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废墟时代

柏林废墟，1945年

第1章 第三帝国的末日

炼狱

1945年5月7日凌晨2点41分，谈判室。随着第三帝国无条件投降，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在欧洲走到了尽头——之后的8月14日，在投放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之后几天，日本也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在法国兰斯的一间校舍里，西方盟军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已建立了自己的司令总部。美国、英国、苏联、法国这四个战胜国的代表出席了谈判。武装部队运营参谋长、希特勒最信任的军事顾问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签署投降书之后，起身请求发言。他说，在这场长达五年多的战争里，德意志人民和德意志国防军的付出和遭受的痛苦或许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多。“此时此刻，除了希望得到各位的宽容，我已无话可说。”没有得到回答，他带着他的代表团离开了房间。

德累斯顿约翰尼斯大街防空洞里烧焦的尸体

据1945年5月9日最新的国防军报道，自午夜开始，所有战线上的一切武器都沉寂了。国防军似乎已料到这将会是一场无谓的反抗。“这场长达近六年的英勇奋战就此结束。这场战争不仅给我们带来过巨大的胜利，也给我们带来了极惨重的失败。最终，德意志国防军面对压倒性的暴力，充满尊严地忍受了失败。”“充满尊严的失败”演说是纳粹最高统帅部编织的最后一个谎言。自这场战争爆发以来，德国国防军已完全丧失道德理智，发起了反对犹太人、波兰人和俄国人以及欧洲其他民族的种族灭绝，不负责任地延长战争使得损失不断增加。直到最后一刻，纳粹德国的将军们，只要手中还有权力，便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把所到之地焚为一片焦土，把他们的士兵赶入毫无意义的死亡，而自己却常常临阵脱逃并得以幸存，甚至乔装混入平民。

帝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于1943年2月18日发出了口号——“我问你们：你们想全面战争吗？必要的时候，你们想要这场战争进行得比我们今日所能想象的要更全面和彻底吗？”——在1945年这一切完全坐实：德国和德国人的“最后的日子”开始了。“第三帝国自杀了，而那具尸体叫作德国。”埃里希·开斯特纳在他1945年2月27日的日记上这样写道。

尽管纳粹政府一直致力于强力操控人们的是非观，仍旧有许多人在追求和平。1945年的新年演说，希特勒在对德国人民发出号召的同时也做了充满威胁意味的宣告，说德国的投降永远不会到来。

然而，可怕的灾难接踵而至，首先是空袭。盟军的飞机空袭越来越频繁。在1945年4月16日美国盟军领导人宣布决定运用战略性空中进攻全面击倒德国后，投掷了135万吨炸弹。这导致大约360万间寓所被摧毁，750万人无家可归以及60万人死亡。即使已经到了战争的最后三个月，还有12万德国人在空袭中丧生。

在炸弹攻击中丧生人数最惊人的是1945年2月13日在德累斯顿的那场空袭：这所城市被夜间轰炸（773架轰炸机）和白天轰炸（311架轰炸机）毁灭，至少有3.5万人在这座逃亡者遍地的城市里死去（另外的估计则称有4万～6万或者更多的人丧生）。在整场战争中，最残酷的袭击都是针对平民的。乌尔苏拉·冯·卡尔多夫在她的日记里面记录道（1945年3月12日）：“人们听到来自德累斯顿的恐怖叙述。上万人丧生。整个城市挤满了来自东边的难民。活着的人都在忙着从废墟瓦砾中挖寻尸体。英国人鼓吹他们的善良，但实际上他们同盟国的野蛮程度不亚于纳粹。对待逃跑者，无论老人、母亲或儿童，都是用炸弹和磷光雨去烧焦，让他们残废或窒息——惨绝人寰。”

党卫队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发出指令，在敌人到来之前清理集中营并把犯人押送到后方的集中营去。“可是，1945年1月注册的囚犯人数超过70万，其中至少1/3的人在‘死亡行军’中丧生。”

当歇斯底里的“坚持最终胜利”的口号也不能再唤起纪律观念强烈的驻军士兵任何共鸣的时候，纳粹分子开始残害自己的士兵。二战期间，驻军司法审判机构一共判决了大约3万起死刑；而与之相对的美军内部只有过1起死刑判决。

哈特穆特·冯·黑廷格（Hartmut von Hentig）在1945年的希特勒生日当天（4月20日）来到柏林，被晋升为少尉并委任为作为元首后备军的国防军陆军总司令。他在法兰克福大道上，每经过两盏路灯，都会看到电线杆下晃荡着一个逃跑的士兵。这个威慑的作用并非十分明显，因为部队又被转移至南德，随后是总司令被转移，当时坐在运输火车上的“几个身穿深色服装的同志，在我们到了他们家乡附近时下了车”。

由纳粹主义煽动并被各种“消息”证实的黑色恐怖，使东部地区对俄国人的恐惧不断蔓延。大量难民迁徙的队伍试图跋涉到西德。希特勒在入侵苏联期间对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所说的——“我们一旦赢了，谁会管我们是怎么赢的。我们都已经这么不择手段了，我们必须赢。否则我们整个民族、我们这些坐在顶端的人以及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将走向灭亡”——这种阴暗的想象如今开始应验。三年野蛮血腥的战争留下了一个残败不堪的苏俄。对俄国人来说，现在正是一个复仇的好时机。

苏联进军东普鲁士后，截止到1945年5月，格但斯克海湾有200万～300万的难民和士兵被疏散；2万～2.5万人在此丧生。最惨重的一次灾难是载着大约有6600名难民党组织人员的巡洋舰被一艘苏联潜艇用鱼雷袭击，只有1252人得救。一个生还者后来这么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坏人，是畜生。”那些不能继续前行的孕妇和老人就直接被活活弄死。

从陆地走比从海洋走更危险。道路常常被苏联坦克封死。“难民的队伍常常被已碾压过的路或雪山阻挡，但他们还在走着。马常常滑倒，车常常垮掉。很多人只带了一辆小手推车，里面已经是他的所有家当了。这是一场与绝望对抗、艰苦卓绝的斗争。食品，尤其是对婴儿至关重要的奶水几乎没有。除此之外，还得一直害怕会被坦克碾轧。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和病人，都放弃了，自己寻了死。”

为了推迟第三帝国的灭亡，纳粹政权发动了最后的征兵招聘：面向所有儿童、少年、女人和老人。在盟军成功光复法国和在东西方战线取得胜利后，希特勒在1944年9月25日号召所有德国人支持以及签署保卫德国民族的公告。约瑟夫·戈培尔狂热地宣告了来自特奥多尔·科尔纳的口令：“人们起来，让风暴来临。”但是，兵败如山倒，已经无法阻挡。

希特勒再一次在薄弱环节和东线集结了大量部队。阿登山脉[1]的进攻开始似乎很顺畅，四天之后就陷入了僵局，到次年1月最终彻底失败。它终究没能为第三帝国避免失败，仅仅是拖延了而已。

1945年2月12日，苏联在东线开始发动全面进攻。强大的战争机器席卷了梅梅尔和喀尔巴阡山脉间早已筋疲力尽的德国陆军。苏联红军开始对柏林——1月16日希特勒元首总部迁移之处——进军。1月19日，苏联红军抵达西里西亚边境，之后没多久俄国人就占领了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西方盟军预计苏联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持续攻势大约近四周。几天后德国军队不得不撤退到莱茵河后方，3月6日科隆失守。一天后，美国人拿下了雷马根的铁路桥。

“告诉那些男孩们，他们应该勇往直前。我相信这场战争马上就会结束。我希望，那时我的士兵都在前线，荣誉会从天而降。”（乔治·巴顿，美国第三集团军将军）

而纳粹德国的军队仍在负隅顽抗，以至于无谓的流血事件继续上演。卡塞尔在4月3日，纽伦堡在4月19日，慕尼黑在4月29日相继失守。1945年4月25日，美国第69步兵团和苏联第58近卫师团在易北河的托尔高会师，并在同天决定包围柏林。

恶魔的末日

尽管第三帝国的末日已经来临，纳粹主义运动还在做垂死挣扎。这次的口号是：拯救自己！那些依然在宣扬为民族壮烈牺牲的精神的纳粹党羽和领导人，那些在政治、军事及管理上为德意志民族如今的毁灭出谋划策的领袖，其实已经悄悄地准备好要离开。这些国家的罪人、大规模屠杀的刽子手，他们所试图逃避的罪行之恶劣程度是史无前例的。

恩斯特·尼基施曾经形象地把第三帝国形容为“低等魔鬼帝国”，纳粹政权在最后阶段的丑态尤其证明了这个描述的精辟。尼基施说，纳粹党羽的原型是流氓，流氓的意思是自大的人，没有信仰，对一切都无所谓，只顾保护自己的利益。

希特勒，因为无数次的反复歇斯底里、抽噎、发怒，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因此得罪了戈林和希姆莱，两个他最亲信的同谋。这两人瞒着他，违背其意愿地与敌人谈判，并试图篡权。

独裁者的生命仿佛一出虚情假意的拙劣感伤剧那样落幕了，仿佛他不曾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和毁灭他们的幸福。4月28日至29日的夜晚，他决定自行了断。而在此之前，他刚刚与他的情妇爱娃·勃劳恩举行了结婚仪式，戈培尔和鲍曼作为证婚人。附近人民冲锋队[2]的一名分部领导沃尔特·瓦格纳也被带过来，这对新人在其面前宣明两人均为纯正雅利安血统且无遗传性疾病。对此，约阿希姆·菲斯特在他所著的希特勒传记中评论道，显然，从这一刻开始，“元首”和他的统治已经彻底完蛋，一切已成定局。“但不管他的名字曾经被吹捧得怎样神乎其神，结局可一点也不神话。”

在1945年4月29日的政治遗嘱里，希特勒任命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为德国总统，戈培尔（希特勒自杀不久后自杀）为德国总理；自1932年担任帝国财政部部长的格拉夫·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受邓尼茨委任为国家政府执行官。躲到弗伦斯堡的新政府为了避免无条件投降，努力试图与西方国家建立一个对付苏联的共同战线。但最终邓尼茨还是同意了无条件投降。战争机器就此停止了运转。

1945年5月2日，汉堡。佩特拉·S.在她的日记里记录了许多德国人大梦初醒时的心情。“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夜晚！我睡得如此幸福，脑海里还总想着：‘希特勒死了，纳粹死了！希特勒和纳粹死了！’今天一早我就去上学了。在路上我还在想，是否还能看到纳粹党徽。但一个都没有。奇怪的是，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哀悼，尽管他们亲爱的、尊敬的、被他们这些傻瓜视为神一样的元首已不在人世。”

无尽的痛苦折磨着人们和他们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共有约5500万人丧生——单单在苏联就大约有2600万人（其中700万是平民百姓）；在被德国俘虏的570万苏联士兵中有超过300万人死去或被杀害。735万德国人中有逾60万平民遇难。在波兰有600万人，南斯拉夫有48.5万人，法国有53.7万人丧命，另有500万～600万犹太人被杀害。战争结束时，德国的土地上有800万～1000万难民流离失所。

再一次获救

经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春天一定是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埃里希·开斯特纳在他1945年2月27日的日记里面写道，不过，这个春天却并不在我们的日历之中。“历史的四季以世纪计。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与死全都在这‘新时代的11月’。”

战后史的历书展现的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桑顿·怀尔德在战争期间所创作的《我们再一次得救》中一针见血地描述了人的基本模式：幸存者从不放弃。

“这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不断地重新开始。一次又一次。不断地重新开始。我们怎么会知道，这次会比从前的好呢？可为什么我们还要不断地重新开始，好像我们知道这一次一定会更好一样？”

5月到来了。阳光如此灿烂，空气如此温暖，以至于人们有种身在夏天的错觉。许多人感觉这是某种“慌乱的田园生活”。阿尔努夫·巴尔林这样回忆道。最好的礼物就是宁静。当他回忆起1945年5月，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日子的悄无声息，它的宁静，日复一日在蓝蓝的天空下。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几乎不再有恐惧。仿佛深渊、痛苦都不复存在。新生活从废墟里萌芽了。

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纳粹政权倒台——尽管为祖国带来深重的耻辱，但也能让德国回归人性，流亡美国的托马斯·曼在电台里对他的德国听众这么说道。这一时刻是艰难而悲伤的，因为德国并不是用自己的力量主动迎接这一刻。“但权力并不是一切，它甚至连主要问题都不是。德国的尊严从来都不只是权力。德国曾经通过人类的成就和自由的精神为权力赢得过尊重与赞叹，以后它也可以这样。”

在战俘营，即使生活质量已经降低到不能再低（“这是我的帽子，这是我的大衣，这是我的剃须刀，全都在麻布袋里”），对理性声音的期待仍然觉醒了。废墟时代最重要的诗作是君特·埃西斯的《盘点》（Inventur）（因为它第一次直白、不加修饰地勇敢写出了当时的状况）。诗里说，铅笔芯是那个时期代表文化希望的物品：“每天它都给我写下诗句，写下那些我夜里想过的事情。”

野蛮的思想曾经妄图把人类引向灭亡，可惜它并没能瓦解一切，相反却带来了新的开始。一种文化意识如浴火重生的凤凰——凤凰浴火重生是那时人们很爱用的比喻——一般，在昨天与今天之间、传统与新事物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找寻立足点。这一切都基于一种热情，野蛮时代过后，人们正是凭借这股热情开始重建文化。人们还有一种“补偿”文化的愿望，那并不需要完全开发全新的东西，而首先是剔除意识形态，重新发现原有文化。

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他的文集《德国的灾难》（Die deutsche Katastrophe，1946年出版，但在1945年已完成草稿）里表述了战后时期形成的某种历史观，以及政权垮台后，在他心里冉冉升起的理想：今后，德国的每个城市和城镇都兴起“歌德社区”。那是“伟大的德国精神通过生动的见证由耳直达内心——那些声音是高贵的德国音乐和诗歌”。尤其是节日中，应该从头到尾被伟大的德国音乐装点得更加崇高：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至于古典诗歌，“即使我们的祖国遭遇如此的大不幸，依然可以在满地狼藉中找到一些未被摧毁的东西，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德意志的‘圣礼受洗’”。

大教堂、寺庙、教堂这些神圣之地是真善美的象征。人们对歌德的《伊菲革涅亚》[3]（Iphigenie）特别钟爱，战后许多舞台都用这一剧目作为开场表演，或将此剧作为整个废墟时期他们演出计划的核心。死亡、废墟、贫困——然而，在这一切之上，人们随着宽恕一切的美好人性飞扬。每个人，只要他“出生在天空下，受过纯洁胸脯的哺育”，都会听见人性的声音，“和它一起翱翔”。

战后纽伦堡的街道，1945年

大多数的流亡者也满怀激情，胸中充满了德意志精神的理想天空。演员沃尔夫冈·朗霍夫再次回到德国，他在1946年2月18日写给他在苏黎世亲友的信中表述了自己的心情：“能再次回到祖国家乡的感觉好极了。”

“我们期待最美好的德国人文主义精神再现——正义的精神、对真理的热爱、对信仰的拥护。”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在1945年11月25日“德国民主重建文化协会”的集会上提出并阐述了“东方精神”，并鼓励热衷社会贡献的作家和艺术家，如约翰内斯·贝歇尔、安娜·西格斯、路德维希·雷恩、阿尔弗雷德·坎特诺维茨、斯蒂芬·赫尔姆林、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恩斯特·布洛赫、斯特凡·海姆去苏联占领区，而亨利希·曼[4]却在计划回国不久前逝世。

事实上，德国自从1945年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就已经失去了行政力，而1945年6月5日通过的《关于战败德国及其最高权力机构政权对英联邦、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转交宣言》则从法律上确定了它的生效。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运行、管理和维持的责任都转到战胜国手中。德国的最高武力机构也通过单方面宣誓转交同盟国管理。

六月宣言[5]被钉在焚毁了的帝国大厦的残墙上。弗里德里希·迪克曼指出，这份宣言为政府机构还悬而未决的德意志国家起了一个之前没有过的新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德国”（Deutschland）。从俾斯麦1870年统一的四个德意志邦国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被纳粹用“大德意志帝国”的名头书写了“德国历史中最短命且最罪恶的一页”。“短暂的国家版图布满了鲜红的血印。”同盟国的文件用各自的语言为这个国家起了一个新的国名（Germany，Allemagne，Germanija），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了国名尚值得推敲。

武力吞并德国显然不是同盟国的打算。在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的波茨坦会议上，同盟国表示，并不想灭绝德意志民族或者奴役其人民。他们只是想给德国人民一个在民主与和平的环境下新生的机会。“如果德国人民不断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就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加入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各国人民行列。”

纳粹政权的垮台使欧洲再次燃起新生的希望。1946年9月，温斯顿·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的演讲中征引政治思想史时说，欧罗巴这块“高贵的大陆”，享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疆土和最温和宜人的气候，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原住民的家乡。

对德国人来说，战后时期具有非凡的意义。流亡归来的作家、时任法国文化官员的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写道，生活在这里的是一个不曾改变过的、认真工作的、井井有条的民族。就像蚁窝被捅了的蚂蚁一样，人们在废墟中来回跑着，担心找不到紧缺的物质粮食和得不到明确的指示。西占区在重建资本主义的权力与财产关系，苏占区则在建立国有社会主义制度、力争上游，这让人无暇反省和哀悼。“零点时刻”（Stunde Null）[6]，好像没有人察觉到纳粹主义在战后留下的无法形容的野蛮伤痕及那些与他们相关的个人责任。

忙于沉浸在个人痛苦中的人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去面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及如何在悔恨中开始道德重建的工作。欧根·科贡[7]于1948年写成《党卫队国家》，揭露和分析了纳粹恐怖制度。在书中，他根据自己对“德意志民族和集中营”的观察，对第三帝国的罪行做出了明确的描述，并对德意志民族政治信念的改变做了透彻的分析——到今天为止，都还只有极少的作品涉及这个课题。那是因为，分析的结果证明：希特勒的灵魂不仅仅只存活在德国人中；因为整个世界对于极权主义的抵抗力同等脆弱；因为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自己也成了受害者；因为过去的威慑在现今混乱的恐惧中失去了作用；因为言善非难，行善为难，尤其是行为到最后总是与“言善”相悖。科贡还提到了战俘们的命运，尤其是德国投降之后的战俘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占区所忍受的糟糕环境有时跟集中营没有什么区别。1200万～1400万人被用野蛮残忍的方式放逐。密封的火车车厢把他们成群驱赶到西德。这一切都是后来持续发生的非人道罪行的又一确凿证据。

一些艺术家被从纳粹监狱和集中营中解救出来，另一些结束了内心流亡或流亡国外，决定投身民主建设。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道德创建的意识。这种意识清楚地体现在誓约中，那是一份1945年4月19日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操场上，来自35个国家的2.1万名集中营幸存者纪念5.6万名惨死于纳粹手下的囚犯的誓词：“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和平、自由的新世界。对我们死去的同志和他们家人，我们自觉有罪。为了表示你们斗争的决心，请举起手来宣誓并跟着我念：我们发誓！”

特奥多尔·豪伊斯很早之前就提到，“零点时刻”具有两面性。1949年，他当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当选前夕他表示，“从根本上来说，1945年5月8日给我们每个人所留下的是一个悲剧且充满疑问的历史论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天可以说我们既被拯救了又被消灭了”。海因里希·伯尔在一封他虚构的《写给我儿子们的信》里写道：“德国人总是不断地问自己，5月8日这一天到底应该意味着失败还是解放。我们在这儿等待我们的‘敌人’来营救我们。”

把战争结束解释为“零点时刻”，这与社会史研究的结果相矛盾。根据最新的研究，自1943年年初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革命性的转变就已经开始，到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转变已经完成。转变，不仅仅指的是第三帝国被打败，德国丧失了东部地区的领土，旧贵族阶级的权力被剥夺，还指战争后期就已经开始的巨型民族大迁移，不管是逃亡还是被驱逐。原有的信仰、社会阶层和文化差异被取消，德国社会由此被深刻动摇，“一切都被摇得丢了位置”。回首历史，后来联邦德国中产阶级社会的轮廓在这个虚无情绪浓重的“紧急社会”时期就已显现。政治机构和标准体系受到占领国和德国本土那些在纳粹时期采取了反抗行动，或至少被纳粹当局禁言的政治及社会活动人士的强烈影响，我们也可以说它所带来的剧变是革命性的突破。

波恩政治[8]对“零点时刻”无法下定论的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针对这件事，1985年，西德联邦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在时逢战争结束40周年之际发表讲话，直面德国纳粹主义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罪责问题，证明了他出色的能力。讲话在短期内就被编印成多达120万份的小册子，录制成6万份唱片和磁带，获得了热烈的反响。这是一个政治的突破。这段讲话提到的三点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在后来的几年尤其是德国统一后不断被质疑：“解放”的主题是否有优先权、纳粹主义的所有受害者是否应获得同等的尊敬以及魏茨泽克对随大流主义的批评。

“我们有一切理由把1945年5月8日认定为德国历史错路的终点，这个终点也是美好未来的希望的起点。”

[1] 指突出部之役（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2] 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最后阶段成立的国家民兵部队，其成员为16～60岁尚未被征召服役的健康男性公民。该部队并非传统上由德意志国防军负责建立，而是纳粹党根据希特勒在1944年9月25日发布的元首命令建立的。人民冲锋队于1944年10月18日纪念莱比锡战役131周年时组建，并在两天后正式宣布成立。

[3] 伊菲革涅亚是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之长女，为古希腊剧作家所喜爱的悲剧人物。

[4] 亨利希·曼［Luiz（Ludwig）Heinrich Mann，1871～1950年］，重要的德国作家之一，托马斯·曼的哥哥，出生于德国吕贝克，逝世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5] 即上文的《关于战败德国及其最高权力机构政权对英联邦、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转交宣言》。

[6] 零点时刻，特指德国自1945年5月8日纳粹无条件投降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说它是零点时刻，是因为无条件投降和纳粹政权的彻底崩溃给新的开始创造了机会。

[7] 欧根·科贡（Eugen Kogon，1903～1987年），德国记者、出版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他信仰基督教，反对纳粹，被认为是联邦德国和德国的欧洲一体化的精神之父之一。

[8] 两德分裂后，波恩是西德的行政首都。

第2章 盟国占领德国

区域划分和西方态度

战争胜利后的盟国（“三巨头”：美国、英国、苏联）对德政策源于1941年8月14日的《大西洋宪章》。罗斯福和丘吉尔对该宪章达成了共识，并于同年9月（也）得到了苏联的同意，而当时美国还没有加入战争。宪章内容是关于国家政策的一般原则：放弃不符合人民愿望的领土扩张和改变；各国人民有权利选择他们的政府形式；在最终消灭纳粹暴政后，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和平、紧密的经济合作。

苏联国家元首约瑟夫·斯大林、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上

在雅尔塔会晤（1945年2月）以及战后的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到8月2日）中，美英苏确定了盟友合作关系并同意法国加入联盟。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三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这些不同因为合作的意愿而显得不那么重要。《波茨坦协定》的草案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公报上公开发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作为四大战胜国代表接管了在德的最高管理权力机构，严格遵守了对德共同政策的原则。但尽管如此，管制委员会根本无法在管辖区内单凭一己之力推行共同议定的法律法规，因为这属于该区域军事政府的权力范围。在许多情况下，因为意见分歧而发出的似是而非、含糊其辞的声明早已释放出信号：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加剧。

西方占领国的德国政策基本由美国主导。对德国到底是应该实行严厉的惩罚还是提倡宽容的改变？自1941年开始，争议愈演愈烈。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摩根索概念的创始人，提出了后来的“摩根索计划”——以严厉措施抑制德国的发展；德国必须成为以农业经济和牧场为主的国家。对于这个计划，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相当犹豫，但最终放弃执行。

在共同努力下使德国非军事化、去纳粹化、权力分散化、民主化以及解散——这几项内容都是在波茨坦会议中达成的共识性原则——在具体执行中，除了坚定不移的实用主义外，教育的理想主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人特别注重德国人的再教育，力求从根本上改变每个人的性格和民族的理想。再教育顾问小组不仅包括了心理学、人类学、心理分析学及社会学界的美国精英，还有弗洛姆和库尔特·莱温这样的德国移民。另外一个科学家小组的核心是政治学家弗朗茨·纽曼、宪法专家奥多·基希海默以及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他们都在马克斯·霍克海默从法兰克福搬迁到纽约的社会研究所工作，建立了纳粹独裁的战略服务分析办公室并为其撰写建议。主要内容是：盟国在军事胜利后如何在德国建立民主关系以及构建国家的经济、社会和党派，以避免德国重蹈覆辙并重新建立社会秩序，增强公众对专制的敏感度。

再教育概念在自己的阵营里也时有混乱。德裔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列文斯坦认为，以为一个战败国或任何一个民族竟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教育是“毫无意义的老生常谈”，是一种“狂妄的谬论”；而“蛮横的知识帝国主义”，即以为一个本身就急需教育的民族所说的理论竟然能教育别人，把这个谬论变得更糟。这种时而严厉、时而充满同情的“清扫过程”被证实是有效的。尤其是德国人有这种听话、刻苦、勤奋的态度，盟军在德国管制管理系统上完全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他们所下达的命令总是毫无异议地被服从。1945年8月6日，在进驻德国三个月之后——反纳粹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成功，“重建也取得了积极成果”——占领军和美国安全指挥官艾森豪威尔的公告完全符合美国的对德政策所定义的教育改良主义。

我们会帮助你们，“在民主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你们的生活。一旦你们那些受纳粹主义污染的学校和法院净化完毕，它们立刻就会重新开放。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和教育将会得到最有力的支持。你们已经出版了很多报纸，选出了很多可信赖的人在企业里代表你们，或者做军政府的顾问。这种或者类似措施的幅度将越来越大。你们将会被允许组织“地方工会”或者在地方上“证明自己的政治权利”。以此为目的的聚会都可以在得到地方军事政府的许可后举行。工会和政党最急迫的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好必要准备。在工会的组建和参与民主意义上的政治活动方面，你们将获得完全自由。其余的约束和限制什么时候被我们取消，这全取决于你们自己的表现。（美国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于1945年6月8日）

各个占领区之间的边境受到了（与其紧密程度相比）相对严格的监控。由美国军政府出版发行的图画杂志《今日》在1947年3月刊中问道，还要等多久人们才能在无须被不同的盟军的边检人员检查下自由畅行德国？“或者说得更明白点：什么时候才能废除占领区界线？”

苏联单方面违背《波茨坦协定》精神的行为，特别是索取赔款和将战利品据为己有，使东西部占领区关系出现了很大裂痕。“占领区边界”把苏联占领区同德国其他地区分离开来，作用等同于“国境线”。“这种分离很早就表明，西部占领区边界将被苏联占领区当局及德国行政机关在行动上给予国境线的同等对待，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被充满敌意的邻国所包围的国家的、很难逾越的边界。”

为此，可以想象得到，在当时的德国，任何从东部到西部和从西部到东部的旅行都会是一场冒险。“车厢里充满了盘问，紧张氛围显然易见。经过苏联的检查站之后这种氛围才被打破”，美国通信官军官斯蒂芬·海姆这样记录他第一次穿越“占领区”的旅程。由于彼此都处于恶劣的生活条件中，东部地区的火车和西部地区的火车中的谈话内容也都相似，只是因为内部政治的发展和俄国占领者特殊的意识形态让彼此表现得不同。

俄国人？他们什么都讲。比方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看上去非常悲惨的女人。当俄国人问她为什么，她回答是因为饥饿，俄国人感到非常震惊，他表现得很悲伤就走开了。但是之后他又再次出现，牵来了一头奶牛说：“瞧，女士……”转过一个拐角，人们就已经看见一个瘦小的农民弯曲着他那两条伸向天堂的胳膊……哈，这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胜利者嘛。他们说，最可恶的是那些德国人。“没错，”一个工人插话并且看上去非常愤怒，“我，德国共产党的保罗·克洛泽，我说，德国统一社会党就是浮渣垃圾。他们带着面包走到那些女人的面前说：选择德国统一社会党。加入德国统一社会党，我们就让你们的儿子回家。你们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吗？他们问那些农民。如果不是，机器就会鸣笛，东西就会被没收。他们像纳粹分子一样窥探窃听；周围到处都有这些流氓混蛋。民主主义者在大选上是如此逍遥自在，可以去撕下其他人的宣传海报，去涂鸦他们陈列的橱窗，去炸掉会场关掉灯。现在我要去德累斯顿给我的死党们带去他们那里禁止的《电报》和《每日明镜》。每次当我来的时候，他们早已在工厂前等着，问：‘保罗，你给我们带了什么……？’”（恩斯特·布鲁谢尔）

写作过不少东西德游记的汉斯·维尔纳·李希特认为，在英国占领区内的生活最自由，在美国占领区内的生活物质最好，最危险的是苏联占领区。

美国：友好的敌人

美国占领区政策最特别的成功之处在于，在对德国地区的掠夺和占领之后展现出了物质上的优越。美国佬来了！——刚开始，人们害怕地呼喊着。但是，这些恐惧很快就被兴趣抵消了。美国士兵都很友好，乌尔苏拉·冯·卡多夫在她1945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有时候，一些人会越过栅栏探看我们。我们喜欢和他们聊天……他们带给我们巧克力，我们说着蹩脚的英语——扯天扯地，尽可能地打探未来政局。”浆洗下士们的军装外套可以得到一包“好茶和肥皂”。一位科隆的目击者回忆说：“美国人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只不过问了有没有鸡蛋，年轻女孩子们就直接和他们交朋友了。之后他们坐在台阶上拉起了手风琴。然后我们得到了对于我们来说很新鲜的雀巢咖啡粉。我们已经太久没有见到咖啡了……”

跟着西方盟军的德国人是幸运的。研究德国的美国占领区的克劳斯·迪特马尔·亨克表示，他们在后来的西德展现的形象是友善的敌人。鉴于德国所造成的人道灾难，美国的占领和统治德国对决心根除纳粹主义的战胜者来说，太公正和有意义了——这是怎样一种人类和政治远见的胜利。“1944/1945年的美国占领方式拉近了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与东德的军事占领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统治既没有在两国间形成那种阻挡两国快速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也没有出现不可复原的创伤。”

美国人展现出了精心保养和整齐的习惯，以及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美好生活的能力：口香糖、罢工、美容、生活杂志……都让德国人印象深刻；这些小东西让这个被第三帝国的沉闷历史所压迫的小世界里的人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遥远的奢侈品消费世界。特别是有着丰富内容的“美国汇款到欧洲合作社”发送的包裹，即“关心包裹”，还有它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包装，仿佛传播着“美好新世界”的神话。400卡路里的营养价值在那个物品紧缺时代里就已是小的人间天堂。

“关心”（美国汇款到欧洲合作社）集22家美国社会福利组织之力，于1945年11月在纽约成立；它综合了多种民间倡议，激起新一轮绵绵不断的助人合作的浪潮。1946～1949年，仅仅在德国就发送了500万份“关心包裹”，为每一位接收者点燃了“黑暗中的光”[1]。

在美国，许多战犯得以了解美国社会的高生活水平，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消除自己纳粹主义的病态观念时非常不坚定。与此同时，他们还第一次体验了流行文化，这和德国扭曲的恐怖独裁截然不同。不少战犯都在占领区的地窖里播放爵士音乐——这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了一种拒绝纳粹式仪式和禁忌、严格规定以及独裁的等级制度的生活态度。战争结束两年后，“午夜慕尼黑”广播节目成了欧洲最热的爵士乐广播之一。

1945年开始的美国化，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的美国化为德国的西方化定位铺平了道路，即放弃德国的老路，视自由、民主、自主为进步的任务。这样的亲英美式道路很快就面临与苏联的抗衡。反过来，苏联占领区对自由的镇压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他们之前只是模模糊糊感到的事情，即西方占领当局早先预言过的、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在苏联于1948年6月26日到1949年9月30日所做的柏林大封锁期间，西柏林通过英美的空中桥梁供给的生活用品和物质，维持了一个城市的自由状态。对英美所代表的那种国家体制的认同感因此变得特别强烈。

美国士兵和德国姑娘谈话

美国人也呼吁停止实行赔偿和拆解政策。此外，美国外交部部长乔治·马歇尔在1947年6月5日宣布了一个应有德国参与的欧洲救济重建计划，这个欧洲复兴计划被称为“马歇尔计划”。根据这个计划，1947年6月，美国政府照会时任美占区军政府长官的卢修斯·克莱将军关于有序和繁荣欧洲的新纲领。在这个计划中，稳定、发展的德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同限制德国权利以保证德国军国主义不会再次复活同等重要。根据这个精神，作为下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应该得到保障。马歇尔的前任、美国外交部部长詹姆斯·弗朗西斯·伯恩斯在1946年9月6日宣布，美国将在军事上保护、在政治上促进一个非共产主义的西欧的建设。

1948年2月23日至3月6日，六国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建议英美法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西德建立联邦性质的政府制度，并且加入马歇尔计划和鲁尔管制。作为对这个会议的反应，苏联督军驱散了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并在1948年3月20日终止了委员会活动。这意味着被四国共同托管的德国不再有统一的“政府”，这也为两个德国的建立拉开了序幕。

苏联占领区

苏联红军占领东德和柏林后，红军战士们积累已久的战争压力随即如脱缰野马般释放。屡屡发生的强奸事件让所有人陷入无限的恐惧，却因为受害者的缄默和后来东德政府的有意忽略而不被正视。恩斯特·荣格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仿佛所有的恐惧从地狱里爆发。相比之下，托马斯·曼的纯个人揣测则更符合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西方诸国的口味，这些国家无不十分愿意看到曾经是纳粹当政、如今被打败的德国如何伏低做小。“俄国人在柏林应该蛮受欢迎的。他们购置粮食，与女孩子约会。他们会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两种描述都是对的。与冷酷、官僚、工业化的德国战争及杀人机器相比，俄国士兵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行为。“是的，俄国人来到农场，并且分发巧克力给孩子们。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他们对小孩真的很友好。跟别人之前对我们讲述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当然会洗劫，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他们把农场从上到下翻了个遍，抢走所有他们能够带走的东西。我们女人可没什么开心的事。农夫妻子那正有孕在身的女儿，第一个落入俄国大兵的手里，被他们蹂躏。她年迈的母亲过来想帮助自己的女儿。于是俄国人把她也一并收了……那个老农民站在自己的农场，被俄国人端枪指着，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妻女被强暴。”

战后不久即从莫斯科来到柏林苏联占领区的权力接管者对此类不法行为继续装聋作哑。沃尔夫冈·莱昂哈德童年时因为移民苏联的母亲被捕而在莫斯科一家孤儿院长大，之后就读了共产国际学校。他在回忆录《变革释放他们的孩子》里记录道，当他在与一个德国女人谈话时听到她们在过去的几周里遭受了多么可怕的经历——这不是指纳粹分子，而是俄国人——他有多么惊恐不安。

柏林国会大厦上的苏联国旗，1945年5月2日

根据埃里希·库比的记录，大柏林地区大约80%的强奸事件是在1945年4月24日到1945年5月3日之间发生的，这是“战斗激励”最直接的结果。“苏联军队沉醉在胜利中，沉醉在这次挺进西方的经历中。他们是真的就像喝醉了一样。”据黑尔加·山德尔和巴巴拉·约尔在1945年春天和夏天所做的调查统计，在柏林生活的140万少女和妇女中至少有11万人被苏联士兵强奸；大部分的强奸恶行（至少10万起）发生在1945年4～6月；其中，40%的妇女被轮奸。超过1.1万名妇女因此而怀孕，大约1100名孩子因此出生，导致的结果是发生大量堕胎和自杀行为。总共有190万起德国女人和女孩被苏联士兵强奸的事件，其中140万起发生在之前的德国东部地区以及逃亡和驱逐期间，剩余的50万起发生于后来的苏联占领区内。估计一共有29.2万名因强奸出生的孩子。而苏联军队领导层，直至1945年年初都在鼓励报复行为（“母亲们无法平息的眼泪呼唤着你们无情的复仇”），此后又一再采取严厉措施重整军队纪律。“我们的报复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愤怒并非不理智。”1945年2月9日的军队报纸这样写道。3月26日，苏共的机关报纸《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疆土外的苏维埃人》的文章，提醒苏联红军战士的责任，因为他们就是苏维埃文化的代表，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们。曾被莫洛托夫称赞过其口号可以鼓舞两个军团的伊利亚·爱伦堡的政论通讯也就此结束。

曾经被迫流亡的德国共产党干部（根据他们的领导名字分为三个小组：乌布利希小组、阿克尔曼小组、苏贝托卡小组）重返德国。他们主要做的是听从方针指示与德国占领当局保持高度一致。通过他们在德国人民中的工作，保证关乎德国民众利益的占领政府当局的命令和指示被彻底实施。

在格奥尔吉·朱可夫的领导下，苏联军政府第一个在其管辖范围内建起了治理机构。在其治下的德国，一共有五个联邦州或省级行政单位，这些行政单位的负责人是四个被苏联认可的党派（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党员或无党派人士。苏联军政府颁布的第2号政令比西方盟国更早地实现了政治联盟。德国共产党认为强迫德国走上苏联的道路是错误的，因而获得了很多支持。“在消灭希特勒主义的同时，我们也要完成德国自1848年革命以来就开始的民主化和对德国公民的民主化再教育。”

自1945年秋天开始，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力推在苏占区和西占区加速建设一个“统一的工人政党”的主张。“根据这项主张，苏占区内的发展要被视为模范，而创新和重要进步应被视为德国共产党的功劳。与此相对的是，西占区内的发展要被当作‘极其负面’的情况来对待，因为自战争结束它就没有什么新的变化。”1946年4月，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被强迫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奥托·格罗提渥和威廉·皮克当选为具有同等权力的党主席。

早在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被迫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之前，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就已经合并为“反法西斯联盟”。该联盟于1945年7月14日发表宣言，称将联合力量以解决重大问题。“由此，我们翻开了德国历史的崭新一页。”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奋力彻底清除德国国内希特勒主义的残渣余孽；同心同德，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重建；给人民提供工作、面包、衣服和住所；在民主法治国家的基础上为人民提供法律保障；保障思想及良知的自由，同时警惕任何形式的宗教和道义洗脑；重新获取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信任，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民族间的往来。”

[1] “黑暗中的光”，语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鲍茜娅的台词。

第3章 与纳粹主义清算

战争罪审判和西占区的去纳粹化

《波茨坦公告》强调了盟国根除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决心。行动最积极的是管辖德国西部地区的美国军事管辖区。苏联在这一点上也同样积极（相比之下，英国和法国政府当局的态度则略显犹豫和被动）。在解放纳粹集中营时目睹了太多惨状，其恐怖程度只有十字军东征可以相比，这加强了盟国即刻对集中营看管人员展开正式军事审判的决心。

第一次重大的战犯审判发生在1945年9月17日，一个英国军事法庭开庭审理了贝尔森集中营[1]的指挥官约瑟夫·卡拉门以及他的47名下属。卡拉门和其他10名被告人被判死刑。同年11月15日，美国军事管辖区也开始了人数达1941人之多的达豪审判。在1517起裁决中，324人被判死罪，274人被判终身监禁，946人被判剥夺自由，367人被判无罪。英国军事法庭和法国军事法庭则分别宣判了240人和104人死罪。

1945年，军事管辖机关发布了大量“彻底清除”纳粹主义的指示及决定，以保证德国全民族的去纳粹化。1945年9月末，总参谋长埃尔森将军的斯密斯中将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拜仁州将会被清洁，彻底禁止所有纳粹党员活动的计划。然而，拜仁州的许多保守派民众都对这个决定表示担忧。

之前，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已经完全接受并赞同纳粹主义，这让人无法想象他们现在又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改变自己的政治信念的，即使德国的“国民信念”表面上好像已经在向新的当权者靠拢，并且德国人在每个可能的场合都会大声表明自己的反法西斯立场。

为了排除暴力，美国实施了“一场纸上革命”——所有居民要填写一张由131个问题组成的问卷，以对其世界观进行总结性分析。这种形式的官方计划建立在以道德检验为目的基础上，做的是所谓的清教徒式的自我审视和测评，也包括了同意被处罚。如福尔克尔·多特魏希和所理解的，这其中的程序颇有政治审讯的意味。

恩斯特·冯·萨洛蒙——他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时代见证人（这位出生于1902年的作家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因涉嫌谋杀而被判在瓦尔特拉特监狱监禁）——在其同名自传体畅销书中认为，这份“问卷”颇有敦促人们做天主教式自我反省的味道，此话有一定道理。只可惜在这次“反省”中，人们所诉诸的对象并非天主教会，而是一个世俗机构——盟军军政府。

问卷以个人基本信息开始，以第131项“外语知识以及掌握程度”结束。完成问卷的填写是参加任何工作或就业的基本前提。为了申请奥格斯堡报社的工作，乌尔苏拉·冯·卡多夫必须先去美国少校那里获得是否可以申请该工作的同意，并完成“一份有着148个问题的荒唐问卷”的填写（数目多少她自己都糊涂了）。“你的体重、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疤痕、你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是否有以及有哪种贵族的头衔、你信仰的宗教、是否离开教会、赚多少钱、是否被逮捕过。我觉得最荒唐的问题是，1933年的选举中你选了谁。对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人们大可以在回答中撒谎；其次，我所受的教育告诉我，选举保密是民主基本法的一部分。

在填表的时候，我们陷入了一种忘乎所以的情绪，简直都忘了我们是来做什么的，觉得这整件事完全可笑到不行。以前是犹太人要这样做，如今显然轮到了有高贵祖母的我们。”

截至1946年3月15日，美国管辖区已收到大约140万份调查问卷，约74.2万份（截至1946年6月是161.3万份）问卷被讨论研究。“在去纳粹化中心提交一份作为人品鉴定保证的‘完美鉴定’成为必要，这导致某些监管委员会很快泛滥。有证在手的德国人，出于同情或者‘助人为乐’的精神，会给他们的同胞也提供一份这样的证明。物质贿赂或‘私人关系’成为‘收买’的常见形式。”

在美国机关收到的1300万份问卷中，有1/4被迫参加调查的人遭到起诉。60万人被处罚，其中50万人被判缴纳罚金。所犯之罪大致分为两类：类别一较为严重，大约有1549起（都是严重的政治罪或者刑事罪）；类别二是处罚轻的罪，大约有21600起。

卢茨·尼德哈莫认为，德国也有“清洁概念”，同样是反法西斯，但宁愿自己组织，而美国的去纳粹化行动则把这样的尝试扼杀在了摇篮里。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被拒之门外，保守势力被栽培成有运作能力但非政治性的管理者，促成了“自由法律”的诞生。尼德哈莫最后说——完全不带政治色彩而仅仅是从去纳粹化的管理技术上来看——这成为前纳粹党员大规模平反的决定性手段。而这一点，拜仁州总理荷格纳早已预见。

1947年8月，美国政府因为有意把西德并入反苏联盟，命令克莱将军去纳粹化运动到1948年3月31日正式结束。去纳粹化行动遭到德国有关机构的抵制（美占区有545个法庭被强迫对350万人进行审判），因为，迄今为止，它们只判了一些小罪，而重罪则束之高阁。“吊死罪小的，放跑罪大的。”支持“去纳粹化法”的拜仁州总理荷格纳曾致信在军政府任职文官的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多恩说，此次去纳粹化政治的变动将带来的后果是：那些真正的罪犯，本来已经渐渐地轮到他们了，现在却得以享受宽宏大量的处理。“几年之后，曾经的纳粹主义者就会重新控制德国政府。这话绝不是夸张。”

纽伦堡法庭和双重道德

1945年年末，尽管曾经一致对外的反法西斯同盟已经出现巨大裂痕，但它们还是成功地一起举行了纽伦堡审判。军事战胜希特勒之后，该审判是为未来国际法加入道德因素的一次尝试。

根据《波茨坦协定》，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共同签署了关于起诉和处罚欧洲轴心国的主要战犯及确定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协议。以下罪行的罪犯应该被起诉及追究个人责任：“反人类罪，即谋杀、毁灭、奴役、驱逐或者其他一切的非人道行为。”全体会审法官由四个签属国任命指派的四名成员和四名代表组成；此法庭于1945年10月28日在柏林举行开庭会议；审判工作于1945年11月20日在纽伦堡正式开始。

审判庭主席罗贝托·H.杰克逊在起诉书中认定，他的任务意味着沉重的责任。法庭起诉的所有罪行都必须在审判中得到偿还，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对这些设计巧妙的邪恶罪行的漠视。假如它们再来一遍，文明就会被毁灭。“这里的被告席上坐着20个‘毁灭’的形象。我不关心他们的个人命运。但重要的是，这些被告代表着那些邪恶势力，在他们的肉体化为尘土之后很久，依然会是我们这个星球结构的一部分。”

