个偏僻之处，隐身树丛蒲苇之中，伸出他的简陋的钓竿。远处烟水微茫，近处独钓清波，确实是可以将身外的世界暂时地忘掉的。

姜顺堂又派人来请他去。时间是晚上九点多，走的依然是那条神秘的小巷，从后门进了公安局。

老渔翁，老渔翁，哈哈哈！

姜顺堂握着他的手就开起了玩笑。幸而他并非像电影上描写的特务似的借垂钓搞什么见不得人的活动，要不然会被姜顺堂的讥讽把胆吓破的。但毕竟感到自己的生活好像受到了监视，心头为之黯然。

下午我就派人到你家去找你，邻居大妈说，郁老师钓鱼去了，要到晚才回家。所以我晓得你做了老渔翁。我也是喜欢钓鱼的，等有了空，换上便衣，跟你一块儿去。吃鱼没有取鱼乐，哈哈哈，这是人类永恒的乐趣！

姜顺堂用这些话及时拂去了他心头的阴影，而且做得不着痕迹。一切不管是有意无意，他都没有介意的理由了，他也就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回到常人的心态之中。

老郁，假如这会儿我们能谈谈“钓鱼经”，那是多好！但现在谈不起来，你的学生正在静坐军管会，你虽然钓鱼去了，你的心未必不牵挂着那些学生，你一定是为他们担心、着急的，可是你无能为力，他们现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他们受着极“左”思潮的影响，他们正在犯错误，可是他们揪住我们的错误不放，拿个来说明他们是正确的，这是以一种错误来反对另一种错误，而犯下真正的更大的错误。你虽然无能为力，但你还是应该尽你的努力，因为江进海他们对你是很敬重的，你至少可以向他们表明你的态度，这样有利于他们能冷静下来。

他说，事前我已经向他们表明了我的态度，我是反对他们静坐军管会的，我主张他们跟军管会交谈，不主张他们激化矛盾。

姜顺堂说，好嘛，我说他们是敬重你的！你事前就劝过他们，这个我倒没想到，但确实也应该是这样的。你现在还可以继续做做这方面的工作，不能丢下他们不管了。当然，现在他们是不听任何人管的，我是说，作为他们敬重的老师，你还可以继续劝说他们。这不是说你有特别的责任，也不是我们给你布置任务，而是说你有这个条件。你不要有顾虑，我们是理解你、了解你的，你也不是为我们工作，我们都是为文化大革命、为毛主席做工作。你可能还不知道，他们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要求我们承认“三月镇反”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二是要求我们在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给这次被捕的人和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公开平反；三是要求我们在这个大会上向全市人民作深刻检查。我跟你说老实话，这三条，我们一条也不能答应。我们认为他们静坐军管会是错误的，他们只有先撤出军管会，我们才有跟他们谈判的可能。我们如果答应他们的三条，我们就违背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是说，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认为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运动应该往回“收”了，不要把民主当做目的，不要搞无政府主义。毛主席的这个伟大战略部署，我们是执行的，但在执行中确实做得不妥，仓促上阵嘛，也可以说是犯了错误，对不起毛主席、党中央，但如果有人要抓住我们这个错误不放、做文章，让我们不能开展“收”的工作，让文化大革命“收”不起来，这就不对了。所以我说他们的三条我们不能答应，他们的这个“兵临城下”的方式，我们军人更不能答应。这里面有个“度”，我们过了“度”，是我们错了，他们如果过了“度”，他们也不对，我们不能让步，不能往后退。我说的这个意思，你同意吗？

他说，我基本同意，但学生比较单纯，对形势很难达到你这样深的理解。姜顺堂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学生打先锋冲在前面，又不听劝说，总认为我们是跟“资反路线”走的，跟我们斗，要把我们斗得跟他们完全一致，我们怎么办？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理解和原谅他们的冲动，吸收他们的意见，但不可能跟他们完全一致。

他问，军管会首长接见过静坐学生代表吗？

姜顺堂说，没有。但我们的意见已经通过我们的接待人员告诉他们了。

他说，静坐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认为不能这样僵着。第一步，首长可以接见一下学生代表，倾听他们的要求，做出一种较高的姿态；第二步，双方派出谈判人员，就他们的三条要求进入具体的商量，形成共同的认识。要相信学生也是能通情达理的。如果你们同意这两步，我愿意去跟学生联系，劝说他们进入这个步骤，让他们派一个人到你这里来具体谈这件事。但这以后就没有我的事了。

姜顺堂笑了一下表示对他最后一句话的理解，然后立即表态说，你这个建议好，我认为可行，那就劳驾你去找学生头头谈一下，让他们先派个代表到我这里来商量解决的步骤，现在就可以来。至于以后怎么谈判，那就照你说的，没有你的事了，我们要保护你。你这就去，我呢，也立即把这个情况向首长报告。

就这样，在对立着的军管会和学生之间，他充当了一回说客和信使。

虽是夜晚，中山塔附近尽是人，有的从中山塔里出来，有的进中山塔里去，有的就站在路边上摇着芭蕉扇谈论着观望着。突然，头上半空里有高音喇叭响了起来，是一个女学生的声音，用很不错的普通话庄严说：“现在播送中共中央《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他吃了一惊。这个《决议》是他没听说过的，他听了一遍，是一九五九年的决议，八年前的，不知为何现在拿出来播放。他穿过人群，进了中山塔。里面尽是学生，秩序井然坐在地上，广播里关于彭德怀决议的播音，正好起了给学生助威的作用，他们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还跟彭德怀元帅这样的大人物发生了这样的联系，不觉被一种又紧张又有趣的心情抓住了，文革以来早已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具体说明着他们这样“斗争”是意义重大的，是在直接参与着国家大事。他往里找去，终于找到“指挥部”，日光灯亮着，里面有一些学生，播音员看上去是一个初中女生。满头汗水的江进海却在他身后出现，“郁老师，你找我？”

他和江进海站到旁边树影下，他问，你们下面怎么打算？江进海说，军管会领导人至今不出来，来过两个科长，他们不承认“三月镇反”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倒说我们静坐军管会是错误的，根本谈不拢。我跟他们握过手，他们的手都软得像棉花一样，他们才是团级，就“修”得这样了，还怎么打仗、怎么带兵！我们决不在三条要求的立场上后退。虽然我们是拥护解放军的，但军管会的“三月镇反”，还有目前对我们的这种态度，我体会到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最脱离人民、最跟人民对立的，认为他们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老爷，人民是可以随便对待的奴隶！只要是不把人当人的地方就有革命的理由，何况是用“镇反”对待人民、对待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闹革命的人民的呢？他们是代表“走资派”来报复造反派的，所以一介入就像虎狼一样扑了过来。这不是什么理解的错误，这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作为打过江山的人，他们变了，他们很轻易地不知不觉地就忘记了革命的过去，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越来越体会到文革的伟大，思想上政治上革命性的彻底，它的艰巨性不但不能使我们气馁，而且更使我们意志坚定、三生有幸！

江进海的激愤言词深深打动着他，但眼前问题是不能凭这些言词来解决的。他对江进海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不宜这个时候到这里来，但我还是来了，就是想在当中沟通一下，我跟姜顺堂刚才有过接触，军管会愿意跟你们商量怎么解决问题，你们怎么谈，我不参加，你们现在就可以派一个或两个人，到公检法军管会里面去找姜顺堂，他在那里等你们。我看你们去谈一下是可以的。

江进海稍作沉思，也就答应了，并且握手表示感谢。他放了心，总算没有遭拒，而且看来确实有这种联络的需要。江进海显然立即从激愤的“革命浪漫主义”，回到了现实之中，并将具体去做。作为“大风大浪”中这样一个学生头头，其思想确实总是会在这二者之间来回振荡，前者鼓舞着他的斗志，后者却限制着他前进的步伐。这是一种大痛苦。

他虽理解却无法分享这种痛苦，他回家去了。看着乔丽疑问的眼，他把事情告诉了乔丽，他让乔丽放心。他说，这是做好事，不是做坏事，不要怕。古代侠义之士无不以排难解纷为己任，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这样畏首畏尾呢？这是精神的倒退，是不对的。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事情，而且明天我又钓鱼去了，天掉下来跟我无关。想来其实很惭愧，一个人难道应当这样明哲保身吗？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压抑自己？真不符合我们的人性，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一切不都是我们现实人性的产物吗？他像个演说家一样舞动着手臂，似乎在向苍天发问，似乎要掀翻他们的小屋。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样发作起来，好像进入了尼采所说的“狄俄尼索斯”状态。乔丽叫了他一声，抓住他的手臂，担心地痛苦地望着他的眼。他冷静下来，现一苦笑，说，我们只有自己做自己的心理医生了，不过现在人人都在痛苦，只是痛苦得不一样。静坐学生的痛苦是革命为什么还不能胜利？哈，这个问题多么有趣啊！你说呢？他深刻地问着乔丽，但乔丽的眼睛里含满着泪水！

这一夜，他的睡眠竟特别地好，一觉到天亮！他真为自己惊讶。他一骨碌起身，好像要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可是他随即让这种感觉放松了下来。他服侍乔丽吃了早饭去上班，然后把家里稍作收拾，就拿起鱼竿出发了。他大步地朝东走去。这一回不打算在城河里钓，而要跑得远些。他的心中出现一个不小的池塘，四周是树木和玉米的青纱帐，寂静无人，水底的蓝天好像凝固了一样。走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心中的这个美景成了他眼前的现实。他坐在池塘边休息，享受了一下大自然，然后就伸出了鱼竿。看着那带锡坠的上了鱼饵的鱼钩在明净的水中悠然下沉，鱼线上一串白色的浮子一粒一粒地入水，最后留了数粒在水面上，成为他注视的目标，只要浮子出现某种动静，他就要挺起鱼竿，那时手中将有沉甸甸的感觉，以至于感到鱼儿的挣扎，他将把它钓上来，放进他的鱼篓！

时间大约过了中午，他的收获也“差不多”了，不必贪心了。他收了鱼竿，洗了手，坐在池边丰茂而干净的草地上很从容很惬意地用餐，也就是带来的三个烧饼和一条黄瓜，还有一个旧水壶里的冷开水。奇怪的是这旧水壶倒一直没丢掉，那还是他在江南参加农村工作队时的用品，可以说是他个人的革命历史文物。他一边吃着，一边听着鱼篓里鱼儿打出的泼喇喇的水响。用餐之后，他躺下休息，走了远路和站着垂钓了几个小时，使他有一种适度的疲劳。

一阵低沉的雷声让他醒了过来，睁眼一看，天色变了，乌云在汇聚。他收拾东西，赶紧上路。回到城里，正要穿街而过时，大雨下来了，而在哗哗雨声之外，还传来一种可怕的愤怒的声音，分明是多少人跑步而来，并且有节奏地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路上的人们一边躲雨，一边都朝北边望去。只见大队人马在雨幕中向这边跑近了，他们的吼声冲破了哗哗的雨声而震动人心。雨下得更大更疯，无数雨鞭抽打着这支队伍，轰隆隆的雷鸣沉闷地响着，不时有惊雷“咔嚓”一声劈了下来。但这支不屈的队伍，在雷雨中跑得更加齐整、更加斗志昂扬了，地上快速积起的雨水在他们脚下飞溅着。学生！学生！人们惊叫起来，这才看清这雨中的悲壮的队伍原来全是学生，就是在军管会静坐的学生。他们这是到哪里去？这不是奔向南山寺吗？那里是部队的驻地！这是要去找部队首长说话！人们都睁大了眼，凝神屏气，好像知道这通常是一种历史性的场面，应当好好盯紧，永远地记住！

学生队伍有一两千人，停止了喊口号，只是哗哗地在雨水中齐整地跑着。大雨不断地从天而降，好像是倾倒下来的一样，男生女生身上早就全湿透了，但他们对此已经全然不顾，只是坚定地跑着、跑了过去。旁边有两个妇女互抱着哭了起来。泪水不断地从他的眼中涌出，与打在脸上的雨水流在一起。

学生们消失在茫茫雨雾中，从远处传来他们有节奏的口号声，估计他们快到部队大门口了。大雨还是还是一个劲地下着，下得空荡荡的街道上起了烟。突然，从北边黑压压地又有一支队伍跑了过来，吼声雄浑，是工人的队伍，也都在大雨中全身淋湿了，人数超过学生一倍，达到四千人左右，脚步震得地动，也一直地向南跑了过去。这是去支援学生！人们这样地说着，兴奋而恐惧。

天上雷声隆隆地响远了，在工人过去之后，雨也渐小，阳光透出西边的云层，形成彩霞，残余的雨丝飘逸着在霞光里闪耀。刚才站在路边躲雨的人们，纷纷都向南走去，是去观看学生工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他沉重而木然地从躲雨的檐下走出。他手中提着那简陋的鱼竿，拎着鱼篓子，显然与时代极不协调，足以令他惭愧有加。好在他的头上戴着一个破旧的草帽，倒给他有所遮挡，真是“破帽遮颜过闹市”，不过他无意于嘲笑刚才的学生与工人。

街墙上一份破了的大字报上却有一段他没见过的“毛主席语录”：“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在一个小括弧里说是“录自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出语就是这样与众不同，站在一种至高至正的立足点上，泼辣风趣。他唯有敬畏与崇拜。他继续低了头走自己的路。

他久久呆坐在屋里，想着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倘若说那因为意义的某种不确定性和发生地点的偏僻渺小而够不上“历史性场面”，也应当客观地说那是一切真正历史性场面在一个小城的勇敢而完美的模仿，在那些年轻的当事者当时的心情上是体会到了真正的意味的。

晚上，乔丽下班回家，他把雪白的鲜美的鱼汤端上桌，心头不觉叫了一声惭愧，也就过去了。乔丽在路上买了一份《活叶文选》，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大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吃过晚饭，他立即拜读一遍，是论证“中国赫鲁晓夫”如何一贯要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也就是回答为什么要打倒这样一个大人物。那些内容，对于他，是闻所未闻，对于所有的中国老百姓以至绝大多数干部，都是闻所未闻，因为过去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央的那几个屈指可数的大人物，都毫无疑问是最拥护毛主席、最懂得毛泽东思想、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但内情怎么会是现在报纸上说的这样呢？完全打破了过去的印象。真是常人的头脑很难理解。但现在中央的报纸这样说了，真实情况也就确实可能是那样的，一个家庭里还会有不同主张呢，只是过去没有公开、没有激化、捂在里面。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有点恍然大悟，有点吃惊不小，也有点将信将疑。但老百姓哪里管得到那么高、那么大、那么深的事情？反正都晓得中国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对的，不管他是多么大的人物，如果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都不行，那是要让党变修、国变色，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这样的人，打倒就打倒了吧，毛主席不会错。

他有本事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了三天书，完全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至于学生冲到部队驻地后的情况，以及更为严重的情况，他是后来从范公望嘴里知道的。

原来，学生冒雨冲进部队驻地之后，工人也到了。学生在里面的操场上站成方阵，就站在雨中，工人则沿着围墙站了一圈，形成的格局是包围了部队、支援着学生。宋政委从办公楼里出来了，后面跟着十几个徒手的战士。他站到学生面前，战士们紧贴着站在他身后，他们也立即被大雨淋透了全身。学生们热烈鼓掌欢迎宋政委出来接见，并且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宋政委才说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就一时泣不成声，整个操场上一片寂静，天地间只听见哗哗的雨声。学生们为此对宋政委又报以热烈的鼓掌。宋政委终于控制住了自己，说，红卫兵小将们，在你们这样的革命精神面前，我们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承认，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呢？同学们提出的三条，是合理的，是正义的，我代表军管会，代表部队党委，全部接受！军管会将尽快召开全市万人大会，从方向上路线上深刻检查“三月镇反”的错误，向全市人民赔礼道歉，同全市人民一起，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江进海这时走到前面，领呼口号：热烈欢迎宋政委的表态！坚决支持宋政委的表态！说，现在，欢送首长回去休息！在学生们齐整的鼓掌声中，宋政委在那十几个战士的紧随下，离开了现场，并且向学生频频招手致意。“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冲天的口号声欢送着他，同时雨声雷声不绝于耳。大雨也仿佛就在那一刻停止了，好像一切都刚好配合着起到了悲壮感人的效果。学生工人的队伍撤出部队后，就在外面解散了，人们各自回家，就像从电影院里散了场一样，走在大雨停歇之后的霞光之中。这次静坐就这样结束了。但第二天就有消息说，宋政委在部队内部受到批评指责，认为他不应该那样表态。对于这种情况，造反的学生工人方面似乎并无反应，而对于军管会何时兑现宋政委的允诺，也并无追问。究其原因，原来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了，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街头一份“蒯大富讲话”的出现，就是这种标志。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司令蒯大富说，要准备跟毛主席重上井岗山！

听到此，他问范公望，真的吗？形势真的严峻到那种程度吗？不敢相信！范公望说，我亲眼看到那份大字报，虽然并不是“串联会”宣传部出来的，而是“串联会”下属一个战斗队转抄张贴的，但一样能说明问题，而且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事实？他问。

他们抢枪了，昨天夜里，他们抢了部队的枪，难道你一点也没有听说？

他真的是吃惊不小，想不到自己与现实如此脱节，真好像是做梦去了，一点也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说，这两天我根本就没有离家。

范公望说，我认为“革命”已经被“用尽”了！

什么意思？他问。

范公望说，“革命”，当它是社会的需要时，它必然爆发，当社会只需要一分“革命”时，你只能给它一分，但你却一下子给出了十分，或者是把那一分“革命”维持的时间太长，这就多了，这就是“用尽”，结果呢，必将产生对“革命”的厌倦，而被“革命”批判和驱逐的东西反而受到人们的同情和欢迎，它会化个装，借着人们的厌倦情绪卷土重来，世界就会在人心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同时又是集体有意识的演变、默许下，走向“革命”的反面。闭门不出的“公子虔”等的就是这种时机。“革命”终于成了“反革命”的催生婆。将来，肆无忌惮的“反革命”又会把自己“用尽”而成为“革命”的催生婆。这样的一往一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历史的基本形式。我坚持从“形式”上来观察一切。

他领会范公望的意思，他心中悲哀地无法否定范公望说的这个道理。

范公望说，造反派贴出了《声明》，摆出他们“借枪”这一“革命行动”的理由。我们就依他们的说法，不是“抢枪”，而是“借枪”。文革从《十六条》看，是好事，但一年来的文革运动发展到这一步，总不能说还是好事吧？所以我说“革命”现在已经被“用尽”了，或者说“革命”已经有被“用尽”的危险。

中央是不会赞成的，中央早就在“收”，但一时还“收”不起来。另外，一个巴掌拍不响，造反派总是受压，有压迫就有反抗，所以……。他竭力地为“革命”辩护着，或者说是做着分析，但有点吃力了。

不，历史不这样看，历史是从整体上来算账的，你既然“用尽”了“革命”，你就要遭到倒算，很简单，“三月镇反”就是一次倒算，但急了些、早了些，也简单了些，所以暂时被否定了。一切还没有结束，“革命”还继续在“透支”，中央也制止不住，着急也没有用，洪太尉放出了妖魔，个个都是好汉，什么白花蛇、九纹龙、豹子头、锦毛虎、出洞蛟、花和尚，都出来了。现在，枪到了群众手上，将会出现什么结果？这已经是常识问题！

面对范公望的严密逻辑，他开不得口，竟无言以对了。

我的《形式论纲》所论证、所预见、所策划的一切，必将成为现实，这场以“反与防”为宗旨的“革命”，就是所要“反与防”的那一切的催生婆！那伟大的固然伟大，而无数渺小的也将伟大，只是不为人知，比如我，这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剥削阶级孝子贤孙、不才小丑！哈哈！

范公望拍着屁股，整个人像蚂蚱一样跳了起来。

他笑道，你不要把我的小屋拱翻了！

他问范公望看了报纸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篇大文章没有？里面所说的“中国赫鲁晓夫”一贯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相信吗？

范公望说，我完全相信！但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我看了之后就完全相信。如果那一切不存在，如果上层从来不曾有过那些分歧，从来就没有代表了另一种意识的人，才是奇怪的。要知道，我说的那另一种意识，它的事实基础，在当今世界版图上的面识，是绝对的大，而在我们国内，实际上也是强大的存在，并不光是有上面大人物的存在，有像我这样具体小人物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习惯势力的存在，即使在布尔什维克的血管里也每天在生长、发酵，所以最好是用“意识”一词来表达。正如《九评》所正确地指出的，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资产阶级的影响，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这只是说法不同，你这样说，我那样说，所指的事实都是同一个。说实话，我看了报纸上这篇大文章以后，心里反而觉得欣慰、觉得正常、觉得充满希望。那些所批判的，在我看来都是正确的，都是指引中国正确前进的灯塔之光。如果对那个人的这条路线的揭露都是事实，那我十分十分地崇敬这个人！他无愧于在上层取得那样的高位，仅仅差着一步的距离，真可惜啊。但我相信，越是这样，越是自有后来人！

他听了无言。他当然不会接受范公望的立场观点，但范公望也不是故意瞎说，而是自有其深刻性，自己比起来，对现实反而缺少了真正现实的感觉，因而在理解力上也差了许多，就像身体失去了疼痛的知觉还感觉良好一样，这是为什么？失去了知觉，不是应了“头掉了也不知道怎么掉的”这句话吗？他感到一种软弱和恐惧，为这种感知力、知解力的缺乏。

当天夜里，他和乔丽被外面“砰”的一声惊醒，接着是一只狗奔逃而去的惨号。他判断出来了，是手中有了枪的人看到夜游的狗，千百万年来那狩猎的意识使之不由得就打了一枪，狗被打伤或者只是受惊，逃走了。乔丽也判断到是怎么回事，“有人打枪”，说着就偎紧了他。但寂静又笼罩了一切。这个持枪的冒失鬼大约明白这样随便打枪的某种危险性了吧。亭州的夜的街道几无行人，但误伤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比如子弹穿过门窗打进人家屋里，那将如何呢？比如一个人正好从小巷里走出来撞在枪口上，那将如何呢？他长叹一声，心中为学生担心起来，恨不得立即去问一下江进海：学生手中有枪没有？

第十二章   芦荡

一

“串联会”方面抢了驻亭部队的枪，早上他出去买烧饼，从人们的议论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老百姓流露出了担心的神色，还提到了夜里有人用枪打狗的事情。晚上乔丽下班回家，告诉他：厂里的“基干民兵”真枪真刀的武装起来了，大门口武装站岗，刘济武走到哪里身后一步不离有两个挎短枪的工人，看样子是用上了警卫员，朱厂长身后也派了这样的两个警卫员。厂里有了一种特别热烈而紧张的空气。刘济武路过医务室，拍拍别在腰上的手枪，对她说，乔医生，你看，形势都到这程度了，你医务室也要做些准备啊，我已经派人到医药公司去采办必要的药品，到时你验收一下，另外我还派了两个小女工到医院外科接受培训，回来以后做你的助手。你也不要紧张，我们厂里不会有什么事的，但我们要做好一定的准备，以防万一。

于是他更少出门，但偶尔也有需要上街的时候，也就在街上走一段路，看看形势。有一天，他亲眼看到刘克成坐在一辆无篷的吉普车上，在其左右和身后，高高低低坐着七、八个如狼似虎挎着短枪或冲锋枪的青年工人，坐在当中的刘克成货真价实像个大司令了。他站在路边群众中观看着这辆全副武装的军绿色吉普车毫无必要地在街上疾驰而过，惹得人人侧目而视。亭州的这条主街并不宽大，平时几乎没有任何汽车通过，人们习惯于悠哉游哉满街走，这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的出现，实在是有点意外，虽然人们并不特别感到骇人，但有反感。他心中一寒，以至十分失望，觉得这全是胡闹，全是出风头，也全是不策略。半年前“一月风暴”时，刘克成被陈安国他们攻击为“个人野心家”，从而形成了“工红”的分裂，这在刘克成，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吧？他对刘克成这些“工人领袖”到底有多少政治头脑和智慧，不由得起了怀疑。但当然，时势是首要的原因，没有一定时势，原先的一个普通工人，怎么会变成这样重要的人物？虽然刘克成既不算哪里任命下来的行政长官，又不算夺取、执掌了这个城市的政权，而且分明还有作为政权的军管会的存在，但刘克成他们却能够如此耀武扬威、主宰了一切似的，这是个矛盾，然而一时还改变不了，因为现在仍属“革命时期”。刘克成江进海这些工人学生头头，代表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群众专政”的势力，一定程度上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那些人一样，站在社会大潮的潮头之上，成了决定世界何去何从的主宰似的。别的人、别的势力，比如旧日的那些“当权派”干部老爷们，根本就看不到他们在街上露脸，好像都消失了。他们是仅仅“潜伏爪牙忍受”，还是暗中也有自己的活动，这不为人知，也很少有人谈到这一点。但他们跟所有享受工资的人一样，按月有工资拿，所以想必大多是躲在自己家里过日子，就像兰贞一样，她带着她的孩子在过日子，她的困难和痛苦是老宗暂时还关在看守所里，而就全市干部来说，绝大多数人捱不到这样的事，乐得在家静观时变。运动本来就要求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给了他们这个根本的保障，所以群众也从来不认为要在这方面去“革”他们的“命”，要不然，干部们才真的天天没有日子过呢。

刘克成他们存在的合法性，一方面因为他们出来“革命造反”是应了党中央的号召，另一方面是他们实际上也恪守着中央规定的一些政策界限，就是说，这时中央的有关政策的相当一部份也是要由他们来遵照和维护的。勇敢决断的“三月镇反”的结果却是不好，反而要向这些人赔礼道歉、作检讨了。然而，造反派这个新势力的产生和存在，所引起的关于社会上下秩序的矛盾，依然是客观存在的，总的方向还是应当“收”起，不可能让群众无限地这样威武下去，那岂不是国无宁日、走向反面？范公望这个自称“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思想家，对此洞若观火，正欢迎和期待着这个社会在“走向反面”时走得远一些，以便他的《形式论纲》的精神被提上议事日程。

问题在于，“收”的方针尽管已经从报纸上宣布于世，形势却还没有瓜熟蒂落，就像一个气球，不到球破气泄，是不会掉下来的。你看吉普车上的刘克成和那些如狼似虎的工人们，这些“英雄好汉”气泄了吗？未也！但他们为什么不能很理智地立即“功成身退、见好就收”呢？不能，他们做不到，他们就是要闹下去，而且认为自己不得不闹下去，虽然他们有时也有些厌倦，刘克成就说过“骑虎难下”的话，但他们为什么不能决断地从虎背上跳下来呢？中央在报纸上体现的“收”的精神，可以说已经不止一次给了他们下来的台阶，事实上他就听说亭州有的造反头头已经急流勇退，成了所谓“逍遥派”，这真是明智的选择。但作为主要造反组织的头头刘克成他们还要如此大弄，要么是他们实际上还不清醒，要么是他们也有自己鬼迷心窍的地方，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还有一条令他困惑不解的是，代表着中央声音的《红旗》杂志社论为什么要发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呢？这与“收”的方针是矛盾的，是十分令人担心的。总之，文革这出巨大的戏剧仍在进行之中，也许还得有几回跌宕起伏，才会剧终、落幕，只是不知那时像刘克成以至江进海这些人将走到哪一步？

那天，他回家时，心绪极其恶劣，低头走着，被一个拍着一只小小的红皮球向前跑着的小男孩撞了个满怀，猝不及防、跌在地上。那只有他一半高的小男孩惊讶自己竟然撞倒了大人，抱着球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旁边的行人也发笑。他爬起来，看着那一脸天真顽皮的小男孩，愧然一笑，走自己的路，不觉很沮丧地想到他永远失去了的亮亮，勾起了许多痛苦的回忆。好在走了几步之后，一抬头看到墙上一份已经旧了的大字报，竟然是江进海他们的“总部”在抢枪以后第二天发表的《告全市人民书》，其中特别说到本“总部”的学生目前一律不持有枪支。他叹了一口气，虽然有那“目前”二字好像是个玄机莫测的伏笔，但总算能让“全市人民”把心放了一点下来，这是很及时的。原来那小男孩撞倒了他，客观上是让他看到了这份大字报。这就是因缘生万事。

有一天，乔丽下班回来时在路上得到一张传单，他凑到灯下一看，是《毛主席重上井岗山重要谈话》，亭州朝阳中学红旗兵团前哨战斗队翻印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对一起上山的江西副省长王卓超说：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井岗山，大声说：

“你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说的话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怎么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回答说：“主席，我懂了。”

