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国度

印度三部曲 Ⅰ

目录

印度之旅序曲：申请一些证件

第一部

第一章 想象力停驻的地方

第二章 阶级

第三章 来自殖民地的人

第四章 追求浪漫传奇的人

第二部

第五章 达尔湖中的童话屋

第六章 中古城市

第七章 进香

第三部

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

第九章 枕上的花环

第十章 紧急状态

第十一章 还乡记

尾声：奔逃

印度之旅序曲：申请一些证件

船上的检疫旗刚降下，孟买港务局卫生处派来的最后一批打赤脚、穿蓝色制服的警察刚离开我们这艘轮船，果亚人柯艾略①就立刻跑上船来，伸出一根长长的手指头，向我招了招，把我引进船上的酒吧，悄声问道：“您身上有没有起司？”

柯艾略被旅行社派来协助我通关。他身材高瘦，衣着寒酸，脸上带着一副紧张兮兮、焦躁不安的神情。我猜他说的“起司”是某种违禁品。我没猜错。他向我要干奶酪。在印度，这可是寻常人家吃不起的珍贵食品。印度政府限制干奶酪进口，而一般百姓还没学会制作这种食物。说来挺有趣，直到今天，印度人也还没学会漂白新闻用纸。但是，对于柯艾略的要求，我却爱莫能助。这艘希腊货船供应乘客的干奶酪，实在不怎么可口。从埃及亚历山大港起航后，在三个星期的航程中，我常常向那位面无表情的侍应生领班抱怨，他们的干奶酪实在难吃。如今，我怎么好意思向他开口要一些干奶酪带上岸去呢？

“没关系，没关系。”柯艾略说。他不相信我的说辞，更不愿意浪费时间听我编造理由。他走出酒吧，蹑手蹑脚沿着一条走廊来回逡巡，查看嵌在舱房门上的每一个名牌。

我走进自己的舱房，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凑上嘴巴，啜一小口，接着又打开一瓶梅达克萨斯白兰地，同样啜一小口。我打算把这两瓶酒带进禁酒的孟买市。在印度政府观光局工作的一位朋友事先提醒我：把整瓶酒原封不动带上岸，肯定会被没收。

稍后，我跟柯艾略在船上餐厅会合。他的神态和举止自在多了，不再那么紧张兮兮。他手里抱着一个巨大的希腊娃娃。娃娃身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在柯艾略那身寒碜的衬衫和长裤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亮丽。她脸庞上那两块红扑扑的腮帮子和一双湛蓝的一动不动的眼睛，使柯艾略那张瘦长的脸孔显得更加阴郁浮躁。柯艾略看见我那两瓶已经打开的酒，脸色登时一变。

“干吗把它打开呀？”

“法律规定的，不是吗？”

“把它藏起来啊。”

“这瓶梅达克萨斯白兰地，瓶身太长，怎么藏啊？”

“平着放不就得了？”

“这种瓶子的软木塞并不可靠。朋友告诉我，他们准许你带两瓶酒上岸，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帮我拿这个娃娃，把她抱在手上，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纪念品。你身上带着‘游客介绍卡’吧？好！这份文件很重要！只要亮出这张卡片，他们就不会搜你的身。干吗还不把这两瓶酒藏起来呢？”

柯艾略伸出双手，猛一拍，霎时间，一个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的男子打着赤脚，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二话不说，拎起我们的行李就走。自从柯艾略上船以后，这家伙就一直躲在一旁静悄悄等候着。我们怀里搂着布娃娃，手里拎着那只里面装着两瓶酒的袋子，爬下船舷，跳进一艘汽艇。柯艾略的随从把行李放好，然后独个儿在船尾蹲下来，整个身子蜷缩成一团。跟主人共乘一艘汽艇，让他感到局促不安，仿佛违反了什么戒律似的。这位主子，只偶尔瞄一两眼我怀里的娃娃，在整个航程中，他只管睁着眼睛，凝视前方，脸上写满了不祥的预兆。

对我来说，早在好几个星期以前，东方世界就已经展现在我眼前了。还在希腊时，我就已经感觉到，欧洲在我眼前逐渐隐没消失。希腊的食物甜腻腻的，充满东方风味，有些我小时候曾经品尝过。希腊的街市到处张贴着印度电影海报——据说，希腊观众最欣赏的是一个叫娜吉丝的印度女明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希腊人热情好客，颇有东方人之风。对我来说，希腊之旅是为埃及之旅作准备的。埃及——黄昏的亚历山大港，宛如一座无比壮阔的、亮晶晶的大拱门矗立在冬季的海洋上。防波堤外，细雨，前任国王②的白色游艇悄无声息，幽然浮现碧波中。船的发动机突然停了，骤然间，码头上响起一阵喧闹声，成群身穿脏兮兮无领长衫的男子仿佛听见信号似的，叫嚷着，争吵着，叽叽喳喳，争相爬上这艘已经满载乘客的轮船，在船中奔跑穿梭着。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不是在希腊，东方世界正式展现在我眼前：脏乱、盲动、喧嚣、突如其来的不安全感——你突然发觉，四海之内皆非兄弟，你的行李随时都会被人摸走。

就在这种地方，你体会到向导的重要性。这种人了解本地习俗，能够帮你摆平一切问题，连那些印刷粗糙、文法不通的表格和申请书，他都看得懂。“我教你怎么填。”在海关大楼，向导指着表格对我说。偌大的一间屋子，挤满了脚夫、导游、官员、闲人、警察和观光客，闹哄哄的，活像一个市场。一个希腊难民凑到我耳朵旁悄声说：“听着，他们打算今晚下手打劫观光客。”他（我的向导）却指着表格上那条标明“日期”的虚线，吩咐我说：“在这儿填写‘一部柯达照相机’。”然后他又指着“签名”那一栏命令我：“在这儿填写‘未携带黄金、首饰或宝石’。”我提出异议。他说：“填！”这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听在我耳中却很像阿拉伯语。这位向导个头高大，脸色阴沉，带着几分好莱坞式的邪气。他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手里握着一根藤杖，不停敲打着他的大腿。我遵照他的指示把表格填妥。他这一招还真管用。“现在，”向导脱下他头上那顶绣着“旅行社”字样的毡帽，换上另一顶代表“×旅馆”的帽子，对我说，“咱们到旅馆去吧。”

此后，一幅接一幅景象次第展现在我眼前，让我看到了以前只在书本上认识的东方世界。在我心目中，每一幅景象都是一个新发现：头一遭，看见那被无数照片和文章描绘得几近神秘的阿拉伯无领长衫，活生生地穿在街头那些男人身上，对我来说，这不啻是一种启示。在那家年华老去、风光不再却依旧充满旧王朝遗风的旅馆，我嗅到了印度种姓阶级制度的气息。那位年纪颇为老迈的法国侍应生只负责招呼客人，替他跑腿打杂、端盘送碗的是一群头戴毡帽、腰缠束腹带、眼神忧伤、一个劲儿绷着脸闷声不响的黑人小厮。旅馆大厅聚集着成群身穿花哨制服的黑人服务生，他们不停钻进钻出，忙得不亦乐乎。跨出旅馆大门，来到街上，你期待的那个东方世界霍然展现在你眼前：面黄肌瘦的儿童、脏乱、疾病、向观光客讨取小费的声声哀唤、沿街叫卖的小贩、四处兜售不知什么票券的黄牛、一抬头就可以瞥见的伊斯兰教寺院尖塔。城中随处可见帝国主义遗留的痕迹：暗沉沉、冷清清、四面嵌着玻璃的欧洲风格商店；发廊里，满脸哀伤的法国美容师压低嗓门说，市面上再也找不到法国香水了，只好将就使用气味浓郁的埃及香水；市场上，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商人以轻蔑的口吻谈论“本地人”。他说他不信任这帮人，除了他的助手，而后者却背着他的主子悄悄告诉我，总有一天，黎巴嫩人和欧洲人全都会被驱逐出埃及这个国家。

一幅景象接着一幅，你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的东方世界，如今，一一呈现在你眼前。在开往埃及首都开罗的火车上，那位坐在过道对面的先生忽然清起喉咙来，一连咳了两声。他鼓起腮帮子，用他那根无比灵活的舌头，把嘴里那团浓痰卷成一颗小球，然后伸出拇指和食指，从口中撮出这颗痰球，凑上眼睛，仔细观赏了好一会儿，才把它放在手心上缓缓揉搓着，直到它消失。这位男士身穿三件式西装，身边放着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开罗到了！东方市集的万种风情霍然展露在眼前：堆满垃圾的狭窄街巷，即使在冬天也臭烘烘的；栉比鳞次的小店里摆满各种仿冒品；人群熙来攘往；满街汽车喇叭齐鸣，让原本已经够刺耳的市嚣声，变得令人更加难以消受；颓败的中古世纪建筑物，一幢一幢，依旧矗立在瓦砾堆中，四处散布着青绿色和宝蓝色瓷砖，让人联想起那早已经消失的“美”和“秩序”的时代——一座座水晶喷泉旁发生的一桩桩风流韵事，唉，在那个其实也不怎么讲求秩序的时代，也许真的发生过吧。

市场中有一个补鞋匠，头戴白色瓜皮小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钢框眼镜，颏下蓄着一部花白胡须，脸庞上布满皱纹——这位仁兄应该摆个姿势，让美国《国家地理》拍张照片：双手灵巧、一脸坚毅的东方匠人。我的鞋底松脱了，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能不能帮我修补一下？他蜷缩着身子坐在人行道上，低头干活，听我这么一问才抬起头来，眯起眼睛瞄了瞄我的鞋子、长裤和雨衣：“五十披亚斯德③。”我说：“四十。”他点点头，伸出手来脱下我的鞋子，然后拿起一把铁锤，二话不说就开始把一根长达一寸的铁钉敲进我的皮鞋。我慌忙伸手抓住鞋子，他笑了笑，一手举起铁锤，一手抓住鞋子不放。我使劲一扯，他终于松手。

埃及的金字塔早已沦为公共厕所——这一点，旅游指南之类的书当然不会提起。四处人潮汹涌：导游、“守门人”、赶骆驼的和成群的男孩（他们的驴子全都名为“威士忌加苏打”）。讨取小费的叫唤声此起彼伏：爸客施舍！爸客施舍！“进来喝杯咖啡吧。我可不是要你买东西哦。我只是想跟您聊聊。尼赫鲁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咱们不妨坐下来谈谈，交换交换意见。我可是大学毕业生啊。”我赶忙搭乘空荡荡的公共汽车回到亚历山大港，提早两天，登上了那艘希腊货轮。

接下来就是一段烦闷而漫长的航程：一个又一个非洲海港，看起来就像辽阔的大陆边缘上的一块块小空地。就在这儿，你终于领悟到，尽管埃及有很多黑人，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非洲；尽管街上到处可见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和阿拉伯男人的无领长衫，但埃及毕竟不是东方世界——它是欧洲的最后疆界。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男人们身上披着的无领长衫显得干净许多，簇新的美国轿车满街奔驰，十分拉风。当局不准我们上岸。我们只好待在船上，眺望吉达港码头上的风光。一只只骆驼和山羊，被一艘艘脏兮兮的不定期货轮上的起重机和吊钩卸到码头上，斋月即将结束，这些畜生将被宰杀，让人们解馋。高高悬吊在半空的骆驼们惊慌失措，只管拼命伸张它们那突然变得毫无用处的四肢，降落到地面时（有时轻轻地，有时砰然一声），它们赶紧蹲伏下身子，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然后朝伙伴们跑过去，挨挨擦擦，互相抚慰。港中一艘汽艇突然失火。我们的轮船拉起警报。几分钟之内，好几辆救火车就赶到现场。我们船上一个年纪轻轻的巴基斯坦学生说：“独裁政府办事可真有效率啊。”

我们已经到过非洲，但船上竟然有四位乘客还没打黄热病预防针。从巴基斯坦传出的天花，这阵子正在英国蔓延。我们担心，轮船抵达卡拉奇港口，会遭受巴基斯坦当局刁难。进港后，一群巴基斯坦官员爬上船来，接受船长招待，几杯酒下肚，检疫的程序也就免了。然而在孟买港口，印度官员却滴酒不沾，连船长敬奉的一杯可口可乐也没喝完。他们感到很抱歉，但那四位没打预防针的乘客必须被送到圣克鲁斯的隔离医院，否则，这艘船就得停留在外港。这四个乘客中，有两位是船长的父亲和母亲。这一来，我们只好待在外港了。

这是一段非常缓慢的航程。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虽然复杂，却十分肤浅。但它毕竟是东方之旅的一段必要的序曲。见识过开罗的市场，卡拉奇的街市风光就不会让人感到格外惊讶。在这两个城市，人们都管小费叫“爸客施舍”。气候的转变非常急遽，从地中海的冬天骤然转换成红海的溽暑，其他改变则缓慢得多。从雅典到孟买，一路上你会察觉到，对人的定义正在逐渐转变，你会发现一种对你来说崭新而陌生的权威和服从关系。欧洲人的身材容貌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非洲人的体型和五官，然后，经由闪米特民族聚居的阿拉伯半岛，融入雅利安人种控制的那一部分亚洲地区。一路上你看到的人，仿佛缩小了，变形了。他们一路跟着你，伸出手来苦苦哀求你赏几个钱。我的反应只能用“歇斯底里”来形容。生平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高尚的、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不容人侵犯，因此，在恐惧心理驱使下，我对那些人的态度颇为凶暴残忍。至于我究竟用怎样的眼光看待东方世界，这一点都不重要。这会儿，我还没有时间进行这样的反省。

唉，肤浅的印象，过度的反应。这一段旅程中，倒有一件事永远铭刻在我心间。轮船停泊在孟买外港那天，我就想起这件事。那时，我伫立在甲板上，眺望着泰姬陵大陆酒店背后的落日，心里想，如果孟买只是这段航程中我们经过的许多港口中的一个，高兴时上岸走走，探险一番，不高兴时就待在船上，不去理睬它，那该多好啊。

那件事发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在这座城市，马车四处横行，只管骚扰游客。马儿骨瘦如柴，车身破破烂烂，就像马车夫身上的那件衣裳。马车夫向你打个招呼，然后把车子驶到你身边，一路跟随你，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直到另一名游客出现在眼前，他才转移目标放过你。每次摆脱这帮家伙的纠缠，逃回船上，我就会大大松一口气。站在甲板上观看马车夫骚扰别的游客，感觉上就像观赏一部无声电影：不幸的人一出现，马车夫就驱赶马车飞窜到他身边，纠缠上他，比手画脚，一路跟随着他，配合他的步伐，最初健步如飞，然后夸张地放慢速度，最后不疾不徐，亦步亦趋。

一天早晨，空旷冷清的偌大码头，忽然热闹起来，感觉上，就像一部无声电影变成一首寂静的史诗。一长排又一长排的双色出租车络绎不绝地开过来，停泊在码头大楼外；一组组黑色马车散布在码头四周，好像只等导演一声令下，就大举出动。右边码头大门，更多的出租车和马车如潮水般不断涌进。马儿踢踏踢踏奔跑不停。马车夫扬起右手，飞扬着马鞭。但这股兴高采烈劲儿只能维持短短的一下子。很快，每一辆马车都各就各位，安静下来。大伙儿期盼的访客终于出现在眼前：一艘巨大的白色远洋邮轮，船上乘载的可能是多金的观光客，但也可能是身上只带了十英镑、准备迁居到澳洲的移民。邮轮缓缓地、悄悄地驶进亚历山大港。更多出租车闯进码头大门。更多马车发狂似的奔驰在码头上，到头来却落得一场空，车夫闲着没事，只好喂马儿吃草。

邮轮一大清早靠岸。直到中午，第一批乘客才走出码头大楼，进入那闹哄哄、乱成一团的码头广场。仿佛听到导演一声令下，马车夫们从柏油地面上卷起草料，塞进驾驶座底下的箱子，然后蜂拥上前，把从船上下来的每一个乘客团团围住。这些乘客看起来活像一只只大肥羊：粉扑扑，怯生生，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拎着照相机，头上戴着草帽，身上穿着光鲜亮丽的棉布衬衫，以抵御埃及冬天的寒气（一阵凛冽的朔风正从海上吹来）。但我们的同情心早已经转移：我们现在站在亚历山大港马车夫这一边。他们乘兴而来，意气风发，却被困在码头上，苦苦等候一整个早晨，所以，这会儿我们都想看到他们一拥而上，劫持这帮观光客，把他们押上马车，穿过码头大门扬长而去。

结果却让我们大失所望。就在邮轮乘客被马车和出租车团团包围，准备弃械投降束手就擒的当儿，两辆簇新的、亮闪闪的游览车驶进了码头大门。从船上俯瞰，这两部车子看起来活像两个精工打造、价格高昂的玩具。一前一后，两辆游览车穿梭在成群的马车和出租车中，缓缓地兜了一圈，转了一个大弯。转眼间，码头上聚集的那群身穿五颜六色棉布衬衫的观光客全都消失无踪，地面上空荡荡的，只剩下冷清清的柏油。马车夫眼睁睁看着肥羊跑掉，不甘心，纷纷追上前，但没追上几步就垂头丧气跑回来，守候在原来的位置上。马儿张嘴衔起柏油地面上四处散落的草料，自顾自吃起来。

一整个下午，成排的出租车和马车依旧逗留在码头上，守候那些没坐上游览车的邮轮乘客。这类乘客并不多。他们三三两两走出码头大楼，举手招呼出租车。尽管不受欢迎，马车夫们的热诚和斗志依旧十分高昂。一有乘客露面，他们就跳上驾驶座，挥动马鞭，催促马儿快跑。这群身上披着破旧大衣、脖子上环绕着围巾、懒洋洋无所事事的马车夫，刹那间仿佛变了一个人，浑身充满活力和意志。有时，马车夫们缠上了落单的邮轮乘客，他们为了抢生意，一言不合就争吵起来，把乘客吓得直往后退缩；有时，一辆马车跟随一个乘客，亦步亦趋来到码头大门口，就在那儿，我们望见这位远远看起来身形十分渺小的乘客停下脚步，认命似的叹一口气，乖乖爬上马车。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天色渐渐暗下来。马车不再奔驰追缠客人。它们缓缓地兜着圈子，在码头上闲荡。北风越来越凛冽，码头陷入黑暗中。华灯初上，但那成排马车依旧在码头上逡巡。直到邮轮灯光大亮，连烟囱都被照耀得宛如火树银花一般，马车夫们才死了心，一个接一个悄悄溜走，把零零碎碎的草料和一堆堆马粪遗留在码头上。

那天夜里，我独自走到甲板上。不远处，街灯下孤零零停放着一辆马车。从晌午到现在，它就一直待在那儿。早些时候，码头大楼周遭闹得不可开交，马车夫们争相抢夺客人，它却静悄悄退隐到一旁。一整天，它没载上一个客人，这会儿深更半夜，当然更不会有客人出来叫车了。车上点着一盏灯，昏昏黄黄。马儿把嘴巴伸到马路中央一小堆干草上，自顾自地吃草。寒风中，车夫身上裹着大衣，手里抓着一大块抹布，不停擦拭着晶亮冷清的车篷。擦完，他拿出一根掸子，拂拭车身上沾着的灰尘，然后又拿起抹布，在马儿身上擦拭一番。不到一分钟，他又钻出马车，重新擦拭起来。一整晚，他就这样钻进钻出，擦拭不停。马儿只管低头吃草，车夫身上的大衣闪闪发光，马车亮晶晶的。整天整夜没等到一个客人。第二天早晨，邮轮驶离亚历山大港，码头又变成一片荒芜。

而今，坐在汽艇中，即将登上孟买码头（奇怪，岸上的起重机和建筑物上的名字全都是英文），我心里想的却是那只不吭声、只管蹲伏在主人身后的动物。同样让我感到不自在的，是码头上的那群衣衫褴褛、身材瘦弱、跟周遭的石砌建筑物和金属打造的起重机形成强烈对比的身影——这些异国身影可一点都不像通俗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浪漫。我忽然领悟到，在孟买，就像在亚历山大港，权力并不值得骄傲。动辄发脾气，摆架子，到头来只会让你瞧不起自己。

当然，柯艾略（教我填写各种表格，帮我摆平一切纠纷的向导）说得一点都没错。孟买果然实施禁酒令，而且雷厉风行。我那两瓶已经打开的酒，被身穿白色制服的海关人员没收了。他们召唤一位脸色阴郁、身穿蓝色制服的男士前来，“当着我的面”查封这两瓶酒。这位蓝衣男子慢吞吞进行这项因属于体力劳动而略显低下的工作，但他仿佛把它当作一种享受似的。他的神态举止告诉我们，他可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国家公务员，尽管这会儿他正在从事一项低级的体力劳动。海关人员交给我一张收据，告诉我，只要我申请到许可证，我就可以领回这两瓶酒。柯艾略却没那么乐观。他说，洋酒一旦被查扣，瓶子总会莫名其妙被打破。但他自己的问题却解决了。海关人员没仔细搜查我们随身携带的物品，连问都不问一声，就让柯艾略的希腊布娃娃过关了。他从我手里抱过娃娃，收下向导费，掉头就走进孟买市街，转眼就消失无踪。这辈子，我再没见过这个人。

待在孟买挺累人的。天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整个人奄奄一息。磨蹭了几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去领回我那两瓶酒。早晨，我作出这个决定，下午，我准备出发。站在“教堂门车站”的阴影中，我犹豫着，究竟要不要跨越那条暴晒在毒日头下的大马路，一路步行到观光局。内心挣扎了好几分钟，我终于鼓起勇气穿越马路。眼前出现一排石阶。我奋力爬上去，坐在一台风扇下歇息。一股比那张许可证还要强大的诱惑力，把我从昏睡中唤醒过来——楼上的办公室开着冷气。在那儿，印度可是一个井井有条，甚至称得上奢侈的国家。办公室的装潢还挺时髦的：墙上挂着一幅幅地图和一张张彩色照片，木架上陈列着各式传单和册子。很快就轮到我了。我依依不舍站起身来，走上前填写表格。办事员也得填写表格，总共三份，而我只需填写一张。接着，他打开好几本各式各样的账册，在上面不知书写什么。最后，他把一沓阔页纸递到我手中——原来，这就是“持有洋酒许可证”。这位先生办起事来干脆利落，待人彬彬有礼。我向他道谢。他说不必客气，只是一点文书工作而已。

一天只做一件事——这是我的生活准则。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才搭乘出租车回到码头。身穿白色制服的海关人员和身穿蓝色制服、从事低等体力劳动的那位男士，看见我回来，颇感诧异。

“你落下什么东西了吗？”

“两瓶酒。”

“你搞错了！我们从你身上查扣了两瓶酒，当着你的面查封的。”

“是啊，我现在打算把它们领回去。”

“可是，我们不会把查扣的洋酒留存在这儿呀。我们没收和查封的每一件东西，都立刻送到‘新海关大楼’。”

离开码头时，他们竟然搜查我搭乘的出租车。

新海关大楼是公共工程处兴建的一栋庞大的双层建筑物。整栋房子弥漫着政府机关特有的阴森气息，屋里人潮汹涌，挨挨挤挤，热闹得就像一间法院。车道、走廊、阶梯、通道，到处都是人。“酒！酒！”我一路嚷着，一路跟随服务人员从一间办公室走进另一间办公室，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钻进钻出。每一间办公室都坐满身穿白衬衫、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男子，他们坐在办公桌前，形容枯槁，一脸憔悴，面对桌上乱七八糟堆放着的各种文件。一位官员把我打发到楼上去。爬上楼梯，我看到一群打赤脚的男子坐在石板地上。最初，我还以为他们在玩纸牌，那是孟买街头随处可见的休闲活动，仔细一瞧，才发现他们在整理包裹。其中一个说，我走错地方了，我应该去后面那栋楼房。这栋建筑物楼下的一个房间挤满衣衫褴褛的男女，看起来就像一间大杂院，但是，另一个房间却堆满布满灰尘的破旧家具，乍看之下，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间旧货店。无人认领的行李就存放在这儿。我终于找对地方了。我走上楼，站在一列长长的队伍后面，缓缓向前移动。队伍尽头，孤零零坐着一位会计师。

“你找错人了。你应该找那位穿白色长裤的先生。瞧，他就坐在那儿。他人很好。”

我朝这位官员走过去。

“你的‘持有洋酒许可证’带来了吗？”

我掏出那一沓签过名盖过章的阔页纸，递到这位官员眼前。

“你的‘运输准证’带来了吗？”

这玩意儿，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你得去办一张运输准证。”

我满身臭汗，筋疲力尽，一急之下险些迸出眼泪来。“但他们没告诉我啊。”

这位官员很有同情心。“我们一再叮咛他们，需要办这个准证。”

我掏出身上所有文件，一股脑儿扔到他眼前：持有洋酒许可证、海关收据、护照、码头使用费收据和“游客介绍卡”。

他煞有介事地把我的文件从头到尾翻看一遍。“没有。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儿没有我需要的运输准证。从纸张的颜色一看就知道。运输准证是浅黄色的。”

“运输准证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们为什么不发一张给我呢？这个准证到底有什么用处？”

“我必须先看看你的运输准证，才能把被查扣的东西交还给你。”

“拜托了。”

“对不起。”

“我马上就给报社写信，揭发这件事。”

“请便。我一再嘱咐他们，记得叫那些领取查扣品的人申请一张运输准证。不单是为了你！昨天，有个美国人到这儿来领取查扣品。为了这张准证，他气得发誓，一领到被查扣的那瓶酒，他肯定会把它砸碎。”

“帮个忙，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弄到这个什么运输准证。”

“发给你收据的人，应该同时给你运输准证呀。”

“可是，我刚从他们那里来呀。”

“我不知道。我们一再叮咛他们。”

“回旧海关大楼！”我告诉出租车司机。

这回，大门口的警卫认出了我们，不再搜查我们的车子。这座码头是我进入印度的大门。只不过几天前，这儿的一切事物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黏湿的黑色柏油，旅客兑换外币的小亭子，各式各样的摊位，身穿白色、蓝色和卡其色制服的海关人员——我兴致勃勃，仔细观看码头上的这些人和这些景物，因为在我心目中，它们是码头大门外那个印度的缩影。如今，我却懒得再看它们一眼。尽管感觉迟钝，我内心深处却感受到一股报复的快感：这几个穿白色制服的海关官员和那个穿蓝色制服的、工作低等的家伙狼狈为奸，玩忽职守，被我当场逮着了，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可是，他们却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运输准证？”其中一位官员说，“你没搞错吧？”

“你告诉他们你打算离开孟买？”另一位官员问道。

“‘运输’准证？”又有一位官员离开自己的办公桌，朝向一位官员走过去，问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运输’准证啊？”

这位官员倒是听说过这玩意儿。“他们曾经行文通知我们。”

原来，运输准证的作用，是让人们把领回的查扣品，从海关大楼运送到旅馆或民宅。

“拜托，发给我一张运输准证，好吗？”

“我们这儿不签发运输准证。你得去……”他抬起头来瞄了我一眼，心肠软了，“呃，我把地址写给你吧。瞧，我把你的编号也写在上面。这一来，你到新海关大楼后就不必再像没头苍蝇那样四处乱找了。”

出租车司机一副气定神闲、见怪不怪的模样。看来，这种场面他早就见多了。我把地址念给他听，没等我念完，他就猛踩油门，飞驰进晌午时分满城汹涌的车潮中，一路穿梭蛇行，来到一栋外面悬挂着黑白两色布告板的巨大砖砌建筑物前。

“去吧，”从司机的口气，我听得出他满同情我的。“我在这儿等你。”

每一间办公室门外都挤着一小堆人。

“运输准证！运输准证！”我一路叫嚷。

在几个锡克教徒④指点下，我终于来到大楼后面一间低矮的库房。旁边有一扇门，门上标示着“禁区”。一群工人排列成一纵队，鱼贯走出门来，举起双手，让把守在门口的武装警卫搜身。

“运输准证！运输准证！”

我走进一条长长的走廊，看见那儿聚集了一群锡克教徒。他们是货车司机。

“洋酒准证！洋酒准证！”

好不容易，我终于找到了这间办公室。它坐落在底层的一间低矮的长方形房间，避开天上那一轮火热的日头，整间屋子阴阴暗暗的，就像伦敦城里的地窖，但四处弥漫着老旧纸张散发出的一股暖烘烘、灰扑扑的霉味——文件堆满各个角落：在那一排排直伸到灰色天花板的架子上、在办公桌和椅子上、在办事员和身穿卡其色制服的信差手中。那一沓沓卷宗被翻阅过无数次，皱巴巴、软趴趴的，几乎每一页都打起了折角。许多档案贴着早已褪色的粉红纸条，一样皱巴巴、软趴趴，上面标示着“速件”、“急件”或”立即办理”。在这一堆堆、一沓沓和一捆捆的文件中，一群面无表情的办事员四处散坐着。他们有男有女，拱起肩膀，垂着头，躲藏在办公桌上堆叠的卷宗后面，脸色显得十分苍白——印度人特有的那种苍白。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独自坐在房间角落一张办公桌前，脸有点浮肿。我猜，大概是消化不良的缘故。别看他这副德行，若不是这位老先生坐镇这间办公室，说不定他手下那群办事员早就被堆积如山、无所不在的文件淹没了。

“运输准证？”

老先生慢吞吞抬起头来，瞅了我一眼，脸上并没显出惊讶或愠怒的表情。各种贴着粉红纸条的文件，散布在办公桌上。一台台式电风扇恰好放在那儿，不断吹拂桌上的纸张，却没把它们弄乱。

“运输准证。”他嘴里喃喃地念着，仿佛在咀嚼这几个听起来冷僻的字眼。但他在脑海中的档案搜索了一会儿终于恍然大悟。“填写一张申请表格吧，一张就够。”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表格？”

“这种表格到现在都还没印好呢。你就写一封申请函吧。呃，把这张纸拿去，坐下来写。写给‘孟买市间接税务暨禁酒事务局局长’。你的护照带来了吧？把护照号码写上去。哦，别忘了写下‘游客介绍卡’号码。我会立刻办理这件事。”

我遵照指示，把“游客介绍卡”号码〔TIO(L)156〕抄录下来。老先生果然立刻办理这件事。他把我的文件递交给一位女性职员。“德赛小姐，能不能请你马上填写一张运输准证？”在他的口气中，我听到一种难以言喻的骄傲。在这间办公室待了一辈子，他依旧能够体会和感受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无穷乐趣，而且，尽管不动声色，他也愿意将这种乐趣传递给他的手下，与他们分享。

不知怎的，我却连最简单的句子也写不出来，连最普通的英文单词都会拼错。情急之下，我把办公室主任给我的那张纸揉成一团。

主任抬起头来瞄了我一眼，带着责备的口气，温和地说：“一份申请书就够啦。”

在我身后，德赛小姐正在填写表格。她使用的是前大英帝国政府机关普遍采用的那种粗钝、无法擦除、字迹又难辨识的铅笔——这种书写工具的唯一优点，是它能够应用在复写纸上，减少抄写的麻烦。

好不容易，我终于把申请书写好了。

就在这当口，我带来的女伴忽然头一垂，身子向前一倾，砰然一声，整个人昏倒在椅子上。

“水！”我对德赛小姐说。

她一面书写，一面伸出另一只手来，指了指架上一个满布灰尘的空玻璃杯。

办公室主任正皱着眉头批阅其他文件，这时他抬起头来，望了望昏倒在他前面那把椅子上的女人。

“身体不舒服吗？”他的口气还是那么的温和平稳。“让她休息一会儿吧。”说着，他伸出手来，把桌上那台电风扇挪开。

“水呢？”我问道。

躲藏在文件堆后面的女职员们纷纷抿起嘴唇，扑哧扑哧笑起来。

“水！”我扯起嗓门，朝一位男职员呼喝了一声。

他站起身来，一声不吭，朝房间尽头走过去，转眼消失无踪。

德赛小姐把表格填妥，抬起头来，惊恐地望了我一眼，然后抱着厚厚的一本拍纸簿走向办公室主任。

“运输准证准备好了，”主任对我说，“你把申请书写好，就过来签个名吧。”

那位男职员回来了，两手空空。他一声不响，径自朝办公桌走过去，一屁股坐下来。

“水呢？”

他瞅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来自顾自处理他的文件。他没开口，也没像一般印度人那样耸耸肩膀，但眼神中却流露出一股厌恶。

这种态度比不耐烦还要令人难以忍受。这简直就是粗鲁、没教养、忘恩负义。就在这当口，一个身穿制服、骄傲得就像一位军官的杂役，趾高气扬地走进办公室。他手里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杯水。我现在总算弄清楚了：职员是职员，杂役是杂役，各司其职，不相混淆。

危机宣告结束。

我在表格上签下三个名字，终于领到运输准证。

主任打开另一个卷宗。

“纳德卡尼，”他柔声呼唤一位男职员，“这份备忘录我看不懂呢。”

他早就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出租车内闷热不堪，座位滚烫。我和女伴来到朋友的公寓，一直待到天黑。

朋友的朋友走进屋里来。

“怎么了？”

“我们去申请运输准证，她昏倒了。”我故意轻描淡写，免得让朋友难堪。随后我又补上一句：“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吧。”

“这跟天气毫无关系。你们这些从国外来的人，老是怪罪这里的天气和水。这位小姐根本就没事！来到这个国家之前，你们就对印度存有成见。你们读了太多西方人写的、对印度充满偏见的书。”

那位打发我去申请运输准证的官员看见我回来，显得非常开心。但这还不够。我必须去找库尔卡尼先生，向他查询缴交仓库费用的手续。问清楚该缴多少钱后，我得马上赶回来，跟身穿蓝色制服的职员接头，然后到出纳室走一趟，把仓库费用付清，再回头去找库尔卡尼先生，领回我那两瓶酒。

我手里握着一沓文件，找不到库尔卡尼先生。有人想把它拿走。我知道他只是好奇和好心，想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肯放手。他瞪着我，我瞪着他。我终于放手。他翻了翻那沓文件，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走错地方了。

我扯起嗓门尖叫一声：“库尔卡尼先生！”

周围的人全都吓了一大跳。有人跑过来安抚我，把我带进隔壁一个房间。原来，库尔卡尼先生就一直躲在这儿！一群民众正在排队等候。我冲到队伍前头，高高举起那沓文件，一面挥舞，一面朝库尔卡尼先生大声叫嚷。他赶忙伸出手来，夺下我手里的文件，匆匆浏览一番。队伍中的几个锡克人开始抱怨。库尔卡尼先生哄他们说，我是一位大人物，有急事，而且我比他们年轻。说也奇怪，听到这番说辞，那几个锡克人登时就安静下来了。

库尔卡尼先生吩咐手下，把相关账册全都搬过来，堆放在他办公桌上。他低着头，一面翻阅账册，一面举起手里拈着的那支黄铅笔，做出一个灵巧而优雅的手势。聚集在办公桌前的那群锡克人，立刻向两旁散开。库尔卡尼先生拿起眼镜，架在鼻梁上，抬起头来瞄了瞄对面墙上挂着的日历，扳起手指头，计算一番，然后摘下眼镜，又低下头来查看账册。他举起黄铅笔，又做了一个心不在焉的手势。锡克人又排成一队聚集到他的办公桌前，把墙上的日历挡住。

接着，我又回到楼上。身穿蓝色制服的职员拿起印章，在库尔卡尼先生交给我的那张纸上盖个印，然后打开两本账册，把这笔账登录进去。出纳员又在文件上盖个章。我掏出钱来，把仓库使用费付清。出纳员把这笔收入登记在另外两本账册中。

“嗯，办好了，”海关官员接过那份盖着两个关防大印、外加三个签名的文件，匆匆浏览一番，然后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大名。“手续完备，你可以领回你那两瓶洋酒了。赶快到楼下去找库尔卡尼先生吧。办公室快关门了。”

①果亚是印度西海岸一个地区，濒临阿拉伯海，距孟买约400公里，原为葡萄牙属地，1961年12月并入印度，现为印度联邦一个行政区。柯艾略（Coelho）是葡萄牙姓氏。—译者注（本书中除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②这里指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Farouk I, 1920－1965），1936年登基，1952年逊位。

③披亚斯德，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和苏丹的货币单位，符号为P。

④锡克教徒信奉的锡克教为印度教的一支。一般人印象中的锡克人身材魁梧，头缠红布巾，蓄着络腮胡，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

第一部

第一章 想象力停驻的地方

南太平洋的对跖群岛（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我们想起孩提时代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疑问。只不过几天前，我还期盼，这一座荡漾在大海中虚无缥缈的堡垒会成为我们返乡航程中的一个定点，但是，现在我发觉，就像我们的想象力停驻的每一个地方，它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阴影——向前迈进的人永远捕捉不到的东西。

——达尔文

《小猎犬号航海记》（Voyage of the Beagle）

那位做生意的朋友批评我：你读了太多西方人写的、对印度充满偏见的书。这么说对我并不公平。他认为正确、值得一读的书，我读过不知多少本。况且印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我童年生活的背景。我外祖父来自印度，但他从不曾向我们描述这个国家的山川文物，因此对我们来说，印度并不是真实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存在于特立尼达这个小岛外面的茫茫太虚中的国家。离开印度后，我们家族的旅程就算终结了。印度是虚悬在时间中的国家。它跟我后来发现的那个国家——许多经过格兰茨出版社和艾伦与安文公司出版的立论“正确”的书籍，以及《特立尼达卫报》刊载的发自印度的电讯——实在联系不起来。在我心目中，印度依旧是一个特殊、与世隔绝的地方，它哺育过我外祖父和其他出生在印度以契约劳工身份来到特立尼达的乡亲，但即使是这段历史，后来也湮没在茫茫太虚中（就像印度这个国家），因为在这些人身上，我们看不到卖身契约遗留下的痕迹，甚至看不出他们当过劳工，做过苦力。

如今，回想起特立尼达岛上的童年生活，我记得一位老太太。她是我母亲娘家的朋友，皮肤白皙，满头华发，平日喜欢穿金戴银，显得十分阔气。她只会讲印地语。她那优雅的举止言谈，配合她丈夫的翩翩风采（他唇上留着浓密、花白的八字胡，身上总是穿着一套纤尘不染的印度服装，却十分沉默寡言，跟他妻子的聒噪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开始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心目中，这对夫妇简直就是高不可攀的外国人，虽然他们跟我们家非常亲近，平日往来十分密切（他们经营的那间小铺子，就在我外祖母的商店附近）。他们来自印度。这样的出身和背景赋予他们一种神秘而迷人的魅力，但这份魅力到后来竟也变成一种障碍。他们漠视特立尼达，不，应该说，他们自绝于特立尼达。这对老夫妻根本不想学英文，而英文正是孩子们日常使用的语言。老太太嘴里有两三颗金牙，因此，人人都管她叫“金牙婆婆”。这个混合了美式英语和印地语的称呼显示，她所属的那个世界如今已经渐渐消退、隐没了。金牙婆婆一辈子没生养过儿女，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她常来我们家走动，在孩子们面前扮演祖母的角色。这份苦心并没得到回报，大伙儿还是不怎么喜欢她。此外，她老人家还有一个缺点：贪吃，就像一个小孩，常常不请自来，到我们家吃饭。你若想整她老人家，很简单，只要拿一块巧克力通便剂请她吃。有一天，她在我们家发现一大玻璃杯看起来像椰奶的东西，二话不说，端起来就往嘴里直灌，一口气喝个精光，结果却生病了，躺到病榻上。她老人家终于忏悔了——但她那种悔悟听起来却像是责备。原来，她喝了一大杯白色颜料。令人诧异的是，她老人家竟然硬着头皮把它喝光，眉头也不皱一下。在饮食方面，金牙婆婆倒是充满实验精神，喜欢尝新，一点都不像印度人。这个耻辱一辈子跟随着她，直到她去世那天。就这样，一个“印度”在我们眼前垮掉了。长大后，我们搬进城里，金牙婆婆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便渐渐缩小了，贬低了，变成一个古怪的乡下老太婆，不值得我们交往。那时她的世界显得那么遥远，那么死气沉沉，然而事实上，时间并没把我们跟她老人家分开。

我还记得一个叫“巴布”的人。他也留八字胡，十分严肃沉默，平日不苟言笑，一如金牙婆婆的丈夫。在我外祖母的家庭中，巴布占有一个奇怪的职位。他也是在印度出生，但他为什么会待在我们家，独个儿居住在厨房后面的一个房间里，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我们小时候居住的那个世界实在很窄小闭塞。关于巴布，我只知道他出身武士阶级（即刹帝利），如今，这个雄赳赳的大男人，每天黄昏却孤零零蹲在阴暗的房间里，给自己弄一顿简单的晚餐——揉面，切菜，做一些在我看来只有女人才该干的活儿。难道，这位印度武士也当过劳工？在我们小时候，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后来却被证实了，只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乎这种事情了。我们已经搬家，外祖母要找人帮我们挖一口井。巴布从他仍居住的那个房后的小房间来了。井越挖越深。巴布乘吊床进入井中，把挖掘出来的泥土堆放在吊床上，让人们拉上去。有一天，吊床没有运载泥土上来。巴布挖到了石头。最后一次，他乘吊床回到地面上，随即收拾行囊，返回他那个太虚幻境中。往后，我再也没看见过他。偶尔看到板球场边缘那个深洞，我才会想起这位印度武士。井口已经铺上木板，但每次看到精力过人的守场员奋勇追逐边线球时，我就会感到心惊肉跳，生怕他们一脚踩进坑洞中。

严格说，在特立尼达，“印度”并不是显现在我们周遭那些人物身上，而是存在于我们家中的一些器物上：一两张破旧不堪、脏兮兮、不再能够睡人的绳床，这些年来一直不曾修补过，只因为在特立尼达实在找不到拥有这种技能的工匠，但我们还是把绳床保存下来，让它占据家中一点空间；几张用稻草或麦秆编织成的草席；各式各样的黄铜器皿；好几台木制的传统手工印染机，早已报废，因为现代工厂生产的印花棉布花样又多，价格又便宜，况且，印染技术也早已经失传了，在特立尼达再也找不到一位印染师傅；大本大本的书籍，纸张粗糙易碎，油墨浓浓腻腻；大大小小的皮鼓和一架残破的簧风琴，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图片，画中的印度神或坐在粉红莲花座上，或光芒四射地背对着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琳琅满目的祈祷用具——铜铃、铜锣、模样很像罗马油灯的樟脑炉、用来舀取和分配“神酒”的长柄汤匙（印度农民的神酒，平日喝的是红糖和水，加上几片菩提树叶，节日里喝的则是加糖的牛奶）、各式各样的神像、一颗颗光滑圆润的鹅卵石、用檀香木削成的棒子。

我们家族的旅程已经终结了。如今，在我个人的这趟印度之旅中，我会发觉，我们家族的迁徙和转变——从印度北方邦东部，漂洋过海来到特立尼达，到底有多彻底，究竟能不能再回头。当初，我外祖父从老家的村庄出发，走好几个钟头的路，来到最近的铁路支线车站，搭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港口，然后搭船在海上度过三个月，最后才抵达特立尼达。而今，“印度”只存在于我们家的一些器物中。但我们的印度小区，表面上看起来自给自足，却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很快，我们就不再使用传统的扫帚。木匠、泥瓦匠和补鞋匠的技艺，本地人可以提供，但我们到哪里去找织工、印染师傅、制作黄铜器皿和印度绳床的工匠呢？因此，我外祖母屋里的许多东西是无法替换的。这些东西备受珍惜，因为它们来自印度，但外祖母继续使用它们，直到这些东西彻底残破、腐朽了，而她老人家并不会因此感到懊恼悔恨。后来我才领悟到，这就是印度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习俗必须保持，因为它是古老的东西，这就是薪火相传。至于究竟有没有一个古老的过往文明支撑这种传承，却不是那么重要。古老的东西，无论它是一尊笈多王朝①神像还是一张绳床，不管它有多神圣崇高，都必须被人使用，直到它残破腐朽、不堪使用为止。

小时候，对我来说，哺育过我周遭许多人、制造出我家中许多器物的印度，是一个面貌十分模糊的国家。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把我们家族迁徙的那段日子看成一个黑暗时期——从大海伸展到陆地的那种黑暗，就像傍晚时分，黑夜包围一间小茅屋，但屋子四周还有一点光亮。这一圈光芒就是我在时空中的经验领域。即使到了今天，尽管时间扩展了，空间收缩了，而我也已经在曾经被我看成黑暗的地区，神志清明地畅游过了，但那团黑暗依旧残留着，残留在今天我再也无法接受的那种人生态度、那种思维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中。当年，我外祖父鼓起勇气，完成了一趟险阻重重的航程。生平第一次离乡背井，他面对的是一个崭新、令人惊愕的世界，包括距离他那座村子好几百英里的大海。可是，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一旦离开家乡，他老人家就不再观看这个世界了。后来，他曾经返乡，但只是为了带回更多印度的东西。在特立尼达，为我们家兴建一栋住宅时，他拒绝参照岛上各式各样的殖民地式建筑风格，而是自己动手设计蓝图，建造出一间笨重、平顶、怪模怪样的屋子，而这种房舍，日后我在印度北方邦那些残破的小镇一再看到。外祖父他老人家遗弃了印度，然而，就像金牙婆婆，他也弃绝特立尼达。可是，他却能够脚踏实地活着。他那座村子外面的任何事物都打动不了他的心，没有人能逼迫他走出他的内心世界，不论到哪儿，他都随身携带着他的村庄。一小群亲友，加上几亩土地，就足够让他老人家在特立尼达这座岛屿中央，心满意足地重新建立一个北方邦东部的村庄。在他心目中，这儿就是辽阔浩瀚的印度大地。

身为他的子孙，我们却无法弃绝特立尼达。我们家那栋房子外观很奇特，但也不比岛上其他房屋独特多少。从小我们就察觉到，我们这座岛屿聚居着各色人种，汇集着各式各样的房屋。毫无疑问，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器物和习俗。我们吃某种食物，举行某些仪式，遵守某些禁忌，我们了解到别的种族也有一套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我们不愿分享他们的东西，也不想让他们分享我们的东西。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没有人教导，但从小我们就体会到这点。我们从不刻意去想，我们身为印度人在这个多元种族社会的处境。别的种族难免会批评我们（长大后，我才领悟到这点），但这些话不会传进我们家里，而就我记忆所及，小时候我们家从不讨论种族问题。尽管生活在一个充满种族差异的社会中。说也奇怪，我在这方面却能够一直保持赤子之心，纯真得不得了。记得，在学校念书时，我最喜欢的一位老师却让我感到很迷惑，因为他有一头纠结成一窝的鬈发。百思不得其解，我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位老师跟我一样，这会儿还在长大中，再过几年，头发自然会长得又长又直。我们家里从不讨论种族问题，但不知怎么回事，从小我就觉得穆斯林比其他族群更特别。他们不值得信任；他们会陷害你。穆斯林一走近我外祖母的屋子，大人们就会指点着他那与众不同的帽子和灰白胡须，警告我们，可千万要小心，莫招惹这种人。在我们眼中，我们家族之外的每一个族群所具有的特征，在其他印度人（尤其是印度教徒）身上比较容易察觉，因此也比较让人放心。种族意识迟早会进驻我们这些小孩的心灵，但在这之前（一直到最近），我们凭借古老的、印度式的阶级区分来面对社会上那种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些许情趣和风味的族群敌对关系，尽管这种区分在今天的特立尼达早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家庭外面的每一件事物都具有这种歧异性。离家时，我们得面对和接受这种差别，有时甚至可以把它忘掉，譬如在学堂里。然而，每次跟别人交往，一旦发现对方咄咄逼人，侵犯到我们的信仰和习俗，我们就会开始退缩，跟他们保持一段距离。记得有一回（其实这件事是后来发生的，那时我们的家庭生活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我被带去探访一家人。他们跟我们家并没有亲戚关系，这使得我们的造访让人觉得有点突兀。不知什么缘故（也许是听别人说的吧），我心里早就认定他们是穆斯林，因此，在我眼中，这家人的生活方式确实与众不同，简直就是非我族类。这种差异显现在他们的外表、衣着、房舍以及我最担心的——食物上。他们请我们吃一种又硬又脆、跟牛奶搅拌在一起的细面条。不知怎的，我就是相信，这种食物肯定跟某种神秘诡异的仪式有关。望着手里的一碗面条，我实在吃不下。后来我才晓得这家人是印度教徒。我们这两个家庭，后来还成为亲家了呢。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和生活方式总会无可避免地渐渐凋萎变质。我们搬到特立尼达首府后，由于城里印度人很少，这种改变进行得更快了。外面的世界大举入侵。我们变得越来越退缩，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仿佛见不得人似的。然而有一回，我们却公开向这座城市提出挑战。我外祖母想在一株菩提树下举行一种叫“卡塔”的印度教诵经法会。整个特立尼达岛，只有一株菩提树，而这棵树生长在府城的植物园。我们向有关单位提出申请。出乎我们的意料，许可证竟然发下来了。于是，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们一家子围坐在挂着植物园标签的菩提树下聆听印度教大师念诵卡塔经文。燃烧供品的火堆，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整座植物园弥漫着松脂、红糖和印度奶油的气味，铜铃、锣鼓和海螺等法器的吹吹打打震天价响。早晨在植物园中散步的市民，男女老少，纷纷驻足围观。一位谨守星期六为圣日的基督复临安息日教派信徒只管瞪着我们，显然把我们当成异端看待。在幽静的植物园中，一场古老的、源自另一个大陆的、属于雅利安人种的宗教仪式，正在一株菩提树下举行，距离特立尼达总督官邸不过数百码之遥。整个场景充满田园风味，宛如一首牧歌。但直到长大后，我们才体会这一点。那时，我们还在学校读书，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众目睽睽之下参加这种仪式，实在让人觉得很难为情。我们羞答答怯生生地端坐在菩提树下，忍受别人异样的眼光。我们那个原本隐秘的世界，很快就缩小了，渐渐消失了。尽管如此，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的少数几位虔诚的印度教徒，偶尔还会供养婆罗门，而我们这一家正巧属于这个阶级，于是我们就去接受供养，大吃大喝，临走时还接受主人的馈赠——几匹布和一个红包。我们从不怀疑自己的好运。高高在上接受供养，确实是一种好运道。吃完一顿大餐后回家，穿着普通的衬衫和长裤走在街上，我们又变成普通的孩子，跟城中其他男孩没什么两样。

在我看来，这样的好运道难免有些许欺诈色彩。我的家族栽培过无数梵学大师——印度教的智者和贤人，但我从小就不信宗教。我对宗教仪式毫无兴趣。这些活动往往拖得太长，没完没了，而食物到最后才端上来。我听不懂印度教祭典使用的语言（家中的长辈似乎以为，凭着本能和直觉，小孩子应该听得懂这种语言），从没有人向我解释仪式和祷词的含义。在我眼中，每一场仪式都是一样的。神像对我毫无吸引力，我不想花心思探索它们的来历和意义。我不信宗教，厌恶仪式，没有能力从事玄学上的思考——这似乎违背了遗传规律，因为我父亲天生喜欢思索宗教（尤其是印度教）的问题。因此，生长在正统印度教家庭的我，对印度教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我毕竟受过印度教熏陶。那么，印度教对我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呢？或许，印度教提供给我一套修身养性、待人处世的哲学吧。我不清楚。我叔叔常对我说，我的弃绝其实是可以被接受的、另一种形式的印度教精神。剖析自己的内心，我只找到印度教对我的三种影响：人类的差异性（这点我在上文已经解释过）、模糊的种姓阶级意识，以及对一切不洁事物的排斥。

直到今天，每次看到有人用自己的盘子装食物喂养猫狗，我就会感到不寒而栗。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不洁的行为，就像小时候在学校，看见同学们分享一支棒冰，你吮一口我舔一下，或者就像在别人家里，看到妇女们手里拿着一根长柄勺，一面搅动锅子，一面舀取食物往自己的嘴里送。这样的情景总是让我感到恶心。这不仅仅是族群的差异性，它还牵涉到印度教的一大禁忌：不洁。说也奇怪，在形形色色的食物禁忌中，只有甜食被豁免。我们在街边摊购买木薯糕，吃得津津有味，但黑人工人逛街或看球赛时最爱吃的黑布丁和各种腌制食物，我们打死都不敢尝一口。你也许会以为，我们家里吃的食物，千百年来从不曾变换过，吃来吃去总是那几样东西。实则不然。族群之间的食物交流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我并不清楚，但我知道，我们家族不断采纳其他族群的烹调方式，诸如葡萄牙人的西红柿和洋葱炖锅（里面几乎可以加入任何食材），以及黑人用山药、大蕉、面包果和香蕉制作的各种食品和点心。其他族群的菜式一旦被吸收，就变成我们家庭食物的一部分，但外面餐馆和路边摊卖的东西，我们还是不敢品尝，我的偏见是那么的深，以致十八岁生日前几天离开特立尼达时，我只在餐馆吃过三次饭。从特立尼达出发，转眼就抵达纽约市，但这段旅程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梦魇。我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又饿又怕的一天。搭船前往英国的南安普敦港，一路上我只吃甜点和糖果。我给服务生小费时，他忍不住对我说：“别的客人拼命大吃大喝，就像猪一样，先生您只吃冰淇淋，真难得啊。”

食物是一回事，种姓又是另一回事，两者可不能相提并论。年纪稍长后，我很快就发现，种姓阶级制度在特立尼达其实只是我们关起门来玩的一种私人家族游戏，但有时候它却能够影响我们对外人的态度和看法。有一位远亲结婚了。听人家说，她丈夫出身“查玛尔”阶级——所谓“查玛尔”就是皮革工人。这个男人很有钱，交游广阔，很有见识，在他那一行中称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他毕竟是个“查玛尔”。也许，这只是个谣言（印度人的婚礼总会出现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和毁谤），但往后每次见到这对夫妻，我就会想起这个谣言，而这种对种姓差异的敏感性是不由自主产生的。这一辈子，只有这一次，我用种姓阶级的眼光看待一个人。这场婚礼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举行的。在印度，一般人也会被他们所属的种姓阶级染上特定的色彩，尤其是事先公布种姓身份，不管这样做是出于善意或恶意。然而，同样是种姓阶级制度，在印度和特立尼达，它给我的感觉却截然不同。在特立尼达，种姓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偶尔提到种姓，也只不过用它来彰显一个人的潜在特质——它传达出的讯息，跟一位手相家或字迹鉴定专家的见解，实在没什么两样。在印度，种姓却意味着一种强制而且残酷的劳力分工：可以把一个打扫厕所的人贬到社会最底层，让他受尽屈辱，而这是我在特立尼达时从没想到过的。在印度，种姓可不是好玩的东西。待在印度那段日子，我从来不想知道我遇到的那些人出身什么种姓阶级。

我没有信仰，我不喜欢参加宗教仪式。在这种活动中，我总是看到荒谬的一面。我拒绝跟堂兄弟们参加“贾内瓦”——新生儿生命线仪式。典礼结束时，接受仪式的小伙子顶着一颗大光头，拿起一根簇新的丝线，捡起行囊和手杖，向族人们宣布，他准备前往圣城巴纳拉斯②求学。（两千年前，住在印度乡村的小伙子就是这么做的。）他母亲哭哭啼啼，哀求他别走，但他坚持要去圣城求学。就在这当口，家族中一位长辈被召唤前来，劝导这个小伙子。小伙子心一软，终于放下手里的行囊和手杖。这出戏看起来还挺精彩的。但我没忘记，此刻我们身在特立尼达岛上，距离南美洲海岸只有十英里，而我也知道，如果我的一位学业成绩并不怎么好的堂兄弟，打扮成印度教托钵僧的模样，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西班牙港街道上，假装前往印度圣城巴纳拉斯求学，那肯定会引起路人围观，指指点点，我才不想这浑水。如今回想起来，我却觉得，在特立尼达岛上一间庭院中演出的这出古老印度戏剧，乍看之下荒诞不经，实际上倒是很感人很有意义的。

我拒绝参加这类活动，不过话说回来，童年时代有关印度教的记忆，却也并不全然是负面的。有一天，学校上自然科学课，老师要我们用虹吸管做实验。这项实验的目的，我现在忘了，只记得老师拿出一个烧杯和一根管子，要全班同学依序传递，接到烧杯和管子的同学，必须凑上嘴巴吮一吮管子，然后观察烧杯里的化学反应。传到我手里时，我没吮那根管子，就把它传到下一位同学手中。我以为没人发觉，但却听到后排一位同学压低嗓门悄声说：“这家伙是真正的婆罗门。”这位同学也是印度人，家住西班牙港，是班上最难缠的男孩，大伙儿都怕他，但他说这话时语气却相当友善，甚至还带着几分赞许。这让我感到有点惊讶。我原以为出身西班牙港的男孩对印度教的传统一无所知，没想到他却一眼看出我的身份和阶级。同样让我感到诧异的是，他竟然在公开场合把我们的另一半生活（隐秘的那一半）揭露出来。听到他那句话，我却也觉得很开心。从此，我对这个印度男孩有了好感，对他格外亲切，但同时也感受到一种共同的悲哀、共同的失落：我的失落（他并未察觉到）是我自己的个性造成的，可说是咎由自取；而他的失落，从他的行为看来，却是历史和环境造成的。这种感觉，日后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又会强烈地涌上我的心头——那时我客居伦敦，整个人都迷失了。

西印度群岛的一些作家，尤其是乔治·拉明，对我的作品颇有微词；他们觉得，我不够关注特立尼达岛上的其他非印度族群。根据拉明的说法，不同族群间的冲突和对立是西印度群岛最基本的生活经历。这话没错。西印度群岛的族群问题越来越严重。然而，把我童年时代那个文化的衰微看成是族群斗争产生的结果，不免会扭曲事实。在我看来，各个族群的文化在西印度群岛并存，互相排斥，壁垒分明。其中一个文化日益萎缩凋零，这是无可避免的趋势，因为生活在这个文化中的人只依靠记忆过活；表面看来，这个文化依旧完整，但那只是个假象。它衰颓了，并不是因为遭受外力攻击，而是因为它不断遭受另一种文化的渗透。我只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提出我的看法。我在这本书中描述的家庭生活，事实上在我六七岁那时就已经开始消散，我十四岁时，它就已经不复存在。我弟弟虽然只比我小十二岁，但我们之间却存在着一道比寻常代沟还要难以跨越的鸿沟。对我们家族那个隐秘的、苟延残喘的、一直撑到二十五年前才崩塌的世界和文化，我弟弟毫无记忆，而这样的一个世界和文化，是从东半球一个神秘幽暗的国度——印度，一路延伸到西半球的特立尼达。它日渐衰弱呆滞，终至败亡。

对我来说，这样的世界能够存在于特立尼达（即使只是在一个小孩的意识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而更令人诧异的是，我们居然能够接受两个分离而并存的世界，一点也不觉得格不入。在其中一个世界中，我们仿佛戴上眼罩，只看得见我外祖父的村庄，一旦走进外面的那个世界，我们才会有充分的知觉，才会有完整的自我意识。而今来到印度，我会发觉，我那个比较新的、现在也许比较真实的自我所排斥的许多东西（自以为是、对批评无动于衷、拒绝面对事实、说话含糊其辞、思想矛盾的习性），在我的另一个自我中都能够找到响应，而我却以为，这个自我早已经被埋葬了，想不到一趟印度之旅就足以让它复活。我了解的比我愿意承认的还要多，还要深。我在这本书中描述的成长经历，虽然因很早就被中断而失去意义了，但却能够在我心灵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不能不算是一桩奇迹。印度人是古老的民族，也许，他们会永远属于那个古老的世界。印度人对已经确立的、历史悠久的事物，怀抱着一种莫名的敬畏。在外人看来，这样的态度固然显得有点笨拙荒诞，令人难以理解，但却会让人联想起古罗马的喜剧——滑稽而认真，这展现了罗马人虔诚的一面。我早已弃绝传统，然而，当我听说在孟买举行的印度教“排灯节”庆典上，现在使用蜡烛和电灯泡，取代我们在特立尼达仍旧使用的那种用陶土制造的古老油灯，我心里就感到非常气愤。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天生不信宗教的人呀。可是，当我听到那位同学悄声说“这家伙是真正的婆罗门”，我心里感到莫名的悲哀——我是为了古老习俗的衰微和宗教信仰的沦丧而哀伤啊。多年后，在伦敦，当我接到拉蒙的死讯时，我再一次感受到这种悲哀。

拉蒙约莫二十四岁。他死于一场车祸。这样的结局倒也在人们意料之中。他玩车玩了一辈子。为了汽车，他跑到伦敦，把他的父母和妻儿丢弃在特立尼达。拉蒙刚抵达伦敦，我就结识了他。第一次见面是在切尔西区③一套脏兮兮暗沉沉的出租公寓里。这栋楼房的正面，看起来跟这条体面的、欣欣向荣的街道上其他房子的正面一模一样：白色的墙壁、黑色的围篱、色彩明艳的长方形门户。若不是门口散置的牛奶瓶和窗口悬挂的廉价窗帘，我们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套出租公寓。就在屋里的一条走道上，一个昏黄迷蒙的四十瓦电灯泡底下，我第一次看到拉蒙，他个头矮小，头发浓密，发梢翘起，脸上的五官刚硬粗糙，就像他手上那十根又粗又短的手指头。他嘴唇上留着两撇八字胡，下巴布满胡楂，看起来好几天没刮过脸了。他身上那件套头毛衣，显然是借来的。这件衣服原来的主人，可能是一个前不久来过伦敦的特立尼达人，此人把毛衣带回家去，向亲友炫耀他到过温带国家。拉蒙上身裹着这件套头毛衣，整个人看起来邋里邋遢，十分寒碜。

他这个人的形象跟这套出租公寓的陈设倒是挺相配的：脏兮兮的绿色墙壁、黏腻腻的油毡、门把手四周的一圈汗渍、廉价椅子上早已经褪色的椅套和坐垫、污痕斑斑的壁纸。无数过客住过这套公寓，但从没有一位肯花心思把房间打扫、整理一番：窗台底下堆积着一层煤灰；天花板被烟火熏得黑黝黝；冷清空洞的壁炉里残留着很久以前一位房客遗留下的一堆灰烬，让人想起野外的露营地；破旧的地毯散发出阵阵恶臭。没错，拉蒙看起来跟这套公寓挺相配，但不知怎的，却又显得格格不入。他毕竟是个外国人。特立尼达岛上那一个个没有篱笆的后院，和一间间在主屋旁边加盖的小屋，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应该脱下套头毛衣，打着赤膊，黄昏时分迎着沁凉的晚风，漫步在终年苍翠欲滴的特立尼达乡野中，观赏那一群群嬉戏了一整天、终于合上眼睛打盹儿的小鸡，眺望邻家院子里升起的袅袅炊烟。而今，同样是黄昏时分，他却身上裹着别人的套头毛衣，呆呆地坐在一张低矮的床铺上——这张床多少人睡过啊，多久没清理过啊！它是坐落在伦敦市切尔西区一栋出租公寓里的一个附有家具的房间，灯光昏黄，迷迷蒙蒙。屋里的那部电热器，被人吐了不知多少泡口水，奄奄一息，根本抵御不了伦敦的潮湿和酷寒。拉蒙的伙伴们早已经溜出公寓找乐子去了。他不像这帮人那么机灵，他不在乎衣着。他不能体会他们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儿。

拉蒙很害羞，一天到晚闷声不响，你问一句他答一句。瞧他回答问题的口气，你会以为他是一个坦荡荡、没有任何秘密、从不考虑未来（反正未来也没什么目标）的人。他离开特立尼达，只因为他失去了驾驶执照。他的犯罪生涯很早就开始了。那时，他只不过是个孩子。第一次被捕，是因为无照驾驶。第二次落网，是因为故态复萌，在禁令犹未解除的情况下私自开车。一桩罪行导引出另一桩，直到后来，他在特立尼达再也待不下去，必须走人。拉蒙得找个地方继续玩他的汽车。他的父母亲四处张罗，凑了一笔钱，把他送往英国。两位老人家这么做，只因为拉蒙是他们的儿子，而他们一直很疼他。然而，每当拉蒙谈到父母亲为他所作的牺牲，他的口气总是淡淡的，仿佛那是他们该做的事情。

拉蒙这个人不懂得如何评估行为的道德标准和意义。对他来说，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还能怎样。他把妻子留在特立尼达，她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我想我总可以在别的地方混出一点名堂来。”说这话时，他的口气却丝毫不带特立尼达黑街好汉的傲气。他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他不想对遗弃妻儿的行为或英雄气概作出任何道德上的评断。

“拉蒙”（Ramon）是西班牙名字。他取这个名字，因为他母亲是委内瑞拉混血儿。他曾经在委内瑞拉待过一阵子，后来被当地警察驱逐出境。但他是印度教徒，根据印度教的习俗和礼仪迎娶他现在的妻子。我看得出来，他跟我一样，并不把这些习俗看在眼里，甚至比我还要轻视这些玩意儿，因为他从小就在外面闯荡，年纪轻轻就被迫接受一个陌生的、对他来说跟伦敦市切尔西区一样怪异的文化，哪像我，从小受到家庭的保护，在温室中长大成人。

拉蒙很纯真。他是个迷失自我的灵魂。若不是他对汽车有一份强烈的感情，他和一般动物实在没有两样。人类的心灵，分成好几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专司评断和感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部分存在于拉蒙的心灵，那么，它肯定是一张白纸，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涂写。他想开车就开车。他看上一辆汽车，二话不说，就立刻动手把车门弄开，把车子开走。他偷车可是一把好手。早晚他会被逮到，这点他倒不怀疑，但他很看得开。你跟他说一声：“我的车子需要一个轮毂盖。你能不能帮我弄一个？”他立刻走到街上，四面望望，二话不说，就从一辆汽车身上卸下他看中的第一个轮毂盖，大大方方拎回家。他果然被逮到，但他从不责怪别人。这种事情早晚会发生，责怪别人也没用。他的纯真（你别以为拉蒙只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令人不寒而栗。他像一部复杂的机器一样纯真。这样的人，竟然也有温柔的一面。出租公寓里住着一位未婚妈妈。在拉蒙无微不至的呵护和照顾下，这对母子才不会遭受别人的欺凌。

但他的最爱却是汽车。在这方面他是个天才。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出去。来到伦敦才几个星期，就有人看见他穿着沾满油污的衣裳，埋头修理一辆破旧的汽车，一个身穿厚斜纹布制服的男子站在他身边，跟他讲价钱。拉蒙大概赚了一些钱。但他挣的钱全都花在购买新车和缴付罚款上——为了帮客户修车，他隔三岔五就跑到街上，偷一盏车头灯或其他零件，结果给逮到好几回，被判罚款了事。其实他大可不必偷东西，但他还是偷了。尽管如此，街坊邻里很快就传扬开来，这个特立尼达人修车还真有一套。找他修车的人越来越多。拉蒙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然后，我听说他给自己惹上了一个大麻烦。住在出租公寓的一个朋友，央求他帮忙烧一部小型摩托车。在特立尼达，如果你想烧一辆汽车，就把它开到浑浊的卡罗尼河畔，放一把火，然后把烧成一堆废铁的车子推进河中，神不知鬼不觉。伦敦也有一条河。一天傍晚，拉蒙把摩托车抬进他当时拥有的一辆厢型货车中，然后把车子开到河堤上。还没来得及放火，一个警察就突然冒出来——这就是拉蒙的命：警察总是在节骨眼上出现在他眼前。

我本来以为，既然这部摩托车还没被放火烧掉，事情应该不会闹大。

“你别想得太天真，”住在出租公寓的一位仁兄说，“我们犯的可是阴——谋——罪！”他带着敬畏的口气，把那几个字从嘴巴里吐出来。这位仁兄也被起诉，罪名是共谋犯罪。

拉蒙的案子在巡回法庭审理。我特地去旁听。这个法庭可真不好找。一位警察问我：“先生，您可是收到传票前来应诉的？”这个英国警察的问题和他的礼仪一样令人感到迷惑。好不容易找到巡回法庭，感觉上我仿佛回到了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圣文森特街。“共谋者”全员到齐，排队站，模样极像一群做坏事被逮到的学生。他们全都穿上西装，仿佛准备接受未来的雇主面谈似的。这帮平日喜欢喧闹、把切尔西街的邻居吵得鸡犬不宁的小伙子，星期天早晨，会聚集在屋前人行道上，互相修剪头发，就像在西班牙港那样，而这个时候邻居都在街上洗车子，这会儿却乖乖坐在法庭里，噤若寒蝉。前后简直判若两人。

拉蒙站在一旁，离伙伴们远远的。他也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光看他脸上的表情，光听他打招呼的口气，你会误以为我们是在出租公寓见面。一个女孩依偎在他身边。她相貌平平。看她那身装扮，你会误以为她正准备去参加舞会呢。他们俩脸上都没有表情，仿佛一点都不为他们的处境担忧——这个女孩跟拉蒙一样，常常莫名其妙给自己惹上麻烦。拉蒙的雇主比他们俩还着急。他是开修车厂的。今天他特地穿上硬邦邦的咖啡色粗呢西装，上法庭来为拉蒙的“品德”作证。他那张脸红扑扑的，有点浮肿，显示他的心脏有毛病。作证的当儿，他那两只眼珠在他那副粉红框眼镜后面只管眨个不停。他站在拉蒙身边。

“他是个好孩子，好孩子，”修车厂主人一个劲儿地说，眼泪夺眶而出。“千不该万不该，他交上一帮坏朋友。”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种单纯的男人间关系的简单说法会具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么感人。

这场审判到头来却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开始时还煞有介事：证据呈堂，交叉讯问。（控方引述拉蒙被逮捕时说的一句话：“喂，条子，你终于把我逮着了！这次我认栽，长官。”我可不相信拉蒙会讲出这种话。）替拉蒙辩护的是法院指派的一位年轻律师。这小伙子穿着时髦，一走进法庭就兴奋得像一只公鸡。他比他的当事人拉蒙还要起劲，在审讯的过程中不断回头来给拉蒙加油打气。有一回，他发觉主审法官的某一个动作违反了法庭礼仪，他霍地站起身来，严正地提出责难。主审法官竟然不以为忤，笑眯眯地聆听他的指责，然后郑重地提出道歉。感觉上，我们仿佛置身于幼儿园：拉蒙的辩护律师是全校风头最劲的学生，法官是幼儿园园长，至于坐在旁听席的我们，则是一群骄傲的家长。法官清清喉咙，开始以他那法院式的洪亮嗓音，缓缓作出他的总结陈述。霎时间，法庭内的冷肃气氛消散了。显然，这位英国法官并不了解特立尼达人的心态和作风。他说，在他看来，一群年轻人聚集在河堤上，企图放火焚烧一部小型摩托车，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充其量也只是一群少不更事的学生闲着没事的恶作剧。不过，如果这帮人企图欺诈保险公司，讹取保险费，情况就非常严重了……旁听席上坐着一位美艳绝伦的印度少妇。她脸上一直挂着微笑。每次法官嘴里冒出一句俏皮话或者精彩的句子，她就得强忍住，不笑出声来。法官显然早就注意到她。他的总结陈述听起来就像两人之间的一场对话——这对男女，一个是白发苍苍、自信满满的英国绅士，一个是温柔端庄的印度妇人。陪审团的紧张情绪（一位戴着帽子和眼镜的女士把身子倾向前，双手紧紧抓住陪审席的栏杆，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和庭上的气氛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法官宣判被告无罪，当庭开释。对这项判决，连警方在内，都没有人感到意外。拉蒙的辩护律师得意极了。拉蒙却还是那副德行：面无表情，爱理不理。他那群伙伴（共谋者）听到判决，一个个都瘫倒在被告席上，浑身虚脱。

没多久，拉蒙又给自己惹上麻烦，但这回可没有一位修车厂主人出面，替他辩解。听说，这次他偷了一辆汽车，也有人说，他把车子的引擎破坏得不能再修复。反正，他被送进牢里蹲了一阵子。出狱后他告诉人家，他在布里克斯顿待了几个礼拜。“然后，我到肯特郡的一个地方走了一趟。”这是出租公寓一个房客转告我的（在那桩焚烧摩托车的案子中，这家伙是共犯）。在出租公寓，拉蒙变成了大伙儿消遣的对象。再过一阵子，我就听说拉蒙死于一场车祸。

他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的男人，一位另类创作家。在他看来，世界既不美丽也不丑恶，人生虽然不算美好，但也不值得悲哀。我们的世界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这种人安身立命。“然后，我到肯特郡的一个地方走了一趟。”他不懂幽默，也不会伪装。对他来说，这个地方就像另一个地方，没什么分别。世界充满这种地方，而我们就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对周遭的世界视若无睹。拉蒙死了，我必须替他讲几句公道话。他是我们家族信奉的那个宗教的一分子，而我们都是这个宗教的不肖子孙，但我却觉得，我们的这种沉沦是一种纽带，我们是那个巨大、朦胧、神秘国度的一部分——小小的但非常特殊的一部分。只有在我们想到她的时候，这个国家才会对我们产生意义，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她的一群远房子孙。我希望拉蒙的遗体受到应有的尊敬。我期盼，他们能够依循古老的印度教礼仪，让他安息，只有这样做，才能赋予他的生命些许尊严和意义。也许，当年流落在卡帕多西亚④或不列颠群岛的罗马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吧。今天的伦敦距离我们那个世界的中心十分遥远。伫立在格洛斯特郡⑤一座罗马别墅的废墟，罗马人肯定会感觉到，英国距离家乡十分遥远。这个国家，一如那幅象征性的、有许多图像的、四周有折角的古老地图所显示的，部分地区被小天使⑥吹出的云朵覆盖，显得十分阴冷、迷蒙、荒凉，流落在这儿的旅人都渴望赶快回到温暖而熟悉的南方家园。可是，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这样的家园并不存在。

我没参加拉蒙的葬礼。他的遗体没被火化。他们把他安葬在墓园。主持葬礼的是一位来自特立尼达的学生。他出身的阶级，使他有资格主持这类仪式。他读过我写的书，他不想在葬礼上看到我。出席的权利遭到了剥夺，我只好凭空想象葬礼的情景：一个腰缠白布的男子站在拉蒙遗体旁，叽里咕噜不知念诵什么经文，四周矗立着一座座墓碑和一支支十字架（一个晚近兴起的宗教的表征），远方蹲伏着伦敦郊区一堆堆低矮的房子，天空灰蒙蒙的，弥漫着无数工厂排放出的废气。

我们应该感到悲伤吗？拉蒙死得其所，他的葬礼也够体面，而且，他的葬礼是免费的——替拉蒙办理后事的那家殡仪馆，车子在半路上抛锚，拉蒙死的前几天碰巧路过那个地方，自告奋勇，帮他们把车子修好了。

就这样，小时候，印度存活在我的心灵中，是我的想象力驻留的地方。它并不是后来我在书本和地图上认识的真实的印度。我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连贝弗利·尼克尔斯写的那本书《审判印度》（Verdict on India）都会让我感到很生气。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维持不了多久。第二年，印度独立了，而我对印度的兴趣也随之消散。我学会的一点印地语，如今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然而，把我跟我认识的那个印度分隔开来的，不仅仅是语言。在我看来，印度电影太过冗长沉闷，但却又让人感到不安——他们总是喜欢描写腐败的生活、痛苦的经历和死亡，连葬礼上的一首挽歌或一个盲人的悲叹，都可以改编成电影，风靡一时。诚如格兰茨出版社旗下一位作家指出的，印度人全都沉迷在宗教中（这位作家对这种现象似乎颇为赞许）。我既没有宗教信仰，对信仰本身也毫无兴趣，我无法崇拜上帝和圣人。因此，我没有机会接触到印度文化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层面。

然后，从印度又涌来一拨新移民，但这个印度可不是金牙婆婆和巴布的那个印度，而是另一个不同的、在我看来跟我毫无瓜葛的印度。在我们眼中，这批来自古吉拉特⑦和信德⑧的商人简直就是外国人，跟叙利亚人没什么两样。他们关起门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那时我真担心，他们这样活下去总有一天会窒息死掉。这帮人成天只管拼命工作赚钱，难得出门走一走透透气。他们家中那些皮肤白皙面无血色的妇女，终年足不出户。凄厉哀怨的印度电影歌曲不断从他们屋里传出来，吵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他们对特立尼达的社会毫无贡献，也从不参加印度人族群的公益活动。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是一群精明狡黠的生意人。如今回想起来，我发觉，当时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其实也正是岛上其他族群对我们的观感。然而，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旅程还没终结，他们的私密世界还没开始凋零萎缩。他们时不时就回乡一趟，进行买卖和嫁娶活动，带来更多新移民。我们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

我来到了伦敦。这座城市变成我的世界中心，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我才来到这儿。但我迷失了。伦敦并不是我的世界中心。我被哄骗了，而我没别的地方可去。伦敦倒是一个让人迷失的好地方。没有人真正认识它，了解它。你从市中心开始，一步一步向外探索，多年后，你会发现你所认识的伦敦，是由许多个小区乱七八糟拼凑而成的城市，小区与小区之间阻隔着一片又一片阴森森的、只有羊肠小道蜿蜒穿过的神秘地带。在这儿，我只是一座大城市中的一个居民，无亲无故。时间流逝，把我带离童年的世界，一步一步把我推送进内心的、自我的世界。我苦苦挣扎，试图保持平衡，试图记住：在这座由砖房、柏油和纵横交错的铁路网构筑成的都市外面，还有一个清晰明朗的世界存在。神话的国度全都消退隐没了。在这座大城市中，我困居在一个比我的童年生活还要窄小的世界里。我变成了我的公寓、我的书桌、我的姓名。

印度越来越近了。近乡情怯，尽管我极力克制，尽管我熬过了许多个年头，历经了伦敦的生活，克服了和各种各样的恐惧，模糊了对亚历山大港那位马车夫的记忆——印度，我童年生活中的神话国度，我对它的一点情感，这会儿又在我心中苏醒过来。我知道这是很愚蠢的感觉。我现在搭乘的这艘汽艇够坚实，也很脏。好天气和坏天气，各有一套收费标准。热浪一波一波袭来，令人浑身不适。放眼眺望，我们看见漫天迷蒙的热浪中幽然浮现出一座巨大的、繁忙的城市，它的居民，成群攀附在海港中其他船只上，看起来非常瘦小，预示着我们即将面对的那些可怕的事物。岸上的建筑物逐渐逼近我们。码头上的憧憧人影，渐渐变得清晰起来。那一排排建筑物洋溢着伦敦风情，散发出英国工业城市特有的气息。尽管心里早有准备，这幅情景乍然出现在我眼前，虽然有点眼熟，却也显得无比怪诞突兀！也许，所有的神话国度都是这个模样：阳光灿烂耀眼，景物灰暗破败，直到我们离开的那一天，海滨水湄都乱糟糟散布着一堆堆废弃物。

生平第一次，我发现自己变成了街头群众的一分子。我的相貌和衣着看起来和那一拨一拨不断涌进孟买市“教堂门车站”的印度民众简直一模一样。在特立尼达，印度人是一个独特的族群。在那座岛屿上，每一个族群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变成了那儿每一个人的属性和特征。在英国，印度人是与众不同的。在埃及，印度人显得更加独特。如今在孟买，每走进一家商店或餐馆，我总会期待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反应和接待，但每次都大失所望，感觉就好像被人剥夺了一部分自我似的。我的身份一再被人识破。在印度，我是个没有特点的人。只要我愿意，我可以随时遁入街头汹涌的人群里，霎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是特立尼达和英国制造的产品，我必须让别人承认和接受我的独特性。在印度，我渴望重申我的独特性，但我不知如何着手。

“您需要一副墨镜吗？先生，听您的口音，我猜您应该是刚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因此，您一定能够理解我说的话。您瞧，这些镜片能够调和阳光，提升色彩。由于这种镜片的发明与问世，先生，我敢向您保证，人类光学史上最新的一章已经写成了。”

原来，在这帮人眼中，我是刚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印度学生。我跟这位店主东拉西扯，聊得还挺开心，但我没买他推荐的那种镜片。我向他买了一副“克鲁克斯牌”太阳眼镜，贵得吓人。它的夹式镜框是印度制造的，我前脚才跨出店门，它就坏了。我实在太疲累了，不想回到店里，说着连我自己都觉得荒谬刺耳的欧式英语，跟店主理论。我躲藏在墨镜后面——镜片在破裂的镜框中咔嗒咔嗒响个不停。孟买市的街道白花花，在我眼前一个劲儿闪烁摇晃。我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缕游魂，悄无声息，一路走回旅馆，经过那个身材丰腴态度傲慢的英印混血女郎，经过那位獐头鼠目身穿黄褐色丝质西装的英印混血旅馆经理，钻进自己的房间，一头扑倒在床上。头顶天花板上一台电风扇兀自旋转不停。

①笈多王朝于公元320年至540年间统治印度北部，文治武功极为昌盛，是印度历史上一个黄金时代，印度古典文学和艺术在这个时期发展至巅峰。

②巴纳拉斯，现称瓦拉纳西。

③切尔西区是伦敦的文化区，位于伦敦市西南部，泰晤士河北岸，艺术家与作家多居于此。

④卡帕多西亚，小亚细亚东部一个古国，公元17年被罗马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

⑤格洛斯特郡，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罗马古迹处处可见。

⑥小天使，基督教神话九级天使中的第二级天使，掌管知识，常以有翅的儿童姿态显现， 十分可爱。

⑦古吉拉特，印度半岛西部一个地区，濒临阿拉伯海。

⑧信德，位于印度河下游，现在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首府为卡拉奇。

第二章 阶级

他们告诉我那个锡克人的故事。听说他离乡多年后回到印度，一个人坐在孟买码头上守着他那一堆行囊，默默哭泣。他已经忘记印度到底有多贫穷。这是一个典型的印度故事——它的人物和情节安排，它的通俗剧色彩以及它的感伤，都流露出印度特有的风味和情调。然而，在这个故事中，最能够体现印度精神的却是它对贫穷的态度：对成天忙着其他事情、偶尔思索贫穷问题的印度人来说，贫穷能够在他们心中引发出最甜美的情感。哦，这就是贫穷，我们国家特有的贫穷，多悲哀啊！贫穷激起的不是愤怒与改革，而是源源不绝的泪水，是最单纯的一种情操。“那年，这家人变得那么贫穷，”备受读者爱戴的印地语小说家普林禅德在作品中写道，“以至于连乞丐都两手空空离开他们家门口。”这就是我们的贫穷：让人感到悲哀的倒不是乞丐本身，而是这群叫花子竟然两手空空离开我们的门口。这就是我们的贫穷：以印度各种语言文字写成的无数短篇小说中，这种贫穷逼迫一个又一个清纯美丽的姑娘，出卖身体，赚钱偿付家人的医药费。

印度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因此，对它的贫穷感到愤怒是没有用处的。在你之前，多少初履斯土的外国人像你一样，看到了印度的贫穷，说出了你现在说的那些气话。不只是外国人，我们自己的子女从欧洲和美国回来时，看到家乡的贫困，肯定也会说出同样的气话。别以为只有你才会感到愤懑和不屑，只有你才会那么敏感。你也许会看到更多：你也许看过街头那一群群小叫花子脸庞上绽露的天真笑靥；在孟买市区人行道上，满街席地而卧的人群中，你也许看见过一家人（父亲、母亲和小婴儿）相拥而睡，自成一个天地，自给自足，仿佛有一堵墙把他们跟外界（包括你在内）阻隔开来似的。在沁凉的孟买早晨，一家三口醒过来，看见你正睁着眼睛，瞪着他们瞧，心里肯定会觉得很别扭——正是你的凝视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你的义愤和不平惹恼了他们。你也许看见过那个独自在孟买街头过活的小男孩，他拿起一根扫帚，把他在人行道上的地盘打扫干净，铺上草席，然后躺下来。在他那瘦小的身躯和枯萎的脸庞上，你看见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的生活遗留下的斑斑烙痕，但他只管仰躺在地面上，自顾自地把玩着一把短小的蓝色塑料手枪。那成群穿梭在草席之间、走过街边一栋栋闪烁着广告和竞选标语的房屋的路人（包括你在内），他视若无睹，不理不睬，置身于孟买城中那浓浊的、热烘烘的空气中，这个小男孩竟能自得其乐。正是你的惊讶，你的愤怒和不平，剥夺了他身为人应该享有的生活权利。别急，你在这儿再待六个月看看。随着冬天的来临，会有一群新的观光客涌进孟买城。跟初来乍到的你一样，他们也会谈论印度的贫穷，也会表现他们的气愤。你会同意他们的看法，然而，内心深处，你却会感到莫名的恼怒，因为那时你会觉得，他们看到的也只是表面的现象而已。发现自己的感觉被别人如此精确地重现模仿，你是不会感到开心的。

十个月后，我重访这座城市，对自己当初抵达孟买时所表现的歇斯底里，感到颇为惊讶。天气比较凉爽了。在科拉巴区，家家庭院张灯结彩，五颜六色的圣诞灯饰从窗口探伸出来，繁星一般，闪闪烁烁映照着孟买城上那一片黑漆漆的天空。这座城市并没改变。我自己的一双眼睛却改变了。我已经见过印度的乡村：狭窄残破的巷弄，流淌着绿色黏液的排水沟，一间挨着一间、狭小逼仄的泥巴屋子，乱糟糟堆挤在一起的垃圾、食物、牲畜和人，肚腩圆鼓鼓、沾满黑苍蝇、身上佩戴着幸运符、躺在地上打滚的小娃儿。我亲眼看见过一个饥饿的小孩，蹲在路旁大便，身边一只癞皮狗虎视眈眈，等着吃小孩的屎。在安得拉邦①，我发现那儿的居民个头非常瘦小，身体十分孱弱，让人怀疑大自然是不是在开玩笑，把印度人的进化过程往后推。在这样的地方，悲悯和同情实在派不上用场，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经过改良的希望。我感受到的是莫名的恐惧。我必须抗拒内心涌起的一阵轻蔑，否则，我就得抛弃我所认识的自我。也许到头来我感受到的只是深深的疲倦，就在歇斯底里的当儿，我心中骤然间感觉到一种宁静祥和。我终于学会了把自己和周遭的世界分隔开来。如今，我终于懂得如何区分美好的和丑恶的事物，如何区分彩霞满天的苍穹和那一群群在夕阳下干活、身形显得格外渺小的佃农，如何区分美丽高贵的手工艺品——黄铜器皿与丝织物，以及制作这些东西的那双干瘪瘦小的手，如何区分雄伟壮观的历史遗迹和蹲在废墟中大便的小孩儿，如何区分“物”和“人”。我终于领悟，在印度这个国家，你随时可以找到逃避的窍门。几乎每一座城镇都有一个比较祥和而且干净的角落，让你躲藏在那儿，疗伤止痛，恢复你的自尊心。在印度，最容易也最应该被视若无睹的东西就是那些最显眼的现实。因此，尽管出行前阅读过许多有关印度的书，但抵达这个国家后，我却发觉，这些著作并不能帮助我做好心理准备。

初抵印度，令人怵目惊心的现实宛如排山倒海一般直向我逼近，而我却不能像在亚历山大港、苏丹港、吉布提港和卡拉奇时那样，逃回船上去。那时我做梦也没想到，竟然可以把丑恶的现实从美好的东西中（从自尊和自爱的领域中）分离出来，在它们中间画一条界线。滨海大道，马拉巴尔山，从卡玛拉·尼赫鲁公园眺望到的满城华灯、城中矗立的一座座帕西寂静塔②——这些景点是印度观光局所推销的孟买市，也是一连三天我们被三位热心的友人带去游览的地方。然而，另一个孟买，另一个令人心悸的孟买，却隐藏在这些观光胜地背后。这才是真正的孟买：里面居住着数百万身穿白色衣裳的人，宛如白色潮水般不断涌进和钻出“教堂门车站”，就像赶着去或离开一场无休无止的足球赛似的。这就是即将显现在我们眼前的孟买城：郊区那一条条宽广壅塞、纵横交错的马路，路旁乱糟糟挨挤在一起的店铺，高耸的廉价公寓大楼，破落的阳台，密如蛛网的电线和四处张贴的广告；戏院门口的印度电影海报，比英国和美国的电影海报还要清凉性感，剧照中的印度女明星，展示着比好莱坞姐妹们还要丰硕的臀部和乳房，浑身洋溢着无比旺盛的生殖力。隐藏在大马路背后的一户户人家，一间间庭院：密不通风，闷热不堪，静止的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不知名堂的臭味，窗口显示的不是一窗椭圆形的灯光，而是满院子的晾衣绳、衣裳、家具和各式箱子，堆堆叠叠，乱成一团。通往北部的道路两旁，散布着一间间被花园环绕的红砖工厂。这些工厂令人联想起英国的米德尔塞克斯郡，唯一不同的是依附在工厂旁的，并不是一排排半独立式的或连栋住宅，而是一座座贫民窟和一堆堆垃圾。娼妓（印度报纸管她们叫“欢乐姑娘”）四处出没。可是，在这些大杂院中的一栋建筑物里开设三家妓院，阴沟和厕所臭烘烘的，连勒克瑙③出产的檀香油都遮盖不了，还能到哪儿去寻找欢乐呢？情欲就像怜悯，是希望的改良品。面对这种情欲，你只会感受到你的性冲动究竟有多脆弱。你犹豫不决，逡巡不前，不敢贸然探索。你把全副心神集中在你的厌恶上。手握棍棒的男子把守在妓院门前。这帮人究竟在防备谁，又在保护谁呢？暗沉沉的、臭气弥漫的走廊里，呆呆地坐着一群非常苍老、非常肮脏、整个身子萎缩得不成人样的妇人。这时你会觉得有些人是多么微不足道。这群妇人是清洁工，讲得白一点，就是专门服侍妓女（孟买市普罗大众心目中的“欢乐姑娘”）的用人。她们还算幸运，总算还有一份工作可做。就在妓院门口，你窥见到了印度那令人惊悸的、一个层级一个层级不断倒退的堕落。

我说“层级”，因为我们会渐渐发现，在印度，人类的堕落是经过缜密的测量和界定的，就像绘制地图一样，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印度的普罗大众（那一拨拨身穿白衣，有如潮水般汹涌在街头的人群）是不可能被分类或被评定等级的。这种情形就像印度的土地：尽管从火车上眺望，印度那广袤无垠的乡野是由一小块一小块不规则、杂乱无章的田地所组成（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百姓随意处置他们的田地），事实上，这些土地全都已经被彻底勘察测量并绘成图籍，保藏在政府属下的各个收税区。在那儿，一捆一捆包扎在红布或黄布中的地契资料，堆积如山，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这得归功于英国人。他们不辞辛劳，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为的是满足印度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需求：界定和区分。界定自己，你就能够把你的自我从周遭人群中抽离出来，你就能够确定自己在社会的位置，你就能够摆脱印度那无所不在的随时会吞噬你的乱象——莫忘了，印度是一个无底洞，而“欢乐姑娘”的用人就坐在深渊边缘等着你。戴某种特定样式的帽子或头巾，留某一种型款的胡子，穿西装或穿政客们最喜欢穿的手织棉布服装，身上佩戴克什米尔印度教徒或马德拉斯婆罗门的阶级标志——这些东西全都是一个人的表征，证明你属于某一个社群，证明你是一个有价值，有正当职业，对社会有贡献的男人，就像保藏在收税区里的地契，证明你拥有某一块土地。

这种需求是普世的、全人类共通的，但印度人的做法却是独一无二的。“做你分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分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是死。”这是《薄伽梵歌》的一段经文。早在荷马的《尤利西斯》之前一千五百年，印度的史诗已经在倡导阶级观念了，而它的影响力一直维持到今天。在旅馆负责整理床铺的服务生，若被客人要求打扫地板，他肯定会觉得受到侮辱。在政府机关办公的文员，决不会帮你倒一杯开水，就算你昏倒在他面前，他也无动于衷。你如果要求一个建筑系学生画图，他肯定会把它当作奇耻大辱，因为在他看来，身为建筑师却从事绘图员的工作，不啻是自甘作践。就是这个缘故，蓝纳士（根据他办公桌上竖立的一块三角形木牌，他的正式职称是“速记员”）才会拒绝上司的要求，把他用速记法写下来的一封信函，用打字机打出来。

蓝纳士是在政府机关中服务的文员，月薪一百一十卢比，觉得非常满足，直到月薪六百卢比的公务员马贺楚被调到他的部门，担任他的上司，情况才改变。马贺楚出身东非共和国一个印裔家庭，在英国大学受教育，后来被派到欧洲工作，最近才回到印度。蓝纳士和他那伙月薪一百一十卢比的同事，私底下很瞧不起从欧洲回来的印度人，但对马贺楚这位长官，他们却颇为敬畏，因为他们听说这人很厉害。据说，马贺楚熟读《公务员行为守则》的每一个篇章和每一项条文，他了解自己的职责，也知道自己享有哪些特权。

新官上任没多久，马贺楚就把蓝纳士召唤进办公室，以很快的速度向他口授一封信。这难不倒蓝纳士。他把上司讲的每一句话记录下来，得意洋洋，回到他那张标示着“速记员”的办公桌。那天，长官没再召唤他，但隔天早晨他一进办公室，马贺楚就把他叫进去。蓝纳士进得门来，看见上司铁青着一张脸孔，气咻咻的，两撇修剪得十分整齐的小胡子直往上翘，两只眼睛只管瞪着他。马贺楚刚洗过澡，刮过胡子。蓝纳士望望长官身上穿着的那套欧洲剪裁定制的灰色西装，再看看他脖子上系着的那条英国大学领带，然后低下头来，瞧瞧自己那身松松垮垮的白色长裤和领子敞开、下摆拖得长长的蓝色衬衫，心里不免感到有点自惭形秽，然而，他表面上却依旧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在蓝纳士看来，长官向下属发脾气，不管什么原因，都是挺自然的事——他自己也常常无缘无故责骂每天两次前来孟买市玛哈姆区帮他打扫公寓厕所的清洁工。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发发脾气骂骂下人只不过是小事一桩，根本不值得放在心上。它只是在显示两人之间身份的差别和阶级的不同。

“你昨天记下的那封信，到底怎么了？”马贺楚劈头就问，“昨天，你为什么不把这封信打好，拿进来让我签名呢？”

“还没让您签名吗？真对不起，我马上就去查查看。”蓝纳士出去一会儿，然后回来向上司报告：“长官，我已经催过打字员奚雷拉尔，但他这几天实在很忙，手头上有一大堆信件要打。”

“奚雷拉尔？打字员？难道你不会打字吗？”

“哦，不，长官，我是速记员。”

“你以为速记员是干什么的？从今天起，我向你口授的信函，你都得自己动手打出来，明白吗？”

蓝纳士的脸色嗖地一白。

“听到没有？”

“长官，那不是我的工作。”

“不是你的工作？好！现在我就向你口授一封信。午餐之前你把它送回来，让我签名。”

马贺楚开始口述。蓝纳士颤抖着手，握住钢笔，歪歪斜斜记下长官口授的内容。口述完毕，蓝纳士朝向马贺楚一鞠躬，转身走出上司的办公室。下午，马贺楚按了按桌上的蜂音器，召唤蓝纳士进来。

“你今天早晨记下的那封信，在哪里啊？”

“还在奚雷拉尔那儿，长官。”

“昨天那封信，现在也还在奚雷拉尔那儿。我不是吩咐过你，从今天起，我向你口授的每一封信，你都得自己动手打出来吗？”

蓝纳士不吭声。

“那封信在哪里？”

“报告长官，那不是我的工作。”

马贺楚举起拳头，猛一敲桌子。“今天早晨，我们不是讲清楚了吗？”

蓝纳士也以为事情早已经讲清楚了。“长官，我是速记员，不是打字员。”

“蓝纳士，听着，我要向上面举报你抗命。”

“那是您的权利，长官。”

“别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肯帮我打字，对不对？让我听你亲口说一次。你说：‘长官，我不愿意帮您打字。’”

“我是速记员，长官。”

马贺楚把蓝纳士打发出办公室，然后自己去见部门主管。长官让他在接待室等候了好一会儿，才把他叫进去。这位老先生今天已经够累的了，但他还是打起精神，接见马贺楚。他知道，像马贺楚这种刚从欧洲回来的留学生，个性都有点毛躁，求好心切嘛。可是，在他这个部门，以前从没有人要求速记员打字呀。当然，从宽解释，速记员的职务或许也包括打字。但这样来定义打字员未免太宽泛了点儿。何况，这儿是印度。在这个国家，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得考虑考虑对方的感受。

“报告长官，如果这真是您的看法，对不起，我只好把这桩案子呈报‘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让他们来处理。我现在向您举报蓝纳士抗命，然后通过您，要求委员会对速记员的职务展开全面的调查和质询。”

主管叹了口气。马贺楚简直在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这小子偏要把事情闹大，也只好由他了。展开这样的一项调查，肯定会给他这个部门带来一大堆麻烦：成堆的文件、问询和报告。

“马贺楚，你就劝劝他吧。”

“请问长官，这就是您对这件事情的结论？”

“结论？”主管支支吾吾，“我的结论是……”

电话铃响了。主管伸出手来一把抓起电话，回头朝马贺楚笑了笑。马贺楚立刻起立，告退。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马贺楚发现蓝纳士并没遵照他的吩咐，把打好的信摆在他桌上，让他签名。他立刻按了按桌上的蜂音器，把蓝纳士召唤进来。蓝纳士应声出现在长官面前。他绷着脸，弓着腰，把拍纸簿紧紧搂在穿着蓝衬衫的胸前，眼睛只管瞪着脚上那双鞋子。这副恭顺严肃的德行却也遮掩不住他脸上流露出的那股得意和兴奋。原来，他已经知道马贺楚去见过主管，而且他也明白，主管根本不吃马贺楚那一套。他没受到任何惩处，连一句训斥也没有。

“蓝纳士，我现在向你口述一封信，记下来。”

蓝纳士打开拍纸簿，掏出钢笔，开始在画线纸上歪歪斜斜涂写起来。他越写心里越慌，背脊忍不住冒出冷汗。原来，马贺楚要他记下的这封信，是要求主管把他开除，罪名包括：抗命、未能胜任速记员的工作、顶撞上司。把一件事情记录在文件上，已经够严重的了，更糟的是，这封信会交到奚雷拉尔手里，让他用打字机打出来。蓝纳士这次肯定要受羞辱了。他咬紧牙关，强作镇定，把长官口授的信函一字一字记录下来，然后垂着头，等待长官开释。马贺楚终于把他打发出办公室。蓝纳士如逢大赦，立刻逃到主管那儿。他在接待室苦苦等候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被传唤进去见主管，但不一会儿，他就出来了。

那天下午五点钟，蓝纳士伸手敲了敲马贺楚办公室的门，然后恭恭敬敬站在门口，等待召唤。他手里捏着一沓打好的信函，哆哆嗦嗦，一个劲儿颤抖不停。马贺楚抬起头来，看见蓝纳士眼眶里噙满泪水。

“啊！”马贺楚说，“奚雷拉尔终于加把劲，把我的信全都打好了。”

蓝纳士一声不吭跑到马贺楚办公桌旁，把手里那沓信函放在桌面那块绿色的吸墨纸板上，扑通一声，双膝下跪，整个人趴在地上，双手合十，触摸马贺楚脚上那双油光水亮的皮鞋。

“起来！起来！这些信是奚雷拉尔打的吧？”

“我打的！我打的！”蓝纳士跪伏在地板上铺着的那张破旧的草席上，只管哀哀啜泣起来。

“把你们当人看待，你们就来劲了，开始作怪了。把你们当畜生看待，你们就乖了，趴在地上像狗一样。”

蓝纳士一面啜泣，一面伸出手来不停抚摩擦拭马贺楚的皮鞋。

“从今天起，你愿意帮我打字了？”

蓝纳士伸出额头，一个劲碰撞马贺楚的皮鞋。

“好吧，咱们现在就把这封信给撕掉。在我们这个部门，要想提高办事效率，也只好用这个方法了。”

蓝纳士泪眼汪汪，不停地在马贺楚鞋子上磕头，直到那封信的正副本全都被撕成粉碎，扔进废纸篓，他才站起身来，擦干眼睛，跑出办公室。这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现在，他跟随满街推推挤挤的人群踏上归途，回到他那套坐落在孟买市玛哈姆区的公寓。一时间，他还不习惯面对这个新世界给他带来的耻辱。他心灵中最敏感最脆弱的部位（他的自尊）被人侵犯了。若不是担心他会一头栽进那个无底深渊，他怎会容忍这种侵犯呢？这是人生中一出小小的悲剧。他已经学会服从，他应该能够存活下来。

类似的悲剧在孟买不断上演着，在无数男人（就是我们在街头看到的那一群群身穿白衣步履轻快的上班族）心中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就像世界上每一座城市的上班族，朝九晚五，这些男人每天匆匆出门，匆匆回家。媒体上的广告全都是为这些男人设计的，电车为他们按时行驶，电影海报把目标指向他们。瞧，海报中的女明星，一个个浓妆艳抹，搔首弄姿，争相向这些男人展示她们的豪乳丰臀——她们是古代印度雕像中那些女神的后裔，而这些女神像，跟创造她们的人分开之前，一直代表印度普罗大众内心中那股卑微的悲剧性渴望。

印度社会和它所遭受的亵渎，对身穿意大利式西装、打着英国大学领带的马贺楚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经历。在东非、英国大学和欧洲待了这么些年，他带着殖民心态回到印度，恍若一个异乡人，难免觉得格格不入。在自己的祖国，马贺楚举目无亲。他只是一个月入六百卢比的人，因此，平日他也只能够跟月入六百卢比的其他人交往。但在这个阶层，像马贺楚这种刻意扬弃阶级标志（食物、种姓和服装）的“外人”，毕竟不多。他很想结婚，而这也是他父母亲的愿望。但他抱着殖民者的心态求亲，眼光未免太高了些。“别打电话来。我们会打过去给你。”“谢谢你对这门亲事感兴趣。等我们把应征者的数据处理完毕，我们会通知你。”“我们并不觉得，月入六百卢比有什么了不起。”最后这句话可是女方家族的长子说的。马贺楚觉得，如果再降低标准，那就只好到乡下找老婆了。就这么样，马贺楚的终身大事一再蹉跎。久了，连他父母亲也灰心了。马贺楚满肚子怨气，但也只能向朋友们发发牢骚。

马立克就是常常听他诉苦的朋友。在印度，马立克也是一个“新鲜人”。身为工程师，他月入一千两百卢比，比马贺楚多一倍，但两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经常聚在一块儿互吐苦水。他居住在孟买高级住宅区一套设备完善的公寓。以伦敦的标准来衡量，他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在孟买本地人眼中，他的生活非常优渥奢华，令人艳羡。可他一点也不快乐。能力都不如他的欧洲籍工程师，在印度人经营的公司充当专家顾问，月薪高出他三倍，只因为他们是欧洲人。这就是马立克的遭遇。游子返乡，但在孟买，他却永远是个异乡人，甚至比那帮应聘前来担任客座的欧洲技师，还要像一个外人——印度公司的大门，永远向这些老外敞开。凭马立克的能力，他绝对有资格晋升“管理阶层”，担任初级行政主管，但第一次见面他就告诉我，好几次他向别的公司试探，结果却都碰了一鼻子灰。他是一位工程师，这很好。他从北欧留学回国，那更好。他现在服务于一家有名望的跟欧洲关系密切的印度公司，这更让人刮目相看。然后对方问他：“你有车吗？”马立克没有汽车。事情就这么样吹了。对方甚至还没问起他的家世和出身。

坐在他那套过时的现代主义风格公寓里，马立克只顾哀哀诉说着。最近这阵子，他心灰意冷，实在提不起劲来把屋子好好收拾整理一下。整个公寓乱糟糟的：横七竖八的书架、四处摆放的陶艺品、堆满杂物的咖啡桌。访客稀落，把屋子收拾得再整齐，给谁看呀？就像一个没有人会注意到的女孩，花了一番工夫细心打扮，准备出门。时髦的家具就如同时髦的衣裳：没有人注意，没有人赞赏，只会让你感到更加悲伤。凌乱的咖啡桌上摆放着一张镶在镀金框子里的巨大照片。照片中的女孩是白种人，长得很漂亮，一头褐发披肩，脸颊两旁的颧骨高高凸起。我没问他这女孩是谁，但马立克后来主动告诉我，这女孩早已经死了——多年前，在北欧家乡。我们一面喝咖啡一面聊天。录音机播放马立克在欧洲留学时录下的歌曲（天哪，这些歌曲连我都觉得古老）。就这样，我们坐在孟买城中一套公寓里。周遭环绕着一个又一个光影迷离的街道，底下闪烁着弧形的滨海大道灯光。就这样，我们坐在中央摆放着北欧姑娘遗照的客厅，一面聆听那一首又一首哀伤而古老的歌谣，一面翻看那几本不知被人翻了多少次的相簿：披着大衣的马立克、马立克和朋友们、马立克和那个女孩。照片的背景不外乎是白雪皑皑或松树丛生的高山，再不然就是露天咖啡座。马立克和马贺楚哥俩，一个月入一千两百卢比，一个月入六百卢比，这会儿聚在一块，相濡以沫（书架上摆着几部易卜生原文剧作），暂且忘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耻辱，暂且沉湎在回忆里：遥想当年，在北欧留学，身为一个男人和学生就已经足够被社会接受，而身为印度人，更为他们的身份增添些许神秘的魅力和光彩。

十三四岁那年，吉凡离开家乡的村子，到孟买找出路。在这座大城市，他举目无亲，晚上只好在人行道上打地铺。好不容易，他终于在法特区一家印刷厂找到工作，月薪五十卢比。他没找房子，晚上依旧睡在人行道上。根据孟买的习俗，你只要在人行道上同一个地方一连睡几天，这个地盘就归你所有，别人不得侵占。吉凡能读能写，天资聪颖，待人殷勤。在孟买混了几个月后，他就开始帮他那间印刷厂承印的一家杂志拉广告。老板一再给他加薪。这小子如果好好干下去，厂长的位子早晚是他的。突然有一天，他跑进老板的办公室，向他提出辞呈。

“我总是留不住好员工！唉，这是我的命，”老板说，“我苦心栽培他们，训练他们。把本领学到手，他们就离开我了。你找到什么样的新工作啊？”

“老板，我还没找到新工作。我想请你老人家帮我找找看，可不可以呢？”

“啊！原来你要求我给你加薪。”

“您误会了，老板。我不是来向您要钱。这阵子每天骑着脚踏车在街上跑，我觉得有点累，而且我也不再年轻了。我希望能找到一份办公室的工作。我希望拥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只要能在办公室工作，薪水少一些也不打紧。老板，您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

吉凡已经拿定主义。老板心肠很好，二话不说，就把这个得力助手推荐给另一家公司。晋升为办公室职员的吉凡，工作十分勤快，对老板忠心耿耿，一如当初他在印刷厂工作时那样。老板十分器重他，没多久，就把整个公司交给他管理和经营。吉凡省吃俭用，存下八千卢比，相当于约六百英镑。他利用这笔钱购买了一部出租车，以每天二十卢比的租金（马贺楚一天的薪水）把它租给别人开。他继续在公司工作，但他依旧睡在人行道上。吉凡那年二十五岁。

华桑特在孟买一座贫民窟长大。小小年纪，他就离开学校，出外找工作。一大早他就跑到孟买市证券交易所周围徘徊逡巡。厮混久了，所里的交易员都认得他，隔三岔五差遣他到外面去办点事，帮他们跑跑腿。华桑特渐渐地变成了交易员们专用的信差，替他们送电报。一天，一位交易员把一封电报交给华桑特，要他拿到电信局拍发，但没给他钱。“没关系，”交易员告诉华桑特，“月底他们会跟我结账，把账单寄给我。”就这样，华桑特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商业机密：如果你每个月拍发的电报超过一定的数量，电信局就会让你赊账。于是他灵机一动，向证券交易员们提议：每天，他到交易员办公室收取电报，拿到电信局拍发，月底结账。他只收些许服务费，但集腋成裘，没多久他就存了一笔小钱，甚至可以租下一个小房间，充当电报收发室。收进来的每一封交易员电报，他都仔细看过一遍。没多久，他对证券市场的运作就了如指掌。他开始进场买卖股票，着实赚了一笔钱，变成一个富翁。如今他年纪大了，在孟买商界也有了一点地位，他在高级商圈拥有一间装潢颇为高雅的办公室，雇用了一个接待员、许多秘书和职员，但这只是充门面而已。重要的工作，他都拿到那间狭小拥挤的电报收发室去做，因为在别的地方，他实在没办法静下心来思考。当初过穷日子时，华桑特白天从不进食，发迹后，他依旧保持这个习惯。白天吃东西，会让他觉得昏昏欲睡，提不起劲来做任何事情。

在印度，制作皮革的工人是最低贱最肮脏的一种人。因此，在阶级意识十分强烈的印度半岛南端，发现有两位出身婆罗门阶级的兄弟，竟然从事这一行，心里难免会感到非常诧异。他们的工厂规模不大，却也自给自足：住家、工作坊和占地四英亩的菜园。兄弟俩，一个身材比较高瘦，身体强健，成天在城中各处奔走拉生意，争取订单，他的眼光十分敏锐，对外国皮革制品（公文包、日记簿封面和照相机皮套）的最新型款和设计都了如指掌。另一位兄弟身材比较肥胖，个性沉稳，负责管理工厂，监督工人干活。兄弟俩感到最得意的，是时不时就会有一位顾客对他们说：“这真的是你们自己做的吗？看起来像进口的。我敢打赌这肯定是美国货。”每次听到这种赞美，兄弟两个就会乐得一个劲儿扭动身子，哧哧笑个不住。对于“劳资关系”（这是那位身材比较高瘦，星期天早晨会穿着汗衫和卡其色短裤的兄弟的用语），他们两人的看法倒是很开通进步的。“你必须想法子，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工作。我不能做这种工作。我也不能让我的儿女做这种工作。所以我必须想法子，让工人们开心。”从街上捡来的一个“流浪儿”，刚开始在皮革工厂干活，日薪一卢比，干到十四五岁，薪水调高到每天四个卢比；制作皮革的师傅，月薪一百二十卢比，外加一笔年终奖金，约莫两百四十卢比。“对！”另一位兄弟接着说，“你必须想法子让他们开心。”这家工厂生产的皮件全都是手工制造的。为此，兄弟俩感到颇为自豪，但他们一生最大的愿望，却是创建一座以他们的姓氏为名的“工业园”。他们出身一个贫穷家庭。刚开始时，他们制作信封。今天，他们的工厂除了生产皮件，也制造信封。在工厂一个角落，一个男孩站在堆集得十分整齐的一沓信封纸上头。一位师傅挥舞着一把宽刃大刀，把男孩脚趾旁的纸张剁成一块块。其他男孩蹲在另一个角落，把依照规定样式切割好的纸张，折成一个个信封。这两位兄弟的身家财产，总值七万英镑。

在印度的阶级体制中，稍稍逸轨，出外冒点儿险是被容许的，但阶级意识早已根深蒂固，没有一个印度人能够彻底摆脱他的种姓根源。它就像一种肉体的渴望：商场大亨一天到晚窝在他那间狭小简陋的办公室，舍不得离开；崛起中的年轻企业家，依旧睡在人行道上；出身婆罗门阶级的皮件制造商，不让儿女介入这个行业，以免遭受污染。西方新世界输入的现代商业机制（股票买卖、电报、劳资关系、广告等等），表面上看起来跟印度社会格格不入，但实际上，这些玩意儿全都已经被吸纳进阶级制度中，与之融为一体。很少印度人能够置身于阶级体制之外。马立克和马贺楚是例外。对印度社会所能提供的、所能容忍的那种冒险，他们不感兴趣，但他们的愿望和野心，却不能见容于印度社会，因为它会带来纷扰不安，破坏社会的稳定。排斥阶级标志（服装、食物和职业）就等于排斥阶级制度本身，结果，马立克和马贺楚发现，他们被这个社会遗弃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他们竟然寻找积极进取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式的冒险，难怪会到处碰壁。

“不义的混乱一旦在社会蔓延开来，女人就会犯罪，变得不贞洁。女人一旦失贞，克里须那啊，种姓就会混淆，社会就会紊乱。”这句话也是出自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但你大可不必担心，即使在今天的印度，也不可能发生种姓混淆，社会紊乱的现象，更不可能让老百姓恣意越轨，冒险犯难，尽管每个星期天早晨，老旧的英国俱乐部都会举行宾果游戏，尽管街上到处可以看到英国八卦报纸《每日镜报》黄色首版的海外版（身穿莎丽装的印度女士伸出玉指，争相购阅）和《女性杂志》的亮丽封面（上街购物的美艳少妇，把它当作阶级标志搂在怀里，身后跟着手挽菜篮，亦步亦趋的用人）。尽管在孟买、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夜总会，你可以听到乐队弹奏哀伤的乐曲，英印混血女歌手握着麦克风，演唱哀伤的歌谣，看客们说着过时的英国俚语，高声谈笑：“哦，把你的外套脱下来，扔到那儿去吧。”“哟，我的妈呀！”在这种场所大伙儿都使用英国名字：邦迪（Bunty）、安迪（Andy）、弗雷迪（Freddy）、吉米（Jimmy）和邦尼（Bunny）。这些人可都是真实的。他们身上的装扮（外衣、领带和领子）和他们嘴里的英语，使他们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像极了英国的邦迪、安迪和弗雷迪。但那只是表面而已。实际上，安迪是安南德（Anand），丹尼（Danny）是丹德华（Dhandeva）——这都是典型的印度名字。他们的婚姻是父母安排的，将来他们子女的婚姻也得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生命中遭遇任何疑难，他们都会去找占星家，请求他指点迷津。舞池中每一对翩翩起舞的男女，都受命运之神眷顾。度完假，搭乘邮轮从果亚返回孟买的帕西教徒（可能是弗雷迪的朋友或远亲），也许会聚集在船舱中，旁若无人，引吭高唱英美流行歌曲《芭芭拉·艾伦》《白杨树丛》和《我不是铁石心肠》。但他们在孟买创造的那个欢乐的小英国，却具有强烈的德鲁伊教色彩。他们崇拜火，他们的教义褊狭而诡秘。在他们人生旅程的终点，矗立着阴森森的“寂静塔”，门口镌刻着古代图腾，墙后举行令人毛骨悚然的仪式。

与特立尼达岛上的印度人不同的是，对这儿的印度人来说，内在和外在世界是分不开的。两个世界和平共存。印度只是假装成殖民社会，因此，它的荒谬很容易显露出来。它的模仿既是殖民地式的模仿，又不纯然是殖民地式的模仿。那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特有的一种模仿——这个古国，在过去一千年间，并未拥有自己的王室和本土贵族统治阶层，早已经学会挪出一些空间（但那也只是在社会的顶层）容纳外来的入侵者。在这一千年中，外在的模仿对象不断变换，但内在世界永远保持不变，而这正是印度人生存的秘诀。因此，像奥文顿这样的一位十七世纪末期的旅行家，他所撰写的旅游指南，直到今天，在很多方面仍旧适用于印度大部分地区。以前，印度人模仿的对象是莫卧儿人④，未来，他们也许会模仿俄国人或美国人，今天，他们模仿英国人。

“模仿”也许是一个太苛刻的字眼，不太适合用来描述影响印度社会这么深远、这么广泛的东西：建筑物、铁路、行政体系、公务员的培训和经济学家的养成。描述一位印度科学家特有的行为比较适当的字眼也许是“精神分裂”：就任新职位之前，他会事先请占星家替他选个良辰吉日。但我还是坚持要用“模仿”这个词，因为取得了很多成就，这种“精神分裂”的症状就被掩盖了，因为我们看到的现象，有太多只是单纯而荒谬的模仿，令人啼笑皆非，而根据我的观察，在全世界各色各样的人种中，印度人最具模仿天赋。那位第一次跟我见面的印度陆军军官，乍看起来，跟英国陆军军官简直一模一样。他刻意把自己装扮成英国人：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全都是英国式的，连喝酒也讲求英国品位。摆在印度这样的一个社会，这种印度式英国模仿简直就像一首狂想曲。你越看就会觉得越荒谬。你刚抵达印度时的感觉，渐渐获得了确认和证实：印度人模仿的并不是真实的英国，而是由俱乐部、欧洲老爷、印度马夫和用人组成的童话式国度——“盎格鲁－印度”。整个印度社会仿佛被一个漫不经心的骗子玩弄于股掌之间。我说他漫不经心是因为这个骗子玩够了，不感兴趣了，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那帮“盎格鲁印度人”，每个星期天早晨，成群拥进加尔各答的教堂，膜拜早已经被它的欧洲子民遗弃的神，留下弗雷迪和他那满口英国俚语：“安迪，把你的外套脱下来，扔到那儿去吧。”留下那个同样满口怪腔怪调的印度陆军军官：“唉，我的天！今儿个我感到好累！”这个骗子还留下一大堆词汇，诸如“民防线”、“兵营”和“开小差”……这些充满魔幻色彩的字眼，如今已经被印度人全盘吸收，变成“印度化的盎格鲁－印度”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在这个国度，主宰大众品位的是琐碎无聊、充斥着八卦新闻的《女性杂志》和《每日镜报》，而霍克斯比太太就像住在城郊的米勒曼特①，是优雅举止的权威。

社会顶层倒还存留着一些空间。在这一股模仿风潮中，一个新贵族阶级渐渐形成了，崛起了，但它的成员并不是政客和公职人员，而是那群在外国（主要是英国）公司服务的企业主管。印度人管这帮新贵叫“箱贩”。当初保留给外国人和征服者的特权，如今全都归属他们。这个新兴商业阶级，也正是马立克（每月“支领”一千两百卢比的工程师）和马贺楚（月薪六百卢比的公务员）全心全意追求的目标，却不得其门而入。两人失望之余，就开始讥笑起这批新贵来。我们现在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一等哦，就像他们比蓝纳士高一等那样。记得蓝纳士吗？那个身穿印度式宽松白色棉布裤子，下班后赶搭通勤火车回到玛哈姆区公寓房间的速记员。而蓝纳士又比佛法特路那位“欢乐姑娘”的用人高一等。至于低贱的帕西教徒，那就更不用说了。度完假，搭乘邮轮从果亚返回孟买，同乘一艘船，我们却根本听不到他们引吭高歌《阿夫顿河水慢慢流》。

邦迪是一位“箱贩”。全印度的人都妒忌他，嘲笑他。“箱贩”这个名称的来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身为企业新贵的邦迪，有时也会半开玩笑地说，这个名称肯定跟街头小贩的箱形摊子有关，但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是，它源自英印时代仆人身上背的文件箱——英国小说家吉卜林在《自述》中曾经以感性的语气提到这种箱子。别人都羡慕邦迪拥有公司提供的一套豪华公寓、一份高得离谱的薪水和一种特殊的本事：他能够跟现实的印度（独立后的印度）保持距离，心里却不会感到愧疚。这种疏远也引起别人的不谅解，让他饱受奚落。他是个好靶子。在商贾阶级中，邦迪是新入门的人，而这个阶级非常古老，虽然从事买卖，但受过征服者的提携奖励，俨然变得高贵起来。邦迪就是受到这两样东西吸引（征服者的光环和做生意的利润），才决心加入这个阶级。

邦迪是“好人家”的子弟，祖上当过兵，干过公务员，甚至有人说他们家拥有贵族血统。他们家脱离真正的纯粹的印度已经有两三代了。跟他父亲一样，邦迪可能就读过说印度语或英语的公立学校，上过说英语的大学（本地有两所英语大学），在那儿学会了英国腔调的英语——这种口音，到现在他还努力保持着，尽管他没办法完全摆脱印度人讲英语特有的怪腔调。他结合东西方两种文化，自认“心胸开阔”。他让他的印度名字转化为最近似的英语名字，就像征服者口中的印度地名。佛道斯（Firdaus）变成了英语中的弗雷迪（Freddy），詹姆谢德（Jamshed）变成了吉米（Jimmy）。至于昌德拉谢卡尔这个典型的印度名字，实在没办法转化为近似的英语名字，只好变成最普通的英语名字“邦迪”或“邦尼”了。邦迪知道，身为旁遮普省的印度教徒，如果他敢娶孟加拉省的穆斯林或孟买市的帕西女子为妻（虽然在目前这个阶段，这样做需要一点点勇气），对他的前程肯定大有帮助，因为大伙儿都会说，他自诩“心胸开阔”，这可不是胡说。邦迪摆脱了一个禁忌，却不能不遵守另一条戒律：你千万不能把吉米（他那间陈设简单的冷气办公室，是跟别人共享的）带到安迪家做客（他那间陈设豪华的办公室，可是一个人专用的），否则就会触霉头，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

邦迪的祖父也许抽着水烟袋，又也许是在一个脏兮兮的房间斜躺在长枕上，跟客人谈买卖。邦迪做生意，则是在俱乐部跟客户边喝边谈，或是在高尔夫球场上边挥杆边谈。“箱贩”的圈子很小，对高尔夫球也没什么兴趣，但雇主却要求他们学会打高尔夫球，以便建立“人脉”。因此，在全印度的乡村俱乐部，你常会看到邦迪和安迪两人，郁郁寡欢，徜徉在高尔夫球场上，陪客户挥杆——每次走进南印度班加罗尔城的蒙蒙细雨中，安迪总会怀念起英国的雨季。他们这个圈子还保存着其他一些传统，因城市而不同。在加尔各答，每个星期五下午，他们聚集在周林希区一家叫费尔波的餐馆，举行狂欢派对，痛饮一番。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时候，他们举行这种派对是为了送别启航去往英国的邮轮，顺便庆祝周末的来临（那时每周工作四天半）。如今，寄往英国的邮件都是飞机运送，但阶级意识强烈的邦迪却坚持保留这个传统，尽管在一般印度人心目中，它的起源并不怎么光彩。邦迪可一点都不会感到尴尬。

一般印度人觉得邦迪很滑稽可笑，因为在他们眼中，邦迪的行径和作风实在有点怪诞：他让他那从小讲英语的儿女们喊他“爹地”；他刻意模仿西洋人的礼仪，一看到妇道人家走进房间，就霍地站起身来；他讲究室内装潢，强调西方品位；他把浴室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准备一大堆毛巾，让如厕的客人随时取用（在印度，这可是打扫厕所的用人干的活儿——印度家庭的厕所和厨房，是访客心中的最大梦魇）。但邦迪可不是一个小丑。他刻意和现实的印度保持距离，但他可也不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欧洲人。他欣赏欧洲的迷人光彩和魅力，然而，天天跟欧洲人接触，基于民族自尊，他不得不在这帮老外面前保持印度人的身份。他努力融合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也许太过努力了，以致他对印度艺术和手工艺品的赞助，在别人眼中，跟外国游客的品位实在没什么两样。他家客厅墙上悬挂着当代印度织锦和好几幅来自康格拉、巴索里和拉贾斯坦的古怪素描画。印度画家贾米尼·罗伊的一幅色彩鲜艳的充满东方市集风情的作品，竖立在毕加索的石版画和法国画家希斯里的复制作品旁边。邦迪家日常吃的食物，糅合印度和欧洲风味，但他平日只喝欧洲酒。

邦迪家中的这些糅合东西方风格的陈设，反映出来的是他更深层的自我，而这是他的朋友和敌人从不曾察觉到的。事实上，邦迪只是假装成一个殖民者。在他自己心目中，他跟每一个人都平等，但同时却又高出大多数人一等。在他心灵中，就像在每一个印度人心灵中，内在世界依旧保持完整，不曾遭受任何侵犯。邦迪也许会欣赏他妻子和儿女的一身白皙诱人的肌肤，甚至会为它感到自豪。他也许会努力装出一副轻率、不屑的态度和口吻，要求你仔细观察他子女的肤色。你会发觉，他们的白皙并不是欧洲人的那种白皙（在邦迪看来，欧洲人的白皙就像罹患白化症的印度人，显得很不健康）。事实上，尽管欧洲人备受荣宠和嫉妒，人人都以模仿欧洲人为荣，但在印度人心目中，欧洲人却是“不洁”的民族。邦迪和客居印度的欧洲人同属一个社会阶层，但内心深处，邦迪却隐藏着一股强烈的排他的古老雅利安人种的意识。出于这个缘故，英印混血儿皮肤再白皙，思想再英国化，也不可能打进邦迪的社交圈子，除非他们拥有显赫的家世。在印度，英印混血儿只能以外人的身份存活在社会的下层。（事实上，他们也不想永远待在印度。他们的最大梦想是移民到英国。果然，他们来到了英国——皮肤比较白皙的则移民到白色的澳洲。来到伦敦后，他们聚居在福里斯特希尔这类地方，形成一个个闭塞且哀伤的小聚居区。每个星期天，他们穿着很短的衣裳上教堂做礼拜——这身装扮在印度会被视为“反印度”，在英国则被看成“非英国”，充满殖民地风情。《女性杂志》和《每日镜报》一上市，他们就争相购阅。他们的浪漫梦想总算实现了。）邦迪对待欧洲的态度，就像一位好色的清教徒：他瞧不起被他诱奸的女人。

礼拜天早晨，邦迪总会邀请朋友到他的公寓喝酒。如果他住在孟买，这套公寓肯定坐落在马拉巴尔山，如果他住在加尔各答，他的寓所肯定远离为他的工厂提供劳力的贫民窟。

“昨天，我陪副局长打了几洞高尔夫球……”这是安迪说的。

“呃，局长告诉我……”

邦迪和安迪说的可不是生意。他们讨论的是中印边境战争①的事。在这种时候，他们竟然感到沾沾自喜，因为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结识了一位权贵人物。他们的谈话让人感到不安，倒不只是这个原因。我们听到的是一种非常奇特、非常诡异的闲谈。我们应该怎样描述这种谈话呢？它不偏不倚，只陈述事实，不作任何结论。听到这种谈话，你会恨不得站起身来，走到邦迪和安迪面前，抓住他们的肩膀，使劲摇一摇，对他们说：“说出你自己的意见，告诉我们，你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至少你应该说：‘如果我是国防部长，我会怎样怎样。’告诉我们，你究竟站在谁那边。不要老是装出一副漠然的无动于衷的模样，仿佛在谈论跟你们无关的一些小灾祸似的。生气呀，激动呀，为印度的安全担忧呀，设法把你们那零零碎碎的闲聊串联起来，理出一个脉络，好让我们了解你的看法和立场，就算你的看法有偏颇，充满偏见，也没关系。瞧你们现在这副德行！就好像在谈论知名的历史事件似的。”

听了他们之间的闲谈，我们不免开始怀疑邦迪和安迪两人，表面装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我们开始察觉，他们内心中有一个隐秘的世界，他们随时可以退缩进去，却很难真的进入。霎时间，这栋公寓仿佛悬浮在一个太虚幻境中。真实的印度就在大门外，近在咫尺，然而，住在这栋公寓的人却拒绝承认它的存在，眼不见心不烦：满街出没的乞丐，纵横交错的臭水沟，骨瘦如柴、面如菜色的成年人，肚腩鼓胀、身上爬满黑苍蝇、躺在垃圾堆中悲伤哭泣的小孩儿，市场中满街散布着的一堆堆牛粪和人屎，成群脏兮兮瘦巴巴怯生生、随时龇起牙来扑向同类的癞皮狗——就像它们周遭的人类。公寓里的装潢非常时髦，非常西方化，但里头许多装饰品却是印度式的。整个陈设给人的感觉是虚无缥缈，欠缺根基。书架上陈列的那些小说，跟其他国家书架上陈列的几乎一模一样——看来，通俗的品位是没有国界的，而且流行得很快。但小说讲的毕竟是人的故事，而住在这套公寓里的人，却一点都不关心人类遭遇的问题。瞧，那个受过高深教育的婆罗门，这会儿，手里不正捧着英国通俗作家丹妮丝·罗宾斯的言情小说，读得津津有味吗？（他把罗宾斯女士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同印度马德拉斯省政府出版的一卷卷厚重的古代占星学文献资料并列在一起。）瞧，那个目前在旁遮普大学就读的小伙子，手里不正捧着“女生文库”的平装书，读得如痴如醉吗？邦迪的太太每次到俱乐部，不是抢着阅读《每日镜报》和《女性杂志》吗？她不也常常去找占星家，央求他指点迷津吗？

显然，在某个环节上沟通出了问题，但大家都没察觉到，因为表面看来沟通的渠道早已经建立。成群年轻人聚集在咖啡馆，热诚急切地讨论如何将“剧场”引进“群众”中。乍看之下，你会误以为你在孟买撞见一群英国剧场工作人员，他们就像印度军官模仿英国军官，在装扮上、在举止谈吐上，印度戏剧工作者效法英国戏剧工作者。就像他们在英国的同行，印度戏剧工作者心目中的“剧场”，只不过是《怒目回顾》（Look Back in Anger）⑦这出戏，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凭着专业知识把剧名减缩成《回顾》（Look Back）两个词。他们张开双臂接纳西方的东西，但内心深处却不自觉地排拒这些东西蕴含的价值观。于是，在邦迪的公寓里，闲谈继续进行着，没完没了，而就在这一刻，中国军队即将突破印度防线，长驱直入阿萨姆平原。这时，你不会再觉得这帮人的模仿滑稽可笑——不像刚抵达孟买时，身心交瘁，你在肮脏酷热的街道上看到一幅巨大的海报，错愕之余，只想捧腹大笑。原来，这幅海报告诉印度民众，牛津和剑桥剧团即将在孟买市公演英国经典名剧《不可儿戏》⑧。

退缩、排拒、价值观混乱——这些都是非常抽象含糊的字眼。我们需要更具体直接的证据。一九六三年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发行的一部印度小说——曼诺哈尔·马冈卡尔的《王侯》（The Princes），在这方面倒能提供我们一些具体的例证。这出中古世纪式的悲剧，讲的是一个印度小王侯的故事：印度独立后，他骤然丧失权力，饱受屈辱，一时想不开，竟然赤手空拳跑去追捕一只受伤的老虎，结果惨死在畜生爪下。这是一本非常坦诚的小说，作者的写作技巧也颇有可观之处。马冈卡尔对当时印度贵族的户外生活，显然相当了解，描写起来头头是道，连对狩猎不感兴趣的读者，也能感受到它那魔幻般的迷魅气氛。

这位王侯的祖先是一群出没于印度南部德干高原、不属于任何种姓阶级的土匪。取得政治权力后，他们奉献十万卢比给印度教上师，以交换阶级特权。这帮强盗多年来积聚的财富，如今全都贮藏在国库中，变成了具有宗教神圣色彩的宝物，由一群精挑细选的家臣看守。对这个侯国的王室来说，这批财货是他们的祖传之宝，绝对不可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王侯反对改革。在这方面，他的立场十分明确。英国人决定在邻近地区兴建水坝时，他鼓动当地的原住民投票反对。王侯每年颁发五份奖学金，每份价值七十英镑，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童。他对自己倒是慷慨得多。他拥有两座宫殿和三十辆汽车，外加每年七万英镑的零用钱。花一千五百英镑从西姆拉⑨带回一个艺妓，对他来说只是小事一桩。王侯殿下平日无所事事，整天进行各种休闲活动。他是一个神射手，最擅长追捕受伤的老虎。“我出身高贵，家道殷实。”王侯殿下最爱引述《薄伽梵歌》的诗句。“谁敢跟我平起平坐？”他可是言行一致的人。一九四七年，一群爱国志士占据这个侯国的行政大楼时，王侯殿下单刀赴会，排闼直入，二话不说，一伸手就抓住刚升上去的印度国旗，硬生生给扯下来。他无法接受联邦政府内政部提供的优惠条件。当他发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他的心碎了。但他没发脾气，也没哭泣。他念诵着《薄伽梵歌》的诗句走出宫殿，赤手空拳追捕一只受伤的老虎，结果惨死在畜生爪下。这位出身高贵家道殷实的王侯，终于陨落了。

这是中古世纪的悲剧观。

人生的教训可归纳为一点：

我们崛起，亲爱的斯宾塞，所以我们活着。

斯宾塞，我们活着是为了死亡，崛起是为了陨落。

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位王侯的故事竟然是透过他儿子（也就是这部小说的叙事者）的观点，呈现在读者眼前。王子诞生于一九二○年，在英国人为王子们办的英国式公立学校受教育。二次大战期间，他加入英国陆军，担任军官。他说：“随着年岁增长，我发觉我越来越能认同我父亲的价值观。”在公立学校受过教育，体验过大侯国王子对小侯国王子的势利作风（英国人试图扫除这种势利作风），在陆军混过之后，他来到避暑胜地西姆拉，结识了一个英印混血女郎，两人坠入爱河：

英国人确实懂得如何抗拒改变。在喜马拉雅山区，春天已经来临了。西姆拉这座城镇看起来跟五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一模一样。霍克斯比太太也许就住在附近。转个弯，走几步路就到她的家。

“我喜欢你的香水，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牌子。”

“香奈儿五号。我那瓶快用完了，只剩下一点点，我把它全部搽在身上——跟王子约会嘛！”

“哦，谢了！下回我买几瓶送你。”

在印度首都德里的几家俱乐部混过之后：

“辩论？”我大叫起来，“可以啊！我们当然可以来一场辩论。我们不是每天都当父亲，他妈的！你到底想跟我辩什么啊？”在新德里待了将近两年，我总算学会了交谈的艺术：鬼扯，言不由衷，但很轻松。做人莫太认真严肃，放轻松点儿，这是最要紧的。

这是王子长大后，离开他父亲那个破败的侯国和他就读的那间本地小学，周游印度各地的经历。小说开始时，叙述者（王子艾布海拉吉）和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查鲁杜特还是小学生。在学堂里，兄弟俩跟出身贱民阶级、只能坐在教堂后面地板上听讲的同学保持距离，不相往来。一天早晨，孩子们趁着下课休息，在走廊上玩起一种“芒果籽足球”游戏。那群小贱民站在远处观看。其中一个跑上前来加入这场球赛，把查鲁杜特绊了一跤。出身高贵阶级的孩子们（包括艾布拉海吉）纷纷伸出手臂，指着小贱民们破口大骂：“剥牛皮、吃牛肉的浑蛋，满身臭烘烘！”他们把那个胆敢冒犯他们的小贱民抓住，连人带书包一股脑儿抛进池塘里。“私生子！”满身湿淋淋的男孩指着查鲁特叫嚷：“你根本不是王子。你娘是娼妓！”

“私生子”这个字眼引起艾布拉海吉的好奇。他跑去问英文老师莫尔顿先生，这个英文单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莫尔顿老师支支吾吾。艾布拉海吉后来回忆：“我能够理解他的尴尬。他这个人心思敏锐，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查鲁杜特和我们家那群庶子的出身来历，他早就探听得清清楚楚。”那天在学堂，师生俩从头到尾没有提起发生在走廊上的事。

小贱民卡纳克昌德丢了书包，第二天两手空空来学校上课。老师不让他进教室。那天下午，王子艾布海拉吉发现他“蹲在墙头，垂头丧气，一脸忧伤”。隔天早晨他依旧蹲在那儿。艾布海拉吉问他发生什么事。他说，他不敢待在家里，因为如果他父亲发现他丢了书本，肯定会把他痛打一顿，而他又没钱买新书，老师不准他进教室。艾布海拉吉把自己书包里的书全都送给卡纳克昌德，其中有一本小说叫《拦路大盗的宝藏》（Highroads Treasury），是莫尔顿先生送给王子的礼物。那天，不知什么缘故，莫尔顿老师忽然问起这本书。王子据实回答，老师点点头表示理解。隔天早晨，卡纳克昌德到学堂找艾布海拉吉，把《拦路大盗的宝藏》还给他。“这是别人送给你的礼物。我把它带回来还给你。”

这段插曲非常直率，却也十分感人。从吵架、遗忘到良心发现，整个过程描写得栩栩如生，颇为写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笔锋一转，作者突然冒出一句话，把这段插曲的感人效果全都抵消掉了。身为读者的我们乍然听到这句话，难免感到错愕。作者通过叙述者艾布拉海吉，评论卡纳克昌德这个人：“小时候他很可爱，就像一枚印度银币。长大后怎么会变得那样暴戾、那样难缠呢？”卡纳克昌德像印度银币一样可爱！这个吃牛肉、满身臭烘烘、蹲在教室后面地板上听老师讲课、丢了书本后一连两天坐在墙头上的小贱民，竟然跟印度银币一样可爱！因为他接受世袭阶级制度，所以他很可爱、很健全？他把人家的东西还给人家，不肯据为己有，在王子眼中这个小贱民就变得很可爱？

不管怎样，这对王子和贱民之间渐渐发展出一段友谊。一天，卡纳克昌德送给艾布海拉吉一个礼物：几颗巨大的豆子，没什么用途，只适合放在手掌中把玩观赏。“第一次碰触穷人从森林里捡来当玩物的豆子，我心里感到些微不安。”王子回忆他当时的心情。他接着说：“如今回想起来，我才领悟，通过卡纳克昌德，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印度那颤抖的贫穷。”这是很奇特的措辞——“颤抖的贫穷”。乍看之下，“颤抖”这个形容词似乎是多余的，但仔细玩味，它虽然显得有点夸张造作，却也让人觉得十分生动写实。也许这个词作者只是随手拈来，没什么特别的用意。

在作者笔下，卡纳克昌德的贫穷确实让人怵目惊心，颇具戏剧效果。他的午餐只是一小块烤焦了的面包、几根红辣椒和一颗洋葱。

对他来说，连洋葱都是难得尝到的珍贵食物。平日午餐只有一片粟米面包，蘸着辣椒粉和花生油吃。我坐在一旁，目瞪口呆，看他吃东西。看他那副狼吞虎咽的模样，仿佛饿了好几天……他一手抓着烤焦的粟米面包，一手捏着洋葱，轮流咬着，直到吃完最后一口，才伸出舌头把手指舔干净。

作者仿佛在描写一只稀有动物的进食习惯。他把贫穷当作一种奇观：这就是我们印度人的贫穷。王子艾布海拉吉请小贱民卡纳克昌德吃巧克力。卡纳克昌德接过来，连包装纸一块儿把巧克力一股脑儿塞进嘴巴。艾布海拉吉惊叫一声。卡纳克昌德赶紧把巧克力吐出来——莫忘了，这个小贱民十分可爱，就像一枚印度银币，然后说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哦，我不知道。我还以为殿下跟我开玩笑，要我吃绿色的纸。”

卡纳克昌德天资聪颖，但英文很差。王侯设置奖学金，每年资助五个本邦子弟进入中学就读，但申请者必须提交一篇英文作文。艾布海拉吉捉刀，帮卡纳克昌德写了一篇文章，果然获得奖学金。王侯殿下颁发奖学金那天，卡纳克昌德的父母亲莅临观礼，“高兴得快疯了”。殿下勖勉学子们：“真理、诚实、信仰，以及最重要的——忠义，是人生四大美德，其价值远远超过世俗的财富和报酬。”说着，他举起马鞭，嗖地挥向卡纳克昌德。小贱民摔倒在地上后，殿下又挥动马鞭狠狠抽了他两下，然后“掏出手绢，仔细地擦了擦手”。王子艾布海拉吉吓坏了。后来他说服他母亲拿出一笔钱来，资助卡纳克昌德进入中学就读。日后回忆起这件事，艾布海拉吉告诉读者，卡纳克昌德从不曾表示过“感恩”之意。这位王子备受折磨，不是因为卡纳克昌德曾经遭受他父亲当众羞辱，而是因为“他把这个善良、上进的男孩子送去中学读书，结果却使他变成一个狂热的革命分子，贻害邦国”。瞧，这部小说的作者在节骨眼上又冒出一句突兀且歪曲事实的评论，让身为读者的我们猝不及防，仿佛被人暗算了一下。

岁月递迁，光阴荏苒，我们再看到卡纳克昌德时，他已经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积极参与印度的独立建国运动。他没忘记小时遭受的羞辱。印度独立了，报仇的时机来临了。如今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面目可憎、时而狂妄自大、时而卑躬屈膝的家伙。王侯统治的小侯国，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更令人不齿的是，卡纳克昌德竟然率众在街上游行，高呼：“王侯死了！”

卡纳克昌德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我永远不会饶恕他。他欺侮一个已经倒下却依旧不肯服输的男子汉。他羞辱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这个人是一只绵羊，他的报复是绵羊的报复——一如我父亲生前所说。

这般倨傲顽强的态度和口气突出的是过时的、中古世纪的阶级观念，公立学校式的公平竞赛观念激发了一种反抗的热情：这场骚乱的原因显而易见。尽管表面上，艾布海拉吉以公理为名，发誓要替父亲报仇。他决定仿照他父亲生前的做法，当众羞辱卡纳克昌德——如今回想起来，这个贱民当初实在应该被鞭打一顿，免得他忘记他的阶级身份。艾布海拉吉决定在公开场合，用马鞭狠狠鞭打卡纳克昌德。“这种人，一挨打就会扯起嗓门尖叫。这个可怜的家伙还没学会咬紧牙关，默默忍受惩罚。”小说就在这儿结束。作者显然希望我们赞许这样的结局。王侯惨死后，作者以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叙述者（王子艾布海拉吉）的内心恢复平静，也才能让读者感到欣慰和满意。

印度的贫穷在“颤抖”。艾布海拉吉为他父亲当众鞭打卡纳克昌德感到罪疚，归根究底，与公立学校的道德准则无关。他只是为自己的过失（把一个善良的男孩转变成一个革命分子）而自责。这部小说就像变魔术一样，印度社会的残酷现象全都消失在教科书式的空空洞洞的西方词汇里（诸如“颤抖的贫穷”）：叙述者告诉我们，他父亲拒绝将“基本人权”赋予“人民”；他跟我们谈论“人民的共同愿望”。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我都没看到我认识的那个印度：那一畦畦贫瘠不堪的田地；那一窝窝只有三只脚的狗儿；那一群群身穿红衣出没在火车站、汗流浃背、头顶上扛着笨重的马口铁衣箱的脚夫。书中写道：“雨过天晴，山峦苍翠欲滴，空气中弥漫着松脂和花香，四野寂沉沉静悄悄，只有偶尔响起人力车夫尖锐的呼叫声。”人力车夫，跟驮载货物的动物没什么两样，他们看起来不能再低贱卑微了。而他们竟然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只听到他们那宛如节日歌声般、为避暑胜地西姆拉镇增添几许浪漫气氛的呼叫。这就是印度式的逃避现实；这就是印度人的“盎格鲁－印度”乱象的一部分。

旅人也必须面对这样的印度。劳苦大众的面目变得模糊了。剩下来的印度人（模仿西方人在舞池中翩翩起舞的那些男女）也许就能成为温和的嘲讽对象。但首先，你必须漠视存在于那个背景中真正的、显而易见的印度。

①安得拉，印度东南部的一个邦，人口十分稠密，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4800万人。

②帕西教徒是公元7－8世纪从波斯逃亡到印度以躲避伊斯兰教迫害的祆教徒（拜火教徒）的后裔。“寂静塔”高约30英尺，是帕西人遗留亲人尸体，让兀鹫啄食的地方。帕西人称之为“达克马”。

③勒克瑙，印度北部城市，北方邦首府，以生产香水闻名。

④莫卧儿人，16世纪征服并统治印度的蒙古族及其子孙，他们在印度半岛建立的伊斯兰教帝国于1857年被英国消灭。

⑤米勒曼特，英国剧作家威廉 · 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的戏剧《如此世道》中的女主角。—编者注

⑥这里指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

⑦《怒目回顾》，英国当代剧作家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1929－1994）的代表作，1956年首演，轰动一时，被视为战后英国戏剧的里程碑。这出戏道出年轻一代的心声，英国剧作家竞相仿效，形成所谓的“愤怒青年”（Angry Young Men）运动。

⑧《不可儿戏》，英国剧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的著名喜剧作品。

⑨西姆拉，印度北部一个市镇，为避暑胜地。

第三章 来自殖民地的人

好吧，印度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国家。

——甘地

往来市中心和郊区之间的通勤火车上，那个男子穿梭在人堆中，钻进钻出，散发传单。他手上的一沓传单脏兮兮、皱巴巴的，用印度通行的三种文字诉说一个难民家庭的悲惨遭遇。有些乘客接过传单，认真阅读起来。其他人看都懒得看一眼。火车开到一个站上，停下来。散发传单的男子从一扇门钻出去，一位妇人带着一个小男孩，从另一扇门钻进来。这对母子并不是传单上描述的那个家庭。出现在传单上的亟待各界伸出援手的，是一位贫困的孟加拉妇人和她六个挨饿的子女，而不是眼前这个身材瘦弱、衣不蔽体、浑身邋里邋遢的瞎眼男孩。他高高举起双手，哀哀地向乘客们乞求。两行泪水不断从他那红肿的眼眶中流淌出来。一个妇人跟随在男孩身后，推着他，从车厢这头走到另一头。她扯起嗓门，一面哀号一面伸手，从那群懒得抬起头来的乘客手里，熟练地接过一枚枚小硬币。她忙着收钱，没工夫停下脚步来，央求吝于施舍的乘客赏几个铜板。火车靠站之前，这对母子已经走到门口，准备更换车厢。火车停下，娘儿俩钻出车厢，另一个男子钻进车厢。他匆匆忙忙穿梭在人堆中，赶在火车抵达下一站之前，收回先前散发的传单。

整个过程进行得十分迅速。车上的每个人，包括乘客在内，对这一幕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脏兮兮的木制车身上张贴着油印的告示，用三种文字警告乘客不得在车上施舍，也不可接受陌生人的香烟，因为“这些香烟可能掺有麻药”。但没人理睬政府的警告，看见乞丐进来，依旧大大方方掏出铜板儿，布施一番。在印度，做乞丐可是一种神圣的职业，他能唤起每个人的慈悲心，包括穷人在内。刚才那个男孩的眼睛，说不定是被弄瞎的，以便在郊区通勤火车上乞讨，而散发传单的那个慈善团体，显然摆了个乌龙，向乘客发出错误的传单。但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施舍，这种自动自发的慈善行为，反映的是人对神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虔敬，一如在神像前点一根蜡烛，或在祈祷时转动法轮。就像祭司，乞丐也有他的天赋职责。和神职人员一样，他也需要一个属于他的组织和团体。

但有一位观察家提出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有权力，我会封闭每一个供应免费餐点的慈善团体。它使我们国家堕落和沉沦，因为它鼓励懒惰、游手好闲、伪善，甚至犯罪的行为。这样的慈善并不能增加我们国家的财富，不论是物质上或精神上的财富……我明白，成立一个机构，让人们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然后才让他们吃饭，比成立一个慈善团体难得多……但我相信，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这样做毕竟划算得多。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成几何级数增加，把我们国家整个淹没掉，我们就应该立刻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

这位观察家乍看之下似乎是个外国人，他不明了乞丐在印度社会扮演的角色。他使用欧洲的标准，衡量印度这个东方国家。即使掌握权力，他的改革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太过激进。当然，在解决乞丐问题上，他失败了。

俯瞰达尔湖的商羯罗查尔雅山是斯利那加城①最美丽的景点之一。攀登这座山，你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因为山坡上有好几个地点被印度游客当作厕所使用。上山途中，如果你撞见三位女士结伴儿并排蹲在山腰，你不必惊慌。她们会瞅着你咯咯笑，仿佛对你说：不要脸，跑来偷看人家大便。

在马德拉斯，高等法院旁边的巴士站是最常被人们当作公厕使用的地方。旅客抵达车站。为了打发时间，他就撩起身上穿着的缠腰布，旁若无人蹲在排水沟旁解决。巴士抵达，他放下缠腰布，从容上车。一位女清洁工拿根扫帚，把他拉出的那堆东西给扫掉。在南印度这座大城，有时你会看到一位鼻梁上架着眼镜的道貌岸然的老先生，漫步走过坐落在海港的大学。突然，他停下脚来，撩起缠腰布，露出只系着一条细细薄薄丁字带的光溜溜的屁股，当街蹲下，就在人行道上撒起尿来，撒完，从容起身，慢吞吞整理好丁字裤，放下缠腰布，若无其事继续散步去了。傍晚时分，滨海大道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但没有人看这位老先生一眼，也没有人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

在果亚，清晨时分，你也许会想出门走一走，沿着曼杜威河畔的回栏大道散散步。往下一瞧，你却看见距离路面六英尺的水边，蹲着长长一排人影，乍看起来，就像一丛丛被浪潮冲刷到岸边的海草似的。在这一点上，果亚的居民和古罗马帝国的公民看法一致：大便是一种社交活动，从事这种活动时，他们得蹲在一块儿，边拉边聊天。拉完，他们站起身来，光着屁股涉水走入河中清洗一番，然后回到马路上，跳上脚踏车或钻进轿车里，扬长而去。整个河滨散布着一堆堆排泄物。就在这一团臭气中，人们讨价还价，买卖刚从船上卸下的鱼货。每隔约莫一百码，河边竖立着一块蓝白两色的搪瓷牌。这个告示是用葡萄牙文写的：污染河水的人，必受严厉惩罚。但没有人看它一眼。

印度人喜欢随处大解。通常他们蹲在铁路两旁，但兴致来时也会蹲在海滩、山坡、河岸和街道上，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解决个人问题。深闺制度下长大的伊斯兰教妇女，在这档子事上可就含蓄得多。但这是一种宗教上的克己行为。据说，农民（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一旦被迫使用封闭的厕所，就会罹患幽闭恐惧症。我在北方邦一座纺织城镇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的伊斯兰教小伙子。他在一所有趣的学院就读，身上穿着雅洁的尼赫鲁装——连纽扣都跟这位印度总理身上的一模一样。对这个现象，他却有另一种解释。他说，印度人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民族。他自己就常常跑到旷野上大解，因为他是个诗人，热爱大自然，而大自然正是他用乌尔都语写的那些诗歌的题材。在他心目中，人世间最美好、最具诗情画意的活动，莫过于黎明时分迎着朝阳蹲在河岸上。

在外国旅客眼中，这一群群蹲着的人影，简直就像法国雕刻家罗丹的作品《沉思者》一样永恒，一样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但印度人从不提起它——不论是在日常谈话中，还是在文学作品和电影里。如果这只是一种掩饰，那倒也无可厚非。但事实是：印度人对这些随处蹲着大便的同胞，根本视若无睹。他们甚至会板起脸孔，义正词严地否认这些人的存在。这种集体的盲目，源自于印度人对污染的恐惧——他们自诩为全世界最清洁最爱干净的民族。他们遵照教规，每天沐浴一次。对他们来说，沐浴可是人生一桩大事。印度人想出各种办法保护自身，以免遭受任何形式的污染。排便时，必须遵循一套正规、纯洁的程序。做爱只能使用左手，吃饭只能使用右手。人的一切活动都被严格规范、净化。因此，刻意观看蹲着的人不啻是歪曲事实——你应该看穿表面现象，探寻隐藏在背后的真理。聚集在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俱乐部的女士们先是否认印度人在街上公然大解，接着她们会皱起眉头，一脸嫌恶地提醒你，欧洲人的生活习惯才真的令人不敢恭维：做爱、上厕所和进食，全都使用右手；每个礼拜洗一次澡，把身子泡在一缸脏兮兮的臭水中；洗脸、漱口、吐痰，全都使用相同的盆子。她们举出这类夸张的、充满情绪性的例证，并不是想证明欧洲人究竟有多脏，而是想凸显印度的清洁和安全。这是印度式的辩证法，印度式的观察。如此一来，在他们眼中，光天化日下成群蹲着的男女和路边那一堆堆粪便就会消失无踪，眼不见为净。

且让我们再听听那位观察家怎么说：

散布在这块土地上的，并不是一座座景致优美的小村庄，而是一堆堆粪便。进入印度的村庄，可不是一个赏心悦目的经历。通常，我们得闭上眼睛，捏住鼻子。周遭的一堆堆垃圾和一阵阵臭气，实在太碍眼、太刺鼻了。

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向西方学习的一门科学就是公共卫生。

由于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污染了神圣的河川，把圣洁的河岸转变成苍蝇的滋生地……一把小小的铲子，就足以铲除印度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一大困扰。随地弃置排泄物、在大庭广众间擤鼻涕、把痰吐在街头——这些行为都是一种罪过，不但亵渎神圣，而且糟蹋人性。这种人从来不为别人着想，实在太过自私。不把自己的排泄物遮藏起来的人，即使住在深山里，也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位观察家看到的是一般印度人视若无睹的现象。他的眼光和理想是西方的、外国的。印度人自吹自擂的每日一浴，却被他讥为“这是哪门子的沐浴”。他可没耐心慢慢去探索隐藏在仪式行为背后的意图，并在意图中寻找真相。他一心只想搞好印度的公共卫生。在伦敦，他读过有关素食主义和洗衣技术的书。旅居南非时，他学过簿记。如今回到祖国，他开始阅读探讨公共卫生的著作。

在他那部探讨乡村卫生的著作中，蒲尔博士指出，排泄物应该掩埋在距离地面不超过九到十二英寸的泥土中。根据他的观察，地表的土壤充满各种微生物，而阳光和空气又能轻易穿透它，因此，只需一个星期，排泄物就能够被转化为柔润、肥美、香喷喷的土壤。任何一位村民都可以测试蒲尔博士的理论。

这段话所呈现出来的，是这位观察家独特的眼光和特有的语调。他对公共卫生的关心（在印度传统中，这可是厕所清洁工人的职业），并未受到一般印度人的肯定和认同。不信，你就到新德里国际机场，瞧瞧那儿的厕所吧。印度旅客随地大便——在地板上，在男厕的小便池中（在小便池中如何大便？恐怕得施展印度人最擅长的瑜珈术）。由于担心受病毒感染，大便时，印度人都不敢坐在马桶上。他们采取半蹲的姿势，以至于厕所的每一个隔间，地板上都沾满他们拉撒出来的屎尿。没有人在乎。

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搭乘卧铺旅行时，一般人都会选择上铺。睡在上铺，一来可以享有比较多的隐私，二来不必遭受别人的臭脚和不断打开的车厢门的干扰。在印度搭火车旅行，睡在上铺还有一个好处：灰尘比较少。可是说也奇怪，印度人偏偏喜欢睡在下铺。这倒不是因为把寝具摊开来，摆在下铺比较方便（脚夫和服务生会帮你这个忙），而是因为爬到上铺睡觉，多少需要耗费一点体力，而在印度传统中，任何需要体力的活动都被认为是低贱、堕落的，能免则免。

这回，我搭乘特快车到德里，车票是印度铁路局一位高级官员帮我订购的，因此，顺理成章地，我分到了下铺。我的室友年纪约莫四十，西装笔挺，模样看起来像是一位高级职员或大学教师。分到上铺，他显得有点不开心。他先向服务生抱怨一番。火车开动后，他开始喃喃自语，怨这怨那。我看不过去，便主动提议跟他交换睡铺。他登时眉开眼笑。可是说也奇怪，他依旧站在睡铺旁，一动不动。原来，他的寝具是服务生帮他摊在上铺的，如今他必须等待火车抵达下一站，找另一个服务生，帮他把被褥搬下来。这一等就是两个钟头。我困了，想早些安顿下来。于是我自告奋勇，充当服务生。他只管笑眯眯站在一旁，袖手旁观。我忍不住发脾气。他登时收敛起脸容，刹那间变得面无表情——印度人以这种方式告诉你：沟通的渠道中断了，他不想再跟你这个不可理喻的家伙打交道。体力劳动是低贱、堕落的。只有外国人敢提出不同的看法：

脑力和体力分离的结果，使印度人成为世界上寿命最短、最缺乏随机应变能力、最受剥削的民族。

这位观察家，这位失败的改革者当然就是甘地：圣雄、伟大的灵魂、印度国父、老百姓心目中的神。他的名字被赐予全印度的街道、公园和广场；他的雕像和纪念碑矗立在全国各个角落和首都德里的河阶浴场——游客必须打赤脚，踩着滚烫的沙砾步上台阶；他的画像被供奉在每一间槟榔店，悬挂在无数办公室中——戴着眼镜，赤裸着胸膛，浑身散发出慈悲和智慧的光芒；他的形象无所不在，甚至被简化成卡通人物，用霓虹灯描绘出轮廓，装饰每一个举行婚礼的新房。尽管如此，他却是现代印度政治领袖中最不像印度人的一个。他观察印度的方式，和一般印度人截然不同：他的观点和看法是直接而坦诚的，而这种态度在当时（今天仍然如此）是革命性的。他看到的与外国游客看到的完全相同。他不刻意漠视、回避明显的现象。他看到乞丐和恬不知耻的所谓贤人智者；他看到印度教圣城巴纳拉斯的脏乱；他看到印度医生、律师和新闻记者令人咂舌的卫生习惯——他看到印度人的麻木不仁和拒绝面对现实的习性。印度人的习气、印度社会的种种问题，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剖析这个有如一潭死水般停滞的、腐朽的社会，探索它的病根。呈现在他三十多年前著述中的印度，至今依然存在——这足以证明，身为改革者，他是失败的。

甘地能够以如此清晰透彻的眼光观察印度，是因为他在殖民地住过。回到印度定居时，他已经四十六岁，在南非居住了二十年。南非有一个远离祖国、孤悬海隅的印度小区，这种对比使甘地更能清晰、严正地进行自我分析和批评。在英国殖民地出生长大的甘地，一身结合东方和西方、印度教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与甘地相比，尼赫鲁可说是地道的印度人。对这个国家及其历史，尼赫鲁有一种浪漫的、近乎盲目的感情，他的著作所呈现出的印度，跟现实似乎有一段差距。观察祖国时，甘地从不曾丧失他那批判的、比较的、源自南非的眼光。对古代印度的光辉历史，他从不曾像尼赫鲁那样狂热地歌颂，只是偶尔含糊其辞地讲几句捧场话，应酬一番。但是，在国大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中，是甘地（而不是尼赫鲁）要求印度民众，除了关心大会通过哪些决议案，还要特别关注他在大会上观察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来自南印度的讲泰米尔语的代表独自进食，因为他们担心，跟非泰米尔语族共食一堂，会使他们的身心遭受污染；有些代表明知清洁工人已经下班，没人清理排泄物，却依旧公然在走廊上大小解。

甘地要求民众关注这些现象，可谓用心良苦，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的不仅仅是公共卫生。从一个看似琐碎、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现象（出席重要政治会议的代表，在走廊上随便拉撒），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探讨整个印度社会的病根。公共卫生牵涉到种姓阶级制度；种姓阶级制度造成印度人的麻木不仁、欠缺效率和无可救药的内斗；内斗使印度积弱不振；积弱不振导致列强入侵，印度沦为殖民地。这就是甘地看到的印度，而这个印度在土生土长的印度人眼中是不存在的。若想看到这样的印度，你必须具备西方人的那种直接单纯的眼光。值得一提的是，刚从南非回到祖国时，甘地以一种崭新的、充满启示性的热诚，向印度民众阐释西方基督教的简单真理：“在上帝的宝座前，我们终将受到审判，而他的判决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是我们生前吃过什么东西，结识过哪些人，而是我们到底帮助过谁，以什么方式帮助他们。一生中，只要我们帮助过一个遭逢不幸的人，我们就会受到上帝的恩宠。”这种新的圣经式的训诲，正是当时印度所需要的。在甘地启发下，我们发觉，在西方，如今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基督教道德观，当初肯定曾经被视为异端，充满革命性。印度教徒也许会在这种服务精神和理想中，尝试寻找《薄伽梵歌》所赞颂的“无私行为”。但这只是印度式的歪曲——自古至今，印度人总是试图吸纳外来观念，然后加以摧毁、废弃。《薄伽梵歌》所表彰的那种无私行为，说穿了，只是为了达成一己的愿望，满足个人的需求。这样的无私只会进一步巩固种姓阶级制度。它跟甘地（印度的革命志士）所倡导的那种实用的日常服务精神和理想，完全是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

服务精神、排泄物、用劳力换饭吃、清扫街道的重要性，然后又回到排泄物。这些都是甘地毕生关注念兹在兹的课题（暂且不谈他提倡的非暴力主义和其他思想，而把焦点集中在他对印度社会的分析）。乍看之下，这些课题显得杂乱无章，而且有时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实际上，它们可以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合乎逻辑的整体观念，而这个观念是透过甘地那源自殖民地的直接而单纯的眼光呈现出来的。

瞧瞧这四个正在洗刷阶梯的男子。地点是孟买城中的一家令人不快的旅社。第一个男子提着水桶，一面走下台阶一面泼水；第二个男子握着一把用树枝编织成的扫帚，使劲刮擦台阶上铺着的瓷砖；第三个男子拿着一块破布，把台阶上的脏水抹一抹；第四个男子捧着另一个水桶，承接台阶上流淌下来的脏水。清洗过的台阶，看起来依旧脏兮兮，黑黝黝的地砖上矗立着的墙壁，如今却沾上了一摊摊污水。旅馆里的浴室和洗手间臭烘烘的；木制家具和装潢每天都得沾一次水，湿漉漉的，早就腐朽了；水泥墙布满黏糊糊的、绿色和黑色的不知什么名堂的东西。你可不能抱怨这家旅馆不干净。没有一个印度人会同意你的看法。四个清洁工人每天准时上班，而在印度，只要准时上班就不会有人找你麻烦。身为清洁工人，你可不一定要拿起扫帚，认认真真把地板打扫干净。那只是附带的职责。你的真正职责是“担任”清洁工人，当一个下贱的人，每天做一些下贱的动作。譬如说，打扫地板时你必须弯着腰，驼着背。在时髦的德里咖啡馆，打扫地板的工人必须蹲着，像螃蟹一样爬行，在顾客的腿胯间钻进钻出，不得抬头乱瞄，不得碰触顾客的身体，不得站起身来。在查谟市②，你会看见成群清洁工人游走在街上，用赤裸的双手捡起地上的垃圾和粪便。这是社会要求他们干的低贱工作，而他们也心甘情愿接受这种屈辱。他们本身就是秽物，他们愿意以秽物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眼前。

阶级是一种奖惩制度。印度的种姓阶级把每个人禁锢在他的身份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牵涉到奖惩，职务和责任就变得无关紧要。所谓“人”，就是他对外宣示的身份和功能。在这方面，印度人是直截了当的。穷人一定是瘦子，富人一定是胖子。我在加尔各答结识一个来自玛瓦尔邦的小商人。这位仁兄天天吃糖果和各种甜食，希望自己长胖些，以便向别人夸耀他的财富。在旁遮普，最受欢迎的一句恭维话就是：“您又长胖啦，看起来气色挺好的。”在北方邦的每一座城镇，你会看到一个身材肥大的富翁，身上穿着清爽、干净的白衣裳，大剌剌地坐在三轮车上，而踩车子的肯定是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一副未老先衰模样的瘦子。满街乞丐哀号。印度教圣人弃绝人世的一切。政客们成天板着脸孔，不苟言笑。我问印度政府行政部门的一个见习生，为什么他会加入公务员行列，他想了想，回答说：“这个工作很体面、很有威望。”他身边那些同事纷纷表示赞同。这个回答倒是挺诚实的。难怪，中印战争时，阿萨姆邦的整个行政体系一夕之间瓦解，官员们全都作鸟兽散。

印度人的观念中并没有“服务”这回事——提供服务早就不再是种姓阶级制度的一个理念。商人的功能是赚钱。他打算把鞋子卖到俄罗斯，于是他寄出样品，都是一级棒的货色，接到订单后，他运送一船鞋子给对方，但鞋底却是用厚纸板做的。他好不容易才说服对印度人做生意的方法感到疑惧的马来西亚商人，终于争取到一张药品订单，但他运送给人家的却是一瓶瓶添加颜料的开水。身为商人，他的职责不在于供应货真价实的商品，他的职责是赚钱——不择手段。鞋子被俄国人退回，马来西亚商人对他的颜料水提出抱怨。他只怪自己时运不济，但作为商人，他必须忍受这些考验和磨难。他从一种买卖转到另一种买卖：从鞋子转到药品，从药品转到茶叶。茶园需要细心照顾。到了他手里，没多久，整座茶园就变成一片荒野蔓草。短视和欺诈，可不是经营茶园的好方法。但这个商人只是在发挥他的功能，履行他的职责。后来，为了实现他的另一项功能，这位商人把他的财富全都施舍掉，改行当起游方僧人，以托钵行乞度过余生。

马德拉斯城的裁缝帮你做的长裤，褶边竟然是虚假的。洗过一次后，这条裤子就缩水，再也不能穿了。他把他那家西服店的标签缝在裤腰，央求你帮他介绍顾客。顾客上门，他就有钱可赚，而他吸引顾客上门的方法，并不是制作质量一流的裤子，而是设法打响他那家西服店的名号。一位专门制作衬衫的裁缝，站在街头散发传单，昭告全城百姓：他的店开张了。日本人把他驱赶出西非。“他们的最后润色比较好。”可他一点都不怨恨。他只怪自己时运不济。但他的因应之道并不是改进他的技术，而是挥别“野蛮的非洲黑人”，回到印度老家重起炉灶。他帮你做的衬衫，简直会把你活活气死。袖口太窄，差一英寸；下摆太短，竟然差上好几英寸；才洗过一回，整件衬衫就缩得不成样子。节省布料可以让他多赚几文钱，因此他对你格外热情——每次遇见你，他就会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央求你再到他店里定做一件衬衫。（如果上回你是通过某位有力人士介绍，到他店里定做衬衫，为了防止你报复，下回见到你时，他肯定会对你加倍亲切热诚，帮你做一件宽大得离谱的衬衫，作为补偿。）每天早晨，他总会站在店门口不停哈腰，向过往的路人行九十度鞠躬大礼。这是他持盈保泰的窍门。至于生意，那是他和上帝之间的契约，别人不应该过问太多。

“上钩之后，她就应该施展浑身解数取悦他。一发现他迷恋上自己，她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榨干他的钱财，然后把他甩掉。这是青楼女子的职责。”印度《爱经》如是说。这部古代经典赤裸裸地揭露了一个社会的情欲。在印度，没有一本手册比它更古老、更实用。把人生看成幻觉的宗教，鼓励民众在世俗的虚幻的男女关系中采取务实的态度。这也许是一种必要的平衡和调剂。青楼女子的职责（请注意“职责”这个字眼）本质上跟商人的职责没什么两样。如果你想了解，印度人如何把商业欺诈和垄断视为高尚的品德，你只消读一读印度古典文学中的一些短篇小说。牛是神圣的动物。印度人尊奉它，让它活着，但同时却任由它在光溜溜的寸草不生的城市街道上游荡逡巡，不闻不问。在德里——昌迪加尔公路上游荡时，即使它被一辆货车撞倒，一整个下午躺在血泊中，它依旧是神圣的动物：村民们会围绕在它身边，防止任何人杀害它。相反，印度人眼中的邪恶动物黑水牛却被饲养得又肥又壮，浑身皮毛锃亮。它并不神圣，但比圣牛更值钱。《爱经》指出，在十五种情况中，通奸是被允许的，其中第五种情况是“这种秘密关系必须是安全的，而且能为当事人带来一笔财富”。罗列完这十五种情况后，《爱经》告诫读者：“切记，唯有在上述情况下，这种行为（通奸）可以获得允许。它绝不能被用来满足个人的情欲。”这种道德上的模棱两可，事实上跟《爱经》以及其他古代印度修身指南所倡导的文人雅士生活规范和职责是一致的：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从事不会危害来生，不会耗损钱财，但同时又能带来快乐的各种活动”。

《古代印度故事》是一本翻译自梵文原典的选集，一九五九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印行。在导论中，范布伊德能（J.A.B.Van Buitenen）指出：

（在这本选集中）如果我刻意淡化这些故事的“精神”色彩，那是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印度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过度强调印度文化的灵性层面。事实上，古典文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凸显精神价值。在古代印度，连那些携带骷髅的隐士和云游四海的高僧，都对生命充满热忱，能够在一场火葬仪式中看到轻松幽默的一面。历史中朴实无华的佛陀，在这些故事中，也化身为各种各样多姿多彩、充满生命力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层层叠叠形成了一座高耸的万神殿。在某些故事中，连自由意志也可以变成主题。故事中有一个四处飘荡的精灵，在陷入混沌、无形的灵境之前，特地让自己化身为一种生命形式，以便享受生存的乐趣。我们真不敢相信，在一千年间会有那么多生命死亡。

《薄伽梵歌》以一种接近宣传家的热忱强力推广的种姓阶级制度，可被视为古代印度务实主义的一部分。它是古典印度的“生命”。如今，它已随着社会腐朽、僵化，而它的产物——上文所探讨的种姓阶级“功能”，变成了它现在唯一拥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清洁工人的欠缺效率和商人短视无情的作风，又如何能避免呢？最近印度政府设立奖学金，奖励急公好义、见义勇为的青少年，却面临找不到候选人的窘境。孩子们都不敢让父母亲知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但你不能因此一口咬定，印度人是懦弱的民族，不懂得欣赏见义勇为的美德。真正的原因是：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是军人的“功能”，别人不应该越俎代庖，多管闲事。一个陌生人失足掉入河中，快被淹死了，在河岸上野餐的印度人会装作没看见，继续吃喝玩乐。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是一座孤岛，人人只为自己的“功能”负责，而功能是每个人和上帝之间的私人契约。实现一己的功能，就是实现《薄伽梵歌》所倡导的无私精神。这就是种姓阶级制度。毫无疑问，刚开始时，它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有效的分工，但如今它却分隔“个人功能”和“社会义务”，分隔“职位”和“责任”。它变得欠缺效率，充满破坏性。它创造一种心态，阻挠所有的改革计划。它使印度人热爱演说。它使印度人耽于姿态和象征性的行动。

象征性的行动包括：植树周（官员们发表演说后，拍拍屁股走人，种下的树苗自生自灭，结果百分之七十的树苗都枯死了），消灭天花周（据报道，中央政府一位部长基于宗教理由，拒绝接种疫苗；花几个卢比，你可以向医疗人员购买接种证书），扑灭苍蝇周（官员们在某一个邦宣布举办这项活动，招来成群苍蝇），儿童日（报纸第一版刊登尼赫鲁总理针对儿童问题发表的一篇精彩动人的演说，最后一页却刊登了一则报道：为贫穷儿童提供的免费牛奶，通过某种渠道流入加尔各答市场并公开贩卖），消灭疟疾周（在这个讲印地语的村庄，居民大多是文盲，但墙上却漆着用英文书写的标语：“大家集体消灭疟疾”）。

行动一旦沦为象征，标签就变得格外重要——对人、事物、地方都是如此。一个空旷的、四周环绕着围墙的地方，从它的陈设和装置，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用途，但门口却依然挂着一块巨大的招牌：儿童游乐场。另一个空旷的、一端摆放着舞台的场子，门口挂着一个招牌：露天剧院。在前头引导省长车队的吉普车，车身上漆着白字：先导车。新德里是各式各样的标签集中地，满街悬挂的衙门招牌，看起来活像一个公务员开设与经营的市场，连古老神圣的建筑物都逃不掉这种劫难。在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一座兴建于八世纪的庙宇矗立在商羯罗查尔雅山上，大门口悬挂着一块五彩缤纷的招牌，让人误以为这是一家男士精品专卖店。马德拉斯附近的马哈巴里普拉姆村，庙宇林立，香火鼎盛。其中一座庙宇的古老石墙上，嵌着一块铜牌，以纪念那位倡导和推动神庙修复工程的部长。马德拉斯的甘地纪念堂，是一栋小巧的柱廊式建筑物，墙上镌刻着纪念堂筹建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姓名。整个名单的长度比一个人还高。

现代国家的机制和体系存在于印度。衙门四处林立。这些公家建筑全都挂着招牌，贴着标签。有时它们会预见民众的需求，而这种预见本身往往就是一种对需求的满足。现在，且让我们瞧瞧，印度观光局散发的一份传单底部印着的几行字：印度政府新闻与广电部广告与视觉宣传署，为交通运输部观光事务局设计并印制。结构太完美了，标签太恰当了。有时我们难免会觉得，它所传达的只是一种美好却十分空洞的意图。我看到的《家庭计划新闻》刊载一系列简短的、花絮式的新闻，报道一些实行家庭计划的家庭的近况。最引人注目的倒是那一张张照片：一群身穿莎丽、风姿迷人的印度妇女，聚集一堂，商讨家庭计划。交通灯是一座现代城市必要的装置。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当然也有交通灯，但在这座城市交通灯只是一种装饰品，而且非常危险，因为部长们为了尊严，绝不会在红灯前停下车子，而这个邦光是部长就有四十六位。戈拉克浦尔市的糖果店，根据本市法规，必须装设玻璃柜，展售他们的商品。玻璃柜倒是装设了，但里面空无一物，旁边却陈列着一堆堆暴露在污浊空气中的糖果。昌迪加尔市最近兴建了一座设备一流的现代化剧院，问题是：谁来写剧本？

危机一旦发生（就像那次中印边境战争），这整个体制和结构的象征本质，就会立刻暴露出来。大官们纷纷发表演说，报纸充斥着政客们的谈话。公众人物摆出的姿态受到广泛的宣扬：印度政府卫生部部长（一位女士）公开捐血，另一位贵妇捐献珠宝首饰。娱乐休闲活动暂时中断。接下来该怎么做呢？没人知道。也许应该制定一项“国土保卫法案”（Defence of the Realm Act）吧？大伙儿都管它叫“躲啦”（Dora），这给这个正确的标签增添了些许亲切、熟悉的色彩。一连几天，全印度老百姓都在谈论“躲啦”，仿佛把它当作一个有魔力的字眼。一九三九年，英国政府宣布在印度实施“躲啦”法案，③而今印度政府也如法炮制。英国人挖掘战壕，而今印度人也在德里挖掘战壕，但只把它当作象征性的动作，这边挖一条，那儿挖两条，在公园挖，在树下挖，把整个德里市弄得乱七八糟。这些战壕可没白挖：它呼应印度人对露天厕所的永远难以满足的需求。不用说，供应军队（军队装备极为简陋，只具象征意义）的补给品，通过某种渠道流入加尔各答市场，被公开贩卖。

建立在象征行动上的、东方式的“尊严”和“功能”观念，这就是种姓阶级制度所倡导的那种危险的腐朽的务实主义。象征性的服装、象征性的食物、象征性的膜拜——印度人成天与各种各样的象征打交道，无所事事，懒懒散散。“懒散”产生自公开宣示的“功能”，而“功能”脱胎自“种姓”。贱民制度并不是种姓制度的最有成效的产物，这只是讲求人性尊严的西方人的看法。然而，在这个制度的核心，我们却看到厕所清洁工人的堕落和沉沦，却看到（如同甘地在一九○一年所看到的）一群衣冠楚楚的政客排排蹲，解开裤裆，旁若无人地在公共建筑物的走廊上大解。

“贱民制度一旦清除，种姓制度就会得到净化。”乍听之下，这句话仿佛是甘地式或印度式的矛盾思想，甚至可以被解释为对种姓制度正当性的承认。但事实上，它是一种革命性的评估和看法。土地改革并不能说服婆罗门阶级把自己的手放在犁上去亲自耕田，不能使他们想相信自己不会因此丧失尊严。把奖状颁给见义勇为的儿童，并不能消解他们心中的疑惧：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把政府职位保留给贱民，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样做，不啻是将重大的职责交由不合格的人承担，出身贱民阶级的公务员，很难安于其位，因为一般民众对他们早已存有成见。需要改革的是制度本身，应该摧毁的是种姓阶级心态。所以，甘地不怕别人嫌他唠叨，一再提到印度人到处丢弃的垃圾和粪便，一再提到厕所清洁工人的尊严，一再提到服务精神和勤劳工作的重要性。从西方的观点来看，甘地的观念不免显得过于狭窄琐碎，甚至有点怪诞，但事实上，他是通过一个在西方殖民地长大的印度人的眼光，把西方的一些简单理念应用于他的祖国。

印度毁了甘地。他变成了“圣雄”④。印度人敬仰他的人格。至于他一生所传达的讯息则无关紧要。他的出现激发了印度传统文化中“无形的、弥漫一切的精神情操”。他的形象唤醒了印度人的一项传统美德：在德行高洁的人面前应该自谦自贬，而这种自贬，《爱经》肯定会赞同，因为它确保人们来生会飞黄腾达，因为它不鼓励人们从事任何漫长、艰苦的体力活动，因为它能够给人们带来某种快乐。象征性的行动是一种诅咒，给印度带来无穷的祸害。然而，身为印度人，甘地不得不跟象征打交道。于是乎，清扫厕所变成了偶尔举行的一种神圣仪式，因为它受过“圣雄”那伟大的灵魂的赞许，但厕所清洁工人还是跟以往一样被人轻视、践踏。甘地亲手操作的纺车，并不能提升印度劳工的尊严，它被吸纳进庞大的印度象征体系中，很快就丧失它的意义。甘地一直是个矛盾的悲剧性人物。印度民族主义脱胎自印度教复兴运动，而甘地曾大力支持的这种宗教信仰复兴却使他的改革遭受挫败。在政治上他是成功的，因为他广受印度民众爱戴和敬仰；在改革上他是失败的，而这同样因为他太受尊敬。他的挫败，全都记录在他的著作中——直到今天，甘地依旧是外国人游览印度的最佳向导。这种情况就像南丁格尔在英国变成了圣徒，她的雕像矗立在英国各个角落，她的名字挂在每个英国人嘴边，但她当初所描述的医院却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改善。

甘地失败得更惨。他被封为圣人，这使得他变得更温和、更安静，这使得他看起来有点愚蠢，这使得他丧失了他惯常的优雅风度。

“请问，这是开往德里的火车吗？”在莫拉达巴德市车站，我匆匆跳上火车，钻进车厢中的一个隔间，用英语询问里面坐着的一群农民。

“你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一个国家吗？你想问路，就得讲印地语。这儿只准讲印地语。”

这个人显然是这群农民的首领。看来，他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向我宣扬印度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在别的时候别的地点，他或许会对我很客气，甚至恭顺。但这会儿他的身份却是一位身穿黄袍、身材肥胖、脸色红润的贵人（印度的贵人都长成这副模样，少有例外），在他面前，这群农民中的妇女和小孩都得保持毕恭毕敬的态度。

甘地和印度民众的关系也是这样。他是印度精神文明的最新象征。他加固了民众和上帝之间的私人契约。在印度，甘地只留下这些遗产：他的名字、老百姓对他的画像和雕像的膜拜、探讨非暴力主义的各种研讨会和讲习班（印度人似乎以为，非暴力主义是甘地生前教导他们的唯一东西）、具有崇高道德和象征意义的禁酒运动（即使在中印战争时，有关方面也不忘鼓吹禁酒）、政治人物的行头和装扮。

瞧瞧这位衣着简朴、装扮得体的乡下政客。他出现在地方上的一个政治集会，大谈圣雄甘地的精神和祖国的前途。

“为了当选，这个家伙谋杀了十七个人。”印度政府一位行政官员告诉我。

这一点都不矛盾。圣雄甘地已经被吸纳进印度那混沌的精神世界和腐朽的务实主义中。革命志士变成了神，他生前传达的讯息从此消失无踪。甘地未能把他那直接坦诚的眼光和理想传留给印度。诡异的是，待在印度一整年，我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告诉我甘地究竟长得什么模样的民众，他们可都是甘地的崇拜者。这个问题并不怎么适合向印度人提出，因为一般来说，印度人欠缺描述事物的才能，但我得到的回答却让我感到非常诧异。有些人说，甘地身材瘦小；马德拉斯城一位仁兄却告诉我，甘地身材魁梧，高达六英尺。在一些民众印象中，甘地皮肤黝黑，但另一些民众却记得他的皮肤非常白皙。人人都记得甘地，很多人甚至拥有他的个人照片。但这些照片并不管用，因为大家实在太熟悉甘地的形象了。每当一个传说与神话形成时，情况就会变得如此。你不能在神话和传说中增添或减少任何东西。形象已经固定简化，不可改变，就算你亲眼看见过这个人，也不能改变这种形象。甘地生前说过的每一句话，写过的每一篇文章，几乎全都被记录、保存下来。有关甘地的书目简直可说汗牛充栋。然而，在印度，甘地早已经退隐到历史中。感觉上，他仿佛活在一个古老的时代。那时，人们出外旅行得依靠双脚，文件得抄写在树叶或黄铜板上。

①斯利那加，印控克什米尔首府，著名避暑胜地。

②查谟，印控克什米尔的冬都，夏都为斯利那加。

③那时是为了防备日军入侵。

④“圣雄”（Mahatma），梵文，意为“伟大的灵魂”。印度人把这个称号加在德高望重的人士姓名前，以示尊敬，如“圣雄甘地”。

第四章 追求浪漫传奇的人

简单明了、直截了当，但却蕴含着无穷遐想空间的印度电影片名，一直很吸引我。就拿《私人秘书》（Private Secretary）来说吧，在印度，连亲吻镜头都不准出现在银幕上，一般男人想在现实生活中体验电影所描写的那种艳遇，连门儿都没有，但他们可以透过片名遐想一番：“作风开放”的女孩、时髦的办公室（里面一定有打字机和白色的电话）、男女共处、不伦之恋、婚外情、悲剧。我一直没去看这部电影。我只看过海报：一具胴体（如果我没记错）横陈在办公室地板上。《豪放女》（Junglee）是另一个令人难忘的片名：一个女郎伫立在海报中，背景是喜马拉雅山的皑皑白雪。《人生一场空》（Maya）的海报上，一个伤心欲绝的女人在流泪。《摇摆》（Jhoola）显然是一部欢乐的歌舞片，但这样的片名却难免引人遐思，想入非非，如同《私人秘书》和《临时房客》（Paying Guest）。

我们是临时房客，地点是德里——一个充满象征的城市，最初属于英国殖民政府，现在则是印度共和国首都。整座城市的四处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簇簇黑白两色的告示牌，展现了各种狂热的行政活动：××咨询委员会、××研究院、中央政府××部、××局。全城大兴土木，街头巷尾矗立着一座座用竹竿搭成的鹰架，乍看之下活像一窝窝巨大、怪异的鸟巢。德里是一座永远在成长中的城市——我们抵达之前，它已经成长了四十年。这是一座由公务员和承包商组成的城市。在德里，我们是临时房客，而我们的房东马辛德拉太太的丈夫就是一个承包商。

她派遣她家的司机开车到火车站接我们。这样的接待让我们感到非常开心。钻出三等冷气车厢，踏上那光溜溜热烘烘的月台，你感觉到身上的衬衫骤然间变得滚烫，热得让你透不过气来。你对这个城市的兴趣，霎时间消失了。头昏脑涨，活受罪。在那闷热得像烤箱般的月台上，人们依旧穷忙着。成群脚夫身穿红上衣，头缠红布巾，推推挤挤，吆吆喝喝，争相招徕客人。招揽到顾客的脚夫背起金属打造的箱子——一个衣箱、两个衣箱、三个衣箱，全都沾着从孟买市一路带到德里的灰尘——踉踉跄跄，跌跌撞撞，朝向车站门口走去。电风扇在我们头顶上狂乱地旋转着。乞丐哀号不停。巴基拉斯旅馆派来的那位男士站在人堆中，使劲挥舞着脏兮兮的宣传折页。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对南极探险家来说，中途放弃比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可要容易得多。于是，我伸出手来，从这位仁兄手里接过宣传折页，站在那一拨拨熙来攘往、宛如潮水般从我身边流过的人群中（我对他们的活动已经丧失兴趣），开始集中心神，阅读宣传折页中的法文信函。在德里城的溽暑中，一切都变得扭曲、模糊：

经历一趟艰辛的旅程来到德里，在巴基达斯旅馆好好休息一番，我满心喜悦，彻底消除了疲劳。我特别感谢服务人员的殷勤友善的招待。我没期望什么，但请相信我，住在这家旅馆绝不仅仅是坐在那令人愉悦的庭院中，畅饮美酒而已。

费尔·贝斯·乔治，法国葛雷米（塞恩）

1961年7月28日

畅饮美酒：渴望渐渐转变成了精神错乱。先生，你到底期望什么？我没期望什么，只想好好休息一番。亮晶晶的水泥地上，并排躺着许许多多伸开四肢的躯体——成群无家可归的印度人，睡在印度火车站。找不到工作的脚夫四处蹲着。一个女乞丐也蹲在地上，扯开嗓门哀号。我只想好好休息一番。但这座城市并没有可以让人好好休息一番的喷泉。德里的街道十分宽阔壮观，一个又一个环岛，不计其数。这是一座为巨人打造的城市：视野辽阔深远，格局方正恢弘。这是一座仍然在规划中的城市，犹未完成，犹未人性化。它是为那些试图躲避它的空旷和它那白花花的灯光的人而建造。在这些人眼里，德里城中的树木看起来就像建筑图样上的树木，只是装饰品，并不能让人乘凉。总而言之，这是一座以纪念碑为模式打造的城市。城里每一栋建筑物都被贴上标签，就像建筑师的图画。街道上移动的每一样东西，都变得格外渺小——骑脚踏车的男人身后拖着黑的影子。一个幅员辽阔、不断向外扩张的城市，是不容许人们停下脚步来歇息的。它鬼赶似的驱使人们，成群蜂拥向城中纵横交错的林荫大道和四处林立的购物中心；它驱使千百辆机动黄包车，轰隆轰隆，穿梭在大马路中央的车阵中，钻进钻出。在这座纪念碑一般的大城市面前，人类的躯体仿佛都缩小了。

我们寄宿的房子坐落在新德里的一个“新殖民区”，说穿了，就是新近开发的住宅区。我们离开空旷辽阔、恢弘典雅的市中心，驱车进入这个小区，骤然间看到一堆标新立异、杂乱无章的现代建筑物，心里感到有点突兀。乍看之下，就像一座印度村庄突然被转化成一座水泥和玻璃打造的市镇，一夕之间，扩大好几倍。小区内的房屋还没编上统一连贯的门牌号码。狭窄的无名巷弄中，挨挨挤挤，穿梭着一群群锡克人。他们满脸迷惑，挨家逐户寻寻觅觅，门牌号码既然不可靠，他们只好根据土地编号寻找他们的房子，土地编号是依据购买日期，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的。极目所见尽是漫天尘沙、一排排白色和灰色的水泥房屋、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庭院。每一个锡克人身后都拖着一条黑的影子，鬼影般飘忽在烈日下。

我们坐在簇新但空空洞洞的壁炉前，一面享受头顶那台电扇吹出的阵阵凉风，一面啜饮着可口可乐。

“那个比哈尔①男孩是个笨蛋。”房东马辛德拉太太一开口，就为她家司机的驾驶技术向我们致歉。

这个印度女人身材丰腴，看起来相当年轻，两只眼睛睁得又大又圆。她懂得的英文不多。每次找不到恰当的字眼，她就会咯咯一笑，然后把视线从你身上转移到别处去。她会说一声“嗯”，伸出右手托住下巴，眼神一下子变得空茫起来。

房子是新的。楼下弥漫着混凝土和油漆的味道。房间还没装潢好，家具不多，显得空荡荡冷清清的。整个屋子四处摆着电风扇。浴室的设备全都是从德国进口的，非常罕见，非常昂贵。“我喜欢外国货，”马辛德拉太太说，“简直爱死了。”

她对我们带来的那几只皮箱以及里面装着的东西格外感兴趣。她忍不住伸出手来，摩搓着我们的皮箱，脸上流露出无比虔敬和喜悦的神情。

“哎，我爱死外国货了。”

她眼睛睁大，带着三分畏惧七分仰慕的神情告诉我们，她老公可是一位承包商哦。他可是白手起家，辛辛苦苦打拼才有今天。他长年在外，白天在丛林中奔波干活，晚上睡在帐篷里。她留在城里，帮他照顾家庭，让他无后顾之忧。

“一个月三千卢比家用钱。这年头的物价！三千卢比怎够用啊，简直是开玩笑。”

她并不是向我们炫耀。她出身一个纯朴家庭。她接纳她的新财富，一如她接受以往的贫穷。她虚心学习，求好心切。她渴望获得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的赞许。她家窗帘的颜色，我们还喜欢吗？墙壁的颜色呢？瞧，那边的灯座可是进口的，从日本进口的。屋子里每一样东西都是进口的东西，除了（走进饭厅吃午餐时，她悄悄告诉我们）那台黄铜制的温热器。

她陪我们坐在餐桌旁，伸手托住下巴。她不吃午饭，只管睁着眼睛怔怔地瞅着我们的盘子。每次目光接触时，她就咧开嘴巴微微一笑。这可是她第一次经营民宿呢。说着，她咯咯笑起来。以前她从不曾接待临时房客，因此，如果她把我们当自己的小孩看待，我们千万不要责怪她。

她的几个儿子回家了。十几岁的小伙子，个头长得挺高，但神态却很冷漠，不像他们的母亲那么热诚。一走进饭厅，兄弟们就在餐桌旁坐下来。马辛德拉太太拿过一把汤匙，把菜肴舀到儿子们的盘子里，接着也帮我们舀一些。

她扑哧一笑，瞅了瞅大儿子，对我们说：

“我希望他讨个外国老婆。”

儿子没有回应。

我们谈起德里的天气和最近这一波热浪。

“我们才不怕热浪呢，”男孩说，“我们的卧室都装有空调。”

马辛德拉太太望了我们一眼，促狭地笑了笑。

那天下午，她坚持带我们出门走一趟，到城里买点东西。她想给楼下那个房间买几幅窗帘。我们说，她刚才带我们看的那个房间，里头的窗帘可都是簇新的，看起来挺高雅挺精致的。她说，不，不，我们太客气了。今天下午她一定要买几幅新窗帘，她希望我们充当她的外国顾问。

于是，我们开车回到市中心。一路上，马辛德拉太太不时伸出手来，指着车窗外那一座座矗立在德里城中的纪念碑，叫我们观看：胡马云②陵寝、印度门和拉什特拉帕提·巴凡纪念碑。

“新德里，新德里！”马辛德拉太太幽幽叹息起来，“印度的首都。”

我们从一家商店逛到另一家，也不知逛了多久。越走越疲累，我还得打起精神，有一句没一句跟马辛德拉太太闲扯。“瞧！”我伸出手臂，指着店里摆着的那一堆花哨的、鞋尖高高翘起的东方式绣花拖鞋，对马辛德拉太太的儿子说：“瞧，这些鞋子多可爱。”

“太俗了！我们不穿这种鞋子。”

这几家铺子的店员都认得马辛德拉太太。一走进店门她就向大伙打招呼，亲切得不得了。店员们赶紧搬来椅子。她坐下来，一边伸手摩挲着布料，一边跟店里的人寒暄闲谈。一卷又一卷窗帘布摊开来，展现在马辛德拉太太眼前。她不动声色，只管笑眯眯看着，然后笑眯眯站起身来，走出店门。她的举止非常优雅自信。她光看不买，店员们也不会生气。她心里早就有个谱，知道自己需要哪一种窗帘。逛了半天，她终于找到她想要的布料。

那天傍晚，马辛德拉太太带我们参观她家的壁炉。那是她老公亲手设计的，形状不规则，挺花哨的。石栏上的凹洞（用来装置电灯）模样也很花哨，同样出自她丈夫的手笔。

“瞧！多么现代啊！我们家的装潢和摆设全都是现代的风格。”

第二天早晨，油漆匠来到马辛德拉太太家，重新粉刷那间没人使用的、才刚粉刷不久的房间，以搭配昨天下午买回来的窗帘。

马辛德拉太太闯进我们的房间。吃过早餐，我们脱掉外衣，正躺在床上吹风扇。她一屁股在床边坐下来，一边跟我们聊天，一边把玩着我那位女伴的丝袜、鞋子和胸罩。她对这些东西的价钱很感兴趣。在她怂恿下，我们爬下床来，跟随她到隔壁房间看油漆匠干活。她拿出窗帘布料，站在刚油漆过的墙壁旁边，问我们颜色到底配不配。

平日在家，马辛德拉太太闲着没事，成天只管盘算如何花掉那笔每个月三千卢比的家用钱。她有个要好的朋友，“梅塔太太。秘书。妇女联盟。梅塔夫人。空调和其他家电最有名的品牌也叫梅塔。”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广告上，我们早就耳熟能详。马辛德拉太太定期探访梅塔太太。马辛德拉太太定期咨询她的占星师。马辛德拉太太定期上街购物，到庙宇烧香。她的日子过得既充实又甜蜜。

那天下午，一个身材高大、年纪约莫五十岁的男子来到马辛德拉太太家。他说，他在报上看到广告，知道这儿楼下有个房间（我们现在住的那间）要出租。这位男士穿着双排扣灰色西装，一口英语带着浓重的、硬邦邦的军人腔调。

“嗯。”马辛德拉太太把眼睛瞄向别处。

西装革履的男士继续讲他的英语。他告诉马辛德拉太太，他是一家大公司的业务代表——跟外国有关系的公司。

“嗯。”马辛德拉太太的眼神一下子变得空茫起来。她伸出一只手，托住下巴。

“晚上不会有人在这儿睡觉，”男士仿佛有点心虚，舌头开始打结。也许他忽然想到，和报纸上的招租广告所招徕的那些“外交人员”相比，他那家公司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可以预付一年租金。租约一签就是三年，怎么样？”

“嗯！”马辛德拉太太用印度斯坦语回答这位男士的英语。她说她必须征求她丈夫的意见，况且，还有好多人对房子感兴趣。

“我们打算把这间房子当作办公室使用，没有其他用途，”男士似乎有点恼怒了，也许，他觉得他的尊严受到了冒犯。“晚上我们只留下一个人，在这儿守夜。您住在这儿，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干扰。我们现在就可以预付一万两千卢比租金。”

马辛德拉太太只顾睁着眼睛，茫茫然，不知瞪着什么东西，仿佛在嗅着墙上的新油漆，或者盘算着什么时候才把新窗帘挂上去。

“笨蛋！”男士前脚才跨出门坎，她就哧的一声笑起来，“这家伙跟我讲英语呢！假洋鬼子。笨蛋。”

隔天早晨，她绷着脸，闷闷不乐。

“信。我公公写信告诉我们，这两天他就要来我们家住一住，”原来是这件事让她不开心。“老人家一天到晚唠叨，碎碎念，叫人受不了。”

那天下午我们外出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她一脸哀伤，跟一位身穿印度服装的白发老者坐在一块儿，态度颇为恭谨。霎时间，她整个人仿佛缩小了，怯生生的，一副如坐针毡的模样。向白发老者介绍我们时，她特地强调我们的外国背景和来历，然后她就把眼睛瞄向别处，自顾自发起呆，不再吭声。

白发老者一脸狐疑，上下只管打量我们。一如马辛德拉太太向我们暗示的，这位老先生果然很健谈。他对自己，尤其是他的年龄（约莫六十出头）感到颇为自豪。他跟我们谈起他的一生——他谈的并不是他的经历，而是他在六十年岁月中所养成的习惯。他告诉我们，每天早晨他四点起床，出门散步四到五英里，然后回家阅读《薄伽梵歌》的若干篇章。这个生活习惯他已经保持了四十年，值得向年轻人推荐。

马辛德拉太太忽然幽幽叹息一声。我看得出来，她早已经受够了公公的唠叨。为了让她喘口气，我只好硬着头皮跟老先生攀谈，央求他告诉我们他的经历。但他这一生并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值得向我们报告。他所能提供的只是他居住过和工作过的一连串地点。我向他提出具体而明确的问题，要求他描述他待过的那些地方，譬如山川景色、人文地理等等。但马辛德拉太太似乎不明了我的用心。她并不接受（也许，基于为人媳妇的职责，她不能接受）我的帮忙。她一径坐在那儿，默默受苦。到头来，被我赶走的并不是马辛德拉太太，而是她的公公。他终于走出屋子，独个儿坐在屋前那座小花园里。

“你好调皮啊。”马辛德拉太太瞅了我一眼，笑了笑。她的神情看来很疲累。

“夏天到了，”晚饭后，老头子忽然说，“我在屋外旷野上睡觉已经两个礼拜了。每一年，我总是比别人早几个礼拜，跑到户外睡觉。”

“今晚，您就睡在屋外吗？”我问道。

“当然。”

他就在大门外打地铺。我们看得到他，毫无疑问他也看得见我们。凌晨四点——看看天色，准没错，我们听见他起床，出门散步之前先上厕所，漱口，噼里啪啦，不知搞些什么名堂，然后关上房门。再过一会儿我们听见他回来。起床后，我们看见他正在阅读《薄伽梵歌》。

“每天早晨散步回来，我总会读几页《薄伽梵歌》。”老先生告诉我们。

读完圣诗，他就在屋子里闲晃。他找不到事情做。想不理他，还真办不到。他总会找机会跟你攀谈，喋喋不休，没完没了。我开始怀疑这老头在监视我们。

下午，出外回来，我们撞见我们真的不想看到的一幕：又一个应征者上门来，打算租下这栋屋子楼下的房间。那位准房客看起来怯生生的，忸怩不安。跟他面谈的是马辛德太太的公公。老头子态度还算和善，但口气却咄咄逼人。我看得出来，他责备的对象是他的媳妇。可怜的马辛德拉太太，她羞得无地自容，只好把脸孔埋藏在她那身莎丽装里。

此后，她再也没有多余工夫照顾我们了。公公前脚才跨进她家门槛，她整个人就萎缩成一团，变成一个典型的印度小媳妇，可怜兮兮。如今，我们难得有机会听她提起她对进口物的热爱。我们变成了她的包袱。每次静静坐在一旁，聆听我们跟她公公的谈话，她偶尔会看我们一眼，脸上绽露出疲倦的笑容。我们知道，她也很无奈，毕竟她是人家的媳妇。跟她相处一段时日，我们只有在头一天，看到她那神采飞扬，浑身充满活力的模样。

那个周末，我们计划到乡下走一趟。我们几乎是抱着愧疚的心情告诉马辛德拉太太，我们必须抛下她，让她在屋里跟她公公单独相处几天。不料，听到这个消息，她眼睛登时一亮，仿佛听到天大的喜讯似的，整个人又活跃了起来。她说，放心去吧，好好玩一玩，把行李留在房间里，她会帮我们看着。她喜滋滋地帮我们打点行装，还特地做了一桌好菜，让我们饱餐一顿，然后才送我们出门。她站在屋前那一座石头砌成的花哨的篱门下，挥着手，目送她家那位比哈尔司机（记得马辛德拉太太管他叫“笨蛋”）载着我们离去。身材丰腴，脸容哀伤，眼睛睁得又圆又大的马辛德拉太太！

到乡下度周末！我们心中浮现起沁凉幽静的乡野风光：一丛丛浓荫密布的树木、一畦畦苍翠的农田、一条条流水潺潺的小溪。离开德里，我们心里唯一想望的东西就是水，但一路上却没看见一条溪流，没遇到一处浓荫。这儿的道路只是一条窄窄的碎石路，两旁的路面铺着泥巴，尘土飞扬。路边的树木和田地都沾满了沙尘。途中，我们驱车穿越一片褐色的旷野，极目荒凉，好几英里不见人烟。旅途尽头出现一座小镇。不巧，我们抵达时，镇中正发生一桩凶杀案。杀人的穆斯林逃掉了。被杀的印度教徒的尸体，得赶在天亮前秘密火化。然后，警方得严密监控两边人马，防止发生骚动。整个周末，我们的主人忙着处理这个案子，没工夫招待我们。我们只好待在警局，享受那高高悬吊在天花板上的电扇吹出的凉风。墙上挂着一个框子，里面镶着一张纸，纸上罗列着几十条用打字机打出的简化法令规章。对面墙上装设着一个壁炉。它让我们联想起冬天，但这会儿冬天离我们可远得很哪！我这一辈子，不论到哪里，时机总是不对，感觉上就像在标志不清楚或不实在的火车站盲目摸索，一路上遇到的总是月台上那架已经故障多年的餐点贩卖机、产品早已停止销售的广告、过时的火车时刻表。这个警局里，壁炉架上方挂着一张照片：在一片荒芜风蚀的土地上，一棵树孤零零矗立在一条干涸的小溪旁。这张照片流露出来的那种憔悴和坚忍是印度这个国家特有的。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天空渐渐阴暗下来。我们搭火车回到德里。一路上，我们等待暴风雨来临。后来我们才发觉，天上那一团团看起来像雨云的东西，其实是沙尘。火车上的茶房欺骗我们（几个月后，在这列火车上，这个小伙子又会再欺骗我们一次）。一位乘客谈起政府官员的贪渎，其他乘客纷纷发言，大骂政府腐败。起风了，沙尘四处飞扬——工程师告诉我们，水不能渗入的地方，印度的沙尘都钻得进去。我们渴望回到城中，渴望洗个热水澡，然后把自己关在门窗紧闭冷气开放的房间里。

回到马辛德拉家，只见楼下一片漆黑。大门上了锁。我们没钥匙，只好拼命按门铃。过了好几分钟，一个仆人蹑手蹑脚打开大门，悄声叫我们进去，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朋友似的。我们的房间可一点都没变，和我们离开时一模一样：床铺凌乱不堪，行李原封不动，信件、各种传单和好几只装满烟蒂的烟灰缸，依旧散置在床头茶几上。整个房间乱成一团，静悄悄的，四处布满灰尘。我们仿佛听见楼上的房间（就是马辛德拉太太摆放印度式黄铜制温热器的房间）有人压低嗓门吵架。

仆人告诉我们，老爷从森林回来了，正在跟夫人拌嘴呢。“老爷对夫人说：‘你让临时房客住进我们家？你拿他们的钱？’”

我们明白了。原来，我们是马辛德拉太太的第一批（肯定也是最后一批）临时房客。她平日待在家里，闲极无聊，想找几个房客来陪她解解闷——前些天上门来谈租约的几位男士，大概也跟我们一样，变成了马辛德拉太太解闷的工具。也许，妇女联盟秘书梅塔太太也把她家楼下房间租出去。也许，梅塔太太家住过一连串显赫的外国临时房客。

可爱的马辛德拉太太！每个月三千卢比的家用费，她还嫌不够呢，竟然瞒着她老公把楼下房间租出去，弄点私房钱。但她对我们的照顾和关怀却是真诚的，洋溢着一股印度式的温情。这一辈子，我们再没见过她，也再没见过她的儿子。我们从没看见过她丈夫。至于她公公，我们只听见他在屋里屋外走动的声音。我们躲藏在自己的房间里，竖起耳朵，等待他就寝。隔天早晨，我们听见他起床，接着听见他出门散步。我们又等了好几分钟，然后才悄悄爬下床，拎起行囊，蹑手蹑脚钻出大门，叫醒在附近排班候客的出租车司机，扬长而去。过了几天，我们通过一位朋友，把我们应该付的房租寄给马辛德拉太太。

酷暑中的德里，如今回想起来，朦朦胧胧有如一团迷雾。留存在我们记忆中的是远离尘嚣、退隐到阴凉处的那些时刻：阴暗的卧房，午餐，门禁森严、与世隔绝的俱乐部，大清早开车出城探访图古鲁克禁城遗迹的旅程，“森林大焰”的奇观。在印度，观光旅游是挺累人的一件事。很多景点，你必须打赤脚才能进入。印度教庙宇的入口处总是泥泞不堪，而清真寺的庭院却又热烘烘的，比晌午的热带沙滩还要烫脚。每一座庙宇和清真寺门口，从早到晚聚集着一群闲人，一看到观光客穿着鞋子进来，他们就蜂拥上前，把他给团团包围住。每次看到这帮人嬉皮笑脸、游手好闲的德行，我就忍不住冒火。同样让我觉得刺眼的是墙上张贴的告示：“如果您觉得脱掉鞋子有损您的尊严，本寺愿提供拖鞋，供您暂时穿用。”在德里城中的河阶浴场，游客必须打赤脚，在滚烫的沙地上步行很长一段路程，才能抵达甘地火葬的地点。我不想忍受这种不必要的折磨，拒绝跟随观光局向导走上去，一个人在树荫中坐下来——脚上穿着鞋子，活像一个异教徒。身穿蓝色衬衫的印度学童，四处逡巡徘徊，寻找美国观光客。这些男孩子看来都很健康，一副营养充足的模样，脚上穿着整齐的鞋子，手里抱着课本，神态显得非常骄傲。一看见美国老太太出现，他们就纷纷拔起腿来，蜂拥上前。这些老太太早就听说印度是很穷的国家，一看见学童们跑过来，立刻停下脚步，打开荷包，掏出硬币和钞票，笑眯眯分发给孩子们。这会儿，那群被阻隔在大门外的职业乞丐纷纷伸出脖子，满脸艳羡，垂涎三尺，探头探脑地只管向门内张望。我已经被太阳晒得头昏。心头火起，我跳起身来，冲向那帮小毛头，恨不得狠狠揍他们一顿。孩子们吓得一哄而散。那群美国老太太瞪着我，上下打量不停。她们还以为我是年轻而骄傲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呢。管他的，她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气咻咻跑回游览车上，浑身疲累不堪，心里觉得很羞耻。

这就是我对德里的感受。如今，每次走进印度政府的衙门，我就忍不住扯着嗓门大叫。看到那一排排坐在长长的办公桌前、埋首在一沓沓文件堆里、核查各种各样的纸条或数着钞票（一百卢比扎成一捆）的年轻人，我心里就有气。天晓得，这些印度人每天在穷忙什么！“别向我抱怨。你可以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申诉。”“通过适当的渠道！适当的渠道！”碰到这帮人，你只好自认倒霉。冷嘲热讽对印度人是不会发生效用的。“别向我抱怨。要抱怨就去找我的上司。”“妈的！到底谁是你的上司呀？”我存心挑衅，希望能激怒这帮小官僚，但我得到的响应往往只是冷冷的一瞪。面对这样的反应，我还能怎样呢？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我只感到疲累和羞耻。

在路提彦市③，我要求隐私和保护。这样我才能设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免得一时失控，又让自己变成一只暴怒的猛兽。参观这座新城，在那一排排隐藏在商店的招牌和稻草编成的百叶窗后面的柱廊，在那无比恢弘的景观中，我可以感受到一种优雅的格调和气派：新建的塔楼矗立在林荫大道尽头，古老的圆顶寺院坐落在另一端，遥遥相对。这儿，我可以感受到在孟买常听人们谈起的那种“精心设计”的气氛。我可以感受到它作为一个新首都的骄傲和兴奋。这份骄傲，显现在星期天早晨“运动俱乐部”的聚会中：一群前任联合国官员聚集在这儿，以地方总督的口吻，谈论刚果的战乱。这份骄傲也显现在报纸刊登的消息中：设立在德里的外国大使馆，争相为德里市民提供“文化”休闲活动。这座城市终于获得它应有的崇高国际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各式各样的“外交”新玩具。然而，在这座城市中，我却被迫从一个阴暗的房间躲进另一个阴暗的房间，以逃避户外的现实——逃避那满街的灰尘和毒辣的阳光，逃避那成群身穿花哨莎丽、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低贱妇女。（在印度，只有出身卑贱的妇女，才会穿花哨的莎丽。）在我眼中，这是一座虚幻不实的城市，骤然间从平原上冒出来：十七和十八世纪废墟中，矗立着一幢幢超现代建筑物。乍看之下，这座壮观的城市显示着它拥有一块富饶、繁荣的腹地，但事实上，我们搭了二十四个小时的火车，前来德里时，一路所见尽是烈日下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

而今，傍晚时分，钻进斯利那加特快车的铝制车厢，躺在卧铺上，等待开车的当儿，回想这些天在德里的经历，我对印度那纷纷扰扰的乱象竟然开始感受到一种莫名的、近乎邪恶的愉悦。我喜滋滋地回味当初花费二十四个小时、搭乘火车前来德里的旅程；我喜滋滋地期待那即将展开、一路北行、穿越旁遮普平原把我带到全世界最高的山脉的长达三十六个钟头的旅程。我感到庆幸，这会儿我能够躲藏在豪华车厢里，跟外面的丑恶现实隔绝开来，虽然，透过那悬挂着橡胶珠帘、随时可以打开的车厢，我还是看得见月台上的景物：头缠红布巾的脚夫、贩卖书报的印度手推车、四处叫卖的小贩。车厢中的电扇悬挂得那么低，以至于从我的铺位望出去，整个月台仿佛覆盖着一支支旋转不停的电扇叶片。这些景物，我原本恨得要死，而今我却对它产生一份依恋之情（我也知道这种感觉很虚妄），因为一旦火车开行，进入克什米尔后，气温陡然下降二十度，这些景物都会消失，一切又会恢复正常。

从车厢中望出去，夜晚的旁遮普平原一片漆黑，悄无声息，只看得见火车投射出去的一圈圈不断移动的灯光。一间寂静无声的小茅屋，黑的，蹲伏在暗沉沉的田野上，等待黎明。此外，我还能期望看到什么呢？早晨，我们抵达帕坦科特，克什米尔铁路线的“终点”。这个词的英文具有强烈的科技、工业和戏剧色彩，一路上我却常常在那些讲印地语的乘客口中听到，心里不免觉得怪怪的。清晨时分，车站凉飕飕的。晨曦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周遭的丛林，感觉上，山脉仿佛就在附近，后来我们才知道山脉距离这儿远得很哪。下车时乘客们纷纷穿上羊毛衫、夹克、羊毛背心和套头毛衣，戴上花哨的帽子，甚至戴上手套。这些毛织品全都是适合在小阳春假期穿着的衣物，严格说，这会儿还不需要，但人们把它们都穿在身上，心中期待着即将展开的克什米尔假期。

在邻近巴基斯坦边界的这一片平坦的灌木丛生的原野，最初我们只察觉到印度陆军的存在：树立着一个个路标的军营、用石灰水粉刷的营房、成排的军用卡车和吉普、两三辆操练中的轻型坦克。士兵们身穿橄榄绿战斗服，头戴丛林帽，走起路来昂首挺胸，雄赳赳的，看起来挺帅气的，跟一般印度男子很不一样。中午，我们在查谟市停歇一会儿。吃完午餐，我们沿着印度军队在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入侵时兴建的山路，进入克什米尔。天气越来越凉爽，沿途尽是山丘和峡谷，从车窗内望出去，只见层峦叠嶂一路绵延到天边，渐渐隐没。我们搭乘的巴士行驶在奇纳布河畔。车子一路往上攀爬。我们回头一看，只见河水注入一座四处漂荡着木头的峡谷中，汹涌澎湃。

“您打哪儿来啊？”

印度人最爱问陌生人这个问题。每一天，我都得回答五次。现在我又得再解释一次了。

他坐在走道对面那个座位，身上穿着西装，看起来还满体面的。他头顶光光，鼻子尖尖（古吉拉特人特有的那种鹰钩鼻），脸上流露出愤世嫉俗的神情。

“对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您有什么看法啊？”

这又是印度人喜欢问陌生人的问题。我装作没听出里头蕴含的讥讽。

“别客气，把你心里的想法坦白说出来吧。”

“还不错，印度很有趣。”

“有趣。你命好，不必住在这个国家。我们全都被困在这儿。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处境：被困在一个地方，动弹不得。”

坐在他身旁的是他那个身材丰腴、一副心满意足模样的太太。显然，她对我和她丈夫之间的谈话没有兴趣，却老是趁着我望向窗外，偷偷打量我。

“举国上下贪污腐败，结党营私，”他告诉我，“人人都想离开印度，进入联合国工作。医生全都出国去了。科学家到美国发展。这个国家的前途一片黑暗。能不能请问你，你在你的国家一个月赚多少钱？”

“一个月，大概五千卢比吧。”

我这拳打得太重了点，但他咬紧牙关承受了。

“你赚那么多钱，从事什么工作啊？”

“教书。”

“教什么啊？”

“历史。”

他显然不以为教历史值得骄傲。

我赶忙补充：“另外还教一点化学。”

“很奇怪的结合。我自己就是一位化学老师。”

每一位浪漫文人都会遇到这种事情。

我说：“我在综合制中学教书，什么东西都得教一点。”

“原来如此，”他脸上的迷惑忽然转变成恼怒，鼻子开始抽搐起来，“奇怪的结合。化学和历史。”

我开始感到不耐烦了。在这趟旅程中，我还得和这个家伙相处好几个钟头。我不想再跟他闲扯，就转身去哄一个哭闹不休的小孩。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幸好，没多久车子就在路旁一个能俯瞰翠绿山谷的休息区停驶下来，让乘客们出去透口气，活动活动筋骨。山中松林密布，空气十分清凉。这会儿在我们的感觉中，印度的平原就像一场疾病，病愈后你再也记不起生病时的感受。我们带来的毛衣终于派上用场。克什米尔假期真正开始了。回到巴士上，我发现那位化学老师已经跟他太太换座位。看来，他也不想跟我闲扯。

抵达巴尼哈尔镇时，天已经黑了。夜凉如水，客栈暗沉沉的，四处看不见一盏电灯。服务生点起蜡烛，为我们准备晚餐。月光下，山腰上那层层叠叠的梯田看起来就像镶着铅条的老旧的格窗玻璃。隔天早晨，一觉醒来我们却发现，原来，山中的梯田竟是那么苍翠润湿，绿油油的一片。车子穿过巴尼哈尔隧道，一路往下行驶，经过一座座宛如童话般绿草如茵、坐落在杨柳丛中依偎着潺潺流水的村庄，最后进入了克什米尔河谷。

克什米尔天气凉爽，色彩缤纷：满田金黄的芥菜、白雪皑皑绵延天际的群峰、顶头那一片蔚蓝的苍穹——在克什米尔的天空中，我们又看到了那一团团变幻莫测、仿佛在演戏的云朵。男人们身上裹着褐色毛毯，伫立在迷蒙晨雾中，头上戴着毡帽、遮住耳朵、打着赤脚的牧童出没在那一座座陡峭湿滑、乱石满布的山坡上。中途我们在卡齐宫镇停车，打尖歇息。阳光下满镇尘土飞扬，市场乱糟糟闹哄哄的，沁凉的空气中四处弥漫着木炭、烟草、菜油、陈年垃圾和粪便的气味。铺着泥巴的屋顶上，野草丛生。我记得在我小时候阅读的《西印度读本》中，有一则故事提到，一个愚蠢的寡妇把她家的母牛牵到屋顶上去。现在我终于明了，她为什么会这么做。一辆辆巴士载着一群群胡须染成红色的男子，朝南边开去。刚才我们就是从那个方向进入这座城镇。又有一辆巴士驶进城中，停下来。守候的群众纷纷拔起腿来，蜂拥上前，推推挤挤聚集在车窗前。车中一个满脸倦容、两眼布满血丝的男子伸出枯瘦的一只手，向大伙挥别。他和车中其他乘客一样，要去麦加朝圣。在这个群山环绕的山谷，吉达港，显得多么遥远啊。这个阿拉伯进香客港口礁岩密布，处处险滩，把湛蓝的海水转变成翠绿色。城中那一间间炊烟缭绕的茅舍里，胡须浓密、眼睛淡灰色的锡克人（不久前他们还是克什米尔的战士和统治者），坐在地板上煮东西。每一家小吃摊上都挂着花哨而醒目的招牌。笨重的白色杯子布满裂缝，桌子摆放在露天的地方，上面铺着格子花纹油布，桌下的地面早已经被吃客踩踏成烂泥巴了。

山脉一座接一座不断向后退却，河谷渐渐扩展，变成一畦畦土质松软、水源充足的田野。车子沿着河畔那一排白杨和垂柳行驶。抵达艾旺提普尔时，在一座散布着一间间小木屋的、宛如童话的村庄外，我们骤然看到一堆灰色石头，矗立在平野上。这座废墟在建筑学上属于所谓的“楣式结构”④。门廊上矗立着一根根坚实的方形柱子，陡峭的石砌山形墙雄踞在廊柱顶端，神龛四周环绕着一排石柱，规模宏伟，气象万千，但却也显得有点笨拙，这让人的思绪不禁飞回到了数个世纪之前充满虔敬的古代。后来我们听说，这座废墟原本是一间印度教庙宇，兴建于公元八世纪。车子经过这座古迹时，没有一位乘客失声惊叹，没有一只手伸出车窗指指点点。印度人生活在废墟中，对什么都早已习以为常。印度这块大地上处处散布着古迹和雕像，没什么了不起。在斯利那加城外的潘德雷桑镇，军营旁边就有一座风格相似、规模较小的庙宇。士兵们正在操练。一辆辆军车和一栋栋营房，排列得整整齐齐。马路旁边树立着军部的告示牌，飘扬着师部的军旗。

我们的车子在“入市税征收处”停下来。这是一幢洋溢着中世纪风情、模样十分古雅可爱的建筑物，门口停放着成排“达达－奔驰”货车。这些车子的尾板装饰得十分花哨，上面印着几个花体字“请按喇叭”，底色不是赭红就是粉红。店铺中聚集着一群浑身裹在毛毯里的男子，他们坐在高耸的地板上，抽着水烟。我们绕过市中心，走进一条两旁矗立着一排高大的法国梧桐的林荫大道——克什米尔人相信，这种树木的阴影十分清凉芬芳，具有医疗作用。我们来到一栋簇新的红砖建筑物的庭院。“游客接待中心”就坐落在这儿。对街树立着一块巨大的告示牌，上面张贴着尼赫鲁总理的照片和训词；他老人家呼吁民众，把外国游客当成朋友看待。告示牌下聚集着一群克什米尔人，大呼小叫，态度十分嚣张，连那些头上缠着布巾、手里握着警棍、昂首挺胸高视阔步的印度警察，也不太敢招惹他们。

这群大呼小叫的男子中，有一些是船屋的主人或是他们的仆从。乍看之下，我们真不敢相信这帮人拥有一栋像样的房屋，能够提供游客膳宿服务。但船屋确实存在。这些漆成白色的水上住宅坐落在湖中，依偎着苍翠的岛屿，白白的、长长的一排，跟湖畔群山上的积雪相互辉映。湖岸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道水泥阶梯，从湖滨大道通往水晶般湛蓝的湖水。或蹲或坐，一群男子聚集在阶梯上抽着水烟。他们的游船，克什米尔人管它叫“施客啦”，挨挤成一团停泊在岸边，船上撑着遮阳篷，船舱中铺着坐垫，红黄两色，煞是好看。我们搭乘游船前往湖中的船屋。踩着岸边一座小巧可爱的阶梯，我们走进船屋中。一看到里面的陈设，我们整个人都呆住了：地毯、黄铜器皿、镶在镜框里的照片、瓷器、墙上的精工镶板、擦洗得亮闪闪的家具——全都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古董。刹那间，闹哄哄的艾旺提普尔城和整个印度，全都消失了。进入这间船屋，我们仿佛置身在“英国人的印度”。主人拿出过去好几十年来房客留下的早已经泛黄的便函和各种推荐信让我们观看。其中有好几张请帖——船屋的主人受邀参加英国军官的婚礼（这些军官现在都已经当上祖父了吧）。在镇上的游客接待中心，这位船屋主人显得那么的卑微，他低声下气，踩着脚踏车，一路跟随我们乘坐的出租双轮马车，哀求我们造访他的船屋。这会儿，前脚才踏入屋门，他整个人就完全变了个样。他脱掉鞋子，在地毯上跪下来，向我们奉茶。霎时间，他的举止言谈变得有如瓷器般精致高雅。在今天的印度，你难得遇到对传统礼节这么娴熟的人。他拿出更多照片（他父亲的照片、他父亲的房客的照片）和更多的推荐函，让我们观赏。他最爱讲英国人在船屋举行盛宴的故事。

屋外，积雪覆盖的群山环绕着湖泊。阿克巴大帝⑤建造的哈里·帕尔巴特堡矗立湖心。远处，白杨丛生的地方，我们看得见湖滨小镇雷纳瓦里。隔着一片空旷的水域，湖对岸苍翠的山坡上有一座花园。看起来，经过千百年的冲刷，山顶流失的土壤已经把山腰上的石缝全都填塞了。这座莫卧儿皇家花园，规模十分宏伟，气象万千：高耸的平台、笔直的线条、矗立在花园中央的亭台楼阁、宛如阶梯般一级一级往下流淌的水道。在克什米尔，我们可以接受莫卧儿人和印度教徒。但英国人在这儿出现——他们遗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歌谣、书籍和那些遗留在全世界最壮丽的花园“夏丽玛”的手印，却让我们觉得难以接受。英国人竟然闯入这个四面环山的幽谷，盘踞这座处处可见水烟袋和俄式茶壶的城市。今天，在城中那条名为“官邸路”的街道，我们可以看见一间专供藏族商旅住宿的客栈，坐落在尘沙弥漫的广场上。那些藏族人穿着长统靴，戴着毡帽，把头发编成辫子，身上的衣裳灰扑扑、脏兮兮的，一如他们那饱经风霜的脸庞。男人和女人装扮一模一样，分不出性别。

我们没租下船屋。里面藏放的各种遗物和纪念品，到今天依旧显得那么的个人化，那么的感人。它们所代表的浪漫传奇跟我毫无关系，而我也不可能把这些遗物跟它们的传奇分隔开来。住进这间船屋，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闯入者，就像我在当地俱乐部所感受到的那样。这些俱乐部的撞球场的墙上依旧悬挂着三十年前的漫画（镶在镜框里），但图书室乏人照料，早就荒废了，一整个世代的品位被冻结封存起来，而吸烟室墙上依旧悬挂着几幅污痕斑斑的铜版画，画中的彪悍骑士据说是“亚菲迪人”或“俾路支人”⑥，但透过灰尘满布的玻璃，我们实在看不清楚他们的马上英姿。印度人大可以悠游自在、无拘无束地穿梭在这些遗物间，它们所代表的浪漫传奇，其中有一部分一直属于他们，而今，他们把这段传奇整个地继承下来。我既非英国人也不是印度人——他们的光荣历史，我无从分享。

①比哈尔，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

②胡马云（Humayun，1508－1556），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二任皇帝。父亲为16世纪征服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的蒙古大将巴伯尔（Baber，1483－1530）。

③路提彦（Sir Edwin Landseer Lutyen，1869－1944），英国著名建筑师，新德里的市区规划与建设大都出自其手。“路提彦市”特指由他负责设计的德里新市区。

④楣式结构，建筑中使用“横楣”而不用“拱”的构造方式。

⑤阿克巴大帝（Akbar，1542－1605），莫卧儿王朝皇帝，1556年至1605 年间在位。

⑥亚菲迪人，骁勇善战的民族，现居住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开伯尔山口一带。俾路支人，俾路支斯坦的贵族和统治阶层。

第二部

第五章 达尔湖中的童话屋

丽华大饭店

一流设备·抽水系统·业主巴特

我们的旅程快结束时，这块招牌才出现。“我是诚实的人。”C级船屋的主人对我们说。那时，我们正站在他那腐朽的船屋中一个长满霉菌污痕斑斑的舱房里，面对一个白色的水桶。“我如果告诉你们，这间房子有抽水马桶设备，那就是不诚实。”然而，在丽华饭店大厅中，业主巴特先生却一边向我们出示一沓薄薄的推荐函，一边指着翠绿墙壁上悬挂的好几幅照片，对我们说：“装置抽水系统之前拍的。”显然，他强调的重点不同。我们望着照片中那一张张笑眯眯的脸孔。至少，我们不会被这样出卖。为了驱除游客的疑虑和猜测，那块招牌树立在铺着沥青的屋顶上。在三盏电灯照射下，从湖畔的商羯罗查尔雅山远远眺望，你肯定可以看到它。

我们真不敢想望，这家旅馆会有这么先进的设施。它坐落在湖中一个岛屿（长约八十英尺、宽三十英尺）的一端，是一栋粗糙的双层建筑物：赭红色的混凝土墙、绿色和巧克力色的梁木和窗棂、未上漆的波状铁皮屋顶。整个旅馆总共有七个房间，其中一间是餐厅。实际上，这家旅馆是由两栋房屋构成的。一栋坐落在岛屿一角，两面墙壁不断被湖水冲刷。楼上楼下，各有两个房间。一条窄窄的木造回廊环绕着顶楼。另一条回廊搭建在湖面上，环绕着底楼的两边。第二栋屋子楼下有一个房间，楼上有两个，其中第二个房间是一个半圆形、多边的木造楼阁，从主屋凸伸出来，地板用好几根木竿子支撑着。一座木梯通到连接两栋屋子的走廊。整幢建筑物屋顶铺着涂上沥青、有棱有角、设计极为繁复的波状铁皮。

整个旅馆给人的感觉是粗糙、草率、急就章，就像它的主人留给游客的第一眼印象。巴特先生小心翼翼走到栈桥上，迎接我们。他头上戴着一顶缩小的、俄国式的克什米尔毡帽。他身上那件下摆长长的印度式衬衫，从他腰下那条宽宽松松的长裤中，探伸出来，飘荡在他上身披着的棕色夹克下面。这副装扮显示，这个人并不十分可靠。他脸上那副宽边眼镜让人联想起心不在焉的学者，可是，他手中却握着一把铁锤。陪伴在他身旁的是一个瘦小的男子。他打赤脚，上身穿着一件脏兮兮、紧绷绷的灰色套头毛衣，下身系着一条宽大的白色棉裤，腰间扎着一根绳子。这个男子头上戴着一顶松垮垮的、羊毛编织的睡帽。这使他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古雅，让人想到莎翁剧中的工匠。第一印象往往是不可靠的。这家伙叫亚齐兹。抽水系统犹未竣工。水管和马桶已经装设好，贮水槽虽然已经运到，但到现在还没开箱呢。

“一天，”亚齐兹用英语告诉我们，“两天。”

“我喜欢抽水马桶。”巴特先生说。

我们翻阅以前的房客留下的推荐函。两位美国客人非常热情，洋洋洒洒，把丽华大饭店着实夸赞一番。一位印度太太的留言说特别赞赏这家旅馆为度蜜月的新婚夫妇提供的“私密”。

“装设抽水马桶之前哦。”巴特先生说。

他的英语水平实在有限，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因此，我们只好通过亚齐兹跟他打交道。

我们开始讨价还价。为了避免受骗上当，我据理力争，态度咄咄逼人。后来我发现这一招还挺管用，虽然有点过分。一言不合，我就转身掉头而去，旅馆主人说好说歹，把我给拉回来。这倒很容易办到，因为船夫拒绝把我载送回湖滨的马路。想想自己奔波了一天，也够累了，我就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跟巴特先生达成协议。最后，我订下半圆形客厅隔壁那个房间，客厅也归我使用。我需要一盏台灯。

“十到十二卢比，怎样？”亚齐兹说。

另外，我还需要一张书桌。

亚齐兹搬出一个矮板凳。

我伸出双手，比了比，告诉他我需要大些的桌子。

他指着草坪上摆着的一张老旧的、饱经风吹日晒的桌子，要我瞧瞧。

“我们会给它上漆。”

我伸出一根手指，敲了敲桌面。

亚齐兹比了个手势。巴特先生看出他比的是两根支柱，微微一笑，举起手里握着的铁锤。

“我们会修理。”亚齐兹说。

这时我才领悟，原来他们两个在玩某种游戏，而我莫名其妙变成了游戏的一部分。这会儿，我们置身在湖中一个岛屿上。放眼望去，周遭只见在湖面上捕捉鱼儿的成群翠鸟和一只只五彩缤纷、聚集在花园中啄食的戴胜鸟。岛上，芦苇、杨柳和白杨丛生。一排排船屋背后，我们眺望得到白雪皑皑矗立在天际的群山。此刻，站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个头戴睡帽、蹦蹦跳跳的男子。花园尽头有一间新建的、还没上漆的小木屋，木屋坐落在柳荫深处，显得十分温馨可爱。那是亚齐兹的家。这个家伙耍起铁锤和其他工具来，真有一手。他很会巴结客人。他是一流的即兴演员，能够满足客人的任何需求。莎翁剧中的工匠是不戴睡帽的。这家伙看起来反倒比较像童话中的人物——伦伯尔士迪特斯金①或白雪公主手下的一个矮人。

“你先付定金，签三个月租约。”

亚齐兹嘴里冒出的这句英文，并不能消除他浑身散发出的童话般的魅力。巴特先生不会写英文。亚齐兹是个文盲。我只好自己写一张收据，然后在一本账册背后写下租约，签下名字。这本巨大的、看起来挺气派的账册摆在餐厅灰尘满布的架上，里面登录的账目乱七八糟，简直就像涂鸦一般。

“你写三个月？”亚齐兹问道。

我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我没写三个月。奇怪，这个文盲怎么看得出来呢？

“你写三个月。”

搬进去的前一天，我们出其不意地突然造访丽华饭店。这家旅馆还是上次我们看到的那个老样子，什么都没改变。一如上次，巴特先生站在栈桥上迎接我们，身上还是那副装束，脸上依旧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情。那张应该上漆钉牢的桌子现在还摆在草坪上，摇摇欲坠，没上漆也没钉牢。我要求的那盏台灯，连影子都没有。上次我们来看房子时，亚齐兹伸出一只手，摸了摸隔开浴室和卧房的那面墙，向我们保证：“我会给它再涂一层油漆。”他食言了。墙上那块布满节瘤的簇新木板凹凹凸凸，依旧涂着薄薄的一层蓝漆，十分鲜艳刺眼。巴特先生一声不吭，一路跟随我们参观房子，态度颇为恭谨：我们停下脚步，他也跟着停下脚步；我们查看某一件摆设，他也挤在一旁查看。看来，身为这家旅馆的主人，他也不敢确定我们会找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浴室还是老样子：马桶装好了，但依旧贴着胶带；水管接上了，水箱却连影子都没有。

“不住了，”我说，“不住了，把定金还给我吧。我们走，不住这种地方了。”

巴特先生还是闷声不响。我们掉头走下阶梯。就在这当口，亚齐兹出现了。他依旧戴着睡帽，穿着套头毛衣，钻出他那间隐藏在柳荫中的小木屋，一路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穿过花园，朝我们跑过来。他身上那件毛衣斑斑点点，沾着蓝色油漆——原来，这家伙还是个油漆匠呢。仔细一瞧，我们发现他鼻尖上沾着一大块油漆，怪模怪样的。他手里捧着一只马桶水箱，献宝似的，直送到我们面前来。

“两分钟！”他说，“三分钟！马上就装好。”

头上戴着羊毛睡帽、模样酷似白雪公主手下一个矮人的亚齐兹，我们怎么舍得抛弃他呢？

三天后，我们搬进这家旅馆。一切都准备停当。为了赶工，住在花园另一端的人全都拿着扫帚、刷子、锯子和铁锤前来帮忙。桌子已经整修好，用铁钉钉得牢牢的，桌面涂着一层已经开始剥落的蓝漆。一只巨大的电灯泡，顶端覆盖着一个半球形金属灯罩，用一根弯曲的、伸缩自如的支架托着，固定在一块镀铬圆盘上，一团乱麻似的纠缠在一起的电线，把灯泡和插头连接起来。（上回我交代过他们，我需要长度适宜的电线。）这就是我的台灯。我们走进浴室一瞧：马桶的水箱终于装好了。就像一位魔术师，亚齐兹伸手拉了拉马桶的链子——哇塞，水冲出来了。

一箱水冲完后，亚齐兹喜滋滋地告诉我们：“巴特先生说，这家旅馆不是他的，是‘你们’的。”

除了亚齐兹和巴特先生，丽华大饭店还有好几位员工，其中一位是清洁工。这个小伙子成天穿着一身脏兮兮、松垮垮的衣裳。另一位是负责拉客的外务员，叫阿里·穆罕默德。这家伙个头矮小，年纪约莫四十，一张脸苍白得就像死尸，加上他那口凹凸不平的假牙，保证你半夜碰见他会吓一大跳。每天出门拉客，他准会穿上一套印度式蓝条纹礼服（宽大的长裤配上一件没有翻领的外套），穿上鞋子，戴上克什米尔毡帽，随身携带一只装有表链的银表。一天两回，他钻出他那间坐落在花园尽头的小茅屋，把脚踏车扛到“施客啦”游船上，让船夫载着他穿过湖面，经过那一家矗立在水面上的西服店（一间小小的、歪歪斜斜的小木屋），经过一丛丛白杨和垂柳，经过一排排船屋，经过尼赫鲁公园，一路把他送到湖滨的石阶，让他在那儿登岸。然后他骑上脚踏车，沿着湖滨大道，前往游客接待中心。在那儿，阿里·穆罕默德站在门口的树荫里，跟那群聚集在尼赫鲁肖像下的马车夫、船屋主人或他们的员工一块儿拉客。此外，丽华大饭店还有一位厨子，克什米尔人管厨子叫“砍杀妈”。他的年纪比亚齐兹和阿里·穆罕默德大些，身材却挺拔得多。个头虽然矮小，比例却非常匀称，配上他日常穿着的那件长下摆衬衫和那条顶端宽松、底部尖细的长裤，使他整个人看起来满高挑的，简直就是玉树临风。（他那双脚长得挺秀气。）这家伙成天闷声不响，仿佛在想心事。可惜，他脸上原本十分端正的五官，全都被他那满肚子的火气扭曲得不成人样。他隔三岔五从厨房里钻出来，站在走廊上，一连好几分钟，只顾呆呆眺望着湖水。他那双赤脚有一下没一下只管敲击着地板。

我们在丽华饭店的第一餐，简直就像一场宗教仪式。餐厅水泥地板铺上老旧的草席，桌上摆着两只小小的塑料桶子，里面插着一束塑料做的长梗雏菊，红、蓝、绿、黄，色彩缤纷煞是好看。“巴特先生买的！”亚齐兹说，“六卢比哦。”他走出去拿汤。过了一会，我们就看见他和阿里·穆罕默德两人，各端着一盘羹汤，钻出小茅屋，蹑手蹑脚，小心翼翼沿着花园小径走回餐厅来。

“保温箱下个礼拜送来。”亚齐兹说。

“保温箱？”

“下个礼拜哦。”他压低嗓门，悄声说。他的口气听起来就像一位脾气很好的护士，正在哄一个被宠坏的、动不动就哭闹的小娃儿。他从肩膀上拿下一条餐巾，四处拍打，把那成群小苍蝇驱赶出餐厅。“没什么。天气有点热，小苍蝇都死了。大苍蝇飞进来，赶走小苍蝇。然后蚊子飞进来，叮咬大苍蝇。然后它们就飞走了。”

我们竟然相信他这套鬼话。他走出餐厅，站在外面那间从楼上凸伸出来的起居室下面。不一会儿，我们就听见他扯起嗓门，凶巴巴地向厨房或路过的人（看来是湖中的居民）大呼小叫，口气跟刚才哄我们时截然不同。透过我们身后的窗子，我们可以看见芦苇、群山、积雪和天空。在我们眼前，亚齐兹头上戴着的那顶睡帽不停晃动——他时不时把头伸进还没装上玻璃的窗框，窥伺我们。此刻，我们置身在一个陌生的异乡，但在湖中这座小小的岛屿上，我们受到妥善的照顾，没人敢伤害我们。一盘一盘佳肴美食，不断从花园尽头那间小茅屋中端送出来。大快朵颐之际，我们哪有工夫去想自身的安全。

看见我们吃得挺开心，亚齐兹也感到很高兴。他扯开嗓门，向厨子呼叫，口气颇为傲慢无礼。厨房里传出抱怨声，紧接着是一阵静默——显然，厨子被亚齐兹的大呼小叫给惹恼了。拖延了老半天，厨子才慢吞吞钻出小茅屋，走进餐厅跟我们见面，身上并没系着围裙，一脸腼腆，羞答答的。他做的菜还能吃吗？晚餐我们想吃什么呢？“喜欢什么样的茶点？小圆面包？喜欢什么样的布丁？浸过葡萄酒的杏仁布丁？乳脂松糕？苹果馅饼？”

白雪公主早已经离开人间，但是，她的烹饪技巧却一直留传在克什米尔湖中的一座岛屿上。

初春时节，早晨一觉醒来，有时你会看到山峰上覆盖着夜里飘落的雪花。湖水清澈冰冷。你看得见成群鱼儿聚集在芦苇丛中或湖床上觅食，就像一群陆地动物，太阳出来时，每一条鱼儿身旁都拖着一条黑影子。随着日出，气温陡然上升，这时穿上毛衣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淫雨总是跟随热浪而来。每逢下雨，湖中的天气就会突然变得寒冷起来。云层笼罩着群山，有时直逼湖岸，有时飘散进山谷中，一团团，一絮絮。坐落在商羯罗查尔雅山顶、矗立在我们头顶上一千英尺处的寺庙，这会儿隐没在云雾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婆罗门僧侣头上戴着毡帽，身上披着红褐色毯子，怀里揣着一只小炭盆，孤零零坐在山顶的寺庙里。风吹过湖面时，苍翠的芦苇摇曳不停。水波粼粼的湖面，再也看不到群山的倒影。湖中一朵朵宛如紫红色碟子的莲花，随风翻卷，旋舞不停。湖上的船只全都躲进避风港。好几艘船驶到旅馆栈桥下，躲避风雨。偶尔，船夫和乘客会上岸来，走进旅馆厨房，讨取一些木炭，装进水烟袋或取暖用的炭盆中（他们把这种柳条编成、涂上泥巴的小火盆，安置在毯子底下）。雨过天晴，湖面又变得一平如镜。

旅馆坐落在“施客啦”游船主要航道上——纵横交错的航道是湖中的公路网，但却十分宁静，听不见汽车喧嚣。旅游季节还没正式开始。旅馆周遭，湖中的生活一如往常进行着。每天早晨，我们总会看到一艘艘“施客啦”戴着满船草料，如同小型船队一般，鱼贯驶过旅馆门前。划船的妇女盘腿坐在船尾，乍看起来，整个人仿佛漂荡在水面上。根据本地习俗，湖中的市集每天都必须更换地点。昨天，它在旅馆正前方的莲花塘外举行。今天，它转移到航道另一端——那儿停泊着的一艘旧船，是湖上最小巧的店铺。市集中，买卖双方总是争吵不休，仿佛随时都会干上一架，但那些动作——挥舞拳头、抬高嗓门、气咻咻把船划走、回头破口大骂、在人们劝说下又把船划回来、继续讨价还价——全都只是湖中市集的交易方法，不值得大惊小怪。一整天，湖上船只穿梭不停。贩卖奶酪的男子穿着一身白衣，活像一位祭司，端坐在船上那一堆堆圆锥形的白奶酪前，不停摇着手上的铃。他坐在遮阳篷下，划船的伙计坐在船尾，忍受风吹日晒。卖牛奶的妇人浑身戴着首饰，珠光宝气：好几枚银耳环从她那两只肥大的耳垂悬吊下来，乍看就像一长串钥匙。卖糖果糕饼的男子，把货物全都装在一个红色箱子里。这位“小圆面包和奶油”贩子，每天都会跑来旅馆叫卖。他那艘“施客啦”船板上写着一个大大的N。“美——丽的花儿！奇——妙的花儿！可——爱的花儿！”这是花贩布尔布尔的叫卖声。他的玫瑰使我们的房间一整个礼拜弥漫着香气。他的香豌豆花，买回来那天就枯萎了。他建议我们在花上撒一些盐巴。我们照做，但香豌豆花依旧熬不过一天就凋谢了。我们为了这件事吵起来。尽管如此，我每天清晨还是期盼看到他那艘“施客啦”载着满船五彩缤纷的花卉，驶过我们旅馆门前。可惜，旅游季节正式展开后，他就离开这个湖泊，转移阵地，到聚集着A级船屋的纳金湖卖花去了。警察局的“施客啦”在湖上日夜穿梭巡逻——警官端坐舱中，划船的小警察蹲在船尾。漆成红色的邮局“施客啦”船舱中，职员盘着腿，坐在一张低矮的办公桌前，卖邮票，盖邮戳，不时摇一摇铃，忙得不亦乐乎。在湖上做生意的每一位商人，手下都有一个负责划船的伙计，而这个伙计往往只是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但我们并不会觉得这样做很残忍。这儿的孩子，就像不久前世界其他地区的孩子，在穿着、外表和谋生能力上，都像一个成年人——具体而微的成年人。每天深夜我们总会听见这些小孩唱着歌，抖擞精神，一路把船划回家。

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湖区表面看起来只是一片苍翠的荒野，加上几栋摇摇欲坠的房屋和一些得过且过、依靠本能生存的居民，但事实上，这整个湖沼地区早就经过详尽的规划，具有严密的组织。一如陆地的百姓，湖中居民也实行劳力分工。水域的划分早已确立，虽然分界线只是一根弯弯曲曲、晃晃荡荡的铁丝，但居民们不会擅自闯入别人的地盘。好几位老大坐镇湖中，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互不侵扰。每一区都设置一所由居民选出的地方法院。这种管制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湖泊资源非常丰富，人口相当稠密。一个湖养活很多人。它为种菜的农夫提供肥沃的淤泥和丰茂的水草。瞧，一个男孩把一根弯曲的竹竿插入湖中，只消翻搅一下，就能捞起一大束肥美的、湿漉漉的水草。这个湖泊也为牲畜提供饲料。湖中丛生的芦苇，是盖房子铺屋顶的上好材料。满湖的鱼儿，四处出没——站在热闹的河滨浴场上，你可以看到成群鱼儿悠游在河阶下清澈的湖水中。在晴朗的日子里，你会看见渔夫们三三两两，散布在湖中，仿佛行走在水面上似的：他们伫立在那一艘艘静静荡漾的“施客啦”船舷上，举起手中的三尖鱼叉，凝视着湖水，眼神锐利得就像栖停在杨柳树上的一群翠鸟。

亚齐兹答应帮我们装置的保温箱，终于送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板条箱，由于年代久远，整个箱子看起来烟熏熏、灰扑扑的。亚齐兹把它搬到餐厅一个角落，让它斜斜地立在凹凸不平的水泥地板上。箱子的内壁粘贴着洋铁皮，其中一边装设着门键，可以开关。一排架子把保温箱分隔成好几层。吃饭的时候，亚齐兹就端来一只炭盆，安放在保温箱底部。此后，他就不必再端着热腾腾的浓汤，老远从厨房走到餐厅。每天早晨，我们总会看见阿里·穆罕默德蹲在炭盆旁，背对着我们，伸出手指头，聚精会神地翻烤着土司。那股专注劲儿真让我们感动。后来我们才发觉，事实上他是在聆听克什米尔电台播出的十五分钟宗教歌曲节目（在英语新闻之后）。他弓起背脊，一副焦虑不安的模样。我猜，他担心我们会提前吃早餐，或把收音机转到别的电台，或支使他去做别的事情。这一来，他就没工夫听完他的宗教歌曲了。一大早，他就穿得很体面，准备出门替旅馆拉客。我怀疑，如果不是穿着这身拉客服装，他会在有一天早晨烘烤面包时，突然回过头来问我：“您想认识克什米尔舞女吗？”说着，他会龇起上排假牙，笑得很诡异。“我可以把她带到这儿来。”

我原本以为这家旅馆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设局，想从我手里敲诈一笔钱。“不，阿里。你先带我去看看她。如果我喜欢，我自己会把她带到这儿来。”