1946年9月30日和10月1日，历时八个月的审理终于到了对22名已做无罪申辩的被告人进行宣判的时候。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滕布伦纳、罗森堡、法朗克、弗利克、施特莱歇尔、绍克尔、约德尔、赛斯-英夸特及鲍曼（缺席判决）被判绞刑；赫斯、冯克、雷德尔被判终身监禁，斯拉克和斯佩尔被判20年有期徒刑，邓尼茨被判10年有期徒刑，沙赫特、冯·巴本和佛里切被判无罪。四个被起诉的组织，即党卫队、保安勤务处、盖世太保以及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根据法院宪章的定义被判为犯罪组织。

“纽伦堡必须被纪念，被不断提起——它是在那被科技狂妄所主导的伪文明的荒野中点起的一盏明灯，是那荒野中一片真正‘进步’的绿洲。因为在这次审判中，虽然还没有深入到犯罪结构，但罪行的始作俑者得到了惩罚，他们是那些最终需要对罪行负责的人，那些把地狱带到人间的恶魔。”（埃里克·热格）

在纽伦堡，对主要战犯的诉讼后还有12场审判，对象为纳粹国防军和党卫队的医生和高级官员，资本家弗里德里希·弗里克和阿尔弗莱德·克虏伯，法本公司（IG Farben）主要人员，将军欧伦多夫，其他特别行动队领导以及外交部官员。纽伦堡审判一共有206名被告，其中38人被判无罪，102人被判最短18个月、最长20年的有期徒刑，23人被判无期徒刑，36人被判死刑。其中，24人被执行了死刑。

纽伦堡审判的最大争议点在法律公则和司法制度：罪刑法定原则。没有人应该被那些行为之后才规定和宣布的法律法规惩罚，即犯罪之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能定罪处罚（后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第103章第2节中也写了这个内容）。然而，被告人却又是因为以百万计的谋杀罪而被起诉，根据的是当时德国已有的刑事法——此处指的是德国1871年的刑法法典——这是诉讼和审判的基本。纽伦堡审判有了新的法律规定，将国际法扩展到国际刑事裁判权。历史上第一次，个体的人因为违反国际法而需走上国际法庭。

纽伦堡法庭：被告席

另外一个拒绝这种所谓“战胜者的正义审判”的原因是，这些战争胜利者所谴责和控诉的行为，他们自己也做过——只因为是自己人就不被定罪接受惩罚。事实上，斯大林在诉讼还没有开始进行前就已经提出，某些特定的主题是绝对不允许涉及的，其中有德国与苏联1939/1940年的秘密协商以及那场苏联所犯却拒绝承认的、约2.57万名波兰军官被残杀的卡廷大屠杀。

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大约250家报社和电台的新闻记者、摄像以及电影摄影师参加并固定追踪了此次审判。此外，约翰·多斯·帕索斯、尤历卡·曼、比特·德·门德森分别为《生活》《伦敦标准晚报》《新政治家》三家报纸媒体撰写报道。维利·勃兰特从不来梅到法兰克福再到纽伦堡：“我不知疲惫地写着报道，但是不止一次地，我觉得我那位美国同事给家里打电报的状况也很值得报道：‘我快崩溃了，已经无话可写了。’”

德国媒体也积极投入报道诉讼审判的过程，并公布了大量资料性的背景消息。就纳粹政府的恐怖统治，这是第一次给德国民众上了一堂如此完整的大课——尽管面对这些诉讼审判他们并不那么关心。

与纽伦堡法庭的道德原则形成间接对比的是，美国上至最高军方及市政管理机构，在审判纳粹犯罪和罪犯或纳粹党羽时的道德立场的含糊和摇摆。这体现在，比如说，美国外交部在战争期间的所谓姑息主义集团对纳粹经济精英的明显的示好，还在和平时期时两者就有密切联系。这些行为给欧洲的犹太人带来了悲惨的后果。美国外交部被派往帮助德国迅速复苏经济的人，也是在战争期间负责制定美国政府对犹太难民的政策的人。这个“姑息主义集团对逃亡的难民不采取任何拯救行动，把任何关于集体种族屠杀的消息尽可能地大而化小……当纳粹的大量大型屠杀轰轰烈烈地进行时，这个姑息集团还阻止所有美国的救援行动，哪怕只要相对简单的措施就能拯救1万人的生命”。

这些德国经济精英，本来只要作为政府成员露面就一定会遭到公然拒绝，但马歇尔计划的钱让这些“精英”重新出现在半国营性质的经济领域成为可能——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角色。盟国的双重道德标准还体现在，无论是英美法盟国还是苏联都费尽心思地为自己的阵地招徕德国科学家，无论其政治上是否有多么不堪的过去——单单在美国的管辖区就有1000名这样的科学家被招揽。此外，在西德，为纳粹科学家大开方便之门或对其逃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也大有人在。上千纳粹官员通过“梵蒂冈教廷”或“修道院”或“潜逃”路线，逃向世界各地。随着冷战的开始，西方战胜国当局还帮助大量的重罪纳粹分子获得自由以及再次获得事业晋升，特别是军官和特工，因为当局想利用他们的技能。

罪与罚[2]

1945年苏黎世剧院，马克斯·弗里施上演了一出名为《他们现在又唱歌了》的话剧。在剧中，死者的世界（21名被德国处决的人质在被处决的过程中唱歌）和背负着罪与罚的活人的世界面对面。“您知道，人们在说什么吗？现在他们又在唱歌了！他们说：只要他们听到枪声或者不公之事发生，他们就会唱响！”这出话剧在德国上演的时候，面对这个摆在自己面前的责任问题，震动至深的德国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弗里施击中了时代的神经：“每个人都关心和担忧自己的罪责。”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二战时期逃亡到美国的挪威小说家西格丽·德温塞特的眼里，德国人的哀悼与伤痛几乎是假惺惺的。她在1945年10月25日的《新报》上提到，在这个拥有7000万人的民族里，如果单看个体，自然分好男人和好女人、坏男人和坏女人、聪明人和笨蛋，但作为整体的德国人，其民族的、集体的思想立场一定非常糟糕。

卡尔·亚斯佩觉得“这个挪威女人的愤慨完全合理”。并且他回应道，注定要绝望的人不能再回答。“在无权无势、手无寸铁的时候，如果还想继续活着，就不得不选择装聋作哑、顺从忍耐。但如今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战胜国和他们土地上那些懂得认同人权、谴责罪人的人民告诉我们：德意志民族不应该灭亡，这意味着，他们给了我们生存的机会。我们德意志民族应该被教育，这意味着，我们被允许重新构造和发展我们原本美好的精神世界。”

卡尔·亚佩斯在他的书《罪问》（Die Schuldfrage）里面再一次非常努力地对纳粹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述。1948年，也就是该书出版一年后，他接受了巴塞尔大学的职位。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某种听天由命的情绪，即使这位哲学家在关于离开的声明中强调，去还是留并不能表明他的信条。当他已经无心研究过去的时候，这个道德哲学权威离开了德国。

另外一个道德哲学家更是再也没有回到德国：托马斯·曼拒绝接受他家乡的住所。瓦特·冯·莫洛，1933年的普鲁士诗人学会主席，在1945年8月向托马斯·曼提出请求：“请您快回来，告诉大家，人有义务去相信人，并且一再去相信。否则人类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莫洛的信被公开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法兰克·提斯在他的文章中对这封信进行了思考，他呼吁境内和境外逃亡移民的团结：“我们并没有期待自己因为没有离开德国获得什么奖赏。留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是很自然而然的事。但是，那些像托马斯·曼那样真诚而深刻地感到痛苦的祖国的儿子们，居然至今都还没有找到回到祖国的路，这有些奇怪。让我们拭目以待，他的痛苦会最终是通向死亡还是重生。”托马斯·曼在回信中不无讽刺地声明，假如德国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一个普通人而欢迎他回来，而不仅仅只是想重新拥有他的作品、他的名声，他会很高兴。“我没有忘记，您后来做了多少糟糕事，而我则侥幸逃脱。很多事情您都不了解：流亡的心悸，那种连根拔起的痛楚，那种无家可归的紧张和恐惧。”

在伯根-贝尔森的万人坑，1945年4月

从1919年就已经生活在瑞士的赫尔曼·黑塞也拒绝回到德国，拒绝为德国人民的再教育出力。黑塞不满德国国内蔓延的机会主义。

和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一样，很多当时到访德国的人都认为，德国国内的改变是不可信的。人们到处都会遇到那些变脸艺术家，他们现在虽然表现出忏悔，但是其悔意的真实性和真诚性不得不让人存疑。

1949年8月，女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自1933年从德国逃亡后首次回到故乡。她在大学生时代曾与马丁·海德格尔成为朋友。海德格尔在1933年任弗莱堡大学新“选出”的校长，被纳粹崛起的伟大与荣耀所环绕。他曾经试图用种族主义的论调毁掉他一位慕尼黑大学的犹太同事，其手段不可谓不肮脏卑鄙。作为当年万马齐喑中特别突出的一个，他在战争结束后没有任何表现出悔过羞耻的姿态。阿伦特记录道，纳粹的罪行、战争以及失败的事实，是被接受还是被抑制，将笼罩德国的全部生活。她说，德国人想出各种方法以回避这个震撼后果所带来的影响。从杀人工厂中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一种可能，即德国人只是做了其他人也能做，或者将来处于相同状况下也会去做的事情。盟国不得不完成一个完美复仇计划的任务。它证明所有人的罪孽同等深重，不知这算不算是某种安慰。

在政治运作层面上，欧根·科贡已在1947年提出了政治错误的合法性。他认为，自两年前开始，人们从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中解放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方式本身造成了今天的混乱局面。科贡说，当下的结果首先是：非纳粹化比再纳粹化还少。四处流传着这么一句调侃讽刺的话：自从民主的太阳照耀了我们，我们就越来越纳粹了。

“德国的缺陷和盟国的错误仿佛事先商量好了似的，稳稳地无缝对接。这真令人害怕，它成功地使所有看到这一点的人感到了紧张。”

诚然，科贡担忧的是德国民族主义会以某种新形式崛起——1949年6月的《月份》杂志曾展开一场关于德国是否会重新“觉醒”的讨论。

神话般的反法西斯主义

在苏联占领区（和后来的东德区），反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神奇的公式，在它的帮助下，社会各界共同起誓团结一致，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这种通过反法西斯所包装的讲话方式，具有神话般的特质。“反法西斯的神话建立了一个自己特有的系统，后来的语言无不遵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在1933年的政治讲话，无论是关于反纳粹的起义还是关于集中营的‘生活’状况……所有讲话最后都凝结成了一种被‘反法西斯主义’概念所主导的神话模式。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这个概念是一个‘不稳定的，朦胧的凝聚’。其‘整体性’及与之相关的‘功能’都和这个神话的建立有关。”（米迦勒·齐默尔曼）

苏联占领区和后来东德的反法西斯主义真正兴起的背后原因是，苏联军政府和德国共产党以及后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决定坚决贯彻执行波茨坦会议关于合作开展惩处和清除纳粹主义的条款。

该决定促进了快速地进行土地、经济、教育以及司法改革，还包括了征用军工企业和战争罪犯及纳粹罪犯的所有财产。这首先对社会主义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说相当迷人——这些人最希望阻止魏玛共和国的落后及反动力量复辟了。

大约有52万名纳粹主义者、军官和战犯被追究责任，85%的法官和检察官被关押，由人民法官和人民检察官取代其职位、接手其工作。在教育界的4万名教师中，有2.8万名老师因为曾是纳粹党党员而被解雇；他们的岗位被仅受过短期培训的新老师接替。教育特殊化被综合学校的引进以及教会和学校的分离消除。大学教育应该主要是让农民的孩子和工人受益。

从1945年9月开始，苏联管辖区就已经不再有终身制公务员了。在一系列的土地改革过程中，所有拥有超过100亩地的人及纳粹积极分子的全部财产都将被无偿征收。超过50万名农民工、失地农民和东欧来的难民分到了平均每人4亩的土地。截至1950年，大约21万名新农民产生。310万亩土地中有210万亩被分配出去，余下的全部成为后来所谓的全民所有财产和社区集体所有土地。工业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国有化（即转变为全民所有）的方式。

在西占区，苏战区消除法西斯结构的这股能量受到左翼或左派自由主义的欢迎。苏占区的民间党派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反法西斯方针。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家恩斯特·莱默指出，在这四个反法西斯-民主党派之间已经发展起了一种团结，如果没有这种团结，后来的新德国根本不可能建立。

重视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中坚力量很快就意识到，苏占区的反法西斯主义脱离了法制道路并吸取和采用了斯大林的大清洗方式。

就连战后直接从“底层”组建的人民委员会和反法西斯委员会都被列为非法。早在1945年5月17日，瓦尔特·乌布利希就已经在威廉·皮克那里抱怨过这些“自发行为”，对德国共产党同志的“革命观点”也颇有微词。他指出，“各种莫名其妙的‘委员会’和‘委员’纷纷出现”，“我们大部分的同志是被拉帮结派地安置的”。甚至在反法西斯阵营里也可能有纳粹的掩护机构，它们的目标在于阻碍民主的发展，“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瓦解它们”。

法西斯牺牲者日，德累斯顿的集体大会，1945年9月

“法西斯主义”被当作一个统称来使用，它成为关押和迫害反对派及自己队伍里的异己或清除“阶级敌人”的理由。事实上，这种断言不仅仅始终只涉及纳粹机构的前任机要员；从一开始，国家官员、行政管理人员、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教师、记者、医生、学者、高级知识分子、企业家、工厂主以及“贵族子弟”等都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和资产阶级精英，要被孤立和“消灭”。

在苏联政治警察（德文缩写为NKWD）[3]指导下布设起来的营地和以前的纳粹集中营没有多大的区别。“1933年的第一批纳粹集中营和1945～1950年关押大约24万名‘阶级敌人’、约9.5万人在关押期间死亡的11个苏联特别营地，它们的极权精神颇具可比性。越是了解苏联特别营地，就越是发现这种苏联式‘反法西斯的’伪共产主义是多么腐朽不堪。”（曼弗利·黑宁森）布痕瓦尔德一方面是一个纪念英雄的痛苦与反抗的地方；另一方面，这里直到1950年都被当作新的国家公敌营地（有1.3万人死于此）。

当机会来临——人们在首次还算是自由选举时害怕右翼党派获得优势——在苏占区内，人们开始区别“积极纳粹党成员和名义上的纳粹党成员”。“名义上的纳粹党成员”需以忠诚的行动来保证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根据苏联军事管理处1947年8月16日给德国的第21号命令，没有犯罪的纳粹党成员将被授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然，这个指令也颁布给了德国司法法院，用于打倒和惩罚犯罪的纳粹分子。没有法官批准的逮捕也是可行的；法院的全体人员都被操控，陪审员也已被给予了“正确性的”指导。当时的德国中央对内管理处副主席埃利希·梅尔克强调了该命令的政治意义（……“进一步巩固我们权力的子问题”……）。针对有人反对在调查中应用盖世太保式的方法，他强调，尽管这种方式是不被允许的，但是调查工作不能不应用这种“必要的强硬”。涉事者也是在不知要被带去批斗的情况下被请走的。尽管早前已有约3万名德国人被苏联法庭这种诡异的快速审判判决，如今这些新的审判也还是太过可疑。

这次司法恐怖的高潮是1950年春天凯姆尼茨地方法院的“瓦尔德海姆诉讼”。德国统一社会党（SED）指导处对拣选出来的法官和检察官的指示是，此次被告的罪状已经被证实，所以传召证人、收集证据以及辩护过程都可以直接跳过，关闭公开审理。半个小时的审理就敲定了判决结果。26名被拘禁者被判死刑。此后，民主德国政府的追捕和迫害热情逐渐减弱。截至1957年，一共只有2场纳粹审判。在“社会主义重建”中，东德所呈现的是一个划清过去的国家，一个从德国的罪责中解脱出来的国家。

但这也包括了掩盖纳粹罪行。在民主德国40年的历史中，只有一次针对纳粹“人道清除”[4]罪行的诉讼。假如重建需要，纳粹专家就会立刻得到平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大佬们不但到最后都没有向犹太人道歉，反而通过拒绝归还种族灭绝中幸存者们充公的财产，成为纳粹雅利安化的受益人。只有图宾根州曾有过战后赔偿法，但也好景不长。虽然纳粹受害者可以拿到相对高的薪水、住相对好的公寓以及有特别的奖学金提供给他们的孩子的教育，但是也只有那些服从、顺从统一社会党的人才能受得这样的照顾。

在民主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面对过去、反思过去这样的概念就已经不再重要，至少不再是重要的公共话题。联邦德国则被演绎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发展或复苏的基地，是社会主义进步东德的反面教材。

[1] 伯根-贝尔森集中营，也称贝尔森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在德国西北部下萨克森建立的一座集中营。1943～1945年，统计约有5万名俄国战俘和超过5万名犯人死于其中。该集中营于1945年4月15日被英国第十一装甲师解放。

[2] 《罪与罚》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长篇小说。此处借用其隐喻。

[3] 内务人民委员部（Narodnyy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NKVD）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政治警察机构，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实行机关。

[4] 纳粹的“人道清除”，包括杀害患病儿童、残障人士、集中营囚犯。

第4章 黑暗中的德国

在路上

当战争机器停止运转，一场大型的“迁移”开始了：“因为恐惧而逃亡”。人们都在路上：在街上、沿着铁轨、越过田野，步行、骑单车、开货运车、挤火车。难以想象的大规模迁移的不幸场景随处可见。在欧洲，当时有2000万～3000万人无家可归。

“火车，渡轮，收容所/道路纵横交错，四处/挤满。到处都一样：/从哪儿来，去向哪儿/回家，/大概家已经不再属于我/烧焦的废墟上，/隐约有人的面容，颤抖、颠沛/穿过寒冬微光里的原野/拿着一小包东西……”（玛丽·路易斯·卡斯尼茨）

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在一篇报道里说，这片土地上纵横交错的铁路是民族的生命线。迁徙的人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其中很多人其实无家可归，只好以火车站和火车为家。铁路上的生活：“成千上万的对话，用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成千上万的闲聊，迷失了来时的路却依然希望寻找明天。”

在路上。除了去监狱服刑的人，还有刚刚从监狱里放出的德国士兵和上百万流离失所的人。纳粹分子曾经在所有被占领国征召强迫劳动者。在这近1000万被驱赶的人中，法国人、波兰人、俄国人占大约一半。如果他们无力独自踏上返乡的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会替他们组织遣返回国，但首要任务还是为他们建立临时收容所。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约有100万来自东欧的难民拒绝回到祖国家乡；他们想移居国外，留在西方（这也是导致苏联和美国政治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因为两国对强制遣送难民回国并没有做好准备）。在这些无家可归的流亡者中也有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犹太幸存者。这些幸存者同别人相比更加无家可归，本已艰难的难民营常常必须增加更多的落脚之处。很快，大批波兰犹太难民也来到难民营。慕尼黑及其附近地区是大屠杀幸存者向往的避难所。

在路上的大部分人都是平民：在盟军轰炸前及时撤离的人，其中还有许多从KLV（被遣送儿童所）[1]回来的孩子，他们艰难地返回城市。反之，城市居民则做“仓鼠之行”[2]。另一些人则努力与亲戚朋友再次取得联络。谁看见我的儿子了？谁看见我的丈夫了？母亲们、父亲们、妻子们、孩子们，不停地问着路上缓缓前进的人们。他们展示着照片，希望能得到亲人的消息。

驱逐

战争结束前，大约有100万德国人在苏联红军的节节挺进前逃亡。如今，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他们像当年以色列人迁出埃及那样，逃离东欧。

为了苏联的利益，盟国决定将波兰西移，德国由于此举损失的领土则通过把德国和波兰的边境线移到奥得-尼斯线（Oder-Neiße-Linie）来补偿。依然居住在现在的波兰边境的德国人被驱逐出境。《波茨坦协定》中也有关于德国人口转移的部分，盟国据此计划把“滞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国人遣返德国。这个遣返必须以人道的方式进行。1945年11月20日，盟国对德控制委员会确认了该计划。

从1945年到1950年，来自前第三帝国的东部地区、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的约1173万人被驱逐，剩下约264.5万人。此次驱逐共造成约211.1万人丧生。“现在，被宣泄的仇恨一方面在于德意志民族的陈年旧疾，即一直以来对其他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缺乏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也没有想办法推进和维护德意志少数民族的自主自立。希特勒是这些矛盾纷争的始作俑者，纳粹分子在德意志民族和布拉格以及华沙政府之间挑拨离间，终于造成了一些事件，给希特勒提供了入侵的借口。早就在德国土地上安顿下来的那些民族也无视共同生活的原则，站在纳粹镇压者这边。大量的人口迁移是由德国人开创的。从1939年开始，10万人被从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和西普鲁士向东方驱逐。几十万原住波罗的海诸国、沃利尼亚、加利西亚、比萨拉比亚、布科维那以及其他‘去往帝国的家’（Heim ins Reich）地区的德意志人在这里定居。”

旧债方偿，新债又生。驱逐不仅通常是在非人道的条件下进行的，还涉及骚乱和集体屠杀，国外煽动者也被运来。（因为土著人不希望或者只有少数人希望参与这种野蛮的私刑，比如1945年7月31日的乌斯季屠杀。）[3]移民通常都被强迫去做劳工或进拘留营。驱逐的通知在上路前几天才到，在遭驱逐的同时还包括被侵占财产。

一名来自布尔诺的被驱逐者回忆道：“完全不考虑老人的疲惫身体，我们被没日没夜地沿着公路驱赶前行。就连一点坐下来吃饭的时间都不给我们。他们一边从后背鞭打我们，一边喊着：‘你们这些德国猪，快点！’我们在正午的炎炎烈日下抵达了赖赫拉德。在那里，我们的背囊被再一次搜刮，所有半路上能用的、能吃的都被夺走。然后就继续向波尔里茨前进。许多孩子和病人已经走不动了，依然被用脚踢、用枪托打，被迫挪步，直到体力耗尽，直接一起拖到街沟里。没有丝毫抱歉或者不好意思的……层层恐怖笼罩着我们。我们队伍中的人越来越少。这样的酷暑，却从来不许我们喝水，甚至从来不许母亲给婴儿哺乳。正是因为这样，许多婴儿在途中夭折。”

在德累斯顿经过的难民，1945年9月

被驱逐的人抵达德国后，总算是基本安全了，但又有很多新问题产生。身无分文、衣不蔽体，连换洗的内衣裤都成了急缺，要找到容身之所更是难上加难。并且，本土居民和当地政府也懒得管，所以收容所也可以拒收难民。

在这片新的家园里，被驱逐者的处境只能缓慢地改善。例如，1946年10月，拜仁州仍有14.6万名难民居住在非人的生活环境里。“除此之外，宿营的难民还常被以强制手段送进私人住所居住。这也让本地居民和难民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本地居民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得到保障。农村的形势更严峻。来自手工业和工业地区的难民很少参加那些急需劳动力的务农作业。这些被驱逐的人经常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排外的社会环境。尽管偶尔有‘通婚’，但是这些通婚的人还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完全地融入当地社会。另一个背景的不同体现在宗教信仰上面：苏台德人主要信奉天主教，西里西亚人则以新教徒居多。尽管拜仁州的信仰结构并没有在数据上呈现出改变，但是宗教会社内的信仰团结被打破了：1939年，拜仁州共有1424个本地的宗教团体，1946年只剩下了9个完整的团体。”

战争失败了，还带来了资源的全面衰竭，德国毫无抵抗地接受了东部地区领土的丧失。在苏联占领区和后来的民主德国，奥得-尼斯界线在官方的语言里甚至被称为“和平界线”。直到1970年，西部的联邦德国都拒绝在官方场合承认这条界线，但在具体的政治宣言中对其进行了确认。

受害者有惊人的忍耐力。“他们忍受了逃亡、强制搬迁或被驱逐。他们失去了亲人、财产和家乡。甚至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许多人都必须生活在难民营里。这些人的数量在800万～1000万。但他们居然没有革命，既没有社会革命也没有民族革命。他们没有像阿尔及利亚人对法国人那样建立起秘密军事组织（OAS），没有像巴勒斯坦人那样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他们没有变成恐怖主义者。他们并不拒绝加入西德社会，而是带着巨大的力量前行。他们没有坐等返乡那天的到来，而是在外地、在难民营里庆祝家乡的节日——用团聚和政治演说的方式。这些团聚和演说微不足道，却能抚慰他们受伤的灵魂。”

1950年，被驱逐者联合会放弃了“复仇与报复”，全身心地投入一个致力于为其追随者实现合理的实质性索赔的事业中。尽管他们试图阻碍过所有东方政策的实施，但那并没有造成什么危险影响。波恩当局从未要求收回东部地区的领土，而仅仅是拒绝承认领土的丧失。

纽伦堡的临时房屋

日复一日的困苦

在接管德国国家暴力机关的同时，占领国也通过法律接管了救济政策。所有占领国如今都在努力，稍稍填补一下日复一日的困苦的空白——在欧洲，希特勒的战争和恐怖统治带来了一片焦土，摧毁了经济。

从英国流亡回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尤尔根·卡钦斯基在经过穿越德国几千公里的旅程后，在一封写给同样是流亡回国的诗人安娜·西格斯的信里写道，他逐渐认识到，就德国现在的状况而言，什么是最重要、最具决定性、最基础的东西：“任何时候，当你想着运用各种安慰或严厉的言辞去和人们交谈、辩论、解释、沟通，当你想在思想中或者在实际中帮助他们清除法西斯主义留下的碎片时，请不要忘记……他们饥饿、疲惫、没有工作。”

《今日》杂志的第2期追溯了欧洲粮食危机的源头：纳粹分子不仅把被占领国的食物储藏洗劫一空，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适当的粮食生产条件。不仅如此，这场战争的后果之一就是交通工具匮乏，而这会导致食品运输和分配困难，这个困难的后果如今正在显现。于是，一面是农村粮食过剩、满园满野的食物放置腐烂，一面是被饥饿笼罩的城市。五年的捕鱼限制让欧洲北部海域蕴含更多的鱼量，但是无数渔船和码头设施的毁坏只能让总捕鱼量，也是数年来最好一次的渔获量中的一小部分能够运达欧洲市场。

“卡路里”是一个神奇的概念。和平时期的通行标准是每人每天必须摄入3000～4000卡路里的热量，现在，这个界线被定在1550卡路里。开始时，甚至连这个水平都不能达到。比如说，多特蒙德曾经在战争期间实现了每人每天2000～4000卡路里，1945年5月和6月下降到了891卡路里。在萨尔，每人每天大概耗费1000卡路里的热量（矿工有特殊补贴）。在波茨坦会议上，盟国明确规定，德国的生活水平不得高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除了英国和苏联。莱纳·格里斯在他的《粮食定量社会》中指出，热量的水平是一等重要的政治问题。随着东西方关系的日益紧张，西方盟军能给予多少资助物资也成了他们重要的“形象宣传广告”。多少卡路里代表共产主义，多少卡路里代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呢？

瓦尔特·肯博斯基是苏联占领区的一位居民。他还记得1945年日复一日的饥馑和粮票。他回忆说：“母亲和祖父拿到的是5级‘饥饿票’，用这类票只能买到咖啡替代品。战争时的黄油盘可以收起来了。所有的食品储藏库都已经被纳粹销毁。但是，万能的苏联还是很快让食品运输轨道运转起来。葵花籽油和其他他们有的一切东西。库尔女士对我们说，新任市长求问司令官，如果老百姓饿死，他该怎么办。扩建墓地，这就是司令官的回答。我拿到的是4级票，‘吃不饱，也饿不死的量’。但我们也没有挨饿。地窖里还存着去年秋天的土豆。阁楼里还储藏着3箱猪肉罐头，4方罐食用油，醋和糖。大奶酪圈必须每周用盐水擦一遍，否则会变干，每天晚上，我们从中切一小盘。”

作家汉斯·埃里斯·诺萨克描写了汉堡的普通一天中——在《沉沦》里描写了整个城市被炸弹轰炸毁灭——人们如何为求生而绝望地努力。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他待在商店里面不出去，因为外面天寒地冻，更因为他只能买得起两片干面包。而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已经走完了去人民食堂领取食物的一小时路程。因为缺电且没有做饭的条件，人们只能依赖食堂。多数食品都由那里配发。“大约下午3点，她在燃炉上把吃的加热，这样房子也能稍稍暖和一点。饭后我要么做些手工，要么劈柴。大约5～6点我会试着睡一觉，拉起窗帘，用睡觉来代替缺少的能量。晚些时候我们还会吃些茶点和小吃，如果没有人来拜访，就会在15瓦的蜡烛下坐着做点事。10点时警笛鸣响3次，10点15分响2次，10点30分响1次，这表示‘宵禁’，我们被禁止外出。我还会醒着在被窝里坐到凌晨1点钟，直到把床捂热。”

自从纳粹经济和战争政策崩盘后，帝国马克[4]便不再值钱了。人们只能到配给卡制度外的黑市，尤其是以物易物的市场上去，“免费”获得更多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他们用皮草、首饰、银器、地毯、家具和艺术品换来鞋子、保暖衣物和生活用品。

美国国会公文里有这样一个矿工的案例：这个矿工每星期挣60帝国马克。他还有一只母鸡。它每星期平均下5个鸡蛋。通常其中一个蛋矿工会留给自己吃，其余的4个他则拿来易换20根烟。在黑市上，这些当天市价为8帝国马克的物品会以160帝国马克的物价出现。也就是说，这只母鸡的劳动成果所赚取的价值是它主人的将近3倍。（特奥多尔·埃什堡）

尤其是香烟货币。西方盟军的士兵和美国人特别确保了此类供应的稳定，那些在盟军服务处工作的或者是有熟人在占领军中的德国人（尤其是“小姐们”），能够在黑市上高价贩卖香烟或其他物品，或者进行易物交换。这种黑市交易甚至渗入军队的最高层和管理机构。至少在一些大的黑市交易里，哪怕某些买卖（比如说像青霉素之类的药品）极其肮脏，人们也完全不认为黑市交易是非法的行为。

这番斗争完全是为了维系生存。因此，人们认为，以非法的手段去获取必需品应该理所应当地被允许。当人们为了“自救”而劫持了盟军运输的煤炭时，科隆大主教弗林森对这个行为给予了教会的理解和赦免。因此，民间传言中把此次行动称为“弗林森行动”。

饥荒给那些没有被战争和驱逐殃害到失去家园和财产的农民带来了极大好处。“他们可以自给自足，盈余的就在易物贸易中高价售出。用从城市里拖来的波斯地毯铺牛舍好像很夸张，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由于食品配给运输存在问题，每个地区的农业结构都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像鲁尔区的处境就明显比拜仁和梅克伦堡要困难得多。1946年5月，一个美国记者在他的一篇关于梅克伦堡（280万人口，约为1939年的两倍）的旅行报道中指出，该州的粮食情况比某些美国和英国地区的要好很多，原因归结于他们良好的农业结构和其间土地改革的作用。苏联军政府所规定的份额交售系统让德国农民相当担忧：去年总共收获了91.3万吨土豆，其中61万吨必须要被征收。“苏联官员表示，不仅是农民本身的粮食，而且还有农产品征收额都要通过这些给农民分配的种子来保证。对于已经习惯了原先传统方法的农民，这种规定额度的系统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不合算的。”

饥饿、黑市和毁灭——克里斯多夫·克列斯曼认为——是谈到“战后早期”时人们最先联想到的画面。“时代史不仅是对那些历史性时刻的记忆，还有那些军事和政治彻底崩盘后最直接、最真实的经历。”

1945年，从挪威、瑞典回来的维利·勃兰特战后第一次来到不来梅，看到了“一座处于生死攸关之际的城市”。“不来梅市市长把这所城市称为‘一片爆发过后的火山区’，还有一个海港，但早就名存实亡。无法想象它被摧毁的程度，真是史无前例的崩溃。马上就过去半年了。我在归美国管辖的威悉河河边，苦苦思索这种程度的破坏的答案。”勃兰特说，他遇到的人衣衫褴褛、营养不良、对未来没有任何想法。“不来梅是一座处于生死攸关之际的城市。在这里，生命和对生活的兴趣再次勃发。在那个9月中，我体会到了，人类的痛苦和伟大是如何紧密相连，遗忘又是如何同时蕴含着逃离和祝福。”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这片废墟中的街区。在一些瓦砾堆上，一个十字架或者一个小牌提醒着人们曾经发生了什么。一些人在家旁的废墟中寻找着什么。在马格德堡的街上，每天都有100～200人提着水桶在水泵前面排队，噢，来自奇迹的水。他们都住在半毁或全毁的建筑里，有些人也住地下室或者那些所谓的单间，那是用碎木条和废墟墙壁的碎片建起来的房间。

破坏——从统计上来讲，德国城市所崩塌的瓦砾量超过4亿立方米，约为1000万节火车车厢的容积。在西德有近225万人无房可住。

如果从空中给这个毁坏的城市拍一段录像，人们很难从影像里猜测在这片荒凉的凹陷地和破房子中还有人在生活——他们曾经生活在那里，现在又重新生活在那里（从战争或者撤离中返回，只要没有入境限制）。

通常只剩下地下室能住：地下室住房，像临时房屋、军营、尼森小屋（Nissenhütten）、地堡、半圆拱形活动房屋、窝棚、宿营车等都属于“临时简易住房”。此外还有人“住宿”在营地、宿舍、饭店、体育馆等地。“普通的住处”在遭到轰炸的城市里普遍奇缺。还有些人，尽管自己的住处在战后还幸运地基本未受损地留在那里，但也会面临这样的情况：撤离或逃亡回来后，自己的住处已经被陌生人占了。

房管局努力让现有的房屋被合理分配，可这只能通过强制实施的方式才行。有足够住房的地方都会被征用。

难民们忧心忡忡，眼巴巴地祈求住宿。绝望的脸上流着泪水。我们想给他们帮助。他们迫切需要至少几天的生计。（但是，没有房管局的准许，票务中心是不允许擅自向外发票的。）他们在亲戚或者熟人那里，在空的窝棚里或者地下室里短暂歇脚，但这恰恰是应该避免的。如果柏林管理当局不懂得心比理智更重要，整座城市就会面临饥荒和瘟疫……难民们被送往收容处，那里有着安全的临时护理和医疗监控。返乡者归来想回到自己原来的老住处，结果发现这个住处已经被9个新租户占住。各种激动和愤怒。必须要找出一个方法，能同时平复双方情绪、满足双方要求。谁曾经为了活命离开自己的家，谁就不能指望现在轻易地重新拿回曾属于他的财产。那些经受过战争考验的陌生人，自然有权利得到房屋的使用权。屋里的家具自然还是他的财产。然而，这些返乡者必须要尝试与现在的租户共同分享这间住房。双方当然都很委屈——但住房实在紧缺。

[1] 被遣送儿童所（Kinderlandverschickung，KLV）是二战之前专门为儿童的收养和送遣而设置的机构。

[2] 二战后很多人坐火车从城市到乡村，拿着值钱的东西向农民换取食物。这种现象被称作Hamsterfahrten，即仓鼠之行。

[3] 乌斯季屠杀是1945年7月31日发生在拉贝河畔的乌斯季的针对德意志人的屠杀事件，乌斯季是波西米亚北部（苏台德地区）一个居民主要是德意志人的城市。7月31日15点30分，位于城内布雷兹诺的一座军火库爆炸。死亡人数为26人或27人（其中7人为捷克人），数十人受伤。爆炸发生后，针对德国人的种族屠杀立即在城内的四个地点开始，他们都戴着白色臂章，因此很容易识别。包括妇女和儿童遭到殴打，被刺死、枪杀或淹死在消防水池里。肇事者是革命卫队（战后准军事集团）、捷克和苏联士兵以及一群从其他地方来的捷克人。

[4] 国家马克，又名帝国马克（Reichsmark，标记为RM）为德国自1924年到1948年6月20日期间发行的货币。1国家马克等于100国家芬宁。国家马克的发行是为了替代已经极度贬值的纸马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马克分别被西德马克和东德马克所取代。

第5章 民主的复苏

国家结构和建党

盟国在接管德国政权的同时，也保留了德国人自己的行政组织，并且在各级管理处任命了新的高级管理人员，如赖诺尔德·麦尔担任符腾堡州总理、威廉·凯泽担任不来梅市市长、弗里茨·沙弗尔以及继他之后的威廉·霍格纳担任拜仁州总理、卡尔·沙纳格尔担任慕尼黑市市长。许多后来知名的联邦政治人物，像康拉德·阿登纳、弗里茨·厄勒、古斯塔夫·海纳曼、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等人的政治生涯也是从当时任职市长或者参加议会起步的。

占领国手里握有完成新民主任务的候选人的完整信息。早在1942年年初，美国人就着手建立“白名单”，直到1944年12月才大致完成。这些名单首先根据流亡者的想法——他们中有一批人在美国政府和管理机构之中工作——和“秘密来源”（1941年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前的美国驻德使领馆所掌握的信息）形成，其次根据美国商人的说法以及情报局的调查研究结果。此外，它们还采用了“好意的”战俘意见，以及从占领区的宗教人士和前民主党派代表、工会以及逃亡者内部知名人士的意见中提取的信息。那些被纳粹党开除或在第三帝国初期就隐退的官员都被重新召回任职。这些被盟国任命的德国管理人员深知“提升”一词的双重意义：他们被授予职位，并不是经过长期的选拔程序最终获得影响力——他们不得不想到，如果被看出，比如说，不够好或者不顺从，就会立即被再次“解雇”。基本上，他们都是被开到公寓门口的军队车辆（吉普车）“接走”，然后领到办公室接受新的任务，没有丝毫考虑的时间。

在西部，盟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行政权又重新交回到德国人手里。结果表明，这个由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管理人员组成的“原装”管理班子是成功的。“传统的德国管理系统完美地适用于盟国当时的处境……一方面，面对最高国家权力权威时……它总是行得通；另一方面，面对那些对现在的军政府充满疑虑的社会活动时，总是行不通。”（西奥多·埃申堡）

在东部，严格的去纳粹化与共产主义的宗旨导致精英阶层产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公务员被废除。早在1945年6月，苏联军事管理机关就已经在萨克森、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图林根、萨克森-安哈特等州以及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安哈特等省任命了管理机构及其主席，建立了11个德国中央政府机构：交通运输、邮政电信、贸易和公共事业、工业、燃料工业、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司法等；5个下属机构：德国移居、统计、税收管理、内部事务与区域间事务——比如对外贸易。虽然重要位置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但他们同时也培养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党派人士。1946年10月，在州议会、专区议会以及市议会于大柏林举行选举时，由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强制合并而成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获得了绝对多数票，建成了所有党政府。最值得一提的是图林根州总理鲁道夫·鲍尔，因为他极力追求某个独立的、不同于其他苏联占领区的政治宗旨：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地维持德国各联邦的独立和稳定。在1947年6月5日到7日召开的、拜仁州总理汉斯·艾哈德也受邀参加的德国各州总理会议——州总理会议将是未来23年内，东西两德州政府首脑彼此最后的联系所在——后不久，鲍尔逃到美国占领区，并首先在那里躲藏了两个月。

1945年9月，在西部，美国人首先建立起了以现在的“联邦州”为称谓的综合性行政区域：大黑森、符腾堡、巴登和拜仁州（1947年年初不来梅州也加入其中）。英国人随即效仿，在1946年建立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下萨克森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行政区。法国人在其占领区内也建立了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紧随着崩塌的是社会的重建——在社会重建的第一阶段，基层管理机关是唯一尚可有效运转的行政管理单位。而这些也符合（西方）盟国的政治目标计划，即通过再教育项目，发展“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基层民主）。市政当局很快就领会到，这样一个自治概念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并可以在之后的建国中引用——特别是联合加强地区乡镇的地位。早在1945年8月已经开始筹备德国城市联合的准备工作——这是康拉德·阿登纳的倡议——虽然遭到西方盟国的质疑，但是推动此进程的德国政治家依然立足于德国的民主力量坚持前进。直到1946年，各大城市和各州的选举（有了在小中型城市的经验之后）才被准许；这成为后来民主党派被接纳和建立的前提。

康拉德·阿登纳在西柏林和柏林市市长恩斯特·罗伊特以及议会领导人奥托·苏尔，1946年

美国军政府的机关报刊《新报》从新闻业的角度，对德国情况做了全面的观察。1945年10月28日，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政党蓬勃发展的报道。随着政党被接纳，久违了政治自由的德意志民族只能慢慢地找回独立思考和政治行动的参与能力。事情也越来越清楚：这只是一个过渡期——人们从每个地区都听到了政党积极活动的消息。左翼党派尤为积极，建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地方和地区的统一战线是讨论焦点。社会民主党举办了该党的第一次重大会议（在汉诺威附近），来自英国占领区内的所有区域代表与来自伦敦的代表在此次会议上会面，对社会民主的现代政治问题做了共同探讨。“来自伦敦的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埃里希·奥伦豪尔的讲话表明，12年的分离并没有折断国内外社会民主党支持者的渊源。”他在1946年5月的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席，库尔特·舒马赫（1930～1933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成员，1933～1944年被关在集中营）则被选为主席。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的组织历史——1946年2月，康拉德·阿登纳被选为英国占领区的基民盟主席——反映了该党从起源上就有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地区的传统。在章程上，克里斯多夫·克雷斯曼吸取了广泛的公民集会运动的特点，迅速把该党提升为潜力强大的左翼党派的主要竞争者。“联盟”这一概念体现了联合运动的成功之处。而创始成员平均年龄在50岁到60岁也说明，基民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官员一脉相承。他们都参与了前中央、前德国民主党和基督教工会在各个地方的创建。法国报刊这样总结基民盟的内部分散性发展趋势：该党派在柏林更多表现出社会主义和激进，在科隆则是教会和保守势力，在汉堡则更多向着资本主义和复古主义发展，在慕尼黑则具有反对革命和地方主义的性质。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回忆》中写道，在拜仁新建基督教社会联盟有两股潮流。一股希望拜仁人民党用另一个名字（比如拜仁人民联盟）重建拜仁人民党；赞成这个提案的阿洛伊斯·洪德哈默和弗里茨·舍费尔深受广大天主教教职人员的支持。另外一股潮流支持的是约瑟夫·穆勒（在第三帝国时期多次被捕）和基督教劳工领袖亚当·斯德格瓦德，他们尽管也希望党独立自主兼具拜仁特性，但应主要基于基督教民主的整体精神。“基于我个人的基本分析，我的想法其实和康拉德·阿登纳的想法相符——尽管当时我对他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想法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党派系统是失败的，它不会重新活跃起来，也不应该被复活。”

自由党派的重心——德国自由民主党（Liber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LDPD）、民主人民党（Demokratische Volkspartei，DVP）——都在符腾堡，1945年9月，特奥多尔·豪伊斯、莱因霍尔德·迈尔和其他同人在此共同创建了民主人民党。“民主人民党希望能团结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两党、德国人民党以及德国民主党，同样还有保守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所有成员和选民。在其他各州，自由党派陆续以不同的名号成立。1946年1月，英国占领区内的所有党派都统一归入德国自由民主党（Freien Demokratischen Partei，FDP）。特奥多尔·豪伊斯，这位后来的联邦总统，也是德国自由民主党的第一位主席。”

在西德，德国共产党最初“并不是以激进、革命的阶级政党的形象出现的，而是一个反法西斯的民主政党”，一个为德国国家与民族统一、为公正和平而奋斗的党，“一个想走德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党”。（这个策略，使得该党在1946～1947年第一次联邦选举上取得相当大的成功。）

在苏联占领区，德国共产党自然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他们被视为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以及追求和实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维护者。

自1945年秋以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加速推进“统一工人党”在苏占区和西占区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苏占区的发展一直被视为榜样，给德国共产党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反之，西占区的发展则被描述得“相当负面”，原因是那里自战争结束后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其责任被一概归咎于“反动势力”或者舒马赫的破坏企图。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柏林地区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在1945年年初参加了在汉诺威的威尼格森举行的第一次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会议，与库尔特·舒马赫的反共产主义的强硬态度首次交锋。舒马赫认为，统一党走向的趋势展现的是一种将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强加于社会民主之上的企图。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党在共产主义的领导下就会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党。1946年4月，苏占区强制将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奥托·格罗提渥和威廉·皮克被选为主席。

经济生活

西方占领当局在普遍准许政党组建之前就已宣布，他们不仅允许和认可，更欢迎和支持工人工会的联合组织。这些组织也采用工会运动从企业中产生，然后自下而上组建起来的方针。因此，建立起来的地方组织从一开始就表达了他们随着时间的推进联合统一工会的愿望，而像魏玛共和国时期那种由于党纲不同而产生林林总总的工会和工种机构而导致的分裂则应尽量避免。在美国和英国的军政府管治区内，这种联合只能缓慢地发展。正如英国人在1945年8月所说的，这个建设应该“缓慢和良好”地进行和实现。尽管西方盟国表示，他们无意“规定德国的工会怎样建立”，但他们终究还是对德国跨地区组织持不信任态度。同时他们还担心，共产主义者会逐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