这些重要内容，看来是真的，不像捏造，也不敢捏造。从这里能看出上层的激烈争论。现在学生们热心传播这些材料，无非是要说明文革爆发的必然性和进行文革的必要性。传单接着有一大段批判，叙说“中国赫鲁晓夫”如何先是反对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后是主张农村直接朝共产主义“穷过渡”，接着又大刮“浮夸风”，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等等，“三年自然灾害”等困难降临后又鼓吹“工业要退够，农业要退够”，刮起“黑暗风”、“单干风”。这些，都遭到了毛主席及时的批评与纠正。而“中国赫鲁晓夫”却在七千人大会上矛头向下，把存在问题和暂时困难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试问，“中国赫鲁晓夫”一会儿极右，一会儿极“左”，一会儿又极右，把错误归于别人，却不检讨自己，到底安的什么心？只能说，他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心，故意瞎折腾、搅浑水，好让他摆出收拾残局的架势，来顺利推行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多么狡猾的大政客、大内奸、大野心家！说穿了，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赫鲁晓夫”的本意。

批判很犀利。如果所说是事实，那是无法招架的。但大批判的这种文风文笔，不能令他欣赏。他叹一口气，心中刺痛、一团乱麻，把传单折起来压进了书堆。

日子就那样糊涂地又过了不知几天，耳朵里零碎听到的一切使他知道，目前亭州是完全被“好派”即刘克成的“文革串联会”这边控制了，对立面“屁派”即“大联合促进会”的总部撤退到了郊区，而旁边碧阳县的“好派”却不占优势，被“屁派”打出了城，一些人撤退到了亭州，就住在亭州招待所里，但在里面私设公堂、吊打他们从碧阳抓来的“屁派”人员，住在围墙外面的老百姓听得到里面喊“救命”的声音。他听着这些纷乱的说法，大有身陷乱世之感，但好在那些事情只发生在两派之间，普通过日子的百姓让得远远的还不至于碍什么事。

有一天的一大早，大约也才五点多一点，有人敲门。他刚刚起来，还没有洗脸，而乔丽还未起床。他把门开了一点，一看，竟然是张大同、赵家琪二人。他忙走出来，同时把门掩上，轻声说，我老婆还没有起来。二人点头，表示对他掩门这个动作的理解。张大同说，有个紧急的事情，想请你一起去研究。他忙摇手连说不，一时间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地流露出了可以说是卑微渺小的恐惧和退缩的表情，心中很是抱歉和惭愧。张大同二人注意到了他的神情态度，但好像认为这是不奇怪的，也不以此看他这个人，因而也不放弃所来的意图。张大同看着他的眼睛，以一种让他不能不关心的神情，放低了声音说，出事了，死了好几个人，情况很严重。听到这样一说，他立即感到自己欠着某种情份不好再拒绝他们的邀请，同时又想到姜顺堂说过，你有机会如果能劝劝他们，也好。要提醒刘克成，历史不光是让人出风头的，是好是歹，最后总要给每一个人轧账，说不定啊，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说句最正面儿的话，他上要对得起毛主席，下要对得起跟在他后面的群众，这就是他现在的位置对他的要求。姜顺堂这些话，很客观，意思也是好的。他让二人等一下，他进去在乔丽耳边说，你起来吧，我要出去有一下事。乔丽立即拗起，紧张地问，一大早，什么事？他说，两个工人头头来找我，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我跟他们去一下，听听也不要紧。乔丽说，好吧。他立即洗了脸，出来，只见二人一脸的焦急，就坐在赵家琪自行车后面，跟他们去了。

他们把他带到“明德街”，进了职校里面上次他没有留意到的一个单独的深深的小院，门口有两个工人持枪站岗，一条小径通向里面，两边有树木花草。屋里一些人已经在等着，神情沮丧、一片沉默，闷着头抽烟。他也就沉默着坐下来。张大同说，现在就开会吧，包吉，你把整个情况详细说一下。这时他注意到，主要的头头都在，而刘克成却不在场。包吉才准备开口，江进海、林集也到了，一眼看到他，就在他身边坐下来。

包吉说，前天军管会两个科长来找到老刘，专门谈招待所的问题。碧阳来的那些人一共上百，在里面睡，在里面吃，都是招待所支出，听说他们还从碧阳带了十几个什么“俘虏”来，围墙外面的居民听到里面把人打得鬼哭狼嚎的，影响很不好。公家也不能老把这么多人不明不白地养在招待所里。军管会让我们帮助做工作，叫他们离开，而且碧阳军管会那边也说好了，他们回去是安全的。好比我们这里，嘴说亭州是我们“好派”控制了，但难道我们会在街上看到一个“屁派”人员就会把他怎么样吗？所以他们不敢回去是不对的，应当回去坚持斗争。老刘就到招待所去找他们谈，先叫他们把“俘虏”放了。他们提出，不回碧阳，但有个地方好去，就是鹊湖镇，鱼米之乡，能够长驻，虽属于碧阳县，却离亭州不远，只有三十里水路，那里“好派”人也不少。但听说前几天碧阳“屁派”总部给鹊湖“屁派”送了枪，而那里的“好派”一支枪也没有，所以“好派”不敢出头了。他们要求武装护送他们去占领鹊湖镇，帮助他们把鹊湖镇上“屁派”的枪缴了，他们保证以后能在那里站得住脚。老刘向他们了解鹊湖镇的情况，他们就画出了地图，连那里晚上有几个武装岗哨都画了出来，看来他们也是有准备的。老刘看着他们把“俘虏”放了，就回来召开中心组会，就是昨天下午在这里开的会。大家听了老刘的介绍，同意把他们送到鹊湖去，但大家都没有想到后果，如果想到，就不会同意了，老刘也没有想到，如果想到，也不会去。会后老刘就调兵遣将，晚上九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在大河边的航运学校操场集中，全副武装出发了。三条轮船，“基干民兵连”一百个人，刘济武负责。刘克成负责我们尖刀排二十个人，加上一个碧阳人做向导。也给从招待所撤出来的那些碧阳人发了十支枪，领枪人都签了字。出发前老刘讲了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命令不准下船，没有命令不准开枪，不许擅自行动，枪口一律朝天，发生对方冲打过来的紧急情况先朝天鸣枪警告，万不得己只准朝小腿以下打。还规定了口令。如果都照这样规定的做，以后就不会出事，但想不到以后全乱了。

大家听着，沉默着，抽烟的人还是闷着头抽烟。刘济武脸色灰暗，也闷着头，一声不响。

包吉继续说，半夜里到了鹊湖镇，水面茫茫，岸上黑沉沉，没有一点声音。轮船选择比较荒僻的地方悄悄靠岸，但差点在芦荡里迷路。靠岸后，老刘一条船一条船到舱口对大家说，我带着尖刀排先上岸侦察，你们都呆在船上不要动，什么时候下船上岸，到时我会通知你们，记住，不许擅自行动，不许随便开枪。

就这样，老刘带着我们二十个人先上了岸。跟向导绕着路走，要从东北角直插镇中心。头一关是要打掉河东庄水塔上的岗哨。那上面据说有一挺机枪，是个威胁，要除掉。我们悄悄摸到那里，水塔上有个土造的探照灯，直对着东边照着，好像认为东边是个登陆口。水塔西面还亮着一个灯泡，是上下水塔时照明用的。上面站岗的人可能睡着了，没有动静。老刘说，先把探照灯给他灭掉。他扬手一枪，“当”的一声，灯灭了，四周一片寂静。水塔上枪响了，“哒哒哒”，一梭子，不知打向哪里，我们都趴了下来。我们判断那不是机枪，是冲锋枪。老刘说，不要怕，估计就一个人，叫他下来投降。老刘就站起来，朝上面喊，你被包围了，下来投降！说着，又一扬手，把那照明的灯泡给打灭了。又是一片寂静，我们都等待着。结果上面有个人喊，不要打了，我投降！老刘喊，先把枪丢到底下草堆上来！过了一会儿，那人喊，不要打，枪下来了。只见上面探出一个人影，把一个东西丢了下来，“卟”一声落在下面的草堆上，滑到地上。我去捡起来，是一支冲锋枪。我检查了一下，上了保险，是怕丢下来走火伤人。那家伙就下来了，嘴里喊着不要打，我下来了。经过审问，向西有座砖桥，过桥不远就是镇中心，桥口有两个人把守，都有枪。老刘叫他带路，他不肯，说，你们往前走，就这一条路，不复杂，他们也会投降的，我不能去，我是本庄人，以后我还要过呢。老刘问你的家在哪里？那人手一指，说，东边。老刘说，那你回去吧，老老实实回家睡觉，不准通风报信！那人连声答应，弯腰点头，回家去了。我们继续往西走。

他听着，心里寒毛竖竖的。这哪里是《十六条》规定的“文化大革命”？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包吉说，我们还没有到桥口，那边两支冲锋枪就打响了，“哒哒哒，哒哒哒”，还有“沙沙沙”，是一些芦苇被打断的声音。我们全都趴下。刘克成说，拿个手榴弹来。我就给了他一个手榴弹。他把手榴弹拉了导火索就撂了过去，“咣”一声巨响，弹片“呜呜”地飞，因为是夜里，又是水乡野外，特别地响。乘着响声消失，刘克成大声喊，缴枪不杀！但那边没有反应。刘克成叫我们一齐朝天鸣枪，二十支手枪一齐响了起来，那边还是没有反应。估计是逃走了。于是我们就冲过去，那边果然没有人。我们就向西深入，但走着走着，听到镇子西边一片枪声，接着枪声大作，只觉得到处都在打枪。刘克成站下来听，一听，说不好，他们下船了，打起来了。走过一条大田埂，到了镇口，前面全是房屋，看不见一个人。我们要找的是运输站，那是“屁派”的老窝，要抓的是鹊湖镇“屁派”的两个头头张二王四。向导领着我们进了镇，耳朵里听到这边也是枪声，那边也是枪声，都是冲锋枪，一梭子一梭子的打，心里毛毛的，生怕被子弹打中。我们冒着枪声在小巷子里转，刘克成发现一个人倚墙坐在地上，吆喝了几声，不回答，也不动，到跟前一看，坏了，中枪死了。转过一条巷子，又看到地上仰着一个人，也是被枪子儿打死了！刘克成说，走，到船上去看看！我们直奔镇西河边，三条船停在那里，我们的两条船上一个人也没有了！只有碧阳人还在自己的船上，缩在里面不敢动，但有枪的十个人也都上岸去了。三条船之外还多出了一条轮船，一问，说是亭州来增援的。问来了多少人？回答说不多，大约十几个，都有枪，都上去了。刘克成一听，头皮发麻，连声说坏了坏了。又领着我们回镇，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些人找到。

这时枪声少了些。走到街头上，一下子就看到一大堆人，都站在那里吃饭，是镇上的“好派”来慰劳我们的。刘克成一眼就看到梅有韬，吃的那个样子，好像三年不曾有饭吃。刘克成上前一巴掌就打翻了梅有韬的饭碗，吼着说，你们还吃得下去啊？哪个让你们下船的？哪个让你们开枪的？吃的人都放下了饭碗。梅有韬说，我们在船上，后来听到你们东边又是打枪又是撂手榴弹，都呆不住了，都要下船，刘济武拦不住，就都下了船，下了船就四面八方走散了。刘克成问，你们打枪了吗？梅有韬说，打了，听到枪声，就紧张，反正要不住地鸣枪前进，要不然不敢往前走。刘克成下命令让吃饭的这些人原地待命，加强警戒，一个不准走动。就让向导领着我们找运输站，去抓“屁派”头头。

到了运输站，里面“乓、乓”就是两枪打过来，我们往后一退。退在巷口。刘克成朝天鸣了一枪，然后大声喊，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里面没有动静。刘克成又跟我拿了一颗手榴弹，拉了导火索，就撂了进去，一声巨响，弹片在天上“呜呜”地飞，响声比在野田里还要大，连我们听了都怕。运输站的大门突然开了，里面“哇哇”叫着冲出几十个人来，手里打着枪，撂着土制手榴弹，有的头上顶着棉被，手中舞着大刀，朝我们直冲，冲过来就要短兵相接，不得了。刘克成朝冲在最前面举着大刀的一个人扬手一枪，只见那个人抱着一只脚喊了一声“妈也”，倒在地上，其余的人停止了冲锋，四下逃走。刘克成让我们扶起那个人，交给了跟上来的镇上的“好派”，让他们送到镇卫生院去。

这时有人来报告，说乔国柱被打死了，在河边上发现的。刘克成一听，说，他怎么来了？一百二十个人里面没有他！我提醒说，大概就在来增援的人里面吧。我们就都到河边上看，确实是乔国柱，用电筒照着检查了一下，不是枪打死的，是好几种铁器戳死、斫死的，身上有无数伤口，血肉模糊，不是一人所为。这时我们厂里的一个工人说，我跟他是在一起的，平时玩得好，也是他叫我跟他一起从亭州来的。我们在镇边上看到菜田当中有一间屋，屋里有灯光，就走去一看，屋里有十几个人，我们说，你们好，我们是来抓“屁派”的头头的，叫张二、王四，就找这两个人，决不伤害老百姓，他们在哪里？那些人说，你们先把手里的家伙收起来，我们怕。乔国柱就把手枪交给我，让我站到门口去，摊开手对那些人说，现在我手里没有枪了，你们可以告诉我了。但这时只见一个人突然亮出杀猪刀就朝乔国柱扑上来，就听到乔国柱叫了一声“啊呀”，那些人都扑了上来，而且也有一个人手拿凶器朝我奔来，当时我来不及救乔国柱，掉头就跑，边跑边鸣枪，他们不追我了。后来那个屋子灯关掉了，那些人都不见了，我就喊“乔国柱”，喊不到，就找，发现了他的尸体。回去怎么交代啊！工人哭泣出来。大家都沉默着，晓得事情是糟糕透了。

听到这里，一片沉重压得大家都低了头，他也体会到一种大祸临头之感，开始思考这些人下面该怎么办？包吉问，下面还说不说了？张大同说，继续说，把情况讲清楚。

包吉说，刘克成就决定撤退。人都集中到了停船的地方，碧阳那十个有枪的人也撤了下来。弄清楚了，乔国柱他们是自己找到轮船公司的老周，让他亲自开了一条船带他们来的。后来，三条船就往回开。乔国柱的尸体就摆在船头上。刘克成让大家把情况汇总了一下，鹊湖镇上一共被打死五个人，我们这边伤亡就是乔国柱一个。那五个人是谁打死的，不知道，我们里面没有人说自己开枪打死了人。检查子弹，都打掉了不少，没有人一枪不放的，碧阳那边有枪的人也把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刘克成长叹一声，说，不要查了，根本不可能查清楚，反正以后都是我的罪。现在的问题是回去怎么向乔国柱的家人交代。乔国柱还没有找对象，没有老婆孩子，只有父母，还有一个兄弟，一个妹妹。结果我们就研究了一套方案，在这里就不具体说了，他是我们厂里的人，由我们厂里负责处理，现在尸体摆在人民医院太平间冰房，请医生验了尸，做了记录。碧阳的那些人也真没出息，我们撤退回来，他们也跟回来了，既然死了人，他们就不敢留在鹊湖，现在他们又住进了亭州招待所。

包吉讲过了，张大同问，刘济武说一说？刘济武把头抬起，说，情况就是这样，没有补充的了，反正是弄糟了，要事先想到是这样，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的，我也有责任，一个是研究时没有考虑会有这种后果，还有就是我没有管得住队伍，人都从船上一哄而下，当时我如果硬拦，也应当是拦得住的，可是我犹豫了一下，马虎了一下，后来下了船就更管不住了，人都走散，又是黑天，谁也看不见谁，有枪有子弹，手都作痒，心里又紧张，不打死人才怪！还好自己人没有打起来，要不然还不晓得要死多少。唉，木已成舟，没有改作了，完了，完了！

这时的刘济武，跟平时在他心目中的有些不同，他忽然有点不敬地想到“虚有其表”这个词，刘济武平时那仪表堂堂、硬汉子的样子，在他心中打了很大的折扣。很明显，刘济武是负责那一百个人的，当时只要按照刘克成的关照，拦住大家等到通知再下船，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事情。可是，现在确实是说也没有用了。

攻打鹊湖，打死这么多无辜群众，这事情的严重性，是明摆着的。这完全超出了文革的许可范围，这是犯下了罪行。他忽然又想起姜顺堂说的话，“是好是歹，最后总要给每一个人轧账，说不定啊，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他的心为刘克成、为这些人，而沉重得坠坠的。文革一年以来，从“工红”到现在的“文革串联会”，参加者有数万工人群众，如果谈“派”，那就还要加上江进海这些学生等各方面的人，都是为了关心国家大事、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来的，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充满了自己这一边是正确的这种不可动摇的自信，可现在怎么向群众交代？而且，“文革串联会”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合法性？这些就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最大的压力。古人云，“冒进患生”，攻打鹊湖镇这一“冒进”，带来的被动与损失，对眼前这些沉默着的人们来说，将是无法估量的。可以说，这是硬伤，这是死结。作为错误，这明摆着，而作为命案，是要调查的，不可能不处理。不论从什么角度，这件事都回避不掉、定要追究，真是“尤不终无”。但如果这些造反派真的“胜利”了，由他们来处理这事，说法上可能要好些；如果相反，从“三月镇反”那样的角度来处理这事，那就大不相同。眼前这些人对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一贯就有这样的焦虑，而现在，突然出了这个大麻烦，他们的这种焦虑是更深了。如果说他们原来似乎还有一点造反的“本钱”，能够使“三月镇反”都显得不对，那么，现在这“本钱”还能抵尝这样大的错误吗？他们自己也没信心了，有种绝望的空气弥漫在他们当中。

他心中不由得为这些人想着下一步怎么办？只听得林集说，召开支队长大会，刘克成、刘济武引咎辞职，改选头头部，这样才能保存组织！

一片沉默。似乎应当这样做，但是能这样做吗？

刘济武说，我们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得差不多了，他们要我当“革委会”副主任，老干部朱荣兴是主任，军管会已经批复下来了，就等着开成立大会。我同意我从总部中心组退下来，把大部精力用到厂里去，但我一如以往，随时听从总部的号令！

不行，不能这样做！谭向东手一挥，说，中心组的人一个都不能退！“水电安装公司革委会”也成立了，家琪是主任。马上可能还有基层单位的革委会成立，我们在座的还会有人被选为主任、副主任，难道我们这就散掉吗？我们还负有搞好全市文革的责任。至于鹊湖的这件事，情况现在并没有调查，我们自己不要慌。到底是谁打死了人，怎样打的，目前都不清楚，我们不能一把都抓到自己头上来。首先，武装护送碧阳“好派”到鹊湖镇去，是我们大家决定的，集体负有责任，责任就在于没有经验。第二，刘克成在出发前有过正确的规定，到达后也有过正确的指挥，但由于是群众组织，不是军队，结果没有听从规定和指挥，刘济武在场也压不住。所以，作为这件事来说，去攻打，就是错，但从大方向来说，是事出有因。从具体实施来说，指挥上没有错，是群众的组织纪律性跟不上。第三，再说刘克成的一枪，在对方举着能致死人命的武器冲过来的情况下，用打伤对方的脚来阻止对方，而且当场派人送进医院，这个具体事实，也不能说刘克成错到哪里。刘克成撂出去两颗手榴弹是很危险的，可以说很欠考虑，但所幸没有听说这两颗手榴弹炸死炸伤了人。还有个大账我们要算，如果刘克成刘济武引咎退位，那简直就是亭州的政治地震，我们这个组织就要崩溃，我们就失败了，文革一年以来的苦斗，就全部付之东流，走资派保守派弹冠相庆，我们就等着一个一个挨“秋后算账”、打成“反革命”。这样行吗？这样对得起跟着我们的群众、对得起我们积极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吗？我们应当把这一关不动声色应付过去，至于到底该负何责，错有多大，到运动后期让党和人民来调查决定，到那时，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有什么缺点错误自己领下来，那是自己德性不高、水平不够、对不起毛主席，我们死而无憾！

谭向东的话打动了他，更打动了所有的人，有好几个人在抹眼泪。大家好像都清醒过来，都觉得有办法了。他在心中急速搜索，竟找不出可以否定谭向东的理由，也就暗叹一声“只好如此”。张大同说，那我们这个会就到这里，一律不要对别人透露这个会的内容。大家要镇静，不要慌。现在除了郁老师，我们一起去跟刘克成见面，商量下一步的工作。谢谢郁老师来参加了我们的会，还不曾有说话机会，郁老师有无不同意见？他想说“只好如此”，但马上意识到这样说还是嫌多，于是就抱歉、谦恭地回答说，没有没有。

他赶紧离开了那里，几乎有逃离之感，但心里一点也丢不掉这件事，而且因为没有尽言，心里对那些工人很抱歉。张大同、赵家琪二人大清早就来请他，寄很大希望于他，无非在这困难时刻，想听到他的高明意见，可是他起了什么作用呢？又不说是，又不说非，哪怕能骂他们几句、能劝他们几句、能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也是好的呀，可是他什么也没说！他对自己真是不满和无奈，然而一切已经在瞬间成了过去。

二

他接连几天都是一大早就到郊外钓鱼去，到黄昏才回家。有一天他回家时发现家门口聚着些学生，他正想仔细看清楚，那些学生却看清了是他，向他走来，大声喝道，郁平！你这个老反革命，跟我们走！不由分说，拿下他的鱼竿、鱼篓，摘下他的草帽，都丢在地上，众目睽睽之下把他捉走了，他注意到家门关着，乔丽还没回家。他们把他捉进了医士学校，推搡着、吆喝着，进了西北角的一间教室，那里亮着灯光。

这些学生都似曾相识，但他叫不出一个名字，他没有教过他们，也没有接触过。他立即明白他们不是江进海这一边的，而是史宏这一边的，并且还是低年级的，即一九六八届，但他们至今实际上才学习了一年基础课（一九六五夏至一九六六夏），第二年是闹革命闹掉了（一九六六夏至一九六七夏），他们应知应会的一些专业还完全没有学，但他们明年（一九六八夏）就应当毕业离校分配工作，只有一年时间了，而眼下仍在闹着革命，何时能学到专业？这怎么行呢？他们虽然一向被江进海那边称为“保守派”以至“新保守派”，但他们当然同样是在“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比如把他抓来就是他们认为的一个必要的革命行动。

他们拿了一块准备好的小黑板挂在他的颈项上，他看见上面贴着的白纸上写着“打倒反军黑手郁平”，他的名字被用红笔划了一个大叉。小黑板下绑了两块砖头，以增加重量。他们把他上面捺、下面踢，“咚”的一下，让他朝着毛主席像跪下。他的膝盖一阵疼痛，顿时侧身倒在地上。他们把拎起，让他跪好，叫他“不要装死”。他说膝盖、我的膝盖！他疼得“咝咝”的说不出话来。他们喝道，你的膝盖算什么！你们反军、抢枪、攻打鹊湖、枪杀贫下中农，罪恶累累！你是黑高参、人民的死敌！说着拳头就带着这种正当的痛恨而狠狠地落在他的脑袋上，脚头就狠狠地踢在他的身上。虽然身上被打得到处疼，但他感到脖子后面特别疼特别难受。扣着小黑板的是一根铅丝，他不得不调节身子低俯的程度，好让小黑板下面稍稍搁到地，让后颈松开铅丝的勒痛。但他的意图让学生发现了，骂了他一声“老狐狸”，喝令他站起来。他要用手从下面略微捧着小黑板，学生不允许，打他的手臂，让他把手放下。他说铅丝吊在颈项后面吃不消。他们说你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就给你把这个拿掉。这些孩子，这方面好像是无师自通的。

他们要他“老实交待”怎样幕后策划静坐军管会的？他说他没有参加策划，他事先不知道这件事。他们吼道，你撒谎！你事先不知道吗？那你跟江进海在解剖室那边密谈的什么？你在军管会里跟江进海又密谈的什么！我们的侦察员早就把你们盯得紧紧的，都有时间记录，只差没有照相机把你们拍下来！你以为你装成老渔翁天天去钓鱼，就能迷惑人、就说明你与世无关了？真是一个老特务！说吧，你跟江进海前后密谈了几次？谈的什么内容，你是怎样让他们冲击部队的？他说，确实跟江进海有过这两次接触，但我表示不同意静坐这种方式，我找他们是做化解的工作、以便促进问题的解决。

这么说，你倒是拥军的了？你是一个和事佬、一个最善良的人了？学生讽刺他，并且都笑了起来。

我的觉悟不高，我是不关心的，但问题顶到面前时，我没有说错话，没有做错事，也没有做对不起解放军的事情。

哈哈，你倒是一贯正确的了？我们把你找来是不对的了？你要我们向你道歉，是不是？你说的这些话，你自己能相信吗？你说的全是鬼话！跪下来！一声令下，就有学生冲上来让他重新跪下，而且调节他跪的姿势，让铅丝能有效地勒着他的后颈，让小黑板的重量能发挥刑罚的作用。他只有沉默着，他当然无法让他们相信，而他们也不可能相信他。

他们丢开刚才的话题，又问，你是怎样参加策划抢枪的？说！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我后来也是听说有这个事，我内心并不赞成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超出了文化大革命。

那你简直跟我们一样是反对他们的了？哈哈哈！可是我们的侦察员看到你进了职工学校，而且你跟那些工人头头很熟、还一起开会，你以为你做的事我们不知道吗？

他说，我到那里去是很偶然的（他当然不便于说出姜顺堂来，虽然如果他一说，就可能扭转这种对他不利的情况），并不是去参加开会的，但我后来就参加了旁听了他们的会，而且也说了话，我说的话是劝他们的。

啊？你劝他们不要抢枪？你简直太了不起了，哈哈哈！你竟然跟我们这样当面胡说八道！你拿我们当傻瓜！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事实，那个会不是谈抢枪的，是谈跟电机厂的冲突的，他们有个工人被电机厂扣留的那件事，那在他们抢枪之前有二十多天，正好“武汉事件”发生，离他们抢枪还早。

照这么说，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要抢枪？

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是从街谈巷议才知道的。

那攻打鹊湖呢？

事先我也不知道。我跟他们其实并无什么联系。但他们都认得我，我也认得他们一些人，本来也不应当认得，因为我文革以来经历特殊，被捕两、三次，后来又……

这个我们晓得。我们就算你预先不知道攻打鹊湖，那你怎么参加他们事后的中心组会的？说你是他们的黑高参，不冤枉你吧？凡是关键时刻，你就出现他们身边，给他们出主意！

我刚才说了，我有特殊性，虽然我跟他们没有联系，但他们都认得我，所以他们有时来把我找去，我不好不去，去了以后就听听，我从来没有出什么主意，最多有时正面劝说几句，尽量化解矛盾，决不火上浇油。

那你说，你在攻打鹊湖之后的这个商量后事的会上，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说，他们最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没有没有”，后来就散会了。

你简直想哄鬼呢！那个《芦荡的枪声》跟你是什么关系？

他听不懂，他摇头。

你装蒜！全亭州都晓得这张大字报，芦、荡、的、枪、声！只有你不晓得，这不是想哄鬼吗？你们把一场武斗，描写成一次美妙的旅行，你们把屠杀无辜的人民，说成是解放了鹊湖，那里难道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吗？你们只字不提打死了五名贫下中农，反而说你们有一人光荣牺牲。你们颠倒黑白，掩盖罪行，想蒙混过关！历史会跟你们算账的，恐怕都等不到秋后，这笔账就要清算，你们输定了！

他从这正义的无可辩驳的怒斥中猜测到，是刘克成他们指使一位文人写了这张大字报，确实是颠倒黑白、掩盖事实，想蒙混过关。他听了觉得无言以对，好像那大字报就是自己写的，好像他也参与了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怎么不说话、不回答？

我有责任。他说。

你晓得你有责任了？你有什么责任？老实交待！

写这份大字报，我虽然不了解，但那个商量后事的会，我是一大早被叫去参加听了的，我的责任就是他们最后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没有没有”，我其实应当说几句，正面地说几句，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弄虚作假的大字报了。

你花言巧语、狡猾透顶！你还把自己打扮成正面人物！你永远是洁白的猫儿！看来不让你好好反省，你是不会老实交待的！你这个老特务、老反革命、地主阶级残渣余孽，我们送你到一个好地方去，等你想通了，再来问你！

