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本书介绍

开场自白

上部  渠河风云

·前言

·引子

·戴氏家族

·父亲参加了五十一军

·死里逃生投奔革命

·讨“张”战役

·第一次解放

·父亲、叔父壮烈牺牲

·九祖父、五哥壮烈牺牲

·第二次解放

·解放之初

·启蒙老师

·镇压反革命

·少年时代的故事

·美丽的母亲河

·口吃的笑话

·二老爷的故事

·初中女同学之死

·反右派的故事

·放“卫星”的故事

·书记原来是个色狼

·母亲之死

·高中的日子

·我的初恋

·进京上大学

·见三叔

·大学生活

·入党问题的遗憾

中部  文革风云

·关于文革

·中央文革介绍

·文革之初

·怀念武光院长

·反工作组的斗争

·写血书

·工作组走了

·关于“老红卫兵”

·“北航红旗”成立

·二十八天二十八夜

·让“请柬”韩爱晶上天安门

·周总理为我平反

·围困“苏修”大使馆

·大连镇压“造反团”

·“二月逆流”问题

·北航“革委会”成立

·蒯大富与“四.一四”的故事

·谭厚兰砸“孔家店”的故事

·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的故事

·“天、地”派的起因和斗争

·北航“批斗彭德怀”问题

·北航红旗“红一连”问题

·武汉“七.二零”事件及其它

·再说王力

·回故里看望李青君

·中央武装北航红旗

·大连、烟台历险记

·天安门广场武装游行

·北航“八.二四”事件真相

·张体学上了天安门

·纪登奎当了副总理

·“红航一号”诞生记

·武光问题真相

·砸“八．一”大会

·北航“国际红卫军”事件

·北航周国怀“叛逃”事件

·朱东的故事

·韩爱晶带枪进人大会堂

·山西、山东之行

·北航周天行问题

·恩怨总有了结时

·北航清队自杀事件

·康生整人目击记

·蒯大富二下北航借枪

·关于“北航黑会”问题

·清华园“七.二七”大武斗

·毛泽东“七.二八”大召见

·毕业分配

·遭遇劫匪

·关于“批请运动”

·隔离审查进“牛棚”

·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

·逃出“牛棚”看娇儿

·度日如年

·小伙子看守的故事

·与军管会的较量

·转移“牛棚”

·夫妻双双在“牛棚”

·见“故人”——尹聚平还活着

·见儿子——欲哭无泪

·林彪完蛋了

·关于“反军乱军”问题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一、谁强奸谁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二、“五·.一六”登记表的故事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三、反革命秘密电台事件

·走出“牛棚”

·黄河大堤抒怀

·山东老乡的故事

·三叔戴健安息

·我也保过“老邓”

·“四.五”事件亲历记

·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关于抓“四人帮”问题

·天安门广场“戏说”朝政

·李冬民事件

·“母亲打儿子”的故事

·关于“三种人”问题

下部  杞人忧天

·朋友啊，朋友

·怀念胡耀邦

·话说赵紫阳

·万里重访沂蒙山的故事

·羊“告御状”的故事

·月是故乡明——诸城的故事

·话说周恩来

·“四人帮”的下场和结局

·“五大学生领袖”的结局

·塘格木传奇

·咬鼻子与割耳朵的故事

·好人王如山

·今日韩爱晶

·蒯大富与女硕士

·今日蒯大富

·迟来的爱

·最后的话

后记

本书介绍

　　本书是个人家史和文革经历回忆录，写作、修改多年，查阅有关资料数十本。

　　本书是作者一生经历的流水帐，时间跨度50多年。其中包括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和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重点是“文革风云”。

　　本人文革中曾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一把手，后来让位于韩爱晶。本书主要记述了文革中个人经历的重大事件，大部分是亲历记实和访问记。

　　本书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进行了力所能及地评述。

　　本书对文革中的风云人物王力和“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人文革中的有关情况和最后结局也做了实事求是地描述。

　　书名取自孔子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过去的岁月就象这滚滚东去的江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开场自白

　　据说只有名人，甚至是对社会和历史有重大影响和贡献的人才有资格写自传或回忆录，这大概不错。因为这些名人，大都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甚至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自然该写，不写对不起历史。至于有些所谓的名人，由于媒体知名度高，“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写了些自传或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也很受少男少女们的欢迎，也很卖钱，这也不错，不写对不起自己。

　　有些人靠写名人成了名人。象文革秘史大家叶永烈、师东兵、权延赤诸位，才华横溢，加上腿勤嘴勤手勤，用汗水浇灌出连篇大作，十分感人。尽管其中难免有人打盹笔打滑之处，也是情有可原。至于某些人士，为了某种目的，专靠从故纸堆里找题材，东拚西凑，张冠李戴，人云亦云，把一些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的、甚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东西当成史实，冒充大作，招摇过市，误人子弟，这是很不好的。

　　作为真正的小小老百姓的笔者，多年来也一直异想天开地想写自传和回忆录，这大概要属不要脸之列了。但一些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劝我：谁都有权写自传和回忆录，好坏成败，写出来再说，读者自有公论。说不定你的经历好好写出来会大受欢迎，甚至会轰动全世界呢！你就大胆地写吧！

　　我很受感动。我是小小老百姓，由于多种原因，官场财运皆与我无缘，大半辈子两袖清风，碌碌无为，轻于鸿毛，活得有点惭愧，对不起把我养大的共产党和人民，对不起我的先人。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在几十年来也爬过几座山，趟过几条河，亡羊补牢，自己似乎应当为子孙和后人留下点什么，所以，我要写。我要把几十年来的生命之路重新走一遍；我要把路上遇到的花香鸟语、高山大河、荆棘丛林、荒漠野岭展现出来；我要把几十年的生活、命运、爱情、家庭、社会风云和芸芸众生请进我的自传中。这里面，有死去的先烈和亲人；有养育我的故乡山水和父老乡亲；有我的师长、同学、战友、恋人、爱人；有各种大人物，也有赫赫有名的或无名的小人物；有可敬的女性和亲如手足的朋友，也有可耻的小人。几十年来，我和他们相逢、相处、相别，共同走过了中国历史中50多年的历程，也演绎出了许多感人的、气人的、悲壮的、疯狂的、大大小小的故事。

　　本书主要记录了作者所经历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50多年的历史。由于要记录历史，本书中某些情节通天入地，这样就可能会触及和冒犯某些大大小小的人物，包括领袖人物和黎民百姓，甚至是我的战友或朋友。但那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我是逼上梁山，被迫无奈，决无故意伤害任何人的意思，敬请他们谅解。

　　本书的重点是“文革风云”。由于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本人曾经是一个积极参与者，并曾当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的主要头头，经历过某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这些在本书中皆有所述及。但我不是写文革史，甚至也不是北航的文革史。本书主要是我个人的经历回忆录，许多我未介入的文革重大事件皆没有涉及。

　　写文革事件，离不了文革人物。本书对文革中的领袖人物不得不触及，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笔者坚守一个信条，领袖人物也是人，不是神。既然不是神，就应当允许老百姓对他们不仅歌功颂德，也可说三道四。

　　本书对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如王力和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人）的有关情况和现状皆有所述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最后征求意见时，有关人物对本书中的某些言论和观点持“不同政见”。有人认为我是“鹦鹉学舌，全面否定和控诉文化大革命”；也有人认为我的书是“翻文革的案，不合潮流，在大陆坚决不准出版。”对这些见仁见智的意见，我除了在不违史实的情况下尽量考虑和尊重以外，仍坚持了我的某些观点，请他们谅解。

　　本书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写成的。由于年代久远，个别事件过程和人物谈话可能略有出入，有些情节作者进行了整理和加工，但基本史实和内容是没有错的。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是写回忆录的宗旨，但任何人的回忆录都不可能是录音机和摄象机，人的大脑也不可能是电脑内存。这是笔者需要说明的。

本书文责自负！

上部  渠河风云

前言

　　本部是我的家史。之所以写我的家史，是因为我的家史非同一般。另外，它同本书的宗旨紧密相连。

　　公元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号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老人家还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继续。”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直到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把蒋介石的国民党赶到了台湾，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中间几十年的历史中，除了在大革命初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进行过短期的貌合神离的合作之外，基本上都是两党为保持或夺取全国政权而互相争斗的历史。在那几十年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国、共两党皆损失惨重，正所谓“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中华民族以巨大的代价换来了共产党在大陆的“一统天下”。这，就是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段腥风血雨的历史中，我的家族和亲友们为共产党的事业几乎献出了一切，包括无法计量的鲜血和可以计量的五颗头颅。

　　我这一辈子最爱共产党，最崇拜毛泽东。因为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创建了工农兵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广大工农兵成了国家的主人。另外，是共产党把我养大成人，一直培养到大学毕业。

　　我这一辈子最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因为日本鬼子欠下了中国人民数不清的血债，而国民党则同我有杀父之仇，几乎灭了我的满门。小时候听说谁是国民党，谁骂共产党，我就恨他们，甚至想把他们宰了。长大以后才知道，国民党中也有左、中、右，也有好人。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部队抵抗和消耗了大部分日本鬼子的兵力，死伤无数，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据说国民党中最坏的是“军统”和“警匪”，这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例如，重庆渣滓洞里杀害江姐等共产党员的那些家伙们。

　　古人云：30年河东，30年河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多少年以后，我辈成了“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警匪还坏”的人-- “三种人”，成了中国大陆上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并一辈子不得翻身。这，也是历史，尽管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

　　508年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被国民党人活埋之前，大骂道：“我操你们八辈子祖宗！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国民党快完蛋了，共产党胜定了，共产党万岁！”--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回顾历史，往往是令人悲愤和心酸的，但又是必要的，因为它不应该被忽略和遗忘--首先是笔者，然后是某些人……

引子

　　话说齐鲁大地，自古人杰地灵。沂蒙山下，潍河岸边，望岱瞻沂，青山苍茫，秀水沃土，美丽富饶，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楚汉相争，潍水大战，韩信背水一战败龙且；三国演义，群英争雄，曹操挥师东征灭表绍，其古战场都在这里。自古以来，灵山秀水养育了它的子孙，也造就了许多历代精英：舜帝、孔子、公冶长、孔融、管宁、樊崇、伏无忌、郑玄、唐瑾、徐千、诸葛丰、诸葛亮、王羲之、李清照、赵明诚、张择端、刘墉、窦光鼐、直至近代的王尽美、路友于、王翔千、王统照、王希坚、王愿坚、臧克家、陶钝、孟超、崔嵬……历代名人、文人不胜枚举。至于康生、江青之流，虽属另册，也算名人之列。

　　当地俗语曰：要吃饱饭，诸、安二县。诸城、安丘二县位于沂蒙山下潍河流域，除西部山区外，大部为良田沃土。土肥水美，能长庄稼。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吃饱肚子而你争我斗，你胜我败，你王我贼。天下大势，合而分，分而合。春秋战国时，这里是齐国重地，南有齐长城，北有齐王都。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这里开始置郡设州，名曰东武、琅琊。始皇怕死，东巡长生不老之物，路过这里，登琅琊以观苍海，最后死在半路，咸鱼掩身而归。秦二世效仿老子，李斯有碑记之。然好景不长，被造反派陈胜、吴广赶下了台。到了宋代，这里叫密州，皇上派了个大秀才来掌权，姓苏名轼字子瞻号东坡，留下了“西北望，射天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绝唱。此后兵荒马乱若干年，到了明代，出现了我的戴氏先祖。

戴氏家族

　　关于戴氏的起源，小时候不知道，老人们也说不清楚，后来查史料，方知我这个戴氏还是很不简单的。戴氏起源于西周豫东两个诸侯国，一个是以祖上溢号“戴”为氏，是商纣王哥哥的后代；一个以国号“戴”为氏。先秦时，戴氏主要在豫东（今商丘）一带繁衍发展；汉代有迁居豫南者，后又有南迁江、浙、东迁山东者；三国后有陆续迁居安徽、湖北、山西、湖南、广东、福建者；清代有陆续迁往台湾和海外者。

　　戴氏历代出了许多名人、文人，如西汉时戴德与其侄戴圣，宣帝时立为博士，号称“大戴”、“小戴”，是今文礼学的开创者，著有《礼记》传世。唐代有太宗之宰相戴胄、高宗之宰相戴至德、诗人戴叔伦、画家戴嵩；南宋有诗人戴复古；元代有文学家戴表元、诗人戴良；明代有画家戴进；清代有杰出的思想家、学者戴震，是《四库全书》纂修官，一生著作甚丰；清代还有画家戴本孝、戴熙，体仁阁大学士戴衢享。近代有真菌学家戴芳澜、诗人戴望舒、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戴克敏等人；此外还有国民党的元老戴季陶、特务头子戴笠等。当代姓戴的似乎没出什么大人物和名人，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现任天津市长）、中联部部长戴秉国（现任外交部副部长），还有号称世界第四男高音的歌唱家戴玉强以及一些算不上一流的文化人 。

　　书归正传。老祖宗们的事情太遥远，且不管它。据说我的祖先来自山西。明洪武年间，山东大灾，瘟疫盛行，人都快死光了。洪武皇帝下令从云南、河北、山西等地往山东移民。相传老祖宗夫妇俩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携三子来到山东沂山东边的景芝镇南、渠河北岸住了下来。后三子成人，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三个村庄，我出生的大夫村是其中之一。为什么村名叫大夫，因祖宗没留下什么资料，无法考证。

　　虽说我的近代祖宗们中没出什么大富大贵之人，但到曾祖父时，据说家业曾经不小。曾祖父在当地景芝镇上开有布店和造酒的烧锅，字号“利源永”，在当时赫赫有名。

　　话说这景芝镇历史悠久，宋代起即为鲁东南重镇。据说北宋景佑年间，当地连续三年生出巨大灵芝，故名“景芝”。它位于安丘、诸城、高密三县交界之处，北邻潍县（今潍坊市），东望高密、胶州、青岛，西边是沂蒙山，南下诸城、临沂、苏北，可谓交通便利，四县通衢。由于地处潍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为历代天然粮仓，尤其盛产小麦、玉米、大豆、谷子和红高梁，适于酿酒。多少年以后，景芝镇东方的高梁地里，大名鼎鼎的张艺谋和巩俐、姜文上演过拿手好戏--电影《红高粱》，这是后话。

　　据说景芝镇造酒已有近千年历史，可追溯到宋末明初，远近闻名。史载元、明、清年代，景芝镇周围“十里杏花如雨，一路酒旗如云。” 当时这酒叫“景芝白干”，是正宗的高粱烧酒。“景芝白干”的招牌，北到哈尔滨的大街上，南到上海滩的马路上都曾悬挂过，名噪一时。

　　曾祖父有四个儿子，即我的四个祖父。我的祖父是老大，其他按叔伯兄弟们排行分别为三祖父、五祖父和九祖父。由于小时候沾了老爷子的光，祖父们都学了点“五经四书”之类，也算书香门弟。然而好景不长，雅片战争之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德国人占领了山东。兵荒马乱，盗贼蜂起，土匪横行，民不聊生。曾祖父在景芝镇的店铺被土匪烧了个精光。祖父和五祖父被土匪绑了票，打得死去活来，救回来时已奄奄一息，不久便去世了。三祖父一气之下，闯了关东，从此渺无音信。曾祖父眼看着一个大家业仅几年便倾家荡产，毁于一旦，从此气病交加，不久便撒手人寰，戴家的家业就这样眼睁睁地衰败了。

　　祖父死后留下了我父亲、叔父和一个姑姑，加上年幼的九祖父，四个孩子由我曾祖母和祖母拉扯着，艰难度日。五祖母自五祖父死后，带着五个孩子（即我的三叔、四叔、五叔及两个姑姑）靠几亩薄地勉强活命。

　　祖母眼看在家里活不下去，便带着四个孩子--九祖父、父亲、叔父和姑姑一路讨饭来到了青岛。在老乡们的帮助下，祖母给人家当了佣人，九祖父和父亲、叔父先到大窑沟六号码头拉纤，当苦力，后进了大英卷烟公司当了临时工。

　　在青岛混了几年，日子也不好过。有一次，父亲因参加烟厂工人的罢工活动，被工头打了一顿并开除了。父亲忍不下这口气，约了几个要好的工友，把工头打了个半死，然后同祖母她们逃回了老家大夫村，同五祖母一家住在曾祖父留下的几间破屋里，靠几亩薄地度日。不久，九祖父、叔父和父亲陆续草草成了亲，有了我九祖母、婶母和母亲。曾祖父留下的几间破屋住不下了，父亲便在村子西边干打垒盖了三间草房，和祖母、母亲住在一起。

　　母亲名叫田玉英，也是穷人家的女儿。外祖父是晚清的穷秀才，靠当私塾先生养活一大家人口。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母亲没有机会上学，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

　　兵荒马乱，旱灾、蝗灾流行，婚后的日子也很难过。为生活计，农闲时父亲和叔父干木匠，贩卖布匹，东下青岛，西进沂蒙，逐渐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见识，尤其是知道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些故事。

父亲参加了51军

　　“7.7”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蒋委员长一开始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很快伦陷。张学良的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一枪未放退回了关内。日本鬼子的铁蹄很快踏上了山东大地。威海、烟台沦陷，青岛沦陷，潍坊沦陷，景芝镇也来了鬼子兵。鬼子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所不为。老百姓都恨死了日本鬼子。

　　椐祖母生前对我说，有一次鬼子进了村，村民们都跑到村外庄稼地里去了。邻居李家两个闺女未来得及跑，被鬼子拖走了……后来两个可怜的闺女是爬着回家的，地上流下了一溜血迹。最后，两个闺女一个投了湾，一个上了吊。

　　当时已经长大成人的父亲年轻气盛，他恨死了日本鬼子。一天，父亲在景芝镇办事，遇到一队鬼了兵，据说是去沂蒙山根据地扫荡刚回来。鬼子们疲备不堪，一头扎进了路边一个饭馆要吃饭。他们把“38”大盖枪堆放在门口，没有人看守。鬼子们疯狂得很，也大意得很，他们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敢偷他们的枪。父亲看四周没人，偷偷地拿了一枝枪，仗着熟悉地形，飞快地跑走了。等鬼子发现丢了枪，哇哇地叫着开枪追赶时，父亲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对于父亲的这次冒险行动，祖母告诉我时也说不清原因，只说我父亲胆子太大。

　　父亲偷了鬼子的枪后，开始家里谁也不知道。他曾一个人躲在高梁地里，偷袭过南下的鬼子和伪军队伍。据祖母生前说，父亲曾打死过三个日本鬼子。父亲的枪法很好，百发百中，当然是打了就跑，未被鬼子抓住过，但祖母整天为父亲提心吊胆。

　　当时家乡有些贫穷而又不怕死的人也有像父亲一样揭竿而起自动打鬼子的。这些人有的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有的投靠了土匪武装，后被国民党军收编。

　　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51军退到了山东。军长于学忠奉命驻守在沂蒙山东线，大约在安丘、诸城西边至莒县、日照、沂水一带，一是阻挡鬼子南下，二是对付沂蒙山根据地的八路军。实事求是地说，51军是抗日的军队，对八路军也比较友好，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蒋介石也是点了头的。

　　51军军长于学忠抗日有功，被蒋介石晋升为苏鲁战区总司令。原51军一一三师师长周毓英接任51军军长。周是我村东南仅六里路的伏留村人，他的亲姑妈是我父亲的叔伯祖母，是亲戚关系，我父亲应称他表叔。

　　我父亲打鬼子的事传到了周毓英的耳朵里，他非常赞赏，派人把我父亲找去，问我父亲愿不愿当兵，我父亲同意了。于是，周毓英便收留了我父亲，不久，便给了我父亲一个副连长的官。

　　对于参加国民党51军这件事，父亲自己十分满意。一是可以名正言顺的打鬼子，二是当兵有饭吃，有衣穿，三是在周毓英麾下可以混个一官半职。至于其它方面，父亲当时恐怕考虑不多。51军也打共产党，这点父亲后来也知道了。当时父亲对共产党认识不够，革命思想觉悟还不高，这绝对是事实。

　　父亲参加了51军，家中亲友没人反对，唯有刚过门不久的母亲偷偷地流泪。兵荒马乱，当兵就要打仗，天天有死的可能，但母亲无可奈何。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父亲参加国民党51军之后，戴家又发生了重大事件，叔父和三叔秘密地参加了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大约是1940年左右的事。

　　叔父戴福臻和三叔戴福权（参加革命后叫戴健）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是表弟尤树庄和李致敬（即李振）。当时尤树庄和李振是家乡一带共产党地下领导人。（注：解放后，李振曾任泰安、德州地委书记，《大众日报》社党委书记，山东省委秘书长，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主任，现已离休。尤树庄解放后任胶州人民医院书记时遇车祸不幸身亡。）在李振等人的引导和教育下，叔父和三叔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有了充分地了解和认识，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叔父和三叔决心为共产党的事业而奋斗到底。

　　当时家乡是敌占区，参加共产党是绝对保密的。叔父和三叔参加共产党的事，戴家只有我祖母和婶母知道，连三叔的母亲五祖母都不知道。从此，戴家便成了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和联络站，戴家亲友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地下党干事情。

　　党组织交给三叔和叔父的任务是当地下交通员，往沂蒙山根据地送情报，运送枪枝弹药，秘密发展党员等。

　　关于父亲参加了51军一事，叔父和三叔请示了党组织。据解放后三叔和李振同志讲，党组织是经过了慎重研究并同意的。一是因为自从父亲偷了鬼了的枪并打死过鬼子后，在家乡难免有人知道，目标太大，到51军躲一下有好处。二是当时地下党与沂蒙山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常被51军破坏，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人打进51军做掩护，以保护我地下交通线，而父亲恰好可以充当此任。

　　当三叔和叔父代表党组织向父亲说明这一切时，父亲恍然大悟，并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作为手足兄弟，父亲对叔父和三叔十分尊重。这正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也！

　　据后来成为我军领导干部的三叔戴键生前对我说：“自从你父亲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后，地下交通线再也没有出过事。当时，你父亲驻防在西山（安丘西南部），正是我地下交通员路过的地方。有一天晚上，李振派我火速往根据地送情报，我走到西山就被51军抓住了，我说来找你父亲的，家中祖母病了，让你父亲回家看看。敌人把我押到你父亲的连部就把我放了，你父亲陪我吃了饭，到了半夜，派可靠的人把我送过了封锁线，到达了根据地，完成了任务。这次我送情报还立了一功呢！

　　还有一次，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三叔去根据地送情报，父亲派人把他护送出501军防区。三叔完成任务后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的巡逻队。三叔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后，跑了几十里路赶到村边祖母住的房子外面时，翻了几次墙没有翻过来，便倒在雪地里昏死过去了。祖母和婶母听到外面有动静，出来一看，忙把三叔抬到家里热炕上救活了过来，又把他的湿衣服和鞋袜连夜烤干。三叔吃了祖母做的热饭后，趁天还没有亮，又匆匆地走了。

死里逃生投奔革命

　　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党组织决定让父亲尽快脱离501军。

　　当时鬼子即将投降，国民党的反共面目越来越暴露，51军奉蒋介石之命要南下剿共。盘踞在诸城县境内的敌伪汉奸土匪司令张步云疯狂反共，我八路军山东兵团滨海军区准备发动“讨张战役”，解放诸城。

　　党组织让父亲脱离51军前，尽量设法从51军搞一部分经费以支援部队，父亲满口答应了。说实在的，当时51军军长周毓英看在亲戚份上，待父亲不薄，要公开背叛他，并搞他的军饷，谈何容易？但父亲此时已是共产党的人了，没有什么犹豫的。

　　一天晚上，父亲以喝酒为名，把军需官灌醉了，拿了他的钥匙，把51军当月的军饷偷了出来交给了地下党来接应的人员。第二天一早，父亲就被周毓英绑了起来，并宣布查清问题后立即枪毙。这件事，周毓英也算大义灭亲。

　　消息传到村里，一家人乱成一团，地下党组织也十分着急，因这事实在太大，绝对是杀头之罪，难以通融，营救工作十分困难。万幸的是，当时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父亲一口咬定是几个作买卖的朋友托他干的。周毓英把这件事当成了父亲的个人行为，但仍罪不可赦。

　　叔父和三叔出主意，让人用小车推着老祖母（即周毓英的亲姑）来到了周毓英的司令部。老太太一下车，就坐在司令部门前大哭起来，并拿出一根绳子，叫着周毓英的乳名，以死相威胁，一定要周放了她这个侄孙子。周毓英没有办法，令部下把父亲痛打了一顿，让老太太领走了。父亲死里逃生，回家养好了伤，立即投入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同叔父、三叔一起展开了对敌斗争。

　　这时，九祖父戴凤楼也在侄子们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入了党，在村里任公安员。父亲的另一个叔伯叔父戴凤玉（我的六祖父）也通过地下党领导人潘墨卿、徐欣三的介绍参加了革命，入了伍，后来在解放军山东兵团敌工部工作。其大女儿戴云也入了伍，成为山东兵团的文工团员。父亲的一个本族侄子戴维玉也参加了革命，入了党。这样，在鬼子投降前后，戴家亲友参加革命的有7人之多。

讨“张”战役

　　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我八路军山东兵团决定发起“讨张战役”，消灭张步云的反动武装，解放诸城。

　　张步云是家乡一带有名的大土匪头子。他十7岁当土匪，后来到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和国民党海军陆战队混了几年，二15岁时返回老家，联络当地地主豪绅成立了联庄会，自任会长，组织了60多人的地主武装，投靠了国民党。后来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委任为少校副官、山东特别高级侦探第二大队长、第二路游击（剿共）司令；“7.7”事变后，又被韩复渠任命为“少将”游击司令，驻守诸城，队伍已有一千多人。1838年秋，张步云投降了日寇，当了汉奸，被伪北平临时政府任命为“剿共第四路军”司令，队伍已达二千多人，盘踞在诸城、高密一带；不久，张步云又拐了鬼子的武器、军火投靠了国民党，被国民党山东省新主席沈鸿烈委任为山东保安第二师师长，兵力发展到7、八千人；1941年8月，张步云被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收编；1943年4月，又被李仙洲偏入国民党第28集团军；不久，张步云又一次投降了日寇，被编入吴化文的“皇协军”第三方面军第一集团军。这时张步云的队伍已扩充到一万五千多人，下设三个师，一个教导旅，军部驻诸城境内，有自己的兵工厂，有大小太太九个，这是张步云人马最多势力最强的时期。1945年8月，日寇投降前夕，张步云摇身一变，又从汉奸变成了“国军”，被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委任为“胶（州）高（密）海防司令”，驻诸城县城，直接指挥的部队约四千余人。

　　张步云是有名的汉奸和铁杆反共分子，在家乡一带横行霸道、罪恶滔天。在配合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剿共”时，他一次就烧毁银家庄民房200多间，并把数十名妇女儿童赶到屋里活活烧死；1945年3月17日，张部勾结日军一次就杀害我抗日军民106人；1945年7月3日又在诸城小岳戈庄杀害我抗日军民286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小岳戈庄惨案。”

　　1945年7月11日，八路军山东军区命令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张步云拒绝投降。7月15日，我山东八路军滨海、鲁中军区集中兵力三万余人，在司令员万毅和梁兴初、孙继先指挥下，向盘踞在诸城境内的张步云匪军展开了进攻。经过几天激烈地战斗，歼灭张步云一师师部和三团、八团全部，毙、伤伪师长王吉祥、团长扬德明以下官兵四百余人，俘虏敌副师长王帮基、参谋长马桂章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余人，缴获机枪406挺，长短枪一千三百余支，电台一部。

　　以上就是家乡解放前夕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进行的最大战役--第一次“讨张战役”。由于张步云的武装大部分是土匪和兵痞出身，战斗力极强，所以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方的伤亡也很大。

　　在“讨张战役”中，父亲戴福田、叔父戴福臻和三叔戴健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组织民兵和担架队配合大军作战，为家乡的解放做了许多工作。这时，他们的地下党员身份才正式公开。

　　第一次“讨张战役”歼灭了张步云五分之三的兵力，解放了家乡大片土地。但张步云依靠残部四千余人仍盘踞诸城县城，拒不投降。1945年9月3日，我山东兵团第一师师长梁兴初向盘踞在诸城城里的张步云残部再三通谍，令其投降。张步云仍拒绝投降，叫嚣：“就是杀老百姓吃，也要死守诸城。”梁兴初下令攻城，我军发动的第二次“讨张战役”开始。9日晚六时，我军发起总攻，至八时15分攻克诸城县城，俘虏张步云部旅、团长以下官兵2107人，毙伤300多人，缴获迫击炮六门、手炮30门、各类枪支一千7百306支、炮弹二百30余发、汽车五辆、电台三部、战马60余匹、兵工厂、云母厂各一座，其它军用物资若干。可惜的是，狡猾的张步云在其保镖的护卫下，化装逃往了高密县城，后又被王耀武委任为山东保安第三旅旅长。

　　当时，为了牵制敌人以便配合解放大军全歼胶东国民党守军，我军暂未攻打高密县城，张步云暂时捡了一条命。

　　从此，盘踞在高密县城的张步云如丧家之犬、惊弓之鸟，徨徨不可终日。他怀着对共产党刻骨的仇恨，一心想报仇，梦想收回失去的天堂。

　　张步云手下有个独立营长，叫王金铭。此人也是土匪出身，跟着张步云干了多年，是张步云的心腹走狗。

第一次解放

　　赶跑了张步云，家乡第一次得到了解放，各级人民政权逐步建立。当时家乡划归诸城县浯河区，叔父戴福臻担任了浯河区委书记，区长董乾初不在时，由叔父代理区长。父亲戴福田担任了区中队长。三叔戴健因年轻未婚（当时刚20岁），党组织让他参加了山东解放军滨海兵团。由于已有几年的地下党员革命经历，一入伍便担任了连指导员。九祖父戴凤楼在村里任公安员。五哥戴维玉担任了区团委书记。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父亲他们日夜操劳，站岗放哨，发展民兵，训练区中队员，随时预防敌人的进犯和破坏。

　　叔父戴福臻根据上级的指示，带领区委、区公所的干部们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打击土豪恶霸，斗争地主劣绅，分田地，开展诉苦运动，动员青年参军支前。

　　多年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了主人。他们把共产党毛主席当成大救星，从心里拥护共产党。一些贫下中农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党组织，许多青年涌跃报名参军，民兵们成立担架队支援前线，妇女们做军鞋，蒸干粮，支援子弟兵。解放了的渠河两岸，到处充满了欢歌笑语。正象一首歌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把身翻……

　　但是，1945年的秋天，刚刚解放的家乡，斗争形势仍十分复杂和严峻。蒋介石为了挽救在全国战场的败局，下令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国民党军队在山东的兵力迅速增加。我解放军山东兵团主力部队奉命转移到了其它主战场，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峻地考验。

　　这时，逃到敌占区安丘、潍坊、高密、青岛的地主、土匪、汉奸组成的还乡团随时准备反攻倒算。浯河区在诸城的最北边，紧靠敌占区。张步云残部王金铭的独立营仍盘踞在浯河区东边的注沟一带。王金铭的老家就在浯河区，他随时准备反攻倒算，对浯河区构成很大的威胁。王金铭的独立营有四个连，共四百多人，大都是土匪汉奸兵痞出身，战斗力极强。他们把浯河区的戴福田、戴福臻兄弟俩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由于浯河区领导和区中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上有县大队和解放军山东兵团第一师留守部队的保护和支援，王金铭几次派小股队伍进犯浯河区皆有来无回。有一次他的小舅子被我父亲的区中队活捉，王金铭气得暴跳如雷，发誓要进行报复。

　　作为浯河区唯一的武装力量区中队的队长，父亲戴福田身上的担子很重。父亲是行伍出身，见过世面，为人豪爽，心直口快，枪法纯熟，酒量颇大，这与他的经历有关。自从投身共产党参加革命队伍以后，在党的教育下，父亲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逐步树立了为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从一个绿林好汉变成了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他每次打仗总是冲在前面。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他整天住在区公所里，尽管离家仅几里之遥，他也很少回家，扔下母亲和一岁多的我在家。母亲为此十分伤心，整天提心吊胆，经常埋怨父亲，甚至同父亲吵架。作为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母亲象当时许多人一样，觉悟不高，她不能理解父亲他们所干的事业。

父亲、叔父壮烈牺牲

　　母亲生前多次向我哭诉了父亲同我们母子永别的那天晚上……

　　那是1946年农历二月初六，天上飘着雪花，父亲已经多日未回家了。天刚黑，母亲正要做晚饭，突然见父亲翻墙跳了进来。父亲和母亲成亲时，在村子最西头盖了三间干打垒茅屋居住，院子西墙外面就是庄稼地。母亲见父亲回来，十分高兴，但仍数落了他几句。父亲说他去安丘官庄开了一个会，刚赶回来，路过家门口回来看看，明天一早要赶到区公所汇报。于是，父亲抱起我亲了又亲。母亲赶紧包了一些饺子，又弄了两个小菜。父亲十分高兴，一边喝酒，一边逗着我玩。我脖子上挂着父亲的盒子枪，在坑上爬来爬去，逗得父亲直乐。母亲看着我们高兴的样子，不由得笑了。

　　正吃着饭，突然听见村子南边传来了枪声。父亲大喝一声：“不好，有情况。”扔下筷子抓起枪就跳下了坑。我吓得大哭起来。母亲拦着父亲不让他去，说明天再走吧，说不定是谁乱放枪呢！当时每个村子里民兵都有枪，打枪也是常有的事。可父亲说：“不对，好象是河南区公所那边响枪，我一定得去。”说罢，抱起我亲了两下，不顾母亲阻拦，翻过西墙就走了。

　　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1946年农历二月初六这天，一场春雪把渠河两岸变成了银白的世界，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傍晚，盘踞在浯河区东边的王金铭率一百多名匪徒包围了渠河南岸的徐洞村。他们从汉奸口里得知，区中队长戴福田去了安丘开会，区委书记戴福臻仅带着几个人去了徐洞村。万幸的是，当敌人赶到的时候，戴福臻等人已经离开了，敌人扑了个空，放火烧了几间房子，便把人马撤到了村北的渠河岸边，王金铭命部下胡乱地放了一阵枪。

　　原来，狡猾的王金铭为了抓住戴福田、戴福臻兄弟俩绞尽了脑汁，做了周密的布署。袭击区公所虽然没抓到戴福臻，但戴福田知道消息肯定会回来营救的。王金铭让部下打了一阵枪后，便命令匪徒们埋伏在河边的树林里，又让一些匪徒每人披一块白床单，趴在水边的沙滩上，等候戴福田的到来。

　　从我村到渠河边仅几里地，父亲很快就跑到了渠河北岸。

　　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对岸什么也看不清，父亲心急如火，毫不犹豫地跳进了齐腰深的河水中，一只手举着枪，一只手划着水，向南岸冲去。

　　敌人见对岸有人下了河，猜想可能是戴福田。躲在树林里的一个匪徒大喊：“队长！队长！不好了，戴区长让王金铭抓走了，你快去救吧！”父亲一听，更加着急，来不及辩真伪，很快从水里爬了上来。

　　埋伏在沙滩上的敌人一跃而起，还没等父亲反应过来，就把父亲抱住了。

　　就这样，父亲戴福田落入了敌人手中。

　　据当年徐洞村的目击者说，戴福田被敌人抓住后，大骂不止。敌人把他打得满脸是血。为了怕父亲跑掉，敌人扒掉了他的湿衣服，仅穿一条短裤，又残忍地用铁丝穿透了他的锁骨。王金铭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戴福田活着押走。

　　从徐洞村到敌驻地几十里路。寒风，雪地，赤身是血，穿了铁丝的锁骨，雪地上的血印……笔者实难想象父亲是怎样被敌人押走的？走了多久？受了多少罪？那被铁丝穿着的锁骨疼不疼？那流到雪地上的鲜血有多少？……

　　父亲被俘后，党组织立即展开营救工作。经研究，决定用王金铭的小舅子交换 。

　　王金铭的小舅子被父亲他们抓到后，一直关在县大队的看守所里。这家伙是大烟鬼，经不起折腾，不几天便死在了看守所里。

　　王金铭闻讯大怒，开始了对我父亲的严刑审讯和威逼利诱。

　　敌人动用了各种刑罚对付父亲。皮鞭抽，压杠子，灌辣椒水……父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醒过来就破口大骂王金铭。

　　“王金铭，我操你祖宗。要杀要剐，痛快点，别让老子受罪。你杀了我不要紧，小心共产党剥了你的皮。共产党胜定了，国民党快完蛋了！”

　　当时斗争形势已明朗化，共产党员和干部们身份都已公开，基本没什么秘密可言，王金铭只要求父亲答应两点。

　　“戴福田，你不要又臭又硬，共产党兔子尾巴长不了，国军很快就要反攻。你打死我很多人，我早就可以毙了你。老子看你是条汉子，只要你投过来，既往不咎，老子推荐你当个团副，比我官还大，这是一；第二，若把你兄弟戴福臻也拉过来，就算你立了大功，我向张（步云）司令和王（耀武）主席为你请功。你过去干过501军，党国待你不薄，现在再投靠党国，浪子回头金不换，怎么样？”

　　父亲仍然破口大骂：“王金铬你少放屁！老子参加501军是为了打鬼子，不象你们当汉奸，帮着鬼子杀中国人。老子既然干了共产党，不可能再回头了，你看着办吧！”

　　王金铭气急败坏地把父亲关了起来。

　　王金铭之所以不马上杀死父亲，一是因为叔父戴福臻还在，杀了父亲惹火了共产党对他不利。他是当地人，不能不留条后路。二是山东解放军主力已经大军压境，主子张步云躲在高密，已没有多大势力。万一将来落到共产党手里，也需要留条后路。

　　上述情况，同共产党方面估计和分析的一样。

　　叔父戴福臻也估计王金铭暂时不敢杀害父亲。他一方面和上级设法营救父亲，一方面领导浯河区翻身农民分田分地，减租减息，斗争土匪汉奸和恶霸地主，保卫胜利果实。

　　王金铭自抓到戴福田后，受到了主子的赞赏。匪首张步云让他再接再励，为“党国”再立新功。

　　王金铭不愧为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孝子贤孙。他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在灭顶之灾来到之前，下决心要再次同共产党较量一番。这时我山东解放军为了解放高密县城，命令滨北独立二团先拔除敌人的外围据点。王金铭自恃有五百多人的敢死队顽军，与解放军滨北独立二团在高密城西南井沟、注沟和浯河区东面一带周旋并寻机骚扰。

　　当时已经入伍的三叔戴健，就在滨北独立二团任连指导员。

　　1946年农历三月初六晚，王金铭得知浯河区委明天要在宋家坡村召开反奸诉苦大会，决定倾巢出动，血洗宋家坡，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我驻高密的地下工作者得知这个情报后，立即十万火急通知了诸城县委。诸城县委认为，这是消灭王金铭残匪的好机会，于是决定，浯河区在宋家坡的反奸诉苦大会照样进行。通知解放军滨北独立二团和县大队准时赶到宋家坡援助浯河区委和区中队，消灭王金铭匪帮。县委又通知浯河区委的同志，一定要把敌人牵制住，等待援军赶到。

　　这些安排皆没有错误，但结果还是出了问题。

　　当时，浯河区区中队长戴福田被俘后，县委派县大队副大队长刘玉笃同志和县公安局二股股长范维琪同志驻在浯河区帮助工作，他们和区委书记代理区长戴福臻研究决定，坚决把王金铭残匪牵制住，反奸诉苦大会照开，命令我区中队副队长宋明斋带领区中队员在宋家坡村北岭、村东、西、南面和会场所在地祠堂大门口站岗放哨，防止敌人的偷袭。

　　当时，浯河区自身战斗力不强，区中队加民兵不足百人，大都缺乏训练，武器也不行，有作战经验的人很少。但因听说有县大队和滨北独立团支援，大家情绪都很高，决心痛击来犯之敌，牵制住敌人，等待增援部队赶来。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第二天，即1946年农历三月初七拂晓，宋家泊村的村民纷纷向村里宋氏祠堂走去。刘玉笃、戴福臻等人也带人赶到会场，反奸诉苦大会开始了。

　　这时，匪首王金铭率领四百多人沿潍徐公路直奔宋家泊村。

　　这次敌人作了充分地准备。他们有的化装成老百姓，有的化装成解放军，很快到达了宋家坡村的东北角。狡猾的敌人化装成捡粪的老头杀害了我区中队的哨兵后，迅速包围了宋家坡村，很快就冲到了会场--祠堂外面。双方短兵相接，顿时，会场变成了战场。戴福臻区长一面掩护群众疏散，一面带领区中队员、民兵和群众向外突围。刘玉笃同志带领一部分区中队员和民兵边打边抢占了村东北角的土楼子，同敌人僵持。由于敌强我弱，寡不敌众，我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刘玉笃同志牺牲了，范维琪同志牺牲了，宋明斋同志牺牲了，许多区中队员和民兵也倒下了。戴福臻和通讯员小王被逼进一个小院。小王爬在墙头向敌人射击时，突然中弹掉了下来。这时，戴福臻的枪里已没有了子弹，敌人一窝蜂似地冲了过来。戴福臻砸碎了手枪，迎上前去大声喊道：“我就是戴福臻，不要再伤害老百姓。”敌人冲上来把戴福臻绑了起来。

　　不知道县大队和独立团哪里去了？为什么迟迟不到？这时，我方已有307位同志倒下了，区公所、区中队的干部战士大部牺牲。

　　听说活捉了戴福臻，王金铭哈哈大笑。他立即让人押着戴福臻向北逃窜。

　　戴福臻坚决不走。这时远处终于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戴福臻知道是县大队和独立二团赶到了，他大声地喊：“王金铭，你跑不了了，我们的大部队过来了。赶快投降，饶你不死！”

　　确实是援军到了，只可惜，晚到了半个小时。

　　王金铭的人慌了，大喊：“快撤快撤，不是土八路，是真八路大部队来了！”

　　这时，我县大队和滨北独立二团已从东边切断了敌人退路，把敌人包围了起来。解放军战士像猛虎下山，王金铭的人一个个倒了下去。

　　王金铭看事不好，对着戴福臻的头上开了一枪，然后率领人马向北突围。

　　就这样，我的叔父戴福臻倒在了敌人枪口下，牺牲时才302岁。

　　这就是当地有名的“宋家坡惨案”，我方308名同志遇难。县大队副大队长刘玉笃、浯河区委书记、代理区长戴福臻及浯河区公所、区中队的干部战士大部牺牲。

　　在这次战斗中，王金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三个土匪连长被击毙，二百多人伤亡。一个连长保护着王金铭，依仗熟悉地形突围成功，带领残兵败卒逃回了高密县城。

　　当地县誌和有关资料在记述上述事件中略有出入，报喜不报忧，对我方的失误和牺牲的同志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令人心寒。

　　据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干部的三叔戴健生前回忆说：“宋家坡惨案，是我们的失误。部队首长计算时间有误，怕早到了把敌人吓跑了，安排战士们吃了顿早饭，结果晚到了半个小时。我当时带领战士们赶到的时候，二哥戴福臻已经被敌人杀害了。当时没有通讯工具，全靠交通员步行送情报，耽误了时间。另外，没有防住北路，让王金铭逃跑了。当时为了牵制敌胶东兵力，我军暂没有解放高密，王金铭又一次捡了一条命。”

　　王金铭逃进高密城后，立即把被关了多日的戴福田押了出来，咬牙切齿地说：“戴福田，你兄弟戴福臻已经完蛋了，老子也不指望你投降了，今天就送你上西天。”接着下令当夜执行。

　　父亲听说叔父已经牺牲，悲愤交加，大骂王金铭，恨不得一口咬死他。匪徒们把父亲拖走了，父亲始终大骂不止。

　　1946年农历三月二十日深夜，敌人把父亲押到高密县城外一条小河边，挖好了一个沙坑。万恶的国民党匪兵和还乡团分子抡起刺刀和铁锨，朝父亲辟头盖脸地砸来。父亲大骂：“王金铭，我操你八辈子祖宗，国民党快完蛋了，共产党是杀不完的，共产党会给我报仇的……”浑身是血的父亲破口大骂着倒进了沙坑里……

　　就这样，我的父亲戴福田，一个参加革命时间并不长的共产党员，在经受了令人发指的酷刑之后，视死如归，英勇不屈，为父老乡亲们的翻身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时年307岁。

　　父亲走了，抛下年轻的母亲和两岁的我永远地走了。

　　自父亲被敌人抓去之后，祖母、母亲和婶母整天提心吊胆，以泪洗面。首先是叔父牺牲的消息传来，过了不久，又传来了父亲被害的消息。

　　由于高密是敌占区，父亲的尸骨没法找回。叔父戴福臻的遗体由浯河区新政权和乡亲们运回村子北边隆重地安葬了。父亲和叔父的战友孙铁民、董乾初等人亲自处理的后事。

　　叔父戴福臻和父亲戴福田相继被害的消息，震惊了渠河两岸。地主汉奸们弹冠相庆，党组织和乡亲们万分难过，祖母、母亲和婶母更是悲痛欲绝。戴家的天塌了！可怜的苦命的祖母，自祖父早年被土匪打死后，年轻守寡，养大了父亲和叔父，把他们交给了共产党。如今两个儿子双双被害，我实在难以想象，当年老人家是怎么熬过来的，只知道祖母的双眼后来哭瞎了。

　　如今，年纪轻轻的母亲和婶母又成了寡妇。孤儿寡母，这日子以后可怎么过呀！

　　当时只有两岁的我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穿着孝衣牙牙学语，玩耍，傻乎乎地望着母亲以泪洗面……

　　多年以后的1963年夏天，即将到北京上大学的我为了搜集父兄们的事迹，来到了高密城外据说是父亲牺牲的河滩上。面对清清的河水、金色的沙滩和高大的白杨林，我眼泪夺眶而出。我仿佛看到父亲从河里走了出来，浑身是血，瞪着眼睛看着我，默默无语。我低下头，慢慢地、慢慢地跪在了河滩上……

　　王金铭、张步云、蒋介石老贼，我和你们不共戴天！

九祖父、五哥壮烈牺牲

　　父亲、叔父牺牲后，白色恐怖并没有结束。张步云、王金铭匪帮继续对紧邻他们驻地的共产党政权浯河区进行骚扰。杀害了浯河区的共产党人戴福田、戴福臻兄弟后，敌人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恨不得尽快夺回他们失去了的一切。

　　这时，已经参加了解放军山东兵团的三叔戴健挥泪告别了父老乡亲和故乡，带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为两个兄长复仇的决心投入了人民解放战争，英勇作战，奋勇杀敌，屡建战功，迅速地成长为我军优秀的基层指挥员。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蒋介石为挽救其反动王朝的命运，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随着我解放军主力部队转移外线作战，斗争形势更加残酷。国民党支持和豢养的地主、土匪、汉奸分子组成了还乡团。他们怀着对共产党和翻身农民刻骨的仇恨，象疯狗一样到处烧杀抢掠，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家乡变成了割据区，白天是共产党的天下，一到晚上，还乡团分子便从安丘、高密敌占区出来活动。他们抓人、杀人、放火，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血案。渠河两岸，潍河平原到处枪声不断、鬼哭狼嚎。一些村庄被还乡团分子杀光、烧光，变成了无人村。所谓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一点不假。

　　当时，九祖父戴凤楼也已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在村里合作社（当时村政权的一种形式）任公安员，负责民兵工作。面对两个从小一块长大的侄子的被害，九祖父悲愤满腔。但他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积极地为保卫新生政府而工作，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父亲和叔父牺牲后，还乡团分子又把屠刀对准了九祖父戴凤楼。

　　1946年农历九月三十日深夜，盘踞在安丘城的还乡团头子刘洪华带领一股匪徒包围了大夫村，抓走了九祖父和另外7名村干部。

　　刘洪华是我一个村的，他原先也是穷苦人，后来当了土匪，又投靠鬼子当了汉奸。鬼子投降后，他又投靠安丘、潍坊一带的匪首历文礼，一直与共产党为敌。

　　敌人把八名村干部押到村子北面的大柳树下，开始了疯狂地反攻倒算。

　　刘洪华举着一把杀猪刀，声嘶力竭地大骂共产党，大骂村干部。他用刀指着九祖父，骂道：“戴凤楼，我看你们家还有多少共产党？你侄子戴福田、戴福臻为共产党丧了命，你他妈的还干共产党，今天老子就让你尝尝当共产党的滋味。”说罢，照着九祖父脸上就是一刀。九祖父用手一挡，四个手指被砍断了，顿时血流满面。

　　九祖父怒火万丈，大骂刘洪华：“刘洪华，你这个土匪，共产党是杀不完的，老子今天跟你拚了。”说完向刘洪华扑了过去。刘洪华连砍数刀，九祖父倒了下去，浑身成了血人。

　　这时，个别村干部害怕了。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是所有参加革命和支持革命的人都能象我父亲他们一样，经得起生死的考验，宁死不屈，这很难做到。对于一般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人们，特别是刚翻身的农民来说，只要不出卖别人，向敌人下个跪，求个饶，写个假悔过书，保住性命也算不错了，不能都骂为叛徒。至于共产党的大干部，那似乎另当别论。

　　面对敌人的屠刀，一些村干部不同程度地求了饶，保证不再为共产党干事。他们活了下来，唯有九祖父戴凤楼惨死在刘洪华的屠刀下，时年30岁。

　　这次敌人主要是对着九祖父来的，目的是为了“杀鸡儆猴”，破坏共产党的新生政权。天快亮的时候，敌人逃回了安丘城。

　　血肉模糊的九祖父躺在村北的麦田里，已经停止了呼吸。闻讯赶来的祖母等人抱着九祖父被砍下的头颅哭昏了过去。九祖父最后见到了亲人，脖腔里涌出了一股热血……

　　九祖父比我父亲还小，是吃我祖母的奶长大的。俗话说，老嫂比母，面对亲人接二连三地被害，祖母悲痛欲绝，哭干了眼泪，后来双目慢慢地失明了。

　　从此戴家又多了一个年轻的寡妇九祖母。

　　九祖父没留下后代，九祖母终生守寡，后来由党和政府及村里养到老。

　　九祖父被害不到半年，戴氏家族又多了一位烈士。1947年农历二月十三日，任区团委书记的五哥戴维玉又被安丘的还乡团分子杀害了，年仅19岁。敌人把五哥的头颅挂在安丘城东门上示众多日。刚过门不久的五嫂也成了寡妇，后来在亲人们的劝说下，年轻的五嫂改嫁走了。

　　就这样，在腥风血雨的1946、47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的四位亲友--父亲戴福田、叔父戴福臻、九祖父戴凤楼、五哥戴维玉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事过多年之后，在家乡安丘市（解放后家乡划归安丘县）东面著名的青云山顶上，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烈士陵园，高大雄伟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直插云霄。那上面有戴家四烈士的英名。同时，在烈士家乡大夫村村北几个长满荒草的烈士坟茔前，也立起了几个纪念碑。（注：这几个烈士墓解放后始终保留着，父亲和五哥没有了尸骨，坟里埋的是灵牌。）主碑高约两米，正书“戴家四烈士永垂不朽”，背书安丘县誌关于烈士们的生平事迹介绍。立碑者是烈士的后代--从敌人虎口里逃生的、共产党一手抚养成人的、一辈子碌碌无为的不屑子孙戴维堤……

第二次解放

　　父亲和叔父他们牺牲后，家乡形势仍很严峻，还乡团分子扬言要把戴家斩尽杀绝，斩草除根。我和叔父家哥哥两个男孩成了敌人追杀的目标。为躲避敌人的暗算和骚扰，婶母带着姐姐和哥哥去了娘家，祖母被姑姑家接去了，母亲带着我投亲靠友，东躲西藏。亲戚家也不能久住，舅家，姨家常遭还乡团分子光顾。有些亲友害怕受牵连，不敢收留我母子两，母亲只好抱着我整夜整夜地躲在高梁地里、树丛里、草堆里，我幼小的身体上到处是血口子。母亲生前向我讲述这些时，常常泪流满面。而我，从小便埋下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刻骨仇恨的种子。

　　母亲叫田玉英，也是穷人家的女儿。外祖父是晚清的穷秀才，当过私塾先生，育有7个子女。母亲是外祖父最小的女儿，在家中十分受宠，但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文化。

　　母亲长得很白，眼睛大大的，很漂亮，是我心中的圣母。母亲的乳汁、温暖的胸膛、慈祥的面容伴随我度过了幼年和童年的岁月，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俗话说，寡妇门前事非多。母亲年轻守寡，人又长得漂亮，自然事非不少。不少本村外村的男人们都打过母亲的主意。一些好心的亲友见我们孤儿寡母日子难过，都劝母亲改嫁，母亲也为此动摇过，但是为了我，母亲始终没有改嫁。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我解放军山东兵团发起了潍县战役，一举解放了潍县、安丘、诸城、高密等地，家乡第二次获得彻底解放，并建立了稳固的人民政权。但是万分遗憾的是，杀害了包括我父亲、叔父等许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国民党匪首张步云、王金铭没有抓到，逃到了国民党军暂时占领的青岛。（注：青岛是1949年11月解放的。）？？

　　后来经我多方调查，王金铭最后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由于杀共产党有功，王金铭到台湾后升官发财，后从军界转到警界，最后从新竹县警察署长位子上退休。据说后来已80多岁的王金铭想回大陆老家探亲，但不久就病死了。我实难想象，假如我遇见他，该如何对待他！

　　张步云逃到青岛后，一开始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区委任为少将高参。因张步云土匪出身，投降过鬼子当过汗奸，在国民党内积怨和树敌太多，后被国民党501军军长周毓英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秉报蒋介石批准，于1947年1月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区司令丁治磐扣押，1948年2月12日，被处决于青岛五号炮台，结束了他罪恶可耻的一生。

　　关于周毓英，本书略作交待。他抗日有功，反共也很积极。1946年蒋介石发动对延安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时，把其部队的许多军改编为整编师。其501军改为整编501师，周毓英任中将师长，驻守枣庄。1947年1月13日到19日，我陈粟大军经过血战，包围了枣庒城，向盘踞在城内的周毓英下了最后通牒，并派当时在山东兵团敌工部任参谋的六祖父戴凤玉利用姑表兄弟关系去劝降周毓英。戴凤玉见到周毓英后，劝他认清形势，向陈粟大军投降，保证免他一死。谁知周毓英顽固不从，死不投降，并‘大义灭亲’，把六祖父软禁了起来。我陈粟大军付出了重大伤亡后攻下了枣庒城，包围了周毓英的师指挥所。这时六祖父戴凤玉劝周毓英不要再顽固不化，赶快向被解放军投降，保证免他一死。周毓英见大势已去，才听从了戴凤玉的劝告，命令停止抵抗，率师部投降了解放军。之后，解放军陶勇司令员和陈毅接见了周毓英和其他被俘国民党将领。

　　周毓英等人在“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改造了一段时间后被释放。后来，中央考虑他抗日有功，有工作能力，态度较好，便让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水利厅长。周毓英活到80多岁后去世。

　　家乡正式解放后，我和母亲的命运才有了转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们把我母子的生活全部管了起来。我和母亲分到了土地，由村里代耕代种代收，把粮食送到家中。我至今忘不了那些帮我和母亲干活的父老乡亲们，叔叔伯伯们。是他们养活了我，把共产党的照顾变成了现实。这些叔叔伯伯们，许多人现在还活着，但生活并不富裕。我每次回老家时，总要多多少少地接济他们一下，我不能忘了他们。

　　1949年的冬天，五岁的我早已懂事。有一天晚上，村里开村民大会，我替母亲去小学校参加了大会。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员喊着我的乳名戴公民（当时我还未起大名），郑重地发给了我两份证书。一份是印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头象的革命烈士家属证书。上面写着：戴福田同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特授于革命烈士称号，其家属应享受人民政府规定之一切待遇。另一份是象奖状一样大小的土地证，上面赫然写着户主的名字：戴公民。我高兴的跑回家去，把两份证书交给了母亲。母亲不识字，但她捧着两份证书，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解放之初

　　父亲他们牺牲的时候，四叔戴福厚刚十7岁，他随后也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当了村里的支部书记。他虽不是我的亲叔，但却是除母亲、祖母和姑母外我最近的长辈了，他后来事实上成了我的监护人和抚养人。

　　1948年解放之后，人民政权刚成立，百废待兴。四叔在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员的协助下，领导全村搞生产，组织民兵站岗放哨，动员适龄青年参军，建立扫盲“识字班”。村里许多人都在这时扫了盲，但四叔以工作忙为借口，就是不愿进扫盲班。他至今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升，但他脑子很好，上级开会内容他全能记住，在村民大会上讲话头头是道，滔滔不绝，远近闻名。

　　村里的小学校白天是孩子们上课和玩耍的地方，到了晚上便成了“识字班”的天下。提起这“识字班”，那可是沂蒙山解放区的“特产”。解放了的翻身农民迫切需要文化，“识字班”是专为年轻姑娘小媳妇们开办的扫盲班。由于全是清一色的年轻女性，而且主要是未婚的姑娘，所以慢慢得“识字班”便成了年轻姑娘的代名词，在沂蒙山地区广为流传。例如，人们一提起某某人家的闺女长得漂亮，便说：“那个‘识字班’真俊！”

　　识字班里，除了扫盲学文化外，还有人教唱解放区的歌曲，大都是革命歌曲和适合妇女唱的反封建婚姻、自由恋爱方面内容的。如“东方红”、“白毛女”、“妇女翻身歌”、“小二黑结婚”、“兰花花”、“信天游”、“李二嫂改嫁”等等。年轻的姑娘们都学得着了迷。一到晚上吃了饭，我们小孩子们也来到学校教室外面听歌。慢慢地，我也会了不少，回家后唱给母亲听，母亲也爱上了这些歌，有时一边给我缝衣服，一边哼哼，逗得我真乐。

　　当时吕剧“李二嫂改嫁”轰动一时。吕剧是发源于潍坊地区的地方戏。郎咸芬当时是吕剧名星，她唱的“李二嫂改嫁”感动了无数人，后来拍成了电影。有一天，我当着母亲的面唱起了“李二嫂改嫁”-- “李二嫂眼含泪关上房门，对孤灯想往事暗暗伤心……”谁知刚唱了两句，母亲就不让我唱了。只见母亲一边流泪一边说：“以后什么歌都能唱，就是不准唱这个！”说着，照我的头上拍了一巴掌。我知道触动了母亲的伤心事，吓得哭了。母亲把我搂到怀里，流着泪说：“孩子，娘为了你从二15岁守寡，什么苦和罪都受了，你长大了可别忘了娘呀！”我哭着对母亲说：“我不惹您生气了，我一定侍候您一辈子。”

　　可是不久，我就惹母亲生了一次气，并挨了打。

　　这年春天，闹春荒，家家粮食不够吃，地瓜干和菜团子是主食。一些人口多的人家只好让孩子们外出逃饭。当时渠河南岸东南方向有个巴山，离我家20多里地，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最大的山，其实是个小山包，潍河从山角流过，周围的村庄土地肥沃，农民生活好一些，人们一般都到那一带去讨饭。有一天，我看到村里一些大孩子要去讨饭，便瞒着母亲，偷偷拿了一个篮子，又捡了一根树枝当打狗棍，便加入了讨饭队伍的行列。谁知刚出了村南门，就被当支书的四叔追回来了。不管怎么说，讨饭总是件“丢人”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谁家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外出讨饭。我年幼不懂事，四书在村里当支书，我去讨饭，他的脸往哪儿放？四叔生气地说：“全村都饿死，也不能饿死你！”母亲气得一边骂，一边用打狗棍打我。从此，我再也不敢跟着小伙伴们去讨饭了．

　　还有一次，母亲好不容易摊了一箩煎饼，累了大半天，便去找九祖母玩去了。我一个人在家，这时来了一位讨饭的老大娘，她说我应该叫她婊妈，同我家是亲戚。我看老大娘衣服褴褛，面黄肌瘦，又是亲戚，便把母亲刚摊的煎饼拿了一大半塞进了老大娘的篮子，老大娘高兴地走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回来了，见煎饼少了许多，问哪里去了，我便照实说了。母亲气得把我打了一顿，说那个老大娘根本不是我的什么婊妈和亲戚，给她两个煎饼就行了。我这个可怜穷人听了好话就上当受骗的毛病生来就有，一直到现在也改不了。由于从小受过苦，见了穷人就可怜，见了乞丐就给钱，所以后来上了骗子们（政治骗子和经济骗子都有）的大当，吃了大亏，几遭灭顶之灾，这是后话。

启蒙老师

　　1950年，我上学了。

　　提起我的上学，说来十分滑稽。解放后，村里办了小学，许多大孩子都上学了。母亲怕我太小，让我再过一年上学，我自己也贪玩，不愿进学校受约束。一天，我在学校门口玩，突然从学校里跑出了两个学生，不由分说把我抱住，一个人抬着头，一个抬着脚，把我抬进了学校。原来是老师让他们“抓”孩子们上学，谁抓的多，就受表扬。

　　我被抬进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姓戴，名耀臣，家是村西戴家庄的，论辈份，我应叫他叔。他左腿是跛子，说是校长，其实整个小学就他一个老师，真正的光杆司令。他笑着拎着我的耳朵，把我按在凳子上。

　　我挣扎着想跑，他板着脸严肃地说：“不准跑，我跟你娘讲好了，今天正式上学，你不用交学费。”说完，他站着想了一会儿。

　　“给你起个大号，就叫戴维堤吧。你这一辈是维字辈。金木水火土，也是土字辈，‘堤’带土，是大坝的意思。你将来要象一条大坝，能挡住惊涛骇浪，为民造福。”

　　我不懂这些，只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但也没有办法。

　　校长从桌子上拿起一本语文书，交给了我，让大同学们把我领走了。

　　就这样，六岁的我上学了。

　　学校是一个废旧农家小院，教室是几间破旧的农房。我最小，坐在第一排，随着同学们大声地念起了一年级语文的第一课：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山上跑，跑上跑下吃青草……

　　戴耀臣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很快就成了他的得意门生，因为我比其他孩子聪明。可以说，全班的学生我最聪明，课文念两遍就背熟了，随后就把课本一张一张地撕下叠了小动物。学期完了，我的书也没有了。为此，戴老师常批评我，甚至气得拧我的耳朵。

　　当时老师可以打学生，谁不守纪律，谁学习不好，老师常用教杆打脑袋，或用竹板子打手心。我因学习好，尽管常违犯纪律，但老师很少打我，也可能老师看我是个没爹的孩子舍不得打我。

　　上学以后，正赶上抗美援朝，家家都多交公粮，妇女们都做军鞋支援前线。戴老师教我们唱革命歌曲：“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我和孩子们整天在大街上唱，许多大人也跟着会唱了。

　　家乡地处海防前哨，解放后台湾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空投特务和撒反动传单，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有几次据说还投下了细菌弹。只要上级一号召，村干部和乡亲们便一齐出动，到村外去抓特务。戴耀臣老师跛着一条腿，带着我们到田野上去捡传单，捉据说带有细菌的老鼠、小虫子之类。特务倒没有见过，但传单拣过一些，记得内容都是慰问大陆同胞，鼓励大陆同胞造共产党的反的。有时能拣到饼干、糖果之类，但谁也不敢吃，连同反动传单都上交了。现在想起来，那些高级饼干、糖果绝对是没有毒的，可能后来都让上级当官的吃了。

　　戴耀臣老师教了我们两年就调走了，上级调他到另一个村子去当校长。是他，第一个把我这样的穷孩子领进了文化的殿堂，他是我们这批学生的启蒙老师。他跛着一条腿，辛辛苦苦地教我们，关心爱护我们，与学生们、家长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送他的那天，我记得全体学生都哭了。许多家长也来送行。母亲煮了一些鸡蛋，让我送给戴老师吃。我们扛着他的行李，一直把他送到新地方。田野里的小路上，排满了哭哭啼啼的学生们。戴老师也哭了，他让我们回去，但谁也不肯回去，那感人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我一直没有再见过戴耀臣老师，我真悔恨为什么没有再去看望他。我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可怜的戴耀臣老师（一直是小学校长）因所谓历史问题，被小学生们戴高帽子游街，活活折磨死了。啊！我的启蒙老师，愿你的在天之灵安息！

镇压反革命

　　1953年，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那些没有逃到台湾的汉奸、土匪、恶霸和杀害共产党员、翻身农民的反革命分子、还乡团分子一个个被抓了起来，杀的杀、关的关、管制的管制，这就是所谓的“杀、关、管”。后来听说镇反中也有扩大化，把不该杀的人杀了，不该整的人整了，这也可能。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谦让。相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土匪、汉奸对共产党人和同情支持共产党的老百姓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制造了那么多血案、惨案。光胶东地区就有许多被国民党、还乡团分子杀光、烧光的无人村。刚刚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和劳苦大众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可非议。至于个别地区有错杀、错整现象，在所难免，不足为怪，哪个坟堆里没有屈死的鬼呢？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一天，听四叔说，杀害九祖父和五哥的汉奸刘洪华在青岛被抓住了，就要拉回来枪毙。

　　反革命还乡团头子刘洪华心毒手辣，共杀害了包括我九祖父和五哥在内的共产党员和群众50多人，在沂蒙山区和家乡一带干尽了坏事，制造了许多惨案，血债累累。家乡解放后他逃到青岛，未来得及逃往台湾即被青岛市公安局抓获。

　　枪毙刘洪华那天，学校老师带领我们去参加公审大会。会场在景芝镇西的河滩上，已经人山人海。有些沂蒙山里的老头老太太是带着刀子、剪刀来的，他们大都有亲人被害，恨不得把刘洪华零刀割了以解心头之恨。

　　一会儿，刘洪华等八名罪犯被解放军押过来了，会场上顿时群情激奋，喊杀声震天。

　　这个刘洪华，说来也是个人物。他被抓后，自知罪孽深重，必死无疑，倒也态度老实，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当公安人员和解放军去押他时，他要吃有名的景芝烧鸡，喝景芝白干酒。公安人员按人道和常规让他吃了饭，喝了酒。他酒饱饭足后竟迈着方步一步一摇地唱起了京剧《四郎探母》。公安人员气坏了，往他嘴里塞了一把石灰，他才住了声。

　　公审大会结束后，宣布对刘洪华等八名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执行枪决。这时会场骚动起来，人们都冲到前面观看，一些受害者家属要冲过去报仇。老师怕吓着我们，不让看，组织我们回去。我不怕，溜出了学生队伍，从人缝里钻到前面。这时只见解放军和公安人员拖着八名罪犯到了河滩上，一字排开，让他们跪倒在地。刘洪华不想跪，被一个公安人员踹了两脚也扑腾跪下了。只见公安人员抽掉了八个家伙脑后的亡命牌。

　　这时人群又骚动起来，口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负责警戒的解放军和民兵用力阻拦着涌动的人群。随着“砰”、“砰”的一阵枪声，只见7个家伙一个个栽倒在地，有的腿还乱动。不知为什么刘洪华没有倒下，仍跪在那里。这时只见一个公安人员（可能是首长）把枪交给了身旁的四叔戴福厚。

　　只见四叔端着枪冲到了刘洪华身后，大喊：“刘洪华，你偿命吧！”说着照刘洪华的脑袋连开了数枪，刘洪华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老实”了。

　　后来据说枪毙犯人的执刑人员要保密，要戴墨镜，打完了就走，以免让犯人家属认出添麻烦，可当时“镇反”时，没有这些规距。

　　四叔这几枪，总算告慰了惨死敌手的戴家烈士们的英灵。

　　据后来四叔说，当时这个安排，是事先经上级批准的。上级知道戴家苦大仇深，四叔又是共产党员和村支书，才这样安排的。

　　枪毙反革命的情况，我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早已包好了饺子，炒了几个菜，让我把四叔和村干部叫来喝了一顿酒，庆贺了一番。

少年时代的故事

　　戴耀臣老师调走后，学校迁到了村东头刘家地主的一个大院子里。学校规模扩大了，成立了完小，上级又调来了几个老师，有教语文的，有教算术的，有教音乐的，逐步进入了正规。由于教室不够用，不同年级的两个班往往轮流用一个教室，这给我带来了方便。我常冒充高年级学生听课并回答问题，老师竟认不出来。

　　学校的东边是一片大松树林，里面有许多大坟头，那是我们玩耍的好去处。夏天大雨过后，树林中草地里、坟洞里能捉到蛇、刺猬和黄鼠狼之类。那些多得捉不完的知了龟（蝉的幼虫）和手指般大的蚂蚱是大人们喝酒的美味佳肴。捉回家用盐一腌，用油一炸，又香又脆，真是味道好极了。后来，老师组织学生们在松林中伐了几棵树，修了一个篮球场，供学生们上体育课用。学校的北面紧靠着松林是一个大湾（池塘），周围长满了芦苇和柳树，水里有鱼、青蛙之类。因湾很深，老师不准下湾游泳。可我和一些同学常趁中午老师们午睡时偷着下水玩，从此学会了游泳。

　　小学时的校长老师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至今仍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名字。校长刘涌泉，体育老师张立芳，语文老师戴虎臣，美术老师徐惠贞，政治老师王福全……如今，他们大都不在人世了。

　　上小学时，由于贪玩，经历了数次劫难。

　　有一次，刚下过大雨，我和小伙伴们来到村北的池塘边玩耍，一不小心，掉进了很深的池塘里。当时刚六岁，不会凫水，眼看要淹死了，这时旁边一位洗衣服的婶子把我捞了上来。这位婶子的救命之恩，我至今不忘。

　　还有一次，是小学三年级时，老师带领学生们去村东的公路边栽树，栽完树往学校走的路上，遇到一辆大卡车下了公路往村里开去。当时刚解放不久，看到大汽车很新鲜，趁车慢慢经过我身边时，我一下子用两手抓住车厢，想爬到车上玩。汽车司机未发现有人吊挂在车厢上，继续开。这时有同学喊：“快下来，前面有老师！”我一急，双手一松，摔在地上，汽车后轮紧贴着我的脑袋开了过去。我因惯性在地上翻了一个跟头，滚到了路边沟里，人已经失去了知觉。当我一会儿清醒过来时，满脸是血，前门牙也摔掉了一半。

　　回到学校时，不知为什么，一位老师不但不可怜我，关心我，反而把我叫到队伍前面示众，让同学们引以为戒。我浑身疼痛，站立不稳，挣扎着回到了家，就病倒了，把母亲急得要命。老师们、同学们都来看我，那位惩罚我的老师还向我母亲告状，我从此对这位老师敬而远之。有一次，趁没有大人在场，我和一个同学用弹弓把这位老师家的小狗打瞎了一只眼睛。这是我小时候唯一不尊重的一位老师。

　　最可怕的一次是遇上了蛇。

　　我家的三间土房，是父亲生前为了娶母亲紧急建造的，没有一块砖头，全是干打垒，墙里面有许多缝隙。由于房子紧靠村外庄稼地，每到夏季下雨时，院子里便来了许多蛇，有些蛇被邻居家大人们打死了，有些爬进了屋里，安营扎寨，繁衍生息。西屋里盛粮食和杂物，常发现蛇蜕的皮，我和母亲当时很害怕。北方人怕蛇，其实北方的蛇都是无毒蛇，但那付尊容，让人不寒而栗。

　　每到春、夏季，我和小伙伴们便掏燕子窝、麻雀窝，捉到乳燕和小麻雀养起来，十分好玩。由于从小把他们养大，所以十分听话。夏季随大人们下田劳动时，戴着斗笠，在斗笠下面缝上一个布袋，作为小燕子或小麻雀的窝巢。一到田间，便把他们放飞出去，让它们在田野上飞一会儿，捉昆虫吃，只要用口哨一招呼他们，立即就会飞回来，落到你的手上，肩上。这时把他们放进斗笠下的布袋里，随你干什么事，他们也不飞走。

　　有一年春天，是麻雀们生儿育女的时期，我和小伙伴到处寻找麻雀窝捉幼麻雀。有一天在我家的房山墙缝里发现了麻雀窝，里面的小麻雀“吱吱”地叫着。我和小伙伴搭成人梯，我在上面，拿一根树枝从墙缝里往外钩小麻雀。我一手扶墙，一手拿小树枝往墙缝里轻轻地捅，只觉得里面软软的。我张着大口，喘着粗气，想靠近墙缝看个究竟。这时，突然从雀窝里窜出一条蛇，一下子就钻进了我的喉咙。我“哇”地一下摔了下来，上下牙不自觉地一咬，把蛇咬在嘴上，外面还有大半截。蛇被咬痛了，用尾巴在我头上脸上使劲地抽打。而我已两眼发白，咬着半截蛇晕了过去。

　　小伙伴们惊呆了，闻声赶来的大人们也惊呆了，一个个束手无策。有胆大的大人上来抓住蛇尾就要往外拉，这时饲养室的二老爷大喊：“不能拉，蛇有倒刺，会把孩子的喉咙拉坏的。快去拔棵大葱来！”附近有菜园，有人马上拔来了几棵大葱。二老爷挑了一个合适的大葱叶子，掐断两头，在众人的帮助下，把葱叶子从蛇尾套进去，轻轻地往里推。二老爷抓住蛇尾，喊道：“孩子，张开口，不要怕！”我迷迷糊糊地张开了口，松开了牙齿，蛇已被我咬得半死了。二老爷象外科医生一样，把大葱叶子轻轻送到我的喉咙里，然后轻轻地向外拉蛇。一会儿，一条半死不活的蛇便从我嘴里拉了出来。我得救了，众人一片唏嘘声，二老爷救了我一条小命。从此，我再也不敢掏麻雀窝了，直到如今，我一见到蛇，便敬而远之。

　　学校旁边大街旁有棵老槐树，相传有几百年了，两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干中间已经干枯，变成了一个大洞，但粗大的支干仍枝叶茂密，象一把巨伞，足有篮球场大。夏天，人们在树下乘凉，冬天，人们在树下晒太阳，讲故事。老槐树下也是孩子们的乐园，白天，爬到树上玩，躺在树桠间睡觉，晚上钻到树洞里捉迷藏。据老人们说，这棵老槐树足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大约是明朝末年的“文物”。老祖宗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时，为了纪念，便种下了这棵槐树。它历经仓桑几百年，仍枝叶茂密，预示戴氏后人兴旺发达。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人们都要在老槐树下放鞭炮，烧香烧纸摆供品供奉先人，并祈祷老槐树保佑平安，风调雨顺。

　　村里有个光棍老汉，按辈份，我应称他老爷爷，全村的人都叫他二老爷（老爷子的意思）。二老爷60多岁了，身体仍很硬朗。据说他年轻时也曾风光过，走南闯北，上过关东，被“拉过兵”，下过南洋，据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漂泊半生，死里逃生，光杆一人又回了故乡。互助组合作化以后，村里把所有的牲畜集中喂养，让二老爷当饲养员。我因从小爱动物，常去饲养场玩，帮着二老爷干活，二老爷很喜欢我。记得那时饲养场里大约有两匹马，三头骡子，十几条黄牛，没有毛驴，毛驴由各家喂养。这些马和牛，都成了我的宠物和好朋友。由于我常喂它们，给他们抓痒，它们都很听话。我给它们一个个起了名字：大黄，二黄、老黑、小黑、花脸等等。每天放学以后，我常牵着它们到村外去放牧。

美丽的母亲河

　　小时候，人小个子矮，“鼠目寸光”，只见到家乡一片平坦的大地，看不到什么大山。后来才知，家乡西面几十公里外就是沂山主峰，据说李逵沂岭杀虎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自己其实是沂蒙山的子孙。

　　发源于沂山脚下的渠河，又名浯河，是潍河的一条主要支流。她象一位婀娜多姿的仙女，从沂蒙山的崇山峻岭中破雾而出，迈着轻盈的舞步，唱着醉人的山歌，姗姗而来，路过我的小村庄，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飘然而去，撒下了一路芬芳。这条全国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河，是我的母亲河。她携带着沂蒙山的泥土，造就和润育了大片肥沃的土地，也把沂蒙山的刚毅、凝重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留给了她养育的子孙。

　　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到渠河里玩。盛夏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连狗都热得一动不动，趴在树荫下伸着舌头喘着粗气；蝉在树梢上拚命地喊叫着；大人们正在歇晌。我和小伙伴们每人顶着一个大向日葵叶子，跑到村子南边的渠河边上，扒掉裤子，光着屁股扑腾扑腾地跳到了河水里，那种舒服和高兴劲儿甭提了。我们在水里扎猛子，学狗刨，打水仗，尽情地嘻戏着。

　　在不下大雨的日子里，渠河水并不宽，也不很深。靠北岸的地方较深，岸边长满了水草，里面有不少小鱼，小虾，河蚌，甚志还有螃蟹和鳖，每次去玩，总能捉到一些。当时不会钓鱼，只会用手抓和摸，吸一口气，钻到水里，两手在水草中、洞穴里轻轻地摸索，不一会儿就能抓到几条小鱼和螃蟹。渠河的南岸是一片金黄色的沙滩，沙滩后面是大片的白杨林。河中间有许多不规则的沙丘，那是大水过后形成的。由于河水是从上游山上流下来的，没有任何污染，河水清彻透明，捧起来喝几口，甘甜爽口，舒服极了。

　　玩累了，我们便躺在河中间的沙丘上晒太阳，或者用沙子把身体埋起来，只露出脑袋，瞪着眼望着天空的浮云，听着树林里叽叽碴喳的鸟叫，真是舒服极了。我们沉醉在渠河母亲的宽大的胸脯上，就象小时候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

　　当时年幼不知道，我和小伙伴们戏水玩耍的地方，正是父亲当年被敌人抓走的地方。可能是父亲的神灵保佑我，使我从小躲过了一个个劫难。

　　母亲河也有发怒的时候，那就是大雨过后发大水的时候。听老人们说，渠河里有水怪，每缝发大水时便出来兴风作浪。据说那水怪能顶起几米高的水柱，所过之处，吼声如牛，桥断树倒，惊天动地，十分可怕。传说归传说，谁也没见过。

　　当年，母亲河一年四季流水不断，夏秋季节发大水时，河面宽阔，水流喘急，汹涌澎湃，冬春季节也“小河流水哗啦啦”。如今，由于降水量越来越少，上游又建了水库，母亲河已经变成了季节河。谢天谢地，由于上游没有污染，水质仍很干净，每一滴水都象油一样宝贵。

口吃的笑话

　　上三年级的时候，班里一个学生说话结巴，我常学他的样子，慢慢地自己说话也结巴了，尤其是当着生人的面和着急的时候。

　　一天下午，雨过天晴，我放学后便来到了饲养场，二老爷让我去放牛。

　　我把叫“大黄”的母牛牵着出了村，它的儿子跟在后面欢蹦乱跳。我来到了村西的地头上，看着“大黄”吃草，一会儿，小牛不见了。

　　附近一口枯井里传来了小牛的叫声。我急忙跑回饲养场，上气不接下气，心里着急，说不出话来。二老爷知道我结巴，看我急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忙笑着说：

　　“孩子，别急别急，什么事？快唱快唱，唱出来！”

　　于是我唱道：“那个小牛掉到井里了。”

　　二老爷赶紧叫了些人，把小牛从枯井里救了上来。

　　自从有了口吃的毛病，我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不爱讲话，怕见生人，尤其不和女同学说话。老师想改掉我的毛病，有一次，老师让每人准备一个故事，到讲台上去演讲。我准备了半天，但轮到我上台的时候，面对全班的同学和老师，我吭哧了半天，什么也没讲出来，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二老爷要帮我改掉口吃的毛病，他用的办法是“恶治”，即在你正结巴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抽你的嘴巴子，据说这样打几次，一般人都能改好。可我不干，我怕挨打，总离他几米远防着他。

　　念书不结巴，唱歌不结巴，这是我的经验。

　　我从小有想当飞行员的理想。1960年夏天，在我即将初中毕业时，上级来学校招飞行员，我和四个同学初试合格了。我很高兴，回家告诉了祖母，祖母默默无语。她知道当飞行员也是当兵，我父亲就留下了我这一条“根”，万一……但是祖母最后还是同意了。

　　招兵办的同志带领我们到潍坊解放军“八.九”医院复查身体，不料出了问题。

　　当我被查到最后一项神经科时，医生把我固定在一个转椅上，一按电钮，转椅飞快地转了起来，又立即停下。这时一般人皆晕了，我也有点晕，但头脑仍清醒。医生很高兴，拿出我的材料，同我“聊起天”来。

　　“你叫什么名字？”医生问我。

　　“戴维堤。”

　　“这个名字不错，怎么像新疆人？有个美国飞行员叫戴维斯，恐怕你不认识吧！”

　　“不、不认识，他、他是美国人，我、我怎么认识他。”

　　“你是什么村的？”他问。

　　“大、大夫。”我说。

　　“为什么叫‘大夫’？你们村里有很多医生吗？”他感到很奇怪。

　　我从来也不知道“大夫”村名的来历，便紧张起来。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我说我祖上可能是大官，官名叫“大夫”，不是医生。

　　“你说话口吃？”医生问道。

　　我点了点头。

　　“这就坏了。”他很惋惜的样子，“当飞行员是不能口吃的，你知道吗？在空中要随时向地面和战友报告情况。敌机过来了，你一着急，说不出话来，这怎么行？还不让人家一下子就打下来了！”

　　我懊丧极了，飞行员之梦从此破灭。

　　从此以后，我下定决心要改正口吃的毛病，但光靠自己改，怎么也改不过来。

　　有同学跟我开玩笑：“结巴算什么，又不是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不过多作点功而已，又不是哑巴。结巴的人聪明，听说恩格斯和鲁迅说话也结巴，你怕什么？”我以笑置之。

　　口吃的毛病，一直继续到上大学之后的1966年6月27日的晚上，发生了奇迹……

二老爷的故事

　　二老爷会说书，他有满肚子的故事。冬天在饲养室的热坑上，夏天在老槐树底下，我们给二老爷冲上茶，点上烟袋锅，围坐在他周围听他说书。从“三侠五义”、“隋唐演义”到“三国”、“水浒” ；从“薛平贵征西”、“狸猫换太子”到“孙膑斗庞涓”、“公冶长学鸟语” ；从“李逵下山”、“武松打虎”到“杨志卖刀”、“秦琼卖马” ；从“曹操灭袁绍”到“韩信杀龙且”；从“乾隆下江南”到“刘墉回故里”等等。不但中国的故事，连外国的什么“彼得大帝、拿破仑、英国传教士、广岛原子弹”等他也略知一二。听二老爷说书是一种享受，冬闲时晚上几乎天天去听，许多大人小孩都听入了神，许多故事听了后终生不忘。事实上，二老爷是我的第二个启蒙老师，我的许多历史知识和做人的道理都是从他那里最先得到的。

　　二老爷讲的许多故事中，有许多就发生在家乡一带，有些主人公就是家乡人。公冶长是孔子的高徒佳婿，其故里就在我家东南几十里的沂山脚下。据说他懂鸟语，有一天清早，听见鸟儿在窗外唤他:“公冶长，公冶长，南山顶上一只羊，拿回来，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到南山一看，果然有一只羊掉在山坡的树叉上了，这当然是传说；诸葛亮的祖辈诸葛丰是诸城人，离我家30多里路，后迁到了沂南县一带，生了诸葛亮，后出家去了南阳。诸葛者，诸城葛氏也。这不是我的杜撰，而是定论的史实；李逵沂岭杀四虎，杨志卖刀青州府，秦琼卖马登州府，都离我家乡不远。曹操灭袁绍，韩信背水一战大败龙且，其古战场就在村东南潍河两岸；至于刘统勋、刘墉父子（家乡人从来不称刘罗锅）故里就在村东南20多里的逢戈庄。刘墉回乡必路过村东大道，由于年代较近，家乡人无人不晓。

　　据说二老爷年轻时水性极好，下南洋当兵时掉到大海里一天一夜没淹死他，这事很快就被验证了。

　　记得那是1956年8月的一天，连续几天的阴雨已把地里的庄稼淹了不少，估计要发水灾。又一场大雨过后，听到四叔和村干部们大喊：“发水了，快到大堤上去堵水！”村里的男劳力们都抗着铁锨披着蓑衣向村南的渠河大堤跑去。我不顾母亲阻拦，也找着一把铁锨跑出了家门，正碰到二老爷，我俩一老一小跟着人们赶到了渠河大堤上。一上大堤，哇！好大的水呀！昔日秀丽温顺的渠河顿时变成了脱缰的野马，汹涌的洪水自西边滚滚而来，波涛中飘滚着大树、庄稼、木头、箱子、被褥、牛、羊、猪等，什么都有。这些东西堵塞了下游的桥洞，水越涨越高，眼看就要溢上堤来。

　　村干部们挑选了一些年轻力壮会凫水的村民脱光衣服，用绳子拉着下水到桥边排除障碍。岸上的人都捏着一把汗。由于没有船，排障工作十分困难，但还是起了作用。靠岸边的一些树枝杂物等被排除了，洪水慢慢开始减弱。

　　（注：可能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原因，直到如今，家乡的农民夏季到池塘和河里洗澡时没有穿裤衩的，全部一丝不挂。妇女们必须回避，绕道而行。）

　　这时，大家发现从上游飘下一个人来。啊！是个妇女，头发和身体在水中一沉一浮地漂浮着。人们呼喊起来，但没人敢下水。

　　这时，只见60多岁的光棍二老爷迅速脱光了衣服，一个猛子扎进了水中，向远处的女人游去。经过一场搏斗，在岸上人们的帮助下，一丝不挂的二老爷抱着水淋淋的女人走上岸来。

　　我清楚地看见，光着身子的二老爷把女人放到地上，让女人趴着，几个大人上前抠出了女人嘴里的泥沙，压女人的后背。折腾了一阵子，只听那女人‘哇’地一声，大口大口地吐起黄水来。

　　“活了，活了!”人们高兴地喊着。

　　原来这溺水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鼻孔进水，通过气管进入肺中，人很快被呛死，没法救活；一种是大口大口喝水，最后灌晕了，这种情况有可能救活。

　　女人活了，这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二老爷救了她的命。

　　这时，人们才发现二老爷仍然光着身子，蹲在那里，点上一袋旱烟吸了起来。他那古铜色的肌肉和健壮的身躯象一尊雕塑。

　　有人劝二老爷快穿上衣服，二老爷满不在乎地一边穿衣服，一边嘴里骂道：“他娘的，什么时候，还管些那个！”人们哈哈大笑起来，我乐得直蹦高……

　　被救女人在村里住了好几天，由九祖母等人照应，养好了身子。她跪在二老爷面前，泣不成声，感谢救命之恩。女人是上游的一个穷山村的，一家都淹死了。有人劝二老爷收留这个女人，女人也愿意留下。可二老爷说什么也不答应，认了女人作干女儿，送了点钱和一些干粮给她，让她回去了。

　　后来，再听二老爷说书的时候，总有人拿他开心。有些调皮孩子问他：“二老爷，你光着腚抱着个女人时是啥滋味？”（注：家乡人称“屁股”叫“腚”。）二老爷摸着胡子，摇头晃脑地说：“人者，仁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大丈夫坐怀不乱，方为真君子也。你小孩子家懂个屁！”

　　大家说归说，但对二老爷更加尊敬了。

　　二老爷始终孤身一人，一直为生产队喂牲口。后来我考上大学要上北京的时候，他摸着我的头说：“好孩子，我就知道你有出息，你爹你娘没福气。你到北京好好闯去吧！那里是天子脚下。咱村里出了你这么个状元，戴家先人显灵圣啦！”

　　后来上大学放寒暑假回老家时，我又见过二老爷几面。他已经老了，成了五保户。文革中，村里的造反派把二老爷打成了“牛鬼蛇神”，同四叔等村干部们一起游街示众。文革过后，人性沦丧，世态炎凉，孤苦零丁的二老爷老病交加，无依无靠，最后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老命。他没有亲人，没有后代，一个人孤零零地去了。

　　我写到这里，心里难受之极，泪水湿透了稿纸。这段文字，算是对二老爷--我人生中的又一位启蒙老师和长辈唯一的怀念吧！

初中女同学之死

　　1957年，我高小毕业了，考入了安丘三中，校址在景芝镇南边，离家八里路。

　　当时生活仍很困难，母亲省吃俭用，把好吃的留给我。学校仍免我的学杂费。我的户口转到了学校，这样可以象老师们一样，每月享受两斤面粉（十个馒头）的待遇，其余全是粗粮、地瓜和地瓜干之类的食物，这就很不错了。没有炒菜，全是咸菜的干活，一个月也见不了一滴油水。每月的十个馒头，我都与同学们分着吃了，哪能一个人吃呢？

　　班里同学都是农民子弟，家里都很穷。所谓穷，是连最起码的“吃”都不饱。我当时不明白，家乡土肥水美，号称“粮仓”，但小时候就是吃不饱。当时产量很低，没有优良品种，没有化肥，打下的粮食交完公粮后所乘无几，家家都要挨饿。许多同学从家里带又黑又苦的菜团子，挂在宿舍里吃好几天，搞得宿舍里臭哄哄的，晚上呛得人睡不着觉，但不可能扔掉，全充饥了。

　　当时的中国农村，在经过了互助组、合作社之后，又成立了人民公社。不久，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号召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此，共产党的领袖们开始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左倾路线，发起了高烧。

　　当时，村子改成了大队，村民们都叫社员。大队里成立了集体食堂，干部们要求社员们一律到集体食堂吃饭，不准个人家中“开伙”，并要求各家把做饭的大铁锅一律交到大队，砸碎了炼钢铁用。但许多社员都不愿到集体食堂去吃那猪食一样的饭食，更不愿交出自家的饭锅。

　　一天，我回家取“干粮”前，校领导要求学生们回家时拣废铜烂铁。据说炼出钢铁来可以造飞机大炮解放台湾。我想，解放了台湾，可以抓到杀害我父亲的国民党坏蛋们。我到家后，听说大队里要各家交出饭锅炼钢铁，便趁母亲不在家，把自己家的饭锅拖到大队院子里砸碎了。母亲回家后发现饭锅没有了，哭着把我痛打了一顿。我的献锅行动到了村干部和学校领导的表扬，但是母亲没有饭锅为我加工“干粮”，我只好背着一些生地瓜返回了学校。

　　上初中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同村女同学李芳之死。

　　那天下午放了学，我回家取干粮。出了校门，见本村女同学李芳走在前边。我不愿意与女同学一块走，便保持距离跟在她的后面，可她走得很慢，急得我要命。不一会儿，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李芳跑了起来，我也在后面跟着跑。过了一片高梁地是一片平地，眼看就快要到家了，这时突然电光一闪，惊天动地的一声响雷，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大雨把我浇醒时，爬起来一看，只见前面李芳仍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跑过去一看，大吃一惊，只见李芳头发被烧掉一片，脸色黄黑，人已经死了。我赶紧跑进村喊来了人，李的家人哭得死去活来。

　　我可怜的女同学李芳死得太惨了。她很聪明，学习也很好，个子高高的，长得很俊。要不是真正的祸从天降，她以后完全可能也考上大学。人啊！命运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我病了好几天，脑子里总是浮现着李芳那可怕的尸体，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太深了。

反右派的故事

　　1957年的秋天，学校里又发生了重大事件。

　　音乐、体育老师李怀津，师范毕业，21岁，风度潇洒，同学们都很喜欢他；语文老师王继初老气横秋，阴阳怪气，同学们都很讨厌他；班主任老师桑焕明一本正经，严肃有余，同学们都很尊重但有点怕他。一天，桑老师通知我们到大教室开会。

　　大教室里坐满了人，校长兼书记李立华及全体老师都在场。我们站在门口，只见李怀津老师和王继初老师站在当中，低着头，头上身上贴着标语和纸条：打倒右派分子某某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老师们有人喊口号，让我们也跟着喊，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从未见过这种场面。1953年见过枪毙反革命，可这是我们的老师呀！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右派分子了呢？什么叫右派，当时不太清楚，反正不是好东西。

　　这时，李书记站起来讲话了。

　　“同志们，今天我们学校揪出了两个右派分子，这是伟大的胜利（当时还不大兴“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种说法）。上级说我们学校起码有五、六个右派分子，今天先把李怀津、王继初揪出来示众。李怀津你听着：你年纪不大，却反动透顶，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大家听着：李怀津在日记里写道：夜来生美梦，想吃落花生，醒来梦一场，肚子空荡荡。同志们，这不是反党是什么？这时，一些老师高呼口号：“打倒李怀津！李怀津必须老实交待！”我和同学们也跟着喊了起来。

　　李书记又接着说：“要不是于某某老师偷看--不，是发现了李怀津日记里这些反动言论，我们今天还蒙在鼓里呢！于某某同志立场坚定，是伟大的反右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大家应当向他学习！”这时我看见教生物的于某某老师很尴尬地笑着，许多老师都低着头不吭声。

　　李书记顿了一下，瞅了一眼王继初老师，大声地说：“至于王继初，更是反动透顶。王继初历史上是国民党员，反动地主出身，一贯仇视共产党，混进了教师队伍。他教学生语文课，总是放毒，批改学生作文时，全是反动言论。一级三班的戴维堤来了没有？”

　　我一听，吓了一跳。班主任桑老师笑着把我拉到前面。

　　“戴维堤，你看看，这是你的作文。”李书记用右手拍打着左手里一本作文本，根本没让我看，对着大家说，“戴维堤的作文写得多好啊！你们听：毛主席教导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可王继初这个家伙用红笔批道：这话根本不是毛主席发明的，古来有之。下面还有，戴维堤说，只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就能使国家强盛起来，共产主义就一定能实现。王继初批道：幼稚可笑。好一个王继初，你这不是反党反毛主席又是什么？”这时老师们都喊：“打倒王继初！王继初罪该万死！”

　　天哪！我怎么不知道我的作文里有这些批示呢？原来，这次作文本还很没发下来，就被校方收走了，为的是收集王继初的材料，难怪我不知道。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很同情李怀津老师，对王继初没有好感，加上他是国民党员，我自然更恨他。我也跟着老师们喊：“打倒王继初！”

　　后来，李怀津、王继初继续给我们上课，但非常小心，一句话也不多说，脸上毫无表情。

　　又过了些日子，公安局来人把王继初抓走了。据说在景芝西河大桥下面发现了反动标语“打倒共产党！”公安局破了案，是王继初回家路过时写的。看来王继初确实是个仇恨共产党的反革命分子。后来，王继初死在了监狱里。

　　后来被送到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多年。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他。听初中老同学说，当年英俊潇洒的李怀津老师从劳改农场出来后已经苍老得很，且一条腿瘸了。

　　反右期间，人人自危，十三岁的我又无意间捅了一个漏子。

　　冬天的一个早上，我第一个来到了教室。教室里没有火炉，玻璃窗子上全是冰花，十分好看。我爱练字，便用手指在窗花上乱画。这时，正好学校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好象是中共中央决定、通知之类的有关反右派的新闻。播音员夏青（后来才知道）的音调好听极了，随着他说“中共中央……”我用手指在窗花上刚写完“中共”两字，听见门外反右派积极分子李某某老师在门外咳嗽，我便溜出了教室。我前门出，他后门进，没有看见我。

　　下午放学前全校开大会，李书记训话，点了这件事。他说：“一级三班的教室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有人按捺不住反党野心，竟然在窗子上写“中共”。只有国民党才这样称呼共产党，这不是反动标语是什么？可惜窗子上的冰花已经化了，没有证据了。希望大家揭发检举，谁写的要坦白交待。反正不会是学生写的，因为字写得很老练，很有力。”

　　我的天哪！怎么好事都让我碰上了。我一个十三岁的初中生也不认为写“中共”两字就是反动标语，但我不敢承认。反正李老师也没看见我，也不可能怀疑到我这个烈士后代头上来，去他妈的吧！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当时我作好了准备，若李书记再说是哪个老师写的，我就站出来承认那是我写的。

　　反右派斗争，在我年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放“卫星”的故事

　　1958年我上初二的时候，“大跃进”开始了。全国掀起了“赶超英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潮。

　　李书记不知道为什么出头露面少了。大跃进期间，他很少讲话，出头露面的常常是教导主任王年玉。王主任背有点弓，宽大的额头光光的，眼睛深陷，象个类人猿。他讲话笑嘻嘻的，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在王主任的指挥下，学校里开始大炼钢铁。这可苦了学生们，半夜三更爬起来，用书包到几十里外的矿山背矿石和煤块。由于很少上课，许多同学溜回了家，帮家里干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校几个火炉子最后炼出了几块巴掌大的生铁。校领导用红绸子包着，敲锣打鼓到公社党委去报喜。

　　王主任又决定大搞试验田，放“卫星”。他在全校大会上雄心勃勃地宣布他的伟大计划。

　　“同学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学校形势更好。我们不但炼出了钢铁，也炼出了思想，炼出了许多积极分子。现在我们要象全国一样，大搞试验田，放‘卫星’，彻底解决我们国家的粮食问题，那时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不瞒大家说，我也吃不饱，今天我儿子去挖了许多马齿苋，我让老伴烫了烫，加了点盐和大蒜凉拌着吃，味道好极了，不过别吃多了，吃多了肿脸，拉肚子。”同学们哈哈大笑。

　　王主任用手拢拢脑后的几根头发，接着讲话。

　　“同学们，我们学校也要搞试验田，学校两边靠公路这片地都给我深翻两米，（注：不是两尺。）一层一层地倒，把熟土留在上面。学校里的茅坑都给我挖干净，全撒在地里，你们晚上出来撒尿也撒在地里。我算了一下，这片地五亩多，一亩地打20万斤小麦不成问题。我们撒上十公分厚的种子，也就才四指多厚吧！多施肥多浇水，明年春天每人带一把扇了在边上扇，保证通风透气。（注：当时学校里还没有电，用汽灯照明。）这样，成熟的时候，地上就会有半米厚的麦粒。大家算一下，各班主任要带领学生当作一道数学题，每个人都要算。根据试验田的面积，再乘以麦粒的高度就是体积，再查一下麦粒的比重，乘一下就是我们的实际产量。大家好好去算吧！明年我们放了卫星，大家保证天天吃馒头……”

　　王主任讲完话，有人鼓掌，有人高呼口号，但也有人偷着笑。大家都是农民的儿子，都种过地，谁不知道这是胡来，是吹牛皮。但当时人人都象疯了一样，没人出面反对。

　　以后便苦了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学生们，翻地两米深后，撒下了厚厚的一层麦种，出苗后整天施肥、浇水，总算熬到了冬天，封了地，才不干活了。

　　第二年春暖花开，麦田里密密麻麻，绿油油的一片，还挺好看，可不久就开始发黄、腐烂，到后来，一共才收了几十斤麦子，校领导再也不吹牛了。

书记原来是个色狼

　　毕业前夕，学校又出现了一件大事。

　　老天似乎真有报应，生活中也常有戏剧性的讽刺，谁也没有料到，就是那位长得高大英俊、风度潇洒、道貌岸然的李书记，突然被公安局抓走了。

　　李书记是老革命，二15岁就当了县长，听说犯了点生活错误才下放到中学当了校长。他工作积极，贯彻上级指示坚决认真，常受上级表扬，在师生中威信也很高。县公安局瞎了眼，大水冲了龙王庙？

　　公安局没有瞎眼。原来，这李书记有个最大的毛病--好色。谁也没有想到，他是个人面兽心的色狼。

　　李书记的老婆也是位老干部，在公社里任副书记，管妇女工作，常下乡蹲点。

　　李书记一个人住在学校里，难免寂寞。

　　学校里有许多花季少女，其中有个姓杨的女生，芳龄十六岁，长得十分漂亮，可谓校花一枝。她家就在学校西边的村子，有时放学回家时，常碰到她。因她长得太美，只好敬而远之。

　　后来很长时间，不见了这位姓杨的女生，一打听，令人大吃一惊。

　　原来这位刚十六岁的少女，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不敢来上学了。

　　事有凑巧，当时李书记的老婆就在该女生村里蹲点。

　　当时少女怀孕是件大事，必须查出真凶。李书记的老婆富有妇女工作经验，这事正归她管。她三下五除二，不用费多大力气，就从该女生口里知道了“凶手”的名字。

　　李书记的老婆五雷轰顶。她考虑再三，决定大义灭亲。

　　随着县委工作组进驻学校，学校象炸开了锅，全公社也象投下了一颗原子弹。随着一个个女学生（大都是长得漂亮的、年龄稍大一点的）从工作组办公室里哭着走出来，真相也水落石出。

　　原来，人面兽心的李书记依仗权势，采取个别谈话、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等手段，长期奸污并霸占了十几名女学生，并使数人怀了孕。

　　不久，这个被糖衣炮弹击倒的共产党人，被共产党用手拷带走了，去了他不应该去的地方。

　　据说后来李书记也病死在监狱里，同右派分子王继初一样。

　　我初中毕业后，再未去过初中母校。一是老教师们都不在了，二是往事不堪回首……

母亲之死

　　1959年秋天，母亲突然病故了，当时才39岁。

　　母亲年轻守寡，遭受了丧夫的悲痛和兵荒马乱年代的艰辛，积劳成疾。她经常胃痛，有时犯了病，大口大口地吐，但过几天就好了，母亲也不太在意。由于当时生活困难，医疗条件差，又赶上大跃进的年代，大家都忙得顾不过来，有病吃几副中药就过去了。

　　母亲已经病了几天，由祖母和姑母等人照料，因怕耽误我学习，没有告诉我。

　　那是一个秋风萧萧的下午，我正在教室里考化学。老师发了试卷，我一会儿就答完了，因老师不让提前交卷，我只好瞪着眼睛等着下课。我突然想起了母亲，我已经好几天未回家了，十分想念母亲，我盼着早点下课，马上回家。

　　有人敲教室的门，老师开了门，我一看，是村里大队会计维池7哥，不知怎的，我的头轰的一下。老师出门同7哥说了几句话，马上进来叫我交卷并回家，说我母亲病了。我坐在7哥的自行车上，出了校门。

　　天阴沉沉的，好象要下雨，7哥只说母亲病了，想我，但我从7哥的眼神里感到母亲这次病得不一般。我归心似箭，刚过了潍徐公路，突然从对面村里抬出一口棺材，后面跟着一群穿白带孝送葬的人，我心里顿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天快黑时赶到了家，一看，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只睁着两只失神的眼睛看着我，嘴巴蠕动着。我搂住母亲哭喊着，母亲身子软软的，一动不动。祖母点上了煤油灯，对我说：“孩子，你娘可能不行了，刚才镇上刘医生来过了，说耽误了，晚了，你就好好陪你娘一会儿吧！”

　　这时亲友们都站在一边流泪。祖母点上了三柱香，又在院子里烧了一会儿纸，祷告老天保佑我母亲。

　　我抱着母亲只是哭，突然，母亲眼睛一闭，头一歪，倒在我的怀里停止了呼吸。

　　我使劲地摇晃着母亲的身体，终于哭昏了过去。

　　母亲，可爱的母亲，可怜的母亲，你就这样抛下了自己的孩子走了，你才309岁啊！

　　第二天，四叔让生产队伐了棵柳树，为母亲做了一个薄薄的棺材，把母亲放了进去。亲友们为我作了孝衣、孝帽，鞋子也裱上了白布。下午，村干部和社员们抬着棺材，我提着一只瓦盆，在亲友们的陪伴下给母亲送葬。

　　出了村口，大人们叫我把瓦盆摔在地上，算是给母亲送行。据大人们说，摔瓦盆表示给死者送饭锅，以便让死者在阴间有饭吃。想起我曾砸碎了母亲的饭锅，我心如刀割。母亲啊！不孝的儿子今天给您送饭锅了，可是，您还能收到吗？

　　大人们把母亲抬到村北埋葬了，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头。母亲，不到40岁的母亲，苦命的受尽磨难的母亲，抛下了她的孩子和所有的希望，永远地走了。

　　从此，15岁的我成了真正的孤儿。一直在外村跟着姑母生活的祖母只得回来抚养我。祖母的眼睛早已哭瞎了，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她老人家经常摸着我的脸，两只浑浊的眼睛里不停地流着泪珠。

　　由于当村支书的四叔和亲友们的关照，我得以继续求学。

　　我大病了一场，发烧不止，病好后又返回了学校。当老师和同学们看到身穿重孝的我时，都给予了深深的同情。他们把自己的笔记本和钢笔送给我，吃饭时把从家中难得带来的鸡蛋分给我吃。一位同学还与我结拜了干兄弟，为我母亲带起了孝。班主任桑老师知道了我家的困难情况后，经常用自行车带着我回家并看望我的祖母。

　　1960年秋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安丘一中高中部。

高中的日子

　　安丘一中始创于1911年，饱经沧桑，有悠久的历史。她座落在安丘城东岭上，是全县最好的全日制中学，离家50多里路。我每星期回家二次取“干粮”，全是步行，当时连老师都很少有自行车。

　　一中规模大多了，师资力量雄厚，老师们大都是大学或师范毕业，教学经验丰富，校长、书记都是资历很深的老干部。

　　但是，毕竟是农村中学，条件较差，教室全是平房，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没有实验室，更没有钢琴、电话、电视、多媒体之类，但有图书馆和一个大操场，最好的是教室里有了日光灯。

　　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学生们除了上课就是自习，爱活动的同学可以到操场上打打篮球、排球，但没有足球。我不爱打球，只爱跑步，学校周围有些不大的山谷，我和同学们下课常去玩。

　　当时班里同学年龄都较大，我算最小的。不知为什么，到了高中，脑子更好使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让我当了数学课代表，后来又当了班长。每逢学校开大会，学生代表发言都是我的份，由于照着稿子念，并不口吃，但平时说话时，仍时有结巴。有时老师要我传达什么通知之类，我便写到黑板上，尽量不出洋相。

　　上高中时，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

　　为了减少热量消耗，学校里不久停止了体育课，下课后，大家都蹲在教室前面晒太阳以增加热量。

　　尽管是农村中学，却很难吃到菜，全是咸菜的“干活”。有时候回家的学生带回一棵大白菜，切碎用盐腌一下，全班同学吃一天，那就是绝好的美味佳肴了，有时连咸菜也没有了，只好喝盐水。

　　吃的全是红薯干之类，很少见到粮食。有时老师组织学生到附近的公路上去采白杨树叶子，弄回来堆在食堂门口象座小山。食堂大师傅们用大锅反复地煮，最后切碎，撒上点玉米面蒸着吃，那滋味又苦又涩，难以下咽。有一次，食堂吃瓜干稀饭，当那又黑又臭的饭分到每人碗里时，一个姓梁的女同学闭着眼吃着，突然，她‘啊’地一声，把饭喷了出来，吐出了两颗牙齿。女同学摸摸自己的雪白的牙齿，一个没少，奇怪？同学们上前一看，原来是两颗死人牙齿。那一定是农民收地瓜干时，从坟堆旁扫进去的，因1958年家乡的坟全部平掉了，许多无主坟里的尸骨散落田间。女同学一听，当时就哭着大口大口地吐了起来。

　　同学杨炳武为两个窝头退学的事，使我至今伤感不已。

　　杨是景芝镇人，很聪明，学习也很好。他初中、高中都和我一个班，我俩很要好。有一天，他在食堂劳动，这时正好炊事员蒸了一笼窝窝头，那是给老师们吃的。杨炳武可能饿坏了，他见四周没人，偷着抓了两个，塞到口袋里一个，另一个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这时炊事员过来了，见少了两个窝头，便从杨炳武的口袋里翻出了一个，并报告了学校领导。

　　可怜的杨炳武，还没等学校处理，当天晚上便不告而别了。

　　后来杨在家一直务农。农闲时，他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为人家修锅补缸，以维持生计。我始终认为，当时杨炳武如果不是为了这两个窝窝头退了学，凭他的水平，以后完全可能考上大学。

　　想起高中时挨饿的日子，真是刻骨铭心。

　　由于天灾人祸，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后来才知道，城里人也吃不饱，听说连毛主席一家吃饭也定量。有一天，我从食堂换了二斤半全国通用粮票。我想起了当时在北京的姨夫姨母老两口。姨夫1958年去北京当临时工，姨母去京看病，投靠在亲友家中。我小的时候二位老人对我照顾得很好，于是我便把二斤半粮票寄给了在北京的姨父。过了二个月，我突然收到了远在重庆的二舅的来信，信中装着我寄给北京姨父的二斤半全国粮票。二舅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一直留在重庆工作，我从未见过二舅，只听母亲说过二舅如何如何好。

　　二舅在信里夸了我一顿。原来姨父收到我寄去的粮票后，老泪纵横。他舍不得吃，便把二斤半粮票寄给了重庆的二舅。二舅收到这二斤半粮票后也老泪纵横，为有一个孝顺的外甥而高兴，他也舍不得吃，便把二斤半粮票又给我寄了回来。

　　如今我向儿子们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编的，不爱听。

　　家乡地处沂蒙山下，潍河两岸，自然条件不错。当时不是不打粮食，只是产量太低，打下的粮食交了公粮后所剩无几，加上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造成了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为了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偿还朝鲜战争欠下苏联的债务，全国人民勒紧了裤腰袋过日子。

　　这段历史，多年以后被某些人用来作为攻击否定毛泽东、夸赞邓小平的借口，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事实上，当时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一家子”。

　　中国历代最苦的还是农民，种庄稼的人吃不饱肚子，历史上大都如此。但那时有个不可理解的现象，尽管人人吃不饱肚子却没有人骂娘，共产党的干部几乎没有一个贪官污吏，更没有人抢公家的粮食。当时共产党的干部们同老百姓同甘共苦，共度难关。当时的社会风气十分好，真正是家家夜不闭户，人人路不拾遗。

　　作为风华正茂的高中生，虽然肚子吃不饱，但精神生活不能空虚。

　　班主任于信忠老师是位乐天派，他爱好京剧，会拉京胡，能自拉自唱许多段子。我拜他为师，学会了拉京胡，并爱上了京剧。

　　高中期间，我读了大量的书。

　　我从小爱听故事，爱看小人书，村子里有文化的老人们看的古线装书我也常拿来看。高中时，学校里有了图书馆，书很多，我开始大量地借书看。从古典名著到鲁迅、闻一多、郭沫若、巴金、丁玲、老舍、茅盾、臧克家等人的书，还有当时流行的《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苦菜花》、《红岩》等书，我都看过。外国的雨果、大仲马、托尔斯泰、塞万提斯、高尔基等人的书也看了不少，尤其是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书对我影响很大。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我看了好几遍。保尔.柯察金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成了我追求的偶像。这些书使我大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对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书中的名言和警句至今记忆犹新。由于功课很轻松，我常在上课时偷看小说，为此常被老师点名批评，但因我学习好，老师同学们都很喜欢我。

　　每逢考试，我几乎总是考第一。高三时，全校数学、物理大赛，我数学第一，物理第二。我的作文常常获得免于打分的殊荣，受到老师的夸赞。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我只是说明高中时不知为什么脑子特别好用，决无吹捧自己贬低别人之嫌。事实上，许多高中、大学同学的水平不比我差。许多人后来事业有成，有的当了厂长、经理、“博导”、大学校长、将军；有的官运亨通，当了科、局长、县、市长甚至省部级干部；有的成了大款或企业家，为母校争了光。而自己由于“鬼使神差”，后来得罪了“赵公元帅”，断了升官发财的梦，一辈子碌碌无为，穷困潦倒，狗屁不是，以至无颜见“江东父老”，也早已被“江东父老”遗忘。惭愧之至，无地自容，好在如今年龄老了，脸皮厚了，也无所谓了。

我的初恋

　　我是怀着深深的内疚和忏悔写这一章的。

　　高中时，我交了一位女朋友，她有一个只有我一人知道的美丽的名字--李青君。

　　我是地道的农村孩子，加上家庭出奇地困难，说话又结巴，天生一种自卑感。尽管我曾在黑板上练字时写过“何日若得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宋江“反诗”，被老师批评了一顿，但我自己确实条件太差，除了学习好外，一无所有。自卑感使我从小就对女同学敬而远之，万万没有想到，到了十八岁的高二时，有位女同学闯进了我的生活。

　　此人就是与我同龄的同班同学李青君。

　　李当时是班里的团支部组织委员，我是班长，但尚未入团。李可能象其它同学一样，早就知道了我革命的家史和苦难的身世，有一次，她主动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书？

　　当时中学生还不兴入党，但入团是大势所趋。我当然没有理由不入团，于是便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交给了团支部组织委员李青君。

　　现在回想起来，那份申请书可能一万多字。我把我的家庭、身世、爱好、理想全写了进去，有些话全是抄的保尔．柯察金的名言。

　　我很快就被批准入了团。

　　从此，我和李青君的接触多了起来。对我来说，平生第一次同女同学单独接触，心里象装着一只小兔子，跳得厉害，浑身的不自在。我象小学生一样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回答她的提问，李见我窘迫的样子，常忍不住‘格格’地笑出了声。

　　实事求是地说，李青君长得很漂亮，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端正的鼻梁，瓜子脸，还有两条又粗又黑又长的大辫子，浑身洋溢着大少女的青春气息，标准的一个俏村姑形

进京上大学

　　1963年夏，华北大水。火车出了济南站，过了黄河大桥，便停下了。窗外一片汪洋，水面上时隐时现出两条黑色的铁轨。一辆运煤列车爬到了前面，向路轨两边一面撒煤，一面开道。列车又小心翼翼地向前蠕动，时开时停，乘客们心里都捏着一把汗。我是第一次坐火车，心情激动不已，没有一点害怕。事后才知，我乘坐的这趟列车是京沪线最后一辆列车，此后，铁路便中断了。许多华东、福建的同学是乘飞机或乘船绕道东北去京的。

　　也不知晚了多少时间，火车终于于第二天傍晚到达了北京站。一出车站，踏上了北京的大地，我心里兴奋极了。

　　车站广场华灯齐放，人山人海。学院的大轿车把我们直接送到了北航。

　　“欢迎你，未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学院门口的巨幅标语映进了眼帘。

　　在老同学们的安排下，我到了指定的班级宿舍，住了下来。

　　尽管乘了一天多的火车，但当天晚上彻夜难眠，因为心情太激动了，真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我，一个沂蒙山下贫苦农民的儿子，一个烈士的后代，一个比同龄人经受了更多苦难的穷孩子，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培养下，终于考上了大学，进了京城，来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这是我的祖宗们、亲友们作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我想起了牺牲的父兄们，想起了英年早逝的母亲，想起了祖母和亲友们，想起了大夫村的乡亲们和培养我的一个个老师们，想起了二老爷，也想到了李青君，想起了她的一片痴情，她那双深情的大眼睛．．．．．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因许多同学还未到校，没什么事，我便一个人赶到了天安门广场。