统一工会最积极的是70岁的汉斯·伯克勒，这位从1903年就在工会运动中奔走服务的政治家（在第三帝国时期属非法，因此时常被逮捕和拘留）在科隆重新组建了工会。“科隆工会在由伯克勒所起草的五点纲要的基础上成立，于1945年8月2日被英国占领区军政府正式批准。也在同一天，波茨坦会议落下了帷幕，经占领国一致表决同意后，工会和政党获得正式许可。”

“经济民主”也属于西德民主化的内容。德国经济曾经是希特勒的贵人，而盟国从一开始就知道德国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派十分重要，其他党派也致力于为社会服务。因此，西占区的发展走了一条美式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中间之路，一条自己的路。后来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5年。

1946年，阿尔弗雷德·穆勒-阿尔马科在《经济控制和市场经济》中首次定义“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他与路德维希·艾哈德、沃尔特·欧尔肯、弗朗茨伯姆、亚历山大·吕斯托、威廉·罗普克等一组经济学家从20世纪40年代初期就已经看到了纳粹专制的末路，并开始思考发展一套纳粹垮台后的经济制度。他们认为：经济力量不应只一味听凭市场，在这里国家应该发挥守夜人的作用，国家的任务是负责扫清一切不公平所造成的社会阻碍，个体的自由只有在允许所有他人同等自由的限度内才能发展。

这些对战争结束的预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构思、概念和空想的作用犹如经济思想形成的酵素。对全球经济萧条以及接踵而至的失业的记忆，国家社会主义对经济的强干预的过往，面临在苏联占领区内日益增强、通过控制经济竞争来追求共同利益的强制经济的冲击。人们认为，应该通过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成效保证社会进步，同时结合自由的积极性。

同各个领域的占领政策类似——也包括经济领域——首先是为了给德国人制定一套“正确的”民主行为模式，所有这些政策都是1945年或者更早时候形成的，“计划”这一概念在其中十分重要。一方面是一系列消除“负面的”错误的国家社会主义结构（例如德国卡特尔形式），包括经济制裁和处罚的措施（削减、赔偿）；另一方面是再度借计划模式为开辟一条通往自由市场经济之路做好准备，比如通过改组货币关系，其中1948年的货币改革达到了变革的高潮。

东西方之间的观点差异在（战败国对战胜国所承担的）赔偿要求上以及与之相关的削弱政策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45年7～8月的波茨坦会议确定，德国应被强制对以前给其他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进行最大程度的补偿。对俄国的赔偿需要通过拿走被苏联在德国占领的地区以及使用德国的海外结存款项，美国和英国以及其他有权要求赔偿的国家则希望通过占领德国西部地区（包括海外存款）来补偿。德国所做的赔偿不应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的赔款形式，而是以实物交付的方式进行，意思是——正如1945年年初雅尔塔会议的主张——设备拆卸、商品运送、德国劳动力利用。相比对德国拆卸武器装备的运用，英国人更关心的是如何削弱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法国人更在意的是德国的机器机械，而苏联则在其占领区内大力拆除和削弱一些纯和平工业（部分在《波茨坦协定》中也是存有异议的）。

马歇尔计划的广告，1948年

对赔偿-削弱政策态度的转变是由美国人开头的。沉重的占领军费用，以及有意将德国工业产品（尤其是能源）的重新运转作为欧洲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的希望让西方盟国在冷战期间偏离了原本的计划。当然，这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当原来的削弱政策还在继续运行时，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已然在望。

总体来说，西德通过西方盟国的赔偿政策获益良多，而东德则很吃亏。时至今日，都还会有人怀疑东西德是不是在同一场战争中战败的。

“西方强国的赔偿政策是更为明智的，因为他们善待失败的敌人，并且与之结为盟友。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选择——当然，美国也负担得起这样的政策，相比之下破碎不堪的苏联则不能。就这方面而言，西德人实在走运。人们不应该抱怨，但也不能说西德的这个好运就是他们应享的福报。”

再教育

盟国接管德国托管地政权期间，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原则和措施都基于一个信念，即德意志民族必须且可以被再教育。首先，处罚被认为是影响道德转化最重要的手段。只有当德国人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并承认所犯的罪行，他们才能重新成为正直的人。再教育，在西方主要得到美国人的认定，在去纳粹化的刑事诉讼中起了积极正面的作用。这些从19世纪开始就被“黑色教育”塑造出来的德国人对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方法并不陌生：对需要被修正的人民必须先要“剥削”，然后再给予奖励。尽管许多家庭在去纳粹化的过程中备感负担，但再教育对德国年轻一代的教养成果总算是相对成功的。

对于约翰·金贝尔来说，美国人对再教育的这份坚信不是出于天真幼稚且毫无意义的希望，而是来源于某种根深蒂固、万众一心的观念：美利坚的民主体制与民主传统也是从“边缘”中自然发展起来的。19世纪，北美洲殖民地的边境逐步向西部扩张，新的政治团体决定去除过去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习惯，在新的环境里谱写新的篇章——这是一个摆脱愚蠢与错误的过去的开始。他们认为，美国的拓荒者可能更符合卢梭对人性的设想，找寻自然和本质，而且比他们之前的任何人都要接近本质。

美国为德国民主化所做的努力，清楚地映射出了美利坚民主起源的预设图。去纳粹化、削弱、去军事化、土地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包括军政府负面或破坏性的计划——都将产生一种类似的效果，一种类似于美国开拓者的决定性的作用，就是抛掉旧文化的枷锁。

当然，如果没有英国人的支持，美国一厢情愿计划的占领政策也无法落实。英国人把对德意志民族的再教育视为他们对德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43年就开始为之做准备。1943年8月8日的英国外交部声明表示，唯有以接纳一个改革后的德国重新回归欧洲怀抱为目标——尽管每一步都必须万分谨慎——的政策，才有在未来存在的可能。“这句话被外交部德国顾问委员会的约翰克·劳特贝克在1943年12月3日写为‘德国的重生’备忘录的警句。此外，他还明确援引1943年的艾登声明，他本人很可能也参加了该声明的起草。出于利益关系的考虑，他赞成，必须把重点放在德意志民族的‘再教育’这项几十年的大任务上。”（库尔特·库斯居克）

思想的苗圃

纳粹将政治思想教育视为工具。战后，人们也提出一种与纳粹理念相对应的教育理念，一种以人文主义文化的力量为基础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应该在基督教文化、西方传统、德国教育遗产及稳固结合西欧文化的基础上，为民主的、社会的法治国家培养公民。”

人们一方面对教育系统的组织形式进行政策讨论——在美国占领区内不断美国化（尤其是综合学校），在英国和法国占领区内，则普遍对德国官方的广泛介入持保守甚至抵制的态度——另一方面，像《文集》这样超出教育圈的杂志也发起了激情洋溢的关于价值观的讨论。

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再次开放。大学生们站满大街的景象

“指引我们的是纯粹的高尚品德，一种对精神世界的永恒的坚定信念……一直被人嚷嚷，所以我们应该保持低调和务实，我们民族的想象力和思想被主观地否认、一再不被接受，所以我们要把它们引回来，聚集起来。”（赫尔曼·诺尔）

赫尔曼·黑塞的小说《玻璃球游戏》（Glasperlenspiel）让人们对战后返乡一代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12月，皮特·苏尔坎普所带领的S.菲舍尔出版社向德国读者推出了这本小说。后来接手苏尔坎普出版社的齐格弗里德·昂塞尔德在图宾根《学报》（1948年10月）上表示，阶级分层明确的卡斯蒂利亚省的图景满足了来自人们心灵精神意识的向往渴望：一种对纯粹的和更高存在的追求。黑塞的话是对这个时代说的，更是对这个时代的学术青年的寄语：“恐惧和苦痛的时光来临。如果说在这苦痛中还有一份幸运，那也只可能是纯精神的幸运：回首，拯救之前的教育；展望，做这个完全堕入物质世界的时代中坚忍而明亮的形象。”他认为，人不应该追求一个完美的信条，而应该追求理论本身的不断改善。

这个被哲学热情引领的改革论题在现实存在的物质困境前显得无能为力和黯然失色。许多毁坏的校园被重建，许多教学楼被用作难民营，无家可归之人的收容所或供占领军使用。在汉堡，400所学校里能使用的只有60所。基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共有1134间教室，到1945年9月1日时只剩下100间。

战前的出生率高峰带来了很多难民孩子。由于师资匮乏，孩子们只能在一个大教室里面上课。通常一个班有70～80个学生。人们火急火燎地让一些没有污点的作家赶着编写新教科书。

像对普通义务教育的学校系统的态度一样，人们对大学的重开也充满了积极和热情。“思想的苗圃”在第三帝国期间被夷为平地，人们的思想被践踏。1945年11月6日，汉堡大学重新启动教学工作。议员亨利·兰达在他的讲话里呼吁，“为了经受苦难考验的民族的美好明天”“为了永葆青春的汉莎城市汉堡的荣耀”“为了德意志文化在西方文化中不朽的精神之光”而努力。

盟国当局宣扬，德国大学在纳粹时期之后已经恢复状态。这个说法纯粹是他们的主观臆断，并且也是错误的。

1933年，许多高级学者被驱逐出境。留下来的大部分教授都要适应这种大环境，也就是说，对贿赂谄媚功力的要求要远远超越于对“学术贡献”的要求。走套路成了领导者的原则。比如说，1933年，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其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入职讲话上，大肆颂扬“这次变革的伟大”，他说“这次变革”把“知识服务”同“劳务服务”以及“兵役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就连反对纳粹学生干部暴力行为的教育家爱德华·斯普朗格，也赞扬和肯定“科学和国防力量”一体化的这一发现。

在普遍的去纳粹化措施的影响下，大学也自然有了某些改变。但某种灾难依然在延续，比如日耳曼语言文学受到极大意识形态的压力。路西乌斯·德·克莱斯的顾问沃尔特·多恩在一部回忆录里这样叙述道：“因为我的愚见，军政府开始了一个几乎无法弥补的错误，即通过他们来重振老慕尼黑大学以及其他的高校。这些军事征服者不是委托一个可靠积极的教授小组去实现民主大学的重建，而是自己尝试去重振老慕尼黑大学，这当然没有纳粹分子的参与。那结果呢？只要这些或那些纳粹教授还有丝毫被改造的可能，就不会设立教授的位置。迄今为止，这都是建立民主的、反军国主义的大学时难以逾越的障碍。”

当时，想读大学的德国年轻人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那时困难条件所能允许的范畴。例如，海德堡大学医学系在1945年秋季学期时的5000名申请人中只能录取1000人。而那些绝不会被大学考虑的人有：纳粹积极分子、曾在希特勒青年团或者是在德国女子联合会等机构担任过职务的大学生、在亲卫队中做过志愿者的人，此外还有骑士团城堡学校的学生[1]。被优先考虑录取的是：政治受害者、残疾军人、被迫长期中断学业的大学生、无党派人士、海德堡人以及来自东德的难民。

在哥廷根，10000名候选人中只有4830人被录入大学，由此不难看出“这种根据才华和专业知识的严格挑选是提高高校水平的最好方法”。吉森的大学等着录取的有3000名学生（早前这所大学只收1250名大学生）。马尔堡大学首先开始招收学生的是医学系。为了能够在大量的申请人中选出最优秀的1200人，他们只允许那些分数为“良好”的，通过医学院预科考试的学生继续接受大学学习。在耶拿，为了印证当时苏联占领区的另一个例证——展示社会的进步意识——学生不论年龄、性别和信仰通通被录取。除了对通过预科考试的学生的正常录取外，现在的国民学校和职业学校学生也可以参加大学学习。

为了寻找一个大学学习的机会，C.K.来到了埃尔兰根——在他找到寄身之处之前——第一个晚上是在城堡花园里的一张长椅上度过的。后来，他在一个牧师给“流浪者”开设的房间处弄到了一个床位。“在这里，我开始了与官僚机构和饥饿的战斗。当我为了大学注册去拜访设在宫殿广场的大学管理处时，他们问我，是否有房间证明。他们说：‘鉴于如今城市和大学人满为患的现状，我们只能招收那些真正住在这里的高中毕业生。’”而房管局的居住许可证只会发给已经在大学注册的人。后来，在一包美国香烟的帮助下，C.K.在移民局拿到了居住许可证和住房分配，最终获得了大学分配的学习位置。

大学生在注册入学之前要接受政治调查，而这个调查在美国占领区受到严格的控制，并且只能用英语和法语完成。在埃尔兰根，军事征服者对“主要问卷”进行了再考察。大约在1947～1948年的冬季学期期末，726名学生隐瞒了自己的党籍。

在西德，承载着精英科学和教育理念的大学与“大众教育”是分离的。比大学更政治化的是业余大学，也就是成人教育。他们大多数投身于教育民主化中新成立的新教的学院，其重心主要是“焦点时事问题”。魏玛共和国时期成人教育运动的唯心论的主要文艺趋势已经有所发展。对“善良”的要求也有某种政治和社会的背景条件，因为鸡血洋溢的“极端人文主义”所宣传的“转变”和“思考”的努力必须一直表现出对德国历史错误（“历史阴影”）的背离，也就是说，不许“逃离”到“审美”和“艺术”中去——当然，这些人认为，德国文化暂时的衰落并不影响“德意志精神的不朽”。外在失去的东西要通过内在获得。海因茨·弗吕格尔认为，新教教会和学术机构携手建立起了系统性地持续开展教会和世界之间的“基督教对话”的教育场所。这是一种努力与世界沟通和对话的尝试。

为了新教院和（世界的）人民学校，1945年下半年发展起来了一条“新教育途径”，它常常受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成人教育工作者的推动。因此，应该感谢这些“青春洋溢的”推动力。被纳粹迫害的国内流亡者想在完全失败后再进行一次尝试，“通过教育上的全民运动影响德国的命运”（爱德华·布鲁纳在1946年9月的第一届拜仁州全国教育会议上所说）。与学校和高校相反，战后人民学校的成立并非因为中央政府的规划，更多的是获得了当地企业的支持。

阶级斗争的人文主义

在文章《德国的灾难》（发表于《建设》1947年第1期）中，亚历山大·阿布施这位1946年从墨西哥逃亡回到苏联占领区的共产主义者——主要负责接管新闻传播和政治的工作——大声疾呼，无论昨天还是今天，德国刻不容缓地面对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哲学问题，沉湎于永恒的内心世界的“永恒问题”并不是逃避之路。在分析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的著作《德国的灾难》时，他要求德国人不要沉浸于新的幻梦，而要在社会世界的现实里寻求实在具体的答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德国唯心论哲学中抽象投机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克服纳粹时期的歪理邪说。”

阿布施所说的特别符合苏占区，也就是后来的民主德国的教育政策的特征。新的教育，意思是不仅教人民主主义，也教人社会主义——也就是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人文主义精神的道德完成式——的政治教育。海因里希·代特斯——1945年柏林的教师教者工会创建人之一，后来的东德中央民众教育师范部门领头人——把教育事业编排进了两大改革的进程中，即道德改革和政治改革，这是两个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但又同时相互依存的改革。这样的理解符合1945～1948年在学生委员会、青年委员会以及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和学生会的形成中的实际情况。

“学校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不论财富、宗教和血统，给予每个孩子和青少年与他们的爱好和能力相适应的高质教育。”

德国学校的民主化法案（1946年5月22日）制定了符合《波茨坦协定》思想及盟国需求的任务和目标。青年人应该被教育培养成为能独立思考和做事认真负责的人，他们有能力也已经准备好，为人民的社会服务。作为文化传递者，学校的使命是把年轻人从纳粹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在和平友好的人民共同生活和真正民主主义的思想中走向真正的仁爱。

德国共产党的干部（包括从苏联流亡返回德国的安东·阿克曼、保罗·万德、奥托·文泽）与苏联占领区的五个州的国家教育部部长（全部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一起，保证受到肯定的教育政策改革派成为中坚，由此，教师和教材的意识形态方向逐步形成。

与西德相反，强大的社会政治责任铸就了苏联占领区/民主德国的教育计划草案。在草案中，教育被解释为“和阶级有关的教育”，即工人阶级及其进步盟友为建设社会主义、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德意志民主学校（1949年8月24日）的教育政策方针——很大程度上等同于1949年8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教育学代表大会上教育政策委员会的决议——中指出（“民主的”一词如通货膨胀般地被使用），必须把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孩子培养塑造成为愿意并且有能力促进新民主经济、建设和治理新的民主主义国家的繁荣民主社会的社会活动家。“作为民主主义系统教育中的部分，民主学校主要服务于进步人士的利益，帮助他们改善知识，提高教育。由于它们在民主社会中的这些职能，学校已经不仅仅是学校了。”

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等教育政策来说，在各大城市纷纷成立起来的大学预科班有重要意义。1945年秋季，也就是大学重新开学后不久，它们作为社会大学分支的教育机构被建立起来。其目的是帮助年轻的工人和农民，更确切地说是出身工人、农民家庭的孩子以及遭受政治性和种族性迫害者，达到大学入学水平（1945年之前仅有4%）。在西德也设有类似性质的机构，主要是提供给战后初期的退伍军人和政治迫害者。从1947年起，这些预科班逐步演变为偏向于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培养骨干力量的专业机构，录取学员时主要考虑其政治可靠性。1947年12月，这些机构被作为大学学前部归入高校一列。1949年，它们被设立为工农学院，其地位等同于大学其他院系。“‘就像其他所有情况一样，这里也应遵从斯大林同志说的话：在正确的政策方针给定之后，干部决定一切……’在赫尔曼·坎特的小说《礼堂》里，工农学院考试委员会负责人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在他面前，小说的主人公罗伯特·依斯瓦必须作答。坎特借这本小说，确切地描述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目的。1959年3月31日，德国经济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保护和发展德国经济与文化》确立了这个目的。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权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计划，需要培训大量绝对忠诚、具有服务意识和科学文化知识的高质量合格骨干。必须建立一个高校一般成熟的领导型教育机构，使那些较为年长、已参加工作、适合学习及政治可靠的干部较快地接受科学培训。”（托马斯·阿默）

[1] 德意志民族的条顿骑士精神一向为希特勒所推崇。12世纪欧洲十字军东征时期，德意志骑士组成了一个条顿骑士团，并于13世纪在德意志的普鲁士地区建立了骑士团国家，然后向东扩张，1308年占领但泽，后又入侵俄国。1404年俄国、波兰及立陶宛联军打败骑士团后，骑士团的扩张才告一段落。
骑士团最主要的特征是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过着强调纪律、义务和秩序的苦行生活，其目的乃希望通过严厉可怕的纪律，让骑士团在光荣、崇高而个人显得渺小的世界里，培养奉献的精神。希特勒极为推崇骑士团的这种有纪律、义务和秩序的行为准则，并且后来以此作为普鲁士军官团法规的基础。在纳粹德国有仿效骑士团的骑士团城堡学校（Ordensburgen），就是利用条顿骑士团和其他骑士团所建的中世纪城堡当训练营地，是培养纳粹干部的高级学校。

第6章 积极的建设者

易服色和返乡者的命运

从覆灭到社会重建，德国的过渡在盟国的严格引导下（这些引导常常包括精神和物质的援助）进行。假如没有那些社会组织为一个全新、更好的德国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个过渡恐怕也无法进行得如此成功。尽管这些社会组织完全可以回避最本质的道德问题——罪责问题，它们也可以选择冷漠，只要改头换面就可以和过去划清界限。在这些群体里——这些群体是：服预备役炮兵的一代、废墟女性、知识分子以及艺术家——纳粹灌输的思想都在瞬间或者一段较短的“清整阶段”后不见了。思想情感就像是一块白板，白板上写的是克服眼前困境的生存意志和幸存的幸福感。“天底下没有比在太阳下更美好的事。”英格堡·巴赫曼后来写就的这首诗恰好适合于描述那个觉醒重建的五月天。

“废墟时尚”尽管只是表面现象，也能代表某种对“看”的开放态度。日常的生活终从单调阴沉的灰色法兰绒和军帆布的灰色世界中走出来，被色彩点亮：各种色调的头巾、方形垫肩的大衣、长裤、哈伦裤、训练服、百褶裙、厚厚的过膝长袜、滑雪靴、毛皮大衣（不同种类的动物毛皮）、软盘帽子、巴斯克帽、棒球帽（非军人式的）、宽松的衬衫领子、各色领带、灰色皮革和窄肩改良军大衣、双排扣夹克、短裤。最蓬勃兴旺的行业之一是把床单改制成“风衣”的裁缝小店，因为这传递出某种流行的早春都会风尚。人们还可以搭配太阳镜，再搞一支美国香烟叼在嘴里。好的服色帮助人们摆脱了辛苦生活的重压。人们穿戴整齐，时尚靓丽地穿梭在废墟般的城市中。

记者约瑟夫·穆勒-马莱是离职士兵，在英国人到来的前一天，他在吕贝克城市剧院找到了栖身之处。安顿下来以后，他脱下军服，从服装道具中给自己找了些有意思的衣服——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情景。“一切都有它的道理。某些东西走了，自有其他东西来取代，就像战争结束了，和平便渐近。我们用战争换来和平……米白色的裤子，浅棕色的夹克。每一样都出自优雅的剪裁。配上吸引眼球的扣子。在衣领的内侧还缝着玻璃纸纸条：《新婚之夜在天堂》（沃尔特·穆勒出演）。上午，我就穿得如此漂亮的出去，我倒想知道，如果我没有换衣服的话，英国人会怎么对我。他们会把我的同伴们赶在一起。‘快，快’地喊着推他们，用靴子踢，关进公园的篱笆里一整宿，然后强迫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长途徒步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且整个长途前进过程都不提供口粮。后来，创建《时代》这本刊物时，我依然穿着这件‘新婚之夜’的衣服，因为我没有其他的便衣，这件衣服就这样穿了很多年。”

代表自由的美国化尤其给年轻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些被编入国防军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曾被判永远做国家这台机器的小小齿轮。对个体私人的开放带来极大的满意，但享受这样的幸福的同时也要居安思危，自由的社会和政治前提必须受到保障。私有制创造了民主。后来对此疑虑重重的一代，在此时已经有了先锋：他们一方面希望国家的干预少一点、再少一点，另一方面又希望国家能强大得可以维护他们对个人主义的向往和对幸福论的追求。

去纳粹化和法庭都放过了这个“白色年代”。这是“疑惑的一代”——他们活跃，但同时又“理智，没有具体的思想体系，却对煽动颇具免疫力”。（赫尔穆特·谢斯基）根据马丁·格莱芬哈根的描述，这些将近战争结束时被纳粹当局教育出来，作为服预备役炮兵的年轻人，这些在1928年左右出生的人，是一支社会和社会心理的步兵方阵——他们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联邦德国的发展史。

在服预备役炮兵的这一代当中，很多人曾在孩童时期或青少年时期经历了第三帝国和战争，但是没有机会被要求参与“工作”，而年纪更大一些、大约超过20岁的，则多数曾经作为士兵经历了数年战争生活，之后又多次遭受牢狱之灾——他们是“被利用、迷失、被出卖的一代”。因纳粹迫害而早亡的沃尔夫冈·博尔歇特用他的文学作品充分表达了这种失望的心声。

“一个男人回到了德国。这个男人，他已经离开很久，很久很久。也许是离开太久，他回来的样子和刚走时是那么不同。他看起来像是某幅画中的那个亲人，那个为了吓走鸟儿（或者有时为了吓走晚上的人们）而在田野上伫立的人。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千多个日子，他独自在外面的寒风中等待。他必须用他的膝盖骨作为入场费来支付。一千个寒冷的夜晚，他在外等待，现在终于回到了家乡。这个男人回到了德国。”

1947年，在卡巴莱[1]“流动包”（Die Schaubude）里，埃里希·凯斯纳用《德国的旋转木马》总结“被剥夺继承权者”的心声：“这是第三级的返乡/没有桂花树，没有喜悦/空气凝结。死亡结账/你想找寻你的家/家已不再/你想找寻你的孩子/他已被埋葬/你想找寻你的妻子，她已离开/你回来了，无人拥你入怀/你一无所有，无家可归。”

曾逮捕了大量人入狱（1945年，美国人捕获了310.7万名德国士兵，英国人抓捕了231.99万人）的西方盟国现在开始快速地大批释放囚犯。1945年6月16日，《拜仁州日报》报道，所有在欧洲的美国武装力量管辖区内的德国战俘，除了66万人（其中有早前武装亲卫队的成员）之外，其余全被释放。英国占领区也首先释放了30万名战俘，允许他们离开营地投身农业工作。

以前士兵中的许多人都和德国军队一样，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能不肯定一点，即人类本有各种“尊严”，而自己却为了一个极为“无耻的”事情去奋斗。他们遭受过战争困境和艰辛，以及后来在战俘营的折磨。现在战争结束了，他们面对着饥饿、破碎的房子和混乱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大多数职业军人觉得他们的未来备受阻碍。尽管很多情况下人们对曾经的战俘都有优先照顾，但是在大学录取这件事情上依然存在很大的问题。除此之外，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去纳粹化也增加了他们的不安全感。夫妻的长久分离，也造成了许多家庭危机。

最糟糕的是那些陷入苏联战场的士兵。1908年出生的赫尔姆·戈尔维策——一名教会成员，1940年加入武装部队——在1945年时效力于费迪南·薛尔纳的军队，后者根据希特勒的政治遗嘱，在邓尼茨内阁内部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的将军。（他在战争结束时离开了部队，逃到奥地利的美国占领区后在那里被逮捕，然而在同年5月底被引渡到苏联。）戈尔维策口渴得半死，鞋子被红军战士脱掉，光着脚被送到在部队营房中设立的营地。一段苦难的长途漂泊就此开始——许多人都一样：他们常年在极差的条件下被拘留，其中大部分没能幸存。

对于战俘来说，十分重要的事是什么时候能被允许回到德国，或者说什么时候能离开战俘营——以及他们是否能保有相对过得去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战俘们特别倾向于英美的俘虏营；因为在那里，他们不但可以得到好的对待，而且还能在再教育措施的背景下为“不一样的德国”做一些准备——当然，许多已经被纳粹思想所蛊惑的人并不会利用这个机会。由之前的德国通讯记者和编辑所创办的名为《呼唤》的报纸很好地印证了美国俘虏营中的成功改造。这份报纸当时在纽约印刷，并在美国军方的审查和监控下出版。汉斯·维尔纳·里希特、沃尔特·科本霍夫以及阿尔弗雷德·安德施是该报编辑，发行人是古斯塔夫·勒内·霍克，出版商是科特·卫茨（后来在慕尼黑创立了宁芬堡出版社书店）。他们还以“振聋发聩的”实事求是精神创立了刊物《友好的德国人》，提出了德国的责任问题（而此举却引起了多数“同伴”的愤慨）。

英国的再教育进行得如火如荼（1944年9月通过英国全体内阁成员决定），瓦德玛·芬·科诺尔林根，这位1933年在纳粹到来前最后一刻被搭救出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穿过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法国最终逃到英国）对这个项目的推动起了突出作用。在雅士谷赛马场建立了一个为反法西斯战俘而设立的精英训练营，这些战俘在后来西德的民主国家建设中扮演了主要的协助和参与的角色。科诺尔林根所筹划创建的战犯大学，是一所教授全面的政治性历史知识的学校。威尔顿公园营地由此产生，此外，这里也是“战犯时期”的德-英讨论场所。

风雨中的青春

许多“废墟儿童”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尤其是在遭炸弹袭击之前已经被儿童家园（KLV）陆续运往安全的地方。战争结束后，许多孩子又被送回他们那几乎被战争摧毁的家乡，他们多数只能居住在破败不堪的公寓和收容所里。因为经历过恐怖的逃亡而最终侥幸存活，这些孩子产生了一种“保护盾”般的情绪，恰好这种情绪使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免受生存意志的重大创伤。战后，中小学以“战争生活”为题征文10000篇，这些文字传递了他们的印象。

柏林的家庭，1946年

1932年7月10日，我出生在纽伦堡。战争爆发的时候，我7岁。随之而来的是饥饿、贫困、恐惧、泪水和恐怖的飞机轰炸。我们在地下室暗堡里度过了好几个星期。城市里和城市周围到处都弥漫着战火硝烟。我们在这个灰暗的冬天里守望。几个星期前，我们收到了通知，我的爸爸在战争结束不久前战死沙场。这个打击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尤其是那时候我还有更多的兄弟姐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知道他死了总比知道他在俄国或者西伯利亚什么地方挨饿受冻要好得多。现在我14岁了，我必须得考虑找一份工作。我想做记者，所以为此我还要多多学习，以至于能完全符合这个工作的要求。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的伤口将会慢慢愈合。

在西德，二战后有大约120万名少年儿童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而他们中的25万个孩子又因为母亲的离世而变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由于母亲需要工作养家，丧父的孤儿几乎每天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钥匙孩子”）。而他们中年纪稍长的则要在上学的同时，还必须接过照顾弟弟妹妹和大量家务工作的担子。同样艰难坎坷的还有联邦地区内那些被驱逐出家乡的青少年的命运，他们的年龄段是14～24岁（1949年有155.5万人）。由于房屋被炸弹大规模摧毁，在那个时期可居住房屋无法满足联邦共和国区内的定居居民的需求。这样，73万名青少年逃难者只能待在暂住地营地和乡村收容所里。1949年年底，光是在拜仁州就有2.7万名青少年生活在496个大型营地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情况则更加恶劣，61034名青少年被安排挤在491个营地里。1950年5月，西德共有472121名25岁以下的青年登记处于失业状态；这些失业的辍学者人数不断增加，预计有70万人，占总失业人口的21%～25%。

废墟时代，由于经济崩盘萎靡，青少年犯罪率也在不断上升。“青年的荒废”成了关键词：人们为他们惋惜，人们为他们的行为愤慨，人们尝试将就着面对他们。1947年年底发起了一场对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的青少年的认识调查。比如说，在菲尔特的1.1万名在校儿童中就有60%的孩子没有自己的鞋，35%的孩子要两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40%的孩子没有过冬的衣服。在卡塞尔则是7.5%的孩子完全没有鞋子穿。在柏林，据统计有12.5万名孩子没有可穿的鞋子。在慕尼黑，2万名孩子同自己的父母分离，1.7万名孩子不是睡在自己的床上，1.4万名孩子没有牙刷。在曼海姆，有70%的家长没有东西可烘干，只有一半的人有第二套换洗的衣服，20%的人患有饥饿性水肿。在法兰克福每天有近百名青少年在总火车站的地下室过夜，他们中平均有60%的人有一张劳改所释放证书。

这些青年的身体除了被冷漠、失望、暴力和绝望占据，还有对建设的强烈意愿以及对“向导和陪伴”的渴望。

“我们站在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里。让老的一套见鬼去吧。我们想工作，想开创，为了去弥补那些我们错过的以及偿还那些我们欠下的。新的极点差异太大，他们极有力地想把我们夺走。但是，善与恶还没在我们的思想中成形，我们还没有能力看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无助地望着我们的长者，成熟的和有经验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向导，不，最好是一位教育者，一个可以促进和巩固我们的成长的人，直到我们有能力自己站立。”（海因茨·皮恩特克）

曾被纳粹主义者镇压过的新教和天主教教会联盟、青年联盟、社会工会青年组织现在很快获得了许可——首先是地方上的。出于对不断上升的青少年犯罪率的担忧，在美国管制区内开展的青少年工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有德国的普遍职责，占领国仅可以行使咨询和控管的职权；另一方面，他们发展了专门针对青少年的再教育项目。人们看到，该项目非常具有吸引力（其中当然也有物质的原因）——这个项目被美国军队称为“德国青年活动”。

在众多的政治青年联合社团中，自由德国青年团[2]（Freie Deutsche Jugend，FDJ）在阐述东西德之间的思想意识的具体环节上极其重要，在青年工人运动为统一所做的努力中表现突出。自由德国青年团在苏维埃化的进程里逐步发展为一个有战斗性的共产主义骨干组织，被德国共产党称为“人民前线青年”，尤其是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给其他青年团提供输送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把他们归于特别的一体化力量。1945年再度开始的政治工作，据法兰克福的一位见证者的回忆，是自发的、直接的。在地下秘密活动中，人们学习到欣赏工人阶级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分离不再存在。然而就在不久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德国青年团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紧张。

从原始条件和生活条件来看，在苏占区内的青少年的境况和那些在西占区的青少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德国共产主义者和后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尝试通过鼓动和压制的手段为社会主义运动争取青少年的支持，也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利用（从公民文化和社会想法上去改变他们）。与此相对应的是，多重青年文化的并存被禁止，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代沟，被伪唯心论，换句话说也就是，被通过集体空想忽略掉了。尽管苏占区和后来民主德国的青年教育都是在象征反法西斯的符号下进行的，但是自由德国青年团（1946年有30万成员）的象征，如某些仪式和权力主义的组织形式，与纳粹青年组织极为相似。在苏占区内实现统一青年组织的想法遭受了重大失败；1949年，已经有20万名青年人从“进步的”苏占区非法移居到被作为资本主义象征而受到批判的西方。

废墟上的女人

也许是出于自愿，也许因为那是任务——1945年，如果没有废墟女性不知疲倦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劳动，那么，所有的城市都还将一直淹没在瓦砾堆和垃圾堆中。

柏林市市长阿图尔温纳博士在1946年6月13～14日的第一届妇女福利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到，德国的命运大部分掌握在妇女的手中。当谈到德国的将来和性别角色的划分时，他说，一个女人先天就有别于男人，“不会仅凭心血来潮，而是会一直满怀激情地负担起未来”。

西德人和东德人都没有给予废墟女性对“生存工作”所做出成绩应得的肯定和赞赏（直到后来她们创造了神话，引得万众瞩目）。所以，妇女们也不能从她们的重建工作中要求相应的权利。囤积，黑市买卖，在公园里种植蔬菜，缝补衣服，修理鞋子，必要的房屋修理等，甚至那些被迫作为废墟女工的人所做的工作。当时丝毫没有人认识到这些劳作的巨大意义。第一本杂志大肆吹捧将电力供应带回正轨的工程师或把第一辆电车安在铁轨上的机械师，而不是一个用最后一块地毯成功换取一袋马铃薯的三个孩子的母亲。

在毁坏的城市里如蚂蚁般密密麻麻挤满了收拾瓦砾碎片的人们；他们几乎所有都是女人，除了零星几位老翁，因为很多男人至今都没返回家乡。战后女性，“废墟上的女人”——尤其是在柏林——是艰难时期女性力量的著名典范。

在苏联占领区内，人们计划通过大量理论性和宣传性的热情来推动实现自19世纪以来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的社会主义传统（奥古斯特·倍倍尔：《女性和社会主义》，1883年）以及通过杰出的女权主义战士实现社会主义的女性运动（像克拉拉·蔡特金和罗莎·卢森堡一样）。与此同时，妇女政策被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写进反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政治措施政策中，这在1945年的妇女福利委员会以及1947年的德国民主妇女联盟的创建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西占区，魏玛共和国时期妇女运动的女政治家们和女记者们的身影尽管依然可见——比如伊丽莎白·瑟贝特、海伦·韦伯、海伦·韦塞尔、路易斯·施罗德（1947年在柏林当选市长）；尽管出台了大量新法，许多法律也被修订，但妇女运动在整体上还是没有重要的影响力。党派之中依然保留着父权家长制。

1949年，两个德国分别成立。东西两德都在宪法中确定了妇女平等的权利。当然，东德在这方面的法律比西德更早地被贯彻执行。除了该项平等权利之外，民主德国宪法还确认了把实现提高妇女地位的需求，尤其是在职业培训方面，作为社会和国家的任务。相比联邦德国的婚姻-家庭法是在任务分配和角色理解的基础上，以婚姻双方的自由决定作为出发点，东德的法律是在多方面发展的女性个性的基础上表现社会主义理想。法律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一切所带来的是职业妇女的比例提高，妇女在政治生活中有更高的参与度，受教育机会和儿童照管方面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以及妇女的自主权得到增强（比方说，在终止妊娠方面）。

妇女平权被视为民主德国的一项大成就。两性关系和家庭结构是德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宣传招牌，对比资本主义，这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势。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女性自我价值观念的不断提升和不断增强的女性社会意义所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后果是强制性解放和由此导致最终的解放抑制（这又与个人自由相关）。德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否确实成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两性关系，又或者是否解放的需求只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映的只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中的下层建筑的现实？诸如此类的问题，日益尖锐。

克罗伊茨贝格区内的废墟上的女人，柏林，1949年

在纳粹时期，“公民道德”主导家庭生活——社会和性病态的反常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几乎已被国有化，并且被定向到了种族主义之上——随着纳粹政权的垮台，这种所谓的道德也被动摇了。东德的强奸和西德的诱奸，战争暴行的揭露和为了生存的苦苦挣扎，这一切都动摇了原来具有普遍价值、在多变的生活中可以用来支持人生的价值体系。人们慢慢意识到，某些他们一头扎进去，在当时以为是世界末日的战争末期缔结的婚姻关系到了战后无法维持。“离婚率上升到了战前的两倍，在1948年达到了顶峰。”

一份战后早期的家庭调查显示：一方面，人们极度渴求新的经验；另一方面，传统的家长式社会结构又在回归，这两者之间的角力不可谓不激烈。在战后初期，政治和媒体都对这次角力给出了新的解读。

妇女作为家庭的守卫者，在家庭中履行爱心、照料、救治的职能，她们理应料理家务，繁衍后代。这种固化的道德观念已被社会化。男人因为有家庭之外的工作，故而在生理、心理以及道德上都可以减负。作为一家之主，他被授予了一种权威，社会通过工业化、机械化、战争和财产的破坏以及家庭以外的权利和影响剥夺了他的这种权威。“这个所谓标准化的性别等级制度，公民家庭的结构特点，作为‘等价的多样性’出现在当时所接受的认知和与之相关的语言规则里……因此，这种意识形态和结构的家庭形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对这种成年人和孩子亲密地共同生活的结构和形式作为自由和自我实现权利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机会被白白地浪费了。”（安吉拉·佛格）

两性关系的紧张在那个时代的电影里被清楚地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对比这个时期那部批评时代的、讽刺的、情色的且轻蔑地伤害了“神圣的感情”的电影《苹果掉了》（赫尔穆特·奎特纳，1948年）和《柏林叙事》（1948年，书籍作者：君特·纽曼，导演：R.A.斯特摩勒）。在这部电影里，小市民私人家庭欢乐是唯一充满意义的生活内容。在《苹果掉了》这部电影拍摄期间，就已经有大量的来自慕尼黑大主教机构的抗议者反对这种原罪的卡巴莱式的歌舞表演的处理。经过拜仁州军政府的调解，才最终以公报的形式得到了暂时的停息。导演赫尔穆特·奎特纳声明，电影创作中绝对不会有丝毫伤害宗教和道德敏感的目的意图，并且接下来的电影工作也将继续遵循该思想。天主教和新教教会方面则宣布，他们不查清该电影所造成的公众影响不会罢休。

[1] 卡巴莱（Cabaret）是一种有喜剧、歌曲、舞蹈及话剧等元素的娱乐表演，盛行于欧洲。表演场地主要为设有舞台的餐厅或夜总会，观众围绕着餐台边进食边观看表演。此类表演场地本身也可被称为卡巴莱。卡巴莱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其后又有同类表演在德国柏林进行。卡巴莱是一种简单且直接的表演方式，以简单的布景及服装，纯用歌曲向观众表演故事。

[2] 自由德国青年团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官方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团是东德唯一被官方允许并提供资助的青年组织，该组织招收民主德国14～25岁的男女青年，人数占民主德国青年总数的75%左右。大多数台尔曼少先队员都会最终加入自由德国青年团。

第7章 文化的回归

为本质斗争

在盟国艰辛的再教育过程中，文化（狭义的文化）扮演了中心角色。占领国当局文化部门的主要官员多为德裔移民，或者是曾在大学学习和工作中接触与了解德国的人，他们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和历史都非常熟悉。他们以及部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都相信，最终，纳粹主义并不能伤害到“德国精神”。后来证明，这个信念是痛苦中的“生存手段，能建起跨越鸿沟的桥梁，是迷雾中的指南针”。

文化能增强人们心中的善念，在西方文化中，它首先意味着“归主”。脱离了信仰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其价值就不会得到尊重。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索指出，奥古斯特·布鲁门的《中心的精神，不一样的德国》（1946年）和约翰尼斯·黑森的《德国精神的重建》（1946年）都认为无神论的传播是“德意志灾难”的主要缘由。莱茵霍尔德·施耐德期望着“德意志精神的回归”（同名著作在1946年出版），这种精神通过莱辛、康德、费希特、尼采这样的哲学家的演绎，能够抽象出某种本质。阿尔弗雷德·米勒-阿玛克在其著作《没有上帝的世纪》中谴责19世纪的政治家和科学家，这些人用虚无主义和纯理学说替代了信仰。《新西方国家》这本杂志为了基督教的宇宙秩序冲在第一线。“1946年，菲利普·勒尔施在杂志《精神世界》的第1期中这样写道，古老的基督教之所以衰微，原因无外乎渐进发展的工业化，并建议——和他所有那些基督教教友一样——‘归主’和‘谦卑’是危机中唯一的救赎之道。”（赫尔曼·乔斯特）

1945年出版的《摩亚十四行诗》让人印象深刻。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夫在政治监禁期间完成的这部诗集是对德国陷入的那段黑暗时期的反省和思考（他在柏林战役发生前不久被盖世太保谋杀）。一些神学家也被纳粹分子杀害，作品在他们死后发表（1946年）：迪特里希·潘霍华[1]的《泰戈尔的诗：通往自由的路上》和维尔纳·伯格鲁恩的诗歌《愤怒之日》。特奥多尔·海克尔在1939～1945年写下的《日记》里描述了相似内容，即他在纳粹主义的、无上帝的非法治国家中内心备受的煎熬。1945年秋，恩斯特·维歇特在题为“给德国青年的话”的演讲中，称纳粹国家是“基督之敌的帝国”，在这里，由一帮杂种的“超人”组成的乌合之众，竟敢与上帝叫板。信仰天主教的早期左派表现主义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文章《不死的人》（1946年）则努力找寻圣体的重现。在纯文学当中，伊丽莎白·朗格瑟认为，反对野蛮的纳粹，是救赎的信徒必须做的事。

伊丽莎白·朗格瑟的语言相当隐晦，充满了各种神话比喻，她用这种方式驱除了宗教上的怀疑和本人的负罪感。这个本身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女子在保护她与一位犹太人非婚生的女儿卡德里亚免于遭受纳粹分子的伤害、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尝试中，没有足够的勇敢（不过当时本来就不太可能）。这样的“背叛”——被救的女儿要经过几十年才可以讲述她的命运——决定了这位女诗人下意识里对解脱的渴望。这种渴望见于小说《不可磨灭的印记》（1946年）。

托马斯·曼是一位喜欢讽刺的神话捍卫者。他始终与这种空虚的内心和激情保持着距离（但能被“真正的”热情充满并燃烧）。1947年，他出版了一本大型时代小说《浮士德博士：一位朋友讲述的德国作曲家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生平》。这部小说苦心孤诣地为纳粹主义现象寻求某个形而上学的解释——比如所有间接落入希特勒手中的人，自己（因为被这种魔鬼力量所诱骗）会感到某种升值。由勒维昆这个人物形象表现出的艺术家的危害象征着德意志民族灵魂的风气败坏，最终，通过纳粹主义而彻底毁灭。托马斯·曼分析，德国这样发展最后只有“下地狱”，这意味着：市民艺术家和市民阶层的终结、艺术和哲学的终结、传统的人文主义和理智-科学概念的终结、自由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

神学-哲学的再思考

人是宗教的。可如果他不够八面玲珑、见风使舵的话，就肯定会因为第三帝国的教会连带着对宗教也失望。教会，作为公共机构，几乎完全适应了这个暴政的非法治国家。“国家和民族主义”在威廉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成为德国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雅利安-北欧的神学体系里达到了高峰（它不同于信义宗[2]教会，想想看后者的突出代表人物马丁·尼莫拉神父）。

这样的蒙蔽，再加上反闪米特的特征，造成路德派新教教会——除了少数人发起抵抗之外——面对国家社会主义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时，万马齐喑。当时以教皇庇护十二世为教宗的天主教，也在面对第三帝国时努力保持这个“最尴尬的”（双重含义的尴尬）中立，教皇本人亦不能公开为犹太人说情。只有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教会才突然有胆子反对，哪怕这事是纳粹分子为“下等生命”布置的“安乐死”和灭绝性屠杀。

如此，战后的教会有一切理由表达一下懊悔（“心灵的悔悟”），忏悔罪过（“忏悔”），并用“工作”来弥补之前的错误（“赎罪”）。不同于天主教教会一如既往的缄默，路德派新教教会委员会（EKD）在他们1945年10月18～19日于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中表达并起草了一份《罪责宣言》。