他们上来两个力气大的，把他左右架起，出了教室，黑暗中从操场边儿上往南去。饥饿、疼痛、痛苦，他头昏眼花，后来就失去了知觉。

他被浓烈的药水味刺激得醒来，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到好像是在一个浴室里，因为看到有两个人赤裸着躺在水池里，他很想爬过去跟他们一样躺在水池里，而且他很口渴，可是他进一步清醒过来，判断自己这是被关在尸库里了，而那些学生一个也不在，尸库的门是关着的。小黑板仍挂在他的脖子上，他想把它拿下来，但手臂无力得抬不起，不能执行他的所想。他模糊意识到，在尸库里这样呆下去，他是性命难保了。他又看了一眼那两具浸泡在满池药水里的尸体，其中一具上身的皮像是桌布一样掀了开去。人体的线条美在赤裸的尸体上依然如故表现着，他为上帝的这一杰作而迷惘、而努力思考人作为存在的意义，但他又昏了过去。

这是学校的医务室，他躺着，正在给吊水。他听到人们说，醒过来了。灯光炸眼。他看到了一些人影，他看到了史宏，还有何银森。他心中涌起复杂的感觉，眼泪不由自主从眼角流了出来。郁老师，别难过，这是误会，我们已经晓得了，这是误会。听史宏这样说着，他心中一阵惭愧，好像他真的是一个特务式的人物似的，因为史宏好像把他当成“自己人”了，想必是姜顺堂给史宏做了解释、为他说了话，无非如此吧？否则史宏不会说刚才的话。但也许史宏只不过说了一句政客式的话，现在这学生是不一般了。这次抓他、审他、整他的行动，也许正是史宏布置的？这当然极有可能。但也许史宏只是事后得知。都有可能。他厌恶地丢开这些不再去想，也无力去想。

颈项后面刺激性的疼痛好像被记忆起来似的又出现了。小黑板当然不再挂在脖子上了，但疼痛却很剧烈。一切的知觉都渐渐恢复，他感到他的身体是被折磨得不行了，脖子后面是外伤，呼吸之间全是福尔马林药水味，好像肺子在药水里浸泡过了一样，或者他确实喝了一口那池子里的药水？他记不清了，头脑昏昏，欲死不得，欲活又难。

他再眼开眼时，电灯不亮，墙上一块阳光，听到麻雀叫，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身着白大褂的校医老孙就坐在他的身边，正咬着烧饼当早餐，看着他，说，好了，醒来了，能起来吗？说着来扶他。他试着起身，站到地上，感到身体确实恢复了不少。他说，我要回家。但他就摇晃了一下。老孙扶住他，说，不要急，再观察两个小时。他说，不要，我回去休息。老孙叹口气，说，我给你听过了，心肺各方面正常。脖子后面是外伤，注意不要碰它，给你处理过了。还好史宏得到消息，赶到学校来，把你放了出来，假如再晚一个小时，岂不要出人命？怎么想得起来把活人关进尸库的？这样的“革命行动”还真少见，也只有出在我们医校！老孙愤然起来。他说，算了，是学生。他走出医务室，阳光胀眼，他慢慢走回家。摸一下口袋，所幸钥匙还在，却发觉门上没有锁让他开，原来是掩着的，那么乔丽在家？他推开门，却不见有人。他向前两步，侧着身让自己在床上轻轻躺下，把脑袋小心翼翼地在枕头上安放妥当，但颈项脖子后面还是被撕裂了一下似的火辣辣的疼。

他迷糊了半天，慢慢起来，想喝点水，想吃点东西，但发觉家里有点荒芜景象。热水瓶里的剩水不多了，喝了一口，不太热，滋味也不对，好像是隔宿水。而饭锅里剩下的一点烫饭，好像已经馊了，不能吃，也不像是乔丽早上吃过的样子。不能怪乔丽，她早上要赶去要上班，晚上才回来，而邻居想必也把他的情况告诉了她，所以她昨天晚上也就没有做饭做菜，就吃了一点烫饭，最后就剩在锅里了。他这样估计着。但她是无法解救他的，她即使到医校去找过，也一定没有找到他，或者根本就没有能进校门。她这一夜一定没有睡好，但早上照常要上班，匆忙得连门也忘记锁了。他只有自己动手。但当他在门口生煤炉的时候，邻居老太却走来对他说，你回来啦？乔丽回来没有？他说，她要到晚上才下班。老太从他的神态作出了某种判断，对他说，你大概还不晓得，昨天晚上乔丽也被人抓走了。他一听，手中拿着的火剪就掉到地上，说不出话来。老太说，有人认得，有医院里的人。乔丽以前不是在医院工作过的吗？她被抓到医院去了。你到医院去问问！他感谢了老太，煤炉也不生了，立即到医院去。

他到了医院，从门口墙上，到里面墙上，都有大字报、大标语之类的，他一个字也不去看，直往里走。他进了门诊大厅，依然是有看病的人，依然是有医生护士。他走进一间一间的就诊室，寻找他面熟的医生，但一个也没有。他想起了妇产科，就到妇产科去，那里也依然有将要生产的大肚子妇女，有医生护士在工作着。他满眼望去，也看不到一个熟人。他凄惶地站在那里，希望有熟人能发现他，主动来跟他说话，但也没有。他站到妇产科外面他曾经站过的一棵树下，想起了乔丽曾从里面出来跟他说话的情景。现在他不知道该如何去寻找乔丽。这时有个穿蓝大褂、戴蓝布帽、白口罩的女工友走过他身边，他一把抓住人家的袖子，吓了人家一跳，他急切地问，你看到乔丽吗？这时他记起这个女工友该是姓沈，也该是知道和认得乔丽的。沈妈认出了他是谁，但有点怕着什么，朝左右观看一眼，说，你到后面老花园里找。说罢赶紧地就离开了。为了保护沈妈，他故意重新走进门诊室，却从那里的一个边门出去，进入医院里面的大院，从一条小路直奔后面的花园。依然是荒草丛生、大树参天，还是那个池塘，听说王副院长就把自己淹死在这里面的。他感到毛骨耸然地从池塘边上草丛中走过。他看到了可疑的目标，就是角落上树丛中的一间破败的房子，只有那里好把人关在里面。他放慢了脚步，以便观看是否有人看守。他没有看到人。他走了过去。那里潮湿阴凉。又旧又脏的门是锁着的，一把锈锁，但已经坏了，只是挂在那里。他拿掉锈锁，推开门，一股阴凉湿气扑面而来，里面没有东西，是个废弃不用的小屋。他看到里面墙边上有一张破长椅，有一个人侧身睡在上面。他大着胆走近，正是乔丽！他万箭钻心，立即把她抱起，转身出屋。他看清了，乔丽脸肿得很，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他把乔丽背上身，不顾一切快步走出这恐怖的花园，直奔门诊，他要让乔丽赶快得到抢救治疗。门诊室轰动起来，一些医生护士都来看望，发出谴责。这时他看到了一些熟脸。人们把乔丽做了安排，立即给她吊水。一个妇科医生也被叫来了，给乔丽做了检查，在耳边告诉乔丽，也告诉他：孩子不要紧。他守在乔丽身边，感到自己像只红了眼的老虎，只要有哪个家伙胆敢来噜苏，他就跟他拼命。

他一抬头，竟然看到姜顺堂出现在病室门口，目光严重而关切。他站起来，迎上前。姜顺堂问，你爱人不要紧吧？他说，正在挂葡萄糖。姜顺堂问，能进去看看吗？他连说“能”，让了进来。姜顺堂到病床边观看了一下，乔丽还处在一种衰弱之中。姜顺堂走出病房，对他说，有人打电话向我们报告了情况，因为听说跟你有关，我就自己来看一下。这件事我们要调查，这个性质是严重的，怎么可以私自抓人、私自动刑、私自关人呢？难道是黑暗的旧社会吗？不管是谁、以什么名义干的都不行，哪一派的都不行，都要追究！查个水落石出！你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也是有好心人打电话给我们的。我联系到了史宏，批评了他，他说他不知道，后来是他去把你放了。我对他说，你不知道就不怪你，如果是你指使的，也不行，也要记一笔账！我本来想找你去谈谈心的，现在不行了，你要把爱人照应好，过几天我们再谈吧。你放心，医院里我已经跟有关的方面给你关照过了，我们部队也有家属在医院里工作。他万分感激，送走了姜顺堂，回到病室里，在乔丽耳边说，刚才是公检法军管会的姜科长来看我们的，那些家伙不敢怎么样了，你安心休息，好了我们就回去。乔丽轻叹了一口气。

来了两个女工模样的妇女，都是中等个子，一个生得粗犷些，一些生得细致些，都很和气，带来很多水果，自称是重型设备厂的，来看望乔医生。他让进来，她们到乔丽病床前，俯身叫着乔医生。乔丽睁开眼，认出了她们，伸出手来，她们叫乔丽不要动，用手帕给乔丽擦着涌出的泪水，说，我们代表全厂职工来看望你，你要安心休养，身体恢复了再去上班，不要急。你放心，坏人跑不了，他们决不敢再碰你一下。问，孩子还好吗？乔丽点头。她们又高兴又羞涩地互看一眼，一齐对乔丽说这就好这就好。

两个女工走了，乔丽告诉他，这两个女工，一个是开吊车的，一个是机床工，刘济武在外面时间多，内部就是她们两个当家，加上老干部朱荣兴，厂里各方面井井有条。她们上台讲起来，从政治到生产，一套一套的，最后就指挥全场唱一首革命歌曲。厂里称她们是两个“赛小伙”，说她们两个没人敢娶。说到此，乔丽笑了一下，这是她出事之后第一次露出笑容，也第一次说了这么多话。

乔丽在医院里住了两天，就回家了，回家慢慢调理。原来，乔丽被一伙人抓去，就在他被学生弄到学校去的当天晚上，她没有能看清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们既没有走大路，也没走医院大门，七拐八弯的，把她推进了那间黑屋子，里面乌黑，她不知道是在哪里，她只看到黑暗中是一伙人围着她，其中好像也有女的，但对她是一样的凶，她弄不明白那是一些什么人、要拿她怎么样、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她护着身子大声说我是孕妇。他们打了她一巴掌，说不准叫，叫就打死你。他们倒也不曾打她的身体，而是抓住她，让她动弹不得，由两个人动手，把她劈头盖脑一顿巴掌，都打在脸上和头上，打得她觉得下了地狱。他们紧紧抓住她，不让她倒下，让她回答问题。他们说，找你来，因为你的男人郁平是老特务，是“文革串”的黑高参，我们要弄清有关的情况，你要老老实实把郁平跟江进海、刘克成这些人的关系说出来。她一听，明白了他们是哪里的，好像倒反而放了心。但灾难还是没有能逃过。他们问，学生静坐军管会是怎么回事？抢枪是怎么回事？攻打鹊湖是怎么回事？《芦荡的枪声》这篇大字报是怎么回事？他们问的全是她无法回答的，所以她只能说我不知道，而且说你们弄错了，郁平不可能参加策划这些事情，郁平也不赞成这些事情。结果他们没有能问出任何东西来，她是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她得到的就是挨打，不停地挨打，眼冒金星，只觉得自己的脸肿了起来。他们还问她，你的刑期还没有满，是什么人把你放出来的？是什么人安排你的工作的？她说，释放回家是因为毛主席有指示缩减监狱，是大批性的，不是她一个人；安排工作是亭州公检法，是组织上的事，她不知道。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再问了。回答得稍微慢了些就挨打，后来脸就全麻木了，头就全昏了，失去了知觉。

他听着，一切如同身受，又有万箭钻心之感，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倒回去让它不发生。联系学校里那些学生对他的提问，事情的起因全在闹静坐、抢枪这些事件，特别是攻打鹊湖，竟然死了六条人命，成了刘克成他们这边的重大错误，对立面的人们有所愤慨、以至有所幸灾乐祸都是可理解的，同时他们也想抓住这个机会，要给刘克成他们致命一击，就选中了他这个目标，再加上乔丽这个更加好对付的目标，误以为能从他们嘴里得到些内幕、乃至核心的情况。他和乔丽就这样成了这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他说，都怪我，我应当断绝与社会上的一切联系，我没有做到一点联系也没有，其实应当能够做到，但到时我就妥协、让步、马虎了。乔丽说，你不要怪自己，你不是说过“在劫在数在难逃”吗？文革以来，一切不是你招惹的，但找上了你，就影响下来到今天，好像什么事都碍到你，其实有你什么事？但你一生的情况不也是这样吗？就像一个人掉在大海里，哪有不喝几口海水的？一点联系也没有，现在是做不到了；既掉在海里，还想身上是干的，不可能了。姜科长找你谈谈，难道你不去吗？姜科长到医院里看望我们，对我们来说，不也是很重要的吗？没有江进海他们学生的帮助，你的历史问题是怎么发现根源的呢？我的工作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一点不怪你。我们的处境，总的来说比从前还是好的，我们正在从海里往岸上爬，这回算是突然打来一个恶浪。

乔丽所言，见识上很不错，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郁。

过了几天，晚上姜顺堂又约他去谈心。从姜顺堂的谈话，亭州文革最近的情况他才知道了一些。原来，“鹊湖事件”之后，刘克成除了让人写了《芦荡的枪声》这篇掩盖真相的大字报，来欺骗舆论、稳定军心，还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仪式，把在鹊湖死掉的工人乔国柱作为“革命烈士”，厚棺安葬在亭州烈士墓。“这闹得简直太不像话了！”姜顺堂愤然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他也觉得这是很荒唐的，为之羞愧，好像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似的。他真为刘克成他们着急，他们的这些做法，都很不高明。于是他只感到一种爱莫能助。他无可自拔，处在一种悲悯的心境中。

你怎么啦？姜顺堂察觉到他的某种神情态度、心理内容。

我？他无法解释。

你心里为他们难过，恨铁不成钢。

是的，有这么一点。

我们也是这样。毛主席、党中央也是这样。可以说，很遗憾。他们的觉悟、水平就这样。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不错的，但文革搞成什么样子，这段历史成为什么样子，那就由所有参加的人来决定了，当然，也包括我们。

他听姜顺堂有点激动地说下去：

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颁布的《十六条》里就有“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规定，这样的语言，一看就知道是毛主席亲笔写上去的。差不多一个月以后的九月五日，中央又专门有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一年来的群众运动说明，有些情况不以中央的意志为转移。群众是充分发动起来了，但群众的水平参差不齐。今年中央在六月份下达了《六·六通令》，明确要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严禁武斗。这说明情况的严重是全国性的。但有了这样的《通令》，也不见得就管住了，我们亭州这样的弹丸之地，这样民情温和的地方，也竟然发生了武装攻打鹊湖镇的严重事件，六死一伤啊。亭州这地方，全城有十多万人口，平时要是听说公路上汽车压死了一个人，或城河里淹死了一个人，也成为全市街谈巷议的大新闻，现在倒好，一下子死这么多人，而且是这样死的，这是创造了解放十七年来亭州最大的人为恶性事件，但现在这事情晓得的人还不多，《芦荡的枪声》起了作用，假如群众一下子晓得了，那情况就不一样。说实话，要按照《六·六通令》，我们现在就有权逮捕刘克成，不管他是怎样的“左派”，有多么大的“造反功劳”，有多少人“拥戴”他，都不行，因为他要对事件负责，而且他亲自用枪打伤了人。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老革命如果成了走资派，也要批判、打倒、靠边站。你一个工人，领头造了几天反，就算是参加革命吧，也才几天？就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中央三令五申、有言在先，你有什么特权能豁免吗？文革不就是反对特权阶层、反修防修的吗？所以这笔账是一定要算的，不是我们要跟他算，是天理国法要跟他算，他自己也要甘当惩治。但看来，他继续在错误的路上往前走，没有人能纠正他。

整个形势，我认为，问题从武汉事件开始。问题出在上面，提出什么“揪军内一小撮”，什么“拿枪的刘邓路线”！这些提法表面上看也没问题，但稍有政治头脑和社会经验都能知道，实践上是不能这样干的，是形“左”实右的嘛，是要弄得天下不可收拾的，而《十六条》以来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是这样的。我说一句极端的话给你听，退一万步，即使我们军内这时确有“拿枪的什么什么”，你这时候也不能说出这句话，你不能两个拳头打人嘛，你得慢慢来，是不是？

所以，在这些错误口号下，形势迅速恶化，运动推向极“左”。静坐军管会也许还有点道理，因为我们的“三月镇反”确实有错误嘛，但从静坐发展到把我们部队的武器抢去，那就没有道理了。打了收条，算是“借枪”，但《十六条》里没有这一条嘛！你不知道，抢枪那天夜里，对我们部队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刘克成和江进海带领几千工人学生，开进了我们部队。我们就像电影上的反动军队那样束手无策，不过我们不是像电影上那样在睡大觉，我们在等着他们来呢。不是我们软弱，我们是听从上级的指示，叫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要不然，人民解放军可从来没有被人缴枪的习惯。我们好多干部战士都哭了。我们反而要“配合”他们抢枪，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我们是人民军队嘛，人民这时候发生这种不正确的情况，我们要忍受，归根到底还是要相信人民。

我们只担心群众手里有了枪会出事，没想到会出之么大的事，没想到他们武装攻打鹊湖。这样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如果天下真的到了要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岗山的程度，我们当兵的只要听到一声令下，只要听到真的有这么回事，没有二话，马上就跟毛主席走，决不跟别人走，但情况不可能有那么严重嘛。

现在我们已经从内部听说，中央对“中央文革”里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笔杆儿，已经有了处理，不让他们这样把运动引向歧途。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毛主席说了，那是大毒草。毛主席还写下了“还我长城”这四个大字。毛主席多么英明、果断，谁犯错误也不行，先让他靠边儿站！本来是的，你笔杆儿怎么能来打倒枪杆儿呢？我们枪杆儿里面有什么问题，也不能千篇一律用群众运动来解决。

情况的变化从报纸动向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七·二0武汉事件”之前，报纸上谈的是怎样实现革命大联合，谈的是要对党内最大走资派开展大批判，还有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这是要“收”。这之后忽然来了一个“武汉事件”，接着就号召“揪军内一小撮”，来作为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这是要“放”，而且大“放”，白纸黑字写在社论上。这个插曲一来，全国都反军了，亭州也反军了。当然，我们不能说群众“反军”，但总之是要来跟我们部队过不去。最近呢，又转过来了，从八月底开始，报纸上谈“军民团结”了，九月三日，首都十万军民举行“拥军爱民”大会了，社论说我们解放军是“伟大的长城”了。一百八十度转弯啊。中央发出了《九·五命令》，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人民解放军也不得将武器发给任何组织与个人，已经抢夺的武器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你看，从刘克成他们抢枪，到中央《九·五通令》下达，才十几天嘛，中央发现问题是很及时的，但就这么十几天，全国因为群众手上有了枪，出了多少事？我们有消息说，在四川等地，坦克、装甲车、大炮也用上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江青也出来讲话了嘛，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两派之间“文攻武卫”是不对的，是败家子，要把这股风煞住。

刘克成他们这几天就在向我们归还武器，按照“借条”上登记的枪号，一件一件对照归还。我们当初流眼泪、不理解的干部战士，又都破涕为笑、理解了。当然，全国的刘克成这些人的错误，“中央文革”的少数笔杆儿要承担很大责任，不是他们提出错误口号，扰乱毛主席战略部署，下面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但鹊湖的事情，将来还是要算账。不算账，对鹊湖的人民怎么交代？对运动怎么交代？你是知道诸葛武候祠那副对子的，其中一句“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是宽是严，不是呆板固定的，是跟政治形势走的。历史无情啊。历史也最会开玩笑，你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那个房间，你想成为英雄，结果做了狗熊。我也对一些人早就警告过、劝说过，但他们听不进去。现在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把两派搞到谈判桌上来，让他们实现大联合。刘克成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总该心中有数、放老实点儿吧？这就是我们做工作的时机！群众组织终归要解散，社会终归要恢复正常，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也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但一再受到干扰，不能落实。运动就像一头犟牛，它就是不听话。当然，我们要吸取“三月镇反”的教训，不管出多大的事，现在决不从造反派里面抓人，关键是把两派大联合这个工作做好，扭住这个不放松！

那天姜顺堂就这样谈了许多，使他明白了好多东西，但心中并不畅快，不知有什么压抑着，不知为什么而感到压抑。他从那里出来回家时，打了一个寒颤。白露已过，天气确实是早晚凉了。

第十三章   骑虎

闲闷了不少时，他觉得都与世隔绝了，也没有人来找他，文革好像再也不来找他，把他忘了，所有的人都把他忘了，而他也忘了有身外世界的存在，如果一切真的就这样下去，却是谢天谢地。乔丽身体渐渐复元，已经正常上班。他在家里看《易经》打发时光。这本书，不看时就往杂物里一塞，看时再拿出来。不是怕别的，怕的是这本书上有八卦、六十四卦图样，不能随便放在桌上，以防不懂的人闯来看到，误以为是算命打卦的封建迷信书，对他有不好的印象，乃至给他带来麻烦。时代的空气就是这样，要与“封、资、修”文化实行绝裂，但不免流于形式和简单化。运动初期时，郭沫若说，他以前写的那些书都应当烧掉。传达这话时，连学生听了也觉得发笑，觉得不能拿这话当真，发笑之余也有点不解，但郭老确实就是那样说的。

他曾从《易经》、《老子》、《庄子》里寻章摘句，做成一个小本子，以便随时拿出来看着玩玩，封面上书写了“三玄集”这三个字。要说“玄”，中国古代“玄”的书多呢，但这三本书当算是众玄之祖，也玄得正经，不是故弄玄虚。“玄”，就是深含哲学道理、终极真理，但一般人听了会觉得深奥、神秘，这也与古人那极其精练的语言表达有关。文革一到，他自觉地把《三玄集》之类的笔记都处理掉了，但这本《易经》没有舍得丢掉。

他对其中这样一类句子百读不厌：“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种宏大的议论，真是让人读了提神，有助于开通思想。哲学史上王艮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名言，毛主席的“字，润之”，原来出处都在这句话里。

毛主席一生，对于中国，确实是“润之以风雨”，他用人民大众的阶级斗争的风雨，荡涤、改变了旧中国，并且还要用“大风大浪”来进一步改造中国，让中国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求中国的繁荣富强。

读书累了，他就逸而当之散步到学校去。愈近学校，心里面就愈有些紧张。前不久在学校里受的折磨，记忆犹新。他并不记恨那些学生，然而他大约还是呆在家里为好。他的脚下就有了些勉强，但一步一步地，还是走进了学校。里面正有一些学生在旁边大字报专栏上刷写很大的大标语，是把白纸先贴满，然后直接在上面用毛刷蘸墨汁书写。一边已经写好：“鹊湖血案是刘克成一小撮野心家犯下的滔天罪行！”另一边正在写着：“坚决搞好革命大批……”。他赶紧走了过去。

学校里没有“复课”的迹象，而且似乎也不大看到有江进海他们那边的学生，看不到“东方红”方面的大字报大标语，满校都是史宏的“井岗山”方面的舆论，这显示着一种此消彼长。九月份以来中央的态度，说明江进海他们所认准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新阶段”被否定了，而在这个口号之下所做的事，特别是抢枪，还有“鹊湖事件”，已经成了他们这一派明显的错误。设身处地，这是很尴尬、很不利的，要真正能跳出小山头看问题，很不容易做到，还得有个过程。他在依然呈现些荒芜的学校里略微转了一圈，无处可去，最后走进了总务处。总务主任说，你来做什么？呆在家里歇歇呢，学校里没有什么事。他点点头，感谢这关心与点拨。

总务主任正在看报纸，说，你看，这个社论说得对呀。就念给他听，社论是《伟大的历史潮流》，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革命大联合是一股不可抗拒的伟大历史潮流，那些还在迷恋小山头的人们，应当打破‘私’字，从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主任说，这些话就说得很不客气了，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确实是小山头，是派性，是“私”字，就是不看国家的大局，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以点头表示同意。

他走出学校，刚才那条未写完的标语是：“坚决搞好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拥军爱民！”这一条标语，表面全对，但由于是这一边写的，在那一边学生身上就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至于那一条标语，直指这一边的错误，其效果就更不用说了。两条标语这样左右对着，实际上依然表达着派性。问题就是这样简单，又是这样复杂。

他没有径直回家，而是选了相反的方向，在很少行人、曲曲折折的小巷里踽踽独行，聊以散步。他遇到了一个人，这让他大吃一惊，这人就是宗进庭。他惊愕地看着老宗，问，你，什么时候出来的？老宗却不答，把他一拉，出了巷子，往右一拐，却见有一个小湖，四周长满芦苇、树木，湖边有两面是居民的房子，有两面是种菜的园田，再向远处不知通向哪里。老宗领着他向农村似的那边走，走进了芦苇之中。恍然之间他竟想起了他被卷进去参加“除奸”的事情。他不觉下意识地朝宗进庭的后脑勺看了一眼。真是世事白云苍狗，一对冤家如今成了秘密碰头的朋友似的了。城里还有这样荒野的一片，这样亦城亦乡的景观，他在这个小城生活也好几年了，竟然不知，可见关门读书是不免顾此失彼，未经的路，未闻的事，不知有多少呢。宗进庭说，这里叫“芦洲”，在《光绪县志》上是“亭州十景”之一呢，几十年一过，还有这么一点留在这里，再过几十年，怕是连影子也没有了。

他被领着走到小湖边一户菜农的院子里，里面的老农一见到宗进庭就认识，叫着“宗市长！”忙着要招待，但不知用什么来招待，嘴里说着，唉呀，连一口热水也没有，我来烧，我来烧。宗进庭说，你不用忙，你去有你的事，我借你这地方跟人谈个心。那农民说，好，好，家里没有别的人，堂屋里、房间里，随便你们坐。宗进庭顺手拿了一张小凳给他，说，我们就在这里。他们就在院子里的一张小桌两边坐了下来。那农民说着“好，好”，就钻进了厨房。宗进庭说，他烧开水去了，让他弄吧，我们谈，你最近怎么样？他说，没什么事，在家里看看书。你是什么时候……？宗进庭说，我是昨天才放出来的，就想找个能谈的人谈谈，当然只有你了，但你那个家，怎么去找你才不惹闲话倒是个问题，现在呀，是我不能连累你。但正好就在四不靠的地方遇到了，天下事有时就这么巧。我们一起的几个人都放出来回家了。军人对我们说，你们是“一月风暴”的时候，群众要求、旧市委批准，关进来的，把你们留到现在，有多方面的考虑，总的来说，你们要理解成对你们的保护。他说，是的，应该这样认为。宗进庭说，那就这样认为吧，不这样认为又怎么样呢？不是自己找气生吗？何必！我们在里面一直有报纸看，还不断有人去看望我们，对外面的情况，我们清楚得很，亭州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一月风暴”之后，中央提出“革命的三结合”，眼看又要用干部了，但还临不到我们这几个人，我们心里有数，所以坐在里面也不着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事实上从提出“三结合”，到现在，八、九个月了吧，“三结合”的事情全国也没有个眉目，就连真正实现“大联合”，也早着呢。还是只有上海一家算是弄好了，毛主席直接关心的，上海一定要不惜代价先稳定下来，我听说上海是把另一派硬压下去的，但对全国就很难这样去做了。亭州两派表面上也“联合”了，是九月二十九号嘛，宣布两派成立“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双方各派五人负责总部工作。但实际上呢？是个空架子，砖头撂进去打不到一个人。两派根本没有走到一块去，还是各占各的山头。要不是刘克成打鹊湖，犯下这样严重的错误，他还没有这么老实，军管会算是抓住了一个机会，把他拉到了谈判桌上。当然，能有个空架子，也是个进步，总算是把“大联合”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摆在全市人民面前了。刘克成做梦也不会想到，攻打鹊湖之后一个月，坐下来签字实现两派大联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中央不早就说过要两派大联合吗？他们就是不听嘛，非得要犯个大错误下来，才老实些。现在还不能说是完全老实了，还有个过程，可能还要再犯些错误才行。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现在群众的两派之争，实际上就是为这“天下”二字了，其实“天下”哪里是他们的？“荷花池里打架，哪里有你的藕？”但他们认为有自己的藕，一定要有自己的藕，而且还想多得一点藕，真是“头想尖了戴笋壳儿”！现在我们看的就是这么一出戏，戏还没有结束。你说这运动，弄来弄去，变成这样，始料不及吧？想不到无产阶级、“无产者神”是这么个水平吧？都说人民无限崇拜领袖，我看是领袖无限崇拜人民，或者说是太把人民当回事了，不晓得人民是这个德性，简直抓不上手嘛。几十年浴血奋斗，打国民党反动派，打鬼子，内部反对“左”右倾错误路线，好不容易建起一个思想组织纪律性这么强的党，轻易就丢在一边，用乌合之众的造反派来整党，能行吗？要反对走资派，也要依靠党自身来反对嘛，怎么能用造反派从外面攻？“无产者神”这话，是马克思的讽刺。“神”总是虚假的嘛。倚了草鞋戳了脚，弄得自己被动，“灾必逮身”，我还是这句话。

