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高華

主編　熊景明 徐曉

版權信息

《史家高華》

熊景明 徐曉 主編

© 香港中文大學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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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統一書號（ISBN）

978-962-996-539-6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Gao Hua, The Historian

Edited by Xiong Jingming, Xu Xiao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539-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 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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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in Hong Kong

書　　名：史家高華

作　　者：熊景明　徐曉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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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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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　圖

高華父親高啟發曾在1946年加入地下黨

少年高華

兩弟兄

南大草地

初為人父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周末行山，香港

與南大中美交流中心學生

研討會，香港

拜訪李銳先生

家中書房

住院，上海

高華夫婦與義子小孫

中心方法學訓練營授課

與吳敬璉、穆軍等，香港

與關信基、沈志華，香港

病中出席研討會，香港

與楊東平、武克剛、金雁、謝泳、李永剛、熊景明等，中心行山，香港

與常成，上海

與金大陸、陳映芳、王維江等，最後一次出游，上海

與李公明，延安

與秦暉、金雁等，香港

與楊奎松夫婦、沈志華、李丹慧

與于風政、袁偉時等，珠海

與袁偉時等，廣州

與何清漣、朱學勤，夏威夷

與胡杰

與錢鋼、黃駿、李永剛等

與蕭功秦、姜超

與蕭今、劉青峰、熊景明，中心出游，香港

與許紀霖、金觀濤等，香港

與張鳴，雲南

與柴子文，香港

與靳松

與高欣、周孜正、劉握宇等，南京家中

與陳方正，香港

與陳方正、章詒和等，香港

序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

高華一揮手走了，留下天邊一抹彩霞。過不多時，熊景明編成這本集子，讓我寫序，我沒有多想就答應下來。可是，翻閱他這許多朋友、同事、學生、仰慕者的文章之後，發覺自己恐怕是最沒有資格，也最不適宜來擔當這個角色的人。道理很簡單：這本集子的作者和高華一樣，都是從中國近大半個世紀的苦難中走過來的，都具有相同時代、背景、經歷、感受、信念和期待，無論目前的際遇、工作、環境如何，卻仍然掩蓋不了底子裏的沉重和直面當今中國的執著，那應當是在“革命烘爐”中熬煉出來的印記吧。而我自己，畢竟是缺乏那種經歷和印記的，對中國發生過和正在發生的一切，縱然并非旁觀者，也只能夠算是邊緣人。因此，由我來為這樣一本集子執筆寫序，總不免予人以隔霧看花或者血性不足之感。當然，中國的事情很復雜，所謂大風起于萍末，變化往往就從邊緣開始，近現代頗不乏先例。那麽景明派給我這個任務，也許還是有她的道理的。

我初次知道高華，和楊奎松一樣，也是因為讀到他那篇《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此文是1997年7月投到《二十一世紀》來的，當時劉青峰是此刊物的編輯，金觀濤和我也積極參與工作。大家看到此文，感到它的嚴謹、細致和深度，頗為驚訝，很議論了一陣子。此後不久，青峰和他聯系上了，經過往返磋商和辦理各種手續，終于邀得他在翌年八九月間到中國文化研究所來訪問。此時他出訪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歸國不久，又剛剛獲得南大的中國近代史博士學位，行篋中還帶來了以十年功夫寫就的延安整風研究書稿，因此顯得神氣清朗，興致勃勃。雖然他原定的兩個月行程格于“中美中心”授課時間的限制被迫減半，不免略感意猶未盡，美中不足，但也和中大各方面建立聯系，頗不虛此行了。

首先，他成了《二十一世紀》的中堅作者：在來訪前後短短一年間，就一口氣發了四篇文章，其後陸陸續續，統共總有十篇左右，成為這本刊物在當代史方面的一面旗幟。更重要的，則是他和觀濤談妥了書稿的出版。研究所內的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是1993年成立的，最初由我負責，翌年交由觀濤主持。他在青峰協助下，推動“專刊”和“集刊”兩個叢書系列，短短五年間已經在“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牌子下出版了將近十種著作，在組稿、編輯、制版等各方面都很在行了。高華提出把書稿交由中心出版，我們自然很高興。觀濤閱稿後提出一些修訂意見，主要是將敘述調整得更為客觀、含蓄與平和，他也欣然接受。其後不到兩年，《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即已面世，剛好趕上新世紀的來臨，而且不到一年，它就名滿海內外，風行一時，成為中心最暢銷的書籍。

最後，中文大學還有個“大學服務中心”，那本來是美國學者為研究中國大陸情況在六十年代設立的機構，其後二十年間收集了大量當代中國資料，除了書籍以外，還包括報章、雜志、年鑒、方志，以至海報、內參等等。在1980年代末，由于香港回歸中國在即，中心的主辦方急于為這批資料尋找安身立命之地，幾經考慮和談判，終于決定把它們一股腦兒轉贈中大。[0-1]同時，曾在此中心工作多年，後來又轉到中大來的熊景明，也順理成章，成為中心落戶中大之後的實際負責人，并且以無比熱情和勁頭來經管它的大小事務，推動它的發展。在1998年春季假期，金、劉、熊和我四人相約去泰國度假，回來後變得相熟。跟著高華來了，大家時相過從，他很快就為服務中心的資料所吸引，日夕倘佯其中，流連忘返。這中心本來是為西方學者設立，但此時改革開放已久，國內學者外訪成風，景明把握時機，為他們籌劃經費和提供種種方便，訪客都有賓至如歸之感，中心名聲遂不脛而走，成為大陸當代中國研究學者的麥加。這樣，很自然，翌年高華應大學服務中心之邀，再次來港訪問。他這趟逗留兩三個月之久，自謂來到了“吐露港畔的精神家園”，此後往返頻繁，不在話下。

在那一段時間我自己負責研究所的工作，相當繁忙，和高華并沒有深談機會。記憶中相聚比較悠哉的一趟，是借著他老師伍貽業來訪，一道去粉嶺的賽馬會鄉間會所，寂寂無人的夏日午後，在花園濃蔭下漫步，談天說地，偷得浮生半日閑暇。事後他告訴我，這位短小精干，雙目炯炯有神的學者出身金陵回族領袖世家，解放後曾經一度沉降到社會最底層，改革開放後才獲重生，返回南大講壇，而他自己的歷史志業，就是得其啟發。我在2002年退休，卸下肩上重擔，那年深秋去北大赴湯一介教授之約，隨後應東南大學之邀，南下金陵。這是我兒時入學讀書之地，印象深刻，但只不過兩年，就隨家人倉皇南遷，二十四年後初“還舊國”，恍若隔世。此番重來，江山無恙，勝景依舊，更得高華兄相陪，到玄武湖漫步半日，兒時在此劃槳蕩舟，荷塘采蓮等舊事，一時涌上心頭。也就在此會，他心血來潮，向我透露了凄涼家世和慘痛往事，我只能無言以對。跟著，意想不到，走下草坪斜坡時，他顛躓一下，把腳扭了，而且傷得很厲害，趕快讓同行學生去張羅膏藥。我問是否舊患，他承認的確不是第一趟了。我心一動，沖口而出道，那可得注意，可能有其他原因吧，別一蹶不振啊。他瞿然一驚，點頭稱是。三四年後他再來中大，臉上遍現紅潮，氣喘加劇，我拉他去看保健處的趙醫生，診斷為嚴重的心早搏，再三叮囑回去得認真治理，他卻好像早知如此，表現無可奈何的樣子。再隔數年，趙醫生記起此事，追問他的近況，我以當時病況據實相告，相對黯然。

高華在2009年六月底最後一次來港，出席中大歷史系舉辦的“共和國六十年國際研討會”。此會頗具規模，大陸、西方和港臺學者雲集，極一時之盛。高華在首日作了“國共之爭為何國民黨失敗？”的主題發言，勾勒全局，條分縷析，顯示了他一貫的扎實、全面、老到。會後我天真地問道：“但你提出的那些具體原因好像都沒有必然性，都不是本質的。說到底，共產黨的勝利，最後是否可以簡單歸結為在兩黨決戰中，毛澤東比蔣介石更厲害，也就是眼光更準，手段更靈活狠辣？”他想了一陣子才回答：“也可以這麽說吧。”我追問：“當時毛指揮共產黨能夠那麽得心應手，如臂使指，不正就是因為經過了延安整風嗎？”這趟他答得非常爽快：“那當然啰。”

我之所以會那樣追問，其實并非偶然，而是因為我父親六十年代發表的一篇回憶文章，其中有這麽幾句話：“說組織，國民黨的組織松懈極了。說斗爭，國民黨的斗爭溫和極了。這是國民黨的弱點，也是國民黨的優點。國民黨在大陸敗于中共之手，播遷到台灣，是弱點的暴露。”父親從二十年代加入國民黨，三十年代加入國民政府，以至1949年結束政治生涯，辭職退隱，對國民黨有長期觀察與深入瞭解，這幾句話痛定思痛，無疑包含了相當的道理。不過，這樣說來，兩黨之間勝負的關鍵，到底是在于領袖的高下，還是在于黨本身的差異呢？其實，這兩種可能性是二而一，密不可分的。和毛澤東一樣，蔣介石也在黨內翻滾多年，經過無數斗爭、較量，方才在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成為無可爭議的黨領袖；此後他們也都反過來，以個人氣質、理念、權勢，來重新塑造黨的規律與格局——毛發動延安整風，蔣推行“復興關中央訓練團”（1940—1943），如出一轍，雖然後者已被遺忘，但兩者的目標、規模其實都很相近。在這個意義上，領袖即黨的化身，黨亦領袖意志的體現。

不過，這些看法無論正確與否，都不那麽重要了。畢竟，革命歲月和偉大領袖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們的歷史使命也都完成。令人略為感到不安的是，對許多人來說，《紅太陽》一書之所以引起震撼，并不僅僅因為它揭露和描繪了歷史真相，而更在于它所隱含的道德譴責和現實批判。這很自然，無可厚非，但我們往往也因此忽略了另一種歷史真實。那就是，在我們這古老大國，歷史與文化包袱之沉重，以及傳統政治理念之狹隘貧乏。在延安悲劇的深層，恐怕毋寧是這種意識上的束縛與局限，更多于個人的邪惡，在起決定性作用吧！民族英雄凱末爾激勵國人，打敗希臘入侵大軍，拯救土耳其于瀕臨滅亡之際，當選大總統後，更把這古老的神權君主帝國，改造成徹底俗世化，以民選議會為基礎的現代國家。可以說，他為土耳其做到了相當于蔣介石、毛澤東加上胡適之為中國所做或者要做的事情。然而，他卻解決不了土耳其政教沖突的根本問題：在他之後社會動蕩，政變頻仍，如今他的立國原則被廢除，為他守護憲法的軍人被逮捕、受審、投獄，此後國家伊于胡底，誰也無法斷言。小小土耳其歷史與文化包袱沉重如斯，中國的革命家、當權者不更要感到“萬牛回首邱山重”嗎？

有人把趙北甌的名句改為“江山代有英豪出，各苦生民數十年”，旨哉斯言！因此，對偉人，我們總要細究他們的作為與居心，看清他們的真實面貌，從而也必然會產生強烈的好惡、愛憎與感觸。不過，“人間孤憤最難平，消得幾回潮落又潮生”，卻也不可不意識到，昔日叱咤風雲，不可一世者，在內心深處亦何嘗不是其時代與陳舊意識的傀儡。畢竟，未來還是要由今日無數平凡人從現狀出發，憑借點點滴滴努力的累積而得根本改變，而得開拓新運。高華兄地下有知，對此也會認為“可以這麽說”吧？

很可惜，最近兩三年他的病勢一直沒有起色，朋友數度策劃接他南來散心，都未能成事，以上這許多想法再也沒有和他討論的機會了。前年十月到上海看世博，趁機坐快車去探望，但來去匆匆，說不了幾句話，只感覺他精神、興致不錯，臉色比前進步，想是休養得宜之故。去年四月中到南京開會，機會難得，又逢景明、胡杰夫婦都在，大家相約聚會。這回他明顯消瘦了，臉色發青，但興致不減，堅持帶我們到秦淮河堤岸上，在漫天飛舞的不知是楊花抑或柳絮中散步遠眺，然後到附近的館子晚飯，盡半日之歡。翌日意猶未盡，又到同一館子小酌，南大圖書館的陳君也來了，他口才便捷，為我們說故事下酒，舉座歡笑竟夕。這些往事，今日斷斷續續地記起來，心裏不由得泛起靜安先生的句子，“人生只似風前絮，歡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連江點點萍”。

2012年初夏于用廬

注釋

[0-1]1988年中心加入香港中文大學，1993年更名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編者）

壹　史家高華

樸素而深刻，率直卻入微

常成

高華老師逝世前六天，即2011年12月20日，我和他最後一次通話。他關心我尋找教職的情況，同時提醒我與他的一位即將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也正在求職的學生聯絡交流。最後，他叮囑我向斯坦福大學的胡佛檔案館詢問收藏沙飛影像檔案事宜。詎料這短短的五分鐘竟成永訣。

三年前的同一日子，因為奇妙的機緣，我認識了高華老師。2008年12月20日，我偶然經過上海華東師大老校區，決定去參觀歷史系，特別是著名的冷戰研究中心。到了人文社科大樓，才得知歷史系早已搬到閔行新校區，這裏只有一間辦公室留守。我驚喜地在這裏發現了一張內部通訊錄，一眼就看到高華的名字！在此之前，我還不知道他已到華師大任教。我立即撥打電話，接聽的正是高華老師。我告訴他我是加州大學圣地亞哥校區歷史系的博士生，在導師周錫瑞先生的史學史課上，剛剛讀過《紅太陽》，有很多感想和問題，想向他請教。

當我來到高老師的臨時公寓，開門的是一位滿頭銀發、謙和質樸的儒者，這與他在著作中所展現的那種手術刀般銳利冷靜的氣質，仿佛有很大的不同。不知不覺中我們從下午三點談到六點，從中共叛逃者史料的考證談到中共高層回憶錄的辨析，從斯諾、謝偉思的陜北經歷談到西方史學界長期以來對中國的誤讀與想象，最後談到重寫中國近現代史的重大意義與可能。當晚告辭後我走在大街上，仍覺得如沐春風。

自此以後，每次回大陸我都會到上海或南京看望高華老師。每次與高華老師的交流都是一種知性的享受，也是品格的滋養。我時常忘了我們是在討論殘酷的革命與戰爭，而被他樸素而又深刻，率直卻入微的人格所感染。[1-1]

一部挑戰革命神話體系的著作

《紅太陽》是高華的第一部專著，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至今已第十二次印刷。該書徹底顛覆了中國與西方學界對延安整風運動的理解，迅速成為學界公認的中國現代史經典。

毋庸置疑，延安整風是中共歷史上極為關鍵的一次政治運動，其直接的結果是中共實現了組織與思想上的高度統一，為1949年的革命勝利奠定了基礎。中共官方對延安整風運動的定義是，一次全黨范圍內普遍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而對運動中出現的大面積殘酷的審干、肅反和搶救卻避而不談。

西方學界的理解也與官修歷史驚人相似。六十年代，施拉姆（Stuart Schram）在《毛澤東》一書中認為，整風運動旨在“協調個人的‘自覺行動’和完美的社會紀律之間的沖突”。[1-2]在美國反越戰的浪潮中，賽爾登（Mark Selden）于1971年出版了《延安道路》，歌頌群眾路線、民主參與、減租減息等社會改革。作者依賴康普通（Boyd Campton）翻譯的整風運動學習手冊以及《解放日報》，采信毛澤東“治病救人”的比喻，稱“整風運動不是一場清洗運動⋯⋯重點是改進工作，迎接新的挑戰，而不是針對個人。”[1-3]1986年出版的《劍橋中國史》第13卷（下），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在上述資料的基礎上，增加了少量有關丁玲和王實味的描述，但依然沒有涉及到整風背後的審干與搶救運動。[1-4]

1997年，哈佛大學教授、文革研究專家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發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之三（1961—1966），提出了一個概念：“延安圓桌”的終結。其實他的整個三部曲一直暗含“延安圓桌”的假設，即在延安時期，中共形成了一個以毛澤東為首、但相對平等的精英領導層。恰恰由于麥克法夸爾對延安的這種浪漫想象，使得他對文革根源的考察只能倒推至1956—1957年的“百花齊放”與反右運動，而不能想象文革的根源可能在延安，以至于貫穿三部曲的“路線斗爭”解釋也愈發不能自洽。最終，在2006年麥克法夸爾與沈邁克合著的文革史《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中，“延安圓桌”這個概念遂棄置不用。而賽爾登在1995年再版的《延安道路》的後記中承認，他所頌揚的延安“民主主義萌芽只不過是中共所支配的群眾路線和政治動員的組成部分。⋯⋯由于我在早期研究工作中的疏忽，在我總結出來的‘延安道路’中又掩蓋了專橫與倒退的傾向”。[1-5]可以說，西方學界對延安整風的解釋已經完全過時。

而《紅太陽》的出現，貫通了中國現代史、當代史的各個重要環節，其銳利的解釋力不但穿透從中央蘇區“肅AB團”（1930—1931）到延安整風運動（1942—1945）的中共黨史，而且貫穿整風之後的內戰、鎮反、反右和文革，以至當代的政治邏輯。該書通過對1942—1945年間的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和過程的深刻剖析，解釋毛澤東如何根據其理念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通過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與審干肅反兩種手段，全面清除了黨內殘存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轉換中共原有的“俄化”氣質，最終將中共意識形態全盤毛澤東化；與此同時，毛運用權謀與政治優勢，徹底改組中共領導層，建立以毛為絕對主宰的政治體系，最終達到了“君師合一”的無上地位。[1-6]

高華認為，毛澤東成功的秘訣在于其“融‘道’（思想、理念）、術（策略、方法）、勢（地位、權力）于一體”的政治斗爭模式。毛澤東在“道”與“術”方面都有相當重大的創新。早在整風運動前的1938年秋冬，毛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邏輯嚴密，言簡意賅，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抗戰階段，完全契合中共幹部黨員的心態，極具正當性和鼓動性”。然而，其主要精神在于，“吸取、應用馬列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蘇共黨的組織結構形式，將其與中國歷史的重大遺產——農民造反、‘馬上打天下’的傳統融匯統一，使之轉化為由共產黨領導的、以推翻國民黨統治為基本目標的現代農民大革命”。[1-7]雖然這一創新在抗日救亡時期具有正當性，但負面後果也相當嚴重。在這種“打江山，排座次，論功行賞，坐江山”的農民造反傳統與斯大林制度的合力作用下，等級差序制度在延安以物資分配的形式明確和固定下來，這就是被王實味所批判的“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的制度。在延安，自1940年起，“中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羅曼蒂克式的平均主義時期已經結束，中共已進入到強調等級差序的新時代”。[1-8]等級差序制度不僅體現在物資分配上，也體現在新聞保密與分層次閱讀的新聞制度上。

毛澤東的另一發明是思想改造之“術”：在沒有退出機制的強制環境下，借用儒家內圣之學強調的自省自新理念，對思想改造對象“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力方法鍛造‘新人’”。高華指出，“毛澤東的‘新’就在于融理論灌輸和暴力威懾于一爐，配之以強有力的組織措施，給廣大黨員，尤其是知識分子黨員制造了一座強大的壓力場，使其在反復震蕩中蛻盡‘舊我’，換上一顆全新的靈魂”。很多經歷過延安思想改造運動的“新人”，學會用毛的概念來思考和行動，“徹底拋棄資產階級人性論和溫情主義的任何表現，非黨性勿言、非黨性勿聽、非黨性勿動，絕對服從領袖、組織、上級的命令和指示”。[1-9]革命政治前所未有地深入靈魂，幾近完全占領了個人的思想與生活空間。

高華強調，延安整風的重要性在于其持久嚴重的思想與制度後果：通過整風審干所確立的概念、模式與制度，“以後又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產生若干消極作用，極左思想、權謀政治匯溪成流，終至釀成建國後思想領域一系列過左的政治運動直至文革慘禍”。[1-10]等級差序制度和思想改造模式這兩大毛式發明相輔相成，影響最大。誠然，延安整風不是一場斯大林式肉體消滅的“清洗”。延安的知識分子只要接受規訓，通過思想改造，成為“新人”，就會被接納入黨。隨著中共的不斷擴張，他們同時也從等級差序制度的底層向上流動，成為領導精英。他們成為宣傳、文教領域的領導者，從延安時期的被改造者變成革命勝利者，“監督別人進行改造的領導者和整人者”。“很多人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沒有任何道德和心理障礙，就把當年他們蒙受的那套方式，再施加給原國統區的人們，直到革命深化，他們被更革命的人打倒。”[1-11]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根本諷刺。

思想改造徹底消滅了延安知識分子獨立思想的動能，他們在等級差序制度裏的向上流動性也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既得利益者，而完全壟斷信息的意識形態，又為他們一切符合毛意志的行為提供了正當性理由。

一個現象充分說明思想改造的成效：經歷過延安整風的老人鮮有對那段經歷進行深刻反思或者批判的，相反，他們往往對那個時代充滿了懷舊與感念。據我所知，一位“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領袖剛到延安就被關押審查了半年。然而，今天他仍對那段歷史三緘其口，哪怕是面對身為歷史學者的家人。他堅稱，“那段歷史，只有中央級別的專家來訪問，我才能談”。這仿佛是黨性壓倒人性的一個注腳。高華曾經惋惜自己沒有機會對親歷延安整風運動的人士進行口述采訪。誠然，他們的口述肯定會讓《紅太陽》內容更加充實，但是受訪者可能不會有太多反思。能夠幸存到上世紀末的延安老人都是幸存者中的幸存者，同時也是既得利益者中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經歷一生的思想改造，也在等級差序制度裏獲得利益，使他們自覺地保守延安的秘密和這個制度的其他秘密。

在官修的史書上，自延安整風開始的十余年是中共歷史上僅有的一段沒有“路線錯誤”、沒有污點的歷史。然而，《紅太陽》不但有力地摧毀了這個革命的羅曼蒂克神話，而且指出延安整風其實奠定了後來各種政治運動的制度與思想基礎。這不啻是對整個革命神話體系的根本挑戰。這個挑戰者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氣和擔當。

追求自由的靈魂

高華生于1954年，成長于這個等級差序制度的底層，政治早熟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惟有接受規訓，收斂個性，才能贏得安全，有機會向上流動。然而，他仿佛天生就有一個“追求自由的靈魂”，在階級斗爭的喧囂中他饑渴地讀書求知，想要探尋世界的真相。[1-12]1978年高華進入南京大學歷史系，次年便萌生要寫書來揭示延安整風真相的愿望，隨即開始收集資料。從此時到1991年動筆，他花了十二年；到1999年最後交稿，花了整整二十年。

高華沒有申請任何項目經費，也沒有得到任何官方檔案館的機密原始檔案。在浩如煙海的已公開資料中，他反復地“對各種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資料進行點滴歸攏，爬梳鑒別，再對之反復研究體會，使之融匯貫通”，[1-13]逐漸得出了一幅日趨完整、愈發有解釋力的延安整風歷史拼圖。

1991年8月19日夜，高華在家中鋪開紙筆，開始《紅太陽》的寫作。那天蘇聯正發生八・一九政變，廣播中播放著蘇聯國歌與愛國歌曲。他回憶道：“我感覺到我應該寫！⋯⋯寫作是個很長的過程，我并沒有立即想到出版的事。我當時有一個想法，就是你應該寫，要擺脫自己內心的恐懼，擺脫內心各種各樣的禁忌”。太史公曰：“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高華一介文弱書生，向來謹小慎微；然而面對無可抹殺的史實，他義無反顧地擺脫自己內心的恐懼與禁忌，秉筆直書，“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高華無愧于史家的稱號，也無愧于他那顆1979年在課堂上聽司馬遷《報任安書》時激動的心，那顆幾十年未曾改變的赤子之心。

人道的關懷

雖然《紅太陽》有力地顛覆了延安整風運動的神話，高華卻又在後記中表示，自己“心中對中共革命抱持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成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1-14]在該書出版十周年之際，高華回應讀者指出的這一矛盾，認為“書中所顯現的思想矛盾正是歷史事件本身的內在矛盾的一種映射”。[1-15]其實革命歷史本身的矛盾正好印證高華一以貫之的人道主義立場。

我認為《紅太陽》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高華所表達的價值關懷：“我至今還深以為然的五四的新價值：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1-16]高華對中共革命與國民革命的目標——即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有深刻認同，但他同時認為，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的終極目標是社會每一個個體的自由、獨立與幸福。所以他對延安整風運動的手段有深刻的批判。他反對為了達到一個高尚的目標——革命或其他——就可以不擇手段。

雖然高華長期研究高層政治，洞悉權謀，卻并不沉溺于權謀。他痛恨權謀政治，真正關注的是普通百姓的生命史。在回應遇資州（劉小楓筆名）“黨內整風‘干卿何事’”的質疑時，高華說：“如果不是因為這一切與老百姓有著密切的關係，我是不應加以置評的。”[1-17]正如楊奎松教授為悼念高華挽聯所言：畢生瀝血春秋筆；敢為蒼生問不公。

高華一貫鐘情于對“小人物”的研究。他認為，“歷史學是一門關于人的學問。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狀態，應永遠在我們研究者關懷的視野之內”。“強調普通民眾的生活經驗與感受對我們認識過往歷史的重要性也許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僅要重視知識分子的感受和經驗，還要注重普羅大眾的生活經驗和感受。”他時常引用費爾巴哈的話：“經常受到世界史浪潮沖擊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絕不是那些高官顯爵，因為他們高高在上，太顯赫了。”高華認為研究當代史應該高度重視普通人的敘述，通過考察他們在革命、戰爭、解放、改造中復雜差異的經歷，探尋自由、人性對他們不同的意義。“正是在這種差異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歷史的復雜性，這也是歷史學永恒魅力之所在。”[1-18]

高華相信，如果充分利用民間歷史材料，即使在檔案沒有全面開放的中國，當代歷史研究也大有可為。2007年，他完成了《新中國五十年代初如何社會統合——十五個“小人物”的回憶錄研究》（又名“小人物，大歷史”），并計劃進一步的研究。[1-19]

三年前高華老師在紀念紅色攝影家沙飛的研討會上曾經說過：“沙飛的結局是不幸的，他永遠定格在38歲，在革命即將勝利的時候倒下，使他沒有成為領導幹部。這看起來遺憾，其實也沒什麽，這使得沙飛永遠是一位本色的人。”因為沙飛留下了珍貴的攝影作品，“沙飛具有永恒性，他真的就像他自己所說的‘成為一顆在祖國的天空中永遠自由飛舞的沙粒’”。[1-20]我想，他說的又何嘗不是他自己。

高華老師的生命雖然定格在57歲，他一生清貧，永遠是一位本色的人。他也是永恒的，他真的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繼續“行走在歷史的河流”。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作者為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博士後

夸父追日，不息不休

陳意新

高華以一部《紅太陽》名動學界，我們因之有了一段不同于正統敘述的黨史。如果說圣歌《東方紅》是以千萬遍吟唱“他為人民謀幸福”而告訴人們陜北的毛澤東以天下蒼生為懷，《紅太陽》則是以對史實的千百遍梳理向人們展示出另一個“他為自己謀權力”的毛澤東。高華正巧在毛澤東的誕辰日離世。人們想知道毛的歷史，特別是1949年之前的毛，繞不過高華的書。

如果細讀《紅太陽》，可以發現，高華沒有特意貶低毛，反而對毛的個人的“本領”評價很高：在江西蘇區軍事同志中，毛“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為剛強，且最善用兵打仗”。[2-1]筆者與高華相識于南京大學，亦曾在閑聊中聽其當面舉證和評說毛為“絕頂聰明之人”。這些公開和私下的表述證明，高華不是一個存心要詆毀毛的人。

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歷史有強烈興趣的人不知凡幾，中國的或外國的，專業的或業余的，正史的或野史的，卻為什麽未曾有人寫出一本如《紅太陽》一般扎實、厚重的大作？

高華首先想弄明白的是父親的命運，這是高華研究最開始的誘因之一。高“長在紅旗下”[2-2]，但應“愧為黑孩子”。作為“右派”的兒子，高是紅朝賤民，小時候“被禁止參加慶祝國慶17周年全市小學生游行”，[2-3]長大了亦不能參加革命群眾在馬路上歡迎共和國重要外賓的隊列，必須和“資本家、小業主、國民黨反動軍官一齊集中在小房間裏”讀報紙。[2-4]向往革命卻“不準革命”，文革風起雲涌時他“不能參加這場革命”。[2-5]他更是階級斗爭弦上的驚弓之鳥，當文革把階級斗爭的弦繃緊時，其父要逃命，他本人則對文革的紅色恐怖“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2-6]革命時代的生活對高華而言是窒息，“沒有希望，沒有綠色”。[2-7]

由此，高華寫《紅太陽》便如夸父追日一般，頑固得很，一定要追到太陽升起的地方，去探索眾多普通民眾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根源。高把寫書的動機說得很清楚，“‘文革’中所發生、暴露的一切，以及自己生活的感受”，使其“愈來愈有一種想探究中共革命歷史的愿望”。[2-8]“‘文革’中的一切”帶給高的是那種尋常百姓窺視了一點兒高層內幕的震驚，一種“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戲感。沒有受歧視的辛酸，沒有那“難以忘懷過去歲月留下的精神記憶”，沒有作為一個好學生卻被革命強加了“原罪”的追究，他恐怕也不會執意去寫《紅太陽》。

高華研究延安整風運動而非黨史上的其他重大事件，也許有他的偶然性，但他就像醫生診斷病人，從尋找病灶開始，直達要害。延安整風是共產黨整自己人，是毛以個人的思想和意志去統一全黨。整個運動成功的關鍵并不在于檢討作風、提高思想認識，而在于“審干”。在審干中，每個黨員和幹部必須在政治上被排隊，需向黨以書面形式詳細且不斷地交代個人歷史和對黨的不忠，并在隨之而來的“反奸”中接受黨的審查。個人反復交代的歷史常會有敘述上的偏差，偏差成為被懷疑的依據，依據成為“逼供信”的由頭，逼供信可將疑案變成鐵案。如此，一個時期內延安搞得“特務如麻”。[2-9]最終，多數被審查者通過“搶救運動”而“得救”，得救後凝結在心底的則是對黨和毛主席百分之百的忠誠或恐懼。審干通過殘酷無情的過程，剔去了一切不純的成份，建成了毛澤東主義者的隊伍。

作為延安整風的偉大傳統，審干從此便以“政審”方式成為共產黨的常規制度，貫徹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而政審的對象涉及每一個人，無論黨員與非黨員，控制他們的思想和言論。生在新中國的高華，和許許多多家庭背景不純正的少年兒童一樣，都是審干這一方式的受害者。從幼年起，高華不知填了多少表格，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和“社會關係”欄裏填寫老一套內容，每一次不啻是在提醒這個少年，記住自己是有“原罪”的“賤民”。1963年，在讀小學時，他被重點學校南京市外國語學校錄取，但卻因政審通不過而被拒之門外。成名後的高華在談到共產黨的“革命敘述”時開門見山地指出：“革命敘述”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區分“我們”和“你們”。[2-10]政審無疑是區分這二者的有效手段。假如沒有毛之後的改革時代，高華及其同類可能永遠是革命者陣營之外的“你們”。

高華的經歷和動機也決定了《紅太陽》的研究方法。沒有革命者身份的高華，在研究延安整風中顯得慎之又慎。他沒有辦法接觸到檔案資料，只是從公開出版的資料裏老老實實地披沙揀金。這種搜集資料的方法在出版物電子化之前是相當困難的，以此方法一點一滴地拼湊起延安故事的全景，實在需要愚公移山般的毅力。實際上，以高華的謹慎，能得到點檔案資料也未必會用。他明確知道自己是在私修黨史，把時鐘回撥二三十年，坐牢和殺頭都有可能。即便在《紅太陽》成書之後，黨史也還只能從正面寫，只能由正確路線的代表來寫；黨的秘密只能由黨所信任的人享有，享有的多寡得看級別。若利用了檔案資料，恐怕一不小心就會觸犯“國家機密”，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在公開出版物和圖書館的收藏資料之外，高沒有使用其他資料。只有理解了他的經歷和動機，我們才能理解，十幾年來他毫不猶豫地從自己不多的工資裏擠出錢，購買大量的書籍資料，“躲進小樓成一統”，在簡陋的書房裏，細心地核實和印證每一條資料，思考和研判自己的每一個論點，甘愿過著苦行僧似的生活。[2-11]

《紅太陽》有700頁之多，它告訴了我們一個什麽樣的故事？簡要之，一，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早期，毛在江西草創了最大的革命根據地，但卻受到了黨內王明等留蘇的教條主義“國際派”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經驗主義派”的排擠，積累了大量的矛盾與恩怨，而毛是個睚眥必報的人。二，從1935年的遵義會議到1941年，毛逐漸在黨的最高層確立了自己作為軍事和政治領袖的地位，并通過深沉老辣的手法和謀略擊敗了“國際派”和“經驗派”，乃至把政治對手逼到恐懼和屈辱的地步。因為尚未建立起絕對的權威，毛沒有滿足。三，1942年起，毛在全黨發動了整風運動，通過與劉少奇的結盟徹底擊潰了“國際派”和“經驗派”，啟用康生為助手，開展了人人過關的審干運動，借延安文藝座談會把自己的思想鑄造成黨文化，終于把共產黨馴化為可以絕對控制的組織。四，整風運動結束，毛終將所有的權力集于己手，并進一步成為全黨公認的思想領袖，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享有了“毛主席萬歲”的無上尊榮。《紅太陽》所敘述的延安整風，一言以蔽之，是毛通過各種政治和思想的手段無情打擊對手，而使自己的權力上升到頂峰的故事。

高華敘述的價值首先在于其與正統敘述的不同。正統敘述通常認為延安整風是一場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和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通過實踐毛所提出的“實事求是”的方法，中共終于揚棄了理論教條，“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從而創立了指引中國革命勝利的指導路線。基于整風運動，中共對黨的重大歷史問題進行了總結，黨員得以認清黨在歷史上犯錯誤的根源，辨別黨的正確路線，提高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終于讓全黨實現空前的團結和統一。至于審干中的“大量冤假錯案⋯⋯它在延安整風中只是一個支流”，并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現并糾正。[2-12]黨史的正統敘述也影響到了西方的史學界，例如美國學者賽爾登在其所著的《延安道路》裏就對整風運動表達了贊賞，認為它完善了中共的“群眾路線”，使中共在抗日戰爭中得以發展。[2-13]

《紅太陽》在正統敘述和贊賞派的頌歌裏橫插上一杠子。例如，正統敘述指出，毛為整風運動編輯了黨的文獻匯編《六大以來》，以便黨員和幹部學習毛在1928年—1941年間怎樣代表著正確的路線與左傾路線斗爭。高華卻指出，毛在編輯《六大以來》時，對一切有礙自己形象的文字作了刪除，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年—1935年黨的政治路線的文字，并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個別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腳。[2-14]換言之，毛并沒有一貫代表正確路線。再如，正統敘述認為，整風中有大量冤假錯案，但黨員和幹部都以深刻的自我批評求得了黨內的團結，這種批評精神“成為整風中最令人感動的一景”；[2-15]贊賞派賽爾登則根本不認為延安整風有政治清洗。高以大量的事實證明，整風中的反奸和搶救運動是如何在肉體上整人，在精神上折磨人，讓“最感人的一景”成為無稽之談，讓延安整風露出其殘酷清洗的本質。[2-16]實際上中共中央在1943年6月承認，審干反奸在延安各機關學校各級幹部一萬多人中，發現了國民黨特務和日本特務將近一千人；7月中旬中央在延安把審干反奸推向了搶救運動後，半個月裏又挖出了特嫌分子一萬四千多人。面對這樣的數據，恐怕沒有哪個歷史學家敢說延安整風不是一場清洗，更別談在整風中逼供信、“車輪戰，大會批斗，小會勸說，互相檢舉，個人坦白，指名問供”大行其道。[2-17]毛自己也說得很清楚，“整風是思想上的清黨，審干是組織上的清黨”。[2-18]《紅太陽》通過與正統不同的敘述，至少讓我們知道。在所謂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正統敘事後面，有一個令人驚懼的延安整風。

《紅太陽》的另一重要價值是，理清楚了中共黨史後續的發展線索。高華非常正確地把《紅太陽》一書的副標題定為“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基于對大量資料的細心閱讀和對中共眾多重要人物的嚴謹考訂，書中展現了眾多清晰的“去脈”。這些“去脈”對我們理解此後的黨史特別重要，是在其他黨史著述裏難以讀到的。比如，在整風中，中央黨校一部主任古大存認為陶鑄的妻子、學員曾志的歷史有疑點，因為沒有任何證據將曾志的結論拖了兩年，使得時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的陶鑄十分不滿。甚至當面批評過古。所以，五十年代陶鑄主政廣東時，在開展反對地方主義的斗爭中撤了古大存廣東省委書記和副省長的職務，將古定為“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頭子”，并在全省千人幹部大會上逼古寫下“決不翻案保證書”，結果古至死也沒有機會伸冤。[2-19]一飲一啄，豈非前定？若非高華在《紅太陽》中將這些來龍去脈細細道來，我們又豈能輕易知道黨內高層許多積淀了多年的恩怨？高華梳理出的“來龍去脈”，對中共制度史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貢獻。1941年9月，為全面整風，毛成立了中央總學委，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并凍結了政治局，以免其礙手礙腳。多年後毛發動文革，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康生成了文革小組的顧問，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形同虛設。高華理清這一“來龍去脈”讓我們懂得，中共黨史上有許多老戲新唱，對黨史悟性太遲鈍者如劉少奇等，只能落得悲慘結局。

盡管《紅太陽》是一部史學良作，從學術角度而言，它依然有兩個方面可供商榷。一是高以個人權力斗爭為主線來審視延安整風，而非以“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為主線來寫。事實上，即便是中國自己的歷史敘事，也往往有“兩本賬”。正如在“大躍進”確立經濟指標一樣，公開的為明賬之外，有一本內部的暗賬。[2-20]如果只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去看待延安整風，人們將永遠只能看到黨的“明賬”，人們永遠不會知道延安整風中滿是計謀、血淚、驚恐和殘酷。王明等國際派并非是鞠個躬便信步走下了臺，而是在毛的縱橫捭闔中被逼下了臺。這本暗賬展示毛在攫取權力中的奇正攻襲和康生建立的肅反體制的嗜血瘋狂。

二是高華呈現給讀者一個令人恐懼的毛澤東，而高對毛的判斷很多是基于揣測。楊奎松說“我非常欣賞他對延安整風中黨把中下層幹部改造成‘新人’的方法、路徑及其經過的深入考察，但不認為他對當年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權力斗爭，特別是涉及到個人動機、情結和心計所作的許多‘深描’，有足夠的實證依據”。例如在前述陶鑄對古大存地方主義反黨集團的處理中，我們可以領悟到延安時期的曾志事件是陶古之間長期隔閡的初始原因，但卻沒有實在證據以斷言陶懲罰古是在為曾志報一箭之仇，因為當事人從未如此親口說過。不過，歷史研究中對人的思想和心理活動的研究，不會因缺少實證就不進行了，它可以通過對一個人的行為范式及其背景進行分析而做出合理的判斷。

結合其他歷史研究著述來看，《紅太陽》對毛和中共高層幾位領袖的評判是準確的。這當然不僅有賴于高對史實的細致掌握，還有賴于高多年來“每天神游于當年的歷史景象之中，對延安整風運動及其相關的史事與人物產生種種體會”。[2-21]說白了，多少年來高華天天顛來倒去地進入毛澤東、周恩來、王明、張聞天，劉少奇、康生的角色。演練多了，判斷也準了起來。例如，高認為毛有深沉的心機、殘酷的手段、剛愎的個性，這些都是比較主觀的判斷。重要的是毛的這些特征不僅在延安整風中體現，還在日後不斷被歷史事件一再證明：在廬山會議上拿下彭德懷，在文革中毀掉劉少奇和林彪。周恩來知道毛有多么恐怖。1975年6月，行將油盡燈枯的周仍不忘親筆給毛寫信，為自己從遵義會議四十年來“不斷犯錯，甚至犯罪”感到“真愧悔無極”，希冀毛能高抬貴手，在自己死後放自己一馬。[2-22]什麽樣的毛能讓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周恩來怕成那樣？周的親筆信讓我們相信，從一個長時段的歷史來看，高華對毛的描述是準確的。說句大白話，有誰能架得住別人二十年如一日地天天揣摩自己？

高華和夸父還真有些相似。夸父追日，不休不息，追到了太陽落下的地方，最終夸父死去，太陽依舊每天在天空掛起、落下。高華追日，勞心勞力，追到了太陽升起的地方，最終高華離開了，主席卻每天還在紀念堂上班、下班。高沒有把主席拉下神壇，但他讓人看清了坐上神壇的并非都是圣賢；神壇上并不只有光明，它亦有黑暗。

作者為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威爾明頓校區歷史系副教授

跨越人文學與社會科學之隔

陳映芳

高華教授的去世給中國學術界帶來一次特殊的沖擊，這讓不少人感到意外，包括我自己。我與高華并不熟識，可是前一陣，我一次次跟我的學生們提及高華的去世，說起他的研究的意義，難以自抑。

我想，許多學者可能跟我一樣，除了對高華的學術成就由衷敬佩外，由高華的學術品格和研究歷程，照見了自身的歲月及心跡，想到了中國知識界正在經歷的蹉跎，不能不感慨系之。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歷史學曾是中國大學文科中的顯學，中國近現代史更曾得時勢之寵。雖然那之前的三十年中，史學界曾是“革命”的重災區，如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所控訴的，“每次政治運動來臨，就拿歷史學家開刀祭旗”。然而意氣風發的年輕學子們，多以為歷史不會再演，相信自此以往，執史學之器，可解中國社會的迷與惑，更能接遞文化學術之薪火。

可是形勢比人強。八十年代的風雲讓人們意識到，社會并不存在自然而然的發展軌道。與此同時，面對各種新思潮、新方法的涌入，思變求新，成學界一時風氣。正是在那時，理科背景的金觀濤和劉青峰破門而入，以一部《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給史學界帶來了極大震蕩。猶記得，為瞭解陌生的科學哲學和社會科學，當時的史學研究生們找來“老三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新三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等等，生吞活剝，呀呀學新語⋯⋯

潮漲潮退，水落石出。在經歷了八十年代的外來文化沖擊、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風雨摧折，以及那以後國家對學術體制的再統制後，當人們以為有志于中國現當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代學人早已飄零四散時，大家卻看到高華及其他幾位學者的出色成果！

筆者自己，雖然也曾在那個時代修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但作為77級的小字輩，懵裏懵懂，對那些帶著沉重歷史感和強烈思考衝動的大同學，以及那些具有學術自覺的學界新進們，既缺少瞭解，也無法共鳴。但是，卻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與不同年齡層的許多學者一起，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種焦躁不安。凄惶之中，再難維持自己的專業興趣，終于轉向社會科學。

今天來看中國學術界的那一代學者，無論在國內或國外，依然堅守在中國近現代史以及當代史領域而成就斐然的，不乏其人。但許多人已經與時俱進，轉向諸如社會史、新文化史等領域，如高華等人堅持在現當代政治史，特別是中共黨史，且執著于艱難追尋歷史真相的人少之又少。我有時不免會想，像這樣的研究，研究者即使具備持之以恒的學術使命感，以及非凡的政治道德勇氣，他們又是以什麽樣的能力，去超越理論、方法等各種障礙或誘惑的呢？

我們不難理解，在當今中國大陸，學者倘以獨立之精神，從事現當代政治史或中共黨史研究，會面臨什麽樣的政治壓力和條件限制。但我覺得，高華研究的難得，還不止于此——在學術界，還有另一些東西會對學者構成難以抵擋的壓力和限制，如來自于學術共同體的對于方法論的質疑，以及觀點、理論創新對于學者的誘惑，等等。如果沒有對這些問題的自覺意識和超越能力，那麽，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即使是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即使是在較少政治禁忌的研究領域，也未必真能以“揭示真相”作為始終不渝的學術使命。這就是為什麽即使是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學術圈，高華的研究成就依然那麽引人注目的原因所在。

“生活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歷史學家是不幸的。科學及科學規范毫不留情地占據、切割著歷史學研究的固有陣地。”在金觀濤和劉青峰合著的《論歷史研究中的整體方法》一文中，兩位作者第一句話就直接道破了新時期中國史學研究者面對的困境。其中既包含了開眼看世界的中國學者希望掌握新理論、新方法的緊迫感，也包含了他們要解密中國社會演化規律的使命感。時至今日，我們似乎可以說，對西方科學規范和各種新史學，以及社會科學的新理論新方法，中國的學者，特別是更年輕一代的學者，早已不再陌生。但非常遺憾的是，“揭示真相”逐漸成了不少人避而遠之的過時理念，或者被一些人視作落後于時代的“傳統史學”。也有學者認為，所謂“現當代”，本身就很難超越政治而被納入史學的范疇。

對這些，高華又是如何面對的？這幾日我在網絡上尋找高華教授的學術信息，讀到了他對自己的研究領域及思考問題的一些闡釋，讓我對他的史學觀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在一次訪談中，高華談到，年鑒學派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曾說過，在他年輕時，他的高中老師曾對學生說過這樣一番話：“1830年以後已無歷史學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學。”這樣的觀點也被不少歷史學家所認可。對此，高華認為：

如果站在一個長時段的角度來審視，這些話都不無道理，距今較近，治史者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寫出“信史”的難度確實很大，況且對距當下不甚遠的過去，史家也需要一個沉淀思考的過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時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遠的過去。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文章合為時而著”，古代、近代、現代、當代，又都是相對的時間的概念，它們構成了源源不斷，生生不息的歷史之流，治史者感時閱世，青燈黃卷，上下探究，所得所獲，用一定的規范和格式表達出來，即所謂“歷史學”或“歷史編篡學”。歸根到底，歷史學終究去不了敘述者的主觀性，所以歷史學乃人文學，非“社會科學”也。

學者應該忠實于內心的道義準則和學術理念，突破方法及資料條件的限制，去探究社會及其歷史的奧秘。今天的學界，到處充斥著浮躁的“為了理論的研究”以及“有形無魂的學術”，高華教授的史學觀對于同時代和年輕一代的學者，無疑具有及時的警示與啟迪意義。

想到這些，部分原因是由于我最近正重新拜讀高華教授的《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從中獲得了一些新的啟示。

《身份和差異》是本薄薄的小冊子，與《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相類似，出版在香港（由香港亞太研究所列于USC Seminar Series No.17，2004年）。我是2006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訪問時得到這本著作的，後來，又有一位有心的年輕朋友自香港回上海時帶給我一本。據作者介紹，2001年3月至4月，他“以《‘階級出身論’和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的題目，申請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做訪問研究，利用該中心收藏豐富的當代中國史資料，對自己原有的研究文章進行了修改、充實，最後完成了這項研究”。

這本書由前言、“階級出身論”的社會和歷史根源、區分敵、我、友：以“政治分層”重建社會（1949—1953）、強化革命專政和政治分層的細密化（1953—1956）、追求全面“純化”的新世界（1957—1965）、結論幾個部分組成，共69頁。從題目、結構和內容含量來看，這很可能是高華教授另一本大著的框架設想和初步成果。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留下相關的手稿或研究筆記，但覺得，這項研究對我們瞭解當代中國社會及政治系統的運行有極重要的意義，對瞭解高華的學術實踐，也是不可忽略的角度。

雖然高華曾說過，“歷史學乃人文學，非‘社會科學’”，但在這項研究中，高華實際上以他的方式，面對并處理了社會科學與人文學之間的關係問題。“社會分層”是社會學重要的分支領域，也是今天中國社會學主流學術最重要的議題之一。這個領域的研究多以宏觀的制度分析或數理統計為方法特征，且以國際比較為重要的分析手段。有關中國的社會分層狀況，包括1949年以來的社會分層制度的演變脈絡，今天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國內外許許多多的研究成果了。但是，一些被回避的問題始終存在：如果我們不能將“身份”——包括戶籍身份、職業身份和政治身份——在當代中國的社會分層制度中的性質、地位、形成機制以及它們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講清楚，如果我們不能將社會主義時期社會分層系統背後的政治邏輯說明白，我們真能夠對當代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狀況做出恰如其分的說明嗎？

高華在《身份和差異》中，以史家的敏銳和真誠，直接切入中國社會分層制度中最特殊也最黑暗的深層——政治身份歧視制度在當代中國的形成脈絡和機制。有關這項研究的學術發現及意義，讀者們自會有各自的解讀。對我而言，這本著作讓我意識到，學者固然要受到規范與格式的束縛，但規范與格式不應該構成學者逃避真問題的理由。對于隱蔽在“社會主義平等制度”背後的“身份制”，特別是被各種歷史敘事所覆蓋、沒有什麽現成數據留下的政治身份歧視，如果我們以所謂規范的制度分析方法或統計方法為研究的方法前提，如果缺乏潛入歷史深處的勇氣和能力，那麽，研究者其實是很難將這些歷史事實建構為學術命題，并梳理出其脈絡和概貌的，即使人們對那些歷史事實擁有普遍的記憶。

在這項研究中，高華借助了社會學的一些基本概念理論和視角，卻沒有囿于社會科學的方法束縛，而是秉持史家追蹤歷史真相的一貫理念，以他對現當代中國政治歷史以及中共黨史、蘇聯社會主義歷史等的研究積累和洞察力，有效地突破了支配性歷史敘事以及研究資料的限制。《身份和差異》為我們厘清了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國政治身份歧視制度形成和演變的基本脈絡，并對這一制度背後的歷史因素和政治機制做了深刻的剖析。我們單是從最後的注釋、文獻中，就可以一窺其“上下探究”之艱辛，其拼接、還原歷史之不易。

不僅如此，高華的這本著作，還讓我感受到了一種殊為難得的歷史切膚感。學者是否應該在學術研究中滲入、表達自己的價值或感受？對此，學界歷來有不同的觀點。高華教授的這項研究或許有助于我們對這個議題的思考和討論。他關于“歷史學終究去不了敘述者的主觀性”的見地，應該是有感而發。我們知道，高華教授本人曾是政治身份歧視的當事者。在這項有關政治分層制度的研究中，作者無疑會傾入自己的情感。個人的歷史創傷體驗，或許會影響到研究者的立場和角度。但是，就像我們從猶太裔學者對納粹主義的研究中看到的那樣，學者自身（或相關群體）的受害記憶，不僅可以構成他們追究歷史的獨特的動力源泉，還讓歷史學以及相關社會科學有了另一種可能：在面對所謂客觀敘事的同時，可以感受到人類社會演繹的各種歷史的正義性或非正義性。這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是何等的重要。

我們應該感謝高華教授——他的當代中國社會政治分層研究，讓我們在以模型、數據等為工具，以制度及功能等等為問題指向的有關社會分層的社會學研究之外，看到了另外一個無可替代的重要文本。這個文本可以成為被工具化的社會科學研究的解毒劑，也可看作學者如何跨越人文學與社會科學之隔的重要參照。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公共經濟與社會政策系教授

南港憶高華

陳永發

高華患癌癥以後，數度傳來病危的消息，每次他轉危為安，我心中都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溫暖感覺。去年秋天，趁造訪南京之便，特別與同事楊翠華前往他的學校公寓探視病情。我們在他堆滿書籍和資料的房裏坐了十幾分鐘，聽他談近況和病情，還站起來俯望窗外他每天散步養生的公共庭園，漫漶的記憶中那是一小撮低矮樹叢圍繞一座涼亭。久未謀面，他談興甚佳，坐在狹仄的客廳裏，講就醫用藥的情形。還記得他提到一種癩頭蛤蟆的偏方，我對中藥偏方向來有一種本能的排斥，但當時只是高興他的病情已在控制之中，不像前陣子病危消息在我腦中所激起的種種聯想。天予其才，必不奪其年。這次電腦突然傳來高華消息，一開始就是“沉慟哀悼”四個字，入眼頓覺冰涼麻木。

高華是這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最杰出的幾位中國革命史學者之一。他研究毛澤東的崛起，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已被許多人視為經典的著作中呈現出矛盾感情：一方面高度肯定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革命，也高度肯定毛澤東的領導能力，但另一方面卻因為在毛澤東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使命感背後，發現列寧同樣在斯大林身上發現的好斗、倔強、專斷、兇暴和殘酷性格，故有否定中國共產革命和毛澤東領導的傾向。

毛澤東有不良的性格，小權可分，但大權勢必獨攬，凡是認為正確的道理，絕不容許下級提出異議或挑戰，凡是向他提出異議或挑戰的下級，也必定被他以雷霆萬鈞之力反擊，或透過逼供信加以肉體消滅，或透過思想改造加以懾服。他的手段翻雲覆雨，且以萬物為芻狗，冷酷無情。高華并未把毛澤東性格中這個不良傾向講得清清楚楚，但是藉著中共軍隊前總參謀長黃克誠大將的回憶，告訴讀者，早在1930年代初期，軍隊高干何篤才就已發現毛澤東這令人難以放心的一面，魚與熊掌難兼，故于毛澤東和朱德的權力斗爭過程中，最後選擇支持性情寬容和緩的後者。不幸的是，毛澤東透過其後不斷的黨內斗爭終于取得了中共這個民主集中制組織中的最崇高地位，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擴大和壟斷思想、軍事、政治、政策和組織等五大方面的領導，甚至以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典范，效法列寧和斯大林把西歐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做法，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同時他把自己變成中共建黨以來一貫主張正確的領導人物，在不斷與黨內錯誤路線的斗爭中取得思想詮釋權，也取得其他所有重大事務的最後決定權。

毋庸置疑，毛澤東發揮其領導才能，終于把中共鑄成有高度共識和鋼鐵紀律的戰斗性組織，表面上“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局部服從全部”三個民主集中制原則并重，實際則是“下級服從上級”一個原則獨大，并由他這個沒有上級的最高上級任意解釋何為多數、何為全部。高華沒有任何機會進入中共中央檔案館閱讀秘藏文獻，可在反復咀嚼官方公布和民間出土的各種新資料之後，竟然也把紅太陽升起的整個過程勾畫得異常條理和清晰，尤其對思想斗爭後面的權力運作描寫得十分生動。他清楚地告訴讀者，毛澤東究竟如何攀抵中共的權力高峰，成為中國萬民頂首膜拜的惟一紅太陽。當然，在厘清紅太陽升起的過程中，高華也從毛澤東的性格方面解釋了何以其晚年難免犯下“大躍進”和文革兩大錯誤。

中共迄今為止仍然視壟斷歷史詮釋權為重要立國原則，根本不容許這樣一本書籍在中國大陸問世。幸運的是中共實行一國兩制，1997年香港由英國殖民地回歸祖國之後，鄧小平保證其“馬照跑，舞照跳”，書籍報紙也照舊享受大英帝國給予的出版自由，所以2001年香港書店會出現高華大作熱賣的狀況。中國大陸當局管不到香港的出版社，卻仍然視高華的書為毒蛇猛獸，下令海關嚴堵其流入大陸。因此想讀此書的大陸讀者，只能靠走私偷帶，或是靠相當猖獗的盜版了。

高華的大作出版在拙作《延安的陰影》成書四年之後，其實在他之前，我也曾研究毛澤東與“富田事變”前後肅反的關係。雖然有共同的學術興趣，但是我們卻不認識彼此，應該連對方的名字都沒聽說過。1991年初的大雪天中，我從巴黎偷偷進入中國大陸旅行，在南京大學曾蒙高華的老師、太平天國史學者茅家琦先生接待，很可惜茅先生沒有為我介紹他這位即將冒頭的學生，失之交臂。

我注意到高華這個名字還是因為他1999年在香港《二十一世紀》對拙作《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的第一版提出嚴正批評，為深陷史料叢林中的我指點迷津。後來怎麼認識，坦白說我己經忘記了，只記得成為朋友之後，曾邀請他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客，也曾聆聽他討論毛澤東時代階級論的演變，還請我的老朋友林能士教授邀他不遠千裏到政治大學歷史系講學，零距離接觸台灣學生和社會。聽他聊天真是享受，只是他是老煙槍，坐不到半小時定要到室外抽口煙。2009年夏，我更曾為近代史研究所邀到他晚年所著最重要的一篇文稿——《對拙著〈紅太陽〉一書批評的總回應》。這篇文章主要是與深具反省精神的“老延安”何方先生商榷，也可以說是他大作出版十周年的紀念文章，有點火氣，卻讓我更加瞭解他寫這本書的最初心情和一些背後預設。

高華還曾經花大功夫研究1950年以後的台灣歷史，并出版過一些相關著作。這是他老師茅家琦主持的一項計劃，也激起他全面瞭解蔣中正和蔣經國父子在毛澤東統治中國時期所作所為的熱情：到底台灣是怎麼走出一條中國現代化的路？其實，他愿意應邀到台灣講課就附帶著重要的目的：親身體驗一下台灣的政經環境和風土人情，并為其未來寫作搜集有關史料。我不知道他究竟搜集到什麽史料，只知道他趁便閱讀了大量台灣早期的“匪”情資料。他告訴我錯得離譜，太多一廂情愿成分，沒有太多史料價值。

高華所以要研究五十年代的台灣，其實跟他研究“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之動機一樣，都是對中國近代命運的關懷。基于同樣的理由，他也研究過蔣中正為何會在1940年代的國共內戰中一敗涂地。2009年夏，他在雲南休養了幾個月後來到香港，參加“新中國建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老友重逢，特別高興。幾年不見，只見他滿頭銀發，臉色白裏透紅，光澤鑒人；金邊眼鏡，穿白色格子西裝，顯得年輕俊美。當時我以為他已完全擺脫了肝癌夢魘，暗自為他高興。他為我們報告國民黨為何在大陸失敗，口若懸河，神采飛揚，詳細內容已記不得了，但是全場聽眾無不為他的分析和討論所傾倒，我總算是真正見識到他的演說天才了。難怪他教過的政治大學歷史系學生都對他贊不絕口，既可以學到台灣學不到的中共革命史，更可以享受他講課的精彩。

高華發現肝癌前，曾經為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所羅致。此事後來不能如愿，他又因病情不容勞累，想在南京大學裏面換一個職位，從歷史系轉到高等研究所做研究，卻再度因為當局所謂“政治問題”而無法遂愿。其實，高華有什麽政治問題？他只是關懷中國歷史命運的學者，以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精神探索中國近百年的歷史，盡歷史學者的本分而已。如果他跟一般歷史學者有所不同，只是他以探索中國近現代命運為志業，研究做得特別仔細，故事講得特別精彩，說理也特別清晰罷了。

現在他走了，我腦裏有不同時期的高華身影，但以2009年夏這一天的高華為最明晰。他那天表現出來的學術真誠和追逐歷史真相的執著，以及他的演講才華，始終讓我難以忘懷。我失去了一個可以切磋學問的好朋友，金觀濤主編的十大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少了一個拔尖作者，而史學界從此更失去了可以照耀中共黨史掩蓋下歷史真相的一顆明星。天意難知。

作者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所研究員

共同的信念

崔衛平

高華先生去世的第二天，在三聯書店的新年聚談會上，我見到了章詒和老師。她說自己已經買好去南京的飛機票，前往送高華一程。當時心頭一熱。章老師古道熱腸，俠義真情，為人肝膽相照，平時已多領教，但千裏迢迢去見一個永遠閉上眼睛的朋友，還是讓人非常感動。後來得知，許多學者朋友，從不同的地方啟程，專程去了高華的追悼會，當天下午還舉行了追思會。

一般人們喜歡將最多的贊美，授予那些遙遠年代的人們，因為這些早已經沉入地下的人們，不會再來分享在世者的榮耀。而高華得到同時代人們的如此肯定，得到同年齡學者的高度認同，這是他所享受的最高榮耀，也是這個人應得的。在他生病期間包括生命最後的日子，他一直與周圍朋友們有著密切的交往，與他們繼續交談，秦暉先生甚至有一個訪談他的計劃。遺憾，還是死神走在了前頭。

高華的那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2001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有人曾攜帶該書在首都機場被海關罰沒。經過專家學者的進一步鑒定，最終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撤銷了最初的處罰以及一審判決的結論。這是2003年的事。支持這個判決的有一個基本事實：在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以及許多文化單位，這本書可以公開借閱。這是一本惹是生非的書，也是一本石破天驚的書。

朋友們并沒有過多地強調高華的勇氣。在眾多悼念文章中，不只一人提到了高華的謹慎、小心翼翼，尤其是他的恐懼。這位堪稱一代天驕的當代學人，并沒有從這個時代獲得某種豁免權，能夠擺脫普通人不得不忍受的那些。他多年的朋友許紀霖提醒人們，不要以為高華是一個“無畏無懼的戰士”，“但在種種糾結之後，他選擇的依然是直行，是對良知和歷史的擔當”。許紀霖認為57歲逝去的高華，其病情及發展與他的著作發表之後承受的壓力有關。張鳴也認為每個人都有恐懼，但是高華的恐懼對他本人的影響更大。

當高華被恐懼所困擾，他是一個忠直的人，忠直于自己周圍的世界，捕捉到其中詭異的氣氛。而他的朋友們如此談論他，則與他分享同樣的世界、同樣的感受。盡管內心恐懼是一種難以啟齒的東西，但是在這種談論中，人們超出了他們的個人掩體，來到了一個共同的世界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艱難晦澀的東西，而不是看起來光滑無瑕的東西，保證了人們最大的現實性，也保證了一個人的人性：他能受傷害，他的人性是柔軟的，而不是對環境采取無視或無動于衷的態度。

體認這種現實性，并非僅僅意味著力量的喪失，意味著行為的癱瘓，陷入一種無能為力的境地，相反，是在現實性的條件之下，尋找人的力量和可能性，尋找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這便是高華給人們做出的啟示。許紀霖恰當地指出：“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價，依然在掙扎中擔起重負。世人皆道無知者無畏，而知者有畏，依然選擇了咬緊牙關前行，反而顯出中國知識人的書生本色。”

這個傳統的稱呼——“書生本色”，放在高華身上的確最為貼切。這本在當代歷史研究中如此重要的著作，沒有列入任何一項國家研究計劃，沒有申請一分錢官方研究基金。本著一介書生求真、求知、求學問的精神，高華拂去了那段歷史身上的塵埃，也褪去了這段歷史在今天依舊鮮艷的油彩。以這種方式，高華維護了知識界不媚權貴的高貴傳統，也維護了知識人在金錢及欲望面前的尊嚴。借用另一個傳統詞匯，高華延續和繼承了知識人“清流”這個脈絡。

關于這些年高校如何被各種各樣的科研計劃所“賄賂”，一些教授們如何被各種課題經費所“購買”，已經為太多的人們所談論。利益總是分化的，不同的利益將人們切割成不同單元，分散成互相隔離的小小原子，他們互相之間不能分享，也不能分享這個世界。甚至在某些學術領域，既沒有共同認可的學術概念，也沒有讓人提神的共同話題。朱學勤在南京高華追思會上提到了“第一學術圈”和“第二學術圈”的劃分，感謂九十年代之後，“八十年代最後一年開始形成的‘第二學術圈’將逐漸瓦解，被體制內‘第一學術圈’分化吸收”。

人們對于高華的認同，則是價值觀的認同，是認同知識分子的本分（“書生本色”），是再次回到作為一個知識人的出發點，而不是以權貴或者金錢為出發點。圍繞著高華的聚集和談論，也許釋放了比這些朋友們個人行為更多的東西，那就是知識界再度尋求自己的標準，作為知識人的標準，建立知識人的底線與共識，并呼吁更多的人們加入進來。

看看悼念高華的那些挽聯，你會發現，這裏也許是一個臨時的共同體，有能量在人們之間熱切地傳遞，有強有力的精神紐帶將人們凝聚。它們讓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阿倫特所說的：“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我們也有權利期待某種光明。這種光明與其說來自理論和概念，不如說來自一些男男女女在其生活和工作中，在幾乎各種環境中點燃的不確定的、忽隱忽現的、通常是微弱的燈光，它照亮了塵世的時光距離。”

其中“男男女女在其生活中”這樣的表達，令人動容。稱之為“價值”，不是寫在書本上的，而是浸沒在具體生活的交往當中，是可見的和活生生的。惟其有價值內涵，才令生活更加鮮活。南京學者范泓回憶了當天下午還去看望了高華。高華被輸了好多血。范泓幫助他用棉簽按住那個針眼，這時候高華的凝血機制已經很差了，他關照范泓按住的時間“要長一點”，并說別人的血進入自己的身體“感到癢癢的”，范泓因此“差不多要流淚了”。萬萬想不到的是，當天夜間高華撒手而去。

邵建對高華說的是：“你沒有辦完的事，我們接著做。”稍後幾日，在北京舉行的小型追思會上，金雁女士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她在發言中表達了生者與死者之間的“契約”：“活著的人永遠受那些死者的委托，欠死者的一筆債務。委托和債務是生者和死者之間的道義契約，生者作為幸存者，有責任承擔起死者給人們留下的巨大的精神債務，每一個祭奠高華的人都有義務簽下這份生死契約。”這份契約的內容關于：抗拒遺忘、抗拒說謊、抗拒偽造歷史。前赴後繼的人們，靠著某個共同的信念而緊緊連結在一起。

一群人在一起，形成某個圈子，若是沒有共同價值，共同的理念，就變成了一群烏合之眾。對于知識人尤其如此。這些人是通過分享在他們之間更為久遠的傳統、價值和概念，他們互相之間才能夠分享、辨認和認同。在提倡“重構社會”的今天，知識人的學術標準、學術價值、學術共同體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它們不應淹沒在一般的標準乃至物欲橫流之中。在這個意義上，重提“知識界”這個話題是有意義的。

如果知識界能夠堅持自己的標準，樹立做人做學問的某些共識和尺度，一般人們或許會說，這個世界還不至于完全令人絕望，還有一些人在堅守。這個領域中并非人人都想成為高華，但至少可以做到讓身邊的高華不至于感到如此巨大的壓力，讓他們能夠安心做學問做研究，讓年輕學子能夠真正學到一些東西。

作者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向“偽歷史敘事”挑戰

董健

高華之死，令我悲痛，這悲痛壓在內心深處，如鉛似冰，既沉且冷。其實，近幾年來，我年老“心硬”，加之患目疾難以讀書，人已似死去一半，對生之留戀已大為淡漠，對死之悲感也已麻木，故對親朋之死，多淡然處之。但此次高華被萬惡的病魔奪去了生命，我卻難以抑制一種巨大的悲痛，因為我們太需要他了——單就正在蛻變成官場和商場的中國大學來說吧，現在多么需要像高華那樣有獨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學者來為失魂的大學招魂啊！

我最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要想知道一個國家的文化是否墮落和衰敗，當首看它大學的精神狀態。要想知道大學的精神狀態，只要看看大學校長和教授的言論就差不多了。清華校長發出政治誓言：大學要“精忠報黨”，嚇得老校友資中筠（一位當代頗有良知的學者！）不敢回母校參加那官味十足的百年慶典。北大校長則拒絕人類普世價值，不敢面對中國教育的嚴重問題，高調鼓吹文化民族主義。兩校的教授中都有為文革、“大躍進”唱贊歌，為極左路線叫好者，種種丑態，不一而足。面對如此文化頹敗、道德滑坡和精神萎縮，大部分知識分子失語，保持著思想奴隸的沉默，這時我們更加渴望一代知識分子的新覺醒，因此也就更加惋惜高華這樣的學者離我們而去。如果再給他十年八年，他定會有更精彩的史學著作問世，去打垮那些專制主義權勢者所御用的“偽史學”。

我與高華同在南京大學任教，我在中文系，他在歷史系。文史不分家，學問之道是相通的。令我難以忘懷的是，我們在思想、精神上的溝通，多發生在大學受到政治干涉、學術自由受到權勢與主流意識形態壓迫的時候。文革結束以來的三十多年，大學和學術界的處境當然比文革前的十七年及文革十年間要好一些，畢竟是有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高層批準的歷史問題決議的允諾嘛，但是，馬列教條、“共產主義烏托邦”、極左路線⋯⋯表現為一種新的文化專制主義，形成一種“壓迫”力量，束縛著大學教育、學術、文藝等等。當這些東西與不健康的“市場”結合起來時，它們對人的戕害就更加可怕了。我和高華以及他的朋友們，都切身感到了這種壓迫，每次相遇相談，必然各抒所感，內心得到極大的快慰。要知道，近三十多年來，大學的教師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沉淪；有的暴富，有的赤貧；有的雄踞“中心”，洋洋得意，有的被擠壓在邊緣，苦苦支撐；有的是“體制”所喜歡的“大左派”，有的是“領導”和“官兒們”所忌恨的“右派”；有的在做買賣，只有少數在做學問⋯⋯在這樣的情況下，能交到高華這樣的朋友，不是一件大幸事嗎？