“我们带着巨大的痛苦在此发言：因为我们，许多民族、许多国家遭受了无尽的苦难。我们现在要在这里，以耶稣基督之名，表达我们团体的忏悔：尽管我们多年以来，也曾经以耶稣基督之名，与纳粹强权的可怕思想做过斗争。但我们谴责自己，谴责自己没有更勇敢地表达，没有更诚心地祈祷，没有更愉悦地信主，没有更热情地爱世人。现在我们和我们教会应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格奥尔格·邓茨勒和沃尔克·法布里西乌斯的《基督徒和纳粹分子》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这场斯图加特的“悔罪”，这场在世界教会委员会的代表出席的会议上所做的悔罪，以及给全世界基督徒发出的悔罪信息，并未被团体认同和接受。“教会没能传递出悔罪的必要性。人们并没有在‘斯图加特宣言’似是慷慨激昂的表述中找到某种合适的解释。而是，就算德国已经普遍发展进步，这份宣言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只被当作一种不合理的煽动。至于为什么会获得这样的反应，宣言本身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这种传达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在宣言的字里行间找到答案。尽管他们在斯图加特坦白承认了当时没有尽力去做本需要做的努力，但宣言内所做的那四种否定的比较（‘没有更勇敢地表达，没有更诚心地祈祷，没有更愉悦地信主，没有更热情地爱世人’）却给人以一种印象，就好像他们已经做出了某些勇敢和无畏的成就似的。”

至于天主教，教皇庇护十二世在1945年7月2日给德国天主教徒颁发了“荣誉证书”，褒奖“教会对纳粹主义不屈不挠的反抗”。同年8月23日，德国主教们在一份主教通告中表示，他们对“天主教民”居然未被如此大规模的强权的盲目崇拜所征服“感到欣慰和喜悦”。“我们很欣慰，我们的信仰从没有也永远不会在邪恶面前屈服。我们很欣慰，这种不敬神的和无人道的邪说，除了我们天主教信徒外，也没被其他人接受。”绝大部分天主教教职人员曾和第三帝国同流合污的事实，就这样被轻描淡写。

神学家卡尔·巴特在1935年被波恩大学免职，后来参加了反抗希特勒的活动。从1945年起，巴特从瑞士寄来他的“公开信”，这些信主要是抗议新教和天主教会的伪善，试图把所有的罪和责隐藏在他们兄弟般友爱的神父和牧师的大袍下。（比如，符腾堡大主教特欧菲尔·乌尔姆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一天后发出谕令，不要抱怨和控诉，而要原谅和互助。）

在这个不信超验论（“我相信，因为它是不理性的”）的世界里，除了极端的神学，还有无神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试图在“固有”和“平凡”中发现卓越。“本质”是“存在”的前提，“存在”由“本质”产生。传统、信仰、习俗等都不是天然就稳固存在的结构，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在其中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人被“抛入”这个世界，又在其中“堕落”，只有通过承担责任才能理解这个世界。在废墟时期给德国精神生活很大影响的让-保罗·萨特认为，人作为有行动力的生物，做任何决定都不隶属于某种“非做不可”。人通过做事的方式成为他自己。

萨特及其哲学理论有各种各样的受众。1947年7月，马尔堡哲学教授朱利叶斯·艾宾浩斯说，他费尽千辛万苦都无法弄到萨特的小说。“也许，如果能使占领国当局了解到我们多么乐意知道法国人弄出了多么令人兴奋的文学作品——它在丹麦写成，在德国使所有系统化深思的哲学头脑（这里指的是克尔凯郭尔[3]、雅斯培[4]和海德格尔）相形见绌，他们也许会同意放开一点图书管制。”

1942年，萨特的存在主义作品《苍蝇》在俄国人建立的剧场“海鸥”俱乐部上演——该俱乐部以啤酒、香肠、伏特加和罗宋汤闻名。萨特和他的伴侣西蒙娜·波伏娃共同出席了首演。在西部占领区内，这出话剧最初因其离经叛道的内容而遭禁。禁演一直持续到1947年9月，当时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在杜塞尔多夫把它搬上了舞台。

内容的梗概是，主角俄瑞斯忒斯谋杀了他的继父和母亲。当知情者埃列克特拉因此备受良心拷问时，俄瑞斯忒斯却完全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我做了我的事情，埃列克特拉以及我的行为都是好的。我会为我所做的负责，就像一个渡船的船夫扛着他的游人过河。我将会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河岸，然后跟他们解释原因。他们越是沉重，我就越是开心，因为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行为。”

厄里倪厄斯，神之公正的黑暗的警告者，被萨特认为是一群恶心的苍蝇，覆盖了城市，把所到之处弄得很不堪。

与法国哲学不同的是，卡尔·雅斯培的存在哲学从废墟时代开始就已经流行。人在失败时，总是试图抓住某种真正的本质，对那些“零点时刻”的人来说，这是疗伤的药膏。他阐明，尽管人们一再以某种所谓绝对的名义假装思考和行动，可他们真正做出来的事又与这些绝对名义背道而驰。他们口里讲着美德和公正，但恰好是这些掩饰了不道德和暴力。他们打着某种真相的旗号相互谴责彼此的观点，可正是这种永远无法到达的“真相”使所有人都成了说谎者。那些在客观的保护伞下散布开的，其实是非法膨胀的主观本身，这种不恰当的膨胀既伤害了其他人的“主观”，又伤害了自己的“主观”。存在主义的辩论家坚守一个悖论，即人只有放弃了规范其行为的束缚，才能建立自身存在的规范，只有这样，他才能认清自己、与他人交往。

马丁·海德格尔重新发现了一种哲学体系，该哲学体系认为人的存在即是一种忧虑。人们在各种各样的世俗忧虑中迷失了自己。这种担忧恐惧已成为一种基本的心理状态，一种在“大千世界”里公然孤独的心理。海德格尔在他的《林中路》（1949年）一书中描述了某种“基调”，某种自尼采以来主宰德意志精神的基调，即覆灭的基调。

部分学术青年感到阿尔贝·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非常符合自己的心情。尽管当时只能看到该作品的部分章节（1943年）的摘要，但是加缪“荒诞的思想”却流进并几乎渗透了废墟时代的社会思想意识。某个行为可以既无意义又有意义，这种思想令人着迷。就像西西弗斯应该去推动石头，虽然永无机会把它推上山顶——但他同时能感到幸福。决定采取积极行动的人给了自己的存在一个意义，一个似乎被现实隐瞒的意义。《西西弗斯神话》成为一代人的祷告书，他们通过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的”想象来逃离命运无名的压力。因为这里面有着西西弗斯所有隐藏的快乐：他的命运属于他自己，他的巨岩是他的东西。这个荒诞的人愿意这样，而他的辛苦永无止境。

“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脚下！人们一次又一次看到他的负担。但是西西弗斯教会我们更大的忠诚，也就是拒绝了众神以及推动巨石。他也觉得，一切都好。这种与权威顶峰的对抗足以满足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应该相信西西弗斯是一个幸福的人。”

这种哲学激进主义很快就被西方盟国所带来的物质主义置换。荒诞的勇敢被越来越强的现实感替代。存在主义因此逐步跨向了具体主义。精神的觉醒为非常时刻的生存渴望蓄积了能量。当20世纪40年代结束时，西德社会通过重建、修复得到巩固，人们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对安全感的根本追求也开始引起青年人的思考与关注。他们发现，根本任务是通过物质去巩固个人日常的和集体的生活世界，改善生活质量。存在主义，就像当初慷慨高歌地决定了废墟一代的精神一样，渐渐变得不再流行。本质终究还是通过存在决定：自由成了强迫的消费，后者则成了众望所归。荒诞，从头到脚，学会了进步，从寻求意义的荒野进入目的性的区域。不幸的灵魂在物质化中找到了安宁。

流亡者的声音

从政治角度看，再教育首先意味着恢复那些受抑制和排挤的流亡在外的德国思想。尤其是左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在对人们进行反法西斯主义启蒙时，完全不同于盛行一时、圈囿于内心的宗教神秘主义。对现有社会制度做出批判的作品有沃尔特·贝伦德森的《人文主义前线》（1946年）、理查德·安德鲁斯和阿尔弗雷德·坎特诺维茨的《禁与焚》（1947年）、E.C.维斯可夫的《陌生的天空下》（1948年）。杂文中汉斯·迈耶的《德国流亡者文学》（1947年）和坎特诺维茨的《流亡中的德国作家》（1948年）以及斯特芬·赫默林的广播演讲及其政治-文学杂志的编辑项目，像《呐喊》《东与西》《变迁》《法兰克福期刊》等都是新秩序建立中反法西斯主义复辟的代表。

在流亡中，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从来没有停止过关注和思考德国的状态。“讨论一直没有中断。小说、歌词、剧本，以及个人传记中都有尖锐的反映。有一些是很直接的描述和批评，另一些则被置于历史的比较中。只有少数的钻进了神秘的云彩里。许多死了，腐烂了。但是，我并不觉得流亡让作家们变得脆弱和悲观。”流亡文学使其作者保持着生气和战斗的欲望。

德国流亡文学中的重要作者有：

君特·安德斯

约翰内斯·R.贝歇尔

贝托·布莱希特

赫尔曼·布罗赫

马克斯·布罗德

费迪南德·布鲁克纳

马丁·布伯

埃利亚斯·卡内蒂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阿尔贝托·埃伦施泰因

莱昂·福伊西特万格

布鲁诺·弗兰克

莱昂哈德·弗兰克

乔治·斯特凡

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

斯蒂芬·赫尔姆林

马克斯·赫尔曼-内瑟

斯特凡·海姆

弗里茨·侯赫威尔德

玉栋·冯·霍瓦特

汉斯·亨尼·雅恩

乔治·凯泽

阿尔弗雷·坎图洛维茨

赫尔曼·克斯特

安妮特·科尔布

埃尔瑟·拉斯克-舒勒

埃米尔·路德维希

亨利希·曼

克劳斯·曼

托马斯·曼

路德维希·马尔库塞

彼得·德·门德尔松

罗贝托·穆齐尔

罗贝托·诺依曼

特奥多尔·普利维尔

阿尔弗雷德·波尔加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约瑟夫·罗斯

内莉·高盛

勒内·希克利

安娜·西格斯

玛尼·斯佩伯

马克斯·陶

恩斯特·托勒

弗里茨·冯·安鲁

约翰内斯·乌尔兹蒂尔

彼得·魏斯

弗朗茨·韦福尔

卡尔·沃尔夫斯科尔

卡尔·楚格迈尔

阿诺德·茨威格

斯蒂芬·茨威格

在戏剧领域，苏黎世剧场在第三帝国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自由灵魂的堡垒，是那些迫不得已离开德国的演员和导演的避难所。1933年，这里的演出依然是很小众的，主要演一些能赚钱的娱乐剧。后来在奥斯卡·沃特林的带领下（从1938年起）开始了一个新的任务：抵挡野蛮对人性和艺术的入侵并且在思想上与之抗争到底。

战争结束后，苏黎世剧场重新定义了自己的主要意义。首先，不要低估他们物质上的帮助。1945年5月9日，即德国纳粹国防军投降那一天，沃尔夫冈·朗霍夫组织了一场“德国救援活动”。全体剧团成员为他们的德国同事誊写简·基奥都西、让·保罗-萨特、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图尔顿·怀尔德、费迪南·布鲁克纳的剧本。剧院成了问讯处。人们收集戏服、生活食品、道具、窗帘帷幕以及歌剧台本。5月6日，莱昂哈德·斯特科写了《理想戏剧在自由德国重建的摘要》，希望占领国的管理机构和艺术审查等官方机构能认识到戏剧艺术对民主国家思想形成和塑造的重要性。德国城市的废墟时代在不久的将来会落下帷幕，开启全新的自由。“因为这对苏黎世提供第一个全面的洞察当代戏剧文学的工作非常有帮助。许多在德国被禁的作者，像凯泽、布鲁克纳、沃尔夫、布莱希特、维尔弗、汉森科勒弗、弗兰克·布鲁诺、霍瓦特，都在苏黎世崭露头角。最终，马克斯·弗里施、弗里德里斯·迪伦马特以及布莱希特的叙事文学剧，托恩通·维德斯和约翰·斯坦贝克的寓言戏剧也紧随其后在此上演，为戏剧带来进一步发展。另一条路线则从苏黎世发展到后来的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以及东德的德国剧院。”

约翰·斯坦贝克：《月亮下去了》。特蕾泽·吉泽（左起第三位）与沃尔夫冈·朗霍夫（最右）在苏黎世剧场的首场演出

贝托·布莱希特、简·基奥都克思、卡尔·楚克迈尔、托恩通·维德斯、费迪南德·布鲁克纳都在苏黎世剧场进行过首演或首次在此用德语演出。戏剧顾问和导演库尔特·赫施费尔德对热点话题和现代主义作家有特别的识别力。他组建了一个具有极高表演水平的剧组：玛丽亚·贝克、特蕾泽·吉泽、恩斯特·金斯堡、埃米尔·斯托尔、沃尔夫冈·海因茨、库尔特·霍维茨、沃尔夫冈·朗霍夫、卡尔·帕瑞拉。除了沃特林自己的演出之外，尤为突出的还有莱奥哈德·斯特科以及莱奥波德·林·德伯格——他们在舞台布景设计师西奥·奥托的支持下，创造了剧院的新风格。

在库茨·赫施费尔德的鼓励下，马克斯·弗里施开始做起舞台剧创作。被称为“挽歌尝试”的《现在他们又在唱歌》完成于1945年复活节，1946年爱情故事《圣塔克卢茨》进行首演。同年，在穿越了破碎的德国之后，他创作了警示集体自杀的《中国长城》（“洪水可以是人为的”），三年后又接着创作了舞台剧《当战争结束时》。1947年，迪伦马特的新戏剧《写在书上》被库茨·霍维茨搬上了舞台。1949年，“历史剧”《罗慕洛斯大帝》问世。（总的来说，迪伦马特在他祖国以外的地方都获得了广泛的肯定。）

那些在国外度过纳粹恐怖时期的德国文化代表人物经常以间接的方式参与及影响战后的精神重建——如通过杂志和报刊（尤其是通过美国人出版的《新报》及被美国人支持和赞助的杂志《月份》）。此外，为大量纳粹时期受排挤的批斗者平反也很困难：“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在此期间要么已经丧生，要么失踪。而他们那些被第三帝国的艺术代理热系统‘清理’过的作品，也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才能被阅读到。”（约斯特·赫尔曼德）而西方盟国的对流亡者的友好文化政策背后的真实目的并非想促进逃亡艺术家“真正”回到德国，而仅仅是因为担心这些有权威、有声望的流亡者出来扰乱他们的再教育政策。流亡文学中的顶级行家汉斯·阿尔贝·瓦特对此现象所做的观察是，许多流亡国外的移民是很希望回到德国的，但是不被允许，因为战胜国当局对他们的归来既不感兴趣，也并不希望看到他们回国。除此之外，重返德国对于他们来说内外都存在着保留条件。另一些逃亡者也存有犹豫，即是否有勇气在中晚年还要回到破碎的欧洲重新开始建设新的生活。还有一些逃亡者感到为难，他们已经在国外建立了家庭，他们的孩子是在英国或美国，在那个他们已经融入的环境里长大的。重返欧洲也就意味着，孩子或少年们要第二次背井离乡，面临的也是一个未知的未来。比这些私人原因更让人需要考虑的是政治的不确定，是对这个国家、对回到这个整个民族都曾站在纳粹的立场上背叛过他们这些流亡者的国家的不确定感。

第三帝国时期涉及了各个领域的文化和文化人才的流出，如：

出版商

G.B.费舍尔

雅各布·赫格纳

鲁道夫·乌尔施泰因

画家

约瑟夫·阿尔伯斯

马克斯·贝克曼

莱昂内尔·法宁格

乔治·格罗茨

保罗·克利

奥斯卡·柯克西卡

瓦斯里·康定斯基

汉斯·普尔曼

库尔特·斯维特

建筑师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恩斯特·麦

埃里希·门德尔松

密斯·凡·德罗

布鲁诺·陶特

作曲家

汉斯·艾斯勒

保罗·亨德米特

阿诺德·勋伯格

库尔特·威尔

指挥家

埃里希·克莱伯

奥托·克伦佩勒

布鲁诺·瓦尔特

具象艺术方面的流亡者里则有大部分20世纪享誉世界的德语话剧界泰斗级人物：

导演

莱奥波德·杰西纳

弗里茨·科特纳

弗里茨·朗

莱奥波德·林德贝格

欧文·皮斯卡特

马克斯·莱因哈特

莱昂哈德·斯特科

乔治·塔柏

贝特霍尔德·菲尔德

男女演员

阿尔贝托·巴塞曼

伊丽莎白·伯格纳

恩斯特·布施

玛琳·黛德丽

恩斯特·多伊施

迪拉·杜里罗克斯

洛特·莱尼亚

彼得·洛

格蕾特莫斯海

卡罗拉·内尔

马克斯·帕伦贝格

在超过6000位流亡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医学家中，有一些是20世纪最有名的学者，他们中有2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

马克斯·玻恩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弗里茨·哈伯

里瑟·迈特纳

埃尔文·斯勒丁格尔

理查德·威尔施泰特

法官和宪法专家

恩斯特·弗兰克尔

罗贝托·肯普纳

奥托·基希海默

格哈德·莱坡德

维尔纳·冯·西姆森

雨果·辛兹海默尔

汉斯·凯尔森

社会经济学家

弗里茨·巴德

弗朗茨·奥本海默

威廉·吕伯克

约瑟夫·熊彼特

社会学家

诺贝托·埃利亚斯

特奥多尔·盖格

勒内·柯尼希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卡尔·曼海姆

赫尔穆特·普勒斯纳

弗里德里希·波洛克

阿尔方·西尔伯曼

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

埃里克·埃里克森

埃里希·弗洛姆

卡琳·霍妮

奥托·兰克

威廉·赖希

特奥多尔·瑞克

教育学家

弗里茨·伯利斯基

库尔特·哈恩

海因里希·罗登施泰因

索尔·P.罗宾逊

此外还有大量的哲学家

特奥多尔·阿多诺

君特·安德斯

汉娜·阿伦特

恩斯特·布洛赫

汉斯·卡西尔

马克斯·霍克海默

汉斯·约纳斯

鲁道夫·卡尔纳普

赫尔穆特·库恩

特奥多尔·莱辛

卡尔·律维特

赫伯特·马尔库塞

路德维希·马尔库塞

卡尔·波普尔

乌尔里希·索纳曼

俄国人对共产主义或者是右翼社会主义作家采取不同的态度，这种有区别的对待在占领区重建之初就已形成。西部的移民来东部是受到欢迎的，即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被信任。部分在政府公共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是前西部移民，但是在1950～1951年的斯大林清洗运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告发为“帝国主义间谍”，并因此遭到迫害。

黑名单、灰名单、白名单

在文化再教育的时候——美国占领区是让信息控制部门进行操作，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则是由剧院和音乐管理部门负责，苏联占领区则是通过由苏联军方管理的文化部门进行具体作业——盟国军政府主要依靠“文化进口”，即“小心仔细地”为德国选择“文化输入”的内容，为德国人重新打开看世界的窗口。为此目的而开设的文化馆有：美国之家（到1947年1月已经设有127个公共设施以及136间阅读室）、英国中心（“桥梁”）、文化中心、苏联文化馆。它们负责传播反法西斯精神以及人道主义和民主概念，并以不同的着重点进行，最常见的落实方式是召开会议、讨论会以及信息材料的分发（如书籍、杂志、宣传小册子）。

盟国带着自己的改革计划而来，却在具体实施时受到很快希望“在场”的德国文化界的影响——这些人无不很快地进行“再定位”（就像魏玛共和国时期他们做的那样），以在盟国的保护伞下重新工作。因此，占领区政府不存在为缺乏供应而抱怨的必要。

埃里希·开斯特纳从慕尼黑报告——他被一辆美国吉普从迈尔霍芬/蒂罗尔的避难所中接走，带到了拜仁州的首府慕尼黑，在那里被安排入职《新报》的文艺专栏主编——这里到处是德国演员、导演、记者和电影工作者。“他们需要信息。他们寻找关系。他们有着各种计划。他们期盼着与老同事重聚的喜悦。他们住在乡下。他们急迫期待再次回到慕尼黑。谁掌有许可颁发的权利？法尔肯贝格还将会继续保留这种小型剧场的演出吗？它会用什么剧开幕？是桑顿·怀尔德的《我的城市》吗？几时呢？在九月初吗？”开斯特纳遇到了沃尔夫冈·科尔彭，在小型剧场的院子里又遇到了鲁迪·逊德勒和阿瑟·玛丽亚·拉本阿特。这两个人想在剧院得到市政府的允许时开始小型歌舞场剧目。他们计划用维隆·林格尔纳茨以及波德莱尔的剧本，滑稽短剧和舞蹈节目以及漂亮的女孩（比起好的剧本，漂亮的女孩便显得不足道，而诙谐讽刺的歌曲小调也令人十分期待）来使小型歌舞剧场获得关注。“我必须参与。令人沮丧的是没有写出新的东西，不过他们如果再给我几天时间的话，还可以补救。”

名单和考评（占领国政府会参考可信者有时甚至是内心流亡者[5]的意见）帮助检验政治是否可靠。1945年10月，美国新闻检查局领导层对外宣布，他们手里有一份1440个德国人的名单，这份名单足够对美国管制区内所有文化领域做定性。“黑名单”、“灰名单”以及“白名单”组成了一个评判的基本背景标准，它决定了那些想在媒体、电影、戏剧以及音乐等行业寻找工作的德国人的去与留。“黑名单”中的知名人士有钢琴演奏家吉森教授，指挥家汉斯·科纳普尔布什以及威廉·福特翁格勒，电影明星埃米尔·杰宁斯，作家恩斯特·容格尔以及弗里德里希·斯尔布格。

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是柏林剧院院长，曾被纳粹授予“国务委员”，1945年后多次被逮捕。1946年，他写了一篇名为《德国演员社会学》的文章。“对演员来说，艺术是第一位的，更确切地说，是好的角色和有趣的演出任务。政治教育中缺乏的部分通过德国演员来与整个德国民族分享……纳粹的说教是肤浅的，只是玩弄一点大众心理学，它不可能有什么深层次的东西。旁观者很惊奇地发现，在过去12年内，演话剧的演员大部分并不觉得纳粹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更不会认为他们自己和纳粹的无耻有关。因此，尽管他们也知道人们口口声声说的德国人的集体责任罪状，却漠不关心，毫不认为自己有哪怕一点点罪责。”

战胜纳粹政权后，和政治及社会领域一样，文化领域里摆在盟国面前的是两大重要任务：解散已有的纳粹主义组织和重建制度——一个不仅能保证自由，还能保证公平的民主制度。为了让德国人不再重蹈法西斯覆辙，盟国一开始就统一态度，委托可靠的人来承担文化方向的带领组织工作以及合作。“当他们开始建立新文化时，各个占领当局不同形式的文化理念也逐步清晰地体现出来。尽管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区别都被掩盖着，因为《波茨坦协定》表示反对所有集权式的趋势及支持推进德国的联邦制度结构。最初几年，与英国和法国相比，美国和苏联在文化政策方面表现最为积极突出。在西方占领区联合内，美国显而易见地担任了此区的领导角色。”（约斯特·赫尔曼德）

文化协会

苏联对德国的未来制度的计划整体来说是相当明确的，即特别强调德意志民族的共产主义。文化政策上，在苏联占领区内意味着德国艺术工作者应该在去除纳粹主义思想体系上起到首要作用，以免给人一种德国文化的苏联化印象。相比西占区通过去纳粹化委员会对艺术家进行严格测评，苏占区对于那些有名望的艺术家的态度则是不论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表现，都给他们提供聘用、住处、食品包裹，也就是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例如，保罗·魏格纳、霍斯特·卡斯帕、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埃里希·彭托、威廉·福特文格勒、阿里贝特·魏舍尔这些被美国人列入“黑名单”的艺术家。）

“占领国和德国共产党人致力于达成一个建立在德国传统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反法西斯-民主共识。”

苏联的文化政策在苏联军政府德国情报署，即早期的“宣传部”文化官员的协助下实现。这些与德国文化最接近并且最有能耐的名人（人们称为“列宁格勒党团”——他们把列宁格勒视为苏联最突出的西方城市）很少考虑，经历了普遍的思想革新后的德国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形式。对于文化领域，文化部部长谢尔盖·图尔潘诺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我们的功劳在于，我们帮助德意志民族重新开辟了自己的进步文化，重新开辟了世界。或者说——就1930年至1945年公民的、人道的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文学来说——我们至少是帮助他们认识了进步文化和新世界。”

6月底，诗人约翰内斯·R.贝歇尔向苏联军事司令部申请在柏林批准成立“德国民主主义革新文化协会”，以这种特殊方式促进德国人文主义的革新。（贝歇尔在1933年离开德国之后，先后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1935～1945年在苏联生活过。）

每个占领区内，“统一德国的知识分子”都被这样一种信念所引导，即德国的文化没有被纳粹和战败动摇，并且有能力给予每个人支持。文化协会的宣言，如亨利希·曼所说的，充满了对德国文化永不质疑、永不放弃的精神。作为第一任协会主席的贝歇尔，在与苏联文化官员达成了共识后，成功做到了“在与德国艺术工作者和学者交往中，实现这个深思熟虑的纲领”。“超越党派的中立”的标签，如曼弗雷德·耶格尔所说，迎合了传统德国对文化的概念。而关键词“革新”一方面体现了传统的再生，也就是人文基质的再建立；另一方面也指向了某些新含义，即克服精神与权力间的矛盾。

1945年7月3日，大约1500名德国人（主要是西区的公民）参加了在柏林广播大厦最大的演播室中举行的文化协会第一次公开大会。柏林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这份表决通过的宣言宣告，“伟大的德国文化”作为“我们祖国的骄傲”应被再次唤醒。因此，德意志民族要从历史中所有的保守和反动中解放自己，重新回到世界民族的共同体中。最好的德国人——所有职业、不分阶级——应该在眼下这个德国历史的艰难时刻里团结起来，完成德国的革新以及在精神文化领域建立全新、纯净、积极生活的使命。只有作家伯恩哈德·凯勒曼发出了批评的声音：文化协会要懂得找出所有该为德国过去的畸形发展负责的诗人、出版者、公务员、高级官员、将军、银行业者或是全能的实业家。“他将会抓住你们的胸口，把这个可怕的问题掷到你们脸上：你们为什么玷污了德国的光荣与骄傲？为什么？为什么？回答我。你们都该死。”与此相反，保罗·魏格纳则要求“歌德精神的回归”。

汉斯·迈耶（1935～1945年流亡于法国和瑞士，后在法兰克福广播电台，1958～1963年在莱比锡任文学史教授）在他的书《再教育的文学》中佐证，两个作家，一个在慕尼黑，一个在被俄国人占领的柏林地区——“就在那些挨家挨户兜售的术语‘再教育’和‘民主革新’的缝隙里，为德国的文学生活创造了条件”——他们是埃里希·开斯特纳和约翰内斯·R.贝歇尔。因为他俩的努力，战后的那些年，从1945年直到冷战，不管在美英法苏哪个占领区都还有德语的文学。“开斯特纳在《新报》的文艺专栏被广泛阅读、讨论——从什未林到罗拉赫，约翰内斯·R.贝歇尔所创立的德国民主主义革新文化协会在四个占领区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受到了追捧。”

这个文化协会不愿脱离激昂、崇高、肯定的语言模式和特定的文化礼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保守的、德国的；可在另一面，没有任何其他文化机构比得上它那样从内容上致力于新艺术。真正的文化，正如协会组建成员之一的汉斯-格奥尔格·迦达默尔（当年莱比锡大学的校长）阐述的那样，不应该只满足于仅仅把文化作为教育的世界，艺术、科学和我们所有的社会自我意识形态不应该被认为是从现实压力中实现解脱的形式，而应该是从现实中实现某种升华的表达。

除了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评论报》发行人莱奥·鲍尔、日耳曼学者恩斯特·博依特勒、天主教时事评论员和《法兰克福报》的出版者之一的沃尔特·德克斯也参加了文化协会在法兰克福的筹备工作。约翰内斯·R.贝歇尔在德国境内到处旅行，对能够再次回到家乡慕尼黑感到无比开心。在上拜仁区，他拜访了恩斯特·维歇尔以及他的田庄。后来，同是贝歇尔成立的建设出版社很快在柏林发行了维歇尔所写的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故事《尸林》。文化协会在斯图加特成立，成立会上贝歇尔做了专题报告，而这个会议的领导人是后来的首任联邦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伊斯。

在冷战的环境下，文化协会在西方占领区尤其受到美国人镇压——弗兰克·特罗莫勒如是说。但他也忘记提到——苏联档案馆的开放让人们有了一些新认识——苏联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文化协会当作“特洛伊木马”。瓦尔特·乌布利希与斯大林商讨了该协会的创办。这种别有用意的伪装是为了制造团结一致的假象，以避免批评。“该文化协会应该成为一个广泛的群众组织，一个没有政党政治标签的组织。我们没有兴趣把这样的一个文化协会清晰地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这对我们来说用处不大……文化协会在官方上与共产主义党派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苏共和德共的文化政策

1946年2月3日到5日，德国共产党举行了首次文化会议。德国共产党主席威廉·皮克以及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安东·阿克曼在讲话中强调了文化协会的精神，即运用广义的文化定义，自由发展符合人民利益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支持所有有意为民主革新做贡献的人，打破固有阶级的教育垄断，发展全民教育，在民主的意义上改变中小学教育内容。不过，他们的发言也颇有“弦外之音”：德国共产党追求一种刚性文化。1948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第一次文化会议也充分地体现了这种想法。德国共产党认为阶级矛盾会激化，并从这个出发点深入探讨了何为“公民意识形态”。

奥托·格罗提渥发表了题为“现今精神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演讲，讨论了经济基础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精神根源，尤其对种族主义学、尼采的超人道德以及施彭勒的《西方国家的没落》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判断某种思想有什么价值，评价标准是它们导致了何种历史事实及何种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权力。奥托·格罗提渥后来转向存在主义，因为存在主义拒绝任何社会联系，以至于有意无意地又回到了尼采的思想。文化会议不仅仅涉及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清算，最主要的是确立何为现代公民意识形态的主导潮流。

诗人叶夫根尼·多马托斯基对苏联士兵讲话，柏林，1945年5月2日

苏联军事管辖的文化政策逐渐走上拥护红色思想的道路，尤其是图帕诺上校委命文化部领导蒂姆斯茨少校强行打破由安德烈·斯丹诺早从1946年开始在苏联掀起的一场反对形式主义、现代主义以及颓废派的运动。瓦尔特·乌布利希1945年的口号已经赤裸得不需要特别掩饰：“这一点很清楚。必须看上去民主，但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四个占领国实施的文化再教育政策尽管在大城市里常常遭到反对和破坏，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共鸣板。受委任的办事机构——根据盟军当局的意思——被赋予很高的地位，这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因为社会文化赋予他们“生命意义”。当然，由于占领国当局对其所占领地区实施的文化政策方向的不同，东西德的发展很快就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的苏联占领区内只强调集体，并且不允许更大的独立，所有发展依赖于苏共中央的指示以及补贴。而在西占区，文化政策属于地区管辖的组成部分——由专业的文化专员和各市的文化参议会来管理发展。

苏占区文化重建第一阶段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当德累斯顿的社区尚有较大的自主空间时，苏联军事管理政府的文化官员对德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口号：只有当人有足够的知识和道德力量，并根据自己的想法行事的时候，饥饿和毁灭才能被克服。

1945年6月，约瑟夫·凯贝特重新站上了德累斯顿国家歌剧院的指挥台。同年8月，“德累斯顿十字合唱团”[6]在二战后首次登上舞台。表演在7月以莱辛[7]的《智者纳坦》拉开序幕。埃里希·彭都饰演主角，其“舞台美术中天才般的简约”受到了广泛赞赏。

卡尔·奥尔夫执导的《安提戈涅》无疑非比寻常。这部戏剧于1950年1月27日首映。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日丹诺夫主义下引发了一场反对此剧流露出的“形式主义”的“运动”。全体演出者和领导层被强行解散。事实证明，盟军空袭对德累斯顿的毁坏[8]给光荣的德累斯顿国家剧院带来的负担比新国家的文化教条及其后果还要轻许多。

寄希望于歌德

无论是中央文化还是地方文化，无论是苏联占领区文化还是西部占领区文化，文化的再教育一定程度上都会导向“继承”及重温德国经典（尤其重要的是“人文主义者歌德”——1946年，赫尔曼·黑塞荣获法兰克福歌德奖）。

“从来没有——哪怕在最黑暗的岁月里——智慧和善良的声音、爱和忍耐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歌唱。歌德——我们清楚地听到——是这片声音中的主旋律……这个声音在呼唤谁？人类。他的民族。讲他的语言的民族。”（阿尔布雷希特·戈瑟）

1949年，歌德两百周年诞辰给德国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展示它“本来”面貌——另一种德国面貌、真实的德国面貌的机会。二战后首次如此大规模地利用文化政策，包括文化旅游，把经典和商业结合：“歌德的德国邀请你！”歌德应该协助德国重返文化民族的和平大家庭。

阔别16年，托马斯·曼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在法兰克福，这座他在此获得歌德奖的城市中为歌德年发表了致辞。他还去了魏玛，并强调了东西两德的共性。“‘好的德国’是一种力量，由音乐、由伟大的道义赐福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德国人可以成为某种模范，他不仅仅是德意志民族的榜样和集大成者，也是——当他的‘自我’拓展到人类的‘自我’之时——人类的榜样和集大成者。”

马克斯·佩希施泰因所画的歌德画像，1949年

托马斯·曼希望借在东西两德怀念歌德的机会消除东西两德渐行渐远趋势的想法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比如说，保守的政治评论家弗里德里希·西博格就认为，尽管从法兰克福到魏玛的路很短，但是，对《浮士德》的作者来说，这可是一条受难之路。“托马斯·曼和德国没有缘，谁又有呢？”对这样的抗议，托马斯·曼明确回应，旧祖国的完整对于他及他此次访问意义重大。对他来说，“与东德的人民保持距离，并一定程度上把他们归类于左派，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考虑到苏联占领区内的政治压制，欧根·科贡希望托马斯·曼拥护真正的人性，而不仅仅是一味坚持抽象的人性。

沃尔夫冈·哈里希在东部地区的《每日观察》中这样写道：“那些意图分裂德国的人可笑的反对和‘善意的劝告’并不能动摇托马斯·曼前往魏玛的决定。他冲破了这个被谎言和诽谤制造的政治‘铁幕’。他的出现记录下了他不能也不愿意认可的事实，即东西两德区域的分裂。托马斯·曼此时此刻在东部地区新反法西斯-民主制度中发现了什么？他认为，在转变了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已经被彻底根除。他在此看到了一个社会秩序，可以从实际上保证——至少在他的祖国——反动势力的政权和他们挑起的战争永远抬不起头。”

虽然官方一直在努力让歌德庆典的氛围不被破坏，但庆典期间，学术界一直围绕着怎样才是正确地理解“歌德”——跟东西德的问题完全无关——进行激烈的争执。卡尔·雅斯贝斯在1947年获得歌德奖时，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他主张批判地研究歌德。他认为，歌德并不能成为效仿的榜样，歌德是可以带来某些危险的，就算歌德本人也并不见得会屈服于这些危险。

1945年前后的文化意识——首先是奠定文化脱离政治的基础，在撤退政策的基础上，给民主以精神支持——是用歌德和经典来装点自己，此言可谓一语中的。西方国家身份认同的热心捍卫者恩斯特·罗贝托·库尔提乌斯，在瑞士纸媒《行动》上展开反对卡尔·雅斯贝斯的论战。作为一位罗马语族语言文学专家和波恩人，他的文章被《时代》（1949年4月28日）采用。“我们在歌德年里。我们以歌德的伟大声名控诉，这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哲学家既卑微又狂妄地谴责歌德，以此损害德国精神和德国哲学的声望的行为。”

歌德年终于过去，约亨·G.莱特霍伊泽在《月刊》（1949年12月）里这样评论。他说，这是非歌德的、争吵不休的一年，仿佛若干服从于不同政治世界观的巨大兵营互相对峙。如果说跟歌德真有什么关系以及有某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来表明这种关系的话，那应该是被天灾人祸折磨不堪的柏林人依然充满热情地一波波涌向每一场关于歌德的报告和讲座。报告厅总是太小，为了争夺进去的位置，人们真的会打起来。

柏林概念

1945年，在柏林这座城市，盟国文化的再教育以完全不同的甚至相互竞争的方式同时进行。

苏联红军征服柏林被赋予很高的象征意义——作为早期德国首都的柏林被视为“法西斯恶魔的地狱”，在战争结束后成为苏联军事管理的文化政策的重点区域。直到1945年7月初，西方盟国才接手分配区域主管整个柏林。

1945年5月14日，尼古拉·贝萨林上将遵照4月28日的一号指令，规定电影院、剧院、餐厅的营业时间到21点为止，并立即开设了一个文化事务办公室。贝萨林上将向柏林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发出邀请，前来参加在苏联军政府官员主持下召开的关于重建文化生活的会议，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6月6日，艺术创作者协会成立。协会主席由70岁的演员保罗·魏格纳担任，沃尔夫冈·哈里希这位“灰色阁下”从事政治监控工作，受到苏联当局的充分信任。卡尔·霍费尔被任命为美术学院院长，他与他的副手海因里希·埃默森着手学院的重组工作，6月25日举办了画展，展出52位在纳粹时期遭受迫害的艺术家的180余件作品。自1945年10月21日起开始凯绥-柯勒惠支纪念展，自1945年12月29日起开始柏林艺术家作品展。时任施特格利茨公共教育办公室主任的雕塑家汉斯·乌尔曼策划了一场名为“十二年后”的展览，后来该机构的很大一部分文化工作被协会转交由市政府艺术总局和各市行政区成立的艺术局负责。

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1945～1948年负责柏林精神的重建工作）表示，那些经历过1945年的人绝对会惊叹，这座曾备受文化精神折磨的城市复苏得如此之快，并且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彼特·德·门德尔松，这位在美国军方中颇有声望的前柏林人在1945年6月如此评价道：“柏林没有死。它在某些方面的活跃甚至超过了巴黎。”他觉得“这种在死亡与废墟中依然欢乐、依然繁忙的艺术氛围很容易让他想起之前德国经历的通货膨胀时期[9]”。除了物质待遇优厚之外，在西方军政府文化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还有足够多的理由把这个柏林被军事占领的时期视为他们人生中“最丰富、最有趣”的阶段。年轻的男人们、少数新入职者以及那些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或许永远无法达到管理阶层中层位置的女人都觉得现在所处的领导位置是他们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他们不再只是小小的编辑，而是堂堂的报纸创始人。他们做的工作是安排并分配出版许可，而不是校对文字的手稿。居然是一个年仅25岁、毫无戏剧经验的年轻人决定于尔根·斐林能否获得一张剧院许可证。

此外，还有那些随着西方盟军武装部队回来的移民，他们中许多人都土生土长于柏林。随后，他们与德国反法西斯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频繁交流，结识了年轻友人，再次联系到以前同事，慢慢理解了那些从纳粹主义时期活过来的人。除此之外，柏林精神以及前帝国首都特有的开放态度，比如好奇心，都有助于消除“十字军东征”式的情绪。然而，怀柔路线的代表，比如电影官员亨利·C.阿勒特——“鹰派”主要存在于罗贝托·麦克卢尔领导下的美国信息控制科——也不能不感到某些失望：至1949年年初，柏林美国管制区内有76所电影院。当大众都在追求美国最新电影的上映影院座位票时，放映集中营题材的影片如《死亡磨坊》的电影院几乎是零上座率。好莱坞是物质与精神上的助力，尤其是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期间，苏联对柏林进行封锁，由美国发起、与英国人共同合作的空中桥梁（277264架次飞机所运送的183万吨货物）进一步推动了西部城市的“美国化”进程。

在柏林的苏占区内，文化的春天也在悄然来临。苏联的掠夺和强抢所造成的恐慌在三年后依然有后遗症。1948年10月，据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记录，这种恐慌被文化的觉醒所掩盖。“希特勒来过又走了，然而德意志民族将留下。”依照斯大林的这个指示，苏联占领区内的政策出乎意料地友好，区内充满着一片对德友好的氛围。

四个占领国在文化重建中暗自较劲。柏林，直到分裂，俄国人在教育艺术、戏剧以及广播和电影的领域内的地位都是主导性的，尤其是他们在对这座城市拥有完全统治权的两个月内为未来的发展铺设了基础。他们文化政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自由思想和实用主义为先，就如彼特·德·门德尔松说的“疏通，而非限制”的策略。除此之外，他们还十分重视与共产党知识分子的合作，这不仅仅体现在党的机构层面上，还涉及私下与个人的交往。“柏林及整个西欧最活跃的知识分子都乐于接受共产主义，因此俄国人拥有一群高素质的合作者，这一点是任何其他占领国都无法企及的优势。”

德国共产党以及东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后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文化政策成功地考量了在反法西斯名义下，从保守资产阶级的阳春白雪到无产阶级暴动式的煽动的文化全景。1929年出生、后来任职波特兰柏林剧团的副导演和导演（1977～1991年）的曼弗雷德·维克沃夫这样回忆道：“我们曾被纳粹判了死刑。文化是我们最大的生活支柱。”“这是我们1945年这代人的第二次生命。这种文化力量的改变关于生存，更多还关于生命，一切都坚定了我对理性的信仰。”

尽管，初期的多元和开放从1946年起在越来越狭隘的教条主义下沦为牺牲品，但战后建立起来的文化生活依旧在继续。这不仅仅事关苏联的专制社会主义的那一部分，也因为文化生活中以改革为导向、大胆反对的“核心精神”。诗人弗朗茨·费曼（出生于1922年，在经历过纳粹青年团和苏联囚禁后，首先对德国统一社会党表达好感）认为，那时发生的尤其是触动了年轻人的事情，今天的人肯定很难理解。

“在改革创新的名义下，某些政治价值恢复了意义，尽管它们有时都被滥用了，但还是被孜孜不倦地使用：‘民族’‘祖国’‘未来’‘生命意义’‘共同利益’‘牺牲勇气’‘诚信’‘敬业’‘拼搏’‘奉献’……政治在真理的旗帜下复活……‘真理’——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词。”（弗朗茨·费曼）

废墟时代初期，柏林以及苏联占领区内的文化政策状况错综复杂。汉斯·迈尔在他的书《巴别塔》中就曾警示过，民主德国的开端就已透露了它的结局。他写到一个德国和另一个“到西方去”的德国的希望，他写到这个一切悬而未决、历史有多种可能的时代。曼弗雷德·里德尔，当时还在莱比锡，是恩斯特·布洛赫[10]的学生，将这一切称为“有好的开头的神话”。他说，有人从一开始就怀疑反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幻想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宣传。

总的来说，四个盟国都在努力用它们的文化政策（“柏林窗口”）——在和德国人的合作中——去强调和证明自己的能力及意义。通过这种方式——这也在这个艰难时期增强了他们的认同感——德国人也认识到，即使别人不愿认可他们是一个国家民族，也至少愿意认可他们是一个文化民族。而柏林，一如既往地再次体现了它在魏玛共和国的黄金年代记忆中的独特文化魅力。

地方文化

《巴登日报》编辑、法国文化管理处作家、诗人奥托·弗拉克在1946年4月写道，人们不希望除了柏林以外的其他地区都被“草草打发掉”。他说，未来的德国建立在各分区的法律上，它不再是从中央到地方，而是从边缘出发，从至今依然围绕着“中心”的联邦州出发。联邦主义运动已然在望。“柏林人努力他们的，我们做我们自己的。慕尼黑、图宾根、弗莱堡、巴登-巴登、美因茨、法兰克福、威斯巴登、科布伦茨、汉堡等城市，从去年夏天开始就已经开启了生活的新篇章——还有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卡塞尔以及其他地方……我们不需要人工规划，也不存在为希特勒遗留的极权主义招魂的危险。柏林人决定未来的方向——不能这样。他们得照顾自己，他们的城市还在废墟中。我们是联邦主义的，重建只能……从地区出发。”

从柏林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后，许多城市以及更小的地方的文化团体——逐步走向多中心结构——也开始发展自己的文化并努力向外传播。悲观情绪的现象在柏林也时有被察觉。1948年11月25日，路德维希·艾贝雷在《柏林日报》中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没有中心》的文章，它清楚地指出，柏林三代人所积累下来的精神力量都将在三年后在汉堡、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及慕尼黑消逝。那些曾经在巴贝尔斯堡开设过工作室的导演现在在盖瑟加斯泰格[11]（Geiselgasteig）拍摄电影。在斯图加特的国王大道上，人们能遇见那些招牌已深埋在总督府废墟下的时装设计师。莱茵州的剧场如果少了那些在御林广场学习过的演员的加盟增色，也不会如此受欢迎，而是像德国西北广播那样鲜少被提及。如果没有选帝侯大街的原生笑话，汉堡卡巴莱的访客们也会少了许多乐趣。之前在柏林的记者，现在也大多在写作西方文化生活的报纸评论。