　　面对那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以及城楼下面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容，我肃然起敬，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我来到国旗下面，排队照了一张像。我要把照片尽快寄给家中的亲人们，寄给李青君，让她们分享我的快乐。

　　我又来到了广场南边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仰头凝视毛主席、周总理题词的那苍劲有力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面对高大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我的心情与一般瞻仰者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伟大领袖所说的那些永垂不朽者中，有我的四位亲人，他们是：父亲戴福田、叔父戴福臻、九祖父戴风楼和五哥戴维玉。（数年之后又追加了一位：我的岳父曹丛之烈士。）

　　我默默地低下了头，向纪念碑鞠了一躬，心里默念着：亲人们，你们安息吧！

见三叔

　　我决定去看望在京工作的三叔戴健。

　　三叔自参加山东兵团后，跟随大部队转战南北，一直打到厦门岛，身上头上多处负伤，皆死里逃生，后调到总参某部工作，就在北京永定路。

　　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和在北京大学上学的一位姑姑（六祖父戴凤玉的女儿）一起，找到了三叔的部队大院。哨兵通报后，不认识的三婶把我们接到了家中。三婶听说我是戴福田的儿子，来京上大学，十分高兴。

　　吃中午饭的时候，三叔坐车回来了。

　　三叔同样不认识我，一进门，他便看见了陌生的我。我喊了一声：“三叔！”眼睛便有些湿润。

　　“这是谁？”三叔问。

　　“这是咱大哥福田的儿子，考上北京航空学院了，来上大学。”姑姑高兴地介绍。

　　“很好，坐下吃饭吧！”三叔象下作战命令。

　　吃饭时三叔没有说什么话。吃完了饭，三叔进屋拿出了一幅大照片，交给我说：“这是毛主席接见我时照的，给你看看！”

　　照片上是毛主席同五位军官的合影，其中一人是三叔。

　　不一会儿，门口汽车响，三叔对我说：“我上班去了，在家玩吧！”说完，拿起公文包走了。

　　我对三叔的寡言少语早有耳闻，家中亲友们常说他小时候就金口难开。作为晚辈，我不能说什么，但离家前，祖母、五祖母（三叔母亲）、四叔等人都有许多话让我对三叔说，可三叔什么也没问，也没说。

　　三婶对我非常热情，说：“今后常来玩，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我同三叔家两个小弟弟一个小妹妹玩了一会儿，因学校有事，便同姑姑告辞了。

　　后来我一直未再去看望三叔。我真混帐，我不懂事，我悔恨莫及。三叔是个外表严肃内心火热的人，由于多年政工干部习惯，他一般很少婆婆妈妈。后来才知道，他曾到学校找过我，没有找到。文革前他一家随部队调往山西忻州山沟里去了。一直到1974年，他刚49岁的时候，得了肺癌……

大学生活

　　大学生活正式开始了。根据高考成绩和政审条件，我被分到了全院最机密的专业之一--火箭导弹自动控制系计算机专业，班号为3511，即1963年入学，第5系1专业1班。

　　全班25位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我一了解，全是当地中学的尖子，大都是一、二把手，与自己一样。

　　北京航空学院是1952年成立的。当时根据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需要，国家把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工学院、北京工学院的航空系的专家、教授及其设备集中起来，组成了我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北京航空学院。建院十多年来，北航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航空航天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北航隶属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委的最高领导是聂荣臻元帅，北航的最高领导是武光空军中将。我们入学的时候，武光已被调到新疆去了。

　　北航是国防科技院校，政审条件较高，学生大部分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干部子女中以军队干部子女较多，家庭出身是职员或上中农的就算不太好了。在那个讲出身的年代，这不足为奇。

　　学院按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分段教学。头三年全是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四年级之后才开专业课。

　　由于我的计算机专业性质，数学、物理、外语、电工电器原理等是主课，而化学、机械制图之类仅学一年就结束了。数学学的最多，据老师说，同北大数学系差不多。

　　学院里没有了班主任，但有辅导员，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授、讲师上大课，只管讲，讲完就走，辅导是助教的事。教授大都是资深的教师，助教则大都是本院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担任。

　　从1964年开始，学院按照中央的指示，组织学生们轮流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搞“四清”，为期数月到半年。我和同学们被分到了通县的台湖乡当起了“四清”工作队员，与贫下中农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参与调查“四不清”干部的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四清”的政治意义、是非难以评说，但对学生个人来说，的确是受到了一定的锻炼，使一些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农村和农民的书生们受到了锻炼，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

　　记得有一位上海同学，家庭条件较好，自己从未洗过衣服，甚至连手绢都洗不干净，下乡搞四清时住在一位贫农老大娘家。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农村生活仍很苦，农民全吃粗粮和咸菜之类。老大娘的早餐是玉米面贴饼子。这位上海同学本来吃惯了大米，连馒头都难以下咽，看到老大娘把冰凉的贴饼子放在锅底下的火堆中烤热，拿出来吹了吹上面的灰便端上了饭桌，顿时目瞪口呆。老大娘倒了一碗开水，把饼子递到他的手里，他仿佛拿着个刺猬，左右为难。鉴于工作队员的纪律，他狠了狠心，闭着眼咬了一口，就着开水咽下去了。此事后来被同学们传为笑谈。

　　还有一位同学，在给贫下中农写家史时，说到旧社会外出讨饭，讨饭效率不高，大约是55%左右。这种典型的书呆子语言，受到了领导地批评。

　　北航的高干子女，大部分都很好，学习刻苦，生活艰朴，没有架子，同工农子弟相处也很好。但确实也有一些人优越感太强，盛气凌人，不守纪律，搞特殊化，不艰苦朴素，同工农子弟格格不入，距离很大，工农子弟对他们很反感。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距离和反感演化成为鲜明的政治分歧和矛盾对抗，从而导致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发生了惨痛的悲剧，这是后话。

　　上大学后，对我和大部分农村子弟来说，可说一步登天，进入了天堂，从小吃不饱的日子成了历史。学校伙食好多了，天天吃馒头、米饭，有时还有肉和鸡蛋，很少吃粗粮，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作为烈士子女的我和班里好几个农民子弟都享受十九元五角的最高助学金，而伙食费仅需15元。当时除了干部子弟外，大部分工农子弟都有助学金，基本不用家长负担。（注：对于上大学没花钱这一点，我永远感谢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上大学后，由于在中学里爱好京剧和京胡，我参加了学院文工团的民乐队，分工拉板胡。板胡是高音乐器，一个音符也不能拉错。我在院文工团里业余练了三年，有一定长进，也参加过一些演出，为歌舞节目“丰收歌”、“逛新城”等伴奏。由于没有下苦功，我的板胡始终是一般水平。象几个有名的板胡独奏曲子“大起板”、“红军哥哥回来了”等，我始终拉不好。

　　文革开始后，北航文工团的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北航红旗”造反派，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至于我本人，由于忙于革命、造反、当头头、挨整，心爱的板胡再也没有摸过，甚是遗憾。

　　我从小爱活动，尤喜欢长跑，对球类不感兴趣。每天下午下课后，我就约几个同学长跑，出了校门，往南跑到动物园，往东跑到安定门，再跑回来，每次一、20公里，也不觉得累。现在回想起来，学生时代的坚持长跑锻炼了我的身体和意志，使我在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从未倒下，包括从未住过一次医院。

　　星期天常和同学们到颐和园玩，也是跑着去。每人带两个馒头，出西校门，过清华园、中关村、北大西门，一直跑到颐和园。为省一角钱门票，我们有时从南面一缺口处翻墙而入。在昆明湖里游泳玩累了以后，便跑到园内佛香阁下的饭馆里占一张桌子，要几碗开水，几个人拿出冷馒头啃起来。没钱叫菜，就把桌子上的酱油、醋喝个净光。由于常来，年轻的女服务员都认识我们了，每次我们来了，主动把酱油、醋瓶子拿过来，站在一旁看我们这些穷大学生狼吞虎咽的样子，止不住笑出了声。那笑声是友好的，美丽的，甚至是多情的。那年代，大学生很吃香，不象现在遍地皆是。

　　回想起来，到1966年夏天为止，三年正式的大学生活受益匪浅，基本完成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习，要不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切将会正常地运转下去。

入党问题的遗憾

　　大学期间，我没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北航是国防科委领导的半军事院校，由于毕业后大都要担当重任，所以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尤其是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由辅导员和脱产干部及学生党员组成的党支部负责物色、培养和发展入党对象。当时班长之类的学生干部轮流担任，以锻炼大家的工作能力。

　　大约1965年冬天，我已是班里的入党积极分子。由于我出身好，在世界观教育和许多大是大非的讨论中，我立场鲜明，观点正确，深得辅导员和党支部的信任，被内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

　　发展什么样的人入党，这恐怕是建党尤其是建国以来令人深思和存在争论的问题。建国以前好办，入党是要担风险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那时若非先进分子和优秀分子是入不了党或不愿入党的。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事情就不同了，几乎人人都想入党。60年代在大学里，某些党的负责人包括支部书记的天平有时难免倾斜。某些老好人、听话者，说不出有什么大毛病、人缘好的人往往很容易入党。而有一点个性，有一些小毛病，特别是爱提点意见的人，尽管你对党忠心耿耿，有坚定的革命信念，甚至不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的人，却不太容易入党，起码要反复地考验你，甚至考验若干年。至于出身不好的人，那就更难了，好在北航出身不好的人不多。

　　我保存着1965年党支部书记同我一次谈话的内容记录。支部书记说，我热爱党，有革命理想，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观点正确，不随波逐流，大公无私，乐于助人。缺点是有时脾气急躁一些，团结同学不够广泛，尤其是对女同学不爱讲话。另外，有自来红思想等等。支书希望我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好好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十分感动，我决心好好修养，争取入党。

　　如果当时（1965年）我入了党，成了中共党员，在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可能会当保守派，起码当不了造反派头头，那我个人的历史绝对要重写。这决不是事后诸葛亮。

　　结果是，文革之前，我未能加入共产党。

　　原因说来可笑而又可悲。1965年冬季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教我们滑冰。农村孩子没见过滑冰，我感到十分新鲜和好玩，便喜欢上了滑冰。上课时老师发冰鞋，但下了课后借不到冰鞋，又想滑，十分着急。这时同班一位姓陆的同学也爱滑冰，他建议我俩合伙买一双处理冰鞋，轮着滑，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我俩每人出了三元伍角钱，去新街口买了一双旧冰鞋。我的钱当然是从助学金里省下的零用钱。

　　不料此事被人反映到党支部，说我用助学金买冰鞋，不艰苦朴素，上纲成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党支部决定暂缓发展我入党，继续考验。

　　就这样，“文革”之前我没有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此，我可能再也进不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门，直到化为灰烬。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

　　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回山东老家看望祖母和李青君。

　　祖母更加苍老了，脸上的皱纹密密麻麻的，牙齿全掉光了，眼睛几乎完全失明。每次到家，祖母便摸着我的脸，问我吃得饱不饱，北京冷不冷，见到毛主席没有？毛主席身体好吗？我说，见到了，每年‘五一’节、国庆节，都能见到毛主席。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招手，我们都喊“毛主席万岁！”不过离的太远看不清楚。祖母听后十分高兴，乐得合不上嘴。

　　祖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她老人家把仅有的两个儿子都献给革命，她不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热爱谁呢？

　　祖母每次都问李青君的情况，问我回来看人家去了没有，说李常来看望她，李是个好闺女，今后千万别忘了人家。其实，每次从潍坊下火车，李都去车站接我，返京时，李皆送我上火车，一年见两次面，我想着她，她等着我，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1963年赴京上大学之后，李青君和其他一些未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有的在家务农，有的进了县办企业。李在县城烟站当了临时工，从事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她省吃俭用，从不多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寄给我。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北航党组织和老师们的培养教育下，我和同学们很快度过了三年多的大学生活，学到了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如果不是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生活的脚印将按照既定的轨道走下去，我的人生之路大概将充满灿烂的阳光。

中部  文革风云

关于文革

　　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中国大地，山雨欲来风满楼。本书的重点“文革风云”也正式开始。

　　关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着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新的中共中央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几个伟大的汉字做出了结论，（注：即“8.27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是毛泽东主席晚年的重大错误，应当全盘否定。此后，文革中的受害者们进行了血泪地控诉，国内外的舆论、文艺作品皆对文革口殊笔伐。随着文革的彻底否定和邓小平的重新上台，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本人由“神”变成了“人”，并差点变成了“鬼”。文革中追随毛泽东“革命造反”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不是上了历史的“绞刑架”、“耻辱柱”就是进了“垃圾堆”。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中国历史。

　　从目前的实践看来，笔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信奉马列主义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这绝对没有错。但由于毛泽东自己本人的失误（包括阶级斗争扩大化、不重视发展经济和重用林彪、康生、‘四人帮’等人），文革的实践却走向了反面，变成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天下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一定的灾难和损失。“不承认文革初衷的积极意义和后期造成了灾难的事实，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话不是笔者说的，但笔者认为此话是真理。

　　30多年后，回首往事，看看今天，令人感慨万千。笔者无意在本书中过多地评论文革，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笔者只想以自己的经历讲讲当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某些故事，以供历史学家和后人们参考。

　　列宁说，他从来不相信回忆录之类的东西。某些人在回忆录中往往歪曲历史，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话有道理。为了避此之嫌，笔者对本书化了几年时间，反复斟酌、修改、征求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笔者自认为本书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追忆上坚持了“实事求是”四个字，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之处。

　　近些年来，文化市场和书摊充满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关文革的文章和书籍也出了不少，但基本上是一个调子--破口大骂。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部分是文革的受害者及其子女，其遭遇值得同情，其立场和观点可以理解。但是，有些书和文章完全是文革中派性大字报的翻版，完全不顾史实，更不考虑当今法制社会的法律责任。恕笔者直言，确有人借写书在贬低别人，甚至诬陷别人，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有人至今凭道听途说的一面之词和官方的“既定方针”写文革史；有人甚至对领袖人物的重大言行和通天的历史事件也敢胡编乱造，把读者当成了小学生，令人捧腹和气愤。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影视过去、警戒当代并折射未来。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话有道理。几十年来，官方处于多种考虑，一方面把文革设置为“禁区”，一方面又鼓励某些文人按照官方的调子简单地、单方面地对文革“口诛笔伐”，完全不允许不同意见“出笼”，更不允许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许多人忙于向钱看，不愿或没有时间去提及那段历史；30多年的岁月淡化了那段历史，以至我们的年轻一代对文化大革命几乎一无所知；许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打、砸、抢”，就是批斗老干部，就是武斗，就是杀人放火；红卫兵运动就是“军服加皮带”，是“痞子运动”，是“法西斯”。这当然也不错，但这都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历史要复杂得多，它客观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如今，文革的当事者还大有人在，那段难忘的岁月不可能从历史的菜单中彻底删除。文革史“大家”叶永烈、师东兵、权延赤等人的“宫廷秘史”固然好看，但光写大人物也不行，况且有些历史情节演绎太多，令人真假难分。作为文革的直接参与者，本人以红卫兵造反派头头的身份实话实说，把那“峥嵘岁月”里的真实故事展示给读者，虽是一家之言难对大众口味，但决无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之嫌。多角度、多侧面地透视文革，这没有坏处，不必大惊小怪。淡化文革向前看，这是对的，但既是历史，总要有人去回忆它，研究它，以便吸取历史的教训。一块石头，有人当顽石弃之，有人当文物收藏，有人为了判断是顽石还是文物去研究，去深思。

　　文革中，我曾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的主要头头之一。无可否认，“北航红旗”在文革中充当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急先锋”和“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干了许多当时认为是最最革命后来被认为是最不革命的事情，最后受到了惩罚，这已经成为了历史。需要指出的是，当我和我的造反派战友们在北京积极造反的时候，我的家庭、亲友门、启蒙老师们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我自己也为一年多的造反付出了终生的、惨重的代价。我有充分的理由和条件去回忆文革，反思文革，批判文革。笔者认为，本书事实上对文革的批判不亚于某些人对文革的简单咒骂。

　　本书主要是以当年的北京航空学院和我后来工作的工厂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线索，以我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为题材写出的回忆录。它不是文革史，甚至也不是北航的文革史。对于文革中我不熟悉和未参加的重大事件，如“一月夺权”、 “冲五一三”、“火烧英代办”、“揪刘火线”、“揪军内一小撮”事件等等，尽管都是大事件，但由于我没有介入，不了解内情，皆没有述及。

中央文革介绍

　　写文革，离不了“中央文革”。所谓“中央文革”，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它的有关情况如下。

　　1965年，报刊上展开了对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大讨论。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当时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有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陆定一（副总理、中宣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写出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由于康生、毛主席对这个提纲不满意，便让陈伯达、王力为全党写一个理论性的通知，批判“二月提纲”。这事实上是为文化大革命作舆论准备。从此，原“五人小组”除康生外，彭真、陆定一、周杨、吴冷西皆被打入了冷宫。

　　陈伯达、王力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彻底批判了“二月提纲”。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通过了这个“通知”，这就是“516通知”的由来。在这次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定性为“反党错误”、“反党集团”，随后被打倒。这就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由来。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516”这三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从此左右了中国文革数年的历史。“516”通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清查“516”运动，把中国搞了个天翻地覆，并演绎出了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故事，此为后话。

　　毛泽东在“516通知”中，加上了不少措词尖锐的话。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话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宣言书和最高指示：

　　“混然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段杀气腾腾震撼人心的最高指示，事实上已经宣判了刘少奇等人的政治死刑，当时谁看了也会大吃一惊。“老家伙们”不说，广大的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就是被这段最高指示煽动了起来。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圣旨”，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积极地投入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去，向着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了火。

　　1966年5月16日，中央同时撤消了彭真等人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党委之下。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就这样成立了。人员组成由陈伯达、江青提名，报政治常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据王力回忆，张春桥的副组长开始没有，是江青提议增加的。姚文元开始不是成员，江青提议让姚参加时，陈伯达反对，因姚文元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被人抓小辫子。江青请示了毛泽东同意，才加进去的。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最多时，共十八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堂忠，尹达，郭影秋，郑季翘，杨植森，刘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森代表西北局，刘文珍代表西南局。该四人不在北京，不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的工作。郭影秋后来换成了吴德。王任重代表中南局，张春桥代表华东局，刘志坚代表解放军。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开始是王力，后来改成办事组，由肖力（即李钠--毛泽东和江青之女）负责。

　　后来，随着文革的发展，陶铸、王任重、刘志坚陆续被打倒了。中央文革成员不断减少，最后剩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五人。中共九大时，五人全进了政治局。历史的事实是，中央文革组长虽然是陈伯达，实际上是江青说了算。

　　下面的历史事实是许多文革史作者没有或不愿提及的。

　　事实上，据我所知，中央文革还有一位真正的负责人周恩来。无论是作为政治局常委还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事实上是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处理文革大事、领导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键人物。特别是到了文革的中、后期，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已把天下搞得大乱，没法收拾。秀才们放了火，火烧得太大了又有些害怕，手足无措。毛泽东看事不好，或者说是为了遏制江青等人胡作非为，便让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的总召集人和总负责人。从此，江青等人在有些重大问题上，不敢再一意孤行。总的说来，周恩来说话还是算数的。文革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周总理是参予或干预了的，说周总理始终反“四人帮”或者“四人帮”始终反总理都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四人帮”同周总理的矛盾有些是工作中的正常分歧，有些是别有用心。直到最后，在邓小平问题上，周恩来总理同“四人帮”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四人帮”反总理的嘴脸才暴露无遗。这是笔者的观点，应当也是历史的事实。

　　历史证明，文革中的周恩来总理对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支持的，积极拥护的，起码在文革的初、中期是如此。所谓“抵制”说和“违心”论基本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由于周恩来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巨大的人格魅力，人们原谅他在文革中的所谓错误和失误，善意地以“违心”论强加于他，这是另外一回事。

文革之初

　　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我对共产党有无比深厚的感情，对伟大领袖毛泽东有一种天然的崇拜。随着世界观的逐步形成，这种扑素的感情得了升级和升华。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深信不疑，对无产阶级的的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必胜充满了信心。这样，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便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一种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我从小铭记在心。我崇拜马克思、崇拜列宁、崇拜毛泽东，崇拜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和民族英雄。屈原、杜甫、李白、岳飞、文天祥和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以及外国的保尔.柯察金、牛氓等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在当时那个年代，象我这样的热血青年大有人在。

　　象我这样的人，任何运动都不会当逍遥派。

　　1966年上半年，我对报纸上关于“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大讨论十分感兴趣。晚自习时，我常跑到图书馆去看报。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当时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和斗争一无所知，但我感到报刊上的讨论很有意思。令我不解的是，许多文章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大帽子压人。特别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太霸道，写的文章不讲道理。他使我想起了反右派时那些积极分子教师们的所作所为。一种打抱不平的心理指使我，写了一篇短文，投给了《人民日报》，文中对姚文元等人不客气地进行了抨击。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任何背景，也不知姚文元是何许人也，纯粹就事论事地参与了这场讨论。谢天谢地，我当时用的是化名。事后才知，由于这场讨论事关大事大非，所有投稿皆存了档备查，幸亏我用了化名。

　　我所在的3511班，共有25名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是工农子女，有几位干部子女。有一名女同学叫尹聚平，据说父母都是老干部。我虽然是共产党烈士的后代，但从小在农村长大，始终把自己当成农民的儿子，对学校里的干部子女向来敬而远之，因此尽管同班同学三年，同尹聚平很少接触，更缺乏了解。

　　后来有一次班里开忆苦思甜会，我向全班同学讲述了自己苦难的家史。同学们都很受感动，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尹聚平同学哭得最厉害。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烈士的后代，她生父早年牺牲了，母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把她养大的继父蒋中岳是1929年入党的老共产党人，顺便提及，他是赵紫阳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我对尹聚平同学的阶级同情心十分感激，但男女有别，仍以一般同学相处。

　　到文革开始前，我所在的3511班已有党员6名，包括院学生会主席郑焕城、系学生会主席张庆海和张玉台同学，他们是脱产一年的学生干部，担任过低年级学生的政治辅导员，都是贫苦农民子弟；另外3名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是江苏同学吴开泉、苏州女同学吴明仪、湖南同学郭建廷；其它还有：江苏同学石兴国，他父亲是江苏省委书记的秘书，也算干部子弟；湖北同学陆澄平，因个子高，学习好，外号“拔尖”；广东同学陈海舟，因聪明伶俐，个头不高，外号“小广东”；山东同学吕香孝，为人忠厚老实，外号“老好”；上海同学王健良，孙明芳；河北同学鲍 风、刘建国、高振科、女同学刘秀须；湖南同学李和炳、安徽同学周谋太、福建同学陆建祖、大连女同学董瑞玲、河南同学白恩杰、北京同学庞仲举、辽宁同学马占魁（已病故）。说来滑稽，当时班里许多同学都有外号，大部分外号都很有意思，并无恶意，有些人的外号一直叫到今天。

　　我之所以在这里把大学的所有同班老同学都罗列出来，一是人数不多，二是现在年龄已大，人的怀旧心理油然而生，三是在文革中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曾使部分同学有过误会和不愉快--如今当然早已成为过眼烟云，有的同学后来受过我的牵连和影响，吃了苦头，我很内疚和惭愧。我总感到，大家同学一场，十分不易，也算缘分。况且我的同班同学中，后来不乏出类拔萃之人，有的成了大款，有的事业有成，有的官当的很大。如张玉台同学后来就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现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党组书记、副主任），并在中共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作为老同学，不胜荣幸之至。

　　书归正传。在山雨欲来风满搂的中国，在北京航空学院的基层班级3511班里，随着文革钟声的敲响，将要上演一场好戏。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火。不知为什么，全国象洒上了汽油的一堆干柴，忽地一下燃烧了起来。谁都知道，下令点火者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不久，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学校乱了，停课了。学生们都跑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回来后便向院党委开了火。

　　据我回忆，北航最早给党委提意见、“炮轰”党委的主要是一批高干子弟，这不奇怪。北航工农子弟多，见识少，没有小道消息来源，只能听党中央号召和《人民日报》社论的。高干子女见识广，消息灵，胆子大，所以先行一步。

　　平心而论，当时高干子女们也好，工农子弟们也好，教职工们也好，对党委、院领导提意见写大字报全是好意，提的意见也不疼不痒，不外乎学生负担过重啦，工农子弟受排挤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啦，某领导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啦等等，还没有人上纲上线，要打倒谁，“砸烂”谁。

　　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一些知内情的干部和教职工的揭发批判，全院开始乱了起来，党委已经瘫痪。北航主管上级国防科委按中央指示派来了以赵如璋同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全院的文化大革命。

怀念武光院长

　　随着院党委主要领导人被揭发、批判，一些干部和教职工提出了“武光问题”。

　　武光，1912年生，河北省深泽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1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北京、河北、山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45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建国前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长沙地委书记、长沙军分区政委、中共华南分局委员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粤西军区政委。1954年调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武光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创建人之一。他在北航工作多年，成绩很大。他是老革命，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关心干部群众疾苦。有大字报说他大雨天打着伞，去看望工人住房漏不漏水，令人感动。

　　1962年反右倾时，武光被北京市委打成右倾分子，撤消北航了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发配”新疆。随后上级派王恒来北航当了一把手。后来武光任新疆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第一副主席。我们入学时武光已经调走了，我没有见过他，但知道了武光同志许多感人的故事后，认为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于是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怀念武院长》的诗，贴在了大字报区。（多少年后，该诗底稿失而复得，为保持历史真实，未作重大修改。）

　　《怀念武院长》

　　武院长，你在哪里？

　　北航的师生想念你。

　　你突然离开了北航，

　　走得是那样急，

　　把我们的心，

　　带往了茫茫戈壁。

　　你从冀中平原走来，

　　风尘朴朴，脚板踏实。

　　你带着乡亲们的嘱托，

　　去追求伟大的真理。

　　你牢记着共产党的宗旨，

　　为推翻“三座大山”

　　赴汤蹈火，战斗不息！

　　你从枪林弹雨中走来，

　　步履匆匆，马不停蹄。

　　你肩负着党的重托，

　　脱下戎装，穿起布衣。

　　为了祖国的航空事业，

　　你老骥伏枥，

　　志在长空万里。

　　昨天，这里还是一片荒郊野地，

　　今天，革命的熔炉拔地而起。

　　面对这航空工程师的摇篮，

　　遥望那西北的茫茫戈壁，

　　莘莘学子们都在想念你。

　　啊，武光同志，

　　我们的好院长，好书记，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这首诗贴出后立即轰动了全院，许多同学传抄，大声地朗颂。据说有些老干部看后感动地掉了眼泪，我也顿时出了名。

　　这首诗，我是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写出来的，它是我对共产党老干部的真情流露，也是我保老干部的铁证。武光老院长还健在，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在北航建校50周年之际，我以此诗敬献于他，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对于本书的某些政治观点，请他老人家谅解。

反工作组的斗争

　　工作组一进院，便取代了党委，领导全院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长赵如璋“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他不知该怎么办，只好象其它学校一样号召全院师生揭院党委的盖子。很快，工作组便罢了党委书记王恒、副书记周天行的官，让群众揭发、批判，带高帽子游街。不久，以沈元副院长为首的一批航空专家、教授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受到了打击、迫害。

　　高干子女们没有料到，这场运动事实上是对着他们的老子们来的。他们在积极炮轰北航党委、批斗北航老干部的同时，他们的老革命老子们在全国各地也开始被批斗、打倒了。因此，随着运动的深入，高干子女们开始消极起来。他们开始保工作组，对工作组唯命是从，不愿再造反，有的人当起了逍遥派，洗手不干了。

　　我没有老子了，但作为烈士的后代，作为关心国家大事的热血青年，为了防止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为了红色江山不变颜色，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仍然积极地投入到了斗争中去。我和一些学生受到了工作组的赏识，成了文革积极分子和工作组的“红人”，被指定为基层“文革代表”。

　　实事求是地说，在揭批北航党委盖子的过程中，本人实在没有什么“功劳”可言，因为本人实在不知道党委主要负责人有什么问题。在工作组的领导和支持下，本人和许多同学一样，写过几篇不疼不痒的大字报，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没有具体针对党委的任何一个人。对基层党支部普遍存在的发展“老好人”入党的做法，本人写大字报提出了尖锐地批评，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

　　工作组取代党委以后，许多领导干部和教授都被打成了“黑帮”和“牛鬼蛇神”。这时，工作组又提出了“谁有问题就揭发谁，有什么问题就揭发什么问题”的错误口号，把矛盾指向了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

　　而我和许多学生们（以工农子弟和一般干部子弟为主）认为，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工作组号召“谁有问题就揭发谁，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这是把矛头指向一般干部和群众，大方向肯定错了，为什么不能对工作组提提意见呢？

　　这时，同班同学石兴国先行一步，贴出了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一条无头黑线》，矛头指向了工作组和上面。一石激起千层浪，北航顿时象炸了锅一样，支持的，反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工作组如临大敌，立即组织人马批判，围攻。

　　我对工作组的作法也很不满。我认为工作组矛头指向学生和一般干部、教师，大方向错了。石兴国同学的大字报，是根据中央社论精神写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在“5。16通知”里那些惊心动魄的话）。走资派无论地位多高职务多大，只要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一追到底，把他们拉下马，所以，石兴国同学的观点没有错。于是，我和其它同学立即写了支持的大字报。由于3511班的大部分同学都支持我们，所以3511班以反工作组最厉害在全院出了名。工作组立即组织人马对3511班进行批判、斗争。

　　工作组的做法，令我们十分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我写出了北航“赶走工作组”的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是，“鉴于赵如璋同志为首的工作组把矛头指向了群众，大方向错了。赵如璋同志已不适宜继续领导北航的文化大革命，建议国防科领导另派负责同志。”当时，我的真实思想是针对赵如璋个人的，我当时对国防科委领导仍是拥护的，但是，大字报一出来，我便有口难辩了。

　　我的大字报顿时成了众矢之的。

　　“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打倒戴维堤的嚣张气焰！”“揪出反革命分子戴维堤示众！”……顿时，全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对准了我。由于我是“文革代表”，许多人要求工作组立即罢掉我这个“代表”的“官”。我不甘示弱，又贴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罢了‘官’也要干革命！”的大字报。这时恰好工作组刚罢免了王恒、周天行的党委正、副书记的官，于是我又多了一条为黑帮分子“喊冤叫屈，助威打气”的罪名。工作组如临大敌，一面派人调查我的出身、家庭、表现、同“黑邦分子”的关系，一面组织人马批判、围攻我和石兴国等人，这就是北航文革初期有名的“六.二7大辩论”事件。

　　1966年6月27日这天，我被许多人轮番批判、围攻一直到深夜，我“困兽犹斗”，被迫自卫，顾不得说话“结巴”，声嘶力竭地同众人辩论、争吵，一直到口干舌燥，声带失音。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没有武斗，没人打我，只有些推推拉拉而已。天快亮的时候，同班同学把我架回了宿舍。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出现了奇迹，同学们突然发现我说话不结巴了。啊！真的，困扰我多年的口吃毛病一夜之间没有了。谢天谢地，这真是福从天降，因祸得福也！从这点上，我真感谢工作组和批判我的老师、同学们，是他们治好了我多年的口吃毛病。（注：从那以后，我的讲话能力和口才逐渐好起来。如今“吹起牛”来，可谓口若悬河，走向了反面。）

　　在工作组的指使下，我和石兴国等3511班的同学们被轮番批判。以孔令华为首的四零五教研室和以陈忠为首的五零一教研室的老师们水平不凡，他们有理论，会分折，能上纲上线，极具说服力。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工作组代表党，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在1957 年就要定为右派分子。现在承认错误，可以从宽处理。党和国家培养你们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你戴维堤是烈士后代，你已经背叛了无产阶级和革命家庭，如不悬崖勒马，改正错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出于对老师们的尊重，加上当时确实害怕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我们不得不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心里是不服气的。当时没有如今的口才，否则很可能老师们会甘拜下风，因为他们的大方向错了。

　　这位孔令华老师，非一般人物。他是孔从洲将军的儿子，李敏的丈夫，毛泽东的女婿，后来当了院文革筹委会主任。他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江青的。他当时与我们对立得很厉害，批判我们时十分卖力，我本人也同他辩论过多次。他虽同我们观点相左，但为人正派，不搞阴谋诡计，我们从人格上始终十分尊重他。

　　据多年后李敏同志在回忆录中说，孔令华曾受到过北航红旗的迫害，被批斗时坐过“飞机”，并被诬蔑为“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等等。李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竭力表白自己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和受害者，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且不说当年孔令华同志为首的文革筹委会对我们的批判和打击是何等厉害--而这些我们早已哈哈一笑置之。据我所知，北航红旗“翻身”以后，对工作组和继承者--文革筹委会主任孔令华确实进行过批判，至于是否坐过“飞机”，笔者印象已不深了，即使有，也是当时北航四系的一些学生们干的，与韩爱晶等人和笔者无关。这笔糊涂账希望李敏同志还是不要再计较了吧！李敏同志不了解的是，后来韩爱晶和我们曾经多次想邀请孔令华参加北航革委会领导班子，韩爱晶多次想把革委会主任位子让于孔令华，这绝对是历史的事实。多年以后，孔令华成了我们的好朋友，经常一起聚会，无话不谈。这些事孔令华可能瞒着李敏，否则为什么李敏同志不知道呢？由于多种原因，孔令华后来被调离北航，进入军界，但仕途不顺，后步入商界。1999年他在深圳出车祸，不幸身亡，我们知道后无比悲痛，有的人专程去深圳向他告别，我们至今非常怀念他。李敏同志如能看到此书，请不要再骂我们。至于本书中对毛泽东主席文革中某些失误的评述，请李敏同志谅解。毛泽东首先是属于全党、全国人民的。我们决不全盘否定毛泽东主席，我们对伟大的毛泽东同志永远哀悼和怀念。

　　陈忠老师是我们的专业老师，当时是五零一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文革初，他的许多亲友都受到了造反派们的冲击，他也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当时，他同我们观点对立得很厉害。他批判过我们，我们也批判过他。后来，文革中的事一笑置之，我们和陈忠老师握手言欢，成了好朋友，同学们都很尊重他，毕业后我和同学们常去看望他。他后来任北航党委书记，北京市高教局局长，现已离休。我借本书祝陈忠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对本书的某些观点，陈忠老师可能有不同看法，请他谅解吧！

写血书

　　书归正传。北航“6。27”大辩论后，我和许多学生被工作组定为“反动学生”、“牛鬼蛇神”，强迫接受批判，被责令检查交代问题。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抗美援越”大会，全院师生都参加了，我和“牛鬼蛇神”们被工作组派人看管了起来，剥夺了政治权力和人身自由。

　　一天晚上，我站在北航六系楼顶上，遥望中南海，心里百感交集。我一个贫农的儿子，烈士的后代，全家被敌人杀害的孤儿，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了呢？不就是给工作组提了几个意见吗？提点意见就打成反革命，这是哪家的逻辑？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为了红色江山不变颜色，为了中国不出修下主义，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给工作组提点意见，有什么错？不知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这些情况不？我要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的情况，我要自己救自已。于是，我割破了手指，写了一份血书：“誓死忠于党，誓死忠于毛主席，永远不变心！”并连夜写了万言书大字报，公布了我的家史，呼吁工作组和全院师生不要把矛头对准我。

　　第二天一早，我推开了工作组长赵如璋同志的办公室门，把血书交给了他，并让他转交党中央和毛主席。赵如璋眉头一皱，似乎有所感动，收下了我的血书，安慰了我几句，把血书交给了身边一位仪态大方的女军代表。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位女军人正是毛泽东主席的大女儿、孔令华的爱人李敏。她当时是工作组的秘书。

　　我的万言书大字报和写血书的消息又一次轰动了全院。许多干部、教师、同学纷纷到宿舍来看望我，并写大字报对我表示支持和声援。一些已有分歧的高干子弟也来看望我，甚至有许多不认识的女同学也多次来找我，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

　　当时，支持我的同班同学中，尹聚平是最坚决的一个。在我挨整的日子里，她始终同情我，支持我，为此，她也被工作组列入黑名单中，被点名批判，可她似乎并不很在乎。她不善言辞，一遇批判就用沉默寡言来抵挡。

　　说实在话，尹聚平完全应该当“保守派”。作为干部子女，她的父母当时也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但作为烈士的后代，她象我一样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为了红色江山不变颜色积极投入了运动。我当时认为，象我们这种人，不可能也不甘心当逍遥派。我们的命运始终同共产党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若资本主义“复了辟”，反革命上了台，我们也要跟着人头落地，不象有些人，蒋介石来了照样有饭吃。因此，对于某些所谓“胆小怕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实人”和“逍遥派”我很有看法和意见。

　　当时，尹聚平因同情、支持我而逐渐走入了造反队伍，成了“北航红旗”一名能干的女将，后来身不由已地介入了某些重大事件，受了很大地牵连和磨难，差点丢了小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连累了她，害了她。她是我生活中遇到的第二个女性，她后来水到渠成地或者说阴错阳差地成了我的患难妻子，但当时，我俩毫无特殊之处，仍是普通同学关系，因为我当时有自己的女友李青君。

　　据尹聚平后来说，她当时之所以同情、支持我，完全是因为烈士后代，同病相怜而已，她根本没同我谈过恋爱，更没想到后来会嫁给我。就算如此吧！她当时刚20岁，天真无邪，可能什么也没有考虑，她也根本不知道有一个李青君在等着我。

工作组走了

　　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公报指出，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毛泽东8月5日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宣告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死刑。毛泽东的“大字报是这样写的：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负责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该大字报全文于一年之后的1967年8月5日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但有关内容当时就传播了开来。不久，便传来了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要撤走的消息。被工作组整过和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和教职工们欣喜若狂，学院里又一次掀起了反工作组的高潮。许多大字报要求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向全院师生做检查，为打成“反革命”、反动学生“、“一小撮”的师生们平反。这时，工作组指定了以孔令华为首的北航文革筹委会，领导全院的文化大革命，而工作组随时准备“溜之大吉”。

　　一天，石兴国、我和其他几个被工作组整得较厉害的学生（所谓北航十大“牛鬼蛇神” ）被接替工作组的文革筹委会集中到北航六系搂开会。那天，北航戒备森严，不一会儿，几辆高级军队轿车开进了北航。

　　国防科委的钟赤兵中将、罗舜初中将、刘化清中将、陆杨少将等领导来到了会议室，“召见”被国防科委工作组打成“反动学生”、“牛鬼蛇神”的我们。会场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如临大敌。钟赤兵等领导大发雷霆，他百般为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撑腰、辩护，一口咬定我们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他让我们好好检讨，不准抓着工作组不放。他说，聂老总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国防科委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国防科委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什么“黑线”，谁要胆敢反对国防科委，我就枪毙了他，真是杀气腾腾。

　　钟赤兵将军是老革命，他在长征中娄山关战役时被敌人打断了一条腿，因没条件，锯掉了。他是我军有名的独腿将军，打仗时用担架抬着指挥战斗，这些当时我们都知道，但他同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对文化大革命当然也很不理解。

　　工作组要撤走了，把许多干部学生打成“黑帮”、“反革命”的工作组没有一句交待就要走了，把烂摊子留给了以孔令华为首的文革筹委会。我们认为：工作组不能走，筹委会是工作组指定的，我们不承认，它也解决不了北航的问题。于是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教师亮起了真正的红灯。许多人制作了各式各样的红灯笼，挂了出来；而拥护工作组的人们--大部分是老工人、炊事员、司机、某些教师和高干子女们却挂起了绿灯笼，为工作组放行。“红灯”派和“绿灯”派互相冲突了起来。保工作组的人挂出了醒目的大标语“热烈欢送工作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真不简单！”，有的人甚至高喊“工作组万岁！”以赵如璋同志为首的国防科委工作组就这样离开了北航。

关于“老红卫兵”

　　正当大学里青年学生因为反工作组受到打击、压制的时候，北京的一些中学里诞生了“红卫兵”组织。（注：最早的红卫兵组织诞生于清华大学附中。）

　　1966年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在天安门城搂上，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并戴上了红卫兵袖标。

　　但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的这些红卫兵大都是高干子女，以中学生为主，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他们以“唯成份论”为宗旨，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到处造反、“破四旧”、搞“打砸抢”；老红卫兵们把“唯成分论”发展到了令人发指和可笑的程度。对于出身不好的人，不管是他们的老师、老干部还是老百姓，一律打成“黑帮”、“黑五类”、“牛鬼蛇神”，进行抄家、批斗、毒打、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当时，有许多出身不好的所谓“黑五类”惨死在老红卫兵的皮带和棍棒下。

　　对于出身好的人，老红卫兵们还是非常客气的。原北京市委有一个丁国钰，是红小鬼出身，参加过长征，曾是朝鲜战争时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后任驻巴基斯坦首任大使。有一次，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批斗他，一个红卫兵头头用皮带抽了他一顿之后，问丁国钰是什么出身？丁说自己是放牛娃出身，从小参加了红军。这个红卫兵头头立即向丁国钰赔礼道歉，并把他放了。

　　老红卫兵们的所谓“破四旧”，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文物、寺院、和尚、修女都是他们打、砸、枪的对象。当时，这些中学红卫兵们站在马路上，看到某个女同志的服装稍微时髦一点，上来二话不说，立即用剪刀把女同志的衣服剪破；看到某个男子头发稍微长一点，立即按倒在地，剃成光头或阴阳头，若稍有反抗，一顿皮带抽之，再不老实，打死活该，任何人敢怒不敢言。这些中学生“老红卫兵”把许多老师们都打成“黑帮”，整天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北京某中学的一位老师因出身不好，被许多学生们批斗后又"态度不好"，学生们便抓着他的两只脚，从五层楼上扔了下去……

　　这就是中国文革初期的第一批老红卫兵。当时，这些中学老红卫兵们其实比我们大学的红卫兵小不了几岁，他们的造反不客气地说就是真正的打、砸、抢、抄、斗。不知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就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十分拥护和狂热，并把这场革命理解成了对出身不好的人的大规模专政。他们胆子忒大，初生牛犊不怕虎，加上以“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作为精神支持，可说是有恃无恐。北到“苏修”，南到香港、缅甸，他们都去造过反，有的甚至越过了边境去当了异国的游击队员。应当说，是他们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行动推向了全中国，他们才是文化革命中真正的“打、砸、抢、抄、斗”的始作俑者。（例如，北京市第一个把彭真等人拉出来批斗的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帅府千金”。）我这样评论当年的老红卫兵，丝毫没有要把他们打成“三种人”的意思，我也没有这个权力。相反，我认为他们都是可以原谅的。他们当时年幼无知，心底无私，只不过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号召，才起来造“旧世界”的反，干出了许多令人发指的野蛮行为。

　　后来，因为他们许多人的父母皆受到冲击和迫害，有的人洗手不干了，当起了逍遥派，全国到处串联；有的人怀着报复心理，成立了东城、西城“纠察队”和“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他们和大学里的高干子弟联合起来，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和打击造反派。有人甚至公开写出“炮轰……”的大字报，“攻击”毛泽东。为此，他们许多人被谢富治的公安部抓了起来，受到了打击、迫害。后来毛泽东说不该抓他们，让周恩来、江青、谢富治把他们放了。文革之后许多文革题材的文艺作品中，那些穿着军装，扎着皮带专门用鞭子打人的红卫兵形象，大都出自这些“老红卫兵”。

　　我本人当时对这些“老红卫兵”的态度十分复杂，对于他们一夜之间从高干子弟变成了“黑帮子女”，我十分同情，但认为他们应当正确对待，同“老子”划清界限，听毛主席的话，继续革命，而不应当反对中央文革和毛主席。我当时思想极左，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深信不疑。假如当时我老子活着也查出了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问题成了“黑帮”的话，我会同老子划清界限，造他的反。如果最后没有问题的话，老子还是老子。这点，我实话实说。事实上，文革中这种情况很多，许多高干子弟迫于形势，都批判、揭发过自己的老子，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子女。

　　关于老红卫兵们发明的那个唯出身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刚开始尽管认为不无偏激，但从感情上是持赞同观点的，我当时的思想水平就是如此。作为共产党人、革命先烈的后代，从感情上讲，由于老子们打下了江山，自来红的思想较重，总认为自己这种人最革命，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能挺身而出，而出身不好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但是不久，我就发现，这幅“唯出身论”的对联不能支持。某些高干子女鼓吹这幅对联是为了抵制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并不允许出身不好的人革命。

　　不久，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个高干子弟谭立夫站了出来，发表了文革中著名的“谭立夫讲话”。谭在讲话中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吹上了天。谭立夫的讲话很偏激且极具煽动性，当时许多人都为之叫好。“谭立夫讲话”事实上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但当时，他的大方向错了，后来受到了造反派们的批判和中央文革的打击迫害。谭立夫很有才华，如今据说当了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对自己当年的著名讲话，据说他至今没有全部认错。

　　当时，某些老红卫兵和高干子弟曾多次拉我参加他们的行列。他们说，你家那么多烈士，我们是一伙的，不能造工作组的反，工作组的领导都是老革命碰上了点新问题，不要计较，更不能抓住他们不放。我们的老子都是革命者，都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造共产党的反呢？他们说的似乎有理，我也不想造共产党的反。但我总感到，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的老子九死一生都活着，身居高位，他们从小不知道什么叫苦，起码解放后他们没受过苦，更没有饿过肚子。而我，始终把自己看成农民的儿子，沂蒙山的子孙。我知道什么叫苦，也知道什么叫忘本。

　　共产党的干部进城后，当了官不忘本、不忘老百姓的当然是大多数。我父辈的许多老战友大都如此。但是，某些干部进城当了“大官”后，忙于工作，忙于享受，把老百姓忘了的也不是没有人在。建国多年了，许多老解放区老根据地的老百姓仍穷的叮当响，有人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湖北某县出了一百多位将军，但该县一直是贫困县，还有我的老家沂蒙山区……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没有象彭德怀那样“为民请命”的博大胸怀，但作为一个小人物，一个沂蒙山下贫苦农民和共产党烈士的后代，我认为某些共产党的干部当了大官后确实忘了本，有的人开始贪图享受，开始脱化变质，把老百姓忘了。文革初期揭露出来的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和官僚作风令人吃惊，而这些情况绝对不是无中生有（例如某些林彪死党的所作所为）。因此，我对毛泽东说的党内产生了走资派的话十分赞同，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深信不移。这是我文革之初奋起造反的主要原因，尽管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中，许多人，包括我的亲友们对我当造反派十分不理解。在他们看来，只有出身不好的人和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才造反，象我这样的人不应该造反。但是，造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和支持的，不听毛主席的话听谁的？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继续革命，要搞阶级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党内有走资派，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造他们的反就要亡党亡国。对伟大领袖的这些观点，我们是深信不疑的，因为象我这样的人，是最怕共产党亡党亡国的。为了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不变颜色，我们必须听伟大领袖的话，造走资派的反，造旧世界的反。

　　历史不能假设，事后诸葛亮人人都会。如今看来，如果本人文革中不造反，如果当逍遥派，甚至参加老红卫兵的“联动”，如今日子恐怕要好过的多。但是，文革中当造反派身不由已，没有办法。对于自己走过的路，不管是荆棘丛林，还是峡谷深渊，都应当无怨无悔。

　　历史又往往离不开“事后诸葛亮”。文革中，假如没有林彪、“四人帮”之流捣乱，假如毛泽东更早地纠正自己的极左做法，以正常的整风方式把共产党内的某些不正之风纠正纠正；把某些干部的缺点错误批评批评；把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潮批判批判；对事不对人，不准侵犯人权，批判老干部时让人家坐在那里，可以冲上一壶“龙井”喝着，允许人家讲话和解释。这大概就叫文斗吧？我看这样搞搞也好，皆大欢喜。既不会出那么多“黑帮”，后来也不会出那么多“三种人”。不过，那种搞法恐怕老百姓不答应。

　　当年的老红卫兵朋友们有一句名言，叫作“20年后再见”。历史应验了他们的话。其实没用20年，十年之后，“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毛泽东的错误受到了清算，“文革”被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支持者几乎全部下了“地狱”，许多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成了“5。16”分子和“三种人”。而与此相反的是，当年“老红卫兵”中的精英们由于反对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错误路线有功，在20年后大部分担任了党、政、军各方要职，挑起了革命的重担，真正应验了那句“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名言。

　　笔者认为，不管是大学里的造反派红卫兵，还是中学“老红卫兵”甚至“联动分子”，当年都是十几岁、20岁左右的热血青少年，他们本质上都不是坏人。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好事、坏事谁都干过，对于他们做的错事、坏事，犯的错误，都应当一视同仁，历史地对待，以批评教育、吸取教训为处理原则，而不能把一些人一棒子打死，让人家下地狱，而把一些人捧到了天上。这个道理似乎不太难理解，不过做起来就难了。

“北航红旗”成立

　　书归正传。北航工作组长赵如璋撤走的时候，把“血书”还给了我。另外，使我感动的是，一些工作组成员找到我，向我赔礼道歉，承认了错误。我握着他们的手，热泪盈眶地表示感谢。

　　我和挨整的学生们要求赵如璋同志回北航为我们平反并作一个检查，但赵如璋自走后在国防科委大院里再也没有露面。可气的是，学校里保工作组的人们继续视我等为反革命，对立情绪十分严重。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的人们互相指责、攻击，双方逐渐形成了两大派。保工作组的人成立了“北航红卫兵”，“北航赤卫队”等组织，还有一个中间派“东方红”。

　　据我所知，以高干子女为主的北航红卫兵和以党员、老工人、工农子弟为主的北航赤卫队除了拼命保工作组外，他们的主要“功劳”就是到处抄家和批斗“黑帮”、“牛鬼蛇神”，然后就是围攻和批判反工作组的人们。

　　由于工作组的错误，北航各系都有一些学生和教师、工人受到批判、打击和迫害。这些反工作组的人们在工作组撤走后开始串联，互相认识，并开始酝酿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当时，无论是北航还是社会上，红卫兵的招牌已经被保工作组的高干子女们占用，这些“老红卫兵”在社会上到处搞“打、砸、抢”，已经很不得人心。北航和其它学校反工作组学生们对“红卫兵”十分反感，许多人都回避“红卫兵”这个名字。后来，真正成为文革舞台主角的学生群众组织没有一个叫红卫兵的，但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毛主席的红卫兵。例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等。

　　1966年8月20日，北航一个叫田 东（本名盛喜延）的学生贴出一张通告，首先宣布成立“北航红旗战斗队”，立即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当天，在北航主楼一间大教室里，反工作组的学生们自发集中起来，宣告了“北航红旗”的成立。当时为了区别于社会上许多华而不实的“兵团”、“司令部”等称号，大家决定叫“红旗战斗队”，总部叫总勤务站，头头叫总勤务员，取人民的勤务员之意。参加北航红旗战斗队的人们自豪地宣告自己是毛主席的“红旗战士”，坚决不用“红卫兵”这个招牌。当天晚上，登记的“红旗战士”即为一千零70人，大约占北航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由于我在文革中的名气大，大家一致推举我为“北航红旗”的总勤务员，并担任一把手。不久，我认识了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韩爱晶，他因反工作组积极也被推选为总勤务员。其他几个总勤务员还有井岗山、田东、仇北秦、侯玉山、屠海鹰、何金国等人。作为北航“老造反”之一的石兴国同学因故未参加“北航红旗”总勤务站工作，后来是北航院革委会委员，五系革委会主任。

二十八天二十八夜

　　“北航红旗”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工作组回院作检查。1966年8月25日，我和头头们带领几百名学生举着“北航红旗”的大旗，来到了国防科委大门口静坐示威，要求赵如璋回学院作检查，从此开始了北航红旗艰苦卓绝的“28天28夜”揪工作组行动。

　　话说这国防科委大门口，非一般去处，它同时又是国防部的西大门。因此，北航红旗的“静坐、示威”、揪工作组行为一开始就“冒天下之大不韪”。院内的反对派和社会上的“联动”分子天天来围攻、漫骂，甚至动手打人。各种吓人的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北航红旗的战士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坚信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正义的，“揪工作组”的行动决心越来越大，支持和参与的同学们也越来越多。

　　北航红旗揪工作组的行动，得到了社会各单位、各阶层许多人的支持。这些人都是在本单位受工作组压制和打击的干部、工人和学生。他们纷纷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要求工作组做检查，为受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其中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也派人围困了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长、地质部副部长皱家尤回地院做检查。这些反工作组的群众组织，后来成为北京市的造反派骨干力量，并演化成“天、地”两大派。

　　“北航红旗”组织人马轮番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示威（后来撤倒附近的一个体育馆里），目的只有一个，要工作组长赵如璋回院作检查。这件事对错与否，主要责任应由我来负。我个人认为，同学们主要是为了支持我才这样作的，所以当陷入僵局，上上下下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曾打过退堂鼓，决定撤军，回校闹革命。某些已参加了“联动”的高干子弟朋友也劝我“浪子回头”，加入他们的行列，我当然不同意，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是，这时的“红旗战士”们觉悟已大大提高，他们认为揪工作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撤退，劝我坚持下去，并用那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最高指示来激励我。

　　“你是北航红旗的旗帜，你不能撤，也不能倒，你牌子最硬、名声最大，我们都拥护你。”许多红旗战士都这样说。

　　我决定继续坚持下去。学院文革筹委会不给送饭吃，同学们就啃一口冷馒头，喝一口凉水。许多学生席地而坐已经很多日子了，有的人病了，可是大家的情绪始终很高昂。晚上，同学们席地而坐，眼含热泪，一遍一遍地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思念毛泽东……

　　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往返于学院和科委门口之间，安排轮换人员，交涉吃饭问题，向反对派们解释我们的行动，做某些人的工作。同时，发展壮大北航红旗组织，起草有关的宣言、声明等，忙得不亦乐乎。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国防科委始终不让工作组长赵如璋出来见我们。尽管北航红旗的学生们除了静坐以外没有任何过火的言论和行动（这点历史已经证明），但国防科委的一些干部和社会上的保工作组势力依然把我们的行动视为反革命行为，某些“联动”分子甚至大打出手，扬言要“砸烂北航红旗”。由于我们的忍让和同情支持者人多势重，才始终没有酿成武斗和流血事件。

　　面对重重压力，北航红旗战士们巍然不动。我们坚信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也是合法的。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你工作组把那么多干部群众打成“反革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究竟凭什么？如今明明错了，你为什么不能出来见一见群众，为受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个反、道个歉？群众的气消了，也就完了，难道群众还能把你吃了不成？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干部相当年面对敌人的屠刀都不怕，为什么这样害怕群众？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北航红旗战士们经常眼含热泪，白天面对中南海，夜晚遥望北斗星，心中默默地唱着“想念毛主席”的歌。不久，经过几个红旗战士的酝酿，很快，一首红旗战士自己的战歌诞生了：

　　撼山易，撼“红旗”难，

　　红旗战士钢铁汉。

　　跟着领袖毛泽东，

　　高举红旗去造反。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坚决打倒帝、修、反。

　　撼山易，撼“红旗”难，

　　红旗战士钢铁汉。

　　誓死保卫毛主席，

　　赴汤蹈火也心甘。

　　彻底砸烂旧世界，

　　共产主义定实现！“

　　北航红旗28天28夜揪工作组的革命行动，轰动了北京市乃至全国，最后终于感动了“上帝”，惊动了中南海。1966年9月21日傍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王力等人来到了我们的驻地。陈伯达说他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说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来看看我们。他说：“你们是少数，少数是优秀的，真理有时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们来就表示一种态度，你们懂吗？”

　　据后来才知道，以“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为首的群众组织“揪工作组”的行动早已惊动了中南海。围绕工作组的问题，中央斗争十分激烈。毛泽东大发雷霆，对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进行了严厉地批评。针对北航工作组的问题，“林副主席”下了命令：“赵如璋不出去，派一排人把他押出去!”陈伯达还立了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们聚谈或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

　　“北航红旗”终于胜利了。

　　当时，解放军报社一位记者写诗赞曰：

　　北航旗如血，

　　风雨满京城。

　　28昼夜，

　　惊天泣鬼神！

　　关于北航红旗28天28夜揪工作组的“伟大壮举”，当时从我个人来说也好，从北航红旗其他头头来说也好，目的很清楚也很简单，就是要工作组回院给我们平个反，做个检查，绝没有其它的野心和雄心壮志。因为当时我等根本不知道中央内部的斗争情况，更不清楚中央内部有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矛头说穿了就是对着赵如璋为首的国防科委工作组的。我们知道，国防科委是北航的上级，又是全国全军最高级最机密最尖端的军事机关，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只要国防科委让赵如璋出来做个检查，给我们平个反，道个歉，就完了。我们当时想的就是这么简单。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确也是这样做的。聂老帅后来不但没怪罪我们，而且对北航红旗十分关心，有什么消息主动通知北航红旗（当然不是机密）。而北航红旗上上下下对聂老总始终十分尊重，更没有人反过聂老总，这是历史的事实。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都应记得，文革中，副总理和老帅们大都被下属单位的群众整过，或被打倒，或被批斗，甚至被迫害致死。外交口的陈毅，农村口的谭震林，工交口的薄一波，宣传口的陆定一，经济口的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及军委系统的贺龙、叶剑英、徐向前等老革命家都无一例外被下属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批斗过，贺龙、彭德怀等人被迫害致死，独有国防科委的聂老帅基本是稳坐钓鱼台。（注：后来江青曾借当年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一事向聂老总发难，但很快就被毛泽东和周恩来制止了。）这里面，北航红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北航红旗在保聂荣臻的同时，对聂帅的老部下肖华、杨成武、余立余、傅崇碧等人也爱屋及乌，十分尊重，没有任何不礼貌，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后来，北航红旗把自己的斗争纳入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的原因是“中央文革小组”插了手。如果说蒯大富是造反的“独胆英雄”，那北航红旗则是战斗的集体。这个以工农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组成的战斗集体，具有巨大的战斗力和各方面的“人才精英”。由于北航红旗很快地一统了北航天下，很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央文革看中了这支力量，一步一步地控制了北航红旗，使北航红旗成了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成了全国有名的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

　　中央支持“北航红旗”后，按照林彪和陈伯达的命令，国防科委不得不让工作组长赵如璋来到了北航。那天，我和一个叫朱兵的学生去接赵如璋，国防科委派了一辆白色的“胜利”轿车出来。赵如璋见了我们，害怕得很，反复说明他有病，希望同学们不要打他。我说：“赵局长，你错了。我们没有你想象得那样坏，我们始终把你当成老革命看待，你同我叔叔差不多。（后来才知道，我三叔戴键在山西也当过文革工作队队长，受过造反派的冲击。）你放心，我们不是中学生红卫兵，不会打人，北航红旗没人敢动你一根毫毛，不过你得给我们平反，你作个检查就完了，我们不会难为你的。”赵如璋当时半信半疑。

　　此后，国防科委罗舜初副主任也奉命来到了北航。他和赵如璋与我们同吃同住了一些日子。这期间，北航红旗在学院体育馆里“文斗”了一次赵如璋。赵如璋站在台上，绝对没有人让他低头弯腰坐“飞机”，但有一个姓张的学生跑上台去撕掉了赵如璋的领章。这个过激的行动，遭到了许多学生的一致反对。这也是赵如璋在北航受到的唯一“迫害”。之后，我们和罗舜初、赵如璋二人交换了意见，消除了误会，握手言欢，建立了友谊。在我和头头们的关照下，罗舜初、赵如璋在北航没有损失一根毫毛。革委会成立后，我们经常向罗副主任和赵局长请示汇报工作，对他们十分尊敬，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如果有人说北航红旗文革中迫害过罗舜初和赵如璋同志，笔者愿与他对簿公堂。

　　赵如璋同志后来有一次在大街上排队买菜，我遇到他时，他感慨地说，北航红旗的同学们真好。赵如璋同志现已去世，我从心里十分怀念他。

　　罗舜初将军平易近人，十分和蔼可亲。他曾经用他的“大红旗”拉着我跑遍了北京市的大街小巷。我同他相处聊天时，他给我讲了许多战斗故事。他也是红小鬼出身，参加过长征，身经百战，解放后，授于中将军衔。他说他解放后不论在哪里，从未当过正职，全是副职，因此他开玩笑发过牢骚。中国人有“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之说，自然是有道理的。后来他的牢骚被周总理知道了，有一天，周总理把他叫去说：“罗舜初呀罗舜初！听说你不想当副职，这不对嘛！今天叫你来，是想让你换换工作，但还是副职，你干不干?”罗问总理去哪里？总理说：“让你去国防科委当副主任，聂帅是主任，你去不去?”罗舜初高兴地说：“我去，我去。”罗舜初同志到国防科委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中央和聂老帅的领导下，为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他调到沈阳军区工作，仍是副职。他去世时，广播里报导了他一生的感人事迹，我听后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我想，如果老干部们都象罗舜初同志这样，该多好呀! 由此我更想到，假如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王震等同志也象罗舜初同志那样与我们有接触和交流的机会，真正地了解我们学生红卫兵、造反派们的思想、为人和一切，后来很可能会对我们“手下留情”吧！

让“请柬”韩爱晶上天安门

　　在国防科委大门口“揪”工作组行动中，北航红旗涌现出了许多“精英”，这些精英后来都成了北航红旗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其中首数韩爱晶。

　　韩爱晶是江苏涟水人，生父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了，母亲是新四军老战士，继父也是老干部。他1964年考入北航，是发动机系的，文革前他已是入党积极分子。他艰苦朴素，学习刻苦，善于思考，沉默寡言，本是个不错的学生，决非像某些人所说的文革前就是坏蛋。文革初，他同情支持我们的观点，对工作组有意见，但并未挨整，也不出名，他之所以后来成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纯属偶然。

　　1966年9月29日，鉴于北航红旗28天28夜揪工作组的“卓绝战功”，中央给北航红旗发了一张请柬。请柬是我去领来的，中央要求北航红旗派一名代表9月30日进住中南海，并于10月1日登天安门城楼见毛主席。这张请柬并未点谁的名，一切由我决定。按常理，作为北航红旗的一把手，理应由我代表北航红旗去，同学们也一致要求我去，没有任何疑义。

　　我拿着这张非同寻常的请柬，心里顿时似波涛汹涌，百感交集，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我，一个贫农的儿子，烈士的遗孤，一个沂蒙山下的苦孩子，一个共产党抚养长大的大学生，现在就要去住中南海，登天安门见毛主席，这不是做梦吧？我想起了被敌人活埋的父亲，想起了苦命的母亲，想起了双目失明的老祖母，想起了二老爷，也想起了李青君……我恨不得立即把这个喜讯告诉他们分享。

　　但是，事情并非这样简单。面对这张沉甸甸的请柬，我清楚地知道它的份量。只要我一上了天安门，见了毛主席，“北航红旗”这个一把手我就要当下去了。可是，我却觉得，是该辞掉这个一把手的时候了。对天发誓，我当时不想当官。（注：后来想当官也当不成了。）我自感能力差，尤其是口才不佳--当时口吃毛病刚改，但口才仍不佳，面对以后很难预料的复杂局势，我将很难应付，干不好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广大红旗战士。至于别的，我确实没有想太多，更谈不上有远见之明、激流勇退之说。

　　我从小急脾气，做事干净利落，从不婆婆妈妈，但有时考虑问题不周，常有失误。唯独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考虑太多、太多。是上苍有灵，还是第六感觉起了作用，我也说不明白。

　　于是，我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我把大家召集起来，郑重地宣布：“中央给我们北航红旗的这张请柬，我建议让韩爱晶同志代表北航红旗去。韩爱晶同志文革以来表现不错，他水平比我高，能力比我强。从今天起，我建议他当一把手，我决定辞去北航红旗一把手职务，当一名普通红旗战士。”

　　我的话还没讲完，大伙儿就炸开了锅，大声喊:“不行不行，应当你代表北航红旗上天安门，应当你去！”韩爱晶也坚决不干，坚决让我去，我固执地大声喊:“别说了，就这样定了。”

　　以上这段历史，发生在1966年9月29日，地点在国防科委大门口附近的体育馆里，在场的北航红旗战士有一百多人。

　　当时许多人为我惋惜，甚至愤愤不平。他们从文革一开始就同情我，支持我，为此都挨了工作组的整。他们当时对韩爱晶还不大了解，认为他是“无功受禄”，也有的人被我的行为所感动，握着我的手紧紧不放。韩爱晶也很激动，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韩爱晶个子较高，身材瘦弱，讲话声音有些嘶哑，但能言善辩。他不修边幅，衣着随便，记得当时他头发长长的，几个月没理发了，胡子拉喳的，赤脚穿一双破凉鞋，一根鞋带还断了。我立即派女同学去给他买了一双新鞋子，又找人给他理了发，把他送进了中南海。

　　1966年10月1日上午，我坐在北航红旗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位新华社记者打来的电话，询问核实北航红旗今天谁上天安门。我回答：“韩爱晶。韩信的韩，爱情的爱，结晶的晶，三个日字的晶。”

　　这天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全国英模代表和首都大专院校真正的红卫兵造反派代表人物--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朱成昭。消息立即传遍了全国、全世界。

　　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就这样登上了中国文化革命历史的政治舞台。后来，地院朱成昭很快下台，换成了王大宾。

　　关于“五大领袖”的提法，最早出于毛泽东之口。后来有人可能怕“犯忌”，改叫“五大学生领袖”。但有人认为北大聂元梓是老干部，不是学生，便仍称为“五大领袖”。

　　韩爱晶登天安门见毛主席之后，正式成了“北航红旗”一把手。

　　后来的历史读者都知道了，我这张请柬为韩爱晶换来了15年重刑。我经常觉得，我对不住韩爱晶，客观上是我害了他，他当了我的“替罪羊”。虽然韩本人在后来确实犯了许多错误（说实在话，有些错误实在没法不犯），特别是后来北航批斗彭德怀时动手打过彭德怀，但如果不当北航红旗一把手，他很可能见不到彭德怀，也就犯不了这个错误。我始终认为，是我坑了他，所谓好心办错事，真正是也！

周总理为我平反

　　1966年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多万人参加的“全国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外，周总理以下所有中央首长都出席了。韩爱晶、蒯大富等人坐在主席台后排，我作为普通一兵和同学们坐在体育场的草坪上。

　　在这次大会上，北航红旗的代表井岗山（二把手）发了言，按照中央首长讲话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精神，对“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作了精彩地论述，这在全国是第一次。蒯大富代表到会的十万红卫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宣了誓。这不仅使蒯大富彻底平了反，也使他从此名扬四海。

　　在大会进行中，有人把我受迫害时写的血书交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看后交给了江青等人传阅。周总理问我本人来了没有，要见我。于是，在全场十万多人注目下，我从广场下面走上了主席台。

　　那天，我穿着洗得发白、双肘上补着大补丁的蓝上衣走到了周总理面前。我双手握着周总理温暖的大手，眼含热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周总理也很激动，记得他说：“你们是优秀的，不应当压制你们，应当为你们平反。我已经让国防科委的同志为你们平反。”周总理说完，把我让给了江青，我同江青握了手。

　　对当时的江青，我把她当成中央首长和伟大领袖夫人看待，所以心情仍很激动。当时文革刚刚开始，她的讲话和干的坏事还不多，不可能对她有什么反感。记得当时江青说:“毛主席听说你们被逼得写了血书，很生气。（是否李敏告诉毛主席的？）你们不要怕，中央支持你们。”我激动地说：“请问候毛主席好，祝他身体健康。”随后，我又和主席台前排的陶铸（？）、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肖华、杨成武等人一一握了手。

　　主席台上这次接见，持续了好几分钟，记者抢拍下了周总理同我握手的镜头。

　　上述文字有人可能有微词，都什么时候了，还“炫耀”这些，招打是不？我要告诉这些朋友，我这是回忆历史，记录事实，所以只好实话实说，相信读者会明白和理解的。我就不信您老先生早就知道江青是坏人，一见面就扭断她的胳膊。

　　周总理为我平反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北航，红旗战士们都很高兴，纷纷向我祝贺，尹聚平同学也高兴地掉下了眼泪。

　　自从我“自我罢官”把一把手让给韩爱晶后，我当起了小小老百姓--普通红旗战士，乐得一身轻松，逍遥自在。我回到了我的3511班，与同学们准备复课闹革命。我当时幼稚地认为，自己已经平反了，闹了几个月的革命也该结束了。文化革命，当然离不开文化，学生们该好好上课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风暴越演越烈，全国已经乱起来，收尾谈何容易？为了把文革烈火传遍全国，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支持下，全国的大、中、小学生们以红卫兵的身份开始了全国大串联。当时，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坐车不用买票，吃饭不用花钱，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除了各大城市外，韶山、延安、长征路，黄山、庐山、峨嵋山，到处是红卫兵们的好去处，到处留下了大串连的学生们的足迹。

　　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没事干，便先后去了东郊的738厂串联。（这个厂生产电子计算机，是我的专业对口厂，我后来分配到该厂。）先是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厂子也乱了起来，就返回了学校。

　　这期间，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并掀起了夺权浪潮。“北航红旗”也乘机夺了北航的一切大权，提出了“一切权力归红旗”的口号。随着中央文革的支持，北航红旗名气起来越大，成为全国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在学院内，反对派“红卫兵”、“赤卫队”土崩瓦解，如鸟兽散，一些人加入了北航红旗，大部分人外出串联去了。“东方红”、“红教工”等组织并入了“北航红旗”，“北航红旗”发展到四千多人。有些学生和干部、教师组织上没有参加北航红旗，但事实上成了北航红旗的成员。从此，北航成了“红旗”的一统天下。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航红旗很快就成了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开始“包打天下”。南到广州，北到哈尔滨，东到上海，西到西宁、乌鲁木齐，全国到处都有北航红旗的人马和造反联络站。

　　北航一月夺权时，我因已不是头头，又在工厂串联，没有参与。但由于我在北航文革初期的影响，头头和红旗战士们仍对我十分尊重，我也力所能及地为北航红旗尽“犬马之劳”。

围困“苏修”大使馆

　　1967年1月25日晚，北航红旗办公室接到了派驻《人民日报》的红旗战士吴某某的电话，说刚收到我驻苏使馆急电，我一批即将回国的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时被苏联警察打伤，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消息刚刚通知外交部和中央。

　　韩爱晶一听，立即召集主要头头们开会。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苏修”对我们的严重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作为中国人和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迎头痛击“苏修”的挑衅，捍卫我中华民族的尊严。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声讨“苏修“的暴行，并发电给中国驻苏大使馆，对我受伤的留学生表示慰问和声援。

　　1月26日早上天还未亮，北航红旗广播站奉命以最大音量向全院广播了莫斯科红场发生的流血事件，要求红旗战士们立即起床参加游行示威，并欢迎广大革命师生积极参加。

　　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形式的游行示威如家常便饭，不需要向任何人请示，也不需要任何人批准。这次是抗议“苏修”暴行的爱国行动，更没人反对。于是，全院师生数千人很快集合好了队伍。头头们决定由我带队，于是，我带领北航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出了校门，直奔东直门内的苏联大使馆。这时天刚刚放亮，其它大专院校和单位也陆续从北航得到了消息，立即响应。很快，一支支游行队伍跟在北航的队伍后面，向城里进军。

　　一路上，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群情激奋，斗志高昂，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口号声震天响。红旗战士们唱起了李劫夫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我们走在大路上，

　　革命道路多么宽广。

　　共产党指引我们的航程，

　　无限幸福无尚荣光。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洪流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向着胜利的方向。”

　　李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作曲家。《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是李劫夫的代表作，写于1965年，在文革前及文革中风靡一时。每逢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同学们必唱这首歌。这首革命歌曲无论政治内容和艺术水平皆无懈可击：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欢畅，进行曲风格，时代感极强，唱起来立即给人一种奋勇向前，无往而不胜的毫迈之情。文革中李劫夫为毛主席的许多诗词和语录谱写了曲子，有些成了脍炙人口的歌曲，有些语录歌也风靡一时，全国人民天天唱，尽管有点不伦不类。实事求是地说，象《蝶恋花--答李淑一》和《沁园春--雪》等歌曲还是不错的，很有水平，后来无人能超过他。

　　李劫夫文革初被打成“黑帮”，北航红旗派人把他“抢”来保护了起来，他对北航红旗革命小将十分感谢和赞赏。为表达感激之情，他为北航红旗战士写的《红旗战歌》谱了曲。

　　（笔者注：关于李劫夫，关心的人很多，本书略作交代。李劫夫离开北航后即被“解放”，但可惜的是，由于1943年在晋察冀时和黄永胜有点部属关系，糊涂的李劫夫后来上了林彪集团的“贼船”，并曾为林彪上台写过半首“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未写完）。1971年10月20日，李劫夫被隔离审查。5年后的1976年10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1979年11月20日，辽宁省委“纪委”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被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李劫夫的所有歌曲作品被封杀、停唱10年。直到1981年在有关人士的质疑和呼吁下，李的作品才被解禁。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数万群众齐声高唱“我们走在大陆上”。1999年国庆阅兵式，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陆上”响彻云霄。）

　　书归正传。我红旗战士们高举红旗，一遍一遍地高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和“红旗战歌”，一遍一遍地高呼着“打倒苏修！” 、“讨还血债！”的口号，昂首阔步地向苏联大使馆进军。

　　半路上，早八点时，各单位的高音嗽叭开始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广播中报导了莫斯科红场发生的流血事件，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广播中还说苏修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极大愤慨。现在，北京的大街上已人山人海，游行示威的队伍正向苏联大使馆挺进……

　　经过几个小时的行军，我带领的北航游行队伍最先到达了苏联大使馆门口，立即把使馆大门围得水泄不通。使馆大门向南通东直门内大街的路文革初已改名为“反修路”。倾刻间，“反修路”和东内大街上，游行示威的队伍已人山人海。“打倒苏修！”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响彻北京上空。

　　苏联大使馆大铁栅门紧闭，门内有几个苏方人员向外探头探脑地张望。我武警战士和警察已把使馆保护了起来。我和同学们举着拳头，对着使馆大门不停地高呼：“打倒苏修！” “向苏修讨还血债！”“坚决抗议苏修的法西斯暴行！”“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几乎要把苏联大使馆震塌。

　　这时有学生请示我，可否冲进去抓出几个“苏修”分子批斗一下？

　　我尽管也处于极度愤怒和昂奋之下，但我是头头，不能胡来。我向大家宣布了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要搞过火行动。因为我国在苏联也有大使馆，我们若砸了苏联大使馆或打了他的人，对方一定要搞报复，所以不能蛮干。这点常识和水平我们还是有的。

　　这时，一位卫戌区的首长也找到我，要我们注意不要抓人、打人。他转达卫戌区领导同志的话说，只要学生们不冲进使馆，干什么都行。若万一“苏修”把我们的学生扣住，那就把人抢出来，“苏修”抗议就抗议，由外交部处理后事。

　　正在这时，有人报告说，有一辆“苏修”大使馆的伏尔加车从外面开来，现被堵在反修路口。愤怒的学生们已向车上倒了许多墨汁、浆湖，贴满了标语。车里的人吓坏了，不敢出来。学生们请示我可否把送上门来的“苏修”分子揪出来批斗，把车揿翻，点火烧了算了。

　　当时我也正在激奋状态下，我也是才20来岁的热血青年。我当时认为，把苏修分子揪出来批斗一下，把车烧了也算不了什么，谁让苏修打了我们的人呢？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是合情合理的。红卫兵嘛！出点格没关系。我几乎就要同意采取行动。凭我的身份，只要我一点头，学生们什么也敢干。但是，理智最后还是占了上风，我必须冷静，不能蛮干，这是国家大事，不能让中央为难。

　　谢天谢地，我又避免了一次错误和灾难。当时若头脑发热，同意学生们蛮干，烧毁辆汽车倒没什么，后来也不会让我们赔，但车内的“苏修”分子很可能被愤怒失控的学生们打死。那将把事情闹大，造成严重的国际事件，甚至会导致中苏战争爆发，这是完全可能的。后来的珍宝岛事件就是如此。

　　于是，我分开众人，赶到了伏尔加车前面。透过车窗，见车里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开车，是个胖子。我举着拳头挥舞着，对着车内的人用俄语大喊：“混蛋！法西斯！打倒苏修！”我是学俄语的，会几句苏联话。

　　然后，我要大家让出一条路出来，用手势引导着伏尔加车向前开。这时有人大喊：“别让苏修轧死你！”我笑着说：“他敢！”这时，我看到车内的胖子向我作了一个揖，慢慢地发动了车，跟着我一步一步地向前蠕动，在两边学生们的口号声中，一直开到了使馆门口。使馆的大门开了，我让开道，伏尔加车鸣着喇叭开了进去，大门又立即关上了。

　　我的行为受到了警察们和武警首长的赞扬。

　　随后，我们在大使馆门口宣读了抗议书。学生们又喊了一阵口号。然后，我便带领游行队伍一边游行一边往学校返回。

　　这次围困苏联大使馆，抗议“苏修”暴行的革命行动，十分顺利和成功，没有发生过激行为和意外事件，事后受到了有关方面的表扬。后来得知，“苏修”也搞了对等行动，派人到我驻苏使馆门口闹了一顿，但也未敢有出格行动。当时我们若行动过火的话，“苏修”一定会报复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次涉外事件后来都被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和“5。16”罪行。最典型的事件是“火烧英代办”事件。当时，英国佬在香港反华，迫害我同胞。英国军警悍然开枪打死我同胞15人，并把我新华社记者判刑。愤怒的中国红卫兵和学生们忍无可忍，冲进了朝阳门外的英国代办处公寓，有人放了一把火，把英代办公寓楼烧了，但没有烧死人。这就是轰动全世界的“火烧英代办”事件。后来抓“5。16”运动中，许多人为此被整，被关，罪名是破坏中国外交政策的所谓“5。16”罪行，并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黑后台。历史证明，这是胡说八道。对此，周恩来总理后来说，此事与王力无关，是外交部的最后通牒引起的。

　　我带人围困苏联大使馆一事，由于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出格的错误行为，后来一直没人说三道四，整我时也没提过此事，这就对了。否则，我将以卖国罪起诉他们。

　　事过多年之后的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好汉”们用三颗导弹准确地炸毁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炸死了许杏虎、朱颖、邵云环等三名英雄记者，欠下了中国人民的血债。北约“好汉”们的这次军事行动，绝对不是“失误”，而是百分之之百是故意挑衅，绝对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十二亿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和蔑视。此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许多共产党员、干部和老百姓气得骂大街。可怜我们的导弹技术还不太过硬，没法把美国白宫炸几个窟窿，这口恶气实在难出。当时，官方组织的一些中国学生们倒是在警察们的保护下去美国大使馆门口转了转，喊了几句口号就完事了，就象当年我们在苏联使馆门口一样，没有任何过激行动，这就对了。美国太强大了，还是忍气吞声为好。国家大事不是闹着玩儿的，应当有理、有利、有节，谨慎小心，三思而行，小不忍则乱大谋。等我们的国家慢慢地建设好了，经济、军事实力尤其是导弹和反导弹技术远远地超过了美国时，也发三颗导弹把美国加洲的大沙漠炸几个窟窿，出出气就行了。

　　想不到两年之后，一个叫本.拉登的家伙替中国人出了这口气。但某些中国人不买账，尊称他为“恐怖分子”。

大连镇压“造反团”

　　书归正传。1967年春天，我和几个同学没事干，便决定去大连串连，有条件的话就下工厂锻炼，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之所以去大连，一是大连的大海很迷人，二是同学张海在大连有许多革命造反派战友，可以接待我们。

　　写到大连之行，我不能不提到这位老同学张海，我没有办法，请他原谅。

　　张海文革前已是共产党员，文革之初是保守派，后来受中央社论和最高指示影响，反戈一击，积级造反，成为北航红旗的一名骨干，这本没有什么。只是他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干事往往极左，而且能量颇大，文革中干的有些事十分过火。由于多种原因，他文革中虽未当头头，但却是一名不普通的群众。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之后抓“5.16”运动受审查时，可能专案组动用了“滓渣洞”的手段，张海同学血肉之躯有点怕痛，于是信口开河，把文革中自己干的事儿一古脑儿推到我的头上，说全是我支使他干的。为了保护老同学，我干脆把张海干的许多事（不一定全是坏事）都揽到自己头上，一口咬定他是普通群众，没有任何问题。但万万没料到，他后来竟无中生有地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并一口咬定是我发展的他，交待材料写了几十张纸，时间地点“证据确凿”，不容我厂军管会专案组不相信，把我关了一年多。军管会最后把材料拍给我看时，我才大吃一惊，恍然大悟。我使出浑身解数，用铁的事实否定了我和张海的“5.16”问题。

　　张海被解脱后，青云直上，混的相当不错，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196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的的第三天，张海到京出差来看我，我盛情招待。没想到张海在酒桌上拍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专案组整我，都是你连累了我，我死保你，一个字都没揭发你。说我们是‘5.16’分子？真他妈开玩笑！咱哥们什么时候参加过‘5.16’了？”搞得我哭笑不得。

　　张海青云直上后，或许是怕我们再连累他，从此断绝了与同学们的一切联系。风云变幻，大浪淘沙；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如张海看到此书，请他谅解。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文革中说假话的人太多，算不了什么。我为了写书，不得不提及此事。人无完人，谁都有失误的时候，况且张海的失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法西斯逼供下发生的，有情可原。希望张海老同学海量，保重身体，安度晚年。如果还想和老同学恢复联系，热烈欢迎。

　　书归正传。我们到大连后，先到有名的大连钢厂同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段时间。当时大连已乱了起来，全市有“工总司”、“大专院校”和“五一兵团”等几大群众组织。“工总司”和“大专院校”以工人和学生为主，是造反派，“五一兵团”以老工人、老党员、转业军人居多，也打着造反的大旗，但拥护解放军，思想偏保守一些。我们到大连后，各派组织听说“北航红旗”来人了，纷纷来找我们，让我们表态支持他们。驻军也派了干部来请我们去作报告。

　　本来我们完全可以找各种借口拒绝表态，谁都不得罪。但鉴于当时的形势和我们的身份，不表态不行。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我作出了大胆的决定，以“北航红旗大连联络站”的名义支持“五一兵团”，支持驻军。这下子可把“五一兵团”的头头们乐坏了，当地驻军也非常高兴。

　　如今的年轻人看到这里可能会哑言失笑，你们算老几？历史的事实是，当年“北航红旗”就是有点“老子天下第二”的味道。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谁若得到了“北航红旗”的支持，那就意味着光荣和胜利。

　　但是，我的决定惹火了“工总司”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他们派人来向我宣战，声称要让我走不出大连。

　　我之所以支持大连驻军，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大连地处国防前哨，解放军不能乱，这是基本的常识，否则让蒋介石看笑话。基于这一点，我尽管认为当地驻军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不很理解，但不能同解放军对着干，更不能“反军”。而“五一兵团”既造反又拥军，大方向没错，所以我采取了支持“五一兵团”的作法。

　　张海同学对我的决定不以为然，他认为必须支持“工总司”和“大专院校”造反派，否则就是“支保”，有损于北航红旗形象。他对“工总司”和“大专院校”的头头们也没法交待。

　　于是，张海自己表态，坚决支持“工总司”和“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并同他们的头头们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我出于多种考虑，默认了他这种作法，这也就是我后来承担了一切责任的原因。

　　不久，应当地驻军之邀，我和张海等人去部队作了一次报告。我和部队首长坐在主席台上，报告是由张海作的。张海主要介绍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情况，受到了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

　　有一天，大连警备区司令员邓岳将军邀请我们去司令部作客。

　　我们到了司令部，邓司令用海鲜和包子招待我们。他对我们支持驻军表示感谢，并开玩笑说：“现在到处都是司令部，都叫司令，全是假的，我这个司令才是真的，我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任命的。”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邓司令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住到了部队招待所里，并派兵保护我们。

　　一天晚上，驻军某部队的首长派人把我和一个姓王的同学（张海那天不在）拉到了瓦房店附近的一座军营里，战士们烧好了热炕，端来了热水，让我们休息等候，说有首长要见我们。

　　不久，听见飞机响。一会儿，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军营的场地上。

　　飞机上下来了一位老军人。他把我们叫到了办公室里，寒喧了几句后，他开门见山地说：“谢谢你们北航红旗，谢谢你们支持我们。你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消息灵通。我们这里很复杂，那些乌龟王八蛋们闹的厉害，打砸抢，把我的战士都打了。我早就想收拾他们，但吃不准，你们来了就好了，我们就踏实了。我这次来就是看看你们，表示感谢，我马上要飞回沈阳，你们好好休息吧！”一回儿，老军人戴上军帽，出门上了飞机，飞走了。

　　后来才知，此人是沈阳军区某野战军张锋军长，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知道军人的作风，说一不二。从张军长的口气里，仿佛透着杀气，我心里直打鼓。

　　在学校时听外出串联的同学说，各地解放军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许多地方驻军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青海的赵英夫就开枪打死了许多红卫兵造反派。今天的情况很不妙，千万别出事，我心里直祷告。

　　说实在话，也可能是从小受苦受难受过磨炼，也可能是父亲遗传基因的影响，我养成了说一不二，做事从不反悔的习惯。对就对，错就错，好汉做事好汉当，从不婆婆妈妈。在大连支持驻军，我至今无悔，但我坚决反对部队镇压群众，不能把造反派都视为反革命，更不能开枪杀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部队领导安排我们休息，说晚上部队有行动，你们不要管，躺着睡觉就行，有战士保护你们。

　　我们刚躺下不久，就听院子里哨子响。顿时，战士们的跑步声、汽车声、枪支撞击声响成一片，我爬起来出门一看，只见一辆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的军车开出了军营。

　　我和小王立即穿好衣服，想出去看个究竟，门口两个持枪的战士劝阻说：“首长有命令，为保护你们安全，不要出军营。”我推了战士一把说：“谢谢你了，不要紧。”便冲出了军营。两个战士立即跟在了我们后面。

　　一出军营，我大吃一惊。微弱的路灯下，荷枪实弹的战士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再往前走，只见路边架着许多轻重机枪，战士们趴在地上，手扣着板机，一排排子弹明晃晃的，拖在机枪旁边。

　　我未当过兵，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心里不由紧张起来，我不知道部队要干什么，采取什么行动？反正不会是演习。

　　保护我们的战士把我们领到了一家工厂的大门口，只见工厂已被全副武装的战士们包围。我看见了工厂门口的大牌子“辽宁省瓦房店纺织厂。”

　　突然，高音喇叭响了起来，夜深人静，声音格外清晰、响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某某部队奉上级命令，坚决取缔‘瓦纺造反团’。‘瓦纺造反团’的头头们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实行打、砸、抢，攻击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死打伤革命群众和我解放军战士，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某某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八条指示和沈阳军区司令部的命令，坚决取缔‘瓦纺造反团’。‘瓦纺造反团’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无条件投降，谁胆敢反抗，死路一条……”

　　这时，我才如梦初醒，真相大白。原来刚才张锋军长是来最后拍板下命令的。事到如今，我已骑虎难下。我并不了解“瓦纺造反团”的具体情况，他们的头头们干了什么坏事我也不清楚。但是，情况已经明摆着，部队的行动已经实施，这绝对不是儿戏的事，我既然支持驻军，就应该相信驻军。水已泼地，木已成舟，没有商量和回旋的余地。于是，我让陪同的战士们带我进了厂，来到了厂广播室。

　　一进广播室，部队首长见我来了，十分高兴，建议我讲几句。我没有犹豫，接过话筒，大声地喊道：“我代表北航红旗坚决支持某某某某部队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谁反对解放军谁就是反革命，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的喊叫声，通过高音喇叭响彻在瓦房店地区的夜空中。身旁的部队首长和战士们热烈地同我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随着我的喊叫声，一个个“瓦纺造反团”的头头们被五花大绑押了出来，我数了一下，足有三、四十个。他们一个个被解放军战士押走了。

　　这就是震惊辽东半岛的“瓦房店事件”。

　　在我支持驻军部队镇压“瓦纺造反团”的时候，同学张海正在大连“工总司”和“大专院校”的头头们那里，他万万没想到我会支持驻军镇压造反派。第二天，他找到了我，对我大为不满，并说大连造反派要干掉我。

　　果然，第二天，大连大街上便贴满了“打倒北航红旗冒牌驴戴维堤！”“绞死戴维堤！”的大标语。我的名字被倒写，并打上红叉。

　　我看事不好，便溜回了北航。

　　回到学校后，韩爱晶等人早已收到了大连造反派的控告，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大连的情况如实相告，认为造反派不该反军，反军的就不是真正的造反派，就不应该支持。这时许多头头都指责我不该支保，不该支持驻军镇压造反派，这有损于北航红旗的形象。有的红旗战士甚至贴大字报要开除我，说我是北航红旗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当然不服气。不料韩爱晶却说：“戴维堤干了件大好事。我们的人在外都冲军区，反对驻军，中央首长天天骂我。戴维堤在大连支持解放军，了不起，帮了我的大忙，这是大好事。谁说我们北航红旗反军乱军？戴维堤是好样的。”

　　按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大连“支保拥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没想到后来大连某些人“不够朋友”。事过数年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时，当时的大连市某负责人说，大连市的“5.16”分子多得很，全是“北航红旗大连联络站”的戴某人和张某人发展的。（注：可能是张海同学发展的，反正我一个也没发展。）于是抓出了许多“5.16”分子。对此，我深表遗憾，并借此书向当年被错整的瓦房店纺织厂的工人师傅们和所谓的“5.16”分子们深表歉意。

“二月逆流”问题

　　在我去大连串联、支持驻军镇压“瓦纺造反团”的时候，北京发生了“二月逆流”重大事件。

　　文化大革命刚刚半年，中国已经天下大乱。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全国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们以红卫兵的名义开始了“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传遍了全国各地。国家党政机关几乎全部瘫痪了，许多干部都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了，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了，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当时军队暂时还没有乱）。面对这种形势，具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主席“稳坐钓鱼台”，认为“天下大乱才会达到天下大治”，林彪和中央文革也认为“乱是好事，乱了敌人。”

　　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日常工作碰头会，会议的原定内容是“抓革命、促生产”和国家经济问题。出席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时任副总理、公安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有副总理余秋里，中央文革小组有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江青知道这个会上没有好戏，拒不参加。至于聂荣臻、谷牧和关锋、戚本禹四人没有通知到会。

　　周恩来总理主持的这个会议。但是，还没等总理宣布开会，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按捺不住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的许多做法强烈不满，便你一言我一句地议论了起来，随即大发雷霆，义正词严地发了许多牢骚和脾气。陈毅、谭震林、徐向前首当其冲，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随声附和，李富春当时未发言。陈毅本来对林彪有看法，说的话最厉害：“斯大林搞出了赫鲁晓夫（意思是提拔重用为接班人），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子了？”谭震林指着张春桥的鼻子，大骂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和红卫兵造反派惟恐天下不乱，喊道：“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反革命！老子革命了一辈子，现在成了反革命，老子不干了！”抓起公文包就走。周恩来拍了一下桌子，喊道：“回来！”谢富治不停地说：“谭老板，不要这样嘛！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徐向前也气得拍了桌子，说：“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叶剑英在会议之前对陈伯达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理论水平低，向你请教一下，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搞上海公社？”（注：叶剑英当时不知道，陈伯达事实上是不同意张春桥等人的上海夺权的。）在会上，叶剑英也讲了许多批评中央文革的话，但没有拍桌子，更没有拍断掌骨。拍桌子伤了掌骨是在京西宾馆的另一次会议上。以上历史事实是会议的参加者王力提供的。

　　会议从下午三时一直开到7时，中央文革的成员成了“出气筒”，发言不多，处于守势，只是不停地记录。周恩来在会上左右为难，不停地劝老帅们不要发火，有话慢慢说。

　　这就是所谓1967年2月老帅、副总理们“大闹怀仁堂”的 “二月逆流”事件。

　　会后，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向江青和毛泽东汇报了会议内容。（笔者注：作为向中央主席汇报工作，应当说是正常的。如果如实汇报，没有歪曲事实，按照今天法制的观点看，不能说是“恶人先告状”或“告黑状”。如果添油加醋，捏造事实，诬陷别人，那才叫告黑状。这是小儿的常识，可惜有时大人们不懂。事到如今写历史，应当坚决摈弃文革遗风。）毛泽东开始听着只是笑，当听到陈毅说赫鲁晓夫的话时，毛泽东火了……

　　1967年2月18日晚，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大发雷霆，对陈毅、谭震林等人进行了严厉地指责和批评。

　　随后，在中央文革的指挥下，全国立即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北师大谭厚兰小道消息灵，首当其冲，带头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外事口开始“炮轰陈毅”，老帅和副总理们一个个受到了冲击和批判。

　　后来，林彪摔死后，毛泽东可能“良心发现”，主动否定了“二月逆流”事件。他说，老帅们有意见，在中央的会议上公开讲出来，这是党章上允许的。后来，胡耀邦首先把“二月逆流”称作了“二月抗争”。

　　毛泽东一句话，江青等人假惺惺地喊了几句“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一切就烟消云散了。可是后来，奉命反击过“二月逆流”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却多了一条罪状，他们的头头们成了“打击、迫害副总理和老帅”、“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分子。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北航红旗在“刘、邓、陶”和“二月逆流”问题上，一开始是消极的，或者说是责任不大的。这不是为韩爱晶等人开脱罪责，而是历史事实。

　　据我所知，自“北航红旗”28天28夜揪工作组出名之后，出现了短暂的空白期。这时，清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开始揪斗王光美，反刘少奇，清华大学的一位知名人士抛出了“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北京大学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开始反邓小平，并迫害邓朴方，致使邓朴方在逃脱跳楼时摔断了腰；（注：并非自杀。）北师大谭厚兰等人小道消息灵，率先发起“反击二月逆流”并首先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外交学院开始“炮打陈毅”，等等。这时，北航红旗“按兵不动”。韩爱晶等人整天开会，研究中央社论，揣摩中央意图，分析文革形势，暂时持观望态度。

　　记得当时有人从清华转抄了一张反刘少奇的大字报，有人从中宣部转抄了一份批判陶铸的大字报，被头头们责令撕掉了。“北航红旗”是保陶铸的，没有任何人写过反陶铸的大字报。陶铸被打倒时，许多人莫名其妙，蒙在鼓里。

　　在北京市大张旗鼓地反击“二月逆流”狂潮中，外交口的造反派们整天批斗陈毅，一开始，北航红旗头头们统一了口径，决不介入。韩爱晶说：“陈毅这个人很可爱，他心直口快，从不搞阴谋诡计，毛主席很喜欢他。我们北航红旗任何人不准反陈毅。”据韩爱晶说，有一次，他在大会堂开会后遇见了陈毅，对他表示了问候和支持。陈毅十分感动，因为那几天陈毅天天挨批斗，心情很不好。当时文革刚开始不久，韩爱晶等人还没干什么坏事，陈毅对韩爱晶很好感。韩爱晶当时还想走陈毅的“后门”，让陈毅帮他到部队去当兵。如果韩爱晶和北航红旗当时反陈毅，完全可以把陈毅拉到北航来批斗，更不可能走陈毅的“后门”去当兵。

　　韩爱晶等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之所以在“刘、邓、陶”问题和“二月逆流”问题上持观望态度，落后于其它院校，一是北航红旗当时已经赫赫有名，没有必要去抢着出风头；二是韩爱晶刚上台不久，求稳，想看看中央两派斗争的具体形势再说；三是中央文革当时没有正式给北航红旗下指示，并不是说韩爱晶和北航红旗的水平有多高，不想“立功”。

　　历史的事实是，“北航红旗”按兵不动，很快惹火了中央文革，韩爱晶受到了江青等人的严厉批评和责骂。从此，北航红旗才大张旗鼓地反击起“二月逆流”来，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晚节未保”。北航红旗一行动，果然“出手不凡”。同样的历史事实是，在中央文革的指使或支持下，北航红旗某些人喊出了“炮轰徐向前、叶剑英”的口号，并整过徐向前的“黑材料”；后来又派人参加过北京市的“揪刘火线”和“围困中南海”事件；“7.20”事件后，组织人马到西山抓陈再道（未遂），在全国许多地方支持造反派们冲击军区，并抄过徐海东的家，批斗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这些都是北航红旗文革中犯的严重错误和坏事。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错误行动都是北航红旗个别学生（主要是“红一连的人）干的，有些事请示了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有的根本没有请示，这是历史的事实。另外，由于不在现场或不归我管等原因，这些事情笔者皆未参与。

北航“革委会”成立

　　从大连回京后，韩爱晶等人建议我再度出山。他说：“北航红旗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江山不稳。”此话事出有因。

　　当时在某些人看来，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的家庭出身和老子们大都“不太高贵”。有的出身农民、市民，有的老子虽是革命干部，但官都不很大（地师厅局级）。有人的父母在当地也已被打倒或受到冲击，有的历史问题未查清。北航红旗内外的一些唯成分论思想严重的人和反对派议论纷纷，有人公开指责北航红旗是坏人掌权。韩爱晶等人为堵别人的嘴，建议我仍回红旗总勤务站。因为全院师生都知道，我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家里一大堆革命烈士，若讲出身，没人敢和我比。

　　我考虑再三，最后作出了影响我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我答应了韩爱晶等人的请求，又返回了北航红旗总勤务站，但未进常委班子。由于我出身好，笔杆子也可以，韩爱昌等人让我负责北航红旗的宣传工作。我和同学们在北航体育馆先办了一个“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展览，参观的人很多，连聂荣臻元帅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来参观过，并表扬了我们。当时，《北航红旗》报和红旗广播站由常委们亲自抓，我没有介入。不久，常委们又让我负责组织保卫工作。

　　自从“一月夺权”后，反对北航“红旗”的“红卫兵”和“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土崩瓦解，北航事实上已经成了“红旗”的一统天下。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67年5月20日，北航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合法地掌握了北航的一切权利。

　　北航革委会由45人（实43人）委员组成，常委9人（后增至13人）。后来陆续参加革委会的三结合干部有程九柯（原党委副书记）、张有瑛（原党委成员），王敬明（原副院长）、刁震川（原副院长）、王秀波（老干部）、肖汉祥（原武装部副部长长）、梁兴德、陈翠蒂等。原党委书记王恒被“解放”后任革委会副主任。当时的革委会分工如下：

　　革委会主任：韩爱晶

　　革委会副主任：井岗山、王恒、仇北秦

　　革委会常委：韩爱晶、井岗山、仇北秦、田 东、张有瑛（干部）、程九柯（干部）、屠海鹰、侯玉山、王洪发（教师）、李乐（工人）、杨瑞云（女）、刘德威、崔光极。(13人)

　　革委会委员（实43人）：刘德威、韩友民、邵重威、屠海鹰、匡正芳、刘春田、赵伦忠、刘崇勤、贾焕民、惠凤荣、田 东、丰成伟、韩爱晶、王发动、侯玉山、康文彬、李明启、李 乐、郝 瑞、戴维堤、石兴国、罗钰源、李忠孝、宋光庆、仇北秦、莫世禹、张树泉、徐佛书、王文懋、杨瑞云、刘建华、井岗山、张聚恩、崔光极、黄铭钧、王惠民、黄文敏、张维彬、何鳞书、王洪发、张有瑛、程九柯、陈翠娣。

　　革委会主要部门分工如下：

　　斗批改：由常委直接管理。

　　作战部长：刘德威。下辖：红一连、钢一连、全国动态组等（由常委直接管理）。

　　后勤部长：莫世愚

　　宣传、组织、保卫部长：刘建华、李中孝、戴维堤

　　科研、生产、“红航一号”负责人：屠海鹰、李明启、何鳞书等

　　斗批改专案组（刘天章连）负责人：刘祥

　　清队七人领导小组：井岗山、王恒、侯玉山、梁兴德、郝震武?、戴维堤（还有一人，查询）。

　　红一连、钢铁纵队、全国动态组主要工作人员有：王以理、陆澄平、王守信、祝春生、段孔莹、柴孟贤、许志新、王端、万建中、朱之惠、杨玲玲、侯玉兰、尹聚平、王碧娟、王竹贤、卢向阳、左方成等。

　　清队办公室和组织保卫部主要工作人员（学生）：段孔莹、吕香孝、朱芒大、罗茂详、安英敏、陈霞、方学正、董志明、郭文炳等。

　　《北航红旗报》负责人：孔令和、惠凤荣、秦志强。

　　北航红旗原造反大队主要成员：刘向东（刘汉儒）、薛廷仁、宋毅、赵群增、戴经伦、苗洪仁、宫昌来、王振州、秦建新等。（注：革委会成立后进行了改组。）

　　北航红旗广播站负责人：胡惠绢、郑德庆。

　　一系革委会主任：吕绍贤

　　二系革委会主任：匡正芳

　　三系革委会主任：王发动

　　四系革委会主任：

　　五系革委会主任：石兴国

　　六系革委会主任：宋光庆

　　七系革委会主任：王恩茂、

　　九系革委会主任：张聚恩

　　（注：北航无八系。）

　　其他革委会委员无明确分工的，代表革委会协助和负责所在单位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一直到毕业，我始终是43名革委会委员之一，虽然后来权力不小，甚至比某些常委还大，但始终不是常委。（注：多年后某些人给我“定案”时坚持说我是常委，受宠若惊，谢谢！）

　　北航革委会成立大会非常隆重，邀请的首长和宾客很多。聂荣臻、肖华、杨成武等军界首长以及谢富治、吴法宪（代表空军）、戚本禹（未上主席台）和美国在华专家代表、左派人士李敦白等人都出席并发言表示祝贺。聂老帅和将军们对北航红旗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北京高校系统首先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十分赞赏。这时的北航红旗，早已把国防科委当成了真正的上级，对聂老帅和科委的领导们非常尊重。聂老帅和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军界首长对“北航红旗”和北航革委会的工作十分支持，但严格要求，对北航红旗的错误也曾严厉批评。万没想到，后来肖华、杨、余、傅等军界首长被林彪、江青等人污蔑为“北航红旗”的黑后台和“5。16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

　　北航革委会成立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插曲。三结合干部之一的原院党委副书记程九柯已坐在主席台上，红旗办公室突然收到了一封紧急公函，头头们打开一看，是揭发程九柯在新疆监狱自首的所谓证明材料，并有单位公章。由于新疆监狱问题牵扯到陈潭秋、毛泽民（毛泽东胞弟）等许多著名共产党人的被害问题，事关重大，头头们不知所措。韩爱晶决定严格保密，会议照常进行。程九柯同志作为首批“解放”并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坐在主席台上，十分高兴，但不久，便被隔离审查。需要指出的是，一直到1968年底“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后，程九柯同志一直被关在“牛棚”里，直到去世后才平了反。

　　作为革委会委员，我先当了几天宣传部长，后来负责人事、组织、保卫工作。当时党组织已经瘫痪，所谓组织工作主要是“北航红旗”成员的管理。历史的事实是，我把北航原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保留，让他们继续负责自己的日常工作，我很少过问，只有重大问题和报告才请我签个字。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他们大都是反对北航红旗观点的，但我对他们毫无派性，更没有整过他们任何一个人。没想到数年之后抓“5。16”运动中，北航原政治部的某些老师“恩将仇报”，几乎把北航红旗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整了我许多黑材料。对此，我万分遗憾。

　　当时各系和基层革委会的头头们，由选举产生，谁上谁下我无权干涉。学院的主要工作“斗、批、改”和被打倒对象的专案审查和批判，由“刘天章”连和常委们亲自抓，我无权介入。对外作战由常委和“作战部”（下属“红一连”、“钢一连”等）管。唯有保卫部，我进行了改组，把原来名声不好的“红旗造反大队”解散，抽调了一批得力的学生，成立了“红武连”，后来扩大成“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掌管着中央发给的数千枝枪，我和革命委员会委员刘建华、李忠孝共同负责。后来刘、李二人毕业，组织保卫工作由我一人负责。这样，从生孩子报户口、两口子闹离婚、人事调动、调整住房、财务报销、处理自杀事件、站岗、巡逻、护校，一直到调动“红旗武装部队”都由我管。韩爱晶等主要头头们对这些日常琐事不屑一顾，也十分放心。

　　文革中，北航在我的保卫下，没丢过一把椅子，没打破过一块玻璃，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我必须为自己说一句公道话。

　　虽然没打破一块玻璃，但像当时所有单位的造反派一样，北航红旗掌权后尤其是“清队”中也打击、误伤了一些干部群众，并批斗过彭德怀等人，打死了学生李明清、吴仙虎，犯了许多错误，详情后述。

蒯大富和“四.一四”的故事

　　我与蒯大富相识，始于1966年10月6日。那天，在工人体育场“全国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周总理刚给我平了反，我在主席台后排认识了蒯大富。当天晚上，应当时国务院某领导之女--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周某某之邀，蒯大富拉我一块去了一趟天津“煽风点火”。这次天津之行未干什么坏事，实话实说。

　　蒯和我都是周总理平反的红卫兵头头，但蒯大富在清华比我“折腾”得厉害，挨整也比我厉害。由于我后来很快“让贤”，韩爱晶接班，所以蒯大富、韩爱晶名气比我大得多，后来挨的整也比我厉害得多。这是历史老人的安排，没有办法。

　　蒯大富是江苏盐城滨海人，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父亲是村支书。他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工系，与我同年进京并有类似的经历。

　　文革之初，蒯大富因反工作组被打成反动学生，这点与我也相似。只不过我被逼得写了血书，蒯大富被关押十八天，逼得绝食抗争并在清华园附近卧轨自杀末遂。

　　1966年6月8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6月13日，工作组便停止了校长（兼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的工作，接管了清华大学党委。不久，教育部把蒋南翔“抛”了出来，蒋成了“黑帮”。6月12至16日四天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清华大学便有103名干部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112人被打成走资派，16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

　　以上这些，不管是功劳还是错误，都是工作组干的，没有蒯大富的份。

　　6月15日，以蒯大富为首的十几名学生带头反工作组，很快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闹得比北航厉害，这是因为清华工作组长叶林同志有一个特殊身份的顾问王光美，而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因此蒯大富的造反和清华文革的情况随时“通天”。刘少奇同志对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更没有想到毛主席事实上是对着他来的。他天真地认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你们问我，我也不晓得。毛泽东点燃了文革烈火后，就到南方“旅游”去了，让他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和老邓按照共产党历来的经验，派出工作组来领导运动。而这些工作组成员都是从党、政、军各领导机关临时抽调来的，他们对文化革命同样一问三不知，很不理解。工作组长们（包括北航赵如璋）都是老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他们都参加过。特别是反右斗争，他们有丰富的经验。那时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一样，是不允许人们对共产党、对党的领导人、甚至基层支部书记说个不字的。谁敢说不字，谁敢提意见，那就是反党，就是别有用心，就要打成“右派”、反革命。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反右派问题上观点一致，没有分歧，英雄所见略同。“反右”运动中，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就把多少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打成了右派分子--包括后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鎔基。

　　据说当时政协委员、民主党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曾举着“宪法”游行，请共产党的领导人按宪法办事，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照样把他们打成右派。后来刘少奇同志挨整时，也想起了宪法，但已经晚了。

　　这一次，老皇历不灵了，此一时彼一时也。毛泽东项庄舞剑，刘少奇不知自己成了沛公。他又经验主义地把反工作组的学生视为右派、“游鱼”、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支持王光美同志和工作组狠狠地整。于是蒯大富等数百名反工作组的学生、教师被打成了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蒯大富被开除了团籍，关押了十八天。他曾绝食抗议工作组并“逃跑”到清华园车站卧轨自杀未遂。另一个学生被整死了。

　　当时清华大学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动学生、“游鱼”的教师学生达八百多人，而北航工作组“小巫见大巫”，才整了一百多人，打成“牛鬼蛇神”的才十几个人。

　　笔者至今不认为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是革命行动，是符合宪法的。有人至今把工作组当年整学生、整干部群众的做法说成是正确的，应该的，这似乎不对，因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说穿了叫做不讲理或以势压人。说工作组有错误，这同否定文革不矛盾，何况这是历史的事实。以北航为例，是工作组首先把党委正、副书记打成“黑帮”，交学生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又把矛头指向了一般干部和学生。这点，北航有良心的老人们都可以作证。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工作组也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组的错误有上面的责任，也有自己的责任，这是不必回避。

　　如果说文革初工作组大整干部群众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可以理解和谅解，那青年学生红卫兵造反派们是不是“小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呢？后来为什么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三种人”，而且至今不能原谅呢？

　　如果说蒯大富等人后来犯了错误，犯了罪，挨整、判刑甚至杀头是罪有应得，那也不能把当年工作组整干部、整群众的做法说成是正确的。给蒯大富定案的时候，也没有反工作组这一条。

　　笔者认为，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教训，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说是无法无天的话，首先是工作组无法无天，然后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无法无天，最后才是红卫兵造反派无法无天。是工作组先把老干部打成了“黑帮”，又把给他们提了点意见的群众--包括学生、教师、工人和干部打成了反革命，批斗，关押，迫害，剥夺人权。后来红卫兵造反派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号召、支持甚至煽动下，也无法无天起来。他们中的某些人走向了反面，搞“打、砸、抢”，批斗、迫害所谓的走资派们，搞得天下大乱。笔者坦言，文革十年（当然包括后期历时数年的抓“5。16”运动）完全是一笔糊涂帐，除了极少数真正的逍遥派外，谁也挨过整，谁也整过别人，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谁也不是一贯正确，谁也别装孙子。

　　书归正传。据说当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第一次到清华园见到蒯大富时，指着蒯大富的鼻子骂道：“你就是快大富？你不但要富，还要又快又大，听你这个名字就是反革命！”

　　蒯大富反工作组大闹清华园的行动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周总理亲自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了反。1966年9月244日，蒯大富拉起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自任司令，后来又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以反刘少奇和批斗王光美而名扬全世界。

　　清华大学的学生脑子聪明，胆子也不小，包括揪斗王光美和后来的大武斗，清华园的许多高智商亡命之徒令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自叹弗如，望尘莫及。

　　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1964年访问印尼时，一反在国内的朴素形象，穿了旗袍，戴了项练，风采照人。这本是外交礼仪需要，绝对有大国领导人夫人的风度，更谈不上给中国人丢脸。如果说对王光美同志有意见，认为她有错误，不该穿旗袍、戴项链，批评王光美的错误似乎也可以，但不能侮辱人格，搞恶作剧。结果，在中央文革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指使下，蒯大富的人经过密谋，干出了文革中轰动全国、全世界的“精彩之笔”。为了揪斗刘少奇、王光美，蒯大富的人以刘少奇子女遇车祸为诱饵，把刘少奇夫妇骗到了医院。经周恩来的干预和批准，刘少奇返回了中南海，但王光美可以到清华园接受批判。于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给王光美套上了花床单做的旗袍，戴上了乒乓球做的大项练，进行批斗。当时我和韩爱晶等人在北航听去参加会的学生回来一说，感到很好笑。韩爱晶不以为然地说：“蒯大富这种搞法，纯粹是恶作剧，太不严肃，容易让人家抓辫子。”

　　王光美同志当时受到了奇耻大辱，换任何一个人，也不会饶恕蒯大富和造反派们。王光美同志后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多年，九死一生，受尽了苦难，并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这是中国文革中的大悲剧。多年之后，王光美见到了曾在秦城监狱关了15年的王力，她热情地握着王力的手说：“你也是受害者，你当了替罪羊。”其宽大的胸怀令人感动。

　　有人抛开政治评论王光美和江青时说，一个是大家风范，一个是小肚鸡肠；一个是名门闺秀，一个是村野女子；一个是燕京大学的校花，一个是上海滩的“戏子”，其家庭环境、文化素质和个人修养决定了两个女人的天壤之别。

　　1967年4月14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分裂。几个与蒯大富一块造反的头头对蒯大富不满，拉出一部分人成立了“4.14”造反兵团，一把手叫沈如槐。“4.14”同时抛出了一份后来被陈伯达称为很有理论水平的宣言书-- “4.14思潮必胜”，其作者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4.14的理论家”的周泉缨。

　　当时有人向我报告说清华大学出了一张很厉害的大字报，我立即去清华园详细地看了周泉缨的大作。他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醒，只可惜我当时的思想不能接受。我在佩服周泉缨的才华和文笔的同时，认为他是个危险的一定要倒霉的人物，是一个高水平的造反派的叛徒，将来很可能成为曾国藩式的人物，蒯大富很可能“死”在他们一些人的手里。

　　所谓“4.14思潮”，大意是“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4.14”思潮认为，像蒯大富之类的造反派是“形左实右派”，是一帮“流氓、痞子、土匪、叫化子”，只能让他们帮着造反打江山，不能让他们坐江山。为了防止他们将来犯上作乱，不如现在就把他们杀掉。这些观点在文革初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周泉缨后来又因反陈伯达被关押了一年多，毛泽东知道后，下令把他释放了。

　　多年之后据周泉缨自己说，他当年拿蒯大富和陈伯达开刀，就是要将毛泽东的军，逼迫毛泽东“改弦更张”。

　　文革中的“4.14”思潮或观点，是一个非常深奥和复杂的理论问题。笔者认为，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4.14”思潮和理论绝对是错误的，反动的，但是从历史的实践看来，“4.14”思潮却不无道理。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一开始几乎都是“痞子”搞起来的。这些先天不足的“痞子”们打江山时绝对是英雄好汉，但他们不懂得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的道理，只知道打倒皇帝做皇帝。一旦胜利在望，“痞子”的劣性便暴露出来，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甚至为了个女人而大打出手，最后以失败告终。李自成、太平天国的悲剧就在这里。看来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共产党刚开始革命造反时，不也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和骂为“土匪”、“痞子”吗？

　　笔者坦承，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造反派头头（包括本人在内）都不能说是真正的革命者，大部分是“痞子”或身上有“痞子”气。但是，什么人身上没有“痞子”气呢？大概是那些出身高贵、血统纯正的人们和忠厚老实、明哲保身、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的老好人和逍遥派吧？但是，若说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和栋梁，笔者至死不敢苟同。（注：真正有思想、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和独立见解的所谓逍遥派除外。）

　　古今中外，历代皇帝和统治者都是“痞子”变化来的。当了皇帝的“痞子”对帮助自己造反打江山的“痞子”大致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割地封候，委以重任，二是当替罪羊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痞子”教育、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统统当替罪羊杀掉。可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最后还是上了“4.14”的当，重韬了某些历代皇帝的覆辙。

　　历史无情地把周泉缨的预言变成了现实，“4.14”胜利了，“4.14”的遗老遗少们得到的是“顶戴花翎”，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之流一个个变成了阶下囚。这是后话。