高華是建國六十多年來敢于向“偽史學”挑戰的第一人，但不是唯一者。大約是在2000年冬天，我去北京開會，去拜訪我十分敬佩的李慎之先生。那時李慎之先生正因為“風雨蒼黃五十年”這篇敢于面對歷史真實，也就是敢于挑戰“偽史學”的光芒四射的雄文而被責難、被“調查”，甚至傳聞他已被捕。見面後我急著要知道他的安危，他淡淡地說“沒事”，卻隨即把話題轉到高華的大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他說：“高華送我的書，被我的一位延安時期的老戰友借去不還，說還要再讀一遍。請你叫高華再送我一本。”據李慎之先生說，那位老戰友是延安整風運動的親歷者，他說高華書所寫都極真實，揭出了許多過去被政治宣傳所掩蓋、扭曲了的真相。深刻的歷史教訓便是從這敢于面對歷史真情的敘事中產生的。我把這叫做“真歷史敘事”，與此相反的是“偽歷史敘事”。後者只能制造歷史謊言，起到“洗腦”、“愚民”的作用。我覺得，僅就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歷史而言，這種謊言就有很多，直到今天它還受到一些人的辯護。

記得在與李慎之先生議論高華大作的過程中，我曾向李老指出：“高華在書的‘後記’中說到，延安整風中形成的一些政治運作的思想和手段，直接影響到1949年建國後的歷次運動，有人曾建議高華沿著原有路數，寫建國後的一段歷史。您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不就是以散文的形式，續寫了高華的書嗎？”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一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篇《風雨蒼黃五十年》，一為長篇歷史專著，一為短篇抒情散文，一者出自史學界的新秀，一者出自學術界的老手，共同發起了向“偽歷史敘事”的挑戰，把御用的“偽歷史敘事”打得落花流水。這是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的大喜事、大好事。那時，八九風波以來的壓抑和悲觀還沉在我心頭，李慎之先生鼓勵說：“一批新人已經起來了，他們是大有希望的。”記得他講到學術界的新希望時，提到了秦暉、徐有漁、朱學勤、劉軍寧以及高華等等。

高華出現在南京大學，亦非偶然。中國現代大學的興起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一部分，現代大學的精神與現代啟蒙主義思想文化運動的核心價值，其實就是一回事。這就是“五四”時提倡的科學與民主。然而1949年以後，年年慶祝“五四”，我們卻離“五四”精神越來越遠。大學成了執政黨的政治工具，科學與民主消失，迷信與專制當道。知識分子淪為精神奴隸。南京大學中文系的教師，在1958至1967年間自殺者竟有七人之多，而自殺的原因大都是“革命”形勢下的思想苦悶。他們只能在日記中偷偷表露對“革命大好形勢”的不滿。當時被說成是“大逆不道”，今天看來全是大實話。文革之後這三十多年來，知識分子雖然沒有完全擺脫奴隸的地位，但再也不像以前那麽馴服了。他們從被文革失敗所撕開的專制體制的裂縫中看到了自由表達思想的可能。從1977年開始，真理的生產者不再在中南海，而是在大學裏，在學術界。真理生產者也不再是官僚，而是學者、文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大轉折。

從1978年到1991年，僅在南京大學就發生過五次“重大思想事件”，每一次都遭到當局的嚴厲查處和批評，但結果卻是令官方十分難堪的。事關“真理標準”討論的那一次，人盡皆知，這裏不談。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對于農業合作化的批判，由應學梨（蔣廣學）撰文發起，當時遭到胡喬木的下令查處，但現在看來，對的是南大，錯的是胡喬木。第三次是許志英發文論述1919年為新舊民主主義分界線不準確，也遭到胡喬木的嚴厲批判，并有不少學界同仁迫于胡的壓力而來“圍剿”許志英。現在許的觀點已成為學界公認的常識了。第四次是哲學系學生馬丁（宋龍祥）談市場經濟的文章，受到胡喬木的指責和批判，現在馬丁之說也已成了常識。第五次是1990—1992年，南京大學堅決抵制國家教委（今教育部）發動的“清理文科”的政治運動。當時南京大學壓力很大，但南大文科受到了保護，事後看來，這抵制是完全正確的，連教育部的人也不好意思再談當年“清理文科”之事了。高華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成長起來的，《紅太陽》不就是在這一時期進入了胚胎期嗎？

病魔只能奪走高華的自然生命，卻無法泯滅他精神生產的成果。高華參與的對“偽史學”的挑戰并未結束。一批新的史學家正在為“真史學”、“新史學”興起而努力。他們重續古代良史董狐的精神，發揚現代啟蒙思想，揭露一切歷史謊言，追求歷史之真，把歷史的真面目交給當代大眾。要認清未來的改革之路，必須重新審視近百年的歷史。一股挑戰“偽史學”、重寫百年史的潮流正在涌動。走在這個潮流先頭的史學家，如袁偉時、李銳、何方、辛子陵、雷頤、許紀霖、楊天石、章立凡、楊奎松、張鳴、安立志等等，都是我十分敬重的學者，也大都是高華的師與友。他們正在把史學從僵化的意識形態和腐朽的專制體制下解放出來，他們將以歷史之筆從那無形的（文化的）“柏林墻”上挖下一塊塊的磚。物質的“柏林墻”已經倒了二十多年了，文化的、精神的“柏林墻”也正在一天天地解體、坍塌下去，盡管有些人還在為之修補，但它總有一天會不可避免地消失在現代文明清除垃圾的行動中。

高華，你在短短的57年中，已經做得很好，就無憾地去吧。到另一個世界，你會見到李慎之、朱厚澤等思想解放的前輩、先導，共論中國的思想、精神問題。你大概不會忘記：當2001年李慎之先生來南京大學講學時，你第二次當面送他《紅太陽》，他老人家笑了笑說：“精神的柏林墻，又被你捅了個大口子。”我永遠記得李慎之的笑容和你的笑容，這笑容叫一些人——想在思想上奴役人的人——害怕。

作者為南京大學前副校長

歷史揭示的憲法主旨

高全喜

高華教授走了，一如一年前蔡定劍教授的離世，令人憂傷不已。一說到高華，人們自然會想起他的宏篇巨制，它標志著一個歷史學的時代。因為這些年自己跋涉于憲法學，我對高華著作的解讀，不同于歷史學的視域。在我看來，高華的著作以及他的思考，具有獨特的憲法學蘊含，或者說，他的延安整風和毛澤東研究，對政治憲法學別有一番指導意義。

前不久我參加香港中文大學的一次會議，與許紀霖教授談到他們學校幾位中國現代史的教授，高華、楊奎松、沈志華，及他們殫精竭思所勾勒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對于理解現代中國的立國之憲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國家總有自己的國家綱紀，不是憲法就是別的什麽，它們在共和國的歷史中一言九鼎，勢如破竹，不可抵擋。中國的憲法雖然可以寫在紙上，中看不中用，但肯定還有另外一種實質上發揮強大作用的“憲法”。它們在哪裏呢？高華他們的著作可以隱微地為我們開啟一扇探其奧秘的門。

中國憲法其實與毛澤東思想有著一體性的關係，而這個思想的歷史生成與高華的研究若合符節。從某種意義上說，搞清楚延安整風運動，搞清楚高華的研究主題，也就對于中國憲法之政治性、階級性、革命性、組織性有了歷史的理解，對中國憲法本性有了真切的理解。我不知道高華對此有何高見，一直希望到南京和他談談，從他那裏得到一種歷史學的評點。

然而，這個念頭再也無法實現了。嚴搏非在南京追思會上說，五十年代的一代人開始去世了，我們六十年代的一代人該如何呢？時間過得好快啊！

1840年以後的中國近現代史，鴉片戰爭以降，我們經歷了三個半中國，一個是晚清開始到1912年的中華民國，其中辛亥革命是轉折性的標志；第二個是1927年開始的中華民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國共兩黨的斗爭。其中，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整風與毛澤東思想的崛起，決定了第三個中國的建國方略；此後，大陸中國作為主體，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改革開放開始進入一個新時期，而中華民國在台灣，則經歷了專制獨裁、民主憲政，至今這兩個政治體還沒有“憲法”性聯合起來。對于真實地理解近現代中國，高華的著作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這樣說，不僅是指其歷史學價值，而是從政治學、憲法學來說的。中國共產黨是以革命建國的，革命的正當性來自中國革命史，來自共產黨的歷史敘事，靈魂就是黨的思想路線與組織路線。高華歷史學的獨創性，就是擺脫了意識形態的話語，用一個客觀性的史家的卓越見識與縝密的實證材料，揭示了這個現代中國的生命密碼。

我從高華的筆鋒中，讀到的不僅僅是多年前風雨如晦或金光閃閃的歷史，而是憲法背後的那股魔力——一種塑造中國國家本性的力量。也許高華并沒有憲法學的意識，但他有良史的洞察力和正視幽暗的勇氣。都說人民主權是現代國家的合法性根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高華的著作似乎并沒有簡單地服膺于這套說教，因為他看到的不是人民的個體，而是一個人民的大救星——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蘇格拉底被雅典的民眾判處死刑，因為他褻瀆了雅典的神靈。翻讀著高華的著作，不禁黯然神傷，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這個老大的中國是否走出了自己的神靈世界？我們是否已經不再需要一個救星了？對于現代中國公民來說，高華的著作無疑是一部憲法教科書，他啟蒙我們走出神話世界，做一個自由擔當的個體公民。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

歷史研究何為

李公明

歷史學家高華的離去，形成了一次震動學術界和思想界的公共事件，強烈的良知、情感和學術關懷撞擊著人們的心靈。在高華離去的背影中，人們的目光穿越學術體制而看到了一個時代的巨大悲哀，感受到自由獨立精神與學術良知的無比珍貴。可以期待的是，高華留下的學術遺產和思想效應，將會對中國人文學術研究尤其當代史學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十世紀的中國現當代史研究，是籠罩著革命硝煙和歷史迷霧的地帶，是真相與謊言搏斗的戰場。有道德良知和深厚研究功力的學者在極受限制的條件下熬煉著自己的火眼金睛，以學術上的艱苦努力不斷地突破禁區、超越藩籬，而在客觀上推動的，不僅僅是該領域的學術進步，更是社會思想的進步。高華取得的學術成就固然是中共黨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座豐碑，其在學術上求真奮斗的心路歷程更有激勵來者的思想價值，這也正是在悼念高華的思潮中最為人們所感動的。

早有不少研究者指出，當下的中共黨史研究格局已經形成了三大板塊：一是體制主宰下的主流話語研究體系，仍然在精心建構原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解釋文本。高華曾對八十年代的主流研究體系做過這樣的概括：“在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就是官學甚行，為圣人避諱，或研究為某種權威著述作注腳，幾乎成為一種流行的風尚。”但也必須看到近十多年來的某些變化，在這種體系中也部分地出現了重視運用史料和輕度修正解釋話語的趨向；二是以海外學界為主的研究話語，多是以西方社會人文科學的理論為解釋框架，角度多元和觀點新穎是其重要特征；三是站在民間立場上的獨立學術話語解釋系統，集中地體現了中國新一代學人的學術良知與研究功力，它強調的是以客觀中立的立場和對歷史的宏觀把握為前提，對史料進行廣泛的搜集和細心的考辨，避免由意識形態產生的有意或無意的“歷史誤讀”，以求揭示歷史真實、警醒世道人心。在這板塊中既有體制內的研究者，也有體制外的自由寫作者。但是身份在這裏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學術品格上相互引為同道，相互切磋。俯瞰這種學術景觀是我們思考“現當代史何為”的基本前提，由此可以把高華的中共黨史研究定位為民間立場話語體系中最優秀的代表。

但是，在上述三大板塊背後，還應該看到，當下學術體制及學術資源的分配狀況存在著極大的不公平，對整體的研究事業產生嚴重的阻礙力，這也是高華的離去引發的“現當代史何為”的重要思考。在《紅太陽》初版的“後記”中，高華自述：“由于這是一本站在民間立場的個人寫作，十多年來我從自己不多的工資裏擠出錢購買了大量的書籍資料，我從沒有以此選題申請國家、省級或大學的任何社科研究項目的資助，我知道，即使申請也不會成功。所以我的另一個遺憾是，我無法對一些當年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人士進行口述采訪，如果我做了這樣的工作，一定會對本書的內容有所充實。最後，我的遺憾是，我應該去莫斯科搜尋有關資料。”這種窘況與體制內科研經費黑洞之觸目驚心相比，形成極大反差。

2005年5月，廣東美術館舉辦“毛澤東時代美術展覽”，研討會在延安舉行。我作為學術主持人邀請高華出席并做專題演講，他對我說，這是他第一次到延安，令我大為吃驚；在延安參觀的時候，高華對各處史事如數家珍，更使我感嘆。一位以研究延安整風運動而聞名于國際史學界的學者竟然在體制下得不到任何資助，在這種狀況中堅持做自己的研究，是需要有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撐的。在其著作《革命年代》的後記中，高華自述：“說來還得感謝我所經歷的那個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動、大改組、大破壞，也意味著風卷殘雲、摧枯拉朽，其間有血淚、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義的朋友們從此注定了不會為了功名利祿去做研究，也不會心如止水，像研究古董那樣去回望過去。⋯⋯進入新世紀後，資本和權力的擴張使得思考的空間更顯得逼仄，面對著滲入到大學校園的項目化、數字化、標準化的壓力，只能自我放逐，而埋頭讀書和研究，成了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徑⋯⋯”這對于理解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成長和心路歷程以及獨立的民間話語解釋系統的形成有著重要價值。

從高華的境遇可以看到，在權力化、意識形態化的學術語境中，真正的學術規范、自由的探索精神、獨立的學術立場，難有立錐之地。在政治學、歷史學這樣的人文社科領域，許多被知識界和社會公眾爭相閱讀、反復討論的學術專著根本不可能從被壟斷的科研機制中獲得任何研究資源，研究者的艱辛也是可想而知的。高華的現當代史研究在思想上的巨大感召力首先來自于他的學術良知和道德勇氣，從理想主義的道德批判精神到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品格，這正是獨立的民間話語解釋系統賴以建立的穩固根基。在民間立場的研究話語體系的入口處可以刻一句詩：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作為站在民間立場上的歷史學家，高華的學術遺產首先體現在學術性方面的巨大超越，這是連體制內的一些主流史學家都不得不佩服的。這種超越來自于高華一貫強調的學術研究原則：客觀中立的學術立場，窮搜博采、細心考辨、謹慎運用的史料觀，以求還原歷史語境而避免“歷史誤讀”、嚴肅揭示歷史真實的研究宗旨。關于當代史研究的史料問題，他在“當代中國史史料的若干問題”（見《革命年代》）中有比較全面的闡釋，他的經驗和識見可以為研究者提供借鑒。他認為“檔案是極其重要的，但鑒別、分析更為重要”；他指出政治人物的文集都為事後所編，并非完全意義上的歷史原件，在使用時要小心、謹慎、考辨、核查。領導人的年譜也一樣，他認為有一個重要特點是：有較多的取舍和省略，回避敏感問題。而在文革中由紅衛兵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則很有價值，其中收入的毛澤東的講話大都未編入大陸出版的各種毛澤東文集中，其真實性基本可靠。在延安時，我也曾向他請教關于文革中紅衛兵出版物的資料可信性，他認為絕不能因為其民間性而忽略其重大價值。他在文章中強調要有史學研究的基本功底、小心的鑒別與判斷和史識的修養和眼光，才能“真正讀懂這些語意曾被膨脹或修飾的浩如煙海的史料”。

《紅太陽》對此有更深入的闡述：“由于延安整風在主流話語中是一個特殊的符號，有關史料的開放一直非常有限，這給研究者帶來極大的困難。但在八十年代以後，官方也陸續披露了某些與延安整風運動相關的歷史資料，除了少量檔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憶資料，這給研究者既帶來了便利，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就是如何分析、辨別、解釋這些材料。應該說，我在中國大陸長期的生活體驗以及我對有關史料的廣泛涉獵，加強了我閱讀資料的敏感性，我逐漸能夠判斷在那些話語後面所隱蔽的東西。”在這裏，中國的生活體驗和對史料的廣泛涉獵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有時候閱讀海外學者的大著，雖然常有框架、觀點之新穎的收獲，但也時常會感到由于缺乏真實的生活體驗而造成的隔膜。

非常難得的是，《紅太陽》能夠運用目前中國大陸公開出版的資料做出如此深入和充滿洞見的研究。顯然，在像高華這樣有深厚學術功力和求真求實精神的學者面前，企圖以封鎖資料來阻撓歷史研究的步伐已經越來越困難了。就這個問題我也曾與做過黨史研究、出版了《革命人》一書的單世聯兄有過討論。我們都認為，就目前已經公開的資料和學術成果而言，已經可以使研究者解決對歷史問題的基本判斷、對歷史人物的基本評價。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高華對公開史料的卓越運用和深刻識見是極其令人嘆服的，他為仍處于威權時代中的研究者樹立了很好的范例：即使只依靠公開出版物，通過精心的辨別和研究，也可以對當代中國歷史的真相與謊言、歷史人物的偉大與卑劣、歷史發展趨向的光明與黑暗等等根本性的問題做出判斷。

在分析高華的學術遺產時，應該看到高華在“史料關”之上有著更基本的價值觀作為研究的動力，這更是回應“現當代史何為”的核心命題，是民間寫作話語體系的安身立命之處。關于價值與情感的問題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在《紅太陽》的後記中，高華這樣寫道：“吾細讀歷史，站在二十世紀全局觀二十年代後中共革命之風起雲涌，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持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成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我認為這種情感和觀念是高華真實的想法，也是對目前悼念和評論高華時出現某種過于簡單化、標簽化的回應；二是他對自己的現當代史研究的價值關懷做出了明確表述：“如果說本書敘述中有什麽價值傾向的話，那就是我至今還深以為然的五四以後的新價值：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我想這兩方面是認識和評價高華的基本要點，也是在“現當代史何為”的價值觀問題上的很好表述。

在研究模式上，高華分別對“革命敘事”與“現代化敘事”兩種模式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革命敘事’仍有其重要意義，它表達了左翼革命主義的世界觀，為人們認識這個紛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來源，提供了一個不可取代的視角；增強‘現代化敘事’的本土性，也會有助于發現中國經驗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所以這兩種敘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補充的，并不存在誰是誰非的選擇的問題。開放的、兼容并蓄的態度可以把不同的認識框架置放在一個平臺上，為敘述者提供更廣闊的選擇空間。在這個開放性的平臺上，一種中立、客觀的歷史觀，即‘灰色的歷史觀’，以及與此相聯系的‘新實證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或許能夠成為人們認識、分析歷史現象的新的工具。”（高華《敘事視角的多樣性與當代史研究——以五十年代歷史研究為例》）因此，史學界也有人把高華看作是“新實證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也為“現當代史何為”提供了新的思考。

最後，民間話語解釋系統的“現當代史何為”思考還有重要的一環，即“修辭策略”的問題。在後威權主義時代的史學寫作中，有寫作經驗的作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了“修辭學家”，高華在這種修辭景觀中更是難得的高手，其筆法之簡煉、修辭把握之準確和重現歷史氛圍之生動，都使人佩服不已。這既表現出探索的自由、學術的尊嚴，同時以建設性的努力推動著不可阻擋的學術獨立的潮流。從中可以看到，獨立的民間話語解釋系統在後威權時代的史學寫作已經走向成熟，正如史料的封鎖無法阻擋探索者敏銳的目光一樣，文字的“過濾”也難以阻隔在修辭策略推動下奔涌的思想交流。

高華走了，但他寫的書會有更多人讀，會從深夜一直讀到天亮——讀書的人都相信天一定會亮的。一位歷史學家的離去成為他所書寫的歷史中的一頁，作為歷史學家還能祈求有更好的告別儀式嗎？

作者為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史系主任

獨特的高華

林達

圣誕後，正在旅途中。收到景明來信，說高華走了。

她同時向幾個朋友轉達了高華最後的問候，她說：“高華情況惡化後，口很干，電話來了，都由太太代答。這天他接過電話，問我，圣誕節到哪裏去玩？然後讓我問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將一個個名字念出來。”

景明說，他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她很懊悔：“我是那麽笨，完全沒有想到他是道別，失去最後的機會告訴他：高華，我們愛你。”我想，她不是沒有料到，是內心拒絕相信。高華病後五年裏，景明每隔兩三天會打電話去問候，不論出現什麽情況，她都會以最輕松得體幽默的方式化解和安慰。假如偶有幾天沒接到景明電話，高華反而會擔心她出什麽事了。如高華夫人說，景明是上帝給我們送來的天使。在高華面前，她是最無須懊悔的一個。

我是痛悔的。尤其收到來自天堂門前的問候，心被瞬間穿透，留下一個永遠不敢回望的處所。得到的太多，回報的太少太少。那種感覺，就像回想自己已經遠去的親人。相信這樣的感覺很多朋友都有。行文至此，深感語言貧乏。此後一個月，我一直不由自主地看有關高華的消息和文章。常常想，同代人裏，高華為何如此與眾不同，沒有一個人如高華那樣，能得到那麽多不同類型朋友的敬重；他的成就似乎在把他推到高處，他卻始終很自然，就踏踏實實留在地面，沒有一點點虛飾，真實、乾淨。有朋友試圖在尋找塑造他的文化因素，我發現，沒什麽道理可講，別人也學不來，是上帝就把他造成這樣，對高華，一切只是順其天性。

2010年底，高華病重惡化來上海檢查。我恰在上海探親，就和朋友一起去醫院探望，順便一起吃飯聊天。去之前想到他的病情，我們不由緊張。可面前的高華還是原來那個透亮的高華，心態健康、積極光明，就像沒有病。高華不是“硬漢子”，緊張害怕難過都有，他只是給自己劃出一條線來，就能做到不跨越過去。見面後，還是他的歷史話題，還是對歷史細節的嘖嘖驚嘆和稱奇。探視變成了愉快聊天，聊得我們忘記了他的兇險病情。照料他的孫斌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對高華的照顧盡心、周到、細心。看後來的追悼會錄像，那個難以控制想去喚醒高華的，就是小孫。飯後他起身去廁所，因腹水起立緩慢，看他小心移步的背影，聽小孫匆匆談檢查結果，我們的心驟然落入谷底。高華回到桌旁，從我們不會掩飾臉色而猜到話題，就主動和我們聊了幾句自己的情況，平平靜靜。

所以，不論何時提到高華，我不由提到的都是他的“人”，而不是“學”。而高華是以其學術成就而成為高華的。高華有他獨特的學術軌跡。

我一直對景明說，高華其實是個特別老實的孩子。高華曾回憶，在文革中的1967年，他看到街上的大字報有“葉劍英講話”，說毛主席要活到一百五十歲。“看到這張大字報，我的腦袋轟的一響，雖然有所懷疑，但當時的直覺是，這一下，我這一輩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了。”他趕緊去找了自己的小朋友賀軍，告訴他這個消息。他們討論下來，才一致認為，這不可能，這“違反了科學常識”。那年高華將臨十三歲。

走過那個時代的孩子都會同意，童年的高華和賀軍并不尋常。在1967年，家庭受到文革抄家和沖擊的孩子不計其數，但是，因此就能否定毛澤東時代的，不要說小孩，成年人都屬鳳毛麟角。而對待一個毛澤東高壽年齡的細節上，又看得出他不但還是個孩子，而且是個認真老實的孩子。

高華是天生對歷史好奇，看他從小的閱讀方向，入迷地細心琢磨歷史、時事中人物事件的來龍去脈，這是天生素質。可是，是什麽決定了他的研究專題？感謝景明轉來了高華學生黃駿找到的資料，讓我看到高華內心深藏的情結。

那是高華父親年輕時代的故事。父親的好友殷毅為父親寫的個人史《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高華為論文集《在歷史的風陵渡口》寫的序言中說：“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識分子，父親因家貧，十二歲就在電鍍廠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著做伙夫的舅舅撫養，才讀了小學和陸續讀完初中。”這樣的青年，很自然就希望改變社會不公，容易被左翼思潮吸引，他在1946年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由于學了報務，最後他作為共產黨間諜，進入當時首都南京的國民黨情報機構核心，國防部二廳所屬電信總臺，此後又進入南京警察廳本部電信科總臺。這經歷幾乎就是電視劇《潛伏》主角的翻版。

1949年以後，高華的父親任職南京市軍管會公安局電信科副科長。五十年代初，南京開始對原來地下黨徹底清理整頓，和高華父親一起被送蘇州審查的有十個幹部，其中八個是分局和局級幹部，結果，其中九名被當作“敵人”逮捕，有人後來死在獄中，幾十年後又全部平反。高華父親雖幸免入獄，也在1954年被開除黨籍；在1955年毫無證據地被定為“國民黨特務”，調去小學教書；1958年在沒有任何“右派”言論的情況下被定為“右派”，被毆打，發配農場勞動；在1966年的文革，為避免被打死，他離家出逃，高華那年十二歲。這是自己的父親，共產黨的功臣。共產黨這樣殘酷地對“自己人”肅整殘害，入迷于歷史的高華要尋找謎底，這和張鳴研究土改一樣。高華只有參透了延安整風、張鳴只有厘清了土改，他們才可能安心地轉向其他歷史選題，那是他們生命中必須先解的情結，而龍應臺，百轉千回，也必要傾其心力走向《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高華父親就是一個“後延安整風”的犧牲者。

高華是個老實人，在胡杰的采訪中，他承認自己認知的過程：“那本《革命年代》是我二十年寫的文章的一部分。這裏面有些變化，有些沒有變化⋯⋯立此存照，讓讀者可以看到哪些變，哪些沒有變。這幾十年，我講的五零年代，就是我成長的（時期），長期我們受到主流思想的影響，這個影響是相當大的，自己在寫作過程中，也是對這種影響在審視它、重新觀察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和它再見。”

1999年，高華在寫完《紅太陽》之時，他的否定是有限度的。他有清楚的價值取向：“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同時，他不僅對紅色思潮的大量參與者充滿同情——他們就是他的父親，而且，他“站在二十世紀全局觀二十年代後中國共產革命之風起雲涌，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作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他的否定是聚焦在黨內“極左思潮”、“權謀政治”下內部整肅的“觀念和范式”。他父親遭遇的整肅，正是這一套路的翻版。我想，這是高華在1999年的真實認知。一方面，他清醒地看到紅色思潮是歷史進程的一個必然產物，另一方面，他也還在告別主流影響的大半途。但是其後，高華的一系列研究如《新中國五十年代初如何社會統合》等等，其否定已經完全超越了政黨內部整肅，而擴展到他父親在遭到整肅之前，也參與其間的那場旨在顛覆法治的革命。他在為他父親參與的革命所迫害的靈魂和被鎮壓的冤魂伸張正義——那裏有張鳴的父親、胡平的父親，有他許多好友們的父親；待高華在其最後歲月讀到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的反應特別強烈。在他俯首痛哭的時候，我想他一定會想到1949年自己父親的潛伏，他是此方的孤膽英雄，彼方的內奸罪人。那千千萬萬如他父親一樣的人，懷著美好理想，卻誤陷一個注定要進入的悲劇。而在這個世界上，其實另有一種超越“敵我”的價值在。高華寫道：“歲月無聲，江山有情，大陸的許多讀者，⋯⋯已不全然是為了追憶歷史，更是祈盼新價值成為福佑人民的燈火，從此照亮國族前行的方向。”此時的高華，早已經和父親參與的革命，和“主流影響”，徹底割裂。

高華的寫作是平衡的。你可以看到偶有內心強烈的觸動欲躍出紙面，但他天性的溫和及學者修養令他克制。我也在想，為什麽讀《紅太陽》，一點讀不出高華當時的認知局限，它無疑能夠成為傳世之作？謎底就在于老實的高華要求自己“求實求真為依歸”。高華寫道，“我認為，重要的是，首先應將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敘述清楚。”因此，高華的著作只從“實證研究”角度作分析性論述。雖然他認為對這段歷史作理論分析也“極為重要”，但是謹慎的高華“又擔心過度解釋會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他著力于細節記錄、“個案研究”。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便不由自主地超越了他的局限。假如他不在後記中強調，讀者甚至不會感受到這種局限的存在。高華記錄的史實在說話，在突破這個局限。

高華走後，我重讀高華這七百頁巨著，條理如此清晰。他選擇延安整風為主要對象是極為明智的。因為延安整風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全套整肅套路，它涵蓋了整肅“觀念、范式”的方方面面，配合編織的天羅地網已經成熟成型。而它的結局恰是絕對個人權威的確立——“紅太陽上升”。但是，高華的嚴謹紀實，同時在指點一條他自己并沒有用理論去闡述的清晰路徑。

延安整風是一場內部整肅，而它是1930年至1931年“肅AB團”的一個擴大翻版。它的依據是國際紅色思潮的理論，確立一個超越傳統法治中“罪與非罪”概念的階級敵人概念。這個敵對階級，就是有產階級。紅色思潮起于西方工業革命突發的勞資沖突，所以“敵我”階級對立中，資產階級成為“敵”，產業工人成為“我”。紅色思潮涌入中國後，高華指出，它演變為一場農民革命。毛澤東的黨變為“農民黨”。也就是說，地主富農，甚至在極端時期任何有地產的人，都可能成為那個“敵”，而國民黨被認為是“代表了”有產階級，才成敵對政黨。而黨內“土地政策”的“極左路線”和非“極左路線”之爭，只是這個“敵”的群體是只含“地富”，還是再劃入中農甚至一切有土地者。毛澤東曾主張沒收所有私有土地。

于是，傳統社會“罪”和“法”的概念被顛覆。不偷不搶不殺人放火，但合法擁有土地者，是“有罪”的敵人，殺了這樣的“私產擁有者”，可以是階級斗爭的正常行為，所以這樣殺人可以是“無罪”的。從“土地革命”（或者叫“土地改革”）切入的對“法”的顛覆，這是中共黨內整肅的理論根源。任何人只要被劃入這樣的“敵人”陣營，就可以被任意殺戮。

高華讓我們看到，甚至在“肅AB團”兩年之前，最早的內部整肅，即毛澤東在1928年領導的“洗黨”，打擊矛頭就已經“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而“肅AB團”的借口就是：“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地富路線”控制，并且可以“給負責人任意扣上‘富農帽子’”。“洗黨”起于在內部“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斗爭”。那些被戴“富農帽子”、被當作“地主富農”整肅的幹部，當然不是真的擁有土地的“真地富”，而是被指控其思想立場站在地富一邊，推行了“地富路線”。此刻，說不清道不明的“思想路線罪”，對被整肅的幹部，已經可以是遭受酷刑和被處極刑的借口了。沾上“地富”二字，就獲得了高華所說的“鎮壓的正當性”。

高華的如實描述，讓我們看到一條線索，延安整風之前是“肅AB團”，“肅AB團”之前是“洗黨”，再輕輕一扯，就可以扯出關鍵：起源于西方的紅色思潮理論在為中國共產黨內整肅異己提供“觀念”：每一個紅區的建立，“打土豪”都是第一要素。

地主富農成為可任意處置的“敵人”群體，成為受迫害的核心。法律被徹底顛覆後，定罪失去標準。有罪群體和罪名就可以任意擴大，只要和無限擴大的罪名沾點邊就可以是死罪。罪名可以是有產者，可以是有產者的子女，可以是有利于有產者存在的政黨，可以是有利于保存有產者的路線甚至想法。“肅AB團”時，紅軍“群眾”有“動搖”、“表現不好的”，都“應捉拿”、“究辦”了。那是個人人自危的可怕社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名紅軍內肅出了四千四百余名‘AB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為革命出生入死的紅軍遭遇尚如此，遑論“外人”。

發端于蘇俄的逼供、酷刑、殺戮、劃罪提供了肅、整“范式”，再結合中國式“個人權謀”的嫻熟運作，從打土豪、殺地富，發展到內部肅整，尤其是延安整風，高華展現了不斷操練至爐火純青的細致發展過程，令人信服。

1949年，五萬萬四千萬中國同胞，許多扭著剛學的秧歌舞迎來延安。他們對這段延安歷史毫無瞭解，對這套“觀念和范式”實質意味著法治消失毫無概念，所以也不會料到，他們從此再沒有一個人能真正安全。他們沒有去延安，延安走向他們。還是從土改開始，紅區打土豪變為全國性土改，開始攪動漩渦，延安進入城市，敵人的罪名也在擴大。從此大家身不由己，一批批被慢慢卷入被一次次整肅，漩渦越轉越快，卷入的人越來越多，直至文革深淵。成千萬成千萬的人，沒能幸存。更可悲的是，幸存者也還是一臉迷茫，不明白這到底是為什麽。大家又速速接受解釋：噩夢只是起于中國偶遇幾個壞蛋攪局，現在一切撥亂反正，可以高枕無憂。

1991年，文革結束十五年。父親已經平反，高華進入紅後代的行列，而且是紅色功臣之後。隨文革後“平反”的逐步展開，父輩恢復名譽，這是許許多多紅二代的共同經歷。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忙于準備接手父輩打下的紅色江山，一些人利用家族優勢拓展事業，許多人過著普通人的生活，也有一些人，在籌備將軍子女合唱團，歌唱悠悠延河水、巍巍寶塔山，頌揚父輩起于延安圣地的榮耀業績。

此刻，只有那個獨特的高華，老老實實讀了太多太多真實的延安故事，他在簡陋公寓的一個寫字臺前坐下，一個老式收音機裏，正在播放紅色先驅蘇俄的崩潰。

高華展開稿紙。是時候了，他要寫出這段幾近淹沒的歷史，領我們，他現在和未來的朋友們，領他的同胞們，去看看他們災難的源頭。

作者為旅美作家

像一滴水一樣

劉瑜

想贊美一個人純真時，我總想起一個比喻，“他就像一滴水一樣”。

在我眼裏，高華老師就“像一滴水一樣”。有很多人認為高華是出于社會責任感而研究黨史，對此我當然毫不懷疑。但是我私下認為，對于高老師來說，與社會責任感同樣重要的，是對歷史真相孩童般的好奇心。《紅太陽》一書的後記中提到，他9歲時就對《參考消息》發生了興趣，10歲時就開始關注中蘇論戰，12歲就無師自通學會了“領導排名學”⋯⋯想想大多數人以及自己十來歲時的興趣所在，我不禁感慨：高華是個天生的歷史學家。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幫助他克服恐懼、清貧、孤單，寫出了撥雲見日的史論。也是這種好奇心，讓57歲的他身上依然有9歲兒童的純真。

我只見過高老師一次。2010年12月，我從一個好友那得知他重病，于是邀約了幾個好友同去南京看他。

那次見到高華老師，他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樣：謙和，笑容燦爛，談起黨史時神采飛揚。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疾病面前的尊嚴感。我們去看他時，他已經被診斷肝癌三年，穿著病號服躺在病床上，身體極其虛弱，甚至在我們與他交談的過程中，需要時不時用手微微頂住腹部，似乎是在扛住突襲的疼痛。但是他臉上完全沒有一個重癥病人的期期艾艾，好像我們不是在一間病房裏，而是在一個咖啡館裏，一群年輕人圍著一個長輩談笑風生。由于他的病情，我們沒有久留，但短短半個小時的交談，話題卻很快跳到蘇斯洛夫、王鼎鈞的回憶錄、文革史⋯⋯高老師對這些如數家珍，又似一個博物館長在領著一群孩子參觀他心愛的博物館。

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去看望一個陌生的病人，這在我的人生中迄今是唯一一次。之前我和高華老師沒有任何私交，我甚至從未去過南京，魯莽地跑去看望他，純粹是出于一個讀者對一個作者的敬仰之心。更確切地說，是義務。

2003年左右，我逐步確立了將“毛時代的群眾路線”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之前我對毛時代的各種史料雖然略有所知，但有限的知識七零八落、散亂無章，沒有一根可以把它們串連起來的線索。雖然也在師友的引導下讀了一些中外學術著作，但始終雲山霧罩。此時，我讀到了高華老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對于當時的我，猶如在一個神秘洞穴裏摸黑前行時，突然手裏被塞進一把手電筒，一下子看到了洞穴裏的來路和去路，巖壁與潛流。說看望高華老師對我是義務，是因為一個黑暗中迷路的人，應當感謝那個往她手裏塞進一把手電筒的人。

很多人認為《紅太陽》是一部傳世之作，我認為這個說法毫不夸張。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高華能夠接觸到的史料極其有限，所以若干年後，隨著更多檔案解密，也許這本書裏的某些史料細節會過時，但我相信這本書的價值卻不會因之動搖。因為此書的價值不在于史料方面什麽驚天動地的“發現”，而在于它敏銳的問題意識——通過剖析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紅太陽》揭示了中國革命最核心的“秘密”：中國式思想改造的緣起與模式。

哪怕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相比，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也是極其獨特的。這種獨特性體現在，在政治動員的規模、程度與可持續性上，其他國家都與中國無法相比，而這種空前絕後的政治動員又與共產黨“思想改造”的能力密切相關。正是人們的“靈魂”被改造了，才使得革命的血雨腥風得以狂飆突進。也就是說，中國革命最獨特的地方，在其洗腦之成功——以至于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相比，毛時代的中國幾乎不需要秘密警察：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監視以及人的自我監督已經足以支撐這個制度的運轉。

在《紅太陽》一書裏，我們讀到了這種思想改造的“配方”：資源的壟斷式供給＋全面改寫歷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閉＋觀念的強制灌輸＋在群體中孤立個體＋暴力威脅；以及這種“思想改造”外科手術般的“程序”：封閉的學習文件→組織群體對個體進行批評與攻擊→自我羞辱式的檢查與“交心”→必要時的懲罰甚至暴力懲罰→糾偏階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這一套“配方”與“程序”，在以後歷次整風運動中屢試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斷積累，最終形成了“億萬顆頭腦中只有一顆可以自由運轉”的悲劇。

很多人將《紅太陽》看作一部“射日”之作，意即它解構了毛主席的神話。不錯，高華的確通過豐富的史料和細膩的分析呈現了“紅太陽”的權謀之術。在高華筆下，毛就像馬基雅維利筆下的那個君主，同時有著狐貍的狡猾與獅子的兇猛。

他的政治策略正如他的軍事策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避實擊虛⋯⋯但是，《紅太陽》不僅僅是關于一個人，它甚至不僅僅關于一場運動，在最深的層面上，它是對人性的一次深描。在書中，毛的每一次勝利，都由“圍觀者們”的冷漠、嫉妒甚至貪婪推波助瀾。那個著名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在這裏：“當他打AB團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AB團；當他打王明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王明；當他打王實味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王實味⋯⋯”從這個意義上，《紅太陽》不僅僅是一本剖析“王道”之書，更是一本關于人性幽暗之寓言。“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到頭來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

對于二十世紀中國的“左禍”起源，有各種隔靴搔癢的看法：有的認為左禍始于文革，有的認為始于反右，更遠的追溯到土改，但在高華之前，極少有人去碰觸“延安”這個神話。美國學者Mark Selden七十年代出版九十年代重版的《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也對“延安模式”做了浪漫主義的詮釋。直到今天，“延安精神”在很多人眼裏，仍然代表著理想主義、官民平等和生死與共的“戰斗情誼”。正是因此，高華對延安整風運動的反思性分析可以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如果說很多人的研究是將一個神話故事的枝節剪去，他卻是將一個神話連根拔起。不少學者認為，如果沒有“大躍進”，就不會有文革。進一步倒推，如果沒有反右造成的萬馬齊喑，就不會有“大躍進”的成功；再推，如果沒有土改鎮反的成功，反右也不可能如此順暢⋯⋯在這個倒推的過程中，高華則走得更遠：如果沒有延安整風，就不會有“毛主席萬歲”。今天很多人鞭笞文革中的“人性淪喪”，卻對延安時期的“理想主義”贊賞有加。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高華的研究顯示，延安整風中的人人過關“向黨交心”，與文革中萬眾一心揮舞紅寶書的場景，不過是多米諾骨牌第一張與最後一張的關係而已。

然而“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勇氣只是高華老師的一面。勇氣與嚴謹的結合，才使《紅太陽》成為經典。因為解構“紅太陽”的神話，自然冒犯了諸多神話信徒，一些惱羞成怒的信徒至今仍在攻擊高華。但事實上，真正仔細閱讀高華的書與文章，就會發現，高華絕不是一個偏激的“憤青”。他持重溫和，細密精準，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評價歷史人物總是引導讀者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這是為什麽高華老師需要精耕細作十多年。在檔案不解密、資料來源非常有限的情況下，高華老師的寫作無異于一個巨型的“填字游戲”——他需要不斷從已知的信息中推導未知的信息，而這種推導最終依賴于他對浩渺史料的掌握、比照、揣摩和銜接。一個人回憶錄中不經意的某句話，和另一個人回憶錄中不經意的某句話，疊加來看，也許就否證了第三個人回憶錄中的不經意的另一句話。一份電報上某個名字的出現暗示了某個信息，而另一份電報上某個名字的缺席則指向另一個信息。正是對史料精細的把握和分析，將高華鍛煉成了一個黨史知識方面的“福爾摩斯”。有朋友告訴我，一位有機會接觸絕密檔案的學者曾感嘆，高華在沒有讀過檔案的情況下所推理出來的歷史圖景，竟與他看到的檔案所揭示的圖景驚人一致。這個故事的可信度我不清楚，但數十年苦心研讀已使高華成為黨史研究的百科全書式人物，卻是有目共睹。

《一九八四》中，歷史是不斷被改寫的——不斷變化的現實需要不同的歷史，于是歷史就像橡皮泥一樣不斷被揉捏、被塑造成“政治正確”的形狀服務于現實政治。在《紅太陽》中，延安整風的成功恰恰依賴于毛對黨史的“重塑”——紛繁復雜的黨史被歸結為“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斗爭史，而“正確路線”的最卓越代表自然是“紅太陽”本人。今天，權力的鞏固仍然借助于對歷史的改寫與屏蔽。歷史一層層被擦掉，或者被涂抹，失憶的人群也因此成為價值的木偶。

高華這樣“不識時務”的歷史學家則是在帶領人們出走，突破對記憶的這種封鎖。據說《紅太陽》一書，是高華在深夜的廚房裏，就著昏暗燈光寫出來的。我想象那個畫面，覺得無比動人，仿佛看見一個地質學家在翻山越嶺，搜尋過去留下的遺跡，試圖告訴我們這裏曾經有一個湖泊，那裏曾經有一座冰川。《一九八四》裏，男主角溫斯頓發現一個和自己一樣懷疑歷史被偽造的“同類”時無比驚喜，他舉杯對那個人說：“為了過去。”不知道高華老師是否讀過這本書，如果讀過，讀到這裏也許會心有戚戚。是的，不是為了“美好的未來”，不是為了“欣欣向榮的今天”，他的努力僅僅是“為了過去”，為了一就是一，而不是零或者二，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的過去。

作者為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家國心事”與“新價值”

錢永祥

有些書，敘述的故事有如夢魘，驚悚的氣氛令讀者仿佛身臨其境，產生生理上的恐懼感覺。以前我讀庫切的《等待野蠻人》或者賽爾各的《圖拉也夫同志》，讀完之後逃回現實，都有松一口氣的僥幸感。但是讀《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那感覺特別不愉快、特別生理（physical）：我的鼻子裏老是纏繞著一股淡淡的血腥氣味，令我有點作嘔，合上書依然不散。我當時想：作者在如此不愉快的主題與資料中長年浸淫，并且寫成一本大書，性格上怕也多少變得不很愉快吧！

等我結識高華本人，才發現他是一位溫和友善、相信身邊有好事好人、有點天真樂觀但又很認真的人。研究黨史的陰暗面，似乎并沒有在他身上留下明顯的夢魘傷痕。我們交往不深、不頻繁，但是2004年他在台灣政治大學任教半年，我們來往確實比較多。我內人曾陪他去參觀《聯合報》編輯部。2004年的大選日傍晚（也就是3・19槍擊案的次日），他在我家一起觀看選舉開票。可惜的是，那段期間他說的話，我記得的不多，印象最深是他說台北跟南京有些街景很相像。

在那之後，我們很少聯絡。這中間，我聽說他患病，自然盼望他靜心調養，更不愿意打擾他。

到了2010年4月間，香港周保松先生轉來熊景明女士囑托的高華文章，我才設法與高華恢復聯系。那篇文章題為“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讀龍應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記”，發表在我主編的《思想》第15期。2011年4月底，高華又將他讀王鼎鈞先生回憶錄的感想寫成《讀王鼎鈞的〈文學江湖〉：冷戰年代一位讀書人的困窘和堅守》寄給我，在《思想》第18期發表。4月初我去上海，趁便與王曉漁兄結伴去南京探望他，那是我見到他的最後一面。

身罹重病的高華，會挑選龍應臺與王鼎鈞這兩本書撰寫讀後感，并且讓我們在台灣發表，并不是偶然。高華寫道：“我對1949年去臺人員總是有很深的興趣，他們為什麽去台灣？他們是怎麼去的？”龍應臺的書正是發掘這批“失敗者”中小人物的命運；王鼎鈞書則是這樣一位“失敗者”的親筆自述。但是高華為什麽對這幾百萬從大陸逃難到台灣的“外省人”發生興趣？他自己的南京背景也許不無關係，但主要是他想要重現1949這個歷史年份，想捕捉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歷史轉折的“意義”。畢竟，用高華的話說，1949年是一個“重塑社會的關鍵年代”。對“時間開始了”的新中國如此，對狼狽緊張驚魂未定的台灣也是如此。

我自己對1949的變局也充滿關注與迷惑。由于身在台灣、身為中華民國的公民，我的問題是：要不要承認、接受1949年的革命？怎麼承認？道理其實并不復雜，這裏所謂承認1949，不過就是承認現實罷了。可是從那個龐大的現實出發，我在台灣的生命史，便可以有好幾種不同的敘述方式，從獨到統、從左到右、從國民黨政權到中共政權，不一而足，卻都不是我能安然接受的選項。如何承認1949，同時能擺脫該年份的大局面所規定的幾個選項，于我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問題。

高華生在新中國，成長生活于鐘山風雨蒼黃中，從海峽彼岸關注1949，立足點與心情感受與我不可能一樣，但兩岸前三十年的坎坷顛簸歷史盡收眼底之後，他與我不約而同地從那一段歷史出發，展望出路。他是歷史學家，深知歷史是不可能被切斷、被遺忘、從零開始的，因此出路難免受制于歷史所給的條件。但他并不像多數歷史學者那樣“冷眼看盡世情”，反而比我這個因為讀哲學而患有“逃避歷史”職業病的人，更多了幾分素樸的殷切與信心。（這也是他身上的一項迷人特質所在。）他毫不忌諱這三個字讀起來帶有童音，只是明白率真地追問“新價值”如何在台灣萌芽成長，也針對大陸“祈盼新價值成為福佑人民的燈火，從此照亮國族前行的方向”。“新價值”——這是高華擺脫1949困局的出路所在。

十年之前，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的“後記”中，“新價值”就已經在召喚。高華寫道：“吾細讀歷史，站在二十世紀全局觀二十年代後中國共產革命之風起雲涌，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持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但他又說：“如果說本書的敘述中有什麽價值傾向的話，那就是我至今還深以為然的五四的新價值：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對中共革命抱持深切的同情和理解，自然高度認同1949的結局；但是對五四新價值深以為然，又要求揚棄1949的先天、後天之不足，為當年的失敗者終能振作而鼓掌，為當年的勝利者坐失歷史契機而惋惜，但是，盼望失敗者與勝利者攜手繼續前進的心情則一。這種態度，在今天的兩岸形勢之下，可找得到道德資源來鋪陳、經營？

我猜測，這些圍繞著“家國六十年，河山千萬裏”的思緒與關懷，陪伴著高華的最後幾年，直到去世。他在去世前一年所寫的一篇文章，結尾處引錄“世界無窮愿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表達了他的未竟抱負，也正是他留贈無數朋友與讀者的自畫像。

作者為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作為歷史學的“黨史”

秦暉

高華走的那天我在鄭州，當時有個報紙要發紀念專版，打手機向我約稿，還托我再約幾篇。2011年12月29日我從鄭州直接到南京為高華兄送行，次日的場面十分感人，這裏就無需多說了。在追思會上我又約了兩篇，不料回到北京報紙就來道歉，說是關于高華的文字不讓發了。真作孽呀！

高華走了，對我來說這實在突然。盡管早就預感到有這麽一天。就在25日我還和他通了電話，告訴他我想到南京看他。一些朋友建議我們長談一次，把他未能寫出來的一些想法通過這種方式記錄下來。我跟他商量說：知道他的身體情況一次不能談太多，我可以在南京住幾天，每天談一點。他說也很希望這樣，但是眼下不行，因為他的病情有了些新情況，過些日子再說。我知道，他說的新情況是指病情惡化，但是電話中他的聲音聽起來還很洪亮，很有底氣的樣子，也就想他說的“過些日子再說”，可能真的是還有機會。

可是晚上與剛從南京回來的張鳴兄通電話，他告知了他瞭解的情況，并且難過地說，恐怕不會有這個機會了。我聽了心裏真是非常難受，但是當時也沒有想到，僅僅過了二十多個小時，他就與我們永別了。電話裏聽到噩耗，簡直不敢相信。高華只有57歲，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種年齡通常都還算是年富力強的。他走得實在太早了。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文學科在改革前處于濃厚的意識形態氛圍之下。這意識形態本來也不能說一無是處，所謂意識形態其實無非就是一種信仰，一套價值取向，其他國家包括西方的人文學科也不能說就不受意識形態的影響，而且價值觀的作用也未必一定是負面的。不僅人文學科，就是自然科學在西方的發展也與宗教有關，從托勒密到哥白尼、牛頓都是宗教情感強烈的人物，他們的研究也都是在追求“上帝的真理”的熱情下進行的。有人認為，中國古代各種實用的技術很發達，但形而上的科學體系卻因為“沒有用”而乏人問津。這個所謂“李約瑟之謎”的答案就在于宗教。正是形而上的信仰——不一定就是基督教，從古希臘人的邏各斯信仰到思想自由環境下的馬克思主義其實都是如此——使人對那些“沒有用”的學問注入了無限熱情。

而特定的價值觀也會產生特定的問題意識，以及看問題的特定角度，這些都是人文學科產生知識增量的巨大動力。盡管強烈的價值取向也會遮蔽許多問題，形成先入為主的各種先見或偏見，但是在思想自由的環境下這不要緊。只要偏見是多元的，并非只允許一種偏見獨尊、稱霸，甚至“罷黜百家”，搞思想壟斷和異端審判，那麽各種偏見就可以在自由爭鳴中相生相克，互糾互補，使人兼聽則明。這就是所謂各種“深刻的片面性”促進思想和學術進步的道理。

在西方歷史上，科學的誕生和發展曾經得益于神學的啟迪，但是後來卻出現了“科學淪為神學的奴婢”的積弊，以至于需要經歷啟蒙運動來實現思想解放。其實，那句話確切地說應當是“科學淪為神權的奴婢”。沒有獨尊的“神權”，神學本身并不能妨礙科學的獨立性。相反，無神論下獨尊的“王權”不但能壓抑人文學科的發展，也同樣可以、甚至更有可能使自然科學成為奴婢。蘇聯的李森科主義就是一個例子。

改革三十多年來，我國雖然因為信仰之外的原因一直沒有搞“非毛化”，但“紅太陽”走下神壇的歷程也已經幾十年了。然而幾十年來對毛澤東的學理性研究一直興不起來，其中的障礙也很難說是信仰本身。如今的“紅太陽”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虔誠敬畏的對象，而是“有用”的工具：他既是打擊異己的“金棍子”，又是獲取權勢與利益的“敲門磚”。于是，我們今天的學術一方面已經高度市場化，為了種種好處而爭課題、要經費、評職稱、上評委，成為搞學問的強大動力，另一方面，很多真正有價值的真學問仍然被冷落。因為“危險”，也因為“沒用”。

而高華正是甘冒“危險”而堅持搞“沒用”之學的佼佼者。許多人已經指出他在《紅太陽》等著作中挑戰禁區的勇氣。這當然是對的。但是也應該指出在如今這個時代，這種“犯禁”的風險畢竟比改革前小多了。事實上，高華因“犯禁”也付出了代價，如幾年前他曾有調往上海華東師大之舉，因遭到政治干預，結果鎩羽而歸，這對他的傷害不小。但他畢竟沒有直接面臨文字獄式的打擊。更傷害他的恐怕是那些來自所謂“學術界”一些人的流言蜚語，說他只有這麽一本書，論文也不多，而且都不是發表在核心期刊，從來沒有課題，更得不到什麽什麽級別的大獎。總之，無非是說他做的那些研究得不到主旋律的承認，因而不能帶來世俗利益，是“沒有用”的東西。

因此，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并不是不需要信仰，恰恰相反，只有具有堅定信念的人，才能既有犯禁的勇氣，又有甘于寂寞、不趨時流、擺脫名韁利鎖而致力于愛智求真的恒心。高華在這方面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如果說中國的史學過去曾經受到“神權”的束縛，那麽不難理解，現代史就是史學中被扭曲最甚的領域，而現代史中的“黨史”就更不用說了。在我們的官定學科目錄上，中共黨史這門學問所屬的一級學科甚至不是歷史學，而是馬列主義基礎理論。換言之，黨史不被認為是歷史，而是一種意識形態理論工作。這當然就很難實事求是。

但也正因為如此，這門學問也成了求真求實者們最有開拓潛力的地方。這些年來，在新材料發現和思想解放兩個因素的推動下，中國現代史成為史學中進展最大的領域，可以說是群星閃耀，而高華則是最早閃現光華的星之一。可惜的是，如今他又成了最早隕落的星之一。

我原來想，現代史如今到處都是可開拓的問題，又已經有了那麽些有成就的開拓者作為榜樣，這次來為高華送行的年輕人也非常多，他的事業後繼有人應該不成問題。但在南京的追思會上楊奎松兄的一番話卻使我很受打擊。他說他們這批人現在很擔心後繼無人。因為如今在大學立足越來越靠核心期刊文章和申請項目，而在現代史、黨史這種領域，講真話的人是很難申請到項目和在核心期刊發文的。高華的研究就基本上都發在大陸之外，《紅太陽》也是在香港出的，他也從來不申請項目。我們這些人已經過了那些坎（指評職稱等），可以不管那些了，可是現在年輕人要是不管那些，在高校就難以立足。偏偏黨史這類研究又十分依賴檔案等內部資料，如果不是已經立足的研究者連查檔案的證明也很難開出來。不像研究儒家什麽的就憑那些經典，沒在高校立足的業余愛好者也能搞出點名堂。所以年輕人很少能接他們的班，他們的弟子雖然不少，但能堅持下來不改行的很少，他很擔心後繼無人。我聽了這話，十分郁悶。

現在像袁騰飛這樣的年輕人不按官方口徑說話很大膽，但如果不僅是發發牢騷而是要講史實，那風險是很大的。因為很多話未必有確鑿的根據，不是他們不想研究，而是由于資料封鎖。我們不像民主國家，有制度規定一定時限之後公務檔案必須開放給公眾閱覽。沒有一定身份你根本沒法去查檔案，而當局只公布對宣傳有利的資料。面對這種狀況怎麼辦呢？

我想到兩點。一是在實事求是方面實行大人物小人物同等尺度的要求，老百姓對頭頭的指責如果偏離事實，其所應承擔的壓力應該與頭頭對老百姓指責偏離事實同樣。如果我國大量“上整下”的冤假錯案裏，領導人不承擔責任或只承擔微小責任，就不能把重大責任加之于“下怨上”而偏離事實者。例如毛澤東指責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有根據嗎？如果這根據與事實偏離而他可以不負責任，袁騰飛對他的指責與事實偏離也應當如此。“同等尺度要求”的另一個體現是：指責偏離事實應當承擔的責任應當與吹捧偏離事實所承擔的責任相等。如果吹捧領袖可以不顧事實而不負責任，那麽要求別人為指責領袖偏離事實負責任就不合理。這與平民百姓之間的日常褒貶是不同的。日常生活中我們說一個人的好話過分一點沒什麽，說他的壞話過分在某些情況下就應當被追究誹謗或名譽損害的責任，這是因為好話不會造成傷害，而壞話則會傷人。但對于公權力人物就不一樣，對公權力人物的褒貶實際上是一種公共事務評論，兩個方向偏離事實對公共利益的損害是一樣的，所以承擔責任也應該一樣。

第二點就是壟斷證據的一方應該負舉證責任。比方說現在所有檔案都壟斷在你的手裏，你又不讓我查，那麽我猜疑你（猜疑也要有根據，但那與“證實”所需的證據是不同的，猜疑可以捕風捉影，證實就要鐵證如山）做了某事，你如果否認，就要舉證證明無此事。而我只要舉出懷疑的根據就夠了。這種“舉證責任倒置”是民主國家輿論監督、限制權力的有效辦法。當然，這并不是提倡對權勢者不信任亂懷疑，更不是以懷疑代替嚴格證實。同時這只是輿論監督的原則而不是實證研究的原則。作為史學研究者是不應該沒有充分證據就輕率亂說的，但老百姓發牢騷你不能要求他們必須掌握鐵證如山。這可以促使權勢者比一般老百姓更加自律，也可以促使他們公開信息尊重老百姓的知情權。正是因為壟斷證據就要負舉證責任，統治者就不敢無限制地封閉、乃至銷毀檔案了。民主國家會開放過一定時限的公務檔案供公眾查閱，就是基于這一壓力。

當然，這是就社會公眾而言應取的態度，即如果有人對壟斷信息的統治者捕風捉影，公眾應該要求統治者提供信息，負“無錯舉證責任”。但是這并不是研究者應取的態度。研究者是不能滿足于捕風捉影的，哪怕以受到信息封鎖為理由。所以如上所述，這只是輿論監督的原則而不是實證研究的原則。史學研究當然是要講實證的。而由于有上面講的那些困難，中國現代史、黨史的研究者就比一般的史學家面臨著更為艱巨的工作。

克服上述困難的路子無非是兩條：或者是努力去尋求途徑與機會打破資料封鎖，從塵封的檔案中揭示歷史的真相。這除了主觀努力以外，有時真的要靠機遇。像楊奎松、沈志華、王海光等教授都是這種努力和機遇疊加而造就的現代史大家。與他們相比，高華得到的這種機遇并不多。

第二條路就是以出眾的史識和分析能力，在公開的資料中辨析出歷史的真相。這正是高華的強項。《紅太陽》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一本奇書，奇就奇在全書豐富的史料基本上都取自公開發表的報刊書籍資料，并沒有用什麽深宮秘檔、內幕爆料。但這些確鑿無疑的史料在他卓越的史識發掘下，卻令人恍然大悟：真相原來如此！而且更有趣的是，高華這本書出版時很多材料還未解密，可是解密後，卻常常是證明了高華當時的判斷。很多年輕朋友都告訴我，這本書是他們的啟蒙讀物。它不僅使他們知道了很多長期被遮蔽的事情，而且使他們體會到什麽是一個史家所具備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當然，有的衛道士對此是很不服氣的。高華去世後，就有人進行了這樣的指責：

就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的自序（秦按：應為後記）中，作者承認：七年心血而成的這部歷史著作，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他無法得到更為重要的原始資料。事實上，正如他所講的，有關延安整風的絕大多數檔案文獻都沒有公開。就是俄羅斯已經公開的四十年代檔案，與延安整風有關的也極少。此外，由于此書不是研究課題，僅是他個人的興趣，所以他也沒有能力對曾經參與延安整風的在世的人士進行口述采訪。⋯⋯既無重要原始資料，又未采訪參與者，居然寫了洋洋灑灑數十萬字，結論只有一個：否定偉人。這種“歷史”教授干的事，令人無法理解。

此公當然無法理解，因為他想不通，體制性的資料封鎖和壟斷如此嚴密，怎麼就擋不住真相的“泄露”？難道權力不是萬能的么？只要不利于自己的“絕大多數檔案文獻都沒有公開”，尋求真相的努力也不被官方立為研究課題，當然就可以一手遮天了。然而，如果“絕大多數檔案文獻都沒有公開”就不能“否定偉人”，那麽在不公開這些文件之前你又憑什麽“肯定偉人”呢？

高華不是袁騰飛，嚴謹的史學家也不能僅僅從事輿論監督者這樣的使命。在高華這本書後的征引文獻目錄中列舉的文獻多達五百余種，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由中共文獻研究部門編輯整理、公開出版的各種檔案文獻。當然，與“絕大多數檔案文獻都沒有公開”相比，這些已經由我黨公開的文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可以相信，與“敵對分子”專門搜集攻擊我黨的炮彈相反，這些由我黨自己公開的文獻都經過嚴格的挑選、審查和編輯處理，是被認為有利于我黨正面形象的。如果從這樣的文獻中都能找到“否定偉人”的論據，難道那些沒有公開的“絕大多數檔案文獻”就只能存在“肯定偉人”的論據？倘若如此，封鎖這些文獻的理由又是什麽呢？

事實上，高華研究專著的實證性比袁騰飛的批評性言論強得不可以道裏計，但如果有人要否定二者，“舉證責任倒置”的要求卻是同樣適用的。我前面已經說明了這個道理。如果那些人對袁騰飛的否定尚且不能服人，他們想要否定高華，那就更是蚍蜉撼大樹了。

我與高華是2000年在香港第一次見面的，當時《紅太陽》剛剛問世。後來我們在南京、北京、悉尼、台北、昆明等地多次見面，天南地北地聊過很多。我覺得與他已經發表的著述相比，他實際上還有許多想法和心得沒有來得及見諸文字。當初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他分工撰寫的那一卷，也沒有來得及寫成。雖然他知道自己身患絕癥後，由于擔心延誤集體項目就辭去了這個工作，但同仁們仍然寄希望于他的康復，很長時間沒有換人，而他自己實際上也一直沒有放棄研究。

但是這些都已來不及成文了。因此在得知他病危後，一些朋友才有了希望以談話錄音方式保留他的思考的想法。雖然這一次沒有見著他的面，但在過去的交往中，他的確講過一些非常睿智的想法。

在我們相識不久，有次聊天時他就提到：建國伊始，毛澤東那一次訪問蘇聯，待了很長時間。這是一次奇怪的旅行，各種傳說也很多。但是高華提到了一個細節，則是很少有人注意的。他說雖然當時中國幾乎所有的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高崗、王稼祥等等在毛澤東訪蘇的前後都頻繁地去過蘇聯，但唯獨毛澤東在蘇聯的絕大部分時間，除了最後幾天周恩來趕來簽訂條約外，其余大部分時間毛身邊一個高層都沒有，只有他的秘書之類。他說這到底是為什麽呢？一個國家第一把手，做最重要的國事訪問，應該是有一個團隊的，為什麽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呢？甚至中蘇最高層會談，蘇聯方面是以斯大林為首的一批政治局委員，中國方面就只有毛澤東一人。為什麽？

高華說，他覺得，這是因為毛不想讓他的高層同僚，看到他在斯大林面前的那種樣子，講簡單一點，就是嚴重有損他的形象。所以他身邊都是一些低層的人，所有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都沒有帶去。我覺得他這個判斷確實非常獨到。很多人都知道毛在那個不同尋常的時候，在蘇聯呆了那麽長時間，也都覺得這是一個微妙的時刻。後來，我看到了蘇聯方面的科瓦廖夫回憶錄也提到這個細節。科瓦廖夫的判斷與高華類似：“毛澤東不知道他同斯大林見面時會出現什麽樣的情況，他擔心他的威信可能受到損害，不愿讓中國同志看到這樣的場面。”但是科瓦廖夫的回憶錄，尤其是中譯文，是很晚近（我記得是2005年）才發表的。我和高華談話時（記得就是在2000年左右），他應該并沒有看到這個回憶錄。但是關于這個細節，高華觀察非常仔細。

諸如此類的觀察，高華還有很多。但是可惜這些東西他都沒能在紙面上留下來。我們、後人應該把他這個未盡的事業繼續下去。

作者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突破封鎖線之後

蘇陽

［一］

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僅僅寫到1945年。在給這部鴻篇巨制作結的時候，作者輕輕點到文革，惜墨如金地只用了幾十個字。他提到劉少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跟彭真、陸定一等幾位延安整風時期的迫害者們一起，成了受迫害的對象。[3-1]其實，借助高華鍛打出來的主題，讀者很容易續上紅太陽升起後三十年的中國情狀。以迫害和被迫害為例，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安排了一個叫古大存的幹部專門做代表發言。古大存的講話充滿激情，為延安整風中血腥的“審干”和“搶救運動”大唱贊歌。[3-2]然而，他自己在五十年代初的政治運動中，從廣東省省委書記變為“反黨集團”的頭目。整肅古大存和其他廣東幹部的總帥是陶鑄。[3-3]陶鑄本人在文革伊始，也就是古大存含冤而死的那一年，先是以毛欽定的紅人身份調到中央領導文革，旋即被打成全國“最大的保皇派”，次年開始被拉著在北京的大會小會上被批斗，1969年在軟禁中死去。[3-4]

迫害當然不局限于高層人物。深度和廣度往往觸目驚心。高華引用毛澤東本人文章的記載：1930年末在江西蘇區，斗爭運動在四萬多紅軍中查肅了四千四百余名“AB團”分子，“其中幾十個‘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3-5]後來的延安整風當然不僅僅觸及思想。如果說王實味的處決反應了其慘烈的一面，高華從薄一波的回憶錄挖掘出來的文字則可以顯示鎮壓的廣度：

有一件我難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來不時的涌上心頭⋯⋯那時我母親也與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裏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于是向深溝裏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住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麽？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訴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3-6]

讀者可以輕易看到，這個暴烈的傳統在1945年以後的中國的延續和升級。據古大存的秘書楊立記載，1952年廣東土改復查查處廣東各級幹部6515名，占幹部總數的5.2%。他們的罪名是“和平土改”。土改運動繼而轉向血腥暴力，“硬追硬逼，捆綁吊打”，據1953年統計，僅粵西地區一年自殺1165人。[3-7]暴力傳統隨歷次運動升級：鎮反的濫殺，反右的擴大，後來是文革的種種極端（包括對地富分子不分男女老幼的集體屠殺）。

通過書寫1945年以前的歷史，高華已經刻畫出毛治中國的靈魂和基因。對其的識別和刻畫，為我們認識1945年後的中國提供了鑰匙。雖然作者也對毛的性格，以及這些性格特質對歷史事件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紅太陽》卻不單是又一本寫毛澤東的書。高華不僅寫出了毛澤東，更重要的是寫出了毛主義。一旦寫出了毛主義，1945年以後的政治歷史就不寫而寫了。這就是《紅太陽》的精彩之處和超人之處。換言之，如果說作為歷史學家的高華就在他的字裏行間，那麽還有一個藏在文字背後的高華值得我們去理解、去感念。紀念高華的挑戰之一，是讀懂作為政治社會學家的高華，讀懂他對毛主義的描摹，讀懂他對毛主義成因的探索。

高華有名，但同時又容易被誤讀。一些常見的閱讀習慣，在讀者與高華之間設下迷霧。比如2000年在《二十一世紀》期刊上登的一個書評，曾引起高華本人關注。他在後來給《紅太陽》寫“出版十年感言”的時候，還專門回應了這位化名遇資州的學者。[3-8]遇在他的書評裏說：“‘延安整風’盡管相當殘酷、極左、陰謀，其實相當必要。”“毛澤東不愧為真正的政治領袖⋯⋯從黨的生命和使命來看，毛搞整風奪取黨的最高領導權，可謂歷史危難中的當仁不讓。”“說到殘酷，現實政治有過不殘酷的嗎？”“所謂極左，不左還算共產黨嗎？”[3-9]

這些評論反映出來的道德是非觀，是以勝負功利為歷史評價的準繩，顯然跟高華以人道生命為準繩不同。這樣的分野不是學術問題，不值得爭論。但除此之外，遇資州這些話看似有道理，學理上也至少代表著三重迷霧。

第一重迷霧，把功過評判當作史學的主要目的。中國治史的一個傳統裏，事實為評判服務，所以評判作品水平高下的標準，是最後對人和事下的“定論”是否“公允”。這樣，一本寫毛的書，中心議題好像就應該是回答毛是否道德，是否偉大。雖然高華本人也在書裏嵌入了價值評判的主題，認為延安之路背離了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但是主導他選擇材料和組織路徑的，不是評判，而是解釋。這一點我在下文詳議。

第二重迷霧，混淆意識形態和手段。且不說無數左派政治力量其實反對暴力，更不消說左派意識形態裏的暴力主張一般對外而非對內。就拿使用暴力的中共來說，暴力使用的強弱在不同時期有天壤之別。太陽是逐漸升起來的，暴力也是一步步變得更加廣泛、更加慘烈。遇資州所謂“現實政治沒有不殘酷”之說，無法解釋為什麽1937年之前中共在遇到政策糾紛時往往用民主討論的方式解決，也無法解釋為什麽1976年之後，以暴力迫害為基本手段的群眾運動就逐漸消失了。