举个例子，图宾根是战后较有文化意识的地方。据塔德乌斯·特洛尔（本名汉斯·拜尔，曾在英国被短暂囚禁，后在1945年返回家乡）报道，尽管从法国占领当局那里领取面包比从美国那里难一些，但法国占领当局也同许多学生及“那些为了能在精神的废墟中活动，愿意拿起信仰拐杖的怀疑者”一起，把此地建设成了一个精神的乐园。这个城市拥有当时德国最好的剧院之一。伊丽莎白·弗利肯席尔特、汉诺·威德、特奥多尔·洛斯、奥托·韦尼克、安琪拉·萨洛克以及维尔纳·克劳斯（因参演《犹太人劳斯》而被抵制）都是当时的剧团的演员。“卡洛·斯密德翻译了卡德隆斯的《明天是新的一天》，并为汉诺·威德写了了不起的歌舞剧歌曲。特奥多尔·豪伊斯对他的学生们说：‘逃离到浪漫的幻想中是懦夫的行为’。”

图宾根也是当时日耳曼学的中心（有雨果·莫泽、保罗·克拉克洪、赫尔曼·斯奈特、沃尔夫冈·宾德、弗雷德里克·圣格勒）。法律讲座则由特奥多尔·爱申堡和卡洛·斯密德主持。卡洛·斯密德与那些曾受纳粹主义诱惑的年轻人一起探讨学习，试图唤醒和激发他们的民主意识。每周，哲学家威廉·魏谢德尔都邀请博士研究生以及朋友们参加一个特定主题的探讨。最有名和最受欢迎的是他延续十天之久的哲学秘密会议（比如，他们很深入地探讨了马丁·海德格尔的《林中路》[12]）。

道德教育机构的剧院

在盟国对德国的再教育计划中，剧院被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正符合它们的国民教育理念，剧院（以及博物馆）是最重要的文化场所。战争中有许多建筑物被毁：1937年，国家、州立以及城市剧院有179所，如今只有98所，也就是过半数的剧院被炸毁或烧尽。除此，其他的许多剧院也被损坏。剧团也纷纷被解散——自1944年9月1日起，第三帝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设置德国剧团运行司。但是，“剧院频道”（人们对戏剧观看的热情和需求）从未间断。

在许多地方，甚至是小地方（比如说，拉恩河附近的仅有6000名居民的威尔堡），剧团的传统也快速被重新唤醒或建立，盟国的负责剧院方面的官员对此非常支持。1947年秋，133所国家、州立以及城市剧院被重建，连同84座临时舞台、125所商业私人剧院以及20座私人临时舞台。除此之外，还有57所巡回演出的剧院、农民戏院、客场演出戏院，共419所剧院可供使用——这么庞大的数目也是前所未有的。

戏剧在各种地方演出，包括临时的房子、音乐厅、演讲堂、电影院、体育场、城市大厅、教会或市政大厅。在临时的营地，技术、舞台布景以及座位设备都较匮乏。在困境中，演员们身穿日常的衣服演出（这个也被视为升级革新）或者只穿现成的戏服演出。1946年11月，卡塞尔国家剧团在市政厅的“蓝色大厅”临时舞台演出了“威尔第最宏伟的歌剧”《阿依达》，整个舞台只由三根大柱子、一些楼梯平台以及深蓝色的挂幕帘组成。

1945年11月1日的《新报》登载了一封来自法兰克福、评价城中重新上演的戏剧的读者来信。总的来说，未来的巨大机会及人们对所有特别是地方戏剧工作的热情并不因为传统而回温，而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许……正是因为不得不从最原始、最简陋的开始，反而能够回归戏剧的本质，产生新的形式、新的风格，它们不会像今天的形式和风格那样，被观众直接称为‘遗少风格’……困苦反而促成了本质。”

沃尔夫冈·博尔歇斯的作品《门外》1947年在汉堡剧场首演（汉斯·克威斯演“贝克曼”，赫尔曼·棱绍演“另一个人”）

卢茨·贝施（埃尔福特城市剧院主任顾问）认为，苏占区有“戏剧狂热”——直到1945年年末，苏联军政府已经建立了74所剧院——每个月的演出数目在40～50场，有时甚至达到55场或更多，通常是在下午和晚上演出。

废墟时代期间的戏剧热情有许多原因：一方面，这是由于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另一方面，除了广播和电影院外，戏剧也是用审美来逃离的一种方式——逃离灰色的日常生活，上升到轻盈的理想天空。“戏剧，”君特·律勒认为，“观众们觉得，在战后几年的困境时期，是可以帮他们重新找回生活兴趣和生活感受的艺术经历。一句话：艺术拯救了这个民族。”戏剧给饱受物质匮乏之苦的人们带来了慰藉，平衡了他们社会声望下降后的心理——那时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或者失去地位，他们是难民、被去纳粹化的人、返乡人、失业者。观剧的作用好比一个重新恢复社会地位的标志，是民间更好时光的映照。

当戏剧业投入工作、克服困境、为房屋的重建做准备时，艰难时期的自由组织体现了一种新的审美：没有帷幕和舞台前沿的小型剧场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戏剧，汉堡“小型剧场”的导演赫尔穆特·格梅林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新的文化生活有许多中心，其中，前帝国首都柏林在戏剧业的复兴中处于前列。1945年5月27日，“文艺复兴”剧院开业。6月26日，就在柏林市中心的废墟中，劫后余生的德国戏剧以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寄生虫》重新开业，当时采用的还是1943年和1944年国家剧院演出季的版本。不久，苏联人禁演了这个版本，因为他们不喜欢那个结局，参演人员每人发放500帝国马克和1个食品包裹作为补偿。下一个上演的剧目是托尔通·韦尔德斯的《我们的小城》，导演是布鲁诺·许布纳。之所以还能拿到脚本，是因为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费尽周折，于1939年在苏黎世首演时把它弄到了手，但《我们的小城》在柏林首演后也很快停演。苏联有关文化官员的解释是，在如此艰难的时刻，不能对德国人民要求过高，认为他们可以接受一部大部分场景在墓园的剧目。9月，保尔·魏格纳在柏林战后首演莱辛的《智者纳坦》（剧场的名字现在改为“马克斯·莱因哈特的德语剧院”），这倒是没被反对。之后，皇宫公园剧院也开业了。

“在戏剧生活的回温中，前帝国首都柏林处于文化多元的前列。尽管面对饥馑和摧毁，柏林人依然渴望戏剧。他们带着满腔炽热和理想的对戏剧的那种渴望，是今日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弗里德里希·勒夫特）

弗里德里希·勒夫特是年轻一代博学智慧的艺术评论家的代表——受魏玛共和国戏剧批评家的影响，尽管其中许多重要的评论家战后已经不再在德国工作。（阿尔弗雷德·波尔加尔和朱利斯·巴伯移民美国，于1955年离世。阿尔弗雷德·克尔移居英国，1946年去世。）

新的戏剧评论很快赢得声望并引起轰动。这些评论家完全不同于早期轻快风趣的风格，他们强调戏剧的教育功能以及社会政策等方向。作为后来民主德国最重要的戏剧杂志的《戏剧时代》于1946年5月首次出版。虽然该杂志在思想及意识形态上备受限制，但依然是当时表演艺术的重要论坛之一。

雷克林豪森市是那个时代较特别的戏剧会演地，以鲁尔戏剧节闻名。鲁尔戏剧节是由首位联邦德国总统豪斯提出的：“煤矿于我就如艺术，艺术于我就如煤矿。”其实，鲁尔戏剧节的历史远没有此话这样浪漫。1946/1947年战后的冬天，时任汉堡德意志剧场管理处主任的奥托·布尔迈斯特与他的同事以及企业工会一起把货车开入了鲁尔区取煤。因为当时的汉堡德意志剧场内太冷，人们几乎被冻僵，连艺术家都罢工了。

布尔迈斯特出身平凡，读的是公立中小学。他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以及工会成员，在第三帝国时期曾被收监。他的文化知识全是自学而得。歌德、席勒、赫尔德这些德国经典作家是他的偶像。他梦想着一个民主全新的德国，在这个国家里“国民”文化和艺术也可以普及到工人阶级。在进入鲁尔区取煤的途中，整组人只能到雷克林豪森-苏德维希的国王路易斯4/5矿区的侧门。那里的步哨曾经是一名水手，出没在汉堡，尤其是圣保利[13]。他说服了矿区企业工会帮助这些“从汉堡来的可怜人”。“煤炭是我们之前用来骗英国人的东西”（因为矿场的煤炭是要交给英国人的）。作为对此人“个人奉献”的感谢，作为对非法煤矿交付的感谢，汉堡剧院作为嘉宾来到雷克林豪森，小镇和矿山组织安排了一场演出。一半的入场券卖给矿区成员。艺术工作者们被安置在雷克林豪森的私人住所并被提供矿区大锅饭作为三餐。这样一个简陋的开头慢慢发展成后来的鲁尔戏剧节——这一切要归功于布尔迈斯特，这位第一任汉堡德意志剧场管理处主任的努力。

剧本-进口

在现代戏剧方面，盟国从战后就开始迅速地分别从自己的语言区引进剧本。美国官方戏剧共有60部翻译剧本，其中45部被真正公映。法国戏剧的翻译列表中共有98部作品，英国人的有15部（全部都是同时期的作品）。由于德国马克不可兑换，所以在国外基本上毫无价值可言，盟军政府在某段时间内手握这些戏剧作品的翻译版权和放映版权并扮演着传播代理的角色。他们把戏剧“主要视为文化宣传和再教育的工具。但不希望民众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们是艺术的敌人。除此之外，盟军各国之间很快开始了互相竞争。尤其是西方盟军和苏军之间，彼此都想获得对方的尊敬。没多久，征服者开始尊敬被征服者，因为被征服者可是不同社会体制竞赛的生力军。为此，他们加紧给各自占领区提供精神食粮，尤其是在双方共同参与统治的首都城市柏林和维也纳”。（汉斯·戴贝尔）

在当时的美国戏剧业中，百老汇式的享乐在当年那个特殊时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军政府给德国安排的文化项目则正好与他们的本土文化相反，全都以精神再教育作为导向——远离各种消遣娱乐。被选为翻译项目的戏剧作品主要是那些体现美国积极美好一面的或者是“讨论西方国家”的戏剧。尽管如此，半数以上被放映的影视剧依然是百老汇的滑稽戏、喜剧、通俗戏剧、笑剧以及惊险侦探片。

英国官方戏剧名单里有批判现存社会制度的家庭剧《监察员来了》以及《时代和联合之路》，这两部都是约翰·普里斯特利相当成功的作品。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很快也被引入了德语戏剧界——确切地说，是通过1947年6月在苏黎世上演的《大教堂里的谋杀》。1947年秋季，正值《大教堂里的谋杀》在西德（科隆、哥廷根以及慕尼黑）上演之际，布鲁诺·维尔纳发表讲话谈到了艾略特。他说，生于美国、后来入籍英国并加入天主教会的艾略特是欧洲名人之一，他的充满基督教精神的戏剧展现了远远超越地方狭隘和小市民道德、面向世界的开放性。

法语戏剧演出名单中，上演最多的是阿努伊[14]的《安提戈涅》、萨特的《苍蝇》、加缪的《卡利古拉》以及季洛杜的《特洛伊战争不会爆发》。《安提戈涅》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正义”，作者用两个角色来代表正义的两面：国家利益至上的科瑞翁和叛逆青年安提戈涅。在两个角色的对话中，人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境况中的矛盾，那些内心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人则在对话中一再寻找关于适应和同胞的“理性”言论，并且他们也能找到。

至于德语戏剧，只有那些反对派、流亡以及内心流亡的作者的作品才会受到重视。弗里德里希·沃尔弗（1888年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军医，随后由于拒绝服兵役而被送进疯人疗养院，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1933年通过瑞士和法国最终移民苏联，1941年后开始在大众传媒界推动反法西斯主义）就经历了“归来”。1947年4月，这位来自柏林潘科的作者写信给在纽约的埃尔温·皮斯卡托尔——此时他已返回德国，并参加了苏占区内广播业的重建和戏剧的发展工作——说当时他仿佛是一具由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埃及木乃伊：柏林黑贝尔剧院上演《氰化钾》（1929年），造船路剧场上演《卡塔罗的水手》（1930年），慕尼黑小型剧场上演《马穆鲁克》。

除了弗里德里希·沃尔弗，还有格奥尔格·凯泽。凯泽1939～1940年创作了剧集《士兵田中》，描绘了当年轴心国的柏林-东京，作品《美杜莎之筏》（1945年）则描述了人存在的条件及自然人性。君特·艾森伯恩也凭作品《非法者》（1945年）获得了极大成功。

在描述归乡者的作品中，仅有博尔歇特的《门外》赢得了掌声。除了正符合当时的热点话题，该作品表现派的表现形式也十分令人震撼。《门外》于1947年11月在汉堡小剧场首演（导演沃夫冈·利伯奈纳，在此作品后他还把这部戏剧改编成电影《爱47》）。该剧在首演时也举行过一次小会谈，与会者认为，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作者，博尔歇特前进了一大步——因为他直逼堕落的边缘，而人就生活在这个边缘上。

博尔歇特的作品在西德和东德普遍引起了相当正面的共鸣。尽管1948年的西德已有28部戏剧上演（而在民主德国，第一部戏剧作品直到1956年才在罗斯托克人民剧院开演）。埃米尔·贝尔茨纳尔在《莱茵-内卡报》这样评价：这部戏剧表现了一种精神上的巨大空虚，就连悲叹也贯穿着一种人性的空虚。德国共产党作家和戏剧批评家弗里茨·埃尔芬贝克（他和乌布利希小队一起从苏联返回柏林）则评论说，在黑贝尔剧场（1948年4月）观看《门外》是自1945年以来，他在德国最沉闷的经历之一：“一种灰暗的沉沦，落入悲观、无助、混乱的万丈深渊。”正面的评价则主要称赞作者坚决追求真相的决心。（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东柏林周日》）。这是一部“年代”戏剧，充满了优点和缺点——一段让杂文作家呐喊，却只有诗人才能描述的年代。（汉斯·魏格尔，《喜剧》）

魏玛共和国时期戏剧老将卡尔·楚克迈尔以戏剧《魔鬼将军》赢得了废墟时期和战后时期舞台的巨大成功（1947～1950年共演出3238场）。那种对人物角色的精准把握以及完全设身处地的情感使这部现代德国戏剧完全呈现出“绽放的活力”，因为它“在生命的丰盛中直接观察人的存在”。献给哈罗斯将军雷鸣般的掌声表达了大批人对偶像的盲目崇拜，一个本来不搞政治的人，被恶魔般的力量诱导，悲惨而“勇敢”地付出了代价。

布莱希特剧团（建于1948年）成为东柏林政治和社会话剧与音乐剧的大舞台，数十年来，尽管一直受到思想束缚，它依然保存了创新性。苏联占领区决定出台的反法西斯艺术构想吸引了演员兼导演的沃尔夫冈·朗霍夫（在达豪集中营一年的监禁后，他于1934年移民瑞士）回乡。他在《沼泽战士》中描述了他的经历。他在苏黎世剧院工作到1945年，之后担任了杜塞尔多夫城市剧院总经理，1946年在柏林接管德国大剧院。

在苏占区，公民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富有经验的戏剧专业人士、后起之秀和流亡归来的人聚集在一起，因此戏剧乐于尝试，且成果丰硕。而西德的戏剧——尽管导演和演员资源同东德的一样优秀——则不受约束，看的人更多。“什么讨好，就演什么。”

维尔纳·舒尔茨-莱姆培尔在谈及莱茵兰的戏剧业时说，关于“零点时刻”的各种传说和谣言是历史中一块难啃的骨头。对所有戏剧业工作人员、艺术工作者、市里的父母官、观众和盟军的文化管理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戏剧在战后重新开演。有许多种途径可以连接“战后”和“战前”。戏剧演出的重启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自我认识，它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与不光彩的过去做极端决裂的方式以达到道德的革新。当时还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对刚刚过去的灾难也有责任，大家认为自己是被征服的、不是被解放的，他们抱怨自己是受害者，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只得寻找人性价值。对艺术的热爱成了他们在战争这场犯罪里的“不在场证明”，并且其还可以担保，他们确实同更遥远的过去有关，本民族也有过辉煌的时刻。

社会政治本该做到某些东西却没有做到，没做到的就用雄辩术来补充代替。当编剧、导演和翻译家贝特霍尔德·菲尔特1948年从美国来到西德时，他惊奇地发现，对早期经典作品上演的一头热仍在继续。他把在柏林、杜塞尔多夫、维也纳等城市观看演出中所观察到的这种新旧混杂的风格称作“帝国总理风格”：“没来由的狂喜或冷冰冰炫耀的辞藻，只强调表演的官腔和作秀，然后又突兀地切换到几乎微不可闻的轻声、私人的表演。”

西德戏剧以传统为导向，掀起最大躁动的是流亡后于1947年返回柏林的弗里茨·科特纳。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一个最恨空洞辞藻、装模作样的表情手势以及陈词滥调的导演。他赋予主人公人性。“当科特纳谈到，德语语言怎样在纳粹统治下腐蚀、德语如何转瞬就变得夸张空洞时，我突然明白了，科特纳反对的是什么样的主人公。”（皮特·查德克）科特纳希望实施一个“分解过程”，“这是一个必要的、想好了的过程，要拆卸和揭穿那些20年以来因为错误价值和无知变得不可信的东西”。这个30年以来几乎每个主角都由自己出演的戏剧狂人，如今要反驳他自己的演出（包括《明娜·冯·巴尔翰姆》[15]《浮士德》《哈姆雷特》《强盗》[16]《丹东之死》[17]）：西德的戏剧业已经失去生命力，应该重新唤起艺术创造的能力和反叛传统的勇气，应该与中庸做斗争。

科特纳1950年在柏林黑贝尔剧院演出的席勒作品《唐·卡洛斯》引发了战后初期的戏剧丑闻。人们对西班牙皇宫的舞台设计强烈不满，演员现代式的舞台服装也让他们感到厌恶。（卡洛斯身着工作裤，“大概是个修车匠”。阿尔巴穿着皮革套装，“像是一个早熟的坦克指挥官”。）对角色的诠释也不对劲：国王不再是国王，调查官是一个比国王还高的荒诞统治者，台词不像血气方刚的英雄少年说的。最重要的是，人们看不见那个庄重的理想主义者席勒。这儿缺乏“席勒的激情”“烈火般的呼吸”。观众和批评者没有理解到——而这正是这个时代“重塑经典形象”的代表性人物的特征——科特纳有一种探讨的智慧，能提出尖锐问题且对每一个疑惑都很敏感的智慧，他运用这种智慧把深陷“德意志意识形态”错误阐释的德语经典去神话化，而这其实是早就该做的。他们不明白，科特纳“无情、冷静地追踪每一种角色中的人性成分，并一旦认定追踪有了结果，就会根据结果来设置角色”。

音乐迷

音乐在纳粹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高的文化位置，特别是它似乎能满足理查德·瓦格纳的“日耳曼整体艺术”[18]的设想。希特勒是拜罗伊特音乐节[19]的常客，他的“圣杯守护人”威妮弗蕾德·瓦格纳（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媳）也是“元首”的盲目崇拜者。此外，希特勒还定时去看歌剧，并且很赞赏“新生代”，如维尔纳·埃克的《培尔·金特》，约瑟夫·戈培尔对此作品也很着迷（埃克甚至被请入元首包厢内演出）。

事实上，歌剧作为主要以传统风格表演的剧种很少演出有失体统的内容或形式。这种情况使得歌剧在二战后的复苏过程比较不被关心和重视。1945年11月，海因里希·斯特罗贝尔受法国军政府委托，为巴登-巴登州电台成立音乐部——斯特罗贝尔于1935年流亡巴黎，如今从那里返回德国——穿越西南部进行了首次信息之旅。他对那些所谓“新开端”的音乐剧和“轻歌剧的甚嚣尘上”甚为失望。

“我看到的要么是一些基于不现实幻想演出的歌剧或者舞台剧，要么是一些深受纳粹主义影响的歌舞剧。而之后的音乐和艺术也都像是在纳粹主义的基础上延伸发展的。”

现代歌剧中，保罗·亨德米特[20]的作品《画家马蒂斯》于1946年12月在符腾堡国家剧院首演，获得较高的认可。除了在这部歌剧中“德国人”受到比画家格律内瓦尔德更多的颂扬之外，亨德米特的流亡生涯也使他声名大噪。作曲家于1947年初夏来到法兰克福——但拒绝从美国回到德国长期生活——尽管如此，人们对他的态度也不仅仅是欢迎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还是像家庭成员一样迎接他返乡（他在哈瑙出生，曾是法兰克福歌剧院的首席小提琴家）。

相对于激进的无调音乐[21]，保罗·亨德米特的作品表现的是“有节制的现代派”式的“调和”。亨德米特信守音乐的持续性。这点在《建设》杂志上也得到了强烈的认可。杂志上说，新音乐要感谢这位作曲家，感谢他把音乐从断片般的、混乱的原始状态中拯救出来，赋予了音乐新的形态，从那些结结巴巴的音节中拼凑出新的语言。《建设》杂志提到，亨德米特一方面被认为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也是展现民族遗产的艺术家代表。艺术与生活密不可分，艺术的发展有赖于整个民族的逐步发展，最终成为自由且富有责任感的人。

正直品质的缺乏让理查德·斯特劳斯成了反例：一个天资虽很高但人品却很可疑的艺术家。在纳粹主义下，他的机会主义充分体现了艺术家本性的阴暗面。“这样一个人才的独特和力量，几乎是一个天才，但不知道要对自己的‘天赋’承担义务！一个这样大的人物——却完全不伟大！这不能不使我觉得，这个现象极为可怕，并有些令人作呕。”（克劳斯·曼）

在废墟年代，严肃的古典音乐在人们的愿望和价值中有崇高的地位。“人们希望——‘绝对战争’曾削弱了文化——能再度感受古典音乐，作为一种慰藉以及抵御残忍现实的屏障，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平衡和鼓励。”不久，不仅在大城市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乐团和合唱团，高素质的音乐家也随着难民一起来到西德并在此寻找工作的机会。这对比如班贝格尔交响乐团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

音乐，对于“那些日子”里的人们来说是神醉，是对另一个世界的献身、不搔首弄姿的沉醉、不狂热的欢欣。就像恩斯特·布洛赫总结的：音乐，因其直接的、人性的表现力，相较其他艺术形态而言，更能容纳痛苦、欲望及被压迫者（压抑感在那个时期几乎人人都有）的希望。

演奏目录不同于早期的剧目。那些被纳粹禁止的作曲家的作品现在再次被演奏，有时还予以优先表演。“着重突出重演门德尔松[22]、马勒，法国、俄国、英国或美国的音乐。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小心的补充，人们慢慢接纳了像亨德米特、克热内克、威尔、米尔豪德、洪纳格尔、普罗柯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等20世纪的音乐叛军。”

“音乐新星”通过新成立的无线广播获得重要的资助。在巴登-巴登，在坚定而尽责的海因里希·斯特罗贝尔带领下的无线广播表现得尤为突出。斯特罗贝尔在由他出版的杂志《旋律》战后第一期里抱怨，大部分的德国音乐爱好者几乎完全不了解过去30年的艺术发展历程。

卡尔·奥尔夫[23]1895年出生于慕尼黑，算得上是第三帝国时的“随大流者”［《月》（Der Mond），1939年；《克鲁格》（Die Kluge），1943年］。二战后，他幸运地以1937年写成的《布兰诗歌》（Carmina burana）获得突破性的国际成功。受此次成功的鼓舞，他坚持不懈地继续发展他的音乐、戏剧以及音乐教育的作品（《安提戈涅》，1949年）。他的作品的特点是：减弱音乐手段、强调音乐节奏及音乐服从戏剧效果。他的作品，因其特有的通俗性，被纳粹时而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拒绝（但是他在国外受到的肯定却没有减少）时而又接受。他是唯一一个能在纳粹政权下继续创作的德国新音乐的作曲家。

慕尼黑爱乐乐团在大学礼堂的演奏会。贝多芬第九交响曲，1945年

卡尔·阿玛迪乌斯·哈特曼[24]出生于1905年。在纳粹时代，他拒绝公开作品，所有的创作写完就放入抽屉。战争结束后，他完成了第二部弦乐四重奏曲并且校订了他的四首交响乐，这些作品以及舞台清唱剧《阿呆物语》（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被首演。

还有出生于1903年的鲍里斯·布拉赫尔。他在战争期间所创作的重要作品直到1945年之后才被熟悉。1948年，他接受任命任职于柏林音乐学院。在他战后几年创作的作品中最突出的是小型歌剧《洪水》（1947年）和《夜莺》（1948年）。

在德国作曲家当中，老一辈和年轻的艺术家先锋（除了上面提到的名字，主要还有贝恩德·阿洛伊斯·齐默尔曼和基尔瑟赫尔·克雷柏）基本是走向了阿诺德·勋伯格、安东·韦伯恩[25]和保罗·亨德米特的风格。勋伯格提出了十二音技法[26]概念，同时保证音乐的建设性和主观表达，令很多人着迷。托马斯·曼在他的小说《浮士德博士》曾对十二音技法做了分析，这更赋予这种技法更多的某种（恶魔般的）声名。曾在美国因“非美运动”受到怀疑的德国共产党员、勋伯格的学生汉斯·艾斯勒，后来返回东德。他认为，勋伯格是音乐史中不可缺少的人。（用他的话说是：“中产阶级的腐化与衰败。没错。但这是何等美丽的晚霞。”）

勋伯格在他最后几年时间里热衷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问题——这个状态一定程度上延伸到了其音乐中，使他的音乐也具有某种乌托邦的结构。他于1934年流亡洛杉矶，1951年在那去世。

安东·韦伯恩在1945年遇难去世。在萨尔斯堡周围的小城米特希尔（他从维也纳逃走，在此住在他女儿家），当他走到门前去呼吸新鲜空气时，一个美国哨兵开枪射杀了他——因为他没有遵守宵禁。第二代的音乐先锋派觉得他是超越勋伯格的最高典范。奥利维埃·梅西安[27]在1949年的克拉尼西斯泰因的暑期课程上就已经创作了一首完全结构化的音乐作品，在该作品中，十二个音高被扩展到其他乐曲结构的决定因素（节奏、音量、音调）上。

那个时代对音乐的理解是矛盾的。歌剧的回归表明，由“公民”转化成“人”的希望（西奥多·W.阿多诺）同从前一样，甚至比从前更强烈。除此之外，反浪漫主义的情怀重新冒头，以下这些人都用不同的方式追随过这种情怀：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亨德米特、埃克、亚尔纳赫、罗伊特、哈特曼、福特纳、布拉赫尔、齐默曼、克雷柏、亨茨。他们“对几何的爱”是对传统口味的一种挑战。许多小圈子展开了关于新音乐的激情讨论。人们认识到，这些艺术家在创造作品时，并不仅仅把过去看作需要保护的遗产，有时也是需要清除的障碍。未来，犹太人社区和秘密社团的新音乐不应该被禁锢起来，系列音乐演奏会可以帮助这些独特的音乐维护自己的特性。1945年11月，卡尔·阿玛迪乌斯·哈特曼在慕尼黑创办了“音乐万岁”，这种模式在国内外都有类似尝试。作曲家、音乐学生以及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可以在专门的课程中逐步熟悉现代音乐。

在达姆斯塔特附近的克拉尼西斯泰因猎宫里，新音乐国际暑期课程在最初的设想中只不过是音乐学院的延展课程，后来它竟发展成了现代国际论坛。

在所谓的形式主义争端爆发之前，苏占区内的人们对现代音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如果现代音乐和音乐爱好者之间的鸿沟无法消除，音乐生活的没落就不可阻挡。尽管人们承认对伟大的音乐遗产的维护是一项重要任务，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任何艺术是可以仅仅通过珍惜过去来延续和发展的。当艺术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新的补充时，等待它们的将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当时在东德生活的音乐批评家汉斯·海因茨·斯杜肯施密茨曾断言，勋伯格不能理解那些仅仅把艺术视为生活点缀的人。现代音乐传达的不再是颓废的西方，而是一种雄心勃勃的艺术。世界本来就不和谐，他们不想美化、麻痹。他们愿意忧虑，想为思考和净化世界贡献力量。“勋伯格用天才追求这个目标。”

在西德，现代音乐中潜在的令人不适感在“符咒丑闻”[28]（1948年）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事件中，拜仁州尽显保守天主教文化政策的先驱者本色。维尔纳·埃克排演了芭蕾舞剧《符咒》，此剧取材于海涅的《浮士德片段》，把“魔鬼的”欲望置于舞台中心。西南广播播放了该剧的音乐，由维尔纳·埃克亲自指挥。随后的1948年6月，拜仁国家歌剧院进行了该剧的舞台首演。“这是那些为数不多的热点事件之一，吸引了如此之多的人观看和参与讨论。”这个“感官的刺激”，特别是第三幅舞台背景“黑色弥撒”，激怒了当时在位的拜仁州文化部部长阿洛伊斯·胡恩哈德默。遵照大主教阁下的意愿，他在五场演出之后命令停止该芭蕾舞表演。

笑的勇气

弗里德里希·卢夫特在回忆君特·诺伊曼的“零点时刻歌舞剧”《黑色狂欢节》时提到，在重生的戏剧之城柏林，戏剧无处不在，在舞台屋、公园、社区中心、电影院、教会、仓库或者储藏室“孜孜不倦地上演”。这看上去随意的评论讲的是在从纳粹压迫中解放的春日里萌芽生长的小型歌舞艺术，这些小型歌舞艺术的共同点是地点的随意性，卡巴莱式的“即兴”迎合了这种需求。对小型歌舞剧的热情正如对戏剧的狂热一样广泛流行。当时，在柏林有400份开设剧院的申请、1000份设立歌舞场的申请。1945年8月，埃里希·卡斯特纳在慕尼黑这样写道：“如果所有的计划都实现，那么很快歌舞场的数量就会比砸毁的房子还多。”

纳粹分子对大城市小型舞台表演进行了猛烈镇压，这使人们几乎忘记了笑声。在狭隘、没见过世面的纳粹分子眼中，魏玛共和国时期歌舞表演文雅的自由精神就像炸弹一样危险。“图霍尔斯基及其同谋者”因此被驱逐、迫害、禁止和杀害。然而，讽刺文学和歌舞表演——反法西斯的重要武器——却在流亡的主要地方蓬勃发展，“讽刺精神”从那里一次又一次通过无线电波进入德国这个大监狱。据估计，英国广播公司对德语区播送的《二等兵阿道夫·西沙尔的信》［由来自维也纳的流亡化学家和小型歌舞演员罗贝托·艾伦茨威格（笔名罗贝托·卢卡斯）撰写］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固定听众有1000万。

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后，叛逆和冒失的口头作品又重新受到欣赏。许多歌舞场项目得以最终实现，这还得感谢西方战胜国的宽容。他们想着，至少只要他们自己不成为攻击对象，歌舞表演也可以是启蒙的实用工具。歌舞场成为政治再教育的重要基地，与纳粹主义残留思想做斗争，推动人们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开斯特纳是1945年8月首次出现的歌曲剧团“表演篷”（Schaubude）的重要作者，他的“左派情怀”是节目的重要特征。戏团的掌权人物是乌尔苏拉·赫尔京，她是在维尔纳·芬克直到1935年还存在的剧团柏林“地下墓穴”里成长起来的。经过“严冬里痛苦的改建”后，这个“表演篷”在1946年春终于有了自己的礼堂。在新房子的开幕节目《成人连环画》中，乌尔苏拉·赫尔京的《行军歌曲1945》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女歌手这样回忆道：“当我唱到最后一个音符时，大家全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互相拥抱并呐喊，有些人哭了。你几乎很难相信，那是怎样的一种宣泄。而这种宣泄跟我本人只有那么一丁点关系。那只不过是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唱了对的歌，配上了对的歌词。”

知名的讽刺作家和小型歌舞演员都经历过迫害和排斥，或通过内心流亡度过危险的“寒冬”。共产党版画家和漫画家赫伯特·桑德伯格在20世纪20年代是德国革命视觉艺术家协会（ASSO）的会员，在1934年至1945年待过监狱和集中营。他下定决心，被解救后要出版《阿呆物语》的“继承版”。1945年，他与保罗·瑞拉、霍斯特·隆美尔、君特·魏森伯恩一起在柏林获得许可，创办杂志《明镜》和《文学、艺术与讽刺》。投稿人都是一些著名的作家、绘画家，其中的卡尔·斯诺格也在1946年经苏联允许，重新成立了杂志《世界舞台》。

“滑稽人”是柏林最著名的小型歌舞场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其音乐代理弗里德里希·帕舍想出来的。碰巧，时年33岁的作家和作曲家君特·诺伊曼从战争监禁出来后重返家乡。“他为两个节目创作了剧本和音乐，还介绍了他的妻子塔吉娅娜·塞斯女士成为节目的中流砥柱。他参加了较随意的、由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格林德根斯同时还在东德德国剧院演出了《俄狄浦斯王》）导演的歌舞剧《全剧场》，他创作了一部和《全剧场》一样从头到尾都由自己谱曲写词的歌舞剧：《黑色狂欢节》，其在1947年12月15日首演。”（克劳斯·布德奇斯基）

1948年，君特·诺伊曼创办了讽刺杂志《岛民》。由于货币改革后杂志销量还是很一般，诺伊曼还向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提供杂志文章，有的改编为广告文案，居然也获得许多的共鸣。它的节目常带有反共倾向，以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派为立场，并与阿登纳政府唱对台戏。

“生活就是一个娱乐场，/娱乐场。在这个闲逛的广场，/娱乐场，/充满着各种心情，/带着快乐，/哇——/溜着滑梯进入深谷！”

柏林的疯狂人尽皆知——1947年4月画刊《今日》描述道，战争结束之后，歌舞场就像是柏林地上的蘑菇般疯长（包括无毒的和有毒的）——除此之外，慕尼黑也是无礼而快乐的中心。人们表现出“对整个时代的基本错误的谴责”。

维尔纳·芬克——这个“第三帝国的滑稽人”曾被拖到过集中营，曾经作为士兵参加过二战，后来很快从美军俘虏营中被释放——认为，他的独奏歌舞应该是反对官僚主义、规划、工作压力和政治僵化的“都市人未来的幽默艺术”。1945年夏天，芬克在慕尼黑重新开始他“逗笑”的工作，随后在斯图加特建立了歌舞剧场“捕鼠器”。他在《元旦讲话1945》中说，人们不需要为过去一年哭泣。“在今年初始，我们仍然是帝国。我来拼写这个词，帝国（Reich）：R是功名心（Ruhmsucht），E是浮华（Eitelkeit），I是错误（Irrtum），C是狂妄自大（Cäsarenwahn），H是英雄膨胀（Heroeninflation）。”

像芬克一样，许多其他小型歌舞演员和讽刺作家也在推动“纯粹非理性批判”——这个“欢乐而无望的社会”。大学生成立了歌舞场“特赦”，用比如恶搞德国国歌的方式来抨击残存的德国民粹主义。除此之外，“幸存者”是一个重要的巡演团体（“我们是幸存者，/来来回回凑热闹的人，/根据艺术自由不成文的法律敢于/敲打棺材上的盖子”）。

在杜塞尔多夫，罗勒和凯·洛伦茨，两个原来从没干过这行的人，在1947年创立了歌舞场“滑稽”［Kom（m）ödchen］，该舞厅是“1948年货币改革中少数能有幸存活下来的舞厅之一”。在“小型文学、画家和演员的舞台”上，人们借“怪异的歌曲”表达他们对“世间所发生的事情”的痛苦和不安。就像“滑稽”的开场曲唱的那样，“没有阻碍”或“内心焦虑”是《新闻周报可可》报道的“檀香山与柏林之间的事情”。

放眼整个世界，歌舞剧场多数是不太成功的。它们只专注于那些东西德类似的日常话题：食品购买困难、住房短缺、制卡和配给卡制度、代用材料、用电限制。人们带着批评的眼光回首纳粹时期，可人们很快又有了其他的批评对象：他们批评调查问卷和非纳粹化法庭的官僚作风，谴责广泛存在的政治机会主义。

慕尼黑的“表演篷”车在一次广告花车游行中穿越城市，1948年8月（最前排分别是赫尔穆特·克吕格尔、乌尔苏拉·赫尔京、布姆·克吕格尔）

在东德，很快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重建”的小品特别主题。由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压，标题预告讽刺东德的歌舞厅艺术的“清风”越来越淡凉。但是在西德，就算节目一再被“招安”又再度出现，也一样存在“不顺从”的危险。美国军政府抱怨日益增强的反美国主义。1947年9月，歌舞厅许可证持有者被通知将有更严厉的控管措施：“我们下一次会在你们的秀场做抽样检查，如果你们觉得不妥，就得付出昂贵代价。歌舞厅许可证持有者要对他们表演里面所说的每个词每句话负责，就算艺术家只是凑巧今天晚上在此演出。”

沙漠中的文学

“战后文学之所以那样举步维艰，主要是要找到位置和方向。”海因里希·伯尔如是回忆“零点时刻”作家们的困难局面。“那些日子”里的文化呈现的是干旱、深渊、贫乏、熟知的风土、盛开的小菜园以及模糊而遥远的地平线。纳粹导致一切传统断层。纳粹垮台后，艺术家工作室的抽屉已经空无一物（汉斯·迈尔）。

弗里德里希·卢夫特1946年2月17日在他第一次通过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播放的广播文学批判中表示，战争把德国人又带回了精神的荒原——但是，人们依然充满了对美好充实思想的渴望、对世界的好奇、对善良声音的兴趣、对人类的“坚强的爱”、对人性的向往。现在，在经历过12年被仇恨所扭曲的空气之后，这一切终于可以大声喊出来。

德国文学从19世纪起就被社会和政治“禁欲”的唯美主义主导。如今，文学中的突出人物反对这股潮流，尝试“直视深渊”，给自己和读者带来希望。沃尔夫冈·博尔歇特的作品《门外》以战场归来的贝克曼的绝望作为结尾——在各种尝试之后，主人公走进了易北河。然而，博尔歇特的散文却奏起明朗的音符。没有的返乡的一代，最终成为到达的一代。“我们是没有告别的一代，我们知道，所有的到达都属于我们。”对机器旁的人、对车间的人、对试验室里的研究者、对讲台上的牧师、对世界上的母亲只有一点，那就是当战争蠢蠢欲动的时候，说“不！”

东德和西德的作家与诗人在反对军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团结一心。纳粹分子的罪行、战争、破坏、罪孽和惩罚都是重要的主题，比如，安娜·西格斯流亡期间的小说《第七个十字架》里就涉及了七个集中营犯人的逃亡。“这个民族有时会软弱和胆怯，但坚定地拒绝接受强权。”

约翰内斯·R.贝歇尔1940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无产阶级成长小说《告别》（之后1945年，它是在德国新建的建设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许多转型小说的一种模式，这些小说的主题是信仰人道社会主义的力量，告别错误并站在“正确的”阶级立场。

贝歇尔几乎是天真地不断使用“民族”“家乡”“解放”这类词。“是的，他甚至使用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主题和词语（祈祷、十字架、惩罚、救赎、圣洁、永恒），因为他认为，这些词很适合唤起读者们的兴趣、希望和勇气。”1947年由瑞士流亡返乡回苏联占领区的斯蒂芬·赫尔姆林，从一开始就是民主德国最敏感的艺术家和最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谈到过直截了当的新古典主义以及他的同事贝歇尔创作诗的惯用路数——这些路数在他的斯大林式诗歌里频频出现。他说，贝歇尔（1954～1958年任民主德国文化部部长）是政治的代表，他把作者看作教育者，读者是被教育的人，文学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在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精神和权利间棘手的关系就这样被拟人化。

那些采取激进的开放态度去回首“德意志精神”和“德意志文化”垮台的作家——如沃尔夫冈·博尔歇特、沃尔夫·迪特里希·斯努雷、汉斯·埃里希·诺萨克、皮特·胡赫尔、特奥多尔·普利菲尔、斯蒂芬·赫尔姆林、保罗·策兰、马克斯·弗里施、内莉·萨克斯、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沃尔特·科尔本霍夫、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埃里希·弗里德、伊丽莎白·朗格瑟、沃尔夫冈·柯本、路易斯·林泽尔、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恩斯特·斯纳贝尔、海因里希·伯尔——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社会想法，在不同的情况下（内心流亡或流亡国外）经历了纳粹主义。不久，他们看到了废墟瓦砾景观，感到其中的绝望和压抑。很快，他们开始相信进步的再生能力会像灰烬中的不死鸟一样，把他们的兄弟姐妹领向自由。不同于起源自魏玛时期、此时尚有影响力的“哦-好家伙”（O-Mensch）式的乐观，悲观主义是西德文学的一个独有特征。1929年出生于柏林、直到1979年都生活在东柏林的君特·库耐尔特在1949年这样的警示——当一个人，/在废墟下，/从他被炸毁的房中/拖出来，他颤抖，/说：/“再也不要，至少别马上又来”——中，暗含他本人对东德社会主义进步理念的怀疑，这违背了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所提倡的一扫抑郁忧伤的精神。自1948年以来，贝托·布莱希特也在民主德国颇具影响力。他对人类和历史的怀疑也包括针对东德共产主义指导教师宣布的“新人类”不可阻挡的崛起。布莱希特作品里的主要冲突是：被慈悲心和同情心所驱动、想要改善世界的人却没有能力做一个好人——和东德共产主义正统宣称相反的现实的矛盾。自然，在多元化的西德，这种情绪比在具有强烈“构建”意识的东德更容易传播。

在东柏林地区，“鹰派”对柏林乐团的组建表示怀疑——埃贝托市长以及其他党和政府代表让布莱希特觉得“全省的臭气全都聚集于此”——所以，他们和这位诗人之间仍然存在许多摩擦，布莱希特虽然尊敬威廉·皮克，却对沃尔特·乌布利希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政府感到反感。“这种淡化矛盾的氛围，乌烟瘴气，胆小怕事，这一切让布莱希特心烦意乱。但只要事关捍卫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成果以及为共产主义事业去奋斗，他都会挺身而出。”

废墟时代的两次作家大会反映了德国文坛内不断增强和扩大的冲突，这些冲突也存在于他们想“进谏的”、在某些世界观的问题上强行插手的盟国之间。1947年在柏林举行、由理查德·胡赫担任名誉会长的柏林作家大会是苏联政府和在德国工作的苏共党员共同策划的，不过，这次会议也表现出四个“保护国”之间的默契，尤其是它邀请了内心流亡和流亡作家的主要代表。因此，它对东西两个柏林都有代表性。记者、历史学家梅尔文·拉斯基在苏占区一个小剧场里发表了演讲，主题是苏联作家缺乏自由。“从现在开始，德国作家里也有真实或表面上追随东西德党派的两面派。”

六个月后，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举办的代表大会进一步恶化了政治氛围。苏联占领区的作家没有出现。大会主题是关于出入境的禁止以及阻止区域之间自由出版交流的问题，但会议重点探讨的却是“纯文学”和“入世文学”间的关系。

1950年12月，在德国诗歌散文小说中心（1948年重新成立）的年会上，约翰内斯·贝歇尔被选入主席团，这引起了西德民众的强烈抗议。斯蒂芬·安德烈斯，也就是1943年创作了《我们是乌托邦》、1949年开始出版小说三部曲《洪水》的作者，谈到“国家奴隶的塑造者”时道：“我不点这些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对于我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是作为个人跟他们说话，而是作为一类人的代表，即在每种独裁统治中向上爬的人。”

肯定和荒凉之间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特奥多尔·阿多诺1949年说过的这句苦涩格言后来被反复引用。这话的意思说的是一种可怕的经历，德意志文化无法阻止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这一点，弗朗茨·格里尔帕策[29]早在1848年的一首讽刺短诗中就已预见到：新的教育由人性通过民族性，最终走向兽性。

然而，德意志内心盛开的小菜园一向被懂得美丽文字艺术的看守者照料，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受到纳粹的恐怖或第三帝国的彻底崩溃的威胁。克里斯托夫·梅克尔翻译了他父亲艾伯哈特·梅克尔的作品《寻找图片》——艾伯哈特是20世纪30年代的成功作家——作品讲述的是一个熟悉且典型的德国例子：文学家成了地狱里的书法家。“他的艺术观点是经典的，在譬如‘灵魂尊严’或‘永恒价值’这类使人敬畏的措辞使用上达到顶峰。资产阶级的浪漫态度，似乎在第三帝国结束后也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大自然充满诗意的优美可以给人们以安慰、传输生命的力量，但“绿色”也是从“灰色”[30]中长出来的，却被视为永恒循环的“符号”——“菩提树永远散发芬芳——/你有什么好担忧？”（伊娜·赛德尔）。既然这样，失去对刚刚发生的那些恐怖事件的敏锐感知亦不是难事。“当下”的美学光芒——《当下的美学光芒》是1953年由汉斯·埃贡·侯尔图森和弗里德黑尔姆·肯普出版的一本文集的标题——亦会美化人们对现实以及各种可能的感知，也就麻痹了人们对应尽的社会责任的意识。