　　当时，蒯大富等人对“4.14思潮”恨之入骨，同“4.14”造反兵团势不两立，两派整天互相攻击、对骂，不共戴天，把个好端端的清华园搞得乌烟瘴气。

　　由于蒯大富的“井冈山”和“4.14”始终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清华大学的大联合一直无望，成立“革委会”也就成了泡影。有一段时间，联合似乎有望。周总理表示，只要清华大学两派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他一定出席祝贺。蒯大富十分高兴，请“林副主席”为清华革委会成立题词。林彪很聪明，他对清华大学革委会只字未题，他题的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是文革中陈伯达发明的、林彪题字的“四个伟大”的由来。

　　蒯大富的命运本来应该不错，只要他同“4.14”联合起来，成立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周总理一出席，中央一支持，清华大学将是蒯大富的一统天下，象北航一样。可惜沈如槐、周泉缨等人早已看准了这部棋，故意搅乱了蒯大富的黄粱美梦。笔者认为，如果当时清华大学很快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来就不会发生武斗。没有武斗，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不会(也没有理由和必要)派工人、解放军去“占领”。这样，蒯大富等人就不会那么快退出历史舞台，红卫兵的命运和历史起码要延长，甚至文革的历史要重写。这是鄙人一孔之见。可惜，这个本来可以出现的局面被“4.14”的好汉们击得粉碎。用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周泉缨的“4.14思潮必胜”大字报改写了中国文革的历史。

　　历史的悲剧在于，蒯大富等人自觉不自觉地上了“4.14”的当，把“4.14”和“地派”当成了最危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从而大加讨伐，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大武斗。历史证明，头脑聪明但利令智昏的蒯大富等人不是“4.14”的对手。他们的所作所为，客观上在为“4.14”思潮验证真理：造反派就是只能造反打江山，不能坐江山也！不能坐江山也无所谓，关键是差点丢了吃饭的傢伙--脑袋，并且“连累”了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

　　1967年4月底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清华“4.14”一个女头头打来的电话。

　　清华“4.14”当时对北航红旗应当说还是很尊重的。他们知道我们和蒯大富关系不错，请我们出面给蒯大富作作工作，劝他以大局为重，高抬贵手，成立革委会时多给“4.14”几个“议员”名额。

　　“4.14”的头头说得怪可怜的，我很理解。于是我和韩爱晶等人劝蒯大富，姿态高一点，多给“4.14”几个名额，赶快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

　　但蒯大富顽固得很，不听劝告，寸步不让。“4.14”要么投降，要么灭亡，这是他的回答。

　　“4.14”也不甘示弱，发誓要把“井冈山”推倒、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

　　不久，清华园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战火弥漫，乱成了一团。

　　与此同时，北大“老佛爷”聂元梓如出一辙。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干了起来，并武斗不止。

　　1968年的夏季，清华、北大的武斗达到了高潮。两派的头头们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令所有的人非常头痛。谢富治曾带领我们北航的头头们去清华一次，想制止武斗，结果进不了封锁区，扫兴而归。中央文革、周总理也没有办法，直至后来惊动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

　　打倒“四人帮”之后，蒯大富、聂元梓等人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彩表演”和“赫赫战功”，换来了十7年的重刑。而作为蒯大富和“井冈山兵团”的对手“4.14”的头头沈如槐等人和支持着，有关方面认为他们仅仅是一般缺点错误，后来大部分受到了重用。

　　笔者认为，文革中，清华大学也好，全国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了争权夺利也好，为了某种观点和信仰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不可能一个是人见人爱的“林妹妹”，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

　　2004年4月，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在香港出版。笔者拜读了该书。之前笔者曾道听途说蒯大富和沈如槐早已握手言和，前嫌尽释。令笔者吃惊的是，事过36年后的今天，沈、蒯二位仍没有化干戈为玉帛。沈如槐在书中仍然对蒯大富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蒯匪”“死有余辜”……令人大跌眼镜。

　　在书中，沈如槐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自己作为“4.14”的一把手，派人参与过“揪刘火线”，围困过中南海，反过刘少奇、王光美；派人参与过“火烧英代办处”；派人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在学校武斗中，下令部下制造武器--从手雷弹到装甲车；还派人炸毁了高压电线杆，导致清华圆和中关村大面积停电；还组织人马抬着尸体在天安门广场游行……这些问题，公正而实事求是地说，都是与蒯大富差不多的“功劳”。如果历史地、宽宏大量地看待，应当都是“小将”犯错误，都是一般缺点错误。但是，蒯大富可能因为是“天生的”反革命，所以被判刑17年；（注：陈伯达才18年。）而沈如槐可能沾了“4.14”这三个字的光，属于“一般缺点错误”。清华大学党委和上级领导果真是英明伟大，令人感激之至，鼻涕飘零。

　　笔者痛骂自己上大学走错了门，上错了船。看看沈如槐老弟，陡然爆发了“红眼病”。本人文革中的“功劳”比沈如槐老弟差远了，真正是小巫见大巫。特别是文革中本人不但没有炸毁高压线，而且夜间亲自站岗保卫过北航西边的高压电线杆--那是为天安门和中南海送电的。但是，茫茫苍穹下，有阳光普照之处，必有淫雨纷飞之地。后来北航党委“指挥”我厂党委给本人来了个属于“三种人”的“严重政治错误”，由此毁了本人的一生，此为后话。

　　“死有余辜”的“蒯匪”没有被“414”送上历史的断头台，而是被“历史老人们”送到监狱里改造去了。有一份小报曾介绍过蒯大富的传奇故事，写他刑满释放之后被山东蓬莱地区私企老板请去当了总工程师，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本书将以“独家新闻”继续介绍蒯大富的故事。

　　先透点消息，借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伟大东风，蒯大富如今在深圳当个体户，办公司，当老板，据说成了不大不小的“大款”，成了地地道道的“款司令”。

谭厚兰砸“孔家店”的故事

　　说起谭厚兰，许多人对她知之不多。谭厚兰是湖南省望城县人，生于1940年，她中学毕业后先当过教师和小学校长，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文革开始时，她已206岁，比蒯大富、韩爱晶等人都大。

　　谭厚兰同《红旗杂志》社林杰等人较熟，小道消息灵。文革之初，谭厚兰也因反工作组“起家”，成立了以她为首的北师大“井冈山兵团”，但影响和名声不大，没有什么“伟大壮举”。聂元梓有“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板”；蒯大富有“绝食、卧轨”反工作组、反刘少奇、王光美和周总理亲自为其平反等名气；韩爱晶有“28天 28夜”静坐示威揪工作组“壮举”；王大宾有“四进地质部”揪工作队“战功”。惟独谭厚兰，造反业绩欠佳，名声不大，于是她想干点出名的大事，向其他学生领袖们看齐。

　　在“小道消息”的支持下，谭厚兰在全国首先发动了对“二月逆流”的反击和声讨，她最早提出了“打倒谭震林”的口号。

　　谭厚兰干的另一件大事就是造死人的反。1966年10月，在戚本禹等人指使下，谭厚兰决定到山东去砸“孔家店”，造“孔老二”的反。

　　笔者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它既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又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儒家学说为历代统治者们尊崇，成为“安定团结”的既定方针，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国泰民安立了大功，也为炎黄子孙的做人之道、处世哲学立下了规范。总的说来，儒家学说的功劳大大的，不仅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儒家学说也将以顽强的生命力永存于世并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儒家学说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的中庸之道、以“和”为贵、随遇而安、不求改革更不准革命造反的正统思想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中国如今的落后，尤其是人们思想的保守落后与儒家学说不无关系。中国人太容易满足：“差不多就行了，算了吧，忍了吧！”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孔，主要就是怕人民造反，怕人民要求社会的变革。

　　历史上“砸孔家店”的人也不少，但都是“文砸”。“五四”运动以来，以鲁迅等人为首的文化先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也是主张“反孔”的。

　　笔者认为，不论反孔也好，尊孔也好，都应讲道理，都应以理服人。对于“孔家店”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的重点文物，是国宝，是中国人共有的财富，理应受到很好的保护。

　　当过教师又是文化人的谭厚兰可能仅记住了孔老二那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反动言论”，在戚本禹等人的授意下，决心要砸烂“孔家店”。1966年10月7日，谭厚兰放着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放着北师大的“黑帮”们不斗，带领一些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誓师捣毁“孔家店”。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二百名学生杀往曲阜，不顾山东省委、曲阜县委和孔庙管理处的阻拦，串联了当地一批学生红卫兵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彻底砸烂孔家店誓师大会”，然后开始了疯狂的造反行动。国务院于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捣毁，孔子的墓碑被砸碎，孔像被捣烂，孔坟被刨平，第70六代“衍圣公”孔令贴的棺材被打开，暴尸于众。数千册古书，数百轴字画付之一炬。整个孔庙、孔林被洗劫得满目疮痍，一片狼籍。

　　好一个“巾帼英雄”谭厚兰，真了不起！

　　谭厚兰带人砸孔庙的事，我和韩爱晶后来才听说。作为山东人，齐鲁子孙，我非常气愤。不是事后诸葛亮，若我当时是山东或曲阜的共产党官员或造反派头头，我不会让谭厚兰胡作非为的，因为我特孝敬祖宗，喜欢文物。山东老乡当时连祖宗的遗产都未保住，十分可悲。“谭厚兰这算什么本事？这是中学生和小学生们干的事。”韩爱晶也对谭厚兰嗤之以鼻。

　　谭厚兰自持有后台，不把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放在眼里，在中央文革某些人的挑动下，她竟然支持蒯大富和韩爱晶的反对派，这使她差点遭受灭顶之灾。

　　蒯大富和韩爱晶时刻想着找机会教训一下谭厚兰。

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的故事

　　文革开始后，与北航一墙之隔的北京地质学院也闹的很厉害。象北航一样，地质学院的工作队（北航叫工作组）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了许多干部群众。1966年8月中旬，反工作队的学生们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院东方红”），随后便派人到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地质部副部长）回地质学院作检查。

　　这时，“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还不是王大宾，而是朱成昭。

　　朱成昭是应当在中国红卫兵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的一个副局级干部。朱1960年毕业于著名的上海中学，因品学兼优，被直接分配到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两年后，担任了课题组组长。在工作中，朱成昭感到了基础知识的不足，决定再去读大学。1962年，受当时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影响，他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由于入学前已经参加工作，当时叫“调干生”。

　　1966年6月初文革爆发后，朱成昭和一些同学起来造反，对邹家尤为首的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打成“反动学生”，并被工作队内定为“运动后期送去劳改”。当时工作队的一位副队长对朱成昭等“反动学生”骂道：“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如！”

　　1966年8月中旬，朱成昭联合了几个被“逼上梁山”一起造反的同学蔡新平、蒋良朴、郭侃、田春林、梅建明、王大宾、杨雨忠等人揭竿而起，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组织。由于不搞“血统论”，许多对工作队有意见但出身不太好的学生纷纷参加，“东方红公社”很快成了地质学院的主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对立派组织是“斗批改战斗队”。当时，朱成昭是“东方红公社”一把手，王大宾是第三把手。随后，朱成昭组织人马去地质部揪工作队，象北航一样，在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制造了“四次大闹地质部”事件。之后，朱成昭等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接见和支持，“地院东方红”和朱成昭从此出了名。当时，毛泽东为了了解北京高校文革真实情况，亲自派女儿李纳到各高校（包括北航和地质学院）活动，担任“联络员”。中央文革也派关锋、阎长贵直接过问地质学院的文革情况。

　　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朱是总负责人，实际上的“一把手”，当时不叫“司令”，也根本没有设“司令”这一职务。

　　当时，蒯大富仍在清华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多次要求朱成昭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朱成昭当即派出人马去清华支持蒯大富。之后，蒯大富带领“清华井冈山”参加了“首都三司”，朱成昭请蒯大富担任了“二把手”。从此，有人开始戏称蒯大富为“蒯司令”。后来，朱成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被捕入狱，蒯大富成了“首都三司”的“一把手”，加上后来毛泽东也戏称蒯大富为“司令”，“蒯司令”从此“名扬四海”。

　　1966年9月，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某“帅府千斤”凌子小姐（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隐去其真名，下同。）到地质学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两人在许多政治观点上一致，相见恨晚，坠入爱河。不久，二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66年12月的一天，北京市发生了令中央和群众大吃一惊的“绑架”事件。这天晚上，一群来路不明的红卫兵乘坐两辆汽车来到了了位于正义路的彭真住宅大门前，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们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刚刚睡下的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巧妙地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一口气把彭真劫持到了北京远郊县某地藏了起来，后来彭真等人被连续批斗。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从此开创了在社会上揪斗老干部的先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当时大吃一惊，一查，原来是某老帅的“千斤”凌子干的。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怀。之后，康生、江青、戚本禹也分别指示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去抓彭德怀。

　　据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朱成昭派了三批人马去成都抓彭德怀。第一批王大来和钱信等人于12月15日到成都见到了彭德怀，并同彭德怀就文革和历史问题进行了长谈，结果被彭德怀感化，对彭表示同情，抓彭失败。随后，朱成昭又派第三把手王大宾带人去抓彭，12月18日到达成都，见到了第一批抓彭成员。大家一商量，感到为难，决定回京同朱成昭商量。这时，据说朱成昭对彭德怀也比较同情，并把学生们在四川同彭德怀的一份谈话记录交给了中央文革，结果受到了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这时，中央文革戚本禹又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在这种情况下，朱成昭可能出于争功思想，也可能想保护彭德怀，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派出以胡乐成为手的、100多人的人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12月27日，彭德怀被拉到了地质学院，关在朱成昭住的房间。据朱成昭当年回忆说，他当时虽然已经同情彭德怀，但并没有同彭德怀“彻夜长谈”，更没有“秘密预审”，他甚至没有和彭德怀说一句话。期间，他只是看了彭德怀随身携带的一套“绝密材料”，内容是他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朱成昭看后心里受到很大震动，认为彭德怀讲的是大实话，他是冤枉的。这对朱成昭后来转变思想，改变对文革的看法影响很大。

　　1967年2月16 日，凌子小姐曾安排朱成昭和她父亲见面，朱在她家等到深夜，迟迟不见她父亲回家。之后，这次会见被取消，原因是这天晚上发生了几个老帅同中央文革“刺刀见红”的“京西宾馆”事件，凌子小姐的父亲当场拍断了掌骨，没有回家，朱成昭与他失之交臂。

　　随着文革的进行，朱成昭当副局长的父亲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帮，凌子小姐的父亲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这些对朱成昭的思想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久，象许多一开始疯狂造别人反的高干子弟一样，朱成昭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由一个文革造反领袖变成了“保皇派”和文革的反对者，变成了当时“联动”分子的代言人。

　　1967年初，朱成昭、凌子小姐、蒋良朴、王大宾、梅建明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王大宾等人不同意炮打中央文革，同朱成昭分道扬镳，并向中央文革反映了有关情况。1967年1月23日，陈伯达写条子警告朱成昭“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并责令他做检查。朱成昭决定以检查的名义公开自己的观点。2月4日，朱成昭以“首都三司”和“地院东方红”一把手的身份做检查，到会者三万多人。他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八大观点，内容都是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的。由于朱成昭借检查之名“放毒”，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一致反对和声讨，但也受到了相同观点的高干子弟和保守派的欢迎。2月8日，中央文革派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之后朱被勒令检查，“闭门思过”。从此，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换成了王大宾。

　　1967年7月，朱成昭和凌子小姐南下广州玩（又一说去香港），被诬为“偷了地质部的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周恩来总理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把他们抓回北京，隔离审查。8月20日，朱成昭和凌子小姐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受株连者多人。“地院东方红”第四把手杨雨中被审查时跳楼自杀身亡。

　　朱成昭被关押多年后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凌子小姐因为明显的原因，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被周恩来批准释放，安排到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学医，后当了军医。凌子小姐既是帅府“千斤”，又是才女。文革后，她重操旧业，进入演艺圈，更名“凌子”，执导过电影《原野》，当时颇受好评。

　　凌子小姐和朱成昭的惊天动地的爱情早已经画上了句号。1972年，凌子小姐被释放后对朱成昭的朋友们说，周总理要她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但据朱成昭的朋友们核实，周总理并没有说过此话。而朱成昭在长达10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一直把凌子小姐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一位帅府“千金”和一位普通干部子弟曾经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恋情，最后因为文革和人为的缘故以悲剧告终，令人感慨不已。笔者认为，作为电影导演，如今的凌子女士如果把自己和朱成昭的传奇经历搬上银幕，那将是十分感人的杰作，绝对有轰动的票房效应。

　　1980年6月，有关方面给朱成昭平了反。据说当时中央组织部想把死去的张志新和活着的朱成昭树立为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后因叶剑英等人反对未成。后来，朱成昭在上海办过公司，经过商，因多种原因，皆未成功，之后他便全心投入了文革研究之中。不幸的是，1998年9月，饱受磨难的朱成昭因心脏病溘然辞世，时年57岁。

　　文革中笔者与朱成昭不曾相识，1966年造反时去地质礼堂看望地院东方红战友时与他失之交臂。笔者祝愿他在天堂安息。

　　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担任“地院东方红”一把手后，成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象北航红旗和韩爱晶一样，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王大宾和“地院东方红”文革中也犯了许多错误，干了一些坏事，包括批斗过彭德怀等。

“天、地”派的起因和斗争

　　随着文革斗争的深入，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派逐渐形成了“天”、“地”两大派。

　　1966年底，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授意下，戚本禹分别指示“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派人去成都抓彭德怀。结果，“北航红旗”的人马先抓到了彭德怀，后被“地院东方红”的人抢走。从此“北航”和“地院”结了仇。据我所知，这是北京天、地派矛盾最初的起因。

　　随着学生们的“大串联”和红卫兵杀入社会，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之间的矛盾也带到了社会上和工厂里。由于北航的学生们出身好，而地质学院、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们出身相对复杂一些，因此北航红旗的学生往往支持工厂里出身较好但偏保守的一派（例如我到大连就支持了出身好、偏保守但拥军的“五。一兵团”），而地质学院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往往支持出身比较复杂比较极左的一派，双方往往为此大打出手。

　　毛泽东1966年“8。18”接见红卫兵后，以高干子女和中学生“联动”为主的老红卫兵抢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当时作为造反派代表的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联合蒯大富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先是朱成昭后是蒯大富任一把手，戏称“司令”。对此，北航红旗无动于衷。韩爱晶说，他们是大杂烩，我们不理他们。后来，北航红旗联合了一些学校的红卫兵造反派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 韩爱晶派红旗战士陈良等人去主持“首都二司”的工作。后来，老红卫兵的“一司”土崩瓦解，“二司”影响也不大，主要是靠北航红旗的名气，而“三司”由于蒯大富的名气大，干的“坏事”多，因此“首都三司”在中国文革中的名气和影响比较大。

　　“天”者，航空学院也，“地”者，地质学院也。后来，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是“天派”的，对立派“井冈山兵团”是“地派”的；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是“天派”的，对立派“4.14兵团”是“地派”的；北师大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是“地派”的，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天派”的。历史的事实是，“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在各自的学院里都是一统天下，没有对立派组织。（注：反对者当然大有人在，但没有形成组织。）后来，北京各大专院校和工厂里的群众组织也分别向“天、地”派靠拢、组合，最有名的7机部（现在的航空航天部）的两大派“九.一六”（天派）、“九.一五”（地派）也介入了北京“天、地”派的斗争。而在中央文革内部，有人支持天派，有人支持地派。由于中央文革的背后操纵和挑动，“天、地”派矛盾越来越深，斗争越来越激烈。

　　北航和地院仅一路之隔，却互相视若仇敌，双方的高音喇叭天天互相攻击、谩骂。当时，《北航红旗报》和北航红旗广播站在讨伐“地派”的宣传战中首当其冲，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各方都有作战部，作战部都有一个搞情报的班子，专门搜集对方的情报。对方的重大行动、人事变动、主要头头们的档案、中央首长去对方的讲话等等都在搜集之列。“地院”王大宾的人晚上曾经爬进北航教学区活动，被我保卫部的人抓到过。谭厚兰也曾派人来北航捣乱，并使用离间计拉拢北航红旗头头中的“反对派”造韩爱晶的反，有一次竟然开着卡车来冲击北航，被我保卫部的人用枪赶跑了。清华“4.14”的人开始对“北航红旗”很尊重，后来因蒯大富同“北航红旗”关系密切，“4.14”也开始反“北航红旗”，以至后来发展到捏造事实，用假材料上报康生，差点把我和蒯大富致于死地的“借枪”事件。

　　笔者当时认为，天、地派的广大群众或者说炮灰们本没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全是中央文革在背后挑动加上头头们争权夺利的结果。这个观点现在看来不很全面。当时，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理解不深，甚至认为伟大领袖“言之过重”。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特别是他们的头头们）不是一般的观点分歧，而是对党和国家许多重大问题，如建党建国方针、组织路线问题、文化战线问题、两条路线（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问题、两条道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问题、十7年的基本评价问题、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党内有无走资派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存在重大分歧，很难“合而为一”。其中以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和沈如槐的“4.14”兵团的分歧为典型代表。历史证明，这些分歧始终没有调和，没有统一，最后只能以“胜者王侯败者贼”收场。

　　文革中，中央文革内部是极不团结的，这主要是江青这个气量狭小而又大权在握的“白骨精”从中作梗所致。不知为什么，中央文革内部狗咬狗的矛盾很多。江青死瞧不起陈伯达，经常辱骂陈伯达，以至逼得陈伯达要自杀。可笑的是，陈伯达这个书呆子为了证明自杀有理，竟查到了列宁说过“共产主义者也可以自杀，不算叛徒”之类的话。

　　笔者认为，中央文革事实上分“京派”和“海派”。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京派”的，又叫“红旗”派，因为他们都是《红旗》杂志的人；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后来的王洪文）是“海派”的，又叫“上海帮”。至于江青，基本上是站在“海派”一边的，她先把王、关、戚当替罪羊搞了下去，架空了陈伯达，后来又同“海派”组成了“四人帮”。至于老奸巨滑的康生，同陈伯达也有矛盾，又不敢得罪江青，基本上站在“海派”一边。在对待北京天、地派问题上，陈伯达是天派的后台（笔者亲自听陈伯达自己说过），康生是地派的后台，江青表现得不明显。以上所言，当然是一般而言，在对待文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是一丘之貉，没有根本的分歧。

　　文革中，陈伯达、王力、戚本禹等人或亲自或派人常到北航来，同北航经常联系，关系密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从未来过北航。江青倒是很喜欢蒯大富、韩爱晶，很宠他们。张春桥、姚文元对蒯大富、韩爱晶除了利用外，没有好感，经常阴阳怪气地责怪蒯、韩二人。康生对“地派”很有感情，是地派的黑后台，我这话是有根据的，决不是冤枉老贼。

　　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天、地派的矛盾越来越深，各自都想把对方搞跨。谭厚兰同王大宾和清华“4.14”打得火热，对“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十分不恭，蒯大富、韩爱晶很恼火，他俩商量着要找机会教训一下谭厚兰。

　　机会终于来了。1967年夏，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内部杀出了一个反对派“造反兵团”。“造反兵团”的头头是位漂亮的女将王某某（北师大阴盛阳衰，一把手全是女将），该女将投靠了蒯大富、韩爱晶的天派的怀抱。

　　于是，蒯大富、韩爱晶和谭厚兰的死对头“造反兵团”的头头们多次密谋，要把谭厚兰从北师大革委会主任宝座上赶下来。

　　天、地派斗争最典型的事件就是颠覆谭厚兰的北师大革委会事件。1967年9月7日，在蒯大富、韩爱晶的支持和参与下，北师大谭厚兰的反对派“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们趁开大会之机，搞突然袭击，把谭厚兰反剪双手押上了主席台，批斗了谭厚兰，并宣布夺权。这就是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北师大革委会事件，又称“九.7事件”。事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受到了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并被迫向谭厚兰道了歉，但天、地派的矛盾和斗争有增无减。

　　作为北航红旗的元老，我对天地派斗争十分不满，我多次劝韩爱晶高姿态同王大宾握手言和。大家都是造反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矛盾，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韩也认为这样闹下去不是办法，但他说关键是蒯大富。王大宾支持蒯大富的死对头清华“4.14”兵团，矛盾没法调和。

　　在天、地派问题上，我个人无力“补天”，但很想表现表现，做点什么。有一天晚上，我拉了两个保卫部学生抬着墨水捅来到了地院大门口，在地上写了几条大标语：“天地一家，联合起来！向地院东方红战友学习致敬！”署名为“北航红旗一老兵”。

　　我的这个举动，没有引起王大宾的注意和反应，我十分遗憾。

　　后来，北航革委会开会正式决定，派代表团同地院王大宾谈判，消除分歧，联合起来。韩爱晶那天有事，决定派二把手井岗山和我出面去谈。我和井岗山带了几个学生来到了地院东方红总部，接待人员找了半天王大宾，说没有找到，其他头头也没有露面，我们扫兴而归。我估计王大宾可能是嫌韩爱晶没有出面，故意避而不见，不知道当时王大宾是怎么想的。

　　如果这次谈判成功，我们再和王大宾一起去做蒯大富和沈如槐、聂元梓、谭厚兰等人的工作，天、地派很有可能握手言和，这样就不会有后来的北京高校大武斗。没有武斗，可能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毛泽东“7.28大召见”和工人、解放军的占领。这样，文革历史可能要重写，这又是我的一家之言。

　　天、地派的斗争一直到工、军宣队进驻高校、“五大领袖”倒台才结束。

　　事过多少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北京天、地派的斗争，正象全国两大派的斗争一样，由于有最高层人物的插手和操纵，关系错综复杂，派性根深蒂固，斗争你死我活，真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任何国家、政党、组织和派别之间的斗争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权”字和“利”字（不是狭义的个人权、利）。为了争权夺利，人们互相残杀，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尸骨成山，胜者王侯败者贼。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话文革中韩爱晶公开说过，被批判为“反动言论”。事实上，这是大实话，是“绝对”的真理。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现在看来，笔者当年想劝和天地派头头的想法和做法实属幼稚可笑。

　　在“天、地”派的争斗中，北航红旗除韩爱晶等头头同蒯大富私交甚好，介入过天、地派的重大事件外，其他头头和广大红旗战士基本没有介入天、地派的争斗，而是专注于自己学院的“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特别应当强调的一点是，整个文革过程中，包括北航红旗成员在内的北航“父老乡亲”们没有一个人反对过周恩来总理。

　　2004年4月，中国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前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的口述访谈录--《十年风雨记事》。鉴于吴德的身份和地位，该书十分畅销。按理，该书应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尤其是对于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读者。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可能由于人老了记忆有误，吴老市长在口述中有许多“口误”，有些叙述严重失实，甚至拿历史开玩笑。笔者文革中同吴德打过几次交道，但不熟悉。据我所知，文革初期，正是“北航红旗”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把吴德、刘建勋等老干部从批斗会现场“抢”到北航保护了起来。文革中，笔者和北航红旗战友们对吴德同志十分尊重，因为他当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北航红旗也十分友好和支持（证据很多）。但是吴德同志文革中照样是有错误的，“四人帮”横行霸道时期他的屁股也不干净。全国抓“516”运动他是“中央办公小组”的组长，把全国那么多干部群众打成“516”分子，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吴老市长是有责任的，但他在“口述”中没有丝毫的道歉和忏悔；伙同华国锋镇压“天安门事件”，把拥护邓小平的李冬民等人打成反革命，鼓吹“两个凡是”都有他的份，否则他后来也不会被邓小平轰下台。

　　可能为了表白自己文革中如何“清正廉明”，吴老市长在自己的口述中破口大骂他当年曾经支持过的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包括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五大领袖”。（注：当年吴是市革委会副主任，“五大领袖”是常委。）最为可笑的是，吴老市长在口述中一语惊天：“北京的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

　　笔者绝无断章取义、咬文嚼字之意。北京的天、地派都是造反派，他们都是受中央文革操纵和指挥的“炮灰”和“打手”（清华“414”可能例外），这话没错；但说“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这话就令人费解了。不知道这个“一致”是什么意思？是一致拥护总理吗？显然不是，只能解释为“一致反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注：这些口号只能适用于文革中。）文革中，只有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刘令楷等极少数人给周总理贴过大字报，但这几个人与北京天、地派的斗争毫无关系，天派、地派的广大红卫兵造反派不但没有反总理，而且许多人誓死保卫过周总理。历史早已证明，文革中北航也好，“地派”的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甚至清华“4.14”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没有反对周总理。不知道吴德的“天地派在反总理上是一致的”结论从何而来！

　　还有，吴德在口述中还说，他听谢静宜说，“毛泽东曾大骂江青是大女流氓。”据笔者的朋友2004年8月13日找谢静宜核对此事时，谢静宜大呼冤枉。谢说，她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的确多次批评过江青，但都是从爱护出发，从来没有骂过她是“大女流氓”。不知吴德的话从何而来？

　　笔者曰：江青的确不是一个好女人，尤其是文革中打击迫害了许多干部群众，其罪行十分严重，已经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但是，若说毛泽东骂她是个“大女流氓”，恐怕缺乏逻辑。退一步说，就算毛泽东骂过江青是“大女流氓”，也不说明什么问题。毛泽东骂过的人多了，被骂的人几乎都是好人。毛泽东说江青的好话更多，为什么不引用？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两口子吵架，什么脏话都可能出口。1959年庐山会议上，当着那么多中央委员的面，毛泽东和彭德怀不是互相骂过娘吗？而且骂得十分赤裸裸。男子汉嘛！不会骂几句娘，算什么男子汉？事到如今，毛泽东和江青都已不在人世，死无对证，吴德也好，谢静宜也好，说什么都行。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锤，真正是也！

　　毛泽东曾经说过，“吴德有德”，看来这话没错。笔者指出吴老市长的“口误”，绝没有“缺德”的意思。吴老市长早已作古，死者为大，同死者打笔墨官司已经毫无意义，但2004年《当代中国出版社》才推出吴德1993年的口述回忆录，必须遵守认真校对、严格把关、不误人子弟的编辑责任和良心。出书不能只是为了赚钱，还要讲点“游戏规则”，否则，只会被人理解为“缺德”。

北航“批斗彭德怀”问题

　　书归正传。批斗彭德怀问题，是北航文革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北航红旗和韩爱晶等人犯的主要错误之一。笔者认为，假如文革中没有批斗彭德怀这件事，韩爱晶等人的错误可能要小得多，起码不至于被判15年重刑。

　　文革中，几乎没有一个单位的老干部没有挨过批斗，也没有一个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没有批斗过老干部。包括刘少奇、贺龙等老革命家也被整死了，至于被老红卫兵、“联动”分子毒打、迫害致死的冤魂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大大小小的打手们理应当受到历史的惩罚和良心的谴责。但历史的事实是，批斗彭德怀与批斗别的老干部就是不一样，因为他叫彭德怀。他功大如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太值得人们同情。因此，主要是由于批斗过彭德怀，韩爱晶被判刑15年，王大宾被判刑八年。而那些烂杀无辜的老红卫兵和参与迫害刘少奇、贺龙等人的人不知道判了多少年。

　　笔者认为，文革中的韩爱晶实在是个复杂和矛盾的人物。

　　对于彭德怀本人，据我所知，北航红旗头头和群众中不少人对他是很同情的。1967年夏天，有一次头头们在一起议论彭德怀，我也在场。头头们都认为彭德怀功劳很大，庐山会议上给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意见惹了祸，罢了国防部长的官，但还是共产党人；彭德怀已无权无势，又没搞什么阴谋活动，文化革命与彭德怀本人没有关系；吴晗写“海瑞罢官”也不可能是彭德怀指使的；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批判他没有多大意思。（时过境迁，现在看来，当年吴晗写“海瑞罢官”很可能就是要为彭德怀同志抱不平，只不过当时不敢承认罢了。）

　　记得当时韩爱晶说：“你们怎么看彭德怀？ 我觉的他挺冤枉的。他功大如山，心直口快，坏事就坏在嘴上。彭德怀是军事家，不是政治家，他没有总理厉害。我看主席对彭德怀是恨铁不成钢。主席这个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的。这也难怪，谁当官都愿意用奴才，整天给你提意见，你高兴吗？中国的一把手历来独裁。中国的事情，最后总要一个人说了算，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韩信功劳不大吗？不照样被刘邦杀了吗？现在谁还骂刘邦？”大家一致让韩爱晶住嘴。

　　不久，韩爱晶可能忘了他同情彭德怀的话，在批斗会上动手打了彭德怀。

　　还有一次，北航红旗内部有两个学生成立了一个反林彪的秘密组织“国际红卫军”，牵扯到革委会常委田东。此事非同小可，传出去北航红旗将有灭顶之灾。韩爱晶例行公事，开革委会批评田东。田东很老实，如实地把对林彪的看法、怀疑说了出来，认为林彪象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大家一致批评田东，韩爱晶当时没有吭气。

　　谁知后来韩爱晶对我们说：“我看田东的话有道理，中央的事难说。你们认为中央净好人？陈伯达被江青逼得要自杀，你们知道吗？”

　　1966年底的一天，韩爱晶接到了中央文革戚本禹的电话，通话内容大致如下：

　　“韩爱晶同志，现在有一个人过得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派人去把他揪出来！”

　　“谁？”韩爱晶问。

　　“就是那个‘海瑞’彭德怀嘛！”戚本禹神秘地说。

　　“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揪他有什么意思？”

　　“彭德怀现在很不老实，闹翻案，不能让他太舒服了。”

　　“中央知道了批评我们怎么办？”说实话，韩爱晶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红卫兵小将嘛！这样婆婆妈妈还行？你们的造反精神哪儿去了？你们不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吗？”

　　“那好吧，彭德怀现在哪儿？”

　　“在成都。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你们可以通过四川省委的‘黑帮’打听一下。”

　　于是，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派了几个精干的学生，赶到了成都，在当地红卫兵的协助下，到永兴巷7号抓到了彭德怀。不料在去机场的路上，遇到了王大宾的“地院东方红”的大队人马，因寡不敌众，彭德怀被“地院东方红”的人抢走了。彭德怀被押到北京后，先被拉到地质学院关了起来，后来周总理让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把彭德怀送到西郊什坊院的军营里“监护”了起来。

　　1967年7月中旬，北航奉命批斗彭德怀。

　　奉谁的命？不光是奉中央文革的命。历史的事实是，批彭问题，作为中央文革总召集人的周总理也是点了头的，或者说“迫于无奈，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但周总理指示要“天、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

　　北航要批斗彭德怀，革委会常委们开会研究过，决定先小范围审问，再组织大会批斗，会议的组织工作由五系革委会负责。这种事属于“斗、批、改”大事，由常委们亲自抓，不归我管，所以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和找我商量过。

　　我的组织保卫部办公室在北航主楼二楼，紧靠楼梯，里外套间。由于里面有临时档案和武器，一般人不准进里间。平时，个别常委常在我的办公室找人谈话。

　　下面的事是1967年7月19日发生在我办公室里的历史事实。

　　这天一早，我在办公室里刚起“床”（文革中我一直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有人突然来告诉我，一会儿卫戍区要把彭德怀送来，韩爱晶说先在我办公室里等一会儿，再去会场。过了一会儿，两个学生把彭德怀带进了我的办公室，记得其中有一个是女同学。

　　我让彭德怀在我办公桌对面坐了下来，给他倒了杯水。彭德怀看了我一眼，说了声：“谢谢！”

　　我端祥着彭德怀，在此之前我从来见过他本人，只见他个子不高，身材粗壮，光头，脸上有不少刀刻般的皱纹。他一脸阴沉，毫无表情。令我吃惊的是，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无领囚衣。这就是说，他在卫戍区是以犯人身份被“监护”的。

　　凭我的胆量和身份，我忍不住开了口。我没法称呼他，又不愿直呼他的名字，便说：“您身体还好吧？”

　　我实在记不清彭德怀是怎样回答的了，是“还好，谢谢。”还是“老了，一身病。”记不清了，但他点头对我表示了感谢。

　　我又问了一句：“知道是谁让我们批判你的吗？”

　　彭德怀看着我，说了一句：“小同志，有些事你们不懂。”就不讲话了。

　　我没有再问敏感的问题。说心里话，我当时只知道彭在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提过意见，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国防部长的官，但还是共产党人，只不过犯了错误而已。我心里确实对他十分同情，这决不是事后诸葛亮。我敢说，如果让我负责批斗彭德怀，我当然也要执行，但他决不会挨一下打。所谓批判，不过喊喊口号，念念稿子，例行公事而已。我这人心太软，活到今天，除了揍过儿子的屁股外，从未打过任何人，包括小偷流氓。

　　这时来人通知送彭德怀去会场，彭被押走了。我没什么事，便锁上门，跟在后面向六系楼走去。我想去会场看看，虽然没人让我参加会议，但出于好奇，去看看还是可以的。学校里认识我的人很多。从主楼到六系楼很远，路上有许多学生围观，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可能是我跟在后面的缘故。

　　这次小型批斗会（韩爱晶叫予审会）在北航六系楼一间教室里进行，由韩爱晶和王恒（北航原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主审，有关头头们和五系许多学生参加，但我赶到的时候，已挤不进去了。我便站在门口，跷起脚观看。这时，有人开始喊：“打倒彭德怀！”记不清是韩爱晶还是别人开始审问。

　　“彭德怀，你为什么反毛主席？”

　　“我没有反毛主席。”彭德怀说。

　　“那你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指的是谁？”这时，一些人高喊：“彭德怀老实交待！打倒彭德怀！”

　　我刚听到这里，后面有人扯我的衣服。我一回头，组织部的一个学生小声地说：“你哥哥从山东来了，在办公室里等你。”

　　我迅速离开了会场，后边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回到了办公室，一看是维坦六哥从老家来了。他是五哥戴维玉烈士的亲弟弟，在家当小学校长。他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学校正在批斗彭德怀……

　　六哥一听，瞪大了眼睛，大吃一惊地对我说：“什么？彭德怀？彭德怀你们也敢斗？我跟你说，维堤，这事你少干！家里人听说你在北京造反，祖母和四叔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你。你知道咱家里闹成什么样子了吗？”六哥越说越有气。我忙让六哥喝水，向他简单解释了有关情况。

　　六哥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文革以来，家乡也闹得厉害。县委书记被批斗死了，村里也成立了所谓造反派组织，专斗村干部，当支书的四叔被打成走资派，天天挨批斗，差点被打死，已经到济南躲起来了，六哥本人也挨了斗。最可气的是，批斗四叔时，我老祖母上去保护，被“造反派”们推下台去，摔破了头。我老祖母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老烈属，无人敢动老人家一根毫毛！我听到这些，顿时火冒三丈，恨不得立即赶回家去，杀了那些王八蛋，解救亲人们。

　　六哥的来京，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开始反思文革以来的许多事情。虽然我文革中有极左思想，但行动上往往偏右。对造反派我一直主张一分为二，有好有坏；对老干部我认为可以批判，但不能随便打倒，更不能武斗打人；在大连我甚至支保拥军镇压了“造反派”。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坚决拥护，是理论上的铁杆造反派。我虽然没有参与批斗过任何一个老干部，但也没有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保过多少老干部（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我总认为，我们是按毛主席的号召造反的，中央是支持我们的，不造反当保守派岂不对不起毛主席？我对毛主席的感情和崇拜万分强烈，用当时的话说，真是“高过喜马拉雅山，深过太平洋”。我左右为难，思想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我给自己立下了一条原则，任何情况下，决不参与批斗老干部。

　　六哥在北京住了几天，挂记着家里的事情，先回去了。他让我也尽快回老家一趟。

　　后来我才听说，在7月19日的北航批斗会上，有人打了彭德怀，韩爱晶也用拳头捅了彭德怀一下，主要是别的学生打的。后来的许多文革书籍几乎全部写了这件事，并引用了一个卫戍区小战士的话，说彭德怀被打的很厉害，连肋骨也被打断了，头也打出了血……不管小战士的话有没有水分，但彭德怀被韩爱晶和北航学生打了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件事无论如何，是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某些人犯的重大错误和罪行。笔者认为，后来韩爱晶被判15年刑，主要罪状就是这件事。

　　本书不想为韩爱晶辩护什么，作为20多岁的青年学生，韩爱晶已不是小孩子，打人不对，打彭德怀更不对。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晚了。文革中无法无天，批斗会上打人是家常便饭。北航红旗中确有几个学生爱打人，这是我们队伍中的败类，我曾经处理过他们，但当时没有把他们开除出北航红旗，以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的失职。但话又说回来，当年的中学红卫兵和“联动”分子们不知打死打伤了多少“黑五类”和“黑帮”，但他们没有打彭德怀，所以也没有人被追究并判刑。当时中央让批斗彭德怀，彭老总被中央（绝不单是“四人帮”之流）说成是反毛主席的大反革命，大“黑帮”。年轻无知的学生们把彭老总当成了坏人，动手打了他老人家。作为北航红旗一把手，韩爱晶亲自动手打人，这点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韩爱晶等人为此遗恨终生。

　　可怜的彭老总祸不单行。“719”预审会后没几天，经中央批准，北航和地质学院于7月26日在北航南操场又召开数万人的大会正式批斗彭德怀。万幸的是，上天保佑我，7月25日下午，我不知哪根神经作怪，突然决定非回山东老家看看不可。韩爱晶等人不同意我请假，说明天要在南操场开大会批斗彭德怀、张闻天等“黑帮”，大会需要保卫，你不能走。我说你们常委分工批彭大会由五系负责，会场保卫工作保卫部有人协助，我非回家不可，我老祖母病了。于是我到学校商店给祖母买了几包饼干，就去了北京站。当时天安门广场已人山人海，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胜利归来的大会即将召开。十一路电车到东单走不动停了半天，我记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7月26日上午，我赶到了山东老家--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大夫村，见到了老祖母和亲友们。我把村里的造反派们找来狠狠地骂了一顿，逼他们赔了礼，道了歉，承认了错误。

　　我的这次山东之行，躲过了一场大灾难。7月26日这天，“北航”和“地院”在北航南操场联合召开了批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数万人大会，会后游街示众。彭德怀等人又一次受到了残酷地折磨，心身受到了极大地伤害。

　　谢天谢地，这次北航“726”批彭大会，历史老人安排我“不在现场”。

　　万没料到，事过多年之后的1981年春天，我所在的北京738厂党委接到了一份通天的红头文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点名我是1967年7月26日北航批彭大会的总指挥，并要严肃处理我。

　　文革以来，中央专门下文件点名整一个青年学生，实在罕见。这令我既莫名其妙，又受宠若惊。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后面分解。

北航红旗“红一连”问题

　　北航红旗“红一连”在北航文革中干了许多事情，比较有名。

　　北航红旗大队人马在国防科委大门口（后移到附近的体育馆里）静坐示威28天28夜取得胜利后，大部分人马撤回了北航。头头们决定留守一部分人员处理“后事”。因为北航红旗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表扬和支持后，中央文革开始派联络员同北航红旗联系。一些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串联和上访人员纷纷找到北航红旗反映情况，送材料，希望得到北航红旗的支持并向中央反映他们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四川的刘、张（即刘结挺、张西挺夫妇）问题。文革前刘结挺是四川宜宾地书记委。文革初受到四川省委的打击、迫害，夫妇两跑到北京上访无门，找到了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学生门帮助刘、张把材料递交了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刘、张二人平了反，回四川后把四川搅得天翻地覆。文革后被抓了起来。？查！

　　留守下来的学生大约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半是女同学，他（她）们都是参加过“28昼夜”行动的“老造反”，关心国家大事，思想敏锐、激进。他（她）们革命造反意志坚定，活动能力强，能量很大。他（她）们自发成立了北航红旗“红一连”和“全国动态组”，负责接待上访人员，搜集、分析诸如中央首长讲话、北京天、地派斗争和全国各地两大派的文革信息、动态、情报，提供主要头头参考。后来有人也参与过抓“黑帮”、“炮打”徐向前、“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行动，插手和介入外地的文革斗争，支持外地受压制的造反派，反对过当地军区（如武汉军区）。“红一连”后来归作战部和常委直接领导，是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的秘书、参谋班子。

　　文革中北航红旗“红一连”归韩爱晶、井岗山等主要头头直接管理，笔者无权干预。但“红一连”的学生们都是文革初期支持过我的“老造反”，有的甚至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朋友，我对他（她）们非常尊重。实事求是地说，“红一连”的同学们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文革中自觉不自觉地干了一些错事（叫坏事也可），犯了一些错误。需要指出的是，“红一连”干的许多事情（无论对错）有的是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指使或同意的，有的并没有请示主要头头，更没有在北航革委会会议上研究过。这是历史的事实。

　　“红一连”的存在主要是1966年底和1967年的事，1968年初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时就自动解散了。其成员都回了自己的班级。

　　抓“5。16“运动开始后，原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学生们大难临头。许多人被揪回了北航“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 受到了严厉地审查和残无人道地迫害，已经分配到外地的学生也不能幸免。例如，有两位女同学在北航长期关押审查期间，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摧残和迫害，批斗、逼供、体罚、不准睡觉是家常便饭，个别男看守（据说还是复转军人）甚至严重地侮辱她们的人格，使她们的身心遭受了巨大的伤害，最后精神失常，落下了终生残疾，并至今未建立家庭；分配到外地的徐鹏飞、祝春生、王世雄、方凌根等人在被关押、审查期间受到严厉地逼供、体罚，被多次批斗，身心倍受摧残，已经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分配到河北的王某某被莫须有地定为“三种人”，开除了厂籍，老婆离了婚。如今穷困潦倒，过着凄凉的晚年……

　　这就是北航的抓“5。16”运动！这就是我的北航红旗“红一连”战友们的“下场”！

武汉“七·二零”事件及其它

　　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某些官兵和“百万雄师”一些群众因对中央的决定不满，围攻和冲击了毛泽东主席和谢富治为首的中央代表团驻地东湖宾馆，抓走并打伤了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和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等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也被打伤。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轰动全国、全世界的武汉“7·20”事件。

　　关于“7·20”事件，笔者见到多种版本。主要有：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师东兵写的巨著--文革章回秘史；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中的有关记述；《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希晨老先生的大作；当事人王力本人的《文革记事》；叶永烈的有关文章，还有一些互相传抄的文革“记实文学”作品和互联网上似是而非的东西等等。笔者认为，上述版本各有千秋，但在许多重大情节的描述和评论上有很大出入。笔者认为，写书人有自己的权力评论任何事情，但不能凭道听途说指鹿为马，拿历史事实开玩笑。

　　文革以来，许多中国人学会了一个毛病，只要一个人被打倒，哪怕是暂时的，就一无是处，一切皆坏，就可以任意骂，任意往他身上泼污水；只要一个人还在台上，手中还有权，就一切皆好，就不能说半个不字，哪怕他放个屁也是香的。

　　文革史大侠（北侠）师东兵说：“写人物，记事件，不因个人的好恶和偏见而左右笔锋，是作家的起码道德。如果真想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必须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史料。不因功而抹过，也不因罪而废功。”师东兵大侠说得多么好呀！

　　多年以来，关于武汉“7?20”事件，人们听惯了一个调子，那就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搞乱全国，派王力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去武汉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军乱军，因此导致了‘7?20’事件的发生。”

　　在写武汉“7?20”事件前，必须首先澄清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以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谢富治为首的、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立金、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为成员的中央代表团究竟是谁派出的？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连陈再道老将军和许多“大作家”也说是“中央文革”派出的，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至于可爱的张佐良医生写的“7·20”事件，更令人啼笑皆非。书中竟然有这样的话：“由此可知武汉‘7·20’事件是‘中央文革’预先策划并一手操纵的。王力遭人打被人抓，那是他该有的报应。”既然这样，张医生又说：“周恩来再次赶飞武汉是为毛泽东解围，救出王力和谢富治。”后一句话张医生说的倒是实话，但是，谁围困了毛泽东？围困毛泽东是闹着玩的吗？王力的确是毛泽东、周恩来下了死命令救出来的，按张医生的观点，周恩来救王力纯粹多此一举。

　　这些年，曾在大人物身边工作过的人写回忆录很时髦。一个毛泽东的“反叛的御医”李志绥，不知谁（当然是中共的大人物）批准他跑到了美国，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胡编乱造，写书骂共产党，丑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轰动了全世界，成了卖身投靠国外反共、反华势力的小丑。笔者对李志绥毫无成见，但据许多材料揭发，李志绥本人正是个流氓成性、道德败坏、吹牛撒谎不脸红的十足的小人。据揭露，这个骂别人老不正经的“御医”，竟然干过同晚辈女子同池共浴和在公园里耍流氓的勾当。至于他的出身，更同无产阶级不沾边（注：笔者始终反对唯成分论）。可悲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个躲在伟大领袖身边的“阶级异己分子”竟然没有被揪出来示众。据说此人是汪东兴向毛泽东推荐和担保的，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李志绥还没写完丑化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回忆录后就暴病而亡，他可能是累死的，也可能是天报应，但他的回忆录的确轰动了全世界，并且赚了不少美金。有人说李志绥靠出卖主子会流芳百世，有人则骂他是蚍蜉撼树，遗臭万年。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传统是，对忘恩负义、背叛朋友（更不要说毛泽东这样的主子）的家伙视为猪狗不如。谢天谢地，文革中李志绥这个躲藏在毛泽东身边的“定时炸弹”没有落到红卫兵、造反派手里，否则他恐怕连骨头也被砸碎了。

　　领袖人物身边的工作人员写回忆录，这本无可非议，但写书有写书的规矩，特别是写大人物、大事件，必需掌握充分的史料，慎重下笔，实事求是，象给人治病一样，哪根血管堵了，哪那根神经断了，要看清楚了，不能乱来的。

　　书归正传。写武汉“7·20”事件，离不了王力。王力究竟是什么人？是人还是鬼？“7·20”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力是怎样被打倒的？王力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是本书要说明的。

　　“7·20”事件后，有人把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惊天动地的伟大的革命造反行动”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完全推到王力身上，说是因为王力的“胡说八道”激怒了他们，才导致了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似乎“造反有理”，王力被打倒后当然就成了“造反有功”，但这似乎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王力已经死了，不能再讲话了，可他留下了历史的记录，那是血写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被中央审查后认可的事实。

　　1968年，王力关在秦城监狱中时，中央专案组为了查清他在“7·20”事件中的情况，找到了他在“7·20”事件时所用的笔记本，那上面有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武汉时谈话的详细记录，足有六千多字。有关部门查对了王力当时在武汉所有的公开讲话记录，发现王力的讲话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的内容。王力个人没有“贪污”，也没有“胡说八道”。因此，中央后来不再追究王力在“7·20”事件中的责任。后来，邓小平通过对王力的长期全面审查后认为：王力同志“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可能为了“节约用纸”，当时中央没有对此问题专门发文件，所以至今有些人还在那里“鹦鹉学舌”，起劲地咒骂王力。这些人包括：《人民日报》资深老记者纪希晨；前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原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教师、“童怀周”小组成员、后被破格提拔为中纪委委员的汪文风等大大小小的人物。

　　权延赤和杨成武同志在《微行》一书中，也说“720”事件是王力惹的祸 ，只不过根源不在王力。杨成武同志后来也被打倒，关在“秦城”7年，受尽磨难，家破人亡，他应当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怎么回事。

　　关于直接导致王力下“地狱”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问题，历史的事实是，社论既不是王力写的，也不是王力审批发表的。写是林杰写的，审是关锋审的，王力当时被武汉的好汉们打断了脚，躺在“钓鱼台”的沙发上听陈伯达用“福建外语”念了一遍，由陈伯达签发的。按常识和法律来说，王力何罪之有？至于有文革研究者说1967年初王力曾在一份有关“揪军内一小撮”文件上签过字，王力说那可能是胡痴为他代签的。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历史的铁血事实是，关于“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也。后来毛泽东看事不好，“龙颜大怒”，说是“毁我长城”。他老人家恰恰忘了自己在1966年的“5。16”通知中写下的那段震撼人心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文化主义分子……”这是当时白纸黑字的“最高指示”。汉语中“一批”比“一小撮”要多得多。他老人家要整人，中央文革只好找“替罪羊”。江青、陈伯达、康生之流为保自己，把王力、关锋、林杰、戚本禹等人陆续端了出来。如果现在有人仍骂王力是“揪军内一小撮”的专利者，是不是太抬举了王力呢？是不是诬陷行为呢？

　　顺便提及，关于后来所谓王力反总理的“八7”讲话，据王力自己辩护说，那是他接见外交口群众代表时的插话，是别人整理的，根本没交他本人审阅。而恰恰他在插话中反复说过，“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总理的，都必须同它坚决划清界限。”可这些关键的话，整理者却“漏”掉了。

　　王力说，在“八7“讲话中，他讲过“外交部可以夺权”以及对陈老总可以暂时打倒一下的话。（注：这其实是毛泽东的话。）他诚恳检讨，向陈老总道歉。但说他鼓吹反总理，实在是冤枉他。

　　书归正传。话说1967年6月初，全国一些省市已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但有些省两派仍在打内战，武斗严重，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毛泽东主席很着急，他建议，有的省可把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请到北京来谈话，解决问题；有的省可派中央代表团下去就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对西南地区比较担心，他听说四川、云南较乱，便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解决问题。

　　古人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四川省自文革以来，闹得一直很厉害。四川人可能爱吃辣子的原因，心直口快脾气急，好斗不怕死。怪不得部队招兵都愿要四川兵和山东兵。四川当时的“产业军”很厉害，大部分是复转军人，偏保守，支持军队。四川的造反派也不示弱，两派打得十分热闹。

　　云南也不安宁，在我老家山东当过老省长的赵健民在云南工作多年，一派保他，一派打他。昆明大军区政委李成芳和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各支一派，大打出手。张力雄等人把李成芳的档案抛了出来，说李成芳是叛徒。李成芳大怒，下令把张力雄等省军区的五个头头抓了起来，闹得一塌糊涂。毛泽东很着急，决定派谢富治、王力带人去处理问题，因为解放初谢在西南当过省委第一书记，当地部队曾经是谢的部下。

　　据王力回忆，派谢富治和王力组成中央代表团去西南“救灾”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开始没有和林彪、周恩来商量。事情定下来之后，毛泽东才通知了林彪和周恩来等人。毛泽东让代表团先去做李成芳的工作，赶紧释放省军区张力雄等人，再做张力雄的工作，不要再整李成芳，因为据薄一波证明，李成芳不是叛徒，历史上没有问题。谢富治向毛泽东建议增加空军政委余立金，毛泽东又增加了已经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代表团工作人员中有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和《人民日报》、《文汇报》记者等人。

　　可能考虑到官多兵少，有许多事务工作、文秘工作、跑腿工作要做，人手不够。毛泽东提议：老、中、青三结合，找几个红卫兵也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毛泽东认为，聂元梓不算红卫兵，蒯大富（清华）没有实现大联合，谭厚兰已和姚文元去过阿尔巴尼亚（谭任副团长），从其他学校派人吧！

　　周恩来让王力、张根成从几个大学里挑红卫兵，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文革中表现好，有一定能力，身体要好，要严格保密。

　　张根成建议，若从几个学校里挑，因北京有天、地派，万一观点不一致，在中央代表团里打起来怎么办？不如从一个学校里挑。周总理说，那就从北航选，让韩爱晶派人吧！

　　张根成找到韩爱晶，经过研究，决定派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三人参加中央代表团工作。

　　井岗山是黑龙江人，父亲是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已去世。井长得人高马大，口齿伶俐，为人正直，政治可靠，当时是北航革委会副主任，北航红旗第二把手。尹聚平（女）因文革初代表北航红旗接待过四川许多上访人员，认识刘、张（刘结廷、张西廷夫妇--此二人是四川文革中焦点人物），对四川情况较为熟悉，是合适的人选。胡慧娟（女）是云南昆明人，熟悉云南的有关情况，也被选中。当时三人都是201岁。

　　另外，当时北航红旗派驻《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研究生吴介之作为《人民日报》派往代表团的记者同行。

　　由于事情紧急，毛泽东让代表团准备一下材料，尽快动身。起程前，王力建议谢富治再去向周总理请示、汇报一下，周总理又向代表团具体交代了一些问题。1967年6月27日，中央代表团一行乘专机到达昆明。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此后，中央代表团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处理文化革命中的有关问题，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注：代表团在西南的活动情况从略）。

　　7月13日，中央代表团刚到重庆，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速到武汉。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总理说一块来，但未说原因。当时在场的有好几个人。

　　当时形势很乱，无论什么电话线都有可能被窃听，因此总理未说原因。

　　历史的事实是，中央原来并没有要代表团去武汉的计划，这是突然变更的。武汉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因重庆的工作还未完，代表团实难脱身，总理让务必明天到武汉，究竟什么事这样急呢？

　　王力甚至同谢富治商量请示总理能不能不去武汉，并让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知道什么情况。关锋接的电话，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这时井岗山突然说：“快7月1六号了，毛主席是不是要去武汉游泳？去年就是7月1六号去的。”

　　众人恍然大悟，都夸井岗山聪明，看来一定是主席要到武汉了。几天来，忙得晕头转向，大家把日子都忘了。

　　听说毛主席要来武汉，代表团的人尤其是井岗山等四个人万分高兴。

　　于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利用下午和晚上时间，抓紧处理完重庆的事务，第二天，也就是公元1967年7月14日中午，代表团全体人员飞到了武汉。已经在武汉的李作鹏（海军政委）乘坐吉普车去机场迎接并把代表团安排住进了东湖宾馆“百花二号”，上午刚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在“百花一号”。（注：代表团成员李再含回了云南。）

　　以上确凿的历史事实说明，以谢富治为首的，王力、余立金、李再含等为成员的中央代表团究竟是谁派出的。所谓王力“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去武汉，挑动群众斗群众，因而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的说法是多么令人捧腹。

　　在流传很广的政协《革命史资料》第二期和《中国老年》杂志上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武汉7.20事件始末》中说，王力在重庆“连夜和关锋通电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总理考虑到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于是同意了。”

　　陈文中还说，“王力的‘四点指示’，武汉军民（听到后）肺都气炸了。” (注：陈老将军这话有点夸张，应当说是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肺气炸了。)

　　但椐王力说，“这四点指示，是中央在北京早就确定的方针，王力既未参加制定，也未传达，而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讲的。”

　　还有，陈再道说：“毛泽东在武汉接见陈再道、钟汉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时， 我对主席说，现在群众只听中央文革的。王力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据王力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毛主席说的。我有记录，在场的人很多，可以作证。当时主席接着陈再道的话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还有，陈文说，（1967年）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

　　王力说：“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有什么资格去同林彪炮制中央军委的命令呢？事实上，这十条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叶群记录的。由秘书送关锋斟酌文字。关锋历来害怕江青说他背后为林彪办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作证。当时这十条基本原封未改动，王力还建议前面加上几句肯定解放军支左成绩的内容。十条命令是中央军委发布的，上面有毛泽东的名字。这怎么成了王力的‘功劳’呢？”

　　还有，陈文在引用1967年8月8日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时，故意砍掉了周总理的名字，只提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的名字（注：这不奇怪，陈再道写文章时，这些人早已全部成了坏人。这么多坏人都批评陈再道，那么陈再道自然是……，这真是个好办法。）

　　王力说，这个纪要既然牵扯到周总理的讲话，按说不宜引用，既然引用，砍掉周恩来的名字干什么？何况当时吴法宪、黄永胜根本不在中央工作，不是中央首长。

　　从以上看来，陈再道和王力的话出入很大，南辕北辙。如果是小小老百姓酒后茶余闲扯蛋，倒也没什么，但写历史，还是要以事实为据为好。看来陈再道和王力二人总有一人在信口开河，不说实话。

　　书归正传。7月14日中午，谢富治带领中央代表团进驻东胡宾馆后，已先到达的周总理立即召见了他们。（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的书中说他陪总理是十四号深夜到达武汉的，绝对记错了。）总理同大家一一握手，并特别询问了北航红旗四个人的名字、年龄、哪里人等情况，然后说：“主席今晚到武汉，他老人家一定要来游长江。叫你们来主要是协助保卫主席安全。武汉驻军过去是你谢富治的部队嘛！”谢富治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总理哈哈大笑，后来一查，果然如此。当时，总理根本未说要就地解决武汉文革问题。

　　毛泽东每年都要到长江里游泳。北京有游泳池，有水库，也可以游泳，但毛泽东不过瘾，他认为只有到大江大河大风大浪中游泳才过瘾。他说，长江水深，水宽，是游泳的好地方。另外武汉长江里有武昌鱼，那是他最爱吃的。

　　当然，毛泽东以70多岁高龄游长江，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这里还有政治。当时，大国元首的身体状况属于绝对机密。毛泽东身体健康与否，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事后才知，毛泽东这次来武汉，不仅是为了向全国、全世界显示自己的健美泳姿，他要亲自来解决武汉问题。

　　但是今年，毛泽东来的却不是时候。火炉般的武汉有好戏等着他。

　　一出北京就不顺，火车上的空调坏了，车厢里热的要命。

　　临行前，毛泽东让杨成武、汪东兴把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拉上了专列，他要在火车上同郑维山谈论华北的问题。

　　7月14日晚上九时，毛泽东主席的专列秘密到达武汉，代总长杨成武、中办主任汪东兴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毛泽东同时到达。为保密和其他原因，周总理未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等人去接主席，而仅让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陪他去接主席。当时林彪、周恩来指定刘丰是在武汉保卫毛泽东的主要负责人。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有两件事对之后发生的“事件”埋下了伏笔，一是原来武汉东胡宾馆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百万雄师的人，周总理到来后，下令把百万雄师的人换成了另一派（造反派）的人；二是去机场接毛泽东主席不让陈再道去，毛泽东在武汉的保卫工作也不让陈再道管，而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负责。如果笔者是百万雄师的头头或者是陈再道，心里绝对是不服气的，这是人之常情。当时王力曾经向总理建议这样做不好，但总理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这件历史事实，多年以来无人问津。

　　当时，作为长江三大火炉的武汉，似乎不太欢迎北京来的这些“大人物”。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到，东湖宾馆便停了电，据说是检修电路。房间里没有空调，简直热死人，第二天才有了电。

　　谢富治一边用大扇子扇风，一边笑骂道：“热死老子了，陈再道这家伙真不够朋友，一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等人到达东湖宾馆时，见到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杨成武、汪东兴同谢富治、王力等人握手时，指着郑维山开玩笑说：“我们抓来了一个扒火车的。”郑维山笑着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握手，并互相开了一阵玩笑。

　　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总理的随行人员和杨成武等人住在“百花一号”。历史的事实是，当时（7月14日）周总理仅仅说让谢富治等人来武汉协助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根本没宣布让代表团解决武汉文革问题，所以谢富治他们认为主席到后要休息，晚上没事，天气太热，不如出去转转，便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步行上了大街去看大字报，结果被群众认了出来。王力当时也认为总理和中央没有交待他们解决武汉问题的任务，也就没太当回事，认出来就认出来。结果群众认为中央来人了，两派都贴出了欢迎标语。谢富治、王力回来后报告了总理，问怎么向群众说明。总理说，这也好，群众正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这样正好说是你们来了，以便保护主席的安全。

　　后来王力被打倒后，几乎所有的文革文章和资料都说这是王力为了出风头，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故意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公开亮相，因此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最早出自“百万雄师”的群众之口，目的当然是为了“造反、打人、抓人”有理。但是，不要忘了，代表团团长是谢富治，另外，当时谢、王二人还不知道要让他们协助解决武汉问题，认为随时有离开武汉的可能，上街看看大字报又何罪之有？

　　7月15日一早，主席便让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主要由谢富治汇报，王力补充。一个令人不可想象的事实是，谈了半天，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立即叫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也来一起听汇报。（注：关于这件事，有人在自己的文章里是这样写的--“主席先和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开了半天会，然后把谢富治、王力叫来汇报工作。”这种故意颠倒顺序、歪曲史实的的做法只能说明作者的卑鄙无耻。）

　　王力回忆说，直到这时，主席才说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要代表团作有关准备。总理原定15号当天要赶回北京，我（王力）很着急，向主席请求：总理不要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处理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了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我（王力）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的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外，再协助主席作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于是，从7月15日开始，周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多个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和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好话坏话都让讲完。会议从15日一直开到十8日。

　　十8日下午，总理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出席会议的只有军区和有关部队的负责人约30多人。总理讲了十二点意见。主要内容是，武汉军区把“钢工总”（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打成反动组织，镇压了那么多工人，是不对的，应当平反。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在于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广大群众实现大联合；“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他们会起变化。总理最后说，军区的错误改了就好了。我的意见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会议结束前，总理宣布了一条纪律，今天会议的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不要上大字报。先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另外，武汉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没有表态。

　　王力说，总理的总结讲话的确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毛主席和中央的具体指示，他的总结是用毛笔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

　　可是，绝对秘密的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总理的讲话内容很快就传了出去（这不可能是王力泄的密）。总理代表中央宣布的三条决定（后来变成了王力的四条指示）立即象原子弹一样在武汉三镇爆炸开来。

　　后来才知道，是武汉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政委回去立即向干部战士传达的，在会上，政委蔡炳臣和师长牛怀龙还向部下交代，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主要对着王力来！随后，“百万雄师”的人们也很快知道了总理的讲话内容。

　　后来，包括“百万雄师”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和文章皆说是王力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出风头，别有用心地代表“中央文革”首先把这三条捅出去的。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王力回忆说，主席和总理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都是中央在北京的既定方针。这些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后来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指出，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纲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讲得就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主席一条也未改变。这是主席十8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总理听完后才回去。总理临行前又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7月18日晚九点半散会，总理吃过饭才乘飞机返回北京。

　　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边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讲“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说要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并且要谢富治、王力做“三纲”、“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再道司令员。

　　十8日深夜送走总理后，谢富治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到了水院（“钢二司”的总部）。此行王力开始反对过，但谢富治说，“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这一派没去，应该去。到水院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都讲了话，每个人不超过二30句话，没超出中央确定的方针。谢富治讲话中有一句“你们是一支钢铁的队伍”，受到了在场群众的欢呼。王力按照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在讲话中特意强调了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注：经查这是历史事实。）

　　十9日下午三时到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了武汉军区干部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谢富治传达了总理讲话精神，我（王力）讲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象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ABC讲起。”这话他们不爱听，说我太狂。我是受命协助总理、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我的讲话没有出格，没有原则错误，关键是不合他们口味。（注：若当时王力胆敢违背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的“圣旨”，代表中央文革坚决支持他们，再骂他们的祖宗他们也高兴。）我讲话时间长，谢富治累了，早回去休息了。我回到东湖宾馆后，没有睡，帮军区修改检查。我看了军区的检查，军区领导人说自己“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我认为这话言重了，错误没有那么严重，便改轻了。我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起草文件的同志看后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

　　从以上王力的回忆看出，是周恩来总理首先把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而不是中央文革的意见--给“钢工总”平反，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等对军区正式宣布的。如果说“捅马蜂窝”的话，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先捅的。按说，既是周恩来代表中央讲的，就不叫“捅马蜂窝”，而应当叫“圣旨”，必须贯彻执行。王力给他十个“豹子胆”，也不敢造谣和伪造“圣旨”。

　　王力回忆说，主席离京前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毛泽东的确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保陈再道？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央就批评了陈再道，说武汉军区支左镇压了革命群众，抓了许多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武汉造反派们被陈再道压制打击的厉害，这次得到了出气的机会。“打倒陈大麻子”的口号和标语充满了武汉三镇。陈再道又急又怕，不知凶吉如何，只好检查，日子很不好过。毛泽东知道陈再道日子难过，他并不想打倒陈再道，他只是想教训教训他。为了让陈再道听话，改正错误，他要把他放到火里烧一烧，放到油锅里炸一炸，到差不多时，再把他捞出来，吃起来才香。这就是毛泽东教训部下的英明策略。尝过“油锅”滋味的“老家伙们”捞出来后，绝对感恩戴德，五体投地，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用惯了这个办法，但他犯了经验主义，他没有想到，后来有一个人不买账，那就是邓小平，此是后话。

　　“大老粗”陈再道“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毛泽东后来从武汉“走麦城”后这样骂陈再道。可骂归骂 ，毛泽东始终没有打倒陈再道。

　　陈再道的确“头脑简单，思想糊涂”，他不知道毛泽东事实上是保他来了。毛泽东把谢富治、王力调来武汉，实际上就是要让他们帮帮陈再道，让他按照中央的意见作个检查，做好下层工作，稳住武汉局势。至于方向路线错误，那算什么？全国所有军区哪个没犯方向路线错误？就你陈再道“金贵”，不让说？文革中，方向路线错误值几个钱？连毛泽东都说，“方向路线错误算什么？改了就好。”你陈再道真是一根筋！

　　武汉军区（主要是独立师）一些人和“百万雄师”的群众也对中央的决定不理解，接受不了，他们甚至怀疑陈再道出卖了他们。他们比陈再道更革命，更“金贵”。他们不甘心被说成“保守派”，更不承认什么“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要向中央讨个说法。于是，他们“无法无天了”，他们“造反”了。

　　吃柿子要检软的捏，“造反”当然要看对象。于是，手无军权又树大招风的“文革大员”、秀才王力成了“雄师”们的“出气筒”和攻击目标。

　　历史不能假设，假如当年不是王力，而是--例如杨成武或陈再道--处在王力的角色，不知历史结果将会如何？

　　许多历史学者和当事人后来认为，鉴于武汉当时的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失误：低估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对立反抗情绪；过分地相信了自己的权威；不应该让镇不住局面的谢富治、王力出面，而应当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召开百万军民大会，直接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武汉，并播放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特别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方向路线错误改了就好”等最高指示。或者，毛泽东就干脆出来向官兵们挥挥手，那结果会如何呢？

　　笔者认为，如果那样，情况可能大不一样。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再给他们十个胆，也不敢把周恩来和毛泽东抓起来。毛泽东既然能八次接见红卫兵，为什么不能接见武汉军区团以上干部和各派群众组织头头呢？

　　但是，事实无情地嘲弄了笔者的幼稚。据多年研究文革和武汉事件真相的权威人士讲，武汉当时的形势，就象决了口的长江大堤，谁也难阻挡了，包括陈再道和周恩来。据一些当年的“百万雄师”朋友说，当时，我们心里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绝对代表中央，我们也知道周恩来和毛泽东就住在东胡宾馆，我们就是要逼迫中央改正错误决定，支持我们。两派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压抑的情绪象堆集的干柴，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谁来都是一个样子，只要不支持我们，甚至压制我们，我们绝对造反。就算不是王力、谢富治来，换了别的中央首长，我们也照样找借口围困“东胡宾馆”，但采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对周恩来当然不可能绑架和打伤，但辩论、质问、围攻几小时甚至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陈再道讲话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们和独立师的许多人都象疯了一样，豁出去了，大家都认为是为真理而战，根本不想后果，几十万人，还有武器，谁挡得住？幸亏有王力当了出气筒和替罪羊，否则，后果真难设想。

　　乖乖！如此说来，可怜而伟大的王力，他几乎挽救了中华民族的一次内战危机。如果不是王力、谢富治乖乖地奉命充当了替罪羊和出气筒，周恩来必然要出现在第一线。而周恩来（后边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无论有多高的谈判艺术和领导魅力，不可能改变毛泽东和中央的“旨意”。照“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当时的水平和状态，连陈再道等人也控制不了了，那周恩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出气筒而出现意外。只要周恩来受到了围攻甚至伤害，全中国必将大乱。那样，历史后果将很难预料了。

　　以上所言，虽一家之言，但决非危言耸听。1967年的北京，反总理的一小撮真正的“516”分子正在疯狂地“作案”，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后果“罄竹难书”。

　　王力其人，参加革命不早也不晚，文革前就是中联部副部长。他既有些真才实学，又爱夸夸其谈，书生气太浓。用权延赤的话说，这种人棱角足，喜张杨，锋芒毕露，不知天高地厚。只有下过几次地狱，再回首，方懂得“秦城难”。权老弟这话有些道理。但因书生气太浓、锋芒太露就把一切坏事都推到人家头上，让人家下15年地狱，未免太残忍了点吧！

　　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说：杨成武问总理“谢富治、王力他们怎么来了？”总理说“谢富治是我让来的，王力是自己要求来的”；杨成武问总理，“他来干什么？”并掩饰不住对王力的反感。杨成武见谢富治、王力来了，又看看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的四名‘小将’，他（杨成武）料定这场风暴是免不了啦！丰富的斗争阅历使杨成武有一种特殊的，只属于出类拔萃的军人的敏感……

　　上述令人吃惊和肉麻的话究竟是杨成武同志的原话还是权延赤同志的杜撰，本人不得而知，但无论是杨成武的话还是权延赤的话，笔者认为都是天大的笑话。大作家权延赤同志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自由主义的失误，令人万分遗憾。

　　写记实文学首先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是写科幻小说。什么叫“王力自己要求来的？”什么叫“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四名小将”？这种话按在小学生头上还差不多，按在周总理和杨成武头上实在是大不恭。难道杨成武同志真的“看到王力和北航红旗四个人来了武汉”，就“暗暗觉出一种风暴到来之前的特殊予兆”吗？照此说法，真是太抬举了王力、井岗山、尹聚平之流了。

　　权延赤先生是写文革宫庭秘史的“大家”，他写的许多书很爱欢迎，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但是，权老弟的题材都是“舶来品”。对“舶来品”有一个去伪存真、去粗求精的过程，否则就有“假冒伪劣”之嫌。写了那么多东西，难免有人打盹、笔打滑的时候，这点，笔者非常理解。

　　据本人所知，1967 年的杨成武，是坚决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造反派的。1967 年的杨成武，也是坚决支持中央文革的。否则，他不可能当代总长，也不可能当毛泽东的忠诚卫士和联络员。“720”事件以前，王力正红得发紫，王力以前同杨成武未共过事，没有深交，也没有成见，杨成武不可能一见王力就反感。不能因为王力后来打倒了，就按照相当然的理解去写历史。

　　据本人所知，杨成武一直是支持“北航红旗”的。1967年5月20日北航成立革委会时，是我派人把聂老帅、杨成武、肖华他们请来的。杨成武等人对“北航红旗”的支持和赞扬，我们始终引以为荣，引以为戒。聂帅、杨成武、肖华等人对北航红旗的支持，惹火了林彪、江青之流。后来林彪、江青把肖华、杨、余、傅打成了“北航红旗”和“天派”的黑后台，“5。16”的黑后台。以上是文革中路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后来，杨成武同志受迫害以后，重新认识了“文革”和林彪、江青、中央文革之流，对他们恨之入骨，这是后话。不能说杨成武同志1967年上半年就反对中央文革，把王力和北航红旗小将视为魔鬼，这不可能是事实。权老弟有些事不清楚应反复核实、调查，不应该相当然地杜撰，直至把井岗山写成了韩爱晶，把尹聚平写成了谭厚兰。（笔者注：文革之后大量出版（包括香港某左派出版社）的所谓文革文章、书籍、秘史、记实文学、派性文章或奉命文学等大量充斥着类似权延赤大作中的笑话。按照今天法制社会的观点，某些文章的作者已经构成了“指鹿为马罪”、“误人子弟罪”和“胡说八道罪”。）

　　按《微行》书中描述，周总理事实上批评了杨成武。周总理说，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是中央代表团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杨成武干好你自己的事，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道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安全就行了。

　　7月1九号晚，王力在百花二号为陈再道（武汉军区）修改完检查稿后，对工作人员传达了毛主席十8日晚上的谈话内容。之后，王力说：“陈再道说他们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这话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们来武汉是为了帮他摆脱困境的。主席说我们是保陈再道来了。陈再道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涂，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图。”王力说这话时，张根成、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都在场。

　　7月20日凌晨，谢富治已经休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听王力传达主席的讲话内容，突然发现“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的许多人拿着枪支、长矛、大刀，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班尔杰、罗得胜、夏菊花等人指挥着这些人包围了“百花二号”楼，并冲了进来，点名要谢富治、王力出来。这时住在一楼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楼道，并指责来者的行为，双方发生了冲突。几个工作人员们哪里是“雄师”们的对手。在混乱中，朱兆强、班尔杰带人冲上了二楼。（注：当时工作人员都挨了打，但并没有“一个个被打倒在地”，井岗山也没有“被打得口鼻流血”。）

　　这时，宾馆门口又陆续开进来几辆汽车，冲进了许多人群，东湖宾馆的大门警卫已经形同虚设，而附近的“梅岭一号”楼里就住着毛泽东。这点，“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许多群众可能是不知道的，但个别军官和头头是知道的。

　　住在二楼的谢富治发现有人冲进宾馆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也住在东湖宾馆二所值班的陈再道、钟汉华，让他们立即过来解围。

　　听见外面震耳欲聋的“谢富治、王力滚出来！”的口号声和吵闹声，谢富治让王力待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楼来人群，大声呵斥道：“我就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又对工作人员说：“让他们上来！派代表上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谈。”

　　“百万雄师”的头头们被谢富治这几句话震住了，他们迟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闹和喊叫。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谢富治是副总理 、公安部长、上将，是陈再道的上级，“百万雄师”的人不想惹他，他们主要是对着王力来的。

　　谢富治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一个个握了手，并问了他们的名字。当谢富治同年轻漂亮的“百万雄师”头头夏菊花握手时，吃惊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夏菊花昂着漂亮而坚硬的脑袋说：“我怎么不能来？”

　　谢富治同他们寒暄了一阵，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谢富治请他们进会议室说话，人群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

　　“请问谢副总理，王力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个头头说。

　　不等谢富治说话，人群中又喊叫了起来。

　　“你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对！把王力交出来！打倒王力！绞死王力！”

　　现场一下子又乱了起来。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一见王力王力自己走了出来，谢富治吃了一惊。人们一下子把王力围了起来，7嘴八舌地纷纷指责他，说什么话的都有。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挤过来护住了王力。

　　这时陈再道、钟汉华闻讯赶过来了。陈再道一看这场面，大声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王力瞪了陈再道一眼，心想，你陈再道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但又一想，既然你司令员、政委都来了，今天绝不会发生什么出格的事，于是他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这下立即惹火了在场的人们。

　　“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这个‘小爬虫’，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说着有人要动手。

　　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这一下更惹火了‘百万雄师’的人们，有人挥舞着拳头，要上前抓人。井岗山等人头上、身上挨了许多拳头。

　　这时，突然涌进来一些手持武器的军人，端起枪，“哗、哗”地拉动了枪栓，对准了王力，要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王力严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因为它是对付敌人的，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不行！今天必须谈，你不要耍滑头！”

　　“对！让他马上回答问题，否则我们决不答应。”人们又乱了起来。

　　这时在场的陈再道司令员一直一言不发，说他心里偷着乐可能不是冤枉他。

　　谢富治气坏了，指着陈再道大声呵道：“我叫你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去，马上撤，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到谢富治那气得发抖的样子，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张根成和北航红旗的几个红卫兵那着急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引起来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在场的“百万雄师”和军区的人们哄堂大笑。陈再道在关键时刻够朋友，讲义气，真是他们的好司令。

　　人们继续围攻王力 、谢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团的人。这时，如果说中央代表团的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倒也是事实。

　　由于现场僵持了很长时间，在军区大院里等着批斗王力的军区官兵和“百万雄师”的人们不耐烦了，又有许多人开着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

　　陈再道这时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站得很近，他正在得意地摇摆着手讲着什么，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突然冲了过来。陈再道只感到头“轰”的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几拳头对着他的后背和前胸砸来，边打边骂道：“打死你这个小爬虫！”陈再道大叫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这时有人喊：“别打别打，这是陈司令员。”四脚朝天倒在地上的陈再道大喊：“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这个“百万雄师”的“拳王”赶紧把陈再道抱在怀里，不停地问：“陈司令员，对不起！打在哪儿了？疼不疼？”

　　陈再道被扶起来后，骂骂咧咧地说：“谁他妈的再搞武斗，我就枪毙了他！”说完，一头扎进了谢富治的房间躲了起来，撒手不管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拳王”是“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他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站出来说：“我是谢富治，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着说：“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讲话和‘四点指示’，不单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也不单单是‘中央文革’的意见 ，而是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派代表谈。今天这么晚了，我们不能跟你们到军区去，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这时，因打错了人恼羞成怒的罗得胜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脚并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许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围了上来乱打一气，现场又乱了起来。

　　这时，“百万雄师”的总指挥朱兆强喊：“大家别跟他噜苏了，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于是，一伙身强力壮的人们不顾王力的抗议、挣扎和代表团人员的阻拦，架起王力，把他推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在谢富治、余立金等人的众目睽睽下，拉走了。

　　混乱中，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尹聚平也被分别推上了两辆卡车拉走了。

　　王力回忆说：“他们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了武汉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他们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标，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象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给我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注：事实上早已撕掉了他的帽徽、领章，连衬衣的口子都撕开了。）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去，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了，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的一塌糊涂。这件事，军区没有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

　　从上面王力的回忆看出，一年遇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王力又犯了秀才的毛病，事到如今还装好人。被人家“打的一塌糊涂”，鼻青脸肿，连脚骨头都被人家踢碎了，还口是心非地一个劲地替人家说好话。

　　关于王力被围攻殴打的场面，后来许多版本大同小异。当时场面乱哄哄的，很难写的十分清楚，但基本的事实不能无中生有，南辕北辙。据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纪希晨老先生的力作《史无前例的年代》中说：

　　“（当时）王力吓得目瞪口呆，不住（地）点头哈腰，晃着汗水淋淋的脑袋，一连声（地）说：‘我有错误，我有错误……我不该胡说！”（注：括号里的词是笔者所加。）

　　纪老先生自称访问过王力，但他的书中明显地对王力的话断章取义，真真假假。据笔者了解，不管在“720”事件中还是后来，王力始终坚持自己的讲话没有错，是代表中央讲的。因此当时他不可能吓得“目瞪口呆”，“连连认错”，更不可能承认自己“胡说”。王力生前多次对笔者和他人讲过，他的话都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有些是原话。如果承认自己是“胡说”，就是骂主席和总理。看来“胡说”的人不是王力。

　　据当事人回忆，王力被抓走后，作为代表团团长和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羞辱、悲愤难当，不顾别人阻拦，由吴介之陪同乘车去了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到达门口时警卫不让进。这时有几个军人认出了他，故意喝道：“你是什么人？”谢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对方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这时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吴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谢拖上汽车，逃走了。

　　令人感叹和难以置信的是，当王力在军区大院里遭揪斗和毒打时，吓坏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将军。他可能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样大。陈司令脑子简单，他当政委的可不能也简单：王力是“钦差大臣”，出出气就完了，这样下去，很可能被打死。在封建社会，打死“钦差大臣”，那绝对是“犯上作乱”，是“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滔天大罪。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也是“钦差大臣”，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于是钟汉华一个劲地劝部下们“别打了！别打了！”但根本制止不了。最后钟政委不得不向部下们下了跪，一边磕头，一边苦苦哀求部下们手下留情，以大局为重，放了王力。如果不是钟汉华的下跪磕头，王力可能会被当场打死。

　　后来，在钟汉华等军区领导和209师政委张昭剑等人的救援下，王力化装逃出了军区大院，先被安置在小洪山上 ，后被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派人接到了空军司令部。这中间惊险动人的情节不亚于金庸小说，本书因故从略。王力对钟汉华、张昭剑等人的救命之恩一直十分感激。多年之后，钟汉华将军去世时，其家属通知了王力，王力发去了悲痛的唁电，对钟汉华表示了深深地哀悼，这是后话。

　　当失去理智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官兵大闹东胡宾馆的时候，住在附近“梅岭一号”楼里的毛泽东的安全绝对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和“百万雄师”的群众当时可能并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东湖宾馆。他们的目的是对着谢富治、王力的中央代表团来的，但在现场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是知道内情的，面对如此混乱和危险的形势，为了毛泽东的安全，难道不应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吗？

　　笔者想象，这些荷枪实弹的“雄师”们万一冲进“梅岭一号”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个立即会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谢天谢地，这种“玩笑”和历史镜头幸亏没有发生，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假如有一个坏人或神经病者混入其中，就不是闹着玩的。

　　历史的事实是，“梅岭一号”楼一直处于杨成功武和汪东兴指挥的“8341御林军”的保卫下，闹事的“雄师们”也的确没有包围和冲击“梅岭一号”楼。有人（包括纪希晨老先生和陈再道将军）对此沾沾自喜，甚至表功，说什么“周恩来住的百花一号别墅，距谢富治、王力住的地方只有百米，群众连去都没有去。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更是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的迹象。”陈再道也说：“如果我真的要高‘兵变’，我怎么会首先挨打呢？怎么不动谢富治一根汗毛呢？怎么会不包围毛主席的住地呢，世界上哪有这样搞‘兵变’的呀！林彪、江青一伙说‘720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指鹿为马的诬陷。”笔者认为，陈再道老将军的确是冤枉的，他是忠于党和人民、也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者，他没有也不可能搞“反革命兵变”。但是，对“兵变”一词的理解可能有出入。你陈再道司令员不搞“兵变”，你手下的人就搞不了吗？只有把毛泽东、周恩来抓起来才叫“兵变”吗？如果当年武汉军区的一个团长带领人马把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抓了起来，并打断了他的腿，不叫“兵变”吗？！至于说“720”事件发生时，“毛泽东的梅岭一号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恐怕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践是，当时杨成武等人保驾着气急败坏的毛泽东从后门逃出了东胡宾馆，据说连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

　　对于当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具体情况，笔者没有第一手资料。本书的宗旨是记录和评论历史事实，尽量以正视听。由于不是记实文学，不便发挥和想象。

　　（笔者注：下面的情节摘自师东兵的记实文学，写得十分精彩，照抄如下，仅供读者参考。）

　　这时天还未亮，毛泽东被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惊醒，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毛泽东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惶恐不安的声音：“报告主席，陈再道发动暴乱了，‘百万雄师’和部分军队已经冲进了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请你赶快离开险地！请你赶快离开险地！”

　　电话不知谁打的，毛泽东“啪”地一下摔下了电话，拉开窗帘向外望去，只见许多人已经冲进了宾馆。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西安事变”的镜头，难道陈再道今天想效仿当年张、杨二将军，让我当蒋介石第二不成？

　　门被“咣”地一声推开，毛泽东一惊，警卫员小高上气不接下气地闯了进来，“主席，局势危机，我们赶快离开吧！”

　　毛泽东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全部警卫部队已将我们这座楼保护了起来。外面有几十辆武装卡车冲进了宾馆，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马，还有不少军人。”小高着急地说，“汪主任正在紧急调动部队。”

　　“现在调兵还有何用？”毛泽东气愤地说，“没想到我们住进贼窝里来了。他陈再道想搞兵谏，让我就范，休想！我可不是蒋介石，我决不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退让半寸。要搞反革命事变，倒要看看全国人民答应不答应！”

　　“主席，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此地吧！”小高的脸涨得通红，上前来搀住毛泽东的臂膀。

　　“我不走！”毛泽东使劲推开了他，一挥手说，“你把大门统统打开，我毛泽东就坐在这里，看他陈再道敢把我怎么样？我就不信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会听他的调遣！小高，你别怕，跟着我你死不了，即使死了，也是光荣的。”

　　“主席！”小高“扑通”一下跪在毛泽东面前，抱着他的腿哽咽着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誓死保卫您老人家，但是您不能死，我们还是出去躲躲吧！等事态平息了再回来游泳！”

　　毛泽东爱怜地抚摩着小高的头，给他正了正军帽，泪水盈眶地说：“傻孩子，到哪里躲呀！陈再道要发动暴乱，我还能逃得出去吗？”

　　小高突然想起总理曾交代由武空副司令刘丰负责主席的安全，便要通了刘丰的电话，把话筒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话筒说：“你是刘丰同志吗？我是毛泽东。我要出去走走，请你马上安排车辆，接我出去！”

　　“主席，东湖宾馆已发生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一小撮坏人和武汉军区的一些部队已经包围了宾馆正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正在研究营救您的计划，请主席等待。”刘丰在电话里说。

　　毛泽东火了：“什么等待！他们包围了正门，我们从后门出去。你马上开上小车，到宾馆后门外的沙滩上等我！”

　　这时杨成武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件军装，满头大汗。他气愤地说：“真没想到，‘百万雄师’竟敢冲进宾馆来抓人！”

　　“他们要抓谁？”毛泽东已经平静下来，点上一支烟，问道。

　　“他们喊的口号是‘活捉王力！’和‘中央文革滚出武汉！’来的人很多。我怕有坏人乘机捣乱，所以请你马上向专列转移。”

　　“莫慌！”毛泽东恨恨地吸了一口烟，“我撤离延安的时候还给胡宗南留了点纪念品。现在，我离开武汉，这里的东西都不要了，统统留给陈再道，看他敢要不敢要。”说完，简单扫视了一下屋子，转身就走，连拖鞋也未换。

　　“要不要通知一下汪东兴同志？”杨成武问。

　　毛泽东摆摆手：“不要了。陈再道要抓的是我，不会抓汪东兴的。把他留在这里当人质吧！306计，走为上。这笔帐，留着慢慢算吧！”

　　杨成武和小高每人搀着毛泽东一根胳膊，紧紧地护卫着他，走下楼梯，来到院内，只见汪东兴正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指挥着警卫战士们不准任何人靠近这座楼。毛泽东冲汪东兴感激地点点头，向后院走去。

　　走了一段路，毛泽东感到脚下一阵发疼，低头一看，原来因没换鞋子，只穿着一双拖鞋，被草丛中的荆棘扎着了。杨成武急忙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毛泽东勉强穿上，自己穿了毛泽东的拖鞋。毛泽东拍了一下杨成武的肩头，笑着说：“难为你了。”

　　三人继续向前急走。

　　“站住！什么人？”树丛里传来一声压低声音地猛喝，并拉了两下枪栓。毛泽东、杨成武、小高三人立即停住。突然几束强烈的手电光照了过来。杨成武和小高立即本能地护住了毛泽东。光束在杨成武的脸上照了一阵，只听“哎呀”一声，电筒光熄灭了，几个军人从树丛里跑了过来。

　　“对不起，原来是杨代总长！我们是武空警卫连的，在这里负责警戒。今天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我们奉命来保卫这里。”一个军官向杨成武举手敬礼、报告。

　　杨成武和小高松了一口气。杨成武命令他们继续执行任务，同小高搀扶着低着头的毛泽东匆匆地离开了。

　　穿过了树丛和花丛中间的小道，翻过了一个斜坡，三个人来到了一个挂着将军锁的小门旁，周围寂静无人。小高把锁端详了一会儿，用力一拧，那锁竟然被拧开了。毛泽东笑道：“你可真是名副其实的‘高力士’，力大无穷呀！今天我们是真正地走后门呀！看来前门走不通走后门也是个好办法嘛！”

　　穿过小门，三人来到了东湖西岸。老远就看见沙滩上停着一辆小轿车，车旁站着一个人。双方互相凝视了一会儿，那人迎了过来，小高上前轻声问道：“是刘司令吗？”

　　“是我。”刘丰迟疑了一下，用手背揉了几下眼睛，当他确认前方站着的就是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和代总长杨成武时，立即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带着哭腔说：“毛主席，我来晚了，让您老人家受惊了。”

　　“没事，没事。”毛泽东摇着头说，“大不了坐坐陈司令员的班房，尝尝滋味，可你们不让我尝。算了，让别人尝去吧！”

　　毛泽东这哀伤中的幽默，没有引起任何笑声。

　　“主席，上车吧！”刘丰说。

　　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刘丰的话，他双手叉腰，回过身去，久久地凝视着前方的东湖宾馆和他住过的那座米黄色的小楼，一言未发。半天，他突然转过身来，笑着说道：“陈再道真是一头蠢驴。他要是派一支兵马把守住后门，我还能逃得出来吗？看来，这真是天助我也！”

　　随后，毛泽东在杨成武、刘丰等人的护卫下，赶到了戒备森严的“专列”上。）

　　陈再道司令员在他的“7.20”事件回忆文章中，把自己说成了受害者。这篇经过武汉军区秀才们捉笔的、流芳百世的重要文章说道：“那些楞头楞脑的战士，怀着让人难以揣摩的动机，气呼呼地冲到我们面前，不管三7201，冲着我就是一阵拳脚、枪托，以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我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是忍受，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在我挨打的时侯，王力趁机溜进了房间。

　　“战士们冲进房间，找到了吓坏了的王力。由于王力不肯跟他们走，他们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军区大院里……”

　　武汉军区的秀才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言过其实给陈司令员帮了历史的倒忙。

　　就算陈再道将军说的全是实话，那也够可以的。作为堂堂的上将军、大军区司令员（不是小排长小连长），被自己的战士“用拳脚、枪托乱打一顿”，且“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古今中外，恐怕只有陈再道一人。按照陈司令员的描述，不管王力和中央代表团被抓被打与否，也不管旁边不远的“梅岭一号”里住着毛泽东，单凭当兵的这么暴打自己的司令员，就绝对是反叛和反革命行为，如果不是周瑜打黄盖的话。笔者不知道这些暴打陈再道司令员的大逆不道的战士们后来怎么处理的，是枪毙了，复员了，还是升官了？

　　据目击者说，陈再道的确是挨了“战士”几拳，立即被制止了。那个“战士”--“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据扬成武告诉权延赤说，王力根本没有进房间，王力在外面就被抓走了。

　　据王力自己说，他当时听见吵闹，自己走了出来，被人认出，上来就打，并被抓走了。他没料到陈再道的兵这么“勇敢”和厉害。他虽没带过兵，但也是见过世面的，并没有吓坏了。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陈再道司令员的“苦肉计”演得十分成功。现在看来，陈司令员的挨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话说张根成被抓走后，拉到了独立师一间平房里。地上有草垫子，独立师的两个科长看着他。张是现役军人，他的领章、帽徽也被撕掉了。张根成浑身疼痛，最后倒在草垫子上睡着了。

　　咪咪忽忽中，张根成似乎听见有人进来了。来人问：“这是谁？”

　　“王力带来的人。”看守的科长说。

　　“那个人怎么样了？”

　　“谁？”

　　“来游泳的那个人！”

　　“嘿嘿！……”

　　“嘘！小声点。”

　　……

　　张根成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睡意全无。他仰装未醒，但下面的对话听不清楚了。

　　笔者后来才知道，进来的人是独立师的政治部主任等人。不管他们是谁，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武汉军区（特别是独立师）的许多人是知道毛泽东在武汉的，而且，这些人中，确实有胆大包天惟恐天下不乱的人物，虽然笔者宁愿相信这是军人们在特殊情况下说的玩笑话。

　　后来，在周总理的命令下，武汉军区独立师的人才把张根成交了出来。

　　张根成是河南人，文革前是部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团级干部，后上调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7.20”事件后的一天，在北京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找他谈话，突然宣布对他拘留审查。谢富治说：“进去以后不要自杀，将来还要为党工作。”陈伯达说：“你主要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不要胡说八道。”出门时，周总理看见了他。周总理急忙赶过来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但什么话也没说。告别了总理，几个当兵的突然从屏风后冲了出来，把他押上了汽车，直接送到了秦城监狱，一下子就关了7年半。放出来时，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送回了原部队，不久转了业。

　　张根成现在南方开公司，办工厂，当老板，日子过得很潇洒。多年之后当笔者夫妇去深圳他的家中拜访他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能有今天，第一应当感谢秦城监狱，第二应当感谢小平同志。”

　　再说尹聚平被推上卡车以后，据她自己说并没有人太刁难她。卡车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可能因抓到了王力，兴高采烈，忘乎所以，把尹聚平忘了；也可能把她当成了自己人，“百万雄师”的女将，不知道她是中央代表团的。尹聚平一看，将计就计，车上的人喊口号，她也跟着喊。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卡车停了一下，她趁车上的人未注意，迅速跳下了车，消失在人群中。

　　感谢“百万雄师”的弟兄们放了尹聚平一条生路。

　　当时，武汉大街上人山人海，乱成了一锅粥。

　　尹聚平对刚才发生的事惊魂未定。街上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听说抓到了王力，个个欣喜若狂。实事求是地说，王力当时是中央首长，尹聚平挂记着王力的安危，想混进军区大院寻找王力，但她根本进不了军区大院的门，只好又混进了人群中。

　　尹当时刚201岁，没见过大世面，这次真是开了眼界。她只会说标准的普通话，不会湖北腔。她怕再次被抓，便跑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一点水喝，并打听往水利学院怎么走。女主人听她一口北京腔，问她是干什么的。尹说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女主人很热情地给她画了到水院的路线。尹感激地辞别了女主人，到了水院“钢二司”总部，开始只说自己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借电话一用。“钢二司”的人便让她打电话。尹给北航办公室打通了电话，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水院“钢二司”总部的人一听尹是中央代表团的人，十分高兴，问长问短，立即把她保护起来，随后又向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办公室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其中一个女同学还把自己的衣服让尹换上。当天晚上，尹在水院望着东湖对岸的灯光，惦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危，心急如焚。

　　王力等人被抓走后，胡慧娟也追着跑了出去，想去寻找王力。单纯幼稚的她万万没有想到王力会被拉到军区大院，猜想一定是被拉到“百万雄师”总部去了。于是，素有“北航红旗侠女”之称的胡慧娟大义凛然，决定只身去闯“百万雄师”总部，舌战“群雄”，救出王力。结果走了半天，问了许多人，才知道王力被拉到军区大院去了，她心里松了一口气。当时的胡慧娟对人民解放军是非常崇拜的，她认为王力到了军区就安全了。于是，她找地方打通了东胡宾馆的电话，井岗山告诉她，总理已回武汉，并说现在尹聚平可能在水院。胡慧娟高兴极了，步行了几十里路，终于来到了水院，见到了尹聚平，并告诉她周总理已返回武汉，尹聚平的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当晚，二人在水院学生的护送下，赶回了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驻地。尹聚平一见到总理等人，立即拉着总理的手哭了起来。

　　接到尹聚平的电话后，北航红旗立即炸了锅。许多红旗战士要上街游行示威，声讨武汉反革命暴乱。韩爱晶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和行动方案。我和头头们都集中在韩爱晶的办公室里，随时关注着武汉的消息，许多人都为井岗山等四名红旗战士的命运担心。

　　“武汉事件”发生后，中南海和钓鱼台立即炸了锅。伟大领袖正在武汉，这还了得？刚回到北京两天的周恩来总理心急如焚，中央立即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八三四一”部队的“御林军”飞赴武汉“救火”。坐镇北京的林彪、江青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同时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秘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江青派邱会作带密信立即飞赴武汉，

　　7月20日下午3点多，当周恩来的座机和运送8341部队官兵的两架运输机刚从北京起飞 ，武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便知道了这一绝密情报（注：？）。他们立即派出大批人马，强行冲击并占领了周恩来即将降落的空军王家墩机场，扬言“要和周恩来辩论，让周恩来出不了机场”。空军机场领导紧急同北京和空中的周恩来联系，请总理改降空军“山坡”机场。这件很少有人提及的重大历史事实，被周恩来的随身保健医生张佐良证实。张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便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后来才知道叫“山坡”机场。飞机着陆时大约（下午）近5点钟，打开仓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乘坐两架运输机的8341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们好象比我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作好战斗准备，只要指挥员一旦下达战斗命令，这些8341部队战士为了保卫毛主席，他们会不避枪林弹雨向前冲去。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晚霞笼罩着寂静的山坡机场。”

　　张医生这一段亲历文字写的很好，有一种真实感和“悲壮的美”。只可惜他写文章往往“画龙”而不“点睛”。他没有说明“谁”威胁着毛泽东的安全，这些8341部队的战士们会冒着“谁”的枪林弹雨向前冲去。

　　就这样，在“百万雄师”们的逼迫下，堂堂大国总理周恩来竟然不能在应该降落的地方降落而被迫改换机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医生只字未提。

　　其实，张医生当时不知道，就在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暂时占领、周恩来总理不能降落的王家墩机场附近的专列里，坐着焦躁不安的毛泽东。

　　据张医生说，“周恩来下飞机后便被引进一个临时支起的帐篷里处理紧急事务去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全体人员再次登机，又返回了王家墩机场。”这时，占领王家墩机场的“百万雄师”们已经散去了，这点，张医生没有交代。

　　周恩来最担心的是伟大领袖的安危。他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看望毛泽东，两人一见面，可谓百感交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个历史镜头，中共党史罕见。

　　周总理赶到东湖宾馆后，立即召集谢富治、余立金等人商量对策。井岗山等人听说总理来了，便想去谢富治的房间看望总理，刚走到门口，听见总理、谢富治等人正在打电话从全国调动部队：东海舰队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火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汽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井岗山等人一听是军事机密，便知趣地走开了。

　　周总理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一面命令陈再道、钟汉华寻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张根成等人，一面劝毛泽东主席“306计，走为上，”赶紧离开武汉这是非之地。

　　在周总理、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毛泽东极不情愿 地离开了武汉。7月21日凌晨2时，毛泽东打破从不坐飞机的惯例，由杨成武、汪东兴等人“护驾”乘专机飞上了天空。他老人家让飞机在武汉上空盘旋了一阵后，才艰难地吐出了三个字--去上海。

　　笔者有感。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把手，在自己分封的“诸侯”地盘上，自己想游个泳都办不到，自己的“钦差大臣”被抓了起来，自己也被逼得东躲西藏，差点成了“阶下之囚”，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这点，毛泽东可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诗为证：

　　武汉三镇起风波。

　　伟大领袖陷“贼窝”。

　　落荒而逃惊回首，

　　万般无奈望“黄鹤”。

　　（注：“贼窝”系毛泽东自语。“黄鹤”，黄鹤楼，在武汉。）

　　伟大领袖毛泽东总算安全地走了。他到上海后，亲自打电话把陈再道骂了一顿：“你是陈司令吗？我告诉你，我毛泽东还活着。我正式命令你和钟汉华同志，无论如何给我把王力找回来，否则，惟你是问！……什么？你也挨打了？百万雄师还敢打你这位堂堂的陈司令吗？不管怎样，我毛泽东向你要人！”

　　在伟大领袖和周总理的追逼下，武汉军区8199部队和空军的官兵巧妙地突破了“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尾追堵截和一道道防线--这绝对是历史的事实，经过惊心动魄的50多个小时，终于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王力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周恩来和谢富治等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周恩来高兴地同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块吃了晚饭，点名让井岗山陪着他出去散散步。井岗山受宠苦惊，很不好意思。他才201岁，没受过如此“恩宠”，他把同伴吴介之拉着，两个人陪着总理一边散步，一连聊天。

　　“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总理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

　　总理又询问了北航的一些情况，谈到了武光。井岗山赶紧问武光有问题没有。总理说：“武光好象没有什么问题。我听康老讲，入党时间可能有点问题，记不清了。武光还在你们那里吗？”

　　“在，我们一直保护着他，不让新疆的人抓他。”

　　“噢，你们要保护好武光，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

　　当天晚上，周总理决定带领全体人员到机场看望负伤的王力并返京，并通知刘丰护送王力去机场。

　　要去机场，谈何容易？英雄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广大官兵已经把武汉三镇控制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工事，到处都是路障。大街上，人山人海，驾着轻、重机枪，端着长矛刺刀的“雄师”们乘着大卡车跑来窜去，去飞机场的路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一旦不小心暴露了目标，后果将不堪设想。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经过周密部署后，由刘丰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四辆军车护送王力到达了空军王家墩机场。路上差点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拦截，幸亏司机小郭驾驶技术高超，临危不惧，事后受到了部队首长和周总理的表扬。

　　东胡宾馆这边，经过周密慎重地研究，为安全起见，周总理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大胆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决定--当然也是一个悲哀的决定：冒充“百万雄师”去机场。

　　于是，周总理让大家经过简单地“化妆”，一律穿上空军军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由武空司令部派出的官兵和军区7212部队的两个连护送，分乘六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直奔机场。一路上，卡车上的战士们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不停地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车身上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这一招果然灵光。一路上，“百万雄师”的人见到车队，欢呼声、掌声不断，一路“绿灯”。车队顺利到达了王家墩机场，此时已是7月22日凌晨3点多。

　　周总理一下车，立即问：“王力同志在哪里？王力同志在哪里？”人们扶着70 多岁的总理来到王力的床前，被打断了腿脚不能下床的王力和总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们也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周总理决定尽快返京。

　　鉴于当时武汉纷乱的局势，回京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凌晨5时，周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成员乘飞机从王家墩机场又回到了汉口机场。飞机一落地，周总理立即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和8199部队的负责人开会，研究稳定武汉局势和其它重大问题。会上，针对“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可能采取的更加过激行动--包括纷传的对造反派实行大屠杀阴谋，周总理亲自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武汉各高校和武钢厂，保护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

　　安排好紧迫的工作后，大家稍事休息。当天下午两点，周总理决定立即返京。他和随从人员乘一架飞机，中央代表团乘一驾飞机。周总理还要求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先起飞，后降落，在空中多停留一会儿，等他先到北京西郊机场后，再出来迎接，以掩外人之耳目。

　　后来才知，武汉“720”事件已被外电炒得沸沸扬扬。不少外电说王力已被杀害，毛泽东、周恩来已被叛军扣押，中国已大乱……

　　7月202日下午，北京西郊机场上站满了几万人的欢迎大军，这是在京的林彪、江青等人组织的。刚下飞机不久的周总理带领在京的中央、中央文革、有关方面领导人走到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前，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几万名群众齐声欢呼，那场面够热闹的。我和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远远地望见谢富治、王力（被人搀扶着）余立金和井岗山等四位北航红旗战士们走下了飞机。

　　7月而二15日下午，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林彪本人亲自出席了大会。井岗山等四名北航红旗战士穿着军装同林彪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合了一张影。

　　数万人机场欢迎和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会，使王力顿时成了“红的发紫的大英雄”，这是事实。但这都是林彪、江青等人组织的，也是毛泽东（当时在上海）和周恩来同意的，不是王力自己要求的。

　　随后，中共中央（决不只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把武汉“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720”事件的高潮，随后不久，便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

　　武汉“720”事件过去35年了，成了历史。这个事件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四人帮”的灭亡和文革的全盘否定也已改变了性质，平了反。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多次，后来的胜利属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大批的红卫兵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最后还是成了反革命分子、坏头头和“三种人”，受到了残酷地镇压和打击。这，就是历史。

　　由于“胜者王侯败者贼”，所以历史事件的性质可以任意评价和改变，但历史的事实和情节是没法改变的，也是御用文人们不可能永远掩盖的，何况许多当事人还活着，任何一面之辞都不能作为历史的教科书。笔者始终认为，无论如何，“武汉事件”中采取的形式是不可取的。试想，如果现在某个军区，某些群众对中央政策不理解，有意见，就采取这种方式“造反”，“打、砸、抢”，动用枪杆子，扣押中央代表，逼得中央总书记亡命逃生，行吗？不枪毙了你才怪呢？如此浅显的道理，路人皆知。至于后来否定之否定，另当别论，此一时彼一时也！

　　但是，笔者认为，除了“形式”上不可取以外，“720”事件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不管出发点如何，事实上搞得天下大乱，人为地把群众分成两大派。中央文革也好，反对中央文革的权力集团（例如各大军区）也好，皆是支一派，打一派（这是历史事实）。对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的许多做法（绝不仅仅是中央文革），许多人尤其是穿军装和穿过军装的人十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军区支左中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迫于毛泽东的权威、周恩来的面子和林彪、江青等人的淫威，许多军区都忍了。陈再道的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中不怕死的人们忍无可忍，奋起造反，表面上是对着王力来的，事实上是对毛泽东的文革极左路线敲起的丧钟。毛泽东尽管受了奇耻大辱，大发雷霆，但事后他冷静下来后权衡利弊，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众怒难犯”的道理，在“要王力还是要解放军”这个问题上最后没有糊涂。为了稳住枪杆子，他权衡利害，最后淡化了对武汉事件和陈再道等人的处理，并很快把王力等人抛出来当了替罪羊，以平息军界的不满。这也算毛泽东的伟大英明之处吧！陈再道老将军等人因此占了个大便宜，避免了灭顶之灾，而可悲、可怜的替罪羊王力因此下了15年地狱，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唾骂到死后的今天。

　　写到这里，笔者抛开“个人偏见”，由衷地向陈再道老将军和武汉军区敢于造错误路线反的官兵们表示崇高的敬意。陈老将军虽出身于张国涛的四方面军（这是他文革中被林彪等人排斥的主要原因），但他一生忠于党和人民，也忠于毛泽东。他战功赫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为人正直，眼里容不得沙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一条钢筋铁骨的好汉。本书仅对他“回忆录”中可以理解的个别失实之处作了论述，决无恶意。对于死去的、可怜的王力，生前曾反复说过，他没有整陈再道，他对得起陈再道，希望陈老将军谅解他。笔者希望陈再道老将军在九泉之下马克思面前不要再和王力打笔墨官司。

　　对于“百万雄师”的头头和弟兄们，笔者佩服。要说文革中真正的造反派的话，惟武汉“百万雄师”是也！什么北京“天派”、“地派”，什么南京“好派”、“屁派”，全是小巫见大巫，全是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保皇派”。“百万雄师”的好汉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真理，不畏权势，不怕杀头，用“革命的打、砸、抢”行动和“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全国首先向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发起了挑战，敲响了文革的丧钟。他们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虽然后来受到了打击、迫害，但是值得，历史将记下他们的丰功伟积。

　　历史证明，胜利者从来是无罪的。而真正的胜利者不是某些人封的，也不是单靠某几个历史学家说了算的。一切结论和真理都是暂时的、相对的，只有历史的车轮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才是永恒的。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事过35年后，有几位人物提到了文革中的“武汉事件”和“百万雄师”。一位是受人爱戴的大人物，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说：“文革中，我在武汉工作，我是‘百万雄师’观点的，造反派把我整的好厉害。”但据了解内情的武汉人说，造反派根本没有整过这位大人物，不但没整他，而且关系还不错。时间久了，人老了，记忆难免有误，不足为怪。

　　而两个小人物的对话似乎更应该“名垂青史”：

　　原武汉某厂一工人当年是“百万雄师”某区联络站的小头头，曾经风光过几天。如今，工厂早已倒闭，本人下岗失业多年，为生活计，在汉口大街上开了个小卖部倒卖啤酒。一天，一个刑满释放的当年造反派头头杨某某来找他批发啤酒--当然也是为了活命。二人聊了起来，结果“久仰大名，想见恨晚”。

　　一个说：“老弟辛苦了！在里面待了几年？”

　　“不多，整10年。”

　　“现在哪里发财？”

　　“出来就一身病了，老婆早嫁人了。没有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烟和啤酒，凑合着活吧！老兄你们应当不错吧？”

　　“不错个屁！我们‘百万雄师’的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对不参加‘百万雄师’。现在看来，当年你们对了，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

再说王力

　　文革中，王力既然没有发明“揪军内一小撮”，也没有反总理，更没有整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人，那么他的错误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王力在文革中犯有左的路线错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在文革初期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文革错误路线过程中，说过许多错话，做过许多错事。

　　事实上，据王力自己说，他的错误比“揪军内一小撮”要大得多，严重得多。他自己坦白承认并深刻反省过，是他把毛泽东晚年的许多正式谈话，总结成那段有名的最高指示，成为指导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影响了全党全国。

　　那段最高指示是：

　　“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写到这里，笔者饶舌几句。虽然连王力也认为自己总结的毛泽东的这些话错了，但孤陋寡闻的笔者至今认为毛泽东的这段话没有什么大错误。不但如此，历史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段话似乎仍然是真理。正是毛泽东本人早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按照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列宁的说法，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至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太累了一点，目的是怕人们忘了。但一点不讲，整天蒙头大睡，被人割掉了脑袋再打电话报警就晚了一点。当今的中国社会，如果有人硬要说没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他恐怕是天外来客，或者借用文革中的一句名言：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装糊涂。

　　笔者认为，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过分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重用和支持林彪、江青等人干坏事造成的，不能说“阶级斗争”四个字是“洪水猛兽”，正像不能泼洗澡水连孩子也扔了一样。王力为毛泽东总结这几句话我看不构成犯罪，虽然王力本人一个劲地对这个问题反复检讨。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7.20”事件不久，林彪为打击军内的老帅们和反对派，提出了“带枪的刘、邓路线”，江青在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中，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中央文革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社论，全国立即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毛泽东看事不好，怒斥“毁我长城”。伟大领袖发了火，赶紧找替罪羊。康生、江青、陈伯达把责任推到王力、关锋身上，把他们抛了出来。

　　中央文革小组一共那么几个人，领导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说日理万机，人人忙得要命。正在缺少人手的时候，却不停地从内部清洗人，原因到底是为什么？王力为什么被打倒？直接的导火线当然是“揪军内一小撮”社论问题，但深层和幕后的原因却鲜为人知。

　　笔者认为，虽然王力、关锋（后加戚本禹）等人是被中央文革当作替罪羊“端”出来的，但绝对是毛泽东作同意的。毛泽东这样做，目的是为了稳定军界，丢卒保车。文革这盘棋中，毛泽东一直在玩丢卒保车。在中国，秀才们象卒子一样，很好找，而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却不能轻易舍弃。毛泽东是用枪杆子打出的江山，他对和他一块从枪林弹雨中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帅、将军们怀有很深的感情，只要不背叛他就行。林彪及其死党们若不是想谋害他，他也会手下留情的。而对秀才们，就不一样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什么可惜的。这就是伟大的政治家的治国之道。文革中的秀才们（上至陈伯达、康生、王力，下至大学里的红卫兵头头们）不懂中国国情，不懂政治，更没有“读懂”毛泽东。他们缺乏自知之明，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认为自己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于是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后，只知拉大旗做虎皮，不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成为替罪羊和阶下囚，最后必然是爬的越高，摔得越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王力被打倒的另一个原因是书生气太足，得罪了江青、康生等人。

　　王力从1959年以后，思想比较左倾，这是事实，但他究竟是1939年入党的副部长级的老干部，不是造反起家的“小将”，多年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的指挥捧下转，毛泽东的话要听，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的话也要听。他思想上和行为上有左的东西，也有右的东西；有毛泽东的东西，当然占多数，也有刘少奇、邓小平的东西。文革前由于他有权直接请示毛泽东，所以常常同江青产生矛盾。这样时间长了，江青便对他有意见和看法。例如有一次，江青说：“你这个王力，我不找你，你从来不找我！你的眼里只有主席，没有我江青。”当时凡是江青下的指示，中央文革的人都照办，王力不识好歹，问道：“是主席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是主席说的，我们照办。”这就惹火了江青。