第三重迷霧，拿非原則的暴力迫害混同于原則性的敵我斗爭。毛主義政治迫害，受害人并不是他們所宣稱的馬克思階級分析意義上的敵人，而是依據便利，依據當時權力斗爭的派系而定。每一波運動的標準不同，同一次運動裏標準也不停在變。絕大多數被害人都是無辜的。

高華分析的獨特之處，不在于他對人和事的道義評判，如上文提到的他對民主自由精神被遺棄的感慨，也不在于他對毛個人權謀策略的歸納，如毛的所謂的兩面性和“勢”、“道”、“術”。他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對毛的“升起”以及以此相連的斗爭文化的形成，提出了全新的、細致的、多層次的解釋。

文革爆發的時候，也是高華開始思考學術問題的時候，毛的權力達到了頂峰；斗爭文化在中國更是肆虐到了頂點。文革開始幾個月內，毛就輕松地在1966年8月的會議上把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從位子上踢下來；全國群眾在他神奇的魔棒下相互廝殺。如何理解毛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呢？官修歷史提供的解釋是，毛澤東的一貫正確，所謂“毛主席用兵真有神”；庸俗的社會學指向國人的封建皇權思想；庸俗的歷史學則是以毛的“邪惡”程度來解釋悲劇和荒唐的程度。高華的解釋運用了相互融合的兩條進路：其一，毛的權勢是一步步建立起來的，是過程發生論；其二，毛的權勢之建立與另外一個社會現象——斗爭文化的建構相互依存，是社會變量關係論。

據高華記載，1937年劉少奇與當時的中共中央存在極大的分歧，當時的首腦張聞天并沒有把他打成反黨的“敵人”，更談不上向基層群眾深挖什麽分子。延安整風以前，政策討論和組織變動的基本模式還不是在精英和群眾層面同時搞“路線斗爭”。這種模式萌芽于毛本人在江西蘇區搞的AB團斗爭。二十世紀20年代末的這場運動起因于毛要解決他的政治競爭者，贛西游擊區領導人李文林。這裏面既有政策之爭，也有權勢之爭。上文說到，AB團運動整肅了10%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很多人被處決。下面兩段話對反復經歷了運動的中國人來說是多么熟悉：

贛西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到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賽維克化。（紅四軍《前委通告第一號》）[3-10]

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絕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拷打審問忖度其說法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贛西南特委緊急通告》）[3-11]

這種把權力爭奪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模式在延安整風中逐漸完善，并成為全黨政治生活的基本模式。到1945年七大以後，這套基因就像裝完待用的計算機程序一樣融入中共機體。難怪後來的運動，幾乎就是對過去的克隆。難怪上文提到的遇資州驚訝地寫道：“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使真相大白：原來‘整風運動’跟我經歷過的文革沒有什麽兩樣。”[3-12]這種驚訝，應該是很多讀者的普遍反應。造成這種驚訝不是偶然的，是《紅太陽》的解釋力使然，是過程發生論的功效。

從社會變量的關係論來看，把毛的權力上升放在與斗爭文化形成的關係裏分析，就避免了過分強調毛的個人因素——無論是他的能力、策略，還是道德。換言之，這提供了怎樣理解個人因素通向權力頂峰的中間變量。通常人們愛把毛主義裏面的個人崇拜理解為“克裏斯馬”型的權威，即權力源自毛本人的極大魅力，以及群眾中存在的強烈的跟隨需要。《紅太陽》對毛的能力的肯定以及對其權謀的敘述，給這種理解以一定的支持。但是，我們同時可以讀到，毛從長征到整風，每一步都把個人的影響力做出兩種外在的安排。在組織方面，他不斷把他得到的優勢傳化為黨的正式的組織規則（比如在黨內排名，三人制還是一人制等等），同時，通過懲罰異己和安插親信，還給黨組織加上了非正式組織的維度。在文化方面，毛逐步通過劉少奇等親信推廣他的政策理念和理論基礎，壟斷對歷史的書寫，顯示唯有自己一貫正確。與之相配套，在基層培育了一套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的程序，并與政治迫害相結合使之更為有效。如此，在高華的分析裏，毛的權威不是天賦的魅力，而是克裏斯馬、法理權威和傳統權威三者的組合。三者相互強化，共同增長的過程，就是“紅太陽”升起的過程。

［二］

對歷史背後理論問題的自覺，使高華有了馳騁的自由空間，避免了一些常見的誤區。高華的與眾不同，固然因為他的勤奮和才情，但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相對自由的心態，一種在無數限制和威脅下難得的自由心態。跟大多數當代史學者相比，他更能夠避開思維的陷阱，遠離精神的禁錮。

很多寫毛和毛時代的人，雖然也有勇氣突破禁區，研究不被當局恩準的題目，但他們往往在突破封鎖線以後，仍然處于無形的束縛之中。這是一種自我束縛。第一個誤區是拿黨的長期宣傳形成的“公論”做研究靶子。他們提出的所謂學術問題，往往是被宣傳攪迷了的偽問題。以文革研究為例，近年有一些很好的學者醉心于探討周恩來、葉劍英等德高望重的人物在文革中的行為，從而“發現”他們其實也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更有一些學者用功去索證林彪的品德。顯然，這些“學問”之所以表面上顯得有價值，完全是因為官修歷史中周恩來和葉劍英以高尚面目出現，以及林彪背負惡名。其實，共產黨的總理（周）和軍委副主席（葉）積極參與運動，或者一個被共產黨清除的人物（林）有些可取之處，無非是些常識而已。第二個誤區是過于糾纏善惡的道德判斷，試圖用毛的惡，或者制度的惡來解釋二十世紀中葉中國的悲劇。這種取向，必然延續共產文化裏的敵我對立敘事方法，妖魔化所要描述的對象。有一本著名的寫毛澤東的書居然用大批判時候編造的材料來“證明”中共官員有多壞。第三個誤區是寫給大眾而不是寫給專家。而大眾品味自然對問題的提出和求證都沒有學術要求，給低劣作品的生產提供了空間。造成這種情況，有兩個原因：一是有關歷史被官方凍結，大眾有廣泛的興趣；二是因為禁區的存在使得規范的著作寥寥無幾，似乎沒有什麽標準存在。

高華則不同。他沒有停留在對官修歷史的甄別上，沒有把歷史停留在一個個善惡或者權謀智略的故事上。從這一角度看，高華是國內學者中能夠突破思維禁錮，提出有價值的問題的佼佼者。《紅太陽》等著述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切入了問題的深處，完全得益于高華自覺地、有意識地回避官方語言所引發的問題。在《紅太陽》一書前言裏，他這樣寫道：“本書的目的，并不在于對主流話語系統中有關整風運動的論斷展開辯駁⋯⋯在官修的歷史之外，提供另一種敘述和解釋。”所以我看，不以辯駁中共宣傳為研究目標，應該是高華獲得治學自由的秘密之一。

2008年《國際中國研究評論》發表長文評述《紅太陽》一書。英文學術期刊登載長文評介一本用中文出版的書，這是罕見的。作者David Chang稱，高書“無論在資料和分析方面都是歷史研究的杰出成就”。[3-13]社會學家傅高義教授是研究毛時代中國歷史的先驅之一，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出版了影響深遠的巨著《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我就是在該書上第一次讀到上述有關陶鑄整肅古大存的廣東歷史。他這樣稱贊高華的工作：“高華善用迄今可獲得的資料，將史料的原始素材，如此完美地建構為學術表述。”在追思高華的時候，他稱高華的去世“使當代中國歷史研究領域失去一位最杰出的學者”。另一位中國歷史研究大師周錫瑞也有極高的評價，他說：“作為一位有擔當的知識分子，他在著作中尋求理解毛時代中國的組織原則，包括他所成長的‘文革’時期。”《紅太陽》一書是“客觀冷靜、實事求是的典范之作”。

［三］

說到自由，不能不提高華受到的限制。我和他僅有一面之緣。對他著述背後的工作和生活，我只是聽到很多傳說。高華于所在的制度和組織處于邊緣，所要面臨的種種限制，不難想見。

我和高華短暫交往的一個場景，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中。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熊景明老師請我們和高華一起吃飯，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他看上去令人驚奇的正常，一點不像是被診斷患有肝癌好幾年的人。江南儒生的白面，卻有粗密剛利的頭發。白面和頭發之間，雙目炯然。說了名字以後，他說他讀過我寫的一篇關于文革的文章，還夸了它。我想說些怎麼佩服《紅太陽》的立意、架構和寫法之類的話，又覺得那樣太俗太拍馬屁。問了他的健康和治療後，我尋思著怎麼來問我要問的問題。囁嚅之中，飯就吃完了。

中文大學建在崇山峻嶺之中。奇石險勢，深塹難關。我們這些來訪問小住的人有時候調侃說，這裏更適合打游擊而不是做學問。但是在這個安靜的、沒有煩擾的環境裏，不見得有無限的自由。至少走動起來特別不方便：無論從圖書館到餐廳，還是從住所到教室，都要“行山”，攀爬越級，氣喘吁吁。晚飯以後，夜幕降臨，路燈亮起來。香港的八月，悶熱得像蒸籠一樣。那天還似有似無地下著細雨。我們所住的雅禮賓館門前正好有一段難得的平坦路面，一二百米長短。高華就在這一小段平路上走路，來來回回，一遍又一遍。他笑笑對我說：“我這樣的身體，不能停下鍛煉。”

在繁華鬧市的盡頭，在癌癥的陰影下，高華開辟了一小片自由的空間。此時他正泰然自若地利用著、享受著這一點點的自由。遠處有迷蒙的海灣和迷蒙的樓群，稍近處不時傳來高架橋上汽車的轟鳴。

作者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系副教授

呼喚年輕一代的高華

楊奎松

［一］

最早知道高華病危的消息，是讀到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的黃凱平12月2日夜裏的來信。信稱他已是到了病危之時，來日不多了。想到高老師正是學術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諸文字，和高老師的學生商量後，希望能有一兩位同輩學人與他長聊幾次，每次錄音，既為高華老師留下他的思考，也讓學界少些遺憾。因此，他們分別聯系了秦暉和我，秦暉已經答應盡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期是否方便來做這件事情。

凱平的來信讓我很吃驚，因為不久前我還和高華通過電話，一兩周前他還表示想要我幫他在華東師大再招一位他認為很不錯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復凱平說，我很愿意來做這件事，但，一、我要弄清楚這個消息是否準確；二、我要知道這是否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我所以沒有馬上承諾去做這件事，不是懷疑高華病危的消息有假，而是內心裏不愿意接受這樣一個現實。我曾經兩度照顧過病危的患者，非常清楚身為家屬在親人病危時的心情。越是危重的病人，就越是需要休息和避免交叉感染的危險，太多外人的探視，特別是長時間的交談，只會給病人帶來更大的危險。家屬總是希望會有奇跡出現，事實上我也親歷過這樣的奇跡。因此，我在回信中特別寫了這樣一句話希望他瞭解：“說到底，高華固然是我們大家的，但最主要還是他的親人的。”

的確，這是我由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覺得他會這樣快離去。

［二］

我開始與高華聯系去南京探視的事情，在電話裏他的聲音依舊很洪亮，還在關心那個準備跟他讀學位的學生，“你來，我正好可以和你說說那個學生的情況”。

由于華東師大這邊的幾位高華的老朋友也都想去看他，需要協調時間，而大家的時間一直湊不到一起，最後拖到12月16日才成行。同行的仍是此前探視時的幾位：沈志華、李丹慧、張濟順和我。仍有一兩位教授想去，但因事沒有同行。

病床上的高華同我們上次探視時幾乎沒有兩樣，雖因黃疸面色略黃，人稍顯削瘦，卻仍舊談笑風生，雙眼炯炯有神。據他和太太講，癌癥控制得一直非常好，至今都沒有發現有轉移的情況，這次住進來主要是肝的功能出了問題，出現了黃疸，連輸了三次血之後，黃疸已經明顯消退了，目前的治療主要是保肝，即設法使肝功能恢復正常。

25年前我因感染急性肝炎不僅住過院，出過黃疸，一度還發展到病危的程度，當時渾身上下像是涂了厚厚一層黃色粉末，一碰都會往下掉似的，因此看到高華黃疸的情況，真的覺得他已經度過了最危險的階段。

兩年前我們在香港開會時，太太曾給高華拍過幾張很不錯的照片，這次來的時候，太太特別要求過來再拍幾張，做一個相冊送給他。但看到半躺在床上的高華，我還是多少有點猶豫，因此小聲問高華的太太小劉：“能和高華合個影嗎？”

沒想到高華聽到了，大聲說：“可以。”說著，便側身要坐起來。我連忙問：“行不行？”高華笑得很開心：“沒問題。”他指揮小劉把床頭搖起來，後面塞上枕頭，挺直身子坐起來，并且一邊叫小劉幫他把頭發梳梳好，一邊對小劉介紹我太太說：“她技術很好的，非常專業。”開始拍照時，他還特別叮囑：“不要把被子照進去，只照上半身就好。”

每拍一張，太太都會把相機上的縮略圖給他看，他總是贊不絕口地給予肯定。他和太太特別叮囑我太太，記得把香港會上的照片一塊兒發給他。

臨走的時候，我最後一個和高華握手道別。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一定要好起來，我們還等著你一起來做當代史呢！”

離開病房的時候，大家的心情比來時都多少有些興奮。以至于小劉送我們到電梯口的路上，我們沒有一個人問小劉，大夫私下裏說過什麽。因為大家都覺得還有下次⋯⋯

［三］

16日去探視過高華後，我17日就去了北京，18日晚上在《看歷史》雜志的一個頒獎晚會上，見到了高華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原負責人熊景明。景明也多時沒有見過高華了，向我仔細詢問了高華的情況，并為我們看到的情況感到寬慰和高興。然而，她不經意間講出的一句話卻讓我非常吃驚。她說，這次高華住院後大夫曾估計說，高華最多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了！

聽到這句話，我才意識到凱平月初來信所言并非高華學生的猜測，而是有大夫講過這樣的話。想到當年住肝病醫院時，同病房和隔壁病房先後去世的兩位病友，前兩天還好好的，過兩天人就不在了，不禁又開始擔心起來。尤其想到高華夫婦很想要看到那些照片，更是有點不安。

19日，我和太太按計劃去了香港，24日晚上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就叫太太趕快加工沖印高華的照片并訂做相冊。太太忙了近兩天，26日傍晚才弄好。27日一早，我們就叫了快遞員上門，準備抓緊把相冊發出去。

上午9點剛過，快遞員按響了門鈴，而我書房裏的電話也幾乎同時響了起來。我叫太太去開門，自己進書房接電話。電話那頭是一個陌生的聲音：“我是高華的學生，高華老師⋯⋯去⋯⋯”我的頭“嗡”了一下，沒有聽清對方說的是什麽意思，直到聽到“30日上午舉辦告別儀式⋯⋯”，這才明白發生了什麽。

當時的我，一邊聽著電話，一邊想起太太正在把相冊交給快遞員，一時間不知所措。

放下電話，我在書桌前悶坐了好長一段時間，腦海中總是會浮現出高華那俊逸方正、微微帶笑的面孔，更覺得自己做錯了些什麽：沒有把他未發表的思考錄下來；沒有讓他看到他特別想要看到的照片⋯⋯

說到高華的病，我內心裏最感糾結，甚至會感到愧疚的，還不是這些，而是高華的工作調動問題。

［四］

我是2003年到華東師大來做特聘的。來後，我一直很注意為華師大引介人才。第一個引介的是沈志華，第二個就是高華。

對于沈志華來華師大，我做的具體工作不多。但對高華，我一直在兩邊做聯系和推動的工作。

因為我多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參加民國史研究較多，和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民國史的人比較熟悉，知道他們內部人事關係較復雜。高華在南大取得博士學位後，也算是民國史研究隊伍中人，卻始終融不進南大民國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職稱的解決也不順利。尤其是他的《紅太陽》在香港出版後，各種意見紛紛嚷嚷，一時爭議不斷。在重視民國史研究、輕視中共黨史研究的南大歷史系，他的處境就更顯尷尬。

鑒于我初來華師大時，現當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華的能力、學問和聲望，肯定極有助于華師大現當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便主動聯系高華，嘗試動員他調來。對于高華當時面臨的種種困難，我與校方探詢一下可能的解決辦法。在時任黨委書記張濟順教授的全力支持下，這件事很快就順利運行起來。記得當時為高華孩子的問題、太太工作的問題，包括他來上海臨時住所的問題，每件事都直接請示張書記和學校有關部門的領導，然後挨個部門去跑。光是他的臨時住房，從最初房管處提供的一室，換成他所希望的兩室，我就跑過好幾次。房子的內部設施、水電煤氣的具體情況，我也專門去一一檢查過。

一切談妥後，高華夫婦一起來華師大的那一次，我領他們去看了在華師二村定好的臨時住房，兩口子當時可以說是發自內心的高興。我也以為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為了最後落實高華夫婦調來的事情，那一年我推遲了去日本的訪學。事情辦妥後，我即前往日本，停留了半年時間。這期間，我得知小劉已經在華師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學也同意高華調來上海了；在學校幫助下，高華家已在新校區附近買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當我再從日本回到上海，卻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華的工作調動被迫停止了。

這裏我不想復述我所得知的導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說，這個消息對華師大、對我來說，再難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樣的創傷，而對高華來說，這一消息則不啻一種沉重的精神打擊。無論我們做多少補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華師的教職、招生及相關待遇等等，都無法挽回此次挫折對高華身心所造成的傷害。

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高華原來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過部分肝硬化的情況。同時，高華雖然性格剛毅耿直，對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開，但如許紀霖所言，他個人及家庭過去的經歷，決定了他仍舊會對一些事情看得較重，甚至會感到緊張。盡管事情發生後，他當面開解我們說“沒關係”，但還是讓我清楚地感覺到了他內心承受的壓力實際很大。這不僅因為這件事證明了他在政治上的處境，而且因為他的工作調動早就成了一些人熱炒的話題，個別人甚至在網上對他冷嘲熱諷，進行人身攻擊。如今調動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風言風語，這對他本來就有病灶的身體顯然極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誰能說我在這件事情上不是幫了高華的倒忙呢？！

［五］

在中國，成了爭議人物，有時會莫名地引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即使是在象牙塔裏做學問的人也不例外。高華之成為爭議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調動也會被一些人拿來“誅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高華成為爭議人物，源于他那本《紅太陽》。其實，中國歷史研究中許多看起來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時間性的。上世紀八十年代討論陳獨秀“右傾”是“投降主義”還是“機會主義”的文章，都不能公開發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即使是為陳獨秀做翻案文章，否認陳獨秀“右傾”，也不再敏感了。

涉及到毛澤東的歷史問題，今天固然還會有一些敏感與不宜的政治禁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些年出了太多像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那樣同為大陸出身的人寫的批判書之後，今天大概很少還有人會認為高華這本書太過激烈了。

我和高華都是七零屆畢業生，都在底層干過八年，當工人，站柜臺，都是在文革後最早考入大學讀書的，我們有著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環境。他本來是學歷史出身，又在歷史學界工作，卻轉來做中共黨史研究；我是學黨史出身，轉到歷史學界工作，卻仍舊堅持主要著眼于中共黨史研究。我們兩人不論在歷史學界，還是在黨史學界，都屬于邊緣人。因此，我們成為好朋友，多少有那麽點兒“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細心的讀者能夠發現，我和高華其實在毛澤東研究或中共黨史研究上，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出在他的《紅太陽》前面，一直到高華再版他的書，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書，也沒有針對我書中內容相同但敘述不同的史實進行過討論。我們不是沒有交換過意見，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們在中大圖書館下面的咖啡館裏足足討論了兩個小時之久。我注意到他修訂後的版本仍舊沒有多少改變，便很直率地說明了我的看法：我非常欣賞他對延安整風中黨把中下層幹部改造成“新人”的方法、路徑及其經過的深入考察，但不認為他對當年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權力斗爭，特別是涉及到個人動機、情結和心計所作的許多“深描”，有足夠的實證依據。他也一一解釋了他的思路和邏輯。以後，圍繞著和他書中個別史實有關的資料問題，我們還有過幾度討論。

高華《紅太陽》一書無論有多少值得商榷之處，都是一本嚴肅的學術研究著作。我們可以同意，甚或稱贊他的敘述與觀點；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評他的敘述與觀點；同樣也可以部分欣賞、部分否定他書中的研究，但是，這都不應該妨礙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把他的觀點和他的書放在學術研究的范圍裏評價和看待，不應該把這樣一種學術研究上的分歧簡單地和所謂左右問題、政治問題扯到一起。

實際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紅太陽》給他帶來了榮譽，也給他帶來了極大的政治壓力和精神困擾。

［六］

和今天大多數人不同，我對高華的瞭解和認識，不是因為他的那本成名之作，而是因為他在《紅太陽》出版前後發表的一系列涉及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學術論文。

上個世紀末，我才剛剛開始對新中國建國史研究發生興趣，對建國以後黨史、國史的許多情況都不熟悉。國內這時研究建國以後黨史、國史的機構和一般研究人員，也多不做實證研究，更鮮有微觀史研究。哪怕是當時已經出版了大量回憶史料，國內、國外認真閱讀、考證和研究者，也寥寥無幾。不用說，國內外歷史學界，那個時候更沒有人會來研究這種當代史問題了。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高華可以稱得上是領風氣之先和國史研究的開拓者。我最早讀到他的一篇論文，是1998年發表在《二十一世紀》上的釋讀前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回憶錄的文章，題為“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這篇文章非常漂亮。他結合江渭清回憶所涉時段的各種文獻史料與史實，把江的回憶與其他相關領導人的回憶資料詳加比照考辨，用他最擅長的悟性與敏感，把一個個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問題串聯起來，進而把中央政爭與地方大員之間的復雜關係梳理得清清楚楚，讓人嘆為觀止。

我時常想，以高華的研究經歷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絕不應該只留給我們《紅太陽》和《革命年代》這樣兩三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論文。他所以成果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學問態度嚴謹和對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為他選擇的這個中共黨史領域，材料的獲取和成果的發表都太過困難。甚至于，他的國史，亦即他研究中國當代史的論文，絕大多數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所藏的資料，發表也大都只能選擇在海外的學術刊物上。當他一本書被認為有嚴重問題之後，他在大陸發表文章和出版著述也會變得更加困難。

為什麽他當初不選擇去做那些風險較小、又容易出成果的其他方面的歷史研究，偏要轉到這個極為敏感、獲取資料和發表都極端困難的黨史、國史研究領域中來呢？

對此，高華在《紅太陽》後記裏是這樣講的：基于父輩的經歷和歷史的閱讀，他始終能“對中共革命抱持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始終“將其看成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然而，文革前後的種種經歷，對諸多人間慘劇的耳聞目睹，對大量與時俱變、真假難分的“路線斗爭”說法的極端困惑，又使他產生了太多懷疑與不解：為什麽革命會變成這樣？！正是因此，他“愈來愈有一種想探究中共革命歷史的愿望”。

這也恰恰是我們今天仍舊在這一行裏繼續堅持著的不多的幾個同齡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點。

改革開放、上大學、讀歷史、留校做教學研究工作，最終為高華打開了這扇可能通向歷史真實的大門。只是，即使是在後毛時代，即使歷史已經發展到今天，對于像高華這種堅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歷史的學人來說，這條道路依舊坎坷難行，甚至隨時都有因一本書，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難和災難的危險。

高華走了，帶著他的困惑和遺憾。

中國會有年輕一代的高華跟上來嗎？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欣慰的是，我們還有高華

于風政

我知道高華這個人是在2001年。這年1月，我的《改造——1949年至1957年的知識分子》幾經周折，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大概是3月份，一封讀者來信引起了我的注意。這位讀者說，把我這本書與南京大學高華老師寫的《紅太陽》連起來讀很有意思；高華研究的是1949年以後中國政治運動之“源”，而我研究的建國初期針對知識分子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則是延安整風運動之“流”。這封讀者來信很短，僅寥寥數語。我從他的信箋文頭判斷，這位讀者可能是南京大學的在讀研究生。他還告訴我，這本書是在香港出版的。

我自以為對國內現當代史特別是中共黨史領域的研究情況比較熟悉。長期以來，這個領域幾乎不存在什麽獨立研究，稱得上“信史”、“良史”的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屈指可數。香港出版的這個領域的圖書，除了某些重要人物的回憶錄以外，真正有學術價值的也不是太多。但是，這位研究生專門寫信告訴我有高華這樣一個人、有《紅太陽》這樣一本書，必定是這兩本書的重要內在關聯深深地觸動了他，使他產生了要告訴我的衝動。

隨後，我便設法托人從香港買這本書，但久未如愿。一直到2004年9月，我因公去香港，才在一家書店看到這本書，拿過來翻了幾分鐘，我就斷定，這確是一部多年來少見的、真正有價值的學術巨著！高華這個人了不起！2006年上半年，經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熊景明女士引薦，我兩次邀請當時在該校歷史系任客座教授的高華來我所在的北京師范大學分校做學術講座，一次講“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次講蘇南的土改運動。兩次徹夜長談，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紅太陽》不僅是高華教授人生的一座豐碑，更是荒蕪凄涼的當代中國學術園地裏的一棵參天大樹。《紅太陽》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高華教授的貢獻則遠遠超出了學術領域。

《紅太陽》的主要學術價值在于，它通過大量可靠的歷史資料，理清了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復原和再現了當時的復雜歷史場景，揭示了延安整風運動的真實內容與本質，從而清晰地、令人信服地說明了毛澤東如何通過延安整風運動，建立黨內絕對一致的思想與統一精神，使自己成為黨內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與思想權威，成為中國共產黨內唯一的、神一般的革命領袖。《紅太陽》給了我們一把鑰匙，這把鑰匙，不但幫助我們理解了延安整風以後中國共產黨為什麽能夠迅速壯大并走向勝利，也幫助我們解開了一個謎團，這就是：以推翻國民黨專制統治，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富強的新中國為社會理想，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原則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麽能夠接受或長期容忍毛澤東這樣一個極端專斷的領袖；為什麽共產黨內能夠形成和長期保持一種有組織無個人、有集中無民主、習慣于濫用暴力與“政治批判”的文化；為什麽1949年至1976年的中國能夠成為毛澤東一手遮天、呼風喚雨、肆意妄為、沒有民主法治、沒有人的自由與尊嚴、政治與社會畸型發展的中國。

每一個像高華和我這樣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1949年至1976年的中國，是一個“神”絕對統治和支配的國家，那二十多年間發生的種種事件，今天來看，如同夢幻一般，不可思議！共產黨以給農民土地為號召贏得了革命，中國農民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犧牲，而土改後沒幾年，毛澤東就發動農業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讓農民乖乖地交出了土地，直到今天都沒有還給農民。革命勝利前，共產黨曾鄭重宣布保護民族工商業，支持民族資本主義發展，而建國後沒幾年，就強迫工商業者敲鑼打鼓“自愿”公私合營，“進入”了社會主義。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在國共斗爭中，因為厭惡國民黨的專制與腐敗，相信與追隨共產黨，愿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新中國，然而，革命剛剛勝利，毛澤東就發動了一連串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如思想改造運動、批判電影《武訓傳》和陶行知的運動、批判紅學權威俞平伯的運動、批判胡適“唯心主義”及“學術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運動、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和“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僅用了八年時間，便從精神層面與思想、文化意義上消滅了清末到民國時期形成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集團。從1959年的廬山會議開始，毛澤東把斗爭的主要矛頭轉向共產黨內。六十年代初期，他發動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系列批判運動，把許多小說、劇本、電影、戲劇打成“大毒草”，矛頭直指黨內的文藝幹部。1964年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概念，把農村基層幹部作為主要的斗爭對象。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利用暴烈的紅衛兵運動，摧毀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黨組織和黨政機關，打倒了包括國家主席在內的幾乎所有的幹部，關停了全國所有的學校和文藝團體。學生斗老師，群眾斗群眾，群眾斗幹部，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多少善良的人、無辜的人、本應受到社會廣泛尊敬的人，包括毛澤東的許多“親密戰友”和無數知識分子、愛國人士，橫遭批斗、羞辱、毆打、關押，含冤受屈，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中國社會斯文掃地，道德淪喪，文化遭受滅頂之災，國民經濟近于崩潰。那是一個封建專制復辟的時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

1949年至1976年間發生的這些給中國人民、也給共產黨人帶來深重災難的政治運動，無一不是毛澤東個人發動的。而他這些個人決定，有些經過黨的領導集體事後確認，有的連事後確認都沒有，卻在中國和共產黨內暢行無阻，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執行。在這二十多年間，有幾千年文明史的中國，成了毛澤東試驗其烏托邦式社會理想的試驗田，十億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被毛澤東隨心所欲地“運動”于股掌之上。在毛澤東眼裏，國家是他個人的天下，可以為所欲為；黨是他個人的工具，他指向哪裏，黨就要打向哪裏；工農大眾、黨員幹部、青年學生，每一個中國人，都要讀“紅寶書”，唱語錄歌，“早請示晚匯報”，“三忠于四無限”，封建式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達到極端。然而，數千萬同胞或死于饑餓，或死于迫害，對這些苦難的發生負有主要責任的毛澤東卻仍然被億萬中國人山呼“萬歲”，恭祝“萬壽無疆”；在他的錯誤已朗若白晝的時候，莫說普通的老百姓，就連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也不敢流露出絲毫不滿，否則便死無葬身之地，這是怎樣的一位領袖，怎樣的一個國度，怎樣的一個時代，怎樣的一個政黨，怎樣的一種政治！

當代中國政治的發展始終是一個謎，局外人無法解，局內人也感到茫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執政黨和知識界曾有過一定的反思，甚至看到了毛澤東極端個人專斷的根源是黨內長期盛行的個人迷信與個人崇拜，也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缺陷有關，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反思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事件發生後戛然而止。

《紅太陽》解開了這個謎。它告訴我們，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唯一的“神”，具有魔幻般的力量，絕對主宰著中國人民和共產黨人的命運，根源就是他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找到了、形成了一種絕對控制人、統治人的方法，這就是“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力的方法”，將革命隊伍的每一個成員都改造成絕對相信和服從領袖的“新人”。高華教授認為，毛澤東鍛造“新人”的方法，是列寧斯大林的若干概念、方法加中國的內圣之學。說白了，就是以暴力為後盾，強制“洗腦”、“換腦”。與斯大林的清黨與肅反方式相比較，毛澤東發明了“思想改造”和群眾暴力；與歷代封建統治者相比，毛澤東不是捧別人的東西如儒家學說或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為經典，而是把自己的思想規定為神圣與至高。經過這番“改造”的新人，失去了獨立人格、獨立精神、獨立意識、獨立思想、獨立追求、獨立價值，變成了革命這架機器上的一個只有一定功能、沒有自己的生命與思想的螺絲釘。黨的領袖是唯一一個可以有思想、有權力向這架機器發出指令、操作這架機器的人。按照這種方式組織起來的革命隊伍，如果領袖英明正確，則革命無往而不勝，建設事業一日千裏；如果領袖不那麽英明正確，則會帶來滅頂之災。民族的命運、黨的命運、人民的命運，握于領袖一人之手。延安整風之後，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建國後中國人民承受的巨大苦難、執政黨遭受的嚴重挫折，就是證明。

建國後，毛澤東把延安整風的經驗作為一項“法寶”推廣到全中國，以知識分子和黨政幹部這兩個精英群體為重點，持續地通過各種名目的政治運動，對整個民族進行“改造”。這些運動，除了完全延續延安整風的一套做法外，打擊的人群更加寬泛，強制性更加突出，方式方法也更加暴烈，特別是在強迫人低頭認罪、自貶自辱和大規模使用群眾暴力方面，達到了難以想象的程度。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持續“改造”之後，中國人民的思維方式被徹底改變，甚至失去了思維的能力，無論從精神的層面還是物質的層面，個人的存在都毫無價值，也毫無空間。唯一的存在是黨，更準確地說，是黨的領袖。不但政治生活極端畸型，民族文化丟失，人們的生存方式和社會生態都完全改變了。有幾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幾乎變成了一個沒有文化、沒有思想、鄙棄文明、崇尚無知與暴力的民族。1978年以後，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批判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黨和民族并沒有完全走出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陰影。

所以，高華教授的貢獻，不僅僅在學術領域。他通過對延安整風的獨立研究，解開了中國政治的最大謎團，指明了中華民族重建自己的文化、重建文明的政治生活、重建正常的社會生活的根本途徑，就是要恢復人的獨立、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中國共產黨要成為一個符合現代政治文明要求的、真正受到黨員和人民大眾擁護的執政黨，也必須對延安整風運動以來形成的黨的文化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根本的改造。所以，說高華有“歷史貢獻”并不為過。“歷史貢獻”這種美譽專屬于黨的領袖，同樣是延安整風以來形成的政治文化傳統的成分。

高華的貢獻還在于，他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保存了“臉面”。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如果還能稱之為“知識分子”的話），可以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沒有出息的一代。相比于清末和民國時期起來的老一輩知識分子，我們這些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混飯吃的“文化人”，除了極少數佼佼者外，大部分人甚至沒有好好讀過四書五經，看不懂文言文，傳統文化的傳承基本中斷；課堂上、會議上天天講馬克思主義，其實沒有多少人認真讀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寫文章、做演講，言必稱希臘，其實并沒有多少人系統地研讀過西方的學術文化經典。在全球化的時代，大部分教授們的外語水平大大低于民國時代的前輩與世界各國大學的同行，沒有能力及時獲取外國的學術信息。經過三十年的休養生息，我們還沒有完全恢復獨立的人格、獨立的精神，還不會和不敢獨立思考，談不到有什麽創新能力，拿不出創新性的研究成果。在經濟迅猛發展、物質主義泛濫、政府控制一切資源、大學高度行政化的時代，大學教師們為了晉升職稱、應付考核、積攢買房或孩子的教育費用而不得不以拿“課題”、做“項目”、做兼職耗費青春，甚至為了爭得一官半職而匍匐于權力與體制之下。更可悲的是，文革結束三十多年了，我們卻始終走不出幾乎與生俱來的恐懼。我們害怕學術研究觸及敏感問題，或學術立場、學術觀點政治上不正確帶來嚴重後果，如論文不能發表，著作不能出版，晉升職稱受到另類對待，正常流動受到莫名其妙的阻攔，有些平時你有意見、與你有矛盾的領導、同事很可能把這些上升為政治問題、立場問題而置你于死地。追求真理、忠于學術，是學者應有的品格，這誰也不會否認，但是，你自己可以為追求真理和學術不計名利得失，但是，如果失去了穩定的工作與收入，你的家庭、老人、孩子怎麼辦？有人說寫出好書，內地不能出版，可以拿到港臺出版。豈不知在境外出版政治不正確的書是要入“另冊”的？不少有思想、有學問的人，大都述而不作。他們的思想和學問，多表現在朋友間的談話和與學生們的非正式討論中，不愿形諸于文字，主要原因就是恐懼。特殊的成長環境、教育與文化修養的先天不足、物質待遇的相對貧困、職業的缺乏保障、學術與出版自由的缺失、無時不在無法擺脫的恐懼感，使得我們這一代學者中的絕大多數人，僅為稻粱之謀，甚至為五斗米折腰，淪落為可憐的犬儒，也就不可能在學術史上留下什麽傳世之作。我真的不知道五十年、一百年後的學者們如何評價當下這個時期的中國學術史（至少是直接或間接地與政治相關的各個學術領域）。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還有高華，還有《紅太陽》。高華是我們這個時代少有的忠于真理、追求學術、擺脫了物質誘惑和恐懼感、自甘清貧、自甘做邊緣人的學者。所以我說，高華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保存了“臉面”。我們要感謝他！

當然，《紅太陽》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的某些缺點或局限還是非常明顯的。比如，從井岡山到延安時代，中共黨內斗爭的本質不是權力斗爭，而是政治路線之爭；毛澤東之所以能夠逐步確立在中共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主要原因不是他的政治手腕高人一籌，而是他有關中國革命的理論、戰略、策略，在實踐中是被證明是正確的。《紅太陽》過分注重“權術”在毛澤東走向神壇中過程中的作用，未免失之于偏頗。當然，高華教授并不接受這種批評，我也是知道的。無論《紅太陽》有多少缺陷或可商榷之處，都無損于它獨特的、巨大的學術價值。

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都應當以史為鑒。從事史學研究的人，要寫出良史、信史，史才、史學、史識、史德缺一不可。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抱持良史的史德尤其不易，其間充滿了艱辛與風險。但是，我們既然選擇了這個職業，就只能像高華那樣，義無反顧地走下去，除非我們真的自甘墮落。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高華留下的永恒

袁偉時

高華走了！預料之中，而又那麽突然！

2009年，你最後一次來到中山大學。朋友們熱心策劃，讓你在廣州多住一段時間，與朋友們好好聊天。其實是生怕你突然離去，把滿肚子來不及說出的話帶走了。不幸，這個用心良苦的計劃沒有實現。

你沒有帶走的是留在每一個朋友心中的永恒友誼！不管交往的機會多寡，朋友們都知道任何時候你都是可以信賴的。即使小事，都會得到你的幫助。2002年，我應邀到東南大學講學，你立即在南京大學安排了一場公開報告。會前會後周到的安排，包括生活細節上的幫助，至今記憶猶新。

你沒有帶走的是陰暗的時代印記。你幾次來到中山大學講學，條分縷析，娓娓道來，引人深思；但總覺得有些地方欲說還休。人們心中都明白，有個幽靈在你頭上盤旋，在狹窄的巷道中前行，不能不提防意外的襲擊。2007年，你到華東師范大學任教的一切手續都辦完了。最荒唐的意外來了：不準離開南京大學！教職向全世界公開招聘，是一個合格的現代大學的常規。有誰知道，進入二十一世紀了，一家中國的著名大學，竟然不能自主在國內聘請一位教授！半年之後，發現你有癌癥！是巧合還是有內在聯系？醫學上也許有爭議，不過，我深信這是長期惡劣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長期精神壓抑和突然阻擊三個因素匯合帶來惡疾。

你樂天的微笑後面有憂傷。當然不僅是由于個人的遭遇。

二十世紀，那麽多殘暴的屠殺和冤屈！災難來自何方？

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從美國人威廉・席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到德國學者克勞斯・費舍爾的《納粹德國：一部新歷史》等宏篇巨構，一系列的影視，把實況和根源大體說清了。

日本軍國主義的真相世人也知道了。

斯大林的專政社會主義，盡管依然有人山呼萬歲，但檔案公開和原蘇共負責人的控訴已把黑幕揭穿。史家們的研究更把74年的蘇聯史刻畫得淋漓盡致！

後者禍延中國。國共兩黨黑暗面的根源都在蘇聯。國民黨黨國體制制造的災難，人們耳熟能詳。幾代中國人被告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正確路線的代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大標語，至今還高掛在中南海的大門上。可是，從井岡山開始到反右、大饑荒和文革，那麽多冤魂和餓死的幽靈在中國大地上飄蕩，沒有真相何以服眾？人們渴望瞭解從反AB團到十年文革的真相。許多人在努力。不把一次又一次災難的制造者請下神壇，二十世紀中國史就是一筆糊涂賬。例如，反AB團事件，時間上早于蘇聯大肅反，而其殘酷性也不輸後者；而在唯一正確路線代表的光芒籠罩下，有誰敢于懷疑或背後議論都會給自己帶來大麻煩。中共江西省委黨校的教師們以巨大的勇氣和責任感，從原始資料的收集開始，沖破想象不到的困難，不但編出完整的資料，也寫出嚴謹的論文，使這個大冤案得到徹底平反。

高華利用了這類學術成果。更多的是篳路藍縷，爬梳浩瀚的史料，剔微顯幽，戰勝困難的環境和無所不在的思想壓力，劍指核心，一代梟雄及其追隨者和反對者的真實面目，終于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讀懂了《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懂得了五分之一人類身心被控制的奧秘，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人為的最大災難的根源也會了然于心。這既是頂尖水平的學術著作，又是催人猛醒的號角，而其體現在字裏行間的獻身精神和嚴謹的學風，又是照亮後來者前進道路的火炬。

清掃昨天中國的重任遠未完成。承先啟後，有你的榜樣在，後繼者必將紛至沓來。

“追求自由的靈魂，但生活在‘階級斗爭’的聲浪不斷升騰喧囂的嚴峻的世界裏，思想世界和現實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彰顯出張力。”（高華：《行走在歷史的河流》）57年的歲月，二十多年的學術生涯，太短促了！可是，這些時光又是那麽光輝，在當代史學史上鐫刻了永放光芒的一頁！

作者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注釋

[1-1]傅聰原文“at the same time passionate and serene, profound and simple, affectionate and proud, subtle and straightforward”，傅雷譯。見《傅雷家書》，1962年3月14日。

[1-2]引自馬克・賽爾登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ed]，（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第184—185頁。

[1-3]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第188、191頁。

[1-4]Lyman P. Van Slyke, "The Middle Years 1939—1943," The Cambre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 Republic China 1912—1949,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87—692.

[1-5]傅聰原文“at the same time passionate and serene, profound and simple, affectionate and proud, subtle and straightforward”，傅雷譯。見《傅雷家書》，1962年3月14日。第310頁。

[1-6]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2012年第十二次重印），第xii、180頁。

[1-7]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2012年第十二次重印），第179頁。

[1-8]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2012年第十二次重印），第243頁。

[1-9]《紅太陽》，第423、436頁。

[1-10]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閱讀歷史，認識中國〉而作》，刊于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懷念高華教授“專輯網頁：http://www.chineseupress.com/gaohua/index.html。

[1-11]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閱讀歷史，認識中國〉而作》，刊于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懷念高華教授“專輯網頁：http://www.chineseupress.com/gaohua/index.html。

[1-12]高華：《革命年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第5頁。

[1-13]《紅太陽》，第653頁。

[1-14]《紅太陽》，第655頁。

[1-15]《〈紅太陽〉出版十年感言》。

[1-16]《紅太陽》，第655頁。

[1-17]《〈紅太陽〉出版十年感言》。

[1-18]高華：《革命年代》，第299頁。

[1-19]高華：《革命年代》，第299頁。

[1-20]高華：《革命年代》，第299頁。

[2-1]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年，2000），第11頁。

[2-2]《紅太陽》，第651頁。

[2-3]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自序》。

[2-4]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自序》。

[2-5]《紅太陽》，第649頁。

[2-6]《紅太陽》，第648頁。

[2-7]《紅太陽》，第650頁。

[2-8]《紅太陽》，第651—652頁。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8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第652頁。

[2-10]劉芳：《革命敘述的延續與轉型——高華訪談錄》，財新《中國改革》，2011年第11期。

[2-11]《紅太陽》，第657頁。

[2-12]《毛澤東傳》，第625、655頁。另可參看中央黨校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2-13]馬克・賽爾登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2-14]《毛澤東傳》，第630頁；《紅太陽》，第202頁。

[2-15]《延安整風實錄》，第448頁。

[2-16]《紅太陽》，第470—556頁。

[2-17]《延安整風實錄》，第374頁。

[2-18]《毛澤東傳》，第652頁。

[2-19]《紅太陽》，第53頁。楊立：《帶刺的玫瑰——古大存沉冤》。（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第248—249頁。

[2-2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628—700頁。

[2-21]《紅太陽》，第654頁。

[2-2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第12—13頁。

[3-1]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年，2000），第643—644頁。

[3-2]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年，2000），第639—640頁。

[3-3]楊立：《帶刺的玫瑰——古大存沉冤》。（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

[3-4]鄭笑楓、舒玲：《陶鑄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

[3-5]《紅太陽》，第17頁。

[3-6]《紅太陽》，第530頁。

[3-7]楊立：《帶刺的玫瑰》，第130、143頁。

[3-8]《〈紅太陽〉出版十年感言》。

[3-9]遇資州：《誰是”我們“及其”敵人“》，《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

[3-10]《紅太陽》，第13頁。

[3-11]《紅太陽》，第15頁。

[3-12]遇資州：《誰是”我們“及其”敵人“》。

[3-13]David Cheng Chang, "Gao Hua, Hong taiyang shi zenyang shengqi de (How Did the Red Sun Rise over Yan'an? A History of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5(2008): 4, pp. 515—521.

貳　高華其人

追尋消逝的時光

賀軍

12月27日，西雅圖的梁侃在我的留言機裏告之，高華長眠了。我腦子裏一團漿糊，想給他的妻子劉韶洪打電話，卻又怕聽到對方傷心的哭泣聲，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去安慰她。後來電話接通，劉韶洪沒有哭，但我感覺到她的悲哀與失落，她似乎不愿多說，讓趕去安慰的世安兄與我交談。

我和高華最後一次見面是去年的5月，我到日本，本不想回國，突然有一股想見高華的愿望，當然還有我老娘。聯系後才得知，他正在上海治病。當高華知道我要去看他，笑聲是歡暢的。可惜，第二天下午他就要回南京，時間太短暫了。

那天見面後，他罕有地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悠然道：“老賀，老朋友了！”他要求斜躺著和我說話，我哪能說不，自小他就喜歡這樣，何況現在。神聊之際，我想抽煙，欲去開窗，被他阻止說，哪有那麽講究！我在交談中得知，他已經寫了十幾萬字有關林彪及其事件的研究，生病後無法完成。我深深的惋惜，林彪事件是文革史上最為詭異的謎團，很多地方講不通道不明。接著他告訴我，他近來研究的題目是有關華東軍政大學對留用人員和青年學生的改造與分配。這真是一個好題目，虧他想得出，做好了，可以成為對1949年以後洗腦和思想改造的探源。期間，他囑咐家人聯系床位，一邊到南京後直奔省醫院，給我的錯覺好像是他在為一個熟人操勞。

後來我陪他到了上海火車站，還像以往一樣閑聊。等他要進站了，我突然覺得前所未有的無奈和無助，語言是那樣的蒼白和笨拙。我說：“高華，要保重啊，下次回來見！”他點點頭說：“我會的。”當時，我微笑著轉身離去，現在回想，眼睛有點濕潤。

童年

我和高華相識，是因為我是他弟弟高小寧小學四年級以後的同學。我和小寧放學同路，不知不覺，就認識了其兄高華，其姐高慧。認識高華之初，我還是個毛孩子，他比我成熟得多。不久，我見到通緝他父親的告示，正驚魂未定時，學校乘虛而入，到我家告狀：與“右派”的孩子過從甚密，思想復雜。于是，家裏發出了“隔離令”，不許與高家的人來往！我當然沒聽，不是什麽道德勇氣，也不是什麽覺悟，而是一個孤單孩童對友情的依賴。

高華在其書後記中提到，當他看到先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歲的特大喜訊時的驚鄂與疑惑，來和我交流。我們首先有一種挫折感，先主席當時才七十來歲，到我們八十多歲時他還在掌舵，人一輩子在一個人的統治之下，真沒勁；其次是對可能性的懷疑。高華喜歡看報，大小字報、黨報、參考消息，站著看，躺著看，漸漸地居然煉就了“火眼金睛”，能從枯燥的社論、人名的排列、外電報道中看出玄機，往往挺靈驗的。

考試

1978年高考，高華和我面對的最重大的問題是：怎樣考數學？高華會打算盤，我只會做一元一次方程，聽了幾堂數學補習課後，決定放棄。那時，徐遲寫的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風靡一時，讀了讓人感到，只要猜中了“1＋1”，四個現代化就實現了。我倆有點急了，到招生辦打探。接待的人可能正幻想如何猜中1+1吧，對我倆說：不考數學是不能上大學的！徐遲如果不懂數學，怎麼能寫出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呢？出門後，高華說：徐遲如果懂數學，怎麼能寫出報告文學！

大學畢業後，高華被分配到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為了考研究生，需要更多的時間準備。我給他出主意，盡量請病假。但是，什麽樣的病是叫人看不出，又必須休息的呢？我對他說，痔瘡！于是找同學開了病假單。一天，我正和高華一起準備，他的領導來體恤病情，他太太開的門，高叫：“董主任來看你了！”無疑是在提醒高華。只見他幾個健步迎到門口，與之寒暄，并引入臥室，半個小時後，送領導時，我看到他作步履蹣跚狀。事後，他說，當他和主任一握手，心想，壞了，痔瘡病不能如此矯健如飛，并埋怨我，沒提醒他，逗得我笑岔了氣。

我沒見過高華流眼淚，然而他提及過兩次“流淚事件”，讓我難以忘懷。一次是1982還是1983年，研究生的考試，專業都好，就是外語一門未過，對于一年的辛勤付諸流水，他很傷心。用他的話是：枯坐著，兩行淚水悄然淌下。第二次是1989年的夏天，我到南京，本想和他閑聊，散散心，他顯得郁悶，告訴我：六月裏的幾天，他流了淚。是啊，誰愿意見到那樣悲慘的結局呢！我猜想，這次可能不是悄然，而是涌出。

書

高華對我影響最大的一點，是借書給我看。七十年代初，高華被分配到新街口附近的“楊子衫襪店”工作，幾近八年歲月。我和小寧因同住長江路，上中學時又是一個班，一直保持聯系。一天，小寧往我書包裏塞了一本書，悄悄說，回去看，兩天。那是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我看完後那過癮勁，簡直像餓得頭昏眼花的乞丐，坐在乾淨的面館裏，吸著小籠湯包裏的油。直覺告訴我，小寧是二手供應商，高華才是真主兒！

晚上，我借還書的機會，去了他們家。高華斜躺在床上和我交談，可能是站柜臺太累的緣故吧。（現在想來，高華以半躺的姿勢與我聊天貫穿了我們交往的始終，以後又擴展到他的同學兼好友謝建平和蔣寧身上。）使我無比驚訝的是，他已經讀了那麽多書！那一晚，他從外國文學聊到中國近現代文學，吐出的書名有上百種之多，這書都是從哪兒弄來的？至今使我涂抹不掉的印象是他的總結，他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一生，讀書不會超過五六百本，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可以超過兩千。這麽算來，還未弱冠，他已經朝百分之一進發了。

從此，高華的家成了我的“五十一號兵站”，看書、談書、議時政，遐想乃至搞笑，成了我們在那枯燥干癟年代裏的一種樂趣。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都知道，家裏有藏書的，不是被抄被燒就是自己怕事銷毀；圖書館成了檔案館，人們知道有書，但不能看；新華書店更如清湯寡水的饅頭鋪，不含一點油水和葷腥。

高華曾在其書的後記中提及書的來源：南京第九中學是個重點學校，文革時被勒令搬至農村，校圖書館的一大批書被堆放在一位留守人員的家中，足有兩房間。高華沒提到的是，其一，他非常幸運，這兩房大多是文學社科類書，如果是數理化的書，他肯定傻了眼；其二，每次還書時，高華就在名點心店裏買兩個鮮炸出爐的油球，四分錢一個，不要糧票，一予己，一贈老人，老人在歡喜中哪分得清上次借出九本還是八本？畢竟在當時，下午吃點心是市革委會主任才有份的事。

那時他還搞到一張單位的集體借書證，不過也沒什麽可借，舊版《魯迅全集》就被他借了還、還了再借。記得1973到1975年，為批判蘇修，一批從蘇聯出逃者在西方寫的書在內部出版。高華有所耳聞，與我一起到南京圖書館借書。從寒暄中可以感到，高華常和借書部的工作人員打交道，但當他問那批書可否開後門一閱時，對方斷然拒絕：不行！那是縣團級以上才能借的。我頓時覺得羞愧，自己太瘦弱，又衣冠不整，連領導的警衛員都不像。然而，高華處事不驚：我們單位可以出證明。對方迅速回答：你們單位不是縣團級！我趕緊溜到門外，不久卻聽到裏面傳來冰雪消融般的笑聲，原來高華給她預留了兩雙出口轉內銷、稱之為“等外品”的襪子。

高華嗜書如命，一生只送過兩次書給我，一次是他的書，還有一次是在萬不得已時割舍的。那是1996年在華盛頓，他要回國，行李太多，鄭重其事地將三卷本的《毛澤東年譜》塞到我手上。看出他的依依不舍，我說，今後給他帶回去。他知道我根本做不到，說：不要跟我“比大胡劃”！（南京八十年代流行語，即含有坑蒙拐騙的胡言亂語。）

2000年，他搬入新居，終于有了一個真正的書房。2001年我到南京，他請我吃飯，坐在一家高檔飯店裏，他感嘆說：“老賀講究啊，普羅大眾的地方他會不滿的，但高檔的地方，菜都是微量元素。”飯後，我們到他的新居。他有點疲憊，我說：你躺一會吧，我參觀一下你的書房，這幾年我很多書都沒買著。五分鐘不到，就聽到他在喊：“劉韶洪啊，去看看老賀在干什麽。”劉不緊不慢地說：讓他看好了！意思好像是我們剛請他吃過飯，他總不會明搶暗偷吧。又過了五分鐘，他實在撐不住了，嚷著要我出來，否則下床。以前借書給我，因為那也是他借的，不還等于絕交；現在書是他的，借等于送。

愛情

應該是1974年，高華在同學聚會時，重新發現劉韶洪，從而展開了他們的姻緣。所謂重新，可能因為初中畢業時，劉還太小，是個黃毛丫頭；或是學校裏男女同班不說話，一說話就是“小紕漏”（南京土話，即小流氓）。高華回來後很激動，把他的發現和父母弟妹說了，我也在旁。高華的評價是：好看，喜歡看書，對文學有興趣。

高華年輕時，按香港人說法，應算是個“靚仔”。他談吐不俗，有才華，“右派”家庭的壓力也沒有導致他走向軟弱或萎縮，反而在他的性格中注入了一種剛性特質：是我的，就爭取，不相予，就抗爭。

劉韶洪第一次來到高華家時，我也在。映入我眼簾的是，一張紅撲撲的臉，一雙飄忽的水靈靈的大眼睛，進門的氣息猶如剛烤出爐的山芋，既香又甜。我和小寧少不更事，想賴著不走，看看高華是怎樣“花”她的。他父親看不下去了，朝我倆眨眨眼，拉我們一起出門。高華不久就抽上了煙，談戀愛，是一項煩惱的工程。煩惱我管不著，吞雲吐霧吸引了我，使我痛下雄心：哪天擺脫我父親的掌控了就抽煙。

又是一個八年吧，他倆結婚，邀請我和謝建平等幾位朋友在南京新街口的大三元擺了一桌婚宴。年輕么，只要能起哄，有好東西吃，就能從夢中笑醒，何況高華大喜。不記得哪位學醫的混蛋告訴我，喝酒前吞兩片小蘇打，酒量倍增。結果，喝下去的洋河大曲發酵成雁蕩啤酒，在我腹中漂胸中蕩，至今不知，高華的婚宴是如何結束的。

酒

高華一生不喝酒，因為從青年時代起，他的肝臟化驗指標就不穩定。1985年寒假前夕，他大醉了一次，從此不沾酒，還染上了不碰酒的壞習慣。1995年他從上海赴美國，我給老娘下了“死命令”，讓他帶兩瓶白酒來！第二天，老娘來電告狀：高華不肯帶。頓時，我那玫瑰花般的幻想變成了一地雞毛。高華居然浪費指標，不肯為我捎酒救渴。他來到波士頓，我責問他時已經有點仰天長嘯的感覺，可他卻輕描淡寫地說：喝酒對身體不好。我反駁道：抽煙危害更大，你不是還在抽？他笑起來了，說：你不也抽嘛。

高華有個習慣，出門在國內外，一定要給妻兒買禮物，且有充分的自主權去決定禮物的形式、內容與貴賤。不像我，買什麽，在老婆看來就不是什麽。1996年在華盛頓的三天兩夜，高華把這種高度的自主權發展到了巔峰，買來的禮物裝滿了一個大箱和一個特大的旅行包。高華對妻兒如此的重情重義，在我老婆的腦海裏扎下了根。前兩三個月，我從歐洲回來後，發現她逢人就說，他有個同學叫高華，在美國時很困難，回國時還大包小包送老婆兒子，我這老公呢？帶回來的是一堆臟衣服！當時高華還沒有走，我很後悔沒打電話告訴他：對劉韶洪，他是個好丈夫，對高欣，他是個好父親。

病

五年前，當我第一次聽說高華查出有肝臟惡性腫瘤時，希望最終是一個“大烏龍”。我到南京去看他，聽他敘說查病經過，還及時到上海做了病灶冰凍手術。看著他那“鶴發童顏”、侃侃而談的模樣，我有了某種自信。果然，一年多後，上海有個權威說：誰敢說高華的腫瘤是惡性的！消息傳來後，我打電話給他：高華，你詐和啊⋯⋯然而，幸運最終沒有落到高華頭上。先是他母親去世，事後他告訴我，母親住院時，他天天送飯，母親去世後，天天失眠。然後，聽謝建平說，高華開了刀，切出來的病灶，經化驗，是“那個東西”。高華生病期間，從頭到尾，我打心眼裏佩服他的從容和泰然。

高華是國內幾個把中共黨史當學問來做的鳳毛麟角者之一，在這方面他具備特殊的“慧根”、敏銳的洞察力和解讀能力。然而有一點，不熟悉他的人可能不知道，而這對他又非常重要，那就是在這領域的探究，每一個發現，每一個新論，都會使他興奮、舒坦和愉悅。他找到了他的樂趣。據說，哈佛的史華茲教授在寫毛的專著時，寫了後章改前章，循環往復，沒完沒了，以致于他夫人要把他的手稿藏起來，才得以完成。看高華的書，你會覺得他在如數家珍，向你娓娓道來，劉韶洪呢，則在旁奮筆疾書記錄，然後交給別人打字。讀書、教書、寫書，是高華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從這一角度，我有點寬慰，這一生，高華沒有委屈自己。

對我個人來說，與高華相知相交，少年時，是我的幸運；青年時，是我的知心；到了中年，就有點魏晉人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的境界了。那麽，老年呢？他過早走了，成了我的傷痛，因為我再也見不到他那給一點陽光就光輝燦爛的笑容，聽不到他那一驚一乍的忽悠了。行文至此，淚水涌出。

作者為高華生前好友，現居加拿大

在歷史黑洞中發亮的螢火蟲

何清漣

從看到高華辭世的消息開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從蕭功秦處得知他得了癌癥，也曾去電問過病情，他當時樂觀地告訴我，病情已控制住，他也開始注意休息。此後，我再也沒與他有過聯系——早在辭國之前，我已被全天候Monitor將近兩年，其間幾乎切斷與朋友的一切來往，以免牽連他人。這倒不是出于朋友們的態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據中國的政治生態作出的自主選擇。

與高華認識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許紀霖與三聯書店的陳達凱編寫一本《中國現代化史》。當時思想界經歷了“六四”事件之後的焦慮與彷徨，這一舉動算是一次大膽的嘗試。參與者都很有熱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參加會議者有賈新民、孫立平、高華、毛丹等20余位。會上討論寫作大綱時，高華特別認真，提出不少看法，讓在座諸人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本由許紀霖、陳達凱主編并集數位作者之力的《中國現代化史——1800—1949》後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似乎當時還獲得不少好評。

上世紀九十年代那十年，正是中國大折騰的時候。學校條件清苦，知識界人士下海，到企業客串，忙得不亦樂乎。我在深圳也換了好幾次職業，從政府到企業再到報社，中間還去過廣州暨南大學經濟系任教，有點時間就做點研究。與學界朋友除了互觀文章之外，很少有機會見面。及至與高華再見面時，已經到了2000年。

那年10月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請，去了一趟南京。此行見了不少朋友，其中當然有高華。那幾天高華正好在中心有課，每天只要有機會，我們必在一起或長或短地聊一會。我們所治之學雖然完全不同，但對中國歷史與現實政治的看法卻有許多相通之處，海闊天空地聊了許多。

當時，我們正好各出了一本書。我那本《現代化的陷阱》輾轉了14家出版社之後終于在內地出版，而他那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卻只能在香港出版，對于中國的“出版自由”、“學術自由”之類的體驗自然是同病相憐。我當時的處境已經相當惡劣，除報社被迫將我停職降薪之外，在國內發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還住進了“貼身保鏢”全天跟蹤。但我不想談這些徒增他人負擔的糟心事情，于是問及他的處境如何。他告訴我，由于董健先生主管南京大學的學術教學工作時，比較開明，力主學術自由，尤其反對以學術觀點不同打壓異己，因此南大的小環境不錯；他順便告訴我，也正因為南大學風開明，因此這次由錢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區舉辦一場我的演講，由于擔心有關方面阻止，決定在當天才發布消息。不過，他的學生告訴他，大家已經先期一天通過電郵互相轉告，屆時來人可能不少。

那天在主校區演講完畢後，我去高華家看望他的夫人與公子。因為是晚上去的，記得是棟老式樓房，進門方知高華的生活很清寒。當時教育產業化還剛開始，學校教師的住房條件差，一套房子分給兩家住。當我參觀他的廚房時，他告訴我，他那本書稿就是每天等到大家不再用廚房後，在那張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著他數年來趴在那張桌子上，每晚就著黯淡的燈光伏案寫作的情景，心裏不免難過，于是半開玩笑地說：今後寫高華軼事時，一定要將這段故事寫出來。

我還告訴他，因常向國內朋友推薦這本《紅太陽》，內地朋友們理所當然就將找書的任務落實到我頭上。我前後總共從香港買過二十多本送人。香港書價貴，每本將近200元港幣。所以我對高華開玩笑：再送下去，我們這些住在香港與深圳的朋友們就要破產了。

我認為《紅太陽》是一本集史識、史才、史德于一體的杰出著作，必定能夠留傳後世，一直想為這本書寫篇書評。後與蕭功秦聊及此書時，才發現他是此書的真正知音。一談到高華與這本書，他充滿惜才之情，甚為推重。我想，我非歷史學者，即使寫書評，未必能寫出功秦的水準。于是只在那篇“歷史的吊詭”（《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後記）中簡單介紹了這本書及我的一點理解。以後我看到功秦寫的《拒絕殘酷的美麗——評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文，很慶幸自己沒有寫，因為無論如何，在評價高華這本嘔心瀝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種專業眼光與評述能力。

那幾年，高華常去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于是我們還有機會見面。過了大約半年，到了2001年3、4月份左右，高華結束香港中文大學的訪問，給我來電話，希望在深圳停留幾天。作為朋友我自當接待。但我當時每天出入都有近身“保鏢”，與誰接觸就給誰帶來不便，弄得不好上Black List。這情況我也不好對高華明說，于是請同住一城的朋友劉申寧幫忙接待。申寧待朋友頗有兄長之風，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當時的處境，且聽說是接待高華，樂意代勞。高華從劉申寧那裏聽說了我的情況，但還是表示一定要見見我。于是申寧安排了一家生意極好，客人甚為擁擠的餐館，方便我們說話。席間，高華說，雖然知道你的處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這個地步，你怎麼辦？我對他說，正在聯系出國訪問，詳情就不談了。看到他那一臉焦急的樣子，心裏不禁感動。

2001年6月我被迫辭國，大概8月初到美國國會參加了一場有關中國新聞自由的聽證會。高華其時在香港，聽到這消息，給我打了個電話，“原來朋友們設想兩三年之後環境寬松些，你還能回來。但你到美國國會作證，就不能回來了”。言下頗有惋惜之意。我當時因為剛擺脫“老大哥在看著你”的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沒有這方面體驗的人，無法知曉其中的痛苦與無奈，于是簡單告訴他，我既然出來，自然不作短期內回去之想。我理解高華的心思，因為好些朋友都曾說過，一位學者離開了自己植根于斯的土地，有如樹木被拔地而起，將失去學術生命。我自己也曾猶豫過，只是在2000年7月中旬那場帶累了兒子的車禍之後，我才下決心離開。

我與高華最後一次見面是2002年6月在美國夏威夷。當時，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在夏威夷大學舉辦了一場《中國的教育發展與民主化》的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以及美國各地的二十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會議，我與先生程曉農也一道與會。我們到達時，高華與朱學勤已經先一天到達。舊友重逢，自然非常高興。在數次或長或短的談話中，他的一個觀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學界人士正流行將體制外積累的資源（即聲譽）化為體制內的資源（即職稱、待遇等），而且這是校方與學者本人都很樂意接受的局面。此後中國知識界的情況證實了高華這一對現實的敏銳觀察。

這次會議還讓我有一個收獲：領教了高華的演講才能以及他駕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華在會議期間共做了兩場主題演講，一個是“革命時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對建國後教育的影響”，另一個是“從二十世紀初教會學校的歷史看外資辦學的前景”。這次研討會上口才極好者不在少數，吳國光、朱學勤都是善于駕馭演講的高手，盡管高人不少，高華那張馳有致、條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題演講，則讓與會者強烈感受到他的學養之深厚。

高華是個極看重友情的人，偶爾表達，總讓人感動。那次在夏威夷開會，高華是第一次見到曉農。臨別前，高華悄悄將我拉到一邊，對我說：“這次見到曉農，我放心了。他是個謙謙君子，你們在一起一定會幸福的。”此後多年我們只在聽聞他生病後打過一次電話，但互聯網時代，因常能讀到彼此的文章，也不覺其遠。28日晚上，我給高華家打電話時，接電話的是他的兒子高欣。我向高欣做自我介紹說，“你可能不知道我，我叫何清漣，是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現住在美國。”高欣立刻回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來過我們家。我爸爸常常提到你。”我努力克制著自己，才算是說完了幾句安慰之詞。晚上，竟終夜難眠。

高華英年早逝，中國的史學界與思想界，痛失棟梁；于我來說，是痛失良友。怎樣來總結他的研究于中國歷史學的意義呢？網易微博上，我發出一條“悼高華”的微博後，有一位網友回應說，“高華有如歷史黑洞中的螢火蟲，如今飄然而去”。初看這句話時，我愣了一下，怎麼就是一只螢火蟲呢？但轉念一想，覺得真是酷評，相對于中國那長達五千余年的漫漫歷史，相對于那充滿了謊言與文飾的歷史黑洞，高華對中國共產革命那段特殊歷史的分析，不就像是一只螢火蟲嗎？不僅是他，還有我，以及其他同代學人，如果都能夠像一只螢火蟲那樣發光，也許今天的中國會多些光亮。

作者為中國人權（紐約）高級研究員

愿時光倒流

胡杰

高華去世後，大腦中揮之不去的五粒字：“愿時光倒流”。我相信這是冥冥上蒼的提示，要我編輯一部高華的紀錄片。遺憾的是，作為紀錄片工作者和高華的好朋友，時間和環境沒允許我完成紀錄他生活和思想的拍攝計劃。

第一次見到高華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熊景明老師對我說，她的兩個好朋友都住在南京，竟不認識。就這樣，2005年5月的一個傍晚，我們在南京一個光線溫暖的茶社見面了。高華精力充沛，學養深厚，思想深邃；性格開朗謙和，笑容細膩親切。在那之後，我遇到歷史問題，就會去請教高華老師，他則總是條理清晰地為我講解問題的來龍去脈，告訴我誰寫過什麽書，在這個領域有些怎樣的研究。

我習慣去哪都帶上攝像機，自然也在和高華相聚的時候拍下了他和他的朋友們。因為熟悉了，拍得行雲流水，十分隨意。有朋友說，高華愛玩，其實我覺得高華不管對現實、歷史和大自然，都有一種新奇感。我拍過他和朋友們放聲唱歌，還拍過克鋼、肖今夫婦邀請我們去彝族山寨參加火把節時，高華像一個頑童，獨自舉著兩米長的火把，神情專注地在夜色茫茫的山路上行走。

采訪高華

僅有一次比較正式地采訪高華，是在2009年11月。我知道他在上海做了肝臟手術，便從四川成都趕到上海，先和從美國來看望他的、圣地亞哥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常成會合，然後同去一個叫長海一村的居民區。[4-1]

那個居民樓裏正在裝修，電錘聲連續不斷，開門的是高華的義子孫斌，高華的愛人小劉也在。（小劉這個名字是跟著景明老師叫順嘴的，其實，她和高華是初中同學，我應該叫劉老師）手術後的高華感覺有點單薄，但平靜安然，穿淺藍色襯衣，外罩駝色毛衣。他幽默地說，我現在是與床為伍。

這是個一居室的單元房，40W的日光燈管貼在天花板上，清冷的光線撒下，完全不適合讀書。床很簡易，床頭和緊挨床頭的椅子上摞著書。餐桌上也擺滿了書和瓶瓶罐罐。上面有一本龍應臺的《大江大海》，我們便從此書談起。

他說，龍應臺的這本書，最重要的方面是歷史觀，人民史觀，站在普通平民百姓的角度回望歷史。她說自己不管什麽正義非正義，不討論這些東西，不去討論這些宏大的字眼。她是看，這次戰爭帶來的破壞離亂，對普通百姓生命的摧殘。你們不同黨派彼此征伐，各為利益，各有各的價值觀，但是這一切中間隱藏了多少不義、不公和對普通人生命的踐踏。她表達出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同時也是質疑勝利或失敗。這個質疑價值很大。六十年來，我們很少看到對內戰的反省。我當時看了很感動。她的那些材料，類似的材料我也看過很多，最重要的是建立在這種材料基礎上對這段歷史的一個新的解釋。這樣一種新的角度、新的觀點非常值得人們重視，她能有這種史觀是很了不起。