在“退伍兵”诗人中，有许多用美丽的文字艺术去表达他们对战争和纳粹暴行的道德谴责的诗人，如1912年出生的鲁道夫·哈格尔斯坦格——汉斯·迈耶1945年10月返回法兰克福时曾听过一场他的诗歌朗诵会——“十四行诗。包罗万象的周期。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没有什么被遗漏，因为每写一首十四行诗，都仿佛一次作曲。内容有关战争，有关意大利艺术，有关意大利艺术与意大利发起战争之间费解的矛盾。一位有才的诗人曾在此朗诵，显而易见。”他希望凭借这种严苛的形式弄清楚这种混乱是为了什么。海因里希·沃姆维格认为，文学的传统在过去纳粹12年的统治中完全没有发展，反而大片枯萎。人们强烈地渴望从精神上逃离这个时代，想象一个理想的世界，在浪漫主义和形而上学（也就是在“长满蓟属植物的修道院”）中去寻求安慰。

刚开始时，流亡作家还很难在西德入籍。赫尔曼·布罗赫、罗贝托·穆齐尔、布雷特威尔·冯·霍瓦特、恩斯特·托勒、利欧·福伊希特万格、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亨利希·曼等人的作品以及在1945年去世的乔治·凯泽、埃尔瑟·拉斯科-许尔勒和弗朗茨·韦弗尔的作品基本默默无闻，在文学上也无影响力。与此同时，在第三帝国“内心流亡”的诗人——汉斯·卡罗萨、维尔纳·伯格鲁恩、鲁道夫·亚历山大·斯罗德、恩斯特·荣格尔、伊娜·赛德尔、奥斯卡·罗尔克、威廉·勒赫曼、格奥尔格·布利廷、卡尔·克罗洛夫、伊丽莎白·朗格瑟——的作品成为风向标，因为他们的作品是“迷茫而出神”的文学，和激动人心的“新开始”相比，展现更多的是纳粹和战争的痛苦延续（于尔根·曼泰）。

在抒情小菜园之外——“抒情小菜园”被用来形容“用阿那克里翁[31]式轻快的调笑和卖俏以及花花草草掩盖恐怖的、大张着口的万人坑”（伊丽莎白·朗格瑟）的文学——还有另一些诗人直面荒凉。沃尔夫冈·魏劳赫在他1949年出版的诗选《千克》中提出“荒凉文学”[32]这个概念，借助君特·艾希的诗句描述这个“树木被砍伐一空的荒凉地带”。魏劳赫把艾希的诗句收录进一部德国战俘写作的诗集《你的儿子，欧洲》。魏劳赫认为，艾希是作家中的作家，会从头审视语言、本质和概念。他的诗扬弃那些“不合时宜”的比喻，诗作《坟坑》就是一例：“……我耳边响着/荷尔德林[33]的诗章/像白雪皑皑般映照的/是尿里的云彩……”这些诗句颇受假道学绅士们嘲讽，他们说这是虚无的乐观主义。

当然，诗歌体裁的变化和作家的人生轨迹也有关。或许是出于负罪感吧，曾经在第三帝国出版过诗歌的作者在战后通过某种“现代风格”掩饰他们曾在第三帝国出版作品这个不甚光彩的过去，并且夸大当时的审查制度的压力。他们宣称，在第三帝国时期自由创作言论受到难以想象的限制。约阿希姆·君特属于当时少数愿意承认事实的作家：“实际上，我们可以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只不过我们自己没有选择那么做。总的来说，当时所受的压力远没有现在表现出的那么夸张。”

汉斯·迪特尔·舍费尔在他的著作《分裂意识》里面列举了一些有关“文学压抑”的重要例子：“君特·艾希战后出版的诗集《遥远的家园》（1948年）里超过三分之一的诗是在第三帝国期间所作，一部分当时就已经在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并没有听说艾希和第三帝国官方对文艺作品审查制度之间有什么冲突。此外还有皮特·胡赫尔，和几乎所有的同辈一样，完全没有‘在希特勒时代选择沉默’。直至1939年，他已经有14部广播剧剧本被大家所熟知。”除此之外，像埃米尔·巴特、约翰内斯·博普罗夫斯基、霍斯特·朗格、沃尔夫·冯·尼贝尔许茨、恩斯特·斯纳贝尔、欧根·哥特罗布·温克勒和卡尔·克罗娄都在第三帝国时期出版了作品。

在纳粹时代，戈特弗里德·本也出版了自己的作品。不过他有一种狂想的非理性，这让他对1933年的纳粹世界观不无同感，然而这种非理性又与怀疑的理性相关联。他的逃避现实（“哦，所以我想再回到：草地，沙滩，鲜花盛开的宽阔走廊”）同他对世界的寻找产生了冲突。他站在“火车站的路上，/林荫大道上，狭长的海滩——/甚至第五大道上”，“击倒”他的不仅仅是空虚，还有城市的文明。正因为这样，他在距离“象牙塔废墟”之外很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位置，在那里构筑了保守的价值意识。他用各种主题、各种隐喻，频频回望魏玛共和国的黄金年代，反倒给年轻人指引了一条通向文学自由“赐福之地”的道路，口号是“留守”。

“诗人……要有马的鼻孔——我的天赋坐在我的鼻孔里，这是尼采说的——马鼻孔在所有开始的和马鞍的位置，在知识分子那里，在那里：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相互搀扶着向前挪动，像两个海怪，带着精神和毒药，书籍和罢工——在那里，瑞丽最新的创作：用苍白亚麻布和有菠萝黄器官的模特勾画时尚的转变。那些无法描述颜色的色彩层次，光与影的色彩——一切都是诗。”

沃尔特·戈本赫夫1948年发表了《来自新生代作家的心声》（作者当时已经40岁，曾作为战犯在营地报纸《呼唤》工作过，并在《新报》担任过编辑）。赫尔穆特·冯·库伯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显然是旧瓶装新酒：同样凄凄惨惨，同样是伤感和傲慢的混合体，同样是前线士兵的心态，同样是对心灵和良知的警告。“无论如何，对这个人来说，时代的精神不及精神的时代重要。”

在这类讨论中——擅用比喻的戈本赫夫用某些理由扭转了枪口，他指责冯·库伯的批判是“躲在隐喻后面打笔仗”——最终涉及的都是“老”和“旧”语言的问题。在第三帝国，辩证的语言是要遭排斥和迫害的，它之前也从未赢得过真正的社会声望（想想看德国的语言学和日耳曼学）。纳粹的名词汇编留下许多野蛮的空话：优生、优等民族、毁灭犹太人、人体试验、毒气、最终解决方案……现在又加入了再教育的官僚词（法庭、同路人、卫生清洁方案……）和一些以俗俚方式让人类交流更加民主的词（老板、保姆、青少年、粉丝……）。

几十年来肯定的语言模式形成了政治的官方语言，现在它们又服务于“民主军队”。1945年11月，多尔夫·斯特恩贝格在杂志《转变》的第一刊中开始了他的专栏“非人性词典”。他分析语言，为的是指出词语和概念是如何在纳粹时代堕落的。粗暴的句子结构、枯萎的语法、畸形的词语是暴政的表达，应该与作为道德文明的民主语言区分开来。此外，像顾虑、方向、监督、有个性的、贯彻执行、使用、妇女工作、设计、文学工作者、军营、按成果的、女孩、人类治疗、组织、宣传、培训、代表、实事这类词语也被痛斥。“语言的腐败是人类的毁灭。我们应该提高警惕！词语和短语就像花园或者地牢，我们禁锢在自己所说的话的用词中。”

《新报》主编汉斯·哈贝指出，德国出版者中只有少数人保持了“希特勒语言的霉菌”原有的样子。“一个极好的德国记者拿给我一篇精辟的文章，文章鞭挞了非人道的语言，要求回归德语。这是一篇充满好意的精辟文章。可也许我们不能发表它，那只是因为他写作时使用了希特勒的德语。”

对所有拥护合乎时代精神的语言以及追求政治热情的写实文学和直面残酷现实的人来说，《蝎子》都符合他们的诉求。1947年11月，汉斯·维尔纳·里希特这样为这本新杂志做宣传。为给杂志的成立做准备，年轻的作家们在作家伊尔莎·施奈德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家中碰面。出席者有沃尔特·戈本赫夫、阿尔弗雷德·安德施、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雷、海因茨·弗里德里希、恩斯特·克莱德、沃尔特·古根海默、沃尔夫冈·贝赫勒、弗里德里希·民森、尼古劳斯·桑巴特、君特·艾希、沃尔特·西尔斯贝特、沃尔特·海斯特。许多人当年曾在被禁的报纸《呼唤》工作过。第一次会议的重点是宣读草案和征求意见，这里的内容成为以后会议的模式。后来，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受邀参加了这类会议，并从中发展出“47社”。“每个不必要的华丽辞藻都被抨击。那些被丢弃的大词，都是空洞的、被与会者认为已经丢失本来意义的词：心脏、痛哭、快乐、悲痛。参会者听到的只是精练的陈述句。在这间房子里，格特鲁德·施泰因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受到同等忽视。”

这个“文学作坊”跟（大部分保守的）当时的日耳曼学一样，同受到美国短篇小说强烈影响、短小简单的“新语言”相反，无比陈腐，思想意识更是完全被他人掌控。1945年后再次创立的一些新文学奖则被视作对这种“新文学”的排斥（有莱辛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伊默曼奖、威廉奖、拉贝奖）。弗里德黑尔姆·克罗尔说它是通向重建和复辟的道路指南，此话不无道理。1950年君特·艾希获得“47社”奖，那只是看起来与传统保守的文学奖项在颁发上有所不同。艾希本是荒凉文学的发起者之一，他的特点是简洁而逼真的语言，这种语言极大地激发了内部流亡的“文字艺术的铃声”。可是在“47社”颁奖的时候，他却觉得一切仿佛又在回到密码般的奥秘的文字。他以诗歌《法兰克-西藏-樱花园》获得佳评。“……听，从这些地区传来/成倍的祷告/樱花树冠/一个磨盘陌生地旋转。”

“荒凉文学”几乎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如果说在此之前，文字的精简和归结是为了表达具象、立足于真实的历史世界的话，“荒凉文学”的目标则是超越时间的普遍性。“纯粹的诗”标志着一个正在到来的转折。“魔法般的诗学”的时代，物质在其中“反反复复地捶打”，借着这种改变精神的语言风格回归。“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也有政治动员因素，但保罗·策兰[34]的‘含混神秘’的诗语言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这恰好绝非作者本意，但阅读他的诗时，读者感到——当然这也跟读者早年形成的特定的阅读和理解习惯有关——诗里隐含着那么多政治和保罗·策兰本人的生平信息，却像密码般被编写得高深莫测，以至于对诗的解读只能采用纯属美学形式和宗教般虔诚的感性方式，而启蒙式的理性解读方式则完全不可能。”

出版业

投降后短短几个月，人们就开始考虑出版和图书贸易继续运行的问题。第一个授权证书被颁发。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随着所有文学领域的再版和新版发行发展、慢慢丰富起来的图书市场”。1946年年底，三个西方占领区内已经有超过2000家书店。每部新作品问世，平均每个经销商都会收到两三本。

出版商发行许可证由盟国经过仔细的政治审核后颁发。1947年9月，拜仁州有书及杂志的出版许可证的单位约90个，相比之下，1933年以前拜仁州有超过200家出版社。因为制造许可证有一定难度，信息控制司开始控制接下来的许可证颁发量。德国委员会则主张至少给“无不良记录的出版商”正式的批准。

两年内（1945～1947年），德国已经新发布或者新发行了大约5000本图书。（1947年6月，在柏林德国书展之际列出了4913本出版书目，但并没有提出需要完整书目的要求。）在大约25万册书里面有5000份普通标准版本。然而在这些书里面，通常都是一些只有较少页数的书籍。此外，专业参考书也包括在内，另外还有一本多行的情况。1947年8月，曼努埃尔·加赛尔分析了“德国图书生产的迷思”：大多数出版商意识到了知识缺乏的现象，他们同时也希望抢到书籍出版这块“纸蛋糕”的更大份额。想象力丰富的恩斯特·罗沃尔特，通过循环使用报纸纸张的方式，印刷了10万份小说。尤其是，他把扉页缩写为“rororo”商标，从1950年起成为第一平装书品牌。大众熟知了重要的德国作者尤其是外文作家，比如，欧内斯特·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斯内克莱·路易斯、安德烈·纪德、安东尼·德·圣-艾修柏里、伊格内修斯·斯隆。尽管印刷数量巨大，却（由于缺纸）仍然不能满足大量需求。因此，出版商明确要求他们的读者，虽然小说循环使用了报纸用纸，也不要全部买完。书应该落到那些真正对它们感兴趣的买家手中。

对于出版商来说，从外国作者那里拿到版权是很困难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盟军当局的支持。广大读者心情迫切地期待著名的贝尔曼·费舍尔出版社出版那些在美国和瑞典问世的图书。因为费舍尔是出版流亡文学的中心，并拥有国外重要书籍的出版权。

犹太医生戈特弗里德·贝尔曼来自格利维采，是一所柏林外科诊所的助理。1925年，他与出版商萨穆埃尔·费舍尔的女儿结婚并加入贝尔曼·费舍尔出版社，1932年接手管理出版社。德国政权被纳粹分子接管后，他与部分在德国受到排斥的出版社一起流亡维也纳，1938年从党卫队手中侥幸逃脱。他在斯德哥尔摩重开出版社，两年后，与家人移居美国。（皮特·苏尔坎普则在德国接着管理运作出版社剩余的部分。）

1947年5月，贝尔曼·费舍尔把一些重要书籍的版权转交给美国军队，美国便也有义务把出版社在德国部分的权利转交给他们。他如愿有了使用书籍印刷所需纸张的权利。费舍尔出版社的第一个方案是主要出版流亡文学。从1948年起，这个系列每本书的第一版都印了5万份：恩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赫尔曼·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托马斯·曼的《小说选集》。再后来是恩斯特·彭措尔特的《波文茨班德》、威廉·萨洛扬的《人的喜剧》、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卡尔·楚克迈尔的《波岑的马格达莱纳》、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的《德国读本》、斯蒂芬·茨威格的《昨天的世界》。其他的授权版本还有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和《赡养者约瑟夫》（约瑟夫四部曲的第四部）、弗朗茨·韦弗尔的《本纳黛特之歌》、桑顿·怀尔德的《三月的望日》和根据该小说改编的怀尔德戏剧的舞台演出权，弗朗茨·韦弗尔的《亚科博斯基和上校》以及卡尔·楚克迈尔的《魔鬼将军》。

由于费舍尔出版社办公地点在柏林，面临日益尖锐的东西矛盾，这让贝尔曼·费舍尔感到危险。因此，他安排苏尔坎普1947年在法兰克福创建苏尔坎普出版社。1948年，该出版社完全接替了柏林工作室的业务。费舍尔和苏尔坎普因为对出版社的任务以及未来的发展角度持不同看法，导致两个出版社步调不一，最终分道扬镳。

约翰·贝歇尔希望在苏联占领区成立一个“无限沟通的”文学社。这个想法在1945年8月“民主改革文化联盟”成立建设出版社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对许多人来说，在一片废墟中生产书籍简直是一个疯子的笑话，因为据埃里希·温特在一本出版社年鉴里的报道，当时最紧要的是减轻普遍存在的物质匮乏和贫困。建设出版社的创造离不开许多乐于奉献牺牲的人所做的努力，其中最应该感谢的是苏联占领区当局政府的理解和鼎力支持。

贝歇尔在由文化联盟出版的《建设》杂志的前言中写道——这是为了给他们提倡的文学开放性设一个底线：“在没有彻底清理鼓励或发起之前那些毁灭的世界观和道德之前，我们无法建立任何东西。”这句话表明了建设出版社从一开始就给出的出版项目限制。这个由贝歇尔倡议、提倡文化改革作品的“严肃与教育”很快变成了“审核”和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操作或由德国统一社会党管理的出版业，也就是说，相对容易“指挥”的出版业。

在柏林选帝侯大街的玫瑰旧书店里许多书又被再次陈列（1947年）

民主德国文学是出类拔萃的“计划文学”。也就是说，一个文学作品产生的所有阶段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指挥和控制：创作，印刷以及出版，发行和文学评论，最终所成的读物和带来的效果。为达到此目的设立了一条完整的机构链，其核心无疑是所谓的“印刷批准程序”。

在民主德国的“阅读视野”里，看向西方的目光很大程度上被阻挡。虽然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所有联邦德国重要的新出版物都会在杂志《新德国文学》上看到评论。在此，出发点是只存在一个德国的文学，而这一点在当时已经是想入非非了。多数情况下，西方书籍就是违禁品。乌尔苏拉·赫肯卡普在她的研究中谈到，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文学的理解是“半黑暗中的感知”。而两德一致的现象是——尤其是在废墟时代——诗人戈特弗里德·本得到极大的赞赏。贝歇尔本人从来没能掩饰自己的惊讶。“因为，诗歌屈从于政治就是他写的主题。而本，一旦他为了追求承认而牺牲掉自己的正直，就不得不悄然退场、没有掌声。因为他的追求承认是因为他希望在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以及获得文学奖。”

本在两个德国都被当作“积极解构”的代表——他在东德是只会说“好的”的典型，而这正是东德的教育目标，而西德则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成功资本家典型而为其喝彩。

再次“播放”

1945年4月29日，埃里希·开斯特纳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白天慕尼黑电台沉默了好几个小时。晚上10点，我们围坐在森林咖啡馆，电台突然开始再次转动。它还能播放什么呢？‘劲爆’音乐！先是没有评论的电台静寂时间，然后是没有歌词的爵士乐。这是怎么了？慕尼黑电台现在是在无人岛吗？还是值夜班的人热爱美国专辑？”4月30日，美国军队占领了易斯曼宁的设备以及慕尼黑的无线电大楼遗址。显然，电台没有其他人，因此某个技术人员在那段时间“代理”值班。5月12日，慕尼黑电台再次复出——每天半小时节目，仅限于新闻报道、地方军政府指示以及寻人信息。5月21日，在慕尼黑广播电台的地下室临时安装的小小广播室被启动运作。节目设置得相当大胆，第一位内政评论员赫伯特·盖斯纳曾抱怨过节目并请美国人来改善它。这也就是吉米·容格曼会备受关注的原因：他与维尔纳·格茨一起从美国士兵广播电台那里接手了“午夜慕尼黑”这档节目，并把它做成了欧洲最成功的爵士广播之一。

那些通过电台传播流行起来的舞蹈和娱乐音乐带来了“精心制作的声音”，而这正是观众渴望的：重新开始“五点茶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是1948年宝丽多发行的专辑《卡布里-费舍尔》，专辑版权始于1943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纳粹时期的德国流行音乐，主要是沙龙音乐改编的电影歌曲、情调小曲、饮酒歌和小歌剧乐曲。其中很大一部分在1945年纳粹垮台后仍可以听到（正如他们的演员，几十年来观众的最爱，在1945年后也依然在露脸：汉斯·阿尔卑斯、约翰内斯·希尔希特斯、伊夫林·金内克、玛丽卡·罗尔克）。纳粹数十年对德国音乐创作的“照管”和对“外来”音乐防范带来的后果是，就算在比较开放的西德地区，对国际流行音乐的自由改编也发展得极其缓慢。“1945年后德国的‘流行音乐’，口口声声说文化独立，可无论是在曲调还是在歌词上都只是把美国音乐模型中的听觉习惯修剪得德国化了而已。西德的日常文化生活已被各种各样的美国化充满，这无疑是给观众一个信号。而这些观众本身，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噩梦般的回忆弄得敏感到不堪其扰，他们的意识里依然害怕受到过多‘外来影响’。”（汉娜·布伦霍贝尔）

在苏占区和后来的民主德国，为了强调民族文化遗产，关于流行音乐和民歌的讨论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意义。西方流行音乐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因为年轻人喜欢它们。“他们能记住大量的歌曲，一天到晚哼唱着这些旋律。”苏联占领区的“校长文化”从不怀疑，只有民歌里才有重要的文化。民歌和流行歌曲这两个流派的主要区别是精神态度的不同。民歌是用一种高贵的形式来表现民族特性中最好的一面，它的内涵来自心灵深处，它的纯粹直接诉诸受众。它的目的不在于成功，不需要用任何外部手段和技巧来增强本身的吸引力。它是人类精神最美丽的创作之一，它是一份礼物。“相反，流行音乐追逐成功，不遗余力地使用各种手段来实现它的目的。它们不避讳平俗，这是基于一种正确的认识，即人们喜欢平俗，这是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

“校长文化”是一种浮夸的、在“培养高贵的人”的忧虑中过度膨胀的文化教育学——“校长文化”在肯定性的语言模式上，跟西德的“西方守门人”式文化如出一辙。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首纯粹而忧伤的歌——跟东西德地区没关，它在战争时就流行起来，连接了前线士兵的心——仿佛一阵清风，吹拂过废墟时代。这首歌是《莉莉·玛莲》，作词者是汉斯·莱普，作曲者为诺伯特·舒尔策。这首歌被超过十五种语言翻唱，被许多出名和不出名的歌手唱过，不过这些歌手多多少少都模仿了德国女歌手拉莉·安德森（原名布能贝格，后嫁给威尔克）。拉莉·安德森原住在柏林，在战争期间受到纳粹分子的迫害，逃到了朗格奥格岛。1945年5月战争结束后，岛上挤满了不约而同来到的盟军士兵，都发疯般地想见到歌手本人，听她再次唱起：“在兵营雄威的大门前，那里有一座路灯。如果它依然矗立，我们就在灯下再次相会。就像从前啊，莉莉·玛莲，就像从前啊，莉莉·玛莲。”“这首歌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依然是流行音乐的奇迹。以‘教育’为目的的广播意识或意识形态对它的贬低都没有掩盖它的光芒。”

废墟时代也有黄金青春，爵士乐由此迎来了第一次突破——尽管大多数人心中仍有不满：“为什么强迫我们接受口齿不清、不成调的，让人想起丛林噪声的声音？”

1935年，在纳粹广播中，爵士乐已经被禁止。1937年，“对不良和有害音乐文化的整顿”以及《关于保护音乐文化的规定》随之而来。沃尔特·肯珀斯基说，他的兄弟罗贝托是一个爵士乐迷，在战争期间拥有许多虫胶唱片，以至于需要十页打印纸才能把大约250个标题——从安布罗斯和阿姆斯特朗到沃勒和本尼·德·维勒的作品——都写上去。大家称这些年轻人为“爵士笨蛋”。爵士是平民对平民的音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在法国海岸安装的盟军电台广为流传。本尼·古德曼、汤米·多尔西、安提·肖尤其是格伦·米勒的音乐鼓舞着士兵们，即使后来成为战犯，依然沉迷于这些旋律中。许多在美国俱乐部表演的德国专业和业余的音乐家最终都返回了家乡。“进行曲四二拍的节奏是国家暴力机关在让人服从。而四四拍，从四二拍中做了一些很难分辨的变化，突然就打消了斗志。人们听着四四拍，放下武器，和其他人兄弟般地抱在一起摇摆着跳起舞来。”爵士乐主要是通过广播电台传播的。“我们这些年轻的、不那么年轻的爵士乐爱好者会整夜坐在收音机前，为的是听那些我们终于不会因为听了它们就要受罚的音乐：按盟军的叫法是，美国力量网络的摇摆乐。当马克·怀特那铿锵的声音在‘午夜慕尼黑’响起时，我们陶醉在那种感觉里。中午我们也添加爵士能量。那是‘午宴慕尼黑’，一档在画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考尔巴赫以前的宫殿里录制的日间节目。”（欧·哈森卡姆普）

苏联占领区对爵士乐复兴的态度是复杂的——第一张德国爵士乐唱片就是在东德灌制的。很快，那里回到了“行军”时期和鼓动群众的歌曲时期。刚开始，态度还是相当宽容的，尤其想想镇压爵士乐是法西斯曾经干的事。负有民族传承使命的红色公民教育文化政策是不能与这种音乐的“靡靡之音”相结友好的。爵士乐不被定义为音乐（他们说，爵士乐与艺术没有多大的关系，就像犯罪小说与歌德的《亲和力》没有关系一样）。音乐是艺术，不同于爵士乐的地方在于，音乐是在另一个精神层面上。音乐是整个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爵士乐则不然。“爵士乐只能做一件事：通过节奏的力量把我们的身体送入符合节奏的摇摆中。”（这一句贬低除了语言风格，内容上同特奥多尔·阿多诺在西德痛斥爵士乐时所说的一模一样。）

苏占区对爵士乐日益强烈的压制态度也体现在，从1947年起就活跃、受到莱比锡电台支持的汉高乐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唯一一支正规爵士乐的小乐队。“1949年建国后，民主德国残存的爵士乐俱乐部都被解散。20世纪50年代初期，民主德国的爵士乐陷入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思想负责的德国作曲家音乐家协会的压力中。他们在出版物中强调爵士乐有‘颓废的’‘西方的’‘晚期帝国主义的’特性。许多已经在民主德国定居下来的知名爵士音乐家离开了这个国家。”

1945年5月4日10点，英国人接管了汉堡红树大道旁未被摧毁的电台大楼。19点，英国国歌在此奏响，随之播出了公告：“你好，你好，这里是汉堡无线广播电台，盟国军政府站。”这个信息控制单位马上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怎样才可以在没有德国雇员的情况下，用极少的机器做广播节目？”通讯员、编辑、主持人都早就像一阵风似的跑散了。就算他们没有跑，纳粹德国也不会让他们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但是，技术人员还在。1945年5月4日，当英国军队的三名军官慢慢开过来的时候，技术人员站成笔直的一排。现在，蒙盟军政府的允许，应该做点什么：应该有人教导德国普通大众他们即将面临的事情。组织得一塌糊涂的难民潮应该得到有效管理，停滞的经济应该被拉回轨道。这些都需要一个可靠的信息来源。信息首先是从卢森堡来的。因为卢森堡有一间美式英语、英语和法语军用电台，其在1944年找到了一个完整的发射器。那里做出的消息和节目转到汉堡播放，还有评论、小品和音乐。除此之外，德国的业务由英国国际广播电台接管。彼特·冯·赞恩是“第一时间”的德国工作人员之一。不久，阿克塞尔·艾格布雷希特也加入了汉堡广播电台的团队，他于1933年被纳粹分子逮捕，后来获释。

法国占领军不会使用他们管辖范围内之前的传输设备。科布伦茨从1945年10月4日开始，每天播放数小时节目。科布伦茨之后，要到1946年3月31日，法国管辖区内才有巴登-巴登的西南广播电台开始播送节目。广播电台，正如戴高乐将军所说，是为了“用德国语言播放法国节目，这是为了德国人民好”。法国广播电台监督发现，广播是宣传、文化渗透和政治导向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他们因此计划对听众实行“长期监护”，但是方兴未艾的再教育热情让人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过于明显的宣传只会让德国听众望而却步。德国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台长是弗里德里希·毕肖弗，他的电台经验可以追溯到1933年以前——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以他的评论系列“时代的批判”给电台带来了实际的社会影响力。该电台很快就有了出色的收听率。

1945年5月4日，苏军在柏林通过特格尔电台发出了第一条电台消息。柏林在两天前已经完全落入苏军手里。5月18日，马苏埃大道旁奇迹般未被战争摧毁的无线电广播大楼里，柏林城市管弦乐团演播的第一台交响音乐会通过电台转播。技术人员和播报人员多半留在楼里——因为当苏军攻占柏林时，电台大楼成为格外安全的所在（同时，这些工作人员还设法破坏了纳粹军方让他们炸毁大楼再自尽的命令）——广播工作因此很快得以恢复。苏联人的控制仅限于外围，比如，他们安排了对反法西斯主义负责的德国工作人员，这些人有：汉斯·马勒，时年34岁；马修斯·克莱因，曾任牧师。盟军司令部内部并未就此举行会谈，美国和英国的军政府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广播电台：一个是DIAS，另一个是西北德国广播二台。柏林广播电台开始属盟军共用，在它的启动仪式上，演奏了英美法苏四国的国歌。

后来成为南德意志电台台长的汉斯·鲍施在总结这段电台重建的时光时说，德国第一代电台人在盟军官员的指令下还是充分利用了机会。电台记者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身兼生活咨询员、为受困苦和压迫的人辩护的律师、不公的控诉者、促使人们反思过去的大声疾呼者数职。在那段报纸一周只发行一到两次、音乐厅和剧院还是一片废墟的时光里，广播电台陪伴着惶惶不安、忧心忡忡的老百姓，其紧密程度远胜过后来大放光彩的经济奇迹时期以及达到小康的时期。

“这些年来，无线电台在德国赢得了声誉。在听众意识里，那个在纳粹独裁统治时期就已习惯的政府的喉舌印象在渐渐消除。”

德国广播事务管理局转入占领国的手里。广播电台站行使的是各个军政府的电台的职能。美国人接管了三个以前的帝国电台——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并偏爱分散模式。随着播出时间的不断延长，德国工作人员的人数也不断增加。1946年4～5月，慕尼黑电台一个星期的播出时间纪录为86小时，有7名美国员工和370名德国员工。1946年7月11日，在费利克斯·布特萨克被任命为总编辑之后，节目的结构设计再次回到了德国人的手里。美国人通过了一部拜仁州的广播法，以此为根据来进行广播事务管理局的合法转让。1948年10月10日，根据这部广播法，慕尼黑广播电台获得了美国占领区内的第一个由德国人管理的电台的资格。

英国人更喜欢以英国广播公司为蓝本，运行一个中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1945年8～9月重启科隆广播电台后，他们也紧抓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以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电台的建设。西北广播公司成立于1946年10月1日。1951年它已经拥有了510万听众，其中一半的听众在西部占领区。这个广播公司对西部地区广播的质量和结构有很大意义，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公司的大小，更多在于该公司的领导修·卡尔顿·格林（1934～1939年任《每日电讯报》驻柏林记者，1940年开始任英国广播公司德国部部长）——“一个开明的人会给德国人更多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总有好感。他经常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激怒了美国人，挑起了法国人和俄国人的抗议。”作为“首席控制者”，他的目标是广播机构能够独立，非国家化，经费通过收取收听费来负担，由监管机构监督，在所有著名的社会群体里面成为代表。

与西占区自由的多中心布局相反，在苏占领区形成的则是以柏林广播为中心，以地方台部分节目为补充的电台广播格局。在苏占区的新广播电台的建设中，内容和组织上都借鉴了魏玛共和国电台和苏联广播电台。因此，无线电台的内容基本上是支持反法西斯的民主秩序的建立以及宣传德国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所以，在文学和音乐广播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在法西斯独裁统治时期被禁作家的作品。许多信息性广播的内容主要是与纳粹主义的过去清算。1946年8月15日建立了民主广播电台的主管部门，汉斯·马勒被聘任为电台总经理。柏林电台隶属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的中央秘书处。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地区电台在德国民众教育管理处的指令和监督下工作。“苏占区在战后一年半后建成了一个很大程度上被集中操纵的广播电台系统。这里所有关键位置都由德国共产党党员，或更确切地说是苏联反法西斯阵营训练有素的干部担任。”

新闻媒体

盟国的专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年前就已开始筹划德国媒体重建的大方向了。计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民众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放弃报刊阅读和广播收听。第二阶段，出版发行盟军的报纸，重新运作盟军的广播站。第三阶段，给报纸颁发再次出版的授权证书。西方盟国从自己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大众传媒对一个民主社会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盟国拥有在美英媒体自由中有多年经验并了解西方媒体业中的弯路错路的杰出专家，战后的白纸给了他们一个在这个被占领的国家尝试自己理想构建设计的机会。在认识到自己曾经被纳粹宣传以出奇的方式欺骗后，德国民众对信息的饥渴变得十分强烈。

西方盟军自抵达德国边境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分别在自己的占领区内用德语出版军队报纸。1945年秋季，一共有16种美国出版物，直至1946年年初英国共出版21种报纸。这些报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第12军团的宣传与心理战分队队长汉斯·哈贝的杰作。和他并肩战斗的是1913出生于凯姆尼茨的作家斯蒂芬·海姆——他于1933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随后流亡美国（后来，他作为占领军成员被调回德国，但因为亲共的态度被部队开除，并于1952年移居东柏林）。

紧随军队前进的哈贝小组的态度是，在媒体自由的环境下为德国再次打开看世界的窗口。关于这一点，他们站在宣传和心理战分队领导以及麦克鲁尔将军的对立面。麦克鲁尔将军要求：“德国人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德国人必须被说教。”经过一番拉锯战后，哈贝“德国的精神发展再次与外国文化潮流接轨”的想法终于被执行，这是为了创造“互相鼓励、互相交流的前提条件”。美国人自1945年10月起发行了一份跨地区的大报纸。这份报纸充分采用了美军发行量至460万份的军团报和额外发行的《军政府机关报》的经验。这份大报纸取名《新报》，在之前慕尼黑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印刷室印刷，总编是汉斯·哈贝，从1946年1月开始由汉斯·瓦伦贝格（美籍德裔，曾经领导过美国报纸对苏联的《每日观察汇编》报的竞争）和埃里希·柯斯特纳担任文艺专栏主编。《新报》的质量突出到可以成为后来德国报刊业的模板和榜样的程度。

《新报》及其柏林分部的特点是观察当时的东西德的关系。在这里发文章的许多人都是左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像约翰内斯·贝歇尔、安娜·西格斯、斯蒂芬·赫尔姆林、F.C.魏斯科普夫。这无疑给编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这使得美国与苏联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尽管瓦伦贝格对苏联在东部地区以及柏林地区的政策做出越来越批判的评论，还是有人谴责该报刊是左倾派（在东柏林地区，《新报》甚至在1946年8月第一次被查封）。瓦伦贝格于1947年9月辞职，一年后返回美国。他在“美国之声”做广播编辑，经常被热衷于冷战的人攻击，不过攻击并无效果。

还有英国的报刊《世界》，经过战后第一个冬天的几个月的准备时间，第一期报纸在1946年4月2日发行。该报的成立没有任何特别理念。

英国人对再教育看得比较随意。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该报印刷数量很快就上升到了100万份。在公众眼里，该报纸是一个没有鲜明观点的两面派。这个印象是《新报》第一位主编汉斯·切尔失败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汉堡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他在1933年之前属于Tat圈子[35]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1946年年初，他的位置被鲁道夫·昆斯特梅尔取代。

早在1945年7月28日，宣传与心理战分队的三号指令就已结束西方盟军的“紧缩政策”。“紧缩政策”的意义是对待德国人要严格苛刻。（1945年5月22日的一号指令的内容是要格外强调占领军和被征服的德国人之间的距离和鸿沟。“紧缩政策”被视为心理战中的必要部分。）而现在，他们给德国报纸开了一条获得许可证的路。问题在于，各个盟国对新闻媒体的组织形式、详细计划以及何时通过德国报纸的许可这些具体问题的态度存在差异：在西部，美国是第一个同意颁发报纸许可证的国家。根据规定，许可证的颁发需要至少三个持有不同政治观和世界观的人组成的出版者委员会同意承担责任，这个委员会必须时刻紧跟不断变化的宣传与心理战分队命令，这些命令会告诉他们评论应采取何种导向以及哪些是新闻播报应该强调的重点（对记者和报纸来说，这是一个触手众多、覆盖面广的监控机构）。可是，新的德国媒体面对官僚主义及官僚倾向操作信息时的抵抗决心也增强了。

在英国和法国占领区内，党派都加入报纸的出版发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跟党派有关的报纸才能被允许发行。（早在1942年，流亡伦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就已经要求建立党报，他们计划返回德国后发展德国报业市场）。当然也有人在英国占领区内建立独立的报纸，尤其是以党政为导向的新闻每天都在打擦边球，而德国统一社会党对东区新闻媒体的影响亦使对“党派”新闻体的不信任不断加深。

在苏占区，苏军占领柏林不久后被批准的党派很快就收到每日新闻的发行许可：占有优先位置的是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自由民主党也获得了党报的发行许可。当然，中央党报只有一份。“到1948年苏维埃一共给21家报纸颁发了许可。苏共对舆论的操控通过纸张的配发来实现：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获得的纸张远远超过其他党派。因此，这两个党相较于其他党派，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地区舆论优势。而对‘公民报纸’的内容采取不分彼此的态度则要等到1947年年底。”（诺伯特·弗莱）

1945年5月15日，苏联消除了由于禁止所有德语报纸导致的媒体真空：在这一天，首先发行的是《每日评论》，它先是在新克尔恩区的一间小印刷厂印制，后来用位于老柏林报刊区、民主社会主义的弗朗茨易尔出版社的旋转活塞发动机印刷报纸。用“德语给德国人民发行的苏联报纸”开始由红军司令部发行，在该部门被废除后，由苏联军事管理处接手。编辑们在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信息部主任谢尔盖·图潘瑙上校的领导下工作，图潘瑙曾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后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经济学。“刚开始的时候，《每日评论》的苏联出版家利用德国人的帮助，尤其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帮助。他们是前驻军官员，多数都在斯大林格勒蹲过牢狱，后来在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营地接受过再教育，然后被派往各个前线，以用口号来宣传快速结束战争。德国雇员中还有公民记者，他们愿意并且适合参与德国的反法西斯建设。负责机要部门的领导开始是德国人，很快他们的副手也都是德国人。刚开始的时候，人员比例是120名苏联人和40名德国人，但是几年下来，到1955年年底时，最终剩下的只有12名苏联人。”（R.赖因哈特）

在慕尼黑售卖《南德意志报》，1946年

至1947年夏天，在除了柏林以外的苏联占领区内，只有两家报纸一期发行量可达15万份：哈勒的《自由》和波茨坦的《边疆民声》。在德累斯顿，也就是第三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天制作最后一份报纸的地方（这份报纸是《自由之战》第105期，当然，它没法被送出去了），先是有一家名为《日报》的刊物（1945年5月22日第一次印刷）。《日报》在8月1日并入跟《新报》一样以杰出小品文专栏享有盛誉的《每日评论》。

《柏林人报》从5月21日开始发行。6月12日，德语的《民报》第一份期刊也发行了，这是德国共产党新建立的机关刊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报《人民》以及政党同盟的机关报纸（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新时代》，德国自由民主党的《明日》）紧随其后。德国统一社会党最重要的刊物是《新德国》，1946年4月23日第一次发行。“在此之前数日，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这一消息作为《新德国》的第一项任务自然被报道得很详细。报纸头版的《给德国人民的通告》宣布了一个更好时代的崛起。在第六页的消息是演员汉斯·阿尔贝尔斯在离开德国多年后很高兴再次回来并向《新德国》的读者问好。开始的这几年应该说是在《新德国》五十年历史中最好的几年。那里有争论的文章，还有有争议的讨论。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导向和编辑工作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当总编辑莱克斯·恩德以及鲁尔道夫·赫尔曼斯塔德对瓦尔特·乌布利希的方针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被撤职了。1953年6月17日之后，这份报纸越来越像官方公告栏。”

最先出现的那批周刊的共同点是先锋精神、重建的热情和携手向前的态度。在这些周刊中，《时代》——1946年2月12日第一期——的创刊具有重要意义。给《时代》颁发许可的是：洛维斯·H.罗伦斯，他任漫画版《星期》的主编至1944年；理查德·图因格尔曾是建筑师，1933年后作为作家闻名；埃瓦德·施密特·德·西默尼，之前的《法兰克福报》的执行主编；杰尔德·贝瑟吕斯，律师，第一届由盟军政府任命的汉萨同盟市民议会议员之一，后在汉堡市政府中负责建筑工作。

杰尔德·贝瑟吕斯让《时代》在其多舛的历史里保持了连贯性（存在一些内部争议），使其日后成为联邦德国最重要的报刊之一。1949年11月，他通过信托的形式为《时代》买下了发行画刊《明星》的出版社50%的股份，建立了他的新闻帝国。1946年，他30岁，属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在纳粹时期，他与一位犹太女子结婚，并且是那些受政治迫害者的守护者和中坚保护力量。《时代》的第一位专职作家是恩斯特·萨姆哈贝，因对占领国当局做了犀利批评而很快被辞退。

恩斯特·弗里德伦德尔是一位来自布雷斯劳的犹太医生的儿子，1914年自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纳粹时期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国外度过。他在《时代》的第一阶段就确定了它自由保守主义的政治态度。1946年，为了在饥荒中挣得温饱，他举家从瓦杜兹搬迁到汉堡。“这个人没有‘精神压力’，也不受到任何怀疑，他道出了我们其他《时代》的出版者说不出来的东西。”（杰尔德·贝瑟吕斯）

《时代》曾与纽伦堡法庭做过一番角力——里夏德·图因格尔尤其反感甚至痛恨首席检察官罗伯特·肯普纳——这表明，在《时代》编辑部内部曾经也有一股反动潮流，但参与1944年7月20日密谋刺杀希特勒行动的人[36]也参加过这份报纸。反动潮流被这些人的加入破坏，正是他们确定了《时代》的自由主义倾向，马里恩·多恩霍夫女伯爵公开了他们的遗嘱。（马里恩·多恩霍夫女伯爵，1909年生于东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施泰因城堡，在法兰克福和巴塞尔学习国民经济学，1935年获得博士学位，1945年在节节挺进的苏联红军到来之前离开东普鲁士。）

1947年1月4日，《明镜》继承了《本周》（Diese Woche，只存在了六个星期），发行了第一期刊物。“负责出版的英国政府当局决定，杂志必须在独立的德国人领导下发行。”当时24岁的鲁道夫·奥格斯坦是首席编辑——几年后成为独立出版人。《明镜》这本联邦德国最成功的周末杂志的历史起源于英国军政府代理新闻军官约翰·卡隆尔少校的一个突发念头。1946年年初，他觉得一本新闻杂志会对德国人有益。他认为这本杂志应尽可能少地以《时代》这样的美国杂志作为榜样，而向《新闻回顾》这样的英国杂志靠拢，从普通人的角度介绍政治事件中的人物，以此介绍抽象的政治事件。卡隆尔设计了《新闻回顾》的德国版。第一个试刊号在1946年3月29日发行。出生于布拉格、时任汉诺威报纸监察的英国陆军二级军士长哈里·波尔和流亡英国的德国记者亨利·奥蒙德从这份试刊中获得灵感，而奥蒙德恰好懂一点企业经济学，也可以弄到钱、纸张、空间、印刷机、运输工具等，于是他们也加入了奥格斯坦。三个人开始寻找德国员工——奥格斯坦曾在汉诺威读完高中，战争开始的那一年正好高中毕业，又有三年炮兵兵役积累下的经验。《本周》登出了读者维克多·戈兰茨的来信，题为《鲁尔河畔的饥饿》——文章揭露了英国政府的无耻形象——引起了轰动，15000份杂志以每份1个帝国马克的价格立即售罄。英国机构表达不满，而其他文章也招来法国人和苏联人的抱怨。在柏林监督委员会的英国人命令英国人撤回这份报刊。但是，卡隆尔少校却做到了用另一个新的名字继续发行这本杂志，杂志得以作为一个拿着英国许可证的德语报刊继续存在。奥格斯坦想出了一个新的名字“明镜”。“如果我在这份报刊上有功劳，那这个就是大功劳。这个名字简直太好了。”

1946年，《德国犹太人周报》首次发行，这是重返德国的犹太人的喉舌。从1947年1月1日起，周刊《莱茵的墨丘利》在弗朗茨·阿尔贝特·克拉莫尔的领导下每周发行。弗朗茨·阿尔贝特·克拉莫尔在八年的流亡生活之后回到科布伦茨，他对《莱茵的墨丘利》的设想是“基督天主教的信息通道”。周刊模仿1815～1816年约瑟夫·格勒斯发行的老《莱茵的墨丘利》。1948年2月出现的《德国周日报》则定义自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独立周刊”，发行人是当时的大主教汉斯·利尔耶。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着一个想法，通过“跨越地区的，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准的工作来升值一个常被误解的逻辑概念”。《基督与世界》杂志在1948年6月货币改革的前几天拿到发行许可。这是一份以“信息”来定位自己的杂志，负责人是欧根·格斯登迈尔，他兼任新教教会救济机构主席。从东亚回来的克劳斯·梅纳特是主编，招募了一些保守派记者，他们中有一些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观点和所作所为绝对不清白。