阿里·默罕默德回过头去，面向保温箱，又自顾自翻烤起土司来。他一时冲动，向我推荐克什米尔舞娘。此后他绝口不提这档子事。

保温箱送来后，旅馆的设施改进得更加快速。两条破旧的长草席交叉铺在两旁长满三色堇、从厨房通向餐厅的狭窄小径上。每逢下雨天，这两条草席沾满雨水，看起来就像两根黑带子，横铺在绿油油的草坪上。再过几天，他们从湖中挖出一些残破的木板，铺在这两条草席上。接着，负责擦拭家具的工人（一个成天闷声不响的男孩）来上班了。他擦拭客厅中的“沙发套”和那张老旧的书桌（抽屉里塞满苏联宣传品，都是阿里向他在“游客接待中心”结识的俄罗斯人讨来的）。他擦拭椅子、床铺和餐桌。他一声不吭，从早擦到晚，天天擦，饿了就跑进厨房吃几碗米饭。后来他走了，旅馆的家具还是跟往常一样脏兮兮。铺草皮的工人紧跟着来了。他挥动工具，这里挖挖，那里掘掘，把光秃秃的湖岸弄得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大伙儿忙得团团转，但每到下午旅馆的员工就会停下手边的工作，歇息一会儿。这时，亚齐兹准会蹲在厨房走廊上，呼噜呼噜抽着水烟。他脱掉平日惯常戴的睡帽，换上一顶毡帽，变成一个普通的克什米尔人（一合上眼睛就能睡着）。成群访客（船夫和小贩）纷纷上门来。厨房所在的那间小茅屋不时传出嬉闹声。有一回，大伙儿玩疯了，我们瞥见亚齐兹冲出厨房，跑到走廊上，头上没戴帽子。这一刹那我们看到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家伙是个秃子。天气晴朗、阳光普照的下午，巴特先生和厨子两个人，身上从头到脚裹着毯子，躺在草坪上睡午觉。

两个油漆匠来到旅馆，给墙壁上第二层漆。其中一个活像中古世纪的人：一张宽阔憨厚的脸，脑瓜子上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棉布小帽，模样一看就知道是个劳工。另一个没戴帽子，身上穿的是时下流行的西式绿色工作服。装扮虽然不同，这两个家伙的油漆功夫倒是旗鼓相当，难分高下。什么都不必准备，拿起刷子，哥儿俩就开始干活。他们不会画直线。他们的眼睛根本看不见水泥和木板、天花板和墙壁、玻璃和窗框之间的界线。我站在一旁观看，一时技痒，忍不住拿起刷子在还没上漆的墙壁上涂鸦，画几只鸟儿和动物，再加上几张鬼脸。咯咯一笑，哥儿俩也在墙上画出几只不知名堂的怪物。身穿工作服的油漆匠用克什米尔语询问头戴瓜皮小帽的油漆匠：“我能不能向他要‘爸客施舍’呢？”瓜皮小帽望着我，连声说：“不能不能。”但瓜皮小帽前脚才跨出门槛，工作服就用英语对我说：“我们帮你把房间油漆得这么漂亮，赏点小费吧？”

油漆匠刚离开，玻璃工就接踵而来，给餐厅的窗子装上玻璃。只见他气定神闲，只瞅了窗格子两眼，伸出手来比画一下，二话不说就开始切割玻璃，切啊切，割啊割，然后往窗格子上一装，钉几根小铁钉，拍拍屁股走人。紧接着，他们在楼梯、走道和顶楼的回廊上都铺了簇新的、用椰子壳的纤维编织成的席垫。铺在回廊的席子显得太宽（一根排水管阻挡在中间），他们就干脆让席子的一边翻卷起来。楼梯铺上席子，却没装上栏杆，让人走在上面提心吊胆的，一不留神难保不会摔落下来。每次下过一场暴雨，走道上铺着的席子全都被打湿。席子才铺上两天，他们又弄来一块绿色印花塑料桌布，铺在餐桌上。事情还没完呢。穿工作服的那个油漆匠又冒出来。他拿着一把刷子，从一扇绿色房门走到另一扇绿色门，蘸着棕色油漆，在门上画个号码，用抹布擦一擦，修饰修饰，结果，他画出来的号码乍看之下就像一团团黏糊糊的巧克力。干完活儿，他就走进厨房，享用一大盘米饭。

丽华大饭店的整修终于完成。一天早晨，亚齐兹把咖啡端送到我面前时，忽然对我说：“老爷，小人想请您帮个忙。能否请您写封信给‘光光局’，邀请马丹先生来饭店喝杯茶。”

马丹先生是克什米尔观光局局长。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我央求他帮我们找一家旅馆。他说：“二十四小时内给你回音。”我们痴痴等待了几天，并没接到任何回音。我把这段过节向亚齐兹解释。

“请你写封信给‘光光局’，邀请马丹先生来喝茶。不是你请他喝茶，是我请喝茶——巴特先生请喝茶。”

他锲而不舍，每次伺候我们用餐，他就使出牛皮糖功夫，死缠烂打，央求我写信给观光局。丽华大饭店新近开张。它既不是船屋，严格说也不是旅馆，因此它需要获得观光局某种形式的认可。我很乐意帮他们写一封推荐函。只是一想到邀请观光局长来喝茶，我就不免踌躇起来。亚齐兹和巴特先生（他总是躲藏在他那副眼镜背后，羞答答，笑吟吟的）却不了解我的苦衷，一个劲儿坚持要我写一封邀请函。于是，一天早晨，在巴特先生和“全克什米尔游船工人联合会”那位看得懂英文的秘书监视下，我写了一封信给马丹先生，邀请他来喝茶。

巴特先生亲自到城里走一趟，把信送到观光局。吃午餐时，亚齐兹向我们报告说，马丹先生读了我的邀请函，但没有答复。这家伙生怕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赶忙补上一句：“说不定他已经把回信写好，只等打字员打字，打好后就会派信差送过来。”

亚齐兹显然了解程序。我们等了好几天，仍然不见马丹先生的信差上门来。我有一部打字机，我也曾收到克什米尔大公手下一位军官送来的邀请函，但现在我却发觉，我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邀请观光局长来喝茶）都帮不上忙。巴特先生没说什么，他的沉默，恐怕并不完全是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吧。过了几天，我又碰到一件更糗的事情。“全克什米尔游船工人联合会”秘书打算向交通局长陈请，要求增加公交车班次。陈情书就是我草拟、打字、签名的，但送出去后却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亚齐兹了解程序。几天后，我发现房里的灯泡昏暗不明，便要求亚齐兹帮我换一个。他说：“二到三卢比。你付，我付，还不是一样？”当然由我付钱。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敢提出异议呢？

旅游季节开始了。丽华大饭店虽然未获观光局认可，但由于斯利那加城内的住宿设施相当有限，而我们的房租也还算合理，因此，很快，我们就开始招揽到客人。我挖空心思，想出一大堆计划，打算好好替丽华大饭店宣传促销一番。我挑出几套比较可行的营销策略，向亚齐兹提出，然后通过他向巴特先生呈报。他们俩只管笑眯眯聆听，感谢我的好意和热忱，但只要求我帮他们做一件事：阿里·穆罕默德把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老外从“游客接待中心”带到我们饭店时，我就出面跟他们攀谈，设法说服他们留下来住几天。执行这种任务，失败固不足喜，但成功也会让我感到不悦。说穿了，我只想霸占这家饭店，一个人住在这儿，不受其他游客侵扰。亚齐兹看透我的心思。就像溺爱子女的父母，他一径哄慰我：“开饭时，你先吃，一个人吃。我们给你准备私房菜，别的房客可都吃不到的哦。这家饭店是您的，不是巴特先生的。”每次新房客搬进来，他就会跑来对我说：“老爷，这对大伙都好。对饭店，对巴特先生，对大家都好嘛。”有时他会伸出一条胳臂，指着天空喃喃自语：“感谢上苍给我们送来客人。”

我还是感到不快乐。这是一家另类旅馆，招揽来的却是传统房客。首先，搬进来的是出身婆罗门阶级的一个家庭（随后还会有好几家搬进来），他们不吃旅馆的食物，自个儿烧饭做菜。一家人聚集在房门口，剥豌豆，筛米，切胡萝卜。他们蹲在楼梯底下放置扫帚的橱柜旁生火煮饭。他们打开花园的水龙头，在那儿冲洗碗碟锅盘，把新铺的草皮践踏成一团团烂泥。其他房客有样学样，纷纷把垃圾扔到草坪上，把衣服晾在花园里。我在这儿度过的几天宁谧的田园生活，终于结束了。一天，亚齐兹向大伙宣布（这家伙还真会表演，脸上带着一副既兴奋又哀伤的神情）：一群信仰正统印度教的印度游客，约莫二十人，即将住进丽华大饭店，停留四天。房间不够住，部分客人只好在餐厅打地铺，而我们也只好委屈一些，将就在客厅用餐。我听到这个消息，心直往下沉，谁都安慰不了我。亚齐兹看在眼中，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我们痴痴等待那帮印度游客上门。在我们面前，亚齐兹脸色阴沉，仿佛有人得罪他似的。盼望了好几天，那二十位房客终究没有露面。这下，亚齐兹脸色更加难看了，仿佛全天下的人都对不起他似的。

这阵子，不顺心的事情多得很哪。刚搬进来时，我就跟他们讲好，每天早晨快到八点时就把餐厅的收音机打开。一听到嘟嘟声，我们就走下楼来，一面吃早点，一面收听英语新闻。一天早晨，收音机传出的不是嘟嘟声，而是印地语电影主题曲和推销食品饮料的印地语广告，诸如“阿斯匹林”和“好立克”。仔细一听，我们发现那是斯里兰卡电台播出的节目。我扯着嗓门，朝着窗口大喊，叫亚齐兹立刻来见我。他走上楼来说，八点钟听德里播出的英语新闻的规定，他已经告知那个来自孟买的小伙子，但这家伙硬是不睬他。

第一眼看到这个孟买小子，我就打心里讨厌他。他总是穿着一条紧身裤和一件黑色人造皮夹克，一头浓密的发丝梳得油光水亮，肩膀老是一耸一耸，带着左撇子特有的矫揉造作、自以为高雅迷人的邪气。这小子走起路来，脚步轻盈得就像一个拳击手，动作干净利落。在我心目中，这小子简直就是孟买贫民窟的马龙·白兰度。我们从没交谈过。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他穿不穿皮夹克，如今我也只好跟他拼了。

我冲下楼去。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马龙·白兰度端坐在草坪上一把破旧的藤椅里。二话不说，我伸出手来就把音量调低，仓促间几乎把收音机关掉，然后定下心神，把频道转到克什米尔电台。阿里正在烘烤土司面包。从他的背影我可以看出，他不打算介入这档子事。我坐在餐厅里听完英语新闻。一等新闻播完，孟买白兰度就霍地站起身，掀开门帘闯进餐厅，伸出手来把收音机转到斯里兰卡电台，二话不说，一转身，撩开门帘冲出餐厅。

冷战就这么持续下去，每天早晨和傍晚都得交手一次。亚齐兹保持中立。阿里显然站在我这一边。一如以往，他默默蹲伏在保温箱前，烘烤他的土司，但再也听不到他最爱听的克什米尔语宗教歌唱节目了。双方僵持不下。我试图打开僵局。一天早晨，我告诉阿里，比起斯里兰卡电台播放的广告，克什米尔歌曲好听多了。阿里猛然抬起头来，一脸惊惶。后来我发现，旅游季节才开始几个星期，阿里就受到游客影响，他们的晶体管收音机总是转到斯里兰卡电台，阿里的口味开始改变了。他迷上了广告歌，爱死了电影主题曲。这些歌曲代表的是现代的、山外的世界——那些穿扮入时、荷包饱满的印度游客就是打那儿来的。克什米尔音乐属于湖泊和山谷，跟山外的音乐相比，未免显得过于粗糙土气。原来，我们的童话国度竟是这般脆弱，简直不堪一击。

过了几天，我因为肚子疼，病倒在床上。隔天早晨我听见有人敲门，进来的人竟然是孟买白兰度。

“昨天我没看到你，”他说，“听说你病了。今天你觉得好一点了吗？”

我说，今天我觉得好多了，谢谢他来看我。接着就没话讲了。我搜索枯肠，想找出一些话来说。他只管静静站在床边，一副从容不迫、气定神闲的模样。

“你从什么地方来？”我问。

“我从孟买来。”

“孟买。孟买的哪一区啊？”

“达达尔。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正如我想象的。“你从事什么工作？在医学院念书吗？”

他抬抬左脚，耸起肩膀，又摆出一副桀骜不驯、邪里邪气的架势。“我是这家旅馆的客人。”

“这我知道。”

“你是这家旅馆的客人。”

“我是这家旅馆的一位房客。”

“那么，你为什么说我是医学院学生呢？为什么？你是这家旅馆的客人。我是这家旅馆的客人。你生病，我来看你。你为什么说我是医学院学生呢？”

“对不起。我知道，因为我们都住在这家旅馆，你才来看我。我不是存心冒犯你。我只是想知道你从事什么工作。”

“我在保险公司工作。”

“谢谢你来看我。”

“不客气，先生。”

他耸起左肩，伸手掀开门帘，走出房间。

从此，我们两人以礼相待。我帮他把收音机转到斯里兰卡电台，他帮我把频道调到克什米尔电台。

“老爷！”一天下午厨子突然扯着嗓门呼唤我。他一边敲门，一边钻进房间来。“我今天休假，现在要回家了，老爷。”他讲起话来就像连珠炮似的，一副行色匆匆的模样。通常，总是亚齐兹陪着厨子走进我的房间，但今天下午，厨子刻意避开亚齐兹，悄悄溜进来。从窗口望出去，我看见亚齐兹侧着身子，躺在厨房走廊摆着的一张绳床上。

“老爷，我儿子病了。”他瞅着我，脸上绽露出羞涩诡秘的笑容。他那双精致小巧的脚，不停地摩擦着地板，一副忸怩不安的模样。

他大可不必耍这一招。我的手早就伸进裤袋，从一沓用订书机钉在一起的钞票（总共一百张）中抽出几张来。那个星期，本地的印度国家银行只有这么多现金。我不敢把整沓钞票掏出来，只能把手伸进裤袋里，慢吞吞地偷偷摸摸抽出几张：我知道克什米尔人一看到花花绿绿的钞票，就会立刻亢奋起来，目露凶光，令人不寒而栗。

“我儿子病得很重，老爷。”

这家伙跟我一样急躁。

“老爷！”他沉下脸来，显得很不高兴。三张钞票不知怎的粘贴在一起，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张。接过钞票仔细一瞧，他登时眉开眼笑：“哦，三卢比！好啊。”

“老爷！”过了一个星期，厨子又扯着嗓门呼唤我，“我太太生病了，老爷啊。”

站在房门口，他一边数着我递给他的钞票，一边回过头来，带着坚定的语气对我说：“老爷，我太太真的生病了。病得很重啊，她染上了伤寒。”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有点担心。厨子告诉我这件事，除了礼貌上的原因，恐怕还有别的企图。吃中饭的时候，我向亚齐兹打听厨子太太的病情。

“她根本没染上伤寒！”亚齐兹紧紧抿住嘴巴，忍住一脸笑意。他显然在嘲笑我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他脸上的表情使人很生气。

我把厨子的伎俩给揭穿了。他不再跑进我的房间，向我诉说他的亲人病得有多重，我不忍心想象他在厨房里遭受同事们羞辱后忍气吞声的模样，更不想看到亚齐兹那副得意洋洋的神情。他以为，从此他可以吃定这个厨子，爱怎么摆布他就怎么摆布他。在这座小小的岛屿上，每天，从早到晚，我都得跟旅馆里每一位员工打交道，尤其是亚齐兹。最初，这种牵扯让我感到很不习惯。这之前，在我心目中，所谓“仆人”只不过是帮你做事，领取一笔酬劳，然后回家过自己日子的那种人。但对亚齐兹来说，工作却是他生活的全部。亚齐兹有个不曾生育的妻子，居住在湖中某处，但他不常提起她，而据我所知，他从不曾回家探望过她。服务和伺候客人，是亚齐兹的人生目的。这是他的本事，也是他的谋生方式。它超越了仆人的制服和表面的恭谨，它赐予他力量。我在书上读过，十八世纪的欧洲仆人非常霸道，竟然操控主人的生活。《死魂灵》和《奥勃洛莫夫》这类俄国小说所描写的仆人，其傲慢无礼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印度，我亲眼看过女主人和男仆人争吵，就像一对发生口角的夫妻，充满激情，结果往往是床头吵床尾和。现在我终于明白个中缘由。你若想拥有一个贴身仆人（他唯一的本事和功能是取悦、伺候主人）你就必须自愿地、爽快地交出一部分自我，任由仆人摆布。它创造出一种原本不存在的依赖感，它要求回报，它能够让一个成年人退化成婴孩。我越来越在意亚齐兹的情绪，而他也越来越受我的心情影响。他有能力激怒我，看见他闷闷不乐，一整个早晨我都开心不起来。我变得非常敏感，总是怀疑他对我不忠，热情减退，不再像以往那样尽心尽意伺候我。于是我就开始生闷气，不睬他。于是他就（视心情而定）通过别人向我道晚安，或根本不向我道晚安。隔天早晨，一觉醒来，我们又会和好如初。有时，我对他招揽来的房客感到不满，一连几天不理他，借此表示抗议。每次他一提到最近菜价涨了，我就会怀疑他想从我荷包里多挖一点钱，一气之下，我就会在大庭广众间公然跟他吵起架来。我只要求他对我忠诚，但这是一种奢求，因为我毕竟不是他的雇主。故而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不得不采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手段，而他都能随机应变，应付裕如。

我说过，他的服务不是穿着制服的层次。事实上，他从没穿过仆人的制服。他身上总是穿着同一套服装，看起来脏兮兮，闻起来臭不可当。

“亚齐兹，你会不会游泳啊？”

“哦，会的，老爷，我会游泳。”

“你在什么地方游泳啊？”

“就在这湖中呀。”

“湖水很冷呢。”

“不冷，老爷。每天早晨，我和阿里·穆罕默德都会脱掉身上的衣服，跳进湖里游泳。”

原来如此。我心中的一个疑团终于解开了。“亚齐兹，你到裁缝店定做一套衣服吧，我付钱。”

他立刻沉下脸孔，装出一副身心劳累的模样，仿佛被工作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似的，但我看得出来，这会儿他心里高兴得很哪。

“亚齐兹，定做一套衣服要多少钱啊？”

“十二卢比，老爷。”

今天我心情甚好。看见阿里·穆罕默德披着他那件邋里邋遢的蓝色条纹西装，穿着背心，戴着表链，走出旅馆大门，准备前往城里的游客接待中心招揽客人，我一时心软，忍不住把他叫回来。

“阿里，你到裁缝店定做一件新背心吧，我付钱。”

“是，先生。”

阿里内心真正的感觉很难被察觉出来。每次有人叫他的名字，跟他说话，他都会流露出一副惊慌失措的神色。

“定做一件背心要多少钱啊？”

“十二卢比，先生。”

奇怪，不管定做什么样的衣服，价钱都是十二卢比。我回到楼上房间。还没在那张蓝色书桌前坐定，砰然一声，我就听见房门被推开了。回头一瞧，我看见厨子腰上系着蓝围裙，气咻咻闯进房间来，一步一步向我紧逼，一副准备找人干架的态势。他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那件搭挂在椅背上的夹克，沉声说：“我要一件外衣。”说完，他往后退出两步，仿佛被自己的粗暴行为吓着似的。“你送给阿里·穆罕默德一件外套，你送给亚齐兹这家伙一套西装。”

莫非他们在厨房嘲笑他？我想起刚才亚齐兹脸上的表情：一张脸绷得紧紧的，抿住嘴巴拼命忍住笑。一回到厨房，这家伙就笑开了。我可以想象他在厨子面前表现的那股得意劲儿。至于阿里·穆罕默德，当时他正准备前往城里的游客接待中心，招揽客人。我猜，他听说我要送他一件衣服，就立刻折回厨房，把好消息告诉大伙儿。

“我是一个穷光蛋。”厨子伸出双手，拂了拂他身上那件看起来还算精致雅洁的衣裳。

“送你一件衣服，要花我多少钱啊？”

“十五卢比。不，二十卢比。”

太贵了。“离开这儿时，我会送你一件外套。我离开那天才送给你。”

厨子一听，赶忙在地板上跪下来。他伸出双手，想搂住我的大腿，表示感激，但椅子的四只脚和横木阻挡在面前，使他无法如愿。

我看得出来，他内心饱受煎熬。我知道这几个家伙为了衣服的事情，在厨房里吵了好几架。厨子是自尊心很强的人。他的身份是厨师，可不是一般仆人。他不屑讨好别人。他瞧不起像亚齐兹这种成天胁肩谄笑、巴结主人的马屁精。他这种人什么事都看不顺眼，常常招惹别人，但到头来吃亏的总是他自己。

约莫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吃晚餐时，厨子叫人送来一锅炖肉和一锅炖菜。这两锅东西看起来并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差别是其中一锅有几块肉丁和肉片。我不吃肉，一看到这锅炖肉就倒尽胃口，连那锅炖菜也不想吃了。亚齐兹感到很委屈。看到他那一脸难过的模样，我心中暗喜。他端着两个锅子走回厨房。不久，我们就听见厨房里传出厨子的叫骂声。亚齐兹两手空空，独个儿走回餐厅——瞧他走起路来慢吞吞的样子，仿佛脚疼似的。过了一会，餐厅门帘后面忽然响起呼声。厨子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只见他一手提着煎锅，一手握着切鱼刀，满脸涨红，脸上的五官歪七扭八，模样真吓人。

“你为什么不吃我的炖菜？”

他站在我身旁瞪着我，气急败坏，扯着嗓门尖叫：“你为什么不吃我的炖菜？”我真担心他会举起手里提着的煎锅，在我头顶上狠狠敲几下。果然，他举起了煎锅，我看见里面装着一大片煎蛋卷，但所幸他并没朝我头上敲下去。这个人每次发完脾气，就会立刻流露出一脸惊恐惶惑的神色。显然，他也知道自己的弱点。

我跟他一样难过。但一想到油煎鸡蛋卷，我就觉得反胃，直想呕吐。一股怒气蓦地从我的丹田升起，直窜到我脑子里来，摧毁我的判断力，使我变得非常不理性。霎时间，我变成一个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人。

“亚齐兹！”我大吼一声，“你能不能请这人出去？”

这样的反应实在太粗鲁、太荒唐、太无聊、太幼稚了。但这种发泄虽然使人丧失理智，却也能让人感到振奋。从愤怒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过程往往十分缓慢、痛苦。

不久，厨子就离开了丽华大饭店。他突然辞职。一天早晨，在亚齐兹陪伴下，他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说：“老爷，我要走了。”

亚齐兹知道我会问什么问题。他抢先代替厨子回答：“老爷，您应该替他高兴。别担心。他在巴雷穆拉城那边的一个家庭，找到了一份挺不错的工作。”

“我要走了，老爷。现在麻烦您给我写一封推荐函。”厨子站在亚齐兹身后，斜起一只眼睛，伸出一根手指头，指着亚齐兹的背脊不停摇晃。

我坐在打字机前，立刻给他写了一封推荐函。这封信写得很长，非常感性，但我认为这样的推荐函对未来的雇主并无任何用处。它只能证明我同情这个人：我觉得，他跟我一样不能适应社会。趁着我写信的当儿，亚齐兹忙着拂拭房间里的灰尘，脸上一径挂着笑容。

“我现在要走了，老爷。”

我把亚齐兹打发出房间，然后掏出一沓钞票，悄悄塞进厨子手里。他接过这笔钱，什么都没说，只缓缓地、充满感情地说了一句话：“提防亚齐兹这家伙！”

“您应该替他高兴，”厨子走后，亚齐兹又用同样的话安慰我，“两三天内，我们就会找到新厨师。”

就这样，我对丽华大饭店的观感，刹那间改变了：原本我把它看成湖中的一间童话屋。

“老爷，请您帮个忙。您写封信给‘光光局’，邀请局长马丹先生来咱们饭店喝杯茶。”

“亚齐兹，上回我写信邀请他，他没来呀。”

“老爷，请您写封信给‘光光局’。”

“不，亚齐兹，我不想再邀请他来喝茶了。”

“老爷，请您帮个忙。您亲自到城里走一趟，拜会马丹先生。”

这伙人聚集在旅馆厨房里，又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每个星期，阿里·穆罕默德都必须申请许可证，进入警卫森严的游客接待中心，招揽客人。这一来，他就平白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拉客时间。他需要长期许可证，这样整个旅游季节都能够通行无阻。厨房那伙人认为，我肯定能够帮他弄到一张这样的通行证。

“他们会签发这种季节通行证吗，亚齐兹？”

“会的，老爷。罗达的船屋就申请到一张。”

我们这家坐落在湖中不受官府认可的另类旅馆，竟然遭受歧视和打压。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刻跟马丹先生取得联系，约好时间拜会他。那天，在旅馆主人巴特先生陪伴下，我乘坐双轮出租马车进城。

游客接待中心的职员居然认得我！上回我写的那封信，让丽华大饭店着实出了一阵子风头。好几位官员一看见我，就纷纷走上前来，笑眯眯地争相跟我握手——我对克什米尔旅游事业的关切，让他们感到很开心，虽然有点疑惑。印度官僚体系固然效率不佳，公务员办起事来拖泥带水，一问三不知，但他们绝不会遗失或遗忘任何文件。在官员们亲切招呼和簇拥下，我这个主动替本地一家旅馆撰写推荐函的热忱可嘉的外国游客，被送进那间挂满图片的局长室，会见马丹先生。

成群访客等候局长召见。一看到彬彬有礼、神情却十分严肃的马丹先生，我差点想打退堂鼓。寒暄完毕，我总得找个话题谈谈，可不能就这样开溜。于是我说：能不能请马丹先生交代手下，给阿里·穆罕默德签发一张季节通行证？当然。阿里·穆罕默德必须符合申请条件，而这得由观光局认定。

“通行证已经取消了。我猜，您那位朋友拥有英国护照吧？”

我没把话讲清楚，难怪局长大人会有这样的误解。我赶紧补充：阿里不是游客，他只想见见游客。他是克什米尔人，一家旅馆的员工，基于工作需要，他想进入游客接待中心。虽然我也知道游客必须受到保护，但是，能否请局长先生通融……我越说越急切。我只想快快把这件琐碎的事情办妥，保住我的尊严，走出局长办公室。

马丹先生耐心听我陈述。他说，如果阿里提出申请，他会慎重考虑。

如逢大赦，我忙站起身来向马丹先生道别，逃跑似的走出局长室，把消息告诉巴特先生。

“现在，您赶快去见科长吧。”巴特先生说。我糊里糊涂，被他拉着走进一间挤满办公桌和公务员的房间。

科长不在办公室。稍后我们在走廊上找到了他。原来是一个穿着浅灰色西装、身材挺拔、笑容满面的年轻人。他看过我写的信，明白了我的要求。他说，只要旅馆明天提出申请，他会看着办。

“明天，”我转告巴特先生，“明天你再来一趟。”

我甩下巴特先生，拔腿就溜，匆匆忙忙穿过国营百货公司的庭院（这儿原本是英国总督官邸），一路走到浑黄的杰赫勒姆河畔，登上河边的堤岸。总督官邸的克什米尔式精工木雕早已经腐朽，斑斑驳驳。官邸旁边有一座充满英国风味的破旧印度式小木屋，门口挂着一块招牌：百货公司咖啡屋。矗立着成排法国梧桐的官邸庭院，依旧十分壮观，一个个精心设计、形状各异的花圃，栽种着雏菊，散布在辽阔的草坪上，争奇斗艳，煞是好看。总督官邸坐落在堤岸一端——我常听本地人说，以前英国人不准印度人走到堤岸上来。堤岸入口处的旋转栅门如今已经被砸掉了。绿草如茵的河滨，处处树立着告示牌，禁止游人在草坪上骑车与散步，但人们视若无睹，我行我素，河岸的草地早已经被车轮辗出一条又深又长的辙迹。成群母牛聚集在官邸前庭花园前自顾自低头吃草——这些建筑物，实际上只不过是克什米尔建筑风格的翻版，但乍看之下，却仿佛是模仿“仿都铎式”的作品。好几家老式店铺依旧存在，非常宽敞，非常阴暗，里面摆满玻璃橱柜，仿佛仍然期待那些“不辞而别”的英印混血儿回来。早已经褪色的广告招贴，依旧在促销早已经不再贩卖的商品，例如水饼干②。店堂里的木板和墙壁上，依旧镌刻着英国主顾（总督和总司令之流）的姓名。在一家专门售卖动物标本的店铺中，墙上挂着一幅镶在框子里的照片：一个英国骑兵军官，伸出他脚上那只擦拭得亮闪闪的皮靴，踩在一只死老虎身上。

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已经消逝了，另一个光辉灿烂、属于市集的时代还没来临。但我们不必等太久。“先生，您即使不说，从您的衣着和口音我也看得出来，你的品位是英国式的。您请进来坐一坐。让小弟我拿出几件本店专卖的符合英国品位的地毯，请您评鉴评鉴。您瞧，这就是英国的品位。我可是行家。现在，您不妨再看看另外几条地毯。瞧，又粗又重，印度式地毯嘛，质地当然也就比较粗糙低劣喽……”

克什米尔最棒的约会场所——

没错！就是咱们这间“总理餐厅”

喂，朋友们，东尼率领五位劲爆舞者

今晚登台献唱，以娱嘉宾

朋友们来吧，尽情享受三十六种冰淇淋

在咱们这间星光闪闪的酒吧

喝个痛快，不醉无归！

传单上是这么说的。我依照地址，来到这家簇新的、充满现代风味的餐厅——根据另一份传单，它是城中“最开放”、“最有搞头”的约会场所。时间太早了，东尼和五位劲爆舞者还没登场，我叫了一升贵得吓人的印度啤酒，独个儿坐在空荡荡、静悄悄的餐厅里，试图把今天早上的不爽忘掉。

喝完啤酒，我沿着尘土飞扬的官邸路一路走下去，驻足一家书店前，和那位满脸胡须的老板攀谈。他是从信德省逃出来的难民，在孟买念大学，拥有文学和法学双学士学位。他告诉我，他今年八十岁了。我不相信。“呵呵。我说我今年八十岁，因为我不想说我今年七十八岁。”他谈起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入侵并大肆劫掠巴雷穆拉城的往事。那时，在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市——如今已经沦落为双轮马车夫、阿里·穆罕默德和“总理餐厅”的城市，人们花五百卢比，买一张原本只要八卢比的公车车票，争相逃到查谟市。“如今我成天坐在这儿，没事可干，只好读读书，笑看人生。”他阅读史蒂芬·里柯克③的作品。他最喜欢蒙罗少校④写的短篇小说，百读不厌。为什么他把小说家沙基称为蒙罗少校呢？他解释说，他在一篇文章上读到，沙基本名蒙罗，而蒙罗是一位陆军少校。他觉得，称呼自己最喜爱的作家，应该把他的军衔加在他的姓名前，以示尊敬。

我搭乘双轮出租马车，回到河畔的石阶浴场，路上遇到巴特先生。我叫他上车。真可怜，他等我等得都快哭了。早上我匆匆忙忙离开他。他没听懂我的话。一整个早晨，他就痴痴地站在游客接待中心，等我回来接他。

隔天早晨，我把季节通行证申请书打好，让巴特先生带到城里去。今天天气格外闷热，气温节节上升。中午时分，天空忽然沉暗下来，随即乌云密布，放眼望去，只见藏青色的群山倒映在湖水中。狂风骤起，哗啦哗啦横扫过湖面，翻卷起荷叶，鞭打着杨柳树，摇荡着湖中一丛丛芦苇。下雨了，气温陡然下降。湖中的空气变得冷飕飕的。巴特先生冒着大雨从城里赶回来。他头上那顶毡帽淋了雨，湿漉漉，毛茸茸，闪烁着水珠。他身上那件夹克沾满雨水，衬衫下摆滴滴答答流淌着雨珠儿。他拱起肩膀，缩起脖子，把脸庞埋藏在翻起的领子里。我看见他踩着花园中铺着的木板，慢吞吞地朝厨房走去。他脱掉鞋子，钻进屋里。我回到书桌旁，一边工作，一边竖起耳朵，倾听楼上的脚步声。我以为巴特先生会打着赤脚走上楼来，向我报喜。但他一直没露面。

我再也忍不住了，只好问亚齐兹：“巴特先生到底拿到通行证没？”

“拿到啦！一个星期。”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正在客厅喝咖啡。身穿工作服的油漆匠从门口探进头来，问道：“老爷，您帮我打一封推荐信好不好？”

我没回答。

①伦伯尔士迪特斯金，德国民间传说中的矮人。他把亚麻变成黄金，送给一位姑娘当嫁妆，条件是：她嫁给王子后生下的头一胎婴儿，必须送给他，除非她猜出他的名字。她果然猜出他的名字。矮人一听，立刻自杀。

②水饼干，一种用小麦粉和水制成的淡味饼干。

③史蒂芬·里柯克（Stephen Leacock，1869－1944），加拿大作家兼经济学家。

④蒙罗少校（Henry Hugh Munro，1870－1916），在缅甸出生的苏格兰小说家，笔名沙基（Saki）。

第六章 中古城市

水位陡然下降。栈桥的阶梯整个暴露在水面上，连最底下的一级也露了出来。湖水变得更加浑浊了。成群鱼儿黑黝黝，游窜在夏季的湖泊中。矗立在北方天际的群山，积雪已经消融，山上的石头暴露在天光下，岩嶙峋，远远看起来仿佛被漂白过似的。山脚阴凉的林园中，枞树出落得更加繁茂了，东一丛西一簇，郁郁葱葱。湖中的白杨树丧失了春天的翠绿，杨柳飘散在湖面刮起的狂风中。芦苇长得太高了，弯弯曲曲的——每次风起时，它们就随风摇曳摆荡起来，宛如一波波汹涌的浪涛。皱成一团的莲叶，在又长又粗的梗茎支撑下，从水面上凸伸出来，乱糟糟的。过了几天，一朵朵蓓蕾冒出来了，像没有盛开的郁金香。一个星期后，满湖莲花蓦地绽开，粉红粉红的一片，好似回光返照一般。旅馆花园中，金英花和山字草四下蔓生，有如一丛丛野草，如今全都被拔除了。取代三色堇的法国金盏花，长得越发茂密了，这会儿全都冒出了蓓蕾。牵牛花躲藏在餐厅墙脚阴影里，显得病恹恹的，和园中的天竺葵一样，它们身上沾满涂料，那可是油漆匠的刷子泼洒出来的。高代花正在盛开中：一簇簇姹紫嫣红，宛如一片搅拌在一起的颜料。我们刚搬进这家旅馆时，园中的向日葵还只是一株株幼苗，如今却已经长得非常高大，叶子十分宽阔，我再也无法把头探进花丛中，观赏它们那有如一颗颗星星般的蓓蕾。娇美可爱的大丽花绽放了，红艳艳的，闪烁在翠绿的芦苇、垂柳和白杨丛中。

翠鸟依旧逗留在旅馆周遭，但其他鸟儿却不再像以往那样，常常飞临我们的花园。我们最怀念戴胜鸟——它那长长的、成天只顾啄食不停的嘴巴，它那双翅膀上黑白相间、弯弯曲曲的条纹，它头顶上那一簇每次降落时就像扇子一般张开的冠毛。一如亚齐兹所言，热浪一旦来临，小苍蝇就会成群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体型比较硕大的家蝇。迄今，我碰见过的那些苍蝇都不敢亲近人类，但这些家蝇却趁着我在工作，公然地栖停在我的脸庞和手臂上。一连好几个早晨，还不到六点钟，我就被一只苍蝇的嗡嗡叫声吵醒。（这家伙居然逃过了我喷洒的杀虫药！）亚齐兹曾预言，一旦蚊子来临，苍蝇就会仓皇躲避。在他心目中，苍蝇是上帝差遣来的使者。一天下午，我看见他戴着帽子躺在厨房里，酣然入睡，脸庞一片黑，栖息着一只只吃饱喝足的苍蝇。

这之前，我只管向他索取杀虫药。现在，我要向他索取冰块了。

“这儿的人不喜欢吃冰，”亚齐兹说，“吃了冰，满身热烘烘的，更加难受。”

为了他这句话，我们之间又展开一场冷战。

酷暑天，湖泊北岸的山脉从早到晚笼罩在烟霭中，灰蒙蒙一片。太阳下山时，谷中弥漫着琥珀色的霞光，暮霭苍茫，一缕缕烟雾飘荡在湖中的白杨树丛间。每一株树木，轮廓都十分鲜明。从商羯罗查尔雅山顶眺望，烟雾缭绕的斯利那加城，远远看来就像一座巨大的工业城镇，矗立城中的一株株白杨，乍看就像一根根高耸的烟囱。斯利那加城前方，阿克巴城堡雄踞在湖中央一座赭红山丘上，映照着落霞，气象万千。太阳悬挂在城堡左边的天空——原本白灿灿的一轮，这会儿已经转变成淡黄色，湖畔群山，灰蒙蒙一路绵延到远方天际，终于隐没在暮霭中，再也望不见了。

堤岸外有一座中古城镇。乍看之下，它仿佛是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湿气弥漫的城镇，四处洋溢着各种各样的味道和气息：汗淋淋的人体，五彩缤纷、沾满污垢、腥臭扑鼻的服装，黑漆漆臭烘烘、暴露在天光下的阴沟，一堆堆暴晒在太阳下的煎烤食物和垃圾。满城野狗出没（挺漂亮的狗，可惜没人理睬），成群蹲伏在商店门廊下，饿得发慌的小狗打着哆嗦，瑟缩在悬挂着血淋淋鲜肉的肉摊底下那潮湿阴暗的狭小空间中，吠叫不停。城中巷弄纵横交错，巷中栉比鳞次，排列着一家家阴暗的店铺和一间间拥挤嘈杂的庭院。满街长裙摇曳，成群男孩蹦蹬着瘦巴巴、伤痕斑斑的腿，四处流窜。这一幢幢挨挤成一堆的木板房子，当初兴建时，花了多少心思，用了多少工夫啊！只要你仔细瞧一瞧，在那饱经风吹日晒、早已变得一片灰黑的外表下，你依旧可以看到精致的木雕和繁复的装饰。铜器专卖店阴暗的店堂中，每一件黄铜打造的器皿亮晶晶，闪闪发光，散发出一种奇异的美。灰暗的泥泞巷弄中，一簇缤纷灿烂的色彩蓦然出现在你眼前——一堆金黄和翠绿的糖果，虽然布满苍蝇，却也让人垂涎欲滴。在这儿，你可以重新体验红黄蓝三原色的吸引力，那是玩具和一切会发亮的东西的色泽。在这儿，你能够找回被压抑了很久的儿童时期的品位，那也是农民的品位，骤然出现在这座城市里（以及印度其他地区），显现在金属亮片、彩色灯泡和我们曾经觉得美丽的一切事物中。从溢满了垃圾的狭窄巷子望进去，你会瞥见那一座座大杂院里，晾晒着色彩缤纷而图案精美的毛毯、地毯和轻柔的围巾。这些色彩和图案源自波斯，传入克什米尔，得以发扬光大。所有的编织品，从价值二千卢比的地毯到一件只卖十二卢比的老旧毯子都显示出极致的奢华。在这座肮脏灰暗的中古城镇，色彩是唯一的美，显现在每一张精工编织的毛毯、每一盆塑料雏菊，以及（如同中古世纪的欧洲）每一件缤纷亮丽的服装中，供人们欣赏品鉴。

与色彩相辅相成的是欢乐的节庆。整个冬季，城镇陷入冬眠状态。游客离开了，旅馆和船屋全都打烊休息。克什米尔人蜷缩在窗户狭小、光线暗淡的房间中，浑身包裹着毯子，坐在炭盆旁，消磨一整个冬天。春天带来阳光、灰尘和庙会，也带来色彩、噪音和露天饮食。每隔两周，克什米尔河谷中就有一个地方举行庙会。这些庙会大同小异。在每一场庙会中，你准会看到那位售卖各式图片的小贩。他把货品全都摊开在地面上：构图呆板、色彩浓艳的卷轴，画中的印度和阿拉伯清真寺是克什米尔人向往的圣地，还有电影明星照片、政治领袖的彩色肖像，以及成堆的平装廉价图书。市集中到处可见贩卖廉价衣服和廉价玩具的摊子。茶棚和糖果点心摊散布在各个角落。一位面目枯槁、模样吓人的印度教圣徒端坐尘埃中，身前摆着一排小瓶子，瓶中装着“蝾螈眼和狗舌头”——印度教的避邪物。从扩音器播放出来的音乐，不断回荡在庙会中。湖上的游船也传出阵阵音乐。春天的克什米尔湖泊，不只是游客的观光景点，也是本地人吃喝玩乐的地方。湖面上荡漾着一艘艘简陋的未上漆的小型船屋——本地人管它叫“东阁”（doonga）。厨娘和船夫随船出租。船夫沿着船舱走来走去，有时举起篙子，有时倚着它。舱中传出的阵阵嬉闹声，他似乎充耳不闻，但其实沉醉其中。一位妇人（也许是船夫的妻子吧）穿着一条邋遢的裙子，浑身戴着银首饰，独个儿坐在高高翘起的船尾，手里握着一根长桨，不停地划着。划啊划，荡啊荡，毫无目的。“东阁”总是停泊在距离花园和房屋不远的湖上，在这儿摇荡一整天，晚上就划到岸边花园，度过一宿。在“东阁”上举行的派对，往往会进行好几天。宾客们随时下船，赶回城里，办完事又回到船上来继续寻欢作乐。对我来说，这种休闲活动实在太过单调冗长，只会把自己累个半死。每个冬季，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哪有余力从事这种活动。坐落在西北方、距离我们旅馆不过数里之遥的甘德巴尔镇树丛中举行的市集，把这个季节的庙会带到高潮。湖上的“东阁”和“施客”，全都划到那儿，停泊过夜。荡啊荡，挤啊挤，吵啊吵。

在这个中古城镇，一如在任何一座中世纪城市，人们生活在古迹林立、奇观处处的环境中。在斯利那加城，人们终日流连在莫卧儿皇帝建造的好多座花园里。园中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早已荒废，但大体上仍然可以看出当年的气派格局。每逢星期假日，夏利玛花园的喷泉依旧喷出一簇簇多姿多彩、变幻莫测的水花，尽管有好几只喷嘴已经弯曲或破裂。这些花园的建造者，早已隐没在历史中，变成了传奇。关于这些神秘人，后人所知不多，只晓得他们都非常英俊，非常勇敢，非常有智慧，而且他们的妻子都非常美丽。“那座古迹，看到没有？”担任向导的克什米尔工程师伸出胳臂，指着十六世纪末叶阿克巴大帝建造的那座矗立在达尔湖中央的城堡，对我们说：“这座城堡是五千年前兴建的。”湖中的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供奉着一根毛发，据说是从先知穆罕默德的下巴上拔下来的胡子。陪同我们参观的医科学生说，这根毛发是“某位人士”经历重重阻难，冒着生命危险带到克什米尔来的。这位人士到底是谁？从事什么行业？打哪儿来？这个学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他只知道，途中这位人士遭逢一场重大的劫难。为了保护先知的遗物，他用刀子在胳臂上划出一道口子，把毛发藏在里头。这根毛发确实是先知的遗物——这是不容置疑的。它具有无边的法力，以至于连鸟儿都不敢飞越供奉它的清真寺，印度教徒膜拜的圣牛，也不敢把屁股朝向它蹲坐在地上。

上帝眷顾克什米尔人，克什米尔人以无比的热忱敬奉上帝。“穆哈兰”①是回历的一个月份。在这个月中，克什米尔人以十天时间，哀悼和纪念在卡尔巴拉②遇刺身亡的先知后裔胡笙（Hussain）。在此期间，每天太阳一下山，我们就听到湖上回响起什叶派穆斯林的哀歌。身为逊尼派穆斯林的亚齐兹，笑嘻嘻地告诉我们：“什叶派并不是真正的穆斯林。”然而，到了第七天早晨，打开收音机，听到播音员讲述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卡尔巴拉事件时，亚齐兹却哭了。他越哭越伤心，脸上的五官扭曲成一团。他冲出餐厅，边跑边嚷道：“我忍不住哭了，我不喜欢听到这个故事。”

哈桑巴德城的什叶派信徒准备举行一场盛大的游行。听说，行列中有人用铁链鞭打自己的身体。那天早晨，情绪平复下来后，亚兹齐怂恿我们到哈桑巴德城走一趟，见识见识，他会安排我们的行程。于是，我们搭乘“施客啦”，沿着水面上漂荡着绿色浮渣、两旁垂柳摇曳的船道，朝这座湖畔城镇出发。途中，我们经过一间又一间肮脏的庭院、一道又一道残破的水泥阶梯、一条又一条腥臭扑鼻的排水沟。我们看到成群大人和小孩，男男女女，聚集在河阶上洗衣服。我们旅馆的洗衣工，竟然也在这里洗我们的衣裳。我差点晕过去。湖上的水道恶臭，四处飘发着阴沟特有的怪味。每经过一间庭院时，孩子们就兴冲冲跑出来，一副小大人的模样，依照伊斯兰教礼仪向我们打招呼：“愿您平安。”

抵达哈桑巴德城，我们停泊在好几十艘撑起雨篷或华盖的“施客啦”游船中间，下得船来，走进城里，经过一座不知名的废墟，来到举行夏季庙会的地点。街道经过一番洒扫，尘土不再飞扬。遮阳篷和摊子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街上摩肩接踵，人来人往。有钱人家的女眷，从头顶到脚踵，浑身包裹在黑色或褐色的衣裳里，脚上穿着厚厚的鞋子，密不通风。这些妇女三三两两，结伴行走在街上。我感觉得出来，她们透过悬挂在眼睛前的面纱，好奇地打量我们。穷人家的妇女是不戴面纱的。在克什米尔，就像在其他地方，保守和体面是一种特权，只有崛起中的家族才享受得起。我们从一对父女身边走过。这位父亲让他女儿把玩他那根簇新的还没使用过的鞭子。

这条空旷的充满乡野风味的道路尽头，就是城中的大街。窄窄的一条街道挤满了人。男人们大多穿着黑衬衫，一个男孩手里举着一面黑旗。不久，我们就遇到几个乩童。他们身上的衣裳沾满鲜血，绷得紧紧的。这会儿，游行还没开始。在众人仰慕的眼光注视下，乩童们大摇大摆行走在马路中央，故意推挤那些明天又会成为他们的长辈或上司的人。一排狭窄湫隘的楼房栉比鳞次地矗立在街边。二楼以上用枕梁支撑的楼层，开着一排窄小而形状奇特的窗户。从街头望上去，每一个窗口就像一幅中世纪图画：一群妇女聚集在窗前，专注地俯瞰着大街。年轻的姑娘容光焕发，而年长的妇女由于终年隐匿在屋子里，不见天日，脸色看起来非常苍白。这一张张脸庞出现在阴暗的窗户中，轮廓显得格外鲜明。窗户底下，人潮汹涌的街道上，停放着好几辆载满警察的卡车。一群男孩正在折磨躲藏在肉摊底下的小狗。我们听见狗哀嚎挣扎的叫声——小小的身子竟然能够发出那么响亮的声音，真让人惊讶。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落。被困在人群中动弹不得的汽车司机，拼命按喇叭。人声鼎沸、满街喧嚣中，蓦地响起伊斯兰教师尊的声音。他通过麦克风（这玩意儿在印度式的集会中是不可或缺的）向群众讲述卡尔巴拉事件的原委。师尊的声音充满悲情，近乎歇斯底里。讲着讲着，他老人家悲从中来，泣不成声，但他还是一个劲儿撑下去。师尊站在街道中央一顶遮阳篷下，整个人被满街汹涌的人群吞没。群众中，有些人手里举着彩色三角旗。

出现在街头的乩童越来越多。其中一个乩童的背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鲜血染红了他的裤子。他迈开大步行走在街上，故意碰撞路人，每次撞到别人时，他就皱起眉头来，仿佛责怪人家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似的。这个乩童腰间悬挂着一根鞭子。它是用大约六条金属链子编织成的，每条链子长十八英寸，末端系着一小枚血淋淋的刀片。鞭子悬挂在腰际，乍看之下活像一支苍蝇拍。这些乩童的脸孔，跟他们身上的鲜血一样令人心悸。其中一个没有鼻子，只有两个孔穴，出现在他那张血肉模糊的三角形脸庞上。另一个只管睁着两颗凸出、满布血丝的眼珠。第三个乩童没有脖子——一团肥肉从脸颊延伸到胸膛。成群乩童游走在街头，招摇过市，四下睥睨，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但我怀疑他们身上那件沾满血迹的衣裳来路有问题。有些衣服看起来太干了，也许是去年穿的，也许是向别人借来的，也许是事先沾上动物的血。但其中有一位乩童显然是玩真的：他那颗半秃的头颅胡乱包扎着绷带，鲜血依旧滴滴答答流淌不停。鲜血代表荣耀。展示越多鲜血，你就能够获得越多掌声。

我们离开城中那条人潮汹涌、热烘烘的大街，走向城外的旷野，在一座尘土飞扬、地上满布足迹的坟场坐下来，观看一群男孩玩游戏。他们手里拿着一颗颗鹅卵石，不知在玩什么，但显然那是一种中古时代留传下来的游戏。今天早晨之前，对我来说，宗教狂热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谜团。但在城中那条大街，血腥仪式却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寻常。街上，只有那成排的警车、一两辆偶尔路过的汽车、震天价响的麦克风，以及小贩叫卖的用马口铁圆罐子装的冰淇淋，不属于中古世纪。在这座城市中，反而是那群游走街头的美国女孩，会被看成不可思议的怪物——在这场宗教庆典中，她们竟然穿上在伦敦街头肯定会引起骚动的凉快衣裳，扭腰摆臀，招摇过市。在乩童眼里，这群洋妞似乎不存在。他自顾自走到运河台阶上，当着众人的面脱掉身上那件沾满血迹的衣裳，浑身赤条条站在阳光下，仿佛献宝似的。他才是这座城市的真正子民。今天是他的日子，他爱干什么便干什么，谁都不能阻挠他。他用血淋淋的背脊换来这项特权，把枯燥单调的修行转变成一场壮观而惨烈的表演。

表现在乩童身上的狂热，源自一个单纯的过度简化的认知：宗教只是一种庆典和仪式而已。亚齐兹说过：“什叶派信徒不是真正的穆斯林。”他一边向我们示范，一边说，什叶派信徒祈祷时，是以这种方式弯腰俯首，和真正的穆斯林截然不同。他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比较接近，跟印度教的距离就已经远了，因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实行土葬。“可是亚齐兹，很多基督徒选择火葬呀。”“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一位医科学生向我们解释伊斯兰教和他最厌恶的教派锡克教之间的差异。他说，穆斯林宰杀牲畜时，一面念经，一面放血，让它慢慢死亡，而锡克教徒拿起刀来，一刀便砍下牲畜的头颅，连经也不念一句。他伸出手来比画一下，忍不住摇摇头，用手捂住脸庞。宰牲节③那天，旅馆主人巴特先生送我们一个蛋糕，上面用糖霜写着两个词：Id Mubarak（恭贺宰牲节）。收到贺礼，我们才知道这天是伊斯兰教的大节日。一整个早晨，成群游船载着一家家男女老少（他们个个穿着干净的白衣或蓝衣，正襟危坐，神情显得非常肃穆），穿梭在湖面上。这天是探访亲友、馈赠礼物和欢宴聚餐的日子，但对克什米尔人来说，今天也是一年中唯一能够使用肥皂和水清洁身体、去除污垢、穿上使人浑身发痒的新衣服的日子。可是，宰牲节究竟代表什么意义呢？带着礼物前来探访我们的医科学生、工程师商人，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们只知道，在这个日子里，穆斯林都必须吃肉。

对这些人来说，宗教只不过是一场盛大精彩的表演：一连串庆典；成群戴着面纱、活像终年被关在养鸡场笼子里的母鸡的妇女（那位商人告诉我们，妇女戴上面纱，“男人才不会想入非非，蠢蠢欲动”）；祈祷前，成排男子站在大庭广众前，以宗教礼仪洗涤自己的生殖器；祈祷时，万名信徒同时跪伏在地上。这种宗教糅合欢乐、忏悔、歇斯底里和荒谬（这点最重要），给信徒带来一整天，甚至一整个季节的满足。它响应人们每一个单纯的需求和情绪。它是“生命”和“法则”；它的仪式不容许任何改变或质疑，因为改变和质疑会摧毁整体，甚至会危害生命本身。“我不是很好的穆斯林，”那位医科学生第一次见面就告诉我们，“我怎能相信，世界是在六天中被创造出来的。我相信进化论。但我不敢告诉我母亲，怕她老人家生气。”但他并不排斥伊斯兰教的任何仪式，他接受伊斯兰教的每一条律法。比起亚齐兹，这位医科学生更像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亚齐兹对自己的教派和体制很有信心，因此能够抱着宽容、好奇的态度观察别的教派和体制。人造卫星的发射，暂时动摇了一些穆斯林对他们宗教的信心，因为根据伊斯兰教典籍，大气层的上层早已被神封闭，只准许穆罕默德和他那匹白马进入。但只要脑筋转个弯，教义何尝不能配合新的科技发明。于是，穆斯林说：“俄国人把人造卫星放在白马背上，让它带上天空。”不管怎样，教徒的信心终会恢复，因为比起教义衍生的仪式，教义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对这些人来说，比起进化论，有些教徒的主张（譬如说，妇女可以不戴面纱）更加可怕，更应该批判和封杀。

这些仪式和习俗，并不是经过千百年慢慢发展出来的。一个外来的征服者，一夕之间，把这整套仪式强加在被征服的民族身上，取代另一套仪式——后者，毫无疑问也曾一度被认为不可改变，无可替代，但如今却连一点痕迹也没遗留下来。克什米尔人特有的、中古世纪式的思维，能够把一座数百年前建造的城堡，随随便便说成具有五千年历史。同样，他们也有本领把三四百年前发生的事件遗忘得一干二净。就是因为欠缺历史意识，他们才那么容易改变宗教信仰，而且改变得极为彻底。许多克什米尔家族姓氏，譬如我们的旅馆主人巴特先生，至今仍然带着浓厚的印度教色彩。但是，对于他们的印度教出身和来历，克什米尔人却连一点记忆都没有。有一个穴居民族，住在克什米尔山区。男的一个个蓄着小胡子，五官鲜明凸出，相貌十分英俊，我猜他们是中亚游牧民族的后裔。每年夏天，他们骑着骡子下山来，跟鄙视他们的克什米尔人做买卖。当初，这些人怎么会来到克什米尔？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则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居住在山外。后来，喀布尔的一位国王对他们展开屠杀。他们逃离家乡，翻山越岭，来到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山谷的人自己却完全遗忘了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如果你告诉亚齐兹，他的祖先极可能是印度教徒，他听了肯定会很生气，认为那是奇耻大辱。“那些玩意儿？”开车经过艾旺提普尔废墟时，担任我们向导的工程师满脸不屑地说，“那些是印度教的古董。”这会儿，他正引导我们参观克什米尔河谷的古迹，而印度教废墟就坐落在大路旁，但他并没放慢车速，也没作进一步的评论。在他眼中，这座八世纪的废墟根本不值得参观，它并不是他的历史的一部分。他的历史是从他的征服者开始的。尽管这位工程师拥有好几个学生，尽管他曾经出国，见过世面，他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中古世纪式的、改变宗教信仰的人，永远困宥于圣战之中。

可是，克什米尔人信仰的却又不是纯粹的伊斯兰教。正统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反对迷信，但克什米尔人一看见先知穆罕默德遗留下的一根胡须，就会立刻陷入狂喜状态，浑然忘我。沿着湖岸，处处可见克什米尔穆斯林搭建的神龛，每天晚上点着灯火。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亚齐兹，真正的穆斯林不会膜拜先知的遗物。他肯定会这么回答：“你说的那种伊斯兰教徒，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如果今天有一位征服者，就像数百年前的那位，强迫克什米尔人改信他的宗教，把一整套律法强加在他们身上，我敢说，再过一百年，没有一个克什米尔人会记得伊斯兰教是什么东西。

宗教如此，政治何尝不是这样？报纸上成篇累牍，分析探讨克什米尔局势，但在克什米尔人看来，这些讨论简直就是隔靴搔痒，根本弄不清楚问题的真正症结。在克什米尔河谷地区，最仇视印度的是从旁遮普移民过来的伊斯兰教徒。这帮人大多身居高位，掌握政经大权。在他们眼中，克什米尔人既“懦弱”又“贪婪”。他们常到我们旅馆串门子，带来各种传言：部队移防、兵变、边境冲突。克什米尔人带进政治的并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民族神话和奇迹。他们的神话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阿卜杜拉酋长。此人就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口中的“克什米尔之狮”。他解放克什米尔人，让他们获得自由。他是克什米尔人的领袖。他原本对印度非常友善，但后来反目成仇。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除了当中几个月，他的日子全是在牢狱中度过的。除此之外，克什米尔人无法提供给我更多讯息——我一直弄不清楚，这位领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到底有什么魅力和功勋。他们一再告诉我（仿佛这就能够解答一切问题似的）：一九五八年，阿卜杜拉酋长出狱时，从库德镇来到首府斯利那加城，老百姓沿途夹道欢迎，马路上处处铺着红地毯，场面感人极了。

“听着！”一个大学生对我们说，“让我告诉你，阿卜杜拉酋长如何为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由。他为老百姓的自由奋斗了很多很多年。然后，有一天，克什米尔大公开始担心起来，非常担心。于是，他派人把阿卜杜拉酋长找来。他对阿卜杜拉酋长说，‘只要你让我保有王位，我愿意把半个王国割让给你。’阿卜杜拉酋长一口回绝了。大公非常生气，说，‘我会把你扔进热腾腾的油锅。’你也知道，被扔进油锅是什么滋味。你会被煮成一锅肉羹，尸骨无存，只剩下一堆灰烬。阿卜杜拉酋长可一点都不在乎，他说，‘好吧，把我扔进油锅煮一煮吧。但我告诉你，从我的每一滴血中，都会冒出另一个阿卜杜拉酋长。’大公一听，非常害怕，慌忙宣布退位，把王位让出来。这就是阿卜杜拉酋长为克什米尔人争取自由的经过。”

我提出质疑。我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的。

“不信，你可以随便问一个克什米尔人。”

这位大学生讲述的是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事件，但是，对于印度国大党、甘地、英国和入侵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军队在这桩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却故意略而不提。这位大学生是知识分子，通晓英文，称得上是克什米尔社会的精英。在这个阶层下面的，是一群像亚齐兹那样的克什米尔人。他们怀念以往的日子，因为那时物价比较便宜，只可惜大公的作风太过专制，引起民怒。最近发生的这段历史，早已经沉陷进克什米尔人的意识深处，变成一则中古传奇。亚齐兹和旅馆的厨子，曾经在英国人手下工作过，他们了解英国人的品位、技能和语言。他们还记得，英国人管神职人员叫padre（神父）。每次，亚齐兹听见他们称呼狗bugger（小家伙），就觉得格外亲切舒心。但英国人莫名其妙离开了，一如当年他们莫名其妙来到克什米尔。年轻一代的克什米尔学生，却只能从历史课本中认识、接触英国人。对他们来说，英国人在克什米尔的这段历史，就像光辉灿烂的莫卧儿王朝一样古老，遥不可及。

有一天，巴舍尔告诉我：“东印度公司在一九四七年撤离。”在我们的政治讨论中，这是巴舍尔唯一一次提到英国人。他今年十九岁，在大学念书。“我是最好的运动员。”第一次见面时，他向我表明他的身份。“我是最好的游泳选手。我懂全部化学和全部物理学的知识。”对于克什米尔人和印度人穿睡衣上街的习惯，他深恶痛绝。他告诉我，这辈子他从没在街上吐过痰。巴舍尔自认是受过高等教育、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不论是什么教派的信徒，巴舍尔都可以跟他“共餐”（inter-dine，这是印度次大陆惯用的英文单词）。平日，巴舍尔喜欢穿西装，他的英语说得还挺流利，因为“我出身一个有名望的书香门第”。

巴舍尔对历史一无所知，也许是因为他天资不够聪颖，也许是因为他受的是英语教育，而英语并不是他能够充分掌握的语言。每次他说best（最好的），他的意思其实是very good（很好的）。也许是因为他的老师和教科书有问题。后来我有机会查看他的历史教科书。那是一本典型的印度教科书，课文全部采用问答方式。书上说，种姓阶级制度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让人们的血统保持纯洁，而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势力之所以衰微，原因之一是他们实行异族通婚制度。巴舍尔对历史的无知，也可能只是因为他和他的朋友们对政治毫无兴趣。事实上，如果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即使你在克什米尔待了好几个星期，你也不会察觉，这个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是国际瞩目的焦点，各方都在谈论克什米尔问题。全印电台巨幅报道联合国针对克什米尔问题展开的一年一度的辩论。巴基斯坦电台一再声称，在克什米尔，一如在印度其他地区，伊斯兰教正遭受无情的打压，而克什米尔电台则一再抗辩，反唇相讥。上回，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城。巴基斯坦电台报道说，尼赫鲁在一个公开场合演讲，听众发生骚动，整个场面乱成一团。事实上，尼赫鲁是来养病的。不管怎样，巴舍尔对近代史和他的国家目前的处境，竟然无知到这个程度，着实令人诧异，而他还是社会精英呢。在他下面还有一群脏兮兮打赤脚、营养不良、穿蓝衬衫的小学生，他们这辈子不会有机会上大学。在这群小学生下面，还有一群一辈子没上过学的克什米尔人。

一天下午，我喉咙发炎，正躺在床上休息，巴舍尔忽然带着一个叫卡迪尔的年轻人来看我。卡迪尔今年十七岁，个头很小，四四方方的脸庞上闪烁着一双柔和而深邃的眼睛。他在大学主修工程学，但却一心想成为作家。

“他是最好的诗人。”巴舍尔告诉我。他正在我房间里徘徊逡巡，东张西望。忽然，他停下脚步，一下子躺在我脚上，伸手拿起我的香烟就抽。他带卡迪尔来看我，但他真正目的是向卡迪尔炫耀，他认识我这个从国外来的作家，因此，他才刻意装出一副跟我非常熟悉的模样，仿佛是多年的好友，平常他是不会跟我这么亲近的。我不好意思把他赶开。可怜我的脚趾头，被他的背脊压得快折断了。

“巴舍尔告诉我，他要带我去见一位作家，”卡迪尔说，“我就来了。”

“‘最好’的诗人！”巴舍尔用手肘支撑起他的身体，松开了我的脚趾头。

诗人穿着一件邋里邋遢的衬衫，敞开领口。他那件套头毛衣，顶端有个破洞。他看起来瘦小，敏感寒酸：我真是服了他了。

“他的酒量‘大得惊人’哦！”巴舍尔说，“他喝‘太多’威士忌。”

这证明卡迪尔的确有才华。在印度，身为诗人和音乐家，你必须一天到晚装出一副很哀伤很忧郁的样子，你必须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

可是，卡迪尔看起来那么年轻，那么寒碜。

“你真的喝酒吗？”我问卡迪尔。

他只点点头：“是的。”

“朗诵你的作品吧。”巴舍尔命令卡迪尔。

“他听不懂乌尔都语。”

“你朗诵，我翻译。你知道，翻译诗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愿意接受这项挑战。”

卡迪尔开始朗诵他的作品。

“他这首诗，”巴舍尔开始翻译，“讲一个穷船夫女儿的故事。你明白吗，诗中他说，这位姑娘把颜色赐给玫瑰花。你懂吗，先生？别的诗人会说，玫瑰把颜色赐给这位姑娘。他却偏偏要说，她把颜色赐给玫瑰。”

“这首诗很美。”我说。

卡迪尔忧郁地说：“除了美，克什米尔什么都没有。”

然后，巴舍尔睁着他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开始朗诵一个对句。他说，我在德里会发现这两句诗镌刻在一栋莫卧儿建筑物上。他忽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你知道吗，有一天，一位英国绅士在山中散步，看见一位古查尔姑娘坐在树下。她非常美丽。那时她正在阅读《古兰经》。英国人走上前去对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她抬起头来，回答他，‘当然，我愿意嫁给你，但首先你必须放弃你的宗教，改信我的宗教。’英国人说，‘当然，我愿意为你改变宗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心爱的人。’他果然改变宗教信仰，娶这位姑娘为妻。他们婚后非常快乐，有四个儿女。其中一个儿子从军，官拜上校，另一个儿子成为承包商。女儿嫁给阿卜杜拉酋长。这个英国人非常有钱。太有钱了。尼都大饭店就是他的产业。你知道尼都大饭店吗？斯利那加城最好的饭店。”

“奥伯莱皇宫饭店才是最好的旅馆。”卡迪尔说。

“尼都大饭店是最好的。最好的饭店！你现在知道了，她是英国人。”

“谁啊？”

“阿卜杜拉酋长的妻子呀。纯粹的英国人。”

“她不可能是纯粹的英国人。”卡迪尔说。

“纯粹的英国人。她父亲是英国人啊！尼都大饭店是他的产业。”

就这样，每次聊天，话题总会转到克什米尔传奇人物阿卜杜拉酋长身上。他跟新德里不是挺亲近的吗，后来怎么又会闹翻呢？一位朋友告诉我，那是因为印度政府想收购克什米尔邮局，但阿卜杜拉不肯出售。显然，双方为自治权问题展开了一场政治拉锯战。（克什米尔政府要求更大的自主权。）然而，告诉我这件事的朋友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这个坐落在斯利那加城堤岸上的邮局，其实是一家超级商店，生意好得不得了，引起印度政府垂涎，才处心积虑想把它从克什米尔政府手中抢走。我这位朋友是知识分子，竟也说出这种话来。显然，克什米尔当局把这桩单纯的政治事件（要求更大的自治权）刻意加以扭曲简化，然后才让老百姓知道。你若想让政治宣传发挥效果，就必须配合老百姓的知识程度，而中古世纪式的宣传，就跟现代游说技巧一样有效：简单明了，一针见血。巴基斯坦电台声称：印度政府花一大笔钱，在克什米尔推行教育，目的是破坏伊斯兰教及其律法。比起克什米尔政府的官方文告（尽管它提供的是具体的事实和数据），巴基斯坦电台的宣传显得更加有效。

“阿卜杜拉当过五年多的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可是，他到底为老百姓做过什么事情呢？”

“哦，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他什么都没做。他不接受任何人帮助。他要让克什米尔人民挺起腰杆站起来，学会自力更生。”

“当了五年首席部长，什么事都没干，你们还觉得他非常伟大。为什么呢？能不能请你举出一个具体的事例，证明他真的非常伟大。”

“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有一年克什米尔稻子歉收，老百姓挨饿。他们跑去向阿卜杜拉酋长陈情，‘我们没有饭吃，肚子空空如也，给我们米吧。’你知道他怎样回答老百姓吗？他说，‘吃马铃薯。’”

这可不是幽默，而是一个诚恳而中肯的建议。印度人只愿意吃他们平日吃惯的食物，而每一个省份的主食都不一样。在旁遮普省，印度人的主食是小麦；在克什米尔，就像在印度南方，他们只吃米饭。亚齐兹身材矮小，但却充满精力，就是因为他平日都只吃饭——一大盘一大盘，上面浇一点西红柿汁。稻子歉收时，克什米尔人就得挨饿。马铃薯也许买得到，但在他们心目中马铃薯并不是食物。阿卜杜拉要求老百姓吃马铃薯，可谓用心良苦。不用说，这样的忠告老百姓是听不进耳朵的。久而久之，这件事就渐渐演变成一则充满智慧、几乎具有预言意义的传奇，世世代代留传下去。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年闹饥荒，老百姓跑去向他们的领袖陈情：“我们没有食物。我们都在挨饿。”领袖说：“谁说你们没有食物？你们有马铃薯。马铃薯也是一种食物啊。”

克什米尔街道上，你不时看到白色的吉普和旅行车呼啸而过。每天下午，这些车子运载成群戴着草帽的妇女和孩子到城外野餐。傍晚，坐在车中的是一群去俱乐部打桥牌的男女。这一辆辆吉普和旅行车车身上都漆着两个四方形的窄小英文字母：UN（联合国）。它们的职责是巡逻并监控印巴边界的停火线。这些车子出现在克什米尔街道上，让人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就像莎翁名剧《恺撒大帝》里面的时钟。

但克什米尔现在很有钱，比以往有钱得多。他们告诉我，一九四七年，全克什米尔只有五十二辆私家车，现在却有将近八千辆。一九四七年，一个木匠每天收入两三个卢比，而今每天却能赚到十一个卢比。街上戴上面纱的妇女越来越多，这显示克什米尔男人的经济能力已经大大提升——对双轮出租马车夫或售卖燃料的小贩来说，娶一个戴面纱的新老婆，毋宁说是最有面子、最能表现财富和身份的事。根据有关方面估计，克什米尔一如印度其他地区，政府拨的建设经费有三分之一被贪污掉。这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一位克什米尔裁缝，提起他那位担任测量官和某种档案管理员——当地人管这种职务叫“帕特瓦里”（patwari）——的朋友，脸上流露出又羡又妒的神色，因为这家伙每天都有一百卢比的进账。货车司机对交通警察也万分敬仰，因为他每个月向他们收取的保护费多得吓人。印度国会和媒体隔三岔五就发飙，严厉抨击贪污行为。全国大小官员看到风头不对，纷纷采取行动自清，因而闹出一箩筐笑话。在某一个邦，一位部长亲手将他的门房扭送法办，罪名是贪污渎职——原来，这个门房每次看见部长大人，都会深深鞠一躬，满脸谄笑，显然意图索取小费。德里一位建筑师告诉我，即使是这种象征式的“肃贪”行动，也往往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因为它会打击公务员的士气，降低行政效率。在印度，贪污是必要之恶。官员不贪污，政令就推行不了。

从我那位工程师朋友口中，我终于探听出，这种体制在克什米尔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譬如说，某甲向政府承包工程，挖掘一百立方英尺的泥土。他寄出一张账单，要求政府支付两百卢比。为了防止承包商浮报工程款，印度政府制定一套查核和复核程序。承包商申报的账目必须经过查证，查证必须经过背书，背书必须经过批准。这套程序执行得非常彻底，目的在于确保公平。查证完毕后，每个人（从部门主管到跑腿的工友）都知道有这么一桩工程，而这些人你都必须一一打点。承包商依照一定的百分比，从额外利润中拨出一笔钱，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相关部门的员工。这一切都有规范可循，都是光明正大地进行。诚如我那位工程师朋友所说的：一切都是“通过正当的渠道进行”。使用印度公务员的这个口头禅时，这位工程师忍不住露出笑容。几乎没有一个公务员能够置身事外，而事实上，也没有人不想分一杯羹。你想做政府生意，就得花钱打通关节。挖掘一百立方英尺的泥土就老老实实申报一百立方英尺工程款的承包商，不啻是自找麻烦。而我听说，确实曾经有一些洁身自爱的公务员被调职或革职，罪名是贪污。“即使承包商是你的亲戚，身为公务员，你还是指望他送你一个红包。这是原则问题。”工程师如是说。在任何一个案子中，身为主管的人不一定分到最大的一块饼，但集腋成裘，经年累月下来，他捞到的外快肯定比手下多得多。

与我谈论这些事情时，这位工程师正待在他的帐篷里。营地坐落在一座松树林边缘，太阳一下山就变得非常寒冷。一条小径通往他的帐篷，两旁排列着一颗颗漂白的石头。不远处树立着另一座帐篷。他手下的员工正在那儿准备晚餐。工程师告诉我，刚到这个营地时，员工对他充满敌意。前任工程师分配红包不公，引起手下不满。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他应得的一份分给弟兄们，同时还帮他们弄到一些一般人不容易取得的物资，这才平息了众怨。这位工程师声称，他个人是反对这种体制的，但只要运作公平，它确实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而他也就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体制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忱。就拿电线杆来说吧，根据政府的规定，每根杆子必须高三十四英尺，埋入地面必须深达五英尺（杆子的直径和周长，政府也明文规定）。一旦双方协议使用三十二英尺长的杆子——只有使用这种低于标准的电线杆，大家才有希望分到花红——工人们就必须赶紧把它竖起来，免得被人识破，如此一来，工作效率自然提升。完工后，谁又能看得出来，这些杆子插入地面只有三英尺呢？

这位工程师的说辞虽然无从查证，但我觉得，它至少解开了一个谜团：为什么克什米尔的森林会遭受大量非法的砍伐，以致许多林地变成光秃秃的一片。克什米尔人都声称，这种现象是最近几年特别酷热的夏天造成的。有一个现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斯利那加城中，电线低低悬挂在杆子上，仿佛随时都会掉落下来砸向路人头顶，令人怵目惊心。

这阵子，我们居住的那家旅馆的花园被糟蹋得面目全非。首先，一群工人跑来挖掘，竖立起一排丑陋的电线杆。接着，另一群工人跑来挖掘，插上一根根杆子，用来支撑遮阳篷。有如闪电一般，只消三两下工夫，湖中的木匠们就把遮阳篷给竖起来，非常草率。湖中的居民三五成群，穿着睡衣和宽宽松松的裤子，纷纷涌进旅馆花园，有的提供建议，有的卷起袖子帮忙，有的只管站在一旁看热闹。遮阳篷是船屋的附属品。这是它出现在旅馆花园的唯一理由。除此之外，对我们来说，它简直一无是处。太阳出来时，它提供不了多少荫蔽。待在里面，反而让人觉得闷热不堪。每次看到快要下雨了，船屋主人就急忙把遮阳篷收起来。这座遮阳篷具有扇形边饰和黑色条纹，看起来，跟湖中其他的船屋的遮阳篷一模一样。它们全都是出自同一位裁缝之手。这家简陋的裁缝店坐落在湖中航道上。每个人（花贩、杂货商人、头缠红布巾的警察）经过那儿时，都会走进店里歇歇脚，聊聊天，抽几口水烟。

过了一两天，旅馆主人巴特先生亲自动手，把遮阳篷的杆子漆成淡绿色。我走下楼来，站在一旁观看。他抬起头来，对我笑一笑，然后又低下头去自顾自干活。过了一会儿，他又抬起头来，但这回笑容不见了。

“先生，您邀请马丹先生来喝杯茶好吗？”

“不行，巴特先生。”

长夏漫漫。我们一直提不起劲儿来，参访附近一带的古迹和废墟：坐落在湖外山腰上一眼就可以望见的仙子殿、阿克巴大帝在湖中央建造的哈里·帕尔巴特堡、潘德雷善镇的神庙、玛尔丹德镇的太阳庙、艾旺提普尔的庙宇。现在我们终于下定决心，准备一口气看完这些古迹。

到艾旺提普尔村参观古庙那天，天气十分凉爽：褐色的田野显得非常干燥，一畦畦绵延在暗沉沉的灰蓝天空下。我们漫游在废墟间，弄不清楚这些古迹的来历：规模宏伟而气象万千的中央祭台，散布在瓦砾间、用石头雕凿的形状像砧板的圣水盆，四处林立的雕像。一路跟随我们的那个村民，对这座古庙的历史也不甚了然。“全都倒塌了。”他说着印度斯坦语，挥挥手，指着周遭那一片废墟对我们说。“全部？”“全部！”印度斯坦语是印度北部通行的一种方言。它有个特色：重音特别多。我渐渐喜欢上了这种语言。这位村民带我们去看一根石柱的基座，他比手画脚地告诉我们，这是圆石磨底下的垫石。他对这座古迹的认识，就只有这些。我们没给他小费。参观完古庙，我们一路走下山去，到村子里等公共汽车。

穿蓝色衬衫的学童们刚刚放学。沿着一条小巷走下去时，我们看见一位年轻的锡克族教师带领一群男生在学校庭院里打球。孩子们一拥而上，团团围绕住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抱着一大摞用脏兮兮的沾满墨迹的布巾包扎起来的书本。在我们劝诱下，一个男孩拿出他的英文课本。他翻开一页，上面印着课文的题目：Our Pets（我们的宠物），但他却把它念成Our Body（我们的身体），然后开始滔滔不绝朗诵起课文来。我们翻查课本，发现他念的竟然是另一课的课文。咦，这一本又是什么课本呢？乌尔都语？孩子们忍不住捧腹大笑：那是帕尔西语，波斯的一种方言，连三岁小孩都看得出来。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我们钻出人堆，告诉大伙儿，我们要搭车回到斯利那加城。孩子们纷纷伸出手臂，帮我们招呼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公共汽车满载乘客呼啸而过。一辆汽车飞驰过来，踌躇了一会儿，终于踩刹车。一个克什米尔人钻上车去，却被售票员赶下来。售票员让我们上车。

我们坐在后座，周遭尽是一些满身恶臭、腰间缠着一条脏兮兮褐色棉布巾的印度人。车后堆放着好几十个戴尔达（Dalda）铁罐子。坐在我身旁的那个家伙，伸开四肢躺在坐椅里，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只管呆呆瞪着两个眼睛。成群印度苍蝇（传染病的媒介）大模大样栖停在他的嘴唇和脸颊上。他时不时张开嘴巴，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呻吟。满车男女老幼只顾聊天，没人理睬他。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看出来，这辆车载的是一群“低收入”观光客，而坐在我们身旁的那些人，就是他们的仆从。

车子在一座废墟旁停下来。身穿卡其色制服、嘴唇上蓄着一撮八字胡的司机，回过头来，请乘客们下车，到废墟中走一走，看一看。大伙儿只管呆呆坐着，一动不动。司机催促大家下车。一位老者（我们已经看出他是这群观光客的领袖兼导师）幽幽叹口气，吃力地撑起身子，钻出车门。他身上穿着一件黑色印度外套，头顶上扎着一个发髻，显示他是印度教的婆罗门。大伙儿纷纷站起身来，跟随他老人家下车。

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一群小孩，嘴里一个劲嚷着：“派沙，老爷，派沙！”老者用印地语对孩子们说：“哦，你们向我讨钱对不对？年纪小小的要钱干什么啊？”孩子们又齐声叫嚷起来：“罗弟，罗弟，面包，面包！”“你们要钱买面包，对不对啊？”老者逗够了孩子们，才掏出钱来打赏他们。大伙儿见状，纷纷打开荷包掏出钱来。

老者拾级而上，攀登到石阶顶端，意气风发，观看起脚底下那一片壮阔的废墟来。他说了几句俏皮话，然后开始发表演说。大伙儿毕恭毕敬跟随在他身旁。他老人家的眼睛往哪儿瞧，大伙儿就往哪里看，但他们脸上的表情显示，他们对这座古迹一点兴趣都没有。

一个身穿白色法兰绒长裤、年龄约莫十六岁的男孩朝我跑过来，兴冲冲地告诉我：“这座古迹是班度家族④的城堡。”

我说：“这根本不是一座城堡。”

“这是班度家族城堡。”

“不是。”

男孩伸出手来，迟疑了半晌，朝向老者挥了挥。“他老人家说这是班度家族的城堡。”

“你去告诉他老人家，他搞错了，他胡说八道。”

男孩吓了一跳，仿佛骤然间被我揍了一拳似的。他蹑手蹑脚地从我身旁溜走，猛然转个身，逃回到那群围绕着老者的游客身边。

乘客们全都回到车上。正要开车，老者忽然宣布：开饭时间到了。售票员再次打开车门。一个又老又脏的无牙男仆，立刻从昏睡中苏醒过来。他开始干活，手脚干净利落，浑身是劲儿。首先，他把后座堆积的铁罐子搬到灰尘满布的车厢地板上，往车门口推过去，然后搬到路旁草地上。看来又得耽搁一阵子了，我忍不住向司机提出抗议。穿白色法兰绒裤子的男孩只管盯着我，一脸惊惶。现在我总算弄清楚，原来车上的乘客是一家人，这辆汽车是他们包租的。他们让我们搭便车，是出于慈悲心肠。这家人全都下了车，整个车厢空荡荡，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孤零零坐在后座，眼睁睁望着那一辆辆公共汽车（车上显然还有空位）擦身而过，驶向斯利那加城。

这家人属于婆罗门阶级，吃斋，平日用餐、食物的准备和分配必须遵照传统的习俗和固定的程序。除了那个邋遢的老仆人，谁都不许碰触食物。一听到主人宣布开饭，这个平日病恹恹的老家伙精神一振，容光焕发，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只见他伸出脏兮兮的手指头（几分钟前，这些手指头还捏着一支皱巴巴的香烟，接着又从满是灰尘的车厢地板上，抓起沾满灰尘的罐子）开始准备和分配食物。首先，他从第一个罐子中拿出面饼，分发给每一个人。然后，他用勺子从第二个罐子中舀出咖喱马铃薯。最后，他打开第三个罐子，用手指捞出酸辣酱。当然，为主人准备食物时，他只能使用右手。这个老仆人家世清白，出身一个正当的阶级。他用右手准备的食物绝对不会受到污染，保证纯净。大伙儿都吃得很安心。路旁的草地原本空荡荡的，这会儿，却突然冒出一群村民和好几只克什米尔长毛狗，把这一家人团团包围起来。狗垂着尾巴，远远站着，一动不动。在它们身后，克什米尔的田野一畦畦伸展开来，绵延到天边山脚下。村中的男人和小孩，站在这群蹲在地上用餐的观光客身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吃东西。众目睽睽之下，这家人仿佛变成了国际影视红星，开始装模作样起来。他们端起碗盘，吃得津津有味，啧啧有声。他们稍微提高声调，谈笑风生。老仆人干起活来就更加带劲儿了，只见他不停钻进钻出，忙得不亦乐乎，但却一径皱着眉头，满脸不耐烦，仿佛被身上的重责大任压得喘不过气来似的。他紧紧抿着他那张光秃秃、连一颗牙齿都没有的嘴巴。

老者把仆人叫过去吩咐几句话，仆人就朝我们走过来，一副大忙人的模样。他二话不说，把两块面饼塞进我们手里，在饼上放几块咖喱马铃薯，在马铃薯上浇一些酸辣酱。然后，他老人家就抱着他那几只罐子，匆匆走开，伺候他的主子去了。当然，我们是用右手拿的食物。

这个家族的一位发言人走到车门口，对我们说：“请尝尝我们的食物吧。”

我们开始吃起来。我们发觉村民们的眼睛都瞪着我们。我们发觉那一家人的眼睛也瞪着我们。我们一面吃，一面微笑。

老者代表他的家族，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此后，一路上，他都尽量跟我们聊天，我们一径微笑着。现在，反而是那个穿白色法兰绒裤子的男孩绷着脸，不理睬我们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设法保持微笑——一路笑到我们的目的地斯利那加城。

身在印度，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一个过客。它的幅员，它的气候，它那熙来攘往摩肩接踵的人群，这些我心里早已经有准备，但它的某些特异、极端的层面，却依旧让我觉得非常陌生。不由自主地，我试图用一个岛民的眼光（莫忘了，我是在一座小岛上出生、长大的印度人），观看印度这个国家：我刻意寻找那些我所熟悉的细微而容易掌握的事物。初履斯土，我就发觉，种族的血缘关系和共同点有时会变得没有多大意义。我在德里的俱乐部和孟买的公寓结识的印度人，我在乡下“郡县”遇到的村民和官员，在我眼中，全都是陌生人——他们的身世背景，对我来说是一个谜团。感觉上，这些人的心胸非常狭窄，但同时却又显得无比开阔。表面看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所受的限制和束缚比我大得多，但他们却是一个泱泱大国的百姓。他们能够轻易、毫不浪漫地接纳和理解巨大而复杂的事物。在我看来，印度的自然景观过于苍凉杂乱，让我觉得格格不入——我怀念印度人聚居的特立尼达岛上那井然有序、和谐宁谧的乡野风光。有一回，在印度北部的阿格拉附近，我看到（或者以为我看到）这样的一种乡野风光，但是，一群病恹恹、孤零零、躺在绳床上的人影却骤然出现在我眼前，破坏了整个画面。这些令人怵目惊心的细节，不管怎么看，都和我在特立尼达岛上一座小镇所认识和体验的印度，连接不起来。

而今，出乎意料，在克什米尔，我却跟一个外出旅游的印度家庭相遇，而这场邂逅竟然让我感到莫名的温暖和亲切。我跟他们一样探访班度古堡，分享他们的欢乐。我看到他们掏出铜板，赏给那群伸手乞讨的儿童。我品尝他们那匆匆准备和分发、但却严格遵守传统礼仪的午餐。这家人好熟悉啊，就像特立尼达岛上那些印度家庭。我一眼就看出这家人的关系：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谁是专门搬弄是非的人。我跟这些印度人原本隔着三个世代（我外祖父从印度移民到特立尼达），但骤然间，我们之间的差距缩小了，隔阂消除了，仿佛变成了同一个世代的人。

这场邂逅，不只唤醒了我的童年记忆，也激发了我那被压抑已久的意识。食物的准备和分发，必须遵守一套严格的礼仪和程序。这一点，我能立刻体会和理解。同样，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严格的礼仪和肮脏的食物会掺混在一起，为什么那位老仆会以一种造作轻率的态度，把面饼和马铃薯塞进我们手中。这其实是一种错乱而扭曲的禁欲主义，印度人可以从中获取某种必要的乐趣。它也是一种信念（也许源自宗教，也许源自物资和器具极端匮乏的乡村社会）：奢华的生活和繁复的礼节是不必要的、虚夸的、荒谬的。＊

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印度人对传统习俗和仪式的尊敬。

然而，我和这个印度家庭之间，毕竟隔着三个世代和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那个男孩指着废墟说：这是班度家族的城堡。班度是《摩诃婆罗多》的英雄人物。这是印度举世闻名的两大史诗之一，具有神圣的地位，而《薄伽梵歌》就是《摩诃婆罗多》中的部分章节。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这部史诗成书于公元前第四世纪，而它描述的事件可溯至公元前一五○○年。我们参观的这个废墟，显然是一栋四面有围墙、墙外毫无防御工事的建筑物，怎么看都不像五位骁勇善战的王子的城堡。但那个男孩却一口咬定，这是班度家族的城堡。他又不是没看过城堡——斯利那加城中就有一座，每个人都看得到。坐在游览车上的这家人，明明知道这个废墟不是一座城堡，却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渴望看到神奇的古迹，而是因为生活在处处是古迹的国家，他们已无法辨识神奇的事物了。难怪，在司机百般催促下，他们才勉强站起身来，走下车去观赏这座废墟。他们从小就熟知《摩诃婆罗多》的故事，把它当作史实来接受。它已经融入他们的意识中。以具体的形式展现这些故事的石头建筑物，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何况这些建筑物已经沦为一座废墟，毫不起眼。所以，他们就随口说，这是班度家族的城堡——一堆残垣破瓦，不再有任何用处。开饭时间到了，大家坐下来吃面饼和咖喱马铃薯吧。班度家族和《摩诃婆罗多》真正的光辉，永远留存在他们心中。

我们来到斯利那加城外数英里的潘德雷善镇。在这儿的军营中，我们发现一座窄小的、只有一间祭殿的庙宇。它歪歪斜斜地矗立在洼地中央，庙旁有一株浓荫蔽天的大树，周围是一个小小的人工池塘。这是一潭死水，水面漂荡着落叶。庙宇的石造部分显得非常沉重粗糙，裂痕斑斑。人们随便用混凝土修补，看起来挺刺眼的。在建筑风格上，这间寺庙近似艾旺提普尔废墟——那个男孩口中的“班度家族城堡”。不同的是，这间庙宇目前仍在使用，而这一点使它的存在具有意义（对印度人来说，建筑物的意义在于它的用途，而非它的历史）。超乎物质层次的丧失，会让人们产生一种浪漫的悲情，但在这儿，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觉得，他们从不曾丧失任何东西。一栋建筑物倒塌了，被摧毁了，不再具有任何用途了，但另一栋建筑物会取而代之——规模也许大一些或小一些，外观也许更美或更丑。阿克巴大帝的湖中堡垒东边，有一座早已沦为废墟的精美建筑物。它极可能是一座皇陵。两座塔楼原本矗立在一间墙壁嵌着黑色大理石的阴凉四合院一边。塔楼已经崩塌，砖砌的圆顶布满裂罅。结构匀称优美的莫卧儿式拱门，不知被谁塞满一块块如今已经开始碎裂的剥落的泥砖。一堆堆瓦砾堵塞住皇陵的入口，散布在那一座陡峭的、通往下层祭殿的楼梯间。殿堂满布灰尘，精美的石雕窗饰早已破损不堪，残缺不全。然而，只有观光客才会前来凭吊这座壮丽的废墟，感叹它的腐朽。在本地人眼中，比这座古迹更重要的建筑物，是他们用波状铁皮在那儿建造的、专供附近清真寺的香客使用的厕所和澡堂。

莫卧儿花园维修得非常完善，看起来依旧很美，因为它到现在仍然是一座花园——仍然在使用中。同一个时期兴建的皇陵，早已经丧失它的用途，因此人们才会在它的废墟中建造厕所。这种盲目讲求实际用途的意识，把整个克什米尔河谷糟蹋得疮痍满目，面貌全非。只有观光客才会凭吊它的废墟，也只有观光客才能欣赏它的美。莫卧儿花园本来坐落在湖畔的林园，景致十分优美，如今，在浓荫密布的查斯马莎希花园中，那座高过树梢头的宝塔式绿色亭台旁边，却出现十间簇新的“观光茅屋”，分成两排，一排六间，另一排四间，看起来十分突兀刺眼。亭台另一边则是政府宾馆——尼赫鲁总理在这儿住过。宾馆旁边有一家牛奶低温杀菌和装瓶工厂。坐落在工厂一侧，不用说，当然就是那座规模宏大的国营农场了。他们在这儿饲养绵羊。山坡上散布着绵羊的足迹，一路延伸到山顶的仙子殿。这栋十八世纪建筑物，原本也许是一座图书馆或天文台（现在已无从考查），如今它那野草丛生，四处飘漫着野生白玫瑰的清香有成群蜜蜂飞绕出没的平台上，却散布着一堆堆羊粪。透过那一排灰泥早已剥落、露出砖块的拱门，我们可以眺望到山下的湖泊。近来，湖上出现越来越多汽艇，乐坏了湖中的居民。这些船舶污染空气和水源，马达声震天价响，回荡在整个湖面上，螺旋桨卷起一团团烂泥巴，宛如旋涡一般。汽艇开走后，湖水依旧激荡不已，哗啦哗啦，不断冲刷着临水的花园，摇荡着那一艘艘穿梭在湖中的“施客啦”。而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好戏还在后头呢。

克什米尔人那中古世纪式的思维只能看到延续性，这种思维如此顽固。它存在于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尽管历尽沧桑，这个世界依旧保持它的和谐与秩序，依旧可以被人们“视为当然”。这样的思维只重视事物的延续性，从不曾发展出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一种丧失感，也从不曾发展出真正的美感意识——那需要天赋的评鉴能力。这种思维把自己封闭起来时，这种缺失会使它感到安全。一旦暴露出来，它的世界就会变成童话中的桃花源，显得无比脆弱。从克什米尔祈祷曲转到斯里兰卡电台广告歌，只需切换收音机频道。把克什米尔玫瑰转换成一盆塑料雏菊，也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平日，巴特先生总是在旅馆花园那座船屋式遮雨篷下，以正式的礼仪接待客人，不管他们是观光客还是湖中的居民。一个星期天早晨，天气异常闷热，我望向窗外，看见一位衣装体面的年轻男子独个儿坐在遮雨篷中，矜持地端起茶杯，一口一口慢吞吞啜饮着。阳光透过篷子洒在他身上，使他整个人看起来红扑扑的，非常可爱。他身前搁着一个用金属打造的茶盘，盘中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这家旅馆收藏的一套精美瓷器。

楼梯上忽然响起脚步声，笃笃笃。接着，门上响起一阵敲门声。亚齐兹走进房间来，气喘吁吁，神情严肃，左边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或抹布。

“老爷，下来喝杯茶。”

我刚喝过咖啡。

“老爷，请您下来喝杯茶。”亚齐兹一边说，一边喘气，“巴特先生说的。不是喝‘您自己’的茶。”

我下楼去见这个衣装体面的小伙子。这阵子，巴特先生时不时就把我召唤下来，要我帮忙应付那些吹毛求疵、难以伺候的“客户”。我动用如簧之舌，跟这些客人周旋。在我游说下，他们往往会接受巴特先生所提的比阿里·穆罕默德在“游客接待中心”提出的要合理得多的房租。

小伙子放下茶杯，腼腆地站起身来，怯生生望着我。我拉过一把破旧的藤椅，一屁股坐下来，请他继续喝茶。几秒钟前，亚齐兹还装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仿佛他是这家旅馆的老板似的。这会儿，他却变得十分恭谨，一个劲儿鞠躬哈腰，帮我倒茶，然后蹑手蹑脚退出去，不敢回头看我们一眼。但不知怎的，我却感觉得出来，他依旧保持高度警戒，留神倾听我们的谈话。瞧他那副德行：身上穿着一条宽宽松松的裤子，头上歪歪斜斜戴着一顶毡帽，肩膀搭着一块抹布，黑黝黝的两只脚没穿鞋子，啪嗒啪嗒踩在地板上。

我说，今天天气好闷热啊。小伙子点点头表示同意。我接着说，再过一阵子，天气就转凉了。斯利那加城的气候就是这样变化莫测，但湖中肯定比城里凉爽，而咱们这家旅馆，又肯定比任何一间船屋凉快。

“这么说来。你待在这儿，觉得非常愉快喽？”

“没错，”我说，“我挺喜欢住在这家旅馆的。”

话匣子一打开，我就动用如簧之舌，向他推销这家旅馆，建议他在这儿住下来。但显然，这小伙子跟我不投缘——在我面前，他似乎感到很不自在。看来，这回我无法完成巴特先生交付的使命，帮他争取到一个新房客了。

“你从哪里来？”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印度人最喜欢向陌生人提出的。

“哦，我是从斯利那加城来的，”小伙子回答，“我在观光局工作。这几个月，我常常看到你在城里走动。”

我亲自撰写、用打字机打好、具名发出的邀请函并未发生效用，而巴特先生和亚齐兹这两个土包子，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竟然能够把观光局的官员邀请到旅馆来喝茶。幸好亚齐兹表现得还算有风度。他说，我在花园接待那位年轻官员的过程，厨房那伙人都看在眼中，感到非常满意。过了几天，他向大伙宣布：观光局副局长卡克先生已经接受邀请，即将前来咱们这家旅馆视察，说不定还会坐下来喝杯茶呢。听亚齐兹的口气，仿佛这件事是由我一个人促成的。

卡克先生来了。一看到他搭乘的游船驶到栈桥下，我就赶紧溜进浴室，把自己反锁在里头。等了半天，却没听见楼梯上响起笃笃脚步声。巴特先生也没召唤我下楼去，那天和往后几天，大伙都没提起卡克先生来访的事。直到一天早晨，在“全克什米尔游船工人联合会”秘书陪同下，巴特先生走进我的房间，我才知道卡克先生的来访已经产生了效果。巴特先生央求我用打字机列举出咱们这家旅馆的“设备和特征”，以便刊登在观光局出版的旅馆名录里头。我觉得很没面子，我没办成这件事，就连最后的懦弱行径也与这事无关。巴特先生一径微笑着，显得很开心。二话不说，我坐在打字机前开始打字。

工会秘书站在我身边口述：“旅馆，西方风格。”

“是！是！”巴特先生一个劲点头，“西方风格。”

“这我不能打出来，”我说，“这家旅馆根本不是西方风格。”

“冲水马桶，”巴特先生继续口述，“英国食物。西方风格。”

我站起身来，伸出胳臂，指着窗外厨房旁边那间小小的箱形房屋。

这间房子约莫六英尺长、四英尺宽、五英尺高，里面住着一对身材瘦削、成天板着脸孔的中年夫妻，我们给他们取个名字叫“赊民夫妇”。他们是耆那教⑤信徒。这对夫妇把他们家的锅碗瓢盆全都带到克什米尔来：自己煮饭烧菜，自己洗锅子，从不跟任何人混在一起。他们蹲在花园水龙头下，抓起地上的烂泥巴，使劲擦洗碗盘。最初，他们以游客身份住进这家旅馆，租用楼下的一个房间。他们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我常看到这对夫妇跟巴特先生一块儿坐在遮雨篷里，聚精会神听广播。收音机摆放在他们中间一张桌子上，天线竖立起来，音量调得很高。我们听亚齐兹说，巴特先生正在跟这对夫妻谈一桩买卖。一天早晨，我们眼见夫妻俩把锅碗瓢盆、床铺被褥和板凳椅子，一股脑儿从旅馆房间搬到厨房旁边那间箱形小屋。不用说，这是这桩买卖那商讨的结果。那天黄昏，我们就看见屋里亮起灯光，从墙缝中照射出来，跟着我们就听到屋里响起收音机播放的音乐。这间房屋有一扇窗子，大小约莫一平方英尺，歪歪斜斜，摇摇晃晃，看来肯定是克什米尔木匠的杰作。透过这个小窗子，我依稀看得见屋里的陈设。有一天，我正在窥视，却被发现了。一个女人的手从窗户中伸出来，砰然一声把窗户合上。

而今，我伸出手臂指给巴特先生看的，就是这间箱形小屋。

工会秘书忍不住嘿嘿笑起来。巴特先生只微微一笑。他伸出一只手来放在自己的心窝上，嘴里一个劲儿说：“先生，先生，恕罪，恕罪。”

夏天的斯利那加城非常闷热。游客们纷纷上山避暑：喜欢“印度风味”的人，成群跑到帕哈尔甘镇；崇尚“英国品位”的游客，则选择古尔玛格村作为度假地点。没多久，房客全都走光了，整个旅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就像初春时节我们刚搬进来时那样。草坪上不再有人洗衣服和碗盘，台阶底下藏放扫帚的橱柜也不再有人蹲在旁边煮饭。在太阳暴晒下，花园水龙头四周的烂泥巴渐渐干枯，凝结成一块块黑色的泥土。园中，向日葵盛开，花团锦簇，煞是好看。夏日炎炎，连做生意的人都变得没精打采。贩卖围巾的那个家伙——他有个古怪的名字叫“毛拉纳·值得做”（Maulana Worthwhile），有天跑到旅馆来，问我有没有英国鞋油。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只有这玩意儿才治得好他身上的癣。地方法院在旅馆遮雨篷下聚会，选出新法官。选举结束后，大伙喝茶吃蛋糕，庆祝一番。最近这阵子，亚齐兹常常提到古尔玛格村。他用暗示的口气对我说：“先生，您什么时候到古尔玛格村度个假啊？”他要我们带他一块儿去。只有在这段生意清淡的日子里，他才离得开旅馆，出外走一趟。但我们一再拖延，因为我们实在舍不得离开仲夏时节的湖泊，我们要尽情享受这难得的清静。

这一片宁谧祥和，骤然间消失了。

德里城中住着一位“圣人”。今年，有一家在东非共和国经商致富的印度人返回祖国度假，在德里城中见到这位圣人。双方甚是投缘。这家人决定把假期奉献给圣人，全心全意服侍他老人家，供他老人家差遣。今年，从印度洋刮来的季风也迟到了。圣人坐在德里家中，闲极无聊，有一天忽然向徒众们宣布：“我打算到印度教圣地克什米尔走一遭，探访埃玛纳锡的神圣洞穴，观赏冰清玉洁的千蛇湖，朝拜湿婆神当年舞踊过的平原。”这群来自东非的印度商人一听，二话不说，立刻收拾行囊，准备好几辆美国制造的加长型礼车，亲自护送圣人到克什米尔。但他老人家却说：“路途遥迢，舟车劳顿，我身上这把老骨头怎担受得起呢？你们开车先上路吧。我搭乘印航子爵式飞机随后就去。”安排停当，大伙开车上路，一路朝北行驶，一天一夜后终于抵达圣城斯利那加。进得城来，已经是子夜时分。二十名香客抵达的消息，立刻在空荡荡的门可罗雀的船屋间传扬开来。不管他们走到哪，身后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成群扯着嗓门厉声尖叫的船夫，央求香客们到他们船屋住几天。这群香客来到湖中一座小岛上，看到一家小小的旅馆。“这就是咱们一直寻找的地方！我们就在这儿住下来，恭候圣驾吧。”一整晚，船夫络绎不绝，纷纷上门，哀求香客们到他们船屋瞧一瞧，住住看。整个旅馆扰扰攘攘，乱成一团。

这是阿里·穆罕默德的说辞。

“但香客们说：‘我们不想住船屋。我们只想住这家旅馆。’”吃早餐时，他告诉我们。

这是丽华大饭店开张以来招揽到的最大一批客人，难怪负责拉客的阿里·穆罕默德感到那么得意。他可不是亚齐兹，我们的处境，他压根儿不放在心里。亚齐兹爱莫能助。一看到我们，他就像见到鬼一样远远避开。

这群香客有备而来。他们那几辆加长型礼车——湖中居民啧啧称奇的最新科技产品，运载一大捆一大捆树叶。这些叶子据说非常神圣。香客们把它当作碗盘使用，就像古时的贤人君子那样。他们嫌水龙头的水不够纯净。每天清早，他们带着特制的容器，前往湖畔的查斯马莎希花园，从皇泉中舀取纯净的泉水。当然，他们自己煮饭烧菜，不让别人碰触他们的食物。他们在草坪上安放几块石头当作炉灶。负责烧饭的是四个身穿橘黄袈裟、模样像阴阳人的小伙子。烧完饭，他们无所事事，整天闲荡。对这帮人来说，圣洁就意味着简朴：在一堆石头上煮饭；把食物放在树叶做的碗盘里，一口一口扒着吃；不辞劳苦，到几英里外舀取山泉的水来喝。但是，这样的生活反映出的也是一种懒散而漫不经心的人生态度。旅馆房间里的地毯全都被翻卷起来，窗帘高高挂起，家具乱成一团。身为一位圣人的徒弟，过着简朴的生活，使这帮人变得异常狂妄自大。这群香客中的男人，成天在草坪上高视阔步，大摇大摆。在他们面前，阿里和亚齐兹，甚至旅馆主人巴特先生，都得蹑手蹑脚，低声下气。这些人讲话就像吵架似的，嗓门特别大。他们时不时就用力清一清嗓子，呸一声，把一团浓痰吐到池塘中的一朵朵荷花上——这种植物是前任克什米尔大公从英国带回来的，跟印度教崇奉的莲花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端着树叶盘子，蹲在他们刚吐过痰的草坪上吃饭，吃完，就开始打嗝。这帮人打起嗝来，就像打雷一般，但节奏控制得恰到好处，仿佛训练有素似的。光从他们的打嗝声，您就可以判断出来谁是师兄，谁是师弟。这伙人的大师兄年纪约莫四十，个头又高又壮，浑身肉颤颤的，跟师弟们一样，他身上穿着袈裟，但额头上却缠着一条五彩斑斓的花布巾，独树一帜。他手下那群小伙子，一有空就做俯卧撑或其他健身运动。看来，这帮人日子还过得挺惬意的。对他们来说，这次跟随圣人出游，就像一群童子军到野外露营一样，非常好玩。不幸的是，我们这家湖中旅馆——丽华大饭店，竟然变成了他们的露营场。

至于圣人何时抵达，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讯息传来。他的徒众可不敢掉以轻心。他们隔三岔五就驱车直奔斯利那加机场，迎接从德里来的每一班飞机。那几个身穿橘黄袈裟、模样像阴阳人的小伙子，则奉命留守在旅馆。闲极无聊，他们开始玩起某种游戏来。我站在一旁观看，只见他们随手捡起一些残砖破瓦，默默地、慢慢地、专注地构筑一道临时防御工事，把他们放置在草坪中央当作炉灶使用的石头团团围绕起来。这时我才发觉，他们根本不是在玩游戏，而是在建造一座围墙，防止外人偷窥，因为我们这些“不洁”的人的目光会污染他们的食物。事情还没完呢。由于这家旅馆的草坪已经被无数“不洁”的人践踏过，这帮人决定把草皮全部铲掉。这会儿，他们穿着袈裟蹲在花园里，正在默默地进行破坏工作。

我叫亚齐兹来见我。自从这群香客搬进旅馆以来，我们就没打过照面。他垂着头，一副腼腆羞怯的模样。显然，他也看到了这帮人在花园干的好事。最让我生气的是，他竟然帮这些身穿橘黄袈裟的家伙找来一块木板，铺在他们挖掘出来的烂泥巴上。这种搞法简直莫名其妙。但他又能怎么样呢？巴特先生最近手头紧，正在伤脑筋之际，上帝给他送来一批客人。他告诉我，这群香客可不是寻常的游客，他们是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如假包换的圣贤）的门徒，绝对不会乱搞的。

那天下午，香客们终于把这位圣人带回旅馆来。刹那间，整个旅馆的气氛改变了：原本是乱糟糟的一团，打嗝声此起彼落，现在却突然变得无比肃穆寂静，只听到徒众们急匆匆的脚步声和叽叽喳喳的耳语声。圣人端坐在遮雨篷下一把椅子里。妇女们再也忍不住，纷纷冲出旅馆，拜倒在圣人脚下。圣人正襟危坐，也不正眼看这些婆娘一眼。大部分香客只管呆呆坐在一旁，睁着眼睛，瞻仰他们的上师。说实话，这位圣人长得比他的徒众们体面得多，果然称得上宝相庄严。他那件橘黄袈裟裹着一具结实光滑的古铜色身躯，他那张脸孔十分端正坚毅，看起来反倒比较像一位企业主管。

那几个穿着橘黄袈裟的小徒弟，蹲在他们构筑的防御工事里头，帮师父烧饭做菜。香客们分成两排，静静坐在草坪上陪圣人用餐。饭后，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上师领导徒众们齐声吟唱起圣歌来。两个徒弟端来一盆水，擦洗师父的袈裟。洗干净后，他们合力把衣服提起来，不停摇晃，直到整件袈裟全都干了才停手。

我走进厨房，找人聊天，却看见大伙儿挨挤成一团，闷声不响，轮流抽着一筒水烟。

“在他们眼中，我们全都是不洁的人，”一个船夫说，“这样的宗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这正是巴基斯坦电台对印度教的指控。然而，连这位船夫都尊敬印度教的圣人，说话时刻意压低嗓门，以免惊扰他老人家。

隔天早晨一觉醒来，我们发现花园中的草皮又被铲掉一些，泥泞满地，惨不忍睹。香客们更加肆无忌惮，他们聚集在花园中，闹哄哄的，忙得不可开交：有的聚在一起剥豌豆，有的在煮东西，有的在打嗝，有的在刷牙（呸一声，把满嘴牙膏吐到池塘中的荷花上），有的在洗澡，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台阶跑上跑下。

吃早餐时，我问阿里·穆罕默德：“这些人什么时候离开啊？”

他显然没弄清楚我问这话的原因。他微微一笑，露出嘴里那副凹凸不平的假牙。“上师昨晚开示：‘我喜欢这个地方。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地方。我在这儿也许会待上五天，也许待上五个星期，不一定。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个地方。’”

“把亚齐兹叫来。”

亚齐兹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块抹布，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抹布脏兮兮的，他也一身脏兮兮的，我也一身脏兮兮的——在圣人眼中，我们全都是不洁的人。

“亚齐兹，麻烦你转告巴特先生一声：要么他们走人，要么我们走人。”

巴特先生来了，眼睛只管望着鞋尖。

“这根本不是西方风格的旅馆，巴特先生。这根本不是丽华大饭店。这是丽华寺——印度教神庙。我马上就去写一封信，邀请观光局长马丹先生来喝茶。”

亚齐兹知道我在虚张声势。这最后一句话，只是吓吓巴特先生而已。亚齐兹精神一振，挥了挥他手上那块抹布，一面擦拭餐桌，一面问道：“先生，您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到古尔玛格村度个假啊？”

“好主意，好主意！”巴特先生连连点头，“到古尔玛格村度个假。带亚齐兹一块儿去。”

我们只好妥协。当下，我们决定到古尔玛格村避避风头，过几天再回来。

“可是，巴特先生，我先跟你讲好！回来后，如果我们发现他们还待在这儿，我们就立马走人了。”

“没问题，先生。”

事实上，我有办法让这群香客和他们的上师在五分钟之内收拾好行囊，乖乖离开丽华大饭店。我只消告诉他们：为求“洁净”，他们铲掉花园的草坪，把它转变成一间厨房，用栅栏围起来，可是，他们的厨房下面却有一个坑洞，那是旅馆的化粪池。

“亚齐兹，我们是不是应该查问一下，前往古尔玛格村的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开出？”

“不必查问，老爷，班车多得很哪。”

早上刚过八点钟，我们就赶到公车站。亚齐兹穿着他向巴特先生借来的那双褐色大皮鞋，一瘸一拐，走到售票窗口前，帮我们买车票。

“我们错过了八点钟的车。”他两手空空走回来。

“下一班什么时候开呢？”

“十二点钟。”

“那我们该怎么办，亚齐兹？”

“还能怎么办？等啊。”

这座簇新的公车站新近才落成。克什米尔人三三两两，从男厕钻出，伸出手来就往门帘上抹一抹，把手擦干净——这幅门帘可是用时新布料缝制成的。一个装扮得挺整齐体面的女乞丐，手里拿着一沓精心印制的传单，分发给旅客们。传单诉说她的悲惨遭遇。我们只好待在车站，等下一班车。

古尔玛格村究竟有什么魅力，那么吸引亚齐兹？它只不过是一个度假村，坐落在海拔约莫三千英尺的高山上，俯瞰着克什米尔河谷。几栋简陋的木屋，散布在一片苍翠的牧草地上。村子的一边，山坡上松树丛生，牧草地一路绵延到山脚。村子另一边矗立着高耸的山峰，即使在夏日炎炎的八月天，山上的石缝依旧堆满褐色的积雪。大雨滂沱中，我们抵达古尔玛格村。今晚，我们借住在朋友的一幢单层平房小别墅里。一跨进门槛，亚齐兹就被主人打发到仆人房，直到雨停，我们才又看见他。那时，他正沿着一条湿漉漉的泥巴路，从村子中央的市集回来。只见他一脚高一脚低，吃力地蹬着巴特先生那双笨重的皮鞋，模样甚是古怪。（后来，巴特先生哭丧着脸孔告诉我们，亚齐兹陪伴我们到山村走一趟，把他那双宝贝皮鞋糟蹋得不成样子。）一看到我们，亚齐兹脸上就绽露出笑容，显得非常开心。“先生，您还喜欢古尔玛格村吗？”

来到山村后，我们一直窝在屋子里，只看到乌云覆盖的山峰，以及一簇簇丛生在那片绿油油湿漉漉牧草地上的紫色野花。我们也看到几栋早已沦为废墟的建筑物，那是被一九四七年入侵的巴基斯坦部队放火劫掠夷为平地的废墟。其中一幢规模宏伟、气象万千的木造建筑物，从屋顶一路崩裂下来，乍看之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玩具。夜晚，风起时，听到它那残破的彩色玻璃窗，咯吱咯吱响个不停，真会让人做噩梦。

亚齐兹是否在村子周遭走了一趟？难道他有一位特别的朋友，居住在古尔玛格村？他在这儿有个女人吗？这一整天，他的心情起伏不定。早晨，他还是旅馆里一个手脚利落、办起事来讲求效率的仆人。坐在车站等公共汽车时，他那张原本充满期待的脸庞，却渐渐变得木然，一副昏昏沉沉、神志不清的模样。直到坐上汽车，双手紧紧搂住那个装着三明治的篮子，他才稍微放松心情，有一搭没一搭跟我们闲聊。下了车，我们骑上小马，穿过松树林一路朝古尔玛格村行进。刹那间，亚齐兹整个人全都变了——他变得非常活泼调皮，活像一个淘气的小顽童。只见他跨坐在马鞍上，颠一颠，跳两跳，手里不断挥舞着马缰，啪嗒啪嗒直响。好一会儿，他只管策马来回奔驰，把山中其他马儿惊吓得四处逃窜。我终于明白：吸引他前来古尔玛格村的就是这群小马。看来，他身上还残留着游牧民族的血液。即使穿着皮鞋，一旦跨上马鞍，他就不再是一个小丑似的旅馆侍应生，连他身上穿着的那条宽宽松松、裤脚尖细的长裤，也变得甚是帅气，因为那正是中亚细亚骑士的服装。第二天，我们离开村子到山中游玩。一有工夫，亚齐兹就骑上马，即使在最陡峭最崎岖的山径上。一跨上马鞍，他就变成一个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小伙子。每当马儿失蹄，在山路上滑一跤，他就兴奋地扯起嗓门大声叫嚷：“哇，哇！别急，别急嘛！”他变得很健谈。他跟我们谈起一九四七年的印巴战争。根据他的说法，入侵的巴基斯坦部队笨到把黄铜看成黄金而争相抢夺。他为什么不喜欢走路呢？亚齐兹终于告诉我们原因：有一年冬天，他离开原来的雇主，到克什米尔河谷来找工作，身上一文不名，他只好徒步穿越覆盖着积雪的巴尼哈尔山隘，结果生了一场大病。从此，医生不准他再走路。

在我们眼中，亚齐兹是一个千面人，具有多重性格。我们最喜欢看他跟我们的朋友（山中别墅的主人）打交道，看他如何在他们身上下功夫。他使出当初在我们身上用过的一招：一面以仆人之礼伺候他们，一面评估他们身为主人的分量。朋友家里有一群仆人，并不需要亚齐兹服侍，但不知怎的，亚齐兹却跟他们攀上关系，变成了他们最信赖的仆人。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求取某种报偿。他只是遵循自己的本能和直觉。亚齐兹不识字，是个大文盲，然而他却能把旅馆的客人当作观察和研究的对象。这些人也是他的职业，毫无疑问也是他的娱乐。这样的邂逅和人际关系，构成他的生活圈子。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他的反应被训练得异常敏锐。（他体察到我们的感觉，二话不说，就“正式地”把旅馆的厨子打发走，叫他另谋高就。他还对我说：“这是为了他好，你应该替他高兴。”可怜那个厨子莫名其妙被炒鱿鱼，只能在他背后诅咒他。）亚齐兹那口英文，全是用耳朵学来的：听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一般印度人学英文是通过书本，发音非常怪异。亚齐兹说起英文来，咬字就比许多印度大学生精确得多，口音也比较地道。他讲英文，有时难免犯错。譬如，他总是把any当成some：anybody don’t like ice⑥——但这种错误却也显示他对英文这种偶尔听人家说说的语言，具有惊人的学习能力。最让我诧异的是，我在平日言谈中使用的一些字眼和词组，几天后就会从亚齐兹口中说出来，而这家伙模仿我的腔调和发音，竟也惟妙惟肖。如果他识字，能读能写那还得了？可是话说回来，亚齐兹身为文盲，不是反而使他的知觉变得更加敏锐吗？他精通人情世故，善于跟人打交道，一如这个地区的统治者（他们也是文盲）：锡克教徒领袖兰吉特·辛格和“查谟与克什米尔联合邦”的建立者古拉布·辛格。在我们看来，文盲是一种缺陷。但对居住在一个比较单纯的世界里的天资异常聪颖的文盲来说，识字也许是一种累赘，反而会使人们的情感和知觉变得更加迟钝。也许，在他们眼中，读写能力只是抄写员应该具备的谋生技能。

返回斯利那加途中，我发觉，亚齐兹刻意装出一种表情，准备面对他的雇主巴特先生：他不再有说有笑，兴高采烈。他绷着脸孔，闷声不响，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一坐上公交车，他就把行李一股脑儿往自已身上堆放，尽量把自己弄得很不舒适。下车后，他脸上那副表情会让每一个人都相信：这趟古尔玛格村之旅，非但不能纾解他在旅馆工作的劳累，反而让他觉得更加疲倦。在我们面前，他刻意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模样，简直把我们当成他的一大负担。说不定他跟我们一样，一想到回到旅馆就会再看见那位印度教圣人和他那群门徒，心里就觉得很烦。我搭乘出租马车，沿着湖畔林荫大道回到旅馆时，亚齐兹忽然对我说：“巴特先生告诉我，你不肯支付我的向导费。”

向导费！这家伙什么时候当过我们的向导了？他不是天天缠着我们，央求我们带他去古尔玛格村吗？他在那儿骑马游玩，费用不都是我们支付的吗？

“圣人昨天开示——‘今天，我觉得我应该去帕哈尔甘镇走一趟。’”

回到旅馆，刚跨进门槛，我们就听到阿里·穆罕默德宣布的好消息。果然，这帮人全都走光了，只留下一些痕迹，证明他们曾经在这儿住过：满目疮痍的草坪、沾满泥巴的墙壁和散落一地的扁豆（有一些已经发芽）。花园里，美人蕉开始绽放了，鹅黄的花瓣带着朱红的斑点，煞是好看。

我捡起发芽的扁豆，拿给巴特先生瞧瞧。

“哦，先生，抱歉抱歉。”他说。

也许为了表示他的歉意，隔天早晨，他带着亚齐兹走进我的房间。根据亚齐兹的翻译，他对我说：“先生，您邀请克什米尔大公卡兰·辛格来咱们旅馆喝杯茶吧。卡兰·辛格大公大驾光临敝店，为了表示欢迎，我会把旅馆招牌拿下来，把客人全都赶走，把大门关上。”

＊对印度人（尤其是印度教徒）来说，奢侈是一种虚夸造作的行为，能够 伤人的元气。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比印度人更不重视室内装潢。这似乎跟印度的历史和文化有关。印度教的《爱经》指出，风雅之士“应该居住在繁华富庶的地方，最好是一座城市、都会或热闹的村镇”。这部男女情爱宝典然后为起居室的装潢和陈设作出这样的规定：“外房必须放置一张床，铺上厚厚的垫子，中间凹陷。床头和床尾各放置一个枕头。整张床必须铺上干净的雪白床单。床旁必须放置一把睡椅，专供行房之用，以免弄脏床铺。床头上必须装设一个莲花形托架，上面放置一幅彩色画像或一座神像。托架底下，靠着墙壁应该摆放一张茶几，宽约一腕尺。桌上放置下列物品，以增进鱼水之欢：香脂和软膏、花环、彩色蜡碗、香水瓶、石榴果皮和特别调制的蒟酱。床旁地板上必须放置痰盂。一堆象牙从墙中伸出来，悬挂下列物品：一只琵琶、一块画板、一个装着颜料和画笔的罐子、几本书和几个花圈。一把高背圆椅放置床旁，供休憩之用。棋盘和骰子应该放置墙边。房间外面走廊上，装设一排用来悬挂鸟笼的象牙。”——作者原注

①回历的第一个月。

②卡尔巴拉，位于伊拉克中部，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圣城。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生前并无子嗣，亦未指定继承人。他逝世后，伊斯兰教分裂成两大政教派系—什叶派和逊尼派，逊尼派的名称源自“逊纳”。这是一部传统律法，据说是根据穆罕默德的言行编集而成，被视为《古兰经》的补充典籍，具有和《古兰经》同等的效力。逊尼派声称，他们有权任命先知的继承人。而什叶派坚持，穆罕默德的表弟阿里和他的子孙才是正统、合法的继承者。

③原文为Id。伊斯兰教的两大节庆都称为Id：开斋节（Id ul-Fitr）是斋戒月结束时的节庆。宰牲节（Id ul-Zuha，或称 Bakr-id）则是纪念先知易卜拉欣之子易司马仪被用于献祭之事。这里的Id应是宰牲节，伊斯兰教徒庆祝宰牲节的方式是宰杀一只公羊或山羊。

④班度家族，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英雄家族。

⑤耆那教，公元前 6 世纪在印度兴起的二元论禁欲主义宗教。

⑥意为：任何人不喜欢冰块。但其实应该是“有些人（somebody）不喜欢冰块”。

第七章 进香

年轻的克什米尔大公卡兰·辛格，目前是“查谟与克什米尔联合邦”的民选元首。他鼓励我们参加进香团，前往永恒的神明——埃玛纳锡的洞穴朝圣。这个洞窟位于斯利那加东北部约莫九十英里海拔一万八千英尺的埃玛纳锡山。它坐落在山腰，距离地面一万三千英尺。埃玛纳锡洞窟被印度教徒奉为圣地，因为每年夏天洞中都会出现一个冰雪凝结成的、长达五英尺的阴茎图腾。这是湿婆神的象征。据说，这只阴茎会随着月相变化伸缩自如。每年八月，月圆之夜，它的长度达到顶点。进香团就在这一天抵达。就像德尔斐①，埃玛纳锡洞窟是古代世界遗留下来的奥秘。岁月变迁，沧海桑田，它之所以能够留存到今天，因为它是印度教的圣地。这种宗教无始无终，根本不像西方人熟知的那种宗教，但千百年来，它一直存在于印度，作为人类宗教意识的一个宝库和活生生的档案纪录。

若干年前，卡兰·辛格曾前往埃玛纳锡洞窟朝圣，但据我所知，那时他不是跟随进香团一块儿去的。回来后，他写了一本书，记录这趟朝圣之旅。我无法体会他的宗教热忱，但书中对雪山、冰湖和山中变化莫测的气候，描写得极为精确逼真，让我读得津津有味，不忍释手。对我来说，这个洞窟的真正奥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一条长二十英里的山路尽头。吉普车只能开到昌丹瓦里村。从这里出发，香客们沿着山径行走两天，才能抵达朝圣的地点。一年中总有好几个月，这条山路消失在喜马拉雅山脉的积雪中，看不见踪影。夏天来临时，尽管克什米尔政府工务局努力维修，路况依旧十分恶劣，险阻重重，尤其是在天气恶劣的日子里。这条羊肠小道，蜿蜒攀升上一座长达两千英尺的陡坡，穿越一个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隘口，沿着迂回曲折、光秃秃的山边凸伸出来的一座狭窄的岩脊，通往埃玛纳锡洞窟。在林木界线外，呼吸非常困难。夜晚气温陡降，变得十分寒冷。山中的积雪从不曾完全消融。在隐蔽的山沟和峡谷，积雪依旧十分坚厚。夏日，流水潺潺的山涧上，冰雪形成一座座坚固的桥梁，表面看来，跟周遭的土地一样布满褐色的沙砾，但就在几英尺之下，它却凹陷成一个个低洼的冰蓝色洞穴。

埃玛纳锡洞窟是怎样被发现的？它的奥秘和传奇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个地区十分荒芜，草木不生。经过这儿的旅人，找不到燃料和食物。喜马拉雅山区的夏季十分短暂，气候变化莫测。当年的探险之旅，一如今天的朝圣旅程，必须进行得非常快速，分秒耽搁不得。隐藏在冰雪底下的每年匆匆露一次脸的埃玛纳锡洞窟，它的奥秘和传奇，究竟通过什么渠道，传扬到古代印度的每一个角落呢？它坐落在“冰雪之乡”喜马拉雅山脉，怎么会跟酷热的北印度平原和棕榈丛生的南印度海滩扯上关系呢？然而，很早很早以前，这个洞窟就已经被探测过，它所蕴含的奥秘也早已经被发掘出来。矗立在埃玛纳锡洞窟背后的是凯拉斯山②，山后有个湖泊叫玛旁雍错。进香团经过的每一个地点，都拥有一则古老的神话和传奇：这些岩石是被神打败的妖魔变的；从那边的湖泊中，护持神毗湿奴骑坐在一条千头蛇的背脊上，骤然显现；在这片平野上，湿婆神曾经跳过一场宇宙的毁灭之舞——他那满头飞扬的绺绺发丝，转化成这儿的五条溪流。这些神迹每年只显现几个月，然后就被另一个巨大的奥秘（冰雪）覆盖起来，进而消失无踪。这儿的山脉、湖泊和溪流，的确是孕育神话和传奇最适当的地点。进入山中，仿佛置身于太虚幻境。这儿的山川从不曾向人们显露它的真面目，它们只是悄悄地揭开面纱，然后又匆匆地把脸孔遮藏起来。每年，它们都得忍受一次众人的骚扰：山径上的一块石头松脱了，砰然一声滚落进溪中；进香客绕过一堆积雪，把旁边的一条小路践踏得尘土飞扬。然而，每次朝圣完毕，香客们匆匆忙忙下山后，这儿的山川又变得虚无缥缈，遥不可及。数以百万计的香客曾经进入埃玛纳锡洞窟，但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他们只遗留下些许痕迹。每年冬天，大雪降临，把人类的足迹扫除殆尽。每年夏天，洞窟中又会出现冰雪凝结成的阴茎图腾。年复一年，这个玄秘现象总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眼前。

神被供奉在洞窟中：一根巨大冰冷的阳具。印度教的哲学思维是那么高超繁复，而它的仪式却又是那么原始单纯。四大皆空的观念和阳具崇拜，其间并无任何关联。它们源自不同的反应层次。但印度教从不弃绝任何东西，而这种做法也许是对的。洞窟中的那根阳具一直留存到今天，但香客们并不把它当作男性生殖器官，而是把它看成湿婆神的面相和生命的延续。这两者都是印度的象征。每次出门旅行，穿越印度那荒凉残破的乡野时，我总是觉得，在这块土地上只有生殖力量依旧保持它的功能；它脱离了它的工具和牺牲品——人类，单独存在。被它贬损摧残得不成人形的印度教徒，却依旧把它的标记看成欢乐的象征。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趟朝圣之旅都挺恰当的。

“你需要一个厨子，”亚齐兹说，“你需要找一个人来帮助我打点一切。你需要脚夫，你需要清洁工，你还需要七匹马。”

马的主人当然跟我们一起上路。这一来，我们这个朝圣团人数多达十四人，牲畜不算在内。亚齐兹担任总管。

我开始删减人数。“我们不需要厨子。”

“老爷，他不只是帮我们烧饭做菜，他还担任我们的向导呢。”

“两万香客一齐上山，咱们还需要向导吗？”

厨子是亚齐兹的拜把子兄弟，人长得胖胖的，成天笑眯眯的。我原本想带他上路，但他却通过亚齐兹告诉我：跟他老哥一样，他的双腿有毛病，不良于行，医生不准他长途跋涉，因此他需要一匹专用的马。接着，他又通过亚齐兹，从厨房传出话来：这回跟随我上山朝圣，他需要一双新鞋。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我可雇用不起。我也把脚夫从名单中剔除掉。我们上山朝圣，身边带个清洁工人干什么，只需随身带一把小铲子就行。

被我这么一删减，亚齐兹整个人登时变成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他服侍过规模更大、气派更恢弘的进香团。显然，他以为这回我们上山朝圣，一切都会依照老规矩来进行。在亚齐兹的想象中，他身上穿着外套和长裤，头上戴着毡帽，高高跨坐在马背上，四下奔驰，指挥若定。而今他看到的却是一连五天的苦差事。但他这辈子还没去过埃玛纳锡，如今有机会一游，感到非常兴奋。他告诉我们：最先登上埃玛纳锡山的是一群伊斯兰教徒。这个洞窟，连同它的阴茎图腾，原本是一间伊斯兰教“寺院”。

亚齐兹向巴特先生提出报告。巴特先生找来一位懂英文的抄写员。几天后，我又染上感冒卧病在床时，巴特先生差人送来他的估价单：

从斯利那加到帕尔吉米，搭乘汽车      30.00

三匹骑乘用的马                      150.00

两匹运载行李的马                    100.00

帐篷和厨具                          25.00

桌椅和床铺                          15.00

一个脚夫                            30.00

                               小计 350.00

清洁工                              20.00

额外的搬运工和脚夫                  20.00

                               小计 390.00

从8月11日到8月17日

七天口粮                            161.00

                               总计 551.00卢比

  若搭乘汽车到伊姆里·纳锡，需另加100卢比。

这份用英文书写的估价单，字体怪异，许多英文单词的拼法乱七八糟，但它所估的价钱，我大致看得懂。只瞄一眼，我就看出来，我被他们当成一只肥羊了。我感到很难过。我和他们相处四个月，对他们可谓仁至义尽，能帮忙的事情我都大力帮忙，甚至为他们举行一场派对，然而这伙人竟然用这种方式回报我。他们太让我失望了。我在病床上已经躺了两天，心情低落，一看到这份估价单，登时气得从床上跳起来。我推开亚齐兹，冲到窗口，把窗户推开，扯着嗓子朝巴特先生叫嚷（我的声音听起来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怪异，很诚恳却又不很诚恳，大概因为在呼叫的过程中，我尽力提醒自己，我必须使用巴特先生能够理解的字句，就像跟小孩说话那样）：“这样做不好啊，巴特先生。巴特老爷，这样做不诚实。巴特先生，你知道你对我做了什么事情吗？你伤了我的心。”

巴特先生正站在花园里，跟几个船夫说话。他慌忙抬起头来，一脸诧异。然后，我看见他那张向我仰起的脸庞，刹那间变成一片空白，毫无表情。他什么都没说。

发泄完后，我觉得自己很愚蠢，感到非常羞愧，于是就悄悄把窗门关上，蹑手蹑脚回到床上。以前常听人家说，印度这个国家会把人们性格中那些隐秘而丑恶的层面激发出来。刚才大声叫嚷的那个人，莫非就是真正的我？这就是印度对我造成的影响吗？

不论如何，经我这么一闹，整个旅馆的人都吓坏了。等我冷静下来后，他们纷纷走进我的房间，环绕在我床旁，跟我逐项讨论估价单上的价目。他们显得很忧虑，仿佛我罹患的是某种恶疾，而不仅仅是感冒。从他们的神态和口气中，我也看得出来，他们心里责备我：我跟他们相处这么多个星期，却一直刻意把自己那容易感情冲动的个性隐藏起来，不让他们知道，他们才会一时失察，开出这么一份估价单。这又怎能怪他们呢？

磋商了半天，我们终于从估价单上删掉好几十个卢比。大伙儿又变成好朋友。巴特先生显得很开心。他亲自陪同我们到帕哈尔甘，给我们送行。亚齐兹也很开心。他头上戴上自己的毡帽，身上披着阿里·穆罕默德的蓝色条纹西装，脚上穿着拖鞋（巴特先生拒绝再借出他的皮鞋）和我的一双袜子。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手下并没有一大群随从。但话说回来，到山里进香，谁又会带着一大堆跟班呢？我们手下倒是有几个仆从，我们得为他们准备另一座营帐。日落时分，我们来到昌丹瓦里村，在炊烟袅袅、人潮汹涌的树林里扎营。在亚齐兹快速明智的安排下，大家齐心协力，突破重重限制，为我们建立起一座颇为温暖舒适的营帐。亚齐兹忙进忙出，向马夫和助手发号施令，对我则表现出一副曲意奉承近乎夸张的恭顺态度。整个营地乱成一团：满坑满谷的帐篷和绳索、用石头堆砌成的炉灶、成群蹲伏在树丛中大小便的进香客。林中早就散布着满地粪便。黎德河畔每一块大圆石，只要人们能够攀登上去，就会出现一堆堆臭烘烘的排泄物，而我们的营帐就坐落在河边。亚齐兹想尽办法，让我们跟其他进香客保持一个距离。他把我们当作展示品，向众人炫耀。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引以为傲的专长。那天早晨，我们从旅馆出发前往古尔玛格村时，一路上，他喜滋滋地告诉途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他跟随我们去古尔玛格村度假。而今，在帐篷里，他一面倒热水让我洗手，一面喜滋滋地告诉我：“一路上每个人都问我，‘你家老爷是谁啊？’”听他的口气，仿佛在恭维自己似的。

可没想到，隔天他就碰到麻烦了。从昌丹瓦里村出发，香客们沿着鹅卵石的黎德河畔，轻快地行走了约莫半英里路，来到那座高达两千英尺宛如石墙一般矗立在路旁的琵苏·格堤峭壁。这儿，山路变得非常狭窄。一连两英里路，它蜿蜒穿梭在乱石堆中，一直往上攀升。根据传说，这些石头是被神杀死的妖魔变成的。香客们排成长长的一纵队，慢吞吞地鱼贯行进。在昌丹瓦里村，整个队伍停顿下来，动弹不得。干等了好几个钟头，队伍才开始移动。我们终于走出村子。就在这当口，我们蓦然发觉，我们手下的一个马夫，竟然趁着我们今天早晨昏睡时悄悄开溜。这一下，亚齐兹可就有苦头吃了。沿着山径，一路攀登上琵苏·格堤峭壁顶端，马夫必须时时守在马身旁，牵着它们，催促它们上山——一路上，我们不时听到马夫们的吆喝，偶尔还听见砰然一声，行李从马背上掉落下来。亚齐兹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乖乖从马背上爬下来，牵住那匹驮载着帐篷、主人却潜逃无踪的马，沿着陡峭的小径，一路陪伴它上山。瞧他那副德行：身上披着蓝色条纹西装，头上戴着毡帽，脚上穿着尼龙袜子，伸出双手托住马的臀部，把它推送上山。据他自己说，医生曾禁止他走路。这会儿，他也顾不得什么尊严了。他就像一个小孩，开始抱怨。他用克什米尔语大声诅咒，发誓要报仇。他要求我写信给观光局长马丹先生。他手上那根马鞭不停挥舞在空中，啪嗒啪嗒响。“该死的猪猡，王八蛋！”他用英文大声咒骂。他脚上那双尼龙袜子松脱了，一直滑落到他那两只趿着拖鞋、使劲蹬着地面的脚丫子上。我们不理他，自顾自策马前进。亚齐兹的呼叫声越来越微弱。回头一望，只见他牵着马，小心翼翼穿梭在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上，不时还得闪躲散落一地的帐篷杆。每回头望一次，我们就发现他变得更渺小，更憔悴，更愤怒。

我们攀登到峭壁顶端，停下脚步，等待亚齐兹。等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他气急败坏地驱赶着那匹倔强的马，可怜兮兮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他身上那件向阿里·穆罕默德借来的蓝西装沾满尘埃，变成黄褐色，就像我借给他的那双尼龙袜子的颜色。袜子顶端已经滑落到脚跟上。他那张狭小尖细的脸庞淌着汗，风尘仆仆。看着他身上那件皱成一团的衣裳，我可以感觉到，他那双不良于行的腿正不停打着哆嗦。看他那副狼狈不堪的模样——从高高在上的管家，一下子沦落成低三下四的克什米尔马夫，我原本有点幸灾乐祸，但现在看到他这副可怜兮兮的嘴脸，我反而感到有点不忍心。

“可怜的亚齐兹，都是那个该死的马夫害你变成这个样子。”我说。

我不该安慰他。从这一刻开始，他从早到晚喋喋不休，只顾埋怨那个临阵脱逃的马夫。“老爷，您一定要扣他的薪饷！您一定要写封信给‘光光局’的马丹先生，检举这个马夫，要求政府吊销他的执照！”为了补偿他一路徒步走上琵苏·格堤峭壁的辛劳，他骑着马，从这儿一直走到舍施纳格湖。我们叫他下来，让他的助手骑一会儿，歇歇脚，但他装作没听见。我们只好自己下来，把马让给助手骑。这个可怜的助手，爬上琵苏·格堤峭壁后就被亚齐兹当作出气筒。在这座高山上，呼吸很困难，徒步行走更是痛苦，即使爬上一段平缓的山坡，也会让你气喘吁吁。根据合约，我们必须提供亚齐兹一匹坐骑。这会儿，只见他高高地骑坐在马背上，威风凛凛，一路策马前进。他又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管家，身上背着一个英国热水瓶，顾盼自如，好不得意。（“这只热水瓶挺美的！”他伸出手来，一面抚摸热水瓶，一面模仿我们说话的口气对我们说。）一路上，他不时停下来等我们。一等我们赶上来，他就央求我：“您一定要向政府检举那个马夫！您一定要请求政府吊销他的执照！”从他那副咬牙切齿的模样，我看得出来，他心里真的恨透了这个马夫，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

在我们身前和身后，进香的队伍绵延成一条细细的、歪歪斜斜的长线，看不到起点，也望不见尽头。人类的渺小，凸显出大自然的壮阔。进香客的行动，衬托出山脉的沉寂。山路上的泥土早已经被人们践踏成灰尘，厚达好几英寸；你一脚踩上去，一团灰尘就跟着飞扬起来。队伍在狭窄的山径上鱼贯而行，缓缓前进。你不能超越别人，可也必须提防别人超越你。灰尘充塞在湿漉漉的岩石底下。灰尘飘散在山沟中凝结的冰雪上。在一条山沟中，伫立着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的克什米尔人。他手里握着一把铲子，不停地挥舞着，铲起地上的积雪，以几文钱的代价，卖给路过的进香客。队伍后面的人不断向前推挤，前面的进香客无法停下脚步来。卖雪的克什米尔人挖起一铲子冰雪，拼命往前冲，追上已经离开的进香客，匆匆讨价还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又慌忙跑回来，挖起另一铲子冰雪，卖给另一群进香客。就这样，一整天他在山径上不停挖掘跑动。他一年只做这一天的生意。

我们已经跨越林木界线，这会儿，正向奶绿色的舍施纳格湖和湖中的冰川一步一步行进。从克什米尔大公卡兰·辛格的那篇文章，我得知，冰冷的舍施纳格湖水具有神奇的疗效。他那个进香团的一些成员，不辞劳苦，徒步走下半英里长的山坡，来到湖畔，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个神圣的湖泊中浸泡一番。但卡兰·辛格自己却采用一个折中办法：“我必须承认，我使用的是一种非正统但比较便捷的方法——我叫人把湖水挑上来，把它烧热，再让我沐浴。”我很想在这个地方逗留一会，到湖畔走一趟，但后面的进香客不断推挤上来，而亚齐兹也急着扎营，不愿在这儿停留一分一秒。

亚齐兹的焦急并不是多余的。我们抵达时，整个营地已经挤满了进香客。山中，水流湍急。乱石满布的河岸上早就蹲着长长一排进香客，一个个脱下裤子，开始大解。我们若晚到几分钟，也许就找不到一个比较干净的地点，洗去身上的灰尘。数以百计的马，卸脱了身上驮载的行李，这会儿正蹒跚踯躅在山坡上寻找青草。这些马，肯定会有好几匹死在旅途中。晚霞金灿灿的，洒照在舍施纳格湖畔三座雪峰上。夕阳中，只见整个营地炊烟袅袅，四处弥漫，把那一座座帐篷转变成群峰林立，在暮霭中缥缈的小山脉。印度教的苦行高僧接受克什米尔政府供养，分成两排，坐在一个空旷而不受污染的地点，正在用餐。落日照射下，他们身上的橘黄和猩红袈裟显得格外灿烂夺目。这些高僧是克什米尔观光局从印度各地邀请来的上宾。我猜，这是一种公关手段，目的在于推动克什米尔的旅游业。在官方用语上，我们全都是“观光客兼进香客”。

亚齐兹依旧喋喋不休，要求我惩治那个半路落跑的马夫。我知道他把我当成报仇的工具，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抗拒，乖乖任由他摆布。在他苦苦哀求下，我终于屈服。晚餐后，我让他带领我穿过冷飕飕暗沉沉的营地，钻过一根根四处悬挂的绳索，跨过一条条闪闪发光的沟渠，经历重重险阻，来到进香团随行官员的帐篷。昨天傍晚，我在昌丹瓦里村见过这位官员，今天晚上他看见我，显得非常高兴，亲切地跟我打招呼，把我迎进帐篷里。我也感到很欣慰。为了亚齐兹，也为了我自己，因为我发现自己在这个营地中还拥有一点影响力。这一切都看在亚齐兹眼里。显然，他感到很满意。如今，他不再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管家，他只是我手下一个卑躬屈膝、亦步亦趋的仆从。在他操纵下，我变成了一个受骗的观光客，是权利遭到侵害的一方。陈诉完毕后，亚齐兹悄悄退出帐篷，留下我一个人单独面对这位官员。我强打起精神向官员说明事情的原委。官员煞有介事地掏出笔记本，逐项记下我的控诉。然后，我们谈起组织这么一个进香团会遭遇到的种种困难。他请我喝杯咖啡——印度政府咖啡委员会赠送的。

我坐在咖啡委员会营帐里喝咖啡。就在这当口，一个身材高挑、容貌秀丽的白种女孩走了进来。

“嗨！”她打个招呼，一屁股在我身旁坐下来，“我叫乐琳。”

原来是个美国妞。她说，参加“雅特拉”（印地语，进香团之意），她感到非常兴奋。这个女孩说起英文来总爱夹杂着几个印地语。

乐琳长相还挺吸引人。但这种年轻貌美、四处浪荡的美国妞，我遇得太多了。把她们当作美国中情局或其他情报机构的间谍，倒是挺有趣的。但这种美国女孩实在太多了，不可能全都是特工人员。事实上，她们是一种新型的美国人。这种美国人男女都有。他们云游四海，混吃混喝。我在埃及就曾经碰到一个。她来探访英国小说家劳伦斯·德雷尔笔下的亚历山大港，每天只靠几个披亚斯德过活，成天吃些不干不净的东西，愿意接受任何东方形式的资助。在希腊，我曾经请一个厚颜无耻、公然伸手向人乞讨的美国佬吃饭，把他喂饱。据说他还是个“教师”！他说他不曾上过餐馆，也不曾住过饭店：“看到门，我就敲。”（这家伙肯定是中情局的间谍。有趣的是，他也把我当成一个间谍。他问我：“为什么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即使是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都会碰到印度人呢？”）在新德里，我遇到这类美国人中最老练的典型。他是个“研究生”，举止言谈却十分粗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参加一场婚宴，结识一个陌生人，于是就毫不客气地搬进他家，一住就是六个星期。对这帮美国佬来说，印度（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具有异常的吸引力：“文化”的卑微固然甜美，但“精神”的卑微却要甜美得多。

于是，我对这个叫乐琳的美国女孩说：不，我并不喜欢参加进香团。我觉得，这些印度香客毫无卫生观念，随处吃喝拉撒，把山中的每一条河流全都污染了。但愿他们遵从圣雄甘地的劝诫，随身携带一把小铲子。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呢？”

面对乐琳的质问，我登时哑口无言。我一时气愤，说了不该说的话。我试图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引导回正轨上，聊些轻松的话题，我请乐琳谈谈她的经历。

她说，她原本计划在印度旅游两个星期，没想到一待就是六个月。她喜欢上了印度哲学。这趟朝圣之旅结束后，她打算到乡下找一处专供人静修沉思的静修处，住上一阵子，她想寻找人生的答案。

这个美国妞长得还挺秀丽：颧骨高高的，脖子又细又长。乍看之下，她的身材显得有点瘦削，但那种瘦削非常性感——瞧，她那对乳房多么浑圆高耸。我认为拥有这种身材的女孩不可能在乡间静修处中静修一辈子。然而，不知怎的，在帐篷的灯光照射下，她的眼神却闪烁不定，令人难以捉摸。我猜，这个女孩的童年生活一定很不快乐，家中一定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点，再加上她那身略显粗糙的肌肤，使她那张秀丽的脸庞让人感到莫名的不安。

我希望能再看到她。分手前，我们答应保持联络，但往后的整个朝圣行程中，我们却无缘再见。

不过，乐琳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说来荒谬，第二天早上我还是被亚齐兹说服，又去向政府官员抱怨一番，要求他惩治那个半途脱逃的马夫。看来，此仇亚齐兹非报不可，而他相信，政府官员有权处置任何人。亚齐兹神采飞扬，洋洋得意，跨上坐骑随同我们出发。还没走上一英里路，我们的寝具就从那匹没人看管的马背上翻滚下去，掉落山崖。我们的马队被迫停下来。亚齐兹只好牵着马爬下山崖。把寝具搬回马背上，再把它驱赶上来。半个小时后，他才气咻咻追上我们，嘴里一个劲儿诅咒：“猪猡！该死的猪猡！王八蛋！”从这儿到潘治达尔尼，一路上他时而低头沉思，闷声不响，时而咬牙切齿，大肆咆哮。

舍施纳格湖坐落在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山腰。从湖畔出发，爬上一座两千英尺高的山坡，我们来到玛哈古纳斯隘口。一堆堆漂白的灰色石头霍然展现在我们眼前，积雪只是暂时消失而已。这一带的山峦，岩石上全都有纹理，就像木材一样，但每一座山峦的纹理角度都不尽相同。从这儿开始，山势渐趋平缓。我们一路策马走下山坡，来到潘治达尔尼平原。这是一块骤然出现在两山之间的平地，长达一英里，宽约四分之一英里。一股凛冽的山风迎面刮来，冷飕飕的。水流湍急，一条条小溪穿梭在灰石堆中，迸溅起一簇簇水花。这儿的山色变得十分荒凉——刹那间，我们仿佛来到了北极。乍看之下，这片“平原”仿佛是月球上的景观。

在这片湿漉漉、灰蒙蒙的平原边缘，我们看见一匹马卸下行李，松脱脚上绑着的绳索，孤零零伫立朔风中，不停打着哆嗦。它的克什米尔主人站在一旁，眼睁睁瞅着它挨饿受冻，无可奈何。平原另一端，营地闹哄哄的——进香团在这儿扎营，度过最后一夜。脚夫和马夫们已经在谈论回程的事了。连一路绷着脸生闷气的亚齐兹，也感染到这种气氛。他用行家的口气向我们宣布：“明天，我直接回昌丹瓦里村。”他口中的“我”，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搭起帐篷。帮我们准备好茶水后，亚齐兹就走出帐篷，说要到外面走走。我们看出他有心事。还不到半个钟头，他就回来了，脸上那副心不在焉的神情消失了——他满脸堆笑。

“老爷，旅途还愉快吗？”

“非常愉快啊。”

“马死了。”

“马死了？！”

“清洁工人刚才来这儿，把马抬走了。”在海拔一万两千英尺的高山上，我竟然从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口中听到这个噩耗，感觉怪怪的。“老爷，您为什么不给巴特先生写封信，向他报告旅途的情况呢？咱们进香团设有一个邮局。您随时可以在这儿把信寄出去。”

“我没信纸，没信封啊。”

“我买。”

他早就准备好了。他从身上那件向阿里·穆罕默德借来的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国内邮笺。

我是以寄明信片的态度和心情，给巴特先生写这封信的。写完，我正要把信封起来，亚齐兹忽然说：“老爷，请您把这个也装进去吧。”我抬头一看，发现他手里拿着一张脏兮兮的纸条，仿佛是从一个信封上撕下来的，再仔细一瞧，发现那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乌尔都文字。

“亚齐兹，这种国内邮笺，里面是不能装进任何东西的。”

他立刻把纸条撕成粉碎，扔到地上。往后，他没再提起过这件事。我不相信他真的把我写的那封信寄出去了，至少，巴特先生从没收到它。显然，亚齐兹托我寄的便条是一封密函，连那位乌尔都语抄写员，都不知道这张便条到底寄给谁——邮笺上的地址是我写的。原来，亚齐兹这一整天都在筹划这件事。可是，他为什么那么轻易就放弃呢？难道只是一时觉得好玩而故弄玄虚？即使是出于好玩，它也险些让亚齐兹这个文盲，通过我将一个秘密讯息传送到九十英里外，传给某一个人。为此，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对亚齐兹这个人，我究竟了解多少呢？我诚心诚意对待他，他会以同样的心意回报我吗？难道说，他只对雇主一个人忠诚？

在路途中行走的时候，香客们形成一支长达十到十五英里的队伍。一连好几个钟头，这支队伍不停地向前推进，绵延不绝，从一个营地跋涉到另一个营地。太阳渐渐沉落在灰蒙蒙的、朔风怒吼的平原上。一匹马倒毙在路途中。这里，年年都有马匹倒毙。香客们依旧埋头赶路，一个接一个走下山坡。穿过平原，一支五彩缤纷蜿蜒曲折的队伍，迅速消失在黑夜中。在营地灯光照射下，我们看到长长的一纵队进香客，缓缓地、静静地、不停地行进——克什米尔马夫，头上戴着瓜皮小帽，沾满灰尘的脚上穿着破破烂烂的草鞋；容貌俊秀五官轮廓分明的古札尔人，脚上穿着小巧精致、鞋尖高高翘起的镶宝石皮靴；侧着身子坐在马背上的妇女，浑身包裹着衣裳，白天用来抵御风沙，夜晚用来保暖。

香客们拖着疲累的步伐进入营寨——今天早晨的高昂情绪早已消失大半。惊险刺激的朝圣之旅即将结束。香客们心中依旧浮躁不安，但那是一种队伍解散、各自回家前的心情。大部分香客提早就寝，准备一早起床，加入凌晨四点钟出发的队伍，抢先进入埃玛纳锡洞窟参拜神。“印度咖啡委员会”营帐中悬挂的海报早已沾满污痕，斑斑驳驳。再过几个钟头，这些海报就会被撕掉。比起舍施纳格湖畔或昌丹瓦里村的营寨，这儿的营地少了一些深更半夜还在游荡的人。营寨大门口，矗立着一座灯火通明的帐篷，里面展示着好几支银杖——一百年来，克什米尔王室每年都会差遣部属，带着令牌参加朝圣之旅——但今天晚上再也没有一个香客看它们一眼。这些光彩夺目的宝器，香客们早就见识过了。另一座帐篷中，静静坐着聆听上师开示的信徒，比起前两个夜晚，也减少了许多。根据卡兰·辛格那篇文章，我可以想象，在这趟朝圣之旅中，每晚扎营时，上师总会向信众吟诵《埃玛卡塔》经文。这部描述朝圣之旅的梵文经典，“据说是湿婆神在埃玛纳锡洞府中念诵给他的妃子帕瓦蒂听的”。这位上师相貌堂堂，长发披肩，两眼炯炯有神，一脸胡须浓黑卷曲，模样看起来挺酷的，简直可以当杂志封面人物。他体格非常强壮——置身在寒风刺骨的高山中，他竟然光着肩膀。今晚，在他那座通风的营帐中，上师闭上眼睛，双手交握在膝盖上，端坐着向信徒们吟诵经文。昏黄的帐篷灯外，银色的月光洒照山中：明天就是月圆之夜了。山中的石头白花花的，就像山涧中迸溅起的一簇簇水花。朔风怒吼，蚀人心骨。进香团的营寨渐渐沉静了下来。

通往埃玛纳锡洞窟的小径是一座狭窄的、成对角线上升的岩脊，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潘治达尔尼平原外的群山之中。第二天早晨，阳光灿烂，我们从营地出发，展开最后一段的朝圣之旅。这时，早起的香客已经从洞窟中朝圣回来。一群衣袖上系着红色“工务局”臂章的男子站在狭隘的路角，监控来往的人畜。朝圣回来的香客，额头上全都被涂上一层檀香膏，每个人脸上都露出狂喜的神色。他们看到了神。他们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大摇大摆行走在狭窄的山径上，不肯让路给迎面而来的香客。一路走下山，他们扯着嗓门不断叫嚷：“湿婆神大慈大悲！”正准备进入洞窟的香客，就像一群排队站在戏院门口等待上一场观众看完电影走出戏院的男女。面对那群蜂拥而出、不断呼喊口号的香客，他们压低嗓门，悄声响应：“湿婆神大慈大悲！”

“你！”一个额头上带着檀香印记的小伙子，用英语向我大声呼喝：“你为什么不喊‘湿婆神大慈大悲’？”

“湿婆神大慈大悲！”

我立刻响应。他呆了呆。“好吧。”他放过了我，继续走下山去。“湿婆神大慈大悲！”

我们沿着山径行走了一会儿，眼睛蓦地一亮，一簇簇鲜黄的花儿绽开在陡峭的山坡上。香客们都知道，鲜花是奉献给神的最佳祭品。今天早晨，从四点钟开始，一拨又一拨香客经过这儿，把路旁伸手可及的野花，全都摘光了。我们这群晚起的香客，只好将就着把从营寨市场买来的早已经枯萎的花儿，呈献给洞中那位神。走了一会儿，我们看到山径旁石洞中蹲着好几个克什米尔人。他们身前摆着一束束黄花。原来，这群闷声不响、眼神闪烁不定的家伙，都是卖花的。

我们沿着山径一路往下走，不久之后，就从阳光普照的旷野走进一条阴冷狭长的山谷。看来，没多久前，这座山谷还是一条河流的河床。谷底四处散布着褐色的碎石，两旁的峭壁带着黑斑，依旧遗留着潮水冲刷的痕迹。仔细一瞧，我们才发现散布在河床上的东西，并不是碎石或灰色的沙砾，而是一堆堆陈年积雪——土壤的颜色和质地全都被遮盖住了。山谷的一边，长长的一纵队进香客不断移动，不断延伸。远处，香客们正穿过结冰的河床，远远看去，就像一个个小黑点，中间夹杂着三两件色彩鲜艳的衣裳，在满布碎石的积雪上不断蠕动着。这边是一座山，那边是一道山谷和一条河流：这儿的地形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理解。人们习惯用自己的世界（一个比较小比较容易掌握的世界）的尺度，衡量这儿的山脉。当你发现，一纵队进香客进入山中，越变越小，很快就消失在表面看来很小的一个空间里，你就会开始领悟，喜马拉雅山脉究竟有多么高耸辽阔。

这座山谷变成了印度的象征。我们骑马沿着山路前进。然而，在草木不生的阴暗山谷中的褐色的积雪上，却赫然出现一群来自平原、握着手杖徒步行走的香客（手杖是在帕哈尔甘镇向路旁的小贩买来的）。这支零零落落的队伍，走到山谷尽头，跟另一纵队香客会合在一起。整支队伍穿过积雪的河床，朝遥远的目标前进，最后消失在灰褐色的群山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神确实存在！那一群群朝圣回来的香客，通过他们脸上的表情和嘴里的呼喊声，传达出这个令人欣慰的讯息。但愿我能够分享他们的喜悦。但愿，在旅途尽头，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快乐。

不过，在整个朝圣旅程中，甚至在克什米尔逗留的这段日子里，我确实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喜悦：那是置身山中，尤其是喜马拉雅山中，特有的一种喜悦。感觉上，我跟周遭的群山声息相通，心灵契合。我喜欢在心中念诵它们的名字。印度、喜马拉雅山脉——对我来说，它们是一体的。小时候，在外祖母家里，我常在墙上悬挂的一幅幅五彩缤纷的宗教图画中，看到这些山脉：一座座白雪皑皑的圆锥形山峰，矗立在冰蓝色的天空下。它们已经成为我想象中的印度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居住在距离这座我从小就熟悉、显得十分亲切真实的山脉十分遥远的特立尼达，如果有人告诉我，有一天，我会漫步行走在这些山中，我肯定会以为他在开玩笑。长大后，我知道那些图片并不真实，它们传达的讯息并不是我所需要的。但内心深处——内心那个至今还保存着一颗赤子之心的角落，这些图片透露的真理，依旧深深吸引着我，依旧有实现的可能。祖母家的那些图片，以及后来我在印度市场和路边书摊看到的那些脏兮兮的沾满灰尘的图片，给我带来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而今，我就是带着这种感觉，仰望喜马拉雅群山。置身这座大山中，只是暂时拥有它——只是加深你内心中那份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拒斥千头蛇施纳格的传说并不难，但这个传说毕竟存在——因为这个传说，舍施纳格湖仿佛变成了我的。我拥有它，但以前曾经丧失它，而今，不久之后我又得再度离开它。把喜马拉雅山脉（不知多少前辈勘探过的喜马拉雅山脉）看成一个象征——印度的、失落象征，难道这只是一种荒诞不经的想法？瞧，在酷热的平原上，印度人带着向往的眼光，回头眺望喜马拉雅山脉。如今，他们只能经由朝圣之旅、传说和图片，回归到这座山中。

行行复行行，进香队伍走到阳光普照、冰雪消融的山谷尽头时，一幅小时候看过的图画活生生展现在我眼前：一个苦行僧，身上只披着一件豹皮衣，打赤脚行走在喜马拉雅山的积雪上，仿佛即将看到他一路追寻的神。他手里握着一根三叉戟，就像握着一支长矛，叉尖上系着一幅三角旗，宛如纱巾一般飘荡在风中。他独自一个行走在山路上。看来，他来这儿朝圣好多次了。这位苦行僧是个年轻小伙子，长得十分英俊——英俊得令人不安。他的肌肤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浑身涂抹着白灰。他那一头金黄发丝披在肩上，早已被太阳晒得火红。这使得他那俊秀的外形看起来更加不自然，更加诡异：完美的五官、浑圆的头颅、矫健的四肢、轻盈而充满自信的步伐、走路时不停颤动的腹部和背部肌肉。进香团出发前几天，我在斯利那加城中见过他。那时，他正坐在一株法国梧桐下歇息，公然暴露他那软绵绵的生殖器。那副模样看起来像个浪人或游民，抑或头一次进城的山胞。他把白灰涂抹在他那赤条条的躯体上，固然显示他对肉身的漠视，但也给他那俊美的容貌增添几分邪恶的神采。而今，他却将他那高贵的气质和情操，赋予每一个进香客——他追寻的目标就是他们共同追寻的目标。

走出阴暗的山谷，壮阔的金字塔形的埃玛纳锡山霍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满山散布着岩石，白灿灿晃漾在阳光中。山坡上的洞窟漆黑，悄无声息，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高耸宽阔，期盼了多年，如今乍然看到这座洞窟，觉得格外亲切，感觉上它就像宗教图画中所描绘的仙山洞府。挨挤在洞口的进香客，显得非常渺小——越是简单的地形，越需要人类来衬托其辽阔壮观。山坡下，成群准备进入洞窟的进香客，浸泡在清澈神圣的埃玛华蒂溪流水中，用沙砾擦洗他们的身体和四肢。当年前来这儿朝圣时，克什米尔大公卡兰·辛格采用折中办法，斋戒沐浴，一如他在舍施纳格湖畔扎营时那样：“在这儿，我又采用非正统的方法沐浴净身。我叫人把溪水舀进桶里，带进帐篷中，但这回我并没把水烧热，就直接用冰冷的溪水洗澡。溪水非常清澈，浇在身上觉得暖洋洋的。因此，这场冷水澡并未让我觉得很不舒适。”

阳光、白石、流水、赤裸的身子、五颜六色的衣裳——好一幅田园风光，出现在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山上。然而，就在溪畔山坡上，整个场面却闹哄哄的，乱成一团。小溪对岸，疏疏落落地站着几个身穿卡其色制服维持秩序的警察，以及一小群袖子上系着红色臂章的工务局员工。沐浴后，香客们争先恐后攀上山坡，来到洞口，加入那一堆已经净过身子、正挨挤在神龛前准备参拜神明的群众。这个神圣的洞窟约莫一百二十英尺宽，一百英尺高，一百英尺深。偌大的山洞，容纳不下源源涌入的香客。湿淋淋的洞窟中，有一条陡峭的坡道通往内殿——神明的居所。坡道前头，装设着一排高耸的铁栅栏和一扇向外开启的门。大家不断向前推挤，把大门给堵住了。好不容易，大门被打开了，香客们蜂拥而入，整条坡道沸沸腾腾，人头攒动，人堆中不时传出凄厉的呼叫声——倘若一个不小心，被挤出坡道，从阴暗的洞窟直摔落到阳光普照的白花花的山坡，肯定会粉身碎骨！一拨一拨进香客，不断攀爬上山坡来。新来的香客打赤脚，手里捧着新鲜的或已经枯萎的花束，拼命挤进人堆中，让汹涌的人潮把他们推送进洞中。每个人都身不由已，跟随人潮前进或后退。一位妇人吓得哭出声来。我爬到坡道口，伸手抓住铁栅栏，探头向内一瞧，只见满坑满谷的人头和一个因为潮湿或被熏黑而变得黑的拱形石窟。我退下来。远处山谷中结冰的河床上，进香的队伍绵延不绝，朝山坡上的洞窟持续挺进，乍看之下宛如一长串鹅卵石或沙砾，斑斑点点，五颜六色，一路向后延伸，变得越来越细微渺小。一连几个钟头，也许一整天，洞窟中的坡道都会挤满进香客。

我不想参拜什么神明了。我宁可坐在洞口观赏山川景色。亚齐兹不愿错失这难得的机会。他是穆斯林，不崇拜偶像，但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的身份，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克什米尔人的好奇。他挤进洞口，转眼消失在人堆中——我只看得见他头上那顶不断向前移动的毡帽。我蹲在湿漉漉的、四处散布着纸屑和香烟盒的地面上。一个头戴瓜皮小帽、浑身脏兮兮的克什米尔伊斯兰教徒，蹲在我身旁，替虔诚的印度香客看管鞋子，每双收费四个安钠③。生意还真不错。亚齐兹跟随群众缓缓前进，好不容易走到门口，却被挤出人堆外，就像一粒种子从一个橘子中迸出来。瞧他那副德行：头上戴着毡帽，身上穿着向阿里·穆罕默德借来的蓝条纹西装，一脸仓皇，双手紧紧攫住铁栏杆。他手脚并用，奋力挣扎了好一会儿，终于挤进狭窄的门洞，接着，整个人连同他的毡帽消失了。

好久好久，我只顾蹲在充满回音的洞窟中，等亚齐兹回来。短短几个钟头，这个神圣的洞窟就变成了闹哄哄的印度市集。市集！我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在高潮来临的时刻。我却突然感到非常沮丧，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就像我刚抵达印度、在孟买登岸那天的感觉。参拜神明是信徒的职责。我只管蹲在神龛外头的洞窟中，眼睁睁瞅着身旁那个克什米尔人看管的一堆鞋子，以及那一枚枚散落在报纸上的铜币。

亚齐兹终于回来了，蓬头垢面，一脸肃穆，他带着既满足又失望的口气向我报告（我丝毫不感惊讶，因为他毕竟是穆斯林）：洞中并没有传说中的阴茎图腾。也许，今年洞中的冰雪没有凝结成一根巨大的阳具；也许，它形成了，但在香客们闹哄哄的参拜中，很快就消融了。神龛中空荡荡的，只有信徒们奉献的一堆鲜花和钱币。尽管如此，香客们参拜完毕，走出洞口时，脸上依旧带着狂喜的神情，就像我们早上遇见的那群朝圣回来的信徒。

“我们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观看一根阳具，”一位香客说，“我们是来求取精神经验的。”

精神经验！蹲在洞窟中，聆听着满洞回响不停的叫嚷声和脚步声，愣盯着满地湿漉漉的垃圾，眼角瞅见一拨接一拨攀爬上来的进香客（对我来说，他们的人数比壮阔的山川景色还要令人感到震撼迷惑），我只觉得头昏眼花。不寻常的自然变化增长是一个精神象征。一旦增长失败，它就变成了象征的象征——这种螺旋式的、莫名其妙的逻辑，让我感到窒息。我赶紧冲出洞口，走进阳光中。参拜过神明的香客驻足洞口，仰望山坡上的两只石头鸽子——据说，它们曾经是湿婆神的门徒，后来得罪神明，被罚变成鸽子，永远居住在这座山上，陪伴洞中的湿婆神。我没抬起头来，只顾一路跑下山坡，从一块石头跳跃到另一块石头，一直跑到那条清澈的小溪，才停下脚步。

我们的回程将会十分快速。在潘治达尔尼平原，今天早晨还矗立着的营寨，如今几乎已经拆除殆尽，而我们的行李也已经打包好，放在马背上，等着我们。亚齐兹主张，从这儿直奔昌丹瓦里村。他希望能在明天赶回斯利那加城，以便参加另一场宗教庆典：城中的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即将公开展示先知穆罕默德的那根胡须。我原本打算在山中多住几天。但不行，我们必须赶路。整个营地乱哄哄的，大伙儿都忙着收拾行囊，准备回家，那股匆忙劲儿就像逃难似的。以后再找个机会回来住一阵子吧。本来，我们可以在山中待一整个夏天，好好体验一下这儿的天气。我记得，那天早晨，在舍施纳格湖畔的营地，大雾突然从白雪皑皑的山峰降落下来，迷迷茫茫，笼罩了整个湖泊，但没多久，却又突然消散，露出一个阳光灿烂的天空。整个下午，我们可以待在人迹罕至的溪畔，享受大自然的宁谧。“以后再找个机会”，我心里知道，这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潘治达尔尼营地的荒凉气氛，那种曲终人散的感觉，已经感染了我。朝圣之旅已经结束了，这条山路已经走过了。对我们来说，回程就像馊了的食物，不再有新奇之感。

晌午，途中，一个头戴青色帽子的克什米尔人突然出现，要求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言不合，他就跟亚齐兹吵起架来。那时，我正徒步行走在山径上，远远看见两个人比手画脚，吵得不可开交，赶忙跑过去瞧一瞧，才发现那个克什米尔人竟然就是临阵脱逃、半途开溜的马夫。这会儿，他又跑回来了，试图夺回两天前被他遗弃的那匹马。谁都阻止不了他。亚齐兹叱责他，他就吓得缩起脖子，仿佛挨了一拳似的。亚齐兹苦苦等待的报仇机会终于来临了。在我们眼中，他那一脸愤怒轻蔑的表情还真吓人，但看在克什米尔人眼里，那只是虚张声势。事实上，连我们都看得出来，这两个人吵起架来好像在演戏。马夫低声下气，只管哀求，对亚齐兹的辱骂无动于衷。亚齐兹扯着嗓门，破口大骂。马夫哀哀哭泣起来。亚齐兹跨坐在他那匹瘦小的马背上，只管摇荡着他那两只穿着袜子、趿着拖鞋的脚，表情漠然。马夫擦干眼泪，二话不说，拔起腿来朝那匹被遗弃的马冲过去，伸手就要攫住它的缰绳。亚齐兹尖叫一声。马夫刹住脚步，收回手——那副德行就像一个小偷被当场逮住，头顶上挨了一棍似的。他恼羞成怒，不再哭泣也不再哀求，而是扯开嗓门，跟亚齐兹对骂。他一会儿退缩，一会儿冲上前，最后，他慢慢后退到远处一个角落，伫立在那儿，不时伸出拳头，挥向头顶那一片蔚蓝的喜马拉雅天空。

“抵达帕哈尔甘镇时，您立刻去向‘光光局’检举这个家伙，”亚齐兹气定神闲地对我说，“他们会吊销他的执照。”

舍施纳格湖畔的营地空荡荡的，香客几乎全都走光了。放眼望去，只见整座营寨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我们从车门口经过，继续往前行走了几英里，直到薄暮时分才停歇下来，在一个小小的营地上搭起帐篷。接下来一连好几个钟头，我们看见一盏一盏灯光，闪闪烁烁，从山上一路延伸下来，经过我们帐篷门口，继续往前行进。这群香客匆匆赶路，直奔昌丹瓦里村。皓月当空，月光下只见山径上飞扬起滚滚尘沙。

剩下来的一段路程好走多了。第二天清晨，我们来到昌丹瓦里村的树林，中午时分，我们就已经望见了帕哈尔甘镇。终于，我们又回到了绿野平畴、阡陌纵横的世界。往后的路程都是下坡路。我从马背上爬下来，徒步跑下山坡，避开九曲十八弯的吉普车道，把亚齐兹和其他伙伴远远抛在后头。亚齐兹骑着马徜徉下山，悠哉悠哉的。独个儿行走了一会，我才跟大伙会合。我们沿着碎石路走进镇中。经过公车站和观光局办事处时，亚齐兹并没提起那个开小差马夫的事，而我也没有提醒他。倏地，他从马背上跳下来，伸出嘴巴，二话不说，就往一个陌生人的水烟袋上抽了两口。看来，他已经放弃了高高在上的总管身份。抽过了烟，他一头钻进人堆，消失无踪，过了好一会儿才又出现在我们眼前。他把衬衫前摆打个结，当作盆子，里面装着一大堆豌豆，也不知道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骤然间，他从进香团总管转变成了旅馆服务生，而且转变得还真彻底。他身上不再背着热水瓶。那个英国热水瓶，就像巴特先生的鞋子，早就被他毁掉了。

头戴青色帽子的马夫，站在我们的基地（一座搭建在大树下的营帐）门口，恭候我们。一看见我，他就扯着嗓门哀哀哭泣起来，但谁都听得出，那只是干号，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自我作践。他一面哭，一面朝我奔跑过来，二话不说，就在我眼前下跪，伸出两只孔武有力的手，紧紧攫住我的双腿。其他马夫纷纷走过来，围聚在我们身旁，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神色。用衬衣前摆兜着一大堆豌豆的亚齐兹，站在一旁，笑嘻嘻的，只管瞅着这个半途开溜的马夫。

“老爷，您可怜可怜他吧，他是个穷人。”

怎么回事？亚齐兹一路喋喋不休，向我抱怨这个马夫，如今却公开替他求情。没搞错吧？

马夫一听，哭得越发响亮了。

“他家里有老婆孩子，”亚齐兹说，“老爷，您就别向‘光光局’检举他了。”

马夫伸出双手，上下揉抚着我的双腿，然后伸出额头来，在我的鞋子上使劲磕着。

“老爷，他家里很穷，您就别扣除他的薪饷了，您也别要求政府吊销他的马夫执照了。”

马夫紧紧搂住我的大腿，一个劲地用他的额头摩擦我的膝盖。

“老爷，他不是一个老实人，他是一只该死的猪猡，可他家里实在很穷，您就开开恩，别向‘光光局’检举他了。”

这两个家伙仿佛在唱双簧，把我当成一个观众。

“好吧，好吧，”我说，“我不向观光局检举他。”

马夫倏地站起身来。他那张宽阔的克什米尔农民特有的憨厚脸庞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他只是在干活而已。他伸出手来，干净利落地掸掉裤子膝盖处沾着的尘土，然后从口袋中掏出一沓卢比钞票，挑出五张，当着我的面递到亚齐兹手里。

这就是亚齐兹替他求情的代价。莫非前一天下午，这两个家伙就已经达成某种协议？甚至，早在好几天前，他们就已经设计好这一幕？一路上，亚齐兹喋喋不休，向我抱怨这个马夫，难道只为了多赚五个卢比？这怎么可能？那天亚齐兹牵着被遗弃的马，辛辛苦苦，攀爬上险峻的琵苏·格堤峭壁，这应该不是演戏吧？可是，亚齐兹实在太滑头了，谁也摸不清楚他心里在打什么主意。这家伙似乎吃定了我：他当着我的面收受一份礼金——羊毛出自羊身上，那是我的钱！一路上，他刻意抬高我的身份，显然，他拿我这个“要人”当作幌子，把那个马夫吓得一愣一愣的。但我知道他心里对我的真正看法：我是个滥好人。面对这样的一种评价，我感到十分气恼，但为了我的尊严，我不会跟亚齐兹吵架。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我的仆人，他爱怎么看待我就怎么看待我吧。回到斯利那加城，再跟这家伙算账也不迟。

亚齐兹接过那五个卢比，清点无误，一把塞进口袋里。他以为我会责备他，但我什么都没说。亚齐兹对我的看法果然是正确的。

马夫牵着他的马，朝我走过来。

“赏点小费吧。”他伸出一只手。

旅馆花园中的向日葵凋谢了，乍看之下，就像一个个即将沉落的太阳。它们那宛如火舌的花瓣早已枯萎，变成软绵绵的一团。我计划的行程已经告一个段落，该离开克什米尔了，不过我得先向几个朋友辞行。我们造访的第一家，是住在古尔玛格村的那对夫妻。

“这阵子，我们也遇到一些挺有趣的事情。”男主人伊斯迈告诉我们。

这对夫妻经常碰到奇人奇事。他们喜爱文艺活动，屋里总是聚集着一大群作家和音乐家。

“这趟朝圣之旅的路上，你有没有遇到一个名字叫乐琳的女孩？”

“美国女孩？”

“她告诉我们，她打算到埃玛纳锡洞窟走一趟。”

“太巧了！她也在你们家住过吗？”

“她和雷菲克差点把我们逼疯了。”

这桩奇遇（据伊斯迈说）开始于斯利那加官邸路上一家叫“印度咖啡屋”的餐厅。一天早晨，伊斯迈在那儿遇见了雷菲克。雷菲克是锡塔尔琴④演奏家。在印度，你若想成为一位音乐家，必须先熬过一段漫长艰辛的学徒阶段。尽管雷菲克今年快三十岁了，尽管（根据伊斯迈的说法）他的琴技十分出色，但至今犹未闯出名堂来，只能在地方电台举行演奏会。最近的一场演奏会即将举行。为了养精蓄锐，雷菲克特地前来克什米尔度假，为期两周。他身上没什么钱。爱才如命又十分慷慨的伊斯迈，立刻邀请这位素昧平生的音乐家，到他那栋坐落在古尔玛格村的小别墅小住几天。雷菲克拿起他的锡塔尔琴，就跟伊斯迈走了。

这样的安排，双方都很满意。搬进别墅后，雷菲克发觉这对夫妻真的能了解艺术家的气质和性情。他们欣赏雷菲克的音乐，雷菲克在他们面前卖力演出。别墅中的日常作息，也很符合雷菲克的生活习惯。宾主聚集在客厅喝酒聊天，听了一整晚的音乐，直到午夜才吃晚餐。日上三竿，大家才起床吃早餐。下午，有时候按摩师来访，手里拎着一只印有他名号的黑色小箱子，里头装着按摩的工具。之后，倘若没下雨，宾主就结伴到松林中散步。大伙儿有时采集蘑菇，有时捡拾干枯的松果带回家当柴烧，在壁炉中噼噼啪啪生起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

一天下午，有个人闯进来，一切都变了。

那时，他们正坐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喝咖啡，忽然看见山坡下的小径上出现一个白种女孩。她正在跟一个克什米尔马夫争吵。这个洋妞孤零零的，竟敢闯进山里来，现在显然碰到了麻烦。伊斯迈请雷菲克下去走一趟，看看他能帮上什么忙。就在这一瞬间，雷菲克的假期毁了，他整个人迷失了。约莫过了一两分钟，他回来了，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再也不是伊斯迈夫妇认识的那个文质彬彬、跟他们一起到林子里摘蘑菇的锡塔尔琴演奏家。乍看之下，他就像一个着了魔的人。在这短短一两分钟内，他变成一个征服者，但在征服对方的过程中，他也把自己整个人交了出来——一桩情缘，一段爆炸性的男女关系，就这么样建立起来。雷菲克把马夫打发走后，带着这个叫乐琳的美国女孩回到别墅来。他告诉主人，乐琳想在他们家住几天。他们会介意吗？他们能不能腾出一个房间来？

伊斯迈夫妻一听，呆住了，但又不能不表示同意。那天晌午，他们带这位新客人到林中散步，看看那座矗立在四十英里外、满山积雪宛如油漆般闪闪发光的南葛·帕尔巴特峰。一行人走着走着，雷菲克和乐琳忽然开溜，双双消失在林子里。伊斯迈夫妻感到有点不是滋味。夫妻俩反倒像新来乍到的客人，默默地、局促不安地自顾自继续散步，不时停下脚步来观赏风景。没多久，雷菲克和乐琳又追了上来，但他们脸上却看不到丝毫的满足和倦怠，反而露出一副歇斯底里的模样。这两个男女刚认识就争吵，而且吵得还真凶。这会儿，他们一言不合，竟然在主人面前打起架来。两个人脸庞上早已经布满抓痕。她伸出脚来，狠狠踢了他几下。他哀号起来，伸手甩了她一巴掌。她扯开嗓门厉声尖叫，举起手里拎着的皮包，没头没脑往他身上抡过去，然后又伸出脚来狠狠踢他。他膝头一软，摔倒在地上，整个人滚落下长满荆棘的山坡。他浑身伤痕，血淋淋的，一面吼叫，一面从山坡底下爬上来，一把抓住她的皮包扔到山谷中——往后它就静静躺在那儿，直到大雪降临，把它掩住。她看到自己的皮包被扔掉，一屁股在地上坐下来放声大哭，就像一个小孩。一看见她哭成这个样子，他那满腔怒火登时烟消云散。他赶紧跑到她身边，低声下气哄慰她。她一头钻进他的怀里。

回到屋里，他拿出锡塔尔琴，向她倾诉心事。一首曲子接一首曲子，他只管弹奏不停。琴声如泣如诉，好久好久回荡在偌大的一栋别墅里。那天晚上，他们又吵了一架。尖叫声和咆哮声惊动了警察——他们驻守在边界，提防巴基斯坦部队突击。就在去年，巴基斯坦突击队越过停火线，进占基兰玛格山坡，烧杀掳掠一番，然后又立刻撤回巴属克什米尔。

狠狠吵了几架后，这一对男女身上都伤痕累累。如果让他们继续居住在一起，说不定会闹出人命。神志清醒时，乐琳就离开屋子，独个儿到外面游荡。有时，雷菲克出去把她找回来。有时，雷菲克还在屋里弹锡塔尔琴，乐琳自己跑回来。伊斯迈夫妻俩受够了。第二天晚上，趁着乐琳出外游荡，他们要求雷菲克立刻搬走。雷菲克拿起锡塔尔琴，顶在头上，二话不说就转身走出大门。这个时候的雷菲克，显得十分温顺，仿佛又变成了伊斯迈夫妻当初认识的那位锡塔尔琴演奏家。看到一位音乐家背起乐器，被赶出大门，伊斯迈夫妻心肠一软，要求他留下来。他果然留下来。乐琳在外游荡累了，也回到屋子里来。一切又重演。

最后，浑身瘀伤、疲惫不堪、时而清醒时而迷糊的乐琳崩溃了。对伊斯迈夫妻来说，跟雷菲克共处三天有如三个星期；在乐琳和雷菲克的感觉中，却仿佛是一辈子——乐琳再也受不了了。她非得离开不可。她打算参加进香团，到埃玛纳锡朝圣，然后找一处静修舍住下来。作为女人和美国公民，乐琳拥有足够的意志力，使她能够摆脱雷菲克这个印度男人的纠缠。

这个美国女孩走了。雷菲克待在屋里，扯开嗓门厉声叫唤：“乐琳！乐琳！”她的名字从他那张印度嘴巴里冒出来，让人听得头皮发麻，毛骨悚然。

他每天依旧练习弹奏锡塔尔琴，但弹着弹着，突然间他会扯着嗓门尖叫：“我一定要把乐琳找回来！”

雷菲克体验了男女之间的激情。我羡慕他，但也可怜他。分手后那段日子里，他日夜思念乐琳，但我猜，最让他魂牵梦系、难以忘怀的也许不是那三天共处的时光，而是两人当初见面的那一刹那：他走下山坡，蓦然看见这个陌生的女孩。她睁着她那双乌溜溜的惊恐不安的眼睛望着他——从此，她再也不会用那样的眼神看其他男人了。那天傍晚，在朝圣的旅途上，我在舍施纳格湖畔冷飕飕的“印度咖啡委员会”帐篷里遇见乐琳时，雷菲克也许正抱着锡塔尔琴，坐在古尔玛格村那栋别墅里，厉声呼唤乐琳的名字。记得那个时候，在乐琳那双眼眸中，我看到一个破碎的家庭和不快乐的童年。后来事实证明，我的观察是正确的。然而，古尔玛格村别墅里的纷纷扰扰，我却错过了。

雷菲克终于离开古尔玛格村，出门寻找乐琳。她曾告诉他，她打算找一处静修舍住下来。可是，印度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静修舍，雷菲克上哪儿去找呢？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旅馆房间书桌前埋头写作，忽然听见花园里有一个美国口音的女人在说话。我走到窗前，探头望了望。果然是乐琳！我正想回到书桌前继续写作，忽然瞥见一个男人的后脑勺和一双宽厚结实的肩膀。这个男人穿着黄褐色夹克。看来，乐琳终于投降了，不再追寻生命意义和心灵境界了。今天他们俩结伴来旅馆喝茶。坐在房间里，我听到他们在向旅馆的员工探询房子的事，后来还听见他们四处走动看房间。

“一切都thik？”乐琳问道。印地语的th，她总是拿捏不准，发音非常怪异。这个美国大妞到现在还是对印度充满兴趣，说起英文来总不忘夹杂几个印地语字汇。“一切都没问题吧？”

她身旁的男人压低嗓门，叽里咕噜回应几句话。小两口儿结伴走下阶梯。

第二天，他们就搬进来了。我从没跟他们打过照面。从早到晚，两口子都待在房间里。整个旅馆时不时呜呜咽咽回响起锡塔尔琴声。

“我猜，”吃晚饭时亚齐兹告诉我，“那位老爷和夫人今天结婚了。”

那天半夜，我被旅馆中举行的一场活动吵醒了。隔天早晨，亚齐兹端着咖啡走进我房间时，我问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那位老爷昨晚迎娶夫人，”亚齐兹压低嗓门，悄声告诉我，“喜宴在凌晨一点钟举行。”

“天哪！”

“巴特先生和阿里．穆罕默德替他们请来一位伊斯兰教长老。她皈依伊斯兰教了。长老给她取个伊斯兰教名字。他们结成夫妻了。半夜一点钟举行喜宴。”半夜吃喜酒，跟这桩姻缘一样让亚齐兹感到十分新奇。

这会儿，天色已经大亮，新房依旧静悄悄的，连锡塔尔琴声也消失了。新婚夫妇并没起床共进早餐，也没结伴走到阳台上观赏日出。一整个早晨，房门紧闭——莫非夫妻俩躲在房里，不好意思出来见人？午餐后，他们才蹑手蹑脚悄悄溜出旅馆。我没看见他们出去。

直到傍晚时分，我坐在草坪上喝茶时，才看见乐琳独个儿从湖对岸返回旅馆。她身上穿着一件蓝色棉布连身裙，手里握着一本平装书，模样看起来挺酷的。乍看之下，和一般观光客并没什么两样。

“嗨！”

“我没听错吧？你真的结婚了？”

“你知道我这个人容易感情冲动。”

“恭喜啦。”

“谢了。”

她在我身旁坐下。我看得出来，她有点害怕，想找个人谈谈。

“我到底是不是疯了？我对印度教这么感兴趣……”她把手里那本平装书拿给我看：雷杰戈巴拉查里（Rajagopalachari）用英文讲述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如今，一夜之间，我却变成了一个穆斯林，还取了一个伊斯兰教名字呢。”

“你的新名字是什么？”

“齐诺比雅，你觉得这个名字好不好听？”

这个名字很美，但它也给乐琳带来一些麻烦。她不明白，她究竟会不会因为婚姻丧失美国国籍。她也弄不清楚，她到底能不能留在印度工作。她只知道，现在她很穷，婚后得跟随丈夫住在某一个印度城镇，过清苦的日子。究竟有多清苦，我想她现在还没完全体会出来。但尽管如此，每次提到雷菲克时，她总是以“丈夫”相称，仿佛他们俩已经结婚了几十年似的。她开始关心“我丈夫的事业”和“我丈夫的演奏会”。

这对新婚夫妻，比乐琳自己想象的还要贫穷。“丽华大饭店”这样的旅馆，对他们来说也过于高级了。婚后第二天，他们就不得不搬到别的旅馆。那天早晨结账时，双方争执起来了。

亚齐兹告诉我：“他说我敲竹杠，还责怪我：‘你为什么告诉其他房客我结婚了？’我回答说：‘你为什么要保密呢？结婚是一件好事啊。男人讨老婆，办桌请客，有什么好隐瞒的呢？你们吵醒我那位老爷，他向我抱怨，我才告诉他你们结婚了。’”

“亚齐兹，你真的没敲他们的竹杠？”

“怎么会呢，老爷。”

“可是亚齐兹，他真的没什么钱。到克什米尔来度假的时候，他并没想到他会结婚。他们的婚礼，到底花费多少啊？”

“哦，老爷，你问到底花费多少钱？有些新婚夫妻送给主持婚礼的伊斯兰教长老五个卢比，有时给十五卢比，有些五十卢比。”

“他们给了多少钱？”

“一百卢比。”

“你这个家伙好狠哪！你怎么可以让他当冤大头呢？他哪里付得起一百卢比！难怪，他现在没钱付旅馆的住宿费用。”

“老爷，我也是为他着想呀。你讨了个美国老婆，就应该风风光光办桌请客。你就应该像帕西教徒办喜宴那样，噼噼啪啪放烟火庆祝一番。你不应该躲藏起来。他们没办桌，连一杯喜酒也没请我们喝。”

“他太太是美国人，他们真的没钱。”

“老爷，你被他们骗了。他们把钱藏起来。很多外国人跑到克什米尔来乱搞，随便结个婚，觉得很好玩。可是老爷，让我提醒您，克什米尔的结婚证书是有法律效力的。”

阿里·穆罕默德听到亚齐兹这么一说，立刻掏出一张结婚证书。我凑上眼睛仔细一瞧，发现上面果然有齐诺比雅、雷菲克和巴特先生的签名。

“老爷，他们想隐瞒也来不及了，”亚齐兹说，“他们的婚姻是有效的。”

看来，他们争的不只是金钱而已。他们觉得，身为克什米尔人和穆斯林，他们的尊严遭受了践踏。他们诚心诚意欢迎一个美国女孩皈依他们的宗教，而今他们却担心自己被愚弄了。

“他不付房租，我就拿走他的锡塔尔琴！”亚齐兹说。

雷菲克在斯利那加城奔走一整个早晨，四处张罗，终于筹足这笔钱。中午时分，夫妻俩搬出旅馆。我们正在吃午餐时，齐诺比雅走进来向我们道别。一个男人站在门帘后，躲躲闪闪。

“雷菲克！”

他应声走进来，站在她身后约莫两三英尺处。

她脸上那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刹那间消失了。显然，她知道我们已经听说了古尔玛格村发生的事。

“这是……”她忸怩地说，“我的丈夫。”

在我想象中，雷菲克是一位心灵饱受煎熬、神情十分憔悴的音乐家，不料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一个身材中等、体格健壮、脸如满月、五官平板的家伙。我原本以为我会遇到一位目光炯炯神态傲慢的锡塔尔琴演奏家，没想到我看见的却是一个睡眼惺忪、畏畏缩缩的小伙子。瞧他那副德行，就像一个偷偷抽烟被当场逮住、慌忙把香烟藏在身后、悄悄把嘴里那口烟吞进肚里的少年。雷菲克是印度人，又是一位音乐家。我期望看到的是一头长发和一件袖子宽大的印度式白衬衫，而不是一颗小平头和一套印度裁缝店定做的黄褐色西装。

怎么看，雷菲克都不像是一个会通过锡塔尔琴向恋人倾诉衷曲的大情人。他只是一个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已经结婚的小伙子。可怜的雷菲克！他到克什米尔来只是想度个假，却莫名其妙讨了个美国老婆，把自己弄得疲累不堪，身上一文不名。以往我总是以为，激情是一种天赋，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现在我却觉得它是一种奇妙而复杂的机缘，每个人一生中总会遭逢的。

雷菲克伸出手来，跟我紧紧一握——感觉上就像跟军人握手似的。接着，他把手伸进西装内襟口袋，掏出一支不怎么起眼的钢笔，以一种流畅的文书字体写下他的地址（如今，也是乐琳或齐诺比雅的地址了）。

“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们！”她说，“哪天晚上有空，就来我们家吃晚饭吧。”

一转身，夫妻俩掀开门帘走出去了。从此以后，我再没遇见过雷菲克。

我们也该打包行李，离开克什米尔了。我们该向这个有两扇窗子、窗外有群山的旅馆房间说声再见了。湖畔的芦苇已经转变成黄褐色，每天下午，我们看见一艘艘运载着已经收割的芦苇的“施客啦”游船，航行在湖中的水道上。向日葵的梗茎变得十分粗大，成群鸟儿聚集在一堆乌黑的、被太阳晒焦的花瓣中，啄食种子。一天下午，花园中的向日葵全都被砍掉了，扎成一捆，丢弃在厨房门口。疮痍满目，整个花园暴晒在太阳下。向日葵的残株，看起来就像木材一样的发白。

一天黄昏，亚齐兹邀请我们到他家那栋高高矗立在湖中的砖房子里吃晚饭。他亲自撑船，送我们过去（船上载着一罐从旅馆带去的自来水，罐口覆盖着餐巾）。夜色迷蒙，“施客啦”游船上悬挂着一盏灯笼，静悄悄地沿着一条垂柳夹道的水路，朝亚齐兹的屋子荡过去。亚齐兹以古礼对待我们。恍惚间，我们仿佛走进了威尼斯水乡中。我们坐在楼上一个空荡荡的、家具全都被搬走、家人全都被赶出去的房间，但我们听得见门后有人在走动，讲悄悄话。亚齐兹跪在我们面前，陪我们聊天，但这个时候的亚齐兹不再是旅馆服务生，而是我们的主人——一个家道殷实、独立、认真而有主见的男人。妇女和小孩涌进房间时，亚齐兹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的面貌，却是一个负责顾家的男人。这栋房子的墙壁十分坚厚，黑黢黢的，感觉挺温暖舒适。墙上装设着一个个拱形壁龛，窗子很小。冬天，屋里摆个火盆，一家人围炉闲话家常。屋外，整个湖面都已经结冰了，冰层坚厚到可以让吉普车在上面驰骋。我们得赶在大雪降临斯利那加城之前离开克什米尔。

我们在旅馆吃完最后一顿晚餐后，巴特先生召集全体员工，参加“小费致赠典礼”。出席的员工包括亚齐兹、阿里·穆罕默德、厨子、园丁和打杂的小厮。在前几天举行的一场婚礼中，他们已经失望过一次。这次我不想再让他们失望——从他们脸上的笑意，我看得出来，他们相信在这个时代，依旧还有一些讲究格调、出手大方的客人。他们以优雅的伊斯兰教礼仪，领受我致赠的礼金和用打字机书写的感谢状，脸上一径微笑着。也许，他们只是表示礼貌而已，也许，他们已经学会如何应付吝啬的客人。但亚齐兹显然感到很满意。这一点，我看得出来：他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模样，匆匆瞄一眼，二话不说，就把整沓钞票一股脑儿塞进口袋里，然后就板起脸孔开始干活，不断忙进忙出，仿佛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一刻，对他来说，把餐厅布置整齐是他最重大的职责，远比领取小费重要得多。但我知道，一走出餐厅，他就会开始放松。他们全都会放松。那天傍晚，我走进厨房抽最后一口水烟时，我发现他们团聚在一起，一面欣赏我花费一番心血为打杂的小厮撰写的感谢状，一面哈哈笑个不停。

第二天，我们一早上路。巴特先生亲自划船，把我们载送到湖滨林荫大道。天还没亮。湖面上静悄悄的。一辆双轮出租马车停驻在湖滨大道上等客人。我们坐上马车，经过一间间门窗紧闭的船屋和湖畔一圃圃莲花。一个男子站在湖滨大道石栏上，正在做健身操。车篷垂得很低，我们得倾身向前，才望得见车厢外的湖泊和群山。整个城镇渐渐苏醒过来了。抵达游客接待中心时，我们发现里头闹哄哄的，挤满了人。

“三个卢比。”车夫说。

在这座城中居留了四个月，湖滨的马夫都知道，我搭乘马车进城，每次只付一又四分之一卢比车钱。但今天情况特殊。我愿意付两个卢比。车夫拒绝接受。我不肯多给。车夫举起手里握着的马鞭，一副想打人的模样。情急之下，我伸出双手掐住他的喉咙——这个举动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大概是因为一早起床，心情不好的缘故。

亚齐兹出面调停：“他不是游客。”

“哦！”马夫松了一口气。

他垂下握着马鞭的右手，我放开了他的喉咙。

我们的车票是预订的，但我们还是必须跟一大堆乘客挤在一起，大叫大嚷，争着上车。亚齐兹和阿里·穆罕默德自告奋勇，帮我们抢位子。我们退到人堆外。

就在这一刹那，我们看到了乐琳——齐诺比雅。

她只身一人，眯起她那双近视眼，察看停靠在车站上的每一辆公车。她上身穿着一件奶油色短衫，腰间系着一条巧克力色裙子，模样看来清瘦多了。看到我们，她并没显得很开心，也没什么话可讲。拖延了好久，她终究决定去她的印度教静修舍住上一阵子，再跟她丈夫相聚。这会儿，她正忙着寻找她那辆公车。那是开往雷达基顺的班车。她把这个地名改成比较亲切顺耳的“罗陀·克利须那”。到现今，她还着迷于印度教神话和传说。克利须那是黑暗之神，而罗陀则是他调戏过的一位年轻貌美的挤牛奶姑娘。

寻寻觅觅，眯起眼睛查看每一辆公车的号码牌，寻找那部开往“罗陀·克利须那”的车子，乐琳——齐诺比雅消失在人群中。

我们的座位保住了。我们的行李被搬到车顶上，覆盖着防水布。我们伸出手来，跟亚齐兹和阿里握手道别，回身钻进车厢。

“您不必担心那个马夫会找你麻烦，”亚齐兹说，“这件事我会处理。”他的眼睛闪烁着泪光。

公车开动了。

“马夫？”

“您别操心，老爷。正确的车钱是三个卢比。我会付给那个马夫。”

司机猛按喇叭。

“正确的车钱？”

“三卢比是早晨的费率，老爷。”

他说得对。我也知道，早上搭乘马车必须付三卢比。

“两个卢比，三个卢比，何必计较呢？再见，再见，老爷您不要操心。”

我赶忙伸手掏钱。

“您别操心，老爷。再见。”

我把几张卢比钞票塞到车窗外。

亚齐兹接过钞票，两行眼泪扑簌簌滚落下他的腮帮。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我都不敢确定，亚齐兹曾经当过我的仆人。

乐琳上身穿着一件奶油色短衫，腰间系着一条巧克力色裙子。雷菲克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两件衣裳。说不定，昨天晚上他看见她打开衣箱，拿出裙子和短衫，准备今天穿着上路。今天早上在车站分手后，他再也没看见过她。她在静修舍住了一阵子，然后就离开印度。他写信，她回信，然后，他的信原封不动被退回来了。她的双亲早已经分居，如今居住在不同的国家。其中一位接纳他，另一位却不承认他是女婿。但他还是继续写信给她。分手好几个月了，他依旧痴痴想她。

这些事情，我是后来才听说的。在另一座城镇的邮局，有一封信函等待我前去领取：

丽华大饭店

代客安排

健行、打猎、钓鱼

导览古尔玛格村及帕哈尔甘镇

业主：巴特

敬启者：

本月七日大函收悉。信中您提到，前往目的地途中，您曾遭遇一些困难，因为您搭乘的巴士中途抛锚。所幸吉人天相，您终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我相信，克什米尔的风光和此地的人情习俗，必将永远留存在您的记忆中。恳切盼望您能再度来访，让我们有机会再为您服务。

您的房间，曾经住过一位来自孟买的客人和另一位来自德里的客人。

我们的家人向您问候。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您的惠顾。

巴特敬上

（穆罕默德·西迪克·巴特）

①德尔斐，古希腊城市，以神谕著称的阿波罗神殿坐落在这里。

②凯拉斯山，即西藏阿里地区的冈波仁齐圣山。

③安钠，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旧货币，相当于十六分之一卢比，1960年停止发行。

④锡塔尔琴，印度的一种六弦乐器，形状像拉长的琵琶。

第三部

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

当年，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是那么彻底，后来他们撤离这个国家却又是那么坚决，无可挽回。对我来说，即使在印度待了好几个月，在我眼中，英国人的统治所遗留的痕迹，依旧带着几分虚幻不实的色彩。我在一个英国殖民地出生长大。对我这种出身的人来说，英国人在印度留下的遗迹，原本应该显得很熟悉。然而，英国和印度一样，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和面貌的国家。表现在特立尼达岛上的“英国”，跟我居住多年的“英国”不尽相同，而这两个英国，和我目前在印度看到的这个遗留下许多痕迹的英国，也实在联系不起来。

这个英国，在我抵达印度的那一刹那，就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那时我正坐在汽艇中，抬头一望，却看见孟买码头上的起重机展示的全都是英国名字。当一个怪异但却早已存在的事实终于获得确认，展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心里都会感到不安——骤然间，我们丧失了评估的能力，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变得虚幻不实。但对我来说，这种不安还有更深一层的根源。面对孟买码头的景象，我猛然醒悟，这些年来，我在潜意识中一直欺骗自己：矗立在冰蓝色天空下的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群峰，确实是存在的，一如我祖母家里那些宗教图画所描绘的那样。我童年的印度，在我想象中，那是一块从我外祖母的屋子延伸出去的土地，与周遭的异质文化完全隔绝开来——外国势力是不存在的。这种想法是怎样形成的呢？特立尼达岛上的印度小区，虽然正在萎缩中，但仍旧自成一个世界。跟岛上的英国人打交道（我们对他们所知不多），不啻是一种侵犯——我们宁可跟我们更熟悉更了解的中国人和非洲人交往。我们每天都得接触这个异国文化，最后完全融入其中。我们改变了，有得也有失。失去的是一个曾经完整无缺的东西：印度——我们心目中的印度。

历史事实并没有刻意被湮没打压，以保存印度作为一个完整国家的观念。这些事实全都被接受，但也全都被漠视。来到印度后，我才发觉，这是印度人待人处世的典型的退隐态度的一部分：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若无睹。这种心态，在其他民族中肯定会引发精神错乱，但印度人却把它转化成一套博大精深、强调消极、超脱和接受的哲学。此刻撰写本书，在探索内心、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我终于体悟，这套哲学有一大部分从小就融入我心中，成为我的人生观最重要的一环。长期居留英国，身心遭受各种压力，在这套哲学影响下，我扬弃了狭隘的国家观念，不再对任何团体效忠——除了对个人。它让我安于自我，安于工作，安于我的姓名（后两者与前者截然不同）。它让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人海中的一座孤岛。它教导我，如何保护内心中仅存的一些美好纯洁的东西，不让它们遭受各种外在的、腐败的力量玷污。

在这种心态下，面对英国人遗留在印度的痕迹，我原本应该冷静漠然，无动于衷。然而，这些痕迹却迫使我面对一个事实：我一直在欺骗自己，虽然这种自我欺骗是隐藏在内心深处那个容许幻想存在的角落，可是一旦被揭穿，你还是会感到非常痛苦。这种羞辱，我以前从不曾体验过。在这方面，我的感受肯定比那些行走在孟买街道上熙来攘往的印度人深刻得多（这种街道拥有荒诞不经的英文名字，两旁矗立着宏伟的帝国式建筑物）。这种情况就像在特立尼达，我从不曾感受到身为殖民地子民的屈辱，但外来的、不相干的人，反而会有这种感受。

我无法将殖民地的印度和殖民地的特立尼达联系在一起。特立尼达是英国殖民地，但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我们那座岛屿只不过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因此，对我们来说，身为英国子民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身份，至少能够把我们纳入一个更大的体制中，赋予我们一个更明确的定位。这个体制并不会让我们觉得受到压迫。尽管身为英国子民，在制度、教育和政治形态上，我们却是属于新大陆。特立尼达的人口由许多种族组成，英国人很少，自成一个社会，与其他族群鲜少来往，因此，在我们心目中，英国只是世界众多国家中的一个而已。

对一般特立尼达人来说，英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家，只有那些自以为高雅、有教养的特立尼达人，才会刻意追求英国品位。在大多数特立尼达人心目中，美国比英国重要得多。英国人制造的汽车精致小巧，性能不差，适合谨慎小心的司机使用，但在我们感觉上，美国人制造的才是真正的汽车，一如他们制作真正的电影，培养一流的歌手和乐团。美国电影诉诸人类共同的情感，表达人类共同的心声。他们的幽默，我们一听就懂。美国电台的节目十分现代化，多彩多姿，迷死人了——至少我们听得懂他们的口音，不像BBC节目，你听了十五分钟新闻，还弄不清楚主播到底在讲什么。美国大兵喜欢肥胖的妓女，皮肤越黑的越对他们的胃口。他们把这些女人弄上吉普车，众目睽睽之下，招摇过市，从一家俱乐部飞驰到另一家俱乐部，四处撒钱，一言不合就跟人家干起架来。这种人，你可以跟他们沟通。站在他们身旁，英国士兵看起来就像一群外国人。在特立尼达，英国兵总让人觉得怪怪的，很不对劲儿。他们要么很吵，要么装出一副矜持的模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讲的英语口音怪异，听起来很刺耳。他们喜欢自称“家伙”——《特立尼达卫报》曾在一篇报道中探讨这个名词的含义。但他们并不清楚，这在特立尼达可是骂人的话。他们的制服，尤其是短裤，看起来怪模怪样，穿在他们身上简直难看极了。英国兵不像美国兵那么有钱。有时，我们看见他们成群聚集在叙利亚人经营的店铺里，购买廉价的女用内衣裤，实在不成体统。这就是特立尼达民众心目中的英国。当然，还有另一个英国（总督和高级公务员所属的那个英国）存在于这座岛屿上，但对我们来说，这个英国显得太过遥远，跟老百姓没有关系。

我们是一群很特殊的殖民地子民。在西印度群岛的大英帝国，历史相当古老。这是一个海洋帝国，除了一两座广场和海港，它并没有留下多少宏伟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由于特立尼达位于新大陆——直到一八○○年，岛上还没有多少人居住，在我们看来，这些建筑物简直就是属于史前时代。就是因为它的历史古老，在我们心目中，大英帝国不再是一个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格格不入的东西。我们得保持一种超然客观的态度，才看得出我们的制度和语言全都是大英帝国造就的。

统治印度的那个英国，和我们在特立尼达岛上接触到的英国截然不同。它是强加在印度人民头上的东西，跟印度传统格不入。规模宏伟、具有十八世纪英国建筑风味的灰色圣乔治堡，不管你怎么看，都跟印度南部大城马德拉斯的景观连接不起来。在加尔各答，一栋门面宽广、廊柱林立的豪宅，坐落在通往杜姆杜姆机场的一条繁忙、拥挤的道路上，据说是克莱夫将军①生前居住过的房子。它出现在这座东方大都市，显得非常突兀。就因为它显得格格不入，它的年代（英国殖民印度的历史，比西印度群岛的大英帝国历史短得多）让人们感到格外惊讶：这些规模宏伟的十八世纪西方建筑物出现在印度，照理说，应该显得很浅薄，缺乏深厚的根基，但现在我们却发觉，它们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充满外国废墟和遗迹的国家，变成它的一部分。这就是“印度的英国”显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面貌：它属于印度的历史，它已经死亡。

跟这个英国不同的是身为印度殖民地宗主国的英国。直到今天，这个英国依然活着。它存活在印度的各个角落和层面。它存活在印度的行政区域：英国人将印度的城镇划分为“军区”、“民区”和市场。它存活在军官俱乐部和餐厅：军官们穿英国式制服，蓄英国式八字胡，手持英国式短杖，说英国式英语，使用擦拭得亮晶晶的银器进餐。它存活在地政事务所和档案局：那儿保存的字迹整齐但早已经泛黄的土地调查资料，加起来，就等于是一整个大陆的地籍簿。这些档案，是英国测量官骑着马，带着成群仆从，忍受风吹日晒，花了无数时日走遍印度各个角落所取得的成果。（一位年轻的印度行政官告诉我：“这种工作，把他们弄得身心俱疲。出差一趟回来，就没法子再做别的事情了。”）这个英国存活在俱乐部、礼拜天早晨的宾果游戏、黄色封面的英国《每日镜报》海外版——印度中产阶级妇女那十指纤纤、指甲修剪得十分整齐的手，总是握着这么一份报纸。这个英国也存活在城市餐厅的舞池中。这样的一个英国，比我这个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当初所想象的，要鲜活得多。它更气派，更具创造力，但也更加粗俗。

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个英国并不真实。它出现在吉卜林和其他英国作家的作品中，感觉并不真实。如今它活生生展现在我眼前，感觉还是一样不真实。难道是因为它是英格兰和印度的混合？难道是因为我的偏见——我那出身特立尼达殖民地、说英语、深受美国影响的偏见，使我无法接受这种欠缺互动和竞争，任由一个文化凌驾在另一个文化之上的关系？我觉得，对印度来说，这样的结合不但是一种亵渎和侵犯，而且荒谬可笑，因为它制造了一些非常滑稽、诡异的效果，譬如，服装的混合穿搭与对一种外来语言大量的、一知半解的使用。还有一个现象让我感到不安，而反映这种现象的，正是英国殖民政府遗留下的建筑物：贮藏历代测量官耗尽心血搜罗来的各种地籍数据的档案局、俱乐部、戏院、警署、火车站头等车厢候车室。我总觉得，这些建筑物地基太过宽敞，天花板太高，廊柱、拱门和山形墙装饰太过华丽。在我看来，这些建筑物既不是英国式，也不是印度式，不伦不类，摆在印度这个贫穷残破的国家，显得过于虚浮。它们反映的是“积极”的观念，而不是真正的积极进取的行为。它们自外于印度，跟周遭的景观格格不入——事实上，比起殖民地初期的英国式建筑（乍看之下，简直就像是原封不动从英国直接搬到印度来的），它们的异国风味更加浓烈。最能反映这种阴沉拘谨建筑风格的是加尔各答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和寇松勋爵②赠送给泰姬陵的“礼品”。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建筑风格肯定会招来嘲讽和讪笑，但他们不在乎，因为他们有信心：身为统治者，他们禁得起任何人的嘲讽。置身在这些建筑物中，你会感到莫名的尴尬。直到今天，它们还试图主宰周遭的人群，不论是在屋内的还是在屋外的。

这些现象和事件全都记录在吉卜林的作品里，除了英国人撤出印度、放弃庞大遗产的那段历史。你若想认识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不必亲自到印度走一趟。没有一位英国作家对印度的描写，比吉卜林更坦诚，更精确；没有一位英国小说家比他更能揭露他本人和他那个社会的真面目。在作品中，他把“盎格鲁－印度”遗留给我们。我们只需阅读他的小说，就能够找到当年活跃在印度殖民地的各种典型人物。我们发觉，这些人时时刻刻意识到他们的身份、角色、权力和独特性，然而，对于他们的处境，他们却又不敢公开表示欣喜和得意，因为他们全都是肩负重责大任的殖民地父母官。这些责任可都是真的，但表现在吉卜林的作品中，所产生的整体效果却是：这帮人全都在演戏，他们全都是演员，他们知道观众对他们的期望。他们卖力演出，没有人愿意搞砸这出戏。典型的吉卜林式殖民地行政官员，身边永远跟随着一大群鞠躬哈腰、胁肩谄笑的仆从。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国度中，但一辈子都在流亡，饱受骚扰、迫害和误解——误解他们的人，往往是他们的上司和他们试图提拔的本地人。身为他们的代言人，吉卜林有时会装出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大声疾呼，从而产生出一种假惺惺的、咄咄逼人的、自怜自艾的效果，简直就像一出“戏中戏”。

待在英国老家的那帮人，身份和地位跟我们相等，但却能享受美好的英国城镇生活：繁华热闹的大街、满城璀璨的灯火、一张张笑脸迎人的面孔、成千上万的乡亲、满街游逛的漂亮英国女人……被放逐到印度的我们，却被剥夺了遗产。待在英国老家的人，正在享受这一切。他们并不知道这份遗产究竟有多丰美。

自赞自夸之余，却也不忘装腔作势地抱怨几句：这是俱乐部作家（接受俱乐部的价值观，透过俱乐部会员的眼光观看这些人物的作家）特有的一种阴柔而幽怨的笔调。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小说《针毡》（Tenterhooks）中，英国小说家艾达·莱弗森（Ada Leverson）精确地描述了这种笔调：

我总觉得，他（吉卜林）没经过别人介绍，就直接用我的教名称呼我。有时我甚至觉得，他想跟我交换帽子呢……他和他的读者总是那么亲近，熟稔得就像老朋友似的。

可是，难道你不觉得，他总是跟他笔下的人物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吗？

我说吉卜林是一位俱乐部作家，当然是在使用一个具有特别含意的词。“俱乐部”是“盎格鲁－印度”的一个象征。在《自述》中，吉卜林告诉我们，在拉合尔，每天傍晚他都会到俱乐部用餐；在那儿，他常遇到刚拜读过他前一天写的作品的读者。吉卜林很珍惜这种机缘。俱乐部会员的赞许和认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是为这些人写作，而在他的小说中，情节总是跟俱乐部有关。他那独特的坦诚和他身为一位诗人般的“盎格鲁－印度”编年史家的价值，就展现在这些作品中。然而，这也正是他特有的弱点，因为他只使用俱乐部的价值观，描写俱乐部发生的事，这样做只会让他自己和俱乐部的真面目，暴露在读者眼前。

吉卜林的作品，在风格气质上与英国人遗留在印度的建筑物是一致的。在帝国的外壳内，我们找到的不是撞球场式的漫画或郊区的中产阶级的小说品位，一如在地方性的俱乐部中，而是霍克思比太太这号人物：西姆拉城的才女、社交王后、实际统治者和传奇人物。她待人慷慨热诚，但却反而身受其苦。她的智慧并不是真正具有深度的智慧。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她身边那些男人对她的仰慕显得有点小家子气、有点感伤。但这个圈子——王后、朝廷和弄臣，却显得那么的完整、齐全。不管我们赞同与否，这些人创造出一套体制，让他们能够存活在特殊的异国环境。身为读者，我们实在不忍心拆穿他们的虚假面目。我们对吉卜林小说的响应，只能在这样的个人层次上。他太诚实，太热心，也太单纯，太有才华。他的弱点和缺失让人觉得尴尬，但我们不愿批评他，因为那会让我们觉得很残忍。霍克思比太太的虚伪和造作，早已经被毛姆拆穿。她曾这样形容书中另一位女性人物说话的声调：听起来，就像一列地下火车驶进伦敦伯爵府车站时踩刹车发出的声音。毛姆评论说：霍克思比太太如果真的是她声称的那种人，她就不应该出现在伯爵府车站，更不应该搭乘地铁，到那样的地方去厮混。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和观点，看待吉卜林作品的其他层面。他把他笔下的人物描写得太伟大、太了不起了，而这些人物——也许不像吉卜林那么充满自信，那么有安全感，也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他们在一个小圈圈里交往互动，幻想逐渐凝结成一种僵硬的信念。而今，他们的真面目全都暴露在我们的眼前。

从德里到卡尔卡，你可以搭乘夜班火车。从卡尔卡前往西姆拉，你可以坐汽车，经由公路上山，也可以搭火车，经由那条如同玩具一般很小的蜿蜒穿梭的窄轨铁路上山。我搭乘汽车，前往西姆拉。跟我做伴的是一位年轻的印度行政官员。我们俩是在开往卡尔卡的火车上结识的。途中，他满怀忧伤地告诉我，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西姆拉城就开始没落了。对他来说，以及对所有印度人来说，西姆拉神话是真实的。西姆拉城的光辉历史是印度传统的一部分，而今却被糟蹋了：城中竟然出现槟榔摊。我们一路聊着。厢形车后座不断传来声。那是我的旅伴饲养的织巢鸟发出来的。它们被关在一个覆盖着幕布的巨大鸟笼里。鸟儿们吵得不可开交时，这位官员就回过头去哄慰它们，模仿母鸡和鸽子，一会儿咯咯叫，一会儿咕咕叫。从车窗口望出去，不时瞥见那列蜿蜒行驶山中、看起来好像玩具的火车。火车从隧道中钻进钻出。元月中旬，山中空气冰冷，但火车上的乘客却只穿着衬衫，倚着敞开的车窗静静向外眺望——这毕竟是印度。在一般人心目中，印度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初抵西姆拉城，乍看之下，果然如同这位印度官员所说，这座吉卜林笔下的城市确实已经没落了。整个城镇湿漉漉冷飕飕的，狭窄的街道泥泞不堪，身材矮小、打着赤脚的男子背着沉重的货物，一步一步登上山坡。他们的帽子使我想起克什米尔，想起那成群衣衫褴褛、守候在旅游景点巴士站上争相拉客的脚夫。在这样的地方，你真的能够找到吉卜林描绘的那种魅力吗？百闻不如一见，你从小在书本中认识的每一个印度景点，不都是跟西姆拉城一样：先是欺瞒，接下来就是颓败、没落。前景中的那些人物乍然出现在你眼前，对你的心灵造成强劲的冲击，然后开始从你的视界隐退消失。这会儿，你的视界就会变得更加敏锐，更加挑剔，就像在一个熟悉的、阴暗的房间中，你的眼睛逐渐习惯了黑暗那样。

视界收缩，西姆拉城幽然显现：坐落在一系列山脊上的城镇，迂回曲折、纵横交错的巷陌，宛如一座迷宫。在我想象中，城里鼎鼎有名的林荫步道又宽又直，但如今亲眼一瞧，却发现它只不过是一条狭窄弯曲的马路。每隔几码，路旁就竖立着一个告示牌，警告人们不得随地吐痰，但如同那位印度官员告诉我的，街上四处摆着槟榔摊，鲜血般的红渍渍的槟榔汁吐得满地都是。照相馆橱窗内，依旧展示着一张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中的英国女人，身穿三十年代流行的服装。这些照片可不是古董。照相馆门庭若市，生意好极了。在印度，每一样东西都会被继承下来，没有一样东西会被抛弃，如此生生不息。今天，林荫步道已经变成“喜马偕尔邦”③政府的办公场所，门口挂着醒目的招牌。官员们乘四十年代末期的绿色雪佛兰轿车穿梭在狭窄的街巷，空气一下子变得凛冽起来。街上行人渐渐消失，市场渐渐沉寂。山脊上四处亮起电灯。在灯光闪烁的黑暗中，市中心更加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好一座充满童话风味的英国乡下城镇！瞧，城中那一栋栋以所谓“双重模仿”风格建造的房子：宏伟的教会大楼，向当地人宣示异国宗教的权威；门面寒酸简陋的店铺，却矗立着装饰华丽的山形墙——你几乎可以看到头戴睡帽、身穿睡衣的男子，手里拿着灯笼或蜡烛，从店堂中走出来，仿佛在向路过的人炫耀小店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温暖和舒适。这座城镇是神奇的创造品。它建立在幻想上，而支撑这个幻想的是一份让人不得不由衷赞赏的自信心。但这并不是我期望的城镇。我感到有点失望。这种感觉，就像你在书上读到一处坐落在康布雷的房子，而今看到的却是一处坐落在伊里尔斯的房子的照片。创造这座城镇的眼光是正确的，但那是一种童稚的、创造神话的眼光和想象力。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和一个景点能够变成真正的真实，除非作家、画家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赋予它一种神话的特质。西姆拉永远都是吉卜林的城市：一个孩童对“老家”的憧憬和怀想。它是一个双重的童话国度。印度扭曲和扩大这个国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它扩大了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的城镇。这就是吉卜林捕捉到的现象，而这也正是他的作品独具的风格精神。

那天夜里，西姆拉城下雪了——今年冬季的第一场瑞雪。隔天早晨，旅馆服务生以魔术师的口气向房客们宣布：“瞧！大雪降临了。”他拉开窗帘，让我瞧瞧窗外那一片白茫茫、岚雾缥缈的山谷。吃过早餐，我们发现岚雾消散了。滴滴答答，雪水不断从屋顶上流淌下来，成群乌鸦拍打着翅膀，聒噪不停，从一株松树飞扑到另一株松树。树枝上的积雪纷纷掉落下来。远处底下的山谷中，狗汪汪叫着，兴奋得如同狂欢似的。积雪宛如徽章一般，覆盖在“喜马偕尔邦”（好名字：雪乡）政府布告板上，乍看就像一幅圣诞节海报。城中林荫步道熙来攘往，挤满一早起来散步的假日游客。山中的积雪依旧很深。我们离开高高矗立在天上的西姆拉城，一路下山，积雪渐渐消融了，看起来就像一块块撒落在僵硬地面上的盐巴，转眼消失无踪。白茫茫的大雾笼罩着旁遮普平原。火车延误，飞机停飞。我们穿过重重大雾，驱车缓慢驶向德里。

若想了解我们在印度看到的十八世纪英国，我们就必须把它看成印度的一部分。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沃伦·黑斯廷斯④是英国人；把他当作印度人看待，倒还比较适合。英国的殖民统治经验，虽然跟印度息息相关，却也是十九世纪英国的一部分。

让我们看看《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这部小说中的两个人物：阿德拉和罗尼。昌德拉波城的操场上，太阳下山了。这一对情侣离开正在进行中的马球比赛，走到远处一个角落坐下来。今天早上他向她发脾气，现在他向她道歉。没等他把话说完，她就打断他的话，说：“小伙子，我看我们还是取消婚约吧。”此刻两人心情都很糟，但都设法克制，没讲气话。过了一会儿，阿德拉说：

“我们处理这件事的方式非常英国化（British），但我想这样做应该没有问题。”

“身为英国人（British），我们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

这段对白耐人寻味。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对情侣的对话，仍然觉得非常新鲜。阿德拉口中的British，固然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意义（故事发生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但福斯特（E.M.Forster）笔下的其他人物，也都会使用这个字眼，描述相同的感觉，传达相同的意念。对福斯特作品中的人物来说，他们的“英国性格”就像一种民族特征，向一切非我族类的事物提出挑战，同时也遭受挑战。那是一种公式化的理想，不需要加以阐释。阿德拉口中的British，几乎可以用小写字母拼写成british。我们很难想象，另一位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会以同样的方式使用这个字。在《傲慢与偏见》中，这个字曾经出现过一次。首度造访朗波恩庄园时，男主角之一的柯林斯谈到德·包尔小姐的美德：

可惜她身体欠佳，不能待在城里。正如有一天我对凯瑟琳夫人所说的，她不能前往伦敦，使得英国（British）宫廷丧失了一颗最璀璨的明珠。

对简·奥斯汀和柯林斯来说，British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与阿德拉口中的British是两码事。

同样的一个字，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一百年的工业发展和帝国势力扩张，阻隔在两者之间。这个时期开始时，我们可以察觉到，当时，在各方面英国都面临急遽的转变：从驿马车转变到火车，从哈兹里特（Hazlitt）的散文转变到麦考利（Macaulay）的评论文章，从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转变到他的另一部小说《我们的共同朋友》。画坛百花齐放：康斯特布尔（Constable）发现天空的灿烂色彩；布宁顿（Bonington）发现光影、沙滩和海洋多彩多姿的变化。他们作品中洋溢的青春和热情，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崭新的、自我发现的时期：狄更斯发现英国，伦敦发现“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连济慈和雪莱的诗作，也都展现出前所未见的新气象。这是一个朝气蓬勃、对未来满怀憧憬的时期。可是，骤然间，英国步入了中年，英国人踌躇满志，沾沾自喜。自我发现的过程结束了，英国的国家神话建立了。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众所周知，我在此不想多说，只想指出一点：那个时候英国举国上下沉湎在自恋中。这是可以体谅的，但英国却因此丧失了一些珍贵的东西。英国人观看世界的清晰、敏锐的眼光，突然变得晦暗、迟钝。英国民族性确立了，此后它将成为英国人衡量、评估世界一切事物的准绳。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游记文学中，我们察觉到一个趋向：品质日渐低落——从达尔文（1832）、特罗洛普（Trollope，1859），到金斯利（Kingsley，1870）、弗鲁德（Froude，1887）。这群作家越来越不愿探索自己的心灵，他们只想报道他们的“英国性”。

这个时期开始时，哈兹里特可以用轻蔑的口气，批判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以英国为背景写的作品，因为他觉得，自从《观察报》创刊以来，这个国家各方面都产生了急遽的变化，正朝未来迈进，而欧文却在作品中刻意描写罗杰·德·柯维里斯爵士和威尔·温伯士这类过时人物。哈兹里特拒斥神话的态度，就像今天有些英国人对出现在美国媒体上的英国旅游广告感到不满一样。（一九六二年，《假期杂志》刊出这么一则广告：“遨游伦敦的美好途径。搭乘萨本纳航空公司飞抵曼彻斯特，下机后，驱车直出机场，经过一栋栋英国乡间茅舍，一路驰向伦敦，悠游自在，尽情享受美景无限的英国乡野风光。”）然而，神话很快就变成英国人心目中很重要的一件东西，而在新的自恋中，阶级意识和种族意识都被凸显了。一八八○年代的木偶戏“潘趣”（Punch），让伦敦佬用萨姆·韦勒（Sam Weller）特有的、早已消失的口音讲英语，以娱大众，达到搞笑的效果。福斯特作品流露出的阶级意识，跟简·奥斯汀的截然不同。在奥斯汀的小说中，阶级意识是一种近乎根本的、原始的社会划分和区隔。在一个被阶级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譬如英国，刻板印象也许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帮助沟通。但是，如果过分重视和强调刻板印象，它就会局限英国人的心灵视野，扼杀他们的探究精神，甚至偶尔促使他们排拒真理。

过去一百年间，英国文学中出现的一些奇异的、令人费解的缺憾，追根究底，实在可以归因于这种依赖：太过重视和强调已经确立的、令人心安的事物。狄更斯之后，英国再也不曾出现一位文学巨人。当前的英国社会环境，不允许作家以狄更斯式的、与神话融为一体的辽阔视野和深邃眼光从事文学创作。直到令天，伦敦依旧是狄更斯的城市，他死后，再也没有作家好好瞧瞧这座城市了。描写伦敦城内个别地区（譬如切尔西、布鲁姆伯利和伯爵府车站）的小说所在不少，但对于这座现代的、机械化的城市以及它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和挫折，英国作家却视若无睹，鲜少着墨。而这正是美国文学中一再出现的主题。诚如小说家彼得·德弗里（Peter de Vries）指出的，这是城市居民的主题：这些没有根的人生于城市，死于城市，“宛如传说中的槲寄生，虚悬在两株橡树中间，一株是住宅，另一株是办公室”。这是一个重大文学主题，不应该只属于美国，但在举国上下沉迷于自恋中的英国，它却被简化成银行职员的形象：准时上下班，做事一板一眼，偶尔闹点小笑话。

这样的主题既然遭到漠视，我们就很难期望，这个时期的英国会出现几部伟大的小说，将国家意识或帝国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翔实地记录下来。〔在这方面，我们实在不能指望历史学家发挥功能。比起小说家，他们更能接受社会的价值观。他们是为这些价值服务的。大英帝国的崛起，对十九世纪英国人的世界观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这点毋庸置疑。然而在《英国社会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中（据说这是一部经典名著），史学家特里威廉（G.M.Trevelyan）只花了一页半的篇幅，探讨“海外影响”。他是以这样的口气谈到这个问题：“……邮政制度的建立，使得居住老家的双亲，能够与‘远赴殖民地’的儿子保持联系。儿子经常返乡省亲，口袋中总是装满钞票。他也带回了很多故事，讲述他在这些崭新的、人人平等的土地上的经历和见闻……”〕毛姆早期的一部小说《克拉多克太太》试图在比较小的格局内探讨这个主题。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农夫，他费尽心机，利用高超的民族主义，打进他太太所属的上流社会。这个时期的其他英国小说，最多只触及这场大转变的某些阶段。若想一窥全貌，了解整个发展趋势，我们就必须涉猎许多小说家的作品。

《名利场》的主要人物奥斯本自诩为殷实的英国商人。他口中的“英国”，只是跟其他国家——譬如法国，作一个对比和区别，只不过是德昆西之流的英国作家所倡导的爱国主义。《名利场》作者萨克雷笔下的殷实英国商人，处心积虑地想把出身西印度群岛、拥有黑人血统的富家女斯沃茨小姐娶进家门，做他的儿媳妇。小说中的班布尔先生和斯奎尔斯先生是英国人，但那并不是他们个性中的最大特征。然而，二十年后，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却开始出现完全不同的人物！《我们的共同朋友》这部小说中的波斯纳普先生认识外国人，而他以身为英国人为荣。约翰·哈里法克斯只是一位绅士。小说家莱德·哈格德（Rider Haggeard）却把他的一部作品献给他的儿子，希望他成为一位英国人和一位绅士。基于同样的希望，汤姆·布朗被他父亲送到名校“拉格比”就读。到了《霍华德庄园》（Howards Erds）这部小说，我们发现，连伦纳德·巴斯特这种人也会说：“我是英国人。”他口中的“英国人”比德昆西口中的“英国人”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发展到这个阶段，“英国人”这个名词已经被赋予丰富而微妙的含义。

我们不能责怪小说家们接受社会的价值观。很自然，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小说中，作家关注的焦点，渐渐从人类的行为转移到这些行为的“英国性”——在这些作品中，“英国性”若不是受到赞许，就是遭到严密的检验和批判。这种转变，反映在狄更斯早期作品中的客栈和七十五年后福斯特描写的辛普森餐馆之间的差异上。在一九一○年出版的小说《霍华德庄园》中，福斯特描写这家坐落在伦敦市斯特兰德街的餐馆：

她浏览这家餐馆，欣赏它那精心布置、反映我们国家光辉历史的陈设。虽然比不上吉卜林的作品那么老旧，那么充满古英国气息，但这家餐馆却能精心挑选它的摆设，唤起人们的记忆。她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它为大英帝国培育的官员，从外貌上看来，跟亚当斯牧师和汤姆·琼斯⑤颇为神似。四下响起零零碎碎的交谈声，听起来怪刺耳的。

“你来了！今天傍晚，我就会拍发一封电报到乌干达……”

福斯特的批判一针见血。他揭露了一个沉迷于工业和帝国势力中的民族的神话所蕴藏的矛盾。英国占据乌干达，跟汤姆·琼斯这号人物根本扯不上关系，就像你不能把吉卜林的短篇小说，和同时代的小说家哈代的长篇小说相提并论。处于权力巅峰的英国人，给人一种演戏的感觉：扮演英国人——某一个阶级的英国人。现实隐藏戏剧，戏剧隐藏现实。

这种特质，固然使英国人博得某些人的好感，但也招致另一些人的批评：英国人太虚伪。在这个时期，代表大英帝国的粉红色宛如疹子一般，在世界地图上迅速蔓延扩张，英国神话也随着演变，就像一个发展中的语言。元音长度改变了，新的成分加入了，而字典的编纂总是跟不上变化的速度。预估的、随时可以调整的神话（辛普森餐馆的亚当斯牧师、在乌干达或印度操劳的帝国建立者）和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段差距。滑铁卢战役结束后很久，英国才出现一个沙文主义的军国主义时期——肇始于克里米亚战争，终结于英国在南非的挫败。直到大英帝国建立后，商人和行政人员作为帝国建立者的观念才产生，而我们的小说家吉卜林，却板起脸一本正经地号召全世界的统治者，参与这项伟大的建设。这是清教徒演的一出戏。在“老家”英国，它创造了伦敦市斯特兰德街的辛普森餐馆。在印度，它创造了西姆拉城——英国殖民政府的夏都。在《守护者》（The Guardians）一书中，菲立普·伍德拉夫（Philip Woodruff）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聚集在西姆拉城的官员们“纷纷表态，自己是一个纯正的英国人，假装对印度一无所知，刻意避免印度的用语和习俗”。

位于地球另一端的特立尼达，才是真正的帝国创造物。定居在这座岛屿上的许多种族，全都接受英国的统治、英国的制度和英国的语言，从不曾提出异议。然而，表现在印度的那种“英国风”和“英国民族性”，在特立尼达却完全看不到。在我看来，这就是印度殖民政治最诡谲的特质：矫揉造作，以凸显“英国风”——感觉上，仿佛整个国家都在演戏，而演出的戏码竟是一出狂想曲。这个特质显现在殖民时期的所有建筑物中，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有点怪的纪念性建筑物，诸如加尔各答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和新德里的印度门。这些建筑物的风格，根本配不上它们所赞颂的帝国权力。它们缺乏早期英国建筑和更早期葡萄牙人在果亚兴建的大教堂的那种纯朴扎实。

在《统治印度的人》（The Men Who Ruled India）书中，伍德拉夫以哀伤的笔调和罗马式的虔敬，论述英国人在印度的功绩。这项功绩诚然非同小可，我们应该对它表示虔敬，但是，伍德拉夫笔下的印度殖民地，绝不能等同于一般人心目中的印度殖民地：头戴遮阳帽的英国官员（甘地觉得这种帽子确实有用，但为了民族尊严，他拒绝戴它），成群鞠躬哈腰、胁肩谄笑的印度仆人，被奉为超人的英国殖民者，被当作“黑鬼”看待、只能充当仆役和小职员的当地人——他们那口破英文被收集成书（至今在旧书摊还可以找到），供精通英文的人士欣赏，博君一笑。这样的一个印度殖民地，出现在成百上千、跟印度有关的英文书中，尤其是以印度为背景的儿童图书，甚至出现在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接受牛津大学出版社委托为斯利曼（Sleeman）的著作所做的注释中。

对伍德拉夫来说，印度殖民地的这一面，尽管千真万确，却是一个令人感到尴尬、困窘的现象，并不能代表英国人在印度的努力和功绩。希望看到英国的殖民统治的意义（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人，伍德拉夫也好，像曼锡（K.M.Munshi）那样的印度人也好，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曼锡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小册子，取名为《英国造成的祸害》（The Ruin That Britain Wrought），内容不言自明。尴尬是难以避免的：英国人一方面展现狂妄自大的种族优越感，另一方面却诚心诚意地在印度进行各种建设。究竟哪一面才是真实的呢？两面都是真实的，其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种族优越感是“伦敦市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馆的幻想”，在微小的印度背景及印度人的屈从衬托下，它显得格外鲜明、突出。服务的精神也是这个幻想的一部分，也同样的鲜明而突出。两者出自同一群人，而这些人知道他们在印度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也知道印度人对他们的“英国性格”究竟有何期望。伍德拉夫指出，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施政和作为具有“非英国的”、太过“预谋”的一面。这是难以避免的。在印度，做一个英国人就是比别人高一等。

马德拉斯的一位印度报社记者，恳切邀请我出席他的演讲会，主题是“危机中的莎士比亚英雄”。加尔各答的一位企业主管向我说明，为什么他决定从军，到前线去和中国军队作战。他板起脸孔，严肃地说：“我觉得必须护卫我的——我的——”他自嘲地笑起来，“护卫我的权利——我想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打高尔夫球，谁也管不着。”不久前，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在一篇文章中说，硕果仅存的真正英国人，几乎都是印度人。这句话发人深省，只因为它承认，所谓英国“性格”，其实是幻想的产物。统治印度数百年的莫卧儿人也是外来民族，也一样拥有荒诞不经的幻想，但最后他们全都融入了印度。诚如印度人一再指出的，英国人拒绝融入印度社会，最后他们全都逃回英国。他们并没留下崇高不朽的纪念碑，他们也没留下任何宗教，除了作为值得奉行的行为准则的“英国性格”——骑士作风加上法治观念，在印度人心目中，这种精神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可以跟英国的殖民统治、种族优越感和今天的没落分隔开来。马德拉斯的一位婆罗门，阅读美国小说家奥哈拉（O’Hara）的作品《露台春潮》（From The Terrace），越读越感到厌恶。他说：“有教养的英国人，绝对不会写出这种乱七八糟的小说。”这句话出自一位曾经被英国人统治的印度人口中，格外难能可贵，而这也是殖民地宗主国遗留下的一笔珍贵的遗产。“英国性格”会永远存活下去，因为它是幻想的产物——它是民族艺术的一件作品，它会比英国这个国家存活得更久。这就是英国人很轻易就撤离印度，对这个前殖民地不再怀念，不像荷兰人到今天还念念不忘他们统治过的爪哇，也不像法国人为了保住阿尔及利亚这个殖民地，不惜诉诸战争的原因。而这也就是撤离印度还不满二十年，英国人就让这个前殖民地淡出他们的意识和心灵的原因。追根究底，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所显示的是，英国人跟他们自己的关系，而不是英国人跟他们统治的那个国家的关系。严格说，这不是帝国主义作风。它指陈的并不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善恶是非，而是它的缺失和挫败。

印度人不愿正视他们的国家面临的困境，免得被他们看到的悲惨境况逼疯。这种心情我们能体谅。同样，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印度人欠缺历史意识——有了历史意识，他们还能够继续蹲在古迹和废墟中，照常过他们的日子吗？哪一个印度人能够抱着平常心，阅读他们国家最近一千年的历史，而不感到愤怒和痛苦呢？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人只好退缩到幻想中，躲藏在宿命论里，把人间的一切交给上天（好几所大学开设占星学的课程），然后站在一旁，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眼睁睁看着世界其他国家日愈进步，心里安慰自己说，这一切我们早就经历过了，没什么了不起。飞机、电话和原子弹这类玩意儿，在古代印度就已经存在了，不信，你就翻开印度的史诗看一看吧。外科手术在古代印度是一门高度发展的医学——我手边有一份全国性大报，你翻翻看吧，上面有一篇报道证明我绝不是在吹嘘。印度的造船技术，是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民主政治也是古代印度的一大成就。每一座村庄都是一个自治共和国，自给自足，井然有序。乡村议会有权惩罚犯罪的村民，把他吊死或砍掉他的手。今天，印度人的当务之急就是重建这个宁静祥和、宛如田园诗一般的古代印度。一九六二年，中央邦率先推行“乡村自治”。大伙儿兴高采烈，准备复兴古代印度光辉灿烂的文化；政客们兴致勃勃，谈论古代印度的刑法——看来，在印度的这个邦，犯罪的村民肯定会被乡村议会吊死或砍断双手。

十八世纪的印度内政不修，乱成一团，引起列强觊觎。但在印度人眼中，情况并非如此。每一个印度人都会告诉你：英国人来临之前，印度非常富裕，工业发展正面临重大突破。曼锡在他那本书中说，那时每一座村庄都有一所学校。印度人对历史的诠释，几乎跟印度历史一样充满悲情。更让人感到沉痛的是，以往的脏乱又重现在今天的印度。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一片乱象：巴基斯坦脱离印度，独立建国；印度内部纷纷扰扰，为语言、宗教、种姓阶级和行政区的划分争吵不休。印度这个国家似乎永远需要一个征服者，担任仲裁人，摆平他们内部的纠纷。具有历史意识的民族，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他们的内部问题。这就是印度历史的悲哀：它欠缺成长和发展。这样的历史只告诉我们一件事：人类会一代一代活下去。在印度历史中，你看到一连串开始，却看不到终极的创造。

在印度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块不时被成群老鼠或蝗虫摧残的土地。后欧洲历史转移到印度历史，感觉上，就像从珊瑚礁的历史（每一个行动和每一次死亡，都为继起的生命奠定一个新的根基）转移到建筑在荒凉沙滩上的一连串城堡的编年史，读来令人沮丧。

这是伍德拉夫比较欧洲和印度历史得出的结论。他采用的意象非常鲜明突出，但他把印度历史比喻成沙滩上的城堡，并不十分恰当。海浪冲刷上来，沙堡登时消失无踪，没留下任何痕迹，而印度可是一个充满废墟的国家。

从南方进入德里城，你看到的是绵延四十五平方英里的废墟和古迹。距离这座现代城市不过十二英里之遥，你会看到规模宏伟、四周环绕着城墙的图格拉卡巴古城遗留下的废墟——这座城市被遗弃，是因为附近缺乏水源。阿格拉市附近的法特浦夕克里城依旧保存完整，但也因为缺乏水源被遗弃。（“你为什么想去法特浦夕克里城呢？”旅行社职员站在德里旅馆门厅质问我，“那儿什么都没有”。）在泰姬陵，我听到一位向导对一群澳洲游客说：“她逝世的时候，他说：‘我不想再住在这儿了。’于是他跑去德里，在那儿建了一座很大的城市。”对生活在废墟中、周遭环绕着古迹的印度人来说，这几句话就足以解释历史上的一切创造和衰败。下面是我们从《默里旅游手册》“巴基斯坦章”第一条旅游路线前十页摘录下来的片段：

达塔现在是一座小镇，但在一七三九年它是一个拥有六万人口的大城……达塔的主要景点是大清真寺，长六百英尺，宽九十英尺，拥有一百个圆顶。一六四七年，沙贾汉开始兴建这座伊斯兰清真寺，若干年后，奥朗则布才将它完成，如今大部分已经倾颓了……

北边一英里半……是赫赫有名的尼赞——乌德——丁陵墓……据说，这座陵墓是改建自一座印度教寺庙的遗址。

游览亚罗雷——古城亚洛尔遗址（亚洛尔、乌杰和海得拉巴，据说是亚历山大兴建的许多城市中的三座）……一系列废墟绵延向东北方向。雷蒂站……南方四英里处，矗立着宏伟的维吉诺特城遗迹。被穆斯林征服之前，它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如今只遗留下一堆堆瓦砾。

木尔坦……非常古老，据说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史料提到过的马里人的首都……原来的寺庙矗立在城堡中央，后来被奥朗则布摧毁。在寺庙遗址上建立的伊斯兰清真寺，毁于一八四八年的一场炮火，片瓦无存。当时木尔坦城被敌军围攻。

沙贝克·艾尔昆王在位期间，下令重建这些堡垒。六英里外的亚洛尔古堡被摧毁，为重建工程提供建材。

苏库尔，人口七万七千，以前是有名的珍珠贸易和黄金织品生产中心。最近这儿开始兴建一间规模庞大的饼干厂。

伊斯兰清真寺建立在印度教神庙遗址上：层层叠叠的废墟。这是在印度北方。在南方，我们看到的是一座伟大的古城维查耶纳伽尔。十六世纪初期，它可是一座方圆二十四英里的大城市，后来被敌军劫掠一空，变成一座死城。四百年了。今天我们造访维查耶纳伽尔，远远看到的只是一些遗迹，零零落落散布在废墟中，和周遭那一堆堆褐色的、充满超现实气氛的岩层融合在一起，难以辨认。附近的村庄残破不堪，尘土四处飞扬，村民的体格都非常孱弱瘦小。进入古城，眼睛一亮，我们看到一幅无比壮丽的景观：从根布利村通往古城的道路，笔直地穿过几栋古老的建筑物，来到城中那条长长的、十分宽阔的大街。大街一端有一道石阶，另一端矗立着一座精工雕琢、金碧辉煌的印度教寺庙。石造建筑物的底层，在四方形的石柱支撑下，依旧屹立。门上雕刻的图形中，我们看到一群翘起双腿的舞女。走进这壮阔大门内，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群骨瘦如柴、有如蜥蜴一般生活在石头堆中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是这栋伟大建筑物的继承人。

一个小孩蹲在泥泞的街道上，一只浑身毛发脱光、露出粉红皮肤的狗守在一旁，伺机而动。小孩挺着大肚腩站起身来，狗立刻扑上前去饱餐一顿。寺庙门外有两尊札格纳特⑥木雕像。这两座神像浑身雕刻着各种色情图案：一对对男女缱绻在一起，正在性交或口交——冷冰冰的，面无表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观赏印度色情雕刻艺术，总算实现了多年的心愿。然而，最初的兴奋消失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无比的沮丧。性是痛苦，创造即是毁灭。阳物之神湿婆，同时表演生命之舞和死亡之舞——一位多么诡异的神，但又多么的印度！废墟中有人居住。城中大街栉比鳞次的建筑物中，矗立着一座用石灰水粉刷的簇新寺庙，门口树立着一幅幅三角旗，随风飘扬。大街尽头的古庙依旧香火鼎盛，墙上依旧装饰着白色和红褐色相间的直条纹。一块高达六英尺的告示牌树立在门口，上面罗列着各种服务的费用。另一块大小相同的牌子，记载维查耶纳伽尔城的历史：很早以前，有一回，君王祈祷后，天上降下“金雨”。印度人把这则传说看成真实的历史。

骤然间，一阵大雨（可不是金雨哦）横扫过敦格巴特拉河，降落在维查耶纳伽尔城中。我们爬上大街后面的一座石坡，钻进一个石窟中避雨。仔细一瞧，原来这是一座用粗石砌成、犹未竣工的山门。一个身材非常瘦削的男子一路尾随我们到这儿。他身上包裹着一条薄薄的白色棉布被单，被单上斑斑点点，沾着雨珠。他掀开被单，让我们瞧瞧他那骨瘦如柴的胸膛，然后比了个手势，表示他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我们没睬他。他不再看我们，自顾自咳嗽起来——病人的咳嗽。当啷一声，他的手杖忽然挥落在地板上。石头铺成的地板流淌着雨水。他撑起身子，爬上一座石台，任由他的手杖浸泡在雨水中。他蜷缩着身子躲藏在角落里，不声不响，一动不动。从阴暗的山门眺望出去，只见漫天雨丝灰蒙蒙的，笼罩着这座四处矗立着石塔的城市。闪烁着雨珠的灰色山坡上亮晶晶的，到处散布着当年开探石矿遗留下的痕迹。雨停了，那人爬下石台，捡起湿漉漉的手杖，把被单缠绕在身上，准备离开。我心中的恐惧和厌恶转化成了愤怒和轻蔑。这种感觉就像伤口一样纠缠着我，让我感到十分苦恼。我走到他面前，掏出几张钞票递给他。在印度这个国家，你很容易就能够尝到权力的滋味。他收下小费，带领我们走出石窟，引导我们爬上湿漉漉的石坡，一路走一路指指点点：这儿是一座石山，这儿是山上的建筑物，这儿是五百年前遗留下的凿痕。这是一项未完成的、突然被遗弃的建筑工程，就像埃洛拉⑦的石窟——据说，有一天工人们突然放下工具逃跑了，留下未完成的建筑物，供后人凭吊。

在印度，所有的创造活动都带着一种迫切感：它随时都会中断，随时都会被摧毁。建设是人类的本能，就像穷人饿着肚子也要做爱。为盖房子而盖房子，为创造而创造，每一项创造都是独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一个开始和终结。伍德拉夫说，印度历史就像“建造在荒凉沙滩上的城堡”。这个意象虽然不十分精确，但在马德拉斯附近的玛哈巴利布勒姆，我们确实看到，在海边荒凉的沙滩上，矗立着一座荒废的“海岸庙”。经过一千两百年的风吹雨打，它的雕刻装饰早已经被盐分侵蚀得荡然无存。

玛哈巴利布勒姆和印度南部其他地区的废墟，具有一种统一性。这些古迹反映出的是印度教文化的持续和连贯，尽管日愈萎缩。在印度北方，古迹所显现的却是文化的缺失和挫败——连壮丽无比的莫卧儿建筑，也会让人产生一种窒息感。欧洲也有纪念碑，纪念他们的“太阳王”——伟大的君主。法国有罗浮宫和凡尔赛宫。但在欧洲，这些建筑物却是国家精神发展过程中留下的见证，它们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情操。它们使一个民族共同的、增长中的文化资产更加丰美。在印度，这一座又一座壮丽的清真寺和奢华的陵寝，这一栋又一栋宏伟的宫殿，反映的却只是征服者的贪婪、暴虐，以及印度的无助与任人宰割。莫卧儿皇帝拥有帝国疆域内的一切财富——这就是莫卧儿建筑传达出的讯息。据我所知，英国只有一处建筑物具有这种麻木不仁、穷奢极侈的特质，那就是布伦海姆宫。读者不妨把英国想象成这样的国家：四处矗立着布伦海姆宫，五百年间不断被摧毁、重建，每一栋都是国家赏赐给老百姓的礼物，但加起来却毫无作用，并不能为这个国家创造出一个活力充沛、生生不息的文化，到头来，只留下一些陈迹，供人凭吊而已。泰姬陵诚然十分精致、典丽，一砖一瓦，将它整个搬运到美国重建，肯定会受世人赞赏。但在印度，它却是一栋虚有其表、毫无用途的建筑物——它只是一个暴君为他的妻子（这个外国女人嫁给他十五年，每年为他生一个孩子）兴建的陵寝。这玩意儿花了二十二年才完工，而导游会津津乐道告诉你，它究竟花了多少银子才盖起来。你可以从阿格拉市中心，搭乘三轮车前往泰姬陵。一路上，你可以尽情观赏三轮车夫那绷得紧紧的、闪烁着汗珠的细瘦四肢。务实的英国人说，英国征服印度，并没给印度老百姓带来任何好处。但话得说回来：在印度历史上，征服者从没造福过老百姓。这就是印度北部的古迹和废墟传达出的讯息。