　　后来成立中央文革时，本来没有王力，1966年6月20日以后，王力才算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员。江青说：“留一个王力，不然就清一色了。”因为当时中央主要的秀才（如胡乔木等人）都打倒了，起草文件光靠新手不行，所以把王力留了下来。当时中央专案组由江青负责，是专门整刘、邓等老干部的。江青宣布除王力一个人外，中央文革成员全部参加专案组的工作。这事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事实确是如此。这事实上帮了王力的忙，王力没有参与整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王力最后免于起诉并差点被邓小平重新启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文革成立后，王力当了几天办公室主任，发文件时，王力坚持按原来的中央常委名单发放，就是说照样发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中央文革小组及肖华、杨成武等人参加的中央常委生活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点名要王力发言批评邓小平，王力一言未发，引起了江青的不满。

　　刘少奇被打倒后，王力在毛泽东面前多次建议应把刘、邓分开。江青知道后，指着王力鼻子说：“你为什么总讲邓小平的好话？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1967年8月，江青让戚本禹和八三四一部队在中南海里批斗刘、邓、陶夫妇。并动手打人。王力批评江青，说主席不同意面对面批斗刘、邓、陶，为什么不听主席的话？

　　“武汉事件”后，连谢富治都说：“想不到中央文革里还有你王力这样右的人。”

　　以上所述，说明王力被江青打倒是势在必然。

　　王力说，他同陈伯达熟，关系密切，同江青、康生一直有距离，敬而远之。当为“揪军内一小撮”问题找替罪羊时，江青首先端出了王力。

　　有了替罪羊，还须大作广告，人们才会相信。

　　武汉“百万雄师”的头头们当时就认为：王力是刘、邓安插在中央文革里的黑手。

　　江青说，王力、关锋问题是我们搞出来的。杨、余、傅是王、关、戚的黑后台，“5。16”的黑后台。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插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钉子，我们把他们端出来，挂起来了。

　　陈伯达（不知羞耻地）说，都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

　　康生说，王力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国民党，是苏修特务。他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江青同志先把王力、关锋，后将戚本禹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功绩，也是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的重大功绩。

　　周总理也说，王、关、戚确实是刘、邓司令部主持工作的时候，派他们参加了当时的文革小组。而正是现在的中央文革几位领导人亲自把他们觉察出来，把他们端了出来。

　　江青说，就算王力是无辜的，也要这么定！（注：！！！）

　　江青为了让毛泽东同意打倒王力，竟然对毛泽东说：“7.20事件后，王力成了大英雄，自认为了不起了。他认为天下是他王力的了，不是你毛泽东的了。”这话恶毒透顶，但毛泽东最后还是听了老婆的话。

　　1967年8月31日，周总理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扬成武、吴法宪等人参加。会上，主要是康生发言，给王力罗列了四大罪状：一：反军乱军，毁我长城；二：“八.7”讲话反周总理；三：反对中央文革；四：刘、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黑干将。江青最后宣布对王力“请假检讨”，散会后叫王力、关锋立即搬家到钓鱼台二号楼，从此失去自由。

　　有人在“大作”中写道，周恩来神色冷峻地说：“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四个卫兵立即把王力、关锋逮捕，押出会议室…… ”这样写历史很吸引读者，不亚于武侠小说。

　　一个半月之后，1967年10月16日，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后，又让王力“搬家”。这次把王力交给了卫戍区，送到了西山一座别墅里关了起来。1968年1月26日，王力被囚车（未带手铐）送到了秦城监狱，一直被关到1982年1月18日。

　　文革中，秦城监狱里的“房客”几乎全是受迫害的高级干部和“要犯”，一般小偷流氓是无权光顾的。江青、康生等人指使他们的爪牙对秦城监狱的“房客”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王力在秦城受过的“礼遇”，是最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

　　王力回忆说，被关的头五年，不准放风，最初不给任何带字的东西看。五年睡觉不准翻身，必须对着牢门的小孔，那里有一双眼睛204小时始终盯着你。床是两条凳子支着一块破木板，一条破被子，一条破褥子。白天不准坐在褥子上，只能坐在木板上，要坐一定位置，哨兵从小孔里能看到你才行。饭不给吃饱，更受不了的是只给很少的水喝。窗子用黑布挡起来，使人不知道白天黑夜。204小时用喇叭对着你放一种噪音。不给看病，强迫灌一种药，吃下去使人产生幻觉。最可气可笑的是，有一次，喇叭里模仿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声说：“这次运动，除王力一人外，一个不杀。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是现行反革命，立即枪毙！”就这样反复广播，一天宣布数次要枪毙王力。当王力作好了准备要赴刑场时，又突然宣布今天不枪毙了，明天再说。第二天又说后天再说。（读者，你们相信中国有这种事吗？但这是事实。）显然，江青等人是要把王力折磨死，或把他的大脑破坏。他们害怕王力知道的事情太多，对他们不利。所以采取这种世界上少有的法西斯野蛮手段对付王力。

　　文革中秦城监狱里的令人发指的黑幕已经披露了不少。王力的遭遇不是个别现象。据当年的六八一三号“犯人”（原《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描述说，“监狱里夜里反而不那么平静，不时有一些声响冲破漆黑的夜空传来。“犯人”中有些还是孩子，病痛的呻吟、绝望的呼叫令人心悸。顶层有一个广东口音的小姑娘，日夜不停地大声广播，用广播员的口气讲些听不懂的胡言乱语；有一个女子不停地唱歌，总是那几句歌词，昼夜不停地唱。常识告诉人们，她们不堪忍受这里的侮辱和折磨，被迫害得神经失常了……（这里完全是）法西斯式的审查。来这里接管的军人，只会一件事，（就是）不择手段地折磨人、侮辱人，搞点叫人哭笑不得的小动作，丢尽了人民解放军的脸--当然这都是长官意志造成的……”

　　五年以后，1972年2月下旬，刘建章（出狱后曾任铁道部长）的夫人来探监，回去后把秦城监狱不给水喝等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生气，批示道：“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作废。”此后，秦城监狱的日子才稍微好了一些。

　　后来，到了1981年，监狱里才可以发纸和笔，王力便向新的党中央领导人不停地写信，揭发“四人帮”之流的问题，并写了大量宝贵的党内斗争史料，提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议，其中不少建议被采纳了。

　　身陷囹圄自身不保的王力在那样的处境和条件下，仍“多管闲事”地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不停地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1982年12月，邓小平通过对王力长期、全面地审查后认为：王力（当然是现在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在邓小平等同志的过问下，王力终于结束了15年的牢狱生活，离开了秦城监狱，恢复了自由，被安排在中组部招待所。据说，后来中央有人曾让王力探讨一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有人嗤之以鼻，认为是天方夜潭。包括文革史大侠叶永烈先生也认为，王力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阐述者和拥护者，当年鼓吹文化大革命如何发展了马列主义，今天又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何发展了马列主义，真不知道他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对此质问，笔者不敢苟同。真正的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全中国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包括笔者和叶先生。不要忘了中国人的名言：浪子回头金不换；宰相肚里能撑船；识时务者为俊杰。想当年的文革中，邓小平同志诚恳检讨，保证“永不翻案”，难道后来翻案就错了吗？试问，中国有几个政治家和上层文人从生下来到死没有改变过政治观点？包括我们的祖宗在内的亿万中国明代百姓和官员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淫威下，后来都成了大清国的臣民；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们当年许多人都信仰三民主义，甚至是晚清秀才、民国旧军人和国民党员，这有什么奇怪的？作为小人物，笔者也曾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拥护者，今天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十一分拥护（还有一分持保留态度），难道不对吗？难道不行吗？世界在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认识也在变，这是十分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当年拥护文革的人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难道王力等人一定要顽固地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万万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背叛马列主义的黑会、邓小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叛徒、是党内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才算英雄好汉吗？

　　王力出狱后得了癌症，仍不停地写东西，向中央提合理化建议。例如，他曾经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民问题致信中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甚至对文物政策提出建议，认为文物是全人类的财富，不应当整年锁在黑暗中，应当交流、展览，大部分文物应当允许自由买卖……

　　王力忍辱负重，希望以自己的错误教育后人，当然也想为自己开脱某些莫须有的罪名，这是完全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但是某些人始终不放过他，始终把他当成“四人帮”之流。就连他拥护邓小平、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成了“讨好权贵”、“别有用心”、“阴谋东山再起”、“文革余孽的反扑”。笔者实难相信，说这种话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懂不懂法律？有没有良心？如果他们是被王力迫害致死的人员家属，有情可原，遗憾的是他们中某些人不见得不是“文革余孽”。文革初他们也积极拥护毛泽东，奋起造反，喊“打倒刘少奇”不比别人少，抄家、斗“黑帮”、打“黑五类”的勾当没有少干。笔者并不认为王力文革中没有错误，也不认为王力是多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是，请问，如果30多年后对中国严酷的社会现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仍喋喋不休地骂这个是“文革余孽”，那个是“文革余孽”，是不是想逼得“文革余孽”们站出来说两句？是不是惟恐天下不乱？文革中造反派组织起码占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50以上，造反派头头和积极分子也不下几百、几千万人，难道都是“文革余孽”？如果是“文革余孽”，那么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和积极拥护毛泽东的大人物们（决不只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是什么？邓小平同志当年主动写的“永不翻案”又怎样解释？某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拿王力这样一个文弱的“秀才”出气算什么本事？有本事把毛泽东的尸体换个地方，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幽灵”从地球上消灭，那才是“英雄好汉”！

　　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关照下，王力最后被免于起诉（王力从未被正式剥夺过公民权利，也从来不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在陈云、王震、习仲勋等人的坚持下，王力最后被开除了党籍。邓小平权衡利害，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救人没救到底。

　　关于王力拥护邓小平和邓小平保护王力（差点重新启用）这件事，国内外许多人不知内情，甚至有人认为是胡说八道，但这是历史的事实。文革前，中国共产党的反修斗争主要是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和康生具体领导的，王力是中共中央反修论战的主要笔杆子，应当说邓小平对王力还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说王力是刘、邓的人也不算错。文革开始后，用周恩来的话说，是刘、邓派王力进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而江青对王力是不欢迎、不信任的，所以作为中央文革成员，唯有王力一人没有参加整刘、邓的中央专案组。虽然王力文革初彻底“投靠”了毛泽东并有许多极左言论，但他对邓小平始终是同情和说好话的。实事求是地说，他当时能做到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在他东山再起之后，不可能把王力当做坏人对待，那样太不够“哥们义气”，就是这么回事。

　　据王力说，在武汉“7.20”事件发生前两天，毛泽东曾对他说过，如果将来林彪身体不行了，中国的事情可能还要邓小平出来收拾局面。从以后毛泽东三次重新启用邓小平--尽管又三次打倒，但始终保留邓小平的党籍看来，王力的话是可信的。

　　王力是个热心人，有时候甚至童心未泯，有点可笑。他在秦城监狱中和出狱后，经常忘了自己的处境和身份，“多管闲事”。有两件事是令人感动的。

　　陈伯达被判十八年重刑关押之后，尚关在秦城监狱中的王力自身难保，却多管闲事。他想，尽管江青等人把他王力“端出来”时，作为“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批发者陈伯达不但不保他，反而落井投石，但不管怎么说，陈伯达是他多年的领导和上级。王力刚参加革命时，很难看到毛主席的著作，倒是陈伯达的著作能看到，王力把陈伯达视为自己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现在老师遭了难，不管怎么说，应当给他说几句好话。于是王力在狱中向中央投书，说陈伯达话不了几年了，他还是干过一些对党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的：例如，1964年12月的一天，陈伯达对王力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可是一个很纯的共产主义者呀！这如何得了呀！于是陈伯达偷偷地告诉彭真、陶铸二人，让他们劝少奇同志赶快向主席检讨，刘少奇照办了。结果毛泽东主席推迟了整刘少奇同志的时间。另外，陈伯达开始主持写“5。16”通知时，没有那些严重的话，是主席和康生后来加上去的；上海刚开始一月夺权时，陈伯达反对过，认为不应该夺权，而可以监督；还有，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主张今后应以生产为中心，结果被主席否了。等等……

　　王力认为，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又已经关了十年了，可否让他假释以度苍生？“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笔者注：这话的意思大该是，给他一点小恩，他会因此而高兴、感激；惩罚过头，他会喊冤、发怒而抗议你滥施刑罚。）

　　可能中央考虑了王力的意见 ，陈伯达很快就假释了，中央并把他的儿子调来京照顾他，陈伯达感激涕零。

　　另一件事是向中央建议为黎玉同志平反。

　　黎玉，山西崞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4年初，黎玉同志领导了开滦煤矿总同盟三万人反帝大罢工。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山东省委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山东省政府主席。1948年山东进行土地改革时，黎玉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打成“反党野心家”，撤消了一切党政领导职务，从中国革命的战场和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当时王力在山东工作，了解有关情况。当时整黎玉的主要问题是“个人崇拜”、“个人野心”。历史的事实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两党代表开会或谈判时，对方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的像，我方当然不能挂毛主席的像，只能挂出黎玉的像，这完全是处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并非黎玉同志有“个人野心”。中央领导同志赞同王力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准为黎玉同志平了反。

　　黎玉同志蒙冤30多年。如此一位老资格的、功勋卓著的、1926年的共产党人，山东人民的父母官，如果不蒙冤，将为革命作多大的贡献呀！可惜，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哲学太厉害了。（注：看来，共产党自己人整自己人--而且往死里整--是有历史传统的。）

　　当时黎玉同志正在病中，可想而知，老病交加的黎玉得知自己终于平反的消息时，心情是多么激动。他感谢中央，也感谢王力。他立即约王力一晤，定于第二天上午见面。

　　不料，王力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医院时，黎玉同志却因过渡兴奋在头天晚上病逝了，二人失之交臂。

　　这就是王力，这就是被“四人帮”关押15年至今仍被世人咒骂的王力。

　　听说王力出狱后得了癌症，我和尹聚平等人去看望他。满头银发、骨瘦如柴但精神很好的王力和夫人王平权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谈及对文革中的错误定性问题，王力没有把中纪委的定案文件和相关证据拿给我们看，只说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免于起诉，享受局级生活待遇。他反复强调这是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关照的结果，大有感恩戴德的味道。我当时听后，不禁哑言失笑。

　　我一笑王力太书呆子气；二笑自己也是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同王力半斤八两，“一丘之貉”，这使我简直有点受宠若惊。看来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帽子是戴松紧带的，许多人都可以戴。

　　“凭什么开除你的党籍？”我说，“你的错误不过是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当传声筒。就算错误，也是路线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凭什么开除你的党籍？你一没有发明‘揪军内一小撮’，二没有反周总理，三没有整刘少奇、邓小平。‘武汉事件’是毛泽东、周恩来自己捅的娄子，拿你当替罪羊。中纪委不是说不追究你的责任吗？怎么最后还是开除你的党籍？”

　　王力说：“我也想不通。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很少开除党籍。张国涛是投靠了国民党才开除党籍的。王明的党籍毛主席一直为他保留着。所以文革中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是错误的，造成被动。无论如何，刘少奇的党籍应当运动最后处理，这是主席的失误。”

　　“当时是谁积极主张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问。

　　“主要是江青、康生等人。根据就是中央专案组关于刘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报告。主席、林彪、总理也是看了这个报告才拍板的。”

　　“对!‘刘贼’这个词就是周总理讲话中第一次使用的。当时我们听了还大吃一惊呢？”

　　王力感慨的说：“刘少奇的材料，都是四人帮专案组逼供信的结果。逼供信那一套，我算尝到滋味了。我一直认为，对于那些国民党战犯和真正的叛徒、特务的口供和证明材料，不能轻信。他们一些人为了保自己，要他们写什么就写什么。”

　　王力谈了自己被打倒的经过，令我们不寒而栗。我们不明白，今天还是好好的革命同志，一下子就宣布是坏人，就抓起来投进监狱。看来“政治斗争残酷无情”，“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没错。

　　王力谈了自己在秦城监狱里面受得罪，令我们简直不敢相信。笔者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中国开始讲法制了。当年审判“四人帮”的罪名中没有对你迫害的一个字。你可否重新以个人名义起诉“四人帮”和康生之流侵犯人权，违反宪法，诬陷、伤害等罪，并要求把江青、康生之流碎尸万段，赔偿十几年的肉体伤害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及误工费一亿元，或者一元钱也可以。若国内不受理，可向国际法庭和联合国申诉，如何？“

　　王力笑着说：“在国外完全可以，在国内就是开玩笑了。文革中错整了那么多人，有的人都整死了，我算死里逃生。要不是小平同志，我也早被折磨死了。我是有错误的，我希望以自己的错误和教训警示后人。”

　　关于“5。16”问题，王力说他在秦城监狱中从来没有人向他提起过，他当时根本不知道他还有个“5。16黑后台”的罪名。我一听，又是哭笑不得。

　　“这就怪了！”我说：“全中国连三岁小孩都知道肖华、杨、余、傅、王、关、戚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可是我们去年去看望老同学的父亲肖华时，他也说被关押的几年里从来没有人对他提起过‘5。16’的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四人帮’要整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王力说，“‘5。16’就是‘四人帮’凭空捏造出来整人的，‘莫须有’嘛！当时我们这些人早被打倒关起来了，什么屎盆子都可以向我们头上扣。”

　　“可是抓‘5。16’是主席、林彪和总理发的指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同于‘犯走资派错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像‘走资派’，有伸缩余地，还有‘犯走资派错误’和‘死不改悔’一说。”

　　“主席晚年有许多失误，文革中就更多了。这个问题，我也是一步一步地认识的。人老了，许多事情全靠汇报，偏听偏信的事就难免发生。像贺龙问题、罗瑞卿问题、杨余傅问题，还有我的问题，主要是听信了林彪、江青、康生的话。他老人家一旦形成一个印象，很难更改。文革问题，要不是发生林彪事件，主席是不会认半点错的。我多年在主席手下工作，深知主席的这个性格。”

　　“早知道中央内部是这个样子，当年打死我们也不当红卫兵造反派！”

　　“历史不能假设。斗争和灾难是宝贵财富。文革史无前例，不光对你们，对我们老家伙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人的一生还是经历一些斗争和受一点磨炼好。”事到如今，王力的“官话”仍然脱口而出……

　　王力从1967年8月到1982年1月18日被货真价实地关押了近15年。最后来了个免于起诉。这15年算怎么回事呢？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是判的是死刑或无期以上，死在了监狱里。而陈伯达、姚文元、黄、吴、李、邱等人正式判了重刑的皆比不上王力坐牢时间长。笔者查了一下，文革中，正式关在秦城监狱15年可能是秦城犯人的“吉尼斯”。文革中被迫害、关押、致死的老干部们还有个平反的追悼会，王力最后悄悄地离开了人间。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喷门癌扩散转移病逝于北京某医院。出席遗体告别仪式的除家属亲友外还有二百多人，其中有知名的不知名的各种人物。许多人对王力的死十分悲痛，悼念王力的花圈、挽联、诗词摆满了医院的地下室，可是，正当遗体告别的时候，有人突然拉掉了电闸，家属只好借来应急灯。这种与死人过不去的作法实属小人之举，令人愤慨。

　　王力究竟是什么人？是人还是鬼？历史的事实应当恢复其真面目。王力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而不是坏人，充其量是个令国内外反华反共小丑们和右派先生们讨厌的左倾分子。（注：王力至死把“同志”二字看得很重，其实“同志”这两个字现在已经不太值钱了。）秦城监狱15年的关押远远超过了对他错误的惩罚。如果不算政治迫害，没有其它解释。

　　王力是中苏大论战“九评”的主要起草者，中苏论战虽然早已成了过眼烟云，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笔者至今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的政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没有错。

　　顾炎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姓“社”还是姓“资”，决不是老百姓不必过问的小事。君不见资产阶级上台之日，罗马尼亚党中央总书记的胸膛上挨了几十发子弹；共产党的省委书记看大门没人要；铁托的故乡南斯拉夫成了北约的耙场；中国的大使馆成了人家的炮弹坑。资本主义复辟之时，挖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祖坟”的人将大有人在，但绝不可能是王力和我等造反派们，而只能是共产党内、外的叛徒、败类和贪官污吏们，还有吃“肯德基”、“麦当劳”和“日本料理”长大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权贵们，或者是那些自命不是“文革余孽”的家伙们。

　　如今，列宁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早已不复存在，苏联共产党也差点成了“反革命组织”。戈尔巴乔夫之流逆历史潮流而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取消共产党，取消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早已得逞。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当年苏联也搞过文化大革命，苏联共产党后来绝对垮不了台。这话有没有道理且不论，但历史的血淋淋的事实是，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苏联”被肢解；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毁于一旦；一夜之间，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下了台，成了在野党甚至非法组织；许多老共产党人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逮捕、关押和判刑，这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好处”！“苏联”的解体，打乱了东、西方的战略平衡，严重地削弱了世界反霸权主义的力量，使中国暴露于世界反华、反共势力的最前哨。作为中国人，我们面临的威胁和付出的代价将是无法估量的。

　　历史证明，前苏联这步棋，是苏联共产党人自作自受。尽管反共的先生们认为共产党完蛋是大好事，但笔者不敢恭维这种论调，因为它首先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早在1965年之前就看到了苏联这步棋，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当然也为了巩固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永远的统治地位，他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搞了很多极左的东西，但目的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红旗不倒，如此而已。可惜，他的文化大革命走向了反面，树敌太多，伤害了大量无辜。在他死后，被别人全盘否定。

　　据苏联解体多年之后的俄罗斯《独立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当年，正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的混乱，而混乱毁灭了这个帝国。他在试图消灭极权主义时扼杀了共产主义；他在试图将自由引人国家时扼杀了国家；他在试图使社会习惯于民主时扼杀了民主；他试图在原有的疆界内放松帝国时，既打破了疆界，又葬送了帝国。人们不理解，他到底是缺乏领导能力呢，还是故意要那样做？”很快，戈尔巴乔夫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打自招地承认，他从中学时代就想取消苏联共产党，消灭共产主义。

　　不管历史怎样发展，戈尔巴乔夫之流将永远被钉在共产主义历史的耻辱柱上。

　　奇怪的是，现在有一股嚣张的妖风邪气，谁要是说两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好话，立即被骂为“土老帽”、“极左派”或“文革余孽”，甚至被罗织罪名投进监狱。而“极左派”和“文革余孽”成了某些人骂人的口头禅。更令人悲哀的是，某些吃过文革苦头的大人物们为了一时痛快，不顾后果，容忍甚至纵容这种妖风邪气，令人可悲。骂人谁都会，整天骂“文革余孽”的人中不能说没有好人和“精英”，但其中有许多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孝子贤孙、美国佬与日本鬼子的杂交种和数典忘祖的中国人的败类。在当前国际国内反共反华势力猖獗的今天，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人云亦云装糊涂，更不能助纣为恶，视共产党的江山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儿戏。否则，伊拉克的今天就可能是我们的明天。

　　王力文革初犯了极左的路线错误，但他一没整刘少奇，二没整邓小平，三没整陈云，薄一波、习仲勋等人，他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成员，他不应该为“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错误负太多的责任。

　　王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丧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临死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邓小平和新一代党中央仍然寄予了无限的深情。他虽然已经被开除出党，但他仍是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是中国文革中的悲剧人物之一。

　　“要留清白在人间”是王力临终前的遗愿。人生在世，不过百年。有的人活着，如行尸走肉，对别人，对国家，对民族来说可有可无；有的人死了，却仍然被话着的人怀念或议论，因为他对社会的功过影响着后人。王力的骨灰撒进了大地，他的文章、著作和脚印却留在了人间。他的是非功过任凭后人们评说去吧！王力就是王力，他已经听不见了。

　　公元2002年，百万字的《王力反思录》在香港隆重出版。该书的出版引起了轰动，成了畅销书。大陆许多骂了王力多年的大小人物们看了该书后，了解了历史真相，改变了对王力的看法，纷纷向王力的家属表示友好地慰问。该书获得香港地区图书最高奖，成为“达官贵人”送礼的首选之物。王力的在天之灵可以瞑目了。

回故里看望李青君

　　书归正传。1967年7月25日上午，穿着军装的井岗山、吴介之、胡慧娟、尹聚平回到了北航，受到了红旗战士们的热烈欢迎。在去食堂吃中午饭的路上，我遇上了尹聚平。听说她在武汉死里逃生，我应当表示一下关心。文革以来，尹为了支持我，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成为北航红旗一名能干的女将。我始终感到她应该走另一条路，不应该当造反派。

　　当时，有些话我很想对尹聚平说说，但始终没有机会。今天她又很忙，说吃了饭要去天安门开大会，我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了。

　　尹走了，我心里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失去了什么东西。不好，我这是干什么？我的脸一阵发烧，心跳不止。我突然想起了李青君，我仿佛看见她那双痴情的大眼睛正望着我……

　　如果说作为干部子女的尹聚平是高贵的“小姐”，那李青君则是纯情朴实的村姑；尹若是花园里的牡丹，李则是故乡田野里的苦菜花。而我，一个乡巴佬出身的孤儿，我是沂蒙山下渠河岸边的一棵苦藤。理智和良心使我战胜了时隐时现的梦幻，我必须面对现实，我不能忘记故乡那淳朴、善良的村姑。

　　趁着尹聚平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有表示的大好时机，我必须快刀斩乱麻，忍痛断情丝。我要马上回到我的村姑身旁，他等着我，我恋着她，她才是我归航的港湾。

　　于是，就在尹聚平的背影消失之际，我突然决定，立即回山东老家看望老祖母和李青君。于是，就在北航召开批斗彭德怀大会的前夕，我于7月25日下午离开了北京。1967年7月26日上午，（请读者注意，这个时间非常重要，见后述。）我下了火车，赶到了李青君所在的县烟草公司。

　　李青君正在仓库里同工人们搬运烟包。她听说我来了，飞快地跑了出来，用头巾拍打着身上的尘土，来到了我的面前。啊，她瘦了，也晒黑了，还是那双深情的大眼睛，还是那双又粗又长的大辫子。

　　晚饭后我和李青君来到了县城北边的河边。这里是高中初恋时常来的地方，沙滩依旧，树影婆娑，夏日的夕阳映照在宽阔的河面上，泛起耀眼的光，映红了李青君的脸颊。啊！我的美丽的村姑，你知道吗？五年了，我想着你，你等着我。尽管相隔千里，每半年一次的匆匆相会，又匆匆地分离，积下了的太多的思念和万语千言，但我们的心始终未变。我处在繁华的闹市，周围充满了太多的阳光、鲜花和诱惑，可是，五年来我始终回到你的身旁。

　　我们在河边坐了下来，在落日的晚霞中，诉说着那积累了很久的千言万语……

　　我带着心爱的姑娘的嘱托，很快返回了北京，又投入了那紧张而又疯狂的革命中去。

　　在我阴差阳错地返回山东的日子，1967年7月26日，“北航红旗”和地质学院“东方红”按上面指示，在北航南操场联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批斗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大会，而我，不在现场。

中央武装北航红旗

　　1967年8月5日，我从山东老家赶回北航后，中央已经武装了北航红旗。

　　“7.20”事件后，陈再道的枪杆子可能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吓了一跳。毛泽东指示：要武装左派！周恩来奉命执行。其实，早在7月18 日，毛泽东在武汉就当着周恩来、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面说过：“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贪污了这个“最高指示”，没有向任何方面传达。而陈再道等人早已经领会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百万雄师”的武器大部分来自武汉军区。

　　鉴于“北航红旗”在中国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首先武装“北航红旗”。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北京卫戍区奉命把数千支枪发给了北航。（注：谢天谢地，幸亏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无权给北航发枪。）

　　1967年7月27日，北京卫戍区在北京航空学院主楼前举行了隆重的授枪仪式，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公安部长、副总理谢富治，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军界领导人出席了授枪仪式。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同志奉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代表北京卫戍区把二千五百多支苏式冲锋枪、新式半自动步枪和20支“五四”式手枪授于了“北航革委会”。随后，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如数把武器运到了北航。

　　这事立即轰动了北京市和全国。据我所知，文革中由中央直接发枪的，全国仅北航一家。外地群众组织的枪，有些是部队偷着给的，有些是抢的。

　　关于子弹问题，历史的事实是，当时谢富治、杨成武等人说，“你们还没有经过正式训练，发了有危险，过几天派解放军来军训时再发。”

　　关于给北航发枪一事，据韩爱晶说，他很早就向总理请示过，目的主要是想民兵训练打靶用。当时红卫兵们崇尚毛泽东诗词的一句时髦话-- “不爱红装爱武装”。另外韩本人文革前是北航射击队的队员，爱好射击，有了枪可以组织民兵打靶--既刺激又好玩，这也是北航所有头头和群众的想法。除此之外，决没有任何其它背景，甚至同派性和武斗也联系不上，更不可能像北航某些人后来说的“是为了反党乱军、威胁首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至于周总理在武汉“7.20”事件后为什么亲自批准给北航发枪--其中的奥妙笔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此大事当然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中央军委同意批准的。

　　现在看来，给群众组织发枪，绝对是神经病，但当时我们却受宠若惊。

　　革委会常委决定，由我和革委会委员刘建华负责武器保管和组建“北航红旗武装部队”问题。于是，我们把保卫部进行了改组和扩大，从全院学生中挑选了三千多人组成了北航基干民兵队伍，对内称“红武连”，对外称“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我们制定和公布了有关制度和组织纪律，规定：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宗旨和口号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注：当时有人提出加上“誓死保卫林副主席”和“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我和韩爱晶等人认为有“誓死保卫党中央”就行了。）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只执行党中央、北京卫戍区和北航革委会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北航任何个人（包括韩爱晶本人）无权调动武装部队到学校以外执行任务。我们还建立了武器库，派可靠的红旗战士昼夜值班看守。我对管武器的学生下了死命令，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包括常委）不准动用一枪一弹，否则“军法从事”。万没想到，我这个近乎玩笑的命令，由于我和有关人员严格执行，后来管了大用，可说救了我和北航红旗一命。

大连、烟台遇险记

　　中央武装“北航红旗”后，因考虑到我们不是正规军人，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怕出事，暂没有发子弹，说将来派解放军来军训时再发子弹。没有子弹等于烧火棍，就没有威慑力量。于是，常委们决定让我先设法搞一些子弹，一是用于民兵打靶训练，二是头头们可以先过过瘾，但绝对不准出事。

　　我带了几个人，又去了大连。当时大连两派武斗，陆军、海军各支一派，群众组织手里枪支子弹很多，连迫击炮和鱼雷都有。我通过驻军（我支持过的部队）和群众组织老朋友，要了一些子弹（不需要枪支），派人运回了北航。（注：乘船先到天津，刘建华派车去天津接回。）所谓北航革委会派人外出搞子弹一事，就是这么简单。至于后来北航的“历史学家”们在校史中说的北航红旗“先后两次派人到天津、大连等地冲击部队、抢劫武器。”不知谁干的，反正本人没干。

　　北航革委会和我本人因中央发了枪没发子弹而带人去大连找朋友要了一些子弹，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性质的错误，我不愿意对自己无限上纲。这件事若放在30多年后的今天，当然是违法行为，但此一时彼一时，在当时司空见惯，小事一段。当时全国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有大量武器弹药，甚至有坦克、大炮、鱼雷等。这些武器不可能都是群众组织抢来的，经历过文革的“地球人都明白”。

　　后来北航某些人整我时用的标准语言是，“去大连抢劫解放军的军火运到北京，直接威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用笔杆子杀人谁都会，关键看有没有良心。当时某些“书呆子们”坐在北航享清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当时外地群众组织手里枪支子弹多得很，若关系好，一要就给，根本用不着抢；况且解放军的军火如何抢，由于北航的老师们没教过我，本人至今不会。至于威胁伟大领袖安全，可能有一点，但问题不大，因为领袖信任我们。领袖既然同意发给我们枪，大概就不会怕我们有子弹，况且我们始终“犯罪未遂”。恕我直言，当时这些枪支子弹如果不是掌握在北航我戴某人手里，而是发给了其它学校（除北航外的任何一个学校），或者就交给北航某些一贯正确的“书呆子”们，能不能不出一点事，我不敢保证和恭维。

　　书归正传。从大连返回时，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我们住的大连警备区前哨文工团是文革中批准搞“四大”的单位。由于我们是拥护和支持大连警备区的，文工团领导又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很安全。那天晚上，大连两派武斗，我们住的楼不知被什么组织包围了。

　　楼下枪声响成一片，我怀疑可能是冲着我们来的。文工团的领导也很担心，大院都被包围了，出不去。

　　前哨文工团是现役单位，但都是些书生、美女之类。我怕连累他们，决定带人坚决走。

　　文工团王团长说不行，这样出去很危险，一看你们就是外地学生。他建议我们换上军装走，说罢让人拿来了几套军装。

　　“他们暂时不敢对现役军人动手，你们大摇大摆地出大门，问题不大。出了门往左是警备区，往右走，直到码头，乘船离开就行了。”王团长说。

　　我们立即上楼换军装。这时我和同学小陈往窗外观望，突然挨了一枪。我和小陈急忙趴下，一看，子弹从玻璃窗穿过来，把对面墙打了一个洞，好玄呀！

　　我们换好了军装。忙乱中，我穿了一身战士军服，其他几个同学是军官服，四个口袋的。就是这个失误，后来出了大事。

　　我领着几个同学，告别了文工团领导和朋友们，向大门外走去。

　　门外站了许多端着枪的人，几个同学很害怕。我小声说：“注意军纪！挺起胸来！”便出了大门。

　　数十个端着枪的人盯着我们象“夹道欢送”一样，稍不小心露出破绽，就会被抓甚至打死。谢天谢地，幸亏这身军装，没人敢动手，但一直跟着我们。

　　我头脑一转，没有向右拐，而是向左警备区司令部方向走去。

　　离司令部不远的时候，跟踪的家伙们才撤回去了。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对大家喊：“快跑，跟我跑！”

　　谁知女同学小蔡一下子喊起来了：“坏了，我腿抽筋了”。我和一个男同学上去架起她，向码头跑去。

　　总算跑到了码头。“承包”（夺权）了“民主号”客轮的大连群众组织战友们把我们领进了特等仓。

　　“唉呀我的妈呀！”大家一个个象死猪一样倒在了沙发上，地板上。

　　“民主号”除我们几个人外别无他人，成了我们的“专船”，立即启航，向烟台驶去。

　　我来到甲板上，面对浩瀚的大海，高兴地大声唱起了京剧《空城计》。

　　到达烟台港后，我们谢别了“民主号”的战友们，立即赶到了火车站。我让同学们把救命的军装换了下来，以后好还人家前哨文工团。我自己的一身战士军装，仍旧穿着，到北京再说吧！

　　到了山东了，等于到了家了，我知道当地驻军是支持造反派的，心里松了一口气。我去售票窗口买票 ，人家向我要“军人通行证”，我说忘了带，结果不卖给我，只好由别的同学买好了票。

　　火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开，我到车站广场上转了起来。我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东张西望，动作随便，根本就没想到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这时两个值勤的战士向我走了过来，严肃地说“跟我们走！”

　　“干什么？”我大声地问。

　　“我们首长叫你去一下！”战士回答。

　　不知什么事，去就去。这时我才想起自己穿着军装。

　　当时火车站军管了，战士把我领进了火车站军管会办公室。

　　一个军官让我站好。坏了，我忘了给他敬礼了（没有习惯）。这时我突然发现，两个持枪的战士站在了门口，我心里想，不好，今天可能要出事。

　　“哪个部队的？”军官问。

　　“大连警备区前哨文工团的。”

　　“叫什么名字？”

　　我报了真姓大名。

　　“干什么的？”

　　“拉板胡的。”

　　“身上有武器吗？”

　　“我穿着单衣，一看就知。”

　　“你们的团长、政委叫什么名字？”

　　我犹豫了一下，心想，蒙就蒙到底吧！便说：“团长叫王金龙，政委叫李世民。”团长名是假的，政委名也不是真的。

　　这时火车快开了，我提出要上火车。军官说：“你暂时不能走，你没有军人通行证，行动可疑，我们要查一下，查清了再放你走。”

　　事后才知，其他几个同学见我被扣住了，赶紧上了火车走了。他们知道我不会有什么事的，他们走了就对了。

　　军官出去了，交待战士看好我。我心里恼火，但不敢发火，好汉不吃眼前亏。

　　等了半天，听见楼下汽车响，我向窗外的火车站广场一看，只见一卡车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战士跳下了车，立即把大楼包围了起来，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战士冲上楼，包围了办公室。坏了，事情闹大了。

　　那个军官领着年龄大一些的一个军官闯了进来，二话没说，照我脸上就是一巴掌，并立即撕掉了我的帽徽、领章。

　　“解放军凭什么打人？”我捂着腮帮子大声地喊。

　　“我们不打好人。老实交待，谁派你来的，一共几个人？”老一点的军官问。

　　“我们打电话查问了，大连前哨文工团没有你这个人。”第一个军官说。

　　他妈的前哨文工团这些书生，干好事不干到底，真不够朋友。他们一定认为我出了大事了，一口否认倒也不算什么大错，免得受牵连。

　　“毛主席派我们来的，我们的人多了，你们要干什么？”我说。

　　“我告诉你，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不管你们从台湾来，从南朝鲜来，一个也跑不了，有来无回。”老军官说。

　　“什么？你们把我当成特务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老子是“北航红旗”保卫部长，武装部队司令，不信你打电话问问。“我不得不说实话了。

　　对方一惊，问我有什么证件，我说没带。

　　这时我突然想起，“北航红旗”的学生张长元是烟台人，文革中在烟台参加文化大革命，支持驻军，被烟台革委会选进领导班子。烟台市革委会上报了山东省革委会，山东省革委会给北京市革委会和北航革委会来函借调此人，是我经办的。我批示“保留学籍，同意借调。”

　　“你们市革委有个张长元吗？你们问他好了。”我没好气地说。

　　“好好好，你等一会。”军官们走了，一会儿，一个战士给我送了一杯水来。半小时后，车站广场开来一辆小轿车，我一看，果然是张长元来了。

　　张长元一进门就喊：“老戴，老戴！”又对军官们说“你们怎么搞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把我的领导抓起来了。”

　　两位军官赶紧上前同我握手，一个劲地道歉。我笑着说：“是我不对，是我不对，我说晚了。”这时，只见岗哨和全副武装的战士们全撤走了。

　　张长元笑着说：“真玄呀！他们把你当成登陆特务了，看守所都准备好了。”大家哈哈大笑。我给军官们留下了姓名，电话，欢迎他们到北京找我玩，并把“北航红旗”的纪念章和几枚精致的主席象章送给了他们，他们十分感谢。

　　我谢绝了军管会和张长元的挽留，他们送我上了烟台到北京的列车。

　　到北航后，大家正为我着急，我把故事讲给大家一听，大家都乐坏了。

　　后来，工、军宣队进院后，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戴维堤大连搞军火，冒充解放军，差点被打死，这话一点不假，我诚恳接受批评。

　　我带领人马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搞回了一些子弹，后来又陆续从外出串联的学生手里收缴了一批子弹、枪支、手榴弹等。这些弹药都是真家伙，弄不好要出人命。我自知事关重大，于是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我挑选了几个绝对可靠的学生管起来，并下了死命令，没有我的批准，连韩爱晶也不准领一发子弹。我们认为，北航革委会是一级政权，中央授于我们武器，是对我们的信任，如果出了事，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北京卫戍区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以革委会名义下了通令，谁若胆敢私自动用武器、弹药，“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和组织保卫部按“军法”处治。

　　有了子弹，保卫部组织了两次赴西山打靶，许多学生过了枪瘾。

　　有一次，北师大一伙人开着卡车来冲击北航，被我的人拦在了门口，双方在门口打了起来。我让“红武连”紧急出动，开枪把对方的车轮打瘪了，把北师大的人赶跑了。

　　北航是国防院校，教学区有解放军站岗。对导弹等保密仓库和尖端实验室，我增派了学生岗哨，保证万无一失。北航西边几根高压线是保证天安门用电的，每逢重大活动和节日，我就亲自带“红武连”的学生们在电线杆下昼夜轮流站岗。在北航保卫部和“红武连”的保卫下，北航文革中连一块玻璃也未打破，这是连反对北航红旗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有人说北航文革中是重灾户，我又同意又不同意。文革中，北航革委会是北航红旗一派掌权，没有对立派组织，这是历史事实。但正是由于北航红旗一派掌权，北航文革中的“灾难”远比其他高校少，这也是历史事实。当时，北京的高校几乎都分两派，许多学校都在武斗。北京工业学院打死了老院长魏思文，清华、北大等许多大学天天武斗，打死打伤了许多人，连大楼都炸毁了。外地更是打得一塌糊涂，死伤无数。假如文革中北航不是“红旗”一派掌权，而是两派整天武斗，炸毁大楼，断水断电，枪声不断，不敢出门，甚至天天死人，象清华、北大那样，某些人可能就高兴了。假如那样，北航红旗后来日子反而要好过得多，某些反对北航红旗的朋友们很可能也会尝尝当“5。16”分子和“三种人”的味道。

天安门广场武装游行

　　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最大一次行动就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武装游行。

　　武汉“7.20”事件之后，北京市整天示威游行，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反革命暴乱”。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北航红旗自然不甘示弱，加上北航红旗直接有人在“7.20”事件中挨了打，红旗战士们气不打一处来。

　　革委会常委们决定北航红旗持枪武装游行，由我负责领队，要求绝对不能出事。我建议是否向北京卫戍区打个招呼，韩爱晶等人说，打了招呼反而麻烦，决定不打招呼。

　　我严格地挑选了持枪人员，检查了每一枝枪，不准有一发子弹。韩爱晶说，带枪为了吓唬人，若出了事，要你的脑袋。我问是否向卫戍区打个照呼，韩说算了，打了照呼反而麻烦。

　　那天，我带领荷枪无弹的数千名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战士，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很快到达了新街口北口。

　　新街口是北京内外城分界线，进了新街口，就是进了内城了。北京卫戍区的值勤战士和公安干警如临大敌，组成了人墙，阻止游行队伍进城。

　　大队人马被挡住，我很着急，请值勤战士马上放行。战士们不敢作主，要打电话请示上级。一会儿，战士让我去岗哨接电话。

　　因工作原因，我常同卫戍区打交道，我的名字卫戍区许多有关人员都知道。

　　电话里的人我不熟悉，可能是值班首长，他问我是谁？

　　我说：“我是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司令戴维堤。”

　　对方哈哈大笑，说：“你们武装游行，谁批准的？”

　　“毛主席批准的。”我随便回答。

　　“我们没接到通知，不能放行。你知道，这是首都，任何人不准带枪进城。”

　　“你们当兵的为什么能带枪？我们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你快请示傅崇碧司令员和黄作珍政委，耽误了大事你负责。”我口气很硬，有恃无恐。

　　“你等一下。”我等了一会儿。

　　“你们枪里有子弹吗？”口气有缓。

　　“绝对没有，我向你保证，我一支支亲自检查的，一粒子弹也没有。枪是你们发的，一粒子弹也没给，等于烧火棍，你们怕什么？”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绝对不能出事，否则谁也担当不起。你不能说是我们同意的，你们自己冲吧，我命令值勤战士撤开。”

　　乖乖！很好！够朋友，给面子。我放下电话，赶到队伍前面，大喊：“同志们，冲呀！”这时执勤的战士们全让开了。

　　队伍长驱南下，赶到西单，又遇上了麻烦。只见一排排警察组成多道人墙，足有上千人，不准队伍前进。

　　没有功夫扯皮了。我用高音喇叭大喊：“警察同志们闪开，保卫毛主席的请参加我们的队伍，北航红旗武装部队誓死保卫毛主席，谁胆敢阻拦谁就是反革命！同志们，正步--走！”我下了命令。

　　数千名持枪的红旗战士高喊着口号，正步向天安门方向挺进，后面跟着几十万大军的游行队伍，警察们被冲了个落花流水，有的人帽子都掉了。游行大军很快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游行的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呼喊了一顿口号，许多人的嗓子都喊哑了。那天天气又闷又热，但游行队伍秩序井然，斗志高昂，没有人掉队，没有人开小差。

　　游行结束返回学校后，我让学生们清点了武器，擦得铮亮，入了枪库，没出任何问题。

　　天安门广场的武装游行，锻炼了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学生们。他们服从命令听指挥，不怕苦，不怕累，若打起仗来，一定不怕死。我和韩爱晶等头头们都非常满意。

　　天安门广场武装游行之后，北航红旗又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

北航“八.二四”事件真相

　　1967年8月204日，北航发生了打死学生李明清、吴仙虎的严重事件。李明清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吴仙虎是工农子弟。

　　文革以来，在对待工作组和其它大是大非问题上，北航的大部分高干子弟同工农子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反工作组的人们得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并于8月20日成立了以工农子弟和中下级干部子弟为主要成分的“北航红旗”。以保工作组的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土崩瓦解，高干子弟们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和不满情绪。他们百无聊赖，有的外出串联，实际是游山玩水，有的谈情说爱，但有的人开始秘密串联，搜集中央内部斗争的消息和情报，把活动转入了地下。随着父辈们受冲击越来越厉害，他们对文革开始怀疑和反感，由开始的“保工作组派”变成了“保爹保妈”派。他们对北航红旗和全国造反派--尤其是蒯大富等人十分仇恨，进而对中央文革直至毛泽东也产生了怨恨情绪。

　　从1966年8月初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和一些老干部开始挨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的被整，使得一些高干子弟感到“唇亡齿寒、如丧考妣”。北航的高干子弟们同社会上的老红卫兵和“联动”分子们一道，开始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指责江青等人，最后发展到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主席。“你毛泽东可以炮打刘少奇，我们为什么不能“炮轰”一下你毛泽东？”1966年8月24日，北航6系（导弹系）学生李明清（李井泉之子）等5个高干子弟联名写出了一张《炮轰……》的大字报，在为刘少奇等老干部喊冤叫屈的同时，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大字报一出，立即轰动了全院。

　　当时我们刚翻身，北航红旗刚成立4天。作为红卫兵造反派，我们对李明清的大字报坚决反对，但又不得不从心理佩服李明清等人的胆量。事后，李明清等人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关了一些日子，后又放回了学校。（注：事实上是毛泽东和江青让谢富治放的。）从此，李明清等高干子弟们当起了逍遥派，但对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始终耿耿于怀。

　　吴仙虎是北航九系学生，当时对他毫无所知。据说他也是老造反，但思想极左，目空一切，因此可能没有参加北航红旗，更不是头头。

　　多年之后，笔者才从沈如槐（清华大学414一把手）先生的书中得知吴仙虎的有关情况。原来他文革初期就“跑单帮”，在西南地区串联时曾经和沈如槐等人认识并一起成立了“清华北航南下串联小分队”， 吴仙虎自任负责人。据沈如槐书中说，吴仙虎曾带领他们大闹西南局，抓住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不放，逼着李井泉对他儿子李明清的《炮轰……》大字报表态，企图逼迫李井泉承认自己是李明清大字报的后台。最后李井泉写了一份表态性的文字，其中说：

　　李明清是我的第二个儿子。他在北京航空学院写这张大字报我事先不知道。他也没有向家里任何人谈过。后来我看到了同学们抄来的这张大字报，我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极其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立即托在北京的同志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且赞成和支持同学们对这张大字报进行彻底地批判。

　　李井泉1966年11月4日

　　关于这件事，在北航都少有人知。

　　吴仙虎回学校后，不知什么时候思想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开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1967年夏，他在北航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谈谈孙悟空》，“影射攻击”毛泽东、江青、中央文革和北航红旗。大字报一鸣惊人，吴仙虎出了名，立即受到了红旗战士们的批判和围攻。

　　1967年8月20日，北航红旗的学生刘天章在河南串联时，因介入开封化肥厂的两派武斗，被保守派开枪打死了。（注：不久，北航红旗战士周锡坤在湖南湘乡县城被保守派抓住后枪杀于县城街头，身上中弹数十发。）

　　刘天章是普通干部子弟，为人正直朴实，艰苦朴素，关心党和国家命运，思想比较激进，是北航红旗的骨干分子，在同学中威信很高。

　　刘天章同我很熟，本来，他是约我和他一块去河南串联的。我因工作忙，脱不开身，他便一个人去了开封，结果血染黄沙，命丧古城。

　　噩耗传来，北航立即炸了锅，北航红旗的战士们气炸了肺。

　　当时，北航红旗号称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在全国响当当、硬梆梆无人敢惹。我想打死刘天章的人也不一定知道他是北航红旗的。当时，中央刚武装了北航红旗，发了数千支枪。假如打死刘天章的人和单位在北京，那后果不堪设想。

　　北航革委会成立了数十人的治丧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刘天章为革命烈士。追悼会上，主要头头们对天鸣枪为刘天章送行。

　　奇怪的是，做为刘天章的好友和保卫部长，我既不是治丧委员会成员，也没有上主席台。

　　追悼会后，刘天章的骨灰放到俱乐部门口灵堂，北航红旗战士们为刘天章守灵。一些炮打过中央文革的高干子女被押来跪灵请罪，红旗中的一些学生发誓要为刘天章报仇，许多对北航红旗不满的人吓得敢怒不敢言。如果说那几天北航充满了“红色恐怖”，也算事实。

　　8月204日，恰逢“炮轰……”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这天晚饭后，一些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自发地陆续把几个“炮打中央文革”和写过“炮轰……”大字报的学生拉到东操场批斗，其中有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子李明清，地质部长孙大光之女孙茜玲，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赖锐锐，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之子苏晓前和工农子弟吴仙虎等人。当时人很多，现场很乱，没有固定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批斗过程中，发生了武斗，有些在北航串联的外地学生也参与了打人。后来人群一轰而散，被批斗者都自己回了宿舍，当时并没有死人。惟有吴仙虎被一批学生拉到十二楼前继续审问拷打。

　　历史的事实是，这天晚上，恰逢北航革委会在主楼召开全体会议，所有头头们不知道东操场发生的事情。散会后，已经很晚了，头头们往宿舍走。韩爱晶等主要头头们听说十二楼前批斗反革命，绕道走开了。我住十三楼，和几个革委会委员路过十二楼时，见许多学生们正在打吴仙虎。我当时并不知道批斗会的全过程情况，吴仙虎本人我也不认识。我从来反对动手打人，文革中我从未打过一个人，包括小偷流氓。于是我对打人的学生（大部分是“红旗”的老造反们）喊道：“算了，算了，别打了，快回去睡觉吧！”一些学生把我推开，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管不了，快回去吧！”于是我便和几个头头回宿舍睡觉去了。对这件事，我虽然简单地制止了一下（我是唯一出面制止的头头），但没有最后尽到责任，这是我的严重失误，多年来我一直十分内疚。

　　我当时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坚决制止，一是打人的学生都是老造反，有些还是基层的头头，听不进劝。他们正在火头上，我一个革委会委员是管不了他们的；二是我个人认为群众专政嘛！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批斗时打几下也可以。我当时确实有这种思想，但我当时绝对没有说过这种意思的任何话，也根本想不到后来会打死人。天快亮时，有人叫我起来，说吴仙虎被送到了保卫部。我去一看，吴仙虎被打得很重，打人者全跑光了。我立即让人把吴送了校医院，吴因伤势太重，死了。

　　我正破口大骂打人的学生们时，又有人来报告，说李明清也死了。我和革委会委员李某某跑到李明清宿舍，见李明清躺在床上，我摸了摸他的胸口，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同宿舍的学生说，李明清回来后，喝了许多凉水就睡了，天亮时发现他已死去。李有心脏病，可能是被打后导致了心肌梗塞所致。李明清之死，吓了我一跳，北航谁都知道他是李井泉的儿子，这下子问题就麻烦了。

　　我立即报告了常委们。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被批斗和挨打的几个高干子女，文革之初我和他们一块造反，彼此有些了解，后来因观点分歧，分了手，但我对他们并无成见，我理解他们老子被打倒的心情，所以当他们炮打中央文革被公安部抓去关了一段又放回学校后，我并没有难为过他们。这点，孙茜玲、赖锐锐等人后来替我说过公道话。他们说北航头头中戴维堤是个好人，要不是他，我们可能都被打死或整死了。孙茜玲、赖锐锐等人后来都成了高级干部，他们当时确实是死里逃生。

　　学校出了人命，主要头头们皆很吃惊，韩爱晶说：“这件事同革委会没有关系，谁干的谁负责！我们没有让他们开批斗会，更没有让他们打人，谁打死人谁负责！”韩让我把此事上报了市公安局和卫戍区。

　　处理完后事后，北京卫戍区奉江青指示，限令北航204小时内交出凶手。

　　文革中被害死、打死的人成千上万，无人问津，屈死的冤魂不知有多少。江青之所以对北航大发脾气，主要还是李明清是李井泉的儿子。中央文革整了大批老干部，包括李井泉，已经不得人心，如今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打死了李井泉的儿子，当然是给中央文革找了麻烦，让“老家伙”们抓住了把柄，所以江青十分恼火，下令抓凶手。韩爱晶立即召开革委会，研究抓凶手的事。

　　实事求是地说，韩爱晶在抓凶手问题上，是持坚决态度的，其目的可能和江青一样，为了洗却自己和北航革委会的责任。所谓韩爱晶抵制抓凶手的说法是不对的，但一谈到谁是凶手问题上，革委会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

　　经对目击者和参与者调查，一时很难判断谁是主要凶手。批斗会确实是群众自发的，导火线是红旗战士刘天章在河南被保守派打死了，许多红旗战士有报仇心理。批斗会没有固定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参与打人的学生也有上百人，有些外地学生打得也很厉害，很难说是谁打死的。革委会头头们谁也不敢判定谁是主要凶手并送卫戍区，但卫戍区限令半夜十二点交人，怎么办？

　　韩爱晶等人主张，把参与打人者全部送卫戍区，让卫戍区和公安局去处理，该怎么办怎么办！

　　但这样大约要送一百多人，这不成了示威了吗？许多人反对韩爱晶的意见。

　　我建议，既然马上定不了凶手，可以先派代表去卫戍区解释一下，缓几天时间，等查出凶手，立即送去，若今晚不去人，过不了关。

　　众人同意我的意见，许多委员自愿当谈判代表。我是保卫部长，负责同卫戍区和公安局的日常联系，自然算一个。革委会委员匡正芳和徐佛书愿意去。为了解情况方便，吴仙虎的同班同学张平也被选中。

　　我们四人正要动身，突然革委会女常委杨瑞云说：“戴维堤最好不要当正式代表。这件事事关重大，需要性格脾气好的人去办，戴急性子，别把事情办砸了。”

　　众人同意杨的意见，我也无话可说。于是我不算正式代表，但负责送他们去卫戍区谈判。

　　我调了车赶到卫戍区时，正好半夜十二点。

　　卫戍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哈斯和另一位干部接待了我。我郑重说明了北航革委会的决定，今天实在查不出凶手，但我们有诚意，为了尊重卫戍区，我们特派了三位革委会代表，同你们谈判，希望宽限几天时间。

　　哈斯笑着说：“可以，你让代表们留下，你回去吧！”

　　我说：“你们谈吧，我等着！”

　　一会儿卫戍区来了辆小轿车，让代表们上车，匡正芳、徐佛书和张平随哈斯上了车，立即开走了。

　　我突然恍然大悟，不好，上当了，哈斯把我给涮了。我急得在卫戍区门口大喊：“姓哈的，我们来的是谈判代表，不是凶手，你要听清楚了！”

　　我立即乘车返回了北航，向韩爱晶等人报告了情况。韩爱晶一听，笑着说：“你们走后，我们就议论，你干不成大事，非捅漏子不可。我们早就想到，去的人一时回不来，所以未让你去。算了，这事我来处理吧！”

　　我不领情。人是我送去的，许多人都会骂我，我的面子往哪儿放？我要返回卫戍区要人，若不行，我也不回来了，陪着他们坐牢。韩让我别蛮干。

　　第二天，我又去卫戍区找哈斯，同他大吵了一顿。哈斯一点也不发火，他笑着说：“我也是奉命行事。你们也替我想想，江青同志和司令部首长们命令我抓凶手，不这样你们什么时候交出凶手？你快回去抓出真正的凶手送来，我们就放人。”

　　结果，匡正芳、徐佛书、张平三人被关进了宫德林看守所（这里曾关过溥仪），受到了极不友好的待遇，徐佛书因解释被打得鼻青脸肿。7天之后，韩爱晶请谢富治写了一张条子“若果真不是凶手，可以放人。”我拿着条子去要人，卫戍区只放了匡正芳、徐佛书。张平因在监狱里承认打过吴仙虎一个嘴巴，被当作凶手和人质仍关着不放。

　　张平的老父亲从东北老家跑到北航来要儿子，天天坐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又哭又闹，搞得我没法工作，后来还是找谢富治写了条子才放了出来。张平被关了7个月零7天。

　　那位北京卫戍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哈斯，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听说他后来也犯了错误，被关了起来，不知真情如何。

　　后来，工、军宣队进北航后继续抓凶手，查了半天，也定不了谁是主要凶手。最后，把发起批斗和参与打人较历害的几个学生抓起来判了几年刑。

　　以上就是北航“八.二四”事件的全过程。

　　李明清、吴仙虎二位同学是好同志，他们不该死。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愿他们的冤魂安息。

张体学上了天安门

　　“7.20”事件之后，北航红旗象全国造反派一样，在中央文革某些人的煽动指使下，干了一些对彭德怀、徐向前、徐海东、陈再道等老帅、老将们不尊重、不礼貌的勾当，这是事实。（注：有些事情仅仅是个别头头和个别人干的，但最后都加到了北航红旗头上。）但北航红旗死保聂荣臻、肖华和杨、余、傅，以及认为应该保的人，这也是事实。韩爱晶说，中央让打倒谁，我们就打倒谁，不能唱反调。中央一旦解放了谁，我们立即保，对他们的子女立即照顾。对有些已被当时群众组织打倒的人，只要我们调查清楚没有大问题，就大胆地保，不要让别人认为我们“打倒一切”，我们不可能“打倒一切”。

　　北航红旗要保起某个干部来，那也是不含糊的，甚至一保就把他保上天安门城楼。

　　1967年夏天的一天晚上，我在组织部办公室的沙发上正要睡觉，忽听楼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我开门一看，是作战部的一些人抓了人来了。只见几个头上蒙着麻袋的人被推进了韩爱晶等人的办公室兼宿舍。我一打听，被抓的人是张体学（湖北省委书记）和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等人。之所以抓张体学，是想通过他了解有关武汉事件和湖北省委的有关情况，至于穆欣，可能是抓错了人，很快就放走了。

　　文革中，北航红旗陆续把一些老干部“抓”到北航来过，但大部分是被“保护”的。这些行动，全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打电话指示的。

　　由于这种事不归我管，我便睡觉了。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韩爱晶的办公室。 韩的办公室没有锁，里面仅有一张桌子和一张上下床。我一进门，吃了一惊，只见韩爱晶在上床，张体学在下床，两个人的手用一根线绳连接着，正在呼呼大睡。后来才知，韩同张体学聊了一晚上，刚刚睡下。韩爱晶怕张体学逃跑或跳楼自杀，用一根线绳拴住张体学一只手，另一头拴在自己手上，但为了照顾张体学，他让张睡下铺，自己睡上铺。这种小孩儿戏如不是我亲眼所见，是绝对不信的。后来我们取笑韩爱晶，你也不怕张体学勒死你。韩爱晶笑着说：“君子之交，不打不相识，意思到了就行了。”

　　张体学是韩爱晶下令从武汉在京群众组织处抢来的。对张体学本人，北航红旗并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上面”让北航抓他，就把他抢来了。韩爱晶干了许多错事，坏事，但也干过好事。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胡说八道。

　　张体学当时已被湖北许多人打成“黑帮”，整天挨批斗。他是红小鬼，老红军出身，没什么大辫子可抓。他向韩爱晶详细介绍了自己从小参加革命的过程和经历，也谈了湖北省委和武汉一些情况。他反复向韩爱晶说明，自己从未被捕过，决不是叛徒，希望革命小将相信他。

　　韩爱晶相信了张体学的话，对张体学十分同情。他让学生们好好照顾张体学 。文革中，没有一个造反派是真正打倒一切的，也没有一个保守派是一切都保的。有打有保，有保有打。所以后来中央有人说，造反派、保守派都是文革派，都不是好东西，还是消遥派好，这话有一定道理，不过执行起来，就不一样了。

　　韩爱晶把张体学的事告诉了我们，记得他说：“看来张体学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干部应该保，我们不能把毛主席手下的老干部都打倒了，那样不就把毛主席架空、孤立起来了吗？”这话出自韩爱晶的口，确实不简单，可能有人不相信，不相信就不相信吧。

　　韩爱晶给张体学出主意，让他给毛主席和中央写一个检查，态度越诚恳越好，把工作中的错误上纲上线，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然后恨恨地骂自己一顿。另外，一定要表示如何如何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要表示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等等，等等。张体学唯命是从，很快写好了信，韩爱晶帮他修改了一下，让张体学签了字。

　　不知韩爱晶把张体学的信交给了谁。反正不几天，周总理就派人把张体学接走了。国庆节那天，被湖北某些人打倒的“黑帮”张体学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纪登奎当了副总理

　　类似的事情，本人也干过一次。

　　1967年春夏，北航红旗把河南省一批受冲击的老干部接到北航，保护了起来，其中有刘建勋、纪登奎等人。

　　刘建勋文革前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北航住了几天后就被中央接走了。他先当了几天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很快又调回河南任省革委会主任。

　　纪登奎解放后曾任许昌地委书记，文革前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他和尹聚平的父亲蒋中岳（时任劳动厅长）较熟，二人于六二年反右倾时被打成河南省的右倾分子和反党小集团成员，罪名是同情支持彭德怀，为民请命，反对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浮夸风。蒋中岳还被撤了劳动厅长的职，发配到新乡当了厂长，差点被开除党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河南省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被活活饿死了，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吃死人的现象。而当时河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一面对中央封锁消息，一面继续大搞浮夸风。纪登奎等人冒着风险，如实向中央报告了河南的严重灾害情况。毛泽东看后，拍案惊奇，对纪登奎印象很好，并在报告上批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此后，毛泽东一直称纪登奎为“老朋友”，并多次接见纪登奎。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当时是不知道的。

　　文革开始后，纪登奎等人被河南群众组织关了起来，几乎天天被批斗，“坐喷气式飞机”。但他能“正确对待”，每次被批斗后都“哈哈一笑”。后来毛泽东路过河南时接见了他，并夸奖他能够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毛泽东离开河南后，仍有一些群众组织揪斗他。1967年夏，他和一批受过冲击靠边站的干部来到了北京，被北航红旗保护了起来。

　　韩爱晶等人让我找几个学生，负责河南这些干部的吃饭、安全问题。为了怕河南群众组织来抢人，我把这些干部安排在有解放军站岗的主楼里，每天派学生打饭给他们吃。学生食堂的伙食很一般，早上全是粗粮，纪登奎他们心情不好，难以下咽，只是拼命地抽烟。

　　我见纪登奎整天拼命抽烟，心情不好，就劝他说：“老纪，毛主席不是很喜欢你吗？你为什么不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封信，作个检查，我们给你送上去。”

　　纪登奎一听很高兴，立即开始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

　　正巧，那天中国科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给韩爱晶送来了一张请柬，韩有事让我去参加。

　　中科院成立革委会，周总理一定会出席。我立即跑到纪登奎住的房间说：“老纪，我要去开会，很可能见到总理，你写信来不及了，赶快简单地写个条子，我替你交给总理。”纪念登奎赶紧写了一张条子：主席，总理：我是纪登奎，我现在北航革命小将手里，我万分希望能见到主席和总理，我有千言万语要向主席、总理说。

　　条子就这么简单，纪登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调车赶到中科院会场时，已经迟到了。我凭请柬进场后，见主席台上已经坐满了人，我坐到了主席台最后一排。不一会儿，掌声响起，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等人来了，坐在了主席台第一排中央。我正想如何去见总理，真是无巧不成书，周总理的秘书正好坐在了我旁边，我把纪登奎的信交给了他，秘书记下了我的名字。

　　第二天上午，周总理的“大红旗”来到了北航，秘书找到我，说是总理让他来接纪登奎。我立即跑到主楼大声地喊：“老纪，老纪，总理派车接你来了，快点走！”纪登奎当时激动得要命，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我和同学们把纪登奎送上了总理的汽车。

　　很快，纪登奎就解放了，先当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

　　我后来从未去麻烦过纪登奎，包括挨整受冤枉的时候。倒是我一个分到北京空军的老同学（给纪登奎打过饭，买过烟）后来因工作调动的事找过他。他当时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很痛快地给办了。

　　纪登奎后来为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写调动八大军区司令的命令时，闹过小小的笑话，只写了任命书，未免去原职务。毛主席去世后，他可能犯了支持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小平同志上台后，他和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人被赶下了台，其中的内情，小老百姓就说不清楚了。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当时保纪登奎等人是无罪的。

“红航一号”诞生记

　　北航革委会成立后，合法地掌管了北航的一切权力。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领导全院师生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进行所谓的“斗、批、改”。

　　1967年夏季，中央军委和空军通过国防科委向北航下达了为空军研制高空、高速靶机的光荣任务。北航革委会把该项目命名为“红航一号”，由革委会副主任井岗山、仇北秦挂帅，成立了由革委常委屠海鹰、李乐和刁震川、王敬明（刁、王都是三结合老干部，原北航副院长）、唐邑（二系主任、航空专家）、革委会委员李明启、何凌书、张奎宾等人参加的“红航一号”指挥部领导小组，组织精干的科研力量进行设计、研制并在北航附属工厂总装车间生产。

　　作为国防科技院校，北航文革前经常承担大大小小的航空、航天军事科研项目。早在1958年，北航师生就自己设计、制造出中国第一架飞机“北京一号”并飞越了喜马拉雅山。实事求是地说，比起火箭、导弹、人造卫星等许多重大项目来，“红航一号”算不上重大工程项目。但是，当时是在文革中，全国武斗成风，许多单位的科研、生产几乎瘫痪。不管是北京，还是全国，绝对找不出第二家像北航这样安定团结、秩序井然的大学来，更不要说承担军事科研项目了。

　　当时的事实是，一些运动初期被工作组和群众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的相关专业的教授、教师立即成了宝贝。许多人积极报名参加该项军事科研任务，以此作为向毛主席、党中央表忠心的好机会。因为一旦被批准参加“红航一号”的研制工作，就说明自己政治上已经没有问题，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回到正题。作为革委会组织保卫部长，我参与了“红航一号”主要“参战”人员的政治审查。我例行公事地查阅了每个人的档案，没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一律放行。

　　我负责“红航一号”研制的安全保卫工作。为了保证“红航一号”的研制成功，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防止泄密和阶级敌人的破坏--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向北京卫戍区请示报告，为北航附属工厂增加了一个解放军岗哨。我又派“红武连”的学生们在工厂周围加强巡逻，保证万无一失。

　　但不久，就出了大事。

　　当“红航一号”正处于紧张的试验阶段时，上级有关单位通知我们，“红航一号”总装车间的现场照片和“中共研制新式武器”的报道出现在了香港的报纸上。国防科委的领导非常恼火，责令北航革委会严查此事。

　　我一听此事，惊呆了。韩爱晶等常委们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作为组织保卫部长，“参战”人员是我参与审查的，现场是我负责保卫的，出了如此重大的事件，我罪责难逃。

　　我立即组织人马展开了调查。据有人反映，一位参与研制的二系教师曾经带照相机进入总装车间，并说他家楼顶上有天线一样的东西。我立即对该教师进行了询问和审查，并搜查了他的家、楼顶和办公室，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他也矢口否认自己决没有也不可能泄密。有人主张把所有可疑人员一律审查和逼供，我和头头们制止了。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此事成了无头案，最后不了了之。尽管没有造成其他重大损失，但这是我的严重失职和无能。事后，我自己向革委会和国防科委写了检查，请求处分，最后也不了了之。

　　事到如今，对天发誓，在这件泄密事件中，我们始终没有对该教师进行逼供，更没有打他一下，尽管当时打他几下事出有因。就这样，作为北航红旗的保卫部长，我保持了文革中从未打人的“吉尼斯”记录。

　　“红航一号”在北航革委会的领导下，继续研制、生产，经历了失败，最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向空军提交了高水平的新式靶机，受到了中央、国防科委和空军的表扬。这是参与研制、生产的广大教师和员工的功劳，北航革委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我本人是有过之人。

　　需要指出的是，北航研制“红航一号”，是在全国乱成一团、大部分高校两大派对立严重甚至武斗成风的形势下进行的。当时北大、清华等学校正在造炸药，造手雷弹，造装甲车等，准备炸大楼，炸高压线杆，炸人等。在这样的形势下，北航革委会能够领导组织北航师生员工为部队研制出新式武器--尽管不是原子弹和宇宙飞船--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这一点，笔者不得不交待清楚，因为后来在某些人的眼里，北航革委会是“坏人篡党夺权”，北航红旗简直就是“反革命组织”，北航红旗的头头和积极分子全是坏蛋。某些“胜利者”在写北航历史的时候，站在派性的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极尽歪曲、夸大、污蔑之能事，并口口声声说北航文革中是“重灾区”，北航红旗没干一件好事，这恐怕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难以服人。

　　历史不可能永远被强权者所涂鸦。北航红旗，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武光问题真相

　　北航红旗对老院长武光的保与批，需要让历史说话。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和经过。北航一些同志武断地说北航红旗迫害武光，有失公允。

　　北航许多人应该知道我是第一个保武光的。本书前面已有诗为证，对武光没有感情写不出那首诗。北航红旗一开始也是保武光的，没有人反武光。武光后来在新疆被打倒后，被人“揪”到了北京。开始住在北大，我和头头们派人去把武光接来，藏在北航保护了起来。

　　听韩爱晶说，康生说武光是好同志，我们党象武光这样的老同志不多了，应当好好保护。我们本来保武光，听了康生的话，很高兴，对武光照顾得很好。由于北航红旗的保护，新疆方面不敢抢人，武光同志免受了许多苦难，这是历史的事实。

　　后来，还是这个康生，在飞机场送外宾时对韩爱晶说：“武光是大叛徒、大特务，你们怎么还保他？”韩回来一说，我们都气坏了，大骂康生出尔反尔，不是东西。由于康生是地派的后台，北航红旗一直对他有看法，只不过不敢公开反他而已。

　　我们对康生的话半信半疑，阳奉阴违，决定继续保武光，走一步算一步。

　　不久，卫戍区来人找韩爱晶要武光。韩爱晶说不了解情况，让找我。我一口咬定武光不在北航，早就被新疆的人抢走了。当时北航上上下下的人都保武光，不愿武光被卫戍区拉走。卫戍区来了两次人，都被我顶回去了。我当时幼稚地认为，说不定康生又出尔反尔，说记错了，武光不是叛徒、特务，这不就行了吗？

　　卫戍区的同志从北航某些人口中知道武光就在北航，便上报了谢富治，不知北航是谁告的密？于是谢富治给韩爱晶打电话阴阳怪气地说：“我派人去要武光你们不给，你们北航红旗眼里没有我，难道还要我这个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亲自出面才给吗？”

　　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武光交给了北京卫戍区。我知道北京卫戍区对“黑帮”的“监护和监管”是怎么回事，贺龙、彭德怀不就是被监护死的吗？

　　后来，迫于康生的淫威，为了洗却保“大叛徒、大特务”武光的罪名，北航主要头头们在没有召开革委会全体会议研究讨论的情况下，在院内提出了“打倒武、周、程、王、张”的错误口号，并把武光拉回学校批斗了多次。尽管“北航红旗”对武光恨不起来，批判纯粹是例行公事，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是对武光和其他北航老干部的迫害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1968年春天那次在体育馆批斗武光，我得到消息后，又一次出面保护武光。本来“斗、批、改”方面的事情（如专案组和批斗会之类）不归我管，但出于良心和不放心，我怕武光在会上吃苦头，便利用职权跑到会场对有关人员说：“不准武斗，否则后果自负。”并跑上台去对武光小声说：“例行公事，你不要怕，没人敢打你”。

　　以上情况，绝对是历史的事实，说表功也可以，因为那是客观存在。

　　武光同志后来被关押审查了整十年，受了不少苦难，1978年返回北京，平反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市人大副主任，现已离休。前几年他写的文革回忆录《不是梦》，详细叙述了他在文革十年中遭受的迫害，内容十分客观和感人。近年每逢北航校友会时，武光老院长都出来与北航校友们合影留念。如今，他年事已高，笔者衷心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砸“八.一”大会

　　1967年春、夏，在反击“二月逆流”和“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中，北京出现了一股反总理的逆流。以大学里的几个思想极左的学生组成的“516”兵团，给周恩来贴了许多大字报。社会上一些人建议废除“八一”建军节，立秋收起义（9月9日）为建军节，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人领导的。

　　对此，毛泽东曾明确表示反对。他说，“八一”在前，“秋收”在后。是“八一”首先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但是，毛泽东的意见当时人们并不知道。

　　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会议组织者邀请了有关中央首长出席，周总理来了，江青等人不知为什么没有到会。

　　北航红旗派了六百人参加会议。韩爱晶说，今天这个大会不是我们组织的，什么人都有，成份比较复杂，要求我把人马安排在主席台下面，保卫好主席台。

　　大会发言一开始，我就听出苗头不对。

　　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泽东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9月9日定为建军节。这时，会场上不断有人高呼“砸烂‘八.一’！‘秋收起义’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时我看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总理非常激动和气愤。谁都知道，“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人领导的，这次大会明显的是对着周总理来的。我心里顿时为周总理捏了一把汗。

　　果然，几个发言者调子皆大同小异，主张立“秋收起义”为建军节，废除“八.一”建军节。这时会场上乱起来，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要抢话筒。大会组织者不知是谁，一个劲地要大家安静，但会场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文革中，凡有中央首长参加的大会，从来没有这么乱过。我立即通知北航红旗的学生们把住两个出入口，防止意外。

　　实事求是地讲，北航红旗也好，韩爱晶也好，都是保总理的。韩爱晶常说：“周总理是全国的大管家，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总理是支持我北航红旗的。没有周总理，全国就乱了套了。北航红旗任何人不准反对周总理。”这是历史的事实。至于我个人，始终对周总理非常钦佩，又加上总理亲自为我平了反，即使从个人利益上说，我也绝对是死保总理的。

　　我们同意参加这个大会，是为了纪念秋收起义，但没想到有人要砸“八.一”。我们事先不知发言者和组织者的目的和宗旨，否则，北航红旗不会参加这个大会。我心里直埋怨韩爱晶。

　　这时韩爱晶、蒯大富等人坐在主席台上，看到会场很乱，他们也害了怕。我看到韩爱晶走到周总理面前，不停地同总理讲着什么。大概是向总理解释什么还是劝总理离开会场。据后来韩爱晶说，他是请示总理要不要拒绝参加这个会议，立即离开会场，总理没有同意。

　　这时，大会组织者请总理讲话。

　　总理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开始讲话。会场静了下来，韩爱晶和蒯大富紧紧地站在总理身后护着总理。

　　据我所知，凡是参加这种大会，总理的保安人员和警卫战士都不可能站在主席台上，一般也没有必要。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走下金水桥，乘敞蓬汽车从红卫兵人群中穿过，也没有任何危险，但今天我为总理捏了一把汗。今天大会不是我们组织的。我仅带了六百个人来，万一出现情况，有人捣乱，上万人一乱起来，不好控制。我也真想让总理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总理的声音有些嘶哑和颤抖。

　　“同志们，同学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事先我不知道，我是紧急赶来的。今天大家在这里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这是非常好的，我坚决支持这个会议。坚决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动……”

　　这时会场里突然有人喊：“周恩来下去！我们要见江青同志，我们要见毛主席！”会场顿时又乱了起来，一些人的狂叫声压倒了总理的声音，他们不让总理讲下去。

　　我大吃一惊。文革以来，我可说什么场面都见过，唯独没碰上过这种场面。这不是公开反总理吗？这还了得！这算他妈的什么造反派？大会组织者和叫喊的人是些什么人？若这个会在北航召开，我定会让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把他们全抓起来，可这里是工人体育馆，不是我们的天下。

　　我立即让北航红旗六百名学生全体起立，组成了人墙，把主席台包围了起来，为了镇住一小撮人，我叫人把北航红旗的大旗举了起来，并带头高呼“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北航红旗坚决拥护周总理！”“反对周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我一喊，北航学生和会场上的群众也跟着我喊起来，一下子把一小撮人的气焰压了下去。当时，我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我身上带着枪，如果有人胆敢上去揪斗周总理，我一定敢开枪打死他，别的，我顾不得了。在保总理问题上，我决不含糊！

　　周总理继续讲话，出乎我意料，总理下面的讲话令我大失所望。这是我知道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不知史学家们怎么看待这些话。

　　“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

　　由于我没法看到总理讲话的原始录音（可能没有录音），仅凭记忆，上述总理的讲话可能略有出入，但几句关键的话确凿无误，撕开了衬衣绝对是历史的事实。我和许多人被惊呆了，会场上群情激奋。“誓死保卫周总理！”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许多人愤怒地谴责一小撮人反对总理、破坏大会的行为。主持大会的人见没法再开下去，便草草收场。顿时，人群拥向了主席台。

　　说时迟，那时快，我带着北航红旗的学生们冲上了主席台，把周总理紧紧地保护了起来，并护送着总理退场。

　　那天负责警卫的卫戍区的战士们已手足无措，他们可能未遇到过这种场面。面对体育馆内外人山人海的群众，他们近不了身，干着急使不上劲。我几百名北航红旗学生护卫着周总理，成千上万名群众围着我们，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移动。我没有受过警卫业务训练，也不会武术，但我知道，这种场面什么也用不上，只靠我20多岁小伙子的身躯和一颗红心护卫着周总理。我面对着总理，向后倒退着，指挥学生们开出一条走道。我对着一个当兵的大喊：“快把总理的车调过来！”我当时急于要把总理护送上汽车，让总理尽快脱险。

　　现在不记得当时在场的卫戍区负责人是谁了，是傅崇碧，李仲奇，还是其他首长？我估计他们当时也吓坏了，恕我不恭。

　　关键的问题是人群中有反总理的坏人。

　　周总理的“大红旗”慢慢地从人群中开了过来。我正要护送总理上车，不料总理不肯上车。他向人群不停地挥着手，点头微笑 ，不停地同人们握手。伟大的周恩来，他此时的心情我明白，他不愿这样灰溜溜地走掉，他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相信群众，他不相信有人会害他，但作为我们，作为总理临时的保卫人员，我却不能不高度警惕，以防万一。这时，我看见远处卫戍区部队的战士们一队一队地开了过来，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

　　这时，周总理大声地说：“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不要怕嘛！毛主席说要相信人民群众嘛！我周恩来问心无愧，我不应该害怕群众嘛！现在天快黑了，大家都没有吃饭，我也一天没吃东西了。”他朝陪同的卫戍区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搞一点吃的来，我和大家就在这里吃一点晚饭怎么样？”大家顿时欢呼雀跃起来。

　　周总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们围坐在他的周围，外围是官兵们和人山人海的群众。不一会儿部队送来了大木桶盛着的稀饭、馒头之类，总理要了一小碗稀饭，我也要了一碗，陪总理喝了起来。

　　就这样，公元1967年9月9日傍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北门外的马路上，席地而坐，与人民群众们一起喝稀饭，并用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

　　我和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我敢说，古今中外历史上，除了越王勾践身陷敌手后为了东山再起而卧薪尝胆外，周恩来此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难怪周总理去世后联合国破例为他降半旗致哀，他的人格征服了全世界。

　　文化大革命中，北航红旗犯了许多错误，我也不是白璧无瑕，这点，我从不否认。但是，起码在对待周总理，保卫周总理方面，我们问心无愧，无可指责。

　　文革中，北航（不光北航红旗）没有一个人反总理。文革中红卫兵的形象，不单是军装皮带加皮鞭的形象。历史就是历史，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点，无论是史学家，还是当事人，都应尊重历史，而不应胡说八道。

北航“国际红卫军”事件

　　1967年夏，北航红旗内部有几个学生成立了一个叫“国际红卫军”的秘密组织，公开的宗旨和口号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推向全世界，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实际上是反林彪的。主要人物叫白晓宏、曹伟康，二人皆是干部子弟，平时关心政治，博览群书，思想比较激进和活跃。他们认为，文革以来林彪的表现和言论十分出格和反常，令人怀疑。林彪对毛主席的评价不是实事求是地赞扬，而是别有用心地吹捧，令人肉麻。许多话是明显错误的，违背了事实和辩证法。林彪的心术不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要捣鬼；林彪军权在握，靠吹捧毛主席成了接班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林彪当了中国一把手，许多人要人头落地，全国非大乱不可；林彪才是中国真正的赫鲁晓夫，是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看错了人，树林彪当接班人是极大的失策，早晚要吃大亏；在中国，绝对不能让掌握枪杆子的人当一把手……白、曹二人秘密地向许多人特别是北航红旗的头头们散布他们的观点。他们还认为，北航红旗已经成了“保皇派”，成了毛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怀里的“阿斗”，不再继续革命了；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应当继续造反，造林彪的反，把中国真正的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林彪揪出来示众。那样，北航红旗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才会受到全国、全世界的赞扬和佩服……

　　据我所知，北航红旗有好几个头头对白、曹二人的观点表示了默认，起码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和制止。其中革委会副主任田东竟然赞同和支持白、曹二人的观点，并秘密介入了他们的行动。例如，为了验证林彪某一天是否上过天安门，田东曾带领白、曹二人专程拜访了当时国务院秘书长周某某。

　　由于我是北航红旗的“元老”和革委会组织保卫部长，白、曹二人也偷偷地向我散布过他们的观点，但因我当时的思想还没有达到他们那样先进的程度，对林彪的认识还同芸芸众生一样，所以我没有接受他们的观点，并劝他们不要胡思乱想、怀疑一切，不要到处散布这些观点，以免惹是生非。由于白、曹二人是北航红旗的“老造反”，同我很熟，出于派性，我不可能出卖他们。

　　当时的中国，“公安六条”有明文规定，反林彪绝对是反革命，要抓起来坐牢甚至杀头的。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白晓宏、曹伟康二人反林彪和北航红旗头头态度暧昧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开来，有人开始发难，让头头们交待清楚。如此发展下去，北航红旗将有灭顶之灾。韩爱晶等头头们看事不好，立即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统一口径，并立即把白、曹二人的情况上报了北京卫戍区。很快，卫戍区就来人把白、曹二人抓走了。

　　作为保卫部长，这事本来归我管，可能因为事情太严重，太突然，韩爱晶和主要头头们没有让我处理，我也乐得做好人，一身轻松，两袖清风。

　　1968年春，白晓宏和曹伟康在卫戍区被关了半年之后放回了学校，按照上面指示，回来劳动改造。我安排他们在学院绿化队劳动了一段时间。按常规，二人应开除学籍或留校查看。同样是出于派性，我丝毫没有为难他们。后来我毕业了，白、曹二人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估计在后来的抓“5。16”运动中，二人日子不会好过。1971年林彪摔死之后，二人肯定已彻底平反。

　　关于北航革委会副主任田东，后来在革委会作了检查，受了批判，最后不了了之。值得说明的是，我当时奉常委们之命，曾负责整理过田东的交待材料，并上报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我做了一件对不起田东的事，尽管是奉命的。

　　田东毕业后抓“5。16”时被整得很厉害，直到林彪摔死后才平了反。我借此书再一次向田东老同学和战友表示诚恳地道歉。

北航周国怀“叛逃”事件

　　1967年底的一个晚上，北航南操场演电影。几个男女学生抓到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扭送到保卫部。我一看，是四系的主任周国怀。

　　周是航空材料系主任，中国的航空材料专家，他了解国家的大量航空机密。周当时40多岁，风流潇洒，不知怎的，看电影时不老实，被女学生们当场捉住了。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扶不起来的“天子”。据我回忆，他好象还是北航红旗的成员。

　　周一见到我，羞得立即抱着头，蹲在了地上。

　　我为他难为情，说：“唉呀老周，你怎么搞的？”

　　我让周回去写检查，并通知四系革委会，让他们批评一下就算了，不要再声张了。

　　我认为我的处理没有错误。

　　谁知过了几天，周国怀的爱人，政治教研室的吴老师哭哭啼啼地来到我办公室，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亲爱的妻，我对不起你，我到天涯海角去了，不要找我……”

　　这显然像一份遗书，我看后，半信半疑。据我所知，四系确实没有怎么难为周国怀。但这种事，传得很快，堂堂的系主任耍流氓，确实不好见人。我估计周国怀可能出去躲一段时间，等事情被人淡忘了，就回来了。周同爱人关系很好，但没有孩子。我安慰了吴老师一番，让她不要着急，等几天周国怀就回来了，有消息随时报告。

　　我当时年轻，没有经验，因不是政治问题，此事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加上工作太忙，我没把这事放在心里。

　　几天之后，北航革委会突然接到了厦门市公安局军管会的电话，说有一个叫周国怀的北航教师，在鼓浪屿海滩洗澡失踪，岸上留下衣物、手表及工作证等物品，请速来人处理。

　　我大吃一惊，立即调阅了周国怀的档案，一看，把我吓坏了。

　　周国怀生于台湾，厦门集美中学毕业，在学校时是游泳冠军……

　　大事不好。我立即报告了常委，常委们决定让我亲自带人立即到厦门寻找周国怀，并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革委会写了紧急报告，上报了国防科委、北京市公安局、中央情报部等单位，希望提供敌情通报，尤其是台湾方面的有关反应和信息。

　　我马上挑了两名得力助手，带了有关证明、证件、枪支等，乘火车直奔厦门。当时不知为什么没有乘飞机，后来才知，乘飞机也晚了。

　　两天之后赶到厦门，顾不得休息立即赶到了厦门公安局，军管会的同志把周国怀的衣物和工作证等交给我们，经验证，确系周国怀的东西。

　　公安局军管会的同志介绍，那天下午，太阳快要落山了，鼓浪屿山顶上有一位离休老干部发现海滩上有一个人脱了衣服下了海 。他认为是游泳者，因当时气温还能游泳。不料此人一直往深海里游去，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对面就是敌占岛 大旦、二旦、三旦，水性好的人完全可以游过去，不过我方岸上有巡逻哨，海里也有我巡逻艇来回巡逻。

　　我们去了现场，拍了有关照片。果然，站在海滩上，能看见对面的敌占岛 ，据说阴天又无雾时，肉眼能看见敌占岛上的蒋军跑步。

　　看来周国怀很可能是叛逃了，只是不知道是否叛逃成功，若叛逃成功，我方损失就大了。

　　我们想去水警区了解一下有关情况，但是，正赶上厦门两派武斗，枪声不断，为免意外，我们放弃了找部队的打算，去集美找周国怀的姐姐了解情况。

　　出事才几天，当地群众组织己行动起来，周国怀姐姐家门口贴了许多大标语和大字报，内容都是周国怀投敌叛逃内容，并勒令周的姐姐和亲属老实交待问题。周国怀的姐姐向我们哭诉说，周前几天回来一次，说是学校派他到厦门出差，顺便来看看她，没有任何迹象要走绝路。谁料前几天，突然来了一些人，说我弟弟逃到台湾去了，让我交待问题，家也被抄了……

　　由于事关重大，暂不能定论，在台湾方面没有准确消息的情况下，暂不宜定为叛逃。为了保护周国怀姐姐家的安全，我认为应当按政策办事。于是，我给周国怀姐姐留下了一份盖有北航革委会和北航红旗公章的证明：

　　鉴于我院教师周国怀下落不明，我们正在调查之中。在问题未定论之前，

　　不宜以叛逃台湾论处，其家属不应以反革命家属论处。希望当地革命群众

　　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否则引起的一切后果自负。

　　北航革委会组织保卫部长

　　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司令 戴维堤1967年11月8日

　　由于厦门两大派武斗，到处枪声不断，我们的调查已经无法进行。于是，我们乘船绕道樟州，乘火车返回了北京。

　　过了几天，收到了周国怀姐姐的来信，对我表示感谢，说我留下的东西真管用，当地群众组织看了后，便不再找她的麻烦了。

　　后来，北航又二次派人赴厦门调查。从有关方面得悉，周国怀下海后的第二天，我方人员用望远镜发现敌占岛上蒋军从海里打捞上一具“尸体”，另外，台湾方面对此事始终没有任何反应。根据以上情况判断，周国怀可能已淹死，但这不是唯一的结论。我代表革委会把上述情况报告了国防科委等上级单位，上级方面认为我们的处理和分析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当时只能做到这一步。

　　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事后诸葛亮，我有许多失误。一是应当把周国怀关进牛棚，这样总比跑了好；二是应当马上查看他的档案，若知他是台湾出生，且会游泳，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出北航；三是应当乘飞机去厦门；四是应当想尽一些办法同驻军联系上，乘巡逻艇去敌占岛附近转一圈，实地考查一下，顺便开开眼界。

　　其实周国怀给他老婆的遗书里写的“天涯海角”可能就是指的台湾，只不过当时我太笨，没有看出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按现在的法律，我认为周国怀只能定为“失踪”，而不能定为“叛逃台湾”，因为证据不足。

朱东的故事

　　朱东，本名朱进选，1946年出生于河南省清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朱从小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964年高考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系导弹控制专业。大学期间，他政治上要求进步，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决心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

　　1966年“文革”爆发后，年轻气盛、思想激进的朱东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投入了运动，参加了“北航红旗”红卫兵组织，成为一名积极分子。朱东博览群书，尤其是马列和哲学方面的书看的很多，知识面丰富。他口才很好，讲话旁征博引，极富煽动性。不久，他厌倦了学校和社会上的派性斗争，回到了原籍老家，深入到工厂、农村，发动工人、农民和老干部成立了数十万人的群众组织“河南工农共产主义运动团”（简称“河南共运团”）。

　　作为贫农的儿子和共产党人的后代，作为新中国的大学生，朱东对伟大领袖毛泽东极其崇拜；他对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发动农民起来闹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革命实践十分钦佩。他认为，建国以后，中国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革命必须给人民大众首先是农民带来好处和实惠。上层意识形态的革命如果不能最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这种革命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他经常在大会上宣讲，文化大革命必须首先解决工人、农民温饱问题，不能饿着肚子闹革命，那是扯淡；中国大部分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能统统打倒；他慷慨激昂地宣告，县级以下没有走资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永远没有顶峰。他甚至在大会上点名“攻击”林彪是别有用心。他曾经讲，“热爱毛主席要凭行动，光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符合辩证法，人能活一万岁吗？”

　　朱东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变成了河南“共运团”的行动纲领，受到了当地几个县数十万干部、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拥护，但也遭到了某些人的反对。有人很快添油加醋地把河南“共运团”和朱东的事反映到了中央。

　　首先是林彪“发难”，然后是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批示：河南“共运团”是极其危险的反革命组织，朱东是大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法办。

　　1968年1月2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公安部军管会派人急赴河南，把正在大会上讲演的朱东逮捕并用专机押回北京，关进了专门关押政治要犯和大人物的秦城监狱。

　　作为朱东的同学和好友，作为“北航红旗”的主要头头，我们不相信朱东是“大反革命分子”，但我们当时没法保护他，因为他是“钦定”的“要犯”。

　　开始给朱东罗列的主要罪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密谋组织几万老干部和几十万工人、农民起来暴动。”专案组如临大敌，对朱东展开了严厉地逼供信并追查他的后台。

　　朱东在秦城监狱中一直关押了八年，受到了非人道地折磨。笔者访问他时想请他讲讲当时所受的苦难，但他哈哈大笑：“八年了，别提它了！”随后，他严肃地说：“自1968年1月2日至1975年12月30日我整整被关押八年之久，这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确实是从天而降的巨大灾难。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的热血青年，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了呢？巨大地打击，几乎要把人的精神撕得粉碎。但是，毛主席说，既来之，则安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要做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当无所畏惧。八年的牢狱之苦，可想而知，但牢门可以锁住人的肉体，却锁不住人的精神。在漫长的不知尽头的关押期间，自己得以大量地阅读和精读马列经典著作、毛选四卷、哲学、历史及社会科学著作。这对于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素养的提高及坚定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受益匪浅。我在监狱中构思了几部长篇理论著作的雏形。1975年12月30日，我被‘教育释放’回校，到工厂参加劳动；1979年，公安部发文给我彻底平了反，后经我的专业老师朱开轩（时任国家教委主任）亲自过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给我安排了工作。这些年，我一方面努力作好本职工作，一方面抓紧读书和研究，使自己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方面逐渐进入‘自由王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只可惜，在航空航天专业方面，我只好忍痛割爱了。”

　　朱东从1976年到1983年用八年时间撰写并完成了数百万字的巨著《社会共同论》（含《社会形态论》、《社会进步论》、《社会文化论》三卷）的初稿。1984年10月，应邀在中国科协组织的中央管理知识讲师团进行了讲演，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1985年在中国科协和社科院组织的有关会议上提供论文和讲演《关于劳动保护安全科学的提纲》、《关于地区发展战略思想的几个问题》，1985年12月在文化部和《光明日报》联合召开的文化发展战略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华文化发展战略的设想》的书面发言；1989年8月25日在《中国科学报》发表了论文《谈科学家的政治素质》，对当时科学界存在的许多敏感问题提出了尖锐、中肯地批评和分析；1993年10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科学现象》一书，收录了他的论文《中国古代政治科学现象的文化分析》；1995年6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太平洋科学大会上，发表了论文《科学与中西文化问题》；之后，朱东不断有重要论文在国内、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和杂志上发表。

　　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国内八位理论专家（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人，朱东是其中之一）编写的一套哲学和社会交叉科学系列丛书（每人写一本）正式出版，朱东写的《‘三文’文化论》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好评。朱东现已被冠为著名人文学家、哲学和社会交叉科学学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学者。最近，他的又一哲学力作、一百多万字的《社会形态论》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东至今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于领袖人物的历史功绩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失误，作为研究学者，他直言而中肯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尖锐的批评，实话实说，从不随波逐流。他对理论学术界某些人全盘否定马列主义、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潮深恶痛绝，称这些人是“蚍蜉撼树”的小丑。

　　朱东说：“我相信科学，忠于科学，并要献身于科学。我受到现代自然科学的教育，又具备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素养，再加上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我进入社会科学和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阵地也就成为必然的了。回顾自己30多年来的人生经历和整个学术研究的跋涉过程，我完全可以满怀豪情地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作为朱东的老同学和好友，笔者感慨之至。历史证明，当年的“红旗战士”、“大反革命分子”朱东是条汉子。他没有给“北航红旗”丢脸，也没有给当年的北京航空学院如今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丢脸。

韩爱晶带枪进人大会堂

　　韩爱晶这个人，实事求是地说，本质上不坏，正象我本质上很好一样。文革前，他政治上要求进步，是入党积极分子。他平时关心国家大事，博览群书，知识面丰富；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不爱张扬，甚至不修边幅。特别是当了“北航红旗”一把手后，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带病参加劳动；他不追求享受，不搞特殊；他的办公室就一张桌子、一张木床和一部电话机；他平常很少用学校的公车，他在小事上很注意影响，他专干大事。

　　韩爱晶有时候很深沉，象个小老头儿；有时活蹦乱跳，象个孩子，什么洋相都出。文革前系里排演抗美援越活报剧，他演美国总肯尼迪，演得活龙活现，丑态百出，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爱好射击，是北航射击队的队长。

　　北航红旗的主要头头们大都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和文体爱好者。文革前，井岗山是院田径队的，田 东是院排球队的，侯玉山和屠海鹰是院文工团军乐队的，我是长跑队和民乐队的。

　　据我了解，文革中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大都不是“安分守己”分子，不是等闲之辈。尽管有些造反派头头文革前是“落后”分子、“官迷”甚至“鸡鸣狗盗”之徒，但大部分是热爱党和国家、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他们爱好广泛，博览群书，知识面较广，不是书呆子，不是唯唯诺诺、人云亦云、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的“老好人”，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的“老实人”。有的造反派头头甚至是难得的人才精英。

　　作为20来岁的青年，韩爱晶爱开玩笑，有时甚至恶作剧。有一次，他在我保卫部的床上睡了一觉，醒来时坐在床上发呆。我嫌他身上有土，让他把床单抖一抖。那是条黄色条纹的床单，韩站起来抓起床单抖了几下，突然披在了身上大喊：“快看，象不象皇帝？”逗得大家直乐。此事后来传了出去，有人说韩爱晶是野心家，想“黄袍加身”当皇帝，挨整时成了一大罪状。韩爱晶不以为然地说：“我文革前演约翰逊时，为什么不说我想当美国总统？美国人人想当总统，中国人人想当皇帝，难道都是野心家？中国人就是虚伪，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文革开始时，几个头脑简单、素质较差的学生依仗自己是“老造反”，自发成立了“北航红旗造反大队”，干了一些打砸抢的坏事，名声很坏。后来诬陷我是批斗彭德怀总指挥的刘向东，就是原造反大队队长。北航革委会成立后，韩爱晶让我解散了“红旗造反大队”，改组了保卫部。

　　北航主楼一个大教室里，堆满了抄家物资。这是文革初期北航“红卫兵”和“赤卫队”抄家的“战果”，里面全是金银财宝，贵重物品，光“金砖”就有好几箱子。革委会成立后，保卫部接管了这些抄家物资。我因忙于大事，没有严格管理。刚开始时，学生们在屋里拿“金砖”摔着玩游戏，摔得地上成了黄色。韩爱晶发现后骂了我一顿。我不服气，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用了，将来送校办工厂当材料用吧！”后来，我才让保卫部三个学生配三把锁，每人拿一个锁的钥匙，三个人同时才能进屋。当时实在是一心搞革命，视一切金钱如粪土。如果当时有私心想贪污的话，太容易了，后来早成了百万富翁了，查也也查不出来。有一次，我带人检查时，发现了几个罐头，可能早过期了，便让学生拿到了我的办公室。因晚上头头们常开会到很晚，饿了没东西吃。韩爱晶等人发现后，批评了我一顿，让我立即送到校医院给病号吃。这就是韩爱晶。

　　当然，作为20岁出头的韩爱晶，由于外因和内因的双重作用，文革中确实干过不少错事和坏事——有的甚至是很大的坏事。北航红旗文革中的许多错误，如批斗老干部、打彭德怀、揪军内一小撮、清队致死人命等，韩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打过彭德怀一事将成为他终生的遗恨。但是，这些错误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有许多事情是受中央文革甚至周恩来、毛泽东指示干的。文革中、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很喜欢韩爱晶。对于韩爱晶犯的错误，毛泽东曾说，“你们不要再批评韩爱晶了，他才23岁嘛！”

　　韩爱晶有一枝小手枪，是湖北造反派头头托人送给他的。韩很喜欢，让我教会他用后，整天带在身上。我怕他出事，建议他不要带枪。我说：“在北京市，谁敢找你的麻烦？连小偷流氓也敬你三分。谁惹了你，北航红旗还不把他踏平了？你万一丢了枪就不好了。”韩不听。

　　韩爱晶进城常骑一辆破自行车，很少用公家的汽车。也是该当出事，1967年秋季的一天，他正在城里办事，接到通知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便骑自行车赶到了人大会堂东门外，匆忙存了自行车，便大摇大摆地进了人民大会堂，把身上带着装有子弹的手抢一事忘得一干二净。

　　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地方？韩爱晶刚到门口，忽然警铃大作。警卫知道来人是谁，很客气地说：“韩爱晶同志，请你把武器交出来！进门是不准带武器的。”

　　韩恍然大悟，立即把枪交给了警卫人员，然后大摇大摆地进了大会堂会议厅。

　　不一会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来了，开始开会。这时，韩爱晶发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同谢富治咬耳朵。随后，谢富治、傅崇碧站起来，把韩爱晶叫到一间屋里，问他是不是带枪进来了，韩爱晶老实承认了。

　　“小韩呀，你真是骄傲自大！你闯了大祸了！”谢富治严肃地说，“你怎么敢带枪进来呢？大会堂这个地方，连我这个公安部长也不敢随便带枪进来的。你怎么这么大胆！你问问傅司令员，他敢带枪进来吗？”

　　“不敢！不敢！杀头之罪！杀头之罪！”傅崇碧唏嘘不已。

　　（注：几个月之后，傅崇碧带人去钓鱼台办事。因没有事先请示，后被林彪、江青诬为“私闯钓鱼台，并用装有手枪的公文包打了江青”，因此下了大狱，差点丢了老命。）

　　“这事换任何一个人，非抓起来不可！你们这些小将呀，真拿你们没办法！今天不准你参加会了，回去写检查！这事若让总理和江青同志知道了，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你呢？”

　　韩爱晶灰溜溜地离开了人民大会堂。

　　当时，谢富治、江青等人对韩爱晶很宠，周总理对韩爱晶也很喜欢，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给韩爱晶看过病。但这次，韩闯的祸实在太大，把总理和江青也气得够呛。江青后来见到韩爱晶时，破口大骂：“韩爱晶，你给我滚！你好大胆！你敢带枪进来，听说枪里还顶着火，你想杀我们吗？！”

　　后来，韩爱晶为此事在北京市革委会上作了检查，又给江青一连写了两次检查都没通过，有一次还是我代写的。

　　随着文革中惊天动地的大事连接不断，韩爱晶带枪进大会堂这件“小事”很快就被大人物们淡忘了，最后不了了之。

　　有一句话，叫作“初生牛犊不怕虎”，用这句话形容202岁的韩爱晶带枪进大会堂一事，恰倒好处。

山西、山东之行

　　1967年底的一天，韩爱晶同我商量要出去看看。

　　“你挑几个人，陪我到外边去转一转。我总呆在北京，一天到晚开会，外面发生的事了解很少，这怎么行？”韩说前几天他向谢副总理请假，谢说：“可以出去看看，搞搞调查研究，了解一下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不过绝对不要介入当地的派性斗争。现在全国各省大都成立了革委会，形势总的很好，不要再像对待谭厚兰那样，去颠覆人家的革委会，否则，我谢富治可保不了你，回来后向中央报告一下，快去快回。”韩让我把工作安排一下，学校里这么大个摊子不能出事。韩又说：“你物色三、五个人，陪我一块去，路上热闹。”

　　我一听，十分高兴。我除了去过大连，哪儿也没去过，我也很想出去看看。

　　韩让我陪他，一是他想去山东看看，山东是我老家，较熟；二是从安全方面考虑，我是保卫部长嘛！正如毛泽东出巡，公安部长罗瑞卿不离其左右一样。罗被打倒后，改由代总长杨成武“护驾”。人物身份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

　　“我从红武连挑几个人，带着武器，保证出不了事。”我说。

　　“要尹聚平也一块去，她是女的，心细，有些事比较好办。”韩说。

　　“她就别去了。”我反对说，“有人议论我俩的事，她去了，不更不好说了吗？”

　　“这有什么？又不是去游山玩水谈恋爱，这是革命，出去被打死了，回来还是烈士呢？”韩开玩笑说。

　　“那我再找一个女同学同尹聚平作个伴。你除了山东还想到哪儿去？”

　　“山西最近很乱，陈永贵和谢振华闹矛盾。陈永贵是我的朋友，在天安门上见过多次面，我想去看看他，劝劝他。他一个大老粗，泥脚子，不容易。毛主席很喜欢他。其实陈永贵懂什么？但他是八亿农民的代表。听说他同谢振华闹得很厉害。”韩的信息并不闭塞。谢振华是69军军长，是山西省支左部队头头，听说同陈永贵不合，但听说67年8月山西平遥县城大武斗时 ，陈永贵被对立派包围在平遥县一中生死不保，谢振华曾奉周总理之令救了陈永贵的命，不知后来二人为什么又闹翻了。

　　“还去哪儿？”我问。

　　“到你老家山东看看。”韩说：“山东王效禹不知道怎么搞的？革委会早成立了，为什么山东来北京闹事的人这么多，这需要调查了解一下。”

　　“你说对了，王效禹在山东确实不得人心。我回老家时，听家中人说顺口溜：‘山东大地鱼鳞坑，黄河岸边铁壶声，大明湖畔炸油条，栈桥边上卖花生。’全是骂王效禹和造反派的。王效禹重用的人都是些焊铁壶、炸油条、卖花生的，能成什么气候？”我不以为然。

　　“你怎么净替保守派说话！”韩十分不悦，“革命不分出身，造反不分贵贱，穷人才造反呢！共产党一开始造反时不也被骂成‘土匪’吗？姜子牙还卖过豆腐，刘备还卖过草鞋呢？”

　　“我不是说贵贱，真有本事可以。这年头鱼龙混杂，造反的什么人都有。用人不当，反受其累，甚至受其害。我看王效禹够呛，没有好结果。”我之所以对王效禹不满，完全是受了家乡父老乡亲们的影响。我一直认为造反派有好有坏，有人对整个共产党不满，有人想捞个官当，有人搞打、砸、抢，都打着造反的旗号。我在大连支持驻军镇压造反派就是这样想的，我当时的认识就是如此。

　　韩爱晶说：“别争论了，下去看看再说，你赶紧准备一下，尽快动身。”

　　于是，我挑了保卫部的学生朱军和女同学段孔莹，加上尹聚平，共五个人。为了不暴露韩爱晶的身份，我给他办了一个叫“韩大军”的学生证，我和朱军带了手枪、卫戍区发的持枪证和有关的东西，陪韩爱晶乘火车出发了。

　　第一站到了山西阳泉，韩爱晶要看看煤矿，便到了阳泉矿务局。当地的群众组织头头接待了我们，陪我们参观了一下，又找一些工人谈了谈。当时煤矿继续生产，没有停工，也没有武斗。韩爱晶没暴露身份，我们只说是“北航红旗”的人员，当地造反派已经诚徨诚恐了。我们提出去大寨看看，头头们便用面包车送我们来到了大寨虎头山下。

　　大寨座落在虎头山下一条山沟里。进山的入口处设了一个岗亭，有一老警察在值班。陪同我们的头头说，此人原是昔阳县公安局长，现在专门给陈永贵看门。老警察拦住了我们，不让进。

　　我上前向他说明，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慕名来拜访陈永贵，请放我们进去。谁知好话说了半天，老警察就是不放行，一会儿说陈永贵不在大寨，一会儿说陈永贵很忙，不见客，来看陈永贵的人太多了。看来，陈永贵的架子还真不小。当时他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昔阳县革委会主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委员，还未当副总理。

　　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看来还挺麻烦。

　　“冲进去！”朱军说。我忙制止了他。韩爱晶犹豫了一下，走到了老警察面前。

　　“老同志，我叫韩爱晶，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我同陈永贵同志是好朋友，我来看看他，你通报一下好吗？”韩活象一个小学生。

　　“什么？你就是韩爱晶？你怎么不早说？”老警察一惊，马上说：“好好好，我马上同陈永贵同志联系一下。”

　　老警察进了岗亭打电话，我们会心地笑了。陪同的当地造反派头头一听是韩爱晶，欣喜若狂，立即握住韩爱晶的手向长向短。

　　老警察打完电话，出来点头哈腰地笑着说：“陈永贵同志请你们去。”

　　我们告别了老警察。陪同的当地造反派头头认识陈永贵家，把我们带到了一排整齐的窑洞前。

　　陈永贵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同我们一一握手，把我们让进了窑洞。里面挺宽畅也很干净，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包饺子。

　　“这是我老伴。”陈永贵介绍说。后来才听说，陈永贵的老妻去世了，这个女人是后娶的。

　　陈永贵还是那付标准形象，头上缠着白毛巾，瘦瘦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仿佛虎头山上的山沟沟。

　　在这间举世闻名、接待过许多外国元首和中央领导人的窑洞里，韩爱晶和陈永贵聊了起来。

　　陈永贵询问了北京和中央的一些情况，又向韩爱晶介绍山西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发了许多牢骚，并大骂谢振华，说谢振华支持一帮人整他，要砍倒大寨这面红旗。韩爱晶劝陈永贵姿态高一点，同谢振华握手言欢，团结起来，山西的事就好办了。陈永贵一听就火了：“什么？我同他握手言欢？他和张日清要把我打成汉奸，说我给鬼子干过事，到中央告我的状，整了我许多黑材料，要致我于死地。我与他不共戴天，没法联合。”陈永贵的话吓了我一跳。

　　“谢振华不是救过你的命吗？”韩爱晶那壶不开提那壶。

　　“那是周总理命令他救的，他不救也得救。他一边救我，一边喊打倒我。”陈永贵的话把我们都逗乐了。

　　韩爱晶建议陈永贵去趟北京，找江青同志谈谈，给主席写封信，把有些事向主席说清楚，主席会保他的。他捡陈永贵爱听的话大声地说道：“陈永贵同志，你放心吧，你这面红旗谁也砍不倒，除非你自己倒下。毛主席需要你，你是八亿农民的代表，谢振华不懂政治，他不该整你。”

　　陈永贵十分高兴，要留我们吃饺子。

　　“我这里从来不摆宴席，条件不好，谁来了都是吃饺子。”陈永贵笑着说。

　　人太多，我们不好意思留下吃饭，便起身告辞。陈永贵送我们到了山下，我们请他回去了，然后登上了虎头山。

　　在夕阳照耀下，山上的梯田一层一层的，十分壮观。山顶有一个很大的储水池，是接雨水用的，大寨的条件确实很艰苦。

　　韩爱晶建议在虎头山上留个影纪念。朱军、尹聚平、段孔莹和韩爱晶站在虎头山顶上，韩爱晶披着一件军大衣，伸出右臂，指着前方笑着说：“看，象不象毛主席？”众人扑嗤一声笑了，我把这个镜头拍了下来。

　　“就你那瘦猴样，还象毛主席？象刁德一还差不多。怪不得人家说你是野心家、阴谋家。”段孔莹等人说。

　　韩爱晶正在兴头上，不以为然：“野心家怎么啦？古今中外搞政治的人，哪个不是野心家？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士兵，不想当皇帝的不是好百姓，就看你一心为公还是一心为私。你问问陈永贵，他想不想当皇帝？中国人就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口是心非！”

　　返回阳泉的路上，陪同我们的当地造反派头头讲了陈永贵的一些情况。有人揭发陈永贵当过维持会长，给鬼子干过事，当过汉奸。对立派抓住这一点要治陈永贵于死地，但陈永贵说干维持会长是上级同意的，有当时八路军首长的证明。当时为了应付鬼子，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人出面同鬼子周旋。陈永贵当年胆大心细，能说会道，人缘也好，是合适的人选。这件事解放后组织上有结论，没有任何问题。

　　原来如此。但这事挺玄乎，说你有问题就有问题。何况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事也就是陈永贵，放在其他人身上，不死也得脱层皮。

　　告别了阳泉的朋友们，我们乘火车去了太原。

　　太原古城，到处乱哄哄的，高音喇叭吵得人透不过气来。大街上，一队队的群众队伍正在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表。人们边行进边呼口号。只见每个人脖子上挂着一个偌大的镜框，里面是毛主席象。我们感觉很新鲜，在路边驻足观看。一会儿，又见一支队伍过来了，队伍里有许多老头老太太，也有小孩。随着一声吆喝，突然人们手舞足蹈起来，那动作又象扭秧歌，又象现代的迪斯科，十分滑稽可笑，我们看呆了。韩爱晶问：“这是干什么？”我说：“你连这都不知道？这叫忠字舞，东北大连都跳这个。”韩说：“难看死了，毛主席看了一定会生气的。”我拉了他一下，“小声点，别让人听见，把我们当坏人抓起来。”

　　太原大街上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有保陈永贵、刘格平的，有保张日清、谢振华的，各说各的理。我们在大街上胡乱转，观看风土人情。不知为什么，觉得老有两个年轻的军人远远地跟着我们，我们走到哪里，这二人就跟到哪里。我因身上有枪，也未在意。路边的小吃很多，我们肚子也饿了，便进了一家较干净的刀削面馆，找座位坐了下来。

　　我爱吃刀削面。北京西单附近的一家山西刀削面馆，我去吃过，味道不错。今天这可是正宗的山西刀削面。一口滚开的大锅前，一个胖厨师站在锅前足有两米远，头顶一块湿布，上面放着一块脸盆大的面团。两只手各拿一把刀，左右开弓，唰唰地在头顶上削着面团。只见那些大小长短差不多的面条子准确地落进两米外的大锅里。厨师一边削着面，一边谈笑风生。我看呆了，连声叫好。我们叫了几碗面和小菜，我又要了一杯杏花村老酒。

　　韩爱晶等人不喝酒，等着刀削面。我喝着酒，朱军要了一大碗山西老陈醋，陪我喝起来。

　　作为山东人，我以前对山西印象很好。据传说山东、山西原来是一家，后来杨二郎赶山，把太行山赶到了中间，把山东、山西分开了。我对山西的启蒙印象是美丽的，纯朴的，悲壮的。从杨家将的故事，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以及郭兰英的“白毛女”、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郭兰英那“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的美妙歌声，不知倾倒了多少男女老少，使我从小成了郭兰英的追星族。不料到山西后，看见的是一片荒山野岭，枯树野草，满目荒凉。城市里破旧脏乱，一片狼藉，与我心中的美好印象相距甚远。我借着酒兴，大发起感慨来。

　　“谁说山西好风光？骗人！山西这地方比我们山东差远了，我们山东有泰山，有大海，人杰地灵。”我的话惹得周围许多人看我。

　　韩爱晶笑着说：“你错了，山西是块宝地，是中国的煤都。这里也人杰地灵，许多中国人的祖宗都是山西的。关羽、杨家将、寇准、柳宗元、闫锡山、徐向前、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都是山西人。山西人特会作买卖，开钱庄，不过山西人特精，扣门，会算计。山西人特懒，一年不洗澡。”

　　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祖宗就是山西的，忙说“谁说山西人懒？山里农民一年不洗澡倒是真的，我老家的农民也是。北方太冷，缺水，不象你们江苏，渔米之乡。”

　　韩瞅了两个女同学一眼，狡黠地说：“山西姑娘长得漂亮，山西历史上出美人，也出妓女。”

　　两位女同学骂韩胡说八道。我接着说：“这倒不错。你们知道‘苏三起解’吧？那苏三就是山西有名的妓女，她是洪洞县的。那苏三绝对是美女，不过命太苦，十六岁就卖给了妓院，老鸨给她起了个艺名‘玉堂春’。那玉堂春第一天就被公子哥儿王金龙看中并包了下来。后来王金龙花光了银子，被鸨儿赶了出来，苏三也被卖给了财主王延林。那王延林的大老婆吃醋，想毒死苏三，结果毒死了王延林。大老婆嫁祸于苏三，苏三被判了死刑，押往太原会审。那解差老儿崇公道有一句名言，不知你们知不知道？”我上中学时，就看过京剧全本“玉堂春”，对剧情和唱腔倒背如流。韩爱晶等人对京剧不爱好。我继续说：“那几句念白是‘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我看山西的情况就难说，刘格平和陈永贵是一派，张日清和谢振华是一派，双方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很难说谁对谁错。”我一下子引到了现实。