出版业的上升和新闻机构的重整旗鼓有很大关系。伦敦的“盟国出版服务”（Allied Press Service，APS）直到1945年年底都是中心，而它的建立也得益于前乌尔施泰因出版社记者彼特·德·门德尔松的工作。从1945年6月起，美占区和英占区都有了“德国新闻服务”（German News Service，GNS），后来改名叫“德国新闻机关”（Deusche Allgemeine Nachrichtenagentur，Dana，1947年后改为Dena），由美国派发营业许可。1946年10月，“德国公共新闻服务”（ADN）成立，英国人在汉堡建立的“德国新闻服务”自1945年12月起改名为“德国出版服务”（dpd）。法国人则在巴登-巴登建立了“莱茵”，后更名为“南部”。相较于报业、杂志业，盟国在这类出版机构里保有很长时间的绝对及直接领导权，直到1947年，德国人参加编辑工作的可能性还非常低。1949年，Dena和dpd合并为德意志新闻社，主编是弗里茨·桑格尔，社会民主党党员。刚刚被选出来的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曾想阻止他上位。桑格尔在德新社的第一篇声明中写道：“保护新闻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不受国家、政党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影响。这是我们这个新的新闻社的标志。”

逃到杂志

乌尔苏拉·冯·卡多夫1939～1945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任文艺专栏编辑，1948年任《南德意志报》编辑部成员。她在1945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她的一位汉堡同事于尔根·许德库珀夫告诉她，“上面的”人有很多计划：大量的杂志报纸项目在酝酿中。光是汉堡就计划了超过300种报纸和100种杂志。

这种对杂志的狂热不仅仅在汉堡，在其他城市也在爆发。尽管纸张紧缺，尽管技术和组织有阻碍，新创建的杂志数量依然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政治、经济、科技、法律、教育、科学、艺术及文学、神学及哲学的杂志多种多样。其中不乏高质量的杂志。150～250家文化政治杂志有严格的标准，发行量上百万。那几年，德国是杂志的天堂。在纳粹政权12年的闭塞之后，倾泻而出的是那头脑里酝酿已久、有怒不敢言的愤慨。第一次，流亡者的声音传达给了德国大众。在当年的苦难里，若有自由时间去写作和阅读就是苦中作乐了。”哈特曼·格尔茨如是回忆那段“逃到杂志”的日子。

事实上，一个发动了绝对战争，如今又得忍受绝对失败的民族已经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他们在精神上，依旧向那些传播了勇气和能力的人靠拢，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杂志创建人和杂志作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主而独立。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经历——发起反抗、遭到迫害、不得不内心流亡——让如今的自主独立名正言顺。他们不指望外国人的再教育，他们大声疾呼，德国人应该用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再教育。总的来说，他们对盟国的再教育政策持积极态度，但他们也一直努力，让德国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一席之地。

一些打动人心的词语宣示了这样的意志：专注于本质。所谓本质是传承、思考、革新、变化、建设。那些1945年第一期出版的或者为1946年准备发行的期刊的名字则表达了某些理想主义的承诺，如：《建筑》《播种》《新词》《收集》《入口》《未来》《遇见》《反思》《团结》《结束与开始》《渡轮》《清新的风》《存在》《精神和行为》《金色大门》《地平线》《水性》《新建设》《新晚报》《新欧洲》《新秩序》《棱镜》《立场》《展望》《世界之声》《公元》《变化》。

鲁道夫·佩歇尔在“德国民主革新文化协会”出版的《建设》1945年第3期中写道——《建设》是苏占区最重要的杂志之一——现在人们必须重新学习写作和说话，要对宏大的词汇和煽动的表达保持怀疑。内心的清洁要通过语言表达，灵魂的排毒不应该终止于语言。跟《建设》类似、由阿尔弗雷德·坎托洛维茨出版的杂志《东和西》（杂志在四个占领国那里都获得了许可）主要专注于找出所有占领区内新文化热情的共同点。由于冷战步步紧逼，该杂志在1949年以失败告终。虽然《意义与形式》——1949～1962年在皮特·胡赫尔的领导下——在国际上已有一席之地，但胡赫尔作为无党派人士从一开始就陷入争议，他用“灵活的坚定”克服了这些争议，直到离职。

西德杂志业的轩然大波是1946年8月15日首发的《呐喊》的1947年4月刊17号不被允许发行，原因是一篇犀利且独立的左倾派文章将在这一期发表。该报的出版人阿尔弗雷德·安德斯和主编汉斯·维尔纳·里希特曾在1945年为美国的德国战俘提供同名报纸，现在必须离开，许可证转入曾经在美国军政府出版部工作过的埃里希·库比的手里（库比工作到1948年）。

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后来承认，有人曾经咄咄逼人、傲慢自大。英国新闻界官员彼特·德·门德尔松表示，《呐喊》第一阶段的成功归功于它代表了一个庞大而又年轻的德国，欧洲的年轻人应当对此感到重任在肩（“欧洲青年是人道的，对自由有无止境的渴望”），他们应该拒绝集体犯罪并批评美国军政府采取的措施。《呐喊》的第四期已经卖出了10万份的好成绩，其读者群体以回国的士兵居多。

文学或和艺术相关的主题对所有杂志都十分重要。海因里希·弗姆维格认为，文学是当时的避难所。当然，这也符合传统的德国价值观结构（从文学的高峰到政治的低谷）。但同时，人们也准备好应对受过教育的市民意识里不好的一面：消除想一套做一套的模式，寻求一种政治的文化和文化的政治。因此，大量杂志的副标题与文化和政治相关：“文化和政治的杂志”（《法兰克福期刊》）；“文化政治月刊”（《建设》）；“民族共识、文化、政治、科学半月刊”（《新欧洲》）；“时事政治文化文稿”（《东和西》）；“政治文化历史杂志”（《新西方》）；“政治社会和文化重建杂志”（《新语》）。某篇社论证实了人们的印象：这两个词的组合有某种纲领性的重要意义。总之，这个领域经常被写作“精神”，但许多作家理解中的“文化”却包含更多。所以，他们写了一些文章，全部说的是“公共精神”“新文化的开始”“精神生活的复苏”。

战后，杂志积极正面地影响了德国的政治文化：促进了民主共和的教育，从实际上开拓了精神视野。那段时间，人们心理和精神极度痛苦、批判思考无能、急需哪怕一点点安慰（海因里希·弗姆维格），杂志帮助人们升华物质痛苦，降低精神妄想，重新开始批判思考，文化成为生存和生活的帮助。

尽管如此，那个时代的德国杂志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地方主义，这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大部分作家在第三帝国时期与整个世界的精神发展产生了断层。1948年10月首次发行的《月份》是以建立“一个以言论自由为基础、公开的、讨论和分析的论坛”为目标的刊物。它有美国当经济后盾（也获得美国特工部门的资助），成为西方反共产主义自由派的一个主要论坛。出生于1920年的梅尔文·拉斯基，1942～1943年任《新领导》文学编辑，1944～1945年战争任新闻记者，1946～1948年任驻外通讯记者，在德国记者海尔姆·亚尔斯利希（杂志的文学中心人物）的支持下担任主编。拉斯基对知名西方作家的时效性和质量有敏锐触觉（这些人包括内特兰德·卢塞尔、阿诺德·J.汤因比、詹姆斯·伯恩翰、奥尔德·赫胥黎、本内德托·克洛斯、威廉、勒普克[37]、保罗·田立克、约瑟夫·熊彼特、T.S.艾略特[38]、托马斯·曼、乔治·奥威尔、恩斯特·罗伯特·瑟提乌斯[39]、W.H.奥登[40]），发起了一些研讨，既崇尚传承西方精神，又对西方精神提出质疑。他们也发掘年轻的德国作家，并把他们引入国际舞台。在杂志第一期的开卷语上写着，战争和血腥暴力的阴影从未像现在这样笼罩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每个公民头上。因此，仅仅理解为什么是不够的——当然，理解是必要的前提。因为，只有当人们根据所获的知识行动时，才配得上德国伟大哲学家的箴言：“人的最高任务是知晓怎样成为一个人。”（康德）

影院的繁荣和电影的斋戒

战后在柏林的第一场电影公映，1945年

纳粹电影工业——尤其是自1942年起在宇宙电影集团内成立、帝国直属的公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天还在生产电影。不过，大多数电影院都已经被毁了。到1945年年底，在西方占领区已经有1150间电影院（在1944年的6484间电影院中）重新开业。到1946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2125间），1947年年底上升到2850间，1948年年底到2950间，1949年年底上升到3360间。

在东西两德，电影院都是除了无线广播外，少数消遣和获得信息的方式之一。它成为城市或乡村中文化社会生活的中心：那里，人们再次坐在“黑暗的空间里，面对着魔法般的白墙，在这面墙上，摄影视觉的实现施展着魔法”。赫尔曼·卡多在1946年8月的《法兰克福期刊》对“电影院做了一番从内到外的”观察后说，尤其是在小电影剧院和影院屋占多数的乡村，观众尽管重新用老的娱乐方式消遣，但已不再有像在旧世界被毁坏前的那种无条件的热忱了。“观众的判断和意见都明显变得更加批判。”

战后几年，电影周报是盟军电影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由英国和美国生产的《电影里的世界》在1945年5月18日已经被引入德国的电影院。占领国的影片展示的重点是树立和强调自己作为保障、公正及民主政治重建工作的帮助者的形象。首先，对纳粹时代的罪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但从1946年夏天开始，德国民众就对指控深表厌烦。在《一周观察》里，故事只占三分之一。此外，在开始的几年，几乎没有任何来自苏联或法国占领区的报道。

德国自己出产电影遇到的情况则是，柏林-巴贝斯堡一带少数未被摧毁的制造设备现在属于DEFA[41]管辖。1946年10月15日，DEFA协同苏联军政府共同推出了战后第一部德国叙事电影：沃尔夫冈·施陶特的《凶手就在身边》。“这个主题对德国电影股份公司的电影发展有纲领般的意义。它使德国过去的积极探讨成为德国电影股份公司电影的重要内容。”（三部库茨·马尔茨格的电影可作为范例：《阴影中的婚姻》，1947年；《彩色方格》，1949年；《神的建议》，1950年。）除了政治主题，历史、文学和传记题材的影片也很受观众的喜爱。

西方占领区的第一部电影《说出真相》（英国许可证）是一部无关痛痒的喜剧片。1947年7月，以赫尔穆特·克洛特纳作为艺术总监的汉堡电影公司发行了克洛特纳执导的电影《那一天》。电影分七段，一辆战后立刻被两个机械工拆散的老车讲述了它跌宕的历史。它讲述了那些在纳粹主义时代被政治和种族迫害的人和他们的反抗、被杀害，以及那些在战争中死去或者从东欧逃出的人。

第一部通过美国许可的电影是1947年12月在西柏林首映、汉斯·阿尔贝斯主演的《我们上面的天空》。在这部电影里，一个男人从战争中归来。他面临着新的柏林生活，挣扎在饥饿、贫困以及谎言之间，成了盗贼。他的儿子也从战争中归来并且失明了。他再度恢复了视力，看到他的父亲在街上所行的不义之举。“他奋起反抗，离开了父亲的家，勤奋工作，最后把生活在贫困中的亲生父亲引回正途。”

人们在第三帝国覆灭后的那段电影停播的时间上寄予了某些希望。1945年，导演哈拉德·布劳恩说，从深层意义上来说，这段时间甚至是必要的。正如古老的饮食营养经验教给我们的，在一段高度集中、高度紧张的生活后，没有比斋戒更适合重振身心的办法了，哪怕实行斋戒会很难受。他说，过去十三年的德国电影走了一条弯路，它们为获得独裁机构的注意和“关照”而欢欣鼓舞，电影的鼓动宣传效果成了绝对的、高于一切的关注点。未来的电影创作应该遵从于思想：应该建立自由的艺术创作秩序。如果一定要总结这些已经有些陌生但必须完成的任务的话，那应该是“我们创作的电影为的是帮助人在艰难的生活中获得一些满足”。

“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在今天，没有人可以做得好像过去几年的罪孽、混乱、死亡和恐惧完全没有存在过那样，无论是在生活，还是戏剧或电影中。我们要制作的显然不只是‘时代电影’，还是——不管那是轻松、无时间限制还是古怪风格——那些从我们命运的黑暗泉水中汲取了营养、转而来帮助我们战胜命运的电影。”（哈拉德·布劳恩）

“电影斋戒期”后几年的电影质量参差不齐，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例外除了上面提到的电影，还有《阴影中的婚姻》和《昨天和明天之间》——并没有特别出色的。因此，人们总是既惊叹又羡慕意大利的电影，他们用新现实主义把电影史带入了一个新阶段。罗贝托·罗塞里尼的主要作品《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4/1945年）以及后来的《派萨》（1947年）、《德国零年》（1947年）以纪录片的方式讲述了法西斯的垮台。而维多里奥·狄西嘉从一开始就以戏剧艺术的形式去展现电影（《擦鞋童》，1946年；《自行车失窃记》，1948年）。当埃利希·开斯特纳1947年11月在苏黎世观看了影片《擦鞋童》后，他被深深地震撼到：“狄西嘉导演的电影《擦鞋童》讲述的是从黑市沦落到少年监狱，在那里身体和心灵都深深堕落的孩子们的命运。自《战舰波将金号》[42]以来，这是最令人感动的社会电影。”

货币改革之后，人们不再愿意尝试这种“小众口味”。导演和制片人预期的大众口味是那种对芳香的田园风格的向往，他们也接受这一点。尽管还有废墟时代可以做题材，但关于废墟时代的电影没人愿意看。UFA电影公司的风格经久不衰。德国战后的第一部乡土影片重新洋溢着轻歌剧的风格，名字是《黑森林少女》（1950年）。

艺术离开墓穴

1937年夏天的慕尼黑，纳粹对自由和多元化艺术生活的镇压在“堕落的艺术”这场展览中达到了高潮（每天大约有2万名参观者，基本对展览持肯定态度）。

1938年5月，纳粹公布了一条收集“堕落的艺术”作品的法律。这条法律也预示着现代艺术的私人收藏要面临无偿征收。为了筹集外汇，大量的艺术品被卖往国外。1939年，4000件艺术品在柏林被烧毁。许多艺术家纷纷逃亡，或被禁止工作，或尝试偷偷地以内心流亡的方法活下去。

“墓穴里的艺术”——布鲁诺·维尔纳用这个比喻形容那些追求新思想内容、新表现力和新形式的艺术在第三帝国时的处境。1937年以后，没有一个艺术家（多数在55～70岁）被允许在德国开办展览。像卡尔·霍费尔、恩斯特·哈尔拉赫、埃米尔·诺尔德、卡尔·斯密特-娄特鲁夫、马克斯·佩希施泰因、埃里希·赫克尔、奥托·戴克这一类艺术家留在乡村，在那里秘密地工作。其他的艺术家，如马克斯·贝克曼、马克斯·恩斯特、奥斯卡·科柯斯卡、约瑟夫·沙尔，离开了德国，但是常常面临生计问题。年轻艺术家跟他们“堕落且掉格的”老师一样，偷偷地工作并且通常更加孤独无助。有一些人则逃亡国外。就这样，他们中许多人被遗忘。当然，也有艺术家在第三帝国里为了生存做出让步。尤其是那些人体画家，比如1947年离世的格奥尔格·科尔贝，在纳粹分子那里很受欢迎。而如埃米尔·诺尔德一类的风景画家——西格弗里德·伦茨在他的小说《德语课》中描述了他们的命运——则清楚地表现了许多艺术家（在所有方面的）矛盾行为。早在1933年之前，诺尔德就写了一部回忆录，在里面为德国民族艺术，也就是后来被称作“血与土[43]艺术”做宣传，反对塞尚以及法国艺术。1928年，他加入了纳粹党。

艺术自纳粹主义中解放出来后，从墓穴里爆发。这是一段非常辛苦的路。艺术家到全国各地旅游，带着水彩画、油画和背包里的小雕塑品。他们参观博物馆，哪怕人家只字未提购买，依然希望别人对他们的作品有兴趣。私人画廊里也人头涌动，当然，那里的环境也常常是离奇荒诞的（比如，法兰克福艺术小陈列室坐落于罗斯场旁，为汉娜·贝克所有。人们必须走过一段从房屋外面搭建起来的临时木头阶梯才能从房子的第一层“上楼”到第二层）。

1945年8月，格尔德·罗森、海因茨·德洛克斯和马克斯·莱昂·弗莱明在选帝侯大街一间被摧毁的纺织品-军事用品连锁店的屋子里，开了德国战后第一家私人现代艺术画廊。（一位画廊的参观者原来是名长途汽车司机，愿以17幅画交换两只汽车轮胎。这17幅藏在他家储物间的画竟是佩希斯坦、基尔希纳这些桥社[44]艺术家的作品。）香烟是支付入场费的“货币”。有了香烟以及对再教育颇感兴趣的盟国的首肯，画廊居然举办了一些重要展览、讲座和讨论会。开幕式上展出了年轻的艺术，也就是柏林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补充了从阿奇彭柯[45]到施密特-罗特鲁夫[46]的经典现代派作品。

在慕尼黑，君特·法兰克画廊在1946年的春天再次运转并搬进一间别墅的大工作室。由克萨维尔·福尔作品展开始了展览活动，随后是五场贝克曼工作期的作品展，一场大型的朗兹·马克纪念展以及奥斯卡·斯莱默的作品展。战争结束后不久，法兰克收到了1902年出生的画家恩斯特·威廉·奈的来信：“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当然人们可以料到，为了艺术能做点什么……希望现在艺术能再次获得自由——在这可怕的三十年过去后。”

战后第一场大型德国艺术展在柏林举行。1945年初夏，展览在柏林光明区洋甘菊街4号开展。在纳粹当政时期被判处艺术孤立的柏林雕塑家汉斯·乌尔曼负责了收集工作。他骑着脚踏车转遍整个柏林，寻访那些和他一样在纳粹时期被禁止工作和展出的老同事。

在废墟时期的众多展览中，有两场展览对战后的艺术理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48年，克斯特纳协会在汉诺威以诺尔德的作品开展。1947年2月，“极度艺术”在奥格斯堡的谢茨勒宫展出。在此展出的全都是那些在第三帝国时期不能展出的作者的作品。其中，约瑟夫·萨尔、君特·斯特鲁普、乔治·罗德、理查德·奥特、恩斯特·哥特林格、维尔纳·吉尔斯、马克斯·阿克曼、维利·鲍迈斯特、康拉德·维斯特法尔、弗里茨·维特、卡尔·昆茨、鲁普雷希特·盖格等画家尤具代表性。

奥格斯堡的展览介绍了14位画家，其中主要是抽象派画家。这其中不乏对第三帝国风格问题的挑衅。1949年，战争结束四年、货币改革一年后，科隆市艺术协会和科隆市共同举办了一场展览。创意这场展览的是当时的科隆艺术协会会长托尼·费尔德基尔钦。这场展览提供了全面了解德国当代艺术的视角，131位艺术家的496件作品被展出，包括诺尔德、赫克尔、霍费尔、戴克、贝克曼、奈、潘科克、佩希斯泰因、施密特-罗特鲁夫、鲍迈斯特、麦思特曼、特里尔、温特尔等。

第一次艺术展览展示的是在第三帝国禁止的“堕落的艺术”的图片

许多曾经在内心流亡或海外流亡中翘首期盼第三帝国终结的艺术家常常会问，人们可以期待现在出现一场巨大的心灵净化吗？随大流者、机会主义者、遗老遗少、“随机应变”者会不会再次占上风呢？

1946年，恩斯特·维歇特在他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讲话中发表了看法：尽管美国表示要尽最大努力去清扫德国“房子”，但他们在拘捕第三帝国的艺术代表约瑟夫·图拉克或者阿诺尔德·布雷克仅仅几个星期后，为制作美国将军半身像而再次将这些第三帝国艺术代表释放的行为实在令人愤怒。这种操纵难道不可笑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给希特勒的帝国总理府装修的“文化暴徒”赫尔曼·卡斯帕，改名卡尔·卡斯帕，居然也“改头换面”又出来招摇过市了，这可是盟国的功劳。

1949年，特奥多尔·豪斯发起了一个艺术应急组织，被邀请的艺术家首先只包含在希特勒德国时代知名的画家和雕塑家。格奥尔格·迈斯特曼在第三帝国时期曾被禁展，凭借一份名单，把那些在第三帝国时期被排斥、被称为“堕落”的艺术家，把那些被警察暴力驱赶、被抢走画笔和画布、无法从事创作的艺术家，把上千件作品从20世纪30年代的博物馆里被扔出来、被焚烧或者卖到国外的艺术家重新拉回人们的视线。不过，这些关于文化艺术的介绍和展览也有很糟糕的后果，因为它们常常从保守的立场出发，如此一来，它们的美学影响也常常是僵化甚至反动的。

很多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在第三帝国时被强制变得千篇一律，或者自己就很有“先见之明”地顺从了当局的意志，这些“肯定的文化”的神庙如今也“轻松过关”，仿佛野蛮的审美从没有玷污它们的“神圣殿堂”一样。纽伦堡的德国国家博物馆被它新成立的管理处首任主席特奥多尔·豪斯称为“德国灵魂的避难堡垒”。

尤其在大学，现代艺术的保守阻力正在成型。它们担心自主会带来艺术混乱地“释放”。汉斯·赛德迈尔——1936～1945年在维也纳大学，1951年开始在慕尼黑大学任艺术史学家——1948年出版了他的书《失去中心——作为时间符号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视觉艺术》。（帕斯卡的话被当作格言：“离开中心意味着离开了人性。”）反现代性在书里找到理由：“绘画在现代是最便捷的艺术。”赛德迈尔认为，如果不能相信，人——潜在地——相似于上帝并扎根于某个——哪怕是错乱的——世界秩序的话，人性也就变得不可靠。

赛德迈尔的书成了畅销书，也引来了尖锐的批评。在1949年第二届德国艺术史日上，维尔纳·哈夫特曼发表了精彩论述。他指出，所有新艺术的所谓损失都是自由价值的最好证明。在达姆城的“我们时代的人物形象”（1950年）对话中，威利·鲍迈斯特批评了赛德迈尔，他指证赛德迈尔有纳粹的过去，在书里运用了一些颇可奏效的概念偷换的诡计，即用道德的“好”与“坏”标准来替代艺术史或审美中的“好”与“坏”标准。“赛德迈尔几乎全无民主思想。他的理论单调得就像罗森贝格的种族理论……他看不到人性和堕落的分别。他看到的只有人性中的堕落。他断言，现代艺术既没有伦理价值，也没有宗教属性。我强烈反对他的断言。”

风格问题

哪些才是适合这个时期的表达式，是超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抽象主义？还是绝对艺术？废墟时代充满了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权威的艺术历史学者弗朗茨·罗（成为权威，主要是因为他主张建立强有力的艺术家工会，工会的任务是解决造型艺术家的材料问题和保障所有艺术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地位）在1946年年初的演讲中为风格的和平共存做了一番辩护：“亲爱的同事们，画栅栏还是画满是害羞的紫罗兰的草地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只要它们都是艺术品。”

但是，这不能满足那个兴奋时代的精神。从表现主义的历史表现来看，表现主义也是有局限性的。发展已经继续。比如，汉斯·艾伯哈特·弗里德里希从1946年11月开始出版杂志《棱镜》，艺术批评家弗里德里希·艾达玛·冯·肖尔特马在杂志的第二期中表示，表现主义发展到毕加索和康定斯基式的极端形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是既成事实，今天，经过所有那些骚乱、战争之后，它很难依然被定义为现代。除此之外，他还警告，在他看来，表现主义和纳粹艺术出自同样的精神温床，不应该被重新接受。卡尔·舍夫勒也一样，在他的书《美好时光和贫困岁月》（1946年）中指出了表现主义与纳粹主义的相关性并拒绝表现主义。吕德克也批评了表现主义，说它是“不和谐、不协调、令人不适、负面否定的艺术”。他认为，这种“貌似革命却让人感官烦躁的艺术”作为小资产阶级风格是失败的，应该尽量避免。

在废墟时代，除了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也备受关注：超现实主义展现了一种精神运动，“不是物质的运动，不排除大多数的超现实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这里强调国际主义的需要，有一种明显的反民族国家的心态”。对此，画家亨氏·特略克斯1947年在由巴登-巴登的沃尔德玛-克莱因出版社的杂志《艺术作品》——那个时期最重要的现代艺术论坛——进行了说明。

这个展览的标题反映了对现代艺术的不确定

战争留下了系列景观，它们既是真实的，也是精神的：被炸成瓦砾堆的城市，希望和绝望同行，建筑成果和荒芜，处处能见的人心惶惶的田园——一切就像一本巨大的“超现实主义的模范画册”，巴尔巴拉·克里如此写道。绘画只不过是把这一切再画出来而已：超现实主义艺术并不想弥补缺失的温饱。笼罩在居民区上空的既不是1950年代的安全，也不是1960年代的无聊，人们在那里不是居住，仅仅是头顶有片瓦。那个年代只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人们发现，过去所谓的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反差或者平静的生活-不平静的艺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汉斯·乌尔曼用铁做成的笨拙的危险标示、卡尔·哈通所做的仿佛挖掘出来的巨大的原始卵石、亚历山大·卡马罗的薄薄金属丝线、特略克斯的微微发光的荒凉凹陷地、马克斯·齐默曼和其他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重现了这个丑恶的、仿佛非现实的现实，小丑般的失败，每个人都可以在下一个街口或下一个日历中发现它们。当时，维尔纳·黑尔德来回游走在东柏林的潘科区和西柏林之间，在那些反射在黑暗通道的废墟的丘陵里，发现了‘海边的柏林’，那曾经是幻象，现在则是眼前事实”。

维尔纳·黑尔德在第三帝国时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他生活在随时可能被逮捕的恐惧中。1946年后，他给他的一些画命名为“海边的柏林”。这位艺术家有一种悲观的宿命论，就像马克斯·贝克曼[47]害怕集体主义和“零们的起义”（Aufstand der Nullen）的威胁一样，“自然”对他是某种安慰。

超现实主义的“沉船氛围”贯穿了卡尔·霍费尔的画作。卡尔·霍费尔，1878年出生，1920年开始在柏林绘画艺术大学任职，1933年被纳粹分子开除。这位艺术家用一些强力的隐喻来形容纳粹的灾害：虫蛹、面具、饥饿、瞎子、疯子、死亡的舞者、瓦砾场、毁灭的夜晚——这些都代表了“被损害的人”[48]。《囚犯》（1933年）预示着集中营，《钟塔吹奏者》（1935年）预示着炸弹警报，《看守人》（1936年）预示着漫漫长夜。1937年，霍费尔画了一幅《废墟中的男人》，预示了这个城市的毁灭。1938～1943年，他有超过600件作品丢失：有一半是在法西斯的打破旧习运动中，其他的则是一次炸弹袭击中其工作室被炸毁。霍费尔战后的画作为当时再思考和变迁的亢奋状态吹入了一股深沉厌世及巨大质疑的沉重的风。如《死亡之舞》《重建中》《微粒小夜曲》《瞎子》等画作都清楚表现了人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愚蠢、无用、不可救药。在画作《瞎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个人的手紧紧相握，毫无方向地在一片满是朽木的森林里笨拙地行走着。“我们认识到：最糟糕、最罪恶的人类行为就是政治。”卡尔·霍费尔在他给赫尔曼·黑塞的信中这样写道。

同其他现代艺术流派一样，抽象艺术在第三帝国时期也遭到唾弃和鄙夷，但它在废墟时期却找到了新的共鸣。因为抽象艺术用自己对本原和本质的信念，超越了当下悲凉的现实。1946年，威廉·乌德指出：“超现实主义用的是一种独创而非常规的方式，把人们的感觉和实际事物结合起来。所以，当人们面对一件超现实主义、用所有感觉和所有具象整理而成的抽象艺术品时，并不会感到多么反常。”

抽象艺术的第一波浪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掀起，这是对威廉二世时期文化的“绒毛世界”[49]的回应。而1945年后的抽象艺术则成为逃离具体的、就在眼前的废墟景观的一种方式。如果人们把艺术理解成——就像抽象绘画的代表人物威利·鲍迈斯特所理解的那样——对某个尚未探索的领域的某种“冒犯”的话，那么，抽象的不仅比具体的更有精神性，更重要的是，它比具体的更“真实”。鲍迈斯特（1889年生）早在战争期间就已经撰写了《艺术中的未知》——那时他在伍珀塔尔技术学院找到了一块容身之处——但该书直到1947年才出版。书中写道，现实只是推动了绘画，具体事物是一扇通向未知的形式世界的窗。绝对的艺术是独创的、线条分明的，它撕破一切传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简单、“自然”、典范。“它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一幅孤立的‘美丽的图画’，而是一组作品的希望。对它来说，重要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个案，而是发现那孕育无限潜能的土地。更确切地说是创作的方法。”

新的抽象艺术的中心在慕尼黑兴起，特别是威利·鲍迈斯特、鲁普雷希特·盖格、弗里茨·温特1949年成立的禅小组（ZEN-Gruppe）。在法兰克福，恩斯特·威海姆也展开了他战后的事业。小组的荣誉会员是德籍美国人海拉·冯·瑞白。1920年代，她游学于杜塞尔多夫、慕尼黑和巴黎，学业完成后，与康定斯基、夏加尔、莱热和德劳相识并于1929年在柏林建立了一间抽象艺术博物馆并出版了一本名为《才智》的杂志。因为喜爱所罗门·古根海姆的抽象艺术，她推动和领导了古根海姆收藏室的建成。战后，她来到慕尼黑，在为慕尼黑的贫困匮乏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对抽象画的中兴感到兴奋不已。她不仅为慕尼黑画家的生活与工作奔走、分发食品小包裹，而且在1948年从古根海姆收藏室中选出50幅作品，在巴黎、苏黎世、斯图加特、慕尼黑、汉堡、杜塞尔多夫、布伦瑞克、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进行巡展。

战前，弗里茨·温特已经开始创作主要是自然主题的绘画。战后，他从战俘营归来，成了慕尼黑艺术先锋的领头人。他在1930年代的画作有《森林之土》和《植物性》。“对温特来说，抽象的形状是心理状态的表达方式。1949年，这些形状变得比较和缓、紧实，并且是明显的单个个体，和其他个体形状泾渭分明。而不是像在他早年的画作里那样，个体形状和个体形状之间有强烈的呼应。”

恩斯特·威廉·奈和他的抽象色彩艺术成为昂扬的重建时期的抽象艺术代表。早在1943年，恩斯特·荣格就已经在他的艺术中发现了“原始和意识的印记”。恩斯特·奈像创作赞美诗一样创作绘画，而马克斯·贝克曼的作品则有点像“哀歌”的创作，因为后者看着过去。恩斯特·奈的绘画是一种“魔法般的”创作，那是赋予精神世界某种感官画面。人们眼前的废墟世界被“架空”，而这并非通过某种“水至清则无鱼”式的“审美逃离”。这是从“黑白世界”到“彩色地带”、从北方的乌云密布到南国的万里晴空、从悲苦的废墟生活到明朗的风景的转换，这种转换，在废墟时代是人们生存下去的必需品。

某种“平铺直叙”的结构是这种“逃离”艺术的特征，在这种结构中，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表达主义和抽象主义的形态彼此重叠。上帝赐予的“自由的自然”也成了拯救的某种比喻。关于“废墟的美丽”，艾伯哈特·汉普尔在1948年的《艺术杂志》里说：“不仅是我们德国人，许多其他欧洲民族也必须习惯在这废墟间的生活。这种不可弥补的失败带来的压抑感会控制人们的情绪。但是，如果我们有开放的艺术的眼睛，很快就会发现，重建产生了更大的统一，这种统一常常能够赋予建筑某种美，早先的建筑有很多不必要的单元，刷上各种可有可无的墙灰，它们不具备这种美。这种美是有影响的，如果消除藩篱，回归上帝赐予的‘自由的自然’，它的影响力还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深。”

抽象艺术尤其对“生生不息”、有着“魔法般未来”的大自然着迷。废墟时代的悲哀在新的、富饶的形态和色彩前慢慢下沉，所以说，这些形态和色彩也是有实际用处的。过去带来的伤感被某种未来主义消解了，这种未来主义在后来设计经济奇迹时期时变成了一股透亮而明朗的清风。如果说废墟时代的抽象艺术意味着某种转折——从悲苦转向有着新本质的进步主义（同样也包括认识的转折：抽象比具体更有精神性），那么，抽象艺术的辩证也酝酿了：1950年代，精神的-抽象的重新变回形式的-具体的，被作为“形态构建”具象化了。由此，这个很想从“现实”的牢笼中解放自己的艺术流派，最后反倒代表了它想传递的信息的反面——代表了一种物质主义，而这种物质主义蕴含的恰好是一种没有形式的幻象。

绘画之争开始

在苏联占领区内，尤其是柏林和德累斯顿的艺术生活被权力和风格间的冲突所主导。“苏联占领区内，比较自由的文化政策和效率较高、非官僚化的组织政策在起作用”——卡琳·托马斯说——“在战后早期有一系列有名的艺术家，他们可不只是在苏联占领的城市的前德国共产党成员或者追随者。因为在这里，人们有理由希望，在苏联文化官员的帮助下，长时间冻结的旧德国会很快变成自由的社会主义新德国。在柏林和德累斯顿仍有早年‘德国革命教育艺术家协会’的社会现实主义传统。在凯特·柯勒惠和《十一月团，1912～1922》的工作下，一些艺术家，其中有卡尔·霍费尔和康拉德·费里克斯缪勒，为苏占区内最初强调的反法西斯论战的文化政策做出了贡献。”

1946年8月25日至10月29日在德累斯顿展出的“德国艺术展”被艺术家们看作反法西斯-民主文化政策的见证和开端。那些从逃亡和内心流亡中返回的艺术家对这个新的开端满怀巨大热情。当时德累斯顿市政府文化部部长以及工艺大学的校长威尔·格罗尔曼（在1947年年底移民西柏林之前）“和画家汉斯·格隆德希一起考察了美国和法国占领区，目的是把一些艺术家的画作，比如马克斯·阿克尔曼以及维利·鲍梅斯特的作品直接从工作室取来。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和奥斯卡·科克斯卡这些被纳粹诋毁的德国现代艺术家以自己画作和雕塑品重新赢得了声誉”。可是，1947～1948年的换年之际，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超越阶级、超越政党的文化政策就已走到了结局。

宣传自由和开放仅仅是出于策略原因，实际还是由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1945～1949年任魏玛国家建筑艺术大学校长的赫尔曼·亨瑟尔曼，也就是后来的民主德国的首席建筑师，在《建设》杂志中说，艺术展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揭露文化政策的目标。无意就是没有目的。此刻，新的民主德国奠定了基础并宣明了它的目标，包括视觉艺术上的目标。他说，未来的艺术展必须要有现实性，因为它是民族的良心和民族期待的声明。

社会主义艺术要“声明”的主要是表达乐观和进步的意识。来自德累斯顿的威廉·鲁道夫的钢笔画和木刻作品描绘了1945年2月13～14日的炸弹袭击带来的人间地狱之景，而威廉·拉赫斯尼同一主题的画作《德累斯顿之死》则一反德国统一社会党禁止悲哀的教条——它后来变成东德国家喜爱并强制接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1954年，拉赫斯尼从德累斯顿艺术教授的岗位中被解雇）。其他的艺术家则被“国家委托的艺术”收买和渐渐腐化。

早在1949年，已经有一些艺术家不愿屈从德国统一社会党一板一眼的“规矩”，不愿在小市民气十足的憋闷空气里生活。他们已经在考虑迁居——A.R.彭柯在画作《东搬到西》中象征式地画下了这个主题。

在西德，对西式现代性的认同阻挡了对风格多元的认同，遑论保护和推动多元。跟西德一样，东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给那里的艺术划出了一块“自留地”——莱比锡尤其被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在面对西德的“形式主义艺术”时，它也阻碍了人们理解现实主义的多元形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是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的含义非常广泛，以至于没有词可以形容它，又或者得用许多形容词来概括它：浪漫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表现现实主义、写实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视觉现实主义、概念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等。

在西德盛行的机会主义和商业意识使现实主义的传统（以卡尔·罗辛、弗朗茨·拉兹韦尔、格雷特·荣格斯为代表）备受排挤。而在东德上演的则是构成主义者遭到驱逐的一幕，像赫尔曼·格罗克纳或是倾向于抽象象征派的奥斯卡·内林格尔，都因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化教条而再一次“内心流亡”。“东西德的流行趋势仿佛有某种一致性，虽然是在两地，但那并不出于根本不同的原因。人们不得不说，单个艺术家所承受的在两地是相似的。这一切让人不得不继续对官方艺术持保留态度，长时间以来的‘局外人’角色也不得不继续存在。”

随着东西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绘画之争也越来越严重。首先，在所有占领区，人们都希望艺术家能得到某种类似于工会的组织。创造新的社会秩序、政治事业心、创立新历史观和去除纳粹思想被视为首要目标。满地疮痍的废墟景观以及被这个景观具象化了的德国文化和道德的毁灭敦促着人们在政治或社会上有所作为。比如，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一些艺术家——如用版画批判社会的奥托·潘柯和卡尔·施威斯格——理解的“艺术是人类对神灵的呼唤，将存在视为神灵的一份礼物，希望通过人性，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礼物”。

1945年冬天，不来梅的艺术展超越了老沃普斯韦德[50]的风格（“回到自然”）。《威悉信使报》（Weser-Kurier）面对“流畅的静物画和风景”对艺术家问道：“难道，德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还可以做得好像我们最好的人的鲜血白白流淌、我们美丽的城市仍然屹立那样么？难道废墟是我们眼花了？难道在我们家乡的土地上，大多数人民并不是东奔西走么？艺术难道不是他们最大的安慰么？”

城市规划

战争末期德国城市的毁坏程度令人担忧，“重建”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空想。这将是几代人，或者至少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作业。沃尔特·格罗皮乌斯认为德国的重建要一百年才能完成。

首先是物质破产和人才缺乏。这让人感觉，所有计划最终都将在虚无中搁浅。首先要克服这种感觉，同时要增强人们的希望，让人们相信新开始就在“此时此刻”。当然，一切必须暂时限定在“最重要”的范围内。

德累斯顿一瞥，1945年

1883年出生，1920年代在教堂建筑界闻名的建筑师奥托·巴特宁目睹了战争的毁坏（他当时正看着一个被炸毁城市的法院，说它看上去仿佛一个“石头的骷髅”），这让他深刻怀疑，重建究竟还有没有可能。

“重建？技术和资金上都做不到，我就这么告诉您。我说什么？——精神上都不可能！但是，如果对现有的断壁残垣加以利用，从废墟里拣出还能用的那么一些材料，是可以搭建简易房间的。简单、明亮的房间，住在里面，每个人的权利都公平透明，没有暗箱操作。”（奥托·巴特宁）

这种“瓦砾堆边的异端思想”为某些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共有：他们对清算纳粹邪恶根源的态度几近极端。汉斯·施维佩特认为“如果我们在整理每一片废墟、铺平每一条道路、建起每一间急救屋”的同时，没有去除心灵的污渍、没有铺平精神和灵魂的大道、没有搭建道德和理智的房屋的话，就什么也做不成。如果说有一种精神能够让城市景观焕然一新——关于这一点，许多结束了内心流亡的建筑学家都有话说：奥托·巴特宁、汉斯·沙隆、鲁道夫·施瓦茨、马克斯·陶特、海因里希·特塞诺——那它必须首先让伦理道德也焕然一新。曾在第三帝国时期备受镇压的德国工厂联合会也抱有同样的希望，积极准备重建。战后，德国工厂联合会希望勃发，不过人们还是可以看出，会内的意见并不一致。

简约的建筑风格一方面有其伦理原因：告别巨大的、绝对的、故意使人印象深刻的纳粹建筑——人们认为，这有悖“民主的真诚”。另一方面，战后的规划也有其实用考虑：第三帝国时期，由纳粹首席建筑师、城市规划师阿尔贝特·斯皮尔（1943年起任军备及军备生产部长）精挑细选的工作小组在战后也投身重建工作，该小组的态度也由之前的“纳粹式”庞大调整到简单，因为只有简单才能做。战后，一系列由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组成的“被毁城市的重建规划工作小组”担任了重要职务。

建筑师们和城市规划师们对城市兴建的想法都各不相同，甚至矛盾。哪些计划应该被执行大部分取决于当地社区的重建计划。在这个过程中，至少社区民主很快就发挥了作用。

1947年，德国工厂联合会号召一份请愿签名。奥托·巴特宁、威利·鲍迈斯特、格哈德·马库斯、埃瓦尔德·马塔勒、弗里茨·舒马赫、古斯塔夫·哈森普鲁格、奥托·豪普特、汉斯·雷斯蒂克、汉斯·维斯佩特等人响应了号召。请愿书中写道：“纳粹的垮台把我们之前的生活和工作世界彻底破坏了。那时，我们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这让我们相信可以重新工作。两年后的今天我们意识到，就连我们的精神也被毁坏了，精神的表达更是一落千丈，我们陷于绝望不能自拔。所有民族都面临这样的任务，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它关乎存在与否。而我们，创造的我们，良心上时刻不忘的就是建筑一个生活和工作的可见的新世界。”

“彻底重建”的想法基于一种看法，即盟军实行严苛的拆减政策[51]。盟国认为，德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因而不会对它有什么特别同情。另外，还有以百万计的难民要被安顿。最后，还有某种长期以来反城市化、仇恨文明的传统，现在反倒被视为进步了。“主张集体住宅区的人想实现人民这幅特殊的蓝图。这个想法显示了新的精神方向。集体住宅区，这一由于经济和教育因素所产生的自救方式，依据民主精神和规则得以落实。”

远离大城市废墟、走向绿色的“花园城市运动”的热情不断升温。时尚的人，就算他希望变成沐浴在完美的科技和文明之光下的“新新人类”，在目前的德国也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于是人们背离了这样的想法，重新珍视简单朴实的生活。因此，就算是城市里的人，也想把困苦变为一种美德。

在马格德堡和德绍，建筑师休贝托·霍夫曼根据苏联拆减政策的期望，计划了一项“收缩计划”。根据该计划，在原有的工业用地上建立绿色区域，后者可作为休憩区。在基尔，人们开始通过种植绿化来掩盖战争、轰炸和拆减政策留下的疤痕。政治人物和规划者们满口承诺自然的调和作用：“你们看到的这片空地将会被种上草木，瓦砾废墟隐含的恐惧与绝望就此终止。事实上，在多年的灰色世界后，绿化和育林区将是城市里的第一股愉悦的清风。绿化将医治人们因为恐惧而患上的‘瘫痪症’。”“城市希望通过种植树木给人们工作和责任感。城市里盛行的重建精神的核心是，到处都会出现小而透明的生活共同体。这些生活共同体充满活力、心手相连，为城市某个切实可见的区域承担一份责任。”

另有一批人崇尚清楚的、功能性强的建筑方式——这不唯是困苦的压力，因为困苦逼得人们不得不采取最有效的缓解困苦的建筑方式。它也是美国方面以及德国的流亡学者（尤其是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重点传递给德国人的一个信息。他们说，在西欧和美国，人们认识了现代建筑技术，这种技术特别适合用于重建。马丁·瓦格纳，这位移民美国的前任柏林土木工程监督官在《建设》1946年第9期里写道，在那些曾经采用结实的横梁、厚英寸地板和厚重的屋顶复合木板的地方，以后就得使用纤薄的框架结构和节省木材的胶合板；在那些曾经采用厚重的砖、石灰、砂浆的地方，以后就得使用玻璃棉、矿渣棉、折痕箔这一类轻便的隔离材料，必须从垄断厂家和专利持有者手中解放这些材料，让它们以最低价格在市场中销售。

功能性的考量渗入政治和社会领域，现代建筑被视为一种民主社会意识的表达。建筑师阿尔方斯·赖特尔在杂志《法兰克福期刊》里评价道，大多数的城市设计受到现代主义者的支持，他们的考虑表现出一种妥协的、做事做一半的态度，这不免让人担忧。没有人听说过哪一座城市——汉诺威是例外——胆敢尝试全新的设想，都只是保存、修复，最好是小心地修改。可是归根结底这些都无关街道、城市景观、紧急通道、广场设计，而是生活和经济状态的改变是否带来精神状态的彻底改变。如果某个很有良心的城市规划师或某个经验丰富、聪明的城市建设艺术专家建议的不是重建旧的、被夷为平地的城市中心，而是在某个便利的地方造一座新城，他完全可能面对勃然大怒、扑头盖脸的浪潮。

在战后首位城市建设监督员汉斯·沙隆的带领下，对战后德国建筑史有重要意义的柏林空间构架图被制定出来，它激起了人们对城市建设的积极讨论。在构架图中，高速公路占据中心位置。在大刀阔斧的改造中，只有老城中心和博物馆岛[52]作为某种回忆被例外保留。沙隆写道：“炸弹袭击和战争结束后，机制的松散给了我们一种构建新的城市蓝图的可能。”这就意味着，街道应该被重新编排，设计新结构时应该主要考虑现代城市广泛的经济生活和生活空间的平衡。