以往，英国人曾经在泰姬陵门前搭建一座高台，举办舞会，在伍德拉夫看来，这简直就是粗俗不堪的行为，令人不齿。然而，这种粗俗却是印度的传统。对欧洲人来说，“尊重过去”是一种新的观念。把印度的历史揭露在印度人眼前，让“尊重过去”变成印度民族主义一个要素的，也是欧洲人。直到今天，印度人依旧通过欧洲人的眼睛，观看他们自己的古迹和艺术。研究印度艺术的印度学者，撰写论文时，都觉得有必要引述欧洲学者的著作。印度艺术还不能跟欧洲艺术相提并论，而英国学者的看法——印度人没有能力设计和建造像泰姬陵这样的建筑物，到现在也还没有印度学者对此提出辩驳。不被欧洲人欣赏的印度古迹只好沦为废墟，没人照顾。勒克瑙和法扎巴德的建筑物，就是因为当初英国人对这两城的统治者感到不满而遭到漠视。勒克瑙城的大皇陵日渐倾颓，终于化为一片废墟。法扎巴德城的陵墓群，被市政府工务局涂上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看起来像石灰水的涂料，以致陵墓上的石雕装饰品全都被遮盖起来，几乎看不见了。其他建筑物的金属装饰品，则被涂上一层厚厚的、湖蓝色的油漆。一根白色的阿育王柱矗立在一座古老的花园中央，显得非常突兀，破坏了整体景观和谐匀称之美，挡住了拱形入口处的视野，而这根柱子竟然是一位印度行政官员树立的，以纪念佃农制度的废除。相形之下，欧洲人发现的古迹和废墟却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维修。这些古迹就变成了官方认可的“印度古代文化”。这个文化展现在今天印度全国各地的建筑物中：新德里阿育王旅馆那几座小巧玲珑、看起来挺滑稽的圆顶阁，加尔各答电台那几座同样小巧玲珑、看起来同样滑稽的圆顶阁，散布在勒克瑙动物园的一根根装饰着轮子、大象和其他印度图案的小柱子，马德拉斯“甘地纪念堂”模仿维查耶纳伽尔古迹的石斗拱。

独立后厉行民族主义的印度，它的建筑物，在精神上，却非常接近英国殖民政府的建筑物：两者都试图表现兴建者的自我意识。这些建筑物看起来很滑稽，但也让人感到悲哀。它们不属于印度。它们只反映出现代印度人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种虚夸的、假惺惺的虔敬。这些建筑物欠缺活力。就像印度各地的古迹和废墟，这些建筑物流露出的是一种虚脱感，它们代表的是一个迷失方向的民族。它们给我们的感觉是：历经无数世纪的创造，印度人的元气终于枯竭了。自从康格拉和巴索里这两个画派创立以来，印度艺术就陷入混乱中。印度艺术家面对新世界，一时不知所措。那座矗立在印度北部的阿姆利则市纪念大屠杀死难者的石碑，设计非常蹩脚：一块笨重的红色石头，雕刻着一些看起来像火焰的图形。在勒克瑙，纪念当年兵变事件的英国纪念堂，就是那座已经荒废的总督官邸（印度人以一种虔敬的、让游客感到诧异的爱心保存这栋建筑物），而就在对街，却矗立着一间新建的印度纪念堂：一根比例不太对劲儿的大理石柱，顶端装设着一个小小的、看起来很滑稽的圆顶（这玩意儿也许代表火炬）。看到这些建筑物，感觉上就像看到印度人在舞池中大跳西方交际舞，说多造作就有多造作，说多别扭就有多别扭。我造访过的佛教遗迹，每一处都弄得面目全非——当局试图在原址上重建印度古代文化。譬如，在印度北部哥拉克浦市附近一座古老禅寺遗留下来的废墟中，如今竟然矗立着一座新建的、仿古的庙宇。平坦辽阔的俱卢之野，是《薄伽梵歌》中阿朱那和替他驾驶战车的克利须那神进行对话的地方。而今，这个古战场上却建立起一座新寺庙，花园中树立着一块大理石碑，上面雕刻着印度史诗中的这一个有名的场景。在艺术水平上，这块大理石碑比市场上售卖的印度艺术品差多了。那辆战车静止不动，那些马死气沉沉，显得十分笨拙。这件作品竟然出自印度艺术家之手，而印度雕刻曾经是世界艺术的瑰宝——在印度南部的维查耶纳伽尔古城，印度雕刻家曾经创造出“万马奔腾”的世界奇观。

印度艺术家的创造力突然枯竭了。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让我们看看建立在俱卢之野的那间寺庙。庙中有一块铜牌，上面镌刻着这样的铭文：

此庙由赛斯·巴尔迪奥·达斯·毕尔拉君侯殿下出资兴建，并为新德里的圣达摩西华·桑格主持开光大典。凡是印度教徒，不分教派，诸如萨纳丹教徒、圣萨玛吉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和佛教徒，只要身心纯洁，本寺皆竭诚欢迎光临参拜进香。

注意：罹患传染性疾病的人，不得进入本寺。

粗糙的语言配合虚夸的自我评价，这篇铭文传达出的讯息不外乎是：印度也许很贫穷，但在精神上她却是富足的，而她的老百姓在身心上是纯洁的。虚夸的自我评价、粗糙的石雕工艺、对外国语言的滥用——这些现象串联在一起，正好反映出印度的现状。

有些印度人否认印度造型艺术已经衰微。其他印度人则持相反的见解，但他们认为莫卧儿人不应该为这个现象负责——有些西方人指责，莫卧儿皇帝阿克巴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大兴土木，将建筑和装饰艺术推展到极致，因而枯竭了印度造形艺术家的创作源泉。许多印度人认为，应该为印度造型艺术的衰微负责的是英国人。入侵的英国人把整个印度搜括一空，在他们统治下，印度的制造业和手工艺日渐式微。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也莫忘了，英国在印度也有一些建设，一如伍德拉夫在他的著作中列举的。不过话说回来，用一家饼干工厂交换印度的金线刺绣艺术，英国人的做法也未免太绝了。印度这个国家，以往曾经被征服者掠劫过，但民族生机和传统文化一直延续下来，但是到了英国人手里，它却突然中断了。也许，英国人确实应该为印度艺术的衰微负责（艺术衰微，只是现代印度人整体迷失感的一部分），就像西班牙人应该为墨西哥人与秘鲁人的迷失与困惑负责。追根究底，这是两种价值观（积极的和消极的）之间的一场冲突，而世界上最消极的价值观，莫过于十八世纪两大宗教（停滞不前的伊斯兰教和疲弱不堪的印度教）的结合。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一旦跟印度发生冲突，输家肯定是印度。＊

民族的迷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谜团。在特立尼达上学时，老师告诉我们，当年西班牙人入侵时，西印度群岛的原住民纷纷“生病死掉”。出产香料的格林纳达岛有一座悬崖，当地人给它取个可怕的名字：跳崖。据说西班牙人抵达时，成群美洲印第安人在这座悬崖跳海，集体自杀。西印度群岛还有其他迷失、困惑的族群，但都存活了下来：居住在马提尼克岛和牙买加岛上的贫贱印度教徒，几乎全都被来自非洲的黑人小区吞没了。居留在南美洲苏里南的爪哇人，饱受当地人欺凌嘲笑，成天垂头丧气——你实在很难把这些印度尼西亚人跟那群纠集在雅加达街头、放火焚烧外国大使馆的印度尼西亚暴徒联系在一起。与秘鲁和墨西哥不同的是，和欧洲接触后，印度并没有因此枯萎凋零。如果印度是一个纯粹的伊斯兰教国家，它大概早就完了。但作为印度教国家，它与征服者打交道的经验非常丰富：它总是有办法迎合入侵的外人，最后，总是能够将他们吸纳进印度社会中，把他们全都同化。今天的印度人（尤其是居住在孟加拉的）对待英国人，就像他们的祖先对待别的征服者，不论是印度土产的征服者，还是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看到这一幕，你会觉得很有趣，但也会感到很悲哀。

这种试图迎合欧洲人的心态，表现在拉姆·莫恩·罗伊（Ram Mohun Roy）的生平事迹中。这位深受英国影响的早期改革者，如今长眠在英国西南部的布里斯托尔市。好几个世代后，这种心态又显现在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的成长过程中。这位由革命志士转变成玄学家的印度人，七岁就被父亲送往英国就读。他父亲要求他的英国监护人严密看管这个小孩，不准他跟任何印度人接触。稍后，这种迎合心理也反映在加尔各答的穆里克宫，但却让人觉得有点哀怜。这栋早已残破的豪华宅第——仆人们在大理石回廊上烧饭做菜，看起来就像电影布景。从高耸的大门口走进去，感觉上，我们好像在拍摄一部电影：摄影机跟随我们前进，在这座坍塌的石墙边停驻片刻，然后，在那件早已褪色的装饰品前停留一会儿。开始时，整个场景一片死寂，悄无人声，接着，充满回音的内殿传出各种声响，大门外，新月形的车道上同时响起马车声——当年，穆里克宫的主人交游广阔，经常款待来自各方的客人。一排高大的加尔各答科林斯式石柱，矗立在建筑物的正面。从欧洲进口的喷泉，如今依旧在庭园中表演水舞。代表世界四大洲的四尊雕像，仍然伫立于大理石铺成的中庭，各自占据一个角落——如今，这儿已经成为养鸟的场所，放眼望去只见四处悬挂着鸟笼。底楼有一个大房间，里头供奉着一尊庞大无比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像。另一个房间的天花板上悬吊着一盏光彩夺目的水晶灯，但底下的家具上却积满灰尘——这处宅邸搜罗的英国家具，足以开设一百家古董店。穆里克宫的主人——一位孟加拉地主，向神态倨傲的欧洲访客展示他对欧洲文化的热爱。偌大的一间房子，里面除了屋主的肖像，却没有一样东西是印度的。然而，我们在穆里克宫已经可以察觉到，英国人和孟加拉人的接触并不顺畅，让双方都留下一肚子怨气。

上文提到的“英国民族性”，和印度其他征服者带来的宗教不同。它并不需要皈依者。最能接受“英国民族性”的是孟加拉人，但居留在印度的英国人根本不把他们看在眼里。延宕多年、即将实现的大英帝国理想，却毁于帝国建造者的帝国主义神话——毁于英国人对“英国民族性”的幻想。诚如一位英国官员在一八八三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的：这个幻想是“居留在印度的每一个英国人——从最高到最低阶层，从居住在简陋平房里的农场职员……到高坐宝座上的总督——共同遵守的信念……这些英国人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指派他们管理和统治其他种族”。尼拉德·乔杜里所著《一个印度小老百姓的自传》一书的卷首题词，刻意模仿帝国修辞风格。这段文字简直就是一篇墓志铭，纪念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这桩未完成的帝国情缘。翻译成拉丁文，我们可以用“图拉真⑧字体”将它镌刻在新德里的“印度门”上：“纪念在印度的大英帝国。它把我们视为子民，但我们并不满足，要求它赋予我们完整的英国公民权，因为我们心灵中最美好的、充满生机的一面，是在大英帝国统治下形成和发展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这样适合接纳征服者。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征服者，像英国那样受到欢迎。这桩美好的情缘，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呢？有人归咎于当年的兵变事件。有人说，白种女人来到印度后，英印关系就变质了。这可能都是原因。但是法国人，不管有没有白种女人陪伴在身边，对亲法的孟加拉人，肯定会采取不同于英国人的态度。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印度，而是在英国：在某一个时期（确切的时间很难判定），英国人的情操和价值观忽然产生急遽的转变。那个吸引印度人的英国文明，被另一个英国文明所取代。情况非常混乱——伦敦市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馆为大英帝国培育的官员，从外貌上看来，跟亚当斯牧师和汤姆·琼斯竟然颇为神似——这个时候许多印度人，从奥罗宾多到泰戈尔，从尼赫鲁和乔杜里，都把心中的迷惑记录在他们的著作中。

也许，直到现在我们才看清楚，英国殖民政府背离过去的英国价值观，究竟有多彻底。英国殖民者拒绝融入印度社会。他们从不曾像莫卧儿人那样宣称：如果地球上有乐园，它肯定就在这儿——就在印度。英国人统治印度，同时却又对印度表示轻蔑和不屑。他们把英国投射到印度这个国家；印度人被迫退缩到民族主义中，而这种民族主义，最初看起来还是模仿英国人的。为了看清自己的面貌，为了以征服者带来的新的价值标准衡量自己，印度人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中跳脱出来。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自渎。事实上，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在麦克斯·马勒⑨之流的欧洲人和其他外国学者（他们的著作被印度民族主义作家大量引述）帮助下，印度人才能够获得比较正面、令他们感到欣慰的自我评价。

于是，印度人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回归他们的精神文化传统，就像“俱卢之野”寺庙的那块碑铭所宣称的。普拉萨德呼吁，将科学精神化。这是一家报纸报道已故印度总统普拉萨德的一篇讲词（他退休后，几乎每天都要演讲）所拟的标题。影响所及，《印度时报》出现了这么一则报道：

精神文化的“零售商”

（桑提尼克坦1月16日讯）阿查里雅·维诺巴·巴韦昨天宣称，为了促销我国的精神财富，他愿意充当一名“零售商”。

在本市举行的一场招待会中，他告诉宾客们：佛陀、耶稣、克利须那神、泰戈尔、罗摩克利须那和维韦卡南达是“精神文化的批发商，本人则是一个零售商，从我们那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仓库中提取货品，供应乡亲”。

——PTI通讯社

于是，印度人开始有意识地回归印度古代文化。在一场为前任省长举行的招待会上，大伙儿静悄悄地围坐在墙边一排椅子里，谁也没吭声。忽然，对面有一位宾客扯着嗓门，大声问我：“在你居住的那个国家，印度文化走势如何？”当年参加过印度独立运动的前省长，这会儿穿着厚厚的印度式裤袜，坐在主位里。听见这位仁兄的询问，立刻倾身向前，聆听我的回答。据说，他老人家热爱印度文化——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几则报道，才知道他经常演讲，畅谈他对印度文化的看法。为了向他老人家表示我认真看待这个问题，愿意跟大家一起讨论切磋，我也扯着嗓门，隔着偌大的一个房间大声回答那位仁兄：“您说的印度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陪同我前来的印度行政官员，吓得立刻闭上眼睛，露出一脸痛苦的表情。前省长坐回椅子里。满堂宾客噤若寒蝉。

于是，印度人有意识地、自觉地回归了精神生活和古代文化，一如英国人回归到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馆的汤姆·琼斯和亚当斯牧师的阶段。然而，无可避免地，这种不自然的自觉总会伤人们的真性情和真感觉。旧世界，充满一再创造、一再毁灭、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废墟的旧世界，如今再也存活不下去了。印度人骤然投身进一个新世界中，苦苦挣扎，四顾茫然，只看到新世界的形式，却捉摸不到它的精神。他们试图在自己的土地上求取新身份，却变成了失根的兰花。

他们建立起双重标准。加尔各答发生霍乱，五百人死亡。这则新闻只出现在一家印度报纸的“简讯”中。二十名儿童的死亡，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费洛札巴德市天花蔓延

《印度时报》新闻供应中心专电

（阿格拉6月1日讯）据悉，费洛札巴德市近日爆发了天花疫情，目前正在迅速蔓延中。

据悉，贾洛里·卡兰村已有二十人死于天花，大部分是儿童。

在同一家印度报纸上，比利时十六名矿工的死亡，却是大新闻。因土地纠纷打官司的农民一脸茫然，坐在法庭里，张开嘴巴，呆呆聆听双方律师使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进行辩论。法院大门外灰尘满天，闹哄哄的，有如市场一般，成群无所事事的农民在闲荡，打字员坐在稀疏的树荫下，操作他们身前那架老爷打字机，律师们穿着刺眼的暗灰色法袍，晃来晃去，等待顾客上门。这间市场式的法院，是已经改变的、但却依旧停留在法律层次上的价值观中运作的。它只是一种假装，一种繁复的仪式，帮助印度人渡过这个尘世。另一种法律——种姓阶级制度，虽然把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贬为贱民，但也必须受到珍惜和尊重，模仿西方制度，只能掩饰印度人的精神分裂。印度这个国家必须进步，必须扫除贪污腐败，必须追赶上西方国家，但这些真的很重要吗？一点点贪污会危害整个社会吗？物质生活真的那么值得追求吗？以前，印度人不是已经享受过这一切吗？古代印度不是早就有了原子弹、飞机和电话吗？跟印度人谈论这些问题，听他们强词夺理，你真会被他们活活气死。然而，我只需回想我外祖母在特立尼达岛上的那栋房子，回想他们对内在和外在世界的朦胧知觉，我就能够理解他们的逻辑，体会他们心中热烈积极的情感和冷静消极的绝望。但我已经学会观察，我无法否认自己亲眼看到的现象。他们居住在另一个世界。他们没看见那些一早起床就成排蹲在铁路旁大便的印度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承认这些印度人的存在。我为什么要刻意观看蹲在铁路旁的这些人呢？在开罗，我不是遇到过成群乞丐吗？在里约热内卢，我不是参观过黑人贫民窟吗？

今天的印度，语言也乱成一团。除了英国人，印度历史上的每一个征服者，都曾把一种语言赠予印度人。然而，直到今天，英语在印度依旧是外国语言。这是英国统治印度遗留下的最大缺憾。语言就像一种感官。印度独立后，官方继续使用英语（它永远只是印度的第二语言），但这肯定会在印度人心理上造成莫大伤害。这就像强迫英国城镇巴恩斯利的议会，以法语或乌尔都语议事一样。这一来，效率肯定会降低。更严重的是，它会在行政官员和老百姓之间树立起一道藩篱，而且，它会妨碍印度人寻求自觉。在政府机关被迫使用英语的印度公务员，常会显露出一脸惊慌、手足无措的表情。对他来说，英语就好像一种难以理解的符咒，勉强使用这样的语言与人们沟通，只会使他的反应变得非常死板僵硬。于是，他的上班时间就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度过去了，而下班后，使用自己的语言，他又变成一个思想敏捷、谈笑风生的人。印地语已经被政府指定为印度的国语。全国一半人口通晓这种语言。使用印地语，你从北部的斯利那加到南部的果亚，从西部的孟买到东部的加尔各答，一路通行无阻。然而，印度北部却有很多人不屑使用他们的国语，假装听不懂。在南方，当年甘地推动的学习国语热潮，如今早已退烧了。有些人说，把印地语这种北部方言明定为国语，只会让北方人占尽便宜，不如依旧使用英语，让南部和北部保持平等，即使牺牲行政效率，即使让大部分老百姓保持文盲的身份也值得。有些印度人甚至指出，印度这个国家永远需要一个征服者充当仲裁人。拥护印地语的人以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拒绝简化这种复杂的语言，让更多人能够理解，反而挖空心思，让它变得更复杂更难懂。Radio（收音机）是一个举世通用的英文单词，但推行印地语的人却不屑使用它，硬要把它转化成怪里怪气的voice from the sky（来自天空的声音）。

印度作家开始写作西式的长篇小说。印度人在这方面的尝试，进一步显露出印度这个国家目前的乱象。长篇小说是西方特有的文学形式。它反映出西方人对人类处境的关怀，描写的是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在印度，有思想的人是不屑探讨现实生活的。他们认为，作家的责任是满足拉达克里希南总统⑩所说的“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基本需求”。从西方观点来看，以这种心态写作或阅读小说，都是不恰当的。出于对精神世界的基本需求，许多印度人迷上《剃刀边缘》（The Razor’s Edge）和《魔鬼代言人》（The Devil’s Advocate）这类小说——光看书名，我们就知道那是一部宗教寓言小说。除了精神价值，小说还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故事、“人物塑造”、“艺术”、写实手法、主题、感人的情节、优美的文字？到现在印度作家和学者还在争论不休。于是，我们看到大学男生手里捧着女生文库的平装书，读得津津有味；于是，我们看见新德里名校圣史蒂芬学校的学生宿舍摆满美国儿童漫画书；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位学者的书房里，英国言情小说家丹妮丝·罗宾斯的一整套作品，和一卷卷占星学著作并列在一块儿；于是，我们发现，印度出版社印行的一套平装本简·奥斯汀作品，把她当作一位善于使用“明喻”的小说家来促销。

这只是印度人模仿西方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自渎的行为。同样的现象处处可见：在昌迪加尔市，一座新剧院落成了，却找不到剧作家撰写剧本；作家们一年到头忙着开会，讨论如何“融合民族感情”和如何协助政府推动五年经建计划，以及如何解决作家们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无关写作，反而跟翻译扯上关系——作家们觉得，英文这种语言，用来翻译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也许不成问题，但它无法精确而传神地呈现出使用印度“语言”写作的小说的风味。这可能是事实。我读过的英译印度小说不多，但读过几本后，我就不想再读了。我发觉，连备受读者爱戴的伟大小说家普林昌德（Premchand），其实只是一个二流的寓言家。他的作品探讨的总是那几个社会问题：寡妇的地位啦，媳妇的处境啦。其他作家很快就让我感到厌烦，因为他们的作品讲来讲去都是那一套：贫穷很悲哀，生离死别最是令人伤怀。印度小说中充斥着贫穷的渔夫、贫穷的佃农、贫穷的人力车夫这类人物。在这些作品中，你常会遇到年轻貌美的姑娘，她们总是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再不然，就是陪伴地主睡觉，以偿付家人的医药费，然后自杀。许多“现代”短篇小说，其实只是新瓶装旧酒的民间故事。我参加在安得拉邦举办的泰卢固⑪作家会议，领到一本小册子。首先，它讲述泰卢固民族如何奋斗，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泰卢固邦（坦白说，我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接着，它告诉我们，有多少烈士死于这场斗争，最后才提供我们一段简短的泰卢固小说发展史。从这份数据看来，泰卢固小说刚开始时，全都是模仿《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和《东林传》这类英国小说。再往南走，我遇到一位印度作家，据说，他的作品深受海明威影响。

《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和《老人与海》这两部西方小说，说什么也跟印度风土人情扯不上半点关系。刚开始时，日本小说也师法西方。谷崎润一郎坦承，他的早期作品受欧洲小说影响太深。然而，尽管在形式上模仿西方作品，日本小说依旧能够呈现出日本人特有的世界观。这使得谷崎润一郎的早期作品，以及三岛由纪夫的近作，都具有一种独特而迷人的风味：那种奇特的白描手法，创造出一种无与伦比的、超然的、客观的效果，使整部作品乍看之下似乎毫无主题。尽管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叙事方法有点奇怪，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日本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探索，以及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充斥印度文学和电影的温情与感伤，所反映出的却是逃避现实的心态——印度作家把冷酷的现实简化成温馨美好的情感。印度式的滥情和西方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完全是两码事。

纳拉扬（R.K.Narayan）作品最大的特色和成就，是以神奇而迷人的手法转化印度社会和文化的缺失。我这么说，并没有不敬的意思。事实上，纳拉扬是我非常敬仰和欣赏的印度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反映出印度小说特有的茫然感——印度作家对小说的功能和价值，总是感到怀疑，因而产生出这种特殊的茫然感，但他的坦诚、幽默和（最重要的）认命，却赋予他的作品一种高超的力量，使它不至于沦为通俗小说。他的作品深入印度社会的底层。若干年前，他在伦敦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印度永远会存活下去。他似是随口说说，但我听得出来，这句话对他来说可是一种非常深沉的信念——深沉到不需要特别强调。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属于比较古老而缺乏自省能力的印度。这种人生观在文学中造成一个奇特的效果：出现在纳拉扬小说中的印度，并不是游客看到的那个印度。纳拉扬是从印度的角度呈现人生的真相。冷酷的现实生活，大部分被剔除出他的作品，很多人生现象被视为当然，无需加以探讨。纳拉扬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他的小说形式蕴含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他的人生观却排斥这种关怀。纳拉扬小说的神奇魅力——有些评论家说那是契诃夫式的——就是产生自这种冷静内敛的矛盾。他的风格独树一帜，别的作家无从模仿，而我也认为，他的作品代表的不是印度文学终将达到的那种综合性。使用英文写作的年轻一辈的印度作家，早已跟纳拉扬分道扬镳。在那些描写从欧洲返国的留学生所遭遇的困境的小说中，这些作家所表现的，仍然只是个人的困惑和不安。他们的作品，可以视为记录印度乱象的文件。深入印度社会底层，同时却又能够以宏观的角度观察、批判它的唯一作家是R.普罗尔·贾布瓦拉（R.Prawer Jhabvala），而她是欧洲人。＊

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这场邂逅，终归破灭，它在双重的幻想中落幕。新的觉悟使印度人不可能回到从前，他们对“印度民族性”的坚持，却又让他们无法迈开大步向前走。在这个国家，你也许找得到一个自从莫卧儿时代以来就不曾改变过的印度，但事实上，它已经改变了，而且改变得非常彻底。你也许会认为，印度模仿西方所取得的成果是积极正面的，直到你发觉（有时感到很焦躁，有时感到很不安）：东西方之间的全面沟通和交流，是不可能的；西方的世界观是无法转移到印度的；印度文化中依旧存在着一些西方人无法进入的层面，可以让印度人退守其中。在今天的印度，消极的东方世界观和积极的西方世界观都已经被稀释、冲淡了，两者互相制衡。西方文化对印度的渗透不够彻底，英国人试图改变印度人的信仰和文化，结果却知难而退。印度的力量和印度的生存能力，来自消极的世界观，来自印度人特有的近乎本能的生命延续感。这种人生观一旦被稀释，就会丧失它的力量。在“印度民族性”的概念中，生命延续感注定会丧失。创造的欲望和动力消退了，印度人得到的不是生命的延续，而是生命的停滞。这种现象，反映在“古代文化”建筑物中，反映在许多印度人感叹的生命元气的丧失（其实，这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反映在邦迪和他那群朋友的政治闲谈⑫中，反映在“俱卢之野”寺庙的石雕里——一群死气沉沉的马和一辆静止不动的战车。湿婆神早已不再跳舞。

＊撰写本章之前，如果我有机会阅读加缪的《反抗者》，我也许会采用他的术语。加缪所说的“具有反抗的能力”，正是我所说的“积极进取”和“具有自省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加缪举印度教徒和南美洲的印加人作为例子，证明世界上有些民族缺乏反抗的能力。“反抗的问题……只对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有意义……由于政治自由理论的兴起，在我们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察觉到人的价值，而政治自由理论的实践，也使得人们对现存体制越来越感到不满……这个问题牵涉到人类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日益增长的自觉。事实上，对印加人和印度教贱民而言，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他们的传统文化早就替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相信，传统是神圣的。在一个把某些事物奉为神圣的社会中，反抗的问题根本无从产生，因为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出现真正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玄学被神话取代。人世间不再有任何问题，只有永恒的答案和评论，而这些也许是属于玄学的范畴。”—作者原注

＊“我们可以将‘服从文学’（大致上跟古代历史和古典时期同属一个时期）与崛起于现代世界的‘反抗文学’区别开来。我们发现，在‘服从文学’中，小说并不多见。少数称得上是小说的作品，描写的多半是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人生经历……这些作品只能说是童话，不配称为小说。在后来兴起的‘反抗文学’中，小说形式才获得真正的发展，直到今天，依然充满旺盛的生机和无穷的潜力……现代长篇小说的诞生，恰逢反抗精神的兴起。它在美学的层次上表达相同的理想和追求。”（加缪《反抗者》）—作者原注

①克莱夫将军（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将军，为英国独占印度奠定基础。

②寇松勋爵（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英国政治家，1899 年至 1905 年担任英国驻印度总督。

③喜马偕尔，印度北部的一个邦，首府即西姆拉。

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英国政治家，1773年至1785年担任英国驻印度第一任总督。

⑤汤姆·琼斯是18世纪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代表作《汤姆·琼斯》的主人公。亚当斯牧师则是其另一部作品《约瑟夫·安德鲁斯》中的人物。

⑥札格纳特，印度教保护之神毗湿奴的第八化身牧牛神克利须那的神像。印度教徒相信，在祭典中被运载这尊神像的车子辗死，即可升天。

⑦埃洛拉，印度南部村庄，以印度教遗迹闻名于世。

⑧图拉真（Trajan，52－117），罗马皇帝，公元98年至117年在位。

⑨麦克斯·马勒（Max Muller，1823－1900），出生于德国的英裔梵文学者与语言学家。

⑩拉达克里希南（1888－1975），哲学家和教育家，1962年至1967年任印度总统。

⑪泰卢固，一个聚居在印度东南部安得拉邦的种族。

⑫参阅本书第二章。

第九章 枕上的花环

“您一定猜不出我是干什么的吧？”

这个中年男子身材瘦削，五官轮廓分明，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那两只眼睛只管瞟来瞟去，鼻尖上闪烁着一颗晶莹的汗珠。冬天早晨，我们搭乘的火车二等车厢没开暖气，冷飕飕的。

“我也许能帮得上忙呢，我在铁路局工作。这是我的工作证。你见过这样的工作证吗？”

“你是查票员。”

他咧开嘴巴笑了笑，露出秃秃的牙龈。“先生，你弄错了。查票员都穿制服。”

他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唾沫横飞。“看来你永远猜不出我的身份。嗯，我告诉你吧。我是北方铁路局的‘表格与文具视察员’。”

“表格与文具！”

“对。我一年到头在路上奔波，不分昼夜寒暑，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视察每一个火车站办公室使用的表格和文具。”

“视察员先生，您当初是怎么干上这一行的？”

“别提了，先生，往事不堪回首。”

“千万别这么说，视察员先生。”

“我可以混得更好，先生。您听我这一口英文，还挺流利的吧？我的老师是英国人哈丁先生。我是大学毕业生，拥有文学士学位。当年我雄心勃勃地进入铁路局工作。他们把我安置在仓库里。那段日子，我每天从货架上搬下成捆的表格和工具，交给脚夫。当然，申请单先得经过上头批准，我才会发给他们这些东西。”

“当然。”

“在仓库蹲了好几年，我才熬出头来，坐进办公室。过程十分缓慢，但我还是熬过来了。我一辈子都待在铁路局的‘表格与文具’部门。我养活一家人。我让我的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我把女儿风风光光地嫁出去。我的两个儿子，如今一个在陆军，一个在空军，是军官哦。”

“听您这么一说，视察员先生，您这一生成就还挺大的，挺值得骄傲的。”

“哦，先生，您别消遣我！我这一生算是白过了，没什么可以夸耀的。”

“视察员先生，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您的工作。”

“机密，这是业务机密。不过您若真想知道，我就告诉您吧，首先，我得拿出一份文具申请单给您瞧瞧。”

“看起就像一本小册子，总共十六页。”

“有时，申请单会送到站长那儿。每年一次，我们向各车站的站长发出这样的申请单。站长把申请单填妥，呈上三份。顺便一提，您现在看到的文具申请单是最基本的一种。还有其他形式的申请单。”

“站长把申请单呈上去，然后……”

“然后，申请单就交到我手里了。接着，我就开始进行查访的工作。我搭火车来到那座车站，不动声色，跟着其他乘客一块儿下车。有时，我还挨车站站长一顿臭骂呢，而他竟然不知道我是查核他的申请单的。这时我才表明我的身份。”

“你好狡猾啊，视察员先生。”

“是吗？身为‘表格与文具视察员’，我必须摸清我手下每一位站长的底细。他们的个性显露在申请单上。从他们填写的表格，你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的人。您瞧瞧这份申请书，这是昨天填报的。”

这份申请单用黑笔填写，旁边用红笔加上密密麻麻的注解和批示。

“翻到第十二页。看到没有？这位站长竟然申请一百本便条簿。”

“天哪！你只给他两本。”

“这位站长有六个儿子，全都在学校读书。那一百本便条簿，有九十八本是给他的孩子用的。身为‘表格与文具视察员’，我知道他们会耍什么伎俩。哟，火车到站了！我得在这儿下车了。看来今天我又会碰到一箩筐鲜事了。但愿我有机会告诉你，这个火车站的站长究竟申请哪些文具。”

“前些天，我遇到你手下的一位‘表格与文具视察员’。”

“你遇到什么？”

“铁路局的‘表格与文具视察员’呀。”

“我们局里没有这种人。”

“这个人可不是我捏造出来的。他还把文具申请单拿出来给我看呢。”

一听到“文具申请单”，这位朋友只好招认了。

“纸包不住火，这项机密还是泄露出去了。有些人在铁路局工作了一辈子，从没听说局里有这么一号人物。唉，这阵子为了安排总统行程，我忙得晕头转向。我们那位前总统不喜欢坐飞机。你知道，对铁路行政人员来说，安排总统行程是多伤脑筋的一件事吗？更改行车时刻表、重新规划路线、检查铁轨——一寸一寸地检查啊。总统驾临之前二十四小时，派出大批保安人员，四处巡逻，监控可疑人物。然后，你得亲自扮演替身的角色，在总统专车抵达前十五分钟，搭火车在同样的路线上先走一趟。如果有人想暗杀总统，首先遭殃的人就是你。”

“在你们这座伟大的城镇，我们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才能喝到一杯咖啡啊？”

“在咱们这个地区，火车站是文明的中心。那儿供应的咖啡挺可口的。”

“我们到火车站去吧。”

“先生，您点什么？”

“两杯咖啡。”

“对不起，我们不卖咖啡。”

“哦。那么，来一壶两人份的茶吧。顺便把顾客申诉表拿来让我们填一填。”

“先生，您说什么？”

“顾客申诉表啊。”

“先生，我去跟经理讲一声。”

“不必了。你把那壶茶跟顾客申诉表拿来就行了。”

“我为这件事向您致歉。火车站的餐饮，是交给当地承包商办理的。我们把咖啡和茶叶交给承包商，他却转卖给别人。我们拿他没办法。这个承包商认识一位部长。这是我们印度特有的现象。瞧，服务生回来了。”

“他把顾客申诉表带来没有？”

“没有。他端来了两杯咖啡。”

印度铁路！它永远留存在每一个旅人记忆中——不管你是在印度哪一个地区旅行：北部、东部、西部或南方。然而，却很少作家记述印度铁路的浪漫传奇。这个规模无比庞大的机构，缩短了印度的距离。它在每一个车站张贴一幅早已褪色的布告，信心满满地宣称：误点的班车通常会准时抵达目的地。确实，印度的火车通常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印度铁路局的浪漫传奇真的存在吗？一个这么复杂这么优秀的组织，应该属于一个比较富裕的、拥有繁华的城市让游客寻幽探胜的国家。然而，把浪漫传奇赋予印度城镇的只是距离（或你对距离的认知）而已。（那些城镇的名字全都罗列在车厢内的黄色布告板上。）火车的动力把距离吞噬消化，然后将它排泄掉。火车鼓足马力，加速前进，而不久之后你就会发觉，火车的速度变得跟铁路两旁那一片贫穷、辽阔、单调、渺小的土地一样毫无意义。这块土地仰卧在苍穹下，奄奄一息，死气沉沉，直到火车抵达下一站，它才突然苏醒过来，闹哄哄的，仿佛把一路上压抑着的精气和活力全都宣泄在这一个时刻，这一个地点：身材矮小、汗流浃背的脚夫，头上缠着红巾，身上穿着印度式长衫，扯着嗓门呼叫；卖茶水的小贩提着大茶壶，随身带着杯子四处叫卖（杯子用后就砸掉）；卖槟榔和咖喱点心的小贩在人堆中钻进钻出，吆喝不停。（装食物的盘子，是几片用干枯的小树枝缀在一起的树叶，用过后就被扔到月台或铁轨上——那里，早就有一群野狗等着，一看见“盘子”掉下来，就纷纷扑上前去，龇牙咧嘴抢成一团，抢不到食物的狗就会扯开嗓门嚎叫不停。）印度的火车站既是避难所，也是民众活动中心。光滑沁凉的水泥月台让无家可归的人有个栖身之处。整座火车站天花板下，悬吊着一台台低矮的风扇，癫癫狂狂，不断地旋转着。日出日落。火车继续开行。奔驰中的列车映着金黄的曙光或晚霞，从车厢顶上把一条长长的、直直的影子投落到铁轨上。前方，依旧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前路迢迢。铁轨不会着火燃烧吗？火车会带领我们进一个富饶的、让老百姓挺起腰杆儿过日子的国度吗？不，这一列热烘烘的浑身沾满尘土的紫红色车厢，只会把我们带领进另一座车站，让我们听到更多叫声，让我们看到更多匍匐在地上的人体、更多四处流窜的狗，然后，把我们送进头等车厢候车室，享受一场不怎么舒适的淋浴，战战兢兢地吃一顿味同嚼蜡的午餐或晚餐。事实上，在印度铁路局心目中，货运比客运重要得多，而它的客运营收主要来自三等车厢，而非头等车厢——那一节节简陋的车厢，总是挤满下层社会的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能责怪铁路行政人员对印度铁路的光辉和浪漫传奇视若无睹呢？印度铁路服务印度的广大民众——无休无止而且准时。这是它的职责。它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许多印度人认为只有在三等车厢才看得到的“真正的”印度，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印度的茫然、无奈和无穷无尽的苦难。印度铁路的浪漫传奇，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这会儿，我正坐在三等车厢中——这可不是一般的印度式三等车厢。它有空调设备。整个车厢布置得就像飞机的客舱：一排排隔开的坐椅，高耸的椅背可以随意调整；双重玻璃窗悬挂着窗帘；座椅中间的通道铺着地毯。我们搭乘的是印度铁路的“尊贵”客车。这一列冷气车厢，行驶在印度三大城市和新德里之间。只花四英镑，你就可以舒舒服服旅行一千英里，以每小时三十五英里的速度奔驰在印度的大地上。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印度南方。车上的乘客大多是个子瘦小、五官清秀的南印度人。旅程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管静静坐在车厢中，显得很羞怯。在这群乘客中，你一眼就注意到那个鹤立鸡群的锡克人。他的身材十分魁梧，动作很大，脸上的胡子却很稀疏（锡克男人脸上大都留着一副浓密的胡须），额头上低低地紧紧地缠绕着一条黑色头巾，看起来就像西方人戴的贝雷帽。刚看到这个锡克人，我还以为他是来自欧洲的艺术家呢。他不理车厢中四处张贴的告示，大模大样举起皮箱，二话不说就把它塞到行李架上。这个动作把他那一身结实的、有如举重选手一般的肌肉，全都展现在我们眼前。放好行李，他回过头来，不屑地打量了全车乘客一眼，撇撇嘴，满脸鄙夷——他显然没把我们看在眼里。他的座位在车厢前面，跟我相隔四五排，他一坐下来，我就只能看到他头上那条黑布巾的顶端。不知怎的，我竟然被这个锡克人深深吸引住了。我的两只眼睛，仿佛着魔似的，不时回到那条头巾上。旅程开始还不到一个钟头，我就觉得，这个锡克人的身影有如阴魂一般紧紧纠缠着我。我担心（在密封的空间中旅行，我总是会这样担心）我对他的好奇和兴趣会引起他的响应，结果，我们之间难免会发生某种接触，而这正是我想避免的。

锡克人让我着迷。他们是印度硕果仅存的男子汉。在我看来，印度所有族群中，跟特立尼达岛上的印度人最像的就是锡克人。两者同样拥有浑身发泄不完的精力，野心勃勃，引起其他族群嫉视。他们善于耕种和操作机械，他们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他们喜欢开出租车和货车。跟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一样，在外人看来，锡克人宗族观念很强，喜欢关起门来吵吵闹闹，搞他们的派系政治。但锡克人毕竟属于印度，除了这几点相似处之外，对我们来说，他们是一个神秘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族群。锡克人的个性，似乎全都被他那一脸胡须和头上缠着的布巾遮盖起来。他们的眼睛总是空空洞洞的，不流露任何表情。他们在印度享有的独特声望，使他们显得越发神秘。锡克人骁勇善战，举世闻名。身为军人和警察，他们的胆识和狠劲儿令人闻风丧胆。尽管如此，在一般印度人心目中，锡克人却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族群。在印度民间传说中，愚蠢的锡克人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形象。据说，锡克人的愚昧跟他们的头巾有关：锡克人那一头从未修剪过的头发，长年包扎在头巾中，热烘烘的，难免会伤害到他们的头脑。这当然只是传说，姑妄言之。不过，锡克人的政治——由寺庙阴谋、圣人、充满神迹的绝食和美国大西部式的仇杀（从德里通往昌迪加尔市的公路上，时不时就传出枪声）所构成的一种政治，确实显得有点滑稽可笑，却也令人不寒而栗。锡克人精力充沛，这点毋庸置疑，但对一般印度人来说，锡克人的精力未免太过旺盛了：咄咄逼人，让人有些害怕。

前一个星期，我们这列客车出了一点车祸，原先那辆餐车被砸毁了，铁路局临时调派一辆来替代。如今，从我们的车厢到餐车，中间并没有直接的通道。我们想用餐，得等到火车抵达下一站，才能从车厢走下来，转到餐车上。我发觉那个锡克人跟随我下车，在书摊前闲荡。我爬上餐车，背对着车门坐下来。整个车厢嘈杂无比。乘客们说着元音很重的印度南部方言，高声谈笑。这帮南印度人开始放松身心。这会儿。他们一个个伸出舌头，舔食他们那黏糊糊、湿漉漉的食物。他们喜欢把食物放在手心上，搓弄一番。瞧，他们一边咀嚼食物，啧啧有声，一边把凝乳和米饭放在手心上，不停地揉搓拍打，然后，出其不意地（仿佛要让他们的食物吓一大跳似的）把混合在一起的凝乳和米饭揉成一个小团子，湿漉漉的，放到嘴巴前面，咻地把整个饭团吞进肚子里。接着，他们又展开另一回合的揉搓、闲聊和叹息。

“你不介意我坐在这儿吧？”

我抬头一看，是那个锡克人。他手里握着一份《印度图画周报》他头上紧紧地斜斜地包缠着一条黑布巾，身上紧绷绷地穿着一件衬杉和一条扎上皮带的长裤——这副装扮看起来，倒像儿童故事书里的海盗。他的英文讲得还挺流利，显然，这个锡克人在国外住过一阵子。这会儿，他的嘴角居然带着一丝笑意，不再紧紧绷着。他挪动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挤进桌子和椅子之间的狭小空间，一边坐下来，一边撅起嘴巴，似笑非笑地打量餐车中那群正在使劲揉搓、拍打食物的南印度人。

“喜欢车上的食物吗？”他鼓起胸膛，呵呵笑了两声。“你是从伦敦来的，对不对？”

“可以说是。”

“我从你的口音听得出来，刚才，我听到你跟警卫讲话。你知道汉普斯特德①这个地方吗？你知道芬治礼路吗？你知道菲茨章大道吗？”

“知道，但不熟。”

“你知道班比咖啡店吗？”

“没去过。”

“你去过芬治礼路，就一定知道班比咖啡店。你还记得那个身材矮小、脸上留着一小撮胡子、成天穿着紧身裤和高领套头毛线衣的家伙吗？”说着，他又呵呵笑起来。

“记不得了。”

“你记得班比咖啡店，就一定记得这个人，小不点儿。不管什么时候你去班比咖啡店——不管什么时候，你去芬治礼路任何一家咖啡店，你肯定会在店里看到这个家伙，蹦蹦跳跳，钻进钻出。”

“他在店里干什么，操作煮咖啡的机器？”

“不，不，他不是干这行的。他什么都不干，成天在咖啡店里晃来晃去，无所事事。小胡子，个头小小，挺会逗趣的。”

“你怀念伦敦？”

他抬起眼睛，瞄了瞄那群正在使劲揉搓饭团的南印度人。“喏，你自己看吧。”

一位身穿莎丽装、鼻梁上架着一副蓝色眼镜、膝头上坐着一个小孩的妇人，正伸出舌头，咂巴咂巴舔着咖喱酱。她张开手上的五根指头，把掌心平贴在盘子上，然后把手指合拢起来，将手掌伸到嘴巴上，咂巴咂巴舔起来，直舔到手掌干干净净为止。

锡克人又鼓起胸膛，发出呵呵的笑声。

“终于开车了。”火车驶出车站时，他松了口气。“在这儿，我可不想碰到其他锡克人。抽根烟吧。”

“锡克教徒是不抽烟的，不是吗？”

“我这个锡克教徒，烟瘾可大得很呢。”

正忙着舔食咖喱的妇人听到这话，猛然抬起头来。车厢中的南印度人，纷纷停下手边的工作——他们正在揉搓饭团，瞄了瞄我们两个，然后又纷纷转过头去，仿佛受到惊吓似的，不敢再看我们一眼。

“人渣！”锡克人嗖地板起脸孔。“瞧，这些猴子睁着眼睛正瞪着你呢。这副德行！”他倾身向前，悄声对我说：“你知道我的最大毛病是什么吗？”

“不知道。告诉我吧。”

“我对肤色存有偏见。”

“哦？这种态度不好。”

“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偏见。”

看来，这个锡克人可不是好惹的，我应该敬而远之，但我的特立尼达出身和教养却误导了我。“我对肤色存有偏见。”这句突如其来的陈述是特立尼达式的，它是一种高明的社交手腕，邀请对方进行一场半认真的、无伤大雅的闲聊。我响应他的邀请，而他显然也准备接纳我。我竟然忘了英语只是他的第二语言，而在日常谈话中，很少有印度人（包括锡克人）懂得使用和欣赏反讽。此外，尽管这个锡克人口口声声说，他很怀念伦敦的芬治礼路和菲茨章大道，但骨子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印度人——对这种人来说，阶级和教派的禁忌是不可违背的。他公然在火车上抽烟，但那只是一种虚夸的反抗和挑衅。其他锡克人不在场时，他才鬼鬼祟祟地把香烟掏出来，点上一根。他遵守锡克教的习俗，头上缠着布巾，脸上留着胡须，腰上配着一把匕首。在这种情况下，我怎敢公然拒绝这个锡克人的友情，对他不理不睬呢？

点菜的时候，他特别交代餐车服务生：“我不要米饭。”显然这也是阶级禁忌的一种：米饭是“非雅利安人种”聚居的印度南方的主食。等待服务生把食物端上来的当儿，他伸出一根手指，一边蘸着口水，一边翻看《印度图画周报》。“瞧！”他翻到一页，递到我眼前叫我看，“在这张照片中，你能找到几只南印度猴子？”他让我看的是一篇有关雅加达亚洲运动会的报道。照片中的印度国家代表队几乎全都是锡克人——不戴头巾，把长长的头发扎成一束，用丝带绑起来，这些锡克人看起来挺陌生的。“这是哪门子的‘印度’代表队！没有我们锡克人，这个国家怎么存活得下去？你知道吗，如果我们锡克人袖手旁观，巴基斯坦军队肯定会长驱直入，占领全印度。你给我一师锡克部队——只要一师就够了，我保证三个月内横扫这个被神诅咒的国家。到时候你看看，这些南印度人渣敢不敢阻挡我们？”

我跟这个锡克人粘上了，如今想逃也来不及了。往后，我们还得在火车上共处二十四个小时。每到一站，我们一起从冷气车厢中钻出来，在月台上散散步，透透气，享受炽热的阳光。我们一起用餐。抽烟时，我站在一边把风，免得让其他锡克人撞见。“我不在乎，”我的锡克朋友说，“但我不想让其他锡克人看见我抽烟，免得他们难过。”我们聊起伦敦、特立尼达和咖啡店，也谈到印度和锡克人。我们都同意，锡克人是印度最优秀的族群，但是，他认为值得欣赏的锡克人却寥寥无几。我绞尽脑汁，实在想不出几个有名望的锡克人。我提到一位锡克宗教领袖。“他是该死的印度教徒！”我的锡克朋友说。我提到另一位。“他是被神诅咒的穆斯林！”我提到几位政治人物。他告诉我，这几个人全都是奸诈的政客，“有个家伙输掉选举，心里不甘，就叫几个手下抬着几个票箱跑过来说：‘等等，我们忘记数这些选票。’”我提到锡克人的活力和旁遮普省的繁荣。他嗤之以鼻：“对！清道夫都出头了。”我们谈起锡克作家。我告诉他，我很喜欢库雪旺·辛格的作品，他花费毕生精力，整理锡克教的经籍和历史。“库雪旺？他根本不了解锡克人。”根据他的看法，描写锡克人最有深度的作家是坎宁安（Cunningham），但他已经死了，就像所有杰出的锡克人一样。“今天，我们锡克人是一群没有希望的可怜虫。”我这位锡克朋友说。

他讲的那些故事，有许多确实很滑稽，令人发噱，但有时我会在他一本正经讲述的故事中——尤其是那些跟锡克教领袖有关的，看出一种无心的幽默。我们的交往是在相互的误解中开始的，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发展出一段情谊。随着旅程的进展，他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尖酸刻薄，而这正好反映出我自己的心情。一路上触目所见尽是吵闹不休的火车站、贫瘠的田野、残破的市镇、骨瘦如柴的牛群、憔悴苍老的人群。他对这幅景象的反应，跟我的反应太相似，因此我一时没有察觉到，这样的反应对一个印度人来说是很不寻常的。说也奇怪，他的反应虽然激烈，但却稳定了我的心情——这个锡克人仿佛变成了我那个非理性的自我。铁路两旁的土地越来越贫瘠，他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凶暴，但他对我却显露出一种奇异的、深沉的柔情，就像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对待一个侏儒那样。

将近午夜时分，我们抵达一个接驳车站。我得在这儿换车。整座月台看起来就像医院的太平间：朦胧灯光下，只见地上躺着一排排身躯，乍看之下，就像一个个皱缩的白色包裹；一双双骨瘦如柴的胳臂、一条条青筋毕露的腿、一张张布满灰色胡楂的脸庞，就从这个白色包裹中探伸出来。人们睡觉了，狗也睡觉了。其他人和其他狗就从他们身上践踏过去，影影绰绰，迷迷蒙蒙，看起来就像是从尸体上冒出的气体。一列火车停靠在月台旁。静悄悄的三等车厢，挤着几百张黑黧黧汗淋淋的脸。装有铁栅的车窗顶端悬挂着黄色的牌子，显示这群旅客此行的目的地。火车头喷着气，嘶嘶响个不停。误点的班车通常会准时抵达目的地。风扇呼啸旋转。原野上四处响起凄凉悠长的狗吠声。一只狗瘸着脚，一拐一拐走到月台尽头，消失在茫茫黑夜中——它的一只前腿不知刚被谁砍断了，血淋淋的，只剩下一截血肉模糊的残肢。

我的锡克朋友帮我把行李拎下车厢。此时此刻，我格外感激他陪伴在我身边。在车上，我们已经互相交换地址，约定重聚的地点和时间。临别时，我们又再许诺一次：我们将结伴周游印度南方。印度还是有一些好玩的地方的。我们会一块儿去打猎。他会教我打猎。他说，打猎很简单，保证我一学就会。他说，我肯定会很喜欢那些大象。然后，他就回到他那个装有双重玻璃窗的冷气车厢中。汽笛响起了，火车轰隆驶出车站。然而，车站并没改变多少：依旧挤满旅客，依旧等待交通工具。

约莫两个小时后，我那列客车才开行。这会儿车厢停靠在月台旁。我把三等车票换成头等，然后蹑手蹑脚，小心翼翼沿着灯光朦胧的月台走下去，经过一排排躺在地上的人和狗，经过一节节闷热不堪、早已挤满乘客的三等车厢，一路走到头等车厢门口。售票员打开我那个包厢的门，让我进去。我把门闩上，拉下所有的百叶窗，试图把狗的嚎叫声和月台上那一张张愣瞪着眼睛的脸孔、一副副骨瘦如柴的身躯，阻挡在车厢外。我没开灯。这会儿我只想躲藏在黑暗中。

我并不期望跟他再聚，但我们还是见面了，一如我们分手时的约定。地点是在印度南部一个城镇。在那儿，除了这个锡克人，我只认识一位经营糖果铺、家境相当富裕的印度人。他非常好客——好客得让我感到有点畏惧。每次去探望他，我都得尝一尝他铺子里卖的各种糖果。这些东西又甜又腻，只消尝几口，就会让你一整天吃不下饭。我那位锡克朋友也很好客，但我比较能够接受他招待朋友的方式。他先请我喝酒，让我恢复胃口，然后再请我好好吃一顿饭。他放下手边的工作，终日陪伴在我身旁。我感觉得出来，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一尽地主之谊，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此展现他对我的友情。这让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我实在无法响应这样的友情。幸好，这会儿我的心情比在火车上时平静多了。我再也不必随着他的情绪起舞。

“这个城镇原本是个军营，现在却变得乱糟糟的，”他告诉我，“以前他们不准黑鬼进入这座城镇，现在呢，黑鬼满城走动，到处都是。”

他还是那么容易动气。不同的是，在火车上，我能够从他的愤怒中看到一种幽默感或自嘲。现在，他是真的生气了。

“这帮人！每次你招呼他们，都得大叫一声：‘仆欧（boy）！’否则，他们根本不会响应你。”

我早就注意到这点。在旅馆，我也跟其他客人一样，动不动就大叫一声：“仆欧！”但我总是拿捏不准正确的发音和腔调。旅馆的仆欧和房客身上穿的服装，都是南印度式的，有时我难免会叫错人。因此，我的呼叫总是带着一种询问和抱歉的意味。

锡克人并不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笑。“你知道他们怎样回答你吗？你会误以为你在演一部电影，出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群美国黑人。你叫他们一声‘仆欧’，他们回答你：‘是，主人。’天哪！”

看什么都不顺眼，动不动就生气，这个锡克人变成了我精神上的一大负担。他的愤怒就像一种自虐。他终日喃喃自语，不知在生谁的气。当初我没看清楚这个锡克人的真面目，而就在这样的误解中，我助长了他对我的友情和信赖。我们在车站黯然分手，后来我们又在这座城镇重逢，感觉十分温馨。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为我拟定的一切计划。他已经安排好，带我一块儿去打猎。如今，我想打退堂鼓也来不及了，可我又不想继续跟他混下去。进退两难，我只好任由他发牢骚，装着没听见，让我担心的不仅仅是他的怒气。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亲昵，让我感到更加不安。身为主人，他对待我这个宾客可谓无微不至，他把照顾我当作他的天职。我看得出来，他对他的国家感到非常失望，心中充满怒气。我也看得出来，他很寂寞。印度的现状对他来说是一种屈辱。这点，我的感觉和他完全相同。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终究没有摆脱这个锡克人。他陪伴在我身边的时间越长，而我介入他心中的怨恨也越来越深，但那是一种消极的、焦虑不安的介入，正在等待解脱的时机。

一天，我们结伴去探访一座十八世纪宫殿的废墟。经过一番清理和整顿，它变成了市民们休闲野餐的场所。在这儿，我们看到的印度是她那优雅殷实的一面；市场和火车站被远远地阻隔在围墙外。这座废墟，是我这位锡克朋友常游之地。这会儿他带领我漫游其间，一路指指点点，神态显得非常肃穆，甚至有点骄傲。附近有几间更古老的庙宇，但却引不起他的兴趣。我想我知道原因。他去过欧洲，曾经因为他的头巾、胡子和他那一头长长的、未曾修剪过的头发，被欧洲人嘲笑过（也许他太过敏感了，总是怀疑别人取笑他）。从此，他以另一种眼光看待印度和他自己。他知道欧洲人喜欢什么。这座已经荒废的宫殿是欧洲式的。能够带领我参观这样的废墟，让他感到很开心。我们漫步花园中。他又谈起他为我安排的狩猎之旅。他说，我肯定会很喜欢那些温驯安静的大象。我们流连在花园中的水槽旁，边吃三明治边喝咖啡。

回程中，我们顺道参观附近的一座寺庙。这是我提议的。孤苦无依的住持，看起来就像一个叫花子。他打着赤膊躺在绳床上，看见我们走进庙门，赶忙从床上爬下来迎接我们。这位住持不会讲英语，只能比手画脚招呼我们。我的锡克朋友哈哈笑起来，脸上露出轻蔑的冷漠的神情。住持装着没听见，自顾自走在我们前头，引导我们走进低矮阴暗的庙堂，不时伸出他那只枯瘦的胳臂指指点点，以赚取一笔向导费。光线十分暗淡，我们看不清楚庙堂中的石雕。对住持来说，这些雕刻品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香火缭绕的神龛。龛中点着油灯，映照着一尊尊色彩鲜艳、装扮得像玩具娃娃一样的黑神像和白神像——这证明，自古以来，印度就是雅利安人和德拉威人①杂居的国家。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的锡克朋友说。

住持睁着眼睛望着神像，等待我们的赞许。听锡克人这么一说，他点了点头。

“你去过吉尔吉特吗？”锡克人问我，“你应该到那儿走一趟。居住在那个地方的全都是纯种的雅利安人，长得漂亮极了。你让两三个德拉威人搬到那儿去住，没多久，他们就会污染雅利安人的血统，使他们堕落腐败。”

住持点点头，带领我们走出庙堂，站在一旁看我们穿鞋。我掏出一些钱递给他。住持一声不吭，回到他那间窄小的禅房。

“迁居印度之前，我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种族，”车子驶出庙门时，锡克人忧伤地说，“亚利亚，这是梵文中一个非常尊贵的词。你知道它的意思吗？贵族。你应该读几部古老的印度教典籍。这些书会告诉你，在以前那个时代，亲吻黑种女人的嘴唇，是一种非常不洁的行为。你以为这是锡克人在胡说八道？你读读那些书吧。雅利安人和德拉威人之间的恩怨，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现在它又冒出来了。报纸上不是说吗，这些黑鬼在搞独立运动，试图建立自己的邦国。这些人欠揍。总有一天，我们会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车子经过的地方，土地贫瘠，人口稠密。广阔的田野上，最干净整齐的东西就是这条马路。马路两旁散布着一个个长方形坑洞——农民在这儿挖掘黏土，修建他们的茅屋。沿路栽种着一排浓荫密布的大树，根部整个暴露在日头下。田野中四处可见倾倒的树木——人类渺小的活动给大自然带来了浩劫。路上车辆稀少，但却挤满行人，他们无视天上那轮毒日头、满路飞扬的尘土和我们的汽车喇叭声。妇女身上穿着鲜艳的紫色、绿色和金黄色衣裳，男人则衣衫褴褛，不堪入目。

“这些人全都拥有投票权。”

我回过头来看了看我的锡克朋友，发现他那张脸孔绷得紧紧的，充满怒气。他神情显得更加倨傲冷漠，嘴唇不停地蠕动着，仿佛在喃喃自语。他到底是用哪一种语言在说话呢？他究竟是在祈祷还是在念咒呢？此刻，我又感受到了几天前在火车上体验过的那种歇斯底里。而今，我觉得，我必须负起双重责任。这个锡克人看每一样事情都不顺眼，他的火气越来越大。他的心情我能理解，而我也热切盼望这块土地和这群民众能够改变。锡克人的嘴唇依旧蠕动不停。于是，我试图以我的咒语制衡他的咒语。我感觉到灾祸降临，我渐渐丧失了理智。我试图对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没饭吃的穷人，展现我的爱心。但我失败了，我知道我失败了。面对我身旁这个锡克人的愤怒和轻蔑，我终于屈服。不知不觉，我的爱心转变成了一种自戕式的歇斯底里——我渴望看到更多的腐败、贫穷和饥饿，我渴望看到更丑陋、更怪诞、更畸形的人。此时，我只想看一看人究竟能够堕落到什么程度。我恨不得把人类的沉沦，全都吸纳进我的心灵。对我来说，这就是终点，这就是我个人的失败。我知道，这一刻的污点会永远烙印在我心灵中。

工务局修筑的一条高耸的白色排水沟上，一个男人伫立着，乍看之下就像一尊雕像。破破烂烂的衣裳悬挂在他那骨瘦如柴的身躯上，遮掩着他那细瘦的、宛如烧焦的木棍一般的四肢。

“哈！瞧那只猴子，”呵呵一笑，我的锡克朋友脸上露出憎恶的表情，“天哪！这是人吗？即使是动物，如果它们想存活下去……即使是动物。”一时间，他竟也找不到适当的措辞，只好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即使是动物。人？那个、那个东西是人吗？他拥有什么？本能？他拥有本能，晓得什么时候吃喝拉撒？”

他以为他代替我说出了心里的感觉，就像几天前在火车上那样。他不知道，现在我已经觉悟了，不想再跟他一样陷入歇斯底里中。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是他自己的，与我无关。他施展在我身上的魔咒，已经破除了。

我们的车子奔驰在公路上，扬起一团一团尘土，遮盖了路旁的农民、树木和村庄。

有时我觉得，我们实在太过愚蠢，太过优柔寡断，太不诚实。这趟旅程结束时，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终止了。当着他的面告诉他，我不想再跟他见面，会让双方都感到很痛苦，但这可以避免。我可以悄悄换一家旅馆，从此消失。这是我的一贯作风。但不知怎的，这回我并没这么做——黄昏来临时，我发现我又跟他一块儿喝酒了，把农民和尘土，黑神和白神，雅利安人和德拉威人全都抛到脑后。刚才在路上，我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也许是酷热的天气和过度的疲劳所引发的吧。这会儿，喝了几杯浑浊的印度啤酒，感觉好多了。我们兴奋地聊起伦敦、咖啡店和那个“滑稽的小家伙”。

黄昏转变成黑夜。三个人围坐在一张摆满玻璃酒杯的桌子旁。除了我和锡克人，还有一个刚加入的英国人。这个身材肥胖、满面红光的中年人是做生意的，讲起英语来带着浓浓的英格兰北部口音。几杯酒下肚，我只管静静坐在一旁，聆听他们谈论锡克人的历史和军功。刚开始时，英国佬显得兴致勃勃，但没多久他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我洗耳恭听。我的锡克朋友说，兰吉特·辛格③死后，锡克人就开始衰微了。印巴分治后，锡克人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他也谈到一九四七年锡克人展开的报复和种种暴行。④我感觉得出来，这些暴行是故意说给我听的——今天下午一路驱车回到城里，他早就盘算好怎样教训我了。这家伙心机太深，让我不寒而栗。

肚子饿了，我们要吃晚饭了。于是我们转到附近一家餐馆。那个英国佬有事先走。

餐馆灯光明亮。

“他们瞪着我！”

餐馆闹哄哄的，密密麻麻坐满客人。

“你看，他们在瞪我。”

我们走到一个拥挤的角落。

我坐下来。

啪！我的锡克朋友伸出手来，一巴掌打过去。

“这些可恶的德拉威人，竟敢瞪着我。”

坐在隔壁桌的客人挨了一巴掌，仰面躺在地板上。旁边一把没人坐的椅子，正好可以充当他的枕头。他满脸惊惧，睁大眼睛，双手交握在一起，模样既像哀求又像致敬。

“军爷！”他仍躺着哀声呼号。

“竟敢瞪着我，你这个南印度人渣！”

“军爷！刚才我听到朋友说：‘瞧，一个军爷走进来了。’于是我就转过头去望一眼，并没别的用意。我不是南印度人。跟您一样，我是旁遮普人。”

“人渣！”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初在火车上，一看到这个锡克人，我就本能地觉得很不对劲儿——有些人浑身散发出暴力的气息，让害怕暴力的人一看就会觉得不寒而栗。我既然交上他这个朋友，难免就会重新评估我对这种人的看法。然而，在我们友情中所有的谬误和别扭的背后，我却一直对他保持戒心。很自然，这一刻我会感到惊恐，甚至自我厌恶，但这一刻也正是我一直期待的时机。于是，我站起身来走出餐馆，搭乘人力车回到旅馆。街上空荡荡的，悄无人声。由于我跟这个锡克人的交往，从一开始，这座城市就仿佛被扭曲了——不管是出于轻蔑或是出于某种爱心，我透过这个锡克人的种族主义眼光，观看和评估这座城市。如今，这种偏见却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就像刚才目睹的暴力让我觉得恶心。

我叫车夫掉转车头，把我载回餐馆。我的锡克人朋友早就走了，但那个挨揍的旁遮普人还待在餐馆里头。他睁着眼睛，气咻咻的，跟几个朋友站在柜台旁。

“总有一天我会把你那个朋友给杀了！”一看见我，他就扯开嗓门咆哮起来，“明天，我就去杀那个锡克人。”

“你可不能杀人。”

“我不但要杀他，还要杀你。”

我回到旅馆。电话铃响了。

“喂，人渣。”

“嗨！”

“我碰到一点小麻烦，你就开溜了。你还自称是我的朋友呢！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看法吗？你是一只脏兮兮的南印度猪猡。你别睡觉，我马上过去把你痛打一顿。”

他在旅馆附近打电话给我。几分钟后，他就出现在房门口，使劲敲了两下，深深一鞠躬，然后大摇大摆高视阔步走进我的房间，就像演戏似的。我们两人的脑子现在都清醒多了，但我们的谈话依旧充满醉意，就像玩跷跷板似的，一上一下，一进一退，摆荡在两极之间，时而惺惺相惜，把酒言欢，时而反唇相讥，撂下狠话。每次我们的谈话摆荡向其中一个极端，肯定会有一个人（要么是他，要么是我）出面纠正。我们之间终究还存在着一份情谊。我们边聊边喝咖啡。我们的谈话摆荡来摆荡去，变得越来越虚假。最后，连剩下的一点情谊都被消磨光了。

“哪天我们一块儿去打猎吧，”临走时，他说，“我已经安排好了。”

这是一流的、好莱坞式的退场台词。也许，他是诚心诚意邀我打猎。我摸不清这个人的心意。印度人讲英语，往往会引起奇奇怪怪的误解。折腾了一整天，这会儿我只觉得浑身疲累不堪。尽管我们一块儿喝咖啡，尽管我们共同演出一出好戏，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友情已经终结了，从此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我松了一口大气，但心中却也觉得有点遗憾和惋惜。毕竟，我们曾经相知相惜，结伴同游，而我对他的误解竟是那么深。

一觉醒来，我却感到莫名的恐慌。我看过一九四七年旁遮普屠杀事件和“加尔各答大杀戮”的照片；我曾听说，当年火车（令人难忘的印度火车！）运载一车厢一车厢的尸体，穿越边界；我亲眼看见旁遮普公路两旁立着一座座坟茔。然而，跟我的锡克朋友决裂以前，我从不曾把印度看成一个暴力国家。而今，我却在空气中嗅到了暴力的气息。这整座城市，仿佛沾染了我亲眼看到的那种暴力和自虐。我只想趁早逃离这个地方，可是，火车票和公车票早已被预订一空。这几天，我走不了。

我去探访我那位经营糖果店的朋友。他看见我走进铺子，登时眉开眼笑，一面招呼我在桌旁坐下来，一面吩咐店员端上一盘最香最甜的糖果，请我品尝。主仆两个陪伴在我身边，看我吃糖果。这些印度糖果甜得跟什么似的！“别吃肉，吃糖果吧。”我忽然想起小说家吉卜林说的这句话（也许我的记忆有误），越想感触越深：“肉”可是一个血淋淋的、令人怵目惊心的字眼。我感谢这座城市让我体验到它那温柔、脆弱、甜美的一面，但它也让我感到害怕。

第二天黄昏，在这家糖果店里，主人向我介绍他一位正巧来访的亲戚。听到我的名字，那人登时吓了一跳，还以为他在做梦呢。他正在阅读我写的一本书，对他来说，我可是一位居住在数千英里外的遥不可及的作家，不料，我竟然出现在一座荒僻的印度城镇，坐在市场里吃糖果！他原以为我是个老头儿，没想到我竟然是一个“巴查”——小伙子！能够认识我，他感到非常荣幸。我可以告诉他我住在哪一家旅馆吗？

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一打开房门，就看见一股辛辣刺鼻的白烟汹涌而出。这可不是一场火灾。有人在我房间里点上檀香。我赶忙掏出手帕蒙住脸，走进房间，推开窗门，打开天花板上的电风扇，然后鬼赶似的冲到走廊上。我那两只眼睛被烟熏得泪汪汪。过了好几分钟，烟雾才逐渐消散。一大束一大束香四处插着，乍看就像一根根即将熄灭的火把，灰烬滴落在地板上，宛如一堆堆鸟粪。我的床铺撒满鲜花，枕头上放着一只花环。

①汉普斯特德，伦敦西北部的一个享有自治权的行政区。

②德拉威人，居住在印度南部的非雅利安系的种族，皮肤黝黑，个子矮小，在相貌和身材上与居住在北部、皮肤比较白皙、个子比较高大的雅利安系印度人有相当大的差别。锡克人属于雅利安人种。

③兰吉特·辛格，克什米尔锡克教徒的领袖。参见本书第六章。

④1947年，印巴分治，随即引发一场种族仇杀。

第十章 紧急状态

中印军队在中印边界的尼法和拉达克地区，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印度报纸的斗大标题兴高采烈地宣布这个消息。那时，我正在马德拉斯旅行。旅馆的服务生三三两两聚集在走廊上或楼梯口，争相阅读报纸上的新闻。在山岳路，一群失业男子平日总是纠集在克瓦里地餐馆门外，替吃完饭的客人叫车子，赚取小费。这会儿，他们却都围聚在一位男士身旁，竖起耳朵聆听他高声朗读泰米尔语①报纸上刊载的消息。人行道上，一群妇人把煮好的食物舀到工人们的盘子里，每人收取几安钠。街旁的街巷里，打赤膊的车夫双手握着车把子，使劲推着笨重的手推车，哼哼嘿嘿，踩着碎步，穿梭在满巷川流不息的车阵中。这样的一个场景跟报纸上的标题摆在一起，显得很不搭调。印度这个国家，并未具备打一场现代战争的资格和条件。“以往足以和神圣罗马帝国抗衡的印度，也许，将来只能与危地马拉和比利时并列。”四十年前，小说家福斯特就曾借笔下人物菲尔丁②之口，作出这样的一个充满嘲谑意味的预言。独立十五年后，印度在很多方面仍旧是一个殖民地。它的主要产品，依然是政客和空谈。它的“工业家”其实只是一群贸易商、机械进口商和政府特许的制造商。它的行政体系仍旧是消极的、被动的，只负责稽征税捐和维持秩序，而今，面对战争，它也只能以言词回应激愤的民情。印度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是史无前例的。它实施“国土防卫法案”，要求民众准备防毒面具、燃烧弹和消防用的手摇灭火泵。对印度人来说，“紧急状态”意味着：某些公民权利的中止或撤销、使谣言和恐慌加速蔓延的新闻检查制度、充斥报纸的口号式大字标题。“紧急状态”变成了言词——变成了一连串英文字。“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孟买市一家周刊在封面上宣称。公务员考试委员会询问一位考生：“何谓全面战争？”他回答：“全面战争就是全世界都参与的一场战争。”前线传回来的消息越来越糟。据说，一支廓尔喀③佣兵只带着短刀就奉命到前线作战。一支印度军队只穿汗衫和球鞋，就被赶上飞机，从阿萨姆平原飞到中印边界的尼法特区。这个国家司空见惯的街头暴力，骤然间凝聚起来，形成一股沛然的、莫之能御的力量。民众们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解放的、革命的气氛。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光靠意志就能打败敌人，只消一个礼拜，中国军队就会收兵。然而，政客们只顾喋喋不休，夸夸而谈，行政官员只会按照法令规章办事。赫赫有名的印度陆军第四师，一交手就被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印度人引以为荣的印度陆军雄师，遭受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独立的印度共和国，如今却让人觉得它只是言词的产物：“我们为什么不应为我们的自由奋斗呢？”结果，它真的就在言词中崩塌了。领袖的魔力再也发挥不了效用。没多久，印度人的激情就渐渐转化成了宿命论。

中印边境战争已经一个星期了。一天晚上，我的朋友在家里举行宴会，客人包括一位制片人、一位编剧家、一位新闻记者和一位医生。进入餐厅之前，大伙儿先在回廊上小坐片刻。我坐在一旁聆听宾客们高谈阔论，心想，如果我把他们的谈话据实报道出来，读者肯定不会相信。这帮人的谈话时而琐碎轻浮，时而充满嘲谑意味，时而绝望，时而慷慨陈词。大伙儿情绪都很低落，气氛沉闷极了。制片人说，中国军队一路挺进，到达雅鲁藏布江畔就会停下来。他的口气还算平和，态度显得相当冷静。没有人质疑他的看法：印度面对这场危机，只能消极地因应。大伙儿忽然改变话题，讨论起佛家所说的“业”和人类生存的意义。我还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话题又转回到边界局势上。印度政府仓促应变的窘态，被狠狠嘲弄一番。大伙儿没有责怪任何人，也没有提出任何因应方案，只是把当前局势的荒谬性指出来而已。接下来呢？“有一个事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医生说，“那就是，在霍乱流行的当儿，注射霍乱预防针是很危险的。”这个医学上的模拟，我们一听就懂：面对入侵者，印度毫无准备，现在才开始准备不但愚蠢，而且危险。大伙儿都接受这个看法。制片人重复他的预测：中国军队推进到雅鲁藏布江，就会停下来。有人提起圣雄甘地。话锋一转，医生却谈起他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心得。他仿佛准备展开一场辩论似的声称，“伟大的治疗家通常会使用自身的力量，挽救自己的生命。”于是，大伙儿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神迹来。我仔细观察大伙儿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他们是很认真的。但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讲的这一套吗？说不定，他们的谈话只是一种中古世纪式的清谈——南印度婆罗门阶级的餐前闲聊。主人终于宣布开饭了。大伙儿终于达成一个结论：印度人也遗忘了他们的咒语，如今面对战争，只好坐以待毙。于是，边界危机就在这场清谈中消弭于无形。我们心平气和、若无其事地走进餐厅，坐下来吃晚饭，谈了谈别的事情。

生活依旧，印度人的日子还要过下去。

征婚启事：一位月入二百卢比的年轻大学生，征求一位具有泰卢固族血统、出身婆罗门阶级、非高西格族、年纪在二十二岁以下的新娘。

旅馆门外路边草地上，一群妇人和水牛成天在垃圾堆中钻进钻出，搜寻旅馆抛弃的剩饭剩菜和用来包装食物的香蕉叶。一条褐色小狗奄奄一息，躺在垃圾堆旁，就像一个待决的死囚。它被拘禁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等待死神的降临。一天早晨，它静静趴在地上，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一只乌鸦飞临，小狗忽然竖起尾巴，然后又垂下来。

容貌秀丽、气质高雅的婆罗多④舞者，一流大学毕业，出身贵族家庭，心胸开阔，性情温柔，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具有现代淑女气质，二十一岁，愿意嫁给工厂老板、商业巨子、家道殷实的地主、医生、工程师或高级企业主管。种姓阶级、宗教信仰、国籍均不限。

从新德里传来的前线消息，并没有任何改变，但印度教的屠妖节即将来临了，成群乞丐从四面八方涌进马德拉斯市山岳路。乍看之下，这个男孩可一点儿都不像乞丐。他长得挺俊俏，一身咖啡色皮肤十分柔嫩细致。他腰间系着一条红短裤，肩膀上披着一块白布巾。一看见我走出邮局，他就迎上来，朝我笑了笑，伸出左手，掀开肩上的白布巾，露出他那只畸形的、模样十分丑怪吓人的右臂。他这只手怎么看都不像人的胳臂：它的形状极像女人的乳房，唯一不同的是，末端并不是一颗乳头，而是一根细小的手指头上的一小片指甲。

除了秘书和那个头上顶着一束发髻的警卫，总共有八个人参加在“三重神智学会”举行的演讲会。今天的讲题是“我们的宗师安妮·贝赞特⑤”。主讲人是一位中年加拿大妇女。她说，她来自温哥华，但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根据安妮·贝赞特的说法，很早以前，温哥华曾经是神秘学研究重镇。安妮·贝赞特的爱尔兰血统，使她具有异于常人的通灵能力——这点毋庸置疑，而她的个性则是由她的前生经历所决定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妮·贝赞特是一位伟大的导师。每一位神智学家，都必须立志成为一位导师，让她的讯息继续传播人间，让她的著作继续流传在世界各地。“神智学会”目前遭遇的困境是民众的冷漠（针对这个问题，学会秘书刚才已经谈得很多）。很多人心中肯定有一个疑问：如果安妮·贝赞特今世今生跟我们在一起，为什么她一直没在“神智学会”露面呢？这个问题不合逻辑。为什么安妮·贝赞特非在“学会”露面不可呢？她为“学会”所做的工作，在前生前世已经完成了。如今，她肯定是以另一个名字，在另一个领域从事同样重要的工作。听众中的两位男士开始打瞌睡。

本地治里⑥位于马德拉斯南方一百英里处。城中的奥罗宾多静修院⑦四面围绕着洁白的高墙，显得十分清幽宁谧。一九五○年，奥罗宾多临终时，曾警告印度总理尼赫鲁，“黄种人”必将扩张势力，试图染指印度。他预测中印之间一定有一场战争。这项预言记录在奥罗宾多静修院的一本刊物中，白纸黑字，作为历史的见证。最近几天，这本刊物一再被翻阅。接待员引导我参观静修院时，随手一翻，就翻到了记录奥罗宾多预言的那一页。

大师的打坐坛十分高耸，布满鲜花，坐落在静修院中的一方阴凉的庭院里，现在已经成为信徒们集体打坐参禅的地方。“圣母”还活着，但很少露面。只有在重要的周年纪念日，诸如奥罗宾多的诞辰和圣母抵达印度的日子，圣母才会“现身”。我对奥罗宾多的生平事迹略知一二：他几乎完全在英国受的教育，回国后成了革命者，躲过了逮捕，逃到当时是法国属地的本地治里，定居在那儿，从此不再搞政治。他在本地治里建立一座静修院，广收徒众，变成一位德高望重的圣人。至于那位“圣母”，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她来自法国，是奥罗宾多生前的伙伴，在静修院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我花三个半卢比，在静修院附设的书店买了一本《奥罗宾多论圣母书信集》。

问：我认为，作为一个“个体”，她一身具现全部“神力”。她把“神恩”导引到物质的层面，让整个物质世界有机会改变和转型。请问，我的看法正确吗？

答：正确。她一身具现神力，是为了让世俗意识产生蜕变，以便吸纳上天赐予的超心灵力量。之后，在超心灵力量的主导下，世俗意识将会进一步转变，但整个意识仍不会超心灵化——首先，地球上将出现一个新种族，代表“超心灵”，而人类则代表“心灵”。

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拍摄的“圣母”照片，也陈列在静修院书店中，让游客选购。照片中的人是一位年龄不详的法国妇人：一张瘦骨嶙嶙、有棱有角的脸庞，笑嘻嘻的，绽露出两排巨大的、稍微凸出的牙齿，但她的脸颊却显得相当丰满，露出两只阴暗深沉的眼睛，跟她那一脸灿烂的笑容很不搭调。她把围巾束起来，用绳子或别针系在脑勺后，两端垂落在脖子两旁。

问：为什么“圣母”要穿戴这么华丽的服饰呢？

答：你赞同“神性”是象征贫穷和丑恶的观念吗？⑧

奥罗宾多和“圣母”身上都散发出“神光”。奥罗宾多的光是淡蓝色的，据说，死后好几天，他身上依旧散发出灿烂的光芒。“圣母”的光则是白色的，有时会转变成金黄。

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意义描述圣母或我本人的光时，我们探索的是一种特殊的、玄秘的现象——从“超心灵”发射出来的某种光芒。圣母身上散发的是“白光”，它能够净化心灵，启迪心智，把“真理”的精髓和力量导引到物质世界，使它产生蜕变……

圣母当然不会刻意向人们展示她身上散发的光。人们自动自发，接二连三跑来观看——据我所知，静修院中已经有二三十人看过圣母身上的光。它显然是一种征象，显示高层力量（我们不妨称之为“超心灵力量”）已经开始影响物质世界。

静修院的组织和运作也是由“圣母”一手主导的。奥罗宾多答复信徒的质问时，偶尔显得很不耐烦。由此可见，静修院成立初期，内部曾经出现一些纷争。

静修院的组织和运作，以往曾经出现一些问题，造成人力的浪费。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是员工们一意孤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尊重圣母的意愿。经过一番整顿后，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你们以为，圣母脸上没有笑容，是因为她对员工们的工作感到不满或不赞同。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通常，那只是显示圣母正在全神贯注思索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向你的灵魂提出的。

那时，圣母并不知道你跟T谈过话。你以为那就是她对你感到不满的缘由。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测。你觉得圣母的笑容神秘兮兮的，这也只是你个人的想象。圣母说，她的笑容可是最真诚、最和善的。

你千万莫以为，因为你的法文太糟，圣母才不愿改正它。真正的原因是我担心她太过劳累，不让她接下额外的工作。现在她已经够忙的了，每天晚上都得核查一大堆账本，批阅一大沓报告，回复一大堆来函，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睡一觉。事情总是做不完。如果她答应每一个刚开始使用法文写信的人，帮他们修改他们写的东西，那么，每天晚上她就得多花一两个小时在工作上。这一来，她就得一直工作到早晨九点钟，小睡片刻，十点半才下楼来。因此，我才劝她不要帮你们改法文。

对圣母的诽谤和一切不洁的念头，都会伤害她的身心，因为她已经把静修院的人，全都接纳进她的心灵意识里。她不愿把这些不洁的东西送回给他们，以免伤害到他们的身心。

今天，尽管“圣母”已经退隐了，但在静修院的日常运作中，我们还是可以察觉到她的影响力。布告栏上张贴着告示，提醒居住在院内的信徒，切莫跟来自马德拉斯的人接触，因为那座城市发生了霍乱。另一张告示则警告闲杂人等，莫聚集在静修院门口喧哗。这些布告都是圣母签名的——一个龙飞凤舞气象万千的M。静修院只是奥罗宾多学会辖下的一个机构。它所在的本地治里城，如今已经完全融入南印度社会中，连当年风靡一时的法语，也早已消失无踪。但奥罗宾多学会辖下的那一幢幢栉比鳞次、维修得十分良好的建筑物，依旧充满法国情调——乍看之下会误以为，本地治里是一个坐落在热带海岸的法国小镇。面对门外那一片白花花闪烁在海浪上的阳光，围墙上的窗户全都关得紧紧的，而这些围墙全都漆上代表奥罗宾多学会的颜色。如今在本地治里，唯一欣欣向荣的组织和机构似乎就是奥罗宾多学会。在城外，它拥有好几座庄园。在城内，它开设工厂、图书馆和印刷厂。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组织，在全体成员通力合作下运作得非常有效率。日益增加的成员，都是从世界各国和印度各地招募来的，据说“圣母”生平最讨厌三样东西：政治、烟草和性爱。跟随父母亲住进静修院的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学会一技之长，以便将来谋生。这些儿童中的“班长”穿着特殊的制服，一种非常短的充满法国风味的短裤。工作跟打坐参禅一样重要，在静修院中，体力活动是日常生活的部分。（后来，在马德拉斯，有一个英国人告诉我：有一天，他在本地治里遇到一群身上穿着奇装异服、脚下踩着溜冰鞋、年纪相当老迈的欧洲人。一时好奇，他就一路尾随他们，结果发现他们走进静修院的大门。这个故事可能是捏造出来的，因为在静修院中，我只看见过一个欧洲人。他打赤脚，一身粉红色皮肤非常醒目，身上缠着一条腰布，外加一件印度式外套。他那一头雪白的长发和满脸胡须，乍看之下，跟已逝的大师奥罗宾多颇有几分神似。）就这样，奥罗宾多学会从世界各地招募会员，避免了近亲交配、同种繁殖的问题，而会员们也都拥有一技之长，齐心协力，使他们的组织越来越兴旺。

譬如说，现任秘书长原本在孟买经商，后来退隐到静修院中，改名“纳华贾达”，意即“新生儿”。如今，他的外表看起来依旧像一个生意人。他手里拎着公文包，行色匆匆，一副大忙人的模样。但他告诉我，他一辈子从没这么快乐过。

“现在我得走了，”他说，“我得上楼去探望圣母她老人家。”

“您能不能告诉我，关于中印战争的事，圣母有什么开示？”

“一九六二年是个坏年头，”他匆匆背诵圣母的开示，“一九六三年也肯定是个坏年头。一九六四年，情况会开始好转。一九六七年，印度会打赢这场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我真的该走了。”

一连好几个礼拜，我常常看到这个年轻人。我原以为他是出身法国或意大利的见习企业干部。这个身材高瘦的小伙子戴着墨镜，拎着公文包，走起路来步伐歪歪斜斜，显得有点轻浮。但他那张脸总是流露出自信满满、坚毅果决的神情。让我感到纳闷的是，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四处晃荡呢？别人在上班，他却站在公车站牌下，好像在等公车。下午，我总会在博物馆内碰到他。晚上到表演场所看印度传统舞蹈时，我也会跟他不期而遇。我们两人隔三岔五就在街上擦肩而过。一天早晨，在旅馆顶楼走廊，我们迎面相逢，彼此都吓了一大跳。一个谜团终于解开：这个小伙子竟然是我的邻居——他的房间就在我隔壁。

这人让我感到惶惑不安，我也给他造成一些困扰，而我却不晓得。在马德拉斯，一般人都不喜欢邀请陌生人到家中做客。不管地位有多崇高，他们宁可纡尊降贵，亲自登门拜访你。这一来，我就得成天待在旅馆房间，接待房客。“仆欧”进进出出，给新到的访客端送咖啡。我猜，就是因为我房里常常传出一群人喝咖啡聊天、谈笑风生的声音，住在隔壁的这个小伙子才会精神崩溃。一天早晨，我们同时走出房间，正眼也不看对方一眼，各自把房门锁上。我们同时转身，刹那间，两个人站在走廊上面对面碰上了。僵持了一会，突然，有如连珠炮一般，他嘴里冒出一长串美式英语，滔滔不绝，我根本没有插嘴打招呼的余地。

“你好，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我的情况糟透了，我在这儿待了六个月，体重减轻了十六磅。当初，我内心听到东方的召唤，哈哈，于是我就千里迢迢跑到印度来，学习印度古代哲学和文化。我到处乱转，就像一只没头苍蝇，我就快被这儿整疯了。你觉得这家旅馆怎样？住在这儿，让我感到心里发毛，”他耸耸肩膀，“印度的食物让我受不了，”他撇撇嘴，伸出手掌拍拍他脸上戴着的墨镜，“我的眼睛都快瞎掉了。印度人很诡异。他们排斥外人。请你帮个忙。你的房间一天到晚都有人进进出出，热闹得跟什么似的。你认识住在这儿的英国人，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吧，把我介绍给他们吧，他们也许会接纳我。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我答应试试看。

我把这个美国小伙子的情况告诉一位朋友。他说：“好吧，我帮不上这个忙。经验告诉我，当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听到东方的召唤，千里迢迢跑来印度时，你最好敬而远之，千万别招惹这种人。”

我没再试。此后，我就尽量避免跟这个美国小伙子见面。幸好我再没遇到过他。这一阵子一连串水灾，加上部队的移防，造成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之间的铁路交通全面停摆。经过抢修，火车终于恢复行驶了。

“妇女专车”——斗大的黄色标志，赫然展现在一些车厢上。更多的车厢身上用粉笔写着“运兵专列”。乍然看到这一车一车士兵朝北方移动，穿越贫瘠破落的印度田野，前往烽火连天的边界，我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相貌俊秀、谈吐斯文、身穿草绿军装的士兵，在他们那嘴唇上蓄着八字须、手里挥舞着短杖的长官带领下，出现在火车站。刹那间，原本乱糟糟、闹哄哄的月台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变得井然有序。我猜，这些小伙子心里一定很怀念他们那脏乱不堪的家乡。一位身材矮小圆胖的少校跟我坐在同一个包厢。上车前，他跟送行的妻子和女儿肩并肩，静静坐在马德拉斯中央车站月台上，谁也没吭声，上车后，他就一直静静坐着，手里握住一只香槟酒瓶，里面装着开水。火车开行了好一会儿，他才打破沉默跟我攀谈。一开口，他就问我一个一般印度人最喜欢问陌生人的问题：您是打哪儿来的？从事什么工作？士兵们也变得活泼起来。途中，火车在蔗田旁边停下。一个士兵跳下车厢，拔出刀砍甘蔗。其他士兵纷纷跟进。霎时间，整座蔗田到处都是挥刀砍甘蔗的士兵。农夫气咻咻跑出来。士兵们掏出钞票，塞到农夫手里。农夫眉开眼笑。火车开行时，他还笑嘻嘻向我们挥手道别呢。

晌午时分，火车的影子拖得长长的，跟随我们一路奔驰。日落、黄昏、黑夜——火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灯光朦胧的车站。这是一趟典型的印度铁路之旅。以往，一路所见的景物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而今，在战争威胁下，却突然变得值得珍惜爱护。冬天早晨，火车迎着和煦的阳光，驶向我向往已久的孟加拉平原时，我对印度和她的百姓的感觉改变了——变得充满柔情，充满关爱。以往，我总是带着不屑的眼光看待这个国家。车厢中有一群孟加拉乘客。我看到一位男士脖子上环绕着一条长长的羊毛围巾，上身穿着一件褐色的苏格兰粗呢夹克，腰间系着一条孟加拉式缠腰布。这一身装扮显得非常优雅自然，跟他那端正的五官和轻松自在的姿态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脏乱腐朽、视人命如草芥的印度，竟也能产生出这么多相貌堂堂、温文儒雅的人物。印度制造出太多人口，结果却弃绝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然而，它却允许一部分人茁壮成长，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比这些印度人更有教养、更有个性、更有自信心的了。你若想了解印度人，就必须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把每一场邂逅看成一桩有趣的冒险和奇遇。我不想看到印度沦陷，我会受不了。

就在这种心情中，我漫步在加尔各答街头。这座城市，是尼赫鲁心目中的“梦魇”，是美国某一家杂志评选的“全世界最悲惨的城市”，是某一位美国作家笔下的“瘟疫怪兽”，是最让世界卫生组织头疼的“亚洲霍乱最后的根据地”。这座城市当初兴建时，只计划容纳两百万人口，而今在它的人行道上和贫民窟中，却住着六百万人。

“老鼠！”豪拉车站餐厅的服务生伸出胳臂，兴冲冲地指给我看：“瞧！一只老鼠。”这只浑身毛发脱光的粉红色小动物，慢吞吞地穿过铺着瓷砖的地板，爬上一根水管。餐厅中坐着的那个阿萨姆军人及其妻子，只顾低头吮吸盘中的米饭和咖喱鱼，连眼皮也懒得抬起来一下。这幅景象确实令人怵目惊心，但我心里早有准备。真正让我惊讶的，却是豪拉桥对岸那座红砖砌成的市镇。如果你能够忽视那满街的摊贩、人力车和那一群群身着白衣、行色匆匆的印度人，你肯定会误以为，此刻你正置身在英国的伯明翰市。然后，薄暮时分走进市中心，你会以为你闯进了伦敦城。瞧，那座烟雾弥漫、草木葱茏的梅登公园，不就是海德公园的翻版吗？雾中漫街霓虹迷蒙闪烁，酒吧和咖啡馆四处林立的乔林希区，不就像是伦敦牛津街、公园巷和贝斯沃特路的综合体吗？不远处的胡格利河，不就是一条更宽阔、更浑浊的泰晤士河吗？聚光灯照射下，前任印度陆军总司令身穿黑西装，挺着腰杆子，伫立在一座高台上，带着美国桑德赫斯特军校口音，说着印度斯坦语，向一小群懒洋洋的听众发表演说，主题是如何因应战争。一辆辆有如战舰一般浑身漆成灰色的加尔各答电车，慢吞吞地以每小时不到十英里的速度，行驶在大街小巷中。电车出入口，挤满身穿白衣的印度男人。在印度旅行的这段日子，第一次，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座大城市中。这是一座看起来挺眼熟的大都会：街道的名称几乎全都是英国式的，诸如埃尔金、林赛和艾伦比，这和街上熙往攘来的印度人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驱车出城，进入郊区，在茫茫烟雾中看见一根根烟囱矗立在棕榈树丛间，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越发加深了。

据说，印度的玛瓦尔⑨商人已经向有关单位查询，在中国管理下经商前景如何。同一个消息来源指出，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人，尽管一直反对将印地语颁定为印度国语，现在却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士气低落，人心惶惶。面对势如破竹的中国军队，阿萨姆省的行政系统一夕之间全面崩溃，官员和老百姓纷纷逃亡。但加尔各答面对的不仅仅是战争，即使没有战争，这座城市也已经死定了。当年的印巴分治，使加尔各答丧失了大半的腹地，而成群难民的涌入，更加重了它的负担。连大自然都跟这座城市作对：流经市区的胡格利河开始淤塞。但加尔各答的死亡不仅是形体的，也是心灵的。这座霓虹闪烁、脏乱不堪、人口过剩、黑金充斥、奄奄一息的大都会，一肩承担起印度近代史的悲剧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失败。在这儿，人们对印度和英国的接触一度充满期望。在这儿，印度文艺复兴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印度改革运动领导人，有很多出身孟加拉省。然而，也就是在这座城市，英国人和印度人反目成仇。当初人们期望的文化交流并未实现，印度人元气大伤。孟加拉一度在思想观念和改革热忱上领导印度全国各邦，而今，只不过四十年后，连印度人一听到加尔各答这个名字，都会不寒而栗，因为今天它代表的是贫民窟、霍乱和腐败。加尔各答人的美学意识和艺术创造力并未消退——坊间贩卖的每一件孟加拉纪念品和市场上展示的每一种出自难民之手、备受剥削的“手工艺”，都具有一种高雅迷人的艺术品位——然而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样的艺术才华只会更加凸显出这座城市的衰微堕落。今天的加尔各答，再也看不到杰出的领导人物，除了电影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和摄影家贾纳，这座城市再也不曾产生过伟大的艺术家。加尔各答人不再从事文化探索和艺术实验，如今，全印度的知识分子都纷纷从这场“印度大实验”中撤退。建立加尔各答城的英国人，早已经卷铺盖走人，但他们的影响力依旧残留在这座印度城市：英国人开设的公司行号遍布城中的乔林希区，生意好得不得了。而对城里的印度人来说（这些是已经夭折的印度复兴运动的产物，其中有很多如今坐在冷气大楼里办公），印度的“独立”只给他们带来一个好处：从此他们就能够像英国人那样撤出印度。这帮人撤退后，剩下来的印度——让我们那么惦念那么关怀的印度，究竟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国家呢？难道它只是一个名词，一个观念吗？

从火车上眺望，新兴的钢铁城杜尔加布尔看起来就像一幅绵延不绝、灯光闪烁的图画。我走到车厢走道上，观看这一城灯火，直到灯光一盏一盏消失在我眼前。多么微小的一个希望，多么容易破灭啊！邦迪拉今晚沦陷了。整个阿萨姆平原暴露在中国军队的炮火下。尼赫鲁总理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试图鼓舞民心士气，但他那套说辞听起来却像是哀悼国家的沦亡。成群藏族人在圣城巴纳拉斯火车站下车。他们那一张张宽阔的、红润的脸庞绽露出迷惘的笑容，没有人听得懂他们讲的语言。他们只管呆呆地站在行李旁，茫然不知所措。这些人披头散发，身上穿着臃肿的、脏兮兮的茶褐色衣裳，头戴毡帽，足蹬皮靴，模样一看就知道是外乡人。旅馆空荡荡的，国内航线的班机全都取消了。身穿黑西装的年轻经理和身穿“仆欧”制服的侍应生无所事事，三三两两站在走廊上，闷声不响。不知怎的，我心中忽然兴起一个念头：我何不趁这个机会狠狠跟他们杀价，花点小钱，在这家豪华旅馆住几天。于是我走上旅馆门前的台阶，开始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我对经理说：“房租包括早晨的咖啡哦。”经理无可奈何地说：“好，好，包括早晨的咖啡。”

旅馆坐落在巴纳拉斯城的军营区，周遭杳无人踪，宛如一座死城。住在这儿，你会产生一个错觉：你是一个游民，擅自闯入别人的房子赖着不走。但在市区，你却嗅不到一丝战火气息。河边石阶上堆积着一捆捆木柴。一具具穿着华丽寿衣的尸体，躺在撒满鲜花、布满垃圾的河岸，卑微地等待火葬。偶尔从柴堆冒出的火焰，闪烁在恒河反射出的强烈阳光中，摇曳不定。家属们围聚在火堆旁，谈笑风生。河边那一排排用巨大的字体镌刻着各种名号的陡峭石阶，挤满游客，热闹得就像假日的海滩。虔诚的印度教徒三五成群，或伫立水中，或躺在遮阳伞下，或围聚在一位师尊身边，聆听他老人家的开示。年轻人站在一旁舒展四肢，自顾自做健身操。高耸的白色河堤后面，迂回曲折的街巷中，小贩们穿梭在阴暗但幽雅的（可惜地上四处散布着一堆堆牛粪）石造楼房之间，贩卖巴纳拉斯城的名产：玩具、丝织品和铜器。寺庙中身兼祭司和向导两职的小伙子，穿扮得整整齐齐，一身光鲜。他们一面嚼槟榔，一面口出秽言，诅咒拒绝捐献香火钱的观光客。

我到一座尼泊尔庙宇参观。根据《默里旅游手册》的说法，这座寺庙“被色情雕刻品弄得面目全非。这些玩意儿并不值得观赏，你可别受到接待员的诱惑”。接待员是一个小伙子，肩膀上披着一头长长的女用假发。我央求他带我去参观这些雕像。“瞧，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淡淡地说，“瞧，这是另一个男人。这家伙是个急性子，因为他老是催促那对男女：‘快啊，快啊！’”向导总爱捏造这类故事，讲给游客听。我可不喜欢这样的评注。色情艺术提供给人们的愉悦是非常短暂、非常虚幻的。我后悔没遵循《默里旅游手册》的指示。

吃午饭时，我请那位忧心忡忡的年轻经理打开收音机，让我听听新闻，前线传来的依旧是坏消息。旅馆经理站在我身旁，背着手，低头瞅着收音机——即使心情不好，他依旧不忘礼节。突然，我听见播报员提到“中国边防部队”，心中一动。

“经理先生，我们现在收听的是北京电台的广播！”

“这是‘全印电台’呀！我常收听它的广播。”

“只有中国电台和巴基斯坦电台的新闻，才会提到中国边防部队。”

“可是，这是英语新闻啊。你听，他的口音……奇怪，这个广播听起来很清晰。”

他说得没错。播报员的声音听起来既清晰，又响亮。我们试图转到新德里电台，但听到的却是嘎嘎声和电波干扰。接着，我们听到一个十分微弱、飘飘忽忽的声音。

第二天，战争结束了。有如变魔术一般，刹那间，旅馆又住满了客人。

战争结束了，但“紧急状态”依旧维持着。身为地方行政长官，这位高干必须继续巡视他的辖区，一方面鼓舞民心士气，一方面为国防基金募款。我跟他见面时，他刚结束一段巡视行程，收到地方人士致赠的一本相簿，里面张贴的几乎全都是他接见地方士绅或接受他们欢迎的照片。这会儿，我跟他手下几位干部坐在他那辆旅行车后座，翻看这些照片。车子行驶在一条典型的印度公路上：两条泥巴路夹着一条铺着碎石的狭窄车道。泥巴路上的土壤早已经被牛车车轮碾磨成细细的、厚厚的灰尘。这是典型的印度尘土：它不但损毁路边的树，也糟蹋了公路两旁一百码内的田野，行政长官的座车开抵每一座尘土飞扬的车站时，我们面对的总是千篇一律的欢迎仪式：接待委员会、花环、健美操表演、粗糙简陋的地方产品展示会。

这位行政长官对肥皂和鞋子情有独钟。每一站，我们都会看到满脸胡须的穆斯林鞋匠站在一排鞋子后面，恭候长官驾临。本地的肥皂制造商，则站在他们那一堆笨重的、奇形怪状的肥皂旁边，等待长官检阅。一天黄昏，在晚宴上，身穿深色西装的长官向大伙解释，他为什么会对肥皂和鞋子那么感兴趣。一谈起这件事，他的声音就变得非常温柔。他说，他有个女儿在英国念书，经由电视或其他教育传播媒体的报道，她的同学们得知，印度这个国家所有城市的老百姓都不穿鞋子，不洗澡，也都不住在房屋里。“爸爸，这是真的吗？”这个哀伤的小女孩质问她父亲。从此，这位行政长官辖区内的所有工匠都必须制造鞋子和肥皂。接受欢迎时，长官一时兴起，往往会从团团包围他的地方缙绅中挣脱出来，跑到马路对面，跟列队欢迎他的穷人家小孩打招呼。有时他会行使行政长官的特权，拿起欢迎会上展示的肥皂，分送给孩子们。随行的摄影记者纷纷举起照相机，争相猎取镜头——看来，没多久又可以贴满一本照相簿，呈送给长官了。

这是一趟旋风式的访问。让我感到诧异的是，这么辽阔、贫瘠的地区竟然能够动员这么多人力物力，组织这么盛大的欢迎会。更让我感佩的，是居住在漫天尘土飞扬、物资极端匮乏的环境中的人，竟然能发挥艺术才华，创造出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我很想多留一会儿，感受一下充满希望的气氛，但我们的行程实在太过仓促，要参观的展览会实在太多了。我坐在旅行车后座，因此每到一站，我都得最后下车。通常，我还来不及观赏琳琅满目的展览品，长官和他的幕僚就已经回到车旁，等我上车，然后他们才一个接一个鱼贯钻进车厢中。

我们在欢迎会上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一群身材孱弱、四肢细瘦的小男生穿着白短裤和背心，聚集在大太阳下，为长官和贵宾表演体操。欢迎会上树立着一座座牌楼，上面用印地语写着“欢迎”二字。长官接受地方人士奉献的花环。在印度，通常一位政治人物接过花环后，会立刻将它从脖子上拿下来，交给随从——接受属下礼敬，又立刻显露出轻蔑的态度，是印度官场的典型作风。但这位行政长官并没这么做。他只顾低着头，让欢迎他的地方士绅把一个又一个花环戴在他脖子上，直到那一簇簇金盏花碰触到他的耳朵，从背后看，此时他的模样极像一尊装扮奇特的神像：一只手拈着雪茄，另一只手拿着英国式遮阳帽。他的随从就站在旁边，手里捧着长官的雪茄盒，他那一身装束看起来活像莫卧儿王朝的大臣。英国人这一招很厉害：他们把在他们之前统治印度的莫卧儿人，贬为随从和跟班。

一群农民聚集在装饰华丽的帐篷中，一排排坐在草席上。官员们则坐在一排椅子上，前面摆着一张桌子。一听见长官点到自己的名字，农民就站起身来，走到长官面前，深深一鞠躬，双手奉上钞票，捐献国防基金。（一位官员告诉我，随着国防基金不断累积，国民的储蓄日愈减少。）好几位妇女羞答答走到长官面前，脱下身上戴着的首饰，双手奉上。偶尔没有人响应长官点到的名字。这时，坐在草席上的农民就会七嘴八舌向长官报告：他家里有人死了，他家的牲畜死了，他病了，他突然远行了……一张张钞票随随便便堆叠在奉献盘上，摇摇欲坠。官员们似乎不把这笔钱看在眼里。

长官开始训话。他说，紧急状态还没有结束，因为中国军队仍然驻留在印度的神圣领土上。长久以来，印度人民在某些政治人物误导下，沉溺在非暴力主义的理想中。如今，国难当前，印度人民必须振作起来。长官为了唤醒民众，首先诉诸农民的爱国情操，接着向在座的民众分析中国对印度造成的威胁。他声称，以印度的任何一套标准来衡量，中国人都是“不洁”的民族。他们吃牛肉（这是对在座的印度教徒说的）；他们吃猪肉（这是对听众中的穆斯林说的）；他们吃狗肉（这是对全体印度民众说的）。中国人什么都吃：猫肉、老鼠肉、蛇肉——全都被他们吃进肚子里。农民们只管静静坐在地上聆听，脸上木无表情，直到长官打出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召唤印度教的“毁灭女神”⑩，农民们才振奋起来。

长官身边有一位“啦啦队队长”。他是一位身材高瘦的老汉，身上穿着老旧的双排扣灰色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手里拿着一顶看起来跟长官的帽子一模一样的遮阳帽，嘴里咂巴咂巴不停地嚼着槟榔。他的嘴巴很大，沾满槟榔汁，两片嘴唇红涎涎的，好像在滴血。他只管静静坐着，面无表情，仿佛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目。这会儿他忽然伸出手，扶扶眼镜，慢条斯理走到麦克风前，望着大伙儿，好一会儿没开腔。突然，石破天惊，他张开他那张血盆大口，露出一嘴烂牙和槟榔渣，扯开嗓门尖叫一声：“圣母卡利呀——”

“万岁！”大伙儿眼睛一亮，纷纷扯起嗓门回应。刹那间，一朵朵笑靥绽开在农民们脸庞上。“圣母卡利万岁！”

“你们说什么？”啦啦队队长说，“我没听见。”这是他最得意的一句台词，每次聚会都会用到。“我们再试一次，这回你们要喊大声一点，让我听见！圣母卡利呀——”

“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次，两次，三次，群众们呼唤印度教毁灭女神的名号，情绪越来越高昂。啦啦队队长骤然转身，走回到他的座位旁，一屁股坐下来，把手里握着的那顶遮阳帽搁在膝头上，睁着眼睛直视前方，咂巴咂巴，自顾自又咀嚼起槟榔来，似乎重新在脑子里演算刚才那道数学题目。

有时听众太少，只有小猫两三只，长官就会板起脸孔拂袖而去。这时官员和警察就会全体出动，急急慌慌，四处拉人。于是农民们被迫放下手上的活儿，离开田地和农舍，孩子们被驱赶出学校来，在老师押送下，前去聆听长官训话。晚上举行的音乐会却不愁找不到观众。本地的知名歌手嚼着槟榔，轮着上台，演唱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他们手里握着的麦克风，全都用白布包扎起来，以免沾到歌星嘴里喷吐出的槟榔渣。画家们通过一幅幅素描画，呼吁民众努力储蓄，提高生产，踊跃捐输。偶尔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剧作家，把他特地为这场战争创作的剧本搬上舞台，以彰显印度人民奋勇抗敌为国牺牲的精神，但这位剧作家跟村民们一样，并不知道中国人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搭乘火车，或开着汽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这时从车窗望出去，你会觉得，印度需要的只是同情和怜悯。这是一种廉价情感。也许印度人的看法是正确的：我那种悲悯——非常勉强、非常造作的一种情感，使我扭曲了人性。它使人们疏离，它让我在这些单纯而朴实地展示人性的音乐会上，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愤怒、怜悯和轻蔑，本质上是相同的一种情感。它们并没有价值，因为它们不能持久。你若想了解印度，就必须先接受这些感情。

我跟随长官，来到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跟周遭村镇没什么两样、但却以出产军人著称的地区。他们的尚武精神，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是古代的某种血统融合，在种姓阶级制度的保障下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是拉其普特人⑪独有的一种坚毅顽强的血统？我们不得而知。印度充满这类谜团。帐篷中挤满前来聆听长官演讲的民众。许多人穿上军服，挂上勋章。啦啦队队长把这些老兵集合在一起，请他们坐在帐篷边缘一条板凳上。长官训话时，有一两位老兵却站起身来，自顾自在马路上踱步。这之前，长官面对的听众都是那些被迫放下手边的工作、满心怨气前来听训的农民。但这里的民众完全不同：一开始他们就专心听讲。老兵们凝起眼神，直视长官，脸上的表情随着长官的语气而变化不停。长官说中国人吃猪肉，老兵们的眉头一个个皱了起来。长官说中国人吃狗肉，老兵们的眉头皱得更深了。长官说中国人吃老鼠肉，老兵们昂起头颅，眼珠一颗颗凸出来，仿佛遭受电刑似的。

长官还没讲完话，听众中忽然跑出一个男子。他走到长官面前，扑通一声跪下来，泪流满面。

群众松了一口气，脸上绽现出笑容。

“起来，起来！”长官说，“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尽管说吧。”

“您要我到前线打仗，我也愿意打仗。可是，家里没饭吃，我怎么打仗呢？我家的田地都丢了，我怎么打仗呢？”

群众抿着嘴，哧哧笑起来。

“你失去了你的田地？”

“是，在土地重划中全都失去了。”

长官回头跟啦啦队队长咬耳朵讲了几句话。

“好的田地，他们全都分配给别人，”陈情的男子哀哀哭泣起来，“坏的田地，他们全都分配给我。”

老兵们捧腹大笑。

“我会调查这件事。”长官说。

群众一哄而散。陈情的男子消失在人堆中，嘲笑声渐渐平息下来。我们转往村长家，参加这位沉默寡言的村长为长官举行的茶会。

那天晚上还有另一场音乐会，主办者是当地的一位教师。晚会即将结束时，他走到台上向大伙儿宣布：他最近写了一首新诗，如果长官不嫌弃，他愿意朗诵给大家听。长官拔出嘴里咬着的雪茄，点点头。一鞠躬后，老师开始比手画脚、滔滔不绝朗诵他的作品。那一行行押韵的印地语诗句宛如一串串活蹦乱跳的音符，淙淙，不断从老师嘴里流淌翻滚出来。蓦地，老师扯开嗓门大放悲声，把他的朗诵带到了高潮。他呼吁印度人民齐心协力，在人间创造一块神圣的净土——

……萨蒂雅·阿辛姆萨。⑫

老师一鞠躬，伫立在台上，等待听众的掌声。

“萨蒂雅·阿辛姆萨！”长官坐在台下怒吼一声。他那高举在空中准备使劲拍打的双手，忽然僵住了。“你疯了吗？崇尚真理，扬弃暴力——什么话！这种时候，你还跟他们讲真理和非暴力吗？这一整个下午我苦口婆心，鼓舞民心士气，难道你们都没听进耳朵吗？老师啊，你好糊涂！”

诗人伫立在台上，弓着腰，缩起脖子。台前的帷幕咻地降落下来，覆盖在他头顶上。

可怜的诗人！他苦心孤诣设计的晚间节目，晚会上表演的那些歌颂伟大祖国的短剧和歌谣，全都是出自他的手笔。然而，一轮到他自己上台，亲自朗诵他的杰作，他却开始胡说八道起来，仿佛鬼迷心窍一般。这些年来，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朗诵诗篇，歌颂真理和非暴力主义，备受官员们的赞许，享尽民众的掌声。积习难改，如今在长官面前他又老调重弹，因而遭受公开羞辱，也是自作自受。

几个星期后，尼赫鲁总理驾临印度北部的勒克瑙市。他站在停机坪上，一径鞠躬哈腰，从内阁四十六名成员手中，接过四十六个花环。这是我从勒克瑙市一位行政官员口中听来的故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印度行政体系奉中央政府指示，在勒克瑙市认真举行民防演习：实施灯火管制、发布空袭警报、挖掘战壕。他们原以为，尼赫鲁总理看了一定会非常高兴。不料，他老人家一看却发起脾气来。他说，挖掘那么多战壕，简直是庸人自扰。

“紧急状态”可说已经结束了。

①泰米尔语，居住在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德拉威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②菲尔丁，《印度之旅》中的一个人物。

③廓尔喀，一个居住在尼泊尔的民族，以勇猛著称。英军和印度部队中都有廓尔喀佣兵。

④婆罗多，印度南部一种传统舞蹈，以往表演者都是神庙专属的舞娘。

⑤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1847－1933），拥有爱尔兰血统的英国神智学家。神智学，西方一种神秘主义哲学。它认为人类可以借由精神上的自我发展，洞察神性的本质。近代的神智学纳入甚多佛教和印度教的教义。

⑥本地治里，原本是法国在印度的一个殖民地，位于印度半岛东南海岸，现已归还印度。

⑦奥罗宾多是一位在英国受教育的印度玄学家。有关他的生平事迹，请参阅本书第八章。奥罗宾多静修院是他在本地治里建立的一座静修中心。

⑧原文为法语。

⑨玛瓦尔，原为印度西北部一邦，亦名焦特布尔，现已并入拉贾斯坦邦。

⑩毁灭女神，即卡利，大地之母，湿婆神之妻。

⑪拉其普特人，印度北部刹帝利族之一部，属于种姓制度中的武士阶级。

⑫原文为印地语，意为“崇尚真理，扬弃暴力”。

第十一章 还乡记

紧急状态结束了，我那为期一年的印度之旅也即将告终。短暂的冬季很快就消失了，这会儿坐在屋外晒太阳，不再是一种享受——漫天尘土飞扬，直到雨季来临才会平息下来。但我还得去探访一个地方。对这趟旅程，我早已丧失了兴趣。印度的魔力在我身上施展不开。在我心目中，印度依旧是我小时候想象的那个国家——一个“幽暗国度”。就像喜马拉雅山的关口，我一穿过去，它就立刻关闭起来，又变成一个阴森神秘的国度，它似乎永远存留在我小时候想象的“永恒”中。而这个永恒，我一辈子都无法穿透，尽管这一年来我踏遍了印度的土地。

在这一年中，我并没学会接受印度的现实。我体会到的是，在印度我是一个异乡人，而我也满足于做一个在殖民地长大的印裔特立尼达人，没有过去，没有祖先。但为了履行我对家母的承诺，我必须前往北方邦东部一个城镇走一趟——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镇，方圆数里内连一座古迹都没有，唯一可以向外人夸耀的是，据说佛祖曾经居住在这儿。我在镇上逗留了几天，终日在街头晃荡或待在旅馆里读小说。想起对母亲的承诺，我终于开车上路，沿着那条挤满农夫（他们根本不把汽车看在眼里）的乡间公路，前往我母亲娘家的村庄。六十多年前，我外祖父以契约劳工的身份，从这个村子出发，前往特立尼达。

开车穿越印度西部和中部地区，你会感到奇怪：居住在这儿的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到底怎么过活。一路上，难得看到几座聚落和村庄，放眼望去，尽是一片荒凉贫瘠的褐色土地。如今，行驶在这条乡间公路上，你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展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片平坦而辽阔的田野，顶头是一片湛蓝高耸的天空，苍穹下的大地万物显得格外渺小。每隔一段路程，一座村庄就会霍然出现在你眼前——低矮的房舍，四处弥漫的灰尘，仿佛跟周遭的土地融合成一体。马路两旁卷起一团团尘土，每一团尘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正在干活的农夫。偌大的一片土地，四处都有人在走动、干活，展现出无比旺盛的生机。

在三岔路口，我们遇到一个自愿充当向导的陌生人，我们让他上车，在他指引下，我们把车子开上一道堤防。尘土飞扬的堤岸上矗立着一排高耸的老树。当年，我外祖父离开家乡远渡重洋时，肯定就是沿着这座堤岸行走到村口的。我忍不住多看了它几眼。对我们来说，这块土地早已不存在了，而今它却骤然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显得那么的平凡、熟悉。我不想多看，因为我担心看到的东西会让我伤心难过，而此刻我身边还坐着几个人。不是这家！不是这家！一路上向导只管指指点点，叫嚷不停。这家伙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今天他会坐上一辆吉普车，陪同一个千里归来的游子寻亲。一座又一座村庄消失在车子卷起的烟尘中。忽然，向导眼睛一亮，伸出胳臂朝向右边指了指：瞧，那就是杜比家族居住的村庄。

村子坐落在堤岸后面，远远看起来还挺幽雅的，比我想象中美好多了。附近一座辽阔的芒果园，给整个村庄平添几分宁谧的有如田园诗般的气息。两座白色的尖塔矗立在蓊郁苍翠的木叶间，显得十分皎洁、清净。从小，我就常听家人谈起这两座浮屠，如今乍然看见它们出现在眼前，心里当然很高兴。定居特立尼达后，我外祖父试图重建他留在印度的家庭。他帮老家的亲人赎回他们的田地，此外还捐出一笔钱，在家乡兴建一座寺庙。结果，寺庙没盖成，只建了三座神龛。在特立尼达，我们总以为家乡的人又穷又懒，一无是处。如今从公路上眺望过去，那两座尖塔却让我觉得非常亲切，非常安慰！

我们跳下吉普车，踩着松脆的泥土钻进芒果园中。高高耸立的、枝叶亭亭的芒果树下有一口人工池塘，周遭的土地上，斑斑驳驳，散布着从枝叶间洒落下来的阳光。一个男孩走出来。他那细瘦的身子赤条条，只系着一块腰布和一条圣带①。他满脸狐疑，只管打量我——我们这一行人声势浩大，乍一看就像官府派来的一群公差，难怪这个小孩会感到畏惧。陪同我前来寻亲的那位印度行政官员，向男孩说明我的身份，男孩又惊又喜，先试着上前拥抱我，又跪了下来，伸手摸摸我的脚。我赶忙抽身，挣脱他的手。男孩引领我们走进村子，边走边向我解释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好复杂！这男孩对我外祖父一生的经历，简直了如指掌。这座村子至今还流传他老人家的事迹：当年他远渡重洋，到异乡打拼，赚了很多很多钱。

一年前，我可能会被我现在看到的景象吓呆。但在印度旅行了一年，我的心态和眼光都改变了。和印度其他村庄比较，这座村子看起来相当富庶，甚至还很幽雅迷人。房子大多是砖造的，有些坐落在台阶上，有些门口装着两扇精工雕刻的木门，屋顶上平铺着瓦片。村中的街巷全都铺上柏油，显得十分干净。我们看到一个用混凝土打造的槽子，那是喂养牛的地方。“这是一座婆罗门村庄！”随行的官员忍不住赞叹起来。村里的妇人全都没戴面纱，露出一张张秀丽的脸庞，她们身上穿着白色的莎丽装，显得十分素净。我们走过时，这些妇女并不回避，只管大大方方瞅着我们。在她们脸上的五官中，我看到了我母亲和姐妹们的影子。“婆罗门阶级的子女，果然很大方！”随行的官员又低声赞叹起来。

这个村子住着杜比和堤瓦利两个家族，全都属于婆罗门阶级，全都有某种程度的亲戚关系。我们看到一个男子站在屋外冲澡。他身上赤条条，只系着一块腰布和一条圣带，手里拿着一只黄铜盆子，舀着水，一瓢一瓢只管往自己身上浇泼。瞧，他的姿势多优雅，他的身体多苗条细致！在人口稠密、贫穷脏乱的印度，这种令人眼睛一亮的人体美，究竟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这些人属于婆罗门阶级。他们只需花点小钱，就可以租到肥美的田地。根据《印度政府公报》的报导，这个地区“充斥着婆罗门”：他们的人数，占印度教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到十五。也许这就是尽管这个村子的居民彼此之间都有亲戚关系，但他们并没住在一起而过着公社般的生活的原因。我们离开村中的砖瓦房子，继续往前走，在一间小茅屋门前停下脚步。我好生失望！原来，这儿就是我外祖父所属的那个杜比家族的现任族长拉马昌德拉居住的地方。

他出门去了。一路跟随我们的成群大人和小孩，纷纷扯开嗓门叫嚷起来：“哦，他怎么偏偏挑选今天出门呢？”但他们会带我参观神龛：瞧，这些神龛保管得多好啊；瞧，您外祖父的名讳就雕刻在神龛上呢。大伙儿七手八脚，打开祠堂的铁栅门，让我进去瞻仰龛里的神像。这几位神刚擦洗过身子，换上光鲜的衣裳，身上涂抹着新鲜的檀香膏。今天早晨供奉在它们座前的鲜花，到现在还没凋谢呢。刹那间，我的时空意识变得模糊、混淆起来——这一刻展现在我眼前的，竟然是与我外祖母在祈祷室中供奉的神像一模一样的神。

忽然，我听到一位老妇人的哭叫声。

“谁的儿子？哪一家的？”

愣了好一会儿，我才发觉她讲的是英语。

“朱苏德拉来了！”大伙儿纷纷往两旁退开，让出一条通路给老太太。她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往前挪移，边走边哭，不停地用英语和印地语尖叫。她那张苍白的脸庞满布皱纹，看起来就像一块晒干的泥巴。她那两只灰色的眼睛迷迷蒙蒙。

“朱苏德拉会跟你讲你外公的事。”大伙儿说。

这位老太太去过特立尼达，认识我外祖父。大伙儿引导我们两人，从祠堂走进茅屋里，让我坐在绳床上铺着的一张毯子上，朱苏德拉就蹲在我脚边，在随行的印度行政官员翻译下，一面哭泣，一面讲述我外祖父的家世和生平事迹。这三十六年来，朱苏德拉一直住在这座村庄，在她的宣扬下，我外祖父的事迹渐渐变成一则充满传奇色彩的印度童话，四处传诵。这个故事村民们听多了，早已了如指掌，但这会儿大家都静静围聚在我们身旁，一脸肃穆，竖起耳朵，专心聆听老太太的讲述。

朱苏德拉说，年轻时，我外公离开村子，前往圣城巴纳拉斯求学。自古以来，婆罗门的子弟都得走这条路。但我外公是个穷学生，家里没钱。那阵子年头不好，五谷歉收，甚至还发生过一场饥荒。一天，我外公遇到一个人，他告诉我外公，地球的另一端有个国家叫“特立尼达”。这座岛屿上有一群印度劳工，他们需要梵文学者和教师，工资很可观，岛上的土地又很便宜，而且他们愿意负担应征者的旅费。把这个讯息透露给我外公的人，可不是胡扯的，他是一位招募员——村民们管这种人叫“卡爷”，负责征召劳工到特立尼达干活。年头好的时候，村民们也许会朝他身上扔石头，把他赶出村子，但这阵子大家都挨饿，对他说的那一套才开始感兴趣。于是，我外公签下契约，到特立尼达工作五年。他们当然没让他当教师，而叫他到制糖厂工作。老板提供膳宿，此外每天给他十二个安钠，相当于十四便士。这是很高的薪水。即使今天在我们印度老家，一般劳工的薪水也没这么高，甚至比政府在灾区以工代赈所付的薪资还高出两倍呢。每天晚上下班后，外公就以梵文学者的身份从事教学工作，赚取外快。出身圣城巴纳拉斯的梵文学者，在特立尼达并不多见，因此我外公很受欢迎，连制糖厂的英国老板也敬他三分。一天，老板对他说：“你是印度教的一位大师。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我很想有一个儿子。”我外公说：“没问题，我帮您想个办法，让您的夫人生个儿子。”果然，没多久老板娘就产下麟儿。这位英国老板高兴极了，指着蔗田就对我外公说：“瞧，那儿有三十亩地，地里的甘蔗全都是你的。”外祖父雇来一群工人，把甘蔗全都砍了，以两千卢比的价钱卖掉，然后辞掉工作，自己开店做生意。好运接二连三降临。一位在特立尼达定居多年的富商，有一天忽然登门拜访我外公，对他说：“我观察你已经好一阵子了。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上进的年轻人，将来肯定会出人头地。我有个女儿。如果你不嫌弃，我想把她嫁给你做妻子。我愿意拿出三亩土地当作嫁妆。”外公兴趣不大。这个富商又说：“我再送你一辆单座双轮马车。你把马车出租，可以多赚点钱。”于是，我外公成了亲。婚后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他盖了两间房子。没多久，他就带着一大笔钱回到家乡，帮助亲人赎回二十五亩田地，然后又回到特立尼达。但他老人家是个天生的浪子，他打算再回印度老家走一趟。“赶快回来啊！”家人叮咛他。（这句话，朱苏德拉是用英文说的。提到那辆单座双轮马车，她也用英文buggy。）但我外公从此再也没回到特立尼达。从加尔各答搭乘火车返乡的路途上，他老人家病倒了。他写信给家人：“太阳下山了。”

故事讲完了，朱苏德拉忍不住掩面哭泣起来。大伙儿只管静静坐着，一动不动。

“我应该怎么做？”我问随行的官员，“这位老太太年纪一大把了。我想给她一点钱，但我不知这样做会不会冒犯她？”

“她高兴都还来不及呢，”官员回答，“给她一点钱，请她替你安排一场‘诵经法会’。”

我遵照官员的指示做。

接着，他们拿出照片让我观赏。这一张张照片，在我眼中就跟祠堂里的神一般古老，一样被人遗忘。翻着，看着，我的时空意识又渐渐变得混淆起来——置身在一个幅员辽阔、让人觉得彷徨无依、非常容易迷失的国家中，骤然间，我看到了一张在特立尼达拍摄的老照片：上面戳印着的照相馆名称和地址，依旧那么的明亮清晰。相形之下，照片中的那个深褐色人物却已经褪色了，变成模模糊糊的一团。在我那被唤醒的记忆中，这个人物早已经退隐消失了。他属于一个想象的世界，他从来就不曾属于印度的现实世界。

这次，我是硬着头皮，心不甘情不愿地前来这座村子寻亲的。我没抱着很大的期望，我心里还真有点害怕呢。我也知道，我这种态度实在要不得。

有个人想见我，是族长拉马昌德拉的妻子。此刻她正待在内室，等我去见她。我进屋时，一位身穿白衣的妇人跪伏在我面前，伸出双手，抓住我那两只穿着德国名牌皮鞋的脚，哀哀哭泣起来。好一会儿她只管哭泣，抓住我的脚不肯放手。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问随行的官员。

“别理她。待会儿，有人会走进来告诉她，这可不是接待亲戚应有的礼貌！她应该下厨，给远道来访的亲戚准备一些吃的东西。这是咱们这儿的习俗。”

果然不出官员所料。

食物端上来了。尽管乡亲们热诚款待，盛情可感，但在英国殖民地出生、长大的我，却依旧小心翼翼跟这帮人周旋，不敢鲁莽行事。否则，一时冲动，我准会把口袋里的钱全都掏出来，塞进朱苏德拉老太太那双皱巴巴的枯瘦的手里。这会儿，面对乡亲们端上来的餐点，我想起了那位地方行政官员的告诫：“煮熟的食物，你可以尝一尝，但千万不要喝他们的水。”长官是印度人。于是我说：“谢了，今天我身体不舒服，我不能吃东西。”

“喝点水吧，”拉马昌德拉太太说，“喝水总可以吧。”

随行的官员对我说：“你看到那片田地吗？上面栽种着豌豆苗。你就请他们摘一些豌豆让你吃吧。”

我们每个人都吃了几颗豌豆。我答应再回来探望乡亲们。村子里的男人和小孩陪伴我们，一路走到吉普车旁。我沿着来时路，驱车回到城里，心中的恐惧全都消失了。

那天晚上我在城中的旅馆写信。今天的行程太奇妙，太不可思议了。它扭曲了时间，我沉湎在回想中，不时惊醒过来，茫茫然回到现实：此刻深更半夜，我正坐在一座城镇中的一家旅馆里。盘旋在我脑海中的，尽是我在那座印度村庄看到的神像和照片。老太太口中说出的零零碎碎的特立尼达英语，好久好久，只管萦绕在我的心头。写完信，我的情绪依旧十分亢奋。写信的过程中，我释放出来的并不是个别的孤立回忆，而是被遗忘已久的一整个心情和感觉。我终于上床睡觉。忽然，我听到一首歌谣——一支二重奏。最初，它仿佛从我的记忆深处传出来，响应我此刻的心情。但我并不是在做梦，这会儿我心中一片清明。那首歌谣是真实的。

你将永恒的意义赋予我的爱情，

你唤醒我那颗沉睡的心。

美人，你是我的爱，我的宝石。②

破晓时分，歌声从对街的一间店铺中传过来。这是一支三十年代末期流行的曲子，好多年前我就没再听到这首歌了。直到这一刻之前，我早已把它遗忘。我甚至弄不清楚歌词的意思——我一直不明白，这首歌究竟想传达什么讯息。对我来说，它呈现的只是一种纯粹的心情。在这似醒非醒、如梦如幻的一刻，它把我带回到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早晨。那天，在市场上游逛，我看到了我外祖母家中的簧风琴（其中一台早已破损不堪）、锣鼓、印刷子模和黄铜器皿，全都是属于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的东西。我又感觉到时间溶解了，消散了。我的肉身和形体飘在大街上，心中感到十分惊惶，却也觉得无比兴奋。

我走进一家理发店，打算把胡子刮一刮，但却发现这家理发店并不供应热水。我那满腔热忱登时化为乌有。一时间，我又变成了一个急躁的旅客。太阳高挂天顶，驱散了早晨的寒气。

我回到旅馆，发现一个乞丐守候在我房门前。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用蹩脚的印地语问他。

他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他那颗头颅剃得光溜溜，只在头顶上留着一撮毛发。他那张脸瘦骨嶙峋，宛如一颗骷髅头，那双眼睛炯炯发光，仿佛闪烁着两团鬼火。刹那间，我的急躁转变成了惊惶。我还以为我撞见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修道僧（这阵子，我正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小说）。

“我是拉马昌德拉·杜比，”他说，“昨天您到我们村子里，我碰巧不在家。”

我心目中的杜比家族族长，可不是这么一个骨瘦如柴、满脸谄笑的人物。他脸上硬挤出的笑容，使他的表情看起来更加阴森可怖。一团白色的黏糊糊的唾沫凝聚在他的嘴角，看起来很恶心。

印度行政体系的一群见习干部正巧住在旅馆里，其中三位跑过来，自愿充当翻译。

“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拉马昌德拉说。

“请你们告诉他，我感谢他的关心，但他实在不必老远跑来找我，”我对三位实习干部说，“昨天在村子里，我已经告诉乡亲们，改天我会再回去探望他们。请你们问问他，他是怎么找到我的。我没留下住址呀。”

他走了好几英里路，才搭上火车到城里，然后走到行政大楼附近，向人们打听那位昨天带着一个特立尼达人下乡的官员。

见习干部替我翻译的当儿，拉马昌德拉脸上一径挂着笑容。现在我才看清楚，他这张脸孔根本不是修道僧的脸孔，而是一个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人特有的脸孔。他的眼睛炯炯发光，因为他罹患某种疾病。他的身体十分瘦削，简直就像一根竹竿。他背着一只笨重的白色麻袋，跑来找我。这会儿，他喘着气把麻袋从背上卸下来，放到桌子上。

“这是你外公田里栽种的稻米，”拉马昌德拉说，“我也给你带来了一些你外公祠堂里的祭品。”

“我该怎么办呢？”我问那三位见习干部，“我可不想背着三十磅米回去。”

“他不是要你收下这一大包米。你只要拿出几粒就行了。不过，祭品你可得收下。”

我捡起几粒质量低劣的稻米，然后拿起祭品——一颗颗灰色的看起来脏兮兮的蔗糖，放在桌子上。

“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拉马昌德拉说。

“我知道啊。”

“我走路，然后搭火车，然后在城里走来走去，四处打听你的下落。”

“麻烦你了，不好意思。”

“我想见见你，想邀请你到舍下吃一顿便饭。”

“过几天，我就会回村子里去。”

“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

“我知道。”

“我想邀请你到舍下坐一坐，我有事要跟你谈。”

“过几天，我回村子里时，我们可以谈。”

“那时我们一定要见面啊！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到时候我们再谈吧。”

“好。现在我要告辞了，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谈。我想邀请你到舍下坐一坐。”

“我受不了了！”我对那三位印度行政体系见习干部说，“叫他走吧。谢谢他来看我，然后叫他走。”

其中一位见习干部把我的意思转达给拉马昌德拉，口气婉转，礼数周到。

“现在我得告辞了，”拉马昌德拉回答，“我得趁着天还没黑，赶回村子里。”

“趁着天还亮着，赶快回去吧。”

“可是，在村子里我怎么跟你谈话呢？”

“我会带一个人来，帮我翻译。”

“我想邀请你到舍下坐一坐。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村子里人那么多，我怎么跟你谈话呢？”

“在村子里，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谈话呢？”我回头对三位见习干部说，“拜托，把他弄出去吧。”

三个小伙子合力把拉马昌德拉推送到房门口。

“我给你带来你外公田里的米。”

“谢谢！天快黑了。”

“下回你来我们村子，一定要跟我谈谈啊。”

“好，我一定会跟你谈谈。”

房门终于关上了。三位见习干部也走了。我在床上躺下来，让天花板上那台电风扇吹拂我的身子。然后我走进浴室，冲了个凉。我正在用毛巾擦拭身体，忽然听见装着铁栅的窗扉上响起“刮——刮——”的声音。

又是拉马昌德拉！他站在窗外走廊上，脸上硬生生挤出笑容来。我不必找人帮我翻译，我知道这家伙要说什么。

“我不能在村子里跟你谈，那儿人太多。”

“我们在村子里谈吧，”我用英文说，“现在赶快回家去！你今天跑了这么多路，也累了。”我比手画脚，好不容易才把拉马昌德拉打发走，然后匆匆拉下窗帘。

过了好几天，我才下定决心，再回到村子里走一趟。一开始就不对劲儿，仓促间找不到交通工具，一直拖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启程。车子慢吞吞行驶在乡间公路上。今天是那座在三岔路口的村庄市集的日子，十分热闹，只见成群牛车挨挤在马路上，一会儿行驶在左边车道，一会儿转到右边，毫无章法。路面上卷起一团团尘土，覆盖在来往的人车身上。公路两旁漫天尘沙飞扬，把沿途的村庄、田野和树木全都遮蔽了。交通壅塞，成群牛车纠结成一团。车夫只管呆呆坐在车上，模样看起来跟拉车的那只阉牛一样斯文沉静。

三岔路口更是乱成一团。空气中沙尘弥漫，它洒落在我的头发上，粘贴着我的衬衫，钻进我的指甲缝中。我只想呕吐。我们的车子被困在车阵中，好半天动弹不得。突然，司机不见了——这家伙竟然把汽车钥匙也带走了。我们可不想钻出车子，在漫天尘土中摸索着四处寻找他，只好耐着性子待在吉普车上，偶尔按按喇叭。过了半个钟头，司机回来了。他的眉毛、胡子和油亮的头发都黄澄澄的，沾满尘沙，但他脸上的笑容却非常灿烂。这家伙神通广大，不知从哪儿买到了一些蔬菜。向晚时分，我们才抵达村口的那座堤防。太阳下山了，把漫天尘沙转变成一团一团金黄色的晚霞，而我们就在这一片霞彩中，走进村庄，每个人头顶上都仿佛戴着一个光环。如今，在我眼中，这块土地不再阴森可怖。我觉得我已经熟悉了它。但我心中还存在着一份焦虑：拉马昌德拉正在村子里等着我。

他果然等着我。这会儿，他身上没披着那件我在旅馆看见过的斗篷，只在腰间系一块腰布和一条圣带。我瞅了他那瘦巴巴、仿佛随时都会折断的身子一眼，忍不住打个寒噤。一看见我，他就摆出一副欣喜若狂、毕恭毕敬的姿态：他那颗剃得光溜溜、亮光光的头猛然向后一仰，两只眼睛睁得圆滚滚，紧闭的嘴唇迸溅出唾沫来，一双细瘦的胳臂高高举向天空。我们见过一次面，这会儿，他把我当成专程到他家做客的贵宾，装模作样表演了好一会儿，才放松下来。

“他说，上帝差遣你来见他。”随时的印度行政官员替我翻译。

“是吗？咱们等着瞧吧。”

在官员翻译下，我这句话变成了一句非常客气的问候。

“请你到他家里吃点东西，好吗？”

“不好。”

“至少赏个脸，喝杯水吧。”

“我不渴。”

“你拒绝他的款待，因为你嫌他家里穷。”

“他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至少吃一口饭，意思意思。”

“告诉他，天黑了。告诉他，你得赶回城里去，调查那桩盗用‘国防基金’的案子。你在车上跟我提到这个案子，不是吗？”

“他说，上帝今天差遣你来见他。”

“我没工夫跟他瞎扯。你问他，他到底要跟我谈什么事情？”

“他说，如果你不到他家里吃饭，他就不告诉你。”

“不说就拉倒。”

“他说，他想私下跟你谈一谈。”

他带领我们穿过他家的茅屋，走进一座小小的、铺着石板的院子里。他的妻子——前几天抱着我脚上那双德国名牌鞋子哀泣的女人，此时蹲在一个角落，脸上蒙着面纱，假装在擦洗一些黄铜器皿。

拉马昌德拉只管背着手，在院子里来来回回踱步，好半天才冒出一句话：想吃点东西吗？

我没回答。担任通译的官员自作主张，胡诌几句，替我回答拉马昌德拉。

拉马昌德拉说，我来得正是时候，这阵子他刚好碰到一些困难，也许我可以帮他的忙。他正考虑对某人提出一项小小的诉讼，只是他刚打完一桩官司，花费了两百卢比，现在手头很紧。

“这一来，问题不就解决了？手头没有钱，就不要打那场新官司呀。”

“怎么可以不打呢？这桩官司跟你有关系啊。”

“我？”

“这桩官司牵涉到你外祖父的田产。昨天他不是背着一袋米，跑到城里送给你吗？那些米就是那块地生产的。所以他说，上帝今天差遣你到这儿来。你外祖父的田地如今只剩下十九亩了，如果他不打这场官司，这十九亩地恐怕也保不住。田地若是丢了，谁还肯来看顾你外祖父的祠堂呢？”

我劝告拉马昌德拉，忘记官司和祠堂，好好耕种那十九亩地吧。这是一块很大的田地——我自己连半亩地都没有呢。政府会帮助他开发这块土地。他一个劲儿点头：我知道，我知道！但他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了。他转过身子，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他那细长的、骨瘦如柴的背脊。这些年来，他过着苦修禁欲的生活，每天花费四个小时照料我外祖父的祠堂。现在他又得打这场官司。况且，十九亩地能种出多少稻子呢？

我们的谈话绕着这十九亩地转来转去。担任通译的官员也帮不上忙，他只能把我那尖锐的不耐烦的口气转变成比较委婉、比较温文有礼的应答。断然拒绝并不管用，拉马昌德拉就像牛皮糖一样死缠着我。看来，我不能再待下去了。于是我霍地站起身来，走出拉马昌德拉的茅屋，身后跟随着一大群村民和小孩。大伙儿浩浩荡荡，一路把我送到村口的芒果园。

拉马昌德拉笑容满面地陪伴我走到村口，殷殷话别，直到最后一刻，他也不忘向村民们炫耀他跟我之间的交情。一位身材比较结实、相貌比较俊雅、举止比较高贵的男士（这个人显然是拉马昌德拉的死对头）走上前来，把一封信递到我手中，然后告退。我看了看那封信函，发现信封上的墨水还未干。一个男孩奔跑过来，在吉普车旁停下脚步，一面把衬衫下摆塞进裤腰，一面问我们能不能让他搭便车到城里去。就在我跟拉马昌德拉讨论土地官司的时候，这个男孩匆匆忙忙洗了个澡，换上干净的衣裳，背起他那个小包袱，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跑来找我们。我这次造访，把这座宁静的婆罗门村庄弄得闹哄哄的。乡亲们对我冀望太高，都想请我帮点什么忙。我实在受不了，只想尽早抽身。

“我们该不该让他搭便车？”随行的官员向男孩点点头，转身问我。

“不，让这个小泼皮走路吧。”

我们驱车离去。我没向乡亲们挥手道别。吉普车的前灯发射出两道灿亮的光芒，穿透那飞扬了一整天、现在总算逐渐平息下来的尘沙。我们的车子驶过去时，路面上的尘土又再翻滚起来，漫天飘荡，淹没了村中疏疏落落的灯光。

我的印度之旅就这样匆匆地、草草地结束了，留下的只是一份怅惘和自责。我开始奔逃，离开这个国家。

①圣带，印度教上三个阶层的男子系在身上象征重生的带子。

②原文为印地语。

尾声：奔逃

为期一年的旅程结束了。晚餐前，我开始打包行李，然后吃晚餐。十点整，我赶到航空公司办事处。里面那座装饰用的小喷泉悄静无声，死气沉沉，形状像翅膀的柜台空荡荡的，看不见一个人影，铺着天蓝瓷砖的喷水池早已干涸，湿漉漉的，散布着垃圾。昏暗的灯光下，四处堆放着花哨的杂志。一群旁遮普移民坐在角落里，满脸愁容，只管呆呆守望着他们那扎成一捆一捆的、堆放在磅秤旁的行李。十一点整，我赶到机场，准备搭乘午夜起飞的班机，但却一直等到凌晨三点多钟。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得不时体验印度公厕特有的恐怖。这一整天，我就在焦虑、恼怒和恍恍惚惚的心情中度过了。好不容易终于挨到破晓时分，时间却仿佛变得更加漫长，更加难挨了。我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几分钟之前的行动骤然间变得模糊孤立起来，回想时，你会感到一种莫名的迷惘。你人还在机场，却已经感觉到印度开始从眼前消退、隐没。在等待飞机的几个小时中，印度的现实被扫除掉了，到后来，阻隔在你和印度之间的并不仅仅是空间和时间。

在机舱中，一片片纸屑忽然飘落在我膝头上。一头金黄的长发丝和一双碧蓝的大眼瞳，骤然出现在我前面的座椅上。啪嗒，啪嗒，细小的脚不停地蹬踢着我的后腰。“小鬼头，不要胡闹！”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系着安全带、沉醉在梦乡中的中年美国男士，突然睁开眼睛，扯开嗓门吆喝一声。“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这群孩子？干吗要带孩子出门旅行呢？我怎么那么倒霉，每次在飞机上睡觉，就会被一群小孩吵醒！我有一位朋友，他每次看见飞机上的小孩调皮捣蛋，就会对他说：‘孩子，你到外面去玩好吗？’喂，坐在前面的小女孩，你干吗不带着你那一沓五颜六色的彩纸，到外面去玩呢？”前面那双蓝眼睛和一头金发丝，倏地沉落进深蓝色的坐椅里。“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小孩，早晚会被我揍一顿！这小王八蛋一直在踢我的肾脏。先生！夫人！请你们管教一下你们的孩子，好不好？他……吵到了我的太太。”这会儿，他太太正安详地躺在他身旁：一个中年美国女人，裙摆翻卷起来，露出两只穿着皱巴巴松垮垮的玻璃丝袜的膝盖。一朵笑靥绽开在她脸庞上，她睡得很甜。

我可睡不着。轰隆轰隆的引擎咆哮声中，我只觉得整个人恍恍惚惚，似醒非醒。我时不时就站起身来，到厕所走一趟，把航空公司为男宾准备的古龙水涂抹在身上，提提神。一群坐在后座的旁遮普人，全都睁着眼睛，身上散发出浓郁的体味，其中一两个躺在蓝色地毯上，好像生病了。机舱内灯光朦胧，长夜漫漫。我们仿佛在跟时间赛跑，追逐那一步步向后退却的早晨。但曙光还是来临了。破晓时分，我们抵达贝鲁特。经过一趟阴森可怖、如梦似幻的旅程，感觉上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清新的明亮的世界。刚下过一场雨，停机坪亮晶晶的，闪烁着水珠，显得十分沁凉。机场外矗立着一幢幢高楼，一看就知道是一座大城市。城中充满完整的、真正的男人，就像此刻我们在机场上看到的工人：他们穿着机场工作服，把活动扶梯推送到机舱门口，或搭乘电动货车，把行李从货舱中卸下来。这些男人是干苦工的，但走起路来却趾高气扬，自信满满，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神态。印度属于黑夜——一个已经死亡的世界，一段漫长的旅程。

罗马，机场，早晨依旧。一架架波音和卡拉维尔飞机横七竖八地停泊在机坪上，乍看就像一堆玩具。机场大楼内，一位身穿制服的女郎行走在中央大厅中，来来回回只管踱步。她头上戴着一顶骑师帽，脚上穿着一双长统马靴——这应该是新近才流行的装扮吧。她那张脸浓妆艳抹，四处招引男人的目光。我怎么对别人解释，我怎么向自己承认，我对这个虚幻谬误的新世界（离开印度后，我骤然投入的一个世界）感到无比的厌烦呢？这个世界的生命证实了另一个世界的死亡，然而，另一个世界的死亡却也凸显出这个世界的虚假。

那天晌午，我来到了马德里——在我心目中，这是全世界最优雅的城市。我打算在这儿待两三天。十年前，我曾在马德里求学。现在路过这儿，何不趁着这个机会重温旧梦呢？如今我只是一个观光客，自由自在，身上有点钱。然而，这时的我刚经历过一桩重大的事件——我的印度之旅在二十四小时前才刚刚结束。我不该进行这趟旅程，它把我的人生切割成两半。“到了欧洲，记得马上给我写封信，”一位印度朋友叮咛我，“趁着记忆犹新，把你对印度的印象告诉我吧。”在这封信中我到底写些什么，如今我早就忘掉了，只记得当时我的情绪非常激动，写起信来，语无伦次，东拉西扯。然而，就像我以印度为题材写的其他文章，它并不能驱除我内心中的梦魇。

在德里的最后一个星期，有一天，我和朋友到布料店逛逛。如今抵达马德里，我在行囊中找到了一个印着印地语字母的褐色包裹，里面装着一截布料，长度跟我的夹克刚好相同。这份礼物是我在印度结交的、只相聚了短短几天的一位建筑师送的。相识后两三天，他就向我表明他对我的情谊，而我也适度回报。这就是印度人可爱的地方。在印度旅行，你常会遭逢这样的情缘。这位建筑师开车送我到机场，乍听班机延误的消息，我当场大发脾气，他却不动声色，只管在旁哄慰我。我们一块儿喝咖啡，等待班机起飞。分手时，他把包裹塞进我手中。“答应我，到了欧洲，你就立刻把这块布缝在夹克上。”

我照他的话做了。一年的印度之旅，纷纷扰扰，在我心中留下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印象，但我最记得的，却是一位萍水相逢的朋友送的一块印度布料。

几天后，我回到了伦敦。走在熟悉的街道上，看到广告和橱窗展示的家庭用品——英国文化似乎特别强调家庭的重要，经过那一幢幢瑟缩在隆冬中的花园住宅，窥望屋子里的一个个温暖小窝，在这座我曾经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城市中，我却感到无比的空虚，仿佛在肉体上我整个人都迷失了。就在这样的心情中，我做了一个梦：

一块椭圆形的新布料硬邦邦地放在我眼前。我知道，只要我能依照某种特定的尺寸，在这块布料的某个特定部位，剪下一块小小的椭圆形布，那么，这一匹布就会开始伸展，一路绵延到整个桌面，整间房子，乃至于整个物质世界，直到这整套戏法被人拆穿。我一边玩味着这句话，一边把布匹摊开来，凝神观看，试图找出隐藏在里面的线索，但我知道，尽管我知道线索确实存在，尽管我渴望把它找出来，这一辈子我都不会找到。

印度教徒说，世界是一个幻象。我们常常把“绝望”二字挂在嘴边，但真正的绝望隐藏在内心深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直到返回伦敦，身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我才猛然醒悟，过去一年中，我的心灵是多么接近消极的、崇尚虚无的印度传统文化，它已经变成了我的思维和情感的基石。尽管有了这么一份觉悟，一旦回到西方世界，回到那个只把“虚幻”看成抽象观念，而不把它当作一种蚀骨铭心的感受的西方文化中，印度精神就悄悄地从我身边溜走了。在我的感觉中，它就像一个我永远无法完整表达、从此再也捕捉不到的真理。

一九六二年二月至一九六四年二月

印度：受伤的文明

印度三部曲 Ⅱ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部 受伤的文明

第一章 旧有平衡

第二章 土崩瓦解的世界

第二部 土地上的新主张

第三章 摩天大楼与分租宿舍

第四章 谷仓

第三部 只有执迷，缺乏思想

第五章 洞察之缺陷

第六章 综合与模仿

第七章 失乐园

第八章 复兴抑或继续

序

一九七五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①出于并不光彩的理由，宣布中止宪法，国家进入“紧急状态”②。可以说，这一事件使印度在世界上广受瞩目。我的美国出版商科诺普请我就这个主题写一本书；同时，我的伦敦出版商和《纽约书评》也都给予了我相当的支持。如此劝诱令人无法拒绝。我很清楚，我被要求做的是与印度政治和批评相关的事。这是我此前从未做过也从未想过去做的事，但写出一本新书的邀请还是令我兴致盎然，我同意了。这项计划仅有很少的资金支持，但我希望最终能有一个好结果。

本书有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去了孟买，与一个调查员见了面。他正准备去马哈拉施特拉邦多山的核心区域，认为我应该与他同行。这与“紧急状态”并没有多少联系。正如我一直以来那样，我更关注的是增加自己关于印度的知识；甚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关于印度的所有写作，实际上是同一本描述性的书。于是我从孟买出发乘火车前往浦那，然后与调查员在乡间四处自驾游览。每一件事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词语被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我写下的东西令我十分满意。我以为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写完其余部分：旅行，与人相遇并与人交谈。但“紧急状态”无法回避；大环境中有各种各样不和谐的事情发生，很快，人们就不再愿意与我聊天，或是被人看到同我待在一起，我预见到如果继续沿用这套旧方法，我将无法完成这本书。一种新的方式驱动着我。在写作时常会碰到的灵光一现的慌乱中，我突然想到可以尝试对印度进行一次精神层面的描摹。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利用了既有的材料：报纸、杂志、书籍，压榨出它们的意义。

因此，在《中途航道》与《幽暗国度》之后，我找到了一种新的求知方式。虽然我偏爱旧方法，与人互动，有风景，有交谈，但那时这已经不可行了。读者会发现在我这些书的新版序言里，我更关注的是写作的艺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旅行的艺术，而不是我讲述的内容；这是因为在不同的书里我被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写作方式驱使着，我必须让自己对可能面临的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关于这次特别的旅行，还有另一个丰沛的成果。我在《纽约书评》的约稿最终结集成为一系列彼此关联的作品。因此，在没有专门训练也没有计划的情况下，我进行了连载写作。读者会判定我做得如何。我必须说，而且这种说法对我的每一本书都有效，我的书滋养了我；每本书结束时，我都比创作之初多了一些智慧。

就智识而言，这本书暗含着一个想法：印度诞生于多次的征服，征服的现实决定了印度的多种面向，但这并非总能得到承认。后来我很公开地使用了这个想法，但我可能更喜欢这本书中有关于此的半遮半露的含蓄表达。这本书纠结的写作过程也导致了另一个结果：这是我印度系列中最薄的一本。

（陈蒙   译）

前言

孟买机场的灯光照出下过雨的痕迹，午夜过后一两个小时，飞机缓缓滑行入港，排出的气流猛吹着水泥路面上季风留下的水洼。这会儿是八月中，雨季还有两周才能正式结束（尽管这个雨季可能会延长）。狭小潮湿的候机楼里，坐着早些时候海湾航空公司航班上的旅客。所谓“海湾”指聚集了很多石油国家的波斯湾。在这些旅客中，印度商人们身着西服，等待着海关人员格外仔细的盘查；有几个日本人；一些阿拉伯人身着传统沙漠服装，这类服装如今在机场或者异国城市里出现，就像是突然风行起来的新拜金教的一群祭司所穿的白色长袍；还有两个缠着头巾、皮肤黝黑的锡克族工匠，他们完成了在石油国家的工作后回到印度，带着扁平的箱子，穿着同样扁平的黄色软革新皮鞋。

这些日子以来，世界上的熙来攘往有了新的面貌。再次走了运的阿拉伯人扩散到了沙漠以外的地方。印度则再一次处于这个新阿拉伯世界的外围，如同公元八世纪一样，那时新兴的伊斯兰教四方广布，阿拉伯人（据说在一个十七岁男孩的领导下）侵占了印度信德王国①。历史学家们说，这只是一段插曲。但信德如今已不属于印度，自从阿拉伯入侵以来，印度就缩小了。没有任何文明对外在世界那么缺乏抵御能力；没有一个国家会那么轻易地被侵袭和劫掠，而从灾难中学到的又那么少。阿拉伯人征服信德五百年后，穆斯林在德里建立统治，那是外国人的统治，人民分裂了。而外族的统治—前五百年是穆斯林，后一百五十年是英国人—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在德里结束。

印度的历史很容易被压缩。这次游历印度，我在一个北方城市碰到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公务员。他说他的阿拉伯祖先早在八百年前、十二世纪伊斯兰大扩张时期就来到了印度。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我们家在德里住了五百年了。”这话在欧洲会被当成吹牛，在印度可不是。这是个正派人家，一向正派，他们的姓氏“古来氏”②显示着这家人几个世纪以来履行的宗教职务。家中一员进入行政部门工作，这打破了继承了八百年的静止的传统。年轻人把他的家庭与那些穆斯林石匠和采石工的家庭作了对比，那些是莫卧儿③宫殿与清真寺建造者们的后代，在德里，他们仍然围坐在沙·贾汗④的贾玛寺，像祖先们一样，他们是穷困潦倒、衣衫褴褛的工匠。每个人面前都放上了祖传手艺的工具，期待受到雇佣，准备为什么人去修建一座德里新城。

二十世纪后期的印度看起来依然故我，仍然固守着自己的文明，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独立的含义远不只是英国人的离开。独立的印度，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度，纯粹的印度历史在很久以前就结束了。随着“紧急状态”的出现，人们已经有必要抗拒新的印度衰亡的恐惧了。

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度。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我离它那么近却又那么远。我的祖先一百年前从恒河平原迁出，在世界另一边的特立尼达，他们和其他人建立了印度人社群，我在那里长大。那个社群与甘地一八九三年在南非所见相比，结构更为单一，与印度本土也更加隔绝。

印度，这个我一九六二年第一次探访的国度，对我而言是一块十分陌生的土地。一百年的时间足以洗净我许多印度式的宗教态度。不具备这样的态度，对印度的悲苦就几乎无法承受—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印度给我的这种陌生感，来确定是什么把我从这个国家分离，同时，也明白了我这样一个来自微小而遥远的新世界社群的人的“印度式”的态度，与那些仍然认为印度是个整体的人的态度会有多么大的差异。

对印度的探究，即使仅仅是对“紧急状态”的探究，很快就不局限于政治层面了。它不得不成为对印度姿态的探究，不得不成为对文明本身的探究（正如它现在所是）。尽管我在印度是个陌生人，但这项探究的起点却正是我自己—这比书中所表达出的还多。因为，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带着婴儿时期的瞬间印象一样，我身上也一直存留着古老印度的梦幻记忆，它来自延续至我童年时代的家庭仪式与惯例，它为我勾勒出了一个已经全然消失的世界。

比如，我知道牲祭之美对雅利安人是非常重要的。牲祭将烹饪转化为一种仪式：最初烹饪的东西（通常是一个未发酵的特制的小圆面饼）总是被献给火神，只有用露天的灶火才可以。放弃这个习俗（如果我现在试图谈及那种对孩子来说只是暂时的错误），就是弃绝了土地与古老大地之间的联系，那最本源的东西。早饭前的晨礼，点灯前的晚礼，这些一个接一个的礼仪与宗教相连，而宗教又像是一种对历史的感悟。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大地和宇宙的敬畏，需要在以后以另外的方式被重新发现。

童年时的习俗是神秘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祖母房中神龛里光滑的卵石—它与其他家当一起被我祖父一路从印度带来—其实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卵石代表了更为露骨的圆形石柱。而剖开南瓜定要以男人之手操刀又是为什么呢？我一度认为这一祭祀仪式暗含着性的因素，因为南瓜自上而下可以对分的外形。而就在最近，这本书的写作即将完成的时候，我才了解到更令人吃惊的真实情况。在孟加拉及与其毗邻的地方，南瓜是一种代替活牲祭祀的蔬菜，因此男人之手是必需的。在印度，我知道我是个陌生人，但我渐渐明白，我对印度的记忆，那些存在于我特立尼达童年里的印度的记忆，是地上的一扇通向深不可测的历史的门户。

①现为巴基斯坦的一个省。

②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出生时期在麦加居统治地位的部落，主要由十个部族组成，其中一些因其成员在早期伊斯兰教中居显要地位而闻名。

③莫卧儿帝国（1526－1857），由帖木儿的后裔创建于印度北部的伊斯兰国家。

④沙·贾汗（Shah Jehan，1592－1666），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1628－1658），在位时征服了德干高原上的各国，兴建了泰姬陵和德里新城。

第一部 受伤的文明

第一章 旧有平衡

1

有时的旧印度，那个许多印度人喜欢谈论的古老而永恒的印度，似乎就这样延续着。上次大战时，一些正在接受化学战训练的英国士兵在这个国家偏远的南部一座印度教千年古刹附近驻扎。寺庙里饲养着一条鳄鱼，士兵们出于可理解的原因射杀了它。他们还以某种形式（也许仅仅是他们的出现本身）亵渎了寺庙。士兵们很快就走了，英国人也纷纷离开了印度。现在距离那次亵渎事件已有三十多年，在另一次紧急状态时期，寺庙得到了翻修，一座新的神像被安置其中。

在被赋予生命和注入法力之前，这样的雕像不过是雕刻师院子里的摆设，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大小、材质以及工匠的手艺。印度教偶像来自古老的世界，他们体现着深奥，有时是庄严的概念，而且必须以特定的规范被塑造。印度教的偶像形象在今天不可能得到发展，尽管受到印度电影和电影海报的影响，最近的一些形象没有古代原始形象那么概念化，有种世俗的、玩偶式的美。他们了无生气、姿态各异地伫立在雕刻师的展室中。偶尔会有一尊受命而塑的半身像，比如地方警察局的督察之类，他空洞洞的大理石眼睛上可能还会安着一副真的镜框—这些花岗岩和大理石首先让人感到置身墓地，或是让人想起某个备受爱戴的亡者。不过这样的展室是他们成神之前的过渡居所，每座雕像都等待着被买走、被供奉，这样他们就有了生命和神性，每个雕像都白璧微瑕，为的是当神性生命降临时不至于太令人恐惧。

所以在曾遭亵渎的庙宇里，神像必须被赋予生命，要举行特别的法事，所用的方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它把我们带回宗教和人类奇迹刚刚开始的时候。这就是“道”的方法：太初有道①。一个十几个词的符咒②被吟诵并誊抄五千万次—这就是在这个宪法被冻结、新闻遭审查的“紧急状态”中，五千名志愿者所做的事。这件事完成后，新偶像下面要放上一块镌刻过的金牌，以证明神性之生成以及志愿者之虔诚。千年古刹将重生，印度，印度教的印度，是永恒的。征服和亵渎不过是历史中的几个瞬间。

再往南大约二百英里，巨大岩石的高原之上，是一度兴盛的印度维查耶纳伽尔王国都城遗址。维查耶纳伽尔建于十四世纪，一五六五年被一支穆斯林国家的联军占领，并被彻底摧毁。这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城墙周长二十四英里，外国游客记录了其结构和精彩程度。毁城行动持续了五个月，也有说法为一年。

今天，外城已经全部成为农田，偶尔可见一些砖石建筑的残迹。通加巴德拉河附近则有更为壮观的遗迹：一些宫殿和马厩、一个王家浴池、一座庙宇，里面有一组仍能奏乐的石柱、一道破损的渠以及几根歪斜的花岗岩柱子，那一定曾是跨河的桥墩。河那边更多：在一条长长的宽敞的道路的一端，湿婆神巨大的牛头塑像仍然半面临街。路的另一端是个奇迹——一座神庙出于某种原因在四百年前的毁坏中幸存，仍然完好并香火不绝。

朝圣者们为此而来到这里献上供品，用古老巫术进行祭祀。维查耶纳伽尔的一些遗址已被文物部门宣布为国家纪念遗址，但对于人数远胜于旅游者的朝圣者来说，维查耶纳伽尔既不是它可怕的历史，也不是它一片荒凉的现在。可知的历史已经沦落为传奇故事：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一个天降黄金建立的王国，那王国如此富庶，珍珠和红宝石在市场上像谷子一样地贩卖。

维查耶纳伽尔对朝圣者而言就是那座幸存的古庙，周围的破败就像是古老魔力的证明，正如对过去辉煌的幻想与对现时破败的接受相调和。曾经繁华的街道（它不是国家纪念遗址，仍被允许使用）现在是条陋巷。它未经铺设，表面上满是墨绿色的淤泥和粪便，趿拉着鞋的朝圣者毫不介意地踏过去，走向食品摊和纪念品店，那里收音机开着，喧闹声震耳欲聋。废墟上还有占地而居的饥饿的人们和他们饥饿的牲口，残破的石墙以泥和碎石修补，不久前还在门廊上的雕像已被移除。生活一天天进行，往日在延续。经过征服与毁灭，过去的事物重现了。

如果说，维查耶纳伽尔现在徒有一个名称，记得这样一个王国的人那么少（在二百英里之外的班加罗尔③，就有很多大学生连听都没听说过它），那不仅是因为它被如此彻底地夷为了废墟，也因为它贡献很小，它自身就是过去的再现。王国由一个当地的印度教大公在一三三六年建立，他被穆斯林打败后被押至德里，改宗伊斯兰教，然后又作为穆斯林政权的代表回到南方。在远离德里的南方，改宗的大公重建独立国家，并且不合常规地打破印度教种姓规定，重新宣称他皈依印度教，是当地印度教神祇在尘世的代言人。南方的大印度教王国就以这样的方式成立了。

这个国家延续了二百年时间，其间战火未歇。它从建国之始就以复兴已遭破坏的印度教为己任，从文化与艺术方面来说，它保存并重复着印度教遗产，但很难有创新。其铜雕与五百年前的没什么差别，即使在当时，其建筑与周围的穆斯林建筑相比也显得沉重老旧。今天的废墟坐落于巨大岩石的冷漠风景之中，看上去比实际还要古老，像一处早已被淘汰的文明的遗迹。

维查耶纳伽尔所宣扬的印度教已经走到尽头，而且已经腐朽，它就像风行的印度教那样，轻易地走向了野蛮主义。维查耶纳伽尔有奴隶市场，有庙妓。它鼓励殉夫自焚的所谓圣行—寡妇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以达圣洁、确保夫家的荣耀并洗清这个家庭三世的罪孽。维查耶纳伽尔还以活人献祭。一次，在建造大水库时遇到了一些麻烦，维查耶纳伽尔大王克利须纳·德瓦·拉雅命令用几个犯人祭祀。

到了十六世纪，维查耶纳伽尔简直就是一个等待被征服的王国。但它宏大而壮美，需要管理者、艺术家和手艺人。在二百年的历史里，它必然激发过土地上的全部才智并将其聚集于都城。王国被征服、首都被有系统地摧毁时，遭到灭顶之灾的就不仅仅是楼堂和庙宇了：生灵涂炭，王国中所有具备才智、力量和见识的人都被灭族。征服者制造出一片荒漠，这几乎可说是求败于人：在接下来的二百年中，亡国之地被反复蹂躏。

今天，这里仍然显示着印度教的维查耶纳伽尔在一五六五年被损毁的结局。这个地区的“落后”众所周知，看起来这里似乎不存在历史，很难把它和过去的辉煌甚至大战相联系，在废墟不远处形成的霍斯派特城肮脏破败，用于农耕的田野难有价值。

自独立以来，政府向这个地区投入了不少经费。通加巴德拉河上建起了一道堤坝，还有一项合并了古王国时期灌溉渠的大型灌溉工程（仍然叫作维查耶纳伽尔渠）。一个维查耶纳伽尔钢厂正在筹建中，一所大学已经开始建设，用以训练本地人在钢厂及随之而来的附属工厂任职。重点是对本地人的训练。因为目前这块曾聚集了出色建设者的土地上人力资源匮乏。本地区属于印度联邦中一个鼓励外来移民的邦，这里需要技术人员和工匠——需要会简单技术的人，甚至需要饭店服务员。余下的只是那些不能理解“变化”观念的农民。就像生气勃勃的维查耶纳伽尔庙外那些在废墟上占地而居的人，他们在破败的石墙间穿进穿出，像色彩斑斓的昆虫，在这个下雨的午后吵吵嚷嚷、无事生非。

此次到维查耶纳伽尔，站在宽阔的庙前大道上（它看起来已不像十三年前我初次造访时那么令人敬畏，当年那种对神话般的历史的直率言谈也消失了），我开始思考那上千年的侵略与征服注定要给印度带来的智力枯竭。发生在维查耶纳伽尔的事，不同程度地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在北方，废墟压着废墟：穆斯林废墟下是印度教废墟，穆斯林废墟上还有穆斯林废墟。史书历数着战争、征伐和劫掠，却没有关注智识的枯竭，更没有留意这个国家的智识生活是怎样的—这个国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还是在遥远的过去完成的。印度人说，印度从征服者那里吸取经验，而且比征服者存在得更久。但在维查耶纳伽尔，在朝圣者中间，我想知道，是否这一千年来在智识方面，印度不总会在征服者面前退缩，是否在明显的复兴时期，印度不只是令自己重新变老，在智识上愈发狭隘且永远脆弱。

英国统治时代的这段悲惨的臣服时期，同时也是印度智慧再创辉煌的时期，印度的民族主义宣扬印度的历史，宗教与政治上的觉醒相互渗透与影响。但独立后的印度，其五年计划、工业化与民主实践都让这个国家产生了变化。在民族为之骄傲的“老”与允诺带来的“新”之间总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令文明产生了断裂。

这次印度动荡的起因不在于外国的侵略与征服，而产生于国家内部。印度不能再以旧有方式应对，不能再退化到古代。她所借鉴的机制已经产生了借鉴机制的作用；但古代印度无法提供替代新闻、国会以及法院的东西。印度的危机不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大的危机在于一个受伤的古老文明最终承认了它的缺陷，却又没有前进的智识途径。

2

“印度会继续。”印度作家纳拉扬④一九六一年在伦敦对我说，那时我还没去过印度。

小说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形式，并不属于印度的传统，它伴随英国人来到印度，十九世纪末首先在孟加拉确立，然后传播开来。但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统治末期，才第一次有严肃作家在伦敦出版以英语写成的作品。纳拉扬属于最早的一批，也是最好的之一。他从没成为“政治”作家，甚至在风起云涌的三十年代也一样，他也不像独立后的许多作家那样，认为小说和所有的文字作品都是用来为自己树碑立传和向世人夸耀的。

纳拉扬关注的始终是一个印度南方小镇上的人，他一本接一本记述着那里的生活。他在印度独立十四年后的一九六一年说，不管尼赫鲁⑤之后政治如何动荡，他确信印度会继续，这很像他在写于英国统治时期的最早的一批小说里所表达的信念，那时他说，印度正在继续。在早期小说中，英国征服者如同生活中既定的现实，英国人走远了，他们的存在却依然隐藏在他们的体制中：银行、教会学校。作家深切思考着那些在底层继续的卑微生命：小人物，小伎俩，夸夸其谈，意义有限——一个如此受束缚的生命，却显示着完整和无损。这种渺小从未引发过思考，尽管印度本身常让人觉得广袤。

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自传《我的日子》里，纳拉扬为他的小说填充了背景。这本书尽管内容上比起系列小说有所扩充，但仍可被认为是其中一篇。它并没有在政治上进行探讨或给出结论。南方城市马德拉斯是英国在印度最早的基地之一，这个据点由东印度公司在一六四○年向维查耶纳伽尔王国最后的遗民承租，纳拉扬在那里度过了他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马德拉斯所在的这个地区长期太平，与北方相比更加印度教化，伊斯兰化程度不高，有着七十五年的长期和平。纳拉扬说，从克莱夫⑥时代起，那里就不知道战争为何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巡游的德国战舰艾姆登号在某夜现身海港，打开探照灯，开始炮轰城市，居民“对漫天星斗的天空突然雷电大作的现象感到惊奇”。一些人逃到内陆。纳拉扬说这一溃逃“跟早些时候的一次迁移行动步调一致，那次海上突卷暴风，有预言说世界将在本日毁灭”。

纳拉扬童年的世界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世界，它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预言和魔法的世界，远离重大时事，远离它能看到的政治可能性。但政治不请自来，而且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偷偷地同仪式与宗教相伴而来。在学校时纳拉扬加入了童子军。马德拉斯的童子军运动由安妮·贝赞特⑦执掌，她是个神智学者，对印度文明有着比多数同时代的印度人更高的理想；为了迂回地颠覆巴登－鲍威尔爵士⑧的帝国企图，贝赞特童子军以《天佑吾王》的曲调唱道：“主佑我祖国，主佑我贵土，主佑我印度。”

一九一九年的一天，纳拉扬参加了一个从伊湿伐罗⑨古庙出发的宗教游行。队伍唱着“爱国歌曲”，高喊口号，然后返回古庙，有人在那里分发甜点。这项喜庆而虔诚的活动是马德拉斯的第一次民族主义骚动。纳拉扬没有提及的是，那其实是甘地领导的全印度抗议活动的一部分，甘地那年四十九岁，从南非回国三年，在印度还不太知名。纳拉扬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游行，但他的一个年轻而时髦的叔叔（印度最早的业余摄影家之一）却并不那么想。纳拉扬说，这位叔叔“反对政治，不希望我误入歧途。他把所有的统治者、政府和行政机关全骂作魔鬼，认为寻求统治者的更迭是毫无逻辑的”。

好吧，这就是我们的起点，所有四十岁以上、曾居住在殖民地的人，学会与臣服观念共生的臣民。我们生活在自己无关紧要的世界中，我们甚至可以假装这个世界是完整的，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它曾经被打碎。动荡、不安和发展都在别处；我们这些战败的、远离时事的人生活在和平之中。我们在生活中成了被参观和游览的对象，一如在文学中。溃败而臣服，这使不同的地方变得相似。纳拉扬的印度及其殖民地体制很像我童年时的特立尼达。他对于这个体制的婉转看法也和我的一样。从他小说所表现的印度人的生活中，我发现了来自世界另一端的那个印度人社群生活的回声。

但纳拉扬的小说没有让我意识到印度的苦痛。作为作家，他获得了太大的成功。他的喜剧需要被置于严格的、规矩分明的社会场景中，他刻画直接、笔调轻松，尽管用英语来讲述印度风情，却很成功地将异域风情写得平易近人。我知道他虚构的小镇是一种艺术创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简化的现实。不过真的现实是残酷而迫近的。书里的印度似乎触手可及，现实的印度则始终隐而未现。要深入纳拉扬的世界，要获得他从印度的缺陷与渺小中所发现的秩序与连贯，要了解他的讽刺性认同并品味他的喜剧，就得无视过多的可见事实，去除过多的自我——我的历史感，甚至是最简单的人类可能性的概念。我并没有失去对纳拉扬的敬意，但我觉得他的喜剧和讽刺并不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是印度对世界回应的一部分，我对这样的回应已不能认同。于是我渐渐清楚了一件事，特别是在这次游历中慢慢重温着纳拉扬一九四九年的小说《桑帕斯先生》的时候。那就是，由于书中所有的人格怪异的欢乐，纳拉扬的小说不再成为我一度以为的纯粹的社会性喜剧，而更接近宗教书籍，还常常是宗教寓言，而且印度教色彩浓烈。

斯里尼瓦斯是《桑帕斯先生》的主人公，他是个喜欢沉思的闲人。他做过很多工作—农业、银行、教育、法律，即印度独立前的那些工作，时间是一九三八年—最后全都辞了职。他待在家宅中（印度大家庭的宅子）自己的屋子里，担忧时光流逝。斯里尼瓦斯当律师的哥哥照料着宅子，这意味着他照料着斯里尼瓦斯和他的妻儿。斯里尼瓦斯有家，这一事实与他的年龄一样令人吃惊，他已经三十七岁了。

一天，斯里尼瓦斯正在屋里读《奥义书》⑩，他哥哥走进来说：“你这辈子究竟想做什么？”斯里尼瓦斯回答：“你没看到吗？人生有十项奥义，我要完成它们，现在是第三项。”但斯里尼瓦斯还是接受了暗示，他决定去马古迪镇创办一份周报。他在马古迪拥挤的街巷里租到一间陋室，洗澡只能用公共水龙头，又找了一个阁楼当报社的办公室。

斯里尼瓦斯现在入世了，他有了新的责任和新的人际关系：房东、印刷商、妻子。（“他自己都奇怪，在这些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几乎没注意过她。”）但是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无为之美。“当他对市政或社会的缺点大加挞伐之时，一个声音一直在问：‘生命、世界和所有这一切都在走向消逝，为什么要烦恼呢？完美与不完美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真的烦忧呢？’”

他的这些沉思看似无聊，而且有种半喜剧性的效果；却把他推向了更深层的清静无为的境界。一天，他在小屋里听到街上一个女人卖菜的吆喝声，他先是好奇于她和她的主顾，然后则好奇于每天相遇或冲突的“人的巨大力量”，斯里尼瓦斯感应到“生命全景之浩瀚与广袤”的启示，于是头晕目眩。他想，神就是在这“全景”中被感知的。后来，他还在这样的全景中达到了一种美妙的平衡。“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人性有一种全面的理解，那么他也能正确地理解世界：事物没有特别的对与错，它们只是在平衡着自身。”已经没必要干涉、没必要去做任何事了。有一天和妻子拌嘴之后，斯里尼瓦斯更是轻易地充分理解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所有形式的非暴力，无论大与小、个人与国家，都注定会在个人和社会两方面产生一种没有焦躁和纷扰的安宁。”

但这样的“非暴力”或“无为”要依靠社会的存续，依靠其他人的“为”。斯里尼瓦斯的印刷商关了门，斯里尼瓦斯的报纸也就不得不停刊。他通过印刷商（他就是纳拉扬小说标题中的桑帕斯先生）介绍，又成了剧本作者，参与了印度宗教电影的拍摄。斯里尼瓦斯从没像今天这样深入这个世界之中，他发现它喧嚣腐败。纯正的思想被弄得一团糟，性与闹剧、歌舞与南美音乐嫁接在印度教神祇的故事之上。印刷商现在成了制片人，他爱上了女主角。另一个艺术家也爱上了她。印刷商赢了，艺术家则发了疯。一切都混乱不堪，电影根本没拍成。

斯里尼瓦斯最后抽身而退。他找了另一个印刷商，又办起了报纸，而报纸已不是最初的那种玩笑。斯里尼瓦斯已经回归自身，回归了他沉思性的生活。有了这层保护（以及他哥哥资助他的卢比。总是卢比：卢比总是必需的），斯里尼瓦斯就将“成年”看成一种无聊的状态，没有纯真，没有纯粹的快乐，只有“商业价值”肯定着无聊的重要性。

还有那个因为爱、因为他与这个无聊世界的联系而发疯的艺术家。他得接受治疗，有个当地的巫师知道应该怎么办。人们把他找来，古老的祭祀仪式开始了，并将在对艺术家仪式性的鞭打中结束。斯里尼瓦斯想，这些部落成员可能都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出现过。但压抑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想到最初的历史，他眼前立刻出现了印度几千年历史的幻象，以及在他们立足的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事情。

在这片原本是森林的地方，他看到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中记载的一个故事正在上演，那本书部分反映了雅利安人在印度开拓定居的情况（大约公元前一○○○年）；后来他看到佛陀安慰一位失去孩子的妇女时说：“请从没有亡灵的家中带一把芥菜籽来给我。”还有哲学家商羯罗查尔雅⑪，他宣讲吠檀多⑫至印度各地，一次看到一只正产卵的青蛙在其天敌—眼镜蛇的庇荫中躲避日头，便建了一座寺庙。然后欧洲的传教士来了，同行的还有商人和士兵，以及街那头英国银行的经理席林先生。

“朝代兴衰，宫殿和楼厦时现时隐。整个国家在侵略者的火与剑之下垮塌，在沙拉育河泛滥时被洗净。但它总能够重生和成长。”与此相比，一个人发疯又算什么？“发疯一半都因为自己的行为，因为他缺乏自知，因为他背叛了曾给自己一片驰骋疆场的艺术家本性。他迟早会摆脱疯癫，展现自己真实的本性——尽管不能在一世，而至少是在几世之中……疯癫或健康、痛苦或幸福看起来都一样……在‘永恒’的冲刷之下，没有什么是了不得的。”

所以艺术家在遭鞭打时，斯里尼瓦斯没有介入；后来当巫师要求把艺术家抬到一座偏远的寺庙、在门廊外放上一个星期时，斯里尼瓦斯觉得，艺术家在这期间是否得到照顾无关紧要，甚至是死是活都无所谓。“就算疯癫过去了，”斯里尼瓦斯在他的精神喜悦中说，“只有存在肯定着其自身。”

粗读历史，然后情感上认定印度的永恒和生生不息，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对未来被打败、被毁灭的恐惧，而是一种漠然处之的态度。印度总会眷顾自身，个人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在这种广义的漠然中还有对朋友命运的漠然。斯里尼瓦斯得出结论，把自己看作艺术家的保护者才是发疯。

从甘地首次号召文明的不服从到小说所记述的事件，只过去了二十年。但斯里尼瓦斯觉得，甘地的非暴力已经蜕化，恰好与甘地的意图相反。对斯里尼瓦斯来说，非暴力不是一种行动的形式，不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兴奋剂。它只是达成稳固与不受搅扰之安宁的手段；它是无为，是不介入，是社会中立。它融合了自我实现、身份真理的理想。这些听上去时髦并让斯里尼瓦斯在面对艺术家的困境时感到安心的词汇，暗含着对“业”⑬的接受。“业”，印度教迷人之处、安宁之本，告诉我们要在此世为上几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所以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公正平衡的，我们应该把眼前的苦难当作宗教的戏剧效果而细加品味，它提醒我们对自己、对来世的责任。

斯里尼瓦斯的清静无为混合了“业”、非暴力以及历史是宗教寓言之扩展的历史观，它实际上是普遍痛苦中的一种自爱。它是寄生性的，依赖着其他持续不断的活动：火车在跑，报刊在印，卢比则从别处送到。它需要世界，但弃绝世界对其他事物的组织。这是对尘世挫折的宗教性回应。

我们总是将自己的理念带到小说中去，认为小说必然会提供这些理念，我们在具有独特性或原创性的作品中发现我们希望发现的东西，并且拒绝或无视我们不想发现的东西。我感到吃惊。自己二十年前尚未到过印度，仅仅把特立尼达印度人社群的概念和阅读其他文学作品的经验带到了《桑帕斯先生》中去，我曾无视或误读了那么多东西，当时我只看到一个小镇生活的喜剧、一本流浪汉小说，并在书中神秘的叙事中悠游。

今天，在这个如“紧急状态”一样延绵不绝的雨季里，我在落着雨的午后断断续续地重读《桑帕斯先生》。我在孟买读，俯瞰着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英国人于一九一一年建造的“印度门”，其凛凛威风让头缠白巾的人群显得渺小；在乏味又暧昧的新德里读，目光穿过饭店积水的网球场，望着锡克族出租车司机在滴着水的树下搭起的营帐；在科塔“环行大楼”的天台读，神游于果园，在芒果树和香蕉树间，看到了为拉吉普特的大公们所绘的小型彩饰中奇花异果的原型，大公们的荣耀现已消失，他们的宏伟城堡现已废弃一空，无可卫护，他们的封地现在只是农田；在前英军驻地、南方的班加罗尔读，扫视阅兵场，它现在已是印军马球队的球场。在政治严峻的“紧急状态”中读《桑帕斯先生》，我从中看到了紧张状态必将降临于印度的预兆，它为挫折和退却（一人一座孤岛）而非独立与行动做了哲学上的准备，现在则分裂成两面，一面是希望得到保全与心安理得的欲望，一面是毁灭的需要。

摘自《印度快报》：

新德里，9月2日……在此间举行的第十三届“国家社会福利顾问委员会”主席及委员就职大会上，甘地夫人强调个人既是印度之力量所在，也是印度之弱点所在。它给了人民内在的力量，但也在个人和社会其他人之间蒙上面纱……甘地夫人说，如果没有观念更新的基本态度，任何社会福利计划都无法成功……“我们必须生活在这个时代。”甘地夫人说，她同时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全盘清除”所有的过去。她说，我们必须了解历史，同时也必须走向未来。

责任与历史这两个概念本来无关，但在印度它们是相互纠缠的。甘地夫人的讲话可以当成《桑帕斯先生》的一篇评注。纳拉扬小说表面上的沉思与嬉笑、无目的性和“俄国味”都转而成了其他的东西，几乎表达了一种隐居哲学体系。这本我当成小说来读的小说也是一篇寓言，它对印度教的平衡观念作了一番经典阐释，此观念在外来文化、外来文学形式、外来语言的冲击中存活了下来，即使对那些新观念来说，它也无害且受欢迎。身份成了“业”的一个方面，自爱被非暴力的理想加固。

3

从字面上理解这个平衡（就像许多学者重点在印度教典籍中探讨的那样）是一回事，而在面对印度现实时深入其中则是另一回事。西欧与美国的嬉皮士们看上去似乎这么做过，但他们实际上并没做到。出于自负和精神厌倦（一种对知识的厌食状态），他们只培养出了道德败坏。他们的安宁很容易就变成惊惶。当石油价格上涨或国内经济动摇，他们打点行装就逃走了。他们投入的只是浅薄的自恋，他们恰恰崩溃于印度教的起点——对混沌深渊的认知，把悲苦当成人之条件来接受。

出于一种被磨损的人性关怀而不是嬉皮士或其他“热爱”印度之人所沉溺的感伤，一种模糊的理解才开始到来。只有在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它才会到来：尽管独立以来做了那么多事，可永远不够，绝望变成了倦怠，行动的思想消退。这种意识我此次在比哈尔邦北部体验到了。比哈尔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印度文化的中心，现在却没有知识分子和领导者。南部是一片干旱、饥饿和洪水，北部则是水源丰沛的绿色土地，满是黄麻（像高芦苇）、水稻和鱼塘。

我去的那个村子里，四户家庭中只有一户有土地，四个孩子中只有一个能上学，四个男人中只有一个有工作。为了得到在工作一天后填肚子的那点钱，这个受雇佣却根本没什么技术的人，使用最简单的工具或者压根没任何工具，去做最简单的农活。童工由于比成人更廉价而往往更受欢迎。于是，在一次没人意识到的人口过剩期间（据村民们说，一九三五年的一次地震令人口剧减，而一九七一年的洪水再次让人口锐减），儿童被自杀性地使用，成了敛财之源，他们八岁之后就能做工，如果年景好，一月有十五卢比，相当于一美元五十美分。

这里一代代更迭很快，人力的新陈代谢轻易得如同他们用草、泥和席子搭窝棚（新时金黄，在风雨中很快就变为灰黑）。残酷已经不具含义，它就是生活本身。人们知道他们生下来是为了做什么。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种姓和位置，每个群体都生活在从远古时代起便划定的各自的区域之内，贱民和拾荒者住在村子尽头。窝棚之上可见一幢布局凌乱的两层砖房，这家人曾经拥有这里全部的土地和劳力，其堂皇已不算是堂皇了，倒像是破败景象的一部分，像是从它曾崛起的地方被击垮。这家人现在丧失了大部分产业，但他们仍作为政治家掌控一方。没有任何改变，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在那天余下的乘车之旅中，比哈尔北部自我重复着：灰黑的窝棚一簇一簇；绿色的稻田茂盛而有着春天般的新鲜感，可以蒙蔽土地测量员，使得产量被高估；光着脊背的男人用长杆的一头挑着货物，弯曲的长杆在他们的肩上得到平衡，轻快、细碎的步伐显示着压力，这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女性的娇美感；尘土飞扬、陋屋聚集的小镇上超载的公共汽车，烈日下孩子们在泥塘里打滚、捉鱼；儿童与成人拍打着浸湿的黄麻秆，抽出纤维装上牛车，它们看上去像是女人盘起的浓密的浅黄色长发，华丽无比。对人类可能性的思考日渐减少，比哈尔北方看上去成了一个只会顾及眼下生活的世界。

这种倦怠感就像我几周前在西去八百英里的拉贾斯坦邦的班迪－科塔地区曾感受到的一样。如果说比哈尔北部看上去缺少知识分子和创造力，因而几乎没有行政管理可言的话，那么拉贾斯坦就是一个庞大的企业。在这片被沟壑切割和破坏的土地上，有水坝和大型的灌溉－改造工程。

二十年前的灌溉工程考虑不周，没有设计排水系统，也没有考虑土地的性质，所以工程造成了汪洋一片，盐碱成灾。现在则急于纠正。一位专员和他的副手们正全力以赴。技术问题可以解决。但在这个有沙漠城堡和封建王公、农民只知忠君不知其他的邦里，真正的困难在于人，不只是专员在行政部门看到的“各级庸才”，还包括此工程意欲造福的那些底层民众。如何才能让他们这些世代渺小、满足于把主子的荣光当作自己的荣光的人，在今天突如其来地学会去渴望、去有所作为？

专员的权力很大，但他不想专断，他希望能“体制化”。一天晚上，在电灯光的照射下（村里通电！），我们和辖区村民坐在“模范村”的大街上。街道未经铺设，村民为了迎接我们，很快在地面上铺了棉毯，地面因晨雨而变得松软，被午后的灼热烤得半硬，又被黄昏牧归的牛踩踏和施了粪肥。妇女们告退了，红色或橙色的拉贾斯坦面纱遮掩下的人中，很多只是小姑娘，她们自己还是孩子，却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和剩下的男人们一起，我们交谈，直到雨势再度滂沱。

这些拉贾斯坦人很英俊，很有自信。过了一会儿，我们才明白他们是农民，所知有限。农田、水、谷物、牛，话题由此开始亦于此结束。他们是模范村，所以考虑的也是他们自己。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很少，我开始觉得自己关于村子发展的想法是幻想。除了食物与生存之外没有更多的雄心大志，尽管有个人说了他的奇思妙想：他想要个电话，这样不用跑很远的路就能知道科塔的粮价。

灌溉工程的问题不仅仅在于那些盐碱地、沟壑和夷平土地。真正的问题正如专员所见，是再造民众。而这不仅仅需要人有欲求，这意味着首先要把他们从自残性作业和特殊的浪费中带回来，这些浪费同长期的贫困都是与生俱来的。和我们一起的这些人直到最近还只割取甘蔗最顶端的部分，而让剩下的精华部分烂在地里。所以村民们这些关于肥料和收成的考虑，这些我开始断定只具有农民色彩的想法，实际上是一个不可限量的进步。

但如果说这个靠近飞速工业化的科塔城的模范村有了一些进步，我们第二天造访的班迪则又把我们带回落后中。直到这次旅行前，班迪和科塔这两座城市对我来说还只是它们美丽的名字，是拉贾斯坦绘画里两个相关而又迥异的流派的名字。班迪首先于十七世纪晚期达到了艺术的高峰。经过平坦的土地，呆板的稻田时而稀疏成为沼泽，从科塔出发，越过荒废的路段，发水的沟渠，偶经的人力车，一群头巾亮丽、迷茫地等待着公共汽车的农民，这时，山顶上的班迪城堡便出现在眼前，它巨大的城墙好像巨人之作，建造这个豪奢之物的人曾经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守护。

古代的战争，英勇的搏杀，但通常仅仅是为了荣耀或当地某个特定王公的荣光，很少超越于此。如今堡垒已失去作用，宫殿也空无一人。一间昏暗、满是灰尘的屋子里还挂着老照片，以及维多利亚时期遗留下的小古玩。院子里整齐的小花园已然凋敝，而院子四周呆板的、装饰性的十九世纪班迪壁画已褪成了蓝、黄和绿色。内室避日，所以亮丽的颜色犹存，一些镶嵌物十分精美。不过，一切都在等待消亡。雨季的潮湿腐蚀着石灰，水从地下拱门的裂缝中滴下，腥臭的蝙蝠屎到处都是。

所有的活力都曾经荟萃于山顶的宫殿，而现在，活力从班迪消失了。这表现在宫殿下和山坡间破败的小镇上，表现在田野里，表现在这里的人身上，这些人比仅相距六十英里的科塔城里的居民更加消沉，更不能接受专员的观念，更加牢骚满腹。他们甚至没来由地抱怨，好像他们抱怨只因为人们希望他们抱怨。他们对于进取与绝望的嘲讽跟真实的失望或反抗毫无关系。这只是尊重权威的仪式性表达，表示他们对权威百分之百依赖。专员微笑着倾听他们所有人的声音，于是他们的激情消退了。

后来我们和“村级工作者”一起坐在一个女人家院子里的小树荫下。这些人是指挥系统的基层官员，工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早上的巡视已经证明他们并不全在恪尽职守。但他们并无愧疚之意，相反，这些人坐在绳床边上，打扮与他们的农民身份不符，而是一副长裤加衬衫的官员模样，他们大谈要求升迁、要求地位。他们与专员的焦虑、与他在这片土地上有所作为的想法相去甚远。实际上他们安于所知的世界。就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院子的女主人，她从她的小砖房里拉出绳床给我们坐，而态度却稍有些傲慢，这是有原因的。她很幸福，觉得自己很有福气。她有三个儿子，这让她功成名就。

拉贾斯坦的侠义风尚已经荡然无存。宫殿空空，王公间的小规模战争已经无法记清年月，全都化为传说。剩下的就是游客能看到的：狭小贫瘠的农田，破衣烂衫的人们，窝棚和雨季的泥泞。不过，在这片凄凉景象中也存在着安宁。在世界萎缩、人类可能性的希望消失的地方，世界就被看成是圆满的。人类退却到他们坚不可摧的最后堡垒里，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种姓，他们的“业”，他们在万物体系中无可动摇的位置，他们了解这些如同了解季节。仪式标志着每一日的流逝，仪式也标志着人生的每个阶段。生活本身变成了仪式，任何超越这个圆满而神圣之世界（这种圆满感对一个男人或女人来说能如此轻易地获得）的事物都是空洞和虚幻的。

王国、帝国以及专员们主导的那些项目来了又去了。野心与动乱的遗迹散落于田野之间，它们中那么多遭到了毁弃，那么多还尚未完工就已改朝换代。印度告诉人们“有为”是虚妄的，游客们可能会为这些遗迹以及如今所有妨碍着专员们大展宏图的事物而感到惊骇。

但对那些持苦难哲学观的人而言，印度又提供了一种耐久的安然，其平衡，即《桑帕斯先生》的主人公所认识到的世界完美均衡的观念，是“由神来安排的”。只有印度以其伟大的过去，以其文明和哲学，以其近乎神圣的贫穷提供了这一真实。印度就是真实本身。于是对印度人来说，印度可以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分离。世界可以分为印度和非印度。而正因为它表面所有可怕的现象，印度可以被毫不狡诈、毫不残酷地称为完美。不但乞丐这么说，王公也这么说。

4

想想这位大公，他在国家的另一端，与拉贾斯坦的城堡相距遥远。另一种景色，另一类植被，只有雨还继续下着。印度的王公们（其数量和种类之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莫卧儿王朝崩溃后这个国家的混乱）在英治时代失去了实权。经过几代闲散的受束缚状态，他们只能在气派上显得与众不同。这是种虚假而黯淡的荣光：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他们失去了领地；一九七一年，甘地夫人在没有遇到多少公众反对的情况下废除了他们的私人用度和头衔。而这位王公的权力仍在继续，他已成为一个活跃的企业家。但在他和服侍他的那些人看来，他仍然是一位大公。而他为头衔被废所感到的悲哀，以及他对尊贵地位的坚持也许更为重要，因为他曾经的领地确实非常小，这块占地几百平方英里的封邑是在三个世纪之前封赏给其祖先、一位走运的士兵的。

这位大公穿着带排扣的印度紧身上衣坐在晚宴的餐桌前，颇有些贵族的神气，餐桌中间用扎着玫瑰花束的雪纺绸装饰，几分钟前，我看出他是带醉意来参加我们这个禁酒的晚宴的。他主动发言说，他正“带着兴趣观察”印度民主制度的危机。印度需要印度式的政府，印度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几百个小国家。我觉得他是想逐步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不过他近乎自言自语的谈话更加狂放。

“是什么让一个国家团结？不是经济。是爱。爱和感情。这是我们印度的方式……你可以给我的狗喂食，但它不会服从你，它服从于我。这里面哪儿有经济？这是爱和感情……一九四七年之前，我统治这块领地二十八年，掌握生死大权。我能吊死一个人，而没人能动我一根毫毛……现在他们剥夺了我的荣耀和特权。我什么都不是。我和所有人都一样了……生死大权。但我仍然可以出去走动。没人会像射杀肯尼迪那样杀我。这不是经济。这是我们的爱和感情……你说的残酷在哪儿？我告诉你，我们在印度很幸福……谁在谈爱国？没必要爱国。把一切都拿走吧。荣誉，头衔，所有的战利品。我不是一个爱国者，但我是一个印度人。出去跟那些人聊聊。他们是穷，但他们不是没人性，像你所说的那样……你的人少来管我们。你少来跟我们说我们是蠢人。我们是文明的。你来的那个地方人们活得幸福吗？他们在英国幸福吗？”

我不由得肝火上升。我说：“他们在英国很幸福。”他停下来笑了。他说得非常认真。尽管有点做作，但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切。

他的封邑，或者说他曾经的封邑，颇为潦倒。只有宫殿（像套带花园的乡间别墅）和佃农。他所投资的开发项目尚未起效。在一个下雨的早晨，我看见几个小童工用手归拢碎石，把它们拨到积水的小路上。花生是这里唯一的蛋白质来源，但佃农更愿意把他们的作物卖掉。他们的孩子发育不良，心智也不健全,那里已经有学校可上了，他们却未受教育，成为了当农奴的材料。

（但是不久之后，科学给了我另一种说法。以下摘自《印度快报》：“新德里，十一月二日……昨天卡马拉·拉奥医生在印度医学研究协会发表‘帕瓦德翰医生奖’获奖致辞时说，营养不良的儿童体内特定的荷尔蒙变化可以令他们保持正常的身体机能……只有体内过剩的和非本质性的部分才会受到营养不良的影响。那些营养不良的儿童尽管身材矮小，但如同‘平装书’一样，既保持了原著的所有内容，又去除了精装本的非本质性部分。”）

这位大公曾到印度之外游历。他可以把他在外面看到的和他在自己封邑里能看到的作一番比较。但他没有看到这种对比的问题。印度之外的世界要以它们自己的标准来评判，而印度是不能被评判的。印度只能以印度的方式被体验。当那位大公谈到他的子民的幸福时，他并非做出了挑衅或是倒退的姿态。作为一个企业家，几乎可以说是实业家，他视自己为一个恩主。他谈论爱和感情时并非有意夸大，他需要爱，就像需要受到崇敬。他对他子民的情感是真实的，他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则更甚。

宫殿几英里外荒无人烟、树林覆盖的山丘上有一座古庙。寺庙小而不显眼。其中的雕塑历经风雨，已经成了无法辨认的凸起和凹陷；庙里的蓄水池长满植物，芦苇丛生，宽大的石阶坍塌成了乳绿色的黏土。但寺庙对大公来说很重要。他的祖先们已把庙神奉为自己的守护神，其家族一直担任祭司。这是一处古迹，有它自己的灵验之处，整片地方仍然受到崇拜。印度不但提供给这个大公其身份证明，还提供了他与大地、与宇宙关系的永恒真相。

从能把印度与非印度加以区分的角度看，这位王公与我在德里晚会上遇到的一位中产阶级（可能很富有）姑娘很相似。她嫁给一个外国人，定居国外。这个“定居国外”可真了不起，谈到这点时，她看起来是在以印度的方式吹嘘，她把自己和印度其他人区分开了。不过对印度女人来说，跨国婚姻很少是主动行为，多是绝望或混乱之举。它导致失去种姓和社群，丧失在世间的位置，几乎没有印度人应付得了这些。

这个生活在印度之外的姑娘，对那里的社会和知识都极为无知。她缺乏评价自己身处的异国社会的手段，她生活在虚空中。她需要印度和它能提供的所有的安心，所以一有机会她就会回到印度。她说，印度并非没有不和谐，然后，没忘了吹嘘，她加了一句：“我只和家人联络。”

如此安然！在世界变化之中，即使在紧急状态下，印度也纹风不动，回归印度就是回归对世界深层秩序的认知，所有事物都被固定化、神圣化，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她就像一个梦游者，在两个相反的世界间来去无痕地游走。但孟买的街道一定会给她留下印象吧？她刚抵达时看到了些什么？

她神秘、坦诚而实在地说：“我看到人们活着。”

①见《约翰福音》第 1 章第 1 节。

②印度教或大乘佛教中在冥想时反复念诵的祷文、符咒。

③卡纳塔克邦首府。

④纳拉扬（R. K. Narayan，1906－2001），印度著名英语作家，其小说背景屡屡设定在虚构的印度南方小城马古迪，刻画普通百姓如何在印度教追逐永恒的传统信仰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夹缝中安身立命。其重要作品包括《英文教师》、《宝典》、《糖果贩》等。

⑤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国大党主席。

⑥克莱夫（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将领、殖民主义者，1757 年率军占领孟加拉，为首任总督，1765年至1767 年再任孟加拉总督兼驻印英军总司令。

⑦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1847－1933），英国社会改革家、费边社会主义者、神智学者，主张节制生育，曾在印度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并参与印度独立运动。

⑧巴登－鲍威尔（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l，1857－1941），英国陆军军官，童子军创建人，并同其妹创建女童子军。

⑨即“自在天”，印度教名词，指有位格、有限的神。不同于作为绝对的、超然的、最高实在的梵天，是神的人格化。因此同一位神在不同教派中可成为不同的伊湿伐罗。

⑩阐发印度教古代吠陀教义的思辨作品，成为后世各派印度哲学的依据。

⑪商羯罗查尔雅（Shankaracharya，788 – 820），也称商羯罗，印度中世纪经院哲学家， 吠檀多“不二论”理论家，认为最高真实的梵是宇宙万有的基础，著有《梵注经》、《广森林奥义注》、《我之觉知》等

⑫古代印度六派正统哲学理论之一。《奥义书》、《梵经》和《薄伽梵歌》是三种基本经典。根据对个人自我（“我”）和绝对（“梵”）之间的关系和同一程度的不同认识，发展出几种吠檀多派，对印度思想影响巨大。

⑬佛教或印度教名词，称身、口、心三方面的活动为业，认为业发生后不会消除，将引起今世或来世的因果报应。

第二章 土崩瓦解的世界

1

“印度会继续。”一九六一年，小说家纳拉扬说。对于那位继承其祖先之虔诚的大公、那位嫁到国外的姑娘、比哈尔邦和班迪相信“业”的农民来说，印度的确在继续，印度教的平衡仍被维持着。他们远离一九七五年的“紧急状态”，就如同纳拉扬自己在一九六一年远离政治动荡一样。

那时的纳拉扬五十多岁。生活在印度，在这个“小说”概念还属新生事物而鲜为人知的文化中，作为一个以英语写作、在国外出版作品的作家，纳拉扬不得不等待很长时间才获得了承认。在走出印度之前，他已人到中年，最好的作品已然完成，他虚构的世界也已建立。我在伦敦见到他时，觉得这次迟来的旅行似乎没给他带来任何震撼。

他刚刚出访完美国，很高兴即将回到印度。他说他需要再次在午后散步，置身于他所描写的角色中间。他对于文学本身并不那么感兴趣。就像他在《桑帕斯先生》里创造的那个主人公一样，他乐于将思考转向“无限”。在兴奋与成功之中，他准备以印度教的方式归隐。他说自己开始在一位大师①的帮助下阅读神圣的梵文典籍。看上去他与他的世界，与印度以及他从其中抽象出的那个虚构的世界相安无事。

但纳拉扬虚构的那个世界建造于独立前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宁静的印度南方小镇，小人物，小架构，有限生活与高度哲理性沉思的喜剧，实权则早已让渡给英国统治者，他们地处远方，在其中只有模糊不清的形象。但随着独立的到来，纳拉扬周围的世界变大了。权力临近了，人物也要求高大一些。纳拉扬本人得到了公认，可以出国旅行，尽管在班加罗尔（纳拉扬童年生活过的一个城市）那片红色的土地上，农民的生活一如既往，但班加罗尔城却逐渐成了印度的一个工业与科学中心。

纳拉扬的小镇不易与这个扩大的、焦躁不安的世界相隔绝，不能再被看作由他的幽默所完美地划出的一个终极而完整的世外桃源。在一九六一年的信念后不久，纳拉扬心中就有了疑问。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一篇小说里，他的虚构世界开始崩塌，其脆弱性终于暴露出来，而曾在《桑帕斯先生》中保持得如此自信的印度教平衡，现在则分裂为绝望。

这部小说就是《糖果贩》。它不算纳拉扬的杰出作品，但他是这样一位天生的作家，如此地忠实于自己的体验和情感，因此这部小说可说是了解今天道德迷茫的关键，就像我们曾经通过《桑帕斯先生》了解独立时期印度教姿态的贫困一样。《糖果贩》同《桑帕斯先生》类似，也是一则寓言，它大体上重复了之前作品的主题：进入“有为”的世界是冒险的，最终还是要退出。

糖果贩叫贾干，他是个富人，每天自家金库里都有明确的进项（印度的“黑钱”），不过他还是一个甘地主义者，一个追逐时尚的人，一个对纯洁怀有理想的人。他对顾客十分公道，只欺骗这个国家的政府，因为在英治时期，他遭受过警察的毒打，蹲过肮脏的大牢。“如果甘地在什么地方说该‘无怨言地交纳营业税’，他就愿意听从劝告，但就贾干所知，甘地从没在任何地方提过营业税。”

（贾干究竟是一个关心国家政治屈辱的自由斗士，还是只是一个古印度教传统中的圣人门徒？印度教的伦理关注自我和自我实现，它有自身的社会腐化作用。贾干这种人有多少？他们只考虑甘地主义的虔敬和他们个人的美德，却嘲笑并破坏着他们自称为之奋斗过的独立！不过纳拉扬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只是拿甘地和交易税开玩笑，他站在贾干这一边。）

贾干是个鳏夫，有个十分宠爱的儿子。但这孩子生性孤僻，对父亲话很少。有一天他宣布自己完成了学业，想要当个作家。后来贾干发现，儿子用自家金库里的钱订了去美国的票，准备去上一所写作学校。贾干把失望吞进肚里，儿子走了。时光荏苒，儿子几乎没打招呼就回来了。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带了个女人，看上去是他妻子。这个美韩混血的女人在印度南部的环境中很惹人注目。他们有很多计划，需要贾干的钱。他们和美国人合作，来印度设厂，生产“故事编写机”。这是美国人的一项发明，而这对夫妇也像美国人一样，在没落的小镇上忙碌起来。

讽刺太辛辣，新来者太古怪。喜剧失败了，作家虚构的世界垮掉了，其原因与贾干的世界的垮塌一样：它们都是被外来因素强行干扰进而破坏的。冲突一个接着一个发生。儿子为没有电话而小题大做，他骑小轮摩托车（贾干则喜欢走路），说起糖果店来一派鄙薄之色。后来他又发现，儿子和那个女人并没有结婚，她不是印度人，本就没有种姓，贾干的世界里也就没有她的位置。所有的规矩都被破坏了，贾干非常失落。他现在看不到未来的景象，只能怀念从过去到现在的那些甜蜜的仪式：他的童年，婚礼，去寺庙朝拜。

他觉得自己家被“玷污”，最后退缩了。他对那对年轻人处处设防，他以“古怪的兴奋”寻求净化。他开始把糖果廉价卖给穷人，得罪了其他店主；他召集员工，给他们大声朗诵梵歌。最后他决定归隐，从镇上搬去荒野，与一个废弃祠堂毗邻而居。他散尽家财，去找一位雕刻高手（这人看上去就像是“从千年前来的”），完成一个未刻完的五面女神旧塑像，“神光照日”。

在他归隐之前，那个姑娘离开了。贾干的儿子因为无法实施自己的事业计划，决定让她走。之后，儿子因为在车上放了一瓶酒而被捕。根据禁酒令，他要坐两年牢。对贾干来说，这是最后的打击，倒不是因为两年徒刑，而是因为他的儿子居然喝酒。他向隅而泣，当然，他会为儿子付律师费，但他弃绝世界的决心比任何时候都坚定了。“一点牢狱生活对谁都无害，”他说，“我们有什么本事把他放出来或扔进去？”他去搭乘出城的汽车，踏上了归隐丛林之路。

于是，在高尚的美德作用下，贾干放弃了他的儿子，正如《桑帕斯先生》主人公斯里尼瓦斯被永恒的幻象“鼓舞”而放弃了他的朋友一样。不过斯里尼瓦斯还仅仅是从商业的和“无聊的”世界中退却。贾干的逃避不同于斯里尼瓦斯的退却，也与印度教规定的平静的放弃背道而驰，印度教规定一家之主应该完成自己的责任、为继承者铺好路后再去投入沉思冥想的生活。这种放弃法则暗含着一个持续而有序的世界。贾干的世界混乱喧嚣，他的行为是绝望的行为，他含泪远离了它。

“整个国家在侵略者的火与剑之下垮塌……但它总能重生和成长。”在独立前的印度，《桑帕斯先生》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看待印度的历史进程的：重生和成长是一种净化过程，一个反复循环的印度式奇迹，它只能在自我认识的实践中获得。而在独立的印度，重生和成长具有另外的含义，需要另一种努力。现代世界毕竟不能被滑稽模仿，或是像驱魔一样被赶走；田园牧歌式的过去无法重建。

班加罗尔，这是纳拉扬虚构小镇所在邦②的首府，也是印度的科技中心。在一九六一年，就是纳拉扬告诉我印度会继续那年，大概只有两位杰出的科学家在班加罗尔工作。今天，据说已经有二十位了。印度第一颗太空卫星（特意以印度中古时期的一位天文学家命名）就是在班加罗尔制造的。据说，这项科技成果比印度原子弹更了不起，更能显示出印度独立以来发展的科技能力。勤勉热忱的邦长出身于卑微的家庭，他把自己和他的家庭视为独立与印度工业革命的产物。他投身这场革命之中。他说，革命带来的变化是“根本性的”。

从班加罗尔出发，有一条五百英里长的高速公路，穿过德干高原，抵达位于孟买东部高原边缘的工业城市浦那③。高速公路上几乎没有小汽车，有许多牛车和大型卡车。卡车严重超载，轮胎已磨得很光滑，经常翻车。但是跨过印度乡间的所有旧伤痛，工业化的车轮从未停止。变化实实在在地来到了贾干这样的人身边，他们的世界不可能再缩小了。

然而，对行政官员来说根本性的、迫切需要的变化，也可能被看成是侵犯。纳拉扬是一个听从本能、不做作的作家。《糖果贩》中平衡的缺失、对反讽的放弃，以及对“现代”文明挖苦之粗鲁，正说明纳拉扬感受到此种文明在印度给贾干这样的人带来的侵犯之深。印度教的世界最终竟然变得那么脆弱！外表看着如此稳固坚定，却轻易在一次来自内部的冲击下垮掉——儿子的自行其是。这位儿子已经了解了另一个更大的世界、了解了一种非印度教观念下的人类可能性，他已不再满足于成为俗流的一部分，不再满足于成为印度教绵延相续的一级。

一些反叛的姿态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比如骑摩托车、吃肉、饮酒，但对贾干来说，这些却事关重大。礼仪约束着意志，许多行为都是仪式性的，所有的姿态都很重要。正像纳拉扬想要表达的那样，一种反叛的姿态会产生一连串后果，很快它们就累积起来，反抗维系社会的虔诚与尊敬，反抗“业”。反叛一个如此脆弱的世界是那么容易，只需要放弃一种仪式！好像印度教的平衡需要一个小世界，那种纳拉扬早期小说里的限制性的世界，那里的人从不成长，言多行少，而且本性顺从，在所有事上都满足于由他人主宰。这个世界一旦扩大，便会土崩瓦解。

《糖果贩》哀婉而简约，它歌颂了贾干这一人物身上的纯洁和传统美德，这是一本困惑之书，其困惑正呼应着印度今天的大部分困惑。贾干不像生活在独立前印度的《桑帕斯先生》的主人公，他的确已经无可辩白，他的信条经不起检验。

一切基于其甘地主义信仰。我们经常会被提醒，贾干是个甘地主义的“志愿者”，是他那个时代的自由斗士。在一次示威中，他任凭警察把自己打得神志不清。这是甘地的精神，凭直觉即可得知，在什么地方，印度教清静无为的美德和宗教上的自爱可以转化为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无私行动。贾干任凭自己被毒打，他在暴力中找到对自身美德的佐证，此时他将自己看作一个不合作主义者，“为了真理而反抗英国人”。重点是为真理而战，而不是反抗英国人。贾干参与的是圣战，他有的是他的国家被涤清净化的想象，而不是重建国家的政治想象。

贾干赢得了这场战争。现在，胜利蒙蔽了他自身在尘世的腐朽（乘以一百万，这种腐朽就能把他的国家从独立领向另一种政治崩溃），他的甘地主义令自爱、追逐潮流和社会冷漠走向腐坏，贾干只寻求保持自己世界的稳固，其余则什么都不会。在这“尘世的冷酷”中获得纯净，在悲苦中获得安然——这就是他所要求的一切。当他的世界土崩瓦解，他无力回击，什么也提供不了。他只能远走。这是印度教的又一次溃败，像一三三六年的维查耶纳伽尔王国，像一九七五年在维查耶纳伽尔都城遗址间跪拜的朝圣者，像被镌刻并誊抄五千万次、为上次战争中被玷污庙宇的新偶像赋予生命的符咒。

贾干的溃败是印度教最后的溃败，因为它是从一个我们已知最终瓦解的世界开始的。实际上，这是一次向荒野的溃败，那里“现实自身的边缘正开始模糊”，这并非像贾干可能认为的那样，是向雅利安历史的回归，而是从文明与创造、重生与成长，溃败到魔法与咒语，是一次退化到非洲的漫漫长夜的过程，回到像刚果那种仍挣扎于原始时代的地方，在那里，即使阿拉伯人和比利时的奴隶贸易已经不复存在，往昔岁月仍然被当作“我们祖先的好日子”④而受人向往。这是文明的死亡，是印度教最后的坍塌。

2

“紧急状态”中有“清理整肃”。受管制的新闻界所集中关注的也在于此，而非政治危机。

那时，前斋浦尔⑤土邦主进了监狱，他被控犯有经济罪行，显然这桩案子没有迅速审结的希望。为搜寻未申报的财产，当局搜查了这个一度是统治者的家族在瓜利尔的宅邸。在孟买，政府官员、银行职员和商人们的公寓（报纸上把这类公寓形容为“豪华的”）被突击检查，面积被评估。在另外一处（用一种好莱坞式印度的笔触），人们发现一条以鸦片喂养的眼镜蛇（徒劳地）看管着四公斤黄金与金饰。所有地区，欺诈行为均告“破获”：外汇交易，走私，黑市，利用假生产单位获取钢材，稀少的铁路车皮被调到侧轨囤积居奇。

普遍的惊惶中，并非所有人都会失措。一个新德里商人（他的一个兄弟已被突击检查）听他的私人司机说名单里下一个人就是他，于是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给司机保管，后者此后就再无踪迹。一天又一天过去，受管制的新闻界不断发表关于搜查、逮捕、吊销和强制退休的公告。八月的第三个星期，单是走私犯据说就抓获了一千五百人。在这种不吉利的时候，一个新的豪华珠宝店在孟买奥伯罗伊－希尔顿饭店开张，在报上大登广告。权力部门立刻查封了店面，好像就在等着它开门一样。

这种专横的恐怖蔓延到上上下下：部门工程师伪造配货凭单，倒卖钢厂库存，营业税税务员收受一个小商人五百卢比的贿赂（合五十美元），铁路乘务员在餐车“非法”运米，邮差涉嫌偷开外国邮包。在这些年的动荡漂泊之后，印度得到了一时的安宁。

但这只是恐怖，是随着尽人皆知的政治危机而来的混乱。它无法建立新的社会道德框架，也无法承诺一个更加规范的未来。它只是强化了总是孤注一掷的印度教自我感，人们感到被外在威胁所包围，需要躲避和隐藏。在印度教上层观念中，“自我实现”可以有多种形式，甚至是尘世的腐败，其中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观念。这对于经过千年的挫折和溃败的印度教来说可算是重大缺陷。现在社会分裂了，这才是新闻界真正在谈论的话题，而不是什么清理整肃、“紧急状态”，或是甘地夫人与反对派有权解决的短暂危机。

不管其直接的政治动机是什么，“紧急状态”只是让已经存在一定时间的分裂状态正式出现，这种分裂不能仅仅靠政治来解决。一九七五年，宪法被冻结。但在一九七四年的印度存在的是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罢工和学生骚乱，国家已经无法运转。政治问题确实存在，但这模糊了更大的危机。反对派所说的腐败与执政者所说的无纪律无秩序，其实都是道德混乱的表现，可以追溯到源头，追溯到独立之时。

甘地在为独立而奋斗时所尊崇的印度教社会，随着独立所带来的重生和成长已经分崩离析。一个记者说，麻烦（他称之为背叛）从独立后的第一天就开始了，那天，尼赫鲁总理入住前英军总司令位于新德里的官邸。但麻烦更多在于令尼赫鲁掌权的那场运动的本质。甘地如施魔法一般给予这个运动民众基础。众多像贾干一样只为投身圣战的民族主义者把国家推向了独立。众多像贾干一样对责任感到新鲜、缺乏国家观念的人—聚敛财富又心怀虔敬的商人、披挂甘地式衣冠的政治家—来拆独立的台。现在人们开始反对贾干们了，印度这才发现它已经不再是甘地主义的印度了。

这不奇怪：甘地主义的印度产生得非常匆忙。从一九一九年（马德拉斯的第一次甘地主义骚动以在寺庙里分发糖果而结束）到一九三○年（伟大的食盐长征以大群有纪律的志愿者前仆后继地挺身接受警察毒打而告终⑥）的区区十一年里，甘地让印度对自己有了新的概念，同时也让世界对印度有了新的概念。在这十一年里，非暴力被塑造成古老而多面的印度真理，是印度教行动的终极源泉。现在甘地主义仅剩下标签和能量，而能量也变成了恶性的。印度缺乏它所需要的新的信条。这里不再有规则。受到太多的侵略、征服和掠夺，四分之一的人口永远是“不可接触者”阶层，人民没有国家，只有主子—这样的印度被再次发现是残忍的，充满恐怖的暴力。

在“紧急状态”前的一次演讲中，最受尊敬的反对派领袖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说：“危害了这个国家之完整的还不只是异议和争吵，更严重的是我们对待它们的态度。我们经常表现得如同野兽。在对待村庄宿怨、学生组织、劳动争议、宗教游行、边界纠纷或重大政治问题时，我们更倾向于表现得充满攻击性、野性和暴力。我们烧杀抢掠，还时常犯下更邪恶的罪行。”

骚乱的暴力可以自然平息，它可以就像现在这样，由“紧急状态”中的规定所控制。但还有一种更古老、更深层的印度暴力。这一暴力在外国统治时期未被触碰，也在甘地时代存活了下来。它已成为印度教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它隐身于一个大舞台，消失在普遍的悲苦中。而在现在的“紧急状态”中，由于强调的是改革，是社会的“弱势阶层”，受管制的新闻界披露出的故事就好像发生在另一个时代。一个男孩因为无法偿还一百五十卢比（相当于十五美元）的债务，被村里的放债者抓去做了四年奴隶；九月，在南方的维洛尔，村里有种姓的印度教徒把“不可接触者”们的茅屋围起来，污染他们的井水，使他们被迫离村；十月，在西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村子，发生了一次攻击苦力、洗劫其粮食的反“不可接触者”的恐怖行动；还有在某个北方地区“不可接触者”中的习俗：男人们为了给有种姓的地主偿还小额债务，将妻子卖到德里的妓院。

对古代的雅利安人来说，“不可接触者”就是“行尸走肉”。像他以前的改革家们一样，甘地努力让他们成为神圣的印度教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他称他们为“哈里真”—神之子民。这显然是一个语言上的巧合，他们至今仍是神的劣民。即使是在恒河岸边艾哈迈达巴德的“不合作主义学院”也是一样，这座学院是甘地从南非回国后亲自建立的，他就是在那里发起了伟大的一九三○年食盐长征。这几天在“旅游发展公司”的资助下，晚上灯光照射着学院，早晨灯光则照着其中一座建筑，那是为“哈里真”的女孩们建立的学校。“落后阶级，落后阶级。”一个突然成了我导游的老婆罗门满心虔诚地解释，把这些女孩变成了敬而远之的东西。古老的暴力仍然存在，乡村里的“不可接触者”迫于恐怖以及故意制造的饥饿，仍然维持着农奴身份。这些在印度都屡见不鲜，却突然成了新闻。

尼赫鲁先生有一次评论说，印度的一个危险是，贫穷可能被奉为神圣。甘地主义中就曾有这样的现象。圣雄的简朴似乎把贫穷神圣化了，成了所有真理的基础，成了独一无二的印度的财富。所以在独立二十年后，它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英迪拉·甘地夫人在一九七一年将贫困列为政治问题，她那一年的竞选口号即是“远离贫困”。而当时她的对手则进行着另一类战争，他们回答：“远离英迪拉”。但此后印度开始快速发展。如今这里则在比赛着抗议。作为抗议的一个原因，印度神圣的贫穷一下子被视为永不枯竭的资源。看来总有另一种低层次的悲苦。

政府如今根据“紧急状态”的规定开始激进改革，颁布法令，废除几种农村债务。在比哈尔邦德罕巴德矿区恐吓矿工的两三百名放债人被逮捕。独立二十八年后，债务劳工被宣布为非法。债务劳工！十三年里我三次访问印度，总共待了十六个月，访问了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的村庄，可我从没听说过债务劳工。班加罗尔《德干先驱报》的一篇社论解释了原因：“制度如生命一样古老……在农村，奴役制度的实行已经达到如此精致的程度，以至于受害者自己都感到有义务保持奴役状态。”—业！

伴随着独立与发展，混乱与信仰缺失，印度正清醒意识到常常隐藏在稳定表象下的悲苦和残酷，以及它这样继续下去的能力。不是所有人都满足于维持原状。旧有的平衡已经不在了，如今一片混乱。但除了混乱，除了老印度教体系的崩塌，除了拒绝的精神，印度还正在学习新的观察和感受方式。

3

后甘地主义时代印度“新伦理”的代表是剧作家维贾·腾杜尔卡。他以孟买周围地区使用的马拉地语写作，不过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了其他语言。我在孟买时，那里正在卖他的剧本《秃鹰》的“印度英语”版本。书名已经说明一切：对腾杜尔卡来说，工业化的，或者说正在工业化的印度给小人物们（剧中是一个小承包商家庭）带来了商机，让他们释放了受贫穷压制的本能，破坏了旧有的虔敬，印度已经成了一块秃鹰集聚的土地。

又是《糖果贩》的主题：尊崇的终结，家庭的终结，个人为自己奋斗，社会混乱。但腾杜尔卡比纳拉扬更激进，他的印度是个更残酷、更有辨识度的地方。腾杜尔卡的议论也是非常印度教化的。跟纳拉扬一样，他也说失去了一种限制后将很快导致整个体系的瓦解，而纯洁只在与世隔绝的人们那里才会存在，不过对腾杜尔卡来说，本来也不存在纯洁的过去，宗教并不能提供退路。腾杜尔卡正因其无情而称得上是个浪漫主义者，在《秃鹰》中，与世隔绝的那个人是个诗人，一个私生子，一个局外人。

腾杜尔卡的印度与纳拉扬的明显是同一个，但那是一个已经变化的国度。世界敞开了，人们更多样化、更个人主义化，欲望横行。感受已被修正。印度不那么神秘了，腾杜尔卡的发现与其他地方的发现一样。

《萨哈兰·拜德尔》是腾杜尔卡最受欢迎的作品，在一九七二年的审查中给他带来过麻烦，那还是“紧急状态”前很久的事，后来这部作品以四种语言版本同时在孟买的四家剧院上演。《萨哈兰·拜德尔》的主人公是个底层种姓的工人，拒绝任何信仰，拒绝与社群和家庭的联系。萨哈兰完全独立，他的技术给了他物质保证，也给了他姓氏——他是一家印刷厂的装订工⑦。他不结婚（这点没有明说，不过他只能娶同种姓的人，继续被归类和抛弃），反而和他从寺庙或大街上救下的其他人的妻子生活（从这里可以一窥印度深切的悲苦）。萨哈兰并不温柔，也没有特别的禀赋，他对生活的全部坚持只在于当他关上与外界相连的门，待在他自己那两间房子里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印度教对他来说仅剩对诚实的信仰和对一切可耻行为的拒绝。最后他也毁灭了，但他被当作了英雄。

在萨哈兰这里，我们远离了《糖果贩》中贾干之子的那种简单的叛逆，那种形式的叛逆可以被讽刺为非印度和仿西方的，萨哈兰的叛逆更为深刻，可以被立即理解，而且也完完全全是印度式的。在别处早已存在过的景况终于在印度姗姗来迟，印度不再那么神秘。

早些时候，腾杜尔卡获得一笔“尼赫鲁奖金”，这使他能够周游印度，为写一本发生在印度的关于暴力的作品搜集素材。关于此事的报道一开始看起来很让人吃惊，后来又理所当然，正是这条新闻让我产生了要见他的欲望。我猜他接近五十岁，比纳拉扬晚一代。他大腹便便，出奇的安静。不过这种安静是假象，他母亲在我们见面前几天去世了，而一个由他编剧的电影又遭查禁。他说他周游印度并没有固定计划，无论从前和现在都只是随性而行。他那时正调查着纳萨尔派⑧农民运动，那场运动寻求武力土改，在一些地方演化为恐怖主义，很快就被政府镇压下去了。他去过南方的特兰加纳区，以及东北的比哈尔邦和西孟加拉邦。

比哈尔邦令腾杜尔卡特别沮丧。他目睹了他怎么也不能相信的事。但他并没有特别提及，似乎仍然为其所见感到耻辱。他只是说：“人际关系是如此可怕，因为它们被受害者所接受。”新的词语，新的焦虑，即使对于像腾杜尔卡这样的作家来说，对印度的发现仍然如同对异国的发现。他说他周游比哈尔是乘船沿恒河而下的。他说，在这条印度教圣河上，他感受到的是安详，而不是岸上的恐怖。

所以，对安宁和退缩地带的渴求仍然（也许会永远）存在于印度的伤痛中。但人是不能轻易抛弃新的感受方式的。再不可能退缩了。即使是学院和圣人（他们有公务飞机，有公关人员）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你得去浦那附近的那个学院，”一位从欧洲度假归来的帕西⑨女士在孟买的一次午餐会上说，“他们说你在那儿能看到东西方文化完美的交融。”

一个年轻人，人家向我介绍时说他是个“小名流”，这时以出人意料的愤怒之情说：“那是个可恶的地方，到处都是到那儿纵情声色的美国女人。”

名流的脸上和体形上都有种发面般的质地，暗示了此人隐匿的性兴奋。他说自己是“最后一个堕落的资本家”，喜欢“肉体慰藉”。学院生活不适合他，除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没有哪儿比印度更容易赚钱。“有时在夜晚，我想过弃绝一切。而在早晨想到那些投机和操纵时，我感到奇怪，这些都有什么用呢？为什么停下来？”

这是半开玩笑的说法。现在印度人时常能够戏谑地谈及自己的旧理念。

戏仿，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模仿。九月，德里《金融时报》在相关版面刊登了这样一封信：

人耽于享受就无法认识他存在于世的真正目的……一个绝对的真理是，厄运会教给人更好的一课，强其性情，塑其品格。换言之，一个全新之人必生于厄运，厄运帮助毁其自我，令其卑微而无私……长久的苦难打开人的双眼，让他憎恶从前过分热望之事，引领他最终达到顺其自然的境界。这启示我们，持续的渴望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烦恼……但克己之念最不受人生沉浮的干扰。它就好好地存在于我们克制悲痛的努力中。这很简单。即使是在尘世的其乐融融中也要发展一种超然的态度。

这种文字是刊登在一家财经类报纸上的！但印度就是印度，这封信乍看十分印度化，是一篇印度－佛教不执理念的宣讲词。但作者却选择了一种艰涩的西方思路来写。大量语言是借来的，其态度也不像是印度教或佛教的。微笑的佛的形象众所周知，他额头上有一块代表超人智慧的隆起，他有一双具领悟力的长耳，颈下则有智慧的褶皱。但造像技巧上的变形没有脱离其人性。他的双唇饱满，两颊浑圆，还有双下巴。他的感官并没有萎缩（佛陀曾尝试并放弃了苦行的方式），他和感官之间是安宁的。拥有感官是他的安详和完整的一部分，也是这一形象持续两千年的基础。写信人提出的不是这样一种不为外界所动的精神，而是大为不同、更趋向于西方斯多葛主义的状态，是带着一些痛苦的听天由命——一个毁灭者的挽歌。

“贾干说：‘为什么你抱怨这个国家的一切？它对四亿人来说足够好了。’他回忆起《罗摩衍那》和《薄伽梵歌》⑩的遗产，以及他在赢得独立的过程中的所有足迹和苦难。”这句爆发的话出自《糖果贩》。这种自我满足以不同方式表现，最常出现在无意义的回归真正宗教的规劝中，以及甘地主义的挽歌中，如祈祷轮的机械旋转。这种思想在印度已经过时很久了。但甘地主义有过辉煌的日子，今天不会再有对印度古老传统的简单断言。遗产存在，并将永远属于印度；但今天可以看到，这是属于过去的，是古典世界的一部分。遗产已被压制，印度教对大众并不够好，它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是千年的挫败和停顿。它没有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没有带来国家的观念。它奴役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经常留下整体的碎裂和脆弱。它强调退隐的哲学在知识方面消灭了人，使他们缺乏应对挑战的能力，它遏止生长。所以印度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自身：脆弱、挫败、退隐。而且现在这里不是四亿人了，已近七亿。

不可否认，未被重视的亿万人已经成倍增长，现在正涌入城市。他们居住的非法营地被拆除，然后又被他们支起，每天在城市边缘、铁路沿线和工业高速路两边像潮起潮落一样发生。人口的密集，前进中的未知，与印度在一切问题上的那种琐碎的观念—古老文明的知识缺陷最终在这一“紧急状态”中显露，印度看不清前路，不能吸收和给予最终由变化产生的创造力。正是这些极大的不确定，由下而上的底层运动以及对这片触目惊心、布满未完成废墟的土地带有迷信色彩的恐惧，让一位专家在德里表示：“看到你毕生心血化为尘土是件可怕的事。”他的妻子说：“对中产阶级和像我们这样生活的人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有一种命中注定之感。”

①指精通梵文、印度哲学、法律和宗教的印度婆罗门学者。

②指卡纳塔克邦。

③印度西部城市。

④原文为法文。

⑤原为印度邦名，现指印度北方拉贾斯坦邦首府。

⑥1930年，甘地为争取削减盐税，开展了抵制当局食盐专营法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间成千上万人随行，掀起了全印度的不合作运动高潮。

⑦拜德尔（Binder）原义为“装订工”。

⑧印度主张通过农民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因最初活跃于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地区而得名。

⑨公元8世纪为躲避穆斯林迫害而自波斯移居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

⑩即福者之歌，是印度教经典《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以对话形式阐明印度教教义。

第二部 土地上的新主张

第三章 摩天大楼与分租宿舍

1

据说每天有超过一千五百人、约三百五十个家庭到孟买谋生。他们大部分来自乡下，一无所有，孟买没有留给他们空间。对孟买人来说，空间已经很少了。旧公寓房满了，新摩天大楼满了，机场路上是擅自占地的居民，他们狭小低矮的窝棚紧紧挤在一起。孟买的确过于拥挤了。这座城市建在岛上，其发展毫无规划。除了岛南端的城防外，开放的空地几乎已经没有了，拥挤的住宅和炎热的天气把人们都赶到现有的公共场所，通常就是大街上。所以说，生活在孟买就意味着总生活在人群中。白天大街上人满为患，晚上人行道上全是睡觉的人。

傍晚到晚餐的那段时间，在如今已经扩展到整个街区的泰姬陵饭店的一层，中产阶级和时髦人士（但很难说是富人，而且自然没有外国游客那么阔绰）在柔和的空调风的吹拂中，从饭店的商店与餐厅前招摇而过。这是一群优雅的、受庇护的人，饭店的车棚、剽悍的锡克族与廓尔喀族门卫、街道，以及停泊的车辆，将他们与外在世界隔离，外面有的是涌动在“印度门”附近、头缠白巾的更为稠密的人流，那里空气潮湿，阿拉伯海污浊的海水拍打着石阶，印度门下的鼠类并不是贼头贼脑的，它们轻松混迹于人群之中，在夜晚降临时就像小兔子一样顽皮。

节日期间的一些时候，光着身子、矮小而瘦削的潜水者或站或坐于海堤之上，等待什么人要他们潜到满是油污的水中。有时有小乐队（印度鼓和西方小号）为私人宗教仪式伴奏。夜深了，港湾里船火渐明，泰姬陵饭店的大堂隔着玻璃墙熠熠生辉。白色的人群（偶尔夹杂一件红色、绿色或黄色的莎丽）消散而去，这时，大道及饭店周围只有睡觉的人和乞丐，这里随时都会飞快地拥挤起来，在这里，饭店、灯光昏暗的公寓、商店、办公室和小工厂一个挤着一个，虽然有海，闷热的空气却总让人感到窒息。

这个城市需要穷人当帮手和劳力，却不为他们提供住所。一则报道说，孟买有十万人睡在街上，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的。至于乞丐，究竟有多少？是报纸上说的两万，还是它在另一天说的七万？

不管数字是多少，人们已经感到乞丐太多。乞讨作为宗教的某种戏剧性体现，其本意在印度教中是十分可贵的，它是“业”在起作用的明证，提醒着人们对自己以及来世的责任，但现在的乞讨已经失去了其本来价值。孟买的乞丐展露他异于常人的残疾（幼年时便被诱拐他的乞丐头目摧残，以证明年轻的乞丐在前世犯下了罪孽），现在却发现，他所激发的不是敬畏，反而是厌恶。忘记了自己的宗教功能的乞丐们同样纠缠游客，而游客则被误导，把整个乞讨行当与少数人的乞讨行为等同视之。乞丐们成了讨厌鬼和耻辱。太多的数量使他们失去了在印度教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人管理他们。

在维贾·腾杜尔卡一九七二年的剧作《秃鹰》中，诗人斥责心肠温柔的弟妹给他端茶时“轻浮俏皮，像在施舍乞丐”。她伤心地回答说：“我们门前并不缺少乞丐，我应该像对待你一般施舍他们。”不过这里对待乞丐的仪式性态度属于一个较温和的世界。孟买城里有议论认为，应把所有乞丐聚集起来关押并驱逐，把他们从视线中扫除，让他们滚蛋。更有甚者，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说，要宣布封城，要发放工作许可证，要排斥新来的人。孟买与印度其他大城市一样，最终也开始感到自己身陷困境。

关于发放工作许可证和在城市边界设置关卡的议论都不切实际，而且人们也知道这一点。穷人已经占据并毁坏了城市，所有议论都只是为了发泄一种躁动与无助而已。这座印度－维多利亚－哥特式城市带着遗留下来的英式公共建筑和机构—有着大露台和宽敞板球场的大体育场，为帕西老绅士服务的有伦敦风格皮椅的里朋俱乐部（一幅维多利亚女王还是风韵犹存的温莎寡妇时的肖像仍然挂在秘书办公室）—这个城市不是为数百万穷人建造的。但是扫一眼城市的地图，它显示出在一段时间内，穷人们是被邀请来的。

孟买所在岛屿的中部，有一大片土地标注着“工厂、工厂、工厂”以及“宿舍、宿舍、宿舍”。工厂过去和现在都需要工人，而工人则居住或是被安置在这些分租宿舍里。这些纺织厂里，很多机器现已老旧，厂子早该迁移出去，这样孟买就能喘口气了。但厂区内的人群随时可以用来驱使，从而产生各种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工厂还是会留在那里。

早些时候有人说要在大陆上建一个“双子城”，让工厂和人群迁出孟买。计划流产了，取而代之的是岛南端斥巨资改造的土地上拔地而起的庞大住宅楼：毫无景致可言的沙漠上毫无创意的水泥墙，以及未经铺设的道路上穷人们的窝棚和隔断，它们都是被新的发展规划吸引过来的。“就在此地……您享有女王之尊，”美国妇女协会最新出版的《孟买手册》这样介绍说，“您拥有仆人的梦想将实现。”这里没有收容穷人的住所，但穷人总是需要的，他们永远被呼来唤去，即使现在也一样。

所以，尽管孟买一天天都在被穷人腐蚀，但摩天大楼映照出的大都会风姿却仍令孟买看上去迅速地繁荣起来，特别是在夜晚，从沿海的公路看去很有戏剧效果：灯火通明的大楼包围着工厂区里集中的梦魇。

那里的马路很宽敞，中间由于车辆来往而黝黑干净，边缘由于行人行走而呈土色，即使是轻松的周日早上也是如此，真正的炎热和灼烧到来之前，交通尚未开始繁忙，热浪尚未在双层公共汽车褐色的烟雾中变得沙尘滚滚。这里已经能感到拥挤，到处是忙碌而修长的腿，在可见的临街破旧商店后和不可见的街背面，一股巨大的人流在涌动，他们走出来，来到开放处寻找空间。

这个地区初看像是世界上一个已然没落的所在。商业楼大而有型，不过，从临街一面所有的印度装饰看来（升起的太阳、代表幸运的印度－雅利安万字符、代表神圣的梵文字母“唵”），这些建筑物尽其用，为其中的居民服务。就像那些分租宿舍，在一些街上它们可被看作政治不那么紧张的年代里结实的城市公寓，不过它们实际上比表面要新，许多建造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有的甚至更晚，和工厂劳工宿舍同时期，那种宿舍是一家一间的标准，在二十世纪的孟买，城市就相当于农舍或“牧场”，相当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那些背靠背的工棚。

宿舍群一般四五层高，每层布局都是一样的：单个房间面向中间走廊，后面是公共厕所和“各种设施”。印度人的家庭关系错综复杂，可能八个人住一间屋子；屋子的“角落”或者地板上的空地还可能用来出租，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彼得堡一样；人可以轮流睡觉。一间宿舍房间只是一个基地，宿舍生活是在开放空间里进行的，如在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在人行道上，在大街上。同一群人在较冷的气候中可以减少压迫感，可以分散些，还可以相分隔。但在孟买，这群人根本不可能分散。

不过，这样的宿舍还提供了一些设施。想成为一间宿舍的住户必须有确定地位。但在这个区域的边角缝隙中，总存在（就像整个印度也总是存在）其他更低等级的居住水准，在那样的地方，没有屋子的人只好自己给自己造。他们建立了占地而居者的聚居区，被剥夺权利者的殖民地。他们也像宿舍居民一样做了很多。在过去的十年里，由于零零星星的历史已经简化为传说，印度教体系已崩溃，他们实际发展出了一种新宗教，他们称自己加入了一支“军队”，湿婆军。“湿婆”不是湿婆神，而是十七世纪马拉地游击队的领导人湿婆吉，他挑战莫卧儿帝国，为孟买地区的马拉地人创立了一个长达一个世纪的政权。

马拉地人的政权大半毁于十八世纪印度的混乱动荡，这给了英国人一个轻易征服的帝国。但在孟买，人们从不议论此事。湿婆吉如今已经被神圣化，几乎是宿舍居民敬奉的战神。湿婆军表达了其教义，即把对物质荣耀的梦想转变为一种归属感，给无处可去者一点人类可能的理想。通过湿婆军所表达的这一宗教具有一定的力量。在泰姬陵饭店外新立起了一座骑马人像，他的目光越过印度门朝向大海，这就是湿婆吉。它象征湿婆军的力量，象征宿舍、人行道及占地者聚居区的力量，象征“紧急状态”宣布后才开始控制大街的街道住民的力量。盂买的商店招牌如果不是以两种语言写就，就一定会把它们的英文名字或称号音译为印度天城体①。这是湿婆军下令在一夜之间改成的，湿婆军的号召比任何政府法令都更有效。

湿婆军非常排外。他们说马拉地所在的这个马哈拉施特拉邦是马哈拉施特拉人的，还赢得了政府的妥协，规定百分之八十的工作机会应属于马哈拉施特拉人。地方政府认为，只要在孟买或马哈拉施特拉邦住满十五年就应被视为马哈拉施特拉人。但湿婆军却表示反对——只有父母是马哈拉施特拉人的才是马哈拉施特拉人。由于他们的排外，由于他们早年曾在孟买处决了几个南印度移民，也由于他们领导人的戏剧性（其领导人是个失败的漫画家，据说崇拜希特勒），湿婆军常被形容为“法西斯”。

但这只是个简化的外来词语。湿婆军自有其印度式前身。在早期，甘地发动独立运动前的时代，这一地区就存在着湿婆吉崇拜，独立后，大量“不可接触者”改宗佛教。对骄傲、不参与、重新整合的宣扬，就是这类运动在被剥夺与被侮辱者之中开展的形式。

而湿婆军是属于今天的，如同它属于印度、独立后的印度，并属于工业化的孟买。同最近印度的其他运动相比，湿婆军比其中大部分都更正面，比如它绝对比现在被查禁的“安宁之途”积极，“安宁之途”鼓吹种姓、印度教灵性，以及通过暴力获得权力，所有这些与仪式性杀戮、伤害及同性恋（他们往往会说服有魅力的新成员相信自己前世是女儿身）纠缠在一起—尽管如此，湿婆军还是与其他运动一样主张不参与，不是不参与印度，而是不参与印度教体系，因为印度教最终已无法适应今天的形势，即工业化的孟买的形势。湿婆军是印度教体系重新发挥效力的一部分。人们不接受混乱；他们不断寻求再造世界；他们向外寻找能够被接受、同时也能适应他们需求的理念。

我们在星期天早上去了宿舍区的占地居民聚居区。外出到特定地点搭乘公共汽车，然后仍坐公共汽车。我有幸有位好导游。他是印度很少见的那种人，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在他那里，专业技术和一个古老文明的雅量同时得到体现，他有哲学风格的头脑，他对国家状况洞察清晰，其关切又不是感性化的，对人则用以人为“人”的非印度教方式全心接受。

但他毕竟是工程师，而且比较实际，他看不出重建孟买、推倒分租宿舍和贫民区、重新安置工人的必要性。印度并没有这样的资源。都市化的未来已经到来，它就在那些贫民区、那些自发形成的社区里。权力部门可以增加或改善的，无非是服务、规章、治安。实际上，贫民区可被规划。只有这样城市贫民才能被吸纳进来。但贫民应被全部吸纳的见解在孟买并没有被全盘接受。在规划双子城时曾有一条计划，要给穷人三十平方米的建筑用地，这遭到了中产阶级人士的反对，他们有其社会理由（他们不想离穷人太近）和道德理由（穷人会卖了用地以获利，在以这样不道德的手段获利后，他们还会住在习惯居住的街上）。

工程师是孟买人，但不是马哈拉施特拉人，所以很难成为湿婆军的一名同情者。他能够在工厂区的占地居民中生活一个星期，每天早晨与他们一起排队等候打水、使用公厕，纯粹是出于他对解决城市贫民住宿问题的兴趣。他已经发现了一些简单而重要的事。公共洗涤区域是必需的，女人们会花很长时间洗衣服（因为衣服可能非常少）。私家厕所则不可实现。公共厕所（也许由市政当局提供）可以立即改善卫生状况，尽管孩子们仍然总是使用空地。

不过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湿婆军控制的程度和特点。占地居民的聚居区，那种由泥、锡罐、瓦片和旧木板搭成的低矮棚户，可能会是在城市空地上任意移动的人类废墟，现在则有机会被紧密地组织一番。工程师暂居的聚居区，以及我们早上去的那里，到处是湿婆军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像推行湿婆军政策一样热忱推动市政当局的自律规定，产业工人开始在他们的居住地要求实行类似工厂车间里的纪律。

湿婆军中产阶级的领导人可能会大谈战争的荣光或政治权力之梦。但在较低以及较为绝望的级别上，湿婆军又是不一样的：对社群的渴望，自助的理想，弃绝“弃绝”的人。“我爱城市生活。”甘地早年曾说，城市自律是甘地主义的主题之一，而印度却未能把它和宗教与独立运动联系起来，所以也没人追问这个问题。独立、工业革命和人口压力已经令城市需要这个课题迫在眉睫，现在则有湿婆军（像他们从前所做的一样）将城市需要仪式化。

公共汽车停了下来，我们正好在聚居区外。聚居区建在公墓之上的小石山上，公墓在雨季中一片苍翠，远处则可见孟买南部的白色摩天大楼。狭窄的入口通道两侧有公厕建筑和洗刷棚。公厕没有门，在水泥地面中央有条白色瓷砖铺成的水沟。这些公厕是新建的，工程师说，这些事显然是当地的湿婆军市政议员做的。在一个洗刷棚里，孩子们在洗澡。女人和姑娘们则在另一个洗刷棚里洗衣服。

入口通道故意弄得那么小，以阻挡马车和小汽车。进入后，空间突然奇缺。建筑结构低，非常低，小门通向狭小昏暗的单间，紧挨着的其他建筑看上去是商店，时常会瞥见有人躺在地面的绳床上。人及其需求全都萎缩了。不过通道是铺设完好的，两侧是水泥排水沟，排水沟也很新，如果没有它们，蜿蜒到山腰的通道将成为一条满是粪便的谷地。通道和排水沟在这个星期日早上看起来很干净。工程师说，这主要靠市政清洁工的“热心”。这里也有等级！贱民中的贱民——总在什么地方藏着另一个更低的人类等级。

聚居区中有八个湿婆军委员会的房间。我们去的那个位于主路。那是个窒息的、有波形铁皮屋顶的小窝棚。工程师记得本来是土地面，现在已是水泥地面；而墙壁原来就是砖砌的，现在已涂上灰泥并被粉刷。还有一幅肖像。有趣的是，那不是湿婆军领导人的，也不是湿婆军战神湿婆吉的，而是去世很久的安贝卡博士②的肖像，他是马哈拉施特拉地区“不可接触者”的领袖、独立后印度第一任司法部长、目前被搁置的印度宪法的构建者。像湿婆军这样近乎疯狂的群众运动把各种需要仪式化，这里的湿婆军崇拜一位（其杰出成就）被挫败的愤怒的人，这似乎和报纸上写的湿婆军颇为不同。

委员会成员都很年轻，二十几岁的样子。他们说，年长者对此并无兴趣，不得不将他们遗忘。而比他们的年龄更值得注意也更为触动人的是他们的体形。他们都很矮小，平均身高大约五英尺。几代人的营养不良耗尽了他们的身体和肌肉（尽管其中有一个人大概因其从事着体力工作而有着发达的胳膊和背肌）。

领导人相貌粗糙，皮肤灰暗，几乎是黑色的。他是印度航空公司的技师，当时正穿着他周日的衣服，灰色裤子熨烫得体，合成面料的白衬衫下肚子微微发福，那是令人敬畏的大腹便便的初期迹象。迎入我们之后，他立即用印度的方式表达好客，低声吩咐一位助手：“可乐。”顷刻间（无疑是从一家小商店里），两瓶常温可乐到了。又是一阵低语，过了一会儿，两个装饰着红色蔓藤图案的平底玻璃杯送到了，可能是从谁的屋里拿来的。

可乐是化学作用的产物，用来分析比用来饮用更合适。不过也不需要饮用，轻触一口就走完了过场。很快我们就出去了，沿通道而上，了解了这个小人国的完整性（一间小屋里居然有台用来印制电影传单的手动印刷机），眼前也时常豁然开朗。我们站在山腰边缘俯瞰我们甩下的用锈铁皮或芒格洛尔③红土瓦做的屋顶，或在墓园旁边眺望远处的摩天大楼在升腾的热气中愈发惨白。

委员会领导，那个技师，在孟买生活了十五年，其中十二年是在占地而居者的聚居区里度过的。还很小时，他就从农村来到这里，和某个熟人住一起。尽管他没具体谈论，只说他是住在别人屋里的地上的。他找到了一份小工作，开始去夜校“深造”。后来，他作为办公室小工进入印度航空公司，这是他的一大突破。这家航空公司是印度最不官僚化的机构，雄心勃勃的办公室小工受到鼓励，成为技术学徒。

这种几乎是维多利亚式的自助成功故事跟着我们一路展开。但这种形式的自助只能发生在城市中，不管这城市多么可怕。如果这位技师一直没有跳出他那个村子，可能会一事无成，没有种姓，没有技术，没有土地，只能做个零工，也许还要受制于某个主子。现在，印航和湿婆军之间的空间给了他活力和目标。他说自己没有个人野心，也不打算迁出这个聚居区。接着，他带了一点夸耀，但也可能是真诚地补充，他要“服务人民”。瞧，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委员会在通道中摆放了垃圾桶。他掀开一两个盖子，表示这些垃圾桶在被使用着。

但贫民区就是贫民区，垃圾桶就是垃圾桶。公厕和洗刷棚现在离我们远了，蜿蜒的小道不绝，空气窒闷，凝聚酷热，而在小山腰上，小人国的新奇烟消云散，我开始感到小黑屋就像一个巨大的黄蜂巢，大多不比盒子大，常常是地上仅有一张床，房屋之间时常有黑色的小污水沟，偶尔能看见虚弱的老鼠奋力爬上排水沟，潮湿的地方泥泞，垃圾堵塞的地方迅速泛起浮油。