宗进庭出了狱还坚持这样说，而且言词如此锋利，全无顾忌，他觉得不好应答，含含糊糊点个头，表示自己是认真听着，是有所领悟的。

你不是光点头，你也跟我说说呀，我也很想听你谈谈呢。我们同坐一牢的那天晚上，外面下着雪，你谈得多好，真的对我触动很大！一个你，还有一个叫范公望的，我出来就想着要找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听你们说说，跟你们谈谈！

听到宗进庭提起范公望，他心中一动，他也有好久不见这位老兄了。丢开范公望不去说，他认真想了一下，似乎想找出点儿深刻的思想来，以便对得起宗进庭这样看得起他，但最后只有摇摇头，说，我没有思想了，搜索枯肠，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不去想了。这向时我在家里读古书打发时光，还有钓鱼。我就等着运动结束。好在很明确有“三结合”的政策了，你们迟早是要恢复工作的，一切还是要由你们来领导，离不开你们，丢不掉你们，正如你说，你们是几十年血与火当中培养起来、凝聚起来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不能把玉打碎。

宗进庭点头赞赏他的话。

他不觉就滔滔而言：当然，严格地说，中央从来没有说过以后一切要靠红卫兵、造反派，《十六条》上没有这样的文字，相反，倒是很明确地有“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这句话。文件是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是考虑得比较周全的。乱来乱去，最后还是要发展到起用干部这一步，这也是以前历次运动的规律，所以才能在《十六条》上预先就说到。运动只是利用群众来冲击一下，说得再大一点，是想通过这个运动，找到一条巴黎公社式的、人民如何监督和管理国家的路，要在这方面取得经验、摸索做法，另外呢，让大家知道解放十七年来两条道路的斗争，明确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到最后，群众还是群众，政府还是政府，干部还是干部，这个东西没有突破，群众有无政府主义，但中央不要搞无政府主义。中央的政府一直是有的，当中乱了这么一气，但右了就纠右，“左”了就纠“左”，中央的指导没有中断过。群众呢，总的来说，是在运动中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互相辩论，不曾看到有人趁机举出别的颜色的思想旗号来。党政基层组织一时确实受到很大冲击，靠边站了，但接着就军管了，重点部门都有军管小组。反正最后总是要“收”，该恢复的总要恢复。正如你说过的，“天道好还，无往不复”，否定不掉，不该冲掉的，它就会恢复过来。

中央也没说过要冲掉一切、打倒一切。现在的问题，确实是群众自作多情起来了，在那里“争夺天下”，变成叫花子打架了。想来确实有点好发笑。但是，就我的个人感觉，我倒不想简单嘲笑造反派，我是能体会到造反派的悲剧性的。他们做了蜡烛，勇敢燃烧自己，最后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只有干部对他们的怨恨，只有自己在运动中犯下的错误，到运动后期轧账，等于是从“原告”变成了“被告”。而站在干部一边的群众，一直对造反的人们冷嘲热讽，不断地用“出身论、牛鬼蛇神翻天论”这些政治压力，朝他们压过去。这部份群众文革以来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这事。这样形成了文革以来两派斗争的壮观。我这样说，意思只是要说明，历史是所有的人共同的创造，历史不是一厢情愿的，是诸多力量交织所产生的一个综合的结果。想推动历史前进一步的人，也就不得不把它推出两步、三步，在阻力、回力的作用下，结果就只是推动了一步。现在，一个做了造反派的人，想复归以前一个正常老百姓的地位，好像也不可能了，他们将成为“坏人”、“历史的罪人”，等等。这确实可悲，也是他们的劫数难逃。他们第一天造反，第二天以后一切的努力，都是想拒绝这种命运。就像无知的小孩，用手去抓一个东西，一抓才知道不能去抓，粘在手上了，于是就甩手，一直地甩手，就是甩不掉，这就是个悲剧的动作，悲剧到有点可笑。现在刘克成他们的情况，可以说就是这样，他们正在做最后的挣扎，带有绝望的意味。我同意你的分析，他们还要出事，还要犯错误。

刘克成肯定没想到会犯鹊湖这样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出了格了。但他也是尴尬人难免尴尬事，身不由己，骑虎难下。事后他想躺倒不干，群众还是要他出来继续干，但能有什么好事干出来？明摆着就又做了一件不好的事，《芦荡的枪声》这种弄虚作假的大字报且不说，简直是亭州文革以来不曾有过的虚假大字报，更严重的，怎么能把在鹊湖死的那个工人葬到烈士墓去呢？鹊湖那边被打死的人又算什么呢？他们自己心里也应当知道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但还是这样做了，这就是身不由己、骑虎难下，打肿脸充胖子，这个胖子到鹊湖去就充不得了。历史终归不会按照虚假的东西认账。他们现在硬着头皮，跟运动初期那种干革命的好感觉是不同了。他们也许曾经力挽狂澜，但他们现在对自己内心的这种狂澜却无能为力，就像一个人对下坡车一样止不住、人被车推着往下冲，最后结果真是令人不寒而慄。他们内部比较清醒的人不是没有，也就是比较讲“策略”的，但他们不占上风，遏止不住那股盲动的力量。

我是既理解你们干部，也理解造反派的。他们的那种痛苦，我看得很清楚，幸而我不在其中。我的、你的痛苦，是另外一种。响当当的造反派在表面上是不说自己的痛苦的，但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倒苦水、发牢骚了。这个你可能还不一定知道吧？我偶尔有所了解。他们的痛苦其实是很深的呢。他们怕的就是“灾必逮身”，但最后肯定还是要“灾必逮身”，你们即使宽洪大量，不跟他们“秋后算账”，从感情上也是排斥他们的，这个结过几十年都不会解得开，一辈子、两辈子的事情了。这也是一个大时代以后必然的情况。

宗进庭说，你刚才那个蜡烛的比喻，我好像也听人说过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但你说的大时代，应当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人为叫它发生的。

他被宗进庭这句话问住了。是的，文革是毛主席一个人发动的呢，还是自然发生的？如果是一个人发动的，那似乎就是人为的，就缺少了真正的历史合法性，它虽然也成了历史，这历史却是不自然的，也就是说，是非历史、反历史的，是一个意外，简直是可以否定的！不，不是这样的。它虽是毛主席最热心的，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也是中央委员会举手通的，更是全国人民都这样热烈参加的，它将来就是一段历史，一段可以研究可以认识可以总结可以纪念的历史，哪怕它全是灾难。

宗进庭在等他的回答。他勉强试着说，凡历史都是人为的历史。哪怕是一个人发动的历史，它也是历史。一个人能把历史发动起来，说明它就不是一个人的历史，它就从一个人的历史，成了全体人的历史，成了历史意义上的历史，成了人们无法回避的历史。从一个人来说，“戊戌变法”的历史不是康有为这个人发动的吗？“辛亥革命”的历史不是孙中山这个人发动的吗？“王安石变法”、“商鞅变法”，等等，都主要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代表了历史的某种要求站出来说话并且行动，我们的古代史干脆就以这个人来命名这一段历史，秦国统一天下，也可以说成秦始皇统一天下。文革已经牵动了我们的心，事实上还影响了我们的一切，我们无法摆脱它，世界也无法摆脱它，于是它成了我们共同的历史，而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历史，哪怕就算它是强加于人们的，它也已经成了世界历史的一部份。也许从来的历史，不管从正面说过去，还是从反面说过来，都是强加于人的，又都是能从社会的方面得到解释的，历史就是强过来、强过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历史是力的遭遇和较量。

宗进庭笑了起来，竖起大拇指，说，逻辑性，但也可以说是诡辩。其实这个历史起初是一个人的历史，后来才变成了所有人的历史。尽管已经变成了所有人的历史，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仍是一个人的历史。所以这个人才是伟人呀！

他们一齐笑了起来。他不能同意宗进庭这个讥讽的说法，但他不再议论这个话题，放弃对立，心中紧绷起来的东西也就立即松了下来。真是要善于放弃、放下。

老农用两个洗得很干净的碗把开水端来了，为没有茶叶而再三抱歉。他们感谢他烧了开水来，让他去有自己的事，他就拿了锄头，说，我去有点事，说罢，有点佝偻着腰，到院子外面去了。

他们喝着水，丢开沉重话题，闲谈了一会儿，互相勉励和叮嘱了几句，就在门口分了手，他从原路走，而宗进庭则同老农说话去了。

想不到竟有这样一遇。他好像忽忽有所失落，失落了什么呢？是后悔他好像比宗进庭说得还多了些，他本来似乎应当多听宗进庭说说才是。而他所说的，倒底表达了什么，似乎已经模糊不清了，滔滔而言，好像是同情造反派？是理解文革？在老宗面前表示对造反派的同情、对文革的理解，岂不大谬？简直是说话不看对象，简直是一个错误。但似乎老宗也听下去了，也没表示出什么反感，而且听得懂，不是听不懂。也罢，就算是他在当权派与造反派之间义务地做了一回沟通的工作吧。他在文革中可起与应起的作用，现在似乎越来越清楚了，就是可以在对立因素之间做些沟通工作。但也不是当成自己的任务，而是随机应变，如果太执着了，反而不好了。你不可能代替别人参加文革，你的意见只能供别人参考而已。还好，除了学校里史宏那一派的学生对他有过误解，别的方面，如姜顺堂，如刘克成、江进海他们，乃至如老宗这样的人，都还没有这样。

离开老宗，走出一段路后，那似乎是在潜意识中暗暗捉摸的东西捉摸出来了，那就是老宗在狱中就几乎明确说出来的很“反”的思想情绪，现在还坚持着，考虑得更成熟更坚定了，是真正的“反骨”，铁了心了。正是从这里能体会到文革对他们的伤害有多深，而文革的深刻性、艰巨性、伟大性、悲剧性、甚至可以说是空想性，一切的一切，也都在这里。双方是集中到根本的一点上来了，就是“人性”。老宗引用《大学》上的话，所谓“拂人之性”，说中了这根本的一点。《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什么？一是浑沌。二是什么？二是分化，有了天、地，有了男、女，有了公、私。三是什么？三是历史，历史就是不同时期的天与地、男与女、公与私的较量。天地生出自然史，男女生出两性史，公私生出社会史。所谓“三”，只不过是指历史的开始、第一场较量，以社会史来说，就是《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

诸候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他一直觉这句话特别惊心动魄，所以一直记得。多么经典的描述啊，廖廖数言，“去、朝”两个字，描写了文明史的开始，描写了第一个私有制王国在政治上的确立以及原始公有制社会的消亡。所谓“诸侯”，是当时社会拥有经济政治实力的人们，而不是普通民众。现在，社会主义的公与资本主义的私的对立，是《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历史的秘密，这一对立在不同国度只是情况有所不同而已。我们将“去”什么而“朝”什么呢？这就是毛泽东用文革提出的最尖锐而严重的问题。听听“灾必逮身”这句话，多么浓的火药味，多么尖锐的对立、多么的不可调和。老宗的立场态度将来也许会起变化，但现在这时的老宗是准备好了，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倒转眼前这历史的车轮，朝着相反的方向猛推，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是一定要这样做的，与他相类的人们，也是要这样做的，他们要改变一切，要改写一切。从范公望的“形式”的角度来说，老宗他们就是现在的“诸侯”，他们将重演“去益而朝启”的历史戏剧，范公望夫妇的身影也将尾随其后。这对于发动文革的毛主席而言，是结果与初衷相反，是事与愿违。老宗会来给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彻底甄别平反的，这成了区区小事，成了老宗他们的“大赦天下”。

他多么想扑倒在地大哭一场！然而这已经不能算是历史的秘密，老宗他们所代表的另一种潮头的声音，在愤怒的阴云密布的天边，越来越隆隆作响地逼近了。他仰望秋日的天空，悠悠白云，对他没有任何的回应。苍天万古如斯，好像因为太阳底下并无新鲜的事物，可是在蝼蚁一样的我们而言，一有风吹草动，都得竖起耳朵听着啊。

不日之后的一天，来了两个人，江进海、林集。他们还没有开口说话，他就从他们身上嗅到迷惘、徬徨、沮丧、苦闷所发出的气味，某种无可奈何，某种欲罢不能，表面的镇静轻松，骨里的焦虑紧张，稚嫩的气质，坚定的意志，尚未起步的人生，满腹革命的经纶，他为之喜，他为之忧，他为之爱，他为之愁。他这心情，与毛主席要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雄伟气魄相比，可算是小资产阶级庸人的司马牛之叹了。

孔子对他的学生司马牛说，“君子不忧不惧”。实际上这“君子”二字，作为孔子，当然也是要努力去做到的。能成为这样的“君子”，其实也就是成了“圣人”。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做得到“不忧不惧”，因为“圣人”思想博大，也因此，是“至大至刚”的，用俗话来说，有点“铁心肠”。杀敌一万，自伤三千，大约是个正常比例，要照我们庸人的心情，悲天悯人，见不得流血牺牲，那就什么仗也不要去打，敌人要来奴役我们就让他们来奴役吧，奴役着总不至于死一万三千人吧。这时只有“圣人”才站出来指出正确的路，即一条“至大至刚”的路，那就是坚决杀敌，不怕自伤三千，也不怜悯杀敌一万。这个道理，用之于建设事业，也是一样，比如青藏公路，不因那样艰难就不兴建，据说将来还要造铁路。

毛主席让千百万江进海、林集这些孩子投身文革的大风大浪，当然只有这样去做理解。但作为做老师、做家长的，感觉就不同了，不是“不忧不惧”，而是忧惧甚多，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比较渺小了。怎么办呢？就是服从，就是相信，就是做向日葵。事实上你要拦着这些孩子也拦不住。运动初期多少家长满怀忧惧要把孩子从静坐市委的队伍里拖出来回家，结果也没成功。一年之后静坐军管会时，按理应当更为担心害怕，但就没有一个家长再去干涉。

他对眼前这两个学生不禁油然而生崇敬之心。然而他也就发现林集的眼镜架子用白胶布粘着，脸上也似乎青肿着一块，一问，原来是在学校里挨史宏那边的人打了。情况是这样：林集在“井岗山”的大标语上写了一段批语，立即被对方几个学生围住，把他眼镜打坏了，脸也打肿了，“东方红”这边的学生闻讯援救，而那边的学生也围来更多，双方就混战一场，后来是他们这边获过省少年标枪冠军的大个子赶来，一拳将对方最厉害的一个击倒，把林集从人堆里救出，双方也就散了。

他听了说不出话来，叹了一口气，说，以后要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但他这等于说的是空话。就此事而言，如何避免呢？在大字报上加批，是文革以来约定俗成每个人都有的权利，我加了批，你也可以在旁边再加批，或者跟我口头辩论也行，动手围打一个正常写批语的人，在社会上也没听说发生过，却在学校里发生了。这正是某种矛盾激化而需要解决的标志。

林集把一份刻印得很清楚的油印材料给他，一看，是《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在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对方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的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一个组织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发动群众自己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而且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江进海问，郁老师，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他说，“怎么办”不都写在这上面、写在报纸上了吗？现在的问题是，你们不肯照着办。毛主席这些话，你们，还有刘克成他们，心里想通了没有？甚至有无抵触情绪？现在好像是你们“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了，跟运动初期的干部们的思想状况对调了一下位置。报纸社论叫你们不要“迷恋小山头”，叫你们跳出“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小天地”，你们是不是听得进去？毛主席提出要你们“斗私批修”，你们“批修”好像没问题，但“斗私”好像有点难，首先是对“派性”的认识有点难，认为自己的派性是“革命性”，不是“私”字，而是“公”字，是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斗争。其实，如果说当初是“革命性”，那么现在就变成“派性”了，“公”转化为“私”了，为什么呢？情况变化了，你们自己的东西多了。你们要自己好好去体会、认识情况有了哪些变化？形势有了哪些新的要求？现在你们根本不想真正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你们还在幻想着是不是会再来一个革命高潮？你们好像是要为革命而革命下去，运动就是一切。你们已经不能推动历史前进，已经成了历史前进的阻力，成了让中央头疼的麻烦。我真佩服中央，对你们一而再、再而三，有这样说服教育的耐性！毛主席对你们太仁慈了，但毛主席对你们看得很清楚，已经在点拨你们。你们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应当好好坐下来想一想了。

林集说，郁老师，现在的问题有三个方面，我们力不从心，左右不了，好像只能一边观看、一边随波逐流了，你想，中央现在都没有办法令行禁止，我们能怎么样？

他问，你说哪三个方面？

林集说，一个是“文革串联会”方面，一个是“大联合促进会”方面，一个是军管会方面。从表面看，两派大联合的工作有了成果，但并无实质性成果。在军管会心目中，一向认为刘克成“文革串联会”这方面不算好人，原来的保守派及其摇身一变的方面才是好人，这是沿袭了运动初期走资派方面的思想政治路线，所以才有“三月镇反”，才“镇”的是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事实上运动初期、“一月风暴”之前，保守派在帮助干部镇压群众方面有很多劣迹，也有人命，但因为是当权派叫他们干、让他们干的，所以都不算账。刘克成他们这一边从文革以来的历史、从人数上，都应当是革命大联合的核心，虽然他们自己不好说自己是核心，但军管会应当公道，应当贯彻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比如刘济武厂里，本来就是革命造反派当家，生产也弄得好好的，可现在冒出另一派来了，另一派原来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现在反而在扩大山头，来要求“对等”，怎么行？反过来看就很清楚，比如亭州电机厂，一向是陈安国他们的势力，现在如果刘克成在那里扶持一个基层组织，让他们去要求“对等”，能行吗？合理吗？现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出在刘克成他们这边，而是出现在“促进会”的那一边，并且是大量的。刘克成他们怎么办？只有也布置下面这样做。战火在基层燃烧得更厉害，直接影响到生产。这问题的根子在哪里？根子就是军管会究竟是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待亭州两派、打算怎样实现“大联合、三结合”？

在我们学校，那一边的学生现在一个个袖子捞捞的，恨不得立即把我们消灭，让我们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两个军代表整天跟他们在一起，是怎样做工作的？这样下去，所谓“大联合”的工作怎么做？所以，现在不是我们这边以什么“核心”自居，而是他们那边气焰嚚张，要做“核心”。我们静坐军管会，甚至抢枪这些事，都是有当时原因的。但他们那边就是洁白的猫儿吗？他们那边也有枪的，只不过他们不需要抢，军队就站在他们那边，他们要抢什么枪？如果形势需要，他们手中的枪将会比这边还要多，而且没有“抢枪”的恶名。中央《九·五命令》的第三条，“军队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装备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这句话可不是毫无针对性的，说明在有些地方就是这样做的！

他说，我不否认亭州军管会可能会有一些人带着派性做工作，但军管会对自己总的工作职责应当是清楚的，这个地区的大联合、三结合这些工作如果老是不能完成，他们也会有压力的。你们也要让他们在工作中学会工作。你们要用自己的正确行为让军管会从心眼里承认你们是有觉悟有水平的，是顾大局的。他们如果有偏心，有不正确的地方，你们当然也可以向他们提出来。我认为总的来说，军管会不至于成为亭州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障碍，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两派，特别是在你们这一方面，在刘克成这一方面。人家怎么样，不能成为你们怎么样的理由。就算是人家“撩”了你们一下，你们难道就可以为此去犯一个错误？这样下去，你们不是享有犯错误的专利权了？你们不是比猪还蠢了？如果多少错误堆积起来，你们正确在何处呢？到最后就非垮台不可，还“核心”呢，连你们坐的地方、站的地方也没有，上历史的断头台去！历史上正义的一方不等于就一定胜利，如果加上自身不断犯方向的和策略的错误，那就更不能取得胜利了，并且给复辟的势力以一面正义的旗帜，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们不能一点也不退却，你们现在要学会退却。

这番话说得二人沉默了一会儿。

江进海说，那天我们两人也跟着到刘克成家里去的，刘克成说不想干了，干到临了不会有好结果，鹊湖这事总有一天要算到他头上，他虽然对“秋后算账”也同大家一样担心，但想不到出这么大的事，这个账是让人家算定了。刘克成说想不到革命这样难！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当时大家听了眼泪都流了下来。刘克成还说到运动初期杨敬尧让他背诵“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事，说假如真正能做到“公报”上的话，就好了，可是回头来看，差得很远，政治水平不够，你们选别的人来代替我吧。但后来刘克成还是被大家说服，出来继续当头头。他出来之后，就把那个在鹊湖死的工人葬到烈士墓去，还有什么《芦荡的枪声》。我们也觉得不妥，但我们好像只有沉默，我们不能揭露事实真相，不能反对他们把人葬到烈士墓去。对于他们来说，究竟应当怎样渡过这个难关呢？是公布事实，向全市人民和鹊湖人民作出检讨吗？在目前情况下，确实很难做到，人家求之不得要把你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呢，这不正好，自己都作检讨了，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正确什么呀，还造什么反呀，早点解散吧！现在我们进不得、退不得，真是骑虎难下。毛主席看得多准，说现在是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其实，造反派的错误已经犯下来了，人家正抓住大做文章呢。我们学生并没有到鹊湖去，但学校里也是铺天盖地的舆论要把我们一锅端、往死里整！一些人捋捋袖子，说，好呀，结果还是证明我们保守派是对的，造反派是不对的，造反能造出好事来吗？毛主席讲话要我们正确对待保守派，但在亭州，造反派还不曾有资格去正确对待保守派，保守势力实际上一直很强大，一直得到有力支持，这反过来也是激化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现在，是要人家正确对待你的问题，而不是你能够正确对待人家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这种时候，我们只希望刘克成他们，能正确一些，不要再犯新的错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想站到反对和责疑他们的立场上去。我们现在有点成了一个旁观者，主要是看亭州两派工人，还有军管会，怎样唱下面的戏。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只剩下写大字报，但我们的大字报渐渐有了自我辩护的味道，为文革、为革命造反、为文革以来我们走过的路而辩护，驳斥种种的非议，我们感到了悲剧的、悲哀的、悲愤的意味！

他听了心头有点沉重，转换了一下话题，问，杨敬尧当时让刘克成背诵“公报”的哪一段？他拿出已经收集齐全的“活页文选”来。江进海找出了那一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看了不语，要参加文革的这些工人、学生做到这“五个克服”，真是谈何容易啊，倒像说的是中央对自己的要求。事实证明，作为革命造反派，这“五个克服”，有的不是他们力所能及，有的他们自己就会卷进去。所以，“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就有点落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也有点没完没了。代价确实是常人为之忧惧的，司马牛不得不叹，也就不同程度加入了怀疑、抵制和反对文革的力量之中，成为“习惯势力”的一部份。只有毛主席“至大至刚”，还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而且“将会变得更好”。看问题的立足点和方法真是不同，让人感到意外、感到自己的渺小！

他说，谢谢你们给我送来这份材料。关于今后怎么办，我看还是要好好领会毛主席这次讲话，包括最近以来报纸社论提出的要求。刚才读的“公报”上的这一段，现在回头看，它其实是个总纲，说明毛主席发动这个运动时，对于从上到下可能发生的一切是有预见、有预言、有估计的。这也不奇怪，从井岗山到天安门，从一无所有，到打下江山，有着那样艰难卓绝、丰富复杂的斗争经验。你们要立足于“收”来调整自己的思想。中央早就发出了运动要“收”的信号，从“一月风暴”以后就要“收”，不信你们去把报纸翻一遍。至于到今天也没有实现这个“收”，当然不能光是怪造反派，矛盾有两面，不是光有一面，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但矛盾的两面总有一面占着主要的方面，从而负有主要的责任。“一月风暴”之前，从两派来说，保守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阻碍“放”。但他们也是有“功”的，要不是他们，也就没有造反派在斗争中成长。现在，中央的口径不说哪一派是保守的，哪一派是革命造反的了，而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的说法也要改一改了，如果再称对方是“老保”，那实际上就是“唯我独革，以我为核心”，是不准别人革命的假洋鬼子，是在阻碍革命的大联合。就我们学校来说，你们不能说史宏他们是保守派吧？保守派在“一月风暴”那时就有权利“反戈一击”，参加革命造反的行列，叫做“革命不分先后”。即使当了国民党的兵，也可以参加人民解放军嘛，历史不就是这样的吗？何况是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是群众，参加进来受一次锻炼教育而已。现在，两派不管是哪一派，都不要使自己成为阻碍“收”的主要方面。如果那样，就是犯历史性错误。我们要顾大局，要高姿态，不要斤斤计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而已，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个时间里，你们如果能这样看问题，那就好了。据我看到的传单上说，毛主席在井岗山的时候，不止一次被从领导岗位上排斥下来，从中央到省委都说他在井岗山的红色割据是错误的，是“逃跑主义”，无情打击他，罢掉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还传闻说开除了党籍，弄得他很艰难。毛主席如果是斤斤计较的，是不顾大局的，就不叫毛主席了，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了，是不是？

他用这些他们爱听的革命道理劝说他们，着重灌注“收”的思想，是出于对他们的关心、爱护，是他做老师的本份。他的确抛开了某些顾虑，他现在越来越有点“不忧不惧，至大至刚”了。他看到他们还是听得懂、听得进他的这些劝说的，甚感欣慰。

他目送这两个学生头头离去，心里沉甸甸的，他们才是二十岁的人啊。

想不到，若干天后，他亲眼目睹了刘克成那边的工人冲打医校。那天，军代表主持，全体教师开会学习，学的是十多天前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是“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教师们都虔诚地要从中得到理论的指引，以更好地理解眼前仍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让思想跟上时代。社论所说在苏修统治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被剥夺了，他们处在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奴役之下”，苏修“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农庄蜕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富农经济”，而“十月革命滋养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如何“遭到严重摧残”，社会道德风尚如何被“日益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这些话，听上去像是那么回事，没有人敢怀疑社论所说不是事实。社论从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上来解释苏联为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接着就介绍“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一共是六点，而眼前仍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理论的“伟大实践”，运动本身“还会出现各种新的问题，遇到各种困难和曲折”，但“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而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社论的逻辑性当然是无可挑剔的，是令人信服的，只不过每个人到底领会了多少，心里到底是否有不同的想法，那就不知道了，口头上都说“伟大，伟大”。他的心中是至少有一点疑问的，那就是：这“继续革命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序列里，固然是顺理成章，但眼前文革，却未免混乱和令人失望了些，人们都希望它早点结束。作为一个普通人，与社论所持的那种自信而乐观的态度，总还是有些距离的。

正在讨论发言，军代表却被叫走了，接着就听说工人来冲打学校，教师们于是都走出会议室，到外面去看。外面已经站着许多学生，他们也就站下来，都朝着正在发生“战斗”的大门那边望着。大门关了，是木头的，被外面轰隆轰隆地撞击着，惊心动魄。许多学生在呐喊，在传递着砖块，爬着梯子往屋上送，有的女学生显得特别勇敢，而屋上已经站了许多学生，甚至也有女同学，接了下面送来的砖头往外面砸，有的揭了屋上的瓦向下砸去，但外面也就有砖头瓦片飞上来，而且就有一个男学生被砸中，脚下一滑，从屋上直往下滚。一片惊呼，上面没有拉得住这个学生，下面的人赶快用手去接，人掉下来了，还好，自己在屋檐口抓住了一下，经过一个缓冲才掉了下来，又经过下面许多举着的手，碰倒了两个人，掉到了地上，于是马上被抬往医务室，那被碰倒的两个似乎不碍事，站了起来，重新投入“战斗”。很快就明白了，站在这里袖手旁观的，是江进海“东方红”这边的学生，而在那里“战斗”的，是史宏“井岗山”那边的，外面往学校里冲打的，是刘克成那边的工人。大门被冲开了，无数头戴柳藤帽、手拿短木棍的工人们如狼似虎冲了进来，学生们往后跑，同时回头掷出手中的砖头，而屋上的学生则转过身来用瓦向冲进学校的工人砸。工人不再深入，而是一部份人跟后撤的学生对峙着，一部份人掉了头朝梯子上爬，往屋上冲，而且就冲了上去，屋上的学生被往下逼，纷纷跳了下去，有跳进学校，有的跳到学校外面去了。正担心这“战斗”如何停止，工人吹哨子集合，列队跑步撤出了学校，一边喊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看来工人里面没有受伤得不能走的，但有好几个工人脸上有血，就是挨砖瓦砸中了。正以为“战斗”已经结束，想走开，不料学生跟学生又打了起来，这是徒手的博斗，纷纷纠打在一起，一边打，一边发出各种凶狠的骂声，哪里像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教师们正愣着不知所措，军代表忽然在他们身边出现，朝他们厉声吼叫：你们都愣着干嘛？不去劝阻武斗吗？教师们于是恍然大悟，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纷纷插进纠打着的学生中去拉劝。“战斗”终于渐止，学生互相骂骂咧咧分了开来，他看到江进海、林集也在其中，而且看到了史宏也在指指戳戳的跟对立面的学生狠狠的说着什么。他心中好一阵失望、失望。