　　“是呀！两派的斗争你死我活，势均力敌。中央支持刘格平、陈永贵他们，张日清的省军区和谢振华的609军不干，局势很难预料。”韩爱晶说。

　　“谢振华肯定要倒霉，光一顶砍大寨红旗的帽子就够他呛的。”朱军似乎有先见之明。

　　“苏三有一名言，叫做‘洪洞县里无好人’。要是现在，苏三非被洪洞县的人打死不可。其实，苏三当时骂的是贪官污吏。我看洪洞县是沾了苏三的光，才出了名。现在我怎么觉得全国变成洪洞县了，你骂我是坏人，我骂你是坏人。这样坏人是不是太多了，真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我说。

　　韩爱晶正要说什么，这时，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带着猪肉汤香味端了上来。我们停止了议论，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也可能太饿了的缘故，只觉得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登上了从太原到济南的火车。有两个似见未见过的解放军同志也跟着我们上了车，坐在我们附近，始终一言不发。记得这天正好是1968年元旦，车上人不多，服务员把水饺送到了每个乘客面前。

　　车上有几个赶回家过年的上山下乡“知青”，我们同他们聊了起来。“知青”们把我们当成了知音，向我们诉了许多苦，说他们如何如何困难。当地可耕地少，到处是荒山秃岭，老百姓生活很苦，有的连饭都吃不饱，有些老百姓并不欢迎他们。当地许多乡、村干部多吃多占，甚至欺压百姓。段孔莹、尹聚平等人受了感染，竟然跟着“知青”们反对起“上山下乡”来。列车上什么人都有，公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上山下乡”政策表示不满，是很危险的。我看事不好，只好劝这些“知青”们克服困难，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意义，并用我自己小时候在农村受的苦来“开导”他们，劝他们“不怕苦中苦，当好革命接班人”。韩爱晶在一旁听着直乐。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纯粹说了一堆“屁话”。

　　火车往东越过太行山，穿过了河北省，到达了山东德州。旁边的两个解放军同志下车走了。火车改往南行，向山东省会济南开去。

　　山西之行就这样结束了。由于未到晋东南、五台山等好地方，所以对山西留下了贫穷落后的印象。这是我唯一一次去山西，从此再也没有去过。

　　数小时后，火车过了黄河大桥，开进了济南车站。

　　“济南府，景致全，四面荷花三面柳，千棵芦苇万朵莲。北门里头北极庙，南门外头千佛山，大明湖里轻舟泛，最有名数趵突泉……”小时候的歌谣至今能背上几句。由于放假时皆路过济南，所以我对济南较熟，韩爱晶等人是第一次来济南。

　　文革高潮中的济南，同山西太原差不多，到处是人群，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乱哄哄的。道路狭窄，高楼不多，汽车也少，不很繁华。

　　第二天，韩爱晶他们去千佛山玩去了。我去了有名的“齐鲁大学”，见到了我小时候的老同学赵忠池。他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部队调干生，共产党员。他文革初是当然的铁杆保皇派，曾跟老校长等人一块挨斗。他因坚持“保皇”，顽固不化，被造反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学生们视为“小黑帮”，学校最大的学生走资派。他也拉了一派学生成立了“敢死敢埋战斗队”，同“主义兵”的“敢死队”对着干。“主义兵”扬言要整死他，他到北京串联时跑到北航找我躲了一阵。我劝他不要同造反派对立，他不听，一直是坚定的保守派头头。我今天来找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山东的文革情况，并同赵忠池探讨一下某些重大问题。

　　赵忠池对我的到来十分高兴，愿意同我聊聊。

　　赵忠池先问了一些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也介绍了山东的一些情况。他坦率地说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作法很不理解，很不赞成，尤其对王效禹在山东的所作所为不敢恭维。他不明白中央为什么要支持王效禹。

　　“你是有名的北航红旗头头，你们常见中央首长，你说，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采用这种搞法？”赵忠池不是草民，他是山大学生会主席，他当然知道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他要听听我的高见。

　　我说：“你出身好，当过兵，是共产党员，是学生会主席，水平比我高。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胜利后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是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当然是搞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工农兵掌握政权，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怎么，这点我们没有分歧吧？”赵忠池说。

　　“不，有分歧。不过不是你我的分歧，是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你看过《资本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吧！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等人分歧很大。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你看了吧？他认为资本家剥削有功，主张中国要补资本主义阶段的课，认为中国应当先搞资本主义，等经济高度发展了，才能搞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也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在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中国行不通。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共产党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多的革命先烈牺牲了。他刘少奇、邓小平也是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苏联战后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从贫穷落后的国家先搞起来而且能成功的，而赫鲁晓夫却认为应当先搞资本主义。他要改变苏联的所有制性质，复辟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刘少奇同赫鲁晓夫是一致的。而复辟了资本主义，一切都要变，共产党的地位也不可能保住，从执政党变成非法党或在野党，工农兵就不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重新伦为资本家的奴隶了。我认为毛主席对这一点已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掀起全国全民的防修反修浪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文化大革命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好形式。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首先就应当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把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整下去。不知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我坦白而诚恳地说。

　　“我也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赵忠池说，“但整刘少奇，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种形式呢？毛主席这么大的权威，开个中央会议免了刘少奇的职不就行了吗？何必这样大动干戈？现在全国大乱，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被打倒了，共产党的组织也都瘫痪了，国民经济也乱了套，毛主席这种作法我们很不理解。我们认为老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些人有缺点错误是可以改的，他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他们没有反毛主席。如今把他们全打倒了，有的斗死了，有的被逼自杀了，这不是不得人心吗？我们感到这种搞法是有问题的。”

　　“你讲的这些也对。不瞒你说，我也有同感，打倒的人太多了。我们北航红旗也不主张打倒一切，我们也保了许多老干部，有些喊打倒的也不一定真打倒。但任何一场大革命，总有主流支流问题，总要付出代价，总会有失误之处。光看支流，光看失误，以此否定革命，这是历来机会主义者的作法。列宁说，两个拳师对打，你能保证哪一拳应该打，哪一拳不该打吗？现在许多老干部已陆续解放了，我看最后打倒的干部没有几个。有些干部平时工作中有错误，有民愤，群众冲击一下我看没有什么不好。有些干部早已经蜕化变质，只顾自己享受，不管老百姓死活，这些人事实上就是走资派，群众造他们的反，我看没有错。毛主席说，当官就要有群众监督，没有群众监督，有些干部就会变质，就会贪污腐化，最后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那还叫什么共产党？建国以来，共产党变成了执政党，但许多干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思想准备，认为革命成功了，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不愿继续革命了，逐渐把老百姓忘了，这些人事实上就是民主派，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有的人脱化变质，欺压老百姓，打击迫害群众，群众没法监督他们，更不敢造他们的反，连提个意见就要打成反革命，这是很不正常的。毛主席认为，这些年来，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的政权事实上是被坏人把持着，光靠整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毛主席下决心搞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就是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党的黑暗面，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文革以来，毛主席给了人民群众‘四大’的权利，人民群众才敢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只有毛主席有这个魄力，敢于发动群众造反。天下大乱不可怕，大乱才能大治。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盛大节日，全国百分之九15以上的人民群众拥护文化大革命，这就很说明问题。对当权派，当然要具体分析，这里面有走资派，也有犯错误的好人。我们北航红旗也不同意把老干部都打成走资派，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还是占大多数嘛！就是走资派，我看也应当一分为二，也不见得全打倒嘛！但你工作中有错误，群众提提意见，写大字报‘炮轰’一下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最近主席说，走资派中也有好人，‘走资派’是一种错误，改了就好，不一定都打倒。这说明主席不想打倒太多的人。真金不怕火炼，当官的受受冲击有好处，其实我看文化革命最后打不倒几个人。”

　　“最后不说，现在这种搞法就够戗！那么多枪林弹雨过来的老干部整天低头弯腰挂牌子批斗，戴高帽子游街，这哪里是提提意见？设身处地地想想，寒心不寒心？要是我，我才不干呢！谁打了我，斗了我，我将来不把他们致于死地才怪呢？我是当兵的出身，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当官应当有当官的气量。群众运动嘛！毛主席说要正确对待。你没有错误，又不是当权派，群众是不会斗你的。”

　　“我是学生会主席，他们把我打成最大的学生走资派，斗的我可苦了。”

　　“派性。你可能也整过别人。我看你还是正确对待为好，冤家宜解不宜结。您对中央文革怎么看？”

　　“中央文革里全是文人，他们有理论有能量，但对有些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我们不敢恭维。把全国那么多人打成保守派，把几乎所有老干部打成走资派，把全国搞得这么乱，中央文革是有责任的，尤其是江青同志。再进一步的话我就不好说了，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嘛！”

　　“我纠正你一个问题，文革一开始，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出工作组首先把许多干部、群众打成了反革命。不知你们学校如何，我们北航就是如此，我们造反是逼上梁山。我们按照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示起来造反，可是你们总把造反派视为反革命。你们不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对走资派就知道保，这是事实吧！一个巴掌拍不响，全国大乱不是我们造反派的责任。我们认为，中央文革是党中央领导文革的合法机构，它代表党中央，也代表毛主席。我说的是大是大非问题。”

　　“这很难说，我认为有的能代表，有的不能代表，很难说。当初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的首长呢！”

　　“假如中央文革的言论和作法完全代表毛主席呢？”

　　“您这样认为吗？这事我不好说了，你不要引导我犯错误。”

　　“没有那个意思，今天没有外人，交流思想嘛！我很愿听听不同意见。你们是不是认为主席不该搞文化大革命？”

　　“可以搞，但不是这种搞法。要依靠各级党委，有组织地揭发批判坏人坏事。无组织无政府主义的搞法只能把全国搞乱。”

　　“你认为依靠各级党委领导能打倒刘少奇吗？有的党委要是被坏人把持着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的分歧了，相信不相信大多数干部、大多数党委是好的，还是全烂了？现在全国只听中央文革的，只听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这不是架空了吗？一个宝塔，光顶上金碧辉煌，下面全烂了，还能长久立得住吗？还叫宝塔吗？您说对不对？”

　　“有道理，基础不能烂，不能垮，你说得有道理。你对‘5。16通知’怎么看？”

　　“5。16通知中主席的话很严厉，说得很严重。对真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像主席说的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也造他们的反，我们不是什么都保，但要用事实说话，不能扑风捉影。我认为主席言重了，太悲观了，这话不该说。”

　　“没关系。‘5。16通知’是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动员令。我们造反派就是根据‘5。16通知’的精神起来造反的。我们认为毛主席的话不是危言纵听，中国的确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这点我不敢苟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根本就没有过资本主义阶段，谈何复辟？”

　　“没有资本主义阶段，所以刘少奇他们想走走试试。这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但我们认为中国的国情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一条死胡同。”

　　“刘少奇他们也是老共产党人，马列主义者。我就不信他们会复辟资本主义，让地主、资本家或新生的资产阶级上台，把国家财产和公有财产变成了私有财产，让社会财富集中在一少部分人手里，广大工人、农民重新伦为奴隶和长工，受压迫受剥削。你们所指的资本主义复辟我看可能就是这样吧！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广大共产党员、工农兵是不答应的，那时会造他们的反的。”

　　“我看难说。你们这些党员同志历来听上面的，听领导的话。到时候下个中央文件，就把你们束缚住了。况且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不可能那么傻，一夜之间让共产党员、工人、农民人头落地，宣布自己要复辟资本主义。不可能那样赤裸裸地搞，很可能要一步步地搞，甚至先让你得到一些好处，尝到一些甜头，最后脑袋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

　　“这是绝不可能的。我们这些保皇派不象你们理解的水平那么低，当然有人很糊涂，永远不敢造反的也有。草民百姓，不闻政治，逆来顺受的还是占多数。但我们很多人是读书看报的，有头有脑的，真造起反来，我们不比你们差。我们的组织就叫‘敢死敢埋’战斗队，你敢死，我敢埋！你要知道，真正打起仗来，不怕死的不是秀才们，还是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当过兵的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谈何容易？”

　　“那我要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搞资本主义呢？例如毛主席百年之后，有人可能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或社会主义的招牌搞资本主义，那时候怎么办？”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恐怕你我都说不太清楚，多年以来许多大人物也一直争论不休。但它的基本理论我们还是知道的。我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老百姓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就是马克思说的物质是基础，物质第一。僵化、教条、极左的东西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也是违背民意的。这些东西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大旗我看将来不打也罢。社会和组成社会的元素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首先应当是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最后必然要导致政党和主义的消亡。将来的事情要让历史和事实说话，假设是不行的。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天然的合理性。这正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女人要生孩子一样，没有办法阻止。历史不能假设，只能到时候再说。如果对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有好处的事，老百姓自然会拥护的，叫什么主义那是文字游戏，或者说无关紧要。否则，让老百姓吃不饱肚子，你叫共产主义也是白搭。现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穷，资本主义国家富，这是个现实问题。人家忙于建设，发展经济、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我们忙于革命，忙于夺权，忙于武斗，这怎么行？我是学外语的，外国的事知道的多些。我们现在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同西方世界差距很大。当然基础不一样，但日本、西德是‘二战’战败国，基本上是重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看《资本论》时，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即资本积累阶段地分析和批判十分正确和尖锐，但受历史的局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前途和预言就很难说了。资本主义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其中它会不断完善的。它的经济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涨船高，你让它怎样灭亡？而我们搞社会主义，只讲革命，不发展经济怎么行？难道贫穷落后就是社会主义？如果说我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搞到天堂里去了，超过了美国，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我看这正是马列老祖宗和老百姓所希望的。你骂我是资本主义，那是你的事，历史和人民群众认可就行。”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很有道理。看来你对资本主义很有研究，也很欣赏。不过起码目前看来，我认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没有过时。不但不过时，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真理。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剥削、压榨工人血汗和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历来是骗人的鬼话，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多种因素，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功劳。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历史上的八国联军和现在的美国，没有一个不是靠掠夺和侵略别人发家的。英国佬和美国佬是靠战争，靠贩卖鸦片和黑奴发了大财，将来他们还会继续掠夺和侵略别人。‘为富不仁’，历来如此。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垂死阶段，会以十倍的疯狂横行霸道，与全世界人民为敌，这是他的本质决定的。千百年来，许多国家在长期的生产力低下和生产资料匮乏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财富--包括土地、矿山一直控制在一小撮人手中，大多数人在贫穷和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所以马克思才号召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从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建立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受教育，人人政治上平等。世界各国的情况不同，社会主义也不一定统一模式。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口太多，按照人均占有量来说，资源并不丰富。因此在中国，社会财富不允许少数人占领，必须由国家控制，用于社会发展和公共福利。资本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不是空话。共产党人为了这个目标，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奋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要背叛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呢？你刚才讲的资本主义国家富，社会主义国家穷，这是事实，但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是暂时的。你总不能让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和十八岁的小伙子去比试跳高吧！”

　　“但是，不发展生产，只搞革命，社会主义国家永远要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到时候谁战胜谁、谁吃掉谁就很难说了。”

　　“对！看来革命和经济必须同时抓，中央反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既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又要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相信主席会掌握好这一点的。资本主义不符和中国国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无数革命先驱和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真理。要想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铲除党内孳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打倒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毛主席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于社会主义什么时候赶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到来，我的看法还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很可能要在世界上长期共存，互相竞争，最后谁胜谁负的确还很难说。不过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不是你我能说清楚的。现在我们只能听主席的，中国的事只能靠毛泽东思想办事。我看主席并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文革以来，我们的关键地方都没有停嘛！原子弹、氢弹照样爆炸，卫星照样上天，长江大桥照样建，大部分工厂没有停工嘛！不过主席首先要解决领导核心的权力问题，即国家将来的前途命运问题。我认为主席发动文革出发点是对的，是要把全党全国人民锻炼一下，以便将来保证不出修正主义，不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根本，是大局。至于文化革命的负面，阴暗面，我看也有。有些失控，影响了正常秩序和生产，打倒的人太多了，许多人可能受了冤枉，甚至死了一些人，但这是暂时的，是支流。有些人专门夸大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把一说成十，把十说成百，说什么全国完蛋了，生产全瘫痪了，老干部全打倒了。这是走资派丢了手中的权后仇恨文革，以生产压革命的惯用手法。我们刚从山西过来，那里的工厂、矿山工人照样干，根本没有瘫痪，当然影响还是有一些的。越是造反派掌了权的单位，没有武斗，生产搞的越好。所以林副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任何一场大革命，没有一点损失是不可能的，代价是应当的，是正常的。生个孩子还要痛半天呢！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有分歧，我看这很正常，不是一时能统一的，多少年后也会有分歧。历史的实践会检验一切，历史学家会有定论的。我们造反派既上了文革这条船，只能听毛主席的。现在全国许多地方两派大战，武斗成风，是有点乱。这点，我也很困惑。乱是谁引起的？这要让事实说话。造反派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有什么错？你们保守派和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视为反革命，又打又抓，甚至开枪杀人，象青海军区和内蒙古军区那样，造反派不能等死吧！‘武汉事件’你也知道，陈再道把那么多工人、学生打成反革命，支持‘百万雄师’大打出手，造反派能不反抗吗？一个巴掌拍不响，天下大乱难道光怨造反派吗？我真的不明白，那么多军区的老将军和老党员、老干部、老工人对毛主席不能说不忠，对资本主义不可能不恨，但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就是不理解呢？现在全国的形势的确很乱，国内怀疑和抵制文革的人--包括你们这些人，当然主要是军队的人，你们的力量很强大。我看‘文革’就象太平洋里的一条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看不到大陆，随时有沉没的危险，我有些悲观。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听伟大舵手的。”

　　“不对吧！这话从你们造反派嘴里说出来，我很吃惊。天下大乱不怨你们造反派怨谁？怨我们保守派？你们一造反就不分青红皂白，把老干部都打倒，骂我们是保皇狗，我们才骂你们是反革命。至于有的军区抓人、打人甚至开枪杀人，那当然不对，但谁让你们造反派冲击军区呢？我当过兵，如果我在站岗，谁冲击我我就开枪打死他，不但无罪，还要立功。至于你说文革象是大海里的一条小船，这话很形象。你说的对，船在大海里航行，靠的是舵手。但你也不要忘了，大海能载舟，也能覆舟。任何舵手都要尊重天气的规律和大海的脾气，如果碰上十二级台风，再好的舵手也很难说。如果他在驾船的时候失误，那就非翻船不可！不过你们是不是太悲观了。我们‘保皇派’也紧跟毛主席，想念毛主席。我们不是文革航船下面的暗礁和逆流。其他组织和势力不好说，我们保守派群众组织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倾覆文革这条船，但我认为主席这个伟大舵手不能失误。我不认为文革是太平洋里的一条小船或独木舟，我认为是一艘探险的巡洋舰，伟大领袖驾驶着它想去发现未知的新大陆。这个新大陆不知在哪里倒是真的，但巡洋舰是沉不了的，大不了在海里转几圈再返航，不会沉没的。”

　　“好，你讲得好，太好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看来是一致的。我认为，通过文化大革命，让全国人民在惊涛骇浪中锻炼锻炼，提高反修防修的意识，这对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大有好处。如果失败了，就算是交学费吧！”

　　“不过这个学费可能交的太大了，恐怕是倾家荡产交学费吧！”

　　“对这个问题我们肯定有分歧。站的位置和角度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了，毛主席总是站在山顶上看问题，高瞻远瞩，这就是他老人家的伟大之处。”

　　“你这话我不敢恭维。毛主席高瞻远瞩，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毛主席也应当是最脚踏实地、最实事求是的。只有国际共运史上的乌托帮分子和中国革命初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才空穴来风，盲目蛮干，脱离实际，心血来潮，忘乎所以，最后导致革命的失败。”

　　“你讲话很有水平！你的思想比你的话更有水平。”

　　“不敢不敢。你不是说交流思想吗？我今天许多话已经很玄乎了。用你们造反派的话说就是铁杆保皇派，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我不怕，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可耻的。”

　　“象你这样的保守派头头不多。有些人是浅薄地，愚昧地保守，这种人从监狱里提出个杀人犯任命为他的领导，他也立即保，决不敢提半点意见，而你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对文革有看法，是有理论有思想的高水平的保守派。我们造反派就喜欢你这们种人，很愿交你们这种朋友。观点看法不一致不要紧，我们的出发点都是无私的，都是为党为国的，这就够了。请你讲讲山东的情况好吗？”

　　“我们山东出了个王效禹，山东的问题主要在他身上。但是我认为，只要上面的政策不变，没有王效禹，还会出个李效禹、张效禹。”

　　“王效禹这个人究竟有什么问题？”

　　“抛开造反本身不说，王效禹这个人的品质极坏。在青岛，他把一手提拔他起来的市委书记张敬涛差点整死。他到济南夺了省里大权后受到了中央的支持，号称“六个第一”：省革委会第一主任，济南部队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另外他还兼着青岛市的三个“第一”，成了山东的“太上皇”。可他带头反对济南部队的老干部，亲自指挥武斗，出门带一帮打手保镖，从不用军区的警卫。山东的老干部被他整得很惨，许多人迟迟不解放。王效禹在山东干的坏事太多了，无人不骂，他重用的造反派头头全不是好东西。你听说现在流传山东的顺口溜了吧？”

　　“我听说了。是不是那段‘山东大地鱼鳞坑，黄河岸边铁壶声，大明湖畔炸油条，栈桥边上卖花生’？全是骂王效愚和造反派的？”（注：王效愚脸上不光滑，外号王大麻子。济南的造反派头头韩某某焊过铁壶，卖过油条。青岛的造反派头头杨某某贩卖过花生。）

　　“对！你还行，记得还挺准！”赵忠池说。

　　“你们这就不对了。你们这是站在走资派和地主、资本家立场上咒骂劳动人民。焊铁壶的、炸油条、卖花生的都是劳动人民。你们可以骂他们干了什么坏事，但不能侮辱劳动人民。”

　　“对！我们是有派性。”

　　“杨德志同王效禹关系怎样？”

　　“要不是中央支持王效禹，杨德志早把他抓起来了。”

　　“听说某某军支持王效禹。”

　　“那也是表面现象。军长、政委们迫于上面的压力，应付差事而已。从理论到实践，绝大部分当兵的对文革不理解，谈何支持？但林副主席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如此而已。”

　　……

　　我同赵忠池聊了很久，议论了很多问题。因为事过多年，记忆不可能全部准确。经回忆整理加工，主要内容大致如此。

　　想不到当年谈话的许多内容，成了多年之后的“焦点访谈”。

　　告别了赵忠池，出了山大，我到千佛山下找到了韩爱晶他们，介绍了同赵忠池谈话的有关情况。大家又到大街上看了看大字报。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来到了青岛。

　　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尽管也处在文化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多了几分喧闹，但仍不失她的美丽与妩媚。那一幢幢具有欧式建筑风格的红楼，那海滨大道两旁郁郁葱葱的绿树，那浪花飞舞、令人心醉的碧海，那洁净透明、镶嵌着朵朵白云的蓝天是青岛特有的风景；那独具一格的栈桥象一条玉带伸向海中，托起了玲珑庄重的廻栏阁；那风景如画的汇泉湾象半轮明月，拥抱着大海；碧兰的海水在阳光下泛着银光，不停地拍打着金色的沙滩，仿佛顽皮的婴儿抚摸着母亲的胸膛；一群群白色的海鸥在海面上追逐、盘旋着，不时发出欢快的叫声，那是为自由而歌唱……

　　第一次见到大海的韩爱晶等人高兴得不亦乐乎。朱军、尹聚平、段孔莹跑到刚退下潮水的海滩礁石上捡起了小螃蟹和贝壳。我和韩爱晶站在岸边护栏前，面对大海，遥望着远方的舰船逐渐消失在海平面下。

　　“对面是哪儿？”韩指着前方茫茫大海问道。

　　“正前方是南朝鲜，很近。山东人很多人家有亲友在那里，但还是去台湾的多，我们村就有好几个去了台湾。”我告诉韩。

　　韩呆呆地望着大海，不说话，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半天，他突然说：“山东真是个好地方，有高山，有大海。不过将来很难说，弄好了是中国的第二个上海，弄不好就是战场，若打起仗来，这里就是前线。中国要想真正强大，必须进军海洋。我们的海军力量恐怕不行，只守不攻，不是好办法。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知怎么考虑的。”

　　“没有钱呀！你知道造艘航空母舰要多少钱？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少不了。”我说。

　　“不对！”韩爱晶又同我争论起来，“中国有钱，关键是指导思想不对，钱化得不是地方。相当年郑和下西洋，开着船队周游世界，多厉害！清朝的北洋水师也很厉害，可惜出了个卖国贼李鸿章，加上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了颐和园，结果败在了倭寇手里，从此中国的海军再也没有翻过身，总是被动挨打。中国的海岸线这样长，不发展海军怎么行？只有控制了海洋，国家才能强大，闭关锁国，光靠几亩地过日子不是好办法。”

　　“你这不是埋怨毛主席和中央吗？你当主席好了，或者当海军司令。”我嘲笑起韩爱晶来。

　　“我当不了主席，也当不了海军司令，但将来中央主席和海军司令要从我们这一代人中产生。现在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是农民出身，把土地看得比海洋重要，这是事实。我的意见没有错，我会向毛主席和中央建议的，我相信主席和中央会考虑我的建议的。”韩爱晶一本正经地说。作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作为毛主席、周总理十分喜欢的年轻人，韩爱晶的话不是吹牛。

　　提起海军，我忽然想起当海军的高中同学讲的一件事，便说：“我们防御力量也有漏洞，前不久蒋介石从公海派来一名特务，乘小汽艇进了我们的内海刺探情报，就是从前面进来的。那天雾很大，我们三艘巡逻艇包围了目标，我同学就在第一艘艇上摄影。谁知三艘巡逻艇互相争功，没有配合好，让敌人趁着大雾从眼皮底下逃走了。蒋匪军为此大吹大擂，说中共海军不堪一击。后来三个艇长全撤了职，听说军委叶老帅都拍了桌子。”

　　“看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应当尽快发展生产，精简陆军，发展海军、空军和导弹部队，建立海上钢铁长城。要那么多陆军干什么？净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中国的军队文化水平太低，特别是陆军，几乎全是贫苦农民子弟。你发现没有，文革中支持保守派的几乎全是陆军，海军和空军就差一些。将来打仗，首先是在海上和空中打，主要靠海军和空军，靠军舰、飞机、导弹和重武器。不能把敌人请到家里来打，那样损失太大。我们是学航空的，连这点都不懂还行？”韩爱晶脑袋常常忽南忽北，摸不着边际，让人捉摸不定。今天仿佛忧国忧民，又好象杞人忧天，鬼晓得他脑子里究竟想什么！

　　在海边玩了一阵，我们一行五人从栈桥走进了中山路。我指着前面一个大桥洞对众人说：“前面就叫大窑沟，再往前就是六号码头。我父亲当年就在这里拉过纤，干过苦力。要不是“九.一八”后回了老家，我就是正宗青岛人了。”望着父亲小时候流过血汗的地方，我的心里十分感慨。

　　看了看青岛的市容，我领着韩爱晶等人来到了姐姐家。姐姐在济南中专毕业后分到了青岛电台工作，早已成了家，姐夫在北海舰队工作。这天是星期天，姐姐、姐夫用海鲜热情地招待我们。

　　姐姐、姐夫也是铁杆“保皇派”，反王效禹观点的。姐夫慷慨激昂地向我们讲了青岛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讲了王效禹的许多情况，把青岛的造反派臭骂了一顿。他说青岛的一个造反派头头曾经投机倒把，在栈桥边上倒卖过花生。我们一听都笑了。

　　姐夫知道我是造反派，但他认为学生造反派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不一样。他不知道对面坐的就是“五大领袖”韩爱晶。我把韩爱晶向姐姐、姐夫作了介绍。姐夫笑着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不知你大驾光临。我骂王效禹的这些话，你千万别计较。我们是保皇派，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跟不上形势，请多指教。”

　　韩爱晶诚恳地说：“不，我们不支持王效禹，您讲的这些情况很好，我很受启发，有些情况我回去后要向中央首长汇报。”

　　回到旅馆后，韩爱晶同我们回顾了山西山东之行的情况，他对王效禹现象十分不解。他自言自语地说：“陈永贵反军，王效禹也反军。陈永贵好说，有毛主席撑腰，倒不了，但王效禹就难说。为什么造反派掌权就是不稳？难道真像‘4.14’说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吗？”韩爱晶陷入了沉思。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天天喊这个口号，可就是干起事来忘了。毛主席有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支持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林副主席管枪杆子，周总理手里有一大批老干部。陈永贵、王效禹和我们都不懂这个道理，随便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区，得罪了军界和地方上许多老干部，那政权能稳吗？”

　　“戴维堤说得对，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以前我们批斗彭德怀，炮打徐向前，在外地支持造反派冲军区，真是大错而特错了，我真该死。看来，要想政权稳固，没有军队支持不行，没有有权威的老干部不行。回去以后，马上解放周天行。”

　　回到北京以后，韩爱晶让我写了一份“关于山西、山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上交了中央文革和周总理。报告是有倾向性的，对当地反军的造反派十分不利。这份报告后来起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

　　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由于在大寨暴露了身份，我们在山西的所有活动、行踪都被山西军区派人跟踪并报告了北京军区和中央。怪不得在太原大街上和火车上似乎有人跟踪，亏我们没干什么出格的事。这是谢富治后来告诉韩爱晶的。

北航周天行问题

　　听说韩爱晶要解放周天行，我十分高兴，因为我一直是支持北航红旗内“6。19”观点的，而“6。19”是保周天行的。

　　1967年底，北航红旗内部出现了一个“6。19”观点派，有头头，也有群众。他们主张解放原党委副书记周天行，同韩爱晶、井岗山、王恒等主要头头产生了严重分歧。其代表人物是革委会副主任仇北秦、常委田 东和一些革委会委员，号称北航红旗的“鸽派”。我个人尽管是北航红旗的“鹰”派人物，但听“刘天章连”（专案组）的人说，周天行没有查出什么叛徒、特务问题。因此我也倾向“6。19”观点，主张尽快解放周天行。当时围绕周天行问题，全院展开了大争论。北航红旗内“6。19”派对韩爱晶等主要头头严重不满，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派势力，并得到了北航院内反对北航红旗的干部群众的支持，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由于“北航红旗”这块牌子太宝贵，大家都很珍惜，加上仇北秦、田东都是“北航红旗”的元老，同韩爱晶、井岗山等人没有其它分歧和矛盾，对外观点一致，所以北航红旗内部的“6。19”派没有象清华“4.14”那样形成对立派组织，韩爱晶始终控制着北航局势。这里面，由于我个人文革初期的特除身份，同韩爱晶、井岗山和仇北秦、田东等头头们私交都很好，加上我基本上控制着北航的宣传、组织、专政大权，所以北航红旗始终铁板一快，没有分裂，这是历史的事实。

　　于是，我又将了韩爱晶一军：“你敢不敢把孔令华也请进革委会，当第一副主任？”

　　“我早有这个打算。若孔令华肯出山，我把革委会主任让给他。只怕孔令华不愿干，另外，江青那里恐怕通不过。”韩爱晶说的是实话，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

　　韩没有食言，他很快召开了常委会，决定解放周天行。

　　周天行是北航党委第一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北航的实力派干部，政治部上上下下都是周天行的人。有人说周天行是北航邓小平式的人物，这话有道理。当时原党委一把手王恒已被结合为革委会副主任，但不知为什么，威信一直不高。周天行文革初被工作组打倒后一直未解放，这次看来韩爱晶是下决心要解放他了。

　　韩爱晶又让我调阅了周天行的档案，周的档案里没有问题。韩又找专管干部专案的“刘天章连”审阅了周天行的所有专案材料，排除了周天行的叛徒、特务问题。于是，韩爱晶让人把周天行从“牛棚”领到了我的办公室。因我的办公室有内外间，没人干扰。韩爱晶和周天行进行了面对面的谈话，在场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当时十分高兴，因为若周天行被解放，我也有一份功劳。

　　然而遗憾的是，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周天行最后没有得到解放。

　　原因有二，一是常委中某些人（包括已解放的某些老干部）坚决不同意解放周天行。他们认为周天行是北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态度不好，暂不能解放。说起北航革委会中的某些老干部，真是令人不敢恭维，他们有人专给韩爱晶帮倒忙；二是周天行当时抵触情绪较大，拒不认错和检查，对文化革命怨气十足，对自己被打倒耿耿于怀，态度连邓小平都不如。据韩爱晶说，周天行不给他台阶，他骑虎难下，左右为难，最后决定暂缓解放周天行。这一缓，又是一年多，周天行又受了许多迫害。直到韩爱晶下台，工、军宣队掌权后很久，才解放了周天行。

　　韩爱晶们没有及时解放周天行，后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周天行同志被解放以后，重用了一批对北航红旗恨之入骨的干部搞清查“5。16”运动。由于北航的学生们除少数高干子弟外绝大多数都是北航红旗的成员，大批学生们倒了霉。北航把许多真真假假的所谓“5。16”罪行材料向全国各地大量推销，致使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大批北航学生一个个被打成“5。16”分子和“三种人”。有的被关了很久，整得神经失常；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有的一辈子不得翻身，付出了终生的代价。包括我这个主张解放周天行的人也没有幸免，许多被审查多年证明没有任何问题的学生也被耽误了前程。作为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们，这样大规模地整自己的学生，古今中外，实属罕见，伤透了大批北航学子们的心。据我所知，在抓“5。16”运动中，北航是北京高校中整自己的学生最厉害的。如果说北航红旗对周天行等老干部的隔离审查是打击迫害，那周天行等人上台后对大批北航学生无中生有地栽赃陷害、关押审查也不是什么革命行动。本来，文革中北航红旗韩爱晶们是欠了周天行等老干部们债的，这样一搞，你打过我一拳，我就踢断你的腿。若从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说，究竟谁欠谁的帐？就很难说了。

　　笔者饶舌。事过多年之后的中共十六大时，北京许多主要大学都有毕业生（大部是文革中的老五届）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甚至常委之列，而赫赫有名的北航却名落孙山。唯有笔者的同班同学张玉台（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二炮司令员杨国良、辽宁省省长张国光等三人当了中央委员。（注：张国光后调湖北省省长。2004年被开除党籍并“双规”，后因受贿约50万元被判刑11年。）个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北航当年某些领导人不愿意自己的学生将来有“出息”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恩怨总有了结时

　　同韩爱晶等人去山东的时候，因人多未回老家看看，但我一直记挂着李青君。听说家中也很乱，不知她现在如何，很久未收到她的信了。

　　一架天平，一头放了重重的砝码，这就是李青君；另一头悬空着，保持着静态的平衡。但愿悬空的一头再悬空一年，我就大学毕业了，一切将顺理成章。

　　然而天平很快就发生了倾斜，平衡被破坏了。

　　1967年冬天寒假回家的时候，李青君告诉我，单位里有些男人真坏。有人喜欢她，调戏她。我不以为然，我相信我的村姑。但是，我的心里总感到不踏实。春节以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返回了北京。

　　1968年春的一天，韩爱晶交给我一封信，是李青君的来信，信已开了口。韩笑着说，信送来就这样，我看过了。不等我发火，韩先下手为强：“好哇戴维堤，你干的好事！我要处分你，你同尹聚平什么关系？”

　　韩爱晶对尹聚平很敬重也很器重，否则就不会派尹聚平去中央代表团了。就在前不久，韩还让我和尹聚平等人陪他秘密去了一趟山西、山东。韩一直拿我和尹聚平开玩笑。在他眼里，仿佛我和尹已是恋人，尽管我俩皆否认，当时确实不存在恋爱关系，但韩不相信。今天，韩看了李青君给我的来信，方知我在老家早有女朋友，他很吃惊和不满。

　　“你老家已有女朋友，还同尹聚平好，这不是脚踏两只船，害人害己吗？将来两人打起来怎么办？”

　　于是我把同李青君的所有情况告诉了韩。关于尹聚平，我坚决否认是恋爱关系，从未谈过个人的事，同尹聚平是战友而不是朋友关系，并让韩千万不要告诉尹聚平关于李青君的事。

　　韩说：“你不要自欺欺人。你自己的事，我不管，但据我看，你那个乡妹子尽管可敬可爱，但同你不一定合适。这么多年不在一起，事情是会发展变化的。尹聚平可是好样的，好多人都在追她，你知道吗？”

　　我不再理韩，迅速打开了李青君的信。

　　李在信里除了例行的问寒问暖外，还提到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我心里很乱。我突然觉得，在尹聚平和李青君之间，我似乎到了该作出决断的时候了。

　　我立即把韩爱晶等几个主要头头请到我的办公室，向他们讲了我和李青君的有关情况。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我心太软。“想不到你戴维堤砍头都不怕的主儿，却这样儿女情长，这有什么难的？快刀斩乱麻，吹了算了。”

　　韩爱晶却说：“你们不了解戴维堤。你们只知道他是保卫部长，是个粗人。其实他粗中有细，是个很内秀、很重感情的人。冰冻三尺，非1日之寒，1日夫妻百日恩，何况恋爱了五年了。我看，这件事还要戴维堤自己拿主意。”

　　我痛苦之极，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几年以来，虽然我和李青君天各一方，相见时短别时长，但我始终想着她，恋着她，只等毕业后结婚，从未有过一丝杂念和动摇。尽管文革以来同尹聚平接触较多，对她很感激，不可能有什么反感。但由于家庭方面的差距和对李青君的情义，我已经果断而理智地割断了那缕飘渺的情丝。五年多来，我自认为对得起李青君，但是，随着时光的流失，不知不觉的变化事实上已经发生。面对文革以来始终支持我并跟着挨了整的尹聚平，若把她从心里彻底一脚踢开，似乎也并非易事。如今，面对两个都很优秀的姑娘，我左右为难，实在不知该怎么办好。

　　有时我自己也怀疑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解刨自己是非常痛苦的，但事到如今，我必须勇敢地拿起这把锋利的手术刀。进京以后，尤其是文革以来，我仿佛进入了天堂，开阔了眼界，大世界、大场面见得多了，周围充满了太多的阳光、鲜花和诱惑。沂蒙山下的苦孩子早已变成了“天之骄子”，我似乎已经不是昔日那个单纯朴实的农村小伙子了。我最终没有战胜那太多的诱惑，我最终还是一个庸俗的凡夫俗子，我最终抛弃了自幼推崇的仁义道德，自己跳进了不仁不义的深渊。我痛苦地想了很多很多，终于，我的天平发生了倾斜。我给李青君去了一封信，说我很痛苦，我说我很快就要毕业了，很可能分配到西北导弹基地去，那里与世隔绝，政审很严格，不允许从社会上找女朋友，请她作好思想准备。

　　李青君很快就来了信，她没有怨恨，没有愤怒，甚至不想解释，只简单地埋怨了几句，表明不愿再拖累我。

　　我不明白，这时李为什么不亲自跑到北京来与我大吵一顿，消除误会。那样结局或许会发生变化。不久，她的一位亲友突然来京开会，到学校来看望我。我明白他的来意，以礼相待。寒喧了几句后，因体育馆有一个大会需要我去讲几句话，我让同学陪着他。不一会儿，我就回来了，可是，同学说，客人有急事回去了……

　　不久，李青君来了一信，把我痛骂了一顿。

　　就这样，我同李青君保持了五年多的恋情划上了句号。这是1968年春天，离我大学毕业还有半年多的时候。

　　古今中外，只道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我和李青君之间最终却上演了悲剧，而悲剧的导演和演员正是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虽然热恋很久的恋人甚至多年的夫妻分道扬镳者大有人在，但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尽管我有自己的苦衷。我的情况实在是太特殊了，特殊得似乎可以原谅，但我不想原谅自己。无论怎样说，是我伤害了那纯情的、美丽的村姑。

　　我同李青君的缘分看来是到头了。我丢失了“宝玉”，我的灾难也很快降临了。

　　历史无情地翻过了痛苦的一页。多少年之后，从老同学们口里，我才知道，李青君同我分手或者说被我抛弃之后遭受了几乎灭顶之灾。她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变心，在她万分痛苦的时候，她的母亲去世，她本人也得了重病，危在旦夕，不知她是怎样大难不死，熬了过来。后来，她伤心之极，发誓不再嫁人，整天埋头工作。一直到308岁，她已被提拔为副县级干部，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劝说下，才嫁给了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成了当地第一夫人。

　　我在家乡背上了“陈世美”的“美”名，我成了“聂赫留道夫”式的伪君子，我无话可说，承担了一切责任。是我辜负了她，是我伤害了她，是我没有福气，把美玉当成了石头，悔之晚矣。

　　我终生受着良心的谴责，我至今走不出当年的阴影。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若当时李青君跑到北航来同我大吵大闹一场，取消误会，很可能结局不是这样。这点，我决不是自欺欺人，因为当时同尹聚平确实还没有正式建立恋爱关系。如果尹聚平当时知道了李青君的事，她是决不会走进我的生活中来的。

　　可能真正应验了那句名言，“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以及后来成了我妻子的尹聚平受到了命运的无情惩罚。这种惩罚的残酷和时间之长足以同李青君所受的苦难“媲美”。

　　从1968年春节至今，转眼已过去了30多年，岁月的年轮已把我变得面目皆非。30多年来，我再也没脸见到那昔日的“村姑”。

　　1968年夏天，尹聚平把几封男同学的求爱信扔给了我。从此，我俩才确定了恋爱关系。当我把李青君的有关情况全部告诉尹聚平时，尹直埋怨我为什么不早说。她本是无辜的，但无形中背上了黑锅，她发誓一定要见一见可怜、可敬的李青君。

　　90年代初的某一天，受尽磨难九死一生的尹聚平借出差之机路过W市，她瞒着我和所有的亲友，独自敲开了李青君家的大门。世界上两个最好的、最伟大的、最高尚的女性（当然是对我来说）象久别重逢的姐妹一样见面了，没有丝毫的责备和埋怨，只有深深的理解和良好的祝福。

　　李青君金口玉言：“戴维堤是个好人，我不恨他。他是个孤儿，从小很苦，有你照顾他，我就放心了。让他戒烟戒酒，保重身体，好好工作，对得起党和死去的亲人。”

　　我感激涕零，我诚徨诚恐，我无地自容。我至今未戒除烟酒，写本书的时候，我抽进的香烟和流出的眼泪一样多。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当面向李青君谢罪，哪怕下跪也行。因为我确实有愧于她，哪怕我有千万条理由。

　　愿时间老人淡化人世间的一切恩恩怨怨，逝者如斯夫！我借此书向李青君女士再次表示诚挚的歉意、感激和问候。祝她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并原谅我这个已被命运惩罚得遍体鳞伤的“大坏蛋”和“无耻小人”。

　　鸟之将死 ，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然我写此书时心脏病已很严重，但估计暂时还死不了。我始终认为，时间可以淡化一切，任何恩怨总有了结的时候，如其带进坟墓，不如趁有生之年展示出来以警戒后人。

　　写完了李青君的故事，笔者感慨万千。公正的读者会发现，我在本书中除了谴责自己并向李青君诚心地忏悔外，没有别的意思，更不可能再伤害任何人。

　　需要告慰读者的是，在2001年9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母校安丘一中90周年校庆大会上，在征得了对方的同意后，我终于见到了分别38年的李青君和她那位德高望重的丈夫。李青君几乎认不出面目皆非的我了，而我却仿佛又见到了昔日的村姑。李大大方方地同我握了手，并询问了尹聚平和孩子们的有关情况。在老同学们欢聚的宴会上，我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端起酒杯，衷心地祝愿李青君夫妇生活幸福、愉快，身体健康、长寿。

北航“清队”自杀事件

　　书归正传。1968年初，伟大领袖发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号召。他老人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如果说前一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清理阶级队伍则不但对当权派，对普通干部、教职工和群众中的坏人和有问题的人也需要清理出来，免得他们兴风作浪，为国民党效劳。椐说这对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北航革委会成立后，全院上下基本“安定团结”，北航红旗一统天下，没有对立派组织。北航革委会在当时许多院校正进行武斗、连革委会也成立不了的情况下，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韩爱晶等人研究决定，成立了以革委会副主任井岗山和王恆（原党委书记）为首的清队“七人领导小组”和“第七办公室”，领导全院的清队运动。之所以叫“七办”，是取前苏联当年的“契卡”的谐音，这是韩爱晶的文字游戏。

　　作为革委会委员和组织保卫部长，我被列入“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但不管专案，只负责保卫工作和日常事务，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捣乱。

　　需要指出的是，“七人领导小组”主要由几个三结合老干部们主持日常工作。

　　清队工作一开始，就揪出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

　　教务部有几个教师，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常聚在一起议论朝政，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怨恨，当然谈话中免不了骂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之类的言论。后来，其中的一个教师反戈一击，“出卖”了他们，并写了揭发材料。教务部的头头们一看，大吃一惊，便把有关人员找来交代问题，结果他们都承认了自己的“反动言论”。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伟大领袖不用说骂，连发句牢骚都是反革命。教务部的头头们把材料上报了革委会和“七人领导小组”。由于言论太反动，决定召开批斗大会。会后，决定把首要分子送交公安机关。革委会把材料上报了北京卫戍区。过了几天，卫戍区把人抓走了。这个大会起了杀鸡吓猴的作用，许多人会后都主动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北航“清队”工作继续进行，但很快便有人陆续自杀了。有些人仅仅在基层单位被群众勒令交代问题，一未关押，二未批斗，便突然跳楼、上吊了。

　　死了人归我处理后事。我对自杀现象很有意见，便向主要头头反映，应想办法制止自杀现象。

　　不料主要头头和个别老干部说：“你年轻，未见过世面，哪有运动不死人的？历次运动中都有不少人自杀，这是正常现象，不要大惊小怪！”

　　“那死了人你们来收尸！我见了死尸就头晕。”我没好气地说。

　　我认为死人总不是好事情，于是，我自作主张以保卫部的名义发了通令，希望有问题的人主动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千万不要自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死了就不好办了，将来平反也晚了。运动后期才做结论，你现在着什么急？如果谁再随便自杀，将以破坏运动论处……”

　　“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你开什么玩笑？”井岗山和一些老干部把我批评了一顿。

　　批评归批评，自杀事件仍有发生。我和一些人急了，不停地提意见。清队领导小组便决定把有问题的人隔离审查，204小时派人看管，防止自杀。于是革委会在八号楼设立了“牛棚”，把许多专案对象关了起来。

　　北航清队期间在八号楼设“牛棚”一事，很不得人心，是剥夺人权的法西斯行为，但是，自设了“牛棚”后，再没有人自杀了。这也叫歪打正着吧！看来“牛棚”不全是坏东西。文革中，各单位不管是整老干部，还是清队整群众，还是抓“5。16”时整红卫兵造反派，没有不关“牛棚”的，决不只北航一家。据我所知，文革中全国最大的“牛棚”是“秦城监狱”和北京卫戍区的西郊“监管所”，关的全是大人物。

　　如今回忆起来，北航当时有两起自杀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开会，有人报告校办工厂厂长家门口流出了许多血，可能出事了。我急忙带人赶到了现场，只见一间平房门紧闭，从里面流出了不少血。我后退两步，用肩膀撞开了房门，踏着厚厚的血迹进了屋。一个东西把我拌了一下，低头一看，是一个人头。再一看地上，一男一女两具尸体躺在血泊中。

　　死者是加工厂厂长和他的老伴。 老伴的头已被割了下来。男尸的头差不多也割得快掉了，仅有一块皮连着身子。男尸的右手里握着一把沾满血迹的菜刀。

　　屋里有一张双人床板，床板的一头捆上了一口袋粮食，一根绳子拖在地上。所有的窗子全关着，门是我撞开的，排除了他杀可能。

　　公安局的同志赶到后，对现场的床板解释不清，作不了结论。

　　有关人员告诉我，死者历史上可能有些问题。运动开始后，有群众揭发让他交待问题，没有人打他和批斗他，就出事了。我分析此人可能怕问题暴露后日子不好过，便想自杀，又不忍心扔下多年相依为命的老伴。老伴也愿与他一块死，但男方不忍心先杀死老伴，便想了个同时死的办法。半夜里二人把双人床板一头绑上了一口袋粮食立了起来，以便倒下时增加重量。二人量好了床板倒地的距离和位置，便双双躺到了水泥地上，然后一拉绳子，让倒下的床板边正好砸在脑袋上……据邻居们反映，半夜里确实听到一声巨响。

　　但是由于重量不够，床板倒地时没有立即将二人脑袋砸碎，仅砸晕了过去。男方醒来后，见事已如此，便横了心，爬起来找到菜刀，先把老伴的头割了下来，又割断了自己的脖子……

　　公安局的同志认为我的分析很有道理，也是唯一的可能性，直夸我不简单，不愧为保卫部长。他们以此作了结论，同意将尸体火化了。公安局的同志说，从自杀和杀人情节、手段看来，死者不是一般老百姓，肯定受过一定训练。但就算受过特务训练，也没有必要这样想不开自杀。

　　据后来了解，死者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的有关组织，档案里有记载。群众让他交待问题就交待吧，为什么要死呢？他完全不应该自杀并搭上了老伴一条命。他把问题交待清楚后，大不了今后不当官了，也不至于被群众打死。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畏罪自杀。现在看来这老两口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同国民党沾边的人挨整是必然的。文革中共产党的大小干部皆被整得死去活来，同国民党沾边的人就更倒霉了。

　　另一件自杀事件，更加悲惨和目不忍睹，那就是五口人集体自杀事件。

　　校医院有一位女医生，不知她和当教师的丈夫因什么问题也不想活了。据一些老干部讲，凡搞运动，自杀是难免的，而且象传染病一样，一个人自杀了，另一些人象受了传染一样，也纷纷自杀，不知怎么回事。

　　女医生夫妇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位身体健康的母亲，两个可爱的儿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一家人住在北航家属楼单元房里。

　　我闻讯赶到现场时，破门而入，立即被一股浓烈的“敌敌畏”气味顶了出来。

　　我和有关人员捂着鼻子，又冲进了屋内，迅速打开了所有的窗子，有人找了几个风扇向外吹风，我立即查看现场。

　　室内摆设整齐，干净利落。双人床上，女医生夫妇并肩躺着，穿着新衣服，男方嘴角吐出一堆泡沫。尸体早已冰凉。桌子上两大瓶“敌敌畏”，已所剩无己。

　　另一间屋里床上，一位穿戴整齐的老太太，盖着被子，死态安然。在另外的床上，分别躺着两个穿新衣的孩子，皆已死亡。

　　一家五口全死了。公安局的人赶到后，认为事关重大，一定要查清死因。女医生夫妇看来是喝的“敌敌畏”，但老太太和孩子怎么死的？难道他们也愿意自杀吗？

　　我和公安局的同志展开了核查。现场楼房单元门窗完好，门是我撞开的，外人作案被排除。这时在楼道垃圾堆里找到了打针的针管和巨毒x x灵药瓶。据校医院有人证实，女医生从医院私自拿回家两瓶巨毒x x灵。

　　公安局的同志发现了老太太和两个孩子胳膊上有针眼。经初步断定，女医生夫妇决定自杀后，不愿留下母亲和儿子受罪，便骗他们打什么防疫针之类，老太太和儿子当然不怀疑。巨毒药注射后，趁老人孩子昏迷时，夫妇俩给他们穿上了新衣服，放到床上，眼看着他们安静地死去，然后，夫妇俩穿戴整齐，同时喝下大量“敌敌畏”，并排躺在床上，也双双死去。这就是结论。

　　“太悲惨了，这个母亲太残忍了！”公安局的同志不住地说，“我们见过许多自杀案，但象这个案子实属罕见。女医生的狠心和手段令人吃惊和难以置信，一般人干不出来。”

　　我和有关人员把五具尸体抬下了楼，让人送往了东郊火葬场。“敌敌畏”呛得我一天未吃饭，只想呕吐。

　　我至今不明白女医生夫妇为什么全家人自杀？因为什么问题导致如此惨剧？估计可能也是历史问题吧！据事后教务部和校医院的人说，清队以来，没有人对女医生夫妇实行任何批斗和逼供。

　　当天晚上，市公安局的同志又通知我说，市局军管会领导对这起自杀事件很重视，决定派法医去火葬场验尸，要我派人陪同。

　　我带了几个保卫部的学生（其中包括两个胆大的女同学），开车到公安局接了法医，赶到了东郊火葬场。

　　停尸房里摆着数十具尸体，估计全是自杀的，什么样的都有，还未来得及火化。下午送来的一家五口人的尸体找到后，法医让我们一具具抬到门口灯光底下，准备解剖。盛夏季节，现场苍蝇蚊子满处飞。

　　身为保卫部长，我当然不能胆子太小。当时年轻，对什么都好奇，解剖尸体这种事更是没见过，随我来的保卫部学生同我一样，都有好奇心，想开开眼界。我们抬起尸体来，咬着牙，歪着头，憋着气，闭着眼，那样子惹得法医大笑。

　　法医30多岁，穿着短裤短褂，口罩也不戴，对着尸体下了手。

　　每具尸体的程序一样，开胸，破腹，取胃液、血液、胆汁、肌肉等分别装进一个个小瓶子里，贴上标签。我和同学们为法医打下手，递瓶子。

　　每具尸体的胸部划上一刀，打开胸腔。法医用两手插进胸腔，扳得胸肋骨“咔咔”响，夜深人静，令人毛骨悚然。法医一边干一边同我们聊天：“医生嘛，唯物主义者。人死了，就如同一头猪一样，没什么可怕的，当然当着死者亲属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让亲属看见。”

　　法医每处理完一具尸体，都把刀口缝好。我问为什么，法医说，人道主义嘛！

　　处理完五具尸体后，天快亮了，整整干了一个晚上。

　　后来公安局通知说，女医生夫妇胃里有大量的“敌敌畏”，老太太和两个男孩的血液里有大量巨毒药，五人皆中毒死亡。女医生夫妇先用注射毒药的手法杀死了老人和孩子，然后双双喝“敌敌畏”自杀，据此做了结论。

　　这起五口人自杀死亡事件轰动了全院，也是全院“清队”以来自杀事件的高峰。此后，革委会和清队领导小组在我和许多人的强烈要求建议下，迅速设立了“牛棚”，把有问题的人关了起来。关人不对，但从此杜绝了自杀事件的发生。设“牛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空见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北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关押了不少人，据我所知，自杀事件六起，死亡十一人（有一起二人，有一起五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此，作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清队七人领导小组成员，虽然我不承担主要责任，但我无论如何是有责任的。我应当向北航文革清队中致死的人员表示衷心地哀悼，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后来北航的新当权者在清查“5。16”运动中和清算韩爱晶等人的问题时，对每一个自杀事件皆查得清清楚楚，并对被审查和受迫害的人全部平了反，这是正确的。但北航抓“5。16”时关“牛棚”和迫害的人也不少，只不过自杀的人少点而已。

　　后来的当权者也把我们关进了“牛棚”，我辈中也有人想不开自杀了。文革以来，中国人都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马灯”，除了极个别真正的逍遥派外，几乎人人都是受害者。今天是整人者，明天就成了被整者；今天是革命派，明天就成了反革命，这就是文革。

　　对于文革中的受害者和自杀者，大难不死的笔者在向他们深表同情和哀悼的同时，感慨万千，特别是对于一些枪林弹雨过来的革命老干部因挨整而自杀万分悲痛和惋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要自杀。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挫折和灾难。作为社会人，谁不干事？既然干过某些事，就要准备被别人查，就要挨整，甚至坐牢、杀头。如果明知自己是无罪的，受冤枉的，那更不应该自杀，必须坚持活下去，等待光明的到来。我的经验是，干过的事就老实承认，没干过的事死不承认，宁可被打死，也决不自杀。哪怕明天午时三刻就要杀头，今天晚上也要“潇洒走一回”。说不定明天上午“圣旨”一道，“刀下留人，平反昭雪，官复原职”，一切皆烟消云散，雨过天晴。还是那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死了就不能活了，想给你平反也晚了。

康生整人目击记

　　文革中，康生是“地派”的后台，北航红旗对他有看法，但又不敢反他，只能对他敬而远之。

　　作为中共中央的“克格勃”头子和文革顾问，康生整人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整人不需要证据，经常偏听偏信，信口开河，一句话就致人于死地。这点，笔者本人深有体会。北航老院长武光同志被他说成是大叛徒、国民党特务，受关押迫害十年多。原山东省老省长、文革前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赵健民同志被康生迫害一事令人发指。

　　赵健民，1912年生于山东临清，1932年临清师范毕业，同年11月加入共产党，1934年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1936年9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中坚贞不屈，差点被军阀韩复渠杀害。国共合作后赵健民被释放出狱，任鲁西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鲁西北军区司令员，率部英勇杀敌，被誉为“赵子龙”。解放战争时任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兼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鲁西南战役和淮海战役。1949年任2野5兵团17军军长兼政委，进军大西南。1953年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吕正操），1955年任山东省委第三书记、省长。1958年因“右倾”被贬到济南钢铁厂任副厂长。1962年平反后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

　　1968年1月月21日晚，我们北航红旗一些人奉命去京西宾馆参加中央首长接见云南领导人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会议。文革中，由于北航红旗的特殊地位，中央文革办事组经常通知北航红旗派人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外省市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代表会议，目的是让我们稳定会场秩序，保卫主席台安全。

　　在这天晚上的会议上，康生突然对参加会议的“山东老乡”赵健民发难。

　　“赵健民来了没有？”康生明明看到赵健民坐在下面。

　　“康老，我在这里。”赵健民站了起来。

　　“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健民摇头否认。这时主席台上的谢富治说：“赵健民，你为什么不回答？你要回答康老提出的问题嘛！”

　　“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现在云南形势很乱，我们正要向中央汇报呢！现在到处停课、停产，武斗成风，这样下去……”

　　不等赵健民说完，康生打断了他的话“你放毒！你欺骗了我们。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是哪一年被捕的？”

　　“我是1936年9月被捕的。”赵健民说。

　　“你在国民党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根本没有自首过。”

　　“你还在欺骗我们，你是叛徒！”

　　“我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捕的。康老，请问，说我是叛徒有什么依据？”

　　“我再说一遍，你就是叛徒。凭我革命40多年的经验，我有这个敏感，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叛徒。”

　　“康老，你可要实事求是啊！凭敏感？哪有这个标准？”

　　康生站了起来，大声吼道：“赵健民，你疯狂得很！你这个叛徒混到我们党里来了。你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把边疆搞乱。我看到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搞的一个计划。你们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你要知道，我审过干，搞过情报，同特务作过斗争。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善类，你对我们有着刻骨的仇恨。”

　　赵健民一听，如五雷轰顶，立即申辩道：“说我是叛徒，还有什么搞乱边疆的行动计划，绝没有这回事，这不是事实。搞乱边疆的确大有人在，但不是我。我相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将来历史会证明的。我保留意见，请求中央审查。”

　　康生拍着桌子说：“不用你请求，一定要审查。我接触过那么多叛徒、特务、走资派，象你这样疯狂的还是不多的。你这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保留意见可以，但你必须立即写出要求审查的字据来。”

　　赵健民接过有人递过来的纸笔，写下了下列字据：

　　我在被捕期间，用生命保卫了党的利益，特向党保证自己没有问题，

　　请中央审查。 赵健民1968年1月21夜

　　康生看了一眼赵健民的字据，突然喊道：“现在决定，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

　　这时，会场里有人喊起了口号“打倒赵健民！”只见谢富治向身后招了一下手，两个解放军立即走到赵健民面前，架起他的双臂拖了出去。赵健民不停地大喊：“康老，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从此，赵健民在秦城监狱里关押审查了八年多，九死一生才熬到了“四人帮”垮台。

　　关于康生是一个“迫害狂”一事，多年后有一次我去看望王力时，同王力展开了讨论。王力认为，康生晚年的确有很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民愤很大，他拥护中央对康生的处理决定。他甚至怀疑康生晚年患有某些精神疾病，但是，他反对某些人和文章对康生的问题夸大其词，无限上纲，全盘否定，说什么康生本来就是坏人，投机革命，混入党内，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这样说法不对。康生入党后一直是共产党的“克格勃”头子，早年在上海同周恩来一道为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果断处理顾顺章叛变一事，一口气杀了顾顺章全家十一口，尽管残酷了点，但可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关于1942年的整风运动，出现了扩大化，错整了一些人。（注：共产党搞运动什么时候没有搞扩大化？）对此，康生负有很大责任，但这件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是有责任的，似乎不能全部推倒康生一个人身上。

　　王力说，康生和江青的关系，也应当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主席和江青结合是主席自己的主意，要说介绍人的话，应当是总理而不是康生，康生仅负责审查，没有欺骗主席。事实上现在也没有证据说江青历史上是叛徒嘛！当然，康生是欢迎主席和江青结合的，老乡嘛！主席当时那么高的地位和权威，这是可以理解的。康生的错误和罪行主要是文革中迫害、陷害干部群众。如果从历史上全盘否定康生，我们党的历史就没法写，你共产党内原来是那么黑暗和肮脏！笔者说为什么康生临死之前突然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呢？怎么解释？王力说，这个问题真正是历史之谜了。当时“四人帮”刚被抓了起来，我想这件事对康生刺激是很大的。当时他本来已经病入膏肓，垂死之际，一丘之貉，唇亡齿寒，惺惺惜惺惺，自觉在劫难逃，什么反常的想法和幻觉都可能产生。划清界限也好，戴罪立功也好，落井投石也好，胡言乱语也好，都有可能。事实上，江青等人罪行罄竹难书，叛徒不叛徒无所谓了，所以康生的话中央和群众谁也没有理他，把他请出八宝山就行了。

　　笔者感言，康生一生专管审查人、整人，时间长了，就患了职业病，总认为坏人越多越好。到了老年，变本加厉，成了“刽子手”和“迫害狂”，草荐人命，滥杀无辜，最后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可惜现实生活中，象康生之流的人物大有人在，他们继续制造冤假错案，指鹿为马，草菅人命，残害百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笔者坚信，这种人的下场恐怕最后比康生好不了那里去！

蒯大富二下北航借枪

　　1968年夏季，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的北大、清华武斗打得一塌糊涂，其它高校也不同程度的发生武斗。大量的教学设备、教学楼被破坏，学校里构筑了工事，不断发生武斗伤人死人事件和传来爆炸声。蒯大富的“井岗山兵团”和“4.14”兵团誓不两立，大打出手，连化工楼都炸了。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武斗，群众组织手里都有部队变相发放的或抢来的枪枝、弹药、手榴弹等，许多武器被外出串联的学生带回了北京。清华大学两派都有一些破烂武器，但不多，比起北航来，当然差远了。北航当时正清理阶级队伍，用不着武器，基本上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1968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在北航主楼二楼的组织保卫部办公室里沙发上已睡觉，听见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蒯大富，只见他象监狱里逃出的犯人，头发胡子很长，披一件又破又脏的大衣。

　　“司令驾到，有失远迎。怎么如此狼狈？”我把他让进了屋。

　　“咳！别提了，差点让‘老四’打死！”蒯进屋后出了一口长气。我立即给他倒了一杯水。

　　“半夜鸡叫，定无好事，蒯司令有何公干？”我说。

　　“老弟救救我。”蒯大富一本正经，双手作揖，吓了我一跳。

　　“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只要别武斗就行。有什么困难，说吧！”我十分慷慨。

　　“人，钱都不需要，只要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枪！”蒯大富知道，中央发了北航数千枝枪。

　　我心里顿时一沉。

　　“要什么都可以，只有这枪不能给，我说了不算。”我也学着耍滑头。

　　“谁说了算？”

　　“上面当然是周总理、卫戍区，学校里当然是韩老六了。”韩爱晶外号叫韩老六，那是电影《暴风骤雨》里的一个人物。

　　“那我找老六去。不过说好，只要老六同意给，你就得给我。”蒯很聪明。

　　蒯走了，他知道韩爱晶在体院留学生楼疗养。韩最近身体不好，吐血，周总理派自己的保健医生给他看了病。

　　蒯一走，我立即要通了韩爱晶的电话。

　　“蒯大富来要枪，怎么办？”我问。

　　“不给！”韩回答很坚决。

　　“他赖着不走怎么办？”

　　“你看着办吧，这事我不管。”韩把皮球踢了回来。

　　过了一会儿，蒯大富又来了，面露喜色。

　　“我找到老六了，他同意给。不要多了，几十支就行。”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是太上皇，说一不二，但这里是北航。北航红旗是一个战斗集体，韩爱晶比较民主，不象蒯大富那样独裁。

　　“韩爱晶同意了也不行。老蒯，你听我说，这枪绝对不能动。这不是木头棍，枪一响要死人的，你要考虑后果。”我正式劝他。

　　“‘4.14’有枪，把我的人都打死了。我的几支破家伙，不管用，吃了大亏。你给我枪，出了事是我的，与你无关，你放心好了。你们几千支枪，给几支怕什么，用完了还给你，神不知，鬼不晓。”蒯果然缠了起来，但我始终不松口。

　　当时，蒯也24岁，同我一样大。我不能吹牛比他强，但在借枪这件事上，我确实理智得很，比他聪明。

　　蒯大富嬉皮笑脸，完全没有了蒯司令的风采，他开始在我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胡乱翻动起来。出于面子，我不理他，任他乱翻。他忽然走到保险柜面前，拍了拍，说：“这里面肯定有枪，打开看看。”

　　我的天哪！里面确实有五支“五四”手枪，幸亏门锁着。

　　“里面全是小偷流氓材料，没有枪。再说钥匙在秘书手里，我打不开。”我笑着说。

　　蒯一无所获，走过来一下子拉开了我办公桌的抽屉。我锁上已经来不及了。抽屉里恰好有几十发刚从学生手里收缴上来的各式子弹，真见鬼了！

　　“啊！子弹也行，我拿走了。”蒯一把抓起了包子弹的报纸，塞进了破大衣口袋里。

　　我没有再坚持夺回来，心想，反正是些杂牌子弹，没什么用，拿去就拿去吧，否则他缠着没完。

　　蒯终于很不满意地走了，临走说我不够朋友。

　　以上就是蒯大富深夜二下北航搞枪枝子弹的全部经过，绝对没有丝毫水分。

　　事后，韩爱晶和常委们夸我干得漂亮。

　　我作梦也没有想到，此事后来闹得很大，差点要了我的命。

　　原来，蒯大富深夜二下北航，被“4.14”的人盯上了。“4.14”的人寻机绑架了蒯大富的司机--一个50多岁姓王的共产党员。

　　“4.14”利用“手段”，追问蒯大富去北航干什么，这位老司机耐不住皮肉之苦，最后说是去北航搞枪。

　　“4.14”又惊又喜，问拉了多少枪，司机说一支也没搞到。又一顿皮肉之苦后，“4.14”把一份写好的材料送到司机面前，逼迫司机在上面签了字画了押。

　　材料大致内容是：某月某日晚上，我拉蒯大富去北航，从保卫部长那里要了两车枪支弹药，拉回了清华……这件事立即在清华园里炸开了锅。

　　第二天，这份材料就到了康生手里。（注：这是康生是“地派”后台的铁证。）

　　据说康生大怒：“蒯大富和北航这个保卫部长该当枪毙！”

　　韩爱晶得到消息，吓坏了，反复追问我那天究竟给蒯大富枪了没有？我如实以告，并大骂康生这个老混蛋老乡。韩爱晶知道我的为人，从来不说假话，敢做敢当。他心里有了数。

　　后来，在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大召见时，中央首长批评清华武斗开枪打死了人，康生接着插话说：“蒯大富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当着毛主席的面，坚决否认此事，被陈伯达、谢富治、江青等人指责为“不老实，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看来，大人物要治小人物的罪真容易，只要信口雌黄就行了。康生老贼不论整老干部还是整群众，历来如此。把白的说成黑的，把一说成十，而且不允许你有争辩和解释的权力。

　　由于在毛泽东“7.28”大召见中韩爱晶、蒯大富的解释没人听的进去，北航借给清华两汽车枪一事似乎成了事实。韩、蒯二人有口难辩。由于清华学生们在武斗中和7月27日工人、解放军进驻那天用自己的破枪和手榴弹打死了十几个人，韩爱晶和我也背上了天大的罪名和黑锅，直到北京卫戍区因此收缴北航的枪支时，经过查验一支未少，蒯大富又实事求是地做了证明，才还了我们的清白，但为时已晚了。

　　事过多年之后，回想起蒯大富借枪一事，头上仍然直冒冷汗。当时如果一念之差、一步棋走错，借给蒯大富一批枪支弹药，凭蒯大富当时的处境和心态，很可能回去以后蛮干，那样清华大学很可能将有成百上千的人死在枪口下，蒯大富和本人将成为真正的历史罪人。谢谢上帝保佑我，阿门！

关于“北航黑会”问题

　　所谓“北航黑会”问题，是惊动了中央和伟大领袖的大事件。悲哀的是，由于“是人不是神”的大人物的偏听偏信和主观臆断，这件被扭曲和夸大了的事件对毛泽东和中央刺激很大，后来竟成了韩爱晶和北航红旗的重大错误和“失宠”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北航黑会”的背景如下。

　　1968年夏季，北航革委会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尽管“清队”后来看也是错的，但当时北航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可说上下安定团结，没有两派斗争，更没有武斗。当时的北航红旗上有中央的支持，下有广大红旗战士的拥护，牢牢地掌握着北航的大权，日子过得很舒服。在全国各地，北航红旗作为“响当当、硬棒棒”的革命造反派，影响很大，受到全国造反派的赞扬和羡慕，可谓“功成名就”。难怪当时全国的造反派感叹道：“上有天堂，下有北航。”

　　但是，在1968年夏季，全国的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文革以来，在毛泽东的“三支两军”、“要支持左派”甚至“武装左派”的最高指示号召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各地部队不同程度地介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许多军区按照自己的理解，大都支持了以党员、干部和老工人为主的所谓“保守派”，对受到中央文革和毛泽东赞扬、支持的造反派实行压制和打击。而许多文革以来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起来造反、自认为大方向没有错的造反派们不甘心受压制和打击，对军队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劫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严重事件，大规模的武斗和流血事件时有发生。许多省市虽然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由于派性没有根除，自认为受压制的一派继续造“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反，导致武斗不止，天下继续大乱。

　　在北京，以清华、北大为首的武斗也继续升级，天、地派的斗争愈演愈烈。

　　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指挥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对这种形势当然十分恼火。中央连续发布了制止武斗的通告，但收效甚微，武斗就是停不下来。这使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受到了严重地挑战。而作为毛泽东本人，他当时怎么也搞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全国两派武斗不止？为什么那么多群众和军队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至今不理解甚至反对？群众组织的派性为什么那么严重？难道仅仅是因为群众组织里混进了个别坏人吗？当时，他老人家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认，全国之所以天下大乱，“始作俑者”，正是他本人也！正是他老人家自己说过，“党内、军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继续”；“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而不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有了这些最高指示，全国能不乱吗？哪个群众组织愿意当反革命？哪个愿意当保守派、右派甚至做国民党呢？这样派性能不严重吗？这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毛泽东究竟是伟大英明领袖，在“车到山前疑无路”时，他老人家往往灵机一动，顿时扭转乾坤，结果当然是“柳岸花明又一村”。去年（1967年）夏季，武汉发生“7.20”事件，军人“造反”，军心不稳。他审时度势，很快把中央文革的三个秀才（王力、关锋、戚本禹）抛出来当了替罪羊，暂时平息了军界的不满。但按下葫芦起来瓢，军队高兴了，造反派又不干了，全国继续大乱。面对今年夏季的局势，他老人家只好“故伎重演”，很快又使出了杀手锏：敲山镇虎，杀鸡儆猴！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为后话。

　　7月中旬，广东省造反派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武传斌等人来到了北京，联络了全国各地一些造反派头头，想在北京召开一个“全国形势分析会”，并希望得到北航红旗等首都造反派组织和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们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向中央喊冤叫屈、反映情况。现在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造反派们的“人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当时，韩爱晶因身体不好，在北京体育学院（其头头刘长信是天派的）留学生楼边治病边休养，此事北航只有我和几个主要头头知道。1968年韩爱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体院，不抓具体工作，只参加中央首长的接见和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学校里的清队工作由二把手井岗山和王恒主持，“看家护院”的日常工作由我负责。

　　得知外地造反派头头想见他并想在北航开会，韩爱晶不太愿意，怕受牵连，但碍于造反派的面子，又不好拒绝，便勉强同意了，并交给一个女同学段孔莹负责操办和接待。韩以有病为不能参加会议，让其他常委酌情处理，并把有关情况随时向他汇报。

　　可能是蒯大富树大招风，比较好说话，也可能是一些外地造反派头头想参观一下清华大学，考察一下清华大学的武斗现场，会议首先决定在清华召开。

　　7月16日，由武传斌等人召集的全国各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来自西安、广西、内蒙、江苏、辽宁、吉林等地的十九个单位）首先来到清华大学，穿过武斗封锁区，来到了蒯大富的“据点”。会议开了一天，主要是各地代表诉苦，反映当地造反派如何受压制、打击，有些发言措辞激烈，可能有点出格。蒯大富等人只听，没有发言。最后，大家以清华条件不好（武斗不安全）为理由，建议第二天到北航继续开会。

　　第二天，外地头头们来到了没有武斗、“歌舞升平”的北航。据参加过会议的有关人员回忆，会场在主教学楼三层一间教室里。负责筹备和接待工作的是北航红旗（没有打北航革委会的牌子）“全国动态组”的段孔莹等几个学生。到会人员约有八、90人。其中有黑龙江“炮轰派”、辽宁“8。31”、锦州“糟派”、镇江“三代会”、青海“8。18”、贵州“4。11”、桂林“老多”、广西“4。22”、广东“旗派”、武汉“钢工总”等全国20多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和代表，还有清华井冈山头头蒯大富和鲍长康、北京六中的两个中学生代表。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岗山（中间赶来听了一会儿就走了）、常委侯玉山以及作战部、“红一连”、“全国动态组”的一些学生约20多人参加了这个会议。地质学院王大宾派人参加了筹备会，正式开会时没有来人。笔者因那天有事，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会议由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广东“旗派”造反派头头武传斌主持。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先讲了几句欢迎的话。他说：“外地革命造反派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身边来，我们北航红旗非常欢迎。我们有义务接待，提供一些方便。我们对外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很了解，我们主要是来听听情况的，别的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据当事者回忆和记录，侯玉山就讲了这几句话。

　　在这个会议上，来自外地的十几个造反派头头发了言，介绍了当地的有关情况。许多人的发言观点极左，矛头指向了当地驻军和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有人慷慨激昂地控诉当地驻军是如何镇压造反派的，抓了多少人，打死多少人；有人把全国的文革形势描述得漆黑一团；有人对中央内部斗争情况妄加猜测和议论；有人认为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自相矛盾，是造成军队和造反派对立的根源；有人甚至对中央（包括中央文革和毛泽东主席）怨声载道，认为中央出尔反尔，搞实用主义，推完磨杀驴子，把造反派当替罪羊。有人建议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请求中央批准，地点设在北航，由“五大领袖”轮流当头；有人甚至要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自己救自己；还有来自国防科委系统的外地造反派头头主张揭开国防科委机关阶级斗争的盖子……由于发言者的许多言论非常出格甚至“反动”（在当时看来，现在看来应当不算违法），吓得许多人溜出了会场。蒯大富看事不好，溜了，北航二把手井岗山也溜了。会场里的主人只剩下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和“全国动态组”的几个学生。由于大家谁都不认识谁，会议照常进行。最后，外地参会人员都要求蒯大富和北航红旗头头发言，并反复鼓掌欢迎。其实蒯大富早已经溜之大吉，找不到人了。

　　这时，侯玉山坐着没动，北航红旗“钢铁纵队”负责人柴孟贤、“红一连”代表许志新、“全国动态组”的祝春生（普通学生）代表北航红旗分别发了言。

　　祝春生是北航红旗的“元老”，口才极佳。他在发言中先说了几句对外地造反派战友表示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之类的套话，然后便慷慨激昂地大声教训和训斥起外地造反派头头来。他说，你们这些外地造反派头头不读书不看报，你们根本不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自认为山高皇帝远，根本就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这样下去，你们要犯大错误的，要走向反面的。你们应当拥护当地解放军，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们不取得解放军的支持，早晚要完蛋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决不能反军。我们北航红旗就坚决拥护解放军，上到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下到解放军战士，我们都拥护，特别是对国防科委聂老帅，我们北航红旗是坚决拥护的，所以解放军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不但没有打过我们，还坚决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北航红旗才坚不可摧。有人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这话很对。但人间天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坚决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首长的话，通过艰苦奋斗换来的。还有人说，北航红旗架子大，老子天下第一。这话不对，不是第一，是第二。第一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才是我们北航红旗。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我们北航红旗的宗旨是解放全人类，我们没有忘记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但是，现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造反派中什么王八蛋都有。我们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凡是怀疑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凡是不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凡是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们北航红旗决不支持他们……

　　祝春生一番云山雾罩的发言，把外地造反派头头们骂得目瞪口呆，很不自在。许多外地造反派头头们起哄，中断了祝春生的发言。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谢天谢地，幸亏祝春生代表北航红旗作了这个发言，好歹总算同外地造反派的言论划清了界限。据说后来康生看到了记者上报的会议内容后，说：“这个北航头头的发言还差不多。”

　　（笔者注：就是因为这个所谓“黑会”和会上的发言，祝春生后来受到了数年的审查、关押和无数次的批斗，被打成“5。16”分子，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2004年12月15 日，祝春生老同学因突发心脏病在老家无锡去世，享年62岁。本文算作对他的怀念。）

　　韩爱晶在体育学院听了有关人员关于该会内容的汇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他知道捅了大娄子。这事要传到中央耳朵里，肯定会说成是“反革命黑会”，是想夺取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什么北航红旗天下第一、第二，这还了得？赶快写检查！谁知检查还没有送上，中央的批评就传下来了。

　　不出韩爱晶所料，据说由于参加会议的有未暴露身份的有关方面的“记者特务”，所以会议的有关情况很快就被中央知道了，康生等人立即表态该会是“反革命黑会”，背后有“黑手”。只不过“特务”们不认识祝春生，把他说成了北航革委会常委侯玉山。

　　所谓的北航黑会立即惊动了中央，在不久的毛泽东“728”大召见中，韩爱晶、蒯大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

　　笔者认为，现在看来，在所谓的北航黑会问题上，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本来是没有什么错误和责任的--如果讲理的话。第一，韩爱晶一开始就反对开这个会，他借病拒不参加，当时能做到这点，就很不容易了。第二，文革中中国人有“四大”自由，这是毛泽东支持和倡议的。群众组织头头聚在一起开个会，交流一下文革“信息”。就算发发牢骚，讲了几句出格的话，但没有密谋武装暴动，没有违反宪法的任何行动，凭什么叫“黑会”？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亵渎。“北航黑会”不是黑会，正象“二月逆流”不是逆流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面前，有时候是很难讲理的，因为他们是“神”。连韩爱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会当成了黑会，真是可笑之极！这件事情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北航黑会”和清华武斗事件使毛泽东大伤脑筋，最终导致他老人家作出了重大决策。在此后不久的“7.28”大召见中，他老人家已经“磨刀霍霍向猪羊”了。

清华园“七.二七”大武斗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4.14”兵团成立后，为了“把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为了迫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改弦更张”（4.14头头周泉缨语），“4.14”的头头们在“4.14思潮必胜”理论的鼓舞下，在“炮打陈伯达”的同时，同“井冈山兵团”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到了1968年4月，两派展开了大规模武斗，一直持续到7月底，号称清华园“百日大武斗”。在连续几个月的武斗中，双方死伤惨重，好端端的清华园变成了战场，满目疮痍。百日大武斗的结果导致两派十一人死亡，30多人致残，三百多人受伤。

　　1968年7月，“团派”（井冈山兵团）头头们连续开会，决定对“四派”（4.14兵团）发动全面攻势，并一举攻占了“四派”占领的科学馆。面对“四派”的顽强抵抗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团派”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提出停止武斗的三个条件：请求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校制止武斗，首先拆除“四派”的据点科学馆；正式逮捕“四派”的核心人物；由中央、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出面直接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而从人数和力量上处于劣势的“四派”也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派宣传队进驻清华，或实行军管，以打破“团派”的霸主地位，结束武斗，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

　　1968年7月26日晚，奉毛泽东主席的密令，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会议，决定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市革委会负责人和北京603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八三四一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7月27日，由601个工厂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中央“7.三”布告等文件精神。宣传队的各级负责人主要由各工厂的军代表担任，总负责人是迟群和谢静宜等人。迟群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宣传科长，谢静宜是该部队的机要秘书。（注：迟群、谢静宜从此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党委正、副书记，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四人帮”倒台后，迟群被判刑十八年，谢静宜被隔离审查并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未判刑。）

　　上午九时多，手无寸铁、只带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的工宣队的大队人马到达了清华大学的南门、西门和东门，把清华园围得水泄不通。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必须在十一时开进清华园。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声势浩大的行动，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四派”头头们事前皆毫无所知，尽管他们之前皆多次要求上面出面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但面对突如其来的行动，双方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不知道后面的背景，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么多工人包围了清华园肯定是有来头的，肯定是来制止武斗、夺权甚至占领清华大学的，说不定要抓走多少人。一种本能的对立和反抗情绪立即武装了清华大学高智商蠢材们的头脑，特别是蒯大富等“团派”的头头们。于是，蒯大富下令，坚决保卫清华园，不准外面的工人们进来。“团派”作战部长立即带领自己的人马和武器堵住了西门，阻拦工宣队进校。后来由于先攻进了南门的工宣队员冲了过来，强行打开了西门，工宣队大队人马才于中午全部开进了清华园。

　　这时，力量较弱在武斗中吃过亏的“四派”头头们头脑立即清醒了过来。“蒯大富和团派的末日到了，自己的好运来了。”于是，“4.14”的头头们下令，热烈欢迎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

　　据多年后笔者问蒯大富，当时为什么同工宣队对着干？那么多工人来，肯定是有背景的，你们当时为什么那么傻？蒯大富说，当时利令智昏，认为是北京市某些人搞的鬼，没有想到是伟大领袖下的命令。

　　工宣队进校后，立即分成八个团按计划分片包干，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并发起了宣传攻势，要求两派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工宣队以50比一的人数优势包围、扣留武斗人员，命令他们“缴械投降”。

　　当日十一点30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才派人通知蒯大富（蒯当时不在学校让人转告），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开进清华大学，要蒯大富的“团派”欢迎和支持等等。奇怪的是，直到这时，市革委会仍然不明确宣布，工宣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笔者至今不明白，即使为了保密不提伟大领袖，但把工人宣传队要进驻清华大学的事提前一天通知蒯大富有什么不可？可能因为那样工人死伤要少得多甚至没有伤亡，蒯大富的罪过要小得多，将来杀“替罪羊”时“羊”会喊冤叫屈吧？没有别得解释。

　　7月27日中午十二时，从北京站接人回来的蒯大富才得知学校发生的情况。头脑发昏的“蒯司令”简单地把数万工人围困、进驻清华园看成了工人的派性行为和北京市或中央文革某些人（如谢富治或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黑手操纵的镇压学生运动事件。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是伟大领袖的“佛掌”轻轻一挥而已。于是，蒯大富登上了“团派”总部所在的“静斋”的屋顶，大声指责围困在楼下的工人们镇压学生，支一派打一派，质问工人“为什么不去围困“四派”占据的主楼？“并呼吁工人们退出清华园，不要上某些“黑手”的当。接着召开了“团派”头头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井冈山兵团”的生死关头到来了；决定紧急上告市委和中央；命令各据点坚守阵地，拼命抵抗工宣队的“围攻”，誓死保卫“井冈山”，必要时可使用武器。

　　下午两点，蒯大富赶到市委告状，质问市委负责人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我们不是好惹的，我们要决一死战，一定要揪出黑手！”而吴德始终不说是伟大领袖的命令。晚饭后，谢富治、吴德、工宣队负责人同蒯大富见面。谢富治命令蒯大富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并与工宣队负责人立即回清华落实命令。

　　在清华园内，中午时分已经全部进入清华园的工宣队立即组织队伍进驻已被“团派”占领的科学馆，把馆内人员全部带了出来。工宣队的人马接着进驻礼堂，这时，团派的人引爆了电发地雷，但没有伤人。经过谈判，工宣队被允许进入，查获了“团派”的一些武器、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武斗工具。工宣队在接管电厂时，“团派”头头下令开启了电网电闸，阻止工宣队进入电厂。

　　下午一时多，“团派”作战部长带领队伍用石块、长矛进攻位于“静斋”后门的工宣队，致使许多工人掉进了荷花池（即当年朱自清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菏塘），并扣押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的汽车司机。下午三时多，40多名工宣队的工人和军代表先后当了“俘虏”，被“团派”的人关进了“静斋”，遭到了审讯和殴打。随后，这支“团派”的敢死队在清华园的许多地方用长矛和手雷弹等武器进攻和袭击工宣队，致使一百多名工人受伤，仅作战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伤了7名工宣队员。

　　当天下午，“团派”的另一支60多人的敢死队在“静斋”、大礼堂等地用手雷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驱赶和袭击工宣队，造成130多人受伤，一名军代表被炸伤，一名老工人被刺成重伤。下午两时左右，被工宣队围困在十、十一、十二号楼内的“团派”人员拼死突围，向工宣队冲击，许多工人被刺伤、炸伤、砸伤，一些工人跳楼摔伤。这期间，第二机床厂副科长王松林、五四一厂工人张旭涛、北京市供电局工人潘志洪三人先后被手雷弹炸死。另外，住在十三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和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支持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参与了追赶、攻击工宣队员的活动，并使一些工人受伤。

　　自午后至深夜，在工宣队占领和“团派”反占领的过程中，“团派”各武斗据点的人员各自为战，向工宣队发起多次冲击。他们贴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在双方的争斗中，又有一些工宣队员负了伤，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韩现忠被长矛刺死，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被开枪打死。“井冈山兵团”的骨干精英和亡命之徒们拒不向工宣队投降，一直到7月30日中午才在解放军部队的“保护”下撤出最后一个据点。

　　历史的事实是，在7月27日下午导致多名工宣队员死伤的大武斗中，蒯大富一直在市委告状、开会，对学校里发生的情况并不了解。晚八时多，与工宣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园的蒯大富被带到了清华园中学，第一次见到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总指挥官迟群等人。经过谈判，达成四条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地点。双方签字画押后立即执行。

　　蒯大富按工宣队的要求命令部下们停止武斗、执行协议之后，已近深夜。疲惫不堪的他见大势已去，灰溜溜地逃出请华园，跑到北航，一头扎进我的办公室驻地“红旗院”里蒙头大睡起来。

毛泽东“七二八”大召见

　　1968年7月27日深夜，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突然决定召见“五大学生领袖”。韩爱晶不知道蒯大富在北航，自己叫车去了人民大会堂。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皆准时到达，只有蒯大富没有到场。半夜已过，毛泽东没有等他，开始了伟大的召见。谈话一直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直到28日凌晨。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7.28”大召见。

　　蒯大富是主角，清华找不到蒯大富，这可急坏了北京市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

　　当时还没有呼机、手机之类的先进通信工具，于是，发生了文革中罕见的奇闻，深更半夜，北京市革委会下令全市各单位高音喇叭反复广播：

　　“蒯大富同志，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

　　北航广播站也接到了通知，全院立即响起了寻找蒯大富的广播声。

　　我当时正在大字报区看大字报，听到广播后，立即跑回保卫部所在的“红旗院”，叫醒了蒯大富。当时我还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召见他们。

　　蒯揉着双眼，问：“什么事，什么事？”

　　“快去人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找了你半天了，全市都在广播找你，快快快！”我急忙告诉他。蒯不情愿地下了床，嘴里直打哈欠。

　　我马上叫了一辆车，送蒯大富去了人民大会堂。

　　蒯大富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晚了两个多小时。他一进接见大厅，才知道是毛主席亲自召见，满肚子的委屈涌上心头，对着伟大领袖便嚎啕大哭起来。毛泽东站起身来，同他握手。他握着“伟大领袖的巨手”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叫嚷着要抓“黑手”。

　　关于“7.28”大召见的谈话内容，中央办公厅录了音，有一个正式版本。韩爱晶的速记本是我整理的，同谭厚兰的版本校对后送交了中央一份。这次大召见没有公开传达全部内容，许多细节鲜为人知。这次会见内容对研究中国文革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吸取历史的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面是笔者当年整理的“7.28”大召见的有关内容。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长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记录稿

　　（限于篇幅，删去了部分次要内容）

　　时间：1968年7月28日凌晨

　　地点：人民大会堂湖南厅

　　参加接见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 青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 叶 群 汪东兴 温玉成 吴 德 黄作珍（笔者注：参加接见的主要是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张春桥在上海，未参加。）

　　被召见人：聂元梓 蒯大富 谭厚兰 韩爱晶 王大宾（蒯大富迟到）

　　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大厅，主席站了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

　　主 席：都是年轻人！

　　江 青：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报。

　　主 席：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说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来？

　　谢富治：恐怕不愿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主席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主 席：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又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结果去了三万人，你们看怎么办？大学武斗怎么解决？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元梓）听说工人游行路过你们学校，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北大）井岗山？

　　聂元梓：我们摆了开水。

　　主　席：那不知道。北大抓黑手，说黑手是卫戍区，是谢富治。“黑手”是我！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富治：不到三万人。

　　主　席：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市）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深得工人、农民的欢迎。大专院校509个，打得凶的，大概也就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提提意见。社会现象，我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大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里，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一个叫新北大（井） ，一个叫新北大（公社），就象联共（布）。（众笑）第三个办法，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文化革命搞了两年多了，斗、批、改。（你们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是搞武斗。你们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人民不高兴，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多数学生也不高兴。你们学校本派讲你们坏话的也有，就是拥护你的人也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我就不相信，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要说坏话的。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不搞“黑帮”。新北大搞了十几个，我想还不止那么点“黑帮”。因为搞了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在武斗上了。这么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是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打起来，有时三百人，有时一百50人。哪有黄永胜多。蒯大富那里，这回我一出就三万多。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撤掉。什么热武器，核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你叫“老佛爷”？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扎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说在学校十多年了。你走了，谁代替你？我怕你走不开。你们五个大将，我们都是护着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你们要是回去一讲，北大“井冈山”，清华“4.14”，（师大）“造反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不怕人打倒。

　　“4.14”思潮必胜。这个文章我不同意，说什么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是“4.14”？“4.14”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应该放了。人家有意见，就让他再写，不然，不是就没有言论自由了吗？我说你老佛爷，你北大要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吗？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如果不行，按辩证法，就一分为二，就各住一个城市，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一南一北，根本不见面，那就打不起来了。各人清理内部，然后统一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巢一捅，使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你们都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说有个凶手戳了你一下。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

　　你以后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人家讲你姐姐不好，哥哥不好，（说）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姐姐不好是姐姐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不一定妹妹都不好。为什么一定要连累妹妹呢？

　　（有人进来说找不到蒯大富。）

　　江 青：是蒯大富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富治：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找他，请蒯大富开会，他不理，广播了几次他就是不来。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控制也不要紧。

　　主 席：蒯大富这个人是好的，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很多出来活动的都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没有。六六年9月203日与保皇派“斗批改”干了一下。后来伯达派人来救援我们，以后就没有打过。

　　主 席：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有打过架。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吧？你很会出主意，是个谋士。

　　康 生：听说这次武斗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这件事（清华武斗）与我没有关系。我批评蒯大富，他回去以后，别人就左右他了。我们学校是一派，很团结。

　　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不见得吧？（众人批评韩。）

　　主 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太坏，人家挺难受。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多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对立派），也没解决得了，把你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不要走。你这个“女皇”。今天四个人就有两个女的。你要给人家粮食，让人家自由，出入无限。“兵团”（北师大）是“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是搞反夺权的，别的学校也参加了。你（指韩爱晶），蒯大富都有份。

　　江 青：那是韩爱晶去颠复人家。

　　韩爱晶：我参加了。我错了。

　　主 席：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轻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

　　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3月24日、3月27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象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双方都用土炮，你们的打法算不了打，四川那才算打。高射炮对天放。

　　江 青：败家子，炮弹对准自己人。

　　主 席：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不过一二百人，你的兵跑到哪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是不行的。林彪同志兵多，借给你几万兵，可把“井冈山”统统消灭嘛！这个问题不要在这里答复，回去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 彪：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主 席：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那就分开。搬家可是个问题，还得争地盘。我看中南海，人大会堂都很大，以前也接见过四、五万红卫兵，可以办个学校嘛。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青来。你们不是要“杀牛宰猴炖羊肉”吗？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青，羊是杨克明。我只记得杨克明。他是个年青人，八届十一中全会他也参加了。第一张大字报他出了不少力。你们这张大字报也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文化革命原来打算停课半年，还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一年不行两年，三年，如果不行，要多少时间给多少时间。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它7年，八年。斗、批、走也是个办法。不就是象谭厚兰那样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

　　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不招行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我讲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的高中比大学学习的课程还要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却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你讲哲学？

　　聂元梓：我不是哲学家。

　　江 青：她是“老佛爷”。

　　主 席：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 彪：越学越窄，是“窄学”。

　　主 席：学文学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到工厂去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搞文学的写不了小说。上海的胡万春（注：工人作家）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总 理：进了大学就僵化了。

　　主 席：马克思受过高等教育。列宁读了一年哲学。恩格斯只读了一年书，中学还没有读完。他当过会计，管理工厂，接触了工人。自然科学他是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林 彪：有一点学问都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战场上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主 席：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我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我只是写战争问题时才马马虎虎看了一些《孙子兵法》，只看了一遍，等于没看。

　　韩爱晶：主席，文革结束后让我当兵去吧！

　　主 席：当一年半够了，半年兵，一年农民，当二年工人，那是大学校，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工厂、农村都是真正的大学校。林彪同志是“打仗中学”的，只上过中学，算个知识分子吧！黄永胜你上了几年学？（黄答：一年半）你是什么成份？（答：下中农）温玉成你上了几年学？（温答：三年）你是什么成份？（答：贫农）你们都是土包子。上这么点学，但这不妨碍你们当参谋长。

　　主 席：世界上的事没人反对也不好，反对就让他反对吧。那作《孙子兵法》的

　　人也有缺点错误。世界上没缺点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主 席：斗批走，斗批散也是个办法，谭厚兰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学文学的要写文章，写小说，写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要论述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法律还是不学的好。我说砸烂公检法，但是天派反对谢富治，又不反了，不了了之。说砸烂公检法，就先砸烂谢富治。其实是谢富治首先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北京市公安局二万人，弄出九百个地富反坏。公安部有三千人，只留下80人，剩下的都办学习班。要砸烂公检法这很好，但是你们要打倒谢富治，谢富治是中央负责同志。

　　鞍钢没有公检法，靠群众审讯，就是没有大印，由群众专政。他们消息灵通，多年没有破的案，他们都破了。审讯由群众来审讯，又不打人，根据的头一条就是侦察，落实材料，这样是对的。但是，越打越烦，就搞逼供信，于是就抓人。我说一不要杀，二判刑不要太长，二至三年就行了。（问黄永胜）军队现在有无禁闭？（黄答：无禁闭。）逃兵还抓吗？（温玉成答：不抓了）

　　主 席：斗批走，为什么要走？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人家想走，抓他干啥？他受不了，要走就算了。军队太苦，他受不了。逃兵也不抓，也不禁闭，逃兵反而少了。你看解放军犯错误不搞禁闭，你们是学校，不是还到处抓人，打死打伤，抓俘虏，搞逼、供、信，还坐喷气式飞机。我看知识分子最不文明，还是老粗黄永胜、温玉成文明，他们不抓俘虏，不搞禁闭。坐喷气式飞机也不是我发明的。我只不过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了戴高帽子游街，但也没有写坐喷气式飞机啊！我又没让戴高帽子，我不是罪魁祸首。

　　蒯大富的作风很不好。工人进去宣传“7．三”布告，你们开枪打死了四、五个人。针织总厂就伤了四、50个。不过我看损失还是很小很小的。

　　总 理：林副主席早就讲文化大革命损失很小很小，收获最大最大。

　　主 席：人家去要欢迎，不能专政，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进学校是专你们学校坏人的政，你们也专你们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大富。现在还搞什么串连会，在和平里，在清华，在北航开会，有广西“四.二二”，大同造反派，广东“旗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八三一”，在串连，听说在北航还开了国防系统的什么会，不要搞这一套。

　　韩爱晶：我不知道。

　　文 元：你们侯玉山不是作了报告吗？

　　林 彪：我们还没开“九大”，你们就说我们开了。我们没开会，你们说我们开了；你们开了还说没开。

　　总　理：北航开什么国防单位会议，开了没有？'

　　韩爱晶：一吓没敢开。

　　总　理：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主 席：不要搞这一套。

　　总 理：还说我们开了十二中全会。

　　主 席：还说我们开了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还说中央斗争很激烈，学校、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找你们来是解决问题的。聂元梓，我们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就是要使你们有准备。我从来不搞什么录音，这次搞了录音，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们就放录音，这样一搞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先是黄作珍讲话，后是谢富治讲话都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管一下。后来事情多，北京就由谢富治管。过去你们开会，我和林彪都没去，我们官僚嘛！这次怕你们开除党籍，又抓黑手，又是镇压红卫兵。

　　林 彪：今天我开车来的时候，街上没有北大、清华大字报，他们武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主 席：这一条我认为你们脱离群众，他们不愿意打内战，你们脱离工农兵。

　　林 彪：你们脱离工农兵！

　　主 席：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北京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就是国民党，就是土匪，就要打围剿。如果是学生也要讲清楚，再不听就要抓起来，这还是轻的，重的就要包围、歼灭。

　　（笔者注：文革中，毛泽东说了许多正面、反面甚至自相矛盾的话。断章取义地用毛泽东的话整人，中国许多人都学会了，造反派如此，整造反派的人也是如此。但是，毛泽东在这里仅仅是讲的武斗问题，而当时韩爱晶的北航和王大宾的地院是根本没有武斗的，谭厚兰的北师大也基本没有武斗，最后却都成了蒯大富、聂元梓的殉葬者。这就是历史。）

　　林 彪：现在有些是真正的造反派，有些是国民党、土匪，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主 席：国民党还不是这样？他烧了就走了。

　　林 彪：长征时我们路过广西，与白崇禧打仗，白崇禧就是那样干的，他先冒充共产党放火。现在旧计重用，是不是白崇禧留下的人干的。

　　主 席：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多多帮助他，劝劝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韩爱晶：蒯大富现在骑在虎背上，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 生：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吧！

　　主 席：要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就把老虎打死。你们把广西“四．二二”的人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总 理：广西“老多”也住在北航。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你怎么能召开？

　　康 生：他们想控制全国的运动。

　　韩爱晶：那个会不是我们召开的，可以调查嘛！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在体院，学校来电话，要我接待两个省革委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人家说我老大作风，骄傲自满。我说北京是是非之地，一开会就是黑会。

　　北京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聊聊，只谈情况，不谈办法。后来我就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听见不妙，地院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儿就吓跑了，我们二把手井岗山也吓跑了，大家纷纷向我反映情况，还未来得及写报告, 中央的批评就下来了。

　　(康 生、姚文元等人继续批评韩爱晶。)

　　主 席：你们批评韩爱晶太多了，他才203岁嘛！

　　江 青：文化革命初期，你北航、地质、北大都作了些工作，立了些功劳，那时候你们是革命造反派，是对的。我们那时也有委托，而现在藏他们是不对的，他们中间许多是反解放军、反革委会的。谭厚兰，你那个革委会是谁给你稳住的？

　　谭厚兰：是毛主席，是中央文革。

　　韩爱晶：我们错了。

　　谢富治：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她立刻就去给你们稳住了。

　　江 青：谭厚兰你三伏天怎能那么样？他们几十个人那也是群众啊！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个月不见太阳，亏你作得出来，我们听了都难过。就是反革命，也是青年人，要教育嘛！开始是蒯大富，韩爱晶不对，去颠复人家。

　　主 席：那是无政府主义，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

　　林 彪：没政府的极端就是有政府。主席说，世界上无政府和有政府是相对的，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能消灭，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就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 青：你那个兵团（指谭厚兰的对立派师大造反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对他们是没有好感的，你们把兵团的人放了！无产阶级要讲人道主义。你“老佛爷”也是这样。

　　聂元梓汇报北大“井冈山”有个反革命集团要“油炸”江青。

　　主 席：油炸，这是在小房里说说，他哪里要油炸？

　　江 青：牛辉林是有问题，也可以教育。聂元梓我还有没有一点发言权？我一直躲着你们，我难过。你们现在是群众斗群众，坏人就藏起来，那方面有人。“4.14”也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总理、伯达、康老的，但他们还是群众组织，蒯大富要打掉他。

　　主 席：“4.14”几千人打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也打不掉，有坏人要自己去揪。

　　江 青：我住的地方，你们也知道，要绞死就绞死。你们开始一同共患难，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能治国治天下？主席向来就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你们不很好向主席学习。

　　主 席：民院有个伊林，攻击林总；北外有个“六.一六”刘令凯就是反对总理的，总理说把他放了。有人说总理宽大无边，我说总理这样做我是同意的。“联动”开始就不应该捉，但当时我点了头的。

　　谢富治：这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没关系，这是我捉的。

　　主 席：你不要掩盖我的错误，我是点了头的。

　　谢富治：我把人捉多了，这是我的错误。

　　主 席：放也是我叫放的嘛！放出来以后，有的在天安门，有的还要上八宝山去，骑自行车闹一两个月也就没有意思。这里面有人搞流氓活动，抢钱，搞女人。

　　聂元梓：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井冈山”有一千多人下山。

　　主 席：不要搞牛辉林他们。你那个下山的我看靠不住，人家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还是要他们回去，不要勉强，不要侮辱人格，要出入自由，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都犯过错误，你们初犯错误，也不怪你们。

　　今天你们两个天派，两个地派我也不太清楚。总而言之，你们五员大将，我是保护你们的，你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还有其它学校的头头，但著名的还是你们五个。你们做了许多工作，工作也很困难。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没经历过，不管你们有多少缺点错误，我们还是保护你们的。北京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在打，一打不可开交。现在509个学校，打得厉害的有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为什么炮灰那么少？你们应该想一想。

　　谢富治：主席非常爱护你们红卫兵小将，中央文革江青同志非常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我要负责任，我对你们帮助不够。

　　主 席：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北京市办大专院校头头学习班，不让串连，也没向中央汇报。不让串连不对，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对我帮助很大。

　　江 青：串联起来统一观点，抓出坏人。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进门就嚎啕大哭，主席站起来上前握手，蒯大富拉住主席双手继续大哭。江青同志先笑，后流泪。蒯边哭边告状说清华告急，说“黑手”操纵工人镇压学生，是大阴谋。众人让蒯大富坐下。）

　　主 席：黄作珍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不知道中央这次开会算不算数？我只好伸出“黑手”。把我送到卫戍区去吧，我是“黑手”。

　　（蒯大富目瞪口呆。）

　　谢富治：伸出来的是红手。

　　文 元：伸出来的是红手，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主 席：一要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四是打就是大打。工人都撤出来，要打就大打，上交的武器还给你们，跟四川一样，几万人，大炮对天放，架无线电。我才不怕打呢，我一听打仗就高兴。那个布告要广泛宣传，广西的要宣传，陕西的也要广泛宣传，再不听，就包围歼灭，是反革命嘛！

　　总 理：你五个人要好好想一想，广西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出一个月了还要打，交通都不通了。你们五个人不是关心国家大事吗？为什么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配合中央？

　　主 席：他们忙呀！

　　总 理：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江 青：你们别再分什么天派、地派。

　　主 席：不要再分派了，希望你们不要再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分什么两派？不过困难还是有的。

　　总 理：要跟主席走。

　　姚文元：要跟主席走。

　　王大宾：主席，教改搞不起来，搞不上去。

　　主 席：我们也搞不上去，不怪你们，我们都搞不出来，何况你们呢？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有的人很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想走，走就走，也就算了。

　　总 理：这是旧制度的影响。

　　主 席：历史上看到一些人，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是学法律的，搞政治经济学，哲学搞不下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同版？因为他身体不好。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有三派，以马克思为一派，第二有普鲁东，另外还有布良基、鲁尔，还有个巴枯宁。第一国际为什么搞不下去？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要打就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

　　江 青：我真心疼你们，你们有怨气，说我们不要大学生了。有的听话，有的不

　　听，有的当面讲一套，背后又不听，你们后面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主 席：不听无产阶级的就干涉，就镇压。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几十人也行。）

　　主 席：你聂元梓是有选择性的，你是合你的口味才要，你是专要603军，给你308军行不行？以后从603军中调些人到“公社”，从308军中调些人到（北大）“井冈山”，你要欢迎308军，308军不是你们说的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次会，郑维山做了检讨。谭厚兰你这个女将放了一把火，把那些将军吓坏了，到处找司令，郑维山去保定解决问题了嘛！没有出来接见。谭厚兰，郑维山也来找你的麻烦吗？

　　谭厚兰：没有。

　　陈伯达：韩爱晶你的头脑膨胀得厉害，韩爱晶、蒯大富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主　席：20几岁嘛！不能轻视年轻人。周瑜出身骑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陈伯达：你韩爱晶对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不认真学习、讨论，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意见第一，会走向危险道路的。

　　主 席：我官僚么！一次也没见你们。要不是抓“黑手”，我还不接见呢！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毛主席，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总理，那是危险的。

　　主　席：是相当危险。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侯了。

　　总　理：主席早就讲过，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侯了。

　　林　彪：蒯大富，中央对你们的态度，都是经过中央文革、市革委会、卫戍区转达的，你们不相信中央。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最重要、最明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再置苦罔闻，要犯极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学校实现了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你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现大联合的方针，你们这些学校没有看到全国需要，没有看到全国运动的每个时期需要作什么。你们斗走资派，斗文艺界的牛鬼蛇神，那是好事情。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人是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

　　主 席：全国工农兵，百分之六15都是好人，北京509个大学，武斗厉害的也只有五、六个。清华两万人，参加武斗的只不过五百人。蒯大富，你应该欢迎工人。

　　康　生：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北航给了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政委。这事要严肃查处。（笔者注：康生老贼的信口雌黄，差点要了笔者的命。）

　　韩爱晶：根本没有那回事，我们的枪都在，卫戍区检查了。

　　主 席：蒯大富上了老虎背，不好下，蒯大富你下来嘛，照样当官做老百姓。

　　陈伯达、康生：韩爱晶你无自我批评，长久如此。蒯大富当了司令，你是政委。

　　谢富治：韩爱晶就是没有自我批评。

　　陈伯达：是否把他们的枪收回来？

　　江 青：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多次，你就一直没有很好表示个态度。

　　主 席：不要说他了，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 青：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主 席：年轻人听不进批评，他们有些象我年轻的时侯。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时也主观、武断得厉害。

　　韩爱晶：主席，我有一个请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支持蒯大富的，我也知道，很多事情要受他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给我派了解放军，什么事情就清楚了，免得我有口说不清。

　　陈伯达：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 青：我有错误，把他宠坏了，谢富治比我还宠他。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主 席：不要光批评。杨成武搞了个中心，国防科委搞了个中心，全国几千几万个中心，就是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蒯大富，你们不是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你现在很不好办，我看你毫无办法。打下去又无群众，要消灭“4.14”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这边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思想，我不能接受。他文章的主要口号是无产阶级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但也要争取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的一些人。布告明明宣传了好多天了，你们仍然要打，你们要打到那一年？工人进去要欢迎，你们反而对工人开枪。工人是徒手，你们打死打伤工人。正如在师大我倾向谭厚兰，在北大倾向聂元梓，在清华不是倾向你吗？在五个学校中还是倾向你们五个。蒯大富，难道你还不知道，几万工人没有中央命令，他们敢进你们清华？你们被动。“4.14”欢迎，他们交了枪，但“4.14”思潮必胜不对。在北大“井冈山”坏人多，聂元梓你那派好人多些。

　　聂元梓：他们说我反王、关、戚是反中央，在学习班开串连会是打倒谢富治。

　　主　席：反王、关、戚是对的，学习班串连一下也可意，我也禁止不了，但搞谢富治不对。八点多钟了，五个钟头了，我回去睡觉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人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

　　江　青：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

　　主　席：现在“4.14”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台了，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革命的井冈山。

　　江　青：不要搞的我们爱莫能助。

　　主　席：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就到韩爱晶那里睡。韩爱晶好好招待，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开个会。

　　总　理：韩爱晶，你能帮他（蒯大富）想点办法。

　　主　席：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都不听，市

　　陈伯达：你们不欢迎就是对抗工革委会也不算数，中央只有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你们脱离工人，脱离农民，脱离战士，脱离群众，脱离学生大多数，以及你们领导的一部分人。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你们领导下的人也有不少讲你们坏话的嘛。人。

　　主　席：后给你们打招呼，是我们的错误，黄作珍，谢富治去作了工作。“四.一四”抬尸游行，还有搞武斗的。“4.14”没有与工人冲突，但你们很蠢，被动。

　　江　青：你们还不了解“4.14”，他们中有的人还说蒯大富“左”了，沈如槐“右”了。清华联合没有蒯大富不行。

　　主　席；蒯大富，你们“井冈山”两个，“4.14”一个，二比一搞大联合，你能不能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我不能当，当不了。

　　江　青：现在还在武斗，制止了武斗再说。

　　主　席：第一实行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文化革命两年多了，热衷于打内战。第四，要打就大打。文科还是要办的，过去办得不对。文科、理科也要办。师范学院不办，谁来教高中？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抗战时，一战就几年，打得鸡飞狗跳墙，不但大学没办，中学、小学也没办，但是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小学六年，中学六年，时间太长，大学方法不对头，不要考试，考试干甚么？马恩列斯谁来考？谁来考林彪？谁来考我？谁来考哲学，政治经济学？开展辩论，好的就留下，坏的就丢掉。杜林活了808岁。

　　韩爱晶：主席我有个问题，如果您老人家百年之后，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将来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怎么办？

　　（笔者注：这就是文革中韩爱晶有名的“天问”。）

　　主 席：出现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年来，北洋军阀段琪瑞搞了十几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有军队、政权，有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 彪：有毛泽东思想。

　　主 席：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一些，对于在座的跟林副主席走，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我和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掉，全国人民灭不掉，总不能把中国人民全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

　　总　理：我的弟弟周永爱和王、关、戚搞在一起，我把他送到卫戍区去了。

　　主　席：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　彪：鲁迅的弟弟是一个大汉奸嘛！

　　伯　达：韩爱晶，你思想上还不懂得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

　　文　元：韩爱晶过去就提出这个问题，去年我们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主　席：什么不出？靠不住。还要搞几次文化大革命，还是会有波折的，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总　理：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包括苏联在内都没有把马列主义掌握好。他把毛泽东思想大普及了，这就是件大功勋。过去马列主义是被少数人垄断的。只要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大变化不会有。

　　主　席：不过这个问题韩爱晶问得好，问我我就答复。要不说你们幼稚嘛！不要认为没有我们，天就会塌下来，这也是一种迷信。

　　江　青：韩爱晶给我写过几次信讲这个问题。脱离实际，脱离工农，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主　席：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我们这些人有几种死法：一种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三是坐火车、坐飞机摔死，我爱游泳也可能淹死，无非如此，寿终正寝。

　　文　元：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的悲观主义。

　　韩爱晶：我担心一次前进不能最后胜利，前途是曲折的，按辩证法斗争会有反复的。

　　主　席：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回去赶快把有关领导找来，集中起来（开个会）。你们今天睡个觉，明天再开会，今天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 青：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这时，毛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聂元梓等五人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韩爱晶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这时，一个女工作人员过来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去。一会儿，毛主席又回来了，大家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你们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大家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毛主席被工作人员扶着走了。

　　（笔者注：请研究文革史的读者注意，起码在“7。28”大召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对“五大学生领袖”还是关心爱护和支持的，尤其是对蒯大富还是“死保”的。）

　　以上就是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事过30多年之后，它已经成为历史的文物。当今的年轻人看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那个动乱的年代是什么样子，也没法理解这次大召见的“伟大意义”，但“7.28”大召见对于研究文革历史、研讨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和文革中“左”的错误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在召见时针对“五大学生领袖”特别是蒯大富和韩爱晶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可是过了不久，他就把“五大学生领袖”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注：据“4.14”头头沈如槐认为，是后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头头（当然是迟群、谢静宜之流）最后说服毛泽东抛弃了“五大领袖”。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7.28”大召见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予示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客观上也为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这可能是伟大英明领袖始料未及的。当然，它也是红卫兵当“替罪羊”的开始。用毛泽东的话说，现在是到了小将们犯错误的时侯了。

　　“728”大召见之后，以“五大学生领袖”为首的红卫兵造反派便被赶下了历史舞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了学校，学生头头们开始受审查、批判。不久，毛泽东又亲自发动了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运动。正是经他和中央批准，聂元梓、蒯大富等五人被隔离审查、关押，被打成“5。16”分子和坏头头，成了“替罪羊”。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邓小平还没有“解放”，还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抓“5。16”运动与邓小平毫无关系。直到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五大学生领袖”才被正式定罪判刑，由“替罪羊”正式变成了阶下囚。而大部分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们又从“516”分子变成了“三种人”。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看来这话也很难成为真理了。实事求是地说，在等待红卫兵学生运动这一点上，邓小平和毛泽东是“英雄所见略同”，只不过是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而已。

　　笔者不想为“五大学生领袖”开脱什么，更不敢为他们喊冤叫屈。他们自己种的苦果应当自己尝。但是，他们决不是天生的坏蛋，他们本来是堂堂正正的革命干部、共产党员、革命者的后代，贫下中农的儿女，正宗的“根正苗红”。 文革中，他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本来想当旧世界的掘墓人，最后却成了阶下囚，成了“四人帮”的殉葬者--“五人帮”。文革中，他们的小农意识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大膨胀、大暴露，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不懂政治，却被推到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心和悬崖峭壁，最后粉身碎骨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用北航被打死的吴仙虎同学的话说，他们当了几天“齐天大圣”，把天下搅得大乱，却始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但是，笔者坦言，文革中“五大学生领袖”犯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路线错误。正象两军交战一样，他们是听命于指挥官的“炮灰”， 是战士，最后是战俘，而不是战犯。所谓“反革命煽动罪”、“反革命诬陷罪”、“反革命伤人罪”，似乎于理不通。后来对他们的定罪判决，正象文革中对刘少奇等人的打击迫害一样，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中国特色”的发明，是当时政治的需要，与现代法律毫不沾边。文革中写大字报批判刘少奇和在批斗会上动手打人的人太多了，难道都算“反革命煽动、诬陷、伤害罪”？当年的许多“老红卫兵”打死、打伤了那么多“黑帮”和“黑五类”，后来没有一个人获罪，有的人现在仍然高高在上，这难道就是“中国特色”？（注：据说某副司令员和当兵的曾经把彭德怀真正地“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乖乖！比韩爱晶厉害！）