今天是星期天，技师说，清洁工还没来。又来了！清洁工是下之最下。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对自己功能的接受，这印度特有的诅咒即使在这里也强化着印度人的信念，尽管委员会屋里挂着的安贝卡博士肖像已远在下方，这才是需要清洁的不洁之处，它引领我们看到了将遇到的可怕景象。

这里有八个委员会，初看之下对这样一个小聚居区来说似乎太多了。但八个显然还不够。聚居区里的很多地段由于各种原因—也许是内部政治原因，也许是人事冲突，或仅仅是缺少有心的年轻人—仍然没有委员会。穿过这些地段，我们一路无话，在喷涌的细流、烟头和弯曲的人类粪便之间择路而行。清理粪便是清洁工的事，在清洁工到来之前，人们都心安理得地生活于他们自己的粪便之间。

每个开放的空间都是茅坑。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面前猛地出现了一番地狱般的景象。两头饥饿的孟买街头母牛被拴在那儿，翻搅人类和它们自己的粪便；而现在，它们被两个饥饿的女人拉出这片沼泽，周围一片喧嚣，旁观者发出阵阵助威的喝彩，他们聚集在这个孤立、笨拙而狂乱的景象旁，如同聚集在粪堆上的圆形剧场里，受到惊吓的母牛和手忙脚乱的饥妇（她们凌乱而污浊的莎丽下是裸露的皮肤和骨头）每挪一步、每拽一下就更虚弱一分。在这里藏牛是非法的，而有通报说稽查员之类的就要来了。这是一出反复上演的戏：母牛是非法的，却是拥有它们的女人们唯一的生计，所以要经常被藏起来。如果逃脱及时，它们现在就将被藏到女人们住的屋里去。

通道弯弯曲曲，这一景象被甩到后面去了。我们从山的另一侧走下，很快到达一处有委员会管理的地域。我们经过一块空地，一个小方广场。委员会决意保留这块空地，技师说，但这需要警惕。一个占地者的窝棚可能在一夜间出现，由于这里所有窝棚都是违法的，到时候要单单把那样一间拆掉可就难了。有一次，技师离开聚居区仅仅三天，一小块空地就被占用了。他们上诉要求拆除这个新建筑，但犯法者向委员会求情，最后出于怜悯，他们允许这间屋子存在。

我们现在回到了起点，山脚下的入口处，洗刷棚里满是女人和姑娘，一排公厕里满是小孩。贫民区生活在外面，在宽敞的主街道上，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贫民区生活也如同一幅田园牧歌景象，证明了某种可能性。

湿婆军的人送我们到公共汽车站。从那里看，小山又显得很小了，各式各样的屋顶，似乎一路盖下山来。技师说，聚居区已经满员了，他们不接受新来的人。非常偶然地，有时会有人离开，他的窝棚则可卖给外来人，时价大约是四千卢比，合四百美元。贵是贵点，但这个地段地处中央，聚居区里还提供各种服务。

中午的太阳灼热难耐，星期天空荡荡的街道微微发亮。公共汽车似乎总也不来，最后，一辆红色孟买双层巴士拖着热腾腾的褐色烟雾来了，其金属面的下部油腻腻的，满是灰尘，还有深深的水平划痕，奇怪的撞伤就好像被揉皱后又被抹平的锡箔。

回程经过分租宿舍，我们红色的公共汽车混在它越来越多的冒烟的同伴中，主路黑了，人行道活跃起来，电影海报提供着关于丰满女人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的幻想，商业大楼凌乱的、阳光照耀着的临街一面挂上了许多亮丽的招牌，经过工厂和烟囱，在充斥了更加都市化的广告（“极品黄油”）的城市高速路上奔跑，奔向摩天大楼和大海，那是在山腰上看到的白色高楼林立的孟买，而山腰似乎已远在天边。

2

当晚，在其中一座大楼高层举行的晚宴上，一个对许多事都满腔激愤的记者（他不愿在新闻审查期间写作，所以所有内容皆出于言论）谈到了身份认同的话题。他说，“印度”如今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汇。他三十多岁，是独立后的一代人，已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不再认识印度教神祇了。他的祖母参观卡杰拉赫或其他一些著名寺庙时能立即融入她所见到的景象，不需别人告诉她雕像的意义。记者则像个游客，他看到的仅仅是一座建筑博物馆。他失去了开启信仰与感受的整个世界的钥匙，他与他的传统之间被切断了联系。

开始，由于我早上的那一番短游，这场关于身份认同的谈话似乎只是臆想和自恋。孟买毕竟就是孟买，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怎么来的，为何而来，从何处来。然而后来我觉得我对记者的判断存在失误。他的话并非发自臆想，他的痛苦是真实的。

“从前……”记者说，打断了餐桌上杂乱的交谈（一个女人毫无缘由地提到福楼拜，只为把他贬成一个不重要的作家；一个晕头晕脑、年纪轻轻却已发福的广告商突然活跃起来，同样无端地研究起能否将克什米尔那些有节制的乐子“卖”给波斯湾被太阳烤得干巴巴的阿拉伯人的问题）—从前，记者说，印度村庄自给自足、秩序井然。公牛牵犁，母牛供奶，这些动物的粪便滋养着土地，丰收后大量的秸秆被用来喂养牲畜、铺盖屋顶。那曾经是段好日子。但自给自足的状况没有延续，因为不久之后人口激增。“这不是件容易说的事情，”记者说，“但就是在那里，对个体的善意可以成为对族群的残忍。”

这句话解释了他的激愤。他思想中的印度是一个无法调和的印度。他眼中的印度看似广大，却只适应个人的需求——不管印度的大众，仅仅满足自己成为印度人、从属于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泱泱大国的需要。这位记者是不可靠的。作为一个印度人，他并没有牢固地将印度视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一个能将数百万正在侵蚀城市的人纳入其中的国家。

尽管他是一个经济学家，游历广泛，擅长以发展和变化的眼光考虑问题，但在这位记者那里，印度的身份认同并没有发展和变化，而是固定的，是对他自身背景的理想化处理，是他感到刚刚失落的那段过去。和认同相关的是一套信仰与仪式，对神祇的了解，一种礼法，一个完整的文明。失落了过去就意味着失落了这个文明，失落了印度最基本的理念，对一个持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来说，也就失落了行动的动机。这就是许多印度人所说的无目的感的一个方面，也是他们之所以怀念甘地时代的一个原因，那时印度理念是真实的，似乎充满了承诺，“道德问题”也是清晰的。

但这是中产阶级的负担，是被自身民族主义（在屈服的时代过去后）要求具有这类印度理念的人的负担。往下走，在城市的分租宿舍和占地者聚居区里，在被剥夺权利者中，需求则更为基本：食物、栖居之所、水以及公共厕所。身份认同在那里不成为问题，而是一种发现。湿婆军里的年轻人用他们简单的政策和英雄偶像（变成了战神的十七世纪武士族长湿婆吉，以及如今只有其神圣性堪称“不可接触”的二十世纪的安贝卡博士）正在实现身份认同。对湿婆军与他们所领导的民众来说，这个世界是新的，他们觉得自己站在事物的起点：不被接纳的人首次对他们的土地提出新的主张，在混乱喧嚣中形成了社群哲学和自助哲学。对他们来说，历史已死，他们把它留在了身后的村子里。

在城市里，他们的数量每天都在增长。尽管孟买已满，尽管许多像墓地上方小山上那样的占地者聚居区已经宣布关闭，他们还是每天都从乡村—这个不为人知、不为人识的印度—里走出来。

①印度和尼泊尔的一种文字，用来书写印地语、梵语、尼泊尔语、孟加拉语等语言。

②安贝卡博士（Dr. Ambedkar，1891－1956），出生于马哈拉施特拉的贱民家庭，曾去美、英、德留学，回国后从政，因受高级种姓者的歧视，转行成律师和教师。不久成为印度杰出的政治家和贱民领袖，创办代表贱民的刊物，并在立法会议中为贱民争得特别代表权。1947 年任印度政府司法部长。1956年他宣布改信佛教，大批“不可接触者”响应号召放弃印度教信仰而皈依佛教。

③印度西南部港口城市。

第四章 谷仓

1

那位带我去孟买占地而居者聚居区的工程师，同时也为浦那东南数英里外德干高原的合作灌溉项目工作。在几乎所有事务都等待政府发起的印度，像这样一个由几个农民自发组织的非官方项目，实在是值得鼓励的新生事物。有一个星期，我随工程师去那里参观。

我从孟买乘坐早班的“德干皇后”号商务火车到浦那同他会合。火车上没有空调车厢，不过在这个雨季的早晨，倒也无须把印度的沙尘挡在窗外。少数吊扇开着，很快就需要拉下铝框窗户以抵挡寒气。雨和雾弥漫在大孟买的内陆地带；大地上沼泽和新鲜的草地显然重新欣欣向荣；偶尔可见乌黑的工厂烟囱和分散的住宅区，它们似乎要在潮湿中腐烂；铁路旁边浸在水中的陋屋小镇，泥墙和灰色秸秆似乎要融化到未铺路面上的褐色泥坑里去。只有茶棚里裸露的电灯泡展示着某种清晨的喜悦。

但这时孟买消退了。沼泽让大地变得四分五裂，在凹陷的洼地，零星的沼泽被围成不规则的小块稻田。大地变得贫瘠，显现出高原上光滑的圆形山丘，黑色巨石被雨季薄薄的绿色覆盖，肥美的草在第一场雨下过后三天就长出来，给这些多石少树的山脉带来温带公园的景象。

孟买－浦那地区是印度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虽然从火车上看不出来。浦那位于山脉顶端、高原边缘，它是一座军事城市，这在英国统治时代以及更早的马拉地人辉煌时期就是如此。它还是绿意盎然、植被茂盛的假日城市，许多希望远离孟买海岸潮湿气候的人们会来到这里。而它同时也是扩张中的工业中心，没有丝毫的压迫感。我十三年前首次踏访这里，当时这里是一片不毛之地，而现在已遍布了规划良好的工业区。工业区中有再生林，据说降水量已经提高了。

浦那周围的高原有些地方现在已经像个新国家和新大陆了。它提供了一块整饬的空间，而这样的空间正是工厂建造者和机械制造商声称需要的，他们说他们在建设二十一世纪。在普遍的疑虑之中，他们的信心满满，步履蹒跚。但这就是印度：有为者总是满腔热情。工业化的印度与官僚、记者和理论家们的印度相距遥远。制造并使用机器的人（印度工业革命日益印度化了，越来越多的机器是印度生产的）为他们取得的新技术而感到光荣。印度工业与所谓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业不同。它也有其可怖的一面。不过在印度大环境下，它并没有甘地所说的那种非人化倾向。在印度，工业生产中的一个职位不仅仅是一个职位。人操作机器，实践着对他们来说全新的技术，他们可以同时发现作为人、作为个体的自我。

他们是幸运的少数。在工业化前的印度，没有多少人能从无效劳动的局面中摆脱，那时人手多工具少，一项工作可以被分解成细小片段，劳动变得荒诞。斋浦尔城的清洁工用手把街面上的尘土归拢到他的手推车里（在这个过程中风又把尘土吹回地面）。妇女用拇指和中指捏着一小块布条，在顶层铺抹水泥之前清洗着拉贾斯坦邦大坝的堤道。她蒙着头纱蹲在那儿，几乎不动，然而就在眼前，为了挣着她的半卢比，她的五美分，她要用手指这样涂上一天—这工作只要一个小孩用一把长柄扫帚一扫就可以了。人们也不期望她做更多的事，她很难算是个人。旧印度不需要工具，不需要技术，只需要很多人手。

而且旧印度离新浦那的光芒并不远。宽阔的高速公路穿过松软的雨季绿野蜿蜒而行。班加罗尔在南方五百英里，不过我们要去的村庄只有几个小时便到。那里的土地不那么绿，更多呈黄褐色，显露着岩石般的地貌。雨季延长了，但水都流到湖泊里去了。从其中一个湖中引流并抽水入田。水管被埋在四英尺深的地下，这样在灌溉时不至于影响田中耕作，也减少了蒸发。现在还是一大清早，一天中的暑热尚未到来，在这下雨的季节，天空乌云密布，远山在灰色的湖上显得肃静青翠，热浪正从岩石间升腾发散。

在这个项目中，国有的农业银行向农民提供百分之九十的经费。一成是农民必须以劳务形式自行支付的，工程师已经计算出，每个农民需负担的劳动是一百英尺长的管道沟。沟的路线已经有了标记，在看似荒原的中间，尽管强风劲吹，岩石仍有如火烤，在向下延展至湖面的广袤景色中，一个农民与他的妻儿正挖着归他开掘的那一部分沟渠。

这人瘦小孱弱，胸部有病痛，显得很疲倦。他艰难地挥镐，挖得不深，时常停下来休息。他妻子披着短小的绿色莎丽，蹲在全是石头的地上，好像以她的到场来加油鼓劲，有时但不经常地用鹤嘴锄拨出男人撬松的石块，而戴着白帽的小男孩则站在女人身边无所事事。这就像米勒画中孤单而原始的劳动，不过这是在一块更空虚、更没有收获的土地上的劳动。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幅展现旧印度痛苦的画面。不过其中蕴含着那么多新的内容：当地以身作则鼓励农民考虑灌溉和更优良作物的农业热心人，合作背后的自助理念，提供资金的银行，具有社会良知、认为这样一个小工程有价值并每周从孟买远道赶来督导、建议并聆听的工程师。工程师说，想找到合适的人从城市里出来搞项目很不容易，他不得不招募并训练当地人当助手。

挖掘沟渠的工作在上一个星期已经开始。为标志那个时间，他们种了一棵树，距离石山顶上的古庙不远，村民说那座庙已有三百年历史了。庙宇走廊的柱子经粗略劈削而成，三层灯笼式穹顶由简单装饰过的厚重石板建成。人们以率真而随意的技巧处理石材，村庄看上去稳固坚实，经过多次重建。它在高原的荒野中就像活着的历史遗迹。旧的，甚至是古老的建筑风格（比如庙的灯笼式屋顶）混合了新的风格，墙上可以看见旧装饰石块上不相关的断片。

四条小路会聚于一个形状不规则的主广场。一座寺庙占据了两个角落，略倾向于广场空地的一边，有棵树长在圆形石砌平台上。等候早班公共汽车（奢侈！）的人在树下的石墙或寺庙前庭空地的石阶上或坐或蹲。前庭里只有一根柱子，显然已经很老了，上面有一些凸出的类似支架的东西，像个石仙人掌。这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庙宇中很常见，不过这里的人们同别处的人一样不了解它的意义。有人说支架是为掌灯用的，另一些人说是为鸽子栖息用的。柱子与庙宇一直在一起，它是历史的一部分，虽然无法解释，却是必需的。

邮局是当代的产物：一间赭石颜色的小屋，大招牌上清晰地写着红字。广场另一边，一块比较小的、更俗丽的招牌挂在一个昏暗的小门廊上。这是村里的饭馆，工程师的助手说，它已经不再值得推荐了。饭馆老板急于扩展其餐饮生意，曾经负责给一些村民提供水。那些穷得没钱的人就用粗面薄煎饼（一种未发酵的面点）付账，穷人用来抵账的这种薄煎饼与其说是面食，不如说是石头，野心勃勃但目光短浅的饭馆老板就在套餐里提供这种东西。结果他丢掉了所有工程师助手一日两次的订餐生意。助手们开始在灌溉工程办公室楼下的小屋里自己做饭。现在，一股无言的憎恶在平和的小广场上穿来穿去，而另一边的炊烟则时时升起，成了一种自立与鄙夷的信号。

公共汽车来搭载乘客，尘埃重新落定。上午将过，十一点左右，学生们出现了，男孩们穿着土黄色的裤子和白色衬衫，光着脚，头戴白色甘地帽，女孩们穿白色短衫和绿色长裙。学校在两层高的“潘查耶特”①大楼里，位于通向广场的一条小街上的另一座寺庙之外，那座寺庙有条宽敞、光滑的石质走廊，撑起走廊屋顶的木柱安插在雕饰的石头基座上。到处都有雕饰，到处的门廊上都有雕刻。每一扇门外都挂着一个装满土的篮子或罐子，里面种上印度教视为神圣的罗勒。

即使没有灌溉工程，有所发展的农业也给村子赚来了钱。许多房屋在进行装修或翻新。在呈梯形的小街上，从一个铺着芒格洛尔红土瓦的崭新屋顶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全新的建筑。占地面积不大，很窄，只有前后两间屋子，厚厚的石墙上有架子和拱形壁龛。尽管房子很小，但光是屋顶就需要一千块瓦，每块瓦一卢比，这就是一千卢比，相当于一百美元。而离此不远的另一个人仅仅在他新家雕饰的木头门上就花费了这样一个神话般的数字，那座房子相对要大得多，而且已经完工了一半，石墙上已经立起了用新木做成的内嵌的架子，展示着木门的门廊上，精美切割的尖石已经挂在那里。在这片满是石头的土地上，木材特别珍贵，而即使在这样一块干旱饥饿的土地上，雕饰和格式仍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

工程师留在了他的办公室里。现在我的导游是“萨潘奇”，即潘查耶特的头头。他知道我对房子感兴趣，于是先带我去看他自己的房子。

萨潘奇身材矮胖，很显然没有洗脸刮胡子，头发却仔细打了油。他满嘴红红的，嚼着槟榔，身上肮脏的衣服穿得倒也恰当，一条脏兮兮的奶油色长袖衬衫挂在更脏的绿色条纹睡裤外，松松地打个结。这样的龌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恰当性在于，任何略为优雅的企图都不仅是不必要和奢侈的，还是不虔敬的，会激怒如此眷顾这位头头、不想看到子民僭越其上的诸神。

村民都觉得这个萨潘奇得到了神降下的祝福，人们不信任他，惧怕他，嫉妒他是个发了迹的骗子。几年前他为一项合作灌溉项目集资。那笔钱直接消失了，谁都拿这事没办法。从那时起，萨潘奇的权力增大了许多，人们不得不向他表示友好，就像现在攀附在他身后的一小群死气沉沉的人。对任何一个能够察言观色的人，萨潘奇都炫耀其权力。这表现在塞满槟榔的嘴上，如果不狠狠啐上一口鲜红的唾沫，他难以开口说话。这也表现在他的肚子上，衬衫上一块格外显眼的污渍恰好遮掩住了它。长袖衬衫，睡裤下摆——这身后宫风格的打扮显示头头是个悠闲的人，或者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不事体力劳动之人。他其实是一个店主，他的店就开在他的房子旁边。

从街上看，两座房子似乎并不相连。商店很小，狭窄的前屋和货物尽收眼底。住宅则宽得多，前庭空旷，中间有个低窄的门廊。里面是中央庭院，被又宽又高又有遮盖的游廊包围。后面越过走廊，是荫翳避日的私室。经过满是尘土、毫无特色的小街来到这里，人们会大吃一惊，为这秩序井然的私家庭院，小空间内的戏剧性效果，古朴感和完整感，以及完美设计的建筑。

房子是古代风格的，这在许多古代文明里都很普通，除了屋顶的瓦和走廊的木柱外一概用石材建造。设计格局由几世纪以前传承下来，现在不需要添加什么。所有细节无一不在考虑之中。走廊的石质地板因为常年使用而变得光滑，它微微向庭院倾斜，好让水轻易排出。院边有拴动物用的铁环（尽管看上去萨潘奇并没有养什么动物）。庭院一角有蓄水的容器，一个坐落在方形实心石砌上的陶罐，这一布置让人想起庞贝城的客栈柜台。所有必需之物一应俱全。

边上的一条通道通向一处较小的铺设好的庭院。这个院子位于店面之后，在内墙上有英文书写的告示，表示已经抵押给银行，告示上使用的是“不转账抵押”一词，在这个场景里显得非常残酷。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小街上。

我觉得这个萨潘奇一定是村里最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个财主，还是一个经常和银行打交道的人，作为潘查耶特的头头又算是个政治家和官员。不过这里还有一位更大的人物，他被称作“帕特尔”。萨潘奇只是个有钱的店主，帕特尔则是位地主，是村子里最大的地主。他拥有五十英亩良田，尽管人不是他的财产，但所有家庭的命运全仰仗着帕特尔。对这些人来说，他实际上就是主人。

好像突然受到公众委托，我们加入了同样突然出现的一队人，去参观帕特尔的房子。工程师再次和我们一起去，另一群人围在萨潘奇身边，他在我们出发时明显踌躇着后退。也许帕特尔就在人群中，很难说。匆忙中没有介绍，而缠着头巾的老人看着都像是操持土地工作的农民，没人特别显眼。

那座房子的确是村里最豪华的，有两层高，刷着油漆。明亮的油漆让门廊前雕饰的两只孔雀熠熠生辉。空心的前墙很厚。在这堵墙内（如同庞贝城里的一些房屋一样）有石阶通向上层，一个廊台就像地面上高高的游廊一样围绕着庭院。地板是踩实的土地，涂着泥巴与牛粪的混合物。我们由左侧进入，来到平台一般的高高的游廊，游廊里有两件家具：一张床，旧条纹床单上用天城字体绣上了村庄的名字，还有一个“现代”款式的新沙发，有全木的沙发脚，还有套着亮闪闪的蓝色合成纤维做的沙发套。西式沙发放在那样的传统房屋里，刻意营造出一种效果，它是财富和现代的象征，就像入口处的荧光灯管一样。

带床和沙发的那段游廊是接待客人用的。除非受到邀请，否则客人是不能越过游廊去庭院里的。高高的游廊入口右侧没有家具，只有满满四袋谷子，这是在这块多石而干旱的地方更为古老且更实在的财富象征，表示这里是殷实之所，是谷仓。谷子在太阳照射下的庭院中摊开晒干；两边开放的空间中有储藏谷物的柳条筒仓，筒仓看起来像巨大的篮子，有一人高，柳条如地板一样涂上泥巴和牛粪的混合物，以驱赶老鼠。

我们现在被当作客人而非官方参观者，受邀四处看看，我们走过晒谷子的庭院来到后面的厨房。房顶低斜，刚才庭院里阳光充沛，现在则很昏暗。左边有位妇女在做凝乳，她站在高高的陶罐上，用的是文明人使用的最原始的工具：将绳子在一根木杆上缠上双股，依次拉拽两头。这是古埃及木匠的钻孔法，也是十八世纪印度北部那些小型绘画里出现的搅拌工具，画面表现黝黑的克利须那神②在苍白的挤奶姑娘中嬉戏作乐。在厨房的昏暗之中，土制壁炉在右边散发着红光。对我来说这是种浪漫，而工程师则说屋顶上有个铰链式开口可以清除烟尘，保护女人们的眼睛。

我们的来访并不在意料之中，但厨房干净整齐，似乎就为了迎接检查。黄铜、银和铁制器皿在架子上闪闪发亮，锡罐则整齐地排列在下面。另一处现代性的、显示新时代特征的迹象是，墙上一颗钉子上，用皮带悬挂着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壁炉边的女人或姑娘有礼貌地起身，依照印度方式恭敬地合掌。她是帕特尔的儿媳。而始终未露面的帕特尔由于身份太显赫，不便亲自夸耀她的成就，于是留给他的其他崇拜者或是追随者们来做。其他人也的确传播着这位富人的儿媳的信息。她是个大学毕业生！别看她陷于厨房的昏暗里，俯身于烟火中，她是个大学毕业生！

厨房的后门通向后院，我们又来到了明媚的阳光和尘土之中，在村子边缘，多石的大地在眼前伸展。在印度，秩序乃至矫饰往往仅止于屋内。后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散乱地搁置着被扔出却又没有被丢弃的零零碎碎的家什。但即使在这里也有东西可以炫耀。离后门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口井，这是属于帕特尔自己的，井壁很高，基座由水泥砌成，一条长长的井绳从一根加重的木杆（经过修整剥皮的树干）上垂下。帕特尔，这个真正的富人，有一口自己的井！他不用向饭馆老板买水，不用把谷子浪费在没人要的薄煎饼上，而且还有一样村里人没有的东西——一个户外厕所，茅厕！就在这儿，安全的距离之外。他或他的家人不必蹲在空地上！这简直是奢侈，我们站在那里惊叹。

我们再次进入有着谷子、食物和大学生儿媳（她还站在壁炉边）的房子，往回走，绕过庭院中晒干的谷子，来到前厅。我们爬上前墙中的楼梯，来到上层。这里正在重装地板。交错的木条铺在椽子上，上面再铺上泥，泥上又铺好薄石板，已经完工的地方看上去虽然是石头的，却很有弹性。

低矮的小门通向一处狭窄的阳台，在阳台中央一个类似壁龛的东西里，有被涂得闪亮的帕特尔父母的石雕半身像。这就是我们作为客人被带到未完工的顶楼来看的东西。雕像底下的天城体铭文写着，这座房子是帕特尔母亲的。村子将帕特尔当作富人和主人来尊崇，他则要当得起这种尊崇，他避免过分自傲，同时通过将尊崇之情前溯至祖先，使得尊崇本身变得更为稳固。我们所有人站在雕像前注视它，亮丽的色彩把肖像夸张到滑稽的程度—这就是需要做的全部，通过注视，我们表达了尊敬。

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在一起来的老人当中哪个是帕特尔。看上去那么多人在为他说话，以他的荣耀为荣耀。下楼时我问工程师：“这座房子值多少钱？这是个好问题吗？”他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他替我问了。这是只有帕特尔本人才能回答的问题。

正在下楼的帕特尔露面了，而且用回避问题的方式表现了他的尊贵。他回答说，如果上层地板按照开始的方式完工—木头、泥灰、石板—那么仅这一项就是六万卢比，相当于六千美元。而等到了楼下，把我们—他的客人们安排坐在待客的平台上套着蓝罩子的时髦沙发和铺着刺绣床单的床上后，他似乎就忘了问题其余的部分。

主人吩咐上茶，茶立刻来了。待在厨房后面的大学生儿媳很清楚自己的职责。茶是以印度方式沏成的，糖、茶叶、水和奶放在一起煮到黏稠，又热又甜。茶盛在有个缺口的瓷杯里，先敬给主客。我们细细啜饮，然后把茶杯还回去—帕特尔现在则极尽待客之道，把自己和热情的追随者们区别开—很快，茶杯又端了上来，在洗净后盛满奶茶，敬献给其余的人。

帕特尔坐在我们下首，在前厅里看上去和所有村民一样瘦削而满脸皱纹，缠着农民式样的头巾、腰布，穿无领衬衫，裹褐色羊毛披肩，所有这些都略微显脏，但大多是由于灰尘和汗渍，不像萨潘奇的衬衫和睡裤裤管是故意弄脏的。但当他坐在那里时，他不再隐而不现，而是一个建立了自己价值的人，是招待我们的主人，给我们茶喝的人（茶仍在被大声啜饮和献上），这座房子的拥有者。（他是在吹嘘新地板的价格吗？）这时，他的个性变得清晰了。满是皱纹的脑袋上那双细小而闪烁的眼睛，乍看去不过是农民的眼睛，时刻准备呈献那种并不诚挚的尊敬和谄媚，而现在则可以看出，那是一双惯于行使特权之人的眼睛，这种权威对于他及他周围的人来说，比从城里来的外人的权威更为真实，也更不虚幻。他的脸是主子的脸，他把别人，包括他们整个家族都当作仆人，从他们出生直到他们死去。

在谈到新地板的高昂价格时（仍然回避了房子价格的问题），他说他不相信借贷。其他人相信，但他不。他只有在有钱去做一件事情时才去做。如果他挣了一年的钱，那准有一些事情他觉得能做了。这是他一生的原则，他就是这样一年一年、一点一点地计划起了他的新地板。不过就像萨潘奇一样，也许比萨潘奇更甚，他几乎必然是一位放债者。我在那天上午看到的许多人都会向帕特尔借债。在这样的村庄，每月利息高达百分之十或更多，一旦借了债就再也无力还清。债务是村庄生活的一种现实，利息则是一种进贡的形式。

不过，帕特尔谈到借贷时也并不是言不由衷的。这个场合有些特殊。我们是外人，他以招待我们为光耀门楣之事，而现在在大庭广众面前，他就像从前一样宣讲着他成功的智慧，使他鹤立鸡群的智慧。这种智慧令他的侍从们带着祈福的微笑、脑袋微微晃动着接受他的经验，即使此时他们很清楚，帕特尔的智慧未必适用于他们。

现在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钱上，谈到了最近很是费钱的一些事，我们说到了电。前厅里有盏荧光灯，微有些歪，被一堆电线缠绕，它不能被忽略。五年前政府给村子通了电，帕特尔说，他认为村里百分之四十的人家现在都有电了。非常有趣，他也接受了官方习惯，说起了百分比而不是传统的数字。不过他给出的百分比似乎高了，因为连接费是二百七十五卢比，二十七美元多，这是一个劳工月收入的两倍，而电费竟和伦敦的一样贵。

电不是为穷人准备的。但把电力输送过高原并不仅仅是为了照亮村庄，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发展农业。如果没有电，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灌溉工程。电力的重要性主要是对于那些有地可耕的人而言的。至于照明，仍然不过是好玩而已，即使在帕特尔的房子里也是这样。前厅里的荧光灯是整个房子里唯一的电器。家里还有油灯，而且显然是日常用品。

这荧光灯和为访客准备的亮闪闪的蓝沙发一样，不过是个摆设，是额外的现代品。百分之六十的村民没有电，村子整体的生活节奏和热带昼夜的节奏一样。十二小时光明之后是十二小时的黑暗；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时间永恒固定，黑夜以某种迟钝的状态降临村庄。

村子曾经一贫如洗，这样顺其自然地度过了很长时间。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与投入，有了一些简单的东西，但这些对于日常生活而言仍是多余的，没有与之相配的需求。电灯、便捷的用水、室外厕所，帕特尔是全村唯一拥有全部的人，而其中只有水这一项被认为是必需的。其他的东西大半是为了炫耀，证明帕特尔的地位出众，不过由于敬畏神明，他仍刻意把自己隐藏在乏味与隐匿的农民外表下。

很有必要来这个村庄看看帕特尔和他的随从，了解一下这个质朴人物的权力本性，看看这样一个人，只要他想，就能轻易地挫败德里关于最低工资、取消不可接触者等级、取消乡村债务等等空谈。法律怎能执行？谁能当这个村子的警察？帕特尔远不只是个最大的地主。在这样一个需求仍很基本的村子里，家有谷仓的帕特尔是管理者，他靠习俗和赞同管理。他虔敬地把自己的权威上溯至祖先，这样的权威里几乎有着宗教的分量。

灌溉计划是一个合作项目。但村子并不是农业人口社群。它区分有地者和无地者，而有地者又分为主人和非主人。帕特尔是这里最大的主人。被他雇佣的无地劳工（现在正在他外面的地里）是他的仆人，许多人生来就是他的仆人。他对他们承担一定的义务。他借钱给他们，这样他们可以通过体面的仪式把女儿嫁出去；年景萧条时，他们知道可以仰仗他；在饥荒年代，他们知道可以求助于他的谷仓。这些人永远债务缠身，没有尽头，债务还将传递给子女。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有个主人是种安全。摆脱束缚反而是导致迷失的冒险。

帕特尔是进步的，他是个好农人。他是靠改善农耕（以及免收农业收入税）而致富的。而且他欢迎新的方式。不是所有拥有他这样的地位的人都能如此。工程师后来在我们重新踏上高速公路说，有的村子无法被纳入灌溉计划，因为大地主们不喜欢让多数人挣到更多钱的主意。帕特尔并不这样，工程师小心翼翼地不去冒犯他。工程师知道，没有帕特尔的合作，他在村子里将一事无成。作为一个工程师，他是来帮助提高粮食产量的，他保留自己对债务、仆人以及契约劳工的看法。

农村被像帕特尔这样的人编织的人际网络所管制，他们之间靠种姓和婚姻相联系。帕特尔的儿媳妇—未必真是大学毕业生，也许只是读了几年中学—可能来自另一个村子里如帕特尔那样的家庭。她也许是从一个谷仓挪到了另一个谷仓，除了在厨房里的传统职责，她还明白她在人际方面的职责。发展并不平等地涉及所有人。对一些人来说，发展让他们看见了一个新世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令他们更加受制于旧世界。发展增加了帕特尔的财富以及传统权威，它扩大了有地者和无地者之间的鸿沟。有着像萨潘奇、基层政客和官员这种人的支持并结交行政官员和大政客，帕特尔这种人现在掌控一方，办什么事都不能缺少他们。在村子里，他们已经成了法律。

摘自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的《印度时报》：

马哈拉施特拉邦首相S.B.查万先生星期一承认说，他知道农村地区的大地主们动用当地警力把贫穷的农民赶出他们的土地，特别是在收割季节。他补充说，似乎警察和地主们是使用合法程序达到此目的的。

在回浦那的路上，我们在一座神庙前稍做停留，那寺庙像一座莫卧儿堡垒，高高地坐落于黑色的山丘之上。残疾的儿童乞丐（其中一个女孩腿上刚被剜去一块肉）急忙涌到下层台阶上，摆出乞求的姿势。向上进入寺庙的路上都是染成橘黄色和红色的艳丽的小神龛，还有它们耐心的守护者；拱门接拱门，十八世纪的装饰性灰泥从砖墙上剥落；大小和年代不一的立柱；石级上，历代朝圣者以各种字体刻上的文字已遭侵蚀。在山顶起风的矮墙上，穿过莫卧儿拱门可以看见城中两个贮水池或水库（其中一个已经坍塌，空无一物），以及在多云的落日时分，雨季绿色的高原。

不过染绿了高原的雨水也在次日清晨令浦那郊区一片狼藉，一排停车棚和院子里的修车行泥泞不堪。繁忙的浦那－孟买公路建设粗糙，现在满是车痕与断裂。我们及时从高原下到平整而呈圆形的绿色山丘，山丘有如公园，雨水和氤氲的雾气对这里戏弄不止。在雨季的几个月中，这里是海边人们的度假胜地，而在其他时候则荒凉贫瘠，几乎连给牲口的牧草都难以保证。在我们启程的洛那瓦拉，一个牧牛人在雨中歌唱。我们先闻其声后见其人，他在一个山丘上赶牲口，上身赤裸，打着把大黑伞。当雨水斜着落下，他把伞拿到他一边，很难从牛群中认出他来。

土地虽然贫瘠，没有或者很少出产，但从来不是空荡荡的。从浦那一路过来，除了一些军事区域外，小聚居区星罗棋布，里面都是浸水的非洲式窝棚。这里是逃离村子的人的营地，受压迫而离开的人无处可去，只好来到这个紧挨公路、靠近城市的地方，以无易无。人们不但逃离了无地的境遇，也逃离了暴政，逃离了数千村庄中帕特尔与萨潘奇那样的人的统治。

2

在印度中央和西北部一些地方，受到压迫和侮辱的人可以逃到峡谷与深沟之中，成为土匪、不法之徒、草寇，由此形成较大的犯罪社群。他们被追捕，有时地区警方公报会在印度报纸上发表（“剿匪行动大获成功”，《突袭》，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号）。这是种传统；土匪首领或“土匪女王”几乎是民间的传奇人物。不过几年前出了件大事。几年前，在东北部的孟加拉邦③和南部的安得拉邦，发生了企图革命的悲剧。

这就是纳萨尔派运动。运动得名于它一九六八年的始发地，位于孟加拉邦偏远北方的纳萨尔巴里地区。这不是一次自发的起义，不是当地人领导的，而是外来的共产主义者所组织的。土地被没收，地主被处决。弱不禁风、半民粹主义的邦政府行动迟缓，警方甚至可能对此意见不一，于是纳萨尔主义星火燎原，尤其是在南部安得拉邦的大片区域。这时政府行动了。动乱的地区被保卫并被严加管治，运动瓦解了。

但运动持续的时间足以激起大学里年轻人的同情。许多人放弃学业成为纳萨尔主义者，这令他们的父母相当失望。许多人被杀，许多仍在监狱中。尽管现在运动已经夭折，但它仍存在于城市民众的记忆之中。他们并不经常谈起这个话题，不过一旦谈到，便会将其看作中产阶级（而不是农民）的悲剧。有人把它抬得更高，说印度在纳萨尔运动中失落了整整一代最优秀的人，受到最良好教育且最具理想主义精神的年轻人。

在纳萨尔巴里，过去已消失无痕，能回忆起来的不多。生活像从前一样继续，在这片绿油油的、看起来富庶的农村，许多地方尽管离喜马拉雅山不远，却会令人想到西印度群岛苍翠的热带景象。城镇是平常的印度农村小镇，摇摇欲坠、尘土飞扬，有小商店和小摊子，极为拥挤的公共汽车，人力三轮车以及马车。在经过精耕细作、灌溉良好的农田，感受过空间的广袤以及山麓凉意的切近之后来到这拥堵的街道上，便能感到这里人口的过剩。而这里的土地不同于印度其他地方，并不“旧”。这里本来是一片森林，直到上个世纪，英国人在此建立了茶场或“茶园”，带来了契约劳工。劳工们大部分来自偏远的原始社群，是雅利安人之前的原住民。

茶园现在归印度人所有，但没有任何变化。印度人的种姓态度非常适合农场生活，非常适合排外主义倾向的农场主俱乐部；而印度茶农，原住民中的俱乐部成员，已经接受了他们英国前辈的着装风格：衬衫，短裤和袜子，这几乎是一种种姓标志而不再是刻意模仿了。种茶工依然目不识丁、酗酒、潦倒，是一群缺乏组织的部落居民，没有传统，到今天甚至（就像西印度群岛的一些地方）连语言也没有了，他们始终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不是住在兴起的村庄里，而是住在农场路边的简陋窝棚里（这点也和西印度群岛的老种植园一样）。

不是所有人都有工作。许多人只是偶然受雇，但这种当临时劳工的可能性已经足以让人们围聚在茶园里了。天亮时分，受雇者背着像在身上长出软壳的背篓，穿行于整齐的茶丛中，走在高高的雨林树（西印度群岛的树，这里进口来给茶树遮阴）的影子下，像某种受保护的动物，辛勤而又胆小，一阵急雨或工厂的哨声就能让他们匆忙逃窜，但总会回来张望。他们在一望无际的茶丛中采摘着，每次揪下一芽两叶，只有它们才能被发酵烘干并制成茶叶。茶叶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是一项固定收入，可能有人会由此认为茶工是最有保障的农村劳工。而实际上，他们可算是最穷困潦倒、最麻木无知的人，尽管业主说他们现在对受到虐待怀恨在心。

不过革命在纳萨尔巴里发生，并不是因为茶工们境遇悲惨。茶工实际上是被甩在一边的。纳萨尔巴里区被读了革命手册的人选中是因为它的地势：位于偏远地带，留存下来的森林地带又可以提供掩护。运动从这里开始，但很快转移了，并没有触及纳萨尔巴里真正的痛处，现在更是了无痕迹。

运动现已平息。但官方或个人的报复却仍在继续。印度报纸上仍时常会登出捕杀“纳萨尔主义者”的新闻。不过社会调查是不属于印度传统的，新闻在印度总被看作优雅的记录员，即使在“紧急状态”及新闻审查之前，印度报纸也很少去调查它当作新闻刊发的讲话、公告或纯粹的官方新闻。而且在如今的印度报纸中，“纳萨尔”这个词可以指代任何事情。

共产党人，或者与运动有关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释事件，他们有自己的词汇。他们偶尔会发布“农民领袖”被“处决”的报道。纳萨尔运动策略荒谬，是一次毛式革命的尝试。但这算是一次“农民”运动吗？革命是否成功地将复杂的理论传授给了那些几百年来习惯于尊崇主人、接受“业”之观念的人？或者是否鼓吹了更简单的东西？人有必要奋起行动。那么革命是否—就像一位共产党人记者告诉我的，印度革命应该—仅仅灌输仇敌观念？

马拉地语剧作家维贾·腾杜尔卡有种理论，和大多数印度人一样，他对纳萨尔运动的土改动机持同情态度，并以同样的态度探究此事。腾杜尔卡的理论是，在孟加拉邦发轫的纳萨尔主义已经混同于迦梨崇拜——迦梨，“黑色者”，本是原住民的漆黑女神，在印度教中得以保留，象征着女性的毁灭力量，她挂着人头骨项链，舌尖永远滴着鲜血，不停地接受祭祀却从不满足。据腾杜尔卡说，许多发生在孟加拉邦的杀戮行为都有仪式性的特点。毛氏主义只不过被用来解释这种祭祀。特定的人（不一定是有钱有权之人）会被视为“阶级敌人”。新加入者则以目击杀死阶级敌人、手蘸其鲜血的方式与迦梨、与纳萨尔主义结合在一起。

在早期，运动还只局限于偏远地区，显得很具革命性和戏剧性，加尔各答的报纸披露了令人震惊的杀戮细节，腾杜尔卡就是从这些重复的记述中察觉出宗教谋杀的固定形式的。不过随着运动逼近城市，报纸感到害怕，收回了对此的兴趣。这是一项任意谋杀的行径，现在参与者大多是少年，运动来到加尔各答，成为这个残酷城市的暴力的一部分，然后便消退了。善的动因在孟加拉邦总还是有的，但它在很久之前就在迦梨崇拜中丧失了。参与者渐渐绝望，生活之善被破坏了，旧印度又一次将人逼入野蛮主义中。

但这个运动所宣称的目标却激励着印度最优秀的青年。他们离开了大学，远走他乡，去进行为无地者和被压迫者争取公平的斗争。他们去参加的是一场完全不了解的战役。他们对解决方式的了解多于他们对问题的了解，也多于他们对国家的了解。印度人对印度仍然所知无多。人民不掌握信息。历史与社会调查以及与这种训练相伴的分析习惯，与印度传统相隔太远。纳萨尔主义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悲剧，是理想主义、无知和仿效的悲剧：中产阶级的印度在经过甘地主义的大骚动之后，已经无力创造出自己的理念和机制，时时需要从现代世界里引介艺术、科学和其他文明的理念，也不知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次借用的是致命的东西——外来的革命观念。

警钟已经敲响，数百万人在行动。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出现了对土地急迫的新主张，任何无视这些主张的理念在印度都是毫无价值的。贫穷不再是感伤和神圣布施的动因，土地改革也不再寄托于宗教意识。像甘地一样，他毕生都独立于他所发动的政治运动之外，所以迄今为止，那些曾在独立的印度被当成政治和领导的，现在已经为不可掌控的百万民众所抛弃。

①又称五人长老会，印度种姓自治政府中最重要的裁决和批准机构。按照字义，潘查耶特（来自梵文panca，即“五”）由五人组成，但常常多于五人。

②即黑天，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毗湿奴的主要化身。

③全称应为西孟加拉邦。

第三部 只有执迷，缺乏思想

第五章 洞察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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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一八八八年的印度教徒来说，法律再陌生，与他的复杂习俗和巫术实践再没有联系，毕竟仍可以靠勤奋掌握，就像学习另一套印度教祷文一样—勇敢不在于法律，而在于远行本身。印度教的印度已经衰败了几个世纪，它仍然在陈旧和封闭中自我满足。甘地属于古吉拉特商人种姓，他们一度是伟大的旅行家，但现在种姓规定禁止他们出国。外国正玷污着神圣的印度教徒，而这一种姓中还从未有人去过英格兰。

为了让母亲放心，甘地发誓在海外绝不沾酒、肉和女人。不过这样的起誓并没有令所有人满意。种姓中一部分人正式宣布把这个年轻人逐出种姓。甘地虽然温和，但生性倔强。出于一个从未明言的原因（他实际未曾受过教育，更没读过一张报纸），他非常急切地想去英格兰。他开始害怕同种姓的人们会阻止他离开，于是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搭上了一艘从孟买开往南安普敦的轮船。

将近四十年后，已成为圣雄的甘地在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中，是这样回忆那次伟大的冒险的（由其秘书马诃德夫·德赛翻译）：

我没有一点晕船的感觉……我根本不懂怎么使用刀叉……所以我从没在桌子上吃过饭，总是在船舱里吃，吃的基本都是我带来的甜点和水果……我们进入了比斯开湾，但我还没觉得需要肉和酒……不管怎样，我们到达了南安普敦，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在船上我穿的是一件黑色西装，而朋友送的那件白色法兰绒西装我一直小心保管着，留到上岸后穿。我觉得登岸的时候，白色的衣服可能更适合我，于是便穿了白色法兰绒登岸。那是九月的最后几天，我发现自己是唯一穿这种衣服的人。

这就是那次航行：一次内在的充满焦虑感和饮食问题的历险，对没有直接影响作者肉体或精神安逸感的所见所闻未著一字。精神内聚是强烈的，自我专注很完整。南安普敦就迷失在白色法兰绒衣服引起的尴尬（及恼怒）中。港口的名称被提到了一次，如此而已，仿佛名称就已经描述了一切。提到时是九月末，也仅仅因为那不是穿白色法兰绒的时候，并不是在提示天气。尽管甘地在英国待了三年，他的自传里却丝毫未提及气候或季节，与古吉拉特和孟买的炎热雨季如此不同的气候和季节，他下一次明确提到的时候，是他离开那天。

没有关于伦敦建筑的描述，没有街道，没有房屋，没有人群，没有公共交通。一八九○年的伦敦是世界之都，对一个来自印度小镇的年轻人来说，伦敦一定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个城市却只能在甘地不断的内心纷扰中被猜测勾画：他的尴尬，他在宗教上的自我寻找，他试图穿着得体、学习英国礼仪，以及最重要的，他对食物感到难以接受，只有偶尔满意。

埃德温·阿诺德爵士①因以诗体翻译《薄伽梵歌》而闻名，他倒是被提到了，但也仅仅是提及而不是被描述，尽管甘地一定曾为他着迷，何况这位诗人还花费许多时间，担任甘地在贝斯瓦特发起并在短期内负责的素食协会的副主席。书中有一段愉快的记述，是和一位来访的印度作家一起对曼宁大主教的短暂拜会。不过总的说来，英国人物是远离甘地笔下的伦敦的。他没有提过戏剧（有一次他参观了一所未提及名字的剧院，但讲述的却是一桩关于未进的晚餐的逸事）。除了曼宁大主教和伦敦码头罢工外，没有一句话提到政治和政治家。唯一一种从空隙中冒出、给人留下些许印象的人则都是怪人、神智学者和改宗的素食主义者。尽管他们似乎极为显赫（《素食者》的主编奥德菲尔德博士，“享有素食声誉的阿林森医生”，《饮食伦理学》的作者霍华德先生或称霍华德·威廉姆斯先生,清教徒及“泰晤士钢铁工厂老板”希尔斯先生），他们也很少被视为人或被赋予内涵。有的只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地位（甘地一向对头衔非常注意），以及他们的信念。

之后，甘地突然间成了一名律师，在英国的冒险也结束了。像他当年急切地想到来伦敦一样，现在他急切地想要离开。“我通过了考试，于一八九一年六月十日被召至律师协会，并于十一日在高等法院登记。十二日我便启程回国了。”

然而奇怪的是，两年以后，又是一种对旅行的渴望促使甘地去了南非。他继续从事律师职业，本打算待上一年，结果待了二十年。英国曾是令他不安的，因为那不是印度。但在英国，甘地不再是一种依靠本能的生物，出于这种不安，根据自我寻找的结果，他决定当一个素食者和虔信的印度教徒。南非给他的是赤裸裸的种族敌意，而甘地则固执如常，无限加强了他作为印度教徒和印度人的身份。他是在南非成为“圣雄”（即“伟大的灵魂”）的，他作为印度社群的领袖，由宗教转向政治行动，再由政治行动返回宗教。历险从来都是内在的：从自传中体现出的就是这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甘地在讲述他在南非的二十年经历时会有一项最明显的疏漏——非洲人。

非洲人只在一次“叛乱”中转瞬即逝地出现过，当时，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甘地领导一支印度救护队照料受伤的非洲人。他说他同情非洲人，对鞭打和无谓的射杀感到伤心，他说他不得不和那些该追究责任的士兵住在一起，这是一项考验。但这次体验并没有令他得出关于非洲人的政治结论。他转向内省，三十七岁时，他终于做出思考了六年的决定：许下印度教终身禁欲的誓言。其逻辑是这样的：要像他当时为非洲人服务那样为人类服务，就必须让自己拒绝“家庭生活的快乐”，保持自我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自由。于是非洲人消失在甘地的心灵探索中，他们只是一个誓言的起因，然后便消失了。

距此千里之外，在俄罗斯的亚斯纳雅·波里亚纳，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谈及他曾效法并与之有书信往来的甘地：“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玷污了一切。”这是一个中肯的评价。甘地把他的南非公社称为托尔斯泰农场，但托尔斯泰比甘地在南非的英国人和犹太人同伴、那些找寻真理的追随者看得更清楚。他的体验、发现和誓言只满足于他自己作为印度教徒的需要，满足于仇敌环伺中界定并强化自我的需要；它们并非普遍适用。

甘地的自我专注是构成他力量的一个部分。没有它，甘地可能一事无成，甚至连自身都会遭到毁灭。但自我专注总伴随着一种盲目。他在自传中提到的南非人自然要比英国人多，他们被赋予了各式各样的人性，事件也更多。但叙述方式是一样的。人们仍然只是他们的名字和头衔，他们的行动和信念，他们灵魂的品质—他们从没被当作个体描述过。书里没有任何客观看待世界的尝试。当事件聚积，读者就会因为缺少外在的世界而开始感到厌烦，当读者不再能理解或跟上甘地的信念，他就开始感到窒息。

从没有对风景的描述。也许我是错的，不过在漫长的“体验真理”中，我相信只有三处废话中提到了风景。一八九三年，在去南非的路上，甘地注意到了桑给巴尔的植物，三年后他短暂返印，在加尔各答上岸，“欣赏胡格利河的美”。他仅有的一次重要的对风景的体验是在四十五岁那年返印安居时去喜马拉雅山的印度教朝圣之地哈德瓦。“我被哈里什克什与拉克什曼朱拉的景色深深吸引，俯下头向我们的祖先致敬，折服于他们对大自然之美的感觉，折服于他们有远见，能够在大自然显现的美景中注入宗教意义。”外在世界只有在影响了内在世界时才算一回事。这是印度的体验方式，在甘地自传中是真实的，在其他印度人的自传中也是真实的，尽管其他人自我关注的内容更为贫乏。“我看到人们活着”——那位印度姑娘用这句话描述从欧洲归来后于孟买见到的人群，她是在尽力而为。她生活在印度的传统中，像一八八八年在南安普敦的甘地一样，她无法描述尚未被接受的事物。正如她所说，在印度，她只和她的家人“联络”。这个时髦的词汇使她能用一种现代口吻来自夸，但这个词汇也可转而被理解为一种对洞察和反应的传统性制约。能够被她转化成自夸的这种缺陷，正是那些圣人现在宣扬的“印度教智慧”的一个方面，他们鼓吹“冥思”，把世界解释成幻觉。

冥思和静修可以是一种治疗方式。不过也许真正的印度教极乐（迷失自我）对印度教徒来说更容易接受。新德里尼赫鲁大学的心理学家苏德尔·卡卡尔博士自己就是印度教徒，在欧洲和印度两地都有实践经验。根据他的说法，印度人的自我“发育不全”，“魔幻世界与泛灵论式思维方式靠近表层”，印度人把握事实的方式“相当浅薄”。卡卡尔正在写书，在一封信里，他说：“总的说来，印度人和外在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同西方人不同。在印度，这种关系接近儿童的某个特定阶段，那时外在世界尚未以分化、独立的形态存在，而是与人本身及其受影响状态紧密相关。它们本无所谓对错，是好是坏，是威胁还是报偿，是有益还是残忍，全都取决于其人当下的情感。”

卡卡尔认为，这种发育不全的自我来自印度人生命中烦琐的社会组织结构，而且这种自我适应印度人的生命。“母亲作为孩子的外在自我而起作用的阶段通常比西方人长许多，此后，许多与现实相关的自我机能也从母亲身上转移到家庭及其他社会组织中去了。”种姓和宗族不仅是一种团体，它们彻底地界定了个人。个人从来都不是自主的，他永远是其群体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有着一整套规矩、仪式、关于禁忌的复杂制度。每个行为细节都受到规范—碗要在早餐前清洗，绝不能放在早餐后，要用左手而不是右手进行亲密的性接触等等。关系是有法可循的。宗教和宗教修习（“魔幻世界与泛灵论式思维方式”）将一切事物锁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对个人观察和判断能力的要求下降了，于是可能产生接近纯粹直觉的生命。

由此导致的对现实的儿童式认知，并不一定是幼稚的—甘地就是个反例。不过它的确说明，印度人沉湎于自己经验的程度在西方人中很少见。印度人更不容易进行反思和分析。印度人和西方人认知方式的差别在性行为上体现得最明显。西方男人可以描述性行为，即使在高潮时也能观察自身。卡卡尔说他的印度病人无论男女都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不能描述性行为，只能说“它发生了”。

当世界稳固、个人安然，印度人就只是在活着了，而且他也置身于其他活着的人中。但是一旦失去家庭、宗族、种姓的支持，人就陷入了混乱与黑暗。一八八八年，不到十九岁的甘地从孟买前往南安普敦，那是一片丝毫找不到方向的海面。我和卡卡尔在德里见面时谈的就是甘地和甘地对英国的记述。甘地可能根本没法描述他到达南安普敦时的见闻，卡卡尔说：甘地一定过于强烈地专注于自己内心的混乱，过于努力地捍卫“我是谁”的观念。（卡卡尔是对的，在后面的自传里，甘地说起他在英国的第一个周末，那是在伦敦的维多利亚饭店度过的：“住饭店可不是一次有益的经验，因为我魂不守舍。”）

卡卡尔说：“我们印度人，在变化流动的外界事态与事物里，会利用外面的现实来保持自我的延续。”所以，人并不主动探索世界，他们甚至为世界所界定。就是这种消极的认知伴随着“冥思”、对无限的追求以及迷失自我的极乐，它还伴随着“业”和印度人生命里复杂的组织结构。一切都锁定在一起；人不能在他人外孤立存在。如卡卡尔所说，印度的体制不适合讲究个人主义和果断的西方式“成熟个性”存在。这无疑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修习学院里，印度人在神性交流的气氛中显得十分活跃，而西方同道（如同在印度其他地方的那些嬉皮士）看上去则乖戾而不自在。

一个活跃而繁忙、充满了激情和斗争的国家，是不太容易理解这种消极的认知方式的。但是，它是理解印度在知识方面少有作为的根本要素，才识的平庸普遍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是这个拥有世界第二大人口的国家最令人吃惊和沮丧的事实，这个国家现在对世界贡献很少，只有其甘地式的神圣贫穷概念以及循环上演的圣人们的狡猾喜剧，这个国家为其文明的源远流长感到自负（也仅仅是自负，没有知识和学识），现在却以实用的姿态依靠着别的文明，而且对那些文明也是一知半解。

最近一部出色的小说既让我们接近了印度的自我观念，又不过于令人困惑。小说叫《祭礼②》，作者是四十四岁的大学教师U．R．阿南塔默提。小说的主题是一位婆罗门对身份认同的丧失，它证实了苏德尔·卡卡尔所说的大部分观点。小说以印度南部的卡纳达语③写成，书中的印度并没有被过度诠释，也没有被修饰或简化。小说如今获得了全国性的成功，被改编成一部电影并获了奖；英译版（由诗人拉马努扬翻译）在一九七六年的头三个月在印度最好的报纸《印度画报周刊》上连载。

小说中心人物是一位所谓的“阿查雅”，即一支婆罗门社团的精神领袖。这位阿查雅在幼年时就认定自己是“善人”，这就是他的本性，他的“业”，他依前世安排而所成之物。在这位阿查雅的理论中，没人能成为善人，他要么本来就是，要么就不是，而“愚人”、“黑暗之人”是不能抱怨的，因为根据其本性，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望得到救赎。遵循本性中的“善”，十六岁那年，阿查雅娶了一位十二岁的瘸腿女孩。这是他的牺牲行为，那个瘸腿女孩则是他的“祭牲之坛”。直到二十年后，这种牺牲行为仍然令他感到快乐、骄傲和慈悲。通过每天（甚至是在她污浊的月经期）伺候那位又瘸又丑的女人，他越来越接近于救赎，他想：“我成熟了，准备好了。”这位阿查雅，他的牺牲，他的善，以及长年研究棕榈叶经典所带给他的宗教智慧，如今令他声名远播。他是“吠檀多的王冠宝石”，吠檀多则是最高级的智慧。

然而在婆罗门社团中有一个堕落的人。他喝酒，从寺庙的水潭中捕捉圣鱼，和穆斯林厮混，还养了一个身为“不可接触者”的情妇。他不能被逐出社团。一个原因是出于慈悲，慈悲是阿查雅善的一个方面。不过另有原因。堕落的婆罗门威胁说，如果被驱逐，他就去做穆斯林，这种改宗行为会回头传染乃至破坏整个社团。这个邪恶的婆罗门现已死于瘟疫，接着就发生了一场危机。社团是否应该举行一次最后祭仪？只有婆罗门才能为另一个婆罗门举行祭礼。但这个死去的人的婆罗门身份能被认可吗？他生前曾诅咒过婆罗门品质，那婆罗门品质是否离开他了呢？社团能否举行祭礼而不污染自身？能否由另一个较低等级的婆罗门阶层来举行祭礼？（他们希望这样的要求是对那些人的抬举，他们之间的婆罗门界限有时可以交叉，他们感觉如此。）但这样做是否会令社团名誉受损？因为他们竟然让一个低等级的团体来为自己的成员举行祭礼。

这些是那个阿查雅，那个王冠宝石和善人需要解决的事情。事出紧急，天气暑热，尸体正在腐坏，秃鹰们就在周围盘旋，瘟疫也有扩散的危险。对日常食物十分讲究的婆罗门们感到饿了，尸体没有火葬之前他们无法进食。

但是阿查雅无法迅速想出解决的办法。他不能仅仅按照他的内心和他的善行事。死者的身份问题—是否是婆罗门，是社团成员还是贱民—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事关玷污，因此也事关律法和圣书。这位阿查雅不得不依靠典籍。他和其他人一样，不知道棕榈叶经典对此是如何规定的。但查阅经典要花时间。瘟疫蔓延，一些不可接触的贱民死了，不经仪式便在自己的窝棚里火化，婆罗门因为饥饿和焦虑而快要发狂。经典没有给阿查雅任何解答。

阿查雅知道，自己智慧的美誉现在濒于险境，在危机之中，他意识到了这种仅存的个人虚荣。但必须要有所决断，而且必须正确。阿查雅只好转而求助于巫术。早晨，他走进猴神的庙中，仪式性地清洗了真人大小的偶像。他在神像的左右肩上各放了一朵花。他确定了神灵回答的方式：如果右肩上的花先掉下来，社团就为死者举行祭礼。可是神灵没有给出回答。在炎热的天气里，阿查雅祈祷和烦恼了一整天（他瘸腿的妻子已经染上瘟疫），可没有任何一朵花落下。于是，生平第一次，这位善人阿查雅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也许要祈求神灵回答，他还不够资格。

晚上，他精疲力竭、备受煎熬地离开神庙，前去照顾妻子。在树林中，他遇到了死者的不可接触者情妇。她表达了对他的关心，她一直崇敬阿查雅的慈悲，这令她产生了一个想法，自己应为阿查雅生一个孩子。她的乳房碰到了他，而他被那个瞬间所笼罩。半夜醒来，他以为自己重新成为了母亲怀中的孩子。不能说他这是堕落或犯罪。这些词显得太主动。就像现实生活中苏德尔·卡卡尔的病人，性爱的瞬间就这么发生了。“这是个神圣的瞬间—此前什么也没有，此后什么也没有。这个瞬间生成从未有过的存在，随即又离开了存在。此前无形，此后无迹。在其中，具象，瞬间。这意味着我绝不承担和她做爱的责任，不为那个瞬间负责。但那个瞬间却改变了我。为什么？”

这样的推论很奇怪，但这是阿查雅眼下的危机：不是罪孽，而是突然间对自己的本性产生神经质的不确定感。早先的危机已经消退了：夜里，情妇在一位穆斯林的帮助下把死者火化了。阿查雅则带着他的新烦恼离开了。他究竟是一个善人，还是毕生实际上另属于一个“凶暴”的世界？人是其现在所是，是由他们的前世所塑造的。但是人如何才能知道他的真实本性，他的“形”？

“我们通过自己的抉择塑造自身，把形与界线加在我们称之为人的东西上。”可是究竟什么才是他界定自身的抉择呢？是长期的牺牲和善，还是无法理解的性爱瞬间？他不知道；他只觉得自己“失去了形”，本人就像“一个着了魔的早熟胎儿”。他再次被缚在了“业”之轮上，他不得不重新开始，重新决定自己的本性。在此期间，他就像个幽灵，断绝了与社团其他人之间的联系。他失去了神，失去了善的途径。“就像一只小猴在母猴于树枝间跳跃时没有抓住母亲的身体。他感到他没有抓住，并从他始终秉持的祭礼和行为上坠落下来。”因为人不是由自己塑造的，所以信仰、信念、理念或自身完善都不是问题所在。只有认识自我的愿望，才能让人回归印度教直觉生活的极乐：“活着，仅仅是活着。”

他如今已失形，他的妻子死于瘟疫，这一死，刻意牺牲的行为就突然中止了。阿查雅决定流浪，放任双腿随意漫游。这的确是一项试探自己对世界的反应的考验。可以说，他在用一种被动的方式尝试给自己界定新的“形”。其他人如何看他？农民还认为他是婆罗门吗？其他婆罗门会认为他是婆罗门，还是个骗子？在乡村集市上，他是否会被女艺人、汽水摊和咖啡摊的污浊、斗鸡这样的低种姓娱乐诱惑？这是个“庸俗快乐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充满欲求、复仇和贪婪的魔鬼世界”，在纤尘不染的婆罗门世界和这样的世界之间不存在折中之道。他周围都是“有目的的目光。目光流连于物……沉溺。欲望与满足的统一体，同源同生”。人被世界所界定，他们被自身所能暴露出来的污浊界定。

阿查雅被吓坏了，他觉得自己正在“从幽灵变为恶魔”。但他仍然神经质似的继续考验自己。他的种姓之罪增加了，他明白了，通过将自己暴露于污浊，他本人也成了污浊之物。他下定决心，要回到社团去承认一切。他要告诉他们他和死者的贱民情妇之间的性历险，他去过公共集市，他要告诉他们，尽管处于污浊状态（部分是因为他妻子之死），他仍然同婆罗门们同食于一座庙堂，还邀请过一个低等种姓人和他一起吃。他将不带悔恨与悲伤地说出真相。他只是告诉他们，经过一系列意外（也许并不是意外）后，他刚刚发现的内在自我的真理。

《祭礼》不是一篇容易理解的小说，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我的解读。译本并不总是清晰的，而很多印度教范畴的内容也不容易转译成英语。尽管如此，其叙述还是令人入迷，可以想见以卡纳达语写成的原著会有多么精彩绝伦。反婆罗门情绪（由此而扩展至反雅利安、反北方的情绪）在南方盛行，《印度画报周刊》上这篇连载作品的一些读者将它看作对婆罗门的抨击。这是一种政治性简化，不过它也显示出印度人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可以接受这篇对外人来说难以理解的小说：种姓、污浊、自身的“业”的概念和失去种姓认同的烦恼。

作者U.R.阿南塔默提是个严肃的作家。他在迈索尔④大学为研究生教授英语，该大学的英语系十分活跃，他还曾在美国授课。他的学术世界似乎与小说中描述的那个社会相距遥远，很难猜测出他对那个社会的态度。阿南塔默提有意或无意地背叛了一个野蛮的文明，在那里，书籍和法律都被巫术所遮蔽，社会组织过于精微，知识、创造力与道德责任感都不能把这种社会组织激活（除非是正在迈向救赎的自我）。这里的人都是无助、贫弱、容易失衡的，他们所承袭的文明早已酸腐，他们依靠本能活着，因为种种戒律而成了残废（“我不想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依靠神，依靠古代律法。我们不就是为这才个创造典籍的吗？”），他们建立了一个没有头脑的社会。

小说里提到了公共汽车、报纸和国大党，显示故事发生在当代。但年代似乎很遥远，甘地肯定不会走这条路。那位阿查雅对自己真实本性的恼怒之情，尽管是以宗教术语表现出来的，但仍与污浊、种姓、权力这些粗鄙的观念密不可分。阿查雅曾经一度论证，婆罗门必须只能是婆罗门，否则“正义”将行之不远。“低级种姓不会失控吗？在这个颓废的时代，普通人出于畏惧而跟随正确的道路前行，如果畏惧荡然无存，我们到哪里去找寻维护世界的力量？”这种所谓正义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一位“不可接触”的女人乞讨一个土豆，婆罗门妇女应该把土豆扔到街上，像扔给一条狗。这样污染就得以避免，正义与畏惧得以保存。

“我们印度人利用外在的现实来保持自我的延续。”苏德尔·卡卡尔对甘地一八八八年在英格兰的恍惚所作的分析，与阿南塔默提对阿查雅漫游于世界之中的精彩描写真是如出一辙。甘地在一片陌生的环境中保持着他的纯洁和自我观念。阿查雅则在聚集着不洁，他向社团叙述的不是他所见到的，也不是他决定投身的那个世界，而是他已经承受的污浊。两个人在洞察与反应方面受到同样的制约，也同样专注于自我。

不过其中有个重要的差别。阿查雅是被他已死亡的文明所囚禁的，他只能在其中界定自己。他不能像在英国的甘地那样努力找到自己的信仰，在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决定安身立命之所。甘地在外国社会中变得成熟，他以防御的姿态退回自我之中，潜入艰难获得的信念和誓言里，随着岁月而变得越来越固执，常常（从他的自传中可得知）在表面上追求愚行，他持续不断地被外在事件、被其他文明强迫进行再救赎和再界定：对英格兰的恐惧和陌生，通过法律考试的需求，南非的种族压迫，印度的英国权威主义（这点他通过在南非的民主斗争方式认清了）。

当甘地四十多岁重返印度求善时，他已经被塑造完成，即使到最后被政治孤立、简直要成为圣人时，他依然保持着那种由外国创造的圣雄行为方式。在独立的骚乱中（杀戮，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大规模移民，克什米尔战争），他七十八岁，仍然恪守着四十年前南非祖鲁人反叛时立下的节制性欲的誓言。不过他为发生在孟加拉的印度教徒－穆斯林之间的仇杀而义愤填膺，起身前往诺阿卡里区。这是最后一次悲伤的朝圣之旅，激愤的人们在他要走的路上撒了碎玻璃。十七年前，在印度另一端举行的食盐长征中，穷人们时常在他要经过的路上铺上清凉的绿叶。而今在孟加拉，他除了亲自出现之外再也不能做什么了，他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他还是一遍遍听到自己说“我该怎么办？”在这样恶劣的时候，他所想的还是如何行动，他的确了不起。

那个阿查雅就永远也不明白这种挫折的烦恼。他拥抱“魔鬼世界”，刻意纵容他新发现的本性，正如他刻意纵容旧时本性，他将继续自我关注；他的自我专注和他还是善人时的自我专注一样空洞无物。他不会像甘地一样意识到世界的不完美，意识到某种方式可能会让这个世界臻于正确。时代在颓败，阿查雅如此认为（或者说，当他是善人时这样认为）。不过这只是因为低种姓的人们失去畏惧、失去控制，唯一的解答是更伟大的正义，更多地退回自我，更远地逃避世界，为更本能的生命而奋争，那里对现实的接受更为薄弱，思想“只是一种知觉，一种困惑”。

这种消灭认知能力的理想，对外人和过客而言是平静淡然的。不过印度已致力于必要的变革，变革中的社会需要其他的东西。根据苏德尔·卡卡尔的看法，在变革的时代，发育不全的自我可以成为一种“危险的奢侈品”。城市壮大；人们离开祖先的居住地外出游历；宗族和家庭的联系松动了。对更敏锐的认知能力的需要增加了；而认知力不得不变成“一项个人而非社会的功能”。

它威胁着一切，它以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方式令人失去平衡。种姓、宗族、安全、信仰和肤浅的认知力混在一起，如果不毁坏其余的，其中之一也不能得到改变或发展。一个人如果从婴儿时期起就惯于群体安全，惯于一种生活被细致规范化的安全，他怎么能成为一个个体，一个有着自我的人？他会被未知世界的无限广阔所淹没，他会迷失。他会像阿南塔默提小说中的那个阿查雅一样，被他的无形所煎熬。“一根风中的丝，一片形随风成的云彩。我已成为一物，通过意志的行为，我将再次成为人。”

对阿查雅来说，有规定好的方式重新成为人，他只需作出选择。但当路径不存，甚至不知目标何在的时候，人如何成为个人？人怎么能学着去自作主张呢？人只能通过世事蹒跚前行，一边把持着自我的观念。当种姓和家庭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律的严肃性不容质疑，当巫术支撑着法律，史诗和神话满足着想象，占星家知道未来，这时人便无法轻易着手于观察和分析。可能有人会问，没有了信仰和巫术的滤镜，印度人如何能面对现实？在印度各个阶层，关于国家问题的理性对话，会如此频繁地变成讨论巫术成功的预言和占星家、吉祥时刻的智慧、心灵感应式的交流，还有为回应内心声音而来的行为！总是有关于另一个规则下的世界的知识，在知识与痛苦认知的开端之间进行着破坏或平衡。

人若不能观察，就没有观念，只有执迷。人若生活在本能的生活里，那就像是一种不断模糊着过去的集体失忆症。受教育的印度人中现在很少有谁记得或承认他们在一九六二年的平静祥和，那时还没发生与中国的战争，尼赫鲁时代尚未结束，独立仍然被当作纯粹的个人尊严而带给人喜悦，许多人在这种新取得的尊严中设想印度已经或者正在获得成功。很少有人能解释从那之后这个国家的日益狂躁、一九六五年与巴基斯坦的战争导致的金融衰退、一九六七年的干旱和饥荒和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危机的漫长痛苦。

印度是贫穷的：这个事实直到最近才随着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的堵塞、产业工人的政治主张而开始被印度人注意。尽管如此，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贫穷既是刚被发觉的，也是刚刚产生的。很奇怪，这点是最常见的反对甘地夫人的指控之一：她没能消除贫困，履行她在一九七一年所做的承诺。可就在另一个日子，这种贫困还被所有人当作印度生活的现实，是神圣的、虔诚的甘地式自豪的动因。

一位曾权威显赫、差点当上总理的印度著名政治家在“紧急状态”前夕对一个外国记者说：“现在这里没有米，没有麦子……五年前，一家人每个月常能买上至少二十磅谷类食品……我们还建工厂……我们甚至安排机械出口……而现在我们又得什么都靠进口了。”他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吗？没有米，没有麦子，一切都是进口的？他真的相信不久以前有过富裕景象？恐怕他真是这么以为的。他是一个甘地主义者，不会有意歪曲事实。他每天都坐在纺轮前，甘地式的纺轮已不再是无产者的求生工具或劳动和团结穷人的象征，而是一种神圣的工具，一种思想的支撑（如对这位政治家）或是（对其他人来说）一种令人心潮平静的瑜伽式方法，是达到精神虚无的支撑。了解（他权威显赫时的）历史，老政治家只需扪心自问。在那里，他颇为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成就，而且既然外在世界只在影响内在世界时才有其存在感，他当然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期，这个国家一切都还不错。

个人的执迷并入政治运动，在最近十年间，此种抗议运动愈演愈烈。许多运动回望历史，它们重新解释历史，为其所用。其中一些，比如孟买的湿婆军（回望二百六十年前马拉地王朝的辉煌年代）和南方的达罗毗荼运动（寻求在三千年后的今天向雅利安人统治的北方复仇），具有积极的复兴效果。其他一些，如“安宁之途”，则混淆完全不同的执迷，宣扬种姓、暴力和性放纵，好像是甘地主义的对立面，它们是最粗鄙的印度教教派，像以前的一些示威运动一样，诉求于安逸，而印度教则会因为追求永恒连续、抽离自身的知识以及对知识的需要，从而陷入野蛮主义。

有一个政党呼吁印度拥有核武器，而为此提出的计划却是保护圣牛（给牛以免费草料，给老牛居所），初听之下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是笑话。但它并不是笑话。这个党就是人民同盟，即“民族党”⑤。它是组织最严密的政党，由于强调印度教权力而深得印度教徒人心，在城市中也有大量的中产阶级追随者。它控制了德里市政好几年。在一九七一年的大选中，该党在德里的一位候选人就完全围绕着圣牛的问题来做文章。

所有这些可能都只是印度各种怪象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是印度在艰难变革时期的深层躁动的一个侧面，此时会有很多人像阿南塔默提小说中的那个阿查雅一样，发现自己被抛入世界，失去了形，于是以仅有的方式挣扎奋斗，想再次成人。

2

随着“紧急状态”的到来，一些这样的党派被禁，其领导人与其他人一起被捕入狱；外界那些担忧印度法制的人却经常发现自己正在因自己所支持的东西而感到不安。在印度，问题超出理解范围，目标则不得不模糊。消除贫困、建立正义，这些口号虽然常被挂在嘴边，却像是抽象之物。人们的执迷更为直接。

现在正流行一本反对派的小册子，内容是关于印度监狱对政治犯的酷刑的。必须说明的是，这种酷刑没有南美那种成系统的花样，它更多体现了一种随意的残暴。而印度警察的权力现在不受约束，小册子并没有夸张。它只是遗漏了一个事实——印度监狱一直存在这种酷刑。酷刑如同贫穷一样，是印度人对印度的新发现。

关于这本小册子还有一点，它罗列了许多怪事作为酷刑的范例。某人的胡子被剃光了；许多人被用鞋子抽打，而且头顶鞋子游街示众；一些人被涂黑了脸，坐着人力三轮车游行到集市；一位大学教授“在恶毒的谩骂中被推来搡去”。这些并非是通常观念中的酷刑，而属于基于种姓的玷污行为，它比毒打更能持久地造成伤害，也是导致歇斯底里的更为显著的原因。对印度雅利安人来说，黑色是可怕的颜色，胡须是重要的种姓标志，不可接触者们如果把他们蓄的胡须朝上而不是朝下弯卷，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鞋子由皮革制成，用来踩踏污浊的泥土。那本小册子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混淆了原因，民主、法制、人道主义融入种姓仇恨之中。人是如此轻易便被抛回自身，如此轻易便失去了宽阔的视野。在这片暴力与残酷的土地上，在一场威胁着印度刚刚开始的智识进步的危机中，这种发育不全的自我仍可能是一种惊人的无知。

①埃德温·阿诺德（Edwin Arnold，1832－1904），英国诗人和记者，代表作为史诗《亚洲之光》。

②指印度教徒从受胎至死亡各个阶段所举行的个人净化祭仪，或指印度前三个种姓的人从受胎至结婚所举行的十二种阶段祭典。

③属印度达罗毗荼语系

④印度西南部城市。

⑤成立于1951年，是1980年4月成立的“印度人民党”的前身，代表北部印度教教徒势力和城镇中小商人利益，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色彩。印度人民党在1996年5月大选中成为了印度议会第一大党。

第六章 综合与模仿

1

在德里的一次晚宴上，一位在印度度假的外国年轻学者谈到孟买的人群，傻笑着说，最吸引他注意的一点是“他们当街撒尿”。他这是在补充印度妻子说的那句神秘而沉重的话：她看见人们只是活着。她是位中产阶级人士，社会关系通达。他则浅薄、轻浮而平庸，在学术的丛林中欢快地蹿上跳下，欣赏着采摘的果实。不过这对夫妇在一点上真是珠联璧合——妻子对于印度的印度式盲目根植于种姓与宗教，很像她丈夫那种外国人的轻佻蔑视。这种结合并不新鲜。在印度前一千年的历史上，它屡屡出现，理解基于对印度的误解，而印度则永远是受害者。

这对夫妇住在国外。他们时不时回来访问，印度每次都在不同的方面重建着自尊。但聚会中的其他人生活在印度，感受着数百万人造成的威胁以及随独立和建设而来的所有不确定性，对他们来说，印度再也不是想当然的了。贫穷已不再是背景。需要另外一种能够对街上的那些人产生更深刻理解的观察方式。

这正是另一个年轻女人尝试去做的，她是那对定居国外的夫妇的朋友。“孟买的妇女，”她说，指的是孟买低种姓的妇女们，“穿特定样式的莎丽，选择特定的颜色；男人则裹一种特别的头巾。”她曾在孟买居住，不过她已经出了错，妇女的确穿着传统的服装，但孟买绝大多数男子穿裤子和衬衫。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她虽然同情穷人，却仍然只接受种姓标志，像她的朋友一样盲目。

“我说的是孟买的穷人，”她坚持说，“他们很漂亮，比这间屋里的人漂亮得多。”不过现在她开始说谎了。她语带激情，但其实并不相信自己所说。孟买的穷人并不漂亮，即使穿着他们低种姓颜色的亮丽服饰。穷人在肤色、容貌、体格方面都难称健康，他们像是别的种族，一群发育不全、思维迟缓的矮人族，而且因为世代的营养不良而面容难看，需要花上好几代时间才能恢复。穷人漂亮不过是这个姑娘借来的概念。她把它转换成了一种政治态度，时刻准备捍卫。不过她的认知能力并未因此而变得敏锐。

印度的新姿态，那种暗示了新的观察方式的态度，往往会变成一纸空话。印度人试图超越关于印度贫困的旧式而伤感的抽象概念，试图与穷人和谐共处，他们不得不走到自己的文明以外，于是就会受各种外来观念的摆布。现在所面临的知识困惑大于英国统治时期的，那时候世界似乎是静止的，问题更简单，印度人足以宣扬自己的印度性。那时候穷人只是背景。而现在穷人们呼声高涨，不得被不列入考虑。

摘自《印度快报》，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教育部长普拉巴·拉奥敦促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们简化技术革新，使其免除排外性。拉奥夫人是以首席嘉宾身份出席“科学与和谐的乡村发展”研讨会时发表这一讲话的……她就年轻人对科技失去兴趣的现实表示遗憾，因为“它不但昂贵而且只为少数人而存在”，她希望能让“大多数的民众更积极地参与”。

这番讲话并不容易理解，记者显然对自己所听到的也感到困惑，但这段话似乎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观念。有穷人也要受教育的观念（印度学生在讲话中被假设为中产阶级，他们其实对科学很感兴趣）；有发展要照顾到大多数的观念；还有未说出的关于“中层技术”的新观念，即印度技术应适应印度资源、考虑印度社会性质的观念。前两个观念无可指责，第三个则复杂一些，但不论简单还是复杂，这个观念恰好说明词语被曲解篡改（不论是被部长还是记者）成了一种政治宣言，一种关心穷人的表达。

穷人几乎是时髦的身份。这种中层技术的观念就成了时尚的一个方面。风靡印度的是牛车。牛车不可清除，在经历了三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落后后，印度的中层技术如今要改良牛车了。“知道吗，”有人在德里对我说，“在牛车上的投资总量与在铁路上的相等？”我对牛车总是心存怀疑，不过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它们很贵，比英格兰的许多二手汽车都要贵得多，只有富裕的农人才置办得起。这对我来说真是一大浪费，是让贫穷长存的一种浪费。但我庆幸自己没说出口，因为告诉我那个统计数据的人接着说：“现在，如果我们可以把牛车的性能提高百分之十……”

性能提高百分之十是什么意思？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承载量？有更大的东西需要运吗？尽管这些都是无法问的问题。中层技术已经决定改良牛车。金属轮轴、轴承、橡胶轮胎？可不是让牛车更昂贵了吗？难道不需要耗费几代人的努力以及大量的金钱才能推广这项技术改进吗？再说既然已经到这一步了，那再进一步，引进一些无害的小发动机不是更好吗？难道中层技术不该集中研究让无害的小发动机去承担通常由牛车所做的短途运输工作？

但是，不，这些都是外行的痴心妄想。顾名思义，牛车的关键始终是阉牛的问题。对科学来说，困难的是这种牲口不轻便的形体。阉牛不同于马，它无法适当上套。牛颈套轭，自古而然，而时代则要求变化。套轭的方法不但没有效率，而且会造成牛颈疼痛和皮肤癌，缩短牲口的工作寿命。德里那个热心牛车的人告诉我，一头阉牛只能活三年。但这是热心的夸张，其他人告诉我阉牛可活十到十一年。为改良牛轭，很多研究工作致力于阉牛在提拽时的拉力问题。最现代化的监控技术都派上了用场，在南方某地有一头阉牛，它干的显然不过是一些安逸的小活儿，却被装备得像个苏联太空人。

印度是一个充满了新闻炒作的地方，我去南方的时候，希望能够看看这头牲口，见见那个已成为牛车之王的科学家。但那人正在国外讲学，他在国外很受欢迎。一些特定的话题，比如贫困以及中层技术，令这里的专家们很忙碌。他们疲于应付国际研讨会、座谈会和基金会。富国出钱，他们口授指导性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富人对穷人的观念，有时是关于什么对穷人有好处的，有时不过是表达警告。他们，那些富裕国家，现在甚至忙着输出他们对工业文明的浪漫怀疑。这些怀疑伴随着每一种巨大的成功而到来。说他们浪漫是因为他们并不希望破坏成功，或是丢弃这种成功的成果。但印度以自身虚弱无力的方式诠释着这种怀疑，以此调和自身与自身的失败。

复杂的外来观念被印度的敏感性强行蒸馏之后，通常只剩下被洗净的、无害的内容，它们总是通过宗教和现今的科学回溯到过去和无效状态，回到纺轮和牛车中去。中层技术本应是向前的一次跳跃，跃过已被接受的解决方式，成为新的契合需求和资源的认知方式。而在印度它转了一圈，又很像是回到了旧式的感伤主义，感伤贫穷和旧有的方式，中层技术被困在了牛车上。对关心牛车的人而言，它是一种奇妙的知识历险，但实际乏善可陈，脱离现实和需要。

科学在南方寻求机会改良牛车，同时也在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的新式、现代、装备豪华的国家设计学院（依照同样的“中层”原则，并作为穷人时尚的一部分）为农民设计或重新设计工具。在楼下玻璃墙展室内展出的已完成成果中，有一个背携式农用喷洒器，亮丽的黄色塑料外壳看上去足够时髦。但让人猜不透的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在艾哈迈达巴德有必要重新设计这个装备（除了急于把这个枯燥的东西变成亮丽、时髦的塑料外）？这种东西在茶园或者其他任何地方都很普通，而且可以说已足够精简了。他们添了什么东西？在黄色的塑料壳里的确加了点东西。一个沉甸甸的马达，那玩意儿足以让农民因为长时间背负而残废。在印度一些地方，农民已不得不以农具的重量来判断好坏，因为有时要扛着犁走上很长一段路去田里，他更愿意选择木犁而不是铁犁。我的导游知道这件喷洒器很重，不过没有做更进一步的解释。

尽管如此，喷洒器还是现代产品。楼上则有个四年级学生，显然是学院明星之一，他就是为古代世界设计工具的。他展示了一件磨刀机。不过我说不出这东西和其他笨重的磨刀机究竟有什么不同。他主要的兴趣是在收割工具方面。出于某些原因他不赞成用镰刀，他也反对用长柄大镰刀，因为被割下的茎秆落在地上太沉。取代长柄大镰刀和小镰刀的是看似锋利的大剪刀般的长柄工具，制作粗糙，无疑是为农民做的，所以必须粗糙而简单。放在地上时，厚金属刀锋呈小V字形，但只有一边的刀锋可以活动，农民必须把这片刀锋与固定的刀锋分开，然后（用设计者目前尚未想出的方法）收拢剪下一刀。

作为一项发明，它给我的感觉比古罗马时代的收割机（一种用牛推动的、边缘带锯齿的圆盘）还落后几个世纪。不过生长在城市里的设计者说，他在乡下待了一个星期，农民们对此很感兴趣。我说这件工具需要使用者站立操作，而印度人在干某些活的时候喜欢蹲着。他说必须对人们进行再教育。

他的另一项设计绝对需要站立。这是一双收割鞋。左鞋前端是窄窄的刀锋，右鞋的右侧是一个长一些的弯曲的刀锋。于是农民在成熟的谷田里穿行，左脚踢着切割，同时右脚画一个宽弧来切割——丰收舞蹈。我觉得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楼下展室中的设计品（黄色的农用喷洒器，有着各类公司商标的标牌，底座过分时髦、窄得立不稳的茶杯）中间会神秘地摆上一个轮椅。轮椅一定是为农民设计的，如果我的实验有效，手动的内轮会导致病人的关节被外轮擦破，而轮椅停下时，椅子本身会把病人往前推一下。我的导游不偏不倚地说，是的，椅子是会如此，病人必须记住要靠后坐好。

而椅子仍然摆在橱窗里，作为设计品来进行展示；也许没有其他原因，只不过因为它看上去很现代，像是进口货，证明了印度在前进。前进到楼下，再虔诚地退回楼上，印度在所有领域里同时发展，要同时对所有观念作出回应。国家设计学院只是其中之一，它设备绝佳，入校竞争是残酷的，水准应该很高。但那是一个外来观念，一个外来的学院，所有都是外来的，如是而已。在印度，它很容易抛弃活跃的原则，仅剩下设备，最终（不可否认地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议之后，一个新管理者刚刚上任）成为一所非学术青年的精修学校，一个围栏，工匠们被叫来干粗重的活儿，像我在楼上看到的那些无精打采的人一样蹲在地上打造着什么人的椅子。印度永恒的分工，挫败了学院宣称的社会目标。

模仿中的模仿，一知半解观念中的一知半解观念：一位印刷系二年级的女孩并不理解她被要求进行的排印练习，把排印工作做得如同小孩在玩打字机，以设计的名义逃避任何对称、清晰和逻辑；一个三年级女生在绘画和语言上都毫无天分，她无知地阐释克利①，说那是“一根线条的冒险”；而那位四年级的男生则摆弄着为农民制作的工具。许多时候，印度的智识混乱似乎很彻底，似乎不可能回头澄清最初的原则。一个设计学院的必然目标之一应是让人每天都耳目一新。

只要有对技术史的基本的知识，甚至只要对印度农村有基本的了解和洞察，那个学生（以及无疑鼓励他如此做的老师）都不会干出设计此类工具的荒唐事来。设计出这类工具的学院显然对印度农村的困苦毫无概念：无地劳工或契约劳工，童工，太多廉价的双手，分割细碎的土地，任务之无效。整个项目所契合的是关于农民生活的幻想，农民这样的人，因为需要聚拢他丰收的作物而不堪重负。这是种浪漫的观念，是对历史和前工业化生活的简化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许多思考的背后都存在，不论是在政治还是在其他领域，在印度，洞见正基于毫无洞见。

牛车要通过高科技改进。车队将如在田园诗中一般缓步走向市场，而农民蜷曲在他诚实的收获之上睡上一夜，这是一个自己的节奏与自然节奏相调和的人，是一个与他的牲口为伙伴的人。但同一个农民醒来时，则会用古代的方式赶牛，在牛肛门上插木棍。这是田园诗中不受注意却必不可少的部分，印度道路上龌龊的景象之一。前工业化生活中丑陋的残酷，持续而任意的残酷很容易从牲畜扩展到人身上。

简单生活之美，穷人之美：种种观念在印度合而为一，但这些观念又是互相分离、无法妥协的，因为它们表现着两种相反的文明。

2

印度人说，他们的才能在于文化综合。谈到这一点时，他们指的是英国统治前的穆斯林主导时代。尽管在这种观念中，智慧的被动接受程度太高，代替了思想和探寻，不过在印度绘画中可以找到这种综合能力的证明。在（大约）一千八百年之前二百多年的辉煌时代里，这门敞开的艺术接受各种影响，甚至包括欧洲的。它从一个中心转向另一个中心，不断改变和发展着，并且充满了地方的奇异色彩。其创造力的确是惊人的，当代学者们也一直在不断地发现。

十九世纪，随着英国人的到来，这一伟大传统终结。绘画只能以赞助人要求的好恶为好恶。英国人之前的印度绘画是印度教或穆斯林贵族宫廷的艺术，反映了那些宫廷的文化。如今它有了新的赞助人，他们的兴趣十分狭窄。在印度近代历史中，再也没有比看到印度绘画从流派纷呈堕落到东印度公司艺术、旅游艺术更让人感到悲哀的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被引入，印度艺术家们变得平庸，他们用尽技法，以欧洲式风格去描绘本土“风物”，或者有时压抑自己作为手艺人的本能想法，压抑他们对设计和结构的感受，去奋力获得本来对他们毫无意义的康斯特布尔②式的“眼光”。生气勃勃的艺术于是成了模仿的、二流的、不安的（总伴随一些区域性的例外），它知道自己无法竞争，它消退了，最终被照相机消灭。就好像在被征服的欧洲，所有欧洲艺术突然备受藐视，艺术家被要求画类型画，比如日本风格的。这能够办到，但味道丧失了。

印度已发掘出一度灭绝的古典舞蹈与编织艺术的传统。但绘画传统仍然是断裂的，绘画无法简单地回到被中断的地方，介入之物太多了。印度的过去已经不能为印度的现在提供灵感。在艺术的景观里，西方太占主导，太多样化；印度仍然在模仿和不安，这点只要瞥一眼任何一本印度杂志中的广告和插图就能看出。失去活着的传统，印度就失去了整合与适应的能力，借鉴别人也是囫囵吞枣。表面上文化延续，舞蹈、音乐和电影一片生机，实际上印度却并不完整，整体创造性已死。这是印度为英治时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丧失被这一时期的知识恢复、政治自觉（在印度历史上前所未有）以及政治重组所弥补。

印度绘画的这种真实状况同样是印度建筑的真实状况。它也是一种断裂的传统，介入之物过多。而现代性，或者人们以为是现代性的东西，如今被囫囵吞下。后果是灾难性的。年复一年，无用的现代建筑在印度不断积压。旧有的通风观念消失了，现代的空调被搬了进来，这些空调为建筑师解决了恶劣气候的问题，使他能够随意复制自己的设计。艾哈迈达巴德不只有一家国家设计学院，作为一座走在前列的城市，它还有一座小型的现代机场楼。屋顶不是平或斜的，而是波浪形的，而且屋顶很低。炎热的空气无法升高，而挂着网状装饰性织物的玻璃墙令印度午后的阳光长驱直入。还是和出租车司机一起待在外面比较好，那里气温不过才一百度。里面则火上架火，现代性伴随着现代性，玻璃烤箱随着一台昂贵而耗电的“古尔玛格”冷气机一起哼哼，周围是一群被庇护的尊贵的人。

在拉贾斯坦邦沙漠地带的斋沙默尔，邦政府刚刚建起一座引以为豪的游客大院。小屋向中央走廊敞开，窗户没加罩篷，外面就是沙漠。但那些屋里未必闷热。每天多付上十卢比，你就可以关上百叶窗，拧亮电灯，用上制冷设备：架在窗户上的一个巨大的工厂风扇，它能让小屋子咆哮不已。然而斋沙默尔正以其古建筑、宫殿和一些威尼斯式的壮美街道而闻名。在市集区有一些传统的庭院式房屋，是适应沙漠地区的精美的石屋：外室高大，通风顺畅，房子的某些部分始终荫翳避日。

但历史就是历史。建筑在印度是一门需要学习的现代课程，所以建筑是另一门外来的手艺，是别人传统的一部分。建筑和艺术一样，没有一个活着的传统做保障，印度总处于劣势。现代性（或印度性）常常只是一种假象，内部则是错误运用技术和误解现代设计的梦魇，如今逐渐连偏远地区也是如此。屋子简直是为西伯利亚建造的，总有人工照明，耗电的空调噪音巨大，而没有那个顺着墙壁滴水、毁坏了适配地毯的空调，人就没法居住，贵上加贵，伴随着浪费的无知加重了贫穷。

一度曾有从国外获得一些简单学历和技术的印度人说，他们成了无所适从的人，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他们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是自我表演。他们带着印度，带着印度的认知方式。现在随着移民大潮的兴起，很少再听到所谓的无所适从了。取而代之的是，印度人说，对印度而言他们受教育太多。实际恰恰相反，他们受教育不够，只想重复他们的课程。外来技术无根可依，是脱离了原则的技术。

一个雨夜，在返回孟买的火车上，我听到一个面无表情、体态臃肿的年轻人在抱怨。他说，自己受的教育在印度来看太高了，他说着这些陈词滥调的时候毫无讥讽与窘迫。他在美国完成了一门计算机课程，（有钱了）想建个工厂，生产他学到的这种美国设备。但印度对这种先进的玩意儿尚无准备，他在考虑也许该回美国定居。

我希望听到更多他在美国的情况。不过他对那个国家或是印度都没有更多可说的，雨天中，孟买郊区冒烟的工厂的红褐色、黑色和绿色从我们窗外飞驰而过。他说，美国和他期望的一样。他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而对印度—即使他从美国回来，即使透过我们的窗户便可看到—他也只是像企业家那样评判。

他属于北方的商人种姓，他的言谈举止里流露出种姓特质。他属于旧印度，发生任何事情也动摇不了他的这个保障，他不质疑任何事。他从外部世界得到的只有计算机技术，如同在单纯的时代里，他可能会在家里学习织布和种谷物。他说对印度而言他受教育程度太高，但用在孟买认识的那位工程师给我举的例子来说，他就像贫民区里的管子工——一个背景简单的人想要干一门技术含量高的活计，而且盲目地干；水是管子工的工作，但水对他是奢侈的，他妻子为了水要在早上排长队；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必须在瓦管中央笔直地安上个水龙头。所以这个学计算机的家伙只掌握他的专业，不顾他自己的简单背景，不顾这里是印度，认定他的工作就是在随便什么地方安置计算机。

要找到一个贫困国家所需的科技，得具备最高的技术、最清晰的洞见。旧印度一味鼓励本能的、无智识的生命，它限制着洞见。而使外来技术不那么“排外”（借用马哈拉施特拉邦教育部长那个含混的、也许正是被她暖昧化的词）的必要尝试，则结束于牛车学校、结束于一个模仿与幻想的混合体中。不过印度已经感到确实在某些方面（或许还很多）需要做出尝试。

3

印度老了，印度在继续。现在印度所有需要实践的规范和技术都来自国外。即使印度人具有自己文明成就的观念，也基本上是十九世纪的欧洲学者教给他们的。印度自身没有能力重新发现并评估自己的过去。它的过去与它联系太多，仍然生存在仪式、律法和巫术之中—那种蒙蔽了反应，甚至埋葬了探索观念的复杂的本能性生活。现在印度绘画有印度学者在做研究，但即使在受过教育的人那里，绘画之道仍然大致是图解之术，是认识神祇和主题的方法。一个是新近死亡的传统，一个是不变的信仰。创造性就这样丢失了，无人注意。

印度盲目地生吞了它的过去。要理解那个过去，印度不得不借用外国的学术规范，于是就同科技一样，其外国根源显露无遗。印度做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工作，但欧洲历史研究方法源于特定的文明，有着自己的人类状况与发展观念，不适用于研究印度文明，被遗漏的东西太多了。政治或王朝事件，经济生活，文化趋势——欧洲方法很少对此加以说明，它将印度等同于欧洲，结果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对于印度文明的起源和终止、短期繁荣、长期停滞、人永远被本能生活所左右、持续转向野蛮主义的倾向，它说了一堆废话。

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历史学，带着数学统计和图表的社会学，这些借来的规范仍然是借来的。它们没有给予印度任何一点自我的观念。印度不再拥有其艺术，同样不再拥有其历史。人们能具有一点历史观，也可以从外国资料上引证一些事情（这是个所有印度人都诟病不已，却又都与其同流合污的习惯）。但要了解印度，大多数人则反观内视。他们求教于自身：他们自己的过去，他们种姓及宗族生活的本质，他们的家庭传统。他们从中发现了他们认为正确的印度观，并且依此行事。

印度的报纸反映出了这种视野的狭隘，反映出了探索和所谓人文关怀的缺失。审查时期之前，印度报纸的活跃景象（外国观察家如此称呼）仅限于社论版面。其他版面上则主要是公告、传单、对讲话和集会的报道。印度新闻没有发展出报道的传统，它报道印度就像是在报道外国。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的《政治家》里，一则非头条新闻是这样说的：

女人投井自杀：据警方消息，最近在距离孟加拉六十公里的辰纳普特纳，一位妇女把她的两个孩子扔进井里后投井自杀。

“最近”！可这就是全部，警方公报就是这些，没有派出记者采访报道。以下摘自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的《印度时报》：

警方昨日在穆扎法纳伽表示逮捕了一名“眼科大夫”，此人在二月做了七十例眼科手术，导致二十人丧失视力，多人重伤。此人系一个毫无外科手术知识的印度传统疗法医生，他向贾尔干地方的病人许诺说可以给他们手术折扣。

就是这些，文章结束；明天也不会有更多报道。

种姓视角这种远离我的东西仍距我很遥远。印度报纸则以一种印度的方式诠释着它的作用。报纸不是努力让印度触及自身，它不知该如何做到，也不觉得有必要这样做。在新闻自由的年代里，报纸毫无监督作用。远离社论版的政治火海，它再无关心的事情。印度只是其背景，印度在持续。揭露比哈尔邦德罕巴德区煤矿工人被高利贷主及其打手恐吓这件丑闻的是在孟买发行量很小的左翼报纸《经济与政治周报》。“紧急状态”后不久，政府就宣布逮捕了两三百名放高利贷者。这在印度的日报上同样只是一条简单的机关消息。没有报纸报道此前发生了什么，没有报纸觉得这件事重要，没有人去调查政府的这项宣告。只是在后来，加尔各答的《政治家》才发表了一篇报道，其中似乎能感到记者下了德罕巴德的一个矿坑。一段“华彩”篇章，以个人历险的语气吸引人，一段印度式记述，矿工只是背景。

“紧急状态”之后，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政府命令报纸的视线远离政治，集中于社会问题上。要求报纸深入进行“调查报道”—这里用的是借来的词汇，应该说，印度报界有关印度的新闻从未像现在这么糟糕过。最近几期的《印度画报周刊》（在“紧急状态”前的编辑方针就很大胆）发表了一些关于契约劳工、童工、童婚的特别报道。报界终于开始向印度展示印度自身了，但它却是在强迫之下这样做的。这是“紧急状态”下印度的悖论之一，这种悖论令人们难以对“紧急状态”进行评判。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但结果却可能是积极的。报纸失去了政治自由，却扩展了其解释功能。

报纸最终同技术一样，可以被塑造成印度需要的样子。但法律呢？这是个被尊崇其他价值的其他文明遗留在此的制度，它怎么能带给印度公正，又如何在印度起到法律那种不断再评价、不断改革的作用？摘自《印度时报》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

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今天表示，印度立法系统应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承担“主动的角色”，摆脱“过去殖民时代的约束性遗产”……她说：“法律应该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工具。”甘地夫人在解释立法系统的“主动角色”时说，它应该帮助人类精神和人类风俗从过时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她说人民对法律的尊敬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法律能提供给他们真实而公平的保护。她补充说：“我们的祖先在宣称社会应遵守‘教义’、‘教义’才维护社会时，就已经明白这一点了。”

但怎么让这个外来的系统承担主动的角色呢？其困难和矛盾正在于“教义”的概念。甘地夫人所说的“教义”是个复杂的词：它可以指信、敬，以及所有感觉上是正确的、宗教性的和受认可的东西。法律必须服务于“教义”，或至少不与它背道而驰，这看起来很公平。然而印度社会制度所表达的“教义”却充满了不公与残忍，它基于对人的极度狭隘的观念而产生。它可以适用于契约劳工，如同以前它用于寡妇自焚一样。“教义”能坚持公平的观念。法律在印度有时看起来像法庭游戏，以它应纠正的弊端来回避冲突，当印度的社会制度稳固不动，“教义”的荣光笼罩于基本人权之上时，很难看到任何一种法律制度做出些别的事情来。

A.S.R.查理是印度一位著名的刑法律师。他根据自己处理的几件案子写了本书。一九七五年十月，孟买的左翼周刊《突袭》从查理的书中转述了下面的故事。五十年代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一位布商的女儿与一位律师的儿子正在筹办婚事。律师与一百五十名客人一同出席婚礼，所有人的食宿费用都由布商来支付。布商表示反对。律师被这种失礼和小气激怒了，以侮辱性的姿态在布商脚下甩下两千卢比的票据。然而婚礼还是进行下去了，律师之子娶了布商之女。只不过律师禁止儿子与岳父母家有任何瓜葛，也禁止儿媳回家探望双亲。姑娘很痛苦。（查理写道：“她似乎本来就是一位高度敏感的姑娘。”）特别是当无法去探望住院的妹妹时，她感到尤其痛苦。丈夫在她请求准许时表现得很固执。他说：“你知道情况，我不能允许你这样做。别为此太郁闷。”年轻人晚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妻子死在他身边。

死去姑娘的内脏中查出了氰化物，年轻人被控谋杀。控方称，姑娘不可能自己在孟买获得氰化物，一定是她丈夫所为。丈夫是个摄影师，实验室中有各种化学制剂。但警方没有在实验室里找到氰化钾和氰化钠，他们只发现了铁氰化钾，那并不是毒药。为年轻人的谋杀罪名辩护的查理从中得到了线索。“尽管铁氰化钾通常不是毒药，但如果被胃酸过多的人服下，也就是说，被悄悄在胃中聚积大量酸的人服下，会起到毒药的作用。”所以姑娘是自杀。她丈夫被判无罪。

公正得以维护。但对死去姑娘的不公却没有评述。高等法院听证时，提到了“门第的错误观念”；但查理在《突袭》上发表的法律陈述中全都是关于可被采纳为证据的技术问题的内容，布商因女儿自杀而受到的惩罚只被当作其中之一。“噢，是的，”一位上诉法官说，“你必须彻底安排妥当，以满足新郎方面任何一位成员提出的每一项要求。”这表示了对于家庭声望的传统要求，而姑娘的悲剧也就迷失在其中。她写信给无法回去探望的娘家（“神意会实现的”），早已认定自己年轻的生命已遭毁坏，必须结束。

法律回避着与“教义”的冲突。但如果法律要承担“主动角色”，就必须同这个“教义”一争高下。困难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压力，印度已在某些方面破坏了自身，失去了它古老的安全感。借来的机制不再起到借来的机制的作用，不再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贡献。印度人说他们的才能在于综合。也许这样说更合适：印度人被征服得太久了，他们在智识上已经寄生于其他文明。为了在依赖中生存，他们保存着本能的、非创造性生命的避难所，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宗教思想；从更世俗的层面上说，他们仰仗着他人的理念和机制来让国家运转。独立后不久即到来的“紧急状态”更是突显了印度创造力的无能、智识的薄弱、防卫能力的匮乏，以及每个印度人脑中印度观念的不足。

①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瑞士表现主义画家，作品风格抽象单纯，突出线条和色块的关系。

②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1776－1837），英国风景画家，追求真实再现英国农村的自然景色，影响了法国风景画的革新。

第七章 失乐园

1

“印度像个动物园，”一位忧郁的中产阶级女士在德里说，“也许我们该收门票。”

她住在印度，我是游客。她意在指责，甚至可能是侮辱，不过说过了也就罢了。印度像个动物园，因为印度贫穷、残酷，迷失了方向。随着“紧急状态”的到来，她这才发现印度的问题，这些发现已不仅仅是智识上的发现。她曾经和其他中产者、其他在自己的种姓世界中安然度日的人一样，也许把自己和印度大众相隔绝，而现在则感到自己在和印度一起沉陷。

她丈夫和反对派有联系，他的事业突然间处境危险，他本人则一直生活在被捕的恐惧中。在“紧急状态”前，学生骚乱，工会罢工，似乎很有可能推翻甘地夫人的政府，引领印度进入一个新开端—那时他算是个人物。如今他所有的政治冒进都成了歇斯底里。行动不再可行，他觉得他是革命军中的马前卒，而现在革命退却，把他暴露了出来。

“我们几千人会包围她的房子，阻止她外出或者接待访客。我们将日夜安营扎寨，喊她辞职。即使警察逮捕我们，毒打我们，屠杀我们，他们能杀掉多少人？而且他们该怎么处置尸体？”这是著名的甘地主义者、前副总理德塞对一位外国记者许诺的话。然而就在几个小时以后，德塞先生被捕，这无疑出乎他的意料（他对记者说“我宁愿相信，甘地夫人在犯下这样的恶行之前会先自杀”，无意识地暴露了他甘地主义姿态的自负和虚张声势）。而且，在德里甘地夫人的房门前也并没有抗议示威，没有尸体。

最受尊敬的反对派领袖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就表现得更聪明。他被捕前在德里发表最后一次演讲时问听众里的学生：“你们愿意回去上课还是愿意去监狱？”学生们回答：“监狱！”他然后说：“我们看吧。”到头来，学生们什么都没做，他们成了“紧急状态”下的大范围平静中的一部分。

革命变成了没有革命。几周前，印度看起来还能够复兴甘地式的热潮，现在则像座动物园。那位消沉的女士坐在椅子上向前倾身，莎丽裹住的双膝张开，她垂头望着地板，慢慢地把头从一边摆向另一边，好像在沉思着这场印度悲剧的深重程度。此时，她的丈夫正提高嗓门，压住从敞开的窗外传来的车辆的嘈杂声，对即将到来的镇压发表看法。

他把个人的焦虑延伸至国家范围。他预测，由英国人建造、现在由印度统治者继承了的“花园城市”新德里很快会设卡阻挡穷人，并架上机关枪来进行防守。我觉得他在夸大其词，但他说，驱逐穷人的行动已经开始。外交区的占地聚居区已经被夷为平地，那里的人和他们的家当一起被扔到雨里去了。

几个星期后，这起国内事件在伦敦一家报纸上被当作来自印度的热点新闻：推翻社会主义，开始侵扰穷人。发生在印度的事件被赋予南美式的诠释，这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更容易理解。这篇报道试图描述我曾从此条消息中感受到的歇斯底里。不过在那个德里的傍晚，我当时就想到，类似的对非法占地者的驱逐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九六二年尼赫鲁先生仍在执政时，我第一次造访这座印度首都，那时一个同样的聚居区就在中产阶级居住的国防区被强行铲平。许多天以后，棕黑色的茅草、麻袋和泥巴倾塌四散，仍然堆在高速路的一边。它们被清除，曾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似乎都被消灭了。报纸上曾有照片报道，不过没什么人看，也没有抗议。

不过那是一九六二年，是尼赫鲁先生作为国父的最后一年，也是独立后的印度中产阶级荣耀风光的最后一年。那时（直到中印战争清除了幻想）印度看上去很成功，“独立”仍然被主要当作一件有关个人尊严的事，对外来说是印度的声音，对内来说是“印度化”，是一种新职业，新管理方式，新外交重点，新荣誉，展现民族传统与“文化”的新意识。

在那样的日子里，那位在一九七五年感到沮丧、抱怨印度的悲剧、把访问者骂成窥阴癖的女士，想来忽视了印度的贫困问题；她一定会像当时的中产阶级女士一样谈论着穷人的快乐（比其他人的快乐都多），穷人的姿态，穷人的尊严，他们保持窝棚干净的方法；她会把印度穷人和不可名状的外国贫民窟居民作对比。时代不同了。“印度化”不再意味着工作的再分配和对英国遗产的分享。它成了反对党的口号，印度教徒的民粹－宗教式诉求，对少数民族的威胁性词语，智识混乱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新的不安，是对蛰伏的幻想与执迷的盲目挖掘，是来自底层的愤怒洪流。

那位女士低头看着地板，在丈夫边踱步边说话的时候，她慢慢摇着头，说着“嗯”。在这个姿态下，她的面颊低垂，看上去很老，身上平添了忧郁气息。她认识住在被夷平的聚居区里的一家人，那是家穷人，简单的人。男人从山区来到德里。他找到工作，在这一小片土地上建起了房子。他带来了老婆，然后他们有了四个孩子。他才三十岁。但是，可怜的家伙，他还能有什么别的乐子呢？他没有电视。他把自己的弟弟也带来了，弟弟又带来了自己的老婆，然后他们也开始有孩子。如今，这样的生活被毁灭了。他们在雨里无家可归，政府甚至等不到雨季过去。

不过他们真是被这样扔出去的吗？他们事先有没有得到什么通知？有的，通知已经持续了一年。但穷人们能做什么呢？同样确定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登记的人会在别处得到一块自己的建筑用地。但穷人们又知道什么登记？有谁在那里帮他们？另外，新地段在十英里以外，人们怎么上班？公共汽车？是啊，那儿有公共汽车，不过我不知道德里公共交通的状况。所有的一切都那么忧郁而可怕，特别是对她认识的那家人来说。他们是谁？那个男人为她工作，是她的仆人。她失去了仆人，他则失去了工作。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从女士的忧郁与丈夫的歇斯底里中梳理出故事的脉络：似乎女人和丈夫谁都不明白，在真正的危机时刻，把这样的个人损失（还不是确定的损失——那个仆人可以骑自行车来）当作民族悲剧的一个方面呈现在一位访问者面前，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的事。

“我遇到的人无论男女，似乎都乐于被他人虐待。对他们来说，生活在悲苦中、谈论这种悲苦、沉溺于自我伤悲是种情感上的纵欲。在这些人中，交谈意味着讲述他们在大小官员、远亲近邻手下遭受的磨难。”这是七十九岁的孟加拉作家尼拉德·乔都里①在一九七○年说的话，出自一本告诉印度人如何“快乐地与他人生活”的手册《活，还是不活》。乔都里从印度人盘根错节的生活观中开掘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他认为印度人没有“活着”，他们活得“不健康”，活得没有目的。“我们活着吗？这可能算是个荒谬的问题，因为我们没人自杀，尽管说老实话，我开始觉得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应该自杀，因为我看不出他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这就是德里那一晚给我的感受。我去那个公寓，希望得到思想参与讨论。但我没有发现思想，只有执迷，没有讨论，只有毫无诚意的抱怨，诱惑人沉溺其中，让人被造作的悲剧情绪包围。

车辆的噪音从窗外传来，我必须集中精神才能听清他说的话。灯光昏暗，我也必须努力才能看见。这里距离“花园城市”新德里市中心很远，是一所位于郊区的政府公寓。找到这里很不容易，因为和新德里郊区其他地方一样，街道没有名称，没有引路的地址，只有一个数字。而且，编号的方式就像市政服务档案，号码用得很旧，转手多次，简直快磨没了。我们的主人是位市政公务员，职位很高却满怀怨恨，他所在的部门根本没有资源去完成名义上该完成的工作。他很快就离开了我们，只留下他简朴的妻子与戴眼镜的幼子（老的差错，新的希望）陪着我们坐，而他则站在昏暗的角落，像一只偷偷进食的动物，挡住自己晚间的猎物，不让我们看见。他焦虑不安地纠缠着一位势力微薄（且极为愚蠢）的外省政客。野心如同绝望一样，野心的尖叫声比那位害怕被捕的反对派男人的歇斯底里、那位失去仆人的女人的沉溺还要尖厉。

我那晚的出租车司机是个锡克族教徒。他年轻时是运动员，至今仍然有着运动员体型。他通过来访的外国运动员了解国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还是报纸的热心读者。他有自己的出租车，在饭店里有一个停车位。我觉得他过得比绝大部分印度人要好，不过他脑子里却只想着移民。他想去一个阿拉伯海湾国家，给了中间人即“掮客”一大笔钱。他说，现在文件就快备齐了，就等着掮客给他“无异议”证明。当然，他也为付给掮客的那一大笔钱犯愁。说起话来就像是已经清楚自己等得太久，开始担心自己被骗了。

对许多人来说，印度走错了路。那么多生活在独立印度的人成了难民，或者寻求难民的身份。而这尚且是在德里，一个景况相对不错的北方移民城市，这里的人民清醒而有活力，印度理应为他们而走上正途。这片土地向东向南绵延上千英里，穿过人口过密的恒河平原和岩石构成的德干高原。在那个可怕的夜晚的最后，似乎无法想象—浦那－孟买沿途的无土地者居住的窝棚，工作在金黄色黄麻捆中的比哈尔童工，孟买市中心分租宿舍和占地居民聚居区，穿梭于维查耶纳伽尔废弃的石头间、身着亮色棉衣的饥民，斋浦尔城外的饿殍。这就像一场无人能够承受的灾难。我没有印度式的保护，而这种保护姿态或多或少促成了灾难。我只能等待黎明。

2

一个无情的政府、一党专政、只有少数人参与的民主制度和衰败的甘地主义表现在国会政治家穿的土布白衣上，它不再是服务的象征，而是权力的统一，看它一眼就令人感到愤怒；而现在有了“紧急状态”、受审查的新闻和秘密逮捕，我们很容易陷入反对派的那种歇斯底里中。

不过，同样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革命消散无踪了。领袖们抬出他们认为颠扑不破的甘地主义真理，把自己当作许许多多的甘地，可是他们显然被群众热情的回应所误导了。而一九七五年的印度不是一九三○年丹地食盐长征的印度。政治行动不能仅仅汇集于简单的象征性行动（从丹地海滩上抓起一把盐）、宗教式行动，以及对某个物体或对被玷污的土地进行仪式性的清洗净化中。一九七五年需要的是更为世俗与困难的东西。印度不需被再次净化，她应该如甘地夫人直觉到的那样，被整肃和鞭策。应该看到，它需要的是更为世俗的机遇。“紧急状态”的疾风骤雨呼应了公众情绪，消除了旧有的挫折感。民众平静地回家了。

德塞先生那类人的甘地主义和他所反对的那些人的甘地主义一样，是一种出风头和空洞的东西，它什么也提供不了。牺牲的是别人（所谓甘地夫人房子外的尸体），德塞先生（从他与外国记者的访谈来看）认为自己是安全的，甚至可以免于被捕。革命是愤怒和反对的表达方式，但那是一场不见思想的革命。它只是情绪外泄、是沉溺，它不能令印度前行，而革命的民众对此非常清楚。革命的核心被荒唐地提升到政治程序的高度，但它其实不过是旧的甘地式行动号召的微妙歪曲。革命的核心是印度旧有的面对挫折的态度，是溃败的念头，是从现实世界转向、回溯历史，是对老道路的新发现，即“简朴”。

简朴——这是在德里那晚反对派男人的执迷之处，就是它令讨论变得不可能。简朴就是老印度，就是甘地。它反对独立的印度所做的一切。而作为政治－道德抗议的动因，它却可以用之不竭。已经做了的一切都是错的，一无是处。简朴的反面就是降临在印度身上的强权政治，简朴的反面就是镇压、集中营、希特勒。印度正沿着这样的方向前行，这样的印度还是被碾成碎末更好。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小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有过苦难吗？这种对当前历史的观点令人吃惊。不过他是个受伤的人，他的甘地式的简朴（像德塞先生的那样）无异于原始人的仇恨。

对于他的那种简朴，只能以否定的态度来界定。这是对现代国家理念的一种离弃。（国防？谁会、谁又能够征服印度？这样的观点出自一位承担责任的人，一位有自己观点的人，而此时的印度在经历了千年的侵略和征服之后，刚刚赢得二十九年的完全独立！）最为关键的是，简朴是对工业发展观念、对机器观念的离弃。甘地式的纺轮和手织机就能够拯救农民，让印度在它的村庄中保持安宁。（尽管那样的工程建设、那样的电力需求、那样的组织、那样的砖砌水渠历史上第一次把饮用水带到了北方哈尔亚纳的沙漠村庄。当然不可能带到每一口水井里，而是每个村庄里都建起了一到两个给水塔。）

这种简朴的观念（引用西方资料以实现印度式的倒退并俨然成为政治行动的基础），是一种更衰弱、更老旧的东西。也许它不过是对发展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的离弃，是智识的必然投降，是宗教意义上的放弃，是对古老印度式幻想的屈服——印度历史的神秘感，永恒印度会永获重生与成长的理念，把印度乡野中的贫困和农奴制度（步伐笨拙的秃鹰在雨中争夺动物肿胀的尸体）变成田园牧歌式回忆的转换。回忆的那段时间既切近而又刚好不可企及，那时候人们认得未受亵渎的神灵，而神灵对婆罗门有求必应，公牛拖犁，母牛产奶，这些牲畜的粪便肥沃了田地，农作物的茎秆覆盖着纯净者的简朴小屋。

这种印度历史！对圆满与纯净的幻想迷惑着现实！在伦敦的印度反对派团体出版了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被捕前一晚的演讲。其口气与同一天德塞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的信誓旦旦之辞很不一样。纳拉扬的演讲是解释和通告，是一个立宪主义者的演讲，充满事实和相关背景；它引用了印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以及艾弗·詹宁斯爵士②的话。但同时也是一位面对大众的印度政治活动家的演讲，其中有一段富于哲学性和历史性，必须完整摘引。

青年、农民、工人阶级，所有能表达意见的人都要宣布，我们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在这个国家露头。我们不许这个国家进入独裁统治。我们将保持人民当家的政府。这里不是孟加拉，这里不是巴基斯坦，这里是巴拉特③。我们有自己的古老传统。几千年之前，我们就有了小村庄共和国。这样的历史就在我们身后。每一个村庄里都有着实实在在的村级“潘查耶特”。在孔雀④、笈多⑤、帕坦人⑥、莫卧儿和帕什瓦⑦的时代，我们都有自己的潘查耶特。英国有意破坏了这个传统，以便加强他们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在孟加拉和巴基斯坦也曾有这样的古代传统，不过他们似乎已经放弃了。甘地吉⑧总是说，印度自治的含义是罗摩之治。印度自治意味着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规则。每个村庄、每个乡镇都将自行处理事务。他们绝对不能将命运交给他们的代表，让“高层”来决断所有事情。

这段文字始于反法西斯的呼吁（并且赋予了印度一个“工人阶级”，几乎是在准备一场现代斗争），很快就有没那么直来直去了。印度成了古老圣土巴拉特，并且被神秘地唤起了历史：为了把话题转到英国统治时期的亵渎，演讲者回顾了十八世纪马拉地的土匪王，提到了穆斯林征服者（莫卧儿王朝和帕坦人），一跃千年回到纯印度人的笈多王朝（公元三二○至公元六○○年），又回溯五百年到了孔雀王朝（公元前三二二年至公元前一八五年）。经过所有这些帝国、成就、混乱、征服、劫掠，印度版图不断并入穆斯林世界—人们仍说印度保持着灵魂，保存着她的村庄共和国民主方式，她的“人民的政府”。民主不是舶来品，印度早有民主。要重新发现民主，印度只需重新发现自己。

而此后，纳拉扬把这种重新发现转换成了更神秘的东西。“甘地吉总是说，印度自治的意思是罗摩之治”，印度自治意味着自我统治、自我治理，这是英国统治时代对印度独立的称谓。罗摩之治则是其他的东西，是罗摩⑨的统治，是一种极乐幻想。罗摩是印度教的神圣史诗《罗摩衍那》中的英雄。史诗所反映的事件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由一位具名的诗人⑩整理记录，与《埃涅阿斯记》⑪同时，不过（与《埃涅阿斯记》不同）它始终是一首鲜活的诗歌而不仅仅是文学，所有印度教徒（即使是文盲和受压迫者）从小就熟知。罗摩体现着所有印度教雅利安人的美德，他是人也是神，他的统治—在经历被驱逐和伤痛之后—就是神在大地上的统治。在对他冒险的叙述中充满了儿童式的想象，任何一个印度教徒都不会忘记童年时对那些人物和故事的亲近感，他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那些事只是神话，是把那些非传奇的东西传奇化的产物。

印度教徒早就知道，“罗摩之治”失落已久，它一方面是遥远而不现实的，只不过是个词汇，另一方面又像童年一样，虽然远去但只是刚刚才变得不可触及。从印度最出色的商业管理者之一普拉卡什·谭顿的自传《旁遮普世纪》（一九六三）中，我们可以全面了解甘地在一九一九年开始他的印度斗争时提出的罗摩之治以及它当时的政治影响，甚至是在一个群情激奋的年代对一个专业者家庭的影响。“这些来访者，”谭顿写道：

谈论着印度的自由，我们为之着迷。不过当他们用我们熟悉的类比和习语谈到黑暗时代⑫时，我们明白了他们的用意。早有预言说，印度的生命与历史经历了七个时代：曾有过黄金时代，那是真理、公正和繁荣的时代；以后则有黑暗时代，虚假、道德败坏、奴役和贫穷的时代……甘地把印度重新命名为“巴拉特妈塔”⑬，这是个会引起怀旧记忆的名称，而且与“高妈塔”，即圣牛之母有关联……他……说英国的和平是奴隶的和平。渐渐地，一幅新画面展现在我们头脑中，印度走出了黑暗时代，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自由与富足时代：罗摩之治。

将近六十年后的一九七五年，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的诉求是一样的。“印度自治的意思是罗摩之治。”我们远离了印度的“工人阶级”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斗争，远离了政治体系和历史沉思，回到了印度教世界的开端，回到了“怀旧的记忆”。我们回到咒语的慰藉中，回归甘地，把他当作印度唯一的真理。好像英国人仍然统治印度，好像甘地从不是特殊的环境所塑造的，好像印度的政治环境始终没有变化，如印度自身一般永恒，所需的也总是同样的解决之途。这真是讽刺。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所反对的印度专政与当代印度政治生命的贫弱，一个是无法动摇的权力，另一个则是因“甘地主义”的失败而执迷的反抗，混杂着政治历史幻想和宗教性的升华—其讽刺意味在于，为专政和政治贫弱提供保障的恰恰也是甘地的巨大成功。

是甘地令国大党有了扎根乡村的群众基础。五分之四的印度人居住在村子里，国大党是印度唯一拥有农村组织的政党（一些地区性政党除外），它不能失去农村。反对党，即使是像“人民同盟”那样的印度教复兴主义政党，都是城市党。在村庄里，国大党仍然是甘地的党，经过近三十年未曾间断的统治，国大党建立起的村庄专政已不容易动摇。在乡下，应该留意的是那些身穿白色土布衣服的人。他们是有权之人，是政客；他们的权威根植于对种姓与宗族的古老敬畏，他们的权威被独立和民主所尊崇。

就像一天下午，在南方一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工地上被介绍给我的两个“农民”。在吃完午饭、访问完办公室和景点后，我提出要访问田野和农民。灌溉项目负责人，尽管穿着夹克、打着领带（象征他的高层管理地位），还是开始显得紧张，如同害怕别人擅入领地。衣衫褴褛的人们不声不响地聚拢到我们周围，他们显然是在土地上工作的，不过我想他们不是农民。他们是谁？他们是劳工，甚至连劳工都不如，什么都不是，管理者对他们不屑一顾。一辆政府的吉普车被派出去接负责人声称认识的两个农民，在多雨、阴郁的昏暗中，我们在潮湿的木材场等了很长时间，我们周围的人群越聚越多，直到农民到来。他们三十多岁，灵巧地跳下吉普车，穿着一身国大党的白色甘地式土布制服。其中一个刚洗过澡，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戴着一块大手表，另一个高大而苍白，大腹便便，戴着甘地帽。他们根本就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和政客，是地区的管理者，在来访者面前装扮成农民，上演民主把戏，他们每人都靠着六英亩土地的收入为生。在等了那么久后，他们只把我从木材场带到一路之隔的一小块灌溉过度的土地上，现在天已经黑了，只有他们的白色土布衣服还熠熠生辉。而我们周围的那些农奴食不果腹，没有土地，一文不名，待遇非人，他们黝黑的面容和灰暗的破衣烂衫消隐在暮色中。

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建议，为了让民主生效、废除专政，印度必须切实回归自身。甘地提出的“罗摩之治”已经不再仅仅意味着独立和没有英国人的印度，它意味着人民的政府、重建古代印度村庄共和、远离德里或国家首都的那些办公楼。不过这等于什么都没说，这是把印度留在原地。看上去似乎是政治纲领，其实不过是喧嚣与宗教狂热。人民政府和古印度乡村共和观念（那是个空想观念，是从独立斗争时代遗留至今的民族主义神话）根本不是一码事。古印度有其特殊的残酷性；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人。而且，在他抗议演讲的后部分，他反对的正是这个古印度（尽管纳拉扬对这种矛盾毫无自觉）。

她（甘地夫人）谈到了“哈里真”（不可接触者）所享受的福利。难道她一点不为近来对哈里真们所做的错事感到羞耻？在北方邦（甘地夫人的故乡）和比哈尔邦（纳拉扬的故乡），整个贱民村被付之一炬，其中一个哈里真被活活烧死。她根本没有资格代表哈里真们说话。那些穷人并不明白所有这些诡辩之词。在我最近去过的比哈尔村庄地区，多少哈里真被残忍屠杀！

印度要回归自身，屈服于它的内在冲动，印度又要解救自身。崇拜者们把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的观点说成马克思主义与甘地主义的统一体，可它实际上不啻为废话。他把古老的宗教冲动当作政治洞见，这让他成为自己所反对的贫弱的一部分。

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记者（期待革命，拒绝所有的“姑息”）告诉我，印度的“工人”必须被政治化。必须告诉他们，是“制度”在压榨他们。国大党掌权近三十年，它已成为制度。但这个制度始于何处，终于何处？它是否包括了宗教、种姓与宗族的安稳、印度的认知方式、“业”以及古代的农奴制？但没有一个印度人勇于对政治自省到这个程度。没有一个印度人能达到这样的层次——认识到错误就存在于文明自身之中，印度的失败和残酷可能会涉及全体印度人。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梦想着在特别的一天奇迹般发生革命，梦想着专政被推翻，梦想着“人民”那时沉浸在“民间”欢庆的快乐中—像那位马克思主义记者报说的，历经千年的压迫，民间仍奇迹般地保持完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者们勾画的未来蓝图上，印度也不是一个被推倒重建的国家，而是完全回归自身受到了净化的国度，是“罗摩之治”的景象。

流亡中的印度右翼反对党极不寻常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印度古制和荣光的坚持。一九七六年四月在伦敦召开的“重建印度民主国际研讨会”上，听众们得知，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公元前三二七年）时，并没有打败旁遮普的波鲁斯大王。西方历史撒了两千年的谎：是波鲁斯打败了亚历山大，逼迫他撤退。亚历山大在印度的经历有一半是真实的；但话题在当前这个气氛中说出，令人出乎意料。不过它还算可以想象。在研讨会的议程手册上，一位荷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人（安居于其他文明所创造出的其他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下）在空白处印了一段话，那是把印度教于本世纪初传入美国的吠檀多派学者斯瓦米·维韦卡南达⑭的话：

我们的圣地以及它辉煌的历史啊。如果这大地上有什么地方可被称为至福圣地，大地上的灵魂必来此偿清“业”，每个曲折向神的灵魂必来此达其最后居所，人性在此达到其追求高洁与平静的最高层次，总之，一块内省与灵性之地—那就是印度。“抗议”！“重建民主”！

“对我们印度人（包括我自己）来说，保持批判态度，不对复古的情感随波逐流，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新德里尼赫鲁大学的心理学家苏德尔·卡卡尔医生在最近的来信中写道。“印度知识分子要在两条战线上斗争—内在的和外在的—因为，和法国或德国截然不同的是，我们总是把早期的童年看作人生的黄金时代，就好像总把远古时代当作印度历史上的黄金年代一样，这就是我们在成长中的命运。”

所以，在印度所有的痛苦中（现在是生命中的现实，永恒不变），抗议也是回溯历史，回到想象中被毁坏、明知已失去的地方。就像童年，印度这段黄金般的历史不是通过探究来把握的，而只是被心醉神迷地沉思着。历史是一种宗教观念，蒙蔽着智识和艰苦的认知努力，麻痹着恶劣年代中的痛苦。甘地就被纳入这样一个历史（内心距离极为迫近）。他也成了印度所失落的一部分，他自己就是怀旧记忆的对象。要把握他，或以他的名义行事，就要有重获净化的幻想和历史幻想，而要把握他，人只有反观内视。在印度，每个人都是甘地主义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甘地主义观，如同每个人都受甘地提出的“罗摩之治”启发，得出自己的想法。

3

摂

。像以前一样，他的主要责任就在于保持甘地主义的祈祷轮常转不停。

拉贾斯坦邦饱受饥荒与干旱折磨，刚刚遭受了持续八年的旱灾，部分地区草木凋敝，变成了沙漠。但这位老议员在竞选过程中（或者说在我所看到的过程中）没有向任何人许诺任何事，也没有提出任何见解，他提供的所有东西只是他自己、他的甘地主义以及他的服务记录。（应该说明的是，那里有很多复杂的种姓问题需要大力解决。）

有一天，我们坐着他的竞选吉普车穿越沙漠，我问他，他格外敬仰甘地哪一点。他毫不犹豫地说，他敬仰甘地在一九三一年时缠着腰布去白金汉宫：“这个举动把贫穷的印度置于世界面前。”就好像世界此前并不知道这点似的。但对这位老议员来说，印度的贫困相当特别，我的印象是，他作为一个甘地主义者，不希望看到有人破坏了贫困。老人不喜欢机器，他告诉我他听说西方人也开始反对机器了；而且尽管身在饥荒地区并请求人们投票给他，他还是强烈反对引输水管道和电力入村。管道水和电是“道德败坏的”，特别是对村里的妇女而言。她们将拒绝珍贵的“劳作”，变得“怠惰”，她们的健康也会受损。再也没人“从井里汲取健康的水”，再也没人用老式石磨碾玉米，一切都西化了。

老议员落选了，而且是惨败。理由很简单，他没有组织。（他以前曾操纵过的）国大党地方组织现在都坚定地站在甘地夫人和她的候选人这边。老人忘了这点。宣布结果的那个下午，我去看他。他坐在客厅的绳床上，身着白衣，形容沮丧，几个沉默的追随者端坐在大理石地板上，在他失败的时刻支持着他。掌权几十年之后，他被淘汰出局了。老议员从他的落败中看到了甘地主义印度的死亡，他曾界定那个印度，说那是人们相信“途径与结果应同等公正”的地方。

“这里不再有道德了，”老人说，“欧洲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已开始触及我们自己的政治，我们将沉沦。”

他对自己的政治无能视而不见，对他自己甘地主义的服务概念徒然自保，但他对印度的评价倒说对了一半，这其中的缘由他并不明白。“古代情感”、“怀旧记忆”，当这些被甘地唤醒时，印度便走向自由。但由此创造出的印度必将停滞。甘地把印度带出了一种“黑暗年代”，而他的成功则又不可避免地将印度推入了另一个黑暗年代。

①尼拉德·乔都里（Nirad C. Chaudhuri，1897－1999），出生于孟加拉的印度作家。1950年发表的回忆录《一个无名印度人的自传》是其代表作，后定居英国伦敦。

②艾弗 · 詹宁斯爵士（Sir Ivor Jennings），英国 20 世纪著名的宪法学家。

③印地语中的“印度”。

④古印度摩揭陀国的王朝。

⑤公元4世纪至6世纪统治印度北方的王朝。

⑥分布在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民族。

⑦印度马拉塔政权的首相职位。19世纪初为英国人废黜。

⑧即圣雄甘地，印度人在人名后面加“吉”以表示亲切。

⑨印度教神祇名，毗湿奴的第六、第七、第八三个化身之一。

⑩指蚁垤。

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用拉丁文写成的十二卷史诗，记述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后的经历。

⑫印度教所称的历史循环共分四个时代：吉利多、特雷多、德伐波罗和迦利。又称黄金时代、微明时代、薄暗时代和黑暗时代，四者合为一个大时代。与古希腊神话类似，四个时代分别代表了人类由天真、幸福、受神庇佑，到逐渐变得残忍、贪婪、失去信仰的四个阶段。

⑬意为“印度母亲”。

⑭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1863－1902），印度哲学家、印度教改革家，法号辨喜，提倡实践哲学，重视社会改良，创建罗摩克里希纳教会（1897），首倡“新吠檀多派”，著有《现代印度》、《吠檀多哲学》等。

第八章 复兴抑或继续

1

甘地活得太久了。一九一五年，四十五岁的他从南非回到印度后，一直游离于当时成名的政治家之外，投身于未受政治沾染的社群和团体，在各地发起纯地方性的事业（土地税、工厂罢工），然后他迅速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年间把整个印度拉入一种新型的政治生活中。

不是所有人都赞同甘地的方式。他听任“内在声音”明显专断的命令，这点令很多人惊愕。一些印度人仍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僵局怪罪于他，他们说，甘地不可预测的政策，以及对释放出的力量的管理无能，无谓地延长了独立斗争，把自治推迟了二十五年，浪费了许多优秀人物的生命和才能—印度政治的管理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转移到了别人手里。

甘地自己（像早年启发他心智的托尔斯泰一样）沉沦于更长期、更私人化的圣雄事迹。其强迫性行为总是被公开，其实它们应该是个人性的，比如，在禁欲四十年后，他在晚年出现了性焦虑—这点也几乎是托尔斯泰式的。那段低落期正值他声誉鼎盛之时，所以即使活着，“他也已成为自己的崇拜者”。他成为自己的象征，他模仿自己的圣行，他成了争相膜拜的对象。人之为人的知性缺失了，圣雄事迹淹没了他早年所有可作多种解释的行为、所有的政治创造力、如此多的（印度的）现代性思想。他最后还是被旧印度—那个他用他南非的目光已清晰看透其政治缺陷的印度—所声讨。

那时候他所创新的并非是早已存在于印度传统中的半宗教性政策。他所开先河的是在南非所采用的斗争的性质。他没有表达身上最具革命性也最非印度性的东西，也许那是作为一个印度人而无从表达的东西：他的种族感，一种作为印度次大陆人的归属感，这才是二十年南非生活教给他的东西。

种族感对印度人来说是陌生的。种族是他们用来观察其他人的方法，但他们相互间只知道次种姓或种姓、部族、血统、语言集团。他们无法超越于此，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印度种族”，这个词毫无意义。从历史上说，这种内在凝聚力的缺失是印度的不幸。在南非，甘地很快发现，这是小规模的印度人社群最严重的弱点，他们互相倾轧、一盘散沙，富有的古吉拉特穆斯林商人称自己为“阿拉伯人”，印度基督教徒只宣称他们是基督徒，两者都把自己同马德拉斯和比哈尔邦的契约劳工区分开，不过他们都是种族法所针对的印度人。

如果说，在伦敦学习法律时，甘地出于信仰，明确自己是一个印度教徒，那么在南非，他进一步发展了其种族意识。没有这种意识，落后而被欺凌的少数民族就会被完全毁灭，这种意识对于在南非的甘地而言如同其宗教感的延伸，教会人责任感和同情心，告诉人们没有人能够孤立存在，而上等人的尊严是和下等人的尊严共同进退。

“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玷污了一切。”托尔斯泰在一九一○年谈到甘地时这样说，那时甘地尚在南非。在他的自传里，这种渐长的非印度式的印度团体认同十分明显，表现在古吉拉特商人们提出反印度法案时他对这种冷漠的惊愕，一个泰米尔契约劳工遭雇主毒打后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对这种景象的震惊。而这样的惊愕与震惊，与他一八九三年第一次去比勒陀利亚旅行途中所遭遇的羞辱紧密相关，那年他二十三岁。甘地永远忘不了去比勒陀利亚的那夜旅程，三十多年后谈起，他仍然视之为人生的转折点。①不过在自传当中，种族的主题并没有被如此彰显。它总是被宗教的自我探索、“体验真理”以及对普遍性的尝试所模糊，尽管在进入中年以前的二十年里，他实际上一直是民族领袖，为民族而战斗，而他也是以民族领袖的身份回到印度的，这令他成为了那些成名政治家中的异类，因为对那些人来说，“印度”仅仅是一个词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宗教或种姓权力基础。印度人在印度并不是少数民族，甘地在南非见识过的种族政治在这里是不可理解的。至少他在印度早期所做的一些可有多种解释的行为，可以追溯到他在南非获得的种族－宗教经验，他希望重复这种经验，摆脱宗教、种姓与地域方面的政治分歧。比如，他近乎固执地坚持，说印度并未做好自治的准备，印度首先应清除自身的不公正；他对于自治的神秘定义；他强调去除所谓“不可接触者”等级；他为了团结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在琐碎的穆斯林问题上表达支持。

在印度，他无法系统阐述南非的种族教训，这样做的难度也许更甚于描述一八八八年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在伦敦的所见所闻。关于种族的信息总是混合在宗教信息中，这就令他卷入了表面的矛盾里（反对不可接触制度但不反对种姓系统，身为虔诚的印度教徒却呼吁同穆斯林的团结）。在南非艰难取得的经验，到了印度却一再简化，最后变成一个圣人去做“不可接触者”才会做的厕所清扫工作，这被视为是在谦恭修习，最后变成圣人呼吁友情和爱，最后毫无意义。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穆斯林脱离了甘地，转而投奔穆斯林领袖，宣扬分治的理念。一九四七年国家分裂，数百万人被杀害，更多人被驱逐出他们祖先的土地，这种大屠杀可以和纳粹德国制造的人口灭绝相提并论。一九四八年，甘地被一个印度教徒刺杀，因为他破坏并背叛了印度教的印度。这是讽刺之上的讽刺。南非的印度早已迷失在印度教的圣雄之中，到最后，圣雄的事迹反对了他的印度本源。

贾穆那拉尔·巴加吉，一个北方商人阶层中的虔诚印度教徒，曾是甘地在印度最早的经济后盾之一。他为甘地在瓦德哈成立的著名学院提供了土地和金钱，选择瓦德哈这个村子是因为它地处印度中央。巴加吉于一九四二年去世，其遗孀把他的金钱大量捐赠给保护牛的团体。维德·梅塔最近为完成《圣雄甘地与他的门徒》一书采访了这位老人。巴加吉夫人说，一九四八年甘地去世后，她转而尽忠于公认的甘地继承者维诺巴·巴韦②。“我跟随巴韦许多年，”巴加吉夫人告诉梅塔，“每天走十到十五英里，为穷人乞求土地。每天拔营起帐，非常艰苦，因为我只吃我亲手准备的食物。谁都知道穆斯林和哈里真有肮脏的生活习惯。”说到这里，嘴里一直嚼着什么东西的老妇人啐了一口。

但结局包含于起始之中。“对我来说，尘世生活是没有解脱之途的，除非是在印度。所有寻求解脱之人……必须去印度神圣的大地上。对我和对所有人来说，印度大地是‘受难者的庇护所’。”朱迪斯·布朗在她研究甘地介入印度政治的专著《甘地朝向权力之崛起》中引用了这段话。它出自甘地一九一四年为他在南非创办的报纸所写的一篇文章，那是他在南非最后的日子，很快他就将取道英国返回印度。经过种族斗争，这位南非领导者带着他当前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深层厌恶，准备回到印度教的圣地印度：即使是刚开始，他就已经非常多样化了，人们不得不从中寻找他们想找的东西，或者是他们最容易把握的东西。

朱迪斯·布朗引用了他在发表报纸文章的几个月前写给亲戚的一封信：“生命真正的秘密似乎在于顺其自然地生活于这个世界，不要执着。我们和其他人可能就容易达到解脱（拯救，贯注于‘一’，摆脱轮回）。这包括为自我、家庭、社群以及国家服务。”这一信仰的宣示显然是一个至少包含四类人格的统一体。印度教不执着于拯救的梦想；一个受西方宗教思想影响的人认为个人行为能令他人轻易地获得拯救；南非印度人呼吁最广泛的社会忠诚（社群，印度社群）；政治运动者以他对英国法律和机构的尊重（和依赖）强调为国家服务。

这太复杂了。这个繁复的南非思想体系中的一些要去印度圣地，而很多已经去了。种族的暗示仍未被表达出来，而为国服务的观念则被大肆挥霍，它被神圣性、被印度的屈服、被独立斗争的延长、被圣雄对机器（它们立刻成为压迫与西方的象征）的顽固厌恶所大肆挥霍，这一观念极具侵犯性，且难以管理。

对于甘地在印度独立后的继承者维诺巴·巴韦来说，甘地主义理想是国家的“凋零”。或许他几年前就那么说过。国家的凋零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都没有。它是说：“我们第一步要实现‘村庄自治’——诉讼和争执就在村内获得评判和解决。然后是‘罗摩之治’（神之王国）——不再有诉讼和争执，我们像家人一样共同生活。”巴韦二十多年前就这样说过（引文出自一本意大利人撰写的称赞他的传记，伦敦一九六五年出版）。类似的话在如今更为危急的“紧急状态”时期一直被其他人所重申。自紧急状态以来，《印度画报周刊》一直在开展关于印度宪法的讨论，最近一期有篇文章的标题是“需求：甘地主义的宪法”。作者曾担任邦长和大使，他只不过在呼吁村庄治理，也趁机提及他与甘地的相遇，与文章相配的照片是作者和他妻子坐在楼梯上，用一个小手磨以一种虔诚的惯性碾磨着他们日常食用的玉米。

这就是很早以前被圣雄事迹降格了的甘地主义：宗教的狂热和宗教的自我炫耀，空手变出魔术，摆脱建设性思想和政治责任。真正的自由与真正的虔诚仍然被认为是从艰难的世事中退守。在独立后的印度，甘地主义仍然是被征服人民的慰藉，对他们来说，这个国家曾经是被别人控制的异乡异国。

也许唯一一个具有甘地的种族感和整体印度观念的政治家就是尼赫鲁，他像甘地一样，或多或少是在印度的流亡者。开始时他们看起来如此不同，不过甘地和尼赫鲁只相差二十岁，两个人都被在国外度过的那些关键岁月而被塑造。在自传中，尼赫鲁说他被哈罗公学中流行的时髦的反犹太主义影响着，很难不在意自己的印度身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独立后的印度涌现出的政治家们与甘地在当时缺少西方式成熟政治家的情况下引入政坛的人物们相差不远。他们都是出自小城镇的地方主义者，他们保持着褊狭的特点，因为其权力基础是对种姓与地区的效忠。他们并不总能领会整体印度的观念。相反，从六十年代起，他们只强调印度需要“情感融合”，只讲关于分裂的话。包含了尊重个人，甚至包含“人民”这个概念的种族感和从前一样，与印度相去甚远。所以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仅仅剩下口号，一种模仿形式，“人民”经常被替换为某一地区的人民或某一种姓的人民。

甘地风靡印度，但他没有留下意识形态。他唤醒了圣地，而他的圣雄事迹又令其重返古代，他让他的崇拜者们变得空虚自负。

2

甘地继承者维诺巴·巴韦与其说是一位圣雄，不如说是一个吉祥物。他属于古老印度传统中的贤哲，远离凡人，但又没有远到无法令凡人们借由供养体系来侍奉他的程度。王公为求得永恒真理，拜伏在这样一位贤哲面前。这是印度绘画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无论在印度教宫廷还是穆斯林宫廷都是如此。王公衣着华丽，是恳求者；贤哲安详地坐在屋棚外或树下，灰尘满身、食不果腹，其高尚的内在生命却满溢而出。贤哲没有什么特别的智慧可以提供，他的重要性仅仅在于他的存在性。而这就是巴韦作为甘地的继承者在现代印度为自己塑造的古典角色，这角色和一八九三年在南非的甘地、一九一七年在印度的甘地相距一两个世纪。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才智的人，作为圣雄的一个无甚缺点的门徒也不算有独创性，他对政治的看法无异于废话。但他已经很老了，已故圣雄的某些光环还悬挂在他身上，政治家们也愿意让他站在自己一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巴韦与后来成为反对派领袖之一的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来往甚密。一九七五年六月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纳拉扬被捕，此时社会上有些焦灼，不知道巴韦会说些什么。但事件发生时，巴韦正缄口不言。圣雄晚年有个习惯，每周有一天缄默日。巴韦仿效圣雄，但凡事总是过头，他为自己规定了一年的缄默期，那时离缄默期结束还有几个月。然而，最终有报道说，这个老人通过在调查问卷的记分格上打钩的方式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他做出一些暗示，表达了对冻结宪法以及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支持。

后来他生病了，甘地夫人坐飞机去看他，她的私人医生为他进行了检查。在德里的一次会议上，甘地夫人在严密的保安下为巴韦的八十岁生日祝寿。我听说，在“紧急状态”所有的不确定中，甘地夫人再次强调禁酒是政府的目标之一，这对巴韦来说意义非凡。与此同时，六位医生看护着这位垂垂老矣的圣贤，在这样的悉心照料下，他终于度过了缄默期，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他开口说话了。他说，时候到了，印度该由多数人管理转向全体一致管理了。这话对一个八十岁老人来说颇为狡黠。宣言本身并没有太多意义，但它表明，他仍然受到关注，而印度也仍然受到他的圣行的庇护。

巴韦本人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像他那种回归中古的人，印度该有几百甚至几千。他重要，因为他是当代印度所有的道德参照，因为在过去三十年中，他成为了甘地的权威阐释。他给印度灌输什么是真正的甘地主义的理念。尽管关于甘地的一生有着详细的资料，尽管研究和史料丰富，但在贫于历史感、富于神话性的印度人脑中，甘地本人不可能比巴韦解释的那个神秘的甘地更丰富。

现在的政治家从某一立场出发谈到甘地或者甘地主义时，他们指的其实是巴韦。巴韦尽心竭力地拙劣模仿了一辈子，他已经吃透了老师的风格。甘地经过一番斗争后，在三十七岁那年立誓禁绝性欲。巴韦在童年时就立下了同样的誓言。这就是他的方式。在他拙劣的模仿中，圣雄复杂的人性全部失色，成了简单的神性。巴韦从一开始探寻的就是只在简单的驯服中获得拯救的方式。但是，通过服从被他简单理解为律令的事物，通过把圣雄的事迹夸大成更为显著的姿态，他成了一种更为老旧的东西，比晚年的圣雄还要老旧。

甘地是被伦敦、法律学习、在南非的二十年、托尔斯泰、拉斯金③和《薄伽梵歌》共同塑造的。巴韦则仅仅被甘地的学院和印度塑造。他很小的时候就来到艾哈迈达巴德学院。他在厨房和厕所工作，坐在纺轮前度过了太长的时间，以至于甘地都担心这种劳作热情会对这个年轻人的思想产生不良的后果，于是便打发他去学习。他在圣城巴纳拉斯学习了一年。巴韦的意大利语传记《甘地到维诺巴：新的朝圣》（Gan-dhi to Vinoba:the New Pilgrimage，1956）的作者兰扎·德尔·瓦斯托④对这些学习的神奇性质作了这样的介绍：

……显然，他向恒河岸边的隐士请教过如何凝思、聚神、屏息，唤醒盘旋于脊柱底部的蛇形火焰，它穿过意志中心而升腾，直达头顶上的千瓣莲花，超越了“我”，发现了“自我”。

有一天在巴纳拉斯，一个学文学的学生向巴韦请教四世纪晚期诗人迦梨陀娑创作的梵文戏剧《沙恭达罗》。对于了解《沙恭达罗》的人来说，这是个不错的话题，从译本来看，《沙恭达罗》像是一部关于“相认”的传奇小说，而实际上它却被认为是梵文文学最辉煌的作品之一，产生于印度文明的黄金时代。但巴韦却对提问者相当粗暴，他说：“我从没读过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也绝不会去读。我学习神的语言不是为了用恋爱故事和琐碎文字来自娱自乐的。”

对巴韦的传记作者来说，这是巴韦之完美的一个组成部分。就这样，印度教灵性以自身的局限性吞噬并消解了那个印度人为之自豪但又普遍陌生的文明。巴韦的灵性完美是虚无的，他早已不只是一个堕落的甘地主义者。他的宗教是一种野蛮主义，让人回到树丛当中。这是一种贫困和卑微的宗教。所以毫不奇怪，巴韦的教育观念和斯奎尔斯⑤先生的一样。把孩子们赶到田野里，到牲口中去，这毕竟是克利须那神接受的唯一的教育。

巴韦的意大利传记作者离开欧洲远赴印度悠然度假时常会被传主的东方智慧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与周围的那种物质贫瘠是如此协调。书中拼凑了许多大师的话。（巴韦尽管发表过东西，但并不信任著述，人们必须从他的谈话中品味其人。）以下是政治的巴韦：“人民自主的意愿相当于1，国家的意愿相当于0。它们在一起是10。如果只有1或者只有0，10还是10吗？”以下则是巴韦在一九五六年前谈到机器的邪恶时说的话：“最丰富的粮食是聚集在从空中播种的美国，还是在所有土地都被分割成小块进行手工耕种的中国？”

现在很难想象，一九五二年，新独立的印度与许多国家一起，秉持其自身的价值观念，巴韦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圣雄的继承者，甚至几乎就是圣雄本人！这是巴韦在开始他的“捐地”运动后不久的事情。“捐地”是他解决印度无地者问题的甘地式努力，他的名字至今与这项事业相连。巴韦的计划是徒步周游印度，走啊走，也许永远走下去，请求人们给无地者土地。《时代周刊》封面上的说明文字是巴韦的话：“我用爱来掠夺你们。”

长途跋涉的想法来自甘地，但却是基于一种误解。甘地的行走或长征是纯粹象征性的；它们是一个姿态，一种展示。一九三○年甘地从艾哈迈达巴德走到海边，一路缓行，并被广泛追踪报道，他到那里不是去做大事，仅仅是为了捧起一把盐，用这样的方式破坏一项可以轻易破坏的法律，并向全印度宣示他抗拒英国律令的决心。一九四七年在孟加拉，他步行到诺阿卡里区，只是为了出现在那里，希望他的在场能够平息种族仇杀。

这些是相当长的步行。然而巴韦却一如既往地计划把自己的步行大大延长，可能称得上是打算以此为生，而且他并不想把这一项行动当作象征性的。他在印度村庄里跑来跑去，目标只不过是希望哪天凭借宗教激情实现了土地的再分配，而这些其实都可以（且能够）通过法律、通过合并管理机构以及长年的耐心教育完成。这就像是在尝试甘地式的绳子戏法，把灵性当作国家机器的替代品。这也与巴韦公开表示的要国家“凋零”的甘地式目标密切相关。印度被甘地从臣服状态中解救出来，现在则要以同样的灵性途径使自身重获新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主义”生来就是要被淘汰的。这是一次甘地式魔术的公开、刺激的实验，而《时代周刊》的兴趣、西方的兴趣（对印度来说始终重要，即使是最灵性的）令这种兴奋持续高涨。

和巴韦一起走是一种时尚。用兰扎·德尔·瓦斯托的话说，这成了一种“新的朝圣”。一九五四年初，兰扎·德尔·瓦斯托和巴韦一起走了几个星期，尽管瓦斯托是一个甘地主义者，写过畅销的甘地传记，并且希望也写本畅销的巴韦传记，他仍感到行程十分艰苦。即使在他充满敬畏的叙述中，也会不断出现对巴韦征程中的别扭与无序的一种欧洲式的恼怒：恶劣的食物太辣太咸，马戏班似的环境，无休止的吵闹；即使大师在场，膜拜的人群也像鸟群一般叽叽喳喳，很容易乱作一团；巴韦自己的追随者们只好相互喊话，当众大吼大叫，肆无忌惮地咳嗽和放屁。瓦斯托费力地去理解，他在朝圣中像个犯人，试图在宿营的折磨中，通过与自然相关的理念，找出“放屁的天真感……那些可爱的、喜爱交流的人们的消遣”。

每天都会抵达一个新的村庄，以及比哈尔邦的硬土路。巴韦总是在前头阔步而行。村民不管多么崇拜或是狂喜，也都不得横穿他走的道路或者走在他前面，只允许跟从。圣人，以及他提供的拯救（包含在目睹圣人之中）自有其严格限定。在某一站，巴韦似乎没来由地产生了怀疑，似乎随意暗示他对一些随员（包括一个新闻官）之“懒惰”与其他一些人之“卑劣”的强烈不满。很清楚，在底下发生了瓦斯托不知道的事。但在此事出来前很久，读者就已清楚，尽管唠叨了很多，但这次行走仅仅是行走，几乎没做任何事，或者只做了很少一点事；在这些叽叽喳喳的村民中，没有任何人给予或者得到土地，所有人不过是在向神灵祈求。

早先曾有议论，说要建一所大学以备这项运动的特殊需要，有人甚至捐赠出一块土地，距离佛祖得道之处不远。有一天，就大学的问题，有人问起巴韦。巴韦说：“地还在那里，我挖了口井。路过的人可以提桶打水，畅饮一番。”但提问的人想知道的是大学。“它的目标、校规和教学大纲是什么？”巴韦说：“地在那里，井在那里。想喝的人就可以喝。你还想要什么？”

即使是圣人，这样的生活也是危险的。但巴韦就是巴韦，他七年多前放弃长途步行，像个贤哲一般静居下来，沉浸到冥想的昏昏然中。

奇迹没有出现，灵性并没有带来土地的再分配，或是带来了更为重要的、进行土地再分配所需的社会意识革命。事实上效果正相反。这位活着的圣人为官方所谄媚，为神迹报道所优先，给所有巴望着他的人们提供救赎，他是个证明古老方式之正确、古老的敬畏之必需的活着的证明。而比哈尔邦，这个巴韦涉足最频繁的邦，在土地及“不可接触者”问题上仍然是印度最落后、最糟糕的邦之一。

即使巴韦懂得甘地强调社会改革的必要，他也无法削弱印度教的印度，他过深地浸淫其中。这位完美的门徒不明就里地盲目服从，他一如既往地曲解导师的本意。在一次行进中，他谈到“不可接触者”确实在做人类不应该做的工作，因此他们应该获得土地，成为农夫。这似乎是甘地式的，但所有的语言都可以被理解为：厕所清洁工就是厕所清洁工，不可接触者还是不可接触者。甘地原意中的要点全都丧失了。

印度教的冥想可扶摇直上，但印度教的实践则是根本性的，灵性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很好，那是确凿的奇迹。巴韦就把灵性当作这种货物来提供。作为甘地的继承者，他能获得这种商品的特许经营权。一九六二年，在“善提尼克坦”—那是诗人泰戈尔为复兴印度艺术而创设的大学—举行的一次公开聚会上，巴韦形容他是“贩卖灵性的小商人”。在善提尼克坦！这就是巴韦在印度的稳固地位，泰戈尔这种人的理性思维竟然被甘地式印度的文化原始主义糟蹋到这种地步。

几年前，在那个长途跋涉的辉煌日子里，巴韦进行了一次纪念讲话，他在其中形容自己是火。他的职责也就是燃烧，好让别人使用他。甘地在他的自传中说，谦卑一旦成了誓言，也就不再是谦卑了。巴韦对他在印度的作用的描述显然是空洞和颓废的。这是对《薄伽梵歌》中责任观念的歪曲，是对“教义”观念的歪曲，这是巫师的语言。

巴韦把甘地主义简化、歪曲成一种巫术，把自己当作巫师。在南非的那个甘地对印度来说太复杂了。印度把激进领导人当作圣雄，而在巴韦那里，圣雄成了梅林⑥。他的失败并没有让他的圣名失色。他的失败，总而言之，都应归咎于时代。因为正如许多印度人所说，自从甘地死后，真理就远离了印度和世界，他们把这种说辞当作最深刻的智慧。在黑暗的年代，巴韦潜心励志，试图创造古老奇迹，他在八十岁生日之际还在新德里获得嘉奖。大腹便便的国会议员身穿整洁的土布白衣坐在平台上，有的还发表演讲。英迪拉·甘地夫人摸索一番后，小心翼翼地为他的肖像套上花环。

关于巴韦最近的新闻（因受审查而不完整）是，他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开始公开绝食。他一定把这次绝食当作最后一次公共行动了，其中仍然有对甘地的拙劣模仿的因素。甘地也举行过一次著名的最后绝食。但那是甘地最后一次表达他对印度分裂的悲痛和绝望，他绝食是为了反对在旁遮普和孟加拉的种族屠杀。如果报道准确的话，巴韦的最后绝食则是为了反对杀牛。

印度似乎总是这样：奇迹、历史、智慧之死以及灵性消解着创造了它们的文明，印度吞噬着自身。

3

在“紧急状态”下，借用且继承而来的民主机构被解散，也没有外国征服者来输入新的秩序，印度几百年来首次让衰落的文明空荡荡地留在原地。自由随着实现自由的机制来到独立印度，但这是外国的自由，更适合另外的文明。在印度，自由始终与这个国家的内部结构、信仰和古代限制相隔离。开始时还无所谓。印度有发展计划，其工业化比普遍预想的要有效得多，粮食产量翻了一倍多，现在是世界第四大产粮国。在这些巨大的努力背后，新的反叛性骚动正在形成，令印度大吃一惊，不知道如何对付。就好像印度不知道独立意味着什么。

人口激增；无地者逃离村庄的暴政；城镇拥堵；经济发展初期的躁动不安（在这块亘古绝望的大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在街上。民主制度的破坏性就潜伏在它的巨大成功之中。官方政治的作为越来越小，也就越来越官方；到最后它看起来就像是通俗游戏，成了计算人头和改变政治派系的活动。而印度的新闻，作为另一种借来的机制，也失败了。新闻对自身功能的认识有限，其浅薄程度已赶上了政治，它成了印度政治混乱的一部分。它报道讲话以及更多的讲话，把印度缩减成各种各样的立法院。它把那些最不可测的政客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名人，而这两类人以及新闻自由在“紧急状态”中统统消失了。

被破坏的机制—法律、新闻以及国会—不能再被简单拼凑了。它们已被瓦解过，可以被再次瓦解，这证明在独立的印度，自由并不必然成立。甘地夫人以自己的名义宣布紧急状态，又以她的个性来实施它。这理应被认为是不幸的，因为它简化了两方的议论，模糊了危机的性质。有没有甘地夫人，独立的印度都会走向“紧急状态”：它的政府机构反对社会团体，每个印度人都刻骨铭心地感到贫穷问题无法解决。即使甘地夫人权威显赫，“紧急状态”也只是权宜之计。不管这状态如何化解，印度终将面对自身的空虚，面对古老文明的不适应症，文明被珍视是因为人们只有它，但它已无法解决人们的需求。

印度缺少意识形态，这是甘地和印度的双重失败。人民没有国家观念，而且没有与此观念相配合的态度。对过去没有历史观，除了印度教脆弱的普世主义外没有其他认同，另外，尽管英国统治时期有过种族暴行，印度仍然没有丝毫种族意识。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征服，这个文明已经快成了生存之道，远离了思想（《薄伽梵歌》极力强调它）和创造力（维诺巴·巴韦认为梵文只是神的语言而不是诗人的语言），像所有衰败中的文明一样，它把自身削减成了巫术实践和被禁锢的社会形态。人要活着必先被贬低。这个文明在被狭隘化的同时，看上去又很完整。显然，这可能根源于种族征伐（胜利的雅利安人，臣服的原住民），其中贯穿着一种模糊的信仰，既提升了人，又贬低了人。

印度教关键性的“教义”—根据其本性，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正确的、被许可的方式—是一个灵活的概念。最高境界的教义，结合了自我充实，结合了行动是责任、行动在精神上回报自身、人是神器等对个人的真理。于是这个概念不再神秘，它触及了其他文明的高级理想。可以说，当巴尔扎克的创作生命接近终结，他突破了极度的疲乏以及漫长的空白期，在八个星期内写下了《贝姨》并在其中阐述艺术家的职业时，他说的正是“教义”：

不停地劳动不但是生命的规定，也是艺术的规定，因为艺术是思想的创造活动。伟大的艺术家和真正的诗人从来不坐等灵感或者顾客的到来，他们今天创作，明天创作，永不停歇。结果就是辛苦劳作成了习惯，对困难有了永恒的承认，这使得他们始终保持着与缪斯女神及其创造力的紧密结合。

普鲁斯特同样为了写书而戕害自己，他回应巴尔扎克说，到最后，是一种“劳作的习惯”而非对名誉的追求令作家完成作品，此时他也很接近“教义”的概念。不过作为个人理想的真理，或者在自己身上活出真理来的“教义”概念，也可以用来使人安于奴役状态，让他们在麻木不仁的驯服状态中找到至善的精神。《薄伽梵歌》说：“尽你应尽之责，无论有多卑微。不要理会其他人的责任，无论有多伟大。在自己的职责中死，这是生；在他人的职责中活，这才是死。”

“教义”具有创造性还是破坏性，要根据文明所处的状态以及对人的不同期望来看。不可能有其他。信仰的品质不是持续不变的，要看信仰者的品质如何。维诺巴·巴韦的宗教只能表达出印度村庄的卑微和失败。本世纪印度人在科学方面有所贡献，但除了极少数明显的例外，他们的成就都是在国外做出的。这不仅仅是装备和设施的问题。印度科学界令人担扰。科学界自感在印度地位脆弱，其中很多人在国外大胆创新，而一旦被吸引回国，就会陷于平庸、自我满足，成为对自己过去的价值毫无意识的人，曾经的辉煌只不过是偶然事件。他们安于更狭隘的文明、更狭隘的“教义”和自我实现观念。身处徒具其表的文明中，他们不再为获得自己眼中的功德而在智识方面拼搏奋斗，这样的功德现在需要通过正当的宗教行为，即“正确性”来获得。

几年前，科学家哈尔·葛宾·科拉纳⑦以美国国籍、为美利坚合众国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印度为之伤心。印度盛情邀请他回国，却忽略了他最重要的方面。一位印度最优秀的记者说：“除了讨论他的成就外，我们愿意为科拉纳做任何事情。”成就，劳动，对劳动的评价：这些都被认为应该发生在别处，而不是在印度。

这是印度人接受的智识寄生主义的一部分。作为被征服的人民，印度人接受这种寄生主义已经很长时间了，而同时，他们又依然将他们的文明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它掌握着唯一重要的真理，像甘地在一九一四年看到的，这个文明为“受难者”提供庇护所和“尘世生活的解脱”。好像那种特殊的美德只存在于印度异常的痛苦和尘世的无能中，而不存在于曾经辉煌的文明里。这就像是对绝望的慰藉，因为物质世界的挫折里更没有美德可言（尽管甘地知道这点，并且他早期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充分表现了这点）。

印度式贫穷比任何机器都更非人化，生活在印度的人受“教义”观念的束缚，被紧紧地封闭在最狭隘的逆来顺受中，其程度比任何机器文明中的人更甚。回到印度的科学家收敛了他在国外获得的个性，重新从种姓认同中得到安全感，世界再一次简单化了。这里有烦琐的制度，如枷锁般舒适，一度唤醒了创造力的个人洞见和判断，也被弃之如负担，这个人又一次与其种群被捆在一起，他的科学也沦落为一门手艺。种姓制度不仅摧残着“不可接触者”阶层，由此导致肮脏在印度被神圣化，而在全力成长的印度，这种摧残还同时表现在强制的全面服从、庸俗的满足感、冒险精神的消失以及把那些可能非常优秀的、有个性的人驱逐在外的举动。

人们或许会反叛，但通常到最后他们会沉默。外来者在印度是没有位置的。“雅利安联合会”，一个反对传统种姓制度的改革团体，本世纪初一度活跃于印度北方，却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而失败。它无法解决成员的婚姻需要。印度把他们招安了，让他们回到自己反对的种姓制度和规定中去。五年前我在德里听到了一个故事，一个外国商人觉得他身为“不可接触者”的仆人很有天分，决定让这个青年受教育。于是他这样做了，并且在离开印度前为那个人安排了一个更好的工作。几年后商人回到印度，发现那个“不可接触者”又变成了厕所清洁工。那人被他的部族排斥，因为他脱离了他们，他被阻挡在夜晚吸烟的人群之外。他加入不了别的群体，也娶不到妻子。这种孤立是难以承受的，于是他重操旧业，这就是他所依照的“教义”，他必须学会服从。

逆来顺受。印度对人的需要就是这些，人所愿意付出的也是这些。家有家规，种姓亦有其规。对徒弟来说，师父（不管是圣人还是音乐老师）就是神，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即使他不是很理解为何如此，就如同巴韦并不理解甘地一样。学习神圣典籍必须凭借内心，学习学校课本必须凭借内心，还有大学的教科书以及讲座记录。“西方的教育体系中有个错误，”维诺巴·巴韦几年前说，“在凭借内心学习经典方面毫不施压。”中学生们像小和尚念经一样诵读课文，而且像小和尚一样，一有访问者出现便提高嗓门，显示他们的热情。所以，印度把新生代吸收进旧我之中，以老方法使用新工具，清除自身不需要的思想，保持其平衡。土地的贫穷反映在思想的贫穷上；如果不这样则会平添灾祸。

被征服的文明也是受挫的文明，它使人服从于灵活的“教义”，与土地一起日渐萎缩。甘地唤醒了印度，但他所唤醒的不过是那个受挫的印度，是他继南非之后所需要的圣土。

4

就像一个小说家往往会把自己分割开来，注入各个角色中去，无意识地建立起一种和谐共存，给予其主题一种封闭的紧凑感，多面向的甘地也扩散于现代印度的各个方面。他是隐匿的，除了化身于如今垂死的巴韦外，他是不为人知的，但印度今天上演的这一幕幕他在六十年前就已经安排好了，那时他结束了在南非的种族斗争刚刚回国。创造者不必了解他执迷的根源，他的责任仅仅是让局面动起来。甘地给印度带来了政治，又唤起了古老的宗教情感。他令两者互为助益，带来了觉醒。但在独立的印度，这一觉醒的元素却令两者相互否定。没有政府能靠甘地的幻想生存。被甘地转化为一种民族主张的灵性，被征服人民的慰藉，已经明显变质，成了一如从前的虚无主义。

流亡的反对派发言人大谈民主自由的丧失，他们的抱怨是公允的。不过那些借来的词汇隐藏着过时的甘地式执迷，同“紧急状态”条款一样具有破坏性：“罗摩之治”的幻想，灵性的幻想，回归村庄，简朴。在这些构成政治冲突的执迷当中，仍可见到甘地在伦敦学习法律时那段盲目岁月的骚动以及他在南非二十年的种族伤痕，它们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鲜活地存在着。如今甘地反对西方及虚无主义的根源已经丧失，在南非失败的二十年已经从印度人的意识中删除了。不过，如果甘地从其他途径解决他的困难，如果（像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他没有如此成功地转化他的原始伤害（在他身上一定大部分是种族的），如果他为印度规划出另一种生存法则，他就可能给独立的印度留下一种意识形态，有了它，印度可能已经产生真正革命性的变化，产生大陆的种族意识和印度人特有的归属感，甘地全部的政治目标可能已经借此实现，甚至实现得更多。它们不但会动摇“不可接触者”制度、淹没种姓制度，而且会唤醒个人，让人在一种更广义的认同中自立，建立起关于人类之卓越的新概念。

如今，曾为他争执的人不知为什么而争执，不论甘地还是旧印度都没有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法。他是旧印度最后的表达，他把印度带到了路的尽头。所有有关“紧急状态”的争论，所有涉及他名字的东西，都反映了印度智识的真空，反映了他试图赋予其新生的那个文明的空虚。

在被征服的印度，“复兴”通常是指对被压抑、被侮辱之事物的重新发现，是对旧方式的赞颂。在休养生息时，人们从没有抓紧机会（或是缺乏智识手段）往前赶，灾难随后就会再次降临。艺术史家告诉我们，欧洲文艺复兴兴起于人们意识到过去不复存在之时，奥维德⑧和维吉尔不能再被视为古代的修士，人必须在过去与自己之间设置距离，以更好地了解过去，更多地从中获益。印度总以另外的方式寻求复兴，用接续的方式。凭借最早的典籍，人们回溯过去，把现在称为“黑暗年代”，就像他们站在今天回顾甘地抗英的日子，把其后所有事都看作玷污，而不是过去的作用。当印度力图回到从前的观念中时，它并不会把握过去，也不会借此丰富自身。过去只能通过研究和治学，通过智识而非灵性法则来把握。过去必须被看作是已死的，否则过去将扼杀未来。

甘地式印度的稳定其实是一个幻象，印度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度稳定。但在当前的不确定和空虚之中存在着真实的新开端的可能，在长期的灵性之夜过后，印度会涌现思想。“印度的危机并不是政治性的，那只是德里方面的看法。独裁或军人统治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危机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所有这些不过在从不同方面反映着更大的危机，一个衰败中的文明的危机。其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更迅速地衰败。”我在一九六七年这样写道。那对我来说是个更黑暗的年代。

一九七五年八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

①甘地当年持头等铺位票坐火车去比勒陀利亚。晚上行至纳塔尔省的马利兹堡时，车上的官员要求甘地去货车车厢，甘地不从，官员和警察便强行把他赶下火车。根据南非当时的法律，铁路当局的做法是合理的。

②维诺巴·巴韦（Vinoba Bhave，1895－1982），印度的苦行者，早年追随甘地，20世纪50年代倡导捐地运动，呼吁地主捐献土地以分给“不可接触者”，即贱民。

③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评论家、社会改革家。推崇哥特复兴式建筑和中世纪艺术，捍卫拉斐尔前派的艺术主张。

④兰扎·德尔·瓦斯托（Lanza Del Vasto，1901－1981），意大利贵族，1936年在印度结识圣雄甘地，被称为甘地的“第一位西方门徒”。后在法国南部一小岛上建立“方舟公社”。

⑤狄更斯小说《尼可拉斯·尼克勒比》中一个刻薄无知的教育家的名字。

⑥中世纪传说中的魔法师和预言家，亚瑟王的助手。

⑦哈尔·葛宾·科拉纳（Har Gobind Khorana），1968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出生于旁遮普邦，1960 年入美国籍。

⑧奥维德（Ovid，公元前 43－17），古罗马诗人，代表作有《变形记》、《爱的艺术》等。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印度三部曲 Ⅲ

目录

虚构与非虚构

第一章 孟买剧场

第二章 秘书身世──印度百年剪影

第三章 打破禁锢

第四章 小型战争

第五章 战役之后

第六章 势力终端

第七章 妇女时代

第八章 师尊之影

第九章 湖中之屋──重返印度

致谢 

虚构与非虚构

——关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一些话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是一本长书，也是我最长的书之一。长书（必须说）比短书要难写一些，而对于这一本，我有更多的考虑。这本书完成二十年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初的辛劳与抱负。

最早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以为我只会写小说。成为一个驾驭想象力的作家于我而言是最高贵的事情。但写完几本之后，我发现我的素材——我脑海中的素材、我的背景最终所能给予我的素材——不足以支持我的抱负。

这种抱负源自我所了解（或我自以为了解）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伟大小说传统。我说得这么谨慎，是因为在开始写作之前，实际上我并没有大量阅读。我现在明白了——我想我一直有所感受但一直没有形成明确的观念——那些小说诞生于一个比我所处的世界要远为整齐规范、智识上有序并充斥着各种信念的社会。假装自己来自一个同样完整有序的世界，在某些方面会使写作变得容易一点。我所讨论的秩序，简单来说就是常规，是圈定范围的舞台，是电视情景喜剧的基础条件。这个有边界的舞台的规则非常少，也很容易理解，混乱的外部世界没有侵入并消解这种幻象。我可以尝试那样写作。但若如此，我可能不会走得很远。我将不得不过分简化，回避很多东西。这将与我作为一个作家所设定的目标相悖。

我必须对自己的世界诚实。它更具流动性，更难描摹，无法以任何已被采用的十九世纪的方式展示给读者。每一个关于我自身、我的家庭或者背景的简单陈述都必须不过分绝对。

我一九三二年出生于大西洋彼岸的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特立尼达是委内瑞拉和南美洲的近海岛屿。在我出生之时，这个小岛以农业为主（特立尼达同委内瑞拉一样富含石油，刚刚开始开发）。在此居住的大约五十万人，种族混杂，比如说我所处的亚洲印裔移民社区（非常清晰地由宗教、教育、财富和种姓背景分成了几部分）大约有十五万人。（我在另外的地方详述过这些数据，但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再次提一下。）

对那片土地我并没有深沉的热爱，也不喜欢那种殖民地的小格局。我将自己看成被世界古老文明遗弃的人，期盼尽快成为那个更大世界的一部分。一九五○年，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得以离开。我去英国接受大学教育，期待最终成为一名作家。此后我都不曾真正返乡。

作为一名作家，我的世界充满飞行，以及未完成的经验，充满多种文化和移民生活的细节与片段，一八八○年至一九○○年间从印度到新世界，一九五○年从新世界到欧洲，这些事情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这里缺乏那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稳定性，完全不同于那个产生了十九世纪伟大文学的社会，那个即便是一个童话的片段或者一个托尔斯泰的寓言都能够蕴含一个完整真实世界的社会。很快，正如我所言，我发现自己拥有的关于那个岛屿的零散素材，已经走到了尽头。

但写作是我的职业；我从未想过成为除作家以外的其他什么人。作为一个作家的实践加深了我一直以来对这个更广大世界的人与叙事的迷恋，而这种迷恋转化为一种理解历史潮流的愿望。正是历史潮流创造了这个流动的现实，而我发现自己也身处其中。作为一个作家，我非常有必要介入这个更广大的世界。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没有前例供我遵循。

小说写作的经验并不能帮助我。最好的虚构写作从内省开始，不需要渊博的知识。在这个更广大的世界中，我是一个局外人；我所知不够多，也无法让自己的知识足够多。反复犹疑之后，我发现自己必须与这个世界进行最直接的接触。我必须与我虚构写作的实践背道而驰。我必须使用自己的方式，尽可能真实地记录我的经历。因此我的写作有了分类：自由无限的虚构作品与严谨持重的非虚构作品，二者互相支持、互相滋养，是我理解这个世界的愿望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虽然我最初的想法是成为高贵的驾驭想象力的作家，但这二者在我心目中没有轻重之分。

在实践这种新方式的时候，我首先要面对与我祖辈相连的土地，印度。我不是局内人，即便是在长达数月的旅行之后；我同样也不能认定自己是局外人：印度和印度的观念一直以来对我非常重要。因而面对印度时，我总是很矛盾，难以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我一共写了三本关于印度的书。它们都是也必须是非虚构作品，但也像任何一本虚构作品一样的个人化、纷繁复杂而且令人体会深刻。《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是印度系列的第三本，是在第一本印度作品完成的二十六年后写的。作者用了二十六年时间，超越个人发现与痛苦，展开分析，最终抵达那个简单且无比强烈的观念：印度最重要的，需要去深入接触理解而不是从外部旁观的，是那里的人。

这本书还探讨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观念：最简单地说，印度是流动的，遍布这个广阔国家的男人和女人，背离了父辈、祖辈的狭窄道路和期望，希冀更多东西。这就是题中所言的“百万叛变”，并不是指遍地都有游击战。几乎每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对一八五七年短暂的印度反英起义有些印象，英属东印度公司雇佣军中的印度士兵对英帝国的殖民发起叛乱，他们困惑而愤怒，但缺乏一个可见的明确目标。我书名中所说的百万叛变表明的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指引了一条更真实、更普遍的道路。

在二○一○年，印度崛起得到承认的当下，如此表述似乎合乎情理。但在一九八八年时情况有所不同，当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印度充斥着一种虔诚的甘地式的悲观、自我满足甚至愉悦，正如这种悲观情绪在印度常表现出来的样子。城镇中闲聊者的谈话都是关乎衰退，早前时代的标准的堕落：政治被贴上有罪的标签，到处都是腐败。这些都是典型的陈词滥调，毫无深度，不是基于对这个国家的真正了解，但可以从这儿往下挖掘。这正是我得出关于叛变的观念的背景。

这个想法不是我空想的。在这二十六年间，我在印度进行了大量的辛苦旅行。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自由的人，与大部分被家庭和工作羁绊的印度人相比，我获得了关于这个国家更多层次的、更多样的知识。我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度过了许多个星期。在印度朋友和官员的热心帮助下，我得以体验各地的生活，包括那些贫瘠的甚至被划为禁区的印度农村，尽管一次只能停留一两周。我也得到了一些小镇生活的知识。我并没有将自己所见的全部写出来。我把那些经验存储起来，然后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要扩展那段经历，完成一个大部头，里面充满了人，这个关于印度的全景式描述将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涵盖或者解释这个国家未来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会发生什么（因为我相信如果可以准确把握当下，就能预测未来）。这就是我对我的英语出版商们所说的。他们喜欢这个想法，他们真的在十分钟后就买下了它。没过几天，我就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孟买的泰姬陵酒店，惊叹着自己的抱负，而且并不确知我可以怎样以人的角度解读这个庞大的城市（外面是似乎无法穿透的午后人群，在暗沉的阿拉伯海旁边的印度门附近移动）。当然，这座城市的背后是这个国家：记忆中被太阳炙烤着的无休无止的在公路和铁路上的旅程，现在都令我感到后怕。

我在那家豪华酒店度过了空白、慌张的四天，令人沮丧的是我有意识地记下日记，却无话可说。我不喜欢日记体，它会模糊视线。我偏爱距离，通过记忆细细探究。我想到一个可以比较的人，易卜生，他更像是一位诗人而非剧作家，他努力地用日记记下了他在一八六九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时的旅行。那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也有壮阔的景观：也许人们会认为，这天生适合用日记记载；但从外部观察，只处理事物的外在表现，一定令易卜生精疲力尽；最后他干脆停了下来。我在孟买的失败与此或多或少相似，于是我放弃了沉闷的日记，转而寻找一个新的开始。

酒店休息室的大公告牌登了一位房客或者说“内设”的卜卦者的广告。在那四天，我常有通过阅读寻找写作方法的冲动。但我不必那么做。一个人在焦虑时会做很多事，比他所以为的更多。这本书实际上起了头——我想到了开篇那句“孟买人挤人”——然后迅速向后展开。

观念是抽象的，只有包裹上人与叙事才能成为书。读者一旦进入这本书，翻阅前面数页，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双重叙事。有一个被介绍给我们的人的直接叙事；还有一个更大的外部叙事，在其中这本书各异的篇章成为一个整体。所有的事物都不是偶然完成的。严肃的旅行是一门艺术，即便没有伴随着反思性写作；而这本书所涉及的特殊的艺术在于预测，我所遇到的许多人中，究竟哪些人能够最好也最符合逻辑地推进我的故事，而不需要任何生搬硬套。

我必须依赖当地人的介绍，但要向他们说清楚我寻找的是什么并不总是那么简单。许多人被记者采访的方式所训导，以为我是在为我所关心的各种事情寻找“代言人”。实际上我探寻的是一个更深切、更是侵入性的问题：在这个古老国家永不休止地为新思想、新政治、新商业观念做出调整的时候，个人的生存经验（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述）可以阐明其中的某个侧面、某个新的转折。因此，在这本书里，一种经验会成长为另一种经验，一个主题演绎出另一个主题。

比较幸运的是，那天在孟买的泰姬陵酒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做出了一个选择，关注印度在宗教上晦暗的方面，并沿逆时针方向游遍这个国家。如果我沿着另一个方向走，去北方，到德里、加尔各答和旁遮普的话，会太快进入这本书的主旨部分，从而使这个国家其余的地方在后文拖拽，变成某种“反高潮”的写法。而先去南方（我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就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处理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种姓制度对印度科学发展的影响、南方延续了一个世纪却鲜有人知的种姓战争，以及对婆罗门的驱逐。这些内容可以让读者（以及作者本人）为问题重重的北方做好准备：加尔各答、勒克瑙、德里的英国人，过去一个世纪的所有历史，就在现状之下。

经常有人问我，在旅行的实际过程中我是怎样做笔记的。我不用录音机，只用笔和笔记本。由于见到一个人时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对我的目标有所帮助，通常只会从简单的对话开始。我不会直接拿出手中的笔记本而使对方感到害怕。如果我认为听到的内容是我所需要的，我会告诉那个人我想过一会儿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之后我会让那个人重复他的话，并记下自己已有了一些了解的事情。我会用笔记下来，也写下背景、讲述者，以及我自己的问题。一般而言，讲述者看到我用笔记录时，第二次叙述都会讲得慢一些，也慎重一些，但他的话依然保持着正常叙述的节奏。一个小时可以完成大量工作。我没有做任何修改、润色。

抱负远大和复杂费力的书并不总是成功的。不过据说这本书的平装本在英国已经重印了三十六或三十七次。我为如此好运感到惊喜。

（陈蒙  译）

第一章 孟买剧场

孟买人挤人。那天早上从机场进城走了一段距离之后，我开始觉得人行道和马路上的人潮大得不寻常，可能发生了什么状况。

由于人潮，进城车速缓慢。在一些十字路口，车流被红灯、警察或两者同时阻挡下来；这时候，人行道上的人群更加骚动，匆匆蜂拥穿过马路，他们穿的浅色薄质衣服构成一大团泡沫，仿佛从哪个看不见的闸门奔流而出，如果闸门不再关上，穿越马路的人潮将到处流窜，一辆辆破烂的红色大客车和黑黄两色的出租车也会困在人流中而动弹不得。

坐在出租车里，我四周都是烟雾、热气和杂音。阳光炽热，空气窒闷，客车排出的废气中的粉尘开始沾在我的皮肤上。马路和人行道上那些人的情况应该更惨。他们有许多看来却像是刚刚洗过澡，额头才点上吉祥痣；有许多则看来是盛装打扮：也许这些是在欢度什么重要节日的孟买人。

我问司机今儿是不是公共假期。他听不懂我的问题，我就算了。

孟买继续呈现它的面貌：现在马路两旁是孟买的公寓，这些混凝土建筑上面几层因为孟买的气候、烈日、大雨和高温而发霉，下面几层则似乎由于人行道上的人群而覆满污垢；人群留下的污垢就像潮痕那样慢慢往上升，要跟霉斑会合。

就算脏兮兮的小店也有亮丽的大招牌；画出这些色彩缤纷、富有创意、水平不俗的作品的人，显然对拉丁文和梵文（或天城文①）的书法掌握得不错。通常，在这些商店前面和招牌下方只有尘土；偶尔可以看到沮丧、黝黑的人坐在尘土上吃东西，除了食物之外他们对其他一切视若无睹。

招贴板上有大张的电影海报，电线杆上则是较小张的。初来乍到，实在很难把海报所推销的爱情故事跟路上的人群联系在一起。更加突兀的是银行和航空公司的英文广告，以及《印度时报》的一百五十周年特刊（“美好的时光，悲伤的时光，变迁的时光”）：对一个刚搭乘夜间班机抵达的人，这些广告所暗示的城市犹如不知用什么法子从眼前的人流中酿造出的琼浆——一种独特、浓醇的烈酒。

人潮还是没有减少。这时我注意到，这人潮有一大部分在另一边的人行道上排了一条长龙，宽有三至五人。队伍不断加长，虽然有好几大段似乎静止不动，它还是以极慢的速度移动着。我这才发觉，我坐的出租车已经在这队伍旁边行驶了一段时间；到此刻为止，它或许已经有一英里长。穿卡其制服的警察维持着横向道路的通畅。

这些人在等待什么？他们有多大可能得到想要的东西？纵使在烈日之下、在黄浊的废气之中，他们看来还是安安静静、心满意足。他们穿的是不错的衣服，简单、印度式样的衣服。后到的人急急忙忙、几乎跑着加入队伍，然后他们就耐心等着，似乎准备等上一大段时间。我没有注意到队伍的前头，不知道那边有什么。马戏团？我想我没看错，在这条路前端有几张马戏团的海报。或者是什么电影明星到场？队伍中的人倒并没有那份热切。他们卑微、黝黑、有耐心；他们表情严肃，穿的是最好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早先在前面的队伍中有一些不知是什么的旗帜和标志。

抵达孟买市中心的旅馆时，我打听出这天并不是公共假期。虽然在我看来人群很大、队伍很长，报纸应该有所报道，我询问的旅馆工作人员却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孟买市中心某个地方有好几千人刚刚参与了一件大事，可是那件事跟这里毫无干系。

我打电话给一位认识的人，一位作家。他知道的也和旅馆的工作人员一样少。他说那天早上他没有外出，而是一直在家里撰写一篇要在《雅士》杂志②上发表的文章。他写完文章后打电话给我，说他对这件事有两个推测。第一个推测是，我看到的人群可能在排队领取电话号码簿。新版号码簿分发得并不顺利——这里是孟买嘛。第二个推测是他从女佣那里听来的。那位女佣在我打过电话之后来上班，她说今天是安贝卡博士的生日，在我从机场进城途经的郊区有盛大的庆祝活动。

安贝卡博士曾经是印度境内一度被称为“贱民”的人们的伟大领袖。他在当时比圣雄甘地更有分量。他在世时不乏荣耀和权力，他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政府的司法部长，也是印度宪法的起草者。但是，他却抑郁而终。是他而不是别人鼓励贱民——甘地口中的哈里真、神的子民，如今以他们自己的称法叫作达利特③——摒弃奴役他们的印度教，改信佛教。在他的想法有机会改变或发展之前，他于一九五六年辞世。

在安贝卡博士所代表的种姓中，没有其他领袖有像他那样的权威和声望。他一直是他们的领袖，比任何人都更受他们敬仰，可以说，他已经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神。我听说，每个达利特家庭里都挂着一幅安贝卡博士的相片。这张相片我看过许多次，令我纳闷的是，他们没有使用质量好一点的相片。这幅安贝卡圣像犹如旧式报纸印刷术所复制出来的灰色护照相片：领袖的容貌被减化成黑点和白点的组合，凝固在四十或五十年代的形象里；他的脸颊有点丰满，并无其他特色；他戴着一副学生型眼镜，身上的外套和领带让他看起来有一分半殖民地社会的体面气派。相片中人穿外套、打领带，这在印度倒是不寻常。但这也不算突兀，因为这形象正好跟圣雄甘地的手织衣物及腰布形成对比。

看来，人潮应该是为了安贝卡博士而来，而不是为了领电话号码簿。队伍里的人群确实展现了从事宗教活动时应有的宁静，他们的举止就像正在做正事积功德的人。如果说群众是在庆祝安贝卡博士的生日，那也可解释我先前见到的旗帜和标志。我所看到的人群正在膜拜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圣者、他们的神，这样做时，他们同时也膜拜了自己。

那天稍晚些时候，我跟旅馆的一位主管攀谈。他想知道我对孟买的印象。当我提到那些为安贝卡而来的群众时，他在那一瞬间有点吃惊，也不知该如何回应。然后，他一反彬彬有礼的旅馆待客之道，露出烦躁和不悦，他说：“这个国家越来越不像样了。”

这跟我多次听到的关于印度的说法基调一致。印度变了，它不再是先前那个美好稳定的国家。在那段争取自由的日子里，政治活动参与者们追随甘地，也穿着手织衣物，视之为奉献和服务的标记，也是他们与穷人站在一起的象征。如今，政治人物身上的手织衣物却代表权力。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人们忘却了昔日所推崇的事物，现在，大家只看重金钱。三四十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巨额投资只落得一个结局：“贪污舞弊”、“政治犯罪”。虽然寻求着发展，印度却落得更加破败。当前，任何人对任何事都没有把握；一切皆瞬息万变。警察、窃贼、政客：这些角色已经没有差别。随着财富累积——孟买那些拥挤、丑陋的摩天大厦所宣示的财富——许多被长久掩藏的分歧也暴露了。这些具有分裂性、层次较低的忠诚——对区域、种姓、家族等各方面——是如今印度人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主导因素。

就以达利特来说，如果这些人仍然只是圣雄甘地眼中的神之子民哈里真，大家不妨给他们一些帮助和同情，偶尔把他们当作行善的对象，那么当天早上安贝卡的生日纪念活动便不会让任何人兴起世风日下之叹了。然而，先前被称作哈里真的人如今已经取得一些财富，受过一些教育；因为这些变化，他们也发展出集体归属感和政治意识。他们不再只存在于抽象的领域。他们已经开始为自己而行动；就像印度的优势群体强调其独特性那样，他们也成为了重视本身独特性的一群人。

在孟买这个城市里，达利特的独特诉求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住的旅馆外就是“印度门”。这是英国人留下的建筑：雄伟挺拔的拱门，纪念英王乔治五世于一九一一年踏足印度的事迹。拱门跟帝国主义的这层关联如今已成为“印度门”浪漫情调的一部分，其周遭铺设石板的空旷场地则是人们午后常去散步的地方。在那帝国纪念建筑两旁，有人竖起几个简单而相当小的牌子，在白底上用黑色天城文字母写了一个词——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写作Mumbai，而不是Bombay④。

那些写着Mumbai的牌子道出了存在于这城市内部的冲突。孟买是个大都会。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后来的发展也是如此；它吸引了来自南亚次大陆各地的人。在独立后的印度，孟买却落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六十年代中期，马哈拉施特拉人便发动了区域本土化运动。他们争取的目标是把马哈拉施特拉邦变成自己的地方。开始时，运动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来自南印度的贫困移民，不过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威胁。这个运动叫作湿婆辛纳，意为“湿婆的军队”，名称源自十七世纪马拉塔⑤民族战士领袖湿婆吉。报纸并不支持此项运动，把湿婆军分子视为“法西斯分子”。但湿婆军持续壮大，两年前，它在选举中控制了孟买市政府。

市政府建筑属于英国统治孟买的时代里那种信心十足的维多利亚哥特式风格。宽大、牢固的楼梯一边有上蜡的木质扶手，扶手下面是维多利亚式的金属雕饰，走上楼梯就是会议厅。厅内墙壁下半段镶着厚实的红褐色木板。在市长座位四周，桌椅排列成弧形及半圆形。市议员座椅的布面是绿色的，但市长的椅子却是橘黄色的。橘黄色是印度教的颜色，在这里是湿婆军的标志。会议厅一侧廊台下的哥特式拱门上悬挂着橘黄色的布。布前是一尊青铜色的湿婆吉半身雕像，雕像头顶的布上有一面圆盾和两把交叉的剑的图案，也是青铜色的。

在市长座椅后的墙上，以及几个（由灰色大理石支撑的）哥特式拱门上方，高高挂着殖民时代一些著名印度裔孟买老市长的画像。画像中的人颇有威严，他们戴着假发或祆教⑥徒小帽或穆斯林头巾。这些人的威严，以及他们的威严在另一个时代可能激起的民族自尊，这些如今都走进了历史。

会议厅的格调如此完美，气势如此宏伟，建筑设置如此周全，令人很难想象湿婆军那种简单的橘黄色就能把这一切一笔勾销。这让我想起塞浦路斯岛上尼科西亚的天主教大教堂：穆斯林占有了它，清除了其中的大多数摆设，然后挂上写有《古兰经》经文的旗帜。这也让我想起十七世纪的马拉塔人：他们在莫卧儿⑦人和英国人之间乘隙活动，入侵的范围北及德里，东达孟加拉，最后征服远在南方的坦朱雷，自立为王。

从机场进入孟买的访客也许看得到一团人潮中那些矮小黝黑的身影，看得到尘土和废气，看得到在混凝土建筑之间挤成一簇的临时木屋，以及从这些木屋中延伸出的遮蔽物——像寄生关系般簇拥彼此，看得到不知要伊于胡底的人间惨象。然而，在这个市政会议厅里，在湿婆军的橘黄色和交叉剑上，你只看得到战争和征服的讯息。

这使得独立运动看起来像一段过渡时期。独立像某种革命般降临在印度；如今，在那场革命中还有许多场小革命。发生在孟买的情况也见诸印度其他地区：安德拉、泰米尔纳德、阿萨姆和旁遮普等邦。过去因为外来政权，抑或由于贫穷、缺乏时机或自卑而蛰伏的数十种特殊的身份认同，如今在印度各地开始苏醒。就好比那位旅馆工作人员，他对印度及其发展原本有另一番期望，如今却产生疏离和危机感，那可是一点都不奇怪。

我自己在一九六二年首度造访印度时，也有类似的疏离感。对我来说，那是一趟具有特殊意义的旅行：我以十九世纪出国的印度契约劳工后代的身份前往印度。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这种移民的招募工作便持续进行着；他们主要来自东部恒河平原，然后从加尔各答的转运站被送往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甚至其他地方的种植园，从事为期五年的劳动。包括我祖先在内的人们前往太平洋上的斐济，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南非，西印度群岛的一些领土，尤其是英属与荷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我的祖先前往特立尼达——照我的推算，应该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

这些海外的印度人群成分复杂。他们构成了小型的印度，其中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各种不同种姓的成员。他们是弱势群体，没有代表选举权，缺乏政治传统。由于语言及文化的不同，他们不仅跟周围其他人没有接触，跟印度本土（离特立尼达和圭亚那有好几个礼拜轮船航程之远）也没有接触。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他们发展出在印度不可能存在的对印度人社群的归属意识。这种社群意识的力量可能会凌驾于宗教和种姓之上。

上个世纪末，三十几岁的甘地前往南非，开始在当地的印度移民之间从事活动时，他所发现的正是这种印度人社群的观念——当时，他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或历史或文学的观念。也就是在他在南非停留的十五年间，甘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着领导一次全印度的宗教政治活动的使命。

我出生于一九三二年，印度独立前的十五年。在成长过程中，我对印度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我的祖先来自那个国家——这不是当时的我乐于深入探究的。我们是一个农业族群。在特立尼达，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在殖民制度下的甘蔗农场工作；我们大多数人过着穷日子，许多人住在茅顶土墙的小屋里。移民到新世界让我们摆脱了印度农民逆来顺受的古老习性，使我们心怀抱负，但是在大萧条年代，殖民统治下的农业社会特立尼达却提供不了什么机会。因为看到周围的贫穷，因为觉得世界是一座牢狱（我们四处碰壁），我的先人为了改善处境而离开的那个印度便在我心中成了最可怕的地方。这个印度存在于我自己的心中，有别于我从报纸和书籍上读到的印度。这个印度——或者说，这种对我们原居住地所产生的焦虑——就像是盘踞在心头的恶魔。

还有第二个印度。它跟第一个印度相辅相成。这第二个印度是独立运动时期的印度、伟人辈出的印度，也是拥有伟大文明和伟大古代历史的印度。当我们处于种种困境时，是这个印度让我们得到慰藉。它是我们的身份认同的一个层面；在多民族的特立尼达，我们所发展出的这种认同已经变得更像民族认同了。

我一九六二年初访印度时，心中所想的正是这种认同，但到了印度，我却发现它在那里并无意义。印度人社群的概念——也就是涵盖整个大陆的印度身份观——只有当那个社群规模很小、属于少数民族并孤立隔绝时才会有意义。印度挤满了几亿人口，混乱和裂隙是其严重问题；在这里，泛大陆的认同概念根本得不到共鸣。人们需要的是一些能让他们为自己定位的较低层次的概念；他们在区域、家族、种姓和家庭这些较小的群体里找到了稳定的依靠。

这些是我几乎无法理解的群体。它们不可能在特立尼达给我任何慰藉，不可能抵消我心中那恶魔似的另一个印度，一个贫穷卑微得令人不敢想象的印度。一九六二年，我就目睹了这样的印度，我由于持有关于印度身份的念头而无法接受它。在印度街头和乡间所见到的贫穷景象令我不悦并感到威胁，又使我被心中那个恶魔折磨。那种贫穷离我已有两个时代之远，但我觉得自己比碰到的大部分印度人更接近它。

一九六二年，尽管有了五年计划，全民选举已经成为事实，社会主义和升斗小民是热门话题，我却发现对大部分印度人而言，印度的贫穷仍然是一个浪漫的概念；它在人们心中激起虔诚和凄美的哀愁，它是这个国家独特性的一部分，更是达成甘地之摒弃物欲精神的手段。

我认识某个经济周刊的一位编辑，他心地善良、工作认真，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有一次我们在孟买谈到贱民，他问我：“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一些贱民的美？”这位编辑毕生为印度效命，贱民地位的提升是其中一部分，他这样说的时候充满了仁厚的情怀。

这里有一个矛盾。我所设想的泛大陆的印度身份随时会使社会的紧张关系浮现；要是抱持这样的理念，我便很难在印度从事有效的工作。相较之下，印度人所持的种姓或群体稳定观就有比较明确的诉求；这使得他们一方面可以身心无恙，另一方面又能在别人或许会望而却步的环境中工作——只是卑微、于事有补的工作，不是什么革命大业。我在乡间停留数周，跟印度行政服务局的一些年轻官员住在一起时，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千千万万人长年那样工作着，心中毫无突显自己的念头。独立后四十年以来，这已经成为举国投入的巨大工作，其成果如今明显可见。看似突发的变化其实早就在规划之中。你看得到财富增加，你看得到曾经的穷人如今显露出新的信心。那信心的一方面是新特性新身份的崛起；这些使印度人感到不安，就和一九六二年我仅以“印度人”身份前往印度时，种姓、家族和区域认同令我不安一样。

过去被称为贱民的人在拥挤的马路上排了一英里多长的队伍，他们前来向他们那位早已过世的圣人致敬——那位在其圣像中穿西装、打领带的安贝卡博士。他们所表现的尊严是过去看不到的。可以说，这是甘地等人致力实现的；可以说，这验证了自由运动的正当性。但是，这也可能被视为对许多印度人习以为常的稳定的威胁，一个中产阶级成员可能会顿时陷入焦虑，觉得这个国家真是每况愈下。

孟买的股市景气了好一阵子。二十九岁的证券经纪人巴布赚了一大笔钱，数目比他父亲干一辈子活的所得还要多。巴布的父亲在英国殖民时代移民到当时为英属印度一部分的缅甸。缅甸独立并退出英联邦时，巴布的父亲跟其他印度人一样被迫离开。回到印度后，巴布的父亲从事自营股票证券买卖。他仔细阅读报纸的财经版，收入还算差强人意。“从事股票交易，”巴布说，“如果十次有七次获利，那就算干得不错了。”巴布的父亲未受过正规教育，在他自己看来，他算是干得不错了。

巴布受过较好的教育，又是在一个规模大了不少的经济体中从事交易，就算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说也算是干得相当不错。他说，过去五年情况特别好，他认为下一个十年也会相当好。

但是巴布已经开始感到焦虑不安。他不知道印度商界近来所表现的攻势会导致什么结局；他无法确定，像他这样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人在新局势里会适应到什么程度。他也开始产生某种他父亲从未意识到的恐惧：二十九岁的巴布活在革命和混乱的可怕威胁之下。他一方面担心个人的损失；另一方面，他的担忧也源自他在宗教方面的思虑。

巴布生于一个耆那教家庭。耆那教是在佛教之前从印度教衍生出的一个古老教派，其信徒所要达到的境地是他们心目中的绝对洁净。他们不吃肉，不吃蛋，不杀生。耆那教徒每天早晨都要沐浴，以没有用针线缝过的布覆体，然后赤脚走到寺庙祈祷。不过，耆那教徒在印度却以擅长经商而闻名。

巴布的办公室位于孟买的股票交易区。从街道上，访客不易看出这一地段跟孟买市中心的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巴布上班的那栋高楼的大堂有种特殊的印度风味：你能想到，为了保持洁净，每天都有人拿着有点脏的抹布把那地方上下擦一遍，他也在每个电梯的折叠式铁门上留下了一抹黑色油污——有点像每天一次为神像点上檀香油膏。每个电梯都用潦草漆成的板子标示着号码，每个电梯前都有一小排左拐右弯的队伍，大厅里的人群因而拼出了一幅花形图案。

在我们下电梯的那个楼层，墙壁上还看得出那块有点脏的抹布的痕迹。不过，在高层安静了许多的走廊里，人们显然不像在楼下时那么紧张地注意举止，避免失态。他们有时会找个角落，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远远往墙上吐出一口口以抛物线飞射的含渣的红色槟榔汁。

走过不拘小节的这一幕，我们来到办公室。桌子，职员，办公设备。墙上挂着加框的彩色印度教神像，其中有些还装饰着花环。巴布办公的地方是靠里的一间小室。计算机屏幕闪着绿光。一面墙上并排挂着三幅神像。最右边是骑虎的女神难近母⑧，相框玻璃上有个金盏花花环。

我向巴布问起难近母。他并未直接回答。他开始谈起他的耆那信仰，以及那信仰对他的工作上有什么用处。

他说：“基本上，我们没有嗜杀的本能，而那却是企业家应该具有的。”

我说：“你倒很成功啊。”

“我们是做贸易的。”对他来说，这是重要的区别。“经营企业需要有嗜杀本能，做贸易则不必。这就是为什么耆那教徒不涉足企业界。如果我在证券交易所做买卖，而某位仁兄不肯把钱付给我，我可不会雇个帮派分子去处理。同样的事要是发生在建筑业，他们就会那样干——如果我是建筑承包商，我就必须跟帮派打交道。”

“这情况有多久了？”

“在城市里越来越严重。一九七五年”——那是甘地夫人宣布戒严的时候——“以来，所有帮派头子都不再干走私，改做建筑。他们的手法之一是‘劝说’人们搬离某块土地，以便在上面盖房子。”

这是许多人谈到的话题。这是印度企业和政治“犯罪”的一环。

巴布说：“这是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他指指自己的房间、里面的计算机，以及外头的办公室，“还能持续多久。目前我们的情况还不错。我们是吃素的，但我不知道我们这种可以不必出去跟人打斗的情况还能持续多久。”

在那场所强调素食，听起来有点奇怪。但素食在巴布的宗教信仰里是基本要素。面对着生活的纷扰、变动及无常，坚持洁净的素食可以让人找到依靠。那是对意志和德行的磨炼，可以让人免于陷入其他种种极端，包括“出去跟人打斗”。

巴布身高中等。他的素食和运动——没料到是篮球——使他拥有一副结实、修长的身材。他硬实，肌肉倒不是那么发达，说来有点妙，他的样子倒真像耆那教的一尊光滑的大理石雕像。他的眼神沉着，他的脸庞近似方形、线条分明，他的皮肤平滑、没有疤痕。

他认为，如果贸易的性质有所改变，如果嗜杀本能也在这个行业滋长，那么耆那教徒只有奋战，否则就必须投降。从他的话听起来，耆那教徒似乎至今都倾向于投降了事。他们已经离开建筑业。就像德里的情况，他们在孟买也不再从事那些令他们必须随身携带现金或贵重财物的行业。

他再度谈起他的宗教。当他提到女神难近母时——他好整以暇地回到我先前的问题上——他并不把她说成是具有特殊属性的神祇；在他话中，难近母就是单纯的神。

“一旦有重大事情发生，我就不得不想到神的旨意。今年初我父亲因心脏病过世，遭遇这种事的时候，我会觉得其中牵涉到我无法扭转的外在因素。

“我现在使用计算机，像发达国家的人一样。我曾经想过，要是我在股市有所斩获，那是因为我会利用这些新科技。其他时候——我父亲过世，像这种事发生的时候——我又觉得我的才智或冲劲根本不值什么。你看，我在这里干这一行。我预测股市动向和股价波动。你也知道，干这行的人都像着了魔。可是，我突然间有这种感觉——我无法预测我的未来。就是在这种时刻，我感到有神那样的力量存在，我想要有信仰。

“过去一年来，每当我兴奋或非常悲伤时，就会产生那种感觉。先前，我会把兴奋表现出来，你能看出我的兴奋。现在，我知道到了末了，兴奋过后，可能就会有什么伤心事发生。因此，何必兴奋呢？”

“年纪较大的会这样想，我可以理解。你年纪可不大。”

“我们在孟买证券交易所有一句口头禅：‘你看过几次迪瓦里？’”迪瓦里就是印度教的排灯节。“那意思就是说，‘你年纪有多大？’我那位拥有这家公司的朋友只有三十岁，过去五年来他的事业做得相当成功。他受过两次所得税突袭检查，也经历过几番浮沉。他五年之间经历的种种可能不少于我父亲一辈子的遭遇。因此，我们说重点不在于你看过几次迪瓦里，而是你放过多少鞭炮；这对我也适用，不但对工作，也对生活。我每天早上都到寺庙去。我祈祷主要是为了控制某些情绪反应。”

“悲伤？”我想到的是他父亲。

他听错了我的话。他以为我说的是“贪婪”⑨，因此他说：“贪婪和恐惧，两种和我的工作有关的反应。我走进寺庙，双掌合十，在那边停留五分钟。”

“你这时在向谁祷告？”

“所想到的世界主宰。”

“你心中没有特定的神？”

“如果你正好手头有交易，你会想到女神吉祥天女拉克什米；别的时候则可能是辩才天女萨拉斯瓦蒂。吉祥天女是财富女神，辩才天女是智慧女神。我一想到贫民窟里的小孩，就会同时想到神。那时我会想，我是从某个特定子宫里生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人在这里，而不是那边。为什么我在这里，而不是在贫民窟那边？我从小学到大学所受的制式教育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神。我每天会想到这些两三次。”

“你父亲也有这些想法？”

“我父亲是白手起家。他只是有执照的证券商，并不是什么证券公司的股东。他必须花更多心血在工作上。一般来说，你得先把吃住解决了，才会去想这些其他的事情。虽然我父亲一定也有过同样的想法，但他必须先以家庭为念。跟他比起来，我在更年轻的时候就有了更好的处境。这是我会有这类念头的原因之一。”

“没有一点攻击性的人在商场上会成功吗？”

“攻击会导致恶性循环。我举个例子。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安巴尼⑩的人，再过两三年他将成为印度最大的企业家。你可以从这个人的例子中明白印度工商企业到底是靠什么成功的。他是个干练的管理者，也是干练的操纵者。这两者有所不同。管理者负责企业组织的安排，操纵者处理外务。安巴尼有先见之明，但最重要的是他也有攻击性。如果你拿他来跟塔塔和比尔拉等老企业家比较，他要比他们先进了一个时代。比尔拉有各项政府许可，他创办了种种企业，生产货品。这位安巴尼更胜一筹。他只依自己的心意制订或废除公司策略。他看到了市场上对聚酯纤维的需求。这东西亮晶晶，耐用得不得了。在印度大家买不起太多衣服，这东西最能派上用场。于是他就做起聚酯纤维的生意，还不让别人也来参一脚。在这之后，他使出下一招——生产用来制造聚酯纤维的原料。这时，他要别人去制造聚酯纤维，他便可以把原料卖给他们。这种纵向的产业整合终将让他掌握印度纺织工业。聚酯纤维将是市场上最大宗的产品。

“如果我想在印度做起任何企业，我就必须这么做。诸如此类。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这里有一家叫巴扎吉的公司。它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小型摩托车制造商。三年前日本厂商进入印度时，我们认为巴扎吉很快就会关门大吉，但它不但没有关闭工厂，事业还扩张得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品牌。巴扎吉本人是哈佛毕业生。不过他那一家人倒没有什么新作风，他们的生活都还遵照所有的印度文化和习俗。他们被征收百分之九十七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税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但今天他们的财富还是相当庞大。这让我相信它还行得通。”

他所说的“它”是指印度传统生活方式，符合“所有的印度文化和习俗”的生活方式。

巴布说：“这里的重点是你刚才问到的，就是说要怎样才能不靠攻击而成功。问题在于克制。在我那些荤食的朋友身上，我找不到素食者所表现出的意志、克制和品格。我们最初开始吃素的时候从未想过这些事情。现在回头再看生命的种种，我们发现荤食确实有问题。”

巴布对自己的未来有一点打算。他想再工作十年，发挥一下他具有的商业才能。他想在那十年间赚到足供余生花用的钱，然后献身公益活动。不过，他对这个计划有些不确定；他尤其感到犹豫的是，离开职场是否真的明智或真的有用。如果他去亲自从事公益活动，那不是浪费了他的天赋吗？如果他继续留在商界，把获利——肯定会增加的——捐出来做公益活动之用，那不是更能实现他的社会关怀吗？

这些念头令他不安。他也不能确定自己的动机是什么，而这令他更加不安。他认为，以他所过的生活形态来说，在这时对穷人的同情只是“伪善的”。

“如果我说我应该从事公益活动，那我为什么还在这间空调办公室里？如果我有真实的感情，我应该到贫民窟那边去工作。我可能直到四十岁都还会像伪君子那样过日子，然后才开始做真正想做的事。目前我在事业上的回报相当好。这让我觉得应该更加卖力，让我觉得没有资格享受这些奢侈。

“想从事公益活动时，上一代的耆那教徒是去建造大理石寺庙。我们觉得那不太合适，或许因为寺庙已经那么多了。我们想到的是孤儿院和医院。我们这一代对公益活动比对宗教还要重视。”

“你对贫穷现象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不安？”

“我确信将会有一场革命，就在一代或两代之内。收入的差距早晚要改变。想到那问题，我就不寒而栗。印度人笃信宗教，听天由命，这点我相当确定。就像我，受了这些年的教育，也相信命运会决定我的未来——我终究要听从它的安排。这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闹过革命。如今，纵然人们笃信宗教，由于越来越严重的挫折，革命终会发生。容忍的限度已经不能再扩大了。”

“你认为会是什么样的革命？”

“不会有任何模样，只会是全盘混乱。”

对某些人——譬如湿婆军——来说，这场革命已经开始。我认识了尼基尔，一位年轻的杂志记者。一个周日早上，他带我到孟买郊外的塔纳工业区去看一位湿婆军的“地区领导”。湿婆军在塔纳有四十个分部——单单一个郊区就有四十个分部，每个分部都有一位像我们要会见的巴提尔先生那样的领导。

塔纳在孟买北边，距离孟买有一小时火车车程。车厢空间宽敞，只有基本设备，这样的车厢正是为了运送孟买郊区的大量乘客，不必讲究，金属杆、撑架和螺栓都没有涂上油漆。每个车厢都有一个显眼的金属卷标，上面是制造商的名称：加尔各答杰索普公司，以前是英国人的公司，现在则为印度人所有。

我们经过一栋栋污黑发霉的公寓建筑，沼泽和排水沟，已经转成褐色的作物，灰尘、小孩，还有总是见得到的小屋，以及依附着它们、以破布为顶的遮蔽物——现存的小屋、茅屋或遮蔽物为新来者提供一面现成的墙，这些是不断涌入孟买的一波波人潮，他们有时在一夜之间就把历时数年的重建成果化为乌有。早期，湿婆军曾想把马哈拉施特拉邦变成马哈拉施特拉人自己的地方，在当时展开运动，反对其他邦的居民迁入孟买。只要看看火车外面的景象，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在车程一小时之外的塔纳，人们仍然意识到居住空间在此也是那么昂贵。火车站附近一条工薪阶层居住的巷子里——就在那些颜色鲜艳的摊子过去一点的地方，摊子有的摆水果，有的摆廉价手表，还有的摆周日早晨穿戴的俗丽服饰和亮丽的市集货品——一套简单的公寓就要卖二十五万卢比，大约一万英镑。

巴提尔先生房子的门在这条巷子一侧的小弄里，小弄两边各有一栋两层楼建筑。巴提尔先生住在右边那栋旧房子楼上，左边那栋尚未完工、建筑样式有点突兀的房子看起来会是一间大宅。小弄底的院子很像西班牙港⑪古宅的后院，户外活动繁多，难得闲下来，沿着院子后墙盖起的小砖屋摇摇欲坠，和孟买的情况一样拥挤，人们就这样将就着使用那么一点空间。

后墙另一边的空地或院子里，在离墙不远处有栋不小的饱受风吹雨打的混凝土结构建筑，看来原先的计划已被取消，建造中止了。要是这栋建筑顺利完工，它会挡住射入巴提尔先生院子的一部分阳光，院子也会令人觉得受到束缚。由于后边没有阻挡，巴提尔先生的院子在目前情况下倒出人意料地没有压迫感，虽然人那么多，噪音那么喧嚣——此起彼伏的声音、这样那样的事全部混在一起，结果像是海浪的呼啸。

向上通往巴提尔先生住宅那一层的木头楼梯很陡（为了节省空间），必须小心攀爬。楼梯的构造有点意思，每块厚梯板都以接榫的方式跟两侧的木板相连。在楼梯顶端的阳台或走廊上有脱在屋外的鞋子和拖鞋，不过，没有人要我们脱掉鞋子。

房间内已经有了一位访客。他是位督察，身穿卡其制服，坐在巴提尔先生旁边的扶手椅里。督察也没有脱掉靴子。那是一双相当炫目的靴子，看来应该是私人行头，不是警方提供的。靴子长及脚踝，软皮材质，上面有细巧的凹凸花饰，是棕红色的。

督察的年纪在四十上下。他神态严肃谦恭，但无失尊严。巴提尔先生蹙着眉头，或许那表情是他权威地位的一种表征。他身材矮小，已经开始发胖。他还年轻，将近三十，坐着的姿势突显了有点发福的肚子。看来他是在最近才有肚腩的，对它还感到不自在，同样的，他也还不太适应开始变得浑圆、把裤管绷得紧紧的大腿。他在客厅里光着脚。这是一般习俗，但也显示了他的特殊地位：他是在家中见客的地方要人。

那个周日早晨，督察前来寻求湿婆军帮忙解决发生在当地的“调戏夏娃”问题。在印度各地的公共场所，针对妇女的性骚扰频发，通常是偷偷摸摸的，有时则相当明目张胆。督察手头正在处理的这桩案件已经使当地的两个群体对立了起来。在人多、空间拥挤的情况下，情绪容易失控，麻烦也随之而来。

客厅墙壁被刷成了粉红色，有水磨石地板。就家具和装饰来说——如果不细究不同年代的风格差异——它很像我童年时在特立尼达见过的房间：在一些开始觉得日子过得不错、开始看重自己身份的人家里，你见到的就是这样的房间。客厅中有一台索尼牌电视机，附加录像机。电视上铺着一块有图案带花边的布，布上有个洋娃娃。粉红色墙上挂着几节有塑料扶桑花叶装饰的塑料框。房间一角有张双人床，上面整齐、有角度地摆着两条褪色的粉红靠枕。巴提尔先生的几件衣服吊在某种挂钩上。

巴提尔先生的母亲坐在开着门的左边门廊的水磨石地板上。另一头的房间应该就是厨房。我仿佛闻到一股从那边传过来的煎鱼味，不过也可能是我搞错了。或许巴提尔先生一家人不吃鱼，在印度，这类细节是很重要的，甚至关系到严重的种姓问题。总之，我闻到饭菜的味道，显然是这味道——正当督察和巴提尔先生谈话的时候——使一只长有虎斑的姜黄色小猫从客厅一头走到巴提尔先生母亲坐着的门口。这只猫出乎我意料：我以为印度人不怎么喜欢猫。这是一只印度猫，长颈细足，只有腹部丰满一点，比英格兰的肥猫来得瘦小可怜。

巴提尔先生的母亲穿着一件红色或粉红色的有图案的莎丽，她用一种能分别裹起双腿的方式系莎丽。她身材很矮，一身大多是松弛疲乏的肌肉，还戴着一副厚眼镜。她坐在门口为的是享受这周日早晨有客来访的时光；不过，从她的神态可以清楚看出，她并不想干涉儿子必须处理的任何大事。

表情严肃、令人注目的督察终于起身。他说，巴提尔先生能够如此理解让他感到欣慰。涉及调戏夏娃事件的两个群体各有不少支持者，足以在当地制造严重的麻烦——他这么说，针对这类事件，警方的立场是设法调解。然后，他告辞离去。我听得到他穿着皮靴的脚又轻又慢地走下那陡峭的楼梯。

巴提尔先生眉头蹙得更深，双唇紧闭，等我说明来意。他不懂英语，只会说马拉塔语，尼基尔为我翻译。我说，我首先想了解这个地方，还有巴提尔先生的家庭。

巴提尔先生说，他一家一直住在这里，这块地方。他父亲在孟买市中心一家工厂的器具部门工作了四十年。工厂制造什么？巴提尔先生和他母亲都不知道。工厂现在已经停业关门了。重要的是他父亲有固定的工作。因为这一点，他们小时候没有吃过苦，直到父亲在一九七五年过世之后，他们一家人才尝到苦头。印度没有养老金制度。

巴提尔先生脸庞黝黑、方正。他蓄着短髭，头发已经开始稀疏。

父亲过世之后，他外出工作。他在一家晶体管工厂的包装部门找到一份工作。是一位表姊妹介绍的。她就在那家工厂上班；事实上，她现在还在那里上班。他在包装部门的薪水不多，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月薪只有三百卢比。虽然不喜欢，为了糊口他也不得不从事那份工作。他在工厂里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许多目前还有来往。

他从未认为自己和家人是贫穷的，他从未认为自己是富裕或贫穷的。他一向觉得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就印度人对这个名词的理解而言。他的话响应了耆那教徒证券商巴布所说过的：一个人必须先顾好吃的跟住的，才会去注意别的事情。巴布事业成功，才使得他产生他较为困顿的父亲从未有过的社会关怀；同样的，虽然湿婆军议论着马哈拉施特拉人的贫困，只有当他们脱离了绝对困苦的情境时，才会有那种想法。

在那里成长时，巴提尔先生的抱负是怎么产生的？他是否从小就有雄心？是的。他从小就想成名。他并不想因为什么特定的事而成名，他只是想成名。有一阵子，他认为他应该成为一位著名的板球运动员。现在他不再有这种抱负，他在这方面的雄心已经减弱。他只想执行党的最高领袖要他从事的工作。

他在十岁时首次见到领袖——就在此地，在这片地区。那应该是一九六九或一九七○年。有一天他看到一张宣告领袖即将来访的海报。当时，他从未听人提过领袖：湿婆军只成立了三年，领袖还没像后来那么有名。但巴提尔先生注意到了那张关于领袖来访的海报，那是在伽巴提节⑫期间。现在，在巴提尔先生的言谈中，宗教和湿婆军政治开始产生联系。

伽巴提，或称伽尼萨，即印度教的象神欢喜天，长着和善的长鼻、明亮的眼睛，大腹便便。他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备受崇拜。他在巴提尔先生宅内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家人在屋内摆了一幅伽巴提神像。每年都有为象神欢喜天举行的节日，历时九天，每天都有一项重大活动。巴提尔先生小时候每天都会去参加活动，每年都不例外。

通过尼基尔的翻译，他用马拉塔语告诉我说：“我得到的一切福分都是象神欢喜天所赐。每个月有一天是拜象神的日子，那时我就跋涉一百一十公里前往巴里的象神欢喜天大神庙去祭拜。”他母亲（肤色比他白许多）在一旁不停点头。

索尼牌电视机后方的墙上挂着一幅供奉在巴里的那尊神像的彩照或图画。象神的大肚腩是大剌剌的醒目红色，看来并不那么慈祥。

我问道，他家人是否向来把象神欢喜天视为好运的赐予者。他回答说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把象神欢喜天跟好运联系在一起的？

他搔搔稀疏的头发。那只姜黄色虎斑猫，也许是小猫崽，现在坐在先前督察坐过的椅子底下，小心扫视着四周。巴提尔先生的母亲坐在门口的水磨石地板上——那地方像是她专用的座位——抬着头，似乎也在回想她儿子第一次得到神佑时的情景，厚镜片在她的眼睛上投下光圈。

摆着对称长枕的床铺上方的墙上有一管日光灯。印度人使用日光灯，因为便宜。那面墙上有两扇小窗。一扇装了垂直的铁条，另一扇的铁条——为了变化及风味——则是横向的。两扇窗的帘子同一式样，都在两个地方用带子扎起。

这间粉红墙壁的小室倒是塞满了令人注目的东西：下过不少心思、充满自豪的摆设。房内有一座衣橱，还有一台大约三英尺高的黑框玻璃柜。柜上有一根相当大的多色蜡烛，跟索尼电视上的洋娃娃构成平衡。架上的东西包括一组不锈钢大杯及八个有花纹图案的瓷杯。那玻璃柜和里面的东西——除了大铝杯外——跟我童年时代见过的一样。它们在这里还被颇为齐全地保存着：看到它们，我满心好感。

巴提尔先生终于说：“我从来没认真上过学，只是到处游荡，打打板球。最后他们说要把我撵出学校。我就向象神祈祷。我告诉他，如果没被退学，我就会去巴里朝圣。我没被退学，女校长改变了心意。她找我去，说那次只是给我警告。”

他记起这件事，也同时记起了象神欢喜天给他的其他护佑。“我母亲在三四年前生了场病，高血压。她住院，必须戴上氧气罩，还说不出话。我前往巴里的象神庙，献上花环和椰子。回来时，我母亲已经好了许多。”

他说这些的时候，他母亲——并非如我先前所想直接坐在门口地板上，而是坐在一块约一英寸厚的薄木板上——双手合十。通过尼基尔的翻译，她告诉我她合十是在感激欢喜天。

他甚至在出生的过程中也得到了神的保佑。那是在一九五九年。他们这个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暴动，有人投掷石头。要叫出租车并不容易，但他父亲找到了一位愿意设法把巴提尔太太送到医院的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必须在暴动的人群里行驶五公里才能到公立医院。这辆车子安全抵达，他母亲一进入医院就生下了他。

母子两人轮番说着这故事，坐在地板上的母亲再度合起双掌，说那是欢喜天的庇护。

然后，大约在两年前，他面临了一次严重的危机。这危机涉及他的政治生涯，历时九天。对于处在焦虑中的人，那可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他前往巴里朝圣，向象神欢喜天许愿，说如果能脱离这次危机，他会向他献祭一百零一颗椰子。

那不是用金钱向神行贿吗？

“我的信仰有现实基础。我可不会用一百零一颗椰子求神让我成为印度总理。”

他对象神欢喜天的信仰是否来自内心深处并一直存在？或者他只是在祈祷之后想发现某种神迹？

通过尼基尔的翻译，他说：“甚至在情况不对劲的时候，我也听得到内心的一个声音。我想，你可以称之为自信吧。”尼基尔说出他用来表示“自信”的马拉塔语“atma-vishwas”，那是象神欢喜天最珍贵的恩赐。

我问：“你怎么把一百零一颗椰子运到神庙？”

他告诉我更多关于象神节的情况。每年，你都得向神像制造者购买一幅新像。随你自己的意思，你先把神像放在家里多久都可以，但在庆典结束时必须把它丢掉，或把它浸入水里。他们一家人的做法是把神像放在家里一天半，然后把它沉入离家不远的一座湖里。他母亲一辈子最大的期望，就是雇一支乐队把象神像从神像制造者那边迎回家里。最近她总算做到了。她的另一个儿子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他们一家请了一支乐队把神像迎回家中。把神像从家里送到湖边时，也有那乐队同行。

听着这些关于象神欢喜天、神庙、朝圣、许愿、献祭等等的话，我开始稍微意识到土地对巴提尔先生一家这类人所具有的神圣性，他们在生活中偶然感受到的荣耀，他们所接触的美好事物。他们的世界包括肉眼见不到的东西。塔纳是一片工业郊区，但那片土地本身历史相当悠久。它有自己的神圣本质，同样，这些人在这里可以自然地适应许多不同的感受。

就在举行象神节的好日子期间——就在这里，在这个地区，在我先前走过、只观察到表相的那些巷子里——十岁的巴提尔先生看到了那张宣告湿婆军领袖即将来访的海报。为了一睹那位领袖的风采，他去参加了集会。在当时，领袖自己发行了一份周刊，他更为闻名的身份是著名漫画家。小男孩巴提尔看到领袖时，并不觉得他在身材容貌上有什么出众之处。他看到的是一位瘦子，戴着眼镜，穿着纽扣全部扣上的长外套。但当领袖开始说话时，男孩的血液便“沸腾”起来。领袖的演讲历时三十至三十五分钟，末了，像年幼的巴提尔一样，那些因想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真正主人必须承受的所有不义而热血沸腾的人，开始为领袖高声喝彩。

“那时你年纪还那么小，能理解那些有关马哈拉施特拉人受到歧视的话吗？”

“能。我不时听到别人谈论穆斯林和外地人如何对马哈拉施特拉人不好。我在家里听到这些，在街上也能听到。我哥哥时常向我提到这些。”

“你父亲呢？”

“他对这个完全没兴趣。”

父亲不像儿子那样，过的是安稳的日子。巴布父亲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此之后，虽然十岁大的男孩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听到激昂的湿婆军演说，他却开始为党部张贴海报和悬挂旗帜出力。后来，当他父亲过世、他到晶体管工厂上班以后，他开始在晚上为党从事政治活动。他找到新工作之后，仍然继续为党工作。他的新工作是处理输出劳工到迪拜及中东地区的事务，相较在晶体管工厂所得的三百卢比，他这时的月薪是九百五十卢比。他负责面试申请者。

他不想自己前往中东赚一笔？

“我没通过大学会考。到了那边也只能做些低贱的工作。”

“你不觉得把人从这里送到穆斯林国家有些不妥吗？”

“并非所有穆斯林都是敌人。”

那时他在党部的工作是晚上在湿婆军办公室值班，听取人们的投诉。湿婆军一向看重事务的社会层面；在这方面有许多可以做的事。人们需要帮忙。有些人一天只有四小时有自来水供应，在许多建筑里，二楼以上就取不到水。甚至在他被任命为湿婆军的地区领导——这是三年前的事——以后，他还继续从事这类民众服务。譬如说，我们刚到达时，有一位妇女跟他母亲一起在厨房里。她是来抱怨关于自来水接管方面的问题的。为了接水，她付了某人一千卢比，但到目前管道还没接上，也见不到半滴水。地区领导必须关心人们的疾苦，那在政治上会有利于党。

他的血还会沸腾吗？或者，在湿婆军获胜、他自己也跻身地区领导之后，他已经变得比较平静了？

他的血还会沸腾。“离这里大约二十五公里，有一个叫毕万迪的地方。当印度在板球比赛中输给巴基斯坦时，那里的人——那里的穆斯林——会在市场里燃放鞭炮。小时候我对这事没什么办法，现在，我可无法忍受了。过去有几批穆斯林从毕万迪来到塔纳这里，当地人对他们恨之入骨，在一九八二年跟他们起了冲突。当地人闯入穆斯林的商店，抢劫货品来转卖，一条毛巾卖两个卢比。现在穆斯林又回来开店，可是他们不敢再嚣张了。湿婆军是很有力量的。我就这么告诉你吧：穆斯林甚至会捐钱给湿婆军。”

尼基尔自行问道：“那不是勒索吗？”

巴提尔先生不那么认为。

我想知道——考虑到他对象神欢喜天的尊崇——哪一样对他更重要：宗教或政治？在尼基尔的马拉塔语翻译里，这问题变成了“达摩或拉吉尼提”？

巴提尔先生说：“达摩。”宗教。但这并不是他先前谈到的对象神欢喜天的私人信仰。随着湿婆军的成功和扩张，湿婆军的理念也变大了：巴提尔先生心目中的宗教是印度教本身。“有人阴谋想把印度教从地球上铲除。”那是穆斯林的阴谋。正因为这一点，最重要的是维护印度教的生存。

另两只印度猫或小猫崽也跑到客厅里来了——一只是虎班猫，另一只是姜黄色的，它们好奇地到处走动。巴提尔先生家的几位朋友或亲戚也来了，他们想听听巴提尔先生对访客说了什么。我问道，如果印度的工商业持续像这段时间一样成长，印度教还能继续存在吗？

他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矛盾。“如果你想生存，就必须赚钱。”

“这不符合甘地的立场。”

“我对甘地没什么好话。他主张逆来顺受。我认为，如果有人甩你耳光，你一定要直起腰杆问他为什么甩你耳光，或者回他一个耳光。我痛恨非暴力主义那套主张。”

这态度呼应了他的马拉塔战士自尊。我想知道，他对马拉塔的历史有多少了解。在这个地方，在这些狭窄的巷道里，人们有怎样的历史观念？他可知道湿婆吉的生卒年月？

他知道。他说：“一六三○到一六八○，这些我都知道。湿婆军把马哈拉施特拉人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但接着又来了英国人，他们使所有其他人陷入灾难。”

我可以理解这里所牵涉的较大层面的社群意识，亦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但我很想知道，在像这样一个人们拥挤而居的工业地区，种姓制度具有什么意义。湿婆军跟达利特的关系如何？就我所看到的一点来说，达利特已经开始有自信，也就是象神欢喜天赐给巴提尔先生之物之中的“atma-vishwas”。这是否在他心中引起了一些共鸣？他对印度教的关怀是否也使他对达利特产生一点同胞之情？

他变得僵硬。“我们跟他们没有争执。他们不把自己看作马哈拉施特拉人或印度教徒，他们是佛教徒。”

他们不是因为种姓偏见才被迫脱离印度教的吗？他对他们没有同情？他小时候曾在聆听领袖谈到马哈拉施特拉人遭受歧视之后热血沸腾。他不认为达利特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吗？

他不认为如此。达利特的愤怒是达利特领导人，以及一些以美国黑豹党⑬为师、自称为达利特黑豹党的人士出于政治目的而煽动起来的。“他们没什么理由愤怒，他们不像他们自称的那样受过苦。目前的达利特组织都跟穆斯林团体挂了钩。”

我问尼基尔事实是否如此。他说是的。“那两个阵营，达利特和穆斯林，都没有归属感。有人便认为可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没有归属感：这是常听到的话题。巴提尔先生现在属于胜利的一方，但他的血还会沸腾。就是在当前，他还觉得他所属的群体会沉沦，别的群体正等着来践踏他们。仿佛在这些拥挤的小空间里，没人真正有归属感。每个人都觉得另一个人、另一个群体在一旁笑着，每个人都活在被围困的感觉中。

这时候应该随巴提尔先生前往湿婆军的办公室了。我们向他母亲告别。她仍然坐在地板上，只抬起头，双眼消失在厚镜片的同心圆下方，随后又双掌合十。我们一行跟着几个前来听巴提尔先生谈话的人离开粉红色的房间，穿过脱在门口的拖鞋和皮鞋走进前廊。

我们先到前廊尽头观看屋后的景象：倚着后墙搭建的小砖屋，隔壁被弃置的结构——上头有生锈的钢筋从混凝土中露出。跟着我们的一个男人用英语说：“没有许可。”这么说来，尽管四处看来杂乱无章，还是有什么市政规章在运作着。

我们走下陡峭的楼梯，进入两栋房屋中间的通道，然后转到阳光照射下的柏油巷里。往右边走不远便是湿婆军的地方支部，巴提尔先生坐镇之处。就结构而言，这只是一个混凝土箱子，单间小屋，但外部的装饰让它看起来像一座碉堡，屋顶上有形式化、非常简单的枪眼，混凝土墙漆成灰色石块和白色砌缝的模样。在巷子里的灰尘、垃圾、破败建筑的衬托之下，它显得相当突出。它看起来像舞台布景，或是游乐场内的什么设施。但它令人想起马拉塔人的战士传统。那传统不是虚假的，湿婆军在当前的势力和组织也不是虚假的。

之前我们进入巴提尔先生的客厅时，并没有人要我们脱鞋。现在，从巷子走进湿婆军办公室之前，我们就得先脱掉鞋：这里虽然比他的客厅灰尘多，却是巴提尔先生真正的圣殿。房内的墙壁漆了蓝色，地板用石板铺成——马哈拉施特拉人在建筑上很擅长使用石材。

靠内墙有一张办公桌，以及一把像王座的高背椅。我们一进屋，巴提尔先生立刻坐到高背椅上，仿佛那是这个地方的礼仪的一部分。桌前有九把铁质折叠椅，这些是供访客使用的，漆成跟墙一样的蓝色。在巴提尔先生椅子上方的后墙上挂了一幅老虎图：老虎是湿婆军的标志。那面墙上仅有的另一幅图是湿婆军领袖的相片。桌上摆了一座青铜色的湿婆吉半身雕像。桌子再过去的角落里，一个没有跟墙壁摆齐的基座上另有一座类似的半身雕像。这两座雕像是用石膏做的，额头都刚抹上檀香油膏——那是神圣的标记。门口附近有一个深绿色铁质高档案柜，照明使用日光灯。一面墙上所挂的布谷鸟自鸣钟——令人想起巴提尔先生的客厅——是这小室里唯一的装饰品。

这间湿婆军办公室就是湿婆军的碉堡，塔纳一地就有四十座像这样的碉堡。就某方面来说，这只是摆摆拳头、做个架势而已；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是如假包换的。这片地区时常发生群体斗殴。有些发生于湿婆军和达利特——特别是自称黑豹党的达利特——之间，也有些发生于湿婆军和某些国大党团体之间。这些斗殴可不是儿戏，有时还会出人命。他们使用的武器是刀剑和强酸。湿婆军也会为了不让支持者受到罪犯和恶棍侵害而出战。湿婆军的一些支持者像我们从火车站走来时所见到的那类摊贩，不时会有人向他们索取保护费。

当我们在办公室里交谈，巴提尔先生往后靠在他的高背椅里，尼基尔和我则在我们的蓝色铁椅（边缘的蓝漆已被磨掉，露出铁锈）里向前倾的时候，巷子中传来一阵脚步声。那声音听起来几乎像有什么小事故即将发生。后来，我们看到数名年轻男子从门外的阳光中走过。他们被铐上手铐，一条看似崭新的绳索绑住每个人的上臂把他们连在一起。被绳子绑住的男子分成两列，他们被一队穿卡其制服的警察驱使或引导着前进。警察没有叫嚣，不慌不忙，也没有动粗。

尼基尔说：“这可是违反宪法的，你不能把人就那样用手铐铐起来。最高法院有一项决议。”

那些被带走的男子看来穿着盛装。他们的衬衫干净、时髦，其中一人的衬衫上有垂直的黑色和银色条纹。这些男子年纪很轻，身材修长，有几个瘦子。

那个先前对着巴提尔先生家后面那栋未完工的混凝土结构说“没有许可”的男子现在又简短地说了几个字，解释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同时以印度人的方式摇头表示肯定。他说：“没买票。”没买什么票？

火车票——我身边每个人都知道，也都急着解释。

巴提尔先生对我们所见的这一幕有什么想法？

他反应很平静。“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正被送往监狱，得在里头待个三四天。有些是穷人家，有的则只是出于好玩。”

我们走出办公室，来到巷子里。警察和犯人几乎已经看不见了。这件小事故结束了，巷子又回复了原样。

在巷子一侧的沟渠里（情况或者比沟渠还糟），我看到暗棕绿色的水中有只动物。是一条狗？一头母牛——一头印度品种的小型母牛？或是一只小牛？很难在深色的水中看清那只深色的动物。然后圆圆的口鼻部出现，那粉红色的东西就平平浮在水面上：那是一头猪。现在，眼睛可以看清了，我又看到前方有几只黑白两色的小猪在污黑的水里冲撞；从远处看去，它们不规则的白色斑纹在黑色沟渠里有如光点或泡沫。

先前说了“没有许可”及“没买票”的那个人这时说：“达利特猪。”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许多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把猪视为不洁之物，有些人连看到这动物都无法忍受。让这些（没几个人敢碰触的）猪在这拥挤的地方到处走动，达利特是否在故意挑衅？

不是那么回事。

刚说了“达利特猪”的人又说：“达利特在星期天吃猪肉。”这么说来，不但猪使达利特跟其他人有别，达利特在吃猪肉这件事情上还有些规矩。那人进一步说：“他们也卖猪。”

就在巷子前头不远处——那队警察先前走过的地方——有许多小男孩用一个老旧光滑的灰色网球玩着板球游戏。湿婆军的碉堡；穿着漂亮衬衫、上了手铐、绑了绳子的修长年轻男子；从半个地球外引进的时髦绅士游戏——板球：在这里，这一切都一览无遗。能清楚看到的还有许多：就在表面之下，人们的情绪和需求、神秘和荣耀的念头强烈跃动着。

在孟买市中心穆罕默德阿里路附近的一片白墙上，我看到用黑色大字写出的这个标语：伊斯兰解放人类。

穆罕默德阿里路有它的名气。它是孟买市中心穆斯林区的主要道路。这片地带被冠上“贫民窟”的名称，时常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上报，因此大家都习惯用新闻用语来描述它。人们说这里“有动乱之虞”，说它是“引爆点”，集体暴动可能从这里开始，而且一经点燃就会像燎原之火。

这里拥挤不堪，有每一种气味和吵闹。在阳光下，使用掺了煤油的燃料的汽车所排出的深褐色废气看来像一团热雾。它使皮肤感到灼热，在肺里面撕扯着。这是整体压迫感的一部分。在烟雾中看去，那句关于伊斯兰教的标语如同一声尖叫。标语的字体跟它所在的墙壁一样高，是用英文写的。它不是给贫民窟居民看的，它的对象是外来的人，例如想挑衅的湿婆军成员。

尼基尔认识一位住在穆罕默德阿里路附近的年轻人。这年轻人名叫安瓦。有天傍晚，安瓦在下班后带我们到他住的地方看了一下。安瓦身子很瘦小、虚弱，看起有什么遗传病。不过，他对穆斯林信仰的热忱却有弥补的作用。他充满活力。

傍晚的穆罕默德阿里路上交通堵塞，商店和人行道也像马路一样拥挤。电灯光线像是构成了天花板或遮篷，挤压着下面的一切，跟热腾腾的废气一起加重了拥挤、摩擦、在困苦中求生存的感觉。噪音太大，在出租车里根本没法交谈。

我们在一个地方下车，随安瓦远离灯光和废气，来到一个突然变得狭窄的处所。窄巷接着变成更小的弄，两旁是低矮的小屋。在一段距离之外，穆罕默德阿里路灯光辉煌，噪音喧嚣；但在这里，灯火灰暗，巷弄里尽是阴影，近旁只听得到来自屋内的微弱声响。我们身处的贫民窟并非不受管制。巷道笔直，铺了柏油；而且虽然规模很小，整个地方的布局和房舍都有规律可寻，犹如公建住宅区的模样。安瓦说没错，我们来到的正是市政府所建的住宅区。

他的房子属于一排装上铁丝网的水泥屋的一小部分。前面房间的墙壁从地面以上两三英尺起用水泥建成，再上去则是铁丝网。房间一侧的铁丝网上遮了一块白布，把安瓦的房子跟邻居隔开。那块白布挂在铁丝网的邻居那边。安瓦的房子——这排建筑物的一部分——大概只有九英尺宽。铁丝网和墙壁都漆成蓝色。前房可能有六英尺深，一边有条通道，在那里有个嵌入水泥壁的架子，架上有皮鞋和拖鞋。这通道通往中间的主屋。安瓦说，再进去是厨房。

中间主屋的上部是一个睡觉用的夹层。这夹层上的卧室可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它，像这样的房子便没什么用，无法为一家人提供生活空间。我这才第一次听说到孟买人睡觉用夹层。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还听人说了许多，才开始了解大家庭——不一定是贫民窟居民或夜宿人行道的流浪汉——如何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在孟买各处，一到晚上，客厅的功能就改变了，像安瓦这种房子的各部分（通常是中间的主屋）就变成只用来睡觉的地方。一个睡觉用的夹层使房间内的全部空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我们进屋之前，先在安瓦房外的巷子里谈了一阵。我们的谈话让另一栋建筑或同栋另一部分的一位年轻男子走出门来。他身高中等，体格不错，穿着干净的背心和卡其裤，看来像休闲的打扮。我一时间感到惊讶：在这么窘迫的地方怎么会跑出这样身材适中、穿着得体的人？他来到幽暗的巷子里，一言不发地站在他那部分领域里，我们也停止交谈，然后，仿佛因为感到先前在外头谈论这住宅区的房子有点轻率或不礼貌，我们几乎是为了隐私而进入安瓦家那间有铁丝网的前室的。那年轻人回到自家的前室，在那边待了一会儿。在阴暗的灯光中，可以在铁丝网他那一边的白布帐子或帘幕上看到他或是他的淡淡身影，大小时时变化着，犹如木偶戏的投影。

安瓦家里的人为我们的来访做了准备。为了对尼基尔和我表示尊重，前室的绳编床上已经铺好干净床单。在安瓦的邀请下，我们就坐在那张床上。接着，安瓦的父亲从中室走了出来。现在，他是我们的主人了。安瓦被派去买柠檬汁。

安瓦的父亲也身材矮小，但没有安瓦那么矮小，他看来虚弱多病。我心想，儿子的病应该有一部分遗传自父亲。他肤色很黑，蓄着浓密的胡子。那把胡子似乎是老人在仪表上唯一花了心思的地方，修剪、梳理得相当有门道，还呈波浪状，闪闪发亮。那不只是在仪表上花心思而已：在印度，不同群体的男人蓄不同模样的胡子，安瓦父亲的铲形胡子是穆斯林的胡子。那是胡子直截了当的信息。

他说，他六十四岁了。在尼基尔和我开口之前，他进一步说，他知道他的样子看起来老得多。这的确是真的：我原以为他年近八十。他说，欧洲人不像印度人那样显得老。这他是清楚的。他曾经在一家意大利公司上班，见过七十岁的欧洲人还是健健康康，工作卖力。印度人老得那样快，是生活条件造成的。譬如在这里，他们不但有汽车废气，还有从一家纺织厂排放出来的废气。无论怎么说，他总有六十四岁了。这可是值得一提的，毕竟他父亲只活了四十年。

安瓦带了几瓶冰柠檬汁回来。一瓶瓶柠檬汁按正式礼仪被呈送给客人。我们喝了一点——柠檬汁很甜，似乎含有化学添加剂。我们想随便聊聊，只是这空间里人实在太多，各种声音从四面八方一起传来；那块白布帘（挂在铁丝网分隔的另一边）开始让人觉得用意不明，恐怕暗藏着什么敌意。

我问老人这住宅区是否有小偷。我之前想到，这毫无遮掩的生活空间以及（像公社的）公共环境，或许为居民提供了某种保护。

老人说，每天都会发生好几起盗窃案，每天都有好几回争吵。争吵还算是比较糟的事，其中许多是因小孩而起。有人会打别人家的小孩，后者的父母亲因此大为光火。

他遭遇过每一种困境，安瓦也是如此。或许——如果在这些境况之中，这类事情还有好坏之分的话——安瓦的境遇比较惨，因为他比较敏感，受教育程度较高，而且在外面的世界里，要在他所选择的技术行业中生存比较困难。

我把玩着手里的柠檬汁，想着父子两人在这个场所表现出的旧式礼节，他们还维持着人性尊严，老人毫无怨尤地承认别人较健康，较有精力，生活条件较好——想着这些，我开始对他们两人产生好感。我觉得，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被局限在孟买，在这个地方，在这一排房子里，我也会是个激情的穆斯林。我在特立尼达的印度人社群里长大，身为少数族裔的一分子，我明白，如果你觉得所属的是个小社群，你就永远不会离弃它，境况越糟糕，你越会坚持做自己。

因为老人在他家的前室——这铁丝网围起来的空间——以主人身份招待客人，而安瓦只是他的儿子，我们只能中规中矩地交谈。我觉得不应该问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要把话题从老人还幸运地拥有的那份兼差上引开，如果要让安瓦更加侃侃而谈而不怕被旁人听到，我们得找其他地方。

因此，我们细心地——为了怕发生意外——把柠檬汁瓶子放到蓝色水泥墙上的铁丝网前，已经有点焦躁不安的老人完全看懂了我们的用意。他不再谈话，制造了一个空当，我们便告辞了。

我们再度走到窄巷，在这里，幽暗的灯光投射出一大片又一大片的阴影。角落边，有个小孩蹲在一团亮光中大便。在一户人家的前室里，一台摆在低架上的彩色电视机闪烁着，却没有人在收看。安瓦说，他们自己家没有电视。他父亲说，看电视违反伊斯兰教规。

我们走到这片低矮住宅区的尽头，也就又回到了狭义上的孟买。走过一条分隔的巷子或道路，是一栋高耸的公寓建筑，那是敌人的所在地。安瓦说，那是一栋湿婆军的建筑。一发生事端，住在那些公寓里的人就会向住在下面的人扔瓶子。

过了那栋建筑，我们来到喧嚣的大道上。我们前往一家安瓦熟悉的奶品店：日光灯管、瓷砖、灰色大理石、水槽、玻璃杯和不锈钢大杯子。

我问安瓦：“那么，你随时都紧绷着神经？”

尼基尔把他的回答间接翻译出来：“那可让他快神经崩溃了。”