事后得知，工人冲打医校，是因为有几个工人在医校先挨了打。“水电安装公司”工人上班时发现，挂在门口的“水电安装公司革命委员会”牌子不见了，找来找去，竟发现被扔在附近一个厕所的粪坑里，经过打听，有群众看见的，说是医校的学生干的。“水电安装公司”属刘克成这一派，革委会主任赵家琪既是刘克成的中心组成员，也是两派联合“总部”的中心组成员。工人们判断干这事的学生自然是史宏“井岗山”那边的，决不会是江进海“东方红”这边的。赵家琪就跟几个工人到军管会“报案”，然后就由军管会一个军人陪着到医校来调查。史宏没有出面，而是何银森出来接待的，学校军代表也在场。何银森说他们不会干这样的事，指责工人这边没有证据，是污蔑了他们，是别有用心。于是争吵起来，学生围拢来的人一下子很多，纠缠起来，三个军人在场也制止不住。几个工人寡不敌众，吃了亏，被打骂出了学校，有一个工人眼睛被打肿了，赵家琪小腿被踢伤，是被搀着回去的，由那个军人陪着到医院检查，结果是骨裂，住了院。这下子炸了窝，工人那边立即调集最能“战斗”的码头工人大队、运输工人大队前来兴师问罪、冲打医校。武斗结果医校学生被打伤的有五个，都是头部挨了砖头，所幸不算严重，那个从屋上跌下来的学生反而没有受伤。还有一个青年教师的头被砖头砸伤，进行了包扎。这位青年教师像学生一样勇敢参加了“战斗”，得到了学生的崇敬。

就在武斗的第二天，中央又一篇新的社论发表了，在大清早的广播喇叭中就听得很清楚，题目是《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实际上就是“复课”二字，就是要学生回到自己的学校和教室里去，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收”起来。这种三令五申，说明着一种紧迫和焦急，但现实情况距离中央的要求，看来还差得很远。到底能不能“收”起来、怎样才能“收”起来呢？

第十四章  叫将

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到了他的面前，而且没有回避的余地。包吉、梅有韬、郭德明，另外还有几个人，到他住处来，把他的小屋挤满了，向他宣布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狱中成立的“革命无罪控告团”恢复活动，在“三月镇反”中被抓进去的三十六人都是当然成员，要静坐军管会，所提出的要求，简单说来是三条：彻底平反、公开平反、公开销毁黑材料。他们眼睛发亮，满脸兴奋，而且袖子捋捋的好像就要去干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扭转乾坤的大事业。他们看着他，等他的回答，也好像觉得他应当二话不说马上表示积极参加。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怕只表现出一点犹豫，也将使他们大为失望，并且鄙视他。小屋子里七、八个人站着坐着倚着，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切，它不逼迫你表态，但有一种至高的道义在暗示你，让你服从他们、听他们的，而不应当拒绝。但他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兴奋，于是他有意做出些深思的样子，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权利，他们是认这个、要这个、能尊重这一点的，而这正成了他可以利用的手段。他就做出深思的样子，问，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包吉说，中心组开了会，认为“攻打鹊湖”以后，我们这边整个形势有点被动，要想个办法来扭转，就想到军管会对“三月镇反”的事情到现在还不曾有明确说法，这是个一切的根源，也是突破口。静坐学生冲进部队那天，宋政委的表了态，但没有兑现。当时宋政委说，要召开全市万人大会，从方向上路线上深刻检查“三月镇反”的错误，向全市人民赔礼道歉。这三句话至今一句也没有做到。后来说是宋政委在党委内挨了批评，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幌子，成了军管会不兑现这三句表态的借口，我们竟然就相信了，也不追问，我们太老实了。我们被捕的三十六人，最后接到的《平反决定》上，都留了尾巴，如果加起来一看，好像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被捕，也是我们自己不好，他们“镇反”倒是情有可原的。郁老师，你的《平反决定》是怎么写的？

这一问，把他问住了。看来，他的《平反决定》可能是写得最好的一份，军管会对他这个人可能是特别有所考虑的。他只得说，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我牵涉到历史问题，我主要是历史问题，所以军管会做了内查外调的工作，结果把我的历史问题查清楚了，我不但被证明没有历史问题，而且历史上是做了好事的，以前我自己一直这样说，但旧市委的个别人就是要压着我，文化大革命来了，学生红卫兵能客观地对待我，而且是他们首先弄清了事实真相、查清了我没有问题。军管会“三月镇反”把我抓起来，主要就因为我有历史问题，但结果发现历史真相不是那回事。所以我的《平反决定》跟你们的可能不一样。他就找出来，给他们看。“平反决定，亭军（平）第36号，经研究决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所谓历史反革命问题，经查不实，有待运动后期提请组织部门改正原有结论。亭州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他们传看过了，又还给他，都没有话说，因为一切正如他刚才所说，这份《平反决定》确实只针对着他的历史问题。他们脸上有点僵住，好像他退出了他们这火热的集体一样，但又不好对他有意见。凭着这一点，他得以巧妙应对了他们，没有使他们产生怀疑、反感、对立。

那么，“革命无罪控告团”这次所谓静坐军管会，他们还要不要他参加呢？他是否还有参加的义务呢？这显然成了一个问题。其中就有人说出来了，只不过已经有点酸酸的：那我们这次行动，郁老师就不要参加了？口气上用的是疑问句。这话说出后，其他人都看着他，就等他的表态，就看他这个人是有义气、还是没义气了。现在，他如果说，那我就不参加了，他们将很失望，他们拍拍屁股走了，心里不免鄙视他。

于是，他说，“鹊湖事件”以来，确实比较被动，你们做了几个动作，《芦荡的枪声》大字报、把那个在鹊湖被打死的工人安葬到烈士墓、还发生了医校的武斗事件，平时在街上冲击对方的游行队伍、撕他们的旗子，这些都没有能改变被动局面，说实话，效果还有点适得其反，一天天失去一些中间群众。着急也没有用，形势就这个形势。现在你们又要恢复“控告团”的活动，那是“三月镇反”时在狱中成立的，现在“三月镇反”过去九个月了，人都放出来了，再这样弄，说实话，不会有很多社会同情。大家的《平反决定》写得可能都不太好，留了尾巴，这当然可以跟军管会交涉，要求坐下来谈也可以，但何必要静坐呢？你静坐了，就反而被动了。你是不是天天静坐在那里？你什么时候结束静坐？你怎样坚持静坐？这都成了问题。文革以来，亭州学生先后两次闹过静坐，一静坐，虽然给对方造成了被动，但自己也有些被动，容易僵住，进好进，退难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联合、三结合、大中小学一律复课，中央真是三令五申，一个运动不可能永远搞下去，我们几十个人反而来闹静坐，这样行吗？所以，你们来问我，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但你们一定要弄，一定要写上我的名字，我也不反对，我确实是“控告团”成员，不过我不可能到军管会去静坐，一来学校里复课闹革命，教师起码要每天到校，而且我的身份还只是一个代课教师，二来我的老婆，你们知道的，她吃了那么多苦，现在她怀孕了，身体又差，我要服待她，走不开。另外，你们为我带个口信给刘克成他们中心组，我认为用这个办法，是不能扭转被动的，这只能算是“战术动作”，而一切要从战略考虑才行，战略就是要把中央的要求、整个的文革形势正确吃透，来调整我们的行动，不能再犯新的错误。

包吉他们走了，虽没有反驳他的话，也没有赞成他的话，走得有点沉默，有点不高兴，也有点心事重重。

然而，他们还是照他们的计划实行了，使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是范公望。那天，久违了的这位老兄，一头钻进他的小屋，说，老郁，你的大名上墙了，不简单哪！他一听，似乎也就猜到了怎么回事，他问，是什么“控告团”吧？范公望说是。他说，前天他们在我这里跟我商量的，我不同意，而且给他们分析过这样做不妥，但因为我跟他们确实一起坐了牢，对他们抱着同情，我说，你们如果一定要做这事，一定要写上我的名字，我不反对，但我不可能参加你们的活动。这也就是有其名无其实。范公望说，你就这样对待你自己的政治生命吗？各人在运动中的表现，最后都是要轧账的呀，以后光凭那上面有过你的名字，说不定就是你今后真正的政治问题。他笑道，你这话本来是对的，但文革其实把这个冲掉了，因为这在文革中已经很不稀奇了，不知多少人写了多少张大字报，在社会上亮相了一次又一次，司空见惯寻常事，哪个还跟哪个算账呀？大账不错就行。我只要没有参加他们的实质性活动，名字又不是我自己写上去的，而且我是劝阻的、有言在先的，我怕什么呢？用不着担心。

范公望说，好，我且认你这一说。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他想了一下说，是在他们抢枪之后、“鹊湖事件”之前。范公望说，对，是那时。你还记得我那时说过一个什么观点吗？他又想了一下，说，你说“革命”正在被造反派“用尽”，而“用尽”以后，某种相反的时代就要到了。范公望点头，他又加上一句，说，那跟你的社会理想可能比较靠近。范公望大笑，说，回忆正确！现在，又四个月过去了，我说的话不错吧？他们进一步在“用尽”，要把革命“用”得光光的、什么也不剩，他们才称心、才服肚。这个服肚的肚，大约也可写成赌博的赌吧？或者本来就应当那样写？你看《水浒》里那个李逵，赌了一回又一回，就是不服赌，他的性格“直”是“直”，但赌博表现很“不直”，像不像现在的造反派？造反派就是李逵，这是我对历史的一种发现，从这一点来说，《水滸》能写出这个典型，真够伟大。什么《芦荡的枪声》，“不直”到极点了，全讲的假话。他们在一年前是有“革命”的味道的，里里外外都“直”，直得也有些道理，是真老虎。现在已经成了“赌徒”，表里不一，成了纸老虎。而且越来越不冷静，开始输了。“鹊湖事件”是大输了一把。现在他们像李逵似的，想“扳本”，但这个“本”怎么“扳”？要按照“直”来“扳”，就要讲清事实、承认错误、改弦更张。但他们不敢这么“直”，做不到这么“直”了，他们选择了“不直”。这样越是要“扳”，就越是输得多，直到输得光光，再也“扳”不回头。他们现在已经有点像浔阳江边的李逵一样狼狈了。他们今后几个月之内还不会改变，他们自己改不过来了，将来只有准备让人来给他们算账。欠了“鹊湖”这样的账，想不还，可能吗？他们还在继续往下欠账，就跟赌徒一样，总想赢回一把，结果是越欠越多，最后大家都不跟他赌了，观众看这赌徒也看厌了，一致同意跟他清算，逐出赌场，下面由新的赌徒带着新的赌资，辉煌登场，重开赌盘，让人看了也新鲜有趣些。哈哈哈！

他听了，如同自己在受着无情的批判、尖刻的嘲讽一样，有无地自容之感。范公望这鬼才，不但骂了如今的赌徒，而且骂了未来的赌徒，痛快、辛辣，倒也无法反唇相讥。应当把范公望请到刘克成他们支队长大会上去对他们全体痛骂一顿才好。自古天下少不得这种人才，一万年以后也需要。这种人应当到报馆去任主笔、任专栏作者、做骂人骂世的专家，但时代不同了，现在没有这种“自由主义的”用武之地，只有在这种个别的场合偶尔一遇、让人有所受用。

范公望说，你的那些“狱中难友”，现在这个时候，还来闹静坐这种把戏，简直太不得人心了。站在他们的那个局部，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一点道理没有就来闹静坐也不可能，但现在确实不是闹这个的时候了，他们那点小道理，怎么能同“大联合、三结合”这些大道理、大主题相提并论而且还要凌驾其上呢？所以他们背后有无别的更大些的意图？他们的“斗争水平”现在确实越来越高了，简直有了阴谋的气味。他们的目的，无非要造成军管会的被动，逼着军管会买他们的账，认他们是“左派、核心”，封他们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让他们在“三结合”里有较多较高较大的交椅。现在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中央认定的“大联合、三结合”这个大主题决定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骨里不想顺，表面上也不得不顺，所以也只能从这上头来猜测刘克成他们的真实意图、正确估计“直”中之“不直”，“不直”中之“直”。

他的心揪紧着，范公望正在猜测到这种“秘密”，这有点惊心动魄，好像他本来是保守着这一“秘密”的人，一旦被捅破，随即也就是一阵无聊之感。为了解除心头无端的压力，从某种不该他受着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笑道，你成了福尔摩斯大侦探，而我好像成了作案的人了，你正在当面破我的案呢。你猜对了，他们如你所说的“真实意图”，确实是想改变“鹊湖事件”以来，他们所陷入的被动局面，不过他们这样做，我并不赞成，也认为并不高明，我那几个“难友”来跟我商量时，我这样给他们说过。

范公望一拍大腿，叫道，这就对上号了，好家伙，我真是猜准了！范公望眼中盈盈的有了泪水，这是一个人在为自己的智力而感动吧？只见他继续说道，老郁，我们既然改变不了他们，他们既然要一意孤行，那就只好袖手作壁上观，看看到底鹿死谁手。行了，我们以后再谈！范公望精神亢奋地走了，瘦瘦的，昂昂然，临走时给了一份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摘抄，说：我特地抄了一份带给你，你没事时看看，我发现马克思这些论述，其实可以支持我的《形式论纲》，从历史和理论上说明我的思路在形式上是对路子的。

范公望走了，他把那份东西夹到乔丽的厚厚的医书中去。他感到一种压抑，并且来自范公望，虽不是在精神上，但在对历史社会和未来的感觉与认识上，他似乎不及范公望那样自信、坚定，那样简直挟带一股必然崛起的气势而呼之欲出，正如秦国的八年不出的“公子虔”那样，商鞅将被他们车裂，因为商鞅不能妥协于他们的特权。商鞅力量不及，只有失败，但商鞅是不能妥协的。对范公望的一套，以前他早已当面给以了剖析和批判，然而，他也确实感到，就社会分类而不是就个人而言，范公望定将成为宗进庭所说“无往不复”的那个“复”过来的力量，就连他到时也不免要附和他们几句，或者站在一旁开不得口。因为他是承认他们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革命”的缺点不可避免总是很多。“革命”，从来不是一种正常过日子的秩序，它终将成为过去，这就是人心所向，历来如此。人心者，常人之心也，日常之心也，这将成为新的号召的依据。你刘克成之类再挣扎也没用，你哪怕就是一只了不起的狮子也没有用，你哪怕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天神也没有用，因为我们不可能都跟着你成为狮子和天神，你作为狮子和天神折腾过了，让我们精神了一阵，长了不少见识，为我们冲破了一些东西，就行了，不要老折腾了，该你滚得远远的去了，就连把你们号召和支持起来的，也一再地要“收”起你们了，这正是顺乎人心，是明智之举，是有张有弛的文武之道。这也正是这次“革命”的一个特点，它只是适度的整肃，它只是一次警告和教育，它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探讨和演习。在政治上，你们，刘克成之类，将死去，你们的苦斗将被丑化，成为笑料，遭到厌恶，但苦斗的主旨和精神仍将被历史作为火种悄悄收集、深藏到历史的灰堆中去，有朝一日冒出火光来，召唤狮子和天神像恶梦一样再度出现。

乱思到此，心中似乎好过了一些，一抬头，站在门口的却是刘克成本人，而不是狮子和天神。他注意到，在门外较远的地方，站有两个工人，那定然是刘克成的随从或者说是保镖了，这是刘克成现在的风格。

郁老师，你说我们怎么办？骑虎难下，越来越感到骑虎难下。刘克成的大脸盘朝着他，眼睛瞪得圆圆的，一股质朴而强悍之气迎面而来，让他精神为之一振，狮子就是狮子。他泡了茶，请刘克成坐下来，他也坐下来。他说，毛主席视察三个地区时的讲话，报纸上不都公布了吗？只有照那个去办，是你们急流勇退的时候了，即使真正的革命，到时也总是有退却的呀。刘克成说，毛主席的讲话当然不错，但具体做起来有很大困难，而且，我们亭州怎么办，还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呀。他说，你们首先要认清总的形势，“一月风暴”以来，中央总的要求是什么？毛主席对你们的希望是什么？你们做到了多少？没有做到的有多少？违背的有多少？现在毛主席直接出来讲话了，话也讲得再明白不过，既肯定和爱护了你们，又对你们提出了要求，既站在国家人民利益的最高立场，又这样体谅和关心你们，这样亲切引导，这样苦口婆心，真是一片佛心啊。你们最难做到的，你们最容易犯的，毛主席都说到了，他怎么对你们看得这么清楚的？他对你们简直是太了解也太理解了，说实话，我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这样伟大的人，这样来关心、研究、指导造反派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真是把造反派太当事了，我心里都有一种不过意的感觉。可是你们的感觉好像有点不同，你们尾巴翘得高高的。

刘克成不无愧色说，是的，看了毛主席讲话，我们心里也是很惭愧、很感动的，可是……。

他打断说，在毛主席这样的讲话面前，你们不应当再有什么“可是”了，你们越是“可是”，就越是要打折扣、犯错误，文革都到这一步了，何必这样呢？我对你们的一些行动，感到不理解，你们正在失去人心，已经失去得不少了，再下去你们的老本就要拼光了。刘克成说，我们也不能就这样伸出手去，让人家来綑啊。他说，毛主席讲话里没有说要綑你们，他只是说现在是你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说得委婉、宽厚、留有余地，他这句话的前提是说你们以前的造反是对的，不算错误，如果有人要跟你们算这个账，那么他们是错误的。但为什么不说那个，只说现在你们有可能犯错误呢？因为现在的重点不是要说那个，而是要说这个。其实讲话的最后还是对你们以前作了充分肯定。毛主席也是在对你们做工作啊。有时你不愿意犯那个错误，但就已经犯下来了，这就是当前你们的一个特点，你们如果陷入盲目性，那你们就要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了，你们总的来说，不少事情，已经让毛主席很担心、很失望，但毛主席爱护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并没有怎么批评你们，你们要听话听音，从里面体会毛主席的心情，来考虑自己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我认为特别是你，要回去把毛主席这篇讲话反复看、反复体会。我认为你们用“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叫将”、来扭转被动，这方法是不对的，这不是正道，正道在哪里？就在毛主席这篇讲话里，那是代表大局，代表人心，代表客观规律的。就看你们有没有水平跟上来。我听说杨敬尧让你背诵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里的一段，你可以回顾一下，运动以来，你作为一个主要的头头，一个工人领袖，公报里这段话对你是不是有指导性、重要性？我把那一段找出来看了一下，真是了不起、有预见性、指导性，现在毛主席这篇讲话，跟那个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一直就能做到、也就是真正“紧跟”的话，那就太好了，即使由于群众自发性的原因而有些事情失控，到最后总还能问心无愧。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胜与败反而是无所谓的了。现在看来，失败是有可能的，历史是有可能倒退的，因为对文革不理解的、反对的力量很大，加上普通人过日子的平常之心的习惯力量，我们犯的错误越多，就越是增加社会的不理解和反对，一些人反对文革也就越是有理由、越是得人心了。刘克成啊，总有一天，你自己要跪在毛主席像前说对不起他老人家。如果说历史会倒退几步的话，那么我们已经有一份责任了，我们所犯的错误，就是我们的责任，从另一面来说，“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要给你们发个大奖章，你们让文革失败有“功”啊。

刘克成渐渐是把他的话听下去了，一直瞪着眼诚恳地听他说着，努力地领会着。最后说，郁老师，你说得完全对，我全听得懂。但是，最近，我们听到有干部发牢骚说，这样下去全不上路子了，首先要恢复秩序，然后让各项工作上路子。我们想，他们要上的是什么路子？是《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路子吗？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正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路子吗？不是的，他们要上的路子，就是他们来一把抓、把工人只当成劳动力的路子，就是他们来做官当老爷的路子，那样下去总有一天还是要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很容易摇身一变成为红色资本家，最后总有一天要把红旗丢到东洋大海去。他们就是这样的路子。这是争夺管理权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人民创造的财富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问题，如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说得再漂亮，怎么可靠呢？自古家奴欺主，人民的公仆摇身一变成为人民的主人，以前我们就领教过不少了，文革斗来斗去归根到底斗的是这个，他们怎么不恨我们！我回去要组织我们头头部、还有支队长，把毛主席讲话，把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再好好学学，错误要改，革命还是要革的。

刘克成一番话，又从另一角度感动了他，让他深思，也让他体会到一种无奈。但是，刘克成有这样虽然质朴却很高度的认识，怎么同他眼下指挥的错误动作联系得起来呢？历史还能让他有时间来改正错误吗？他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吗？矛盾就这样结合在小城的一个工人领袖的身上。用范公望的比喻来说，就是“直”与“不直”这样一对矛盾现象存在于一个统一体内。不管怎样，他该对刘克成说的，都说了。

好几天过去，没听说情况有什么改变，“控告团”是真的静坐了军管会，但不是“静坐”，而是“进驻”，军管会让出了一座小楼，就让他们在那里折腾。他们架上了高音喇叭，每天在高音喇叭里吹军号，他在家里也听得到。看来刘克成还不想或无力改变他们原有的错误决策。那些“难友”们怎样在军管会里闹，他不想去看，一步也不想走到那里去。他早已厌恶那种纷纷扰扰的场面，他们的“革命”钻进了死胡同和牛角尖，尽管他们确有自己的某种合理要求。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们正在“犯错误”，这就在犯给全市人民看呢。从毛主席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大慈大悲，微笑着把孙猴子看得清清楚楚，但他没有发火，没有训斥，一点也不急躁，从容不迫，以极大的耐心循循善诱进行教导。

但刘克成打的这个结，到底怎么解？他们这个“叫将”，到底怎么破？好比一出戏、一盘棋，让人不得不关注着。

无聊时，他取出范公望留下的那份资料，纯粹是摘录马克思的原句：

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于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

     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变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马克思原著脚注：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把人吃掉了”。）

     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噶派的平静心情来加以观察……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纪末，……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人结社一直就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法国资产阶级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500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的商业战争……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大工业是以希罗德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棉纺织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

     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了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

    如果是别人给他这份摘录，他也许只能当成历史来读，而这是范公望给他的，并且还说，这可以支持他的《形式论纲》，这就不能不使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他不能不承认，范公望是一个历史的鬼怪，躲在阴暗角落里对现实发出切齿的和血腥的诅咒，讲着可怕的预言，而且竟然还借用着马克思的精僻的论述来暗喻。就是说，范公望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大地上，重复马克思的深刻文笔描述下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只不过不是针对着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而是针对着眼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他无法按照范公望这个历史鬼怪如此疯狂的思路想下去，他把摘录仍然夹回厚厚的医书中去，不打算考虑、也无法考虑这个问题了。

那个月，接着发生的是“农机厂事件”。他在大街上亲眼看到一个解放军战士被迫站在高凳上，底下是仰面愤怒责问这个战士的一些人，四周是想听出究竟的群众。他感到惊心动魄，因为运动以来，像他这样因为或真或伪的“历史问题”而被勒令站到高处示众、责问和批斗，像宗进庭这样为群众所不满的当权派遭到群众这样的对待，都是司空见惯、视为平常的事了，而如此对待一个身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但它就在眼前发生了，群众除了围观，并无一人站出来说“你们不能这样做”。

这时，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或者是认得他，或者只是出于想跟人说话，向他介绍说，“工红”这边得到情报，说有军人在农机厂里帮助造武器，得到消息，刘克成马上调兵遣将，包围了农机厂，攻打进去，里面工人都跑光了，果然发现有这个解放军战士在里面，问他，什么也不说。从厂里翻砂车间查到一大堆手雷，灌好炸药的已经有五箱，当场试验，掷出去落地就炸。群众就把这个战士弄到大街上来，以向人们说明军管会如何支持“屁派”，因为农机厂正是“屁派”的一个据点。这会儿，农机厂里里外外全是人，“战斗”虽然早就结束，人证物证都抓到了，但有一个家伙不知为何爬到水塔上去了，据说是厂里“屁派”的一个头头，“工红”就在水塔下面展开了宣传攻势，要水塔上的人下来投降。

眼前景象和这个人的介绍，刺激着他的神经，他无法评论，也无话可说，掉头回家时，却就看到大街上已经出现对立双方的大字报，一份大字报的题目是《向水塔上的小伙子喊话》，一份大字报的题目是《冲打国营工厂，围攻解放军战士，“文革串”罪该万死》。他从仰面看着大字报的人们后面无动于衷地走了过去。

但街上的人们忽然被惊扰起来，原来，一股骚乱从大街远处像大风吹着满地树叶迅速地过来了，他赶紧让到人行道上去，只见激动的人们抬着一个担架奔过来，旁边和后面跟着无数的人，叫嚷着，像浪潮一样从眼前卷了过去，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这事情，到第二天，他就听说了。林集，这个戴着白糊糊的深度眼镜的大头小身的孩子，这个红卫兵的理论家，让他联想到庄子笔下“浑沌”这个形象的，笑嘻嘻的出现在他的门口，被打坏的眼镜依然坏着，脸上被打青的的地方依然青着，进来之后，就像谈一个很好玩的社会新闻一样告诉他一件应当是很秘密的事。原来，昨天在学校食堂吃晚饭之后，林集就上街转悠，走到医院门口，却见包吉骑着自行车到了面前，彼此招呼了一声，他就跟包吉进了医院，包吉在车棚里停了车，拎了一包东西往里走，他跟着，一直跟到医院后面的一个荒凉的有池塘的花园，那里有一间孤另另的破屋子。

听到此，他心跳起来，他想起了那个地方，也想起了那间屋子，那是医院王家山副院长寻了短见的地方，也是乔丽被绑架关在那里的地方。

林集说道，没想到，刘克成等一些头头全在那里，好像就是等着包吉去取所需要的东西的。他们都进了那间破屋子，一股阴气让人身上一凉。他们把门关了起来，派了一个人在屋外站岗放哨。屋里没灯，他们打开了两支手电筒，照出里面有一张破长椅。只见包吉把带来的东西放到破长椅上，原来只是一大块猪肉。这时有人把一个破棉花胎摊到椅子上，把猪肉层层包了起来。林集心中正在诧异，却见一个头头拿出手枪来，对着破棉胎打了一枪。然后那些人就用电筒寻找，在下部的棉胎上发现粘着那个弹头。说，行了。于是乱纷纷地都走了，带走了棉胎和猪网，还有那个弹头。

这是做什么呢？后来林集把谜底给猜出来了，因为林集在第二天看到街上的大字报说，在昨天的事件中，有一个工人在农机厂被一颗子弹打中，幸而及时送医院抢救过来，这说明农机厂的“屁派”不但在制造手雷，而且持有枪支。林集看到“工红”的这份大字报，就想到昨天亲眼看到的那神秘的事情，其目的一定是为了获得一个弹头作为证据，而这个弹头必须是穿透过皮肉的，才经得起法医的检测。他们是在做假。

他听了倒抽冷气，而林集却似乎没当回事，表情还笑嘻嘻、浑浑沌沌的。他说，这怎么行呢？林集说，我也想过，这怎么行呢？但又想，历史也许就是这样的。他说，不行，这是走进了搞阴谋诡计的泥坑，这些工人当初冲出来造反时，还是比较单纯的，哪里会想到自己以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真正的政治是光明正大的。

林集不但不附和他的说法，而且说，我虽然也觉得这样做不好，没有必要，但是我理解他们，我觉得他们是在做最后的博斗，至于手段，能用的就用上，这也是无法之法。胜利以后，一切都好说。

他说，你这种说法是机会主义的，这样做充其量只能赢得一时的效果，带来的危害却是极大，一个是很容易被揭穿，成为否定自己的把柄，一个是自身受到一种腐蚀，这种腐蚀对自身也将是致命的。这可以从陀斯妥耶夫斯基描写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说中读得到。

林集服膺了他的这一说法，叹了一口气，说，现在，真是没有办法，好像已经看到了失败。

他说，如果造反派失败了，也不是绝对的坏事，毛主席说文革是一次大演习，顾名思义，演习就是取得正反经验教训的，失败给人的教训往往更深刻，有句话说，失败的军队更善于学习嘛。毛主席虽然预计到这种艰难性，但并不等于我们可以用犯错误来增加这种艰难性。

林集表示同意，说，是的，从参加文革到现在，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不少。但是，一切虽然是大演习，斗争却是实实在在的啊，始终对立着的两股力量不是虚构的，不是闹着玩的，我这才体会到毛主席伟大，他坚决地站在普通人民一边，他像是童话里的正义的国王，又像是悲壮地偷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街上争论着的人们，都是人民内部，但背后的斗争实质却是严重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感得到的斗争实质在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虽然每个人自觉的程度不同。