我也問了沉重的問題：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裏，我看到你是完全認識到極權體制這一點，但是你書中沒有用極權這個詞。

高華說，我沒有。這個詞長期以來都有一個預設，一般被指認為兩種社會現狀。一是德國的法西斯體制，二是蘇聯斯大林或者共產黨的一種體制。那麽，特別是在二戰以後，德國這個體制已經被消滅了。在這本書裏面，我一次都沒有用極權這個詞，我當時想過的，要不要用這個概念來概括我所描述的這個現象？我想我暫時不這麽急給它一個定語。我就是把現象先描述出來，讓世人評說。

我問，我在看林昭資料的時候，她居然能夠在獄中，也就是1960到1966年這段時間，就說，中共政權是極權專制。我第一次讀到這個詞的時候，心裏緊張得砰砰跳。我不知道她在獄中怎麼就有這樣的判斷，她的思想資源來自哪裏？

他說，首先，她的資源跟她讀的一些東西有關係，她在北大學習期間，肯定讀過一些普通人接觸不到的東西，例如蘇共二十大的一些材料。當然這僅是我的推測。其次，1956年、1957年以後，內部參考報道的，英美對蘇共二十大報告的反映裏面，大量地用極權這個詞。第三，是林昭性格使然，她的思想具有決絕性和徹底性。極權這個詞，是共產黨最不能接受的詞，用了這個詞。你就和體制決裂了，完全不一樣了。我們看八十年代，那時思想解放運動風起雲涌，出現過這樣一些詞，什麽蘇聯東歐集權體制，全部是用集中的集，而不用極權的極。極權這個詞在中國能公開登堂入室，到現在幾乎還沒有。八十年代這個詞匯（出現）是跟一個美國學者、芝加哥大學的鄒讜有關係。他用巧妙的語言學轉換，比如他說，威權主義、權威主義、絕對主義、後極權主義，什麽什麽的，慢慢過渡到這個詞。極權在中國語境中出現不是一天的事情。首先從1985、1986年鄒讜到北大做報告，開政治學講習班，慢慢把這個詞給它換個詞。以後又到米蘭・昆德拉、哈維爾，這跟崔衛平的努力有關係。崔衛平在翻譯哈維爾的作品時，把極權這兩個字直接點出來了。所以，林昭在那個年代用這個詞，表明她的思想走得很遠，或者是她的一個徹底性。實際上，她應該知道，用這個詞是非常危險的，是在刀鋒上跳舞。這個詞碰到中共的神經，它不能接受。

我又問，那時候阿倫特的觀點有沒有進入到國內？

高華說，在國內沒有。應該講，曾經出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到六十年代內部出版的一些書裏面，（比如）內部出過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我自己在圖書館裏看過《英美資產階級對中國近代史的論述》上下兩冊，裏面有過極權這些詞。它特別寫到1949年以後，蘇聯極權體制在新中國的體制裏已經建立起來了，這個體制是斯大林時的極權體制。但是內部出版物用的這些詞，林昭能不能看到，我不能判斷。所以，林昭的思想資料是從那兒來的？今天還需要繼續研究。

我們也會聊些輕松的話題，那時唱紅很熱鬧，就連和尚、道士都加入了唱紅歌的隊列，文革時期也不曾見過。高華說，在公園裏唱紅歌的退休的人，我想不是認為紅歌有多么好聽、多么正確。而是想到他們自己，他們那個群體，在那段過往的歲月，想到那些艱難時世，而不是紅歌感染了自己。上海的生活是最資本主義化的，而另一方面也在唱紅歌。它們交織在一起。而組織唱紅歌的，是繼續講執政的合法性。

因他剛動手術不久，我們商定好，采訪不超過一小時，以免影響他的休息。中午，小劉在小廚房裏炒了兩個菜，一個是西紅柿，一個是青菜蘑菇。她說，剛到上海時，是住在三家合住的單元房裏，三家合用一個衛生間和一個廚房。醫院只是做手術，一個星期就要出院，其他的治療和檢查就要在醫院邊上找地方住下來進行。

樓上的電錘一直鏗鏘震響著。高華很悠然地說，這沒什麽，我們就是在這樣一種生存環境中。慢慢在康復，也在看書，也在和朋友聊天，我覺得也可以了。我不在意的，破破爛爛我根本不在意的。

心懷感激

也是在那天的采訪中，高華夫婦如數家珍般向我報了一大串名字，我聽了很感動。那是高華在上海手術前後，給予他關心的一部分人。我按照高華生前的心愿，大致整理如下。

小劉：他生病兩年，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香港中文大學的熊景明老師，一直把高華的情況向高華的朋友和關心他的人匯報。然後有很多人關照他，在精神上、經濟上給他很大的支持。胡杰你們夫婦倆經常到我們家來。[4-2]人在生病的時候在困難的時候有人來，給你一種精神的鼓舞。

高華：在美國的李曉林，在台灣的龍應臺、陳永發，在瑞士的張寧教授，真的非常好！法國的南柯力教授也發短信給我關心慰問。上海還有許多朋友，像蕭功秦、許紀霖、金大陸、朱學勤和能近基金會的朋友，都來看我。

小劉：還有沙飛的女兒王雁女士非常關心高華。

高華：復旦大學的金光耀，上海社科院的王維江來看望過，還有華東師大的張書記多年來對我非常關心。就是我出院的前一天，張濟順書記、楊奎松、沈志華，還有沈志華的夫人李丹慧，也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們都到醫院來看望，都非常關心。

小劉：南大歷史系的書記和工會主席，還有系裏的兩位老師在高華手術那天來看高華。當時，高華在重癥監護室，雖然沒見到高華。但我們很感謝他們。

高華：最讓我感動的是許倬雲先生。許先生對我身體特別關心，他談了自己一生都在疼痛中的感受，另外，他談了台灣一些病友怎麼面對這樣的事情。我來上海治療的時間裏，許先生給我來過幾次信，詢問了治療情況。他還給南大的領導打了招呼，談了我醫療報銷等具體的情況。後來，南大書記也通過系主任陳謙平帶話表示關心。

小劉：還有香港的陳方正人特別好。

高華：還有羅恩惠，她一直很關心，寫了很多信。她的好朋友、香港的余俊豪醫生請他在上海的同事，多次來電話詢問。華東師大的張書記介紹了長海醫院的主任醫生、博士生導師，這位醫師和我的主刀醫生是同事。還有錢文忠幫忙，還有鳳凰衛視的楊錦麟請劉長樂出面，鳳凰衛視常駐上海的記者，專門到東方肝膽外科醫院找院長。上海著名的一個文化評論家朱大可也請朋友幫忙，找到東方肝膽外科醫院。方方面面不同渠道的朋友一起幫忙（都是為了這次手術）。醫院的楊廣順教授醫術高明人也很好，特別是他有一個團隊，給了我很好的照顧。這個醫院的技術是非常優秀的。我衷心地感謝他們。

小劉：還有煌哥，周繼煌先生真的非常好。熱情邀請我們住在他上海的女兒家，因為交通的問題我們沒去。還有季風書店的嚴搏非、楊小榕等等，都給予了幫助和支持。

高華：我的學生周孜正是一個特別善良的人，我在手術前他就特別關心。

小劉：第一次高華住在中山醫院的時候，他的博士劉德軍陪著我們過來。這次在這裏住院，在南京的范駿、胡清寧、陳聲玥、孫雲，專程從南京、從鎮江趕過來。

高華：在上海的學生，他們時時過來，像馬立民、劉彥文、經先靜、姜超。在路上橫跨上海，來一趟要兩個多小時。經先靜已經做媽媽了，孩子很小，她讓她母親熬了魚湯送過來。姜超的爸爸媽媽是我們多年的好朋友，他們特地送來鴿子、甲魚和做湯的原料，都讓我很感動。

小劉：我們來上海看病，是南京的陸明霞特地開車送我們過來的，還有這裏的邱格屏。

高華：邱格屏是上海華東政法大學的教授，她和她的先生、孩子一起來看望，還主動提出來，我們回南京時，要把我們送回去。

小劉：熊老師在高華生病中是最關心的，她說，她是消息總匯。而且，我們在中山醫院住院時，她是每天一兩個電話，真的讓我們感到非常溫暖。我當時就跟熊老師說，你是我們的天使。她說，你們也是我的天使。

⋯⋯

但由于我的記錄不全，有一些遺漏。這篇稿子完成後，我請教過小劉。她說：還有好多人沒有寫上，如北京的江榮生等等，他們始終在關心高華。在此，我要在這裏加上一句：感謝沒有提到名字的朋友們，同時也請他們原諒我。

紀錄片《讓時光倒流》是我們回頭凝望我們和高華共同行走的那段歷史。那段歷史并沒有走出我們的靈魂，它就貼在城市的墻上和地溝油流淌在一起。它依然睜著眼睛，在億萬獻身革命和被革命吞噬的白骨中呼吸。是這個歷史學家用鋒利的手術刀，精心地剝離著附在我們靈魂上的陰影。我們為什麽會對一個歷史學家這樣熱愛，在歷史上的今天？

作者為獨立紀錄片導演

學術之樹常青

金大陸

［一］

2011年10月15日，我和光耀教授到南京完成文革人物訪談後，去看望了高華。上午電話聯系時，感覺高華的聲音有點輕，我心中有點“緊”。見面後看到他瘦了些，依然精神，心就放“寬”了。我將《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社會生活史》精裝本遞給高華，說我是一定要親自送上門來的。他說已知道你這本書出版了，題目很好，很有意味。

這是我第一次踏進高華的家（前幾次都是找一個茶館聊天），高華帶我們看了他的臥室、書房，不大，乾淨、整齊。原來這個富有使命的歷史學家的許多精彩論述和見解，都是在這兒孕育，創作的。高華正在住院，但每晚都回家住，家裏安靜踏實。令人感覺高華很戀家，戀家就是戀生活、戀生命。一個有擔待的人戀家，這兩種情感的融合，沒有大格局是盛不下的。那天，小劉坐在一張小矮凳上靜靜地聽我們聊，很輕松，很愉快。

兩個月後竟然傳來噩耗。我恍惚，心有點抖。12月27日當晚，在我平素記的《文革工作日志》中，竟情不自禁地反復粘貼“我真的對高華的病情不敏感！”，所記如下：我真的對高華的病情不敏感！為什麽不敏感，是實在想不到高華會離我們而去。我真的對高華的病情不敏感！上午，手機鈴響，我聽傳來的聲音是：我是高華的學生，我立刻想到是高華的那位胖胖的男學生，許多年前就是高華派他來取文革資料的。那時，高華大概正準備寫作《紅太陽是怎樣降落的》（我這麽稱呼）。我真的對高華的病情不敏感！我還反復問你是那位胖胖的學生嗎？是來取過材料的那位嗎？直至對方說我不是，我是高華家的小孫，是在上海陪高華看病的小孫，與你見過面的，我還沒有明白過來。我真的對高華的病情不敏感！其實，這時應該敏感了，應該緊張了，但一點都沒有。我真的對高華的病情不敏感！我竟然還問你有什麽事？

突然，我感覺那邊小孫的語氣低沉了，小孫說高華昨晚去世了。疼痛，從內心深處襲來的疼痛，有點抖。我真的對高華的病情不敏感！兩個月前，去南京采訪的時候，還和光耀抽空去看望了高華，感覺高華精神爽朗，生命長駐。前些天還想到元旦要給高華打電話，恭賀新年。前些天與趙修義教授去松江查看文革遺址，因趙住在師大二村，還講到高華生病時我也曾來過二村，趙說與高華是神交。我真的對高華的病情不敏感！為什麽不敏感，是不愿高華離我們大家而去！

一天恍惚，沒寫幾個字。給光耀、慶全、筱才、吳駟，維江、兆奇，還給熊月之所長和趙修義教授打電話。我真的對高華的病情不敏感！心一直有點抖。網上有人說：天妒英才，還有人聯系12月26日胡思亂想⋯⋯難道真是天誅嗎？我說：大道指天啊！

我立即給熊景明老師發郵件，我要到南京送高華。所中同事王維江曾為五十年代知識分子改造的課題請教過高華，維江傷感地說，他正以《史林》編輯部的名義給高華寫賀卡，我的電話鈴響了⋯⋯他也要去南京送高華。

12月30日，高華的追悼會。許許多多相識不相識的同道們圍在大廳裏。當我走近高華的時候，見他躺在鮮花叢中，耳邊一直回響著他朗朗的帶著一點南京音的稱呼：“大陸啊⋯⋯”以後再也聽不到了。小劉說：金大陸老師，你來送高華啦！我的眼眶立刻濕潤了。我是很少很少在公眾場合流淚的人，大概幾十年都沒有過！

在追悼會現場，相遇的上海學者有曹樹基、蕭功秦、許紀霖、朱學勤等，但第一個是陳映芳。我知道陳映芳已經從華師大調往交大了，數月來，我一直在期待有個機會，親手將《非常與正常》送給她。我大聲對陳映芳說：真沒想到是在高華的追悼會上遇見你啊！陳映芳愣愣地看著我，她不明白我的意思——其實，這裏面是有緣份的。2006年的春天，正是陳映芳向熊景明推薦了我，我才得以在中大與高華相識了。

我沒有對任何人說，12月30日那天，是我的生日。回來後我在《工作日志》中寫了一句：以我62歲的生日面對高華57歲的祭日，傷痛之情，難以平復，唯一的指向就是：懷念朋友，珍惜生命，勤奮工作。

［二］

2006年4月1日上午，我到達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景明老師已在那兒等我了，她告訴我高華也在中心。我不認識高華，但知道他，讀過他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而且我手中的這本是高華拿到樣書後第一個送出去的簽名本（簽送給姚大力教授的）。對我們搞文革研究的來說，讀《紅太陽》是必需的，否則很難理解晚年毛澤東在“兩件大事”中的糾結，以及許多事件、事變的來龍去脈。

當天下午就是中心的遠足日。我和華中科技大學的吳毅教授走出雅禮賓館，看見百米之外的大樹下站著一個腰板挺直、滿頭華發的人。吳毅對我說這是高華，當時給我的第一個直感：這是一只在森林中飛翔的“白頭翁”。

相互介紹後，高華竟然知道我搞過“老三屆”研究，我說現在為課題做《上海文革社會史》，以準備《上海文革日志》和文革人物《年譜》。一路上，高華向我講述了即將于5月份在美國紐約大學召開的關于文革40周年會議的一些情況，并表示我能搞清上海文革時期的衣食住行很有意義。當時，我不知道高華的研究已進入文革，有涉足（林案研究）晚年毛的打算。只是感覺他人很隨和，信息量很大，談得很投機。

就是在那天，還發生了一件後來被景明津津樂道的“上海好人事件”。遠足中途休息的時候，高華說腰傷犯了不能坐。我是打球時腰部扭傷貼了膏藥來香港的，便說我帶有奇正藏藥，景明說那你趕快給高華送去。回到雅禮賓館，我還對高華說一會就給你送來。誰知我回屋翻遍行李不見那幾袋傷藥，急出一頭汗，趕緊給上海的太太打電話，原來這惱人的膏藥忘記在茶幾上。我囑咐太太一定快件寄出。第二天上午，我在中心碰到高華和景明，悶頭不吱聲，心中十分不安，轉身便直接給在《深圳特區報》任職的學生打電話，叮囑她無論如何利用報社的往來專車買膏藥送過來。一會兒，景明果真找我要藥來了，我當時滿臉通紅，囁嚅著說明情況。景明大聲說，你們一個腰痛不好意思開口，一個又找不到藥不好意思解釋。她贊我急他人之苦，解他人之難，其實我為自己失信頗為不安。

不久，景明約我和高華去她家作客，還安排我倆出席在中大和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辦的紀錄片節。不久，《炎黃春秋》的徐慶全到了，這個性格豪爽的“達人”帶來了許多有意思的話題。于是，在近一個月的時間裏，我們這個團隊白天在中心工作，傍晚在操場散步，不時還有台灣學者、外籍學者加入進來，古今中外，談天說地，甚是熱鬧、歡喜。

我知道高華寫作《紅太陽》，一定程度上源于文革時期的經歷和感悟，閱讀和思考。這種回溯性的歷史追問，是將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命運串聯在一起，看其中種種關係和格局的緣起、排布和演變，確實需要大勇氣、大情懷、大智慧。

我更知道高華寫作《紅太陽》的態度是學術的。因為面對“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包含“繼續革命”）如此尖銳和尖端的問題，任何服務于某種要旨的意識形態化的解釋，任何追隨著某種利益需求而情緒化的辯護，都是經不起歷史之錘敲打的。作為一個崇尚秉筆直書、讀《報任安書》而內心激動的歷史學家，必然以據事言理、求真求實為依歸。

學術的態度不僅是嚴肅的也是冷靜的，誠如高華在《紅太陽》的“前言”和“後記”中所說：“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運用其政治優勢，徹底改組中共上層機構，重建以毛為絕對主宰的上層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同時，延安整風運動又是毛澤東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徹底轉換中共的‘俄化’氣質，將中共改造成為毛澤東的中共的過程。”“站在二十世紀全局觀，二十年代後中國共產革命之風起雲涌，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持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成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但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後又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產生若干消極作用，極左思想、權謀政治匯溪成流，終至釀成建國後思想領域一系列過左的政治運動直至‘文革’慘禍。”披覽高華《紅太陽》研究題旨中的這些關鍵話語，誰能說這不是一個學者真誠而透辟的研究呢！所以，在中心這段不長也不短的時日裏，我和高華時常談論一些從同一政治文化中延伸出來的，文革的材料和話題。

一天，我做完文革題材的午餐報告會後，高華對我說，他正和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作一個項目，主題是從1949年到1981年的中國，他承擔了1969年到1971年的分冊。這正是中共九大到林彪爆炸的那一段。我承認正是林案擊毀了我對文革的認同和想象，我脫口而出：這不就是寫作《紅太陽是怎樣降落的》嗎？！我清楚地記得高華靠在一排書架旁，看看我，沒有響應。我立刻領悟到：高華是謹慎的。面對如此重大而復雜的題材（甚或是如此復雜而艱難的研究環境），謹慎的態度在層面上是智慧的，在底座中則一定是以學術為支撐的。其實，不管是作為自然人，還是作為政治人，只要進入歷史學的軌道，任何偉人的“升起”和“降落”都是正常的、真實的。而只有讓偉人回到學術的真實，偉人才是真實的偉人（那些為偉人涂抹色彩的非學術的行為，只能是侮慢偉人）。高華還對我說，此地的優勢是可以放開講，但資料的局限性仍很大，并希望看看我的一些研究。我答應回去後將已發表的文革社會史的文章打包傳來，高華說未刊稿也行。

在中心，我知道高華的心臟有點毛病，景明是高華的“知心姐姐”，若沒有記錯的話，好像她還幫高華請過香港的醫生。高華的煙癮實在太大，不一會兒就和慶全兄乘電梯下樓去了。看他倆吞雲吐霧，一副陶陶然的樣子，有時候我和吳毅碰上了參與聊天，也在旁邊吸著“二手煙”。景明總是沖著他倆訴說吸煙的危害，他倆總是回應一張燦爛的笑臉。

誰知，高華的心臟沒有出問題，肺部沒有出問題，卻是肝臟出了大問題。

［三］

回滬以後，我整理了一個材料包給高華。間或便有些郵件往來。

2006年11月14日，收到《二十一世紀》雜志第十月號，其中有高華討論林彪事件的文章。2007年3月17日，我接到高華郵件，希望提供《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等相關資料，“供急用”。我立即回復“同意提供”，并又電話溝通了高華派華師大博士生來復印的安排。在當天的《工作日志》中有如下記錄：“12日完成‘深挖洞’時還想到與高華溝通，果真就有了聯絡，屬靈犀之通。”我知道高華的又一部重要著述開筆了，且確實是進入了文革的主題。文革這個二十世紀中國乃至人類史上的重大運動，需要學術界作出詳盡而周至的描述，嚴肅而認真的解答。我期待高華的成功。不久，高華的那位高高胖胖的博士生就來復印資料了，他就是在追悼會現場指揮大家排隊進場的那位，現在我知道他叫周孜正，并讀了他在病房陪伴高華的一些記述。他對高華老師的敬愛和顧念令人感動。

僅僅過了一個月又十天，2007年4月27日，我打開郵箱，驚悉景明發來的郵件：高華疑似肝癌！希望上海的朋友幫忙！我立即給景明回復：但愿是虛驚。若確切，將是學術界的重大損失。接著，我又與蕭功秦聯系，得知高華已由華師大張濟順教授的關照，入住上海中山醫院做癌癥的介入療法。5月2日下午，我與姚大力一起去看望了高華。他面色紅潤，精神爽朗，心理狀態也調適得很好。我以為屬早期發現，是早期治療，不會再有太大的問題了。那天，高華告知我，他參與中大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國史研究的叢書，已寫作了十多萬字，完成了“清隊”、“一打三反”等重要章節。確立了“建立新秩序”的構架。我知道高華的這本著述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問世了，但我仍然期待著。

8月20日收到高華的郵件，如下：

七月中，我又去上海中山醫院，經CT檢查，發現腫瘤已被封包住，醫生說不需再做，待這月底去復查，幾次檢查，驗血都是正常的，問題在CT。現在我的身體還比較穩定，從外表上看不出有什麽異樣，前不久全家還應朋友之邀去雲南避暑一陣，由頭就是慶賀景明榮休。代問大力。

我回復如下：

知道你數次檢查均安全，十分高興。對一個有社會擔待的人來說，活著，活得安全，很要緊。因為你已不是為自己活著了。景明堅持游泳就是榜樣。我現在每周打兩次球，只求出汗。你可散步，品茶，不吸煙，不喝酒，不拖拉檢查，不會有問題了。大家都祝福你。大力正在普陀山廟裏讀佛經，開學回滬後，我會轉告你的消息。不知你那本《紅太陽是怎樣降落的》（我這麽稱呼）進行得如何了？地久天長，不必著急。上半年，我寫成“深挖洞”、“野營拉練”兩文（以上海為中心），有些材料或許對你有用。

2007年，對高華來說，對高華所承擔的中國現當代史研究來說，真是巨大的不幸。

［四］

2008年，對高華來說，或許是穩定的、平靜的，甚或是樂觀的，但我相信隱約之中的擔憂和緊張總是存在。

這一年我還和高華共同參加了兩次學術活動。一次是所中同事王維江博士與德國漢堡大學有個關于五十年代中國人文學科的重建的合作項目，希望我牽線請教高華。我詢問高華的身體情況并試探是否可以應允，高華一口答應。那天是7月16日，我和維江還有一德國教授在南京一茶室與高華見面，具體談論的內容已模糊了，但高華說到他的研究無法申請任何課題，不可能有一分錢的資助，使我深為感嘆。確實，高華的研究關涉到中共的領袖和政治，但有關管理部門為什麽分不清“政治的學術”與“學術的政治”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兩回事呢。前者的政治是統轄學術的，即學術是服從于政治的；後者的政治是學術的對象，即學術是指對和破解政治的。況且，越是因為政治的復雜，事理的復雜，人性的復雜，越是要堅持學術的立場。如此才能跳脫到一個清醒而獨立的位置上，如此才會有獨樹一幟的創造和價值，如此才是學術的本分。我為高華不經意的一句話默然疼痛。事後，維江計劃由高華帶一研究生去漢堡大學演講。

另一次學術活動是11月份，參加交大歷史學系曹樹基教授主持的“革命與戰爭”討論會。那次會上曾就史實和方法論發生數起爭論，記得高華的發言穩重而平和。那次也有學者從方法上質疑我文革社會史的“下端”研究，會後，高華認真地對我說：你的研究路數是對的。11月份已是深秋初冬了，高華給我的感覺并沒有畏寒怕冷，仍然聲音洪亮，身手敏捷，完全不似一個病人。直至2009年4月，高華還來電詢問出席漢堡會議需提交大綱之事宜。

大概突變就是發生在寬松之時。2009年9月30日晚，驚見高華郵件，說這次復查的結論不好，節後要到上海手術。同時要我通知維江，漢堡的會議肯定不能去了。10月2日，再見高華兩個郵件，說片子證實不好。不久，高華入住上海東方肝膽醫院。我和維江去探望等待手術的他。高華不像個病人，還反問我的研究情況，我說了《張春橋文革年譜長編》的進展、體例和計劃，高華高興地說要早日看到我的成果。但高華沒有提及自己的那本國史著述，我也不敢提及。探視中，我悄悄地注意到，每當有醫生、護士進房時，高華的神情會略顯緊張。人啊！畢竟這一刀也是生死關頭。

術後，我和光耀帶著鮮花去病房祝福高華，見高華的枕邊放著許倬雲的書，小劉說高華離不開書。我們共同祝福高華又闖過了一關。

［五］

2009年11月1日，接到景明的郵件，提議從高華開始，啟動“歷史學家訪談系列”，幫助他傾吐觀點和思想。第二天上午，景明又直接打來電話，再談采訪高華的事，并認為這對療傷（包括身心）和學術都有意義。景明人在香港，且比我們都冷靜，深遠。我知道高華第二天就要臨時出院，等待第二次微創手術。我趕緊與光耀聯系，由光耀派了位研究生帶上錄像器材，隨我趕赴醫院。

那天的事來得很突然，因沒有準備，只是為高華做了一段“開場白”的錄像。記得高華談到近日在病床上讀許倬雲和龍應臺的書，為其澎湃的氣勢和深深的人性所打動，國共兩黨要集體地面對自“抗戰”勝利後的這段歷史，它再也不是什麽勝者或敗者的歷史了，而應是這個國家的人民的歷史。高華說術後的疼痛他沒有流淚，但面對大江大海般的民族的悲情他流淚了。史家有擔待，小處有探求，大處有情懷。那天高華送了新書《革命年代》，在出租車上我翻閱“代自序”，為一個細節所震動：1967年文革的第二個年頭，高華一個小學生，扒貨車從南京到上海，在南京路、外灘留連兩天。而此時此刻的我，一個中學生，正扒著貨車從上海去重慶。多么相同的奇特而驚險人生經歷呵！

當晚，我給景明發送郵件（同時轉發慶全），報告情況如下：

接到你上午電話後，我即與高華聯系，他非常贊同“歷史學家訪談系列”的創意，并答應我下午即去。因為我想趕在明天出院前，將高華手術住的31床的環境拍下來，這十多天也是他生命的重要時刻，并順便談談如何立個提綱，如何操作等。下午３時半，我與高華搞了一個半小時的錄像訪談，主要談這件事的緣起，算是開個頭。錄像開始前正巧主任查房，主任說高肝功能已全部正常。我不會讓高華產生“來日無多”的感覺，反而高華說我每每去，總給他帶來好的消息，請放心。

11月16日，又接景明郵件，說幾個年輕的學者看望高華後感覺良好。我立即回復如下：

一直在等待高華第二次做微創手術，但愿一切順利。上次在31病床啟動性地為高華做的錄像，保存在復旦大學歷史系金光耀教授處，現在有高華的學生來，可否讓他們帶回去，將來整體運作時可供參考和使用。現在已近九點了，已不方便與高華聯系。

此後，我又與維江、馬軍（所中同事）去看望了高華。那時，高華租住在東方肝膽醫院後面的出租房裏，等待第二次入院。那次，我沒有忘記景明關于采訪高華的叮囑，但我沒有開口，高華也沒有開口。他不開口，或許是怕給我們添麻煩，我不開口，則是心裏總橫亙著一個障礙（盡管我說過，不會讓高華產生“來日無多”的感覺），生怕有種“不吉利”的攪擾。最近，讀到楊奎松教授悼念高華的文章，也提到沒有在最後時刻完成對高華長談的遺憾。而楊教授沒有抓緊，大概也是存在這種不愿浮想的心理障礙。現在想想景明老師是對的。

那天，告別高華後，我和維江、馬軍默默地在馬路上走了一段。眼看一個中國現當代史的開創學者，一個以求真求實為學術生命的教授，就這麽冷落在一間民房裏，心中很不是滋味。

［六］

自2009年秋天的手術後，高華時而會來上海復查，或去上海龍華醫院堅持中醫治療。因我和光耀教授有一位主要的采訪人物在南京，所以也會與高華在南京見面，并保持郵件與電話的往來。

記得有一次與高華聊起《張春橋文革年譜長編》的情況，我說一直在進行，曾輯錄過一個《張春橋〈文革〉年譜23例》給慶全，都是獨家的材料，大概是體例的問題，慶全那兒也不能用。我還聽光耀說香港中大出版社正在關注張春橋研究的選題。高華告訴我劉××是“張迷”，“張迷”有成片的趨勢。高華說他寄希望于我的年譜，并認為是更重要的更有價值的。這只是一般的工作閑聊，我無意也不忍拜托高華為我去做些什麽。不久，卻意外收到高華的郵件，是他寫給中大出版社甘琦的，其中專門說了我的研究：“從各方面講，他都是一位非常合適的人選，史料功夫和分析能力都是上乘的，我鄭重推薦此人！”我感謝高華對我學術研究的認同和信任。一個重病之人，沒有纏綿病榻，而是始終關注著學術，關注著現當代中國的大情節、大問題。現在，高華去世了，我將在《張年譜》正式在中大出版的時候，在扉頁上題寫“謹將此書獻給朋友高華”。

2010年6月5日，我和光耀利用采訪的間隙，與高華在南大附近的茶室見面，沙飛的女兒王雁也在座。查那天的《工作日志》記：“與高華見面。高臉色紅潤，音色洪亮，不會有什麽問題。聊天很愉快。晚動車回滬。見中大景明老師郵件：13日到上海，屆時高華正巧要來上海龍華醫院。

6月14日下午，與景明、高華，還有上海的朋友維江、陳映芳等相約在外灘。熊月之所長宴請大家。席間，熊所長悄悄對我說，高華很精神，一點都不像個病人。而後，我帶領大家夜游了黃浦江。江風習習，兩岸的燈光璀璨迷人，但大家只是乘游輪轉彎看了幾眼，拍了照片，更多的時候都是圍坐在一起娓娓而談。誰也沒有認真地思忖過什麽，直至這次維江把照片發給我，我發給景明老師，她說夜游黃浦江是高華最後一次“游玩”——我很傷心，又有點寬慰。

兩個月後的8月30日，我的電腦中出現了景明的郵件，如下：

高華因消化道出血住進醫院近十天了。是肝硬化引起的食道靜脈曲張（據說50％的肝硬化晚期病人都是因此引起大出血而亡）。醫生說他的靜脈曲張情況嚴重。下周正好有這方面的專家到南京開會，故醫生提議由專家替他做封蓋曲張部位的手術。他還沒有決定是否接受手術。手術有風險，不做的話，也隨時處于危險狀態。聽起來他的情緒還穩定。

我的回復如下：

很焦急，很擔憂。我會打電話給高華，給他鼓勵和祝福。我問了有關人士，好像還是應該手術，否則隨時有危險。不是你們來上海時，他還很好嗎？臉色也很好。祝福高華。

2011年12月26日，高華終以肝衰竭大出血而謝世。

在我與高華交往不長的近六年的時間裏，高華有近五年在抗癌。他的樂觀和堅強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高華對學術所持的抱負、勇敢和睿智是大家共享的財富。然而，我進一步要說的是（在一片痛悼聲中，我不愿引述網上來自不同向度的嘰咕）：高華不是某種政治符號的代言，更不能成為某種政治價值和政治倫理的抵押。高華就是高華，高華就是他自己。高華是學術的，學術之樹常青。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海闊天空，赤誠相見

錢鋼

高華走了。他走後的許多天裏，我一直在回想：是哪年哪月哪天？在哪裏？我們曾談過什麽？我自認和高華是相知相得的故交，但屈指算來，交往竟如此之少，我們見面不超過十次，其中半數是眾人聚會。

2000年5月20日，上海大學召開現代化與社會變遷國際研討會，朱學勤邀請我參加。他當時正籌備1949年以來當代史的研究計劃，想參照費正清劍橋史的編撰方式，約請專家分專題論述。他和我商量能否參與研究災害史或軍事史，并告知，會請葛劍雄寫行政區劃史，高華寫政黨史等。那幾年常聽學勤提到“高華”這個名字，知道是位研究延安整風運動的著名學者。頭一天未見高華，第二天他到了。

高華熱情隨和，一見如故。我還真以為這是頭一回見面，他卻說，12年沒見了⋯⋯他提醒，1988年，我們曾在“京豐賓館會議”上相遇。

“京豐賓館會議”算得上歷史事件，其正式名稱是“全國現代化理論研討會”，1988年11月10日到13日在北京召開。雖有李銳、于光遠、李慎之等高官到會，但實際上是由北京國防經濟研究會、北京社會與科技發展研究所、《經濟學周報》共同舉辦的一次罕有的民間論壇。時值政治體制改革漲潮期，二三百位學者（還有企業家）集聚一堂，我認識的有孫立平、鄭也夫、劉東、曹遠征、蕭功秦、周舵等人。此會宏論滔滔，大會、小會、會場外、客房，到處聽到慷慨激昂的討論，其間新權威主義派與激進民主派還爆發了激烈論戰。而最讓我難忘的是會上特別濃厚的史學氛圍，許多人在談“明治維新”、“洋務運動”、“戊戌”、“五四”。

我才想起那次在蕭功秦住處見過一名叫高華的南京大學教師，但印象較淡。他在我的筆記本上留了姓名地址，也告訴我，他在研究延安整風。隱約記得，這人謙和，沉默，坐在床邊，聽情緒激動的蕭功秦對曹遠征講述袁世凱的功過（當時體改所的曹遠征似對“開明專制”發生興趣）。此時在上海大學，當我將眼前這位蜚聲海內外的黨史大家（他剛剛在香港出版了《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和12年前那位低調的南京學者聯系在一起時，心被觸動。12年，好一個厲害的磨劍人。

我和高華的交往，是從2000年5月21日下午才真正開始的。寒暄數語，我們就直奔要害，討論起“1963年林彪的病情”、“毛澤東為什麽拋棄他的嫡系羅瑞卿”等問題。那時我渴望向他傾訴，向他求證。兩人關注點相近，彼此又毫無保留，完全信賴對方。我們干脆缺席大會，在會場外的長椅上切磋甚歡。我看出高華的關注點已轉向1949後的黨史，特別是林彪、文革。

2001年4月初，高華經廣州去香港，恰逢林彪之女林立衡在穗。兩人都想見見對方，我從中牽線安排了見面。我們還參加了一場特別的宴會：幾位林彪麾下的將領見林立衡，其中有文革中新疆第一把手龍書金、吉林第一把手王淮湘。高華乘直通車赴港前，我們還用半天參觀了黃埔軍校舊址。

這回相處，我對高華考證史實的一絲不茍有了直接的印象。我在軍隊21年，半數時間當《解放軍報》記者，離開軍隊後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搜集研究林彪資料，但困難重重；加之卷入不同媒體，此事時斷時續。我對高華說，林的歷史，可裁為三截。首段為1949年前，中段為建國到“九大”，末段的核心是“九・一三”事件。現在首段已無禁區，媒體、書籍乃至電影，都已為“軍事家林彪”正名。末段最關鍵處，在于高層資料解密和當事人說出真相，否則歷史難寫。而資料較為易得的中段，人們似乎興趣索然，但我極為看重，其中包括軍隊如何卷入政治這一問題。我說我想攻中段，高華支持。

在廣州見他一個多月後，我們聚首南京。我所任職的《南方周末》舉行“校園行”活動，我和同事們來到南大。高華是傾力幫助南周的諸多學者之一，他特意向錢乘旦教授引薦，邀請我在錢教授主持的大型講壇上作公開演講。這是2001年5月17日，我的講題是“南方周末與新聞改革”。那晚我和在座師生情緒都有些激動。高華坐在第一排，不時向我會意地點頭微笑。結束時，他和我握手許久，說：“錢鋼啊，講得好！”

然而僅幾天後，《南方周末》遇到麻煩。和此前已經多次發生過的一樣，我們的報道出事，班子調整。我的常務副主編職務被免除了。不過從新聞一線退下，使我有機會重返歷史研究。應熊景明女士邀請，我在2001年8月訪問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在那裏從公開出版的資料入手，繼續研究“林彪中段”。我借鑒金觀濤、劉青峰兩位教授的關鍵詞計量分析方法，嘗試對已有數碼光盤的《解放軍報》作話語分析，寫成《紅色政治詞語的勃興和流變（1956—1969）》。2002年5月，我到南京大學和高華詳細討論該稿，得到他許多中肯的意見。

2003年春我到了香港大學，在一次聚會中見到高華。那天是他的生日，景明在寓所附近的餐廳邀朋友們相聚。當時聽大家祝賀高華50歲，我還納悶，他小我一歲，怎麼會先我進入半百？後來知道，其實是他的49周歲生日。那天我發現高華的頭發突然白了許多。

時間提速了。我開始在港大主持中國傳媒研究計劃，雖仍對歷史入迷，但被新聞的河流越卷越遠。高華則咬定他的目標，步步推進。我在學術刊物上讀到他談大饑荒、“四清”、文革、林彪的多篇論文。他逝世後，我從網上看到他在香港科技大學的兩次演講——“毛澤東何以發動文革”和“再探林彪事件”。

高華在演講中說，近年來，有關林彪的許多新材料被披露，許多新的解釋有價值，多數論著表現出對林彪很深的同情，但一些研究偏于主觀。他認為，研究者應該保持和研究對象的距離，特別不能對親屬的解釋照單全收，要縱深研究體制。我對這些話深有同感。高華的新課題難度極高。今天黨史研究仍被人為禁錮，解密時代尚未到來。

坦率地說，他對文革和林彪的研究，還沒有重大的突破。我在看兩個演講視頻的時候，時而叫好，時而不安。高華對史料有特殊的悟性。但我能看出他遇到史料闕如的瓶頸，也能體會，面對年輕人時表達的不易。會場上的笑聲，有的讓我覺得有什麽不對勁，可能他的某些表述，造成了臉譜化效果甚至誤讀。高華對史實有強大的邏輯建構能力，但這種能力也可能固化思維。我們以獨立的態度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是否也應該與自己的定見保持距離？

可以肯定，繼《紅太陽》後，高華已有下一部力作的攻堅計劃。我聽到了磨劍之聲，可惜沒有機會再和他切磋。我注意到他在香港科技大學的兩次演講都在2006年。一年後，他被查出肝癌。

病中的高華，對我一如既往地關注。很慚愧，我對林彪的研究幾乎停頓，他寄予希望的紅色詞語論文也未及修訂發表。2008年春，我使用傳媒話語研究方法，結合親歷，寫了一篇《紅心的故事》，貼到網上，算是那項研究的一份作業。那時奧運火炬傳遞風波引發抵制家樂福之類的風潮，網絡上滿是“紅心”。4月27日，我正行山，接到景明的電話，她說，高華來電話，推薦你的文章！不數日，汶川地震。我的焦點再次回到自然災害。我埋頭檢索分析，用三個月寫出《地震預警問題初探》。2008年8月31日，我給高華發郵件：

高華，你好嗎？非常想念！

我用了許多時間，陷在地震史料中。附件裏的文章，請指教！

錢鋼

兩天後，他回復：

錢鋼，

大作讀畢，一看就知道，你花了很多功夫和心血而寫成，全文嚴謹實證，極有說服力，最好能發表在南周或經濟觀察報，讓更多的人看到。

高華，9，2

這是一個重情義的朋友，真摯、溫暖。我想起高華，就能感受到他的鼓勵和期待。我們相見的最後一面，在2008年1月17日。那天，蕭今開車帶高華夫婦、熊景明到港大，參觀陸佑堂、圖書館，中午陳婉瑩請大家聚餐，我和龍應臺在座。下午，我和他們一行去了淺水灣、赤柱和山頂。在車上，他和訪問港大的年輕學者郭宇寬一路交談。我注意到罹患重癥的他的些微變化，在那天日記裏記述對他的印象：“朗聲地笑，一如既往地談（種種歷史細節），惟一能看出不同的是，他拍照，拍景致，被拍。留戀⋯⋯”

我一幕幕回想起和高華的交往，次數屈指可數，每一幕卻都栩栩如生。這不是祭文。我試圖借此較準確地記下這位史學家的幾段個人史料，我更想像從前一樣，和他快樂隨意地交流，海闊天空，赤誠相見。

2012年1月15日寫于香港大學

作者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

世風日下中一介傳統書生

宋永毅

在海外的華裔學者中，我算是和高華來往不少的了。2006年春我去香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講文革的課，他是主持人。以後又一起在雅禮賓館居住，少不了在一起煮酒論史，縱橫中外，沒日沒夜。有一天高華問我對他的印象，我沖口而出：“你身上‘小資產階級’的傳統書生味，大概隔一條馬路也能聞出來。”高華知我愛開玩笑，便當作幽默而默認了。今天細想，還真是點到了高華兄一介傳統書生的本色。

照理，我們這一代人是被文革切斷了與傳統文化所有聯系的一代。但是我和高華一接觸，便為他的儒雅而狷介、寬容而耿直、謹慎小心又不失良知的性情感染。他給我的感覺，絕對是我們這一代“紅衛兵”﹑“知青”出身的學者中的異類，至少更像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學院裏熏陶出來的。

當時我主編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出版後獲得了好評，也有異見。本來這是學界的常事，但個別學人仗著自己的關係背景和手頭有的幾份絕密文件，對數據庫的收藏進行過分的挑剔，又不肯捐獻自己的資料出來。對此，高華很不以為然。以高華兄的實證根底，他當然知道我們資料收集的不足，也對我直言過。但是他認為既然這是一項篳路藍縷、澤被于整個學界的基礎工程項目，大家就應當補臺，而不是拆臺，更不能借批評為名來抬高自己。高華是這麽想的，也是這麽做的。這些年來，經他之手或和他有關的默默無聞地捐獻給我們項目的珍貴文獻，就有數百篇之多。這種自覺的胸有全局的團隊精神，在今天的國內學界大概已經很少見了。

但高華畢竟生活在人欲橫流、世風日下的當代。有時他那種傳統書生氣，會給他帶來不小的誤會。記得一位史學界同仁給中大出版社投了一部有關文革的書稿，因為高華是該出版社的常任審稿人，便也托了他幫忙。高華對出版文革研究著作一直有著寬容、熱誠和責任感，便一口答應了。如果按當今國內學界的規矩，既然答應幫忙，便應一概說好話的。但最後他的評語雖然也有很多肯定出版的褒譽，卻又一一指出了不足之處。那本大作最後沒能在中大出版，使作者對高華產生了不小的誤解。因為兩邊都是我的朋友，我聽說了這一消息後，苦笑連連，心想：高華啊高華，你這個“傳統書生”也太不與時俱進了呵！

高華在和我一起論史時，對明代東林黨人“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人生信條一直推崇不已。盡管高華為文一向非常謹慎小心，但論及一些歷史事件的本質，他從來是鞭辟入裏、直搗黃龍的。記得2006年的一個春夜，我們談到1967年1月毛澤東最後一次接見劉少奇，都認為這是毛在打倒劉後，故意玩的“貓戲老鼠”的游戲。但是我提到劉少奇當時向毛提出的要求其實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的矯情。它們是：辭去《毛澤東全集》主編；允許帶妻兒回鄉種田；一人承擔責任，不要為難廣大幹部。這些要求很容易給政治權術老手的毛澤東造成一種劉不甘失敗的韜晦之計，而且夸大了全國幹部中的劉系人馬，進一步造成“一月革命”中對所有當權派的亂斗亂打。高華雖然也同意我的看法，但補充了一句說：“到了那種場合，即便劉少奇一進人民大會堂就一路跪哭到毛澤東面前，毛也是不會饒了他性命的。”他隨即舉了毛在延安整風中極端陰暗的報復做例子，真使我有一時撥雲見月之感。

高華在九十年代來過美國做短期訪學，在他得知自己的肝病後，一直想再來美國看看，尤其是他惦念著當年在華盛頓沒能參觀完的許多一流博物館。為此，我在2006年和2008年兩次邀請他來美開有關中國當代史的學術會議。他一開始都是一口答應，但最後都道歉不來了。說老實話，他的爽約也曾使我不高興，因為給他湊出一筆旅費也不是一件易事。但當我聽說真實的原因是，他怕因為參加了內容敏感的會議而被有關方面停止對他癌癥的貴重藥物的使用，心中不由掀起一陣陣不間斷的絞痛。什麽時候我們已經世風日下到了這種地步，以致一個儒雅謹慎的重病中的書生，連參加一個追溯歷史真相的學術會議，都要擔驚受怕到無藥治病的程度！

2011年12月26日，我在一批朋友們的群發郵件中獲悉高華英年早逝的噩耗，不由心潮澎湃，即刻回復：“高華是一個對歷史真相的孜孜不倦的探索者，他的精神永存！”——權以此句作這篇悼文的結尾吧。

作者為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

難忘高華

王維江

我的研究領域不是共和國史和黨史，無資格在這裏談論高華先生的學術成就。正因為如此，在2008年有幸結識他之後，我更多是以忠實“粉絲”的態度，關注他的研究和他的健康狀況，時常瀏覽他的個人網頁，不敢多給他寫電郵和打電話。後來他的個人網頁看不到了，只好期盼著他來上海復查身體的時候，見上一面。與高華先生的五次見面，深刻留存在我的記憶中，承其學生小周的推動，我把這些記憶寫出來，聊表緬懷之情。

結識高華先生，一下子就被他的人格和風度所吸引。那是2008年6月，我和當時漢堡大學的舒秦教授（Prof. Dr. Yvonne Schulz Zinda）以及柏林自由大學的博士生陶阿美（Marie-Theres Strauss）所組成的課題組（該課題由德國DFG基金資助，題目是“五十年代中國人文學科的重建”）一起，赴京采訪了四位老先生，其中何方先生回憶了自己在延安整風中的經歷和他對該運動的評價和反思。在返滬的火車上，我想到了《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的作者高華——由一個人格獨立的學者來認定一個人格獨立的親歷者的證詞，應當有助于我們加深理解這一段歷史，有助于我們理解五十年代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正巧敝所的金大陸老師是高華先生的老友，承他熱心聯絡，并陪同我和舒秦教授于7月16日前往南京拜訪，大陸老師在火車上轉達了高華的要求：一是見面的地點選在他家附近的一座茶館，二是不要錄音。我聽了有些意外，感覺即將要見到的高華先生或許是個謹小慎微的人，我甚至擔心此次訪談的效果。

走進茶館，高華先生帶著笑容迎了上來，白色的短袖襯衣和淺灰色的褲子簡單乾淨，無框眼鏡後面的眼神清澈柔和，雖滿頭的銀發，紅潤的臉龐顯示出生命的活力，我一時無法將他與肝癌患者聯系起來。

談話自然從何方先生的訪談錄起頭，盡管與何老先生的看法大多契合，但高華先生平靜的語氣，微笑的面孔，很快緩解了話題的沉重。更讓我感到驚訝的是，他始終以“老人家”來稱呼自己所研究的對象，這樣的稱呼出自他的口中，未帶絲毫的戲謔。

怕他受累，談話只持續了一個小時多一點。我們邀他吃晚飯，他答應了。他吃得不多，因為肝病，有些忌口。吃飯不是目的，他是在盡地主之誼，盡可能延長談話，讓我們不虛此行。

雖然沒有酒助興，我們依然談得投緣，舒秦教授邀請他參加課題組擬于翌年在漢堡大學召開的Workshop，他痛快地答應了，同時又謹慎地詢問：“是否可以攜妻子同行？她的費用自理。”舒秦教授說，沒有任何問題。

乘夜車返滬，車上，我對大陸老師說：“高先生學問好，待人好，風度也好。”

第二次見面是在兩個多月後的9月22日，他來上海復查身體，大陸老師做東，在五角場的一家餐廳聚首。高華先生的興致很高，因為主治醫生傾向于否定他患有肝癌的結論——面對疾病，他求生欲、樂觀和理性兼而有之，令人動容。那時華東師范大學在師大二村還給他保留著一套小房子，我家就在華師大附近，返程時我們同坐一輛出租車，我先送他，他過意不去，下車後執意陪我在二村裏走了一圈，說這是為了飯後消食。

第三、四次見面，他已被確診為肝癌，來滬做手術。術前我和大陸老師、金光耀老師去看望，他的神態一如既往，面帶微笑，看不到一點氣餒和憂傷。術後他住在醫院附近的出租屋裏，我和同事馬軍隨大陸老師前往探望，房間很舊很暗，也很擁擠，走道裏搭著一張鋼絲床。高華先生依舊微笑著，只是臉龐已不再紅潤。問起來滬治療的費用，高華先生微笑著轉換了話題。

第五次見面已是2010年6月14日，聚會是大陸老師安排的。他一直在外灘的檔案館查資料，碰頭地點就在檔案館的大廳。那天下著小雨，夏季溫度非常舒適，一眼看到高華先生，背著雙肩包，配著月白色的襯衣和米黃色的褲子，朝氣蓬勃，毫無病容和倦容。他招呼著同來的熊景明女士、陳映芳先生，還有幾位旅居西班牙的華僑，我覺得他像是一位好客而盡職的資深導游。那天的天氣很配合，夜游黃浦江，微風習習，一點也沒有夏季的悶熱，船上游客很多，我們人多勢眾，竟然搶到一張桌子，大家圍坐在一起，古今中外地閑聊，還一起合影留念，我充當起了攝影師，高華先生特意關照：“維江，你也來拍一張！”這是我與高華先生唯一的合影，彌足珍貴。最珍貴的，是他顧念別人的心。

此次別過，我和大陸老師都說，高華病好了，沒事了。我們多次提起，有空再到南京去看他，可一直沒有行動。大陸老師在自己的工作筆記中痛陳：“對高華的病情不敏感！”我們總以為來日方長。與大陸老師的“不敏感”相比，我則近乎麻木！

2011年12月27日，我正在所裏寫信，給高華先生的賀年片寫好三四分鐘後，大陸老師的電話來了：“維江，高華走了！⋯⋯”高華先生走了，給我留下了不少遺憾和自責：

2008年年底，歐洲的圣誕節已籠罩在金融危機的陰影之下，舒秦教授發來糟糕的消息，由于經費不足，計劃中的“五十年代中國人文學科的重建”Workshop不得不取消。我知道，舒秦教授費盡心思，一家接一家地跑基金會，可謂“沿街乞討”，但最終還是有近三萬多歐元的缺口。高華先生那一陣子忙著在醫院照顧自己的母親，知道這一消息後，反過來安慰我們說：“不要覺得過意不去，你們已經投入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大家能理解。”小周也是會議的參加者，一定是高華先生的緣故，他在那年的平安夜發來電子郵件：“您和您的同事為這個會議的準備已經付出很多，辛苦了，特地來信向您表示謝謝！”這讓舒秦教授很感動。現在看來，即使將來還有機會補上一場Workshop，但沒有了高華先生，缺憾已無可彌補。

2009年6月，我研究五十年代的第一篇習作發表在《炎黃春秋》上，14日，就收到了高華先生的電子郵件：“將五十年代的歷史學家做三個分類，很準確也傳神，寫得很好，可以寫成一本書啊，”

我很敏感地發現他最後一句話的標點不應該是逗號，猜想他是在身體不適的情況下打字，所以才會有筆誤。不忍打擾他，我只是禮貌地感謝他的鼓勵，而沒有順勢向他請教我的一大堆問題，這是我麻木癥的又一證據。

不久，《炎黃春秋》編輯部轉來四川一位學者的批評函，網上也有憤青般的非議。我突然意識到高華先生平日行文處事謹小慎微的可貴，這一研究領域特殊而敏感，哪怕論文本身是科學性的，仍難免引出歧義和枝蔓。我無意抬出高華先生的評語為自己文章的不足辯護，而是要感謝他的鼓勵，讓我有勇氣繼續在這一領域繼續研究下去。只是距離“寫成一本書”的期許，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09年，經大陸老師提議，敝所已向高華先生發出邀請，趁下半年來滬復查的機會，來所裏做一場學術報告。結果此次復查改變了一切，不久他就被推上手術臺。

自責已不能挽回遺憾，我想在高華先生周年忌日的那一天，把那封未能發出的賀年片，焚化在他的墓前。

附：高華先生為漢堡會議發來的論文提綱

胡喬木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社會科學新規范的確立

1949年後，胡喬木作為毛的秘書，直接聽命于毛，成為實際上的中共意識形態領導人，在一段時間裏，胡喬木直接統領中宣部，而在更多的時候，退居幕後，在其它部門，例如公安部的配合下，以周揚、胡繩等為助手，“分兵把口”，領導和布署全國社會科學各相關單位的改造和重建。其工作主要分為兩部分，一為“破”，通過“鎮壓反革命運動”、“抗美援朝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和對大學的院系調整，以及關、停“舊學校”、“舊刊物”，將建國前的社會科學的獨立性全部摧毀；二是“立”，將蘇聯經驗和毛澤東思想全面運用于社會科學各相關單位的制度和思想、業務建設中去。在胡喬木的領導下，以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學習》雜志、《新建設》雜志為基地，對哲學、文學、歷史學、新聞學等進行全面改造，建構起毛氏社會科學的絕對統治地位。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天堂裏的高華

蕭功秦

你知道，真理絕不會頭戴皇冠地來到這個世界上，它絕不會在敲鑼打鼓聲中，在鮮花與掌聲到來，它總是在偏僻的角度裏，在哭聲與嘆息聲中誕生。你知道，經常受世界歷史浪潮沖擊的，總是一些普通人，而決不是那些高官顯爵，因為他們高高在上，太顯赫了。

——費爾巴赫

高華走了，我得知消息的第二天早上醒來時，想象著他在天堂裏的情景。我想象著那是天堂裏一個濕冷的、霧的早晨，他正坐在一條長椅的一頭，穿著一件很厚的大衣，另一頭空著無人。他有點寂寞，一定會有很多話想說。

高華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在1978年在南京大學讀歷史系研究生的時候，他是歷史系的本科生，三十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系。只要有機會，我們一定見面，而且無話不談。我每次與他見面的第一句話，總是故意帶著沉穩的官腔，“老高呵，過得怎麼樣呵，不錯吧？”他也總是故意壓低了聲音，用一種同樣夸張的慢條斯理回答說，“很好呵，老蕭呵，你也不錯吧？”于是我們開始海闊天空談起來。他睿智、理性、幽默，有極高的悟性，有超人的記憶力與廣泛的知識面。他常常會發明一些自造的絕妙新名詞，例如，他把“四人幫”時期的“老幹部”稱之為“老一無”，即“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簡稱。

每次他到上海，我會騎著那部破摩托車，去華東師大二村他暫住的老屋去看他，暢談幾小時後，再沿著那黑洞洞的舊式水泥扶梯下來，他會目送我開著摩托車消失在弄堂的黑暗中。除了在香港中文大學見面外，2004年我在台灣一個月訪問期間，他正在政大任教半年，我們天天有機會在一起談天說地，一起去重慶南路逛書店，在小館子裏吃餛飩，欣賞品評一家家小店招牌名稱的文化內涵。只要我們中誰有參加某次會議的機會，我們都會爭取讓對方也參加這個會議，這樣我們總能住在一個房間裏，在風雨對床中繼續海闊天空。

如果有人問我印象中高華是一個什麽樣的人，我可以說，他是把中國儒家士大夫的傳統人情味和自由主義的人生價值追求結合得最好的一個人。他的安身立命、待人接物、為人處事，充滿著儒家的那種溫良謙讓風范，而在價值取向上則是一個地道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假如有誰要我用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高華那本關于延安整風的史著的價值，我會說：“你如果要知道什麽是二十世紀中國浪漫革命中的殘酷與美麗，那你只要讀一下高華這本書就可以了。”我多次在上課時告訴學生，高華這本書應該可以作為我們這一代歷史學者獻給未來一百年子孫們的一個禮物。它反映了我們這整整一代知識分子對歷史的真實的、真誠的思考。後代可以通過這本書知道，我們從極左災難中感悟到什麽，發現了什麽，我們希望什麽。在經歷過文革那種文化專制主義以後，我們是怎麼通過批判過去，而面向未來的，未來的人們很可能把他放到史學大師級裏面來。我覺得隨著時間流逝，他的地位會逐漸地呈現出來。

一個人，一本書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高華這本史學專著是一部凝聚著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對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時代進行理性反思與心靈體驗的傳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并通過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發人深思的問題。

正如我在這本書的書評中所寫到的，本世紀20年代進入中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一開始具有蘇俄式的羅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經歷一場延安整風洗禮之後，中國革命從一個羅曼蒂克的翩翩少年變成更嚴酷、更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務實，既具有詩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達式的堅韌，既充滿中國式的大同理想，同時又略帶傳統農民的偏執氣質。從此以後，中國文化發生了一次劃時代的轉變。在爭取新世界的過程中，中國人的政治價值、思想、生存態度、情感表達方式、思維方式乃至審美情趣，凡此種種可以統稱之為文化或民性的東西，均逐漸地、然而卻是決定性地發生巨變，如同九曲黃河大轉彎一樣，這個拐角處，這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風陵渡”，就是延安整風運動。

延安整風是中共發展史上的一個關鍵性事件，用高華書中的話來說，這一政治運動“奠定了中共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經由這一整風運動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斗爭的基本范式，對中共革命勝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後，中共又把這套模式施之于全國，深刻地改變了國人的命運。然而，這樣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政治運動，國內外的研究卻相當薄弱。官方幾十年來，構筑了對延安整風意識形態的解釋話語，對歷史真貌大大簡化并予以重構，從而與史實有了相當距離。完全可以說，高著是迄今為止，在這一研究領域最全面系統并獨具匠心的大作。

高華的這一部史詩之作，述說的正是這樣一個從西方工業社會中孕育出來的、作為西方文化異端的左翼革命，是如何在中國本土化的；這種左翼革命是如何擺脫了蘇俄布爾什維克文化模式的影響，從而具有了中國堅實而粗獷的農民革命的特色的；革命中異化出來的極左主義，如何滲入到我們的政治文化與思維中，并在後來發酵、膨脹并給我們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高華如同一個飽經風霜的說故事人，以沉穩而克制的語調向我們述說著宏大的歷史故事，他以歷史事實的自然的邏輯，來征服讀者，那是一種常識理性的力量。高華善于捕捉歷史進程中的關鍵性細節，字裏行間都能反映出當年氛圍，使人們閱讀此書時似乎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例如那位當年在延安街頭身穿皮夾克溜狗的康生形象，我至今還揮之不去。

研究這一重大歷史課題，最困難的方面之一是史料問題，眾所周知，延安整風涉及許多可以理解的禁忌，有關檔案開放極其有限，整風領導機構中央社會部、中央組織部的檔案基本未開放。當年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記錄更無從查閱。所幸的是，近二十年，官方也少量披露了一些檔案資料。高華則以其特有的敏銳，充分利用這些資料，甚至可以說，作者幾乎窮盡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資料。此書所附的三十多頁參考文獻就可證明他在史料收集方面的努力。據我所知，為了對極為分散的史料進行收集，高華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最為難得的是，高著所用資料幾乎都是公開出版，作者能夠從大量的不被注意的資料中爬梳鑒別，點滴歸攏，并發掘其新意。書中的解釋都是建立在嚴實的資料的基礎上。高對史料的真偽也做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高著據事言理，而非憑空想象，對自己所作的論斷，他還采用不同的資料加以佐證。他整整十年如此洗磨，我常常在想，未來公布的檔案資料，可能只會進一步證實或補充該書的論斷，而難以推翻其整體觀點。

一部深刻的歷史著作，必然是具有多義性的，并為不同的讀者從不同角度解讀提供了充分空間。這是歷史本身的具體性與豐富性相結合而形成的。可以預料，讀完本書以後，可能會有一些讀者以為，這本書對延安整風客觀地考察過程中，有意無意中發現了中國革命中的極左思潮的根源。事實上，讀者可以驚異地發現，文化革命中那些斗爭方式、思想風格與人們的行為態度，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早已經被康生等人駕輕就熟地運用了。這一發現對于我們總結革命的歷史經驗，警惕我們政治文化中的不良遺傳基因，是大有益處的。一個不會反思、不善于從挫折與苦難中獲得經驗的民族，一個把傷疤當作浪漫的藝術來美化的民族，注定是不成熟的。

從高華在這本書的後記中可以看出，他擁護中國共產黨在這痛定思痛之後進行的二十年的改革開放路線，他肯定了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的重大的正面價值。在他看來，基于反抗社會壓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歷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對革命的悲劇性格一面持有強烈的人道主義情懷與警惕。也許正因為如此，本書隱隱透露出作者的某種思想矛盾。正如人類歷史上一切復雜而深刻的事件一樣，延安整風運動也充滿了矛盾的一面，毋寧說，作者的思想矛盾正是歷史事件本身的內在矛盾的一種映射。

通過高華的這部著作，我們可以感受到，二十世紀就是理想主義的世紀，是烏托邦主義煥發出無窮魅力與光環的世紀，也是革命以其自身的邏輯來試圖改造人性的世紀，是“建構理性主義”給予人們新生活的意義，同時又摧毀著人們的詩情夢幻與追求的世紀。而高華這部著作可以說是對那場逝去了的偉大革命的沉痛反思，是對未來人們內心踴動的革命衝動的一種預先的警示，也是新一代的人們，面對這個美麗的反復無常的革命女神的無言審視。

中國新實證主義史學奠基者之一

我曾在南京的追思會上說，他是中國“新實證主義史學學派”的奠基者之一。二十多年來，高華與許多與他經歷相仿的學者，在經歷過七十年代的插隊、基層勞動、八十年代大學啟蒙洗禮、九十年代的改革大潮的沖擊之後，在二十多年的治史過程中，逐漸地、不約而同地、不自覺地形成相同的研究風格。我把這種風格稱之為“新實證主義”學派。其中的代表人物還有楊奎松、沈志華、韓鋼等人。

為什麽叫“新實證主義”呢？根據我個人的理解，它一方面與一般意義上的實證主義一樣，通過對史實的發掘，將真實的歷史客觀地原原本本地呈現出來，用常識理性去感動人、去說服人。高華特別強調“反對過度解釋”，拒絕用意識形態的先入之見，對自己發現的東西予以人為的美化與丑化。它一定要從材料當中、從史料當中，還原歷史的真實面目。另一方面，新實證主義研究和一般意義的以考證為基礎的古典實證主義又有區別，新實證主義有一種當代人的價值關懷與理念貫穿其中，它關注的是關涉中國命運的重大歷史事實，而這種歷史真實正是我們民族反思與理性培養的基礎。高華的延安整風研究可以說就是新實證主義的史學的奠基之作。

悟性、邊緣狀態與精神自由

我認為，高華身上有兩個十分突出的特點，這兩個特點相結合，是高華在事業上成功的關鍵。我把這兩點提出來，希望對青年一代的學者能有點啟示，第一，高華具有史家中極為罕見的、可欲不可求的直覺、悟性或洞察力；第二，是他在自甘邊緣狀態而獲得的學術自由境界。

要說明高華的悟性如何了得，我先舉一個例子。有一次，楊尚昆的兒子，讀了高華在《南方周末》上發表的《初讀〈楊尚昆日記〉》一文以後，專程到南京來找他。楊公子對他說，我到南京來，就是因為對你發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麽人，你怎麼對我父親如此瞭解？我曾經問過我們家族所有的人，他們沒有一個認識你，但是你寫我的父親確實非常真實，你把我父親的內心寫活了。你到底是認識我們家什麽人？高華說，你們家的人我一個都不認識，我就是看你父親的日記。

通過閱讀日記，把一個人的內心世界點活，這就是“悟性”在起作用。史家的悟性是從有限的信息中，還原事物整體的那種能力。悟性是一種直覺，是一種理性以外的認識能力，用我的話來說，那是一種通過非歸納的方式，從瞬間感覺到、領悟到、“跳躍”到事物的未知部分的那種能力。一個悟性高的研究者，可以通過相對有限的史料信息，在對生活經驗的把握的基礎上，通過一種類似于“想像力”的合理推導，大體上還原歷史客觀事實，他能從大量信息的蛛絲馬跡中，從被淘洗的史料的“垃圾堆”裏化腐朽為神奇。一個平庸的學者讀一百本書後得出的結論，一個有悟性的史家讀十本書就同樣得出了。高華身上的這種悟性、洞察力、直覺，在我們學術界是非常罕見的。我相信，每個人身上都有這種悟性的種子，只是我們長年累月的科班教育中把它給扼殺了。

高華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雖然在體制內，但始終甘于自我邊緣化的狀態。二十多年來，他從不申報官方的課題。雖然體制掌握著非常豐富的稀缺資源，但因為體制有它的實際功利考慮，如果完全按照它的規則與要求去搞研究的話，可能會喪失對于學者來說最寶貴的精神自由。而保持一種自我邊緣化的冷靜，不在體制內追逐中心地位，無疑將無法獲得體制內的許多好處（包括豐厚的科研經費，提升職稱所需要的核心刊物發表文章的數量等等），你就不得不去過一種清貧的、曹雪芹式的孤獨生活。然而，正是這種邊緣狀態，卻使你獲得更多思考的自由，真實地達到了儒家所說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精神境界。

事實上，處于自我邊緣化狀態的學者，只要有足夠的毅力與勇氣，就可以過上一種充實的精神生活。如果他能克服一個一個的難關，他的成果無疑遠遠大于處于體制中心地位的、不斷在制造成堆學術垃圾中消磨歲月的學者。此類官僚化學者，退休後將會發現，原來的榮耀場面突然一變而為門前冷落車馬稀，這時他們就會發現，他們才是真正的一無所有。而那些自甘邊緣狀態的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由于沒有官方資源對他的吸引，由于他沒有按官方規定的角色去立事行事，故保留著更多的自由發展的空間與學術研究的多向性，因此能自由地發展出多種才識。這種自我邊緣化，也有助于一個民族文化具有更多元性格，我希望高華在邊緣狀態中追求真知的社會責任感與人格力量，會影響我們更年輕一代的學者的自主選擇。他們在高華身上看到，選擇一種獨立的思想者的生活方式，是值得的，有意義的。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更多的高華。

高華并不是一個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對于凡人的物質生活，他也會有羨慕之情。他和我們普通人一樣，熱愛生活，也會欣賞、享受生活中的愉悅，熱愛那些美好的東西，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去澳大利亞參加學術會議，他由衷地羨慕那些在悉尼海灘陽光下自由蹦極的人們，他感嘆說，一個人能始終這樣無憂無慮該多好。他身上表現的責任感與他作為一個世俗生活中的普通人的性情，總會有一種糾結，一方面，他有一種自我認定的史家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不是口號，而是通過他的不得不處于清貧狀態的自由治學來體現，另一方面，這種自由的獲得，又不得不失去許多東西，這也許是他人生中最深刻的矛盾之一。

病中的情況

高華在四年前得病後，我曾到上海中山醫院三號樓探視高華。那時他剛動了手術。他早在1992年患過幾個月的乙型肝炎，這可能是致癌的誘因之一，此外，這與他嗜煙可能也有一定關係。他在病床上說，雖然晚了一點，但從此要把煙真正戒了。他告訴我，他得病的原因，很可能與他最近寫作文革政治史中的七十年代初那一部分有關。他說他好幾個月裏天天搞到晚上一二點，煙一根一根不間斷，好不容易才寫了十萬字，沒有想到把自己的肝給嚴重得罪了。

後來我特地從書店裏給他選購了一本有關肝癌知識的書，不過我永遠沒有把這本書送給他。因為拿回家一翻，那本書講得太可怕，說肝癌被稱為癌王，一旦進入臨床期，那就只有兩個月了（孫中山就是如此）。這樣的書是絕不能給病人看的。不幸中的小幸是，他的肝癌很可能是屬于相對而言活躍程度較低的那種，所以他能在後來堅持四五年之久。

在他患病後，我在電話裏對他說：“你得好好保重，中國不能沒有你，我是從民族利益來跟你談這個問題。”他笑了，笑得與過去我們聽到的一樣爽朗，也許是他得知患病噩耗這些天以來第一次笑。後來，小劉（高華的夫人劉韶洪）告訴我說，他為了這句話很感謝我。我對小劉說，高華有一種特殊的第三感覺，他能從歷史中剝離出埋于歷史深處的真實來，這方面他絕對是天才。小劉說我過獎了，我說我三十年來見到過多少國內外教授，但我從來沒有稱別人是天才過。

其實，他有時與我談的看法中，有許多比《紅太陽》裏寫的更精彩，我總是提醒他讓學生把他的話錄下來，他都沒有足夠重視。真擔心這些精彩的東西很可能有許多不再能變成鉛字了，一想到這些，心裏就很難過，不過我不會在他面前談。