他小口喝着所点的牛奶。他跟他父亲一样疲惫，瘦长的黑脸颤抖着。

现在，尼基尔直接翻译。他说：“那些小孩。小孩之间起了冲突，然后演变成大人之间的血仇，我对这感到束手无策。邻居之间随时都会打起来。如果双方分别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印度教徒在这里属于少数——就会扩大成集体暴动。板球比赛时，情况变得很糟。去年举办世界杯时——单日国际板球赛⑭——印度和巴基斯坦两队的比赛让大家紧张不安。后来，两队都没有进入决赛。当巴基斯坦在第一轮半决赛输给澳大利亚时，印度教徒乐疯了，他们丢石头，打破了小屋的石棉瓦屋顶。”

那些打斗让他多么不安！他跟他父亲都忧心忡忡地谈到邻居间的打斗；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就在谈着自己。我试着问个究竟。我问起他血仇的事——他一家人是否受到了什么影响？

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我的兄弟们是有点名号的‘棍大’——恶霸。他们可不是好惹的。因为这点名号，邻居们不敢轻举妄动。”

凶悍的兄弟们——他们在身材上总该跟安瓦和他父亲很不一样。凶悍的兄弟们，不好惹的人——但他们让安瓦自己说起话来也颇具威风。他们全住在那间小屋里？

我问安瓦：“你家隔壁那个人，那个出来瞧我们的人——你跟他处得如何？”

“他在孟买城外的一所学院就读。你大可想象我的兄弟们是什么样的人——我有六个兄弟，而我父亲还得出去工作。”

这里有什么家庭内部的分裂。也许安瓦所谈的那些恶棍兄弟不是一母所生的。

他说：“我不当他们是兄弟。”不过，他口气又立刻软化了，“环境使他们变成那个样子，他们必须当恶棍才能生存下去。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会知道我的兄弟有多蛮横。最近大家都在报上读到某位老大刚成为孟买黑道新头目的报道。前不久这位老大被雇来干掉我们这里的某个人，他先来这地头了解情况。你很难相信，我的一位兄弟就跟他打了起来。”

“那位老大要干掉的是什么样的人？”

“那个人从事把人送往中东的行业——人力输出，他应该是吞了什么人的钱。不过，我的兄弟认为那位老大侵入了他们的地盘。他跟那位老大互相辱骂，双方都说他们要先看对方会采取什么行动。我的兄弟弄来一辆大使牌汽车，他们在里面放了家伙。他们准备对那老大的地盘下手，但有人先向警察通风报信，于是我的兄弟被捕了。他们在两三天后被释放，是这里某个人把他们保释出来的。”

“这么说，你兄弟有钱？”

“他们赚了钱，然后开始赌博。”

“你会说他们也紧绷着神经吗？”

“他们看事情的角度跟我不同。一旦有机会，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出卖性命。这都是环境造成的。”

就像先前谈到左邻右舍都怕他兄弟几分时一样，现在说起这些恶棍兄弟随时可以豁出生命，从他的话中也听得出算是骄傲的口气。

我问起一九八四年的暴动⑮。人们谈到那几次暴动时，总把它说成孟买的可怕事件，也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

他看似吹着牛奶想让它冷却，但牛奶并不热。他总是张开双唇，像在吐着气。这只是他瘦脸上肌肉的习惯动作，是他的脸部颤抖的一部分。

他说：“就在那一阵，我开始决定起身战斗。那是我中学的最后一年。滨海大道附近有一个穆斯林坟场，我们必须在接近斋月的某一天到那里去一趟。我们这里有一群人一起前往。凌晨两点时，我们往回走。我们之中有些人戴着穆斯林小帽。我们经过一个湿婆军的大本营，在那里被投了石头。我们向几个警察报案。他们不但不理睬我们的话，还跟踪我们走了两英里。他们认为我们是挑起事端的人。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暴动的第一个征兆。在那个晚上之前，我们没看到什么即将出事的端倪。事实上，真正的事端发生在很远的地方，大约离这里二十五公里。”

奶品店里，安瓦的话变得不容易听清了。现在除了路上的车马声，还有店内怒气冲冲的话语——印度人特意拉高的声调，以盖过人和机器所发出的大部分声音。最主要的则是像蝉鸣般起起落落的汽车喇叭声。

安瓦说：“我们凌晨三点左右回到这里。我们之中有些人被石头砸得流血。人们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我可得告诉你，那一夜是拜拉特夜⑯，穆斯林是彻夜不睡的。

“到了隔天我就忘了那件事。不过，当我跟一个朋友前往附近的一间房子时，却看到里面全是武器。那是某个老大安排的，他的手下搞来这一大堆家伙，准备报复。没多久，这地带就开火了。整天都有不得外出的禁令。后来，五人以上的集会不得举行。在聚落本地”——就是他所住的地方——“警察也渗透进来，检查谁拥有武器。”

“警察的出现是否让大家平静下来了？”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我对警察没有信心。在这里，你不能公开杀牛——你得到规定的屠宰场去杀。不过，送给警察一点红包就可以了。在必须杀羊献祭的宰牲节期间，大多数穆斯林会把羊带到屠宰场去杀，但这里有一些坏蛋却执意要在大家面前杀羊。这是向警察挑战的行为，为了显示男子气概。警察来了，那些坏蛋说：‘你们要插手干涉，就别想活着回去。’”

他已经偏离了一九八四年暴动的主题，转回恶棍的话题。

我问：“跟警察的这些争吵让你兴奋？”

他以几分严肃的口气说：“是令人兴奋，我看了喜欢。因为警察歧视穆斯林，那种事才会发生。穆斯林也瞧不起警察。”

“这样你来我往有什么意思？”

他没有直接回答。他说：“穆斯林当中没有几个懂道理的。”他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说出他想用来表达“懂道理”这意思的乌尔都语字眼“samajdar”。“这边没几个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受过教育的人绝不会介入那种争吵。”他对好斗者的态度似乎有了些许改变。

“那事态就这样持续下去？”

他以那种既忧愁又认命的奇特口气说：“我看不到解决的办法。会是没完没了的。”

“那一次暴动是怎么结束的？”

“甘地夫人来了，要大家想办法解决问题。事情是解决了，但随后又再次爆发了。”

我想到窄巷、低矮的铁丝网住宅，还有房子里脆弱石棉瓦屋顶下的睡觉用夹层。“暴动期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大家还睡得着吗？”

“一有暴动，你就不知道睡觉是怎么回事了，你根本睡不着。如果跟你信奉同一宗教的人受到攻击，而你却袖手旁观，那可是犯了大罪。”

“你不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设法搬去别的地方？”

“我不能那样做。”我预料到他会这么说。“我在这里有许多亲人，穆斯林必须尽亲属之间的义务。”亲属、信仰、社群：这些构成一个整体。

“你对弟弟或刚要踏入社会的人有什么建议？”

他的建议无关乎离开或逃脱。他想到的是更属于当下的事，是关于在这里生存下去的问题。“我会告诉他，说除非他面对的人犯了错误，否则别轻言报复反击。”

“犯了错误？”

“譬如说，有人诋毁你。”

里里外外的诋毁、争吵、打斗：他生活的世界就是这些，他的体力也很难应付这些。

我提起我看见的标语：伊斯兰解放人类。

他说：“我完全同意。”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伊斯兰教的？”在他所住的这个地方，他哪来的时间、隐私和安静？

“从父母那边认识的，我也读过《古兰经》。”

“孟买有那么多人自认为知道怎么解放人类。”

他似乎改变了观点。“世界就是这样的。人们组成群体时，每个人都会说他的群体比别人的好。”

我又想到他家附近那户有彩色大电视的人家。我问起他们。

“他们是做生意的，制造成衣。他们赚了一些钱。”

做生意赚钱的人却还住在这里：这又证实了人们所说的，在孟买，你只要有个栖身之处就够了。只要有睡觉的地方——人行道上、小屋里、房间一角，任何地方都可以——你就找得到赚钱的活儿。可是——那户有电视的人家有点炫耀吧？

那户有电视的做裁缝的人家并没有炫耀，安瓦这么说。但是，我的问题触及了什么。他说：“他们知道他们的宗教不允许看电视。”接着，像先前发生过好几次的那样，安瓦让他的语意柔和了一些。“不过，他们不想让他们的小孩到别人家看电视时被赶走，那会引起麻烦的。”

“你认为，为什么孟买的黑道老大里有那么多穆斯林？”

“我跟你说过了。穆斯林当中没几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小时候就走了歪路。”

“这些大哥，他们信教吗？”

“他们都是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

“信仰的捍卫者？”

“他们无可避免要为伊斯兰而战，那是种矛盾的角色。他们会继续干犯罪的勾当，同时，他们也会阅读《古兰经》，每天朝麦加跪拜五次。社群里这些人不受赞赏，但老大们对待一般穆斯林的方式却让大家觉得服气。”

“他们是社群的战士？”

“他们推动着我们的地下组织。它叫Tanzeen-Allah-ho-akbar，是一位老大在暴动之后成立的。我们定期开会，决定策略。我们每月开会一次，没事时也是如此。”

“你觉得你们那里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

“他们的未来会很惨。那些孩子都见过凶杀和暴行。”

“你见过凶杀？”

“是啊，是啊。”他不是以美国或英国人那种点头的方式表示肯定的，而是依印度人的习惯一边说是，一边左右摇头。

奶品店老板已经开始对着整店客人大声抱怨坐在最里头的那桌人——他指的是我们——他说那桌人坐了太久。我这趟可会给他一笔不小的生意，只是他还不知道。我背对他坐着，也觉得不该回头去看他。我想，如果我们四目相对，他可能会更加恼火。尼基尔——他一直面对老板坐着，也不时向我们报告老板的情绪状况——替每个人点了一客印度甜乳蛋。已经喝了两大杯牛奶的安瓦开始吃起他那份油腻而沾满糖浆的乳制甜点——又是不断对着它吹气的样子。

他说：“我在十岁时第一次目睹凶杀。我们几个人在居民区里打羽毛球。附近有一间小屋，里面两个男人吵了起来。这两个人晚上通常睡在同一辆手推车上。他们年纪都在三十岁左右。他们争吵后，我看到其中一人逃跑了。我们过去看个究竟，就见到手推车上那个人的头几乎被砍断了。他还没有断气，正在临死的痛苦挣扎之中。”

“他穿什么衣服？”

“内衣裤、短裤和汗衫。痛苦挣扎的身体把手推车掀翻了。”

“有人跑过来吗？”

“只有我们六七个小孩。他身体落到地上时，往我们身上溅了一些血。我吓得要命。”他开始笑，一边吃着甜点，吸吮着铝质汤匙里的浓糖浆。这是他这个晚上第一次笑。“我们还是小孩，没想到应该报警处理。我们第一个反应是离开，回去把上衣的血迹洗掉。”

“在那之后你见过几次凶杀案？”

“十次或十二次吧。”

“你为什么笑？”

“在我们这里是稀松平常的事。那些凶杀案的起因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譬如说，有一天两个撑伞的男人轻轻撞了一下。其中一人回头想打对方，后者急忙跑进一间屋子里，追打他的那一个也跟着跑进去。我就在那里跟朋友谈话，看到了这事的全部经过。追赶的人掏出一把刀子，当场把另一人杀了——就那样干掉了。这地方的人有百分之八十都随身带着武器。”

奶品店老板并没有因为我们额外点了东西而平静下来，还在继续抱怨着。安瓦吃完他的甜点时，我们准备离去。我又想到有大电视的那户人家。

“有电视的那家人——他们信教吗？”

“他们很虔诚。他们在某些方面比较虔诚，某些方面不那么虔诚。”

“哪些方面比较虔诚？”

正式跪拜五次——但在安瓦和他父亲看来，那份信仰虽然执着，却有一些缺失。

“你能设想自己没有伊斯兰信仰的日子吗？”

“不能。”

“它给了你什么？”

“手足之情，各方面的手足之情。伊斯兰教不鼓吹歧视，它教人互相扶持。如果有一个盲人要过街，穆斯林不会先查明他的宗教是什么，穆斯林不管如何都会帮忙。”

“你觉得你们的聚居区会变成什么状况？”

“我看不出有什么解决之道。”

“就这样一直下去？你真认为你到了你父亲的年纪，情况还会一样？”

“没错。”

“你从没考虑过离开？”

“目前没这打算。”

“你是逊尼派教徒？”

他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没想到我对逊尼派竟然有所了解。对他来说，他的教派信仰可算是秘密，不是外人能够真正弄清的。

我想知道在他的聚居区里有没有其他穆斯林团体或教派，于是问他，那边是否有伊斯玛仪或阿默迪教派信徒。他说他从未听说过这些团体。有什叶派吗？

“社群里没有什叶派教徒。”

“那不奇怪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奇怪的。”

他的正统信仰是他唯一能够依附的纯正之物，他无法设想没有它的日子要怎么过。它是严格的信仰，在其中没有电视，没有让异端存在的空间。它的许多教规和庆典及禁忌都是让安瓦的世界得以完整的一部分。除去这信仰的一项规定，其他一切都将不保，一切都可能开始瓦解。譬如说，穆斯林男子应该蹲着小便。安瓦的一位同事后来告诉我，说他坚持在工作处的现代马桶上使用这种姿势小便——虽然那着实折腾了他一番。

许多你在街道和办公室见到的人都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每天早上，他们睡过觉，干净而精神抖擞地从这些小空间里出来。整个家庭——可不是贫民窟居民或夜宿人行道的人——就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可能在同一个房间里住上一个时代。

拉欧提先生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他是湿婆军最早的成员之一，是一九六六年湿婆军首次会议仅有的十八名参与者之一。现在，湿婆军在孟买市的选举中获胜之后，身为市政常委会的主席，他是有分量的人士了。他在维多利亚哥特式的市政大厦里有自己的小办公室，还有附设的等候室，一位秘书，几把供前来请愿的人坐的直背椅。不过，他这辈子的前二十八个年头都住在他出生的那个房间里，地点在孟买市中心的达达尔郊区。

在达达尔，拉欧提先生目前住在他于三十几岁时改行做承包商后自建的一栋高楼顶层。但是他住了大半生的那间单房公寓仅在步行距离之外。有一天早上，他带我去看了一下。

我们搭电梯来到他那栋建筑的地上一层，走到外面多沙的前院，从建筑里一条两边排列着挂有时髦招牌的商店的通道，由前头走到后方，最后再从后方走到下一条大路上。拉欧提先生在这一带是相当出名的人物，他走这一趟可引起了一点小骚动。大家都对他恭恭敬敬的。没几个人能这样只走几步路就回到往昔（还是衣锦荣归呢）。

我们很快就从大路的人行道上转入一个有栋双层老建筑的院子。我们绕行到后面，沿着建筑侧面的阶梯爬上顶端的阳台或走廊。这阳台（像下层的一样）贯通建筑两头，地板是按照马哈拉施特拉风格用石板铺成的。各个房间的门都开向阳台。最尽头的房间就是拉欧提先生一家人住过的地方。

我们从门口往内瞧，看到新完工的木质装潢和油漆，风格和颜色都是属于当代的。“做了一些整修。”拉欧提先生说。隔壁的房间比较幽暗和简陋，倒更像是拉欧提先生待过的地方。它大约有十五英尺长、十英尺宽，后侧有间厨房，另有一个储藏和睡觉用的夹层。这层的所有房间共用一间浴室和厕所。

在我们来这里之前，拉欧提先生说过：“我父亲要我们好好做功课。你看了那地方，就会知道那有多难。”

现在，站在他走过和跑过几千次的阳台，看着下面那个他应该跟这栋建筑所有房间的所有人共用过的院子，我想知道在这片小空间里日子是怎样过的，五个兄弟，两个姊妹，外加父母亲，这家人是如何挨过来的。孩子如何在这地方睡觉、玩耍、准备功课？

拉欧提先生说，他父母会在清晨四点钟把孩子叫醒。从四点到七点之间，他们必须做运动，跑步、俯卧撑，还要做功课。他们得在七点前做完这些。七点之后有什么问题？是建筑和院子里的那一堆人？是噪音？拉欧提先生说：“是气氛。”

身为湿婆军的大人物之一，拉欧提先生以强硬作风闻名。当我被带到办公室见到他时，他对我也有些粗鲁。不过，等他知道我并非为了撰写另一篇不友善的访问而来搜集资料，知道我对他的背景和经历更有兴趣之后，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也有兴趣谈自己的生平。他心目中看到的自己是一个奋斗过的人。

他说，他现在是市政常委会的主席，但是，一九六五年他二十一岁时在市政府谋得的第一份工作只是个小职员，月薪二百一十八卢比，相当于十六英镑。我们开始谈论正题时，他几乎立刻提到了这件事。接着他又提到另一桩：他说，小时候他会帮父亲做棺材。

我喜欢这个细节，他也喜欢。他想谈谈那则故事的其他部分。他邀请我前往他在达达尔的公寓住宅，还在一早派了他的大使牌汽车来接我。车窗装的是孟买流行的那种暗色玻璃；车内有两台塑料电风扇吹着，令人觉得还算舒适；仪表盘上方摆着一幅代表力量的神祇哈努曼的小画像。

我被带到拉欧提先生那层公寓时，他还没做完礼拜。等待的时候，我走到阳台上，纵览孟买全景。出乎意料的是，从这个高度看去竟是一片绿意。拉欧提先生结束礼拜之后，我走进客厅，他这就开始谈了起来。

“我出生时，父亲在印度全国广播电台担任技师。那是一九四四年。他每个月赚三百卢比，算是够用了。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自认为属于下层中产阶级。我们买不起什么奢侈品，倒是可以糊口。早上我们通常会吃一种用浸泡过的小麦做成的粥，叫satva。吃那东西会让你身强体壮。要花两个钟头才能把粥煮好。

“我在马拉塔语学校读到十一年级，然后进入大学。大约在这时，我父亲从电台退休，开始打起各种杂工。他的收入减少了很多。他曾经在电影摄影棚做木匠，每次总要工作好几个钟头，月薪却只有七十五到九十卢比。

“他到棺材店当过木匠，我有时会跟他一起去。做棺材是相当专业的工作。要做好肩膀那部位的弧度可不简单。必须用整片的木板，不能切割。棺材的底板还得非常好才行，因为整个身体的重量就压在那上面。做一副小孩的棺材，我们可以拿到四安钠⑰，也就是四分之一卢比。中型棺材可得十二安钠，较大型的六英尺或六英尺五英寸的棺材则可拿到一又四分之一卢比。那只是工资。一天下来，我们能做五六副棺材。一般而言，没有人会去做棺材，那是没有种姓地位的人才做的工作——有种姓地位的人不干那种活。我们为了钱才做。

“我父亲希望至少一个子女成为医生。我妹妹被一所科技学院接受了。我自己也修了综合科学课程。在这之后，我的第一个目标是参军。我想当军官，但找不到人给我门路。我在一九六二年加入印度海军训练班，也参加了各种考试——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的年龄却比规定的大了一个月。我只好又回到家里。接着，我想成为工程师。要在孟买上个学校可不简单。我被修拉普尔理工专科学校接受了——那学校离这里可有一段距离。我父亲说他负担不起，他确实是没办法。修拉普尔的学杂费每月要两百卢比。我只好放弃了那个机会。那是一九六四年。来年，我到邦政府的职业介绍中心去登记。我们还住在那单一的房间里。我在圣沙勿略工学院上夜校。

“你看，我这一生就已经有过这三次失败：未能加入军队，年龄太大无法参加海军训练班，没法就读工程学校。在那个年纪，这些都是挫折。那是男孩可以立下雄心的年纪。如果没有这样做，他就会失去方向。

“我的父母给了我支持和鼓励。我也一直没有放弃要在这辈子做点事的目标。我有自信。”

我想起塔纳的湿婆军地区领导巴提尔先生针对自信所谈的话。自信，或称“atma-vishwas”，是象神欢喜天赐给他的东西。我问拉欧提先生，他是否也认为自己从象神处得到了自信。

他说，他的自信得自较广义的宗教，而不是象神欢喜天这个特定的神。“他不是一位特别的神。在印度，一切事物都从象神欢喜天开始，印度教的礼拜仪式都以他起头。我们的宗教是从小就开始信奉的，它是我们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个印度教家庭都会做晨间礼拜。我们做礼拜时会穿特别的衣服。宗教确实让我们得到信心，它锻炼了我们的性格。

“我们这就谈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层面了。我跟你提过我的失败和挫折，说过我怎样放弃机会，到邦政府的职业介绍中心去登记。一九六五年，我在孟买市政府找到个小职员的工作，薪水是两百一十八卢比。那算是好薪水吗？对没有收入的人来说，能够得到多少都算是好的。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我妹妹能成为医生，就像我父亲所想的。我们最终替她拿到了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她还得到了三份奖学金，分别来自不列颠协会、塔塔基金会和另一个机构。我们选择了塔塔基金会的奖学金。它提供全额学费，书籍则由其他人补助。”

在这期间，拉欧提太太进出客厅好几回，但都刻意不让自己成为焦点。现在，她微笑着拿一本翻开的相簿走向我们。她先前听我们谈到宗教，这时她要我们看的照片就是在一个宗教场合拍的：她一个儿子的入法礼⑱。这提醒了拉欧提先生；他到里面拿出他做礼拜时所披的那条没缝针线的棉布——淡紫色，上头有一段是另一种颜色。拉欧提太太肤色白皙，容貌端庄，就像在许多印度家庭里那样，她对丈夫那种单纯和明显很自然的奉献令人难忘。

拉欧提太太退了下去。打开的相簿搁在沙发上。拉欧提先生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必须在这里谈点别的。一九六二年，就是我开始在市政府工作的前三年，也是我刚开始遭遇失败和挫折的时候，我接触到一本《马尔米克》的周刊。这是第一本使用马拉塔文的漫画周刊，负责编辑的是巴尔·撒克里。整本周刊的内容全部出自他自己、他弟弟和他父亲三人之手。每期《马尔米克》的封面上都有一幅大漫画，就是这些封面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当时那本刊物的销售量有三四万。

“接着到了一九六五年，我妹妹上了医学院，我在市政府做小职员，我父亲在摄影棚当木匠，这时《马尔米克》开始影响我的想法。每个礼拜，这刊物都会提到小老百姓在孟买和马哈拉施特拉所受到的种种不公不义。巴尔·撒克里和他父亲在刊物中所表露的情怀也深深打动了我。我甚至设法想跟巴尔·撒克里见面。那时他住在湿婆吉公园。”

拉欧提先生向西边一片绿树摆手：在这个高度，整个孟买一览无遗，从南边的印度门和碉堡区，到北边的山丘和郊区——从这个高度看下去，所有污秽都被绿树掩盖住的这个大都市，真可说是拉欧提先生独占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马尔米克》上刊载了一个青年组织即将成立的公告。它的名称将叫作湿婆军。我开始到巴尔·撒克里的住处走动。事实上，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那天是在他家剖开椰子的。”对印度教徒来说，在做一件大事之初，剖开椰子的动作代表一种礼拜或宗教仪式。“在场的有十八个人，早上八点二十分。”

“时间是一位大师选的？”

“不是，择日不如撞日。我是在场的十八个人之一。十八人之中有四位是巴尔·撒克里自家的人：巴尔大人本人、他父亲、他的两个兄弟。第一次会议持续了大约半个钟头，是在他们小屋子的主屋举行的。身为长者，那房间由他们的父亲使用。他用一台马拉塔文的打字机撰写所有东西。那台打字机目前还在那屋子里，作为他的纪念。想出湿婆军这个名称的是巴尔·撒克里的父亲。它听起来让人觉得对劲。在那次会议中，我们宣誓要扫除平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湿婆军就是这样开始的。巴尔大人会在各地召开小型会议。湿婆军成立四个月之后，他宣布针对不公平待遇的问题举行一次群众大会，时间定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反应非常热烈，来了四到五拉卡。”四十万到五十万人。“城里几间健身学校开始热心起来。”

什么健身学校？我从未听人提过。

“开设健身学校是马哈拉施特拉的传统。我父亲太穷，没办法让我们上健身学校。不过，我先前说过，他要我们在早上跑步，做运动。自从我们伟大的圣人拉姆达斯⑲的时代以来，马哈拉施特拉就一直有健身学校。他是湿婆吉的导师。”湿婆吉，十七世纪的马拉塔民族战士领袖，马拉塔军事盛业的缔造者。“拉姆达斯是很务实的导师，他的启示包括：你必须运动，保持身体健康。拉姆达斯有一句名言：‘口说无用，行动为是。’”

拉欧提太太此时又来到客厅，这一次，她带来一本马拉塔文的厚书。那是一本拉姆达斯的诗集，印刷精美的现代版本，还附有书衣。这又提醒拉欧提先生到里面拿出另外几本马拉塔文的大部头书：其他著名古代马拉塔导师——迪内希瓦里、屠卡兰、艾克那什——的诗集。我对这些人物不算真的了解。这些书看起来都很新，而且印制精美，但它们体积庞大，不易翻阅，让我觉得它们比较像是家中的神圣物品，而不是拿来读的书籍。这些书被一本本递给我，我拿在手中一阵之后又把它们传回去，然后，书就一本接一本被摆在沙发上，旁边是那本打开的相簿，里面有几张拉欧提先生在他儿子的入法礼中披着那块做礼拜时所用棉布的照片。

我说，我很难理解在孟买这种背景下，在拉欧提先生成长的环境中，人们怎么还有办法接触到圣书。

他说这不成问题。“在传统马哈拉施特拉家庭里，长辈会在早晚吟诵着著名大师的作品中的‘sloka’，也就是诗节。因此，不管他实际上是否读过圣书，小孩子都知道那些诗节。现在则是放录音带。”

拉欧提先生客厅一角就有一个小架子摆满了这种录音带。从放置的物品看来，那角落应该是个神圣的地方。

他说：“马哈拉施特拉是圣人之地。”他放了一段录音带，里面吟唱的是拉姆达斯的诗篇，其韵律让我想起四十多年前我小时候听人吟唱过的《罗摩衍那》⑳。拉欧提先生说，拉姆达斯的诗篇能够留下来是因为它们的韵律。“拉姆达斯的sloka有一种特殊、简单、反复的韵律。”它们的音乐性并不单纯为了音乐。“它们针对的是心灵。每一个马哈拉施特拉人，包括住在茅棚里的，也都有文化。”

他关掉录音机，回到湿婆军的早期历史。湿婆军是圣人之地的武装组织，很快就受到了欢迎。正当湿婆军扩张的时候，拉欧提先生自己的境遇却衰落了。一九六六年六月湿婆军成立，四个月之后举行的那次群众大会使它成为孟买的一股势力：在这期间，拉欧提先生的父亲过世了。

“那时，全家的担子都落在我的肩膀上，我必须继续在市政府当小职员。我告诉过你，我的首要目标一直是参军，这时我报名参加空军飞行员的体能测验。我在孟买通过了初试。在我那个测验中心应试的一千五百人当中，只有十二个被选中到班加罗尔进行复试。我是那十二人之一。我前往班加罗尔，通过了空军的各种能力测验。不过，我却败在最棘手的测验——机械方面的考试上。在那场考试中，你必须在五分钟内回答一百个问题，问题来得那么快，把我难倒了。在这方面，我没有得到指点。你得事先练习怎样在五分钟内回答一百个问题。现在有学校专门训练人们应付那种考试。那年头可没有。我对服务本来压根就不感兴趣，却必须在市政府工作，因此这次考试失败更加深了我的挫折。”

我先前从别人的话中就注意到“服务”（service）这个词在印度的用法。一方面，它跟“公职”（civilservice）意思相近；另一方面，它又接近老派英国人口中的“service”一词所指的仆役工作（domesticservice）。在印度，这个词的含义介于两者之间。“服务”在印度指就业；它同时也指替别人工作、为薪水工作、倚赖别人。（譬如，塔纳的巴提尔先生谈到他父亲在一家工厂的工具部门工作了四十年时，就说他父亲曾经“服务”过。）

“但在我妹妹拿到医学学士学位之前，我必须继续在市政府服务。我在一九六八年结了婚，是岳父母催我成婚的。那时我在沙勿略工学院读夜校，倒是希望等到毕业之后再成家。我们是恋爱结婚的。”

他用了英文的“love match”，把两个词的发音紧紧连在一起，又把“love”说成跟“how”同韵，因此那两个词听起来像马拉塔语。

“我们属于不同种姓。那时我兼职做家教，她是我的学生之一。我们就是这样谈起恋爱的。”市政府小职员兼做家教这件事倒出乎我意料。“她过去就住在那边那套屋子里。”

从我们所在的大楼顶端，他抬手指向不远外的一簇绿树和屋顶：从这里看去，孟买是个一望无际的都市，但他一直在狭小、村落般的空间里来来去去。

“两边家庭都反对我们交往。双方种姓不同，不过差别不是那么大。种姓不是反对的理由。在我这边，家人不赞成自由恋爱，我们向来是由家长提亲。”也就是媒妁之合。“她那边也是一样。因此，我的丈人家——或者说，后来成为我丈人家的人——就逼我成婚。这婚姻又让我多了一个担子。

“为了减轻负担，我要太太辍学工作。她放弃学业，去做接线生。那是一份公职，在邦政府的秘书处。她的月薪在一百七十到一百八十卢比之间——卢比贬值之后，大约相当于九英镑。这是一九六九年的事。我们在一九七○年生了一个孩子。不过，太太有了服务工作，我也没那么为此担心。

“一九七二年，我妹妹终于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有一天十二点钟，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通过了考试，当天，我就辞职离开了市政府。我服务了八年——在那段时间，依照我父亲的意思，我妹妹为成为一名医生而求学。她当上医生那天，我就辞职了。我没有别的工作，但我还是辞职了。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我太太的收入。她在邦政府秘书处的工作只是临时的，幸好她接着在市政府找到了接线生的工作。没想到我才一走，她就到了市政府。”

在市政府服务的后几年，拉欧提先生也参与湿婆军的活动。湿婆军已经崛起，开始游行，成为人们畏惧的对象。一九六八年，它在市政委员会赢得超过三分之一的席位。它倡议重划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边界。它发动罢工，使孟买停摆了四天。从南印度来的移民对湿婆军特别畏惧。而我们目前所在的郊区——看得到巴尔·撒克里住处附近的湿婆吉公园，也看得到当时拉欧提先生一家人还在其中一个房间居住的那栋双层公寓住宅——达达尔，正如拉欧提先生所说，是湿婆军带来地震的“震中”。

我自己对湿婆军那段早期历史也有一些记忆，不过，那是从另一边得到的印象。当时是一九六七年，湿婆军成立一年之后。当时，我正在一位祆教徒朋友家中做客。用那时候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提箱仔”，指的是大公司——通常是外商的分公司——的经理人员。在当时印度工业尚未兴盛的日子里，提箱仔的工作不但稳定，甚至是崇高的。我认识的那个人娶了一位系出名门的印度教徒女子为妻。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对原本不受印度平日纷扰所影响的夫妻，如今却担心他们的“异族”婚姻会使他们两人受到当地湿婆军的暴力攻击。

那时是晚上，我们身在高处，往下看去是灯光，其中一些是贫民窟的淡黄灯火。我所理解的孟买开始改变：那些“穷人家”——下面那些人——正在获得个体性，开始主张他们在这个都市中应有的权利，虔诚（或是对处境的强烈不满，或是嫌恶）已不是行得通的因应之道。提到可能受到暴徒攻击时——一九六七年时他言辞中的激动，这次我也从那位年轻耆那教徒证券经纪人巴布的口中听到了——我认识的那个人说：“我尽量不去担心。我告诉自己，要是情况看起来不妙，就当作碰到了有点麻烦的车祸。”

一九六七年那个时候以及往后几年，湿婆军创始十八名成员之一的拉欧提先生就在市政府当一名小职员，月薪在八年之间从二百一十八卢比升到二百七十二卢比五十派沙㉑，上下班时搭乘拥挤的郊区火车，往来于上班的那栋维多利亚哥特式建筑和他于其中出生、仍然住在同一房间的达达尔公寓住宅之间：那段日子里，他心中总是存在着对父亲的悼念，对妹妹的期望，还有自己未能成为军官、工程师以及后来没能进入印度海军而感受到的挫折，每天觉得在市政府的小职位——他的“服务”工作——只是一种侮辱。

在湿婆军以外，他并不是知名人物。但是，随着湿婆军的壮大，他也在其中往上爬升。他把上班之余的所有时间都献给了湿婆军。他回想说，当时他花在市政府和湿婆军上的时间加起来，每天有二十个钟头。他负责中孟买二十二个湿婆军地方组织的事务；他跟高层领导往来甚密；然后，他受命负责湿婆军的竞选事务。这时，他开始有名气了，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报纸上。

但当他于一九七二年辞掉市政府的工作时，他们全家的收入只有他太太的那份接线生薪水。然后，他似乎交了好运。离开市政府两天之后，他就在印度最有声誉的工程公司之一的管井部门找到了监工的职位。他的月薪是七百五十卢比，几乎是他在市政府收入的三倍。这是可遇不可求的运气，却只是昙花一现。他在湿婆军中的名气反而害了他。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工人开始把他看作湿婆军的组织工作人员，而不是一名监工。他们希望他出来组织工会。这种煽动可逃不过管理层的耳目。有一天，生产部经理把他叫去问话——这位经理是退役军官，正是拉欧提先生一直想成为的那种人——他是来工作的，还是来从事工会活动的？

拉欧提先生受不了这番讯问。“我是个脾气火暴的人，当天我就辞职了。我在公司干了一个月零二十二天。”

拉欧提先生在这里停了下来。他开始谈及生平中他特别想谈的部分。先前在他的市政府办公室决定跟我认真谈谈后，他马上就想告诉我他生命中的这一时期。现在，坐在家中，做完了晨间礼拜，沙发上摆着翻开的相簿和几本马拉塔文圣书，他停住了。然后他说：“我挨饿的日子就从那时开始，那是我一生中最凄惨的时期。”

但那也是他在湿婆军中大有作为的时期。

“我开始全天为湿婆军工作。家里就靠我太太的收入糊口。那时候，因为我跟太太是恋爱结婚，家中就开始产生问题了。我母亲跟我太太合不来。”

不管是恋爱结婚或媒妁之合，这是印度家庭生活中一向存在的冲突，是妇女无可逃避的宿命，就像婚姻本身或生儿育女或守寡一样。忍受婆婆的折磨乃是年轻妇女必须经历的考验，甚至是成长过程中少不了的一部分。年轻妇女好歹熬了下来。有天她自己也熬成了婆，可以折磨自己的媳妇，一生的甘苦也就扯平了。

“我终于决定离开我那个地方。”终于离开了上层走廊最尽头的那个房间。“我带着太太和孩子离开，搬去了我岳母那边。”

那地方距离不远。跟他搬离的那栋公寓住宅一样，从我们所在的地方也看得到他搬进去的那栋建筑。之后，他会在屋顶上把这两个地方指给我看：你感受得到空间那么小，距离那么短，旧地总在眼下，永远不曾真正离开过视线——也许出于这个原因，那些旧地（像舞台布景一样）就唤不起当初你曾经对它怀有的情感。

“如果我岳母给我食物，我就有东西吃。如果在那边他们不给我食物，我那天就只好挨饿了。那些日子里，我口袋里没有半毛钱，买香烟的钱都没有。不过，我是有尊严的人，我从未向人乞讨过。我宁愿挨饿，那些就是我挨饿的日子。我告诉你，从那时开始，我每天只吃一餐。早上我从不吃东西，只喝咖啡。

“在那段日子，一位舅父常来看我。一个礼拜两三次。他自己一贫如洗，但还是不时带我上饭店。”拉欧提先生把“hotel”这个字发成“ho-tal”，它更像是马拉塔语或印地语的一个字眼而不是英文，它指的是小饭馆——通常是简陋的那种。“他会请我吃一顿，只是差劲的食物，另外还有一杯茶、一根烟。

“有一天，我岳父没有回家。第二天，他还是没有回来。我们开始找他，费了一番功夫。四天之后，他自己回来了。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他。他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时已经出院。在那之后，他变得‘精神有问题’，会骚扰每一个人。因此，我在白天必须避开岳母家。我几乎是无家可归，到岳母家只是去睡觉。

“后来，我岳父的一个朋友让我使用东达达尔的一套房子。我们搬了过去，我的第二个男孩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在这段煎熬期间，我太太自始至终怀着孕。我在东达达尔安顿了下来，过着平静的日子。我通常在做完湿婆军的工作之后，晚上十一点才回到那里。这是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的事。

“我生命的这段时期历时四年。我常常要步行好几公里参加湿婆军的会议。那时候，我没有发过任何牢骚。后来，当我被选入市政委员会，开始在那里登台演说时，我讲的内容全部来自我刚跟你谈到的这几个年头。”

他得到了什么支撑？他是否觉得受到“指引”？

他觉得受到了指引，他有一位精神导师。正如我所设想的，是客厅的神圣角落那边——离那一小架子宗教录音带不远处——那幅可能比真人大的画像，上面是一位蓄须的英俊男子的脸部。我之前进入客厅时就看到了这幅画像，不过，因为我设想那是个神圣的隐私的角落，也就没有更仔细地观察。那个人——就画像看来，他的容貌端正秀美得几乎有点不自然——曾经是拉欧提先生的精神导师。

在这接近正午的时刻，拉欧提先生想谈的是宗教。他把我带到他做礼拜仪式的房间，就在客厅隔壁。神龛设在一面墙上，深深凹入，高度及胸。神像刚刚装饰上花环。有一颗剥掉外壳的椰子，其顶端有一簇椰壳纤维。在壁龛最里头的壁面上又有一幅精神导师的画像，其大小与壁面一样，可能为了放进那空间而修剪过，但跟客厅的那一幅是相同的：这样，信徒和神龛都处于精神导师的注视之下。每天必须向神龛里献上鲜花，椰子则每个月换一次。拉欧提先生每天早晨花一个半钟头做礼拜。他坐在一张鹿皮上做礼拜，结束后把那张鹿皮卷起来，摆在一个高架上。

几天后，当我再度到他的高楼拜访他时，他把故事的其他部分告诉了我。

挨饿的日子持续了四年。突然之间，好运向他招手。他开始在一个朋友的车库——就在达达尔这里——制作家具。这对他来说是新行业；不过，他也不完全是生手。在学校选修工艺课程时，他曾做过木工和家具。现在，在朋友的车库里，他开始制作沙发和桌椅。他把所做的东西拿去卖。他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

公寓中的家具大部分是他亲手做的。靠墙有一张他特意设计的桌子。它看似一张折叠桌，在桌面两边各有一片可以翻下的侧板。但这张桌子的设计另有不同。它的中央桌面很窄，大约只有八英寸宽，因此很适合孟买住宅里狭小、多用途的空间。这个设计颇受欢迎，被孟买所有主要的家具制造厂商采用。拉欧提先生也专门制作了一种可以用来分隔房间的组合办公家具。他都根据自己的设计制作：那些点子不请自来。“我一开始做家具时就想到了这些。”他也制作房门。公寓内的门都是他自己做的。他也设计并制作了所有加上花饰的柚木门框。对他来说，这公寓是一件珍贵的得意之作，它证实了他的成就，也展现了他的才能。原来公寓里的大部分物品只让我觉得稀松平常，这时经过他的指点，我才开始看出端倪。

他的成就接踵而来。他开始承包大型建筑的木工。接着，他觉得应该直接从事建造业。在开始制作家具两年之后，他跟人合伙盖了第一座大型建筑。虽然他觉得走了一段漫漫长路，当时他却只有三十三岁。从那以后到现在，他盖了十五或十六座大型建筑。

“不过，作为湿婆军的一员，我在经商时总是尽力站在中产阶级马哈拉施特拉人的一边。因此，我没有变成拥有巨大财富的建筑商，反而愿意追随在领袖身后，遵循他所下的指示。”

这种对湿婆军及其领袖的奉献俨然是拉欧提先生宗教信仰的一个层面。他一向有勇气和自信——来自宗教信仰，塔纳的巴提尔先生所谈到的“atma-vishwas”。

“在我向上爬以及多次往下跌的时候，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我总是勇敢面对——无论身为商人或社会服务工作者或一家之主。直到我进入大学，我父亲一直给我鼓励。然后在一九六四年，我遇上了那位在阿里巴格设立静修处的伟大圣人。”

这位就是客厅角落和礼拜房神龛后方画像里的精神导师。从拉欧提先生刚说的话听来，他是在无法就读修拉普尔理工专科学校而大感沮丧的那一年认识这位精神导师的。

“我常去见他，希望得到他的保佑。我从未向他要求什么。我去见他只为了得到保佑，只因为他是圣人而服侍他。我觉得他完全改变了我的一生。他在一九六八年辞世，但我觉得每当我需要保佑的时候，他仍然会赐福给我。虽然他的肉身已不存在于世上，但我跟家人还感受得到他的存在。你看，”拉欧提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把我带到公寓的柚木门前，“我的门没装门闩，从来不锁。”

我差点没有机会听拉欧提先生讲完他的故事。虽然在我们安排这次见面事宜时，他并没有透露丝毫信息，不过我现在知道，在我们第二次早上见面的这天他就要出门：他将到他的静修处停留九天。他独自前往，太太不随行。

“我每年都会去。每年的这九天是我自己的日子，不能给别人。”

他也做过别的朝圣之旅。他跟太太到过克什米尔的阿马尔纳特㉒石窟六次，那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一万三千英尺高处的一个山洞，自从古印度时代以来，那里就有一项奇迹，即每年夏天会出现一个状似阴茎——湿婆的象征——的冰柱，而且随着月亮的盈亏改变大小。

他说：“我很喜欢喜马拉雅山里的那个地方。”

想成为军官和工程师的入世的人，湿婆军的运动分子，虔诚的印度教徒：他一身兼有这构成信仰和行动之链条的三个层面。

年轻的耆那教徒证券经纪人巴布谈到湿婆军——他周遭的许多威胁之一——时说：“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经济方面的，如果经济方面没有问题，我们的一切都没有问题。”

那天下午，股市交易停止之后，他带我去看他住的地方，特别是他住处四周的贫民窟。这个被称作达拉维的贫民窟有点名气，孟买有些人还会带着几分骄傲宣称它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

我们坐在黄黑两色的出租车里，行进缓慢。阳光，人潮和喇叭声；客车排出的又黑又烫的滚滚废气；覆在皮肤上的灰尘。然后，在这一切当中，我瞥见一幅洁净的景象：马路另一边有一群系着白色缠腰布的瘦男孩在疾速走着。

巴布说，那些男孩是耆那教徒，他们是有志于宗教灵修的“牟尼”㉓，应该是某一位精神导师的信徒。牟尼没有固定的住处，他们必须四处移动，靠布施过活。他们可以在一些附属于寺庙的地方过夜，他们到耆那教徒家里要食物。

他们怎么会知道哪户人家是耆那教徒？

“通常门口会有一块木板，或是某种标记，或是某种瓷砖。现在，你还可以用贴纸。不过，大多时候会有一个随从跟着年轻的牟尼，他带着他们四处走动，告诉他们哪些人家是耆那教徒。他们说，这种磨砺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自我。在耆那教里，知识是相当重要的。僧侣被视为最有知识的人，每个人都听他的话。为了成为像僧侣那样的人，牟尼便得四处乞讨食物。为了获得知识，他们必须先控制自我。”

不过，那些仪式和传统属于一个更以农牧为主的时代。在如今的孟买街道上做这些事还有意义吗？

巴布认为必须随时改变仪式来顺应环境。譬如，耆那教徒应该每天早晨沐浴，然后套上未缝针线的布料，赤脚走到寺庙。在孟买，许多耆那教徒还可以这样做。在巴布和他母亲所居住的郊区，他母亲也这样做。但巴布自己就没办法了。他可以在沐浴之后步行到寺庙，但他不能光着脚，也不能只着未缝针线的布，因为如今他是在上班途中前往寺庙的。

我告诉他我前往穆斯林地区的事，以及我跟安瓦的谈话。

他说：“可以把攻击性导向有益的方向。我们过去曾跟那些地区的穆斯林球队打过篮球。那些年轻穆斯林男孩的攻击性让他们打得很好，攻击性让他们具有嗜杀本能。”这是巴布在印度企业家身上看到，但他自己那种贸易商尚未具有的嗜杀本能。“如果我对他们动手，他们就还手。他们打球是为了胜利，而我只要打得过瘾就好了。如果他们对我动手，我不会还手，我想我顶多会提出抗议。”

他再度谈到希望在四十岁时退休从事公益活动。从先前的谈话中，我知道他对这个念头有些犹豫，特别令他犹豫的是，他可能因此浪费神赐给他的天赋——这天赋如果好好发挥，应该可以获得更多从事公益事业的资金。现在，坐在出租车里，在一片灰尘和午后强光之中，在工作一天之后，这些犹豫似乎攫住了他，让他虚弱无力。甚至对每个周日到住处附近贫民窟去做公益活动的事，他也犹豫了起来。

“每个星期天，我们一群人——主要是耆那教徒——会去贫民窟分发食物。我们从早上十点半左右开始，一天下来大概能给五百人供应食物。前来的人当中，有许多可能在那星期只吃上那一顿大餐。那一餐可以让他们有力气活下去。我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们——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也感到内心一直存在的罪恶感得到了一点纾解。不管我为他们做了什么，我知道那些都有限度。或许，我应该设法帮他们走上自助之路。我父亲对这事的看法是：‘我会想教他们捕鱼，而不是把鱼送给他们。’如果我给他们充实的一餐，事情只是这样而已。我想我宁愿看到的是——纵使这表示只帮助五个小孩，而不是五百个——我帮助的五个人能够掌握谋生的能力。”

他心头一直萦绕着布施的念头，思考着他应该如何帮助别人，以回报神的保佑。布施如同宗教生活、审慎生活、纯洁生活的象征。

我们终于来到西恩。这是他居住的郊区的名称。他要司机绕到“公共住宅区”那边。他原本在途中就不太好的心情现在更加低落了。他谈到充斥在后街的性交易和绝望感，不过，他对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一眼不瞧。“公共住宅区”只是政府盖来提供给政府雇员居住的公寓大楼。作为都市发展的一个案例，那是令人沮丧的建筑——最莫名其妙、最无人性的建筑，盖在丑陋、赤裸土地上的一座座水泥建筑，有些地方看起来像垃圾场。不过，这还不是我准备见识的贫民窟。

事实上，那个贫民窟——那个著名的贫民窟——在西恩的另一边。巴布已经不再谈它了。我开始感觉到，虽然是巴布主动提议带我去看贫民窟的，但他的心情在途中改变了，现在他已经无法面对它。

我们来到他住的那条街。那是在西恩的中产阶级地带，离公共住宅区有点距离，在大马路的另一边。这条街看来住的是有地位的富裕人家；街旁有大树，穿着体面的男女上班族等候着公共汽车。巴布在这条街上购置的公寓价格相当于十万英镑——想想看，这里离孟买市中心有一小时车程之远，近旁又有一个很大的贫民窟。这就能让你明白这里的房价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也让你了解，为什么对生存在孟买的大多数人来说，寻找空间、停留之处和睡觉的地方是一个大问题，还有为什么这城市的角落里都是小屋、棚舍及拼拼凑凑的遮蔽体。

巴布那栋大楼多沙尘的院子清扫过了，看来光秃干净。若在另一座城市，这院子会让人觉得单调。但在这里，它却显得格外干净、光秃，而且这院子的空荡仿佛正是其干净的一个方面。

巴布说：“这是一栋由住户共同管理的大楼。因此，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吃素的。另一栋”——旁边建筑结构相同的那栋——“住户有的吃素，有的吃荤。因为这一栋的人吃素，所以这边房价较高。要是有人煮鱼，就会有鱼的味道。如果大楼里住了吃荤的人，你有时会在院子里看到一只被绑起来的山羊，两三天后山羊不见了，你就知道它已经被宰杀吃掉了。我们小区的年轻人开始变了。到了外面，他们会觉得别人都在吃肉，会认为自己可能软弱无力，缺乏男子气概。每个人都想依自己的情况去改变事情。”那也是巴布对仪式的看法：人们时时都在改变那些仪式。

我们搭乘老式电梯上到他的公寓。他向我指出他家前门上那张区分耆那教徒的贴纸，以及其他公寓前门上的印度教标记。他家的客厅宽敞整洁，往下看是街道和对街的学校。它跟院子给人感觉相同：空荡倒像是奢侈。墙壁干干净净，水磨石地板闪闪发光。

我问他鞋怎么办，他说不用脱。后来，他说的一些话让我觉得应该不问就把鞋脱掉。我们谈到仪式中的举止，他告诉我，有一位旁遮普的朋友说过，这客厅的地板是可以在上面光脚走动的。那位朋友的意思是说，脱鞋——譬如在进入寺庙之前——这个仪式动作通常表示要在脏物上走动，为了仪式性的洁净而把自己干净的脚弄脏。

巴布说：“我赞同洁净的概念，我赞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洁净。”

他母亲走了出来，巴布做了介绍：这是一位严肃、沉默的妇女，她的一部分生命在缅甸度过，直到那个国家独立，把印度人驱赶离境。她按照印度教徒打招呼的方式合起双掌——她每天早上都光脚走到寺庙去。

“在印度，宗教渗透了每一片活动领域，”巴布说，他打开一个抽屉，“这些是公司报告。”他拿出其中一份。“这是一家南印度公司的年度报告。”他向我展示报告前的照片。照片拍的是一位圣人造访公司总部的镜头。圣人站在董事中间，每个董事都赤裸上身站着，披着做礼拜的布。

“这是我们全国经营得最好的水泥厂之一，”巴布说，“在心底，我们总认为奉行宗教仪式不会对我们有丝毫害处。既然如此，何不身体力行？我一位朋友的岳父有一次告诉我，说如果要做成某件事，你就得每天拿某些东西去喂一头母牛。譬如说小麦，每天拿小麦喂一头母牛。嗯，在我生命那个阶段，如果我想达成什么目标，可是什么办法都会试的。何况我也知道，这样做并不会伤害我自己。那何不去做呢？”

“一种以利益为考虑的态度？”

“没错。我们之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遇到任何需要时都会去求神。这里有一座印度教徒去的教堂。那是他们相信的东西，但不是他们的宗教。如果你是印度教徒，怎么可以去教堂？”

壁橱中倾斜的中央架板上有一本《财富》杂志和一本《投资入门》。巴布意识到了不搭调的组合：那些实用的书籍和杂志；他自己的耆那教信仰；他对全盘洁净的追求；他所处的环境；他周周的其他信仰。

有人用不锈钢小托盘端出了茶。那是耆那教徒喝的茶——素的，不加任何蛋制品。还有一块普里面包㉔，几种用面粉及扁豆粉炸成的东西。

我以为巴布已经不再想带我去看达拉维那个大贫民窟了。不过，在他公寓的客厅里，他的心情又好了起来。喝完茶之后他带我去后面一个房间，让我从那边瞧瞧。贫民窟的距离比我设想的要近，就在沿着巴布家那条街后方的铁轨的另一侧。先前来到那条街时，巴布所住的中产阶级地区看来是那么有头有脸，现在所见的却只是被夹在公共住宅区和大贫民窟之间的一块狭长地段。

他说：“你会受不了那臭味的。”指的是贫民窟。

过了一会儿，像人们要出门去面对恶劣天气时那样，他毅然决然地说，我们该走了。

我们步行前去。贫民窟只在短短步程之外。我们先走过铁路上方人潮拥挤、处处灰尘的天桥，下午的人潮真是乱哄哄。才刚走下天桥，已经有点犹豫的巴布说，我们应该搭出租车。

为了让我明白贫民窟之大，他说：“瞧，从这头到那头没有半栋高楼。”从这个高度看去，贫民窟尽收眼底。不然，要是在路面上移动，可能会看不到那一大片四周被远方高楼包围起来的凌乱平地。

接着，在那么一瞬间，我们就已经在贫民窟的边缘行驶。这来得那么突然，那么直接，那么势不可挡，仿佛你看到的是戏台上或摄影棚里的场景，而其中的人只是在扮演贫民窟居民的角色：前后左右紧挨着的小屋和棚子，四处可见的灰黑和泥泞，不知弯向哪里的凹凸不平的窄巷；然后是一条半边路面被挖起的大路；然后是黑泥，蹲在一个黑湖边大便的男人、女人、孩子，闪着可怕油污虹彩的沼泽和排水沟。

臭味几乎无法忍受，但也不得不忍受。因为交通堵塞，出租车停了下来。堵塞是对向几辆装了货的卡车所造成的。达拉维贫民窟也算得上工业区，这里有许多没有执照、在管制得较好的城区不可能存在的厂商，包括皮革及化学工厂。

汽油味和煤油味使臭气更加浓烈。在这臭气当中，许多光着臂膀的人忙着工作，做着我从未见别人做过的事：他们正在捆扎或拆散废布料及废纸板。有的在一团灰白色灰尘中工作——那灰尘在地面堆积起来后像是积雪，在那上面手拍足踏都无声无息。有的在路旁或小棚里工作。这是大规模的拾荒。

巴布说他难得从这里经过。在出租车里，他背对贫民窟坐着。他面向马路另一侧，那边是那几辆原地不动的装货卡车，远方则是海边的班德拉中产阶级区的公寓大楼。

车子又动了起来。走了一段路之后，巴布说：“这里是穆斯林区。人家会告诉你，这里的穆斯林是基本教义派。你不觉得不管你让他们去为什么名义而战，他们都会听从吗？”

午后太阳斜照下兽皮、粪便、沼泽、化工制品和汽油的臭味，废布料的灰尘，卡车排放的琥珀色烟雾——谢天谢地，终于摆脱了这一切，进入另一个孟买，我们了解的、花了那么多时间去适应的孟买，道路铺了柏油、有巴士行驶、人们穿着轻薄衣物的孟买。

开车经过那地区已经够难了，要想象在那里过日子是什么样则更加困难。但人们还是住在那里，忍受着臭味和可怕的空气。有些人的事业就在那里。甚至也有律师住在那里，有人这么告诉我。粪便的气味是否只在边缘，在那个油亮的黑湖边才闻得到？并不是。那臭味弥漫了整个达拉维。我还在一本孟买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巴布那个西恩郊区的文章，里面把达拉维贫民窟描写得就像它让西恩多了波西米亚风味，给单调的中产阶级生活增添情趣：这就更加令人惊愕了。孟买可真让它的居民有了某些免疫力。

一段日子之后，当我搭出租车前往圣克鲁兹的国内机场时，我又看了达拉维另一眼。出租车司机——来自海得拉巴的穆斯林，充满自尊，在孟买住得不安心，害怕会沉沦下去，计划着不久就返乡，而同时带点神经质地看待他的车子和衣着——向我指出位于机场公路一侧的安置棚屋拆迁户的公寓大楼。往另一个方向，他向我指出达拉维扩展于其上的那片沼泽地。更远处则是那著名贫民窟的低矮的黑色轮廓。

从这里看去，达拉维显得突兀，甚至在孟买都算是多余的：按照人们的说法，它会继续存在，是因为它是选举的票仓，是制造仇恨的温床，许多人可以从那里得到利益。孟买的种种互相冲突的趋势也往那里蔓延，所有新产生的特殊性在那里都变得更加鲜明。但人们还是住在那里，遭受这额外的剥削，因为在孟买，只要有了住的地方，你就可以赚钱。

居住环境可以塑造人。就如同动物会因饲养情况而改变——饲养在小笼子里的鸡（且让我唤起四十年前的特立尼达往事记忆）被放归自由之后不会走，只会像在笼中那样半跳半飞——生活在孟买住宅那种狭窄空间里的人也逐渐习惯了那些空间，他们对另一种有隐私的生活方式会感到心神不宁。

戈提先生是湿婆军的一位高层主管。他在纺织工厂区长大，住的是分间出租宿舍——即纺织工人宿舍——里的一个房间。现在他还住在那里，虽然像他这种有地位的人可以住在更好地区的更好住宅。几年前他曾经那样做过，但结局很不如意。搬进那间单户公寓之后，他太太无法适应因为独立而宽敞得多的环境。她不仅情绪不佳，还变得相当精神失常。因此，戈提先生又搬回了分租宿舍，搬到现在住的两个房间里，回到四周有许多人的那种感觉，回到身边都是生命之声的那种情境。他再度快乐起来。

我是跟着查鲁——一位年轻的马哈拉施特拉婆罗门——一起前往戈提先生的分租宿舍。如果没有查鲁，戈提先生可能不会见我。查鲁说，戈提先生是湿婆军里几位“率性”的人之一。在查鲁的婆罗门词汇里，“率性”指的是粗暴和具有侵略性。

戈提先生住在他那栋分租宿舍的顶层。如果没有查鲁，我想我连那栋楼里的楼梯都到不了。一进入大门就闻到一股气味，看到小天井里一堆湿漉漉的垃圾和几只觅食的大猫小猫；然后，在突然变暗的通道里，一股从堵塞的排水沟里散发出的浓热气味呛住了我的喉咙——这让我觉得晕眩窒息，几乎要吐。出于他的婆罗门责任感，也因为他认为不应该爽约，查鲁（不断回头看我，有时甚至伸手拉我，像父亲把小孩从沙滩带进海里那样）一步步引着我往前走上分租宿舍的楼梯，经过几扇敞开的让你能看到里面家庭生活空间的门。

热空气应该会上升，但在高层空气却比较新鲜。一扇门外的老虎标记——湿婆军的标记——告诉我们那是戈提先生的房间或公寓。它面向大马路。几个绿框的毛玻璃小窗开着，外面是防盗的铁丝网，从窗外吹进来的汽车废气倒令人觉得清爽。

戈提先生有两个小房间。挂着帘子的门另一头是厨房。接待我们的这一间在晚上是卧室，白天则算是湿婆军的办公室。房间里有不少文件，存放在靠着侧墙的一个组合型橱柜里——这现代化的摆设令人觉得意外。一面墙上的装饰品中有张海报；这可能是某家石油公司印的，里面有一幅彩色的老虎照片以及一句英文：You observe a lot—by watching（睁开眼睛，观看宏微）。

戈提先生的父亲做过纺织工人，他每月赚四百卢比，相当于三十英镑多一点。他们一家人口不少，膝下有五男二女。家中原本有四个女儿，其中两个已经过世。他们全家所住的一个房间是标准的分租宿舍房间，面积为十英尺见方，家中孩子还小时，还相当过得去。早餐他们只喝茶，没有烹煮的食物。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一点，孩子们去上学。因此，每次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戈提先生的父亲在早上可以拥有一点自己的空间。戈提先生的父亲在纺织厂轮班工作，每个月换班一次。

我想起拉欧提先生关于每个马哈拉施特拉人都有文化的那番话，于是问戈提先生他在小时候是否也上过健身学校。他说没有。不过，这问题跟他有些相关，因为接着他马上说他曾经热衷运动。我向他问起宗教。他在分租宿舍长大时，如何认识宗教，学到圣人的启示？他说他自己不是虔诚的教徒：这么说来，他在某方面已经向过去告别了。不过，他说，他父亲会在家里做礼拜——虽然他父母都没有受过教育，而且直到他上大学之前，家里没有半本书。

听起来，那是一段艰苦、吃紧的日子。不过，一家人总算熬了过来。他结婚之后，情况开始改变。妻子从她家的分租宿舍搬到戈提先生的分租宿舍，接着他们生了一个孩子。这下子，那十英尺见方的房间就住了十个人。家人之间会有“分歧”，争端不断。因此，戈提先生带着妻儿搬到火车车程三四十分钟之外一个郊区的“员工住宅”——公寓大楼里的单户公寓。

那应该能让他们过上另一种新生活——跟家人保持距离，不再有争端，空间宽敞：原先是十个人住一百平方英尺的分租宿舍，现在是三个人住三百平方英尺的新公寓。可结局却是一团糟。戈提先生的太太过去只住过分租宿舍。现在，大半天独处在自成一户的三百平方英尺里，见不到任何人，找不到半个人聊天，她恐慌了起来。她开始出现严重的幽闭恐惧症，几乎快精神崩溃。

于是他们又回到了他们生长的纺织工厂区。戈提先生运气不错，在分租宿舍找到一个地方。像他们所住的这种两房套房或公寓在孟买叫作“一屋一厨”。实际上，这间主房比标准的十英尺见方分租宿舍房间稍大。现在他们一家五口住在这里，并没有空间不够的问题。

他在一九八五年买下了这两个房间。购房方式大致如下：这些分租宿舍——其中许多已有数十年历史，早在印度工业革命之初就出现了——原本属于纺织工厂，是为了安置工人而建的。原则上，工厂老板现在还是分租宿舍的所有人，不过，老板（由于租金管制法令的关系）已经不再管理分租宿舍，实际上甚至已经放弃了它们。租户如今可以转手他们房间的承租权。买家付给承租人一笔金额，往后再向工厂老板缴纳房租。一九八五年，戈提先生为这两个房间付了三万五千卢比，大致相当于一千四百英镑。现在，他付给老板的月租只有十二卢比，相当于五十便士——从这点来看，难怪工厂老板不再管理这些分租宿舍。

戈提先生现在是有保障的承租人，他说他可以在这两个房间里永远住下去。从他谈话的样子看得出来，在先前试图挣脱之后，他现在正打算在这种地方住下去。他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跟他一样。许多做不到的人也做着公寓梦。他自己有能力，他可以从银行取得贷款，但他在目前的这个地方过得很舒服。

我在他房间比较新鲜的空气里恢复元气后，开始试着以他的眼光来看这里。我注意到几样很管用的东西。天花板上有一台吊扇，地板上有一架坚固的四脚梯，是在夹层爬上爬下时用的。夹层下方有一个储藏空间，放了各种用具：一个衣橱、一只木凳、一个晾衣架（现在挂着毛巾）、一截橡胶管、一个脚踏掀盖式蓝色塑料垃圾桶。储藏空间在戈提先生背后，靠近一扇打开的窗子。房间前部是相对而言属于办公室的地方，组合型大橱柜就在那一头。仿佛为这奢侈品感到不好意思似的，戈提先生说他是在前一年买下这橱柜的，因为在湿婆军中的职务，他必须处理许多文件。

橱柜玻璃门后面不只有文件。顶层橱板上摆着塑料和不锈钢做的大杯和盘子，其他橱板上则有照片，以及一个金色牌子，上面是我听人提过的湿婆军的马拉塔语新口号：抬头大声说“我是印度教徒”。随着声势壮大，湿婆军也想超越地域局限。现在它所寻求的是较广泛的印度教认同；有些人觉得这跟湿婆军先前要把马哈拉施特拉邦交给本地人的主张同样令人担心。

我想听他多谈一些住在分租宿舍里的情况。查鲁跟戈提先生用马拉塔语交谈了一会儿，然后查鲁做出总结。

“他喜欢住在这里。他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不觉得更大的房间或公寓对他有什么不同。他不羡慕或嫉妒别人的财富。他看人只看心。”

“他喜欢这里生活的哪一点？”

戈提先生用马拉塔语回答查鲁，他描述起住分租宿舍的好处时似乎一发不可收拾。

查鲁替他翻译出来：“在分租宿舍里，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你都会知道。你知道别人家所有的动静。什么都听得到，什么都看得到。这样，大家生活在一起，互相分担麻烦。公寓里没有生命。”

这栋分租宿舍里就充满了生命。单单我们所在的顶层就有四十个房间，这四十个房间共用五个洗手间。你随时都看得到人。

“他不希望有隐私吗？”

查鲁的回答很肯定。“他不想有。他说那些想要隐私的人随时可以搬往公寓大楼。”他先前才说过，有些做不到的人居然还想搬到公寓大楼，因此这回答带有几分尖酸。“如果你为了读或写东西而需要隐私，凌晨一点之后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的。”

“他常常晚睡？”

“没错。他常常读到凌晨两点半或三点。除了这样，在这里没有别的办法阅读和写作。”

“他不认为多一点隐私会让人得到较好的教育？”

“你的智力或阅读习惯不是由你住在公寓大楼还是分租宿舍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你的倾向——你的资质和性格。”接着他提起一个近期的名例：一个当地贫民窟的孩子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会考中拿到了第一名。

“他难道不该为他的追随者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吗？”

在查鲁的直接翻译下，他的回答很严厉。“我不会费力让什么人过奢侈的生活。这里是纺织工人住的地方。”

“他要这些人一直当纺织工人？”

这问题经过翻译后有点走了样。查鲁似乎把它当作针对他个人的问题，得到的答案也是个人的。

“他自己在银行有一份工作。他有一位哥哥在一家邦营公司上班，另一个弟弟在纺织厂工作。不过这位弟弟教育程度不高，他缺乏那份智力。这弟弟现在每个月赚一千卢比，那不是好薪水。要在孟买过得称心，你至少得有两千卢比的月薪。”

我试着用另一种方式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对这分租宿舍里的住户有什么期望？”

我又没有得到答案。这问题好像变成了对分租宿舍的未来的询问，而戈提先生所给的是针对建筑本身的答复。

“这栋分租宿舍已有九十年历史了。它的建筑结构没有毛病，还可以撑个五十年。不过，我对它的未来有些担忧。住在这里的是穷人家，如果这栋分租宿舍有所损坏，他们可没能力重建或到别处购买住宅。如果这栋分租宿舍发生什么事故，他们就得离开孟买。”

在他身后的墙上，就在夹层的下方，挂着湿婆军的图片和标志。除了那张老虎海报之外，还有一块橘黄色衬底的青铜色大牌子，上面是象神欢喜天的形象；另外有一幅加框的湿婆吉加冕的画像：这其中所传递的信息是权力、荣耀和美丽，犹如印度电影所呈现的那些。

这个信息对戈提先生应该充满了意义。我倒想知道，它是如何跟他实际上为湿婆军所做的工作以及分租宿舍的情况联系起来的。当他仔细瞧这栋分租宿舍的时候，他真正看到的是什么？现在是谁在管理这栋分租宿舍，打扫公用的部分？

戈提先生说，租户自己打扫分租宿舍。我问他，为什么他们都放着大门内那些堵塞的排水沟及腐臭的垃圾不管。

他说：“孟买永远不会变得漂亮，它有一些本质上的缺陷。排水沟在前一阵子清理过了，但又堵塞了。还有一些是人的问题。缺乏公民意识。”最后一句是用英语说的。

湿婆军既然有那套特殊的社会理念，他们不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吗？

“这是老问题了。你得从孩子身上着手，问题不在经济。这些人就顺着窗子把垃圾扔下去。”

我问起他自己的背景。他说，他一家来自印度西南部果阿附近的一个村庄。现在那边还有他的亲戚，他们每年会来住个十或十五天。他们喜欢孟买，也希望能够住在这里。不过，他们知道要在这城市过不错的日子并不简单，所以回家去了。

从挂帘子的门里的厨房传来女人的声音。这期间一直在厨房的戈提太太拉开帘子说，分租公寓有地方发生了事故。一位老妇人刚来报信，她想知道能不能见见戈提先生。

他说可以。老妇人有点失控。她站在门口，含泪说她房间里有两个孩子被火烧伤了。他们的父亲在纺织厂工作，没人能帮忙。

戈提先生立刻说，他会用自己的车把孩子送到医院去。他匆忙起身出门，把查鲁和我留在房间里。

查鲁对我进一步讲了些关于孟买人集体生活的事情。他说，大家喜欢集体生活，是因为他们在大家族里长大：那是一种充实的生活，随时都有一大群人在身边，大家族各分家之间的关系时有变化，却十分亲热。查鲁说，他太太——目前正在修儿童发展的理学硕士学位——一旦独处就无法读书，她喜欢读书时身边有人谈话。甚至在如今，他太太还喜欢待在娘家的分租宿舍，因为那边有人陪伴，令人觉得温暖，不停的人声更会让人放心。

戈提太太把厨房门上的那块帘子拉开后就没有再拉回去。我看到厨房里有个神龛柜，那只是很简单的摆设，完全比不上拉欧提先生那个嵌入墙壁的神龛。戈提先生说过他不是笃信宗教的人，厨房里的神龛柜显然是为他太太设的。

戈提先生回来时，神情有点不安。他已经把孩子送到了医院。现在，他为太太担忧。她很容易变得沮丧。她认识出事的人家，那两个孩子的事故让她的心情很糟。

另一方面，这件事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分租宿舍之类的地方，湿婆军要有一位代表。湿婆军以社会服务著称，因此大家觉得可以向他求助。

我问他，分租宿舍和其他拥挤地区的集体生活是否使政治组织工作较为容易。

“分租宿舍像是个较大的家族，地区则是更大的家族。”

在其他群体里也同样容易成立组织？

他没有回答。

他是个严肃、阴沉的人。他对太太的关怀——这是他毫无遮掩地谈到的——犹如他温柔的另一面。他一九七○年结的婚，当时他二十一岁，太太十八岁。他要告诉我们的爱情故事，在某些方面很像拉欧提先生在遥远的达达尔那边的经历。后来成为他太太的女孩当时住在另一栋分租宿舍。他开始到那栋分租公寓为一个数学不好的朋友补习，于是认识了那女孩一家人。他也开始为女孩补习，两人产生了感情。

女孩的父亲是一位教师。（戈提先生的纺织工父亲从未拥有半本书。）戈提先生从工程学院辍学时，他并不赞同。在当时，湿婆军也因为暴力倾向而风评不佳。女孩的家人认为戈提先生游手好闲。由于这家人对戈提先生的反对，他太太第一次陷入了沮丧。

戈提先生说：“她非常敏感。”

有一天，戈提先生和女孩一起坐在一家饭店里——一家ho-tal，简陋的馆子。女孩的兄弟姊妹看到了他们。戈提先生觉得，这件事发生之后，女孩很难再回她家人所住的那房间了。因此，他把女孩带到叔叔在一栋大楼中的住处。隔天他们就结婚了。他把女孩带去叔叔家时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不过，他发现自己必须这样做，结婚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婚礼依吠陀仪式进行，比传统的印度教婚姻仪式简单。

这么说来，他的婚姻是出于爱情的结合。他家中的其他人是否也效仿了？

他说有一位妹妹在大约一年前也是恋爱结婚的。

“这种婚姻越来越普遍，不是吗？”

“没错。”接着，尽管刚刚讲到自己婚姻的浪漫经过，他却严肃了起来。显然，他对妹妹的婚事并不满意。“除非心灵相通，否则爱情的结合无法长久。如果是为了相貌而结合，婚姻维持不下去。”

“你妹妹的爱情婚姻遭到了反对？”

他的答复有点暧昧。“没有反对。她纯粹为了相貌结婚。”

“对方做什么工作？”

“阿育吠陀派医生。”“阿育吠陀”即传统印度教医术。

“有钱吗？”

“算不错，但还不能独立门户。所以我才要我妹妹去找个工作。他们住在西恩。前不久我才替她找了一份工作。”

西恩是巴布住的那个郊区。西恩会不会就是达拉维，只是比较说得出口？

我问他：“住在西恩的公共住宅区？”

“他们住在一栋有模有样的公寓大楼里。不过，我也不是真的很清楚。现在我跟我妹妹没有什么牵扯了。我已经替她找到工作，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过问。”

“那又是为什么？”

“男方在经济上不能独立。”

“你妹妹工作的收入有多少？”

“九百卢比左右。”

“你不想去看看她过得怎么样？”

“不想，不想。我已经为她找了工作。他们有一个孩子。我不想去。我妹妹跟我想法有出入，这我可不喜欢。她的生活质量很差，眼界很低。在她眼中，我的教育程度不够高。不过，我认为我的想法可比她高明。她的想法是：‘必须要有自己的楼房住宅，必须要有一大笔钱。’可是她没那个能力。”

这段话是查鲁翻译出来的，我不能确定戈提先生的意思是什么。他先前说过，他看人只看心。或许，他现在想说的是，他妹妹的物欲期望超越了她的教育程度，而这是她的荒谬之处。

“她不会跟别人配合，”戈提先生说，“我太太就可以配合。但我妹妹不能配合我太太。”也许问题就出在这里。

“你妹妹长得漂亮？端庄大方？”

“不尽然。”他用英语说出这几个字。以印度人左右摇头的方式表示肯定，又用英语说，“过得去。”然后，他重述他的立场。“我不那么看重血缘关系。我的亲人从来没有帮助过我，只有朋友帮助过我。现在我有了名声和地位，许多亲人就找上门来了。不过我不太理睬他们。”

“你为什么说你妹妹眼界很低？”

他没有回答。

我直接问查鲁：“作为湿婆军的一分子，他不是应该鼓励像他自己这样的人去追求某些目标吗？”

查鲁和戈提先生谈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戈提先生的答复。“重要的是，一个人要清楚自己是否真的有条件去追求某个目标。别人时常来找我帮忙，但我不认为他们应该得到帮助。我要看他们是否值得帮助。”

我问起墙上那张老虎海报。他说那是一个朋友送的。他念出那几个英文字：“You observe a lot—by watching.”他说这句话时舌头不灵光，不顺溜。不过，他似乎给这几个字添了特殊甚至神秘的意义。我问到另一幅画中的湿婆吉加冕礼，或是觐见礼，那是哪一年的事？他不知道。

他妹妹要从这里挣脱。为此，他尚未原谅她。他也未曾原谅她所选择的恋爱婚姻——但他却认为自己选择这种婚姻是意志和个性的表现。他是个硬汉，如今他已永远离不开把他造就成这种人的分租公寓。或许，出于他所倚仗的那一份湿婆军成员的优越感，他觉得妹妹的作为——还有别的种种——不符合体面和正确的老标准。

或许那位妹妹会过得很好，或许她会有办法独立自主，不必依靠家人或家族或种姓。不过，在孟买，有人也正是因此而从缝隙掉入深渊，其中一些幸运的，则会再被冲到像达拉维那种地方。离达拉维不远处，那个在哥哥眼中怀着荒谬至极的期望、会招惹麻烦的女孩拥有一间“有模有样的大楼”里的公寓——几乎可以确定，那公寓是几天前让巴布心情低落的那些单调的“公共住宅”里的一间。

你见过的人和报纸专栏作家都说，印度社会正在“犯罪化”。他们的意思是，在印度办起事来困难重重，因此政党和商界人士只好利用帮派分子来达成目标或提高办事效率：包括防止政治背叛、募集政治献金、逼债、催收口头定下的“黑钱”。

现在，犯罪相当有利可图。帮派像政客那样争夺地盘，这阵的新闻就报道了孟买的帮派火拼。报纸和杂志上所写的这些火并，读起来很像发生在印度许多邦的那种不明就里的政治纷争。令人不明就里，因为政治本身就令人费解：没有原则或政党路线，只有政治人物。人与人之间非敌即友，帮派之间、政客之间的关系随时都在变化。像政治的情况一样，孟买拥挤街头的厮杀也是为了争夺权力和龙头地位。尘埃落定之后，报刊就开始竞相专题报道新当上孟买黑社会头目的大哥。

这位大哥在另一方面也像政客：关于他的报道那么多，访问他的记录那么多（虽然他的老巢不在印度境内，而在波斯湾的迪拜），所有这些文章都如出一辙。像许多公众人物一样，这位大哥已经被报纸定型了，他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说了。

我觉得我还是去见个排行低一点的非大哥级的人物比较好，一个不常被访问，生平还没被一锤定音，因此可能还有些话可谈的人物。我并不真的认为能够安排这样的会见——我只是个路过的访客，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不过，孟买的帮派分子爱出风头，而且对以英文写作的人特别有兴趣。他们也想扬名国外。

帮我接头的人名叫阿吉特。有天近傍晚时，我们搭出租车前往达达尔，这是一段快让我变成识途老马的车程。我们下出租车之后走了一段路，穿过傍晚时分的悠闲人群，来到一家电影院旁边的槟榔店。我们夹在闲荡的电影观众之间，在那里等了一阵子，直到有个人向我们打招呼，接着又来了另一个人。我们跟着第二个人走。我们路过几条看来是有钱人住的街道，最后从侧门走进一栋树荫下的房子，一进门，黄昏的余晖就消失了。

这是一栋崭新的公寓建筑。我们进入的一楼公寓被装潢成一派印度式布尔乔亚家具店所展示的风味。在那些优雅的摆设当中，在非常幽暗的天花板灯光下，在一种仍然遵守印度礼节（在前门脱下鞋摆在门内）的氛围里，看着印度人的面孔表达着印度式的欢迎和礼貌，听着用印度英语讲出因为这特殊场合而兴奋的话语：在这当口意识到我跟帮派分子共处一室，很难不觉得奇怪。

小客厅内有六七个人。他们是年近三十的年轻人。除了那位此刻开始谈话的头目之外，他们的面貌跟大家心目中的大学教师或银行职员没什么两样。我们进屋时，这些人之中有许多站立着，他们继续站着。

那位头目独自坐在一张填塞得太满的鼓鼓囊囊的沙发里。他像一个施恩的王子，要我坐在他旁边。他肤色黝黑，嘴部线条优美，下唇厚实、有弧度，眼睛大而明亮，眼睑轮廓清楚，这些正是某些拉其普特㉕宫廷艺术家所着重刻画的面部特色。

我却不知道该跟他谈什么。原先我以为只会见到一个人，没想到整个房间都是人。阳光突然消失，变成天花板上灯泡的幽光，我必须用力瞪视才能看清，这让我感到不适，也就更加乱了方寸。

无论访谈的内容为何，我总是希望按部就班慢慢来，小心地触及犯罪和帮派的问题，一点一滴搜集我的资料。但是，从头目的话可以清楚听出，他想单刀直入。他想马上谈正在进行的帮派火并，以及他所属帮派和他那一票弟兄的地盘。问题是，我对孟买的帮派所知甚少。我对重要人物、敌对势力和出名的战斗一无所知。因此，头目这开门见山的一番话实在是对牛弹琴。

他似乎终于看出了我的问题。他应该觉得失望，只是没有表现出来。他换个方式，开始告诉我一些基本的东西——他认为我要写的应该只是简介式的报道。他说，他知道早晚会死在警察枪下，我觉得他希望我在报道中引述这句话。然后，犹如向一名新手记者透露他认为这种记者所需要的耸动新闻材料，他告诉我他这票人所干的坏事。

他们搞一点收保护费的营生；干这种事时，他们的“同伙”是摊贩。他们也当开赌局。最近，他们开拓了新领域：他们为某个政党干了一桩绑票案，在学生联合会选举时绑架了另一政党的学生领袖。他们有一项收入不错、规模越来越大的行业：劝告人们出让享有租金管制的地契，把土地或建筑物腾出来作再开发之用。他们也干了几票“饼干”窃案——“饼干”是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黄金，人们常常把不当收入换成这种小金块。干这种窃案还真有意思，因为失主不会去报案。偷饼干并不难，你需要的只是情报，而你可以从警方处得到很好的情报。在他们年轻一点、孟买的人们还不像今天这么有钱的时候，他们曾经做过电影黄牛票生意。做这种生意可真不赖：卖座电影上映时，你把所有的票都买下来，然后再由黄牛高价出售。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已不值得去做。有一件事他们是不干的，那就是受雇杀人；他们不能无缘无故杀人。

他以透露秘密的模样告诉我这些。他在填塞得过满的沙发上倾身靠近我，压低声音谈着。他像个介绍业务项目的生意人般谈着他的规划。他不太移动，也没有做什么手势；他的声调平稳；只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精力和狡黠。

房间里的其他人并没有静下来。他们时不时走来走去，从加装铁条的窗子望向外面。路灯的光现在就照在窗外的树上。有人吹了两三声口哨。接着——这是印度人的礼貌——一个人走进来，带了几瓶招待客人的冰可乐。

我看着这位头目黝黑端正的面孔，对他越发感到困惑。当然，他是在装腔作势：他那沉着的神态，他那平静地透露秘密的模样，他那毫无手势的言谈，这些都是故意装出来的。虽然有时候他的话听起来有点幽默，那可不是他的用意；他的话没有拐弯抹角；他所信赖的是权力和拳头。

房间里的另一个人也开始让我觉得不对劲。他一直站着，保持警戒，有时往窗外瞧瞧。他有一只手包了纱布。原先，我在他脸上看到教养和印度人的谦恭，后来，他的面容似乎变得空洞，令我难以意会。他或是婆罗门，或属于只低了一点的种姓。他走入了歧途。

现在我得知，他那只包扎起来的手被另一帮派的人砍了一刀：那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帮派火并的一部分。头目谈着那次拼杀时，那人把纱布拆开，展示可怕的伤口和扭曲的手指：无论意志多么坚强，皮肉仍然只是皮肉。

“他没事，”头目以他平稳的声调说，“维塔尔没事。那只手还可以拿刀。”

我也不必为那伤口担心：这次被砍伤的仇已经报了。报仇的人是头目自己。有一天，他坐在附近一家餐厅——不是ho-tal那种小馆子，而是一家帮派分子常出入的既上道又著名的餐厅——正好看到外面车子里坐着那个下手砍伤维塔尔的人。他跑出餐厅，然后——就这样，完全没有考虑后果——向车内那家伙开枪。那人跪了下来，哭喊着，抱着头目的脚求饶。（他是这么告诉我事情经过的：那个下手的人一下子在车里，一下子又在车外。）头目放下枪，改用刀子（这样他所说的故事才会前后一致），开始对跪在地上那家伙的肩膀下刀；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砍下，但刺得不深。他对那人说：“你在哭。我现在不用杀了你。你在哭，抱着我的膝盖。我又何必杀你？”

讲故事时，头子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两三次。他一直没有做多少手势；现在，他却在模拟他砍那个跪在地上的家伙肩膀的短促、重复的动作。

那报仇的一幕和那个下手者抱着头目双腿的情景可真让他们一群人得意。维塔尔和另一个人附和着老大所说的话，大家都强调后来的结局。那件事过后，下手的那家伙就不是人了。他变成了笑柄；没有人怕他；他被帮派除名，目前在孟买默默无闻，没人理睬。

“维塔尔没事的，”老大说，“那只手没事，还可以拿刀。”接着，犹如我们是同事，而他正含蓄地跟我谈着我们都知道的事（也为了解释他故事中的疑点），他说：“我喜欢用刀。比较稳当。用枪比较拿不准。你开枪，以为对方死了，但子弹只打到肋骨。”

他又告诉我另一个故事。他们曾经在某个圣诞节那天到敌对帮派所办的丧礼中干了一场。他们带了刀过去，对方没有防备。在其他吊唁者还没搞清情况之前，他们就砸得不可开交。

除了屋内灯光那么暗以及人那么多之外，一开始就让我惊慌失措的事情之一是——或许因为我误解了阿吉特所说的一些话——我误以为这些人是穆斯林。接着我才发现，他们是印度教徒，他们之间有那种独特的集体情感。

到目前为止，大多是由头目开口说话。当我问到帮派中的穆斯林时，却轮到维塔尔回答。他说，他不信任自己帮派里的穆斯林，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办事。穆斯林帮派分子来自贫穷地区，屋子里他们这一伙则是“中产阶级人士”。他们来自达达尔这个中产阶级郊区，就像盖瓦斯卡尔、巴提尔、夏斯特里那几位印度板球巨星一样。这时，维塔尔面无表情地看着被砍伤的手，再慢慢把它包扎起来，仿佛开着老玩笑般说：“跟喝的水有关系。”

维塔尔和其他人说，穆斯林会犯罪是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较低。穆斯林实行一夫多妻制，家庭成员很多。然后，出于一种奇怪的弱者的自豪，房间里这些人说，穆斯林帮派分子在其社群中是英雄人物，但像他们这种印度教徒帮派分子则只是被唾弃的人。

尽管被唾弃，他们仍然是虔诚的教徒。他们自认为得到一个庙宇的女神——作欢母——的保护。她是权力女神难近母或时母的化身。

头目以全然严肃的口气说：“她是代表善良战胜邪恶的女神。”

他们是虔诚的教徒：这是他们要别人知道的。他们遵行盗亦有道的法则。譬如，他们绝不会去骚扰穷人。

头目说：“如果你干了那种事，穷人会诅咒你。遭穷人诅咒是很严重的事。”

他们每个晚上都睡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有安全的藏身之处，我们目前所在的房子便是其中之一。他们都不知道别人睡在哪里。每天，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见面。他们有联络的方式。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他们就等待消息——关于帮派火并的消息，关于某几件案子发展情况的消息。头目说他最近结婚了，嫁给他的女孩对帮派充满刺激的生活着迷不已。

我们离开之前，头目向阿吉特要了十五份某天的报纸。那天的报纸上有一篇关于他或是提到他的文章。

他很看重那种上媒体出风头的机会，那是他打入外部世界的途径。作为一个印度教徒罪犯，他依然深信着他的宗教，依然把他的某些自豪建立在印度教徒社群之上：这样的他可真是迷失了。对他、维塔尔及许多其他人，事态相当不乐观。他们摆脱不了目前的生活，他们无处可藏。想要那样的话，他们必须远走高飞，前往印度另一端，离开帮派的势力范围。他们每个人现在都背负着罪案。头目对自己的预言也适用于他们所有人：他们都会死在警察枪下。

阿吉特和我再次走上街道时，夜幕已经低垂。住宅区街灯的黄色光线照在树上，投下幢幢阴影。主干道上货品充足的商店和摊子有明亮的灯光。根据我们先前听来的说法，这些摊子有的受到保护，这让你觉得眼前的景象有点不同。

我们刚见过的那些人几乎以拍电影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的角色，他们也可能以某些电影明星为模仿对象。在他们面前听着他们谈话时，实在很难完全相信他们所说的。你所听到的很像是有关帮派、犯罪、谋杀的电影或书中的情节。他们是在吹嘘。不过，按照阿吉特的说法，他们所说的大部分是实情。房间里那几个人一共背负了八条人命。手掌被砍的维塔尔特别凶残。

他们可全都会没命。位居高位、被报刊称为大哥的帮派分子可以摇身变成政治名流；他们会得到政党和影坛的青睐，他们可以把钱投资于电影拍摄；他们可以跻身孟买的镁光灯下。但是像我们刚见过的这些处在下层和中间的人都注定完蛋了。

他们从小就开始犯罪。阿吉特说，他们在孩提时会被住处一带著名罪犯的风光所吸引，那些人可能会到饭馆吃霸王餐，到水果摊上拿走水果而不付钱——这些是很拉风的行径。孟买让人想在某些方面拉风，我们刚见过的人就是为了像这样拉风而甘愿丢掉性命的：这种心态带着几分对圈外人的悲悯，这种拉风的模样似乎表露了这座拥挤城市的困窘和紧张——每个人都想要拉风，安瓦在他的聚居区中感受到了这一点，戈提先生的妹妹在她的分租公寓里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帮派分子到作欢母的庙宇献祭。戈提先生的妹妹虽然因为违反习俗为爱情结婚而被逐出家门，她所嫁的却是位阿育吠陀派医生，也就是满腹传统知识的人。不管传统仪式在都市里要做多少变更，还是有许多人举办。孟买市里对懂得仪式的人有需求。

那位执行仪式的专业祭司就是因此来到孟买的。他来自马哈拉施特拉南边的那个邦。他属于由齐特拉普尔萨拉斯瓦特婆罗门所构成的祭司团体。更准确地说，他来自侍奉一座著名庙宇的七个祭司家族之一，这间庙宇所供奉的神祇已经被膜拜了三百多年。

可以说，这位祭司是在静修所里长大的。他的父亲是祭司，祖父也是——他能追溯的先人仅到这里。祭司在十岁时丧父，不过他成长于一个大家庭，就由叔伯传授仪式程序和经文。

出身祭司家族让你在社群中拥有身份地位，但不意味着你会有钱。在庙里任职的祭司收入很少，小男孩也从未去外地度假。他的童年几乎完全在庙里度过，他在那里只会学习涉及宗教方面的知识。学习阶段快结束时，镇上开设了一家非宗教的现代化学院，不过他也只在那里读了一年。所以，他可没受过多少现代教育，当他必须工作赚钱时，也没有什么现代行业是他可以从事的。

跟他父亲和祖父一样，他只能做祭司。那可不是容易的事。七个祭司家族——都是大家族——出了不少祭司，他们根本无法全部在地方上找到工作。更糟的是，当地许多萨拉斯瓦特婆罗门社群的成员都搬去孟买了。

年轻的祭司决定跟随他们，到孟买看看有什么发展。孟买不是个欢迎外人的城市，但祭司运气不错。他在城里有个姑妈，就在她那边住了一年。不过，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他姑妈有个儿子已近成婚之年，婚后就会把新娘带回来，祭司必须住到别的地方。还好，一时之间总有个栖身之处。

工作的机会也有了。由于祭司出身的乡间庙宇在社群里颇有名气，而且实际上由于去过那里的人都对祭司的家族有所了解，也由于孟买有人在祭司小时候就认识他，所以他不必——譬如像一位新律师等案子那样——苦苦等着人家来请他去为新公寓做乔迁或辟邪仪式。他一来到这个大都市，就马上替人家做了一些仪式。

当时他才二十四岁，是个害羞的年轻人，仍然一副乡下模样，未脱庙宇习染。在早期的那段日子，当他替人家做仪式而被问到费用时，他总是撇开钱的问题，告诉他们随意就行。人们就因此占他便宜，只是一开始他并未料到这点。他发觉之后便决定定下收费标准。如果他让客户自行决定付多少钱，有时一场婚礼只会收到区区三百五十卢比——要知道，一场婚礼下来，他常常得念经长达六小时之久，同时还得做许多繁复的事。现在，他替人做婚礼仪式的固定费用是一千卢比，对此可没有人抱怨过。

他就这样在孟买安顿下来，在他那一行树立了名号。大约一年后他姑妈的儿子结婚时，祭司已经有能力搬到别的地方。他成了一名“付费宾客”。这是孟买特有的做法，情况如下：他在别人家公寓的房间或夹层里租一个睡觉的地方。这对他就足够了。

他发现，在孟买作为一位祭司，他拥有一些优势。孟买总共有五位来自他那个社群的祭司，其中两位年纪较大，第三位则在孟买师从其父。我们这位年轻祭司可以说还留有庙宇的原味，因此老派或保守的人比较喜欢他。只有一位祭司比他年轻。

孟买还有第六位祭司。不过，他那么出名，地位那么牢固，作风那么气派，而他的仪式做法也那么现代化，应该把他当作另一类型看待。这位祭司为了适应孟买生活的步调，把旧仪式做了大幅修改，以至于可以在三个半钟头内念完通常需要六个钟头的婚礼经文。这位祭司已经六十三岁了，因为念经的速度而被称为“电力祭司”。他也把某些仪式所念的经文录成录音带，然后卖往海外的社群——主要是波斯湾几个产油国家里的。据说，一卷婚礼用录音带要价一千卢比，较短的仪式所用的录音带则相对便宜些。根据人们的说法，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因此他跟太太（一位银行主管）得以到伦敦和美国度了一段长假，甚至在假期当中——真是一事成功，万事顺遂——电力祭司还替人办了三次婚礼和三次入法礼。目前他在孟买的地位相当重要，已经成为湿婆军的领袖之一，他也出资拍摄了一部马拉塔语影片。

年轻祭司这样形容电力祭司：“他是个有经营头脑的家伙。”不过，年轻祭司不想跟这位老名人竞争，他不想录制仪式用录音带。他照老办法做仪式，这让他觉得很妥当。他认为还是有人喜欢这种方式的。由于孟买的交通情况——他每天来往各地可能会花上数个钟头——他一天顶多只能做三个仪式，那对他而言就足够了。

他平均每个月有一千卢比的收入（这是平均数：婚礼并不是每个月都有），对此他已感到满意。另外，他还可以拿到馈赠的食物：仪式中作为供品的大米、椰子、水果、豆类等等。献祭者摆的供品总是非常丰盛，其中一部分在仪式中用去，剩下的便由祭司带走。就这样，每天从这户人家转到那户人家（像耆那教牟尼在交通拥挤的孟买到信众家里乞食那样），我们这位祭司应该会觉得，在远方那间庙宇度过贫困的日子之后，如今他在孟买又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现在他是个矮小甚至有点俊俏的三十岁男子，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点。他面貌可亲，留着小髭，肤色跟他所属社群的其他成员一样浅淡。他穿着白色衣物。他的缠腰布有淡褐色的边饰。他戴着一串檀香木珠做的项链，用一只白色尼龙购物袋装着随身物品。他的声音跟他的微笑和眼神一样轻柔。他表现出婆罗门安详和善的典型模样：看起来，他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欢喜无忧。

他关于仪式和食物馈赠的话——还有那只显然是用来装供品的尼龙袋——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我小时候在特立尼达，祖母家那边时常有仪式进行，总有人在念诵经文或史诗。这些仪式和念诵倒并没有让我们体会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反而更让我们明白我们在特立尼达是有别于他人的一群人。这些有时长达数天之久的念诵，使用的是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在我记忆中，这些事随节庆假日而来；它们在进行当中还不时——在仪式的某些阶段，当人们把净化的奶油和红糖放进献祭的火里让它烧得更旺、更香甜的时候——伴随着摇铃、吹螺和击钹的声响。

这些场合让我对宗教专家所享受的特别待遇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是这些场合里的主要角色，大家必须无微不至地款待他们。你得铺最好的毯子或床单让他们坐，得把最好的食物留下来，在仪式结束时毕恭毕敬地侍候他们吃。然后，当宗教的时刻已过——或者可以说，已成灰烬——而专家们也已不全然是舞台的焦点时，他们可以悄悄拿走大家丢进附有装饰的祭坛上那盆圣火里的铜板，他们也可以拿走燃烧着樟脑（圣火的象征）的铜盘里的铜板，那是先前铜盘在观礼者之间传递时，大家投入其中的：你把铜板投入盘里，手指在樟脑火焰上拂过，然后再把手指按在额头上。

对我来说，这些是久远的记忆，几乎可说是前尘往事。可是在这里，在一个意料不到的场合里，它们却是鲜活的。我是在南迪妮的公寓见到那位祭司的。南迪妮是一本广告杂志的记者。她跟祭司属于同一个社群。她自己不信也不需要仪式那一套，但她的家人似乎有时还会请祭司来帮忙。她的公寓位于达达尔，是一栋公寓建筑——共四层，每层十户——里面的一间。我们所在的是高层的公寓，这是够体面的孟买中产阶级公寓，有阳台，里外各一房。

我一边在脑海里回想着小时候在看到钱从祭坛上微热的灰烬中被耙出、燃烧樟脑的盘子内有点烫的铜板被拿起时所感到的兴奋，一边问祭司他社群里的人是否也把钱投入燃烧樟脑的盘子。他说他的社群里并没有这项习俗。不过，在传着圣火的当口，来自社群之外的人有时会把钱放到盘子里。于是，为了不失面子，社群内的人甚至也会跟着做——而这些钱都是他的。

他向我谈到他成长其中的那间庙宇兼静修处——或称为“马特”——所供奉的神祇。那位神是作怖。他是谁？湿婆的朋友。他有什么属性？从祭司的反应看来，他似乎觉得我在考他。他说，是死亡之神阎摩的化身。

他说：“你向他祈祷，让灵魂得以安宁。”

“那不是基督教的观念吗？”

那跟基督教的观念不同，他似乎对基督教的观念一无所知悉。他轻柔地说下去，带着微笑，眼神明亮，南迪妮在一旁翻译。

“我们社群相信，人的灵魂——就是‘atma’——会跟神结合在一起。”他毕竟是一个祭司，仪式的执行者，而不是精神导师、哲学家或宗教领袖，因此他几乎立刻就向我大致描述了丧事中必须做的仪式——这次，他仿佛又觉得他在回答考题。“人死后第十四天要办一场仪式。事先必须备妥种种供品，除了死者喜欢的食物之外，还要加几样。然后还有繁复的祭拜过程。祭拜过后，要把所有供品都摆在一片大蕉叶上，留在屋外。大家等着乌鸦前来啄食大蕉叶上的东西”——印度的乌鸦相当贪婪、敏捷、机警——“如果它来，就表示灵魂已经跟神结合在一起。”

他在庙宇里所学的就是这类东西。那是繁重的课业。办丧事时有仪式，得子时也有仪式。

“有一种给婴儿做的仪式。做这仪式时必须参考《五部经》。那是一本古经，现在有印度各种语言的版本。你查阅那本书，替婴儿算命、取名。这是印度教徒普遍的做法，不限于我们这个社群。我必须学习这一套以及所有其他仪式的细节。假设你搬进一间新公寓，那么你就必须为那地方祛邪。新公寓得保持洁净，因此，你同样必须完成一套相当繁复的仪式。小孩到了八岁时要举行入法礼。当然，婚礼中也有仪式，前后六个小时，祭司要从头到尾念经。”

我想知道仪式细节是绝对固定不变的，还是祭司之间对此有争议——就像在多年前的特立尼达，宗教专家存在争议，而有时只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譬如，印度教徒的正确问候方式应该为何。

祭司说：“近来，祭司已经开始使用快捷的方式，特别是做婚礼仪式的时候。他们认为六小时的仪式太长了。”他不喜欢捷径。“那样做毫无意义。我觉得，一旦你开始走捷径，一切就都泡汤了。”

这是另一个问题。那套几千年来层层累积而成的、复杂的印度教神学，到底有多少成分已经在孟买泡汤了？我在特立尼达时只跟印度隔了两个时代，却已经对印度教神学的许多部分一无所知——倒是印度教史诗还令我陶醉。后来，我才从艺术史里得到一些片段。失掉其环境与土壤之后，印度教神学似乎就随风而逝，一如过了几个世纪，它已经从爪哇、柬埔寨和暹罗文化里消失：当年促使人们去修筑吴哥窟的激情及信仰体系，如今不可复得。

祭司说，他一向都会仔细解释他所念的经文。他也买了几本雅利安社㉖出版的书。雅利安社是推动印度教改革的组织，本世纪初期较现在更为活跃。雅利安社出的书解释了他所进行的一些仪式的意义，让他能向信徒解释得更为清楚。他自己是否有时会弄不清楚那套神学？

“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没有离开它。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作怖，湿婆的朋友，阎摩的化身。这些本身就是难懂的概念。摆在一起，它们显得更加晦涩了。”

他再次说：“你向神祈祷，使灵魂得以跟神结合在一起。”接着，谈到不同的神祇，他说：“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神，在我们的马特里，我们把他看作作怖。这间马特已有三百年历史，这位神也已经被供奉了好几个世纪。”

“那边的神是否跟巴里的象神欢喜天很不一样？”后者是巴提尔先生所信的神，他赐予信徒好运和信心。

祭司说：“在我看来，所有的神都一样。事实上，象神欢喜天是我最喜欢的神，因为他是知识之神。”

“那不应该是辩才天女吗？”

“象神欢喜天的别名是智慧之神。一牵涉到神，就学无止境，深究下去总是有新的收获。你一旦进入祭司这行业，便不会想离开了。我以此为生，但同时我也通过它不断追求知识。这些年来，我的信仰持续增强，已经到了颠扑不破的地步。如果我从事别的工作，譬如说在银行工作，那么事情可就不一样了。”

祭司的弟弟在银行工作。这位弟弟也受过祭司的训练，不过他同时也曾在当地的学院求过学。祭司说，这是属于祭司阶级的年轻人现在的选择，他们纷纷避开传统行业。例如，有一位在那间庙宇受过完整祭司训练的人，目前在孟买机场附近的一家旅馆当会计。年轻一代不想干祭司这一行。祭司并不责怪弟弟到银行上班。并非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信仰。纵使他弟弟先前决定到孟买来做祭司，他也很难在孟买找到住处。

“你弟弟在银行的收入有多少？”

“每个月一千两百卢比。”

“跟你赚的差不多。”如果把祭司每天受赠的食物以及布料之类算进去的话，他弟弟的收入可能就少多了。

祭司说，当初，他会因为未能到庙宇所在地的学院好好求学而感到抑郁不安。他常常担心生计会有困难。不过，他已不再为错过的教育而伤神，特别是因为他现在收入几乎跟弟弟持平，而后者还读完学院，进了银行呢。有时候，好意的人会劝他兼做点现代行业以防万一。纵使他的收入几乎不下于弟弟，在孟买还不算高。

“但是，”祭司说，“你去求职时人家开口就问：‘你上过大学吗？有没有修过这门或那门课程？有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因此，我最好还是待在这个行业里。”

“你这么说就好像是找过其他工作。”

“没有。倒是看过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待在家里。”

纵然他不想找个副业，他一定也已经发觉，在孟买市里来来去去将会越来越麻烦，从一场仪式转到另一场仪式将耗掉他越来越多的时间。那么，为了未来着想，他不是应该盘算盘算，准备去做点电力祭司所做的那种事？

他的回答让人觉得他似乎考虑过这一点。“我不认同那种做法。”他指的是把念诵的经文录在卡带上。“你光忙着按快进和快退就够瞧了。”这两个词是用英语说的。“你注意力无法集中，仪式的目的也就完全落空了。”

我说，庙宇和静修处里的祭司或许日子过得穷，但仍不失尊严。甚至到了今天，在孟买过着祭司的穷日子大概也无损体面。情况是否会永远如此？孟买随时在变化，现在大家比过去有钱多了。作为穷祭司，他是否有被人看轻之虞？

“让别人享受财富吧。我有的是心灵的平静。”他笑着说，事实上他过得不错。现在，他不是付费房客了。他刚为自己买了一间公寓，是孟买人所谓的“一屋一厨”，一间像我们正在其中交谈的这种公寓。面积是三百九十三平方英尺，房价七万五千卢比。

我做了一番简单的计算。他到孟买已经六年了，而他说每月有一千卢比收入。那么，那套公寓的价格比他六年的全部收入还要多。他是不是贷了款？

他和蔼笑着说：“没有。用储蓄买的。”

储蓄！这样说来，他大体上只靠着作为祭司所得到的馈赠度日，为人家做仪式的收入则几乎没有动用。

他说：“我是分期付款的。因为我是祭司，建筑商给我特别通融。他是我社群里的人。”

“在孟买没多少人有那种运气。”

他只简单地说：“我把那当作神的恩宠。”

接着我又得知，他甚至已经有了成家的念头。嫁给他的女人不会太好过，因为他得整天在外头忙着仪式。因此，他心想最好有个——他用英语说——有工作的妻子，这当然可以减轻他的负担，同时对于我可能显得相当关心的那个生活层面有提升之用。

他有没有什么娱乐？

这问得有点偏。在他看来，工作和娱乐没有区别。他是祭司，他是神的侍从，这无关乎劳动和工时。不过，这会儿他还是思索了起来。想着想着，他那双温柔的黑眼珠露出聪慧的笑意。娱乐，娱乐——什么算得上是娱乐？

他说：“我喜欢为神坛做些装饰。”

他总是往内看。这可要怎么说——我们是在孟买，一个有许多宗教、种族和冲突的大都市。他怎么看待这个都市？就说吧，当他看着印度门和泰姬陵酒店附近的观光客时有什么感受？还有那些拥挤的人群，穿着祭司服装的他在他们当中几乎免不了会特别显眼，他又有什么感受？

“我没什么感觉。我有工作，那就够我忙了。我没时间到别人家走动，我没时间瞧这瞧那的。”

他到孟买已经六年了，在预见得到的未来，他还会在这里待下去。虽然如此，齐特拉普尔萨拉斯瓦特婆罗门社群的领袖是他至今还尊敬仰慕的唯一的人。

他往内看，心平气和，把其余的世界隔离于外。或者也可以说，他让别人去打理这世界。这并不是他社群里其他人的态度（他们有些已经搬到波斯湾区，生活在穆斯林之间），不过，这却让他成了一位好祭司。

苏布洛托来自孟加拉，在孟买任职于一家广告公司的美工部门，由于为自己买或租一套公寓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他在这城市里只能知足地做一名付费房客。有天下午，苏布洛托带我去见他的一个朋友，一个时运不济的电影编剧。在孟买，时运不济可真就是时运不济。就这位电影编剧来说，他几乎已经沦落到跟他的电影所面向的观众同样的境地——这些人（如编剧自己后来在访谈中所说）蜂拥到热烘烘、脏兮兮的电影院里，从银幕上寻求慰藉。

编剧住在孟买中心马希姆区的一栋公寓大楼里，地点靠近一个散发着腐烂臭味的蔬菜市场。这栋公寓大楼每层十户，跟南迪妮所住的那栋一样，不过整理得没有那么好。苏布洛托和我沿着水泥楼梯往上爬时，我们从敞开的门瞥见小房间里杂乱的东西，也看到有人躺在床上或地板上午休。身处在这里的整体氛围中，我的想象力不免蠢蠢欲动，想把这些身影和姿势编排成较凶恶的情景。

我们抵达所要前往的楼层，然后沿着午后艳阳照射下的阳台或走廊走到一间刚刚刷过漆、几乎空无一物的房间。阳光斜射进这房间，投下影子；房间里靠着相对的两面墙各有一张床，另外有两把折叠椅；挂在一面墙上的三只编织篮算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装饰，让这里有那么一点点家的感觉，或许也流露出一丝孟加拉的风情。在这些清爽的摆设——几乎像即兴使用的舞台道具——构成的场景里，有我此行要拜访的作家：穿着白色孟加拉服装的高瘦男子，四十多岁，容貌英俊，神情尖刻，看得出心中压抑着一股愤怒。我马上对他产生了同情。

片刻之后我才想到，这个如此简朴整洁的房间应是为了我们来访而特别清理过了。这是公寓里唯一的房间，两个人在其中作息。在挂着帘子的门的另一头，连着一块做饭的地方。

作家说：“我是在加尔各答上学的。我老是回想起那地方。在心理上，那是我的故乡，那是让我感到愉快的地方。在那里，我觉得随时都有新玩意儿，我也在那里立志成为电影编剧。电影编剧的日子不好过——这我可知道，而且我还先当了十一年的成本会计师。那段日子正是印度想要转变成一个大工业国的时候。国内许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我就在建筑业里做成本会计师。我的工作地点调来调去，到过全国各处，常常待在荒凉又空荡荡的地方。我变成了流浪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就那样抛开了我的工作。事情是在这里、在孟买发生的。我随公司来到孟买。当时是六十年代晚期，孟买正在大规模工业化。我在这里离职，然后参与了许多戏剧界的活动。我在建筑业的那段日子，闲时读了不少东西。在我们所到的一些地方，根本没有别的事可做。我到了孟买后，发现这里的朋友——先前在别的地方认识的——有许多是戏剧界里的人。

“到了七十年代，许多戏剧界人士变成了电影界的人。政府设立了电影投资公司，有的是钱让你用。因此，我许多朋友从那里拿到钱，加入阵容，拍了不少好片。可是这些好片后来并没有发行上映。它们在研讨会放映过，在影展里放映过，也有不少长篇大论探讨它们。可惜的是，由于没有在院线放映，一般观众从未看过这些电影。

“让我告诉你离开建筑公司之后我怎么过日子。我跟两个朋友住在一栋高楼的屋顶上，就在水塔下面那个地方。我们贿赂守卫，就那样住了一年。城里最好的观景点，还是免费的。那是一九六九年，我二十七岁。我们唯一喝得起的是乡下的烈酒。跟守卫的约定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我们带一瓶来，明天晚上他带一瓶来，如此轮流下去。结果是，我们在那屋顶上变成了酒鬼。没别的办法。守卫每个晚上都不放过我们——有约定在先。

“守卫来自尼泊尔，他跟我们说了当地一些可怕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他从故乡的村庄走了二十七天才抵达印度边界，一路上挨着饿。他来这里找工作。第一次拿到工资时，他到餐馆大吃了一顿，吃得闹痢疾。他喝醉后常说：‘每个人都该枪毙！’我们同意他的话。

“我们会编故事，想写电影剧本。后来我们一位朋友弄到一笔钱，拍了一部电影。剧本由我们三人合写，电影上映时，我的名字却没有列在制作人员中，这是我在艺术电影方面学到的第一课。我们相当意气用事，没有去跟导演大闹一场，反而告诉他，‘我们不会再跟你合作了’。他才不在乎呢。

“我再说说如何转向商业电影。

“那时候，旁遮普的村民大量集体外迁。他们之中有许多通过蛇头偷渡到英国，没几个持有效护照等证件。商业电影界一位非常出名的演员表示，他想拍一部关于这些印度移民的电影。那位演员非常出名。事实上，他正处于生涯的巅峰。

“当时我已经离开高楼屋顶和那个尼泊尔守卫，住到供餐的宿舍去了。我跟另一个人同住。我们在那段日子从来不曾独住一房。我的室友正好在替这位名演员工作，而这位演员正在物色一位有脑筋的年轻人。这里你又学到了别的东西：他们总是在物色有脑筋的年轻人。显然我对上了号。我够年轻，那位名人也认为我脑筋够好。

“那时候我唯一别的选择是重回建筑业。波斯湾地区当时正开始对外开放，原来雇用我的公司威胁着要把我派到那边去。实际上，我跟那家公司的合同还未到期，离职——为了脱身当个无拘无束的作家——时，我的义务还没有结束。

“消息传到那位名演员耳中，这位大人物要我去见他。他的办公室在圣克鲁兹，离机场不远。圣克鲁兹部分是有钱人住的地方，部分则是很脏乱的贫民区。演员的办公室已经变成贫民窟的一部分。自从三十年前他在那里盖了办公大楼以来，草木绿地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贫民窟。到处都是贫民窟，在其中则是这栋破旧的办公大楼。我发现大楼的内部跟外部情况有天壤之别——装潢豪华，铺了地毯，还有中央空调系统。跟外面完全扯不上关系。我走进了一家造梦的工厂。

“办公室很大——大得不得了。我必须先走过两个房间才到得了演员的私人套房。那也是很大的房间。让我惊愕的是墙上的书。我看到一套三十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集，对面的墙上摆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另外还有精美的地球仪以及关于动物花卉的昂贵的大部头书。所有所谓西方电影经典的剧本摆在另一头，其实，就在他头上。

“他开始谈那部关于印度移民的电影，告诉我剧情大纲。我说……”

我插嘴问作家：“大纲的内容如何？”

“两行，只有两行。我说：‘点子很不错。’他眼睛亮起，看着我：‘这话说得很对。’

“我来告诉你一点这位名演员的事情。他一直保持着年轻的模样，就连现在也一直保持着。那时他大约五十岁，也许五十一或五十二。

“‘好吧，’他说：‘我们来安排一下情节分段。’”

我问：“他马上就要？”

“他立刻要。这是我在这新课程里学到的第一课——怎么写商业电影的剧本。

“我相当兴奋。穿过外面的贫民窟回家时，我心里想着，这是我碰到的最好的机会了。我回到宿舍。那屋子位于孟买最脏乱的贫民窟之一里头——那些最脏乱的所谓渔村之一。那天晚上我彻夜赶工。幸好我的室友是旁遮普人，知道那些移民的情况。从他口中，我对他们的特点有了一些概念。我写了几场戏。

“隔天，我把这些带到办公室去，演员在我面前读了那几场剧本——四场，共七页——然后，他拍拍手说：‘太棒了！我来读读这几页。我会拟几条戏路，明天我们再谈。’

“到了第二天，他说：‘我全想好了。’接着，他花三个钟头向我讲了一个故事——原本应该是我们一起构想的电影故事。那真是可怕。故事根本没有涉及村庄或者移民的屈辱。它跟其他所有商业电影的情节一样，内容是间谍、枪战和帮派。糟糕透顶。

“我就那么看着他。这时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告诉他这故事很精彩，我就有工作了。’因此我告诉他：‘这故事很精彩。’他当下就付了我一笔钱。那是预付款。我们也签了合约，条件对我相当不错。那天早上他付了我五千零一卢比。那多出的一卢比是依照了印度习俗。纵使数额是一百万卢比，人家也会多给你一个卢比。这是为了讨吉利。不过，实际上我认为，那一个卢比是因为我说故事很精彩而得到的报偿，其他的五千卢比则是因为我幸运地想到应该把那话说出来而得到的报偿。我就这样想：‘继续说故事很精彩吧。’

“花了两年才把电影拍完。我什么都没写，半行也没有。你要我对什么发誓都可以，我真的半行都没写。我只是每隔一天就去听他胡扯，不断地说：‘太棒了！’

“我只是对他唯唯诺诺就月入一万卢比。每个人都对他频频称是。这位大人物活在一个很奇怪的世界里。如果你是明星，你就会活在一个很奇怪的世界里。你会构建出一个世界，其中每个人都对你所说的话唯唯诺诺，胆敢违逆的人就会被逐出那世界——而且永远回不去。那种摒弃很像耶和华的报复之类的事。他们活在这个世界里，跟现实、观众或观众的品味都脱节了。这是那么多影片没有票房的原因。而影片不叫座的时候，总是有替罪羊。

“他会叫我前往他的办公室，名目是去讨论电影剧情，但我只是听他说来说去，谈着他准备拍摄的精彩片子。这些人啊，他们的脑袋就像里头有水在沸腾的水壶。我洗耳恭听，短则两个钟头，长则七八个小时。这可持续了两年。

“那部电影上映了。我名列制作人员名单，但我对你发誓，我没写任何东西。因为根本没有写出来的剧本。我学到下面这一点：用交谈中东拉西扯的东西就可以拍出电影。事实上，他们根本看不起作家。他们认为编剧的工作是谈话——谈场景情节，而不是写作。这样，他们不必阅读就能够对电影场景有概念。在电影界，阅读是没人会做的事。作家是异数。

“他们谈故事，他们谈场景。纵使你把场景写出来，他们也不会照着做。他们在剪辑和拍摄时都会做变更。这里的演员都自以为是作家。哪天有什么演员上场了，如果他够大牌的话，也会改变剧情。

“这是一九七二年的事。我当时三十岁，每个人都认为我是有脑筋的年轻人——直到那部电影上映。那片子砸了，几乎毫无票房。我又学到了另一个教训：电影不卖座时，总要由编剧承担责任。”

“那片子花了多少钱？”

“将近九百万卢比，真是不得了。他们盖了大房子来拍村落的场景。那些地方恐怕连大公都住不起，在电影里却是乡村小屋呢。男主角是一名失业的年轻村民，为了缝制他在片中所穿的衣服就花了十万卢比。他就穿着那些华丽的衣服去求职，老板告诉他：‘这工作不是你做的。’说这句话的人——扮演工厂老板的人——可只是个临时演员，当年一天只能赚三十卢比。他只穿自己的破旧衣服——因为你不必为临时演员提供戏装。

“我从头到尾都受不了。我恨自己参与了这部片子。”

我对编剧说：“但你知道印地语电影是什么样的。”

“算是知道，也算不知道。我看过印地语电影，但不明白它们实际上是如何拍摄的。现在，它们还是以同样的方式拍摄。怎么可能改变呢？拍电影的人都不到影院去跟观众一起看。在那段时日，他们有私人的放映室。他们从未跟汗流浃背的观众一起看电影。影院情况很糟。虽然号称有冷气，冷气设备却老是故障，影院里既闷热又潮湿，叫人直冒汗又挤得水泄不通。

“总之，我承担了责任，离开了孟买。我到处流浪了一阵子，主要在加尔各答和孟加拉。我一点都不想回到电影业里。

“可是要脱离电影业并不容易。我一位朋友想在孟买拍一部片子。因此我又回来，重新开始。当时，我在人家眼中是相当优秀的编剧，虽然我从未写过剧本。我的工作成果大多只停留在构想的阶段，而你可以有很高明的构想。这位朋友先前已有四次惨败的教训，现在他想拍一部制作快、成本低的电影。他拍这部片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下去——一部我们可以迅速杀青的电影。

“有一位著名女演员是我们这票人的朋友，我们认为可以利用她的名气。我们这就开拍了，却不知道第二天的钱要从哪里来。过了八天，钱用完了，拍摄也中断了。我们束手无策。然后——真是不可置信——有个人说他要出资支持这部片子。他是替别人出面的。实际上我相信，我们会得到资助，因为背后那个人喜欢这部电影的故事。

“故事内容是关于一个丈夫的婚外情。在印地语电影里，这类故事的结局总是一成不变，就是婚外情结束之后，丈夫哭哭啼啼回到太太身边，太太也哭哭啼啼宽恕丈夫。在我们的片子里，当通奸的男人哭着回到太太那边时，太太却叫他滚蛋。这是故事情节，好歹有人觉得不错，愿意支持。

“片子拍好了。票房很好——出乎我们意料，也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到了电影结尾，当太太把丈夫轰出去时，女性观众会起立鼓掌。不仅在孟买，在一些较小的城市也是如此。

“我们又拍了两部片子，都非常卖座。事实上，我们还颇有名气呢。这时，我那朋友想趁热打铁——他想拍些大成本的电影。有人乐得提供资金。

“这又回到了原点，回到商业电影——对片商和明星唯唯诺诺。说真的，那时候我们分量够，应该是可以继续拍好片的。

“因此我洗手不干，又离开了孟买。有些事情你倒该知道。一路下来，电影编剧会慢慢习惯跟某个导演合作。他知道导演的风格，导演也知道编剧的路数。建立了这层关系之后，编剧便不容易跟别的导演合作了。

“于是过了四年我又回来——在那位仁兄又拍了四部票房奇惨的电影之后，我再度跟他合作。这四部片子比我们一起拍那部制作快的之前他所拍的那四部还要惨得多。我回来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那四年我怎么走过来的？挨饿啊。我打点杂，替人捉刀。我参与了几项有声无影的计划。现在我回来了。我在挨饿时结了婚——当时我认为正是时候。”

他那位也是孟加拉人的太太很沉默，这时她穿着干净的绿色莎丽，从帘子后面的厨房——这段时间她大多留在那里——端出茶来，放在小茶几上。苏布洛托躺在一张床上——房间里没有别的地方让他坐。

我请作家描述一下我们所在的这间公寓。

他说：“我们是在马希姆的一间公寓里。这是出租公寓，位于标准的孟买四层楼房里。我们有一个房间，十英尺见方。他们管这叫作一屋一厨公寓。”

他站起来，举起双臂——他穿着宽松的棉布长衫——望着天花板。摆出这姿势，天花板下已经没有空间了。

他说：“这是我的房间，这是我在太阳底下唯一的房间。”

这房间朝西，里面充满阳光。阳台上光线非常刺眼，以至于苏布洛托曾有一阵子想把门关起来。

作家说：“我现在手头有三部电影。在印度，单靠一部片子很难生存。这一回我发现，虽然他们不按剧本拍片，但他们比较看重剧本。希望这情况会持续下去。”

“你是否觉得，跟刚开始时比起来，你现在是更好的作家了？”

“一开始，我对电影编剧的角色设想得很高。我当时搞错了，以为电影剧本跟小说或戏剧没什么差别。我真的以为电影剧本只不过是以戏剧形式呈现的小说。现在我明白了，电影编剧必须懂一大堆电影拍摄技巧——譬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完全没有对话，什么时候又不可以。我们编写的是画面——电影编剧该做的就是这个。事实上，编剧是拍摄电影所牵涉到的各种技艺之间的桥梁；我说这话的时候，也把演员看作技师。剧本内容大部分是简短的技术性词汇——用这种方式写剧本会好得多。那些技师理解技术性的简单用语，他们可以在情感上理解。摄影师不但理解特写的画面，也理解其中的情感。在外行人看来，那种写法可能枯燥无味——像是桥梁的设计蓝图。不过，对设计师来说，蓝图里却充满了意义。电影编剧最好懂得这些拍摄方面的专业技术，否则他只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也在浪费别人的时间。编剧的任务其实是在为整部电影提供一个概念架构——因为其他技师在一段时间内只能处理一个场景。实际上，导演和编剧的搭配才是制作影片的主力。

“我这时已经回来一年了。前六个月很不顺利。别人对我不理不睬，因为我脱离了团队。”

“现在回顾最初跟那位演员的合作经验，你不觉得通过谈话来编电影——像他所做的那样——也是一种办法？”

作家一点都不让步。“那是要不得的做法，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要不得。”他的思路跳过一两拍，说，“我想这次应该可以赚点钱了。我正在做的编剧工作有些收入，下个月的开销已经有着落。我这阵子开始还债了。”

“电影界有哪些好人？”

“每个人都是，每个人都不是。圈内人只在乎成败，他们膜拜成功的人。你可知道，在电影业里，成就是非常具体的。一部电影在礼拜五上档，到礼拜一你就知道它的命运。你有了票房数字，那是一点都不抽象的东西，完全是实实在在的数字。如果片子叫座，别人就会对你很好。”

刚开始时，他似乎充满愤怒，带着一种有时会转化成怨怼和自怜的嘲讽态度。一路谈下来，他心情逐渐舒缓。先前谈到编剧工作的性质时，他再三沉思，在脑中搜寻恰当的用词；当时他看起来甚至是一副自在的神情。

我想，他对电影业的态度或许已经有了改变。

他说：“我渐渐不会愤慨了。”

我说：“可能是因为你对电影艺术有了新的体会。”

“拍出来的不是烂片就是好片。无论好坏，你可不能否认编剧也有一席之地。那是少不了的。你还学到一点，那就是日子得继续下去。说什么生命一败涂地——没那回事，你只是在某个时候遭遇挫折罢了。要做个快乐的艺术家，就必须看开成败，尽管走下去。”

我问起他的工作方式。

“我们在旅馆住五六天，大家一起谈，把剧情拟好。然后我就单枪匹马，用四到六个礼拜的时间把剧本写出来——基本上是没有对话的连续场景。接着，有三天的时间我们又凑在一起。过后我再度单枪匹马。这次，大约两个礼拜之后，剧本就有了对话。”

他接着说了一些话，让我不禁想知道：尽管他说这次应该可以赚到钱，是否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已经放弃了再度在电影界做出一番成就的念头？他说，目前他在考虑从事真正的写作，写一些刊载在印刷品上的文章。他想知道是否可以把写过或可能写的东西寄给我。

我回答说，我的判断应该不值一哂。我成年之后时间全花在写作上，每天都想着写作。我用自己的方式去写作，去体验；这两件事是相关联的。我的判断只对我自己有准头。

他微微一笑。“我对别人剧本的判断也不值一哂。”

过了不久，苏布洛托和我便告辞离去。我们走下狭窄曲折的水泥楼梯；楼梯的一侧有矮墙，梯面已经被磨得发亮。从敞开的门，我们再度看到一个个单间公寓的生活情景：房间里的人；还有，因为在那些小空间里无处存放而到处摆着的一大堆衣服。往下走，房间里传出的气味越来越强烈，脏污也越来越显眼。

我们走进明亮、满是灰尘的院子时，从上方传来一声呼叫。我们抬头，看到作家和他穿着绿色莎丽的太太站在阳台上往下瞧着我们——这栋公寓大楼总共有四十个那样的阳台，从我们所在的地方看去，它们活像剧院的包厢。阳光照在他们的头上和脸上。像突然间起了玩兴的人，他们两个微笑着轻轻挥手。

走过灰尘满地的院子，到尽头能看到一棵树种在由圆形低墙圈起的泥土里。在这一圈泥土上，有一尊黑色小像倚靠着树干，上面装饰了金盏花环。看来有人在照料。这尊像是一位活神，它的额头上有新的檀香油膏圣印。过了神像，我们就来到处处灰尘的街道上。

我们朝达达尔火车站走。路程很短，苏布洛托却不止一次为了没搭出租车而道歉。在臭气冲天的蔬菜市场外，一群男孩赤手将湿淋淋的蔬菜垃圾丢进印度本土企业阿斯霍克雷兰德公司出产的压缩垃圾车里。达达尔火车站让人有身在大都市的感觉：车站内高离地面的阴暗月台，熙熙攘攘的人群，人群中此起彼伏的声音，摊子，擦鞋的小男孩和大男人，那一截系在铁柱上慢慢烧着、让人用来引火点烟的绳子。在这里，仿佛火车和川流不息的人潮本身就足以令人兴奋。

我问苏布洛托：“你觉得他这一回会成功吗？”

“不会。”我们从天桥走到铁轨另一边的月台。天桥上的所有东西都一副破旧模样，没有可以辨识的颜色，长年以来的污尘似乎已将金属侵蚀，夺去了它的光泽，也似乎穿透了每一块木头。

苏布洛托说：“他并不明确。”

苏布洛托的意思是说，虽然作家说这一回可以赚钱，他却还是一直以来的样子：他并不真的想要金钱或财物。苏布洛托说，纵然结婚以后作家已经改变，他过去的风评现在也对他造成了不利影响。他太瞧不起同行，树敌太多。曾有一位蛮有影响的人要作家把某个故事编成剧本——这人在电影圈和政治界都有影响力，是目前在印度公众领域现身的那种两栖或三栖人物。苏布洛托说，作家在那位大人物的办公室读了故事大纲，觉得被叫来把那烂东西编成剧本真是奇耻大辱，一怒之下几乎把那叠纸丢到大人物的脸上。

坐在开往孟买市中心的火车上，身边响着宽大、门窗敞开的车厢发出的尖锐的金属碰撞声，苏布洛托一路谈着艺术和设计以及他希望做的工作。他在孟买只是一个付费房客，没有能力负担较高的居住费用，他认为这情况永远都不会改变。不过，他关于志向及想做之事的发言却让我觉得他不为自己着想。他先前批评作家不够实际，这恐怕同样适用于他。

铁路旁的小窝棚在车外飞奔而过，灰蒙蒙的阳光转变成金黄色。我想着苏布洛托，想着公寓中的作家：他住在那样的环境里，谈到他的行业时心思是多么投入，他在艺术上的历练是多么精深，而梦想和环境是多么不搭调。我到孟买的那第一个早上，看到人们在马路一边排起长龙，耐心等着向安贝卡博士致敬，又看到马路另一边的路灯杆上所贴的一张张小海报，宣传着孟买商业电影界所摄制的一部新片——那时候，我强烈感觉到的就是这种不搭调。

我在数年前就听人含糊地提过达利特黑豹党，除了借自美国黑豹党的名称之外，我对这个组织所知极少。这是种一厢情愿的借用，容易让人天真地认为达利特（也叫作——我们且往前回溯几个侮辱性的称呼——贱民或哈里真或不可触碰者）在印度的处境，就如同黑人在美国的处境一样。

现在，当我们多次搭乘出租车在孟买来来去去时，我听查鲁谈到达利特黑豹党的创立者。他名叫南德欧·达萨尔，在孟买也以达利特诗人著称。他现年大约四十七岁，不过，他并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年月。他出生于离海岸一百英里左右的内陆村落，三十年前迁到孟买。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住在红灯区，与罪犯及妓女为邻。戈尔匹塔是那地区的名称，也是南德欧第一本诗集的名字。这本用马拉塔语写成的诗集出版于一九七四年，当时他或许是二十七岁。同一年，南德欧创立了达利特黑豹党，并立刻成为了孟买市中颇有政治分量的人物。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也写诗。我没有料到，在孟买的窄小空间里，那么人挤人、乱哄哄的地方，竟然还存在着活生生的马拉塔语文学，以及这文学所依附的那些先进社会才会有的社群，诸如出版社、印刷业、经销商、评论家和购买者。这令我吃惊，就如同拉欧提先生谈到马哈拉施特拉人的健身学校时我的反应一样。

南德欧并不是第一个从事写作的达利特。早先已经有一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马拉塔语作家，不过他们使用的是拘泥于传统的书卷气的马拉塔语。南德欧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文笔自然，使用的是达利特独有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他的第一本诗集使用的便是孟买红灯区的语言。这引起了不少议论，赞美和责难兼有。

查鲁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婆罗门，对马拉塔语文学也颇有涉猎，他说，南德欧的诗中有一些词语是他看不懂的。他为我翻译出下面这首取自南德欧第一本集子的诗，题为《前往圣殿之路》。

阳光转弱

缓缓消失的时候

我在黑夜怀抱中诞生

我在一条小径上诞生

坠入破布之中

（“破布”一词原文用的是“鄙俗”的达利特用语“chilbut”。）

我出生便成孤儿

生我者魂归西天

小径上纠缠我的鬼魂令我厌烦

我无时无刻不在清洗着

那件莎丽上的污黑

（“莎丽”的原文不是优雅的字眼。作者用的是“luggude”，这个词指的是村妇穿莎丽的方式——她们把莎丽分别裹在两条腿上，因此莎丽同时也是裤子。）

我像断了根那样长大

我吃着粪便长大

给我五个派沙，给我五个派沙

（一百派沙等于一卢比。）

给你五个诅咒做回报

我在前往圣殿的路上

即使以上只是查鲁在嘈杂的旅馆大厅即时做出的粗略翻译，这首诗依然令人感动。它让查鲁感动的程度大得多。他说，这首诗所用的表达方式在马拉塔语中是绝对新颖的；他还告诉我，当代马拉塔剧作家维杰·谭杜卡认为南德欧比得上屠卡兰——我从拉欧提先生那儿第一次听到的十六世纪马哈拉施特拉诗人及圣人。

在查鲁所翻译的诗里，性爱与堕落的联想夹杂在一起，大剌剌冲击着读者的感受；不可触碰与妓院色情、分娩与破布等意象全部一涌而出，对读者的震撼形同施暴。南德欧注入政治和达利特黑豹党的便是这种激情。

不过，那个从美国黑豹党处借用的名称仿佛预示了之后的发展。跟美国黑豹党一样，这个达利特政治运动在获得成果之后也开始分裂。激情无法持续燃烧，许多成员忍不住要跟更广阔的社会妥协。虽然南德欧成为大家争相奉承的名人，他的追随者却开始流失，不多久，他的文学声望甚至也开始下滑。他的作品产量还算可观，除了诗作之外他写了两本小说。不过，他最近的书出版于一九八一年，至今已有七年之久。现在，他写的东西已经没那么多了，他还得了一种疾病，身体虚弱。

他没有电话。不过，查鲁知道他住的地方。有天下午，我们前往那里留话给他。房子离他写过的戈尔匹塔区不远。那倒不是公寓，而是独栋的住宅，位于一条还算宽阔、干净的巷子里。就在前门正对面的巷道另一边停放或弃置着一辆旧吉普车，车门敞开。此时看来有点诡谲，这辆车子正在慢慢褪色，轮胎扁平，已经没有气了，金属车身几乎光秃秃，但还有个完整的模样。

查鲁从巷中朝屋内呼叫。过了不久，一个皮肤黝黑、眼珠明亮、容貌秀丽的年轻妇女打开前门的一扇门扉。她和查鲁用马拉塔语交谈了一阵子，然后我们登上与屋子前墙成直角、从巷子直通前门的水泥台阶，进入屋内。

我们走进的房间宽度跟屋子本身一样，它是这栋屋子的主房。墙壁新近油漆过，是淡紫色，略有光泽。房间内摆了几把上了白漆的藤椅，附有深绿色的椅垫；一根坚固的横梁下用链子吊着一把柳条椅。这把吊椅颇具特色，透露了那么一点高级品位，一位穿着蓝色薄绉纱布莎丽的肥胖的年轻女子——是一位客人——正坐在上头，她把双脚搁在地板上，好整以暇地前后摇来摇去。

请我们进屋的黝黑女人是玛丽卡，南德欧的妻子。她衣装入时，身着一件由很轻的布料做成的像是农妇穿的那种长裙。她光着小脚在水磨石地板上走动时，裙子便随着晃动。她欢迎查鲁和我的时候，那清脆的马拉塔语在房间里回荡。

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白人婴儿彩色相片。另一面墙上有几张南德欧的彩色小照：脸颊丰满，肚皮圆滚，但面容依然气势焕发。对面墙上挂的是玛丽卡父亲的相片。他曾经出过名，是民谣歌手、共产党员和穆斯林。在房间另一头，电视机后方墙上挂着一面小红旗，不远处则是安贝卡穿西装打领带那张著名灰色相片的复制品，还加了框。

主人并未向我们介绍那位穿蓝色莎丽、坐在柳条椅上的女子。我们没有和她讲过话；而她还是那样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自顾自地继续轻轻伸缩双腿把柳条椅摇来摇去。这会儿，她起身无声无息地走到里面去了。

接着，玛丽卡自己也进了里面，裙子随着步履晃动。过了一阵，她用一个非常好看的、不知什么东西编成的托盘端出茶来招待我们。此后我逐渐看出，玛丽卡的举动很少是随意而不经心的，对于她所做的事，或是她多少能左右的事，她总想达到美好或优雅的境界：包括她的衣着、她的步履、房间的颜色、白人婴儿的彩色大相片，甚至她养的狗——一对长毛经常梳理、在孟买的高温中略有疲态的白色博美犬。因为长得漂亮，玛丽卡在四年前买下了它们。

我们把电话号码留给她，她说她会叫南德欧跟我们联络。然后，就那么一下子，没有经过什么过渡阶段，我们已经不再身处那间客厅或大厅，转而置身于停着压破了轮胎的废弃吉普车的巷子里。在短巷尽头，我们又回到了较熟悉的孟买。

后来，查鲁告诉我说，他们——玛丽卡和南德欧——那桩婚姻是大家熟知的故事。玛丽卡用马拉塔语写过一本自传，题为《我要毁灭自己》，这本书曾经是畅销书。以马拉塔语书籍的标准来说，那代表一万本的销售量。

玛丽卡的书不但是一则爱情故事，也是幻灭和痛苦的故事。几乎就在她跟南德欧结婚的同时，达利特黑豹党开始产生大问题，南德欧的行为也变了。她受苦，遭遇骇人的事。南德欧得了性病，他继续跟红灯区的女人来往。但是因为有了一个孩子，也因为爱对方，她无法离开南德欧。她对女性自主有强烈的认同，然而由于对南德欧的爱，她在自己的生活里已经失去了一些自主性。经历十年的爱和苦之后，她写出了自传。

这本书坦然谈到性的话题；虽然马拉塔女性作家并非没写过这类东西，玛丽卡的书却因为触犯了许多人对种姓的忌讳而引起了轰动。虽然玛丽卡的父亲是穆斯林，她母亲倒是印度教徒，其种姓阶级仅在婆罗门之下。玛丽卡关于她对南德欧的爱以及后来跟他所过的不平静日子的故事让人们觉得难过，受到伤害。

南德欧那边没有消息，因此有一天晌午时分，查鲁和我又去了他家。玛丽卡不在，不过有人开门让我们入内。我们还来不及留个字条，玛丽卡就回来了。她外出购物才归来，穿着一件浅色薄绸莎丽。莎丽在她身上鼓起，布面是白底红褐色小图案。她双手只拿着几根带叶的芜菁或胡萝卜，几乎像是她衣服的一部分：在她手中，这些蔬菜看来犹如某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中的象征。

接着，南德欧自己也和一位友人出现了。南德欧身材健壮、小腹浑圆、肤色黝黑，出人意料地有一副慈祥的面貌。在人群之中，他不会显得突出。我只能从他的眼睛和额头看出坚强个性的表征，不过，这可能只是因为我对他的为人已有一些认识。在他身上看不出他是诗人或黑豹党人。他有一种奇怪的沉静神情，仿佛内心的火已经熄灭。我接着想起查鲁谈到他的疾病时的那些话。不是别的，而是他的疾病——另一个外敌——终于令他虚弱，使得他变成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这种温和可亲却又有点冷漠的样子。

他不会说英语。是的，他用马拉塔语对查鲁说，他乐意跟我们见面谈谈。明天吧。是的，那就过来用午餐。不方便？嗯，午餐后过来吧。两点到五点。那段时间过来。

然后，跟他同来的那个人走进里面，查鲁和我向玛丽卡告辞之后便离开了。这回碰上南德欧，安排见面的事似乎够容易了。查鲁却觉得太容易了，他对这个约定有所置疑。后来从别人口中得知，在守时和履约这等事情方面，达利特的表现颇为差劲。

查鲁所害怕的果然成真了。我们翌日又去了他家，可是南德欧并不在。我们从巷子爬上水泥台阶进入客厅或大厅时，玛丽卡透露了这个消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时，有一位未被介绍的年轻女人坐在柳条椅上，同样的，这回在客厅里也有一个主人没有向我们提及的人：这是一位瘦黑的女子，就大剌剌睡在地板上的一张席子上。

我们随玛丽卡走进后头的厨房，然后穿过边门，来到位于屋子侧面的一个小房间。这房间有一扇高窗，其斜面窗洞深长，外面加装了铁条。玛丽卡整理过这房间，让我们跟南德欧在这里会谈。房间里有两把上漆的藤椅，一张覆着桌布的桌子，另外在一个角落里有一盏漂亮的旧式台灯，灯座由青铜色金属做成，形状是个披着衣物、高举火炬的女人。

在房间里等候南德欧时，我跟玛丽卡谈了起来。我向她问起这栋房子。我看得出这屋子有点不寻常，但我觉得自己无法准确地看出个所以然来。我用了太多从别处带来的观念去理解它。我请她为我描述这间屋子，以便我能够以当地人的眼光看待它。

我的意图通过翻译后有些走样，玛丽卡说：“这是我父母亲的房子。”这么说来，这是马哈拉施特拉邦最出名的民谣歌手之一的房子，一位成功人士的房子。“这是我从小到大所住的屋子。能够留在从小就住的屋子里真好。”

她和南德欧做了一些整修。他们每两年就把房子重新油漆一遍。至于这片地区，它是劳工住宅区，不过也有中产阶级住在这条街上。住这条街的人她都认识。他父亲在世时，她们一家受到左邻右舍的尊重。

他父母亲却是异教通婚。他父亲是穆斯林，母亲是印度教徒。有没有因此造成麻烦？

“当时我不知道父亲是穆斯林。我母亲是帕塔里卜拉布，种姓阶级比婆罗门稍低一点。这些帕塔里是吃鱼的。帕塔里卜拉布是孟买最早的居民，所以他们才吃鱼。”也就是说，虽然他们的种姓阶级几乎跟婆罗门相等，但因为住在海边，所以吃鱼。

小时候她常到外祖母家住，在那边，她从外祖母口中得知了关于帕塔里卜拉布的事情。她对母亲娘家的亲戚未曾特别留意，她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而特意去探听他们的事。对于自己出身的那一边，她所知道的毋宁是成长过程中听到的“琐碎传闻”。

我问起她的书。她是否原先就有意写得像后来实际上那么大胆？

“我并没有那种念头。我是不得不写那本书的，没有选择余地。我无法把生命的一面跟另一面分隔开。”

她穿着一件轻布料莎丽，上面有粉红底的简单图样。她坐在一把刷白漆的藤椅上。房间里有个钢质衣柜，一片柜门上有长镜——这阵子我在孟买总能看到这种衣柜。衣柜上摆着一个褪色的小地球仪。石板或灰泥窗台的斜面做得很好。这么好看的斜面，再加上油漆的淡淡光泽，我真想抚摸一番。

她在书里——我们出发前，查鲁匆忙为我翻译了其中几个段落——谈到对南德欧的爱时说，离开他的念头会让她感到“空虚”。我告诉她，我对此有点惊讶。

她说：“甚至现在我也还爱南德欧，愿意把一切都给他。纵使他有一些缺点。有某种线绳串着我们。就算在我不想要他的时候，我还是要他。甚至现在，不管我有什么长处，不管我有什么才能，我都会为他而把它们藏起来。我知道，要是我做了某些事情，他就会从我的生命中消失。我不想走到那一步。还有我的孩子。我们处在一种恶性的三角关系中。我爱南德欧，孩子爱我，南德欧爱孩子。”她的孩子十三岁。

南德欧在那本书中并不光彩。有些人认为那本书甚至坏了他的政治声望。在她撰写的时候，南德欧是否看过稿子？

“要是没写那本书，我肯定会发疯的。南德欧没读。他以前会读我的诗，但不读我的其他作品。我把书的稿子拿给他看，可是他没读。书出版了他才读。我可得说，那时的前一年他患了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

她的体型其实并不像你从她的立姿和臀部而设想的那么硕大。她黝黑的手臂修长，甚至算得上细瘦。在她两道用眉笔画过的眉毛之间有一个大红斑。她右手腕戴了手表和手镯，左手臂上则有八九个细细的银臂镯。

“他没对那本书说什么，但他的行为起了变化。他到今天还从未向我提过那本书。但是我知道，当别人告诉他应该写个回应时，他曾经为我的书辩护。那时候他会分辩说，这个女人嘛，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了，看事情都是用中产阶级的眼光，”——就是这种社会性的评判，或许是对她父母的屋子的评判，对玛丽卡在两人的关系中如何看待她自己以及他如何看待玛丽卡的评判——“他会辩解说，这个女人有一切权利去表达她对婚姻的感受。”

玛丽卡说，他们早期——当她开始爱上南德欧的时候——所享有的那种关系现在又恢复了一点。他的疾病还在治疗中，他已经戒了酒。过去他喝酒时，两人常为此起冲突，他也会打玛丽卡。不过她觉得，是眼看自己所发起的达利特运动迅速瓦解使他在政治上感到挫折，才导致了这种事中的一大部分。

她的谅解并未使她的处境较为好过。“我会发脾气，我会哭泣，我会大叫。我会觉得受了奇耻大辱。我爱那个人，但我从未料到我的生命会被贬抑到如此地步——而且还是在我不顾所有人反对而跟他结婚之后。因为我没有听大家的话，我觉得不能在那时候看破婚姻，并且告诉他们那婚姻有多失败。我也觉得，如果我保持沉默，我就必须永远忍受下去，而那可不是我的个性。发生事情时，每个人都用他觉得最自然的方式做出反应，我的方式是提笔写作。

“不出一个月，我就动笔了。有时在客厅写，有时在这里，就在这张桌子上。有时也在厨房里写。”从这里穿过门口看过去，厨房右边有一个门通往客厅或大厅。“没有固定的写作时间，能写就写。”

“写的时候南德欧是否在房子里？”

“大部分时间都在。”

“他知不知道你在写什么？你会不会紧张？”

“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我想他会揍我一顿，或是把我撵出去，然后到法院告我。”为了拿到孩子的监护权。“我认为母亲应该对孩子有监护权。但根据印度法律，小孩满七岁以后，监护权就可以归父亲。因此，即使我离开，我也不敢说哪天南德欧不会把小孩带走。”她在那些痛苦时光里所写的书中，有一大半篇幅在回忆她早年对南德欧的爱。

事情开始于十四年前。当时她十六岁，有一回为了做什么功课，前往位于孟买与浦那之间的旅游小城罗那瓦拉。跟她同行的是她左倾的姐夫安尼尔，以及一位著名的马拉塔电影演员兼导演。安尼尔正在撰写一部电影剧本。

停留罗那瓦拉的第四或第五天，南德欧出现了。有一天深夜，他跟另一位达利特运动分子来到小城。玛丽卡先前已经见过南德欧，就在家里——我们目前所在的房子——见过他。南德欧会到这房子来躲藏。那是一九七四年，当时达利特运动正处于巅峰，孟买的沃尔里区常有暴动。

“他对我从来不怎么留意。这有点出乎我意料，因为这一带的男孩都觉得我有吸引力。但他就是从未注意过我。我读了他的诗，发现他有左派倾向。我把自己的诗拿给他看。

“那一回，他到罗那瓦拉来了。那时候，罗那瓦拉有浓厚的诗意，一种季风将临的气氛。看起来即将下雨，却从未下雨。我们之间有不少共同点：他喜欢雨，我也喜欢雨；他爱好诗，我也爱好诗。我们对文学的看法大致一样，就是到了今天，在文学方面我们仍然有许多共同点。那时候，我正处于那种会爱得一往情深的年纪。”

她笑了。我告诉她说，我觉得罗那瓦拉那段时日在她心里还有浪漫的余味，她听后又笑了起来，举起戴着细镯子的细手臂拍拍手。

“他还会谈到政治，说警察如何骚扰他、殴打他，我听了觉得很可怕。我想跟他亲近，但那不是性的渴望，我只是同情他，想把手放在他头上。”

“你对他的种姓不在意？”

“我没有种姓偏见。那时我不知道他的种姓，也不认为有知道的必要。”

或许这是她那位共产党员和民谣歌手父亲教育的结果。但是，南德欧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跟种姓有关，他是种姓领袖，种姓依然与他相连。那天下午，在那间玛丽卡细心装潢的客厅或大厅里，有一位黑瘦、穿深色衣服的妇女在席子上睡觉。我这才从玛丽卡处得知，那女人就是南德欧的母亲。

“她七十岁。由于南德欧的政治活动和事业生涯上的起伏升落，她曾经精神崩溃。南德欧是她的独子。在七十年代运动达到高潮的那段日子里，她时时担心南德欧会被人打死。她只要打开电视，就害怕会听到这条新闻。那苦恼一直压迫着她，终于导致了崩溃。”

然而——回到早先的话题——确实，在十六岁的时候，玛丽卡不在意南德欧的种姓。

“在罗那瓦拉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走得很近，我们在一起大约十五天。我姐夫安尼尔会拿这个开玩笑。他有一天问我是否喜欢南德欧，他说我们很相配。那天晚上吃过饭之后，我们几个住在同一间平房的——这时还没开始下雨，但已有凉意：罗那瓦拉气候本来就凉爽——我把他叫到里面房间，避开坐在外头的那些人。我问他：‘你怎么看我？’他说：‘要我说出来吗？’”

她把双手抬高，那八九个细丝银镯子顺着她的细手臂往下滑。

“在这之后，我姐夫去找他谈，问了一些关于他的背景和想法的问题。南德欧不喜欢这样被问。我姐夫告诉他，说我是来罗那瓦拉做功课的。‘你来了之后，她就没读半个字。她还停在第一百五十三页’。”

“什么书？”

“历史方面的。于是我姐夫对南德欧说，‘你最好离开’。第二天南德欧就走了。”

她姐夫没鼓励南德欧吗？鼓励了，玛丽卡说，当她姐夫向南德欧问到他的意图时，并无不悦或责难之意，他只不过是照章行事罢了。南德欧可一点都不喜欢这样被质问，因此她姐夫请他离开。

“就在南德欧离开罗那瓦拉之前，我们以身相许。他叫我‘同志’，向我行‘红色敬礼’——共产党的行礼方式。这让我非常兴奋。离开前他录下我的一些东西——一首我早晚唱个不停的歌。后来我听说，他会把那卷录音带放给孟买的朋友听。”

他们在四个月之后结了婚。在那段女学生式恋情刚过，夫妻之间的性事一度让她颇有压力。这是她在书中坦然提到的事情之一。“成为例行公事之后，才有快感。那时候我才开始得到快感。经验使心理压力减轻。”她对男女之间在性爱上的互动相辅完全没有概念。她竟然可以将身体、将她整个人给予所爱的人，这令她惊讶，也令她着迷。她在书中写到这点，人们对她的坦白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对她欣赏得“五体投地”，有些人把她臭骂一顿。

几乎一开始，他们的婚姻本身就陷入了另一种逆境。

“我们婚后两个月，黑豹党运动开始四分五裂。达利特住在社群角落里，人口都不多。各个角落、各个社群开始有自己的领袖，从那些地方开始传出对南德欧的恶言恶语。跟我结婚这件事增加了他的麻烦。我是著名共产党员之女，而达利特不喜欢共产党。道理很简单，因为达利特的英雄安贝卡博士不喜欢共产主义。每个达利特家中都挂着安贝卡博士的像，因此达利特恨共产党。

“第二年，一九七五年，政府宣布戒严。达利特黑豹党被起诉的案子多达三百五十件，诸如非法聚会演说、斗殴等等。黑豹党支持戒严之后，政府把那些诉讼全部撤回。南德欧并不真的想支持戒严。虽然他从未谈过这件事，我想他那时候开始觉得受到连累了。那也是我最需要他的时候——那年七月我生了孩子。我需要南德欧，却觉得他不关心我。”

“由于政治方面的困扰？”

“他的挫折和失望使他对我心不在焉。可以说，他的政治生涯影响了他的私人生活。”

“你还觉得他有吸引力？”

“多少时光已经像恒河之水那样流逝，但要是他此刻来到这房间，我会觉得自己又是个年轻女孩了。我会觉得像是刚刚爱上他。在这一点上，情况并没有真的改变。不少其他男人可能外貌更有魅力，心智更高一筹，但我不想要他们。”

我问起她南德欧作为达利特黑豹党员、身为新闻人物所过的“五星级生活”——这是非难者的说法。

玛丽卡说：“从戒严时期起，他的声望就开始一路下滑。”

南德欧母亲已经从客厅的席子上起身。我透过门看到她在厨房里——穿着深色衣服、又瘦又黑的她无声地移动，像一片阴影。

玛丽卡说：“南德欧天生就是搞政治的料。如果他明天决定要写自传，我在其中只会有一页的篇幅。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政治上的起伏会影响他的私人生活。这是我在我的书里提出的问题之一。为什么我会受到牵连？为什么他没在人生的路上扶我一把？

“戒严过后，他变得难以捉摸。他的黑道朋友开始给他钱。前一天他可能会有一万卢比，后一天他就什么都没了。我们两人有个共通点：永远留不住钱。南德欧常说，只有中产阶级才把钱存进银行。他有多少就花多少——花在高级享受上。”

自从一九七五年，即其全盛期过后一年左右（也是玛丽卡在罗那瓦拉那段浪漫时日过后一年左右），达利特运动开始衰退。她用了一个英文字眼，“麻木”。运动分裂又分裂，指控与反控纷起，说是有人从什么地方盗用了公款。结果，达利特不再信任他们的领导。

这时是五点，我们已经跟玛丽卡谈了三个钟头。就在此刻——如果他依约跟我们见面，也应该会在此刻收场——南德欧现身了。他母亲还在厨房。

正如玛丽卡所说：南德欧在房子里。她意识到南德欧的来去，她心头想的是南德欧。这时她在交谈中开始显得心不在焉，针对达利特运动说了一些简单的恭维话，不过她接着又稳定了下来。

我问起南德欧一些诗中的粗暴的性爱意象，那种把性爱、粪便和堕落合并在一起的写法。她跟南德欧结婚的时候，脑中想的都是浪漫恋情，甚至对夫妻的性事也没有心理准备。在最初的惊愕之后，她是否有所改变，能够完全接受了吗？对南德欧诗中的某些东西，她还是会觉得——就算只是一点——受不了吧？

不会，她丝毫不觉得受不了。她感受到的不只是诗中语言和意象带来的震撼，更是南德欧在诗作上的功力。“他的诗相当真实，相当单纯，那不仅是模仿而已。我把他看作最伟大的马拉塔语诗人之一。我们族里有些人改变了诗的历史，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座里程碑。”最后一句话她是用英语说的。

南德欧从厨房走进我们所在的小房间。他把眼镜推到了额头上。他微笑着，很有礼貌。他没有提及他未履约的会谈，只说有人在等着他，不能留下来跟我们谈。

那天他忙着政治方面的事。他说，他正在筹划戈尔匹塔区妓女的一场示威活动。他给我们看一张刚从印刷厂拿到的黑白海报。他问我想不想去看看那场示威，我说好。他给了我一张海报。我们约定好示威后次日——那时候他会比较有空——在这间屋里会谈。然后他就走出了房间。

我问玛丽卡：“他会拿他的诗给你看吗？”

“如果他在这里写了什么东西，他会拿给我看。如果是在别处写的，他会拿给身边最近的人看，不管那人懂不懂诗。”

她跟南德欧相处所感受的种种震撼——譬如在婚后头一年发现他有性病——现在似乎都已成为往事。她在书中写到了这件事，也写到了其他发现。如今她对书中写到的种种能够释怀了，她认为跟南德欧在一起的生活会永远像目前的情况那样，是“一种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此外，她也不能走任何极端：她必须时时为孩子着想。

“我希望孩子能成为我的朋友。我不希望他长大后变成他父亲一样——有那些缺点。”

“什么缺点？”

“发脾气，诅咒之类的。在南德欧心中，运动是最重要的事。因此，无论我们的关系如何，他都不会脱离运动。”

这运动现在停滞不前。人们或许会为某些议题联合起来，他们可能会呼喊口号、游行示威，但他们已经没有了方向或目的。

我向她提起从机场进城时所见到的长龙。他们等着向早已作古的安贝卡致敬时，会有什么心情？

“激动。达利特会不惜为安贝卡牺牲一切的一切。在他们眼中，他不是另一位神，他就是神，只有他是神。他们会为他杀掉自己的妻子。为了安贝卡，他们可以不顾一切。”

查鲁自行补充道：“像基督教徒眼中的耶稣基督。”

玛丽卡附和他的话。

我问她这些年来是否从任何宗教信念得到过支撑。

“不论何时有麻烦，我都只靠自己。”

“不靠信仰？”

“我对自己有信念，我只对自己的生命有信念。”

玛丽卡在那本书的第一部分如此结尾（以下引述查鲁的口译）：“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男性的自我是最可怕的东西。女人在吹捧男性自我的同时得到不少满足。这令我想到下面的故事：有这么一棵树，它自己把树枝送给少了斧柄的樵夫……我不相信我应该为任何一个叫南德欧的人付出整个生命。”但这本书也谈到她对南德欧本人、其诗作与其主张的着迷，以及她如何因此而丧失自由。书的第二部分最后说：“这是一段受创心灵的旅程。”虽然她所做的都是为了一个男人而做，她依然总是孤独。“我孑然一身。”

查鲁和我准备告辞。这时，屋内许多细节的含意变得更明显：玛丽卡父母的相片，南德欧的彩色小照，客厅里的红旗（是玛丽卡的儿子做的），南德欧母亲那黝黑、状似阴影的无声的身形——许多年前她曾经精神崩溃（而不久后即将过世），俄罗斯文化中心颁给南德欧的加框的证书，安贝卡博士那张犹如圣像的相片，南德欧正在筹划的那场妓女集会的海报。一面墙上，在那张白人婴儿的大型相片（玛丽卡说她不知为何就是喜欢那相片）上方，有一幅她儿子所画的加框的图画：褐色的岩块、黑色的砾石、红色的太阳和黑色的鸟。用褐色蜡笔上下涂抹所画出的岩块显得饱满坚硬。我从这些笔画中看出极为精巧的手法，早先还以为这是一幅当代中国绘画的复制品。

南德欧筹划的戈尔匹塔妓女集会将在星期二举行。星期天，有一份报纸报道，我将是那场集会的“主要来宾”。翌日，其他报纸也跟着刊出同样新闻。虽然我在孟买认识的人开始打电话给我，有的表示忧虑，有的觉得有趣，我自己倒不认为那条新闻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想，那种误解或夸张不会被放在心上。

从南德欧一副忙碌的样子以及达利特黑豹党郑重其事的黑白海报看来，我心想这次集会将是一场大规模活动。但当查鲁和我抵达现场时，却几乎看不到什么。几条巷道上横挂着达利特黑豹党的标语布条，四处有许多警察和警车，但似乎没有不寻常的骚动。

我们来得早，便有时间感受一下红灯区的气氛。我们在窄巷里绕了一遭：灯光，招牌，摊位，坐在屋外巷旁阴影中的人，其中有的坐在绳编床上；一堆堆湿淋淋的垃圾，排水沟的臭味；妓女和她们的“夫人”，放高利贷的和寻花问柳的——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图景，性、纯真和堕落混杂在一起，其颠覆性如同南德欧那些从红灯区得到灵感的诗作一样。

这地方的夜生活正在展开。南德欧筹划的达利特黑豹党集会——目的是要对这里可见的状况提出抗议——即将登场，却没有引起什么骚动。集会地点在一条巷子的尽头。巷中很阴暗，没有车辆往来，却在到处进行着种种活动，只在两旁的摊位和绳编床中间留出了一条通道。巷底有一个铺了白布的讲台，坐在台上的乐师在明亮的灯光中演奏着乡村乐曲。

似乎没有人来参加集会。但是当查鲁和我靠近时，带着照相机的人以及查鲁认出是报社记者的男男女女，就从暗处走了出来。查鲁和我这下可明白了，对报社而言，我们是那晚的采访焦点。

我想我们应该离开。查鲁和我转身走回巷子另一头，报社的人在后面跟着。我们走到尽头，靠近一条比较明亮的大路时，查鲁说我们不应该那样离开。那会得罪这些为了此事而牺牲一个晚上的新闻记者，他们回去之后可能会写出不友善的稿件。他觉得最好由他出面应付新闻记者——他认识他们，有些还是他的朋友——向他们解释情况。

他把我带到一个香烟摊子旁，要我站在那边等他。他往回走，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黑暗和人群里。摄影记者却没走开。他们在离我几英尺外，眼睛盯着我不放（怕我跑掉）。暗巷尽头远处明亮的白色台子上，乐手演奏着摇摆的乡村曲调。突然之间，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一张照片，镁光灯一闪之后，摄影记者全行动起来，快门咔嚓作响，闪光此起彼落，我身边仿佛尽是发射不上天的烟火。

最后他带来了消息。南德欧已经抵达，而且——这可不寻常——玛丽卡还跟着他。这下我必须回去陪他们一阵，查鲁说；要不然，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不够意思。查鲁说，纵使我没有察觉也无法明白其中道理，巷子里这些人的种姓敌意已经逐渐升高，而我们的来去他们都看在眼里。只要有一点小差错，就会星火燎原。查鲁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我必须去跟南德欧和玛丽卡在一起。玛丽卡为我花了那么多时间之后，还进一步特地用马拉塔语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她要查鲁把信转交给我。

在脏湿的巷道中间，有人铺了席子，再覆上一段像是红地毯的布。我们在那上面走过，回到还在演奏的乐手那一头。我们转进一个小房间：玛丽卡身着干净的莎丽，笑着欢迎我们，南德欧也在这里。我很高兴见到他们，很高兴查鲁叫我回来。当地的妇女为我套上花环。这正是摄影记者所要的镜头，翌日上报的是这些喜滋滋的照片，而不是在暗巷里鬼鬼祟祟拍的那几张。

在回来的出租车里，查鲁翻译了玛丽卡的信：好几大张纸，字体漂亮有品位。她担心我可能没了解她的双重感受：她对自由的爱，她对南德欧的爱。但事实上，我们见面时她已经把一切都说过了。

次日，我们到他们家里见南德欧。这是我们数天前所做的约定，不过，查鲁还是有点不放心，甚至忧虑。前晚我们没有留下来参加南德欧的集会，他可能会觉得我们背弃了他。他可能会觉得我们让他在政治上不好看，至于他会因此做什么就无从得知了。他是个无法预料的人。

我们到达那房子时，玛丽卡告诉我们南德欧在家。他在里面吃饭。他出来向我们打招呼，然后又立刻回到里面。我们在客厅看到所有当天的报纸，它们已被翻开并读过了。我尚未阅读附有照片的报道；查鲁读过了。为了替我们两人告罪（也借此责备我几天前不应该不接受南德欧的午餐邀约），查鲁在玛丽卡邀请下在客厅坐定，吃起一顿玛丽卡亲自服侍的大餐。他吃光了玛丽卡端上的东西，然后又要了一些。

查鲁倒是过虑了。玛丽卡对前晚的情况感到满意。她甚至告诉我，集会中的乐手过去曾经是她父亲民谣乐队的成员。南德欧很高兴。他在后面吃饭，但那并不表示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客厅的查鲁吃完大餐，后房的南德欧也用完餐后，大家和和气气在后房会合——那个有装着长镜的橄榄色铁衣橱及青铜色台灯柱的房间。南德欧明确表示，就像他先前所允诺的那样，他这整个下午的时间都可以给我。

不过，我心里想着查鲁说过的话，觉得不应该立刻谈到妓女集会那件事，我想应该从他的诗谈起。我向他提及查鲁为我翻译的那首早期的诗作《前往圣殿之路》，我问到那首诗及其他我所知较新的诗作中的性暴力。

他回答得很详细。或许由于还有点焦虑，或许也由于对文学话题的兴趣，查鲁总是让南德欧讲一大段话之后才开始翻译或做总结，而南德欧一边深思，一边慢慢道来。

在南德欧的马拉塔语当中，我听到他用英语讲了“跟性无关”几个字。他说《前往圣殿之路》并非他最好的诗之一。他说出他对这首诗的诠释。诗人在他的出生地就像是个孤儿，而他所前往的圣殿是真实的地方，是孟买海边一座著名的清真寺。不过，孟买是个大都会，因此诗人前往朝拜的圣殿也可能是这城市里的任何圣地。“莎丽上的污黑”及“小径上的鬼魂”是指诗人出生于其中的社会体系。莎丽上的污黑并不是性的意象——纵使是最低下的女人也会有她自己的行为规范。莎丽的污黑意指无知：诗人这一辈子花了不少时间在刷洗这污黑，这无知。

他可写过更好的诗，他说，但愿我读过其中几首。他写过一首关于水的诗，相当有名。

水也学了种姓的偏见……

对他而言，关于水的这个看法是重要的，他不止一次提过这观念。他在浦那附近的村庄长大时，当地对贱民的不可触碰性有严格的规范，水的意象便来自这些早年记忆。上层种姓使用上游河水，不可触碰者（贱民）使用下游河水，上层种姓有使用河水的优先权。

他记得中学二年级时发生的一件事。村里的小孩没有种姓偏见，他们会在一起玩。有一天，他跟几个属于上层种姓的男孩到一个池塘游泳。守卫发现了他，向他丢石头。他污染了池水。他被追赶，被丢石头。他流着血跑回自己的聚落躲起来。他母亲遭到责骂，后来还打了他一顿，怪他污染池水引起事端。

他认为自己出生于一九四○年，但无法确定。甚至在学校上课时——这应当是一九五一年或一九五二年——属于不可触碰者的男孩也必须坐在教室外。他们不得触碰任何水源，他们只能用双手承接别人倒给他们的水。老师不能触碰属于不可触碰者的孩子，当老师要处罚来自那些种姓的孩子时，他只能拿东西砸。

他家属于马哈尔种姓。那是一个大家族：三位兄弟的妻儿加起来有二十五人左右，全部住在一套房子里。南德欧的父亲不住在那里，他留下家眷，自己移居到孟买去了。这家族有田产，他们从事耕作，也经由执行其种姓的传统义务而得到收入。

南德欧谈着他家乡马哈尔种姓的传统义务时，有一个我曾在这屋子里见过的男人来到后面这个小房间。他也是那些沉默、主人未介绍或提及、在屋里似乎可以来去自如的人之一。现在这位瘦小黝黑、蓄了浓髭、穿橘黄色长上衣的男人站在南德欧的椅子旁边，一面细心听南德欧谈马哈尔的义务，一面摇头大表赞同。

税务单位要传唤人时，马哈尔必须执行此工作。这是一项为政府所尽的公职，在旧时，马哈尔可能会为此在各种天气中长途跋涉。其他义务则是比较传统的规定。村中有人死亡时，马哈尔要负责通知死者的所有亲戚。尸体的处理也落在马哈尔身上。至于做这些工作的报偿，则是马哈尔每年三次从种姓较高的村民那边拿到一些谷物。

南德欧家那位朋友严肃地左右摇头，他的视线落在头顶和地板中间，那样子让人觉得他是一边听着南德欧的话，一边回忆着昔日情景。

他附和着说：“每年三次。”

马哈尔还可以提出另一项要求。听起来，这像是他们每天做的例行公事。南德欧就此谈了不少，那位朋友则听着，望着地板摇头。

南德欧说，马哈尔可以每天到上层种姓的人家去要面包。假如一个村庄中有十户马哈尔，他们就按户平分那些上层种姓的人家，每一户马哈尔可以到某几家去要面包。做这事的马哈尔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头上顶着一个编织或金属的篮子。他来到上层种姓人家时，先向主人行礼致敬，然后再要求面包。他会要求两次。如果这时还拿不到，马哈尔则有权利要求主人无论如何都得给他面包。马哈尔每天早上都做这事。上层人家会拿出面包，他们让面包掉入篮中，不去碰篮子。

“不去碰。”那位朋友说。

这是一九五五年以前种姓制度还根深蒂固时的情况，之后，它就开始溃散。马哈尔工作的报偿不一定是谷物及某些权利，而是现金。有时候，他们甚至得不到任何东西。因此，虽然他们在村中的义务依旧不变，他们过去拥有的权利却开始缩减。当时安贝卡很有影响力，马哈尔及其他不可触碰者的成员开始提出政治要求。

在那片地区的不可触碰者之中，只有马哈尔有权拥有土地，这就是为什么南德欧一家有田产，得以通过耕作得到一些收入。马哈尔获得这项土地拥有权是由于一个有趣的原因。

以前，比德尔有一位大公要把女儿送到某个地方。自古以来，抬轿就是马哈尔的工作，因此大公便命令当地的马哈尔把女儿送往她要去的地方。这些马哈尔知道此项任务非同小可，为了避免意外或误解，他们在出发前把自己阉割了。大公的敌人却开始散播谣言，说他女儿被马哈尔非礼了。大公把他们召来盘问。他们露出下体，告诉大公，在送公主上路之前他们就把自己阉割了。大公非常高兴，便把土地赐给了马哈尔。这就是当地的不可触碰者中只有马哈尔拥有土地的原因。

南德欧讲这则传奇故事时似乎颇乐在其中，就像先前在他朋友推波助澜之下，他也仿佛以一种怀旧的心情回想起他故乡所通行的种姓习俗。我请查鲁问他这怀旧的心情，我觉得我可能听漏了什么。

南德欧讲了好久，他那位穿橘色长上衣的朋友照旧在一旁推波助澜。

最后查鲁这样报告：“他完全能意识到他所经历的痛苦。不过，他也是诗人和作家。身为诗人和作家，他想寻找自己的根。他心中永远有痛。在以前的日子里，根本没有抱怨的余地。你是马哈尔，你得做该做的事。就是这样。”

在故乡的村落里，他并非只尝过苦头。村中的老师有种姓偏见，不理睬南德欧，但这番不理不睬倒让南德欧在童年得到了一些自由。他乐得去放牛，他可以到河里游泳。

一九五八年，十七岁或十八岁、就读中学四年级的时候，他离开家乡来到孟买。他记得，那时女星娜吉丝主演的《母国印度》正在上映。他一位叔叔在贫民区的分租宿舍有两个房间。他就住在那里。这栋建筑叫“多尔分租宿舍”，名称源自多尔种姓：这个种姓的成员从事处理肉牛及制作皮革的工作。分租宿舍里的住户都属于这个种姓。因此，南德欧离开家乡的村落时并未把种姓抛开，种姓随着他一起来到孟买。

他没有就业，而是到学校读书。他在村里读中学四年级时成绩不及格，到了孟买，他却是四年级的第一名。他也在那时开始写诗。

他的诗全是不假思索就“滔滔而来”。他读了关于鲍勃·迪伦㉗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㉘的东西。他读了一些黑人诗人的作品，也读过李罗伊·琼斯㉙的东西。这些他读的都是英文原文。他虽然不会说，却读得懂英文。他知道那些诗人，虽然没有受到他们直接影响。他也读过艾伦·金斯堡、兰波、里尔克、波德莱尔和洛尔迦㉚的作品——后四人的作品他读的是英文翻译。二十世纪中叶所有重要诗人的作品他都读过。

从一段距离之外看，他的生平似乎跟一些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人士相似——他已经成为报刊时常提及的人物。而到最后，他这个人也比他所引领的运动更加有名——但在孟买这座住宅的小房间里跟他交谈，我却觉得他被囚禁在一段外人无法真正了解的印度历史中。与美国黑人相较，他更无法冲破牢狱、抛弃历史。如今，南德欧再度被囚禁在这个运动繁多、亟待解救的印度，他很有可能又一次沉陷下去。美国的黑人运动分子可以抽身而出，过安逸的生活；他却无法真的那样做。

我问道，现在他更应该算是个诗人还是政治人物。

“这两个角色分不开。我反对种姓制度，这一点我在政治活动和诗里都表达了。写诗是一项政治行动，政治是我的诗的一部分。”直到现在我才觉得可以谈到前一夜的事。

“你会继续参与妓女的活动？”

“我会继续介入各种议题。妓女是一个重大议题。”

“有没有达利特会忌妒你？”

“忌妒是有的。有人无端指控我是共产党员。”

先前他在停下午餐的片刻里出来向我们打招呼时，穿着一件淡褐色衬衫，缠着一条花色的腰布，看起来是日常居家的样子。事实上，他穿得很用心。那件衬衫式样高雅，淡黄褐色，布质厚实紧密，腰布有格子花纹。他在这房间里显得很合宜——油漆略带光泽的墙壁，以及窗台上摆在垂直铁条前的一瓶塑料花：这里样样显示出玛丽卡的品位。

我说：“玛丽卡说你的诗是一座里程碑。”

“有人说这种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惊讶。马拉塔文学非常贫瘠。我们曾经有像屠卡兰的作品那样的好诗，然后几百年之久什么都没有。”

他现在过的是万众瞩目的公开生活。过着这种生活，他是否能够写诗？

他误解了这个问题。“我并不真的担心。我不期待受到赞美。”

“玛丽卡说你支持她出版那本书。”

他没有直接回应。“那是两种文化、两种背景之间的冲突。玛丽卡的母亲是传统的印度教徒。虽然她父亲是穆斯林，她接受的却是传统的中产阶级印度教徒的文化。”

“你为她的书辩护。”

“她的书确实对我有害。我在外面有进步人士的形象，玛丽卡的描述损害了这个形象。但是，玛丽卡并没有错。我至今一直是安贝卡的信徒。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我觉得玛丽卡有权利说出她对丈夫的看法。”

然后，不待我提出问题，而为了替自己做解释，他开始谈起我可能听到或想知道的有关他的事。

“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二年间我开始在政坛上崛起。在那之前，我住在下层社会的坎提卜拉区。那边钱来得快。那地方是红灯区，充满无知、黑帮和残酷。那是个残酷的地方，对我有影响，对我的个性有很大的冲击。当你年轻时，如果骨子硬、敢斗，你的精力可能把你带上好路或歪路。如果我没有特殊的过去，如果我不知道安贝卡的运动，我可能会成为黑社会的大人物，可能不会走入政治。由于我的成长经历，我整个人充满愤怒，受到一点点挑拨就会出手打斗。有几次几乎杀了人。我在孟买黑社会里无人不知。”

下午的时光已尽，黄昏就快降临。因为南德欧一直侃侃而谈，而且我还得等查鲁的翻译或总结，我们这番谈话花了不少时间。我累了。查鲁也累了。当天晚上他原本希望带太太去看来访的俄罗斯马戏团，这计划也泡汤了。我起身准备告辞，但南德欧不让我走。

他说：“你还没问到我私人方面的事情。”

接着，像在做一件应该做的事，他毫不保留地说起别人关于他的、有时用来指责他的言论。

“我开出租车，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我找过妓女，干过种种坏事。现在我倒是太正常、太有教养了。”最后这句话是用英语说的。“甚至在结婚之后，我有时还会去找妓女。达利特黑豹党分裂时，我酒喝得很凶。我创立了黑豹党，后来他们却把我打入少数派。这对我打击很大，我到现在还觉得悲哀。”

“你认为你为什么会失势？”

“我走在时代前面。我想把达利特的范畴扩大——包含所有被压迫者，而不只是不可触碰者。如果你真的要去除关于贱民不可触碰的规定，就必须走入主流。我想进入主流，所以我才会想扩大达利特的范畴。但达利特之中的反动分子却不想进入主流。他们的看法是，若要消除小群体情感，你自己就必须留在小群体里。就是这些人把我打入少数派的。”

还有他的疾病。他的病是在一九八一年得的，他最后的一本书也出版于那年。一路谈下来，他以冷静坦然的态度诉说他的生平和感受，而那位蓄浓髭、穿橘黄色长上衣（越看越像是某种宗教服装）的朋友则在一旁倾听，望着头顶和地板中间的地方，偶尔摇头表示赞同。现在，南德欧也以同样的态度谈他的病，仿佛他从自己的生命中抽离了出来，在一段距离之外观看着它。他不再期待褒奖或赞同：他说玛丽卡有权利出版那本令人颇有微词的书，仿佛他脑中从未想过另一个可能的反应：生气并且不许书出版。

他谈到自己过去的暴力倾向。现在他已经平静下来：这可能终究是因为他受到了周遭印度教文化的感染。

“安贝卡在达利特眼中代表了什么？”

“有一段时期，我们被当作动物看待。现在我们过着人的日子。这一切都归功于安贝卡。”

就像对这栋淡紫色墙壁略呈光泽、摆了白漆藤椅的屋子可以有更深的解读，同样的，对我抵达孟买那天早上在路旁耐心排长龙的黝黑男女，你也可以赋予他们更深的意义：他们不仅仅是印度的穷人，也呈现了那贫穷长久以来所孕育的残酷——他们是处在底层的人，心中充满情感。排着长龙的他们无意于政治诉求，只是在对他们所蒙受的厌弃表示厌弃。

①印度通行的文字，用来书写印地语等语言。

②孟买当地的英文男性杂志。

③意为“受压迫者”。

④孟买的英语旧称。

⑤聚居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的一个民族，擅长战斗与宣传印度教。

⑥即琐罗亚斯德教，流行于古代波斯和中亚等地。

⑦1526年至1858年统治南亚大部分地区与中亚部分地区的王朝。

⑧湿婆神妃，强而有力的女神，由几位神的愤怒之力结合而成。她手持阿耆尼的标枪、湿婆的三叉戟与毗湿奴的铁盘，骑着狮子或老虎，常以脚踩威胁世界安定的牛魔的姿态出现。

⑨“贪婪”为 greed，与“悲伤”grief 发音接近。

⑩德鲁拜·安巴尼（Dhirubhai H. Ambani，1933－2002），唯一一家进入全球财富五百强的印度企业诚信化工集团（Reliance Industries）主席。安巴尼有印度“化工大王”之称，他从一名加油站工人起家，一手创立了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诚信化工，每年缴税高达二十亿美元，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

⑪加勒比海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为该国的工业和商业中心，自古以来即为加勒比海重要的转运站。

⑫始于1893年，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特有的节日。

⑬美国黑人激进社团，创建于1966年，主张以武力获取权利。

⑭自1877年开始的国际板球赛国家队决赛时段越来越长，导致各国代表队的抗议，自1972年开始，国家队间的决赛时段改为一天。

⑮指甘地夫人被锡克教侍卫暗杀后，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间展开的一连串暴力事件。

⑯原文 shab-e-baraat 是阿拉伯语，穆斯林相信，伊斯兰历八月十五日夜晚，真主会开启饶怒之门，诚心悔罪者均可受到赦免，记录个人一年善恶的天使将于这一晚更换新的文卷，故又称“换文卷夜”。这一晚，全印度的穆斯林都会彻夜不睡，诵经礼拜，以求恩赐和赦免。

⑰印度旧货币单位，一安钠相当于十六分之一卢比，1960年停止发行。

⑱印度教礼仪，限于三个高级种姓。入法礼标示男子进入婆罗门教四期中第一期，即成为正式教徒。

⑲圣人拉姆达斯（Saint Shri Samarth Ramdas，1608－1681），曾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受外来专制暴政统治时鼓舞当地人民，后来被湿婆吉接受为古鲁，并向他请教政事。

⑳意为“罗摩之路”，是古代梵语史诗杰作，叙述罗摩（Rama）从恶魔拉摩那（Ravanna）手中拯救其妻悉多（Sita）的故事，恶魔住在楞伽（今斯里兰卡）岛上。

㉑一百派沙等于一卢比。

㉒意为冰林伽。“林伽”为男性生殖器，印度教湿婆神的主要象征。对应的女性生殖器像称为“约尼”（yoni）。

㉓耆那教徒中的苦行者。

㉔在印度酥油中炸过、未经发酵的面包。

㉕印度北部刹帝利种姓之一部，属于武士阶级。

㉖又译为圣社，其宗旨是要把印度最古老的经典吠陀重新确立为神启真理。

㉗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 ），美国著名歌手兼作曲家，写过一本自传和一本小说。

㉘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1935－1998），非裔美国社会运动家，1966年成为美国黑豹党徒，1969年流亡海外，后回国。

㉙李罗伊·琼斯（LeRoi Jones，1934－ ），又名 Amiri Baraka，美国剧作家、诗人、小说家。以对非裔美国人的经验的探索和研究著称。

㉚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美国诗人，以擅长吟诵著称。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诗人，其作品及简练玄奥的风格对象征主义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并成为后人热心研究的课题。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诗人，生于布拉格，对西方现代文学有巨大影响。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现代主义的创始人。洛尔迦（Federico Garcia Lorca，1893－1936），西班牙诗人、剧作家，作品题材广泛，富于地方和民间色彩，内战时遭法西斯分子枪杀。

第二章 秘书身世──印度百年剪影

尼基尔有一天说：“我认识这里一个叫拉赞的人，他是一个政商要人的私人秘书。他说他一九六二年在加尔各答见过你。”

我不记得有这事，甚至当尼基尔有一天下午把我带到拉赞的办公室时，我还是想不起来。拉赞是个块头小而结实的南方人，有一张黝黑的方脸。他的办公室——或说包含他办公室的那间套房——是我在孟买所看过最宽敞的新式办公室之一。它走国际风格，采用暗淡的冷色调，且有完善的冷气设备。拉赞显然是那间办公室的当权者，他穿着淡褐色短袖中山装——它也可被当成一种印度正式服装，或仅仅是“狩猎”装。

他说：“你在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或战争刚结束时来到加尔各答。你和一些电影界人士在一起。那阵子我非常热衷电影和艺术——那是我这一生中最充满希望的时期。有一天晚上活动过后，电影学会的某个人把我介绍给你。我的任务是送你回到你下榻的药品公司招待所。”

隐约浮现的那个痛苦的战争；加尔各答交糅的烟气和秋雾；电影学会里一间间天花板亮着灯的狭小房间，里面摆满老旧的办公室家具：已经记不得的那个夜晚的一两个时刻开始回到脑海中，但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难以掌握的画面。至于那晚结束时的情景，我全然没有印象。

“那时我二十二岁，”拉赞说，“我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担任职员之类的职位，月薪三百一十五卢比。有人说我可能成为助理客户主管，结果并非如此。”月薪三百一十五卢比，等于二十四英镑。

“你什么时候离开加尔各答的？”

“那说来话长。”拉赞说。

那个下午稍晚时，我们坐在孟买旧时的国际板球场——布雷波恩球场——俱乐部门外喝茶，看年轻的板球手练球（球场的另一端是一个搭有脚手架的高耸大舞台的背面，舞台是为俄罗斯文化访问团的冰上表演搭建的）。在那里，以及另一天下班后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我们聊到深夜，拉赞告诉我他的故事。

“我一九四○年生于加尔各答。我的家庭来自南部一个英治时期叫马德拉斯邦、现今属于泰米尔纳德邦的地方。我祖父曾担任坦朱雷市附近一个法庭的小官员。他为人诚实正直，受人敬重。正直是指如果有不正当的事发生，或有人拜托他做他良心无法苟同的事，他会发怒或以任何他做得出的方式拒绝。

“他有一个英国上司，他要我祖父在一项诉讼中当证人，说谎话。我只知道两个人最后大吵一架，我祖父脱下鞋子打了那英国人。我祖父知道，经过这个事件后，他在坦朱雷的日子不会好过，于是决定带着当时尚在求学的独生子移居北部。这应该是在世纪之初，介于一九○○年到一九○五年之间的事。他决定搬到英国人的大本营加尔各答。他可以在那里谋生，过个像样的日子。

“在加尔各答，他和某个朋友或远亲住在一起，直到他习惯新环境。他安排儿子去学速记。南印度人，尤其是婆罗门，由于有较多机会接触英语，对英语的领会力较强，因此会担任秘书、速记员或者打字员的工作。这些大概是南印度人或泰米尔婆罗门在英治时代最普遍从事的行业——到最近这几年，这情况才有所改变。要不然，以阶级而言，南印度婆罗门会从事教师、祭司或小职员的工作。或者，运气好的话，他们会在政府部门谋得一差半职。在那时候，月薪十卢比的政府差事是最受大家青睐的了——那是绝大部分受过些许教育的泰米尔婆罗门的最高志愿。所以他们有不少人迁移到北部，到孟买、加尔各答、德里等大城市谋生。

“我祖父安顿下来后，就住在与加尔各答隔河相望的豪拉。那是一间典型的加尔各答住宅区房子，一间‘pucca’——真正的房子，而不是‘kaccha’——未完工或随便充数的处所，而且位于体面的中产阶级地区。这些住处可以租用。那地区住着一些同样从南部迁移来的人，住在自己的同类中带给他们某种安全感。那时在加尔各答，大家对南印度人还没有敌意——那年头情况不同。事实上，那时南印度人普遍受到孟加拉人尊重。如今情况大不相同了。从六十年代以来，加尔各答的南印度人开始觉得没有归属感，尽管他们在那里已经住了好几十年。这或许是我从加尔各答搬到孟买的原因之一——但那是多年后的事了。

“我父亲在十七八岁时成为了速记员。那应该是在一九○九年左右，他貌似在一家英国公司做事。他是个很熟练的速记员，他告诉我他的英文速记和打字速度曾经两度拿到政府的五十卢比奖金。他继续住在豪拉我祖父那里，那是一栋住宅的一部分。加尔各答没有套房、公寓或分租公寓之类的东西，只有房屋的各个部分——房东住屋子的一部分，而把其他部分稍做修改后租出去。

“在数年之间，我祖父母相继过世，没有留下多少钱财。不过我父亲那些年的工作薪水一个比一个优渥。有一段时期，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五年间，他的收入相当不错。他不但有足够的钱把家人照顾得舒舒服服，还有余裕拥有一些象征地位的东西，譬如马匹、四轮马车等。他有几匹由穆斯林马车夫驾驭的阿拉伯马。为什么是穆斯林？因为在当时他们是最容易找到且适合做那些工作的人。在当时，印度教徒不介意穆斯林在他们身边做些可以信赖的工作。

“我自己一点都不记得父亲这段日子的情况。这些全是我大姐主动说给我听的，我并没有要求她讲。过去和我父亲十分熟识的人也对我说过这些。他们有的会说些类似下面的话：‘住在加尔各答的南印度人很少像你父亲过得那么有地位或者说格调。’我还是个孩子，还在上学时，大约十三或者十四五岁，在一些社交聚会上遇见他们时，都会听到这样的话。在那种场合，人们会谈论某某人在世时很成功，或某某人失败了，有人就会谈起父亲过往的风光。听到这些时，我感到既骄傲又哀伤。

“在这段安逸的岁月，父亲喜欢典型的英国式装束——高帽、西装、背心、双色皮鞋、领带，一应俱全。闲暇时还打网球。他在住家附近成立了一个网球俱乐部。身为南印度人，他的生活开支很节省。在那时候，不用说，所有南印度人或泰米尔婆罗门毫无例外都吃素。所以两百卢比是笔相当可观的月薪。一般家庭只要三十或四十卢比就过得去了。

“他像大多数南印度婆罗门一样，是个笃信宗教的人。除了网球，他唯一肯花时间在上面的事情就是他的礼拜和祈祷歌。他唱祈祷歌是相当出名的。他成为了那地区的社群领导人。结果，他在家里收留新移民——从南部来这里讨生活的年轻人。他供他们吃穿，教他们速记和打字。我们家里可以说有一个固定的速记班。他还帮他们在英国公司找工作。

“我父亲一向尊敬英国人。他有办法和英国人融洽相处，对英语本身又很喜爱，大概就是因为这样，他不会一味地把他们看成某种可恨的人。他从不对任何政治感兴趣。

“我父亲结过三次婚。他第一个妻子过世，于是结了第二次婚，这样第二个妻子就可以照顾他的两个大孩子。当他第二个妻子过世，也是留下两三个孩子时，他在亲人的强迫下结了第三次婚。在那时候这样的婚姻并不困难。尽管一贫如洗，泰米尔婆罗门毫无例外都很能生育。他们很乐意把女儿奉送给任何想娶她们的人，只要他们确定对方符合一些基本条件——也就是男方出身于相同的社群，并有能力供养妻小。

“一九三五年第三次结婚时，我父亲四十三岁。他的第三个妻子，就是我母亲，当时十八岁。一九三七年他们生了一个孩子，但只活了五个多月，主要是因为我母亲的健康状况很差。我出生于一九四○年。

“这时候我父亲已经把最大的两个女儿嫁出去了，还剩一个女儿待字闺中。他还有一个第二次婚姻所生的男孩尚在求学。那些年因战争而动荡不安。我父亲那时是仓库管理员。那是一项要职——仓库里大部分的货物是进口货。仓库是日本三井公司所有。我父亲一九三六年——那时他已娶了我母亲——在日本人那里谋得了这份工作。他持续做着这份工作，直到这些在印度的日本企业随着战争爆发而关闭为止。在这之后我父亲换到刚成立的政府单位，军火暨生产总局（DGMP）。

“战争结束时我父亲放弃了这份工作。大约在这个时候，圣雄甘地的独立运动声势壮大了许多，穆斯林也变得躁动不安。一九四六年加尔各答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所引发的暴动。

“在这之前我母亲病得很重。临终时，我母亲要求我的同父异母姐姐——她嫁了一个退役军人——将我抚养成人。所以，当我姐姐和她先生离开加尔各答时，我就跟着他们。那时我六岁。母亲在一个月后过世。

“几乎就在同时，加尔各答发生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的大暴动。在那些暴动中我们先前居住的房屋被烧毁了。我们早已离开豪拉，搬到市区内。当父亲在战争结束后失去他在DGMP的工作时，我们便搬进了一栋大建筑的合租单间。这就是在暴动期间被放火烧毁的建筑——连同我母亲在里面断气、存放着我们几乎所有东西的房间。

“在暴动期间，父亲不得不抛下一切坐进一辆吉普车，并为了保命，将他所有的数千卢比付给载他的人。他们把他和其他跟他一样的人丢在豪拉火车站，任由他们自己搭火车离开那城市前往选定的目的地。

“当时我同姐姐和她丈夫身在远方，姐夫在那里担任邦政府的粮食检查员。他在一九四五年从军队——奥金莱克①的部队——退役。先前他是一名所谓的总督委任军官，离开军队时他的军阶是中尉。这些总督委任军官在战前——当时英国人觉得他们不久将面临战争——就被征召入伍了。还是孩子时，我很钦佩他，常盼望见到他，在我心目中他是某种英雄。他总是穿得很讲究，会给我们许多礼物，例如巧克力和军中供应品。我唯一不喜欢他的地方就是他抽烟。

“我知道父亲在加尔各答的遭遇。我常看报纸上的照片，大家也都在谈论那些可怕的事件。这一连串事情：好几个月看着母亲在一个房间里慢慢死去，我老迈的父亲照料着她，然后是我被托给姐姐照顾，随着她和她丈夫搬到印度另一边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那里的人说的是我听不懂的另一种语言，马拉塔语——这一连串事情使我陷入一阵彻底的沮丧和忧郁。

“现在我认为那是抑郁症。那时我就坐在屋外，在台阶上，只是蹲着，把头靠在手臂上，自己一个人坐在我姐姐屋外的台阶上。我会这样坐上几个钟头，心头一团乱，不知该想什么好。

“有一天早晨，我父亲突然来到了，我想他使我的生活恢复了一点正常。然后他又离开了，答应在事情平静下来后来把我带走，回到他身边。这时是独立前夕。

“我姐夫开始旷工。他会离开我们，一走好几个星期，也不告诉我们他要去哪里。我姐姐写信向父亲求助。但我父亲自己都还没安顿下来。这时他快五十五岁了。我跟着姐姐和她丈夫搬过许多次家——我姐夫一再换工作，而且老毛病不改，一再旷工不知去向。然后我父亲把我和姐姐带到了加尔各答，他在那里终于找到栖身之处。他也在一家进口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那时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圣雄甘地在那个月逝世。

“我和父亲相聚了一段时间。接着外婆把我带回她在南部的村庄，让我进入那儿的一所学校就读。但是这种村庄生活并不适合我，于是我在一九五○年回到加尔各答，重回父亲的身边。他开始在家里教我读书。我直到一九五二年十一岁时才真正进学校念书。我父亲无法跟我去，我就自己去学校，经过测验后获准入学念八年级。

“我父亲主要教我英语。他不太重视其他科目。由于他对英语的喜爱，也由于这时他已年迈，他会要求我朗读《政治家》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虽然我常常不懂我在读什么。他会要我在难懂的字词下面画线，让我自己写下它们的意思，作为下午的家庭作业。

“我父亲的收入减少了，所以我们那时住在房租较便宜的地区。那地区有几个留下来的英国人，住在我们附近的大屋子里，还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以及同样多的英印混血儿和基督徒。我们全家——父亲、同父异母哥哥、同父异母姐姐、她的两个孩子还有我，总共六人，住在一间非常大的房间里，大约是二十英尺长，十六到十八英尺宽。我们必须和别户人家共享自来水和厕所。

“那地区的南印度人很少。我们一家人不太适应。所以我父亲决定搬到一个我们比较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离我学校也比较近的地方。那时我已在一所南印度人的学校就读。

“我在那里读了三年。我每年在考试的时候都会出状况，就是生各种小病，所以我能一路升学，事实上只因为我的整体表现还不错。

“我们后来搬进了一套三室公寓，那时我哥哥已经开始赚钱。

“一九五五年三月我毕业了。两个月后我父亲过世了，死于一场车祸，就在离家非常近的街上。我父亲习惯早起。那天他到市场为晨间礼拜买鲜花；当他返家时，一辆逆向行驶、坐着三个人的摩托车向他冲了过来，他倒下不省人事。我们到现场时，他躺在血泊中，买的蔬果鲜花散了一地。

“我们叫出租车送他到医院，那辆摩托车上的一名男子也和我们一道，其他两个逃跑了。这个男子没有受伤，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他看到只有我和我哥哥抱着我父亲，便在一个街角打开出租车门逃走了。父亲在医院待了三天，很痛苦的三天。他再也没有醒过，就这样走了。

“接下来我们全家必须靠我哥哥的一百五十卢比——相当于十四英镑——月薪度日。他在一家工厂当英国经理的秘书，工厂位于郊区。于是我们得离开那套三室公寓，搬到我哥哥工厂附近一个较小的房子里。

“我压根儿不敢有上大学的念头。我不想成为哥哥的负担。而且，不管如何，我想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决定学最容易想到的东西，比如打字。离我们新住处不远有家打字学校，学费一个月四卢比。刚开始是我哥哥付的学费，但接着我就可以赚一些钱自己付了。我在打字学校做一些零工。那时我积极地找工作，但时机不好。我常常走十或十二英里路去找一位朋友，想通过他的帮忙谋份差事。那时我大约是十六岁。”

拉赞虽然长得结实，个子却很矮。我很想知道，在他所谈到的那个时期，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问他：“那时候你觉得身体是强壮还是虚弱？”

“我总是觉得体力不足，但是靠自己力量的决心让我撑了下去。我告诉你我曾经做了什么。有一天，我居然找我哥哥工厂的一名英国人商量。他说：‘你太年轻，你应该上学的。’另一个我找的人说：‘你嘴上都还没长毛呢。’

“我患了好多回沮丧与忧郁症。那差不多就像我过去坐在我姐姐家台阶上时的感觉。我甚至常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有郊区火车，胡格利河也总在我心头打转。但是，一位好友的忠告改变了我的念头。

“我没有青春期。我从童年直接进入了成年。而且我感觉自己营养不良。我父亲过世后我们的食物就变差了，因为我哥哥微薄的收入得喂饱那么多张嘴。这时期使我不顺心的生活更加不快乐的，是我和同父异母哥哥的关系——他可是我们所有人的衣食靠山。我们从来都处不好。他差不多大我九岁，老是把我揍得很惨。有一回就是这种情况，他狠狠打了我一顿，我便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来年，一九五七年，情况好转。我和一位朋友不期而遇，他说他可以在一家玛瓦尔②人的公司为我找份工作。玛瓦尔人正在接收英国人在加尔各答的事业，在那时是当地的主要商人——直到现在都是。他们接收了黄麻工厂、茶园、煤矿等。

“我在一家家族公司谋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薪水是每月九十卢比，相当于七英镑，我就快要可以为自己买第二条长裤和一件上衣了。到公司的路途遥远，回来也是长路漫漫。那个月，我花在自己身上的钱不到十卢比，我把剩下的收入交给哥哥，作为我对家庭开销的分担。我往来乘坐二等车厢；我不看电影；我的午餐不超过两安钠，即八分之一卢比，相当于一便士。

“我进公司一个月后，一位主管把我叫过去：我打一份报告时把复写纸放错了面。我被开除了。幸好，在七天内我碰到另一个朋友——我们搭同一辆电车——他带我去见另一个雇主。这位也是个玛瓦尔人。他在他家里面试了我。他的公司是一家报社——印度当今最大的。

“我就在他们新设的广告部门上班，打广告业务报表，领一百二十五卢比的月薪。所以我的境况稍微好了一点。我拿出整整一百卢比给家里，自己只花二十五卢比，包括我刚就读的夜校的学费，我修的是中等商业课程。

“现在我们有能力搬回南加尔各答的旧家了。我们住在一套由两个家庭分租的公寓里。我和我哥哥的关系一如既往。但是，有一天我回敬了他给我的一巴掌，之后他就不再打我了。

“我和报社那伙人共事了一年。接着我离开，进入立顿公司工作，图它一天十卢比的薪水。那里的经理把我推荐给他自己所委托的广告公司，于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的六年间，我在那家广告公司做事。那就是我遇见你的时候。对我而言，那是一段好时光。我是英国文化协会的会员。对英语的喜爱使我乐于接近精通英语的人——记者、电影制作人、广告文案，以及一般的广告人。

“我喜欢广告行业，因为它与众不同。它使我思考，不会枯燥乏味。我做过的其他工作都单调无趣。而且我特别喜欢从事这行业的人——美工、客户主管、印刷商和文案。我刚进入广告公司时的月薪是两百七十卢比。一位资深主管喜欢我的英语，我就在他手下工作。他喜欢我积极工作的表现。他提拔我，让我协助他进行各种广告案。不久有人想推荐我担任助理客户主管。我和公司其他人也合得来，因为我是那伙人当中最年轻的，而且会用他们的语言——孟加拉语——和他们流利交谈。孟加拉人很看重这点。我的月薪每年会提高十五卢比。一九六四年我的月薪是三百三十卢比。他们承诺要擢升我为助理客户主管。最后，这承诺没有兑现时，我一气之下便辞职了。

“接着我成为一个广告片与短片制作人的助理，他对我有好感。我学会了电影摄制的基本技术。他给我三百五十卢比的月薪。我自己甚至还拍了几个片段。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一九六五年在克什米尔发生的冲突使那种电影制作公司无法生存下去，我也就必须另找一份工作。这期间，我遇到了加尔各答文艺界的重要人物，为此我非常高兴。我一向觉得自己有一股创作冲动，但还找不到表达的方式，因为我没有稳定的生活和适当的基础。

“有人说我应该去英国。就这样，我在印度航空公司谋了份差事，为的是去英国的免费机票。工作满一年时我去了英国。但是，由于家里我姐姐和她丈夫的问题一再爆发，我必须回来。在印航工作第二年期满时，我去了趟美国。

“印航的月薪是三百五十卢比，那太低了——卢比在一九六七年贬值了。我甚至得在晚上兼一份差。最后我应征了一家制造公司的启事。多亏我的资历，我得到一份管理人员的工作，薪水是印航的三倍。老板很快把我擢升为采购部门的主管。

“就这样，在这些年之后，我终于换到另一边。但是我没有办法完全认同管理方，因为我非常清楚其他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接着孟加拉的政治动荡纷起。工人很难安抚。左翼分子多多少少掌控了工会和整个邦。城里的实质环境也开始恶化。越来越多公司受到玛瓦尔资本家的控制。然后是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机。我负责公司的汽油采购，真是面临了艰难的时刻。还有，作为管理阶层的一员，我必须容忍电力不足、交通不便及工人好斗等问题。你不妨说我找对了工作，但时机不对。那时早上出门上班都很不情愿。

“我在一九七三年底辞职了——因为工作本身的问题，以及加尔各答的生活环境。这些事情迫使我离开加尔各答。我想到的可以前往的地方只有孟买，因为先前在印航工作时偶尔会去那里，对那里的大都会气息和工作机会颇为向往。

“所以，在没有现成工作而且存款很少的情况下，我搬到了孟买。在孟买我和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亲戚住在一起，他在离孟买颇远的郊区经营一家照相馆。他没有房间，我就住在照相馆里，和那栋建筑的其他住户共用厕所，在屋外洗澡。为了照相上的需要，我们都会储水，我就用那水洗澡。

“我为自己特别做了个夹层，就睡在那里。那差不多是一般棺材的两三倍大。它就在屋顶下面、店铺前方的假天花板上面。我利用窗户铁条作为台阶爬上去，再滑进那小缝里。睡那里很舒服。风会从卷帘窗旁的间隙吹进来，我常觉得这个小夹层是我阅读及偶尔书写——写信，不是写文章——最方便的地方。

“我开始在照相馆工作时，赚的钱很少。我会把大部分收入寄给在加尔各答的家人，因为我姐姐的四个小孩正在长身体，而同父异母的哥哥这时也有自己的家庭得照顾。

“开始时，我以为我能和我的亲戚一起把照相馆生意做起来，因为我是业余摄影家，对摄影技巧略知一二。但过了一阵子后，我的积蓄用光了，结果我那位亲戚并不怎么帮忙。我需要钱时他不肯给，向他索要我花在照相馆的钱时他也不还。

“所以，我们关系很紧张，不过，因为在孟买不管要找哪种住处都是个大问题，一筹莫展的我还是继续住在那里，在我那个舒适的小洞里睡觉、阅读。眼看情况越来越糟，我决定放弃照相馆生意和依赖亲戚的所有念头。

“我的第一步是在《印度时报》的分类广告版上刊登一则广告。那应该花了我十四或十五卢比——那份报纸给求职者优惠价。我接到了四十个回复。

“我的广告大致是这样写的：‘南印度人秘书，具十年以上经验，英语能力无可挑剔，寻找广告、公关、旅游等行业的有趣职位。’我筛选接到的回复，决定不理会位于中央铁路沿线郊区的公司，特别是工厂。那里的交通状况非常不便，从我和亲戚位于西部铁路线一个半钟头远的住处到那里，必须在中途换火车。

“我决定只去赴四个面试。这四个的地点都在教堂门的维多利亚终点站附近，而且都是办公室而不是什么工厂。第一天没有什么结果。我没有接受那些工作是因为不同的原因：薪水、办公室气氛、面试官本人。事实上，我还训斥了一名面试官，因为他问我这个很荒谬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么多年后你要离开加尔各答？那里有那么多漂亮的女人——光是为了那里像奶糖般的女人你就应该留下来。’我觉得那太侮辱妇女了。他大概发现了我的资历超过他所需要的。那是一家贸易公司，而他是那种没有教养的暴发户。

“我所安排的面试要花两天时间，一天两个。第一天结束时我有点沮丧。我不想回加尔各答。不过，我也不想因为没有什么钱而继续和亲戚住在一起，使自己的生活更加悲惨。所以我下定决心，若是第二天没有找到工作，我就一定得回加尔各答——我姐姐不断从那里写信到我的住处。

“第二天我从照相馆一路来到教堂门。在教堂门车站一下车，我就进了对面的沙特卡餐馆。告示板上写着：‘茶点餐饮间’。我点了一份黑绿豆米饼和一杯咖啡——黑绿豆米饼大约六十派沙，咖啡四十派沙——因为我想我已山穷水尽，所付得起的就是这么多了。

“快喝完咖啡时，我浏览筛选过的公司来函，看看我还应该见哪些人。这时我发现来自一个只自称是‘市议员’的男子的回音。他的地址在‘A’路上。我问侍者‘A’路在哪里，他说：‘你就坐在这条路上。’我发现那个市议员所给的地址只有一箭之遥。

“我朝那地址走去，发现它是位于住宅内的一间办公室。等了一会儿后，进来一位绅士，这就是我对我未来老板所投的第一眼，在那之后的十四年里我一直为他工作。他是个高个儿——不，普通高，五尺七寸或八寸吧。很白，身材不壮硕，看起来精心修饰过，穿着考究。

“他把我带到他办公室里。经过非常简短的交谈，大概十五分钟，他直截了当地请我替他工作。虽然我对这个人的利落与果决已有好感，我并没有马上接受他给我的工作机会，因为我得考虑一下他所提出的九百卢比月薪。不过他想雇用我的热切表露无遗。看起来就好像他已猜中我的处境，判断出我应该赚多少钱，所以给了我工作机会。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他是否对我的状况、我的背景、我在办公室以外的生活相当了解。

“他要我一拿定主意就打电话给他，他希望他不用久等，因为他已经认定我就是他所要的那种人。我回到那家餐厅——侍者已换了人——仔细考虑过自己的处境后，差不多就下了结论：手上有工作总比什么都没有好。隔天我打电话给他，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就开始为他工作了。

“当我找到这份工作时，我那位开照相馆的亲戚试图改善我们的关系，但是我已不想维系下去了。在那之后，我在照相馆的小洞里待了三个月。接着我不断搬来搬去，以付费房客的身份住在许多不同的家庭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形形色色的问题。我有一皮箱的衣服，还有另一个皮箱装书和各种玩意儿。两只皮箱的财产——那就是我所有的东西了。

“因为替这位雇主做事，我认识了重要的人物。我很高兴有那样的机会。他是个市民领袖，我也看出他是个有抱负的人。我以为我会有机会随着他高升。确实，他在各方面都高升了。比起我刚开始为他工作时，他现在更有名，更有权，也更有钱了。

“办公室里和我有往来的人会说我跟着他鸡犬升天了，但我觉得事情并未像我所期望的那样。在这里工作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带着两只皮箱，继续过着付费房客的流浪生活，直到我遇见一户非常好心的人家——在像孟买这样的地方，这是非常难想象的——他们慷慨地把整个房间让给我一个人住，虽说那是一栋老建筑里的房间。那是一九八○年，我四十岁。在那个年纪，我生平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间。在孟买这样的地方这是个梦——在这城市里，人们必须睡在人行道上和排水管里——而这可能是我碰到的最好的事了。

“直到三年前，我一直住在别人施舍给我的地方，一栋老屋子里的一个房间，有一个四十人共用的厕所。那时我无法奢想婚姻，虽然就孟买的标准而言，我的薪水非常好，却不够买任何一种住所。但是在那之后，我突破万难，终于幸运地拥有了一套自己的公寓。

“接着有一位朋友认为我应该安顿下来了。这个朋友知道我有始有终地对我姐姐的家庭负了责任。他为我在报上的征婚版登了启事。先前，分类广告为我带来了好运，现在它又闯进我的生活，使我日后的生活改观。

“在回复朋友为我刊登的启事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我未来的岳父。在启事中，我列出了我的出身背景和年龄。我没有隐瞒任何事。我说我想要一个期望过简单生活的女士。我收到了大约九十封回信，或许有一百封。它们来自印度各地。我想我会得到这么多回复，是因为我在启事里声明：‘种姓、社群、寡妇、离婚等均不构成障碍。’不过，我倒想要一个已置身于孟买的女士，因为这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孟买的生活是这么不易——例如不懂印地语的人便有语言上的问题——而且交通很麻烦，整体而言，这里的生活方式很辛苦。要适应孟买可不是简单的事。

“和我未来的岳父交谈半个钟头，他便知道了我大致上的性格。会面的地方是丽思酒店的咖啡厅。他到我办公室来，但是我必须让他——这个七十岁的老人——在那里等一两个钟头，因为他来的时候我无暇分身。他是个喀拉拉邦人，却是个婆罗门。中等身材，秃头，说话声音小，脸上表情和举止明确透露出他的耐心。他已退休，先前是电机工程师，负责公共部门——印度工业化的一部分——采购事宜。他到过全国各地，他的孩子都有开阔的胸襟。

“这次会面过后大约一个星期，我忙了一天，下班后到他们家去，时间大约是晚上十点半。她已经睡下了，她父亲把她叫醒。我和她聊天。她在一家国有化的银行工作了十年，喜欢瑜伽，不太爱说话。她相貌平平，不胖，但她的身高使她看起来不苗条。她差不多四英尺十英寸，戴眼镜。

“大体通过她父母亲做了一些沟通之后，我觉得必须再和她见一次面，让她在父母不在场的谈话中说说自己的心思。三天后，我在她表亲家再次和她见面。这位表亲很赞同我的态度，并且为了私密性等等而做了种种得体的安排。我们一面喝咖啡，一面聊了半个多钟头——她刚从银行下班。她不太懂得穿着。我当时的印象是她不怎么在意她的打扮。

“三天后，我打电话到她办公室，这次我们在餐厅见面。我们大体上同意结婚。大约四十天后我们就结了婚。我想要一个公证婚礼——没有嫁妆、没有礼金的赠送与收受；没有亲朋好友拥在四周；没有派对、餐宴与贺礼。但是他们不想要公证婚礼。所以我请我表亲来主持仪式。我自己完全没有宗教信仰，我从来没有特别努力想了解印度教神学或教义。

“我很高兴生活终于有了目标；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我结束了原来不安定的生活。那年我四十五岁，我太太当时三十九岁。我们两人等这恩宠都等了很久。除此之外，神还为我们添福：在这么晚的阶段，我们有了一个孩子。

“我仍然觉得，如果得到多一点了解和同情，我应该可以爬得更高。或者，在另一个国家也许可以。这些时候以来，让我挥之不去的感觉是，我注定只能爬到这里，无法再高升了。即使现在这个工作，我也一直觉得自己就像是船的阶梯。海水上升，船就上升，阶梯也跟着上升。但是阶梯无法自行上升。我这辈子无法独立于我的雇主而往上升。

“不过，我确实有一种满足感。虽然先前很富裕，我父亲过世时我们却几乎一文不名。早年我姐姐抚养我长大，当我姐夫遗弃她时，轮到我照顾她并抚养她的小孩。我有能力那样做。现在他们都很有作为。我把他们看作我成就的象征。

“然而，我同时也认为我会是某种创作者——就像我一九六二年首次见到您时在加尔各答所认识的那些朋友。但是那种生活和友伴总是与我擦身而过。我出道时是秘书，现在仍然是秘书，最后大概还会是秘书。我无法上升到我父亲与祖父在这个世纪初所能达到的地位。唯一的安慰是，即使是秘书，我也不像大多数其他秘书那么贫困。或许，我也不再认为自己只是秘书而已。”

①布劳德·约翰·奥金莱克（Sir Claude John Eyre Auchinleck，1884－1981），英国陆军元帅，1904年被派往英属印度服役。

②原为印度西北部的一个邦，现已并入拉贾斯坦邦。

第三章 打破禁锢

一抵达位于圣克鲁兹的孟买国内航班机场，我就觉得自己像是难民。入口处有一群人，来自附近、心怀不轨的年轻男子抢着替旅客搬行李，从出租车到门口只有那么几英尺远，却大敲竹杠。

警察在门口挡住年轻男子，但他们似乎对外面的人——甚至当这些人几乎走到了门口时——没有什么保护作用。年轻男子看准了这一点，每当有人抵达，就三五成群跑向前去，开始对着皮箱袋子喊叫，想制造令人错乱的慌张气氛。这些来自附近一带的年轻罪犯身材瘦小，穿着某种人造布料裁制的牛奶巧克力色的紧身裤，你看得出他们臀部和大腿的羸弱。他们脸部小而无肉，颈子看来仿佛随时有断裂之虞。虽然体格那么弱不禁风，他们可一点都不因此少了凶悍之气：他们令人想起，克鲁克香克①为狄更斯作品所画的一些插图中那些瘦巴巴、楚楚可怜但内心邪恶的人物。

机场外是人群和噪音、威胁和强求，还有在午后三四点的烈日下来来往往的出租车。里面也是人群，也有噪音，不过那是另一种噪音：听起来比较稳定，是什么地方也去不了的人发出的声音。印度只有一家飞国内航线的航空公司，那是家国营公司，运营状况一塌糊涂。有好几位发言人说，这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一定会误点，因为其中许多由德里起飞，而德里在早晨常常有雾。此外，还有别的问题。这家航空公司从来就没有足够的飞机，而在过去数周，有几架飞机又由于各种原因停飞了。航运业务目前一片混乱。但搭乘飞机仍是科学家、政府官员、企业主管等重要人士必要的地位象征和特权，这个国家最杰出的男女随时都有一部分被耽搁在各地的机场里为时数周之久，仿佛全被施了魔法。报纸经常说，在哪个城市举行的重大会议因为飞机误点以致与会人数大减。但是，机票的需求——特别是在这度假旺季——却比以往都大。我托了一位有影响力的朋友才买到这班飞果阿的班机的票。

机场大厅里，出入港信息屏上显示着越来越多的延迟或取消的班机，仿佛发生了什么全国性的紧急状况或灾难。这许多灰白屏幕的电子信息不断无声地跳动，在人群的头顶上宣告坏消息；这一堆人虽然哪儿也去不了，却不是静止不动的，而一直在极为缓慢地移动。我自己飞果阿的班机已经晚点了五小时，这会儿，每当屏幕上出现这班次的号码（就像彩票开奖那样），它就显示起飞时间又要再延迟四小时。有些人就在大厅里等候了一整天。

偶尔会有飞机起飞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叫人很不是滋味：这些飞机原本是人们等着搭乘的，后来却换了航班号。它们从这里起飞后要绕道经停许多地方，不知多久才会回到圣克鲁兹。

我那果阿航班的飞机将从一个料想不到的城市飞过来。一个来自德里、体格结实的男人这样告诉我，他每年因为业务要到果阿五次，因此知道航空公司的安排。这是我所能得到的唯一消息，因为到了晚上某个时刻后似乎就找不到半个航空公司人员了，甚至在名称古怪的“引导处”服务的年轻小姐也不见踪影。那位德里来的人要我注意从那个意想不到的城市飞来的航班的抵达时刻，然后加上一个钟头的停航时间，就是去果阿的航班的起飞时间。

德里来的人说，我可不能放弃希望。他确定那航班并未取消。他有一位表亲从事餐饮承办业务——或者他是说，他有一位姻亲供应航空公司的一部分餐饮——他知道这位表亲或姻亲确实接到订单，要为当天去的果阿的航班准备全机所需的餐盒。他说，这表示航班甚至可能在午夜之前就起飞。他的话中透露了在印度门路是怎么打通的：要是你认识某某人，那人又认识跟某个重要机构有关系的某某人——甚至只是无关紧要的关系，事情就有准头了。

在这一大段时间里——午后三点左右的强光变成向晚的灰暗；黄昏降临，接着是全然的黑夜；到了现在，大厅已亮起日光灯，暗淡的灯光单调均匀——有位美国老妇一直站在她的行李推车旁边。她神情并不放松；她没有倚在推车上；那老迈的身躯显得僵硬，似乎害怕东西被偷，一副随时防范着的样子。她这时的眼睛毫无表情，仿佛进入了那种著名宗教上师所揭示的内心平静状态，不过，她会达到这境地倒不是通过密宗苦修或冥想（她甚至有可能是为了学习这些才来到此地的），而只是在一座印度机场的大厅里等了又等的缘故。她从早上就开始等，还得再等好几个钟头。现在这位美国女士的心思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甚至当旁边那位漂亮、丰满的印度穆斯林妇女（她自己从前晚就开始等）起身让座时，也过了半晌才发觉有人在对她说话。当她意识到这等于要她离开手推车，她那老妇的面孔一时间惊恐毕现。她一言未发，以防卫的姿势更加僵硬地站在行李旁。

她站在离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不远的地方。那角落的冷气很大，一开始我并不觉得冷，后来才庆幸带了一件有点厚的外套。我穿上外套，但几个钟头后甚至也开始冷得有些僵硬。虽然我不情愿，却不得不起身离座，加入大厅里极为缓慢地移动的难民群。我发现一家书店，买了两本印度出版的平装书，一本是漫画家拉克斯曼的漫画集，另一本叫作《库西万特·辛格笑话集》。不出五分钟我就发现（我应该想得到这点），必须身处现实、心满意足的情况中才读得进笑话，如果你手上什么事都没有，只能一直等下去，那么这些只需几秒钟注意力的短笑话反而令人感到劳神，使情况更加恶化。还不如乖乖忍受。

机场大厦楼上有一家餐厅。体验过旅客报到柜台附近的冰冷之后，这里叫人觉得温暖得恰到好处。过了大约半个钟头，吃了一碟我不需要的腰果，喝了一壶我不需要的茶，我才发觉餐厅里那股发霉腐烂的气味不仅是因为温度高，更是因为这房间密闭，空气不流通。我这才明白，餐厅的冷气机坏了。

楼下寒冷，楼上则闷热，灰尘弥漫，令人窒息。外面没有经过空调处理的夜晚空气倒更新鲜，但若想呼吸到那空气，你得打破封死的玻璃。

就像有些人所说，如果你在小室里沉思冥想，把眼光集中在一道火焰上，那么你就可以达到心无一念的境界，同样的——就像如今，我身处这些搁浅的旅客中：他们在日光灯的淡白光线下一簇簇缓慢移动，越来越像寓言中的人物，将他们封闭起来的玻璃映出他们幽暗的身影，大多数人已失去谈话的兴致——同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想着我那班飞机的编号，每隔一刻钟我就发觉自己更加出神。我已经远离那天早些时候的我，变得越来越像我（意识比较清楚时）所看到的那位僵立在行李推车旁的美国女士：跟她一样，印度的建筑和航空客运也让我领会了印度教所说的万物皆空。

没有脱身的办法。随着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重回孟买旅馆（还有空房吗？）或是搭十二或十四小时出租车前往果阿（那边的旅馆房间必须及时入住，否则预订就被永远取消了），这两条路越来越不可行。我只好在冷热之间游移，缩回自己的世界，对于何时可以登机起飞也就姑且听信传言了。

德里来的那人倒说对了。确实有班机飞果阿；当——时间已经不重要了——我们推挤着登上机舱后，也果真有德里那人所说的餐盒：他的朋友或亲戚为这家航空公司这次果阿航班所供应的装在灰色纸盒内的餐点（包括白面包三明治、一块不知什么做成的糕饼、一个北方出产的苹果）。飞机看起来出勤得很频繁，机上的航空公司杂志被翻得很旧。头顶上的一片装饰条板松脱了，每次空姐把它敲回去，它总会再弹出来。无论如何，经过这段极短的航程后总算到了果阿。有趣的是，最后终于下飞机走进清新的夜晚空气中时，我看到用印地语天城文字母写出的此地名称：果阿。

这时已经过了午夜一段时间。我们挤进一辆游览车，车上座位紧紧挨着，窗玻璃染过色：这一如圣克鲁兹那幅束缚情景的延续。过了一阵，我们来到曼多维河畔，在这里，旅程着实中断了。曼多维河上并没有桥。直到不久前这里还有一座桥，而且还算是新桥。那座桥存在了十年左右，有一天突然就垮了。现在过河必须搭渡船——这些简单的玩意儿虽然是在桥垮了后才造的，如今看起来却像这个世纪般老旧。有人把行李从车顶抬到印度土地上，再搬进渡船里，到了对岸，他们又把行李从渡船里搬出来，抬到另一辆巴士的车顶：在此科技退到一旁（偷偷地，在印度的夜晚里），只看得到那个许多只无力的手在做着简单琐碎工作的印度。

两三天后，我在白天看到了那座垮掉的桥，眼前只有粗大的桥墩立在那边，不见中间的桥面，这时我仿佛看到了那一天一夜漫长经历的缩影，看到了现实的破碎。

有一天在孟买，尼基尔向我谈到他虔诚的宗教信仰时曾告诉我，他有两个经常（特别是面临危机时）祈祷的对象：一个是赛峇峇——不是留着黑人爆炸头的那个当代人物，而是本世纪初的那位宗教导师②，另一个是圣婴耶稣像。

尼基尔出身于印度教家庭，他会向耶稣——我最先以为这是他所指的——祈祷可就有点不寻常了。不过，尼基尔特指某一个圣像，他也告诉了我他向这圣像祈祷的缘由。有一回，他在工作上碰到麻烦的法律问题，正在焦虑不安的当口，他接到一张关于圣婴耶稣像的传单。传单建议说，特别需要解厄的时候，可以每九个小时向圣婴耶稣祈祷一次。尼基尔就照做了。这表示他每两三天就有一次必须在不方便的时间起床，但也表示他过着以祈祷为中心的日子。有好几个礼拜之久，尼基尔持续向这圣婴耶稣像祈祷，让他担心的法律危机最后终于解除了。尼基尔至今一直心存感激。这想法不理性，他说。这点他知道，但他还是没法不那么想。

尼基尔一定告诉过我这圣像的所在地，只是我没记在心上。有天早上在果阿旅馆大门口，我看到一辆被照料得很好的崭新的小客车，其挡风玻璃上方漆了“圣婴耶稣”几个字。我向司机询问，他指给我看仪表板上的一尊淡黄色塑料像——有点类似玉米麦片盒里附赠的玩具。司机是信基督教的果阿人。他告诉我，真正的圣像放在果阿旧城的一座教堂里。

那是一尊著名的圣像，其灵验性已得到证实。小客车仪表板上的塑料像只不过是真品的替代品罢了。司机提到的教堂事实上就是葬着圣方济·沙勿略③的那座果阿旧城里著名的大教堂。

这座大教堂以及果阿旧城的其他葡萄牙建筑位于稍微远离海岸的曼多维河畔，它们在四周景观衬托下显得颇为壮观。离欧洲那么远（甚至到了十八世纪，海航也需六个月），阳光那么明亮，白沙滩更应该搭配的是新世界的无人荒岛（只是在“人口灭绝”后才变成荒岛：它们被发现时一定有人居住生息），而不是经历过古老印度混乱历史的拥挤村镇。在果阿旧城这里就可以看到印度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譬如总督拱门：这原是一个王位还未坐稳的穆斯林统治者所建，葡萄牙人将他推翻后，把拱门改建成现在的模样。据说，每一位果阿新总督到任时都要按规矩从拱门下走过。

另一栋古老建筑目前是博物馆，里面有一间陈列室悬挂着历任果阿总督的画像。这些画像是分批绘制的，其中一幅是达伽马。他是传奇英雄，但他的画像——跟其他总督的画像一样——却画得很笨拙，有点像差劲的招牌画。殖民者的艺术造诣比不上他们的冒险精神。葡萄牙的富强盛况为时不久，只要回想当年情形，他们会有这项短处也就不足为奇。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何离开果阿旧城就少有葡萄牙的遗迹，因此，果阿旧城那些肮脏潮湿的洛可可式教堂更加令人觉得不真实。

不过，葡萄牙帝国那么早就延伸到印度，这是至今仍叫人惊愕的事。我每天在旅馆坐下来用餐时——身处离果阿旧城甚远的曼多维河畔，只能见到几座红石建造的大型军事碉堡的废墟——看到纸餐垫上一幅在古老欧洲印刷的果阿景物复制版画时，就会想到那年份。雕版印刷的文字说明提到凶悍残暴的葡萄牙总督阿尔伯克基抵达印度的年份：一五○九年。次年，他征服了果阿。这仅在哥伦布发现新世界诸岛之后的十八年，而且是在那发现获得任何实际利益之前。它也比柯提斯开始率兵进攻墨西哥早了九年。就印度本身而言，那时候莫卧儿大帝阿克巴④尚未出生。

果阿的葡萄牙人痛恨偶像崇拜，痛恨所有非真正信仰的事物；他们在这里施行宗教裁判，以火刑烧死异端；他们把印度教寺庙夷为平地：就像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所做的一样，这些葡萄牙人把果阿变成一块新世界式的空白之地。他们在印度创造了跟印度不搭调的东西，一切都变得单纯，印度的过往也就被彻底摒弃。过了四百五十年后，他们在这空白和单纯中遗留下来的只有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语言（但没有文学作品），他们的名字，一群近似拉丁民族的殖民者，以及从他们的大教堂源起的对圣婴耶稣像的膜拜。

几乎所有其他来自葡萄牙的东西都已被殖民地的空白所吞没。果阿旧城的主要广场上曾经有一座诗人卡蒙斯的雕像——卡蒙斯写了《露西塔尼亚人之歌》（The Lusiads,1572），那是一部关于葡萄牙及真正信仰在海外之扩展的史诗。独立印度收回果阿后，那座雕像被拆下来（放到博物馆里），然后，圣雄甘地的雕像取而代之，矗立在那座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开辟的广场上。

卡蒙斯到过果阿、东非、马来西亚和中国，他就像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是随着帝国军队四处征伐的老冒险家。他是第一个在作品中写到印度和印度人的近代欧洲大诗人，他的写作材料取自他十六世纪期间的十五年游历中得来不易的见闻。他的诗鲜活呈现了印度西南部的情景，这不仅见诸关于大公、种姓、宗教、寺庙的描述（在卡蒙斯发表那首诗之前七年被穆斯林摧毁的维查耶纳伽尔王国就在诗中若隐若现），也见诸十几个小细节：譬如，达伽马刚抵达时接见他的那位印度统治者，会随着卡蒙斯的十六世纪葡萄牙诗歌韵律嚼槟榔。

大家可能会设想，果阿应该会像它以圣方济·沙勿略为傲一样，也以卡蒙斯为傲。但他的雕像已被拆掉。而虽然旅馆的餐垫一再宣扬葡属果阿的悠久历史，同一家旅馆的书店里却找不到半本他的诗集，甚至没有一个店员听过他的名字。印度有它自己看中的东西和价值。搭游览车前来果阿旧城广场的观光客中，为了看建筑物（以及圣雄甘地的雕像）而来的反而比为了一睹大教堂中的圣婴耶稣像的少。他们会购买许多小蜡烛，在一道回廊里点燃。

果阿旧城确实很古老。从开始到现在，它走过的年头几乎相当于罗马人从最终征服迦太基到罗马帝国衰亡的年头。在这里，葡萄牙（虽然还存在于二十世纪的欧洲）只在博物馆里才见得到。新崛起的印度中产阶级成为来访的观光客。这可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历史演变。葡萄牙人于一四九八年抵达，在一五○九年至一五一○年之间取得胜利。仅仅五十几年后，南部的印度教维查耶纳伽尔大帝国便被一群穆斯林统治者征服，全盘蹂躏。几乎在同时，北方莫卧儿的国力也开始进入鼎盛期。就那时候的情况来看，印度教的印度既缺乏欧洲的新知识和新机械，统治者也没有国家或民族观念，甚至不具备得以使人民免于遭受外人统治的政治理念——就此看来，印度教的印度似乎会濒临灭亡，成为基督教欧洲和穆斯林世界瓜分的对象，它的所有宗教象征及深奥神学将变得像墨西哥的阿兹特克⑤神祇或吴哥窟印度教象征体系般毫无意义。

但这并未发生。虽然印度教的印度经过了历史的种种曲折演变，遭受了帝国在此部分世界的种种觊觎冒犯（葡萄牙人那次踏上印度土地就为此揭开了序幕），最后也经历了英国在印度那段无法预料的统治，它却再度茁壮了起来，变得比任何先前的印度更完整、更统一。

在果阿，历史很单纯。在长期的殖民地空无状态下，葡萄牙人来到之前的历史已经变得不重要，只不过是书本中的记载，至于葡萄牙的四百五十年统治则仿佛只是一个任何人都说得出口的抽象概念。当你离开果阿，沿着蜿蜒狭窄的山路往南或往西进入卡纳塔克邦，你又再度回到了印度及其复杂的历史中。

正如葡萄牙统治使果阿的历史变得极为单纯，英国统治也让后来的印度历史有了个方向，使它变得较易理解。从某个阶段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英国统治将成为事实，从往后的事件也可以发现，英国统治正走向终点。读到英国人抵达前发生在印度的事件，就像是读到有关某项未完成工作的许多片段描述。你所看到的是不断变化的状况，看到完成了一半又荒废了一半的事情，这种事更属于年鉴记载的项目，而不是叙事历史的范畴——在涉及丰功伟业或大破大灭的事件时，叙事历史最有发挥的余地。

在穿越卡纳塔克邦的那条路上可以遇到历史上的重要名称，比贾布尔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一个穆斯林王国的名称，建立时间几乎与葡萄牙人抵达果阿同时（事实上，果阿是从比贾布尔王国掠夺过来的）。这名称让我联想到的并不是果阿或果阿旧城，而是十七世纪一个受到波斯影响的卓越的微型绘画流派：这名称立刻使我心中涌现出绘画里的容貌和姿态，独特的颜色和服装。在这地区的历史中，比贾布尔又处于什么地位？它的存亡年代为何？疆界何在？它的统治者及敌人是谁？这一切很难记住：我必须在书中翻找，而纵使那样做了（虽然我会得知它延续了两百年），我还是只能得到关于年代和统治者的基本数据。毕竟，它的成就并不是那么显赫，不像它的艺术（以及建筑——我从阅读得知，它有某种圆顶建筑）那样，它的历史中并无引人注目的事件。因此，比贾布尔这个名称，以及南下路上所遇到的其他历史名称，都只像是老人心中偶现的记忆。

过去的王国太多，统治者太多，疆界变更太频繁。卡纳塔克邦本身是英治结束、印度独立之后的新产物，它是依语言划分而成立的邦，响应了民族主义运动所孕育的新自尊和自我意识。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但并非是政治历史使它如此。在殖民地果阿以外，每一块土地都受到宗教神话的浸染。故事中的故事，传说里的传说：这是人们看到并感受到的。这些关于神祇和史诗英雄的神话，赋予人们赖以为生的土地古老历史和神奇魅力。

经过卡纳塔克邦一路南下途中，到处都能看到一辆辆巴士满载衣着奇怪的年轻男子，他们穿着黑色长上衣和黑裤子。这些人看来像是假日出游的年轻男子，但身上的黑色服装却令人感到困惑。到了班加罗尔后，我得知这些穿黑衣的男人是朝圣客，他们要前往最南方卡拉拉邦的一处圣地。圣地供奉的是阿亚帕，一位远古时代的印度教统治者及圣人。前往该地朝圣基本上是印度教活动，但有点不寻常的是，朝圣者也必须向瓦瓦尔致敬，他是阿拉伯人及穆斯林，也是阿亚帕的盟友。

只有男人可以参与朝圣，前后四十天，他们必须过着悔罪苦行的日子。不能吃肉，不能喝酒，不能从事任何只是为了满足欲望的活动，也不得接近女人。朝圣最后一段路是爬上一座山，步行二十五英里到阿亚帕神庙。每年一月的某天，那里会出现一道圣光。并非每个朝圣者都是为了去看圣光，大多数人在圣光未出现的日子步行到神庙。

我是从一位在班加罗尔结识的年轻人口中得知这些的。他名叫戴维亚，工作是为一家日报撰写科学方面的文章。他出身农家，家人有时还会把自家土地的产物用夜间货车送到班加罗尔给他。戴维亚在八年前首次加入了朝圣队伍，那时他心情低落，为了大学毕业后五年几乎一事无成而感到郁闷。他认为那趟朝圣改变了他——他在其中经历了四十天悔过苦行的磨砺，上山前往圣地的长途步行，步行同伴之间的情谊，更目睹了人们开始互相扶持的情况。他也觉得，朝圣之后他在职业上有了好转。接下来，他几乎每年都会去朝圣。戴维亚不相信真的有圣光。他认为那可能只是燃烧的樟脑，是有人点燃的，尽管如此，他信仰的虔诚度丝毫未减，他对阿亚帕事迹的赞叹也一刻未停。

下面是戴维亚所讲的故事。

“阿亚帕是大约八百年前的真实人物。他的出生过程有点神奇。拉贾谢卡尔大公没有子女，他和王后向湿婆悔过求子。有一天，拉贾谢卡尔大公到庞帕河畔打猎——这条河在卡拉拉邦就像恒河在北方那样神圣：它可以洗净你的罪过——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颈上系着铃铛的小男孩。大公开始寻找男孩的父母。一位‘理希’（即仙人）出现了——事实上，那位理希就是湿婆神——他告诉大公，说孩子是要给他的。理希说，大公要把孩子带回宫里，当作自己儿子抚养。‘他是谁的孩子呀？’拉贾谢卡尔大公问道。理希说：‘男孩十二岁生日那天你就会知道。’

“于是，拉贾谢卡尔大公把弃婴带回宫里照顾。顺便一提，那宫殿如今还在。它不像你目前看到的大公宫殿，只是相当小的建筑。大公把小孩当作自己儿子抚养，大家也开始认为，时间一到，男孩将继承拉贾谢卡尔的王位。

“大公的宰相可不喜欢这码事。在大公膝下无子的那几年期间，宰相已认定他自己的儿子有一天将继承王位，因此，从一开始宰相就痛恨阿亚帕。

“阿亚帕十岁时，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王后生了一个男孩。不过，拉贾谢卡尔对神所赐的弃婴阿亚帕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明确表示阿亚帕仍然会继承王位。

“于是，王后和宰相开始密谋对策。他们的计划如下：王后假装生病，谎称头痛。宫廷医师——他也参与了密谋——会装出全力治病的模样。王后的头痛一直治不好，医师最后就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王后的命，她必须喝虎奶。’

“那是王后、宰相和医师的计谋，他们也照样做了。拉贾谢卡尔大公陷于绝望。如何取得虎奶？王后和宰相倒相当清楚下一步会有什么发展。他们知道阿亚帕很勇敢，他们也知道，虽然阿亚帕只有十岁，他一旦得知王后的需要，必定会出门去找虎奶。果然，阿亚帕表明了他的意愿。拉贾谢卡尔大公知道，阿亚帕去挤虎奶等于是自杀，也就不准男孩离开宫殿。但为了救王后，阿亚帕使了一招，瞒着大公溜了出去。”

故事的第一部分就这样结束。进入第二部分时，戴维亚说：“到此为止，我们谈的是历史，接下来就是神话的范围了。为了了解阿亚帕为什么会出生，我们必须回到三千年前。”

于是，随着时光倒流，我们重回神祇的年代。

戴维亚说：“阿亚帕其实是湿婆和毗湿奴的儿子。”这两位都是男神，但为了故事的需要，我们必须设想毗湿奴在此是以女神化身出现的：戴维亚对这类变化不觉得有什么不可思议。因此，前往森林去找虎奶的阿亚帕并非像王后和宰相所想的那样只是一个男孩，他是印度教三位主神中的两位的儿子。

戴维亚说：“在森林里到处走的时候，他碰到一个恶魔，并且将他杀了。”关于这个恶魔也有一则故事。戴维亚很想打断原先的叙述插入这段故事，我请他略过。

他说：“好吧。长话短说，阿亚帕在森林中所杀的妖怪或恶魔是个女妖，她当时很让众提婆坐立不安。”提婆就是神祇——住在神祇所住的地方，在那里举行集会。（阿亚帕一定是用了神祇也做不到的办法才杀死恶魔的。这里应该还有另一则故事，我几乎可以确定戴维亚知道。）恶魔被杀之后，众神非常高兴。当然，他们知道阿亚帕面对什么样的难题。“于是，”戴维亚说，“为了报恩，众神化身为公母老虎，阿亚帕便骑着其中一只回到拉贾谢卡尔大公的宫殿。大家认为那只老虎就是梵天神。”湿婆和毗湿奴的儿子骑着梵天：印度教三位主神都出现了。

戴维亚说：“阿亚帕的森林之行长达两年。王后的头痛早医好了。事实上，阿亚帕一离开宫殿去找虎奶，她的头痛就不药而愈。阿亚帕回到拉贾谢卡尔大公的宫殿那天，他正好十二岁。”

阿亚帕骑着老虎回来，这下子大家明白他是什么人了。正如那位理希——他其实是湿婆本身——所预言：弃儿到了十二岁时，大家就会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如今，所有敌人、王后和宰相的一切计谋都像晨雾般消失无踪，阿亚帕也在适当的时候继承了王位。

那位原本想要自己儿子当王的邪恶宰相得了不治之症——真的疾病。一天晚上，阿亚帕在他梦中出现，告诉他到庞帕河里把罪恶洗涤干净。他照着做，病就痊愈了，他随后不断呼叫阿亚帕的名字，一路奔跑到阿亚帕遵照神意在一座山上所盖的寺庙。如此，这位宰相或前宰相便成为第一个膜拜阿亚帕的朝圣者。

故事中的阿拉伯人又是怎么回事？戴维亚说，他是跟真实历史人物阿亚帕有关的人，应该是一名劫匪或海盗。他被阿亚帕打败，然后变成盟友。他并未被要求改变宗教信仰，他死后，人们在他的墓地上盖了一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位于上山前往阿亚帕神庙的二十五英里路的起点——神庙里每年一月十四日都会有一道圣光闪起。每个朝圣者都要向清真寺膜拜。这是为什么造访阿亚帕神庙的人中会有很多穆斯林。这也是吸引戴维亚的另一件事，他喜欢看到两种宗教的混合。

在这趟旅行之前，我从未听人说过阿亚帕神庙的朝圣活动。如果没有认识戴维亚，我可能不会觉得那些穿黑色衣服的人有什么特别，只当他们是印度拥挤人潮的一部分，也不会想问问关于他们的事。神庙里出现圣光的时候，正值印度南部举行收获祭典，北部也正好在进行大规模宗教集会。或许，这里原本有相当古老、跟季节变化有关的活动，而朝圣及步行登上圣山只是后来增加的项目。戴维亚说，这项前往膜拜阿亚帕和瓦瓦尔的朝圣活动已有数百年历史，不过近几年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尽管需要四十天苦行及长途步行到神庙，参与朝圣的人却增加了许多。圣光出现时，可望有一百二十五万人造访神庙。有些报纸说，一年中共有二千五百万人加入朝圣队伍——不过，就算对印度来说，这数目似乎也偏高了。

也许，阿亚帕崇拜的风行是因为现在人们多了一点钱，因为路况较好、旅行较方便、车辆较多，也因为现在有更多年轻及年老的男人得以名正言顺离家一阵出外观光。开往阿亚帕神庙的客车也会像观光大巴般，有时会把朝圣者载到沿途的名胜一游——虽然这是错的，戴维亚说，因为观光游览属于娱乐，而阿亚帕朝圣者不应该从事任何被视为娱乐的活动。

现在人们手头宽裕了一点，这从果阿南下沿途的卡纳塔克乡间就看得出来。印度的贫穷依然显露在眼前，譬如垃圾堆、破败的屋舍和巷道。但种着甘蔗、棉花及其他作物的田地看来却颇为丰饶，被照料得很好，村舍通常都干干净净，有抹石灰的墙壁和红瓦屋顶。二十六年前我乘坐缓慢、一路经停的客车经过时所见到的穷困，如今大有改观。如今已看不到骨瘦如柴、眼神错乱的人。在这里，农业革命已有所成，粮食供应的增加显示了这个事实。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在印度全国为这目标而努力，他们以最有效的方式工作了四十年：其中很少人有功名或牺牲或使命的概念，几乎每个人都只是做着分内该做的事。

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都跟神祇有关联：当其为匮乏饥荒之地时，此种关联只令人徒增沮丧；如今，这种关联倒比较有道理了。拖拉机所拖的板车上是一大袋又一大袋用麻布袋装得满满的棉花，棉花像渗出的液体那样从褐色袋子的空隙挤了出来。同时，人们在村落的庭院中做着自古即有的工作：有人打谷，有人簸谷。土地几乎称得上美丽，看在眼中几乎令人觉得舒服。

这种再生过程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其中应该经历过错误、失败和徒劳。甚至现在似乎也有这种情况：某个林务单位费了一把劲，在马路两旁种植了一片片桉树。植树工作成效很好，马路两旁绵延数英里，算得上有树荫了，看来颇清爽。但这些花费数年工夫的成果现在可能都要被铲除，得把土地再度刨光，重新来过：关于桉树的最新结论是，它们是有害的树种，要吸收大量水分，不但对旁边的田地没有保护作用，反而会使之脱水。

农事正忙，路上车子很多。卡车虽然经车主用心装饰过，却像印度车子那样过度超载。卡车开得很快，一辆紧接一辆，仿佛车体绝对无法损坏，人在其中也变成了神，可以随意操纵引擎、方向盘和刹车。那天从果阿到班加罗尔途中，我看到七起严重的卡车车祸，共有十辆或十二辆受损，也几乎可以确定有人丧命。有的卡车驶离路面，冲入池塘；有的卡车撞成一团。驾驶室扁了，玻璃碎了；车轴断裂，轮子歪成各种角度；有时候，负荷过重的卡车就像脆弱无力的动物那样翻覆了，露出破旧多锈的金属底盘及磨平的翻新轮胎。

路过这片既古老又有新景象的土地，我们来到班加罗尔城。此地海拔五千英尺，昔日以多雨、温和的气候而闻名，它的赛马场及西姆拉⑥式社交礼仪也为人所称道。虽然英国在班加罗尔设有军营或要塞，这城市却一直属于迈索尔——英属印度境内最大的邦之一。城内有一座王宫。迈索尔王族财富雄厚，仅次于海得拉巴的尼扎姆⑦所拥有的惊人却闲置的财富，但他们也以勤政爱民闻名。他们创设大学和医院，兴建水利，种植行道树，开辟大公园。班加罗尔向来是人们想避开印度的汲汲营营时的隐居所。

自从独立以来，班加罗尔变了。原先吸引退休人士的气候也开始吸引工业，班加罗尔因此发展起来。它是印度太空研究的中心，也是印度航空工业的几个重镇之一。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在班加罗尔应有尽有。如今，在昔日大公的花园城市里，林荫大道上尽是三轮车和汽车的噪音、臭味和废气。它不再是可以在其中悠然漫步的城市。

我对印度科技的发展有兴趣。是什么样的人采取行动，使印度在五十年间完成了工业革命？

在孟买，我在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委斯里尼瓦桑博士的公寓参加过一次社交聚会，当时我跟他聊了几句。他告诉我，说他祖父做过宫廷祭司，现年八十六岁、住在班加罗尔的父亲则当过老师。

到了班加罗尔大约一天后，我在向晚时分前去拜访斯里尼瓦桑博士的父亲。老人只系着腰布，额头中央有一条细直红色的种姓标记。他的容貌相当俊秀，身材修长，处处透出优雅。他的脸孔显示他过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他拿出一张他父亲——宫廷祭司夏达戈帕查尔——的护照型相片给我看。夏达戈帕查尔穿着宫廷祭司服装，一边肩膀裸露在外。他双眼炯炯有神地直视着相机，但他的面貌却被种姓标记遮掩住：额头中央一道细直红线，从眉毛往上另有两条粗了许多的线条。这两条白色粗线是用泥土画的——现在在店里还买得到小块的这种精制过的泥土。额头上的白土标记代表君王的双脚。

他们一家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从大约四十英里外的小镇搬来班加罗尔。在班加罗尔，夏达戈帕查尔由他叔父传授梵文及全部吠陀四书。不过，宫廷祭司收入甚微，做一个仪式仅得四安钠，或四分之一卢比，因此夏达戈帕查尔在大公的政府里另外担任低阶书记。他搜集档案文件，将它们归类装订，这项工作每月收入在十一到十五卢比之间。当时大学毕业生月薪在二十五到三十卢比之间，大约相当于两英镑。夏达戈帕查尔只在大学注册过，并没有毕业。

夏达戈帕查尔希望他儿子能通过大学考试，因为毕业生可以在政府中谋到好职位，赚的钱能比当宫廷祭司多不少。

“我们都学了梵文，都学了怎样做晨间及晚间祈祷。其实另外还有午间祈祷，但因为我们必须上学，只得在早上到学校之前做。毕业后，我到教育部求职。那是一九二五年的事。”

他的教书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不过，他并未抛开从父亲处学来的梵文及一般宗教知识。整个时代的科学家就在这种合流下被孕育出来——一方面是新式教育，另一方面是宫廷祭司或婆罗门艰深抽象的知识，他们对复杂仪式之正确做法的注重，他们执行某些这类仪式时的沉着。古老的印度教梵文知识——像威廉·琼斯爵士①那样的十八世纪晚期的学者兼官员，将其视为像希腊文般久远和深奥的知识，并用一种在活人间做考古的浪漫方式，试图将它从印度北方守口如瓶、谨守种姓规矩的婆罗门身上挖掘出来——这一套古老的知识在两百年后以最迂回的方式孕育了新的知识。

或许只是巧合，但我后来在班加罗尔遇到的两位科学家——研究学科不同，来自印度不同地区——也都有当过宫廷祭司或教士的祖父。

苏婆罗门尼安一家来自一个小村庄，在印度独立后邦领土重划后，那村庄现在属于相邻的安得拉邦。

“我祖先在那地区住了很久。在离村庄不远的小角落——就在丛林当中——有座小神庙。我家人说，那间庙供奉的神就是我们的神。

“我所知道的最早祖先是高祖父的父亲。关于他有一则奇怪的传说。据说，地方上有只老虎为害，我这位祖先决定去处理。他用毯子裹起身体，拿着一把大刀，前往老虎攻击村人的地点。他站在那里，可以说是自投虎穴。老虎真的开始攻击他，我祖先就几刀砍死了老虎。我是在小时候听到这故事的，我只听过这则勇敢对付猛兽的故事。也许夸大了。关于祖先，我只能追溯到这里。

“我家族自认为属于迈索尔邦，大公之邦。我祖母——她活到了六十年代——把世界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公之土’（Raja Seemay），也就是迈索尔邦，这里一切事物都很美好，是像我们自己这种幸运人住的地方。第二部分她称之为‘公司之土’（Kumpani Seemay）。当时我没有把‘Kumpani’和‘Company’这两个词连起来——而‘Company’就是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她到五十年代还在使用‘公司’这字眼。公司之土是印度的一部分，但不像大公之土那么美好。我们有一些亲戚住在公司之土，但对住在那边的人可得寄予同情。出了这两片地方就是其余的世界。这套想法对我祖母来说再自然不过了。

“我们是婆罗门家族。就某方面而言，我们属于祭司阶级，但我祖父不是祭司。他是个小地主，也是政府的一名小官员。作为村庄官员，他应该有十或五卢比的收入。村民会认为他的日子过得不错，但不算富裕。他在社交方面倒比在经济上过得更如意。村里有许多人比他有钱。

“我祖父认识到英语教育的重要性，坚持让儿子接受那种教育。因此我父亲——他出生于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成为我们家族第一个就读英语学校的男子。我父亲去申请一所学校，于是被接受了。现在想把小孩送进学校可得争破头，申请的人太多了。但当年我父亲只要申请就有学校可读。他应该是走路上学的。我们村里并没有高中，许多人要走很远才到得了学校。我自己在四十年代也是走好几英里路上学。

“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使我父亲走上科学之路的。我个人觉得印度并非没有科学传统，我认为对印度人来说科学研究是得心应手的工作。许多印度人喜欢认为他们拥有探求知识的传统，而科学正是我们一位古代科学家婆什伽罗⑨所理解的知识。今天在印度你可以买到他在公元六○○年或七○○年所写的天文学论著，另外还有一本大约同时期的著名医书也留存了下来。我倒必须说明，有一些人到处宣称任何东西——原子弹啦，火箭啦，飞机啦——都是古代印度人发明的，我可一点都不相信他们的话。

“不过，印度的科学知识没有跟上时代，从下面的事便可见一斑。牛顿一六六○年所写的东西在印度要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有人了解或重视。另一方面，在公元一○○○年及之后一两个世纪，印度拥有一套足以让欧洲望尘莫及的知识，特别是在数学方面。在公元一○○○年，印度人对他们的知识有信心。我们有证据可以显示这点。但是到了一八○○年那份信心消失了。罗姆莫罕·罗易大公⑩是第一位公开承认我们事实上对许多事一无所知的人。”

罗姆莫罕·罗易是孟加拉人。他倡议废除寡妇随夫火葬的殉夫制度，更广泛地说，他致力于净化印度教，将欧洲新知识引入印度。他是印度的第一个现代改革者，而他的生卒年份更令人惊讶：他生于一七七二年左右，卒于一八三三年访问英国的行程中。

我告诉苏婆罗门尼安我在某处读到的关于莫卧儿皇帝贾汗季（他继阿克巴大帝之后于一六○五年至一六二五年在位，热爱艺术）的事：贾汗季对大西洋彼岸有一个新世界的看法嗤之以鼻。

苏婆罗门尼安说：“还有奥朗则布”——一六五○年至一七○○年在位，那是莫卧儿帝国迅速衰落的时期——“谈到英国时总是一副不屑。他说英国只是座小岛，英国国王只相当于印度的大公。这是十七世纪晚期的事。

“在我自己的家族里，我祖父有种体会：我们的知识跟不上时代了，但他已经来不及做任何补救。他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五十五岁过世。不过，就像我所说，他坚持让儿子接受新式教育。