　　笔者认为，虽然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产物，早晚要完蛋，但红卫兵过早地以“替罪羊”身份退出历史舞台，导火线就是清华、北大的武斗和由此引起的毛泽东“7.28”大召见。清华、北大的大武斗，蒯大富、聂元梓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文革初期“走资派”的镇压群众和毛泽东的支持造反派，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不可能这样严重。没有中央文革之流的背后支持和挑动，就没有天、地派的斗争；没有天、地派的斗争，就不会有大武斗。那样，毛泽东要找“替罪羊”必须另找理由。历史上，杀“替罪羊”历来是当权者缓解政治危机的惯用手段，但象毛泽东这样“眉头不皱”者和邓小平那样“斩尽杀绝”者，古今中外罕见也！

　　在毛泽东的文革战略中，他首先用年轻幼稚的第一兵团--学生红卫兵（包括中学老红卫兵和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作为敢死队把天下搞得大乱，打垮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把“走资派”和“黑五类”打得遍地皆是，屁滚尿流。然后，毛泽东又启动了他的第二兵团--利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学校和一切大小“臭老九”占据的地盘，把开始不听话也没用了的第一兵团“就地歼灭”；最后，毛泽东使出了真正的“王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全国实行军管，并发动了文革第二大战役-- “批清运动”，利用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把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学生红卫兵和工人、农民、一般干部甚至解放军内部的造反派全部打垮，凭空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反革命分子”，演义出了不仅文革史上、也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惨烈、最滑稽的战争画面。

　　由于清华、北大的武斗和蒯大富借枪事件，在陈伯达、康生的建议下，中央决定收缴北航的枪。不久，卫戍区通知我把枪支清理好，擦干净，要来人收缴。卫戍区来人的时候，我和同学们都难过地流了泪。我们把擦得亮亮的枪支、子弹如数上交，与卫戍区的帐目完全相符，一支不少，不但不少，还多出一些从外出串联的学生手中收上来的，一并上交了卫戍区。

　　卫戍区的干部十分满意，一位王参谋一个劲地夸奖说：“北航真不简单！这么多枪支子弹，一支不少，一支不坏，一点没出事，真不容易！了不起，了不起！要是换个学校，就很难说了。”

　　中央收缴北航的枪，是一个信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缴了枪”的北航红旗和红卫兵们的末日不远了。

毕业分配

　　毛泽东“7.28”大召见之后，北航革委会敲锣打鼓把“工、军宣队”迎进了学校。头头们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接受再教育，北航的权力逐步移交给“工人、解放军宣传队”。

　　不久，“工、军宣队”召开全院大会，由韩爱晶、二把手井岗山和我作检查，主要检查“派性”和工作中的错误。（注：文革中我始终是北航革委会一普通委员，但是某些人“器重”我，把我变成了所谓的“第三把手。）结果，韩、井二人的检查没有通过。由于我经过一段反思，态度较好，加上没干什么坏事，检查被通过。“工、军宣队”继续让我主持了一段日常工作。

　　我行使的最后一次权力是审核了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毕业生分配方案并签字批准生效。这样，几千名毕业生分到了全国各地。

　　我把自己分到了电子部738厂。由于已成为我女朋友的尹聚平父母还没有“解放”，只能进工厂。为避免以后两地分居，我最后一次放弃了参军和去研究所的机会，两个人都分到了738厂。

　　1968年12月30日，我们来到北京738厂报到，成了该厂的正式员工。

　　北京738厂又叫国营北京有线电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之一。该厂由苏联专家帮助援建，是中国第一家生产电子计算机和电话交换机的工厂，产品主要供给部队，当时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

　　原北航3511班的同学们一部分来到了738厂，一部分去了部队农场锻炼，后来分到了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其中的张玉台同学因表现好，能力强，被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副总理调去当秘书，后来提为国家科委办公厅主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共十六大上，张玉台同学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当然，很清楚，张玉台同学文革中不是北航红旗造反派。分到738厂的几个同学按规定皆分到了生产车间劳动锻炼，我被分到了几乎全是女工的计算机插件板生产车间，整天穿着白大褂同女工们一块焊插件、测试插件。

　　尹聚平分到了磁芯板生产车间，穿磁芯板。这是一项比绣花还要细的活，特废眼睛。当时的计算机内存，全靠磁芯板记忆数据。固体电路和RAM内存条尚未问世。

　　738厂也早已成立了革委会，同北航差不多，主要由造反派头头和三结合老干部组成。这个厂的造反派头头们文革中也很能干，但比起北航来，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厂里住房十分紧张，许多工人住在贫民窟一样的平房里，有的一家三代住在一间屋里，但就连这样的平房，我们也分不上。我和尹聚平只好像别人一样，在厂子附近的农村租了一间民房，算是安了个家。1970年初，我们有了第一个儿子。

遭遇劫匪

　　进738厂后的1969年元旦，我和尹聚平便遭遇了一场真正的劫难。

　　那天晚上下大雪，我和尹聚平骑自行车去北京站送亲友后往回返，到达东直门外牛王庙时，遇上了7个劫匪。

　　两个家伙持刀拦住了尹聚平，五个家伙各拿一把匕首围住了我。为首的一个家伙拿着刀子在我的脸前挥舞着，差点碰到了我的鼻子。

　　“你们想干什么？”我大声喊。

　　“老子们是去山西插队的，回来过年，没有钱花，帮帮忙吧！”为首的说。

　　原来他们是上山下乡的“知青”。这时，我突然想起了1968年春节在山西的火车上碰到的几个“知青”。虽然他们不是同一帮人，但我当时的谈话可能得罪了“知青”，今天得到了报应。

　　“我也没有钱，口袋里有盒烟，拿去吧！”我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好话好说。

　　口袋被翻遍了，没找到钱，对方大怒。

　　“他妈的穷光蛋，把大衣脱下来！”

　　“这么冷的天，脱下来我穿什么？这件破大衣值几个钱？棉花的，还破了一个洞。我说小伙子客气点好不好，我很同情你们的遭遇，上山下乡确实太苦了，本人若有钱，一定赞助你们。要不留下地址，我以后寄点给你们。”我想拖延时间等待前后过路行人，可当时是深夜，又下大雪，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少他妈废话！”两个家伙用刀子顶着我的前胸，两个家伙顶着我的后背，我动弹不得。为首的家伙抢走了我戴的单军帽，又拉断了表链抢走了我的“上海”牌手表。

　　不知为什么他们不要自行车。

　　这时，前面围着尹聚平的两个家伙也抢走了她的手表，并扎伤了她的手。

　　正在这时，远处来了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可能是下夜班的工人。一个家伙吹了声口哨，7个人一下子跑进了马路旁边的松林里。最后一个家伙照我屁股上捅了一刀，当时可能心情紧张，一点也没觉得疼。

　　我拦住了几个过路的工人，他们一听对方是7个人，吓得立即骑车走了，我赶紧和尹聚平骑上车往厂里赶。

　　骑了一会，感到右腿发麻，用手一摸，啊！全是血。我咬着牙，骑车赶到了酒仙桥医院包扎了伤口。伤口不深，没有伤到骨头。随后，我们又到派出所报了案。后来破了案，我去市朝阳分局领回了手表。据公安局的同志说，这些家伙是东直门中学的山西插队生，在北京疯狂作案。第二天，他们窜到红庙，大白天抢了一个中学生的军大衣，并把中学生扎死了，现已全被抓住了。

　　我想见见这几个可恨又可怜的家伙，公安局的人不同意。这是我一生遇到的又一次劫难，谢天谢地，没有捅死我，后来想起来，确实有点害怕。

关于“批清运动”

　　1970年的中国，红卫兵学生们早已被赶下了文革历史的舞台，但文革并未停止。我所在的738厂又派来了新的军管会，奉上级指示，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批清运动”。

　　关于批清运动，历时数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大张旗鼓地搞了数年，被整的干部群众何止成千上万。光一个小小的738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 5。16”分子。据资料载，江苏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抓出了27万、一个六千人的工厂就抓出了二千多个“5。16”分子。许多地方和单位抓“5。16”中关“牛棚”的人数近乎天文数字，施行的刑讯逼供手段令人发指。据有人粗略估算，“批清运动”中，全国起码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被关押、致死、致残、“发配充军”、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这么大一个运动，整了这么多人，最后不了了之。如果说文革中最大的冤假错案，这绝对是其中之一。可是，某些党史、文革史“权威”和“御用文人”们至今对此事连“屁”也没有放一个，甚至有人至今认为抓“5。16”整的是“造反派”，好得很。据说只有和抓“5。16”毫无关系的伟大的邓小平说过，抓“5。16”是错误的，应当平反。

　　笔者有感而发。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人不是皇帝佬儿和文官武将，而是正派有骨气的文人，如屈原、杜甫、文天祥、鲁迅等人；同样，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家伙不是小偷、流氓、土匪、强盗，而是历代的某些御用文人。中国的某些文人要么是权势者的哈巴狗，要么专吃同类，且不吐骨头，比豺狼过之。单从这一点上，笔者很赞同秦始皇和毛泽东的作法，把许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丧尽天良的秀才们全杀掉，免得他们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

　　多少年来，在抓“5。16”运动中被伤害的干部群众忍气吞声，忍辱负重，没有说三道四，更没有闹事。为了国家的大局，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他们忍了，他们认了。他们没有搞报复，没有把整过他们的人置于死地，更没有挖他们的祖坟。中国人多好呀！这些可敬的我的同类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向他们三鞠躬。

　　或许我没有同类们那么大的气量。不，这不是气量大小的问题，也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血写的历史。不是要“全盘否定和控诉文革”吗？笔者也来助助阵。为了披露历史真相，揭露丑恶，吸取历史教训，教育子孙万代记住黑暗年代里的黑暗故事，我有义务重温历史，来讲讲抓“5。16”的故事。

　　蒯大富在挨整时，曾发牢骚哀叹：红卫兵是一年香，二年臭。我追加两句是：三年就挨斗，四年、五年成了“5。16”。

　　“批清” 运动一开始，就来势汹猛。伟大领袖又发了最高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5。16'。”林彪老贼不甘示弱，杀气腾腾地跳了出来，象疯狗一样狂吠：“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5。16’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锦上添花，火上加油：“查“5。16”，不但查组织，也要查罪行，罪行够了，就是‘5。16’。”

　　看来，“5。16”这个宝贝儿确实存在，不但存在，还很了不起，惹得领袖们如临大敌，草木皆兵。

　　30多年过去了，人们要问：“5。16”啊“5。16”，你这个宝贝在哪里？

　　30多年来，对莫须有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没有人站出来说个清楚。那些制造了“5。16”大骗局的的政客们上欺领袖，下压庶民。然而，在他们（当然是林彪、四人帮之流）受审的时侯，竟然没有一条“利用抓‘5。16'运动迫害干部群众”的罪名。（注：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那个所谓的“历史的审判”是多么“偷工减料”、派性十足。）那么，只能解释，抓“5。16”运动好得很，不是问题。那么请问苍天：错误地整了上千万人，牵连了家属、亲友数亿人的大运动谁来负责呢？

　　（注：文革中全国各种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组织和逍遥派成员按各占三分之一计算约3亿人。造反派组织中起码有50%的人被怀疑、审查和关押，起码有10%的人即一千五百万人被打成“516”分子。这个计算绝对是偏保守的，当时连农村生产队里也抓了许多“516”分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赞同”国外某些法西斯恐怖组织的做法，他们干了坏事之后，立即声称对该事件负责，省得人们疑神疑鬼。这大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可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注：这种说法很时髦，也很保险。）连恐怖分子都不如。

　　对于“5。16”这只冷冻了30多年的“螃蟹”，既然某些人怕吃坏肚子至今不想动筷子，那笔者就不客气了。现在，且听听笔者一家之言。

　　笔者认为，1967年武汉“7.20”事件之后，在手握军权的林彪和“中央文革”之流的煽动下，全国到处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毛泽东看事不好，怒斥“毁我长城”。（注：有文革研究者认为有“还我军权”之意，另论。）中央文革看事不好，急忙把王力等人抛出来当了“替罪羊”。但军界的老帅们和各大军区的将军们不买帐，继续指责中央文革，并对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怨声载道。这时（1967年春、夏季），正巧有一些极左思潮严重的学生（北京钢铁学院张建奇和外语学院刘令楷等人）以“5。16兵团”的名义贴出了给周总理提意见的大字报，刮起了一股反总理的“妖风”。这些人数不多能量很大的家伙们很快被谢富治抓了起来，周总理知道后让把他们放了。这件事很快就平息了。

　　这就是说，“516兵团”确实存在，但仅局限于北京几所大专院校的几十至上百人，大部分被抓过，且事情早已平息。

　　面对当时全国纷乱的局势，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十分着急。武汉“7.20”事件军队“造反”和有人反周总理这两件事对毛泽东震动很大。（注：有人说这时周恩来同毛泽东多次密谈，并以辞职向毛泽东施加压力，要毛泽东抓‘5。16’云云。笔者没有证据，不敢妄谈。）没有军队的支持，没有周恩来的支撑，共和国的大厦将倾覆，文化大革命将以失败告终。毛泽东权衡利弊，考虑再三，认为保住枪杆子、保住周恩来是头等大事，其他都是次要的，于是决定“安抚”周总理和军界（用军管会抓反总理的“5。16”就是铁证）。这样必须忍痛割爱，继续“丢卒保车”。“卒”者，“王、关、戚”和红卫兵、造反派也！“车”者，中央文革也！中央文革的政客们也认为，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利用价值已不大了，何不把自己干的许多坏事都推到他们身上，以平息一下“老家伙”们的怨气，取得“老家伙”们的谅解，保住自己已经到手的权力和地位呢？但这样干，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借口，而反周总理的“5。16”兵团正是一个好“宝贝”，尽管事情很简单且早已经平息了，但中央文革的政客们仿佛拣到了救命的“稻草”。于是，他们无中生有，小题大做，把只有几十个人且早已被抓起来了的“5。16”兵团“招兵买马”，“增员扩军”，然后煞有介事地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谎报军情，把“5。16”兵团说成是以肖华、“杨、余、傅”和“王、关、戚”为后台的（后来又加上陈伯达）、遍布全国的、文武结合的、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政客们知道毛泽东一辈子最讨厌别人搞阴谋），如不清查和打击，十分危险。可悲的是，领袖们和中央文革的“政客”们“英雄所见略同”。于是，上演并制造了文革史甚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惨剧”和“冤狱”。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当年希特勒为了致德国共产党于死地，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对共产党栽赃陷害并大开杀戒。“中央文革”经过一番秘谋，由姚文员出面，先造舆论，抛出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批清”运动从天而降，全国范围全面开花。结果是，几乎一夜之间，全国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为毛泽东充当了一年多“炮灰”且倍受其宠爱的“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们一下子变成了“过街老鼠”，成了“罪大恶极”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

　　伟大、英明领袖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万万没有料到，这场抓“5。16”运动的结果丢的不仅仅是“卒子”，连“马、炮、士、象”也丢了，“四人帮”这些“车”们最后也没有保住。丢了“车、马、炮、士、象”，文革这盘棋还下个屁？光杆司令纵有天大本事，也无回天之力。想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大势已去，众叛亲离，成了光杆司令，面对四面楚歌，只好挥泪别姬。伟大、英明领袖毛泽东一生运筹帷幄，百战百胜，“笑傲江湖”，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蒋介石之辈为“小把戏”，然而晚年却“败走麦城”，“挥泪别姬”，何故也？盖因“文革”这盘棋走错了“步”也！而单从战术来说，由于人老了犯糊涂，抓“5。16”一步棋走错，步步皆错：如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批“周公”，三落三起邓小平，最后导致全军覆没，不能不说是势在必然也！看来毛泽东的确是人不是神。

　　有文革研究学者戏言，光看晚年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很难相信他就是那个打败了国民党80万军队的英明统帅。其文革战略战术很难恭维，逻辑思维充满了矛盾和混乱，偏听偏信，优柔寡断，朝秦暮楚，出尔反尔，有许多重大失误和失策。在对待刘少奇（不该那样整，更不该整死）、林彪（不该逼上梁山）、周恩来（活活累死）、邓小平（要么早重用，要么不用）、王洪文（花花公子兼小丑）、华国锋（草包一个）和红卫兵造反派（斩尽杀绝，自毁“长城”）等重大问题上，他犯了“老年痴呆症”。

　　以上所述，虽是一家之言，但恐怕不无道理。读者若另有高见，笔者洗耳恭听。

隔离审查进“牛棚”

　　不到三年，历史重演，真是何其相似乃尔！正如1966年红卫兵、造反派们响应伟大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积极造反，把许多老干部们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一样，1970年，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按照正、副统帅的命令，派出一个个军管会，积极展开了大规模的“批清运动”，矛头直指向文革中为毛泽东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并把他们一个个打成了“5。16”分子和坏人。

　　利用学生整干部，利用工人整学生，利用军人整工人，又利用一部分军人整另一部分军人，最后联合起来整学生，这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变成了一部绞肉机”，这话忘了谁说的了，说这话的人活该当死，但这句话让他说对了。

　　自古枪打出头乌，造反没有好下场，政治斗争无诚实，宫廷里面无真理，胜者王候败者贼，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些民间俗语小时侯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时也略知一二，怎奈到了关键时刻，忘了。

　　既然造过反，就应付出代价。果然，历史的惩罚到来了，绞肉机的刀片很快地转到了我辈的脖子上。

　　1970年12月26日伟大领袖生日这天，我和738厂的造反派头头们一个个地被关了起来。当然，“私设监狱”名称不雅，美其名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没过几天，尹聚平也被作为所谓王力的“黑秘书”和“7.20”事件的参加者被隔离审查。那天正好是我儿子的一周岁。在这一点上，军管会还真是有政策水平，因为据说世界各国在母亲被关押时，孩子不能小于365天。

　　与尹聚平同时被隔离审查的一个从部队转业来738厂的男子汉钱直平，不几天便被军管会逼得上了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以上这些，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

　　我被隔离审查后不久，就被拉到厂里陪斗一次。这天是1971年的3月17日，738厂的军管会组织了本地区的批斗“5。16“分子大会。也不知军管会用什么神通广大的魔术，几天之间，便撬开了738厂许多人的嘴。他们一个个被押上台去，低头弯腰三鞠躬，痛苦流涕而又口苦悬河。不但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填了反革命登记表的“5。16”分子，而且交待出了几十、几百个发展对象。我想起那天的场景，真是滑稽。文革中我几乎什么场面都见过，可唯独未见这种场面。

　　在军管会的安排下，已经缴械投降的头头们一个个走上台去交代问题。站在台上的交待人在交待他发展的“5。16”分子时，显然是按军管会的要求，用×××（念某某某）代替姓名。这样坦白交待者只好说：“我发展了XXX，XXX，XX，XXX，XX，XXX……”。会场的高音喇叭有放大功能，这种绕口令的美妙声音响彻了738厂的上空，陶醉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军管会首长们，但却吓坏了台下的数千名职工，也惊呆了周围马路上的一切行人和车辆。于是，一切都凝固了，人们侧耳静听，不知道738厂大院里上演什么好戏。我站在台下看着手表，洗耳恭听着这一连串的迟迟不停的“某某某”。我的天哪！有一个头头竟然连续说了十分钟的“某某某”。按两秒钟说一个计算，他一口气交待出了300多个“5。16”分子。

　　此后不久，在军管会的强大攻势下，那些“某某某”们也一个个乖乖地“缴械投降”了。不几天，738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军管会主任“王大刀”在全厂大会上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伸出四个手指大喊：“同志们，谁说738厂没有‘5。16’分子？现在已经四位数了！四位数了！同志们！”

　　我的好友张君，是厂革委会人事组织负责人，与我在北航的身份差不多，不过他不管保卫工作。张君为人忠厚老实，甚至有些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他无造反派的气魄，但有造反派的观点，如此而已。他为人正派，被委以重任。抓“5。16”一开始，我曾对他说过不要怕，更不要胡说八道。

　　张君患有慢性心脏病，被军管会关起来后，身心压力都很大。他是个孝子，家有多病的老母。军管会抓住他急于想回家的心理拿他开刀，对他进行逼供。开始几天，张君尚能顶得住，拒不承认“5。16”问题。随着逼供的加剧和压力的增大，他顶不住了，终于痛哭流涕地向军管会承认自己参加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他幻想着承认了就能放他回家。

　　军管会很高兴，因为除我和尹聚平等外来户外，张君是738厂内抓出的第一个“5。16”分子。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个就不愁第二个，第三个……打过仗的军管会负责人知道突破口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张君可能是一条大鱼。他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他既是“5。16”分子，一定发展了不少人。738厂的“5。16”之鱼一定少不了。于是，军管会负责人在全厂大会上洋洋得意地说：“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738厂这座庙不小，水也很多很深，‘5。16’这些王八、游鱼少不了。林副统帅要求我们‘一个不漏’，我门的办法就是‘网大眼小’。‘5。16’分子这次一个也跑不了。不把738厂的‘5。16’分子抓干净，我们决不收兵。我们还是那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张君既然开了口，下面的事就由不得他了。这正如长江、黄河大堤一样，只要开了一个小口子，就很难堵上了。

　　“要想早点回家，就要竹筒倒豆子。说吧，是谁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军管会的人边问边记录。

　　“67年我去北航串连时，认识了戴维堤，是他发展我参加‘5。16’的。他让我在工厂里发展‘5。16’成员，并交代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张君此时的嘴吧已经象决口的黄河大堤。

　　军管会的人又惊又喜，立即紧追不舍。

　　“你发展谁参加了‘5。16’？”

　　“我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认识的人多，发展的人也多，让我好好想一想。不过，你们要替我保密。”

　　“这点你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你一边想，一边写出来，记错了也不要紧，但不要漏掉，一个都不要漏掉。我们不搞蒋介石那一套，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我们是一个不杀，但一个也不放过。你老实交代吧！交代的好，可以从宽处理。”

　　于是，张君把厂里300多个干部、工人的名字写了出来，其中包括文革初期挨过批斗的原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等一批老干部都成了‘5。16’分子。

　　于是，一批批干部、工人被谈话、审查。不承认怎么办？很好办，关押，逼供。“发展你的人都交代了，被你发展的人也交代了，你还等什么？”这是军管会的诱供秘决。

　　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多人便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对于某些交代问题不太痛快象挤牙膏一样的人，军管会便让某些工人看守们练练拳脚，并长期关着不放。

　　一年多后我被放出来见到张君时，他的心脏病已很历害。他含着泪向我说明了一切，并表示对不起我。他说他当时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甚至不想活了，天天思念老母亲和妻女，以泪洗面，心脏病常犯，差点死在“学习班”里。我谅解老张，劝他不要难过，好好养病。我调侃说：“老张你真有两下子。你这叫曲线救国，故意引导军管会犯错误。承认‘5。16’的人越多越好，法不治众。你事实上帮了大家的忙，军管会搞了扩大化，才草草收了场，否则把我们整得还历害。你干得漂亮。”

　　漂亮归漂亮，张君此后却高兴不起来。他是老实人，心胸不宽，总感到有愧于人，内心十分痛苦。他的心脏病越来越历害，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死时刚40多岁。我至今十分怀念张君，我敢说，如果没有抓‘5。16’运动，如果没有军管会的法西斯逼供、迫害，张君不至于死得这样早。

逃出“牛棚”看娇儿

　　我被关后，军管会的专案组只让我交待问题，没有逼我交待是不是“5。16”分子。大概他们认为我是条大鱼，不必操之过急。我自己当时也不太在乎。“学习班”嘛！学几天就完了。文化革命中干了那么多事，审查审查也是应该的，反正我文革中也没干什么坏事，经得起审查。至于“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去他妈的！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这是“莫须有”。我是北京市文革的见证人，不算活字典，也算万事通。这么大一个反革命组织，以前闻所未闻，如今突然冒了出来，必定事出有因。

　　在738厂这么多人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后，我心里更加明白，这完全是军管会逼供信的结果。工厂里的工人同志大多没见过世面，被军管会一压、一吓就害怕了。他们有妻子老小，承认了可以回家。好汉不吃眼前亏，何乐而不为呢？

　　但厂里的造反派头头们，也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并揭发了许多人，这使我十分不解。既当头头，就应有当头头的风度，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一挨整就举手投降，乱咬乱供，这要是落到毛人凤、戴笠等人手里，怎么办呢？

　　当时我感到困惑的是，抓“5。16”是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亲自下的“圣旨”。究竟是谁欺骗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呢？他老人家为什么这么好骗呢？

　　我把自己文革中的一年多的全部所作所为写成了材料，请军管会过目。我要求回家看看儿子。但是，我的材料被退了回来，军管会说那是宣言书和请功表，不是交待材料，要我态度放端正一点，脑袋放聪明一点。至于回家，那就看你自己交待的如何了，一切取决于你自己。

　　我真的非常想儿子。他是我戴家先烈的后代。当时，我还不知道尹聚平也已被关了起来。

　　一天晚上，我趁着看守们在外面打扑克，偷偷打开了窗子（当时关在平房，窗子还未加固），跑回了家--那间厂子附近农村的小屋。

　　一进门，我惊呆了。70多岁的姥姥（尹聚平的外祖母）正在喂我的儿子。儿子站在潮湿的土地上，一边吃东西，一边用两只小手拿着垂到地面的亮着的电灯泡玩。儿子见我回来了，立即哭着让我抱，并喊“妈妈，妈妈！”姥姥哭着告诉我，尹聚平前几天被厂里的人叫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的热血一下子顶到了脑门上。军管会这几个法西斯军人，真他妈的歹毒，简直不是人。我们犯了什么罪，如此对待我们？我把电灯线弄高，安慰了姥姥几句，亲了儿子一下，立即头也不回的赶回了“学习班”。从我逃跑到返回，前后不到一小时。

　　这时军管会正在组织人马抓我，见我自己回来了，松了一口气。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太责难我，只宣布以后不准再跑。

　　而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怒火难消。我冲着管专案组的军代表，破口大骂道：“我操你妈的姓×的，蒋介石害得我家破人亡，你们害得我妻离子散。老子一家都是当兵的，没有一个象你们这么混蛋的。你们别放我出去，否则我同你一块见闫王。”

　　我的嚣张气焰惹火了军管会。第二天，我被押到厂里批斗了一场。批斗完后，军管会副主任周胡砍来到我的牢房训话。“周胡砍”是738厂工人给他起的外号，主任叫“王大刀”。

　　“戴维堤，我告诉你，你给我放老实点。老子管过监狱，像你这样的，老子在监狱里见的多了。你的问题很严重，我们有充足的材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不化，死路一条。你不要认为你出身好，我们就不敢怎么着你，你的出身我们也要调查，烈士当中也有叛徒。我们现在是挽救你，要是换一个人，这样骂军管会，我们决不轻饶！”

　　“我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拿出来，我自己认为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骂军管会不对。可我家里确实有困难，一老一小没人管，出了人命怎么办？就是我和尹聚平有罪，那老人孩子无罪。我儿子绝对是烈士的后代。烈士也有叛徒，这话可是你说的，你是共产党员，不能这样胡说。我要求军管会派人给我看孩子，扣我的工资也可。”

　　“你孩子的问题，我们会考虑的。你老实交待问题吧！告诉你，你们学校来了许多材料，你是‘5。16’的头头，问题严重，有许多人检举你。我们给你时间，让你主动交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否则就不算你主动交待的了。”周胡砍说完就走了。

　　他妈的，活见鬼了！谁检举我是“5。16”？不可能！周胡砍有审犯人的经验，他一定是在诈我，我不会上当的。

　　过了几天，军管会派人买了火车票（当然扣了我的工资），把一老一小送到了北京站，打发回了郑州我岳母家。当军代表告诉我这件事的时侯，我已经不再生气，但心里在流血。

　　据后来得知，军管会中有人很同情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但此人很快就被军管会调走了。

度日如年

　　自从被隔离关押后，我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窗户被钉死了，还糊上了报纸。屋里有四张床，晚上有三位工人看守陪我睡觉。我身上除了一支笔，没有任何硬物可以“行凶”。白天，我被锁在屋里，看守们在外面打扑克。他们轮流回家。写交待材料发纸，发一张收一张。连一张报纸也不让看，只有一本毛选四卷本，已经快背熟了。我向军管会要书看，要纸写东西，不允许。真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我实在没有什么问题可交待了。在北航我除了反过工作组，当头头管组织保卫工作，未干其它任何坏事。我没打过一个人，没参与整过任何一个老干部。北航批斗彭德怀，打死李井泉之子李明清算大事，但与我无关，我还有什么问题可交待呢？我一天到晚没事干，实在无聊，书报不给看，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开始体会到坐牢滋味不很好受，特别是单人牢房。怪不得监狱里惩罚犯人时关“小号”，有道理！

　　无聊之极，闲得难受，人不能让尿憋死。“谢天公给我手一双，写写画画磨时光，自古天无绝人路，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从小喜欢诗书绘画，且多少有点这方面的“歪才”，今天派上了用场。没有纸，我让“看守”师傅给我买了一些卷烟纸（吸烟他们不禁止）。这种纸二指宽，白而薄，有韧性，同宣纸差不多。我用圆珠笔在上面画人物头象，从样板戏中的人物，到《水浒》、《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好汉，画了一本又一本。

　　画画帮我消磨了许多无聊的日子，后来被一位“看守”发现告了密，军代表带人抄了我的“家”，除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外，其它东西全抄走了，并宣布只有写交代材料时才发纸张和笔。幸亏我把画好的“作品”早藏在鞋子里，才“幸免于难”。

　　又回到了度日如年的日子。

　　失去自由--尤其是关在屋里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真难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阳光、蓝天、白云、春风，多好啊！但都不属于我，只有利用上厠所的机会出房门吸收一下新鲜空气，但两个看守始终左右不离。每天，我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狼，在屋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历史的巧合是，正如当年捷克革命作家伏契克在法西斯的牢房里得出的结论一样，“从门口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口也是七步，这点，我很熟悉。”有词《牢房》为证：

　　脚下“生烟”，

　　背门面窗七步远。

　　头上青天，

　　长方八快水泥板。

　　度日如年，

　　四卷宝书伴我眠。

　　欲穷远目，

　　“报告”要去大小便。

　　无聊的时候，我常常盯着天花板发呆。天花板由八块水泥板组成，中间缝隙很大，有几只蜘蛛在上面结了网，网上缠住了几只苍蝇。那几只可怜的苍蝇还没有死，正在垂死挣扎。蜘蛛正在一个一个地把它们吞食。我想，我现在就如同这几只苍蝇，任人宰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没有办法。此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四郎探母”中杨延辉（杨家败类、民族叛徒）唱的那几句“西皮原板”，变一下主人公，我在屋子里哼哼了起来：

　　戴某人坐“牛棚”自思自叹，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离水鱼任人熬煎，

　　我好比离山虎受了孤单 ，

　　我好比出水蛟龙被围在沙滩 ……

小伙子看守的故事

　　一天，一个刚进厂不久的17岁的徒工被派来看守我。几个老看守们陪我时间长了，早就烦了。白天总让这个小伙子值班看着我，他们好出去玩。不几天，这个小伙子也烦了，在屋里坐立不安，活象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老虎。

　　军管会规定，看守人员须同被看守人员划清界限，不准随便说话。可小伙子实在忍不住了。一天，他又单独陪我时，问我：“你是不是‘5。16'？”

　　我一听，十分好笑。但为了不连累他，我没好气地对他说：“你不要同我说话。我是‘5。16'分子，大‘5。16'分子，别连累了你。”

　　他神秘地笑着说，“我看你不象‘5。16’分子。厂里的‘5。16’们都承认了，就你一个人还没承认。”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5。16’。你年轻，有些事你不懂。厂里那些人都是群众，承认了就没有大事了，可我不行，我承认了他们也不会放我出去的。”我想试探一下他了解多少情况。

　　“对！他们说你是大‘5。16’分子，是高校伸向738厂的黑手，不会放你出去的。”他的回答在我意料之中。

　　“厂里抓出多少‘5。16’了？”我问。

　　“一千多了，还在抓，办学习班都没有地方了，有些人承认了就放了。”

　　“现在还关着多少人？”

　　“一百多人，大部分是头头。”

　　“知道我老婆的情况吗？”

　　“不太了解，只说她是王力的秘书。”

　　我不再多问。我沉思起来，心里百感交集。

　　小伙子见我不高兴的样子，便说：“不谈这些了，你会下棋吗？咱俩下棋怎么样？”

　　“不，不行，别连累你。”我心里一阵热，小伙子真是不错，但我决不能连累他。我说我不会下棋。文革中，忙于革命，我确实不会下棋。

　　“没事，他们进城玩去了，晚上才回来，没人知道。不会下我教你。你陪我玩玩吧，我快闷死了。”他一脸稚气地看着我。

　　这真是天上掉馅饼，世上还是好人多。我顿时感到鼻子发酸，眼睛发湿，喉咙发干。

　　小伙子象变魔术似地，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付小象棋，教我下了起来。

　　就这样，我学会了下象棋。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小伙子陪我下棋的事，就被一个姓刁的看守报告了。第二天，小伙子一边整理铺盖卷，一边难过地对我说：“戴师傅，我不能陪你了，你保重吧，我走了。”

　　他走了，一个多好的小伙子走了。是我连累了他，我太自私，我恨自己，他才17岁，是我连累了他，我用拳头使劲捶着自己的脑袋。

　　后来得知，他回厂后被军管会整了好几天，逼他交待与我说过些什么。后来，让他下车间勞动去了。

　　姓刁的看守对我看得很严，我不理他。万没想到的是，不几天，出卖小伙子的刁看守也被人“咬”了，他也成了“5。16”分子，卷起铺盖进了“牛棚”。

　　真是好人有好报。多年以后，小伙子已从工人提为干部，入了党，当了处长，如今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我永远忘不了他，他的名字叫张建国。

与军管会的较量

　　我又陷入了孤独寂寞之中。一本毛选四卷被我翻了一遍又一遍，许多重要文章我都快背熟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写的多好呀！这是军管会要求每个被审查人员必读的。我联想到军管会已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绝对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军管会打击一大片的错误是犯定了。他们现在骑虎难下，不得人心，进退两难，已同杜聿明差不多。我心血来潮，想说点什么。于是，我给军管会写了一封信，劝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军管会的首长、同志们，你们好！你们都是好人，老革命，有许多功劳。你们打过淮海战役吧？一定认识杜聿明。但是，功劳归功劳，错误归错误，你们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干革命，打蒋介石、国民党，功劳大大的，你们不愧是解放军的代表。但是，今天你们似乎又老革命又遇到了新问题。今天，你们打击的是革命群众，你们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而错误的责任应由你们个人来负，不能代表解放军。

　　你们现在的处境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同当年的杜聿明差不多。

　　听说738厂已经抓出了一千多个‘5。16 ‘分子，这是你们的伟大胜利。但我相信这绝对是逼、供、信的结果。因为据我所知，所谓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就象秦桧整岳飞的罪名一样，叫作“莫须有”。我向你们保证，738厂也好，北京航空学院也好，只要我不是‘5。16’，那任何人不可能是‘5。16’。738厂的这些‘5。16’，是你们生产出来的。怎样生产的，你们自己知道。

　　据我所知，文革中，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叫张建棋的学生为首的几个学生--最多100个--给周总理贴过大字报，用的是‘5。16兵团’的名字。后来，谢富治抓了他们.

转移“牛棚”

　　我又开始了闭门思过，度日如年的日子。

　　1971年清明节前后，大雪纷飞，好一个银白世界。屈指一算，我和厂里的头头们关在这片平房里已半年了。厂里的头头们常去厂里开批斗会，这与他们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有关。他们被军管会当成“鸡”，去惊吓厂里的那些“猴”们。而我什么也没承认，反倒乐得轻松，逍遥自在。军管会同我谈话后，也不把我拉到厂里斗了，只让我闭门思过。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军管会对我的话根本听不进去。我骂军管会和发牢骚的话军管会反复地研究了。军管会内部有人主张给我点颜色瞧瞧，但有人认为我的家庭出身太好了，家里一大堆烈士，不能不考虑影响问题。目前还没有抓到我过硬的问题，把我逼急了万一出人命怎么办？尹聚平也早已关起来了，钱植平已自杀了，再死了人影响不好。北航转来的材料水份很大，需要核实，需要时间。戴维堤这个人又臭又硬，一是因为他出身太好，二是可能最后查不出大问题。为了妥善起见，先关着他再说。直到后来，运动搞了一年多了，军管会中有些人才逐渐认识到我当初的某些话有道理，并初步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加上厂里已有人开始闹翻案，军管会中的有识之士也认为运动搞扩大化了，有没有“5。16”他们中有人也开始怀疑起来。我是唯一一个否定有“5。16”存在的人，我的意见看来不能不考虑一下了。这时，军管会负责人的头脑才开使冷静起来。在厂里，“王大刀”和“周胡砍”讲话也收敛多了，“牛棚”里的待遇和看守们的表情也好了起来。实事求是地说，军管会应该感谢我。

　　一天晚上，我在一直亮着灯的平房里睡得正香，忽然被外面一阵阵喝斥声、跑步声吵醒了。同房间的看守们全爬起来跑了出去。我躲在被窝里倾听外边的动静。一会儿，看守们进来了，脸色都很难看。我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外面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听清，我悲愤至极，大声地说：“逼死人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不准胡说！”看守们大吃一惊，急忙掩饰。

　　“我早听清了，蒋某某自杀了，你们逼死人命，该当何罪？”我气愤地说。

　　“可惜他没死成，畏罪自杀，死了活该！你想向他学吗？随便。”这个看守一直很坏，常动手打人，但没敢打过我，仅用肩膀撞过我，可能军管会对他们有交待，不准打我。

　　“姓张的，你少来这一套。想让我死，没门！有本事你打死我。现在我就写遗书，我死了，就是你小子打死的，你敢签字吗？”我同他大吵起来。

　　吵闹声惊动了附近的军代表和看守们，他们进来劝了一顿，我钻进被窝蒙上了头。

　　事后知道，头头蒋某某因受不了长期关押和逼供，一时想不开，趁看守不注意，触电自杀未遂，被救活了。

　　第二天，突然通知我换地方，从平房搬到楼房去。我分析可能因为这里关着头头们，怕我闹事，扰乱“军心”。

　　新“牛棚”在福利区二楼二层。从看守们嘴里，我才知道尹聚平原来关在这里，现在让我俩交换了地方。

　　我面对新“牛棚”，百感交集，心血来潮，诗兴大发。我找到几张旧报纸，珍藏了起来，趁看守不在时，记下了一首《浪淘沙--转移》：

　　辛亥清明天，

　　命令突颁，

　　转移来到新房间。

　　我来尹往相互换，

　　却为哪般？

　　新“牢”似黑棺，

　　天日不见，

　　两个窗子一对关。

　　门对厕所阴风灌，

　　臭气冲天。

　　（注：1971年是农历辛亥年。）

　　“换防”后，我一开始十分高兴。这是二层楼一套三室的套房，是建厂初期按苏联人的图纸盖的，专供厂领导住的。该杀的“老毛子”，把窗户搞得小小的，尽管在我的抗议下，撕掉了窗子上的报纸，但仍进不了多少光线和阳光。万幸的是，站在窗前，能看到楼下马路上的行人和风景。

　　这套房子里有一个一平方米左右的厕所和一个长一米六八、宽一米二的小水房，可以洗冷水澡。谢天谢地，因祸得福，分到738厂后一直没有房住，这次住上了高级房子。

　　这次“鸟枪换了炮”，军代表让我单独睡在最里面一间足有15平方米的大屋子里，我可以在里面翻跟斗。看守们住在外面屋里，时间长了，他们百无聊赖，又不读书不看报，白天常常打扑克消磨时间。军管会也不指望我交代什么问题了，就这样关着我。单元门常锁着，我仍然象笼子里的动物，度日如年。

夫妻双双在“牛棚”

　　我后来才知道，在我被关起来不几天，尹聚平也被军管会隔离审查了。

　　尽管我后来早已同军管会的同志握手言欢，但我当时骂他们是“法西斯”，实在是事出有因。军管会当时并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问题，怀疑、审查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在还没有查出问题之前，就把审查对象当敌人对待，采取极不人道的手段对待一个正在吃奶的孩子的妈妈，用对付监狱里犯人的办法进行逼供，这种做法不是法西斯又是什么？

　　据说尹聚平的主要罪状是参与了“7.20”事件、反军乱军、王力的黑秘书等等。这真是抬举了尹聚平。给王力当秘书，本人还差不多，她是不够格的。这个该死的王力，害人不浅，据说他是“5。16”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据说他是个国民党，据说他反周总理，据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他发明的。因此，在“武汉事件”后不久，他就被打倒了。我早就预感到尹聚平等人要受牵连，果然如此。

　　按说军管会的某些人是见过世面的。对于一个小小的尹聚平，一个跟着中央代表团出了几天差的青年学生，若怀疑有什么问题，让她交待一下完全可以。要知道，当时王力已被打倒，但谢富治还未打倒。中央至今也没把以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定为反革命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江青等人当时都活着，武汉“7.20”事件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清楚。一个小小的学生在中央代表团里又能干什么大事呢？稍有常识的人都不能从这里抓到什么“大鱼”。后来得知，同在一面五星红旗下，其余几个一块赴武汉的北航学生也受过审查，但不过是把事情经过写成材料，上交组织就完了。有的同志很快就解脱了，并入了党，提了干。井岗山、吴介之、胡惠娟三人皆未因“7.20”事件而“获罪”，可是738厂军管会却如临大敌，认为抓大鱼、立大功的时候到了。

　　738厂军管会把尹聚平从吃奶的孩子身边押走，召开了全厂批斗大会，宣布抓出了大“5。16”分子，混进中央代表团一级的，王力的黑秘书，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分子，立即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同时宣布隔离审查的是一位刚从部队转业来738厂工作的男子汉钱植平--为了纪念他，此处用真名，请他的家属理解。

　　尹聚平的“牛棚”就是我后来的“别墅”。后来我才知道，尹住在这里时远没有我幸运。军代表和女看守们让她住在那间长一米六八、宽一米二、面积一算就知道的阴暗潮湿的小水房里，用木板搭了一个小床，这就是尹聚平的新家。万幸的是，尹聚平身高一米六六，小房的长度还多出两公分，谢谢军管会的长官们！

　　军管会专案组长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白面书生，此人姓梁，外号“凉半截”。在他的指挥下，年轻的、立场坚定的女看守们对尹聚平采取了非常“革命”但极不友好的行动。

　　“老实交待，你是怎样混进中央代表团的？”“你跟王力干了些什么？”“王力什么时候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反军乱军的？”“你的黑手是怎么伸进738厂的？”“戴维堤是坏头头，你老实交待他的罪行！”……

　　文革中，中国大陆的“牛棚”多如牛毛，被关的“牛”们也五花八门，各有千秋。否定文革后，制造“牛棚”的人大都下了“地狱”。可是，惟独抓“5。16”时制造“牛棚”和虐待“牛”的人们却立了大功，官运亨通，心安理得。这，就是后文革时代的中国历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本书不愿再追述军管会专案人员和女看守们的“革命行动”。我敢保证，他（她）们百分之百是好人。在那个人人发昏的年代里，最最革命的行动就是整人，就是把同类打成反革命，甚至把人咬死后连骨头吃掉。

　　感谢那个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的“凉半截”前来暂停了对尹聚平的“革命行动”。他说：“尹聚平，听说你父母是老革命，你生父是革命烈士。我们不管那一套。现在老革命和烈士中叛徒、特务多得很，谁知道你老子是不是叛徒、特务？这很难说，我们不管这些。王力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你给他当秘书，知道的情况一定不少，你要老实交待。看你的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交待好了，可以从宽处理。我们讲人道主义，今后不会再有人打你，也不会不让你喝水，你累了可以坐一会儿，但问题交代不清不能睡觉。革命嘛，需要付出点代价。”

　　斗室，小小的斗室，从此成了尹聚平的“家”。其实根本不是家，家可以关上门来睡觉，这个小小的“家”没有门，里面装上了二百度的电灯泡，“光芒万丈”，“主人”没法睡觉。738厂有的是女工，积极分子们很好找。车轮战术开始了，整天整夜不准尹聚平坐下，更不准睡觉。连续几天轮番逼供，只有到天亮时才让坐下打一会儿盹。接班的看守又来了，立即站起来，又开始了一天的逼供……

　　尹聚平头几天加起来一共让睡了三个小时的觉。就算她是个动物，也需要打个盹儿。可是，只要她的头一垂，立即传来女看守们的拍桌子声和喝斥声。由于挂记家中的老人、儿子，她整天以泪洗面，“废寝忘食”，悲愤欲绝。父辈们都是共产党人的烈士后代，一个年轻的孩子妈妈，蒙受如此摧残和奇耻大辱，要不是想到儿子，她真不想活了，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也免得受罪了。

　　经过几天的连续折磨，尹聚平已经面目皆非。她欲哭无泪，呆若木鸡，身心受到了极大地摧残。她的内分秘已严重失调，脸上、身上长满了水泡，眼球突出，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迅速地消瘦，几天下来，仿佛换了一个人，“苗条”得几乎皮包骨头。当年不兴减肥，否则军管会的逼供专家们发明的这种减肥秘方足可申请国际专利。

　　尹聚平不明白，生父是1946年牺牲的革命烈士，母亲是38年的老党员，继父是1929年入党的老资格共产党人，丈夫戴维堤的亲人中有四位烈士。如今夫妇双双成了“5。16”，反革命，而大打出手的人从军管会到看守有好多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不知道联合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委员会的洋鬼子们死到哪里去了。这些该死的帝修反分子，整天游山玩水，不干正事，也不愿到1971年的中国北京738厂来看一看。

　　天要绝人，没有办法。身居中南海游泳池游泳的毛泽东以及忙忙碌碌的周恩来不可能想到，那个在武汉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扎着两条小辫跑来跑去的女学生尹聚平今天不想活了。让她的儿子、丈夫、父母、兄弟姐妹们见鬼去吧！来世再见吧！尹聚平的情绪已经反常，随时可能出事。

　　还要感谢军管会“凉半截”，一天，他突然交待女看守们，千万提高警惕，一秒钟也不准离开人，不准她手里有硬物和绳子之类，千万不能让她自杀了。

　　当时尹聚平不知道，同时被关的钱植平同志，这位当过兵的男子汉在附近的“牛棚”里经受了数天的折磨之后，一时想不开，在牛棚的厕所里自杀了，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钱植平是从海军转业到738厂的，据说他文革中参加过“冲派”，如此而已。

　　钱植平自杀，救了尹聚平一命。军管会似乎感到人死了倒无所谓，弄不出多少口供和材料，如何论功请赏？如何升官？不行，不能让尹聚平也自杀了。那样传出去，军管会逼死了二条人命，听起来不太好听，人家要骂我军管会是笨蛋，是法西斯。

　　于是，“凉半截”来到尹聚平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尹聚平，前几天对你的革命行动，你要正确对待。我们共产党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看在你是烈士后代的面子上，今后允许你每天睡一会儿觉。她们不会打你，但你也不要惹她们。你要老实交待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态度好可以从宽处理。”

　　从此以后，尹聚平的待遇稍好了一点。

　　钱植平呀钱植平，你用你年轻宝贵的生命，救了尹聚平一条命，我代表全家谢谢你了。愿你的冤魂安息吧！你不该死，你应该活下来，顽强地活下来，你怎么那么狠心呢？连老婆孩子也不要了？

　　从此以后，小屋里的小床才真正成了尹聚平的“家”，尹聚平可以坐在上面，晚上可以在上面睡几个小时。保持革命警惕性的女看守们一怕尹聚平逃跑，二怕尹聚平行凶，逼供完后就把她赶到小屋里。二百度的电灯泡始终“光芒万丈”，七、八只年轻漂亮而又凶狠残暴的大眼睛24小时轮流盯着她。旁边就是一平方米的厕所，大小便必须开着门，漂亮的大眼睛们继续盯着。

　　尹聚平这时是什么？是人吗？不是，尹聚平现在象只母猴。诸位（包括尹的女看守们）到动物园去过，那些漂亮的孩子妈妈领着孩子在观赏铁笼子里的母猴，多好玩呀！那母猴的儿子被人家枪走了，既不可望又不可及。母猴在笼子里撞来撞去，想见自己的儿子一面，谈何容易？老老实实呆着吧，谁让你不是人呢？

见“故人”——尹聚平还活着

　　一天，“我正在楼上观风景，忽听见楼下乱纷纷。”透过玻璃窗，只见尹聚平被四个女看守押着从楼下马路上走过，可能是进厂批斗刚回来。尹已瘦得皮包骨头，四个女看守前后左右簇拥着她，许多路人围观。

　　我自命为男子汉大丈夫，从不婆婆妈妈，但如此面对近一年渺无音讯的妻子，我肝肠欲断，心如刀绞，百感交集，两行热泪流了下来。谢谢苍天，尹聚平还活着。我含着泪水，一气呵成一首七律《见故人》:

　　黄河岸边苦藤瓜，

　　烈士遗孤弃黄沙。

　　只缘伟人挥巨手，

　　红旗阵中一小丫。

　　身陷囹圄两分离，

　　妻离子散在天涯。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当年不回家。

　　尹聚平的老家是河南省清丰县，在黄河北岸，是黄泛区。生父曹从之1938年入党，1946年任延津县委组织部长时牺牲，当时她才五个月。母亲也是38年入党的，当时才23岁，抱着她到了冀鲁豫解放区根据地，认识了继父蒋中岳。继父1929年入党，是河南省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当时同万里、吴德、赵紫阳等人同在冀鲁豫工作。尹完全是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从小靠供给制生活。六六年文革时，她刚20岁，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北航红旗”。因随谢富治、王力去了趟武汉，被军管会隔离审查。

　　当时738厂夫妇俩同时被关起来审查的，只有我和尹聚平。我是男子汉，虽不算铁石心肠，尽管思念妻儿，但能挺得住。尹聚平作为母亲，孩子刚一岁，就被迫母子分离了。我不知她心里有多难受和痛苦，但她最后也挺过来了，她没有自杀，也没有得神经病，但关了一年半后放出来时，已是皮包骨头，脑子受到了伤害，一直健忘得很，脾气也变怀了。

　　唐朝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诗，我从小喜欢，但没有切身体会。尽管有人认为作者当时已经丧妻，但我仍认为，那是描述长期在外的丈夫思念妻子的绝句：秋天的晚上，巴山地区下着大雨，池塘里涨满了水，秋风潇潇，蛙声一片，使人烦燥不安。由于很久未回家了，不知新婚的妻子现在如何，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中，见到久别的妻子？那时两人依偎在西窗前烛光下，剪着灯花，述说着当时巴山夜雨的晚上互相思念的心情，那该多好啊！于是，诗人写道：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每当想起了这首诗，我就思念起尹聚平及我们的儿子。我敢说，我们的思念之情远远超过了巴山诗人，因为我们还有一岁多的儿子远在千里之外，不得相见，其内心的苦楚谁人能知？

见儿子——欲哭无泪

　　被关押以来，自从刚开始偷跑回家见过儿子一面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儿子，我无时无刻不想念和挂记他。他是我的骨肉，是我们戴家先烈留下的一条根。军管会说老人孩子已经送到郑州，让我安心交代问题。近一年过去了，不知儿子现在什么样了，我实在想他。至于儿子的母亲尹聚平如何想儿子，我就顾不得了。

　　“学习班”遥遥无期，不知何时才能恢复自由。整天关在屋里闭门思过，连一张带字的纸也没有，无聊之极，度日如年，我强烈地思念所有的亲人。除老婆孩子外，山东老家年迈的双目失明的老祖母和亲人也令我挂念之极。

　　想起自己两岁丧父，从小成了孤儿，那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我的“照顾”。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伟大的无产解级文化大革命中，仅仅因为听伟大领袖的话造了几天反，一没杀人放火，二没丧尽天良干坏事，却落得夫妻双双关“牛棚”，“妻离子散”，远在千里的儿子不得相见，不知这是为什么？

　　自古监狱可以探监，军管会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却连老人孩子也不准见。古人尚且讲点人性和人权，可是，不知哪个祖宗发明的“学习班”和“隔离审查”却不管把人关多少时间，也不准亲人探望，哪怕是吃奶的孩子。

　　1971年秋的一天，我正在屋里“熬钟点”，忽听窗外楼下有哭叫声和喝斥声。我推开窗子往下一看，只见不知何时从河南回来的姥姥和我的儿子坐在地上，对着我的窗子哭喊着。有几个工人看守正在轰老太太走，周围有许多看热闹的人。

　　我大吃一惊，想从房门冲下去，可房门反锁着。我只好从窗子探出身子喊着“姥姥”，呼唤着儿子的名字。我心里难过之极，悲愤欲绝。已快两岁的儿子抬头呆呆地望着陌生的我，突然大声的哭喊起来。从儿子的哭叫声中，我分辩出了一声声“爸--爸--”的声音。我悲喜交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有人叫我爸爸，这是我的儿子。谢天谢地，总算见到姥姥和儿子了，尽管这种见法有点残忍。

　　70多岁的姥姥哭闹着一定要同孩子上楼来看我。看守们和几个军管会的人如临大敌，喝斥着让老人带孩子赶快离开。围观的人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有人指责看守人员，有人擦着眼泪离开了。我一狠心，关上了窗子，一屁股坐在屋内的水泥地上，长叹一声，呆若木鸡。

　　后来才知道，尹聚平的姥姥和儿子在河南郑州我岳母家住了快一年了，仍不见我和尹聚平的影子和消息，一家人都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岳父知道我儿子是烈士后代的后代，气得天天破口大骂738厂军管会是法西斯。岳母让弟弟、妹妹们又把姥姥和我儿子送来了北京，希望能见我和尹聚平一面，并幻想能感动军管会尽快释放我们。

　　近一年来，军管会的所作所为已引起了全厂干部、群众的公愤。一千多个‘5。16’分子们纷纷翻案，指责军管会的逼、供、信行为。但军管会顽固不化，拒不向被整的干部群众认错并赔理道歉。为了保住他们的运动成绩，为了守住最后一道防线，他们把早已查清问题的几十个头头继续关着不放。这期间，被关的头头们有的家中亲人去世，有的老人卧病在床没人照料，有的家属带着孩子天天在“牛棚”周围转来转去，希望能见到亲人一面。有一天，我从窗子看见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我一个车间的沈师傅在楼下哭。沈师傅要给关在我旁边房间里的丈夫杭某某（也是厂里的造反派头头）送点吃的，看守们不让。趁沈师傅同看守们争吵的时候，小女孩飞快地跑上了楼，见了她爸爸杭某某一面。这个聪明的小女孩后来成了有名的歌星，她就是杭天棋。

　　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我家的经最难念，因为我是“夫妻双双在牛棚”，不知道何日“夫妻双双把家还。”

　　我强烈要求军管会允许我和尹聚平分别见老人和孩子一面，如不答应，我将绝食，以死抗争。

　　看来还是我错了，军管会的“长官”们不是法西斯，不是冷血动物。他们经过研究，认为没有必要为这点儿小事儿让我死，他们同意我见儿子一面。

　　“戴维堤，你岳母家纵恿老人孩子回来大闹‘学习班’，这是破坏运动的行为，是错误的，这对你和尹聚平没有好处。好在不是你指使的，就算了。我们军管会还是讲政策、讲人道主义的。看在你是烈士子女面上，我们同意你看看儿子。这是军管会对你的关怀和照顾，是党的温暖，是军管会讲政策的体现。我们不是法西斯，我门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再骂军管会，我们就不客气了，你要为你的骂人承担一切后果。”

　　“谢谢军管会，只要让我见见儿子，我就不骂军管会是法西斯了。否则我就是法西斯。”

　　于是，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只允许我见姥姥和孩子一面，尹聚平仍不让见。会见安排在厂五层大楼招待所一间屋里，军管会早已派人把老人和孩子接来。两个看守领着我来到到了会见房间，并告知我会见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并不准哭。

　　我一进屋，只见又苍老了许多的姥姥坐在床边流泪，不懂事的儿子坐在床上吃花生。我一把抱起了儿子，用力亲了一下。谁知儿子可能被我的胡子扎痛了，哭喊着挣扎下来不让我抱。儿子根本不认我，我心里一阵难受。去年底被关时，儿子不到一岁，现在快两岁了，他当然不认得老子。房间里站着几个军代表和工人看守，戒备森严。我强忍着眼泪，拉着姥姥的手，安慰着老人，给她擦去脸上的泪水。儿子不停地吃着花生，傻乎乎地望着我，却始终不肯叫“爸爸”。我急了，不由自主地给了儿子一巴掌，儿子“哇”地一声哭了。姥姥指着我的鼻子骂起来。我双手抱着头，蹲在了地上，偷偷擦去了流出的泪水。

　　“戴维堤，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打儿子还是打我们？你要冷静一下。你看到了吧，你老人孩子都很好，这下你该放心了吧？今天希望你做做老人的工作，动员老人带孩子再回河南。在北京不方便，‘学习班’还没完，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我站了起来，突然看见一位年轻一点的军代表在擦眼泪。

　　我只好劝姥姥再同孩子回河南，不要着急。北京这里没人照顾，我和尹聚平也不放心，我们很快就会出去的。我安慰了姥姥一顿，又抚摸了儿子几下，然后一咬牙，转身出了房间，头也不回地向“牛棚”走去。整个会见大约20分钟，给军管会节约了10分钟。

　　这次老人孩子千里探亲却未能见到尹聚平一面。举目无亲的姥姥和儿子只好又哭着返回了河南郑州我岳母家。又过了半年多，当我走出“牛棚”奔赴河南再见到姥姥时，受到严重刺激的老人家已经疯疯颠颠，不久就去世了。我对不住老人家，面对老人家的遗像，我热泪盈眶……

林彪完蛋了

　　转眼到了1971年9月。一天，又来了一位新看守，人称小李子。这是位复员军人，山东沂蒙山地区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一来就对我非常同情和友好，说话很随便，直来直去，标准山东人的脾气。我劝他注意，不要对我太友好，以免受牵连。谁知他满不在乎地说：“管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厂里现在闹得很凶，全翻案了。军管会顾不得你们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参加过，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在哪儿当过兵？”我问他。

　　“福建。”

　　“福州军区吗？什么部队？”我有目的地询问。因为68年我去过夏门处理周国怀叛逃事件，到过福建。

　　“某某军的，我们是野战军。我们几个老乡都在某某军，驻在樟州。68年大武斗，可热闹了。我们司令支持一派，政委支持一派，后来部队和部队也打了起来。有一天，首长让我们追赶逃敌，是对立派的群众。我们端着刺刀把几个家伙追到稻田里，咱们一个老乡跑在前面，上去一刺刀一个，一刺刀一个，连捅了三个，真过瘾！”山东老乡很随便地说。

　　我的天哪？这就是解放军支左？我以前听说过类似的事。外地武斗死人可多了，但听了老乡的话，仍令人吃惊不小。

　　“你们随便捅死人，不受处分？”我问。

　　“处分？还立了功呢？我们也有战士被他们打死了。当时都红了眼了，大炮隔着山打。我们的司令部差点被对方击中。你不知道，台湾还打过传单来，表扬我们打得好呢？后来我们首长挨了中央批评，给撤了职。”老乡越讲越来劲。

　　这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吗？

　　突然，老乡把门插了上来，神密地说：“你知道吗？林彪完蛋了，坐飞机摔死了，现在外面都传遍了。”

　　“是吗？”我惊呆了。我每天关在屋里，报纸广播皆没有，与世隔绝，什么也不知道。

　　“详细情况不清楚，咱一个老乡在中南海当兵，听说是前天晚上出的事，好象是坐飞机叛逃，被打下来了。”老乡说。

　　这真是爆炸新闻，实在没有想到。

　　实事求是地说，对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我们是拥护的。林彪战功赫赫，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三大战役林彪指挥了两个，没人能比。尽管对他文革中整天举着红宝书的作法有看法，但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人人如此，也算不了什么，谁让毛主席喜欢这一套呢？从1968年退出文革历史舞台后，对中央和上面的事知之其少，尤其是一年多来关在“牛棚”里，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更是孤陋寡闻。所以，听到林彪出事的消息，确实是没料到，大吃一惊。我对林彪叛逃摔死一事大为不解。

　　我请老乡多打听点外边的消息告诉我。

　　过了几天，军管会奉命向全厂“革命职工”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据说会场戒备森严。但是，我等被剥夺了听文件的权利和知情权。由于军管会和工人看守们没有任何人告知我关于林彪事件的一个字，连《人民日报》也不准看，我向军管会提出了严重抗议。军代表说：“现在你不能听中央文件，对你不利，将来会让你知道的。”

　　“岂有此理！林彪完蛋对你们军管会不利！林彪是你们军管会的老祖宗，你们做贼心虚！”我心里愤愤地想。

　　感谢山东老乡“看守”，他随时把外面的情况偷偷地告诉我。

　　林彪事件对我震动很大，我预感到中国的局势将会出现重大的动荡。

　　林彪完蛋，有一点值得我高兴。738厂军管会按照林彪“一个不漏”的指示，发明了“网大眼小”的战术，搞扩大化，打击一大片，搞逼供信，搞非法关押，私设监狱，剥夺人权，这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行为。林彪倒台了，军管会该收敛点了吧？

关于“反军、乱军”问题

　　从一开始，军管会就拿“反对解放军”的大帽子来吓唬我。文革以来，我从未干过反军乱军的勾当，不料如今却成了“反军”者。由于我的阶级本性和出身，我永远不可能反对解放军。文革中，伟大领袖号召解放军“支左”，事实上军队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派性斗争。解放军内部也分派，什么“老三军”派、“新三军派”；“空军派、陆军派”；“5。13演出派”、“冲5。13派”；还有“司令派”、“政委派”等等，一应俱全。军管会也观点对立，且一批一批地换。738厂的军管会就换了三批，先是空军军管会，后是通信兵军管会和北京卫戍区军管会，各个军管会皆支一派压一派，彼此互相否定。对群众来说，支持张三就等于反对李四，支持这个军管会就等于反那个军管会，你说让群众怎么办？听谁的？怎么才算反军？

　　如今林彪完蛋了，反林彪是不是反军？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对上要谋害毛主席，对下残酷地迫害包括老帅们在内的大批党政军老干部和反对他们的人民群众，其手段之残忍，罄竹难书，古今中外罕见。文革中林彪及其死党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能代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忠实地执行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指示，把上到胡耀邦等老干部、下到我辈年轻学生打成“三反分子”、“5。16分子”的军管会某些人，对他们提提意见甚至骂他们几句，难道这就叫反军？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应当是澄清某些历史事实的时候了。文革中和文革后，“反军乱军”的大帽子满天飞，许多人被戴上了这个帽子而敢怒不敢言，这是很悲哀的。这是中国特色的发明，也是天大的笑话。

　　什么叫“反军乱军”？文革中究竟是谁反军乱军？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应当“拨乱反正”，说句实话了。

　　笔者认为，古今中外，“反军”者历来有之，因为历史上的反动军队都是镇压老百姓的。老百姓要活命，要造反，只有同反动军队对着干。而“乱军”者却不是平民百姓望而可及的，只有管着军队的人或军中的高官们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小儿的常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抢险救灾，为国为民损躯是他们神圣的职责。这样的军队无人敢反，无人能乱，除非台湾当局和美国、北约之流的政客。

　　文化大革命中，最高统帅号召解放军支左，要“支持左派而不是保守派甚至右派”，而毛泽东眼里的左派，当然指的是造反派也。由于许多将军们对文革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所以许多军区不支持造反派，甚至把造反派当成反革命镇压。文革中许多军区事实上介入了派性斗争，有的甚至介入了武斗。有的部队同部队之间也打了起来（如福州军区、昆明军区、大连的陆军和海军等）。当时，中央军委一会儿“八条命令”，一会儿“十条命令”，朝秦暮楚，令军区和群众组织无所适从。一会儿宣布许多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了群众，一会儿又骂造反派们反军乱军，这必然导致造反派和解放军的对立。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干出了冲击军区机关，静坐、示威、绝食之类的蠢事，最后成了“反军乱军”的罪人。现代法律讲究“作案动机”，现在回想起来，有几个红卫兵学生和造反派是真正的坏人，希望把解放军搞跨、搞乱的呢？“反军乱军”这个词，正象“黑帮”、“走资派”一样，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在国外的法典里是找不到的。多年以来，在“反军乱军”这个问题上有许多误区，许多人戴上了“反军乱军”的帽子敢怒不敢言，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这是很悲哀的。

　　参加过文革的人都清楚，文革中，真正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军乱军”口号的是林彪、江青之流，而伟大领袖毛泽东一开始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也是同意了的，后来他老人家看事不好，便出尔反尔，大呼“毁我长城”、“大、大、大毒草”，那只能解释为“放火”和“点灯”的故事。铁的历史事实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也！早在“5。16”通知中，毛泽东就白纸黑字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必然产生重大的作用和后果。因此，事到如今，应当是实话实说的时候了。文革中真正搞乱了军队的是林彪、“四人帮”之流，而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这个问题上也绝对是有责任的。既然军队里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且还“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中央文革也好，红卫兵造反派也好，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揪这“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中的“一小撮”，岂不是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吗？结果不但不给记功，反而翻过手来把他们打成“反军乱军”的反革命，这不是千古奇冤吗？多年以来，某些人挥舞着“反军乱军”的大棒子和大帽子，把那么多的同胞致于死地，让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难道今天不应该忏悔一下吗？难道他们的良心被狗吃了？

　　某些人不是说毛泽东文革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有罪吗？我看最大的错误就是利用“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军乱军”（还有“516”）的大帽子草菅人命，残害生灵。全国真正的“走资派”才整了几个人？而抓“516”整了多少人？有良心的人自有正确的结论。

　　文革中我虽然没干任何“反军乱军”的勾当，甚至我还支持解放军镇压过造反派，但我始终认为不应当把解放军和老百姓（包括红卫兵和造反派）人为地对立起来，更不要以“反军乱军”的罪名随便整人。军民本是一家人，万事以和为贵，我就不信有那么多反军乱军的坏人。“反军乱军”不好听，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民乱民”更难听，因为失民心者失天下。随便给青年学生们扣上“反军乱军”的大帽子，正与随便给整过群众的老干部们（包括军队干部）扣上“反民乱民”的大帽子一样，荒唐可笑。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文革中因为对军队某某领导人（包括老帅、将军们）和当地驻军“支左”有意见或受到驻军压制、打击而对驻军采取过一些过火行为--包括对个别军界领导人写过“炮轰”、“火烧”大字报，在军区门口静坐、示威、喊过口号（例如“打倒陈再道”）等行为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只要没有公开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军方明里暗里送的不算--如中央军委送北航红旗数千支枪，武汉军区送“百万雄师”轻重机关枪、炮，大连陆、海军分别送两派武器甚至鱼雷等等），没有攻打甚至占领军事基地、要塞、机场、舰艇甚至导弹、卫星发射场……没有用武器（包括木头棒子）同解放军打架，就不算反军乱军。对他们的错误可以批评教育，甚至处分，但不能随便定罪为“反军乱军”。如果这种看法不对，那么对文革中造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反的“联动”和“7.20”事件的平反如何解释？难道真理真的有双重标准吗？难道政治真的就是无理可讲的“强权政治”吗？

　　今天，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这绝对是中国人民的福音。多少年来，我中华民族受尽了强盗们的欺侮，我父辈的头颅被人砍着玩儿，心肝被人家当酒菜，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国力和军队。面对如今东西南北不太平安的局面和远的、近的反共反华噪音，勒紧裤腰带也要强军，应当成为我们的国策。所谓称霸不称霸，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没有强大的军队，想称霸也称不了。西方国家的军队是政府的工具，绝对不准干预政治，否则就是政变和叛乱行为。中国的军队是老百姓的子弟兵，也是共产党政权的支柱，目前的国情暂时决定了中国的“中央军委”不能不参政，这无可厚非，但任何时候，解放军的枪口和刺刀不能对付老百姓，否则就不叫人民的子弟兵，而叫“法西斯”。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国防”。抵御外国入侵，平息武装叛乱，收复属于自己的领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抢险救灾，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这样的军队，谁能反？谁敢反？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一、谁强奸谁？

　　从山东老乡“看守”口里，我知道了外面抓“5。16”运动中发生的许多“动人”故事。

　　故事之一，谁强奸谁？

　　四零一厂有个女干部，徐娘半老，风骚不减当年。抓“5。16”以来，她是积极分子，大打出手，协助军管会抓出了许多“5。16”分子，许多人对她恨之入骨。

　　但是，这位白天大干“革命”的女将，晚上却干着见不得人的“改革开放”的勾当。

　　她的老头比她大很多，是一个高级干部，很忙，经常出差不在家。徐娘耐不住寂寞，把一零四所一个小伙子请到家中搞“三陪”。

　　一天晚上，老头突然出差回来，从爱妻的床底下，揪出了这个小伙子。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权衡利害得失，决定私了。小伙子被放走了。

　　不几天，小伙子的单位一零四所党委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控告该小伙子流氓成性，强奸妇女。信写得情节逼真，有凭有据，只是写信人作贼心虚，不敢留真姓大名，只写“受害人”是四零一厂的。

　　一零四所党委立即对小伙子审查，让其交待问题，并拿出匿名信作为证据。

　　小伙子恍然大悟，大吃一惊，明明讲好私了的事，为什么出尔反尔？你不仁，我不义也。

　　于是，小伙子向组织交待了一切。

　　原来，该女干部曾到小伙子单位当过宣传队干部，革命之余，孤单无聊，认识了该小伙子。女干部为他织了毛衣，赠了许多礼物，付出了代价，请小伙子陪她解解闷，一来二去，进入了角色。女干部回厂后，不忘“甜蜜的事业”，经常趁老头不在家时，请小伙子来暗渡陈仓。

　　一零四所的领导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哈哈大笑，批评了小伙子一顿后，给四零一厂党委来了一个电话。

　　“不是我们一零四强奸你们四零一，而是你们四零一强奸我们一零四！”

　　我听到这个故事后，半信半疑。后来证实确有此事，我笑出了眼泪。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二、“五一六”登记表的故事

　　故事之二：“5。16”登记表的故事

　　动力科一个头头唐某某，成了“5。16”分子。此人胆小怕事，态度很好，交待问题很痛快。

　　“老实交待，你们的‘5。16’登记表什么样子？”

　　“是铅印的，第一行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成员登记表，还有编号。下面是纲领和组织纪律。”

　　“什么纲领？什么纪律？”

　　“纲领是三忠于，四无限，五保卫。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纪律是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

　　“还有什么？”

　　“记不清了。”

　　“表在哪里？”

　　“烧了。”

　　“老实交待！”

　　“噢，想起来了，运动一开始，让我埋了，全科的‘5。16’登记表都让我埋了。”

　　“埋在哪儿了？”

　　“埋在东直门桥底下了。”

　　于是，军管会调动人马，带着工具，由唐某某带路，连夜赶到了现场。

　　当时正是冬季，西北风呼呼地吹，东直门桥下臭水河已结了薄冰，这可苦了那些积极分子们。他们按照唐某某指定的地点，开始了艰苦的挖河泥工作，挖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要找的宝贝。军管会的人火了，拉过唐某某来，追问：“说老实话，到底埋在哪儿了？”

　　不知唐某某当时是狗胆包天拿军管会开涮，还是被吓得神经错乱，他摸着脑袋，装腔作势地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似地说：“该死，我该死，我记错了，不在这儿，在前面拐弯的地方。我用尼龙包包着，装上石头，扔在水里了。”

　　天哪，前面是一片开阔的臭水河面，半冰半水，那污水估计齐腰深。

　　当时那个年代，为了革命，人人不惜一切。为了拿到“5。16”反革命集团的罪证，那真是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点臭水怕什么？于是，军代表一声令下，工人们一个个走进了冰凉的污水里，弯着腰摸起来。他们不停地同污水接着吻，来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三、“反革命秘密电台”事件

　　故事之三，“反革命秘密电台”事件

　　文革之初，厂里两派总部头头的电话分机都由厂通讯室总机控制。由于通讯室也分两派，于是双方头头的电话常被窃听。“东方红”一派的头头感到这样不安全，便从一墙之隔的兄弟厂总机拉了电话线使用。通讯室反“东方红”的工人怀疑“东方红”的头头们安装了单独的电台。清查“5。16”运动开始后，有人便揭发了这个问题。

　　军管会如获至宝，列为“反革命秘密电台”大案进行追查，随后，一些有关人员被关了起来。

　　由于逼、供、信的“功劳”，一些人承认了有秘密电台存在过，并且据说有人同当时已调到贵州的一个头头通过话。于是，莫须有的东西变成了有声有色的客观存在。看来逼、供、信确是个好办法。

　　军管会的宗旨是，你不承认我就逼，你供了我就信，信了就关人。一时间，受反革命秘密电台案牵连受审查和关押的有好几十人。可笑的是，被定为“黑电台”台长的竟是一位广播站的老工人。此人仅小学文化程度，但会修收音机，扩音机之类。该老工人同我很熟，我一直称他叫张师傅。

　　有一天，我在看守们陪同下去食堂打饭，突然发现张师付也来打饭，身后跟着看守。我万没想到他也被关起来，趁看守们不注意，我偷偷地问他：“什么问题？”

　　“电台台长。”张师傅悄声地说。

　　第二天吃饭时又碰到他。他偷偷地向我手里塞了一团纸。回“牛棚”打开一看，上面写道：“根本没有电台，有人揭发我，就把我关起来了。我老母有病，我回不了家。天天逼我，我受不了了。我想承认了好回家，你看如何？”

　　我看了张师傅的条子，心里十分同情，感慨万千。军管会呀军管会，按说你们绝对不是坏蛋，但为什么对好人这样仇恨？象张师付这样老老实实的老工人，你们整起来也毫不手软。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后来知道军管会的人没有几个人打过仗），为什么这样敌我不分，草木皆兵，残酷无情？难道这么多人都是你们的敌人吗？你们这样整人，难道自己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有人提醒军管会，电台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功率，可以从北京直接同贵州通话，要小心上当受骗。可军管会不听，继续逼、供、信。军管会的人说：“738厂这个厂子很厉害，臭老九很多，什么有本事的人都有。咱们国家控制原子弹爆炸、卫星发射用的电子计算机他们都能造，造个电台还不容易？一定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

　　可怜那些被关押、被审查的干部、工人倒了霉。他们有苦难言，家中老人孩子病了不能回家。有的人为了过关，军管会需要什么就交待什么，什么都敢承认，什么材料都敢写。政治斗争中有一条策略，叫做引导对方犯错误。738厂的这些干部、工人可怜而又可悲地引导着军管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怪谁呢？

　　我在“牢房”里对军管会的这种作法又提出了强烈地抗议，并劝他们放下屠刀，积点阴德。军管会又把我斗了一场。有的好心的看守说：“不关你的事，别人的事你少自找麻烦！”但我认为，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世上有良心的人是多数。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知道了这件事，哭笑不得。他们告知738厂军管会，别查了，再查就查到我们头上来了。

　　原来，除了广播电台，所有的其它电台全归市公安局管理、备案、侦查。若738厂有秘密电台而公安局又不知道，将是公安局的失职和重大事件，公安局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这场闹剧，终于收了场，可是，爱害者的眼泪知多少？

　　738厂的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在军管会的领导下，搞了两年多，被打成“5。16”分子的职工一千多人，被关押一百多人，关押一年以上30多人，被逼自杀一人，被逼成精神病死亡一人，直接间接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这笔帐不知应算到谁头上。

　　在我被关押、审查期间，军管会对我展开了大规模地内查外调，除了同北航“联合作战”外，据说还派人去西安、四川、武汉、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贵州、山东等地反复外调。最可笑的是到我老家调查我父亲是不是烈士时是我四叔接待的，我四叔认为要发展我入党或升官，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家史，并要热情招待外调人员，外调人员不好意思，灰溜溜地走了。

　　据我后来估算，为审查我一个人，738厂十多年来化费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惊人，全厂、全国加起来更是天文数字，看来文化大革命的确是“祸国殃民”。

　　与我一块分配到738厂的几位北航老同学，几乎全部受到了审查、逼供和批判，有的被开除团籍，受到处分。有位老同学在北航时只不过是北航红旗一名普通群众，没干任何坏事，但军管会不知从哪儿得到信息，说该同学是我发展的“5。16”分子，在北航干了许多坏事，几次逼我交待该同学的问题，并准备对他实行隔离审查。我实事求是地告诉军管会，不要听信某些人的胡说八道，该同学在北航时什么坏事也没干过。若连他这样的人也关起来，军管会将被动、后悔的。后来由于厂里有人闹翻案，该同学才幸免于难，但仍受到了怀疑和审查，连女朋友也弃他而去。后来，该同学飞黄腾达，成了权力很大的领导干部。

　　据有人粗略调查，在历时数年（当然是文革十年期间）的抓“5。16”运动中，全国大约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据说这个数字是中央权威部门的人说的），受审查和牵连者不计其数，许多地方在农村的老农民中也大抓特抓“5。16”分子，被整死、自杀、致伤致残、精神失常、家破人亡者数不胜数。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以及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都被说成是“5。16”的黑后台。而据我后来见到肖华、王力等人询问此事时，他们说被关押时从没有人向他们提过“5。16”问题。

　　据我所知，全国抓“5。16”的总指挥当然是“四人帮”之流。总后台当然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这件事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历史证明了我被审查时的预言，所谓“5。16反革命集团”，不过是“四人帮”之流凭空发明的怪物，正象秦桧陷害岳飞的罪状一样，叫作“莫须有”。

　　全国轰轰烈烈搞了几年的大运动，整了那么多人，最后不了了之。738厂的军管会撤走时连个屁也没放一下。当初发了那么多中央文件、指示、首长讲话，后来竟然不给全国人民一个明确地交待，更没有向被害者正式赔礼道歉。如果说文革中最大的冤假错案，这绝对是其中之一。后来全盘否定文革时，作为文革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抓“5。16”运动，某些人也缄口不提，而且至今“金口难开”。 当时就连以平反冤假错案而著名的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也“大意失荆洲”。这其中的奥妙，只能苍天知道。

走出“牛棚”

　　1972年5月13日，军代表带几个人来到了我的“思过斋”（这是我为自己的“牛棚”起的雅号）向我宣布，从今天起，改变审查方式，回车间劳动，但审查未完，要继续检查交待问题。最后，军代表拿出了一份材料。

　　“戴维堤，你自己看一下，这是揭发你的材料，本来不应该给你看，但已经无所谓了。当初让你交待‘5。16’问题，我们是事出有因的，你不要埋怨我们。”军代表把材料让我看完了交回去。

　　我一看，是老同学张海写的“关于戴维堤问题的揭发材料”。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工工整整，象印刷的一样。

　　张海用了几十张纸，揭发我在北航发展他参加了“5。16兵团”反革命组织。有时间、地点、情节，样样俱全，十分逼真，一般人看了必信无疑。怪不得军管会始终逼我交待“5。16”问题，把我关了这么长时间。

　　我看了张海写的材料，心里立刻想到张海同学可能吃的苦头太大了。不知道他的单位是怎么整的他，逼、供、信到什么程度。外地天高皇帝远，整起人来无法无天。张海肯定是被折磨得没有办法了，才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一条7尺的汉子，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对张海并无多大的怨恨，我恨那些整他的人。我甚至怀疑，张海可能被整死了，或者被逼疯了。738厂不是也有被整得自杀或疯了的吗？

　　我对军代表说：“现在你们怎么看这份材料？”

　　军代表笑了笑，说：“给你看材料，就说明我们的态度。‘5。16’组织登记表问题，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也没见到一份。不过，我们重在罪行，罪行够了，也是‘5。16’，这是周总理说的。”

　　“周总理是这么说的吗？什么时候，在哪儿说的？”我问。

　　“你出去后自己打听去吧！”军代表说。

　　当天下午，我恢复了人身自由。从1970年12月206日被关，到1972年5月13日释放，我失去人身自由五百多天。尹聚平仍未释放，但我知道也快了。

　　我回车间报了到。车间书记十分友好，他开始时相信军管会的话，认为我是“5。16”分子，带领工人们批斗过我。但后来，他似乎明白了过来，对我十分同情和客气。他让我休息几天，并借给了我路费，让我回河南接孩子。

　　回厂一打听，光受我牵连被审查、批判的人就有好几十人，其中有的被关了好几个月，有的被“发配”到车间去劳动改造。我向他们一一道了歉，表示了感谢和安慰。

　　生活中往往有许多无巧不成书的时候。当天晚上，在卫戊区工作的表弟约我去工人体育场看足球。从表弟处得知，厂军管会周主任一直是他的老上级，很熟。我直埋怨表弟为什么不早说。

　　到了体育场刚坐下，身边过来了几位军人也来看球。我一看，正是“周胡砍”他们。我表弟作了介绍，不料周主任一反常态，握着我的手哈哈大笑说：“戴维堤，老朋友，不打不相识，不要见怪。哈哈哈哈！”

　　当着表弟的而，我只好顺水推舟，“周主任，你关了我一年半，我骂了你一年半，请你也不要见怪。”

　　“你表哥真行，骂得我们好苦。全厂一千多人都承认了是“5。16”，就他一个人没承认，好样的。“周主任向我表弟说。我一听，哑言失笑，亏他说得出口。

　　又过了些日子，在一位老干部儿子的婚礼上，我遇见了军代表“凉半截”，他有些不好意思。我端起酒杯，敬了他几杯酒，他很高兴，我们握手言和。

　　我这人，一般不爱记仇，何况周主任他们也算老革命，与我无冤无仇。事情已经过去了，文化革命中你整我，我整你，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算了。

　　可是我算了，738厂挨过整的许多工人不算。有好几次，军管会的人在北京大街上被工人们啐了一身唾味。

黄河大堤抒怀

　　工人体育场看球后第二天，我便乘火车去了郑州。我走后不几天，尹聚平也被放了出来。

　　到达郑州岳母家，一家人见我出来了，十分高兴。岳父、岳母是老干部，能理解。但尹聚平的姥姥，这位带着我的儿子受尽了苦难的老人已经神经受了刺激，一边哭，一边唠叨，自言自语，语无伦次。我心里难过之极，反复安慰着老人。

　　在郑州住两天，我让两个内弟陪着我去了花园口黄河大堤。

　　我之所以要去看黄河，实在是因为关了一年半，天日不见，心里压抑的太厉害了。我要向黄河母亲倾诉心中的积怨。

　　黄河花园口是当年蒋介石部队为了阻止日寇南下炸开黄河决口的地方。蒋介石此举没淹死几个鬼子，却使河南、安徽、江苏几十个县、市变成了一片汪洋，近百万人命丧黄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背井离乡，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后来这里成了黄泛区，不长庄稼，每年风沙成灾。风沙害苦了黄泛区人民，也造就出了一个英雄人物--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这是后话。

　　我们登上了黄河大堤。

　　啊！好伟大呀！我的黄河母亲。宽阔的河面上，滚滚黄水自西天而来，打着漩涡，似万马奔腾，向东流去。天篮篮的，高高的，朵朵白云似懦动的羊群，无穷的视野消失在天际。我的心胸顿时开阔起来。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前几天，我还在牢笼一般的“思过斋”里“思过”，今天，我却来到了黄河母亲的怀抱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自由”两个字的宝贵。

　　我象小孩子一样在黄河大堤上奔跑着，跳跃着，喊叫着，惹得内弟们哈哈大笑。面对滔滔的黄河，望着天水合一的西天的太阳，我不由得喊起了王之焕的绝句：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看来当年王之焕肯定来过黄河岸边，或者乘船沿河而上，触景生情，才有此感慨，否则，关在书斋里，是写不出这等绝句的。

　　我和内弟拿出了“道口烧鸡”和“郑州啤酒”，坐在大堤上对饮了起来。喝酒间，我编了一个顺口溜：

　　近看大河东流去，

　　遥望西天不可知。

　　人生如梦总有醒，

　　逝者如斯莫叹息!

　　人生一世，在许多人看来，大不了吃喝玩乐，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升官发财有时机。为此，千百年来，人们明争暗斗，你死我活，人头落地，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这就是历史吗？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吗？回想自己及其同类，不知什么时候迷上了马列主义，迷上了毛泽东思想，迷上了革命无罪，迷上了造反有理。文革之初，自己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一个沂蒙山下农民的儿子，本没有远大的野心和至高的奢望。我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忠心，去追求和捍卫那“圣经”般的真理，为了党和国家不变颜色，为了包括自己父兄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不至于白流，为了中国不复辟资本主义，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不再伦为资本家的奴隶和地主们的长工，我们按照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中央的指示，起来革命、造反。文革中，我们没有“打、砸、抢”，我们没有“反军乱军”，我们不但没有“炮打”而且“死保”周恩来总理和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们，我们不是“516”反革命分子，我们何罪之有？可是到头来，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本来就没有想得到什么个人的好处，但我们绝对没有当“反革命”的思想准备。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把我们当作“反革命”来整的人，恰恰是我们“奉若神明”的领袖们和“亲人解放军”们，这不能不令我们万分寒心。以前，我们对许多看破红尘、悲观厌世的人嗤之以鼻；对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闻政治的逍遥派视如会说话的动物，但折腾了一顿，自己的清高和伟大又在哪里呢？到头来还不仍是一棵小草，一只羔羊，任人践踏，任人宰割吗？“感谢”军管会的“牛棚”，在付出了几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代价之后，自己像被浇了一头冷水的“发烧友”一样，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怪不得过去官至宰相的人告老还乡去修理地球，种花养鸟，或隐入山林，隐居而终，而草民百姓吃喝玩乐，醉死梦生，苟延残喘，了此一生。这大概才是归宿，才是结局，才是绝对的真理……

　　我心中充满了悲愤，充满了惆怅，也充满了无奈。让过去的一切象这涛涛的黄河水一样一去不复返吧！逝者如斯夫！不可知的未来只有天知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想起了李白的《将进酒》。借着酒兴，我面对滔滔的黄河，大喊了起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牢牛且为乐，

　　会绝一饮三百杯……

　　下页的句子记不起来了。

　　我举着酒瓶子，与内弟对饮着，干了一瓶又一瓶。我把最后的一瓶酒扔进了黄河里，一转身，醉倒在黄河大堤上……

　　在岳母家住了两天，我带儿子直奔山东老家。我年迈的老祖母早知道我有了儿子，但始终未能见面，天天盼着看看重孙子。在我被关押的近两年里，老人家幸亏没有辞世，否则将是我一家没法弥补的终生遗恨。

　　在潍坊下了火车，我抱着儿子，提着几个包，艰难地赶到了汽车站排队买票。我第一次带小孩，吃力得很，儿子哭闹着找姥姥，我又怕丢了包，急得手忙脚乱。山东老乡们见我一个大小伙子带着小孩，很不容易。几位妇女问小孩他娘哪儿去了，我回答说住医院了，她们都很同情，帮我哄着儿子。这时，一个老农民问我到哪儿去，我说回老家景芝镇大夫村。

　　“你是大夫的？你贵姓？从哪儿来？”老人急忙问。

　　“不贵姓戴，我在北京工作，回家看看。大叔您是哪儿的？”

　　“我是曹家庄的。戴福田、戴福臻你知道吗？”

　　“那是我父亲和亲叔。”

　　“怎么，你就是戴福田的儿子？”老人一下子拉住了我的手，顿时热泪盈眶，“我就是宋家坡惨案活下来的，我跟你父亲干过区中队。你父亲你叔戴区长真是好人，死的太惨了。都说戴家有后人，上了北京的大学，当大官了，原来就是你呀！”

　　我象遇见了亲人一样，使劲地握住老人粗糙的大手，问长问短，又把儿子抱过来让儿子叫爷爷。大叔摸着儿子的头，感慨地说：“老天爷有眼，戴家有后人了，真不容易呀！”

　　于是，大叔和几个妇女帮我抱着孩子，提着东西，上了汽车。一路上，大叔不停地向我讲述父亲叔父的故事，讲述“宋家坡惨案”的情况。宋家坡惨案那天，大叔被打伤了腿，倒在地上，眼看着叔父被王金铭的人抓走杀害了。大叔死里逃生，后来一直在村里当支书……

　　下车的时候，大叔请我抽空一定去他庄里找他玩。我掏出了一百元钱，让大叔买酒喝，大叔无论如何不收。本书开始的许多情节，就是大叔后来告诉我的。

　　回到家中，老祖母见到了我和儿子，十分高兴。她把重孙搂在怀里，不住地亲着，摸着，老泪纵横。亲友们闻讯赶来看望，家中象过年一样热闹。

　　我带儿子来到了村北父辈们的坟前，按乡俗上了坟，烧了纸钱。儿子没见过这场面，十分高兴，扑打着火玩。我把儿子按在地上，给爷爷们磕头。两岁的孩子，什么也不懂，但我必须这样做。

　　在家住了几天，我便告别了祖母、亲友和父老乡亲们，带儿子返回了北京。在我离京后也恢复了自由的尹聚平到车站接我们，一家人终于在北京站广场上团聚了。尹聚平一下子扑向了儿子，不管儿子认不认她，一下子把儿子抱住，拼命地亲吻着，儿子吓得哇哇大叫，母子俩哭做一团，引得广场上许多人围观。

　　隔离审查一年多的囚徒生活结束了，我和尹聚平回到了原来的车间当工人，但继续接受审查。绝大部分干部、工人师傅对我们仍很好。参与揭发、批判、看管过我们的人我也一个个同他们握手言欢，有的甚至成了要好的朋友。

　　走出“牛棚”的我，“自愿”当了打扫厕所的清洁工，后来又当了几年工人，这在该厂的大学毕业生中是绝无仅有的。直到1976年初，我才被调到科室，从事计算机专业工作。由于对我的审查一直未结束，我始终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只能夹起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干活，政治上始终不得翻身。

　　738厂是标准的共产党天下，虽然我在738厂一直走“麦城”，但那是天意。738厂的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许多人甚至是出类拔萃的。我热爱738厂，我把一生交给了这个厂。

山东老乡的故事

　　为了让读者轻松一下，下面讲一段山东老乡的故事。

　　山东人讲义气，不知始于何年何代，估计还是因为山东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的缘故。另外，那部描写一百零八个山东好汉的《水浒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山东人从小就受到父辈们关于孔、孟思想的教育和礼仪的熏陶，重视文化，关心国是，尊老爱幼、助人为乐。事不平有人管，路不平有人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许多山东人的脾气。

　　当然山东人中也有“非好汉”。这正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样，不足为奇。文革中把天下搞得大乱的中央文革，许多大员都是山东人。“四人帮”中就有三个山东人。康生、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张春桥是山东巨野县人；王洪文是东北长春人，但祖宗也是山东的；关锋是河北庆云县（原属山东）人；戚本禹是山东威海人，就连王力也是半个山东人（苏北人，山东人的女婿，在山东参加革命并且工作很长时间）；山东人中集中了这么多非等闲之辈，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事出有因，读者自明。

　　其实，地球上哪个地方都有好人和坏人。不过受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历史战乱、经济状况决定的文化差异，导致某些地区的人们有的爱吃咸，有的爱吃淡、有的爱吃辣、有的爱吃醋，有的粗放豪杰，有的谨小慎微，有的爱动刀子，有的爱偷东西……大人物如此，小人物亦然。

　　上面提到的在“牛棚”中看守过我的山东老乡小李子，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通过他，我又认识了和他一起复员分配到我厂的其他几个山东老乡。这些山东大兵老乡十分讲义气，很“抱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所谓“为朋友两肋插刀”， 一点不错。

　　有一件事令我终生感叹不已。

　　那是我出“牛棚”后的1972年冬天，小李子急急忙忙跑到我家告诉我，老乡小张的老母亲昨天刚从从山东老家来京看望他，住在厂集体宿舍里，晚上不幸中了煤气，拉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死了。老家的亲人们要求一定把遗体运回去见一面后土葬，不准在北京火化。当时老乡们工资才几十元钱，租不起车，厂里也不同意派车拉尸体。老乡们经过商量，决定几个人用自行车把老太太的尸体运回山东。

　　我一听，大吃一惊。从北京到山东老家八百多里路，中间还有许多丘陵、山坡，用自行车怎样拉尸体？路上碰上警察查问怎么办？小李子说医院有死亡证明，不要紧。他们五个老乡请几天假，用自行车把老太太送回山东老家，五个人轮换着骑，但还差两辆自行车，希望借用我家的两辆自行车用。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表示若需要我一块去也可以。当时我不到30岁，也正血气方刚，小李子说用不着我去。

　　我问怎样装运老太太，小李子说用被子把老太太捆起来，绑在自行车后衣架上，问题不大。我说：“那怎么行？这是拉人，不是拉头猪。这样必然要头、脚朝下，这是对老人的大不敬，绝对不行，况且这样到家还不把老太太颠塔坏了！我有个办法，让老太太‘坐’在自行车后架上，头朝前，用绳子固定好，外面穿一件军大衣，头上包快头巾，象带着一个活人一样，这样路上没人怀疑。”小李子说：“这办法好，看来还是上过大学的水平高。”

　　于是当天夜里，五个老乡给医院太平间的看门老头送了两瓶“二锅头”，在太平间门口把老太太按我说的办法固定在自行车上（就用的我那辆较结实的‘28’型自行车），五个老乡冒着寒风出发了。据说看太平间的老头对此事十分感动，他一辈子没有见过用自行车千里迢迢拉尸体的，他直夸山东人好，有孝心，讲义气，不怕苦，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几天之后，小李子他们回来了，到我家来还自行车。我问路上出事没有，他们说路上很顺利，没人检查和阻拦。他们身上都带着刀子，碰上坏人也不怕。他们轮流带着老太太，连续骑车三天三夜，到达家乡时，亲人们和乡亲们都惊呆了……

　　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里山东老乡们的故事。

三叔戴健安息

　　1974年的一天，在总参三部当司机的老乡小宋开着一辆伏尔加车来到我家，说三叔戴健得了肺癌，在三零一医院住院，要我快去看望。

　　我和尹聚平立即带上儿了，随小宋前往医院。

　　我已经多年未见到三叔了，只知他一家去了山西，一直没有联系，我真悔恨。我一计算，三叔是1925年生人，刚刚49岁，竟然得了癌症。

　　赶到三零一医院高干病房，我一下子扑到三叔床前，拉着他的手，眼泪涮地流了下来。

　　三叔是我血缘关系中最近的长辈了。

　　“别哭，我还死不了。”三叔很随便地说。他刚查出肺癌，还没有什么大反应，气色很好。他瘦瘦的，两条浓黑的眉毛，双目有神，不象个病人，医院正在给他化疗。我知道这病最多一年，开始问题不大，晚期痛的厉害。我岳父蒋中岳也是肺癌，刚去世不久，我不敢告诉三叔，但岳父总算活了70多岁，而三叔刚409岁，我心里难过之极。

　　我向三叔介绍了尹聚平，并让儿子叫爷爷。三叔摸着我儿子的头，非常高兴地说：“好，有接班人了。”

　　陪同三叔的三婶向尹聚平问长问短。三叔对我说：“趁我还活着，你们常来看看我，以前我太忙，现在有时间了。你父亲的事不清楚可以问我，你父亲死得很壮烈，是革命烈士。还有你叔戴福臻，你不要忘了他们，你要继承他们的遗志，听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话。听说你当过造反派？还是头头？谁让你造反的？”三叔不象个病人，情绪很好，但在这种场合，我没法向他解释，只好骗他说：“我们不过跟着起哄，我又没干过坏事，也没当头头。”我一边说着，一边扶三叔坐到沙发上，轻轻地为他揉肩膀、胳膊。

　　“很舒服，很舒服，你还会按摩？”三叔问。

　　“不会，看医生干过。”我苦笑着说。

　　三婶见三叔批评我，说：“你三叔就是爱批评人，说话直来直去，山东人脾气。你三叔找了你好几次未找到你。六八年，你三叔就调到山西去了，把全家户口都迁去了，现在回北京很难了。你大弟弟上了解放军洛阳外院，你二弟也当兵了，你小红妹还上学。你三叔的病他们还不知道，没有告诉他们。”三婶说着，眼圈红了，“你们不知道，文革初你三叔在山西当工作队长，被造反派们批斗，抄了家，把你三叔整得好苦。”

　　三婶的话使我冒出了一身冷汗。我想起了北航工作组长赵如璋。幸亏三叔没有当北航的工作组长，否则我就当不了造反派了。

　　三零一医院又叫解放军总医院，高干病房等级森严，十分豪华，有元帅楼、将军楼、军师级楼，等级分明，戒备森严。三叔1942年17岁参加革命入党，1946年才人伍，1954年定为了行政13级，上校军衔。三部当时是兵团级，三叔已享受副军级待遇，而他这个资历的一般都是县团级。三叔提拔得快，他从胶东一直打到厦门岛，九死一生活了下来，谁想到刚刚49岁就得了癌症呢？

　　三叔的病房分客厅和卧室。客厅很大，铺着红地毯，有沙发、电视、电话、空调等，看来当官不当官就是不一样。我正想着，突然门外警卫员报告，部里陈政委的和蔡局长来了。

　　总参三部政委陈福初将军当过738厂的四清工作团长和文革初工作队长，我到738厂后他刚回部队。由于也执行了“资反路线”，他被738厂的群众批斗过。蔡作政是三部八局局长，当过738厂军管会副主任，我给他写过大字报。后来他也调走了，换了卫戍区军管会整的我。今天他们来看望三叔，有点“冤家路窄”。我心想，他们不认得我，蒙混过关吧！

　　我大着胆子把陈政委和蔡局长迎了进来，他们果然不认识我。他们同三叔握了手，询问了病情，坐在了沙发上。这时三叔示意我敬烟，我拿起茶几上的中华烟给陈政委和蔡局长每人敬了一枝烟，拿起打火机为他们点烟。

　　这时我站着，陈、蔡二位从沙发上欠起了身子等我点烟，客观上造成了二人向我低头弯腰的架式。无巧不成书，打火机不争气，一下、二下、三下，怎么也打不着火。二人弯腰等了半天，我赶紧拿过火柴为二人点着了烟。这时我头上已经冒出了冷汗。

　　他们二位毕竟是高级首长，是我的长辈。

　　我向陈政委、蔡局长礼节性地问了好。心里想，抽完烟快走吧，千万别认出我来。

　　“这位是你什么人？”陈政委问三叔。

　　三叔的心直口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说：“这是我侄子，我大哥的儿子，他父亲是革命烈士。”话峰一转，“人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北航红旗的头头，738厂的工程师。”

　　蔡局长一惊，问道：“你是不是叫戴维堤？”

　　我的天哪！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蔡局长，我给您贴过大字报，当时不认识您，请多原谅。”

　　蔡局长哈哈大笑：“没关系，大水冲了龙王亩，我同你叔叔是老战友。你的大字报好厉害，骂我是镇压革命的军阀，今天我向你叔叔告个状吧！”

　　满室的人都笑了起来，我简直无地自容了。

　　“我这个侄子从小很苦，父母都死了，全是共产党养大的，很聪明，自己考上了北航名牌大学，我也没管过他。没想到他倒成了造反派，造起我们的反来了！”三叔说着来了劲头，“谁让你造反的？你为什么不造我的反？我也当过工作队长。那些造反派都是他妈的地富反坏出身，搞阶级报复，一心想打倒共产党，捞个官当。你跟他们搅和什么？你不知道共产党的干部都让他们打倒了吗？你父亲要活着，不打死你才怪呢？”

　　三叔对文化大革命当然属于不理解之列，所以对我这个烈士后代当造反派更不理解。我对三叔的话和批评只能洗耳恭听，多亏陈福初政委打了圆场，他笑着说：“造反派中也有好人，造反是毛主席号召的，只要别打、砸、抢就行。738厂的造反派也很厉害，批斗我时，麦克风带电，我一拿，差点把我电死。”

　　三婶怕三叔生气，叫他别说了。我见三叔兴致很高，便又给他按摩起来。

　　陈政委和蔡局长又聊了一会，让三叔好好养病，便起身告辞了，我和三婶送他们出去，分手时，我说：“陈政委，蔡局长，738厂许多职工都想念你们。现在同过去不一样了，大家欢迎您们去玩，我说的是实话。”我说得的确是实话。

　　二位首长很高兴地走了，我诚恳地拍了一个小小的马屁。

　　回到客厅，只见三叔穿好了军装，说：“今天我很高兴，馋饺子了，走，到翠花楼下馆子去！”

　　到“翠花楼”吃完了饭，三叔三婶又到我住的民房看了一下，便回了医院。

　　从此，我和尹聚平经常去看望三叔。三叔同我讲了许多家史和他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当然，也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三叔对文革不理解，很有意见，他让我千万吸取教训，以后好好为党工作。通过同三叔的多次接触，我更加了解了他的为人，我同三叔的感情除血缘关系外更近了一步。

　　也可能是枪林弹雨过来的人，三叔始终视死如归。1975年8月20日，同病魔搏斗了一年的三叔戴健终于医治无效去世了，终年仅50岁。

　　总参三部政委陈福初将军和三叔的战友们参加了追悼会，三叔的骨灰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三叔的精神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愿三叔的英灵安息！

我也保过“老邓”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鞠躬尽瘁，与世长辞了。全国人民悲声一片，十里长街哭送总理，那是中国人民最悲痛的日子。

　　不久，已经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又受到了批判，罪名是大刮右倾翻案风。

　　文革中，邓小平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但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刘少奇最后被开除党籍，迫害致死，邓小平是“发配充军”江西，但一直保留党籍，等到了“解放”并重新“出山”。在文革中被打倒受批判的日子里，迫于毛泽东的权威和形势的压力，邓小平曾经给毛泽东和中央写过“诚恳”的检查，并表示“永不翻案”，愿意到图书馆当资料管理员等等。中央把邓小平的检查向全党全国公布，邓小平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和全党、全国人民的谅解，得以重新上台。这些故事“地球人”都知道，没有必要回避。

　　我当时的认识是，邓小平上台后，实事求是地审时度势，抛开个人得失，站在民族和国家的立场上，发表了几次“拨乱反正”的讲话，开始逐步否定文革中的错误，（注：当时老邓还没有全盘否定文革。）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贵就在于“无私”和“为公”。至于“永不翻案”之类的话，那不过是政治家的文字游戏，压根儿就不算数的。为了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该翻的案就要翻，人不能让尿瞥死。“你毛泽东说话‘句句是真理’，我邓小平可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啊!”