那次病床前的談話過程中，他起身要去方便，手裏提著瓶子，樣子很精神，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他這個姿態語言也許無意中透露出他進入人生最後戰斗的決心。談了四十分鐘左右，我發現他想睡了，就起身告辭。

這四年多以來，他在電話裏總是說，生上了這個病，這有什麽辦法呢，只有去應對就是了，但他又表現得絕對不悲觀。我經常用這樣的話來鼓勵他：我們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以現在的理性判斷你生的是癌癥，但很可能并不是癌，或者只是所有的腫瘤中惡性程度最低的一種，甚至是介乎良性與惡性腫瘤中的一種，否則肝上生的腫瘤怎麼會有四年之久呢？這話他也愿意聽，希望保持樂觀的判斷去努力，說不定能夠發生奇跡。他最欣賞的一句話是秦暉到他家來看望他時說的，後來一直給我引述，秦暉說，“當沒病活，當有病治。”在他看來，有時候對疾病要有一種漠視，這樣就更能用樂觀的精神去做一些積極的努力，而這種努力又可能會幫助我們渡過一些難關和困境。

網上流傳說，高華是在貧病交加中過世。這一點也可以順便澄清一下。事實上，他以自己的作品感動了很多人，四年來，有很多他并不熟悉的朋友與崇拜者，都愿意在經濟上支持他幫助他。當然，話說回來，四年可不是很短的時間，醫療費用非常高，而且即使別人愿意幫助他，他也從不會主動開口，具體有什麽需要，別人也不一定知道，這種情況造成一些經濟上的窘迫，我想還是可能的。

二十年只是一秒鐘

後來，在南京靜養一段時期以後，他的病情又有所惡化。他住進了上海的長海醫院，在開刀的前一天晚上，我與他在醫院裏散步，因為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所以我就干脆把一層紙捅破了。我對他說，你可能有兩種前景，也許生命中的奇跡會在你身上發生，我們所說的不治之癥，很可能并不發生在你身上，另一種可能是，奇跡并沒有發生，你可能比我們這些朋友先走一步，早走十年二十年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從生命的歷史長河來說，按照地球十億年這個生命歷程來說，按比例，人生中的十年不過就是一秒鐘。我們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鐘而已。但是你的這本書，卻是有超越一個人的生命時間長度的價值，它會被後人記住，并獲得啟迪。你留下的著作一定會超越你的個體生命。

其實他對自己的生命前景早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他聽了我的這番話以後，一點也沒有覺得突兀。他說謝謝我。後來小劉不止一次告訴我，他很感謝我說的這句話。

高華的思想與學問已經進入人生最成熟的階段，他計劃中的延安整風一書的修訂版至少要增加十五萬字。然而，令人痛惜的是，連修改這本書的時間他都沒有從上天那裏爭取到。高華經常會脫口而出一些精彩的觀點，有時一句話就比一些著作等身的官僚學者一輩子寫的厚書還要有價值。我近日在翻閱過去的日記時，就讀到日記中記述下來的高華對我說過的一個觀點，他說，毛曾經也想過做一個好皇帝，但生性剛愎自用，黨內又缺乏監督，闖了大禍，造成了大災難，毛又戀權，就總是用一個更大的錯誤來掩蓋前面一個錯誤，于是禍越闖越大⋯⋯這樣精彩的觀點雖然很多，可惜再也不能形諸于文字了。

前不久在南京的追思會上，最觸動我的，是老友嚴搏非的那段樸素的話。他說，“其實，我們都老了，離死也不算遠了，該寫的快點寫，該說的快點說。”他說的是大實話，雖然我們在精神上可以鼓勵自己說，我們永遠年輕，但造物主給予每一個生命的時間就是那麽多，每個人當然希望自己活到一百歲，但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能做的事先做起來，不要留下高華那樣的遺憾。

我想象著，高華就坐在天堂裏的那個長椅上，天堂的清晨一定和我們這兒一樣，也有點清冷，剛下過雨，還有點濕。他剛去不習慣，還有點寂寞，我們總有一天也會到那裏去，還會在那長椅上繼續與高華長談。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千山我獨行

熊景明

圣誕假日最後一天早晨，窗外海天一色。打開郵箱，竟然有五封郵件帶來同一噩耗：高華走了。他的學生傳來記錄他最後幾天的日記，“高老師今天精神很好，頭發也整整齊齊，也許是便血之後，高熱退掉了，肚子也沒有原來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師旁邊，輕聲讀圣嚴法師《智慧100》中解《法句經》的一小則文字，經文曰：無樂小樂、小辯小慧，觀求大者，乃獲大安。我對高老師說，高老師一直是持大歷史觀，注意歷史的延續性，從大處著眼看透歷史，難怪內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靜堅強得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謂‘乃獲大安’。高老師躺在那裏笑了”。

12月26號，高華在這個與他的研究極為相關的日子去世。《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對現在中國歷史和政治文化的最佳解讀。這部書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經十二次印刷，并出了簡體字版。他的研究完全取材于公開出版的資料。眾多學者公認，這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史學界對中國近代歷史，尤其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反思的一項重大成果”。

“此書是一部研究延安整風的歷史專著，書主旨在于回答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是如何在中國共產黨內獲得認可和確立的。這是一個關乎中國歷史命運的全局性問題。正如該書封底的提要所言：‘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5-1]

這是名副其實的十年磨一劍之作，“他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來收集、考辨各種殘缺不全的檔案材料，零散的個人回憶。他善于從大量點滴事實中捕捉其間的內在聯系，每一重要論據都有來源引證。此書志在于‘拂去歷史的塵埃，將延安整風運動的真貌顯現出來，在官修的歷史之外，提供另一種歷史敘述和解釋’。這種嚴肅、實證的學風為此書奠定了信史的基礎，而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高華沒有獲得一分錢的研究經費。他白天看書、構思，晚上寫。為了不影響睡去的妻兒，坐在廚房裏一張小桌子前“奮筆疾書”。小小一張臺已足夠，高華寫作時，桌上不放參考資料或筆記。“這樣避免抄任何人的思想或文字”。一件軍用棉大衣，抵御不了南京冬夜的寒風。沒暖氣，窗不嚴。深深進入寫作狀態的人，就像舞臺上進入角色，凜冽寒意被排在感官之外，身體則吃不消。幾個冬天，高華均感冒不愈，之後心臟受損，再之後肝臟受損。

他的書出版前，受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來，順便做最後校對。要不是約他周末去行山，他說爬高坡走遠路不行，誰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問題。正值茂年，雖早生華發，卻面色紅潤，神采奕奕，衣裝搭配得體，總是笑臉迎人。幾年前，他已經病入膏肓，香港一位治療肝癌的醫生見到他說，旁人看到我們倆，一定以為我是病人，你是醫生。

高華太不像病人了。肝癌病人平均壽命6個月。高華對待疾病冷靜鎮定，就像對他的歷史研究。這個歷程艱難的“項目”延續了將近五年，令所有醫生驚訝贊嘆。到最後的日子，周圍的醫護人員都被他感動、感染，全力以赴將他從生命的邊緣上一次次拉回來，似乎相信奇跡可以延續下去。

打電話時如果聊到病情，治療方案，講到末了，他經常會問，“你看，我是不是很平靜？”“對，你完全像是和我討論學術問題。”有一陣，他的病似乎穩定了，準備到外地開會。祝賀他，答道：此病是不聲不響的，鬼子進村靜悄悄。去世前一周，高華開始便血，他調侃地對太太小劉講史，敘述孫中山抵北京後，在醫院連續出血好幾天，然後突然不出血了。孫的部下很高興，其實乃大崩潰的前兆，6天之後，又大出血，溘然逝世。一貫與他駁嘴的小劉說，“你怎麼讀歷史其他不好好看，卻記住這一段呢？”“我也不是特意看的，不過順便眼睛掃到了。”學生日記裏說：“很是佩服高老師的鎮定和超然，雖然便血不止，到晚上第六次的時候，還是和高欣、我開玩笑：‘又來了，又來了，還來勢洶洶⋯⋯呵呵！’他從容面對，精神很好，一邊在床上便血，還一邊就新播的《新亮劍》和高欣、我討論東北戰役國軍的失敗，陳辭修的清廉和迂腐。”

兩周前，高華家屬幾次接到病危通知，他特意不讓告訴朋友。我心裏明白，打電話講講八卦新聞，說起《看歷史》雜志舉辦的評獎活動。他問我，去年是竹葉青酒贊助，今年他們找到哪裏資助了。“我的天，高華，你怎麼所有事都記得那麽清楚！”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但怎能接受如此清醒的頭腦將停止工作。

“小劉批評我疏懶了，我沒有呵”，“當然，你一直勤奮”。2009年深秋，高華在上海做手術，切除近一半肝臟。回到南京，寫成一萬七千字的長文，“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且評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且談歷史。“十月下旬，我在上海醫院的病榻上，手術後的傷口疼痛，沒有使我流一滴眼淚，但是當我讀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後一段，我的眼睛充盈著淚水。”“龍應臺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將她對公平正義的立場和態度，完全無保留地展現在公眾面前，分量之重，超過了任何宏篇大論。”[5-2]這其實是高華自己做學問的態度，他從來帶著感情走進歷史；懷著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揭示史實真相。

過去兩年中，高華接受了幾次訪問，最後一次是《中國改革》記者劉芳就教于他，關于革命話語的長談。[5-3]高華以革命話語為線索，將紛雜、生動的歷史事實串起來，清晰地展現了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重要側面。他分析了黨派之爭中，武力與計謀之外，決定勝負的民心歸依後面的可悲的簡單事實，即渴望變革的知識分子如何掉進烏托邦的陷阱，然後不由自主地充當了欺騙大眾的角色。當然，也因為出現一位集高層政治斗爭計謀和底層地痞流氓的手法于一身的關鍵人物。他將無數歷史細節信手拈來，將觀點分解在冷靜客觀的學術論證之中，思維如此精妙，哪有一點病人的影子。

和高華聊天就像和歷史對話，不明白他如何可以將當代中國每個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弄得清清楚楚，將每個歷史人物還原得活靈活現。2006年高華到中大歷史系任訪問教授期間，參加了中心頻頻舉辦的午餐研討會。如果題目涉及民國以還的歷史，坐在聽眾席上的高華提出問題和評論，知識不亞于臺上講者，見解則往往更勝一籌。可貴之處在于，他十分照顧講者的自尊，態度謙卑，善于肯定別人。有一次，一位研究福建文革時期農民造反派的學者來演講，高華與她對話，順便列舉福建幾個農民“戰斗隊”，指出，其實農民造反不成氣候。他在我書架上看到一位朋友父親的詩集，說，此人在山東某縣做官時，給共產黨捐了多少多少大洋，後來如何如何。這些情節，此書并無記載，都是高華儲存在大腦中用之不竭的歷史素材。

高華認為，如果只把握了歷史細節，最多只是個史料專家，而探索歷史後面的思想，建立歷史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是更有意義的追求。這樣的人才稱得起歷史學家。這本書的書名《史家高華》道出各個撰稿人對他的評價。但顯而易見，作為一位杰出的歷史學家，他對資料的把握、對歷史運行的邏輯和因果的通達、他的天賦和努力，缺一不可。那年，海外出版了一本講述一位領導人物最後幾年的書。我請教他對此人的看法，他答道，此人臣服于他的上司。如果上司認為某人好到70分，他按80分來利用；上司覺得壞到70分，他會以100分壞來對待。對歷史人物作出別具一格剖析，是高華的特長。聽他暢談歷史，褒貶歷史人物，往往令人沉醉其中，可惜沒有記下他無數妙言妙語。

能將研究和演說能力集一身，相當于會寫劇本也會演戲。高華在南大十分“賣座”，還因為他是出色的講者。開夜課，“本校的政治、哲學、法律等系的學生，外校的理工文科、從學飛機設計到學服裝設計的各色人物，受到高老師魅力的感召，都有來南大串堂聽高華課的。”我最後一次聽高華演講，是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兩岸三地歷史學家齊聚一堂。高華沒有半點病容，一貫地抑揚頓挫有節，時間把握得恰到好處。大概由于多年教學的習慣，重要的字句會重復一次。會後，台灣學者陳永發感嘆道：大家就是大家。

打電話到醫院，高華身邊常常有他的學生，許多專程從外地回到南京來陪伴他。高華對我最後的囑托，是替他的一個剛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學生留意工作。“圍繞”在他身邊的弟子，有的十多二十年前就畢業了。一位18年前便成為高華學生的周孜正在日記中提到：“一個月之前他（另外一位學生）來電問我情況，聲音哽咽，并取消了以前冬天不回國的慣例，圣誕一放假，就從美國飛回來了。見到他之前，心裏面不由一陣難過，每年他回來，我們總是約好，一起從揚州和無錫去看高老師，大家聊天吃飯，多少快樂時光，仿佛一家人。”高華去世前一天，“聊天到6時許，高華催我們回去，我已經訂了晚8點回無錫的車票。只能依依惜別，高老師還是躺在床上向我們揮揮他的大手，提醒我們帶好錢包鑰匙等。在南京—無錫的火車上，我總是在想著這18年來那些往事，和高老師一起去買書、看電影、聽講座，歷歷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復”。

有人預言：高華離去，未來一年，對他的思想的整理必然形成氣候。這件事，只能指望這些多年追隨他的學生去完成。有人致敬：高華是一個孜孜不倦的歷史真相的追求者，他的精神永存！在海外中國學術研究的網上平臺C-Pol上，有教授發布消息說：中國最偉大的一位社會科學家高華逝世。

所有高尚的理想、理念，都須由個人的具體行為，對人對事的點點滴滴去檢驗，去分辨真偽。高華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是個普普通通的人，孝順父母，關心身邊人，尤其是他的學生。高華不是完人。他性急，為人與行文有時過于謹慎（其他缺點得由他太太補充）。有朋友道，高華的學術成就可謂立言立功，而他對待疾病的超強意志和冷靜，立大德也。

一位對現代中國歷史和政治瞭解最深，梳理最精妙的學者，正當英年，沒來得及將他的研究和見解完全留下來，就走了。他故世之後，我只夢見過他一次。他在書房裏，四壁書架。他手捧著《紅太陽》，面容凝重地說，“四卷書，只完成了一卷”。高華離去，令我們如此不舍，因為他帶走太多，因為他是獨一無二的。

高華做手術後，胡杰和我明白他來日無多，計劃組織一系列訪談。首次訪談，由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博士候選人常成就《紅太陽》請教他。此事才開頭就受到干擾，沒有能系統地進行。萬幸的是，高華在病床上，回答寫作初衷中時，留下幾段獨白。今日讀來，好像壯士從容就義前的贈言：

“我記得我真正動筆的那天，是俄國1991年的八・一九事變，八・一九事變的那一天。我家裏還有個老式的收音機，我在聽緊急委員會的臨時通告，一會兒蘇聯國歌，一會兒蘇聯愛國歌曲，一會緊急委員會通告，我在聽這個東西的時候，我開始寫紅太陽第一章。而且，我感覺到我應該寫！

“寫作是個很長的過程，我并沒有立即想到出版的事。我當時有一個想法，就是你應該寫，要擺脫自己內心的恐懼，擺脫內心各種各樣的禁忌。

“《革命年代》裏，我講的是五零年代，我成長的這個時期，受到主流思想相當大的影響，自己在寫作過程中，在審視它，在重新觀察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和它說再見。”

作者為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負責人

知者有畏，依然直行

許紀霖

江南的冬天，陰沉沉的冷。北來的寒風傳來了噩耗：高華教授在12月26日深夜，悄悄地走了。

消息是那樣突兀，讓朋友們猝不及防。高華的病已經多年，但每一次的病情加重，都被他的堅強與樂觀超越，以至于我們都相信奇跡會一再出現，頑強的生命意志能讓他走得更遠。病榻中的高華，總盼著再去一次台灣，說是去治病，但我猜，恐怕他想在來日無多的生命裏，去台北會會老朋友，看自己所愛的寶島最後一眼。朋友們因此還為他募捐，祝福他在來年的開春一遂宿愿。但是，春天尚未到來，高華卻倒在凜冽的冬寒之中。

高華兄，難道你真的走了嗎？

我已記不得第一次見到他的情景，真正深入的交往，也是從一個寒冷的冬天開始。21年前，一幫在絕望中彷徨的學界朋友，決定參照《劍橋中國史》的模式，攜手重新書寫中國的近現代歷史，這就是後來出版的《中國現代化史》第1卷。二十余位作者之中，來自南京大學歷史系的占據了四位，都是高華熱情推薦的。從此寧滬之間，常來常往，有了密切的互動。這個時候，高華研究的雖然是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但真正的興趣卻是二十世紀的中共革命。

高華的父親在1958年“反右補課”中被劃為“右派”分子，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令他從孩童時代就蒙下了陰影，早早被打入另冊，考取外國語學校卻被拒之門外。文革之初他親眼目睹父親因躲避殺身之禍而離家逃亡，家門口貼滿了捉拿父親的通緝令。家與國的命運如此殘酷地糾纏在一起，使他從小就對政治充滿了好奇與敏感，早早萌發了對偉大領袖的懷疑。當文革的陰霾終于散去，國家恢復高考之後，高華報考的第一志愿便是南京大學歷史系。他要從詭秘的政治風雲之中捕捉孩提時代一直籠罩在心頭的疑問：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悲劇，究竟源于何處？

高華成長于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他的骨子裏滲透著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人獨有的精神氣質，即對中國歷史與現實大問題、大命運的刻骨銘心之關懷，這種關懷與生俱來，深深融入到血脈之中，是那代知識精英安身立命之所在。作為歷史學者的高華，由此而自覺一種歷史的擔當：像太史公那樣，秉筆直書，為後人留下歷史的真相。差不多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他就默默收集資料，為後來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作艱苦的準備。稍微懂一些時務的歷史學者，大多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回避中共革命的研究。因為按照標準尺度寫作，會違背學術的良知，而一旦說出歷史之真相，不僅發表困難，而且還可能有不測之禍。當年的高華不是糊涂之人，也非莽撞之輩，他非常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正從事的，是一個在世人看來屬于高風險、低收益的研究，很有可能一輩子躺在抽屜裏面，藏之名山；即使發表了，不僅于職稱晉升無補，還會帶來無窮麻煩——後來證明果然如此。他曾經有過猶豫，也與我吐露過內心的天人交戰，最後他說：“實在沒有別的選擇，我的個性沒法讓我放棄追究真相、說出真相，這是我的宿命，我認了。”如鯁在喉，不吐不快；良知在心，猶如神之召喚。什麽是歷史學家？真正的史家風范正是這樣的，著書不為稻粱而謀，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視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為了實踐內心的學術良知：還原歷史的真相，哪怕撕破了皇帝的新衣。

歷史學從來不是一門純粹的技藝，缺乏生命和社會關懷的乾嘉考據只是史學的末流。高華在精神上所繼承的，是從司馬遷到司馬光的史家傳統，這種傳統是史學的，又超越了史學，自覺擔當起天下的重負，為民族的未來發展提供歷史的正當性。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差不多十年寒暑，高華都沉浸于此。他從各種公開發表的檔案文獻、日記、回憶錄當中反復爬梳，回味思考，逐漸整理出一條清晰的歷史脈絡，一個巨大而復雜的權力網絡。他對人脈細節爛熟于心，猶如自己家族內部的典故。1999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恰巧劉小楓、錢文忠和我都在那裏。每次聚在一起，大家最期待的節目，就是請高華為我們擺龍門陣。我們有無數的問題要問他，他似乎百問不倒，每次都用生動細致的史料為大家一一解惑。那些歷史記憶就駐扎在他的心裏，信手拈來，皆成痛史；猶如老樹上的年輪，斑駁離奇，又歷歷在目。

雖然高華爛熟史料，但他并不認為個別的史實能夠代表整體的真實。我最敬佩高華的，是他的貫通能力，擅長將支離破碎的個別史實，編織成一個個令人信服的歷史圖景，從復雜詭異的權力表象，洞察背後的深層邏輯。一個能夠將歷史讀通的史家，才是一個真正的大家，一個有智慧、有深度的知識人。我常常驚嘆他不曾有過從政的經歷，也非貴族後裔，何來如此老辣的內幕觀察。我以為，除了掌握大量史料之外，他的天才想像力和對人性幽暗的敏銳，亦是不可缺少的助力。

我與他關懷相近，亦常常有熱烈的爭論。相比而言，作為政治史家的他，注重的是一代梟雄毛“王”的面相，而作為思想史家的我，更偏好毛“圣”的一面。圣與王、神與魔之間，既是一念之差，又同為一個角幣之兩面。爭論的結果，我常常從高華的魔性分析中所得甚豐，他也承認毛有其圣的另一面。事實上，早在八十年代，他參與翻譯的墨子刻先生的《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一書，對此已有深邃的分析。不過，以其對家國歷史的沉痛反思，他擱不下歷史魔性對中國的摧殘，畢其一生與其奮戰，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不要以為高華是一個無畏無懼的戰士，其實他像大部分中國書生一樣，有自己的畏懼，也有一己之顧慮。但在種種糾結之後，他選擇的依然是直行，是對良知和歷史的擔當。這擔當因為有畏懼和顧慮相伴顯得格外的沉重。我敬佩他的，并非英雄式的義無反顧，而是凡人意義上的自我超越。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價，依然在掙扎中擔起重負。世人皆道無知者無畏，而知者有畏，依然選擇了咬緊牙關前行，反而顯出中國知識人的書生本色。書生非英雄也，乃是有可愛的迂腐，明知有苦頭要吃，仍然不像聰明人那樣識時務者為俊杰，而是傻傻地執著于內心的真與學術良知。

正當高華的研究進入佳境，癌細胞卻一步步地吞噬著他的軀體。他一次又一次被病魔擊倒，卻一次又一次地站起來——不，即使他躺在病榻上，在精神上也從來沒有倒下過。他的樂觀、堅強和生存意志感染了每一個去看望他的朋友。一個星期之前，見到他的朋友向大家報告的，依然是“精神狀態不錯”的好消息，以至于我們都錯以為還有下一次再見的機會。然而，就在2011年即將翻過的時候，他驟然而去，決然告別，將自己堅強的微笑留到了最後。

生命如櫻花一般短暫，人們總是在追求某種永恒。佛教徒超越輪回，基督徒洗滌與生俱來的原罪，而儒家所追求的，乃是歷史中的不朽。對中國知識人來說，有一段留得下來的文字，有一種讓後人向往的精神，有一縷超越時代空間的情懷，那便是不枉此行的人生了。高華兄，你做到了，你對得起你的一生，我們為與你同屬一個時代而驕傲。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本書的高華

徐慶全

在中國社會進入到泛娛樂時代之後，浮躁之風彌漫于社會各個層面，一向被認為寧靜的學界，也不例外，“量為先、質為次”的學風，成為社會浮躁之風的助力，真正下潛的學者少得可憐。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就是這“少得可憐”中的一個。

我的題目說“一本書的高華”，并不是與“量為先、質為次”的學風相對而刻意抬高他，也不是說他只寫了一本書——但與現在“著作等身”的學者比，他也是著作“少得可憐”的一個——只是指出一個事實：這個當今黨史學界最著名的專家之一，的的確確因為這一本書而奠定了他在學界的威名。

由書識人

初讀高華，是2001年元旦。那時，我被迫離開參與創辦的《百年潮》雜志，可以靜下心來讀點書。首先讀到的就是高華的那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讀罷，那震撼無以言說，“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高華這本書就是這句話最好的印證。

高華？我先後做編輯的《炎黃春秋》和《百年潮》，都是刊登中共黨史人物和事件的刊物，在這七八年的編輯生涯中，竟然不知道他是誰。後來與高華熟悉起來了，與他談起當年的感受，他笑呵呵地說：也不能怪你啊。在《紅太陽》出版以前，我雖然發表過一系列的學術論文，但那都是在學術圈內的刊物上。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走過來的人，大致保留著同樣的閱讀習慣：一旦一個作者走進你的視野，就不會輕易走出去，他的作品就成為尋找的目標。此後，我常搜尋署名為“高華”的文章來讀，并尋找高華的有關信息。亦步亦趨之際，也瞭解到高華的研究領域：一路從民國到共和國，從左翼文化到領袖人物，從一個歷史事件的點，到一個歷史斷代的面，由點及面，到最後觸類旁通。他所做的，不僅是象牙塔裏的學問，同時包含著對當下和未來的關照。

我回到《炎黃春秋》雜志社後，幾次與高華聯系，希望他能為我們寫點稿子，但始終沒有與他通上電話。2006年3月2日，我接到了來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邀請函，邀請我到中心作為期一個月的訪問學者。中心的助理主任熊景明在給我的郵件中說，中心有許多學者來過，現在高華就在。我很高興，當即發郵件索取高華的E-mail。沒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高華的郵件：“熊景明老師把你的信給我看了，我很希望你早點來香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她和我幾次談起你，我這學期在中大歷史系客座，平時就在‘中心’看資料。”

一位著名的學者如此禮讓，讓我受寵若驚。此後，郵件往還，就漸漸熟悉起來。他不僅允諾給我寫稿子（3月20日即給我發來他為胡伯威《青春・北大》寫的序言：《“思想”的累與痛》一文），還愿意在我赴港的申請表上擔任“推薦學者”。我4月10日到香港與他見面時，仿佛已經是老朋友了。

獎掖後進

高華與我一樣，有一個被當今社會認為不良的嗜好：抽煙。在香港，我們這個不良嗜好成為眾矢之的。在中心，煙癮上來，我們倆就一同到樓下；參加學者聚會的飯局，一同到餐廳外吞雲吐霧。我倒慶幸自己與高華有同樣的嗜好——與他交談大多是這個時候進行的。

交談的話題，首先是他的《紅太陽》一書。我說，古人說“十年磨一劍”，而從你書中的後記看，從文革期間你注意到“延安整風”這個詞，到2000年這本書出版，你是三十年磨一劍啊。高華說，人這一輩子所走的路，與年少時候讀的書有很大的關係。我在後記中追溯了自己的讀書歷程。古人說，讀書使人明智，那是指你會讀書的時候。年少時讀書，倒是讓人困惑的時候多。等你有機會或有能力弄懂的時候，這些困惑就會一個個冒出來。我是文革期間讀到一些毛澤東的內部講話和“兩條路線斗爭”的小冊子，才注意到延安整風運動的。1978年上大學後，開始關注這方面的材料。看得越多，困惑越多，似乎有好奇心驅使，想要解開這個困惑。這個過程又有十多年，直到1991年才開始動筆。寫作過程又是七八年。

我問：你知道這本書在國內外的反響嗎？他答：知道一點，不過我不大關心。我倒更關心每年的版稅。這幽默風趣的回答，讓我們倆都開心大笑起來。

高華很關心我的研究。我告訴他，我來香港，主要想利用中心的資料，補充修改《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始末》一書。我說，你在《紅太陽》一書中，也談到了丁玲等文人在延安時的作為，對我啟發很大。

讓我沒有料到的是，高華對我的這個研究興趣盎然。他追溯了自己對丁玲命運關注的歷程：我知道丁玲的名字還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機會，從一本舊雜志上讀到姚文元一篇批判“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的長文，幾十年過去了，那篇文章給我留下的印象只有兩點：丁玲有一個“反動思想”，叫作“一本書主義”；丁玲是從一個“靈魂腐朽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最後“墮落為反黨大右派”。自那以後，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腦海裏。不久文革爆發，在那混亂和知識貧瘠的年代，我通過各種努力去尋找書本，讀了包括丁玲的小說和散文在內的許多“五四”時期和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1970年，我又從一本舊刊《文藝報》上讀到《再批判》和隨刊登載的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等，心靈受到強烈震撼。而此前讀到的造反派編印的《文藝戰線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一類小冊子上明確寫道：《再批判》為毛澤東主席在1958年親筆所寫。

1978年，我考入大學，雖然學的是歷史，但對丁玲其人其事和二十世紀中國左翼文化運動一直抱有興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聽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等課程，還長期訂閱一份《新文學史料》。丁玲復出後的新作如《“牛棚”小品》、《杜晚香》、《魍魎世界》等，我幾乎都曾找來翻看。我還買了丁玲的文集、自傳、游記和有關她的幾種傳記及研究論著，包括大陸、海外和國外學者寫的不同版本。

我關注丁玲和革命文藝史，都是出自思考的興趣，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關係、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文學和革命政治的關係等問題。當我讀了一大堆丁玲的作品後，我的困惑仍然沒有得到解答：丁玲分明是一個左翼作家，為什麽會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子和“大右派”？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為什麽“革命”會和她一直“過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丁玲蒙受了幾十年的苦難，為什麽在文革結束後，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樣，對“革命”作出反思？若干年後我再看丁玲，竟然發現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張力，如此具有戲劇性，她的一生凸顯了二十世紀中國左翼知識分子歷史的幾個最重要的命題：革命與知識分子，革命與人性改造，革命與革命隊伍內部的斗爭，革命政治的懲戒機制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等等。

高華說，我沒有看過你的書稿，不知道你是否把關注點落腳在這裏。只有把關注點落腳在這裏，你的研究才能站在制高點上。

高華的一番話，讓我非常慚愧。我這本書只是采取“紀事本末體”的方式，希望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根本沒有提升到丁玲和革命的關係，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文學和革命政治的關係等的高度上。我立即懇求他抽出時間看看我的書稿，并像老師指導學生那樣給予教誨。他說，不要緊，慢慢來嘛。

接下來的幾天時間，他都在看我的書稿，并把他意見提供給我。作為一名海內外的著名學者，高華如此提攜我這樣一個半路出家的學人，幸運和感動一直銘記在心。在高華的指導下，我重新修改了書稿。這大大超過了我預期的時間。從香港回來後，高華仍然通過郵件多次指導。當我修改後覺得可以拿出來送給他審閱的時候，我同時冒昧地提出了請他作序。高華爽快地答應了。

在拙作進入發排階段後，高華給我發來的一萬多字的序言《從丁玲的命運看革命文藝生態中的文化、權力與政治》。他以丁玲的命運和革命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為切口，尋找出“革命懲戒機制的內在邏輯”這一命題。在高華看來，革命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一直是一對難于解決的矛盾：知識分子傾向革命，這就和共產黨發生思想和組織的關聯；知識分子還要“民主”和“個性解放”，這就和共產黨的“思想一致性”和集體主義發生矛盾；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最具革命性”的農民，革命自要滿足他們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知識分子卻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農民的所謂“落後”和“愚昧”；革命要前進，離不開思想和組織的高度一元化，更離不開革命的最高代表——革命領袖的思想和組織領導，知識分子卻喜歡高談“個性獨立”和“平等”，對敬仰和服從革命領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碼的認識，更不會像樸實的陜北農民那樣去歡呼“大救星”。

在革命和知識分子這樣不可避免的矛盾中，知識分子的命運就定然會出現悲愴的結局。而丁玲一生的經歷，她命運的起落沉浮，伴隨著高華冷峻的敘述，就慢慢綻露出帶著政治印痕的生命軌跡。而這種生命軌跡，又成為解剖其他知識分子命運的參照。

高華往往能從一個歷史事件本身的發展過程，揭示隱匿在其後的歷史普遍發展邏輯，并進而由點及面；從單一個體的命運起伏，勾勒出一代人的生存軌跡。他為拙作的序言，就是這樣從丁玲個體的命運勾勒出在中共黨史大背景下一代文人的命運。

關于《革命年代》

在香港與高華的交談中，我常常說到讀他某一篇文章的感受，并建議他結集出版。他說，有朋友也一再催促，他已經編成了一個集子。這就是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在歷史的風陵渡口》。我拿到書後發現，裏面并沒有完全展示高華的研究成就。我告訴高華，他說，以後有機會再出版吧。這個機會很快就實現了。2010年，廣東人民出版社“新史學叢書”第二輯中，收錄了高華的論文集，書名為《革命年代》。盡管大多的文章以前看過，但我拿到書後還是一口氣讀完，并情不自禁地寫了書評。

《革命年代》收錄了高華近二十年所寫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寫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寫于2008年11月。全書共分五輯，前兩輯主要研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後三輯主要研究延安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文章所論及的，無論民國政府的南京十年，還是中共在延安的新話語體系，以及1950—1960年代的社會變遷等等，看似都是一個個“點”，但細讀起來，都是歷史的橫斷面。而“革命”就成為這多個橫斷面的連綴。在高華看來，“這些問題發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革命是破壞一切秩序，革命戰爭年代是一個極端的年代”。他對那個遠去的革命年代的思考與追索，最後串成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兩大主線：一條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這是激進的面向社會底層的社會改造路徑；一條是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這是主要面向社會中間階層的漸進改造的路徑。兩條路徑雖然差異甚大，但目標卻是共同的，那就是追求建立一個現代化民族獨立的國家。

同樣的目標，同樣是“以革命的名義”，國共兩黨的結局卻大相徑庭。高華的思考，把讀者帶入歷史深處的隧道。在《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一文中，高華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這個被稱之為“火紅的年代”的話語體系入手，上溯至蘇聯革命話語體系與毛澤東革命話語體系的關聯，考察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共話語體系的構建過程；而伴隨著這套革命話語體系的建立，中共“面對底層群眾和精英分子，創造出一套新意識形態，這是一個整體性的、無所不包的新解釋體系，為革命黨人提供了意義和價值，占據了近代中國的道德制高點”。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在1949年取得勝利，毛澤東從延安的權威話語成為新中國的權威話語，以及此後的“繼續革命”，種種歷史現象，都可以從這種思考中得到啟迪。

從一定意義上說，高華這一代人也是“革命年代”的產兒，是吮吸著革命的紅色乳汁畸形成長的一代人。有論者評論說，當大多數人都只在通過當下體驗生活時，真正的思考者卻能超脫自身的不幸與苦難，在知識積累和命運變遷中形成對歷史的看法，從而具備現實洞見力與穿透力。從這個意義而言，高華提供的是一種深刻的認知。同時，他不圖功名的回望姿態也凸顯出了當下日益稀缺的“知識分子的責任”。

在高華的視野中，河流水面如鏡時，那是蒙太奇般糾結著的歷史與現實的幕布；水面波濤洶涌時，那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鑒往知今。如此，“革命”一詞，就順理成章由歷史走入當下并和未來聯系在一起。不論是毛澤東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告誡，還是加繆的“美麗不能創造革命，然而總有一天，革命將需要美麗”的向往，“以革命的名義”總是與血淚、痛苦、死亡和激情與理想相伴隨。與李澤厚式的“告別革命”的吶喊相比，高華仍如流水般的平和：“這本集子既不是對革命的吶喊，也不是對革命的批駁與詰難，而是我對生活其中的那個已經遠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紀念。”淡淡的，淺淺的，卻透著一個歷史學家的勇氣和睿智。

蒼天不公

2007年4月25日，我接到熊景明的郵件：“高華懷疑肝癌，有幸在例行體檢時發現，他今天就往上海中山醫院求診。”我感到震驚。這樣的命運，真是蒼天不公啊。後來聽說高華病情穩定，令人驚喜。更令人驚喜的是，他在11月29日到北京來了。11月30日，我趕到他下榻的國賓酒店。從外表上看不出他的病。他依然關心學界，關心思想界的事情。他告訴我，想利用在北京這段時間見見朋友。我說，你想見誰，我幫你通知，我當司機，飯局也由我安排。現在想來，高華在北京這短短的幾天，還是很愉快的。他見到了一批朋友，也感受到了朋友們對他的關心。即使在病中，他也沒有忘記學術研究，仍然托我給他找了一大堆資料帶回去。

從那時到現在，兩年多的時間又過去了。高華的病情時好時壞的消息，一直牽動朋友們的心。很多人都希望高華將比《紅太陽》更精彩的看法留下來。據說文革史研究專家金大陸兄與復旦大學的幾位朋友專門與高華談過幾次，并錄音錄像。但因種種原因，整理稿至今也沒有出來。

2010年12月15日，我和熊景明一起到四川大邑參加《看歷史》雜志的一個活動。本來，高華也擔任這次活動的評委，也應該蒞臨會議的。他沒有來，他的病情成為朋友們關心的一個話題。景明在主持會議時，特意向大家報告了有關高華的兩個消息：1、高華病情穩定；2、《紅太陽》一書即將出簡體版。

12月5日，在得知高華病情嚴重時，鳳凰衛視著名主持人楊錦麟在博客中專門發了“為高老師祈福”的帖子。這同樣表達了我們的心聲！

關于“一本書的高華”

高華病後，我一直不知道該為他做點什麽，只有在郵件中表達自己的關切之情。可是，現在把往來郵件再看一遍，發現我的問候也少得可憐，高華談自己的病情次數也不多，多數是談學術方面的事情，或者他給我書單我給他找書；或者他在北京有什麽事情需要我去辦——輕松得不像一個病人。但是，我想為他做點什麽的念頭一直有，指望關注他的學術研究可以給他帶來一點慰藉。

《革命年代》出版以後，我寫過兩篇書評。我把書評傳給他并寫信說：“花了10天的時間，讀了你的《革命年代》，有些當然理解不透，但感慨是很多的。寫了一篇書評，刊于今天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書評’欄。呈上，若有暇可一閱。想前年你來京時種種，心情倍感黯然。保重！”

2007年11月30日，高華到北京來，盡管從精神狀態來看，他看上去不錯，但言談之間，體會到一絲沉重。我問能否通過肝移植治療。2010年12月中旬，參加完《看歷史》雜志在四川的活動後，我給大陸打電話，得知高華的病情不能說是穩定，至少是時好時壞，心情就更加不好。為他做點什麽吧，我對自己說。《一本書的高華》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高華的“邊緣人生”

我和高華交往，始于2006年4月。在此後我與他數年的交往中，盡管不論在交談中還是在郵件中他常說我和他是“好朋友”，但我從來不敢往這方面靠——就年齡來說，他是我的兄長；就學問來說，他是我“須仰視”才能看得見的導師，稱呼他為“高華老師”已成為習慣。“一本書”籠罩下的高華，讓學界的人敬佩，更讓我這樣在學界晃蕩的人敬畏及好奇。敬畏不用說，好奇是，這樣一位溫文爾雅的人，怎麼能那樣洞穿歷史？

對于這個問題，高華并沒有正面作答。他說：其實，我們都生活在歷史當中。托爾斯泰說三代造就一個貴族，是講只有到第三代才能擺脫一代的貧窮、二代的奢華，開始真正有不貧困、不奢華而有學養的生活。歷史印記的延續也大致如此。我們父輩是活在革命的語境下，至我們這一輩算是第二代，帶著革命的印記走入學術語境，對歷史的研究不免有這種印記帶來的價值取向。換句話說，父輩的革命語境從哪裏來，我們向何處去，是我們二代的困惑。到我們下一代，或許既可擺脫一代人的革命印記，又可揚棄我們二代對歷史的困惑，可以在真正的學術語境下進行研究。你可以設想一下，若那時有《紅太陽》這樣一本書，還會有你所說的敬畏嗎？我還會因為“一本書”而這樣生活嗎？

“一本書”讓高華陷入到什麽樣的生活？高華沒有說，但我的總結是，高華陷入到了一種“邊緣人”的生活。其實，“生活在歷史當中”的高華，第一代的印記，已經開啟了他“邊緣人生”的序幕。

1958年，高華咿呀學語時，父親被打成“右派”，他懵懂無知時已經帶上了“右派”的烙印。在革命的政治語境下，“右派”子女的身份使他自然而然的成為主流社會的“邊緣人”。殆至文革，“右派”被歸之于“黑五類”，政治印記更加濃厚。而高華承受得更多。父親被通緝，為了逃避殺身之禍，只好逃亡。高華的記憶中，仍然內存著當時父親逃亡後的境遇；門口貼滿了通緝父親的大字報——“野蠻、恐懼”，這是高華給我講述的語言。

在這種陰影下，高華避開當時轟轟烈烈的革命，躲進小屋“成一統”——讀書。那時，一切是革命的，連能看到的書都是如此，沒有書可讀，大字報和揭發材料也讀得津津有味。1978年，高華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選擇的研究方向是現代史。這一研究方向的確定，注定他要成為學界的“邊緣人”。

雖然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為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需要，對黨史進行撥亂反正，黨史和現代史熱了一陣子。但是，這種“熱”，大多僅限于官方的政治需要。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闡述過這一現象，并稱之為是“國家話語體系”下的研究，而“民間話語體系”下的研究，則充滿了“雷區”。對現代史或黨史的事件和人物的研究，牽涉的面大，涉及到的人多，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而導致政治上的干預。我熟悉的人中，唐寶林先生對陳獨秀的研究就是如此，就因為他鍥而不舍，力圖從學理上還原陳獨秀，但多年來“傷痕累累”。

高華也想這麽做，不過，與唐寶林不同的是，他一頭扎進書堆裏去，真正遵循“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訓言，從1978年至1991年，皓首窮經13年，使他成為黨史研究的“百事通”，也形成了他從學理而不是從政治需要出發梳理黨史的思維邏輯。

1999年，高華完成《紅太陽》一書後，就陷入學界“邊緣人”的處境。書無法在大陸出版；書中的主要學術論述分拆開來，也多半在學術刊物遭到冷遇。後來，雖然《紅太陽》一書在海外影響很大，高華的學術地位也不斷上升，但他倒越來越成為所在學校的“邊緣人”，要不是得到學者董健的幫助，他的處境一時很難改變。我和董健前輩有很深的交往，相互也談過高華的一些事情。董健曾擔任南京大學的副校長，主管南京大學的學術教學工作時，非常開明，力主學術自由，尤其反對以因學術觀點不同而打壓異己，他的影響還在時，南大的小環境不錯。高華的書在海外雖然聲名鵲起，但大環境如此，高華“邊緣人”的地位很難徹底改變。他從來沒有主動申報過任何一項國家課題，因為他知道自己的研究不可能納入國家課題。

像董健一樣，也有一些人想改變高華學界“邊緣人”的處境。楊奎松兄在為華東師大引進人才時，第一個引進沈志華，第二個引進的就是高華，但引進高華卻遇到了種種麻煩。一直到高華去世，他這種“邊緣人”的生活都沒有什麽根本改變。他在世時，蕭功秦等人評論他著作的書評不能在內地發表，就連我的那篇《一本書的高華》，在網上也經常被刪帖。他去世第二天，應上海一家報紙的約請，我“急就章”地寫了一篇小文悼念他，後來編輯告知，上面如何如何而不能發表。北京有朋友約請我寫，我把這篇小文又轉給他，到大樣時也遭遇撤稿。

其實，高華只不過是本著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原則進行學理性的研究，這個社會讓這樣純粹、高尚的人走向“邊緣人生”，肯定是社會出了問題。楊奎松在追思高華的文章中說：“高華《紅太陽》一書無論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處，它都是一本嚴肅的學術研究著作。我們可以同意，甚或稱贊他的敘述與觀點；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評他的敘述與觀點；同樣也可以部分欣賞、部分否定他書中的研究，但是，這都不應該妨礙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把他的觀點和他的書放在學術研究的范圍裏評價和看待，不應該把這樣一種學術研究上的分歧簡單地和所謂左右問題扯在一起。”就是針對這種社會現實的感嘆之言。

站在“歷史的風陵渡口”的高華，對歷史已經洞穿，其實倒真的并不在意自己的“邊緣人生”。當我和他談起所謂的“邊緣人”話題時，他曾開玩笑說：“主體和邊緣，只是當下歷史與政治困境下的劃分而已，若干年後，當這種困境消失後，還有這樣的劃分嗎？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應該看得更高一些嘛。”

是啊。青史充棟，掩卷後，齒留蒼苔者幾何？何為主體，何為邊緣，不是當下就下得了結論的。高華老師，西行路上不必掛懷了。

作者為《炎黃春秋》副總編輯

君子坦蕩蕩

顏世安

高華走了。一直不相信這一天真的會來。五年來，暗暗替他擔心，又一直懷著一線希望，因為他的堅韌和積極面對，希望能夠出現奇跡。

至今記得2007年春天，有一天我和高華、朱劍（南京大學學報）、余斌（南京大學中文系）四個人在陽光廣場旁邊一家餐廳小聚。當時學校組織的年度體檢剛結束，閑談中高華說到，體檢時做B超的醫生要他去復查一下。我們也都沒往心裏去。沒想到幾天以後去系裏，便聽說高華在鼓樓醫院檢查懷疑是肝癌，當時便覺是晴空霹靂。高華性格中有一種極認真的東西，他平時很隨意，談笑風生，溫雅而幽默，但對重要的事，會認真面對，全力以赴以求解決。從那時起，將近五年的時間裏，高華一直是以這種認真的態度面對病魔。但他從不慌張，所有最後這幾年裏接觸過高華的人一定都會有這樣的印象，他在大病之中從未讓人感覺慌亂和絕望，總是平靜從容。我每次見到他，他都會告訴我病況如何，現在的問題是什麽，準備如何應對，給人的感覺是，總是有辦法的。

2009年秋天，他在上海動手術，割去一部分肝臟。我當時在台北，從學生來信知道這一情況，心裏替他難過，知道是到了比較嚴重的時候了。年底回南京，立即去醫院看他。他明顯消瘦，還是像以前那樣，向我講述他所知道的病情。他說，現在就像堵河堤缺口，哪裏水要出來就在哪裏堵，就是這樣了。我知道有一句話他沒有說：有一天堵不住了，就隨它去。我們經常在一起聊天，我熟悉他講話的風格，那一定就是他的意思。但他還是那樣平靜，不是聽之任之的消沉的平靜，是認真面對的平靜。他語調平和，感覺與平時沒什麽兩樣，仍然時時夾帶他那種獨有的幽默。

記得幾個月前我們去他家裏看他，他說北京的朋友聯系了一個氣功高手，他準備各項指標穩定一些以後（當時天天去醫院輸液），就去北京跟著練氣功。我覺得氣功治療這樣的方法，在高華身上說不定真有大用。高華生病以後求生意志很頑強，精神力量也很頑強，能度過眼前這一關，出現什麽奇跡也未可知。此後的日子，心一直懸著，又帶著一絲希望。

一直到臨終前十幾天，我和幾個朋友去看他，他還保持著那種認真、平靜和幽默的風格。那時他已十分消瘦，氣色也很不好。因為每周需要幾次輸血，插在腿上的一根管子就留在那兒，他不僅下床極困難，翻身也困難，可以想象很痛苦。他肯定知道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時候，但一點沒有顯出無力的絕望感，神色安詳，向我們幾個人講述現在的病情和治療的情況。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告訴我們，前兩天醫生說，已經發了兩次病危通知了。然後他帶有調侃地抱怨說，這個醫生就站在我的病床跟前這樣說，按理講他不應該當我的面說，他真是拿我當鐵打金剛了。我們幾個人都笑了一下，內心則非常沉重。我們都是高華多年的朋友，熟悉和他談話的這種氣氛，某種智力和精神力量混合的東西，把過去的歲月和記憶拉到了眼前，瞬間壓住了悲哀的感覺。我後來想，那位醫生當高華面就講發病危通知的事，也許真的是因為一直替高華看病，對他的從容平靜有深刻印象，才在疏忽中丟掉了醫生在危重病人面前通常會有的小心。

那次離開醫院後，我雖然從學生處知道，醫生認為他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但仍抱著一線希望。直到12月27號上午接到他學生的電話，才知道，高華最終還是走了。心裏的悲傷難以言喻！不僅因為一位多年的好友永遠離去，也因為知道高華一定有特別的不甘。這是熟悉他的朋友共同的感受，因為高華有長期的閱讀和思考的積累，學術研究正進入黃金歲月，他有許多對近現代史日漸深入的想法，可惜再也沒有機會寫出來。任何人在這樣的歲數辭世都會遺憾和不甘，但高華的不甘非比一般！

《詩經・黃鳥》追念秦國三良早逝，說“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規則在哪裏）？”這樣哀傷的疑問，古今一理。悠悠蒼天，為何要在高華步入學術黃金歲月的時候，讓他離開這個世界？也許宇宙中還有另外的世界，高華的生命在那裏還會以某種我們不知道的方式延續。但這個世界需要高華的思考和寫作，高華也需要在這個世界實現他內心裏長久的想法，可惜這一切就這樣結束了。

我認識高華是在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的時候。那時我們相差一屆，我同宿舍有一位賀軍，是高華自幼的好友。高華經常來找賀軍，有時就在我們宿舍聊天，慢慢就熟起來了。那時不僅我和賀軍喜歡和他一起聊天，許多同學也都喜歡聽高華講國共兩黨的人物關係和掌故。高華對此的熟悉程度，在研究生同學圈子裏廣為人知。那種知識是很長時間裏慢慢積累起來的，可以說是有“童子功”。

高華自己在回憶文章裏曾經說到他的家庭，他父親作為一個南京的老地下黨員，在1949年以後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家庭變故對他幼年心靈的影響。一些人往往容易有一種印象，認為高華是因為幼年生活環境的壓抑，才特別注意瞭解現當代史的種種事件脈絡、人物遭際。這有一定道理，但我的印象有一些不同。我和一些熟悉他的朋友都認為，高華其實是有一種非同尋常的興趣。不是司馬遷著《史記》的那種發憤，而是對影響當代中國人命運的現代政治史有真正的興趣。（其實司馬遷早年搜集材料四處游歷準備寫史書，何嘗不是有極大的興趣，受了宮刑以後才轉為發憤。）聽他講國共兩黨史事和人物，很少有激于義憤深挖某處的黑暗，或痛詆某人的罪惡，他不是那個路子。他總是娓娓而談，輕松地理出他所看出的事情本相。揭示事情的本相似乎是他生命本能中的一個極大的喜好。熟悉高華的人都知道，他其實不是那種義形于色的人，他為人幽默風趣，不是喜歡隨便說笑的那種風趣，是用準確的語言把事情的委婉曲折揭穿，又能寓嘲諷于詼諧之中的那種風趣。《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高華的成名作，功力甚深，影響極大，語言平實洗練，但我總覺得，好像與他閑談時的語言相比，火候還是差一些。當然這也許不一樣，寫學術著作以客觀準確為佳。他的口語敘述有特別的魔力，部分來自天生感悟力，部分來自大量閱讀，還有部分來自南京市民文化中那種難以言喻的喜劇色彩的調侃詼諧。與他閑聊現當代史真是快樂的時光，那時的文科研究生差不多個個眼高于頂，自大狂妄，同時視時間如命，但是看到高華一來，大家把書一合，心甘情愿一起加入歡樂的閑聊。如果只是長期受壓抑的忿忿不平，怎能有如此的魅力。

高華醉心于揭示事實，當然他也有立場，這立場的形成也許有一部分幼年家庭遭際的影響，但我感覺，主要還是來自青少年時代廣泛閱讀人文社科類書籍。可以這樣說，他的立場主要不是黨派的和政治的，而是人文主義的。這種人文的視角和立場貫穿在他談論歷史人物事件時的語氣中，也貫穿在他後來一系列的著作和論文中，讀過他書的朋友自然會有印象。我的專業是中國古代史，那時也會有興趣跑到近現代史的研究室裏面看有關國共兩黨的一些資料，看到過一些作者從黨派、政治立場寫的揭露性質的文字，有時有很深印象。但是與高華的交談獲得的印象完全不同。高華評論某個重要歷史人物，有時贊揚有時揶揄，但都是出自一種人文主義的情感和立場。國共兩黨都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革命黨，有特有的革命理念，兩黨的上層人物往往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又有各自不同的革命意識，但作為政治人物在權力場中沉浮，人性中的自私、狹隘和黑暗又常常在不同情況下顯露出來。高華的敘述便是在這樣的線索中穿行，他有一個深刻的關切，就是人文主義的價值怎樣在革命運動中被激發和生長，又怎樣因權力搏斗或其它歷史原因受到摧折。高華後來的研究和寫作，就他的愿望而言，是想盡量站在一個客觀的學者立場清理事實，但他的人文主義的情感和立場始終是很明顯的。

研究生畢業時，因為高校大量需要培養年輕師資，我和高華都留在系裏任教。高華那時已成家生子，學校給他一間筒子樓裏的小房間，大概只有十平方米，他和妻子帶著年幼的孩子住在裏面，記不清楚有多少年。九十年代初，學校有一次排隊點房，他點到上海路一個兩家合住的套房，有一大一小兩間房，還有一個小廚房，合用衛生間。他在這個房子裏住了很長時間。我最近看過一些回憶高華的文字，說到高華居處的窘迫和經濟上的困難，有時就說到這個住處如何逼仄。但我記得很清楚，剛分到這個房子時高華夫婦多么高興。有次我們一起去看房，高華的妻子劉韶洪站在那一大間的門外，反復端詳以後，拍著年幼的高欣的腦袋高興地說：兒子，這就是我們的家了。

高華從那時起有了一個自己的小書房，是個朝北的房子，水泥地，大概只有七八平方米。他十分滿足，天天坐在那個小房間裏看書寫東西，常常一邊放著他喜歡的歐洲古典音樂，聲音低低的，一邊做自己的事。有時我晚上去找他閑談，音樂也不關掉，就在裏面聊天。高華喜歡貓，有時他工作，貓就伏在旁邊。他出去散步，貓就跟在腳後面。後來那只貓被人偷走了，高華失魂落魄好幾天，跟我說什麽事也做不了，并痛心地說以後再也不養貓了。幾年以後兒子漸長，需要一間單獨的房子，那間小房讓給兒子，高華晚上就到廚房的飯桌上工作。外間所傳高華的書是在廚房裏寫出來就是這個時候。

高華那時居住條件、經濟情況肯定不是很好，但我覺得在大學裏面工作的年輕教師許多都是那樣。一個真正對書有興趣的人，能有一個安安靜靜讀書思考的環境，不經常被莫名其妙的事情打亂，就是很大的快樂。我記得那時跟他聊到過這事。有句話說做學問要甘坐“冷板凳”，我們在一起嘲笑這話。這話的意思好像是說，人生本來應該“熱”，但要把學問做好必須“冷”。好像還伏了一個意思，能夠下決心“冷”一段，就能迎來人生的“熱”。當然提倡坐“冷板凳”的前輩應該不是這個意思，他們是希望後輩不要浮躁，踏踏實實做學問。但是“坐冷板凳”還有“耐得住寂寞”這類說法，實在不是形容學者生活的好說法。一個人安靜地坐在自己的小天地裏看書思考，與二三好友時時聚談，這根本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它有自己的快樂，就是悠閑、自由和有趣，思考成熟的時候可以有所創造。一個人選擇做學者，就意味著選擇這種生活方式，決不是為了學問名聲而“耐住寂寞”，為了迎來“熱”而臥薪嘗膽地“冷”。

當然有些朋友描述高華清貧也是事實，高華一直有經濟生活上的壓力，希望改變，有時甚至也著急，這都是人之常情。舉個例子可知他那時的情況，九十年代上半段，他除在歷史系完成教學工作之外，還額外到中美文化中心給留學生代課，主要目的就是掙一份講課費。那時好像平均每周要上四節課，還要給學生答疑、改作業，區區月薪，可謂辛苦錢。但我想說出我熟悉的另一個高華。他主要的時間還是在做著自己喜歡的事，他覺得自己有能力把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搞清楚，對此懷著極大的興趣。他生性沒有其它嗜好（大概只有抽煙），就是喜歡看書、思考，這帶給他許多快樂。因為這些快樂，他常常是平和、有趣而幽默的。其實不僅熟悉他的朋友，凡是聽過高華課的歷史系的學生，都會對高華特有的幽默有很深的印象。真正的幽默來自智力，也來自平和靜觀的生活姿態，常把自己攪到利益糾葛裏面忿忿不平的人，很難有幽默感。

高華一生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寫作《紅太陽》。關于這本書，他準備材料可能很早就開始了，但決心系統地清理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我的印象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如果按常規的方式做研究，他可以申請課題，可以較早發表研究成果，申請職稱等等。他早年一系列有關孫科的論文應該就屬于這樣的研究。但他學術上最有心得之處不在這裏，有一段時間我們經常說到選擇研究課題的事，他後來決心丟開可以申請研究經費的課題，把自己最有想法的問題做出來。

促成這個決心有多方面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個書生不肯辜負自己的生命。誰也不愿辜負自己的生命，但各人性情不同，生命的展開方式也不同。高華是一個天生的讀書人，他選擇安安靜靜地做自己內心認可的真學問，是性情所致。當然這是我的旁觀，高華寫這本書當然有其它的原因，幼年時的生活經歷、長期的思考、一個認真的學者對社會和歷史的責任感等等。但我想說，高華的性情決定了他就是要選擇做最好的學問來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否則，一個人可以選擇很多不同的方式對自己負責，做學問也可以大而空，先撈到好處再說。東漢末年的古詩說：“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的社會氛圍，特別容易讓知識人接受這樣離亂失敗時代的人生醒悟。我們這一代學者總體上的表現，已經顯示不少人都是這樣的。但高華與許多人不同，他要認真地做有價值的好學問。他開始準備寫書是九十年代初，那時寫這樣的作品，既不能發文章也不能申請經費，也不可能出版（當時尚未想到可以在海外出版），對于爭取個人前程來說，完全不合時宜。記得那時他曾對我和朱劍說，他現在不想這些事，就是看了許多歷史文獻資料，梗在心裏，不寫出來難受。寫出來先放在那兒。這是20年前的事了，他的原話記不清楚，我打電話與朱劍核對，大體就是這樣的意思，肯定不會錯。

很多朋友提到他作為一個學者的良知和社會責任感，我完全贊同。我的感覺還有一點，他出眾的才華和學識，讓他醉心于做出真正好的歷史研究，哪怕不能出版也在所不顧。他做這樣的工作時真的不是“耐住寂寞”，他是內心裏有極大的熱情。他那時每寫一個部分，都要把全部相關資料再看一遍。然後一個人出去散步，靜靜地思考，把許多不同的歷史記錄和回憶資料參照對比，慢慢地在心裏追蹤事情的真相。他看不到檔案，所有相關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都是這樣一點一點地清理出來。也許這在許多人看來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我也同意，但我特別想說，這在高華同時是一個欣喜、自得的過程。

我的專業不是中國現代史，《紅太陽》學術上的成就和得失，我沒有資格評判。這部著作已經在國內外有重大反響，將來影響一定還會持續。我想回顧的是高華這個人。高華要寫延安整風的書，我們幾位來往較多的朋友一直知道。但是直到他的書寫完付梓，我都沒有看過其中的章節，因此一直不知道這部著作的內容和可能會造成的沖擊。直到快要完成時，我才有點知道這本書內容上的嚴峻性，擔心高華他會遇到麻煩。

高華的性格還有一個方面，是他的謹慎和敏感。對可能的危險，對別人可能帶給他的傷害，他都很敏感。惟其如此，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真是顯示了他的勇氣。記得出版前有一次我和朱劍跟他在一起，知道了他擬定的書名，我們兩人都有些吃驚，覺得這書名醒目，擔心太刺激，建議他選擇更學術化的書名。但他當時好像沒有太多的猶豫，說不改了，就這樣吧。高華心裏一直有一種坦然，他覺得自己是做學術性的研究，不是站在黨派立場做褒揚或貶抑，所以沒什麽好擔心的。我想這是一種書生式的英雄主義，一定要艱苦探索挖掘事實真相，同時一定要把自己探索的果實公布出來。縱然事事謹慎，這件事卻顧不了那麽多。所以我總是想，這部書的寫作和出版，是高華個人生命中最有燦爛光華的一段。我不是就這書的成就和影響而言，是就一個人的生命品質而言。

書出版以後，給高華帶來很大的學術聲譽，也給他帶來一些壓力。那時我曾聽到一些傳聞，說有些上層重要人物對這書有很嚴厲的否定評價。類似的傳聞難辨真假，高華不可能沒有聽說。依他敏感的性格，內心一定是有壓力的。有兩件事可以說明一點問題。一是曾有一位律師從香港帶他的書入境被海關查扣，這位律師狀告海關，說禁入海關的書目上沒有此書，海關查扣無依據。後來律師勝訴。當時這事頗為轟動。但我知道律師開始告狀時，高華是很擔憂的。那時學者在海外出書，上層睜只眼閉只眼，但是如果因為官司的事情鬧大，上面要是對高華的書加上什麽定性，就會給他帶來很大麻煩，至少會影響他的安安靜靜的研究。還有一次是北京某重要官方研究機構召開有關毛澤東思想的研討會，邀請他去參加，他就比較欣慰。他不是想進入官方的研究系統，到裏面分享經費什麽的，他在意的是，這樣的邀請表明官方研究機構（至少是其中一些有決定權的人）承認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做的是學術研究，不是表達政治意見。他一直希望別人（包括官方）以學術的眼光看待他的書，這符合他研究的初衷，也免于給他帶來諸多壓力和困擾。我現在回憶這事，說明高華的謹慎和小心，不是想說他膽小。相反，我是想說他的勇氣。

2008年春天，在他查出患肝癌以後大約一年左右，有一次在上海請一位著名的肝病專家診治，這位老專家懷疑他不是肝癌，可能只是肝硬化。要他注意定期復查。他聽了非常高興，回到南京後有一天散步時遇到我，告訴我這件事，他說他那天聽到這個診斷，夜裏都沒有怎麼睡著，“我們都是凡人啊！”這句話我印象極深。高華說的一點不錯，他是一個凡人，有經濟壓力，要孝敬老人，要養家糊口，要還房貸，也要規避風險。可是在學術上他不肯取巧，不肯打馬虎眼，勇敢面對事實。這是我們今天悼念他，要特別敬重他的地方。有人曾經跟我說到，高華患肝癌，可能與長期的精神壓力有關。我想這是有可能的。高華九十年代初患乙型肝炎，當時不嚴重，很快就好了，但這可能是最早的病源。後來經濟上的壓力、工作的勞累、書稿完成以後精神上的壓力等等，都可能是最終致病的因素。

《紅太陽》出版以後，高華比過去忙碌了，經常去海內外各處開會講學，結識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一些是學術界的，也接觸了一些中共元老的子弟家屬。廣泛的交流和對話，更使他擴大眼界，進一步反省和提煉自己對一些歷史問題的理解。香港中文大學計劃出版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其中1969—1971年卷本來是由高華撰寫，他對林彪事件有長期的關注和思考，一定對這一段迷霧重重的歷史，有新的剖析和梳理。可惜身體情況迫使他不得不終止寫作。如果假高華以時日，他不知會有多少重頭的研究成果出來。即使在患病期間，高華仍然堅持寫一些論文和評論文章，看他最後幾年寫的東西，思想愈加深沉，文筆愈加客觀、老到。高華真的是到了一個學者最成熟的時候，卻不幸一病不起，再無提筆的機會，傷如何之！

追悼會上，看著安安靜靜躺在花叢中的高華，不禁悲從中來。高華去世這些天我一直引導自己這樣想：高華雖然年壽不長，但一個人生命的價值不在長短，在質量。高華寫出了極有分量的學術著作，影響了很多人對歷史和社會的看法，他的生命已經質量很高了，應該無所遺憾。可是看著安睡的高華，我總忍不住想起年輕時候在研究生宿舍裏他敲門而入，大家合上書聚攏閑聊的時候；想起在他小書房裏低低地放著音樂，閑談各種問題的時候；想起他晚上散步思考問題，一只貓安靜地跟在腳邊⋯⋯那個生動的有趣的高華再也沒有了，這是任何功業也無法抵消的沉痛哀傷！

高華辭世已有半月，內心一直沉郁難解。本來準備過一陣等心情平靜再寫紀念文章。高華夫人告知香港中文大學要出紀念文集，囑我撰文，敢不從命！謹以此簡短回憶，獻于亡友靈前。

愿高華安息！

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高華與攝影

楊小彥

2011年12月30日，南京天氣陰霾。這天一早，我與馮原專程到南京雨花臺區石子崗殯儀館送別學者高華。

最近幾年，我們與高華有過幾次令人難忘的交往。他是歷史學家，我和馮原則主要研究視覺問題，尤其關心圖像實踐與社會變遷的復雜關係。我們在一起，高華講歷史，讓我們大開眼界，我們則解釋各種視覺現象，他也抱有強烈的興趣。這使我們的交流自由而順暢。幾年前我們一起到延安開會，三人站在延安棗園門前，注視著領袖與其戰友住所的平面圖，探討其中隱藏的奇妙的空間政治問題。高華詳細談了當年住在棗園裏的張聞天的遭遇。突然，他脫口而出：政治感冒藥！意思是，在整風的嚴厲氣氛下，張變成了運動的“政治感冒藥”，稍有不適，他就會被端出來批判一下，以解困境。接著，我們到了當年的“七大”會場，簡樸的現場布置同樣呈現了令人感嘆的空間政治秩序，見證了政治的全面性，落實到視覺上，就成為對觀看的一種有效控制。高華慎重地指出，視覺秩序顯然被歷史學家忽視了，其實這是一個重要的領域。

延安會議之後，我也不斷向高華請教，所談多與視覺政治有關。為了使討論更加深入，我與馮原干脆私人邀請高華南下，純粹是休憩，不開會，更不做報告，就三人，開著車子，在珠三角游走閑逛。我們從廣州出發，到新會參觀梁啟超故居，到中山看孫中山紀念館，到珠海看大海，再返回開平看華僑碉樓。路上自然離不開近代史這個話題。一天傍晚，月光甚好，我們尋到一處江邊的大排檔坐下，點上菜，要來啤酒。高華開講驚心動魄的1969到1971，其中的波瀾，以及波瀾中的險詐、詭計與血腥，和眼前美妙的風光了無關係。其中涉及到了與視覺有關的內容，也就是一張公開發表的照片背後的奇特信息，明白以後只能倒吸一口冷氣，甚至大腦皮層也發生輕微的震顫，耳旁還出現遙遠的轟鳴。

不久，“沙飛影像研究中心”第一次研討會在河北石家莊召開，我特意邀請高華參與。這時的高華真的對革命攝影產生了研究興趣，對攝影的社會作用另眼相看。他在會上發表了“三種左翼”的觀點，引起了會議的強烈反應。高華提醒我們，抗戰期間晉察冀邊區，除了攝影家沙飛、著名記者鄧拓廣為人知外，還有一個人我們都忽略了，那就是埋頭做宣傳組織工作的張春橋。高華指出，革命自然和左翼運動有關，但參加革命顯然存在著三種性質不同的左翼方式：個體左翼，集體左翼和組織左翼。顯然，沙飛盡管身在革命陣營，但仍然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是個體左翼的代表；鄧拓從事新聞報道工作，規訓程度比沙飛要高，其所表達的是一種集體化的左翼觀點，接近革命運動的核心；張完全沒有拋頭露面，這說明他已經徹底融入組織之中，是組織左翼的典范。他們的結局也令人唏噓，沙飛1950年因精神失控打死日本醫生而被槍決；鄧拓是文革開場的無辜祭品，自行了斷；張春橋盡管後來位極人臣，但最後仍然逃不出革命的制裁，成為階下囚，以沉默了卻余生。他們的結局似乎證實了某種歷史的定數，但又充滿了個體的特殊性。

坦率說，攝影界從來沒有人從這個角度思考自身的歷史，從而印證沙飛的悲劇性。高華獨具慧眼，看出了其中的曲折，但他的觀點又具有普遍性，充分說明歷史的吊詭，以及隱藏在這吊詭背後的悲劇性質。從這一點來看，沙飛的悲劇絕對不是個人的悲劇，盡管其死要歸究于一時的失控。沙飛的意義也在高華的洞察中彰顯了出來，讓我們對攝影的社會作用有了新的認識。

2010年，高華已經身體不適，不宜出遠門了，但他還是接受我的邀請，南下廣州，參加由我策劃的藝術家張大力“第二歷史”的研討會。張大力用了好幾年時間，克服種種困難，收集了一批相同照片在不同時期發表的不同版本，呈現出其中的修改痕跡，揭示公開的歷史背後的“第二歷史”，給人們重新思考歷史的角度。我以“視覺秩序背後的一種修改機制”為題，邀請各方學者參與。高華因為對這個問題有心得，不顧重病纏身，從頭至尾參與了討論。

高華此時臉色不好，但精神尚可，言談之中依然保持了歷史學家的敏銳。我詢問他的病情，他囑咐我不要擔心，他會積極治療的。他的樂觀多少讓我放心，但他的臉色卻傳達出讓人揪心的信息。果然，後來關于他病情的消息不斷傳來，多數不太好。

高華去世前一個月，我與馮原專門去南京看望他。飛機才降落，就收到高華的短信，問我們到了沒有。走進病房，高華安詳躺在床上，冷靜而清晰地描述著他的病情。他告訴我們，現在是最後的機會了，希望能有好轉，然後再做別的治療。我握著高華的手，不知道該說什麽。我們談起愉快的珠三角之行，談到江邊的大排檔，以及那一晚的夜色。其間也談到了他的研究，尤其與攝影的關係。我們還照了相。高華說，他現在容顏尚好，可以合影。我們都擺出了勝利的手勢。