他问，难道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以为实质不严重，以为是闹着玩的吗？你所感到和理解的实质是什么？

林集说，不是，从一开始就觉得很严重，从运动看，实质就是要不要平等地对待人，就是民主与不民主的问题，当然，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民主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更深的实质，那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性的，我们年龄不够，经历不够，有待将来再加深理解。但现在我们对斗争的尖锐残酷，有了亲身经历，开始知道情况的艰难和危险，决不是纸上谈兵的事情。很多同学最初不过是想“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图个好表现”，这种肤浅想法早已被严酷的斗争现实打破了，所以有些人就退缩回去不参加了，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同学，大多数早就回去了，有个别人甚至在乡下结了婚，过小日子了，农民真是现实主义者啊。

他问，那么你后悔吗？

林集说，我不后悔，但是现在的感觉是很复杂的，好像都有点动摇了，我还要把《九评》再好好读一遍，从理论上在我们本来的立足点上站稳，来坚定我们的意志。

他问，“控告团”静坐军管会了，你们是怎样表态的？

林集说，我们写了坚决支持的大字报，我执笔写的，但我一边写着一边心里也有矛盾，因为我怀疑是否有静坐的必要，怀疑是否能静坐下去，但“控告团”的要求是正当的，我们也理解到这是整个斗争的需要，是为了要把不利的局势扳过来，所以我们要表示支持。工人运动是主体，我们学生有呐喊助威的责任，但我感到是在啃硬骨头，而且硬骨头像山一样大，啃不动。现在学生里面逍遥派不少，在家里打扑克，不出来参加活动，也不到学校来。社会流传几句话：逍遥派，真自在，运动后期当左派。我思考，流传这样的话，也是客观矛盾和斗争形势的一种反映，它是庸人哲学，但是它好像抓住了人心，就连我的心，至少也有一部份被这句话击中了似的。做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者，为真理而斗争，多么不容易，多么孤独啊。我想来想去，一切都在于人性的卑微。

对此，他无话可说，因为他也体会到这种深刻的无奈。

林集这样谈了一会儿，离开了，身上带着革命性和彷徨性，坚决性和犹豫性，崇高性和庸常性，还有年轻学生宝贵的青春和看不见的未来。一切都正被放在炼狱里苦炼着。他想起了《炼印》这部有趣的戏曲片，那方假印在火中一炼，被证明是蜡做的，随火而化，不是真金。

他虽然不朝军管会那里走，但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军号声却准时响起，是一个人对着里面的高音喇叭话筒，每天早、中、晚三个时辰吹奏他的军号，用他的号声说明“控告团”在那里的存在。这个人想必当过号兵，或者是喜欢吹号，这时用上了，用在这火热的革命运动中，心中想必很自豪。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个人，看样子是个工人，只见精瘦的三号身材，有点猫儿脸，脸上表情率真无邪，三十岁年纪，戴一顶褪色的旧军帽，穿一身褪色的旧军装，腰间扎着皮带，一根绳子把一个铜号斜挂在身旁，铜号上系着红绸子，随着他的匆急的步子而飘动着。这个人想必就是每天在军管会里按时吹号的角色。他停下脚步观看着这个人走过去，这个人发觉受到他的注视，就朝他一笑，随即又只管走路，一种重任在肩，抓紧时间的样子。

没想到，路边也有人在观看他，是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姜顺堂，向他招呼说，好像有好久不见你了，何时到我那里去谈谈，怎么样？他漫应了一个“好”字，姜顺堂就立即来落实时间，说，下午三点，到我的办公室去，我们关起门来吃茶，如何？他无可推辞，就答应了。

下午，他进了姜顺堂的办公室，姜顺堂掩上门，请他坐下，给他泡了茶，头一句话问他：你认得那个吹号的人吗？他说不认识，他只是从那个人的那身装扮，估计就是每天在军管会里吹号的人。姜顺堂说，对，他就是每天在军管会里吹号的人，所谓的“控告团”在里面二号小楼上设立了宣传站，有扩音器材，有工作人员，这个吹号的，据我们掌握，不是工作人员，但每天都去，按时吹号。他问，这个人过去当过吹号的兵吗？姜顺堂说，这个人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叫申恩梅，在山东部队当过号兵，复员在亭州印刷厂当切纸工，以前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文革以来也不活跃，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突然有了这样的积极性，好像赶上了末班车似的。

姜顺堂最后一句话让他心中暗地一惊。丢过这个话题，姜顺堂问他，“控告团”名单上有你啊？他就做了解释，姜顺堂说，我们估计也是这样的。他们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现在我们是投鼠忌器，只好忍耐，但忍耐是有限度的，矛盾终归要解决。

他听了无话可说。姜顺堂问他，你说呢？他说，我只觉得悲哀。姜顺堂问，哪方面的悲哀？他说，说不出来的、整个的悲哀。

对他的话，姜顺堂点头表示理解。他问，你们一个战士在农机厂被群众弄到大街上，是怎回事？姜顺堂说，这事情，我们不好写大字报辟谣，好在有两派群众，而不是只有一派，他们这样说，会有人出来那样说，那就让人们自己去辨别真相辨别是非吧，我们不着急。他们说他们有个工人在农机厂里中了枪弹，而且把弹头送来让我们的法医检验，但我们也问过另一面了，人家向我们保证厂里没有枪支，所以这事情是值得怀疑的，我们不好表态，总有弄清楚的一天。

他的心不由得狂跳了几下，出于诚实，几乎想把林集告诉他的情况说出来，然而，这岂不是一种告密行为吗？他虽然不赞成刘克成他们这样的行为，但他有一种不忍，就好比家丑不可外扬一样。即使刘克成他们在错误道路上不能回头，像一个拼打到最后的拳击手一样最终失败，倒在地上，他除了悲哀与怜悯，也不会去指责或鄙视他们，那样做，是别人的事情。现在，一切就只是情感问题了，他守着自己的不愿动摇的情感，而让自己置身事外。由于自身政治素养和政治经验的不足，也由于对立面势力的强大并且富有经验，像刘克成他们，看来只是昙花一现了。作为普普通通的群众，他们做了一回昙花，这已经很值得纪念。他立即让自己镇静下来，问，那个战士后来怎样？

姜顺堂说，他们把那个战士在大街上围攻了一个多钟头，最后送交到我们这里来，就散了。我们问了那个战士，他只是有个亲戚在农机厂，他是去看望这个亲戚的，其它一切他都不明白。郁老师，当然，在群众运动中，产生这样混乱的事情，是不奇怪的，它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但是，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刘克成他们困兽犹斗，想找突破口，来扭转颓势，扭转败局。不管他们是不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他们现在的一盘棋，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一方面用所谓“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牵制我们，另一方面就这样找机会闹事，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乖乖地屈服于他们，承认他们是亭州响当当的左派，依靠他们，在大联合三结合当中让他们占据优势，这样他们在文革以来的错误，就可以不算账了，他们一直最害怕、最反对的，不就是“秋后算账”吗？其实，越是这样，犯的错误就越多，就越是要算账，不算是不行的，不算，不把他们这种势力压下去、打下去，社会就安定不下来，就不能恢复正常秩序，天下就会永远地乱下去，这是任何一个政府最起码的职责所在。

对这番话，他虽能理解，但无言以对，好像他成了刘克成他们的代表在接受这种训导和警告。他心中有着自己的保留意见，那就是，这一切你们不也有责任吗？归根到底，你们对文革，对这些群众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这不也是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吗？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犯错误的原因，除了他们自己的私心和政治上不成熟，就是因为你们的不公正。但看来，所谓公正，站在不同立场，就有不同的公正，所以你们一定不认为你们不公正，而认为你们所做的就是公正，比如三月镇反，在你们看来，就是必要的、公正的，只不过性急了一些。如果是这样，那就永远说不到一块了，一切只是力量的对比而已，所谓强权即是公理。他发觉自己心中是一个坚定彻底的革命造反派，并不比包吉他们差，只是包吉他们率直地表现为情绪，由情绪支配着他们，缺少头脑，乱冲乱撞，像李逵一样做出直而不直的事来，授人以柄。

你给我说说，也许我说得不对呢。姜顺堂做出向他请教的姿态。

你所说的，站在你这一面，是完全对的。他回答。

那么站在当中呢？姜顺堂立即敏感地问。

如果能站在当中考虑问题，你们的工作也许能开展得更为顺利一些，到将来你们要给他们算账的时候，也会客观一些，处理得合情合理一些，让他们口服心服，减少后遗症。不算账确实是不可能的，不是你要跟他们算账，而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是这样，至于什么叫客观形势的发展，只要看看几个大作家的小说，就可以得到很生动的了解。

哪几个大作家的小说？

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法朗士的《诸神渴了》，狄更斯的《双城记》，我所知道的，就是这几部，其它可能还有。看一看这几个我们定义的资产阶级作家，是怎样去描写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他们有哪些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他们的同情心是在哪方面，他们的批判锋芒是朝向哪里，他们的文学是不是客观真实的。作为人民这样普遍热烈地参加、发生了这样尖锐对立的社会运动，文革与法国大革命必然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是可以用这些历史来作比较的。

姜顺堂不说话，体会到他的话意。稍停，对他说，你说的我也都能理解。但政治不是文学，文学也不是政治，政治是极其现实的。就拿你说的法国大革命来说，极其血腥和残酷，但作家用来写小说时，就是纸上谈兵了。纸上谈兵是另一回事，作家的正义情感不能代替历史，历史是现实的阶级力量的对立和博斗，人民的是正义和愤怒的，贵族也是正义和愤努的。

那么是非呢？他问？

没有是非，有的只是力量的对比。历史就是这样，是非只是后来的笔墨官司，是文人们的事情。

姜顺堂竟然这么说，他无言以对。他是知识分子，他只能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角色。纸与铁与血，确实不是一回事。

回到家中，却见屋里是两个女人，而不只是乔丽一个，另一个人是宗进庭的夫人兰贞，二人的交谈显得亲密无间、十分投合，当一个男人看到两个女人这样密切交谈时，总是有着一种羡慕和向往，女人之间的心思，比起男人之间，似乎容易沟通一些。

原来，兰贞是有事情来的，但并不显得紧张，倒是比较从容。告诉他：下午，“工红”，也就是“串联会”，来了几个工人，让老宗跟他们去了，说是到“常委学习班”去集中学习，地点在农校。兰贞说，工人的态度是和气的，对老宗是尊敬的，他们是全市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他们说办这个“学习班”是为了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这当然是好意，所以我也没什么不放心的，但毕竟他们只是群众，而不是军管会，不能代表组织。

他说，这情况我一点也不了解，刚才公检法军管会的姜顺堂约我去谈心，也没谈到这件事，看来他还不知道。这事情，我的看法，首先是不要紧张，看样子你也没有紧张。目前形势是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但表现出来的情况，正好相反，两派之间，街头上的冲突和武斗事件反而在上升和扩大。“工红”他们单方面把常委弄去，这一行动，肯定是不对的，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争夺领导干部，在将来的三结合当中能得到干部的支持，使自己处于优势的地位。

兰贞说，真没想到，老宗他们还有这样吃香的时候。

他说，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是任何个人和群众组织的私有财富，经过运动，党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为党为人民工作，而不是为某一派群众组织所用，哪怕它是百分之百的左派，也不行，这个道理，太显而易见了。但“工红”他们既然是这个意图，也就不会用不好的态度对待他们几个常委。从好处讲，也可以说，他们这种国家主人公的自信和气势，倒是令人有点肃然起敬。

最后这句话似乎有点幽默，让兰贞开颜笑了起来。不过他的心里却暗暗有点痛苦，因为他本来并无对刘克成他们有这种讽刺之意，然而一出口，兰贞这么一笑，就有了这种意思，而这意思，是他不同意的。

他不觉就对兰贞说，在毛主席的思想里，一贯提倡人民当家作主，文革的发动，从《十六条》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中心思想，以及这样让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似乎每个人都成了国家主人公，就有进行这种“当家作主”的试验的意思，就是一般所说的“反修防修大演习”。那么，“工红”把常委们集中起来“学习”，也就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一种萌芽，虽然它含有杂质，然而也有合理的和了不起的东西，那就是人民起来管理国家，这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回答黄炎培时，说过的理想。现在，中央对运动要“收”了，也就是说，第一次“大演习”要结束了，但亭州的这些工人们，仍然意犹未尽，仍在热心地要把他们的“演习”做到底，虽然他们在意思上含有不对的一面，但对的和可贵的一面，也仍然是很显然的，这本来是军管会应当想到去做的事情，工人们不但想到了，而且立即就做起来了，他们不认为自己犯了“鹊湖事件”这样的错误，就应当灰心丧气无所作为，他们照样继续担当国家主人公的责任，要去完成亭州的文革的任务。既然他们有这样很正经、严肃、好的一面，我们就更可以放心了。我估计不会出什么事情，另一派去抢夺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们力量不够，如果他们要这样做，也一定会事先去问军管会，因为他们跟军管会关系密切，不像“工红”这样自行其事。据我听到的，“工红”这样做这已经是第二回，第一回是“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把常委们集中在三峰园里学习，为夺权作准备，后来造反派分裂，这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但那一回可能还不包括老宗。兰贞说，对，那时他们把老宗送进了看守所，这一回是包括老宗在内了，看来亭州市委常委里是一个走资派也没有了。他说，我看，“工红”的这个事情，军管会马上就会知道，会研究出解决的办法来的。

兰贞说，听你把情况这么一分析，我就更放心了，正反两面，你都分析到了，确实是那么回事，对群众确实要这样一分为二的看，你真不愧是做老师的呢，而且比一般做老师的，水平要高得多。

他忙说，不一定不一定，水平高的人多呢，老宗虽然不当教师，但在有些方面，水平是我们这些啃书本的人不好去比的，这会儿，你在为他担心，他自己从容不迫，正在同几个常委有说有笑呢。

兰贞又笑了起来，说，你这一说，我真的完全放心了。你虽然不是造反派，但你认得他们，有机会给我去看看情况，啊？

他答应了兰贞。现在兰贞已经知道他不是造反派了，如果他是的，她和他将不共戴天，这是多么可悲啊。兰贞回家去，他和乔丽送至街头，挥手作别，看着兰贞在人行道上走去，形同常人。

他心里说：刘克成啊，你还想把你的“战术动作”玩到什么时候？

乔丽问，你打算到工人那里去一下吗？他说，兰贞来拜托过了，我当然要去看望一下宗进庭，顺便也要对刘克成他们适当加以劝说。想不到我在这场运动中，处在这样特殊的地位上，好像成为战国时代的游谈说客了，属于“士”这个阶层，一会儿不高兴了，他就足不出户，一会儿高兴了，他就游说诸侯。后来写书的“士”们，就夸大他们的这种先人的作用，好像能片言而改变天下局势，神奇潇洒之极的。我们医校，就是培养“士”的一个地方，学生毕业出来，叫做“医士”或“护士”，比起老百姓、普通工农，他们还是比较潇洒的。现在，普通列兵也称“士”，叫做“战士”或“士兵”，其实是不当这样使用的，古代甲士，是有身份的人，不等于现在的普通列兵，古代的普通列兵，称为“徒”或者别的什么，他够不到“士”这个阶层。再拿“生”这个字来说，指读书人，称为学生，还有“门生”这个词，都说明“生”这个字代表的级别是不高的，但是现在高等医校毕业的反而称为“医生”，中等医校毕业的反而称为“医士”，其实应当颠倒过来，“医士”应当高于“医生”。

乔丽笑道，你可以写个大字报，提出你的主张。

那就要说我这个人是神经病了。一个人如果违反习惯的大家认同的东西，那就是笑话，哪怕他所说的是真实、真理。

第十五章   寒夜

天很冷，僵着，好像随时都会下雪。从军管会方向依然每天准时传来军号声，这个吹号人的情况，从姜顺堂所言可知，军管会已经掌握其情况，叫申恩梅，印刷厂的切纸工。他不禁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树上到底有几只鸟，山上到底有几只猴，已经在严密监视之下。其实，就是刘克成他们整个的情况，又何尝不在军管会的严密注视之下？但刘克成他们，对军管会的动向，却也是拿眼睛看着的，只是有点看不分明，自惊自乱的，一个普通战士进了农机厂，先是被他们当成，然后是被他们弄成了很大的一个事情。在这个事情上，刘克成他们作为头头，是做了群众情绪的尾巴，如果他们能冷静处理，控制住群众，也就不会弄成了一个事件。刘克成他们与军管会，双方需要某种沟通，能够沟通的前提是，双方有着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都必须服从中央报纸上每天都在宣传的对当前运动的要求，虽然距离双方走到一起来还有一段路程，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终归是要在某种方式之下走到一起来的，那时运动就“收”起来了。他出发到农校去。

农校在亭州城的西北郊，叫做麒麟湾的地方，至于为什么叫麒麟湾，民间故事自可说出一套云里雾里的东西来。从大道下来，踏上河边小路，那小路约宽一米，如果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对面遇到，那就要当心一些，不要让靠河边的那个人掉下河去。逶迤走了好长一段路，来到农校门口，却有两个站岗的工人，戴着红袖章，上面是“指挥部”三个大字。这红袖章在门口，就象征着权威，不得允许，是不能进门的。他们不认识他，在他说明情况之后，一个人进去报告，一个人依然在门口把守关口。过了不算短的时间，他看到赵家琪从里面走来，看到了他，喊着向他走来，门口的工人见了这情况，就放他进去了，他也向赵家琪走去，见了面，握起手来，进去报告情况的工人从他们身边走过，依然到门口去执勤。

赵家琪说，想不到是你来了。

他说，我也想不到你在这里。

他跟着赵家琪往里走。学校里到处枯黄的荒草，在冷风中摇曳，使学校显出些荒凉，但试验田里的麦子却长得好好的。

赵家琪说，农校的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大约都回家去了，他们基本上没有参加亭州的文革。目前正好也是寒假期间，老师们也回去了，他们倒是把麦子种好了走的。我们就趁这时候，把“指挥部”设在这里。

进了赵家琪的办公室，坐下来，他问，你在这里主持工作吗？赵家琪告诉他，全市“好派”开了会，决定联合起来，成立“十大总部指挥部”，以统一行动。这个“指挥部”其实在“一月风暴”时就有，把全市十大系统联合了起来，为夺权斗争服务，但后来陈安国他们闹分裂，中断了。这一中断，就是十个月，也可以说就是一年的时间。现在我们是恢复了它的工作。“指挥部”把旧市委常委集中到这里来学习，让他们转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这样为下一步实现“三结合”作准备，这个工作让我在这里负责。我每天同常委们在一起，他们很有意思，各个人性格都不一样，想不到杨敬尧是个非常幽默的人，宗进庭也很会说滑稽的话，哈哈哈。

他问赵家琪，我记得你以前说过，你好像对参加“三结合”不感兴趣，你是想急流勇退的。赵家琪说，对，我现在还是这个想法。不过，既然身不由己，那就只能慢慢来，我就帮助做点工作吧，主持这个常委学习班，很对我的胃口，别的事我就不管了。他问，难道你认为你们“好派”单方面这样做，是可以的吗？赵家琪说，这叫“大礼不辞小让”。我们把常委集中起来学习毛泽东思想，让他们进一步改变不正确认识，但我们并没有让常委们学习我们的大字报，所以虽然是我们单方面做的这事，其目的并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已经向军管会，也向“屁派”方面，就这个事情，发出了《情况通报》，欢迎军管会来加强领导，欢迎“屁派”来共同参与，我们只不过先行一步，起个带头作用，随时欢迎他们来共理此事，这总是可以的吧？我们经得起检验，如果我们向常委们公开或私下说过一句要他们支持我们的话，我们负全部的责任。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跳出派性斗争，抓住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部署。

他说，你说这番话，我可以假设你是诚心诚意的，但社会对这事情的看法，决不会是这样，即使是中间群众，也决不会像你说的这样来理解你们。你们这样做，说得不客气，可以比作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有的劫夺皇上，有的劫夺公卿，都想控制朝廷，而你们是先行了一步。“三结合”肯定是在“大联合”基础上的“三结合”，你们“好派”各总部首先实现“大联合”是可以的，但并不是全市两派的“大联合”，这个道理也显而易见，你们不是不懂，但你们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就连诚心诚意的尝试，也不曾迈出半步。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单方面把常委弄来，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也不能自圆其说。好在你说你们已经向军管会、向另一派发出了《通报》，这确实提供了一个转机，如果军管会跟你们就这个事情商谈，我建议你们抓住这个机会，走上比较主动的方向，不要这样让自己陷入被动。这种小聪明式的“战术动作”，是没有用的，效果适得其反。这是我的一番忠告，我想你是听得进去的。

赵家琪说，你说的我都理解，我也考虑过，但是，我觉得我无力扭转我们内部的倾向，只好顺着，我们内部不能分裂起来，但我仍然是有我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的，好比从前党内几次机会主义路线，造成很大损失，但是持正确意见的一方，也只有少数服从多数，坚持自己看法是可以的，但组织上不能闹分裂，要不然，就无法面对敌人，这是大局。“鹊湖事件”之后，你记得吗，讨论时，学生林集提出让刘克成、刘济武引咎退出中心组，但没有能通过，当时我虽然没有发言，但心里就同意林集的提议，然而，我也感觉到，这是很难实行的，刘克成的威信和影响这么大，我们也不忍那样做，林集的提议不可能被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对我们“工红”的大局不利，所以我当时没有说话。现在我还是这样的，明知这样做有些问题，但无法反对这样做，我只能做些拾遗补缺、加以完善的工作，比如，给军管会和“屁派”发出《通报》，说明情况，做出高姿态，主意就是我出的，《通报》也是我起草的。如果军管会和“屁派”有了反应，我们当然就会有相应的对策，也许最后就是这样曲折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联合，走向三结合。

听了赵家琪一番话，他倒觉得自己想得简单了一些。他说，我说的你能理解，你说的我也能理解，原因就是你在局内，我在局外。反正前面的大方向现在是很明确了，要真正扭转被动，就要站得高一些看问题，要不然，不但不能扭转被动，还会造成新的被动，就跟比赛一样，所剩时间不多了，一定要在终点时间到来之前，赶紧做得正确一些，得分多一些，而不能再失分了。在我看来，你们还在继续失分。老革命尚且不能吃老本，何况是你们呢？老造反的牌子，不能自然地让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你们每每感到受压，感到悲观失望，最反感“秋后算账”，这说明你们通过参加运动，越来越认识到你们面对的是什么，那你们就更应当冷静，不能盲动，不能授人以柄。

赵家琪握住他的手，说，非常感谢你这番肺腑之言，我一定要在中心组会上把这些话跟大家说说。我心里是很想急流勇退的，但就像在大海上同乘一条船，我不能一个人弃船求生。

他看到赵家琪桌上是一份一个月之前的报纸，上面是“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他说，你在看这篇大文章啊？赵家琪说，刚才又看了一遍，感到要能亲身去看一下，苏联现在是不是这回事，就更好了。我不怀疑这篇文章所写事实的真实性，因为这篇文章，就是《九评》的继续，所说的苏联那些上面变修、下面复辟的事情，不是不可思议的，而是能看得懂的。我就在想，我们这么多群众积极投身文革，到底有多大自觉性？我发觉，反修防修的自觉性还是有的，这个自觉性，主要是因为听了看了中央的这些社论、文章，而这些社论、文章，体现了毛主席的思想，也是毛主席审阅和修改过的，但因为大家没有到苏联去看过，身边资本主义复辟的事情最多只能说是萌芽和可能性，所以对文革的斗争意义、必要性，在认识上也有朦胧的一面。对文革有个说法，叫做大演习，演习就是针对假想中的情况，从而作出反应。但是，从文革开展一年半以来的情况看，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演习，有些真的情况还是现出来了，文革就像火力侦察似的，侦察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暗堡地道密如蛛网，里面藏兵无数啊，有的敌兵就藏在我们自己每个人的心里，这个斗争将是没完没了的事情，一切只能是相对的，哈哈哈。

他觉得赵家琪说得不无道理，但他无心讨论这个话题。他也是有所“朦胧”的，朦胧人讨论朦胧事，讨论的结果，仍是朦胧。他要赵家琪送他到里面去看望宗进庭。

他首先向宗进庭说明，是兰贞让他来看看情况的。果然，老宗一看见他时皱起的眉头松了下来，暗暗放下了一种对立的情绪，以至出现了笑脸。老宗说，我在这里很好，总之比坐在牢里好得多。造反派现在不但不斗我们，反而巴结我们了。你说滑稽不滑稽？当然，从《十六条》看，原本就是这个意图，让群众来教育我们一顿，最后还要请我们上台，不过我们没想到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所以一开始总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还要镇压群众运动。那时要我们认错，我们确实很难认错，但现在我们痛痛快快的愿意认错了，几个常委都是这个态度。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思想确实得到了改造，就像放到洪水里去冲了一个大澡，现在好多了，轻松了，决心重新做人。如果不搞这场运动，让我们就那样下去，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跟修正主义跑，成为社会主义的叛徒、人民的敌人，江山就变色了。

他说，真想不到你现在是这样的认识。这样好，这样跟中央、跟群众就一致了。心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吧？老宗说，不一样，不一样，现在感觉真是不一样。以前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现在是跟群众靠得这么近了。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伟大呀，他用这种方法来教育我们全体干部，真是下了大决心，难怪，苏联变修了嘛，我们中国不能变修。这些道理，过去我们也懂，也在台上做过报告，但是不大针对我们自己，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要针对我们自己，我们就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了，而且还成了对立面，有意跟中央的路线阳奉阴违起来，群众把我们看得很清楚，就跟我们斗争。真是想不到，简直像做梦一样。

宗进庭的认识太好了，好到他不敢相信的程度。他不觉就说起了相反的话，他说，但是群众运动的错误还是很多的。老宗说，当然当然，这是难免的嘛，群众嘛。党的历史上，高级干部那么有水平，还犯了那么多严重错误，造成极大损失，何况群众运动呢？过去我们就是光看到群众运动中的问题的一面，太计较，所以很不理解、对立情绪很大，现在理解了。现在接触这些群众头头，发觉他们人真好，真有水平，而且这么年轻，我们几个人从心里感到高兴。

宗进庭这么一味说好，他倒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怀疑老宗是不是在说假话？但老宗没有必要跟他说这些假话，他又不是“工红”的密探，而老宗这些话，也不像是假话，如果没有一定体会，是说不出来的。至少，是一时的真话吧？

他也就不谈这个话题了，说，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你夫人？是不是让她来看你一下？

老宗说，没有没有，不要不要。我们在这里蛮好，几个人集中在一起，一点也不苦闷，有说有笑的。从前正常工作的时候，还不曾有这样的机会成天的集中在一起。自从“冲垮资反路线”以来，几个常委如鸟兽散，我坐了牢，所以我们几个也是多时不会了，有这个机会聚在一起也难得，不要她来看，请她不要来打扰。现在这情况，造反派对我们真是好，恨不能把心掏给我们，生活安排上也不错，叫她放心吧。

最后一句大实话，让他对老宗刚才所有的话的真实性都不再怀疑，他告别老宗，回到前面的办公室。赵家琪问谈得怎样？他说，谈得很好，他们现在认识不一样了，对你们的印象也很好。赵家琪说，我们这些人一直就是这样，他们以前把我们想象成青面獠牙，是对革命的恐惧，现在要解放他们、请他们重新上台了，他们对这场运动才算有了一定的理解，心情也不一样了，当然就说些理解的话，说些好话。他们也是在不断思考的，有关的中央文件、社论，他们也一直是在学习研究的，现在情绪一转变，就好像一下子豁然开通了。人同此心啊，都是一样的。假如我是他们，也会是这样的过程。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假如现在情况突变，文化大革命遭到了否定，他们一定会立即掉头，起劲地跟着跑，因为他们的另一面的思想还潜藏在头脑里，那才是他们的根子所在，他们地位不一样嘛，苏修特权阶层的一套，他们是愿意的，换了我，也愿意。至于害怕群众运动，千方百计要让群众规规矩矩的，那更不在话下，我们有几千年的传统，传统参再加上现代的国家机器，要走那条路，很容易，而群众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有自己的群众组织，那就是一盘散沙，对特权阶层是毫无办法的，他们卖了国你也没办法，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早就有过多次。所以《十六条》专门立了第九条，意思就是要让文革中产生的这些群众组织，在一定形式之下变成长期的常设的，而不是等文革一结束就简单解散，它们将纳入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来正常地起自己的作用，也就是像文革这样的作用，但当然不会像文革这样激烈，而是变成细水长流。你回去研究研究。毛主席不光是有思想，他还抓住新生事物的萌芽，来具体实行他的思想。