“我父亲高中毕业后，到班加罗尔来上大学。然后，他想从事研究工作。当时，印度学术研究的巨擘之一是梅格纳德·萨哈，一位孟加拉人，也是阿拉哈巴德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几年前，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电离作用与温度的关联，因此名声大噪。萨哈这篇论文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他的方程式——已经被称为萨哈方程式——如今仍然是了解恒星构成的基础。顺便一提，萨哈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

“我父亲认为他应该去跟萨哈一起做研究，他也这么做了。对身为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的他来说，这必然有点冒险的意味。我想，我父亲在阿拉哈巴德的开销应该是由他父亲及岳父资助的。我父亲在阿拉哈巴德时写了日记。我的计划之一是读读这些日记。”

科学，冒险，还有日记：对新经验的渴求，以及将那些经验整理起来的欲望——对一个才离开乡下不久的人，这的确非同小可。

苏婆罗门尼安自己也热衷于分类和界定。他说：“我想，这证实了我刚才所说的两点。第一，科学传统并不是新的事物。第二，我认为我父亲从事科学研究时不会觉得那是完全生疏的事。我认为许多印度人对那些东西——科学和数学——感到得心应手。

“我父亲回来后，在班加罗尔及迈索尔邦其他地方的高中教物理。迈索尔邦在不少方面颇为先进，只是不太张扬。说来奇怪，迈索尔邦历代大公及他们所用的大臣常常有开明和前瞻的心态。他们一方面作风守旧，另一方面却又展望未来。你听过维斯卫斯瓦拉甲这人吗？他是工程师，一九一○年左右被任命为‘diwan’，即首相。他有许多建树，使迈索尔邦成为全国的模范。一九三○年代甘地先生来到迈索尔时，就称之为‘Rama rajya’。”

这是我在班加罗尔听许多人提过的字眼。“Rama rajya”即罗摩之治或罗摩之国——这是印度教的最高赞美：罗摩是印度教两大史诗之一的主角，善的化身，天下人无不敬爱他，无论何时何地，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虔诚而明智的，他既是人也是神：罗摩之治就是极乐之境。

苏婆罗门尼安说：“迈索尔邦向来有仁治的传统。维斯卫斯瓦拉甲走在时代前端，他在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推动了一个五年计划。设立迈索尔大学的也是他。迈索尔是第一个供应电力的邦。统治者相当以自己的领土为荣。

“我父亲在班加罗尔定居下来，然后我祖父也搬来了这里。我们在印度式大家庭长大。我祖父对宗教方面的事很认真。他是一家之主，由他来做礼拜仪式。我想他那时候只做这件事。他在三十年代晚期过世。

“我父亲逐渐觉得，他所知所行的科学研究和他的生活方式之间可能有些冲突。科学倒确实在家里引起了若干冲突，特别是在我祖父这种对宗教非常虔诚的家庭里。我父亲觉得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没有意义。譬如，仪式和种姓隔离方面的事。

“他试图做某种调和。他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是印度教或婆罗门式的看法，其根基是对古代印度学术及哲学的尊重。这套看法也不容忍任何他认为跟偏见有关的东西。他做过一件事——在那个时代，那不是该做也不是那么不重要的事。所有婆罗门小孩都要举行入法礼仪式——这是大事，通常在男孩六七岁或八岁的时候举行。我父亲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他不是婆罗门。我父亲坚持要这位朋友来参加他为自己儿子举行的仪式——事实上，那儿子就是我。这引起了一些议论，当时是四十年代。不过我父亲对这件事心意已决。

“在仪式方面，我想我父亲先是排斥它们，后来终于又有条件地接受它们。因此，晚年时他会做礼拜仪式，但尽量不引起别人注意。我记得曾经跟他争论过他的仪式做法，他说，只要仪式能让他在一天某段时间得到一点心灵的平静和隐私就够了。你可以没有矛盾地说，他一方面保守，另一方面又开明。对于种姓那种事情他是开明的，但他一点都不西化。”

我问苏婆罗门尼安：“你做礼拜吗？”

“我不做。不过，我对丛林里那座供奉我们家神祇的小神庙仍然有感情。”

“一个家族如何会有那样的神？”

“家神是别人给你的，也可能是家族在某个时期决定供奉的。或许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一个家族的确立下家神来。或许是某位宗教导师造成的。一个人可能到某个庙求神而灵验了，于是就成为那间庙里一位神的信徒。

“我父亲几乎一生都在教书。从教职退休之后，他到一家心理卫生研究机构工作，主要做脑波图的电子分析。顺便一提，他们对一位苦行僧做过研究。他们在他头上各处接上电极，想知道当他进入恍惚状态时脑电波有什么动静。结果他们发现，事实上他很平静。

“我父亲的最后二十年花在用地方语言撰写科学书籍上。他认为那才是改革的途径——你必须用民众的语言来谈科学，而不是英语。那些书写得不错，有的还相当好。早在节约能源成为话题前，他就写过能源方面的书。他写过天体物理。他写了一本关于声音的小书，谈的是声音的物理学，试图告诉读者这门物理学跟他们所听到的地方音乐有什么关联。这本书写于四十年代，只是一本小书，过去售价只有两安钠。”那等于八分之一卢比，不到一便士。

“你在长大过程中如何看待自己？穷人家？过得还行？”

“我认为我们是中产阶级。”印度人所说的中产阶级意指虽然不穷，但还只是简朴、过得下去而已，它跟欧美的中产阶级不一样。“并不富裕，是捉襟见肘的中产阶级家庭。从来没有多余的钱，从未有过。我可得说，我们把这情况看作天经地义，不会整天挂在心上。大家庭有一些好处：事情有人料理。它就像个小国：你有朋友，你活得下去。

“我父亲从事科学研究这件事影响了我。因为他用地方语言写作，我父亲也结交了一些文学圈的朋友。家里常有关于科学、宗教和文学方面的辩论，气氛很有学士性和文化水平，很具激励作用。那个环境只在经济方面算是单纯，文化上可一点都不。这在像印度这种古老国家是相当重要的。”

我了解他的意思。我对自己在遥远的特立尼达的家庭背景也有相同的感觉——尽管不那么强烈，方式也不一样。我觉得我们通常属于贫穷的物质生活情况只是事实的一面：我们拥有的古老文明残余，让殖民地的中间时代得以发展出另一套价值和目标，而因为有了这些，我们才更有能力面对外部世界。但是，我也想起别的事：我们——有时是出于对故土的忠诚——所购买的印度书籍是多么粗劣。我记得粗糙的纸张、破碎的字体、脏污的字行、参差不齐的页边、生锈的订书针。印度这个意象是我们力量的一部分来源，也是我们效忠的对象之一。但是，另一种印象令我们想到印度的实际情况，想到粗劣的货品，想到糟糕的机器被糟糕地使用。

苏婆罗门尼安说：“回到英国人在这里的日子——我的记忆并不清晰，我是四十年代出生的——那时候美国产品很少，我们认为英国或欧洲制造的都是好东西。我们认为印度制造的东西质量没有那么好。我相信，我父亲那一代的人一定拥有某种精神或智力上的强大力量，才得以在印度的种种都如此粗劣的情况中还保持正常的心态。大家知道东西不是很好，但他们从一个真实或想象的伟大传统汲取了灵感，他们天生就感受到有一个丰富的古老文化在支撑他们。所以，你看到大家赞赏来自英国的东西，但同时我们也要说：‘那很不赖，但我们可不会因此就屈服。’”

“这不会让你对印度工业革命的前景产生怀疑，认为印度人不可能生产出令人觉得完整、真实的东西？”

“我从未对此有过怀疑。从未。我们认为这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我们不满的是进行的速度太慢了。”

“你不觉得东西这么粗劣的情况，对人们有一些心理上的影响？”

“我那时觉得有点惭愧。大家确实觉得，许多商人生产质量低劣的东西却赚了钱，这更让人觉得他们赚的是不义之财。我们只能期望在相当久远的未来事情会有所改变。我们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印度必须有强大的科学队伍。我自己的感受掺杂着惭愧、无知和希望。我想当时这些并不是普遍的态度。针对是不是有希望这一点，大家的看法有相当的分歧。

“那时不少印度人——不是很多，但为数不少——认为英国的统治会永远持续下去。我记得最清晰的事情之一是我父亲跟我外祖父的争辩。我外祖父是医生。”

“医生！”

“我告诉过你，我们家的背景只在经济方面算单纯。那次争辩——发生在大战期间——是关于印度的未来的。我那当医生的外祖父认为欧洲西方势力何其强大，因此印度几乎不可能摆脱英国的统治。纵使英国人战败了，还有德国人。因此，他所看到的未来仍然要被西方主宰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也认为印度人没有能力治理国事——管理这个国家，统治这个国家。”

这使我回想起另一类早年对祖国文化的感受。在三十年代晚期及四十年代早期的特立尼达，我时而会看到贫穷的印度人睡在西班牙港的广场上。这些人从印度农村移民而来，他们的劳工合同在大约二十年前就期满了，却没能从雇主手中拿到回印度的盘缠，于是变成无人理睬的穷人。在殖民地都市里，他们更因语言而孤立，他们终其一生都得在街上当游民。在还相当年幼的时候，看着这些无依无靠的人，我会觉得我们是一群投诉无门的人。我们脱离了印度的悲惨状况，却没有政治上的代言人。我们固然面对着族群外的敌人，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的遭遇。我年轻时便往内看，想知道那在一方面支撑和哺育我们之中一些人并使我们产生充实感的文化——包括深奥但个人式的宗教、禁忌、社会理念等等——是否在另一方面正是让我们陷入挫折的原因。

苏婆罗门尼安说：“我也感受到这点，但方式跟你不同。这里有外国人，老百姓都变成了奴隶，全国受到掠夺。但这不仅是因为文化的关系，这是因为数百年来我们已经变得脆弱、停滞不前。”

他开始谈起印度历史的模式。

“我会回到阿尔贝鲁尼对印度人的批评上。”阿尔贝鲁尼是公元一○○○年左右的阿拉伯裔历史学家，当时在今天阿富汗境内加兹尼⑪的宫廷内任职。我们开始交谈时，苏婆罗门尼安就提过阿尔贝鲁尼这个人。阿尔贝鲁尼的著作是后人得以了解古代印度科学与学术成就的根据之一，关于印度人对那套学术所持的自负态度，他也写了一些著名的批评。

“我们变得自大自满。这里发展出一套系统，根据这套系统，印度文化及社会组织跟统治国家的军事领袖没有关系。这个国家的运作原则认定了国王会换人做，战争会继续打，但社会将持续下去，大体上不受那些事情影响。

“这多少是印度人缺乏历史意识的原因。如果你看看印度文化保存下来的东西——我们保留了数学、天文、语法方面的书籍。我们保存了婆什伽罗和查拉卡的东西。”这两人是七世纪的科学家。“保存下来的东西之中并没有国王或他们的战役的名称——这些不属于我们的传统。我们知道谁是婆什伽罗和商羯罗查尔雅。”商羯罗查尔雅是九世纪的哲学家，他足迹遍及印度各地，复兴了印度哲学，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宗教会社（目前仍存在），据信三十二岁即逝。“但如果你问：‘一七○○年是谁在统治这地区？’大家都不知道答案，基本上他们也不在乎。

“但那正是这个国家的弱点，也导致我们在军事上被击败。在英国人统治下，情况有了改变。英国人来了之后，印度人慢慢认识到这些政治和军事上的败北是他们不能忽视的事。有些事在别的地方应该是自然的反应和自然的认定，在印度却必须经过一番思索才会有结论。这需要长久的时间。我们的觉悟来得很晚，迟至十九世纪。

“这是许多人共同的看法，所以大家要去上英国学校。我上的是一所用英语授课的学校，但学校的作风却非常印度式。主持校务的是正统印度教徒，但他们相信我们必须学习英语、科学和手工。学校的气氛很有激励的效果。我记得我的老师们对印度的未来时有争辩，甚至对甘地也存在意见分歧。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有点难以相信，那学校里有些人确实乐于教育英才——有六七个老师吧，他们的薪水应该很少。你感受得到使命的召唤。我记得这么一位老师，他出于我现在仍无法明白的理由对我相当关心，还用自己的钱买了一本大科学家列传送我。”

“他是婆罗门吗？”

“他是婆罗门。那是一所由婆罗门发起的学校。”

我想起婆罗门对独立运动的贡献，他们对伴随独立运动而来的新兴社会理念的促进。我想起独立之后婆罗门对科学的贡献。

我说：“那么，婆罗门已经以某种方式回报了社会？”

“我不敢说他们已经回报了。他们还必须为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事情负责。”苏婆罗门尼安在这里突然住口，转而谈起另一个相关的话题。“独立之后我们这个邦里发生了一场社会大革命，而那场革命是由独立所引起的。社会革命的结局是几年间政治优势便转移到不同的阶级。那是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虽然印度境外的人对此一无所知。独立前，邦里的行政权都掌握在婆罗门手中。独立几年之后，权力易手——我指的是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的权力易手。目前的在位者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

“前一阵子总理的科学顾问还说，印度科学的问题在于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中有太多婆罗门，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更多低阶种姓参与的科学。但是，会有这么多婆罗门从事科学研究只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你觉得受到了威胁？”

“毫无疑问。大学入学许可并不完全根据能力取得，不同阶级各有配额。许多婆罗门现在都觉得甚至教育也变成了难事。政府设定了配额，私立大学则太贵了。这可能是有那么多印度专业人士在国外的部分原因。”

当我从果阿搭车南下，途经杂乱但充满活力、到处可见到发展迹象的城镇，然后又路过耕耘得很好、正在采收的农田，那时我心里想着的是印度人——特别是印度教徒——的觉醒。如果苏婆罗门尼安没有错的话，那种觉醒中隐藏着一种讽刺：花了那么多心血促成觉醒的群体或种姓如今却感受到了威胁。

如果没有扩张的经济，单凭教育和抱负也成就不了什么。或许甚至可以说，扩张的经济是导致印度教育形态转变的原因。在工程师普拉瓦斯（Pravas）看来，独立之前一段时间，当英国人原先对法律与秩序的强调（特别是在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之后）由于发展的理念而有所扭转时，经济扩张便开始了。

“许多人被卷入那段过程中。一九三○年左右，印度有一次急速增长。一九四七年前后增长的趋势获得动力，然后经过一段高速增长期，现在则缓慢了下来。一九六二年，当我在盘算进哪家大学、做什么行业的时候，有许多种职业、许多家学校可以选择。现在，他们可要拼命竞争才有机会。不过，这些也有好的一面。

“印度人的一般心愿是在庇护下成长——这也没什么不对，只要有人为你提供。具体而言，这就是说你出去找工作，试图进入别人所设立的机构里。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被统治的。大家的态度是：‘只要地方上的情况维持不变，我才不管是谁在上头指挥。’前一阵子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东西，大意是说，在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前，印度人就像是花园里的蜜蜂。那也没什么不好，只要有别人照料花园。当然，后来英国人就变成身兼花园的主人和园丁，即印度人所谓的‘mali’。而其他人，那些蜜蜂，则在花朵之间高兴地飞来飞去。”

“目前的竞争有什么好的一面？”

“现在，我所说的庇护底下人太多了，迫使大家得出去靠自己的本事，逼得他们必须培养出进取心。”

普拉瓦斯来自远方，印度的东部。他祖父是位祭司，父亲则在政府机关当小职员。

“那几乎是典型的印度家庭发迹史。我父亲应该是在四十年代中期进入政府工作的，那时候行政部门正要开始扩充。当时，科学、工业之类的还没什么规模，不过，结构正在扩张。这是发展的先驱。当真正的发展来临，便有了非传统的行政管理。传统行政需要警察、军队、职员和律师，非传统行政则需要实业家、技工、工程师、医生、科学家、企业家。因为我父亲在先驱阶段就进入政府，他并不是科学家。”

“你父亲读的是哪一类东西？”

“他保留了不少传统内容。他会念诵祷文。据我所知，我祖父是一位执行正统仪式的优秀的宫廷祭司。执行那些仪式是他的职业。至于我父亲，如果你要知道有什么转变的话，他念诵祷文只是因为熟悉，出于虔敬，那是向神表达感激的一种方式——从小时候开始，这些经文就一直在你脑中回响。在我看来，那跟现在年轻人所做的没有两样。他们会看着电视或听着音响，同时中规中矩或不拘小节地哼唱起印地语电影插曲。

“我父亲长得比我高。他盘腿而坐、挺直腰杆念诵经文的样子可真好看，我认为那姿势很美。我父亲七十六岁了，但他的腰杆还是直的。不过，对我父亲来说，念诵经文不再是工作，反而已‘退化’为乐趣——‘退化’一词要加引号。口舌之乐吧，或许可以这么说。也是怀旧，对恐惧的防卫。这里涉及各种各样的情感反应——由于是出于意愿而做，我统称为乐趣。

“我们住在东部一个小王国里。我祖父是王室的祭司之一。大公倒不是什么大国王，那只是个面积大概一两百平方英里的封建王国。”

一个东部的小王国，一个服侍王族的祭司。我说：“倒真是旧印度。”

普拉瓦斯说：“我个人所遭遇并接受的文化变迁的程度会让其他地方的人受不了。小时候，我们都是坐牛车回祖居地的——没有别的交通工具。或者步行。那是很晚的事，一九六○年还是如此。根本没有我们所设想的浴室，你就到河边去解决。”

“当时你觉得苦？”

“那时候觉得很正常，村里每个人都那样做。搬离故乡后有好几年之久，每次回到那村子一两天，总觉得更像是去野餐。还没感受到穷苦，你就离开了。

“那些年头，大多数君主都会或多或少推动理智主义。那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事。就直接的结果来说，那表示他们会确保祭司级种姓——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生计不必依赖别人。于是，他们就把土地赐给宫廷祭司。土地一旦赠予宫廷祭司或任何人，便不得再取回。那是永久的赠与。收回赠礼会被看作是最卑贱的罪行。我们那个王国里有五到十个祭司家族。他们所执行的宗教仪式非常专业化，某些宫廷祭司做一类事，其他祭司做别的事。”

“他们享有特权？”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受赠的土地算不了什么，只够种些自家用的东西，用意只是让受赠的人不会饿死。那土地让你有个最后的依靠，但也就是如此罢了。宫廷祭司没有很多衣服，他们大概有那么两条腰布之类的。跟商人，跟那些卖谷物的、卖木材的、卖油籽的、卖油的比起来，他们算是穷人了。但若和乞丐相较，倒算得上有钱。”

“也就是说，君主把婆罗门摆在一个暧昧的位置上？”

“如果你从经济角度来看，那当然显得不协调。但它也有自身的逻辑。婆罗门有地位，并且受到君主保护。对祭司有任何侵犯，都会受到君主严厉处置。君主也会鼓励知识交流。辩论啦，诵经啦，还有‘yagna’，就是大祭典。这些场合可能有其他王国的婆罗门前来参加，大家互相竞争，或者说通过竞争来合作，借此展现各自的优点。有时候，多达一千位婆罗门坐在那边诵经，但每一位都同时注意听着，想知道谁唱得好或唱得差。那正是今天在科学或学术研讨会上所发生的情况。

“有一项内在因素影响着祭司阶级，那就是，他们生下来就具有不贪求的习性，成长过程中也被这样教导。这已深入人们的内心，以至于一般人也有同样的态度。毗湿奴大神有两位妻子：财富女神吉祥天女拉克希米，以及智慧女神辩才天女萨拉斯瓦蒂⑫。这两位妻子自然是水火不容——这情况显示知性活动跟财富很难得以并存，你必须在两者中做抉择。因此，由于种种境况，祭司阶级不会追求财富，别人也不会给他们财富。这是有取有舍的最佳安排。

“在我父亲的一生中，取舍的平衡则有所不同。他不像我祖父那样生计无虞，他必须工作养家。他的日子一半花在宗教仪式上，一半花在谋生糊口上，两者必须取得平衡。

“在某些社群里，你可以得到群体的支撑。如果你属于商人种姓阶级，家里做的是油籽或棉花买卖，而你想在毕业后从事收音机买卖，你还是有同样的支撑可以依靠。你只是换了商品。你还是属于步调一致的群体。但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人情况不同，他并没有随社会一起运动——整个社会的步调根本不一致。那年代，许多年轻人做着同样的事，但每个人都独自做。我父亲不但无法清除掉障碍，而且每次返乡回到我祖父家时，总会有冲突发生。那就像是在冷与热的房间之间移动一样。”

“哪一类冲突？”

“在旧社会里，你会在遗传及交往方面保持你的洁净。你只会跟某些人通婚，你跟较低种姓的来往只限于某个程度之内。你不会吃较低种姓的人做的食物。进食被看作是神圣的事情，食物被视为对胃液的供品。什么时候可以吃，吃的时候应该面对哪个方向，谁来服侍，该吃多少：这些都有严格的规定。人们对食物注意得细致入微。不同阶级的人食量不同。譬如说，经书中就规定，很少劳动的知识分子的食量应该是一把米煮成的饭。

“印度教是建立在三元结构之上的宗教，也就是说，每一样事情都有三种选择。因此，食物分成三种：‘萨特维克’、‘拉甲西克’、‘塔马西克’。萨特维克食物有助于知识的追求、心思的明晰和意念的纯净，它很清淡，其中大部分是谷类，一些净化奶油⑬，以及较淡味的蔬菜。拉甲西克食物则适合劳动者的需要。”

（我后来从戴维亚那里得到了更完整的萨特维克饮食内容：叶菜类、牛奶、凝乳、奶油、稻米、小麦、大部分豆芽、大部分豆类（有一种木豆除外）、甘薯（但不包括马铃薯）和水果。我也从戴维亚处得知，拉甲西克食物不仅有助增强体力，还可激发勇气和热情。戴维亚列出这类食物：“乌拉得”木豆、肉类、葡萄酒和香料(真正的婆罗门不喜欢香料)。至于塔马西克食物——显然出于婆罗门的顾忌，普拉瓦斯并没有谈到这一类（我怕他会在这话题上扯远，也没有追问）——戴维亚说它们会使人懒散。不过，奇怪的是，戴维亚所列出的塔马西克清单似乎相当微妙，包括了一些拉甲西克食物，其中所含的一些蔬菜也似乎清淡得可以纳入萨特维克食物。以下是戴维亚的塔马西克清单：洋葱、大蒜、甘蓝、红萝卜、茄子、马铃薯、乌拉得木豆和肉类。乌拉得木豆和肉类也在拉甲西克项目中。）

普拉瓦斯说：“萨特维克食物有助于脑力活动。脑力劳动者不是为了报偿才去做他们的工作，而是因为那些工作必须有人做。这类人从事他们的工作是出于内在的驱动。婆罗门跟萨特维克有相同的属性，因此他们不能吃某些食物。

“这整套东西在各方面都仪式化了。譬如，如果你父亲还在世，那么你吃饭的时候就不可以面向南方。这并不是全印度通行的禁忌，但也不只是地方性习俗。如果种姓较低者的影子投射在你的食物上，那也是严重的事。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没话好说，你不能再吃下去了，因为食物被污染了。我刚才忘了提到，吃东西的时候没人可以碰你，而且你必须采取某种姿势。有些人真是所谓的‘正统’得不得了，吃饭时还不可以听到种姓较低者的声音。这些人在他们屋子很靠里的地方吃饭。”

“如果因为影子或声音而必须停止吃饭，他们会不会生气？”

普拉瓦斯笑着说：“婆罗门是不应该发脾气的。他们只会停下。生气不是婆罗门应有的行为，虽然我认识的婆罗门之中有许多——可以说百分之八十吧——脾气很不好。

“我父亲就在我所说的热和冷的房间之间移动。对他而言，那是永无止境的挣扎。他回到我祖父那边时，总是要面对一大堆质问。他有没有吃非婆罗门所做的食物？是不是穿了正确的衣物？在那些日子里这是重要的事。我祖父从来不穿长裤，他只系腰布。我父亲则选择中庸之道——腰布加裤子。但对他们来说，食物的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在那套价值体系里，违背任何规定都是亵渎的行为。

“由于成长背景的影响，我父亲对哲学有兴趣。不过，就是在那方面，他所读的内容也跟我祖父不同。我祖父使用的是纯正的梵文，也就是《吠陀经》或《往世书》⑭里所记录的原始经文。注重仪式的结果是，你通常不一定了解所做每件事的深层意义，我祖父就不见得了解他所念诵的经文。虽然不至于那么过分，但执着于仪式或许只是装腔作势。

“我父亲不需要表演，他没有那种压力。因此，他试着去了解他所读的内容。他读了很多近代哲学家的阐释，因此他也读了许多种语言相关的书。他读过孟加拉语的近代哲学著作，他读英文作品。我成长时在家里看到的就是他的一册册天城体梵文及英文书籍。他对其他学科也稍有涉猎，但核心是哲学。

“还有别的。除了往世书所宣扬的古老价值观念外，我父亲也接受了民族主义的信念——主要是甘地的。在印度，甘地主义几乎是一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不过算是健康的一种。它所宣扬的其实是古老的价值理念，不过却用看似现代、非常面向群众的方式包装起来。原来的古老价值理念有知性的外表，也确实偏重知性，因此跟群众之间有隔阂。甘地找到了办法，把古老的真理变得很简单。我在成长过程中听了不少那些甘地式的口号。譬如，‘多做少说’。

“我自己的家里维持了婆罗门的价值取向，但我也经历了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从热房间到冷房间的转变。只是这一次的转变不同于以往。没人会问我，‘你为什么穿长裤’或者‘你是不是吃婆罗门做的食物’。不过，和我父亲在他的政府职位上一样，我没有社会群体的支撑。可以这么说，我必须靠自己破门而入。”

“你为什么选择科学？”

“环境以及当时的价值取向。第三个因素是神秘感。”

“神秘？”

“那是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所有宗教都充满了奇迹。神秘的东西吸引人，而科学有那种神秘性。我下意识里感受到了那种神秘。你把两种化学物质混合起来，颜色就变了——这是最单纯的神秘。或者，制造像电风扇那样的机器——电风扇似乎不需要什么原动力就能运转起来。

“比起我父亲从他父亲的时代走过来的转变，我的转变还多了一个层次。我对事物的看法比我父亲开明。由于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我大概会变得经常质疑。我对仪式不那么熟悉。我父亲学到了一部分他父亲所了解的东西，我只学到一部分我父亲了解的仪式。

“一直到十五六岁，我都是在亲密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那个年纪正是你开始学习仪式的时候，因为在某个年龄以下你不能做某些仪式。譬如说，有些仪式只有结了婚的男人可以做。但是，我在那个年纪离了家，每年只回去几天。因此，仪式方面的东西我错过了不少，现在我对仪式也不是完全相信。

“我不做仪式，但我会怀念它们。我是在仪式中长大的，我对它们并不陌生。如果有人告诉我不可以吃拉甲西克食物——蛋或什么的——我不会觉得奇怪。跟现代营养学家不一样，我了解别人为什么会那么说。至于在哲学方面，我父亲所做的事，我做得更多。跟他比起来，我接触了更多印度哲学及其他哲学流派。我父亲从基本的吠陀哲学扩展到更广泛的印度哲学，我从印度哲学扩展到更为世界性的取向。”

我说：“以你的学术取向，你对印度教的真正了解可能比你祖父还多。”

普拉瓦斯说：“或许我更能用西方的词汇来解释它，但我不敢说我懂得比我祖父多。

“变迁是持续的过程。在一个时代期间，你只看得出一次变迁，因为一旦你看出变迁，变迁已经在你身上发生了。因此，在过去五十年之间，我只看到两次变迁，不过它们是巨变，因为那是一段持续过程中的两三个高潮。下一次巨变将发生在我儿子那一代。转变必须历经一段时日，对越往后的时代，转变的过程历时越久。

“我儿子会在许多方面经历环境的巨大变迁。家庭、学校环境、就业市场，所有这些方面。我在还多少注重仪式的环境中长大，在我儿子的环境中仪式将不再重要。不过，纵使我儿子在仪式方面失去了更多，他还是不会完全失去根，他可以在同侪群体中找到生根的土壤。会有许多人跟他一样，整个社会正朝着那方向移动。

“在我这一代里，有些人知道我所谈到的食物禁忌等，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过去有、现在也还有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在日常环境里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你过分依附以往所强调的根，你可能会没有根，变得像化石。至少在形式上，至少在风格上，你必须随着新潮流走，寻找新的根。越来越多印度人正在这样做。在一个时代之间，风格就会变成实质。你为了随波逐流而做的事——例如，对我父亲来说，穿长裤这件事——到了下一代就变成天经地义了。”

我想，他所谈的变迁可能在某方面类似于一两个时代之前发生在特立尼达印度社群的变迁。那社群是我的祖父辈移植过来的乡村印度，一个看似完整的世界，拥有它自己的语言、仪式和社会组织：一个在新世界的环境里——甚至早在我的童年时代——已经开始瓦解的印度。首先，语言消失，接着，人们不再重视和需要仪式（虽然人们早已不了解仪式的意义，仪式还是照常举行），最后只剩下群体意识、家庭和宗教关系，以及一个含糊的关于印度的印象——这个印象中的印度跟我们祖先大致上移植过来的印度非常不同（更有历史性，更加政治化）。

普拉瓦斯说：“对你来说，那变迁并没有颠覆性。”

我注意到“颠覆性”这一字眼。

他说：“那变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外在的。在这里，变迁是渐进的。我四周都看得到变迁——我父亲、我弟弟、每个人都在转变。我已经分辨不出什么是新事物了。”

此外（如果把普拉瓦斯的话进一步引申），印度的新时代与我们在远方的移民社群之间还有另一个基本差异。对脱离了印度土壤的社群的人来说，印度教神学变得深奥难懂（就像对先前受到印度教影响的东南亚地区的人，它也已经变得深奥难懂）。当时，许多人对这宗教信仰并没有全心投入，许多人完全抛弃了它。那是一个更为整体的文化流失的一部分，而那文化流失使许多人对自己的定位缺乏明确的认识。但无论宗教仪式多么乏人问津，无论外表改变多少，那种情况都不会在印度发生。

普拉瓦斯说：“有一些基本原则将会留存下来。在个别行为方面——吃饭、睡觉等等——大家对细节都不会在意了。这些都会消失。但在集体记忆里，有一些河流将源源不绝。信仰以及信仰的表达方式是这些基本河流之一，尽管相关的细节会变得模糊。

“最近，电视上播出了根据《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部史诗拍成的连续剧。班加罗尔的大多数市井小民都没有实际读过这些史诗，他们没读过这些史诗的原文、英文版或任何文字的版本。这些史诗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反正它们就在那里。他们会知道主要角色和故事大纲，但他们不会知道详情，不会知道故事中的次要角色。不过，电视连续剧还是轰动一时。”

如今，普拉瓦斯必须面对现代印度生活的一切挫折。从他的描述中听起来，这些挫折类似外国访客所遭遇的挫折：搭飞机或火车的困难；拥挤危险的都市街道，恶臭的废气，连处理简单事情、解决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毕竟，工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问题易于应付——也是困难重重。

普拉瓦斯说：“有时甚至我自己也会感到绝望。要不是性格不合，恐怕我早就找上黑道了。”找黑道来摆平一些人，办好一些事。“在印度的街头可没有人遵守规矩。”那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普拉瓦斯骑小轮摩托车，他来见我的时候，总是像航天员那样戴着大头盔抵达。“你觉得有点像身处丛林，这可能影响你对更多事情的看法。这可能发生，也确实发生了。实际上，生产力因此降低了。我的生产力远低于应该达到的程度。社会中的摩擦就跟机器里的一样。”

我想起他的祖父，东部小国君主的五到十个祭司之一。他赖以为生的东西极少，如果国王不再施予恩宠，只有那块种些自用作物的土地能让他不至于一贫如洗。他没有其他技能——在当时，那个小国家并不需要太多技能。那是个无常的世界，变化可能突然发生，让人承受不了。那就像一再被这支那支军队侵占的印度，那是纪念性建筑未得完工、白耗精力以至于看不出什么系统性成果的印度。那也是一片丛林。普拉瓦斯祖父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受？

“我从未见过我祖父，我父亲十二三岁时他就过世了。我对他的世界没有任何记忆，不过我可以把它重建起来。他活在静止不变的社会里，他跟他的父亲或祖父没有什么差别。因此，纵使有摩擦，他也不会发觉，因为他没有摩托车。”

摩托车——普拉瓦斯先前谈到班加罗尔的交通以及他的小轮摩托。我喜欢这个比喻：它让人得以了解一成不变的往昔。

我开始想着，或许普拉瓦斯所谈到的挫折有不少源于历史，或许它们源自印度人的卑微期许——和甘地提倡使用手工织品所根据的理念一样，印度人这种近乎宗教式的观点认为一个如此贫穷的国家只有一点点需求。我想着，或许甚至在今天的印度，人们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态，认为粗劣的事物也得接受：这是穷者近神那套观念的延伸，那套古老的宗教政治态度认为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乃是错误、徒劳且冒犯神祇（以及统治者）的行径。像我先前问过苏婆罗门尼安一样，我向普拉瓦斯问起，在他成长过程中，印度货品的粗劣对他有什么心理上的影响。

他说：“在我成长的年头里没有太多可以拿来做比较的，我可能看过我祖父的手表，但当时我从未见过印度产的手表，因此无从比较。所以，我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我长大时并没有见过太多进口产品。我们使用的东西都是当地生产的，要不然就付之阙如。我们使用许多印度的手工产品——金属盘子而不是瓷器，金属盘子已经制造了好几千年。早在我出生之前，就有人制造纺织品了。因此，地方产品就足够满足基本需求了。而且，你小的时候，需求也会很少。”

对于目前所见印度产品的粗劣，他看得很开。“跟当前其他地方的产品比起来，它们算是差劲的。但若跟五十年前我们所用的那些不像话的东西比起来，它们可就有点模样了。这只表示我们起步得晚。五十年前的日本产品也是粗劣的。”

新世界真是新得很：对一些人来说，它从他们祖父的时代开始，对大部分人则是从他们父亲的时代开始的。而且，人们的移动范围那么大、速度那么快，因此许多在社会中活跃的人都有成功的故事可以谈——有时候是他们自己的，有时候是他们家人的。

我认识了卡拉。她出身泰米尔的婆罗门家族，目前替一个大机构做公关工作。她二十几岁，未婚。她工作勤劳、有条理，大家都知道她办事认真。她态度严肃、沉着，举止很有教养。但是，我对印度所知有限，特别是对她出身的南部婆罗门认识不多，也就无法猜测她的出身背景。

后来有一天，在午餐时，仿佛讲童话似的，她说她外祖父是白手起家，小时候穷得必须就着路灯读书。

（不是很多其他人据说都有同样的出身吗？不是某个地方也有另一个非常穷的男孩——没有纸笔，没有写字板——必须用一块木炭在铲子背面上做算术题吗？我把卡拉的故事当作一则虚构的传奇。可是，数周后一个晚上，我果真在马德拉斯一个婆罗门小“移民区”里看到一个小男孩拿着一本书坐在路灯下。路灯的光线太微弱，无法就着看书，但那婆罗门男孩拿着书盘腿坐在那里：那模样叫你知道，他想上进，要奋斗，有自制力，他正做着他和他父母听人谈到的好事情。）

我向卡拉问起她那位祖先的名字。那是一个王国高级官员的名字，是在独立前的印度很有名的名字。那个就着路灯读书的男孩后来获得了权力和财富。

从卡拉的举止中，我可以料到她的出身背景中有那样一位外祖父。我料不到的是——其实，只要稍加思索，便不会觉得这跟她的婆罗门出身有任何出入——她的娘家祖先中有一位遁世者，一位弃绝尘世的苦行者，在贝那拉斯⑮的河堤台阶上，在恒河畔的火葬柴堆和寺庙之间冥想。

卡拉的气质确实呈现出这些旧印度的遗风。她也知道她置身于普拉瓦斯所谈到的那股摆脱旧印度的潮流中，但她对此并没有像普拉瓦斯那样分析性的认知。当卡拉有点执迷地回想她的家族历史时，她想到的是她母亲：她母亲被卷入那股前进的潮流，陷在时代之间，生命被搅乱了。

卡拉对那则关于她外祖父在路灯下读书的故事可看得很认真。她在九岁或十岁时从母亲口中听到那个故事，后来又从外祖父那边听到了更多细节。她以她那严肃的口气说：“每当停电、灯光熄灭让人感到烦躁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这个家中没有半盏电灯的男孩。”男孩家中大概真的没有电灯。“这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马德拉斯。他父母把他送到马德拉斯的祖母家里住。”虽然卡拉没说，我想这应该就是许多人的故事中所提到的移居到都市的婆罗门的一部分。在马德拉斯，卡拉的外祖父住在一间重要寺庙附近的婆罗门区域。

“我外祖父告诉过我，他每天晚上都得在寺庙等着拿‘parsad’，也就是献祭的食物供品。那些供品是他的晚餐，也是他祖母的晚餐。最近我们到那间寺庙走了一趟，那是马德拉斯两间著名古庙之一，卡帕列西瓦尔寺庙。我外祖父向我指出一座狮子石雕，他说当年他经常靠或坐在石雕上，等着晚间礼拜结束后拿供品回家。庙里的祭司常骂他：‘礼拜仪式还在进行，你连好好站着都不行吗？’这一回，他年纪大了再回去，祭司就站在庙外迎接他了。

“他在马德拉斯读完中学后，到班加罗尔来准备上大学。他住在亲戚家里，自己拿到了大学入学许可。”真有意思，关于昔日的故事一再出现这个情节：没有父母或成人的帮助，小孩自己设法进了学校。“上大学的时候，他娶了我外祖母。如果我没记错，那时他十几岁，我外祖母才十一岁。当年，小孩子结婚后都住在父母亲家里，直到长大成年。我可得告诉你，就我亲眼所见，我外祖父母是一对深深相爱的夫妻。我向外祖父问过他婚姻早期的情况，他告诉我，有时候大学下课后他会到市场去为家里买些东西，包括偶尔为我外祖母——也就是他妻子——买些珠子和彩线。

“那个十一岁新娘的父亲，就是我告诉过你的那位遁世者。他小时候就在贝那拉斯做遁世者了。据说，后来成为他岳父的人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这个远在贝那拉斯的遁世者——贝那拉斯离这里有好几百英里远——并且听人说这个遁世者命中注定要跟他女儿结婚。”遁世者是弃绝尘世的，他们没有家，也不结婚。因此，这个关于遁世者命中注定要跟某人结婚的念头真是奇怪。

卡拉说：“他们——成为遁世者岳父母的人——应该是笃信宗教的人。他们应该找过占卜之人，替女儿算了命。于是，那家的父亲就亲自或差人前往贝那拉斯，去寻找出现在他女儿命盘里的那个小遁世者。他们到了贝那拉斯，在所有圣人之间寻找，终于找到了他。他们向他提亲，但他坚决不肯，他还不想重回尘世。于是他们无功而返。后来发生了种种事，他们再次前往贝那拉斯，跟小遁世者说了些话，终于说服他放弃苦行生活，离开贝那拉斯来到这里成婚。婚后不久，遁世者的妻子发生了意外，眼睛开始失明。她结婚时是十六岁。”

“星相家没算到那次意外？”

卡拉说：“我可不知道。”她听来的这故事像是神话：其中充满神奇的经过，但也有漏洞。

“你有没有听说遁世者在妻子失明之后说了什么？”

“没人提过遁世者的反应。”

“他靠什么过日子？”

“遁世者在帕拉尼当祭司，后来又在那里当上了高官。帕拉尼有著名的寺庙，供奉的神是湿婆的一个化身。我几乎每年都跟母亲去一趟。她信赖那间寺庙。”

“那是什么意思？”

“她相信那寺庙的灵力。”

“你信吗？”

“我爱我母亲，而且我相信她。我母亲跟她外祖母——就是那位还俗的遁世者的妻子——很亲近，而且，我相信家中的人对帕拉尼的寺庙应该都有某种特殊的感情。虽然我每年都跟母亲去一次，那寺庙对我倒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我自己不是那么笃信宗教。

“帕拉尼的寺庙很有钱。一些别的寺庙更有钱，但帕拉尼那座寺庙算是挺有钱了，许多人前去朝拜。寺庙的财富来自它们所拥有的土地，以及信徒的捐献。南部最富有的寺庙之一位于提鲁帕提。关于这所寺庙有一则故事。那寺庙供奉的神斯里尼瓦萨向财富之神库贝拉借了一大笔钱。吉祥天女拉克希米会赠予财富，库贝拉却占有或存积财富，抑或把财富借贷出去。提鲁帕提寺庙的故事说，寺庙供奉的神斯里尼瓦萨把大家捐的钱存起来，准备还他欠库贝拉的债。许多人相信这故事以及这位神。庙里有一个大‘hundi’，就是大布袋，大家可以把钱丢进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人丢——黄金、银子、钻石。我相信曾经有人把左轮手枪和沾血的刀子丢进去，希望他们用那些武器所犯下的罪能得到宽恕。我还听说，最大笔的献金来自违法取得那些钱的人。帕拉尼寺庙得到的献金比提鲁帕提寺庙少得多，但还是有的。”

“遁世者就变得有权势了？”

“我的印象是他很圣洁，对权势一类的东西没有兴趣。他女儿——我外祖母——还很年轻时他就过世了。当时她大约十四岁，已经结婚了，但还住在娘家。那是风俗。在他死前，遁世者曾经告诉妻子说：‘万一你必须依靠什么人，就到我们大女婿的家里住。’因此，我外祖母就搬到她丈夫家里，也就是我外祖父家里，而她那边的家人也全跟着搬过去。”

“那桩婚事是如何决定的——你外祖父和外祖母自己决定的？”

“我们属于泰米尔婆罗门中一个很小的分支，我猜那年头人们比较看重种姓分支吧。可能每个人都有远亲关系。大家会记录下来，或者记住、注意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什么人是什么人的表亲的岳母之类的。这种对家族关系的重视到现在还残留着，人们仍然知道远亲的关系。我可就不懂这其中的道理了。”

但卡拉可以靠自己过日子。她受过教育，她有工作，她可以来去自如。如果在五十年前，她根本找不到工作，她目前所做的公关工作根本不存在，甚至连她上班的那种公司可能也不存在。五十年前，人们的想法和感觉应该不同，家族观念是有帮助的。

卡拉说：“也许两个时代以前这个世界不像现在那么让人觉得小。

“大学毕业后，我外祖父通过一项考试，进入政府部门服务。他的职位逐渐高升。他是很有干劲的人，人们称赞他的大胆和诚实。他出了好几次国。”

卡拉就是这样讲故事的。她慢慢诉说外祖父的童年和就着路灯读书那段，然后突然急转到功成名就的部分。这几乎证实了普拉瓦斯的话，即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人们被卷入潮流，然后被带到较高的位置。

“他一生总共有九个孩子。他母亲跟他住在一起，还有他岳母和小姨子。全家只有我外祖父一个人有收入。他的钱不多，但每个小孩都去学了骑马、游泳、音乐，他们也常去远足。我确信这是他在政府中长期服务的结果。

“对我，这完全像是一则故事。我去过外祖父家里，那边可没有马和马厩，也看不到有人在游泳。我还听说，当他在一个王国任职的时候，他们一家曾住在王宫里。宫中花园里有孔雀。这些故事都是真的。不过，那是不同的时代。我不会怀旧，我只觉得那应该是个值得造访的地方。

“到了我外祖父住在王宫里的时候，我母亲已经结婚了。因此她并没有住在王宫里，只是去做客。她曾经带着小女儿搭乘快艇，当时女婴大约只有一个月大。她说她知道婴儿不会记得这件事，但是她要跟女儿分享她所知道的一切。”

虽然卡拉没有这么说，我想那一个月大的婴儿大概就是她自己。

“故事中关于我母亲婚姻的这部分是最令人悲痛的一段，谈起它让我很难受。我母亲上的是英国学校。她各方面表现都很好——音乐、运动、课业。她很大胆、很有自信。”值得注意的是，卡拉对大胆一再加以强调和赞许。“她想做许多事，她觉得应该当医生。她喜欢上学，想多学些东西。实际上，她可以说还只是个小孩。她那时读了不少东西，不少英文小说。她根本没想过结婚的事。她是个小孩，一个女学生，几乎像是个英国女学生。”一向沉着严肃的卡拉现在近乎泪水盈眶了。“她说她小时候不是很漂亮，我可知道她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她十四岁时结了婚，那是她没办法左右的事。她说她但愿别人能让她自己管自己的事。她很苦恼，她哥哥和几个表兄弟也很苦恼。那几个男孩告诉她，说她可以离家出走——而且他们会照顾她。”

“那婚事是谁的主意？”

“她父亲的主意，我外祖父的主意。”

“你有没有跟他谈过这件事？”

“没有。”

“为什么？你跟他熟啊。”

“我跟他很熟。但他现在已经跟当年不一样了，我相信如果那时候他是现在的样子，肯定不会那么做的。

“我母亲那时读十年级。对于这件事，我没有问她太多问题。我觉得太痛苦，而且，现在坐在这里，我也不能改变什么了。也许，我不想知道更多只是出于我自己的胆怯。她在学校读完书——婚后，她还在学校待了几个月。最后那几个月她处境很尴尬。大家总问她是不是结婚了——她的许多朋友是英国或英印混血女孩，她们都比她大了好几岁。她们之中许多有男朋友，那时班加罗尔有不少英国兵。那是一九四六年。”

在这则到目前为止仿佛是古老传说的故事里出现一九四六年的真实世界令人觉得不安：一九四六年，英国人还在印度，还在班加罗尔的那个驻扎区，但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加尔各答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严重冲突暴动也即将发生。

我说：“那一年在我听来距离现在还相当近，毛姆⑯的《刀锋》——那本关于遁世者及追求自我实现的小说——才出版了一年左右。”

卡拉说：“那本书她很喜欢，她继续读了不少书。本不该有那场婚姻，”卡拉谨慎地用克制的口气说，“他们应该让她随性发展，要是那样，她会是个伟大得多的女人。”

“你母亲没跟她父亲说婚后她在学校很尴尬？”

“我想我母亲不会告诉她父亲这个。

“谈起接下来的这段我也觉得难受。她不能再上学读书了。婚后几年，她根本就是奴隶，为丈夫的大家庭做苦工。都是些体力活，洗衣刷锅之类的。她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行动自由。她不能按照自己的安排回娘家探望亲人。她没有权利决定如何过日子，事情总是由别人替她做主。”

“你父亲对这一切怎么看？”

“我父亲是个安静、随和、温文的人。他家的事都是由年纪大的女人决定的。”

“你外祖父很有地位，怎么会把女儿嫁到这种人家？”

“他们一家声望很好，他们是贵族家庭，别人把他们看作慈善人士。他们大概说一套做一套吧。那家的女人有许多参加了公益组织。她们所受的正规教育比她们允许我母亲接受的程度高得多。这些都是出于双重标准，出于麻木和一点残酷。”

残酷，没错，那是印度家庭生活的必然结局。家族提供了保护和归属，让人不会陷于空虚，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小国家，是个不让人好受的地方，其中充满政治，充满憎恨、分分合合和道德指控。我在大部分童年时期所见识的就是这种家庭生活：这让我很早就了解了世事之道，明白何为残酷。这让我——我猜想卡拉也是一样——渴望另一种生活，一种能够拥有自己的空间、孤独或不那么喧闹的生活。

不过，我不认为卡拉提到的双重标准是恰当的说法。印度教徒的家庭生活中充斥着种种仪式。就像人生的每个新阶段都需要举行仪式，每个人在有生之年的不同时期也必须扮演不同的角色。婆婆有责任管束幼小的媳妇，教导那些天真淘气的女孩担起生儿育女、料理家务的新职务，要她们养成顺从的新习惯，教她们对真实世界的苦与泪采取近乎逆来顺受的态度。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沿袭中，婆婆要把她们自己做媳妇时所经历的生活和所接受的观念转移到媳妇身上。对幼小的媳妇施以这样的训练被认为是婆婆的德行，至于手段的残酷，无论是多么刻意和多么恣意，都会被看作只是生命本身之残酷的一部分罢了。那家的妇女从事公益活动时，对象应该都是低了好几个阶层、境况悲惨了好几倍的人。她们会有从事公益活动的愿望，也应该是因为她们先被灌输了家庭妇德的观念。至于双重标准，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卡拉目前所处的世界的概念。

卡拉说：“我母亲对这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她只是一个媳妇，家里有什么好东西或要出游，她总是最后被想到的人。车子里没有她的位置。她也还只是个小孩子，其他人都比她大得多。她有时还会挨打。”这话题让卡拉太痛苦。“她婆婆和丈夫都会打她。她一结婚，突然之间，别人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要她变成大人。”

“你有没有跟你父亲那边的家人谈过这些？”

她没有。“等我知道这些事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老了许多，再去挑起口角也没有用了。那种日子持续了五年。”

“你外祖父是很有尊严和名誉的人，他没为女儿做点什么？”

“对印度教徒来说，父母是不应该过问女儿出嫁后的遭遇的。他们并非不知情，只是不该过问。换作今天，他们就会过问了。

“在那五年里，我母亲跟我父亲谈了不少。她向我父亲倾诉，最后他们决定不在那所宅子里住下去了。我父亲向尼尔吉里丘陵⑰的一座茶叶种植园求职。他得到那份工作，他们搬了过去。

“我在那里长大，直到进入寄宿学校。那是一座有殖民风情的优美城镇。我所看到的只是殖民时代的遗风，譬如基督教文化和派对。在那里，你要信什么宗教都没关系。那边看不到定居的英国人，倒是有不少英印混血儿。房屋建筑风格属于殖民时代——高天花板、木头地板、大花园、门廊、离开主屋有一段距离的仆役房舍等等。住在那里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对卡拉母亲来说，住在那房子里的日子也可能是她在五六年前被迫结束的修道院生活的翻版和重现。

“你们在尼尔吉里丘陵才开始感到幸福？”

“大概吧。但伤痕如今还在，还会觉得丧失了什么。那完全是可怕的浪费，一个没人看重的女人的潜力就那样浪费了。我现在很珍惜自由。我母亲一直告诉我教育及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你还没结婚？”

“我不反对婚姻制度，但结婚不是我的目标。”

“你母亲为这个操心吗？”

“她希望我结婚，但没有特定的时限。她要我过得快乐。我觉得，跟她所经历的比起来，我所遭受的一切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她还是她在两三次会面中所告诉我的故事的一部分。谈着这些往事时，她充满了情绪，看不出我觉得我自己看得到的历史进步。另一天她说：“我倒是会想到每一个相关的人，有时候我会想知道他们在某些时刻的真正感觉。我想他们都很有勇气，每个人在进行他所做的转变时都表现了某种勇气。如果面临困境，不知道我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勇气。”

“我想我们都无法真正明白我们祖父母们的想法和感受。”

卡拉说：“他们所处的世界实在很不同。”

卜拉卡希是非国大党执政的卡纳塔克邦政府中的一名部长，他请我在一个星期天共进早餐。部长官邸就在旅馆附近。戴维亚先过来，然后跟我一同步行到部长那里。

我们可要小心步履，在破裂或没有铺设好的小径上慢慢前进。平坦或完全铺设好的小路并不是印度的基本需求，印度城市的街道常常像是在尘土堆中弯来弯去、崎岖不平、东补西补的柏油路，而且充斥被丢弃到街上而不会被清理的东西，譬如沙子、石头、湿或干的垃圾等等：总之，一切看起来都有待完成，没有路缘石，没有围墙，什么都是进行到一半的样子——完成了一半，或是完蛋了一半。

戴维亚和我很想边走边谈，但那可有点困难。我们一直被汽车及小型摩托车所排出的污黑废气熏着。这些机动车所扬起的尘埃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落定，因此我们也走在一片尘埃中。等抵达部长官邸，我们已经成为班加罗尔街景的一部分，皮肤、衣服、鞋子、头发和眼镜上都沾满了灰尘和烟渣。

这次早餐之约让你见识到政治人物生活的一面：气氛像是专业工艺展览会场，场面充满戏剧性，步调带有美国式的匆忙。事实上，这一大早正是部长及重要政治人物非常忙碌的时刻。有事来请托的人（他们自己对这场合也有一番戏剧性的编排）摸黑起床做准备，天一亮就上路来到大人物的家门口等候——就像在古罗马，平民每天早上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贵族主子的家，加入那边的人群，以此彰显大人物的荣耀。古代罗马如此这般，当今班加罗尔也是一样：一个人的地位越显赫，他门口的人就越多。

卜拉卡希的求见者倒不算很多。他的声誉相对不那么浮夸，大家认为他是个有教养、够称职的部长，一个精明而认真的政治人物，但也能保持超然立场——总之，在印度各邦的政界算是有点特立独行的人物。

他住在卡纳塔克邦政府为部长所盖的官邸。这些房子靠在一起，自成一个地段或园区。它们是两层楼混凝土建筑，漆成淡赭色，占地颇广。卜拉卡希的屋外并没有我在别人屋外所见到的大批人群，不过来求见请托的人——他们耐心等着，几乎一动也不动——也还算多，足以显示他的重要性。院子里停了几辆车，还有一些安全人员。停泊在那里的车子令人想到特权：看起来，车主似乎可以轻易见到部长。

那个星期天早晨，戴维亚和我属于那类访客。我们也没说什么，但似乎大家都知道这点；于是，虽然我们一路走来全身脏兮兮，求见者还是见到我们就后退，在中间让出一条通往卜拉卡希官邸前门的小路。从外面看，那栋房子也不过就是一座房子。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走过几间污秽的有点官厅模样的房间，它们可能是某个政府部门常用的办公场所，也看似配置了政府职员。然后，我们来到一间比较属于私人范围的客厅。虽然比较私人化，但还是有官厅的气氛，房间中央有张矮桌，桌子四周有不少低扶手椅。桌子上整整齐齐摆着两排互相交叠的当天报纸——都是平平整整、刚刚送到、尚未翻阅的，每份报纸只看得到报头。有些报头的文字是英语或印地语，其他的则是方言。

一如向来的作风，卜拉卡希并没有让我们等候。几乎在有人去向他通报我们已经抵达之际，也在我有时间拿起一份报纸之前，他就从一间内室出来迎接我们。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身材瘦小，动作敏捷，神态自信，而且看来有点风趣。他立刻把我们迎到隔壁的餐厅——房子的这一部分可就相当私人了，其气氛甚至跟客厅大为不同，从大餐桌的摆设看得出这将是一顿非常讲究的印度式早餐。我们才坐定，穿了一袭新换的蓝色莎丽的卜拉卡希夫人就出来上菜：亲手为丈夫上菜是保守派印度教徒妻子必须做的事情——这是一项义务，但以她丈夫的身份来说，如今也是一项稀有的荣幸。她可以如此贴近部长，如此服侍部长，这不知令多少在外边等候的人羡慕不已，不知有多少人会认为她很有福气。

我向部长问起那天早上来求见的人，那些在前门外等候、以为我们的地位高高在上而让路的人。卜拉卡希说，那些人中最重要的是一位政府雇用的乡村财务人员，他被控从他负责征收的土地税款中侵占了五千卢比（大约两百英镑）。这个人已经被停职。那天早上，他从两百英里外坐了一整夜车来见部长。卜拉卡希跟他谈了七八分钟。那个人说他已经把五千卢比归还了，希望卜拉卡希帮他复职。卜拉卡希回答说他无能为力，部里的调查必须进行下去。事情就这么了结了：经过两百英里的夜行、部长官邸门外的晨间等候以及七八分钟的接见，那位乡村财务官员也只能搭车回他的村落去。

卜拉卡希的妻子不断端出一小盘又一小盘配菜，同时从已经摆在桌上的大盘里为我们添菜。她不时端出刚出炉、热腾腾、酥脆又膨松的普里面包。

卜拉卡希一边用手指优雅地吃着，一边说：“那家伙这下子会告到高等法院——等部里的调查结束之后。”

我说：“那么他的饭碗就有保障了？”

卜拉卡希说：“如果高等法院认为部里的调查在程序上存在漏洞……”

“十之八九会有。”戴维亚说。他也是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吃着。

卜拉卡希说：“如果确实在哪项程序上有漏洞，他会复职，并且拿回停发的薪水。在停职期间——他被停职了——他可以拿到一份基本生活费，数目是薪水的百分之七十五。”

我说：“他这类人有什么样的出身背景？”

卜拉卡希说：“这类人通常是农民或民间工匠的儿子。他在政府工作的薪水大约是一千两百卢比。”相当于四十八英镑左右。“那就是为什么村里每个人都想在政府里谋职——除非他们拥有不错的土地。如果他败诉了，将会一无所有，必须回去务农维生。”

我们所谈的那个人三十六岁，有三个小孩。他来找卜拉卡希是因为他住在卜拉卡希的选区。那是在贝勒里区域内，而那边的农耕条件显然很不好。在卡纳塔克邦，贝勒里被称作“炎热地带”，夏季气温高达四十一摄氏度。

卜拉卡希说：“他那五千卢比可能是在一两年间逐步侵占的。有人到他那里缴土地税，他反而吞了钱。数目不大，一次二十五卢比左右吧。他在收据上做假。后来，有位上级官员不明白为什么这边那边的农民没有纳税。他做了些简单的调查，看到了假收据，那个笨蛋就被逮了个正着。”

戴维亚说：“他可能还会觉得不公平，因为他周围有那么多职位比他高的人也在贪污，却安然无事。”

我问卜拉卡希：“那个人有没有趴在地上抱着你的腿？”

卜拉卡希以诙谐的口吻说：“他可能在被逮到之后的第一个晚上哭过，但一年后他已经看开了。”

我喜欢“看开”这字眼。在卜拉卡希尚未从政、过着真实或平民的生活时，他是一名乡下律师，他了解他所接触的人。

“现在他可变得听天由命了。他会谈起‘业’，命运。印度教徒就是这样。”

“如今他村里的人会不会瞧不起或排斥他？”

“以他的阶层来说，别人不会在意那种偷窃。我想他们对那件事根本一无所知。印度的上层阶级把偷窃看作理所当然，只有中产阶级还遵守这方面的价值标准，会为偷窃和贪污担心。这是社会的本质造成的，到处都是如此。在遴选会议中有人会跳起来说：‘抱歉，我不能面试下一位人选，因为他是我的小舅子。你们要让我回避。’做得完全正确，但这也向评审小组透露出那名人选是你的小舅子的信息。”

他打断这话题，端起一盘配菜说：“这屋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政府供应的，包括每一个杯子、每一个盘子。一个人怎会不想过这种生活？”他指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像我刚才说的，这是社会的本质。过去，大公向老百姓征收土地税。但除此之外，人民还会进贡礼物——黄金、装饰品、水果、椰子等等。他们会把礼物装在盘子里，依照送礼者的地位高低，盘子会用黄铜，或是纯银制作。现在的大公就是部长，甘地夫人是女大公。

“用金钱换取神的保佑也是旧传统的新翻版。在这方面，拜神的祭品也有不同的等级。有些人只用一个椰子拜神。你知不知道提鲁帕提那间庙宇的故事？”

那就是卡拉告诉我的故事。

卜拉卡希说：“你在那里捐钱，帮助范卡铁希瓦拉大神偿还他欠库贝拉的债。他是为了结婚而借钱的。”

卡拉没有提到最后那个细节。或许就是这样细节加上细节，复杂的神话故事便在这里人们的心中发展了出来。

然后，我们结束早餐，起身前往邦政府招待所。卜拉卡希认为我们在那边更有隐私，不会被求见者烦扰。

新的一批人在前门外等着。一个微笑的瘦小男子只着拖鞋，却整整齐齐穿着棕色紧裤和一件干净的有方格图案的淡褐金黄两色的人造纤维衬衫。他是一名司机，很想在政府里找个工作。他并没有失业，但目前的雇主是私人公司，而那边的薪水比不上公家。卜拉卡希在几个月前帮他写了封推荐信，但他尚未谋得政府工作，因此，这天早上他又来向卜拉卡希抱怨和请求。

就像王室成员走在恭迎的群众中跟几个人交谈一两句那样，卜拉卡希走在早餐时刻的请托者当中——倒不完全像王室成员，反而更像教学医院病房里的医科教授——也跟几个人谈了一些话。但是，那些表面上对请托者所说的话，其实是说给戴维亚和我听的，是有关请托者的话，他说那些话的神态就仿佛请托者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仿佛戴维亚和我是巡视病房的医科学生，而我们的教授卜拉卡希谈的是那些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或四肢扎着绷带、用吊带及滑轮吊着的病患。

有个人看起来倒真的像病人。他出示一张脏兮兮、皱巴巴、用当地坎纳达语⑱书写的官方文件，其内容大概是说——卜拉卡希知道这个人，那天较早时已经见过他——他太太是班加罗尔某家医院里的癌症患者。这个人说他到班加罗尔来送太太住院，现在他要回村里去，但身上没有半毛钱。他要四十二卢比买汽车票。

这男子看起来憔悴得不得了。他瘦巴巴的，一副饿得半死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用某种商业麻布袋做成的破旧长衫，布面上的商品说明尚未完全洗掉。他的鼻梁上端擦破了，露出红色肌肉。他还抱着一名婴儿，手拿一只奶瓶。

我们一走到可以让他俯身触及的距离内，这个一手抱着婴儿的男子就忽地弯下身子，用另一只手抓住卜拉卡希的脚，毕恭毕敬得有点离谱——在迅速弯身时，他还不忘先把奶瓶竖直放在卜拉卡希屋外的水泥地上——卜拉卡希作势要这个可怜的人起身。他站了起来，又弯身去拿起奶瓶，逗弄一下受惊的婴儿，把奶瓶嘴塞进婴儿口中，以狂乱的眼神瞪着卜拉卡希。卜拉卡希看着这个人，倒不是真的回瞪过去，而是眼光带着几分社交或学院式的冷漠；然后他针对这个人的境况向戴维亚和我来了一段解说——他一边说着，一边似乎在打量这个人。

卜拉卡希说，住院病人的配偶可以在医院里陪病人，这是法令的明文规定。如果这男子说他要回家的车费，那是他自己要放弃这项权益。那天早上这个男子可能到处找过部长及其他人。虽然卜拉卡希不能确定这个男子是在说实话，但他那天早上已经交代过手下给他几个卢比。

“如果他拿到买车票的四十二卢比，”戴维亚说，“他大概也会坐霸王车。”

他提出需求的方式太激烈，或许也太像演戏，婴儿、奶瓶、布袋做的长衫等都是道具。但是，这个眼神狂乱的男人看来却真的凄惨落魄，确实有病而且虚弱。

卜拉卡希很冷静。仿佛表示演说即将结束，他一边把我们引向他的车，一边说这类人并不属于传统中以乞讨为生的群体或种姓。他们干起这行是出于偶然，或是源自模仿，或是受到鼓励，他们没料到效果竟然那么好。然后，卜拉卡希用押韵的辞藻加上一句：“他们食髓知味，也如鱼得水。”

（卜拉卡希说对了。一个多礼拜后，当戴维亚和我跟一位邦议员在他的议会会馆房间里交谈时，这个可怜人又出现了，也是抱着婴儿，拿着奶瓶，但没有穿那件布袋做的长衫，没有带来那张看似官方所发、显示他太太住在肿瘤医院的文件。议员助理立刻把他赶走，他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这一次，他的眼神不像在卜拉卡希官邸时那么狂乱，他鼻子上的擦伤已经开始愈合，而且他看起来精神出奇饱满。如同在卜拉卡希官邸时那样，他小心翼翼抱着婴儿，或许他是用什么做抵押借用这个婴儿的。）

我们搭乘卜拉卡希的车，一路经过满是灰尘的街道前往邦政府招待所。在家里是部长，在这里也是部长：他一出现，大家就忙了起来。我开始意识到他的权力之大，开始逐渐用卜拉卡希的眼光来看卡纳塔克邦——虽然招待人员提供给我们做私下交谈的房间只是简单的招待所卧室，里面尿味扑鼻，仅有的一张桌子低得我没法在上面写东西。

我们前往招待所的主屋。这是一栋坐落在黄褐色庭院中央的石砌大建筑。我们在二楼的宽阔阳台坐定后，我向卜拉卡希问起印度政治权力方面的问题。政治权力是怎么得到的？需要什么条件？

他说，种姓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人必须属于合适的种姓才能谋求公职或以从政为业。也就是说，他必须属于所在地区的优势种姓。当然，他还必须得到所属种姓的支持。换句话说，他在社群中要有些分量，人际关系不错而且知名度高。由于单靠一个种姓的选票通常无法当选，候选人也需要政党，他必须靠政党去争取其他种姓的选票。就此而言，印度那整套以政党及选举为中心的议会政治是有道理的。它助长了合作及妥协，印度种姓及社群繁多的情况正好可以促成某种平衡。

卜拉卡希说，在印度的生活环境中，在勉强糊口的情况下，你可以得到很大的权力。爬得高就跌得重，失去权力的滋味可能很难消受。

铺石阳台上的椅子是政府配给品，沉重又难看，因为长期日晒已经失去光泽。椅子的数量相当多。阳台虽然还未直接受到日晒，却是一片光亮。褐草庭院里只有寥寥几棵树，树荫更凸显了阳光和干燥。阳台上拉起的绿色大百叶窗帘是唯一有点装饰作用的东西，更加重了邦政府招待所简陋、单调的公家气氛。

卜拉卡希说：“一般政治人物失势时只有一路往下跌，没有缓冲的余地。他可能是乡下的律师，农人或地主的儿子，小商人的子弟，但他不可能会有许多钱。很多人可能没参加过运动。”

“运动？”

“我所谓的运动是独立运动，或是反对甘地夫人戒严令⑲的运动，或这个邦里的农民运动，或工人运动，或任何人的运动。如果你不是出身于这种运动，而且当你失去权力时没有依靠，那么你就会忙着捞钱。

“权力让你享尽舒适生活、特殊待遇和身份地位——附有家具的独栋平房，私人侍从和秘书等等。配有司机的车，到外地时可以住在政府的度假小屋和招待所，还有飞机票——政府出钱让你飞来飞去。但当你下台又没有财力时，你可能得回到出身的近郊地区。在那里，你很难请得起秘书或仆人。或许你会有一个仆人，但绝不像当部长时那样有一大群仆佣。电话费也要自己付。”

卜拉卡希话中的意思似乎是反对这些，不过我想我听得出他对这些特权有点津津乐道。他已经做了六年部长，而就我从报纸所得到的蛛丝马迹看来，他的政府目前有些麻烦。

我说：“仆佣，你谈了很多关于仆佣的事。对这些从乡下来的人，仆佣很重要吗？”

卜拉卡希是一名律师，头脑精明，喜欢嘲讽：他听出了我问话的用意。他说：“在过去的好日子里，仆佣的数目太多了，因为替那些大地主、那些封建制度下的大人物做事是光荣的。今天，一切来自权力。有权力就有一群仆佣让你过得舒舒服服。如果你是部长，坐飞机时总有人帮你买票。机上总有一些保留给政府官员的座位，而这些座位到最后一刻才开放给别人，因此，十之八九你会有机票。还有，你的特助——就是特别助理——会一路送行到机场，”——卜拉卡希再度对细节津津乐道，回味着他还在享受的待遇——“到了目的地也会有人来接机，有车子让你用，有人帮你订旅馆房间。

“但是，一旦失去权力，”——现在，仿佛一个说完成功的天堂之后也必须交代炼狱情况的传教士，卜拉卡希开始谈起印度空中旅行的麻烦问题——“你常常不知道哪里买得到机票，到哪里去排队，到哪里去托运行李。在秩序井然的西方社会里，在物质条件或在出行、基础设施、住宿的待遇上，当权者跟一般人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甚至在西方国家，人的本性也是想要显得有权有势。在印度这种情况更甚，因为在这里权力就是一切。当一位美国总统离开白宫之后，他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享受不会有什么改变。在印度，情况常常不同，除非你像甘地时代的老圣人那样有节约刻苦的精神。

“我们新一代的政治人物没有那种精神力量，他们会感受到有权和无权的不同。失去权力后，他们有一段时间会利用他们跟当权者的所谓的关系：他们帮那些想办事的人奔走游说。但那些关系很快就断了。过去巴结你的工厂老板现在坐在他的大车里从你身边经过，要回他位于高级地区的豪宅，而他正眼也不瞧你一眼。

“由于工业化及乡村地区的绿色革命，一个由暴发户构成的新阶级正在崛起。这些人现在才开始接受大学教育，接触到舒适的都市生活、时髦的生活方式、西方的影响——种种物质享受。在这段过渡时期，我们慢慢抛弃祖辈父辈的道德精神，但我们却没有西方人的纪律和社会正义概念。目前这里的事态很混乱。”

我想听他多谈点个人的事情，但那些话题谈起来并不容易。他的政府陷入政治危机，他预见到可能大势已去，因此有意跟权力的滋味保持一点距离。同时，这情况也激起了他的政治斗志，使他以一种陈旧的方式（几乎像是他已经下台）对甘地主义、物欲追求以及德里人士正在谈论的超级计算机对印度有何威胁等等议题提出道德说教。

最后他说：“过去我并不富有，但也不贫穷。我的家人可以过舒服安全的日子。那是在贝勒里。我在那边有些土地，我所需要的大部分来自我的土地——小米、稻米、罗望子、红辣椒、蔬菜、木柴等等。我随时都可以回去。但是在这里任职六年之后，我发现我的孩子变了。他们的成长期是在荣华富贵中度过的，别人将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现在他们不想回乡下去。我自己倒无所谓。

“贝勒里的气候很热。我很多亲友来这里都有点敬畏。朋友可能会稍微忌妒——从村里来的朋友，或是昔日跟我共事、在我发迹前认识我的人。如今他们把我看成非常重要的人物，忌妒就难免了。除此之外，还有政界中的无情，我自己的同事看不得我爬得太快，总是扯我后腿。这是政坛中固有的现象，但忌妒却是另一回事。

“甚至我的选民也会觉得在我家里跟我交谈比较自在。如果到这里来，坐在沙发上，”——从这些话里可以揣摩到卜拉卡希的选民如何看世界，我甚至觉得邦政府招待所不再那么单调乏味了，这颇有点意思——“当他坐在这里，看到这个大院子、草坪、警卫、侍从，就会感到不自在，就马上觉得我高不可攀，我们原先的关系也就消失或转变了。”

招待所外传来砰砰关上车门的声音。有某个人或某群人来到了。车门砰地关上后不一会儿，几个穿着鲜艳长袍的男人就迅速走上台阶，穿过内室：他们身材魁梧，脚穿大鞋，步伐稳健。我并未从正面看过这些，我坐的位置使我的视线稍微偏离了内室。然后，卜拉卡希压低声音告诉我，刚刚抵达的是达赖喇嘛。

这有点不可能，不过，如果是真的，我倒也不会太惊讶。我知道达赖喇嘛正在印度各地访问。在孟买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报道说达赖喇嘛将到那个城市来见那里的佛教徒。我不能确定那是什么意思。孟买人口中的佛教徒并不是藏族人，他们所指的较可能是改信佛教的达利特。不过，当时我没有进一步询问达赖喇嘛访问孟买的事。现在，在就我所知没有任何宣告的情况下，只有那么几辆车，只有几名邦政府警察护送着，他已经来到更南的地方，也真是远离了故居。

达赖喇嘛走得很快，几乎在卜拉卡希告诉我来人是谁的同时，他就已经穿过内室，他的身影被一名紧随其后、手上晃着公文包的助理遮住了一半。达赖喇嘛那阔步的最后一瞥，助理公文包的晃动——我真正看到的就是这些。

之后，几名喇嘛走出来，到了我们所在的宽阔阳台上。经过抵达时那一阵的匆忙后，他们现在较为镇定。他们从空无一物的阳台看着下面干枯的草坪和庭院。他们头发剃光了，在暗红色长袍下穿着毛织套衫。刚开始时，他们仿佛只是凝视着印度南部的奇怪景象，事实上，他们是在搜寻追随者。

卜拉卡希说，在往南大约一百英里的迈索尔市附近有一个藏族人的“营区”。在那里，藏族人在印度政府赠予的土地上种植玉米、饲养乳牛、编织他们那种独特的套衫。我们抵达时，邦政府招待所的院子里并没有任何藏族人。慢慢地，来自迈索尔市营区的藏族人——他们先前在外面的街上等候——三五成群、没有什么特别安排地出现在干枯的草地上，其中女性穿传统藏族服装，男性穿牛仔裤。他们神采飞扬，容貌端庄。在离家超过一个时代后，他们现在大概已经开始跟故乡失去联系：亚洲另一群流离失所的人，历史演变的一部分。

有一阵子，我心里对这些人生起了同情。喇嘛还留在阳台上，他们向下看，仿佛想仔细瞧清那些散在各处等候的一小簇一小簇人群中的每个人。甚至当卜拉卡希再度开口的时候，我还觉得我们仍然是那默默无语的藏族人群中的一部分。

卜拉卡希说：“由于被邦主国王和封建君主统治了那么久，我们的老百姓对当权者的高位总是又敬又畏，但同时他们对高位也怀有一股憎恨。他们的心态有分歧的两面：一方面，他们希望身居高位的人有亲和感，平易近人，有同情心，慈悲为怀；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权力就意味着场面、盛典、威严、贵族气派。这两面常常无法一致。

“以我自己来说，他们希望把我看作他们所认识的一位和善的乡下小律师——就像我在一九八三年拿下部长宝座之前的样子。但是，我身边必须有一群毕恭毕敬的官员，他们才会尊重我的权威。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六日，我在班加罗尔宣誓保守机密、尽忠职守，成了部长。同一天，贝勒里发生了一场集体暴动——警察开枪，七人死亡，群众纵火打劫。当天晚上我立刻搭车赶了两百英里路前往贝勒里。到了那里我立刻接管局势，指挥警察分局长、贝勒里地方长官及其他官员。一天内我就把动乱控制了下来。

“当律师的时候，我有几个案子是由贝勒里地方长官审理的，那时候我称他为‘庭上’。当上部长后，情况转变，我可以指挥他了。一天内我就有所不同。如果我只是一名乡下律师，人家就不会喜欢我插手管事，情势也不可能平静下来。民主制度让我们这种人得以扮演新的角色。”

他的政府对部长的排场已经有所控制。在过去国大党执政的日子，排场大得多：警车开道护送、闪红灯警告其他车辆、鸣警笛等等。在那年头，人们不能随时跑到部长官邸去，他们必须先预约。

权力来自老百姓。老百姓是贫穷的，但他们所赋予的权力却令人如痴如醉。人家把你抬得多高，当你失去权力时，他们就把你摔得多重。因此，议员打从上任起就团团转，片刻都停不下来，活像南极大风雪中的一群企鹅，外围的几只急着要穿过密集在一起的大批同伴，钻到温暖的中央。地方报纸上充斥着政治人物起落的报道，显示邦内的政治运作在于一再结盟与重组。当议会中的多数无法确保时，议员的表决权就可以待价而沽，而且要卖几次都可以。最近（这是我从另一位政治人物那儿听来的），有十个很刁钻的议员索价每票十万卢比，相当于四千英镑。政府和反对党都必须筹款来应付这些开销，他们所用的筹款方式恐怕不无可议之处。

外来访客无法看透报纸上所报道的邦内政治运作。在不断结盟与重组的政治生态里，并没有原则或纲领，只有敌人或盟友：这是企鹅式的政治。发生于卡纳塔克邦的情况同样见诸其他邦。报纸上有许多专栏文章，你可以视若无睹，也可以全盘接受。政治的内情不是从人名就可以得知的，正如使用计算机的能力不是把计算机程序死背下来就可以获得的。计算机程序可能被改变或弃用，政治人物可能会消失，或流动得很快。

几乎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这里竟然还有个政府在运作。但是，随着印度经济的成长，积极做事的政府为所有人创造了最大的利益。从政治的疯狂争抢之中也出现了某种稳定性：或许自从印度有史以来，大多数人第一次觉得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属于他们自己群体的人——有机会进入权力和钱财的温暖中心。

我们见面那天，卜拉卡希正陷于另一个危机中，报纸上不少篇幅在谈着这件事。我们走到招待所旁边铺了柏油的地方，那边有四五个嚼着槟榔、穿干净浅黄色手织布长衫和腰布的中年男子站在烈日下——离达赖喇嘛那群人的汽车及穿卡其制服的警察稍微有点距离——等着卜拉卡希，他们好像在干着调皮的勾当。议员们被要求在那天签署一份忠诚声明，大家又演起穿上甘地式服装、表达正确立场的那出旧戏码。手织布过去是穷人的衣服，现在穷人已经不穿了，只有那些被穷人赋予权力的人会穿。

无论什么情况下的人，只要谈起昔日大公们的往事，都会带着敬意。班加罗尔市中心王宫公园三英里长的围墙也让人记起迈索尔邦旧时盛世的景象。那座王宫只是大公的夏宫。王宫位于公园很里面的地方，从马路上看不到。公园所在的那块土地单就地皮而言就非常值钱，现在公园本身陷入了法律纠纷，因此没有对外开放。

大公的主宫在往南一百英里的迈索尔市内。戴维亚告诉我，说迈索尔市还有一位曾经服侍过第二十五世（末代）大公的理发师。此外，还有一位大概是替大公掌管宫中宗教事务的婆罗门。据说理发师有很多故事可讲，不过，后来戴维亚和我前往迈索尔时找的却是那位婆罗门。

行程经过的地段不错，那是昔日迈索尔邦所铺的马路之一。几段很长的路边有高大的合欢树遮阳，那些树在大公的时代就开始种植了，现在人们几乎将其视为几代大公未曾中断的赏赐的一部分。由于二十四代大公著名的首相所建设的灌溉工程，路旁的田地才会那么肥沃，作物那么绿油油。

迈索尔市建在王宫四周。我们进入市区时就瞥见了庭园的一部分。它很诱人，但这个宏伟壮丽的胜地只能留待日后再来造访。我们那天早上的目的地位于市区本身，我们要前往一栋混凝土小建筑，里面结婚礼堂的管理人以前做过大公的顾问。结婚礼堂才盖好不久，并无特别之处，但它属于第九世纪哲学家商羯罗查尔雅所创设的一个会社。因此，虽然表面上看来顾问从事的是商业活动，他还是跟宗教事务很接近。

他体型瘦小，七十二岁。他额头上有三道白色宽条线，眉宇之间有个用红彩和檀香油膏捺上的圆点。他两个耳垂上都戴着镶红宝石的金耳环。在他扣起来的白色长衫下面看得出小小的肚皮，这肚皮有点怪，既窄又长，因此他穿着那件扣起纽扣的长衫时模样像一根黄瓜。他额头上的白色圣痣是用烧过的牛粪画上的。为了取得这种灰，必须在一个特别的日子烧牛粪——即湿婆供奉节，又称湿婆之夜。戴维亚告诉我下面这则关于湿婆供奉节的故事：湿婆天天都看管着世界，但每年有一天他会睡着，印度教徒在那天（或那夜）必须戒守，不得睡觉。

我们与顾问在结婚礼堂的办公室见面。那是个简朴的小房间，墙壁漆了浅黄色，一个角落里有架铁柜，红色水泥地板上有些寝具。另一个角落的架上有支红色电话，旁边的木板上挂着四把钥匙。一面墙上有嵌入的绿色架子。一层架上放置了附有电线的旧日光灯管（无疑是供结婚礼堂使用的，为了避免被偷而存放在这里）；另一层架上是几个零散的灯泡；第三层架上则有一叠的薄册子，以及数个用纸包着、看来老旧的包裹。在内嵌的绿色架子旁边有一支铁钉或挂钩，上面吊着一只平平靠着墙壁的编织袋。这面墙壁就像是件家具：它是用来摆放或悬挂东西的地方。

顾问生于一九一六年。他父亲并非迈索尔人，而住在泰米尔纳德邦。他是一位在外地主的代理人，同时从事谷物交易。智师的母亲是迈索尔人。由于妇女生育时必须回到娘家，顾问是在迈索尔出生的。然后，父母亲把他带到泰米尔纳德。可是，他十岁时父亲去世了，因此他外祖父把他带回迈索尔，送他进一所城内的梵文学院就读。

他有一份迈索尔政府提供给梵文学院的奖学金。凡是想学梵文的人都可以拿到奖学金。开始时，奖学金是每月二卢比，大约相当于十六便士。在一九二六年，二卢比对一个十岁男孩是相当够用了，当时，第一等级公务员的薪水是三十卢比。

顾问并不是言辞流利的人。他等着我的问题，回答后再由戴维亚翻译。

以下是戴维亚的翻译：“是我祖父把我送进学院的。他在王宫里当厨师，我不知道他把我送进学院时是否知道奖学金的事。我们并不住在王宫里，而是住在宫外一间租来的房子里。我祖父替宫里的祭司下厨，他煮那些用来祭拜的食物。他每月赚十八卢比。虽然他是王宫的厨师，却从未在那里吃过一餐。他在家里吃——他是婆罗门，婆罗门的习惯是这样的。他活到九十二岁。”

顾问在梵文学院就读了二十年，从他十岁时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六年。在那些年中，奖学金从开头的二卢比一点一点增加。

他学习的重要课程之一是占星术。这门学问他学了五年。他的一位老师是非常著名的占星家。

“占星家要学的知识没有止境。就像科学因为新发现而不断发展，我在占星术方面的学习也没法中断。”

顾问所坐的桌子上有一只深蓝或灰色的小塑料袋——是塑料而不是皮革，因为动物的皮是不洁的。他头顶的墙上挂着一幅加框的彩色画像，画中是湿婆和他的配偶。光线已使图画褪色。画家倾尽所能画出两位神祇的美：一种几乎带有情色意味的女性美。

顾问说：“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生日判断他的血型。血型有三种，我们可以从人们的血型判断他们是否合得来。他们不必去验血。占星术、医学、‘dharma-shastra’之间并无差别。”戴维亚把“dharma-shastra”翻成“传统学问”。“要学占星术，你得先学所有其他科学。在开药方之前，你必须先看看星象，因为有些药必须在某种星象下才有效；有些药必须在太阳或月亮或火星或水星的照射下才有效。”

他可以预测未来。“如果你告诉我正确的出生时辰——不仅几点，连几分都要准确——我就可以说准一切。只要有一分钟之差，失误就大得不得了。出生地点也很重要。”

二十年后，他于一九四六年结束梵文学院的课程。那几年间，他只靠邦政府发放的奖学金过活。他在学院的最后一年，奖学金数额是每月十五卢比。这时他已经三十岁，也终于可以结婚了。他娶了王宫里一名文书的女儿。他也找到了工作，在同一家梵文学院当图书馆员，月薪四十五卢比。那工作他做了十六年。

他在梵文学院图书馆执行的计划之一是把所有往世书——印度教的古老圣典——翻译成迈索尔当地的坎纳达文。这项计划是大公赞助的，他注意到了顾问的工作。印度各地的大公已经在一九五六年失去名号，但他们还可以支配私用金。在迈索尔，大公身为邦长，仍然有很高的象征性地位。

一九六二年一个满月之日的下午，顾问做完礼拜在家里坐着，这时从王宫来了一名仆役。大公的秘书派这个仆役来，说大公有事要顾问到宫里去。应该是大公吩咐他的侍从，侍从再吩咐秘书，秘书再吩咐他的仆役。

顾问一定已经多少知道大公要他做什么，或者仆役透露了一点，因为听到王宫传来的话之后，顾问立刻通知宫里的岳父和祖父——一位是文书，一位是厨师。

他祖父急忙回到家来。他为孙子高兴，但也有几分不安。他对顾问说：“你受的训练是要当一位学者，一位‘瓦迪卡’。今后你要做的却是‘鲁基卡’的工作——世俗工作。你可能无法适应，务必注意这点。”他也给了孙子一些详细的指示，告诉他在大公面前应该如何应对进退。

下午三点左右应该很热的时候，顾问出门走向王宫。他穿着婆罗门服装，缠了腰布，肩膀上披了条围巾。除了围巾之外，他上半身没有穿别的衣服。他光着脚。他一向这样，他到当时从未穿过任何鞋子，到今天脚上也从未穿过任何东西——确实，当我往他所坐的桌子下面瞧时，看到他赤裸的双脚平摆在红色水泥地板上，脚底皮肤黝黑、粗厚、皲裂。裸着背在午后烈日下走也不是什么苦事，顾问对此早习惯了。

到王宫的路程大约有半公里。他在一间内室见到秘书，秘书立刻差遣他到宫廷图书馆晋见大公。图书馆共有三个房间，每间长约四十英尺，宽约二十五英尺。它们都放满了书，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坐。各种语言的书都有。

大公坐在其中一个房间里。顾问趋身往前，依照祖父的指示，双掌合十向大公深深鞠躬致敬。大公穿开襟长外套和缠腰布，他这时有“社交”的心情。

“他长得怎么样？”

“身材高，就像个国王。也很壮。”他心里想到的不只是那天坐在图书馆里的人，也是他日后所认识的人。“当他在早上做过礼拜，额头点上圣痣后，看起来就像神。”

大公——不过，这并不是顾问使用的字眼；他用的是英语“Highness”（殿下），而且发音的方式让它听起来像是当地语言的一部分——大公或殿下告诉顾问，他已经被选上，要到宫里来工作。

“我并没有申请那职位。因此我大胆向殿下禀告祖父告诉过我的话，说我一辈子都是瓦迪卡，现在不能过鲁基卡的日子。殿下说：‘我要你在这里做的都是瓦迪卡的工作，我要你担任穆克德萨尔。’

“我知道穆克德萨尔的职务是什么。他们负责安排宫里的所有仪式，选用宫廷祭司，监督他们的工作，确保仪式做得没有差错。”

大公跟顾问谈了半个钟头，告诉他应该做的事。宫里有十位常设祭司，顾问要监督他们以及所有因为特殊场合进入王宫的其他祭司。他也必须看管宫廷寺庙里的珠宝。在宫廷里做事的人每月可以拿到二十卢比额外津贴，大公说顾问也会有这笔津贴。发这笔津贴是因为王宫的工作人员必须随时待命，而且没有休假。他的基本薪水是一百五十卢比，他在梵文学院当图书馆员的月薪是四十五卢比。

“我必须接受那个职位。殿下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我已经受雇于殿下，因为梵文学院是属于殿下的。”

在图书馆晋见大公之后，顾问走路回家。他把事情告诉岳父和祖父，祖父高兴地说：“我们在宫里都有好评，你得好好干，不要让我们的名誉受损。”

在宫里工作，顾问必须穿制服。他马上去找宫廷裁缝量尺寸。他定做了两套制服，花费的两百卢比比一个月薪水还多。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公要顾问马上到宫里工作，因此顾问陷入了不知该穿什么的困境——他向裁缝定做的制服还要几天才能做好。

顾问说：“我做了一件要不得的事，借我岳父的制服来穿。我们身材一样。”那真是要不得的事，因为婆罗门不可以穿别人的衣服：那就和用别人用过的容器喝水一样不洁。“岳父的制服我穿了三天，然后从宫廷裁缝那里拿到自己的那两套。我赊了账，因为我身上没两百卢比。我用薪水分三四次偿还。”

他穿的是一条白裤及一件长外套。早上穿的外套是白色的，晚上则是黑色的。他缠着迈索尔当地流行的白色头巾，上面有条金色饰线，他也系着白色腰布。他不穿鞋：在王宫内没人穿鞋，甚至大公也不穿。大公只有离开王宫时才穿鞋子。

我们在其中会谈的结婚礼堂办公室的墙壁刷成淡黄色，上面有些脏污的指印——在印度随时随地都看得到的脏污。地板是暗红色的，墙壁从地板以上的几英寸踢脚板也是同颜色。几扇淡绿色的门通往别的房间，加了挂锁的门上——这可能就是通往结婚礼堂的门——有个俏丽的牌子，用花体字写着“非请莫入”。就像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干净或完工的印度都市街道一样，在这个房间摆着铁柜的角落也有一大堆没有打扫完的灰尘及积留多时的毛茸茸的脏物，旁边就是可能用来清扫和擦拭的扫把和抹布。顾问所坐的桌子是钢质的，漆成灰色。

顾问在王宫担任穆克德萨尔的工作时间很长。早上六点他就到了宫里，直到下午两点，然后他返家一个小时，再回宫里待到七点。这是平时的情况。在某些日子，譬如朵迦节（又称九夜节）⑳那几天，他得在宫里待到半夜。这是因为九夜节期间宫廷寺庙的珠宝必须开放展示，他就得等到珠宝都被放回到储藏室后才能离开。

大公赴外地“出巡”时，顾问就有空休息了。大公每年出巡四五次，每次十五天左右。他有时候会出国，这时，他会离开长达一个月之久。

“殿下常去朝圣。殿下有个老习惯，只要在古经——譬如说某部往世书——里读到关于某个寺庙的描述，也不管那寺庙在哪里，他都会说：‘我们就去一趟吧。’隔天他就可以动身了，随行的大约有二十五个人。他有专用的一两节车厢，加挂在正常班次的火车上。他会带着几个厨师、一群侍卫、一名祭司和一名占星师。有时候他会带着全家人同行。殿下对参拜寺庙有股‘痴迷’，什么寺庙他都去过。他就是这么虔诚。”

一九六五年，担任穆克德萨尔的顾问有了自己的住所：一栋小屋子，包括两个房间及一个“厅堂”。房租是他薪水的十分之一。三年后，即一九六八年，他得到一套举行仪式时穿的特殊制服。他不用付钱买这套制服，那是大公送的礼物。长外套是红色的，有金色镶边和金色纽扣。纽扣上刻着凤凰图样及JCRW几个字母——即大公姓名JayaChamaRajendraWodeyar的首字母。长裤是丝绸做的，棕灰色。

我想知道，那套制服对身为婆罗门的他是否太华丽了。

“我觉得有面子。只要穿上那套服装，没有人敢把我拦下来，无论在街上或宫里。”他甚至穿那套制服拍了照片。

他的职位逐步上升。大公称他为“夏斯特里纳拉扬”，即“夏斯特拉之王”、“大学者”。后来，外界开始出现事态恶化的迹象。一九七一年，印度各地大公被甘地夫人的政府“取消承认”，顾问的大公因此丧失了免税的二百六十万卢比私用金——这笔款项在当时（一九六七年卢比贬值之后）相当于十三万英镑。不过，大公仍然继续拔擢他的穆克德萨尔。一九七二年，穆克德萨尔被任命为助理秘书，宫里有两位助理秘书。顾问初到王宫时的薪水是一百五十卢比，几年间，这薪水翻倍成为三百卢比，如今，身为助理秘书，他可以拿到五百卢比。

“殿下会收到各家书商的目录。他每月订购三百到四百本书，是宫廷秘书替他买的。殿下购买企鹅丛书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我必须先读一读、翻一翻或品味一下新到的书，然后挑出他可能感兴趣的为他做摘要。他对哲学和历史有兴趣，他会跟我及其他人谈论哲学。殿下喜欢在手边放一本剪贴簿。我知道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会向他指出某些段落。他会让人把一些段落打出来，供他在演讲及写作时使用。

“殿下有两种痴迷，两样狂热。寺庙，然后是书——买书和读书。他常通宵读书。我与他的两种狂热都有牵扯。他不准人进入他读书的房间。他有自己一套存放书籍的方式。他把书堆放在地板上，这时任何人都不得去触碰。他读完一本书后就带来给我，要我将它编目后摆上图书馆书架。”

我想知道大公读了或跟他的穆克德萨尔——他的大学者——讨论了什么英文书。我预料会听到赫胥黎、罗素、依修伍德这些名字。但顾问却帮不上忙，他不记得任何英文作家的名字。

一九七三年，大公名号取消两年之后，宫里的工作人员为了要求加薪进行了一次罢工。王宫一度有五百名工作人员，罢工时则有三百名。大公照罢工者的要求为他们加了薪。这对他打击太大了。来年，他给宫里每名人员一笔遣散费，解雇了他们。顾问自己拿到了一万九千卢比，几乎是一千英镑。但是，过了没多久，大公又把他和其他五六个人召回宫里。他继续担任穆克德萨尔及助理秘书，工作跟从前一样繁重。

“对某些人，”顾问说，“殿下从未改变。”

但获得大公的宠信却是有代价的。顾问说，由于三餐不定时不定量，他患了胃溃疡。身为婆罗门，他只能在自己家里吃饭。他不能在王宫吃。甚至他那位在王宫担任厨师的祖父也从未在那里吃过饭。而且，由于在宫里必须长时间工作，他的消化系统全出了毛病。

一九七四年他五十八岁，某一天他开始吐血。他被送进医院，在那里待了八天。他快出院时，传来大公病逝的消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来得那么突然。医生指示他不要把心思放在大公病逝的事情上，那样对他身体不好。他们把出院的日期延后，让他多待了两天。就这样，他在宫里担任穆克德萨尔监督各种仪式，亲身侍候了大公那么多年，竟未能在大公病逝时见他最后一面，也未能参与接下来的重要仪式。

顾问说：“直到今天，我都一直尽量不去想殿下的死亡。”

我想他并没有夸大。他向我们诉说的生平可不是轻松的话题，他花了好几个钟头才讲完。将近五十年，前后作为学生、图书馆员、穆克德萨尔，他的生活费用都来自大公的施予，他亲自侍候大公也有十二年之久。但是，在他心中，他的生平以及他为大公效劳的事迹，却构成了数则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小故事。我想，过去他从未把那些小故事串联起来谈。

出院后，他在家里待了一年。然后他看到这间结婚礼堂征求主管的广告，他来应征并取得了这职位。

“这只是干活。”

他真的能够把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一部分置之度外？他现在不会缅怀王宫的日子？

“不会。这年头已经不能再过那种生活，时代不同了。”他淡然说着，不带任何情绪。如今王族仍然存在，但已经没有大公了。前大公的儿子是国大党的国会议员。

现在他每年到王宫四次，送礼给王族的族长。和向来一样，他还是以婆罗门的打扮进宫：裸背、缠腰布、披肩、赤脚。不过，如今他到王宫时已经不再是雇员或侍从，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前往。他代表一个重要而古老的宗教会社——虽然他只是替会社管理结婚礼堂——他所携带的礼物不是臣仆的，而是祭司的：一个花环，两个椰子，以及用来点前额红色圣痣的染料。

虽然听过卸任穆克德萨尔的描述，我完全没料到大公的宫殿竟然那么奢华。上世纪的一场火烧掉了旧宫，现存的王宫，也就是顾问第一次晋见大公时所前往的王宫，建于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二年之间，前后共十五年，时间正好在——另一个同样奢华的建筑——范德比尔特㉑在田纳西州的比尔特摩尔城堡竣工之后。宫殿由一位欧洲建筑师设计，它呈现了十九世纪晚期英国殖民统治者心目中印度王宫该有的模样。有扇形边饰的莫卧儿式拱门；显示印度孔雀图案的苏格兰式彩色玻璃；大厅里，有装饰花样的中空铁柱（漆成蓝色）是在英国制造的——导游还说得出制造商的名称；大理石及瓷砖地板，大理石上镶嵌着莫卧儿风格的马赛克——由彩色石头在白色大理石上构成图案——瓷砖则属于爱德华七世时代。

王宫里的观光客——现在仍然必须赤脚——有许多是穿黑衣、前往阿亚帕神庙朝圣的年轻人。他们搭了好几辆车前来。他们的样子有几分浮夸甚至嚣张，像是外地来的足球队球迷。戴维亚看了很不以为然。他说，朝圣之前的几天应该苦行赎罪，不能有娱乐活动，这些前往阿亚帕神庙的朝圣者不应该中途跑到王宫来参观。

王宫里有一条很宽阔、有遮蔽的凉爽的柱廊，这无疑是往日大公接见臣民的地方。扇形饰边的拱门外是非常明亮的草木发黄的庭园，这里的景观和泰姬陵里从拱门和通道所见的景观同样宏伟。就在这里——身在柱廊深处，脚下踩着冰冷的大理石，外面却是高温和强光，屋里屋外各有优越，相称互补——特别能让我想起顾问和他的雇主：特权和奉献因为互相需要而结合。

宫中展示的珍藏品包括陈列在一个房间的印度教神像。和王宫本身一样，有些神像似乎糅合了不同的艺术风格：逐渐走向写实主义的二十世纪印度艺术把古老的印度教神像变得有点像玩偶。

戴维亚也有同感。他不喜欢目前充斥的“月历”印度教神像。“那些神看起来像姑娘，像女人。我不能接受把神祇变得像女人的做法。要是你对罗摩有所认识，就会知道他可是个勇敢的男人。”

矛盾的是，王宫的建筑设计——它的俗丽杂糅的风格所显示的欧洲人心目中的印度式豪华——却透露出印度人面对欧洲时的某种自卑感。陈列室里的神像原本应该让人感受到印度教的风土人情，结果却适得其反。有些神像虽然具有现代模样，却是受到摄影技术影响的作品，但它们看似玩偶，却反而增加了神秘性。

迈索尔的王室对九夜节庆典特别关心。十天节日期间，王宫寺庙的珠宝每天都展示到半夜，由穆克德萨尔看守着。节日最后一天，大公自己也会参与市区里的游行。向导说，当大公不再被承认后，他也不能再参与九夜节的游行，这让迈索尔人民相当伤心。从此，大公在游行行列中的位置就由一尊王室家神的大神像取代——这尊神像也摆在陈列室里。

围绕王宫大殿的柱廊里有第二十四世大公主持庆典的图画。整个柱廊里是一格格连续油画，这些根据照片所做的写实图画几乎把一九三五年的九夜节游行队伍从头到尾呈现了出来。向导说，画中每个人的脸孔都可以辨识。所有宫臣和各级侍从的制服都如实画出——倒是没料到他们是光着脚的，不过这点却不是一眼就看得出。画家们也不吝于描绘街景的细节，包括建筑、商店与车辆、招牌和广告。这幅连续画并未全部完成。九位画家工作了三年，从一九三七年到二十四世大公病逝为止。顾问所服侍的第二十五世大公对艺术并无兴趣，这幅九夜节庆典连环画，就像许多印度旧纪念建筑物那样，也出于同样的理由，一旦统治者逝世就半途而废了。柱廊末端还有几个空白的画格。

从顾问口中完全听不出大公会那样放着事情不管。同样，我也没料到猎物陈列室里会有那些东西：第二十五世大公去过许多国家旅游和狩猎。猎物中包括一头看似惊慌失措的长颈鹿高大的头颈部。这头长颈鹿是在非洲被猎杀，然后在迈索尔被制成标本的，当时全世界技术最好的标本师之一就住在迈索尔。另一件猎物是一根象牙弯曲的下半段，竖立固定起来当作烟灰缸或垃圾筒，上头有个让人按熄香烟或雪茄的铁质格架。

一提到大公的往昔，人们总是有话可说。然而，我所碰到的人似乎都不知道迈索尔二十五世也就是末代大公临终情景的全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节，时有出入：他向当地的商人借了太多钱——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说他用人不当；第三种说法则说他卷入了一宗诉讼。若要他在原本他的言语就是法律的地方听到自己的古老姓名——只有姓名，没有尊称——被法警呼叫三次，那根本是无法忍受的事，因此他服用大量镇静剂自杀了。

关于他的死，有人说他吞食了一颗打碎了的钻石。卡拉说，吞钻石自杀是当地坎纳达语电影中常见的情节：走入绝境的人会咬他们戒指上的钻石，然后开始痛苦挣扎。这么说来，末代大公的悲剧收场虽然是个谜，但如果以吞食打碎的钻石而亡倒是很符合身份的。

有人告诉我，他死时是五十五岁。这表示他比顾问年轻三岁，虽然顾问从未提到大公的年纪，从未触及他这方面的任何事情。有人说，甚至在他死后，厄运还没有放过他。他身边的人开始从他手指上拔掉戒指，他们拔得相当用力，因为大公非常胖——顾问口中恭恭敬敬所说的“很壮”、“像个国王”、“像神”就是这个意思。根据这个故事，惨死之后的火葬也很不幸。火葬使用的是檀香木柴堆，而檀香木相当昂贵（它是迈索尔邦的专卖品）。人们从柴堆里夺取烧了一半的檀香木。隔天一看，尸体并未被完全烧掉。

这位末代大公先是不被政府承认，继而变得贫穷，终至债台高筑，从人们所设想的这出悲剧中衍生了不少民间传说。不过，这一切都不存在于顾问的记忆中。他一直忠于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人：他只记得那位他间接或直接服侍了十八年的纯洁而虔诚的人。

在班加罗尔，三英里长的围墙内有一片五百英亩的夏宫庭园。这块广袤而值钱的土地是诉讼争夺的目标，它不对外开放，必须有特别许可才得进入。庭院未加照料，有时会被当作电影外景。宫殿用褐色班加罗尔花岗岩建造而成，据说系模仿温莎城堡㉒（这倒不是事实）。庭园里的草被烈日晒成枯黄；步道由红砖土铺设；草中偶有三四英尺高的红色蚁丘，看似高迪㉓奇幻建筑设计中那些融化的塔顶。灯杆已经损坏，一两支倾斜着，许多白灯泡破裂或遗失了。四周尽是班加罗尔的来往车辆、尘埃、像蝉鸣不止的喇叭声——班加罗尔，这个目前属于商业、科学和工业的城市。

在班加罗尔到迈索尔市的途中，有一座蒂普苏丹㉔在河洲上盖的碉堡。这位苏丹是十八世纪晚期此地的统治者。他被英国人、被威灵顿㉕征服。这是古老的历史了，如今在英国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段往事，在人们的想象中，它已被往后的战役和恶敌所取代。英国人扶持了迈索尔大公以取代蒂普苏丹。他们并不是没有名目的新贵，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之间，沃德雅尔家族曾是强大的维查耶纳伽尔印度教王室的总管。出于造化的神奇安排，他们重回高位。现在，他们又迅速退入印度多难的历史中，超乎想象之境——就像从果阿一路而下所见到的那么多历史名称一样。

①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bk, 1792－1878），英国漫画家、插画家与蚀刻画家，以幽默插画和政治讽刺画闻名。

②赛峇峇（Sai Baba，1854－1918），印度著名精神领袖。

③圣方济·沙勿略（Saint Francis Xavier，1506－1552），耶稣会传教士。1540年受葡萄牙国王之命，前往东印度传教。1542 年抵达果阿。逝后葬于果阿。

④阿克巴（Akbar，1542－1605），莫卧儿帝国皇帝，1556年至1605年在位。

⑤墨西哥印第安人，约自公元 1200 年起在墨西哥中部建立帝国，该帝国于1521年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

⑥印度北部山城，位于昌迪加尔东北，始建于1819年，为英属印度的夏都。

⑦印度德干高原一个王国。

⑧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英国梵文学家、比较语言学家，曾倡导成立孟加拉亚洲学会，对印度的梵文古籍进行翻译与研究。

⑨印度数学家与天文学家，生活于七世纪，毕生致力于传播印度数学家阿耶波多一世的学说，名字后面一般会加上“一世”，以与十二世纪同名的数学家与天文学家婆什伽罗（1114－1185）区别。

⑩罗姆莫罕·罗易大公（Raja Ram Mohun Roy，1772－1833），有时被称为现代印度之父。先祖为婆罗门贵族，早年即对家族信仰表示怀疑。曾在西藏研究佛经，用波斯文、阿拉伯文和梵文写过不少著作，旨在根除盲目崇拜，并推动废除寡妇在亡夫火葬堆上自焚殉葬的习俗。1820年发表《耶稣的教训》一书，接受基督教宣扬的教义，但不信耶稣的神性和奇迹。1828年创立梵社，1830年获大公称号。

⑪阿富汗中东部城市，有伽色尼王朝遗址。

⑫辩才天女通常被说成是印度教创造之神的妻子，此处所言是印度教传说中的另一种说法。

⑬去除乳清和水分，只留下乳脂肪的黄油。

⑭印度教经典的一种，共十八部，成书于公元三百至五百年间。

⑮印度东北部圣城瓦拉纳西旧称。

⑯毛姆（Somerset Maugham，1875－1965），英国作家、戏剧家。

⑰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丘陵地带。

⑱印度南方达罗毗荼语系的一支，又称卡纳里斯语。

⑲甘地夫人自 1966 年起任总理，直到1975年6月被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判定有选举舞弊行为，其后她宣布全印度进入紧急状态（1975－1977）。

⑳朵迦节在阴历九月的第一个晚上举行，通常为期十天，同时纪念女战神朵迦（Durga，湿婆之妻难近母）战胜牛魔王马希沙苏拉和罗摩战胜曾诱拐罗摩之妻悉多的楞伽岛十首魔王拉摩那。

㉑范德比尔特（George Washington Vanderbilt，1862－1914），其家族掌控美国航运与铁路，拥有纽约中央铁路等。

㉒英国最大古城堡，位于伯克郡泰晤士河畔温莎城。

㉓高迪（Antonio Gandi，1852－1929），西班牙建筑师，为加泰罗尼亚“现代派”新艺术运动代表。

㉔蒂普苏丹（Tippu Sultan，即 Tippo Sahib，1749－1799），印度迈索尔苏丹（1782－1799），有“迈索尔之虎”之称，为海德尔·阿里（Haider Ali）之子。继承其父之志，采取反对英国统治的政策，1789 年袭击英国的保护邦特拉万科。在 1790年至1792年的战争中被英军将领康华里（Cornwallis）击败，割让一半领土。1799年战事再起，在塞林伽巴丹围城中战死。

㉕威灵顿（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英国首相（1828－1830）、将军，曾于1796年至印度，击败蒂普苏丹后任迈索尔总督。

第四章 小型战争

此城名谓迈拉波，

美丽雄伟又富庶；

古来异端拜偶像，

至今仍然未悔改。

——卡蒙斯《路济塔尼亚人之歌》（1572）

一九六二年八月某天，在喜马拉雅山脉某处，我正随着一年一度的朝圣人潮前往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阿马尔纳特山洞，去参拜洞中由冰柱形成的“林伽”——湿婆的象征。那时候，我遇到了“蜜糖”。他来自南方的马德拉斯，身材有点魁梧，相貌柔和。我们成了朋友。两个多月后我到了马德拉斯，又跟他见了几次面。他是个婆罗门，住在名叫迈拉波的婆罗门地区，就在那座著名古庙①附近。他是个忧郁内向的人：他在喜马拉雅山上看来如此，回到马德拉斯自家周边看来还是如此。他话很少。他不吝惜的是没有条件的友谊，全心全意投入、看不出有什么保留的友谊。他总是随时都可以见朋友，随时都乐于见朋友。他将近四十岁，但尚未结婚。他跟双亲住在迈拉波一栋舒适的中产阶级住宅里。

那回我在印度待了一整年。抵达印度数周后我便北往克什米尔，在那边做了几个月的工作，然后赴南方旅行。在乡下，我有时会跟结识的年轻政府官员待在一起，有时则投宿公家机关的小屋及招待所——这些是只提供最基本设备的简单房舍，虽然在绿色革命②之前的印度乡下，那种设备算得上奢侈。

在城市里，我到付得起费的旅馆投宿。未到印度之前，我原以为那边劳动力既然那么多，旅馆应该既好又便宜，就像五十年代早期的西班牙旅馆那样。事实不然。当时，印度几乎没有观光业，酒店管理也还不是一门专业。在小城经营小旅馆的人只能提供跟他们自己所使用的相同的设备，他们雇用的工作人员就像是他们自己家里那些衣衫褴褛的仆人。

马德拉斯的情形却不一样。供应素食的餐厅和旅馆都干干净净的（虽然顾客较多的荤食店或被古怪地称为“军用”的店家，跟北方的一样糟）。干净和吃素是有关联的，二者都是南方婆罗门宗教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在林地大饭店，我住的是增建部分中一个干净的房间，到有冷气的餐厅用餐，坐在大理石桌前取来盛在香蕉叶上的食物（使用香蕉叶是为了洁净，也为了发思古之幽情）。饭店屋外有花园及一座露天剧场或舞台。

如果我先前对南方的婆罗门印度教文化一无所知，如果我对婆罗门成就卓越的音乐和舞蹈艺术一无所知，那么我一到南方，就应该开始对那种文化有点概念了：我看得出，在这里，种姓——犹如伊丽莎白时代的“等级”观念——发挥着抑制文化、社会和身体上的各种混乱的作用，而这些混乱在印度是很容易发生的。

但是，在认识到这文化所扮演的防护作用的同时却也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在林地大饭店的餐厅接触到南方的素食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这完全不像我从小就设想为印度基本食物的那种素食，譬如木豆和无酵素面包等。为林地大饭店招徕不少顾客的这种南方素食过分精致和清淡，我吃进肚里毫无感觉，从未觉得吃饱过。

宗教和食物一样奇怪。蜜糖要我去看看迈拉波的寺庙，他一向在那里拜神。可是，我在特立尼达成长时所认识的印度教几乎完全不涉及寺庙。我知道礼拜仪式是怎么一回事，它们是在家里举行的。我那位在印度出生的祖父于二十年代在特立尼达盖了一栋房子，就在房子最顶端设了间礼拜室。我最熟稔的是不时举行的史诗及经文念诵仪式。信徒隔着一个特别制作、加上装饰的陶质神龛与长老相对，神龛上摆着一盏圣火，燃烧的含树脂油松发出一股香甜的味道。念诵中，每隔一段时间，有人会把净化奶油和糖加进火里，然后摇铃，敲铜锣，有时还会吹海螺。文字的念诵，以及一旁伴随的缓慢有规律的音乐：这是我成长时所接触到的印度教，而这就足够让我感到莫测高深了。蜜糖想让我认识的关于寺庙的种种——关于神圣场所、寺庙里特别供奉的主神等等——实在令我摸不着边，甚至让我有点乱了思绪。

虽然马德拉斯让访客宾至如归，我在那里却一直有置身异域的感觉。雕刻的金字形庙塔；棕榈树；光着上身在旧石柱间出入的婆罗门；迈拉波那座巨大美丽的贮水池，池内四周都设有石阶：这些就像是昔日欧洲旧版画插图中的景物。特别是那些庙塔，它们一再让我感受到视觉上的小震撼，每次都觉得我又在以新的眼光看着那地方；觉得当地的文化依然完整；觉得我所见到的跟最早的旅游者收入眼底的没什么不同。

旅游者，海洋：每当想到马德拉斯，我总会同时回忆起黎明时刻散步到那城市又长又宽的海滩上去的情景。日出时，人们在海里清洗他们养的牛。太阳从海面上升起；平坦的湿沙滩闪着红黄两色；肋骨清晰可见、臀部骨瘦如柴的带角的牛站在它们模糊的倒影上；然后白昼的炙热开始降临。

不到五年之后，我又来到马德拉斯待了几天。当时刚举行过邦议员选举（我倒不是为此而来），我抵达那天，林地大饭店里的气氛就像是殖民地刚选出独立后执政党时那样。汽车，音乐，新衣服，当天的政坛英雄——你看得出来，因为他们抵达时群众格外兴奋。林地大饭店的露天舞台或剧场也张灯结彩，仿佛要举行嘉年华活动。

印度已经独立二十年了，却还有这种殖民时代的庆祝方式。在我初识南方的婆罗门文化之后，这又让我首度见到了南方的反抗：南方对北方的反抗，非婆罗门对婆罗门的反抗，黑色种族对白色种族的反抗，达罗毗荼人对雅利安人的反抗。这场反抗运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在一九六二年所接触到的婆罗门世界已经受到冲击。

一九六七年赢得邦选举的政党是“达罗毗荼进步联盟”（简称DMK）。这个政党有深远的根基，它有自己的先知及从政领袖，也就是在该党中相当于甘地和尼赫鲁的人物，而这些人的生涯也奇妙地跟印度主流独立运动领袖的生涯如出一辙。在那之前，我几乎未曾听人提过他们，也几乎完全不知道其运动的强大力量。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胜利，即表示不到五年前蜜糖带领我认识的那个文化——那个在我看来完整、神秘而古老的文化——已经溃败了。

蜜糖维持他素来的婆罗门作风，对发生的这些事满不在乎。他仍然住在迈拉波的父母亲家里，仍然到那间古老寺庙祭拜，仍然一副心满意足模样干着他一直干的公司文员职务。

时隔五年，他的友情依然殷切如昔。他还是像我所记得的那样忧郁，内心深处还在唠叨着什么。或许，他这时变得有点更加沉默寡言了。我想我们并没有谈到政治。在他父母亲家楼上的房间里，我们倒是谈到了几本他最近产生兴趣的泰米尔语预言书。他告诉我，这些是古老的书籍，现在邦政府将它们重印出版，一共好几册。

他说不出为什么会对预言书产生兴趣，不知道是因为想知道自己的未来，还是只是想读读那些书。这里有一份暧昧：他显然对那些书很着迷，但同时又似乎要我保持戒心，告诉我解读那些圣书的祭司常常要价很高。

他也读别的书。这些就在他房间里，他把它们拿了出来：英国的柔情浪漫小说，只是打发时间的——他这么说，仿佛书的内容对他并不重要，仿佛在他的孤寂中只要能够看书、有个消遣就好。

如今，二十多年后，我又来到马德拉斯。这一次，同样未出自刻意安排，我抵达时又正巧碰上政治活动期间。这里即将举行另一次邦级选举。各政党的广告牌、标志及政党领袖的画像到处可见。有些海报非常大，犹如马德拉斯的电影广告牌，这倒是恰如其分，因为自从原先的达罗毗荼政党分裂后，达罗毗荼运动所推出的领导人物就都是泰米尔电影明星。广告牌中所画的政治人物都有一副南方电影明星那种圆胖的脸形，甚至大家都知道是黑肤色的人也变得脸颊红润：领袖的画像应当如此。

在画像中，过去十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担任邦长的那位电影明星——由于他刚过世，才会有这次邦级选举——戴着一副墨镜和一顶白色皮毛小帽。无论从影或从政，墨镜和小帽是他不变的行头。他曾经是著名的特技演员，像是本地版的埃罗尔·弗林③，在影迷心目中，他几乎是个神。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当一位统治者和明星，而不是处理政府事务。据说，他死的时候有一万八千件公文等着他批阅。他做过的事包括废除马德拉斯市政府，因此现在马德拉斯一团糟，到处垃圾堆积如山。仿佛这般情境——这种违背古老洁净观念的做法——也是南方反抗的一部分。

过去泰米尔纳德的殖民地抗争政治遵循了殖民地的发展模式：偷窃、耗损、停滞、言辞、古老悲情的不断撩拨。那些悲情倒不是虚构出来的。泰米尔纳德的人民尚未背离、摒弃原先的达罗毗荼抗争运动：这次选举对垒的一方是从DMK分裂出来的几个派系，另一方是剩下来的DMK本身。

一九六七年的赢家DMK这回又获胜了。在我抵达几天后，到处都是该党的黑红两色旗子——黑色代表种姓反抗，红色代表革命。在载客摩托三轮车上，在自行车上，这面旗子飘扬着，庆祝选战胜利。有时候，人们从小型客车打开的车窗伸出手去把旗子高举在车外，举起的手象征旭日的光芒，即选票上代表DMK的标记。

一天深夜，我在电话号码簿里查寻蜜糖的名字。我找到一个跟他名字相似的人名，但地址已经变更。我拨了电话过去。接听的人操泰米尔语，起先对我一概不理，完全不想了解我所说的话。后来，那个人对我的英语有所适应后，开始说起英语，而且用词遣字颇像公司职员，简短准确。他说，蜜糖睡了；此时此刻不得打扰他；他已经“就寝”；他一向在九点“就寝”。他几点起床？五点。我留下我的名字。

翌日我收到蜜糖的留言。我打电话过去，接听的是个女人，过一会儿蜜糖接了电话。他听来像生病了。我问他年纪多大，我告诉他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年龄。

他说：“六十四，不太年轻了。”

“那么，我们在克什米尔碰面时，你是三十七岁？”

“那时我是年轻人，跟你一样。”

目前，他由拉格哈文夫妇照料。前晚在电话中跟我交谈的是拉格哈文先生，今天早上接电话的则是拉格哈文太太。电话是他们的，装在楼上他们住的地方，蜜糖住在楼下，现在他爬楼梯很吃力。他已经从“服务工作”中退休。他母亲过世了，父亲也走了。他已搬出当年我跟他在其中见面的那间双亲的房子。他搬离了迈拉波。他现在住在拉格哈文夫妇屋子中的一间小公寓里。他要我立刻前往。他告诉我地址，然后说——我觉得奇怪——“每个人都知道我住的地方。”他口气中带着几分急迫的意味。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断断续续，我想他病得很严重。

他在屋外等我，出租车一停下来，他就向我跑步过来，并且直呼我的名字——这时我正要走进别人家的大门。他穿着一件黄色背心，缠着腰布。他看来没有我记忆中的那么高。在喜马拉雅山时，他的皮肤被山上太阳晒得黝黑；现在，他看来比较苍白。他表情中的忧郁跟他的病容融合在一起，脸上肌肉及裸露的肩膀呈现松弛状，看得出他是无力爬楼梯了。

他领我穿过正确的大门，这里进去才是他公寓所属的那栋房子。公寓位于一楼，我们就从庭院小道直接走进他的客厅。他说：“起居睡觉”。意思是说这房间是他的起居室，也是他的卧室。“附有浴室。”他用手指了一下，但并未带我过去瞧。另外还有一间厨房，以及他当作神坛使用的房间。这是他要告诉我的大新闻：他的神坛。他在他的公寓里搭设了一间自己的神坛。这里供奉了三位最重要的神祇，即智慧之神、力量之神和钱财之神。

“来，我带你去看看。脱掉鞋子吧。”

最后那项要求既客气也坚定，并无通常人们说这话时口气中所带有的羞怯——那种口气意味着如果你不想脱鞋也无所谓。不过，他心中最在意的是我们的友谊：他主动请我参观他的神坛乃是友谊的表示。

我脱掉鞋子，站在饰着花环的无法辨识的黑色神像前面。

我随着他观看。对于我缺乏宗教信仰一事，他一向能够谅解容忍。然后，他带我到他用来当作厨房的那个房间。他刻意把头往下垂，让原已松垮的肩膀更往下沉了一点。他笑着说：“请不要写到我的厨房。”他知道厨房不干净，他这么说。但是，这里没有自来水，厨房里所用的水全得用水壶取来。现在，他要搬动装满的水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做了几个动作，让我明白他的身体连一些简单的事都力不从心了。如果搬动重物，他便会生病，因此他无法保持厨房的干净。这间厨房很脏，窗子上方的铁丝网及窗子正下方的台架都沾满了灰尘和油污。他说，他现在自己照顾自己，能省的东西都省了。有个女孩会来替他打扫。不过（虽然他没这么说）作为一个婆罗门，他不能让那女孩进入厨房。

他现在六十四岁了。他正在把物品省掉。在前房，也就是公寓里起居睡觉两用的主要房间里，他有几样杂乱堆在一角的小家具，他准备把那些家具弄走。他用不着那些东西了。

“我要的是简单的房间。”

我问他为什么没结婚。

“为什么？为什么？让我怎么回答呢？我就是无意结婚。”

当我问起神坛以及他为何想到那主意时，他给我的也是同样的回答。他说他就是那么想到的。

我记得他在一九六七年时对预言书的兴趣。我问起他这件事。他如今还有那股兴趣吗？另外，我还想知道那股兴趣是如何产生的。

他说：“为什么？为什么？这类事情是你的问题。我能怎么回答？”他就那样兴起了阅读预言书的愿望。有件事我倒是看准了：那种想探索预言书的愿望如今已消失了。

想到他目前新的孤独生活，想到他那肮脏的腰布背心，自从认识他以来，我这才头一遭直接问起他的一生。

自从大学毕业后，他这辈子都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到了最后，他是办公室的主管，担任类似人事经理的职位。他掌管所有员工的档案数据。现在他对公司还有一份深厚的感情。退休时他的月薪是两千卢比，相当于八十英镑。这数目足够应付一个单身男人的开销。目前公司每月支付他一千卢比的退休金。公司还为他投资了一笔钱，从这里他每月还可拿到一千三百卢比。这些收入够用了。

我们所在的那间起居室兼卧室的水泥地板上有白色的花型图案，跟许多印度房屋门槛上装饰的图案一样。这些图案通常是用面粉画上去的，每天重新画一次。不过，蜜糖的地板图案却是塑料做的贴饰。墙壁漆成蓝色，由于受到背部和手掌的擦抹已经失去光泽，而在椅背上的部分，则被油污的头发弄脏了。墙上的图画都是宗教图画。一面墙上悬挂着一个双层小橱，附有玻璃滑门，橱内有药瓶、蜡烛、铝箔纸板包装的药片，这些跟纸张和家庭小玩意儿杂乱地摆放在一起。在迈拉波他父母亲的那栋屋子里，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凄凉。

我问他这一生是否快乐。

“平淡的一生，平淡的一生。”

然后开始有客人来访。他们从开着的前门进入屋内。第一个进来的男人皮肤黝黑，额头上有新点的圣痣：他已经做过晨间礼拜，或者已经去过那间大庙了。

“他是个地主，”当那人走进神坛房间时蜜糖这么说，“有钱人。”

第二个访客比较年轻，面貌也比较优雅。他向蜜糖打招呼，然后二话不说就步入神坛房间。这人穿着一件正式的红褐色长衫。蜜糖说他是一家大公司的主管。

“大家会来这里。”蜜糖这么说，仿佛是要说明为什么有这些访客。

第一个来的那位地主有钱人从神坛房间走出，倚着起居室兼卧室的一面墙坐下。当那位穿红色长衫的人走出来时，他在房间一角那堆杂乱家具中的一把椅子上坐下。

这担任主管的第二个人是他所属公司的生产部经理。早上这么晚的时刻他似乎不应该到这里来，不过他说他每天早晨都会来蜜糖的神坛来沉思，求得平静。他们在一起话不多。星期天晚上他会来待三个钟头，而那一整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没有开口说话。只要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在这个蓝色墙壁已经弄脏、可以瞥见阴暗厨房的房间里坐着，那就算是某种形式的沉思了。生产部经理说，沉思——意指思想的净化——并不容易：初学者很快就会被家人、职场之类的事分心。需要好几年才能学会沉思。他比不上蜜糖先生。

这对我可是新闻：我不知道蜜糖还有智者、圣人的名声。

我问他：“你能够让你的思想净化？”

他低调回答，不过也因为——不用他说什么——我知道答案而感到高兴。他说：“我没什么成就。”

生产部经理说：“人家去见大部分圣人是为了得到什么东西。”跟蜜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来蜜糖这里只是为了求平静，他没有别的索求。

迈拉波的婆罗门世界已经被完全颠覆。但是在蜜糖的蓝色小圣堂里，外面街上的政治离得远远的：那些红黑两色旗帜，那些画着新英雄肖像的八十英尺高的广告牌（倚靠在粗糙的木头鹰架上）。在拉格哈文夫妻屋内的小公寓里，蜜糖仿佛是宫廷之主，有自己的圈子。或许，他在这里也比成长时住在父母亲家里的任何时候更受到保护，更受人敬重。他是个圣人，可以让别人得到平静。这让我明白了他在电话中所说的一句话：“每个人都知道我住的地方。”

我准备告辞时他说：“你可要来跟我一起用餐。我会亲自为你下厨，我会为你煮南瓜。”

“南瓜？”

“一九六二年你住在林地大饭店时天天都吃南瓜。”

他还记得我早就忘记的事。他记得一九六二年及一九六七年在他父母亲家里，我跟他父亲曾经认真长谈过书籍和印度的事。

过了这么久，还有人如此详细记得你的往事，这可真令人受宠若惊。同时，我也觉得这显示他的一生真是平淡到了极点。不过，这平淡终究带来了报偿。他的天赋得到了认定。或许，使他在喜马拉雅山上一大群朝圣客中引人注目的那些特质——他的孤独，他的平静，他的忧郁，他所展露的不完全感和探索心——也吸引了别人。

只有百分之三十三或百分之三十四选民投票给得胜的DMK，但是该党的红黑两色旗帜却在城里迅速增加，犹如每个人都投了DMK的票。有些墙壁在投票日之前就画着该党的选票标志——升上山头的太阳；如今，这些墙上的图画被细心地重画，添加，先加上一点，然后又加上一点，仿佛进一步嘲笑其他两个落败政党的标志——张开的手掌及两只鸽子。这两个标志直到几天前还象征着光明前景及意气风发，如今却遭受遗弃，不被理睬，更没有忠心耿耿或喜气洋洋的人来为它们增添一点庆贺的色彩。

选举结果公布后一两天，城里有些地方便开始出现巨大的广告牌，上面画了该党三位英雄的巨大图像。广告牌上没有写出人名，也没有任何文字，你得先知道那些英雄是谁，才会了解这些图像的意义。他们三人的侧面像交叠在一起，每一个都犹如钱币上的王族头像，三位英雄分别用不同的颜色画出。当前党领袖的画像用的是某种褐色；一九六七年带领该党首度获得胜选的那个人用深蓝灰色；这两人后面则是一位脸颊红润、长须卷曲的老翁，他是该党的先知。

这位先知以“佩里雅尔”之名行于世。这个泰米尔词意为贤人或智者。我知道佩里雅尔这名字，但仅止于此，我对名字的主人一无所知。现在，我开始得知他的种种。令我惊讶的是，尽管我读了不少有关印度独立运动的文献，却只读过或记得那么一点点关于这位南方先知的事，而且，如今我所得知的也同样令我惊讶。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及理性主义者，在漫长的一生中，他每天都发表两三次演说。他把印度教神祇当作笑柄。他无情地嘲讽印度教徒的种姓，把他们在科学上的落后跟欧洲的成就做对比。然后，他又使出两方面论证的手法，声称印度教徒的神祇（“一些经过挑选的动物、几种鸟、几种树和爬藤、几座山和几条河”）只是古埃及、希腊、波斯及迦勒底④神祇的翻版。

这是第一样让我惊讶的事：一个以幽默和讽刺见长的人——至少他那些经常杂乱无章的泰米尔语演说的英文翻译读来有这种感觉——竟然会被泰米尔纳德人视为先知，而且在他过世这么久之后的政治胜利时刻，他还会再度受到尊崇。不过，当佩里雅尔批评印度教和种姓时，幽默却绝非他的用意。他曾经是个信徒；如果他未曾有过信仰，他对宗教及其提倡者便不可能有那份执着的态度。

马德拉斯有个叫作佩里雅尔提达尔的地方。这里原本是一座汽车或电车车站。佩里雅尔自己在一九五三年买下了这里，价格是十万卢比，当时相当于七千五百英镑左右。他所创立的组织目前仍然以这里为总部。

沙质空地中央立着一座佩里雅尔的黑色雕像，上面装饰了花环，基座上刻着这些铭文：“佩里雅尔　新时代之先知　东南亚之苏格拉底　社会运动之父　无知迷信劣俗愚行之大敌”。佩里雅尔的坟墓在空地一角，四周有许多磨平的灰色花岗岩石板，上面刻着佩里雅尔说过的话。其中相当有名的一段几乎就是咒文：“神不存在。神不存在。神根本不存在。发明神的人是傻瓜。传播神的人是恶棍。敬拜神的人是蛮番。”佩里雅尔每次演讲都这样起头。

很难想象印度哪个地方的人会接受如此直率尖锐的看法，除非提出这种看法时也附带了其他主张。提倡“理性主义”及否定神之存在时，佩里雅尔也摒弃婆罗门及他们的语言，摒弃种姓制度，摒弃北方白肤民族对南方黑肤民族的蔑视。

佩里雅尔提达尔里面那座坟墓也有重要的意义。印度教徒实行火葬，佩里雅尔坚持死后土葬。他不仅是理性主义者：对那些听了他的言论而且喜欢这些言论的人，他是印度教徒之大敌。

他出生于一八七九年，晚甘地十年，早尼赫鲁十年。他的政治生涯自一九一九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三年去世为止。这是佩里雅尔令人相当惊讶的第二点：他竟然活了这么久；他的生涯竟然有许多年跟甘地的生涯平行并进；在甘地奋斗探索的晚期的若干几年间，他的背后竟然一直存着这个印度教徒的大敌，而且这个人物最终甚至变成甘地的大敌——一个生涯与事业跟甘地的大部分正好反相呼应的人。

甘地是素食者；佩里雅尔一定要吃牛肉。甘地努力克制感官欲求，佩里雅尔大吃大喝，肥胖无比。一位佩里雅尔的崇拜者告诉我，“他很贪吃”。在此，由于价值的逆转，那字眼是赞美之词。“他老是吃‘biriyani’——白饭加羊肉、牛肉、猪肉。他对食物从不挑剔。”甘地总是挑剔他的食物。

他跟甘地不同，他反对甘地，但在某些方面他却与甘地相似：他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摸索出推动使命的方法；他对这使命终生不渝；最重要的是他有务实的态度。跟甘地一样，佩里雅尔也出生于印度教商人的种姓家庭。甘地出身于小邦官员家庭；佩里雅尔出身于富商家庭。佩里雅尔的教育程度不像甘地那么高，但他可以说比甘地虔诚、传统。甘地违背其种姓的规定，前往伦敦研习法律。佩里雅尔二十五六岁时（甘地正在南非奋战）前往贝那拉斯，为的是想做个身无长物、靠信徒施舍的遁世者，借此获得某种心灵启示。

他从未得到启示，于是离开贝那拉斯，回到家乡城镇协助家族事业。他也参与地方政治，并于一九一九年——这时甘地回到印度已经数年之久——加入国大党。他支持国大党的手织土布运动，也采取不合作策略。

然后，他脱离了国大党，起因是南方婆罗门的种姓偏见。非婆罗门不得随意进入寺庙。他们绝对不可以进入供奉庙神的内殿，只能从远处观看。有时候，非婆罗门甚至不能走上寺庙前的小路。

一九二四年，最后这项禁令在邻近的喀拉拉邦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动。当时，喀拉拉是个君主邦国，有自己的大公，而喀拉拉的婆罗门对于种姓禁令方面甚至比马德拉斯的泰米尔婆罗门还严格。王宫围墙内有一座寺庙，也有一个法庭。某天，寺庙在举行什么神圣的聚会，因此禁止非婆罗门走上庙前的小路。这条小路正好也是通往法庭的途径。一位名叫马哈文的非婆罗门律师当天必须出庭，但是（人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成名）马哈文不能从寺庙前面经过。喀拉拉的一些非婆罗门为此提出抗议，开始煽风点火，大公把他们囚禁了起来。他们向佩里雅尔求助。他前往喀拉拉，在那里活动了一整年，直到寺庙前的小路终于开放给非婆罗门使用。

随即又出现了一场危机。有人发现，在一所以传播甘地思想为宗旨的国大党学校里，婆罗门学生与非婆罗门学生必须分开用餐。接着，大家又发现，虽然这所学校由一位婆罗门掌管，其资金却是来自非婆罗门的。有人向甘地报告了这件事，不过他的反应既暧昧又轻松。

佩里雅尔就在这时跟甘地及国大党分道扬镳了。（马德拉斯流传的一则——来自婆罗门——的故事说，分裂的真正原因是佩里雅尔被要求针对与手织土布运动有关的款项提出说明。）一九二五年，佩里雅尔发起“自尊运动”，这时他想到一个高明的主意，即以穿黑衬衫来象征他的主张。于是，在将近五十年的余生中，他就穿着黑衬衫到处活动，企图革除婆罗门优越感、种姓制度、国大党、印度教，以及妇女的恶劣处境。他鼓吹非婆罗门举行自尊婚礼，即不请祭司主持也不需要宗教誓约的婚礼。他也宣扬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

“未来的世界不会有缺乏品格和教养的人……现代人的品格会堕落，是因为文化、正义及纪律都被用于维持人与人之间的种姓和阶级差异……当这些资本主义及个人主义的状态消失之后，堕落的品格就不会再有存在的必要。”

他所描绘的是一个充满科学成果、无须神祇存在的远景。

“交通以空运为主，速度极快……可以把收音机装在男人的帽子里……添加维生素的食物可以做成药丸或装入胶囊里，其量可供给一天或一周的养分。平均寿命可达一百岁或更长……汽车的重量可能只有一英担⑤左右，而且不必使用汽油……电力将配送到每一个地方、每一户人家，满足人们的所有需要……所有产业和工厂都不以个人私利为目的。它们全属于整个社群，而所有发明都为了满足全部人的需要和娱乐……当世界本身变成乐园时，人们就不需要去设想虚幻的乐园。只要没有匮乏，就没有神祇。只要有科学知识，就不需要推测和想象……我们必须把生存竞争转变成快乐人生。”

佩里雅尔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宣扬，告诉大家在未来的世界里种姓迫害将随着神祇一起消失；尽管如此，他也在同时展现出从小在家庭里养成的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他出生在商人家庭，一辈子关心金钱方面的事，从不否认金钱的价值，总是设法让自己和他的运动维持经济上的独立和宽裕。他的运动从未缺钱，他遗留下来继续推动使命的信托基金相当庞大。

他的遗物存放在佩里雅尔提达尔主建筑的一个大房间里。房间前侧的四柱床上摆着一幅裱糊起来、真人一样大小的佩里雅尔的相片（电影广告及选战宣传风格转移到了这间私人博物馆），相片中的他很老，蓄着胡子，盘腿坐着，似乎在写字。床上有条粉红色花纹的毯子，相片倚靠在一只枕垫上。四柱床的柱子是白色的，柱顶上没有罩篷。床的一边立着一座旋转式高书架，上面摆着佛陀和列宁的半身雕像，纪念品商店出售的那一类东西，以及一尊马的雕像——这是人家送的礼物。那匹马并无特殊意义，佩里雅尔把它留下来只是因为它好看，也为了怀念赠送者。

比较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放在一个玻璃柜里。这些是白银打造的破除传统的工具：两把银质大锤及两根银质拐杖——形状与佩里雅尔老年时所用的拐杖一样。

目前，佩里雅尔运动由维拉曼尼先生领导。他是佩里雅尔青史之名的延续者，其生前遗物的守护人。带我看大锤和拐杖时，他笑着向我提起一句谚语，他说这是梵文古谚：“眼镜蛇之毒仅在舌头，婆罗门之毒遍布全身。”这句谚语又引出另一则——维拉曼尼先生说这是众所周知的印地语谚语：“如果你碰到一个婆罗门和一条蛇，先杀掉婆罗门。”（先前我听过这则谚语的另一种讲法，那时人家告诉我说它是东南亚家喻户晓的谚语：“如果你在森林里碰到一条蛇和一个印度人，先杀掉印度人。”）

破除传统的象征之后就剩下王位的象征了。佩里雅尔常被称为泰米尔纳德的白须国王。南方的某个城镇曾经送给老人家一个有花饰的白银制成的王座。现在，这王座和另一城镇的拥护者所送的银质王冠就摆在一个玻璃柜里。另一样礼物是一支银质令牌，其顶端刻着佩里雅尔和佛陀的小头像。在另一个玻璃柜里还有几把银质弯刀。

这间大展览室的四面墙壁于天花板正下方悬挂着三十三幅连环油画，画作内容描绘出佩里雅尔漫长一生的事迹。就跟《圣经》中的图画一样：你得先知道其中的故事，才看得懂这些画。一旦你知道了，那么佩里雅尔的所有事迹就都呈现在你眼前：一九○四年，佩里雅尔在贝那拉斯做裸体的遁世者，找得到什么就以什么果腹；十年后，佩里雅尔在家乡小城镇参与地方政治；一九一九年，佩里雅尔加入国大党；一九二四年，佩里雅尔在喀拉拉活动，为非婆罗门争取进入寺庙的权利；过后不久，佩里雅尔致力于废除国大党学校中的种姓差别；一九二五年，佩里雅尔发起自尊运动，这时他开始穿黑色衬衫；一九三二年，佩里雅尔访问德国，跟“德国无神论者”在一起；同年，佩里雅尔与俄国的疗养院员工在一起；一九四三年，佩里雅尔与真纳⑥先生（主张成立穆斯林巴基斯坦）、安贝卡博士（要求一个属于不可碰触者的独立国家，称作达利特斯坦）一起讨论独立后印度国土分割的问题，他本人希望在南方建立一个属于达罗毗荼的非婆罗门国家，其名称将叫达罗毗荼斯坦。较晚期图画的内容包括佩里雅尔于独立后的一九五二年用油漆把南方各地火车站的印地文站名涂掉；一九五三年他摧毁伽尼萨——即象神欢喜天——雕像，借此证明它们只是泥塑的东西，没什么可怕的；一九五七年，他用油漆将一个写着“婆罗门大饭店”的招牌上的“婆罗门”三个字涂掉——这里的“婆罗门”指素食，与表示荤食的“军用”相对；同年他烧毁了印度宪法。

他在漫长的一生中永远一心一意、孜孜不倦。维拉曼尼先生把他的一些私人用品陈列在房间中央的另一个玻璃柜里：他的手电筒，他的眼镜，他的不锈钢餐盘，他的病床便盆及注射器等医疗用具。这些几乎像是甘地的遗物，如果佩里雅尔没有留下其他东西的话，它们可就充分体现了甘地精神。但是，他留给信托基金的财产，包括佩里雅尔提达尔所在的那一大块市区土地，却有数百万的价值。而且，自他死后十五年来，这价值又增加了好几倍。

尽管他爱好美食，尽管他吃肉，他的专注和偏执却带有一些类似纯真的成分，而正是这特质使他成为与甘地相反的角色。但是，那个角色却只因为世上实际存在着一个甘地才具有意义。甘地在其一生中持续变化与成长。在本世纪的前四十年，也就是从三十岁到七十岁之间，他不断探索政治及宗教的新形态。这探索使他具备普世的意义，因此，纵使人们跟甘地的政治行动没有什么牵扯，他们仍然可以把他的探索当作指标，佩里雅尔是地方性人物，他一直只有一项主张。因为有了甘地、国大党及独立运动，他的主张才会有它实际上发挥的力量。他借力于一股非常强大的潮流。可能就是因为这点，我才从未听过他的名字。

带我去参观佩里雅尔提达尔的是住在马德拉斯的作家沙达南·梅农，他也向我提供了了解佩里雅尔的生平和运动所需要的背景知识。

沙达南说，在英国治下，将近十九世纪末时，婆罗门种姓在一个领域里取得了他们已有一段时间未曾享有的优势。他们在印度的社会生活、专业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创上占有主导地位。但是，马德拉斯邦（包括泰米尔纳德及其他地区）面积很大。马德拉斯市是个海港，而且，随着邦内的经济增长，开始有杰出人士从其他中阶种姓崛起。这些中阶种姓人士很多是像佩里雅尔家人那样的有钱人，很多是地主，有些能够把他们的儿子送到牛津和剑桥求学。一旦这类人从中阶种姓崛起，古老的婆罗门种姓禁制便难以维持。佩里雅尔所做的就是把这种摒弃传统的态度引到非婆罗门的广大群众中。

沙达南说：“他从文化层面进行沟通。推行自尊运动，同时创办了三四种报纸。他们很重视教育。在三十年代，运动所使用的方式是团体讨论，不是由上而下说教。某个受过教育的义工会前往市内的贫民区或村中的广场，在那里开始朗读报纸。没过多久，他四周就来了一大群人。他会根据自尊运动的概念来解释他所读的内容。直到今天做法还是如此。这种方式——这种党干部和群众的面对面接触——到现在还是支撑DMK的骨架。其他政党没有这套做法，他们连试都没试过。我记得我在六十年代曾前往住处附近一个地方，在那里观察一位DMK的党员。他会在傍晚六点半准时抵达，带来党报、一份英文报纸和另一份泰米尔文报纸。他会点起一盏防风煤气灯，坐在只有四根柱子和屋顶的棚子里，然后开始大声朗读。他的听众有一百五十人之多。”

这运动的理性主义信念有多深厚或多重要？人们摒弃造物主或众神祇到什么样的程度？

沙达南说，这理性主义运动本身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一种可笑的姿态。不过，该运动衍生出来的政治团体DMK却得到了政权，而且，这还导致了一场巨变。

沙达南说：“DMK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政权。”——我二度来到马德拉斯的那一年，当时我到迈拉波蜜糖家那栋两层房子里跟他和他父亲见面，蜜糖向我提到预言书——“他们在政府里新设了一个部，叫‘印度教暨慈善基金管理部’（Hindu Religious and Charitable Endowments），简称HR&CE。HR&CE部长管理属于印度教寺庙及基金会的巨大资源。土地、固定资产、珠宝——每间寺庙都有非常多的珠宝：神像上头的，还有每天信徒捐献的。对寺庙的捐献是不具名的，因此根本无法查证。寺庙的财产无法估算。你怎么确定一尊十世纪的湿婆神像值多少钱？HR&CE成立了，然后——这件事跟政府在做的可是两码事——有人开始把神像偷走，用复制品顶替。考古学家最近指出寺庙神像大规模被赝品替换的情况。原物已经流入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家手中。”

“DMK对这不在乎吗？那不也是他们的艺术品？”

“DMK不会在这上面浪费心神，他们是在对付敌人。在那同时，新政府开始执行一项政策，把寺庙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人。不过，这是有名无实的政策。有人可以提出一份包括两百人的名单，宣称其中每个人都分配到一英亩的寺庙土地，而实际上那些土地可能都落入了一个人或政党的手中。老百姓什么都没得到。”

在沙达南话中，这种行径是“打劫”寺庙。他所使用的“打劫”要依照通行于印度的意义来理解——这个词源自印地语，而这事实多少反映了印度历史的某些特点。婆罗门是否因此变穷了？

“在大多数寺庙里，婆罗门变成只是仪式的主持者，也就是祭司。贫穷的情况肯定是有的。”但依照沙达南的说法，比较重要的是寺庙被贬损的事实。“人们原先所设想的寺庙大体上是社会机构。每座寺庙都有学校、谷仓、大型蓄水设施——寺庙水池就是这样来的——医院、牛舍。寺庙也赞助艺术。但是DMK把不同的东西硬扯在一起。他们把寺庙等同于某种压迫，于是寺庙都被一视同仁地破坏了。”

DMK运动声称它跟古代非婆罗门的泰米尔纳德——特别是注辇国⑦八世纪至十世纪的历代皇帝——有历史关联。但根据沙达南所说，这也是空口说白话，不符合历史事实。

“注辇国王室施行民主——如果你能想象在封建体系内也能有民主的话。但他们也是那地区的帝国主义者。DMK运动以注辇国王朝为其象征时，只体现了泰米尔帝国主义那个层面，没有别的。根据记载，注辇王族文化水平很高，写过天文方面的书，也赞助过艺术。DMK所引用的注辇国象征却与这些无关。历代注辇国王在坦朱雷地区兴建了令人称奇的灌溉系统。DMK从未关心过灌溉问题。”

由于他们的狭隘心态、地域主义和种姓情结，其他方面也恶化了。英语水平下降了。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泰米尔纳德人减少了。现在，邦内的中央政府官员有许多是外地人。就连泰米尔语也退化了。

“这个运动已经不再有创造力。泰米尔语变成了无法表达现代观念的语言。它是化石语言，这可以从泰米尔语报章杂志的素质中看出。其中大多是琐碎空洞之物。

“这运动还占有一席之地，但如今它一再重复的就是这些可笑的姿态，其结果是出现了一套贫瘠的图画。你看到床上那幅佩里雅尔的贴版画像。后来，制作那种画像的创意也被用于运动里的其他政治人物——即DMK以及从它其中衍生出来的政党的领导人物。他们在八十英尺高广告牌上被画成一个个巨人，而他们已经丧失的东西就由这玩意儿来取代。而且，宗教方面或新兴宗教方面的运动在泰米尔纳德邦变得更强大。

“目前这里流行的新兴宗教运动是阿迪帕拉夏克提⑧崇拜。你在一个介于马德拉斯和本地治里⑨中间的地方可以看到他们的活动。这是母神崇拜——不同于雅利安宗教，达罗毗荼宗教是以母亲为中心。由此衍生出了这个新的信仰宗派。有这么一个人——一个教师——在一个大好日子声称，这位神母或称夏克提出现在他梦中，并命令他出去宣扬她的神威。他声称，当他醒来时，从他面前的土里长出一尊阿迪帕拉夏克提的神像。这教派的信徒有一套制服，红色上衣加红色裤子。这是理性主义运动原本不该造成却造成了的结局之一。”

令人觉得讽刺的地方还涉及更基本的问题。反婆罗门运动并不是所有非婆罗门种姓的运动，它是以中阶种姓为主的运动。就像印度一向的情况，在这些种姓下面还有另一个更低、更劣势的层级。对这些处于最底层的人，DMK没有提供任何保护。

沙达南说：“DMK在一九六七年掌权，口口声声谈着低阶种姓所蒙受的压迫。事实上，对不可触碰者最残忍的攻击发生于一九六七年之后。一九六九年，四十个哈里真在一间小屋里被活活烧死。犯案的人属于一个叫作帖瓦尔的种姓。他们是中阶种姓，原本没什么表现，过去一百年来却在社会上爬升，现在已经颇有势力，还成立了自己的种姓会社。他们是最好斗的种姓之一。他们自称是泰米尔阶层体系中的‘刹帝利’，即武士。达罗毗荼运动是由中阶种姓发起的。当他们的政府上了台，他们就变成了压迫者。”

关于DMK运动所导致的文化贫瘠，沙达南的分析几乎肯定是正确的。这现象出现在那些图画里，这现象出现在佩里雅尔演说中的夸张、简化和矛盾里——在这些演说里，文字似乎只要动听就好，而为了吸引听众，演讲者必须一再诉诸修辞戏法。但是，佩里雅尔的追随者所表现的热烈反应也同样不可否认。佩里雅尔打动了这些人心中的某些部分：一些不能用逻辑来规范、不受历史事实左右的东西。这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戈帕拉克里希南先生是翡翠出版社的老板，他专门出版教科书和关于理性主义的书籍。他告诉我下面这则故事。

“我父亲做规模很小的生意。他属于穆达里雅尔种姓。我们是低中阶种姓。他摆了个摊子，卖香烟、汽水之类的东西。

“我在四十年代早期、十岁左右的时候成为了理性主义者。当时我是马德拉斯斯里罗摩克里希纳高中的学生。这是一所以婆罗门为主的学校，甚至连仆役和船工也是婆罗门。每班只有几个非婆罗门。每天都会有几个老师训诫我们，说我们只有放牛的份。有三个老师特别强调这点。他们认为非婆罗门不应该上学，而他们经常一说再说的话是‘去放牛’。

“我们每天早上都得到祈祷厅做团体祈祷。每天都是同样的祈祷，非常无聊。我有一位非婆罗门的同学不参加祈祷会，常常因此挨打。所有男孩上学时都要画上种姓标志。我通常是用粉笔画额头上的那几条水平线，而不用所谓的圣灰。我那位朋友从来不画这东西，他也因此挨打。他是个有创造力的男孩。十年后，他写了一出剧本，也在剧中演出——那是出表达理性主义观点的戏。

“我还在那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有机会参加了一次佩里雅尔的集会。集会在我们住的赛达佩特举行，来了许多非婆罗门。在那次集会里，我才第一次了解为什么婆罗门老师对我们那么有偏见。在那之前，我一直无法了解为什么他们偏见那么深。我开始阅读佩里雅尔的组织所出版的宣传品，还有他们出版的几种杂志。我花了四年时间才成为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者。

“首先，从一九四七年起，我不再到寺庙去了。在那之前，我总是带着虔诚的心去那里。这是我在襁褓中就受到母亲和姐姐影响的——我们家就是那样的。在那些日子里，婆罗门祭司鄙视他们的非婆罗门信徒。信徒也不以为意：那是传统嘛。我在早年也不以为意。祭司会从远远的地方轻蔑地向非婆罗门信徒撒圣灰，而婆罗门信徒却可以进入实际供奉神像的神圣内殿。非婆罗门信徒只能从远处观看神像。

“我是慢慢才不去寺庙的。大学时代我常读萧伯纳、韦尔斯、罗素的著作。这些对我冲击很大，我因此有勇气去面对我家庭和社会中的宗教信徒。

“我母亲还是很注重仪式。许多年后，她开始担心过世后我可能不会为她举行仪式。可是，在她过世之前三个月，她把我叫去，告诉我不要为她举行任何仪式。

“现在我不去理睬印度教，我不会浪费时间讨论它。我母亲过世时，我也没有为她举行任何仪式。那是两年前的事。每年在我母亲忌日，我所做的是送给每个孙女一套新衣服。就这样而已。没有什么告别式致辞，没有花环。就只有我母亲的遗像，如此而已。”

帕兰尼先生对种姓制度的态度更加强烈，他的激情是没有什么可以缓和的。他六十三岁，身材瘦小，肤色黝黑。他出生于哥印拜陀地区，对于五十多年前在学校里发生种姓偏见的往事，他至今记忆犹新。

“我个人并没有反婆罗门这类的情绪。我弟弟进入我就读的学校时，我读五年级，他读四年级。有一天下课时，因为他是新生，就跟着其他男孩到一家饭店喝水。他仿效别的男孩的动作，拿起大铜杯从水盆里取水，然后开始喝了起来。这是一家婆罗门饭店——并不是住宿的地方，只是用餐的场所。它是一家中产阶级饭店。当老板看到我弟弟把手伸进铜盆取水时，他生气得不得了。他把整盆水倒到屋外，然后对我弟弟大喊大叫。

“我弟弟哭着回到学校找我。我告诉他说，因为我们不是婆罗门，我们不可以自己直接从水盆里取水。他应该请一个婆罗门男孩去拿一杯水给他喝。相较起来，婆罗门的肤色比我们白。我弟弟问：‘为什么？’他不愿接受这件事。我自己开始思考。过去我只是遵守既有的习惯。我那时十一岁，我弟弟十岁。我在那学校已经读了一年。

“我们回家跟父亲谈。他在政府里当小公务员，每月赚三十五卢比。按当时的标准，这笔钱足以应付一个小家庭的开销。我父亲的父亲是个织工。我们属于织工种姓，即‘先衮塔尔’种姓。不过，我父亲接受了全部义务教育，直到十六岁才结束。这时他三十岁。

“听完我们说了发生的事，我父亲说：‘这是这些地方的习惯。即使不公平，你们也得接受。’他自己也遵守规矩——不是心甘情愿，但还是遵守了。在婆罗门饭店里，他不会去保留给婆罗门的地方。在当年，每一家婆罗门饭店都隔成两区，婆罗门在一区，其他人在另一区。我父亲不会闯入婆罗门区。

“我们住在一套小瓦屋里，一套厚墙瓦顶的房子。我们每月付五卢比左右的房租。屋里没有电。我们有个小女佣，除了供她吃之外，每个月付她三卢比左右。

“她跟你们一家人吃？”

“她不会跟我们一起吃，我们吃过后她才吃。这不是社会歧视，她是来替我们工作的。她睡在一个相连的房间里。我们——所有小孩——睡大房间。家里共有三个房间，我们父母亲的房间、小孩的房间和女佣的房间。她是从村里来的。我们认识她的家人，我们请他们为我们家让出一个女孩。我们是中产阶级。”

“所以你弟弟会那样反应？”

“我不能确定。那可能只是人之常情的反应。”他重新谈起他在政治上的演变。“后来发生了一九三八年的反印地语行动。一九三七年举行过邦议会选举——当时还不是全民投票——国大党获胜执政。政府有意强制学校用印地语教学。泰米尔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发起反对行动，佩里雅尔和他的团体也一样。

“有天傍晚，佩里雅尔来演讲。开始时还有日光，天黑后就点上培特罗麦斯⑩汽灯。他身体肥胖，身高中等，蓄着胡子。他缠着泰米尔腰布，穿着黑衫，一边肩膀上披着披肩。他的肤色白皙。他属于奈克尔种姓——商人团体。

“他说明印地语将如何排挤英语，而英语这样被挤掉后又将对泰米尔纳德邦有什么不利。过一段时间后，泰米尔语将成为印地语的手下败将，成为次要语言。语言的地位一旦滑落，跟文化及社会有关的每样东西也会随之滑落。听众人人都同意这一点。

“这场演讲过后还有佩里尔雅几位副手的演讲。他们是年轻的中产阶级男子，其中之一是安纳杜莱先生。他后来创立了DMK，并带领它获得了一九六七年邦选举的胜利。他口才非常好，一开口演讲就打动了听众。为了这个印地语问题，人们到学校抗议，这些领袖也进行了一场从泰米尔纳德最南端到马德拉斯的长途游行。”

七年前，甘地想出了非暴力政治游行的主意。他在印度西部艾哈迈达巴德⑪的修行所思考许久后，终于得到灵感，想出了从那里步行到海边去制盐的点子：这有很精彩的戏剧性，其目标是特定的实物，其结局却不确定，它也是表达非暴力不合作的一种精彩的象征行动，因为食盐——那么便宜、那么重要，连最穷的人也缺少不得——是外来政府的专卖品。甘地一九三一年的食盐长途游行历时多天，它使民族主义复苏，得到新活力。一九三八年纵贯泰米尔纳德全邦的反印地语长途游行则对达罗毗荼运动有贡献：国大党的邦政府放弃了强制学校使用印地语的念头。不过，帕兰尼先生并没有提到甘地的先例。

他说：“那次抗议行动五年后，我在一九四三年转到工程学院就读。这对我也是一件大事。我在原来的学校表现优异，奖学金什么的都拿过，老师建议我父亲把我送进大学读书。于是我在一所艺术学院修了两年艺术课程。修完后，艺术学院的一位教授坚持要我一定读工程。因此我向工程学院提出申请。如果是开放竞争的话，我可不会被接受，因为婆罗门学生的成绩好了许多。我——还有跟我一样属于劣势的非婆罗门团体的人——倒是运气好，因为经过佩里雅尔的另一次争取行动后，学校为这些劣势团体增加了一些保留名额。如果没有这些为劣势团体保留的名额，我就无法成为工程师。我说转到工程学院对我是件大事，就是这个意思。

“你听我说，转到工程学院后，我发现在饭店的餐厅里，婆罗门学生在最靠近厨房、被单独隔出的区域用餐，他们那一区跟其他部分用木板隔开。餐厅的厨子全是婆罗门，因此餐厅的便利大部分都被婆罗门顾客占去了。这令我们觉得不舒服。于是我们开始提早到餐厅，坐在隔起来的地方。因为我们人数比婆罗门多，他们终于同意把隔间拿掉，往后餐厅就成了共享的地方。我告诉你，如果我们默默承受，他们就会搞些名堂。一旦我们开始维护我们的权利，他们可没有胆量反对。”

“民族主义运动的情况如何？一九四三年是重要的时期，你参加了民族主义运动吗？”

“民族主义运动持续进行着。但是，在那运动中，我们同时也要求别人承认我们的自尊。”

“你弟弟也像你一样活跃？”

“他在另一所学院读书。他支持运动的诉求，但不像我那么公然站出来。他把什么事都交给我。”

“你父母亲对佩里雅尔主张中的理性主义那部分有什么看法？”

“他们不太思考那方面的事，他们更支持的是语言的维护及非婆罗门名额的保留。在一九四三年，虽然我们并不赞同佩里雅尔哲学中的无神论成分，却相当支持他在废除迷信和仪式方面的努力。

“我们这个泰米尔文明历史很久远，大概有五千年左右。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⑫这两座古城是达罗毗荼人建立的——摩亨佐·达罗在现今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历史学家这么说。直到大约两千年前，社会中并没有种姓。那时候发生的是这个外来文明从北方南下，然后开始分阶级。往后每个世纪都有一些泰米尔知识分子奋起反对种姓制度。这些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排斥仪式和迷信，但他们并不反对整套系统。他们说，宗教有其必要性，神也有其必要性。雅利安人却在传播迷信。”

“你年轻时信仰虔诚吗？”

“我很小的时候会定期造访寺庙，或是跟父母去，或是自己去。我们会前去瞧瞧，四处走走，拜拜神，祈求家运兴旺，学业顺利，经济宽裕。我是个信徒。直到十二岁那年。听了佩里雅尔演说之后，我慢慢脱身。十二岁之后，我还是个信徒，但不再去寺庙。我开始不相信那宗教中的仪式部分。我在年轻时读了不少神话，但当我开始明白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把戏时，就没兴趣了。”

他重新谈起自己的生平。“我一九四八年离开了工程学院，当时我二十三岁。这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我到政府里服务，被派到一个小镇当基层工程师。我成为工程师和在政府任职的事让我父母亲很高兴。

“到了那个我被派去的小镇，我要从一位婆罗门官员接过职位。交接那天，他在家中请我吃饭。他住在一栋租来的房子里。我们用完餐后，女仆把杯盘等收到里面去。我听见婆罗门官员的太太告诉女仆说，不要把我用过的杯盘拿进厨房，而要拿到后院清洗，因为那些杯盘被我碰过了。这让我觉得不舒服。”

“你怎么办？”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

“你以前跟那官员一起吃过饭吗？”

“我们一起吃过，坐在地上，用手吃。那次经验留下了阴影。我默默承受了那次侮辱，什么都没做。既然是他们请我吃饭，我要是大叫或抗议或说什么都有失礼节。”

“你祖父是织工，你父亲是小公务员，你在二十三岁时成为工程师。就你的生平来说，应该算是有所发展，更上一层楼吧？”

“我是因为有保留名额才成为工程师的。我下决心替类似领域的其他人争取类似的权益，我想要全心全力为这项使命奔走。在职权之内，我做了一切做得到的事——把经费分配到落后地区，在偏远地方建造种种设施。安纳杜莱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创立了DMK，但身为政府官员，我不能加入。”

“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独立了。你没提到这件事。”

“佩里雅尔不太花心思在民族主义运动和独立上，他只关注种姓和宗教问题。”帕兰尼先生把我的问题当作只是打个岔，继续说：“DMK是从他的社会运动中形成的政治侧翼，然后它开始介入邦和全国的政治事务。当时国大党占优势，十八年后，DMK从国大党手中接过政权。它从原先的分离主义运动，变成了寻求地区自主的政党。我朋友中有许多人——年纪跟我相当的人——正好在政府里担任要职，因此我可以通过他们的关系让许多提升社会正义的措施付诸实际。”

这个瘦小黝黑的人心中积存着好几时代的悲痛和愤怒。在他家族中，他是第一个感到屈辱的人；从他的话听来，他还是家族中唯一投入运动的人。他的愤慨非常强烈，这必须受到尊重。但是，我也开始纳闷，这么强烈的怨怼是否还能让他拥有私人生活，是否还能让他在较单纯的情绪互动中过日子。

“你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一九五一年。”那是跟婆罗门官员一起用餐之后的三年。

“她是什么种姓的？”

“同样是织工种姓，来自附近一个小镇。”

“为什么要同样的种姓？”

“主要是为了让双方父母满意。还有，我父母挑的女孩是我可以接受的。”

“受过教育？”

“教育程度还算好，念完了义务教育。那婚姻是父母安排的一步。”

“在某些方面是后退的一步？”

“没错。”

“肤色黑的女孩？”

他让我看他的手背。“跟我一样。”

“宗教式的婚礼？”

“是的。不过我们没有请宗教人士。我们请我们社群里的一位长者来主持仪式。他只是祈求天神保佑新人。那是折中的做法，既不是婆罗门婚礼，也不是佩里雅尔自尊运动所鼓吹的那种婚礼。”

“你现在还是印度教徒？没想过改信佛教？”

“没有必要。只要能够宣扬自己的看法，就不需要皈依另一种宗教。”

“你如何安排各种仪式？”

“我的小孩出生时没有举办任何仪式。在我们祖先的时代，男人女人一生中的每件大事都有各自的宗教仪式——出生啦，穿耳啦，女孩到了青春期啦，结婚啦，怀孕啦。这些我们现在都不做了。”

“你弟弟后来呢？”

“他也做了工程师。他在哥印拜陀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孩结了婚。同样是织工种姓，也是为了顺从父母之意。”

“你怎样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

“我大女儿的婚礼只有极少数最亲近的亲友参加。第二个女儿的婚礼是自尊运动所确立的那种佩里雅尔式婚礼，由一位参加我们运动的著名大学教授主持。”

他的奋斗目标坚定不移——虽然他自己对宗教信仰的需要使他陷于矛盾和妥协中；虽然在他自己家庭中种姓结构依然未变；虽然从马德拉斯的垃圾、损坏的道路、市政管理的缺失、DMK政府及后继政府的派系倾轧及侵吞掠夺等等，可以看出事态已近乎全盘混乱。

沙达南·梅农曾谈到马德拉斯古老寺庙被“打劫”的事。迈拉波寺庙的大水池的确让人看了伤心。池里没有水，漂亮的内侧阶梯有几处已经扭曲变形，随时就会变成废墟。

我向帕兰尼先生问起这座寺庙。

他说：“我希望迈拉波寺庙和水池能继续作为我们的建筑和文化遗产而保存下来。但同时，我反对利用这些场所来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他们说只有婆罗门才能从池里取水，拿到最神圣的内殿去使用。只有婆罗门才能进入那里。在别的地方，有人想进入内殿，法律却不允许。大约十年前，当时的DMK党籍邦长卡鲁纳尼迪⑬先生——选举过后，现在他又是邦长了——提出一条法案，条文中明令宣布非婆罗门有权利担任祭司。婆罗门对此提出质疑，最后最高法院推翻了那条法律，理由是现今的印度教法律规定祭司必须是婆罗门。”

我们总是一再回到这点：婆罗门的偏见歧视。这是促使他献身使命的动力来源；无论抗争的方式会怎样导致他的世界解体，他对使命的投入从未松懈。而事实上，婆罗门的主张尽管是一九六二年南方那个看似健全的社会的一部分，却是站不住脚的。

我问他：“那个在你父母亲家帮佣的女孩——她后来怎么了？”

“结婚了。”

“她嫁给了织工种姓的男人？”

“同样是织工种姓，他们夫妻还做起了织布的小生意，也只够糊口。”

我问他对一九六七年以来的几个达罗毗荼政府有什么看法。

“开始时DMK政府做得很好。但是，权力会让人腐化，而且婆罗门头脑聪明。他们有自己的办法让这些人对社会改革的热忱降温。他们承诺会向德里的中央政府争取到种种好处，然后要求地方政府对他们让步作为回报。他们在文化领域中举足轻重。他们也在这个领域里削弱了邦政府的进取心。”

他的使命让他的世界完整无缺，让他坚信无疑，让他找到每样事情的解释。我再度想知道，是否他真的没有私人的牵挂，是否他的一切都与使命有关。

我说：“你不能像大家那样，稍微缩回自己的个人天地里？你不能偶尔把世界抛开，只做自己？”

“我太太常抱怨我不关心家庭和孩子，说我总是把别人及别人的福祉放在心上。她的话恐怕是对的。我在某些方面没有尽到责任。我过的生活没有在各方面达到均衡，也不是完整充实的个人生活。我觉得个人都被那种使命占据了。这是事态使然，我不得不过这样的生活。”

有天早上，我再次去找蜜糖。如果他不是在睡觉，总可以在他向拉格哈文夫妇租来的小公寓里找到他。他随时都有空，除了中午一段时间，他总是在接见客人。他是这附近一带的预言家，他给人建议。有时候，他只是倾听别人的话。

原来挤在起居室兼卧室一角的家具不见了。一如他先前说的，房子变得像他所期望的那么简朴。

那天早上的访客是几位中年婆罗门。说不定——我应该一直知道这点，只是没有认真想过——他的访客全是婆罗门。那天早上这几个人表情凝重，但又显出满意的样子。他们心满意足的原因是他们替家里的一个女孩订好了婚事，他们谈着婚礼的开销，语气亢奋欣喜，却又难掩忧愁。

报纸上这一阵正在报道婚礼开销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报上刊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报道，其内容透露，有些印度新娘因为没有带来足够的嫁妆或够贵重的礼物而被夫家逼死——常常是用火烧死。这些年头里，新郎一方时常会要求时尚礼物、摩托车或昂贵的电子产品。

不过，在蜜糖的起居室兼卧室里的这几个人，倒一点都不担心新娘被烧死的事。他们只是一项一项盘算着那个大日子的开销，仿佛婚礼尚未举行，他们就已经开始高高兴兴品味着其中每个细节。

蜜糖以他的地位所具有的权威斩钉截铁告诉我：“他们得花上一个半拉卡。我跟他们说，一个半拉卡。”

那是十五万卢比，相当于六千英镑。如果把这数目跟必须承担所有费用的新娘父亲的薪水相比，就更能明白婚礼开销的实际规模。他是一家公司的中层主管，月薪在七千到八千卢比之间。他女儿的婚礼将花掉他二十个月的薪水。

我这番计算就快得出结果时，那群访客——一个男人和数个女人——以及蜜糖又兴冲冲为我从头把各项开销列举了一次。

第一项开销花在租用“乔尔特里”上，即结婚礼堂。礼堂必须租用两天，租金是六千卢比。这还只是较简朴的乔尔特里的价格。马德拉斯有些乔尔特里要价是这数目的十倍、二十倍。你还得加上电费，以及事后的清理费用。

“还有杂项。”蜜糖说，用了一个他过去在公司上班时所使用的字眼。

加上杂项后，乔尔特里除了租金外的开销不会少于两千卢比。然后，厨师要收四千卢比。

“最少四千，”蜜糖说，“在两天里，每天四次为五百个人打理食物——那可不是小钱办得到的。厨师需要用十个助手。”

“蔬菜。”女人之一说。

“三千。”那男人说。

蜜糖说：“食物，食物需要一万卢比。”

我问他“食物”一词的意思。在蜜糖的用法里，“食物”似乎跟蔬菜很不一样。

蜜糖说：“米、调味品、鹰嘴豆、绿豆、米粉、罗望子、干辣椒、胡椒、盐——这些是食物。”

“新娘穿的莎丽，”妇女之一说，“还有送给双方亲戚的衣服。这要一万。”

蜜糖说：“我看绝对少不了。还有新郎的服装。”

这一行人中的男人说：“五千。”

“珠宝，”蜜糖说，“十五枚24K金币，每枚三千。”

女人之一说：“再加上钻石耳环，一万两千。”

“总共两公斤重的银质容器，”那男人说，“一万五。新人家里用的不锈钢和黄铜容器，又是五千。”

“蜜月开销。”女人之一说。

蜜糖坚定地说：“那要一万。”他向我解释：“新婚之夜的家具——小床、床垫、床单、枕头、两三罐糖果。还有新娘新郎在新婚之夜所穿的衣服。”

那男人说：“婚礼后一年间还得送礼。你得送衣服，给新郎穿的衣服。还要给新郎一枚戒指或一只手表。这项要求会在婚礼后提出。如果你送一枚钻戒，那么迪瓦里的礼物要花五千。”迪瓦里是年末的排灯节。“另外还有四五个其他节日，第一年中每个节日都得送两千卢比的礼物。把这些全部加起来看看。”

蜜糖轻轻摇着腰布覆着的双腿说：“一个半拉卡。”即十五万卢比。

我说：“我算的结果是十二万九千。”

蜜糖说：“到了实际开始用钱的时候，一个半拉卡少不了。”

我对那男人说：“可是你看起来这么高兴。”

他说：“应该高兴。我们认识那个男孩，是个好孩子。”

“如果有两三个女儿，要如何应付？”

那男人说：“中产阶级婆罗门女子不结婚的原因就在这里。她们选择就业。在婆罗门社群里，我们所有积蓄都花在女儿的婚事上。如果你有一男一女，那就可以相抵。如果你只有儿子，那可幸运了。

“男孩——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给他的——男孩的父母亲说：‘我们让他受了教育，他现在赚的钱不少。’因此，为了补偿在男孩身上所花的钱，他们要利用这机会回收成本。”

这年头婆罗门男孩的境遇并不轻松。学校名额及政府职位要保留给弱势群体，给不可触碰者，给不可触碰者族群，给残障的退伍军人。现在有百分之五十的名额保留给劣势群体，有人还主张提高到百分之七十。那表示只有百分之五的名额开放给婆罗门。

那男人说：“所以我们只好迁移到别的地方，其他比较有前途的地方。”

迈拉波曾经因为它是马德拉斯两三个婆罗门地区之一而著称。现在，迈拉波的居民中只有百分之四十是婆罗门，其他是非婆罗门，甚至包括一些不可触碰者。这里难免会有房子出售，有钱人——但不一定是婆罗门——就买了下来。过去，村庄里有婆罗门的“阿格拉哈兰”，即专属婆罗门的区域，别人不得走入。现在这些都没了。婆罗门为了改善生活已经搬离乡村。他们离开那些村中的阿格拉哈兰，别人买下了他们的房子。剧变因而产生，但婆罗门不是会反击、示威或抱怨的人，外人也不知道发生过的剧变。

我说：“那么，泰米尔纳德将变成首陀罗的地方了。”

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却引起那男人一阵惊愕，蜜糖则夸张地以双手遮脸。

蜜糖说：“不要这样写。如果你写出来，他们会把你的房子烧掉。在这里不用‘首陀罗’这字眼，要用‘达罗毗荼’。知道他们怎么叫我们吗？在泰米尔语里，婆罗门的正确称呼是‘帕尔潘南’。他们想嘲笑我们时，就叫我们‘帕潘’。说‘首陀罗’这个词，就跟他们说‘帕潘’一样。”

那几个心里想着婚礼的人起身准备离去。即将举行婚礼的喜气使他们有几分轻松地谈着婆罗门的处境（尽管他们属于中产阶级，而且也易受伤害）。

他们走了之后，蜜糖一脸倦容。

他说：“你瞧，他们来个不停。我替人治疗，你知道吗？我用信仰替人治疗。我已经看过一两千人，每天要看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每天。”

他的腰布看来不干净，他的黄色背心也是如此。他松软肩膀上的皮肤有点潮湿。他一副未曾运动、身体有病的样子。

“你怎么给他们治疗？”

“给他们烧过的牛粪，念祷文，用关怀的话安慰他们。”

我感到困惑：他似乎对他为人们所做的事并不热切，口气中有倦意。

他说：“他们为了婚姻而来。”他意思是说，他们为了儿女或其他亲戚的婚姻而来征求意见。“我必须预测婚姻的未来。”

“你怎么做？”

“心里有什么灵感就告诉他们。”

他从面对我坐着的低椅起身，走过来坐在我旁边背靠墙的椅子上。我们两人都背对着门。我们面对起居室兼卧室的蓝色墙壁，看着上面所挂的宗教图像，以及墙中央那个吊柜——其玻璃滑门后面是一堆杂乱的东西。

他说：“百分之百准确。”他指的是他为别人所做的预测。这时，他似乎对他为人们所做的事又有了不同的态度。“如果我预测的是某月十五号，事情可能在十号或二十号发生——早晚差个几天。”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种天赋的？一九六七年时你可没有这能力。”

“突然有的，是在一九七○年。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一位R先生告诉我说我有这天赋。他跟我说：‘好好运用它，好让许多人能得到你的帮助。’从那天以来，我就一直在做这些事。以前我常到R先生家里，他住在马德拉斯。小房子，穷人。我倒不能说他是我的精神导师。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就这样而已。算是同类相聚吧，他也有这些天赋。我无法像萨依·巴巴那样制造奇迹，你可别那样想。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有位朋友——做生意的，中产阶级，一个好朋友，当时五十岁左右——他告诉我说他弟弟病得很严重，烧到一百零四度。‘蜜糖，给我一点东西帮我弟弟退烧。’他还有别的症状，像是昏迷不醒等等。这个朋友到我家来，我见了他之后请他稍坐片刻，然后拿出一些烧过的牛粪灰，念诵一段苏达尔善祷文，过后让他带走牛粪灰。”

“是什么让你那样做的？”

“是某种东西吧。有一些力量促使我那样做。在那个时刻，当我那样做的时候，我不再是蜜糖，不再是我自己。几秒后，我把牛粪灰给我朋友。他回家后把灰涂抹在他弟弟的额头上。第二天早晨，他弟弟就没事了，出门上班去了。那时我自己也在公司上班。

“事情过后，我两天都睡不着，就到R先生家里去，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有些不对劲。我睡不着，眼前会出现一些黑色影子。人的影子，黑的影子。’他问我：‘你昨天做了什么？’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责骂我说：‘谁告诉你要把牛粪灰和其他东西给你朋友？以后不要那样做了。’他叫我再念一次同样的苏达尔善祷文。一两天后我就没事了。

“从那天以后，除非从别的地方得到允许，我就不再做那样的事了。现在，就在我跟你谈话的时候，我又看到那些黑色影子。两个影子，头上长了角。这是牛头人身的‘麻旦’，喜欢作恶。他的把戏可真多。这时他对我很友善。任何人来求我做什么事，我都必须先得到他的允许。我脑里听得到他的允许。

“我想抛弃这项天赋。我想抛弃所有这一切，寺庙，每一样东西。我想抛弃这一切，我只想要平静。为了算命，为了儿子找不到工作，女儿嫁不出去，财物遗失等等，人们总是找上我。他们会说：‘蜜糖，我病了，帮个忙。’我不知道该如何避开这些事，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有人会来告诉我说他女儿身体不舒服。‘帮我做点事。’我又得到了什么？

“你没见过这些人。我针对这些人在门上挂了个牌子，请他们不要在某些时刻来找我——那是我的休息时间。

“因为这些事情，我才会身体不好。我的脑部血液不足，常常觉得眩晕，没力气爬楼梯。我慢慢不做那些事了，不过我没告诉他们。”

我说：“不做之后你怎么办？”

他在小公寓里的生活似乎以接见来客、等待他们为中心。很难想象他不见客之后有什么事可做。

他说大概会读读书。“今天我就正在读几本书。杰克·希金斯、威尔伯·史密斯，另外是阿瑟·黑利⑭，写《机场》的那个。还有一大堆别的书。我读这些东西打发时间。什么书都行——不管是《薄伽梵歌》⑮还是垃圾。”

二十年前，我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会阅读英国出版的通俗浪漫小说——而从各方面来说，英国都跟他在迈拉波的生活和经验离得那么远。

他说：“我要找些书来打发时间，才不会闲着没事。有时候我会念祷文。有些祷文一整天下来念了两三千次，同样的祷文。”

这时我们并排坐着。

我说：“你得抛弃那种天赋。”

“我会的，我有信心，我了解自己，我会那样做。我在这里得不到平静，我想离开这城市，搬到遥远的地方，但医生不准许。我必须待在离医生几公里内的地方。”

他指着摆在对面墙壁前、就在玻璃门吊柜下方的一把椅子。

“如果我坐在那边，而你坐在我面前，我可以看你的面相，把详情都说出来。但事后我会头痛，两三天都不舒服。”

上回我在这小公寓里的时候，别人却说他们跟他在一起会得到平静。有一位提到心思净空的状态，还说到某次停电时跟蜜糖在黑暗中一起待了四小时，前后两人几乎没说半句话。

蜜糖有点不耐烦地说：“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平静，而是想听我扯扯他们的事。我说出他们的麻烦，告诉他们如何解决，他们听了很受用。他们说自己是来求平静的，其实他们要的是指引。”

我想起那位耐心坐在椅子上的地主——蜜糖口中所称的那位“有钱人”，我也想起那位拥有优雅的婆罗门面貌、额头刚点上圣痣的年轻公司主管——他向前倾身坐着，双脚缩在椅子下面，两手掌心贴着椅子边缘。

蜜糖说：“但是我什么都不说，他们就坐在这里，聊聊政治跟别的话题，好一阵后才离开。

“R先生知道我的处境，他自己也有苦恼。他已经是八十六岁的老人了。他的预测很准，说得出你在伦敦的房子，你怎么打理家务。你跟他坐在这里，他就当着你的面告诉你这一切。”

我问他：“一九六二年时，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那年，某天下午，我们在行程结束、帐篷搭好的向晚时刻相遇，地点离一条山涧不远。虽然时值八月，温度仍然急速下降，山色已呈灰褐。他穿着套头粗毛衣，四周一片薄暮微光。当下我们就谈了起来。

蜜糖说：“在我的前世，我们两人曾经相遇过。你可能是我的兄弟、朋友或父亲。在喜马拉雅山上，我有某种感觉。我不会忘记你的名字，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名字。”

“我当时觉得你是个悲伤的人。是这样吗？”

“那时我没什么悲伤的事，没有。我父亲还在世，我母亲也是。我喜欢到喜马拉雅山上到处看看，我是家里第一个前往喜马拉雅山的人。”

“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吗？”

“神会为我安排，我对他有信心。这间公寓拉格哈文只收一点租金。我整天待在这里，所以也可以说我算是在替他们看房子。我们之间互相了解。”

“谈谈你的牛粪灰。你在哪里烧牛粪？”

“是买的。”

这么说来，牛粪灰是日常用品，祭祀用品店就买得到。那不是什么特别的、他自制的东西。

“那东西叫‘维布迪’，装成一袋一袋卖，你一次可以买个一公斤或两公斤。我买的没加香料，一公斤三卢比。如果是加香料的，一百克要卖一卢比或一卢比五十派沙。怎么做的我就不知道了。”

一个身材修长、穿深色衣服的年轻女子从前门走进来。她没和蜜糖说半句话。她开始清扫公寓的中间部分，也就是神坛和厨房之间的部分；后两个地方是她不能进入的，因为她不可能是婆罗门。

这里已经发生过一场革命。寺庙遭到“打劫”，街道和墙壁被胡乱涂上选举口号和标记。他们说迈拉波居民中只有百分之四十是婆罗门，但是在蜜糖还拥有的那个小空间里，旧世界似乎还继续存在着。

卡拉在班加罗尔告诉过我一位婆罗门祖先的故事：他离开乡下，来到马德拉斯市；他和母亲在那里穷得只能靠迈拉波大寺庙的祭品果腹。那时，这个故事——古老的神祇、古老的寺庙、贫穷的婆罗门——在我听来仿佛来自久远的年代，一个属于童话的年代。然而，这故事讲的是新世界，人口过多的乡下，以及婆罗门的离散。我在蜜糖的公寓听到的关于婆罗门专属区域阿格拉哈兰或村中聚落解体的故事也讲述着同样的离散——人们离开故土，四处飘散。

但是，在我所做的这种旅行中，有时可得慢慢体会，才会对所见所闻有所理解。旅行者有时会选择性听取别人的话，有些事——因为它们看来跟所在的国家或文化若合符节——过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在马德拉斯停留之初，我认识了卡库斯坦，也听说他是个企图过完全的婆罗门生活的婆罗门。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决定这样做有多么不寻常，甚至多么壮烈。

他住在马德拉斯一座古老寺庙附近的婆罗门聚落区，或称阿格拉哈兰。决定搬到那里的是他父亲。先前，好几代卡库斯坦家族的男人在一座村子的庙里担任祭司——那地方现在离城市大约有两个钟头的汽车车程。就职业而言，卡库斯坦现在身处现代世界。他在一家大商行工作，负责撰写各种经济情势报告及计划评估。不过，家族寺庙的监管工作已经传到他手中。由于承担了这项责任，再加上别的原因，他决心要做个十足的婆罗门。因此，当他坐在办公桌前，当他因公出差时，他穿的是婆罗门祭司的服装。他额头上点着种姓标志；他剃光了头；他虽然没有裸背，上身穿的却是米黄色的婆罗门长衫。

对我来说，印度是种姓服装的国度。（虽然远远比不上英国那样的国家——在英国，为了区别职业、团体、社会阶层、运动、休闲活动、餐食等级、一天及一年中各时段，有一大套关于服装和颜色的成规，这害得不少人老是温吞吞又紧张兮兮：在印度，每个人只有那么一种服装。）我首次见到卡库斯坦时，对他那老掉牙的装束倒没有留下该有的深刻印象。至于他说他过着完全的婆罗门生活这回事，我以为那指的是他严格素食，即不吃鱼、蛋、大蒜；指的是他用右手做洁净的事，用左手做不洁的事；指的是他通常都会试图避免受到污染。

但是，卡库斯坦所奉行的规条却远远超过这些。为了合乎他想达到的洁净，他的一切食物必须先向家里的神供奉之后才可以吃，甚至连他喝的水也是如此。在马德拉斯的高温下，这表示他每个上班的日子都有很多麻烦。事实上，他加诸自己身上的种种婆罗门禁戒也是个人的悔过方式，借以表达对父祖的孝敬及赎罪。

卡库斯坦过去是贫穷的婆罗门。童年在马德拉斯时，由于被父亲逼着遵守种种婆罗门规矩，他受了不少苦。由于马德拉斯的小孩受到佩里雅尔反婆罗门主张的影响，卡库斯坦在学校和街头老是受欺负，这使他对自己的出身失去信心。他想卸下婆罗门的义务，跟父亲争吵过。他终于脱身，在别的地方闯出一片天地。但是到了中年早期，他却开始深深自责。于是，他搬回马德拉斯，住在小时候生活的那个阿格拉哈兰或婆罗门聚落区，而且就是同一间屋子。如今住那边，他决心要尽可能做个彻底的婆罗门。

卡库斯坦所住的聚落位于马德拉斯的特利普里卡尼区。作为婆罗门区域，其地位仅次于迈拉波。位居该区中心的那座约有千年历史的帕尔塔色拉提古寺⑯，在信徒心目中跟迈拉波那座寺庙同样重要。

聚落在寺庙旁边一条巷子里。从巷子看去，寺庙的围墙高得出乎意料。围墙的石工做得相当精美，墙面下半截画着红褐色及白色的垂直宽条——那两种颜色是寺庙的神圣颜色。聚落的入口面对寺庙围墙，几乎就在巷子正中央：它看来像房间隔板，并不很高，有几扇木门，门上方画了大神毗湿奴“驾乘”的金翅鸟迦楼罗。

进了入口后，左边是用石墙围起的寺庙花园，它跟寺庙隔着那条巷子。花园历史古老，可能跟寺庙本身一样古老——而这片由石墙围着、布局井然的空间还有座象征性的“阁普兰”，或称庙塔，似乎让人不禁兴起消逝已久的古老情怀。聚落本身（虽然就正位在圣地上）并不古老，是在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设立的，当时特利普里卡尼一位慈善的居民捐出这块土地，让来自乡间、在寺庙工作或只是在城里从事宗教专家行业的婆罗门有个栖身之地。

聚落入口的门在晚上十点到清晨五点间会关闭，这时，只有居民可以进入。被视为不洁净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进入聚落：诸如吸烟者、酒鬼、鞋匠、大部分不可触碰者，以及穆斯林。这些人不可以通过入口。有些人要到聚落里为婆罗门做事，不得不放行，但他们不得进入屋内。

入口内有条铺石小径，经过两旁矮小的屋子通往中央庭院。院里有几口附带绞轮和吊绳的水井。我到的时候，一些妇人和女孩正在打水，在拥挤的城市当中看到这幅田园景象委实出乎意料。卡库斯坦既是招待我的主人，也当起我的导游。他说婆罗门只能喝井水，因为井水跟土地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婆罗门有这条规矩。这么一听，我多年来的一项疑惑才得到解答。一九七一年，我到印度观察西北部拉贾斯坦邦一个干旱的沙漠选区的选举活动。有位年老的候选人是敬神的甘地主义者，颇受推崇，他一再以道德为由反对把自来水引到沙漠中的村庄。“我们一直以来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已经够好了。”他反复这样说，自来水对村中妇女会有“健康及品行上的影响”。他并未解释这样说的道理，不过——依卡库斯坦刚才说的话来判断——他的听众应该明白他三言两语中所含的种姓意味。）

卡库斯坦说，这些年下来，随着聚落人口的增加，水井的水位下降了三十英尺。几年前，你只要用手拿“容器”就可以汲到水。现在则有取水限制，每户早上六壶，傍晚六壶。“壶”、“容器”——这些是正确的字眼，因为婆罗门不使用水桶。我对这点也一无所知，不过个中道理倒是很简单。现代水桶是白铁制成的，而婆罗门必须使用黄铜或陶土做的水壶，因为这些物质跟土地有直接的关系。就在那边，在聚落的水井旁，妇人和女孩拿着使用不便、没有把手的水壶——我们可能只会见到都市中的田园景象，却看不出其中牵涉的种姓规条。

离水井不远有个手压泵。从这里取得的水只能用于厕所——虽然，不用说，它的来源跟饮用的井水相同。关于泵和厕所的规定似乎很严格，而且符合婆罗门的信仰，事实上，从这件事却可看出如今想彻底过婆罗门生活有多困难。上厕所这种事只有非婆罗门才会做：进入这种不洁的地方本身就是不洁的行为。守旧的婆罗门甚至一想到厕所就觉得可怕。规矩的婆罗门、传统的婆罗门到户外解决，每次换新地点。因此，用水泵取水如厕是一种妥协，同样，一些访客可能不会注意或多加思索的小细节也是妥协的做法：例如穿衬衫之类的针缝制的衣服，穿皮质凉鞋等等，甚至到市场购买一束束盛食物的叶子这件事也是如此。

对婆罗门来说，使用叶子进食比使用盘子更合规矩。叶子使用一次后就丢弃，盘子则不只使用一次，严格说，不管怎么洗刷总是不洁的。从叶子上取食这件事有一种特别的仪式意味，也有浪漫的情调。我们在远方的特立尼达甚至也保留了这种做法。小时候，我祖父家里一遇特殊的宗教大事，过后大家进食时总是用香蕉叶装盛（一直到一九六二年，马德拉斯的林地大饭店还会这样做）。新鲜香蕉叶是美妙的用餐容器：深绿色，中空的叶脊颜色较淡，叶子本身光滑却又抓得住，有肋状叶脉，略带光泽，不透水，没有扰人的气味或味道。像那样用叶子进餐不仅能显示该场合的重要性，更会以非常浪漫的方式跟宗教联结在一起，令人想起遥远的故乡，想起印度教史诗英雄及神祇被放逐流浪时走过的森林。特立尼达面积虽然很小，那里的森林离聚落却很远，香蕉叶也不是出门就能摘到。你必须从好几英里外带回来，带回来的香蕉叶必须是新鲜的，有时候还根本找不到香蕉叶。这种进餐的方式既浪费又昂贵。如今，马德拉斯的林地大饭店已不再使用香蕉叶。像卡库斯坦这种必须用叶子盛食物的人，则是到市场去购买一束束较小较圆的干叶子。这些叶子不新鲜，不是特别干净，也没有美感。洁净的观念已经徒具形式；他们真正能做到的只是使用叶子这种用过即丢的自然物。

聚落里对妇女有项限制，那是我先前不知道的。正值经期的妇人及女孩必须跟其他人隔离。聚落里有个角落筑了间特别供她们居住的小房子，房子有两扇门，都随时关着，免得从外头走过的人受到污染。卡库斯坦告诉我说，月经期的妇女在十至十五英尺距离内会造成污染：如果有事必须跟月经期的妇女谈话，你必须离她那么远。妇女在这个隔离的小房子里有自己的厕所和浴室。在经期三天中，她们完全不干活。卡库斯坦说，对她们而言，这是一段“充分而完全休息”的时间。她们或读书，或听音乐。小屋可容纳十个女人，过去屋里总是住满了人，到了现在，任何时刻顶多只有五六个——时代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许多女孩都到外面去了（其他女孩则溜出去看电影或做别的：聚落后侧有个供经期妇女使用的小门）。这种隔离使妇女对经期产生厌恶感，卡库斯坦说，但同时她们也喜欢隔离的日子，因为大概只有这样她们才会有固定的小假日。

聚落中仅五栋房子有二楼卧室，这些房子在聚落一边沿着围墙排成一列。其他都是一层的矮屋，屋顶离地面不高。因此，从聚落后方较高的建筑看得到中央庭院，看得到水井四周的一切动静。我想知道这对阿格拉哈兰的婆罗门是否会造成污染——这样被其他种姓的人从高处往下盯着看，或者是他们的聚落被那些较高房屋的阴影笼罩住。卡库斯坦说后面那些高建筑不是问题。住在那里的人属于牧牛种姓“雅达瓦”，亦即大神诃里什纳⑰的种姓；雅达瓦和婆罗门之间互相尊重。

紧靠着聚落的另一群邻居是穆斯林。从外表看来，聚落的五十三户家庭恐怕势单力薄，发生暴动时很容易被打垮。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穆斯林和婆罗门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集体冲突。说不定——卡库斯坦并未这样说——穆斯林甚至具有缓冲作用，可以阻挡不友善的非婆罗门。就这样，处在寺庙、雅达瓦、穆斯林之间的聚落也算安全无虞：那些房子没有装门锁，卡库斯坦说。

这个聚落入口的木门每夜都关闭，而且就坐落在有围墙的寺庙旁边，它令人想起欧洲某些古老的机构，譬如设在大教堂院中的救济所。聚落的管理方式也有相似处。他们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会，由它收取房租、负责房舍的修缮及一般维护，外加支付守门人的薪水。房屋承租权代代相传，聚落中的大部分家庭都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卡库斯坦的父亲在四十年代早期搬入了这里。

卡库斯坦说，没钱的婆罗门——这是过去的情况——从乡村迁移到城镇时喜欢住在寺庙四周，这不只因为在那些地方他们比较容易靠替人解答宗教问题或行乞挣点小钱，也因为寺庙有水池和水井，可以供应直接从地里出来的水。寺庙也靠近海边。这点很重要，因为在发生月食、日食以及一些其他情况时，守旧的婆罗门喜欢洗个海水浴。

做个合乎规矩的婆罗门可真困难！卡库斯坦越说下去，就出现越多规定和戒律，而整件事也变得越加麻烦。或许，从来都是如此。或许，婆罗门向来必须在各方面做点妥协。

卡库斯坦的父亲于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来到马德拉斯打天下。当时他二十二岁，已婚，但没有带妻子同行。这不但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也因为在那年头夫妻两人一起离开大家庭并不是很好的事情。

卡库斯坦的父亲是他家族中第一位就读英语授课的学校的人。他只读到十年级，后来却当了老师。他在数学方面的表现特别优异，还做起这科目的家教。跟同时代的婆罗门一样，他很难加以归类。你可以说他是受过半调子教育的乡下人，但同时就数学而言，他可颇有天分，颇不寻常。另外，他还拥有印度教及婆罗门的知识。这些就相当可观了。

在他家族世居的村庄里有座古庙。自注辇王朝以降七八百年来，卡库斯坦父亲的家族在那间庙里享有某些特权和待遇。他们主持庙神的祭拜仪式，祭祀庙神的供品在庙神享用后全部归卡库斯坦父亲家族所有。在那间庙里，卡库斯坦父亲家族所享的待遇比皇帝还高。

由于一文不名，卡库斯坦的父亲只得住在马德拉斯亲戚家里。有一段时间，他以年轻婆罗门的身份依赖施舍过活，轮流到不同的婆罗门家里吃饭。他对泰米尔语《吠陀经》全部的四千节都了如指掌。这件事传了开来，于是有人举行仪式时便会请这年轻人去吟诵那四千节经文。他可以拿到一两个卢比，也有免费的食物。吟诵经文的酬劳，外加担任数学家教的钟点费，再加上当老师的薪水，他终于有了还不错的收入。他每月应该可以赚四十到四十五卢比，足以应付他自己及留在村中那六个人的开销。

到了四十年代早期，这种日子过了十年之后，卡库斯坦的父亲终于把妻子接到了马德拉斯。他们找到一套房子，月租十卢比，大约相当于七十五便士。孩子一个个出生。后来，通过朋友的帮助，卡库斯坦的父亲在婆罗门聚落里找到一套房子，租金跟他在外面所付的差不多。这时他应该是三十出头，总算有了某种稳定感。他在聚落里搬了两次家——不乏有人这样做。卡库斯坦生于一九四三年。

这像是一则成功故事的起头。这些年来确实有不少变动——但，那算得上成功吗？四十五年后，卡库斯坦带我参观他度过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期，也是他打算回去住到终老的地方，而且他穿着一身婆罗门服装。几乎可以确定他是这个小社群里最有钱的人。但这是个贫穷的社群，虽然环境具有历史感——令人想起宗教田园画的种种景象，前面那座围起来的寺庙花园，中央庭院里的水井和绞轮（以及住在后方高楼里、属于大神诃里什纳的牧牛种姓的人）——但是，许多在井边汲取定额的几壶水的妇人和女孩，却是一副脸色苍白、营养不良的样子。

这个婆罗门聚落是小型的都市贫民窟，其活力不如位于寺庙区最外围的穆斯林社区。聚落也正承受着种种压力。已经有所让步的婆罗门规矩又不断地再度退让。当清洗厕所的清洁工开始要求社区负担不起的酬劳时，他们做出了最可怕的妥协。那时，为了给清洁工一点颜色瞧瞧以及防止进一步的敲诈，婆罗门动手清洗自己的厕所。卡库斯坦自己为小区里的年轻男人打气。他告诉他们说，每个人每天都会碰触到排泄物，纵然只是自己的，因此，他们亲自清洗厕所和排水沟并没有什么不对。在任何别的时候，卡库斯坦的这个提议都会被看作是一种种姓自杀的做法，但在卡库斯坦口中，它却是道德、种姓的胜利。

他长得不高，只有五英尺一二英寸，深肤色，身材结实。他的眼神机灵、稳定。那双眼睛透露出一种执着的激情：在过去一段时间是不惜一切想突围而出的叛逆激情，现在则是想遵循心目中正途的激情。

他住在五栋双层房屋中的一栋里。房屋上层有个开敞的阳台，阳台一边是一间卧室。第一次到他家时，他带我前往的房间是在楼下最里面的。这间房可能就正靠着寺庙花园的围墙；房间里阴暗密封，散发出一丝排水沟的气味；这只是一间小室，里面的一切，像是油漆、墙壁、橱柜和装潢等等，在日光灯下都显得老旧破损，但同时，这一切在仪式层面上无疑都是洁净的。对婆罗门，洁净——跟污染一样——是说来就来的：用手指弹点水就可算是为房间除秽了。

由于我是访客，更何况这里是印度，卡库斯坦要我在他家里吃点东西——虽然，作为一个想尽量合乎婆罗门规矩的人，让外人来到家中严格说并不是他应该做的事。当然，他不会跟我一起吃，但他要我吃点他家里煮的东西。这是我们待在楼下的原因。我们先前走往后面的小室时，曾经从厨房外面经过。我看到厨房门口旁边有张桌子，或是茶几或矮墙之类的东西，上头摆了一尊黑色雕像，雕像前方有盏熏黑的青铜或白银制高油灯在燃烧。油灯的造型令人宛如置身古代世界：灯芯在浅油瓶的开口燃烧，油瓶连在一根竖杆上，其形状则像是一张卷曲的叶子。那尊雕像是卡库斯坦的家神，卡库斯坦的食物都必须先拿到这位神祇面前供拜。

对于离家老远而在外吃东西这件事，我也有自己的顾忌——至少，算是远离我投宿的克罗曼德尔王冠大饭店了。但这些顾忌让我觉得惭愧，因此我接受了一点点卡库斯坦家里做的食物，并喝了杯咖啡，只是在卡库斯坦家后面那房间撕面包（或未发酵的普里面包）吃之后，我握笔用的手指却沾了油。这情况变得难以忽略，必须到屋外认真清洗——卡库斯坦没抱怨什么，他倒水让我洗手，就这样浪费了他每天傍晚分配到的六壶宝贵井水中的一壶。（其实，我没有必要觉得惭愧，也无须认为我一定得吃。卡库斯坦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数天后，当我再度到聚落造访时，我直截了当告诉他说，我也跟他一样只在家里吃饭。他立刻把我的话听了进去，笑着说：“好吧，这次就当我是个不可触碰的贱民。”）

那第一个下午，在他家后面那间点日光灯的阴暗房间里，他就事论事地谈起邻居。

他说：“这是个贫穷的社区，几乎整个小区都是穷人。搬来的第一代大部分是祭司、仪式专家、厨子，还有几个上班族。第二代处境稍微好一点，家里有较多孩子找到工作赚钱了。”

“什么工作？”

“传统婆罗门做梦都想不到的工作，诸如操作机器，维修机械，以及种种工业手工。我这一头的邻居是个厨子。”

那位厨子的房间里住了十五个人。听起来凄惨，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十五个人并不同时在房间里睡觉。事实上，他们都在中央庭院划定了专属的睡觉地点：在占去一年大部分时间的马德拉斯的夏季里，每个人都在院里或户外睡觉。那位厨子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为别人办婚礼宴席，不过他必须雇用许多助手，因此办一次婚宴所得的一千卢比落入他自己口袋的其实很少。

卡库斯坦家另一边的邻居是个“听差”，或称办公室杂役，在政府机关工作。聚落里有另一个开摩托三轮车的男孩。他父亲曾经是梵文学者，更是《吠陀经》和印度教祭祀仪式的权威。

“真是悲哀，”卡库斯坦说，“那男孩自己说，‘没其他办法，我还能做什么？我没受过教育，也没继承父亲的行业’。”

我说：“听起来很奇怪。”

“他没受教育是因为父母的疏忽。”

后来，卡库斯坦跟我再度在我投宿的饭店见面时，他继续谈起帕尔塔色拉提大寺庙旁边的婆罗门聚落的贫穷状况。

卡库斯坦说：“今天的情况比我五十年代在那边长大时好了许多倍。当时我总觉得生活太差，希望有更好的处境。我在学校认识的人穿得比我好，长得比我帅、比我壮，外表也比我时髦。我看起来比较像个乡下男孩——缠着腰布，额头点了圣痣，还留着丘尔其。”

除了丘尔其之外，其他都还能在他身上找到。丘尔其是蓄在头颅后方、不修剪的一簇或一绺长发，它是古老的婆罗门标记。卡库斯坦已经不再留长长的丘尔其，他现在蓄着的只有一英寸半长，不过这对他算是符合要求了。（作为他复苏的婆罗门信仰的一部分，卡库斯坦每年会选四五个良辰吉日剃光全身体毛——所有体毛，包括眉毛，只有腋毛和丘尔其除外。我们见面的日期正好在两次剃毛之间，他的头发长得像小平头，短短的丘尔其并不特别醒目。）小时候，他父亲要他留丘尔其。在五十年代，没有多少婆罗门男孩会留这种东西，他的丘尔其是害他在学校被欺负的主因。

卡库斯坦说：“所有这些都招来其他男孩的轻蔑和嘲弄，甚至到今天还是如此。如果嘲弄我的男孩长得瘦弱，我会激烈反抗，如果是大块头，我就不搭理。我向父亲抱怨学校同学给我吃的苦头，他总是回应说，‘去向校长报告。’他也会说，为了维护家族传统，我必须点圣痣、留那条丘尔其——不然的话，我们住在村里的整个家族会被其他家族瞧不起，更何况我们家族是负责供奉村神的婆罗门呢。

“我父亲自己在他学校及城里其他地方——汽车上、街道上——也遭受了同样的嘲弄。那时候，由于所谓的达罗毗荼运动所放纵的反婆罗门言行，整个婆罗门社群都遭到那种嘲弄。”他指的是“达罗毗荼卡札甘姆”，即佩里雅尔所发起的达罗毗荼运动。“这是五十年代中期的事，当时，反对婆罗门及其习俗的运动相当广泛。他们采取的手段包括摧毁神像、剪断婆罗门的丘尔其及圣带⑱、擦掉婆罗门额头上的圣痣。马德拉斯的大多数素食餐厅都自夸是‘婆罗门饭店’，达罗毗荼人会把‘婆罗门’一词涂掉。现在，城里的饭店不再用这个词了。以前那段时日，既有‘婆罗门饭店’，也有‘军用饭店’。”

我第一次到南方旅行的时候，“军用饭店”仍然存在。那是提供肉食的地方；而且——仿佛要附和婆罗门对这种地方的歧视，仿佛这种歧视反而使他们乐得干脆与众不同，我行我素——这些南方的军用饭店可真脏得一塌糊涂。

一九六二年，在班加罗尔与马德拉斯间汽车路线上的某个地方，在那片地区的红土上某处，我首度见到了军用饭店。那是座搭建在裸土上的小木屋，属于未经规划而自然形成的车站区的一部分。招牌上的英文说明——在色调素朴的古老地景中，看来像是十八世纪英国版画中的异国奇景——似乎跟英国东印度公司征伐蒂普苏丹的战争有关。这些古怪有趣的文字似乎记录着印度历史的某个方面，透露出十八世纪印度的无政府状态：当时，由印度佣兵组成的军队到处交战，完全不顾在村庄或田地里工作的老百姓。

从一种战争到另一种战争，从一种意识到另一种意识：悬挂在佩里雅尔提达尔展览大厅的那三十三幅描绘佩里雅尔一生事迹的图画中，有一幅画的是这位伟人在一九五七年——当时他将近八十岁——把一家饭店或餐厅的招牌上“婆罗门”一词涂掉的事迹。这幅画中的佩里雅尔蓄长白须，相貌相当威严。他一手拿着石灰刷子，为了够到招牌，他站在一条长椅或板凳上。他冷静地做着那件事，没有任何人干扰他，无论是警察或政治人物或饭店老板或饭店顾客。这幅画用色简单，画面忠实地还原了细节（包括招牌、佩里雅尔站立的板凳或长椅、刷毛末端呈白色的刷子），仿佛是一段著名文字的图解，让人觉得佩里雅尔好像置身于儿童漫画中的宁静世界。

谈到小时候因为穿传统婆罗门服装而必须忍受羞辱时，卡库斯坦说：“如果做得到，我会反抗。我告诉父母说我必须改变生活方式——特别是剪掉丘尔其、穿长裤——这也惹来一阵打骂。我们因为丘尔其而受苦，那是害我们受苦最多的东西。我参与学校体育活动时，如果加入赛跑及一种叫作‘卡巴地’⑲的比赛，总会遭受许多戏弄。我一跑起来，丘尔其就会松散下垂，引起大家嘲笑。在卡巴地比赛中，对手会抓住我的丘尔其，抓住那绺长发，他们就这样赢得了比赛。

“我在那学校读到了一九五八年，然后进入一所高中读大学预科。讽刺的是，我是因为有丘尔其和种姓圣痣才进了那所高中。推荐我的人是一位婆罗门，他看重的价值跟我们家一样。不过，我在那高中只读了六个月。我的高中同学嘲弄我的程度变本加厉，而他们不再是孩子，而是大人了。

“这一切让我很沮丧。我开始觉得跟父亲完全不同，我求他别让我受这些折磨。但他坚定不移，他说家族名誉和传统比这些一时的经验来得重要。他没能说服我。我从高中辍学，觉得必须独立。”

独立，奇怪的字眼。

卡库斯坦说：“从这些习俗中独立出来。我十六岁了，觉得必须像大家一样过现代生活。”

“离开高中时你不会觉得惶恐？”

“不会。我充满信心，认为一旦离开家就可以做想做的事。我暗中告诉母亲这些，她既同意也不同意。她了解我的感受。”

我试图把三十年前那场戏剧性家庭事件放到我见过的聚落中。在水井四周的院子里，人们的服装和举止应该更明显符合婆罗门的规定：他们曾经拥有权势，现在却只有在自己这块小天地里才有安全可言。我试图想象父子两人如何在他们家位于聚落中的窄小私人空间里激情澎湃地对峙：这私人空间包括一楼厨房后方的幽暗小房间，以及楼上公用阳台一边的卧室——当你从那排相连房屋一侧的石板水泥窄梯爬上阳台时，可以看见杂草丛生、令人缅怀往昔平静岁月的寺庙花园。

“我在家里待了几天。我父亲非常生气，完全不跟我说话。他不想在家里看到我。我辜负了家人，损害了他的声望。他要我读完大学，找个银行或中央政府的职位，同时继续在我们村的寺庙里从事宗教工作——他是我们村中备受推崇的婆罗门。他会举出几个人做例子，说他们能够二者兼顾——留着长长的丘尔其，同时做着不错的安定的现代工作。

“通过聚落中的朋友，那些年龄跟我一样或稍大的朋友，我在一家灯泡经销商处找到一份小弟的工作，日薪一卢比。那时是一九五九年。不过，由于我们父子关系非常紧张，家里不得安宁。我父母间也有争执，两个人不时会吵起来。他们俩偶尔还会打我。我只好离家出走。

“我决定到已经出嫁的姐姐那边去。她住在韦洛尔，马德拉斯西边一百公里的城市。她丈夫从军队退役后在学校教书。我坐汽车前往韦洛尔，车票钱是卖旧教科书凑来的。我父亲买给我的是新书，我用几乎等于免费的价格卖给一个小贩。

“我离家那天是礼拜六。每个礼拜六和礼拜三洗澡时，我都按传统规矩先全身抹油，我母亲会用肥皂为我洗长头发。那个礼拜六她也照常做了这件事。我在十点半左右吃了早餐，饭后马上溜到车站，没有跟任何人说我要到韦洛尔去。我身上钱很少，只够买到韦洛尔的车票。我从特利普里卡尼走到培里角，在大太阳下走了五英里路，花了一个钟头左右。

“我心中潜伏着恐惧。我做得对吗？我母亲会有什么反应？到韦洛尔路上我一直念叨着这些，途中甚至还考虑转头回家，但心中另一股力量逼我向前——我告诉自己，毕竟我只是到姐姐那边去而已。

“开头几天，我在韦洛尔姐姐家里还受到欢迎。后来，听我解释了来他们家的原因，他们就比较偏向父母亲那一边了。我姐姐写信给我父母，告诉他们我在她那里。我父亲已经暗地里找了我好几天，只是他装出一副不在乎我失踪的模样。

“我姐夫试着替我在韦洛尔找工作，但穆斯林在韦洛尔占绝大多数，我的印度教徒婆罗门外貌对我不利。我跟姐夫去找工作时，人家总是劈头就问：‘如果你要求职，为什么不穿长裤，更现代一点？’尽管已经离家在外，我还是没有勇气剪掉丘尔其或穿上长裤。我进退两难，一方面没工作，另一方面又不能回家。虽然我告诉自己要乐观，还是有好几晚睡不着。

“我大概在姐姐家里待了一个月。然后，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马德拉斯。我没有回自己家，而是到我母亲一位朋友那里。那地方不在我们的婆罗门聚落内。

“我母亲这位朋友的儿子也留丘尔其，画种姓标志，很听他父母的话。他在数学和统计方面脑筋非常好，现在他是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甚至早在当年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比我大两岁——他就已经是天才拉马努金⑳的崇拜者，他跟他那些同样聪明的同学会针对这位数学家的著作讨论和辩论个好几小时。他们尤其会讨论拉马努金未解决的数学问题。这些男孩是大学生。我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我羡慕他们对所学的高度投入——这种投入是我所没有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男孩父亲会关心他们的讨论，端来咖啡为他们打气。你可得设想一下，这些讨论是在跟我父亲那座阿格拉哈兰住宅同样简陋的屋子里进行的。真是讽刺，我母亲朋友的丈夫是梵文学者，他的儿子是数学天才，我父亲是数学老师，而我却是数学白痴。

“他们的数学辩论会持续到半夜后。我因为无法加入而觉得伤心，那天晚上想到竟然那样让父亲失望，我哭了，真的哭了。”

卡库斯坦热泪盈眶。他想当作没事继续说下去，但三十年前的往事一涌上心头，他禁不住放声哭了起来。他站起来说：“让我休息五分钟。”

他走到旅馆大厅后侧，开始来回踱步：一个矮小、穿婆罗门服装的人——五英尺一英寸或两英寸，引人注目——在那边踱来踱去，与内心的悲痛搏斗着，低头瞧着地面，对旅馆周遭视若无睹，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就像是隐居的僧侣或圣人。

他是为自己落泪，还是因为想到当年若未被迫反抗如今应是另一番景象而落泪？或者，他是为了三十年前让父亲伤心而落泪？两者皆是：他平复心情，回到我身边坐下后说，让他再度感到难过的是两个家庭的不同。

“有十天到十五天之久，我一直处在这种感受中，为了离家辍学而充满罪恶感。我刚提到的那男孩会教我数学，安慰我说情况并非不可挽救，事情还可以解决。这让我有信心再回到学校读书。

“我回到阿格拉哈兰，在那边安顿下来。但我无法复学。那时候是六七月左右。我找了一份工作。我需要钱来应付一些社交需求，像是请朋友下馆子、看电影等等。如果我得依赖我父亲，这些事就都做不到了。其实，在我家这些事是不许做的。我们家里甚至从来不喝咖啡——那是外国东西，英国人发明的东西。即使到了今天，由于它有兴奋作用——咖啡因——规矩严格的婆罗门家庭还是不喝咖啡。

“我回到灯泡经销商处做原来的工作，月薪二十六卢比。我交给家里二十卢比，自己留下六卢比——为了满足我的所有需求，而且没让我父亲知道。那份工作我做了一年。浅尝金钱的滋味后，我也不想再回学校读书了。因此我又恢复了老样子。

“我的工作不轻松，真的是必须到城里各处叫卖，有时候骑自行车，车胎破了就走路。因为天气那么热，轮胎不时会爆裂。这工作实在辛苦，我的健康受到影响，我变得很瘦，饮食不正常，连我父亲也觉得不忍。于是，他为我在一家工程顾问公司找了晒蓝图的工作，每月六十五卢比——我的薪水一下子大增。”在一九六○年，月薪六十五卢比相当于五英镑。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一张蓝图烧掉了。工程师扇了我耳光，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开了。错在我，我不怪他。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父亲，他要我把它当作生活中逃不掉的遭遇，不用太在意。我听后吃了一惊：我还以为父亲会因为我把蓝图搞砸的事也打我一顿。

“我在那家公司做了九个月晒蓝图的工作，然后被派到公司的建筑工地之一。公司正在那工地为南方一家大型产业公司盖房子。就在这里，生平第二次，我的传统婆罗门外貌及观念又助了我一臂之力。

“那家客户的总经理对我还能严格遵守婆罗门生活方式这件事感到非常高兴。他很高兴见到一个留着丘尔其的婆罗门男孩担任工头，在工地监督——特别是在这个反婆罗门情绪高涨的时候。那是在一九六一年。

“我不知道这位总经理多么重要，手下有多少企业。他问候我父亲，并要我转告父亲，让他来见他。我有点紧张，我父亲也一样。我们不知道总经理要什么，或者他是什么人。他们见面了，总经理对我父亲一见如故。听了我父亲的背景，特别是他对泰米尔语《吠陀经》全部四千节都了如指掌之后，他要我父亲教他泰米尔语《吠陀经》。我父亲答应了。能这么幸运地跟南方一位产业巨子见面，让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只是他想不通，我在家里一点也不讨人喜欢，怎么在外头会有那样的人缘。

“我服务的建筑公司为那位大人物做的工程结束后，他把我安插进了他自己的公司。他要我从‘服务员’做起，薪水九十七卢比，其中五十二卢比是基本工资，四十五卢比是津贴。‘服务员’其实只是杂役的另一种称呼。不过，想进入那家公司担任任何职位，就跟今天要跨入IBM门槛一样难。我做打字的工作比做打杂的工作还多。最后，我终于开始往上爬，而且没有停过——多亏神的保佑。那时我十七岁。

“公司在韦洛尔开了家分店，我请求调到那里——为了跟我已经出嫁的姐姐在一起，也为了独立自主。一九六二年中印边界战争发生时，我开始对政治积极起来——过去我从未如此。为了这场战争，我捐出了戒指和耳环——这些是我举行入法礼时伯父送我的东西。这让我父母很不高兴，也让我姐姐很不高兴，因为我捐出的东西在我们家族里已经传了好几代。

“有一天德里来了位客人，是一位堂兄。他在一家美国公司的德里分公司工作。他看我一身传统模样颇为吃惊——也惊讶于我薪水的微薄。他要我辞职，搬到德里去。他说，他可以帮我在德里找到工作，只要付出跟我在韦洛尔那家公司一样的劳动，就可以拿到两倍的薪水。这个提议很吸引我，但我不知道父亲会有什么反应。

“如我所料，父亲不太愿意让我到德里去，怕我的行为会更加偏差。有四个月之久，我跟父亲时常争辩，两个人言辞都很激烈。不过，最后还是他为我买了车票。票价大约是四十二卢比，另外他还给了我一些零用钱。家人准备了黑绿豆米饼‘伊德里’、印度薄饼‘多萨’和几种油炸的东西让我在路上吃。他们准备了太多，我只得把吃剩的丢掉。他们怕火车会在路上停下来不动，不想让我因此挨饿受苦。甚至到了今天，南印度的家庭如果有人远行，他们还是这么做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日，我终于规划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我在晚上七点半从马德拉斯中央火车站搭大干线快车离开，四十个小时之后，在五月五日早上十一点半抵达德里——如果依照公历，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在德里所做的第一件事——遵照我堂兄的指示——是从火车站直接到理发厅去把丘尔其剪掉。那是令人十分痛苦的时刻。整整十八年来，我母亲和姐姐两个人料理我那绺头发——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她们以它为荣，生怕它出了岔子。我的头发长得不得了，比我姐姐的还长。我把头发解开时，它的长度直达小腿。我母亲和姐姐会为我洗头，然后抹油、梳理、编成辫子。

“理发师是个留小胡子的瘦巴巴的年轻人，当他开始试探我——我是否真的要如我所说的那样做——我的痛苦越发深刻。他给我三次机会，用印地语问：‘你真的要……你真的要……你真的要……’我一再回答‘是’，虽然我内心深处在发抖，担心父亲会怎么说。理发师非常体贴，为了给我再考虑的机会，他从下面开始慢慢剪，而不是一下子整个剪掉。那一天，我失去了一切宗教热忱——就像参孙㉑失去他的力气那样。”

故事原本该在这里结束：卡库斯坦逃到了德里，剪掉了后脑勺的发辫，开始了新生活。但他却又回到了当年逃离的聚落，准备终老于此。他的生平包括两次转变；另一天他告诉我的就是他的第二次转变。

卡库斯坦说：“我来到了新德里，往后十六年都住在那里。我在堂兄上班的美国公司找到一个小职位，另外我也替一家工会报纸做速记的工作。”速记，这是南印度婆罗门的古老行业，从执行仪式的工作中自然衍生出来的行业，也是数学和物理才干的另一面。

“我每个月从堂兄的美国公司拿五十卢比，从工会报社拿两百卢比。在工会报社工作期间，我的第二次转变开始发生。

“印度的工会运动遵循甘地哲学的原则：真理与非暴力，责任先于权利，你得先生产才能提出要求。这些道理正是《薄伽梵歌》所传达的，也是印度全国工商总会的纲领。在报社，我们每天工作前都会先举行祈祷会。这对我有不小的影响，我同时也受到马德拉斯地方报《印度教徒》每日言论版宗教专栏的影响。我还读圣雄甘地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自传。

“报社里充满了这种宗教和灵性的气氛，外面则是德里生活的种种诱惑，金钱和享乐等等。有一段时间，德里那种生活也吸引了我。这令我担忧——因为我没那种钱。还好，我阅读的宗教书籍开始对我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因此，经过一个阶段后我又改变了，我开始过起宗教信徒的生活。

“在这时期，我在德里大学修了个学位，也结婚了。我先前在韦洛尔迷上了我姐姐的女儿，也决定尽快跟她成婚。家人同意这桩婚事，不过我告诉他们，说她必须先读完书。我帮她出教育费用，结婚仪式在她毕业考的最后一天就开始进行。

“我离开工会报社后，曾到几家报社或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由于其中一份工作，我于一九八○年搬到艾哈迈德巴市。那时我三十七岁。我第二个儿子生日的时候，我父亲到那边看我。看到我纵使没有了丘尔其，也终于有了不错的境况，他感到非常欣慰。如果我还留着丘尔其，他会加倍高兴。

“我父亲到那边的第一个早上，他看到我做晨间礼拜。这是我固定做的事，但他还是吃了一惊。我们针对那天早上我做的礼拜以及相关的经文谈了一阵。他指出我做礼拜时所犯的一项错误，并且暗示说，如果我年轻时用心学习，那错误就不会发生了。

“我为那项错误道歉，也为过去发生的一切道歉。

“我请他带我认识我们的传统仪式，我也请他教我那四千节泰米尔语《吠陀经》，以及我们祖居村庄的寺庙执行仪式时，我必须了解的所有其他祷文。

“他说他会教我。他当天就开始教，因为那天是星期五，也是个吉日。十五天之后，他从艾哈迈德巴市回马德拉斯。临走前，他答应我在未来两三年内会每天教我。但他从未回来，离开艾哈迈德巴市六个月后他就过世了。

“他过世后的十一天内，我们举行了一些繁复的仪式。所有来参加的人，包括亲戚和《吠陀经》专家，都赞美我父亲、祖父和伯父生前多么了不起，也称许我们家对宗教的虔诚，特别是我们对村中庙神的奉献。我听他们说，我祖父为了某个仪式做得不正确而跟寺庙祭司发生了一场宗教上的争论，之后他就过世了。堂兄也在类似的情况下过世。他对寺庙所做的某些新仪式提出反对，然后躺在寺庙门口，人们就从他身上踩过。几天后，他因悲伤、休克而死亡。

“听到这些故事，我心想，如果我祖父和其他亲戚可以为了家神抛弃生命，我至少应该学习他们的榜样。

“于是，我决定搬回马德拉斯。

“我在这里找到了工作。我已经有经验，这事就不难了。我到那家公司求职时，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不得干涉我的外表——不能反对我在额头上画圣痣、留丘尔其、穿传统婆罗门服装：所有我年轻时未曾了解的东西。我必须让他们接受这条件，因为我回马德拉斯的主要目的是继续履行我家族对村庙的义务。”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强调外表？宗教虔诚不是存在于内心的吗？”

卡库斯坦说：“如果我们家族的生活和传承中没有对寺庙的义务及荣誉感，那么或许我们的日子会过得更有弹性一点，就像许多婆罗门家庭那样。在所有寺庙仪式里，外表都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那种外表我便没有资格为神做事。外表跟内里同样重要，外表越洁净，内里也越洁净。”

他因为外表吃过苦头。他这可不是空口说白话。

“我是一九六三年离开阿格拉哈兰，一九八一年回来的。我回到我家在聚落中的房子，这番回来我变了许多，成了个完全投入、毫无保留的婆罗门。在我父亲第一个周年祭办完仪式之后，我跟过去做了彻底的决裂：从‘鲁基卡’（世俗工作者）变成‘瓦迪卡’（学者），从涉足人间尘世转为投入精神领域。”

我第一次在迈索尔市听到这两个字眼，告诉我的人是担任迈索尔邦末代大公宗教仪式总监的婆罗门。在那位婆罗门工作的王宫里，奢侈与豪华的程度超乎人类的需求，以致让人觉得，在印度教的价值体系里，巨大财富的作用之一是提醒人们感官的虚幻。但是，大公的巨大财富却没有成为婆罗门生平故事的一部分。人类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那位婆罗门讲述其生平故事时所在的简朴小房间正透露了这个讯息。

卡库斯坦住在几间他从小熟悉的小房间里，而他住处所在的阿格拉哈兰或聚落也透露着同样的讯息。在基督教的观念中，善与恶是两股永远对立的力量。在印度教或婆罗门的思想里，对立的是凡俗尘世与精神生活，你可以从一个领域退回另一个领域。当你在尘世得不到凭依时，可以转入精神世界，把尘世看作幻象。

卡库斯坦说：“那时候，就在我父亲过世一年后，我变成了现在的我，你眼前的这个人。那时我决定要尽可能过瓦迪卡的生活，承受一切必要的辛苦和锻炼。”

“什么样的辛苦？”

“我不在外面吃东西，只能吃在家里向神献祭过的东西。”因此，厨房旁边神像前的油灯长明。“我甚至不能在外面喝水，也不能跟不洁的人在一起。因为如果我违反了这些规定，我会玷污我们寺庙的神。

“现在我在聚落里过着彻底的婆罗门生活。我生命中突然的转变以及目前严守戒律的生活方式都得到了别人的赞许。我们家过去没有钱，这也是个贫穷的聚落——住的是收入有限的低层中产阶级。虽然神的恩宠和祖先的庇佑让我有不错的经济条件，但我还是不想住在别的地方。跟这些我熟悉的人住在一起，我能得到无比的幸福和安宁。”

我们在好几天内数度见面，地点或是我投宿的旅馆，或是聚落里。有时候，卡库斯坦到旅馆来找我，再带我回聚落，有时他差遣他那十几岁的儿子来接我。儿子比父亲高了好几英寸，但不像父亲那样结实，眼神也比较柔和。

姑且不论卡库斯坦为自己做了什么选择，他对儿子有很高的期望，要求他在功课上有优异表现。犹如多年前卡库斯坦的父亲可能会找个人来劝说卡库斯坦一样，如今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卡库斯坦请我跟他儿子谈谈，让这男孩知道上进，好好读书。

卡库斯坦说，这孩子太贪玩。譬如说，那天早上他就出去打板球了。那还算好，我说。不错，卡库斯坦说。可是，那天下午男孩又出去打板球了。

我们正要回聚落，卡库斯坦想出一个简单的办法来制造机会，以便我能跟他儿子私下交谈。我们——卡库斯坦和我——上楼去了那个直接面对聚落庭院、一侧是围墙环绕的寺庙花园的阳台。接着，男孩会端茶上来请我喝，卡库斯坦就在此时借口下楼去洗手间而离开。

就这样，在聚落里，男孩端了一杯茶到阳台上来请我喝，我们开始交谈，而楼下那头——在卡库斯坦身为君主的领域里——穿着婆罗门服装的卡库斯坦充满自信，从容穿过午后人多的庭院，经过水井，走向角落的厕所。

这男孩热爱板球。他说，打击和投球他都喜欢。我欣赏他对这种运动的热衷态度。我实在狠不下心依照卡库斯坦的吩咐对他来一番应该好好读书的说教：我实在看不出，在聚落的环境中，谁有办法好好读点书或做功课。有天晚上，我在一条从大门通往里面的铺石小径上看到一个小男孩盘腿坐在他家小屋外，那条小径灯光幽暗，在那片黑暗中，在他面前摆着一本翻开的书：为了父母而表现的用功之状，这情景让婆罗门的好学精神缩水为徒具外表的仪式。

我问男孩——卡库斯坦的儿子——他将来想做什么工作。他柔和的眼神中出现了惊愕。对他来说这是个老问题，从我口中提出却令他感到不安。他可能会做速记员，可能会到公司上班，就看“命运”的安排了。

他谈起命运可让我吃了一惊。卡库斯坦从未提过这个话题。问题是，卡库斯坦自己的整个年轻时代都处于叛逆中。他的儿子现在大体上是属于聚落的年轻人，他的想法和抱负并没有超过那里其他的年轻男子。我相信，卡库斯坦希望他儿子多一点进取心，但我不想对这男孩强加说教。他还要好几年才能拿到学位，踏入社会工作，在那之前，他的世界和观点都会有所改变。

卡库斯坦回到阳台后，我告诉他，男孩不会有问题的。从他对板球的热衷可以看出他是有干劲、可以放心的，只要时间一到，读书和职业两方面的事自然会圆满解决。这些话至少让卡库斯坦安了半个心，他露出满意的神色。我们转而谈起别的事。

那是个星期天的向晚时刻，仍然是马德拉斯的冬天。阳光柔和，阿格拉哈兰里气氛平静，庭院里每个人似乎都在玩着游戏。

阳台上有棵老树洒下阴影，卡库斯坦和我就坐在树荫里、他卧室前的水泥矮墙上。我请他就我们眼前所见的庭院情景谈一谈。

我有没有注意到电视天线？一共有二十个，他说。聚落里甚至有几台彩色电视。人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跟外部世界隔离了。

“瞧瞧那几个女孩，”他说，“在那边跳绳。”

女孩跳绳，这倒很容易不被当作一回事。可是，他说，大约二十年前，那些女孩可不能在无遮拦的院子里那样玩耍。那些女孩将届青春期，如果是二十年前，她们在这个年纪已经要开始被囚禁在隔离小房子里了。

还有，卡库斯坦说，我曾提到聚落中有些人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现在倒有些婆罗门男孩会做运动了。譬如院子对面那个男孩，在穿长裙的女孩跳绳处再过去两三间房子的地方——那个男孩就在做运动。那男孩是个年轻人，光着上身，姿态优雅，身材不高。他有见诸许多类印度雕塑的那种体格：肩膀宽阔、腰身纤细、躯干匀称，体力和张力都潜藏在内，不透过肌肉的起伏或凹凸呈现。

卡库斯坦赞许那名男孩，他对健康问题相当关心。他自己身材瘦小，他父亲也身材瘦小，两人在城里都蒙受嘲弄和肉体折磨。

在阳台高处，我们谈论着那位做运动的年轻人以及他父亲。年轻人在哪里运动？就在这里，人来人往的院子里，没人会在意。他家一共十个人。那十个人住在我们见得到门的那座单间小屋里。父亲是听差，或称办公室服务员，花那么多时间锻炼身体的儿子只是个小职员。

我对卡库斯坦说：“他有不错的婆罗门面貌。”

“还有肤色。”卡库斯坦点着头说。

这会儿他显得局促不安，放低了声音：一个女人刚刚来到阳台，他说，我挡了她的路。我坐在卡库斯坦楼上房间前的矮墙上，两条腿伸到沿着阳台边缘的通道上。如果那女人试图通过，她可能会碰到我，那可是行不得的，她也不能直接对我说话。我站起来，那女人一言未发地走了过去，三四步后，转入自己的小空间。

第一次到聚落时，卡库斯坦的话让我认为这个小区因为对外面世界做了太多妥协而正在衰落。现在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正好相反。这个小区正在学习适应：这是它的活力所在。

他说：“只要世界还存在，婆罗门总会活下去的，社会少不了婆罗门。”

维拉曼尼先生身材矮小，精神抖擞，穿着长下摆的黑衬衫，下摆按照印度人的穿法垂在裤外，而不是塞进裤里——这位维拉曼尼先生照料佩里雅尔提达尔，使佩里雅尔的影响力在泰米尔纳德邦延续。

佩里雅尔逝世于一九七三年最后一周，享年九十四岁。佩里雅尔的第二任妻子继任为运动的领袖。五年后她去世，维拉曼尼先生升为领袖。当时，运动似乎已经失去方向，不再具有政治或社会方面的意义。现在，由于原先的达罗毗荼政党在选举中获胜，运动似乎又再度登上了舞台中央。

作为佩里雅尔哲学的传人，维拉曼尼先生前往邦内各地发表演说，主持佩里雅尔式自尊婚礼。泰米尔纳德邦内许多人不会读写，因此演讲具有重要的作用。人们喜欢听演讲，听文字的声音，维拉曼尼先生说，必要时，他可以一次说上两个钟头。至于自尊婚礼，他每个月只主持八到十次，每年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次左右。次数并不多，不过，维拉曼尼先生说，理性主义者在邦内人口中只占了“微小”的一部分。虽然如此，他不认为他的任务就变得比较次要了。这任务在于尽量把佩里雅尔的主张流传下去。因此，他管理着遗物：佩里雅尔的床，佩里雅尔所收到的各种礼物；他向人解说展览厅中那三十三幅描绘佩里雅尔漫长生涯事迹的画；他出版小册子；他带领访客参观佩里雅尔的坟墓，念出刻在四周灰色花岗岩上的那些佩里雅尔较为著名的话。如果没有他这几年来的努力，维拉曼尼先生说，佩里雅尔的主张一定会受到曲解。

维拉曼尼先生一九三三年出生于小城古德洛尔㉒。他父亲是个裁缝。缝制衣服是“进口”的行业（犹如咖啡是“进口货”），因此不像纺织那样属于某个种姓。古德洛尔是海港，除了本地顾客外，维拉曼尼先生的父亲也为外国船员缝制一些衣服。因此，维拉曼尼先生的父亲相当富裕。但他的大部分积蓄先是花在一桩诉讼案上（他是击棍和摔跤高手，并传授这两种武艺，由于某种间接的关系，他被卷入当地的一场争执）。然后，他罹患血丝虫病——由不干净的水所引起——剩下的钱都用于医疗开销。

维拉曼尼先生有位老师是佩里雅尔的崇拜者，也是自尊运动的重要分子。这位老师——维拉曼尼先生认识他时，这位老师大约二十八岁到三十岁——把原来的名字苏婆罗门尼安姆改成“达罗毗荼曼尼”，意思是“达罗毗荼要人”。他也说服维拉曼尼先生改了名字：从“沙兰伽潘尼”，一位神祇的名字，改为“维拉曼尼”，意为勇敢之人、英雄。

在大约十岁时，维拉曼尼先生曾在一出校内戏剧中演出，达罗毗荼曼尼先生对这个男孩的天分非常欣赏，于是开始撰写关于自尊运动的讲稿，让男孩在群众大会中宣读。一九四四年，古德洛尔举行了一场达罗毗荼大会。佩里雅尔前来参加。另外还来了一位著名的持无神论的泰米尔诗人，他同时也是佩里雅尔的追随者。诗人叫巴拉提达萨姆。他时年四十七岁，出身属于织工种姓，在本地治里（当时是英属印度包围着的法国殖民地）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他被比拟为运动中的雪莱与惠特曼㉓。他有一首诗常在自尊运动的演讲中被引用。下面是维拉曼尼先生为我做的翻译：

世界犹在黑暗之中。

以种姓为宗旨者依旧我行我素。

借宗教吓人者依然飞黄腾达。

这一切骗人把戏何时告终？

此等骗术一日未除，

自由权利只是恶毒。

不像佩里雅尔那样是个矮而肥硕、面貌慈祥的老人，巴拉提达萨姆令人生畏。他身材非常高壮。他缠腰布，穿衬衫，披红色披肩——红色代表他们所进行的革命运动。他容易发脾气，喜欢有话直说。

就在这个人和佩里雅尔面前，十岁的维拉曼尼先生宣读了他老师写好、要他在达罗毗荼大会上宣读的讲稿。这篇演讲运用了佩里雅尔最无保留的反婆罗门、反印度教论调。它的主题在于揭穿一则印度教神话的荒谬：根据这则神话，婆罗门从梵天大神的头部生出，刹帝利（武士）从其双臂生出，邦尼亚（商人）从其大腿生出，首陀罗从其双脚生出。十岁的男孩问与会者：不是女人怎么能从这么多不可能生育的身体部位生出人来？

佩里雅尔很欣赏这次演讲，从此之后，维拉曼尼先生便成为自尊运动的正式演讲者之一。在传单上他被称作十岁的理性主义者，过了不久他就开始撰写（或起码是拼凑）自己的讲稿。

一九四九年，古德洛尔大会五年后，运动里发生了一次分裂，起因是已届七十高龄的佩里雅尔决定二度成婚。

他要娶的人是韦洛尔一位木材商的女儿。那家人是运动的支持者，佩里雅尔到韦洛尔时经常待在他们家里。那位女儿正在接受教职训练。不过，她母亲虽是佩里雅尔的追随者，却仍受传统观念影响深重，总希望女儿放弃教书的念头，早日嫁人。女儿当时二十五岁，被认为年龄很大了。当女儿得知母亲为她所做的打算时，她离开韦洛尔的家，寄住到远方一位学校教师的家里。

佩里雅尔认识那位女儿。听到发生的事后，他把那女孩从教师家带走，安置在自己位于小镇伊洛德的房子。他不让她回到她母亲那边，让她当他的秘书，她也变成了他的护士。六年后，他们结婚了。那时她三十一岁，佩里雅尔七十岁。

这是维拉曼尼先生告诉我的故事，他因为还怕我不了解为什么佩里雅尔这么大岁数了还要结婚而做了进一步解释。佩里雅尔累积了不少财产。他不想把这些财产传给亲戚，而是希望将其用于运动，他认为达到这心愿的最好办法是把财产留给他的秘书兼护士。不过，根据印度法律，他们必须结婚，她才能成为法定继承人。

并非所有人都明白这个动机，于是运动中一个重要派系脱离出去自立门户。但是，维拉曼尼先生——在这阶段是十五岁的理性主义者——依然忠于佩里雅尔。他上大学时忠诚如故，开始学法律时还是忠诚如故。然后，当他还在研习法律的时候，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一九五七年，佩里雅尔因为焚烧印度宪法而被判刑六个月。（佩里雅尔的遗物展览室里有一幅描绘这件事的图画，其表现方式拘谨、清晰、冷静。）在此之前，维拉曼尼先生只是运动的宣传者，他虽然干劲十足，也拥有名望，但毕竟跟佩里雅尔还有点距离。现在，伟人身陷囹圄，维拉曼尼先生则陪着佩里雅尔的妻子曼尼亚麦夫人——维拉曼尼先生如此称呼她——前往邦里各处访问。

出狱后，佩里雅尔召见维拉曼尼先生。佩里雅尔人在蒂鲁吉㉔，维拉曼尼先生立刻赶了过去。

佩里雅尔问他：“你未来如何打算？要结婚吗？”

这是个出乎意料的问题，因为佩里雅尔反对早婚，他认为早婚会妨碍非婆罗门地位的提升。维拉曼尼先生这时二十五岁，还要一年多才能从马德拉斯法学院毕业。

维拉曼尼先生说：“先生，我认为在这阶段没有必要结婚。我在经济上还未独立，而且我希望为党尽最大的力量。”

佩里雅尔说：“但我完全是为党着想才建议你结婚。”

佩里雅尔希望维拉曼尼先生娶的女孩或年轻妇女，是佩里雅尔一九三三年为之主持自尊婚礼的夫妻的长女。由于有人在一九五二年向法院质疑这桩自尊婚姻的有效性，它已经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著名案例。不过，除了因为主持过婚礼而产生的情谊之外，佩里雅尔要维拉曼尼先生跟那对夫妻的女儿结婚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是富裕人家，父亲属于商人社群，母亲出身地主家庭，跟他们的女儿结婚可以让维拉曼尼先生把全部时间用来为运动工作。

明白这点之后，维拉曼尼先生对佩里雅尔说：“如果这样对党最好，我会听从你的指示。”

于是，曼尼亚麦夫人去找维拉曼尼先生的父母，告诉他们其儿子即将结婚的消息，然后她又带维拉曼尼先生到蒂鲁安那马赖那女孩的家中。他们搭火车又坐汽车，最后终于抵达女孩和她母亲所住的农庄。农庄四周有不少肥沃土地——稻田和花生田。经过一阵寒暄后，女孩从里面端出一些食物来招待客人（古老仪式的奇怪残留），然后又回到里面。其实，通过维拉曼尼先生出场的大会，女孩对他已经很熟悉了。

婚礼在六个月后举行。佩里雅尔和曼尼亚麦夫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发出请帖，因此那场婚礼聚会像是另一次达罗毗荼大会。结婚典礼本身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五点举行。他们摆明了故意挑选这个时辰，就因为正统印度教徒认为那是特别不吉利的，无神论诗人巴拉提达萨姆——运动里的惠特曼——朗诵了他为这场合所写的一首诗。

后来还发生了奇怪的续曲：维拉曼尼先生的最后一次法学考试中有一道关于他岳父母一九三三年那桩自尊婚姻的题目。

正如佩里雅尔所盼望的，维拉曼尼先生的婚姻让他得以全心全力为达罗毗荼卡扎甘姆——达罗毗荼运动——工作，继续宣扬佩里雅尔的功名和主张。如今，经过三十年来的起起落落后，在马德拉斯许多地方都可见到比真人还大的佩里雅尔画像，而继承了使命的维拉曼尼先生则在马德拉斯到处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维拉曼尼先生所住的房子属于他妻子所有，位于马德拉斯的阿迪雅尔区，靠近神智学会总部。那是一栋建成十五年的混凝土大房子。房子共有三层，维拉曼尼夫妇住了一层。

客厅一面墙上高处挂着一幅佩里雅尔与曼尼亚麦夫人黑白大合影。佩里雅尔坐在椅子上，握着那支有弯曲把手的坚硬拐杖。现在我对他外貌的其他部分已经很熟悉了：卷曲的大胡子、腰布、披肩、黑衬衫。曼尼亚麦夫人穿着黑色莎丽站在佩里雅尔椅子旁边，她眼神稳定，身材丰满但结实，右手搁在椅背上。

那幅照片摆在维拉曼尼先生客厅显眼的位置可说是适得其所：佩里雅尔那次婚姻是为维拉曼尼先生的婚姻做了前导的示范。

维拉曼尼夫人奉完茶后又退到里面：她顺从、慎行、寡言，但仍然像是个为使命而尽力的人。但是，她的举止却是那么庄重，那么矜持，那么谦逊，如果你不知道那使命是什么的话，可能完全猜不到。

在那样的家庭气氛中，在佩里雅尔的照片下面，维拉曼尼先生向我谈起佩里雅尔务实的一面。他出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后来又靠自己变得更加富有。

“他做事很小心。他不但是人权的监督者，也是党拥有产权的监督者。他通过投资工厂和银行，把那些产权增加了好几倍。一九七三年，他——或他的党——财产值超过两克洛尔。”即两千万卢比，相当于一百万英镑。“现在那些财产大约值十克洛尔。”四百万英镑。

“人家会给他钱。当他有了——譬如说——九十九卢比时，他会向曼尼亚麦夫人要一卢比，并且把那总共一百卢比换成纸钞，这样他就不太可能把那笔钱花掉。曼尼亚麦夫人会笑他。”维拉曼尼先生也笑了。“‘节俭，你的名字叫佩里雅尔！’泰米尔纳德邦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他替人家签名时要收钱。他叫人家不要送他花环，而是给他两个卢比。”

他演讲要收费，他每天做两三场演讲，平均每天搭乘支持者送他的旅行车赶两百英里路。他的最后一场演讲发表于去世之前五天，当时他九十四岁。他七十岁时跟曼尼亚麦夫人结了婚，好让她能够继承财产，但他们的婚姻历时二十四年，曼尼亚麦夫人也只比他多活了五年。她去世后，衣钵传到维拉曼尼先生手中。

维拉曼尼先生的长子是工程师，目前在波士顿进修。他的次子拿到了贸易方面的学位，现在经营塑料类生意。他长女也在美国，正在修读信息系统的硕士学位。维拉曼尼先生的父亲生前在古德洛尔当裁缝，他的孙辈如今所拥有的机会和条件是他想象不到的。

挂着佩里雅尔夫妇照片那片墙的对面墙上，有个一九八九年“泰米尔猛虎组织”㉕的月历，吊在一个书架上方。月历中是“泰米尔猛虎组织”两位领袖皮拉巴卡兰和马泰雅的彩色大照片。他们身处阳光强烈、看起来温度很高的森林，穿着迷彩游击军装。他们两人都身材肥胖，大腹便便。他们笑着，仿佛自己也觉得为了拍月历照片而穿上的制服荒谬可笑。但他们可一点都不是闹着玩的，他们已经把斯里兰卡搞得天翻地覆。他们一九八九年的月历就挂在这里，在维拉曼尼先生的客厅里。泰米尔纳德的理性主义运动和反婆罗门运动也同样看重泰米尔民族的荣耀——过去的和现在的。

在来到马德拉斯之前，我几乎不知道佩里雅尔这名字，我从未听人提过维拉曼尼先生。但四十年来，维拉曼尼先生一直处于一场地域性巨大革命的中心，由于印度独立之后的经济发展和知识扩张，这场革命有了小型战争的趋势。到目前为止，维拉曼尼先生属于胜利的一方。

卡库斯坦的情况则不一样。他退缩和逃避了大半生——直到亲情和孝心使他回头，刻意采用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或许，拿维拉曼尼先生跟卡库斯坦做比较并不公平，或许比较恰当的比较对象是那些从旧学转向新学、从寺庙仪式转向科学的婆罗门，那些以较激烈的方式（几乎跟维拉曼尼先生一样）挣脱旧窠臼的婆罗门。

由于马德拉斯有寺庙雕塔、黑绿豆米饼和“多萨”等特别食物、独特的音乐和舞蹈、收藏着精美青铜器的博物馆，访客会以为这城市的文化仍然完整而有活力。过一段时间他们才明白这里发生过一场权力转移，虽然婆罗门还是乐师和舞者，还是厨师，还是庙里的祭司，他们却已处于逆境，必须采取守势。

一个文化的衰落不能不让人感到悲伤。但是，婆罗门的诉求运动——如果有这种运动的话——必须跟印度的所有其他诉求运动放在一起考虑。我们最好把一个文化的衰落——维拉曼尼先生的崛起、婆罗门的出走和转变——看作是一场更广泛的前进运动的一部分。

达罗毗荼运动的无神论诗人巴拉提达萨姆披红色披肩——红色代表他们发动的革命。从达罗毗荼运动衍生出的政党的旗帜是红黑两色——红色代表革命，黑色代表达罗毗荼的诉求。将红黑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可能被视为代表了泰米尔纳德邦所有蒙受屈辱、受到伤害的人，所有南方婆罗门站在格外僵硬的立场上视其为异端的人。但是，达罗毗荼运动却只代表中层种姓——佩里雅尔本人即属于商人种姓，而这些种姓在印度其他地区的种姓体系里倒还有不算低的地位。就像印度一向的情况，在这些如今得胜的中层等种姓之下还有其他种姓。后者也觉醒了，他们也开始提出要求了。

七八年前，泰米尔纳德发生过一场农民运动。运动被平息了。自从独立以来大约四十年间，印度政府必须应付国内许多地方许多类型的运动。政府已经学会如何处理，知道何时该强力镇压，何时又该放手不管。

那次农民运动的参与者有一些还活着。他们已经恢复平民生活，境况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警方掌握着这些人。通过警方的安排，我与其中两人见了面。

警方将他们从一个偏远的地区传唤过来，见面地点就在我的旅馆房间。一位便衣警官跟他们一起来。我这边则请了两位新闻记者，一位是来帮忙翻译的负责犯罪新闻的记者，另一位是来观察的体育记者。因此，旅馆房间里共有六个人。人多当然就需要讲究礼仪，旅馆的茶点和殷勤的客房服务侍者令每个人都有点不自然。

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那两位往昔的叛乱者。他们肤色很黑，体格结实，穿着类似制服的东西：长腰布及松垮的米黄色衬衫。他们头发浓密，涂了不少油，从额头及鬓角往后梳，在衣领正上方的后脑勺部位修剪成一条直线。

两人当中年纪较大的代表发言。他体格较壮，鼻子较大，皮肤较光亮。他说他哥哥是共产党员，他的思想就是被这位哥哥——后来被一个地主杀死——灌输的。他，说话者，又向在场的另一位灌输，后者年纪较小，是他的小舅子。他父亲在铁路局的小卖部工作。有一天，父亲的脚趾在调车厂的事故中被碾断。儿子于是向铁路局求职。他原本应该得到一份职位：铁路局的惯例是员工受伤而必须退休时，出于体恤会给这位员工的一位家人工作。但因为别人向副站长或地位相当的主管行贿，这个儿子并未得到工作。

警官点点头。在那个阶层，就是如此这般——警官会表示同情倒有点不寻常。两位记者也同意，那类工作就是这样搞的。

他们村里的婆罗门很少。住在那片地区的大多是落后的种姓和“阿迪达罗毗”，即最早的达罗毗荼，还有原住民、部落民族。这些人深受大地主或称“柴明达尔”的无情剥削。凡是土地超过五十英亩的人在这里都算是大地主。许多柴明达尔属于来自隔邻安得拉邦的瑞迪雅尔社群，但也有阿迪达罗毗荼的柴明达尔。

柴明达尔以三卢比的日薪雇用女人，五卢比雇用男人。当时的最低工资是女人五卢比，男人九卢比。左派分子的目标是挑起雇用者与地主之间的敌对。为了达成这目标，他们告诉被雇用者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鼓励他们向地主提出要求。地主通常会拒绝，而从其他村庄找来被雇用者。有时候，地主会采取比较粗暴的手段。这两人中年纪较大者的哥哥被一位柴明达尔杀了。之后便只有宣战一途：那位柴明达尔必须偿命。

他们前后三次企图对柴明达尔下手。他们跟踪他，然后有一天当他乘坐汽车时，六个左派分子也随着登上巴士。但什么也没发生。因为顾虑到其他乘客，他们犹豫不决，在一阵混乱中，柴明达尔趁隙脱逃。第二次，他们一大早在田里等柴明达尔。他出现了。他们对他开枪，却没射中。第三次，他们终于得手。八个人出动突袭了柴明达尔的住宅，投掷了几颗手榴弹。他们杀了三个人：柴明达尔、他的情妇和一名婴儿。他们事先不知道屋里有婴儿，婴儿丧生的事令他们很不安。