從醫院出來後已是夜晚，我們匆匆趕路，沒有說什麽。心情不好，因為知道高華最後的日子已經無多，心裏禱告著，希望奇跡出現。

但奇跡終于還是沒有出現，一個月以後，高華撒手離去。

追悼會上，高夫人和我相擁而泣，淚流滿面。她失去丈夫，我們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賴的朋友，中國學界失去了最優秀的學者。我從此無法再聽到高華談論攝影。假如他能有更多時間，誰知道一個歷史學家進入攝影之後，還會給我們怎樣的驚喜？

作者為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新聞傳播學系教授

近代史學界塌了一個角

張鳴

12月27日早晨起來，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說是高華的學生，頓時我的頭就嗡的一聲。接著聽到電話那頭說，高華已于昨晚十點走了。

高華的走，我有預感，所有他的朋友，都有預感。早在幾個星期之前，他的病情就開始惡化。上星期六我去看他，感覺他的生命在一點點地流逝，當時強忍心裏的難受，跟他聊了好些學術和時局的事兒。他的思路還是那樣的清晰，對發生過的所有事情，都一清二楚，甚至比我這個健康人還清楚。最痛的感覺，是天太黑。

高華走了，真的走了。長歌當哭，應該是在痛定之後，此時心緒亂如麻，思路根本捋不出個頭緒。一個正當壯年、一個史學家最好年齡段的學者，帶著他滿肚子的學問、滿肚子的史料和滿肚子的想法，就這樣走了。說點什麽呢？

“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據說是史學界前輩范文瀾老先生的名言，但是，即使在具有悠久傳統的中國歷史學界，這些年來，真正能實踐這句名言的人，也是鳳毛麟角。很多大牌學者，尤其是有著各種顯赫頭銜的學者，不是各種長，就是什麽江的學者，手上課題一大把，享受多種高額津貼，多個學校的兼職和大筆的補助。他們最顯著的特點，不是冷，而是熱，超熱。頻繁出席各種會議，參加各種評審，大小的慶典，也少不了他們的捧場。而且，這樣的大牌，成果也相當多，多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好多做了校長副校長、院長副院長的人，公務繁忙，經常一年有小半年在國外，小半年在會議和酒席上，小半年在飛機上，但每年成百萬字的著述都能問世。當然，這樣熱的學者，寫出的文字，即使有人代勞，也只能是假大空，不是半句空，而是整篇整本的空。只要把課題費花掉，書出版，壽命也就結束了，不會有人再多看它們一眼的。

不過，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一邊是荒淫無恥，一邊是辛勤的工作。中國之大，不乏堅持坐冷板凳的人，高華就是其中一位。

高華是一個做冷學問的人，這個選擇，是他自己找的。本來，在民國史重鎮的南京大學，他作為一個出道很早的民國史專家，如果選擇做民國史，尤其是“抗戰”史、南京大屠殺歷史的研究，拿課題容易，得資助容易，出成果容易。以他的才華，數年之內，碩果累累，順便賺大筆的課題費，易如反掌。但是，他偏要一頭鉆到難做的中共黨史裏去炒冷飯。在他做延安整風研究的時候，他還住在南大的一棟老樓裏，晚上寫作，為了不妨礙夫人和孩子休息，就搬一張小桌子，坐在廚房裏，一盞20瓦的燈泡，從天花板垂下來，資料鋪得滿地都是。冬天的南京很冷，風從門縫裏吹進來，所以他總是感冒生病。他那本具有世界聲譽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十年磨一劍磨出來的。

這個年頭，即使是歷史界，選擇做時髦學問、“歌德”式的學問，即使不一定出名，但利益多半不小。即使利益不大，也肯定沒有風險。反過來，如果選擇做冷學問，難做的學問，甚至多少帶有一定風險的學問，那麽肯定會遭到冷遇。資料難找，成果不多，發表很難，因此發表量就少。拿不到課題，評職稱就難，至少會比別人落後。一步趕不上，就會步步趕不上，房子、票子、車子就全泡湯。還時常伴隨各種有形無形的風險，想換個學校，都做不到。他的病，說到底，也跟他的這種選擇有關。畢竟，高華也是血肉之軀，不可能對外界的壓力無動于衷。

他生病之後，我們經常開玩笑，說他不該做這樣讓人難受的學問，老看那些令人悲傷甚至哀痛的材料，應該改道去做先秦史，那裏的事比較陽光一點。但是我知道，這樣的選擇，是他受良知驅使的結果。很多學者都有良知，但良知跟飯碗比，良知跟榮華富貴比，似乎就不那麽重要了，但是高華不，他一直在遵循自己良知的召喚，即使路難走，即使因此得了不治之癥，也無怨無悔。

人們都說，做學者要甘于貧賤，可是，自古以來，守愚容易，守貧難。偏偏只有能守得住貧寒、守得住寂寞的學者，才能做出經得起時代檢驗的東西。我時常問自己，如果我處于高華的位置，貧寒到這個地步，連書都沒有地方放，我還能不能堅持我的理想，做高華這樣出力不討好的學問？慚愧的是，雖然我是高華的好朋友，卻一直沒有確定的答案。最大的可能是，我會先去掙錢，掙夠了錢，再回過頭來做學問。只是，我也不能確定，到時候我還能不能坐得下來冷板凳。

跟其他史學界同仁相比，我認識高華比較晚，大約跟我出道晚有關。2003年，我們才第一次見面。那是一次我參與組織的我們系的國際學術討論會，高華做我的論文評議，記得當時我寫的是一篇討論土改的論文。此前，已經看過他的《紅太陽》，對于當時的我，他就是一座山。

在會上，我們聊得投機極了。會後，我拉他和幾個朋友一起吃飯，席間，在高華的慫恿下，蕭功秦先生還用俄語唱了《國際歌》。此後的來往就比較多了。比較長時間的一次，是不久後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訪學，高華是那裏的常客，兩個月下來，幾乎天天在一起。他煙癮大，在辦公室怕熏了別人，只能隔一小時下樓抽一支。每次都拉我陪他，我們繞樓一周，邊走邊聊。

高華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待人彬彬有禮。香港中文大學雅禮賓館和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所有人，幾乎都認識他，他對見過的每個人都會招呼到。一次，居然看見他掏出一包茶葉，送給中國服務中心的掃地工，說是專門給她帶的。每次到達和離開辦公地，他都會跟每個人打招呼。跟他在一起，每到這種時候，我總是感到十分慚愧。

2006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同時聘高華和我去那裏教半年的書，我們幾乎天天在一起，沒事的時候，我就去聽他的課。高華講課非常有風格，內容就不用說了，容量之大，思想之刺激，每每令人應接不暇。更妙的是，他還非常幽默風趣，聲音具有磁性。這樣的聲音，只有優秀的話劇演員才有。認識高華，也逐漸認識了好些他的學生，每個聽過他課的學生，都跟我有同感，也都超級熱愛他們的老師。高華和他學生關係之好，每每讓我們這些做老師的嫉妒。當然，這樣的關係，是他用心血澆灌出來的，在他重病期間，在病床上還在修改學生的博士論文，一本厚厚的磚頭，近四十萬字。

高華上課雖然很幽默，但從不可能讓人大笑。他是一個十分審慎小心的人，說話、做學問都很有分寸感，真正能做到有一分證據就說一分話。如果跟他不熟，你覺得他是一個嚴肅到有點拘謹的人。即使熟了，開玩笑也相當有分寸。

不過，我卻曾見識過他的另一面，一個開朗、風趣的高華。那是在四年前，服務中心的熊景明女士退休，高華夫婦、秦暉夫婦、武克剛夫婦以及章詒和女士一起到昆明去玩，順便慶祝熊景明榮休。我們每個人都準備了節目，我和高華來了個合唱，唱八十年代的廣告歌“我們是害蟲”，笑得大家飯都快噴了。（在某些人看來，我們的確真是害蟲。）唱完之後，我以為節目就完了，結果，他還有余興，又來了一首五十年代的蘇聯歌曲——記不大清楚了，好像叫做有個大媽叫瓦裏瓦拉。唱完之後，大家一直都在哇哩哇啦。

跟他交往，唯一遺憾的是他不能喝酒，但是，跟他聊天，每每有醉的感覺。高華的聲音，是我一生最喜歡聽的聲音，“醉裏吳音相媚好”，就是這個感覺，親切，低，沁人心脾。高華的為人，他的治學，他的教書育人，都是這個感覺。

在史學界，我是野路子的野狐禪學者，如果說，在我這一生中，有點撥過我的治學的人的話，那麽高華絕對算是一個。只是非常慚愧，盡管有這樣的良師益友指教，我卻時常撒野如故。好在，後來我寫的東西，高華十分喜歡，在他生病的四年裏，他的夫人告訴我，他們都是我博客甚至微博的讀者，看我的博客，是他每天的功課（其實是消遣）。我出版的每本書，都會寄給他。我知道，我寫得太多，太糙，總是暗下決心，下一次，一定寫一本像樣的書讓他看。可是，書還沒寫出來，他人已經走了。

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天，我有幸跟他在一起，他用他對學術的關切告訴我，他不後悔他的選擇。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金陵當哭高華沒

張寧

金陵當哭高華沒，蠟燭成灰淚無言。茫茫黑夜孤身影，清貧一世救史魂。

認識高華是從他的書開始的。讀《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之前，對國人所書的中國近現代史有一種莫名的排斥。我們這一代人是被用歷史當佐料篡編成的意識形態糠團灌大的，多少都患有一點精神性的慢性胃潰瘍，一見糠團就反胃。八十年代出國以後，讀的書多了，對中國近現代史要么不讀，要么就“正史反著看，野史正著讀”。記得八十年代中在香港讀到徐復觀《論中共》一書，最大的震動是我們為什麽對自己國家的事一無所知，我們為什麽讀不到這樣的分析，八億人民（當時的人口估計）每天讀報，就沒有一個像徐復觀這麽讀嗎？九十年代第一次去台灣，那裏的整個抗日史完全是另一種敘述，人一下就驚醒了：中國近現代史是一筆意識形態的糊涂賬。直到讀高華的著作，驚嘆我們這一代人中也有這樣一位撇開糊涂賬特立獨行的著史者。高華讓我們關注國內的現當代史研究，讓很多人恢復了對國內現當代史學的信心。我們都知道在現今的中國，盡管情況日益改善，但基本現實依然是，超越意識形態做近代史難，超越政治局限做現代史難，超越這兩個局限做黨史更是難上加難。高華竟然能從支離破碎的歷史靜脈紋理中撲捉住某些歷史的動脈運動方向，借用蕭功秦對他的評價，源于他對歷史有一種超凡的“洞察力”與“悟性”。

與高華相識則遲至2008年。2007年巴黎開了一個關于“作為歷史研究對象的毛澤東”的國際會議，與會代表中有高華，大家都很期待見到他。可惜他沒能來，原因是患了肝癌。也因此，我產生夏天回南京探親去拜見他的愿望。其實此前我就跟南京的一些朋友提出過這個愿望，但高華的處境模糊地變成一些人的不方便，因此一直未能如愿。

與高華一見如故。之後每個夏天只要回南京都會去拜訪他。重病中的他看起來不像病人，聲音洪亮，氣色紅潤，說起話來神采飛揚。每次去見他多在下午3點之後。他住的龍江小區是南大教師宿舍區，房子不大，在他這一代“功成名就”的國內學者中，這是我見到的最小的住所。屋子裏到處都堆著書，但收拾得很乾淨，全賴高華夫人劉女士。我們坐在他的書房裏，一般坐下就不動，只就近看他書架上與身旁堆著的藏書，生怕在小小的空間中制造出過多的響動。

一說起書，說起歷史事件與人物，他就進入了他的歷史藏庫，滔滔不絕，如數家珍。我談及自己的研究與檔案館工作時，他會認真地聽，有時還會從書架上找出他認為值得參考的材料給我。每次在他那兒都會呆得過久，有一回他夫人笑吟吟留我吃晚飯，我才意識到我們都忘了高華的病體。回家後父母都批評我不懂事。的確，每次去看他都會忘了是去探望病人。

2010年夏天再去看他，我們談到了龍應臺新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將他那本遞給我，說是學生給他帶過來的。我當時還沒有看到書，只看過一些介紹，但選擇1949這一年，并以文學的方式切入這段歷史，令人期待。中國內地民間記憶中的1949，如果開放這樣的寫作方式，該會是怎樣一種波瀾壯闊的歷史場面啊！高華說起了他的父親，一個地下黨員建國後的遭遇以及這種境遇對他成長的巨大影響，又說起他脫離傳統的歷史訓練，轉入現代史研究的心路歷程。我當時還想起了錢理群那個分離于兩黨與兩岸的家庭，想起了很多很多朋友的故事，想起檔案裏看到的型型種種的材料中的個體和他們的家人。臨走前高華將他的書借給了我，我答應離開南京前還給他。

高華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寫滿了筆記。我很好奇他的讀法，因此閱讀龍應臺的同時也參看高華的點評。當時我沒有看到高華就這本著作寫的札記，從發表時間看似乎就寫于我們交談之前後。我還記得離開南京時因父親臨時入院手術，在去醫院的路上給高華打電話，電話那頭也是醫院，高華的危機狀況再次降臨。他說這次見不上面了，我說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交南大中文系的錢林森教授還給他，錢老師住在高華隔壁的樓裏，又敬佩高華，十分愿意幫這個忙。回到歐洲後給蕭功秦打過電話詢問高華的情況，一次次的危機他都闖過來，我們都企盼高華不斷給我們帶來奇跡。

在這種期盼中的2011年，我在日內瓦大學新成立的東亞研究系給研究生開一門題為“書寫、記憶與歷史”的課，以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為主要漢語讀本，同時參照幾本法國重要的相關著述進行討論。其中有法國史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主編的三卷本《記憶之場所》（Lieux de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97, 3 tomes）、法國哲人利科（Ricoeur）去世前重要著作《記憶，歷史與忘卻》（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Paris, Seuil, 2000）,以及一本題為《歷史，文學，見證》的文集（Ribard Jouhaud et al., Histoire, littérature, témoignage, Paris, Gallimard, 2009）。

我們以不同的方式與角度閱讀龍應臺。高華以史料史實對比法強調該書的歷史價值。比如，“在我多年的閱讀中很少見到兩岸的歷史學家有如龍應臺這樣，將自己的研究與人性關切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今天龍應臺第一次向世人展現1949年庶民渡海遷臺的畫卷，裏面由無數的個人和家庭組成，結合起來，就成了一部罕見的中國近代‘南渡’史”；“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作為一名作家，龍應臺已在做歷史學家的工作，她不僅對眾多的歷史見證者作了口述采訪和搶救采訪，還查閱了台灣和大陸的大量文獻資料。例如，龍應臺查閱了著名的台灣《傳記文學》的創辦人劉紹棠于1951年出版的《紅色中國的叛徒》一書，該書通過劉紹棠在林彪率領的解放軍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經歷，反映了易代之際的社會和人心變化，具有頗高的史料價值。據我所知，該書早已絕版，許多專家都未必看過，龍應臺卻找到了。她所作的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敘述更貼近歷史真實”。

我的閱讀中更看重龍應臺對歷史書寫局限性的意識及其表達形態。的確，龍應臺的寫作中調動了所有歷史研究的處理方法：官方文獻、檔案材料、地方志、當事人的回憶、歷史地圖、數據材料、書信、照片。然而，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十分敏銳地意識到寫這段大歷史的個體局限。事實上，那不只是作家寫歷史的局限，也是史家治史的局限，能意識到這一點并在寫作中返身自省，是這本書的一大特質。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序言，從19歲的兒子采訪母親開始談歷史記憶的代溝問題，反觀自己19歲時對父母生活歷史的冷感與無意識，這一反省又反過來觸發了自己對父輩一代歷史的關注。然而，當這種意識清晰到成為行動力的時候，作者所要面對的現實卻是，母親的失憶與父親講述歷史的困難、兩岸親人歷史經驗的斷裂，還有集體記憶的被壓制或缺失狀況。龍應臺從家庭歷史的溝通困境開始講述歷史記憶的困境：它包括克服傷痛所造成的表達壓抑、講述者與聽講者的溝通障礙、情感記憶與理性記憶的歧義，還有疾病與死亡，這些因素都直接威脅著個體記憶與群體記憶的構建。如果說家庭歷史傳承的核心是經驗中的代溝問題，那麽個人與個人，個人與團體，乃至個人與社會國家時代的共同歷史感又是怎麼建立起來的，那些可能性結構或要素究竟又是什麽呢？研究生中一位前南斯拉夫移民後代說，自己的母親常常嘮叨她故鄉的往事，他們都像龍應臺童年時代那樣對她采取“古希臘悲劇合唱隊式”的揶揄態度，現在則會細心聽她的故事。一位法國女生含著淚說，她的祖父曾在阿爾及利亞當警長，因為不忍虐待當地人而毅然辭去公職回國，但他跟家人從不說自己的故事，後代們知道這些事都是漸漸從別的渠道瞭解的。痛苦的歷史很難講述。所以她很關心歷史如何講述和傳授的問題。

龍應臺憑其作家的敏感，在作品中反復呈現的是串聯這些互不相關的個人在大時代中的命運共同點：離別、流亡、顛沛、死亡與求生的愿望，還有永恒的思念。這些母題以不同的形態、意象、聲音與節奏，反復跳動在作品的不同章節中，在“還原一條條鮮活的生命”（高華語）的同時挖掘了建構這一命運共同體的共性元素。

龍應臺十分注重個體經驗中能夠產生共鳴的普遍經驗，即高華所說的“人文”、“人道”史觀，從這些經驗的共鳴性出發去挖掘不同個人命運中的共性，如“母親”在生死離別、離鄉背井中所扮演的缺失的永恒意象在作品中反復出現：美君失去記憶，槐生珍藏一生的母親手納的鞋底，管管與小腳盲母的離別場面，遷臺老人在兒女攙扶下去台北劇場聽那出千年前的離別故事“四郎探母”⋯⋯一位瑞士學生在研討班上最後一節課上說，有人批評歷史的文學寫法，她從龍應臺的書中看到的卻是這種寫法的力量，她說龍應臺給她記錄的每個歷史事件、每個歷史時刻賦予了一個具體可感的“容貌”，使歷史的還原更鮮活更細膩。她決定選擇這本書寫她的研究論文。

可惜沒有機會告訴高華這些了。

高華走了，我才讀到他的這篇札記。從這篇札記的敘述中得知，他至少讀了三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而且是在生命的最痛苦的時刻。

幾個月後，我還是在醫院的病榻上，春節期間的醫院十分安靜，我再讀龍應臺的書，這次是在南京，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

在南京，我看到一個遠去的民國時代的背景。

歲月無聲，江山有情，今天，經濟成長了，國力強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陸民眾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是離一個自由和公平、正義的社會，路途依然遙遠。展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說台灣的外省老一輩，從中讀出“傷”與“痛”，那麽在大陸的許多讀者，則帶著自己的關懷，已不全然是為了追憶歷史，更是祈盼新價值成為福佑人民的燈火，從此照亮國族前行的方向。

高華的心情，南京的心情，大江大海的心情都交織成了這盈盈祈盼。2011年歲末，高華是帶著這份期盼走的。想他走得不甘心，想他走得太年輕，讓我們活著的人為這種期盼的實現繼續努力前行!

作者為瑞士日內瓦大學漢學系副教授、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射日者

周實

我和高華僅一面之緣。那是2002年冬去春來的一月間，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作一短時間的訪問。具體是哪一天，我不記得了，只記得那一天，服務中心的負責人熊景明把我叫住了：

“周實——高華！”

高華就站在我面前，瘦瘦的，中等個，和我差不多。後來，好多年之後，有天我看電視，見他已是滿頭白發，不由一愣，大吃一驚。我和他同年，他是一九五四年，我也是一九五四年。現在的我，和他一樣，也是滿頭白發了，而且胡子都白了，而且眉毛都白了。

在此之前，我和他已有電郵聯系了。我寄我編的《書屋》給他，他也將他在香港新出的那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贈予我。我看了，很佩服。他那表述的語氣，那麽平靜，那麽冷靜，無論他寫什麽人，那人都在他筆下，而不是在他的筆上。他將他們所做的事一五一十地勾勒出來，一絲半點也不躲閃，一絲半點也不退讓，一絲半點也不回避，我佩服他的勇氣。我想這個寫作者，即使手無縛雞之力，他心中的那股力量，也是非凡無比的。二是他的“私人寫作”，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十多年來我從自己不多的工資裏擠出錢購買了大量的書籍資料，我從沒有以此選題申請國家、省級或大學的任何社科研究項目的資助”。私人著史，獨立寫作，相對于國家項目而言，我以為是中國史家自古以來的一個傳統，只可惜在解放以後，由于意識形態的禁錮，被活生生地一刀斬斷，他能承傳這一薪火，開啟當代的私人著史，在我看來是了不得的。三是他獨具的眼光以及他的重構能力，他能將已公開的“碎片”一點一點地拼攏起來，重現逝去的歷史畫面，讓當事者都啞口無言。他的這種穿透能力，這種把握細節的能力，這種能使把握的細節由此及彼由表及裏而且左右逢源的能力，實在是非常難得的。

他為什麽能這樣？在我與他聊天中，我看到了我倆的相同也看到了我倆的不同。我倆同時小學畢業，且都遇上文化革命，都因為父輩的問題被打入了社會另冊，但他卻沒放棄自己，還在讀書，關心時事，看了很多世界名著，而我呢，則是把書燒得精光，白天爬墻，晚上偷魚，要不就是打架生事，雖然後來也清醒了，那幾年卻耽誤了。

那些天，我和他，聊得真的很愉快。

他要走了，前來告別，我要送他，他不肯，我執意，他也只好隨我了。我記得，我送他，一直送到了紅墈，一直將他送進車站。分手時，我說他有點像那射日的羿。他說我是調侃他。我說不，是真話，那是我的真心話。

作者為湖南作家

相識相知三十載

周永明

這兩年的歲末成了不祥的日子。去年12月27日我剛在浦東機場降落，收到北大顧忻的第一條短信，告知杜克大學政治學系的朋友史天健逝去。我的第一反應是震驚失語。去年暑假還和他在北京歡聚，事情發生如此突然，讓我無法相信。昨日又接到高華學生的電話，老友高華已辭世。我對高華最近病情的變化知曉一二，幾個星期前在意大利，還和朋友商量募款讓他去台灣治療之事。但噩耗傳來，仍然覺得高華走得太早、太快。告訴妻子時，一時竟不知說什麽為好。大哀無言，唯有一幕幕回憶在腦中跳躍飛轉。三十多年的跨度，在那片刻，我只感到沉重和心痛。

我和高華1980年相識于南京大學。我讀中文，他學歷史，比我高兩級。從小醉心歷史的我，當時還在為被中文系錄取感到些許懊惱，發現有個歷史系的學生跑到中文系聽課，當然很高興。這個學生就是高華。而我呢，也時常跑去歷史系聽課。兩個人似乎都對對方的專業更感興趣，一來二去，我和高華就結成了“忘年之交”，因為他長我九歲，上學前就已工作過八年。熟悉之後，才發現高華的興趣其實不在文學，而在新聞。來中文系聽課的真正目的是為考新聞系研究生做準備。如今高華以治史名聞天下，知道他當年這個愛好的人大概不多。

也許高華命中注定要成為一個歷史學家，畢業時他考新聞系研究生的努力沒有成功。工作了兩年後，他又考回南大歷史系讀研究生，和我成為同屆同學，相處的時間自然就更多了。八十年代初中期，國內思想學術界堅冰消融，堪稱早春二月，當時青年學子對新知識新思想可以說是饑不擇食地“通吃”，吞下之後再反芻消化。記得當時西方的社科著作主要通過港臺的渠道傳入大陸，一本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先通過渠道搞到譯本，整本復印，再請一個老鞋匠裝訂成冊，然後大家傳閱。（要知道，當年復印機不多且所費不貲，更沒有如今的裝訂技術手段，復印整本書是一個大工程）。我們讀後高談闊論，意氣飛揚。也時常各抒己見，爭個面紅耳赤。同時還興致勃勃地舉辦系列講座，推介自己的囫圇吞棗所得。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的環境使得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自我認同為天之驕子，大有世界之大舍我其誰的氣概。記得在那激情燃燒的年代，高華給我的印象始終是一位稍稍超然的“智者”，他的言辭沒有激昂和情緒化的論斷，而是條分縷析，娓娓道來，擺出各種看法，同時表明他的基本判斷。讀過高華著作的人，應該都熟悉他的這種思考風格。　

1987年高華和我畢業後一同留在南大任教，但我們作為同事的緣分被兩年後的政治風暴生生打斷。當年我的單身宿舍是青年教師們的聚會之所，高華常常來我宿舍，坐在床沿，點上香煙，然後在煙霧繚繞中款款闡述他對時局的分析。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6月初的一天，在嚴酷的現實面前，如何判斷未來形勢，高華似乎也失去了自信。我當時的決定是盡快出國，他也選擇暫時回避，我們倆在南大的南園側門道別，不知此生幾時能再見，唯有相互囑咐保重。三年之後，我回國做論文調查，在寧重逢，回憶往事，唏噓不已。歷史學家只能記錄和分析完成時態的人與事，高華承認，重逢的時間比他當年的估計提前了許多。

1995年至1996年間，高華在霍普金斯大學做訪問學者，我曾專門從北卡羅來納去華盛頓看他。他在美期間以自行車代步，我擔心在鬧市裏騎車不安全，特地買了一個頭盔給他送去。高華後來對我說，那個頭盔他還一直保留著。當時他正在構思寫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個人旅居美國，生活壓力很大。也許是他已年屆不惑，而我又在異國他鄉打拼，記得那時我和他長談，談論最多的不是學術，反而是對人生起伏的感悟，對命運無常的浩嘆。沒有生活閱歷的積累，想要成為史學大家談何容易！幾年後高華變得滿頭白發，和他在艱苦環境下治學不無關係，但越發顯示出他人生的滄桑和學者的睿智。

我在杜克大學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後，受聘到威斯康星大學任教。高華得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這麽多年來，他對我的學術研究一直是鼎力相助。2002年，我回國收集材料，準備撰寫《歷史視野中的網絡政治》一書，高華熱心地介紹我訪談思想家李慎之、網絡寫手安替等人，對我的寫作大有裨益。我在英文版的序言裏感謝的第一人就是他。2005年左右高華告訴我他一度曾想去華師大任教，最終沒有成功，其中原因之復雜，我聽得驚愕不已。2006年在香港見到高華，他還特意主持了一場我在中文大學的報告會。當時他雄心勃勃，和我詳談了今後幾年的學術研究計劃。不料2009年我突然聽到他患病的消息。當年暑假我攜妻女去看望他，被告知是誤診，當時為他高興，暫時放下心來。

後來得到的消息愈來愈不樂觀。今年秋天我在意大利教書，當年南大高華的摯友劉廣明發來郵件，告訴我高華的近況。除了響應朋友們募款讓高華去台灣治療的行動之外，我本想利用休假回國的機會探望高華，看看還能為他做些什麽。劉廣明也買好了元旦去南京的車票，想再見老友。25號圣誕節，我請學生們來家裏吃飯，也叫上了在威斯康星訪學的高華的一位博士生姜超。提到高華，我們祈愿他能繼續堅持下去。沒想到一天之後高華兄就駕鶴西去。上天這麽薄情，不給我們再多一點點時間，看到三十年的老友這樣離開，心有不甘啊！

高華是一位當今中國難得的學者。他具備思想批判者和理想主義者的多重側面。批判者的品質使得他以深刻犀利的眼光審視歷史，鞭辟入裏，發常人所不能言。他的心血之作《紅太陽》向世人展示了一個獨立思考學者的風采。理想主義者的一面使得高華對現實更持批判態度，憤不公之世，嫉低下之俗。憑心而言，高華心目中的理想社會似乎只能存在于不可及的將來和他的精神世界之中，這和身為史學家的他構成了無解的悖論。我曾和高華戲言，不論他身處何時何地，以其這種秉性，他永遠注定了要充當讓當權者感受不悅甚至憤怒的角色。　

如今你已徹底超脫塵世，進入另一個世界。愿你現在的世界充滿愛、智慧與真誠，因為那是你一生的理想。安息吧，我的三十年老友！

作者為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人類學系教授

高山仰止

周志興

27日上午十點，我突然接到了一個顯示為“南京”的陌生電話，心裏不禁咯噔一下，似乎有不祥的預感。電話是高華教授的家人小孫打來的，他果真帶來一個噩耗：高華教授走了。

真的難以置信！盡管高先生已經病了五年多的時間，不久前也傳來過他病危的消息，可是，我太太十幾天前還到南京的醫院病房裏看望過他，先生還在電話裏和我說了幾句話，從她給他拍的照片看，他氣色還不錯，我當時還欣慰，以為他又躲過了一劫。我太太對我說，當時高夫人帶了一位攝影記者，希望為先生拍幾張照片，先生不肯，認為自己的狀態不好，不能拍照。但是，我太太提出要拍幾張照片給我看，他欣然同意。先生還親筆題簽，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作《革命年代》。

這是12月14日的事情，距高先生辭世，只有12天！

和先生相識，是在《領導者》雜志創刊後不久，那時先生給了我們很多支持，為我們寫了關于延安整風、貴州“四清”的文章，還有讀《江渭清回憶錄》的筆記等。他的如椽大筆，為新生的《領導者》增色不少。更為重要的，是他成為了《領導者》雜志的義務宣傳員，常常有學者告訴我，我們是從高華教授那裏知道你們雜志的。先生是史學巨擘，可信度高，他的推廣當然勝過廣告。

後來，我們又辦了共識網。這時，先生已經病重，但他在病中還時時關心著共識網，不止一次地對我贊揚，認為這是對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十分重要的一個網站。當然，他也不遺余力地推廣共識網。說實在的，他的余力已經不多了。也可以說，他是在用他的生命在推我們一把！

第一次見到高華先生是到南京出差時約他吃飯，那天，我們主要是聊家常，互相瞭解。他比我小兩歲，基本上是同齡人，他當過八年工人，我當過六年兵，也有許多相同的經歷。記得那天吃飯時，我問他，吃不吃螃蟹？店裏正好在推廣固城湖螃蟹，先生說：吃。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因為許多初識的人都會扭捏一番，或者“不吃”，或者“隨便”，先生的表態，顯示了先生的風格，從不模棱兩可，恰似先生的治史。

先生是史學大家，能成大家，是因為他有科學的態度。

他的成名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透徹地分析了延安整風的起因和過程，以及對中國政治的影響。他得出的結論是，“文化大革命”在延安整風時已經埋下了種子。

後來熟了，我問他：你寫了這樣一本書，和官方的尺度大不相同，你遇到過什麽麻煩嗎？他說：沒有，我都是依據國內公開出版的資料作研究，怎麼會有問題？這我才知道，作研究，也可以不用所謂的獨家秘史，但是要從字裏行間讀出秘密來。

先生是一個宅心仁厚之人。

不久前，共識網和《領導者》雜志準備做一個讀書會，我給先生打電話，請他做讀書會的史學導讀人之一，先生說：我的名字，你可以掛在你的機構的出版物和活動上，但是，我現在不能參加活動了。這使我想起幾年前，先生到北京來，我說，我在香港買了一本你的新書《在歷史的風陵渡口》，裏面是你在各個刊物上文章的合集。先生拿過書看了看，說，這本書我還沒看到過。他的語調平和，沒有憤懣不平。我當時想，先生真是寬厚啊，換一個人，也許早就跳起來了。

那次到京，我太太帶他到301醫院做了一個較為徹底的檢查，并且為他買了許多藥，他一直記在心裏。這次我太太到南京看望他，他再次感謝，哪天去的醫院，買了多少藥，都記得一清二楚。先生幫了我們太多，卻把我們為他做的一點小事牢牢記在心裏，真使我們思緒難平。

先生五年多以前檢查出癌癥。患病後，我到他家中去看望過他，他沒有頹喪，表現了和病魔斗爭的頑強意志，甚至在病中，還為《領導者》雜志寫了稿子，還到北京參加過一次作者座談會。每次通電話，我都會說上一句：你說話的底氣很足，說明身體狀況不錯！

當然，我知道，病魔從來沒有放過他。盡管在他患病五年時，我太太還對我說：癌癥能存活五年，就算治好了，再犯就是新的癌癥了。但是，朋友們不斷傳來的消息，還是讓我們對先生的身體深深擔憂著，也祈禱著。

這麽多年與病魔的戰斗，先生也辛苦了，該歇息了！先生走了，他留下的著作將永久流傳下去，他的精神，也將永久流傳下去，指導我們，陪伴我們，走過一切坎坷，到達光明的明天。

先生的華彩人生，令我們高山仰止。這句話中，恰好嵌著先生的名字。

先生千古！

作者為《領導者》雜志社長兼總編輯，共識網總編輯

注釋

[4-1]高華做了肝部分切除手術後，我和胡杰商量，打算拍一組高華訪談。許多細節，現在還不方便講。我在2009年11月15日給朋友的郵件中寫道：”胡杰被大雪困在公路上兩天一夜，通車後狂奔，時速120—180公裏，日行千裏趕回南京，今天如期到上海。幸虧他沒出什麽事，否則我會一輩子不安樂。“（編者）

[4-2]不知道是否巧合，許多次打電話給高華，都碰到胡杰夫婦去看他。高華說，生病的這些年，來的最勤的就是胡杰夫婦。（編者）

[5-1]陳彥：《理想是怎樣失去的》，《二十一世紀》，2001年6月號。

[5-2]高華：《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讀應龍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記》，《領導者》，總第34期，2010年6月。

[5-3]劉芳：《革命敘述的延續與轉型——高華訪談錄》，財新《中國改革》，2011年第10、11期。

叁　高華吾師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柴子文

有幸，此生在大學時代就認識高華老師；有幸，在夜晚的南大校園跟他散步暢談；有幸，畢業論文得到他手把手的指導；有幸，常去他家書房聽他娓娓道來人和史。

高華老師與南京大學，與南京，像一份無處可逃的因緣，幾乎因此可以在聊起、憶起時，在腦海中浮起“南京高華”的水印。這四個字棱角清晰，方正干脆，也如其人。

南大的前身，是民國舊都的中央大學，校址所在是教會大學——金陵大學。賽珍珠在這裏任教、居住了十年，在這裏寫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但以前的輝煌可以轉瞬變為“身份的原罪”，越輝煌越深重，以致即使改革開放了，南大在高校官場的資源爭奪中還是落盡末流。

這故意的疏離和流放，竟無意間也釋放出一些松懈的空間。加上在這所樸雅低調的大學裏，有許多老派的學者教授，在骨子裏還是堅硬無比，保留著民國一脈的學統，雖已微弱，但仍可感。未必無心名利，卻也甘心寂寥；未必不想當官，但仍首重師道。所以，在1978—1991年間的許多重要時刻，曾引發過五次重要思想事件。比如，1978年引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作者之一即為該校教師，推動破除了“兩個凡是”對毛的迷信。

一座這樣的城市，一所這樣的大學，它的遭遇和底蘊，似乎暗合著高華老師的人生和學術際遇。

我在南大政治系的第一堂課，老師就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個大字寫在了黑板上，讓剛脫離高考夢魘的年輕人眼前一亮。雖然這樣的“甜品”上得有點晚，比起一進大學就習慣性汲汲于學分的大學生，卻也算是跨過了反向的“獨木橋”。與輔導員、創辦“思想的境界”網站的李永剛老師的相識相交，更像是打開了一扇窗。

我從李永剛那裏得知了高華老師當時剛剛殺青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并很快在“思想的境界”網站上讀到節選片段，以及高老師其他的單篇論文。節制而有力的歷史論證方法，樸實但有節奏感的文筆，深深吸引了我。2000年大三選課時，當看到全校選修課表上有高華老師的現當代歷史課，就毫不猶豫地選讀了。

高華老師的課，幾百人的大教室，座無虛席，他的聲音高亢而頓挫，有史家的豪邁與清凜。至今印象很深，他在課上總是提醒大家，任何言之鑿鑿的歷史結論都為之過早，都是武斷的。舉例時，他信手拈來各種黨史材料佐證，輕松如數家珍。

不知哪裏來的勇氣，在寫畢業論文時，找到高老師，跟他討論選題方向，請他做指導老師，沒想到他竟爽快答應了。以後，經常有機會去他龍江小區的新家，跟他討論論文的寫作，閑下來，就閑談時事。高老師對時事和思想界動態的興趣極濃，也非常樂意聽我跟他講網絡上的新鮮事。對我的很多不成熟意見，他不會直接批評，而總是在肯定其中合理和可能的部分後，謹慎地提出他的不同意見和建議。這讓年少輕狂的我感受到，思想是有尊嚴的，思想也可以在寬容中具備力量。

有兩個不會忘掉的小細節，卻是高老師的言傳身教。一次是畢業論文終于進入最後的修改階段，高老師提出從頭到尾梳理一遍文字，他在電腦前一句一句修改文本，突然轉過頭對我說，簡潔曉暢才是文字的最高標準。另外一次我幫他代回一封電郵，他口述我記錄，他對每一封朋友的電郵都極其重視，用詞造句語氣，都要用心推敲一番，保持自然和分寸。

《紅太陽》一書給高老師在海內外帶來了學術聲譽，他慎重待之，從未停止過為修訂收集新材料。但高華老師自己是很清醒的，有一次，他凝重地對我說起，喜歡看這書的人有兩類，一類是真的反思毛害的，另一類是拿來學習毛的“成功經驗”的，不少黨政人士自己跟他說的這理由。

經歷過瘋狂革命年代，對偏激和左傾思想，高老師的反感和警惕很強烈。這也時常表現在他謹慎的性格以外特別率性的一面。記得他常說一句南京方言口頭禪，叫“煩不了”。可以說，高華老師的歷史研究動力之一，是以無可辯駁的歷史材料和歷史分析對“左的浩劫”展開反思，喚起更多人的反思和覺醒。是巧合也不是，他離開的日子，12月26日，和他畢生研究和警惕的對象一樣，在暗示和提醒中國人：紅太陽的升起，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

高老師在世的最後一個春節，我從老家無錫坐高鐵去南京看望他。一路上，高鐵車廂的電子顯示牌閃動著每小時300公裏的字幕，看著沿途飛速閃過的夕陽景色，眼淚止不住嘩嘩流出。見到他稍微瘦弱的身軀時，我來不及心生悲戚，他已笑容滿面，開始聊天，仿若學生是來交作業的，仿若我從未真正離開他家的客廳。仿若，面對死亡的恐懼和痛苦，他在心裏早已對自己狠狠地說過一句：煩不了！

萬分慚愧的是，在他最後的日子，我猶豫徘徊很久，竟仍然沒有勇氣給他打電話，也許因為，不知道該在電話裏怎麼說告別的話，也不知道怎麼安撫被病痛折磨四年的心情。只能將無限哀思托付星空。但我知道，他睿智寬愛的笑容和鏗鏘跌宕的聲音，此生此世，都將縈繞在我心間，以後每次回南京，這些聲音也會跟隨我，縈繞在那些大街小巷。

作者為香港《陽光時務》雜志副主編

傳道 授業 解惑

黃駿

12月27日早晨，打開電腦剛準備瀏覽新聞，突然接到高老師的兒子高欣的電話，他一字一頓地講道：“小黃，我爸昨晚走了。”聽到這話，我頓時懵了。就在26日上午，我還在病房陪老師看電視劇。他當時神情雖顯疲倦，可思路依舊清晰，仍像往常一樣點評劇中的情節與人物。怎麼不到十個小時，人就突然走了？太讓人錯愕了。

最初知道高老師是在1997年，他當時與歷史系幾位教師合開一門名為“馬列史學名著導讀”的專業課。課程名稱很“主流”，內容卻不乏味，老師從毛選版本學切入，對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抽絲剝繭般地逐一剖析，講述有如一臺不斷拉升的攝影機，敘事視角一再擴大，使人豁然開朗。他極富內涵的個性表達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幾年後選擇本科論文指導老師時，我毫不猶豫地做出了決定。

從指導本科畢業論文算起，再到碩士、博士，十年來我不僅在課堂上聆聽老師的指導，還經常晚間登門求教，與熱情好客的師母劉阿姨、生性好動的高欣也很快熟悉了起來。師母在南京一家企業工作，幾年前退休在家，閑暇時除了拉手風琴、畫國畫，還愛看當代小說。高欣受父親影響，對歷史有濃厚興趣，床頭放著各類人物傳記，有事沒事總粘著老師談自己的閱讀感受。我也不全然是他們父子聊天的旁聽者，高老師有時會笑著對我說，“小黃，考考你的分析能力，這件事該怎麼看啊？”我苦思冥想說出一二三來，劉阿姨、高欣見狀也加入討論，七嘴八舌總結出個看法，等待老師的最終評斷——通常情況下，老師說“嗯，這只是一部分，其實還有⋯⋯”

晚間播映《長征》、《延安頌》這類紅色題材連續劇時，他常常會守在電視機旁看得津津有味。“某某某眼神空洞，與歷史原型差別太大”，“他的動作夸張還不足，某某某就是個演員”。劇目每每成為他即興講史的素材，我聽得過癮，暗下決心明晚再來一遭。2010年1月老師因手術住院，我探望時剛說沒幾句，他就問起了電視劇《紅色搖籃》的放映進度。聽完“寧都會議”的劇情描述後，他點頭微微一笑，接著就引證共產國際1930年代檔案資料，談起了博古、共產國際、周恩來、任弼時與毛澤東的復雜關係，誰對寧都會議的召開起到了主導作用等等。那一刻老師仿佛不是重病在床，而是重回講桌前，揮灑自如地談論起那些早已爛熟于心的人物與事件。

老師對現代史有濃厚的興趣與自身家庭境遇有關。他的父親1940年代加入南京地下黨，在組織安排下，成功打入了國民黨軍情系統的電臺偵聽部門，為革命默默貢獻。革命勝利後，在階段斗爭為綱的政治運動中，他和許多地下工作者一樣，以往冒著危險取得的功勞變為污點，被視為懷疑對象，調離原單位，分配去做一名小學教師。1957年“大鳴大放”期間他已經瞭解了黨的游戲規則，不曾入“幫助黨整風”的圈套，但階級斗爭的需要，他這樣有“歷史問題”的人，仍然被戴上“右派”帽子，發配去做體力勞動。不幸中之萬幸，他被送到南京附近的農場。如果去了興凱湖、夾邊溝之類的“右派”農場，活下來沒那麽容易。

家庭變故促成高老師形成謹言慎行的處世風格，也讓他關注時事變動，對更遠處的歷史源流也有了強烈的探究興趣。在政治掛帥的少年年代，他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克裏姆林宮學”，從報刊的字裏行間去參悟背後的雲譎波詭。今天公認老師對史料有著高度的敏銳感與洞察力，能準確“解碼”材料背後蘊藏的信息，這種能力的可能與他自幼養成的揣摩字裏行間意義的閱讀習慣有關。

進入南大讀書前，老師曾被分配到一家衫襪店工作過幾年，“那個年代幾乎沒有什麽假貨”，他笑著對我說，“因為一發現假貨，那就是階級敵人搞破壞的鐵證，那就是不得了的大事了。”老師去世次日晚間，重讀他的文章《行走在歷史的河流》，想起他當時在電腦桌前繪聲繪色地笑談自己青春歲月的情景，不禁滿眶淚水。

老師在研究中國共產革命前，曾參與台灣當代史的集體寫作，是八十年代學院體制下台灣研究的青年學者之一。2004年受聘赴台灣政治大學任客座教授，使他與寶島再度結緣。彼時島內選舉熱潮如火如荼，在媒體上相繼發表了數篇文章，剖析政情演變。同時，他從對台灣社會的實地感受出發，比較海峽兩岸各自體制運作上的異同，進而思考“五四”新價值的歷史路向。回到南京後，老師關注台灣的熱度不減，台灣作家王鼎鈞的回憶錄是他晚年最愛看的書籍之一。在樓下廣場散步時，他常給我講述書中的一些細節。讀罷王先生的《文學江湖》，他寫過一篇書評，載于台灣《思想》學刊2011年6月號。

老師因為《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享譽學界，被視為研究毛的專家。他本人對這一評價有著自己的看法。高層變動是他的研究所長，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同樣也是他的興趣所在。在他看來，重視和考慮普通民眾的生活經驗和感受，對于理解當代歷史有著特殊的意義，每當得知學校圖書館有平民回憶錄上架，他都催促我速速借來。幾年間他大量閱讀這類普通人的回憶文字，在課堂上亦用生動的語言為學生勾勒出時代動蕩下的“普羅生活史”，可惜的是，他的這些思考尚未見諸專著，因為生病而被迫輟筆。

2007年4月查出肝癌，老師不得不改變人生規劃，從此往返于南京、上海兩地頻頻接受治療。老師常說，不能被病情嚇倒，不能窩在家中消極下來。病情讓他無法再從事大部頭的寫作，但不能阻止他閱讀與思考。在生命的最後那幾個月，老師依舊手不釋卷，病房就像是他的書房。

看慣風雲人物的落幕，歷史學家對自己的生命也有超然的看法，老師說，“有自己的書在，就可以了。”我每次探望時都小心翼翼地繞開病情，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些社會新聞，倒是他有時直言不諱。2010年8月老師在病榻上對我說，經過這次手術，出血問題得到了控制，可說不定有天會突然⋯⋯說這話時，他一臉平靜，似乎談的不是自己。

老師熱愛生活，喜愛話劇、攝影，尤其愛聽音樂。景明老師送他一臺iPod，將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等大師的鋼琴曲錄進去放。每天散步時，那臺iPod是必備品。台灣朋友知道他喜歡羅大佑的歌曲，特地寄來羅大佑的音樂光碟。羅大佑在《明天會更好》中唱道，“讓和風拂出的音響，譜成生命的樂章”，老師的人生就像這句歌詞，為自己寫下和美的樂章，也為後來者留下了光輝典范。

老師，您的遠行使人悲慟，您的音容笑貌將常在學生心中，愿您在另一個世界安息！

作者為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講師

逝去，如秋葉般靜美

姜超

美國當地時間2011年12月26日傍晚，我打電話到高老師家中詢問他的身體情況，“他昨天晚上已經走了”。就在他去世的幾天前，我還在想，除夕夜高老師能否從醫院出來，和親人共享年夜飯。但他在我毫無心理準備時溘然長逝。

幾個小時前，他昔日南京大學的同窗好友、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任教的周永明教授，邀請學生去他寓所聚餐，慶祝圣誕節，我有幸參與其中。我們在車上談起高華老師的身體情況。聚餐結束後已過晚上十一點，走到寓所門口時我向永明老師提出合影，主要是為了將照片寄給病中的高華老師。這張合影永遠寄不到他手中了。

2002年，南京大學課堂上認識了高華老師，2008年，我考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有幸成為高華老師門下的弟子，從那時起我就常常來往于上海和南京兩地看望他。病中的他對學術的熱情依然不減，每當說到興奮處，臉會微微泛紅。這三年多是我得到他學術指點最多的一段時間，充分體會到他開闊的歷史視野和深厚的史學功底。

攻讀博士學位前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國古代思想史，高老師認為我攻讀博士學位之初不宜立即開始著手博士畢業論文的選題和寫作，他推薦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史學論著給我，包括西方對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以及中國官方解釋體系內的史學論著，以瞭解西方學者對近現代中國的認識與解釋體系和中共關于中國近現代史的解釋框架。在他推薦的論著中，有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在高老師看來這兩篇文章可以說是建構中共解釋體系的源頭。他希望我帶著問題意識去閱讀這些論著并撰寫讀書筆記，關于後者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最關鍵的就是要有一股前後貫通的文氣。”

我目前研究的課題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上海的中蘇友好運動，這是高老師提出的建議，他認為上海在1949年以前是一個西方色彩濃厚的城市，在1949年後西方的角色就逐漸被蘇聯全面取代，這個過程的來龍去脈很值得研究。但這個課題是否能研究他當時并不確定，主要問題是相關史料是否足夠。高老師非常重視這點，認為一切實證主義的研究都應該從史料出發，沒有足夠史料研究就無法展開。隨著查閱檔案的深入，我發現關于該課題方面的檔案非常豐富。後來高老師還對查閱史料提出建議：“抓梳材料、大量閱讀、點滴歸攏。”

高老師說，歷史學論文有兩種類型：思想類和傳統史學類。他認為思想類論文重在思辨，要使用西方的分析模式，基本可以不需要去檔案館查閱一手材料，難處在于必須有很強的靈性及思辨能力，所以這種論文并不容易寫。他個人傾向于傳統史學類論文，這類論文雖然遵循史料路線，但已融入了新的概念，寫作方式從事件、人物、史實入手，他自己遵循的就是這條路徑。

高老師對中共黨史和共和國史方面的論著驚人地熟悉。2011年1月曾在香港買了一批，包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晚年周恩來》、《將軍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之子黃正著）等，但對于這些書的史料價值及可信程度我并不清楚，所以此後去醫院探視老師時曾征求過他的意見。他認為《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可以翻看，但其中有不少杜撰成分，寫論文時不能將該書的內容作為信史來引用；《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曾擔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參與了《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毛澤東傳》等中共官方史籍的編撰工作，接觸過大量的內部檔案文獻，所以該書的內容基本屬實；至于《將軍永勝》一書，此前高老師也剛在病榻上翻閱過，認為此書沒有太多的新鮮內容，如果對林彪問題感興趣，他建議可以去閱讀在香港出版的《吳法憲回憶錄》，該書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高華老師在史學研究方面已積累多年，正是出學術成果的黃金年齡，卻因肝癌而過早輟筆，整日與醫療器械和藥物為伴，不得不放棄了撰寫《新秩序和新沖突——從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該書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叢書中的一本。林彪是文革中的重要人物，1969年到1971年是他個人聲望從高峰跌落到谷底的一個過程，期間尚有眾多疑團有待解答。如果這本書能夠問世，相信一定會使世人對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復雜關係及文革期間中共高層權力博弈的認識加深一步。

2010年12月，我和家人去上海東方肝膽醫院附近的旅館探視高華老師時，他和我們談起當時因胃癌剛去世不久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蔡定劍。蔡教授在中國民主憲政理論研究上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其實他們兩人的經歷頗相似：都是學術功底深厚、有良知和社會擔當的學者，都不幸在學術的黃金年齡身患絕癥。高老師感慨地說：“蔡定劍得知自己身患胃癌後，反而更加忘我地投入到研究中去，仿佛是要盡情地燃燒自己，讓自己生命在最後時刻發出更耀眼的光芒。”高老師說話時那種慷慨激昂和略帶傷感的神情，一方面，是對蔡定劍教授由衷欽佩并對他的逝世深感惋惜；一方面，何嘗不是高華老師由于肝癌而產生的百感交集心態最真實的寫照？

高華老師成長在一個政治畸形發展和社會動蕩不安的年代，尤其經歷過文革那段令人窒息的歲月。據他回憶，1966年8月他曾從母親手中搶救下正準備燒掉的楊絳翻譯的《吉爾・布拉斯》、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普希金詩選》、《唐詩三百首》等十幾本書籍。此外，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家附近有南京一所中學的留守處，這個中學已搬至農村，所有被封存的圖書都堆放在留守處的倉庫裏，看管倉庫的老先生允許他每周進一次倉庫借書。在那幾年他從倉庫借閱了大量中外文史書籍，包括孟德斯鳩的《一個波斯人的信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葉集》、葉圣陶的《倪煥之》、老舍的《駱駝祥子》等。1971年後南京圖書館局部恢復開放，他又在每個休息日去那裏閱讀《魯迅全集》。正是這些書籍給了當時的他許多溫暖，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絲光明，并支撐起了他的人文主義信念。

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後記中，高老師曾言：“至今我還清楚記得1979年在課堂上聽老師講授司馬遷《報任安書》時內心所引起的激動，我也時時憶及范文瀾先生對史學後進的教誨：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所有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條的束縛，努力發揮出自己的主體意識，讓思想真正自由起來。”他一生與青燈黃卷為伴，任何東西都無法囚禁他那顆崇尚自由、追尋理想的心，所謂“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高華老師追求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所崇尚的學術精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曾向學生推薦李慎之先生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這篇文章給當時還是本科生的我以思想深處的觸動，李慎之先生逝世後導師還曾撰寫《李慎之先生，你為中國做的貢獻已載入史冊》一文來追思他，這些都反映出高華老師的價值關懷：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人道主義。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高老師在南京大學求學的那幾年，雖然從政府到民間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已經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客觀評判，但“左”的思維方式依然存在，歷史學研究領域就是為圣人避諱，或者是研究為某種權威著述作注腳。高老師卻在《紅太陽》的後記中表達了對秉筆直書的寫史方式的認同，并對春秋時期齊國太史公和晉國史官董狐頗為贊許：“劉知幾雲，治史要具史才、史學、史識，其最重要之處就是秉筆直書，‘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高華老師曾說過：“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度，歷史學在某種程度上有類似于宗教的功能，對人們起到了教化和引導的作用。”這也許就是歷史學在中國的重要意義所在，歷史中亦有微言大義，即太史公司馬遷所謂“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認識你，三生有幸

靳松

1991年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在南京一家國營工廠，按24小時輪三班的“倒班”制，做了一年的輪胎，感到前途迷茫，一度動了報考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念頭。因為曾經認識中心的美國留學生，聽他們提到過高華，知道這位南大年輕講師的文史課在中心很受歡迎。一天，下了早班，我就直接去中心敲他辦公室的門。高華聽了我的來意，讓我坐著等一會兒，就去秘書那兒取來招生簡章，和我一起逐條過了一遍。我發現自己不符合報考條件，就放棄了。但那以後我和高華漸漸有了交往。

去高華家一般是晚飯後，停好自行車，在窗口喊一聲：“高老師！”聽到有人應聲，才跑到門前等他開門。他們一家三口和另一位老師合住上海路的一套南大宿舍，公用過道和衛生間，現在我還記得抽水馬桶邊掛了兩個木頭的坐墊，各有記號，一家一個。高華家是裏邊的一室半，大點的是臥室，陳設很簡單，小房間是書房，兩面墻的書架上立滿書，地上也堆著書和成捆的舊報紙。進了屋，我自己搬個凳子，和他對面而坐。他把桌上的書稿挪一挪，騰出點地方放茶杯和煙缸。一般聊到十點半結束。有一次，我對他說，工廠的領班如何欺負我，他當時就說，他罵你什麽，你一定要罵回去。這是我對我們早期談話內容記得最清楚的一次。還有那麽多個夜晚我們都聊了些什麽，某本書，某條新聞，還是某個朋友，都已淡忘。只記得每次離開他滿是煙味的書房時，都有意猶未盡的感覺，騎車飛奔在去工廠夜班的路上，神清氣爽地去機器轟鳴的車間裏聞汽油和膠漿的味道。

1992年底，我考入南京一家證券公司，很快被派去上海證券交易所常駐。周末回南京常去南大打籃球，偶爾從高華家繞一下，門都不進，打個招呼，就去打球。有時候聊得高興，球也不打了，仍然是兩杯茶，一包煙。記得有一次順路帶給他四只閘蟹，高華在門口問我手上黑色的塑料袋裏面是什麽東西，我笑著說“自己看！”就騎車走了。後來他告訴我螃蟹是兩公兩母，味道很好。兒子高欣第一次吃螃蟹，一人干掉兩只。

我在高華家也常遇到其他訪客，曾經遇到一個借宿的外地大學生，是北京的朋友介紹的，據說有武功。更多時候，遇見的是他當時和過去的學生。他總是介紹我是他的朋友，後來我就直呼他高華了。有一次，高華的美國學生桑慕雪約我一起去他家小坐，高華就穿著白色的老頭衫、睡褲，坐在他家那把舊藤椅裏，打著一把扇子，我和桑慕雪各站一邊拍完一張照片後，他笑著對夫人劉韶洪說再來一張。高華蠻喜歡照相。

我結婚時，高華和桑慕雪來我們在鎮江路租住的家，桑慕雪送了一個烤箱，高華的禮物是一本厚厚的婉約詞。愛人在廚房忙了幾個菜，那是我們第一次和高華吃飯。

我知道，高華那幾年在寫一本書，內地沒辦法出版。他說將來可以拿到台灣或香港出。後來他流露過去美國看看的打算。1995年夏天高華順利辦了簽證，機票也確定了。我建議他們一家先來上海住兩天，玩一玩。那天我特意請假去火車站接他們。高欣當時還小，出門特興奮，進了房間，在席夢思上又蹦又跳。晚飯後，我們從外灘沿南京路一直走到人民廣場，坐在馬路牙子上，看夜上海的車來人往，霓虹閃爍。

第三天早上，我和高華的一個法國學生皮埃爾一起送他們去機場。臨別，高華和劉姐彼此交待了幾句，然後他就把兒子摟到懷裏，高欣嗚嗚地哭了。進關前，他不住地回頭招手，示意我們回去。隔著玻璃看著高華的背影，拖著個大大的包，再看看劉姐，心想高華以後得自己做飯了。算起來，那年他41歲。

一年以後，高華從美國回來，我們見面說起在美國的日常生活、見聞、朋友的變化，和想象以及期望的不一樣。

轉眼到了1997年，我在證券行業前後也做了五年，感覺人生沒有了方向，很想換一種生活方式。我對高華提到辭職的想法，他略表惋惜，說自己的學生畢業後工作難找。當我說打算去德國念社會學接受正規的學術訓練時，他說：“你不要有學術神秘感，生活第一。可以出去看看，德國應該是個不錯的地方，但是生活第一，隨機而動。”

1997年9月我到南大旁聽德語，一天午後跟高華約在南大主樓旁的草坪上見面，那天下午我第一次聽到顧準的名字和生平，高華講得興奮，喝了兩聽我帶的可樂。和他分手後我就跑到先鋒書店找到了《顧準日記》，一口氣看完吳敬璉和李慎之的序就掏錢買下了。

1998年12月，我到了德國北部城市漢諾威。當我開始面對那些晦澀的德文原著時，覺得學術還是蠻神秘的，每頁紙常有四五十個生詞要查，一句話看了好幾行才找到動詞，明白了每個字的意思，完整的句子卻不知所雲。我確定自己不是學術的料，越來越多的時間耗在網上，政治的、娛樂的、色情的什麽都看。終于，賬戶的余額把我逼出去打工了。有一天，我正在大眾的流水線上擰螺絲，聽到旁邊的工人談股市，忽然想起，自己曾經也是做股票的。此時不禁想起高華的話，生活第一。再後來，我做了導游，時而堵車在巴黎的環線上，時而站立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頂下，時而又面對免稅店裏洶涌而至的同胞。回國見面，我會告訴他，我在路上遇到的人和事，每每講到精彩之處，高華都會說，你應該把這些事記下來，否則只是過眼煙雲。

2000年12月，我愛人來德國，一家團聚，生活慢慢安定下來。2003年11月女兒出生，我繼續奔波在路上，有近兩年的時間沒有跟高華聯系。偶爾在網頁上讀到他的文章，知道《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在香港出版了，再後來我找到了這本書的電子版，一頭扎進去。那些天的閱讀，好像是一程長長的潛泳，越來越透不過氣來，直到看完最後一個字。如果不是後記的提醒，我幾乎忘了這本書的作者是自己認識已十年的朋友高華。那一刻，我意識到，當年那個冒失的青年，不曉得預約，時常打斷了他的工作。而高華從沒說過，這會兒正忙，改天再聊吧。上海路的那間小屋裏，那些娓娓道來的夜晚，冬天有軍大衣、油汀，夏天有電扇和蚊香，那些帶著煙味的愉快回憶，無意間成了一段歷史的見證。

直到有一天在天涯論壇上看到高華去華師大的帖子和他的照片，50歲的年紀，怎麼頭發一下全白了呢。隨即網上給他留言，高華，別來無恙！？第二天收到他的回復，留了新的號碼。電話打過去，聽到高華的聲音，仿佛還是坐在他上海路的書房裏⋯⋯

當年回南京就去看他，他說身體不太好，是心臟出了些問題。那次我們聊了他新出的書、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客座的經歷，也談及交游的學人和他們的著作。我也談了我的近況，非常愉快！

2006年11月，高華來維也納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想順道在南德轉轉，不湊巧，我那時不在德國，就委托慕尼黑的好友江勇和楊陽夫婦陪了他三天，除了慕尼黑周邊的景點，高華還特地去達豪看了納粹集中營的舊址。他們彼此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本來高華還會有一次歐洲之行，我和愛人盼著他們夫婦到時能安排出時間，來我們家住幾天。但是2007年4月，高華的肝臟查出有問題，聽起來挺讓人擔心的。高華的情緒好像還好，告訴我，已經戒煙了，很冷靜地分析自己的病情。那時候我已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每年都要回國三、四次，自那以後，每次回國都去看他。

2008年夏天，我和愛人去他家。當他聽我說起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時，馬上問我們第二天是否有空。次日晚上高華請客，我們見到了仰慕已久的胡杰夫婦，兩口子騎車橫穿大半個南京城來赴會，給人印象深刻。

2009年9月我回國出差，回德國前專程去上海看他。那時他情況很不好，即將在上海東方肝膽醫院動手術。那天上午高華要去中山醫院請專家看片子，前一天夜裏我在中山醫院附近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到了醫院。9點多，我站在門口，遠遠看見劉姐和一直照顧高華的小孫走在前面，面色凝重，高華步履緩慢地跟在後面，一頭白發在人群裏很顯眼。我一邊喊：高華，一邊迎上去。看到我，高華很高興，他說，靳松，你看我還蠻好的吧。簡單的寒暄，匆匆告別，我們兩個人緊緊擁抱，他拍拍我的肩膀，說不出話來。我心裏想這大概是最後一面了，為了不讓他看到我掉眼淚，扭頭就走了。

高華手術後恢復得不錯，有一次去省人民醫院探望，道別時高華非要劉姐送我，臨出病房我稍一遲疑，回頭又看了一眼，高華一個人半躺在病床上，臉上的笑意盡褪，目光悵然若失。

2011年1月的放療幾乎把他完全摧垮，不過2月份到5月份又覺得他漸漸好轉。他隔天到南大醫院掛白蛋白，是自費藥，用的是國產的。我問高華怎麼過去，他說坐公共汽車，打車要等，反而不方便。在南京的時候我陪他去過兩次。高華的手背到前臂因為長期注射，靜脈已不好找，兩針都不見血，他把臉撇到一邊，閉目不看。

5月28日天氣不錯，高華想出門轉轉，劉姐、我和他的學生金晶一起陪他去了趟東郊，車一直開到紫金山上，高華扶著欄桿遠眺良久，深深吸氣，又招呼我們合影。回去的路上，高華情緒好極了，哼起歌來，還是俄文的！車過北京東路小學，他又回憶說曾經一度被分配在那兒當語文老師，“教低年級我不愿意，就走了，要不然啊⋯⋯”“運氣好的話，努努力現在就是小學校長！”我邊開車邊笑。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去年11月3日，回德國之前我去醫院接他回家，車堵，他叫我直接在醫院大門口等。不一會兒看見高華一個人出來，背雙肩包，聽著iPod，一臉笑意地打招呼。他講到自己的病情，依然讓我覺得，他是在說別人的事情。

12月21日我給他打了手機，他的聲音沙啞吃力，說在發燒。我有不祥之感，不知道說什麽好，最後說：“高華，再見。”電話那頭輕輕回了一聲：“好。”這是我們在世間最後一次交談。

正如熊景明老師在郵件裏所說，我們碰巧成了高華的朋友，三生有幸。

作者為高華生前好友，現居德國

師門受教瑣憶

李巧寧

［一］

我的求學生涯中，最幸運是受教于高華老師門下，成為他首屆五個博士生之一。

2001年秋季，高老師正好開始招收博士生，招生方向“當代中國史”正是我的興趣所在，我于是報考。2002年三四月份，是博士生入學考試的季節。考試前三天左右，我去拜訪高老師，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我比預約的時間晚了約十分鐘，滿懷歉意，高老師微笑著說，他擔心我迷路了。我惴惴不安地把碩士學位論文復印件給他過目時，因為我對學術規范知之甚少，加之寫碩士論文期間一直牽掛才兩三歲的孩子，一手史料的查閱非常有限。高老師不可能看不出論文的薄弱，但他只微笑著說，探討知青這個問題很有意義。正如張鳴教授對他的評價，“他的為人，更令人欽敬”，他不想去傷害一個投考他的年輕人的面子，不想打擊她的自信心。他問起我考前復習的情況，我說，我只看了我所在的學校給學生用的北師大版、王檜林主編的中國近現代史教材，我甚至冒昧地說，所有的教材都大同小異，無論哪一套，知識框架都差不多。高老師依舊笑著，對坐在一邊的周孜正師弟說：“小周，你回去從圖書館把張憲文教授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給李巧寧借一下，這套書她應該看。”他還囑咐小周把他給碩士生講的“當代中國史”筆記借給我看，說：“李巧寧從西北地區來，信息閉塞一點，你幫幫她。”

第二天早上，周孜正師弟就給我帶來了書和筆記，對我的考前復習很有幫助。

入學考試面試的時候，我緊張極了，站在樓道裏雙腿直打哆嗦。可是，一進入考場，高老師和藹的面龐，令我鎮靜下來，不知為何，考完出門的時候很滑稽地做了一個抱拳拜托的動作。

［二］

2002年9月，我走進南京大學鼓樓校區，正式成為高老師門下弟子。校園裏的銀杏樹上掛滿了果子，樹葉綠中泛著鵝黃，既充滿著生命的張力，又不失平和與安靜。對未來三年的求學生涯，我既懵懵懂懂又無限憧憬。當我和幾個同門師兄弟就選課問題去征求高老師意見的時候，他一一向我們介紹了幾位當時開設博士生課程的老師：蔡少卿、張憲文、李良玉、崔之清等。在他口中，每位老師都是治學經驗豐富的資深導師，講課各有特色，希望我們認真去聽。那時候，我第一次聽到身邊的人用“資深”去描述同行，感到很新鮮，也對要選的課程無限向往。最向往的當然是高老師的“當代中國史有關問題”，一是因為我報考的方向是當代史，二是入學前我從網絡上下載了高老師《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的後記，對他能在一個浮躁的年代“十年磨一劍”的寫作經歷充滿了好奇，加之讀了他之前發表的“鞍鋼憲法”等論文，雖然似懂非懂，但很想仔細聆聽他對當代中國史的解讀。

2002年至2005年初，我在南大共聽過高老師面向歷史系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和全校學生的課程共六門。每次走出課堂，心被高老師精妙的講解打開了一扇扇窗戶，豁然開朗；神卻沉浸在課堂的場景裏不愿出來。一切是那麽新鮮，那麽不可思議，又是那麽合情合理。

我至今懷念不已的，是2003年上半年的“當代中國史的史料與方法”課後，我們幾個同學總是意猶未盡，不時邀高老師一起坐在校園旁邊的小飯館裏，繼續給我們講歷史、講學術，延續課堂的無窮精妙。

［三］

高老師講課從不嘩眾取寵，從不言過其實，相反，他很謹慎，從措辭、語氣到表情都從不夸張，只是娓娓道來。他的課堂頗為有趣：講者很隨意，不時點一支煙，不一定吸，但燃著，有時煙到了嘴邊卻沒顧上吸，拿煙的手又放下了，旁觀者不免為他沒能吸上一口而暗暗遺憾。講到有趣的地方，他會往後捋一捋理得很短的頭發，偶爾，也會脫掉外套，隨手放在講桌上。講到某個問題，他會不時以很輕松的口氣詢問同學們“瞭解不瞭解”，或點某個學生講講相關情況。對學生的回答，他最常用的評價是“不錯”或者“好的”。聽課者出奇地安靜，似乎被一股從講臺上發的磁場吸引住，思緒停留在講者描繪的場景中，形體卻發呆了一般。

說到磁場，不由想起高老師講到的一些“場”。一次是講土改的時候，介紹張鳴關于土改中訴苦的“劇場效應”，他說，張鳴教授認為訴苦形成了一種“場”，在那個“場”中，人不由自主地被同化，情緒隨“場”而動。一次是講毛澤東，說毛是一個人格魅力型的領袖，他有一股“場”，許多普通人一靠近他就被“場”的力量吸引了，甚至深深地震憾。他說毛澤東的理發師是有很大定力的，那手只要一抖，就會出事。他還提到，有一次毛澤東坐火車外出視察，到了一個地方，火車停下來，車上的人下車活動、休息，火車司機也下來活動筋骨，車快要開的時候，司機正準備上車，轉頭一看，毛澤東在不遠處也正要上車，司機一下子軟了，手腳都不知該怎麼動了。

對毛澤東這樣一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難以繞開的人物，高老師有許多獨到的見解。有時他只用一句話，甚至一個詞語，就把毛的性格揭示得淋漓盡致。說到毛身邊的衛士回憶毛艱苦樸素，拖鞋、睡衣補了又補，高老師說，毛的穿著和“樸素”沒有關係，這樣評論是風馬牛不相及，他身邊的衛士哪裏能理解，他是不好這個，對穿著不在乎，他是“大自由”，哪裏在乎穿什麽。提到毛澤東身邊的人，位高如周恩來、劉少奇等建國後常常做檢討，高老師說，誰見過毛做過幾次檢討，他至多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說自己對出現的嚴重困難“也是”有責任的，毛是不輕易“下罪己詔”的，哪個有實權的皇帝輕易“下罪己詔”？