他听了心中一惊，真对这个年轻的工人头头有些佩服，刚才在宗进庭那里有些悬浮起来不够踏实的心，反而有些踏实下来。但现实仍是不能乐观的，某种严峻性依然存在。离开了农校。河风冷冷吹来，河水泛着冷冷的白色，天上是冬日的厚重的阴云。

晚上，他和乔丽到宗进庭家中，把农校里的情况告诉兰贞，让她放心。宗进庭家三个孩子，让人看了觉得高兴和羡慕，老大宗真是高三学生，发育良好，像个将会大有作为的小伙子了，老二宗静是初中学生，不但生得美，而且精灵精灵的，老三宗欣还小，但也到上小学的年龄了，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回家之后，他找出《十六条》，看那第九条是怎样写的。他看的结果，那内容的意思，确如赵家琪所言，体现了一种深邃的意图。而这意图能否实现呢？从眼前现实情况看，可能很难实现，即使形式上实现了，将来能否如同设想的起作用，还是很难说。因为比如现在是宗进庭来做党委书记，他是否让你起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不是在于他吗？他会使你形同虚设或者改变你的组成，终于使你不是监督他、制约他，而是跟他一气、为他服务。而且，这样的组织同工会是什么关系？工会的作用本来不也应当含有这方面的意义吗？但从文革的情况看，工会像党委一样，被群众弃之不顾，群众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所以，第九条体现出的，是一种两全其美的理想，又有秩序，又真正联系群众、保持革命活力，这一理想，要想真正实现，看来很难，但其合理性，却又很显然。按照“凡是合理的，都将是现实的”这句哲言，群众现在的现实的斗争，正是为了实现这种合理的东西，所以否定现在的群众运动，是不对的，因此宗进庭现在也有了一些正确的认识。一切就是这么回事。

一九六八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后的第三天，即元月三日，亭州发生了文革以来，除“鹊湖事件”之外，最大的武斗事件，这就是亭州电机厂事件。事情的起因，真是“风起于青苹之末”：下午，刘庄生产队草堆起火，打电话到市消防队，但等到消防队的车子开来，两个大草堆已经烧光了，社员们一个冬天的烧草就成了问题。愤恨之下，有人说邮政局是“好派”的，是邮政局接转电话不及时，所以消防队来晚了，一言之下，于是聚起百十人打上街来。刘庄就在亭州电机厂后面，厂队关系密切，既然电机厂是“屁派”，则他们也就是“屁派”，所以就带着这股派性，不问三七二十一，直奔邮政局而来，到了之后，铁匠做官，打上前去，把邮政局的营业厅砸得不轻。街上到处是“工红”的游兵散勇，及时发现这一情况，立即聚涌而来许多的工人学生，就跟农民发生争吵、武斗。农民说他们的人被打伤了，就近涌到中医院来，主要是几个人外表皮肤受伤，门诊医生给他们进行了消毒、包扎处理，但他们要求住院，医生说这个不需要住院，于是又在医院里闹起来，说中医院也是“好派”的，不给他们治疗，于是把中医院又砸了一通，然后上街游行，呼喊“打倒牛鬼蛇神”，还有“打倒野心家刘克成”。街上有几个学生就跟他们辩论，结果被他们带走了，一共是五个人，其中就有林集。刘克成得到这一情况，就调集工人队伍，开赴刘庄，要去救出五个学生。

当时，他正好在中医院，因为中医院有一个李医生善治痔疮，他就去做了手术，农民砸医院时，他在病房里，听到了乱嚷嚷的动静，后来就听说了情况，是袁懋垠医生来看望他，讲给他听的。

袁医生说，文革这样子，是搞不下去了。他说，所以中央一再要“收”嘛。你看元旦社论，还是这个意思。袁医生说，社论题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是一点胜利的感觉也没有，更不要说是全面胜利了。胜利只能是相对的，特别这样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斗争。你看这个刘庄的农民，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呢？如果我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受到了这种洗礼，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我身上是胜利了，就好比打了预防针一样，如果我根本无动于衷，甚至我根本就反对，那么在我身上就没有胜利，甚至还造成了我这个顽固的反对派。但当然，开展了，与没有开展，是很不同的。假如没有开展，我们头脑里就没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这些概念，也不知道当你起来造反，会怎样得罪人、得罪什么人，会有什么样的人起来跟你做对立面，斗争会有可能严重和残酷到什么程度，这些都将毫无所知，真是要过得很糊涂。文革确实改变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哪怕是一个顽固反对的人，他的思想也会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如果要走文革所反对的道路，就得有所考虑，他的纲领和行动就会打折扣。这也许就是所谓胜利吧。

他说，这么大的一场运动，肯定要给历史打上自己的烙印的，而且是深深的烙印，这大约正是毛主席的总的意图，他下了这么大的决心，真是不怕一时打碎一些坛坛罐罐，影响一些经济建设，但他始终是兼顾到这一方面的，《十六条》就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这次元旦社论还有这一条。不过，现在有这一条，与在《十六条》里有这一条，含义有所不同。那时是从运动要求上作全面布置，现在实际上是说运动要逐渐向经济建设转移。你看它所说五个部份，第一部份是说要办学习班，这是提出解决两派问题的方法，把两派头头找在一起，坐下来学习，要不然，你在东，他在西，自行其是，到哪一天才能实现大联合？这一着，真是厉害。第二部份，是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正确对待干部，这几项内容，最后有个落脚点，就是正确对待干部，也就是说，要实现《十六条》上说的，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干部恢复工作了，你两派还闹什么？这一着，也很厉害。第三部份，说是要整顿党的组织，其实是要恢复基层各级党组织的正常活动，这么一恢复，一切权力就归党组织了，你两派群众组织就更加不要闹了。田有野兔，众人追逐，一人得兔，众人皆罢。一个是干部恢复工作，一个是党组织恢复正常，这两条加在一起，真是天下大定，管你是造反的，还是保皇的，你们群众就不要闹了。第三部份里面还有一项，就是清除叛徒、特务、顽固不化走资派出党。这个也不是你们群众的事情，是党内的事、组织上的事。你看，这么三条，就像捆妖索似的，从天下往下一抛，两派还不乖乖的束手就范？不要多久，运动肯定能“收”起来。社论最后两条，就是拥军爱民和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五个部份，确实把当前的工作抓住了。其中还专门说到要吸收你们这样的人入党呢。

袁医生说，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从亭州看，这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既然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重新工作，党组织就是由他们来恢复正常活动的，他们能发展这些造反头儿们入党吗？在我们中医院里，我虽然只是运动初期领头一呼，写了一张大字报，冲垮了资反路线的一套，我后来也没有其它什么造反行动，但是我被推为头头，后来全卫生系统的造反派也推我为头头，我感到我被放到火盆上了，我时时感到我得罪人了，虽然我没有具体斗过、得罪过医院的、卫生局的哪一个干部，但是我得罪了他们全体，他们非常恨我。社论里那一句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句话说得是不错，但我感到在现实中它是很难把握的，甚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说，我虽与你同感，你的感受确实是深刻的，但还是不要这样悲观吧。

现在，武斗好像更严重了。袁医生忧心忡忡说。

这个，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叫做回光返照，或者也可以说是垂死挣扎，好比参加了赌博，到最后就有点急起来，孤注一掷、孤掷一注，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是说事理如此。

袁医生笑道，想不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被视为政治赌徒了，但我参加文革至今，并无这种赌博的、投机的思想。

比喻，比喻，这只是比喻。其实，我知道，在你们心中，是有许多虔诚的、认真的东西的，一年多来你们的斗争，不是没有意义的，起码，过去的一些东西，比如“出身论、血统论”，比如上级就是党，一个党支书就是神圣不可冒犯的，包括古代儒家的“君君臣臣”的等级观念，道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都冲破了，提倡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造反，与此相反的一切无形的精神枷锁都要打碎，这是对人的解放，这样下去，每个人都自觉关心国家大事，富有国家主人翁的意识，国家就更强大，因为它的人民是精神独立、健全、强大的，不是只顾自己鼻尖下一块而不谈国事的庸人。那些精神枷锁、庸人思想，是最容易卷土重来的东西，社会往往到时就要集中性地将它们冲击一次，文革就是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对旧思想的冲击。

说到这里，袁医生说，你说的我都同意，但我现在感到，你所说的这一切，马上都要“收”起来，只有运动让群众这样，群众才敢这样的，如果不让你们这样了，你们一个也不敢。

他说，我接着你的话，也要来个“但是”，应当说，这一切，不仅是皇恩浩荡，也是你们起来斗争的结果。先是有清华、北大学生的斗争，后来有多少人被工作组和校党委打成反革命、右派，然后才有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才有《十六条》。但是有了这个皇恩浩荡，如果那里的师生一个也不敢起来，还是不行。后来，就全国而言，就我们亭州而言，又重复了北京的这种情况，尽管有了中央的这些精神，你们还是要自己起来斗争才能抬头。所谓群众发动起来，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不是毛主席一声号令，靠对毛主席的崇拜，就自然地发动起来了，不是这回事。你要这样发动，他要那样发动，用他们的发动，来压住你的发动，结果群众就不能真正发动起来，反而受压，受压之后感到不对，经过学习《十六条》，先是少数人敢于起来抗争，后来是许多人赞成这少数人，跟了上来，就这样发动起来的。所以就有了“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体会。我们学校那些学生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时候，一个个都流着眼泪，这眼泪就是这样流出来的。

袁医生镜片后面的眼睛湿润起来，说，你刚才说得对，有些东西是最容易卷土重来的，我就已经感到许多东西将恢复过来，我们将会长期受压，遭到歧视。你别看刘克成他们闹得不可一世似的，其实他们心中压抑得很，真是有点后悔，后悔没有去当保皇派，哪怕做个逍遥派也行。在具体行动上我确实没有做什么事，我主要还是做我的医生，但在思想上精神上，我的感受是很深的，我觉得我们将成为悲剧人物，虽然只是底层的小小的悲剧人物，悲剧的意义却是一样的。另一面，我们在精神上也被提升了无数倍，这是从前的我们所不可能得到的，应当说，全国人民都得到了，就连最胆小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一些，只有那些拒绝得到、而且加以诅咒的人们例外。所以我们也并没有白白地参加这场运动，我们不应当后悔，我们不会在乎自己今后的处境。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

现在我更理解这段描写了。我们也是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啊。可是，另外一些人，历史将不会给他们有这样的体会，他们得不到这样深刻的精神感受，当然，他们也不看重这个，他们本来就拒绝这个东西。他们也会有他们的收获，收获另外的相反的思想成果，比如，人还是不要造反，社会还是不要乱，对当权派还是不能得罪，千错万错马屁不错，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去理论国家大事，等等，也就是说，你刚才说到的古代的思想糟粕，还是要卷土重来，变成现代社会的腐蚀剂。所以，文革会有结束的一天，而两种思想精神的斗争，仍然会继续下去。我真是感到有些累了。屈原早就碰到了这个问题，他拒绝了渔夫劝他的话，渔夫叫他像乌龟一样“曳尾塗中”，以免烦恼，他不听，结果宁可投身清洁的汩罗江，也决不同流合污。简直是恶梦。

袁医生说到这里，摘下眼镜，用手帕拭泪。

他说，我完全理解和赞成你的话。

他似乎睡了一觉，这时是醒来了，似乎听到外面有些声音，他起来，站到窗前，看到前面屋子里灯光耀眼，人影幢幢，好像有什么事。他走过去看看。室外很冷，气温大概又下降了。于是看到很多的人，有工人，还有学生，神情紧张、兴奋。他看到袁医生在张罗着，他走到袁医生身边，问：在忙什么事？袁医生简洁地说，跟我来。他就跟着进了一间大屋子，袁医生关了门，虽然没有锁，但外面的人也就自觉地不进来。屋子里的情况是在做手术，而且有四个人正在接受手术治疗，分别躺在四张病床上，每个人身边都有几个医生护士在忙着，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布帽，蒙着白口罩。他凑近一看，原来是在给手做手术，那手像猪蹄爪被完全剖开、张了开来，而且肿胀得很大，医生正在对里面做清洗和清理，里面的筋、肉、骨，白生生的，历历在目，可以说跟剖开的猪蹄爪是一模一样。他简直不敢看。但好奇心让他又到另外一个病床那里去看，同样如此，又是一只手像猪蹄爪一样被完全剖开而且张开，白生生的肿胀得很大，也正在被清洗和清理着，最后势必是要给缝合起来，至于还能不能还原本来的手的形象，还能不能恢复手的功能，就不知道了。他把四张床的情况都看了，都是一样。他忍受着震惊和恶心，不想再观看下去，他走出了屋子。

他看到坐在一旁闷头抽烟的郭德明，就问情况，郭德明神情忧郁，旁边人又多，似不好说，他就把郭德明单独领到他的病房里，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郭德明就把他们到刘庄去所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说：

刘克成调集了几百人到刘庄去救学生，我也去了，天死冷，但跑着也就不冷了。农民家家户户都把门关起来，好像我们是鬼子进村一样。我们挨家挨户查问，结果没有找到学生。有农民说，几个学生都关到电机厂去了。这句话提醒了我们，立即就进电机厂，也来不及绕到前面从大门进，一个个从墙上就都进去了，就像解放军攻进敌人把守的地方一样。夜晚厂里空空荡荡没有人，加上我们到了，里面原有的人可能都吓跑了、躲起来了。大家在里面到处找，结果找到了，五个学生关在一起，在食堂里面一个小屋子里。一开始进去时还不晓得，以为没人，后来听到“咚咚”的声音，是有人在拿脚踢门，这才发现小屋，很隐蔽。把门砸开来，看到了学生。学生说，刚才还有人看守他们的，后来突然走了，他们感到不对头，想到可能是我们救他们来了，就拿脚踢门，踢出响声来，因为那个门做得很密封，凭嘴喊可能外面听不见。就这样把人救出来，就都撤退了。

郭德明的叙述就结束了，可是这几个人的手是怎么回事呢？他问。

郭德明懊恨着说，问题就在这里，要不出这个问题，多好。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乡下的小路看不清，不少人不管是路还是田，反正是往前奔，天也死冷，旷野上北风呼呼的，一下子就把身上吹冷了，赶着人一个劲往前冲，手上拿着手雷，都是华兴机械厂里做出来的，还有从农机厂缴获的那一批，有的人跌了跟头晓得把手雷撂出去，幸好都不曾伤人，但有的人跌跟头时，就忘掉把手雷撂出去，也有的是怕炸开来伤了前面的人，那个弹片如果炸飞到哪个人的头上，是很危险的，所以就死死抓在手上，那东西造得不高级，有震动就爆炸，结果就把自己的手炸开来了。当时死命的喊啊，只好把他们赶紧的抬到医院来。

他问，被炸伤的人，我认得吗？

郭德明就说了那四个人的名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郭德明说，还好，没有炸死人，如果把哪个炸死了，就不好交代了。事前我反对发这个东西的，又不是真的去打仗，万一去炸死一个农民，事情就大了。我还说过一定要吸取“鹊湖”的教训。但后来不晓得又怎么发到各人的手上了，到时就乱了，控制不住，到底不是军队啊。

他听了也只有陪着叹气。

郭德明又补充说，郁老师，你不晓得当时就真的像打仗一样，又是手雷爆炸声，又是枪声，又是喊声，农民家家关门，群众躲在家里真是吓得怕呀。

他问，怎么还有枪的？

郭德明说，中央《九·五命令》下来之后，部队的枪全还给部队了，每支枪都有登记的，一支也不会错。但是这之前刘克成向荷州“好派”借了大约十几支枪回来，这些枪还在手上，刘克成自己就有一把，他有两个警卫员，都有枪，另外刘济武他们几个人都有，平时不拿出来，晚上出来开会时，都带在身上的，刘克成也要给我一把，我不曾要，这东西是惹祸精，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需要这个东西。

郭德明给他讲了这些，带着排解不去的懊恨和几分疲惫，回到前面去，他是负责后勤的，要等那四个人的手术做好了，安排妥当了，他才能回家。

第二天正好是他可以出院的日子，他就出院了，好像要竭力从那四个人的手的可怕印象上逃离，事实上他这一夜就没睡好，那炸开的手就像印在脑子里似的。出院时，他也没有再去看那几个不幸的人。

他在家中休息着。街上大字报论战的情况，他可以想见，无非一方指责另一方冲打刘庄、冲打电机厂，而另一方则指责对方冲砸邮政局、中医院、绑架和关押五个学生，并且这是起因。他想，好在事情也就是这样，“工红”没有给刘庄和电机厂造成什么重大损失，学生也救出来了，遗憾的只是那四个人的手。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农民又上街了，上街的人更多，不仅是刘庄的，还有马庄的，而刘庄在西郊，马庄在东郊，与农民一起上街游行的，还有亭州电机厂的工人，他们的口号是要严惩杀人凶手，声讨的内容还有“冲打国营工厂”和“破坏农业生产”。

告诉他这情况的，是小汪，曾经协助他给“工红”办报的青年工人。小汪来到他的小屋，是偶尔来到，来看看他的，于是给他讲了外面的情况。他说，所谓“冲打国营工厂”，这句话好理解，这么多人冲进去了，那就是“冲打”；“破坏农业生产”这句话也好理解，那么多人，天黑看不清路，一定把一些麦田踩得不像样，农民看了心疼。但“严惩杀人凶手”是怎么回事？

小汪说，是死了一个农民，这个人不是刘庄的，是马庄的，昨天晚上正好到刘庄会朋友，我们这边的人冲到刘庄去，刘克成也去的，他身边跟着两个人，都有枪，相当于警卫员吧，其中一个叫王大头，看到前面有两间屋，门虽关着，门缝里有灯光，他就一枪打了过去，这家伙亏他还当过兵，做事也这么麻木，一枪打过去之后就把门一脚踢开，只见一个人坐在铺上不动，上前一把揪住，说，老相什么，下来，问你话！这一揪，才发现那个人死了，正是中了刚才的一枪，子弹穿过门，正好打中了那个人的心口。从外面大字报上说的看，那是生产队的公房，这个人是被朋友安排在那里过夜的，想不到这样无辜地被打死了。大字报上说我们杀害了民兵排长，这是个很重的罪名。这个农民在马庄大约当生产队长，所以也是民兵排长。死者家属披麻戴孝在游行队伍里走在最前面。

他一听，直如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下来。他问，那刘克成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呢？小汪说，怎么处理的，我没听说，我看到几个头头在那里唉声叹气的。

他想起西方的一句名言：上帝要谁灭亡，首先让他疯狂。

他说，失控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死了一个人，还算是侥幸的，死三个人都有可能。但是死一个人也是不行的，这事情是太被动了。他们天天想扭转被动，结果越来越被动。

小汪也说，是啊，五个学生被他们抓走，就应当去找军管会出来说话，而不应当组织人马去冲打，而且是在晚上，天是又冷又黑，还带着手雷手枪这些武器，就没有想到会出意外的事情，真是一点脑筋也不动。

他说，不是不动脑筋，是脑筋动错了，所以考虑问题就不全面了，就要损兵折将打败仗。

他想，真是旁观清，刘克成哪里想到他的司令部里一个普通工人比他头脑要清醒些呢？虽然刘克成也是普通工人，但这时在“工红”里面所处地位是领导者、决策者、指挥者。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写下过一句著名的话，叫做“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从报纸上看到时，嘴上虽没有说，心里却怪不舒服的，他一直认为这说得有点极端、片面。可是，眼下，就在造反派这些“卑贱者”当中，当刘克成这样的人有点成为其中的“高贵者”之后，就没有小汪这样的“卑贱者”聪明了。这是怎回事呢？人们说登高望远，按道理，高位能使人看得远，但历史上许多极其愚蠢以至亡国的事情，不都是当时社会最“高贵者”们做出来的吗？哪一个朝代的灭亡，不是亡于作为统治阶级的“高贵者”们手中？从清朝、明朝往上推，一直到周、商、夏，没有一个不是的。然而，毛主席处在最高领导地位上，不也是一个最“高贵者”吗？在历史的关头，他为什么总是正确的呢？大约可以这样回答：因为毛主席看问题，是从实际出发的，是从“卑贱者”即群众的那一方面出发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才是正确的，这时候，他这个“高贵者”其实代表着“卑贱者”。同时往往也有某种“高贵者”持相反意见，那相反意见则是不对的，不对就不对在它或者只是拍拍脑袋想当然尔，或者只是代表少数“高贵者”的利益。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天下而言，是为天下大众之利，还是为个人或小集团之利？以一特定集团而言，是为长远与根本之利，还是为眼前与一时之利？“高贵者”们因为私心私利，或因为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来，成为最愚蠢的人。古代也有一句类似的话，叫做“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他读到时，十分佩服，但也疑有片面。真是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因为，自从曹刿说了这个意思，到毛主席又说这个意思，已经几千年下来，人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并无进步，仍然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仍然是“高贵者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多么可悲，而且正是一切悲剧的根源。可是，为什么他以前对曹刿的话疑有片面，对毛主席的话心里暗感不舒服呢？难道他是一个“高贵者”吗？他的身份地位处境，哪里称得上是一个“高贵者”？想了一下，他把原因找出来了：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无意识中总认为自己是比较高明，比较高贵的，所以如果遭到渺视、轻视，就有点不舒服。但毛主席那句话并没有说及知识分子啊，他为什么有点觉得不舒服呢？这大约可拿孔乙己来说，孔乙己是一个知识分子，穷困潦倒到那样，身上那件破长衫，也是不肯脱下来的，这是他的身份，是他与一般群众的区别，是他随时可能跻身“高贵者”的象征，并且能让他认为自己不管怎样就是一个“高贵者”。看来，孔乙己的灵魂，还多少就活在他的身上。孔乙己虽然不是一个“肉食者”，而且比一般穷人还要穷，却不会认为自己是“卑贱者”，是不会同意曹刿与毛泽东的那两句话的。而他总比孔乙己要过得好得多，先前，他是有相当级别的编辑、教员，后来，即使他遭宗进庭毒手而被遣送原籍老家，他还有他的信念，认为组织终有一日能给他甄别平反、恢复工作，所以当他在乡下放牛时，也是将自己与农民看得不同的。毛主席那句话似乎有点刺痛了他的神经的某一部份。劣根性啊，这劣根性是随时乐意让自己成为“贵族”而走向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他在思想深处把自己这样“大批判”了一顿，而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要求有所感恩。这不正是所谓立场的转变吗？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到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的立场。

他似乎是无端地放心不下这件事，于是就主动地去找姜顺堂。姜顺堂对于他主动来谈谈，很高兴。他说，你很忙吧？姜顺堂说，你这就开门见山了。刘克成他不让我们闲。上次跟你说的，刘克成现在一方面用所谓“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牵制我们，另一方面到处找机会闹事，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承认他们势力大，应当乖乖地屈服于他们。我这句话，现在进一步得到验证。他们把市委常委都弄去了，还给我们发来所谓《通报》，真不知道他们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上，好像天下是由他们来主宰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啊哈，是他们。对我们军管会，他们目中无人，实际上不承认我们就是目前的政权，不承认毛主席党中央是依靠我们，团结和解决他们的。他们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他们口口声声紧跟毛主席党中央，这是紧跟吗？可以说，他们已经走向反面了。但当然，他们是群众，他们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但他们现在不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号令，他们按照自己的派性行事，他们是从另一种角度，从极左的角度，破坏毛主席党中央战略部署，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说来说去，他们还是群众，绝大多数人心里不想反红旗，还是可以觉悟过来的，我们只有耐心做工作。毛主席的视察讲话，对他们也是苦口婆心，我们不能着急，着急了，我们就会犯错误，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了，但我们也不会因此就缩手缩脚。对于他们关于常委问题的《通报》，我们军管会党组研究了，当然不能跟他们来硬的，只有来软的，就叫做因势利导吧，我们给他们做了电话回复，肯定他们朝着大联合、三结合方向的努力，同时指出他们的大联合的面还应当扩大，不能只是自己一派的大联合，要实现全市两派的大联合，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将来的三结合，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要历史任务。你看我们这个答复如何？

他说，很好很好。

姜顺堂说，当然，这只是纸上谈兵、文字游戏，目前还无法拿出具体措施，我们不能去把常委从他们手上弄过来，也没有必要立即就派军代表什么的参加进去，这不适合，这个问题将来要在我们军管会主持下来办，是不是让两派有代表来参加，都得考虑，要请示上级。目前他们也无非是让常委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关于文革的中央文件，他们不可能对常委们说，你们将来进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支持我们呀，他们不好赤裸裸的这样说，对不对？

他点头。他想告诉姜顺堂，他已经到农校那里去过，情况确如这种估计，但他不便打断姜顺堂滔滔不绝的谈话。

姜顺堂说，所以我们也不着急，随他们去，暂且不理。问题是他们目前的情况，让我倒很为他们担心。我很想找刘克成谈一次，看看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姜顺堂说着时看着他。他略微点头，其实他已经这样想过，不过话从姜顺堂嘴里说出来，他的感觉就有些不同。

姜顺堂说，我有重要情况告诉你，你暂时要给我保密，因为还没有到解密的时候，时候未到嘛，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他静候着，等待姜顺堂把暂时不可公开的重要情况告诉他。

姜顺堂说，有两个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理解和原谅的范围，说实话，从我个人情感上，我很气愤。一个事情，我得到情报，或者说是秘密举报，他们那个弹头，是伪造的。

他一听，脸热心跳起来，因为这情况他已经是知道的了，是林集告诉他的，而他没有对姜顺堂说，似乎成了一个同谋犯似的。他镇静着，依然只当不知道这回事。只见姜顺堂的嘴动着，而姜顺堂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响着，姜顺堂说，不是我们派了特务，或是收买了什么人，而是他们内部有人良心发现，觉悟过来，出于正义，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暗中向我们报告了这一情况。群众是不断分化的嘛。

他唯有点头，并且做出一定表情，以示惊讶和承认其性质确实超出了文革所能理解的范围。

姜顺堂说，如果说这件事还够不上犯罪，还能用派性恶性发作去理解和原谅，那么，一月三日晚上冲打刘庄和电机厂所发生的人命案件，就触犯了国法天理，就完全超出了所能理解和原谅的范围。

他想就他所知的说，那是误伤人命，不是故意要打死人，但幸而他忍住没说，只听姜顺堂说下去：不知你听说了没有，但其实街上大字报已经反映出来了。电机厂“红旗派”贴到大街上的调查报告，其实就是一份写得很好的案情报告，那个被驳壳枪打死的农民，是东郊马庄的一个生产队长、民兵排长，他是到刘庄去有私事的，他与两派斗争没有任何关系，他完全是无辜的。子弹确实是从门外打进去，然后击中了这个正好坐在铺上、倚在墙上的农民，这可以说是误伤人命，但是，问题在于，在中了子弹之后，有人又在伤口上扎了一刀，企图伪造现场，造成是刀杀的假象，为以后逃避追查做伏笔。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事实上这一刀，并不能去除枪击的伤痕，而且现场还有墙上的血迹弹洞等其它迹象说明中枪在前，刀扎在后。问题在于，万一这个人在中枪之后，还有救活的可能，只要及时送到医院就可以救活呢？他们不是把四个炸坏了手的人员及时送进了医院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中了枪弹的人也及时送医院呢？哪怕救不过来，话也好说些呀。但是他们就没有这样做，反而又扎上一刀。你说，这是什么行为？并且，刘克成就在现场，就是他的警卫员干的，而他至今一声不吭，不向我们报告，默认了这一犯罪，也可以说是有连带责任，并且，现在还容许或指使写出掩盖事实真相的大字报，企图蒙混过关。这是不行的！我的法医已经写出了验尸报告，结论和电机厂贴上街的大字报是一致的。刘克成那个警卫员，只能以故意杀人定罪，而不能以误伤人命定罪，误伤在前，故意在后。但我们现在不抓他，现在不打草惊蛇，以免引起混乱，让他们继续表演吧。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遵照《十六条》“文斗”的要求去做的，不论其观点如何，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凡是违反《十六条》，搞武斗，打死打伤人的，造成国家人民财富重大损失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中说的，人民内部也有犯了法的，那就不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要坐班房，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问题。不算账怎么行呢？算这些账不等于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央早就有《六·六通令》，那也是必须执行的，我们没有通过算这些账来否定文革的意图，因为这些情况有的虽然严重，但无损于开展文革运动的伟大意义嘛。只要对照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就可以知道刘克成他们的所作所为，背离中央要求有多么的远了。他们一直说大方向是对的，好像大方向对就能代替一切、原谅一切，其实现在他们的大方向也不能说是对的了，《元旦社论》就是大方向，他们遵照了吗？他们表面上遵照，实际上是违背和对抗。他们的大方向早就不对了，不是今天开始的。总有一天他们要认识到他们对不起毛主席。他们这头野牛，是一定要降伏下来不可的，虽然情况这样不好，但同时也说明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是到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