在这之后，他们只干过两起杀人事件。这时他们只是遵命行事。所谓命令倒更像是决定：这些决定是在集体会议中达成的。他们的目标是推翻政府，如果对象是被他们认定为“敌人”者，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将之灭口。

然后警方开始行动。他们从左派分子出没地区的外围夹攻，或是说放置一支“扳手”，再逐渐把扳手扭紧。三十个左派分子被杀。旅馆房间里的这两个人幸运逃过一劫。他们在一段时间前已向警方投案，事发时正因谋杀柴明达尔与其情妇及婴儿的罪名被关在监狱中。（以上是我当时听到的说法：这部分有点模糊，也让人觉得其中有蹊跷。但由于场合拘束，由于从原话到翻译之间的时差，由于翻译颇为扼要笼统，我当时没想到多问。到了后来才发觉这地方明显模糊不清。）

警方没有足够证据起诉这两个人。他们找不到证人，因为这两个人在开庭前十天就发出警告，说谁要是出面指证，第二天就会没命。在旅馆房间里，那人说这段话时相当冷静，便衣警察则点头、屏息，也是冷静以对，仿佛这全是不得已的事。

这两个人最后被释放了。由于他们所属的团体已被除掉，他们没有旧窝点可以回——说到这里，虽然没人问起，他们两人都说自己未曾出卖团体中的任何人。年纪较轻的小舅子说，警察砍断了他一只脚的“脚神经”。他让我们看他穿凉鞋的脚，脚背上有条黑色疤痕，看似烧伤的结果。较年轻的人说，纵使受了这种刑，他也没出卖任何人。警官听了并无不安之色，也没有干涉之意；似乎那只脚和神经的可怜遭遇也是不得已的事，而且大家都知道这点。

通过警方协助——无疑也是政府的罪犯改过自新政策之一——这两个人做起了生意，但都做不好。年纪大的做西红柿买卖，但不知何故决定要把西红柿远远运到加尔各答去卖。他赔了两万五千卢比，大约一千英镑。小舅子则开始制作“毕迪”，一种廉价小雪茄，他说他的工人卷款逃跑了。两人都没有因为经商失败而显得丧气，看来都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听了这些，我不知该做何反应。他们很少使用形象化的字眼，没有谈到什么细节。这或许是因为翻译的关系，或许是因为见面场合的拘束，或许是因为他们已经讲腻了这些故事。他们让人有一看就知道底细的感觉。我想起在孟买见到的那几名帮派分子也是如此，他们——那些帮派分子——一看就知其底细，因为他们毕竟过的是非常单纯的生活。或许，像这两个人可能扮演的那种革命小兵也必须由单纯的人来充当，而他们所接受的讯息必须简单得符合他们的能力和需求。

我问他们对佩里雅尔有什么认识。这一问，他们话可就多了，就算是在犯罪新闻记者的翻译里，他们的回答恐怕比先前说过的所有话还要多，原因可能在于这不是他们预料中的问题。

年长的那位说，他们尊敬佩里雅尔，他父亲曾经是佩里雅尔的追随者。但佩里雅尔只向种姓制度挑战，他没有想到阶级问题。“他把我们唤醒，但我们的斗争没什么用得着他的地方。”这是记者的第一次翻译，后来他做了修正。用比较直接的译法，他说的是“我们没有关联”。这就更能点出达罗毗荼运动和左派分子之间的种姓差距。

我问他们佩里雅尔主张中反宗教的成分。年纪大的那位说他们对宗教并不热衷，倒是他们的女人还虔诚信教。不过，连女人也开始不请婆罗门来做仪式了。

这听起来是实话。因此，就在会谈快结束时，我开始觉得——且不管他们跟警方的关系如何——这两个人对自己的描述应该没有虚假。

离开前，那位小舅子向我借用卫生间。我有点疑虑，但警官挥手叫他进去。我们等着，听不到冲马桶的声音。接着那个人走出来，小心翼翼把门关上。

后来，我打开那扇小心关上的门，看到马桶没有冲水，而且坐垫和地板上洒了尿液。这只是因为缺乏使用马桶的经验？或是这个参与过阶级战争的人对厕所的不洁也有根深蒂固的种姓态度，因此根本不会留神理会这么不洁的地方，这个该由别人去理会、去清洗的地方？

一两天后，我跟那位体育记者苏瑞希讨论了这点。他说这两个人属于下层的最下层。虽然我可能丝毫没留意，不过他们在旅馆大厅里可会相当引人侧目。他们比首陀罗还低了许多，达罗毗荼运动远远触及不到他们。对于什么在宗教上算是洁净或不洁，他们有没有任何概念？苏瑞希说，在他们那个阶层，虽然上层的人可能不容易看出种姓和社群的差别，它们还是被严格遵守的。

那两个人的衬衫、长腰布和抹油的长发，大概是模仿了热门泰米尔语电影里的哪个明星。他们对外貌这样注重表示他们已经在往上爬升，去掉了原来的乡土味。他们的肚腩也算是自力更生后自重的一种表现。他们说已经放弃革命，现在只想照顾家庭。不管他们的故事里可能有别的什么含糊之处，苏瑞希说这话听来倒不假。

我去向蜜糖告别。他总是在那一楼的小公寓里，受名声之累而不能脱身。

我抵达时，他正在替一个人看星象，那人带来了电脑打印的两幅命相。蜜糖正为一桩拟议中的婚事提供命理上的意见。他的看法坚定。女孩的命相不配，大约在六个月内男孩会找到更合适的对象。那位求问者——一个高级公务员，似乎不介意。他是男孩那边的人。在安排嫁娶这件事上，男孩是予取予求，女孩及其家人则须看人脸色。

我问：“女孩的命相不好？”

“不是不好，”蜜糖说，“是不搭配。”

看着他带着自己排解不掉的忧郁，毫无保留地断言别人的未来，我委实觉得奇怪。尽管他说过来找他的人是如何自私，何等虚伪，尽管他说过不想再干下去，我觉得他还是以圣人之职为乐，以圣人之名为荣。

接着，他大概是想到应该给我什么礼物。他以现在对他而言乃是自然的方式送我礼物。

他从小房间另一头看着我说：“一九六二年我在喜马拉雅山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脸色明亮。那是你吸引我的原因之一。现在你看来不对劲。是因为生活，还是工作？”

我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更不对劲。不过那时我比较年轻，像你一样。”

“你会再来马德拉斯吗？来看我，两年之内来看我。”他这是把他的预言能力用到了自己身上。“过了两年——”

他摇摇头，瘫坐在椅子上，病痛和孤寂现在像是他身上无以化解的压力，他把这个他划定为自己天地的小空间收入眼里——这个起居室兼卧室，我第一次看到的那堆杂乱家具已然清除，墙上挂着圣像，吊柜里堆放着他的头痛药丸。连着这房间的走廊一边是他自己无力清理又不得让别人清理的厨房，另一边是摆着令人生畏的神像的神坛——这个他即将离开的小空间。

①指迈拉波湿婆庙。

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某些发展中国家谷物产量大幅度增长，是因为勃劳格（Borlaug）在墨西哥育成高产矮棵小麦的变种，以及国际水稻研究所在菲律宾获得高产的水稻变种而达成的。

③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1909－1959），好莱坞电影明星，以扮演扶贫济弱的浪漫英雄闻名。

④古巴比伦南部的奴隶制国家。

⑤重量单位，1英担相当于112磅（50.8 公斤）。

⑥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1876－1948），印度穆斯林政治家，巴基斯坦创立者。

⑦存在于公元七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南印度国家。

⑧湿婆神之妻最原始的形象。

⑨印度南部的中央辖区首府。

⑩德国葛拉兹兄弟（Adolf and Max Graetz）于1889年创办的灯具、炉具公司。

⑪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商业中心和工业城市，位于孟买北部萨巴尔马蒂河畔。1411年建城，1572年为莫卧儿夺取，1615年成为英国贸易站。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甘地的活动中心。

⑫今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境内发现的两座古城，位于印度河右岸，应建于四千到五千年前，毁于三千七百年前。

⑬卡鲁纳尼迪（Sri Karunanidhi，1924－ ），泰米尔纳德邦人，曾任泰米尔纳德邦邦长，现任DMK主席。

⑭杰克·希金斯（Jack Higgins，1929－ ）、威尔伯·史密斯（Wilbur Smith，1933－）、阿瑟·黑利（Arthur Hailey，1920－2004），这三位都是英国当代犯罪推理小说家。

⑮即 Bhagavad Gita，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关键部分：诃里什纳（Krishna）说服畏缩不前的有修（Arjuna）投入俱卢之野（Kurukshetra）的战役，告诉他必须尽忠职守，不要害怕残酷的杀戮，因为死生自有定数。这一系列梵歌是印度教教义中最神圣的经文。

⑯特利普里卡尼（Triplicane）区位于迈拉波郊区。帕尔塔色拉提古寺是崇拜毗湿奴神化身之一黑天的古庙，帕尔塔色拉提意为“有修的驾车人”，黑天在《摩诃婆罗多》描述的大战中曾为有修驾车。

⑰即牧牛神，又称黑天神，象征丰收和幸福，为司掌“保存”的毗湿奴的第八化身。

⑱印度教最上层三个阶级的男子身上系的象征重生的带子，由三条线组成，事先经过净化等仪式处理。

⑲一种在印度十分盛行的传统运动，可能已有四千年历史。参加者分成两队，每队十二人，每次进场七人，五人替补。每半场二十分钟，中间休息五分钟并换场。游戏规则是队员必须一口气跑入对方场地并尽可能触碰他队队员，被触碰到的人即出局。被派出的队员必须持续不断地叫喊“卡巴地”，最后剩余队员较多的队获胜。

⑳拉马努金（Srinivasa Aaiyangar Ramanujan，1887－1920），印度数学家。

㉑古犹太人领袖之一，以身强力大著称，事迹见《圣经·士师记》。

㉒泰米尔纳德邦西部古德洛尔地区首府，拥有多座古庙，是旅游胜地。

㉓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赞颂革命，抨击封建统治和传统。惠特曼（Walter 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背离传统诗体，勇于创新，其诗作描绘了美国劳动阶层的生活，传达了强烈的民主精神。

㉔即蒂鲁吉拉帕利（Tiruchirapalli），位于高韦里河畔，是泰米尔纳德邦的新兴商业中心。

㉕南印度泰米尔人后裔以北斯里兰卡为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成立于1976年，主张从以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为主的斯里兰卡独立，建立一个印度教的泰米尔国。

第五章 战役之后

一九六二年，我对英国人留下的建筑大多未加特别留意。由于我在特立尼达已经和英国有过接触，印度的英国建筑在我看来似曾相识，不足为奇。或许也因为一九六二年印度刚刚独立了十五年，在那个年代，我只顾把英国建筑当作陪衬的背景看待。我向往的是印度过去的成就。甚至连新德里那几座鲁琴斯①的著名建筑我也不认为有什么特别可观之处，我觉得其规模过于炫技，我也在他的纪念性建筑中寻找他从莫卧儿建筑师承袭的主题，我在他的模仿修改里看到了更多夸耀的成分。

我甚至也用这种偏颇的眼光看待较不重要的英国建筑，包括在乡下为官员所盖的平房和别墅。这些屋舍住起来舒适，它们有柱廊和阳台、厚墙和高顶，有时窗户上方还有额外的窗子或开口，因此颇适合当地气候。但在印度贫穷乡间的衬托之下，它们显得太豪华。它们似乎还夸大了印度气候的恶劣程度。因此，虽然这些英国建筑完全属于印度，它们却仿佛把印度远远隔离在外。

但是，岁月飞逝，我们的感觉和观看方式也会随着变化。印度人已经在独立后的自由印度建设了四十年，他们在这段时间所建的东西令人更想看看之前的建筑。在自由印度，印度人像没有传统的民族那样建造，他们基本上是在呆板、肤浅地模仿国际风格。难以理解的是，印度人不像英国人那样，实际上不以印度气候为考虑。他们太执迷于模仿现代风格，大多数这样盖出来的房子——孟买那些单调乏味、方方正正又靠得太近的高楼，勒克瑙及马德拉斯的钢筋水泥怪物，新德里的住宅群落——只会使艰苦的热带生活更加艰苦，更加炎热难受。

自由印度的大多数建筑非但未能激发人们对美丽、雄伟和希望的欣赏——比起有钱人，陷于极度穷苦的人可能更需要这种振奋精神的情怀——它们反而助长了印度的丑陋、拥挤以及日渐严重的肉体煎熬。一个热带贫穷城市的恶劣建筑不仅涉及美感问题。它们糟蹋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磨耗人们的精神，引发了可能会四处流窜的怨怒。

比起任何殖民时代的英国建筑，这样的印度建筑都更加无视使用者的需要；因此，英治时代公共工程部所建的最简单实用的平房现在看起来像是考虑周全的建筑。如果从这里开始，再考虑印度境内英国建筑的诸多种类，其历时之长久，那两个世纪之中所呈现的不同风格，随时代完善的功能（火车站、加尔各答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孟买的印度门、勒克瑙及新德里的议会大厦），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英治印度的建筑——那么容易被视而不见的建筑——乃是这个次大陆上最好的非宗教建筑。

比起新德里，加尔各答更算得上是英国人建造的印度城市。它是英治印度的早期中心之一；它随着英国势力而发展，不断整修增建；直到一九三○年，它一直是英治印度的首府。加尔各答首先以宫殿之都著称，后来又成为大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建设加尔各答时，英国人信心满满，不以印度统治者所好的风格为本，而是把欧洲的古典风格移用到印度，借以标志外来文明的胜利。但是，经过两百年的发展，这个帝国城市也成为了一座印度城市，同时，作为一个港口，作为行政与商业、教育与文化、英国与印度时尚之中心，它也跟印度其他城市截然不同。一九六二年末，在经历了数月印度小镇及乡间生活之后，我一到加尔各答就立刻感觉到了大都会的气息：它有大都会的种种视觉刺激，在这里种种奇遇、利益和加强的体验都可能获得。

二十六年之后，这座英国人建造的城市的壮丽——宽阔的大道、广场、善加利用的河流和开放空间、妥善配置的宫殿和公共建筑——仍然可以在夜间像幽灵般被瞥见。此时，白天的人群已经回到他们的小窝休息，准备应付加尔各答另一个团团转、空茫茫、惨兮兮的日子：破损的马路和小径；汽油及煤油散发的褐色烟雾使得炽热的阳光更加凶猛，在皮肤上留下一层尘垢；世界上最破旧的大巴及汽车整日不停、此起彼伏、像蝉般尖叫的喇叭声。纵使只像幽灵，英国人建造的这个城市仍然看得见，因为自从独立以来几乎没有新的建筑。

精力和投资用到了别的地方。加尔各答没有得到眷顾，靠消耗自己的脏腑而生存，展示着一幅生命的假象。加尔各答市中心的某些建筑似乎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就未曾粉刷油漆过。在一些墙壁和柱子，例如待拆的建筑的墙柱上，旧海报和糨糊粘在一起，像干硬破碎的纸板。你设想着，如果要刮除那层东西，恐怕连水泥都会一起掉下来。著名的殖民时代俱乐部如孟加拉俱乐部、加尔各答俱乐部等正在衰败，印度人出入于过去不能涉足的场所。里里外外尽是衰败：加尔各答有几分像六十年代比利时人撤离后本地人擅自占领的非洲殖民聚落。擅自占领，情况就是如此。独立时，由于孟加拉被分割为属于印度的西孟加拉和属于巴基斯坦的东孟加拉，大批难民从东部涌入。他们哪里有地方就占据哪里居住下来，把城市内及周边好几大块地区都挤满了。从那时到现在，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增加了一倍。

白天，街道上或草木干枯的大公园里根本没有空间，没有可以散步的地方。你可以开车，非常缓慢地经过东挖西挖的马路和水泄不通的人群，前往托里衮吉俱乐部，在那里的高尔夫球场上散步。但是，这条路开得你筋疲力竭，然后，回程还得忍受的煤油汽油烟雾也会叫你败兴而归。别人会告诉你，直到十五年前，加尔各答市中心的街道每天都还会清洗。可是，我在一九六二年也听过同样的话。甚至在那时候，独立十五年之后，以及那几场会令许多人难忘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大暴动发生十六年之后，人们已开始怀念加尔各答的黄金时代。

英国人建造了加尔各答，留下了他们的标记。当英国人不再是统治者时，这城市也开始死亡，虽然这并非历史的必然。

齐达南达·达斯·古帕塔是一九六二年我在加尔各答见到的人之一。当时他在帝国烟草公司上班——这家公司后来改用不那么刺眼的简称ITC。因为他在这么一家显赫的英国公司工作，齐达南达是为数不多的人人称羡的被称为“提箱仔”的印度人之一。

这些提箱仔认为自己融合了印度和欧洲的文化。提箱仔的工作一方面跟英国人来往较多，乃是教养的象征，同时又稳定无虞，因此其他印度人对他们既钦佩又嫉妒。他们薪水很高，属于印度待遇最好的工薪阶层，另外——提箱仔在待遇上的锦上添花——公司还为他们提供汽车和备有家具的公寓。他们的职务并不繁重。提箱仔上班的每一家公司都或多或少独占了印度的某个领域。提箱仔必备的条件只是教养不错，关系良好，举止优雅。

齐达南达还有另一件事情做。他热爱电影，是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的创办人之一。有天晚上，我在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碰到了他。二十六年之后，有人——就是在孟买告诉我生平故事的那位秘书拉赞——提起这件事，说是当晚活动结束后齐达南达要他把我安全送回我住宿的制药公司招待所。我对拉赞毫无记忆，至于他，能够跟影坛人士及孟加拉上流社会在电影学会度过这样轻松的一夜可真是太棒了，让他稍微见识了远比他所知道的更加美好的加尔各答。我对学会的办公室只有很模糊的印象：塞满旧办公家具的小房间，天花板上一盏昏暗的灯。我记得齐达南达的提箱仔模样：四十岁，身材修长，蓄小胡子，穿灰色西装。

齐达南达没有在ITC待下去。他改行去拍电影和写作，这成了他的职业，也使他离开了加尔各答。大约二十年之后，他在半退休的状态下回到加尔各答。他半个礼拜的时间在《电讯报》主编文艺版，其他时间则住在圣蒂尼克坦——孟加拉诗人与守护圣人泰戈尔所创立的大学。

圣蒂尼克坦离加尔各答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车程。齐达南达正在那边盖一栋房子，先住在已经盖好的部分中，四周还在施工之中。我在一个星期天到那边见了他。

我设想这是由一个诗人兼教育家建立的类似甘地在南非所设立的凤凰村的机构：与独立运动有关联，同时又是反对过分制度化的产物。我知道这所学校有音乐课程、户外教学、茅屋教室：它有淳朴的田园风味，基础却很脆弱，靠着大家还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才得以存在，而且因为我很久未曾听人提过圣蒂尼克坦，我还以为它已经消失了。

我搭乘圣蒂尼克坦线快车前往，坐的是有冷气的休息车厢。车厢摆设得像起居室，有沙发和扶手椅。装潢的基调是佛教风味，车厢内一块围起来的地方过去可能还设有神坛：这令人想起，往北是佛教地区。我是这节休息车厢里唯一的乘客，加尔各答旅馆的领班为我付出的可怕票价终于有了解释。不过，我却一点都没有得到高级享受：铁路局的低层职员把休息车厢当作睡觉场所，眼前就有三个在沙发上打鼾大睡。

车外是三角洲上平坦无树、适合种水稻的土地，分别呈现绿褐两种颜色。绿色田里都是水，一畦一畦长着不同时期插种的稻子。在一些田里，尚未插种的成列的一捆捆秧苗立在水中，像小小的禾堆。已经收割的田地呈黄褐色，干涸无水，有些田留着稻梗，有些已经清理、犁过，有些田里隔着一段距离就有较黑的新土堆，等着犁进旧土以恢复地力。在许多地方，水从一畦田被引去另一畦，有时使用电力帮浦，有时用手将一种可移动的长筒降到有水的田里，再升起来把水倒入另一畦里。在这片宽敞的三角洲上可以看到每一种跟种稻有关的活动：沿途好几英里情况都是如此，实在很难理解这里会发生饥荒。但是，到了圣蒂尼克坦附近，土地开始变干，开始像是平坦的沙漠，有点令人生畏。

齐达南达在火车站接我。过了二十六年，我们像是在一出戏剧的第三幕再度上台的演员。先前在第二幕结束时我们是年轻的，现在重新露脸时头发和眉毛上撒了化妆粉或面粉。他穿着印度式便装（不是我记忆中提箱仔穿的灰色西装），开的是一辆旧的大使牌汽车。他说，在这里开这种车比在德里便宜多了，这是他决定搬来圣蒂尼克坦的原因之一。

从火车站出来的短街里挤满了摩托三轮车。齐达南达说，汽车在这里是入侵者。其实，圣蒂尼克坦有自己的火车站，但是前一站波普尔的居民却要求所有前往圣蒂尼克坦的乘客都在波普尔下车，以增加当地市集的生意。

过了不久我们就来到野外。周围有树木。齐达南达说，许多树是由大学种植的，它们有助于增加雨量。有了树荫也不错，不过，灰尘还是很多。现在大学里已经没有土砌茅屋，只有粉刷成赭色的水泥房子。我们经过圣蒂尼克坦寺。这是一栋大小合适的建筑，刻意淡化了宗教场所的色彩。但它脱不了其时代特色。它的墙壁有洞孔并装饰着彩色玻璃，从路上看去，它有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建筑风格，而且有点俗丽。

齐达南达向我指出几栋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时住过的房子。齐达南达说，泰戈尔很快就会在一间屋子住腻，因此喜欢搬来搬去：这是诗人的特权，创办者的特权，或许也是孟加拉贵族的自我放纵。我也看出这位伟人在圣蒂尼克坦恣情任性的一面：有些大学建筑是泰戈尔自己设计的，试图融合印度教、印度、中国等各种亚洲建筑风格。这种视觉设计理念背后所涉及的浪漫和自欺现在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年，恣情之中想必也有迫切的追求——想要让亚洲在大英帝国及欧洲古老而又看似永恒的荣耀之前挺立起来。

齐达南达尚未完工的房子位于大学区的边缘。这栋砖造房屋会有两层。一楼几乎已经建好，二楼部分大约还要三个月才能完工。房子三面有空地。齐达南达选上这地点是图它的隐秘性、安静和新鲜空气——这些在印度城市里都已经找不到了。不过，齐达南达前来圣蒂尼克坦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所大学——虽然经过种种转变之后它跟任何印度大学已无两样——跟他成长时所接触的独特孟加拉文化有关系。对他而言，这块土地是神圣的，就像前来参观的单纯的印度观光客也以另一种方式将之视为神圣一样。这些观光客来这里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泰戈尔的诗作或事迹有所了解，而是因为他们听说他是圣人，而探访这类人的纪念地是值得一做的事。

齐达南达的父亲做了一辈子梵社的传道者。梵社信仰的是泰戈尔父亲在十九世纪宣扬的一种净化或改革的印度教，其目的在于结合英国、欧陆的新知识与《吠陀经》《奥义书》所传述的古老冥想性印度教理念。它是从现代印度第一位改革者及教育家、孟加拉人罗姆莫罕·罗易大公的想法直接发展而来。今天，当欧美的产品和发明已经改变了世界，各地单纯的人都必须针对周围吸引他们的文明做出调适时，像罗易和老泰戈尔这类人的想法和做法已经不容易被赏识了。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印度，来自欧洲的产品还不是那么多。处于当时印度文明的停滞状态之下——一切以老习俗、旧规范为尊——必须具备非凡的智力，才看得出欧洲新事物的优点。

齐达南达说，“梵社的信条结合了《奥义书》教义的要素和一些基督教的形式，譬如做礼拜——星期天早上和晚上各一次礼拜。在较大的教堂里，大家坐在长椅座位上，前头还有一个布道坛。礼拜项目由口述仪式及祈祷、圣歌轮流交替，圣歌之中有许多是泰戈尔写的，有一些是他父亲写的。泰戈尔的父亲设计了这套礼拜的方式。梵社做了如下区分：一方面是《奥义书》的一神论及认为有一种无形而无所不在之神灵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往世书所描述的印度教——偶像崇拜、众多神祇，又跟万物有灵论、种姓思想混杂在一起。梵社主张妇女接受教育，认同民主的理想，鼓吹废除种姓制度。”

这是齐达南达父亲毕生为之奉献的信念。他在年轻时就做了这个决定。

“从我父亲十岁开始，我祖父就常带他去参加梵社的礼拜天聚会。聚会在现今属于孟加拉国的吉大港。”吉大港，如今让人联想到孟加拉国的贫穷和天灾，但四百年前在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眼中却是肥沃富庶的孟加拉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吉大港，孟加拉国繁华之都。

“十四岁时，我父亲决定要加入梵社。我祖父从未料到这个结局，对此非常生气。我父亲一天晚上离家出走了。他真的就靠步行和——用现代话来说——搭便车，就是坐牛车和船，前往五百英里外山上的西隆。在当年，大家对过路客还会尽地主之谊。我父亲告诉我，他整天步行或坐牛车，晚上就到最近的人家要求过夜，人们总是会答应。

“他到西隆去是因为他认识那边的一些梵社会员。他们帮他安排入学，他跟不少名人一起上大学，包括萨蒂亚吉特·雷伊②的父亲苏库玛尔·雷伊，一位杰出的幽默作家和出版家。

“我父亲并未毕业。他读的是当年所谓的‘初级文科’，即大学的前两年，然后他就成了梵社的传教士，有一小笔津贴。没过多久，他认识了我母亲，坠入情网——这发生在比哈尔的恒伽，我母亲的父亲在那边是很有声望的医生。当我父亲向他提亲时，医生答应了。我父亲一辈子都是个穷传教士。”

对于有这种背景的人来说——或许对所有梵社的信徒都是如此，圣蒂尼克坦因为一个特殊原因而成为圣地。

“泰戈尔的父亲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旅行时经过了这个地区。这里像是一片沙漠，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看到一棵树，就坐在树下。那天他决定在那个地点设立一间静修处，并且以古代的婆罗门教禁欲静修处为模板——你在那边求道时可以过着独身的日子，在宗师的跟前学习。他果然设立了一间，然后过了颇长的一段时间，泰戈尔设立了大学，叫毗湿瓦婆罗提，即印度世界大学。在泰戈尔父亲坐过的树下的那块地方现在有一个凸起的平台，那被看作是圣蒂尼克坦最神圣的地点。

“德文德拉那特·泰戈尔把罗姆莫罕·罗易大公在十九世纪早期发起的改革运动转变成一种宗教，它改变了孟加拉的中产阶级。泰戈尔又把这种宗教扩展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最后成了尼赫鲁的政治。由于泰戈尔把它引导入一种文化而不局限于宗教，因此它很快就被广大的中产阶级吸收。严格说，梵社今天还存在，不过原来的活力已经脱离这个组织，渗入了更大的社会。”

齐达南达在一九四○年十九岁时首次到了圣蒂尼克坦。当时他跟家人住在隔邻的比哈尔，他父亲建议他到那边度假。他投宿在招待所里，跟一位在大学教蜡染的印度尼西亚人同住一房。跟外国人在一起让齐达南达很兴奋，他对印度尼西亚人的名字——帕拉哈斯托——也非常感兴趣。这是直接出自印度教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名字。齐达南达立刻对印度和亚洲有了一个较大的视野，他又觉得——这是泰戈尔希望他大学里的学生所感受的——他到圣蒂尼克坦是来到了一个属于全世界而非仅属于印度的地方。

几天之后，泰戈尔在寺庙里做了一场演讲。

“那是一个十二月的清晨，天气很冷——那时候圣蒂尼克坦房子还没几间，大部分是空地——我们就坐在玻璃寺庙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那些玻璃有好几种颜色。太阳出来之后，光线在大家脸上和衣服上投下五颜六色。我们都坐在那边等候泰戈尔。

“他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来，然后从轮椅上站起来。他很高，但因为年纪大而驼背。他自己走了过来。他系白色腰布，穿白色长衫，披白色披肩。那样子让我印象深刻，像是回到了古代印度，有一种碰到昔日智者的浪漫感觉。他坐在一个很矮的凳子上，其他人则都坐在没有铺任何东西的大理石上。

“然后开始唱歌。没有现代乐器，全都是传统乐器。但也没有管风琴——泰戈尔不喜欢这种乐器，因为它的音阶是固定的、西方式的，而且它也弹不出印度古典音乐中很重要的半音或微分音。他们接着唱了一首圣歌，那是泰戈尔所写的圣歌之一。

“他看着一份稿子用孟加拉语演讲，夹杂着梵文的引句。他身材很高大，有六英尺二英寸高，而且看起来很强壮，我对他尖细声音和硕大身躯的对比很感奇怪。我原本以为他会有深沉洪亮的声音。过了几分钟我才觉得自然。不过，我很快就转而被他演讲的内容吸引了。那是在一九四○年十二月，战争离我们很近。他演讲的主题是文明的危机——他很担心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趋势。”

就这样，泰戈尔向齐达南达介绍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印度独立运动的好运气之一在于它的许多领袖具有宏大的视野，眼光不仅限于跟印度有关的使命。

齐达南达那次初访圣蒂尼克坦历时两个星期。泰戈尔不到一年之后过世。跟许多孟加拉人一样，齐达南达觉得泰戈尔不在之后圣蒂尼克坦就失去了意义，直到四十六年后，他才重回旧地。事实上，他只在决定要到那边定居之后才回去的。他重回圣蒂尼克坦的方式跟我刚做过的一样：他在加尔各答的豪拉车站上火车，两个半钟头之后在波普尔下车。

“那车站让你见识到最差劲的孟加拉小城的情况——丑陋、嘈杂、拥挤，到处是我在我们国家都市化过程中所看到的贫乏，也就是心灵的贫乏、基本用品的贫乏。那车站的转变比圣蒂尼克坦的转变大得多了。

“我从波普尔的混乱之中走过。我知道我要前往圣蒂尼克坦，那边会有开阔的空地、安静的环境和树木。那种混乱没有让我太心烦——因为反正你也无法一厢情愿使你国家的真实情况消失。现在我做瑜伽已经做了十五年，它大大地帮助我达到这种心境——有了这种心境我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忍受周围的一大团混乱，而不会丧失我自己心灵的平静。

“所以说，甚至在第一次造访时我就喜欢上这地方了。几个月之后，我买了一些地，尽我财力许可尽量买，而且立刻就开始盖房子。我有一位老朋友是退休建筑师，孟加拉人，他帮我画了设计图。他熟悉这片地区，这里的气候和风向。

“这地方已经改变了。我没期望它还和过去一样，你无法回到这里人们还住在着砌房屋、宁愿赤脚走动的老日子。我倒是觉得，回到这里之后，我也回复到更自由的思考、生活和行动方式中。这里不会让我觉得受到禁锢。我又在重读《奥义书》了，这是重新燃起的兴趣。在名义上，我是无神论者，不过，我已经达到一种境界，把灵性追求跟有神论、宗教看作两回事。对我来说，《奥义书》的内涵涉及人类从灵性的最高层次了解宇宙和本身的意图。

“从加尔各答到这里只要两个半钟头，但我觉得已经离我的前一个人生阶段非常远了。你在一九六二年看到的那个提箱仔已离我的文化和成长的根基相当远了。”

年轻时，齐达南达曾想要当老师。有段时期，他甚至想跟他父亲一样当梵社的传教士。但是，他想在社会上留名的欲望使他走上广告业，然后又进入烟草公司。

他得到那个职位的消息传来之后，大家都向他道喜。他太太却说，“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工作？你不知道我们会变成不一样的人吗？”

齐达南达说：“一九六二年你碰到我的时候，我正在负责公司的广告，那是国内最大的广告案之一。那家公司本身从英治时代以来就有烟草专卖权，生产的东西几乎不管质量如何都卖得出去。我来告诉你那个提箱仔的世界是多么地散漫。有一位薪水很高的人事经理，他不少时间就花在量某一类主管该得到的地毯尺寸以及跟他们的太太讨论窗帘的颜色上。

“提箱仔被制造成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整个体系是为英国人的需要而建立的，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吃坐睡拉的方式。到这边工作的英国人把他们待在印度的时期看作像是住在旅馆一样，什么东西都有人提供，包括每一条毛巾，每一把汤匙。这段日子只不过是前奏，过后他们就可以回老家，买一栋房子，有自己的洗衣设备。他们在这里时甚至还配有用人。

“加入公司只有六个星期时，我写了一份报告说公司应该改用简称ITC。当时大家对这建议只觉得好笑。

“就像大英帝国本身的行政体系一样，作为其延伸的商业帝国也把一小群印度人跟其他人区分开来，将他们变成支配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对英国利益比对印度利益更加上心。而且，这是通过非常微妙的方式达成的。不管是在行政还是商业系统，英国人会毫不迟疑地在印度主管手下工作。我想别的帝国里没有这种现象，目前在印度开设的外国公司里也仍然看不到这种事。在法国或美国或日本的公司里，几乎没有半个他们的国人在印度人手下工作。

“我的公司阶级很分明，有两类不同的人员：主管和雇员。我们这些主管有车，还配了司机，我们的太太外出购物时——譬如去挑选地毯和窗帘——另外有车。我有些同事接到董事长电话时都会把领带拉直，或者如果他们要外出午餐的话，会派车回家拿一件干净的外套来换。不用说，在公司里主管有他们自己的洗手间。

“我太太很快就习惯了这些享受，爱上了它们。我喜欢这种舒服的日子——不这样说的话就是虚伪了。我还必须说，那种生活方式对我们后来的需求有深远的影响。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出于对文学和电影的兴趣，下班后总是跟一些完全不同的人来往。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我会前往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的办公室。我在印度独立的一九四七年跟萨蒂亚吉特·雷伊一起创办了那个学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贴信封和写地址。我们头顶上有一台电扇，那可算是幸运了——这地点是一个片商的肮脏的办公室。我们在那里讨论世界电影的伟大成就。

“雷伊对我们的工作很投入。他身材很高，肩膀很宽，常让我想起泰戈尔，我现在把他看作泰戈尔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不过，跟泰戈尔不同的是，他的声音很洪亮。他皮肤黑，泰戈尔的皮肤则是白皙柔细。以他的文化教养，印度性，全面关怀（不能跟流行的世界主义同日而语）和真诚而言，我在雷伊身上看到了梵社成员的一些典型的美德。

“于是，我过着化身博士那种两面生活。白天穿的是很正式的西方服装，晚上则去电影学会。有些时候，某位同事会对我的休闲活动感到好奇。他会到电影学会来看一场法国或德国电影，但他会受不了我那些亲密伙伴身上的汗臭——他们坐了一大段汽车或电车，或是走了一大段路，然后在没有冷气的办公室工作了一整天，又没办法回家换衣服。

“这种两面生活所造成的心灵不安的强烈症状终于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记得跟同事去参加我们公司一位英国主管和一位印度女子的婚礼，这件婚事在高层管理人员之间引起了一片哗然。

“跟我的同事一样，那天我当然穿着上班的西装。或者，可能是我自己没骨气。那是个非常闷热的晚上，结果我发现婚礼中尽是穿着舒服的薄毛葛布长衫和腰布的孟加拉人。在完全不合宜的衣服底下，我浑身是汗。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我属于哪一边，嫌恶地对自己说：‘你把自己搞成了什么样子！’这件事使我内心的许多东西具体化，我开始考虑离职，放弃作为公司经理人员必须过的那种生活方式。

“我可要说，做那些工作真是大材小用。我们销售部门有许多人会到加尔各答和全国各地的市集去，就我所知，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抽查烟盒背后的批号，看看香烟是否过期。

“就这样，大家吃完早餐去上班，然后吃午餐，再到市集走一圈，接着上俱乐部，每天都混到很晚。办公室、家里、俱乐部都有冷气，因此一天下来没吹到冷气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或一个钟头。

“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优点就是你可以不用思考。只要你开始思考，就会觉得不对劲。这种日子毁了一些印度人，使他们的独立能力永远受到影响，使他们变得虚伪自大。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如果没有这个保护伞就无法独立自主。我也看过一些人在组织里受尽了屈辱。

“这些职位基本上是闲差。因此，他们会去掉你职位的一些权力象征，让你无事可做，借此来羞辱你。我见过一些人每天来上班，就在办公室里坐一整天，然后下班回家——这些人是牛津和剑桥毕业的，如果做别的工作，应该更能发挥才干。公司上下都知道那种屈辱，那种情况毫无遮掩。但许多人根本不敢辞职，因为那就像是在瑞典北方的严冬被撵出温暖、灯火通明的屋子。

“那时候，印度人的企业还没有扩展得那么大，机会很有限。反正，印度公司也没办法让提箱仔过他们已经习惯的那种生活。如今，印度企业可以提供你某些福利，让你过很豪华的生活——要是你有成绩的话。他们可是看得紧：印度企业里没有闲差事。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商场上开始了一场变革。处于困境的提箱仔团队必须面对现实。烟草公司改变了，它在短短十年间做了转变——就文化的变迁而言，十年是相当短的时间。这转变是由印度人造成的。英国人训练他们的人手，但他们不想亲自主导商务。今天ITC已经多元化，面对香烟业发展的减速还应付得相当不错。”

那项转变证实提箱仔文化也有可取的一面，我们必须记住这一面。

“他们有很强的工作责任感。他们充满冲劲，严守纪律，虽然并不都明白为什么而冲。内心里他们是善良的印度人，爱国的印度人。我记得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时，也大约是我们碰面的时候，我们公司举行了一次财务委员会的会议。财务部经理说：‘各位先生，你们认为委员会下次会在北京开会吗？’我回答说：‘经理，不会的，除非我们总经理喜欢在腋下夹着一把雨伞。’对英国人我倒要这么说：他们喜欢听这种机智的应答，也会因此而尊敬你。”

阿修克比齐达南达年轻二十五岁，在一家老牌的英国提箱仔公司上班。这家公司现在已经被属于超级富有的印度金融、企业新生代的一员所收购，而公司的商业活动大部分都在国外。

阿修克并不是为了齐达南达所描述的优待和地位才进入商界的，他感到比较来劲的是“营销”，这个行业有现代味和主动性，走在潮流前端。（我认为营销跟推销是同一回事，因此没有向阿修克问个明白。好几个礼拜之后在德里，一位曾经做过广告的人给了我这个明确的定义：“营销的工作在于找出并满足尚未获得解决的需求。”不是创造需求——在贫穷国家里那会被看作邪恶之举；只是找出未获解决的需求。）

阿修克的第一则故事——他一共告诉了我三则故事——谈到他如何想办法进入营销业。

“我有几次失败的开端。第一次是在大学主修商科，那是我父母要我做的。我知道商科不适合我，但还是咬着牙硬读下去。我勉强通过了毕业考试，那使我的自信颇受打击。然后，我向一个管理研究所申请入学。我那样做是因为每个人都如此。正如意料的那样，我并未被接受。

“在那个关头，我父亲替我在德里的一个商会里弄到了一个位置。我在那边待了一年半。我碰上那个商会所服务的一些工业巨子，也见过一些土气的人。那段日子让我大体上了解，在印度什么事情都是半调子。我只拿一点薪水，每个月三百卢比，十五英镑，不过我住在一位叔叔家里，没有很多开销。

“有一天，在德里国防部宿舍区的一个中产阶级派对里，我碰到了这位马霍特拉博士。他身高中等，体型肥胖，穿着一套深褐色西装。我问他在哪里高就，他脱口说他是印姆巴的所长。我再问他印姆巴是什么机构，他说那就是经营暨企业管理研究所。名称听起来有点熟，不过那是因为许多这种机构都有类似的名称。总之，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年纪有四十五六，我则是二十出头。他看起来很有钱，言谈也是有钱人的模样。刚开始他对我不怎么搭理，显然只是把我看作在什么地方工作的另一个年轻人。

“后来，谈到我父亲是加尔各答一位颇有分量的商人时，马霍特拉博士对我的态度就起了变化。这下子，他很想知道我在做什么，赚多少钱，然后告诉我说，他认为我应该还大有发展。他那边愿意说，我这头也乐得恭听。他对我只有好话。

“在他看来，像我这样拥有显著才华的人原本可以予取予求，却甘愿在没什么名堂的商会中浪费时间，赚取一个月三百卢比的薪水，这令他相当不解。我说：‘你有什么较好的建议？’他说：‘天啊，还用说！’他描述了印姆巴研究所的情况。从他的话听来，印姆巴的目的是要在印度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营销的概念。而他现在计划从德里扩展到其他大都会中心。

“照他的说法，印度的大公司都想借用他的营销长才，好几个著名品牌的成功跟他都有些关系。单单听他说这些就令我感到兴奋，让我见识到过去已经听过不少的营销行业的精彩之处。

“我觉得我有进入营销这一行的必要。有部分原因是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向这些以营销为主要科目之一的管理研究所提出了申请，或者加入了大公司，在其中的营销部门任职受训。我可不了解营销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觉得它似乎是可以做的工作。它有某种魅力，几分神秘。

“我同意马霍特拉博士的看法，认为我当时的工作是在浪费时间。他请我隔天到他办公室去，并暗示我可以在那边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第二天早上，我匆匆前往。就那么一下子，马霍特拉博士给了我一份工作，薪水是我在商会的两倍。更诱人的是，我还可能回到加尔各答工作。

“我问他，为什么像他这样明显很成功的营销专家会对一个像我这样毫无经验的初学者、一个进不了管理研究所的人产生兴趣。他回答说，在他看来，所谓专业学位，什么理学学士、理学硕士和博士不过就是理学学屎、理学硕屎和博屎。他这些话又让我印象深刻。以前我的成绩单上甚至常有这样的评语：‘其成绩并未真实显示其能力。’因此，马霍特拉博士的话让我很有共鸣。

“‘工作经验才有用。’他说。他又说，因为有那种看法，他宁愿录用像我这种新人，让他们学习发展。

“他要我管理加尔各答的分部，或者如他所称，印姆巴的‘加尔各答业务处’——我想他喜欢‘业务处’这个字眼的现代味。照他的描述，我的工作是安排课程，以相当高的学费招收公司及个人学员。

“我还没昏了头，因此问他，这将如何帮助我学习营销。我看得出来，我的工作是在推销印姆巴，而不是在学习显然是印姆巴引以成名的营销技巧。他说，那只是我工作的一个层面。印姆巴本身会深度介入客户的营销和咨询。这打动了我，我觉得自己会变成营销天才。

“我不顾父亲的疑虑，接受了马霍特拉博士的安排。我加入印姆巴那天，他给了我一盒名片，名片上有我的名字跟一个堂皇的职称：业务主任。我从未用过名片，这让我很得意。

“我有意在德里待一两个礼拜，熟悉一下印姆巴的状况，但马霍特拉博士显然有点急着把我送往加尔各答。他要我去那边开始招收大公司到印姆巴来。他说我可以找我父亲帮忙。这令我有点犹豫：我开始觉得他对我父亲有兴趣，而且其中有点蹊跷。

“他把我派到加尔各答。火车票是他买的。他说他在加尔各答有一间办公室，由他的一位朋友管理。我抵达后不久，这位朋友打电话来请我过去。办公室位于北加尔各答一个拥挤地段，我到达时发现那是一栋破旧大楼里的脏乱小房间。

“我问这位先生，即马霍特拉博士的朋友，问他我的印姆巴办公室在哪里。他指着房间一个角落里的一张小破桌，说那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他继续说，如果碰上绝对紧急的情况，他会考虑替我打点字，但他希望我能利用复写纸自己用手写书信和报告。他说我也可以使用电话——办公室里唯一没有坏掉的那台。不过，我每次打电话都要记录，费用将由印姆巴支付。

“实际上，我就在那张桌子上安排了我的第一个营销训练课程。马霍特拉博士要我向一家旅馆接洽会议厅和与会者的午晚餐等事宜。我必须争取到好价格——他对这点很看重——我也做到了。

“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他会找一位著名的美国教授到加尔各答来主持训练课程。我必须催他实现这一点。找个美国人是很重要的事。印度的管理界深受美国当时管理业的繁荣所影响，对此马霍特拉博士应该很了解。

“我照他的指示办事，他想要的大约二十五名学员我基本招齐了。我能够做到，主要是因为碰到了几位家里认识的公司高级主管。这让我有了开始，其余的就相当顺利了。我去见他们，他们也乐于以一个人两千卢比的费用派公司的人来上课。我可得说，这些高级主管之中有不少人对我跟这样一个他们未曾听过的机构有关系感到惊讶和不安。

“课程本身顺利进行了，除了一件事。那位美国教授跟他太太确实来了。他并不是真的有名，而是来自一所没名气的大学，事实上他在北美那片的某处也开着一家大致相同的机构。他像漫画中常见的那种美国观光客，啤酒肚，年近五十。

“这对教授夫妇就住在马霍特拉博士要我洽谈会议厅等事宜的那家旅馆里。那不是城里最好的旅馆，比最好的差了两三级。教授夫妇看了之后很不满意，但马霍特拉博士告诉他们，这里是印度，一个很穷的国家，水平比较低，这些较无门面的旅馆常常比五星级旅馆能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五星级旅馆有时徒具表象而已。

“当那两个美国人似乎已经不在意住房时，有一只老鼠从他们房间中央跑了过去。那女士尖叫着说：‘我受不了这些滑溜溜的东西。’这下子，马霍特拉博士可伤脑筋了，美国人坚持要搬到加尔各答最好的旅馆。那是皇家大饭店，价格贵了不知多少倍。我得自己安排整件事。

“他们觉得我把课程办得有声有色。但课程一结束，马霍特拉博士就说我该开始准备另一期课程——同样的事再做一次。我自己对刚安排的课程并不满意，因为回头想想，它并未让我在营销方面学到任何东西。

“我在替印姆巴招收会员方面也并不顺利。马霍特拉博士对这件事很在意，因为每个公司会员要交七八千卢比，个人会员则交一千卢比左右。大多数人根本对印姆巴一无所知。马霍特拉博士认为，因为我家有影响力，我就有办法招收到人。但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可以提供给那些大公司的。不用压力能把好产品推销出去就够难了，要推销无用的产品对那时候既年轻又害羞的我几乎是难如登天。对于我要求他们付八千卢比成为印姆巴的公司会员这件事，我父亲的朋友也越发怨声载道。

“我每周呈递给马霍特拉博士、用圆珠笔和复写纸誊写出来的印姆巴业务报告越来越乏善可陈。马霍特拉博士越来越没耐心，他也开始担心我会离开印姆巴。

“他搭机来加尔各答，想知道我为什么没什么业绩。我告诉他，我加入印姆巴是为了扩展一般所了解的营销这一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过去几个月来，我所做的只是推销印姆巴本身，这既未增加我的知识，也无助于我的名声。我向他建议说，印姆巴在加尔各答所需要的是一位有组织才能的贫穷的退役军官，而不是一位充满理想、才刚开始职业生涯的二十三岁年轻人。在那当儿，我就那么告诉他，我希望我们可以好聚好散。

“我们并未好好分手。他生了气，说他在我身上投下了不少金钱和时间。我没理他的话：我想他会要我退还他一些钱。他变得很恼火，说他会把我的名字从印姆巴的终身会员名单中除掉。我从不知道我是印姆巴的终身会员，大概分部主任或‘业务主任’都自动成为终身会员吧。”

我在马德拉斯所见到的已无气势的左派分子属于一个大了许多的农民运动的边缘。这个运动的中心在比哈尔和孟加拉，几乎在马德拉斯东北一千英里之外，它最活跃的时候是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共产主义在孟加拉有长久的历史，它是殖民时代引进的另一样东西，是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新学以及混合文化之后来到印度的东西之一。甚至到了今天，在英国人所建造的已无生机的城市里，仍然常有共产党员在垃圾、瓦砾和无望之中举行庄严的游行，这些游行几乎像是城市之死亡的象征。甚至到了今天，当一个共产党在邦里执政时，人们仍然会被红旗和革命的壮美感动。

共产党以诗和激情作为呼吁手段，从未真正受到迫害，甚至曾经反对印度独立，独自发动着有时只属于偏远角落的战争——这个共产党已经分裂了又再次分裂。最先有印度共产党，然后有印度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然后又有印度马列主义共产党。发动农民运动的这个属于毛泽东主义派系。这场叛乱已被敉平，但运动还未平息时，孟加拉及印度其他地区有好几千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曾经为它奔走而丧命。

有些人逃过一死。迪潘赞是其中之一，他现在是加尔各答中区一所学院的科学教授，这是一所真正运作的学院，但其硬件设施却一副破败，加尔各答式的破败。

招牌的油漆在剥落，双层建筑的窗子已经破损。不过倒有一名门房看守着双扇大门。经他指点，我从主建筑另一头一道狭窄有矮墙的水泥梯上楼，来到一间桌子上摆着一些简单设备的破旧房间找迪潘赞。不整齐的地板没有打扫，或者说，打扫到某一条不明确的界线为止，然后扫起来的灰尘和打扫用的扫帚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留在那边。暗褐色高大门板上的所有嵌饰或凸出物都沾着灰尘，墙壁上许多地方灰泥已经脱落。这整个房间看不出有什么装饰的颜色，表面都不齐，线条都不直。

迪潘赞身材矮瘦，戴着眼镜。他穿了一件灰褐色短袖衬衫和一条长裤。我们前往就在一个主要门口旁边的房间，这是个挑高的有点像衣橱的房间。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几个高铁柜就占去了大部分空间。柜子之间看得到的小小墙面沾了污垢：有某些褐色、油质的东西从窗上滴下来。

谈了一阵之后我问迪潘赞：“你在这里看到的是否跟我看到的一样？”

他用轻细、稳定、严谨的音调说：“跟其他学院没两样，这里是印度。”

他并未看到我所看到的全部。他说，他能看到实验台上的仪器：仪器四周的东西他可以视而不见。地板上没有清扫的灰尘倒是他怎么都无法忽略的，这让他不舒服，令他心神不宁的程度也比我大得多。

这所学院专门招收辍学生。他说，他们是“败兵”（虽然他们在小校园里看起来还很有精力，很健康）。他们进不了其他学院，他们找到工作的机会不大——理学学士学位并不能保证饭碗——进取心也不强。女生的企图心比较强。她们不像男生那么需要表现，她们没有那种压力，因此她们反倒是比较好的学生。学院希望招收更多女生。学费是每个月三十卢比，相当于一英镑二十便士，这甚至在印度也不是一大笔钱。

那天下午，就在教室旁边的狭小空间里，我们谈起他的背景。就体格和声调、容貌和仪态而言，他是一位温和、文静的男人。在加尔各答的任何人群之中，他都不会显得突出。从表面上很难看出他曾经是个革命分子，曾经在大约二十年前（他目前四十五岁）到乡下跟农民住在一起，宣扬革命理念，并遵照党的指示呼吁将某些人——阶级敌人——消灭。

他母亲出身于富裕人家。她的父亲做过政府高官，是印度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那之前，迪潘赞说，他是“一名小科学家”。他曾经设计出一种早期测量放射性粒子的仪器，并以此知名。

我说：“我不懂你为什么说他只是小人物。”

迪潘赞以一向平稳的口气说：“加尔各答多的是小科学家。这个城市有萨哈③、玻色④、博斯⑤和雷伊⑥等科学家。前三位是皇家学会的院士。直到最近加尔各答才变得落后。甚至在六十年代，加尔各答总督学院所拥有的物理学教授是当时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相比的。因此，你该明白我为什么只能把我外祖父看作小科学家。”

在南部，两三个时代以来，科学已经从婆罗门的抽象知识传统中发展了出来。在孟加拉，在英国人建造的加尔各答这个城市里，科学随着西方新学而来，由于殖民地之间的竞争以及印度人的表现欲，科学成就因而产生。

迪潘赞的父方家族属于孟加拉乡绅。在这次旅途之中，我才在印度听到了这个字眼。我一直以为“乡绅”（gentry）是英国专用词汇，指的是植根于一块祖传土地之上并守护着那块土地的人。在孟加拉，这字眼确实是英国人自十九世纪早期以来的用语。迪潘赞说：“英国人把乡绅变成了世袭身份。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创造了一个世袭的纳税农民阶级。”

迪潘赞的父方家族居住于法利德普尔地区。一九四七年，该地区成为了东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法利德普尔的乡绅大多是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他们把土地租出去，耕作的佃农是穆斯林及属于表列种姓的印度教徒。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孟加拉发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互相屠杀期间，法利德普尔的印度教徒被迫逃难：不仅是高级种姓的地主，也包括其他种姓的佃农。不过早在那次逃离法利德普尔之前，迪潘赞父亲家族就已经家道中落。他们的祖产已经一分再分，因此迪潘赞祖父（及其家眷）所继承到的只是大祖宅里的一个房间。

这位祖父在二十岁的时候进入政府服务，任职于孟加拉国总会计师办公室。他从大家庭制度中得到了一些帮助。他的儿子——迪潘赞的父亲——住进了一位加尔各答亲戚所有的公寓里。迪潘赞就是在这间公寓里出生的。

一九四○年前后，当他十七八岁就读大学的时候，迪潘赞的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迪潘赞从未想过问他父亲为何加入共产党：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党员的身份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九四三年，迪潘赞父亲想结婚时，因为准新娘的家人在政府任职，他必须先获得党的许可。党批准了，但先决条件是迪潘赞父亲的未来岳父（即那位小科学家、印度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必须签发一张抬头是印度共产党的支票——数额多少都可以。

战后的一九四六年，迪潘赞两岁半的时候，上级派迪潘赞父母前往匈牙利深造。迪潘赞父母于一九五○年归国——在分割及独立所引起的那些动乱之后。迪潘赞母亲在匈牙利接受了师范教育；回到加尔各答之后，她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但迪潘赞父亲拿到了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却找不到适当的职位。他换了好几个不如意的工作，直到一九五五年才找到本行的职位，然后他就离开了共产党。正如迪潘赞从未问过他父亲为何加入共产党，他后来也从未想到问他父亲为何退党：依照印度教或印度人的传统，年轻人是不会质问长辈的。他父母的匈牙利之旅却有一项有趣的后果：他们都学会了匈牙利语，在加尔各答，当他们有什么事不想让迪潘赞知道时，这就成为他们私下的语言。

一九五一年七岁时，迪潘赞得了气喘病。他母亲因此对他特别呵护，这个男孩过着幽静的日子，从阅读中得到滋养。他们的公寓中有很多书，包括他父亲的共产主义书籍，还有他父亲舅舅——公寓主人——的藏书。这位舅舅是民族主义者，他收藏了支持民族主义的书籍。不过，当时迪潘赞对政治不太有兴趣。

他倒是对世事开始有了一些认识。一九五二年，他曾经跟母亲前往一个贫民窟——党指派他母亲到那里教儿童识字课程。他有时候也会去看望他祖父的一些从东孟加拉法利德普尔逃难出来的亲戚。这些亲戚住在加尔各答四周的其中一个难民营里。迪潘赞当时并没有什么感受，但后来在读到关于一九四七年事件的描述时，他会回想起小时候去过的难民营，那些事件也对他较有冲击。不过，他不认为印度的分割对他的时代有什么政治上的影响。

他的功课很好。“我母亲慢慢对我寄予厚望。事后回顾，我想这在当时一定占据了我的大半心思。一九六○年十六岁即将毕业时，我投注精力最大的是课业成绩以及写诗。我那时已经对文学产生了兴趣，用孟加拉语和英语写诗。”

他有浪漫情怀，不过在那种环境里，他没有接触女孩子的机会。他可以随时接触到的倒是加尔各答这个城市。“甚至那个时候我也喜欢这个城市，甚至今天我还喜欢它。我的根都在加尔各答。没有一个孟加拉村庄是我的故乡。在我看来，加尔各答是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因为经过泰戈尔以及对他的反叛之后，孟加拉语诗歌在加尔各答已经变成真正现代的东西。”

加尔各答的人群和污秽又如何？他看见这些了吗？有反应吗？

“加尔各答向来就是这样的。英国人统治的时代甚至还更糟。对加尔各答人来说，这是永无止境的挑战——如何这头忙那头忙地把自己弄干净，这件事就够花时间耗精力了。挑战之处在于做到这一点，然后还有时间做其他更重要的事。这是象牙塔知识分子和三轮车夫同样面对的挑战。

“在博斯的时代，加尔各答的印度人住宅区并没有那么多地下排水道。排水系统大多是地上的沟。

“我们的公众生活一直很堕落。清扫街道是一项公众活动，而那些街道永远不会是干净的。在这里，堕落是固有的生活方式，从东印度公司的时代以来就一直如此。”

现在是下班时分。外面街道上，汽车喇叭声有点更加喧嚣和急促了。先前送来茶和汽水——这些东西在我们面前肮脏的小桌上添了圆形的湿印——的学院门房这时前来关门、上锁。

迪潘赞带我到楼下的教员办公室去。里面没有人。这房间有一股窒闷、潮湿、发霉的气味，连天花板上的电扇都吹不散。房间一角有一个歪挂着的被粉笔磨得褪色的粗糙小黑板。房间和家具的木工全都相当粗糙。这对教师有什么影响？对那些身为败兵的学生有什么影响？

墙面高处就在天花板下方挂着一幅加框的大照片。照片里的人是博斯，迪潘赞崇敬有加的那位科学家。挂那张照片是出于敬意，但在这环境里，那位伟人的任何成就似乎都化为乌有了。

翌日迪潘赞不用去学院上班，他觉得我应该到他住的地方看看。他住在南加尔各答一条很难找的巷子里，因此他画了一张详细地图，要我交给司机看。我向他打听的一个人说，如果交通拥挤，这趟路程可能要花上一个钟头，因此我提早出发了。

那天早上交通顺畅，但过了一段时间，市区大马路似乎缩小了，似乎被越来越多的人潮挤垮了。路面变窄，路旁的小屋和棚子并无显著的颜色，只是一团团褐色、黑色、灰色混在一起，似乎要侵占车辆使用的空间，它们掩住了后面较坚固的混凝土建筑，让人觉得仿佛走在一条很长的乡村道路上，早晨该有的新鲜空气在这里已经被褐色的车辆废气和日光照射的马路灰尘挤掉了。在中加尔各答许多地方可能发生的事显然在这里都发生了：你好像目睹着一座废墟的形成：一个有人居住的大城市正在化为尘土。

尽管遵照了迪潘赞的所有指示，我们还是走过了头，没有在他指定的会合地点停下，必须沿着乱哄哄的小路往回寻找。由于迪潘赞的地图画得很详细，司机和我都把实际的距离设想得过大了。迪潘赞说过，我们要会合的那个巷口一侧是一个运动俱乐部的球场。我心想这应该是足球场那么大的球场：结果它只有一小块建筑用地那么大，三分之一英亩左右，四周都是泥土的水泥地面。他还说，巷口另一侧是一家家具行。我以为这应该是家不小的商场，但这间新家具行只不过是单层的水泥小屋。在加尔各答这一地带，需求和活动缩小，但名称却相对地膨胀起来。在装设了几个篮板的“球场”里，一个广告牌上写着“绿林公园．阳光绿色育婴室”。新家具行自称“经销泡沫材料、高级泡沫材料、枕头”。泡沫材料，这还有点说得通。

我有足够的时间想这些——也注意到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的沾满灰尘的棕榈树——因为我早到了大约半个钟头。从家具行和球场中间的弯曲小巷（迪潘赞认为如果我自己走进巷子可能会迷路），穿得不错的人开始走了出来，他们步履轻快，有些还拿着公文包，应该是正要开始一天工作的加尔各答人。接着，迪潘赞出现了，跟巷子里其他人一样步伐稳定。不过，这时候他穿着拖鞋，缠了腰布，这是他不上班时的居家服装。

他说，四十年前这整块地方都是稻田。这里是一九四七年之后位于加尔各答外围的几个东巴基斯坦难民聚居点之一，这里的一切都是四十年来企图重建生活的人所打造的。事实上，离开大路之后，小巷里的气氛（或许是对照的结果）就变得宜人了。这里有排水沟，也有电力供应。不过，这里的人也一再增加，就在过去十年内，迪潘赞曾看过的空地也大多被房屋填满了。

迪潘赞的公寓在一栋双层小屋的楼下。房东住在楼上。迪潘赞请我把鞋子脱在只离巷子几英尺的小走廊上。前头的房间是卧室兼客厅，长宽各十英尺。“更糟的是，”迪潘赞说，“还有一边也是十英尺。”他的意思是说这房间的高度也是十英尺，一个彻彻底底的小立方体。

房间一角有一张大床。另外还有一张藤编的长椅，杂乱地摆满了书本和文件的书架，另一个角落里有几个红色的档案箱。公寓另有一间孩子用的房间，此外，还有一块空间——这是迪潘赞的用语，他并未说“房间”——其一头是厨房，另一头是浴室和厕所。

两个孩子已在等着见他们父亲的客人。年纪较大的是十九岁的女孩，正在不远之外的甲达夫普尔大学修读工程。她笑着，神情开朗，容貌端庄，戴着眼镜。她有一种直率的气质，是我至今未在她父亲身上看到的。她的胖弟弟十三岁，看来块头会长得比他父亲大。她调侃着弟弟说：“他想去美国。”这应该既是实话，也是揶揄，弟弟倒毫不在意。然后两个人就一起离开，穿过走廊再下几个台阶走到巷子里。

迪潘赞在一九八○年搬进了这套公寓。现在一家人住在这里很拥挤，但一九八○年时他们倒不这么觉得。两个孩子却觉得这地方太小。小公寓月租六百卢比，相当于二十四英镑。四周有一些整理得不错的房子。隔壁是一栋漂亮的小屋，沿着赭色墙壁种植了扶桑，花丛其实跟我们所在房间的窗子离得很近。那房屋的主人是一位阿育吠陀——即传统印度教医术——医生。

巷子里住的是好邻居，对这点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们的屋子四周却布满灰尘。这是迪潘赞一定要我脱掉鞋子的原因：免得我的鞋子把灰尘带进屋内。小巷里常有卡车开过，这时候，灰尘就直接吹入屋里。屋里有蚊子。

迪潘赞说：“我这才想起该点蚊香了。”

他走进里面的“空间”——他的长腰布是褐色或淡棕色的，上面有格子图案——不久后他出来时拿的并不是我设想的绿色蚊香，而是一个插电的日本制蓝色塑料“玩意儿”——迪潘赞的用语。塑料容器内的化学物质受热后会散发出来。

一个清洁妇从前房的这一头打扫到另一头，她什么话都没说，任何人都不看，只是上半身深深弯着，两腿相当笔直，用小扫帚清扫磨石子地板尚未被家具或红色档案箱占去的小空间。

迪潘赞的妻子走了进来。她名字叫亚拉蒂，年纪跟迪潘赞相仿。她穿着一袭有小花图案的深色莎丽，以及一件黑色紧身上衣。她也是一位教师。她的课排在大清早，十点就结束了。

她想知道午餐要如何安排。她说迪潘赞不吃小麦做的东西。“饭，饭，饭——他只吃这东西，一天三餐，我做了他就吃。小麦做的东西他没办法消化。”这是迪潘赞“后政治”生涯的一部分，是他在乡村从事地下活动时得病以及三角洲地带水质恶劣造成的结果。

“阿米巴病，”亚拉蒂说，“一种慢性病。你们那边有这种病吗？第三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有。”

这是我跟迪潘赞交谈以来，他的游击队经历第一次在话中出现。而且我没料到这话题来得这么直接，一点都没有壮烈的气氛，却强调了他个人的脆弱——在受到这巷子的灰尘和蚊子折磨之前他所经历的痛苦。

迪潘赞坐在床上。阳光透过房间三个加装铁条和绿色窗板的小窗户，从不同角度照射在他身上。蓝色墙壁上挂着三幅旧照片以及一张彩色小肖像。照片中是迪潘赞的父母、祖父、他父亲的舅舅。在他父亲舅舅的租金管制公寓里，迪潘赞父亲以及后来的迪潘赞一直住到一九六九年。这位亲属是民族主义者，做过新闻记者，编过一本被禁的甘地主义杂志，一九四二年入过狱。他是有文化教养的人士，梵社社员，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员。不过，迪潘赞最崇拜的是他祖父，一位正统的印度教徒。这位祖父因为没钱读大学而进入总会计师办公室工作，他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花在照顾弟妹上——这并不是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的灾难之后。

这位祖父的照片很大，它是迪潘赞请人用受损的原版照片翻拍出来的。还有其他几张气氛较柔和的翻拍照片，不过他最喜爱挂在墙上的这一张。

“他的眼神很犀利、慑人。我喜欢这张是因为他的眼神。我们都受他影响而对伦理问题很关注。他是有节操的人，别人说他一辈子没做过错事。”

另一张很小的彩色照片是年轻时的毛泽东。

迪潘赞说：“你认不出是他。这是一位博斯博士送我的。尼赫鲁在一九三九年派他去见蒋介石，结果他却找上了毛泽东。我挂这张照片是因为它是别人送的礼物。你可别做太多文章，不过我对这个人仍然尊敬有加。”

放在床上的报纸当中有一份财经报纸。迪潘赞对经济新闻有兴趣。印度的经济情况很脆弱，他说可能会再发生像一九六五年那样的不景气，当年曾因此造成哄抢食物的案件并助长了农民运动。

亚拉蒂端了茶出来。迪潘赞为开车载我来的司机倒了一杯，拿到外面给他。他的车子停在隔壁的院子里。

亚拉蒂说：“你夏天会待在这里吗？”她几乎不等我回答。“气温热得令人受不了，现在树木那么少。”

我说：“为什么把树砍掉？”

“因为人，人太多了。人和树不能共存。他们砍掉这么多树，气候都变了。冬天变得更冷，夏天变得更热。”

对面一位女人隔着窄巷若无其事叫道：“亚拉蒂？”然后马上就走了进来。同一时刻，一辆三轮车从巷子里经过，红色小车顶下相对的两排椅子上坐了许多孩子——坐着玩具车似的东西从学校回家的孩子，这令我想起小时候在西班牙港常见到的面包店脚踏送货车。

亚拉蒂跟邻居在前房后面的那块厨房空间交谈。通过开着的门，她们的话非常清楚。

送茶给司机回来之后，迪潘赞坐回床上。在报纸堆中，他再度谈了起来。

“在总督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由于出身，我站在左派一边，但那时学院里的政治活动处于低潮。第二学年快结束，当我在功课上忙得就要受不了的时候，我开始想所为何来。我也胡乱写了一些诗。我父亲从未看过我的诗——我没拿给他看，我母亲则没有兴趣。他们认为那大概是一种有害的娱乐。他们从未鼓励我。我开始怀疑我为什么要写诗。我们学院里有不少人，男女都有，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和疑惑。

“从那时起，我突然意识到周围的贫穷和悲惨。先前我一直没有发觉。我看到了种种，却认为那是正常情况。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一个朋友跟我去看一部萧伯纳戏剧改编的电影。我正要前往，刚刚出了门，这时我看到了这个人——我不能说他是乞丐，他连乞讨的力气都没有。

“他躺在人行道上。他就要死了，意识却完全清醒，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躺在一家病理检验所前面。我请检验所的人打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来了，却没有人愿意陪那个人前往医院。我只好跟着他去。我并不是很情愿，但还是陪他去了。他完全不在乎，根本不在乎。他半句话都没说。

“救护车开到一家医院。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在他的表格上注明他必须住院。他们在表格上盖了一个章：‘本院已无病床，改转他院。’司机得再开救护车把他送回来。司机问我是否认识这个人。我回答说不认识，司机说：‘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另一家医院，但结果还是一样的。’”

我问迪潘赞：“那个人样子怎么样？你还没提到这一点。”

“他衣衫褴褛，一身肮脏。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有水囊肿，也就是阴囊发炎，通常是血丝虫引起的热带寄生虫疾病。他走路的时候必须用双手捧住阴囊，你可以设想那有多重。

“我问救护车司机这种事发生得频繁吗，司机说常常发生。他说，当他们被派来载这种人时，他们会乖乖照做。但这种人没人陪，因此他们的做法是把他丢在另一条路上，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医院会收容这种人。

“司机见到我对那个人有些责任感，于是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能会收容他。我不敢确定，不过我们去试试看吧。’他开到时母庙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场所——只是长长的黑暗走廊，可能只有一片瓦顶，两侧都是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穷人。我们把他留在那里，把他的病历表格放在他的头旁边，然后就走了。

“那个地方是特蕾莎修女替那些人建造的场所的雏形，那时她还不为人所知。我可要说明白，我对特蕾莎修女的立场并无正面或负面的看法。我必须说的是，甚至到了今天，整个加尔各答只有这里会收容奄奄一息的穷人。”

就在这时停电了，这是加尔各答常发生的事。迪潘赞最先想到的是那个必须用电加热的日本制驱蚊器。他说，没有那个驱蚊器，我们根本没办法坐着交谈。他起身去弄来一盏油灯，点了灯，然后把那个蓝色玩意儿放在玻璃灯管上。几乎在同时电又来了，他把油灯熄灭。我们也换了坐的地方。我坐在床上，他坐在藤编的长椅上。

他说：“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天气不错，但下午我们把那人安置到时母河阶之后下了一场雨。我错过了电影。我花了三四个钟头陪着那个人来来去去。

“这只是一个例子。不要认为这件事让我完全改变了。它对我影响很大，但没有大到让我改变信仰的地步。这只是我开始注意到的发生在身旁的许多事情之一。我开始在加尔各答街道上走动，有时候独自一人，有时候跟朋友。”

坐在藤编的长椅上，回想着往事，眼神失焦，他举起裸露的修长双臂，搭在蓝色的墙壁上。

“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开始，我过的日子开始变得空洞、没有意义。我对物理和诗还很有兴趣，但花在上头的时间减少了。”

一九六四年，迪潘赞从总督学院拿到学士学位，然后到加尔各答大学理学院读研究生。同时，他的私人生活也有了变化。他遇到了亚拉蒂，并向她求婚，但亚拉蒂家人反对这桩婚事。亚拉蒂出身显赫的婆罗门家族，迪潘赞则属于卡雅斯塔种姓。关于这个种姓，迪潘赞说：“卡雅斯塔种姓严格讲是首陀罗，不过在西孟加拉及其他地方，因为他们拥有土地，他们实际上过着高级种姓的日子。他们是从事文书工作的种姓，从莫卧儿时代甚至更早以来就担任书记。”

在这桩挫折的同时还发生了他早上一开始就谈到的经济危机。

“从一九六五年之后，米和其他食物的价格就涨到空前的程度。煤油买不到，工厂关门，被裁员的工人自杀。甚至有执照的工程师和医生都找不到工作。西孟加拉发生了大暴动。这场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的人民运动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的世界观。

“人们开始找市场的零售商理论，一定要店家降价。有时候，他们到违法囤积谷物的仓库抢劫。政府动用警力对付时，示威者加以反抗。从丢石头到放火烧公共建筑和车辆——从英国时代以来，这就是抗议的神圣手段。如果有人放火烧公共汽车，你就知道他是玩真的。”

“物价上涨对你家有没有影响？”

“我们自己——我家人——应付得过去。大家谈的都是那些事——价格、危机、食物暴动、政府束手无策、警方开枪等等。那次运动一直被称作食物运动。”

带领运动的是共产党一个派系的普通党员，而不是党的任何大人物。然后在一九六六年，迪潘赞母校总督学院的学生首次发起了一场支持共产党的运动。运动领袖被学校开除，往后学生为此事抗争了六个月。

有天晚上，迪潘赞正搭公车从南加尔各答回家。他看到总督学院校园里聚集了一群人。他下车去看个究竟。他没有碰到认识的人，倒是第二天再度前往时，他发现学生运动的领袖和其他人是他的朋友。他越来越常和这些朋友在一起，有时在总督学院校园里，有时在学校对面的咖啡厅，有时在学生宿舍。

他开始在尚未投入运动的学生当中进行宣传工作。“少数几个聒噪的人认为他们是来求学、准备就业的。我们必须说服他们。”有人认为那些煽动学生及食物运动的活跃分子是替外国政府做事的。为了应付这些指控，迪潘赞必须阅读大量数据。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

“这时候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它在加尔各答的影响力很大——中国学生所做的事，他们为何要那样做，在已经完成的革命之后为何还需要一场文化革命。

“这些让我很激动。我觉得可以开始让生活过得有意义。对我父亲过去在党里的政治经历，或者他舅舅的民族主义及甘地主义往昔，我并没有多少认识。那时候我父亲只是平常老百姓，他跟党没有联系。我母亲也已经不是共产党员。我父亲那位民族主义舅舅对整个印度政局只有不满。他一辈子都没投过票，宣称说他才不会在一群恶棍之中挑选最无害的人。

“虽然我全部时间都花在政治上，我还是缺乏一套意识形态或哲学。有时我没回家过夜。亚拉蒂相当担心。我父母几乎对我没指望了。”

“你晚上在外面做什么？”

“我们在宿舍里跟那些男生谈到十一点，然后我们自己再谈到十二点或一点。我们就睡在总督学院的草地上。”

一九六七年他拿到了理学硕士，找到了工作，也在求婚四年、经过跟她家人的种种争执之后和亚拉蒂结婚了，这时他过的就是这种生活。

“那是一段内容充实、令人兴奋的日子，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知识上。那时候我开始认识这个世界。过去我的生活受到层层保护，我把心思放在功课上。我母亲对我太照顾——你知道我有气喘。我母亲老是哭。她因为对我的期望而受了很大的苦。我父亲自己有过教训，因此对我们运动的方向有点担心。

“我们在总督学院慢慢形成一个基本概念。我们认为，印度共产运动失败，是因为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领导阶层已经变成一个官僚组织，群众的自发性从未受到培养。然后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发生了纳萨尔巴里事件。”

这是发生在西孟加拉的事件，后来的纳萨尔派⑦运动即以之为名。

“那天早上我正在读报纸，在头版读到了这条新闻。在企图夺回被地主独占——大部分是非法取得——的土地时，一群农民拿弓箭包围了一队警察，射杀了一名巡官。

“这是了不得的事件。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在书本、马克思主义文献、历史书籍中读到的这种事果真发生了：劳苦群众果真会拿起武器，为他们的权利而战。我当时就下了决心，我们在总督学院的大多数朋友也下了决心：这是我们要为之献身的斗争。加尔各答第一张支持纳萨尔巴里抗暴的海报是由我们张贴的，就贴在总督学院对面墙上。”

“你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有些人背景跟我类似。他们有许多是西孟加拉这边的贫穷乡绅的儿子。我们都是中产阶级。

“我们马上决定走入劳动人民之中。我们之中有些人回到故乡村庄，有些人前往工业区的贫民窟。我们接触较多的是南豪拉的盖斯特·金·威廉斯工厂的工人，那边一位工会领袖把我们找了过去。不多久，村庄和工厂里就传起话来，说加尔各答的学生会来跟大家谈如何改变生活状况。”

“你如何把这件事跟你的工作调和在一起？”

“我在晨间学院上班，因此下午和晚上都有空。”

“你上门找人不会觉得不自在吗？”

“跟工人在一起不会不自在，我可以了解他们。不过，后来我离职——我换了许多工作——到村庄去的时候，遭遇却很不顺利。但那是一九六九年，很久以后的事了。

“一九六七年我们还在推动学生运动。我必须到处跑，上政治课，跟学生做集体讨论，向他们灌输，要他们反对党内反对纳萨尔派运动的官方立场。党认为那次运动对其组织造成的只有威胁。

“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经常到盖斯特·金·威廉斯去。亚拉蒂有时也陪我去。那期间我的日子大概是这样过的。凌晨两点我步行回家，因为已经过了最后一班公车或电车的时间。我也可能就在总督学院的草地上睡觉，如果下雨的话，就到学校建筑或学生宿舍内过夜。六点十五分或六点半我又要开始工作，那时候课程就要开始了。十点钟我回到总督学院。我们开始跟学院同学以及从加尔各答和西孟加拉各地学校前来学习运动的学生讨论。

“警察监视着我们的活动，他们派人在学院里卧底。我们抓到一个，狠狠揍了他一顿。我们常在街上跟警察打起来。”

“那是什么样子的？”

“每次打起来，不管是私下还是跟警察打，刚开始都会很紧张，然后紧张气氛就慢慢消散，变成兴奋刺激，最后甚至赔掉老命都无所谓。在加尔各答，攻击警察时一向用的是砖块。那是平常的攻击。如果严重的话，就会动用私造炸弹和土制枪支。不过这些攻击并不常见，只有在重要政治运动达到高潮时才会发生。”

我觉得这有点奇怪：他能够用这种学院式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口吻谈动乱和攻击。

我说：“听你这么谈到跟警察打架的事，似乎你受到某种保护。”

迪潘赞说：“那时共产党分享了政权。我们了解他们的困境，我们知道警察不会跨过某些界线。这是共产党首度在西孟加拉联合执政，他们不敢跟学生和工人对立。警察在纳萨尔巴里对农民开枪那件事在党里造成了分裂，使一些资深共产党员转到纳萨尔派的阵营。

“到了晚上，学生那边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会前往工厂和贫民窟，或者上政治课，进行集体讨论。我们开始慢慢学习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统统都有。

“然后在一九六九年，我们转往乡村。共产党在西孟加拉历史很久，甚至在许多乡村地区也是如此，想要推动斗争的基层领导也开始帮助来到他们地区的学生。

“我们有一条规矩。你身上只能有一条‘伦吉’（即长布），一件背心及一条毛巾。你到村庄里去，找出农工或贫农的小屋，直接告诉他们你前来的目的。你一开始就谈到政治目标——劳动人民夺取政权。这种工作我们称为红卫兵行动。

“先锋人员很难将他们的理念传达给对方。不过，等到我前往村庄的时候，农民对这一事实已经很有概念了。我们只带着返回所属的城市据点的车资，没有其他钱。我们另外准备了一条腰布、一件衬衫、一双拖鞋，以便在来往城乡之间时穿用。

“农民尽他们所能供应我们食物。在有些地方，刚开始他们有时不愿提供食物。不过整体上看，无论在哪里他们都会耐心听我们的话。我们在他们的小屋里过夜。通常，如果他们只有一个房间，而村庄住的是穷人因而无安全之虞，我们就睡在走廊上。不过这是难得的享受，通常我们必须躲在谷仓的夹层里睡觉。政府加强镇压时，我们整天都得藏起来。我们有一两个人曾经用水壶大小解。”

“镇压”，这字眼也有点奇怪：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他还用这个抽象字眼，让人觉得他谈的是政治学教科书里的内容。

他继续说下去：“我们逐渐碰到两个问题。首先是阿米巴病，因为饮水一概很差。还有疥疮，因为我们只能草草洗澡，有时一连好几天没洗。我们不懂得如何在印度村庄里保持身体干净。所有村民都知道用一点油、一点碱灰、一点水清洗身体——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不过，这些并未真的难倒我们。我们政治工作中最刺激、最有趣、最有成就感的部分是我们跟村民共处的时候。

“开始的主要问题是，我觉得我们跟村民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隔阂，我们跟他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对印度乡下人的沉默以及转弯抹角的说话方式，你可要花一大段时间才会适应。”

“说具体一点。”

“假设我来到一个村庄，而村里的人不敢收留我，他们不会坦白告诉我。当我在晚上前往一个这样的村庄时，人家建议我跟男孩一起到附近看‘甲特拉’——一种通宵的戏剧，是村庄岁时活动的高潮。他们是在暗示，那天晚上我不能住在他们的任何屋子里。”

“你还没告诉我村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生活质量比城市贫民窟好。只有一个例外，那是收容麻风病人的村庄，在那边，收割之前他们会有一些小麦，但少得连做薄煎饼都不够。他们做面团，一点一点吃。小孩消化不了那种面团。那时候，每年有五个月，饥饿——一天只吃一顿正餐——是村庄生活质量的主要决定因素。”

就像听他谈到在加尔各答街道上救助那个奄奄一息的人一样，我再度对他提及印度之悲苦的方式感到惊讶：仿佛那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和观察，仿佛他所属的团体比别人观察得更清楚、更有体会，仿佛这些悲苦是他们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的行动的理由。

现在已经过了中午一段时间，过了正常午餐一段时间。他觉得累了。他说他想冲个澡。亚拉蒂已经做好了午餐，迪潘赞到后面冲澡时，她把食物端出来，为我摆在一个小凳子上：食物很简单，包括两块炸鱼、豆子和普里面包。鱼肉中刺多，不容易挑除，不过亚拉蒂说，如果我用手指吃会更容易摸到鱼刺，把它们去掉。

我吃的时候，她站在小房间里，再一次谈到了加尔各答夏天的高温，她也再一次问我是否要待到夏天。她再一次谈到了被砍掉的树。我问她印度人是否讨厌树木，是否认为树木会藏匿或助长恶灵。她说不，印度人喜爱树木，不过，现在就是人太多了，不得不把树砍掉。

她说，她第一次怀孕时，迪潘赞不在她身边——那时候他住在村庄里。她到迪潘赞父母家里住。那是印度人的做法，这里的习俗：妻子跟夫家的人住在一起。她说，如果要撰写关于印度的东西，你必须在印度待很久。印度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事物。

她说，刚开始时，她对运动是支持的，但她不赞成下乡直接向人民宣扬革命。她认为那是愚蠢的做法。印度这里的穷人听天由命。下乡的做法使革命倒退了四十年。谋杀开始发生时，她也觉得不应该，她一点都不赞成那样做。

迪潘赞尚未跟我谈到那一点：他答应改天再谈，或许就在明天。

我对亚拉蒂说，或许毛病就出在革命那个想法本身，那个认为到了某个时刻什么事情都会改变，世界会变好，人类会获得改造的想法。

她没有搭腔。

屠格涅夫针对那个问题写过一本小说，我说。他写了一本小说，内容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俄国中产阶级到工人中间宣扬革命的情节。如果大家不带偏见地读了那本书，那么或许就不会犯下书中人物所做的错误判断。她没读过屠格涅夫，她没读过《处女地》。她没读过那么早期的俄国著作，她读的俄罗斯著作最早的似乎只是些经典政治文献。

她侧身站在门口，看着外面的走廊以及巷子里午后两三点的白色阳光——那还只是春天的阳光——这时她若有所思地说，其他国家的人似乎都在远离马克思主义了。

她身材并不高，但她体格结实，风韵犹存。

她说，她在英国住过一阵，那时那些革命活动都结束了，迪潘赞前往英国进修物理。她在英国所看到的，特别是她所注意到的英国妇女的地位，让她进一步觉醒。这令我感动：在这杂乱的小房间里，在炎夏即将来临之时，还有这股激情。

那天晚上在加尔各答市中心一套大公寓吃晚餐时，我碰到迪潘赞的一位总督学院的同学。我听他说，迪潘赞原本是个资质不错甚至才气焕发的学生。后来他扯上纳萨尔派的活动，有那么一段可怕的日子，娶了加尔各答望族之女的迪潘赞似乎随时都会被判绞刑。自从迪潘赞加入纳萨尔派之后，他们——迪潘赞及跟我谈话的那个人——没有再见过面。

那个人说：“他的功课比我好。现在，他在教物理，我在搞物理——这是我们之间的不同。他教书的学院是个烂地方，他也应该知道这点。他在那边无用武之地，他应该回到主流来。”

不过，如果他们见面的话，他不觉得那是他能够向迪潘赞提起的话题。那件事太令人尴尬了。那一段参与纳萨尔派和共产党的日子——根据迪潘赞自己的说法，他在受到保护的生命中似乎从这次参与里首次找到了归属的团体、舞台和目标——如今，这段往事像是挥不掉的窘事一样隔在迪潘赞跟他原先所处的另一世界之间。

那个人说，或许迪潘赞觉得无颜见过去认识的人。因此，他就住在他所住的地方，在那家不入流的学院教书。他在英国时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住最简朴的套房。

晚宴中另一个人说，这种消失和躲藏是孟加拉人非常典型的做法。

我想起那天一大早迪潘赞从巷子里走出来见我的样子——他的腰布和衬衫——他随着所有其他人，那些住在贫穷聚落里却维持着体面外表、提着公文包及公文箱的人。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所谈的话来看，我以为他是因为跟那些“败兵”学生站在同一阵线而到那所学院教书的。至于他所住的地方，我最先想到的是某种社会责任感让他住到那里去的。我错了，实情并非如此。他住在那里只是因为他住不起较好的地方。他在乡村受过苦，如今在城市里他因为灰尘和蚊子而受的苦几乎一样大，他妻子则因为高温而受苦。他选择了艰苦的生活，而他跟妻子都不能适应恶劣的条件。

第二天早上我到学院去见他，也再次详细看了那栋双层建筑，包括加尔各答式的古典装饰、三角墙以及成对嵌入两层墙面的柱子。绿色窗板上沾了一层废气和灰尘形成的黑色粒状污垢——你可以在污垢上写字。小校园里的小树因为灰尘而脏兮兮，只有春天的新芽才呈现绿色和清亮的样子。放置已久、被挤压过的一堆堆庭院垃圾慢慢燃烧，在空气中散发刺鼻的烟雾，闻起来并不难受，在加尔各答的春天里倒像是较温和的秋天的气味。在加尔各答，他们都是这样把庭院废物烧掉的，甚至在市中心也是如此；这使得褐色的烟雾更加浓厚。那天早上，没有整理的校园小草地上杂乱地放了一堆破损的褐色课桌椅，杂草则从校园的小土堆上长了出来。

楼上，破裂的门窗已经换上了网孔大小不同的铁丝网。用金属字母钉成的已经生锈的“物理系”几个词显得不大协调。红色地板上那些东一堆西一堆的灰尘——迪潘赞和我在两天前谈到的灰尘——仍然在那里。在一侧那间拥挤的小室里，两天前汽水瓶和小碟子留下来的圆形印痕还未擦掉。

迪潘赞对桌上的印痕挥了半个手，对摆着实验台的那个房间里的灰尘点了半个头，然后说：“绝不会清理的。”

我们在小室里坐下来；他坐在原先的椅子上，我坐在我坐过的椅子上，两个人隔着小桌相对。桌子上的污迹真是五花八门。橄榄色或卡其色铁柜后面及中间露出狭长的白色瓷砖墙面，不知从何处滴落下来的褐色物质在磁砖上凝结了。

我对他说，在他告诉过我的话之中，我还不明白某些事情。他曾经谈过前往加尔各答的盖斯特·金·威廉斯工厂组织工人的事。他是怎么进行的？他接触的第一个工人是谁？从他的叙述里，我拼不出许多画面。他下乡到村庄里——他是怎么做的？他是否就乘公车或火车前往某个村庄？他的谈话是否能超乎某些抽象概念——“工人”、“村庄”、“农民”、“压制”？

他接受了我的疑问。他准备告诉我细节。他首先谈起一九六七年组织加尔各答盖斯特·金·威廉斯工人的事。

“我一位朋友已经在盖斯特·金·威廉斯的贫民窟住了一段日子，他也认识了某位第二阶的共产党领袖。我朋友要我过去看看那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分子。我从总督学院乘公车前往，经过豪拉桥。我在豪拉站换车，这第二辆车穿过豪拉的拥挤街道开到盖斯特·金·威廉斯的门口。”（大约一个礼拜之后，我跟盖斯特·金·威廉斯公司的一位员工走了同一趟路程。为期一年的资方关厂行动才刚结束，从厂区里的热带杂草和季风过后的铁锈看得出停工一年的迹象。这家公司是先前英国人经营的、在经过近乎垄断市场的时日之后已变得无效率的大公司之一，它无法轻易适应新环境。公司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碰上麻烦之后，开始一路衰落。一九六六年印度经济不景气时，盖斯特·金·威廉斯向来或多或少依靠的印度铁路局削减了一半以上的订货量。一九六七年有六七个月之久，转辙器与分叉轨生产部门以及平交道枕木生产部门都停了工，螺钉螺帽部门也受到影响。工人领到了薪资，但只是最低工资。这是公司告诉我的当年的情况：这也是迪潘赞故事的背景。）

迪潘赞说：“我朋友跟我在门口等了很久。我们到工会的小屋去看了一下，跟那边的人谈了一阵。工人从大门走了出来，我看到各种人：穆斯林、印度教徒、比哈尔人、孟加拉人。我兴奋极了，但可惜我朋友要我来见的那个人却没出现。

“我记得的第二次造访是这样的。公司要使用一些新机器，因此将以半额遣散费解雇一些工人。一个共产党小派系工会的组织者为我们设想了下面的任务：我们要到工会尚未吸收的非孟加拉工人聚居的贫民窟去。这些工人是反共的。

“有一天傍晚时刻，我们不少人进入了贫民窟。我自己身在一间小屋的房间里，看到这么一个比哈尔人坐在他小屋外头的绳编床上。”

“多大年纪？”

“中年。起先他不怎么想搭理。后来他笑了，于是我开始谈起公司要使用的机器。我用印地语谈，当时我说得还不是很好。他态度友善，但没有明确的响应。

“我还记得另一个景象——那是过了一阵之后的事。我开始在晚上到这个贫民窟去。他们交代我跟工人谈谈马克思主义。在那时，那个小派系工会已经有了不少支持者。这是一间穆斯林的小屋，我正跟一个工人在里面等着。我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还不熟悉，今天，二十年之后，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房间里有一条公用排水沟通过。后来我就去上课了，去讲马克思主义。我想我并没有让他们听懂。他们都累了，我也讲得太抽象——这是我现在才知道的。

“当时我处在这种情绪高涨的状态。我年纪很轻，有些穆斯林工人——我现在谈的是后来接触的船坞工人——他们还叫我们回到为我们哭泣的父母身边，回到学校念书。我记得问过这些工人之一：‘我为什么要回去？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帮我的忙？’”

“他年纪多大？”

“这位老兄是中年人。我还记得他用他的印地语所说的话：‘我们是来挣钱的。’我这才发觉我太纸上谈兵了。不过党方面说过，跟农民比起来，城市工人比较‘落后’，而这是我可以用来合理化的说辞。”

我说：“亚拉蒂不赞成你到农村去。”

“在一九六八年年中，我告诉她我要走了。我实际走的时候，她怀了身孕。她哭了。她不认为我做的是很值得去做的事，但在当时她也不认为那是一件蠢事。她觉得我背叛了她，我自己多少也觉得是那样。”

“你怎么去的？”

“刚开始，那是另一件乏善可陈的事。我们在加尔各答外围有几个运作得很好的城区党部。我坐火车到了其中之一，车程要花两个半钟头。我前往一个工厂工人的家里。我知道那间房子，先前曾经因事去过。他是从东孟加拉来的难民，为自己在城里一个残破肮脏的地点盖了一间小屋。

“那天，我跟一位村里的同志会合。他正等着我。我们隔天坐客车离开。我带了一个帆布袋，但里面除了一条腰布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在将近傍晚的时刻下车。我的衣服跟别人没有不同，倒是我的眼镜和加尔各答式的显得不一样。我们走了半个钟头，来到村中心，那里的人都支持我们。那晚上开了一场会议，以便决定行动方向。我没有参加那场会议。

“晚上我们去某个人的小屋用餐。村民一起安排了食物。米饭带着汤水，完全没有把水滤掉，因为米汤也是食物。这种带汤的米饭还真多。可是我吃不下。这可苦了我，因为我又不能把它倒掉。我这城里人的胃就是太小了，容不下那种东西。没有别的东西可吃，而且在隔天晚上之前，没有人会再好好吃一餐。”

“你们用什么装食物？盘子？叶子？”

“金属盘子。那是一间茅草顶的小屋，我们在外面的空地吃饭。除了天上的亮光之外，没有别的光线。蚊子非常多。我心有点乱。”

“为什么？”

之前他用现在式叙述，现在换成过去式。“当时我担心着隔天必须面对的问题——沟通方面的问题。我们睡在屋外的绳编床上——两个人一张床，那可真难受，因为绳编床的中央会往下陷。我觉得寂寞、不安。村里没有厕所，有几块靠近水池的地方是用来办那事的。

“第二天早上，一个条件较好的农民（他有一台收音机）请我们喝茶——这在村里并不是常有的事：村民在当时没有热饮可喝。下午我们又吃了一顿，也是米饭，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步行去另一个地方了。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我很难跟得上农民向导的脚步。我们在傍晚抵达了目的地。我整个人都为政治而烧了起来，他们却慢条斯理地做着日常工作。我注意到了这点，觉得自己像是个笨蛋。在城里，每个人都很激昂，而这里这些被看作革命主力的农民却相当无动于衷。我觉得失望，开始想回加尔各答。

“第二天下午，我开始走回距离最近的党部，地点是在一个非常小的镇子里。我不记得当时的任何肉体痛苦，也不认为那对我有任何影响。我记得的是必须走六个钟头左右，因为身上没钱——照规定我们不能带半毛钱。我走着走着，汽车就从身边开过。

“我就这样加入了红卫兵行动，觉得终于在做事了。”

我说：“你不用向我提任何名字。不过，你谈到的人都没有面孔，我看不到他们的样子。”

迪潘赞说：“面孔是有的。但是，开始组织盖斯特·金·威廉斯的工人时，我们沿袭了共产党的看法，认为人是客体，不是自求生存、进而创造历史的生命主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的互动对象大多是自己政治组织里面的人。因此，当那位穆斯林船坞工人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时，我才会印象那么深刻。甚至到了今天，我还认为那番话属于完全不同的层次。

“我想再加一点。我朋友的面孔还留在我心中。不过，他们大多还在政界活跃，我不想对他们加以评论。”

后来，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发生的一件事让迪潘赞从乡下回到加尔各答。那天，在加尔各答广场——加尔各答那座广大的中央公园——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中，一直在鼓动纳萨尔主义农民运动的共产党派系宣布，他们将另外成立印度马列主义共产党。

迪潘赞说：“我父母反对新党。亚拉蒂很不高兴，在这阶段她希望我远离政治。我们的女儿将在十月出生。我在加尔各答待下来，在船坞进行政治工作，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年底。然后我又回到了农村。

“早期的同志一直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夺取政权，同时先没收地主的土地，再没收他们的枪械——也就是说，要农民强行收割他们土地上的产物，取得地主土地上的产物，也要在村庄里建立与地主权力相对立的农民权力据点。

“事实上，那片地区在收割期间发生了一场农民大起义。我到得太晚，没有赶上。就在这场起义当中，党下达了除掉特定人士的行动路线。这些行动将由秘密成立的小组来执行。这正是我开始进行红卫兵行动的时候，我必须要求农民成立所谓的歼灭小组。

“对我来说，原先因为乡村情况以及无法沟通而遭受的痛苦现在都消失了。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进行红卫兵行动时更有信心，不那么紧张了。这是一段漫长的路程，前后好几个月，六个月到一年之间。我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部落也有非部落，包括贱民也包括农民种姓。我确实认识了印度。”

“你对党的新指令有什么看法？”

“许多先前的同志已经成立小组，并且执行了歼灭任务，主要是在发生过收割期起义的地区——以土地和收割为目标的起义，即占领土地，强行收割。”

“新指令有没有让你感到震惊？”

“没有，没有。印度人基本上是很凶暴的民族。我在新地方进行红卫兵行动，尽管花了最大的力量，还是无法说服农民去执行任何歼灭行动——这令我很懊恼，甚至觉得无能。”

“你记不记得是如何跟农民说的？”

“噢，记得。我在一个农民的小屋借住，就跟他谈了起来。那间小屋我记得很清楚。他们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们不喂她奶，而是用米汤装在瓶子里喂她。这在我看来相当不可思议。这些人跟我们接触过的其他人没有两样。他们土地很少，收成大概只够吃三个月。党要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些人身上。

“我问这个人，‘这里大家最痛恨的地主是谁？’他说出地主的名字。我告诉他，‘为什么不干掉他？’那天晚上他带来另一位农民，要我跟他谈谈那个话题。他们两人都认为那个地主应该被干掉，但拒绝亲自下手。”

“那念头有没有让他们吃惊？”

“他们没吃惊。我一再告诉你，我们是很凶暴的民族。我想说服他们，来来去去大约花了两个月。

“我偷偷住在那小屋里。如果地主知道了，他会杀了我，或者把我交给警方。我知道情况危险，我知道我逾越了法律，但没有人认为杀人违反了任何道德规范。你必须了解，就像《古兰经》之于穆斯林一样，《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支配了印度教徒的日常宗教规范，而在这些书里，基于大义而杀人是被称颂的。我必须承认，像任何印度人一样，我对于为了正当理由而杀人的行为没有道德上的反感。”

“甘地呢？”

“印度人不同意甘地的许多理想，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非暴力。”

“耆那教徒呢？”

“他们是个奇怪的教派。不过，当你提到这些宗教——佛教、耆那教、甘地——时，你并不是从正确的角度看印度的。我提醒你，看看柬埔寨、斯里兰卡、缅甸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国家表面上都深受佛陀和孔子的影响。但这些民族都很凶暴。”

“我们回头谈村庄的事吧。”

“像我说的，我开始觉得自己无法胜任。一九七○年与一九七一年之交，整个运动遭遇到挫折，我的许多朋友开始重新思考。

“在被捕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我深入接触了部落民族。我很喜欢他们，在他们当中觉得很自在。我了解他们的政治目标。我这才第一次碰到在政治上有所思考、有所行动的农民。我跟他们当中的一位校长谈了很多。这几个月过得非常充实，是我在农村最充实的日子，特别是因为运动里的朋友对杀害特定人士的做法所产生的怀疑——这些怀疑让我能够甩掉党那些我开始觉得不切实际的束缚而自由自在地发言。”

“你那个地区歼灭了多少人？”

“那地区因为党的这条路线被杀的有一百多人，大多是地主。”

但这时警方已逐渐将他们包围了起来。

“我们的朋友不得不跟党断绝关系，许多人必须在比哈尔和孟加拉不断奔逃。一天晚上八九点左右，我们正在北比哈尔一个火车站旁的食品店，那边有几个穿衬衫长裤的便衣警察。他们是孟加拉的警察，正在搜捕其他一些纳萨尔派分子。他们到火车站食品店买些肉类的食物吃。他们认出了我的一个朋友，我们都被捕了。

“那时警方已经开始全面扑杀纳萨尔派分子，被捕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会杀了我们。那时恐怖镇压已经有六个月之久，我已经接受了这种命运——这样我才能撑下去。

“食品店那几个警察比我们年纪大，态度并不恶劣。他们把我们带到警察局。一到那边，我们就设法影响看管我们的比哈尔警察，希望他能阻止孟加拉警察把我们杀掉。

“那个比哈尔警察是个教养不错的人，他说：‘我的确尊重你们，你们做的事是为了国家。不过，身为警察，我不得不跟你们对立。’我们嘲笑他。‘你们为什么要嘲弄我们？这些孟加拉警察几分钟之内就会把我们杀掉。’

“他们用绳子把我们绑起来，警察边绑边揍，口中一再念叨说我们是孟加拉人。那个比哈尔警察感到愤慨，立刻用无线电向整个比哈尔发出我们被捕的消息，以免孟加拉警察把我们杀掉——要是他们想那样做的话。

“我们大多从未受审，只有几个被审定罪。其他人未经审判便被拘留，直到一九七七年孟加拉国施行大赦。

“我在加尔各答的监狱被关押到一九七二年十月。狱中有两件事令我沮丧。第一件是被囚禁的加尔各答纳萨尔派分子的素质。我们过去听说，他们在持续杀害特定的警察——甚至交通警察——以及有告密嫌疑的人。监狱里多的是纳萨尔派分子，特别是年轻男孩，而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实际上，这些年轻人反抗的是教育系统——男孩女孩被迫上学，然后又辍学，党就吸收他们来搞城市暴力行动。

“党已经分裂了。我自己也没有清楚的看法。我觉得运动本身有一些毛病，觉得自己的政治探索已经走入死角，必须重新开始。有一段时间，我无法再自认为是政治工作者。

“来到加尔各答监狱之后，我可以定期跟父母及亚拉蒂会面。政府找不到证据起诉我，我未经审判，受到预防性拘留。最后，我向政府请求，说如果他们释放我，我愿意出国进修物理。”

政府批准了那项请愿。他得到了伦敦大学入学许可，他父亲则替他支付了赴英旅费。警察一直跟着他登上飞机。他在伦敦取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回加尔各答。那是一九七四年九月。

我问他：“你现在怎么想？”

他摸摸眼镜，眯眯眼睛往窗外看。我隔着窄桌与他相对，坐在两个高铁柜中间的扶手椅上。他后方是一间空房，墙壁上几处地方刚刷上均匀的水泥。

他说：“主要错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基本误解——我觉得人民必须自行解放。知识分子只能提供他们解放的工具。”

他现在从事一些民权工作，并在贫民窟上课。“我看不出这跟我过去的政治探索有什么断层——以前到城市贫民窟搞组织跟现在到贫民窟教书这两者之间。”他仰身靠在一个淡绿色铁柜上注视着天空。“社会是这样构成的，使得劳苦大众永远找不到他们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世界观和自己的认同。”

我问起亚拉蒂，以及她在英国的情况。

“她的世界改变了，因为她第一次发现女人并不只是、甚至完全不是某个男人的附属品。我很高兴要回来，亚拉蒂却哭了好几天，她那些从小被养成不公开表露情绪习惯的朋友为她愁眉苦脸。如果有选择的话，她会继续留在英国——那种自由感，还有被当作一个人看待的感觉。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我跟她一直有这种争吵——我没法让她相信，如果我们住在我父母家里，就永远要被他们支配。她看不出那是支配。直到我们到了英国，她才明白我说的话。在那之前，她只把我的话当作是我古怪想法的一部分——就像我也是因为古怪才加入纳萨尔派运动的。我常说：‘我们找一套公寓吧。’或者：‘你为什么不在我母亲面前站起来？你为什么对我父亲百依百顺，即使他要你做对自己有害的事？’她从不知道可以过另一种生活。现在情况改变了，也在继续改变，但在六十年代她那种生命观并没有什么特别。”

这使得前一天当迪潘赞去冲澡时亚拉蒂在她家里所说的话多了一层意义。亚拉蒂说，迪潘赞住在村里时，她是去跟迪潘赞父母一起住的。在印度，妻子住到夫家，你从娘家搬到公婆家。印度跟别的地方不同，如果要写印度，你必须先了解许多东西。

现在他们终于自己住了。

我问迪潘赞：“你在那间小屋里过得快活吗？”

“是的。对亚拉蒂和我来说，生活的物质面从来都不重要。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干累活。”

“你那书架上杂乱的情况又怎么说——东西就那样丢在一起？还有——提到这个你不介意吧——那些灰尘？你说过学院是公众场所，因此永远不会打扫干净。”

他说：“家里的情况我觉得惭愧。我们两个人工作都太忙，抽不出时间。亚拉蒂在晨间学院教物理，从六点半教到十点——还得加上上班路上一个钟头，下班路上两个钟头。我对家里的杂乱感到惭愧。你要说‘灰尘’就尽管说吧。我祖父一定会责备我。但没有人会对这个地方的情况感到惭愧，这是不一样的。”

“你是不是觉得你生命中最有作为的阶段已经过去？”

“一点也不。我这一生到今天为止不过是探索的第一阶段。”

“我这样问可以吗？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为别人设想，这不是妄自尊大吗？你不是也应该多想想怎样利用你的才干？你不一定要回答。如果你不想回答，我就收回问题，不会再提。”

“我可以回答。在总督学院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之中最有才华的那位现在是美国的著名教授。他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但不是关于妄自尊大那部分的。我感兴趣的物理问题都不是我有能力解决的。我研究过这些问题，在上面花过脑筋。我还在研究——或者应该说，我还在阅读相关的东西。但比较简单的问题却引不起我的兴趣。在诗方面，我对写出来的东西从不满意，特别是因为我写的那一类诗只能吸引像我自己这样的少数几个人。帮助别人却是我可以得心应手的事，虽然我犯过错误。我不断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

阿修克的第一则故事谈的是他试图进入营销业的经过，以及他跟德里的马霍特拉博士所主持的经营暨企业管理研究所的牵扯。他的第二则故事则关于他的婚姻，以及他跟过去的决裂。

他说：“我最后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马上觉得如鱼得水。从那时起，我的职业生涯就上了轨道。我在工作中成长，我了解了许多营销的实际情况，那是我的生涯中最有成果的五年。

“但在同时，我的生活的另一层面却起了大变动。我来自传统的南印度婆罗门家庭，父亲曾经被派驻到世界各地，最后在加尔各答定居下来。我在印度读的是私立寄宿学校。但是，家庭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致我虽然有人缘，还会唱流行歌曲和印度古典歌曲，却从未想要女朋友。我有一位家教教我这些印度的古典文化，这是传统教育过程的一部分。

“我有一些朋友过着活跃的社交生活，我自己倒不觉得这有必要，甚至觉得有害。别人交女朋友，我可没兴致。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下意识很确定我会照传统的媒妁安排方式成婚——直到我实际做了一次‘相亲’。

“我家人遵照传统方式安排，交换了双方的星相。那个女孩住在班加罗尔，我走了老远到那边去看她。来了一大堆我的亲戚，还有她的亲戚。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候抵达女孩父母选定的地方。

“那时是晚上。相亲时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坐着。他们只把我介绍给女孩父亲，我们在大厅里坐成一圈，传着小菜和甜点。每个人都为这个场合精心打扮了。现场安排得很奇怪，我也搞不清女孩是哪一位。有几个她那边的女孩在场，没人把我介绍给女孩本人，他父亲又喋喋不休，问了我一大堆做什么事、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问题。

“令人紧张的是，他也开始谈到可能的婚礼场所。我觉得很难以正常的方式回答。他会说：‘我希望婚礼在修拉普尔举行，不要在班加罗尔，因为我在修拉普尔可以找到较好的场地设备。你觉得怎样？’

“你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好。如果说不好，那是鲁莽无礼，如果说好，又显得荒唐可笑。我只好一再使用外交辞令，含糊笑着。那段时间结束之后，我松了一口气。人家问起我的看法时，我一再说不知道。

“这个女孩我实际没见到面，没跟她谈半句话，只由我一个亲戚偷偷向我指出来——我却必须就这样决定要不要跟她结婚。事情一结束我就必须做决定。

“女孩显然没有置喙的余地，这也让我觉得不安。无疑的是每个人——在场的二三十个人——都焦急地等着看我是否会点头。在这类场合里，男方占尽了便宜，女方家庭处于劣势。

“许多年之后，这段往事开始让我感到羞耻。但事发当时，我只觉得尴尬，尽管到了今天还是有男孩女孩以我那时未曾选择的方式结婚。说句公道话，他们是别无选择。我若要别人学习我的榜样，那是不公平的。如果当时处理得不一样，或许我就不会那么尴尬了。

“最后，当我们起身告辞要一起离开时，我断然决定不再重蹈覆辙。

“我们一行人回家时，我心头很乱。车上有我哥哥、嫂嫂、父亲和我自己。我安安静静，一路上没说话。他们知道我心烦。我跑到一个朋友家，在那边待到很晚。我第二天就要离开班加罗尔。让我焦虑的是，我家人已经答应女方父母第二天给他们回复。

“后来，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我父亲和哥哥问我决定怎么做——要不要跟那女孩结婚？我说不。我父亲说：‘好吧，我们再找个女孩。’

“我告诉父亲，我没有同意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那女孩的容貌——那样说就不公道了：我根本没机会跟她谈话。我反对的不是那女孩，而是做法。我也不想再对这件事多说一句。

“我的长辈认为时间可以治疗一切，认为这是我的第一次，下一回就会不同了。

“我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父母和子女本来就不会坦然谈论这类事情。没人会问你对婚姻的看法，有一天人家直接跑来向你提亲。

“这时候，想到还得再经历一次甚至多次相亲过程，我逐渐下定决心要自己选择结婚对象。

“我认识这么一位营销主管。营销——我总是离不了营销。不过，我认识的这个女孩来自另一个社群。我向她求婚，我们都认为这桩事行得通。我们有社交往来，我们说同样的语言。但是她属于不同的社群。当我终于向父母提到这件事时，他们就像我所设想的那样反对。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如同我在班加罗尔相亲之后那样。很难跟他们沟通，因为碰到这种情况时他们可以诉诸某种很粗糙的逻辑：针对这种事情不能有任何折中妥协。在他们看来，我即将扯断我们家族跟历史、传统的联系，这让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在他们看来，一切都陷入了黑暗。

“我也在接受考验，因为我想娶的人要看看我如何面对压力。我可得挺起腰杆。我告诉父母，我不会改变心意，不过并不急着成婚，他们有时间慢慢考虑。这让他们很难过，但他们还是慢慢同意了我的决定。家族中一些人以及朋友向他们提供建议。我们的婚礼依照传统的盛大方式举行。

“如今我们没有住在一起，而是住在不同城市，我太太跟我住在加尔各答，我父母住在别的地方。这距离使我们可以互相调适。我们每隔一段时间见一次面，一年两三次，关系还热乎。我的兄弟姊妹都是按传统方式结的婚，他们跟我父母住在同一城市。倒是他们之间处得并不怎么好。我认为南印度的婆罗门无法放松自己，总是受到约束。

“在家族的年轻一辈之间，我成了英雄。家族中有不少人采取了跟我相同的做法。现在这样做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耸人听闻了。但也必须承认——这是我父母感受到却无法表达的情况，这是使他们退缩封闭起来的原因——某些无法界定的东西在这过程中垮掉了。我们身为婆罗门不知有多久了。”

纳萨尔派的运动已经结束了大约十五年，但现在担任大公司高级主管的德布仍然期盼着另一场真正的革命。德布参与了早期的叛乱，然后跟一些领导分子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致必须躲避警察和原来的同志。他可以准确而有说服力地告诉你那场爱与同情的革命如何变成了单纯的虚无主义：大家尽是谈着革命和农民权力，却从未实际向国家或有权势的受保护者提出挑战，而只是专注于脆弱无依的人。不过，在德布看来，仍然有可能重新开始，而且做得更好。

他说：“从当时到今天的唯一变化——大变化——是我在六十年代晚期那时候认为我会成为革命的一部分，而现在我知道我将只是革命的见证者。一个站在支持立场的见证者。我不认为革命的必要性有所改变。”从这里接下去谈到他的参与，他说出一个不完整的想法：“一旦尝了血的滋味……”

尝了血的滋味——奇怪的比喻。

德布说：“到各地群众之中做组织工作。”他指的还有别的事：你致力于帮忙的对象回报给你的爱。“爱是个陈腐的字眼。你无法描述我所指的东西——那是在心中涌起、令你感动的东西。那时我以为这跟对党的忠诚有关，现在我觉得党永远脱离不了人。我所谓血的滋味就是这个意思：人民给你的，比你终究能给他们的多了一百万倍。”

他在三十年代晚期出生于一个加尔各答中产阶级家庭。德布还小的时候，他从事专业的父亲患重病好几年，他们一家经济陷于困境。他们虽然得到了友人资助，却得不到自己亲戚的理睬。

有些亲戚来访时会说像这样的话：“你们要卖那些椅子的时候，可得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要买。”椅子是真正的椅子，不只是比喻的用词。我再度跟德布碰面时，我们先在中加尔各答的中产阶级住宅区走了一圈，看了几个原先属于英国人的俱乐部，然后他把我带到他的大公寓，我就在客厅里看到了那些椅子：一整组旧式的上了黑色胶漆的孟加拉矮椅。这些椅子应该每天都会使他想起父亲生病那几年的苦日子，它们应该都会使他增强对自己出身阶级的不信任。

他对那几年时光已经做过那么多思索，因此谈起那段往事毫无障碍，仿佛那只是一则简单的寓言，还附带着他从其中得到的政治教训。他说，孟加拉的中产阶级有四项构成要素：种姓、教育、家族历史、钱财。他家境衰落时还保有前三项，但钱财的匮乏使他们处于阶级边缘。

他忘不了这件事。甚至当他家的条件改善后，他仍然是个“上进者”，努力在学校求表现。甚至打板球时——他板球打得不错——那股要在功课上求表现的上进心也未曾稍减。他让自己吃苦。他说，有六年之久，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最后，二十二岁时，他得到了回报。他成为一家提箱仔公司的主管，那时，加尔各答的提箱仔世界还有十年左右的好光景。

也要到了那时候，他才有心力顾及世事。他读了一本关于肯尼迪总统的书，然后决定跟几位年轻会计师到贫民窟去从事公益活动。这群人有一些模糊的政治看法，他们跟任何政党都没有关系。他们的主要理念是长久以来孟加拉人所持的祖国理念——德布说，就是孟加拉传给印度其他地区的理念：印度必须成为一个值得骄傲的国家。德布说，自从独立以来，这理念在孟加拉国已经衰落了。“在我的阶级里，这理念还存在着，但只是历史的残余，被看作是过时的东西。至于在更上面的阶级，在那些工商巨子之间，这理念大体上是负面的。”

他在贫民窟的工作变得认真起来。德布每个礼拜在那边花三个晚上和两个早上。他对自己所属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再信任。现在，他就近看到社会更下层所遭受的不公不义。他看到中产阶级应该负的责任，他也看到了不公不义的连锁环节。

“这边有某某老爷，某个贫民窟的房东地主。他要怎么对待贫民窟里的那些寡妇，总是有属于低中产阶级的代理人替他跑腿，而这个代理人自己还有属于流氓无产阶级的代理人。这是连锁环节。如果你把地主除掉，别人还是会取代他，连锁环节还会继续存在。”

在公司待了三四年之后，德布拿到公司补助，前往美国一年。依照补助的规定，他在美国必须以印度为题演讲。这番经验令他遭受了始料未及的屈辱。每次演讲完，总是有人会问：“如果印度民族这么伟大，为什么你们还在挨饿，还在乞讨食物？”也总是有人会拿印度跟中国做贬抑性的比较。

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印度历史，并决定一年结束回到加尔各答之后要加入较激进的共产党。这时正值印度遭遇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发生食物运动的时候。西孟加拉有六十个人被警察射杀，人们正以“蜀黍”为食。

“这是由玉米转化、美国人用来养猪的东西，他们把它当作救济品送来，印度政府在配给站发给乡下穷人。我觉得很羞耻，非常气愤。对我来说，吃那东西的并不是穷人，而是印度人和孟加拉人。”

他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开始在村庄里工作。他跟农民住在一起。他做的主要是宣传工作。他也试图阻止稻米的黑市买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跟同事不让别人把稻米运出村庄。他们也致力于护卫佃农，防止他们的耕地被地主收回。

德布在党内的地位逐渐提升。孟加拉的“巴得拉洛克”——中产阶级——喜好外来的种种，因此，从国外归来及说英语这两件事对德布在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里的身价甚至也有加码的作用。这令德布感到不安，但此时他也开始有被人民爱戴的那种近乎神秘的感受。无论为运动花多少时间他都在所不惜，无论有什么危险他都会勇往直前，人民则以爱回报他。

“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农民、工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会说，‘你不能待在这里。我们没办法收留你那个朋友’。”

为了遏制党内的修正主义，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但接着他对组织就不再有美好的期望。他发现党的较低领导阶层之中有不少小规模的贪污行径：那些人偷取了大家为组织收集来的鱼或米。当他向一个上级委员会表达不满时，他们却指控他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他开始觉得有人要把他驱逐出党。

他也开始写关于农民运动的文章，而这些文章被往后在党内成立纳萨尔派系的那些人注意到了。其中几篇还在北京广播电台的节目里宣读，在那些巴得拉洛克崇洋心态不亚于任何人的纳萨尔派分子看来，这是顶级的认可。德布成为那个派系的重要决策人士。派系领导人到加尔各答时也开始住在德布家里。

“我因为在国外对印度的地位感到愤慨而加入了这场运动。由于印度人民大多贫穷，住在农村，我的愤慨主要是为了穷人而发。我相信必须由穷人来完成一场颠覆，因为我的阶级和更上面的阶级都烂透了，他们根本没有救赎的能力。

“刚开始时，纳萨尔派运动试图让人民大众了解，希望他们一起参与，因此跟其他共产党的做法很不一样。我要告诉你，那时我开始相信事情办得到，会在当下实现。这是从愿望转化成了信念。

“纳萨尔派不只引用马克思的话，他们也引述泰戈尔、辨喜⑧和罗曼·罗兰。他们在大字报里告诉大家关于贫穷、粮食储量、工资等级的事实。你可以看到人们阅读这些大字报，甚至文盲听别人念出来之后也会明白其中的内容。最重要的是，纳萨尔派不求公职，不参与选举——选举活动已经变得很不干净，通过金钱和妥协而运作。

“可是，对于我这样的人，痛苦也随之而来。如果要做什么大事，就得有大规模的组织。要达成大规模组织，就需要一个指挥系统。有了指挥系统，人与人之间就会为了指挥系统里的位置而争。

“在各个共产党内，大家以不同的革命主张和纲领来进行内部之争，还有辩论，以及互相将对方开除党籍，直到最后只剩下一小群人或一个人独揽指挥大权。形成这种情况的方式在各国有所不同——这要看土地、文化和传统而定。

“在孟加拉，我们深深受到几样东西的不良影响。其中之一是我告诉过你的巴得拉洛克传统——倒不是说这传统使得大家在斗争时有任何绅士风度，而是说巴得拉洛克是高级种姓及印度教徒，并且对外来事物很执迷。高级种姓的孟加拉人由于必须遵守某些继承法，因此互相残杀是家常便饭。我们的行为深受其影响。我们忘掉了其他政治团体，甚至包括极端的共产党。我们内部的互斗很激烈。可以说在这种斗争当中，人民已经变得次要。我们的情绪很激烈，我们争吵起来也相对很凶猛。这根本完全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争，而像是充满暴力意味的家族冲突。

“我们同样可以解释后来的第二项发展：杀掉特定人士的做法得到许可。”这跟别的事情一起发生，德布这时就谈及了这些。“占据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建筑，破坏实验室和图书馆——因为他们认为这套教育体系制造了人民之敌，他们改写我们的历史，摧毁诸如罗姆莫罕·罗易大公和辨喜等人的雕像。”罗姆莫罕·罗易的遗教乃是梵社及孟加拉文艺复兴的基础，对印度及民族主义运动贡献良多，至今仍然是像齐达南达·达斯·古帕塔那一类人非常珍视的东西。宗教导师辨喜著作中的话则曾经被纳萨尔派最早的大字报引用。“他们被认为跟帝国主义做了妥协，先为地主，然后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效劳。”

一步又一步，都走在云端上，从最早因为受屈辱而对穷人和印度所产生的情绪性关怀，到文化及经济上的自我毁灭，到新的执迷和叛逆，而终至拥抱一个与农民的饥饿几乎毫无干系的运动。

纳萨尔派的领袖名叫查鲁·马祖姆达尔。德布跟他很熟。

德布说：“查鲁·马祖姆达尔最早在加尔各答的一次小型集会中透露要开始杀掉特定人员，当时我在场。他已经在村庄里谈过这件事，也发函告知了各单位。这是他第一次在加尔各答提到这个决策，实际上我是跟他一起前去开会的。

“地点在北加尔各答一栋低中产阶级住宅。我记得那屋里有一条短短的走廊和一个小房间。走廊上摆满了坐在小房间地板上的人脱下的拖鞋。那是地方性的会议，开会时已经是晚上不早的时刻了。

“当时我对查鲁·马祖姆达尔非常敬佩，现在也还非常敬佩。他是当时我所见过最为热忱的人。他嘴里说什么，心里就真的信什么。他对年轻人和新生代有无比的信心。他真心爱农民——比我对农民的爱深得许多。我的爱不一样。他信赖印度农民，赞赏他们。

“他对印度历史的见解真是不同凡响——是关于印度历史的本质和动力。他没有贪念，完全没有，也不在乎个人的安逸。在当时，有千千万万人愿意冒生命危险追随他。他未通过高压手段就建立了这样的威信。至今我就只知道军队这另一个组织拥有像他那样的威信，而军队中高压手段可是大行其道的。

“他身材矮小，戴眼镜，眼镜度数很深。他通常的衣着是衬衫和腰布，或是丛林夹克和长裤。他的言语和表情非常明确，动作也是如此。”德布的意思是说，查鲁·马祖姆达尔的动作简洁精准，没有不必要的手势。“他精力非常旺盛，动作敏捷。还有，老天，他真有办法鼓动人心。”

“他从不提高嗓子，说话却铿锵有力。他就在北加尔各答那栋小房间里谈了起来。房间后侧有两个窗子，都打开了。我注意到了这两扇窗子，因为我担心屋外的人会听到里面的话。房间里东西很少。我记得有一张没上漆的木桌，上头摆了一大堆书，还有一台收音机。那收音机可不是等闲的东西。知道为什么吗？那是为了收听北京广播电台的。每个纳萨尔派分子都把收音机看得相当重要——‘昨天北京广播电台在那个节目里提过我们’，诸如此类的心理。我有一点古怪，这辈子只听过北京广播电台两次。

“房间后部还有一张没上过漆的长椅。我注意到，虽然房间里人那么多，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坐到长椅上。到最后房间实在太挤了，人们不得不坐上去。查鲁·马祖姆达尔坐在地板上——就是因为这样，大家才不愿坐长椅：他们不想坐得比他高。

“大家抽着烟，因此窗户开着。我自己也抽烟。这时气氛还轻松自然。应该有人送了茶进来，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得喝——根本无法把茶送到房间里每个人手上。

“查鲁·马祖姆达尔一开始先提到组织在孟加拉及国内一些其他地区的顺利发展。‘各位在这边做得很不错，这点我知道。我们让他们害怕了。他们早晚会出击。经验证实，杀掉特定压迫者有助于把人民动员起来，因为这样人民就能看出压迫者也可以被毁灭。因此，我刚发出这封信。’他拿出一张手稿朗读。这就是那封要求我们刺杀特定人士的信。然后他接受了提问。

“我吓了一跳。我想，那时候我的出身背景起了作用——一向是这样。我感到惊吓，但也同时觉得很振奋。振奋是因为我在想：‘我们终于找到路了吗？’杀人事件让许多穷人热了起来，这点被当作事实提出，我也没有加以质疑。

“我的惊吓出于两个原因。首先，那样做跟谋杀几乎没有差别。不过，我把这一点合理化了：那不是谋杀，而是行刑。要杀那些人不是无缘无故的，要杀特定人士还得先经过派系团体讨论并同意。第二个惊吓是，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宗师都告诫我们不要采取恐怖行动。但这听起来很像恐怖行动。

“大家问的大体是像下面这样的问题：‘在城市里该怎么做？’‘如果地主由另一种压迫者取代了又会怎么样？’他们提了许多战术性的问题。我是最后发问的人之一，而且——这我可得告诉你——我问得很谦虚，因为跟其他人比起来，我的阶级出身不好，坐在那边的人对运动都比我更投入。我问到毛泽东和列宁关于恐怖主义的告诫。我问，这样说来，在理论上，我们怎么还能支持这个？

“查鲁·马祖姆达尔回答了每个问题。他回答得平心静气，很有说服力。我们都被他说服了。”

我对德布说：“再多谈谈他。”

“他五十八岁左右，皮肤干皱、白皙。他出生于北孟加拉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很有钱的名医。他在功课上很有脑筋，表现优异。他参与了民族主义运动，然后又投入了农民运动，在其中成了名。他加入了共产党。他所做的是把一个激进的改革运动——保护佃农的运动——转化成革命运动的雏形。他认定战斗的对象是国家，因此能够带动那种转化。”

“你不觉得那是疯狂的做法？”

“那时候我不那么想，现在也不认为有什么疯狂的。要搞革命的话，就要向国家挑战。

“北加尔各答那次集会花了三个钟头。查鲁·马祖姆达尔开头的报告大约有一个小时十五分，讨论大约花了另一个钟头。接着，几个人一组一组跟他商讨他们当地的问题，然后离开。

“到那时，纳萨尔派分子做过占领学校、破坏雕像等行动。只是互不相干的事件。我相当反对这种做法。大约到了一九七○年四月，查鲁·马祖姆达尔和其他人还向我保证说那些事是过度狂热的结果。现在我回想起来，才注意到受攻击的都是低中产阶级和乡下学校。他们从未碰过精英学校。

“后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长信，里面写了很多我反对某些事情的理论根据。他没有回复。那时候已经开始杀人。组织已经转入地下，所有通信都断绝了。

“我就这样脱离了运动。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二年，我参加了一个类似的组织。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宣传。警察到处抓我们。两边我们都得躲。

“一九七○年五月上旬，在加尔各答的一次炸弹攻击中，第一个警察被杀。一九七○年年中之后，这种行动变得更加全面。交通警察也被杀了，因为他们容易下手。这里还有好笑的一面。后来交通警察配了武器，纳萨尔派分子便抢夺这些武器，交通警察只好用链子把武器拴在身上。同时他们也开始杀告密者。

“一旦开始杀告密者，麻烦可就大了。你不会谈到他的阶级——你不能谈到他的阶级，因为他一定跟你属于同一类才能当告密者。回想起来，我再次注意到，那些头号目标——大企业家、大地主——都没有受到攻击。

“马列主义阵营又进一步分裂，更多团体脱离了出去。到了一九七三年，马列主义阵营总共分成二十个派系。警察及他们的喽啰杀了数千人。到了一九七三年，就那阶段而言，运动已经完蛋。

“我在一九七二年结束了躲藏的日子。警方知道我跟查鲁·马祖姆达尔的分裂。我最后一次受到详细盘问是在一九七二年。我运气很好，因为我最后一次被捕是在一九七○年四月——那是第一个警察在加尔各答被杀之前。过后我就躲了起来。

“现在我什么都没做。我想，比起当年，我们国家今天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世人更多的尊敬和肯定。我们已经从乞丐变成借款人。我很担忧贫富差距，担忧权力掮客缺乏爱国心，担忧那么多产业无法振兴。我还担忧，借款人通常会变成乞丐。”

德布没告诉我查鲁·马祖姆达尔的结局。那是别人告诉我的。查鲁·马祖姆达尔他一九七二年在加尔各答被捕，不久后即死亡。他有气喘病，被捕时身边还带着氧气筒。在孟加拉的湿热气候里，他一定受尽了折磨。

阿修克的第一则故事谈的是他企图进入营销业的经过。他的第二则故事则是关于他的婚姻，以及他跟过去的决裂。他的最后一则故事谈到他在广告界的日子，还有他所看到的加尔各答提箱仔的世界——正当那个世界即将消失，由另一个独立后的印度较粗俗和富有的商业世界取代的时候。

阿修克说：“我对加尔各答提箱仔最早的认识发生在我在一家广告公司担任实习客户代表的时候。第一次跟着上司去见客户，见到了那家公司营销部门一位很高层的主管。他身材肥胖，看起来很好相处。他抽进口牌子的香烟，穿西装——那是五月中旬，加尔各答的温度有你受的。他的办公室有冷气。我的整体感觉是，这是在豪华办公室上班、日子过得悠闲的人。

“他似乎不急着讨论手头的事。我们谈了种种日常琐事，世界杯板球赛，谈了一点工作场所的权力运作。从十一点左右到十二点或十二点十五分，上天下地什么都谈了。然后停了好一阵子。闲聊必须结束，几乎有点舍不得。

“我上司提起正事，这倒是两三下就拍板定案了。我只是在旁观察，我只是实习生。生意的事十五分钟就解决了。这时候大约是十二点半，很接近午餐时间。客户问我上司是不是已经有约，我上司说没有。客户说，‘我们不妨午餐时再谈谈’。

“我的上司要我赶快回公司借五百卢比，然后到一家五星级饭店跟他们会合。客户并不是要请客——从来没有客户请广告公司人员吃午餐的事。这顿午餐我们要做东。那时我应该很兴奋。我听过不少关于招待客户的事，但那时还未曾做东或做陪过。那天午餐十二点四十五分开始，三点半结束，宾主尽欢。

“这套办法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早期。大公司都或多或少垄断了各自那方面的市场。他们不必推销，只要配货就够了。总是供不应求。

“这些现在都变了。生产同样产品的公司数目增加了不少，每家公司都得战战兢兢——要生产一定的数量，要把产品弄到市场上，要说服顾客。于是，突然之间，公司里不再有位置给那些只是穿得体面、跟老板夫人有交情、能打十八洞高尔夫、酒量不错的人。国内也开始设立商学院。大体上，这些学院教的是美国的样板，这给企业界带来了一些麻烦。还好，这些学院为公司行号提供了可用的人选。公司里有个企管硕士算是多了一点身价。

“过去可以步步高升的人现在只能在那边浮沉挣扎，因为他们无法适应。过去，上班是从宿舍公寓到俱乐部之间一段快活的过渡时间，现在，如果我想往上爬的话，就得付出一些代价。譬如说，我每个月可能需要出差二十天，如果你公司的业务遍及全印度，你得到外地去看看情况。你的同事都这样做，因此你也必须做，而且这也能显示你对公司的忠诚。

“在过去，如果一名业务员参加——譬如说——某个经销商侄女的婚礼，经销商会受宠若惊，并且给业务员适当的回报。如今，业务员是为了讨好经销商而参加婚礼的。现在事情全都不一样了。这些经销商大多讲印地语，往日的社交手腕——会讲英语、擅长穿着、能打高尔夫等等——已经派不上用场了。如果你一个月出差二十天，而且是销售经理，那么那二十天你都得跟经销商及公关部门员工在一起，每天晚上都要喝不少酒。

“我必须承认，刚开始我根本没想到营销会变成今天这样。在公司里，我的专职是广告业务，这让我能够发挥创意。社交魅力对业务员还是有加分作用的，可以让业务员的个人条件多一些光彩。不过，人家真正要看的是业务员有没有精明的商业能力——他要对付的人便有这种能力。在公司里，他必须是个高超的沟通者，到了某个地方经销商的小店里，他又必须说另一种语言。他可能必须用一只肮脏的大杯子喝茶。但是，那个经销商赚的钱可能比业务员多了不知多少倍。

“在印度历史中，经销商这一行的圈子势力很大。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一群人，甚至可能跟其他国家的经销商也不一样。经销商这群人绝大多数未受过教育，但很有赚钱的天赋。他们赚钱，赚了又赚，乐在其中。这是他们的家族产业，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他们坐在小店里，从早上十点一直到晚上十点，完全不觉得苦——那是他们过的日子。他们把赚来的钱不断投入更加赚钱的投机事业。他们还喜欢让别人知道他们有钱。经销商家里可能有相当不必要的枝形吊灯和铺满整个地板的地毯，进口电视机，以及颜色俗丽不堪的窗帘和椅垫。

“但这些人是公司的命脉。因此，你看到这些高级公司行号聘用了一批管理研究所毕业的专业人手，然后这批人必须学习如何应付不识几个字但却精通生财之道的人。在我们国家如今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他们的程度大于他们需要我们的程度。

“经销商的店铺或‘柜台’——我们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某某人经营的是好柜台或坏柜台或可靠的柜台——这些店生意做得好是因为老板或他家族已经有好几代经营史。他们知道市场的动向。

“业务员的目标根据每个城市的柜台来设定。譬如，我们会针对某个经销商这样说：‘他那不错的柜台可以卖五百台电视，我一定要叫他卖两百台我的。’业务员就是这样动脑筋的。当他回到公司所在的城镇，头脑还因喝太多酒及旅途劳累而不清楚的时候，他就开了计算机，输入这样一大堆信息。每个称职的销售经理都随身带着几颗胃药——他们都有胃病——以及小型计算器。他们晚上喝到十一二点，八点半或九点又已经起床面对新的一天。

“一般而言，以往的提箱仔真的很肤浅，只注重表面和生活的舒适。今天我们已经转了方向。就专业能力而言，现在的业务员比十五年前的业务员优异，但前者的心理发展却受到阻碍。他变得更像机器人。除了每个月设定的销售数额及应收货款之外，他根本没多少时间想别的东西。

“要是当初知道营销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年轻时大概就不会想干这一行。公司有几次要我转去直销部门，都被我拒绝了。我不想付出那种代价，宁愿留在广告部门。而且，我不必做业务员不得不做的额外工作——到机场接这个跟那个老板，带他们回家，耗一个晚上陪他们。这些我都不用做。

“现在业务员的日子并不好过。卖力工作，却从加尔各答这个城市得不到什么回报，这让你日子更加不好过。辛苦了一天之后，你可能会陷在车流里长达几个钟头，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却又停电了。虽然有发电机，但它们的噪音令人受不了，也发不了多少电。如果业务员有幸是加尔各答某个俱乐部的会员，那么，除了到那边走一趟之外，他没有多少别的地方可去。他不能出门散步，因为人行道和马路上都无法散步。公园里人太多。大多数公园都被有钱的年轻男女占据了，他们把车子开进去，汽车音响调得很大声，整晚吃着东西——小贩卖的垃圾食物——还随地乱丢垃圾。

“这个城市的基础建设正在崩溃。排水系统可能是全世界最差的。季风来的时候，城里好几大片地方都会淹水，可能要七十二个小时之后水才退去。有一年，水一直都没退。水里有动物尸体，我们怕会引发传染病。

“在加尔各答看来境况顺利的就只有玛瓦尔人。他们是两三百年前从拉贾斯坦的几个地区迁移到这里的。他们从事中盘买卖，做得有声有色。这是他们的长才，过去如此，现在依旧如此。他们在文化和工艺方面一向没什么表现，倒是他们的社群不断壮大。过去十五年到二十年来，只有他们能在原先必须是有钱的孟加拉人或外籍公司主管才住得起的高级地段购买房产。他们从房地产的繁荣之中得到了好处。今天，这些地段纷纷盖起了高楼大厦——又让这城市加速死亡了：更多车子，更多卫生问题等等——而住在大部分公寓的就是玛瓦尔人他们自己。

“另一方面，一些非常有钱的玛瓦尔人总是在买入足以操控公司的股权之后兼并整个公司。就这样，有几家老公司现在已经落入玛瓦尔人手里。他们大多不会经营这些公司或对这些公司投资，只会把资产搜刮殆尽。他们乐得让公司每况愈下。不错，先前英国人也不太看重公司的发展，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把某一数额的外汇盈余汇回母公司，而且大多数英国籍总经理到这边来只会待个短短三五年。

“另一个极端是摇着红旗、不断像猫戏弄老鼠那样折磨资方的工会。工会领袖自己不必做任何工作。工会呈现了真正孟加拉人的终极本质：孟加拉人懒惰成性，不愿工作，但又想不劳而获，而且死要面子。他会公然对做生意的玛瓦尔人表示轻蔑，但自己做不了同样的工作。

“我们都很卖力工作，每月领到一笔薪水。我们觉得，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商的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应该给予一些回报。一天工作之后，我们除了回家之外应该还有别的事可做。你不会去看电影，因为大多数电影院的音响系统都很差，空调系统几乎完全停摆——这些东西坏了他们也不修理。我已经五六年没进加尔各答的电影院了。

“我告诉过你，年轻时我是多么想以营销为业。这个我做到了，我也敢说我在专业上干得不错。但这行业却不是我原先设想的样子，现在我也觉得，在加尔各答我们这些被夹在玛瓦尔人及工会马克思主义分子之间的人——过去在这城市里颇有分量的业务主管阶层——我们的生存空间正慢慢被挤掉。

“事实是，加尔各答的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太太跟我现在都觉得在有生之年看不到改善了。我们觉得应该到别的地方试试运气，向加尔各答说再见。”

我自己在加尔各答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九六二年初次来加尔各答时，头几天的劳累过后，我便能适应这地方的大都市生活，便有身处真正的大都会的感觉，可以意识到大都会所具有的社会及文化活力。那种生活还有一部分留存了下来。不过，这一次我却受不了自己的可怜的状况、水的味道——那味道糟蹋了食物，也糟蹋了咖啡和茶——汽车的褐色废气、被挖得满是坑洞的马路和破损的步道、灰尘、人群。有些人告诉我，在印度这么贫穷的国家可别计较美丑的问题，但这话对我没什么纾解作用。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或许，在比较富裕、人们可以为自己打造还算舒适的居家环境的国家里，公共领域的脏乱终归是可以忍受的，而在大多数人生活环境那么恶劣的印度，自家的脏乱之外还有更大范围的脏乱就叫人相当吃不消了。这不但令人草率看待自己的需求——空气、水、伸展的空间——也必然令人对自己的创造或做事的潜力没什么信心。这样草率看待人的需求、这样对潜力失去指望的心态显然造成了下面的结局：印度工业产品总是那么粗劣，那么多独立后的建筑是如此丑陋和不适于使用，巴士和汽车猛排废气，街道受到化学物污染，工厂烟囱一直冒烟。

“这里每个人都在受苦。”一位著名演员在一次晚餐中这么说。这句话证实了阿修克所言的简单字眼“受苦”，也仿佛说明了一切。

许多年来，甚至在我一九六二年初访期间，总是听人说加尔各答正在死亡，它的港口正在淤塞，它的老旧产业正在衰落。但加尔各答并未死亡。这城市没什么建树，但它还是生存了下来，先前的预言开始有夸大其词之嫌。现在我想到，或许这就是城市死亡时的情况。城市不是砰的一声突然死亡，城市不是只在被遗弃的时候才死亡的。或许城市是在这种时候死亡的：当每个人都在受苦，当交通那么麻烦，以至于有工作的人因为受不了通勤之苦而辞掉他们那份有需要的工作，当没有人享受得到干净的水或空气，当没有人能出门散步。当城市不再有城市所提供的愉悦，不再有令人兴奋的视觉感受，不再能激发人们的期盼，而只是人口过多、大家受苦的地方，或许，城市就在这时候死亡了。

多年来，在加尔各答执政的是左翼或马克思主义人士，有人告诉我，现在钱流向了乡下，加尔各答的穷困是一个较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方案的部分后果。但事情往往就是表面所见的情况，没什么玄机，而下面有可能是城市死亡的方式之一：当政府做事独断或愚蠢，没有建树反而下毒手；当人民和政府共谋把他们所需要的资金逼走，断绝他们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当——这是进一步的倒错——革命的辞令成为革命本身的兴奋剂。

或许，当一个城市死亡时，它原来的经济活力还会残存一阵。于是，在加尔各答，名号响亮的老公司被收购，它们的资产被瓜分，人们在房地产上投资，因为大家总得有个地方住。表面上看起来，经济活动似乎还算热闹。每隔几天——这进一步让人有活动热闹的错觉——就有一场政治示威，无事可做的年轻男子满脸不悦，看似充满正义感，他们举着红旗、喊着口号，在市区永无终日的悲苦之中游行而过，金钱和抱负和创造力都转移到印度别的地方。如果没有印度其他地区来吸收压力，加尔各答的死亡会更加明显，而西孟加拉邦也可能成为另一个孟加拉国：人口太多，卫生设施太少，电力太少。

旅馆后方有一个市场：我往下看便是市场低矮、绵延的屋顶。秃鹰栖身在旅馆的窗台上，等着。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被风吹来的灰尘以及车辆褐色废气留下的污渍。市场对面那栋英国人盖的红砖建筑的风格——形式的中规中矩、结构的对称、样貌的优雅，还有它所透露的理念、它所表现的信心、它所参照的古典装饰——如今显得很怪异，跟街上的活动格格不入，仿佛属于一个已经消逝的年代。

拱起的路面上的柏油看起来又软又黏，两侧浅沟里则堆积着大团大团的形状不一、已结成硬土的灰尘，现在，街道只能等季风带来的雨来清洗了。市场外原本铺了路面的步道已经碎裂，有些地方，步道的泥土跟浅沟的泥土连成一片。人们忙着小事。男人拉人力车。一九六二年，这种景象是眼中钉，但别人说穷人需要工作。二十七年之后，人力车还在，也有人谈到穷人需要工作的老话。我倒觉得，既然加尔各答居民对人的需求和潜力只有那么低的期许，人力车这种交通工具似乎已经真的让他们心满意足，许多人力车看来还是新的，样子不错，不像是落伍的东西。小事：一个男人头上顶着一片上下晃动的柔软的合板走了过去。其他人头上顶着分量甚少的东西，一副全神贯注的工作模样——无疑是为了一点小钱而做这种工作的。

碰上大日子，市场外面会放着几个圆形大篓子，里头装了翅膀被捆起来的白鸡，有几分钟之久，一两个男子似乎无所事事地在那边将捆了翅膀的鸡从一个篓子丢到另一个篓子里。然后我注意到，取出鸡的那个篓子里颇不安静，而丢入鸡的那个篓子里却毫无动静。接着我看到，丢掷鸡的动作还包括另一个扭断脖子的动作：一个利落的弧形动作完成了两件事。

接着，可能会有个男人来拿走几只已经死亡的白鸡：他把鸡巧妙地绑起来，像是一大团羽毛，然后吊在旧自行车的把手上，僵硬死鸡的爪子和脚部则像是从羽毛球中突出的针条，像是棉花糖的棒子。那男人花了一点劲才把鸡放在脚踏车上摆好。当他第一次准备登上车骑走时，那些鸡挡到了他的膝盖。

一天要结束时，开来了一辆小卡车，现在已经空无一物的圆形大篓子被搬到车上，叠成两叠。卡车开走之后，剩下的——在这个垃圾很少被清除的城市里——就只有一些散落在破裂、淤塞之街道的灰尘中的白色鸡毛。

英国人在加尔各答待了很一段时间。可以说，盎格鲁孟加拉文化——现代印度的根基——跟美国一样古老。那个文化的首位阐释者罗姆莫罕·罗易大公出生于一七七二年，早于独立宣言四年。罗姆莫罕·罗易大公的理念直接传给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一九四○年齐达南达·达斯·古帕塔初访泰戈尔的圣蒂尼克坦大学时见到了后者。

那次造访期间，齐达南达在圣蒂尼克坦寺庙听了年近八旬的泰戈尔关于“文明危机”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一次著名的演讲，演讲词在齐达南达听过数月之后出版——泰戈尔说，他过去一直认为“文明之泉”会源自“欧洲之心”。但如今，面临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剧变，他对那个看法失去了信心。不过，他不能对人类失去信心，那样就犯了大过。现在他寄望的是曙光将来自“太阳升起之处”的东方，救世主将诞生于“我们之间，在这个叫作印度的贫穷不堪的陋屋里”。

这是老人向世界告别的伤心话。五年之后，战争结束了。欧洲开始复原，欧洲及西方在下半个世纪比先前任何时代都更加强大，更加有创造力，更加有影响力。泰戈尔未曾预见的灾难是即将降临于加尔各答的灾难。

一九四六年发生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屠杀。这些事件标示了这个城市步向死亡的开始。翌年，印度独立，但国土分裂。孟加拉也分为两半。大量印度教徒难民拥入加尔各答，在这里简宿为居，而调适能力还不及欧洲百分之一的加尔各答从未真正复原。往后会有一些重大成就——特别是萨蒂亚吉特·雷伊的电影，但这座城市的辉煌时日已成往昔，这座城市所有的知性活力都已经消散。可以说，英国人一旦离开，这个英国人建造的城市——在夜间其壮美仍像幽灵般闪现——就开始步入死亡。

①埃德温·鲁琴斯（Sir Edwin Landseer Lutyens，1869－1944），英国建筑师，就读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后以乡村建筑而闻名。著名作品有怀特霍尔的战争死难者纪念碑、新德里城市规划及其富丽堂皇的总督府。

②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1921－1992），印度电影导演，代表作有《不可征服的人》《大都会》等，1991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③萨哈（Meghnad N. Saha，1893－1956），印度天体物理学家，因在二十年代导出热电离平衡方程式而闻名，该方程式经过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米恩的改良之后，已被广泛应用于解释恒星的光谱。

④玻色（Satyendra Nath Bose，1894－1974），印度数学家、物理学家，与爱因斯坦合作创立了玻色－爱因斯坦统计法。

⑤博斯（Sir Jagadis Chandra Bose，1858－1937），印度植物生理学家、物理学家。他发明了一些高敏感度的仪器，用以测定活机体对外界刺激的微小反应。

⑥雷伊（Acharya Prafulla Chandra Ray，1861－1944），被尊为“印度化学之父”。

⑦印度主张通过农民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因为最初活动于西孟加拉的纳萨尔巴里地区而得名。

⑧辨喜（Vivekananda，1862－1902），印度教哲学家。他最早受梵社社会改革政策的吸引参加了梵社。后与罗摩克里希纳相识，成为其主要门徒。他在加尔各答附近恒河流域的贝卢尔建立了罗摩克里希纳传教会。他试图将印度的灵性与西方的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成为西方吠檀多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第六章 势力终端

《下棋人》（TheChessPlayers）是萨蒂亚吉特·雷伊少数几部以非孟加拉为背景的电影之一。这是一出历史剧，讲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兼并奥德①王国的经过。奥德原是莫卧儿帝国的一省，十八世纪中叶，它成为该帝国的后继国之一。勒克瑙是奥德的首都，雷伊的电影即以此地为背景：一部刻画细致的作品，以当时人们可能会采取的角度来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件。这部电影不仅对十九世纪的英国帝国主义提出了批评，它还检视了——带着理解和悲伤和幽默——一个气势将尽的十九世纪印度穆斯林文化的颓废或迷失或无助：在这个文化里，统治者下棋为乐，拈花惹草，而他们的领土（及人民）则落入外人之手。

英国吞并奥德是一八五七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导火索之一。在殖民时代以及过后一段时间，有些人将大起义称为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不过，这是二十世纪的看法，二十世纪的用词，也是一种模仿，想借此赋予旧印度一点俄国人在他们自己历史中找到的那种社会主义活力。大起义是穆斯林活力在印度的最后一次爆发——最后一次，除了在大约八十年之后再次兴起的穆斯林巴基斯坦建国运动。

勒克瑙是穆斯林印度的势力终端。这座城市是印度联邦中最大的北方邦②的首府。其历史中心有如从奥德省督时代起就存在的墓园，到处都是战后的废墟。大起义时期，双方对峙之间，它曾遭受重炮轰炸，过后，英国人把废墟保留下来作为纪念，又把它们移交给了独立印度。

省督们狩猎时所住的行馆——“Dilkusha”，意为“怡情悦性”——没有屋顶。它墙上的灰泥大多已经脱落，构成墙体的一层层薄砖裸露了出来。这是本地的建筑方式；不过，加上还残存的马厩，这座——算得上宏伟的——行馆却有源自欧洲的建筑风格：奥德省督雇用了各行各业的欧洲人。纵使已成废墟，这座狩猎行馆仍然很适于本地气候。甚至在晴朗温暖的日子，只要站在其厚墙的阴影里，就会感到清凉舒服。气候——在勒克瑙别处的钢筋水泥和玻璃建筑之中似乎令人完全受不了的气候——在只相隔短短距离的这里变得相当温和，几近完美。几乎可以肯定，行馆的设计者也有同感。身处这些损毁的旧墙之间，你甚至会觉得勒克瑙的气候也可算是省督时代奢华生活的一部分。

另一个建筑风格类似的较大的废墟是常驻官邸。英国常驻官原本是大使或代办，最后成为了奥德的实际统治者。历经数十年，前后几任省督为这位有权势的人建造了这座常驻官邸。这不只是一栋单独的建筑，而是一个聚落，一个小镇。大起义开始时，该地区的英国人就是被集合在这里的，同来的还有忠于他们（或害怕起义者）的印度仆佣及军人。当时常驻官邸总共有三千人，他们被起义军围困了三个月。围困解除时，三千人之中已经死了两千人。其中的英国人被葬在官邸的一个角落，后来，为了纪念这些人，在同一地点还竖立了很好的墓碑。

就像保留省督狩猎行馆是为了提醒人们奥德省督权力的终结，同样，受过围困的常驻官邸的破损建筑也被保留下来纪念英国人的英勇。英国救兵（主要是苏格兰人和锡克教徒）获胜后将其炸毁的狩猎行馆是比较完整的废墟。常驻官邸的建筑上有许多来复枪子弹留下的小凹痕，偶尔还能见到无炸药炮弹造成的较大片破损。或许，围困未能成功是因为起义军缺乏必要的武器。在灰泥下面，狩猎行馆和常驻官邸的建筑都看得到构成其主体的扁而薄的勒克瑙砖块。

常驻官邸是英国统治的著名纪念物之一。如今，退出印度并且经历了本世纪的战争之后，英国人几乎已经不记得它了。但它在印度历史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独立印度继承了这座纪念物，将它保存下来，进行维护。常驻官邸目前是一座公园，弹痕累累、饱经风霜的建筑物之间有树木花草和步道。

拉希德出生于一个古老的勒克瑙穆斯林家族；我在勒克瑙的最后一天，他陪我在常驻官邸里走了一遭。起先，他没什么特别反应，只是谈着历史，乐于向我介绍这个著名城市的著名景观，也乐得让我知道勒克瑙（不像其他城市）还有地方可以散步。但到了博物馆里，身处起义军的劣质炮弹、其他被妥善照料的帝国遗物、没有光泽而且说明文字已经褪色的相片和版画之间，拉希德的心情就变了。他的穆斯林感受被一下子激起了。对一百三十年前的往事，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英国常驻官的大权及省督的屈辱令他愤怒不已，围攻未能奏捷，穆斯林的胜利近在咫尺却终究功败垂成，这更令他既愤怒又悲痛。他说：“混蛋！混蛋！”他骂的可不是围攻者，而是受困者，博物馆的展示主题正是后者的英勇及整体的逆境，他们的侥幸逃脱及悲惨死亡。

从常驻官邸废墟可以看到不远之处的白色大理石纪念柱，其柱顶是象征自由圣火的螺旋造型。这是独立印度建造的纪念物，用来跟纪念英国统治的官府相抗衡。它是个无力的宣示，只不过以大理石呈现了拉希德的愤怒。跟真实的、弹痕累累的常驻官邸建筑物比起来，这个只具象征意义的纪念物设计相当草率，而且也有违史实：印度独立运动并非源自大起义。

独立印度的任何纪念物都无法让拉希德得到慰藉，因为在他看来，围攻常驻官邸九十年之后的独立代表了穆斯林的另一种挫败。在独立的同时，次大陆也划分成印度和东西巴基斯坦，以致原先未分割的印度的穆斯林变成——如拉希德所说——住在三个屋顶下。

许多勒克瑙的中产阶级穆斯林已经迁移到西巴基斯坦，过去勒克瑙借以闻名的穆斯林文化——语言、习俗、音乐、食物——已经消失。经过了穆斯林气势可说是一蹶不振的三百年之后，往昔的穆斯林盛况如今沦落得仅剩旧城穆斯林贫民窟里那幅穷困、闭塞、窒闷的景象。当然，还有其他穆斯林，包括像拉希德的中产阶级，以及不乏王公贵族后代的上层阶级。不过，最足以代表穆斯林勒克瑙的，莫过于那个贫民窟的景况——在那边，人们生存条件低劣，自卫能力薄弱，他们郁郁寡欢而又神经紧绷。

一九六二年我初次造访时，勒克瑙还让人感受得到几分昔日穆斯林的荣誉和光彩。一些琐碎小事似乎还保存着昔日的风味。有人放风筝；有人制造独特的玩具；有人制造特殊香水（包括一种黏土香水，可以散发出季风雨打在焦土上所冒出的那种气味），而为了不违背穆斯林教规，香水所用的溶剂是檀香油。虽然已经见不到歌女，“市集”一带建筑物二楼的精工帘帐（跟一幅画着一位露出半边丰满胸部的省督的十九世纪油画一样）却似乎让你亲睹了昔日勒克瑙的恣情纵欲。

如今已无功勋荣耀。过去大体上造就的那些荣耀的上层阶级穆斯林社群已经萎缩，而这城市的总人口却增加了一两倍。独立后建造的丑陋的钢筋水泥建筑已经蔓延到每个角落；一些大街已经寸步难行。拉希德说，省督之城变成了行政城市，一个区域城市——一个印度的偏僻小城。

我住的旅馆位于钢筋水泥组成的新市区，像五星级宾馆的拙劣翻版。它有“识别标志”。客房里放了各式各样的卡片，向你推销这个那个，为你列出种种服务，或是请你提供宝贵意见。门把上挂着早餐点菜单，那东西却真叫人不知如何填写才对。这里应有尽有。顶级宾馆的模样一一学到，唯独不知服务在哪里。显示“请勿打扰”的灯坏了。红色电话大概只是摆着好看，它偶尔会传出微弱的、仿佛在洞穴中袅袅缭绕、几乎无法辨识的声音。可能因为用了什么强效漂白剂，毛巾已经变成发亮的淡蓝色，起了细细但尖锐的绒毛。灯罩破了，灯光黯淡，看东西很吃力。朝西的墙整整一半是玻璃。甚至现在，都还只是春天，可到了下午就叫人吃不消，你只好去拉开那脆弱金属做的搭扣（脆弱金属做的：在你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搭扣似乎就要弯了），把窗子打开，但放进来的却是一大团更热的空气，还有人与车、喇叭与警笛的轰隆巨响。

但万万没想到那么幸运，窗外竟是一幅看了让人仿佛回到过去的美景，让人误以为在观赏一幅托马斯与威廉·丹尼尔十八世纪末在印度所绘、后来在伦敦制成蚀刻版画的大型风景画的原图。这片风景是流经黄褐色及灰绿色两岸的戈默蒂河③——或是它较低的河槽，水流充盈平静，水道不宽。

丹尼尔兄弟的风景画常常是利用暗箱画成的，观看者会觉得画中的远近距离很长。近看，丹尼尔兄弟的印度风景蚀刻版画则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细部描绘，可以分辨出许多人物，其中有些甚小。从旅馆房间看到的戈默蒂河景观就有那种距离感，那种细微的充实感。

右边河岸上有一条人行道，整条道上都有人走动。从我所在的远处看去，这些只是细小、分离的人影，他们衣服的颜色不易辨别。道后的树木挡住了河岸那一侧的住宅街道。较前面的部分，在满水的低河槽之上但比有人走动的右岸走道低了许多的地方，有一片宽阔、形状不规则、无树的滩涂。往左边颇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像小黑点般移动着的黑水牛使这片河滩有点非洲或美洲荒野的样子。早上，在较近的右边，男洗衣工把洗好的床单和衣服摊开来晒。在河滩中央部分，就在流着水的河槽边缘，有一些相隔甚远的小屋，其墙壁用泥颜料刷成粉红或白色，有些墙上贴着印地语广告：单房的斜顶小屋倒映在平滑的水面上。这些小屋属于游泳俱乐部。周末，男孩们在河里游泳，但不会离开河岸和小屋太远。

就在旅馆下方的河左岸有几所印度教寺庙。在同一岸上的远处是勒克瑙旧城的几个宣礼塔，让我想起我在一九六二年前往探索旧勒克瑙辉煌历史的清真寺和斋期集会所。往下被树遮住的地方是市场巷道，那里在一九六二年仍有《一千零一夜》的气氛，但拉希德说，现在内行人看到的是这个穆斯林城市的最后的悲剧。

有一天早上，我跟他去看一看。巷道里人太挤，空间太小，东西太单调，访客可能会以为这地方只有一种文化，也可能看不出拉希德所看到的差异。

跟一般印度市场的情况一样，店铺与摊位只有窄小的空间，面临巷道的一侧完全敞开，一家连着一家，几乎没有间隔。地板比巷道高了几英尺。摊位中间或下面的水沟把水和废物排到巷道两侧的水沟里。拉希德说，这些废水并不会流入较大的排水沟，而只是积留在无盖的水沟里，慢慢蒸发。

所有店铺和摊位都装了铁门，为了防范暴动，每一间店铺及相连的房子都盖得像堡垒。有些原本应该是店铺的地方如今只见一堆瓦砾，仿佛由于年岁、脆弱或腐蚀，店铺及相连的房子终于向内崩塌——从这个小例子出发，你可以设想城市的地面高度会如何一层一层增高。

这里一直有市场吗？这个地点有没有可能曾经只是一块空地？拉希德和我走过一个纪念性的大门，一个以莫卧儿皇帝阿克巴为名的拱门。他于一五五六年至一六○五年在位。这座拱门可能是十六世纪晚期为了纪念皇帝驾临而建的，因此，市场的轮廓在当时（莎士比亚在世的年代）应该就是目前的样子。龟裂的灰泥底下看得到扁而小的勒克瑙砖块，这些是较近——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历史遗迹。砖块的排列方式跟建筑结构一致——譬如，在拱门上排列成同心的弧形——因此，它们看起来像是磁铁四周依照磁力方向排列的铁屑。

市场靠外部分的店铺不是纯属一类的，卖货的是印度教徒，工匠则是穆斯林。两者有各自的历史和特殊传统。工匠做简单的活儿。他们把细银条打成薄到几乎要碎裂的银箔。他们制作廉价鞋子；他们做一种本地特有、叫作“齐坎”的刺绣；他们做缀珠刺绣。印度教徒店老板或者是北方邦的商人种姓，或者是两三百年前来到此地、留下来以放利或买卖为业的旁遮普刹帝利种姓。

五家店之中有一家卖的是同地较大店铺所需的东西：齐坎刺绣所用的线、浮花织锦所用的金银箔片、齐坎刺绣打图案所用的木版、印度单式簿记所用的宽页账簿。有些店卖风筝：勒克瑙还保留了放风筝的旧俗。有些店卖金匠的器具；有些店卖印度教徒拿到寺庙供神的鲜花。拉希德说，大致上，市场靠外一部分的店铺卖的是跟印度教徒及穆斯林传统生活有关的基本日常用品。

年纪很小的男孩盘腿坐在他们窄小铺子的前面、就在水沟上方的地板上，用锉刀磨着针——这是大店要用来做浮花织锦的针。这些针看来像是圆珠笔的塑料笔芯，它们有那么大，也有类似的尖头。每支卖一卢比。要赚到任何钱，一个男孩可得磨不少针。

清真寺为数不少，其中有些可能就建在昔日店铺和房子的废墟之上：这里的清真寺就像是一种民俗艺术，装饰过于华丽，结构不够坚固，漆工相当用心。拉希德跟我走着的时候，在市场的噪音之中，扩声器里传来一位毛拉尖锐的声音。那拖长的声音中充满激情：他可能在念诵古兰经的某些段落。拉希德说，事实上，那个用扩声器喊话的人只是在说：“捐钱给清真寺，进天堂黄金殿。”

最单纯的信仰：虽然市场靠外那部分的店家不全是穆斯林，整个市场的活动却像是伊斯兰信仰的表达，这里的一切也让人觉得都是为了信仰。卖《古兰经》的店铺最亮丽，店里吊着轻细得像羽毛的金银色纸穗。在市场单调货品的衬托下，这些用来绑女孩或妇女头发的穗子特别抢眼。这些店摊不只卖《古兰经》，也卖装《古兰经》的盒子、念经时摆《古兰经》的书台、念经时点燃的香、念经时戴的小帽——因为头上没有遮掩是不准念经的。念经帽分别有鲜艳的橙色、红色、绿色。另外也有钩针编织的小帽。

拉希德说，十一点店才开门。理由是，虽然店主住的地方离店铺不远，他们中午却不回家用餐。一旦到店内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坐在布块或麻布或毛毯或棉毯上——他们就整天待在那里。一如为他们工作的工匠，他们也是市场的囚犯。店主的住屋从市场主要巷道两侧的窄弄进入，那些隐蔽空间的居家情况跟巷道里所见的工作情况没有太大差别。

从市场某处开始，之前印度教徒及穆斯林混在一起开店的情况变成了只有穆斯林开店。这个转变对拉希德是够清楚了，我却不太看得出来。拉希德说，过了那里，人群更加拥挤，人们的身材变得更瘦小，他们营养不良，发育不全。我眼睛适应（或觉得已经适应）之后，确实看到市场这一带的许多孩子细瘦干瘪，眼神茫然，其中不少还有皮肤病。

这片地区到处有小型私立学校，但市场的穆斯林儿童大多没有接受过现代式教育。父母不认为那种教育对他们的孩子会有什么好处，他们也深深觉得那种教育是为其他人而设的。当然，教育和知识是好事，但对于身为穆斯林的他们来说，纯正而未受污染的实用知识只能在《古兰经》学校与神学院得到。这些拥挤巷道和店铺里的信徒不需要信仰之外的任何东西。空间的窄小反而令人更加感受到空间内部的舒适和安全，更加感受到外面的败坏。

不少儿童——男孩——就读于市场内的神学院（一栋新的大建筑）或《古兰经》学校，但大多数在八岁或七岁或六岁甚至五岁的时候就由父母送到市场内各种简单行业的店里当学徒。拉希德说，如果有些照顾摊子或在店内工作的小孩看来心存畏惧，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在父母送他们来当学徒的这些店里，主人或雇主的监工会“痛打他们”。

拉希德说：“这是一个没有东西吃的世界，还有什么比饿肚子更悲惨？”

但是，虽然在纯属穆斯林的这一区，拉希德只向我指出悲惨之状，我却觉得，跟市场外侧混合区那些单调乏味的店摊比起来，这里更有节日和欢乐购物的气氛。这里有人修手表，有人卖风筝（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店都卖风筝），有人给相片裱框，有人卖烤肉串，还有卖烟火的摊子。

在店摊附近总是有几个来自贫民窟的异装癖和阉人；他们模样放肆挑逗，仿佛是勒克瑙往昔的腐败遗迹；他们穿女性服装，戴廉价珠宝，讲着淫秽笑话，向人乞讨：色欲的阴猥找到了这种仪式化、半荒诞、安全公开的表达方式——这个巷子里妇女行迹罕至，纵使来到这里的妇女也都从头到脚裹着黑衣，你看到的只是瘦小的人形。这些阉人和异装癖出卖他们的肉体，他们有市场。

“他们是性玩物，”拉希德说，“你想得到吗？”

这些在勒克瑙充当祭品的阴阳人蹲坐在巷子两侧靠近水沟、店铺地板下面的地方。他们半男半女的脸孔憔悴，多皱纹，涂了俗丽的胭脂，不过，他们有男人的牙齿，粗大、污黑、有缝隙。

低沉、此起彼伏的锤声从几家店里传出；每家店各有四五个到六个男孩或年轻男子或蹲或坐，把细银条打成非常细薄的银箔。这些银箔是用来摆在甜点或其他美食上头，借以显示奢华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用途。银条先放在羊皮中间，再用大锤子捶打。他们把大约十二条银条一一夹在羊皮中间叠起，然后一起捶打——我后来读到，由于比较柔韧，羊肠最适合这种活儿。要把银条捶成箔片得花两三个钟头。一片银箔按大小可卖半个卢比或一卢比。照这样一天工作下来，一个年轻男子可以打出市价十八到三十六卢比的银箔。扣除银条和店铺的成本，一个年轻男子每天在窄小空间里跟着其他人不断敲打——说是你我相随也好，互相竞争也行——能赚到的也极其有限。如此打出的银箔容易碎裂，用手指一碰就会断成碎片。这些银箔几乎不具有商品的功能，人们将它们夹在不用的书籍里存放起来。

拉希德说：“这里的所有工作都有这种摧毁灵魂的效果。他们做这些工作只是因为他们父亲先前也做过。他们恐怕从未走出这个地带。无论是打银箔或是做刺绣或浮花织锦，为了让这种无聊工作有点生气，他们听电影歌曲及宗教歌曲的录音带，把音量调得很大。他们用玻璃杯喝不少茶。喝茶是有理由的，喝了茶就没有胃口。需要小便的时候，他们就走到路上解决。

“一切水平都这么低。教育水平这么低，需求和技术也是这么低。除了晶体管收音机和偶尔有的电风扇之外，他们仿佛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们的休闲活动是下面这样的：花一百卢比去租一台电视和三卷录像带。那一百卢比是好几个人凑的。他们四五十个人整个晚上就坐在那里看那三部影片。这个地区大约有六十家电视和放映机出租店，生意都很好。这当中也有一点剥削。手上有点钱的人会在晚上某个时段租用电视——做这种事的人每天都会这样做——然后再以多二十卢比左右的价钱把那时段（以及电视机）转租给别人。

“儿童所受的教育顶多只是读了《古兰经》，女人完全没受过教育。他们近亲结婚的情况很普遍。堂表也可结婚。这是某些生理畸形的原因。男孩早婚，年龄不过是十五六或十七岁。到了四十岁，男人已经做了祖父，垂垂老矣。他们吃得很不讲究，都是肉和面包，没有蔬菜。他们卫生状况很差。大多数人一辈子没碰到过半个印度教徒或非穆斯林。到波斯湾区赚了钱的人回来后还是住在贫民窟里。他们在那边盖大房子，让左邻右舍夸赞。

“他们大多是什叶派教徒，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是新年。”这是纪念什叶派创教者阿里④的儿子侯赛因殉难的日子。“在别的地方，新年为期十二天到四十天，在勒克瑙它却长达两个月零八天。曾经有一位奥德的王后许下诺言，说如果她的某个愿望实现了，那么奥德王国的新年将有两个月零八天之久。新年节日让这里的什叶派有了共同的认同。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号哭，他们捶胸，他们用刀子割自己，他们哀叹。这让他们得以忍受悲苦，也让他们走出屋外。这些新年期间的活动使他们跟属于多数的逊尼派关系紧张。结果是，勒克瑙从未发生印度教徒跟穆斯林的冲突，只有逊尼派跟什叶派的冲突。

“这一带清真寺不少，按时从四面八方透过麦克风及扬声器传来的声音。逊尼派和什叶派说的是一样的语言，但时间稍有不同。因此，一天有十次宣礼，而不是五次。

“还有为期一个月的斋月，白天必须禁食。在那个月之间，餐厅白天不营业，晚上才开门。这让人觉得有一种真正穆斯林旧城堡的气氛。”

在纯粹的穆斯林国家，人们对其宗教信仰可能会看得比较轻松，他们也可能相对不容易神经过敏。但在这里，大家都知道，出了市场的巷弄就到了另一种信仰的世界，而来自这个外部世界的是威胁和挑衅。

我即将离开勒克瑙时，拉希德告诉我一些最近令人担心的威胁。有一个班加罗尔人向法院提出请愿，以《古兰经》鼓吹叛乱为由，主张印度全国查禁所有版本的《古兰经》。这项请愿是挑衅的举动，照理不应该认真看待。但，拉希德说，一名法官——女法官——却过分拘泥于法律条文而同意受理。这引起了暴动。后来另一位法官否决了提案，认定《古兰经》跟《圣经》一样是“基本文献”，因此超乎那种法庭请愿的范围。

还有三百英里外的小镇阿逾陀的一座清真寺引发的问题。这座清真寺已被印度教徒改建成寺庙。对印度教徒来说，阿逾陀是个重要甚至神圣的地点。它是《罗摩衍那》主角罗摩大神的出生地。有些印度教徒说，穆斯林入侵之后，在罗摩的出生地盖了一座清真寺。独立之后，印度教徒希望收回该地。拉希德说，为了避免暴动，清真寺在一九四九年关闭了。然后，大约在四年前，事态有了变化。一名印度教徒向地方法院提出请愿，要求法官允许印度教徒在清真寺祈祷。这项请愿通过了，清真寺的门锁被打开；清真寺落入印度教徒手中，至今未变。过去发生过几次暴动，有人丧命，激烈的争端犹未停息。

第三项威胁跟穆斯林的私法有关。一个有钱的穆斯林律师和第一任妻子离婚，然后再娶。他按照他们的穆斯林婚约，付给第一任妻子一笔钱。被抛弃的妻子后来向印度法院提出告诉，要求前夫也必须按月付她赡养费（这是拉希德的说法）。经过二十年，这案子终于上诉到印度最高法院。审理法官指出穆斯林私法的缺失，判定女方可以获得赡养费。穆斯林认为这干预了属于他们信仰一部分的私法，因而群起抗议。在抗议的压力之下，印度政府通过法案，使最高法院的判决失去效力。

帕尔宾住在勒克瑙旧市区一栋老式、宽敞、有围墙的穆斯林房子里。前头是客厅，私人房间则在后头。两年前，帕尔宾决定涉足政治。其他妇女——无论是不是穆斯林——忌妒她，但帕尔宾在政界已经有些成就，不久前还率领一团穆斯林妇女晋见了总理。帕尔宾客厅的赭色墙上就挂着几张那个场合的照片。

帕尔宾是个面貌姣好、仪态端庄的女人。她的家族出过律师、地主及政府高官；她所属的阶级曾是此地的统治阶级，她就洋溢着该阶级的自信。她跟市场中的穆斯林以及偶尔在那里的巷道匆匆来去、戴黑面罩的娇小女子可说有天壤之别。她不戴面罩，言谈清晰有力，但有时也会出人意料地露出女性自制的一面，让你想起她来自一个特殊文化，想起这栋有女性隔离空间的穆斯林房屋代表了她人格特质的一个重要部分。

她要从事的是“世俗”政治，她的意思是说，要以穆斯林妇女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这个抱负完全没有冲淡她的宗教信仰。她说，穆斯林信仰有某些方面属于“律法”：它们没有讨论的余地。妇女权利便是其中之一。

在伊斯兰社会里，妇女享有许多权利。她们的权利——这些原本就是“律法”——无须再由国家来修订，譬如，她们享有继承双亲财产的权利，印度教妇女没有这种权利。穆斯林妻子在婚姻期间收受的东西都属于自己所有，西方妇女则得不到这种待遇。议定婚约时，男人必须允诺，如果他跟妻子离婚就得付给她一笔金钱。那就够了，穆斯林妇女无法接受付赡养费的做法。妇女为人妻之后并不表示她就会变成用人。离婚之后，前夫只会变成一个陌生人而已，此后妇女就不应该从他那里拿钱。其他国家或社会可能会想根据时代需要改变人们的权利，但《古兰经》已经为穆斯林立下了永世不移的律法。

这些是强烈的言辞，但帕尔宾在我旅馆房间谈她的政治活动时——拉希德在一旁帮她用英语解释——却说得平平淡淡。她是信仰的护卫者。但她对待信仰——完整、充分陈述的信仰——却能够轻松自如。以她所属的社会阶层而言，这种态度甚至是她的自信和能力的一部分，也似乎让她适于从事她想要从事的公众活动。

她有组织才能。有人为她弟弟选了新娘，那天她就要去见——非正式地——那位年轻女子。她会前往一个远方的小镇拜访朋友。在朋友家里，她会碰上——表面上只是不期而遇——她弟弟要她去见的年轻女子。

帕尔宾过着顺遂的日子，她不像拉希德那样悲观。拉希德是单身汉，喜欢读书，乐于独处。他常默默沉思，心情容易变化。他很喜欢他的公寓，喜欢静静待在家里。

至于市场里的穆斯林——当然，帕尔宾说，他们陷于无知，很难跟他们沟通。不过，虽然大家把这种无知和闭塞看作穆斯林特有的问题，其实印度许多其他群体，譬如乡村居民和表列种姓也是半斤八两。

可能是这样的比较让拉希德感到沮丧。穆斯林曾经统治过这里，是发号施令者。如今，中产阶级迁移到巴基斯坦之后，他们已经人寡势弱，虽然个别人士仍受到敬重，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地位却很低。

拉希德出生于一个古老的什叶派穆斯林家族。他的一位十八世纪中叶的祖先是商人，拥有七艘船只进出孟买。拉希德说，或许严格说那些并不是大船，可能只是小帆船。那位祖先事业倒是很成功。他甚至还盖了一处斋期集会所，其式样系以什叶派在伊朗及伊拉克为穆罕默德后代所建的陵寝之一为蓝本。在当年，事业成功的什叶派教徒通常会修建斋期集会所，希望借其促进宗教问题的探讨。

十九世纪另一位祖先曾在末代奥德省督的宫里做过官。当英国人把这位统治者放逐到加尔各答时，拉希德的祖先随行前往，并在加尔各答住下，直到八十年代去世。拉希德的外祖父是一个较大的王邦的行政官。他照顾家族中每一个人；他写诗；他一副爱德华七世时代绅士的打扮。拉希德觉得——只凭照片——这位祖父看来有点像罗素。

拉希德的祖父是家族中第一个学英语的人。他在铁路局上班，任职于当时的勒克瑙新火车站——至今仍是勒克瑙令人难忘的建筑物之一。拉希德的父亲在刚成年时觉得可以当警察。当时，身为地主的上层阶级穆斯林大多从事专门职业，他们以律师及医生为业。像拉希德父亲这一类人则进入警界或政府。拉希德认为他父亲长得很英俊。他身高五英尺八英寸，比拉希德高了一两英寸。他脸上有少许天花痘疤痕，不过，当年几乎每个人都有麻点。

那年头，像拉希德父亲那样的人很容易进入警界。有人带你去见英国警官，把你引荐给警方。警官会说：“叫他后天开始来。”这正是发生在拉希德父亲身上的情况。他就这样进入了警界，从巡警做起，这是警察的初级职务。但他只做了三天。他讨厌那些操练，受不了教官的恶言谩骂。他没办法把这看成只是必要的过程，只是锻炼的一部分，他要马上离开。

然后，他决定从商。他跟一位兄弟在勒克瑙开了一家店，贩卖照相机和摄影器材。这是一九一一年，即国王皇帝乔治五世登基的那一年：大英帝国及英国统治印度的巅峰时期。拉希德父亲那年开的照相机店在帝国时代的印度经营得很顺利。它适得其所，随着摄影技术一起发展，成为了这一类店铺中最好的一家。他后来在印度其他城市开了分店，这些店大多开设在人们避暑的山区旅游地。勒克瑙本店位于一条叫作哈兹拉特衮吉的商店大街。在帝国时代的日子，哈兹拉特衮吉——如今拥挤不堪，一团脏乱——每天傍晚都会有市政府的水车来洒水。

哈兹拉特衮吉街上的其他店是英国人、犹太人和祆教徒开的。拉希德特别记得一位名叫蓝道的犹太人所开的店。蓝道在街角有一家很大的店，卖的是手表。他店外有骑楼走道。一楼有锻铁柱子，建筑的二楼是住家部分，前面有一个阳台，设有由较细柱子顶起的拱门，跟楼下较粗的柱子相呼应。安德森兄弟是一家裁缝店，他们在一九四七年独立后结束营业。麦格雷戈也是裁缝，他并未在一九四七年离开，继续留在勒克瑙，在那里过世。麦格雷戈的顾客包括印度王族和英国人，以及印度政府官员。“‘麦克’做的外套你一眼就看得出，”拉希德说，“可以穿上三十年。”

出生于一九四四年的拉希德记得他父亲的店里有缅甸柚木做的陈列柜。这些柜子是由勒克瑙的穆斯林木匠根据他父亲的设计做成的。店铺就像俱乐部，外地人和游手好闲的人都不敢贸然进入。“金钱不是主要的问题。人们到店里是来见我父亲和他们的其他朋友的。”

拉希德的老家位于勒克瑙旧市区，里面有妇女专用的空间。客人不能进入主屋，他们只能待在屋子最前面、另有入口的客厅。客厅里摆设的是勒克瑙制造的英国式样的家具：极其笨重，非常不舒服。客厅后面有几个其他的房间，再进去是主屋的院子。夏天一家人在院子里睡觉。首先在院子里洒水，让温度降低。然后仆人把绳编床排成几列，用竹竿架上蚊帐。院子里还有一个台架，上面放着几个装了饮用水的水壶，让水过夜后变凉。院子一角摆了一张大方桌，桌上铺白布，中央再铺有色的桌布。食物摆在那张方桌上。拉希德父亲九点从店里回来，晚餐在此时开始。

几乎就在拉希德熟悉了这种井然有序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时，他家的运道开始转变。一九四七年独立时，拉希德父亲想迁往巴基斯坦。他有一个侄子在山城木苏里⑤照料分店，他要这个侄子把木苏里的存货运到如今已属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的分店。侄子照办了，不过，在那些日子的混乱当中，侄子却把卡拉奇分店转移到他自己名下。

“我父亲一筹莫展，他打消了搬到巴基斯坦的念头。”

“你堂兄后来呢？”

“他在一场摩托车车祸中受伤，截了一条腿。可以说他罪有应得，但我们也没什么好高兴的。”

从巴基斯坦逃难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开始来到勒克瑙。

“我们对他们很陌生。住在我们屋后的那家人虽然不是很有钱，却是有教养的穆斯林。他们在一九四七年搬到巴基斯坦，房子后来被分给了一户难民。我一直记得，新搬来那家人的母亲叫小孩在纸上大便，然后把粪便丢到隔墙这边我们的院子里。我们提出了抗议，他们也听了进去，就不再那样做了。他们大概是从旁遮普搬来的，不过我不确定。

“城里慢慢地可以看到新招牌了。老店本来是穆斯林开的，现在新招牌写着不同的名称。原先不搞噱头、英国作风的店铺变得花花绿绿、灯光耀眼，还播放音乐。在勒克瑙旧城阿明那巴德，信德省来的人开了一排又一排的布店。他们一来开店就大喊大叫，要你到店里看看。‘大姐，进来吧，进来瞧瞧。’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事。他们店里没有玻璃柜，只有摇摇晃晃的小箱子。不过，当时搬过来的人之中现在已经有不少开了非常大的店，店里的装潢都是镀铬金属和玻璃做的。

“他们比我们会做生意，比较会推销。他们会卖走私货——我们从来不碰这种东西。他们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我们的货品开始滞销，在店里变旧，也更加没人要了。”

一九五一年，印度废止柴明达尔土地所有制。“地主所拥有的土地被削减，遗产的大部分不能继承。英国人在一八二八年建立了柴明达尔制度，取代莫卧儿帝国的曼萨达尔制度。在曼萨达尔制度下，地主得到土地拥有权，然后在必要时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马匹——在这制度下，你必须缴纳的马匹越多，地位就越高。到了一九五一年，许多在勒克瑙拥有大房子的柴明达尔或大地主——这些是在外地主——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他们之中许多人搬到了巴基斯坦。柴明达尔制度废止之后，我们的顾客一下子流失了。整个经济突然之间改变了。英国顾客也走了。我家的店是前后几任省长的‘特约店’——它有那样的地位。

“哈兹拉特衮吉的店铺不再粉刷，街道变得比较脏。人行道上摆了许多摊子，走道上无法通行。整个气氛都变了。”

在这生意上的灾难同时，还发生了一桩家庭悲剧。拉希德家在木苏里有一栋避暑别墅；有一年夏天，他哥哥在那里溺水身亡。总之，独立前后那几年，拉希德父亲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九四六年发生在加尔各答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惨重冲突暴动，一九四七年的国土分割以及卡拉奇分店的丧失，柴明达尔制度的废止，最后是长子的死亡。

孩子倒不像大人那么苦。当时，拉希德正在勒克瑙一家著名的旅印英侨学校——马丹学堂——就读，日子过得很惬意。马丹学堂是十八世纪法国冒险家克劳德·马丹创办的。来到印度之后，马丹曾在几任奥德省督手下效劳。他娶了一位或数位印度妻子，把巨额遗产的一部分捐出来设立学校供欧亚混血儿童就读。一百五十年之后，勒克瑙的马丹学堂仍然具有多样性和世界性，虽然家里碰上不少麻烦，拉希德多少还能够安安稳稳长大，而且几乎不受政治变动的干扰。

“学校里有来自每一个社群的男孩，他们全都有同样的中产阶级背景，他们的家人都互相认识。对于周围的世界，我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我生活在那个世界里；我有我的家人、大家族、堂表亲。宗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什么包袱。我从许多方面得到帮助——学校啦，还有到家里来找我父亲的朋友那里：各种宗教的人都有。我们先后跟随好几位先生读《古兰经》，但从未读完第一章。

“我父亲从未强迫我们去清真寺，我自己从来没有被迫去过清真寺。我生性就是这样，倒不是有什么神已经死亡的看法。我们会到斋期集会所或朋友家里参加会议，表面上是去听关于卡尔巴拉战役以及阿里之子侯赛因殉难的宗教讨论，实际上只是社交。这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在纯粹的伊斯兰教养之外属于什叶派做法的一部分。我父亲会绝对坚持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新年第十天我们必须赤脚走到塔尔卡托拉卡拉巴拉，一个附设于斋期集会所的什叶派墓地。我们也同时借这个机会给祖先上坟。”

在他成长期间，拉希德难免意识到独立和国土分裂的种种后果。

“我姐姐得嫁给巴基斯坦人，这是必然的事，因为印度的穆斯林境况并不怎么好，而巴基斯坦人也想娶老家的女孩。印度的穆斯林境况不好，因为分裂之后他们找不到工作，而且总的来说也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占多数的社群对他们心怀怨恨。这是其来有自的。你先是吵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然后却又赖着不走。

“这里也涉及适者生存的问题。分割之后，每个穆斯林家庭都被拆散了。所有家庭都受到影响。父母留下来，儿子离开。留下来的人没能力应付激烈的竞争局势。他们中有许多是地主，缺乏求胜意志。我哥哥先后在印度和美国读书，成绩都很好，但回到印度之后却整整半年找不到工作。他前往巴基斯坦，马上就有工作了。

“接着语言开始改变。这里的小孩学印地语，穆斯林父母也不教小孩乌尔都语。我们真可说是把乌尔都语谋杀了。不像亚美尼亚人对他们的语言或犹太人对希伯来语那样，我们没有做任何保存的努力。除了宗教之外，语言是穆斯林最宝贵的东西，因为那是他认同的要素。乌尔都语比较接近西北部上层社会通用的印度斯坦语，但印度斯坦语开始改变，开始受到梵语影响，变成印地语。”

一九七一年，拉希德父母前往巴基斯坦参加数年前搬到那边的哥哥的婚礼。他们在那边的时候，爆发了为孟加拉而起的第二次印巴战争。拉希德已经上了岁数的父亲这期间在巴基斯坦过世，他母亲则留下来，跟已婚的儿子住在一起。

“我生活中的另一条线也断了。在这之前，我一直在父亲店里当学徒。他在巴基斯坦过世之后——反正生意也一蹶不振——我就把店关了。”

那家店是在六十年前、国王乔治五世登基那年开设的，它在巴基斯坦分裂成两部分那年关闭。虽然拉希德没有提到，但店的整个历史正好落在这两个历史事件之间。

拉希德开始过着飘忽不定的日子。他前往英国，在那边打零工。他曾经挨家挨户推销两英镑与五英镑的半年期意外保险。他得去敲人家的门，然后说：“早安，请问您是主人吗？敝姓拉希德，想必您会对这个有兴趣。”他很讨厌敲人家的门。有一天——这让拉希德想起在勒克瑙那家街角大店卖手表的蓝道——一个从法国来的犹太古董商跟他坦诚地谈起来，有点关心地说，他在伦敦做保险推销是做不来的，应该回印度去。拉希德转去煎饼店打工，又到一家肯德基炸鸡店工作。他学会了怎样用电锯把一只鸡切成大小相同的九块，怎样把鸡块油炸十一分钟。他一天要切上一百二十只鸡。

两年之后，他离开英国，前往巴基斯坦。他发现那里的人们没有“身份认同危机”，宗教并不是辨别人的特点。但他不喜欢巴基斯坦的拜金文化，不喜欢人们在商场上的厮杀之态——这些人还在勒克瑙的时候比较悠闲自在。他看不惯人们拿金钱财富来夸耀。在勒克瑙，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他离开巴基斯坦，回到印度，在孟买一家出口公司做了三年。

他等着一笔遗产，希望用它来做房地产买卖。但是，他碰上一个对宗教族群问题颇有成见的官员，从此就问题重重。他在那时提出的诉讼一直悬而未决。现在，这件案子已近尾声，他应该可以拿到该得的遗产，不过他已经浪费了好几年宝贵时光。

“先前我从未遇到过宗教族群问题。宗教族群暴动只有在低层阶级之间才会发生，就像我们听到的巴基斯坦族群问题一样。读或听到这种事的时候，我知道我哥哥不会介入其中，他的房子会安全无虞。因此，在这边，我跟印度教徒朋友来往，从来没有多想——直到我必须面对一个对宗教族群问题很在意的官员的怒气。这确实让我受到震撼——有人拿笔一挥，我的一生就变了那么多。

“一九七一年的印巴战争不但改变了穆斯林的生活，也改变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关系。穆斯林再也不能声称他们比别人优越了。印度在这个次大陆扮演着决定性角色。每个穆斯林对巴基斯坦都有一份特别的情感，每个人都因为那个国家的实验不到二十五年就失败而感到悲伤。美梦已经破灭。巴基斯坦战俘被关押了两年。这件事让人一直忘不了。

“我也发现了私人交往方面的变化。我的印度教徒朋友开始说教起来。‘穆斯林到底要把自己搞成什么样？’他们开始认为穆斯林的信仰以及他们眼中的穆斯林陈规陋习应该进行改革。‘你们穆斯林还要这样持续多久？还要依赖你们的毛拉、你们的小群体多久？’可悲的是，他们说的大部分是事实。我虽然觉得不是滋味，却必须接受。”

奥德末代省督的主宫——勒克瑙的凯泽巴宫——在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期间几乎完全被英国人摧毁。一八六七年，当英国势力大致已经再度巩固、不受挑战时，英国人把凯泽巴宫尚存的部分赠与穆罕默达巴德郡的大公，作为他在城里的住所。

将近七十年之后，大公的一个后裔担任了穆斯林联盟的财务主管，同时鼓吹建立另一个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十年后诞生。但这时——仿佛他没有完全设想到巴基斯坦建国后的种种情况：勒克瑙位于印度境内，离巴基斯坦好几百英里——大公却发现自己变成了流浪者。一直到了一九五七年，他才回归他所鼓吹建立的国家。那年，他入籍巴基斯坦，其结果是，在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期间，大公在勒克瑙的所有财产，包括宫殿和土地，都被印度政府当作外敌财产没收。

现在，这些家族财产仍然是外国人（不再是外敌）的财产。他们向印度政府申诉过，大公的儿子阿米尔如今住在一百二十年前英国人赠予他祖先的凯泽巴宫里。

我先前在帕尔宾的客厅里见过阿米尔。他穿着印度式晚礼服，长外套和窄裤。他身材矮小，容貌优雅，体格结实，举止有王子模样。在英国读了寄宿中学和几年剑桥大学，他的言行举止带有英国味。但是，下一回我在他宫里的图书馆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当他说另一种语言——譬如乌尔都语，或是跟可能把他尊为王子或信仰护卫者的人——穆斯林，什叶派教徒——在一起时，他就变得很不一样。较近的历史让他有许多种作风和个性，也让他承受他祖先从未面对过的种种压力。

阿米尔目前参与北方邦的政治大概有三年之久，他是邦议会的国大党议员。他父亲曾经参与穆斯林联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组织是反对国大党的。不过在当前的印度，国大党却是对穆斯林最有利的政党。而且作为政治人物，阿米尔还使了一个花招，为了确立家系传承以及让地方上的什叶派和穆斯林社群有“身份焦点”，他自称是穆罕默达巴德的大公。

按理说，他父亲跟巴基斯坦的牵扯应该会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后果，但阿米尔说，虽然穆罕默达巴德的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印度教徒，他们却从未对他或他的家族有过敌意。阿米尔以他父亲为荣。他父亲笃信宗教，还有几分神秘主义倾向。阿米尔说，他痛恨所属的阶级。

“我父亲从来不想当统治者，他没有做大公的意愿。他一点都不认为应该因为这种身份受益。他认为从地产中得到的收入是不正当的，因为那是不劳而获的东西。”

阿米尔父亲童年时就受他母亲影响得到了那种想法。她——阿米尔的祖母——出身于一个把学问看得比财富重要的贫穷穆斯林学者家族。

“我祖父是一位人品优秀的大公，但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结了两次婚，因此跟我父亲关系不好。我父亲无疑就是在那时形成了他对所属阶级的态度。这是我最早听父亲讲的话之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阿里的训诫：‘巨富之得，必先践踏他人权利。’还有：‘每一口美食的代价都是劳动者的饥饿。’”

我说，这种说法适用于贫穷或封建国家，但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阿米尔说，“住在英国的人可能无法了解存在于印度的贫穷和悲惨。”

虽然阿米尔没有直接这样说，他父亲可能是出于宗教情怀而鼓吹建立另一个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的——不只是穆斯林的国度，也是宗教国家。阿米尔父亲很年轻时就开始穿土产手织衣物。他于一九三六年以二十一岁之龄加入穆斯林联盟时，放弃了自己及家人所喜爱的音乐——印度古典音乐、西方古典音乐和伊朗古典音乐。

阿米尔出生于一九四三年。两岁大时，他穿了耳洞。奴隶穿耳洞是穆斯林国家的习俗，阿米尔穿耳洞即表示他已被卖给伊玛目：家人把这个孩子奉献出来为什叶派信仰效劳。效劳很快就开始了。一九四七年印度与巴基斯坦独立时，时年四岁的阿米尔开始随着父母游荡。

“分裂之后，我父亲离开了印度。他很看重使命，但他不是政治人物。独立之前不久，我们正在俾路支省的圭达，它在后来的巴基斯坦境内。独立当天，我们越过国界到了伊朗。我们先到扎赫丹，从那边搭乘两辆车前往麦什德，再转往德黑兰。接着，我们搭飞机到伊拉克，随从则走陆路。那是在一九四八年。”

虽然他们过着这种漂泊的日子，阿米尔父亲之前却未从印度汇出任何钱。他只带走了书籍和地毯。

“他们邀请我父亲回印度，但有一些条件：他不得从政，他必须谴责海得拉巴的王邦君主，他必须公开反对宰牛。他说他可以承诺自己不吃牛肉，但无法公开反对宰牛，因为牛肉是穆斯林最便宜的食物。”

仍然持着印度护照，他们在伊拉克前往卡尔巴拉。这是阿里之子侯赛因战死的地点，什叶派视之为圣地。在这块圣地上，阿米尔父亲兴起了一个念头——或许他早就有了这个念头——想要儿子成为阿亚图拉，即什叶派宗教领袖。一九五○年，阿米尔七岁时被送到卡尔巴拉一所宗教学校就读。他在那所学校待了两年。这时他父亲——他以进口印度茶叶及黄麻为业——改变了心意，决定阿米尔终究要接受世俗教育。阿米尔说，这并不表示在宗教层面就从此弃而不顾。阿里曾说：“敬神之最佳方式在于内省及思考，敬神之最佳方式莫过于内省、思考及求知。”在阿里之前，先知穆罕默德则说：“就算必须跋涉到中国，知识仍值得求取。”

我问阿米尔：“他们所谓的知识是什么？”

他说：“有人问过阿里，‘何谓知识？’他说，‘知识分两类，一类为诸宗教之知识。’有趣的是，他说的是诸宗教，而不是单一的某种宗教。‘另一类为物质世界之知识。’”

他们起初想把阿米尔送到一家印度境外的耶稣会学校，后来则决定让阿米尔和他母亲回勒克瑙，在那边，九岁大的阿米尔到那家英侨学校马丹学堂就读。这时候阿米尔——他在帕尔宾的客厅里看起来那么有英国味——开始说英语，先前他说的是乌尔都语和波斯语。

他接触一种又一种文化：这个就读于马丹学堂的男孩觉得，经过伊拉克那段时日之后，他已经有一部分是阿拉伯人或伊朗人了。每天从马丹学堂放学之后，晚上在家里还有特别的宗教课程，上课地点就是我们现在所坐的宫殿房间——房间里一片清凉，坚实的砖工属于老勒克瑙的建筑传统，地板是水磨石子，书架嵌入带着湿痕的石灰墙内。

穆斯林及什叶派的节日也时时让他不忘宗教信仰。新年期间阿米尔休假十二天——“马丹学堂校长很不赞成”——然后为了纪念侯赛因殉难后的第四十天，又休假四天。新年结束时有八天假期，斋月——斋戒涤罪的月份，也是阿里殉难及真主开始启示《古兰经》的月份——另有四天。

就读马丹学堂时，阿米尔跟母亲、两位姑妈、叔叔和婶婶住在宫殿里。为了防范不良影响，家人不允许他去找别的男孩或跟他们家庭扯上关系。他有专人照看，那是一个自己没有孩子、日夜全待在宫里的男人。这个人——让阿米尔惊讶的是，他也懂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如影随形”地跟着阿米尔，甚至在他看电影或去餐馆时也不例外。到了马丹学堂，阿米尔上课时，这个人就在车里或在车外地上铺张地毯坐下来等待。

“因为这样，我变得沉默寡言，非常内向。我很不善言辞。如果有外人在场，我就沉默无言。

“那时候我在衬衫里面戴着护身符，同学总会去摸那些东西来戏弄我。我还戴耳环，扣在耳洞里。我在右耳戴翡翠耳环，左耳戴红宝石耳环。那看起来很奇怪。我只好扭扭两只耳朵，把宝石藏到耳垂后面。在这里读完书前往英国时，我把耳环摘掉了——这是经过允许的。”

这段时间，阿米尔的大公父亲一直住在伊拉克。但到了巴基斯坦建国十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他做了一件让他家人吃了不少苦的事：前往巴基斯坦，把印度护照换成了巴基斯坦护照。

阿米尔说：“我母亲就在这里，听到消息之后她病得很严重。我母亲本身是公主，是很骄傲的女人，她从未想从我父亲那边获得任何东西。她也虔诚信教。她九岁时父母就已双亡。听到我父亲在巴基斯坦的消息之后她就生了病，因为她认为一九四七年的大危机早已过去——穆罕默达巴德并没有任何反对我父亲的声音。尼赫鲁见了我父亲，要他再考虑考虑，保留印度护照。尼赫鲁说：‘你一向冲动行事。如果你回国，取回你的护照，我们都会很高兴的。’我父亲说：‘一个人无法像换衣服那样换国籍。’”

大公在巴基斯坦并不顺利。他原想从政，但发现那不是他能做的事。他是什叶派教徒，身处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他不会说巴基斯坦的任何方言；他还是个“莫哈吉尔”，即外国人。他的政治看法也变了。在三四十年代，他还很年轻时，他希望巴基斯坦成为宗教国家；现在，他认为巴基斯坦应该是世俗国家。他不相信巴基斯坦军队会支持那种政治体制。于是他离开巴基斯坦，再度到处漂泊。他在旧帝国首都伦敦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样说来，大公年轻时鼓吹巴基斯坦建国似乎是不负责任的举动；他似乎没有预见到政治的动乱或估算出苍生的遭遇；别人似乎必须为他虔诚的穆斯林及什叶派信仰付出代价，而他自己却尽量拖延时间，迟迟不做最后决定。伊拉克、巴基斯坦、英国、印度：以他的身份地位，这些都是他可以前往的国家。

不过，人们对他们的困境有自己的看法。关于他父亲那段漂泊的日子，阿米尔说：“你知道吗，我觉得那几乎是在忏悔赎罪。我觉得就像别人离开印度前往巴基斯坦时所经历的一样，他也必须经历无家可归的处境。

“我每年都会去见他。他要我读的书之一是皮雷拉尔⑥的《甘地：最后阶段》。独立时大家见不到甘地的踪影，我父亲对这件事很感动。甘地不在德里。他在加尔各答，为那个城市的悲剧伤痛不已。”一九四六年的宗教暴动，这些悲剧标示了加尔各答死亡之始。“对什叶派来说，如果同时有伤痛和欢乐，他们会偏向于伤痛。”

阿米尔从马丹学堂毕业之后，他父母不知道该如何替他安排，他因此浪费了一些时日。最后，在一九六一年他十八岁时，他被父亲带到英国进入一所公学。就在这时，他获准摘掉了耳环。赴英途中，他们在黎巴嫩短暂停留，大公在当地有许多朋友。后来，他们到欧洲各地旅行了一趟。在巴黎时，他们去了赌场和夜总会：大公要他儿子见识一下这些场所，他要儿子初访这些地方时由做父亲的来陪伴。

以十八岁的年纪就读公学，阿米尔有点超龄。不过他在那边读了三年后进了剑桥大学修数学。

“在学校里别人没有对我太差。我还是很内向害羞。我跟几个同学处得不错。我很看重我的宗教信仰，那对我像是一套盔甲。对我来说，那种信仰是秘密、私人的，而且深植在心中，这使得它具有了一个新的层面和额外的力量。由于不能用言行把那种信仰表达出来，不能表达内心的感受，宗教经验因此更加强烈，更加有力。”

阿米尔预计在一九六五年进入剑桥彭布鲁克学院。入学前，父亲带他游了一趟巴基斯坦和中东。他们见了什叶派宗教领袖。在黎巴嫩时，他们住在扎伊尔德·穆萨－萨德尔⑦家里。

“我听父亲跟他讨论世界局势，他们的用词就是后来伊朗革命人士和黎巴嫩动乱分子使用的那一套。他们谈到存在于黎巴嫩的西方势力，也谈到了统治伊拉克的政权——暴虐、反宗教。他们谈到伊朗国王。他们谈到应该根据阿里的训示推动一场革命——我认为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也这样告诉了我父亲。”

在这一番对什叶派的赞扬、这一番关于革命及阿里胜利的讨论后，接踵而来的是灾难。至此之前，大公的政治行动及姿态对他个人并未造成重大的后果；现在，一夕之间，一切都变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就在阿米尔进入剑桥彭布鲁克学院之前几个礼拜，印度和巴基斯坦交战了，穆罕默达巴德大公在印度的所有财产都被宣布为外敌财产。大公于一九五七年入籍巴基斯坦时——或者，三十年前，当他开始鼓吹建立另一个穆斯林国家时——是否预见到这一后果？

阿米尔说：“穆罕默达巴德那座我们称为城堡的宫殿被整个查封了，那是我、我父亲、他的祖先长大的地方。我的家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所有收入都经由外敌财产监管官之手被印度政府没收。剑桥就要开学了。我接到家里来信，说到武装警察怎样包围城堡，把每一扇门都封住了。虽然打击如此惨重，我家人却从未想要搬去巴基斯坦。

“城堡被查封了一年半，其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抢劫，许多贵重物品被抢走了。这段时间，我叔叔和母亲向政府请愿，希望能在城堡度过新年——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政府最后允许了，但条件是他们只能进入两个房间和一间浴室。他们接受了这个条件，进入宫里，住在走廊上。斋期集会所倒是开着——那是实际举行新年庆祝仪式的地方。

“那些日子里我都在剑桥。我相当苦恼，功课大受影响。很多人不清楚整个来龙去脉。我去找导师谈话。为了解愁，我会读读阿里的传记，还有《古兰经》的一些段落。”

我问他是哪些段落。

阿米尔凭记忆说出一个段落：“‘心志坚强而受苦虚弱的人有福了。’我来查查原文。这一节我很熟，不难找到。”

他从我们所坐的铺着白色桌布的桌边站起来，走进隔壁房间，然后拿着一本蓝皮小书出来。但他在那本书里找不到那一节。他再走到对面墙的书架上，拿下一本较大的书，回到桌前坐下。他一边翻书一边说：“伊朗革命时，这段经文被一再引用。”他有时候用“Irani”一字，而不用“Iranian”。最后他找到了。他先自己读了一遍，我看得出他深受感动。然后，他出声念给我听。

“‘我要使他们在大地上得势，我要昭示法老、哈曼和他们俩的军队，对于这些被欺负者所提防的事。’⑧”他停顿一下，接着说，“这是为了让你了解自阿里伊玛目以来的什叶派教徒的感受。这里所指的‘被欺负者’并不是原本脆弱的人，而是由于环境而变得脆弱，但仍然有信仰及潜在行动力量的人。

“我在剑桥时常读这一段。你可知道，这是一项承诺，真主的承诺。这段文字讲的其实是以色列子民，但在什叶派的整个历史中，它都被看作是拯救的承诺。”

阿米尔拿着那本大书继续读下去，他读着小字的注解，然后说：“这是先知在麦加得到的启示之一，那时他还没有逃到麦地那。麦加的启示很有诗意。”

我说：“那时先知还只是一个预言家？”

阿米尔说：“这样说可能意味着他不是先知，可能有亵渎之虞。”

“他还没有成为统治者？还没有世俗权力？”

“这样说比较好。”他又说，“麦加的启示以富有诗意著称。”

当阿米尔在剑桥试图用这方式让自己甘心承受家族财产的损失时，他父亲又到了巴基斯坦。翌年，大公前往英国，到位于摄政公园的伊斯兰协会工作。阿米尔在剑桥读书时，他就待在那边。这时，由于在英国工作，大公可以再度成为英国子民。如果他这样做了，他便不再是“敌人”或“外国人”，印度政府也会把他在勒克瑙及穆罕默达巴德的财产归还给他。但大公宁愿背负巴基斯坦国籍的十字架，虽然这还使他的家人继续遭受苦难。

阿米尔的学业进展顺利。取得剑桥学位之后，他到伦敦的帝国学院进修。后来，他又回剑桥就读于天文研究所。

“事态平静了下来。我对家里的处境只能接受，我决心要设法解决一些问题。但问题依然存在。穆罕默达巴德的城堡现在已经解禁，由我使用、维护，但还不是我家的财产。如果不是因为我母亲的投入和别的因素，根本没办法在那地方住下去。”

一九七一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再次为了孟加拉开战。

“这对我父亲打击很大，让他一蹶不振。两年后他过世了，去世时他非常难过：因为巴基斯坦军队在孟加拉的空前大屠杀，以及巴基斯坦本身追逐物利的粗俗做法。他对新崛起的统治者和阶级很不满。”

阿米尔把他父亲的遗体运到伊朗东部的麦什德圣地。阿米尔童年时，大公曾希望阿米尔长大后成为一位伊朗式的著名的阿亚图拉。这并未成真，但阿米尔护送父亲遗体到麦什德的那趟旅程让他极为感动。

“一些认识我父亲的乌里玛——宗教学者——发布宣告，说有一位阿林——什叶派宗教领袖，信仰的忠仆——的遗体从伦敦运到了。我父亲就葬在圣地旁边那块葬了许多著名宗教领袖的墓地。这只是暂厝，之后将被安葬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一九六七年，我听伊朗人说，他们国王已经下令将那块墓地改建成公园，我父亲的坟墓可能已经无影无踪了。不过，我到麦什德时才知道，由于布托⑨先生”——巴基斯坦总理，大公死亡时是巴基斯坦国民——“的介入，我父亲的遗体已经被移葬到内侧的圣地。”

因此，信仰虔诚的大公在死后多少达成了心愿。他的政治及宗教热忱在他儿子身上留下许多种语言，许多种文化，许多种思考与情感模式。他要儿子穿耳洞，把儿子奉献给信仰，阿米尔确实也多少承袭了父亲的热忱。不过另一方面——他在剑桥及伦敦修读的是天文学——阿米尔也对宗教产生了一些怀疑。

“我在中学时代开始便产生了这些怀疑，进入大学后它们还继续存在，某些时期更加强烈。不过，我的整体经验——那是历史或文化性的经验——深深烙在我心中，如今已消除不去。这是一种辩证过程，其中宗教及世俗关怀以辩证的方式为我展开一条路。我转向宗教，去寻找尘世事务的支撑，但这使我重新产生怀疑，然后又回归宗教。我在两个世界之间来回移动。”

（在这里他似乎触及了印度教关于对立事物的看法：世俗生活，精神生活，“鲁基卡”，“瓦迪卡”。但他对那种看法没有兴趣。）在剑桥时，他受到马克思主义某些层面的吸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论者借科学方法分析历史的尝试。不过，他会接受较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看法，乃是由于他的什叶派信仰。

“我的思考方式中有许多成分和矛盾。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目标是要建立符合正义、更加公正的社会，特别是为了受压迫、受侮辱、受伤害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吸引我的一面。我的直觉反应是去追随托洛茨基和切·格瓦拉，他们两人虽然都未成功，但他们的信息却流传了下来。你知道，就像卡尔巴拉。”卡尔巴拉，阿里之子侯赛因丧命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跟我自己的宗教观吻合了。”

历史与宗教观点如此结合在一起，使得他可以接受穆斯林势力在勒克瑙长期以来不断衰退的事实。

“我从两种思考途径中都得到了慰藉。历史的思考途径让我明白人类命运可以超越这一切——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小问题。人类命运这个观念让我明白，尽管有那么多麻烦和灾难，我们确实正在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迈进。宗教思考途径则教我采取容忍态度，把这看作是神意的一部分加以接受，但仍然对美好未来存有信心。我刚念给你听的《古兰经》段落支撑了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人。

“以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作为什叶派教徒使我得到了不少帮助，因为自从童年起，我就听说为了理想而牺牲生命的人表面上是被世俗力量摧毁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我的祖先大多把信仰看得比世俗成就重要，这让我感到骄傲。我非常以父亲的一生为荣。”他父亲钦佩甘地。“他的身外之物只有眼镜、拖鞋、拐杖、几套衣服、书籍，这使他更接近什叶派领袖的理想模范，就像阿里那样。我父亲跟甘地相同之处在于他认识到宗教可以大大扭转人们的意识——关于世界及人类在其中之位置的意识，也可以引发人们的行动。”

我问他凯泽巴宫对他有什么意义。

“我跟它有一种联结在一起的关系——所有的变化，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所有的祖先。那座房子几乎就像是有生命的有机物。”

他所住的厢房长四百英尺，宽一百英尺，上下两层。整个侧厢都住了人。我问他总共有几个仆人。

他说：“老天，我可没算过。仆役加上他们的家人一定有三位数吧。在楼上我母亲的厨房里，平均每天都要为大约四十个人做饭。开销很大。有时候我会怀疑是不是值得，但我知道我不得不那样做。我在伦敦汉普斯特区有一间落脚的房子。那是远离尘嚣的好地方，没有仆人。”

他于一九七八年离开了天文学研究所，回到勒克瑙，然后就差不多一直住在这里。三年前，他开始参与邦政。一九八五年选举过后，他写信给拉吉夫·甘地⑩，向他提起他们两家的关联，并表示愿意效劳。有人建议他出来竞选邦议员。他不觉得会获得提名。他认为，由于他父亲的往事，别人可能对他怀有敌意，但他还是获得了提名，对他有敌意的倒是那位被他取而代之的人。

“他在宫里长大。他三代家人服侍过我家，我对他很熟悉。这件事就像一出电影，像小说里的情节。选举之前，他每天都会来这里。现在，他想尽办法、用尽手段想把我毁掉。他现在非常有钱。”

阿米尔笑着。

我说：“看来你应付得不错。”

他笑出声。“经过了我们所谈的种种事情之后——结局竟是这个！”这个！政治对手的愤怒。

我们已经坐在铺了白色桌巾的大桌前谈了很久。他后面是嵌入墙壁的书架，摆放着他的一部分藏书。谈话当中，阿米尔的小儿子阿里不时出现，悠闲地在各扇门里进进出出。我们吃过了三明治加炸鱼的午餐；东西不是楼上厨房做的，而是从勒克瑙的珍味餐厅买来的。（这是后来拉希德告诉我的。他认识宫里的仆人，在珍味餐厅看到他们去拿外带的午餐。）

宫里的这间书房兼客厅很凉爽。据说，奥德末代省督瓦基德·阿里·沙想把这座宫殿建得像凡尔赛宫的样子。不过，这样说可能只表示他想大兴土木。墙壁很厚，是用勒克瑙薄砖和一种特殊的石灰加碎石的砂浆砌成的。温度宜人，我甚至忘了热的感觉。但外面一直温度很高、烈日耀眼，我们一走出书房置身在车道的灰尘里，就觉得热得头昏眼花。

屋外也有几位阿米尔谈到的宫殿仆役，这些瘦小的男人站着，不管主人是否看得到，他们一直鞠躬。这些人很不像餐厅侍者或旅馆服务生，甚至也不像勒克瑙最主要的俱乐部的员工：他们是被宫里安稳闲逸的生活和古老礼仪塑造出来的人。

我们将前往邦议会，阿米尔要带我去看看。不过，我们被耽搁了一阵子。一辆车沿着车道开过来，里面坐着一位选民。他跳出车，阿米尔也下了他的车。两个人握手，阿米尔告诉选民，说他三四十分钟之后会回来。

他说他每天大约见二十个人。至少会有二十个人来见他。这是他不喜欢的政治生活的一面。来找他的人常提出办不到的请求，要他替他们求职或复职，或是要他操纵调查委员会。有时候，他们甚至要阿米尔以他们选出的民意代表的身份替他们出面行贿。阿米尔不像班加罗尔那位部长卜拉卡希。和他不一样，阿米尔对人性可笑的这一面并不觉得有趣，他不乐于见到每天早上门口那群请托者以及如假包换的乞丐所演出的戏码。阿米尔反感别人来烦他。他说，他发现他们从不会感恩，他们总是认为你还做得不够。

邦议会正在休会。我们透过玻璃门看了议事厅。阿米尔喜欢开会时的繁文缛节，但政治活动本质上的猥琐却令他感到厌烦。不管他表面上多么不在意，选举中被他击败的对手的仇恨让他情绪低落，那种纠缠和骚扰是他不想惹上身的。

“搞政治要花不少钱，把钱浪费——如果可以用这字眼的话——在政治上让我有罪恶感。我有时候觉得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但是，对于像他这种出身名门的人来说，政治活动却有特殊吸引力。“我的政治活动让我的家族跟穆罕默达巴德人民的关系再度亲近起来。从一九三六年开始，那份关系即逐渐淡薄。那一年，我父亲成为了穆斯林联盟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穆罕默德巴德竞选获胜这件事也不是他可以轻易忘掉的。“那是令人感动的经验，因为尽管他们不赞成我父亲的政治立场，穆罕默德巴德人民——百分之八十是印度教徒——中的绝大多数还是投票支持我。我的得票率是勒克瑙选区前所未见的。我母亲很感动。投票日晚上在城堡里，她说自童年以来，她从未见过城堡挤了这么多人。”

由于正值印度教的春季节日洒红节⑪，邦议会正在休会，马丹学堂也停课了。学堂的建筑很有名：移植到遥远印度的十八世纪晚期的法国或欧洲式的奢华。校园占地极广，就像置身这种环境时常会有的反应，你对大约两百年前有远见或运气买下这么大片土地的人不禁会产生几分忌妒。这所学校对于在勒克瑙长大的人具有重大意义。它在拉希德和他朋友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阿米尔的记忆以及他父亲刊印成书的回忆录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它仍是一所私立学校，它能得到的经费不足以把它修缮完全。从后方布满灰尘的灌木丛中走进学校，看到杂草从砖石间长出，在壁架上生根：这就如同置身即将变成废墟的地方。前面的情况比较好，比较像样。这里有浇水充足、绿意盎然的庭园。

在这个安静的日子里，看着烈日照射的广阔校园以及其中枯焦的草木，就像从旅馆窗子看着戈默蒂河那样，我仿佛又置身在一幅丹尼尔兄弟十八世纪末的版画原图之中。丹尼尔兄弟应当属于那个自称马丹将军者的时代，他们应当属于一个欧洲冒险军人可以向亚洲统治者出售欧洲之技而大赚一笔的时代。

拉希德一定也转着类似的念头。他记忆中的马丹学堂完全只有欢乐，出于校友以母校为荣的心理，他带我来这里看看。但是，看到马丹将军为奥德王铸造的大炮，上面以凸起的大写字母雕着将军的名字，浮雕字母已被无数只手抚摸得闪闪发亮——在学校前方的宽阔平台上看到这东西却勾起了穆斯林及印度之无助和失败的旧念；突然间，拉希德想到当今在贫穷的国家像帝王般来来去去的欧美专家——马丹将军的后继者——而愤怒起来。

他整个人陷入了这种情绪。他停留在前侧柱廊的阴凉处，要我自己到阳光下去看刻在平台前方宽石阶上的校友的名字。

除了想起十八世纪以来的所有落寞之外，还有其他失落感影响着他的心情。

后来他说：“过去，除了印地语老师之外，这里的老师都是侨居印度的英国人。大家很尊敬他们。他们和家人已经在勒克瑙住了好几代。侨居印度的英国人大多在铁路局、学校、警察局任职。铁路局可以说是他们一手包办的。他们居住的社区在城外，漂亮干净的地方。一九四七年之后，他们收拾细软搬走了。”

哈兹拉特衮吉也让他心生几分同样的哀伤：那是昔日勒克瑙的主要商店街，拉希德家在那里开了相机店，表匠在蓝道街角开了一家大店。蓝道的街角店铺现在已变成卖布料和莎丽的拉姆拉尔商行，其招徕顾客的口号是“贵客所需，本店知悉”。不远之处是替王族、印度行政官员、英国殖民官员做衣服的哈兹拉特衮吉老裁缝麦格雷戈一直住到寿终的房子。

那是过去不久的历史引起的哀伤。在别处，常驻官邸及省督宫殿和狩猎行馆的废墟让他想起一百三十年前败北的往事。更往前追溯，如今同样令他感到悲痛的，则是对较早期省督的丰功伟业，特别是那座被称为大斋期集会所的纪念建筑物所呈现者的回想。这座建筑是在十八世纪晚期由饥民以工代赈筑成的：装饰过度，结构脆弱，但其规模大得惊人。这个古老的王邦之城没有什么雄伟的建筑，但其中有许多公园，许多可以散步的地方：印度没几个城市有这种格局。但是在这些地方散步令拉希德感到悲伤，就像那天下午散步也令他感到悲伤，引出他个性中悲剧性的什叶派教徒的一面，必须应付挫败、悲痛、不义的一面。

他说：“勒克瑙就是我，它不是河流或建筑或任何东西。你不会因为你父亲有六英尺二英寸高、长得英俊而喜欢他，他就是你父亲。同样，勒克瑙就是我。我父母两边的家族都在这里住了好几代。”

身为勒克瑙的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就像佛教徒所说的‘是亦非是’。我是印度人，但寺庙不是为我而建的。我是穆斯林，但就细节而言，我的宗教必然不同于阿富汗、伊朗或巴基斯坦的宗教。我说乌尔都语，我以勒克瑙穆斯林的方式跟人打招呼。我会说‘向你致敬’，而不是‘祝你平安’。我从勒克瑙得到滋养，它让我有认同感——它的建筑、纪念物、文化、人际关系。”

从市内许多地方都看得到一座高度超过树顶的白色新宫殿。它叫巴特勒宫，据说是阿米尔的父亲为英国官员哈尔寇特·巴特勒爵士建造的欢乐宫。它是阿米尔被没收财产的一部分，目前还在外敌财产监管官手中，以每年三万八千卢比的租金租给印度哲学研究会。就宫殿的某些式样而言，它有勒克瑙建筑风格。它倒不是什么出色的建筑：它看起来有宫殿模样，只是因为矗立在四角的多边形塔楼。

这些塔楼之一装设了电梯。楼上是一间很大的哲学图书馆；馆中藏书有许多是新书，看来还没有人读过。这是使用这栋建筑最佳、最具敬意的方式。但是，根据拉希德的话，这并没有减轻阿米尔的悲痛。拉希德说，自从失去巴特勒宫之后，阿米尔再也没有进去过。

后来，当我们结束对旧勒克瑙这个学校与宫殿之城的参观时，我问起拉希德的巴基斯坦之行。我希望他多告诉我一点，我想知道更多具体的细节。

他说：“在印度，乞丐只讨小铜板，在巴基斯坦，他们却要整整一个卢比。巴基斯坦的海关人员比印度这边的高大魁梧，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旁遮普穆斯林。后来我想——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这点——‘如果他们说的是这种粗硬的旁遮普语，而不是纯正的乌尔都语，那么身为穆斯林又有何用？’你可要知道，我把穆斯林同乌尔都语与文化教养联系在一起。

“到了拉合尔时，我觉得它是另一个较好的勒克瑙：一个被清洗过的勒克瑙，那里人们都洗过澡，换过衣服，看起来让人觉得舒服。但有一件好笑的事：你看着影片广告，因为他们只会抄袭印度电影——巴基斯坦人打死也拍不出电影——你看到的是你已经知道的片名，只是明星换了人，面孔不同了。在拉合尔，一开始你会觉得像是首度造访印度的另一个城市。但慢慢地，差异就显现了出来。譬如说，你碰到某某人，跟他谈了起来。你认为他是旁遮普人，高大结实，说着带有粗硬旁遮普腔调的乌尔都语。你问他父亲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勒克瑙人——这下子你可惊讶了，因为过了四十年，你们两人已经变得这么不一样了。

“我待了两个月，但是我知道，虽然那边生活富裕，却不是我的归属。我见到的亲戚也变了。他们变得比较老于世故；他们变得更具攻击性；他们变得像从旁遮普和信德来到勒克瑙的难民。我有一个做买卖的表亲。他什么事都要管；他什么官员都可以贿赂；他知道首要之务是见机行动赚钱。他这辈子已有两次无家可归的经历，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独立时，第二次是一九七一年，在孟加拉国的吉大港。他知道只有金钱可以依靠，其他价值标准都不算数。这跟我记忆中的他已经大不相同。

“我在那边发现的另一件事，是他们不像我们这边的人那样活在过去里。跟印度的穆斯林比起来，他们对国土分裂这件事抱持着较健康的态度。往事已矣。他们开始过新日子——他们忘掉了没有跟他们一起离开的人，甚至那些还惦记着他们、托我带口信的人。

“过了两个月，我已经巴不得离开。在经历过伊斯兰社会的幽闭封锁之后回到印度，我松了一口气。我很高兴又能在街上看到妇女。印度的肮脏丑陋似乎可以不在意了。巴基斯坦人对他们的宗教倒不会紧张兮兮的，问题出在那些可恶的教规上，它们像乌云般罩在大家头顶：宣礼塔传来催你祈祷的叫声，宗教师长到我朋友家来问为什么我们最近都没上清真寺。思想警察，极端的伊斯兰教。

“回到这里时，我觉得松了一口气。我知道无法在别处找到在印度所有的那种归属感，但我也知道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无法忘却国土分裂的事实，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觉得像是没有舵的船。如果国土未曾分裂，我可能已经成婚，过着十足的中产阶级穆斯林的生活。但我这辈子一直单身，现在要改变也太迟了。巴基斯坦的建国和存在伤害了我灵魂的一部分，我根本无法假装它不存在。我无法假装生活还是老样子，假装我可以过着正常充足的情感生活，仿佛过去存在的东西还在我身边。”

①奥德（Oude 或 Oudh），即阿逾陀（Ayodhya），印度北方邦法扎巴德县市镇，傍卡克拉河，为印度七大圣地之一。学界认为该城在古代为注辇国都城，佛陀曾在此居住。奥德地区于1856年被英国并吞，1877 年与阿格拉地区合并为西北省，后称为阿格拉与奥德联合省，现属北方邦。

②印度中北部一邦。1833年称孟加拉管区，不久分为阿格拉和奥德二省。1877年处于统一治理之下。1902年称阿格拉与奥德联合省。1935年改名联合省，1950年改现名。官方语言为印地语。

③恒河支流，起源于北方邦北部的皮里比特东边，长约850公里，灌溉的盆地面积约为18750平方公里。

④阿里（Ali，？－661），阿布·塔里布（穆罕默德的伯父）的儿子，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第四任哈里发（656－661）。

⑤印度北方邦台拉登县城镇，位于喜马拉雅山山麓一山脊上，为避暑胜地及酿造中心。

⑥甘地晚年的私人秘书。

⑦扎伊尔德·穆萨－萨德尔（Sayed Musaal-Sadr，1928－?），伊朗什叶派教长。1960年到黎巴嫩南方城市泰尔接任什叶派领袖后，除宗教领域外也开始关心什叶派教徒的社会与生活状况。1978年8月前往利比亚访问时神秘失踪。

⑧出自《古兰经》第二十八章“故事”第六节。中译系采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之《古兰经中文译解》。

⑨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1928－1979），巴基斯坦政治家。于1967年创建巴基斯坦人民党（PPP）。1971年出任巴基斯坦总统，1973年任总理。1977年大选后，齐亚·哈克将军夺取政权，布托被逮捕，以贪污谋杀罪受审，1979年被处以死刑。

⑩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1994－1991），甘地长子，在甘地夫人被暗杀后继承总理职务，于1991年也遭暗杀。

⑪印度教供奉黑天的节日，在公历二月或三月（颇勒娄拿月十五日）举行。特点是尽情狂欢，包括向人们身上泼洒带颜色的水。锡克教徒也过此节，举行体育竞赛。

第七章 妇女时代

几个礼拜之后我已经离开印度，再度回到自己的老窝，这时我看着一本许多年前所买但从未前前后后好好读过的书。这本书叫作《印度日记，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作者威廉·霍华德·罗素①，书名页上注明他是《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罗素就是以《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在刚过去几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成名：他有关英国远征军医疗环境的报道使得当局决定把南丁格尔从英国派遣到克里米亚去。身负这样的名声，无疑也怀着再造功名的希望，他回到英国九个月之后即再度离开，前往印度大起义现场。

火车，船。火车到巴黎；火车到马赛；汽船到马耳他和亚历山大港；火车到开罗和苏伊士；搭三个礼拜的汽船到锡兰和加尔各答。然后乘木板车、火车、木板车到前线。

罗素当时三十六岁。他是唯一被英国报纸派到印度报道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叛乱”的记者。他寄回《泰晤士报》的“信函”按时在该报上刊登。之后，构成这些信函内容的日记被编印成书——总共八百页，附有淡黄色石版画及一幅镌刻地图。这本书在一八六○年分两册由路特雷奇公司出版：维多利亚时代的精力将一件巨大的事处理得看似稀松平常——那可是一趟艰难的旅程，以及持续的文字工作。

罗素仅凭对克里米亚战争的报道就可名留青史。我在特立尼达求学时读过他的报道，他是我所知的第一个驻外记者。但我不知道罗素报道过印度大起义。在旧书店看到那两本书之前，我从未听说过他关于印度的作品。精装的紫色布面盖有一个角状的装饰图案，当它们还是簇新的时候，这两本书应当很美观，看起来很有权威。由于长期暴露在光线下，两本书的书脊已从紫色变成淡褐色，封面上下边缘已经褪色，一条封面折线上的紫色布已经裂开，易碎的封面上缘也有损坏。

我发觉这书并不好读。我认为作者花了过多时间之后才写到印度，他在路途中所做的事似乎不是很有意思。读到后面的章节时，我觉得战术方面的军事细节很难懂。作者在写那些细节时，它们应当是抢手的印度新闻，现在它们引不起我的兴趣。一八五八年至一八五九年间的印度还发生了其他事情，那才是我想知道的。

但是在这次印度行之后，特别是和拉希德在勒克瑙散步之后，《日记》一书读起来大不相同。罗素所描述的漫长的印度之旅事实上是一趟勒克瑙战役之旅。卷首镌刻的折页地图题为《一八五八年三月勒克瑙攻城行动示意图》。我在地图上看到了拉希德带我去看的一些地方。

英军在迪尔库夏公园——即“怡情悦性”公园——扎营。省督的狩猎行馆当时尚未成为废墟，在罗素看来有如法国庄园，是英军总司令的指挥部。省督在马丹学堂的一门大炮对着它射击。从马丹学堂向英军阵地发射炮弹的人当中，有省督的几个非洲裔太监——印度在一八五八年的印度，这种人的存在真是不可思议。不知拉希德对罗素书中这个细节会有什么感想。或许他对战败所感到的愤怒与悲痛，以及事后凯泽巴宫所遭受的劫掠，会令他对这细节视而不见——在凯泽巴宫残留的厢房里，我曾和阿米尔见面、交谈。那座宫殿是在被劫九年之后由英国赠予他的祖先的。

泛黄的石版画中有一幅题为《凯泽巴宫劫掠图》。它是事后在英国制作的，是罗素这段正文的插图：“这是你所能看到最奇异也最悲惨的景象之一，但同时也是最刺激的……想想看，像圣殿广场那么大的一个个庭院，四周围绕着一排排宫殿，或至少是精工粉刷并镏过金、假窗上绘着壁画的建筑……带着一大堆掠夺物或战利品的士兵从被破坏的大门拥出。披肩、华丽的挂毯、金线与银线织锦、一盒盒珠宝、武器、光彩夺目的衣服。

“这些人都发了狂，只想着金子——简直是抢昏了头……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描述，但从未亲眼目睹。他们把鸟枪和手枪打碎，以便取得黄金做的枪托底及镶在枪托上的宝石。他们在庭院中央生火烧织锦和刺绣披肩，拿走烧剩的金银……啊，他们那天可真辛苦！跌跌撞撞于尸体间，走过无止尽的蒸汽浴室般的庭院，看到堪比炼狱的景象……闻着腐尸、败坏的印度奶油或劣质的土产香水等令人窒息的气味，这样已够恐怖；但是我们在哈兹拉特衮吉所碰到的那一群密密麻麻的随军平民则更加骇人。他们简直像兀鹫一样贪婪，一样邪恶……”

两天前，罗素得到“价值极微的一小件掠夺物”：一张他从画框中割下来的奥德王画像。他从巴德夏巴宫——“一个有墙的大花园和围场，是奥德王最美丽的夏宫之一”——一个房间里取得了那张画像。见过种种恐怖景象后得到的一小件掠夺物：环绕着巴德夏巴宫的壕沟里“全是印度士兵的尸体，在军人指挥下，苦力正将尸体从壕沟里拖出来，随随便便丢在一起。手脚伸开、已经僵硬、穿着短棉衫的尸体缓缓地燃烧着……我们根本是在越过草草覆着土的一丘尸体。”里面的房间烧着更多的军人尸体。“那是早餐前的时刻，我无法忍受那种气味。”

罗素到手的一件较有看头的掠夺物来自凯泽巴宫：“由小颗红宝石和珍珠制成、有单颗钻石坠子的鼻环。”那次他有机会将一个由翡翠、钻石和珍珠做成的臂镯弄到手，但抢得那东西的军人要价一百卢比，并且立刻就要现金，而——“噢，运气真差！”——罗素所有的钱都在他那信基督教的印度仆人赛门身上，而赛门正在营区里。罗素后来听说有一个珠宝商——在英国或在印度，文中并未交代——以七千五百英镑从一位军官处买到了那个臂镯，在一八六○年那可是一笔大数目。

常驻官邸的废墟仍然足以激起拉希德的怒气；他必然难以忍受这段有关他心爱的勒克瑙被打劫的记述。恐怕会更令他难受的是罗素对被摧毁之前勒克瑙的描述：“比巴黎更大，更加辉煌。”从迪尔库夏狩猎行馆的屋顶所看到的景观如下：“入眼是宫殿、塔楼、青色与金色的圆屋顶、穹顶、柱廊、长长几排由好看的支柱与圆柱所构成的建筑正面、平台屋顶——它们全自一大片宁静的亮绿中浮现。往无数英里外搜寻，仍然只是一片亮绿……不论是罗马、雅典、君士坦丁堡或任何我所见过的城市，都没有这么迷人、这么美丽……”

那个在“无数的悦目建筑”中罗素仍然认为“那么大……那么金碧辉煌，到处是尖塔、穹顶、圆屋顶”的凯泽巴宫，只剩下阿米尔和他母亲及其家仆所居住的侧厢。拉希德不止一次告诉我，昔日宫殿周围并没有街道，只有花园。只有从罗素的书中，我才有点明白王国时代的勒克瑙是何等气派的宫殿与花园之城。

从我的旅馆看过去的河对岸——越过如今坐落着游泳俱乐部小屋，在某些早晨有黑色水牛、洗衣男工晾着的床单和色彩缤纷的衣服的那个类似丹尼尔兄弟蚀刻版画远景的较高的干河床坡地——那个河岸应该就是从前巴德夏巴御花园所在之处。

“这样的橙树林，如此涓涓细流的泉水，多荫的人行道，花坛，气派的巷道，阴暗的隐居所与避暑别墅……现在正有一些韦尔斯枪队士兵在里面狂欢作乐。”

主宫凯泽巴宫的许多庭院也呈现着类似的、或许受到法国风影响的优雅。

“雕像、一列列路灯杆、喷泉、橙树林、输水道，以及有灿亮金属圆顶的凉亭……橙树林里躺着已丧命和奄奄一息的印度士兵，白色的雕像被血染红了。一个颈部被射穿的英国士兵倚在一座微笑的维纳斯雕像上喘着气……一个接一个，每个庭院里都是一样的景象。这些庭院由雕饰着奥德王室双鱼徽章的高大门洞道或拱形走廊相连，通道里躺着断气的印度兵，他们的衣服在他们的肌肤上闷烧着。”

有关十九世纪勒克瑙之辉煌的记述竟然也是它毁灭的记述——就像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②一五二○年有关蒙特祖玛③的墨西哥城的记述——这实在是个讽刺。虽然讽刺，却非出人意料——旧印度的历史乃是由它的征服者写就的。

拉希德所感受的悲痛也是我的悲痛。我没法置身事外地阅读印度这个地方的历史。有那么一阵，我的情绪和拉希德一样，不过我们是在为不同的事而悲哀。拉希德出生时的勒克瑙——国土分裂前的世界——原有的完整如今已经失去，他为此感到悲哀。那个世界原本可以保留旧穆斯林的荣耀：众王或奥德省督的荣耀，先前则有莫卧儿人的荣耀。我的历史没有这样的荣耀。罗素从加尔各答到勒克瑙的旅程有一部分经过我祖先所居住的地区。大约二十或二十五年之后，他们从那里移民到特立尼达，在种植园工作。

那是我在罗素书中所寻找的较不显赫的印度。那是仅仅附带提到、一切都是想当然的印度：在罗素的记载里，那是战乱期间人们还继续忙着在田里工作、建造防御工事、清理尸体、谋求仆佣工作的印度：一个毫不自知地克制自己的印度。在靠近贝那拉斯的大干道上，一列列长长的满载棉花的乡下牛车一辆接着一辆吱吱嘎嘎地前往加尔各答：英国治下的城市中还进行着商贸活动。路上的人群无视这场可怕的战争，予人一种置身市集的感觉。在田间工作的人和这场战争毫无干系，他们没有参与统治者的战争。

我从罗素的书里得知英国人把印度士兵——现在发起叛变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士兵——叫作“潘迪”（Pandy）。“为什么叫潘迪？哦，因为在印度兵中间这是个很普通的名字——就像史密斯在伦敦一样……”事实上，这是印度这片地区的一个婆罗门名字。这里的婆罗门占印度教徒的比重相当大，而北印度的英国军队在某种程度上是婆罗门军队。现在被用来镇压“潘迪”的印度人则是不到十年前才被英国击败的锡克人。

一大群印度平民跟随着进军勒克瑙去镇压叛乱的英军。罗素说他们大多是印度教徒。他们之中的穆斯林是仆人；阿富汗人贩卖果脯；随军的印度教徒当中有商人和妻小，带着他们的店铺帐篷而行。有替军队照料绵羊、山羊和火鸡的赶畜人，也有许多脚夫，“大群肌肉发达、大腿凹陷、瘦长的苦力”搬运着桌椅，“竹竿上吊着装啤酒与葡萄酒的柳条篮子、市集货品柜或箱子”。

身为《泰晤士报》特派员，罗素固定跟英军总部的幕僚人员一起用餐，而庞大的军仆阵容使得行军路途上餐食可以行礼如仪。

“大约下午五点钟，许多鸢与兀鹫盘旋于灰尘上，宣告营地已离我们不远；一幅平原上布满帐篷的美景随即展现在眼前……我们的用人出来迎接，我在我的帐篷门口下马……一进帐篷所见的每件东西都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我们的集体晚餐和在考普尔⑤时一样，丝毫没变，很难相信我们是在敌人的国度里。”

罗素提及这些随军印度平民——他们使得英军的生活如此舒适——带着“兴高采烈”之情大量“拥向勒克瑙，支持欧洲人——外国人——击败他们的兄弟”。他看到古罗马势力扩张的一个翻版。即使是随军平民夹带英语的语言也被他视为征服的象征。

这些都让我读得难受。我第一次尝试读这本《印度日记》时感到不对劲，现在读它还是不对劲。我尝试了三四次，却都读不下去——出于文学上的理由。我觉得它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而且啰唆。我认为作者是个过度的帝国主义者，太过方便地在一个安全无虞的世界里来来去去，而且把那个世界视为理所当然，他对自己、自己的尊严及作为特派员身份的关心，几乎不下于他对前去造访之国家及其人民的关心。

但是这些得自零散阅读的评断总是因为罗素记述文笔的水平而瓦解。我觉得罗素的书有问题，就像我撰写书评时，也会觉得无法获得我同感的好书有问题。这样的书很难写书评，它们会让你坐立不安，直到你认可它们的优秀水平为止。因此，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接授罗素这本书，顺著书本身的节奏来阅读它，接受它的宗旨，我这才发现它非常好。罗素说他的目标是“提供有关军事行动的记述”，同时“描述我的感官对事物外表所得到的印象，而不妄言自己之对错”。

这本书让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在于历史，在于他描述得这么好的事物之表象。作者和他所书写之国家的人民有如此大的不同，作者的国家和他所至的国家有如此大的不同。这位记者为《泰晤士报》所做的工作；他用来传送“信函”给报社的英军电报；关于铁路和轮船的议论——罗素的世界已是相当现代化了。

从一八四三年二十一岁时起他就在《泰晤士报》任职了，他实地采访的第一场战争是一八四八年的丹麦战争。现在，冷静、老练地准备前去采访这次印度战争，他坐在从马赛开往马耳他的轮船上，同行的是要前往许多地方的英国人。“如果把他们从马耳他前往的目的地标出来，将会涵盖东方一块广阔的扇形地区。有人要去澳大利亚、中国、沙劳越王公的领土，有人要到槟榔屿、新加坡、香港、爪哇、拉合尔、亚丁、孟买、加尔各答、锡兰、本地治里……”对这些人而言，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不是化外之地，他们中许多人——像罗素本身——是有备而来，想了解并进入世界的新地区。

罗素认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精力、正在扩张的文明，这看法因他谨慎的谦逊而愈发强烈。身为一个意识到自己特殊声名，也明白自己局限的观察者，罗素所呈现的就是这种性格。他不会和其他专家竞争，只要他知道有什么事物已被别人描述过，他就不会再加以描述。因此他不愿谈论古埃及的奇观，也不愿就“已经谈得够多”的地中海地区发表只言片语。直到从加尔各答开始展开行军，他的语调一直是暗示性的。他是个帝国旅行家，在一个已被仔细探索过的世界旅行。

然而，出了加尔各答——最初坐有顶马车——才几天，他似乎倒退了一两个世纪。离开安稳的加尔各答数日，他便和对广大世界一无所知的人在一起；他们无法了解这个世界；他们历经外族入侵数百年而仍无法保护或保卫自己；他们——不论是潘迪还是锡克人，不论是脚夫还是随军的印度商人——兴高采烈地帮助外国人征服自己的兄弟。“兄弟”的概念——对罗素而言这理念非常简单，因此他的用法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对他所指的对象而言乃是非常遥远的。穆斯林对他们宗教的一体性会有某些理念，但这些理念总是会因统治者的专制而转变，穆斯林对他们宗教以外的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印度教徒只忠于自己的族人，他们没有人类共同生活的较高理念，也缺乏应该对同胞负责任的一般概念。正由于缺乏那种人类共同生活的大理念，这个国家盲目不懈地工作和人民的一切无畏精神与技巧都是枉然。

印度人很难不被罗素的书所羞辱。印度人感到的羞辱部分来自其反应中的暧昧，即下面这些认识：正要被推翻的印度体制气数已尽，其幸存只会导致历史的重演，英国统治期结束时即将诞生的印度，会比一百年前的印度更有教养，更有创意，前途更光明。印度对人类的共同生活将有较宏大的理念，而印度将从这个较宏大的理念，从这个英国统治的笼罩性羞辱中产生国家、自尊与历史的自我分析等理念——这些似乎离罗素行军时的印度无比遥远。

罗素的书发表九年之后，甘地诞生了。那之后的二十一年，即一八九○年（那时罗素已经六十八岁，另外出版了三本《日记》类型的战争书籍，一本是一八六一年关于美国内战的《南北日记》，另一本关于普奥战争，发表于一八六六年，第三本于一八七○问世，写的是普法战争），甘地在伦敦读法律系，正竭尽所能应付一趟和罗素一八五八年印度之旅反向而行的文化之旅所带来的困惑。十年后，即一九○○年（罗素被封为爵士之后五年），甘地在南非为印度人的权利而奔走——大起义之后二十或二十五年，印度人被送往大英帝国的许多原奴隶殖民地，在种植园工作。接着，在一九一四年（罗素死后七年：这位新闻记者八十六年的生命被整个包含在帝国的荣耀期内），甘地正准备回印度，想着要如何在印度一展抱负，如何发挥他在南非时在政治宗教等方面所学到的东西。

从一八五七年至一九一四年，从印度大起义到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不长，而一些重大事件的种子在此时埋下了。但是，回头看看大起义前的一百年：在这整个期间里，一再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一个无助的被践踏的国家。自从穆斯林入侵后它就一蹶不振，财富不断受到压榨，农奴总是为一再变换的国王、疆界和王国而在田里劳动、修建防御工事。

“我永远都会认为理性的自由使人有德性，而德性使人快乐：因此热切希望世人快乐时，我祈求普世自由。但是你们对印度人的看法过分公平：他们没有享受公民自由的条件，他们中极少人有这个概念，而有这种概念的人并不想拥有它。他们必须（我强烈反对这种邪恶，但知道其必要性），他们必须用绝对的权力加以统治。知道土著他们……在我们的统治之下比在德里的苏丹或大公治下快乐，我的痛苦大为减轻。”

这段文字是十八世纪伟大的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所写，出自他于一七八六年从加尔各答写给世界彼端弗吉尼亚州一位美国友人的一封信。在威廉·霍华德·罗素的印度之旅七十五年前，威廉·琼斯爵士以三十七之龄前往加尔各答担任孟加拉国最高法院法官。那时没有铁路或汽船，没有取道埃及的捷径；到印度的旅程要绕过好望角，可能得花上五个月；印度与英国之间的信件每三封当中就有一封会遗失。威廉·琼斯爵士想到印度发财。他花了五年时间谋求到印度任职的机会——因为那会带来巨额金钱。他希望只要到了印度，就在六年内赚三万英镑，他念念不忘那个数字。这就是可以从被践踏但总是盲目地继续工作的印度之屈从与不幸中赚得的巨款。

他对他的美国通信者所说的自由与快乐之谈是由衷之言。威廉·琼斯热爱公民自由的理念，并且支持美国独立。他曾三度造访在巴黎的富兰克林，甚至一度想搬到费城定居。他出身于小康的中产阶级（祖父是著名的家具木匠）。虽然他是律师兼牛津一所学院的院士，也以杰出的东方语言学者闻名，他在英国却总是需要依靠贵族赞助。这就是他想要来自印度的那三万英镑的原因：为了他自己的自由。而他可真不凡：他回报印度的和他拿走的一样多。在孟加拉国，当他进行有关印度法律的重要而富原创性的工作，并按时将钱寄回英国添进他日增的财产时，他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兴趣、学识、荣耀——深入研究梵文与其他语言，和婆罗门交谈，发掘并翻译古代经文。他将许多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看法带到印度。在频频被征服的印度的文化废墟里，他以身处古典世界之废墟的文艺复兴时代人士自比。

这是来自他于一七八七年在孟加拉快住满四年时，寄回英国给他的资助人斯宾塞伯爵二世的一封日记体长信：“我该拿我在印度的文学研究和什么相比？设想希腊文学只存在于当代希腊，而且只有祭司和哲学家接触得到；又设想他们被哥特人、匈奴、汪达尔人、鞑靼人陆续击败，最后为英国人所征服；然后设想英国国会在雅典设立了一个法院，而有一个好钻研的英国人是法官之一；设想他在那里学习他的同胞无人能懂的希腊文，并且阅读其他欧洲人从未听闻的荷马、品达⑥、柏拉图。把希腊文换成梵文，朱庇特换成婆罗门……那么我就是这个国家里这样的一个人。”

威廉·琼斯赚到的钱比他一心想要的三万英镑还多。他花了将近十一年，积聚了将近五万英镑。想到这笔钱应该会令他欣慰，只是金钱本身并没有让他得到好处。他的妻子带病回到英国。翌年，当他准备在她之后回国时，却不幸辞世，享年四十八岁，葬于加尔各答。

他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最早让印度人知道他们文明有多悠久，有何等价值。那些知识为一百多年后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力量，那些知识传播得非常远。在殖民时期、印度独立之前的特立尼达，那些有关我们文明的知识几乎是我们唯一能依靠的东西：例如，小时候在学校，我们便读到了歌德对威廉·琼斯爵士在一七八九年所译梵文戏剧《沙恭达罗》的评语。

我们何其幸运有机会得到那一点知识！梵文被视为神圣的语言，只有祭司和婆罗门能读梵文文本。威廉·琼斯必须由一位印度教医生来帮他翻译那部戏剧；即使在我们这个世纪，笃信宗教的人也会为这种语言的神圣性而大动肝火。威廉·琼斯翻译那部戏剧之后将近两百年，在已独立的印度，有人问维诺巴·比哈夫⑦——他师法甘地，被某些人视为印度的某种精神上的避雷针——他对《沙恭达罗》有什么看法。这个无所事事的家伙生气地回答：“我从来没读过《沙恭达罗》，也永远都不会读。我学神的语言不是为了拿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自娱的。”

有这种内在破坏性，这部戏剧还能幸存下来，我们对过往的文化还有一些认识，这实在是件奇事。对每一个印度人而言，英国统治印度的时期都充满了暧昧。以我的背景——在威廉·霍华德·罗素带着仆人与帐篷，享有在英军总部集体用膳的权利，以帝国主义的、《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横跨恒河平原二十或二十五年后，从那个人口过多的平原移民他国，以及由于移民，长久以来阻隔我自己之过往的那片黑暗——那段历史对我还有一些特别的暧昧之处。

每当我思索印度的历史，看到（或许带着抑郁症患者，或遥远的殖民地子民的夸张）我们是多么接近文化赤贫的地步，不可思议地发现我们只是误打误撞才得到了那些让人产生自觉与力量的概念——法律、自由及人类广大共同生活的概念——我们只是经由误打误撞才有点可能面对威廉·霍华德·罗素，甚至包括他那些“我的感官对事物外表所得到的印象”，但并非平等地面对——时间无法那样扭转回去——而是要有点自知之明地面对：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犯心神不宁的老毛病。

所以，在思索这段近代历史时，我的反应并不跟拉希德完全一致。我并不知道衰败之前曾经有过盛世，我也没有现成的敌人可以怪罪。成长于遥远的特立尼达，我没有宗族或区域的观念，完全没有住在印度的人能得到的种种支持与保护。就像处于南非印度移民之中的甘地，也出于大致相同的理由，我反而逐渐产生印度人为同类、印度是一家的观念。在不得不接受历史的情况下，我的批评、困惑和哀伤都向内而发，针对的是给予我们极少保护的文明与社会组织。

住在印度的人并没有像我这样的感觉。或许由于身在印度，必须在那里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无法那样感觉或容许自己那样感觉。但是这次在德里，我遇到一个出版家，他的哀伤超过了我。他叫维希瓦·纳特，七十几岁，他的家族已在德里住了四百年。他的家族有一段经历，即大起义期间英国人围攻时，他们不得不抛弃世居的房产，逃难他乡。这只是许多事件之一：身为印度人，维希瓦·纳特的心念会回到比大起义早得多的时代，回到数百年前。

他说：“读印度的历史，我有时会落泪。”

一九三一年甘地发起进占盐场示威时，他十四岁。从那时起，他一直穿印度土布做的衣服。

他说：“甘地把我们组成一个国家。我们像老鼠，他使我们成为人。”

老鼠！

他几乎是按照字面意思讲这些话的。“自从存在于地球上以来，人类这个物种一直想要消灭老鼠，但从来没有成功。即使在纽约也还没有成功。同样，我们一直遭到抑制、受折磨、被征服——但从来没有人能把我们消灭。这就是我们的文明的长处。但是我们怎么过日子呢？就像老鼠一样。”