最讓我佩服的，是高老師總能在不經意間以談家常的口吻道出一個個關于歷史的精妙講解，留給聽者無窮的回味。有一次，在碩士生的課上，高老師講到了延安時期的“大灶”、“中灶”、“小灶”制度，他說，如陳學昭這樣來自國統區的作家，出于統戰的需要，延安優待他們，每個月特供雞蛋。一般的普通群眾都吃“大灶”，連小米都稀罕，當然重要領導人是“小灶”，甚至有的能每月吃一只雞，在那個物資奇缺的年代，吃到雞是多么令人向往。他接著說，在延安的某次座談會上有人質疑“大灶”、“小灶”制度，一位中央高級領導人解釋說，重要領導人的健康比普通幹部和群眾的健康更重要，所以這個制度是必要的。他信手拈來一系列相關的資料。正當聽者個個凝神屏氣之際，高老師帶著一絲遺憾說：哪個同學如果有時間，把這些資料串起來，就可以寫成一篇論文——《中國共產革命中關于“雞”的敘述》。

還有一次，提到二十世紀中國共產革命中女性的革命化，他用一個非常形象的詞語——“粗鄙”，來描述蛻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外殼乃至心靈，轉變為“高度政治化”的“戰士”、螺絲釘的女性的生活習慣：故意著裝工農化，有的甚至冬天腰間系上草繩；不刷牙；頭發亂蓬蓬的⋯⋯他甚至提到某革命女性六十年代下農村參加“四清”運動時，故意讓腳上的皮鞋顯得破舊。他只幾句話，就勾勒出一幅活生生的革命女性素描。

［四］

課堂是短暫的，但高老師展現的歷史的多重面相使每一個聽者仿佛置身于歷史風雲的詭黠之中，讓人不由想去探索。我開始嗅到歷史的味道，體會到研讀歷史的樂趣，常常帶著滿腦子的感嘆號和問號，流連在圖書館的書架前，讀韋君宜《思痛錄》、李南央《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于風政《改造》、單少杰《毛澤東執政春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賀熊飛主編的“黑馬文叢”、史景遷《天安門》⋯⋯

高老師也讓我們感受到一位位杰出學者的光輝：秦暉、朱學勤、許紀霖、蕭功秦、李慎之、張鳴、楊奎松、沈志華⋯⋯他介紹他們的觀點、作品，尤其講他們的特色。記得高老師說起秦暉教授的時候，以極敬佩的口吻說他是當今罕見的百科全書式學者，舉例說他對中國每一個省有多少縣、每個縣的地理與人文等都了如指掌；還說某次去澳洲，和秦暉教授同行，車子過一個橋或其它什麽標志性建筑，秦暉教授立馬就說出下一個要經過的標志性建筑是什麽，同車的人都以為他曾到過此地，原來秦教授只看過地圖。高老師仿佛無意間的介紹，卻讓我們深深浸染在學術的魅力和學者的光輝之中。

他對章詒和的介紹，我亦至今難忘。有一次，大概是在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出版前後，高老師說：“有個叫章詒和的女性，你們在網上搜一下，她寫了一系列民主黨派人物建國後的遭遇，最近圈子裏的人在傳看。文筆之好，令人驚嘆，兩、三萬字的長文，我都是一口氣讀完的。”那天從課堂出來，我就迫不及待回宿舍打開電腦，一頭扎進章詒和的文字裏。

高老師和學生在一起，幾乎不談自己。不談自己的過去和現在，包括他求學和做史學研究的過程、他的作品，他只講課，只問學生們的情況。我對高老師過去的瞭解主要是來自《紅太陽》的“後記”和他後來發表在《社會科學論壇》上的《行走在歷史的河流》兩文。只有一次，他算是從側面談到自己上大學時期的情況。好像是2003年冬天，有一次是晚上上課，天氣很冷，高老師很隨意地問：同學們知道八十年代初南京的大學生是怎麼取暖的吧？大家搖頭，他笑呵呵地說：“用醫院裏掛完水的瓶子，那種玻璃瓶，往裏面裝上熱水，上課、看書的時候抱著或拿在手裏。”他眼神裏似有某種懷舊的味道。

我只偶爾從他口中聽到過《紅太陽》。一次是我在博士生入學考試前拜訪高老師時，主動問起在哪裏可以買到該書，他帶著些歉疚說在大陸買不到，他只從香港帶回來二十多本，給朋友們一送，他自己手頭就只有一本了。另一次大概是在2003年春，律師朱元濤因為從香港帶回的《紅太陽》被北京海關沒收而開始打官司，高老師當時有些憂慮地說：“我自己倒是沒什麽大不了的，但我父母替我擔心，他們畢竟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擔心我的處境。”

作為高老師的弟子，我們也受人羨慕呢。我入南大讀書的第一個學期，有個同級的學政治學的女生同住六樓，當她得知我是高老師的學生時，幾乎帶著夸張的口吻說：“哇，真羨慕你！”她說，她在河南某個大學讀碩士期間，她的導師就講起過高華老師，對他的學問和為人敬佩不已。還有一次，大概是2004年的一天，在圖書館一層的工具書閱覽室裏，我正為學位論文的寫作查找資料，忽然一個高大的男生很友好地跟我打招呼，我一看，并不認識，很疑惑地看著他，他說：“你是高華老師的學生，有一次代他上過大課的，我很崇拜高華老師！”

［五］

入讀南大期間，我比較滿意的論文《農業合作社與農民心態》，一定程度上是高老師催出來的。2003年，師弟周孜正為了搜集碩士學位論文的資料，有空就扎在江蘇各地的檔案館。高老師多次對我說：“要多學學小周，多看資料，不能光看別人的研究成果，要自己接觸史料。”2003年下半年開學後，位于青島路的江蘇省檔案館成了我每天必去的地方，白天一卷一卷地看檔案，晚上坐在電腦前整理白天的筆記。日子仿佛很單調，卻讓我興奮不已，因為我看到了許多我以前根本沒有接觸過的東西，它們在我腦海裏展現了極其豐富的1950、1960年代的生活圖景。正是在這些檔案資料的基礎上，我嘗試著寫了這篇小論文。論文寫好後，我于2004年1月3日寄給高老師，他一周後回復我“論文寫得不錯”，并很快向《浙江學刊》編輯部寫了推薦信。當時我并不知道，他正忙著為2月下旬赴台灣政治大學五個月的講學做各種手續上的準備，也為其它的事情在北京和南京之間奔波。

2004年春天，正是台灣大選的日子，3月25日，身在台灣的高老師通過電子郵件寄來了他寫的兩篇台灣政治觀感，《侃之：試看不久之台灣，山河一片“綠”色》和《台灣處在政局動蕩中》，讓我們和他一起感受台灣大選的氛圍，一起關注重大的歷史事件。他不希望學生們把學問做“死”，或者做“死”學問，他希望的是在關注現實中做學問。

2004年下半年，我多次去高老師家向他請教論文寫作中的種種問題。有一次談到新中國的中蘇友好宣傳產生的影響時，高老師說，他記得以前讀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王鶴濱的回憶，裏面提到五十年代初毛澤東視察黃河途中，到一個小山村去瞭解民情，村裏的一位小腳老太婆趕來高興地招呼毛澤東：“毛主席呀！您來啦！⋯⋯毛主席呀！斯大林來了沒有哇？”他說，這就是說明中蘇友好宣傳效果的很好的材料。我到圖書館借來王鶴濱《在偉人身邊的日子——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兼生活秘書的回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仔細翻閱，果然找到了這則材料。難怪師母當時在一旁說：“高老師記性好，你回去查查看，應該有這麽一回事。”

2005年4月下旬，學位論文的預答辯中，答辯委員們提出許多非常尖銳的意見。我雖然理解他們是為了我把論文改得更好，但依然忍不住委屈的淚水，仿佛自己辛辛苦苦一年多的努力被指為一文不值。那天中午，高老師在答辯結束後就去南大校醫院打吊瓶。午飯後，我們幾個同學一起去校醫院看望高老師。得知我流眼淚，半靠在病床上的高老師帶著些嚴肅，但口氣比較平和地說：“李巧寧，委員們都是為你好的，你不應該哭的⋯⋯”他接著就怎樣修改論文以準備正式答辯給我一些具體的建議。我清楚地記得那天高老師說，醫院是不給門診輸液者安排床位的，讓坐在椅子上，但醫院的某個醫生照顧他，給他找了一張床讓他躺著。言語中，充滿著對這位醫生的感激。吊完水，他和我們一起出來，在馬路邊和我們邊說話邊吸了一支煙，然後穿過馬路進了校園的大門。

五月，學位論文正式答辯結束後，我匆匆去高老師家道了別，就離開了南大，算是結束了我三年的讀博生活。

［六］

離開南大的幾年，高老師的郵件、“高華個人學術網站”、高老師發表的只言片語，都是我的精神家園。每次打開“高華個人學術網站”，就有一種撲面而來的親切感，有如遠嫁的姑娘回到了娘家。

與高老師最後一次見面，是2011年12月14日。13日下午，我和同級的師兄弟一行四人去醫院看望高老師。他當時狀態很不錯，正捧著鄭也夫的《半開放社會》看。見我們進去，很高興地一一打招呼。對于病情，他很輕松地說，只要臉上的黃褪去就好了。他還是那麽輕松、那麽溫和，只是不時口干，需要喝點水潤一潤。那天他和我們談韓鋼主編的《中國當代史研究》，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談《墓碑》，談楊奎松的《讀史札記》，談自己的學生⋯⋯

為了能和高老師多呆一會兒，14日早上，我和周錦濤師弟又去高老師病房坐了一會兒。前一日他叮嚀師母從家裏為我們帶來他的《革命年代》，高老師坐起來，在一張報紙上一邊很認真地試筆，一邊說，手臂上吊液體時間長了，手僵硬，不靈活，然後簽名送我。

高老師走後大約半個月的一天晚上，我夢見他躺在床上，淡淡的笑容依然、帶著南京方言味的男中音，興致勃勃地說這說那。我在夢裏想，我要把高老師說的話錄下來，要不以後再也聽不到了。早上醒來，努力地回憶夢中高老師說的話，卻什麽都記不起來。

夢境是虛幻的，我懷念高老師的情懷卻實實在在。一個多月來，我腦子裏總回旋著受教高老師門下的點點滴滴，在家裏也總不由自主地說起高老師生前的片斷。一沉入這種情感，好久都走不出來，也不愿走出來，獨自呆坐嘆息。

作者為陜西理工大學歷史文化系教授

知遇之恩

李永剛

自從十二年前母親病逝，生命逝去的悲慟對我而言淡了許多。可是，在得知高華老師離去消息的瞬間，在靈堂跪謝的時刻，在追悼會上告別的當口，眼淚好多次止不住奪眶而出。原來高老師在我心中，已然有了親人般的位置。

雖然和高老師同在一所大學，但真正開始接觸，始于母親病逝的那一年。當時，我在操持一個學術思想網站，在各種壓力之下，身心俱疲。某天，突然收到高老師的電郵，熱情表揚我網站做得好，有意義。此後，每當有學界重要人物造訪南京，高老師總是熱情引薦，讓我這個無名小輩既受寵若驚，又獲益良多。

2000年秋天，網站因內容敏感等原因關閉。黯然之中，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SC）發來了訪問邀請函。之前，我與這家著名機構并無來往，緣何受到他們的垂青？後來才知曉答案，原來是高老師牽線搭橋。從那時起，我與USC結下了不解之緣，與高老師的師生情誼也進一步拓展。

2001年3月，正在USC訪問之際，高老師也來到了中文大學。恰逢金觀濤先生給本科生開設中國政治思想的課程，而且正好講到“延安整風運動與共產黨文化模式”。高老師和我前去旁聽。這是一幕有趣的場景。坐在教室裏傾聽的高老師，乃是延安整風研究的“頭牌”權威，他對“紅太陽”如何升起的透徹挖掘，穿越重重迷霧，為我們展現了一段絕不同于官方描摹的歷史軌跡。而金先生的旨趣，則重在闡釋權謀與時勢之下“道”的演變。課堂之上，兩位高手并未交鋒。倒是在周末的行山活動中，禪機不時流淌于他們精彩的對話之間。

幾年之後，金先生開始謀劃以民間立場主編一套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作者幾乎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頂尖陣容。高老師應邀撰寫其中的第七卷《新秩序和新沖突——從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就像我們以前開玩笑的那樣，高老師命中注定要著手揭示“紅太陽”落下的秘密。

然而，就在這項令人期待的新著啟動不久，2007年4月，在學校的例行體檢中，高老師被查出患有肝癌。在病魔襲來的最初日子裏，高老師也如常人一樣的焦慮不安，愿意聽成功抗癌的故事，也滿心期盼這是一次誤診。但事實確定後，高老師很快穩住了陣腳。每次去見他，他都精神飽滿，頑強樂觀。

很多年來，我一直欽佩高老師的功力。他閱讀廣泛，視野開闊，不受門派紛擾，沒有成見固執，總能在蛛絲馬跡中發現重要線索，又非常擅長辨析重組諸種線索來還原現場。即便在病榻上，如數家珍的歷史敘述仍能精確到某一天，對風雲事件當事者的觀察揣摩直達心底。

高老師不僅為史學研究趟出了一條路，還為年輕一代重新審視百年中國打開了一扇窗。由于病情沒有好轉，原定的國史專著寫作被迫擱置。在思想最敏銳、積累最豐碩、洞察最深刻的巔峰時刻，一位杰出歷史學家試圖解構的大人物、小人物、大格局、小事件，不幸之至，全都被殘酷的命運永久封存。

這幾天，重溫高老師的演講視頻。其中一場在香港科大的文革講座，講到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嚴重饑荒，中國進口了很多伊拉克蜜棗，這些蜜棗細菌較多，造成了國人肝炎流行。當時他還小，也吃過這樣的棗子，印象很深。聽到這裏的時候，心裏猛地一痛。也許，這疾病的因果，那時候就埋下了根。

本來說好元旦就去探望他，然而高老師沒能多呆幾日。他患病四年多以來，我從未想過這一天真正來臨。在高老師離去的第三天下午，我才克服內心的不安去他家裏祭奠。高師母給我翻看楊奎松夫人寄來的影集，看到高老師清晰的樣貌一下子跳出來，我們倆都掉頭不忍目視。師母說她最喜歡的一張照片是高老師正在發言，身邊各位學者凝神靜思。我辨認出，那是USC四十年慶典，中文大學祖堯堂中的場景。

我在香港與高老師相處的日子，竟然多過在南京的同城記憶，念及此，悲從中來。寬厚的高老師未必介懷，我卻深深自責。

遙望夜空，斯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

作者為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你為我們開辟混沌，照亮內心

劉握宇

在大學裏，對一位老師上課的評價，往往會在同學中口耳相傳，甚或于學長和學弟間“代代相傳”，如此，便會影響到這位老師講課“上座率”的高低。說到南大“上座率”高的老師，歷史系的高華教授當仁不讓。

高華教授的課堂，始終是熱鬧的。他的全校公選課，上百人的階梯教室每次必是“人滿為患”；他的研究生課，幾十人的教室常被擠得滿滿當當，幾乎無插足之地；他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春秋兩季的課程，受到國際學生的普遍歡迎，不少人更是慕名而來，這使他在“中心”也成為高“上座率”的教授之一。

這自然緣于高華教授上課的吸引力。你可完全以放松的心情來到他的課堂，不必擔心點名，也不必擔心冗長的作業，只隨他進入那撲朔迷離的歷史隧道。頂好是聽他講復雜的歷史事件，千頭萬緒，他交待得一絲不亂；來龍去脈，他講個清清爽爽，一定使你聽得興趣盎然，如沐春風。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他從不妄加褒貶，往往只一兩句生花妙語，如點睛之筆，其中滋味，難以對外人道。由此而得人生之啟迪，洞察世事之能力，受益不盡，享用終身。高教授的課堂上，聽眾年齡分布之廣，蓋應為此吧。每每講到會心處，聽者或頷首微笑，或奮筆疾書，或凝神思考，或彼此輕聲感嘆，這種種情形，于高華教授的課堂上，司空見慣。

“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高華教授之所以能將課堂上的“戲”唱得有聲有色，實因為他平時下了大量的“功”。這“功”又可分為“硬功”和“輕功”。所謂“硬功”者，乃“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的中國傳統史家精神。高教授常說，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治史者說話，最忌空無憑據。他是這麽要求學生的，自己更是謹守這條治學原則。他寫的每一篇論文，所提出的每一個論點，無不是建立在大量史實基礎之上的。要做到這一點，說似簡單，做起來卻非易事。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浩如煙海，要想窮盡，雖耗畢生精力猶恐力不能逮，不少涉足這一領域的學者因此望而卻步，更多時候是在史料的搜集與應用上顯得功力不足。惟其如此，高華教授在史料運用上的嚴謹態度和扎實功力，方顯得尤為可貴。他平時極重閱讀，大量的閱讀，使他不僅積累了雄厚的“史料資本”，也能及時掌握學術研究的最新動向。正因為他對史料了然于胸，運用起來方能調動自如，將它們一條條安置得貼切妥當；正因為他隨時關注學界動向，他的研究能始終保持著勃勃生機，讓人常看常新。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硬功”。

至于“輕功”，非人人可以練得，多為天賦也。其實，做什麽事不需要天賦呢？高華教授在治史上有天賦，這麽說怕是不會錯的。歷史在後人看來，就是一樣樣的史料。同樣的材料擺在那兒，有的人只能看到東西本身，有的人卻能從中還原出歷史來。造成這種差別的，除了後天的努力，還有天賦的因素，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治史者，不光要有爬梳史料的耐心，更需有感覺歷史的“慧心”。無此“慧心”，至多只能在文字的平面上打轉，哪能參透歷史人物形形色色的復雜心態，又何以悟會林林總總欲說還休的歷史記錄？有了這顆“慧心”，治史者便能深入歷史的立體空間，游刃于黑白文字經意或不經意的記載之中，體察各色人物的心靈悸動，與歷史的脈搏齊跳躍，寫出有血有肉亦有情的歷史，為後人揭示出一幅幅雖舊還新的歷史景象。這“慧心”即是對人情的練達，對世事的洞察，這既是人生閱歷的積累，又是天賦的一種靈性。以此“慧心”來觸摸歷史，即便未親歷其事，寫出來的史，亦能處處透著身逢其時的感覺，令當事者讀了心有戚戚焉。高華教授的研究著作，令許多至今健在的“老同志”十分驚訝，他的論證，竟然和這些親歷者的切身經驗，如此吻合。

這內外兼修的“功”，成就了高華教授的“史”。他實證主義的嚴謹、樸實的學風，得到海內外諸多學者的贊譽；他新穎深刻的研究成果，在學界、知識界等領域引起廣泛關注；他謙虛平和的性格，使初見他的人倍覺親切。他的朋友中，包括大陸的許多著名知識分子和學者，香港、台灣、美國、日本等地的許多同行，也多與他長期保持著親密、坦誠的友誼。2001年楊振寧博士訪問南大時，曾特別提到高華教授，對他的學術成績和學術能力予以了高度評價。

高華教授是如此卓有成就的一位歷史學家，可你如果把他想像成個大學究，那就錯了。在他學生的眼中，他既是在學業上于人于己嚴以要求，常為一個詞斟酌半天，追求每一個注釋都完美的教授，又是坐在沙發上，一邊吸煙一邊隨意聊天的長輩和朋友，而許多雋永的思想和為人處世之道，正是在這一圈圈煙霧中悠悠蕩出，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身邊的人。與他接觸，你不難發現，他對周圍事物的瞭解往往超過了許多埋頭讀書的學生，什麽“東北人人活雷鋒”啦、什麽“劉老根”啦，他說起來竟那麽順溜，惹人捧腹。這種開放的心態和強大的接納能力，使他始終保持著活力，這活力滲透進他的著作中，寫就一篇篇鮮活的史，這活力與他的冷靜觀察和深刻思考相結合，便是一位知識分子對國家、對民族的關注。此外，你還會驚奇地發現，他的興趣和知識實際大大超越了歷史學的范疇，他可以如文學教授般對你大談西方文學，又會將歐洲的大導演及其經典作品，如數家珍般向你娓娓道來⋯⋯總之，如此有色彩的一位教授，我們今生不可能再遇到⋯⋯

附記：

以上是差不多十年前寫的一篇小文，如今讀來，當年與老師相處的情景又一幕幕浮現在腦海中。

2011年11月底與高老師的另一位學生周孜正兄通了越洋電話，得知醫院已經下了病危通知。那一晚的夢中都是老師的身影，次日醒來枕邊全是淚漬。12月25日，終于在冬日的南京街頭與正兄會合，他的眼睛紅紅的。我們一起去醫院看望老師。出乎我的意料，老師雖然消瘦了許多，面色有些蠟黃，但依然目光明亮，思路清晰，與常時無異。他和我們、還有師母劉阿姨、范駿師兄談笑風生，從社會百態聊到歷史掌故。當回憶起年輕時為兒子高欣編的小故事，老師的臉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孰料，僅僅過了一天，12月26日晚便突然接到正兄發來的噩耗！我立刻想起這一年夏天我返回美國前到老師家告別，恰巧那一天，老師的父親在臥病數年後離開了人世。在有些昏暗的客廳裏，老師眼含淚花，喃喃低語道：“雖然心裏早有準備，但畢竟從此陰陽兩隔了。”此時此刻，這句話不斷在我耳邊回響，竟成了自己的心理寫照。

從27日到29日安葬前的幾天，前來老師家吊唁的客人絡繹不絕。直到夜闌人靜時，我們幾個學生才能靜靜地守候在老師的靈前。那晚，我望著狹小客廳裏堆積如山的花籃，不由想起大約十年前，也是12月的一天，我們幾個學生幫老師從上海路搬到如今龍江的這個家。那一晚，我們買了一只小花籃送到老師的新居，祝賀他喬遷之喜。而後，像往常一樣，我們圍聚在溫暖的客廳裏，聽老師娓娓道來說不盡的歷史秘辛。誰承想，十年後的今天，同是這個客廳，竟堆滿了大大小小的花籃，而講故事的主人卻已一去不返。按照習俗，靈堂的門窗皆不可閉，我們枯坐無語，任寒風穿堂而過，吹干眼角的淚水。

這些天，在我的腦海裏，老師的形象已與龍江和上海路的兩個家融為了一體。他時而在上海路的家中用拖把清潔著嘎嘎作響的地板，時而在龍江的客廳裏和我們一起興致勃勃地看著連續劇。有時，他出現在上海路的小廚房裏，一邊吃著再簡單不過的午飯，一邊將收音機的天線拉得長長的收聽新聞；有時，他又坐在龍江的飯桌旁同我們共進晚餐，桌上必然少不了劉阿姨為招待學生特地買來的南京烤鴨。傍晚時分，老師或是披一件襯衣站在上海路大院的高坡上，和我們邊聊天邊望著馬路上的車來人往，又或是與我們并肩在龍江的廣場上一圈圈地散步，而劉阿姨的身影也時常出現在周圍健身的人群中。如今，上海路的庭院靜謐依舊，龍江的廣場熱鬧如常，可哪裏都不能再尋見老師的身影了。

隨老師遠去的，還有我們這些學生的青春年華。大約十三年前的春天，我還是南大文科強化班的大三學生，需要從文、史、哲中選擇一科作為日後專攻的方向。也許是命運的安排，正當我舉棋不定時，某一天的傍晚時分竟在南大浴室與老師不期而遇。其實那時與老師并不熟，僅上過他半學期的課，而老師卻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于是，我便趁機向他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出乎我的意料，老師并沒有推薦歷史，而是要我根據自己的興趣及日後就業的前景來決定。現在想來，老師當時正處于修改書稿的最後階段，深知從事歷史研究的艱辛，因此并不愿他的學生貿然踏上這條荊途。

與老師的對話雖只寥寥數語，卻促成了我立志學史的決心。此後的時光真是令人愉快而興奮。猶記當年一邊為老師錄入文稿，一邊傾聽他講解如何行文運思、推敲字句；他不僅在課堂上春風化雨，更多的時候則是在客廳裏為我們妙語釋疑；我們還時常隨老師出入各色書店、講座，又一起流連于校門口的那幾家碟店，翻撿著帕索裏尼、阿莫多瓦等大師的經典作品。此外，我們更在老師的客廳裏結識了許多背景各異、但同樣熱情、純真、向往自由與真理的年輕人。

十幾年來，老師客廳裏的年輕人走了一批又一批。直到2011年歲末，我們從四面八方再次相聚南京，送老師最後一程。很多當年的學生如今已過而立，但憶及往事，老師的一言一行仍那麽清晰生動，歷歷如昨。追悼大會上，透過依稀的淚光，凝視著躺在鮮花叢中的老師，我總有一種幻覺，覺得只要回到龍江，便可以看到老師如往常一樣埋首于堆滿斗室的書叢中，間或燃一支煙，在客廳裏踱步，等待學生的來訪。我甚至有股衝動，想撥通老師的電話，希望再聽一聽他那溫暖而富有磁性的聲音。然而，畢竟是陰陽兩隔了，耳畔又響起老師的嘆惜。

其實，我們已經夠幸運了，在最需要啟蒙的時候遇到了老師。您猶如高擎火燭的摩西，為我們開辟混沌，照亮內心。如今，請讓我們逝去的永恒的青春伴隨您一起去往天國，而您的教誨將在這片土地上薪火相傳，繼續照亮我們的前程。

作者為美國愛荷華大學歷史系博士

你的遠行使人何等傷痛

劉彥文

我總是比別人遲鈍。

當12月26日午夜，同門想盡辦法告訴我先生逝去的消息時，我因晚間莫名的不安無法靜心做論文而早早關掉了手機入睡。27日一早打開手機，看到這個消息，我怔怔地愣在床上。26日下午，由劉阿姨轉發給我們華師大的同門“去看高老師時，盡量3點以後再來”的短信，還在手機上。原本打算28日去看先生的，只幾個小時，便陰陽相隔。

當先生的朋友、學生在報刊、網絡上以各種文字述說他們與先生交往的種種細節時，我只是默默地將這些文字復制、粘貼、保存，卻不知如何將自己對先生的敬仰訴諸紙筆。我一遍又一遍地聽先生的講課錄音，認真地整理、做筆記，他的聲音穿透時光的隧道，就如在我身邊一樣，而我，從未如此認真過。

我將先生的書放在隨手可及的地方，那本《革命年代》扉頁上先生蒼勁有力的大字“彥文雅存，高華2010年9月29日於南京”將我帶到了那一天。其實去的那天是10月5號，但是先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將日期簽成了9月29號。記得當時的他精神矍鑠，那一天我們照了合影照，照片上的他安詳、從容，帶笑的眼角眉梢給我父親般的溫暖。

有那麽一段時間，我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是給先生上香，屋裏飄渺的香薰總讓我沉醉，我便幻想，先生該是聞得到的。我才明白什麽叫“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如今的我，只能藉此遙寄哀思！

還是在三年前我準備考先生博士的時候，我將他的郵箱來信單獨設立了一個文件夾。如今我每一次打開郵箱，都會看到名為“高老師”的文件夾，只是，我再也收不到他的郵件了。

與先生交往的場景，久久在我的腦海中浮現，揮之不去。記得第一次見到他，是在2009年6月底由華師大召開的第一屆國史研討班上，他那時還未第二次確認患病，做的講座題目是“近代民間的當代史書寫”，按照楊奎松老師的話“是壓軸的一場”。他拿折扇，娓娓道來，我從不知有人可以將學術講座做得如此生動。

可惜2009年的暑期他便再次確認患病，但他是那樣的積極樂觀，并決定配合醫生做手術。于是2009年的10月份他在上海東方肝膽醫院做手術，我與同門每周都從閔行趕到楊浦看他。雖然去一次要兩個多小時，但是每當我看到病榻上的他與陪伴在側的師母，總是有回家的感覺，這讓剛到上海的我覺得特別欣慰。他病榻旁邊總是放著書，在沒有做手術之前，他精神很好，經常會跟我們談笑風生。

他好像一點也不害怕手術。記得他動手術的前一天，劉阿姨發短信給我，說明天動手術，高老師很好，但她很緊張。于是我又從學校跑到醫院，我甚至帶了牙刷，想晚上陪陪劉阿姨。我到了醫院以後沒多久，劉阿姨和他們的兒子、義子就去跟主刀醫生談動手術的事情，還有手術之前的一些準備工作。先生的手術得到多方的幫助，進行得很成功，但其間的痛苦可能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動完手術，我和同門去看他，他說，小劉你知不知道什麽叫肝膽欲裂，那句話我一輩子都不會忘掉。他只是個普通人，會疼痛的普通人；可是他又不是個普通人，一剎那的脆弱，即刻被剛毅的內心克服。

2010年的1月份，先生去東方肝膽醫院復診，我再次去看他，經過幾個月的恢復，我甚至覺得他臉色紅潤，一點不像患病的樣子，紅色的滑雪衫襯著一頭白發，看上去好美。那一次見面，他不忘對我的指導，跟我確定了現在的博士論文題目。我越鉆研這個題目，越感嘆先生的睿智，只是天資愚鈍，達不到先生最初的要求，時常心存愧意。

2010年的春節，我聽說有一個去台灣訪問的機會，但是時間截止是2月份，那時我已經回到家。我很想抓住機會，想請先生推薦，請陳永發老師做我在臺接待的指導老師。有先生的幫助，陳老師爽快地答應了。可惜因我自己的疏忽，那個基金會的資助計劃有變故。我依照前一年度的資助要求準備材料，孰料依照新的資助計劃我是沒有資格的，麻煩了陳老師，卻未能成行。先生對此很是遺憾。第二年我的師弟想申請赴臺，說請陳老師做指導老師，他一聽就著急了，說陳老師是再不能麻煩了！并解釋了因為我去年雲雲。我想其實陳老師可能未必介懷，但是先生的個性卻是特別不愿意麻煩別人，從這個小事情也可看出他為人處世之方式。

2011年元月份我到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為期五個月的訪學，先生早早跟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SC）的熊老師打好招呼。其間，熊老師給了我很多幫助，除夕就是在她家裏度過的。到了香港更感受到先生的影響力，我也因自己身為“高徒”而自豪。那幾個月我大部分時間都在USC度過，那裏良好的學術氛圍是我在大陸任何一個學術機構都難見到的。翻閱中心所藏資料的時候，我心裏想，高老師他都一一翻過，也更感嘆他對共和國史研究點的敏銳性，他利用中心收藏的“內部參考”寫出對大饑荒時代“代食品”現象的論文，研究了“四清”運動起源與大饑荒關聯。

我6月份剛回到上海，隔天便去南京看望先生，他老說自己覺得挺好的，雖然隔幾天便要去醫院一次，對康復很有信心，只是那時候先生看起來已經有點瘦了。10月份，先生再次開始住院了，我也開始忙碌自己畢業論文的撰寫。雖然時常打電話過去問候，但我總想得太簡單，竟看不懂劉阿姨講的“情況不太好”。我總是太樂觀，總覺得先生雖然生病，但是離逝去還很遙遠。我心裏想，我一定要在高老師手下畢業，我要趕緊做論文。每一次論文做不下去的時候，我便翻看先生的書，《在歷史的風陵渡口》裏的文章，每一篇都那麽精彩，好像先生在提示我論文該注意的地方。

就在2011年12月20號，我發短信給先生，說自己獲得了華師大研究生的最高獎學金，幾日後有個頒獎儀式，屆時學生將為辛勤培育的導師獻花。我說我過幾天去南京為您獻花，先生還回短信給我，說好的。可是那束花，竟然換成了白玫瑰，放在了先生的靈前！其間的悲哀難以言說！

準備葬禮的12月27日到30日，我作為先生唯一一個在讀的女學生，晚上陪師母睡在一起，自然那幾日都是在先生家裏度過的。花籃將不大的客廳塞得滿滿的，很多來吊唁的人都沒地方坐，站著說幾句話便離開了。師母白天要應付很多事情，有時晚上腦子也停不下來，便跟我講話。她總是說因為生病，高華對我們華師的學生指導不夠，他自己也覺得非常遺憾；說你們都是懂事的孩子，都很努力。我告訴她，與先生不多的交談中，只字片語都會成為我做論文進行不下去時的良藥；每一次細細咀嚼先生的文章，都會讓我有不一樣的感受，從而從不同的角度啟發我；而他對待病魔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更是我一輩子的榜樣。

就在他去世的兩天前，我還將畢業論文的新提綱發給他，只是我不知道那時候他已經難以應付了。劉阿姨發短信給我，請我諒解高老師暫時不能看我的論文提綱、也不適宜長時間通話了。我才意識到先生的病情之嚴重。因為之前的每一次，遇到學習中大的問題，我發郵件或打電話給先生，他總是不厭其煩盡力幫我。可是這一次⋯⋯于是我們華師的同門便約定了去南京看他。可是，一切都來不及，我趕不及見先生最後一面，而且最後還給他帶來了麻煩，制造了遺憾，這成為我心裏永遠的痛。我覺得自己是最傻的傻瓜。

後來才知道，早在兩個月前，醫生便已下了病危通知。他在便血的時候，也已意識到自己大限將至。可是他，誰都不愿意麻煩，不愿主動讓人去看望他。劉阿姨說先生咳血去世的當晚，久久地，眼睛都沒有閉上。他帶著多少遺憾多少不舍啊！高老師，你是否知道，我們這邊的學生對你多么不舍？

2003年4月23日，李慎之先生去世的後一天，先生曾經寫過一篇小文，紀念李老的去世，文章寫道“李慎之先生，你的遠行使人們何等傷痛！你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已載入史冊！”于我們，先生，您的遠去何嘗不是如此？！愿您在天堂安息！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

高老師，來生還為你帶飯

張一文

高華老師與世長辭，中國痛失一代良史。

12月26日，是毛澤東同志的生日，也是高老師的卒日，不論是生日還是卒日，都已成為了忌日。

歷史驚人巧合。高老師是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等書的作者，被稱為是“毛澤東研究的排頭兵”。

高老師和你有什麽關係？你來附庸風雅干什麽？不，我和高老師有關係，我曾經為他帶過飯。高老師，如果有來生，我還為你帶飯！

當看到鳳凰網記者第一時間連線高老師的生前好友時，當看到搜狐網等大型門戶網站在顯要位置刊出訃聞時，當看到人民大學教授張鳴連發三條微博以示悼念時，我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的哀思。我在微博裏貼了兩張和高老師的合影，轉發了一些人的悼念微博。這些微博無不高屋建瓴，從“宏大敘事”的角度，緬懷了高老師的學問與人品。他們是有理由、有資格這麽寫的，因為他們都是專家學者、學術大腕。

而我，不過是個普通的打工仔，沉浮在社會的最底層，我拿什麽來緬懷？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

我常被人提起的故事就是去香港研究、傳播打工文學。

2006年4月3日至5月2日，我應邀并受資助前往香港中文大學，參加“內地學者訪問研究計劃”，研究課題是《中國打工文學創作主體與閱讀對象研究》。4月26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發表演講“打工文學研究”，與來自美國、加拿大、印度、台灣、香港和內地的學者與聽眾一起，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接受海外媒體的現場采訪。5月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中國新聞”版，刊登該報香港特派員易銳民先生的專欄文章《讓“打工文學”在香港開花結果》，對我所從事的研究進行了報道。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打工文學縱橫談》一書，把我去香港研究、傳播打工文學總結為中國打工文學發展史百余件大事之一，羊城晚報因此稱我為“中國研究打工文學較早的專家之一”。突然之間，我好像偷偷溜進學術殿堂。

就是在這時認識了高華老師，成為了他的“私淑弟子”，幫他帶過幾次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被稱為香港20個地標之一，令無數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神往。中心以不算豐厚的財力，資助著海內外眾多對中國問題進行的實證研究。我有幸受到邀請，在那兒度過了難忘的一個月。

彼時，高老師在中文大學歷史系做客座教授，平時就在中心看資料。他在中心的工作室在我的隔壁。我經常看到他抱著一大堆書籍資料，進入工作室，半天不出來。

中午，我就跟著這些專家學者，去中心對面的餐廳——范克廉樓吃飯，分享他們的研究心得。晚飯後，我們往往不急著回雅禮賓館、也就是我們在中文大學的“家”，而是到賽馬會宿舍樓附近的體育場散步，邊散步邊探討學術問題，那是真正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來自不同國家的中國問題專家，互相“洗腦”、相互“碰撞”，很多思想火花就在這種交流中產生，成為日後的研究引信與寫作素材。

經常參與散步聊天的，首推高華老師，還有來自美國馬裏蘭大學歷史系的高崢教授、加拿大裏賈納大學政治系的朱毓朝教授、台灣東吳大學政治系的謝政諭教授、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的吳毅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金大陸研究員等。學者有時也會互相“抬杠”，互不買賬，爭個水落石出、面紅耳赤，但都是談學問，談觀點，從不涉及人身攻擊，所以最後大家都能求同存異、和諧相處。

記得某學者有點討巧地對高華老師說：“您研究‘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中共黨史專家啊！”我這樣的外行心目中，誰要是被稱為“中共黨史”專家，那身價立刻翻倍，比一般的專門史專家要吃香，那可是一頂亦官亦學的紅帽子啊。誰知高老師非常認真地說：“我不是黨史專家，我不專門研究黨史，我就是個歷史學教授。”現在，看到不少悼念微博和媒介，還把高華稱為“黨史活字典”什麽的，我想高老師九泉有知，一定不會答應。

學術界緬懷高老師的圈子，我走不進去，我卻十分想表達一個有幸與他結識，之後對他不能忘懷的普通人的敬意和哀悼。高老師在我的印象中，是個很和藹的師長，他常會跟我們小字輩講他的故事。

他年紀并不算很大，但是早生華發。我問他為什麽不把頭發染黑，他笑著說：“有這個必要嗎？”他有心臟病，內地醫生要他做手術，心臟搭橋掛個起搏器什麽的，他不盲從。後來也好好的，他常常為此很得意。

應香港大學錢鋼老師的邀請，高華老師從新界去港島吃飯看電影，把我也帶上了，由此我有機會一睹《唐山大地震》作者的“廬山真面目”。出發前，高老師反復叮囑我把西裝外套帶上，因為香港的電影院冷氣的威力之大，如置身寒冬。果不其然，在電影院外面，我們都熱得只能穿短袖，進了放映廳，西裝外套穿在身，還多少有點美麗凍人。

他常常關心我的家庭，有時也會說起他那個學計算機的兒子。談到打工文學，高老師認為，打工者現在還很難界定，其實不是做老板就是打工，不在體制內的都可以說是打工者⋯⋯他希望我不要辜負中心的資助，多出研究成果，為中國的“三農”問題以及打工文學貢獻綿薄之力。他還鼓勵我碩士畢業後考博士⋯⋯可惜我辜負了高老師的希望，研究工作沒有太大進展，博士也沒有考上，依然在社會的最底層彷徨。

星期天，中心不開放，學者們都在賓館也就是“家”裏做功課。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學者們你叫我，我叫你，一起去食堂吃飯。高華老師常常不忍心放下手頭的書本，或者不愿中斷正在寫作的文章，于是，他就喊：“小張，過來，麻煩你幫我帶個飯，你吃什麽我就吃什麽！”我把飯帶回來了，開始有點不好意思接他的飯錢，但是高老師毫不客氣地給我“飯票”，不接不讓我走。有時候是16元一份的飯菜，他找到15元，還有1元沒找到，我說1塊錢就算了。他非常認真地攔著我，直到他從某個褲袋裏找出了1塊錢。這種廢寢忘食、這種執著認真，都讓我感覺出自己的“小”來。

斯人歿矣，其道猶存。高華老師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的作品、人品，都將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激勵著我們不要浪費人生。

作者為廣東教育雜志社編輯

先生最後的時光

周孜正

十八年前，十八歲的周孜正進入南京大學歷史系。大學期間，他最大的收獲是四個字：高華吾師。高華病後，孜正頻頻奔波在南京和他的居住地無錫之間。高華不僅是他的良師益友，也似親人。

12月25號，高華去世前一天，我打電話過去，孜正在病床側。次日，他回顧兩天來高華的言談，寫下來打算傳給我看看。剛寫畢，正準備發出，收到高華太太的電話⋯⋯

高華情況惡化後，口很干，電話來了，都由太太代答。這天他接過電話，問我，圣誕節到哪裏去玩。然後讓我問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將一個個名字念出來。我是那麽笨，完全沒有想到他是道別，失去最後的機會告訴他：高華，我們愛你。

——熊景明

2011年12月22日 星期四

昨天辦好調休，今天可以安心從馬山去南京。一路匆匆，汽車火車出租車，下午2點25分才到省人民醫院門口。

因為來過，所以很順利找到老師的28床。我一出現在門口，師母劉阿姨就看到了，開心地對高老師說：“小周來了！”高老師見我來了，也挺高興的。我到病床前，他就關切地問：“小周怎麼會來南京的？什麽時候到的？”

擔心高老師知道我特地過來陪他，我就講事先準備好的說詞：“12點多就到了，去省H局辦事的，快年終了，去送點掛歷什麽的，正好今天就不回去了。明天我調休一天，後天周末，可以在南京陪老師和師母幾天！”老師蠻開心的，又不經意問了一句：“省H局在什麽地方啊？”我一下子無語，轉而一句搪塞，“就在省政府旁邊。”他哦了一下，就不再多問這事，轉問：“飯吃過了嗎？”我意識到，我的好意他領會了，也知道我不是來南京出差的，他的洞察力真是時時刻刻！

我拿出準備的小禮物給他，一本圣嚴法師寫的《智慧100》，書中有很多豐子愷先生畫的插圖，是高老師自學生時期就喜歡的，他翻了一下放在床頭。一串開光手珠，他戴到手腕上試試，說：“佛珠比較大，抓起來蠻舒服的。”上次來醫院我觀察到，他去做手術的時候，不掛水的手一直握著佛珠，這個珠子也許能夠給他多一點支撐。還有一袋惠山油酥，他讓師母打開讓他嘗了一個。高老師吃飯的習慣是快且簡單，如果一定要說食物方面有點愛好的話，僅是一點能夠填飽肚子的小零食。我和同門師兄弟聊過這個，大概是老師以前老是深夜寫作，肚子餓了，就補充一點此類的麻餅、京棗或者餅干墊墊饑。我碩士畢業之後去無錫工作，增加了一項“油酥”。可惜老師身體已經不好，不能多吃此類食物了，今天嘗一個也就是改換一下口味，讓嘴裏有點滋味而已。這些小零食總是勾起我對1995年初夏那個夜晚的回憶，高老師第一次約了我們班六七個同學去他的小書房聊天，聊到有點晚時，他出乎我們意料的拿出招待客人的好餅干（1995年的南大，餅干是蠻高級的零食了）給大家做夜宵，師生邊吃邊聊社會、聊人生、聊畢業後的未來⋯⋯那一刻，他既是循循啟蒙、照亮我們內心的恩師，也是怕學生肚子餓、請吃精致cookie的班主任，那個場景，我畢生懷念！

高老師的臉色比上次我離開時，稍微好一點，沒有那麽黃了，他告訴我最近病情的發展情況，然後就轉向師母說：“小周今天就住在我們家吧，書房的床太小，讓他睡房間的大床好了！”我趕緊說：“大床我嫌軟，我還是睡書房的小床吧，小床硬一點！”老師又叮囑我晚上開空調，別凍著。

我和高老師聊了會最近看的書，當我感慨解放初毛澤東指導黃克誠對付北京資本家的基本方針時，高老師提示我：“關鍵看革命實力的增長，革命實力弱的時候，需要資產階級幫忙，就對資進行支持，幫助中共發展經濟。”他特別強調“中共也需要發展經濟！”另外讓我回去在他的書房電腦桌上找《當代中國史研究》三冊，是華東師范大學剛剛郵寄給他的，要我仔細讀讀其中的文章。上次來，高老師知道我對中國近代的佛教歷史感興趣，就特地送給我學愚教授寫的《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的書，也是告訴我在書堆中的某個位置，我回去一找果然是。

高老師一輩子最喜歡的就是讀書，最近我來他卻屢屢送我他的非重復版本的書，可見內心是做什麽準備了。我一聽到送書，心裏面既難過、無奈，又非常感動。不過高老師送書時神態卻如平常，好像想起我論文中某個問題，叮囑我要去參考他的哪本書一樣。

高老師這幾天持續發熱，師母說今天下午體溫還算好，高老師小睡時，我乘空輕念一遍《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大悲咒》。6點多，我們把老師的晚餐準備好，他吃了一點，就催我們早點回龍江，醫院有護工老王師傅就可以了。出醫院門時，已近7點。南京的冬夜天冷且干，等了許久來了輛公交車，人多沒擠上。出租車也輛輛滿載，好久等來一部空出租車，我彎腰進車時，卸下行李，感覺累得已經快散架了。回到龍江，師母熱飯熱菜，簡單燒了一個湯，總算可以安靜地吃晚飯了。

晚上我一人睡在書房，書果然在電腦桌上。書櫥裏面幾千本書按照人物、作者或事件各個專題有序地排列著，高老師居然能一一記得他們的位置，真是不容易。書房空調壞了，很冷，我翻來覆去很晚才迷迷糊糊地睡過去，和老師在書房聊天的場景總是在眼前浮現。

2011年12月23日 星期五

一大早我就聽到師母起來了，她急急匆匆開門下樓去買菜，回來後，除了給高老師準備飯菜湯水之外，還趕緊準備我、高欣和她三人的（午）晚飯。然後我們匆匆吃早飯，收拾好帶給老師的東西就一起去醫院。自從老師住院，師母差不多天天6點起來，晚上7點多甚至更晚才能到家，只有晚上回來後，才能安靜地吃一頓飯，其他兩餐就湊合了，所以準備的菜也是能反復熱一下的雞翅膀之類。到家之後，還要接聽晚上來找高老師的電話，幫高老師去朋友處買便宜一點的必用藥、準備明天的高老師的午飯等等，雜事可謂是一樁接一樁。

這次我一來，師母就特地買了桂花鴨，這在高家也是不錯的菜了。高家人多年來，在吃飯上幾乎沒有什麽講究。而如果有學生（包括外國學生）來了，師母總會特地添個鹽水鴨、燒雞塊之類的美味款待我們。

一到醫院，高老師就問我三冊《當代中國史研究》有沒有找到，我確定地告訴他，找到了，昨天晚上還翻看了一會，但他說話很吃力。果然是昨晚和早上都發熱，而且肚子很疼，臉色也不好，和我說完幾句後，就沒有再多說什麽，想必是疼得說不出話，他這一天幾乎都沒有多說什麽。

中午我去和歷史系的老同學，還有同門付啟元師兄一起吃飯。吃飯時候，師母給我來短信。說她中午就不離開醫院了，要我回病房的時候帶幾個面包給她，湊合吃頓午飯就可以。飯後我和付師兄一起去買了新鮮面包和奶茶，去醫院看高老師。高老師看到付師兄，稍微說了幾句話，就讓師兄早點離開了。我送師兄下樓，一出電梯門，他眼圈就紅了，匆匆離去。

高老師接下來整個下午也幾乎沒有說話，護士來量體溫：39度1，仍然較高。5點多的時候，高老師稍微好一點點，我知道他是忍了好久了，才輕聲對在旁邊的師母說，今天一天都疼，各處肌肉都疼。師母沒有想到他現在已經不僅僅是發高熱、肚子疼了，而是全身疼痛，很心疼他，建議他打止痛針。高老師不肯打，他真是耐力驚人！老師說：“打了止痛針，性質就變了。”師母聽了只有暗自嘆氣。我看看情況不是很好，就和高老師及師母說，我決定推遲一天，到周日晚上再走。高老師問我車票的事情，我說請袁建新網上訂票即可，他才放心。

高老師的持續發燒讓我揪心，我就去管床的張醫生那裏問情況，他給我看了高老師幾天發燒的醫療記錄，分析說高老師的發燒情況有整體下降的趨勢，明天會好一點的。我趕緊過去和高老師匯報這個事情，告訴他體溫最近一定能夠降下來，人會舒服一點。我怕高老師不能起信心，又請張醫生到病床邊來和高老師再具體說一下情況。高欣下班後就過來陪父親，所以高老師讓師母和我早點回家。

我和師母剛剛到家沒有多久，就接到電話。七時許，高老師吐血。我們匆匆趕去之後才知道，高老師晚餐時因為吃了一點點匯源果汁，引發胃部反應而吐血，去後發現高老師還是蠻鎮定的，說醫生已來看過了，已穩定下來了，他只是想清楚地知道為何出現這個情況。

吐血是老師病到此時，病情惡化的必然結果，但是現場我們還是把原因歸到那個果汁上，因為有點涼，胃受了刺激才導致這個情況。另外我們又請張醫生也和高老師解釋一下，這次吐血的原因是果汁刺激了胃，而不是其他原因，張醫生真好，完全同意。

高老師又讓我們回去，留高欣繼續陪他，晚上一直保持手機暢通，有事情及時聯系就可以。出了病房，我對不甚放心的師母說，我們回去也好，這樣也讓老師安心和寬心，要讓他覺得情況還是穩定的，沒有什麽特別嚴重。

2011年12月24日 星期六 平安夜

師母昨天電話裏面已經知道張鳴老師要來，希望能夠早點去醫院，所以早上起來後更加緊張。12月南京的天氣，陰冷入骨，而且常是陰霾一片，空氣質量很差。我們站在龍江那個91路站臺望眼欲穿。那個地方在草場門大橋下，兩組高樓之間，正好是個大風口子，我凍得都麻木了。我想請師母打車，但南京的早晨一輛車也打不到，全是滿的，這樣的情況師母說天天如此，不論周末還是平時。

我知道老師家這幾年連續看病，很多癌癥用的特殊藥品、中藥滋補品都是無法報銷的，經濟負擔很大，也談不上買汽車。等車將近半個多小時，我可能被風吹得也麻木了，就稀裏糊涂問了師母一句，怎麼不買個電瓶車？話一出來，又覺得失言，師母也不會騎電瓶車，何況路途也不近，路上危險，每天充電，防止被偷等，也是一樣麻煩。大概除了買書，時時注意節約開銷，是老師家很多年來的常態。又過十分鐘，誤點的車終于來了，那樣的等車真是讓人只有無語。而師母這幾年卻時時如此，提著好幾個怕湯水漏出來的飯菜盒、營養湯碗、中藥罐等，晃晃蕩蕩去等車、擠車。

張鳴老師9時許到醫院看望高華老師，帶來許多水果和一大束漂亮的百合，兩人聊得很開心。從香港中文大學的事情，聊到兩個人的父親，一個是“黑五類”家庭，一個是紅色地下黨的家庭；聯系兩位父親的人生，談到現在的中國狀況。期間又聊了幾個好玩的教授的趣事，高老師笑了好幾次，他基本以聽為主。張教授直至11時余才離開。我看的出來，聊天時高老師曾劇烈疼痛幾次，但僅僅是皺眉，沒有結束和張鳴老師的談話。師母送張教授出門，張鳴在電梯口特地和師母說了一會話，安慰師母，要她多保重。

十五分鐘後，我的同學袁建新來，送來平安蓮一束！祝高老師平安夜平平安安！高老師微笑說謝謝，這個藍色蓮花真漂亮！

高老師從張鳴老師走後就開始便血，從中午到晚上連續六次，加上早上一次共七次，每次平均在100ml左右。不過確如張醫生預測，不再發高燒，沒有昨天那樣的熱度了。醫生要求不能吃非流質的東西了，免得脆弱的食管受到損害，引發大出血。一個下午幾乎都在便血之中，我只有助念《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一邊幫忙收拾，希望高老師能夠從容面對。

我乘間隙念誦《金剛經》、《心經》各一遍，回向給高老師。他聽了《金剛經》，頗覺有意思，還把我的經書拿過去，看看其中的文字。不過便血又來，不及細看。後來他看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小段，聊及對人生態度的看法。又看了“如如不動”一段，一起聊及歷史學研究的方法，研究者的取向可以用“如如不動”的態度去實現，佛學和歷史學兩種學問自有相通之處吧。他又問我印度佛教的衰亡原因和南傳、日本佛教與漢傳的不同之處。

下午5時後，便血停了一會，我在高老師枕頭邊，輕聲讀圣嚴法師《智慧100》中解《法句經》的一小則文字，經文曰：無樂小樂、小辯小慧，觀求大者，乃獲大安。我對高老師說，高老師一直是持大歷史觀，注意歷史的延續性，從大處著眼看透歷史，難怪內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靜堅強的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謂“乃獲大安”。高老師躺在那裏笑了。

晚7點師母快回家之前，高老師從值班醫生那裏偶然知道自己的便血是柏油狀時，就和師母聊起孫中山得肝癌去世之前的狀況，孫抵北京後，在醫院也是連續出血好幾天，然後突然不出血了，孫的部下很高興，其實是大崩潰的前兆，6天之後，又大出血，然後逝世。師母只能問：“你怎麼讀歷史其他不看，卻看這一段呢？”高老師大概是怕嚇著師母，就說：“我也不是特意看的，就是眼睛順便掃到了。”

很是佩服高老師的鎮定和超然，雖然便血不止，到晚上第六次的時候，還是和高欣、我開玩笑，又來了，又來了，還來勢洶洶⋯⋯呵呵！從容面對，高老師倒是精神很好，一邊在床上便血，還一邊就新播的《新亮劍》和高欣、我討論閻錫山、唐生智、李宗仁、彭德懷、林彪、胡璉、邱清泉等歷史人物，後又談到東北戰役國軍的失敗，陳辭修的清廉和迂腐。

晚9點40分，他催我回，我又去找醫生問問血漿的事情，400ml血液輸入後，是否還要再添一點，答復是考慮心臟的承受力，今天就400ml。幫助高老師吃拉米夫定一粒後，我被其要求早點回家。又去問醫生，藥怎麼吃，醫生說明天最好打碎吃。出門時已經十點多。

（第二天早上去，醫院護工老王和我說，我走了之後又便血了2次，我剛剛走之後的一次最厲害，二百多毫升。）

2011年12月25日 星期日 圣誕節

早上高老師又便血一次，血量也是有200ml。今天便血僅僅早上一次，後面有一次小的便血，直到我晚上6點多離開之前，就沒有再出現大量便血的情況。

高老師今天精神很好，早上我們到醫院時，他頭發也整整齊齊，也許是便血之後，高熱退掉了，腹水也少一點了，肚子也沒有原來疼了，人反而精神。一大早師母的大姐夫、大姐（70多歲了），一起來看高華，我記得還是1997年時候見過一次師母的大姐，一晃十幾年過去了，我一眼還是認出來了。他們和高老師聊些往事，也談談高老師那本書的獨立之可貴，大姐夫說司馬遷的書裏面最後也有點說漢朝好話的內容，而《紅太陽》沒有，高老師聽了淺淺一笑。早上陽光很好，家人在一起，其樂融融，讓人忘記是身在醫院。

剛剛送走客人，香港熊老師來電話，高老師特地往上起來一點，半靠著枕頭，豎起一點身體接電話，方便和熊老師聊天。聊了會這幾天的病情，張鳴老師來醫院之類的事情，我沒有想到高老師會轉而問熊老師：“圣誕去哪裏玩了？”高老師這幾天在病房總是問候你，關心他，不覺得他自己處于危險之中，讓我感懷！

高老師的妹妹、妹夫來，送來一個漂亮的金發圣誕娃娃，掛在床頭吊水的支架上，娃娃的眼睛極大，很可愛，高老師開心地笑了，他喜歡這個意外的圣誕禮物。

11時，劉握宇師兄短信來，問我高老師在哪裏，我到醫院門口去接他。是一個月之前我告訴他高老師的情況，他來電問我情況，聲音哽咽，并取消了以前冬天不回國的慣例，圣誕一放假，就從愛荷華轉機芝加哥飛回來了。我見到握宇之前，心裏面不由一陣難過，每年他回來，我們總是約好，一起從揚州和無錫去看高老師，大家聊天吃飯，多少快樂時光，仿佛一家人，今年卻是這樣的情況。來寧三天我一滴淚也沒有掉，此刻竟然奪眶而出。匆匆擦干淚，不讓師兄知道。他見到我還是一貫的從容和鎮定。劉是最得高老師真傳的，連氣質也像。這樣也好，樣子如平時，就不會給高老師突兀的感覺。師徒見面，倒是如每年回國一樣的聊天，高老師還是關心劉師兄，問在美國找工作的事情，是否聯系上常成等。

12時許，我和握宇下樓吃飯，然後一起回龍江熬米湯和桂圓湯給高老師。醫生已經要求不能吃任何食物了，只允許喝稀一點的流質。我們二人均會煮飯，一起合作，一會就弄好了。期間章慕榮去看高老師，我在龍江給他電話指路。章原是南京政治學院歷史系的研究生，以前每次高老師開夜課，他總是有辦法溜出管理嚴格的學校，騎車來南大聽課，慢慢和我們也成了朋友，畢業後還是不時去看看高老師。這是高老師另外的魅力，本校的政治、哲學、法律等系的學生，外校的理工文科、從學飛機制造到學服裝設計的各色人物，都有來南大串堂聽高華課的。

我們下午3時余回到醫院，范駿博士來，他是高老師學生中最會笑談中國社會種種底層現實狀況的學生，雖然不是高老師自己的博士，但是對高服膺至深。此段時間幾乎常常來，就是陪高老師說說話，讓他住院舒服和開心一點。大家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天，高老師是點評者。下午的電視在播放朝鮮各界吊唁金正日的新聞，大家的話題自然就集中到朝鮮。高老師說金日成喜歡去南京、揚州。談及朝鮮的昨天，還說到七十年代，他在南京浦口買過一件尼龍衫，當時是很時髦的，那件衣服就是北朝鮮出口中國的。這樣的歷史解讀，總是繪聲繪色，角度獨特。這就是典型的高式歷史解讀法，他總是“于無聲處聽驚雷”，我們常常忽略過的史料，在他卻是好材料。

談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生活，師母還聊起高家的往事。回憶那年生高欣，南京下了幾十年來沒有的大雪。高老師也笑著回憶，在高欣小時候，他教高欣唱兒歌；新街口剛落成了金陵飯店，他騎28型號的大自行車特地帶兒子去看飯店的噴泉等等。我聽大家回憶著這些往事，場面雖溫馨，但是總是有種隱隱心疼的預感。回憶的深處，是久久的依戀⋯⋯

聊天到六時許，高華催我和握宇回去。師母一定要我帶上點心在路上吃。我對師母說，我元旦期間會再來，讓她安心一點。劉握宇也準備回揚州取點換洗衣服，隔天就來照顧高老師的。我已經訂了晚8點回無錫的車票，只能依依惜別，高老師還是躺在床上向我們揮揮他的大手，提醒我們帶好錢包鑰匙等。在南京——無錫的火車上，我總是在想著這18年來那些往事，和高老師一起去買書、看電影、聽講座，歷歷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復。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一

晚上一直在寫昨天沒有寫完的日記，準備給關心高老師的熊老師郵去。快要結束時，23點28分收到師母的短信：“小周，高老師走了，今晚他十點一刻去天堂了！”

我馬上給劉握宇轉過去，師兄回我電話，師兄說，昨天精神蠻好的，也許是回光返照，他明天就再去南京。我們一邊說我一邊潸然淚下。

我很快掛斷師兄的電話，說給師母致電一分鐘，師母聲音還是蠻鎮定的，對我說，今天一天還是蠻好的，剛剛十點多大口吐血，就過去了。她又說，我這裏事情很多，回頭再說。

學生祝高老師一路走好，在天堂永遠幸福平安！來世還做我的老師！

哲人其萎，天妒英才！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

異化不了的學者

甘思德

我所認識的中國學者中，高華的英語能力可能是最差的。但他大概是我在中國碰到的學者之中，甚至我在世界任何地方接觸過的學者中，最杰出的一位。盡管高華無法說出簡單的英語短語，但他對西方和世界歷史的知識與理解卻令人驚嘆。他畢生致力于對重大問題的實證研究，展示了徹底的人文主義精神，他的研究與精神超越了文化與國界。從柏林到波士頓，從希臘到悉尼，高華的崇拜者遍布各國。

我初次認識高華是在1991年9月的一天早上，當時我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學生，選修高華的現代中國思想史課程。在此之前，我曾經到中國學習過中文，後來又到台灣繼續學習一年，然後開始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高級國際研究學院開始我的碩士課程。去南京之前，我已經在華盛頓校區完成了一年的政治學與經濟學課程。到南京前的那個夏天，我結了婚，在台北呆了兩個月，和新婚妻子Mary Beth在那學習中文并教授英語。到南京後，我和她分開了：我和室友住在中美中心，而她住在城市另一端的南京航空學院。

“中美中心”相當獨特，是兩國間第一個專注于中美兩國研究課程的合作項目。“中心”擁有當時中國唯一的開架式圖書館，中英文藏書少而精，學生可以自由閱讀研究資料。

但嚴格地說，“中心”并非一個和諧、充滿學術自由與文化理解的地方。它不過是中國社會大環境與復雜的中美關係的一部分而已（盡管有幾位非美國籍的國際學生，整個“中心”強調中美關係研究）。中美室友往往成為朋友，但也偶爾會有強烈的分歧，而且存在大量的文化誤解。中國學生們喜歡自己一起活動，在學校餐廳吃飯，而美國學生也更愿意一起到校外吃飯。

“中心”也被政治所涉及。中國學生必須定期參加政治學習，還有一個學生幹部維持秩序。兩年前，即1989年，“中心”的中國學生參與了政治行動，使得中心的領導非常不滿意。另外我也確信中美兩國的安全部門當時很關注中美中心。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我走進了高華的世界。我曾經學過一些中國歷史課程，但高華的課讓我感到驚嘆與興奮。我們學習現代中國的各種思想辯論以及其歷史背景。中國從晚清到二十世紀末經歷了巨大動蕩，其影響最為重大。在高華的課上，我們的討論與辯論多過當年其他任何的課程。即便在1990年代，關于1850年代或1920年代的辯論，不僅對中國人意義重大，對我們尋求改良美國社會的美國人來說也依然重要。

二十多年後，我已經不記得所有的辯論與觀點，但是那場80年代早期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辯論讓我記憶猶新。高華布置我們閱讀蘇紹智探討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文章。蘇認為，“早期的馬克思”強調在資本主義下，人被“異化”成機器，而人必須從異化中解放出來。

毫不意外的，我們討論的問題之一是：“異化”是否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它是否也可能出現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作為一位學者和一個人，高華的理想是消除“異化”。他的作為超出了他應盡的責任。

課程本身僅僅是一個開始。高華不僅在規定的辦公室接待時間與學生討論，也邀請學生和朋友到他在上海路的狹小宿舍裏做客。他的宿舍嚴重的年久失修，廚房小得難以容下兩人，衛生間讓人不想多呆。陳舊的陋室中，狹小的書房卻別有洞天。幾個書架上滿是書刊，一摞摞的《新華文摘》和《讀書》雜志堆在門口。一個小錄音機，用來聽古典音樂。

每個月我差不多拜訪高華一兩次，有時他邀請，有時我不請自到。他一邊抽著香煙，我們一邊聊，內容從課程到海闊天空。如今我自己也是一名教授，非常注重保護自己的時間，我實在無法想象當年高華為那麽多的學生投入了那麽多的時間。也許對他而言，學術不僅限于研究，更是傳道解惑，建立學術社群。

我在“中心”最重要的經歷是在高華指導下完成關于“新權威主義”的獨立研究。“新權威主義”者認為中國要發展經濟就需要權威主義，當時該思想日漸流行——這一思想至今仍大行其道。高華熱心地介紹上海學者蕭功秦給我認識。我的學術生涯中的第一次訪談就是對蕭的訪談。必須承認，高華對我的報告并不滿意。我在報告中加入了我對當時中國政治狀況的感受，使用了一些嚴厲的言辭。高華說，重要的是態度要冷靜、事實為重點、分析要準確。這樣，讀者會理解，也會尊重你的想法。

與其他許多學者不同，高華既是我的導師，也是我們全家的朋友。他邀請我和妻子到他家做客，故也認識了他的夫人劉韶洪和兒子高欣。他們對我和Mary Beth都相當友善。那不是出于禮貌，而是真誠地關心我們全家每一個人。我們離開南京前的最後一天，我們兩家人一起吃“長壽面”，相約永遠保持我們的友誼。

1992年6月我離開了南京，但高華從來沒有從我的世界中離開。此後的十九年時間中，我們通過信函、電話和見面保持聯絡。這十九年中有美好的時光，也有令人不安的日子。

1994—1995年，高華由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高級國際研究學院邀請來美國訪問一年。我原來期待這對他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雖然高華也訪問了幾位學者。不過提供給他的生活補貼少得可憐，而且邀請方也沒有給他提供辦公室。結果他也只去過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幾次。他住在華盛頓最糟糕的一個街區的一個狹小昏暗的小公寓裏，可能比他在國內的宿舍還要惡劣。有一次我開車送他回住處，發現軍警在街頭布防，警燈通明。基本上可以說軍警與犯罪分子處在戰爭狀態，他們必須出現在街頭以維持秩序。這就是高華所親身經歷過的美國。更糟糕的是，高華的一個室友在送中餐外賣時遭遇事故，被公交車撞死。高華不得不負責後事，與中國大使館聯系，將室友的骨灰送回中國。

盡管這些經歷很艱難，我相信他都有準備，因為他不僅熟讀歷史，而且他曾經歷過毛時代和文革中最黑暗的歲月。所以他能積極地面對、忍受幾乎任何考驗。

高華堅韌不拔。在我1991年到南京前，他就已經開始對延安時期的研究。十年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終于出版。這是一部真正的巨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剖析中共黨史上關鍵的一幕。當然，這本書并不能討好官方，甚至他自己的大學。不過，這些人并不是他期望打動的讀者。在此後的研究與寫作中，高華繼續保持著最高的學術水準。

作為最優秀的學者，高華贏得了巨大的尊重。作為一位學者與個人，高華的真摯堪稱楷模，令人景仰。

今日中國處處陷于“競爭”之中。中國與其他國家競爭發展，中國人與其他中國人競爭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房子，更好的手機，更奢華的服裝，與更美好的未來。競爭無所不在，以至于人們有時遺忘了最根本的一點：大家都是平等的、相互依存的人。

雖然高華已經離開了我們，他消除人類社會與學術圈的“異化”的理想將長存。我們所有曾經有幸認識高華的人都有責任讓他的理想薪火相傳，為了他，為了對他的紀念。

作者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肆　痛失高華

南京追思會發言節選

2011年12月30日上午10點，高華的追悼會在南京石子崗殯儀館舉行，高華的親友家屬、國內各地知識界人士、南京大學師生數百人為其送行。南京大學副校長楊忠教授、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朱慶葆教授出席了追悼儀式，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任陳謙平教授致悼詞。

下午，從各地趕來的高華生前好友及學生，自發組織了追思會。會上播放和宣讀了馮蘭瑞、傅高義、程巢父、周錫瑞、何清漣等海內外學人追思高華的文字。

參加追思會的有：

陳　佳　陳　磊　陳映芳　鄧伍文　杜　興　范　泓

胡　杰　黃　娜　江芬芬　姜擊波　江榮生　蔣　瑞

景凱旋　孔令琴　李蓓蓓　梁曉燕　劉　擎　劉炎迅

羅　建　馬穎南　秦　暉　邵　建　王吉陸　王玨磊

王曉漁　蕭功秦　謝海濤　許紀霖　徐明明　嚴搏非

楊奎松　于明靜　張　鳴　周　帥　周志興　朱學勤

（按姓名音序排列）

朱學勤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高華是我們這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這一代人有兩件事無法回避，一是文革，二是改革，這是我們的生命底色。改革的歷史，我們可以寫，後代人也可以寫，但文革的歷史，必須由我們自己來交這個答卷，在這一重大問題上，我們不能交白卷。

我們通過各種文本、各種方式，陸陸續續地交出了答卷，但在眾多答卷中，我以為高華這一份是最為出色的之一。他深刻挖掘了文革得以形成的老根——中共黨內生活之淵源。文革發生已經有四十多年，到現在還是一個聚集風雲的話題。在歷史上，它還會和法國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命運一樣，讓多少代人持續不斷地爭論下去。但無論是後面有多少代人參與爭論，它繞不過我們這一代文革經歷者所交出的答卷，繞不過高華這個人。

1977年恢復高考、研究生考試，我們這一代人進入歷史系有很多人，但對于黨史專業，基本上是回避或拒絕。高華毅然敲門，破門而入，最讓我感佩，因為這需要勇氣，需要擔當。20年前，在那個年代選擇歷史專業，進入這個大門以後，再去敲黨史這第二扇門，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