他听着，背后沁出冷汗来，心里为刘克成他们跌足长叹。

直到从公安局出来，回到家中，他都抑郁着，为了刘克成他们而有一股排解不去的忧愁和惋惜，同时也为那个农民感到无辜和不幸，另外还为一切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一种无可言说的痛苦揪着他的心。乔丽发现他情绪不佳，问他，他说，街上大字报反映出来的情况不好啊。乔丽说，是的，我也听说了。在家里，他就不再谈这个事情，而乔丽也到了临盆的日期，天把天就要去住院生孩子了。

第十六章   终结

一月八日上午，他上街到国营副食品商店去买了些东西，花去有个把小时，主要是为乔丽生养之后所需的副食品做些准备。从商店里出来，街上空气好像有些不对劲，有一种无形的紧张，这紧张从每个行人的脸上身上走路的步子上透出来，四处弥漫、扩散，进入他的心中，成为他的感觉，把他也拉了进去，心里无端地就紧张起来。而气温也好像在下降，寒气透过衣服像无形的冰似的往身体上靠。

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眼睛看着他，对面朝他走来，在他面前停下，为的是要跟他说一句话，说：军管会出了《最后通牒》啦！说了就走了，并不打算听他的回答，好像说出这句话就能排解心中的某种恐惧似的，然而并没有排解掉，样子还是那样有点紧张，身子都收缩了起来，好像被寒冷驱赶着似的。

他从这人离去的背影上收回怜悯而疑问的目光，心中判断着，大约是军管会要求“控告团”限时从军管会撤出，因为他们在里面闹了有个把月了，不但影响军管会办公，影响全市应该做的那些工作，也已经引起了四周群众的不满，那高音喇叭一打开，不管是说话，还是吹号，反正那声音一出现，就让人的心揪了起来，真有国无宁日之感。虽然他好像还是能忍受、以至能理解的，但心里的厌恶也与日俱增。可是“控告团”的《成立宣言》上还写着他的大名呢，好在那《宣言》早已被其它大字报覆盖掉了。

他从簇聚着的一小堆人那里，看到了刚才那人所说的军管会《最后通牒》，其实是《最后通告》，铅字印刷的，字很大，只有寥寥数言，简单说了几条义正辞严的理由之后，即限令“控告团”必须在一月九日凌晨一点之前撤出，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皆由“控告团”自行负责。

一阵真正的紧张刺入心中，他想，这就是姜顺堂所说的“是到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他的大脑这个接受器，敏感地特别记住了这句话。街上的无形的紧张空气，就是从这份全城张贴的《最后通告》上散发出来的，伴随着寒流，笼罩了亭州小城。

他的心收紧了，目无旁顾，从小巷抄近路，很快回到家中。感到小屋里是特别的温暖、安宁。他把门关掩得只留拳头大的一点空隙，考虑煤炉产生煤气的原因，而没有全关死。她对乔丽说，外面降温了。

然而外面也就有人光临，他开门一看，是两个学生，江进海、林集，两个学生身后还站着一些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从屋里出来，又把门掩上，解释说：我老婆要生养了。

学生们并没有在乎他的关门的动作，因为他的屋子太小了，也知道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他们本来就没有要到他的屋里去的打算，他们只是要跟他说一下话，要把他们的某种打算告诉他，听听在这关键的时刻他对问题是怎么看的，最好是能从他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指导，要么是坚决支持他们，要么是有充分理由能把他们说服。他们神情紧张，面临大事，他们望着他这个年长于他们的人，是学校里有名的老师，又有那样不寻常的经历，是与邹韬奋这个响亮的名字有关的盐阜师范的学生，甚至有着新四军一员的资格，而且文革以来跟他们发生了那样血肉的联系，虽然他只是一个人，没有参加任何战斗队，甚至也算不上他们这一派的，他是一个无派的人士，但他的名字又是被写在“控告团”的《宣言》上的，他是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他一定能说出中肯的见解来，给他们增添力量。

你们，有什么事？他问。

学生们围近前来，江进海说，军管会出了《最后通告》，郁老师可曾看到？他说，看到了。江进海说，我们要抵制。学生们的眼睛一个个亮亮的看着他。他说，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事。为什么？江进海立即问。但也知道自己性急了，就不说了，让他说。他说，你们说，现在这形势，静坐军管会，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是得到群众拥护，还是引起群众反感？你们如果现在准备抵制，我说先不要忙，要抵制也来得及，你们先找个地方坐下来，把《元旦社论》好好从头到尾学习一遍，然后再作决定，好吗？“控告团”是有我的名字，但是我本人是不同意的。别的我也不好说什么了。我马上就要送我老婆到医院去生养。实在很抱歉，我说不出别的更好的意见。你们一定要慎重而又慎重，不要管这事，啊？

说罢，他就往回走，在学生们的目送下进了小屋，而且把门又虚掩成那样，好像把自己与世界小心地隔开来一样。他的心里是很不好过的，他应当跟这些学生去领着他们学习《元旦社论》才对，他应当一直跟着这些学生，决不让他们采取什么抵制行动才对，他应当对他们更热情更关心一些才对，可是他几乎是像个自私的冷血动物一样就丢下他们回到自己的小窝里来了。他是不是太让他们失望了？他没有负起他应当负起的责任。他是一个胆小鬼。但好在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的心里像一团乱麻一样。

学生来，什么事？乔丽问。

军管会出了《最后通告》，限时要“控告团”撤出，但是学生说要抵制，我劝他们不要这样。

乔丽叹口气，没说什么。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去吧。

这时却来了一个女生，说：大家派我来帮助师娘。

这真是太好了，他心中对学生不免又是一阵愧疚。在去医院的路上，他试着问这个女生，街上关于刘庄事件的大字报，你们看了吗？女生说，看了。他问，对那个农民的死，你们是怎么看的？女生说，那个农民死得当然无辜，但那是误伤人命。他说，另一派的大字报上不是说后来又扎了一刀吗？女学生说，如果这样，这事情当然不好，但这是个别的偶然的事情，只是个别人处置不当的问题，“工红”的大方向一直是对的。他听了也就不再说什么，要想较深地谈这个问题，在路上是很不便的，而乔丽正挺着大肚子艰难地走着，女学生在一边小心地保护着她。

到了医院，住进了妇产科，正是乔丽工作过的地方，熟悉的医生护士们都来问候乔丽，祝贺他们，这祝贺的后面，无形之中联系着他们昔日丧子的悲剧和全部的凄惨，也就在不言之中不去说它了。他们感谢了那个女学生，让她走了。这样，他就一直守在医院里，倒也借此躲开了外面的世界。妇产科的大病房里，有刚刚生了孩子的，有等待着生孩子的，还有正在送去生孩子的，来来去去的医生护士，加上产妇的家属人等，以妇女居多，小声地说着话，品评着刚出生的婴儿，说着产妇生孩子时的种种情况，一派兴奋的、神秘的、充满无限希望的气氛，确实与外面正紧张着的文革的天下，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贪婪地呼吸着产妇病房里特有的一种气息，新生的婴儿的气息，和产妇们的极其安祥的气息。

乔丽来了阵痛，进了产房，他不能进去，就到产房外面的窗子下面去，想从窗帘的缝隙里看到一点，但里面窗帘遮掩得很仔细，什么也不让外面看到，而且窗子还比较高，需要用脚踩在墙楞子上，那墙楞子突出在墙外一点点，只够脚尖儿在上面着力，双手还要扒着高高窗台，这样支撑全身的重量，一次只能坚持十几秒，也就要下来，而且这种行为还可能被怀疑是何许人也，似乎是不适宜于他的，所以他也就放弃了这一努力，而改为站在那窗下听着。

午夜很冷，幸而无风，天上星空似乎比晚上看到的要低得多，星星也大一些，叫人想到古歌《敕勒川》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这个比喻，仰望“穹庐”，现在如此繁星缀满，简直是华丽而辉煌的。正当他因为夜空的神奇而暂时忘怀了别的事情，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清脆而分明的“哒哒哒”的声音，接着又是一阵“哒哒哒”，难道是枪声吗？但接着他听到的是婴儿的啼哭声，分明是从产房窗里传出来的，他忙奔进屋，到产房门口去，一个护士走了出来，认得他，对他说，郁老师，恭喜你，大人孩子都平安，你有女儿了！他连说谢谢，内心充满对冥冥的感激之情，不觉的泪水满眶，很想躲到一个地方去大哭一场。他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半，是一九六八年的一月九日了。

护士人员将乔丽和孩子送回病房躺下，疲惫已极的乔丽幸福地睡着了，那么美丽，婴儿就睡在她的头旁。他伏在床边上守护着，后来也就那样地睡了一觉，睁开眼时，天已经亮了。

他出去忙乔丽的和自己的早餐，屋外很冷，地冻天寒。一出医院大门，觉得人们的脸上以至走路的脚步上，都在向他传递着一种紧张的空气，好像发生了什么最可怕的事情。他想起夜里似乎听到了枪声，心头不觉如梦方醒，一定是的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想知道，又怕知道。他就只管忙自己的事去。烧饼、馒头、豆浆，都买到了，他也就听人们低声地惊恐地说着“军管会里打死了人”的可怕消息。他不及细听，心被一种恐惧感抓住，他的脸上他的脚步不觉也就把一种紧张同样传递到空气中去。他赶快到家中，吃着烧饼，喝着水，把豆浆煮过，把馒头蒸了一下，用旧棉衣包了保温，送往医院去。

可怕的消息也已经传到了产妇病房里，乔丽问他，在外面听到什么消息吗？这里的人说，夜里军管会里开枪打死人了。他回避着说，现在不谈这个事。就伏侍乔丽吃早饭。婴儿还不能喂东西，只能用一滴两滴水去滴在她的小嘴上，使她不要嘴干，她也就把嘴砸吧起来，而且还睁开了眼睛。他和乔丽看着都笑了。那孩子一目了然是像乔丽的，这很合他的心意。

妇产科的熟人照顾乔丽，正好有一间单独病房空下来了，立即就将乔丽转移了过去。这样就方便得多，更加安静些了。到上午十点钟时，有两个女学生找到妇产科来，找到了他们，说是来帮助他们做事的。他们真是感激万分。但暂时还没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尿布才用脏了一块，她们发现了，拿去洗净，晾在暖气管上。她们喜爱地看着婴儿，说着赞美的话，让乔丽很高兴。作为医校的学生，她们就是将来的护士，作为女孩子，她们也是将来的小母亲。她们的到来，给小屋里带来了家庭的气氛，因为他和乔丽在亭州并无亲人，则她们就像是家里来探视的亲人一样，弥补了这一缺憾。

他问起外面的情况，两个女生看着乔丽，不知道能不能说，乔丽说，不要紧，我已经听到一些了，你们说吧。

这样，他初步知道了从昨天晚上起，军管会里发生的事情。

原来，江进海他们昨天上午从他那里离去之后，倒是听了他的话，没有采取什么抵制的行动，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写，但也没有如他所说的去把《元旦社论》再学一遍，因为觉得都看过了，都知道了。到晚上的时候，《最后通告》所限定的时间一小时一小时逼近了，空气紧张起来，街上行人明显地少了。十一点钟的时候，江进海林集他们到军管会里去一看，“控告团”一个人也没有，军管会里空空荡荡。江进海非常气愤，说，这么怕死啊。他们火拨拨地到“工红”司令部去。工人头儿们都在，江进海对他们说，军管会里一个人也没有，“控告团”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如果要撤出，也应当是光荣的撤出，要坚持到凌晨一点的到来，不能在军管会指定的时间之内撤出，也不能这样不声不响的撤出。江进海这个观点，“工红”的头儿们都同意，有的头儿说，我马上就去，大不了就是一死。江进海也不等他们做决定，说，反正我马上把学生都叫去，坚持到凌晨一点的到来。就这样，学生又打了先锋，“控告团”的事情成了学生的事情，但当时这种界限根本不存在了。江进海他们几个人就返回军管会，到了小楼上，打开高音喇叭一喊，把话一说，只一会儿的功夫，有上千的学生从四面八方都进了军管会，就连江进海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振臂一呼，会有这样大的作用，而学生们好像本来就没睡觉，都在四周等着这一声号令似的。

江进海把学生在军管会大院里集中起来，排成队伍，也没灯光，只见黑呼呼的一大堆人，他站在前面讲了一通话，接着就上大街游行。天气虽然很冷，但学生们热血沸腾，一点也不感到寒冷。学生队伍后面自觉地跟上了很多的工人。亭州大街空无一人，但他们把主要的街道都游行到了，口号呼喊了一遍又一遍。后来队伍就回到军管会，江进海对大家说，一定要坚持到凌晨一点的到来。学生们四下散了，但都在军管会里，其中也有不少的工人。江进海他们就上了“控告团”控制的小楼，这两个女生也上去了。见到屋子里有不少人，都挤满了。那个说不怕死的工人头儿确实也去了，大约是运输公司的，叫郑林。楼上的人用桌椅堵住楼道，以防止部队冲上来赶人。后来，大家都站在一起，共同面对着桌上的一只小闹钟，凌晨一点快要到了，只剩下五分钟。小楼上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都不说话。江进海说，大家唱《国际歌》。工人女播音员把旋钮调了一下，让唱歌的声音传出去。于是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唱得很全，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都把歌词唱熟了。唱好了歌，大家都不说话，眼睛都看着小闹钟上的秒针分针，看着一分一秒地指向一点整，一时万分地寂静，空气都凝固住了，好像等待着“轰隆”一一颂德看到的要低得多，星星也大一些似的声，大家一起在爆炸中壮烈牺牲，因为已经听到传闻说军管会到时要炸小楼。

但是，一点过了，并没有发生爆炸，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大家松驰下来，江进海说，我们不能半夜里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少数愿意留下来的人就在这里休息，多数人可以回家休息，但早上六点必须到军管会来集中，当着全市人民的面，举着旗帜，正式撤出军管会。

江进海这个提议没有人反对。于是大家都散了，有些人就在小楼上没有走。她们也回家去了。但是枪声响了之后，许多人都重新涌向军管会，那时也没有想到怕死。她们亲眼看到申恩梅被打死在地上，是下楼时在楼梯上中弹，滚到地上来的，头部中了两弹。

说着的女生不说了，怕乔丽听了不好。乔丽说，不要紧，你说，我也是学医的，单独做过人体解剖，我不怕这些。那女生说，看来是大家散了之后，军管会里没人了，只有楼上有人，这时候就有部队从埋伏着的地方出来了，他们进入小楼，守在楼梯下的走道上，只要上面有人下来，就开枪。申恩梅正好第一个下楼去，就成了目标。一枪打在太阳穴上，从左穿透到右，一枪打在下巴上。可能下巴中的是第一枪，从下往上打，打穿了，人中枪后往下倒，这时候太阳穴上又中了一枪，那就没有活的可能了。铜号还背在他的身上。

他叹了一口气，想起了那个工人和他吹的号。想起他夜里听到的枪声确实是响了两次。就在那一刻，他的孩子降生了，现在还没有取名字。他还不曾有空到邮局去打电报给乔丽的老家以及他的老家。

另一个女生说，早上又打死了两个人。

啊？但是早上的枪声他没有听到，可能当时他是睡着了。

早上的情况是这样：一个女孩被打死在机关后面宿舍区大院的一个厕所旁边。子弹正好穿过喉部，活不成了。可能她是起早上厕所的。她家有后门通到大院里。而当时天刚亮，部队撤退，发现前面有人影一晃，怕是有人埋伏阻拦他们，就开了枪，大家分析说一定是这样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埋伏。

他问，那女孩多大？什么样？

女生说，那女孩看上去是个初中生，挺好看的，她爸爸是旧市委常委、副市长宗进庭。

啊！小宗静！他和乔丽都惊呆了。他的头皮一阵发麻。

你们认得她？女生问。

我们认得。他说。

是很可惜，太可惜了。女生说。

还打死一个什么人？他问。

还有一个人背上有粉笔写的号码，说明他是出来排队买煤球的，听到军管会这里出了事，就来看热闹，在军管会里乱走，不知怎么撞到了枪口上，被打死了，趴在地上。

唉。他唯有大叹。

现在三个人搁在军管会大门口。

啊，这太难看了。他说。

他们家里没有人来收尸吗？乔丽问。

没有，家里都没有人来，就连宗进庭家里也没有人来。

这事情特殊。只好这样。他说。

就这样，他大致晓得了情况，心中真是感慨万千，无从说起。

乔丽就说要去看兰贞，但她还不能出院，只好由他先去看看。兰贞家的门关着，他敲了几下，门开了，是宗真，见到是他，叫了一声叔叔，就让他进去，又关了门。兰贞从屋走出来，也就拭泪了。

他说，真不幸，多么好的孩子。

兰贞说，老宗可能还不知道呢。我们也不好去告诉他。

他说，我马上去，要让他来看一眼。

兰贞忙说，不要不要，情况太复杂了。

他立即意识到，是的，宗进庭怎么能到军管会门口去看那被枪打死的女儿呢？这将意味着什么？产生什么影响？即使宗进庭现在已经知道了情况，也只能忍着悲痛，不能情感用事，不要有任何言论行动，以免遭误解、被利用。

他说，你们的处境真是太难了，但确实还是只有忍耐、等待。

兰贞说，人反正已经死了，随她去吧。

兰贞拭着泪。他说，乔丽要来看你的，但她刚刚生养，还没出院。

兰贞“噢”了一声，问生个什么？他说，是个女孩。兰贞说“好”，说叫她不要来，我去看她。

一切都不要再说什么了，一切的话都是多余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挽回和弥补他们的损失，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小宗静再也不能复活过来，而且还搁在军管会门口，躺在寒风之中。

从兰贞家出来，他还是违背自己的意志，到军管会门口去。那三个死者确实被搁在军管会门口，军管会大门洞开，里面空无一人。街上路过的人，有的目不旁顾赶紧走了过去，有的近前来看一眼，马上就面无表情地离开了。他看到，小宗静安静地闭着双眼，蜡黄的脸上落有寒风刮来的灰沙，一颗子弹正好左右洞穿了她的咽喉，要了她的性命和一切。

恐惧与悲剧的心情，攫紧了他，他也像所有近前来看一眼的人一样，低着头、面无表情地离开，说不出任何的话，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心里压抑着，心里的东西像核桃一样凝缩成一团不能释放，是悲、是不幸、是无理，但不知道怪谁，就连开枪打死他们的人，也无法去责怪，一切是不应该的，一切又都是有来龙去脉的，就像做的一场梦，可是这梦又是很现实的，它就是我们的现实，大家都忍受着，就像一个人必须忍受自己的生病一样。

他遇到几个学生，他们抱着许多报纸，一路上发给行人，也发给他一张。他一看，八开四版小报，报名是《东方红战报》，头一条就是整块大文章：《一·九事件真相》，作者署名“本报编辑部”，路上不及细看，他把报纸折起来收到衣服口袋里去。

他遇到了刘镇琛。有好久看不到这个学生了。刘镇琛有点诡秘地左右看了一眼，向他走来，他也就让到路边，以便说话。刘镇琛说，早上我都没有敢出门，这会儿才出来看看。说着从口袋里拿出报纸来，问，这个报纸你有了吗？他说，刚才路上发了我一张，还没有看。刘镇琛收起报纸，说，报纸是连夜弄出来的，文章是林集写的，胆子真大，点名责问部队宋政委。但是他们不想想，部队如果没有上级同意，是不会开枪的。死的三个人当中，我认为有意识的目标只有一个人，就是申恩梅，他一天到晚在军管会里吹号，目标很明显，部队里也一定有不少人认得他了，正好他头一个下楼，当然就打他。至于其他两个人，是不该出现在部队撤退的路上。听说，江进海也是一个目标，因为他在军管会里集合学生，站在前面讲话的，目标很大。但后来他离开了。

他说，哪个是目标，哪个不是目标，这情况怎么可能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不相信这些说法。申恩梅是有意打死的，这有可能，但如果他没有下楼，而是别的一个人出现在楼梯上，那被打死的就会是别人。过了《最后通告》所限定的时间你还在小楼上，就有理由清除你。但部队既没有冲上楼去再打死人，也没有在小楼下面继续等待目标，而是立即就从小楼下面撤离了，这说明部队并不以多打死人为目的。所谓部队，也都是很年轻的人，他们奉命执行任务，不了解情况，高度紧张，以为造反派多么厉害，有点草木皆兵，后来死的两个人就是这种紧张的牺牲品。当然，这是我的估计，但真实情况大约也只能是这样。

刘镇琛信服了他的分析，也就把这份好奇丢到一旁去，问，下面怎么样呢？他反问，你说呢？刘镇琛说，我感到，枪一响，就冷静下来了，下面还是要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大联合、三结合。他说，对，枪一响，冷静下来，就要按照中央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指出的路子走。

他说要回去有事，就与刘镇琛分了手。

不想，又遇到范公望，遇到这个人，就不要想三言两句打发走，但他还是强调老婆刚刚生养，要去照应老婆，范公望却说，农村里刚刚生养的女人，天寒地冻的，就自己下河边洗尿布了，我亲眼看到的。这样，他就只好站下来，听范公望的高论。

范公望说，我们的《形式论纲》，你还记得其中的内容吗？

他说，大意是记得的，我说过，我不敢苟同。

范公望说，你可以坚持你的立场观点，我也可以坚持我的，但你的是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的是目前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们共同承认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转变的。中外历史上都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后来被别的思想取代了统治地位这样的情况。汉初的时候尊崇黄老思想，后来是独尊儒术，变了，这一变，就坚持了两千年。

他点头承认。

范公望说，亭州太渺小了，但它像大海的一个泡沫，同样反映大海的波动。我们就更渺小了，但我们的头脑，同样反映着思想的和社会的斗争，除非我们死了。

他看着范公望，等着听这“序言”之后的“正文”。

范公望说，我们在《形式论纲》里提出过“反题的自身”，“正题的前身”，“人间正道的合题”这三个阶段，今天我可以明确说，它其实隐含着真切的社会内容。现在，亭州的枪声一响，不，已经不止一响了，它在“鹊湖”响过一次，在“一·三刘庄事件”中响过一次，这回在军管会里再次响起，这一回是最惊心动魄的。这些枪声的响起，说明了什么呢？可以说明我和柳春芳合著的《形式论纲》是对的，它预言了不远将来的现实。“反题的自身”已经走到了尽头，它想改变苏联变修式的命运，而让“反题”永远存在，从而成为永远的“正题”。但枪声响起，而且不止亭州一处，是全国性的，说明了它的最终失败。虽然说它是“演习”，但它是认真的，我们也应当认真地看它。只让它演习一次就足够了，不可能再有第二回。为什么？因为枪声响了。人们最怕的就是枪声，再也不愿听到，除非东洋鬼子打来，不得不再有枪声，那是出于无奈。“反题的自身”提出什么“防止论”，那就是意识到了某种不可避免。既然不可避免，那么你要“防止”，就是逆天行事，就要失败。如果我看不到这一天，我的儿子孙子终归要看到这一天。那么，“反题的自身”，终归要回到“正题的前身”。前身是什么？我就不说了。我们的前身才是正题，那个社会才是最正常的社会。你如果不信，只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那时出了那么多大师、巨匠，包括鲁迅在内的那批人，而现在出不了那样的人？那时的一个三流作家，就超过现在的一流作家，学者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说我们的前身才是正题。那么，由反题转入正题，从而得到“人间正道的合题”，就是不可避免、也不可“防止”的，“防止”就是反动，所谓“革命”就是反动。怎么样？我说得对吗？《形式论纲》已经被我们烧了，但它仍是存在的，因为它所说的其实就是历史本身，它将由历史以事实的形式来到我们面前。

他说，我不跟你辩了，从逻辑上，你是站得住脚的，但仅此而已，你不要想我承认得更多一些，哪怕你的“正题”、“合题”成为我眼前的事实，我也不会承认它就是真正的“正题”和“合题”，那时我就会用你的话反过来对你说，你们这是“反题的自身”，必将回到“正题的前身”，从而得到“人间正道的合题”。

范公望大笑，说，好对手，好对手，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那就不说了吧，把眼睁大些，试看来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他说，我想再提醒你一下：马克思于1881年3月8日写给某个人的回信提出过一个重要思想：在某种相应的历史环境下，某些民族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也就是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那种痛苦和屈辱，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我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范公望说，但是，我们看到在许多方面我们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他说，那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汲取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成果为我所用，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你所说的从“反题的自身”，回到“正题的前身”，还有什么“人间正道的合题”，亏你想出了这些概念。如果照你这样僵硬的思想，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国内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呢？是不是要让他们逐一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漫长时光，然后再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岂不荒谬？同样，放在世界范围之内，也应当这样看问题。你的勇敢执着精神，我是佩服的，但在理论上，我无法对你肯定得更多。我们以后继续再辩吧。

跟范公望告别之后，他选择从大街上走。街上比起往日，人少得多，大字报也都是旧的，人似乎都尽量在人行道上贴着墙走，而不是像平常那样满街乱行。作为“好派”对立面的“屁派”，针对“一·九事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好像都被这“一·九”的枪声镇住了，《最后通告》的言出法随、毫不手软、以至流血，令所有人胆寒和想不到。

他走着，看到在大街上的一处地方，聚集着百十人，都静静地仰头听着，原来，在街边一个二层楼上有人在扩音器里讲述《一·九事件真相》，就是讲解《东方红战报》上的那篇大文章，他听出来了，是江进海，言词清楚，有条有理，愤激昂扬。这个学生真有一股得理不让、不屈不挠的劲头，他为之担心和害怕，他快步走了过去。

但他被人一把拽住了，是包吉。他心里真不想跟他们打交道，他甚至露出了畏缩的模样。包吉说，怎么，枪一响，把你吓成这样了？他说，发生这样大的事情，你们也应当冷静下来了。包吉一怔，说，是在研究下面怎么办，反正“控告团”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他们是枪杆子，他们狠。他说，枪杆子不能瞎狠，不是枪杆子也不能瞎狠，这就是教训。他掉头就走，包吉说，你，不想理我们了？包吉的声音里颤动着一种可怜。他掉过头来，说，我的话，你们不听，现在弄成这个结果，还要我怎么说？你带个信给刘克成，不要再搞任何小动作了，老老实实接照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按照《元旦社论》要求的去做，那是必由之路，没有别的可能。文革作为一次演习，现在收尾了。你们应当配合做好收尾的工作，来赢得一些主动。包吉说，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他们做梦都想收拾我们。他说，是灾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以后再谈吧，我老婆生养了，再见吧，我现在要去给家里打电报。他就走了，他能感到包吉站在那里望着他，似乎还想跟他说几句、听他说几句，但既然他说老婆生养了，也就不好再拽住他。勇敢的闯将包吉现在有一丝悲伤和孤独。他狠下心，坚决地离开了包吉，还将离开刘克成，离开江进海、林集，离开他们的这一切。他的头脑里同时出现寒风中小宗静可怜的遗体遗容，和襁褓中刚出生的女儿的红红的小脸蛋，心头一阵痛楚，止不住一股泪水涌了出来……

“我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

他裹紧了一下衣服。丁未年的小寒刚过，天是特别地冷。

Table of Contents

长篇小说终结（第一部）

目录

第一章 泛起（之一）

第二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幸福

第三章 泛起（之二）

第四章 泛起（之三）

第五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一）

第六章 泛起（之四）

第七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二）

第八章 壮年（之一）

第九章 宗进庭的往事回忆：故人

第十章 壮年（之二）

第十一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三）

第十二章 壮年（之三）

第十三章 壮年（之四）

第十四章 壮年（之五）

长篇小说终结（第二部）

目录

上卷

第一章  力尽（之一）

第二章  力尽（之二）

第三章   力尽 (之三)

第四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一）

第五章   力尽（之四）

第六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二）

第七章   力尽（之五）

下卷

第八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三）

第九章 力尽（之六）

第十章 力尽（之七）

第十一章 力尽（之八）

第十二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沉渣

第十三章 力尽（之九）

第十四章 力尽（之十）

第十五 章服刑

长篇小说终结 (第三部)

目录

上卷

第一章  雪夜

第二章  解放

第三章  形式

第四章  乡野

第五章 聚散

第六章 进退

第七章  无妄

第八章 有惧

下卷

第九章  砸烂

第十章  侦察

第十一章   抢枪

第十二章   芦荡

第十三章   骑虎

第十四章  叫将

第十五章   寒夜

第十六章   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