他厌恶种姓制度：“我们成为奴隶的主要原因。”他还有一项我从来没有的东西：清清楚楚的敌人。婆罗门是敌人——又是他们，而且是在远离南部的反婆罗门政治一千多英里之处。

“在穆罕默德信徒那么多次可怕的入侵期间，婆罗门让这个国家失望了。从头到尾，他们不断念他们的祈祷文，他们的‘哈凡’：‘神会保护我们。’”

和他的手织土布与民族主义、历史意识、他对甘地的尊敬同时存在的是——似乎有矛盾——对宗教的排斥。这种混合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激情，而维希瓦·纳特的激情展现在几本他主编的以四种语言发行的杂志上。他的妇女杂志特别成功。《妇女时代》是以英文发行的双周刊。它在十五年前创刊，抢走了几份较老的英文妇女杂志的市场。它目前的销量约为十二万本，是最畅销的英文妇女杂志。维希瓦·纳特认为他可以把销量提升到五十万本。

我想我从来没有看过印度的妇女杂志，我不认为它们有什么大不了。我知道这类杂志，知道其中几本的名称。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印度它们会有一段独特的演变历史。一旦有了这个概念，我便明白，在一个仍然如此仪式化，有这么多教规与家法，大部分婚姻是由媒妁安排，冒险的机会与需要并不大的社会里，这是必然的。

我在孟买即听说过《妇女时代》。在人们口中，它的成功非比寻常。但是我碰到的人对杂志本身却瞧不上眼。它被认为粗俗而且落伍——虽然我后来在德里倒见识了主编破除传统与改革的使命感。这本杂志的非凡之处在于它找到了新的职业女性读者群。将难得的卢比花在一本英文杂志上的读者可能会被认为拥有社会与文化抱负，但是《妇女时代》的读者却并非如此，这是她们的一个奇特之处。这些读者对她们老旧、封闭的世界感到满足。

一本被《妇女时代》抢走市场的竞争杂志的主编说：“《妇女时代》幼稚透顶。它是印度第一本迎合这个新读者群的妇女杂志。”

她怎么界定这个新的读者群？

“她们现在有一点闲钱，拥抱消费主义。她们受过一点教育，但这教育受限于她们的传统思想及她们家族的旧信仰——一种非教育，一种学舌教育。”

孟买旅馆的书店根本不卖《妇女时代》。那个女店员表明了她压根儿不喜欢被问到这本杂志。我从人行道上的杂志摊贩处买了一本。我对它的第一印象是索然无味。要不是正在找它，我可能不会看到摆在那杂志摊上的它。它制作得很好，但不显眼，在上光的新闻纸封面上有个不吸引人的年轻妇女的脸庞：仔细化过妆但不具挑逗性，女人眼中的女人。而且要是不知道这本杂志的名声，翻阅过内页之后，我几乎记不住任何东西。

主要的文章有六页长，附有摆拍的彩色照片，谈的是关于“相亲”的话题。这是在一桩家庭安排的婚姻最终于敲定之前，男方家庭一伙人造访女方的习俗。阿修克——我在加尔各答认识的公司经理——就因为自己相亲的经验令他觉得十分难堪，决定不再做那种事。他自己追女朋友，自己求婚，不让他的家人插手。阿修克可以那样做，他可以照料自己。《妇女时代》的读者没几个有那样的条件，而且《妇女时代》对相亲的习俗有相当不同的态度。大部分婚姻是别人安排的，那篇文章的作者说。既然情况如此，那么相亲便是把女孩介绍给男孩的最好的方式，它也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么让人没有尊严。

事实上，那篇文章是一篇建议，把处理这种场合的最佳方式提供给女孩及其家人。作者说，首先，如果在相亲仪式后男孩说不，女孩不应觉得自己被拒绝了。那可能只是因为男孩家人的“要求”——钱财要求——对女孩家人而言太多了。为避免这种误会，女孩双亲务必先查清楚男孩及其家庭，再邀请对方来相亲。女孩双亲应该去看男孩几次。该文作者给女孩双亲的一个指点是，当他们到了男方家里时，要看看仆人、小孩及宠物是否喜欢那个男孩。

就相亲这场合本身而言，女孩不应搽太多脂粉或戴太多珠宝。她不应该说大话，办不到的事就别说办得到。她的父母也不应该装得比实际有钱。作者说，有些家庭甚至借家具来撑场面。接着是尊严问题。在这种场合下，女孩和她家人是有所求的一方，他们必须赢得男孩及其家人的好感。但是：“女孩父母的举止措辞不应该曲意讨好或卑躬屈膝。”说得容易，但在别人来相亲的情况下，女孩家人如何保有他们的尊严？作者提出一个建议。“有些家庭坚持女孩要碰触来看她的每一个男孩及其父母的脚。这个做法令人叹息，有违基本的人性尊严，因此最好避免。”

不过，这套做法仍有其不公平之处。该文引述了一个女孩的抱怨：“为什么男孩不能好好梳洗过，带着刮胡水的气味，手上拿着学历证书、职业证照等等低着头坐在他的客厅里？”对这个抱怨，该文未作答复，只说：要是哪个女孩不想自己物色丈夫——“相信我，在我们的社会这是很难做到的事”——那么人家要来相亲，她就必须将就。“如果男方家人装腔作势，举止高傲，那也情有可原，因为这是传统与数千年社会行为所造成的。”

后来，在德里见过维希瓦·纳特之后，我可以从最后那个句子中看出他的激情及反传统主张的蛛丝马迹。若不了解这一点，那句话的用意只会显得食古不化，只是把旧习俗当作熟悉的最好的东西加以接纳。接着，站在那种明说或暗示的接纳立场（有时带有不接受就算了的意味），该文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家中见过世面的人都想得到的指点。相亲的场合衣着要端庄，言语要谨慎；对男方家人在问题中设下的圈套要当心；对上了年纪的男方家人要恭敬，对小孩要亲切。

指点，最简单的那一类指点——这显然支配了这份杂志的方针，这显然是这份杂志所满足的需求。相亲这类习俗可能是旧的，但它们所存在的世界却是新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这本杂志的读者仿佛几乎要从零开始。

《个人卫生》是该杂志同一期刊登的一篇长文。随文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女孩弯身在水槽上泼水洗脸，文章提供的是最基本的建议。文章开头有那么一丝漠视宗教的意味，但你必须先了解状况才看得出来。“当今，不用说，一个人敬不敬神已经不是那么严重的事，就像我们有许多人并不把洁净与个人卫生奉为宗教这件事也不是那么严重一样。”这说得累赘，甚至不清不楚，不过该文的重点是清楚而简单的卫生课题。

“身体弄脏了没有害处，只有当我们喜欢保持肮脏时才会产生问题……保持我们身体及周遭环境干净整洁的重要性无须再加以强调，其直接结果是健康、心境平和与快乐。”打理得干净、“不邋遢”可以避免感染，也就不必花那么多钱看医生、吃药：因此，这可以减少一部分财务问题。

然后，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没有忽略掉任何环节，作者为读者一一讲解印度境内的个人卫生问题。“周遭环境的整洁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整洁”——一个委婉的字眼。“周遭环境”——一个奇怪的用词，不过，“房屋”或“公寓”显然并不能涵盖所有人的居住空间。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这篇文章所针对的读者并非都有好的生活条件。这篇文章的某些读者生活应该非常拮据，仅过得去而已。

水很重要，这篇文章说，应该有足够的用水。印度是个炎热的国家，每天需要洗一两次澡，“还要彻底刷洗，使用肥皂和温水，用力但柔和地刷”。清洗身体之后是洗衣服。“衣服一旦沾了汗水就应该尽快洗过后再穿……内衣裤的洁净极其重要，因为它们是贴着皮肤穿的，如果不换洗，可能造成皮肤过敏或更严重的问题。”和正文末页相对的是杀虱剂的全页广告。女儿拥抱着母亲，两人都对着镜头笑。“她的问题都包在我身上……她的虱子问题我都托付给美敌克。”（虱子！难怪当我向旅馆书店的年轻女子要《妇女时代》时，她做了一个奇怪的表情。）

简单的指示——你若是局外人，便会觉得乏味。而小说故事——这一期共有五篇——就像寓言一样。一个胖女人随着被外派的先生到了韩国。她对旅馆的饮食很不放心。她想象羊肉其实是狗肉，面条是蠕虫。她吃了两个月的沙拉、酸奶和一点米饭。她瘦了，变了一个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富有的年轻印度商人回印度找新娘，人们期望他娶的奢华女子令他退避三舍，他挑中的反倒是奢华女孩出身卑微、父母双亡的表妹，后者以用人身份住在她家里。在另一个故事里，一个有钱男子的太太试图把她贫穷的姨妈藏起来，这个姨妈的纯良彻底感动了那个丈夫。纯良——这是《妇女时代》这些故事里大部分人所具备的。杂志内还提到阅读浪漫小说的女性，特别是由米尔斯与布恩公司所出版的英文小说。但在这些故事中，重要的是家庭之爱而不是男女之爱。

家庭之爱、针对枯燥问题提供对策的文章、宝洁公司的杀虱剂广告、抗菌乳膏广告、热水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引人遐思、令人渴望。谁料得到，这是最畅销的妇女杂志的点子？

古尔香·尤英是印度最有名的妇女杂志的主编之一。她在一九六六年成为《夏娃周刊》的主编，在七十年代晚期把该杂志办得有声有色。

在孟买的一席晚餐中随兴谈到《妇女时代》现象时——那时她（或我）还不知道我后来会对妇女杂志大感兴趣——尤英夫人描述印度妇女杂志必须争取的新读者是哪一类人。这个读者是职业女性。她早早起床，照料家人，打发他们去上学、上班，接着自己也出门工作去——或许是在公司行号上班。五点半她离开办公室，在前往公车站或火车站的路上买了做晚餐的蔬菜，然后在回家途中把菜切好。

这个在坐火车回家途中把蔬菜切好的情节吸引了我。但我只需搭一两次郊区火车就会了解，在孟买，这个情节不过是异想天开，是一幅田园式的幻景，那一两次经验就让我明白郊区火车有多拥挤，职业女性必须奋战——拼尽全力——才上得了车，遑论在火车上切菜。后来我在《妇女时代》上读到一篇故事，通篇写的是一个女孩在抢搭一班郊区火车的推挤中和她姐姐失散的情节。

几天之后我到尤英夫人的办公室拜访她时，她承认那是想象。她说，她只是想形容印度城市里职业女性的处境。我或许会认为她只是在做个风趣的描述，但是职业女性的生活可一点都不有趣。

“我们和这些人及她们的朋友谈过。我们得到了一些反馈。职业女性通常五点左右天一亮就起床，装满当天要用的水。我们大部分住家不是二十四小时有自来水的。清晨有水，然后一整天停水，到晚上又供应一个钟头或不到两个钟头。这是下层中产阶级地区的情况。所以，一起床，她就在找得到的盆和桶里装满水。然后她做早晨的家事，给丈夫和孩子准备了茶、早餐等等之后就为他们装午饭。这些事主要由她动手。然后她自己出门上班去，通常要在拥挤的火车上坐上一大段路。她难得有位子坐。”

“她丈夫做什么工作？”

“职员啦，银行雇员啦，或是工厂的中阶职位，薪水大约一千到一千五百卢比。太太的工作可以赚六百至一千卢比不等。”

“听起来很辛苦。”

“非常辛苦，一点意思都没有。她一整天没和孩子在一起。她五点半或六点下班，可能要先搭公交车到火车站，或者——这更折磨人——可能必须全程坐公交车回家。有时排队等公交车的队伍会有一英里长。路过时，我经常纳闷她们究竟何时才坐得上车。前往公车站或火车站之前，她会先买蔬菜或任何她需要的东西。蔬菜就装在她小小的“提拉”——手提袋——里。

“她终于回到家了。在自己喝杯茶之前，她必须先端一杯给她的丈夫大人，那个老爷可能已经跷着二郎腿坐在电视机前了。尽管收入很低，他们十家当中有九家拥有电视。接着是晚餐。接着看孩子做一点家庭作业——如果她懂得怎么做的话。她的一天结束得很晚。她得洗碗盘，然后又要烦恼水的问题。”

“她们是如何撑下去的呢？”

“这是她们的命，她们的命运。她们相信命该如此。我不见得是在描述《夏娃周刊》和《妇女时代》的读者。我只是在表明，生活中有这么多苦差事的这类妇女会是多么难过。”

处于这种境地的妇女需要特殊的杂志。照着欧美杂志依样画葫芦可不管用，强调女性魅力的倾向也可能会弹错了调。

尤英夫人说：“《夏娃周刊》的基本读者——可能是秘书——和《妇女时代》读者的唯一差别是语言。《妇女时代》使用较简单的语言，生怕用了什么女人搞不懂的话。几天前我听到一个解释《妇女时代》为何成功的精彩说法。阅读《妇女时代》的妇女事实上对杂志感到畏怯。她们宁可拿起像《妇女时代》这种不会令她们感到不自在的杂志。但是我乐观地认为那种反动的妇女报刊将会消失。当我们，”她指的是《夏娃周刊》，“写到相亲的题目时，我们激愤难平。而且我们告诉那些妇女，告诉那些女孩，她不必经历这种事。不过必须要有足够的教育程度让她在日后某个阶段能经济独立，她才有办法反抗。”

这正是重点：对于一个来自那种背景，具备那样的教育程度，生活在那些“周遭环境”里的女孩或妇女，反抗的念头根本连想也别想。《妇女时代》是针对那些妇女出版的。因此，这本当初在我看来那么不具特色、枯燥乏味的杂志开始显得更有内容，开始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印度，一个我原本不容易认识的印度城市社会的全新部分。

独立前印度并没有妇女杂志。中产阶级的印度妇女阅读两本受欢迎的英国杂志《妇女周刊》及《妇女自家天地》。英国人走后，这些杂志便买不到了。即便是中产阶级的印度妇女也会觉得从印度订阅它们太贵了。告诉我这件事的是南迪尼·拉克希曼，一个专跑媒体与广告新闻的记者。我从她那里得知了印度妇女杂志的简短历史。

“当《印度时报》这份英国报被印度人接收后，他们开始发行《费米娜》。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最初几期带有英国余风。主编是位帕西⑧女士。在那年头，当模特在印度并不被认为是个好职业。因此在《费米娜》里，你可以看到许多外国人穿印度服装摆姿势的照片。担任模特的印度妇女来自富裕的印度家庭，不怎么受到习俗和传统规范的束缚。很不幸，过了几年，这位首任主编自杀了。没有人知道原因。那时她应该接近五十岁。然后破天荒地由印度人当了主编。

“《费米娜》那时想争取更多妇女读者，因此他们开办了这个印度小姐选拔。他们在全国——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德里等主要城市——举办选美，获胜者再参与印度小姐选拔。那不只是中产阶级的活动——那可是社交界的一件盛事：富裕的，有钱的，有权的，经常出席社交聚会的人士都参加了。选拔活动让人感到了一些身处上流社会的派头。刚开始，并没有很多女孩参加，因为选美还被认为有失身份，即使对许多自以为有派头的人也一样——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赢。我想那是因为害怕落选。还有，被选上的印度小姐必须参加环球小姐选拔。届时她们必须在一个项目里穿泳装走伸展台，这将会震惊全印度。所以在早期，只有帕西女孩和基督教女孩当选印度小姐。但是，尽管中产阶级印度妇女无法参加，她们开始朝那目标而去。对她们而言那是件新鲜事——那份魅力、那种形象。她们为之震惊，同时也感到着迷。

“《夏娃周刊》大约在这时候出现了，他们也开始办选美活动。当时两份刊物的发行量应当是一万五千份左右。过了很久，他们开始刊载有关如何披莎丽、如何打扮的文章。一开始这样做的是《费米娜》的一个男性主编。我想他对妇女的希冀有比较开放的看法。

“那时还没有很多职业女性。杂志刊登着像《战争寡妇的经验》，或在印度国土分裂时失去丈夫者的经验这类故事。

“印度妇女杂志的创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于教育程度和自我意识的提升，读者增加了，市场也扩大了。《费米娜》在七十年代末达到了九万份的销量，《夏娃周刊》也是。当今表现最杰出的《妇女时代》创刊于一九七三年，随着《妇女时代》的崛起，《费米娜》的销量下跌——跌到今天的六万五千份。现在有一份新杂志《精明》，它是和《妇女时代》正好相反的刊物。《精明》办了三年，已经有了五万份销量。它是月刊。《费米娜》是给年纪较大的妇女看的。《精明》的对象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十八到三十岁的妇女。

“《精明》是一份八卦杂志。它每期都有一篇封面故事，一篇关于某个名女人的专题报道。她被称为‘本月《精明》女人’。她一定离了婚，闹绯闻，或被丈夫殴打，或为了某人而抛夫弃子，或丈夫为了别人而离开她，要不然就是她有婚外情。而且到最后她一定是胜利者。她有办法鱼与熊掌兼得。每个月都有这种女人。《精明》女人相当有名，但也不尽然。假设我有骇人的生活经验，如果我什么都敢，什么都能抖出来，那么《精明》就会把我塑造成女主角。他们为这种故事找到了一个市场：我想他们做过一些调查。印度妇女可能不会承认她读《精明》，但她还是会读它。《精明》是针对城市地区的，《费米娜》和《妇女时代》则在小城镇还看得到，像纳西克或那格普尔。《精明》在两三个月前刊登了有关强奸的文章，还附有照片，妇女组织说那种做法太张狂了。法院下了强制命令，让他们收回所有的杂志。”

我们谈着《妇女时代》。我把古尔香·尤英关于《妇女时代》所吸引的职业女性的话告诉给南迪尼。

她说：“那有点把《妇女时代》的读者浪漫化了。那是精英分子说的话。”南迪尼自己才脱离传统或小镇生活一两代。“我每天上班要坐两趟公交车、一趟火车。我起得很早。但是我不看《妇女时代》。我在家做饭，又要上班，但我不觉得单调辛苦。那是高高在上的论调。说这话的人恐怕有一大堆仆人供她使唤。”

南迪尼并不认为《妇女时代》对职业女性有吸引力。“它的对象是传统中产阶级家庭妇女。我不是指文盲。只有那本杂志每期都刊登五篇小说——虚构的。那些故事千篇一律：他们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丈夫回到了妻子身边。《妇女时代》对妇女的看法很偏颇。女人不会做错事，她一定是好人。她可能是个祖母、妻子或婆婆，但她一定是好人。即使丈夫是个酒鬼，在故事里，好心的妻子会帮他把酒戒掉。对杂志而言，先生为什么酗酒可能无关紧要。他们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那些情境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读者可以明了每一个情境。在五十年代，《费米娜》和《夏娃周刊》里的故事应当是离生活很遥远的。”

我说《妇女时代》的故事在我看来似乎是寓言，很难称得上小说。

南迪尼说：“它们写得很差。我不了解，尽管有这么差的文笔和包装，这本杂志还是有这么大的读者群。”

杂志是不是提供了什么指引？妇女阅读这份杂志是不是为了简单、基本的建议？

“那些小说的用意是娱乐。读者觉得小说里的情境可能发生在她们身上。婆媳问题。或是男孩出国留学，他在印度和一个女孩定了亲，或娶了她，然后他在国外爱上了别人，但最后他回到妻子身边，从此他们便过着快乐的生活。《妇女时代》不碰触社会问题。他们处理个人的处境。编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我们谈到那篇关于“相亲”的文章。它引起了某种程度的反感。许多人谈论它，从刊物的角度来看，它可算是达到目的了。

南迪尼说：“我会谴责相亲的做法，但他们不会。他们的文章有一个副标题，‘正面看这种习俗’。而且他们刊登像这样的照片。”

一张摆拍出的彩色照片占了文章第一页的上半篇幅，照片中一个女孩用茶盘端茶给来相亲的一伙人。照片里的房间狭小拥挤（或许是一间十平方英尺的标准印度房间），家具之间几乎没有空间。家具包括：搭配的三件式“组合沙发”、一张咖啡桌，以及一张小几，上有一个大台灯及种在一个陶盆里的金盏菊。来访者当中的四个人坐在沙发上，两个女访客直瞪着端茶盘站着的女孩，女孩身穿新莎丽，头发刚做过，用一种可怜的表情看着镜头。

南迪尼并没有我这种局外人的观点。她看不出照片有什么好笑的地方，她彻底为那年轻女孩感到难过。“太可怕了。在文章最后他们说男孩和女孩见个面是好事——他们不说那是必需的——而照片中男孩和女孩隔桌对坐，却都不看对方，也不说话。一个小标题是‘恭敬而诚挚’。”她把那篇文章读出声，“男孩的姐姐与侄儿都应该友善慈爱以待。”她所读的内容令她气恼。她说：“如果一大群人来看你，你不必像是在展示自己，也不必像是在等着卖自己。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想采取自由主义的方式，但是它将这习俗合理化的论调十分强而有力，因而使那种自由主义的方式失效了。他们的诉求对象不是新女性，他们的诉求对象是传统妇女。

“我妹妹教育程度不低，但她的婚事是经人介绍的。她从来没谈过恋爱，有些人来提了亲。我的父母问她的意思。她没有做那样的展示，只是见了那男孩，一个商船船长。他们彼此有意。”

“如果《妇女时代》的读者必须经历像相亲这样的事，她们会觉得痛苦吗？”

“她们已经被灌输不得不忍受这些事情。有些妇女确实觉得那是折磨，但是她们必须熬过去。不管一个妇女受过多高的教育或多么有钱，你会听到她说，‘我终究会想结婚生子’。但是也有妇女喜欢《精明》杂志。现在有这两个读者群，这两份刊物把《费米娜》及《夏娃周刊》远远抛在后面。

“谈到广告，你会在《妇女时代》和《费米娜》里看到烹饪材料和某些化妆品。但你找不到两百毫升要价五十卢比的冬季皮肤保养乳液的广告。那样的东西会在《精明》做广告。在印度卖东西可不容易，需要做些调查才行。”

我在旅途中偶尔会买一本《妇女时代》，而我日渐佩服它在新闻报导与社会服务上的贡献。我觉得它的成功得之无愧。我认为它的优点在于古尔香·尤英曾提到的一点：它没有吓到它的读者。

这是杂志故事中一再出现的主题：某个女子——通常是刚进门的新娘——发现她不应该对穷夫家感到那么没面子。《妇女时代》从来不会让它的读者感到没面子。它的故事、食谱、室内照（譬如那篇相亲文章附照中的拥挤小房间）是读者在生活环境中所熟悉的；它不曾超越那些环境。或许那种有认可的熟悉感本身就是一种魅力；或许那群妇女不曾在其他任何媒体——电影或电视上——找到那种充满认可的熟悉感。

有了那种认可，就一定令人放心。我们可以说，让读者放心是《妇女时代》的基调。故事（主题通常和亲情有关）中的人物到头来总是比他们看起来更好或更有人性。提供指导或建议的文章也同样令人安心。没有任何事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妇女时代》会告诉你有关拜访别人的所有规矩：不要事先不通知，不要让你的孩子碰人家的东西，不要让他们穿着沾泥的鞋子在主人的沙发及软垫上蹦跳。在另一期里，《妇女时代》——可以说是反客为主——会告诉你如何应付不速之客：“你可以很得体地暗示，但别在他们刚到时就马上这么说，而是等他们待了一阵子才说：‘要是知道你要过来，我会给你更好的招待，也会调整我的计划。’除非访客非常迟钝，否则这应该足以让他们明白你的意思。”

《妇女时代》会告诉你怎么写信：不要使用弄皱或沾了油的纸张，不要从你女儿的练习簿上撕一页下来写，不要口气大，不要只写自己，不要把邮票贴得整个信封都是。这杂志甚至会告诉你看电影的规矩：不要携带食物，不要对情节发表意见，孩子哭起来时不要抱着他在走道上走来走去。

不需要这一类建议的人就用不着《妇女时代》，而需要这种建议的人绝不会被指摘或嘲笑。他们绝不会把错归到读者身上。那是别人的错，读者可能已经见过的错误，总是有什么故事或寓言可以委婉提出纠正。《妇女时代》邀请它的读者到一个特殊的、共享的世界。它的编辑态度是关怀，几乎是爱。

当我认识了它的主编维希瓦·纳特之后，我发觉这态度大致反映了他所怀抱的使命。

他七十二岁，仍然几乎一手掌握他的印刷与出版业。他身材中等，神采奕奕，没有明显的赘肉，身穿白色长裤与短袖衬衫，衬衫是印度手织土布，但要不是他告诉我，我不会知道。他的一身看来很清爽，随时就可办事。

他予人一种不习惯谈论自己的印象。他没有个人逸事，也不会拿自己的经验当作示范。他还会关心世事；他仍然热衷于一些想法；他全心投入工作，这使他的眼光向外看得很远。他很喜欢办杂志这个念头，他喜爱和印刷有关的一切事情。他对设在一楼的新海德堡印刷机感到自豪。同时，由于他对印刷的喜爱，他在楼上一个铁槛隔间里保存了一盘盘、一箱箱的旧活版铅字，有印地语的也有英语的。

他的家族起初于一九一一年在德里开设了一家印刷厂，所以在印刷业里，他算是有点家传背景。就像其他行业里的印度人，看起来在独立之后绽放的才华是在先前一两代逐渐成熟的。他的家族在德里住了四百年，但他最远只能追溯到他的曾祖父。一九一六年他在曾祖父家里出生，一直在那里住到一九三四年。这位曾祖父出生于大起义前不久，或许是一八五四年，就是他传下了他们家在一八五七年英军围攻德里时弃家而逃的故事。

关于这位祖先有一项较明确的记录。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曾受雇于英国辞典编纂者费伦博士。费伦博士当时正在编一部印地语、乌尔都语、英语三语辞典，而维希瓦·纳特的这位祖先曾和费伦博士一起到北印度各地，记录他们听到的单字和词组。

维希瓦·纳特的办公室里，就在他背后，有一个从橱柜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玻璃门书柜。费伦博士的《辞典》——重新装订过了——就在那个书柜的一个架子上。它有一千二百页的篇幅，每页将近四开大小，十英寸长七英寸宽：《印度斯坦文英文新辞典，附印度斯坦文学与民间传说引例》，S.W.费伦博士编，一八七九年由伦敦Trubner & Co.及巴纳拉斯E.J.Lazarus & Co.出版。每一个词条都以三种语言、三种字体列出，印地语或乌尔都语的发音都以英语的近似音表示。

所以，在威廉·霍华德·罗素印度之旅才二十年后，又有了这另一个英国人的旅程，行经某些相同的地区，又有了这不可能充分得到报酬的另一项大工程。在费伦博士的序里，他向维希瓦·纳特这位学者型祖先致谢，他是“德里的塔库尔·达斯导师”。

事实上，塔库尔·达斯在大约三十年后向费伦博士买下了《辞典》的版权。他想要重印这部辞典。这是他在一九一一年买下一家印刷厂的原因之一。如维希瓦·纳特所说，那一年国王乔治五世登基，那一年英治印度的首都也迁离加尔各答，新德里的基础同时奠立了起来。但是塔库尔·达斯并没有重印那本《辞典》，他几乎才买下印刷厂就死了。于是维希瓦·纳特的祖父必须照料那家印刷厂的成立事宜和商务运作。排印《辞典》一定是一件极其费力的工作，而且会血本无归。维希瓦·纳特说：“每一个字母，包括印地字母、英文字母及乌尔都字母，都必须用手排版。印刷厂只好靠别的工作来维持下去。”排印《辞典》的事被搁置一旁，目前他们家族只剩维希瓦·纳特办公室玻璃书柜中的那一本。

维希瓦·纳特说：“现在它已经过了版权期限，据说，有人出版了影印本。”

维希瓦·纳特的祖父在一九一七年流行性感冒时疫中去世。就在那时，他父亲和叔公接管了印刷厂。他们是个正统印度教家族。“一个大家族，大家住在一起，一起工作。”但是家族里有摩擦。“家族内有分裂。到一九三九年，印刷厂几乎结束营业了。我想在那家印刷厂工作，但是我看到他们总是吵来吵去。所以我自己出来，拿到了会计师执照，不过我从来没有执过业。我重新开了一家印刷厂——靠我自己，没有靠其他家人。那时我二十二岁。”

我问他当时的德里是什么样的。

“很悠闲自在，在战前。一年当中有六个月这座城市都在睡觉。印度政府过去从四月到九月会迁往西姆拉——去避暑。新德里几乎成了空城。每个人都放轻松，白天睡觉，悠闲地做事。”

政治呢？甘地呢？

“我在一九三○年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他当时十四岁。“我想进监狱，但我尚未成年。他们不会逮捕我。那是在进占盐场示威期间。甘地很有招数，我称之为招数。进占盐场是个招数，但那是必要的。我们没有武器。他下乡去村里，到处唤醒群众。进占盐场示威确实鼓动起了整个国家。我记得甘地抵达丹地海边的那一天，那时我们在德里街上用咸井水制盐。我们说，‘我们粉碎了盐法’。从制盐那天我开始穿‘卡迪’，就是手织土布。到今天还是。

“进占盐场示威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有游行。那是德里及北印度各处的妇女第一次走到屋外，走出闺房。我有一些亲戚被逮捕了。我叔叔坐了六个月的牢；他后来在尼赫鲁政府里当部长。”

也是在那时候，“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他开始有了从事出版业的念头。他喜欢阅读，把所有的零用钱都花在书报杂志上。

“我常往出版社跑，用手排铅字，只是为了好玩。我父亲喜欢搞印刷，我也很喜欢搞印刷。我十一岁读八年级时便决定要出版杂志。”

我觉得他说出了我的情况。在殖民时代的特立尼达，在差不多同样的年纪，我产生了——大抵上是经由当记者的父亲——一种对印刷、字母形状及不同字体铅字的喜爱，一种对手稿排版后文字之转变方式的惊奇。出于对那种过程的喜爱，我决定成为作家，至于要写什么，我或许不像维希瓦·纳特——在三十年代印度的动荡不安中——对他要出版的杂志那么有概念。

我们谈了一阵印刷。我问他印地语的铅字字体，我非常喜欢它们。它们看起来有力、优雅而合乎逻辑，同时也能真实表现书写的形态。我问维希瓦·纳特，他是否知道是谁设计了最早的印地语铅字字体。我认为那个设计者是印度人并很有把握，显然我错了。

“草图从印度被送到英国。天城文，”即从梵文衍生出来的印地文字体，“是在那里刻的。我们使用的所有铅字——用来印费伦的《辞典》，用来印所有的东西——都从英国进口。我们从英国进口天城文铅字，一直到二十年代印度境内成立铅字铸造厂为止。我们用的纸是进口的，机器是进口的，油墨是进口的。直到甘地发动了国货运动——使用印度制货品的运动，才有在印度生产东西的尝试。”

不过必须承认，这当中有帝国主义的一面。“事实上，这应该大大归功于那些英国官兵及学者，他们深入我们的文学传统，翻译婆罗门不想让他们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人知道的经典。”婆罗门的这一点是维希瓦·纳特无法释怀的事；这仍会令他悲痛，仍会刺激他。不过，他也总是有他专业的一面。他以印刷业者的热切谈着印地文铅字。

“梵文字体本质上是一种手写字体。它的字母中有上升线，有下伸线，有些字母左弯右拐，还有许多缩写体。要把这些字体制成活铅字实在是件不简单的工作。英文里有二十六个字母，有大小写两种字形。印刷厂里真的有两盘铅字，一盘是大写字母，一盘是小写字母。排印地文时你要用上四盘铅字。”有一盘缩写体，有一盘半字母，有一盘元音标记。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图，然后说：“不。需要五六盘铅字。”

他在和办公室相隔两个房间——在这向晚时分空荡荡的，桌上已经收拾干净，许多椅子也空着——的地方存放着旧铅字盘。他拉出几盘，让我看铅字：线条仍然完整清楚，活铅字的边缘磨损了，闪闪发亮。从这个顶楼的一个走廊，你可以往下看到一楼的海德堡印刷机，以及一叠叠印好的纸张。那里有一股油墨气味和暖热的纸味。

穿着白色的手织土布衣裤精神奕奕地穿过空荡的房间，他是——尽管没有雇员的尊敬来表明他的地位——这家印刷厂的所有人，对它的一切了如指掌，因为是他把它安排成这样的。

当我们回到他的大办公室——大桌子、褐色丝绒布面的转椅、矗立到天花板的玻璃门书柜、柜里的书、他出版的杂志的存档本、橱柜上的黑色湿婆雕像、一本老旧的美国《时尚》杂志——他谈起历史及他反婆罗门的执念。

“我年轻时，自由运动正值高峰。我们当了几百年奴隶。独立运动开始时，我们必须有些鼓舞自己的东西，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像英国人所说的那么糟。为了维护自尊，我们开始认为我们有非常古老的文明——当然，这样说有几分真实性。但是它自然也有它的弱点，而就是这些弱点使我们做了这么久的奴隶。

“一九三九年我开设自己的印刷厂时——过后不久我也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我开始读我们的古经文。我想亲自看看我们的文明究竟有多伟大或多崇高。当我细读我们的古代文学时，发现其中缺少了极其重要的东西。我越是研究经文，心思就越是不平静——于是就想到了这东西。”这东西就是：他的杂志的改革派色彩。

“印度宗教是信仰的混合物，混合了五百种宗教或信仰。我们从一开始就有改革运动。从文明刚出现时，我们就有反对正统宗教的改革派运动。结果是每一个改革运动都衰退成一个教派——林伽派⑨、雅利安社，无一不是。佛陀造反，耆那教的创立者摩柯毗罗造反，锡克教的创立者圣人那纳克师尊造反。不胜枚举。他们造反，堕落成教派，然后变得和先前正统的人一样正统。所以我没有穿上那些橘黄色长袍，到处参加那些研讨会，或向群众传教。我出版我的杂志。”

他的第一本杂志《商队》以英文发行，创刊于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五年他创办印地语的妇女杂志《莎丽塔》。两本杂志都有约一万五千本的销量。

“那在当时是很可观的销量。我曾发表一篇文章说闲逛的牛应该加以扑杀，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上街游行，整个城市到处都是海报。那是在一九五○年前后。”

但是《妇女时代》里并没有多少造反的倾向。人们甚至认为那是一份保守的杂志。

他说：“造反的倾向不在《妇女时代》里，而在我们的印地文杂志《莎丽塔》里，后者的销量是《妇女时代》的三倍。《妇女时代》比较偏重社会事务。它是教育性的，教导妇女那些没有人会告诉她们的简单事。”

这个偏重社会事务的说法倒跟南迪尼有出入。她说过那本杂志处理的是个人情况而非社会问题。他们不同的字词使用方式来自其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假设与不同的教育程度。而且维希瓦·纳特对造反有他自己的看法。

“在《莎丽塔》里，我们铆足劲反对信仰男女诸神，甚至反对信仰上帝本身。上个月我们在《妇女时代》上刊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祈祷导致自私与奉承》。”

他从书架取出一本存档杂志，让我看那篇文章。我想只有《妇女时代》能使用这么严厉的标题。不过那个标题倒大致准确地说明了文章内容，该文抨击所有宗教之信众所做的祈祷。文中充满维希瓦·纳特对印度历史的愤慨。该文说，在上帝面前贬低自己的人也会在专制统治者面前贬抑自己。这种带着历史评判并且提及专制统治者的写法似乎是要去除当代场景，给这篇文章一种年代久远的韵味，而这文章——其激情与大胆，还有附刊的当代照片——结果却出乎意料地不具攻击性，其批判对象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那些想和上帝签订合约的蠢人。

他是个信教的人吗？我认为只有信教的人才会对宗教如此难以释怀，只有真正倾心于印度教的人才会在艰涩、玄奥的印度教经文上花这么多时间。我想起在圣蒂尼克坦的齐达南达·达斯·古帕塔：不信神的齐达南达在半退休的状态下有一股读奥义书的“重拾的兴趣”，而且，只比维希瓦·纳特年轻几岁的他在其中找到了最高的精神层次，觉得很有益。

维希瓦·纳特说：“我根本不信教。”对奥义书的看法？“文字游戏，奥义书只是个文字游戏。灵魂啦，梵天啦，通篇都是在证明灵魂是梵天的一部分，而梵天就是灵魂。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有的说半是半非。印度教哲学家一辈子就在小事上辩来辩去。”

他办公室里的起舞湿婆雕像只是装饰性的艺术品，不是有灵力的宗教圣像。

“我觉得宗教是人类最大的祸根。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比它杀死更多人，摧毁更多财产。即使在今天也是一样——北爱尔兰、中东。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全都在印度境内打来打去。最老的行业不是卖淫，而是当祭司。”

然而，尽管有这种破除迷信的心态，维希瓦·纳特却也有可说是正好相反的另一面：对家庭的关注。在印度，这种关注犹然等于想要保存旧社会体制的愿望。而且，就像破除迷信之念一样，它或许来自某种个人的需求。《妇女时代》充分呈现了这种不是真正矛盾的矛盾。

维希瓦·纳特说：“家庭是文明的关键。我强调的是家庭应该予以加强，而不是摧毁。妇女解放运动害许多家庭瓦解了。”

他认为自己不仅是甘地与独立所造就的，也是他家族的历史所造就的。或许，由于他家族的历史、大起义时德里被围城并被劫掠的家族故事，也由于他阅读了印度历史及那些令他哭泣的异族入侵与残酷事件、穆斯林入侵者对北印度的宏伟印度教寺庙的掠夺与破坏：或许，他心中怀着年轻人——他们只把他看成保守分子——所没有的对混乱的恐惧。

他创办《妇女时代》——其名称就是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大声驳斥——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捍卫家庭的神圣性。而且这样的刊物还得以英文发行。

“我必须把讯息传递给不会读印地语的妇女。读英文、说英语的人控制了这个国家。整个女性主义妇女解放运动是由说英语的人领导的。你不会常在印地语或印度其他语言中读到它。”

南迪尼曾针对《妇女时代》说过：“编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句话暗示，在印度专业且竞争激烈的杂志界，经营杂志的人做过某种“研究”，就像人们说的《精明》杂志曾做过的那种研究。但我觉得维希瓦·纳特是凭直觉做事的，不管多少研究都无法找到他成功的法门。

别人无法套用《妇女时代》的法门，因为主编的个性含有许多暧昧而无法模仿的因素：历史引起的哀伤、破除迷信的态度、对再度面临混乱局面的恐惧、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手织土布、对印刷的至高的喜爱——它承袭自他的祖先，后者在大起义不到二十年之后即参与费伦博士《辞典》的编纂，把一种新学应用到他所熟知的印度日常生活上。

在印度独立之后刚刚有妇女杂志时，这种杂志（如南迪尼所说）是模仿外国的东西，以上层少数人为诉求对象。如今《妇女时代》呈现的是阶层低了很多的纯印度社会，它教导并安抚刚露面的妇女——生活中充满仪式与既定关系，而且不想反抗或梦想的妇女——并让她们知道严厉而真实之世界的微妙转变。

这套法子不能模仿或转移。维希瓦·纳特自己就曾试图把《妇女时代》的方法用到一本综合性杂志《活着》上。《活着》找不到读者群。在封闭的妇女世界里言之成理的东西，换到这本综合性杂志里却变得只有猎奇而没有实质。

①威廉·霍华德·罗素（William Howard Russell，1820－1907），英国记者，新闻史上第一位战地特派员，报道过印度兵变、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祖鲁战争等。创办了《陆海军报道》杂志。1895年被封为爵士。

②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iaz del Castillo，1492－1581），西班牙军人和作家，曾参与征服墨西哥。所著《征服新西班牙信史》记述亲身经历，极具历史价值。

③蒙特祖玛（Montezuma，1466－1520），墨西哥最后一代皇帝（1502－1520）。

④阿里（Ali，？－661），阿布·塔里布（穆罕默德的伯父）的儿子，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第四任哈里发（656－661）。

⑤坎普尔的旧称，印度北方邦城市，位于阿拉哈巴德西北方向的恒河畔。

⑥品达（Pindar，约公元前 552－约前440），古希腊著名抒情诗人。生于底比斯附近，就学于雅典，后成为整个希腊世界著名的颂诗作曲家。虽然他写过各种题材的诗，但只有《胜利者颂》被完整保存下来。

⑦维诺巴·比哈夫（Vinoba Bhave，1895－1982），印度社会改革家和自由战士。

⑧公元八世纪为逃避穆斯林迫害而从波斯移居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主要住在孟买周围。

⑨印度教教派，流行于印度南部，以湿婆为唯一神祇，林伽象征湿婆。

第八章 师尊之影

人一旦有了历史意识的觉醒，就不再只凭本能过日子，而会开始以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及自己所属的团体，也开始产生某种愤怒。如今，印度到处弥漫着这种愤怒。印度人经历了普遍的觉醒，但每个人最先觉察到的是自己的团体或社群。每个团体都认为自己的觉醒与众不同，每个团体都想把自己的愤怒跟其他团体的愤怒区别开来。

每天，报纸总会刊登平铺直叙的官方报告，描述发生在旁遮普地区的事件：几个人被锡克族恐怖分子杀害，几个人因为窝藏恐怖分子而被捕，几个恐怖分子被警方击毙，几个越过巴基斯坦边界的“入侵者”被杀。

新德里宽阔的街道和圆环的迹象令人想到北方的麻烦。晚上，设了路障。在有些地方，树下可以看到沙包、枪支、警察。在某些地区，每隔一百码左右就有一名警察。在维希瓦·纳特童年记忆中仍是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的城市（当时的树木一定比树苗大不了多少：新的德里仍只是梦想），如今为了应付恐怖行动建立了这套崭新而有效的警力运作机制。

通讯记者罗素在勒克瑙围城期间所看到的英国军队主要是由苏格兰高地人和锡克人组成的。不到十年之前，锡克人才被英军的印度士兵击败。现在，大起义期间，锡克人却站到了英国一边——他们仍然跟其他印度人一样凭着本能过日子，仍然打着印度的内部战争，而对他们所效劳的外来帝国体制几乎毫无了解。

攻打勒克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罗素这位已经把战争看作家常便饭的硬汉也受不了的事。当时，锡克兵在攻击勒克瑙的宫殿之一，即赛马场里的“黄宫”。防御者奋力反击，射杀了率领锡克兵的一名英国军官。后来，守军显然要誓死抵抗，攻方便将兵力撤退，改以大炮轰击黄宫。罗素说，守军表现英勇；他们应该受到歌咏。但他们在勒克瑙没有得到任何怜悯。未被炸死的人悉数就被锡克兵用刺刀刺死，只有一个人除外。不知为什么，锡克兵抓住这个人的双脚把他拖出来，用刺刀刺他的脸和胸，然后把他放在一堆火上。这个被折磨的人挣扎着，虽然被烧得半死，他还站了起来，想要逃跑，锡克兵又用刺刀把他按在火堆上，直到他死去。罗素在一则附注中说——这是他常用的笔法——几天之后，他在地上看到一堆焦骨。

有人告诉罗素，旁遮普战争期间，锡克兵把他们的俘虏全都砍断了手足。因此，他们依惯例也会用刀刺、用火烧这个可能杀了他们一位军官的人。也许那是这个国家残暴行径的一部分，或者只是战争残暴行径的一部分。罗素喜欢战争，但他对战争没有妄想。他这样写道：“就算遵守最高武德，任何战争都摆脱不了谋杀的成分。”

锡克兵在勒克瑙之役表现如此凶残，显然是为了向那些不到十年前才帮英军打败他们的“潘迪”报一箭之仇。同时，更广泛而言，他们也想报复穆斯林。锡克教徒促成穆斯林势力在勒克瑙及德里的式微，这件事从历史角度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锡克教之所以会在一五○○年——大约哥伦布最后一次新世界航行之时——崛起，正是出于穆斯林迫害印度教徒所引起的悲愤。

维希瓦·纳特说过，印度教徒一直在反抗婆罗门正统；每一个反抗者都创立了各有僵硬规定的教派。佛陀奋起反抗，锡克教第一代师尊那纳克也奋起反抗。这两次反抗相隔了两千年，起因不同：佛陀因为领悟到肉体的脆弱而反叛；那纳克师尊的反抗或另立门户则是由于穆斯林入侵所造成的灾难而起——当时所有人都认定那会是永无止境的灾难。

那纳克师尊提出中庸之道、以和为贵的启示：他认为并无印度教徒，也无穆斯林，两种宗教信仰可以融合在一起。但是伊斯兰教有固定不变的信条，固定而无所不及的律规——这些都是那纳克式的思索和妥协无法适用的。当事者可以随时维护整套伊斯兰“律法”，一百年之后，在第五代师尊的年代，锡克教徒开始受到莫卧儿人迫害，因而殉难。又过了将近一百年，在第十代及末代师尊之时，锡克教有了固定形态，教徒也有了独特外貌：头发不得修剪，必须用头巾包起来，必须穿某种短裤，必须戴钢质手镯，必须佩刀。就这样，这些身上的标记每天都让一个男人不会忘掉他的身份。

随着莫卧儿势力在十八世纪前半叶的衰落，锡克教徒的势力和人数同时增长了。在受到蹂躏的印度北方，从莫卧儿帝国溃散到英国人抵达之间，兰吉特·辛格①的锡克王国存在了一小段时期。这是英国人于一八四九年借助“潘迪”所打败的王国。不过，那次败北并未带来太大的屈辱。甚至可以说，那次败北把锡克教徒往前推进了。

在帝国鼎盛之时，英国人对所有印度人一概持蔑视态度。甚至到了一八五八年大起义期间，罗素还观察到英国人对并肩作战的锡克兵持有这种轻蔑。但是，被纳入英属印度的版图之后，锡克人的获益却无可计数。他们有一百年的时间得以发展。如果没有与英国的这层关联，西北印度——假设不再有区域或宗教战争——可能不会比发现石油之前的伊朗或阿富汗好到哪儿去：贫穷、独裁统治、教育水平低下，比世界其他地区落后五六十年甚至更多。

一九四七年的独立和国土分裂伤害了锡克人，好几百万人必须离开巴基斯坦。不过，就像败给英国人之后那样，这次他们也很快就复原了。在工业化独立印度的经济中，在他们可以发挥特长的庞大国家里，锡克人干得很不错，他们干得比先前任何时候都好。他们成为印度最富有的大群体，他们在每个领域都位居要津。到了七十年代晚期，他们向来偏执、排他、乖僻的政治立场进而受到锡克基本教义主张的左右——这是由一位出生于印巴分裂当年、成长于淳朴乡村的年轻男子所宣扬的基本教义主张。而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终于导致如今每天报纸上都有关于恐怖行动的报道，新德里的林荫街道部署着荷枪实弹、穿卡其制服的警察。

一百五十年或更长久以来，在英国人所引入的西方新学的影响下，印度教的印度曾经有过好几次改革运动。一百五十年间出现了一连串杰出的领袖、导师和智者，其数目没有别的亚洲国家可以匹敌。这是印度缓缓适应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过程，这也使得二十世纪晚期的印度在知性层面产生了蓬勃的景象：新闻未受控制，宪法正常运作，法制受到尊重，超乎宗教规定的道德、善行、知识责任等理念也有所建树。像锡克人这么小而注重服装和外貌特征的群体中则不可能有这种内部的知性活动，甚至不可能产生从事此类活动的念头。他们的宗教在第十代师尊的时代就定形了，往后未曾改变，改革只会将其摧毁。新的宗教导师只能重述既定的教规，只能设法重燃往昔的狂热。就这样，印度最进步的群体也会被一位乡村教师带回到较单纯的过去。

这位传道者姓宾德兰瓦勒，该姓氏源自他村庄的名称。他名叫贾耐尔，据说是英文general（将军）一词的讹转。他首度现身公众舞台时，德里的国大党政治人物对他鼓励有加，想利用他来打倒邦里的敌手。这似乎让他对政治权力产生了胃口。无论是崇拜者或批评者，人们最常用来描述这时期的宾德兰瓦勒的字眼是“恶魔”。圣人变成了恶魔。他搬到——实际上是占据了——阿姆利则②的金庙，这是锡克教最神圣的建筑，系第五代师尊（大约与莎士比亚同时）所建。他利用这个圣地的豁免权在金庙设防，然后根据一种中古时代的权衡标准，也可能出于乡下人脑海里的村落世仇观念，他向政府宣战。为了对宾德兰瓦勒及宗教信仰效力，男人以杀害印度教徒为己任。他们拦截巴士，杀掉车上的人。他们坐在摩托车车后座，举枪扫射路人。这些行动所造成的惊吓和悲痛必定让恐怖分子更加坚信他们的权力观念，更加妄想只有他们有行动的余地，而所有其他人——就像某些童话故事所描述的——都着了魔，变得乖顺。

最后，军队对金庙发动攻击。军方发现金庙的防御做得比他们所设想的还要好。攻击行动持续了一夜又一天，军队、守卫者、朝圣者三方面都死伤惨重。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为圣地遭到亵渎而感到同样悲哀，印度教徒也前往金庙祈祷。警方官员后来表示可以用另一个比较干净利落的办法来孤立金庙，但事发当时——为了处理未曾有过的事态：在圣地的庇护下发动的凶狠叛乱——军方行动虽然过于残暴，却似乎别无他法。

损害已经造成。接着，悲剧一幕幕上演。圣地遭到亵渎，甘地夫人的几名锡克侍卫为了报复而谋杀了她。再一次，这几个谋杀者仿佛没有充分了解他们的行动将会余波荡漾，而且他们那样做将使他们的群体处于危险之中：毕竟，印度到处都有锡克人。甘地夫人遇刺之后暴动四起，其中最可怕的一起发生于德里，有数百人死亡。当今发生在印巴交界旁遮普地区的恐怖事件算是一九八四年大火的余烬。

对大多数人而言，发生在旁遮普地区的事情是纯粹的悲剧，也难以理解。从外面看，似乎是锡克人把他们在独立印度的巨大成就化作悲怨，而把这场悲剧惹到自己身上。仿佛他们这个群体有某种知性上或情绪上的缺陷，他们在过去百年来不断迅速爬升的过程中，仿佛在财富与心灵之间失去了平衡，以致一方面很有冒险心和前瞻性，但另一方面却还紧紧受限于他们的部落及乡村背景。

前往昌迪加尔③途中，我乘坐的出租汽车有一个轮胎出了问题。轮胎不仅被刺破了，那个使用了很久、被翻新过多次的轮胎在胎壁中央部位还有一道弧形裂缝。昌迪加尔在三个多小时车程之外，其他轮胎看来也不太叫人放心。这下子不能贸然前进了，损坏的轮胎必须补好再上路。救兵倒就在近处。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可以看到，马路前头不远处有一个旁遮普人开的卡车休息站，我们换上备胎之后就开往那里。

卡车休息站是个满是灰尘的院子，三侧有几间砖砌小屋。有些小屋筑了墙，有些是敞开的。钉在一面墙上的阿波罗牌轮胎广告让人觉得这地方的技术应该比较可靠。院子后方和两旁有几畦成熟的小麦，沿着院子一侧有一条水沟，里面的水静止不动、略带黑色。缠头巾和没缠头巾的司机坐在无墙小屋泥土地板上的绳编床上喝茶。茶水是在后面一间无墙的厨房里沏的（黑色的土灶上方有不少蓝烟），由两个穿长裤和长下摆脏兮兮的（现在恐怕已经洗不干净了）的印度衬衫的男童侍候。

出租汽车司机折腾那个裂开的轮胎时，一辆辆车子发出刺耳巨响从路上开过，未装消音器的排气管排出的褐色烟雾跟路旁的灰尘混在一起。令我惊讶的是，裂开的轮胎里面竟然还有一条内胎。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这种内胎了。没缠头巾的锡克司机跟修车工人蹲在这条内胎旁，先给它打了气，然后在红色塑料盆装的水里把它转了一圈。（厨房外头的台几上另有一个红色塑料盆，里面浸着大玻璃杯及粗重的瓷杯。）他们找到了内胎的破洞，把那地方擦干，用锉刀磨，涂上胶水，最后贴上一块补片。这套程序把我带回到了童年岁月；我原以为这一生永远不会再见到这种事了。

司机和修车工人补好内胎，从那个沾满油渍的砖砌平台走下来。他们从一堆数目不多的轮胎中选出一枚磨损得不得不报废的轮胎。他们从这枚轮胎上割下两截，一截取自轮胎较薄的部分，另一截取自较厚的部分。他们把这两截都塞进破胎的裂缝。他们把补好的内胎——粉红色，放了气，软趴趴的——装好。然后，司机和修车工人敲敲打打，把整个东西组合起来，把轮胎打上气，在油污的地面上有模有样地弹了几次轮胎。最后，名叫布宾德的司机不但不懊恼，还一副乐得发生这场意外似的样子，他掉转车头朝昌迪加尔开去，一路上没有再停车。

路上有各式各样的车辆：大客车，货物堆得高高的卡车，挤了大约二十个人（我算过）的三轮小客车，骡车，拉着拖车的拖拉机，有些拖车上堆着一袋袋禾草或横放着原木，其宽度占去的路面比你从远处看所设想的大了许多。载重量似乎没有限制。金属反正是金属，他们认为不论往上面堆多少东西它都撑得住。许多自行车载了两三个人：骑车的一个，横梁上坐一个，车尾置物架上又侧坐一个。摩托车可以载一家五口：父亲坐在前座，一个孩子夹在他的两臂之间，另一个孩子坐在他后面，双手抱着他的腰，母亲侧坐在车尾置物架上，手中还抱着一个婴儿。

你在印度总是会有这种人挤人的感觉，总是觉得车辆和设施都被使用到了极限：火车和飞机的班次永远不够多，马路永远需要多加两个、三个或四个车道。超载的卡车常常像货运火车车厢那样一辆紧跟着一辆。有时候——这似乎要看司机、车夫的心情或一时之需而定——汽车和畜力车会逆向行驶。摩托车和汽车和卡车发出的喇叭声无一刻停息，但鲜少是为了发泄怒气，听起来倒像是婚礼中庆贺的喧闹声。

我在一九六二年首度造访昌迪加尔时，它还是个崭新的城市。建造这座城市是为了将它设为当时旁遮普的首府。一九六二年它是个空荡荡、仍然让人觉得做作的城市。城里倒是有不少旁遮普观光客，在勒·柯布西耶④为邦议会、高等法院、秘书处设计的那几栋钢筋水泥高楼里跑上跑下。现在，这城市已经盖满了房子。原旁遮普邦分裂成的两个邦都吵着要将它纳入管辖。

经历了二十七年旁遮普的烈日、季风雨以及喜马拉雅山脚的冬寒之后，勒·柯布西耶那几栋墙壁没有抹灰打底的钢筋水泥高楼如今已成一副脏兮兮、病恹恹的模样，看起来只是很简单又带着几分矫揉俗丽的结构体——自大狂妄的建筑：人被化减成相同的单元，只有建筑师有个体性，而他把自己的色彩观念透过一幅夸张的米罗式壁画强加在一栋建筑上，把自己的图像及一只巨手镶嵌在一大片水泥铺成的地面上，这样的地面在冬天和雨季都会让人受不了。印度又鼓励了另一个外人前来为他自己建造纪念物。

如今，杂草从水泥板块之间长了出来。武装警察在晚上看守着这些建筑，游客被驱离。昌迪加尔居民则遵循印度人较自然的做法，在下午到远离这些丑陋公共建筑的湖边去散步。这个城市被人吵着要纳入管辖，但它却没有中心，也没有心灵。

空气倒是干净。这时节温度还凉爽，到了晚上就觉得冷了。旅馆的花园里开满了花，修剪过的大草坪每天有人用大水管浇水，因此一片鲜绿。

古特吉·辛格曾经为了坚持锡克人的立场而向印度行政管理署——印度文职系统的最高部门——辞职，如今他以身为这样的锡克人而出了名。别人告诉我，我可以从他那里了解锡克人的疏离感。有几个早上，他把十六岁的女儿送到昌迪加尔的学校之后，就到旅馆来跟我谈话。那时有些事情我还不知道：他认识宾德兰瓦勒；一九八四年六月军队袭击金庙之后，他躲藏了四年；他被政府以叛乱罪起诉，严格讲仍然处在保释之中。

他四十一岁，身材修长，略高于六英尺，眼神沉着专注。他很注意衣着，穿浅色衣服。他的举止跟体型同样优雅——完全没有食量特别大的锡克人或旁遮普人那种模样。你很难想象，他出生于农家，成长于乡村，而且在他之前，他的家人连一点正式教育都没受过。

第一次到旅馆来时，他就想谈谈水的重要性。旁遮普邦的用水来自境内的河川，他们不愿跟别的邦分享水源。他说，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为了争水而死亡的人数已经多于在国土分裂动乱中死亡的人数。“水的问题是关键。”

但是，有许多人可以跟我谈水的问题。我也觉得他说得过于简单，只是首度见面的泛泛之谈。还好，我也有办法让他谈起基本教义主张和疏离，首次跟古特吉见面时，我比较想知道他的宗教观是怎样产生的。

他说，最早的想法来自他祖父。他也是从祖父那边学到“绅士作风”的观念的。

“我们家里不会做很多仪式。祖父教我最简单的祈祷，只是为全世界求福的简单祷告，前后半个钟头到四十五分钟。每天早上我祖母起床做家务——包括把早上挤的牛奶搅成黄油——她一边工作一边反复念着祷告。她没受过教育，只记得听过的东西，经文里最简单的对句。

“她四点起床。她一起床我就睡不着了，于是我慢慢对她那些祷告产生了兴趣。我祖父会做比较正式的祈祷。早上他会先净身，然后拿着圣书坐下来。我们家里的圣书是较小的版本，里面印着每日的祈祷，我祖父随时都带着那本书。最后一件事是‘阿尔达斯’，即祈祷结束时向主恳求。

“我父母住在另一个村落里。那里没有学校，因此他们把我送到祖父母的村落来，在家旁边就有一所学校。我在那里上学，一直到年纪大到可以到台拉登读寄宿学校。”

我想多听他谈谈祖父的“绅士作风”。

古特吉想了一下。他开始回忆往事，专注的眼神变得柔和。“他总是穿得体面，干净衣服加上白色头巾。他总是戴着手表，村里只有他有时间观念。他是个作风超前的人：村里他最先买收音机，最先买吉普车；他还每天写日记；他跟某位圣人有些来往，从他那里学会了做治疗蛇咬伤的药。每年雨季之前，他都会认真做这种药，拿到附近村庄分发。只要有人被蛇咬了，他们都会来拿药。

“有时候，我会跟他骑骆驼到邻近的市集小镇去。我们经过村落里老人家坐着聊天的地方时，他都会叫我大声向他们打招呼。我从未听过他对别人大吼大叫。如果他认为某个人坏到极点，他会说‘杜西特！’——‘恶人！’我们一听就知道他很生气。

“他会给我和他儿子——我叔叔——零用钱，希望我们能自立，什么事都不必靠他。有人求他，他都会帮忙。村里只有他有马车，别人需要使用时——为了婚礼或是上医院——他都会借给他们。远近的大家都很尊敬他。他是比较有钱的农民之一。”

前往远方的台拉登就读寄宿学校时，古特吉就失去了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生活在另一种文化里，心中一定有一股渴望，想对我的土地、我的文化、我的民族有所了解。我开始读索罕·辛格·西塔尔的诗。他是诗人、作家，现在还住在卢迪亚纳。那时候我读的是他的叙事诗，内容是关于莫卧儿时代及英国统治时代的锡克历史的。

“我还记得几首诗，内容充满我的民族所受的苦难。其中一首写到两三位莫卧儿省督下达的全面屠杀令——不能让任何锡克人逃掉。他们从母亲手中抓走小孩，再把母亲杀死分尸。小男孩被杀，女人被囚禁凌虐。第九代师尊的随从受到拷打——这是一六七五年的事。他们在师尊面前被杀，一位被放火烧死。这件事发生在德里的月光集市。另一位被活活锯死——他们把他放进木棺里锯成两半。你可以体会当时人们的无助和痛苦。他们并未做错事，只是尽本分，听从神的意愿。”

他眼泪欲夺眶而出。他一再提到肉体痛苦，虽然种种细节让他无法忍受。接着，他把刚谈到的事——几乎像神话中的苦难，却有真实的历史日期——跟目前的问题联系起来。

“不管有意识或无意识，每个锡克人都随时想避免这种事态。”他指的是宗教迫害。“因此，我会支持旁遮普地区追求正义的活动。这大体上是出于与我的族人的情感认同——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年之间那段鼓吹成立旁遮普人大会的日子里。”当时锡克人要求分设一个旁遮普语言邦。一九五七年古特吉十岁。“知性上的理由是后来才有的。我记得旁遮普人大会一成立，印度教徒就马上起来反对。他们在卡纳尔烧了一座谒师所”——锡克教的寺庙——“他们在德里攻击了一座谒师所。他们用石头砸人。旁遮普地区的每个城里都有一些骚动。”

当前的苦难就这样跟往昔的苦难联结了起来，过去的英勇使现今的艰苦显得高贵或具有不同的意味。

古特吉说：“第五代师尊是被烧死的。”事情发生在一六○六年，由阿克巴之子贾汗季皇帝下诏执行。第五代师尊是锡克教的巩固者，金庙的创建人。“我设想得到的最好的人是师尊”——锡克教徒用单数或集合名词来指称全部十位师尊——“我相信他们是衷心为了整个群体的福祉而行动的。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受苦受难？”

“你问过祖父吗？你有没有跟他谈过这个受难的问题？”

“我不记得问过他。我想我是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间第一次跟卡布尔·辛格教长谈到这些事情的。”

卡布尔·辛格这个人对古特吉很重要。他一九一一年出生于一户农家。他颇具天赋，异于常人，在剑桥完成教育后进入了印度的文职机构——印度行政管理署在英治时代的前身。但是在一九四七年独立时，由于牵扯到难民救济经费方面的某些问题，也因为向外国人买了一辆车而惹上麻烦，卡布尔·辛格被免职。卡布尔·辛格声称当局无故将他免职，往后就一而再再而三为这个案子申诉。他把这次冤屈跟地域性的锡克政治结合在一起。他也写诗，写了几本关于锡克教的深奥书籍。这个人成为古特吉的导师，让他看清了锡克人在印度的处境。

我想知道，在一九六五年（当时古特吉十八岁）碰到卡布尔·辛格之前，他是否曾发觉自己因身为锡克人而受到歧视。他说是。他记得有一次排队买火车票时，售票员对他很不客气。

“你们第一次交谈时，卡布尔·辛格跟你说了什么关于受苦受难的话？”

“他告诉我，那是善与恶之间的永恒之战，师尊受苦受难正表示我们应该站在善的一边。他常说，人的好坏可以从他是否有献身的意志来衡量。只有这一点最重要，少了它，人也不过是禽兽。他还常说，服务人类是得救的唯一途径。卡布尔·辛格教长的话有说服力，因为他受了很多苦，但又无怨无悔。”

通过这种方式，古特吉对锡克教形成了某种看法：对师尊的特殊看法，对锡克教之神的特殊看法。

关于那位得到世上并无印度教徒亦无穆斯林的启示的首代师尊那纳克，古特吉说：“在我看来，他是个能察觉民族苦难的人，而且很想改变局势。”他并不仅仅把那纳克看作另一个叛离印度教的人。“他不是改革家，他不是哲学家，他也不是诗人，虽然他通过诗来表达自己。他是神派遣来的先知。”并非每个锡克教徒都认为有先知——那是穆斯林的观念，基督教徒的观念，犹太人的观念。“锡克教徒一点都不存疑。我们把所有师尊都看成一体。”因此，根据这个说法，锡克教徒在他们前两百年的历史中有十位一脉相承、神派遣来的先知。

为什么要强调苦难？一个信徒怎么能天天想着这苦难过活？

古特吉说：“强调苦难大概是这样的。这世界是让人活得不快乐的地方，而悲哀必须消除。那只有两个办法。不是你让人受苦，就是你自己受苦。我认为教士应该自己受苦，而不是把痛苦转嫁给别人。我自认为是教士。我一直这样认为，也一直希望成为教士。在印度次大陆，经由奉献人类而得救的观念并不普遍。这里的其他宗教强调的是修道、苦行与个人救赎。在我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我发觉自己想像师尊那样做。”

锡克教徒不但认为有先知，他们对神也有特殊的看法。“对锡克教徒来说，他是一切善的源头，一位通过先知显现的神。在所有先知之中，如果你问我哪一位跟师尊最接近，我会说是穆罕默德。我们的看法跟伊斯兰教只有一点不同：我们认为神性的主要成分是正义和仁慈。我觉得伊斯兰教的真主有点无情，如果你知道穆罕默德自己怎样处罚叛徒的话。你再看看伊斯兰国家最高权力的运作，其中少不了一点残酷、几分专制。我们把神看成解放者。兰吉特·辛格统治了锡克王国四十年，他可从未判过任何人死刑。我想，这就是锡克教的精神，这是我们把神性视为仁慈的结果。”

我说：“印度教对神没有这样的看法。”

“在印度教里，一切都是残暴的。你有没有看到雪山神女颈子上挂着的那些骷髅？你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说印度教是最残暴的宗教。”

几年前在英国，有一天听着收音机时——当时，宾德兰瓦勒、锡克基本教义主张以及他在金庙的防御工事都还只是远在天边的事，我对这些也所知甚少——我听到宾德兰瓦勒在金庙接受访问。宾德兰瓦勒说，锡克教是一种天启教，锡克人是信《圣经》的民族。这样讲是企图将锡克教和基督教等同，把锡克教跟它所含的玄思性的印度教成分隔开，甚至要排除印度教认为救赎即是与神合一及超脱轮回的基本看法。当时，这种企图让我颇感讶异。我设想，宾德兰瓦勒的回答只是一个知识背景很不一样的人试图让外国访问者比较容易接受其主张的说法。

因此，我催着古特吉告诉我他对先知的看法。

他说：“如果我们陷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里，认为每一样东西都是从别的东西进化而来，那么我们从一开头就看不到完成的产物。先知所做的就是这个：他们让你看到完成的产物。”

听了他的话，由于其中的用语和意象（“达尔文的”、“产物”），我觉得他的看法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我也觉得是他的导师卡布尔·辛格使他有这套想法的。

古特吉给我的小册子之中，有一本《一个锡克教徒在世俗印度受审记》。这是卡布尔·辛格关于他被印度文职机构免职之后寻求平反之记述的英译本，内容讲到他“在没有收入、没有工作的情况下遭受国家当局迫害三十年”。

小册子的陈述零零碎碎，不易从中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此外，翻译差劲，印刷粗糙，错误百出。总之，他应该是被控侵占一笔独立时准备分发给巴基斯坦难民的公款而被免职的。他先在一九四九年被停职，然后经过旁遮普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进行内部调查之后被免职。卡布尔·辛格辩称，他确实把钱分发给了难民，但在当时国土分裂的情况下，要向无法认定身份也无地址的难民索取收据“既不可能也不明智”。他说，政府本身曾下令，官员处理难民事务时应该略过像索取收据那样的“累赘手续”。

小册子的一个论点称，他被控侵占公款，完全是因为他反对政府于一九四七年对旁遮普地区所有警政副首长发出的一项指令，其中说“一般而言，锡克教徒……应被视为罪犯群体。对彼等必须严厉处置，格杀勿论，以期彼等认清政治实情”。尼赫鲁先生自己是该项指令的推手。（卡布尔·辛格一九五四年从一位锡克少校军官处听到的一项指令也出自尼赫鲁先生之手，该项指令称军中的锡克教徒必须“随时加以胁迫、恫吓、侮辱、镇压”。）尼赫鲁先生听了一些“心术不正、执意陷害的印度教徒及锡克教徒”的谗言，他们夸大了卡布尔·辛格偏锡克的政治立场。因此，尼赫鲁先生和他的内政部长“不会放过消灭我的机会”。

卡布尔·辛格侵占公款案的内部调查系由旁遮普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进行。他是英国人——这事发生于一九五○年，印度才独立三年。他判决卡布尔·辛格有罪。“他们请求英国政府封他为爵，以表扬他担任首席法官期间对旁遮普人民的巨大贡献。因此，女王便封他为爵。他担任首席法官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调查我的案子上。”

至于卡布尔·辛格：“我被免职，漫长的十二年间到处碰壁，走投无路。”他向公职委员会申诉，然后上诉到最高法院。“接下来四年里，我还是走投无路……后来，我遵照师尊的真言‘真理之终极检验在于为真理而牺牲’，开始一连串激烈的诉讼。我向昌迪加尔的高等法院呈递一份详细诉状，控诉政府的高压手段。”

数个月前，在南方的班加罗尔，部长卜拉卡希在早餐中向我提过一个早上来向他请托的人。这个村级官员因被控侵占一部分他所征收的土地税而遭停职。他坐了一夜的汽车，一大早来到卜拉卡希门口等着向部长求助。卜拉卡希跟那个人谈了七分钟，说内部调查必须照常进行，那个人还得奔波两百英里回他的村庄。跑那么远的路却只得到这么少的回应，这似乎太过折腾人了。卜拉卡希倒也幽默地说，像那位遭停职的官员一样的人在为他的麻烦而惊恐落泪一两天之后，可能会变得相当平静清醒，而且借着命运这个念头的支撑，可能会把余生全部用在为突然获得的使命进行诉讼和其他行动上。

卡布尔·辛格的宗教支撑属于另一类。他在小册子里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即认为‘缺乏宗教信仰为一切苦难之因’。”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他从遭受莫卧儿人迫害的锡克师尊身上得到慰藉和鼓励。他开始把自己所受的迫害看作是“权力落入印度教徒手中之后，锡克教徒的必然遭遇”。他的案子在最高法院审理时，他的律师有一天告诉他（小册子里有很多这种传闻）：“我到处都听到别人说，为了控制锡克教徒，必须先使卡布尔·辛格彻底沉沦，必须不顾法规将他消灭。”向昌迪加尔高等法院递状之后，他有一天碰巧在一家店里听到法官之一向店员说：“他是个危险的锡克教徒——一条毒蛇。”

他的苦难把他跟在莫卧儿时代遭受迫害的战士师尊联结在一起，而他们的苦难也导致了他目前所处的政治困境。在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莫卧儿省督和将军“把阿尔琼师尊囚禁起来，残酷凌虐之后将他处死，他们图谋杀害哈尔哥宾德师尊，企图除掉哈尔克里西安师尊，将特格·巴哈杜尔师尊斩首，把哥宾德·辛格师尊的男婴活活用砖头砌在墙壁中，把第十代师尊杀伤致死，怂恿皇帝下诏屠杀所有锡克教徒，指使手下残杀班达·辛格·巴哈杜尔及其随从。他们是大屠杀的唆使者，并在十九世纪对锡克政治势力发动讨伐。他们的所作所为终于导致……巴基斯坦建国”。就这样，无止息的宗教迫害跟历史及当前政治及卡布尔·辛格的个人苦难全部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彻底的：“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⑤下令说，‘那纳克之信徒必须格杀勿论’。身为表明立场的锡克教徒，我也是这项敕令的受害者。”

仿佛宗教信仰使他们对师尊的苦难感同身受，仿佛这种感同身受在信徒心中激起了对不义和迫害的强烈反应，甚至也可能造成了希望被迫害的心理。

从那本小册子看，我绝对想不到，以他那样对其案件的偏执，卡布尔·辛格却依然在独立后的印度过着充实、丰富的日子——这是我从古特吉后来给我的卡布尔·辛格的另一本书中得知的。他完成了他的著作；他在孟买的一所锡克学院担任了宗教学教授；他也活跃在旁遮普政坛上，既做过邦议员，也做过德里国会的议员。

他跟古特吉是在一九六五年认识的。当时卡布尔·辛格五十四岁，在昌迪加尔颇有名气。古特吉十八岁，就读于城里的大学。他们两人交往甚密。卡布尔·辛格给古特吉的信总是以“亲爱的吾儿”开头。他把书籍和文件遗赠给古特吉。

卡布尔·辛格声称他所拥有的头衔之一是“受勋国家锡克教教授”。古特吉在名片上自称为“锡克教教授”。显然，古特吉想要尊崇卡布尔·辛格，读过他给我的卡布尔·辛格的小册子之后，我不免揣测，他在印度行政管理署服务时，心中应该想着大约三十年前卡布尔·辛格在同样职位上所受的苦难。

卡布尔·辛格是被免职了，但他声称他真正争取的是原则问题，因为不能接受一项反锡克教的指令。古特吉于一九七○年就职，也同样出于原则问题而在一九八二年辞职。他说，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为正义效劳。“国家必须公正，你才能继续工作下去。”在一九七七年甘地夫人施行戒严的旁遮普，他的疑虑变得更加强烈。“我眼看人民走投无路。他们受到羞辱，却毫无感觉。他们认为那是这个国家的常态。”

他第二次来旅馆时，我们也是一开始就谈起他的公职经历——这一次他还是一大早现身，割过草的草坪有几处地方刚由粗大的水管洒过水，因此闪闪发亮，花坛则仍在阴影之中。

他在一九六九年二十二岁时结了婚，对象是媒妁撮合的本地人。翌年，他进入印度警官机构服务。求学年代——当时他离家就读于台拉登的学校——他即决定走上这一行：对于出身农家的人来说，这是很大的转变。他一位朋友的父亲是印度行政管理署的官员，这让古特吉兴起从事公职的念头。后来他听人说，只有印度行政管理署及印度警官机构值得加入。于是，他参加了考试。“我没怎么特别准备，只是用功读书。拿到历史硕士学位之后，我报考了印度警官机构。”他通过了考试，每年只有几个人上榜。

次年，他转到印度行政管理署任职。尽管有先前发生的种种事情，他对这个职务机构仍然很肯定。“那是个不错的职务机构，如果有意担任行政工作，我会加入的。”

印度行政管理署是全国性的机构，古特吉的第一个工作让他被派遣到了南部的安得拉邦。他几乎马上就感到了理想的幻灭。

“我发现警方将一名羁押犯凌虐致死。肇事的警官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获得嘉奖——这样他才能免于受罚。被害死的是一名小农，他妻子在我看来相当贫穷。我是县级行政官，在这个职位上，我有责任调查辖区内任何因警方羁押而致死的案子。他们叫我别管这个案子——它已经被搁置了三年。”

但他无法袖手不管，这案子至今还令他不安。“过了十八年，我还记得那些人的名字。那是个很糟的案子，我无法释怀。为了让死者的妻子无法对警方提出不利的证词，他们设法把她赶到了别的地方。那个人——死者——曾经跟村里的某个地主发生争执，地主大概把他看作眼中钉。那样的人倒没有胆量攻击地主。”

我问古特吉，为何在经历那件事之后他还继续留在行政管理署里。

“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对这件案子多尽点力。但这并未实现，我也开始明白行政体系已经腐败成性，人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一旦政客对某个案子有兴趣，一旦他们有利益的考虑，你就别想采取什么行动了。

“同样在一九七一年，安得拉邦有一整家人死于饥饿。事情发生在某个税区里，国会对此提出了质询，我被指派进行调查。后来区域行政官找上我，问我对这件案子的看法。我说那是由于饥饿致死。区域行政官——也是税务官——说：‘不行，不行，报告不能那样写。那样会引起骚动，会让外国新闻媒体有文章可做。’”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想到苦难，古特吉幽暗的眼睛又蒙上了泪影。“他们是一家穷人，男人先饿死了。他们没有办法糊口，没人拿食物给他们。接着妻子也饿死了，然后是几个孩子。他们是哈里真，表列种姓。这件案子从我手中被调走了。”

“你却说印度行政管理署不错。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吗？”

“那倒是有的。我参与了干旱地区的行政措施，我们设法为干旱地区的居民提供救济。我们挖井，引水灌溉。这算是件值得称赞的事，不过我在这方面也碰到了麻烦，跟区域委员会有些问题。那是选举产生的单位，主任委员希望所有小型灌溉工程都由他的亲戚承包，而他这个亲戚再通过转包的方式赚钱。主任委员在政府里很有影响力，但我没帮他忙。他想羞辱我，传我到区域委员会列席。那一回，民主程序发挥了作用——很难得的情况。其他委员站在我这边，并且谴责主任委员不应该骚扰清廉的官员。”

纵使这样也没有挽回古特吉对行政公职的好感。话说回来，政治不就是实现可能性的艺术吗？行政公职不是更能发挥那种艺术？纯粹就他说过的话来判断，他们不是也有意改善，有意为人民服务吗？

古特吉不认为如此。他抱着最大的期许走上公职岗位，这些期许不能屈从于世故的考虑或妥协。他说：“我不是什么人的奴才，我听命的是法律，国家的宪法。我为何要听从某个腐败人士的指使？身为官员，如果你不能公正无私，那就应该下台。即使为了维持自尊，你都得让自己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差错。”

虽然远在南部，他还维持着跟卡布尔·辛格的联系。一九七四年，他正式宣誓信奉锡克教，举行了第十代师尊所设立的仪式：他饮用甘露，喝下用双刃剑将糖和水搅拌而成的圣浆。并非每个锡克教徒都举行过这项正式入教仪式。

古特吉说：“在那之前，我总是怀疑这项仪式的必要性。锡克教注重的是理念，外在的仪式一点都不重要。我一直遵守着所有的教义，但没有正式饮用过甘露。卡布尔·辛格教长说，为了公开表明信教，就必须举行这项正式仪式。”

实际仪式是他在旁遮普休假两个月时举行的，地点在第十代师尊哥宾德·辛格于一六九九年主持首次锡克入教礼的小城阿南德普。

古特吉说：“甘露是用阿里的剑搅拌的。”

这相当令人困惑。他指的是什叶派穆斯林的阿里，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

没错。他说：“就是哈里发。”

这把剑如何一直存在了一千多年？它是如何传到师尊哥宾德·辛格手中的？

“是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送给他的。”

这样，古特吉所陈述的锡克教又有了一点伊斯兰教的成分，一个非印度教、非印度的层面，一种想跟信仰起源地隔开的意味。

“在安得拉邦那段期间，我继续研究锡克教。一九七五年，我写了一篇关于第九代师尊殉难的文章。皇帝奥朗则布下令在德里的月光集市将他斩首。接着我替《锡克教百科全书》写了几篇文章。”

他在研究和写作上得到了妻子——“一个双学位毕业生”——的鼓励。他们一起造访南部的锡克教重要寺庙。“每年我们都会前往为了纪念第十代师尊而建的谒师所，他遗体火化的地点就在附近。”第十代师尊殁于一七○八年，据说是被他自己的一名穆斯林追随者所杀。当时师尊前往南部，在一场王位争战之中帮助皇帝奥朗则布的继承者，不过这段插曲有些暧昧。

一九七七年，当古特吉三十岁并在南部待了六年之后，他回到了旁遮普。他父亲得了帕金森病，将不久于人世。当时还在甘地夫人的戒严时期，锡克政党也进行着反对戒严的活动。活动的据点在金庙。

“反对言论一直告诉人们他们没有自由。有吃有穿像动物一样过活也不错，但生命还有更多的层面。在印度，我们对政府和政治有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印度教的看法认为政府应该可以为所欲为，就因为这样，每个人对任何违宪的事都可以容忍。印度教的看法认为政府无论做什么都是法律。持这种态度则比较容易接受独裁。锡克教则认为只有神是真正的统治者，政府只是受命在公正的情况下管理人民的。我的锡克同胞奋起反对戒严时期的违法违宪行径，这让我感到很高兴。”

古特吉没有再回到安得拉邦。“我在一九七九年进入了旁遮普邦政府——这是印度行政官管理署的借调派任——一直服务到一九八○年。这是一段很好的经历。我认识首席部长，他是个正直的人。我们一起推动分散某些权力核心的大工程。那对民主很有帮助。”

这时他也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到处听得到宾德兰瓦勒。”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锡克政治之“恶魔”的基本教义派或复古派传教士。“自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四月十三日是锡克人的重要日子：它是收获庆典的日子，也是被选来办大事的日子：第十代师尊就在这一天主持锡克教徒的首次入教仪式——“自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以后，他声名大噪。他是刚刚成为神学院院长的年轻人。”宾德兰瓦勒成名的直接原因来自他跟一个被称作尼朗伽利⑥的锡克教派的争执。“尼朗伽利派跟独立一样历史久远，是十九世纪晚期就开始的锡克教改革运动。后来，有一位叫布塔·辛格的人继续领导着这个运动，政府则支持他，想借此制造锡克教徒的分裂。”从这段话听不出煽动尼朗伽利教派的到底是英属印度政府还是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一场反对尼朗伽利教派的示威中，宾德兰瓦勒的十三个拥护者被射杀。”

在这种骚动的气氛之中，古特吉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他着手帮圣师朗格瓦尔处理旁遮普的供水问题。朗格瓦尔是另一位宗教领袖，后来在一九八五年，即宾德兰瓦勒和许多其他人在金庙被军方击毙后第二年，他也被谋杀。

古特吉解释他跟朗格瓦尔的交往，他说：“锡克教的理念是为人类服务。正好有这位我的人民的代表要我一起参与这场运动。每个人都应该先为自己的人民服务，再通过他们为全人类服务。”

他在一九八二年辞职离开了印度行政管理署。“我的任命到期了。另外，我宣读了一篇讨论锡克问题的文章，那也引起了一些麻烦。我觉得别人希望我离开公职，我觉得政府不赞同我的宗教活动。”

前一天他告诉过我，当他远离家人在台拉登就读寄宿学校时，他读过一些关于“我的人民”的苦难的叙事诗歌，后来，卡布尔·辛格也向他谈到了锡克教徒所受的迫害。我觉得这不足以解释他的生平变化。现在，我想到再问问他的童年往事。

他家人怎么得知台拉登这所寄宿学校的？他是一个人前往，还是有村里的其他男孩一同入学？

“我们三个人一起入学。我哥哥，我堂兄，还有我。有一个我祖父村里的男孩已经在学校就读了。办校的是圣派屈克修道会的爱尔兰修士团。”

“你多久回家一次？”

“假期才回家。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我绝不会把我的孩子送到寄宿学校读书。”

“什么时候入学的？”

“一九五一年。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一年。”

“可是一九五一年你才四岁。”

“我每天都会坐在床上，祈祷学期马上结束。我们每六个月可以回家一趟，前后一个月左右。”

从四岁到十四岁离家在外：前一天他所提到的记忆包括跟祖父一起骑骆驼的往事，他那位很有绅士风度的祖父穿干净衣服，缠白色头巾，戴手表，有一辆马车，雨季开始时会制造治疗蛇咬伤的药物——所有这些应该就像是对于一个消失的乐园的记忆，跟他在台拉登十年之间逐渐认识的真正的印度应该有天壤之别。

我也想到——但这是在两三个月之后了——可能就在那间爱尔兰天主教会学校，漫长十年间每个学期整整六个月受着那些爱尔兰修士影响，而且这是在五十年代，离殖民时代还很近，是在嬉皮及其他人发现一个充满灵性与浪漫的印度之前的十年——我想到，可能就在那十年的孤独之中，古特吉发觉天启式宗教较为真挚并具有现代性，并希望用这种非印度的神奇力量来增强自己的信仰。

但关于天启式宗教的这个想法很久以后才在我心里浮现，我已经无法再向古特吉问起。早先的时候，我满脑子只想着四岁小孩离家在外的事。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他是否认为从别离和孤独之中获得了什么？

他说：“我觉得，如果没上寄宿学校，我就无法明白事情的基本道理，就绝不会想搞清楚某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请他谈谈他老家那座村落所经历的变化。

“经历了一场革命。态度改变了——譬如说，最明显的是对大家庭制度的态度。农村关系改变了。我祖父一度拥有三千亩左右的土地。每年他都会买些地。”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岔开话，仿佛附带地说：“可是我父亲却没受多少教育，只读到四年级。我祖父”——古特吉童年记忆中的那位绅士——“不看重教育。我在读文科硕士学位时，有一天听到祖父对我父亲说：‘你为什么不叫这孩子别再读书了？’他以为我还在读中学呢。为了避免不敬，我父亲说，‘我能怎么办？他可不听话。’”自从我们见面以来，古特吉这时头一遭出声笑了。

“祖父一看到我读书就非常不安，他说我老是在读书。我是家族里第一个不种田的，恐怕也是第一个大学毕业生。我们村里现在有十六个人拿了文科硕士学位。我出生时，村中只有一个大学毕业生——他拿了文科学士学位，是一位老师。如今大家很关心新事物，很重视教育，花再多钱也要把孩子送到较好的学校。”

他回到祖父拥有三千亩土地的话题上。“现在没人有这么多土地，所有权已经分散了。集约耕作，高产量品种。这是一场革命。以前我有时会送午餐到田里给祖父，有时送的是炼乳——他很喜欢炼乳。那时我看到的耕作方式现在完全不见了。当年收割期是在四月，大部分土地一年只有一作。四月份天气非常热。我祖父会雇用四十来个工人，分给他们镰刀。他们早上四点左右趁天还不热就下地，一直收割到十一点——一大排人坐在田里兴致勃勃地割，左手握着茎秆，右手拿刀割，然后往前移，大家互相较劲。”

跟先前那位满口理论、脑中都是宗教与历史念头的古特吉比起来，这像是另一个人了。

“那种收割的模样有点像庆典。收割的工人下午休息，傍晚再回到田里，从四点半工作到六点半、七点。如今在任何村庄里都看不到这种景象了，没人会在早上四点起床下田。我想，使用机器之后态度和生活也就变了，大家必须学会如何操作这些复杂的机器，就这点而言，他们变得比较现代化。这也是旁遮普问题的起因之一，别的地方的印度人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说，他关于机器的说法也适用于印度其他地方，无论是村庄或城市。那是印度工业革命的一环。

他似乎同意，但接下去说：“务农的人很年轻时就开始跟行政部门在几个方面有接触。由于灌溉的事，他明白了官员的阶层体系。为了种子的事，他跟大学打上交道。跟城里人比起来，他更了解政府的运作。”

他回头谈起变迁的话题。“我们过去有佃农，现在没了。现在已经不那么依赖人力了。过去收割时常见到人家在晚上磨镰刀，穷木匠整晚就干这活儿，因为一大早镰刀就又要派上用场。今天，我们村里有几个人专门制作和修理新式农具，在旁遮普的小镇里，现在街道两旁都是一连串农具修理店。”

他想到有所改变的其他事。“村里已经不再用实物做酬劳了。哈里真——表列种姓——他们的地位现在也不一样了。小时候，有一天，我从村里一口井取水喝。我不知道那是哈里真的井。我叔叔不准我进屋。他叫我坐在门口，然后请来村中的‘格兰提’——诵读锡克经文的人——给我一些水喝，消解我的罪行。今天，我这位叔叔雇用哈里真在厨房工作，替他准备吃的。

“这发生在旁遮普，但会扩展到全国。在每个地方，人们的态度都会改变，他们对政府的期望会越来越多。政府堕落得很快，无法符合人们的期望，因此我看到国家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彻底的混乱。我们的政府已经像是黑道组织——政客、公务员、生意人，这些人都不从事基本生产。他们会跟生产者发生冲突。”

古特吉给我几篇他讨论旁遮普和锡克问题的文章。其中一篇是为一九八二年初一次大学研讨会所写的文章，可能就是让他跟政府产生龃龉的那篇，其标题为《印度锡克问题根源》。它让我想起卡布尔·辛格的著作，其文笔有学术性，用了冗长句子和深奥字眼，还在附注中引用了锡克经文。它的基本论点是锡克教徒的信仰意识形态跟印度教徒截然不同。它进一步指出，旁遮普在地理和文化上都更属于中东，而非印度。锡克教和兰吉特·辛格的锡克帝国之大敌一直是——非此莫属——婆罗门教。

“只凭着坚信师尊这个最明确的意志，锡克人在师尊所立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帝国。他们在时常入侵的外人的腹地竖起了橘黄色旗帜”——橘黄色也是孟买湿婆军的颜色，孟买市政府的墙板上就悬挂着这种颜色的东西，上面装饰着交叉的剑——“他们削弱了西藏的神王。然后致力将印度从英国人手中解放出来。”但他们遇到了困难。“旁遮普境内境外站在婆罗门一边的势力联合了起来，想要消灭唯一真正能够使印度早日得救的锡克人。”

因此，除了对祖父村庄的田园记忆，除了收割和庆典的美好景象之外，他心中还有另一个由兰吉特·辛格的十九世纪短暂王国所激发的荣耀之梦。这是个不客观的看法。不过，那是可以预料的。在认识了历史以及觉察到他们的新处境之后，印度所有地方的人都依照他们的需要改写了历史。

古特吉谈到他的生平和信仰时，很少对什么事情提出质疑，这倒是我没预料到的。宪法，法律，教育中心，以护卫人民权利及改善人民生活为崇高理想的公职，四十年来在工业及农业变迁方面所做的投资——在古特吉的描述中，这些使印度有别于许多邻国的特色却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没有提到好几代改革家和智者的功劳。正是他们不屈不挠的努力创造出了有助古特吉走出农村的条件。

伴随着田园记忆和锡克的荣耀之梦，他还抱持着坚守宗教正信的理念。他用这个理念衡量世事，其结果让他不能苟同。像那位在孟买从事股票经纪，却住在大贫民窟边缘，担心社会变动的耆那教徒巴布一样，古特吉也预见到了即将来临的混乱。巴布以耆那教徒的忏悔方式投入公益活动，古特吉则投入追求太平盛世的政治活动。别的宗教变得强调基本教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但这却可能助长古特吉所害怕的混乱。

正式入教仪式是饮用甘露。金庙位于阿姆利则，即甘露之池。据说，这里曾经有一个第一代师尊见过的池子。圣地通常都有一段历史：人们也说，《罗摩衍那》的某个版本中提到过这个地方，而在那纳克师尊之前两千多年，佛陀就发现了金庙所在地的特殊气氛。莫卧儿大帝阿克巴把这块地方赐给了第四代师尊，第一座庙宇则由第五代师尊于一五八九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后次年——动工兴建。在十八世纪的混乱之中，金庙被穆斯林大肆摧残。锡克王兰吉特·辛格于十九世纪着手重建金庙，给主庙盖上了镏金圆顶。在人造湖上投下倒影的镏金寺顶是一幅奇景。纵使留着近年战乱的痕迹，金庙仍然呈现一片宁静。

宾德兰瓦勒于一九八二年进入金庙的庇护所，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堡垒和辖域。四年前，他只是一名传道士及一所锡克神学院的院长，如今，他已经变成政治家与战士。他也是亡命之徒：他视尼朗伽利派为异端，不断对他们进行报复，他被指控犯了谋杀罪。

他宣扬纯正的信仰；他受到迫害；他让追随者得到为信仰而战的机会。任何人所能拥有的锡克教美德在他身上都找得到。他和追随者控制了金庙，他们从巴基斯坦私运枪械。他们在金庙里策划杀人，以及炸弹攻击和抢劫银行。宾德兰瓦勒对这些事情并非完全知悉，有些应该是追随者的自发行动：混乱的火苗本来就存在。金庙提供了庇护，它是安全的处所。实际上它并未跟城市隔离，旧城就紧邻着它的墙边。人枪都可以顺利进出。

在那种气氛之中，锡克教某些浪漫的美好观念受到了扭曲，其中之一是“西瓦”，效劳的观念。一旦恐怖行动成为表达信仰的方式，西瓦的观念必然会变样。

以下是一名男子的证言：“英德吉特是宾德兰瓦勒的亲密追随者，他跟山杜的谋杀案有所牵扯。英德吉特常到金庙去，希望在各方面为宾德兰瓦勒效劳。他有一回来找我，说什么事他都可以效劳。由于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而且他又主动找上我，我完全不能信任他。其实，他的样子相当可疑。他跟那些会跑到金庙外面干恐怖行动（的某些人）攀上了交情。山杜被谋杀两天之后，英德吉特来到金庙。从他兴高采烈的模样和夸耀的言辞中，你就会知道他跟山杜的谋杀案有关，而且他还以此为荣。”事实上，山杜就住在英德吉特隔壁。英德吉特所做的效劳或西瓦是向七人谋杀小组报告他邻居的行踪。在他们这套宗教观念里，根本没有所谓睦邻的事。

宾德拉瓦勒在金庙内的军事顾问是夏贝格·辛格。他曾经是陆军少将，在一九七一年的孟加拉战役中颇有功勋。后来出了问题：因侵占公款被军方革职，但仍可以保留军阶。报复成了他的宗教，宾德兰瓦勒的目标成了他的目标。

上面被引用的那位证人也描述了他们如何准备向国家挑战：“事情很快一件接一件发生，因此大家认定警方不久后就会攻入金庙，大家也认为有必要把锡克青年动员起来……这是一九八四年三四月间所做的决定。为了这个目标，一群群从三十至五十人的锡克青年来到金庙。我们在拉姆·达斯蓝伽尔”——金庙内的一间厨房——“的停车场上用木板隔出房间让他们住宿。夏贝格·辛格常在其中一个房间向他们灌输武器方面的理论知识。他会做示范，有时候则由我们几个人来做……这些团体要接受煽动性的训话……这些团体通常逗留两三天。总共动员了大约八千到一万青年。”

就这样，宾德兰瓦勒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如果他有更多时间，他的势力可能会更加强大。但是，自发的恐怖行动继续发生，军队终于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展开了攻击。军方低估了守卫者的火力，大约有一百名兵士阵亡。事情至此尚未了结。宾德兰瓦勒的追随者和其他人再度占据金庙，再度把它当作恐怖行动基地。一九八六年，警方又攻入金庙，事后，恐怖分子也同样回来了。一九八八年五月，警方终于做了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事：切断水电，把恐怖分子围困在金庙里。许多恐怖分子占据了位于水池中央那座屋顶镏金的主庙，金庙外的警方狙击手朝到池边取水的人开枪。那时是旁遮普的夏天，天气非常热。将近两百名恐怖分子弃械投降。围攻期间，恐怖分子亵渎了主庙，把它当作厕所使用。在金庙其他地方还发现了一些人的尸体，他们在警方采取行动之前就被恐怖分子杀害了。

亵渎了主庙的人并未奋战到底。一位目睹围攻过程的锡克记者对他们弃械投降之举感到震惊，他从小以来一直认为锡克教徒不会那样做。他的想法早就被恐怖分子的某些行为推翻了。他先前不相信跟他属于同一宗教的人会杀害妇孺，他不相信他们会拦截巴士，把车上所有乘客杀掉。他原本认为这些都是官方捏造的。另外，有人至今还认为那些在围攻金庙时投降的人根本就不是锡克教徒。一名退役军官所写的小册子说那些人是“政府收买的……罪犯……扮成锡克人的模样，穿上配发的锡克服装，学了锡克传统的基本知识”。

锡克人需要一再确立他们的锡克身份。宗教是这种身份的基础，宗教提供了情感驱动力。但这也表示，带领锡克运动的人并不能代表锡克人的成就，他们落后了一两个时代。

宾德兰瓦勒大半生待在离阿姆利则不远的小镇梅塔乔克的一间神学院里。

来到小镇时，首先见到的是马路两旁开设在泥土庭院中的小店。一家店的招牌这样拼写：UNIVERSIL EMPLOYMENT BEURO Overseas Employment Consultant（万国职业介绍所：海外就业咨询）。四周都是麦田，田里已经成熟的矮种小麦再过几天即可收割。也有的种了芥菜，以及用来当饲料的鲜绿色肉质植物。田畦之间种着一排排桉树，在极为平坦的田地上添增了绿色的垂直线：桉树一排叠着一排直到天际，显示其中有几片林地。

到神学院的一路上都是农田。平坦的土地延伸到晴空下的地平线，似乎无边无际，但是每一小块耕地都得来不易。神学院附设的那座谒师所或寺庙有白色墙壁，以及锡克教谒师所都有的莫卧儿式圆顶，这表明锡克教是在莫卧儿帝国时代成为有组织的宗教的。圆顶似乎过于华丽，反而凸显出下面那栋印度式混凝土建筑的庸俗。白色建筑的窗框漆成蓝色，特别显眼。谒师所的大厅相当简朴，天花板上装了叶片电风扇，半楼是一个设有栏杆的宽阔走廊。只有门道里的彩色玻璃镶板是刻意的装饰。

神学院楼房也同样简朴。首席传教士在二楼一个只摆着两张床的水泥房间里接见访客。他说，神学院里已经没有枪支了，他们现在只招收儿童。这些儿童之中的几个男孩跑到房间来看热闹。他们穿着神学院学生长及胫部中间的蓝袍制服。屋外阳光明亮，气温暖和，没有陈设的房间里是穿着长袍、不发一语、前来观看访客的小男孩，令人想起童年漫长无事的日子的无聊。我也想到，这当中涉及了避难和庇护。这些儿童之中有不少是来自印度其他邦的，有些——孤单的、流浪的——似乎是从别的宗教改信锡克教的，而在神学院里找到了兄弟之情和安全处所。一个穿蓝袍的高大男孩端来一壶温牛奶，倒在铝碗中请客人喝，这时我更加肯定这个地方让他们感到受欢迎、有保障。

首席传教士说，他是在跟房间内男孩大概同样年纪的时候来到神学院的。他离家到神学院住了下来：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宾德兰瓦勒也差不多是这样来到神学院的。他来的时候是四五岁，二十五年之后他已经成了院长，再过五年——在向锡克人当中的异端提出挑战之后——他搬进了金庙。两年之后，他在那里丧命。

他出身农家，有八个兄弟，家里因为无法抚养全部孩子，于是把他送到神学院。他对世界有什么认识？他对城镇或建筑或国家会有什么观念？在这些穿越肥沃田地的村中道路两旁有低矮、满是灰尘的红砖房屋，另外还有添加的简易建筑，或是由土墙筑成，或是在树枝做的支柱上盖着茅秆。屋顶上晾着麦秆。商店就开在没有围墙的泥土院子里。

在神学院待了二十五年之后，他开始呼吁人们回到正途，回归纯正之路。他会到外面传道，他逐渐成名了。有一个人曾在拉贾斯坦邦的小城加亚纳加尔听他传道。当时有三千人——或许五千人——前来听梅塔乔克的年轻传道士演讲，宾德兰瓦勒对他们讲了四十五分钟左右。“他使用一般人的语言，听众听得如醉如痴。”他讲了什么？“他叫大家不要喝酒。他说：‘喝酒会害你，你会有罪恶感。每个人都想跟父亲一样，每个人的父亲都是哥宾德·辛格师尊。因此，锡克人必须留长发，不可有恶习。’他提到了许多经文。”

在这套信仰里，一旦世界变得无法应付，第十代师尊哥宾德·辛格的宗教——注重形式和象征的宗教——就会变得比第一代师尊的哲学和诗歌更有吸引力。人们比较容易回头接纳哥宾德·辛格那种注重入教仪式的宗教，再度强调那些区别信徒和所有其他人的种种东西。宗教的主要关怀变成了后几代师尊所受的苦难和迫害：信仰就是宣战。

这种信仰必须时时复兴重建，在宾德兰瓦勒之前即出现过基本教义派或复兴主义的传道士。其中之一是兰迪尔·辛格。他在二十年代发起的运动至今仍有影响力，还有追随者，还能够派出人马向异端和敌人宣战。这个运动目前的领袖是拉姆·辛格，他七十二岁，肤色黝黑，身材矮小，曾经当过空军中队长。

他谈到运动创立人时说：“他看到了真理之光。他皮肤黑，但看到真理之光后，他的身体开始发亮。他可以预见未来，也知道过去的一切。他的皮肤比英国人更亮。他脸颊红润——亮光从他脸颊发散出来。他在二十六岁时看到了真理之光。他奋起反叛英国政府，那是一九二○年的拉合尔谋反案。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狱中，一位监狱牧师有一天问他：‘你看来气色不错，一定吃得很好吧。’圣师兰迪尔·辛格告诉牧师：‘我吃的是最糟的食物。’牧师说：‘你看来很快乐的样子。有没有人跟你在一起，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圣师说：‘我从来都不是单独一个人。’狱卒告诉牧师说：‘那个人在说谎，我们绝不会把两个囚犯关在一起。’于是牧师再问圣师：‘谁跟你在一起？’圣师说：‘神。’

“圣师被关押了十六年，三十年代出狱后开始全心全力吟唱宗教诗歌，阅读，主持饮用甘露的仪式。”

我问中队长拉姆·辛格：“为什么需要饮用甘露？”

他说：“神隐藏在我们身内。神只是一个名称——他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你喝下甘露之后才会觉察到其存在——你会自动说出那个名字。”

他开始谈论起甘露。“那是用纯水和白糖调成的。先把白糖和小苏打混在一起，加热之后那东西会膨胀起泡，等到凝固时它会变成糖块。把糖块放进铁质容器里加水调匀，然后拿一把双刃剑在糖水里前后摇动。这种做法是第十代师尊哥宾德·辛格首创的。你给人喝甘露，能让他长生不死。铁是有磁性的金属。你用来调甘露的铁容器里有最强的磁力线，导体穿过磁力线时，它会发出电磁。这使得糖块和水更有能量，也能把一些铁溶进糖水里。因此，那种东西也有几分补铁的作用。”

我们在客厅里交谈。地板上铺了一条地毯，座位前的桌上有一块桌布，吊架上放着几样小摆设：一台时钟、一座前腿腾空的马匹小雕像、一把瓷壶、一张儿童的快照、一个银质小托盘（从伦敦带回的纪念品）以及几幅花卉小画。

中队长拉姆·辛格生于一九一六年。他父亲是农民，努力让儿子受了教育。拉姆·辛格在英治时代的一九三九年加入空军。他在一九五七年正式入教。

他为何觉得有此必要？是否有什么个人危机？他说没有。他读了圣师兰迪尔·辛格的书，发觉没有行入教礼就无法接近神。

他话说得很清楚。我觉得他想表现友善。他的语气和模样显示他是个通情理、没困扰的人。他穿着淡褐色衣裤外加牛奶巧克力色开襟毛线衣。在我看来，他头上缠的不像是全长的头巾，而更像短短的束头布，其颜色是橘黄。他身上佩的短剑——锡克教的五样标志之一——插在鞘里，吊在一个黑色大钩环上。这让他看来不怎么像武士，反而更像公交车售票员。他胡子是灰中带黄的颜色。

他领导的运动以塑造纯正锡克教徒为目标，因此举行入教仪式饮用甘露是必须做的事。“饮用甘露入教之后，你不可以吃‘阿姆利特达里’”——喝过甘露入教者——“以外的人所做的食物。这样有助于控制五种邪恶：色欲、怒气、贪婪、自我、亲情。”

入教仪式也可以激发团结精神。是不是因此让政府对某些运动人士产生了怀疑？

他说，他们跟另一个相信世上有活着的师尊的改革派锡克团体有些争执：也就是说，那个团体认为师尊的传承并未在一七○八年第十代师尊死后即中断。那是个小团体，却不时制造大麻烦。一九七八年，他运动里的一个人被那个团体的成员杀死，有些运动分子不得不躲藏起来。

不过，在他自己口中，他是个跟暴力离得远远的人。他的时间整个投入了信仰。他半夜起床——他从半夜开始一天的活动。他洗过澡，一直祈祷到四点。从四点到五点半，他朗读锡克经书，然后睡到八点半。这就是他过的日子，这就是随着他在四十一岁所皈依的纯正信仰而来的日子。这很明显让他得到了安宁。

我们就要离开前，他儿子来到了客厅。他长相俊秀，眼神灵活。他克服了小儿麻痹，目前是医生。他面貌和蔼，洋溢着亲善，跟父亲一样心平气和。他在政府机关服务，他微笑着说他们正在罢工。吊架上的银制托盘——那个伦敦的纪念品——是他前往英国时带回来的。

恐怖分子现在只为了谋杀而活，他们的信仰似乎只包含敌人与叛徒、怨恨与委屈一类的念头。他们大多注定会惨死：警方可不会闲着，也不是笨手笨脚的。不过只要他们还逍遥法外，他们就一刻也不懈怠，一而再再而三杀人。每天都有七八件谋杀案，两天后刊印的官方报告只列出大部分案件，只有特殊案件才有详细内容。

这类案件之一发生在离梅塔乔克大约十英里的村庄，有一家六口在半个钟头之内被一帮歹徒杀了。这家的两个儿子先被杀，接着是父母，然后是祖母和一个堂亲。受害者都是虔诚的阿姆利特达里锡克教徒。最大的儿子跟宾德兰瓦勒交往甚密，歹徒主要是冲着他来的。但是，歹徒在四个人被杀的房间里留下的一张字条——发现时沾满了血迹——却说他们属于“宾德兰瓦勒老虎军”。

北印度的村庄里通常有许多东弯西拐、夹在空白或穿洞屋壁之间的窄巷。发生命案的贾斯帕尔却比较开阔，其空间结构较简单，房屋建在一条笔直的主要马路或通道两侧。这个有八十户人家的村庄是从邻近一个较大的村落中扩展出来的。八年前，那个村落里一些较有钱的人开始到贾斯帕尔来，在大路两旁一块块长方形的土地上盖起农舍。

我们下午三四点抵达时，在村庄外围工作的人们有点谨慎。我们——坐没什么特别的出租汽车前来的陌生人——可很难说有什么来头，有可能是警察，也可能是恐怖分子：两种不同的麻烦人物。他们一边工作，表情更加阴沉了一点，假装没看到我们。奇怪的是，村里竟然没有半个警察和官员，而谋杀案过后还不到四十八小时，这个村庄就已经没人过问了。

村中主要道路路面宽阔，铺了砖块，有横跨空中的电线。路两旁农舍的墙壁匀平、低矮，有些只是砖砌，有些则抹了灰泥、漆成粉红或黄色。在一棵大树下的空地上有几根用来拴水牛的短柱或矮桩，还有高高一堆聚积起来的干牛粪。沿路各处——有些村民仿佛也把这条路当作牛栏——可以看到装橡胶轮胎、撑起车板的空牛车，还有水牛和饲料槽和一堆堆一垛垛用来烧火的干牛粪。铺砖道路的尽头也是村庄的尽头。这条道路——现在有一半在下午的阴影里，没有湿牛粪的地方覆着灰尘——接下去是一条较窄的泥土路。在阳光照射下，小路穿过颜色非常鲜艳的芥菜田和成熟的小麦田，两旁有垂着淡绿色叶子的高大桉树，以及歪歪斜斜的电线杆。

我们不必打听发生命案的房子在哪里。在那栋房子宽阔的门口，大约有十五个头上罩着布的女人坐在一条床单上。门框漆成薄荷绿色，柱子上则有不同颜色的菱形图案。两片加铁框的大门板已经拉开：门板上半部有熟铁镶成的图案，下半部交叉形的铁框上钉着瓦楞铁片，构成几个三角形，分别漆上黄、白、蓝、红，其中以红色最为醒目。在庭院另一端——幼桉树的垂直叶片几乎没有投下任何阴影——男人们坐在屋外空地上，他们大多缠着白头巾，脱掉的鞋子散放在四周，附近有一张绳编床。水牛被关在靠着矮砖墙搭建的牛栏里，两天前的夜里歹徒就是从那堵矮墙跳进来的。这农舍前头防范得严密，用上了金属和瓦楞铁片，后边却这么开放，紧邻着农田。

我们被带到隔壁的农舍。这户看来是富裕许多的人家。庭院不是土夯，而是像道路一样铺了砖块。这是贾斯帕尔少数几栋双层建筑之一。二楼部分就盖在大门上方。外墙是依序以阶梯形状排列的黑、白、绿、黄四色瓷砖，墙角则有半突出的砖块所构成的装饰性的规则图案。院里的挂车等着由拖拉机来拖走：挂车上也写着印度所有卡车车尾都看得到的那两个神秘、仿佛在庆祝什么的单词：OKTATA。庭院一角还有个有几分像样的花园，种了向日葵、九重葛、旱金莲等喜光植物。

我们来到大门左侧无墙的明亮房间，在绳编床上坐下。这间房的砖砌天花板也是二楼地板，由架设在钢梁上的木桁支撑着。混凝土柱上有几条模塑或雕刻的花饰凹槽，并且漆上多种颜色——这是在模仿穆斯林入侵前印度教寺庙柱子的式样。庭院里的每样东西都显示主人以这栋宅院为荣。

渐渐地，有人前来。他们背光坐在绳编床上，或是倚着彩色柱子。旁遮普服装在德里等地虽然显得有几分优雅，在这里只不过是农人的衣物，是生活离不开牛群的人穿的肮脏衣物。一个穿淡绿色印花套装、脚踝有污垢、结实、三十多岁的女人把孩子抱在腰间走进来，然后坐在绳编床上。女人因为哭过而眼皮肿胀，几乎盖住了眼珠。

坐在女人膝上紧紧抱着她的孩子就是那个被杀的大哥的七岁儿子。男孩父亲被杀时，男孩在同一个房间内，因为被一个叔叔藏在小床下，他才没在AK-47枪下丧命。男孩虽然惊魂未定，偶尔还会对陌生人感到好奇。有那么几回，他听着大人说话，眼中就含泪了。家人给他换上一套干净的淡褐色衣服，也帮他梳理了头发，头顶上打了一个髻。

救他一命的叔叔二十三岁，英俊修长。那么多客人来访，他特别打理了外表：蓝色头巾、一件时髦的黑灰两色格子衬衫。他开始谈事情经过。就这样谈着谈着，一位堂妹走了进来，自然地把头靠在他肩膀上。

农村的一日继续下去。水牛从前门回到院子里，它们拖着的重链在铺砖的院里发出钝响，牛蹄踏出闷声。在乡下，待客之道也没有被忽略，有人为来客端上水，然后是茶。

穿黑灰两色格子衬衫的男子名叫嘉嘎。他的话由跟我同行的报社人员翻译，翌日再由《印度斯坦时报》记者阿宾纳希·辛格补充说明。

嘉嘎说，事发时他们一家人刚吃过晚餐，几个人正在院子住家那一侧的房间里（另一侧是牛栏），其中有人“啜着茶”。九点过后不久，院中传来一阵骚动，有人从那边喊道：“从久德浦来的那个装得很虔诚的家伙——给我出来！”

嘉嘎原以为喊叫的是村里什么人，但接着就从语气听出来者是“弟兄们”，也就是“辛格”。“辛格”：在这些场合中，它不只是锡克人的另一个名称。它指的是信守入教誓言的锡克人。在这些村庄里，它还指某个恐怖集团的成员。嘉嘎提到当晚来的人时，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辛格”。他用的另一个字眼是“阿特瓦地”，即“恐怖分子”。他只用了一次“蒙迪”——“弟兄们”。

当时嘉嘎正把布塔的儿子抱在膝上。一旦认定了来人是辛格，他马上抱着小孩躲到小床下。

长兄布塔走到门口。屋外的人刚喊着要“从久德浦来的”人出去。久德浦意有所指：布塔曾因恐怖行动嫌疑跟其他两三百人被拘押在久德浦的碉堡，历时超过四年，从一九八四年六月到一九八八年九月——仅仅八个月之前。布塔遭受拘押是因为军方发动攻击时他正在金庙内，而且对方知道他是宾德兰瓦勒的宗教追随者。布塔承认他是宾德兰瓦勒的追随者，但否认自己是恐怖分子。他说，那天正逢皇帝贾汗季于一六○六年下诏处死的第六代师尊殉难周年纪念，他才提了牛奶到金庙去祭拜。

是这个人——年仅三十二，却已吃过多年苦头，生命已受摧残——是他起身，站在门口查看院子里那群蒙面人的。

带头的说：“哪一个是布塔·辛格？”

“我是布塔·辛格。”

“跟我们走，我们要的就是你。我们来带你走。”说话的人告诉身边的一个辛格，“把他的手绑起来。”

几个人做势抓他手臂。布塔说，“没那么简单。”接着双方扭打成一团，两个辛格开了枪。一颗子弹击中布塔右边肋骨正下方，他后倒进房间里。布塔的母亲扑在儿子身上，向那群人哀求：“拜托不要杀他。”布塔的弟弟贾耐尔和布塔的妻子巴温德也扑在布塔身上。辛格们抓着巴温德的长发把她从丈夫身上拉开，再用AK-47开了几枪。先前布塔没有丧命，现在，他跟母亲、弟弟一起被杀了。布塔的祖母受了伤，几天之后死亡。

布塔的父亲从院前靠近道路的房间跑了出来。他穿过院子跑到持枪那群人的所在之处。他试图抢下一支枪，结果头部中了一弹丧命。

这之后，那群八九个辛格出了大门，走到村内大路上。路对面稍靠右住的是纳塔·辛格——布塔的堂叔。他们要找纳塔·辛格。纳塔屋子的前门没为他们打开时，他们转到后面，爬过矮墙，叫他出来。纳塔有五个孩子，最大的是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十四岁女儿。

纳塔听到叫声走了出来。一票人把他带到大路上，要他开拖拉机载他们到巴德夫的住处。他们也想对巴德夫下手。他们认为巴德夫大有问题：他们说，巴德夫是个阿姆利特达里锡克教徒，但他违背了誓言，这一阵子跟贾朗达尔城的一位寺庙祭司有勾结。他们抵达就在道路尽头田边的巴德夫家时找不到人。巴德夫先前听到枪声已经溜走了，他这阵子也因为宗教方面的问题接到过几封恐吓信。于是他们又叫纳塔用拖拉机载他们回来，在他屋外的路上杀了他。

一群辛格在村内停留的时间仅有半个钟头，分秒不多，然后人就走了。一直到八个钟头之后，清晨五点半左右，屋里才有人拿起恐怖分子留下的字条——如今已经沾满血迹，难以辨识。字条上说，布塔·辛格和纳塔·辛格要为两个月之前两名恐怖分子在半公里外一个村庄被杀一事负责偿命。当局对被杀的恐怖分子之一曾经悬赏三万卢比。

警方指出，涉案的一帮人原想要布塔加入他们。由于布塔一直到一九八四年都跟宾德兰瓦勒很亲近，他可以为那群人带来一些“可信度”。

村里人还讲了另一个故事。布塔在被拘押期间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刚从久德浦被释放之后，他向当局申请小客车行驶执照。这是政府为了让布塔这类人自力更生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有一天，布塔为了执照的事去了一趟贾朗达尔。他没在预定的时间回到家。村里人开始打听，结果知道布塔被贾朗达尔的中央后备警察部队拘捕了。他被拘留了九天。

布塔从未告诉任何人为何被捕，也没提及拘留九天之中发生了什么。他们只知道布塔回来的时候很害怕，后来也绝不愿单独一人离开村庄，譬如到村外的水泵打水，或是去当地的市场。（有人说布塔怕再度被警察逮捕，但这有点不合逻辑。不管有没有人伴随，布塔都可能被警察抓走。有人伴随的话，倒是会让那些恶棍派来的杀手有所顾忌。）

我们终于前往隔壁的死者家，好不容易才穿过那群坐在门口的妇女。她们现在已经不再哭号，而是静静坐着，安静得像阳光下院子里的男人——男人那边桉树的垂直叶子没有投下任何阴影，下午的太阳反倒像是给叶子抹上了一层亮光。住家部分靠院子这边灰泥打底的墙壁被漆成粉红色，门窗上头通风的空心水泥砖被漆成跟门口墙壁一样的薄荷绿：这些是地中海地区的颜色。门窗以及窗上垂直的铁条则漆成较深的绿色。

卧室位于房屋前侧，就在大门两旁。卧室门开向院子，其后墙（有加装铁条的窗子）就靠着村里的路。左边有两间卧室。阿宾纳希告诉我，除了当卧室之外，这些房间也用作储藏室，存放麻布袋装的小麦和稻子。布塔·辛格的父亲睡在院子一角的房间里，凶案发生时，他就是从那房间里跑出来的。

大门右边的卧室是这家农舍的主屋，布塔·辛格夫妻睡觉的地方。它也是客厅。现在房内并无椅子。阿宾纳希说，椅子和大桌已经搬走，因为他们知道凶案发生之后会有客人来访。房内有两张并排的床，床上的寝具没有整理。另外还有一张多余的床，以及锡质行李箱和衣柜。一个架上摆着金庙的纪念品，墙上挂着几幅锡克教月历。在锡克通俗艺术里，历代师尊的瞳仁总是半遮在上眼皮下面，因此眼白比平常露出得更多。这房间里的画像令人觉得不寻常。

房间里有一张布塔岳父的相片，另一张则是布塔自己：好学、戴眼镜的年轻男子。好学和戴眼镜在乡村及农舍中显得有点不搭调。布塔可能刻意培养了那副学者气质，几乎可以确定，他是家族中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布塔的妻子巴温德是村里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应该是以她做榜样，布塔才会在被拘禁于久德浦期间修了文学学士学位。

经过了两三代——不仅勤劳工作，还配合着政治鼓动、政治保障、农业发展、全国经济增长——布塔家族才拥有目前的条件。两三代的时间也让布塔·辛格开始产生求知的兴趣。有了新知之后，他必然会对自己的身世特别敏感。他会更容易想到的是家族所受的不公不义，而不是时代之间的稳定改善；他会觉得像宾德兰瓦勒那类人的基本教义主张可以满足每种情感需求，是具体可行的方案：那套主张可以让不满情绪及受难心结显得崇高，可以将历史简化成往昔荣耀的失落，可以为当代提供仇敌与救赎这两个理念。他陷入这套想法之中，不能自拔。

警方指出，他是因为拒绝加入那帮恶棍的阵营而被杀的。那群辛格们留下的字条则说，他必须为两名重要恐怖分子遭警察枪杀一事负责。两种说法可能都有事实成分。这些事情可不是好玩的。运动的新鲜分子必须先经受血的洗礼，而一旦受过血的洗礼，这些人就脱离不了运动了。布塔一定受了不少苦。大家都说他笃信宗教。他为两个小男孩买了入门宗教读本；他每天到谒师所祈祷两次。何等虔诚！刚开始这可能满足了某种情感及知识上的需求，后来或许只是为了祈求保护。

他这一切都在隔壁房间里结束了。那个房间位于庭院一侧，坐北朝南。房门开着。不过，由于抹了牛粪的庭院里有点刺眼的亮光，以及墙壁粉红色涂料的阳光反射，门内却显得非常幽暗。在房内的阴影中，架子上的铜壶和钢锅闪闪发光。布塔和家人中弹倒下的地板上还留着擦碰的痕迹。事发至今还不到四十二个钟头。不过，擦碰的痕迹也可能是来看个究竟的人所留下的。凶手留下的字条被发现时沾满了血。现在地面上黑压压一片苍蝇，几乎一动也不动。

后来阿宾纳希告诉我，凶案发生三天前，布塔·辛格的妻子——那位大学毕业生——在邻村开了一所以英语教学的学校。那是她长久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我觉得梦想实现了，”她告诉阿宾纳希，“没想到丈夫从久德浦回来竟然造成家破人亡的后果。”

路对面是布塔叔叔纳塔·辛格的房子。他的妻子不识字。她生了五个孩子，最大的有残疾。她告诉阿宾纳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整个世界都完了。”

我们走到屋外时，一群人又为纳塔·辛格哭号了起来。画着多色菱形图案、薄荷绿色的大门右边，纳塔从巴德夫家开拖拉机回来后的被害地点，现在坐着一群妇人，她们不时扑倒在地上。有一堆堆牛粪的村路两旁，农村生活并无改变：水牛低头吃着路边墙角槽子里的东西。牵这些动物到外头，牵它们回家，挤牛奶或卸牛轭，喂食、照料它们过夜——这些工作使一天过得有节奏、有意义，人们像遵守教规一样进行着。

村内另外两个人也曾经在久德浦被拘押。妇女在一旁恸哭，水牛在路边嚼食，我们则听着这两个人之一讲他的故事。就在兰吉特在久德浦被释放当天，他弟弟被杀了。兰吉特没说是谁杀了他弟弟，这暗示凶手是那些“弟兄”。他弟弟的尸体在离阿姆利则二十公里外被发现——离我们所在之处不远。结果是，兰吉特在久德浦待了四年半之后回家那天，他弟弟的尸体也运抵家门。这是仅仅一个月之前的事。

他们谈到悲痛时为何还能这么平静？宗教信仰多少让他们有了心理准备。不过，他们能够这样平静，是因为好几百人也受了跟他们一样的苦。阿宾纳希说，像那天下午我们所听说的集体谋杀案，他跟其他记者都见过不止五十次了。正好一年又一个礼拜之前，拉贾斯坦有一个家族的十八个人被杀——其中一半是锡克教徒。AK-47是杀人无赦的武器。它可在两秒半之内射完弹匣内的三十二颗子弹，子弹从许多角度扫射出去，可以在那两秒半之内杀死一个房间内的所有人。某天晚上，阿姆利则的一个区里就有二十六人被杀，包括三十天大的女婴及九十一岁的一家之长。

我们坐车由小路及乡道回阿姆利则，一路上看着肥沃、作物茂盛的农田。还是下午时刻，阳光仍亮，无安全之虞。过了一阵，我们发现我们可能迷了路。我们身处灌溉农田之间的泥土路上。我们看到两个人共乘一辆脚踏车，一人踩车，一人坐在置物架上。置物架上那位的侧坐姿势很优雅，两脚并拢，并没有左右摆荡或往下垂。他的两只鞋子紧紧靠着，并且抬了起来，仿佛是为了避免沾到泥土。我们停下来问路时，他以熟练的动作从脚踏车上滑了下来，然后说可以陪我们一段，把我们带到通往阿姆利则的路上去。

就像我从他在脚踏车上的坐姿所设想的，他是个英俊的男人。他是锡克人，蓄着修剪过的胡子。修剪过的胡子表示他没有正式入教。他听说了布塔·辛格被杀以及其他命案的事，觉得很可怕。他自己不属于任何纯锡克人的政治团体。他经营一点生意，自己觉得还算成功，也感到高兴。他说，他盖了一栋房子，抽水马桶等等设备都有。房子花了他四十万卢比，相当于一万六千英镑。不过，现在他觉得恐怕必须放弃房子，搬离这个地区。他没正式入教，也无意那样做。他不认为自己有办法遵守阿姆利特达里的严规，他不想像其他人那样惹上弟兄们。

锡克教的奠基师尊受尽折磨和苦难，第十代师尊的两个儿子被人用砖块砌堵起来活活闷死一事具有特殊意义。这段情节有点类似莎士比亚《约翰王》和《理查三世》的故事，已经附有几分神话色彩。

下令将小孩——九岁到十岁男童——处死的人是莫卧儿帝国驻西尔信德⑦城的行政长官。只有一人反对该项酷刑：他是马勒科特拉省督，一位阿富汗出身的穆斯林贵族。接着，他向当局求情，希望能将尸体依礼火化——穆斯林行土葬，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行火葬。行政长官说：“行，准你择地火葬，唯地点不得大于你能用金币覆盖者。”省督接受了这项条件。他把一部分财宝铺在地面上，两具尸体就在那里火化了。于是，下面两个地点成了圣地：一个是男孩被砌砖闷死之处，一个是他们尸体火化之处。每年殉难纪念日，信徒都会举行一项仪式，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

在缺乏历史意识的人当中，事情只要超过了父辈或祖父辈的记忆范围，只要没有现存的目睹者，那么就可能变成神话。这则关于小孩被砌砖闷死的故事无论发生于两千年、两百年还是一百年之前都无关紧要。事实上，这些事件是有年代可考的。一六九九年，第十代师尊在阿南德普城调制甘露，第一次为锡克教徒举行入教礼，建立了锡克人的军事教团体制。两年之后，他被莫卧儿军队围困在城里。围城历时三年。师尊跟两个儿子脱困逃出，师尊的母亲及另两个儿子则被俘，被带到西尔信德。一七一○年，锡克人攻占西尔信德。

可以确定年代，加以分析，并且以适当距离跟当前隔开的事件也可能在某个阶段开始变得遥远，变得模糊。神话却历久弥新，它们永远不会失去魅力。虽然一七六二年锡克人在马勒科特拉被入侵的阿富汗军大肆屠杀，一九四七年印度国土分裂，印巴两国人民互相迁移——穆斯林逃往巴基斯坦，锡克人及印度教徒逃离巴基斯坦——一九四七年，由于那位阿富汗贵族在第十代师尊两个儿子的火葬地点铺了金币，没有穆斯林在马勒科特拉受到伤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锡克人的阿卡利党⑧还提名马勒科特拉省督为其候选人，而且他在三次选举中都获得了锡克人的支持。

这些是阿马林德·辛格告诉我的。阿马林德是帕提亚拉⑨王室的族长，非正式而言——因为大公的名号已经废除，大公已经被“取消承认”——他是帕提亚拉的大公。所有锡克人都是“辛格”，他们使用这个共同姓氏，意在消除种姓及阶级差异。这个理想犹存，但几乎从一开始，锡克酋长就纷纷崛起，帕提亚拉王室即是其中最显赫者之一。西尔信德——两个男孩被砌砖闷死之地——纳入帕提亚拉版图之后，师尊之子殉难纪念日的宗教游行活动就由王室负责举办。

“西尔信德是莫卧儿行政长官的驻地。锡克人最后攻下城堡时，里面一无所有。锡克教的器物都已不见，全被莫卧儿人摧毁了。锡克人找到了砌砖的地点，盖了第一间谒师所。谒师所后来经过重建，是我父亲在五十年代早期做的。每年纪念日，我们都会用抬尸架抬着格兰特·沙哈卜师尊，从砌砖地点走到火葬地点。”这是模拟的送葬行列，以第十代师尊定版的锡克教圣经代替师尊的两个孩子。“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之后阿卡利党控制了谒师所，仪式也改由他们主办。”

王室对锡克教负有特殊责任。“我们是唯一得到师尊两次赐福的家族。”根据锡克人常有的习惯，阿马林德在这里用单数集合名词“师尊”来指代所有师尊。第一次赐福得自第六代师尊哈尔哥宾德，他曾经这样安慰家族里一个正在哭泣的男孩：“他为什么哭？他的马匹将会到贾穆纳⑩河饮水。”师尊用这句话预言帕提亚拉领土终将扩展到那条河。

后来的另一位祖先是由第十代师尊举行入教礼的教徒之一。阿南德普灾难过后不久，第十代师尊在查姆库尔战役中写信求援的对象就是这位祖先。

“师尊被莫卧儿军团围困在城堡里，但他设法把信传了出来。他在信中说，‘吾家即汝家。正陷危境。速驰援。’但我祖先抵达时，战事已经结束。”师尊的另外两个儿子在那场战役中丧命。“这是锡克卡尔沙教派⑪的第一代。”后来，师尊在前往南方——他在那边死于一七○八年（锡克人攻下西尔信德两年之前）——途中，曾经针对帕提亚拉家族及其王国的未来疆土提出预言。

师尊从查姆库尔发出的信对这个家族尤其珍贵。阿马林德的父亲或祖父便是从那封信中想出帕提亚拉家族目前的家训：“吾宅即汝宅。”早先的家训是“天堂之光吾家所依”，在帕提亚拉家族的旧陶器上还看得到这句家训。

王宫屋顶上设了一间谒师所。里面唯一的礼拜用品是由数位师尊长年编纂、最后也具有了师尊地位的锡克教圣经。但是，这间谒师所另外还有第十代师尊的遗物。洗过手、头覆上布之后，我被带去看一些遗物：师尊一把插在绒面鞘里的剑；几支矛；一封誊写的信，应该出自秘书或书记之手。

王宫屋顶上呈现的是古老的虔敬：已经成为宗教一部分的三百年前的历史事件（第十代师尊逝于本杰明·富兰克林出生后两年）。王宫本身则体现了新近的转变。这是一座新宫，筑于五十年代，虽然华丽，却不见类似迈索尔大公的欧洲建筑师一九一二年建造迈索尔市王宫时大量使用的那种东方样式。这座帕提亚拉新宫样子像欧洲的乡村豪宅，其品位属于国际或中性风格，以舒适为着眼点，颇适合印度气候，是个宜人的地方。各间会客室都有签名照片，就像访客在别的国家参观豪门巨宅时所看到的那种。不过，这里的照片——拍摄的人物是统治者——却标示着一个转化中的世界，一个改变中的景象，一个崛起中的印度：德意志皇帝、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比利时王室、铁托、尼赫鲁、英迪拉·甘地。

绘画为数甚多，其中大部分显然是在欧洲购得，值得注意的作品极少。在英国人统治之前不久，锡克人开始发展出一个绘画流派。这个画派的作品是小型纸画，属于私人宫廷艺术，绝大部分是肖像画，一张张作品集成册子或卷在一起，收藏在宫内图书馆里。他们的品位或鉴赏并未扩及欧洲以大型油画为主、用来挂在墙上展示、目的往往并不清楚的那种艺术。因此，虽然资金雄厚，阿马林德的父亲及祖父并未购买古代大师或任何本世纪大画家的作品。

最醒目的是阿马林德父亲的巨幅全身画像。历代帕提亚拉大公的身高都非比寻常。威廉·霍华德·罗素一八五八年在帕提亚拉城见到的帕提亚拉大公身高超过六英尺，体格壮硕。这幅画中，阿马林德的父亲威风凛凛地站着，超乎实际的身材委实令人敬畏，叫人惊愕。另一幅挂在宽阔楼梯上方的大型沙龙画也有同样效果。画中场景是一九三五年在伦敦举行的乔治五世登基二十五周年感恩庆典，画中人物有阿马林德的祖父和其他印度土邦王君——尤以克什米尔和比卡内尔两邦大公为显著——还有韦尔斯王子，后来的乔治六世和王后伊丽莎白，以及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

阿马林德说：“我祖父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君主。他九岁就继承了王位。一九○七年十八岁时，他成为手握实权的统治者。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三八年，权力完全在他手中。他使帕提亚拉远近闻名。他用一群很有能力的人治国，他赞助体育运动和音乐。不过，他是个独裁者。”

他认为自己应该享有的，则是他曾经住过的王宫的那般景况：位于帕提亚拉城另一头的帕提亚拉旧宫。

“它有一千个房间，占地四百亩。现在是一所体育学院。从我父亲房间到我房间有四分之三英里。我们有一天实际量过，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实在太大了，于是我父亲在五十年代建了这座宫殿。这一座还是大得不得了，但当时我们一家人才从旧宫搬过来，还觉得有点窄小呢。”

除了那座旧宫——让人一望而知英治时代土邦大公拥有何等雄财巨富的那种印度宫殿——先前还有帕提亚拉的城堡。

“旧城堡碰到战事就派上了用场。有一个塔楼，可以往下发射枪炮。”

城堡从一七一四年开始修筑，所在地原是一位穆斯林苦行圣人的隐居处。苦行圣人使用的火后来被吊起移入建好的城堡内，至今不曾熄灭过。

一八五八年，就是在这座城堡里，当时的帕提亚拉大公（或王公）及宫臣全套盛装隆重接见威廉·霍华德·罗素，向代表印度最高——如今更是胜利无敌的——统治权力的重要代表致敬。帕提亚拉大公应该不会明白罗素的工作是什么，但他总会知道罗素的意见够分量，因此他竭尽所能让对方有好感。骑在装饰华丽的大象上，他走出城堡一段路去迎接罗素。他也请罗素骑象，后者要跨上骑座时，他还有礼地扶了一把——这些欢迎和接待仪式都像哑剧般进行着。

现在城堡已经半毁。它位于帕提亚拉市场区之中，四周街道从头到尾或有一大段是卖鞋子，或是煮熟的食物，或是刺绣服装的——这是帕提亚拉的特产。罗素骑象抵达的前院现在是一些人小便的地方。一栋后来为了招待重要访客而增建、前方有古典圆柱的房子已经快要崩塌。这里被人擅自占住，墙上用粉笔草草率率写着“危险”字样。

到了里面，城堡一下子就变成小院和通道和阶梯构成的迷宫。有一座莫卧儿式小花园，虽然已经荒废了一半，但处于砖块灰泥建筑之间，仍令人觉得宁静。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帕提亚拉所模仿的高雅风格系来自英国和欧洲。在十八世纪，提供范本的则是莫卧儿人。不过，锡克人在十八世纪仿效外敌莫卧儿人这件事却有讽刺的一面：今天，莫卧儿势力早已消失，锡克教谒师所金碧辉煌的十八世纪莫卧儿式圆顶依然存在，它标示着锡克人的礼拜场所，犹如基督教教堂的尖塔。

除了这座花园，城堡内全盖了建筑，地面全铺了东西，见不到泥土。通道，庭院，平台，屋顶：到处是碎裂的砖块和灰泥，它们比木头更易毁坏。四处是窄小、窒闷、装饰过度、幽暗的房间，墙上挂着幽暗的镜子，天花板上有雕饰。到处是崩塌的天花板；你看得出，为大公和统治者修建的人也使用了如我在贾斯帕尔农舍所见的那种乡下砖造天花板筑法——砖块连接排在木梁上。旧城堡无法修复或保存：这种砖块势必碎裂。像这样的宫殿一旦没人住就完了。处处可见的小型修复——补上的水泥，加涂的石灰——更加强了整座城堡原本就给人的感觉：它被三番四次修筑，房间一一增加，空间持续扩大，直到极限；最后，它被弃置，无人理会。

纵使到处尽是荒败，一些顶层房间里却进行着跟帕提亚拉设城及建堡有关的宗教仪式——仪式中融合了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虔诚信仰。因为仪式还具有神圣性，进房间之前必须脱鞋。那位穆斯林苦行圣人的火自从移入一七一四年原建的城堡之后，至今仍然燃烧：这是帕提亚拉的奇景之一。烧火只用橡木，灰烬供人点圣痣（印度教习俗）。隔壁房间供奉着印度教黑天及时母两位神祇的造像。在另一个门外有屋顶阳台的房间，一个皮肤黝黑的诵经师念着锡克教经文，一个赤脚的侍者拿着掸子在几本覆着上等丝布的经书上掸灰。就这样，像目前居住的王宫的屋顶一样，被弃的城堡顶端也有景象令人想起这个家族是如何起源的。

照理，这个家族在十八世纪早期并不必然会壮大起来。但莫卧儿势力正好在此时衰退了，阿富汗不再入侵，锡克人得以繁盛起来。到最后，帕提亚拉王国的领土近乎七千平方英里，其中大部分是在十九世纪早期取得的。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廓尔喀⑫人决定占领整个山脉。他们在一八三○年进军攻打我们的山地。所有山区大公聚集在一起向我们求援，我们也派出了军队。战事持续了六个月，最后，廓尔喀人吃了败仗，尼泊尔统帅的头颅挂在帕提亚拉城门上，直到裂成碎片。”

帕提亚拉从未跟锡克王兰吉特·辛格交好。“兰吉特·辛格有所威胁时，帕提亚拉跟英国缔结了条约。英国跟锡克人交战期间，帕提亚拉一直保持中立。”甚至在锡克人于一八四九年战败之前，英国人便在帕提亚拉招募了两营非正规锡克军。八年后爆发大起义时，帕提亚拉仍然信守它跟英国的条约。这份支持相当重要。若非如此，英国人在北印度可能会被打败。

“在我们家族的档案里保存着莫卧儿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的一封信。我们的档案留存了每个统治者的私人文件，其他文件都转移给国家。王宫里有一位图书馆员照料档案。起义者硬要巴哈杜尔·沙当他们名义上的元首，于是他写信到印度各土邦寻求支持。但是，当时他的辖地甚至还不及于整个德里。他的辖地只包括红堡。他的信用英文写，字体相当花哨，应当出自文书之手。它是两英尺长的卷轴。不过，我们跟英国签了互防条约，不得不遵守。”

一八五八年六月，大起义已经大致平定时，威廉·霍华德·罗素“随一行人”到德里红堡见落败的皇帝。红堡已落入英军及廓尔喀兵（像锡克人一样，他们现在被招募来取代属于叛变群体的士兵）之手。皇帝蹲在一个屋顶小阳台一侧空空的通道上。他是个瘦小、衰弱的八十二岁老头，赤脚，穿着一件肮脏的平纹细布长衫，戴着一顶薄麻纱小帽。他在向一个铜盆里呕吐，罗素没有问个究竟。老人对前来好好瞧他一眼的人懵然无觉。他有写诗的癖好，罗素说，一两天之前他才写过一首诗，“用一根烧过的柴枝在他牢狱的墙上（写了）几行不错的诗句”。这并未引起罗素的惊奇或同情，只招惹了他的嘲笑。他压根儿没想问一下那些诗句的意思。

这时，印度的英国人正议论着要把德里的大清真寺炸毁，正如早先有人提议把泰姬陵拆掉，出售其中的大理石一样。英国人甚至对帕提亚拉大公起了疑心，罗素就听到抱怨说他跟皇帝巴哈杜尔·沙有联络。

从阿马林德的话听来，这个说法似乎有几分真实。他说：“因为巴哈杜尔·沙写诗，大公的一位弟弟很喜欢他。他去见皇帝，提供援助。大起义过后，他回到帕提亚拉，英国人要求把人交给他们。帕提亚拉拒绝了，但英国人也无法强求，因为对他们效忠的君主已经没剩几个了。

“于是双方达成了妥协。大公的弟弟离开了帕提亚拉。他最后弃绝凡俗，先是住在喜马拉雅山的里希克希，然后在这世纪早期搬到了南方的班加罗尔。”班加罗尔位于迈索尔王国境内，离英国管辖有些距离。“五十年代他在那里过世，享年一百多岁。他开班授道，别人多少把他看作圣人。他妻子继续住在帕提亚拉旧堡里。他们结的是童婚。她小时候就来到城堡，九岁时丈夫离开了她。直到三十年代，她都住在城堡里，拒绝外出。她从来没有走出过城堡。那时候，女人留在深闺的规定很严格。她从来没见过汽车、火车、王宫外的人、森林、农田。我祖父要她坐车兜兜风。他说了又说，最后——这应该是三十年代早期或二十年代晚期的事——我祖父硬是把她弄上车，带她出去看她从未见过的东西。住在城堡里的时候，她不让任何人替她打井水，因为她要过她设想丈夫所过的那种苦日子。”

这故事颇有疑点。譬如说，如果帕提亚拉大公之弟前去援助巴哈杜尔·沙时是十六岁，他应该出生于一八四○或一八四一年，而他在一九五○年代死亡时可要超过一百一十岁了。他那个童年就入门的妻子也活了九十岁左右。无论如何，阿马林德讲的这段故事倒包含了许多印度从大起义到独立之间所经历的巨变。故事中那些人的有生之年不但涵盖了锡克人从边疆悍民到农商百姓的转变过程，也涵盖了其统治者从好战酋长到英国治下大公的转变过程。

阿马林德挥了一下手说：“我祖父不会了解这个的。”阿马林德的“这个”指的是独立、国会、全民参政。“你可知道，我祖父把我外祖父关进牢里，有九年之久不让他一家人进阿姆利则，因为我祖父怀疑他加入了普拉贾曼达尔。那是自由运动人士对土邦里国大党的称呼。我外祖父还很有品格，他没有屈服。他家被没收的财产直到我父母结婚时才被归还。”

从一八五八年威廉·霍华德·罗素在帕提亚拉堡所见的佩戴珠宝的统治者，到一九○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一千个房间之莫提巴宫极权统治土邦的大公，这之间隔了两个时代。一个角色接着另一个角色：跟英国的关联增加了统治者的荣耀。对阿马林德的父亲而言，境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父亲一辈子都过得不好。他在一九三八年丧父后继了位，那时他二十五岁。一九三九年爆发了大战，接着，从一九四五年以后是独立运动。我父亲是大公联议会的主席，因此要面对许多不稳定的状态。独立时，他率先签署承认书，帕提亚拉跟旁遮普各邦合而为一。对我父亲个人，这是降职，从原先的统治者变成一邦之长。当时有人考虑把帕提亚拉设为印属旁遮普的首府，但首席部长粉碎了这个念头。他认为帕提亚拉对邦的事务肯定不会没有置喙余地，因此想出了在昌迪加尔建造一个全新城市的主意。接着在一九五八年，旁遮普邦联跟前英属旁遮普合并，我父亲落得手中空空如也。”他参选旁遮普邦议员，但不喜欢政治。他被任命为大使，但这并未减轻他的悲痛。“他性格内向，问题都放在心里。他一九七四年过世时——才六十一岁——医生说他的心脏像八十五岁老人的。”

阿马林德自己没有适应的问题。他出生于一九四二年，独立时他五岁。“我在现代环境中长大。”他在宫里受教育：一名英国保姆，一名德国幼儿园老师，还有“一位大师”教他锡克经文、传说和民俗。他在宫外也接受了完整教育：先在西姆拉和卡绍里就读私立小学，再就读一所著名印度公学，最后就读台拉登的印度陆军军官学校。他进陆军服役，加入历史最悠久的锡克兵团——直接从一八四六年在帕提亚拉招募的那两个营发展而来。他喜欢军旅生活，有意在军中发展，但他为了处理家务不得不离开军队。他后来“对政治逐渐上手”——或许有几分展现了他的十八世纪祖先在帕提亚拉王国早期所具有的手腕。

然后出现了传道者宾德兰瓦勒。恐怖行动造成了危机；当局下令阿马林德喜爱的军队进攻他视为圣地的金庙。

“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让三百年历史化为乌有。锡克人建立了帕提亚拉，两位师尊赐福给我家族，我必须跟人民站在一起。”

回到昌迪加尔，我再度见了古特吉。这时他告诉我一件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事，即“蓝星行动”——军方对金庙攻击行动的代号——之后，他躲藏了四年多。这一阵子以来，他首次细谈宾德兰瓦勒。那位被免掉文官职位的卡布尔·辛格是古特吉的第一位英雄兼导师，宾德兰瓦勒是第二位。

“他一向是虔诚信教的人，直到最后都没变。他父亲是法里德科特地区的小农。这地区的名称源自法里德，一位十三世纪的穆斯林苏非派⑬圣人；我们的经书里有他写的对句。宾德兰瓦勒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兄弟共九人。他是父亲第二位妻子所生。第一位妻子生了七个儿子，第二位生了两个。父亲无法抚养所有儿子，因此在宾德兰瓦勒四五岁的时候把他送到神学院。”

古特吉也生于一九四七年，他也是在四五岁的年纪被送到寄宿学校读书的。还有，他也出身农家，只不过他祖父是拥有三千亩土地的富农。

“他父亲有一些地，那年头还没有集约农耕。一个儿子从军，现在以上尉军衔退役了。另一个儿子前往迪拜，赚了钱，现在回来继续种田。其他儿子也种田为生。

“宾德兰瓦勒那几年都待在神学院，一九七六年以前，我们根本没听过他这个人。那时候他已经结婚，生了两个儿子。他妻子应该是留在村子里，他们的婚姻是媒妁之言。宾德兰瓦勒喜欢沉思默想，对周遭的事一概不理睬。有时他会到家里的田间工作，人家说他工作很卖力。收割从四月十三日开始。那时候非常热，烈日晒得厉害。宾德兰瓦勒从一大早就开始收割，一直做到傍晚，中间不吃也不喝。他意志力很强。这些是他一位兄弟告诉我的。”

谈起乡村的日子、田里的活儿时，这可不是古特吉头一遭那么自然而然地动起感情来。

“一九七七年，神学院院长过世。他先前提名宾德兰瓦勒为继任人。神学院院长是在发生尼朗伽利派争议的时候过世的。”尼朗伽利派：有人认为他们是改革派锡克教徒，有人认为是异端。“他传给宾德兰瓦勒的志业是继续这场奋斗。”

翌年，在锡克宗教岁时祭仪中颇为重要的春祭或收获祭当天，这两派在阿姆利则发生了冲突，宾德兰瓦勒的几个追随者被杀。这件事之后，宾德兰瓦勒有了名气。

古特吉说：“我是在一九八○年认识他的。一九七四年为我举行入教礼的大祭司在当时过世了，我到他的村里祭吊。在那边我遇上了宾德兰瓦勒。他为人非常正直，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他从未出尔反尔。他是个教士圣徒，对神有无限的信心。他只凭良心做决定。他过的是苦行僧的日子。

“一九八○年，尼朗伽利派的领袖在德里自己的地盘上遇害——就像后来的英迪拉·甘地一样——据说凶手是一个受雇在那边做木工的人。雅利安社的报纸把谋杀案归咎于圣师宾德兰瓦勒，要求当局逮捕他。过后不久，雅利安社那家报纸的主编在贾朗达尔附近遇害，当局以这个案件为由发出拘票要逮捕圣师。

“雅利安社控制了旁遮普的印度教新闻媒体。这个世纪的旁遮普历史充满了雅利安社跟锡克人的争端，问题焦点则在于雅利安社反对锡克人的分离主张。这个世纪初，由雅利安社公开举办仪式，一些锡克‘彻马’”——不可碰触者——“在贾朗达尔重新皈依印度教。雅利安社的人把他们的头发剪掉，然后编成一条绳子公开拍卖。这样做是为了取笑锡克教和锡克人。

“当局签发逮捕圣师的拘捕令时，他正在哈里亚纳邦一个村庄传道。那边有人向他通风报信，可能就是哈里亚纳邦政府里的人，因为他们不希望在自家的地方发生麻烦。旁遮普警察部队抵达时圣师已经离开，他们气得烧了他的巴士，毁了他的圣书。在那之后，警方到梅塔乔克的神学院内执行了逮捕令。他被捕那天聚集了一大群人。警方把他带走时，他求大家平静下来。警方最后还是在镇上对群众开火，结果死了三十四个人。警方声称群众中有人拿剑攻击他们。

“让他不高兴的是这三件事：他的巴士和圣书被烧、他被指控涉及谋杀、他的人民被杀。他坐了几个月牢，然后被无条件释放了。一九八二年他前往金庙。当时情况是这样的：他有两三个追随者被捕，然后他派去为这些人保障法律权益的人也被捕了。他就在这时决定要把大家鼓动起来。

“他长得很高，六英尺一英寸，跟我一样高，也瘦瘦的。他为人很直率，不会拐弯抹角。他的生活习惯很单纯。他也吃得很少，在这一点上可不像喜欢享受美食的卡布尔·辛格教长。他心思敏锐，听得进别人的话。譬如说，他知道我吃肉，但并不在意，从未叫我不要吃肉。有一回，我跟他谈了很久，辩论吃肉是否符合锡克教义。那是一九八三年一月，我们在金庙的永恒圣殿关于这件事谈了两个钟头。他一再和和气气地告诉我：‘你向我证明根据锡克教义是可以吃肉的，我马上就可以吃个一公斤半。’

“他找我们讨论了好几次，有时候只是为了解释经文的某些段落。神学院支持传统的解释。神学院的解释比较接近印度教对经文的理解，也都是用印度教的术语表达的。大多数例子来自印度教神话。我那时候赞成的是比较新的科学解释，那是一九六○年左右确立的看法。”

我请他谈谈这种科学解释。

“那是辛格先生提出的——根据语言的语法来解释经文。他是一位上人，一位老师。”

这说法——当时我并未完全理解就听了进去，直到好几个礼拜之后才仔细思索——稍微阐明了卡布尔·辛格那本小册子《一个锡克教徒在世俗印度受审记》里一句晦涩的话：“语法与语言之基础是某些形而上学假设、文化模式及人性倾向，这些内容或无法通过逻辑证明，但若不加以接受，则无法正确研究或理解语言与文法……”

我想知道，在金庙里的这些宗教讨论中，卡布尔·辛格的看法会不会通过古特吉传给宾德兰瓦勒，使得他唾弃原先接受的神学院传统，使得他在金庙危机恶化时对英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说锡克教徒不像印度教徒，而更像犹太人及穆斯林及基督教徒，是有先知和圣经的民族。

在那次访问中，宾德兰瓦勒也说——使用英语，声音中充满激情——锡克教徒在印度受尽了迫害，以致他们必须“付出一杯血”才能得到一杯水。宗教领袖的这种夸大之词令我困惑。但在当时，我还完全不知道在锡克教徒心中他们师尊的苦痛是怎么一回事。

古特吉这时接下去说的话让我有点明白了宾德兰瓦勒最后几天处在窒困的金庙时的心境。

古特吉说：“他最敬佩哥宾德·辛格师尊的品格和牺牲。他对哥宾德·辛格师尊最后几天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他记得师尊每天的一言一行。他把师尊的生命重新活过一次。要是你在十二月某天碰到他，他会说，‘今天师尊正在怎样怎样’。事实上，连时辰他都记得，真不可思议。他会看看手表，然后说，‘再过两个钟头，师尊就要把儿子打理好上战场’。像这样之类的。师尊的苦难从十二月开始，因为那是离开阿南德普·沙哈卜城堡的时候。”阿南德普：师尊的母亲和两位幼子——后来被砌在墙里——遭莫卧儿人俘虏之地。

困在金庙之中时，宾德兰瓦勒必定会把自己设想成困在阿南德普的第十代师尊。

古特吉说：“大家不是去找他谈历史或经文的。他家人很少去看他。他们就算来了，也是以虔诚信徒的身份而来。这段时期他没有时间可花在家人身上。

“我每个月到金庙见他一次。有一次他说：‘你应该多来几趟。’我说：‘我有家要照料。’他说：‘有几个小孩？’我说：‘两个。’他说：‘我也有两个小孩，神会照顾小孩。’然后他引用了一段经文，内容是关于留下后代自己远飞的候鸟的。他说：‘它们飞行几千英里，神给它们力量。’”

我问古特吉那几件以宾德兰瓦勒之名犯下的谋杀案，以及别人说是他指使的谋杀案。

“都是捏造的故事，企图中伤他的名誉。”

结束了蓝星行动——军队攻击金庙的行动，造成宾德兰瓦勒和他的许多追随者死亡，也使许多士兵丧命——官方声称古特吉是被击毙者之一。这让古特吉惊慌起来。“他们以一本关于锡克人人权的小册子为据，控告我煽动叛乱。宣称我死亡就是表示他们已经指示军警把我除掉。”于是古特吉躲藏起来，躲了四年多。

“《印度快讯》还登了我的讣告。内容大体上对我还算恭敬，不过其中却说我不跟穆斯林一起吃饭——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我投书给《印度快讯》说：‘请任何穆斯林准备好一餐可口的素食，我随时奉陪。’”素食倒不是问题所在，古特吉不是素食者。“但是，我不吃以穆斯林或犹太人方式宰杀的肉。这是第十代师尊的训诫，是我们入教时要接受的。这类宗教禁忌通常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古特吉对《印度快讯》那篇讣告会有这些反应，当然是因为他坚守锡克教徒的誓约。卡布尔·辛格针对锡克教徒誓约的重要性写了一本大书，古特吉给了我一本。他暂且按下蓝星行动之后转入地下的日子不提，另外讲了一则故事，解释第十代师尊如何告诫信徒不可跟穆斯林女人发生关系。

“西瓦·达斯的《锡克教基础》这本锡克教教本里有一段故事，讲的是十八世纪一个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他去找正在主持集会的师尊，告诉师尊说：‘我被迫改信仰了。’‘他们如何叫你改信？’‘我被迫吃了牛肉。’‘那并不会把你变成穆斯林。’‘我被割了包皮。’‘没人会因为那样就成为穆斯林。’‘我被迫念诵卡尔马。’‘那是主的名字，念了也不会使你变成穆斯林。’会众里有个人感到惊讶。他问师尊：‘那怎样才会变成穆斯林？’师尊说：‘跟穆斯林女人结婚，或是发生关系。’这话中有个含意，那就是，婚姻是出于自愿的。‘如果你自己愿意做穆斯林，只要那样，你就是穆斯林了。’师尊就这样让那个人放了心。”

如同一切殉难故事，这段末代师尊晚年的故事也关乎激发锡克尚武团结精神的迫害、悲苦和侵犯。不过，那倒不是古特吉的重点：依他的看法，锡克教是先知和天启的宗教。

我问他躲藏期间靠什么支撑，他说：“我想着，我跟族人在一起受难。还有另一个慰藉：这时期我最常读经。经文最强调的是人在世上应该怎样过活才会被神接纳。我认为我过的是那样的生活。我也读了不少，写了不少。因此，我在藏匿期间大有收获。我有机会好好思考事情的道理。”

“你谈到离家就读天主教寄宿学校那段经验时也是这么说的。你躲藏起来的日子可说是童年的重复啰？”

古特吉说：“我不知道是个性造就命运，还是命运无法改变。不过，总有些事会使你往某个方向发展。”

躲藏期间让他悲痛的一件事是卡布尔·辛格在七十五岁时过世。古特吉认识、敬爱卡布尔·辛格已经有二十年了。初次见面时对方让古特吉不舒服的爱发牢骚的脾气如今只被他当作无伤大雅的性情，迁就一下就算了，就像他也迁就对方其他任性的行为：他那么喜爱食物，他那么爱吃冰淇淋。他一次吃得下一磅冰淇淋。他常跟古特吉说：“你该吃冰淇淋，对肝脏好。”

古特吉说：“他很壮硕，倒不是很高，戴了粗框眼镜。身上总是有一两支笔，看来看去都像学者，腋下还老是夹着一本书或杂志，老是那样。”

被控侵占公款、被免除文官职位之后，卡布尔·辛格怨愤了将近四十年，他时而怨之，时而愤之。这没叫古特吉吃不消，也没让他有异心。他说：“每个锡克人心头都对不公不义满怀气愤。”他仍然会随时在这案件上为卡布尔·辛格挺身而出。古特吉已经犹如卡布尔·辛格的家人。老人家临终时他未能随侍在侧，这令他感到悲伤。

“最后，最高法院终于让我得到了一些保障。我向最高法院申诉，说当局对我进行的叛乱罪的指控是不实的，政府的用意是想骚扰我，对我进行人身伤害。最高法院裁定我可在七天之内到下级法院申请保释。我那样做了。就法律意义上来说，我还在保释之中。”

因为他被保释了，所以几个月前卡布尔·辛格的弟弟病危时他可以前去探望。古特吉说，那个家族属于一个自从第一代师尊以来就一直以苦行及传教为重的锡克教派——这或许是古特吉尊崇卡布尔·辛格的原因之一。

“他父亲是个小地主——大概有二十来亩地吧。另一个儿子完全未受教育，一辈子务农——卡布尔·辛格却读过剑桥大学。小儿子没读书，因此多继承了十亩地。去年我见到他时，这位弟弟已经垂死，他抱怨说卡布尔·辛格的亲戚想夺走那多出的十亩地。”

古特吉，卡布尔·辛格，宾德兰瓦勒：他们全是农家子弟。他们经历了大风浪；但在一切激情——关于宗教及纯信的激情——之下，小事情可以把他们带回更原始的起点，回到人们临终时对十亩土地的焦虑中去。

一九八四年二月某天，《印度快讯》驻阿姆利则的通讯记者山吉夫·高尔在金庙外被人持刀攻击。

“有一个阿姆利则的老扒手变成了政治活跃分子，首先为英迪拉的国大党效命，后来成为全印锡克学生联盟的会员。我替《印度快讯》写了一篇关于这名扒手的专题。文章刊出那天我前往金庙，他对我狠瞪了几眼。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要小心。

“两个礼拜之后，两个年轻男人拿刀刺了我，其中一个缠了橘黄色头巾。他们先问我名字，然后开始攻击。他们在我大腿上刺了五刀。我听到另一个声音说，‘把他拉到里头’。我心想这下子没命了，因为先前个把月以来，我一直在报道在金庙水沟里发现的麻布袋装的五具尸体——金庙内的恐怖分子所杀的人。被杀的大多是锡克人，恐怖分子怀疑他们向警方通风报信。

“攻击我的那两个人把我丢下了，我往一家诊所走去。大家看着我，血从我裤子里渗出来。观看的人也爱莫能助。如果伸出援手，他们会大大得罪恐怖分子。我请一个摩托三轮车夫——金庙外头有不少——载我去看医生，这时才有两个锡克人帮助我。后来我得知帮我的两个人是共产党员。

“后来，报社把我派到东部，但为了我的安全，却是偷偷摸摸做的。”

另一位记者达利普告诉我宾德兰瓦勒占据金庙之后的情况。

“大家不再到金庙来。我两家邻居都不再去金庙，虽然他们很想去。金庙里发生的事让大家气愤，但锡克政党从未针对宾德兰瓦勒带枪亵渎金庙加以谴责。锡克政党跟金庙中的宾德兰瓦勒煽同样的风、点同样的火，他们也对他有所顾忌。他是个杀人魔，他才不管你是印度教还是锡克教徒——只要反对他，你就是他下手的目标。

“我目睹了他下令执行的一次谋杀。我正坐在师尊那纳克客寮三楼的四十七号房间里。那是他常在金庙里跟追随者待在一起的客寮之一。房里到处坐着武装分子，八个或十个。这是在一九八三年年中。突然，进来了一个家伙。他是个中年锡克人，穿着衬衫和宽裤，神情怏怏不乐。他头发剪短了，胡子修剪得一塌糊涂。他对宾德兰瓦勒说：‘圣师，巡官毕丘·拉姆把我搞成这副模样。他把我带到警局，这样亵渎我。他把我的头发和胡子剪掉了。’

“宾德兰瓦勒马上叫一名助手把事情经过一一记下来。大概十五天之后，那位派出所主管毕丘·拉姆就被杀了。

“第二种运作方式及下达谋杀令的方式是由他在公开场所宣布他想要置之死地的人的名字。从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九日到一九八四年六月之间，他都是这样做的。他会先做一场演讲，内容总是攻击甘地夫人、印度总统吉亚尼·宰尔·辛格⑭以及旁遮普首席部长达巴拉·辛格。他会说，这些人伤害了锡克人，应该为此受一点教训。接着，他会批判某些当地的警官。许多被他点到名的人后来都会被杀。阿姆利则的高级警官巴昌·辛格被杀了，一起丧命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儿。

“我常跟锡克人交谈。大体上，锡克人不会跳出来谴责金庙里发生的事。他们怪罪新德里——一切都是新德里惹的祸。他们从不会批评宾德兰瓦勒那伙人。恐怖分子被杀时，锡克人都很气急败坏，他们认为其中必有诈。如果是恐怖分子杀了无辜的人，我从未听邻居表达过任何遗憾。”

达利普跟锡克人有些关联，这说明了为何他会激动。

我说：“有一位跟锡克人很熟的人告诉我，说宾德兰瓦勒那伙人样子看来不对劲。他们眼神迷乱。你看这是不是某种集体疯狂？”

“那是少数族群的恐惧，受迫害情结和死亡愿望。那是一种新宗教，制造了一些杰出的将军和运动员，但从未造就出可以强化信仰的伟大宗教思想家。哥宾德·辛格师尊在一六九九年设立卡尔沙教团之后就没有新进展，一六九九年之后就没出过伟大思想家。

“那是疯狂，那是盲从。实在无法加以解释。独立之后，宾德兰瓦勒这种人竟然被视为哥宾德·辛格以来最重要的锡克领袖，这真是锡克教的不幸。他在世时，许多锡克人把他称为第十一代师尊。他可真是甘地夫人造就出来的人物。甘地夫人让他壮大起来对付锡克人的阿卡利党。”

“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为何支持宾德兰瓦勒？”

“挫折。”

“你自己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金庙里，那间出了名的四十七号房。他的保镖搜了我的身。一九八二年金庙首度出现枪支，那可是犯了教规。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他来到金庙，一九八四年六月六日遗体离开。他害得最深的是锡克人，害得最深的是锡克教。他害了旁遮普，害了印度。

“他的助手盘问我，得知我是记者之后，他们很高兴地笑了，立刻把我带到里面。

“我问候了他。他坐在一张绳编床上，服装打理得不错，穿着那件长及膝盖的白色棉袍，缠着那条蓝色头巾。腰带上挂着他的左轮手枪。他眼中充满愤怒——大家都想知道那双眼睛是怎么回事。他一副瘦巴巴、没吃饱的样子，危险人物的模样。他说：‘你干什么的？’口气很专横。我说：‘我是记者。’我告诉他我替哪家周刊工作，提到我同时也是一家加拿大报纸的记者。‘你要访问我？’‘不，我只是来沾光。’”

沾光是你见到圣人时的收获：信徒只要见到圣人就分享到他的福分。

“他受宠若惊。他笑了，笑出声。我刚进来时，他还一脸严肃兮兮的。

“我看到一个老妇交给他好几叠钞票，老妇也从手上拿下一两枚戒指交给他。站在女人身边的是夏贝格·辛格将军。”夏贝格·辛格少将：五十多岁时因侵占公款被革职，现在是宾德兰瓦勒的军事顾问。

“夏贝格长得很瘦，中等身高，皮肤很白，戴了眼镜，蓄着白色长胡子，穿着宽裤和无领长衫。他说：‘我是夏贝格·辛格将军，孟加拉独立战争期间我带领自由军。’我说：‘先生，你是一位将军，怎么会追随宾德兰瓦勒？’我那篇彩色报导需要材料——这是我在阿姆利则的第一天。他回答说：‘我在他眼中看到神性，他就像哥宾德·辛格师尊。’

“我伤心地离开金庙，想着社群的命运，想着将军把宾德兰瓦勒跟哥宾德·辛格相比的那番话。我坐在打字机前，觉得很悲哀。我知道他不是哥宾德·辛格师尊，我知道他只是被英迪拉的国大党利用来打击敌对的旁遮普阿卡利党的。他不过是个普通人，却被捧成伟人。社群为何要接受他？夏贝格·辛格为何不把他当一般人看待？大家为什么只注意到他的愤怒神色和身边的武装分子。他不是知识分子，不是思想家，他也不是信神的人。”

我想，达利普的意思是说宾德兰瓦勒不是真正的传道者。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显著的宗教特质？应该有不少吧。“他吃素，爱好音乐。每天清晨三点他就会到金庙的水池边去听盲人乐师在主殿里面演奏的音乐。他们一边弹奏簧风琴，一边念诵经文。那音乐让你平静下来，有庄严的美——他有这种品位还真不简单。四周无人、一片寂静时，你一听到那音乐就会感受到神的存在。他每天早上那样听个把钟头。他也不玩女人。”

吃素，爱好音乐，早起，性节制：在这段陈述里，这几点综合起来让你得以见识宾德兰瓦勒的苦行。当初他四处传道，劝人们向他们的父亲——师尊——学习时，正是这种苦行让大家那么佩服。

达利普说：“他把自己变成了恶魔。”恶魔，这是人们后来用来描述他的字眼。“他开始认为自己会统治这个国家，或统治独立的锡克卡里斯坦。他想要统治什么就是了。别人说他像哥宾德·辛格师尊时，他接受那种恭维。下意识里，宾德兰瓦勒开始想象自己就是哥宾德·辛格师尊——第十代师尊的转世。

“我再谈谈他的两件事。第一件发生在一九八三年年中。我有一位印度某日报的同行写了一篇轰动的报道，说纳萨尔派分子加入了宾德兰瓦勒的阵营。我做了一些调查，发现同行的报道是可信的，再根据我自己的消息来源做了补充报道。宾德兰瓦勒很不喜欢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不过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自己那篇刊出后隔日，我去找宾德兰瓦勒。我一向都这样做，我写的关于他的东西刊出之后都会去找他。

“在金庙里，同一个房间，四十七号房。现在我可以自己开门，大大方方进去——每个人都认识我了。我带了一个朋友，医学院的人。一打开四十七号房的门，我就看到他充血的眼睛中怒不可遏的神情。他一生气眼睛就发红——他是经常生气的。我看出端倪了。房间里有八九个他的武装追随者，两个记者正在访问他。

“他开始对我大叫，用的是粗俗的旁遮普话，嗓子提到最高：‘你怎么敢把我跟小偷、无赖、游民相比？’他认为纳萨尔派是那类人。他这样对我吼了三分钟，然后命令一个手下去拿刊登我那篇文章的杂志。而我，杂志记者，就像冒犯了老师的学生那样站在他面前。我说不出半个字——我心里怕得很：我看得到四周的枪，我知道如果他想要的话，可以把我杀掉。

“杂志拿出来了，他转交给我。他冷静了一点，但火气还是很大。他要我把我写的内容翻译成旁遮普语，我向他求饶，说我不太会从英语翻译到旁遮普语。他更冷静了。然后，大大出乎我意料——我这才见识到他有多狡猾，他坐在绳编床上做了手势——我就在不到四英尺外——要我走近一点。

“他要我走近一点，当我更靠近坐在绳编床上的他时，他把我头按下去，对着我耳朵细声说话。‘你就像是我的弟弟，’他用旁遮普语低声说，‘你却还写文章攻击我。’

“这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我跟那位医学院的朋友走出房间。他想见宾德兰瓦勒，叫我带他同来，因为身为记者，我可以进出四十七号房。为了那番令人震惊的遭遇，我还向朋友道歉了。

“过后两三天我没再见过宾德兰瓦勒。我心情糟糕透顶。这下子我不知道该怎么报道他了。不错，你必须对他有所批评，但身在阿姆利则而要攻击他，那可真难办了。有那么几个月，我保持沉默。

“但杂志可要有东西登啊。一九八三年十月我写了一篇文章，说宾德兰瓦勒声望日降，来见他的人已经不多了。杂志社炒作了一下：文章被称作《孤立的圣师》，整整两页，还有一大幅那个大人物身穿白色棉袍、半微笑半皱眉的相片。跟往常一样，文章刊出后我去找他。

“他在师尊那纳克客寮的阳台上散步。那时人不多——四五十个吧，大多是他的追随者。他陪着我四处散步。他显然还不知道文章的事。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友好交谈。第二天，我以翻译身份随一群加拿大电视节目人员第二次去见他。这时他已经知道那篇文章了，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在前一天他才陪我一个人散步的师尊那纳克客寮的阳台上，他告诉我，如果我再写文章攻击他，我就没命了。他是用旁遮普语、用象征的方式说的。‘我们知道怎么奉陪。’

“这之后，我不再去找宾德兰瓦勒，我不再报道他，我不再写任何批评文章。我怕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从师尊那纳克客寮搬到永恒圣殿，从宿舍搬到神堂。我跟几个地方新闻记者去见他。他坐在地板上，旁边有五六十个人。他身旁摆了一些水果和甜点。他给了我一块甜点和一根香蕉，说了一些我现在已经忘掉的挖苦话。显然他对我已经没有好感了。几个礼拜之后，我的一位同行在金庙外被刺。这跟宾德兰瓦勒没有任何关系，但在当时的恐怖气氛里，没人对那位受害者伸出援手。他们只是袖手旁观，看他流血。我向报社申请去了别的地方。”

就像古特吉谈到农田和收割时会动起感情，我觉得达利普谈到清晨金庙里的音乐时也带着对这座古建筑之神圣性的特殊崇敬。我问他，军方对金庙采取的蓝星行动让他感到多震惊。

“我对蓝星行动本身不感到震惊，令我震惊的是执行方式。执行得很差劲。我认为，不必流血就可以轻易捉拿宾德兰瓦勒那伙人。我为死亡的九十三名军人感到遗憾。他们选了那么糟的日子去抓宾德兰瓦勒。他们却都没抓到人。”

他在六月六日被击毙，夏贝格将军也丧了命。许多他身边的人在军方下手之前设法离开了金庙。他们活了下来。

库迪普是跟宾德兰瓦勒到最后一刻的人之一，但他好歹活了下来。他躲藏了五年。“那可不好过，苦行的日子，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警察总是有办法找上门，你就又得卷铺盖了。”他曾经积极参与全印锡克学生联盟：一个奇怪的名称，因为这个团体以暴力倾向闻名，其重要成员也不算年轻，要说他们是学生也得用最含糊的定义才算数。

库迪普五十岁上下，样子看来较老。他脸上不但有又深又长的皱纹，还布满了细纹，这显示出除了逃亡日子的压力之外，他还有其他内心压力要应付。他穿了颜色最浅的衣服——他的头巾是最淡的褐色——仿佛不希望引起任何注意。这些颜色、皱纹遍布的脸、小而沉着的眼睛：这是一个心思深沉的人。

他比预定时间早来了一个钟头，直接来到我的旅馆房间。我有一通长电话没打完，只好让他等着。他看来不介意，静静坐在扶手椅里，我不太能相信这个衣着简朴、坐在旅馆房间里的人就是别人告诉我的“活动分子”。我甚至还起了念头，认为他可能是警方派来的人。一开始交谈，我就请他谈谈逃亡的日子。

他说：“那么多跟我一道的人都被折磨死了，被杀了。好几百人被设圈套丧命了。他们为了人类的自由而被杀。”

人类的自由？

没错。当前的锡克运动致力“消除全世界的政治及社会不公”。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以锡克宗教准则及锡克宗教力量为依托的政治力量”。终极目标是“一个全球性的宗教体系，一个全球性的精神体系，全球性的人本价值”。

“这只是在旁遮普进行的小型实验。早在兰吉特·辛格王的时代，我们就在旁遮普进行了这场实验。我们希望能恢复那个时代的锡克体系，英国人吞并旁遮普之前的十九世纪锡克体系。我们也想把那个体系推广到全世界。”

我倒没料到这套用词。或许，他果真，或者曾经是受到像卡布尔·辛格那种语言和看法洗礼的学生。

他怎样界定十九世纪的锡克体系？

“一个世俗体系，也是一个社会体系，一个锡克社会主义体系。重点是把锡克宗教、政治体系跟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宗教和灵性是人类心理固有、不可少的两部分。同样，支配的欲望、掌握政治权力的欲望也是人类心理的一部分。动物如此，鸟也如此，人类怎么能例外？动物有其领袖，鸟也有其领袖。同样，卡尔沙教派（哥宾德·辛格师尊于一六九九年创建的锡克公社团体）也要成为世界领袖，它的性格中就存在着那不可少的领导素质。”

他认为这个目标可在十年或十五年内达成。目前，运动进行得颇不顺利。“缺乏纪律，没有中央领导。我们失去了控制权，情况对政府有利。这些反社会分子有些是被运动的情感层面吸引而来的半宗教人士。他们书读得不够深，对书读得深、教育程度高的人并不尊敬，因为书读得深的人不主张盲目杀人。毫无疑问，这里有些是政府派来卧底的，但罪都归在锡克人头上。相较而言我们团体”——全印锡克学生联盟——“没有那么多坏分子。”

他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国土分裂时划入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境内。“我两位曾祖父是兰吉特军队中的将军，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九年的两次盎格鲁锡克战争我祖先都参与了。一位率领了三百人，另一位也是。一九○○年左右，家族中有一半人改信了伊斯兰教。有人爱上了一个穆斯林女人，于是就改信了。我父母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一九四七年，家族中的锡克教徒迁移到印度这边，迁移到后来成为哈里亚纳邦一部分的印属旁遮普境内。他们在那边有八十亩左右的土地。“那是我们在巴基斯坦所拥有的十分之一，是我们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我问他那些地有没有灌溉。在旁遮普，水总是挂在人们嘴上：对其他邦使用旁遮普河水的事，大家都非常气愤（尽管旁遮普的田地依然绿油油，十分肥沃）。

“有水灌溉，但不那么肥沃。”他一位兄弟耕种家里的田，另一位成为老师，还有一位想当律师。这是锡克人的典型模式：我见过的中产阶级人士都还跟土地有关联，许多人一下子就会勾起往昔农家的美好记忆。“现在我们好歹得在哈里亚纳待下来，”库迪普说，“我们可不是那么有钱，过一天算一天而已。”

我请他谈谈他的生平。

“早年我想当工程师，只是因为喜欢‘工程师’这个名称。但我数学没过关。后来我想做大学化学或物理教授。在我看来，大学教授的日子很轻松、很平静。”

我有同感，他的话把我带回了自己的早年、自己的彷徨之中。当时，我（家中第二个读大学的人）也认为大学生活真是平静安稳，想把大学日子延续下去。

库迪普说：“这个念头也没实现。我成绩不够好。当时我二十五岁，在一所学院教应用科学。接着，我想当律师，但终究不喜欢那个工作。后来，我对英国文学产生了兴趣。那时候我三十岁。文学研究对我有吸引力。我在大学修英国文学硕士，花了两年。毕业后在一所学院教英语。”

“那些年读书时，你靠什么生活？”

“刚开始父母会给我钱。”这应该是从农田里挣来的钱。“后来我就靠自己了，有一段日子我还拿生活费给我弟弟。”

二十五六岁以后，他跟一位远近闻名的圣人来往了几年，把那位圣人视为“敬仰的父亲”。“我常找他谈话，他那边还有些其他人。那是在小镇西尔沙⑮。接着我对宗教研究产生了兴趣，不过我对文学研究的爱好大于宗教研究。文学是实在的东西，宗教不那么具体。锡克教的师尊把宗教研究变得像文学研究。”我想，他的意思是说，锡克经书很像文学作品：几位重要的师尊也是诗人。

将近四十岁时，他换了工作，转到一个大学学系担任研究员。就在这时，他先投入政治，然后又投入了宾德兰瓦勒的运动。“他答应全额赞助我们准备在昌迪加尔的英文日报。”

我先前问过达利普，他认为是什么东西把大家吸引向宾德兰瓦勒的，那时他说：“挫折”。我并未完全了解他的意思。现在，听库迪普谈了他曲折多变、走走停停、尚未落定的生涯，我才稍微了解这些农家出身、离开了一种生活却未能在新世界安身立命的人。

我问他：“是什么把你吸引向宾德兰瓦勒的？”

“他那有魅力的性格。”

“你觉得他的眼睛充满怒气？”

“不，是充满灵性。当然，他有狮子般的怒气——当他生气的时候。直到蓝星行动之前，他的运动很上轨道，这让政府很不安。”

“他是个暴君？他想当统治者？”

“他不是暴君。他遵守师尊立下的规矩。师尊在战场上下令杀敌。我恐怕不该这么说。师尊没有敌人：师尊只是被迫与人为敌。同样，他也被迫与人为敌。”

在金庙里放置枪械的事又怎么说？不违反教规吗？

“根据锡克教，在谒师所存放枪械并没有什么不对，只要不把枪械用在不正当的事情上。哥宾德·辛格师尊有时会用神秘的武器名称来称呼万能的神。在许多经文中，他就像赞美万能的神那样赞美武器的力量。”

“我听说宾德兰瓦勒后来认为自己是哥宾德·辛格师尊。”

“有时在集会中他会谈到师尊的作为。他在精神上很接近师尊。依锡克教看来，任何真正遵守师尊训诫的人都跟师尊很接近，他也就变成师尊了，而师尊也会变成他。”

他告诉我宾德兰瓦勒生命最后几天的情况。

“从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到六月六日，我跟他一起住在金庙里。六月五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是在晚上。我们谈了局势。他很坚定，让我也鼓起了勇气。每个人都准备面对一切。夏贝格将军站在屋外，是他叫我来找圣师的。

“我记得夏贝格最后的话：‘最好的死亡之地是你的宗教最神圣的场所，以及跟你的祖先有关联的场所。’他还说，‘我们现在站的地方都最符合这两点，在这里死亡最好不过。’当时我们在永恒圣殿。”这可以说是金庙内的议事建筑：它的会堂。“要从蓝伽尔”——金庙内的公共厨房：在礼拜场所设公共厨房乃是锡克教的重要规定——“送食物过来很困难，因此大家只好从邻近的屋顶越过金庙的墙把食物送进来。这只是一天之久，我们有一大堆干查那（鹰嘴豆）大家分着吃。水桶里存了水。

“我们有四个人在二楼那两面旗子后面守卫。没人担心，我们都很高兴。克尔坦继续进行着。”那是在水池中金顶主庙内进行的圣歌吟唱。“他们正唱着一个对句：‘信奉万能之神者刀枪不入。’这使我们振奋起来。”

“你知不知道尸体被扔进水沟的事？”

“不知道。”

“现在你会不会觉得那不对？”

“不会。涉及爱情和战争的事，一切都可行。”

他马上变得不安，说必须告辞了。他说几天后会在德里打电话给我。我陪他下楼。到了大厅，他没走向柜台。他轻巧地转个身，沿着旅馆前草坪上的花坛走下去，跨过一条低的隔离带走上车道，最后走出旅馆大门。

一两天之后，警方发布消息，说恐怖分子可能会在德里发动一波炸弹攻击。这让我想到，库迪普向我预告的行踪恐怕有点蹊跷，虽然我实在很难把这个长满皱纹、眼神平静、在我房间那么安稳坐着的人跟暴力行动扯在一起。

我刚到昌迪加尔，向古特吉问起锡克教强调受难的事情时，他曾回答说：“这世界是让许多人活得不快乐的地方，而（悲哀）必须消除。那只有两个办法：不是你让别人受苦，就是你自己受苦。”

在与库迪普约定的日子当天，德里旅馆的接线生打电话上来说：“线路那头有人想跟你通话，但他不想说出姓名。”在我决定怎么办之前，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像那样的电话我没有再接到过，库迪普再也没跟我联络过。我稍微松了一口气，因为原先关于炸弹攻击的消息可真叫我陷入困境，就像贾斯帕尔和其他村庄的人一样。

①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1780－1839），绰号“旁遮普之狮”，是旁遮普的锡克王国的建立者与大公。

②印度西北部旁遮普地区城市，锡克教中心。1577年罗姆·达斯在不涸的圣水池周围建城，在圣水池中央建金庙，该庙尤为锡克教徒所崇拜，镀金的铜圆顶殿内保存着锡克教圣经《本初经》。

③印度西北部城市。1966年成为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的联合首府。城市由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设计，包括一条长八公里的绿带，市区有亚洲最大的玫瑰园。

④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法国建筑师、规划师，倡导现代建筑运动，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同为现代建筑派或国际形式建筑派的主要代表。重要的建筑作品有马赛公寓、廊香教堂等。柯布西耶出版了几部著作，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有世界性的影响。

⑤指巴哈杜尔·沙一世（Bahadur Shah，1643－1712），莫卧儿帝国皇帝（1707－1712）。在位期间遭到马拉塔人与拉其普特人的反抗，在1710年至1712年间将锡克教信徒驱赶至旁遮普的山区，逮捕了锡克军队首领班达·辛格·巴哈杜尔。

⑥印度锡克教改革派之一，即神无形派，为出身于白夏瓦（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半锡克教、半印度教社会的达亚尔·达斯（Dayal Das，？－1855）所创。达斯认为神没有形态，该派以此得名。该派对锡克教的主要贡献是根据锡克教经典规定出生、婚配、丧葬等教礼，总部设于旁遮普邦的昌迪加尔。与传统锡克教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不赞成卡尔沙教团。

⑦旁遮普城市，城中有阿克巴大帝所建的阿加巴格花园。

⑧印度旁遮普邦的锡克政党，“阿卡利”意为“不朽”。

⑨印度旁遮普邦东南方城市，旧时旁遮普著名的土邦。

⑩孟加拉语中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名字，印度中南部主要河川。

⑪“卡尔沙”意为“纯洁”，印度锡克教的主要教派，锡克教男女到达青春期后大都会参加卡尔沙教派。该教派是在 1699年莫卧儿人残害锡克教徒时，由师尊哥宾德·辛格在阿南德普创立的作战组织，几天之内就有8万多人参加，不久，这个组织取得了教内主导地位，未参加此教派、继续不留须发的锡克教徒称为萨哈达里留斯派，即随便派，两派至今有别。

⑫原为1768年后统治尼泊尔的王朝名，后指代英国陆军中的一支精锐步兵部队，由从尼泊尔山区招募来的廓尔喀士兵组成。

⑬伊斯兰教的一个神秘主义教团，表现为脱离伊斯兰教正统，追求个人进一步与安拉合而为一。“苏非”一词意为“羊毛”，因为早期鼓吹苏非主义的宣讲师身穿羊毛织的长袍而得名。

⑭吉亚尼·宰尔·辛格（Giani Zail Singh，1916－1994），印度第七任总统（1982－1987），锡克人，但在印度政府攻击锡克教圣地金庙时袖手旁观。

⑮印度哈里亚纳邦西端小镇，位于印度大沙漠边缘，设有数所大学。

第九章 湖中之屋──重返印度

印度到处是游客，人数逐年增加。除了阿姆利则和勒克瑙之外，我去过的所有大城市的宾馆家家客满：一个接一个产品展览，公众活动或假日盛会接连不断，林林总总的外国代表接踵而至。

我在一九六二年造访的那个印度仿佛是个不同的国家。那时印度还不是许多人前往做生意的地方，还不是观光客想去看一看的地方。不管哪一级的旅馆都难得一见。除了主要观光地点之外，旅行都很困难。到了有些地方，你得在火车站的房间里过夜；在某些地方，要是拿得到必要的官方许可，你倒可以待在“驿站小屋”。那是个可爱的名字，令人想起老式的旅行以及旧式的服务。但是，当你抵达日晒、发霉的殖民时代小屋——其多沙的花园里或许有几株百日菊或细茎玫瑰或难以形容的矮灌木丛——你得大声叫看门人，最后，一个衣衫褴褛的赤足的家伙会出现，表示愿意在他自己的役房那边为你准备他为自己烹煮的那种餐食，等送过来时，那些食物可能会有烧火用的木材或牛粪的气味。在没什么家具的卧室里，粗绒毛的“寝具”会有含碱或肮脏肥皂水洗濯过的气味；地板踩起来有沙砾的感觉；蚊帐会有裂缝或破洞；墙顶的通风孔让人有暴露的感觉。你可能会觉得长夜漫漫。

我一九六二年所到的印度像是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值得长途跋涉前往的地方。而且——几乎和一百年前的罗素一样——我从伦敦搭了火车和船前去：火车到威尼斯，船到雅典，船到亚历山大港，船到卡拉奇及孟买。十二年前我从特立尼达岛到了伦敦。在特立尼达成长时，身为来自印度的农业移民的孙子与曾孙，我对自己和印度相隔的距离形成了自己的概念。我和印度的距离远得让我不属于它。我知道种种仪式，却无法参与其中。我听着印度语言，但只能理解较简单的字眼。不过，我跟它也近得让我可以了解其人民的激情，近得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国家之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我幻想中、我心中的印度早已消失，不可回复。

那个真实的国家还存在着。我可以前往那里，我一直想前往。但在初次的旅程中，我是个畏怯的旅人。

我计划在印度待一年，我也希望这一年中有部分时间可以在某个地方安顿下来写些东西，虽然我还不太清楚要写什么样的书。我在二月里抵达了孟买。四月初我北上克什米尔：坐火车到德里；坐夜班火车到帕坦科特①；然后坐一整天又一个早上的汽车（中途停车过夜：月光照在巴尼哈尔②的水稻梯田上）北上克什米尔山谷。

我在镇上一家阴暗、发霉的旅馆投宿。从旅馆房间内无法得知四周环境的样子，看不到湖、山和新雪，只看得到乱糟糟的城镇住宅后院景象。我不觉得我有能耐在那里待上三四个月。湖上有船屋，英国统治的遗迹。设备完好的船屋——它们就像浮在水面上的白色平底船，那湖水映着四周阴暗山脉上的新雪——对我来说却太贵了。这些船屋有上好的瓷器和手工雕刻家具，以及旧式的英国菜单（而且，这儿那儿还有三十年前——独立之前，战前——英国宾客的照片和几则推荐留言）。较小的船屋则很简陋。但即使我住得起较好的船屋，我也认为自己没办法在船屋的一个房间里写作和生活。你要是想到外头走走，却哪里都去不了，那可会令人有被约束的感觉，我会觉得那是一种囚禁。

老远来到北部之后，我却觉得克什米尔大概行不通。抵达后，我就随时留意哪里有理想的投宿之地，到了第二或第三天，一个身穿蓝色大夹克、头戴黑色毡帽的瘦小男子告诉我一家就在湖上还有专属花园的旅馆，我就让他带我去瞧瞧。

说来难以置信，不过，它就像阿里·穆罕默德——头戴黑色小帽的那男子——所说的那样。我后来和他很熟。有好几个礼拜之久，我经常在上、下午看到他离开他的旅馆据点，带着他的大自行车登上船，过湖到岸上的湖滨大道，然后骑车到巴士站或观光局，或任何他可能招揽到客人——就像他招揽到我——的地方。他倒不会缠人，也不健谈。事实上，他是个害羞、自制的家伙，最喜欢的事就是和朋友在花园尽头的旅馆厨房抽点水烟。

那家旅馆就像一栋小屋。它的名称是丽华大饭店，就是这么写的，我也这么记着它。它有上下两层，有瓦楞铁皮搭盖的斜屋顶。它坐落在它自带的湖中花园里，花园可不是那种用湖泊杂草和泥土堆在一块、可以拉到各处的漂浮花园，而是一片固定的土地。我租下了房屋尽头的一间二楼卧房。房屋这一部分是为了旅游新季刚盖好的——丽华大饭店每隔几年就扩建一次——由于建筑的设计方式的原因，这间卧房没有紧邻的房间。它两边有窗，可以看到湖、山、雪等景致。它有自己崭新的浴室。浴室和卧室有舒爽的新木头和新水泥气味。旅馆的小客厅挨着卧室，我也把它租了下来，因此，几乎可以说我在丽华大饭店里拥有自己的小侧厢。

那真是我天大的好运道。丽华大饭店以及我在克什米尔的时光成为我在印度那一年的一个休憩点，我畏怯的旅程中的一个休憩点，或许它使我得以顺利完成我的印度之旅。我毅然决然离开伦敦，把所有的钱投入这次印度之行中，如果旅途不顺利，如果我熬不下去，事情就惨了。

我在丽华大饭店待了四个多月，认识了在那里工作、在花园尽头的厨房里抽水烟的所有人。开始时十分重要的阿里·穆罕默德很快就退到一旁。巴特先生拥有这家旅馆，但他不会说英语，我们仅以微笑和手势沟通。巴特先生的得力助手是亚齐兹。他不识字。但他有社交方面的敏锐判断力，擅长观看脸色和判断情势；他记忆力惊人；他一口怪里怪气的英语，是单靠耳朵听学来的。在丽华大饭店那四个月，我找人办事的对象就是亚齐兹，和我一起去高地山谷短途旅行的也是亚齐兹。在该地八月的大朝圣期间，亚齐兹和巴特先生为我安排了阿马尔纳特洞窟的远足，亚齐兹还与我同行，以便照管他们为我雇用的一批随从。

我写我的书。原本只是一个念头、一个冲动、一连串联想，在动笔时觉得不真实的东西开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开始在那个有两个景观的房间里施展它自己的力量。觉得一本书一日一日在成长，那也是那个季节令人舒服和安心的部分原因。亚齐兹和巴特先生张罗了一张书桌让我写作。他们还给了我一盏桌灯。

翌年，在南伦敦一套令人难受的附家具的公寓里，我开始写我关于印度的书。我是打算写这样的一本书，但过了几星期我开始放弃这个念头。游记写作对我而言是新经验，我想不出该用什么叙述方式来写一本关于印度的书：我受不了我所看到的苦难。我没写日记，也未记下多少有系统的笔记。但钱已经花了，书非写不可。回来整整两三个月后，我开始下笔。在撰写过程中，克什米尔那段时日也扮演了它前一年在印度所扮演的角色：一个休憩点。日复一日地回想，原先不知如何叙述的问题也随之解决了。

书写成了——整理了记忆的头绪，摸清了叙述的门路，面对并写出了我的印度情结——细节开始模糊。终于，我不再读那本书。克什米尔与丽华大饭店，以及巴特先生和亚齐兹，却仍然鲜明，一个万事顺遂之时节的记忆。在那之后，我可以随时回克什米尔。乘飞机旅行已经把世界变得更为单纯，简化了我们处理过去某些部分的方式。有时，有人会写信告诉我那个旅馆的事。有人寄给我一张照片，让我看那栋建筑的一些改变。我却不曾想要回去。

这次我回来了。我坐飞机前去，因此看到了二十七年前没见过也不曾接近的机场。由于旁遮普局势紧张，德里机场有严格的安检。斯利那加③的警戒加强了：克什米尔山谷动荡不安。一九六二年这里也不安定。但是现在印度到处大家都更加紧张，而且对当局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进城的道路正在整修。路旁有许多新的大房子。一九六二年我没见过这种私人财产。市中心一如我记忆中阴沉的中世纪的样貌：仿佛克什米尔那么多原本像颜料盒般缤纷艳丽的颜色都在这里混在一起，结果形成一团像脏泥巴一样的东西。老旧或看似老旧的建筑上，砖木都是泥土色的。街道上所见之物也是泥土色的，那是路人色彩斑驳的衣服所造成的颜色效应。流经城里那条水涨岸陡的河流也是泥土色的——河面间或有一片绿藻或绿藻硬块。这条河流的一个河湾或支流里并排泊满了没有上漆的小船屋：可以十分清楚看出这排船屋是贫民区，这些漂浮小屋就永远停泊在河岸上，在岸上各有附属建筑物。

我对船屋的灰褐色犹有记忆，人潮和拥挤上回倒未曾见识。我也想起一九六二年有人告诉过我，英治时代（虽然克什米尔是君主邦国，有自己的统治者），印度人不得在城里的主要道路湖滨大道上行走。那已是陈年往事了。克什米尔印度人的城区已经突破限制，一路沿湖滨大道扩展。这个新扩展的地段可就不是一片灰扑扑，像典型的印度购物闹区一样，这里尽是混凝土建筑、玻璃门窗、新油漆，以及旅馆、店铺、招牌。面对这里，一九六二年还只是一片水的一段湖面上则是一长排观光船屋，每间船屋各有招牌：克什米尔人和观光客像两支列阵相对的球队——观光客受限在船屋里，无法移动自如或声东击西。岸上的克什米尔人却生龙活虎，随时可以应付登陆的敌军，他们这方还有不知会从哪儿冒出来的非正规部队，划着低浅的船在湖上四处来回，有办法窜进敌方最小的缝隙。湖滨大道这一大段人声鼎沸，就像市集一样。

过了这片新开发区一点距离，在湖滨大道尽头，就是坐落在一片宽阔土地上的王宫大饭店。这回我就下榻于此。这家宾馆过去是克什米尔大公的夏宫。它是建于三十年代的庞大而朴素的建筑，低矮宽广，远离湖和大道。倒数第二代大公辟植的苹果园正值开花季节，杏树也一样。和城里的泥土色比较起来，这里的颜色可说是极其鲜艳的春绿。

这座建筑还是真正王宫的时候我来过。一九六二年，大公卡兰·辛格就住在这里，他在克什米尔邦的官职是邦长，我曾不止一次受邀到王宫吃晚餐。有一次赴宴，我乘坐“通嘎”——一种马拉车，马匹颠簸地爬着长而陡峭的车道。我走路都还更快一点。坐在通嘎里让人觉得很荒谬，但我不知该怎么办。这种情景看在等候的官员眼中可算有损尊严：他们终于开了一辆吉普车来救我。

我记忆中的王宫大门及房间已不复存在。楼下走廊的地毯已经磨损。楼上，我的房间外有暖热的厨房气味，在一道混凝土屏障后方，可以瞥见员工的住处。我的房间很大，家具不算完备，粗绒毛地毯是鲜绿色的。已经没有光辉荣耀之景，也没有享福或欢乐的气氛：只是在春天的潮湿空气之中感觉这是一栋破败、如今有太多东西需要修复的巨大建筑，一栋对住在其中的人显得太大的建筑，一栋刚刚为旺季开放、准备迎接夏天和度假宾客的建筑——但你觉察得到，由于山谷里宗教政治动荡，度假的夏日可能不会降临在这里。

从窗口望出去的几座花园倒是整理得井然有序。草坪剪得很短，两棵大树刚截去树梢，花圃呈现各种鳞茎植物的花色以及花种袋上常有的色彩。两个穿牛仔裤的日本女孩先后蹲在红色郁金香前发出小声尖叫，摆着姿势让另一个人拍照。眼前，过了杨树的新枝及柳树柔软的黄绿色新叶这一片春天的新绿，往外和下面看就是湖水。远方的山顶上有新雪。可真身在王宫，这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景观：从窗口看不见右边湖岸上的新建筑，较低山腰上的梯阶台地，也看不见左边的一排排船屋。

往左边一点距离就是丽华大饭店。我立刻就朝它而去，不想拖延时间。我上了一辆旅馆出租车。它有最低消费额。那车费坐个两三回都够，我甚至可以走路过去。昔日克什米尔令人愤怒的事情开始越过这许多年重新回到脑海中。

前面大街上的人群让我做了误判，湖上那一团新的杂乱景象使我无法估算丽华大饭店的位置，我在一个登船堤阶上过早下了车，跟当班的船夫你一句我一句谈起到丽华大饭店的船费。船夫只有小孩那般高，他在褐色长袍下的身材也像孩童一样。他的皮肤苍白，有斑痕，有几处颜色不一样；细瘦的颈上是惨白的小脸；浅色的头发，明亮的眼睛。他这形貌是冬天挨过饿的样子，但是他的眼睛就像他讨价还价的声音一样充满了愤怒。一九六二年我不曾在堤阶上见过像这样的人，那时可也没有这样的人群、这样的喧闹人声。

我们谈妥，以二十五卢比的价钱渡湖到丽华大饭店，这相当于一英镑：太贵了，贵了五倍。

流经我的指间的湖水冰凉。尽管有这么多船来来往往，湖水仍然是一片春天该有的清澈。湖里多的是小鱼，确实赏心悦目，湖底的羊齿植物缓缓在水流里摇摆。（过后，在盛夏时，水会变得混浊。）一九六二年还很空旷的湖面，现在是一长排船屋，每个船屋各有招牌和台阶。几个船屋之间似乎以有栏杆、木柱支撑的木头步道相连。

船划过这里，往两边都是商店和补给用船屋的那条水道划去。不久——这段船渡铁定不值二十五卢比——就到了丽华大饭店，现在大招牌上写的是改正过的拼法。它不再是我曾经住过的不起眼的小屋和湖上花园。如今，尽管附近多了那么多商业活动，它可是异军突起的建筑：坚固，混凝土墙，厢房可多呢，山形墙叫你看不完。

几年前人家寄给我的照片中的丽华大饭店是一栋两层建筑。现在看起来屋顶又加高了，添了三楼。山形墙不知怎么在底端斜出、变厚，几乎有曲棍球杆那样的弧度。看那陡峭的斜屋顶，这仿佛是西藏或日本的建筑。

我记得丽华大饭店旁边湖上有一些平坦的莲叶。现在还有几片，但它们没有长在渡船小码头周遭、拦住垃圾的高草那么显眼。这家旅馆一向位于船路交汇之处，现在这一带有如从住宅区变成了商业区。隔着各条船路，丽华大饭店前后左右都是系泊在凌乱的、黑色小岛还没消失部分的船屋店铺，以柱子撑着、用木头和瓦楞铁皮搭建的简单店铺以及手工艺品商店。丽华大饭店在一个角落里设了自己的杂货店，墙面有一张很大的广告，旁边是一家克什米尔皮革及羊毛制品商店。

一条有栏杆的小径从渡船平台径直穿过方形花园中间。它（除了一个角落的浴缸花盆外）还有点像我记忆中的花园。但是，要重建旧地、想起我的起居室及有两个景观的卧室在哪里却没办法了。这个旅馆所在的岛屿——这块土地——本身一定扩建过。

办公室在这建筑的一头，与旅馆商店相对，它是一个有玻璃窗和白墙的小房间。一个高高的柜台，一个褐色钥匙板，一个挂在墙上的月历，打开的克什米尔观光传单。还有麦加的海报：天房的黑色圣石和一个穹顶。昔日的丽华大饭店不曾用那种宗教花招来做装饰。显然有人到过麦加朝圣，或是想表示他的虔诚。

办公室里没有人。一个在外面晃荡的小男孩似乎跟这旅馆有关系。我差遣他去找亚齐兹或巴特先生。巴特先生来了，我几乎不用等。过了二十七年，就是这么简单。他有一道白胡子，朝圣过的男人的胡子。或许在人群中我认不出他，但是在这里，在他自己的地方，他马上就会被认出来：毛皮帽，他喜欢穿的深色衣物，厚眼镜，修长的身材。

他表现得像一个处变不惊的人。事实上，我们两人都像戏剧演员，两人都演练过这一刻。他说，一九六二年这家饭店有九个房间，现在有四十五间。现在住宿费是一晚一百二十五卢比，即五英镑，八美元，包括寝具和热水。他确切地知道一九六二年我在这家旅馆待了多久。我不必问他，他提醒了我。我待了四个月又十五天。就像对我而言写作、事件和情感的整理使得事情比较容易处理一样，为事物加上数字、找对数字可以帮助巴特先生将事情归档，并赋予事件一个模式。

说完旅馆状况——说得非常快——他告诉我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他要到麦加朝圣。他也提到他的健康状况。“但是我很好，先生。”然后，为了证明，他拉着我的手，用力一握。

我问他有多大岁数。他不太会翻译那个数字。他起先说八十六，然后说七十六，接着说六十六。或许他是六十六，这么说来，他在一九六二年应该是三十九岁，差一岁就到四十——这在当时的我看来似乎是老年了。

他向我提到了其他人。阿里·穆罕默德——他在那个幸运的日子把我带到这里——已经离开了。那个受折磨且喜怒无常、在厨房和花园尽头员工住处制造了各种危机的坎沙玛已经死了。但是亚齐兹还在，非常健康。那一刻他正在他自己的屋子里，他会在下午回到旅馆来。

我说我会在四点左右回来见亚齐兹。巴特先生和我之间有语言的阻隔——或者说缺乏共同语言，一如往常。搜尽了我们共通的语言，我们也说完了当时可谈的事情。于是我搭了湖船回到渡船堤阶，又看到了那个眼神愤怒的男子。

湖岸上有一座叫作商羯罗查尔雅的山丘。山顶有一座印度教寺庙。一九六二年，卡兰·辛格供养着那里的婆罗门。好几个下午我散步上那个山丘，后来就结识了那个婆罗门。他是个快乐的隐者，戴着一顶羊毛无边帽。下雨或是起雾、寒冷时，他用克什米尔方式取暖，即在毯子下抱着一个烧着木炭的小泥盆。要吸收的新东西这么多：直到这一刻——正穿过回荡着来自湖泊和大道的市集喧嚣，要回到渡船堤阶时——我才看到在商羯罗查尔雅山丘旁的小丘上有一座很大的电视天线。我想着那座寺庙和那个婆罗门，不知情况如何。

我在四点左右回到丽华大饭店，再度从王宫大饭店坐出租车，再度花二十五卢比从渡船堤阶坐船。一个小个子的英俊年轻男子在办公室里等我。他穿着一件某种合成布料的蓝色无袖衬垫夹克，和他的发型一样时髦。他说他是“亚齐沙”的儿子——他说的是“亚齐沙”：就我记忆所及，那是“亚齐兹”的昵称。

亚齐兹的儿子！他十八岁，是斯利那加一所学院的学生，读会计。会计学！不过，说的也是，就湖上及城镇的种种活动来看，的确有这种需要。

然后亚齐兹出现了，从早上巴特先生出现的那条走廊走出来。巴特先生还保持着瘦长的身材；亚齐兹则变得身肥体胖，大肚圆脸。他穿了许多衣服：宽松的长裤、长摆衬衫、一件紧紧套住他啤酒肚的套头毛衣、扣不起来的背心（露出一大片衬里）及一件轻薄、宽下摆的夹克。很奇怪，他现在的身材没造成什么差别：他依旧是我所认识的那个男子。他的特色都还在：充满活力、步履轻盈、不露声色，还有他那察言观色的能力，他轻轻眨眼的样子仿佛患了近视。

有什么新消息？呃，他说，那男孩——他指的是他英俊的儿子——想当医生。但他们说服他放弃了那个想法。没有什么生意比得上旅馆业。巴特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轻笑着接着亚齐兹的话说，没有生意比得上旅馆业。

我向亚齐兹问起巴特先生的毛皮帽。在先前的书里我曾谈到某日大雨时那顶毛皮帽子的遭遇：因为想起了那些文字，因为不曾忘记它们，我记得那顶帽子。现在我想知道，那顶帽子是否像巴特先生的胡子一样具有宗教意义，或者它表示巴特先生属于某个特别的家族。

亚齐兹说：“你可以花一千卢比买到那顶帽子。”

看来他不会再说什么了。我这时才注意到亚齐兹自己也戴着一顶毛皮帽子，那顶帽子一直是他外貌的一部分，只有一次我看见他没戴帽子——他在厨房大闹一阵之后，衣冠不整大笑着跑进花园里。但是我不必在他帽子上做文章，它对我不具重要性。

我告诉亚齐兹我在渡船阶梯所遇到的麻烦，以及二十五卢比的渡船费。船夫连人带船等着要载我回去。亚齐兹做手势叫船夫过来。我觉得船夫不喜欢被使唤：他看起来像是没看到亚齐兹的手势。

亚齐兹似乎忘了船夫。他拿出一盒照片，他和巴特先生开始找旧照片。他们找出一张一九六二年的旅馆照片，里面是花园和我的起居室。接着他们找到另一张，过度曝光的一张，照片里的是当时的工作人员。巴特先生以及亚齐兹在里面，还有五官不甚分明、表情诚挚的阿里·穆罕默德，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以及已逝的坎沙玛。坎沙玛很高大，而且事实上相当好看，有一张比我想象中还受折磨的脸，或许他曾经生病，因此痛苦。

以前那一群人总共不过五六个。现在饭店雇用了二十人，甚至还有一个经理。

那么，亚齐兹是做什么的？

亚齐兹的儿子说：“他是总司令。”巴特先生会心地微笑了。

我向亚齐兹问到巴特先生的健康。巴特先生早上曾暗示他身子不是很好。亚齐兹说巴特先生不应该抽烟，但他偷偷抽水烟，他就是戒不掉。没有笑意的巴特先生做了一个严肃的动作表示没办法。

我提醒亚齐兹船夫和二十五卢比渡船费的事情。

亚齐兹说：“你早上付了二十五卢比？”

当我说是，他看起来很严肃，好像医生碰到了一个严重的、没有料到的症状。但是接着，就像医生一样，他愿意尽其所能。他再度唤船夫过来，这次船夫过来了。亚齐兹和巴特先生跟他谈了谈。亚齐兹后来说，他告诉船夫我是旅馆的老顾客，不是“三日行观光客”。而且在和船夫谈话期间，巴特先生不止一次说“四个月又十五天”。最后船夫笑了，亚齐兹说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付钱给他。我觉得这还不够好。亚齐兹明白这一点，他建议我付十五卢比。

我回想起在旧丽华大饭店花园里调皮活泼、没戴帽子的亚齐兹——当时少见的调皮活泼，而且很难想象当今在我眼前这个有尊严、事业成功的男子那时是那样的。他那时有多大岁数？那时在我看来，他是个成熟、不显老的男子。

“亚齐兹，你多大了？”

“四十八，五十吧。”

那是太年轻了，不过他似乎不知道。

而且，由于他不会读写，只得依赖他的记忆以及他联结自己生命中的事物和外界事物的能力，他无法得知他的岁数。

我们谈到当时他们为我安排的喜马拉雅山阿马尔纳特洞窟朝圣之旅，随行的有骡夫、搭帐篷的和一个厨子，亚齐兹当总指挥。亚齐兹说现在有直升机飞往阿马尔纳特，进香客为数庞大，四拉卡或五拉卡，即四五十万人。

亚齐兹问：“你记得果拉仔吗？”

他说的是我们那伙人里的一个马夫。我应该会想写到他的，我的书里原本应该写到那些细节的，但是我已经忘了那个人本身以及和他相关的事。亚齐兹倒还记得。于是我回想起有一个马夫在某个很高的隘口丢下我们，而且在那之前还害我们的一些行李滚下山坡，结果亚齐兹必须把行李弄回来。

一九六二年在阿马尔纳特的旅程之后，由于有丽华团队及他们的装备，我原本会乐于在高海拔的喜马拉雅山区多逗留几天。但是亚齐兹不同意。他催促我回斯利那加看另一场——穆斯林的——宗教庆典。在湖对岸的哈兹拉巴尔清真寺里有一件著名的遗物，先知的一根胡须。它一年展出一次，亚齐兹热切地想为此赶回去。

他喜欢盛大的宗教庆典——那是信仰、市集与假期的混合。现在他的新消息是，跟巴特先生一样，他已去麦加朝过圣，去了两次。朝圣之旅历时三个月。印度政府负责安排行程。你先到吉达④，然后搭出租车和巴士到麦加。那不同于阿马尔纳特。麦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干净的。他说话的神情显示他是个虔诚的信徒，也显示他对旅馆和居住安排可是内行人。

两度到麦加朝圣：必须拥有金钱、闲暇与不小成就的人才办得到。这可不是我在一九六二年预期得到的亚齐兹。事实上，才干与性情各异的亚齐兹与巴特先生竟然能一直共事这么多年，实在令人惊异。他们互相扶持。巴特先生让亚齐兹成长。旅馆业务的成长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我问亚齐兹关于旅馆别致的山形墙的事。

他说：“风格嘛，风格。你应该看看这边的新建筑。”

他有一个关于我的书的故事。我的书出版之后，旅馆的人被观光局找去。他们说他们对书中关于丽华大饭店的部分很不悦。他们读到宾客将衣服摊在丽华大饭店的草坪上晾干，把衣服挂在窗户外边。观光局不喜欢那些描述。亚齐兹说他不得不非常肯定地告诉那个官员：“你不理解那本书。”这是他们总在挑剔的事，但不能让他们乱挑剔：这个故事亚齐兹讲了两遍。

事业成功，但是湖上很拥挤。亚齐兹说，整个印度都拥挤，仿佛这是目前人们必须妥协的事。四十年前，你可以饮用湖里的水（我记得，甚至在一九六二年，游湖的人还用湖水沏特殊的克什米尔茶）。亚齐兹说——巴特先生摇着头表示同意——有些船屋的抽水马桶就直接把废水排进湖里。

然后，突如其来地——仿佛要解释当下的沉静或单调，解释为何没有待客的殷勤——亚齐兹告诉我现在正是斋月。他们不可以说太多话。他们将在当天晚上七点十分结束他们的食戒。

亚齐兹的儿子纳齐尔和我一起坐船回湖滨大道，他说巴特先生曾告诉大家某次我和他们坐在花园里抽水烟的事。我记得那个场合。切得很粗糙的克什米尔烟草闻起来不错、让人想抽，但吸到喉咙和肺里却变得非常强烈刺激，比我抽过的任何烟草都强劲，热烫的木炭和烟草的烟几乎没有被水烟筒碗里的水冷却过。

我想丽华大饭店现在应该没有人有空搞那种玩意儿了。气氛已经不一样了。这一带的湖太多建设工程，太忙碌了。

此刻，从湖、湖滨大道及渡船堤阶传来了一阵傍晚的喧嚣。其中有一个由扩音器传出的颤抖的、令人神经紧绷的声音。那是大道上一座清真寺的毛拉通过扩音器传出的声音；我从未见过这座清真寺，朴素的小建筑，它是新开发地段的一部分，占地几间房子深，位于商羯罗查尔雅丘山腰下的湖滨大道上。这座清真寺十分朴素的特色似乎说明了湖泊上新群体的迫切需求。

亚齐兹和那船夫谈过后说我必须付十五卢比渡船费。船夫自己都笑了，看起来同意我们的任何决定。但是我不是要付给船夫，而是给渡船堤阶上那个瘦小、怒眼、声音恼火的男子。他毫不通融地坚持要二十五卢比。纳齐尔和我同行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我不必接受这个价码，但他却尴尬起来。不过，我注意到他并没有和那个渡船堤阶的男子争执，他只说自己愿意付额外的那几个卢比。这个湖无疑有它自己的规矩，有它的各种地盘及势力范围。丽华大饭店的命令、亚齐兹的命令在这里并不奏效。我付了对方要求的数目。然后，纳齐尔热切地把我送上一辆出租车，我坐回王宫大饭店。

还剩下一个多钟头的日照。从旅馆花园看到的湖景召唤着我再度出门去。我走到王宫大饭店的渡船堤阶，上了一条船，在湖上兜了半个钟头。几乎就在我们出发时，两个非常小的孩子把他们的船靠过来，向我的船里丢了芥菜花。他们的举动令我措手不及。我笑了。孩子回我一笑，接着要赏钱。他们是十足的小乞丐：那种微笑，那种哀求，那种侵略性。

接着是兜售者。他们轮番上阵。其中一个男子说，“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以为他是就我的处境在说玩笑话，但他可是正经的。他们和我耗在一起，两个在左边，三个在右边，因此我位于一个由湖船组成的小花朵——雏菊花朵——图案的中间。他们详细展示他们的货品：藏红花、宝石、廉价珠宝，以及各种各样无意义的纸雕。兜售者的船由小孩划着。商人自己斜倚在枕头和垫子上，让人觉得他们从事的是湖上较舒适的行业之一。有一两个人颈部以下盖着毯子，在那毯子下应该有小炭盆。

纳齐尔和我游湖。我们还没划离丽华的渡船小码头，还在旅馆前，乞讨的小孩就出现了。他们迅速划着船，丢几枝芥菜花到我们船里，以一种故作正经而刺耳的嘶嘶声小声说：“赏个钱，赏个钱。”纳齐尔给他们每人一两个卢比。他说：“如果你不给他们钱，他们就不会走开。”他对兜售者也一样和气，他拖延船出发的时刻，既不冒犯兜售者，也未得罪我。

划过一长排船屋之后，我们便进入了宽阔的水域，没有人靠过来。我们经过我记忆中大公的湖亭。我想起在湖滨大道和湖亭之间一条杨树夹道的堤道：如今已无堤道踪影。

一九六二年有一天我还和卡兰·辛格及其妻子在湖亭饮茶。卡兰·辛格对印度教思想有极大的兴趣，喝茶时我们谈论了第九世纪的印度哲学家商羯罗查尔雅——他生于南印度，在短短三十二年岁月中走遍了印度各处（那时印度仍然完好，伊斯兰教徒尚未入侵），传教并建立了至今犹存的宗教会社。湖边那个山丘就是以哲学家之名命名的；卡兰·辛格对山顶那座寺庙有特殊的情感。

我们饮茶地点的景致甚美：亭子、四周的湖水、山岭、杨树夹道的堤道，以及筑在果园与花园之间通往王宫的长长车道．我问是谁设计了这一切，料想会听到一个建筑师的名字。卡兰·辛格环顾着四周，简单地说：“我爹。”

那一刻凝固在我的脑海里。但是现在那里已没有了王宫堤道，没有了高大的杨树，只是开阔一片，一阵微风吹过湖面，越来越强，把我们的船吹到湖亭岛屿四周粗糙的木杆与几段松垮、生锈的有刺铁丝网旁边。岛上的建筑看起来很潮湿，好像关闭了，等着夏天和人群。

纳齐尔和划船的男孩合力撑着、拉着船绕湖亭岛屿走。湖浪仍然汹涌，但是在架设着输送饮水到城里的黑色大水管的堤道那边，湖水却很平静。远处是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它有白色的穹顶和宣礼塔，衬着那一簇黑褐色的两层楼房，那份白显得很突出。

穹顶和宣礼塔是新建的。哈兹拉特巴尔一直是座朴素的清真寺。有一年，哈兹拉特巴尔有名的遗物——先知的一根胡须——不见了，斯利那加发生了暴动。我问纳齐尔这件事。

他说：“它在斯利那加被找到了，在一套私人住宅里。”（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人脉很广的的妇人病了，她表达了想一睹圣者遗物的心愿，于是它就被带到了她那里。）

东拉西扯之际，纳齐尔说他在和曾经在丽华大饭店下榻过的一个英国女孩通信。他们每个月写一次信。

他以出人意料的认真口气自动自发地说：“我会娶克什米尔女孩还是外国女孩都由真主决定。只有真主知道未来。”他提到真主时是认真的，而不是口头禅。纳齐尔说，克什米尔女孩很好，但外国女孩比较“有经验”。我没问他是什么意思。

我问他宗教方面的事。他说他每天都到清真寺去。他自己一个人去，待个把钟头，去为“每个人”祈祷。星期五他去两个半钟头，和其他所有人一起祈祷。他从十岁起就笃信宗教。

我们看到了渔夫，他们三三两两分散着，或站或躺在他们吃水很浅的船里，静止不动，衬着开阔明亮的湖水几乎像标志一样。我们在平静的湖水里一桨一桨慢慢朝他们划去：离船屋与湖滨大道渡船堤阶的喧嚣只有数分钟之远，这真是个美妙的安静时刻。

一个渔夫掷了一面小网到他先前置饵的地方——一个锡罐标记着那个地点。掷下网之后，渔夫用一根长长的叉杆在网里搅动，惊扰藏在芦苇和羊齿植物里的鱼。鱼一旦游上来，便会被困在有重物拉沉的渔网里。网子被提到船上，然后渔夫便把鱼存放在船身上一个有盖的充满水的部分。另外两个男子在刺鱼：他们手里拿着一支矛，蹲在各自平坦的船板边缘，往外探出一点点，头上覆着一块黑布——以便更清楚地看到水下的鱼。他们这样蹲了好几分钟，在刺鱼之前，他们看起来像是船缘上纹风不动的一团东西，手里握的矛在刺下之前一动也不动。

我们从开阔的水域划向或固定或漂浮的花园。固定的花园在其边缘种了柳树，柳树根部形成笼子似的构造，防止土壤流失。离观光湖数百码的地方——仿佛没有办法取得折中之道——是湖上人家的旧式农业生活：芦苇和羊齿植物被人用弯曲的木棍扭开它们湖底的根部，湿漉漉地混着黑色湖泥被拉上来放进平底船，然后拿到花园里去做肥料——花园里的杂草、泥和水整个用宽木铲铲掉。

到处是妇人蹲在菠菜园里忙着，小孩也一起帮忙——就像小孩在湖上、菜园、船上跟着大人一起工作那样。在长条状的菜园之间，覆着水藻的水道上有杨柳低垂。住屋以木材及淡红色砖块建造。在屋子的一侧，人们在一块窄小的空地上洗澡，另一侧，年轻女孩洗着锅盘。一些男子在芦苇间相遇，便待在各自的船上聊了起来，就像他们在街道上相遇时那般。有的男子和男孩用鱼竿和鱼线钓鱼。坐着一个脱脂奶酪贩的船从我们旁边划过。缓缓地——妇人和女孩划着她们的船，妇人和女孩在这里的菜园中更容易看到——我们回到船屋后面忙碌的湖上公路。

我们经过柳树间的一个聚落，房屋是用木头做骨架的灰扑扑的红砖房。一间有着高出水面数英尺之平台的单房铺子展示着一张大大的伊朗阿亚图拉⑤霍梅尼的画像（在伊朗，他的敌人说他事实上是印度人、克什米尔人）。

纳齐尔带着相当的敬畏以及紧张和冷漠轻声说道，“这些都是什叶派。”仿佛他讲的是非常奇怪的人。

亚齐兹在一九六二年曾以那种方式谈到什叶派教徒。在他口中他们和他是不同的人。有一次他甚至说什叶派教徒不是穆斯林。在当时我几乎不明白他的意思。一天下午，几个旅馆的人带我坐船去看旧城的穆哈兰⑥节日游行，但我并不真的知道他们要带我去看什么，只知道那是个什叶派的庆典。我记得那场庆典是一连串的古代画面：我尤其记得被小小的气窗木框隔绝在里面的妇女苍白、半遮掩的脸庞，那些妇女正在俯瞰下面血淋淋的自戕场面。

我——从垂柳的水道与莲花、菜园所构成的温柔湖水世界中出来——很难相信我那么快就遇到的情景：血淋淋的身体、浸染鲜血的衣服、链子、系着刀子与刀片的鞭子、庆典参与者兴高采烈的残缺的脸庞，以及他们几近夸张的行为。他们推开挡住他们去路的人。我可以相信当时人们告诉我的，说那里看到的事实上大多是动物的血。我并不了解这庆典的宗教历史内涵，及它试图表达的永恒的悲伤。我只是感到惊恐，高兴摆脱了它，高兴自己回过神来，回到我原先所认识的世界里。

纳齐尔说他父亲告诉过他，我曾抱怨什叶派教徒在穆哈兰期间的击鼓活动。现在我觉得，纳齐尔（以及先前他父亲）谈到什叶派教徒时的冷淡之中也含了一些惊奇：我们划船经过、看来安宁的湖泊居民有狂喜欢腾的另一面。

天变阴了。云朵越过山脉移到了湖的一边。正当我们要离开一条航道到船屋和丽华大饭店后面的开阔水域时，吹起了一股强劲的风，把我们往后吹，把我们的船篷吹了下来。这股风也掀起平圆莲叶暗红或赤褐色的叶背，透露了莲株的所在——在芦苇、高草、船屋与补给船周围的垃圾之间。我一直在找莲株。它在六七月间开粉红色花朵，我记得它们是湖泊最壮观的景致之一。但莲株在这里也是一种作物：即使在风中，也可以看到船上的男子采集莲藕，用一种特别的竿子或工具在水里将它们割下拉进船里——不停装进船、卸下船。

船篷有问题，船停止不动，我们被两个乞儿“拦上”了，他们丢过来芥菜花，将他们的船紧贴着我们，向我们要赏钱。

纳齐尔将他们赶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提高嗓门。他们慑服于他的声音。他解释说：“他们是很坏的一家子。”

或许他们在某个方面破坏了湖泊的规矩。他们的脸庞瘦削，十分瘦小，是湖泊的小饥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但是他们一发现我们，就无视风雨向我们划过来，细瘦手臂的狂乱动作还展现着掠夺性和令人害怕的气势。

那一长排观光大船屋为我们提供了遮蔽。在其背风处，我们依着有围栏的木质步道——它看起来连接着所有船屋——向旁边移动。然后，风变小了，我们划进主要的水道里，回到那一簇坐落在木桩或石墙上的店铺与棚屋、有旧瓦楞铁皮墙壁的补给船，及坐落在黑色、几乎裸露、湿漉漉的小块土地上的木头与瓦楞铁皮建筑：J&K珍品商店，克什米尔工艺品制造公司，一家杂货铺，一个肉摊前面木头平台上摆着一箱箱罐装饮料，跟丽华大饭店本身手工艺品店及角落杂货铺相对的新潘迪特披肩屋与米尔艺品商场，以及并排在一艘停靠在它自己小岛的小补给船上的几家店，一家皮毛与皮革制品店，一家杂货店及阳光理发厅。

在这个地区，雨停时你可以听见的声音和引人注意的声音是从许多方向传来的人们的谈话声浪——就像在有遮盖的市场里那样——时时会被孩童的声音刺破。

据说现在湖上有两千艘船屋。每一艘船屋都需要一艘补给船或附属的菜园。人们的说法是，湖上及城里的人都赖以为生、吸引观光客的湖泊并不很大，而且正在缩小。

下午又下了雨。云遮住山脉，湖面一片迷蒙。王宫大饭店令人觉得窒闷、荒凉。观光客很少，旅游季节开始得不太顺利。穿着正式、人数多过游客的员工闷闷不乐，他们服装的拘谨使得气氛更为不佳。哈乐金酒吧空空如也，它不卖烈酒。那是个大酒吧，此刻没有人群遮掩它的破旧寒酸：柜台前面的地毯——或说像地毯的东西——有许多地方破了。

一个分离主义的穆斯林团体在城里几个公众地点引爆了炸弹。该团体还提出了一些要求。它要求邦内禁酒，它要求定星期五而非星期天为休息日，它希望将非克什米尔人的居民驱逐出本地。旅馆的人一面等当局采取行动，一面自己开会决定避开麻烦。这就是为什么王宫大饭店的哈乐金酒吧不卖烈酒，为什么——直到一些日本观光客坚持——餐厅里晚餐时甚至不供应啤酒。

下午，在大雨中，一个穆斯林圣人，即珀耳，出现在饭店里，这可把这地方唤醒了。这个珀耳是个非常小、非常瘦、肤色黝黑的男子，发型像是某种小平头。他六十几岁，穿着长及看起来很脆弱的脚踝上方的长袍，打着赤脚。他乘着一辆三轮摩托车来到旅馆，下车时带着一把折叠伞。六辆载满了人的汽车，跟随着他的摩托车。珀耳看起来很恼火。他走到桌边，开始大叫，一面叫一面挥舞他的伞，抓住一个外国女观光客的手臂，然后放掉她，接着他冲过走廊，击倒、挥打挡他路的东西。

工作人员并未加以制止。你必须畏惧圣人的诅咒。同样的，你也会设法得到他的赐福。他会有这番举动，是因为他是神圣的，也是因为——如某人告诉我的——他和神“直接联络”。他的举动和他的心境无法预测，但是毋庸置疑，此刻，当他对王宫大饭店做非比寻常的造访时，他是处于高度的神感之中的。这就是那六辆汽车跟随他的原因。人们不顾一切危险，急着挡住他的去路。一个侍者告诉我，假如你运气够好，有机会坐在珀耳前面，你根本不用告诉他你有什么问题。他马上就会知道你的问题，而且——总是要看你是否有好运气——开始谈这些问题。

然后，他坐着他的摩托车走了，连同他的长袍和伞，那些汽车跟着他，留下旅馆工作人员自己回过神来。

七点十一分——比前一天晚一分钟——湖泊四周各清真寺传出毛拉的呼叫，宣布太阳已下山，信徒可以结束他们一日长的斋月禁食。

宗教、信仰，它似乎没完没了，它的规定没完没了。就像这片人口过多、保护过度的谷地里的敏感事物。

大公统治时，谷地里印度教的想法受到保护。譬如，杀牛是犯罪之举，可处以“严厉囚禁”的处罚。大公卡兰·辛格祖先的画像仍挂在主餐厅过去的主楼梯间里。

旅馆里现在磨损的地毯有些在一九六二年时就存在于王宫里了。它们是特别织造的；有一天晚上我们谈到了它们。过后一个晚上，一个宾客的香烟头掉在我们所谈的一条地毯上，造成了一个烧焦的疤点。卡兰·辛格并不吃惊，也没表现出——停下话来，或使个眼神——在意或甚至注意到此事。

他的家族在这里统治了一百多年，他慷慨的作风是出于本能。对我而言，看这个统治者如何应付较日常的事物也很有趣。有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到斯利那加看电影。我们晚到，而且在灯还没亮时就提早离开了，接着我们迅速回到了王宫。有一天，我问卡兰·辛格的妻子他们有没有到过食物摊，例如在甜玉米收获旺季造访烤甜玉米摊。她说有，他们的做法是要五毛给一块——这让我现在还很想知道，既然有那样的做法，那么人们对这位统治者的要价会比对老百姓的要价少还是多。

我想买一条披肩，请亚齐兹和巴特先生帮忙。有天早上，我前往丽华大饭店，出于礼貌，我——纳齐尔站在我旁边——看了旅馆商店的存货。我找不到合意的，于是——为了等待与巴特先生有来往的真正的披肩商——纳齐尔带我到丽华大饭店的客厅去。他们先前都要我瞧瞧这间客厅，他们以它为荣。这是位于楼上、墙壁颜色亮丽的大房间，它装了滑动式玻璃窗，从房间看下去是旅馆前船来船往的水道。房间里有一幅金庙的照片——这或许是某个人的某种政治表态。另外还有一张褪色的画像，其中是一位克什米尔女孩。纳齐尔说，这女孩在传说中颇有名；她是个贫穷的农家女，但她的歌声赢得了一位国王的心。

亚齐兹上楼到客厅来。他叫人准备茶。上茶后，他陪我喝了一杯。斋月期间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喝茶的：譬如，巴特先生这阵子身体不适，便可以喝茶。亚齐兹带来了几张他在麦加的照片：一脸喜悦，为那趟虔诚之旅满心高兴。他是多么热爱生命啊！

我问亚齐兹：“亚齐兹，你记不记得一九六二年我到大公那边去了几次？”

过了二十七年，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你去吃了三次晚餐，喝过一次茶。”

这时，我想到问他我们在一起数月之久从未问过他的问题。他是在哪里出生的？他说，就在这里，湖上。他父亲是克什米尔人，祖父也是，他是纯克什米尔人。他父亲做生意，开了一家小店。直到十五年前，他说，克什米尔的人都是穷人。现在大家比较有钱了，现在大家已经“好转”，不过——他和纳齐尔都这么想——人比以前多出太多了。话说回来，亚齐兹以见过世面的口吻说，孟买、加尔各答、德里都有这个问题。

我纳闷，为什么一九六二年我那么少向亚齐兹问起他自己的事。羞怯，或许吧；不想探人私事；恐怕也是因为我认为作家该有一套做法：作家应该注重内心的种种，依自己的内心写作，用神奇的眼光观察事物的外表。

亚齐兹下楼去了，过后不久，我就看到披肩贩子的船驶近了丽华大饭店的浮船码头。他穿的褐色薄棉布宽松长裤被塞进拉得高高的厚毛袜里。他是中年人，身材修长，面貌瘦削。他戴了黑色、卷缩的皮毛小帽（跟巴特先生的一样），穿了黑鞋和黑色长下摆的印度式夹克，襟口的钩扣了起来（能看见最上面的钩）：这副模样让他更像中亚人，而不像克什米尔人。他名叫沙里夫。

两个湖上男孩像抬轿子那样把他的锡质小箱抬了上来。他脱掉鞋子，在丽华大饭店客厅里的滑动式玻璃高窗下面的地毯上铺了一块布，然后跪下，从箱子里拿出几件刺绣长衫放在一旁，接着又谨慎地拿出用白棉布包成一小捆的高档披肩。我完全信任巴特先生对这件事的安排，沙里夫先生对其货品的敬慎态度证实了我的判断。他的东西确实不错，布质轻薄保暖，从某些角度看有类似波浪的织纹。他脱下毛皮小帽，让我看插在帽顶的针，然后说——同时指着他稍微红肿的眼睛——他不只卖披肩，他还自己做披肩。

他开价八千六百卢比。我请他卖便宜一点。他降到八千五，然后就不退让了。我要纳齐尔去请巴特先生来。纳齐尔就要下楼照办。他走到楼梯口（那里看下去就是以前我的卧室外的那片水面：现在增加了那么多建筑和船只，积了瓶子、包装材料和其他垃圾，水已经静止不动），停下来叫我。他想知道我站在哪里——意思是说，我有多认真。他说，巴特先生跟沙里夫先生很熟，也交代沙里夫先生要给我看好货、给我好价格。

亚齐兹又现身了。我们把沙里夫先生留在楼上，下楼到办公室去。纳齐尔拿来了我看上的披肩。亚齐兹摸了摸披肩，说他可以为这条披肩担保两年：沙里夫先生也是这么说的。巴特先生从前花园走了进来，接着沙里夫先生自己也下了楼梯。于是我们就在办公室里围着那条牛奶巧克力色、近褐色的披肩开起了会。

亚齐兹说八千五太贵了。沙里夫先生不以为然。亚齐兹说我可不是只来个两三天的观光客。沙里夫先生一言不发地离开办公室，从铺大理石的走廊走往旅馆商店。我看他是有点生气了。

纳齐尔倒说：“他要祈祷。”

沙里夫先生从店里拿了一条席子，摊在办公室正外面的白色大理石走廊上，就在这下起雨的时刻跪着祈祷起来。我们继续在办公室里谈价钱。

巴特先生说沙里夫先生是个好人。他们一起到麦加朝圣。纳齐尔说，沙里夫先生在清真寺带大家祈祷。他不但有威望，也言出必行。

沙里夫先生跪在那里祈祷，雨水就在他几英寸外的白色大理石上噼啪作响。

亚齐兹说：“还是给个七千五吧。”

最后就以这个数目成交了。他们根本没再问我，但好歹就搞定了价格。沙里夫先生做完祈祷，卷起席子拿回店里，回到办公室，拿起一份两三个礼拜前的乌尔都文报纸，开始对着巴特先生（他现在戴的眼镜镜片很厚）读起报纸内容。读完报纸之后，他慢慢折起那条可以穿过戒指的披肩，然后，同样慢慢地，从刚刚读过的乌尔都文报纸拿出一张，把折好的披肩包起来。

在这同时，亚齐兹让我看第三张他在麦加拍的照片，我则问了巴特先生一九六二年那几个月都没问的问题。开丽华大饭店之前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是建筑商。他在一九五九年开设了旅馆，当时只有五个房间。三十年之后，旅馆变成了四十五个房间。

山谷里近来颇有些资金流入，许多人发达了，受过教育的新时代已经出现。但这些改善有一大部分却因人口成长而被抵消了。

新财富可以见诸湖北岸和哈里山堡下面山腰上的中产阶级新建筑。同时，船屋后方，庸庸碌碌的湖上生活还是老样子地进行着（在阳光下看来颇有妙趣，到了雨后的湿寒就少了几分这种韵味），湖上的人也比过去多。码头上下船堤阶附近竞相拉客的男孩较往日更多。虽然两地背景颇有不同，但这里的气氛很像勒克瑙旧市场的穆斯林贫民窟。

旧城中心似乎还维持着较古老的生活方式。这里，篷顶小船塞满了运河，木砖店铺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街道雨后不久又满是灰尘——淤泥晾干后又扬起的灰尘。不过，旧城边缘倒有不少看似有点来头的新房屋，包括大学及一栋跟畜牧有关的政府建筑。不过，这些以外，又是亘古不变的稻作农村，仿佛两种生活方式几乎毫无牵扯。

在几畦小水田里，人们徒手或使用木犁工作着。房舍构造简单，以棕红色砖块在木柱之间砌成，屋高两层或更多层。瓦楞铁皮斜屋顶的山形墙部分镂空，在这里（有时则在屋顶的老虎窗内）存放着薪柴、稻秣或谷物。水沿着许多条沟槽流下山坡；柳树和杨树投下沁凉的阴影；潮湿的庭院用石块和树枝围着简略而歪斜的围篱。像别处一样，这里的木头砖块和人们的衣服跟泥土同一颜色。

甚至在这幅状似可怜的乡村生活情景之中——人们披着灰褐色毯子或麻布袋，坐在无墙单房商店内砌高的地板上——你也看得到大型公共工程的迹象，仿佛连这种生活也少不了巨大建设来支撑，譬如供应电力、铺路、提供某种交通设施等等。也随时少不了孩子：年龄很小、总是笑着的一群群孩子，人数比大人多。你一直记得的是这些孩子。

超过某个高度，人们就好像生活在不长树的泥泞里。石造或木造矮屋四周的小块田地刚犁过，土壤浸泡在水里，人们坐或蹲在湿泥土边缘。干枯或濒死树木的枝干或树杈上吊着一束束稻草，好端端不怕沾到泥和水。连这里也有小孩，他们穿着宽松的灰色或褐色长袍，看起来像是小大人，也让你从远处不易判断他们的年龄。

这些是我跟纳齐尔搭车前往索那马格⑦的路上见到的景象。索那马格位于前往东北部的拉达克⑧的途中。我先前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或许一九六二年时这条路路况不好，未对游客开放。这条路冬天被封闭了，现在新季节它才刚开放通行。在较高处，路两旁都是高雪堆——雪堆从下方融化，形成小洞及垂悬的雪团，才除掉雪的柏油路面又受到融雪的细水流的侵蚀和挖掘。

到了索那马格，一群瘦男孩围住我们，嚷着要我们坐平底雪橇滑雪坡。“三十卢比，三十卢比。”男孩戴着运动帽，皮肤上有斑块。从路旁标志看来，索那马格似乎是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之间的某种阻隔。这里只有一些属于政府的小屋、游客旅社及商店。看不到农田和住宅。男孩显然来自一段距离之外的村落。

纳齐尔一定希望我滑滑雪橇，一来假日应应景，二来也给男孩们一点生意。纳齐尔的父亲事业有成。他自己更是一副中产阶级年轻男子的典型模样：修剪得清爽的头发，牛仔裤及跑鞋，深蓝色的连帽夹克（我问过他这件夹克：它是台湾制的，花了他五百卢比，相当于二十五英镑）。这会儿，就像在湖上一样，他却跟克什米尔的孩子维系着这种休戚相关的感情。

回程向下回到较宜人的山谷，我意识到它相对的狭窄，迅速重返稠密人群和狭小空间（在斯利那加郊外，纳齐尔为我指出一座属于巴特先生的小果园，但我们没停车），我在这时又有了像在几处渡船堤阶处的感觉：甚至在这个重峦叠嶂、融雪成川的环境里，人们也像在勒克瑙贫民窟窄巷中一样受到拘束。

翌日，我在丽华大饭店向他们全体道别，那时已近傍晚，大约是他们要结束斋月禁食之前的半个钟头：告别巴特先生、亚齐兹、管理旅馆商店的那个人（我没向他买任何东西）、担任丽华大饭店总经理的那个瘦瘦的年轻人。他们全都在楼下那间白色、玻璃墙的小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钥匙板，挂着月历，还有两张麦加名胜的海报，一张是天房，另一张是镏金圆屋顶。我就要离开之时，他们出于客套问我要不要喝茶。

巴特先生临别的话——他希望我走后记在心上的话——是他去过麦加朝圣了。他不把那趟朝圣看作忏悔之行。在他话中，那反而是欢乐和满足之旅。这使得他在告别时刻欣喜地笑了，出声笑了。

我跟亚齐兹最后谈的是钱方面的事。他儿子纳齐尔花了不少时间陪我，我们一起出游时他偶尔还自己掏腰包。怎么才算恰当的补偿？付款是铁定不必的，亚齐兹说。赏个钱呢？那可就难搞定了：一个卢比、四个便士行得通，十万卢比、四千英镑也不算荒唐。我完全没准了，但亚齐兹也没多说。我最后提了一个数目，亚齐兹听了仍然不动声色——我只好就这样离开了他。

在从旅馆回湖滨大道的船上，心里念着斋月即将结束，我向纳齐尔表示了一个数目。他没说什么就收下了钱，但谁都看得出他只是出于礼貌才这样做的。他表情变了样，他转开了眼睛。我觉得自己煞了风景：纳齐尔虽然带着我这游客走来走去，他恐怕是把我当朋友看待的。我再度而且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从一开始就察觉的情况：这位意料不到的俊秀的年轻男子可还有自己的一套追求品位和自我的新观念——可以预料，我跟这位纳齐尔的关系铁定比我跟他父亲的关系复杂。

我不想糟蹋这场合。我说，我那一点意思只是为了向他和亚齐兹和巴特先生聊表情谊。我说了两次。他脸色好看了些，他似乎也发觉必须做点什么来挽回这个场面——片刻之后，到了下船堤阶，清真寺传来日落宣礼声之前，这就要结束的场合。

他表情不再那么僵硬。我们搭的船在航道上平稳前进，经过展卖皮革和毛皮制品、贩卖杂货、设有阳光理发厅的几个小船屋。这段时间里，我们谈起了他的学业。再过几个月，他就可以拿到离校许可了。接下来两年他想到专科学校读商科——以便未来能做个会计师，并且如他父亲及巴特先生所盼能进入旅馆业——然后再读大学。

从他祖父小小的湖中商店，到他父亲顺利的旅馆履历，再到他自己可望实现的大学教育和会计职业——这之间是一步一步的爬升。爬升会继续吗？

他从未离开过克什米尔。此时此日，这个山谷（以及四周的山岭）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我认识亚齐兹已有二十七年了，他大体上还是老样子。纳齐尔的情况不会如此。他已经对外部世界有了些概念。由于每月跟一个外国女孩通一次信，他已经考虑到跟外国人结婚的可能性——当然，一切都得依安拉旨意。二十七年之后——我已中年将尽，难以设想如此漫长的岁月，难以预见那个苍茫的未来——纳齐尔将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他会有新的观点，他会有新的情怀，来日，这个山谷对他的意义将不同于今天。

二十七年后，我终于做了一趟可以算数的重返之旅，消解了我身为印度裔的焦虑，驱散了那阻隔在我自己和我祖先之间的黑暗。威廉·霍华德·罗素在一八五八年描绘（并且批评）了一个万象俱毁的庞大国家——未受大起义战火波及的地方也是如此。大约二十五年之后，我的祖先离开罗素在那个国家里（以当时办得到的方式）游历过的地区前往圭亚那和特立尼达的甘蔗种植园做契约劳工。这事件所引起的卑屈、挫败、羞辱之感早已烙在我心中。一九六二年，我就是带着这个心思坐火车、搭船慢慢前往印度的，它是我焦虑的起因。（令我惊讶的是，撰写本书期间，当我首度拿起威廉·霍华德·罗素的《日记》读读看时，这个心思又浮现了。当时，我读不下那本书，不喜欢那个人，甚至对他的精彩描述无动于衷。）

一九六二年我所不了解或过于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印度已经改变的程度。我更没想到，走过它的黑暗时代——经历过穆斯林入侵以及北方一再遭受的全面掠夺、帝国的轮替、战争的蹂躏、十八世纪的混乱——印度竟如此大幅度地恢复了原先的模样。二十世纪印度恢复原样的过程历时甚长，结局甚至可以说有几分出于运气。造就一个像罗姆莫罕·罗易（生于一七七二年）那样的孟加拉国改革家远非一蹴可几，造就甘地（生于一八六九年）更非弹指可待。一八五七年大起义之后，英国治下的和平可以说是运气造成的。那段时间促成了知识的复苏。印度正要展开新的知识活动，它对自己的历史和文明有了新的看法。自由运动反映了这一切，后来也获致了最实在的解放。

大起义过后一百三十年左右之间——英国统治的最后九十年以及独立后的前四十年越来越像是属于同一个历史时期的——自由的概念传遍了印度每个角落。推动独立的人士大体上来自社会高层；独立所带来的自由从上层往下延展。现在到处人们都有一套概念，知道他们是谁，知道他们该享有什么。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更加速了这一演变。一九六二年隐而不见、难以察觉或刚刚萌芽的现象，如今都变得更清楚了。印度所获致的心灵解放不可能只有纾解的效果。在印度这样贫苦之下还有贫苦、残暴之下还有残暴的国家，心灵解放必然会导致动乱。愤怒和反抗一定会随之前来。当前，印度有一百万个小型叛变。

百万个叛变，撩拨叛变的是二十种群体的激进主张、派系的激进主张、宗教的激进主张、区域的激进主张：或许，这些是自觉的开端，重启了老早就被混乱和动荡扼杀的知识生活。但是今天的印度拥有两百年前所没有的东西：一股凝聚的意志，一套主导的知识，一个国家的理念。印度联邦大于其构成部分的总和，许多激进运动把国家视为法律和情理的依据，因此增强了国家的地位。印度联邦使大家得以卷土重来，让他们免于受某些过激行为之害——那些在另一个世纪或在其他状况下他们必然会面临的过激行为（如邻国所示）：湿婆军的恶毒沙文主义，许多宗教基本教义派主张的独断压制（在印度，大家动不动就在宗教之中寻找慰藉），南方那些明星政客的贪污及种族政治，孟加拉马克思主义分子空洞和无用的言行。

现在，在印度，大家已经看出激进过头的问题。这百万个叛变也促进了整体知识活动的活力，巩固了所有印度人如今都觉得可以依附之价值的正当性和人道精神。而且——这结局倒很奇怪，有几分讽刺——这些叛变不会肉眼不见地消失。它们是无数人新生活开端的一部分，是印度之成长的一部分，是印度之复原的一部分。

回到孟买之后，我联络上电影编剧帕里托希。帕里托希所在的行业是商业电影。他喜爱电影这艺术形态：那是他的使命，几乎是他的宗教。但是，他不喜欢在印度拍摄电影的那些人。他们害他吃苦，他们令他光火，他在生涯上有过起起落落。

五个月之前我见到他时，他刚结束一段不愉快的日子。那段时间他抛下孟买和电影，回到老家加尔各答休养。后来——他在此时结了婚——他不再愤世嫉俗，回到孟买来重起炉灶。他住在城中区一套没有陈设的单间公寓里。“我在太阳底下就只有这个房间。”他说，同时举起双臂，看着天花板，让房间显得更小。不过，他有一些指望：他回到孟买来跟一位他认识、曾经很有成就的制片人拍一部电影。他们两人每隔一阵就在附近的旅馆见面讨论剧本。

帕里托希决意要坚持下去，一定要让这次成功。他说，他预感会赚笔钱。不过，带我去见帕里托希、跟我们一起坐在房间里的他的那位堂亲倒没那么乐观。帕里托希的脾气会碍事；他会跟人起口角，或者会发生什么枝节；最后他会像每次一样又回到原点。我们经过市场附近的拥挤街道走回郊区火车站时，我一路听着这位堂亲的话，心情变坏，想着住在空荡荡房间里的英俊编剧。现在，过了五个月，我想知道结果如何。

我无须跑一趟路去见帕里托希——不必挤郊区火车，不必坐出租车在孟买高速公路的褐色废气里受苦。他到旅馆来跟我喝咖啡。他很忙，有事得办，忙碌带给他的愉快全写在脸上，过去的愤怒有一部分已经平息。

他已经写出剧本，制片人也找到了投资方。他们已经开始拍摄，也让片商看了前面的一些毛片。片商已经买下了片子。投资方几乎转眼就要获利，他还投资要拍另一部片子——帕里托希满脑子都是点子。帕里托希已经拿到了第一部电影的编剧费，数目可观；他已经在较好的地段买了较大的公寓。五个月之间，他的运道翻了一番，这是在钞票多、有活力、脏兮兮的孟买实现得了的事，这是为什么大家总要到这里来。

他可以从第二部电影中得到较大的利润分配。帕里托希说，相较之下，这部片子是为了自己。让他有钱买公寓的第一部是商业片、大众电影——不过，他不是用这些字眼来批评自己的作品的：他只是在描写某一类电影。

剧情是什么？我在他的小房间见他时，他脑中想来想去的是什么故事、什么角色？他运用的是什么材料？电影故事发生在一个孟买贫民窟，这个城市许许多多的贫民窟之一。男主角是住在贫民窟的年轻人，他前途看好，却被一个帮派分子带坏了。这也是商业电影，但内容有话题性，剧情够力量。（而且像许多虚构作品一样，创作者也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困境投射到其中。）

帕里托希说，他们拍这部片子必须自己搭建一个贫民窟。由于法律上的因素，他们不能到真实的贫民窟去拍外景。他们到几个实地拍照片，搭建了一个可以说是混合式的孟买贫民窟。拍摄期间，他们都住在这布景中的几间小屋里。就在前一天，帕里托希说，他们开始拆除这个住了好几个礼拜的假贫民窟。他相当难过。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年二月

①印度旁遮普邦城市，是前往詹木和克什米尔邦（Jammu and Kashmir）与喜马拉雅山深山的联络城市。

②印度北部城市，是由克什米尔谷地进入印度河平原的重要口岸。巴尼哈尔在克什米尔语中的意思是“暴风雪”。

③印属克什米尔首府，著名的避暑胜地。

④沙特阿拉伯中西部海港，位于麦加城以西红海东岸，为沙特阿拉伯的商业重镇和最大的港口，也是赴麦加朝圣的进口港。

⑤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称号，意为“神的标志”，指已经达到什叶派高等教育第三级的神职人员，被公认为权威学者（穆智台希德），年龄须在四十岁以上。

⑥伊斯兰历新年的第一个月，也是一种宗教庆典之名，什叶派穆斯林会在这个月举行宗教仪式，以纪念穆罕默德外孙侯赛因之死。在列队行进的过程中，信徒们会捶胸或抽打自己。

⑦克什米尔城市，距离斯利那加不远，海拔2740米，是从克什米尔谷地进入拉达克的最后一个主要城镇。

⑧克什米尔东部地区，范围包括喜马拉雅山的拉达克山区。

致谢

当你为了撰写像这样的一本书而旅行时，你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直到找到了要的东西。在旅途中，你需要许许多多的协助。在这趟旅程中许多人帮助了我。他们和我分享他们的知识，他们向我引介人物。有三个人从头到尾给予我特别多的协助，他们都是报社编辑：Nikhil Lakshman，Vinod Mehta，Rahul Singh。Vinod Mehta和Rahul Singh两人分别陪着我走了一段旅程；但是我必须强调，我个人要为我所写的内容负责。我想在此对另一些人表示谢意：孟买的Charu Deshpande和Ajit Pillai；班加罗尔的T.J.S.George；马德拉斯的K.P.Sunil；加尔各答的Shekhar Bhatia，Vir Sanghvi，Sunanda Datta Ray及Satyabrata Bose；德里的Rekha Khanna Mehta；昌迪加尔的Kanwar Sandhu。其他帮助我的人均已在正文内提及。有时，出于一些不言自明的理由，他们的名字和身份都做了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