　　自从抓完“5。16”以后，我在738厂劳动改造，打扫卫生。活很轻，扫完两个又臭又脏的厕所，把垃圾运到垃圾场就完事了。每天下午我都骑自行车进城玩或找同学侃大山，当然少不了议论朝政的事。挨了整后，头脑清醒了许多，我们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形色色，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对“四人帮”把我们当替罪羊，用完了一脚踢开的作法深恶痛绝，对文革中被整的人特别是老干部十分同情，尤其是对邓小平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从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中认识到，邓小平的许多讲话和观点是正确的，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我们不应当站在个人恩怨立场上再反对邓小平。（注：文革中北航红旗没有直接反对邓小平，更谈不上迫害了。）

　　当时正批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看了“三株大毒草”后，认为老邓说得对，说得好，便搞了一套拿回了738厂传阅，并主动交给一个当官的看。他看了后也说很好，但不几天，738厂党委保卫部刁部长就找我去谈话。

　　“戴维堤，你还不老实？你竟然又吹捧起邓小平来了。邓小平是什么人？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比蒋介石还坏，这些你难道不知道吗？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保卫部长瞪着眼逼问我，“你唯恐我们厂不乱吗？”

　　这个刁部长抓“5。16”时拍军管会的马屁整得我好苦，我对他没有好感。我没好气地对他说：“从哪儿弄来的，我不可能告诉你，我只能说是在公共汽车上捡的。我现在已经扫地劳改了，你还能把我再怎么样吧！”

　　“你这个态度，是没有好结果的！你必须把吹捧邓小平的言论和‘三株大毒草’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写出检查，听候组织处理。你不要认为我们就拿你没有办法了。从今天起，党委决定，你白天上班不准离开厂子，不准到社会上去串联，否则后果自负。”

　　“这点我做不到。我打扫完厕所后浑身臭烘烘的，到你办公室去坐着？有本事你再把我关起来！”

　　他气得直拍桌子，最后不欢而散。

　　从此以后，厂里对我的“内控”更严了。

　　我当时拥护邓小平，完全是出自公心和不计个人恩怨，这比某些既得利益者保邓小平似乎略高一筹。文革初小平同志派工作组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整的好苦。我们对小平等人有埋怨情绪，这是事实，我们毫不隐瞒。但是，埋怨小平是个人小事，拥护老邓是大政方针，二者是对立统一，不矛盾。我们不是“四人帮”的爪牙，我们没沾“四人帮”一点光，我们凭什么去保“四人帮”而反邓小平？况且，做人以服从真理为俊杰。邓小平尽管文革初期派工作组有错误，但他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作了深刻检查，毛泽东主席已经重新重用了他，我们红卫兵造反派们凭什么还揪住老邓的小辫子不放？（注：小平同志曾笑谈他是维吾尔族小姑娘，小辫子很多。）邓小平是老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理论和办法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好处，我们为什么不能抛开个人恩怨拥护邓小平？这就是当年笔者--一个造反派头头的真实思想和行动。当然，万分遗憾的是，当时小平同志信息不灵（怪我们自己不爱张扬），不但不知道我辈拥护他、保他，反而后来又利用抓“三种人”狠狠地整了我们一家伙，使我辈至今对他老人家（当然不止他一个人，还有陈云等老人家）有埋怨情绪。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也！不过没关系，当时保老邓至今不悔，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

“四.五”事件亲历记

　　1976六年清明节前夕，北京市某些人下了禁令，不准去天安门送花圈。“四人帮”之流预感到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会不太平静。

　　为了表达我对周总理的热爱和怀念之情，4月4日，我在自己的斗室里偷着做了一个花圈，趁早上人少的时候，用自行车驮着，从酒仙桥抄小道进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把花圈安放在离纪念碑不远的地方。

　　我的花圈当时是广场上第八个花圈。

　　很快，天安门广场便成了花圈的海洋，最大的花圈象卡车一样大，是用钢铁焊成的。许多花圈上都有挽联、诗词，内容除了怀念周总理外，许多都是矛头指向“四人帮”的。有一道词写道：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问总理，是拆还是烧……有的人发表慷憾激昂地讲话，指名道姓地怒斥“四人帮”，支持邓小平。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人民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无数的人们穿行、徘徊在花圈的海洋里。有人凝视，有人流泪，有人哭泣。那个场面，那种气氛，实在催人泪下。我当时想，就算世界上的反共分子，只要他还是个人，置身于那种环境和气氛下，他也会受感动。

　　我给总理送的花圈上没有写任何诗词和语言，我的心意用花圈代替了。但在这种气氛中，我还是有些后悔，后悔没有写几首小诗挂在花圈上。

　　历史上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皆有其明显的原因，这就是人民群众对当局的不满。文革以来，毛泽东重用的林彪、“四人帮”等人搞乱了国家，失去了民心，搞得天怒人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我等文革初期狂热地追随毛泽东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也被现实和事实教育了过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现实和毛泽东的初衷大相径庭，变成了一场灾难。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就连为他们卖命的人，“四人帮”之流也不放过，也要变着法整我们。把我们一脚踢开也就完了，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作为造反派，我们也恨死了“四人帮”。

　　笔者认为，“四人帮”的最大失策之一，是不该反总理。总理这个人，总以大局为重，不到万不得已，他老人家总是“和为贵”的。鉴于总理的地位和威望，以及他对毛泽东的忠心和文革路线的支持（这点是事实），如果团结好总理，“四人帮”最后很可能会成就“大业”，起码最后不会被抓起来。抛开是非不谈，按政治斗争的常识，“四人帮”不该多路出击，四面树敌。他们明明知道，总理是打不倒的。他们自己的资历、威望、能力和势力皆没法和总理比。如果不是利令智昏的的野心家，稍有政治斗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在中国绝对不应反总理。“四人帮”这几只狐狸先天不足而又利令智昏，他们只知道“狐假虎威”，利用毛泽东的威风去唬人、整人，而不知道利用周恩来的威望去团结人、笼络人，这就注定了他们要丧失民心，自取灭亡。“四人帮”另一个最大失策是利用抓“5。16”把造反派们全打下去了，连我这样的人也被他们推向了反面。仍然抛开是非不谈，“四人帮”这一手绝对是犯了政治家的大忌，太没水平。两军相斗，哪有先把自己的炮灰们先杀光了的呢？这是起码的常识。“四人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只要有毛泽东支持就可以成大业，不懂得群众和民心的重要性。“四人帮”没打过仗，不懂得没有战士、没有“炮灰”，光杆司令纵有天大的本事，只能当俘虏。我真奇怪，“四人帮”们智商都不低，为什么连这种小学生的水平都没有呢？这就叫利令智昏。难怪后来连邓小平都嘲笑说，“四人帮”搞政治斗争是小学生辈的。

　　果然，“4.5”事件中，几乎没有一个造反派出来保“四人帮”，相反，大部分“造反派”却加入了悼念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行列。失人心者失天下，“四人帮”就是“四人帮”，他们就是这个水平。可悲的是，晚年的毛泽东固执己见，战略失误，看人不准，用人不当。面对文革的险境甚至绝境，不但没有改弦更张，而是直到把弓弦拉断也不回头，最后搞得引火烧身，几乎毁了自己一生的英名。

　　每一个大事件都有导火索。“四．五”事件的导火索还需从《文汇报》谈起。这张上海“四人帮”的爪牙们控制的报纸于3月25日发表了一篇《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奇文，文中有一句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知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不知改悔的走资派是邓小平，谁能把邓小平扶上台？除了毛泽东，似乎只有周恩来。《文汇报》的秀才们同样利令智昏，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当时的中国，毛泽东还活着，没有他的同意，周恩来是不可能把邓小平扶上台的。这只能暴露了他们反周恩来总理的嘴脸。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汇报》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国人。周总理尸骨未寒，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泪迹未干，上海《文汇报》公开向国民挑衅，首先惹火了北京人。天安门广场里声讨《文汇报》和“四人帮”的口号声、讲演声、悼念总理的哭泣声响成一片。

　　广场上人越来越多。据后来估计，4月4日这天，先后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约有二百多万。

　　愚蠢之极的“四人帮”及华国锋、吴德等人一反毛泽东的“相信人民群众”、“人民万岁”的信条，上违天意，下欺民心，要逆潮流而动。（注：当时人们还不知道重病在身的毛泽东仍然头脑“清醒”，亲自派人在天安门广场观察，听取汇报后大发雷霆，并亲自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早在4月2号，“四人帮”就指使公安部长华国锋、北京市长吴德调集警察，卫戍部队和首都民兵，组成了“联合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楼里。从各工厂抽调来的工人民兵和警察三千多人及卫戍部队随时准备出动。

　　4月5日这天一早，我又骑车去了天安门广场。一看，昨天花圈的海洋没有了，广场上一片狼籍。原来，4日晚上，广播了吴德讲话，北京市出动了二百多辆大卡车把花圈拉到八宝山烧了，并抓了一些保卫花圈的群众。

　　“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人们高喊着口号，拥向了大会堂附近。这时，我看见人们围着一个说总理是走资派的家伙在打。还有几个说总理坏话的人跑进人民大会堂躲起来了。

　　继续要来送花圈的人很多，都被民兵、警察和当兵的拦住，不让进广场。这时广场里已有数十万群众，东西长安街上许多群众们向广场进发。一辆广播车在广场四周一边开，一边喊：“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同志们离开天安门广场！离开天安门广场！”持广播喇叭的是个警察。有的群众骂他，他以牙还牙。这时一些群众忽地围了上去，夺过他的喇叭，并把广播车掀翻了。

　　大会堂东门外人山人海，水泻不通。警卫大会堂的卫戍部队战士同愤怒的人们发生了冲突。人们指着解放军战士质问：“你热爱不热爱周总理？不热爱回家种地去！”战士眼里含着泪，有口难辩，有苦难言。

　　中午时，人群包围了广场东南角的“联合指挥部”小楼，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这时一辆指挥部的上海轿车被群众点着了，顿时浓烟冲天，掌声、叫好声一片。

　　下午，又有好几辆汽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

　　傍晚的时候，广场上的广播喇叭突然一齐响了起来，三番五次地广播说现在有别有用心的人和坏人捣乱，要受蒙蔽的群众离开广场，广场要戒严，谁不离开广场，后果自负。

　　我预感到要出事。好汉不吃眼前亏，我随大部分人离开了广场，躲到了南池子附近。这时只见卫戍区的部队和警察、民兵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开来。

　　镇压开始了。来不及跑的人们被一捧子一个打倒在地。叫骂声、喊叫声此起彼伏。打手们把被打昏了的群众从广场上象拖死狗一样一个个地堆在了路边的松墙后面。有的人晕过去了，有的人头破了，有的人腿断了，不一会儿，他们被扔上汽车拉走了。天安门广场的水泥方砖上，到处留下了一滩滩血迹……

　　以上就是我亲自经历的“四五事件”。

　　“4.5”事件中，被抓被关的人民群众三百多人，被打伤的人不计其数，被审查的人成千上万。事后据官方说，没有死人。

　　共产党建国执政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老百姓山呼万岁的地方，是无比神圣的地方。这里，没有人吐痰，没有人敢骂人、打人，甚至小偷也不敢在这里偷东西。文革十年来，无数的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在这里集会、游行、呼口号、喊万岁，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撒野，更不要说打人、杀人了。

　　“4.5”事件，是共产党执政27年以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第一次流血事件，也是共产党执政当局第一次在这里打人、抓人，镇压人民群众。笔者孤陋寡闻，追溯上一次在这里对老百姓大打出手的可能是北洋军阀段起瑞。有一有二就有三，下一次不知道轮到谁！

　　后来，我编了一段顺口溜，送给“4.5”事件的打手们：

　　谁说我是秀才？

　　我杀人会用笔杆子。

　　谁说我只会动笔？

　　我打人会用木棒子。

　　那棒子打在头上，

　　冒出一滩血迹。

　　那是反革命的血，

　　多流一点没关系。

　　谁说我是女人？

　　老娘会歇斯底里。

　　我的手没有力气，

　　从不敢杀一只鸡。

　　其实你们不知道，

　　我的纤纤玉手上，

　　全是看不见的血迹。

　　谁说我只打蒋介石？

　　对“暴徒”我也不客气。

　　学生、工人怎么啦？

　　就看你老实不老实。

　　手无寸铁没有关系，

　　老子照样“揍扁”了你！

　　杀人就要偿命，

　　欠债要付利息。

　　总有一天，

　　历史会惩罚你们，

　　封建法西斯！

　　“4.5”事件第二天，我又被传到了738厂保卫部。

　　“戴维堤，你去天安门广场了没有？”刁部长拍着桌子问道。

　　“我没去。那是是非之地，本人不去。”

　　“有人看见你去送花圈了！”

　　“送花圈又怎么啦！我给总理送花圈，我热爱总理，这也有罪？”

　　“上级不准送花圈，你不知道？全厂这么多人都没送花圈，难道都不热爱总理？就你热爱总理？我看你是本性难移，不闹点事不舒服。你要知道你是什么人？你花圈上写什么了没有？”

　　保卫部长今天实在岂有此理！我顿时火冒三丈。

　　“姓刁的，你少来这一套！你说我是什么人？我再坏也没有你坏。你什么时候都一贯正确，文革初出卖、批斗老干部你干过没有？你算什么共产党员？坐车不买票让人抓着的主儿，你认为我不知道？”

　　保卫部长的鼻子气歪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把保卫部的门用力一摔，扭头走了。

　　我心里没有鬼，不怕鬼叫门。

　　4月5日前后，738厂也有许多人去了天安门广场，确有人写了所谓“反动诗词”，上面一个劲地追查。“四人帮”派特务们录了相，照了象，按照照片追查凶手，幸亏我送的花圈上没留“罪证”。厂里一位工人因天安门事件被整得在厂内车间里自焚，差点烧死。可喜的是，738厂党委中有好人，他们怕引火烧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当基层领导有很多学问，既要会俯首听命，又要会欺上瞒下；既要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要会无中生有，小题大作，捞取政治资本，关键看你的良心和水平。

　　伟大的“4.5”运动，具有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很快就应验了。

　　“4.5”事件，最后导致了“四人帮”的垮台。

　　“4.5”事件为邓小平的复出奠定了基础、尽管“4.5”之后邓小平立即又被打倒。

　　“4.5”事件为华国锋、吴德等人捞取了政治资本。这种资本很快就变成了罪状。

　　“4.5”事件使毛泽东主席又一次龙颜大怒并受到极大的震撼。如果说林彪事件是中央内部对他的挑战，那“4.5”事件则是来自民间的“造反”。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口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民群众突然变成了痛骂“昏君”的“刁民”，这真是“弹指一挥间，换了人间！”他老人家至死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林彪叛逃和“4.5”事件象两个催命符，很快把毛泽东推向了生命的尽头。

　　俗话说，天意不可违，民意不可欺。1976年的中国，发生了罕见的天怒人怨。随着周总理的逝世，“4.5”事件的爆发，更大的灾难正在孕育之中，伴随着这场灾难发生，毛泽东、朱德二颗巨星骤然陨落了。

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公元1976年夏季，在中国唐山地下几十公里处，一股巨大的、神奇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孕育之中。

　　7月28深夜，738厂一位在唐山出差的小伙子正在招待所里打扑克。小伙子这天晚上特不顺，总是输牌，而输了就要往脸上贴纸条，头上顶枕头。又一轮下来，小伙子又输了牌，这时他已让尿憋得受不了了，便从三层的房间里跑出楼房清醒头脑并找地方方便。他刚跑出楼来，突然“轰”的一阵巨响，天摇地动，倾刻间，三层楼的招待所夷为一片瓦砾，楼里的几百条生命全部丧生，唯独小伙子活了下来。

　　俗话说，人的命，天注定，看来似乎真是那么回事。有人想死死不了，有人不想死，但非死不可。本人一生大难不少：落水，活蛇入口，数次车祸、枪走火、遇劫匪，蹲“牛棚”，乘飞机出故障，皆逢凶化吉，谢谢老天爷。

　　公元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惊天动地，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那天晚上，从来未遇到过的从下而上的一阵剧烈的震动把我惊醒。当我终于醒悟到是地震了时，爬起来不见了儿子，原来儿子不知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睡得正香。我抓起儿子的一只胳膊便冲出了屋外。屋外下着小雨，房东一家也窜出来了，尹聚平仍未出来。这时只见房顶直摇晃，我把儿子扔在院里地上，又冲进了屋子，尹聚平仍在呼呼大睡。我叫醒了她，穿上衣服跑出屋子，这时余震仍然继续，一会儿听见附近呼隆呼隆响，是外面的院墙倒塌了……

　　房东的土屋不敢住了。其实所有的人，包括住楼房的人都不敢进屋了，大家立即开始打防震棚。这时，我有点“幸灾乐祸”，象吃不到葡萄的狐狸一样，因住不上公家的房子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可好了，地震面前人人平等，都他娘的住防震棚吧！趁地震之机，厂里未分到住房的工人、大学生们联合起来，住进了厂南门外的大仓库，各家划出一块地盘，用铁丝糊上报纸，隔成一个个的方块，住在里面。由于各家只隔一层报纸，放个屁许多家都听得见，假如起火，后果不堪设想。就这样，几十户人家住了二年多。当时，我给住地起了个名叫“738厂贫民窟”，惹得领导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谁让你们当官的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呢？

　　唐山地震死伤惨重，厂里职工有唐山人，家中皆有亲人遇难。我一位师傅的母亲在唐山病重，把在全国的亲友一共十一口召到了唐山，这位师傅因工作未忙完，决定第二天一早赴唐山，不料当天晚上就地震了。全家十一口全部遇难，只剩师傅一人。据有人说他六岁的儿子受伤未死，但失踪了。半年以后，儿子在陕西某医院找到了，接回来时，儿子带回了一个当医生的新妈妈。

　　我同科的北航老同学老刘出差回来，地震已过去了半个多月，他家住唐山附近，亲友死活不知。老同学忠厚老实，不敢请假。我抱打不平，找到厂党委肖书记，质问：“厂里职工家住唐山的，你们为什么不管？”书记说，“不可能，已经组织去车处理了好几次了。”我说我科里老刘刚出差回来，家中死活不知。书记竟让我代表他陪老刘回家一趟处理一下，并派了车。正巧我的师傅也回唐山找孩子，一路同行。

　　车到唐山，只见抗震救灾的现场车水马龙，来往不断。到处是帐蓬，到处是解放军和医务人员。建筑物荡然无存，一片瓦砾，倒塌的楼房残壁上飘挂着黑红色的破衣烂被、一股股臭味扑鼻而来，令人直作呕。

　　汽车另有任务开走了。我和老刘下了车，步行往他老家丰润县赶路，连续“行军”十几个小时，一路上又累又渴，晚上终于到达了老刘的家。一看，家已经没有了，只剩一片残墙断壁。一打听，家中有两位亲人砸死了，老刘欲哭无泪。我陪老刘在露天睡了一夜，并代表厂领导安慰了老刘的亲友们，让老刘在家处理有关后事，我便又步行到唐山，路上搭了一辆北京大学的大轿车返回了北京。一到家，我就倒下了。第二天，我已全身瘫痪，动弹不得。厂里朋友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用酒精给我全身擦摩，终于恢复了过来，亏得年轻，但仍落下了坐骨神经痛的毛病。

　　唐山大地震死亡25万多人，伤残者不计其数。这场罕见的大灾难给中国人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如此大的灾难，中国人完全自己承担了，没有接受任何外援。

　　中国的老百姓讲迷信，他们说，唐山大地震是天意，可能毛主席的气数到了，又一个“真龙天子”要出世了。这个“真龙天子”是谁呢？是“红都女皇”江青？还是华国锋，或者邓小平？

关于抓“四人帮”问题

　　唐山大地震刚刚过去43天，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一代天骄、风流人物”毛泽东走过了803年的辉煌历程后，遵照天意溘然辞世，举国上下一片哀声。

　　毛泽东辞世仅仅过了28天，1976年10月6日傍晚，毛泽东钦定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伙同汪东兴等人“大义灭亲”，一举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和侄子毛远新抓了起来，举国上下一片欢呼声。

　　中国封建历史上有无数次宫廷政变，大都是子篡父位，兄弟相残，争权夺利，于老百姓关系不大。而20世纪7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秘密诱捕“四人帮”的故事，是顺天意合民心之义举，还是另有别的历史结论，任凭历史学家们去评说。

　　关于抓“四人帮”的经过，有许多版本，大都分水分太多。文革史“大侠”（南侠）叶永烈先生对原中共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访问记比较准确，转录如下：

　　据张耀祠说，抓“四人帮”很简单，毫无戏剧性。

　　1976年10月6日下午8时，张耀祠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之命，带领副团长武建华和几个警卫，先来到了中南海毛远新的住处。

　　当时，张耀祠身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张耀祠说：“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

　　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并让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喊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建华带着三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二敞。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便进去了。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

　　“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江青同志”），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上了“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带手铐，也无“囚车”。江青的司机，也是张耀祠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

　　汪东兴布置另一批人马“埋伏”在中南海怀仁堂，华国锋和叶剑英在那里坐镇。当晚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诱使前来开会的王洪文、张春桥落网。姚文元不是常委，但也通知他前来，也被拘捕。当晚“四人帮”们被分别关在中南海的地下室里，并没有象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张耀祠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汪东兴理所当然知道。”

　　就这样，象当年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毫无法律程序被抓起来一样，同样身为中央副主席和常委的王洪文、江青等人也很容易地被抓了起来，“毫无戏剧性”。

　　“四人帮”的倒台，从道义上说，是咎由自取，是历史的必然，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从政治斗争的战略战术来说，是秀才无能，害人之心常有，防人之心全无。用华国锋后来的话说，“四人帮没有搞阴谋诡计，否则我们也不是对手。”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四人帮搞政治斗争是小学生辈的”。有人认为抓“四人帮”违反宪法，是“政变”，这话不对！文革中他们倒行逆施，无法无天，随便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关起来，整死，是“四人帮”首先违反了宪法。所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四人帮”及其死党们，抓起来就是了。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只要有枪杆子，什么事都好办。

　　抓“四人帮”，汪东兴是个关键人物。这个跟随了毛泽东多年的“保镖”，用某些人的话说是“太监头子”，他同江青一直不和。江青后来自供，“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汪东兴也是一样。为了狗咬狗，他竟然伙同“忠厚老实”的华国锋“大义灭亲”，“几乎把恩人毛泽东的一家都收拾了”（胡耀邦语）。这一点连胡耀邦都认为是“大逆不道，忘恩负义”。胡耀邦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批评华国锋说：“你华国锋的胆子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党还有那么多的开国元勋在，还有那么多功劳比你大几千倍几万倍的英雄活着，你就胆敢自命为‘英明领袖’，心安理得地同毛主席相提并论，你太没有半点自知之明了。” 胡耀邦骂华国锋“是20世纪70年代的王莽，谦恭在外奸诈在心，是一个翻脸不认人、良心丧尽的家伙。毛主席待他恩重如山，可他对毛主席一家动起手来毫不手软，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当然江青是坏蛋，但是从他手里解决毕竟和我们解决他们是不一样的。”胡耀邦快人快语，话虽难听点，但他的话确实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看来，华国锋、汪东兴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冒天下之大不韪干的好事别人却不但不买帐，不领情，反而被骂做篡国夺权的奸贼王莽，实在是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

　　华国锋、汪东兴二位同志目前仍健在。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肯定是有争论的，历史学家们意见也不一定一致。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们应当明白这个道理。既然干了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那就只好任人评说。不管怎么说，抓“四人帮”这件事客观上是为胡耀邦、邓小平等人帮了大忙的。挨骂归挨骂，当时胡耀邦、邓小平等人听说抓了“四人帮”绝对是欣喜若狂偷着乐，由衷地感激“英明领袖”华主席。

　　不过，作为追随毛泽东主席多年和毛泽东亲自“钦定”的接班人，头脑一热就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抓了起来，连毛泽东的侄子也不放过，最后导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被判了死刑和无期徒刑，江青最后自杀，张春桥和王洪文死在了监狱里；导致毛泽东的文革被全盘否定，毛泽东由“神”差点变成了“鬼”，至今受到某些人的唾骂和严厉的批判，毛泽东一家几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英明领袖”华国锋和汪东兴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最后却“为别人做了嫁衣裳”，自己最后灰溜溜的被轰下了台，落了个不光彩的下场。这恐怕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的，心里也绝对是不平衡的。听说华国锋、汪东兴在同别人钓鱼或聊天的时候，也常发点牢骚：“你邓小平就一贯正确？没有我们，你早被“四人帮”整死了。你的白猫、黑猫就能救中国？你把毛泽东的人都斩尽杀绝，做得太过分了吧？”华国锋、汪东兴对邓小平的不满，可想而知。

　　不过，老实人就是老实人。华国锋自从抓了“四人帮”后，据说有人劝他再把邓小平抓起来，以除后患。叶剑英等人怕“胆大包天”的华国锋再胡来，曾严厉警告他到此为止，不准再抓任何人。华国锋顾全大局，最后同意解放了邓小平，并很快把党中央主席的位子让了出来，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让了，这就叫立功，这就叫老实人。毛泽东叫他上台就上台，邓小平叫他下台就下台，十分听话。毛泽东生前可能正是看中了华国锋这一点，才选他当了接班人。胡耀邦后来骂华国锋的话当然是一面之词，本书中对华国锋的议论当然也是一面之词。愿老华多活几年，享受享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好处，看看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空时多去毛主席纪念堂转转，心里的不平衡就会一扫而光。

　　多年之后，笔者见到了一份材料，记述了当年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农民宰相陈永贵生前同老乡的一些谈话，提到了华国锋，很有意思，摘录几处与读者共享。

　　关于抓“四人帮”，陈永贵说：“其实政治局并没有召开什么会议，完全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后，通知了叶剑英。抓完“四人帮”后，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抓四人帮是顺从民意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叶剑英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

　　陈永贵的话仅供参考。按照政治斗争的常识，在毛泽东病重时密谋把江青、张春桥等人抓起来，再逼毛泽东就范，这是标准的“宫廷政变”。这种方式恐怕要担点风险，搞不好要多少人头落地。中国人历来讲究正统思想，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元勋们恐怕很少有人在毛泽东健在时想把毛泽东的老婆和侄子抓起来，这很难下手。但是，常识归常识，现实中想这样干的确有其人，那就是王震等老将军们。可惜叶剑英等人没有采取王震等人的意见。人们只知道，抓“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在谈到为什么毛主席活着时不能抓“四人帮”时，有一句名言，叫做“投鼠忌器”。

　　实事求是地说，抓包括毛泽东夫人在内的“四人帮”，是要担当点风险的，没有最高权利和利益之争，很难下手。而自感利害关天的华国锋为了当“英明领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知无畏气概，终于干出了让世人评论万年的“伟大壮举”。

　　据陈永贵回忆说，毛泽东逝世前几天，华国锋悄悄地对他说：“老陈，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里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办？……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要帮我打听些消息，有事告诉我。我们毕竟是山西老乡呀！”

　　陈永贵说：“你们不知道，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其实是个陪衬。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定好了以后，在我们面前过一下，并不是真正听取我们的意见。没有粉碎江青他们以前，绝大多数都是江青他们研究好了后，拿到会议上通过。这个情况我们向毛主席作过反映，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他们说：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就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嘛！江青我已经警告过你多次，不要总以你的名义办事，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帮’。毛主席批评江青，我认为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毛主席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员、王洪文他们是非常信任的，只不过王洪文不太争气。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华国锋当时也看得清楚，他也曾经对江青说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毛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华国锋就象小孩子讲话一样，我听了都感到好笑。当时对他这个人就有了看法，但没有想到他很快就把江青他们抓了起来，还有毛远新。难怪胡耀邦说他是王莽，表面老实，奸诈在心。我们下台以后，我就知道华国锋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后来的事情，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陈永贵还说，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些讲话，都是按照当时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我是说过“把江青枪毙了也应该”，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其实，江青是支持我们大寨的。许多事情，江青没有外界说的那么坏，许多事情不是事实。有人说，在主席病重时，江青高兴得要死，这怎么可能呢？这都是华国锋他们胡说的。据我所知，政治局会议上从来没有定江青是叛徒，只有许世友说她是毛主席的叛徒。江青也从来没有给蒋介石祝过寿，可是后来发中央文件时故意加进了许多伪造的东西，什么坏事都加到她头上。江青的错误严重，但许多事情不是她发明的，是主席的意见。江青得罪人太多，但她不是处处都坏。江青从来不占公家和别人的便宜，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他捎带点特产，她都是付钱的。她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可以的，你送的东西我收，但钱一定要付的。据我了解，她不但对我，就是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也是一样。有一次，我亲眼见到王洪文从上海给江青带来一些药品，大概他没有给上海有关单位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王洪文只好说不需付钱。最后江青从工资里拿出300元交给了王洪文，让他一定把钱付给厂家。江青爱照相，化的都是自己的工资，有时向主席要，从来不占公家的便宜。

　　关于解放邓小平，陈永贵说他开始是反对的，华国锋开始也不愿意解放邓小平，后来迫于压力，只好同意了。华国锋曾对陈永贵说，“毛主席给了他（邓）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了他一次（政治）生命嘛！”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陈永贵说，我原来还认为华国锋真有主席那两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松包。他没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他把毛主席交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华国锋临下台前，我到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难过地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我说他是自食其果。他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点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吗？没想到他脱口而出说：“因为四人帮他们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真搞阴谋诡计，我们是搞不过人家的。”我听了又吃惊又好笑。

　　陈永贵说，由于对邓小平同志许多做法不满，华国锋让我问问邓小平几个问题。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后，我问邓小平，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邓小平笑了笑，但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象三岁小孩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你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火了。我对邓小平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作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你现在应该走什么路线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说完，提上他的皮包就走了。

　　陈永贵说，此后，我就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要求回大寨当农民。李先念、纪登奎等人劝过我，安慰过我。不久中央批准了我的辞职，安排我在北京郊区当了农民。现在，我病得厉害，快要死了，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我什么也不怕了。我梦见毛主席了，他老人家叫我到另一个地方去和他一起干。唉！想想毛主席也够可怜的，战争年代献出了六位亲人，建国后，又献出了几位亲人……

天安门广场“戏说”朝政

　　华国锋靠“政变”上台后，坚持“两个凡是”，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不知华老头儿是怎么想的，他既然敢抓“四人帮”，就应当敢于解放和重用被“四人帮”迫害最重、反“四人帮”最狠的邓小平，甚至把一把手让给他，自己当个副手，图个清闲，抽空钓钓鱼，多美的事？看来这个世界上还是权力最伟大，最重要。谁都想当一把手，管他当得了当不了，过过瘾再说。

　　一天，几位老同学到中山公园一聚。老同学多日不见，无话不说，由于大家在抓“5。16”运动中都挨过审查、关押，遭遇都差不多，一提起“四人帮”来，大家都恨得咬牙切齿。

　　酒饱饭足之后，四个老同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已是华灯初上，我们漫步在广场上，借着酒劲，海阔天空地侃了起来。

　　“抓‘四人帮’这件事你们怎么看？”

　　“我看这是一场政变。华国锋胆子还真不小。”

　　“我看是争权夺利狗咬狗。‘四人帮’要抢班夺权，华国锋要保自己的地位，如此而已。”

　　“不！我看‘四人帮’该抓，活该！”

　　“‘四人帮’真蠢，只会耍笔杆子，不会玩枪杆子。”

　　“华国锋忘恩负义，头脑发昏。江青、毛远新毕竟是毛泽东一家子，打狗还要看主面呢！他这一下子，把毛老人家脸上抹了一半黑。”

　　“毛老人家已经不在了，什么也不知道了。树倒猢狲散。毛泽东活着，谁也不敢放个屁。”

　　“这点你放心，华国锋肯定会继续打毛泽东这面大旗的。”

　　“抓‘5。16’是‘四人帮’搞的阴谋，你们说对不对？”

　　“不单是‘四人帮’，抓‘5。16’是毛老人家和林彪、周总理亲自领导和指挥的，是老头子把我们卖了，让我们当了替罪羊。”

　　“老头子这一手我们算服了。文革刚开始时，学校里有些老师劝我们吸取反右派时的教训，不要带头贴大字报，少说话，可我们当时初生牛犊，那里听得进去？没有想到最后果然当了‘替罪羊’。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革命、造反、干事，有什么错？凭什么让我们当‘替罪羊’？”

　　“说来说去，当初不该听老头子的话，不该造反，害得我们把许多老家伙们都得罪了。”

　　“不要自己否定自己。毛老人家发动文革的初衷没有错！我们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造反也没有错。错在毛老人家走向了反面，搞了扩大化，树敌太多，又重用了坏人，搞乱了局势，自己也控制不了了。一切错误都是毛老人家造成的，不能把所有坏事都推倒‘四人帮’身上。‘四人帮’和我们一样，也是替罪羊！”

　　“主席的错误首先是选错了接班人，而且一错再错。林彪还可以理解，有战功，可王洪文算老几？这么大一个国家交给他？要我是个将军，我也不服。至于华国锋，现在看来，人很忠厚老实，但胆子不小，走着瞧吧！”

　　“华国锋上台了，我们日子或许好过一些。”

　　“不见得，他连‘四人帮’和毛远新都敢抓，能保证不整我们？人家把我们看成‘四人帮’的爪牙，而不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了。在老家伙们眼里，我们生来就是反革命，不整死我们算便宜了。”

　　“老家伙们整人也是学的老头子那一套，不分青红皂白，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你抓他头上一个虱子，他就认为你要他的脑袋。”

　　“你们看华国锋的‘宝座’能坐稳吗？”

　　“目前看问题不大，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暂时出不了大事。你看这毛主席纪念堂，盖的时候不知用了多少钢筋，十二级地震也倒不了。”

　　“地震倒不了，不一定永远倒不了。当时西单‘民主墙’就有人扬言要砸烂毛主席纪念堂。”

　　“那不过是某些人瞎咋呼，量他们也没有这个胆量。”

　　“不见得。赫鲁晓夫一夜之间就把斯大林的骨头换了个地方，中国为什么不能？”

　　“中国不是苏联，毛泽东也不是斯大林。在中国谁要胆敢把毛泽东纪念堂砸了，老百姓、老党员、老干部们不把他剥了皮才怪呢！毛泽东错误再大，同功劳比起来，也不过是一个小指头。毛泽东是开国领袖，象座大山，很难推倒。否定文革，批判毛的错误可以，但只能把山顶上几块石头推下山去。别看一些文革中挨过整的干部对毛泽东怨气十足，但真要全盘否定毛泽东，他们也不干。道理很简单，全盘否定毛泽东，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广大工农兵和共产党员也不会答应。否定了毛泽东，天下将大乱，那就不是文革那种乱法了，千百万人头将落地，中国的历史将倒退若干年。”

　　“现在有些人为了出文革的气，恨不得把毛泽东挖了祖坟才解恨。尤其是某些上层文人，公开在报上写文章骂毛泽东，连‘同志’二字都不要了。中国的文人向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就这个水平。”

　　“言论自由嘛！让人家发发火、出出气也可以。毛泽东年代不让人讲话，讲错了就是反革命。现在有人出来骂骂毛泽东，我看也没什么，但若想挖毛泽东的祖坟，下辈子再说吧！”

　　“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和皇帝没有人骂，但当代一般不敢骂。秦始皇、汉武帝、乾隆皇帝、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有人骂，不足为奇。关键看站在什么立场上骂，骂得对不对？建立和巩固一个政权，往往都是千百万人头落地，该死的和误伤不该死的人都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夺取政权是这样，巩固政权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有什么可奇怪的？”

　　“事实上，华国锋的做法就有点挖毛泽东祖坟，别看他修了毛主席纪念堂。”

　　“还是周总理聪明，把骨灰撒了，省得麻烦。”

　　“周总理最后也会有人骂的，不信你走着瞧！”

　　“我看中国现在仍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难说。关键人物是邓小平，不知华国锋怎么处理他，弄不好又要人头落地。”

　　“你是说华国锋再把邓小平抓起来？”

　　“这就看事情的发展了。反正华国锋和邓小平尿不在一个壶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华国锋绝对不敢抓邓小平。邓小平不是‘四人帮’。邓小平的势力很大，上层下层都有人，抓了邓小平，天下肯定大乱。”

　　“邓小平算什么，江青不比他厉害？照样抓起来。汪东兴让‘八三四一’一动手不就行了？”

　　“你说的简单！没有老帅们和军界支持，汪东兴敢抓邓小平？总参和北京军区是干什么的？‘八三四一’不想活了？华国锋、汪东兴不是傻瓜，他们绝对不敢抓邓小平，他们保住自己的地位就不错了。”

　　“要我是华国锋，干脆请邓小平出山，自己当副职，来个皆大欢喜多好？”

　　“世上那有那么简单的事。你忘了那顺口溜了吗？争名夺利几时休，官居宰相望王侯，人心不足蛇吞象，没有满足的时候。”

　　“我看，中国恐怕只有邓小平能挽救局面。”

　　“邓小平要上了台，我们这些人更没好日子过。”

　　“不要老考虑我们自己，要看邓小平上台对国家是不是有好处。”

　　“邓小平上台不见得整我们。胡耀邦就不主张整我们，他可是邓小平的人。别看‘四人帮’把我们一脚踢开，邓小平上了台说不定会对我们刀下留情。我们没整过他，他凭什么整我们？”

　　“我们北航红旗没整邓小平，可我们是造反派。现在你没看见，一提造反派，就象过去提地富反坏右一样，一刀切，连一分为二也不要了。”

　　“是呀！聂元梓把邓朴方差点整死，蒯大富造了刘少奇的反，北航打死了李井泉的儿子，邓小平和老家伙们能不恨我们？”

　　“邓小平的气量不会这样小，他不应当恨我们，谁干的坏事他恨谁去。我们北航红旗没有整邓小平。造反派中就没有好人？国民党里不有不少好人呢！”

　　“就算邓小平原谅我们，可象陈云、王震、薄一波那些老人们不干，他们的子女也不干。他们受过打击、迫害，当然对造反派恨之入骨。如今他们都上台了，决不会饶恕我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是历史，没有办法。我们败就败在老头子和“四人帮”手里，早知道当替罪羊，还不如当消遥派呢？历史上没有象老头子这种搞法的。”

　　“文化大革命，走向了反面，整人太多，树敌太多，搞得天怒人怨。老头子成了孤家寡人，他重用的林彪，陈伯达、康生、“四人帮”全变成了坏蛋。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等人都被整死了，要我是他们的子女，我也不干。当初把高干子女们逼上了绝路，又抓又打，逼得人家去卖血，讨饭，甚至偷东西活命。设身处地地想想，我们是充当了老头子的‘炮灰’和‘打手’，应当承担历史的惩罚。”

　　“这话又对又不对。文革初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算不算打击、迫害？我们听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话，有什么罪？中央文革是中共中央的文革，不是国民党的中央文革，更不是希特勒的中央文革，谁知道里面有坏人？坏事是中央文革让干的，错误是毛泽东犯的，凭什么整我们？当年反右派，迫害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把反右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全枪毙？文革中本来大家都是受害者，你整过我，我整过你，谁也不是一贯正确。”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一朝天子一朝臣，胜者王侯败者贼，你学过历史没有？我们这些人，不可能东山再起了，能混碗饭吃就不错了。要想翻身，除非当叛徒，跑到台湾、美国去，可那不成了卖国贼了吗？”

　　“没有那么严重。我们靠本事吃饭，当老百姓挺好。介入政治有什么好？中国人就是逃不出名和利的圈子。”

　　“追求名和利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惜好多人不懂这一点或不承认这一点。如果大家都想当叫化子，那社会还能发展吗？”

　　“听说现在有种第三势力理论，你们知道吗？”

　　“我听说了，所谓第三势力，也就是第三条道路。现在许多中国人都在议论中国向何处去，外国人也在议论纷纷，他们认为中国在毛去世后还要大乱。现在社会上人心惶惶，什么思想都有。最近我看了很多书，听到了各种阶层人士的意见，也听了许多敌台广播，各种观点和议论了解一些。我认为要把中国搞好，“四人帮”和老头子那一套肯定不行了。马克思、列宁对资本主义的某些论述、预言看来就是过时了。我看资本主义现在仍然蒸蒸日上，越来越完善，看不到垂死的兆头，而社会主义国家越搞越穷，包括苏联，没有一个搞得好的，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不面对现实，光靠自欺欺人，搞愚民政策不行了，想治国的人必须拿出治国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不行，弄不好要掉到水里淹死。”

　　“看来你中毒不浅！别被《美国之音》骗了。”

　　“你错了。《美国之音》很客观，不骗人，但观点反动，议论肤浅，对我们这种人来说没有用！我的观点比《美国之音》强多了。中国的出路很难说，或者说困难重重。”

　　“别卖关子了！你认为应当怎么办？难道没有办法了？”

　　“办法当然有，但非冒风险不可，或者说要付出很大代价。要想住新房子，就得把旧房子里的破烂全抛了，重新粉刷。舍不得孩子逮不着狼。”

　　“你是说，放弃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彻底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这是第二条路，目前行不通。第一条路即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搞了几十年，事实上走的是只搞革命不搞经济的极左路线，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证明已经不行了；第二条路是公开搞资本主义，那就要搞多党制，共产党可能下台，这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国情特殊，让共产党下台，谈何容易？谁上台？谁能控制局面？那样非天下大乱不可。中国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共产党，所以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学习西方的治国方针和先进经验才能行得通，说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这就是第三条道路！”

　　“说来说去，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应当打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子搞资本主义？说难听点，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

　　“对！这话难听点，但有道理。学习资本主义的所有先进东西，除了多党制以外其他都可以借用。先把外国资本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引进来。你看我们的汽车工业，航空工业，电子工业，搞了几十年了，比美国日本差的太远了，将来打起仗来，光靠拼刺刀那儿行？所以我认为第三条道路就是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大搞资本主义。这样搞需要有一种理论支持，以便说服党内和老百姓去认识，去接受，不能出事。现在世界上社会主义招牌很多，连塞拉西皇帝都说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不是统一模式，英国有皇室，日本有天皇。那社会主义也不一定统一模式，叫什么都行，我看叫社会资本主义就行，以区别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其它社会主义。”

　　“不能要资本主义这个词，我看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行。”（万没料到，事过几年之后，这个词被中共中央采用了，可惜当时未申请“专利”。）

　　“那看来邓小平就是要这么干了。邓小平的理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过，这个理论不严密。能逮耗子又咬人的猫就不是好猫，就该打死。一部分先富起来，怎么富法？到舞台上扭扭屁股，喊几嗓子就赚大钱。贪污受贿、开赌场、开妓院、抢银行就能先富起来，你干干试试？”

　　“你认为没人敢干？会有人干的。中国人学好难，学坏很容易。黄河一旦决了口，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浑水摸鱼者大有人在。”

　　“你们这是抬杠。老邓的话没错，关键是怎样理解和执行。你们不要曲解老邓的意思。”

　　“反正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好办法。”

　　“挂羊头卖狗肉有什么不好？现在狗肉比羊肉还贵，狗肉更受欢迎，吃了更能壮阳。”

　　“壮阳可以，中国人是该壮壮阳了，但这需要一定的胆量。毛泽东刚去世，他老人家那一套影响了几代人。人们的思想习惯了，吃糠咽菜穷日子过惯了，你突然让他吃狗肉，他可能享受不了。过去总说，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这是辩证法。”

　　“你这就错了，这才叫形而上学，恰恰存在第三条道路可走。你们知道现在国际上有名的政治笑话吗？齐奥塞斯库和铁托约邓小平去打猎，开车来到一个丁字路口。齐奥塞斯库开左灯，向左转，结果翻了车；铁托开右灯，向右转，也翻了车；邓小平开着左灯向右转，结果到达了目的地。”

　　“高，高，这个笑话太棒了。”

　　“那么照你说，真正的第三条出路就是邓小平？”

　　“对！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邓小平这话完全正确，并有非常深奥的道理，不是随便说的。我要是社科院的，我会用十篇论文来阐述邓小平的这个理论，保证你们口服心服。可惜现在搞理论的人都是一帮吃干饭的，没有当年陈伯达、王力那俩下子。邓小平的好经他们不会唱，甚至不理解，反对。”

　　“说穿了，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子，开着左方向灯，先往前走，再向右拐。老老实实的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金融、科技、管理要大学大搞，资本主义的人权、自由、民主小学小搞。慢慢的，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好了，都喊你万岁了，到时候谁还管你是姓社还是姓资？你们说对不对？”

　　“高！不错！但你可要知道，资本主义的口子一开，可就由不得你了。这正象黄河、长江决了口一样，想堵就难了。不信你走着瞧！”

　　“堵不上就改道嘛！没什么可怕的，有得就有失。历史上黄河改道还少吗？不就是留下了一大片寸草不生的黄泛区吗？花点钱治理一下就行了。况且只要中央掌握住分寸，我看肯定行。”

　　“行个屁！ 你不要忘了马克思有一句话永远是真理，物质第一，物质决定一切。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当私有制经济决定一切的时候，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本身就不存在了。”

　　“你放心，只要共产党在，不可能让私有制决定一切。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嘛！只要共产党的大小官员不贪财，不好色，廉洁奉公，不可能让个体户大款翻了中国的天。”

　　“走着瞧吧！反正我看不得不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中国向来是英雄创造历史，谁有权谁说了算。”

　　“英雄创造历史不错，但时势创造英雄，这是不可分的。只有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有能力搏击历史潮流的人才是英雄，才能创造历史。我看毛泽东、邓小平就是这路英雄。”

　　“现在华国锋在台上，不会让邓小平上台的，更不要说搞资本主义了。”

　　“我看华国锋的日子长不了。现在社会上拥护邓小平上台的人很多。‘四人帮’已抓起来了，造反派们早就被‘四人帮’当成‘替罪羊’宰了，寒了心了，反邓小平的势力成不了气候了。华国锋是挡不住老邓上台这股潮流的，谁让他把‘四人帮’抓起来了？自作自受吧！”

　　“华国锋已经创造了历史，完成任务了。该让邓小平上台创造历史了。”

　　“美国的历史也是英雄创造的，他们的总统是用钱买的，照样管用。”

　　“在美国光有钱也买不到总统，必须代表选民的利益，而且不是白痴。”

　　“我看美国的办法就不错，多党制轮流坐庄，不搞运动不整人，国家富的流油，人人向钱看，很安定团结。”

　　“在中国不能提倡人人向钱看，还是要提倡点民族精神和仁义道德。资产阶级也没有提‘人人向钱看’这个口号，美国人也很爱国。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照搬美国那一套。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地大物不博，经济基础差，短时间内还达不到美国的经济水平。中国人的首要问题是先吃饱肚子，所以不可能一下子像美国那样搞多党制，张口民主、闭口自由，人人有枪，那样非乱了套不可。一个面包，一个人吃就很文明，若让十个人吃，就要打架，必须有个力气最大的人拿刀子分着吃。这个力气最大拿着刀子的人就是共产党。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能搞多党制的原因。某些人特别是青年人不懂这个道理，张口人权，闭口自由，甚至要共产党下台，纯粹瞎咋呼！某些人吞吞吐吐地不敢讲清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事事都同美国比，我们有我们的国情，美国有美国的国情，叫美国总统来中国当一把手，照样搞不好，当不了，不信你试试看。”

　　……

　　就这样，我们四个人边走，边议论，围着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又一圈，一直到东方发白。

　　上述议论，是酒后戏言，议论完了，也就完了。现在回忆起来，大概如此，稍有发挥。之所以写出来，是因某些议论似乎应当让读者知道。

李冬民事件

　　书归正传。1977年冬，中国的政治气候像天气一样寒冷，但是，地火在燃烧。围绕邓小平的复出问题，中央内外的斗争十分激烈。

　　当时积极呼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人很多，大都是老革命家、老干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们，说干脆点，造反派不多，但并不是没有，本人就算一个。

　　本人虽因“吹捧”老邓挨了点整，但比起李冬民来，差远了，小巫见大巫也！李冬民文革中是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四.三”派的头头，铁杆的小造反派，后来当了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一样。

　　李冬民后来上山下乡，又当了兵，入了党，复员后分到西郊一个工厂当了工人。他在内蒙插队时认识了北航学生李明义和王如山，交了朋友。而李明义和王如山是北航红旗的骨干分子，是我的同学和好朋友。文革中我同李冬民本人不熟，仅见过一次面。

　　文革后期，李冬民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他主张保邓小平，支持邓小平上台。李冬民保邓小平还有自己的理论，似乎叫什么“第三道路理论”。

　　一天，老同学王如山从内蒙探家路过北京来看望我，并交给我一封李冬民的信，让我转交李明义，因李明义当时不在北京，这封信我看后就处理了。

　　李冬民在信里谈了倒华（国锋）拥邓（小平）问题，并谈了他的想法，行动纲领和战略战术之类，当时应当算是一封反革命信，如果落到华国锋手里的话。

　　李冬民既说又干，他到处联络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准备大干一场。李冬民等人首先在北京市委静坐、“闹事”，又去天安门贴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上台。

　　1977年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李冬民组织人马在天安门广场刷出大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件事顿时轰动了北京市。“英明领袖” 华国锋和北京市负责人吴德立即把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下令逮捕李冬民极其同伙。

　　李冬民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许多秘密和朋友们的地址电话，其中就有王如山、李明义等人，谢天谢地，那上面没有我的名字。

　　李冬民乘公共汽车时，书包不翼而飞，里面有他的绝密笔记本。

　　李冬民万万没料到，偷他书包的不是小偷，而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

　　到了厂里，李冬民被叫去参加一个大会，在会场上，他突然被两个便衣警察押上台去，台上立即挂出了“批斗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大会”的标语。

　　不久，北京市委向全市公布了“关于李冬民、张兆庆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

　　当时，我正在厂里劳动，李冬民案件与我毫无关系。

　　公安局很快把李冬民的“反革命集团”一网打尽，包括我老同学王如山、李明义在内，皆被抓了进去。李明义是在东北某医院里父亲的病床前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李刚被抓走，其父便断了气。王如山是从青海抓到北京的。

　　李冬民等人在监狱里受到了十分不友好的待遇，据公安局整过李冬民的某警察吹牛说：“到了我们手里的家伙，没有好汉。李冬民被我们三下五除二，就趴下了。”

　　这话对李冬民是极大的侮辱，把人捅死骂人家肉皮不结实，这是标准的强盗逻辑。

　　一天，我又被叫到了738厂保卫部。

　　刁部长皮笑肉不笑地说：“戴维堤，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你怎么净惹事生非？今天市公安局找你有事调查，你要好好配合。”

　　我一看，两位警察坐在那里，竟然没有我坐的地方。

　　“姓名？”一个警察问。

　　我听清了，没有答理。我自己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点上一支烟。

　　“问你话呢！老实回答！”

　　我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地说：“请问，今天是外调，还是审问？”

　　保卫部长继续皮笑肉不笑，“别误会，是外调，公安局的同志找你了解李冬民的事，你不要紧张。”

　　不料那个警察仍然蛮横地说：“外调也好，审问也好，你都要放老实点。”

　　“你先放老实点！”我顿时站了起来，扔掉烟头，指着他说：“这里是738厂的办公室，不是你们公安局的予审室，有本事你们先把我拷走！”

　　这时，陪同来的我的科长老王看不下去了，为我抱不平说：“你们外调怎么这样？戴维堤是我们的职工，我们认为他是个好同志，你们不是外调吗？你们今天是求他来了，怎么这样谈话呢？”

　　警察不情愿地说：“对不起，我们习惯了。好吧，坐下谈吧！”

　　这还差不多。

　　“认识李冬民吗？”警察问。

　　“算是认识吧，文革中见过面，但没有打过交道。他不认识我。”我如实回答。

　　“知道李冬民、张兆庆‘反革命集团案’吗？”

　　“听说了。”

　　“李冬民打着拥护邓小平的愰子，反对华主席和北京市委。他给了你一封信，有这事吧？”

　　“有，但不是给我的，是让我转交别人的。”

　　“别人是谁？”

　　“有必要说吗？”

　　“不就是李明义吗？他早被抓起来了，你还保他？”

　　“本人不知道李明义有什么问题。”

　　“王如山认识吗？”

　　“认识，老朋友了。”

　　“信是他给你的？”

　　“没错。”

　　“信呢？”

　　“烧了。”

　　“你不配合我们？”

　　“谈不上配合不配合，该配合就配合，想配合也配合不了，烧了就是烧了。”

　　“信的内容是什么？”

　　“记不太清了，好象是拥护华主席、打倒邓小平之类的内容吧！”

　　“你说反了吧？是拥护邓小平、打倒华主席吧！”

　　“这话可是你们说的。”

　　“看来你确实不想配合我们。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回忆一下，把信的内容回忆一下，写一份材料给我们。”

　　“可以。没做亏心事，不怕--”下面的三个字没说出来。

　　警察又问了其它一些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

　　实事求是地说，公安局的同志都是好人。他们与我无冤无仇，他们是奉命行事。他们专整坏人，保护好人，为党为国为民工作不容易，有时还会遭坏人杀害。但是他们正因奉命行事才总出问题，上面错了，他们就错，常把好人当坏人整，而且往死里整。

　　李冬民事件，搞得很大，中央发了文件，华国锋、吴德多次批示，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案件，抓了许多人。李冬民他们在监狱里受了不少罪。

　　北京市某些人整人特有办法，怪不得文革以来北京市一把手宝座总是不稳，这叫做天报应。（注：现领导人除外。）为了致李冬民他们于死地，坚决反对邓小平上台，北京市某些人竟然栽赃陷害，故意把李冬民要在天安门“4.5”纪念日时发动数十万人拥邓上台的“邓小平”三字改成“王洪文”。这一改，事情当然就不太好办了。

　　作为北京中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四三”派的头头，李冬民帮助邓小平改写了历史。

　　李冬民等人是民间“倒华、拥邓”的英雄代表。

　　李冬民事件，对老邓们采取果断措施起了催化作用。

　　李冬民事件，最终以华国锋、吴德等人的下台而告终。小人物斗倒了大人物，这又是一个特例。

　　李冬民立了大功，平了反，按说应该混个“官”当当，但据说他既未升官也没有发大财。这就对了，革命者本来就是无私的。

　　李冬民后来自己办了一个“社会研究所”，以维持“生计”。

　　李冬民有点“不够朋友”，后来在北京饭店7楼的一次宴会上，他竟然不认识我。事实上，文革中李冬民确实不认识我，假如认识我，他的“黑名单”上一定有我，我就会因保老邓坐华国锋的大牢了，那我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保邓英雄”了。后来老邓们利用抓“三种人”整我时，我就可以和老邓们“讨价还价”了。

“母亲打儿子”的故事

　　1981年的春天，我和同事们正在南京出差，厂里急电要我回厂。在党委周书记办公室里，周书记亲自问我北航批斗彭德怀的事，我如实地向周书记做了交待，内容与本书里写的一样，全是实话。

　　很奇怪，这些事抓“5。16”时早讲清楚了，当时党委也作了结论，认为我文革中没有什么大问题，属于一般缺点错误，是好同志。前不久中央某大部还要调我去当“第三梯队”并对我进行了兴师动众地审查和考核，最后同意调动，科里还开了欢送会。因当时国务院各部委暂时人事冻结，办不了手续让我等着（谢天谢地我最后没有混入国家机关）。今天周书记又提出批斗彭德怀的事，又不是外调，看来事出有因。我问周书记怎么回事，周书记让我冷静，并把一份上级文件交给了我。

　　“你先看看这份文件，咱们再好好谈一谈，事关重大，你要冷静。”周书记对我说。

　　我拿着文件一看，大吃一惊。这是一份通天文件，内容如下。（注：事过多年，因没法查对原件，记忆有限，语言可能有误，但主要内容如此。我绝不敢伪造中央文件。）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

　　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北京航空学院、国营第738厂党委：

　　经查实，原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戴维堤在文革中多次指使人殴打彭德怀同志。在1967年7月19日，伙同韩爱晶等人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了残酷地斗争和迫害，打破了彭德怀同志的头，打断了肋骨，把彭德怀同志打成重伤。在7月26日北航批斗彭德怀同志大会上，戴维堤任总指挥，指使刘向东等人对彭德怀、张闻天等继续迫害。殴打，导致彭德怀同志7年后得了癌症，含冤去世（最后这句话有没有，记不清了）。以上事实皆已查清，证据确凿。望有关单位党委严肃处理，并把处理意见上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乖乖！如果不是白纸黑字，红头文件，我绝对认为是天方夜潭。

　　我气得手直发抖，周书记怕我把文件撕了，赶紧夺了过去。

　　“你别急，有话慢慢说。事关重大，我们党委研究后决定让你看一下文件。希望你能尽快写出检查。根据你的态度，党委再决定处理意见。”周书记也是部队转业的老干部，但比当年军管会的人态度好，说话很客气。

　　“你们真要处理我？我告诉你周书记，这份文件是假的，是伪造的，上面全是胡说八道。”我没好气地说。

　　周书记生气了，拍了一下桌子说：“大胆！你敢说中央文件是胡说八道！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这个态度，我们要保你也没法保了。”

　　“我不要你们保我，没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北航批斗彭德怀与我毫不相关。六7年7月19日批斗会我站在后面听了几句就走了人，抓‘5。16’时我早交待清楚了，当时没人让我参加会议，我一句话也没说，我有什么错？‘7.二六’批斗大会我不在北京，怎么成了总指挥呢？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我没好气地说。

　　“什么？7月26日你不在北京？”周书记一惊。

　　“我祖母病了，我7月25日下午回的山东，坐的十一路电车去北京站。当时天安门广场正开大会，车到东单时走不动了，我记的清清楚楚，206日上午到潍坊下了火车就回老家了。我又没有专机，怎么返回北京主持大会？肯定是北航某些王八蛋栽赃陷害我，欺骗了上级。你们党委要处理就处理吧……”我越说越气，下面的话没说出来，“我操他们八辈子祖宗！我要到中纪委大们口去喊冤、绝食、自焚！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周书记忙说：“别急别急，你说的可是实话？”

　　“好汉作事好汉当，杀人不过头落地。我决不说假话。”

　　周书记沉思了一会儿，问道：“还能不能找出当时的火车票来？”

　　“这就难说了，十年了，我早丢了。”

　　周书记点上了一支烟，坐在那里拼命抽了起来，看得出来，他十分为难。事关重大，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上级的文件说“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凿”，让党委直接处理我，他很难办。

　　“周书记，你们不要为难，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不会骂你们的。我自认倒霉。”我诚恳地说。

　　“你给我住嘴！”周书记突然站了起来，用拳头用力砸了一下桌子，“你把共产党看成什么人了？共产党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你再跟我说一遍，你说的是不是实话？”

　　周书记这个人，我很尊重他。他也是行伍出身，原来在部队支过左，转业到厂里任书记刚两年。

　　我向周书记再次保证，我决没有参与批斗彭德怀，希望党组织相信我。

　　周书记让我回去好好工作，相信党委和上级会正确处理的。他反复叮嘱我，此事保密，回去不要乱说，更不要胡来。

　　我不想也不敢胡来，但中纪委（当时的）这样干，不是胡来是什么？这件事太令人可气，放到任何人身上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出格的事我不干，但向中纪委和中央写信申诉一下总可以吧！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用毛笔书写多份，寄给了中纪委和当时的几乎所有中央领导人。此信我留了底稿，内容如下：

　　紧急申诉

　　中共中央、中纪委各位首长：

　　所谓我是1967年7月26日北航批斗彭德怀同志大会现场总指挥一事，纯系诬陷。中纪委有关文件就此事对我的点名指控是无中生有，因而是错误的。对此，我万分痛心并深表遗憾。事实是，1967年7月25日下午，我因急事从北京火车站离京了。次日，我在山东半岛。我既无分身之术，也无专机，我不可能赶回北航指挥批彭大会。另外，即使我在北航，这个大会我也没有资格主持。

　　北航文革中批斗彭德怀同志与我毫不相干，我对天发誓对得起彭老总。之所以发生如此谬误，完全是北京市某些不称职的办案人员粗心大意造成的，我暂无理由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执法犯法。而中纪委的有关办案人员偏听偏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维护我党最高权利机构的崇高信誉和法律之神圣尊严，请中纪委首长百忙中过问此事。如最后事实证明本人是强词夺理，顽固不化，愿受法律之严惩；如系中纪委方面的责任，请求在《人民日报》为我平反。

　　此致崇高的敬意

　　北京738厂 戴维堤 1981年12月24日

　　结果，我发出的所有申诉信皆石沉大海，这是在我预料之中的。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分配到东北某单位的一个北航学生刘向东（原名刘汉儒）欺骗了组织。他原是北航红旗造反大队的成员，曾打过彭德怀。我接管保卫部时，把他开除了。组织审查他时，他一口咬定所有坏事都是我让他干的，并说我是批彭大会的总指挥。他的口供差点把我致于死地，可气的是，直至今日，他也没有向我赔礼道歉。文革中一句时髦的话是“触及灵魂”。文革的确触及了每一个人的灵魂，许多人在文革舞台上尽情地表演，打人，整人，干坏事，一旦挨整和面对审查，其丑恶的灵魂更加暴露无疑。

　　过了几天，我在厂里碰到了工人张某。老张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他一直被厂里抽调去搞专案，但此人很讲政策和原则。我俩是朋友，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在厂里搞我的专案。他爱人在农村，生活较困难，我曾接济过他。他爱喝酒，我常请他到家里喝酒。今天我又请他下班后回家喝酒。

　　老张很高兴，他说：“今天你请我喝酒就对了，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好事？”我问。

　　老张见周围没人，悄悄地跟我说：“我刚从东北回来，你的事否了。”

　　我一听，又惊又喜，老张说下班回家再说。我立即骑车去商场买酒菜去了。

　　酒桌上，老张告诉我，为中纪委文件的事，周书记召开了党委紧急会议，研究我的问题。有人主张严肃处理，定为“三种人”，开除厂籍，上报就行了，是否刑事处理由上面定。有人主张再调查核实一下，这自然要担风险，因中纪委文件明明说“证据确凿，严肃处理”，没有让再调查。基层党委对上级定案的事再调查，这绝对是“犯上”，但周书记他们最后决定还是要再调查一下。

　　“我们要对上级负责，也要对戴维堤负责。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很复杂，事情又过去多年了，难免出错，再调查一下，我们心里也踏实。上面追究下来，我负责任，这件事我建议几个常委支持我。”周书记征得几位主要党委成员的同意后，立即派专案组赴东北长春调查，并向专案组人员交待了有关问题。老张是专案组成员。

　　738厂党委派的专案外调人员到达东北长春刘向东的单位时，该单位领导十分不友好，他们拒绝配合，并对738厂的反调查表示吃惊。材料是他们整出来的，他们立了大功，好不容易抓出了“大坏蛋”，你们738厂党委想干什么？

　　738厂当时是地师级单位。738厂的干部见过世面，专案组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拒理力争，一定要见到当事人刘向东，并核实材料。对方没有办法，只好把刘向东从“牛棚”里押了出来。

　　当着刘向东单位领导的面，738厂调查人员对刘进行了询问。刘把自己的交待重述了一遍，与原来的交待一致。

　　“刘向东，那天大会总指挥究竟是谁？”老张问。

　　“就是戴维堤，我亲眼看见的。他是保卫部长，我们都听他的。”

　　“你说的是实话吗？”

　　“绝对是实话。”

　　“你知道批斗彭德怀大会总指挥，在会上把彭德怀打成重伤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

　　“知道，是反革命罪行，要坐牢的。”

　　“你同戴维堤有什么矛盾和仇恨吗？”

　　“没有，我们很熟，关系很好。”

　　“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记错了？时间这么久了，难免记忆有误，张冠李戴，你再好好想想。”

　　这时，刘向东单位的领导突然站了起来，指责738厂专案人员在搞诱供，双方争吵了起来。

　　老张当过兵，多年搞专案，见过世面。他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怕什么？刘记错了的可能性完全存在。我告诉你们，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戴维堤不在现场，戴206日在山东。你们懂不懂不在现场是什么意思？”

　　这时，刘向东的头上开始冒出汗珠。

　　“刘向东，你老实交待，你说的是不是实话？你若欺骗组织，诬陷他人，是要从严处理的！”老张严厉地说。

　　刘向东的汗都流下来了。他两手捂着头，痛苦地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可能我记错了。”

　　刘向东单位的领导说：“刘向东，你想翻案，罪加一等，你欺骗组织可是罪上加罪！”

　　“我不是欺骗组织，我确实是记错了。我想起来了，那天不是戴维堤主持的大会，我没看见戴维堤，因为跟他熟，我就记成他了。对，我想起来了，是张某某主持的。”

　　事已至此，只好重写材料。对方极不情愿地在材料上加盖了公章。

　　老张说到这里，我立即站了起来，端起一茶怀二锅头，与老张碰了一下杯，一口喝了下去。

　　老张又说：“外调材料已交给了党委。周书记看了后哈哈大笑，说戴维堤这家伙不错，是条汉子。”

　　第二天，周书记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说我的事查清了，让我不要背包袱。我对党委表示感谢，并表示一定要为厂里好好工作，但我要求上级向我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不在《人民日报》平反，也应下文否定原来的文件。周书记让我不要胡闹，说：“母亲打几下儿子，那里有赔礼道歉的？你给我好好干活去吧！”

　　后来，738厂党委写了报告，附上了外调材料和我本人的申诉材料，上报了上级有关单位。据说当时党委主要领导都在报告上签了字。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母亲”果然没有必要向“儿子”赔礼道歉，我早知道结果会如此。

　　令人可气的是，几年之后，周书记调走了，换了新党委书记姓王。在给我做“文革结论”时，按照上面的“旨意“，仍说我参加了批斗彭德怀会议（指7月19日小型予审会）并作为我的主要罪状之一。尽管我提出抗议，但仍以此强行定案。

　　事实证明，所谓“母亲打儿子”这个比喻文不对题，很不确切，因为母亲不认为打的是儿子，母亲根本不认这个儿子。这个狠心的母亲把作错了事的儿子扔进井里，还不停地破口大骂。作为儿子，既然苦苦哀求没有用，也只好宣布这个母亲不是自己真正的母亲。自己的真正母亲是真正坚持“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写下这些文字，笔者心如刀搅。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彭德怀。他老人家心直口快，襟怀坦白，功大如山；他一心为民，铁骨铮铮，眼里容不得沙子；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什么叫男子汉大丈夫，彭德怀是也！他那黑色的囚衣，他那不屈的头颅，时时浮现在我的面前。今天，我要在这里大声地说：“彭老总，我对得起你，我问心无愧。我是‘小同志’，救不了您的命，请原谅我。我向您老人家鞠躬，愿您老人家的英灵安息。”

　　北航1967年批斗彭德怀之后，彭一直在卫戍区西郊的营房里被“监护”着。后来揭发出来的事实证明，所谓的“监护”，纯粹是关押迫害。专案组整天逼供，某些当兵的甚至他们的副司令也打过彭德怀，不但打倒在地，还货真价实地在彭德怀的胸膛上踏上了一只脚。这些，黄克诚同志的回忆录和有关文章写得很明白。彭老总又熬了漫长的7年后才于1974年因癌症去世。请问，究竟是谁害死了彭德怀同志？

　　在后来的文革文章和资料中，关于对彭德怀同志的迫害问题，只提“北航红旗”和韩爱晶、王大宾两人，连戚本禹、“四人帮”也是一笔代过。韩、王二人依此为主要罪状分别被判刑15年和九年，这且不论，但从庐山会议开始直到彭德怀去世，这中间参与批判和迫害彭德怀的人（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大有人在，为什么只处理北航红旗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相信这个问题会有历史的公论。

　　在此，我借本书郑重地向某些人叫板：面对彭德怀同志的英灵和冤魂，某些人敢不敢大声宣告：彭德怀同志，我们对得起你！在你挨整和被迫害问题上，我们问心无愧！？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关于“三种人”问题

　　打倒“四人帮”之前，全国轰轰烈烈抓了几年“5。16”分子，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又大张旗鼓地抓起了“三种人”。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说：“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把“三种人”清理出去。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德高望重的陈云同志一反温文尔雅风度，快人快语又刺刀见红：“如果对三种人心慈心软，就给党留下了隐患，一旦让他们东山再起，我们果真要人头落地。三种人对我们这些老家伙，包括你们在座的，都有刻骨的深仇大恨。对他们要统统开除出党。一个也不能留在党内，更不能留在班子里。不这样，将来总有一天他们要挖我们的祖坟！”

　　邓小平还说：“这里我们还应该强调，要着重注意那些造反起家，比较年轻，潜伏下来的，对党危害大的人。当初王洪文跟我斗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20年后再看是谁的天下。这话对我影响很深。的确，我们老了，他们还年轻。如果我们不谨慎，让他们钻了空子，一旦他们爬上来，那我们的江山还会被他们篡夺去。对那些年轻的三种人，一定要把他们清洗得干干净净。”

　　薄一波说：“我们要特别注意局级、处级及基层单位和企业里的三种人，他们有些人还不死心，千方百计的留在党内，等待时机，说十年再见，20年再见。如果不搞出来，就会埋下定时炸弹，这就是隐患，要十分警惕。”

　　杨尚昆笑着说：“三种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差点把一波同志整死，一波同志恨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薄一波说：“不光是我恨，我看全党全国的正直之士都恨他们。三种人比日本鬼子、国民党警匪还要坏，他们戴着红帽子，整起人来最狠。”

　　胡耀邦说：“区分是不是三种人的根据，是本人对党对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加哪一个组织，这样规定，有助于我们划清界限，掌握政策。至于那些年岁大了，已经查清和处理过了而又没有发现新的或较大的问题的干部，我的意见一般的就不要再翻老帐了。我建议今后取消新帐老帐一起算的提法和做法。”胡耀邦的话总是同老人们有点差距。

　　根据以上老人们的指示，全国大张旗鼓地抓开了“三种人”。正象毛泽东号召整走资派时把新有的老干部几乎都打成走资派一样，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头头和参与过一些造反活动的群众又被整了一遍。被定为“三种人”和“严重政治错误”（二者其实是一回事）的人不在少数。

　　笔者不反对--也不敢反对整“三种人”。对文革中那些紧跟“四人帮”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打死打伤人命者，指挥武斗、冲击军事机关造成严重后果者，应当整，判刑、杀头都可以。但是，不能搞扩大化。对于犯了一般缺点错误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历史地分析，大人不计小人过，手下留情，批评教育，吸取教训，既往不咎，更不能让人家一辈子不得翻身。

　　据我所知，我一个分配到江苏的老同学由于在外地串联时与造反派们一起冲过军区大院，被定为“三种人”，整出一身病，不久便死去了。分到西安的一个老同学在别人打人时仅说了一句：“反革命该打”，就被投进监狱，关了两年多，定为“三种人”，放出来时当了个体户；分配到河北的一个学生因文革初打过人，对文革中经手的一支破左轮手枪记忆不清，没说清楚，（注：这支破枪早已经我手上缴了北京卫戍区，最后卫戍区证明有帐可查。）结果也被定为“三种人”，并被开除了厂籍，老婆也离了婚，如今仍孤身一人，没有工作，穷困潦倒，连劳保都没有。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他们（包括笔者）一不认识“四人帮”，反是造过，但没有“起家”，也没有参加武斗打死打伤人，也没有抢过谁砸过谁，只因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参与造反而获罪。至于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怎么解释？怎样才算帮派思想严重？文革中谁没有派性和“帮派”思想？说不请。宣判犯人时，在法庭上还允许申诉和请律师辩护一下，而定“三种人”和“严重政治错误”时却不允许人家申诉，更不准请律师辩护，全在当权的共产党基层党委某些人一张嘴。正像当时抓“5。16分子”一样，真正是说你是不是也是。

　　事过多少年之后，笔者始终认为，“三种人”的提法十分不科学，因为它是个模糊数。从老人家们当时咬牙切齿的样子看，“三种人”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警匪”还坏。谁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和“渣滓洞”，这样给“三种人”定义按说在中国找不出几个来。可是，却整了成千上万。如果说毛泽东文革初期是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形势，混淆了敌我，革命“革”错了对象，犯了严重错误，应当全盘否定。那么后来的抓“516”和整“三种人”就无懈可击、完全正确吗？没有冤假错案吗？几十年来，这些被定为“三种人”和“严重政治错误”的人（绝大部分是出身工人、贫下中农、一般干部，共产党一手培养大的所谓“根正苗红”的青年学生）始终不得翻身，始终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成了新时期新权贵和既得利益者的出气筒和发泄仇恨的活靶子，这时血淋淋的历史事实。

　　中国啊，我们可爱的母亲！共产党啊，我们救命的恩人！您干瘪的胸膛和贫穷的脊梁为什么总适宜生长诸如“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造反派”、“5。16分子”、“三种人”，再加上如今的贪官污吏抢劫犯，发廊赌场加妓院之类。这些怪物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什么时候才能绝迹呢？

　　我不是“三种人”，可我比“三种人”还“坏”。738厂后来的党委主要负责人秉承上面某些人的旨意，1986年才给我定案，说我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主要问题如下：

　　（一）在北航参加过批斗彭德怀会议。在会上，彭德怀同志被打成重伤，负有领导责任。

　　关于北航批斗彭德怀同志的全过程，本书已交待得令历史老人汗颜，不再赘述。时至今日，我借次书向国人和全世界申告，文革中北航批斗彭德怀与我毫不相干，我对彭老总问心无愧。某些人后来虽然不得不否定了我是“726批彭大会总指挥”这一重大罪状，但仍很不甘心。要是全否定了我的“批彭”问题，就不好把我定为“三种人”，他们多年来整人的功劳也没有了，没法向主子们交代。于是，他们丧尽天良地继续对我下毒手。当时，专案组的同志把结论初稿交我看时是这样写的：到过批斗彭德怀会议现场（指“7.19”予审会），经查未发现有任何言行。（注：到过现场又怎么啦！文革中连周总理还参加过批斗陈毅的大会呢!关键是在会上说了什么，干了什么?） 按说未发现任何言行的话，写入结论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不，可以改一下。于是，某些人大笔一挥，轻轻地改了一下，就强行塞进了本人的档案。这一改，本人便成了迫害彭德坏的坏人；这一改，令文痞姚文元先生汗颜，自叹弗如。我在“7.19”会议室门口站着看了两分钟就走了人，什么屁也没放，也算罪状？真他妈的岂有此理！

　　（二）向江青写信寻求支持

　　抓“5。16”之后，我对738厂的做法有意见。738厂某些人告诉我，你的问题全是北航捅的材料，你不要埋怨我们。我一打听，北航抓“5。16”也毫不逊色，连反对北航红旗的许多干部、教工也被打成了“5。16”分子。鉴于抓“5。16”运动严重失误和造成的后果，我认为应当向中央如实反映一下基层的情况，于是我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告了北航的状。此信我同时正大光明地交给了北航党委和738厂党委各一份，没料到，我成了“自投罗网”。

　　我的上告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江青同志转伟大领袖毛主席收。

　　于是，我变成了向江青写信请求支持。

　　由于时间已经久远，我的上告信又没留底稿，详细内容记不准了，里面可能有向“江青同志问好”并请求中央过问、调查基层抓“516”扩大化的内容。我至今认为，就算当时向江青本人写信反映抓“5。16”运动中的问题，也没有罪。江青当时（1972年）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不是国民党中央文革负责人，更不是法西斯文革负责人。当时连整我的人们也正大喊“江青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女性！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我有何罪？

　　（三）北航红旗干的许多坏事，戴维堤负有领导责任。

　　恕我直言，若每个单位的头头对下属人员干的坏事都要负领导责任并定罪的话，全中国将没有一个好人。

　　于是，考虑到戴本人出身好，表现也可以，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即“三种人，事实上是“敌我矛盾”。 ），上报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纪委。

　　当时对这个结论本人嗤之以鼻，拒绝签字，但不签字无所谓，照样定案，并装入档案。从此，我成了一辈子不准出国、不准入党、不准当官的“三种人”。

　　无独有偶，好事成双。作为一条线上的蚂蚱，尹聚平最后也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罪名是“在王力的黑手指挥下反军乱军”之类。

　　开始，对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结论似乎没太在乎，犯了“轻敌”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大斗争。文革中犯错误全是政治性的错误，中国连三岁小孩也犯有政治错误，因为三岁小儿也喊过“打倒刘少奇”，这不可能是生活错误和经济犯罪。

　　我个人始终认为自己在文革中说过错话，干过错事，属于一般缺点错误。文革中我认为自己唯一的错误是奉常委之命去大连搞了一些子弹（没有枪支，因为中央已经给北航发了数千支枪）运回北航，详情本书已经说明。我认为这是文革特殊历史条件下犯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的缺点错误，我写个检查也就完了，我不想无限上纲。至于北航红旗文革中犯的错误，某些人干的坏事，如“批斗彭德怀”、“打死学生”、“反军乱军”等等，与我毫不沾边，谁干的谁负责，谁指使的谁负责！我一个革委会委员，凭什么负领导责任？文革中，在北航我没参于迫害和批斗过任何一个老干部；没干过任何打、砸、枪的事，甚至连小偷、流氓也没打过；除文革初见过一次江青外，同“四人帮”没有任何连系。文革中，作为“北航红旗”的原一把手和组织保卫部长，没干过任何坏事，要么不可能，要么就是好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革中，北航在我的保卫下，没打破一块玻璃，没丢过一把椅子，没损坏一件教学设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文革中，我和我的战友们保管着卫戍区发的数千支各式枪支和弹药，没出任何问题，这件事至今许多人都不相信。当时连卫戍区的同志都说不简单，可惜没给我记功，使我至今耿耿于怀。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我成了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种人”。王力和许多林彪事件的重要成员才定的“严重政治错误”，我们算老几？

　　很快，我就尝到了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厉害。

　　我被分到科室工作后，厂里、科里出国培训、参展的名额很多，我所在的科室成员全部出过国。有的人轮了二次、三次。每次论资排辈该轮到我了，就一下子跳了过去。大学毕业生轮完了，中专生；中专生轮完了，初中生、一般工人去，始终没有我的份。开始，还挺恼火，后来就习惯了。出国算什么，不就是背个彩电回来吗？千万别象吃不到葡萄的狐狸那样下三烂。

　　由于被派出国的同事大部分是我的同学和好朋友，所以我皆为他们高兴。当时厂里个别人为争出国名额闹矛盾，恨不得出国的人坐飞机摔死才好。而我，每次都去飞机场欢送和迎接他们，我没有那么缺德。当时对我的“伟大壮举”，许多人很受感动。“戴维堤他妈的还行，每次都来送占了他出国名额的人。”

　　一次，同科室小齐又一次跳过我二次出国去西德参加计算机展览会，我又去机场为他送行。

　　不料第二天，科长老于紧急找到我说：“快上医院，小齐住院了，今天礼拜天，找不到人，你去照顾一下。”

　　“你喝醉了？小齐昨天不是去西德了吗？我看着飞机起飞的，怎么飞机出事了？”我大为不解。

　　“飞机没出事，小齐出事了，在西德烫伤了，用专机运回来的，就在咱们职工医院。你快去吧！”老于说。

　　原来，小齐当天晚上到达西德后，一个人住在一家私人旅馆里洗澡晕了过去。幸亏脑袋在浴缸外面，热水哗哗的流，全身严重烫伤，被房东老太太发现报了警。西德警察和消防人员把它送到了医院，但因医疗费太高，中国大使馆建议回国治疗，正好有一架飞机回国，便把他送了回来。

　　我立即赶往医院，照顾和侍侯小齐，并安慰他。小齐当时未结婚，也未让家人知道。我照顾他多日，直到厂里派人值班。小齐很感动，直谢我。其实，这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可谢的呢？

　　不过，看来我这样的造反派并不见得多坏，倒是真的。

　　自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种人”以后，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我被打入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深渊，成了中国人中的“另类”。这个“严重政治错误”，使我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当官，不能出国，事实上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包括被选举权。在当前已没有地、富、反、坏、右的中国，我辈稀里糊涂地成了这些宝贝的接班人，开始享受当年“地、富、反、坏、右”们的待遇，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对于自己因为当了一年多造反派头头而得到的“报应”和下场，说心里话，我是死不瞑目的。但是，想想与自己同样遭遇的一大批人，我无话可说，甚至连牢骚也不应该发。

　　事实上，当年如果走走“后门”，我的命运或许可以改变。但是，我感到靠“后门关系”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可耻的，对不起与我共患难、共命运的同辈们和我当年的造反派战友们。

　　科学家说，基因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活一点不错。我这人有个毛病，叫缺点也行，就是不爱求人，更不会吹牛拍马，总感到求人不好意思，张不开口。别人求我行，要只耳朵也割下来送人，若为个人而“五斗米折腰”，打死我也不干。文革以后，一直挨整，可说是中国人中的“另册”，心里总感到冤枉，有时喝多了酒也骂骂大街，但就是不愿意求人。我父辈和岳父母的老战友、老关系并不少，有当省委书记的，有当中纪委副书记的，甚至有当总理的，应当说官不算小，有点权力。不说升官发财，在自己挨整（事实上是冤枉的--如中纪委对我的指控）的时候写封信亲自送到他们家里或秘书手里，向他们反映点问题，请他们说句公道话或批个“刀下留人”的条子应当不成问题。可本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从未麻烦过他们。这也算是有“便宜”不沾王八蛋吧！我总感到，为人要正直、正派，走正道，靠自己的本事去生活，去奋斗，不要走邪门歪道。然而如今看来，不走邪门歪道还真的不行，可惜自己始终学不会。

　　这些年来，在共产党牢固的基层政权国营北京738厂里，我只有老老实实干活、夹起尾巴做人的义务，任何人都可以管着我，哪怕同一位小徒工组成一个小组，我也只有当组员的份儿。任何好事都与我无缘，任何坏事都与我沾边。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那场“大戏”，我正在汕头，（注：为临时打工的公司办事，决不是想跑往台湾。）北京有关方面也没有忘记查查我去过天安门广场没有。

　　关于出国、入党、当官，这是“三种人”或“严重政治错误”者的禁区。不过作为享有公民权的公民，不让入党、当官那是共产党党委说了算的事，不让出国似乎太残忍了一点。外国的月亮多好呀！比中国的圆；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放的屁都香水味道。怪不得某些人那么崇拜和害怕美国人！怪不得许多人跑出去不愿回来！美国和北约的导弹、飞机瞎了眼，竟然不够朋友！让我出国把北约秘书长和美国总统一刀捅死，立个大功回来摘掉“三种人”的帽子，多好！

下部  杞人忧天

朋友啊！朋友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无私地帮助别人，不求任何回报，这是山东人（当然不是全部）的脾气。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有困难，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彼岸，你可以离开我。”崔健的这首摇滚歌曲，我百听不厌。

　　抓“5。16”运动结束后，许多老同学有的失去了联系，有的开始同我联系，分配到外地来京出差的一些老同学常到厂里来看望我。

　　197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已经很晚了，我和尹聚平正要睡觉，听见有人敲房东的院门，我出去开门一看，来人给了我一拳，啊！是朱军。他又黑又瘦，象个鬼似的，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朱军在北航是我组织保卫部的工作人员，应当算我的办公室主任。我不在时，把许多权力都交给他，全院的财务报销他代我签字，我的手枪交他保管。他个子不高，精明能干，是我的“死党”和干将。我和韩爱晶赴山西、山东以及我去厦门抓周国怀，都是带他去的。他毕业后和他的女朋友（也是北航红旗一名能干的女将）一起分到了贵州航空部某基地。

　　抓“5。16”运动中，军管会多次让我交代、揭发朱军的问题，我是他的领导，不可能揭发他的问题，况且他也没有什么问题。从军管会的口气看来，朱军单位也把他隔离审查了。

　　不知北航的掌权者什么时候把“北航红旗”定成了“反革命组织”，就象解放初期清查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分子一样，北航红旗的头头和骨干分子们在抓“5。16”运动中全部受到审查、关押，几乎无人幸免。有的人，包括个别头头因受不住逼供，贪生怕死，胡说八道，无中生有地写了许多所谓揭发别人的材料。但朱军是好样的，椐我所知，他没有胡说八道，也没有出卖我，揭发我。

　　我和尹聚平赶紧把朱军请到屋里。老同学死里逃生又重逢不容易，大家心情都很激动。

　　朱军告诉我，他们单位的军管会坏得很。他和爱人皆被关在地下室里一年多，受尽了折磨。贵州潮湿，二人放出来时，两腿皆走不动路了，是抬到医院去的，治了好几个月才恢复过来。

　　“都是因为你。”朱军拼命地抽着烟，笑着说，“军管会一天到晚逼我交代你和韩爱晶的问题，说我是‘5。16’分子，全是他妈的北航转去的材料。还骗我说你也写了材料，揭发我是‘5。16’分子，是你发展的。我一听就是假的。”

　　朱军告诉我，他们单位一个大学生，抓“5。16”时被逼疯了，半夜里用菜刀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砍死，自己从四层楼跳下去了

　　呜呼！这就是文革中的抓“5。16”运动。某些人总认为自己文革中受了迫害，把一切气撒在造反派身上，整起造反派来毫不手软。可是造反派也是人，他们中间也有没干过坏事的好人。文化大革命，你整我，我整你，究竟谁是谁非，只有苍天知道。

　　“你们什么时候放出来的”我问朱军。

　　“谢天谢地，林彪叛逃后，我们军管会主任是林彪死党，被抓起来了，我们马上就解放了。我们成了受林彪死党迫害的英雄，一下子就翻身了。你们呢？”

　　“咳！别提他了。林彪事件都不让我们知道。北京邪门儿，‘九.一三’事件后又关了我们近一年才放出来，至今不得翻身。”

　　“贵州那边‘5。16’都否了。抓‘5。16’是林彪搞的，天天喊林彪语录，一个不漏，一个不漏。林彪一完蛋，全翻案了。”

　　“可你不知道，北京这边抓‘5。16’可是毛主席、林彪、周总理、江青他们搞的。周总理对抓‘5。16’也有指示，‘5。16’主要是反总理的。”

　　“反总理的那个‘5。16’就几个人，早在1967年就处理了，事过两年之后又想起来抓‘5。16’，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看中央文革是贼喊捉贼，拿造反派的脑袋堵老帅们的嘴。看着吧！中央早晚又要出事。”朱军不愧我的部下，“英雄所见略同”。

　　接着，朱军说了一句令我吃惊的话：“我看，真正的‘5。16’后台就是毛主席。‘5。16’者，造反派也！造反派的总后台和最高统帅就是毛主席。”

　　“这话有道理，可不能乱说。”……

　　老同学一气聊到天亮，和衣而卧。

　　从此以后，我和朱军经常保持联系。

　　恢复高考以后，朱军夫妇为了摆脱贵州三线山沟里的日子，发奋图强，双双考回了北航研究生培训班，二人带着孩子上学，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但是，由于不算正式研究生，北航未发硕士证书。按规定，必须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朱军原单位也要求他们回去，并许了朱军科技处长的愿，这是他自己说的。

　　朱军夫妇一心想留在北京，我义不容辞地尽力帮忙。我托了许多人，想了许多办法，朱军自己也费了很大的力气，最后，朱军一家四口的户口进了北京。

　　当时办一个北京户口比登天还难，朱军一家四口户口进京，连派出所的人也惊呆了，他们怀疑朱军是高干子弟或有通天的关系。

　　户口进了京就好办了。我借了厂里朋友一间房子，安置朱军一家住下。我把朱军当成手足兄弟，该办的事自然不在话下。

　　关键的问题是要为朱军夫妇找一个好单位。这事比较好办，因为他们俩有学历，业务很好。

　　当时电子部正在筹建一个很大的计算机公司。筹备组领导中有我的熟人和朋友。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朋友，把朱军夫妇的情况吹了一通：研究生毕业，精通外语，懂计算机，得过部级和空军多次嘉奖……总之，绝对是难得的人才。

　　第二天朱军夫妇便到该公司上了班，成了正式员工，连一个字的证明材料也没有，也没用面试、考试，只凭我一封信。档案是后来转过去的。

　　实事求是地说，朱军夫妇之所以如此顺利，主要是靠他们自己的条件和优势，我不过尽了点义务而已。否则，换了两个笨蛋，人家也不会要。

　　后来，朱夫人被派往法国培训，但离出国还有一个月时，突然得了肝炎，指标很高。若不能很快降下指标，出国只好换人。

　　我托了电子部医院要好的医生朋友，不惜一切代价，治好了朱夫人的病，没有耽误出国。

　　朱夫人在法国培训一年多，被法国某大公司聘请为该公司驻北京总部高级雇员兼翻译。据说该公司总裁访问北京时，邓小平在钓鱼台接见招待，就是朱夫人担任的翻译。

　　朱军本人也被提为处长，一帆风顺，并很快分到了一套房子。

　　看到亲如手足的老同学今非昔比，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因在厂里一直受审查，当老百姓。我的地位、权力等于零，我的能力和关系已经发挥到极限。朱军夫妇基本上不需要我再帮什么忙了，但我们两家常来往，关系很好。

　　后来朱军认识了胡耀邦的二公子胡君，并带胡君到我家来玩，为胡君上研究生的事找我帮忙，我尽上了最大的力量，详情后述。

　　1984年，为了摆脱我在738厂的住房困难等困境，我毅然下海，受聘到海淀区玉渊潭乡任工业公司顾问和中玉实业公司副经理。

　　中玉实业公司是我介绍玉渊潭乡和朱军单位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联合成立的。玉渊潭乡出厂房、职工住房和地皮，中计公司出资金和技术人员，派人出任总经理，朱军担任技术副经理，我代表玉渊潭乡出任经营副经理。

　　当时，中玉实业公司同“四通公司”和“联想公司”成立时间差不多，但资金、技术等条件比“四通”、“联想”好多了，如果好好干的话，后来比上“四通”、“联想”，也差不多。

　　当时我已经是下了海即将被厂里开除的人，背水一战，没有退路。而朱军他们是公派的，铁饭碗。

　　我这人本事不大，唯一的长处是爱交朋友。我负责经营，但离不开朋友和技术，渐渐地，朱军单位派来的许多技术人员都成了我的朋友。

　　我辛辛苦苦地工作受到了公司员工的赞扬和拥戴。我万没想到，总经理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更没想到，朱军竟站到了他一边。

　　“我们的人都让老戴拉过去了，我们被架空了。”朱军竟然对一把手这样说。

　　我不知道朱军的思想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化。历史上，共患难的朋友很多，共享受的朋友不多，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朱军应当理解我。他曾为我受了那么大的牵连，在关键时刻死保过我。

　　之后，我和朱军工作中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多，误会也越来越大，很难再合作下去。

　　不久，玉渊潭的“老农民”议论纷纷，说中玉公司把“三种人”聘请来了。这还了得！别把玉渊潭的水搅浑了。

　　不久，中玉公司在朱军和总经理的“运作“下，终于解体了。他们没损失一根毫毛，而我，面临着讨饭的命运。

　　我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向玉渊潭的老农民解释我的一切，说了人家也不信任。如果连老农民也容不得我，那中国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将无我立锥之地。尽管招聘我的玉渊潭乡有关领导竭力挽留我，但他不是一把手，他保不了我。人活一口气，738厂是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尽管是我“走麦城”的地方，尽管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是，“冤有头，债有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于是趁着738还没有把我开除，我又回到了738厂。

　　后来朱军一直飞黄腾达。几年之后，总公司派他到深圳担任了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是把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北京总公司的领导。可是，二人在工作中产生了矛盾和分歧。朱军本事很大，他联合了许多董事向董事长发难。不久，《深圳日报》登出了头号新闻：某某公司总经理炒了董事长。

　　朱军后来曾向我多次解释，并请我到他公司去“打工”，我谢绝了，从此再没有联系，后来听说他去了香港发财去了。我祝他发大财，祝他一家幸福。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观点相左，一家人夫妻、父子之间吵架的很多，但回到家中仍是一家人。可我和朱军之间，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却在小河沟里翻了船，我的心里一直在流血。

　　多年以来，我一直反省自己，检点自己的诸多失误，包括和朱军的关系。

　　值得欣慰的是，可能由于深厚的友谊基础一直在起作用，也可能是上帝从中安排，十年之后，我和朱军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久别重逢。此时的朱军，据说已经是“亿万富翁”，整年全世界飞来飞去。而已是退休职工、自食其力的我只有目瞪口呆地祝愿他继续发财。不久，朱军又变得“无影无踪”了，我真心地祝愿他好自为之，平安无事。

　　什么是朋友？观点、利益一致的人就是朋友；把你当成朋友的人就是朋友；不出卖朋友的人就是朋友。要允许朋友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不允许背叛，这是我的观点。

　　共患难的人最后不一定是朋友，但是，消除了误会或矛盾会成为更好的朋友。作为一个广交朋友的人，实事求是地说，我有很多朋友。有些平常来往很多，与我有许多共同兴趣和爱好，平时吃喝不分，叫“酒肉朋友”也可以。这些人大都是淳朴的工人和同事，他们都很朴实可爱。我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但和这些朋友在一起一般不谈政治，因为他们不太关心政治；有些朋友平时很少来往，但一旦有事绝对帮忙；有些是纯政治上的朋友，气味相投，在一起只谈政治，但很少一起吃吃喝喝；厂里的一些老干部，抓“5.16”时曾整过我，但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节假日我常去看望他们；厂里原来的“保守派”头头，文革中对立得很厉害，后来哈哈一笑，皆成了朋友，有些人互相帮过大忙。从形形色色的朋友那里，我得到了同情、理解、批评、鼓励甚至赞扬，这是我人生的乐趣之一。

怀念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文革之前是团中央书记。文革中，听说他受到不小的迫害。北航红旗与团中央隔行如隔山，既未反过胡耀邦，也未保过胡耀邦。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为人民作了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胡耀邦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拥戴，不是因他的权势，而是他的人格。他既是远见卓识，顾全大局、襟怀坦白的革命家，又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为人民办实事的人民公仆。他去世后，人们那样悼念、怀念他，说明他为人民办了好事，真正地活在人民的心里。

　　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工作期间，冲破一切阻力，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为许多受文革打击迫害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作为高瞻远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胡耀邦同志具有远见的卓识和宽广的胸怀。尽管他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完全否定，但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却表现出了政治家的大度、宽阔胸怀，采取了网开一面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主张宽宏大量，吸取教训，既往不咎。他的主张和作法令我辈感激涕零。

　　笔者曾见过胡耀邦同志给彭真同志的一封信，那是一份夭折的中央文件。在信中，胡耀邦同志建议对文革中犯了错误的青年学生和红卫兵小将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他认为，那些错误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承担。“老家伙”们都站错了队，娃娃们有什么错？他们年轻无知，上当受骗，而受蒙蔽是无罪的。我们老同志们不要揪住他们不放，特别是受过打击迫害的老同志们应该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气量大一些，应该站在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高度上看问题。文化大革命，你整我，我整你，没完没了。再这样整下去，何日终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伤痕何时才能抚平？这对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创造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同心同德干四化是十分不利的……

　　胡耀邦同志说得多么好呀？我看了这封信后，感动得掉下了热泪。这真是伟大的革命家的胸怀。可惜，由于多种原因，胡耀邦同志这封信没有成为党中央的决策和正式中央文件。

　　打倒四人帮之后，恢复了高考。原北航红旗的头头、二把手井岗山和清华的一个学生头头孙云以第一、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哈工大研究生。哈工大党委和黑龙江省委拿不定主意，请示了中央。当时胡耀邦同志是中纪委副书记。中纪委某办主任闫草是我岳父的老战友，一天，闫叔打电话叫尹聚平和我去他家有事。

　　“井岗山你们很熟吧？”闫叔问我们。

　　“很熟，他是二把手。”我说。

　　“他打死过老干部和李井泉的儿子吗？”

　　“没有，绝对没有。北航没打死过老干部，但整了一些人。北京工业学院打死了校长魏思文。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是别人打死的，与井岗山没有关系。”我如实的向闫叔汇报。

　　“听说你们把彭德怀打伤了，井岗山打了没有？”

　　“没有，是别人打的，井岗山当时不在学校。”

　　“没有就好，井岗山这个人总的说怎么样？”

　　面对闫叔叔，我这时把他当成中纪委的首长，我得到了向中纪委诉苦的机会。

　　“井岗山为人不错，他父亲是抗联的老战士，去世了。他为人很正派，心直口快，但思想同我们一样，受极左思潮影响严重。北航的问题，他是二把手，当然有一定的责任，但他确实没干过什么坏事，‘武汉事件’，他和尹聚平去了。为这事，中央把我们整的好苦，我们都被关押审查了好几年。”我如实说话，不敢乱说。

　　“武汉事件，那是中央的事，与你们无关。王力、谢富治也是奉命行事。中央早有规定，不准再查武汉事件的事了。”

　　“闫叔叔，我们很委曲，我总感到中央有些领导同志对我们有偏见，抓‘5。16’时整得我们好苦，现在又把我们当成‘ 四人帮 ’的人，我们感到十分委屈。”

　　“也难怪，领导同志也是人。你们造反时把老干部们整得很苦，人家也气，拿你们出出气，也可理解嘛！中央有数，中央只整少数人，很少几个。象上海徐景贤、陈阿大、北京蒯大富那样的。你们不是‘ 四人帮 ’的人，够不上，你们是吸取教训的问题。中央并没有把你们都当成坏人，年轻人嘛！”闫叔叔说着，拿出一份文件，“这不，今天叫你们来，是让你们看看耀邦同志的批示。你们要相信中央。井岗山考上研究生，是好事嘛！人才难得嘛！不过人家哈工大吓得不敢收，全国有名的大造反派头子嘛！报告了黑龙江省委，省委常委五比四，也定不下来，便请示了中央。耀邦同志批了，派我带记者去黑龙江落实处理。今天，找你们了解一下有关情况。”

　　于是，我们看到了胡耀邦同志对井岗山二人上研究生问题的批示：

　　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 胡耀邦

　　我们万分激动。

　　闫叔叔留我们吃了饭，又聊了许多事情，告辞之后，我立即把好消息告诉了井岗山。

　　后来，井岗山所在工厂的工人们敲锣打鼓欢送他上了哈工大的研究生班。

　　（注：井岗山和孙云从哈工大研究生毕业后，风云突变，中国大地又开始大抓“三种人”，原来决定接收他们的北京某些单位迫于压力不敢再接收他们。靠自己的素质和能力，经过多年的磨练之后，如今井岗山是北京一家大型企业的总经理，孙云是北京中关村某高科技公司的副总裁。）

　　胡耀邦同志文革中受到团中央某些造反派们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按理他应该最恨造反派，但他宽宏大量，不计个人恩怨，一切从国家的大局着想，令人感动。

　　民间流传着胡耀邦同志的一些笑话和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他的热爱和赞赏。

　　胡耀邦从牛棚里出来后发配到河南的“五。七”干校劳动。以前做为高级干部，他肯定没有自己拿着火车票上过火车。那天，给他送行的家人拿着火车票上火车进站时，被冲散了，胡耀邦一个人随着人群挤上了火车，家人找不到他了，只好向车站说明了情况。

　　在火车上查票时，胡耀邦没有车票。由于他穿着十分普通，象个老农民，乘务员和乘警不认识他，便把他当成逃票的盲流对待，审问了他半天。要他补票，他又没带钱，眼看着要吃大亏。他只好说自己是胡耀邦，可人家见他这样子，不相信，幸亏车站的电话打了过来，才给他解了围。

　　又一次从河南干校返回北京过春节时，干校每个人发了几十斤黄豆。那时黄豆可是好东西。由于没有口袋，许多人便脱下裤子，把裤脚扎起来当口袋，架在脖子上上火车。年轻力壮的人没什么，胡耀邦年龄大，个子矮，体弱，脖子上架着几十斤黄豆，上车十分吃力。幸亏乘务人员认出了他就是胡耀邦，扶着他上了火车。从此，胡耀邦用裤子装黄豆架在脖子上乘火车的事便传了开来，许多人当成笑话，不相信。

　　胡耀邦同志“解放”后，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他对子女管教很严，不准子女搞特殊化，不准利用他的关系走后门，完全同老百姓一样生活。

　　他的小儿子胡君在南京某军事院校当助教，娶了一位普通女工做妻子。此事在南京传为美谈。

　　胡君想调进北京，按说易如反掌。可胡耀邦不同意，说若实在想进北京，靠自己的本事正常提拔、调动。

　　胡君只好想法考取北京高校的研究生，这样毕业后可以留在北京工作。

　　大约1978年的一天，我的大学同学朱军带着一个穿着朴素的小伙子到738厂找我玩。老朱只说小伙子姓胡，是他的朋友，特来拜访我。

　　我把朱军和胡君请到家中，买了一只烧鸡，炒了几个菜，招待他们。

　　酒席间，老朱说胡君是他的好朋友，在南京某军事指挥学院工作。他想考北航的研究生，希望我帮个忙，因为我在北航认识的人多。

　　我一边敬酒，一边询问胡君的有关情况。胡君很朴实，个头不高，人很精明，当我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他有些结结巴巴，似有难言之隐。

　　老朱笑着说：“他想调回北京，只有考研究生一条路。他老子官很大，很有权，但不帮忙。”

　　“你父亲为什么不帮你说说话呢？”我奇怪地问。

　　“别提我那个老子啦，他太马列，他才不肯帮我呢！他反对我进北京。”胡君生气地说。

　　“你老子也太不近人情了。现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调进北京算什么，这点小事他也不帮忙？要是我老子，我一定造他的反。”我半开玩笑地说。

　　“咳！实话告诉你吧，他老子就是胡耀邦。”朱军道破了天机。

　　我一听，吃惊不小。一看小伙子，对，没错！长得特象胡耀邦，我连忙道歉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多多原谅，我不该骂你父亲。你父亲可是个好人。”

　　“没关系，请戴大哥帮帮忙吧。”胡君一脸憨厚。

　　“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别的马屁不拍，这个马屁我拍定了。”二两酒下肚，我胆子也大了起来。

　　我们一边聊，一边高兴地喝起酒来。

　　第二天，我就跑到了北航，找了有关的领导，谈了胡君的情况，并请北航照顾和保密。北航领导同意，但要例行一下程序，参加考试。

　　这事眼看着就办成了，谁知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不知北航谁把这事捅了出去，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胡耀邦很生气，坚决不同意，并把儿子和有关人责骂了一顿。

　　后来，胡君在南京努力工作。胡耀邦同志去世前，才靠正当手续调来了北京。

　　由于多种原因，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胡君。

　　胡耀帮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拨乱反正，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后来在学潮问题上，犯了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

　　1987年1月10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赵紫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胡耀邦的辞职报告，但保留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会议决定推选赵紫阳同志为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两年过去了。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听着大家的发言，突然一阵头晕目眩，两眼发黑。他呻吟了一声，头一歪， 倒在了沙发里。主持会议的赵紫阳立即停止了会议，秦基伟把胡耀邦扶在沙发里，江泽民掏出了救心盒……

　　1989年4月15日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然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于1989年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享年73岁……

　　胡耀邦同志，你是伟大的战士，你是光明磊落的男子汉。你不是神，你也有缺点和失误，但你是大写的人。你是搏击长空的雄鹰，你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你能返回万里长空。以上几句话，算是吾辈们对您的永远地怀念吧！

话说赵紫阳

　　提起赵紫阳，这里来一段“话说”。

　　胡耀邦同志被迫辞职后，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后来却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也不得不辞职下了台。中央内部的事情，老百姓说不清楚，但在他被打倒之前，同胡耀邦一样，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两匹骏马，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不争的事实。邓小平换马，是马不听话，不换不行。“反正人老了也无所谓了”，不拉车的老马更轻松，更舒服。

　　赵紫阳是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人，1919年生，父亲是一位地主乡绅。赵原名赵修业。赵紫阳是后来参加革命后他自己起的名字。赵的先祖也是来自山西老槐树地区的。十三岁时，赵修业经共产党员徐仲三介绍加入了共青团，这是1932年6月，赵当时是桑村完小的学生。小小年纪的赵修业这就算参加了革命。跟着进步教师们散发传单，跑腿送信等。几个月后，共产党人发动的磁县暴动惨遭镇压，共产党人被捕或转移他乡和地下，赵修业没有事干了，又回到父亲身边，继续上学，同组织失去了联系。1933年，赵修业考入了开封的省立初中。1936年夏天，17岁的赵修业考入了武昌高中。1937年“7.7”事变后，一心抗日救国的他毅然辍学，并改名赵紫阳，回到家乡，开始寻找党组织。

　　1937年10月，当时的中共直南特委书记王从吾（后任中纪委副书记）派濮阳中心县委书记蒋中岳到濮阳、滑县边界一带恢复共产党组织。

　　蒋中岳1929年经王从吾同志介绍入党。他知道滑县有个赵修业，并认识他的父亲。当时蒋中岳是地下党员，身份不公开。后来，王从吾、蒋中岳等人因组织暴动被国民党逮捕入狱，“7.7”事变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8年2月，蒋中岳到了滑县，找到了已改名的赵紫阳，问他还愿不愿出来干？赵紫阳说愿意干。于是蒋中岳和李光录（后任北京铁路局总工会主席）便介绍赵紫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让赵紫阳办了正式入党手续，并确认了他1932年参加革命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赵紫阳1932年参加革命（共青团），1938年才入党的原因。

　　赵紫阳有文化，进步很快，不久便到山西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了几个月，1938年9月赵紫阳就当了中共滑县县委书记，1940年春天便任冀鲁豫三地委书记了。不久，赵紫阳又升为桐柏地区党委书记。解放后，赵紫阳当了广东省委副书记。蒋中岳解放后任河南省工会主席，劳动厅长。赵紫阳到郑州时，必来看蒋中岳，蒋中岳到广州时，也必去找赵紫阳。

　　文革初，广州不断有人来找蒋中岳调查赵紫阳，说赵紫阳是叛徒。蒋中岳破口大骂：“你们滚！我们都是叛徒，共产党都是叛徒，就你们是好人！”把外调人员轰走了。

　　1968年，蒋中岳成了笔者的岳父。有一次我问他，赵紫阳被捕过没有？岳父说，赵紫阳当时还是个孩子，家里是大地主，我入狱后他就回家了，又没有被抓起来过，怎么能是叛徒呢？38年以后，一直在冀鲁豫一块工作，更没有问题了。岳父说他入狱后，倒是有人叛变了。岳父在狱里组织越狱，任地下党支部书记。“7.7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是中央和周恩来营救他们出狱的。解放后，岳父一直在河南工作。岳父常以老资格自居，脾气不好，得罪了许多人。后来又说彭德怀的好话，被打成“右倾”分子，差点开除党籍，发配到新乡一个厂子当书记，文革前才又当了劳动厅副厅长。文革以后，岳父也被审查，同赵紫阳、万里等老战友皆没有联系了。直到1973年得了肺癌，来京治病，住不上医院，才给万里同志写了封信求援。万里当时刚解放，立即派人把岳父安排住进肿瘤医院。1974年岳父去世时，在四川的赵紫阳派省委的干部来河南吊唁，赵工作太忙没有来。

　　赵紫阳文革中被造反派们整得很厉害，他恨造反派，恨“三种人”是很正常的。后来他当了总理、总书记，最后却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下场同“三种人”差不多，并始终不得“解放”，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悲剧人物。

　　赵紫阳同志越来越“老了”，满头银发，但身体和精神很好。前几年还有人“陪同”到全国转转。他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逍遥派”和“寓公”。作为寓公，赵紫阳平时只能在家中散散步，炼炼身体 ，种花养狗，然后就是看书。他喜欢看小说，历史书，经济专著，尤其是国内外的文革书籍等。

　　前几年，赵紫阳在接见来访者时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不管自己的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要把原因推到别人身上，主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样可以减少思想上的压力和不平衡感。我作为一个曾经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的共产党人，我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失误往别人身上推卸，尽管也可能别人要负一些历史的责任。例如我没有能力扭转历史的乾坤，这能是别人的责任吗？这就是自己的水平不行嘛！不行就是不行，我从来不隐瞒这一点。邓小平同志伟大的历史功勋之一，就是帮助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当时华国锋当权，“两个凡是”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是很难的，要经过许多斗争。我感到邓小平同志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从来不是单纯地进行经济改革，而是把改革的每一步都同政治上的较量结合起来，而在军事上也就是他的安全方面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这是他的优势，没人能比。这点，不仅历史上的改革家无法比拟，就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无法比拟，苏联的军权不在戈尔巴乔夫手里。当时的华国锋更不在话下了。

　　1989年5月16日，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指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年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说这话时，绝对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感到应当把我们党内的这一重要情况公开讲出来，这是事实，讲出来没有什么坏处。香港记者浑水摸鱼，歪曲我的本意，说我对邓小平不满、发起“倒邓拥赵”风波。小平同志也对我不满，加上对学潮看法有分歧，导致了我的辞职。我是认识到无法更好地和他配合的时候，主动要求退位的。既然我对当时小平同志的举措不理解，那么执行起来肯定不得力，与其落一个阳奉阴违的罪名，不如把话当面说清。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品德。我这个人是最反对两面派作风的，这是我在邓小平同志面前特意说明了的。邓小平对我说：“也好，你看着办吧，我们都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有些问题可以让实践来检验。”

　　赵紫阳说，小平同志比起来毛泽东来有一个特点，就是大胆地使用和重用他熟悉的老干部、老同志、老部下，还有他亲自提拔和发现的年轻干部。对反对他的意见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他采取的办法是统统不用或不加重用。这一点，他和毛泽东是不同的。毛泽东讲平衡，讲五湖四海，讲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邓小平的环境和特点决定了他不允许给不同意见者留有更多的时间来重新认识问题的机会，只能请他们下台自己慢慢考虑去吧。我看清了这一步以后，只好主动要求退位。

　　关于对“分裂党”的错误性质问题，赵紫阳显然是不同意的。他说，我是党的总书记，我为什么要分裂党呢？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关于改革开放，否定文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重大问题上，我与小平同志没有分歧，无非是一个愿更快一些，一个主张平稳一点，没有根本分歧。对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学潮，本来，学生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热情非常可贵。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也非常重视。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和学生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如果学生们停止绝食，采取我们的意见，就可以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有些人钻了空子，唯恐天下不乱，把事情推向了极端。作为我个人，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既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又要服从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不做不利于党的事业的任何事情，这是我始终的态度。

　　赵紫阳认为，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没有这种制约和监督就没有正常的国家生活。如果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到了党不党，国不国，政不政的地步和环境，就是国家的灾难而决不是什么好事。

　　赵紫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过打击迫害，但我没有对毛泽东有过半点的怨言。尽管我对他老人家的一些做法有我自己的看法，那时自己总是想追赶上主席的思维。现在我就是在认真地回顾往事，反思自己。未来的历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预测到的，一个政治家的前途和命运也不是完全决定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一个人只要做到了问心无愧，就可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和自身的安静。我现在从心里祝愿我们党今后能够把相互间的同志关系搞得更好，更正常，从制度上废除和消灭一切腐败堕落现象存在的土壤。也许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只要全党努力是一定能办得到的。作为一个下台的老共产党人之一，这也是我真正的心愿。”

　　赵紫阳的这个心愿是真诚的，我们由衷地希望这一天的到来。祝他和许多退下来的老同志们心安理得，过个幸福的晚年。

　　（笔者注：本书初稿写于2000年以前，当时赵紫阳还健在。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因患呼吸道和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85岁。官方新华社和所有媒体以不到60个字简单报道了赵紫阳去世的消息。所有的网站不准任何评论，不知为什么？对于我岳父的老战友的去世，我代表全家表示衷心地哀悼！对于赵紫阳的功过是非，笔者无资格也不愿意评论，因为历史老人是最公正的法官。据“与时俱进”的新加坡《联合早报》载文说，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作为1980年代的领导人，赵紫阳与当代中国高层之间已经没有很深的渊源，他当年的政治改革设想也大多成为现实，因此无论从人脉关系还是政治理念上讲，赵紫阳对当今中国政治的影响力都已经相当有限。）

万里重返沂蒙山的故事

　　万里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也是我岳父在冀鲁豫时的老战友，他从文革一开始就受到了打击迫害。

　　多年之后，我在故乡诸城见到了一位在沂蒙山区某县当领导的朋友。他向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只想用这个故事说明两点，一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不能忘了老百姓，二是中国需要尽快发展经济，改善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生活，否则老百姓是不答应的。

　　沂蒙山区某县有一位烈属老大娘，她丈夫早年牺牲了，她孤寡一人度晚年。

　　1985年11月，她丈夫的老战友、文革中受迫害后重新出来工作的万里副总理来沂蒙山区视察，点名要看望这位老战友的遗孀。1938年冬天，万里曾在这里战斗过，当时许多战友牺牲在这里。当地领导措手不及，只好硬着头皮陪同前往。

　　老大娘住在半山坡上用石头垒的一间破草房里，汽车开不上去。万里同志步行爬了上去，陪同的父母官们已汗流浃背。老大娘见到万里，一开始不敢认。万里握着老人的手说：“老嫂子，我是东平县的万里呀！”老大娘欣喜若狂，老泪纵横。万里问老人有什么困难，老大娘说：“没困难，没困难，有吃有住，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太好了，比旧社会好多了。”万里问老人吃什么？老大娘把万里等人领到里间，只见地上一群耗子一轰而散。老大娘指着地上一小堆发霉的地瓜干说：“这些满够我吃的了。”万里的鼻子开始发酸，又问吃什么菜？老大娘高兴的领万里等人来到院子里指着一口破咸菜缸说：“有咸菜，我咬不动了，煮烂了吃，又香又甜，可好吃了。”万里上前一看，缸里白花花一片全是蛆，问：“这还能吃吗？”老大娘说：“不要紧，不要紧，蛆喂鸡，咸菜我吃。”万里的眼泪下来了，陪同的父母官们一个个低下了头。

　　老大娘从炕席底下捧出一把带土的花生，一边请众人吃，一边说：“真对不起，没什么好招待你们。”万里让秘书把花生包了起来。他拉着老大娘的手哽咽着说：“老嫂子，我万里对不起你！共产党对不起你！我一定把这包花生带回中南海。我代表共产党向你赔礼了。”

　　我听了这个故事后，眼泪都下来了。我不知道这包沂蒙山老大娘的花生起了什么作用？我认为这包花生应当放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我不知道毛老人家在天之灵和共产党的清官、贪官们看了后作何感想？

　　解放多少年了，许多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的生活仍然是这种水平，实在让人无话可说。万里同志在视察贫困地区时气愤地说：“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我就不信！他有粮食吃还会去讨饭？社会主义还讨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30年了，我们农民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旧社会的县官都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要对得起老区人民。”

　　万里同志身为共产党的高官，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没有忘本。他始终牢记着共产党的宗旨，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忍辱负重，顶着逆流，大抓包产到户，发展农村经济，大抓铁路运输，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

　　旧社会的某些小官还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什么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就做不到呢？这就叫腐败。老百姓说，文革中把许多好干部和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打成“走资派”，批斗、挂牌子、坐飞机，甚至迫害致死，绝对是错了。但如今，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并没有吸取历史教训，反而认为再也不会有人造他们的反，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因此变本加厉地搞腐败。他们上欺中央，下压群众，有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老百姓气愤地说，现在如果把共产党的干部（当然是下边的干部）排起队来统统枪毙，可能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绝对有漏网的。这些“反动透顶”的言论和震撼人心的农村黑幕，在最近公开出版的、已经震惊了国内外的新书《中国农民调查》里有大量的披露。但愿我们的各级干部看了后不要“跳高”，以免激发心脏病。

羊“告御状”的故事

　　本书不是小说，字字都是历史的血泪铸成。下面的故事类似天方夜谭，但确实在我中华民族神州大地上发生过，不管它是悲剧还是喜剧。由于当时事关重大，有关人员多年来严格保密，守口如瓶，以至于知道的人很少，就连国内外某些消息灵通人士也不曾晓得。笔者当时有幸路过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奇闻，后来又从朋友处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觉得不是什么好事，也自觉保密了多年，从未对任何人谈起。如今时过境迁，旧貌换了新颜，新闻早已变成了旧闻，已经没有什么重大价值，所以写出来让读者当笑话听听。用相声元老马三立先生的话说，“逗您玩玩，千万别当回事儿！”

　　话说公元1998年的一个冬夜，笔者去西单朋友家欢聚，深夜之后才骑自行车回家。路过府右街时--读者注意，中南海西大门就在府右街，遇到几个农民赶着一群羊向北走去。北京人爱吃涮羊肉，早些年冬天晚上常有人赶着羊群往饭馆里送活羊，不足为奇。（注：白天因影响交通，不允许。）羊群挡住了我的路，我便下了自行车跟在后面。我无意中数了一下羊群，一共24只，个个皆体大膘肥。突然，我发现每只羊的脖子下面都挂着一个大牛皮纸信封。我感到奇怪，正想向赶羊人询问，只见羊群已经到了中南海西大门口。说时迟，那时快，还未等我反应过来，只见几个赶羊人迅速分散开来，弯腰伸出双臂，把羊群往中南海里又轰、又赶、又推。

　　大事不好，要出事！我迅速跳上了自行车，向前猛骑了一百多米后停了下来。我想，如此好戏，何不看个究竟？我又不认识赶羊人，怕什么？于是，我又返了回来，停在中南海大门对面不远的地方，点上一支烟，看起了热闹。

　　中南海门口值勤的武警战士们对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但训练有素的他们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时有几只羊已经跑进了中南海里。顿时，哨声大作，只见中南海里迅速跑出了一队战士，把羊赶了出来。一些战士控制住了羊群，一些战士立即把赶羊人抓了起来。这时，许多战士--中间当然有当官的--发现了羊脖子下面的大信封。

　　“我们是来给中央首长送礼的，不要抓我们呀！”肇事者的哭喊声和羊叫声响彻夜空。

　　不一会儿，开来几辆警车和一辆军用大卡车，把“肇事者”和“肇事羊”拉走了。我们几个围观的过路者也被警察轰走了。

　　中南海大门口又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路上，我总在想着这件蹊跷事，好奇心促使我一定要搞个明白。

　　俗话说，朋友多了好办事。无巧不成书，笔者的的一位警察朋友恰恰是处理此事的有关官员。后来从他口里，我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也！

　　话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有的人很富，富得“朱门酒肉臭”；有的地方、有的人很穷，穷得“路有冻死骨”。S省S县是共产党的革命老根据地。由于多种原因，当地农民生活一直很苦。而名目繁多的“提留摊派”、“苛捐杂税”更令农民苦不堪言。某些乡、村干部不懂“三个代表”为何物，贪污受贿，腐败透顶，对老百姓敲诈勒索、如狼似虎，甚至草菅人命，无法无天。

　　S县有一个赵家庄子村，地处山区，老百姓生活很困难，家家靠养几只羊当“银行”。该村出了个“能人”，外号“赵霸天”，他靠请客送礼拉关系，买通上级官员，当上了乡党委书记。此人“兔子专吃窝边草”，一贯横行霸道，鱼肉乡里，劣迹斑斑。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年大年初一，“赵霸天”正在家中同县公安局和乡派出所的人喝酒，村里一个因骂过他被他开除了“村籍”的青年来苦苦哀求他批准开个外出打工的介绍信。赵霸天一边喝酒，一边说：“你没有村籍了，不归我管了，你爱找谁就找谁去吧！”青年无论怎么哀求，赵霸天就是不管。青年气得哭着走了，走到院子里时骂了一句。

　　这时，喝酒的公安人员拍起了“马屁”：“赵书记，大过年的让这小子扫了兴，我们教训教训他。” “赵霸天”说：“你们看着办吧！”

　　第二天一早，该青年便被传到了乡派出所里。公安人员二话没说，仅仅三棒子--一棒子打断了腿，一棒子打断了胳膊，一棒子敲开了脑壳。该青年活活被打死了。

　　打死人后，县公安局例行公事地把打人凶手抓去关了几天就放了。“赵霸天”破了一点财，为凶手们消了灾。一切很快就风平浪静了，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是，民心不可侮。“赵霸天”等人的累累恶行激起了民愤，正直善良的乡亲们忍无可忍了。他们联合起来，不断到县里、市里甚至省里去告状，但皆无济于事。不但告不倒“赵霸天”，反而受到了严重地打击、报复和迫害。最后一次到省里上访，被县公安局的人抓了回来，几个带头的村民竟被关进了县公安局看守所。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村民们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这日子怎么过？

　　一位伟人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了的时候，这种反抗总有一天要发生。

　　“我就不信没有地方讲理去！我就不信共产党的官都像我们这里一样！我就不信党中央不管我们！实在不行，我们到北京告‘御状’去！”村子里一位年轻气盛的小学教师说。

　　“对，到北京告‘御状’去！你们看咱们的中央领导人多好！江总书记到处访贫问苦，关心咱老百姓。朱总理张口闭口挂念着咱们农民。坏就坏在下面这些贪官污吏身上，他们害怕中央知道我们农民的情况。只要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村子里的人们齐声附和。

　　“可是，到北京告状，我们人生地不熟，怎么告法？弄不好把我们当成坏人抓起来怎么办？再说，到北京要化很多钱，我们哪儿有钱？”有人担心。

　　“我有个好办法，可以不花钱把上告信直接送进中南海里去。”小学教师说，“贪官污吏能花钱买得鬼推磨，‘赵霸天’买通了上面当官的，才敢这样欺负我们。我看咱们也给中央首长送礼，没有钱可以送别的。快过年了，咱们给中央首长送点礼物去，就往中南海里送，顺便把上告信捎带上。自古当官的不打送礼的，你们看怎么样？”

　　“这个办法好，可我们送什么礼物呢？咱村穷成这样，家家除了几只山羊，还有什么？”村民们犯了愁。

　　“就送山羊！”小学教师早有打算，“听说北京人爱吃涮羊肉，中央首长也是人，一定也爱吃。咱这里的羊没有污染，叫做绿色食品，中央首长肯定喜欢。我建议各家条件稍好一点的每家出一只羊。我算了一下，有204只就够了，因为中央首长从政治局委员到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上一共204人，每人送一只就行了，多了我们也送不起。咱们凑点钱租辆破卡车，把羊拉到北京，晚上行动。每只羊脖子上挂一封信，每个信封上分别写上‘江总书记收’、‘李委员长收’、‘朱总理收’、‘姜春云副委员长收’、“吴官正政治局委员收’等等。反正每人一只羊，一封信。只要晚上把羊赶到中南海门口轰进去就行了。那地方我到北京时去过，认识路。站岗的要问，我们就实话实说，给中央首长送礼来了。咱们又不干坏事，怕什么？”

　　朴实、可爱、可笑、可怜的村民们说干就干。大家一致推举小学教师为全权代表。如果到北京出了事被抓起来，全村出面营救并负责照顾其老婆孩子的生活。小学教师很快写好了上告信，找人抄写了204份；又用破水泥带子糊了204个大牛皮纸信封，每个信封上写上一位中央首长的名字；又挑选了几个年轻力壮的青年陪同，把各家凑上来的二15只羊装上了破卡车。就这样，二15只羊带着乡亲们的希望，向着真理的圣地--北京出发了。一路颠簸，到了北京大红门附近，找地方停了下来。

　　细心的乡亲们之所以多拉了一只羊，是怕路上万一颠死一只好做“预备队员”用。否则不够204只，中央首长们分配不公，那是很丢面子的。谢天谢地，幸亏多拉了一只，在路上果然颠死了一只，差点误了大事。

　　写到这里，笔者写不下去了，眼睛不争气，开始模糊起来，喉咙也有些发干。啊！我可敬、可爱、可悲、可怜的农民兄弟、父老乡亲们！我对不起你们！我恨自己没法当你们的“父母官”，也没法当你们的“公仆”。我只能向你们说，你们受苦了!是你们整年脸朝黄土背朝天埋头苦干，养活了城里人，也养活了共产党内的贪官污吏们。他们不但不感激你们，反而变着法子欺侮你们。你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我向你们三鞠躬。

　　就这样，被逼得走头无路的农民兄弟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北京中南海大门口上演了一场“羊告御状”的故事。

　　值得读者欣慰的是，这次“羊告御状”的严重事件不仅感动了笔者，也感动了负责处理该事件的有关官员。结果是，“肇事者”不仅没有抓起来关进监狱，反而受到了友好地对待，当然批评教育是免不了的。上告信最后到达了中央领导人手里，听说某中央领导“拍案惊奇”，大骂当地官员“无法无天”！最后处理结果不得而知，估计不错。“肇事羊”的命运就对不起了，在北京“就地正法”后“拍卖”，其所得一分不少地交给了“肇事者”们。

　　事实证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起码是党中央--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是代表先进文化的。贪官污吏再多，再嚣张，不可能永远一手遮天。只要事情闹到了党中央那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古今中外，蒙冤受屈的老百姓最后总有申冤说理的时候、办法和地方。正所谓：狗急了可以跳墙，羊急了可以告状。没有狗和羊还有鸡、鸭、兔子、猪、马、牛，甚至甲鱼、蛇、蝎子等等，营养价值皆不错。反正农民兄弟养的“宠物”很多，没有钱没有关系。

　　不过，奉劝农民兄弟们最好还是不要跑到北京来告“御状”了，更不要为难羊、狗、鸡、鸭、牛、马之流，那是你们活命的命根子。况且，中央首长们个个廉洁奉公，也不缺肉吃，不会收你们的任何礼物的，千万不要再干劳民伤财的傻事了。再说，中南海大门口那个地方，庄严神圣得很，也干净得很，不是“宠物”们闹着玩的地方，弄不好真的要坐大牢的。

月是故乡明——诸城的故事

　　常言道；水是故乡好，月是故乡明。伟大而美丽的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

　　近40年来，北京给了我很多很多，有欢乐和荣耀，也有沉重和伤痛。北京是我“走麦城”的地方。多年以来，我始终认为，年轻人进城创业、发财，老年人下乡养老、等死，是大势所趋。沂蒙山下，潍河岸边，空气清新，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民风淳朴，是我一直梦牵魂绕的地方，也将是我生命归航的港湾。正所谓，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也！