今天的學術氛圍沒有根本變化，只是各種各樣的課題費多了，開始是人搶錢，現在是錢搶人，大學已經被各種各樣的課題費其實是人民幣淹沒，能耐住寂寞不申請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謂課題的人幾乎沒有了。2002年我與高華參加夏威夷國際會議，為節省經費，會議安排我們住暑期空出的夏威夷大學學生宿舍。我們倆人住同一房間，曾為此感慨并預感學術氛圍在表面繁榮的假象下更為崩壞，八十年代最後一年開始形成的“第二學術圈”將逐漸瓦解，被體制內“第一學術圈”分化吸收，我們的日子將更為艱難，只能相互打氣，文雅的說法叫“共勉”。但高華堅持下來了，我們可以去查高華在南大的學術履歷，在取得如此學術成就、獲得海內外高度贊譽的同時，他是否申請過一個“國家課題”？高華留下的這一成就，對那些動輒以是否取得國家課題來量人度己者是一個有力回擊。

高華用他一生的經歷回答了我的困惑，第一，在最不可能出成果的地方，他出成果了；第二，還不是一般的成果，一個大大的成果，一鳴驚人！作為我們這一代人，他交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答卷。我們今天在追悼會上看到，余英時先生也寫了：“讀過高華先生的書，很佩服。”

今天上午校方主祭時，回避提及高華的這本書：《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的學術成就，上下兩代人，同時交口稱贊。上面一代人，我以現在黨內所謂“兩頭真”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方老先生為例。他最近寫了《黨史筆記》兩本，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高華這本書。我與何方老先生有兩次交談，一次在上海交大，一次在北京他寓所，兩次都談到這本書。他曾對李慎之先生的一些觀點提出坦率批評，慎公是有傲氣的人，對同代人非常挑剔，但慎公曾對我說過，黨史這一塊，他重視何方的意見。而談到高華這本書時，何方豎著大拇指，連聲說好。讓一個延安整風的過來人，而且是有高層閱歷的過來人，來承認一個後代人完全靠資料——而且是公開的資料——寫的延安整風，是一部信史，不容易。

我問過下一代人，我教過書或者有交往的晚輩，黨史這麽多書，你們看過哪些？他們不約而同地都說看過《紅太陽》。當然，他們更多的是通過復印，不是看的香港原版。高華的書雖然是在香港出版，傳播發行都受到限制，但在中國大陸，上中下三代人，該看的還是都看到了，僅此一點，作為一個學者，高華就足以自慰，足以傲視體制內蠅營狗茍的眾多偽學者。

這本書開辟了毛澤東研究的一個嶄新的空間。說得低調一點，是一個標志性事件，說得稍微滿一點，在毛澤東研究、延安整風研究，從延安整風到文革的歷史研究，這三塊當中都具有裏程碑價值。

在這個意義上，高華選擇12月26日這個特殊的日子走了，他走而無憾，無論是這個人，還是這本書，都永存史卷。

楊奎松

華東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高華走了，我們最難受的一點，是跟我同道并且從事同一工作的人，又少了一個。學歷史的人很多，研究歷史的大家也很多，但是真正從歷史學的方法來比較系統地研究中共史、比較系統地來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人，卻極少極少。到今天為止，可能也就只剩下四五個了，而且都五十多歲，後面的年輕人基本上還沒有跟上來。多數還只是在做個案研究，或微觀研究，或比較小的問題的研究。

我們真是很難寄希望于年輕人跟我們一起來做這樣的研究。他們要謀生活，他們要求學位、求職稱，要養家，每年必須要想辦法發表幾篇論文，而且還必須要在國內發表在核心刊物上，必須申報和完成這樣那樣的課題，必須要在國內出版通過審查的專著。只有這樣，他們在學術上才能得到認可，才能評職稱，但這樣他們也就首先必須要政治正確。

我們這些人走到今天，現在已經不求這些了，也不怕別人認不認可了，也不擔心生存方面的問題了，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做。但這并不等于我們真的能夠改變什麽。所以，今天在這裏紀念高華，我個人最希望的是我們還能有年輕人，來繼承我們未完成和無法完成的工作。

嚴搏非

民營出版人

最近這兩年，我們這一代走的人越來越多。這意味著我們的時間不多，很快就要走向生命終點。

在中國近當代歷史領域，尤其是在中共黨史這一塊，會出現象高華、奎松、志華這樣出色的研究群體，出現這樣幾個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和高華認識也有二十來年，最早是在八十年代，高華到上海來。當時上海也還有一些朋友也在做黨史研究，但真正一直往前走的，就這麽幾個人，就像剛才奎松講的，“空前絕後”。但這樣的工作對于我們是何等重要，它告訴我們從哪裏來，我們今天所生活的這樣一個時代是怎麼來的。如果不能夠認識這個問題，我們怎麼能夠往前走？

記得是2008年，病中的高華在上海對我說，他想做一件事情，就是重新修訂《紅太陽》，大致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需要改動，他說已經準備了十幾萬字的材料，而且不僅是簡單的修訂，不僅是增加材料，還包括一部分敘述的改變。高華的生命，很可能象征著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我們可能被注定了要抱憾終身。但是一代人還是要做一代人的事，對于我們而言，時間緊迫，有想做的事，有想說的話，盡快去做。

劉擎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我跟高華認識，并不是從學術問題開始的。他于我不只是一位純正的學者，更是一位溫暖的兄長、親切的友人。很難用言語轉述他真切的品格與情懷，緬懷在香港中文大學共度的日子，點點滴滴讓人感念，令人唏噓。高華兄走了，心添一份寂寞，隱隱作痛，驅之不散。

那時候，我在中大的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他則經常來訪問。當時，我其實并不瞭解高華的學術成就有多重大，因為嚴格說來我跟他不是同行，我是做西方思想史的。但是一下子，我就被他的人格精神吸引。我這人其實跟人相處蠻挑剔，我對人很客氣，但是要成為朋友很不容易，而我們在一起，吃飯也好，爬山也好，很融洽。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們一起看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首映式，結束以後，我們和導演、景明一道討論這個片子，我們倆沒有商量過，卻對這個片子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高華先生讀書很多，他跟我討論的都是和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有關的。他書中幾乎看不到引用的影子，但他其實非常關注這方面。那時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在中國當代史學界這麽重要的一個學者。他非常謙遜，非常誠懇，對知識沒有任何做作。他是個有真性情和赤子之心的人。我是在認識高華好多年以後，才認真去讀那本《紅太陽》的。他那種見識和感悟，一方面是天才、才干，另一方面其實跟他讀很多大家看不到的書有關係。

我覺得在人生中有高華這樣一位兄長、朋友，是一件很難得的事。失去他，我感到很痛心。

景凱旋

南京大學教授

我和高華認識有27年了，當時他剛剛進入南大歷史系，我也進入南大中文系，讀研究生。我能和他走得近，可能就是價值觀相同。我們雖然不是一個專業的，但都有一個情結，就是雖然文革過去了，越來越遠了，但是好像永遠都纏繞在我們心頭。這是一筆賬，也是一個金礦，要把它挖出來。那個時候，中國開始傳進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我們有時候在一起談，中國還沒有出現這樣的東西，我們這代人對不起中國這段歷史，也對不起中國十幾億人民。所以他一直做的研究，是令人感佩的。但我後來心裏也有感嘆，古人說“察見淵魚者不祥”，他做這個工作，除了材料的問題，其實是研究一個非常黑暗的東西。他這樣一個善良的人去做這個東西，要面對的人格上的沖突和矛盾非常難。我自己就躲避了，讀研究生的時候，讀古代文學去了。而他卻能夠直面這段現實，直面我們共同經歷的文革歷史。他後來生這個病和這個還是有關係的，長期地研究這些東西，身心會交瘁，我自問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潰的。

高華為了他所鐘愛的事業還是堅持做下去，這仿佛是他的使命，是飛蛾撲火般的命運，實際上他寫出來的東西證明他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他本來的那種性格。所以他的書是可以稱得上非常偉大的工作，就是捍衛記憶，尋求真相。而這恰恰是我們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以後幾代人應該繼續做下去的工作。

現在是一個危機四伏的“盛世”時代，需要我們做很多工作，面對很多當下的事情。應該說，對年輕人來說，要不斷地積累知識、開闊視野，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則應該把自己長期思考的東西趕快吐出來。

最近又在悼念哈維爾，他們那一代人當時提出，“現代最大的危機是意義的危機。”這是一個意義消失的時代，而知識分子則應當要堅守意義。他們那代人堅守了意義，而且看到了成功。所以我相信我們堅守意義，也會看到成功。我想幾十年，幾百年，哪怕就是在等待戈多吧，還是會等來的。

邵建

南京曉莊學院教授

我個人和高華的接觸，并沒有在座各位朋友多。但我很認同高華的價值取向，也很欣賞他的精神人格。尤其是高華的走，我很痛心，頭腦裏反復就是兩句話：同道中人，同齡中人。蕭功秦說高華是儒家文明和自由主義結合的典范，我聽了真的很動容。

最後，我想對高華說幾句話：高華兄，一路走好。前面是天堂，天堂裏沒有紅太陽，天堂裏也沒有肝炎病。愿你在另一個世界安息并永生。你沒有辦完的事，我們接著做。如果我有幸看到中國憲政轉型那一天，一定到你墳頭上一柱香，告慰你。

王曉漁

同濟大學副教授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我大概送給朋友十幾本盜版或復印本，有段時間，見到朋友就會送一本。不好意思，侵犯了知識產權，但這本書的正版很難獲得，只能如此。我覺得《紅太陽》出來以後，“紅太陽”就徹底隕落了，這本書徹底地澄清了毛的思維。從立場上對毛有批評，并不困難——對歷史有些閱讀之後，很快就會意識到毛的錯誤；但是從思維方面對毛進行比較徹底的反思，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在網上看到有人轉述高華先生的一些觀點——我個人非常同意——他說，雖然大的“毛”沒了，但是中國有無數個小“毛”。他還說，很多人讀《紅太陽》，但往往是兩種人，一種是檢討和批判歷史，另外一種，很多是政府官員，想從裏面學習“紅太陽”升起的經驗。

這提醒我們，作為讀者，不能一邊反毛的行為，一邊延續了毛的思維，不能用毛的邏輯來反毛。徹底瞭解那套組織方式，并且與毛的思維保持距離，這是我個人認為《紅太陽》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如果不是反思的視角，而是要學習和繼承毛的方式，說明沒有讀懂這本書。

對每個人而言，不僅是批判歷史中的毛，還要不斷反思，怎樣驅逐內心中毛的種子。一個學者，怎麼理解研究對象，同時又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特別困難。高華先生雖然一生研究毛，個人經歷受到毛的影響，但是他在日常生活和學術討論中非常溫和、寬厚，徹底告別了毛式的思維方式，相比之下，我們很有可能在觀點上是毛的批判者，但是自己的內在邏輯和外在行為卻是毛的繼承者。這是我們與高華先生的距離。

杜興

《看歷史》編輯

作為讀者，我從高華老師的著作中獲益良多。作為《看歷史》雜志的編輯，高華老師這兩年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高華老師對“國家記憶2011・致敬歷史記錄者”這樣一個民間論壇的支持，是促使我們做下去的非常大的動力。

我在這裏講兩個片段。去年12月初，我來南京看他，當時他躺在病床上，筆記本電腦放在床邊，因為很重，平時要用時都得壓在腿上。當時我要發郵件，就拿出iPad。他很好奇，說你這個電腦非常好，非常輕便。他拿過去，愛不釋手，說等這次手術完之後也去買一個。所以我剛才看到許紀霖老師拿著iPad，念熊景明老師傳來的郵件的時候，特別難受。

第二個片段，大概是三周之前，有天晚上十點多，他很著急地打來電話。當時我很驚訝，因為他很少那麽晚打電話。他說《南方人物周刊》做“中國魅力50人”評選，有學生告訴他，他是候選人。電話裏，他說非常不安，除了著作之外，任何評選他都覺得沒有必要。他不希望讓人覺得高華是一個英雄，也不需要去感動中國。他當時非常著急，而且很嚴肅地告訴我，一定要想辦法把他去掉。後來我找到主編電話，主編承諾把他去掉，他才安心。

我之前對高華老師做過一些采訪，很慚愧都沒有寫成稿子。因為我覺得把握不好，對于他以及他的著作都把握不好。但除了采訪之外，感動我的都是一些很小的片段。

會議錄音由財新記者謝海濤、實習記者周群根據發言整理，由本書編者節選

北京追思會發言節選

繼南京追思會之後，2012年1月5日下午，高華北京追思會在北京大學未名樓酒店未名廳舉行。

參加追思會的有：

陳義歡　程仕才　崔衛平　江榮生　金　雁　劉　瑜

盧躍剛　尚紅科　沈文璟　史小今　韋　雯　吳稼祥

武克鋼　吳　思　王海光　王曉林　徐慶全　徐友漁

岳德明　章立凡　張　鳴　張小勁　周　濂　周志興

（按姓名拼音排序）

金雁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我這兩天做夢老是夢見高華，夢見他抽煙的姿勢，夢見他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路上，夢見他在學術研討會上以詳實的資料和縝密的邏輯駁倒對方，夢見他開懷大笑的樣子⋯⋯因為南京的高華追思會我沒有去，有些心裏話沒有說出來，我就覺得高華在不斷地跟我對話，不斷地和我討論問題，好像是在交代沒有做完的事情一樣。

我跟高華同歲，想到高華已經離我們而去，而我們還坐在這裏，心情無比沉重。

我跟高華認識是2001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時候，當時他那本《紅太陽》已經出版了，高華專門跑到中大出版社買了一本送給我。我們兩個人第一次見面，就覺得像多年沒見的老朋友一樣。因為我們有共同的經歷，對文革中產生的一些問題有共同的思考，共同的價值取向，共同的學術偏好。他是在瞭解中共“被俄化”的狀況，我是在瞭解俄共影響中共以後，產生了一些什麽變化，這些領域使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語言。可以說在香港的時候，第一次跟高華認識以後，就覺得我們是有心靈感應的。後來還有一兩次我們同時在香港，經常在大學服務中心走回到雅禮賓館的路上談起各種話題，既有對俄羅斯文學作品的認識，也有讀“灰皮書”時的啟蒙，以及對當下社會現狀的看法，很多時候他說的正是我想說的話，我表達的意思還沒說完，他就明白了。他對我所從事研究的理解，超過很多人，甚至在我跟秦暉辯論的時候，高華仍然能夠理解我想要表達的意思。

講這些，并不是僅僅想跟大家表白，我跟高華有什麽樣的交情，那是太膚淺的東西，我想高華一定不需要這樣的“追思”。

高華從事的黨史專業不同于一般的歷史，在蘇聯模式的國家，那是一個只能“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的專業，是一個必須要“和黨保持一致”的學術“包裝站”，在那裏“黨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員”（葛羅米柯語）。“意識形態紀律不允許”讓老百姓獲得“知情權”，“潘多拉的盒子”是不能打開的，因為講真實的黨史會讓人們看到丑惡的一面，會讓人們發生質疑。蘇聯人就是這樣干的，斯大林在談到為什麽要寫《聯共（布）黨史》時說：“中央在出這本書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這是一本統一的、有固定形式的、經過中央審定的、得到中央批準的教科書，是統一的教科書、是統一的指南，這是中央編的，而不是其他什麽人編的。”這樣就定了調子，以後的黨史書就不能想寫什麽就寫什麽。另一方面是“為了消除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之間產生的脫節現象”。斯大林說：“我認為馬克思的某些原理與《聯共（布）黨史》相比具有自由主義傾向，比如《共產黨宣言》已經有些過時了，我們對恩格斯有些大不敬，也沒有什麽了不起。”

這類國家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屏蔽真相，遮蓋真相，歪曲真相，以記憶模糊叫人遺忘，以謊言代替真相。極權力量不會放過對真實歷史的控制，尤其是不會放過對黨史的控制。赫爾岑說，凡是不敢說的事，只存在一半，另一半會隨著時間的“半衰期”而流失，到了新的一代、再下一代人們就什麽都不知道了，或者說把小說家演繹的歷史當成真正的歷史。斯大林在貫徹他的話語權的時候，首先需要在史學界來一個“意識形態凈化運動”，清除掉那些“以檔案說話”的史學家，只有以“黨性原則”、“黨的意圖”作為準繩，才能保證臆造出符合統治者口味的歷史。斯大林自負地認為，天下都可以打下，左右歷史、駕馭歷史、改造歷史和按照統一的口徑教誨民眾，是保證統治者合法性的關鍵步驟。這第一步是要下大力氣改造史學隊伍，把他們訓練成“為尊者言”的史家。

在這樣的“剪接歷史”、“編造歷史”的氛圍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真實缺位”。經過幾番整肅和“史學改造”工作，黨史學家都學會了在強權下趨利避害，千篇一律的重復和解釋以《聯共（布）黨史》體系為指導的《蘇共黨史》，比如以“十月革命”為題材的著作以數十萬計，但劇變以後一部都不能用了，這倒不是意識形態障礙，主要是在史實上歪曲得太厲害。國際史學界認為蘇聯對這俄國革命的描述，“缺乏邏輯、太貧乏無力和殘缺不全了”，可信性喪失得一干二凈。蘇聯黨史專家都知道，誰在政治上失勢，誰就在史書中被除名或成為反面教員。“黨史”是為了從黨內斗爭刪除一個個參與者的“非難過去政治”的歷史。其實，每個獨攬大權的領袖人物，實際上自己就是歷史學家，其他人只不過是他的“彌縫者”和“腳注者”。一位歷史學家說，在《聯共（布）黨史》說教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看到檔案解密後的蘇聯歷史，“猶如從一場持久的夢幻中蘇醒過來”。人們提出：蘇聯歷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過去我們是生活在真實的歷史裏還是生活在被欺騙當中？

當時《真理報》上發表文章說，黨性與客觀性是一致的，要求史學家必須改變不分青紅皂白刨根問底地窮追“真實性”的傳統，而對史學家來說“意識形態紀律”就是最高原則，“和黨保持一致”與追求“客觀性”是不矛盾的。個別歷史學家竟然對黨的歷史說三道四，這是令人發指的“缺乏意識形態紀律的行為”。八十年代末劇變前夕在蘇聯最熱門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經濟，而是歷史，據說在一百五十多項重大歷史研究中有突破性的發現，當時在人群中存在著一種神秘的力量，這就是真相，就是真實的歷史。一時間“歷史熱”彌漫民間，填補“空白點”和“寫真實的歷史”成了推倒蘇東劇變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所以我們從底線後退一步離真相就會遠一點，我想這是我們悼念高華的意義所在。

另外，東歐持不同政見運動中有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當有人先“走”一步的時候，大家都要提到“接力棒”的傳遞，提到“生者與死者之間是有契約的”。在七十年代的蘇聯東歐政治高壓的時候，很多人被捕，很多人被送進精神病院，很多人提前離世，所以大家都牢記這樣一句話：“活著的人永遠受那些死者的委托，欠死者一筆債務，委托和債務是生者和死者之間的一份道義契約。”生者作為幸存者，有責任承擔起死者給人們留下的巨大的精神債務。只有這樣才能對得起那些離開我們的人。我認為，每一個祭奠高華的人都有義務簽下這份生死契約。大家知道，薩哈羅夫是物理學家，可是他說，物理這個行當，我不做自然會有人去做，在蘇聯航天工業和軍工業這麽發達的國家，肯定還會涌現出很多人從事這個職業。而如果他不站出來大聲說話，恐怕就無人替代了，他最主要的職業不是物理學家而是與全世界大聲對話。索爾仁尼琴也說過，縱然謊言鋪天蓋地，縱然謊言主宰一切，我堅守的最起碼一點，不讓謊言通過我興風作浪，假如我們連不參與撒謊的勇氣都沒有了，我們就真的一錢不值了，我們這個民族就無藥可救了。

我覺得我跟高華之間有一份生死契約。他沒有做完的那一份，我們剩下的人要接著做，要以更大投入去做。高華的離開對我的觸動很大，本來我性格一直很散淡，自己的研究做得懶懶散散的，屬于一種“無聊才讀書”的“敲邊鼓”型。但是意識到與高華有這樣一份契約後，我就患上了時間恐懼癥，我害怕等到見到高華的時候，無法和他交代，難道我能對他說，由于我的懶惰我沒有能夠完成本該履行的契約？

2011年11月我和吳思等人去德國，德國人說，權力是沒有靈魂的，國家機器是沒有靈魂的，只會執行命令，國家機器上的齒輪只會根據指令轉動，這一點在共產專制國家體現得最為突出，所以要打破這種局面，必須要建立起個人責任的社會。剛去世的東德著名的作家沃爾夫，文章中到處都可以見到個人掙扎，“我到底是誰？”“是什麽不能讓我成為自己？”“是做螺絲釘還是做自己？”她1959—1962年在“為了我們國家”的口號宣傳下成為斯塔西的非正式雇員，代號“瑪格麗特”，負責向國安報告同行們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和“不利于政府”的動向。斯塔西有十分之一的線人，18.9萬人，185公裏的卷宗，銷毀剩下的被撕碎的檔案多達1.55萬包。我們努力就是讓我的檔案只屬于我自己，我不再成為斯塔西卷宗裏的控制工具。2010年6月沃爾夫出版了新書《天使之城：弗洛伊德博士的外套》，以第一人稱的形式回溯這段風波，把這段潛藏的記憶裸露，告訴人們這段恥辱的歷史是怎樣吞噬靈魂的。

國家機器企圖利用個人的恐懼心理和自我保護的弱點，把社會劃分成整人和挨整的人，劃分成告密者的線人和被監視者，劃分成一個個裝在檔案卷宗裏的東西。德國知識分子反思說，人類文明是一條羊腸小道，旁邊充滿了沼澤、陷阱和歧路，稍不留神就會走到岔道上去，所以我們要不斷地警示自己從一種什麽樣的環境中走出來。糊裏糊涂地向前看，最大的問題是會重犯過去的錯誤。只有在過去的歷史中公開質問自己的責任，對一些重要問題表態，才能預設對未來的規劃，這種民族警覺是非常可貴、有價值的歷史審視，它本身就暗示了該怎麼辦的答案。歷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丑惡的部分。那麽像高華這樣把歷史的真實面告訴大家，就是讓我們警惕不要重復這些丑惡。我覺得高華的意義，以及追思高華的意義，就在這裏。

我想我們在這裏說的話，高華的在天之靈一定能聽見，他會關注我們，看著我們如何完成這份“契約”。這樣，等我也到了“那邊”見到高華的時候，我還會接著和他討論我們沒有談完的話題。

江榮生

北京榮凱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高華生前多次跟我講過沒有課題經費的問題。我們能不能以高華的名義成立一個基金會，來支持一些人來做這個研究？在南京追思會，就有人提議這個事，當天楊奎松在會上講得泣不成聲，說我們現在後繼無人。我的理解是，高華和楊奎松做的這個事情，某種意義上叫作“挖祖墳”，也有朋友叫“射日”，是要恢復歷史真相，官方很不喜歡，所以在很多方面就打壓。我希望克鋼兄來領頭，我們大家支持，把這件事做起來！如果大陸不行，我們在香港注冊，成立一個基金會，每個企業拿點錢，這個事情就做起來了。

《紅太陽》這本書為什麽由高華寫出來？我的看法：第一，高華在史學上有天才。他對中共黨史，可以說犄角旮旯的事情都很瞭解，這讓我特別驚訝，因為那是非常海量的信息。過去沒有互聯網，但我有時候問他一個小問題，某某地下黨裏一個人，比如上海市比較中間層的一個人，他都知道，前前後後都能講出來。他去世，是我們國家的一個損失。我一直講，高華是我們國家的財富，他是一本活的詞典，中共黨史的詞典，很多人不知道的他都知道，像個歷史偵探似的。

第二點，雖然他很謹慎，但他對這種集權體制其實是充滿仇恨的，所以要把這個體制裏一些最根本的東西，那些所謂的宏大敘事，尤其是毛澤東，給解構掉。他是八・一九蘇聯政變那天下決心寫這個東西，寫作的時間很長，將近十年才出版。他的準備是很充分的。他對做這樣一件事情的風險非常清楚，因為他對集權體制知之甚深。他是把這個集權體制給人格化了，對這個集權體制所有的神經他都非常瞭解。他為了保護自己，在各方面都非常小心。據我所知，好多媒體評他為公共知識分子，他都拒絕。包括《南方人物周刊》他都打電話，一定要把他從名單裏面去掉。他非常小心，要把自己區隔開來，也是為了能繼續從事這個研究。所以，在寫作方面，他下手是比較到位的，力度也夠。

劉瑜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我就發一發70後的聲音吧。我其實只見過高華老師一次，是在去年冬天的時候，從林達老師那裏聽說，高華老師重病，我覺得我必須去看一下他。然後就和尚紅科、許知遠，還有當時《新京報》的一個記者劉晉鋒，一起去看望。純粹是一個讀者，想去看一個作者，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讀者對于一個給予自己很多恩惠的人的答謝。

我之所以決定去看他，也是因為在智識上，我受惠特別多。我是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的博士，2003年左右，決定博士論文寫毛澤東時代的群眾路線，并不是從歷史學家的角度，更多地從政治分析的角度。當時，我完全是一頭霧水，因為史料太多了，而我對于很多問題還不是太瞭解。當時有兩本書讓我獲益最大，一是國外的學者Robert Lifton，寫了一本書《思想改造和全權主義心理：中國的洗腦研究》；還有一本書，就是《紅太陽》。

很多老師也都說過了他的道德勇氣，我覺得道德勇氣當然是非常可貴的，但我也特別同意，高華老師除了道德勇氣之外，還有作為專業學者的嚴謹。很多人講到他有特別好的直覺和第三感，但我覺得，所謂直覺和第三感，本質上還是來源于他在歷史資料方面掌握得極其深厚。就是因為你對史料已經爛熟于胸，看到兩個看似無關的，比如回憶錄裏的細節，才能夠把它們勾聯出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是特別同意，高華老師是一個國寶級的史學家，因為在今天中國的學者裏面，能夠兼具道德勇氣、專業上的嚴謹、極好的記憶力和知識積累、洞察力的學者，實在是太少了，是很難復制的。哪怕我們有一天，有各種歷史研究的基金，砸到這個方向去，也很難“打造”出這樣一個百年難遇的學者。

在這一點上，對于我們更年輕的學者來說，有很多很多東西要學習。我們的任務就是，在將來自己做學問的時候，能夠像高華老師那樣，深入到礦井的最深處去，不但要有勇氣跳進礦井，而且要有技術把油田給開發出來。我也希望將來，能夠沿著高華老師的這條路，再往下走一點吧。

吳思

《炎黃春秋》總編輯

無論官方或大學怎麼評價高華，即使冷落、邊緣化他，仍然有一個共同體，不管是學術共同體還是價值共同體，對高華有一個相當獨立的判斷，對評判價值有一種共同看法。而且這種看法，既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和歷史根底，也是和歷史形成的主流價值觀接軌的。這樣的判斷、贊揚或者批評，構成了一個選擇中心。我們知道，不管是人類還是其他生物，都在環境中生存，都要適應環境，在環境中優勝劣汰，環境就是選擇中心。這種環境形成的取向和篩選，對物種的發展方向，對人的發展方向，具有決定性影響。

現在，我就看到了這樣一個小環境：無論是在追思會上，還是網絡上，還是日常交流上，在這樣的環境裏，有的人獲得了大家衷心的稱贊和肯定；有的人可能有很高的學術稱號，但大家卻不以為然，不把他當回事，去世了無聲無息，像泡沫破滅了一樣；還有人可能并沒什麽官方榮譽，他的去世卻能引起那麽大的震動。我看到，最近悼念高華，有一個形容叫“備極哀榮”，這些都是社會自主環境的誕生。這個環境的誕生，形成了一種影響取向的價值標準，具有優勝劣汰作用的標準。在中國這個官方獨大的格局中，形成了一種新的選擇取向和激勵機制。有了這個環境空間，中國的文化發展就有了新的更加多元的取向。剛才說到天黑天亮，懷疑中國是不是隔絕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就沖著這種環境，這種取向，這種共識和共同體的存在，中國就是一個大有希望的社會。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悼念高華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這種含義。

大概在一兩個月前，我和衛平在何方老先生家，談到何方老先生的《從延安一路走來》和《黨史筆記》。談話間，就議論到高華。一說到延安的研究，總是避免不了談到他。高華是我們這代人中研究延安、研究延安整風的頂尖高手。和何方老先生比較起來，何老的優勢和長處在于，寫延安整風時有血有肉，他是親身經歷的，而且是主動投身延安，一直跟著走了很久。于是，在何老先生的書裏面，我能特別清楚地看到，除了《紅太陽》描述的權力運作的那一面，還有事業的感召力的那一面。毛澤東究竟在什麽地方，吸引了一批當時的精英人物？我當時的感慨就是，寫這種東西吧，這個人得“左”過。我就“左”過，何方老師更“左”過。其實“左”過的人寫“左”的事，就容易寫透，一回身，很多微妙的感覺都能把握好。

高華沒“左”過。高華一直是一個異己分子的狀態，可能處在受打壓的一個家庭，知識分子、右派，處境是不利的。我能體會到，他即使想“左”也“左”不進去，進不了那個圈。我就想，要是高華能把這個延安寫透，其實對他的要求就更高。需要在學術上，在體諒上，在推理上，在同情的理解方面，有更多的投入。如果是一直挨整的話，很容易有一種帶著敵意的投入，這樣一來對他的要求更高。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高華寫好這麽一本書，對他的才干，對他的胸懷，要求得更高。高華基本做到了，這也是讓人敬佩的。這也讓我對寫左的人要“左”過的看法發生了一些改變：冷峻理性的審視同樣是非常重要的。高華與何方先生的不同之處，不同角度，又恰好可以構成互補關係。從不同的角度描述同一個運動，可以構成更完整的畫面。

除了這本書之外，高華很多文章，更有精彩之處，一篇一篇透徹見底，讓人看了以後覺得心服口服，比讀《紅太陽》還強烈。比如前幾天，我讀到他談林彪的文章，感覺特別好。順著歷史娓娓道來，幾句話點破要害，而且梳理得清清楚楚，真有爐火純青的感覺。

徐友漁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記得二十年前，在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想做關于毛澤東的選題，把我們一些人從全國各地請到上海，商量策劃這個選題，我就在那次會上認識了高華。

幾天下來，令我對高華頗有好感，他不為生活小事計較，與人相處寬容大度。討論時，高華全然成了會議的中心。幾乎談任何一個問題，涉及最重要的觀點和材料時，大家都只有聽高華發言的份。當時參會的，上海方面有朱學勤、許紀霖、蕭功秦，還有從福建趕來的研究毛澤東的專家汪澍白老先生，都是大名人。我們開了兩三天，談毛澤東，談中國革命史，談中國近代史，最有意思的話都是高華說的。朱學勤每次開會都要說一次——大概說了三五次：“有高華在這裏，我們不需要發言了。”某位很霸道的人，在高華面前也沒有話語霸權，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高華接觸，感到他做歷史不僅是學問好，更重要的是有一種境界和底蘊。他是一個非常優秀、非常純粹的學者，同時，他對中國命運有一種整體關懷。我不是說，他把研究歷史作為實現自己理想的工具，我一點也不是這個意思。他由于自己從童年起的經歷、遭遇，把自己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和全中國人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這和其他只是學問做得好的歷史學者，是不一樣的。

高華還特別關心現實。對于今日中國處在什麽階段，下一步的發展方向如何，中國知識界中存在不同的看法和爭論，高華對這些分歧和爭論很熟悉、很關注。他對某些後現代主義者和新左派的說法非常反對。我現在手上就有一篇高華發表在《二十一世紀》2000年4月號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鞍鋼憲法的歷史真實與‘政治正確性’”，這篇文章我非常欣賞（當然我首先喜歡《紅太陽》）。汪暉等新左派，尤其是崔之元，一貫說，毛澤東那套實踐是非常好的，我們現在的人輕易地拋棄了社會主義的寶貴遺產，他們要去打撈鞍鋼憲法、大躍進、學大寨這套東西裏的“有價值”的因素。在對這種論調進行駁斥時，高華發出了致命一擊。他點名批評崔之元，說他們那套後現代的、左的東西，否認了中國的民主憲政的追求，他們的觀點建筑在一個虛構的歷史神話上。針對崔之元鼓吹毛澤東提倡的所謂體現經濟民主的“鞍鋼憲法”，他把毛澤東的“鞍鋼憲法”及其“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到底是怎麼來的，最後的慘敗後果是什麽，寫得清清楚楚。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平穩，材料扎實。他最後總結說，崔之元等“從預設的立場出發，將自己的想象附麗于歷史，以某種理想化的態度來構筑過去。”這篇文章出來後，我觀察到，新左派對毛澤東的很多說辭不敢說了。在這之前，甘陽、崔之元等說得非常多。在這方面，高華做學問，談問題，不僅關注具體的現實，而且背後是對中國當代命運的關注。

高華最大的優點，是在解釋歷史時，受到現有意識形態污染最少。他幾乎沒有受到污染，他的很多解釋并不是非常復雜的、高深的。首先，他不用什麽歷史哲學的理論來解釋歷史現象，他做歷史從來不引證比如克羅齊是怎麼說的，湯因比、科林伍德是怎樣講的。有些人會做這樣的事情，以為說得越深就越高明。他的立論基于事實和常識。

如果做個比較，把高華和某些同時做中國現代史、也掌握發掘了大量新史料的學者做比較，他們在解釋毛澤東的政策、解釋現代中國歷史重大問題上，真有差別。高華更純粹一些。我感到，中國有些思想上最勇敢最深刻的人，其實還沒有完全擺脫所受教育中意識形態灌輸的影響，也怪不了他們，從幼兒園、小學起，聽的、看的全是這些，中國人其實很容易生活在一種意識形態中。

我很少能夠看到，有人像高華那樣晶瑩剔透，完全沒有受意識形態污染。也許，有人比高華更有才華，對歷史解釋更有洞見，但是我覺得，高華沒受任何意識形態污染，忠實于事實，他寫的東西最真實、最可靠，這一點就夠了，足夠為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

章立凡

近代史學者

我們身邊有很多杰出的人，甚至偉大的人，日常生活中我們可能沒有注意到他的特質，只把他當一位朋友；只有在他走後，才突然發現他的杰出和偉大之處。談談我理解中的高華：史景遷先生提出過一個概念，叫“歷史偵探學”；我覺得高華治學其實有這種特質。他很會做拼圖，可以對很多日常公開的資訊進行綜合解析，看到它們背後的秘密，這是一種特殊的治學方法。有人說，英國人特別適合做間諜，因為英國教育注重培養歷史、文化的素質，高級情報人員不一定要像007那樣行動，他們在利用公開資訊和檔案綜合分析上占據優勢。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他們搜集各種報紙和公開發行物，用一把剪刀、一瓶漿糊，就能把資訊組合成拼圖，解析出背後的真相。進入互聯網時代，資訊呈幾何級數式爆炸，也成為一個問題，要從海量的資訊中去篩選真相。

我讀高華的書有這樣的體會，他在資料資訊把握上非常到位。例如，很多人留下了回憶錄，其中有的內容不可信，使大家對回憶錄始終抱著一種懷疑的態度，覺得肯定只講好的，不講對自己不利的。但是高華可以從各個角度綜合分析各種回憶錄，找出真相的公約數來，這是他治學的高明之處。剛才有朋友說他是黨史研究的開先河者，在這個最缺乏真相的領域，我也很認同高華的治學特色。

高華是能耐得住寂寞的人。過去在我所在的近代史所有一句所訓，即老所長范文瀾先生的“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在今天這個浮躁的時代，已經沒有這樣的學人了。回憶我自己剛進研究所的時候，還能勤勤懇懇抄卡片；有了電腦之後，情況起了變化，有了互聯網之後變化更大了。上世紀末我與鄭也夫聊天，展望二十一世紀，我說未來的治學模式將會有非常大的變化，有了電腦、互聯網等便捷的科技手段之後，組合一篇論文將變得何等容易。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粗制濫造的學術成果比比皆是，而像高華這樣嚴謹地利用資料，用獨特的方法進行分析、比較、歸納、演繹，最後得出無法推翻的結論。這樣做學問的學人幾乎已不可復制，這是令人非常痛惜的。以我們現在的教育體系，今後很難再復制出一個高華了。現實體制不允許你再變成高華這樣的人，這正是最大的痛苦。

過去很少想到，自己有一天會死。高華走後，留給我的思考非常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做不完了，想做的課題可能沒有時間了，只剩下愿望了。

這也給我們以惕厲：想做的事，想說的話，得趕緊說，趕緊做。如果來不及做，是不是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有哪些需要協作，把該做的工作趕緊做了。

張小勁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主任、教授

我和高華的交往，大約是在1996年或1997年。起因是高華的一篇來稿，講延安整風的。發表之後大家都很感慨，說沒想到在自由來稿當中有這麽好的稿子。後來我借去南大歷史系的機會去找高華。那時南大好多人不認識他，幾經周折，終于在一天晚上把高華找來了，我們談了兩個晚上。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高華用歷史零散的片段，還原出一個整體上的框架，研究如何從歷史的事態事件，逐步演化成為固定依賴，變成制度化的東西沉淀下來。對于我們來說，這是政治學上形成的一個話題。在某種意義上，我後來仿造、學習了他的技法，寫出了一篇關于中共的歷史體制的文章，也是用公開資料，試圖還原中共歷史上形成的一直延續至今的一些非常本質的東西。

後來和高華交往不多，大概一年一兩次。但是他的文章都讀到，也非常感慨，有時候會模仿做一做。去年2月我們去延安做一個黨史的實地調查，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當年毛在棗園的那個住處，實際上是見客的住處，他真正的住處還在另外一個更加隱秘的地方，一般人不知道，黨史上是不見正史記載的。所以說，我們又回到中共野史上，我們過去從中共野史推到正史，經過不同的路徑進入學術史，所以我們想從正史、野史、學術史三條路徑走。野史主要是談資，大家以一種談資的需求來做，但是我覺得從學術史上來做是高華開創出來的。我也在這條路上稍微地走了走，盡管走得很差。

我們政治學這個行當，與政治史是不可分割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高華是一個開創者的象征，在某種意義上，我把他看作中共學術史研究的一個裏程碑式的人物，一個標桿式的人物。應該說，在他之後，這樣的文章開始多一些了，特別是在善用各種各樣的回憶錄上。這些回憶錄本身可能確實有些偏頗夸張扭曲，但怎樣用一個史家的辨析方法把它聯系起來，我覺得高華是一個開始。從這個意義上講，盡管他人走了，但他做的事情留在這裏，他的路子已經走出來，也放在這裏。所以從長久來看，他的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加顯現，以至于我們將來回頭看的時候，可能會給他一個更恰當的評價。

會議錄音由財新記者謝海濤、劉芳、實習記者周群整理，由本書編者節選

悼 詞

陳方正等學者聯名

高華教授久病辭世，噩耗傳來，本港、大陸、台灣及海外學界同仁聞訊，莫不同感傷悼。高教授治學勤奮嚴謹、有魄力，為人熱誠樂觀、意志堅強、是非分明，他在行將成大學問、步入黃金收獲季節之際溘然長逝，這是中國當代史學界的巨大損失，也為相知朋儕帶來無限悲愴和長久遺憾。

高教授在家國動蕩中長大，自學成材，文革結束後考入南京大學攻讀史學，其後留校在歷史系任教多年，1995年—1996年到美國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研究院訪問，發表多篇論文，是他與海外學界交往之始。自1998年以還，他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上連續發表文章，并應邀到該校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訪問；2000年將巨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交由中大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編輯制作，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是高教授受個人痛苦經歷刺激，以及思考國家巨變有所感觸的發憤之作，醞釀二十載，辛勤七個寒暑而成，構思宏大，論證綦詳，筆觸綿密周至，寄意深遠，出版後迅即引起各方注意，一時洛陽紙貴，廣為傳誦，由是奠定了他在中國當代史學界的地位，也開拓了他在海內外進一步發揮才華的空間。詎料天妒英才，四年半前他罹患肝癌絕癥，雖然以樂觀精神和不屈不撓氣魄與病魔頑強抗爭，日前終告不治，識與不識，莫不痛惜。

至此，我們不免記起孔子的感喟“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但高華所為我們留下的，卻不僅僅是痛惜和感喟，而更有他的發憤，他對生命的熱愛，他在絕境中的樂觀和頑強精神，以及他從勤奮深思得來的歷史真實。他走了，但這一切都將長久留存，我們將為此深深感謝他，永遠惦念他。

陳方正　陳永發　甘　琦　馮　客（Frank Dikotter）

顧　昕　關信基　金觀濤　李伯重　李連江

李　楊　李中清　梁其姿　林　達　劉青峰

龍應臺　錢　鋼　錢永祥　蘇基朗　吳逢時

熊景明　許倬雲　余英時　周保松

李連江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

26日下午，熊景明老師轉達了高華的問候。她特意說，這一次，高華在電話裏一一點出了朋友的名字。晚上，我給熊老師寫了個郵件：“聽你轉達高華對我的問候，我非常不安。⋯⋯幾次探視，讓我對看望生命末期的親友極為畏懼。上周我去了一次杭州，網上訂票後才知道高華病危。不好意思改訂機票，因為會給邀請者制造麻煩。看來，這次只能是留下深深的遺憾了。”

第二天上午11點半，在辦公室打開電子郵件，有熊老師剛發來的郵件：高華去世了。

記憶中的高華，整齊的白發，永遠的笑容。除了曾經不嫌麻煩地走出中大校門抽煙，高華的舉止言行沒有一點讓我覺得他洞悉延安整風運動最隱秘的真實。善良寬厚的人，往往少有機心，如魯迅先生筆下的柔石：“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么？——不至于此罷？”高華的溫良恭儉讓，卻與大史學家的嚴謹和智慧并存。一雙看穿陰謀陽謀的慧眼，時刻關注的是蕓蕓眾生無窮無盡的苦難。透過車窗，他能留意到可能危及朋友安全的微小細節。這真是個謎。

高華走了，留下無邊遺憾。剛過知天命之年，就不得不中斷國史研究。他的獨特歷史感，他對人性善惡的把握，本已遠遠超出文字的載力，而他甚至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和條件筆談口述。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正需要高華這樣的圣手，梳理數千年病史，剖析躁郁虛浮的脈理，為根除折磨億萬生民的沉痼尋找妥善的藥方。然而，他走了。

高華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不會放棄未竟的事業，他的弟子們會傳承他的道、他的德、他的智慧、他的慈悲。

高華吾兄，一路走好。

嚴搏非

民營出版人

2011年12月19日，哈維爾去世。

當天，重讀“薩米亞特”版的《哈維爾文集》時，用紅筆在“無權者的權利”第十一節中劃下了如下一段話：“我們能不能認真地討論一下對制度是革新呢還是改革？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裏這是一個偽問題。許多痛苦的經歷告訴我們，不論是革新還是改革，本身都不能保障什麽。我們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無論根據何種信條，它看起來是被‘革新’還是被‘改革’，對我們來說差別不大。我們所關心的，在于是否在這種社會裏尊嚴地生活。”

一周以後，12月26日夜，高華去世了。

高華的葬禮安排在12月30日上午，離這多事之年的終點只剩一天。29日下午，我和劉擎、紀霖、小孔、陳映芳、王曉漁還有幾位上海的朋友乘高鐵往南京，到南京已是晚上。先去高華家拜祭，遇蕭功秦，後又遇周志興。高華家中放滿了花圈花籃，很多學生在幫著張羅。高華的夫人小劉看上去還算平靜，兒子雖神情憂戚卻也顯出沉穩。我們在高華那狹窄的書房裏坐了一會兒，書桌上還放著幾本高華三個月前在家中讀的書。當晚，有一些南大官方的消息傳過來，一說是第二天追悼會上，所有的祭文都要經過審查，二是說不允許學生參加。我們住在南大的招待所，當晚，梁曉燕、秦暉分別趕到，第二天一早，在食堂又遇見了楊奎松夫婦和韓鋼，他們是昨晚從上海趕來的。

初冬的南京萬木蕭疏，清冷的空氣中夾雜著一點煤煙味。1966年文革初起時，當時我串聯的第一站就是南京，也在清晨的空氣中聞到過這股煤煙味，不意竟留到今天。葬禮在上午九點開始，我們提前半個小時到了。廣場上已經站滿了給高華送行的人們，常常會見到一些熟悉的臉孔，但名字卻想不起來了。南大還是來了很多學生，很多年輕人一臉沉靜地等候在廣場上，看來校方的禁令對學生沒起作用。還有一些與高華不相識的人聞訊而來，他們就是想對高華表示敬意，感謝他那出色的、近乎于無畏的工作。靈堂裏掛滿了挽聯，除了花圈花籃上掛著的，在墻上還貼了很多用大張的毛邊紙寫成的挽聯。

深色的人群開始慢慢移動，默默地，有股令人震撼的無聲的力量。人太多，大部分人只能留在靈堂外，等待著人群的緩慢移動。葬禮進行得很快，南大來了位副校長，悼詞裏基本上是標準的話語，但和真實的高華沒什麽關係。向高華告別的時候聽到裏面有些騷動，後來知道，是張鳴喊了一聲：“高華，天會亮的！”

這一聲喊注解了前面所引哈維爾的那句話：“我們所關心的，在于是否在這種社會裏尊嚴地生活。”尊嚴的獨立的存在，這是後極權時代知識分子唯一道德的存在方式。高華去世，讓中國的知識分子突然顯示出他們作為一個集體的尊嚴。幾周以後，一位看了關于紀念高華去世報道的朋友說：這場對高華的紀念，是三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表達他們的集體尊嚴，而這一表達尊嚴的儀式，在張鳴喊出“天會亮的”時候完成了。這是前所未有的情形，至少在那個時刻，人們由衷地自覺地站在了權力者的對面，宣稱了自己作為公民的尊嚴。

當天下午有三場追思會，我參加的一場是由《看歷史》雜志組織的，南京的邵建是實際的安排者。先放了一段胡杰為高華拍的紀錄片，胡杰是民間著名的獨立制片人，前幾年拍過一部關于林昭的片子，以“薩米亞特”的方式在知識界中流傳。接著，幾乎每一個參加者都說了話，無論他或她與高華是否相識。這些發言帶著發言者的個人經驗，各自的意思都不一樣，但都無一例外地以尊嚴的方式表達著對一位有尊嚴的知識人的敬意。追思會上充盈著的，是一種哈維爾式的自下而上的道德力量。

2011年年尾，後極權下的一切，“突然成為可恥的、不合法的和不可忍受的”了。自覺的道德意識開始成長，這種道德是在極權下面對真相的勇氣，是每一個個人在權力者之前的尊嚴的存在，是在普遍長期的冷漠以後，突如其來地對“厭倦”本身的厭倦。哈維爾對後極權時代的分析，對我們今天的狀況是完全有效的。一方面，盡管意識形態瓦解但極權的組織和控制依然存在，甚至更強，另一方面，革命烏托邦的解體則導致了普遍和彌散性的道德崩潰，這種從上至下的道德崩潰亦包含了整個知識階層。而哈維爾的方案就是每一個個人無視于極權的荒謬而堅持獨立尊嚴的公共生活。也就是說，在政治體瓦解之前繞過政治體直接地先重建公民社會。

高華的個性是謹言慎行的，但他的認知卻是無畏的。而高華之死，則成為懦弱的中國知識界突然地表達集體尊嚴的宣言。我相信，它將成為2011年最重要的一個政治預言。

張鳴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

祭高華

風起鐘山，哲人其萎，凜凜雪雨，草木凋零。今我來兮，斯人已去。哭君壯歲，英年早逝，經綸滿腹，更與何訴？哀君事業，中道崩殂，歷史真相，何由得明？憐君家人，孤孀弱子，大樹摧矣，何枝可依？傷君門生，痛失良師，庭訓堂聽，寂寂無聲。憶君，惜君；念君，哀君；思君，痛君；哀哉高華！惜哉高華！痛哉高華！傷哉高華！高華之後，更無高華！君去之後，國有難事，誰與相析？我有佳文，誰其擊節？重九登高，使君不在，遍插茱萸，更少一人。雪夜圍爐，君其逝矣，促膝晤談，永稀哲音。君逝之日，天黑如墨，鬼蜮成陣，遍地狼犬，深巷警笛，文網深密，靡有孑遺。無良當道，阿諛成風。良士遭難，佞人乘龍。斯世斯景，君去天堂，我留人境，忍待天明。

天喪英杰兮，上蒼不公。朋輩成鬼兮，怒向刀叢。欲聆君教兮，天人永隔。斯人其逝兮，再無知音。長歌當哭兮，泣不成聲。天地慘然兮，共我一哭。哭天，哭地，哭南大，哭我良朋。謹以馨香一束，香草幾枝，鮮花數瓣，獻于君前。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愛德華・弗裏德曼　Edward Friedman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I loved Gao Hua. I sent a message to the family. The son replied.

One of Gao Hua’s students from ECNU is with me this year. Gao Hua told me to take the student. So I did. I was happy to do whatever Gao Hua told me to do. I trusted him totally. I greatly looked forward to my annual visit with him for three hours of chatting and, for me, learning. I felt fortunate that he was willing to give me the time. His knowledge, his research skills, his analytical acumen, his humanity, his empathy, his insights— a treasure. A loss. I lack the words to express how deeply I feel about a person of such integrity in a regime system with so little integrity.

我深愛高華，驚悉他去世的消息，我寫信向他的家人表達了悼念。

我完全信任高華，樂意聽從他的意見。高華曾推薦他在華東師范大學的博士生來美交流，我就歡迎他來威斯康星大學。我原本期待像以往每年一樣去拜訪高華，每次三小時的暢談對我來說都是學習，對此我深感幸運。高華如同珍寶：他的學識、洞見、分析與研究能力，還有他的悲天憫人的善與愛。他的逝世乃一大損失。我實在無法用語言來表達我對高華的感情：在一個幾無品格可言的體制下的一位高潔的人。

華安瀾　Alan M. Wachman

塔夫茲大學佛萊契爾法律與外交學院副教授

I am not alone in having known Gao Hua from a common association with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 and am not the only foreign friend he invited to his apartment. However, one memory of that visit has haunted me. Gao Hua invited me specifically to see his university-assigned apartment （in 1994 or 1995）, but I am not sure why. The building in which he lived was one of those dank, dark, and poorly-maintained cement “walk-up” apartment structures of indeterminate age that looked overcrowded and forlorn. I had visited several other faculties in their apartments and none was living in as miserable a condition as was Gao Hua. The entirety of his apartment would strike any visitor from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as barely large enough for a single family. I was, therefore, astonished to find Gao Hua and his family sharing the conspicuously constricted warren of tiny rooms with another family.

As I recall, each family had a single bedroom and there was one additional room— nothing more than an oversized closet, really— that Gao Hua used as an astoundingly cramped study, lined, floor-to-ceiling, with books and reeking of cigarette smoke. There was a single, small kitchen and a single bathroom that both families shared, each family with its own gas heater that had to be ignited before the stove or hot water was wanted. Gao Hua made a point to show me that in the toilet stall, there was one toilet, but two toilet seats hung on the wall, on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oilet for use by one of the two families.

This seemed emblematic of something, although I am at pains to say precisely what it is. Surely, the living conditions seemed demeaning to my bourgeoise sensibilities. What I cannot recall is whether Gao Hua characterized this arrangement as reflecting the inadequacy of Nanjing University’s faculty housing in that era, or whether he hinted that his family’s lot was one way the university bureaucracy reacted to his political posture and outspokenness among foreign students, punishing him for flirting with impropriety while providing a tangible incentive for him to tow the line and be reassigned to more commodious quarters.

At the time, Gao Hua’s English was about as limited as my Chinese and, so, our capacity to communicate with subtlety or nuance was hobbled. Yet, he succeeded in conveying immense integrity and a determination to live by his conscience, regardless the consequence. He was quite an inspiration.

由于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關係，我與高華結識。大約在1994或1995年，作為他的外國友人之一，我曾經受邀到他的宿舍拜訪，這段經歷讓我至今難忘。他的宿舍樓是那種陰暗潮濕、擁擠不堪，而且年久失修的水泥建筑。在此之前我也曾經去過其他幾位南大教師的宿舍，但是沒有人的房子像高華的那樣不堪。在我這樣的訪客看來，這樣的整套宿舍給一家人住也相當勉強，然而高華一家必須和另外一家來共用如此狹小簡陋的一套宿舍。這讓我相當震驚。

我清楚地記得，每個家庭各有一個臥室，還有一個僅僅比衣柜大一點的房間——那就是高華的書房，從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滿了書。兩個家庭共用衛生間，高華還帶我去看衛生間，墻壁兩側各掛一個馬桶坐圈，一家一個。

當然，對我布爾喬亞式的神經來說，這樣的生活環境實在是有辱人格。當時我覺得這樣的環境仿佛有其象征意涵，雖然不能準確地指出來。我記不清高華是如何解釋這樣的狀況的：這反映的是當時南京大學教師宿舍供給不足的普遍現象，或是大學當局對他的政治立場以及在外國學生中大膽敢言而采取的懲罰，暗示他假如接受官方路線就可以獲得更好的居住條件。

遺憾的是，當時高華的英語和我的漢語一樣的有限，所以我們對微妙訊息的溝通并不流暢。盡管如此，我感知到高華高大的人格，和他不懼後果，堅持良知的決心。高華令我深受鼓舞。

傅高義　Ezra Vogel

哈佛大學教授

With the passing of Gao Hua,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has lost one of its most outstanding scholars. He combined thorough research into original materials with well-organized presentation. His work on Yan’an has permitted us to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era.

Gao Hua made excellent use of all the materials available to him. I remember having a long talk with him in Hong Kong while he was using the 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 collection. He was intellectually stimulating, generous in sharing his knowledge, and modest in discussing his own achievements. He was a model scholar, and the field will miss him.

高華逝世，當代中國歷史研究領域失去一位最杰出的學者。高華善用迄今可獲得的資料，將史料的原始素材，如此完美地建構為學術表述；他對延安時代的研究，令大家重新認識了這段歷史。

本人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有幸見到高華，與之促膝長談。他的見解充滿智慧，發人深思；他慷慨地與人分享所知所聞，談到自己的成就，謙虛誠懇。高華為學者作出典范，將受到學術界同仁至深的緬懷。

畢克偉　Paul G. Pickowicz

加州大學圣地亞哥校區歷史系講座教授

I was deeply saddened to hear the news of the death of my esteemed colleague Gao Hua. Among many other things, his death causes us to reflect on the fragility of life, and his passing forces us to reflect on how we make use of the limited time we have. In a way, the ultimate question is: Does our life make a difference?

Gao Hua made an impact. Gao Hua made a difference. Gao Hua enjoyed the highest respect of his colleagues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most creative historians are, by definition, independent and critical thinkers. They are not propagandists; they are not state functionaries; they are not the mouthpieces of political parties. Most of us fail to rise to these sorts of standards, but Gao Hua’s efforts to do so were inspirational. I never met a colleague or graduate student who did not express profound admiration for his tireless quest for dignity and respect.

I once had the honor of serving as a formal discussant for a conference research paper written by Gao Hua. The subject was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ynamics of the Civil War period （1945–1949） in Republican China. I was stunned by the freshness of the paper and the brilliance of the argument. Gao Hua rejected teleology. The concrete evidence, he argued persuasively, showed that the outcome of the Civil War was by no means inevitable. The source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intriguing complexities and multiple contingencies. Whenever I read a new work of research, I always ask myself if the work has forced me to see major issues in new ways and to rethink my own assumptions. Gao Hua’s work caused me to pause and reflect. His posture as a professional historian was extraordinarily admirable. He made a difference— a big difference— and he will be sorely missed as a scholar and, more importantly, as a person of great integrity.

驚悉我尊敬的同事高華逝世，我深感悲痛。他的殞逝讓我們意識到生命的脆弱，讓我們思考如何來利用我們有限的生命。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的生命能否真的產生影響，帶來不同？

高華產生了影響。高華帶來了不同。在中國和海外，他受到學界同仁的最高尊重。最具創造力的歷史學家應該是具有獨立批判精神的思想者，他們不應該是宣傳家，不是國家職員，亦非政黨喉舌。現實中，我們大多數人往往達不到這些標準，但是高華的努力堪稱楷模。我所認識的同仁和研究生無一例外地對高華表示深深的景仰，特別是對于他對尊嚴與尊重的不懈追求。

我曾有幸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擔任高華論文的評論人。該論文探討中國內戰期間的政治軍事動態。高華推翻了歷史必然的觀點，立意新穎，論證精彩，我備受震撼。他使用可靠的證據，顯示了歷史詭譎的復雜性與多重的偶然性，令人信服地說明內戰的結局遠非必然。每當我閱讀新的歷史研究，我都問相同的問題：該研究是否使我重新認識重大問題，重新審視我的假設？高華的著作令我駐足反思。高華的治史態度令人高山仰止。他產生了影響——相當重大的影響。人們將深深地懷念學者高華，更重要的是，人們將深深地懷念這位卓然高潔的人。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加州大學圣地亞哥校區歷史系講座教授

I never had the privilege of meeting Gao Hua, and I will regret that missed opportunity to my own dying day. I was acquainted with him as a person mostly through my graduate student, David Chang （常成）, who knew him well and visited him last year in hospital. But I knew his work well, especially his monumental and path-breaking study of Mao’s rise in the party: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A product of prodigious research in a vast range of documentaries, memoirs and archival sources, his book is the best account we have of the deep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in the 1940s. It is at once the work of a committed intellectual seeking to understand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Mao’s China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vironment in which he grew up, and a true model of dispassionat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實事求是）.One can only hope that scholars in China and abroad will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is courageous scholar, embracing the conclusions that ineradicable facts lead them to, and not remember Professor Gao Hua only as a historian who wrote a book that could not be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我從未有幸認識高華教授，這將是我一生的遺憾。我對高華個人的瞭解主要是通過我的博士生常成，常成與高華熟識并且探訪過病中的高華。但是我熟知高華教授的著作，特別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部開創性的著作意義相當重大。高華深入研究驚人數量的文獻、回憶錄與檔案，該書對整風運動的深刻歷史根源做出了最好的解釋。作為一位有擔當的知識分子，他在著作中尋求理解毛時代中國的組織原則，包括他所成長的文革時期。該書也是客觀冷靜、實事求是的典范之作。我希望人們并不是僅僅記得高華是一位著作不能在大陸出版的歷史學家，而希望中國和海外的學者能學習高華這位無畏的學者，勇敢地接受由無可爭辯的事實而得出的結論。

古安鼎　Andrew Green

美國國會參議員經濟法顧問

我是一位高華老師在中美中心的美國學生，最近聽到高老師去世了，想表示我對高老師的尊敬。他教了我現代中國思想史與現代中國文化史，這兩門課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到現在（十多年之後）我還記得我們所學的歷史。最近我在華盛頓市工作，做美國參議員的經濟法顧問，內容離中國歷史比較遠。不過我偶然會想到一些高老師所教我們的真理，超過時代、文化和國際的真理。全世界追求真理者都會想念他。

本輯英文悼詞由常成翻譯

挽　聯

智者不死　只是在遠處關注著我們

史家有志　求信求真求直言

書生報國　曰智曰情曰擔當

——段小光

半點星火，讓紅太陽黯淡無光

一介寒士，為真黨史嘔心瀝血

——馮蘭瑞

惜乎天喪斯文麒失其時遂令春秋絕筆

慟也國無凈土鳳飛之日盡教華夏泣聲

——郭玉閃

宏文刊行秉筆直書正本清源盡顯凜然正氣

遺作傳世披肝瀝膽揮灑心血書寫不朽人生

——胡多佳

公獨射日，九州幾人傳董狐筆

天不永年，四海萬眾悲太史才

——李大興

史筆卷蒼茫，汗青都帶風雲氣

大江流日夜，猿鶴猶聞嗚咽聲

——盧家明

秉筆直書青史垂范

高山仰止華宇同悲

——艾曉明

天才止于中壽，應與任公同不朽

信史流傳九州，不因義寧讓當仁

——陳遠

高山流水英名留于青史間

華章錦卷雄文難再紅太陽

——成崗

射日成高手

啟蒙著華章

——董健

忍見斯人獨憔悴

但憑青史著高華

——杜駿飛

君去黃泉音獨存容猶在有文字長流天地間

友來泣拜憶過往讀遺篇續正氣還見真文章

最憶秉燭夜縱橫論史余音繞耳人猶在

愛讀先生文發微洞見于無聲處寫文章

——徐士進

畢生瀝血春秋筆敢為蒼生問不公

壯志未酬身先去泰山其頹待後生

——楊奎松　黃娜

高士名著傳寰宇

英才早逝慟中華

——楊振亞　沈漢　奚金芳　黃宗華

神聊定交你抽煙來我喝酒奈何煙酒日月竟有期

胡侃學問天掌燈兮地為床悲哉燈床空余人無覓

——張鳴

斯人有斯淚一朝穹宇逍遙羈臥廟堂煩厲鬼

青史待青煙半世陽燧磨礪炳燃社火化兇神

——章立凡

一燈說法，憶追陪，幾度江風暮雨，豈料弦歌成薤露

五夜招魂，誦遺文，十年字血句淚，剩有信史著琳瑯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2001級本科生

命才恨相妨，懼良史乎？求微書微，求真書真，只留汗青傳千古

弟子慚肯構，慰恩師者：有力食力，有藝食藝，未與學術造浮榮

——南京大學歷史考古班2002級全體學生

謗書非穢史，青燈不滅，鑒古知今繼司馬

直筆無虛言，絳帳遽空，大賢中壽等濂溪

——南京大學文學院部分教師

上九天逐紅日，誰謂紙墨無後羿

下三山覓清流，此去談笑有董狐

——謝白　黃正明　王詠　法志清

高山仰止紅日如何冉冉升

華世送別肝腸豈不寸寸斷

——徐明明　馬穎南

鐵筆寫春秋，紅燭照天地，披肝瀝膽，赤縣終有天晴時

信史傳萬世，雨露潤桃李，鞠躬盡瘁，梧桐淚酒送君行

——軼名

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嘆人間從此惜年少

家徒四壁，生計九流，問天意何時縱斯文

——軼名

高山仰止，紅太陽升起終會落去

華章既成，太史公雖亡千古不朽

——軼名

曲鉤不求，直刀刻竹勝寒柳

青蓮無染，丹心醒世踐橫渠

——軼名

先生雖去，而思想長留矣

紅日漸隕，唯皮囊不朽耳

——軼名

有上帝安排後世，且盡華年行正道，教授先驅，陜北心思，昔日整風識大陸

用雄文展示良知，只將天賦對真如，學生晚輩，南京面向，滿身飛雪送高人

——軼名

讀大塊文章一點騷心一點血

聽滿城風雨半悲人老半悲君

——章詒和

高見，高才，高德，著作闡明真史現

華章，華彩，華勛，育人解惑大師成

——軼名

生于貧賤長于貧賤秉良知著信史承太史公之衣缽

愛也中國恨也中國祛鬼魅啟民智新大中華之靈魂

——軼名

固知紅日升陜北

卻恨文昌墜江南

——軼名

曰黃昏以為期兮，乃棄余而先駕

悟相道之不察兮，勉余生以繼踵

——軼名

紅太陽升起，由隱到顯，君是最佳見證人

真歷史湮滅，從有到無，天不憐見讀書人

——軼名

附錄　高華生平及主要著作

生平

1954　　　　　出生于江蘇省南京市

1961—1963　　南京市逸仙小學

1963—1967　　南京市青石街小學

1967—1970　　南京市人民中學

1971—1978　　南京市揚子衫襪店

1978—1982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本科

1982—1984　　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1984—1987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1993—1998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1987—2011　　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

2005—2011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兼職教授

海外講學經歷

1995—1996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訪問學者

2004年2—7月　台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

2006年1—6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學術著作

《高華歷史筆記》

廣東人民出版社（待出）

《革命年代》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在歷史的風陵渡口》

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6年

《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年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主要論文

《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主要原因》

《歷史教學》中學版，2011年第6期

《革命大眾主義的政治動員和社會改革：抗戰時期根據地的教育》

楊天石、黃道炫主編：《中日戰爭共同研究之三：戰時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2月

《從丁玲的命運看革命文藝生態中的文化、權力與政治》

《炎黃春秋》，2008年第4期

《新中國五十年代初如何社會統合——十五個“小人物”的回憶錄研究》

《領導者》，2007年第17期

《紅軍長征的歷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

《炎黃春秋》，2006年第10期

《革命政治的變異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6年10月號

《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

《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8月上半月期

《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思想改造、制度創設與政治運作》

《領導者》，2006年第2期

《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

《如何認識毛澤東時代？》

《文藝研究》，2005年第9期

《難忘吐露港畔的“學術家園”》

周曉虹、謝曙光主編：《中國研究》，2005年春季卷第1期

《當代中國史史料的若干問題》

許紀霖、劉擎主編：《麗娃河畔論思想》，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在歷史中求真實》

《世紀》，2004年第3期

《略論胡繩晚年的思想變化》

《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敘事視角的多樣性與當代史研究：以五十年代歷史研究為例》

《南京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橫看成嶺側成峰：發現當代史的多重面相》

《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3期

《李慎之先生，你為中國做的貢獻已載入史冊》

《懷念李慎之》論文集，2003年

《1960年“持續躍進”中的江蘇省城市人民公社運動》（與黃駿合作）

《浙江學刊》，2002年第5期

《大饑荒中的“糧食食用增量法”與代食品》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2年8月號

《初讀〈楊尚昆日記〉》

《南方周末》，2002年3月21日

《延安教育的演變：教育是目標還是手段？》

《中國的自由教育》，朗文香港教育出版社，2001年

《論孫科在制定“五五憲草”過程中的思想變化》

《江海學刊》，2000年第4期

《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

《鞍鋼憲法的歷史真實與“政治正確性”》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4月號

《試論延安教育的價值和意義》

《江蘇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

《肅“AB團”事件的歷史考察》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1999年8月號

《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1998年4月號

《從“再造”國民黨到“以黨治國”：論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孫科的政治主張》

《民國檔案》，1998年第3期

《大躍進與國家權力的擴張——以江蘇省為例》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

《孫科與國民政府的對蘇外交（1932—1945）》

《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

《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教訓》

《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4期

《論抗戰後期孫科的“左”傾》

《民國研究》第二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收入《革命年代》時，又名“抗戰勝利前後孫科政治態度的轉變——兼論孫科的‘多變’”）

《國民政府權威的建立及其困境》

許紀霖、陳凱達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初版，學林出版社，2006年再版

《在“道”與“勢”之間——毛澤東為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所作的準備》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3年秋季號

《毛澤東與1937年的劉、洛之爭》

《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

《關于國民政府南京十年的若干問題》

《南京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

《大革命時期的孫科》

《江蘇社會科學》，1991年第5期

《台灣文化的危機及其未來發展之展望》（與茅家琦教授合作）

《南京大學學報》，1990年第5—6期合刊

《非經濟因素與台灣經濟現代化之分析》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版），1989年第3期

《論李敖與六十年代初台灣的中西文化論戰》

《社會科學》（輯刊），1989年第1期

《社會進步的標志與近代文化現象》（與茅家琦教授合作）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版），1989年第3期

《台灣社會思潮中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沖突》（上、下）

《上海理論》，1988年第1、2期

《論孫科革新國民黨的努力及其失敗》

《南京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

《近代中國社會與民生史觀》

《南京大學學報研究生專刊》，1986年

《救國會派在八年抗戰中的民主活動》（與姜平教授合作）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版），1985年第4期

書　評

《冷戰年代一位讀書人的困窘和堅守——讀王鼎鈞的〈文學江湖〉》

台灣《思想》，2011年6月號

《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關于雷光漢的〈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蘇聯流亡記〉》

《領導者》，2011年4月號

《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讀龍應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記》

台灣《思想》雜志、《領導者》2010年6月號同步刊登

《解讀博古、毛澤東、周恩來的三邊關係——評〈博古和毛澤東〉》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9年6月號、2010年2月號

《“思想”的累與痛——胡伯威〈青春・北大〉讀後》

《博覽群書》，2006年第5期

《在史料的叢林中——讀陳永發新著〈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1999年6月號

訪　談

《革命敘述的興起——高華訪談錄》

《中國改革》，2011年第10期

《革命敘述的延續與轉型——高華訪談錄》

《中國改革》，2011年第11期

《旁觀者高華》

《南都周刊》，2011年第15期

《高華專訪：國共戰爭與民族主義制高點》

《私家歷史》第一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4月

《延安：一個社會改造的樣本》

《南方周末》，2003年3月20日

注釋

Directory

扉　頁

版權信息

插　圖

序　言

壹　史家高華

貳　高華其人

叁　高華吾師

肆　痛失高華

附錄　高華生平及主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