　　说起故乡，笔者就象服了兴奋剂的运动员，或者吸了白面的瘾君子，一下子来了精神。

　　其实，生我养我的小村庄大夫村在渠河北岸，按现在民政部的行政区划应属安丘市（县级市）。以前，安丘市知名度不高，西部沂蒙山区很穷。如今，一百多万人口的安丘市同诸城市一样，经济发展很快。安丘和诸城都是我的故乡，因为从地理上，家乡位于安丘、诸城、高密三县交界之处。历史上一会儿归属高密，一会儿归属诸城，解放后才划归了安丘县。历史上的安丘、高密都曾归诸城（当时叫密州）管辖过。宋密州太守苏东坡在《超然台记》中说，为了修超然台，“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由于诸城知名度高，知道的人多，所以我一直说自己是诸城人，这决不是攀龙附凤。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父亲、叔父生前战斗在诸城，牺牲在诸城。诸城大地上有我父辈们洒下的鲜血。

　　近几年来，因工作关系，我常住山东诸城，对故乡的山山水水、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有关情况不说了如指掌，也算略知一二。

　　诸城城关出了个康生、江青。康生本姓张，出生地大台庄原属诸城现划归胶南市。康生从小在诸城城关姥姥家长大。江青家住诸城东关。在诸城时，一个是大地主家的少爷，一个是穷人家的女儿，年龄也相差很大，谁也不认识谁。有些国内外的无聊文人胡说两个人早在诸城老家时就认识并勾结在一起，如何如何，这决不可能。康生很早就离开老家，投身革命，后来一直是共产党的“克格勃”头子。江青到青岛后由俞启威介绍入党并与其同居。俞启威被捕后，其姐姐俞姗介绍江青去了济南，后到了上海。这期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江青和康生有什么勾结。后来，江青去了延安，也不是康生介绍的。后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合，是毛泽东自己愿意。如果说有“媒人”的话，应当是周恩来，而不是康生。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白骨精”江青和“迫害狂”康生，他们的“勾结”和干坏事主要是文革中的事情，不能说他们“本来就是坏人，投机革命，混进共产党内”搞破坏。否则，真正的共产党历史就没法写。

　　康生的父亲在诸城是有名的大地主，我的一些亲友们曾经给康生的父亲扛过活，可算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不过万幸的是，由于本人文革中不是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所以江青也好，康生也好，本人皆没有沾这两位老乡的“光”。1949年，康生从延安回到山东任省政府主席。这期间，他派人斗争了自己的地主父亲，并把土地分给了当地农民。这件事家乡人都知道。

　　康生、江青从小离开诸城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更没有为家乡父老乡亲干过一件好事，这是事实。

　　后来的花絮是，文革中，诸城县的领导在北京见到康生时，康生问：“我小时候光着腚洗澡的那个沧湾还有没有？”诸城人闻讯后，赶紧把位于市中心已变成臭水坑的沧湾挖掘修整了一下，怕康生万一回来看见不高兴。康生倒台后，县里有人主张把沧湾填了，但大多数人反对，认为没有必要。现在，沧湾公园已修得十分漂亮，是诸城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江青自杀后，其骨灰无处存放。康生死后，骨灰盒从八宝山扔了出来。这时，纯朴的诸城老乡有人说，康生、江青无论怎么说总还是诸城人，既然死无葬身之地，何不让他们落叶归根？于是有人打报告给中央，建议把康生、江青骨灰运回诸城，按平民百姓待遇埋于凤凰岭上，每个墓前立个小碑，上书“反革命集团首犯之墓”。无论如何，二人刚干革命时，多少总干过一点好事吧？二人埋在诸城，生前未给诸城干一点好事，说不定死后能给诸城增加点旅游收入呢！诸城老乡就是这么朴实、天真得可爱。结果当然是被上面臭骂了一顿。

　　有一次我向王力谈起这件事时，王力感慨万千。他说：“我是被江青、康生打倒的。在秦城监狱，江青、康生要致我于死地，我恨死了他们。但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人已死了，不应再鞭尸了。这也是他们罪有应得，真正是死无葬身之地呀！历史上真正死无葬身之他的人，恐怕就是江青、康生了。”

　　诸城出了江青、康生两个大坏蛋，丝毫无损于诸城人一根毫毛。历史上，诸城（包括周边地区）出的好人、名人太多了。下面仅拣最著名的人物介绍如下，以飧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诸城历史上第一名人应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之一舜帝，又名虞舜。据史学界考证，舜出生于诸城冯诸村，后在济南成就了大业，最后成了尧的接班人。不过，此说史学界一直有争论，且不管他。

　　公冶长，春秋齐国琅琊东武（今诸城马庄，离笔者老家30多里地）人，自幼家贫，聪颖好学，博通书礼，终生治学而不仕，是孔子的高徒佳婿，春秋702贤士之一。公冶长故里、书院和葬幕位于诸城、安丘交界处的锡山东南麓。

　　樊崇，西汉末年著名的农民起义军--“赤眉军”领袖。他带领家乡饥寒交迫的农民造反，把眼眉全抹成红色，以示区别。赤眉军曾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并攻占了汉都城长安，迫使汉帝刘玄投降。赤眉军曾经拥立了一个西汉宗室的放牛娃刘盆子当傀儡皇帝，传为千古笑谈。（注：文革中陈伯达曾自嘲自己是刘盆子。）赤眉军后兵败于刘秀之手，樊崇被杀。（注：看来自古造反没有好下场。）

　　伏无忌，东汉经学家，曾奉诏校订“五经”、“诸子百家”等书。著有《伏侯注》一书，纪录了上从黄帝下至汉质帝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宝贵的百科全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诸葛丰，字少季，西汉琅琊（今诸城）葛坡人。汉元帝时为司吏校尉，后贬为庶人。其后代迁到了诸城西南方的阳都（今沂南县砖堡乡黄疃一带）。诸葛氏原姓葛，为区别于当地葛氏，改称“诸葛”。“诸葛”者，诸城葛氏也！诸葛丰的后代“多有显者，亮是也！”

　　诸葛亮，生与阳都，巍峨的沂蒙山水和浩瀚的黄海灵气造就了一代千古伟人。亮父母早亡，十四岁时其叔父诸葛玄携亮兄妹数人去了南阳一带，后遇刘皇叔“三顾茅庐”，成就了伟业。

　　张择端，宋密州（今诸城）人。有一幅画，叫《清明上河图》。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最有名、最宝贵的一幅画，其作者就是诸城人张择端，他当时是宋徽宗的宫廷画师。

　　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是济南人，但她是诸城人赵明诚的媳妇，赵明诚是明代宰相赵廷之之子，著名的金石专家。

　　诸城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真是不胜枚举。

　　话说诸城历史上有四大家族，“相州王”是其中之一。其他留有丁、臧、刘三家。

　　在我村南20多里有一个很大的村子叫相州，相州村王姓最多。“相州王”十分有名，

　　可说名扬天下。王力夫人王平权就是相州村人。

　　王平权的父亲王翔千早年毕业于北京市师大学堂德文班，后在济南当中学国文教员。1920年，王翔千和同是诸城人的王尽美、邓恩铭一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是山东共产党的发起人。1921年初，张国焘到济南挑选中共一大代表，当时王翔千33岁，王尽美、邓恩铭还年轻，张国焘对王翔千说，让他们两个年轻人去吧！于是，王尽美、邓恩铭作为山东代表，赴上海出席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王翔千后来在济南办共产主义刊物《劳动调刊》和《晨钟报》，任主编。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和组织部长。

　　王翔千有六个儿女，都是中共老党员。王平权的大姐王辩，19 20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辩在莫斯科学习时，有两个同班同学，一个是蒋经国，一个是邓小平。1987年王辩去世时，邓小平同志送了一个大花圈。王平权的弟弟王愿坚文革前是《解放军报》总编辑。

　　相州村大革命时期在外面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十几人。

　　相州村还有位名人王统照，他是王翔千的堂弟。王统照是一位文坛巨匠，著作颇丰。他参加过“五四”运动，一生爱国爱人民，是共产党的好朋友。1950年，王统照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文教厅副厅长，省文化局局长。

　　相州村还出过国民党方面的一些要员。

　　丁氏家族在历史上很有名。连许多诸城的年轻人也不知道，诸城丁氏家族有位名人丁耀亢，是清顺治年间人氏。丁耀亢是中国第一奇书《金瓶梅》的续集《金瓶梅续》的作者。专家认为，《金瓶梅续》和《金瓶梅》的文学价值、文学水平和历史地位不相上下。《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据专家考证是出“兰陵美酒”的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人氏--流氓才子贾三近。《金瓶梅》的原稿已经失传。据说最早的抄本就是在诸城丁耀亢家发现的。丁耀亢看后，拍案叫绝，提笔写了《金瓶梅续》一书。

　　最近，椐有关人士考证，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不是贾三近，就是丁耀亢的父亲。此说已经得到了史学界许多人的认可。

　　诸城臧氏家族的名人之一是当代著名诗人臧克家。臧老高寿90多岁了，仍健在于世。许多人只知道他文革中胡诌过几首不伦不类的打油诗，其实，臧克家早年的诗文轰动一时。

　　诸城刘氏家族最有名，因为出了个“刘罗锅”，其实诸城人从来不叫“刘罗锅”，而称“刘大人”。刘墉老人家的才华、性格、脾气是诸城人的典型代表。

　　不言而喻，诸城四大家族为诸城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四大家族全是大地主，否则无钱上学，也就成不了名人。

　　诸城近代最伟大的名人应是共产党的祖宗之一王尽美，可惜他死得太早，27岁就积劳成疾得了肺病去世了，否则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知名度将更大。

　　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世界上最大的恐龙-- 鸭嘴龙化石出土地就在诸城。北京自然博物馆里的那个大家伙，就是从诸城拉来的。一进诸城市密州大道，有一幅巨型广告：中国巨龙，源于诸城；附近便是全国县级市最高最大的、带旋转餐厅的电视塔；城南建有庄重气魄的“王尽美同志记念馆”，坐北朝南，踞高临下，俯视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旁边即将重建著名的“ 超然台”，那是苏东坡醉酒望月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的地方；前面是风景秀丽的三里庄水库；往南便是有名的苏东坡“密州出猎”之处--常山；再往南是齐长城和著名的马耳山、五莲山，“风景这边独好”。读者若有空，建议您到诸城看看，笔者尽地主之谊。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诸城又出了许多名人，其中首数陈光。

　　1991年，上级派35岁的潍坊团市委书记陈光来诸城市当市长，不久任市委书记。

　　陈光是潍坊西边寿光人，大专毕业生，学历虽不很高，但才华横溢，文笔、书法、口才出众。他年轻气盛，胆子特大，包括敢大碗喝洒，大笔花钱，大胆干事。

　　诸城市是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县级市，以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境内没有铁路，也没有什么矿产资源。在前几任市委市府的领导下，靠天吃饭，靠粮食活命，没有什么大工业，但仍有一定经济基础，老百姓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陈光上任后，一边狠抓农业，一边整顿工业。他拉关系、“走后门”、搞项目、引外资、扩马路、修公园、盖大楼、建市场。几年间，把个诸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标准的外环路修得让周围几个县都眼红，过往司机没有不夸的。

　　但是，当时许多老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干部职工也有微词，认为他太超前，胆子太大。

　　据说酒量大的人胆子大。陈光英雄海量，但从未醉过。

　　鉴于当时县办企业半死不活的状态，陈光想出一招--“卖”。于是，诸城的各企业一下子全卖给了私人，成立了股份制公司，这在全国出了名。

　　陈光一没请示中央，二没开会表决，就第一个吃起了螃蟹。有人大骂陈光是“陈卖光”，有人晚上砸了他的汽车，有人写信告他。

　　这件事惊动了中央，也惊动了全世界。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以来，全中国还没人敢把国企变成私有股份制，连北京的许多不大不小的人物都认为陈光犯下了滔天大错。

　　陈光坚信自己做得对，他让部下们沉住气，顶住。

　　很快，中央先派工作组来考查，随后朱镕基总理亲率大队人马来了。经过一番考察，认为陈光干得很好！陈光等人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陈光一步棋走对，步步棋跟上。不久，他又干了一件大事。

　　北京有个大国有企业--北京汽车摩托总厂（北汽摩），当时日子不太好过，便派人到各地寻找合作伙伴联合办厂，选了许多地方都未能成交，许多地方领导要价太高，想宰北京佬一把。

　　陈光听说后，派人把“北汽摩”的领导请到诸城，说：“就建在我们诸城吧！地皮、厂房、水电我们一分钱不要，白送，只要让我们的人打工就行。另外，卖车在我们这儿开发票，上地方税。”

　　“北汽摩”的人一听，简单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北汽诸城车辆厂”很快投了产。“北汽福田”农用汽车一下子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并出口，供不应求。

　　“北汽福田”发了，诸城也水涨船高，受益匪浅。光是地方税一项，就乐坏了诸城人。

　　如今，“北汽福田”牌农用汽车、联合收割机等已是全国的大哥大。大广告牌立于首都国门大道上，中央台的广告也不绝于耳。正是，“车到田边必有路，有路必有福田车。”

　　原“北汽摩”北京总部被诸城分厂吃掉了，“儿子吃了老子”。诸城人王金玉成了“北汽福田汽车集团公司”一把手。

　　如今，“北汽福田”已更名为“北京福田”。

　　陈光原来的骂名“陈卖光”早就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赞扬声。陈光作为全国百强县优秀县市委书记，跑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奖。

　　陈光现已调到山东荷泽市（地级市）先后任市长、市委书记，但“常回家看看”。

　　诸城还有位知名人物值得一提，此人姓王，名金友，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现任诸城市外贸集团公司总经理。

　　王全友是农民的儿子。他是诸城一中的学生，在学校时就入了党。文革开始时，他高中毕业，没法考大学，便当了红卫兵头头。当时，王金友刚十7岁。

　　作为红卫兵头头，王金友带头造过反，破过“四旧”，也保护了许多老干部。他后来当了潍坊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副书记，类似于北京市的李冬民。

　　后来，由于人人皆知的原因，王全友又回老家当了农民。他对当农民毫不在乎，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麻！他在农村战天斗地，尊老爱幼，关心集体和他人，吃苦在前，助人为乐，不计个人得失。他用汗水和无私赢得了乡亲们的赞赏和拥戴，许多有良心的老干部也给他说了许多公道话。不久，王金友当了村支书，后来县里又批准他当了乡党委书记和正科级局长。

　　后来，诸城外贸公司的一把手要退休，需要一个人接替。市里挑来挑去，没人愿去接这个烂摊子。于是，王金友平级调动，去了外贸公司，当了总经理，仍是正科级干部。

　　诸城外贸公司主要靠规模化养鸡、农副产品加工、进出口维持生计。王金友到任后不几年，便创造了“王金友”神话。在周围县市外贸纷纷不景气，越搞越糟，面临破产倒闭的形势下，王金友广开财路，引进资金，更新设备，扩大市场，上北京，下深圳，考查日本、韩国、东南亚、欧洲、北美市场。很快，诸城外贸公司便发展壮大起来，规模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好。

　　如今的诸城外贸集团公司，是以贸、工、农为一体化的现代化大型企业，拥有一万多名职工，每年几十个亿的产值，为国家和诸城创造了大量的利润和外汇收入。诸城外贸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设有分公司。有几年，诸城外贸每年对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出口的肉鸡和农副产品就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贸易量的三分之一。王金友通过进出口粮食贸易，有时一个合同就赚几千万元。多年以来，东北地区、河北、山东的大豆、玉米被诸城外贸“吃掉”不少。有时候，诸城外贸直接影响山东省的粮油价格。当然，王金友也有失误赔钱的时候。

　　诸城外贸出名了，王金友出名了。中央领导纷纷来视察。国家经贸委、新华社、中国农科院的人来来往往。全国农业大会的代表到诸城参观，全国外贸工作会议在诸城召开。每天有大量的国内、外企业家和代表团前来参观，洽谈业务。市委书记陈光高兴地王金友保驾护航。

　　作为一个县级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来诸城视察过，连赵紫阳当总理时也到过诸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岚清、陈慕华、温家宝、吴仪等领导人来诸城视察必参观外贸公司。陈光、王金友陪同中央领导人参观、座谈的大照片挂满了会客室。中央领导同志对诸城市和王金友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

　　朱镕基总理来诸城考察时，了解了王金友的有关情况后，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得好！孺子可教也！”

　　可喜、可贵的是，尽管诸城外贸财大气粗，尽管诸城外贸集团养活了全县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可王金友始终两袖清风，只靠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和政府的奖金过日子。

　　王金友现在兼任潍坊市外经委副主任--副县级干部。有人说：“王金友要是当个体户，早成了亿万富翁了。”还有人说：“王金友若不是出身不好（红卫兵头头），早当了大官了。”

　　诸城外贸集团公司的大门口，有江泽民总书记题写的大招牌。招我所知，江总书记给一个企业题写招牌，全国屈指可数。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个资源和交通条件都不太好的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诸城却取得了令人触目的成绩，这不能不说与“人”有关。改革开放，人才第一，必须不拘一格降人才。诸城人自古以来重视文化和教育。在历年的全国高考中，诸城市的升学率尤其是考入名牌大学的人数有多年都是全省名列前茅。诸城人吃苦耐劳又精明能干，很会做买卖。许多人为公、为私拉关系走后门的本事大的惊人。当年外地进京办事的小汽车，作为县级市，诸城恐怕在全国数前几名。当然，诸城人也有非君子。欠债不还者，贪污腐败者，搞垮了企业喂肥了个人者也大有人在。这正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样，不足为奇。农民负担过重，下岗职工增多，公款吃喝，个别常在河边站的干部难免湿了鞋等这些国内通病这里也存在，不足为怪。

　　我为诸城的山山水水而倾倒，为诸城的人杰地灵而自豪，为父老乡亲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欣鼓舞，也为陈光、王金友这样的人才而摇旗呐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大小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情况下，陈光、王金友等人两袖清风，为人正派，作风廉洁，这十分难得。但愿他们永远是个大写的“人”，不要费了我写书的功夫。

话说周恩来

　　“话说周恩来”本来是本书初稿的一章，但因为周恩来问题很复杂，笔者没有能力和水平写周恩来，故早已删去。但是最近，一个叫高文谦的人跳了出来，在海外出版了一本“晚年周恩来”的书，轰动了全世界。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诽谤和污蔑。笔者认为，应当对周恩来问题说几句话。

　　关于周恩来问题，目前已经是国内外某些人议论纷纷的话题，也是许多文革研究者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人喜欢“造神”，毛泽东这个“神”已经被某些人请下了“神坛”变成了人，并在某些人心里变成了“鬼”--这点，没有什么好回避的。中国大陆某些遗老遗少们现在对毛泽东恨得咬牙切齿，不信就看看北京大学的《燕南社区》和许多文革网站。在否定毛泽东的同时，周恩来又被一些国人推上了“神坛”，成了许多人崇拜的新“神”。

　　周恩来是不是“神”？当然不是，因为世界上本没有神，但是，人们--特别是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喜欢造“神”，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笔者认为，评价周恩来，首先应当承认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然后才是缺点错误的问题。周恩来一生中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和错误，尤其在文革中，但是这些失误和错误--就算不是“违心”的，与他一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丰功伟绩比较起来，是值得人民理解和谅解的。况且，周恩来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魅力是无与伦比的，这也就是很多中国人把周恩来奉为“楷模”--也就是“神”的原因。

　　笔者在基本支持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评价--即“违心论”的同时，实事求是地认为，文革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周恩来有时候是违心，有些事情是自觉和甘心情愿的，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不能都说成“违心”。否则，许多问题就不好解释。从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就始终积极支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使周恩来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几十年如1日忠贞不渝地维护着毛泽东的权威。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周恩来也是积极支持的，包括向毛泽东推荐林彪、陈伯达和江青等人、亲自组建并领导中央文革小组等，这些问题都不能说是“违心”。但是，笔者认为，这根本不能算什么错误。美国人民选出的总统照样犯错误，干坏事，难道选他们的美国人民有罪吗？笔者和大部分国民一样，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说的错话、做的错事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对同一件错事，有的人就是好人犯错误，有的人就是坏人干坏事，事实就是这么回事。这是中国的文化决定的，没有什么奇怪。在中国，人们若喜欢一个人，有时会甘心情愿地、千方百计地化解、回避和原谅他的错误，甚至错的也是对的，正所谓“爱屋及乌”；有的人，人们宁愿把他们说的更坏，甚至夸大他们的错误和罪行，即所谓“落井投石”。中国文化中的这种怪圈，请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研究去吧！

　　文革中，“四人帮”一直说周恩来是“大儒”，这当然是别有用心。其实“大儒”并不坏，某些人想当“大儒”还没有资格呢！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领导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身上自然留有旧社会的烙印。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能对他们没有影响，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只不过毛泽东的儒家思想少一些，而周恩来多一些。儒家的正统思想、忠君思想、中庸之道、调和、折中、忍让等性格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这是事实，没有必要回避。

　　关于正统思想和忠君思想，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如此，甚至今天也没有什么重大改变。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有正统的“忠君”思想，并始终贯彻于他的言行中，这是正常的，正确的，无可指责的。美国人就没有“忠君”思想？那么多人整天围着总统团团转，总统放个屁也是香的，总统明明干错了事，许多人也不敢反对（反对党除外），唯总统命是从，这不是“忠君”是什么？至于调和、折中、忍让，这更是周恩来的美德。文革中，如果周恩来不调和、不折中、不忍让，而是同毛泽东对着干，要么无谓牺牲，要么天下更加大乱，千百万人头将落地。这点，“四。五”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就是例子。总之，文革中的周恩来“违心”干的事也好，不是“违心”而是甘心情愿干的事也好，都是政治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作出的最佳抉择，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新近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主任、原周恩来传记小组组长、现已跑到美国定居的高文谦写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披露了许多所谓“内幕情节”，对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口诛笔伐，甚至破口大骂。高先生的母亲是林则徐的后代，其父母都曾是共产党的高干。由于高文谦家庭成员文革中受过冲击，“六·四”事件中本人受过审查，虽然后来仍受到中共当局的重用，但他不“买帐”，跑到美国后，宣布同共产党“缘分已尽”，已经完全站到了反共立场上，成了第二个李志绥。

　　据有关资料介绍，高文谦在海外很多场合都表现出对毛泽东的深仇大恨，宣称：毛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毛时代是一个贫穷和饥饿、恐怖和血腥的年代，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希特勒和斯大林。高先生还说，中国从百年屈辱走向独立是一个历史过程，始于中华民国，得力于抗日战争，并作为战胜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毛在中共立国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是毛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中国人民趴下去了。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对于高文谦的这些“高论”，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赞同。按照高文谦的说法，毛泽东不如蒋介石，共产党夺国民党的权是“反革命造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发动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打垮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和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的悲哀”，是“毛泽东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中国人民趴下去了。”作为不是小学生的高文谦的如此言论，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故意“强奸”历史，也“强奸”中国人民，包括他自己的父母。可以不客气地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首先包括你高文谦和你的父母。

　　高文谦对于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和纪念堂里的遗体，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毛主席纪念堂前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上面有毛泽东亲自题写的碑文。纪念碑下面是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精英的的英灵，其中包括高文谦母亲的祖先林则徐的英灵，不知道这座纪念碑高文谦是不是也要推倒、砸烂。对于高文谦这种数典忘祖的“精英败类”，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可以正告高文谦们的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邓小平早就说过：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我们将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的这句话，抛地有声，字字万金，是不可能再“翻案”了。笔者代表可以代表的中国人正告高文谦们，只要共产党还在中国执政，谁敢狗胆包天把毛泽东的画像和尸体换个地方，中国会国将不国，民将不民。笔者坚信，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国民及其子孙将用一切手段--包括鲜血和生命与一小撮共产主义的叛徒们同归于尽，正所谓：“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写到这里，悲愤满腔的笔者发问：是谁，“培育”和“造就”了象高文谦一类数典忘祖的所谓“精英”？某些文革中吃过苦头的遗老遗少们与高文谦的思想和观点何其相似乃尔？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大人物在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错误的同时，是不是走向了反面？某些人在全盘否定文革的同时，违背了邓小平的“旨意”，几乎全盘否定了毛泽东，事实上也否定了他们自己，否定了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事业。对此，许多被笔者访问过的老干部痛苦流涕、义愤填膺。近些年来，某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培养了一批象高文谦之流的“掘墓人”，他们才是真正挖共产党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彭真、王震、薄一波等人“祖坟”的家伙。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世界上人与人就是不一样。高文谦家庭和个人尽管受过文革迫害和审查，但事后他仍然是共产党中央的“宠物”，可说委以重任。而被后文革时代的共产党中央几乎致于死地的笔者之类同高先生比较起来，似乎更有理由同共产党“彻底绝缘”。但是，我们严肃声明，我们至今坚信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仍然拥护文革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贪官污吏除外。）只有爱和怨，没有仇和恨。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以母亲的“丑陋”和贫穷为借口投靠豪门，翻脸咬自己的母亲，那是数典忘祖，利令智昏，猪狗不如。用文革中的一句话说，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高文谦的书中充满了笑话和谎言，本书仅举其重要一例。高文谦认为，毛泽东恨不得周恩来早死。周恩来病重时，毛泽东有意阻挠周恩来的治疗，下了四点指示：要加强护理，加强营养，不准开刀，不准手术。结果周恩来延误了治疗，去世了。这件骇人听闻的“内幕”足以说明毛泽东是“十恶不赦”的“暴君”。但是，历史的事实证明高文谦是别有用心地“节省笔墨”，断章取义。据香港有关媒体采访报道，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证实，当年医疗组把总理病情报告送上去后，毛主席有亲笔批示（用铅笔写的），大意是：肿瘤的问题现在根本就没解决，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喜欢开刀，开一个就死一个，死了一个陈毅，死了一个谢富治，难道你们也要把总理开死吗？毛最后批示说：要加强护理，加强营养，不开刀，不手术。（注：这只能解释为毛泽东认为不开刀周恩来可以多活几年。）张大夫认为：这并非主席有意刁难总理治疗，而是他的一种思维方法。主席几次自己有病的时候，他的态度也是这样，不相信开刀。有人分析说：林彪事件之后，毛正要依靠周而绝无可能“害死”周，并且此种招术也不符合毛的风格。请问高先生：关于毛对周治病的“指示”，你为何只会用“减法”？如果不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只能解释为高先生低能弱智，只懂得“减法”！

　　笔者认为，文革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确有许多失误和错误，但毛泽东绝不是“十恶不赦的暴君”，周恩来也决不是“贪生怕死”、“明哲保身”、“见死不救”、“助纣为恶”的“小人”。中国若没有毛泽东，决没有共产党的今天；文革中若没有周恩来，中国的“大厦”很可能倾覆。数典忘祖、见利忘义的高文谦们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

“四人帮”的下场和结局

　　话说“四人帮”们被抓起来后，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他们祸国殃民，注定没有好下场，历史老人的帐本上会永远记着他们。

　　关于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在长春郊区出生，十岁时丧父，1951年4月参军，不久随部队到了朝鲜战场，先当警卫员，后当通信员。1956年，21岁的他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上海国棉17厂，先当工人，后当了保卫科科员。以上集工、农、兵经历于一身的响当当的身份成了王洪文的政治资本。

　　文革中，王洪文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带头造反，当了上海“工总司”的头头。后来，王洪文被毛泽东看中，坐火箭到了中央，1969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逝世后28天，被毛泽东称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被华国锋等人突然袭击抓了起来。在监狱中，昔日耀武扬威的“造反司令”很快变成了“赖皮狗”，极为老实，认罪态度特好。他可能幻想着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他判决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90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903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308条诬告陷害罪。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在法庭上当场表示服从判决，并发表了自白：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罪。……衷心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机会看来是不会有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王洪文的好态度换来的是照样是无期徒刑。从此，王洪文开始了遥遥无期的监狱生活。

　　戏剧性的是，判刑后的一段时间，王洪文同“林彪死党”成员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等人关押在一起。原来政治上的死对头，如今成了“难兄难弟”。猩猩惜猩猩，王洪文对吴法宪说：“对不起，吴司令员，我们曾经整过你们的黑材料。”吴法宪哈哈大笑，说：“过去的事情，别提它了。”其实，吴法宪心里可能说：“王副主席，要不是你们早把我们抓了起来，那有华国锋、邓小平他们的今天？”……

　　老百姓说，“四人帮”中王洪文最年轻，身体最棒，但骨头最软。

　　1992年8月4日，新华社向全国各大媒体发布了一则重要电讯：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王洪文508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58岁身强力壮的王洪文因“患肝病”死在了监狱里，谢天谢地，这是最好的结局。这个罪大恶极的所谓“中共中央副主席”，不能让他活着出来，否则他会继续调皮捣蛋，兴风作浪，甚至会充当盗墓贼，去挖华国锋等人的祖坟。

　　关于张春桥

　　张春桥是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摇羽毛扇的人物。他靠耍笔杆子发迹，应当算个理论家，文章写的还是不错的。据说当时毛泽东对张春桥非常欣赏和信任。

　　张春桥最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春桥在法庭上始终一言不发，这很正常，因为他算个政治家，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他心里有数。不象王洪文，小痞子一个，在法庭上吓得屁滚尿流，什么话都说，什么罪都认。张春桥原来一心想当总理，没有如愿，心理很不平衡。如今面对现实，他承认自己失败了，自古以来，胜者王侯败者贼，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干脆在法庭上睡大觉吧！

　　张春桥最后病死在狱中。关于病因和死亡时间，因为官方莫名其妙地“保密”，无考。有人说是1994年，有人说是2003年，不管怎样，张春桥已经死了……

　　有人说张春桥法庭上不讲话的行为是流氓耍无赖。

　　有人说：“张春桥象个政治家，是条汉子。”

　　关于江青

　　江青被捕后，“态度极其恶劣和嚣张”。从1979年至1981年，江青的案子由陈云接管。1980年夏，彭真负责对江青审判前的讯问和审问。江青大骂彭真是叛徒，是邓小平的走狗。巧合的是，关押江青的地方正是文革中彭真坐过的牢房。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此话一点不假。

　　1980年11月26日，设在北京正义路一号公安部礼堂的特别法庭正式开庭。法庭对江青的第一项指控是“被告江青在1974年秋阴谋阻止邓小平当副总理”。随后，法官问一个证人：“谁指使你去长沙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该证人哭丧着脸回答：“江青下的指示。”接着，该证人老老实实地详细地交代了有关情况。这个证人，就是原上海滩的造反司令、被捕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江青当场对这个当年的“帮友”嗤之以鼻，她自我辩护说：“作为中央领导成员，我们向中央主席反映汇报问题，何罪之有？如果这就是诬陷，难道华国锋等人向毛主席汇报我们的问题不是诬陷？”

　　江青在特别法庭上的态度十分嚣张和恶劣，笑话和闹剧也很多。例如，当证人揭发她的罪行时，她经常高喊“我要发言！”气得法官们不停地喝道：“住口，江青！”当证人揭发她派人抄刘少奇等人的家时，江青终于打断了庭长江华的话，反问道：“抄他们的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破四旧是中共中央1966年8月下达的一项指示，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她还在法庭上大言不惭地喊出一句名言：“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当公诉人说她30年代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时，江青咆哮着跳起来问：“这些反革命活动是什么？”法官没有理她。

　　在第六次开庭时，江青突然发难：“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在得到江华的认可后，她问道：“法庭是不是刑场？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防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起哄，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倒我的身上，天哪！我好象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相当年延安被国民党包围时，坚持战斗在毛主席身边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人，那时侯你们都跑到哪里去了？……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据说当时江青的话音一落，法官们气得说不出话来。

　　江青在狱中得了喉癌，开始她拒绝治疗，怕被治成失音说不出话。1984年后被允许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三零一医院看病，并由监禁改为软禁。1989年2月底，可能由于当时国内局势，江青又回到了监狱。她在监狱里可以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据说她刚开始曾经在监狱里做过布娃娃，并且做得很漂亮。只是后来她在布娃娃上绣上自己的名字，导致这些布娃娃不能出售，成了“废品”。她曾多次要求在毛泽东忌日时去毛主席纪念堂看望毛泽东，这当然不可能被批准。

　　1989年11月，中央批准江青恢复软禁生活，这时江青竟要求放她出去回中南海毛主席故居或钓鱼台17号楼的老房子度晚年。这些无理要求被拒绝后，据说江青绝望地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抹了一下。这时候，她可能已经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后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安排江青住进了北京朝阳区酒仙桥东南方一片树林里的一栋二层小楼，并派护士一同居住。这里原是北京武警部队的房子，笔者当年在附近钓鱼时，常见武警战士们出出进进，戒备森严。

　　江青在关押期间一直想写回忆录，并动手写了一些，后来不知为什么全撕毁了。日益严重的病情，使她的回忆录未能问世。

　　江青被关押期间，她唯一的亲人女儿李纳、女婿王景清（曾任怒江军分区参谋长）曾经多次探监。如今，已经六15岁、身体多病、有退休金的李纳一家过着衣食无忧的普通人的生活--有报道说前几年李纳在大街上排队买冬储大白菜，那完全过时的穿戴活象街道里的大妈。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被送进了位于骑河楼附近的公安医院。住院单上江青自己填的名字是“李润青”，她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毛泽东（字润之）的怀念。她的枕边放着毛泽东的手迹，衣服上别着毛泽东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她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病痛不厉害的时候，她都要背诵毛泽东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的《选集》。这时，她开始忍着病痛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她甚至因回忆录的名字《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或《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向护士们征求过意见。

　　1991年5月10日，在医院里的江青突然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回到酒仙桥的住地去。鉴于她的病情，官方没有批准她的要求。5月12日，李纳夫妇来到医院，但江青因为生李纳的气，拒绝见他们。

　　1991年5月14日凌晨1点20分，护士们离开了江青的房间。将近两点的时候，虚弱、绝望的江青从卧室挣扎着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室上方的铁架上。她用被子和枕头垫在自己身体下面，吃力地仰起头，伸进了绳套里，然后踢开了身下的被子等物……

　　就这样，一个集演员、政治家、毛泽东夫人于一身的被人骂为“白骨精”的女人，在她77岁的时候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当天下午，女儿李纳赶到医院，在死亡通知书上签了字。李纳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李纳和江青、毛泽东的任何亲属都没有在场。事后，有关方面把江青的骨灰盒交给了李纳，李纳捧回了自己家中。

　　1991年6月4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新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事实上，如上所述，江青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保外就医。直到1988年，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介几次提到江青仍在狱中服刑。

　　据笔者所闻，关于江青的骨灰存放问题，后来成为李纳和有关方面的一个难题，原因不言自明。因此，江青的骨灰盒一直长时间放在李纳家中。（注：为了江青的骨灰存放问题，淳朴的诸城老乡曾经“异想天开”，见本书上文。）

　　另据笔者所知，毛泽东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大女儿李敏家中一直摆放着庄严肃穆的毛主席灵堂，来访者无不感到崇敬、悲痛和压抑。

　　笔者感曰，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平民百姓，其夫妇归天之后，其尸体无不合葬在一起。而毛泽东和江青这对夫妇，其死后一个升天堂，一个下地狱。这，就是历史。

　　江青，这个出生于山东诸城、在青岛投身革命、混迹于上海滩、发迹于“宝塔山”的女流，文革中曾经做过“女皇”梦，但没能如愿，如此而已。江青是一个女强人，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和叛逆者，社会原因和自身基因使她心胸狭隘，尖酸刻薄，好胜逞强。孔子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几乎说的就是她。她的一生，充满了爱与恨的传奇色彩。她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紧相连。有人认为她一生劣迹斑斑，罪该万死，（注：例如有人说江青在上海时叛变当了国民党特务，并给蒋介石祝过寿；有人竟然说是她害死了毛泽东。）但也有人认为她并非“一无是处”，甚至有“出类拔萃”之处。用文革中周恩来的话说，“江青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女性。”而江青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也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最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有的历史工作者认为，江青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在短时期内很难做出历史定论的人物。中共中央对她的“盖棺定论”需要由最后的历史实践检验。

　　关于姚文元

　　姚文元是唯一一个没有死在监狱中的“四人帮”成员。1996年10月，刑满20年已经65岁的姚文元出了监狱，被安排回了上海，先后在川沙、青蒲隐居。据悉有关部门每月发给他3000元的生活费（相当于司局级干部离休金），还允许他合法继承了他父亲姚蓬子价值不不菲的房产。他平时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包括文革史，偶尔也练习书画、写生。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两个愿望，一是能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二是希望能重新入党。2001年9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查，并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化数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 ，从1956年一直写到1976年被捕为止，共40多万字。消息传出后，据说国内有20多家出版社希望得到该书版权，香港等地也有几家出版社开出了高价。后来，国内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决定以500万买断版权。

　　姚文元的回忆录完稿后交中央有关部门审查，但一直泥牛入海，没有下文。据说江泽民总书记看后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的养老费变成了4000元，有关方面还派了一名警卫兼秘书“照顾”他。由此可见当局对姚文元的人性化政策。有人猜测姚文元可能因为文革中罪行不大，只是耍耍笔杆子，没有直接整过人，认罪态度较好；也有人认为是占了上海老乡的便宜。

　　可能是鉴于李志绥回忆录的教训，2002年，有关部门对姚文元的回忆录审查后就出版问题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布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的2003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请求，就本人亲身经历、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请求被批准，有关方面还给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其中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并爆出了若干历史的真相，事实上这是他的回忆录简本。以下摘录部分内容，和读者先睹为快。

　　关于林彪外逃事件。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开始不相信。他叫总理再了解进一步的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经四个多小时，总理报告说警卫部队还找不到林彪，毛泽东仍半信半疑。他仰望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对在场的人们（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20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气愤地指着周恩来和江青说：“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发脾气，摔东西，骂人，并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惟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纳由张玉凤陪着去安慰他才平静下来。

　　关于周恩来追悼会问题，姚文元写道，周恩来逝世后，关于追悼会问题，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主席出席追悼会；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处理）；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反对主席出席。毛泽东在政治局的报告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的意见，批上一个“好”字。最后毛泽东因为“行动困难”没有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关于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十7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天安门事件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邓小平的处理问题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是否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时，叶剑英站了起来，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在政治局的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曰：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曰：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曰：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关于总理人选问题，姚文元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报送主席。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了李先念、张春桥、江青，并把江青名字用方框圈了起来。事后，主席召见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姚文元），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东兴）还是张（春桥）提的？谁提谁是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青），也得等我死后。”

　　关于对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处理问题，姚文元爆出内幕说，中央政治局都拿不出主意，请示主席，主席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方敌人的一伙，为什么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都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又说：“判黄、吴、李、邱死刑，也不过分。”后来毛泽东又征求多名老帅的意见，老帅们对林彪都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40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把他们“养起来”，甚至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关于地球人都知道的作为毛泽东遗嘱的那个“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姚文元披露：根本就不存在，纯属子虚乌有。姚文元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些资料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编汇出来的。因为当时中央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的形象和权威出发，从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还披露，从林彪事件发生后直到去世，毛泽东始终对自己的身后事忧虑重重。他常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为此，毛泽东曾多次提及他身后中央班子的名单：党中央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泽东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对于以上姚文元回忆录披露出来的诸多中央内幕情况，笔者不想妄加评论，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那个“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姚文元的说法和江青有出入。江青在特别法庭上说毛泽东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而姚文元否认这个条子的存在。据张玉凤说：“主席很长时间不能动笔了，不可能有那个条子。”笔者分析认为，这个毛泽东亲笔写的条子可能不存在，但毛泽东可能对华国锋说过类似的话。华国锋和江青等人为了争夺中央的领导权，围绕这个所谓的主席遗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当时的结果是，胜者王侯败者贼，一方成了“英明领袖”，一方成了阶下囚；最后的结果是，鹬蚌相争，两败俱伤，渔公得利也！

　　关于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其父毛泽民解放前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1957年11月，毛远新的母亲朱丹华跪在毛泽东面前，眼含泪花，一边磕头，一边说：“主席，我就把远新托付给您啦！”毛泽东收留了自己的侄子。之后，朱丹华改嫁给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解放后曾任江西省委书记）。从此，毛远新就跟着伯伯毛泽东和江青生活。江青对毛泽东的其他子女并不热情，但却非常喜欢毛远新。毛远新从小同李讷一块长大，管江青叫妈妈。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人之常情的家务事，

　　对这件事，在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的新书《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中，作者汪文风写道：“毛远新……这个革命的后代，却不认自己的老革命的母亲和继父，而去拜江青为妈妈。毛泽东曾多次斥责毛远新叫他‘爸爸’，指出‘我是你的伯伯’。这些，都反应出了毛远新的投机性。”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父亲牺牲了，母亲改嫁前把他送给伯父毛泽东夫妇收养，就算他称呼毛泽东和江青爸爸、妈妈，有什么罪？难道这就算“投机”？至于毛远新“不认自己老革命的（亲生）母亲和继父，毛泽东曾‘多次斥责’毛远新叫他爸爸”，不知道作者有什么证据？据笔者通过朱丹华的亲友了解的情况，这纯粹胡说八道！打倒“四人帮”快30年了，作者竟说出这种小学生水平的话，中国大陆还有这样的“大作”问世，令人“拍案惊奇”。

　　作者汪文风先生何许人也？是年轻幼稚的学子吗？不，汪先生大有来头！他1929年生与湖北宜昌（大概今年有75岁高龄了吧？），1952年入党，原是北京二外汉语教研室主任，行政17级干部，“四五”事件中参与编印“天安门革命诗抄”，是“童怀周”小组成员。因为此功劳，汪先生“突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不但汪本人不知道，连学校党委也不知情。”（注：不知道怎么“选”的！）后来汪先生又被任命为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注：看来汪先生运气真佳。笔者自认为“四五”事件中和文革中保周总理的功劳不比汪先生小，可是不但没捞到个“一官半职”，反而惹了一身“臊”，看来人与人就是不一样。）

　　汪老先生在自己的书里还说，“戚本禹还与王力、关锋等人以打倒陈毅为突破口，合伙掀起了第一次反对周总理的高潮。他们组织一些人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在北京西直门、天安门到处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以‘5.16兵团’的名义恶毒诬陷周恩来总理，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烈反对，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斥责。”这段话非常熟悉。从1967年底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先后被打倒后，几乎所有的文革书里都是这样说的，想不到30多年以后出书还是这样说。看来“真理”是需要不断重复的。关锋和戚本禹如何组织和支持“5。16兵团”反周总理，笔者不晓得，但据王力说，他被打倒之前，忙得很，根本没有时间去“组织5。16兵团反总理”。他在被审查和关押的近15年中，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包括中纪委专案组）问过他“5。16”的事。作为中纪委的委员，王力的有关情况汪先生怎么会不知道呢？汪先生有什么证据直到如今还说王力“组织和支持‘5。16兵团’反总理”呢？究竟是王力胡说八道，拒不认罪，还是汪先生有真凭实据呢？作为中纪委的委员，说出的话是有分量的，甚至会使“人头落地”的，所以也是必须受法律监督的。如果信口开河，那是会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至于那几个以“516兵团”的名义反总理的混蛋学生们受到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和“斥责”，汪先生说的是事实。但是，当年我们以实际行动誓死保卫周总理，痛击这些反总理的混蛋们时，不知道汪先生在干什么？

　　书归正传。毛远新1961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始，他是个注重业务学习，不太关心政治的人。1965年放假回北京时，毛泽东同他有几次谈话。这些谈话后来整理出来，在高校中广为流传，成为对大学生们进行政治教育的教材。当时，毛泽东就批评毛远新不关心政治，是中间派。文革中，毛泽东重复了他的观点，说他们家也分派，李敏是“右派”，毛远新是“中间派”，李纳是“左派”。

　　文革开始时，毛远新未毕业，留校参加文革。开始他是“保守派”观点，后来可能受毛泽东和江青的影响，他开始造反。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很快成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头头，并写了一篇“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的大字报，轰动了全国，“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也因他而出了名。 毕业后，为了工作方便，毛远新改名“李实”（这是毛泽东给他起的名字），分配到空军部队工作，后来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沈阳军区政委，成了东北地区的实权人物。这期间他干的最有名的一件事是树立了所谓“白卷英雄”张铁生这个典型。另一件事是伙同当时辽宁党政军负责人把一个好人判处了死刑，这个人就是对文革和毛泽东“恶毒攻击”并“破口大骂”的张志新。这两件事后来成为毛远新的主要罪状

　　后来，毛远新担任了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按照公布的材料看来，主要是在对待邓小平的态度等问题上，毛远新听从了毛泽东和江青的“旨意”，没说邓小平好话。至于不说邓小平的好话是什么罪，笔者不晓得。笔者只知道自己说过邓小平许多好话，例如，“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是正确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为民造福的；邓小平是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可惜没有立功。

　　粉碎“四人帮”时，毛远新同时被抓，后来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毛远新的妻子全秀凤是上海人，出身平民，比毛远新小12岁。 毛远新被捕后，已经怀孕的妻子也被审查，并差点被迫离婚、打胎。1977年1月，其多灾多难的女儿李莉出生。李莉天生丽质，酷似其母，但因母亲怀她时用药太多，导致双耳失聪，成了聋哑儿。1982年，妻子全秀凤带着五岁的女儿第一次探监。毛远新多么想抱一抱未见过面的女儿，女儿却恐惧地躲到妈妈身后，不认这个陌生人为爸爸，毛远新当时肝肠欲断。多年来，妻子全秀凤为了治疗女儿的病，东奔西走，求亲告友，到处举债。

　　1989年，毛远新被“保外就医”，走出监狱。他先被送到西安住了一段时间，妻子女儿从上海来西安和他团聚。1993年毛远新刑满，有关方面修德行善，把他一家调回了上海。他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研究所工作，继续使用“李实”这个名字，其真实身份只有研究所两位主要领导知道。他到研究所报到后，所长虚虚实实地介绍说：“李实同志是哈军工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因为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们所工作……”

　　毛远新隐名埋姓，埋头忘我地工作，很快成为所里的技术管理业务骨干。由于他的工作能力和表现出众，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由于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他在研究所闹了许多笑话。许多人不明白，一个在空军和公安厅工作了多年的干部，竟然不是共产党员。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申请入党，他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龄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入不入党一样为国家干事。”问他是不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未入党，他苦笑着说：“也许是吧。”由于他不能当官，有位不明底细的副所长想提他为总工办主任，他只好说：“我身体不好，不适合再挑更重的担子。”由于被剥夺政治权利，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每年基层普选的日子，所长便事先安排他“出差”几天，顺便去检查治疗在监狱留下的腿病。

　　多年来，毛远新以崇高的父爱关心着女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疏通同女儿的关系。他一下班，便帮助女儿学习。为了使聋哑女儿将来生活自立，他引导女儿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女儿素描、水粉、透视学，后来又引导女儿学习电脑。现在正帮女儿学习英语，准备参加成人大本考试。

　　崇高的父爱，如今早已经融化了女儿心头的寒霜，父女间的情感越来越深。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对年老的父亲处处关心、照顾，妻子全秀凤也已经从悲伤、痛苦中解脱出来，一家人过着普通、清贫、安定的日子。

　　2001年2月，60岁的毛远新正式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退休养老金人民币1080元，并享受烈属待遇。在上海，这点钱维持四口之家（妻子、女儿、岳父）的生活，可想而知，但比毛远新小时候在新疆国民党监狱和17年共产党监狱里的日子强多了。

　　写到这里，笔者坦言，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特殊的政治背景，加上历史老人恶作剧，毛远新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在毛泽东面前说过邓小平的坏话，在他掌权期间，肯定也错误地整过别人。但无论如何，对其判刑17年的处理似乎有点过分。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还要看主人。毛泽东的侄子不说，作为我党著名烈士毛泽民的儿子，只要他没有杀人放火，没有武装暴乱，没有搞反革命政变，无论如何，应当网开一面，手下留情。至于说过邓小平的坏话，可以写个检查，向邓小平赔个礼道个歉，也就完了。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绝对人人平等的法律。

“五大学生领袖”的结局

　　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许多造反派头头作为“四人帮”的“余党、爪牙”也被抓了起来，作为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当然也在劫难逃。

　　与“四人帮”不同的是，“五大学生领袖”早在1970年抓“5。16”时即被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而下令关押他们并把他们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正是毛泽东和“四人帮”们。1978年4月19日，他们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同时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聂元梓，女，1921年生，河南滑县人，1938年1月入党。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蒯大富，男，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清华大学学生。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谭厚兰，女，1940年生，湖南人望城县人，1958年入党，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因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免于起诉。”

　　韩爱晶，男，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因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王大宾，男，1946年生，四川凉山人，1965年入党，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9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

　　“五大学生领袖”被宣判后，北京市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会上，北京市的警察们把韩爱晶等人分别押上主席台批斗。事先，有关人士可能是为了改进割张志新喉管的经验，事先给蒯大富和韩爱晶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细尼龙绳（据韩爱晶说可能是麻绳）。在批斗会上，聂元梓和蒯大富表现较好，绳子没起作用。而韩爱晶对大会发言者指控的许多罪名持“不同政见”，趁警察们不注意，突然用带着手铐的双手拉住绳子，不断地喊：“不对！”“不是那么回事！”“没有这回事！”“不是我干的！”态度极不老实，气得警察们赶紧勒紧了他的脖子。对付不老实的反革命分子，不能客气。“勒脖子”比“割喉管”要人道的多！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权”。

　　（注：关于文革中张志新被杀害之前先被割断喉管一事，近年来许多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没有这回事。笔者无法考证，只好按照别人的调子“鹦鹉学舌”吧。）

　　想当年，也是在这个地方，三军造反派们批斗“彭罗陆杨”。已经被逼跳楼摔断了腿的罗瑞卿大将被装在一只筐里，军队造反派们把他摔来摔去，差点折腾死。不知这些迫害罗瑞卿的“解放军造反派们”怎么处理了？

　　关于“五大学生领袖”被判刑后的有关情况和近况，可说充满了故事和传奇，笔者略知一二，大部分是独家新闻，介绍如下，供读者品位和文革史研究者参考。

　　关于王大宾

　　笔者同王大宾不熟，文革中几次与他失之交臂。

　　1969年1月，王大宾毕业分配到成都探矿机器厂。1971年抓“5。16”运动时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4月19日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被判刑后，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不知为什么，王大宾的刑期是从1974年算起，抓“5。16”时的几年隔离审查没有折算刑期，这点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不同。1983年12月26日刑满释放后，王大宾回到了四川省成都市，原单位回不去了，他先在一个街道小商店当临时出纳员，后来被一个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王大宾的婚姻充满了悲喜剧。1973年，王大宾在审查期间患了严重胃病，他的女朋友从成都赶到武汉，精心照料他，并同他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妻子调回了原籍深圳，“月下老人”不准王大宾调往深圳，加上多种原因，两人只好忍痛割爱，协议离婚。后两人各自建立了家庭，但两人仍是朋友，因有共同女儿，两家常有往来。

　　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使王大宾陷入痛苦之中。1987年，经人介绍，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比王大宾小八岁的共产党员刘素芬女士走到了王大宾的面前。初次见面时，王大宾首先向刘素芬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自己被关押受审查的有关材料。刘素芬经过慎重地考虑，决定与王大宾交友。她认为，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重在表现”。1988年，二人终于喜结良缘。当时穷困潦倒的王大宾为结婚准备的全部家当是两只饭碗和两床旧被褥。

　　1985年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才返回了原单位成都探矿机器厂从事技术工作。

　　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张教授（王大宾的老师）地举荐下，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都江堰市领导借调王大宾帮助筹建了钎具厂。由于王大宾在工作中成绩突出，现在已担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公司的拳头产品已经畅销到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很受欢迎。

　　历史证明，被判刑9年的“反革命分子”王大宾已经走出了历史的阴影。

　　关于谭厚兰

　　作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谭厚兰与其他四人本是“一丘之貉”，可是却因“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免于起诉。”为什么如此“优惠”？令人好生奇怪！真的是因为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吗？还是谭厚兰托人走了后门买通了法院？

　　非也！原来，在宣判的时候，谭厚兰“请假”走了，一年多以前，她就到“天堂”报到去了。

　　1982年11月的一天，我的一位在北京妇产医院当护士的亲戚从病房里推出一具尸体往太平间里送，死者床头上的牌子上写着：谭厚兰，子宫癌……

　　原来，谭厚兰从1970年隔离审查，后被捕关押，患了子宫癌，住进了公安医院，死在了附近的妇产医院。监护她的警察们得到了解脱。

　　对死去的人没法再判刑，这就是谭厚兰“占便宜”的原因。实话实说就完了，还来点文字游戏，仿佛谭厚兰占什么便宜似的。什么罪行轻微，态度较好，免于起诉，全是骗小孩的。

　　谭厚兰这个可恨、可悲、可怜的“女强人”，文革中带头反击“二月逆流”，“打倒谭震林”，后来又带人去山东砸过“孔家店”，在北师大对反对派实行法西斯专政，如此而已。她死时40多岁了，始终未来得及结婚。

　　不过，谭厚兰也曾风光过。1967年春天，她曾和姚文元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担任副团长，出了一阵风头，一辈子总算没有白活。

　　关于聂元梓

　　聂元梓1921年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富裕家庭，1934年小学毕业，升入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聂的亲友中有数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少年时代的聂元梓受革命思潮影响，思想激进，向往革命。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参加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1月，到山西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到达延安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被派往哈儿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1963年，聂元梓调往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行政级别12级。文革开始时，45岁的聂元梓因在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名而名扬全国、全世界，从此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聂元梓在毛泽东1968年“7.28”大召见两个月后，即被毛泽东派来的以迟群（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长）和谢静宜（八三四一部队机要员）为首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隔离审查并被接二连三地批斗。当时给聂元梓的定的罪状主要是反对康生和谢富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期间，聂曾两次逃跑外出上访告状，但无人管她的事，只好又返回了学校。聂被隔离关押后，其子女也被株连，儿子被派出所抓去关了一个多月。1968年冬天，聂被押送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五7干校”监督劳动，因在冰水里挑河泥摔断了腰椎和肋骨，落下了残疾。

　　粉碎“四人帮”后，迟群、谢静宜作为“四人帮”的死党也被抓了起来，而聂元梓仍被北大新领导人关押达十年之久。迟群后来死在了监狱里，而谢静宜由于是个“小丫头”，被从宽处理，没有判刑。

　　在被关押审查的日子里，聂元梓整天喊冤。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幻想着毛泽东能救她。可是，有关人士正式告诉聂元梓，对她（包括其他几个学生领袖）的监禁和审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批准和同意的。这当头一棒，把聂元梓等人的幻梦打碎了。

　　戏剧性的历史往往充满了笑话。有一次北大批斗迟群、谢静宜时，把曾被迟群、谢静宜关押了十年的死对头聂元梓和蒯大富拉来一起陪斗。这事看来滑稽，其实完全正确。事实上，“五大学生领袖”和迟群、谢静宜都是毛泽东文革中不同时期树立的典型和的信任的干将，用江青的话说，都是毛泽东使用的看家“狗”，虽然因为“品种”不同，有时会“狗咬狗”，但都听主人的话，都按照主人的旨意行事。然而“狗”们哪里想到，随着主人的爱好和脾气的变化，他们的身份和命运也已改变--从“文革宠物”变成了“丧家之犬”。本来，“打狗”要看主人的面子，手下留情，但对已经没有主人的“丧家犬”来说，“屠夫”和“食客”们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狗肉火锅”是很香的，往火锅里加上各种“调料”更好吃。

　　在批斗会上，毛泽东留下的几条“狗”们被一根根绳子栓住脖子，由警察们“牵”着，不准喊叫，一叫就勒紧脖子。

　　1978年4月19日，北京大学又召开全校批斗大会，在会上，宣布开除聂元梓和“校文革”二把手孙蓬一的党籍和公职，由司法机关正式逮捕法办。（注：这是北京市的统一行动，这天，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同时被宣布逮捕。）批斗会给聂元梓罗列了诸多罪状。聂元梓承认文革中有错误，但对有关指控皆不承认。批斗会后，聂被关到市公安局7处看守所，一关又是五年，既不提审，也不宣判。

　　1983年3月16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注：同时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韩爱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聂元梓对判决不服，认为判决书指控的罪名严重不实，坚持认为自己有错无罪，但上诉被驳回。之后，聂元梓等人被从公安局7处的看守所押送到延庆监狱服刑。

　　聂元梓的刑期按照法院计算应当到1991年1月12日，而聂本人计算应当到1986年4月29日。差别在于被迟群、谢静宜隔离审查期间有的时间不算。在这一点上，“老佛爷”可谓斤斤计较，不太大方。多关几年就多关几年，在监狱里还省饭钱呢！

　　可是，出乎聂元梓预料的是，她在延庆监狱刚刚被关了一年半多一点，1984年12月21日，监狱方面突然通知她保外就医，并说她已经被假释，人身有自由了，不用再回来了。原来，已经63岁的“老佛爷”聂元梓在监狱里百病交加，腰椎旧伤复发，心脏病严重，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反正她也被关了十几年了，千万别让她死在监狱里，那样太麻烦，还要给她处理尸体。”这大概就是把聂元梓从监狱里扫地出门的原因吧？

　　聂元梓对提前释放感激涕零，但她担心自己出狱后的吃、住、看病问题。狱方告诉她，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要她去找北京市劳改局和北京大学。

　　聂元梓出狱后，一边治病，一边找有关当局。北京市劳改局说，让她找北大。北大说，你已经开除公职，不是北大的人了，我们不管！

　　由于受她的牵连，儿子的处境和家中生活十分困难，住房狭小，住不下，聂元梓不愿再连累儿子，到姐姐聂元素家借住了些日子，后被姐姐的孩子轰出了门。于是，64岁百病缠身的聂元梓开始在北京市到处流浪，今天在这个朋友家住几天，明天在那个朋友家住几天。这期间，她不停地给中央和有关部门写信申诉自己的问题，皆无人过问。唯有一次，靠走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习仲勋的夫人之后门，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习仲勋批了一个条子，由街道居委会发了她几个月的生活费，但很快就停发了，原因不详。

　　为了生存，聂元梓想尽了一切办法。她在凄凉的晚年挣扎着、屈辱地话着。她说，“我是3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我热爱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不是反革命，更不是什么‘乱世狂女’，我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我文革中无罪，我干的事情都是奉命行事，都是按照组织原则执行的，按照党章和法律我是无罪的。我要活下去，顽强地活下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自杀，我希望盼到自己能够平反的那一天。”

　　看来，老革命出身的聂元梓十分顽强，如果落到国民党手里，不太可能成为叛徒。

　　感谢伟大的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聂元梓看到了希望，得到了生存的机会。这个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经验的老太太开始下海经商。一开始，她什么都不懂，好在她认识的人和认识她的人多，人家见她可怜，叫她帮着办点事，打打电话，写写信，问问那里有彩电，那里有汽油，那里有钢材。苍天不绝人，这样，竟然帮别人办成了几桩买卖，从中得到了一点服务费，解决了吃饭问题。不久，有人给她提供了西苑饭店的公司办公室，她有了住的地方，业务越来越多，买卖越做越大，竟然赚了一些钱。不久，她自己办起了公司，当起了老板，买了两辆汽车，一辆丰田，一辆吉普，又托人买房子，一下子就先给了人家五万元定金，连个收条也没有。

　　然而好景不长，上帝又一次捉弄了这个“智商不高”的老太太。她的汽车很快被人偷走，她买房的钱被人骗去，后来骗她钱的人也死了，死无对证了。

　　在她小小发财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可笑的插曲。许多不三不四的人都来揩她的油，把她当成了“土八路”、“雷锋老太太”。有人借她的钱不还，有人骗她的钱，有人赖着不走，专门吃她、喝她。这样没有多久，她的买卖越来越难做，原来赚的钱也陆续赔进去了。最后，聂元梓又成了两手空空的“无产阶级”，不过吃饭的钱恐怕还是有的。

　　目前（本书定稿时的2004年初），已经83岁高龄的聂元梓仍然顽强地活着，身体还算健康。近几年，为了生计，她一面继续做点买卖，一面口述整理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对于自己的问题，她承认“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但无罪。”她说，她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写的大字报；她做的许多事情有些是毛泽东主席直接（或通过女儿李纳）指示的，有些是周恩来、康生、江青直接指示的。而他们当时都合法地代表党中央和上级，我聂元梓是奉命行事，犯的是路线错误。对于因为这些错误而受到伤害的同志，是我的责任的我诚恳赔礼道歉，不是我的责任的谁干的谁负责。判我十7年刑是不对的，我是无罪的，历史最后会还我的清白。”

　　笔者认为，聂元梓文革中深深地陷入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权利斗争旋涡，情况很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楚。但许多事情表明，“文革”把聂元梓这样一个威信和智商皆不很高的“半老徐娘”变成了北京大学的“老佛爷”，推上了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纯粹是历史的误会。后来又把许多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罪名统统推倒她身上，判处17年重刑，同样是历史的无奈。可怜的是，如今已经83岁的“老佛爷”仍然水平“不高”，对许多事情想不开，看不透，至今不懂政治，不懂得胜者王侯败者贼的道理，实在有些幼稚可笑。

塘格木传奇

　　（笔者注：关于蒯大富、韩爱晶二人被判刑后的具体详细情况，笔者断断续续地听二人介绍过，但不详细。笔者写本书期间，尽管多次同二人见面、聚会和联系。但关于在塘格木劳改农场的详细情况二人不愿意多讲，并不愿意写他们的所谓“隐私”。笔者认为，蒯、韩二人是文革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的结局和命运也算文革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读者所关心的。多年以来，有关批判和丑化二人的不实之辞遍地皆是，所以笔者也想凑凑热闹，于是写下了下面的章节。因缺乏详实的资料，其中有些情节只好想象和发挥——也可以叫编造，读者就当小说看吧！至于是否伤害、诬陷了当事人，读者自有公论。）

　　话说蒯大富、韩爱晶二人从隔离审查失去自由的1970年起计算刑期，到被判刑时尚有数年需继续服刑。二人先在北京的监狱关了一段时间，然后被押解离京。作为全国有名的大反革命分子和危险分子，这两个年轻的“宝贝儿”不能留在北京周围地区，必须把他们打发得越远越好。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包了一节火车车厢，派了50多名干警押送他们和几个重刑犯赴中国第一劳改农场--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服刑。

　　经过了数天漫长的“旅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被押送到了目的地。

　　塘格木劳改农场位于青海省共和县境内。这里地处青藏高原，海拔四千多米，荒无人烟，一片草原，往北几百公里就是有名的青海湖。这里特适合于做劳改农场--地势平坦，视野广阔，只有一条道可以通县城，守住了这条道，任凭犯人跑吧，几天几夜也跑不出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在荒原上，除非有直升飞机或外星人接应，不知谁选中了这个好地方。

　　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们向劳改农场办理了交接犯人手续，饱尝了西北大草原的美丽风光和鲜美的手扒羊肉，酒饱饭足之后离开了塘格木，把蒯大富、韩爱晶他们留在了这里。

　　塘格木劳改农场很大，约有数千名犯人在这里服刑。犯人们大都是刑期较长的刑事犯和年龄不大的政治犯（在中国叫反革命犯）。犯人中干什么的都有：杀人的，强奸的，图财害命的，抢劫、盗窃的，贪污巨款的……没有一个善主儿，刑期大都是十年以上，有许多是死刑犯和死缓犯、无期犯。许多人可能永远离不开这个地方，一直到死。

　　有些刑满释放的犯人因无家可归或不愿离开，便在这里留了下来成了农场的职工。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繁衍生息。许多劳改犯们的后代互相交配，保持着正宗的劣质基因。有的刑满释放留下来当了职工的人把远在老家四川、青海、宁夏、甚至内地的子女亲友（当然是贫困地区山沟里的）叫来，用他们的汗水来浇灌这片冷漠荒凉的处女地，换取维持生命的蛋白质之类。这里犯人们流传的“座右铭”是：荒原野岭藏野鬼，无处黄土不埋人……

　　笔者后来到西宁出差的时候，到塘格木实地考察了一番。以游山玩水者的眼光，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在西宁工作的老同学驾着“巡洋舰”越野吉普，在荒原上奔驰了好几个小时。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一直延伸到天边的雪山下，真正是“天高云断，望断南飞雁。”这里空气清新，风景如画；一群群牦牛、羊群悠然自得地啃着青草，互相追逐嘻戏着；藏族打扮的牧民，友好地向我们打招呼。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如实告诉他，这是蒯大富、韩爱晶他们的劳改过的地方。

　　这里没有污染，没有噪音，没有风沙，更没有沙尘暴；这里没有汽车尾气，没有大城市的喧嚣；这里吃的喝的全是正宗的绿色食品，真正的一个世外桃园。

　　我真羡慕这田园诗般的仙境，甚至产生了当初为什么不替韩爱晶来劳改的念头。这里有我喜爱的一切，只缺一样东西--自由。

　　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来到农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农场。许多干警、职工、家属及劳改犯们都想一睹他们的“风采”。这里天高皇帝远，人们没风过大世面和“大人物”。如今来了赫赫有名的“蒯司令”和“韩政委”，那绝对是新闻人物。许多劳改犯认为韩爱晶是女的，可能已嫁给了蒯大富，如今是“夫妻双双把家还”。农场上下，一片轰动，人们奔走相告，那气氛不亚于尼克松访华。

　　蒯大富他们临时住的地方，天天门庭若市，连农场的孩子们也象过节一样热闹。

　　韩爱晶警告蒯大富，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劳动接受改造，不要乱说话，以免节外生枝。

　　作为劳改农场一方，实事求是地说，对蒯大富他们的到来也十分欢迎。劳改农场只管犯人劳动改造，基本“不问政治”，特别是文革中那通天的、说不清的政治。天高皇帝远，文化落后，消息闭塞，人们比较愚昧。那些劳改犯们，不是杀人放火的，就是强奸抢劫的，全是人渣，管着他们别跑了就行。而蒯大富、韩爱晶他们是“反革命政治犯”，有文化，有名气，又是因文革造反判的刑，每人都有传奇的故事，他们同普通刑事劳改犯们不一样。农场里缺文化人，也搞第三产业，蒯大富、韩爱晶他们绝对是用得着的受欢迎的人物。因此，农场的领导们对蒯大富和韩爱晶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十分客气，不过问他们的“历史”问题。

　　到农场后的第一项劳动就是盖干打垒住房--当地人叫地窨子。

　　青海高原冬天很冷，犯人们大都住在平房里。文革之后，犯人增多，监房不够用，农场便组织犯人自力更生解决住房问题，盖一批“简易住宅”--冬暖夏凉的“地窨子”。 当地人在地上挖一个一米多深的方坑，地上再用草和泥巴垒一人多高，顶上用木条树枝之类做樑，再压上一层草和泥巴，就成了冬暖夏凉的地窨子。

　　蒯大富身强力壮，他是农民的儿子，这点活难不住他。他干得很卖力气。

　　韩爱晶体弱有病，力气不大，但他仍然赤着脚挽着裤腿，割草，和泥、挖土，吃力地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许多崇拜蒯大富和韩爱晶的小劳改犯们主动帮忙。说来可笑，他们甘心情愿地拍蒯、韩二人的马屁，为二人送报打饭，端茶倒水，服务得很周到。

　　很快，一排新的干打垒地窨子就盖好了。不几天，蒯大富，韩爱晶他们每人分了一间“安乐窝”。

　　农场分给每人十几只羊，一头牦牛，白天在草原上放牧，晚上赶回农场围拦里。

　　尽管跑出去必死无疑，但农场仍然有铁丝网和哨兵看守，只不过没人敢往外跑而已。

　　从此，蒯大富、韩爱晶他们每天早上拿着鞭子，赶着羊群在草原上放牧。他们成了青藏高原上真正的牧羊人，有诗为证：

　　昔日亡命去造反，

　　今日高举牧羊鞭。

　　世上风云多变幻，

　　荣辱弹指一挥间。

　　就这样，蒯大富、韩爱晶当了一段牧羊人。后来，农场子弟小学缺少教师，蒯、韩二人便当了代课老师，不再放羊。

　　据韩爱晶后来说，塘格木劳改农场的日子，使他终生难忘，受益匪浅。在这片广阔的处女地上，他用劳动的汗水，浇灌着脚下的土地，也洗涤着自己的灵魂，从而也明白了许多人生的真谛。在社会的最底层，在人渣成堆的地方，他除了看到了愚昧、丑恶、贫穷、落后之外，也发现了许多闪光的灵魂亮点。那些成年累月与他们在一起的管教人员事实上比他们强不了哪儿去，低微的工资养活不了家口，许多人的妻子都在农场当临时工。他们许多人没有出过青海，更不用说北京了，但他们无怨无悔，整天乐哈哈的，心里十分平衡。

　　形形色色的犯人们也成了他的人生老师，教他明白了正义与邪恶、残忍和善良。犯人们中也有人性的良知，甚至有闪光的亮点。有的犯人在暴风雪中为抢救羊群，有的为营救管教人员而受伤了。

　　韩爱晶曾说过，历史上，没坐过牢的人算不了政治家。如今他成了真正的“政治家”，他无怨无悔。人间的世态炎凉，酸甜苦辣，启迪了他的良知，清醒了他狂热的头脑，使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

　　望着那些农场的孩子们（大多是劳改就业人员的后代），韩心里百感交集。孩子们可爱又可怜的样子，令他心里感慨万千。这些孩子的大部分，可能永远走不出这片大草原。他们将象他们的父辈们一样，在这片茫茫的荒原上以牛羊为伴，为生存而挣扎，在贫穷、愚昧中繁衍生息，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

　　这里最多的是贫穷、落后和愚昧，最缺少的是文化，以及那个可以让鬼推磨的资金。

　　韩爱晶对蒯大富说，国家应当对西部地区增加投资、开发、扶贫，甚至移民。

　　但是，此时的韩爱晶，纯粹是杞人忧天。“你认为你是谁？”别胡思乱想了，老老实实改造吧！

　　作为天之骄子的名牌大学生，作为江南鱼米之乡的幸运儿，作为红卫兵的领袖人物，韩爱晶、蒯大富们在伟大领袖的指引下，喊着革命造反的口号，举着解放全人类的大旗，在北京折腾了二年多，经常出入人大会堂和钓鱼台，那种日子多风光啊！革命原来是这样容易，但是正象把他们抓在手上当猴耍的毛泽东说的，他们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不了解战士，不了解社会，更不了解社会的最低层。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正象攀着大树爬到宝塔顶上的猴子，一旦大树和宝塔被风刮倒了，猴子们只能摔得头破血流。

　　头破血流但尚有一口气的韩爱晶、蒯大富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必须夹起尾巴，才能做人。

　　韩爱晶开始把自己的心血和文化知识倾注在那些可怜而又可爱的孩子们身上。他教他们识字、学文化，给孩子们讲他们能听懂的道理和喜欢的故事。当然“造反起家人头落地”之类的故事是不能讲的，不能误人子弟，做人要有良心。

　　孩子们很喜欢这个瘦个子老师。他们哪里知道，教他们的这个老师是个“反面教员”，同他们的老子们一样，不是个好东西，同广播里天天骂的那个“四人帮”是一家子。

　　孩子们，孩子们的家长们，劳改犯们对“韩老师”十分喜欢和感谢。

　　让劳改犯当老师，在内地可能是“天方夜谭”，但中国太大，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这很正常。正象让“巨贪”坐在人大会堂金碧辉煌的办公室里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样，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农场的领导们、干警们对韩爱晶的表现也给了充分地肯定和称赞。

　　韩爱晶经过了痛定思痛的反思，决心一辈子当真正的小小老百姓，再也不介入那肮脏的政治旋涡。他甚至想，干脆在塘格木干一辈子，了此残生。这是1984年，韩快40岁了，离刑满还有一年。

　　蒯大富不以为然，他嘲笑韩爱晶目光短浅。他认为不应悲观失望，将来来日方长，不搞政治可以搞科技，搞经济，照样干一番大事业。“天生我才必有用，东方不亮西方亮，没有必要老死在这个地方。将来赚了钱，给这里投上几个亿，改变这里的面貌，竖个纪念碑，不就行了吗？”这次轮到“蒯司令”教育“韩政委”了。

　　韩爱晶仍然很悲观：“我们出去后就40多岁了，什么技术也没有，戴着大反革命的帽子，能干什么？中国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我看没什么大的奔头了。”

　　“谁说没有奔头？只要我们不介入政治，中央总得给我们出路。我就不信出去以后没人要。我离开青铜峡的时候，许多人都等我回去。山高皇帝远，他们才不怕什么大反革命呢！他们真诚的欢迎我老蒯回去。我那个厂很大，全国第一大铝厂，人才缺得厉害，我是学化工的，回去后大有用武之地。凭我们的脑袋，学点什么还不容易？”蒯大富胸有成竹，不失“蒯司令”的风采。

　　“我真的是有点悲观了。主席‘7.28’召见时说的一些话我现在才明白过来，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四人帮’出卖了我们，把我们害成这样，我对政治是寒了心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这辈子是没有出路了，我说的是政治出路。没有政治出路，其它还有什么用？钱对我们没有用，钱再多也没人说你好，况且也不可能那么容易赚钱。没有政治出路，还不如在这里了此一生。你看那些看破红尘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不都告老还乡，隐居山林，或削发为僧，皈依佛门，了此一生吗？”韩越说越悲观。

　　文革中，韩爱晶常给蒯大富出谋划策，蒯大富也爱听韩爱晶的话，以至毛泽东说韩爱晶是蒯大富的政委，会出主意，是韩信的后代。有些人便借题发挥，说韩信是野心家，毛泽东实际上说韩爱晶是野心家。其实，毛泽东就喜欢有大志有“野心”的年轻人。中国人把野心家当成千刀万剐的怪物，而在外国，所有的大人物都是“野心家”。没有点野心的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并且被人瞧不起。

　　但据笔者认为，韩爱晶实在不够格当野心家。他没有什么野心，他办事比较踏实，私欲不高。他生活上甚至象个老农民，很容易满足。文革中他曾对我说过，毕业后最好去当兵，为部队的科技发展贡献一生。韩爱晶和我们都知道，到部队去当兵是很难混到将军、元帅的。

　　蒯大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韩的想法，他甚至怀疑韩爱晶又在卖关子，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

　　蒯、韩二人来塘格木之后，随着刑满的临近，许多人早就盯上了他们。在这人渣成堆的地方，他们绝对是“白马王子”。大学生，年龄也不很大，又是“名人”，至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有人看的很重，有人看的不重。其实，“反革命”是中国的特产，在国外，是没有“反革命”这个词的。先进国家没有“反革命”、“政治犯”这些词，人家叫不同政见者，不丢人。

　　盯上蒯、韩二人的有劳改犯家属，有就业职工，也有农场管教人员。他们开始热情地为二人拉线搭桥，提亲说媒。有介绍自己的小姨子的，有介绍自己的女儿的，有介绍自己的。有汉族的，有维族的，还有远在四川、拉萨的川妹子、藏妹子。

　　韩爱晶、蒯大富被逗得哈哈大笑，笑出了眼泪。

　　蒯大富几句话，就把热心者浇了一头凉水：

　　“我找老婆有三个标准，第一要二15岁以下，第二要研究生以上，第三要绝对漂亮。三者缺一不可，拜托诸位帮忙吧！”

　　“好你个蒯大富！这不明明是欺负人吗？再关他十年，看他还这么狂不！”众人扭头而去。

　　韩爱晶唱白脸，耍滑头，“象我这样的，谁看得上？打一辈子光棍挺好。”

　　谁知说者无意，听者有人。其结果是，韩爱晶为这句话付出了非常值得的代价。

　　转眼到了1985年，韩爱晶刑满了，但没有“释放”。他接受了农场组织上的安排，决定留在农场就业，当小学教师。不久，在农场有关人员的帮助和介绍下，韩爱晶和一位年轻的川妹子喜结良缘，

　　写到这里，为了让读者轻松一下，先插入两个真实的笑话。

咬鼻子与割耳朵的故事

　　1968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保卫部办公室里，有人敲门，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女学生走了进来。大口罩上面，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认女生我认识，是导弹系的一位高干千金，姓吴名女。

　　“什么事？大热天戴口罩干什么？”我问。

　　吴女摘下了口罩，只见她鼻子上贴着胶布，但仍未妨碍她美丽的脸蛋。她低下头，羞羞答答，欲言又止。

　　我见她这个样子，知道她有难言之隐，便把办公室的人赶了出去。干保卫工作，常碰到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什么事，你说吧！”

　　“你，就是保卫部长吧？”

　　“对，我是戴维堤，有什么事，你快说吧！”

　　“我的鼻子被人咬掉了一块。”

　　“什么？怎么回事？谁干的？”

　　“我们班同学张男。”女生说着哭了起来。

　　“为什么？”

　　吴女越哭越伤心，说不出话来。

　　下面的话看来实在不好说，我已猜出了点眉目。看来她是来告状的。

　　“你先回去吧，我调查一下。”我把她打发走后，拿起电话，叫导弹系的头头和张男一块过来。不一会，导弹系革委会主任老宋和张男来了。

　　“你就是张男？”我问。

　　“对。”张男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也是一位高干子弟。

　　“你把别人的鼻子咬了？”

　　“对！我把吴女的鼻子咬了。”张男好汉做事好汉当，象个高干子弟的样子，满不在乎。

　　我气得把桌子一拍，喊道：“你这是犯法你懂不懂？怎么回事？”

　　“她活该！我恨不得宰了她。”张男说。

　　“是不是谈恋爱闹矛盾了？无论如何，你不能咬人家的鼻子？你是怎么咬的？”我非常好奇。

　　于是，张男把事情的原委讲了出来。

　　原来，二人都是高干子女，谈恋爱已一年多了。他们的老子被打倒后，就当了逍遥派，心灵空虚无聊，就谈起了恋爱。可是最近，女方对他越来越冷淡，最后提出分手。张男很爱吴女，不同意分手。但吴女去意已定，不再理张男 。张男听信了许多有关吴女的传言，气不打一处来，决定报复。一天晚上，他约吴女出来见最后一面，并还她的照片情书之类，吴女如约来了。张男流着泪，劝她回心转意，表示离了她就不活了。女方表示对不起他，劝他把她忘了吧。这时张男提出最后吻她一次，吴女同意了。于是张男借亲吻之机，用力一口，把女方的鼻翼咬下一块肉来，然后吐到地上，用脚踩烂，扬长而去。

　　我一听，差点笑出声来。张男的系革委主任老宋也笑了，他说张男说的是实情。

　　我把张男训了一顿，让他写检查，并说要给他处分，然后让他回去了。

　　事后我考虑再三，没有处分张男，让他们系里批评教育算了。

　　当时没有整容手术。不知道吴女的鼻子后来怎么样了，总而然之要留点记号，真可惜了那张漂亮的脸蛋。

　　谁料事过多年之后，听说张男和吴女最后握手言欢并结了婚，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他们生活幸福，家庭美满。我这里只好祝愿他们白头偕老并为他们隐名埋姓，以免挨骂。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恋人、夫妻之间闹点矛盾，最好既不动手，也不“动口”。

　　另一个笑话是割耳朵的故事，这是我毕业以后的事了。

　　我们1968届毕业以后，学校里留下了69、70届学生还未毕业。当时文革已无事可干，学生们百无聊赖，思想空虚、无聊、痛苦，盼着早日毕业。一些学生回了家，一些人谈恋爱，一些人泡病号，干什么的都有。

　　有一位学生李某因慢性病住进了西郊一温泉疗养院，他本无什么大病，只不过借机来疗养一下。疗养院可以请假外出。

　　在疗养院里，李某认识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护士，最后勾搭成奸。

　　女护士已结婚，丈夫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工人，厂里经常派他出差。女护士常把李某领回家去幽会。

　　不料有一天，女护士和李某被她丈夫撞上了。女护士哭哭啼啼，花言巧语。忠厚老实的丈夫原谅了妻子，把李某骂了几句放走了。

　　女护士丈夫的同事知道了这件事，都骂他是窝囊废，活王八，并出谋划策。女护士的丈夫终于激活了雄性大丈夫的本能。他准备了一把刀子，回到家后，把女护士老鹰抓小鸡一般揪了过来，用刀子对着她。

　　“说，你和那臭大学生怎么回事，是谁先主动的？”丈夫说。

　　“是他先主动的，我全说，饶命饶命。”

　　“要想活的话，就听我的。”丈夫下了命令……

　　于是，女护士回疗养院后对李某更加温存。李某贪恋女护士美色，早已不能自拔。女护士说，明天晚上再去她家，那个该死的又出差了。

　　第二天，李某如约而至，刚进女护士家门，一把刀子就顶住了他。

　　一阵拳打脚踢，李某已鼻青脸肿，跪地求饶。他垂头丧气地跪在地上，两手捂着脸，只漏着两只大耳朵，一副任人宰割的架势。

　　女护士早已躲了起来。大丈夫怒气难消，越骂越气，越恨。他想捅死李某，又怕杀了人不好办。这时，他突然发现蹲在地上的李某的两只耳朵仿佛在向他示威。

　　说明迟，那时快，大丈夫手起刀落，一只耳朵掉了下来。

　　大丈夫把耳朵交给李某，骂了声：“滚！”然后自己到公安局投案去了……

　　这就是文革中北航学生被人家割了耳朵的故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奇不有。

好人王如山

　　1986年初的一天，我接到了在西宁工作的老同学王如山的电话，说韩爱晶的的妻子在青海共和县人民医院难产，经抢救，生下一个男孩，现母子平安，但欠医院一笔医疗费。王如山说他出一部分，让我在京火速筹一部分寄去。我立即寄去了一笔款，并写信向韩爱晶祝贺，祝贺“大反革命分子”有了接班人。

　　“王如山是北航红旗的大好人。”韩爱晶后来说。

　　文革初，王如山也是支持我的老造反，后来是北航红旗的普通一兵。他是内蒙人，上大学时就剃个光头，十分出名。他为人正直，爱憎分明，哥们义气很重。文革中，头头们派王如山去看管隔离审查的党委副书记周天行。开始时，他对周天行很凶，毫不客气。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他开始同情周天行，处处给周天行提供方便，并找头头去闹，要求解放周天行。韩爱晶等头头们十分生气，要我处分王如山，我没有照办，因为我也是红旗内“6.19”观点的，主张解放周王行。王如山听说韩爱晶要处分他，对我发牢骚说：“他韩爱晶算什么东西，敢整我？我比他造反还早。周天行明明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不解放？”我劝王如山不要生气，并越过权限，批准和支持王如山和周天行专案组的学生给周听行夫妇送东西、见孩子等等，后来我又支持韩爱晶解放周天行，因故未成功。这些，周天行可能都不知道，甚至始终不认识我，他只认识王如山等人。后来周天行解放后，领导北航抓“516”，把我等整得好苦，此为后话。

　　文革中，王如山一直是北航红旗普通战士，同韩爱晶的关系一般，更没有什么交情和友谊。

　　毕业后，王如山回北航看望已解放的周天行。周天行夫妇停止了会议，盛情招待王如山。这正是，人在危难之时，滴水之恩亦当涌泉相报也！

　　王如山同我一样，以他的人品交了好多朋友。他毕业后分配到了遥远的青海西宁汽车厂。周天行夫妇要帮他调回北京，他没有同意，认为在西宁挺好。他是孝子，母亲在内蒙，他每年好几趟从西宁回内蒙看望母亲。每次路过北京，他都来找我玩。据我所知，他可能是北航唯一分配到青海工作的学生。

　　后来，王如山受李冬民案件牵联，进了监狱。华国锋、吴德下台后，他才释放并平了反。他一放出来就来看我，我俩在中山公园喝了一瓶二锅头，坐在椅子上睡了半天。

　　进过监狱挨过整的王如山对判了重刑的韩爱晶十分同情。

　　生活中常有这种人，重感情，讲义气，大道理讲不出太多，哥们义气第一，同情弱者，心地善良，爱打抱不平，为朋友两肋插刀，不计个人得失，历史上有许多这种人。梁山好汉李逵，少林寺出家的许世友上将，都是这路英雄。做为小人物，王如山也算一个。

　　王如山在西宁青海汽车厂混的不错。该厂生产“青海湖”牌汔车，按现在的看法，这个厂绝对大有前途，不知为什么后来也没成气候。王如山很聪明，靠技术，当了设备科长。他对机电设备十分内行，外号“王大拿”。厂里和西宁市许多重大机械设备的运输、安装、调试，往往离了他玩不转。许多单位都请他去当现场顾问和指挥。有一次市里安装一种大型设备，许多人都没有把握，便把王如山请了去，很快解决了问题。从此，人家送了他一个“王大拿”的雅号。要不是受李冬民事件牵连，他早就当厂长了。

　　韩爱晶等人去了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的消息，是我告诉王如山的。王如山一听，就说要去探监，看望韩爱晶。

　　我劝王如山不要去看韩爱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王如山满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青海天高皇帝远，韩爱晶在这里举目无亲，作为老同学，去看看他又怎么啦？大不了我这个设备科长不当了。探监自古有之，怕什么？”我听后十分感动。

　　王如山果然自己开着汽车（他厂里有的是汽车，可以试车）带着吃的东西，奔驰数百公里去塘格木劳改农场看望韩爱晶。

　　这就是王如山。

　　假如我在西宁工作去看望韩爱晶的话，因是“一条线上的蚂蚱”，既应该也无所谓，但做为北航红旗普通一兵的王如山此举不能不说是“义举”。

　　我联想到我被关押受审查的时候，许多应该来看我的人吓得躲得远远的，甚至有的人落井下石，令人寒心。这个世界上，人和人就是不一样。

　　韩爱晶的川妹子夫人难产时，王如山又长途跋涉，跑前跑后，送钱送物，不光韩爱晶感动，我也为之动容。

今日韩爱晶

　　转眼到了1987年夏天，韩爱晶与川妹子的“爱情结晶”--宝贝儿子已经一岁了。这时，突然传来了“圣旨”，按照当时中共中央常委乔石同志的批示，他和即将刑满的蒯大富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

　　农场为韩爱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塘格木的朋友、难友们，携妻儿离开了他刻骨铭心的塘格木。

　　“再见了，美丽的塘格木，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韩爱晶擦去眼角的泪水，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送行的有王如山等人，一位帮助安置“后事”的警察同行。

　　笔者认为，韩爱晶应当感谢塘格木。塘格木给予他的东西太多、太多，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是值得。做为“副产品”，塘格木送给了他一个川妹子，又慷慨地“搭配”上一个大儿子。要我是韩爱晶，我就是花上一个亿也要在塘格木建立一座纪念碑--如果有钱的话。

　　韩爱晶先同妻儿回江苏老家看望了老母亲和亲友，然后又一人来到了北京。

　　在老同学们为其“洗尘”宴会上，我向韩爱晶敬了一杯酒，说：“感谢你老弟替我坐了十几年牢，我向你表示衷心地感谢并深表慰问。祝你因祸得福，拐了个川妹子，又得了个大儿子。”众人哈哈大笑，韩爱晶笑而无语。

　　“不过”，我接着说，“老兄有几句话忠告。第一，北京乃是非之地，你也好，蒯司令也好，今后无论如何，不要想着再进北京，北京不是我们这些人待的地方。今后来北京办事，干脆先向中纪委打招呼，来干什么，住在哪里，接触谁，甚至在哪里拉屎撒尿，都报告清楚，省得别人疑心疑鬼。第二，患难夫妻，1日夫妻百日恩，糟糠之妻不可弃，何况是年轻漂亮的川妹子。不管你将来如何，若有三心二意，休怪我们不是朋友，我老戴将把你搞臭，遗臭万年。怎么样？”我的话引起了在座的一片笑声。当时还没有“男人有钱就变坏”这句准真理。韩当时处于百废待兴、穷困潦倒之际，他的首要问题是让老婆孩子别饿肚子。

　　席间，大家又力所能及地为韩爱晶集了一点资，以帮他度过燃眉之急。

　　我们陪同韩爱晶在北京玩了几天后，韩便南下“走马上任”，去了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安排照顾得既不过分，又不欠缺，叫做恰到好处。

　　后来韩分到了一间房子，安了个家，川妹子后来当了临时工，岳母接来看孩子。

　　川妹子鲤鱼跳龙门。她告别了贫穷、愚昧、落后的故乡，变成了城里人。

　　韩爱晶被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一天，从电子部调到株州市任副市长的北航老同学乔钟涛（同韩爱晶一个系的）带领市里大小头头来厂里视察工作，“顺便”兴师动众地看望了韩爱晶。在场的有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各部、委、局、办头头，把韩爱晶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都想看看韩爱晶是啥样子。乔副市长文革中是保守派，没沾韩爱晶一点光，所以他也不怕受牵连。韩爱晶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乔副市长让厂领导好好照顾韩爱晶，有什么困难找他。我得知这些情况后，对老同学乔钟涛肃然起敬。

　　不久，韩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慕韩爱晶之名，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后来，几家控股大公司的老总们被韩爱晶的廉洁奉公精神所感动，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开始几年，韩把妻儿留在株州，一个人在深圳闯荡。虽然处于创业阶段，但身为总经理，加上深圳毕竟是半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各方面的诱惑很多。但他还行，没有变坏。他不喝酒，不抽烟，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玩牌，不近女色。他从未进过卡拉OK厅，甚至不愿参加宴会，不陪客人吃饭。他始终两袖清风，从未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如今，他仍保持着穷学生时的“寒酸相”，整天一碗米饭或面条打发日子。公司的关系户们知道他叫韩爱晶，没人敢说三道四，买卖照样成交。

　　后来，某些大股东们为韩爱晶的敬业精神和廉杰奉公所感动，又主动出资注册了一家独立法人的信息网络公司，交他管理。

　　韩爱晶老夫少妻。他对妻儿疼爱有加，一有机会便回株州看望。由于韩本人的户口仍不能进深圳，韩先将妻、儿的户口迁到了深圳。目前一家在深圳，虽然生活不很富裕，但有自己的住房，生活美满幸福，安定团结。社会上的许多谣传都是瞎扯淡。

　　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部退休，目前给一家公司当顾问，抽空研究文革历史，写回忆录。儿子韩钢已经17岁了，即将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夫人相夫教子，管理“内政”，并抽空做一些买卖业务，以贴补家用。

　　看来，本人当初的警告或许起了作用，或许是多余的。

蒯大富与女硕士

　　交待完韩爱晶的故事，再说蒯大富。

　　蒯大富的刑期比韩爱晶多二年。1987年10月31日，他服刑满17年后离开了塘格木劳改农场。据说，宁夏青铜峡铝厂的工人自发地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凯旋归来”。

　　蒯回厂后，夹起尾巴做了一段老实人，但树欲静风不止，人有了名气--不管是什么名气，很难安分守已。找他的人太多，上至厂领导，下至工人们。由于蒯大富在审判“四人帮”时揭发张春桥上过电视，他那付带着金边眼镜西服革履象个大教授的派头使人目睹过蒯司令的“风采”。

　　有人为蒯大富介绍了厂里一位漂亮的女工，但最后没有“成交”。蒯大富的择偶标准不变。不久，一位符合条件的硕士小姐找上门来，此人便是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二15岁的云南小组罗晓波。她慕蒯大富之名，冲破了教授父母的阻拦，毅然奔赴大西北投进了蒯大富的怀抱，二人喜结良缘。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在给女儿起名时，蒯大富想起了德高望重的薄一波骂他“一听名字就是反革命”的笑话，反其道而行之，给女儿起名蒯晓琼。蒯晓琼者，“快小穷”也！省得别人再骂，蒯大富心里想。

　　蒯大富不想在大西北扎根。他梦寐以求想回北京发展，但此路不通，于是他想“曲线救国”，先调回内地再说。

　　著名的山东蓬莱地区一私营企业家看中了蒯大富，花代价把他聘请到了蓬莱。这事也无可非议。青铜峡铝厂是大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肯定有许多机制上的原因不顺利。蒯大富眼高手不低，他不甘心永远当螺丝钉，他是蒯大富。人挪活，树挪死，不一定在一棵树上吊死。

　　蒯大富受聘担任了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总工程师，爱人罗晓波一同前往。公司为蒯大富提供了宽敞的住房和汽车。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蒯大富夫妇决心大干一场，以报知遇之恩。他北上北京、天津，南下广州、深圳，拉项目，筹资金，开市场，又回母校清华运作，大有重振“蒯司令”昔日雄风之劲头。

　　蒯大富有两个“野心”。一是想进北京发展，这大概受了中关村“四通公司”老总们的影响。“四通公司”赫赫有名，许多老总都曾是蒯大富的战友和部下。另一个“野心”是想出国考察一下，开开眼界，以便为自己公司的产品打入世界市场作准备，他确实是这么想的。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他又提起了这个问题。

　　“算了吧，老蒯。”我给他泼冷水，“进京和出国两件事起码十年内你别考虑，不可能让你的野心得逞的。”蒯不以为然，他说：“国外好多大公司和社会团体都发函邀请我出国考察访问，甚至某些“研究机构”也看中了我。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难道还怕我跑了不成！我蒯大富还不至于那样无知。我是共产党一手培养大的，我热爱我的祖国，我希望为国效力。浪子回头金不换，宰相肚里能撑船。按说我现在已经是回头的‘浪子’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牢也坐了，错也认了，罪也罚了，应当给我基本的生存和政治权利了。曹操的将领大部分是降将，照样帮曹操打江山，救曹操的命。我不明白中央为什么这样怕我们。我不甘心，我要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出国看看。”

　　“你别瞎子点灯啦！你好好给我们山东老乡卖力气干活吧！中央就是怕我们，一些老人们就怕我们挖他老人家的‘坟’。这是明摆着的事，人家信不过你。一朝天子一朝臣，谁让你听毛泽东、周恩来的话玩命造反，结果上了林彪、四人帮的‘贼船’呢？要是救过陈云、邓小平、薄一波、王震等老人家的命，还用着费这个事了吗？”我实话实说。

　　蒯大富后来果然向中央打了报告申请出国，如我所言，不批。

　　机会似乎来了。前二年，北京市有关区的领导想开发第二个电子一条街--电讯一条街。从新街口到人民大学，这中间有邮电部，电影学院，北师大，国防科工委，铁道部水科院，北影，中保公司，航空航天大学，中软总公司，邮电大学，政法大学，金融大学，牡丹集团等大单位，开发电讯一条街不失为明智之举。有关区领导要物色一位合适的人物挂帅，有人推荐了蒯大富。有关领导认为，这是搞经济，不是搞政治，文化革命已过去20多年了，如今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于是决定请蒯大富出山。

　　山东人不干。“你蒯大富这是干什么？好不容易冒着风险把你聘来，又没有亏待你，你这山看着那山高，算怎么回事？”但是北京要蒯大富，胳膊拧不过大腿，忍痛割爱吧！但不能让你蒯大富白走，得赔我们的损失。北京有关方面同意赔偿损失。于是蒯大富兴高采烈的来到北京准备走马上任。有关方面已给他配备了住房和汽车。

　　那天又是老朋友们聚会，蒯大富那个高兴劲，甭提了。在座的朋友们也为他祝贺，宴席上一片欢声笑语。

　　我没有吭气，低着头喝酒。借着酒兴，我对蒯大富说：“老蒯，休怪我老戴扫你的兴，我看这事玄！洞房花烛夜要刺刀见红才算数，陈希同同意并签字了吗？”

　　“这事用不着陈希同管，又不是来北京当处长、局长，区一级同意就行了”。大伙异口同声。

　　“休怪我说扫兴话，你们是不生孩子不知痛。”我说，“你们到现在不懂政治，你们不了解中央的情况，我估计这件事成不了。如果没有“六.四”，或许有点希望。”

　　“老戴说的有道理。”有人同意我的分析。

　　果然，不幸又被我言中。不几天，北京土皇帝陈希同派人通知蒯大富：“蒯大富先生，北京不欢迎你，请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历史老人又一次把蒯大富等人的“天灵盖”猛敲了一下。

　　据说某些老同志一听说蒯大富要来北京，马上找到了陈希同：“不能让蒯大富进京！否则我们就撞死在你陈希同的办公室里。”

　　蒯大富只好又灰溜溜地回了蓬莱。

　　笔者有感而发。孔子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么干的。

今日蒯大富

　　书归正传。好马不吃回头草，山东人眼里揉不进沙子。蒯大富回蓬莱后，自知理亏，未等主人下逐客令，带领老婆孩子去常州过度了一段时间，然后直杀深圳。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朋友多堵墙。蒯大富毕竟是蒯大富，他的朋友遍天下。有杂质的玉石仍然是玉石，不是茅坑里的石头。

　　很快，蒯大富就被一家外资公司聘为副总裁，后来又成立了自己为法人的公司。靠着他的名气和精明的运作，他的公司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今天的蒯大富，已经成了深圳的小“大款”，有住房，有汽车，有利润可观的公司，终于圆了“又快又大又富”的“梦”，历史老人阴差阳错地把他变成了真正的“快大富”。这正是：有心栽花花常落，无心插柳柳成阴。

　　笔者有感而发。赚点小钱，或者就算成了大款，不是我辈的理想和吉音。犹太人很有钱，但很痛苦，因为他们丧失了家园。我辈丧失的是母爱，而狠心的老母亲至今不让儿子们回家。

　　就在本书写到这里即将“封顶”的时候，蒯大富又来到了北京。他这次是来参加清华校庆活动的。他利用校庆和“五、一”节假日，拜访了许多老领导，老同学，老朋友，所到之处，宾朋满作，一片欢声笑语。

　　在天安门附近豪华的皇家大酒店里，蒯大富宴请诸位老朋友。在座的有大学教授、政府官员、公司总经理，也有我辈下岗职工。席间我端起酒杯：“恭喜老蒯发了大财，看来起个好名字就是管用。”

　　蒯大富哈哈大笑说：“发点小财，混碗饭吃，小康而已，不得已而为之。其实，我的名字给我带来的全是灾难。现在我的一切都是我的女儿带来的，因为她叫蒯晓琼--快小穷。”

　　众人哈哈大笑。

　　席间，蒯大富频频敬酒。他仍不减当年的风采，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笑话连篇，幽默不断，记忆力出奇地好。

　　我翻看着蒯大富的影集，发现了一张蒯大富和韩爱晶在深圳街头邓小平巨幅画像前的合影，这真是一张十分有意义的照片。

　　“老蒯，我说你真应当感谢小平同志，要不是他老人家搞改革开放，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哪有你今天的好日子过？你应当在邓小平画像前磕三个响头。”我说。

　　“是啊！邓小平虽然把你关押了17年，但没整死你，给你留了一条生路，你真应当感谢老邓。要是毛泽东时代，你劳改释放后连工作也找不到，更不可能当‘大款’。你应当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你现在是给个部长也不换，多好！”有人说。

　　“毛泽东时代我早就当工程师了，不可能坐牢。”蒯大富笑着说，“现在不用说部长，连个小科长也比不上，我现在事实上许多政治权力仍然被剥夺，仍然不准入党，不准出国，更不准当官，甚至连户口也不让迁到深圳来。我只好当个体户。不过我挺满意，心里很平衡。感谢中央给了我一碗饭吃。小平同志没有要我的命，我已经感恩戴德了，被抓的时候，我就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现在，我是深圳的纳税先进个体户，我只能为国家做这点贡献。我的座右铭仍然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我不计较任何个人恩怨。”

　　“据我所知，深圳人不太关心政治，但特恨‘文革’。‘文革余孽’在深圳不太受欢迎。不知你和老六（韩爱晶）双双去了深圳反应如何？”我问。

　　“不对，深圳人很大度，很欢迎我。我和韩爱晶到深圳后，许多媒体记者整天找我。有的记者未经我们同意，把我们的照片登了半版报纸，象巨型广告一样，我们很生气。不了解情况的人，又认为我老蒯要出风头。这些记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蒯大富尚有自知之明。

　　“挨整之后，对文革中的事怎么看？”有人问。

　　“文革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帐，对许多人包括我来说也许是一场灾难。我始终认为文革中我响应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号召起来造反没有错，错在我头脑发昏，一是世界观没改造好，二是上了当，受了骗，犯了许多错误，伤害了一些人。文革中我有滔天大错，但我也是受害者，我不是反革命，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中央把你判17年刑，比陈伯达、姚文元只少一年，你服气吗？”

　　“判得是有点长了点，政治需要嘛！不过没有什么，谁让我是蒯大富呢？”

　　“你的主要问题是不该反刘少奇、王光美？”

　　“工作组和王光美不整我，我能反王光美吗？毛泽东要整刘少奇，中央文革要我反刘少奇，我能不反吗？当时全中国有几个人不反刘少奇？我也是上当受骗者。那么多人整刘少奇，‘九大’开除党籍，一直到把他整死，难道都是我的责任？算了！不提这些了！”

　　“听说现在你同许多‘太子党’交了朋友？”

　　“有一些。他们都不错，有的人很有水平，不象外界传说的那样。象某某某、某某某都是很不错的。他们很大度，很开放，比他们的老子厉害。”

　　“‘六.四’时你在哪里？”有人问。

　　“不怕诸位见笑。‘六.四’时我在西北宁夏，白天上班，晚上在家里同罗晓波跳舞，连报纸都很少看。”

　　“高！看来没有白关你，老蒯真是改邪归正了。”众人大笑。

　　“你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什么，用户群是哪些？”我问。

　　“我主要做电子产品、声光设备、网络工程、医疗设备等等。客户全国各地都有，我讲信誉，他们也讲信誉，去年业务不错，今年更好。我是深圳市模范纳税人，税务部门对我十分客气。”蒯大富快人快语。

　　“后来又回过塘格木没有？你应该再回去看看，到那里投点资。”

　　“太忙了，哪有机会去？不过将来有可能去。中央开发西部是英明的决策。当年我和韩爱晶就认为中央应当在西部投资，这不仅是为了发展西部经济，也是政治的需要。如果西部老是贫穷落后，西藏、新疆就不安全。现在中央决心很大，但困难不小。至于个人投资，目前很难有短期回报，况且经济实力也不允许。”

　　蒯大富说罢，举起酒杯敬了大家一杯酒，说：“欢迎大家到深圳去看看。深圳的发展变化实在太大了。”

迟来的爱

　　公元2000年底，就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本书初稿完成之时，突然传来了本书的主人公之一、笔者夫人尹聚平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笔者诚惶诚恐地向读者报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旧世纪结束之际，文革中因随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赴武汉，在“7.20”事件中死里逃生，后被打成“5。16”分子、王力的“黑秘书”、“反军乱军”的女干将，最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种人”尹聚平在夹起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工作30年并当了奶奶之后、即将退休之前，终于被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多次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别批准，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文革中的“三种人”被批准入党，这可算是当今中国的大新闻。对于这姗姗到来的“迟来的爱”，我诚惶诚恐地代表全家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

　　本来，在抓完“5。16”以后，我辈青年学生们并没有查出什么“篡党夺权、反军乱军、杀人放火”之类的“滔天大罪”。当年正风华正茂的我们多么想轻装前进，努力工作，报效祖国和人民。可是，某些老人们就是不放心，把我们当成了“四人帮”的人，当成了“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警匪还坏”的人，一定要给点颜色瞧瞧。这一“瞧”，从20多岁到死政治上始终不得翻身。幸亏我们的血管里流的是共产党革命烈士的鲜血，始终对共产党坚信不移，否则，不自杀也要得神经病，甚至当“恐怖分子”。如今，已经当了奶奶的尹聚平终于劳驾和惊动了中央最高当局，被“特赦”批准加入了共产党。受宠若惊之余，怎不令人百感交集，欲哭无泪呢？

　　令人感动和欣慰的是，在积极支持尹聚平入党的人们中，有些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有的甚至是当年尹聚平的专案人员。

　　请某些读者不要见笑，作为共产党人革命烈士的后代，我们不能象你们某些人那样，把整个共产党看得一无是处，甚至恨不得共产党一夜之间垮台，这是你们的偏见。用文革中的一句话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任何一个政党，包括它的领袖人物，在某些历史时期--不管是文革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年代，都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的。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政党能不能正视和靠自己的力量纠正这些错误。

　　想说的话太多，不知不觉又跑了题。本书由衷地说了共产党许多好话，决不是害怕文字狱，忠言逆耳的话本书遍地皆是。

　　最后想说明的是，夫人入党是夫人的事，共产党再好，本人进火葬场之前恐怕是加入不了了。作为至今戴着“三种人”帽子的家伙，本人有自知之明，别把共产党的圣水搅混了，那叫做“污染”。托共产党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先生们的福，做一个自食其力、粗茶淡饭的退休职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老百姓，做一个始终在中华母亲大地上吃喝拉撒睡、喝酒、钓鱼、下棋的爱国者，既能减肥，又能长寿，挺好！

最后的话

　　写完了以上的文字，笔者最后声明：

　　文革之初，蒯大富、韩爱晶也好，笔者之流也好，都是20岁刚出头的青年学生，虽然出身不很高贵，但都是喝共产党的奶长大的。其实，喝国民党的奶长大的也是一样，不能说天生就是坏蛋。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几乎人人发疯的年代里，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和指挥下，我们奋起造反。由于世界观未改造好，头脑发昏，忘乎所以，加上中央文革捣乱，实在真假难辩，因此充当了错误路线的打手，参与迫害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和老干部，犯下了滔天大错（注：笔者除外）。后来很快被“四人帮”之流当成替罪羊，一脚踢开，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文革中他们有错误，但他们也是受害者。时至今日，30多年过去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叫罪行也可）应当被十几年的重刑和审查所抵消。

　　笔者始终认为，对文革中的人和事，应当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处理，不能简单地以牙还牙，以怨报怨。中央上层的斗争，不能搞扩大化，更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

　　邓小平同志主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早已“天翻地覆慨而慷”，历史上的许多恩恩怨怨理应“逝者如斯夫”！如今，“地、富、反、坏、右”早已经平反，中国已经没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全国人人都是“活雷锋”，难道惟有蒯大富之流还是阶级敌人吗？如今，为了吸引外资，为了缓解就业问题，让更多下岗失业的中国人有碗饭吃，可以请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投资、建厂、做买卖，给中国人当老板，发工资；台湾省人，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甚至昔日的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战犯、还乡团头子都可以来中国大陆投资、发财，有的甚至被聘为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有的“资本家”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大批下岗失业者的“救世主”；昔日的“山姆大叔”、“皇军”、“国民党将领”都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为什么小小的蒯大富们就不能将功补过，带罪立功？难道已近“花甲”之年的蒯大富们真的能半夜三更抗着铁锹去挖人家的祖坟吗？某些老同志一年遇蛇咬，十年怕井绳，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是否有些太紧张了呢？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呢？

　　据说时间可以淡化一切。国民党战犯十年就特赦了，右派分子由臭变香用了20多年，“地、富、反、坏”获得“解放”也20多年了。如今，文革已经过去了30多年，“文革余孽”们已经死的死，老的老，还要他们“忏悔”到什么时候呢？中国人过去整人兴“灭九族”，如今学会了“马拉松”，让时间老人充当杀手。岂不知，时间老人有时也会不堪重负的。胡耀邦同志活着时曾经哀叹，再这样下去，中华民族的历史怨恨和横沟什么时候才能消失，什么时候才能抚平呢？这是不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呢？

　　笔者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在进行任何革命或社会变革时，都应当团结和利用大多数，包括犯过错误的人。连封建帝王都知道上台后实行“大赦”以争取民心。任何时候，应当是坏人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经济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转移和调整，取消了阶级斗争为纲，这无疑是正确的。作为当权者，宽宏大量，抛弃前嫌，化敌为友，给政治出路和不拘一格降人才，才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人为的树敌和树对立面的作法早应休矣！政治斗争，恩威兼并，该出手时才出手，该宽容时就宽容。所以，笔者认为，文革回潮，文革余孽复活之类的担心早已大可不必，那早已是杞人忧天。

　　有人竭力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本人举双手赞成。但是，除了文革中的受害者和混进造反派里的坏蛋外，似乎还应当把文革初期真正搞“打砸枪”、草荐人命而至今不认错反而飞黄腾达的老红卫兵“联动”分子们；文革初残酷打击、迫害广大青年学生、教师、干部的“工作组”和“工作队”们；抓“5，16”运动的刽子手们（决不是指一般奉命行事的普通干部群众）也刻在历史的耻辱拄和纪念碑上，以警示后人。这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公平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迟迟不建，看来不是资金问题。有人说，这是给中央出难题，是不懂政治，惟恐天下不再乱，这话有些道理。某些人坐井观天，只看到自己小圈子里的世界，对文革中挨过的整、受过的苦至死不忘，整天钻牛角尖。有的人甚至不读书，不看报，不上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现在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干部和大量的失业工人、失地农民恨不得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不知咋回事，您说这文革博物馆怎么建？

　　任何人造的博物馆和纪念碑都不可能永恒，十二级地震一来全完蛋，只有人民群众心中的纪念碑和客观存在的社会实践才是永恒的历史纪念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话仅说对了一半。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本来不需要检验，要想检验也可以，但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更不是一个、两个人或一部分人说了算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正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也！

　　岁月沧桑。文革中的造反派虽然没有一个进“官场”的，但都大浪淘沙、各奔东西。有的成了刑满释放人员，有的成了退休、下岗或失业者，有的当了爷爷奶奶，有的“与时俱进”，阴错阳差地成了“大款”和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有的去了火葬场……笔者直言，现在真正从理论上和思想上理解和拥护邓小平理论和党中央政策的人群中，“文革余孽”们不在少数。他们是痛定思痛者的反思，而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叫好。现在真正给共产党抹黑、帮倒忙的，不是我辈造反派们，而恰恰是那些文革后提拔起来受到重用的贪官污吏和蜕化变质分子们，这些家伙们没有一个是造反派出身。令人头痛而“可爱”的“六.四精英”们（例如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和《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也没有几个是“文革余孽”。浪子回头金不换，宰相肚里能撑船。某些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既然能同当年的“帝、修、反”和国民党战犯、地主、资本家、还乡团头子们握手言欢，甚至拥抱接吻，为什么就不能原谅造反派们？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正视人权的今天，对有公民权的公民似乎不宜再张口就骂，举手就打，那有侵犯人权之嫌。无论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还是乳臭未干的小儿，都应吸取历史的教训，做事三思而后行。

　　2000年 元旦初稿

　　2004年 8月终稿

后记

　　本书在长达数年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他们有的提供了有关历史素材，有的对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笔者由衷地表示感谢。

　　本书有关章节借用和摘录了王力、叶永烈、师东兵、唐少杰等人著作和文章中的有关内容，有的摘录了不知名的网友的文章内容。另外，山东省潍坊市经济学校的王海鹏、李继俊老师和学生们为本书初稿的文字编辑和录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参考资料

　　（1） 《中共党史》

　　（2） 《山东诸城市志》

　　（3） 《山东安丘市志》

　　（4） 《潍原战火》

　　（4） 《毛泽东选集》

　　（5） 《邓小平文选》

　　（6）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

　　（7） 《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

　　（8） 王力-- 《文革反思录》

　　（9） 叶永烈--《“四人帮”全传》、《王力访谈录》

　　（10） 师东兵--《中国文革史》、《汪东兴传》、《胡耀邦的最后十年》等

　　（11） 陈再道--《武汉“7.20”事件始末》

　　（12）叶永烈--《决定中国命运的28天》

　　（1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史，大事记

　　（14）权延赤--《杨成武在1967》

　　（15）李志绥--《毛泽东私人保健医生回忆录》

　　（1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17）香港--《邓小平的最后十年》

　　（18）张佐良--《周总理的最后十年》

　　（19）《江泽民传》--香港版

　　（20）《赵紫阳传》--香港版

　　（21）《中共太子党》--香港版

　　（22）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

　　（23）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24）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25）《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26）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本书介绍

开场自白

上部  渠河风云

前言

引子

戴氏家族

父亲参加了51军

死里逃生投奔革命

讨“张”战役

第一次解放

父亲、叔父壮烈牺牲

九祖父、五哥壮烈牺牲

第二次解放

解放之初

启蒙老师

镇压反革命

少年时代的故事

美丽的母亲河

口吃的笑话

二老爷的故事

初中女同学之死

反右派的故事

放“卫星”的故事

书记原来是个色狼

母亲之死

高中的日子

我的初恋

进京上大学

见三叔

大学生活

入党问题的遗憾

中部  文革风云

关于文革

中央文革介绍

文革之初

怀念武光院长

反工作组的斗争

写血书

工作组走了

关于“老红卫兵”

“北航红旗”成立

二十八天二十八夜

让“请柬”韩爱晶上天安门

周总理为我平反

围困“苏修”大使馆

大连镇压“造反团”

“二月逆流”问题

北航“革委会”成立

蒯大富和“四.一四”的故事

谭厚兰砸“孔家店”的故事

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的故事

“天、地”派的起因和斗争

北航“批斗彭德怀”问题

北航红旗“红一连”问题

武汉“七·二零”事件及其它

再说王力

回故里看望李青君

中央武装北航红旗

大连、烟台遇险记

天安门广场武装游行

北航“八.二四”事件真相

张体学上了天安门

纪登奎当了副总理

“红航一号”诞生记

武光问题真相

砸“八.一”大会

北航“国际红卫军”事件

北航周国怀“叛逃”事件

朱东的故事

韩爱晶带枪进人大会堂

山西、山东之行

北航周天行问题

恩怨总有了结时

北航“清队”自杀事件

康生整人目击记

蒯大富二下北航借枪

关于“北航黑会”问题

清华园“七.二七”大武斗

毛泽东“七二八”大召见

毕业分配

遭遇劫匪

关于“批清运动”

隔离审查进“牛棚”

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

逃出“牛棚”看娇儿

度日如年

小伙子看守的故事

与军管会的较量

转移“牛棚”

夫妻双双在“牛棚”

见“故人”——尹聚平还活着

见儿子——欲哭无泪

林彪完蛋了

关于“反军、乱军”问题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一、谁强奸谁？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二、“五一六”登记表的故事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三、“反革命秘密电台”事件

走出“牛棚”

黄河大堤抒怀

山东老乡的故事

三叔戴健安息

我也保过“老邓”

“四.五”事件亲历记

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关于抓“四人帮”问题

天安门广场“戏说”朝政

李冬民事件

“母亲打儿子”的故事

关于“三种人”问题

下部  杞人忧天

朋友啊！朋友

怀念胡耀邦

话说赵紫阳

万里重返沂蒙山的故事

羊“告御状”的故事

月是故乡明——诸城的故事

话说周恩来

“四人帮”的下场和结局

“五大学生领袖”的结局

塘格木传奇

咬鼻子与割耳朵的故事

好人王如山

今日韩爱晶

蒯大富与女硕士

今日蒯大富

迟来的爱

最后的话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