由勒·柯布西耶提出的、权威的《雅典宪章》[53]王者归来。战争毁坏了城市，却似乎给建筑学家实现他们的几何梦想提供了一个机会，尽管模型已不再是当初的几何模型。1947年，部分反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者制订了马歇尔计划，德国期待获得重建的援助。也就在这一年，美国军政府在德国举办了沃尔特·格罗皮乌斯[54]的巡回演讲。在演讲中，格罗皮乌斯大力宣传包豪斯理念，并称赞沙隆是德国“最好的规划师和建筑师”。包豪斯这种来自德国却被德国放逐的、社会的、改革的建筑艺术成为自由的象征，和它最杰出的代表一起回到了惴惴不安的德国。现代建筑艺术，以其“诚实”“透明”与“开放”展现和反映了一个年轻国家的精神。轻快、自由、国际主义的风格也有其标志，那就是致力于科技和文明进步，把社会乌托邦式的设想延伸到居住平等的理念上。他们反对乡土主义、民粹主义、历史主义和把一切都当纪念碑来建造的建筑风格，尤其因为这些是纳粹主义偏爱的建筑结构形式。格罗皮乌斯还主张线条明晰的内部划分，即大城市划分为邻里单元，这是为了让个人的重要性得到强调并发挥其作用。这场穿越德国的旅行让格罗皮乌斯感受到了笼罩德国的阴郁。精神和肉体被深刻摧毁的氛围使他几乎无法说出鼓励和积极的话语。

另一种流派则有别于功能主义。它强调保留及呵护历史的重要性，尤其致力于被毁的老城中心的重建。海因里希·特塞诺1947年为重建吕贝克老城写了四个方案，在方案鉴定书里，他坚决维护“卫生需求”，即正如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光线、阳光和花园，不应该什么也没有就被安置到旧房间里去住一样，历史老城中心也不应该完全冲着满足现代交通的需求被改变。特塞诺批评了那些仅仅关注汽车交通利益的解决方案，建议保存所有尚存的房屋、街道和结构，重建老城结构内若干被摧毁的建筑并修建一些新的绿化地带。

对每个城市的重建有决定意义的是它们坚持哪种风格。慕尼黑、纽伦堡、弗莱堡、美因茨、维尔茨堡采取的主要是一种小心修复和历史化的重建，做出符合历史结构的城市平面图。弗罗伊登斯塔特[55]的改造设计是这种风格的典型。柏林、汉诺威、法兰克福、科隆则贯彻“新建”的理念，为了汽车交通需求，从根本上改变了道路结构。在法兰克福，人们试图做某种妥协，一方面拒绝完全按照历史原貌来做整座城市的重建，另一方面也尝试去掉新现代主义的极端因素。

位于法兰克福的歌德故居的设计之争就像一面反射镜，反射出现代主义和传统设计思路的冲突。浪漫还是现实？歌德博物馆以及德国自由主教教堂议事会的主任恩斯特·博依特勒希望完全按照原貌恢复旧居，丢失的部件则通过摹造补充。卡尔·雅斯贝斯、恩斯特·罗贝托·库尔提乌斯、马克斯·普朗克也赞成这个计划，而赖诺尔德·施耐德、莱奥波德·齐格勒、卡尔·舍夫勒等人则对这样的重建持反对态度。“这样做难道不是说谎么？难道不是利用这个谎言扔掉我们那些不愉快的失败、痛苦和历史的灾难么？”施耐德这样问道。奥托·巴特宁则表示，在讨论中可以有“不仅-而且”，但是对建筑师或者建筑商来说就只有非此即彼。例如，在重建歌德故居时，应该每分每毫精确按照原有样子修建还是让某些东西“随风而逝”？他建议，在歌德故居的原有基础上建造结构简单的房屋，配合原有的比例和光线度并且采用已经修补好的或可以修补好的画作、家具和家庭用具。

大城市重建草图，1945年（奥托·考茨）

与西部地区一样，苏联管辖区内也在进行着关于城市规划是做新的现代建筑还是传统重建的辩论。与此同时，尽管盟国之间的紧张日益加剧，他们关于建筑问题共同进行的讨论则在柏林落下帷幕。特别有影响力的是库尔特·李卜克内西和赫尔曼·亨泽尔，前者师从汉斯·波伊泽[56]，从1931年起在苏联工作，后者是符合新社会建筑秩序需求的代表建筑师（斯大林大道就是他规划的）。依照苏联文化政策方针，一种独立于英美影响和西方设计理念的“自由”德国建筑文化自1949年以来渐渐发展。在这种建筑文化中，对19世纪初期德国古典主义传统的回归为的是赋予“德意志爱国者”的东德人民新的希望和自尊。

就此，关于什么是最佳城市发展理念的公开讨论结束了。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于1950年7月27日通过的《城市建设的十六项原则》指出了东德建筑文化重要的一点，即城市中心就是人们生活的政治中心，重要的政治、行政和文化场所都设立于此。在市中心的广场可以举行政治示威游行以及民间节日庆典活动。

斯大林大道主要采用的是赫尔曼·赫尔森曼的草案，它也成为东德的新社会主义建设模板：毫无生气、为斯大林式轻视个人权利和生活质量的极权极尽歌功颂德的超大型建筑。库尔特·李卜克内西认为，与之相反，西方的“概念艺术”对来自人民的民族文化艺术和民族传统抱有一以贯之的讥讽态度，并试图创造某种“世界艺术”，以此褫夺人民的民族意识，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计划前奴颜婢膝。

而社会主义的未来主义则要求已经被公认为“美丽城市”的城市进一步成为“进步城市”。人们并不期望松散或嵌入自由空间的城市，而是期待为人民的节日庆祝提供像样场所的广场和宽阔的大街。尽管联盟党都有不同的意见，但这些党的代表早已因为（尤其是）批评解决财产问题的执法方式被贴上“反动分子”的标签。建筑界的某位代表提出人应该适应城市结构，这种说法也被解读为误导。

从1952年夏天起，德累斯顿、罗斯托克、马格德堡和莱比锡的“城市建设”的决策及规划步骤都或多或少有了统一方案。区域性的不同和影响只体现在示范区和交通主干线的建筑语言上。对东德艺术表达起引导作用的意愿是：“通过运用继承了我们宝贵的建筑传统的现实主义表达方式，与标志着帝国主义没落的形式主义做斗争，以服务于人民的真正利益。”

以德累斯顿为例，德累斯顿的发展就是一条从“新的”到“美丽的”城市、从开放讨论到固定意识形态的模范道路。人们对1945年2月13～14日的轰炸袭击记忆犹新。在那份记忆的阴影下，许多声音都要求把德累斯顿打造成一座能摆脱历史的老城。1946年春天的城市规划比赛展现了德国尚未分裂时的总体趋势，即各城市重新考量自身的地理情况并赋予其新的表达。“清洗”是可能带来毁灭的，未来的城市值得毫无保留地去追求。“由此，某种期望浮出水面。它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孕育，在纳粹的‘重组计划’中得到意料之外的推动。”

与这种计划相反，也有人要求把德累斯顿建成“巴洛克姿态”。从1945年3月起担任土木工程监督官的赫伯特·科纳特提出了一份重建计划，这份计划指出如何有机而适度地维护有价值的古物，同时考虑各种需求，尤其是交通需求。“随着‘德累斯顿灵魂’的呼吁的诉诸，某种转变在悄悄发生，这种转变在其他的城市——比如明斯特或纽伦堡——也可被察觉。空战仅仅一年后，对空战的记忆及‘崩溃’带来的哀鸿就已逐渐褪色。未来似乎已在远方。人们做好了准备，并乞灵于‘遗留的古物’，仿佛那些古物护佑着灵魂。”

[1] 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年），德国信义宗牧师、神学家，认信教会成员之一，出生在德国布雷斯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潘霍华曾经在德国参加反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运动。因同伴计划刺杀希特勒失败，潘霍华在1943年3月被捕，并于德国投降前一个月被绞死。

[2] 信义宗（德语：Evangelisch-lutherische Kirchen，英语：Lutheranis）也称路德会、路德教派，属于更正教之一，在欧洲语言中原为路德宗。信义宗肯定“因信称义”，即认为人凭信仰蒙恩而得称义和得救；天主教教义则认为人要蒙恩必须得到代表上帝的教会的接纳和做足够的善行。信义宗源自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于公元16世纪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

[3] 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年）是丹麦神学家、哲学家及作家，被视为存在主义之父。

[4] 卡尔·特奥多尔·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年）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1967年成为瑞士公民。雅斯培被看作存在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将存在哲学与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进行了严格的区分。

[5] 内心流亡是指德国的艺术家、作家等在纳粹当权时反对纳粹政府，但也没有或者没能流亡海外，只得用离群索居等方式表示内心的“流亡”。

[6] 德累斯顿十字合唱团（Dresdner Kreuzchor）是德国最古老的童声合唱团之一，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它也是一个以清唱闻名的合唱团。

[7]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年）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之一，他的剧作和理论著作对后世德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莱辛是一个涉猎广泛的作家、思想家和批评家。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领导性的代表人物，他是思考市民的自我意识的先驱者。他的理论及批评作品以经常运用滑稽、讽刺的风格与准确的论证而独树一帜。《智者纳坦》是莱辛的代表作之一，主题是宣传启蒙中重要的理性概念，对宗教进行了审视性的批判。

[8] 德累斯顿轰炸（1945年2月13～15日）是二战期间由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联合发动的针对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在今天，它依然被看成二战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包括圣母大教堂内的老城亦遭轰炸，在其中丧生的平民难以统计。英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曾说：“德累斯顿被毁具有史诗般的悲剧性。这座象征着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的城市曾经美得让人惊叹。而纳粹统治期间，它又成为德国的地狱。在这个意义上，就20世纪的战争恐怖而言，德累斯顿轰炸事件是一个绝对带有惩戒意味的悲剧。”

[9] 此处指1914～1923年的通货膨胀。1918年一战结束后，马克贬值到只值之前的一半。

[10]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年），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希望的原则》（Das Prinzip Hoffnung）。

[11] 盖瑟加斯泰格位于上拜仁地区的格林瓦德镇的东区。

[12] 《林中路》包括1936～1946年海德格尔的六篇文章，其中有探讨艺术本质的《艺术作品之源》，阐释尼采思想的《尼采说上帝死了》，探讨黑格尔的经验论的《黑格尔的经验概念》。

[13] 圣保利是汉堡临近港口的一个区。其中最著名的是绳索街，它是汉堡的夜生活中心，德国最大的红灯区，有脱衣舞俱乐部、性商店、妓院、性博物馆等。20世纪60年代初，尚未出名的披头士乐队在汉堡绳索街的几家夜总会演唱。约翰·列侬说：“我可能是在利物浦出生，但我是在汉堡长大的。”

[14] 让·阿努伊（Jean Anouilh），法国剧作家。1910年6月23日生于波尔多。《安提戈涅》是阿努伊的一部代表作，剧本脱胎于索福克勒斯的名剧《安提戈涅》。

[15] 《明娜·冯·巴尔翰姆》是德国启蒙时代戏剧家、文艺理论家莱辛的戏剧作品。

[16] 《强盗》是德国古典主义作家、诗人席勒的戏剧作品。

[17] 《丹东之死》是德国三月革命前期作家毕希纳的戏剧作品。

[18] “整体艺术”指统一多种艺术形态（如音乐、绘画、造型艺术、舞蹈、建筑）的艺术作品。这个概念起源于德国浪漫主义。

[19] 拜罗伊特音乐节（Bayreuther Festspiele），又称理查德·瓦格纳音乐节，是一个音乐节和歌剧节，每年一度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举行。音乐节由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发起，1876年8月13日首次开幕。

[20] 保罗·亨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哈瑙。他身兼多职，是作曲家、理论家、教师、中提琴家和指挥家。不论是在音乐作品或是在音乐想法上，亨德米特都是近代重要的德国作曲家之一。1934年，亨德米特完成重要作品《画家马蒂斯交响曲》（Sinfonie Mathis der Maler），并于次年完成歌剧《画家马蒂斯》（Mathis der Maler）。

[21] 无调音乐，又称“无调性音乐”，是现代音乐的一个重要流派与表现形式，其构成方式与有调性的古典音乐具有互补意义。

[22] 门德尔松是犹太人，其作品在纳粹当权期间被禁演。

[23] 卡尔·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年），德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指挥家。卡尔·奥尔夫的音乐创作以作品《布兰诗歌》最为著名。

[24] 卡尔·阿玛迪乌斯·哈特曼（Karl Amadeus Hartmann，1905～1963年），德国作曲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画家，少年时又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1923年入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又师从韦伯恩。希特勒上台后，他因反对纳粹而停止了创作，二战后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致力于新音乐的推广。他创立的“音乐万岁”是专门针对新音乐的系列音乐会，由拜仁广播电台承办。

[25] 安东·弗雷德里克·威廉·冯·韦伯恩（Anton Friedrich Wilhelm von Webern，1883～1945年），奥地利作曲家，第二维也纳乐派代表人物之一。韦伯恩1883年出生于维也纳，1902年入维也纳大学学习音乐学，1904～1908年师从于勋伯格，与勋伯格、贝尔格组成新维也纳乐派（或称第二维也纳乐派），1920年起定居维也纳，从事指挥和教学。纳粹占领奥地利期间，因受纳粹迫害（希特勒明令禁止演出第二维也纳乐派的音乐），不得不过起隐居生活。1945年前往萨尔斯堡看望女儿女婿，在宵禁灯火管制时于户外吸烟，被一名美国士兵误杀（该士兵在战后因懊悔而酗酒，于1955年身亡）。

[26] 十二音技法（Zwölftontechnik）是20世纪古典音乐的一种创作手法，最先由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马蒂亚斯·豪尔和阿诺德·勋伯格分别提出。其中勋伯格的理论得到较多人认同，并在他所属的第二维也纳乐派间广泛流传。时至今日，十二音技法大都以勋伯格的理论为基础。十二音技法可以说是由浪漫乐派后期至新古典主义音乐期间的无调音乐所发展而来，其理念在于一个完整的半音音阶内的12个半音，每个音的重要性都相等，而非传统乐理所提倡的音阶内以个别音主导其他音的概念。所以，相关的音乐作品亦不应带任何调性，也不采用任何调号。

[27] 奥利维埃·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1908～1992年），法国作曲家、风琴家、音乐教育家，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音乐常融入复杂的节奏语言（他私下钟爱古希腊和印度音乐），并以“有限移调调式”（梅西安在他早期作品中提出的概念）铺陈出和声与旋律。有一段时间，他全心投入关于“全序列主义”参数化的实验，因此被后世认定是序列主义领域的革新先锋。

[28] 1948年的“符咒丑闻”：时任拜仁州教育和文化部部长的胡恩德哈默下令维尔纳·埃克的自由芭蕾在拜仁国家歌剧院停止演出，尽管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9] 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Seraphicus Grillparzer，1791～1872年），奥地利剧作家，诗人。

[30] 纳粹党冲锋队又称褐衫队。队服在改为褐色之前是灰色。

[31] 阿那克里翁（Anacreon，公元前520～前485年），生于小亚细亚沿岸的爱奥尼亚城邦提欧斯（Teos），古希腊著名诗人，以饮酒诗与哀歌闻名。

[32] “荒凉文学”等同于“废墟文学”。

[33]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年）是德国浪漫派诗人。他将古典希腊诗文移植到德语中。其作品在20世纪才被重视。他被认为是世界文学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34]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年），本名保罗·安切尔（Paul Antschel），法国犹太诗人、翻译家。策兰出生于罗马尼亚切尔诺夫策（现属乌克兰），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之一。

[35] 《事实》（Die Tat）是一份德语的政治及文学杂志。1929～1933年，这份杂志的态度是保守的。Tat圈子主要由杂志撰稿人组成，其中既有左翼也有右翼，主要的论点是批判资本主义、宣扬德意志民族的闭关自守、呼唤新的精英。

[36] 7月20日密谋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一个试图刺杀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并推翻其政权的行动。当天，德国陆军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于德国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狼穴”基地引爆其公事包内的炸弹，但并未成功将希特勒炸死，仅造成其轻伤，政变也很快失败。希特勒下令将所有涉案人员逮捕并处以极刑，盖世太保一共逮捕了7000人，并最终处决了4980人。由于主要领导人多被处死，德国反纳粹组织也因此遭到了致命打击。

[37] 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1899～1966年），生于德国施瓦尔姆斯特，经济学教授，他的思想影响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

[38]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年），美国/英国诗人、评论家、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作品对20世纪乃至今日的文学史影响极为深远。代表作有《荒原》《圣灰星期三》《古典与现代散文》《大教堂谋杀》《岩石》等。

[39] 恩斯特·罗伯特·瑟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德国罗曼语系专家，创建了文学中的中世纪拉丁语研究。

[40] 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年），英国/美国诗人，20世纪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曾在中国旅行，并与其同伴小说家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合著了《战地行纪》一书。

[41] 德国电影股份公司（Deutsche Film AG，Deutsche Film-Aktiengesellschaft），缩写为DEFA，是东德的国有电影公司，成立于1946年5月13日，总部设在波茨坦。其存续期间共拍摄约700部故事片、750部动画电影及2250部纪录片和短片。两德统一后，德国电影股份公司解体并被拆分出售给法国维旺迪媒体集团。

[42] 《战舰波将金号》是1925年的一部苏联黑白无声片，片长75分钟，导演是谢尔盖·爱森斯坦，主演是格列高里·亚历山大洛夫，上映后震惊整个电影界。这部默片是为纪念1905年“波将金”号军舰起义而拍摄的，它不仅是蒙太奇美学的开山之作，也是电影史上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电影之一。2002年，英国《视与听杂志》影评人组票选，《战舰波将金号》名列史上第7位。影片讲述的是“波将金”号上的士兵不堪长期遭受压迫和凌虐，愤而起义，将军官们全部丢下海，此举得到黑海沿岸最大的港口城市敖德萨居民的鼎力支持和援助。之后，沙皇调动庞大的军力，对当地居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43] 血与土（Blut und Boden）是一个德国种族意识形态，指民族的生存依靠血（民族的血统）和土地（农业生产的基础），同时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这一论点起源于19世纪末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

[44] 桥社（Die Brücke）是德国表现主义的一个艺术组织，1905年成立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发起者和代表人物有基尔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施米特-罗特卢夫（Karl Schmidt-Rottluff）和海克尔（Erich Heckel）等。桥社艺术家创作时强调必须表现画家个人的幻想和趣味，反对一味模仿自然。其绘画风格表现在使用艳丽、对比强烈的颜色，有意识地简化作品中的形象，避免过多的细节。他们的油画作品有着木版画似的风格、锐利的线条及大胆的构图。

[45] 亚历山大·阿奇彭柯（A. Achipenk），乌克兰裔美国艺术家，现代雕塑的铺路人之一。

[46] 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Karl Schmidt-Rottluff），德国画家、图像设计家、雕塑家。经典现代派的重要人物，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

[47] 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1884～1950年），德国画家、雕塑家、作家。生于莱比锡，1936年因躲避政治迫害移居阿姆斯特丹，1947年赴美。其作品受印象派及象征主义的影响，常常刻画悲剧之中或极具生机的人物，主要作品有三折画《出发》（1932～1935年）、《捉迷藏》（1945年）、《阿尔戈英雄》（1949～1950年），以及象征主义作品《带篷马车》等。

[48]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此处借用了概念。

[49] “绒毛世界”是一种比喻。一战前的德国作家特奥多尔·冯塔纳讽刺德国社会由既想做大人物又想追求经济利益的“资产阶级式的感情”主导，是“一座摆着绒毛沙发的极乐岛”。1878年，剧作家卡尔·施泰因海姆写道，他出生于一个“绒毛世界”，“亲爱的上帝把德国人放到绒毛的床上”，“绒毛”意喻“舒适”。

[50] 沃普斯韦德是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市镇。1889年那里建立了一个艺术村。

[5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计划解除德国的工业。这个想法最初起源于彻底拆除德国的军工业，但后来波及其他工业领域。比如，鲁尔区的许多工业生产设备被运往苏占区。美占区1946年5月通过了一项计划，根据计划，应该拆除1600个工业企业，让德国的工业化程度重新回到1938年的水平。以上这些政策统称拆减政策。

[52] 博物馆岛（Museumsinsel）位于德国柏林市中心，施普雷岛（Spreeinsel）的北端。柏林所有博物馆都由此发展而来，也是柏林的旅游重点。1999年，因建筑与文化的结合，博物馆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179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采纳了考古学家、艺术学教授阿洛伊斯·希尔特的建议，准备在岛上建造一座博物馆，以展出古代和新时代的艺术珍宝。1810年，腓特烈·威廉三世正式颁布法令举办向公众开放的艺术展览，以回应柏林市民对于公众教育和公开艺术展会越来越大的呼声。博物馆的工程由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者、教育家威廉·冯·洪堡负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博物馆岛的70%被炸毁。20世纪90年代末，博物馆岛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工程。

[53] 《雅典宪章》（Charte D’Athènes）是法国知名建筑师勒·柯布西耶于1933年提出的一份关于城市规划的文件。先由“历史遗迹与遗迹地点国际委员会”制订出《雅典历史遗迹复修宪章》。然后，在瑞士由28个著名建筑师和设计师组成的“现代建筑国际大会”制订出《雅典宪章》，主张理性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并解决高层住宅大厦、土地规划、交通要道和住宅区分离、保存历史建筑等问题。1933年，正式由勒·柯布西耶的现代建筑国际会议提出。二战后，欧洲各国重建都市时城市规划多以《雅典宪章》为蓝本为典范。早期宪章并不完善，但经各国多年来讨论改善，已有各自的更完善、更人性化的都市发展规划宪章。除了延续当初《雅典宪章》对历史古迹的保护，还增加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相关内容。

[54]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年），德国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现代设计学校先驱包豪斯的创办人。

[55] 弗罗伊登斯塔特（Freudenstadt）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内黑森林附近，是著名的疗养胜地。

[56] 汉斯·波伊泽（Hans Poelzig，1869～1936年），德国建筑家、画家、舞台美术家，因其表现主义建筑和新现实主义建筑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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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分裂的德国

东德克罗依茨贝格区封锁墙，柏林，1963年

第8章 两个德国的产生

货币改革和宪法

在一次关于德国分裂的谈话中，君特·格拉斯将两大敌对政府要员康拉德·阿登纳和瓦尔特·乌布利希形容为两名虽有不同未来却追逐同一个政治目标的政治家：一个致力于建立新生德国与西方强国的联系，另一个则为建立德国与东方的联系而奋斗——一名莱茵河区的分裂主义者和一名萨克森区的分裂主义者。“我不想说这两个人有意‘寻找’对方，但无论如何他们相遇了，他们接受了战胜国这个概念。在周日，也会有人有时把德国当作一个整体一样谈论着，做一些周日演讲，却早已接受了国家的分裂，他们参与并加固了这个过程。这个意识高于其他一切。”

然而，两个德国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分裂，与其说是人为的影响，不如说是由当时形势决定的。西方联盟和苏联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首先导致了美国对德政策的改变。

1946年9月6日，美国外长詹姆斯·伯恩斯于斯图加特发表演讲，公布了一项积极的对德外交政策。之后的事实证明，在德国战后史中，真正决定命运的一年是1947年。1947年12月，在伦敦举行的四大战胜国外长会议失败——自1945年9月起，外长们就已经开始忙于解决德国问题，但毫无结果。1947年，事情有了极其有力的进展。两个占领区的经济委员会被重组，议员数量由52名增至104名，另外，联邦参议院被确立为二级议院（由联邦州政府的24名代表组成）。

最重要的决定在6月20日这天产生：由西方列强占领的军事区开始推行货币改革，目的是整顿战争中被破坏殆尽的德国经济。基于公共设施融资原因，货币滞销以一种荒诞的不平衡模式服务于商品供应。强制执行的经济统治借助物价控制的确阻挡了通货膨胀的发展，但对于保持国家物价的稳定，其作用微乎其微。调节实际物价的是黑市。通过货币改革，流通货币大幅度减少，德国国家债务急剧减少。每位居民在规定日都可以得到40马克的预付款，两个月之后再得到20马克的预付款。所有现金欠款由原价值锐减到原价的10%，银行账户里100马克的存款实际只是6.5马克。资产负债率也一样被调整至成1∶1——抵押除外，因为人们并不会过分地庇护财产的所有者。

“奇迹发生了：民众信任新货币，长期以来被遏制的物资突然出现在市场上，一天又一天，商店的橱窗展台说明从没有人能制止商品供应。路德维希·艾哈德是1948年至1949年联合经济区经济管理负责人。他在货币改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整顿货币和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缺少其中一个，另一个都不可能成功。”

1948年，《乌伦斯皮格尔》在5月所出版的期刊中刊登了卡尔·施诺格的一首诗，这首诗用“平日梦想”这个词回答了和平到来的这一问题。“……当妈妈能开心地摇晃孩子，当叔叔能赠送外甥手表，当人们能不用凭证明更换住所，当买得了车子的人能自己驾驶，当人们能更换不再适用的家用器具，当人们能买上足够的肉并邀请朋友。可是，我的子子孙孙们呀，这样的梦想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然而，并不用等到孙子辈。就在这首诗出版的一个月后，西占区推行的货币改革就让民众开始步入消费天堂。卡尔·克罗洛生于1915年，当时在哥廷根以自由作家的身份谋生。他说，他慢慢地理解到这也许就是西德战后史中最“具体”的一天（“市场上供应着可以买到的真实货物，当然还不是一切，但是供应得已经很多了”）。

1948年6月23～28日，在德国苏占区推行了货币改革（引入了德国马克-东部体制），但是这次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食物配给制仍然存在，黑市依然兴旺。为了改善货物供应状况，10月成立了国家贸易组织（HO）。在加入组织的每个零售店里，人们无须购买证和粮票就可买到商品货物。苏联曾经试图把它的货币改革推行到整个柏林，但这个想法受到西方列强在德国西占区引入新马克的阻挠，最终失败。随之而来的柏林封锁[1]虽然被西方盟国的空中桥梁[2]解除，但四大战胜国的管理业已分崩离析。11月，市议员大会和市政府分裂。在西德，恩斯特·罗伊特（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市长；而在东德，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德国统一社会党）当选为市长。

圣诞节烤鹅又回到了市场

企业囤积了大量货物，它们之前以“疲软货币”生产，现在以“强硬货币”卖出，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不过，刺激了民众的公共道德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东西：由德国联邦银行在货币改革之后发行的首批纸币（一张5马克纸币）的正面图案。纸币上半裸的欧罗巴女神骑在风格化的金牛背上，右手托着太阳，膝盖被轻纱略微遮掩，乳房裸露，朝着未来前进。人们批判这种毕加索式风格的创作线条凌乱。负责的版画家得给他的作品一个说法。同样的，50马克和100马克纸币上“无知和无趣登峰造极”的图案也让公众感到愤慨，但是这些货币的流通却并未影响生产和消费。

因为货币改革，文化首先成为“滞销品”。比起艺术家的作品，新商品供应的形象美学更加吸引人。因为不想在空无一人的剧院表演，剧院不得不顺应大众的品位。因为缺少出行资金和费用，也就没有了巡回演出。音乐厅也空无一人，大部分演出也被取消了。

报纸杂志的订阅取消。短时间内，杂志社接二连三地破产。出版商兰伯特·施耐德回忆，他的杂志读者突然丧失了兴趣，这令他无比沮丧，面对强硬的德国马克，读者能表现的好像只有精神上的同情。在这几个月里，许多这样的杂志暂停了印刷，《呼吁》和《转变》也在其中。

1948年8月，一场事先准备好的宪法大会在基姆湖畔的城堡里召开。在联邦制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会议制定了适用于所有德国联邦州的基本法方针。从9月1日起，国会参议院（来自11个联邦州的65名被选举的代表）与西方盟国一起在波恩继续了这场讨论。最终在1949年5月8日的第三次草案议会中，《西德基本法》以53票赞成12票反对获得通过，并于1949年5月23日生效。

准则委员会在国会参议院上就宪法前言的编写提出了这么一条建议：“由所有德国人的希望推动。”尽管这句表述没有出现在最后的稿本中，但基本法却反映出了这种要联合掌握国家命运的民主力量的坚定意志。宪法序言里宣言式的文字可以理解为对国家政治道德的某种表述，这些政治道德最终将战胜纳粹主义的暴政国家，至少在那些为心灵的革新而奋斗的人的理想天堂里是这样的：“我德意志人民，认识到对上帝与人类所承担之责任，受到意志的鼓舞，维护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并愿以联合欧洲中一平等成员之身份服务于世界和平……”

确立于联邦德国的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深植于人生来就有的权利，它并不是由某个主动的法律所规定的，而是在任何法律之前先有的人权。基本权利的确立明确表明：这里的国家和社会将要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建成。“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这是基本法第一章的内容，重视及保护此项尊严是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德国人民信奉的是：不可侵犯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社会、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下述基本权利视为直接有效的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法则。”

作为最高准则的正义概念包括社会福利国家（国家社会义务，特别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时）。自由和平等以多种方式延伸——个性自由发展的权利，生命和身体不受侵害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信仰和良心自由权，因良心原因拒服兵役的权利，言论自由权，艺术、科学、研究和教学自由，组织或集会自由权，迁徙自由，职业选择和培训场所自由选择权，财产权的使用应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自由民主基本制度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应该可以帮助消除东西之间日益发展的紧张关系而导致的“德意志的僵化状态”。“整个德意志民族面前有一个任务：用自由自主的方式来完成德国的统一和自由。”《现在》杂志中的一则评论写道，虽然不会有德国人抗议现在为德国所盖的紧急屋顶，然而人们不太会以为宪法只是应急措施，而会把它看作为现在开始重建的房屋打下的坚固地基。联邦德国“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基础不久将被实践唯物主义覆盖。

大家长阿登纳，大文人豪伊斯

1949年9月15日，73岁的康拉德·阿登纳以202票赞成、142票反对、44票弃权和1张无效的票——自己投自己的票——以多数票当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或西德）总理（总共402名议员）。反对党领导人是库尔特·舒马赫（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前在1949年8月14日的第一次联邦议院大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拿下了139张选票（31%），社会民主党获得131张选票（29.2%），自由民主党获得52张选票（11.9%）。阿登纳与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和德国党的部长组建了他的首次内阁政权的联合政府。

1946年4月23日，阿登纳对他一个亲近的朋友说，他不得不做这个政治工作，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够承担，但这个工作很耗人，身体疲劳且非常吃力不讨好。“不知怎么的，一旦我要对这个工作负责，我就试图逃避它。老一代的人在一切领域中都必须担负起领导人的责任，这简直就是德国的灾难。中年一代几乎都退出了政治圈，因为之前他们都加入了纳粹党。年轻一代还没有决策能力，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其他方面。他们还需要完全地改造……”

这个大家长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他在第一次政府声明中强调，将使社会市场经济超过计划经济。在外交上，阿登纳坚持无论如何都不会容忍苏俄和波兰把私自确定的奥得-尼斯河线作为边界，因为这会导致德国领土的分裂。而且，几百年来在欧洲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德法矛盾也必须要终结。他尤其感谢美利坚合众国的联合，因此向美国倾斜，并开创了西欧的一体化（对于他而言，这比国家重新统一更重要）。

阿登纳的保守派和天主教的生活方式、对普鲁士的反对、对民族国家持怀疑态度的历史认知、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概念使他成为大多数人心中的领军人物。相对于文化的多样性，人们对经济的发展更感兴趣。比起精神文化的辩证法和多样性，物质上的稳定和坚固更为重要。

在与法国外交部部长罗伯特·舒曼（“新欧洲”的建筑师）的紧密合作下，阿登纳致力于调解与“死敌法国”间的关系，调解在与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建交时达到顶峰。

1956年，《卢森堡-萨尔条约》决定萨尔兰在第二阶段（1959年结束）归属西德，从而永久解决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不断加重的德法冲突。这表明与法国之间相互理解是十分可行的。“萨尔奇迹”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1945年后兼并了萨尔兰并至今为止一直单方面操控萨尔州政治的法国人顺应了相反的民意，证实了自己是个好输家。法国在关于《萨尔章程》（1955年）的表决中表明了这一点（1954年《巴黎条约》规定萨尔州主权交还给联邦德国。在这个条约范围内，联邦德国计划与法国一起，在持续的货币和关税同盟方面使萨尔州欧洲化）。阿登纳担心否决章程将危害与法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但团结在支持回归德国的“家乡联盟”下的党派（萨尔民主党/德国自由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却感到欢欣鼓舞——这里也展示了危险的民族主义声音。

阿登纳与美国外交部部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3～1959年）在由阿登纳本人操作的西方化框架内有密切的关系。两个人都想把联邦德国建立成一座能够抵御共产主义的堡垒。彼得·科赫在他的自传中写道，阿登纳出于反布尔什维克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原因，把那些由于社会改革讨论而被扼杀在摇篮里的泡沫碎片搅在一起。阿登纳断然划清自己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关于这一点，他不惜歪曲任何历史（他在《回忆录》中言之凿凿地写道，纳粹主义在德国那些天主教和新教的地区遭遇了坚定的精神反抗，而那些信仰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地区最早沦落——这根本是完全罔顾信奉天主教的拜仁州最先对希特勒敞开大门，最后才是红色的普鲁士这一事实）。库尔特·舒马赫称阿登纳为“一个为教会联盟统治于德意志人民之上的胜利笨拙庆祝的人”和一位“盟国总理”，后者是用来谴责阿登纳的西化思想的。

阿登纳在宗教和政治上建立的对苏维埃联盟的强烈反感没有妨碍他的实际行动。1955年，他访问莫斯科，以他法学家的冷漠和谨慎、世界伟人的魅力与苏联进行了他最伟大的成功谈判之一。大约1万名战俘和2万名被拘禁的平民得以脱离俄国人的监禁返回家乡。弗里德兰边境过渡营是从战争结束至1955年，为180万民众建立的第一个咨询点，这成为阿登纳顽强不屈的标志之一。

依靠强大的顽强精神、手段和不妥协的意志，阿登纳把他的想法付诸政治行动。1950年他当选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1953年由他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在第二次联邦议院大选中拿下45.2%的选票，1957年在第三次联邦议院大选中拿下50.2%的选票。典型的事件是，1957年他打着“不搞实验”的标语参加大选。1959年，美国记者、时事评论员威廉·西格蒙特·施拉姆把由从容不迫的伟大领袖康拉德·阿登纳博士主宰的德国纳粹主义后的第一个十年恢复期称为德国乃至西欧的机遇。

阿登纳灵活地说服了建立于1949年6月的最高事务委员会的西方“监督高层”（由英国人布莱恩·罗伯逊、法国人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以及作为最高指挥官的美国人约翰·麦克洛伊组成），使他们相信德国主权有必要独立。

1957年联邦议院竞选海报

在与政治对手的政治斗争中，阿登纳从不“多虑”。他就事论事和玩世不恭的幽默感是他强有力的办公方式，他用这种信心十足的方式并以匹配的风格演绎着“老东家”的角色，与议会保持着距离。（联合议会党团本来能够分担政府繁重的工作事务……但政府内阁成员对提案不感兴趣，如果可能的话，根本就不应该提出提案……）在内阁会议中，他很喜欢分配审查部长们星期日演说词的任务。他把大段讨论总结为符合他自己意图的一两句话。他的措辞，不管是书写上还是口语上，都非常简明扼要，他避免使用含混不清的词义和空洞的套话，他用词谦虚，演讲方式简洁。

一方面，这位极其注重实际的政治家是一名大大咧咧的竞选人，他给大家分享收到的竞选礼物，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会怀疑别人的人（对同事严加管束、利用、鄙弃），一个不怀好意的、放肆的谈判者，一个懂得给自己筑起又宽又深的堑壕的人。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怀疑论者，他是敏感的、犹疑不决的，在内心深处备受异议的折磨。戈洛·曼说他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精明的理想主义者”，顽强且狡猾，但也有创造力并且富有思想。

尽管从来没有对纳粹分子表示好感，但阿登纳对之前的纳粹分子的态度相当宽松。特奥多尔·奥贝伦德是1953～1960年的联邦贸易部部长，但他是公认的“深褐色”。“哀悼的能力”在打算先重建国家经济再重整军备的阿登纳身上很少见。赦免浪潮代替了道德净化。纳粹时期的随大流者和历史不干净的大部分人有各种原因来感谢这位联邦德国总理，他没有跟民众提道德悲哀，却要求人民抑制和遗忘。汉斯·玛利亚·格洛布克是纽伦堡种族法的评论员——当年，他是纳粹政府内务部的高层议员——却成为康拉德·阿登纳最亲密的同事。

“哈兰事件”是阿登纳时代复辟文化氛围的典型。哈兰这名纳粹时期的电影导演（他导演过煽动性的电影《犹太人苏斯》和《科尔堡》）在经历一系列司法程序后被无罪释放并且重新开始拍摄电影。新的德国法制并未把政治道德放在心上，对呼吁，尤其是以汉堡国家新闻处领导人埃里希·吕特为代表的抵制哈兰的新电影《永恒的爱人》（根据特奥多尔·施托姆的小说改编）的呼吁倒是很敏感。本来，人们至少可以期望哈兰沉默吧。“因为他完全缺少判断能力，他重新把德意志人民的声誉置于危险之中，迫使我们得向世界证明，还有上百万的德国人尽管乐意与所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人和解，但并没有忘记真正的魔鬼和卑劣行径。”

“接近195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之内几乎没有人再担心他的纳粹过去是否还会遭到国家或者司法机构的纠缠。若干保守小党派提出了某些受人欢迎、他们自己也会从中获益的要求，在这些要求的推动下，联邦议院所有党派联盟机构废除了根据1945年投降条约设定的德国公民强制性个人问责制。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被减轻罪责并得到了谅解。不仅360万人的非纳粹化和数以万计的赦免被一笔勾销，而且在这段时间内，那些于1945～1949年在纽伦堡审判中或者由同盟国军事法庭判定为战犯的人大部分都被释放。”（诺伯特·弗雷）

“反攻倒算的僵化”是阿登纳时代精神的特征。它重新出现在波恩——这座西德的首都——“在小城市的偏狭与闭塞中找到了某种安全感，而这种慰藉是危险的、模棱两可的”（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康拉德·阿登纳在他的《回忆》中解释，国会参议员之间（特别是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拜仁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举行了关于应该是波恩还是法兰克福成为临时首都的争论，这些争论是有政治性的。法兰克福位于社会民主主义占统治地位的黑森州，人们希望依靠这个城市在整个联邦区域内相应扩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对于波恩，英国人已经发表声明，他们愿意交还隶属于英占区和军事管理区的波恩区；而对于法兰克福，美国人没有发表这样一份声明，因为在这座城市里安顿着美国的组织机构和十分重要的管理办事处，而大部分其他城市难以有足够的容纳空间。从精神学角度来看，这却是另一码事：这位曾是勒恩多夫市民的科隆前市长[3]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国家，他觉得，置国家于在法兰克福这样一座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上演的权力游戏之中是一件危险的事。

沃尔夫冈·柯彭的小说《温室》于1953年出版并在波恩进行公演。他自己的评论是，这部小说超然于人们的薪水、组织机构和当代事件之上，有一种诗性的真实。但这部作品尤其反映了某种政治的真实：地方主义是小地方的精神，总会拒绝承认多样性和复杂性。“温室气候出现在废石的锅炉里，空气汇集越过大河和海岸。别墅矗立在水边，玫瑰被栽培，剪刀掠过院子，一片欣欣向荣，略显陈旧的老鞋下咔嚓作响的石头……德国犹如一个巨大的公共温室……”

最高领导人阿登纳有一位温和的对手：特奥多尔·豪伊斯，他是一个饱读诗书之人，一位敦厚随和的共和党人。在他的脸上，卡尔·楚克迈尔说可以看到德意志民族的遗产和岁月，但同样也可以看到充沛的精力和勃勃的生机。1949年9月12日，豪伊斯在第二次投票选举中以416票当选为联邦总统。这并非提名库尔特·舒马赫（他拿下312张选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而是豪伊斯在大联盟圈内担任自由民主党主席引起的强烈反对，反而得到了艰难组织联邦总统当局的机会。他的政治见解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拜仁基督教社会联盟看来太过自由，除此之外，他对基督教疏远的行为也受到指责。

当特奥多尔·豪伊斯甫入国家最高领导层时，他还默默无闻。但1954年再次竞选时，他得到了987名议员中的871张选票。竞选一年前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3%的民众希望他能连任。14000封祝贺信件被寄往为他设立的办公大楼：德国总统官邸。豪伊斯已经成为新联邦德国最著名的标志人物和代表人物。1963年12月12日他去世时，《纽约时代》杂志写道：“他是新德国的合适的标志，而且他是这个国家民主形式的首席建筑师。”对他的爱戴和尊敬是对他身上散发出的热情的回应。阿登纳代表的是真正的政治家，相比之下，特奥多尔·豪伊斯代表的则是希望和思慕，是那些人们希望在自家屋子里以及在国家的苍穹下看到被达到和满足的希望和思慕：舒适和安心，生活气息浓厚的教养和高尚的生活方式，有声望的尊严和祖父般的和蔼可亲。特奥多尔·豪伊斯是“德国的讲师”，温和而坚决，和蔼却有精神上的信服力。“如果说我认为为了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的方向也有一项教育任务需要完成，那么这项任务是，让冷静清醒成为人们的义务。”

上面那句话写在豪伊斯致托马斯·德勒的信里。信中豪伊斯批评了德勒的政治狂热并告诫他，勿用锤子搞政治。比起原则性问题，这样的矛盾分歧无疑更多涉及性情。在他们的思想方面，两个人都是共和派的自由党人，却绝不仅仅代表他们的党派——自由民主党。因为在1955年，这个党派在下萨克森州任命出版极右文章的莱昂哈德·施吕特为文化部部长，当时豪伊斯甚至想退出这个党派。埃里希·门德自1946年起是自由民主党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业务负责人，1949年起自由民主党联邦董事，1960～1968年任自由民主党联邦主席。门德对政治文化有着和豪伊斯不同的看法，也许他能更好适应战斗联盟的巅峰。

特奥多尔·豪伊斯知识广博。作为德国精神的代表，他不仅必须而且也愿意做很多演讲，即便有时候这些演讲泛滥成灾且在某种程度上显得过于冗长。豪伊斯的朋友和私人助手汉斯·博特形容豪伊斯是个“信仰自由派的作家”，“针对热情洋溢的感情和过分的陈词滥调，他提出朴实无华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事实的意义”。总的说来，这句名言说得很对。豪伊斯视他的工作为帮助新的联邦德国——在黑格尔“扬弃”的意义上——重获精神传统。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德国精神不变质，那它应该被保留；如果德国精神沉湎于肯定并与共和式的美德唱反调，那它应该被批判地清除。真正的德国精神应当得到提升和精炼，这样才能保护和增强文化力量。豪伊斯从自身的政治经验知道——这个经验是：尽管他那时对希特勒持怀疑态度，1933年3月，他与其他四名德国国家党的成员还是同意了授权法——基本权利绝不能只是概念上的存在，而应当指导具体的行动。

豪伊斯公开明确表示，谋反罪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是光荣的，他通过给德国反对分子平反来抵抗纳粹主义死灰复燃的趋势。他曾与阿登纳有过一次争论（1950～1952年），在这个争论中占了劣势，他不接受把被纳粹主义玷污过的德意志之歌作为国歌。

乌布利希，总督

随着激昂的曲调——由约翰内斯·罗伯特·贝歇尔作词，汉斯·艾斯勒谱曲的国歌——新东德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歌颂自己的成立，好像那里德国僵化的状况也能被带动着一起飞舞一样：“我们耕种，我们建筑/学习、创造干劲足，/自由的一代茁壮成长，相信自己有力量/青年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你们就是祖国的新苗，/空前灿烂的阳光照亮祖国的天/照亮祖国的天。”

第一部由临时人民议院于1949年10月7日颁布生效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一个“反法西斯-激进民主的共和国”的建立，它坚称德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并且只能有一个德国国籍。

“扫清废墟，重建家园/面向未来展雄翅/为了你的崇高事业，统一的祖国/不让旧日灾难重临/为此我们紧密团结……”

一切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每一位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国家权力的内容和界限”决定了在一切法律保留条件范围内的公民权利。除了个人自由和受保护权利还有集体社会的权利，比如工作权。保障公共设施适用于经济秩序，财产及其公有化，家庭和妇女，教养和教育，宗教和宗教社区。由私有和国有经济共同组成混合系统的经济秩序包括“社会主义”改造，比如通过经济规划、征收和公有化。“从表面上看公布的是国民议会宪法（以魏玛共和国为方向）的蓝图。因为缺乏法治，写进宪法的基本权利的价值流失是早已预料到的结果，特别是因为缺乏司法审查的法律以及宪法审判权。人民议院里作为补充而设立的宪法委员会本应该监督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但完全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弗里德里希·托马斯）光是不受约束的宪法就可以表明，“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需要通过不断迫害自己队伍里的政治异己分子或者讨厌的人，以及给中产阶级者安上常常是莫须有的罪名，才能实现。

在1950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德国统一社会党把自己描述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下有意识、有组织的德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党中央委员会选定瓦尔特·乌布利希担任新设立的总书记这一职务。瓦尔特·乌布利希宣扬阶级斗争尖锐化。在第一次“党肃清会”上，首先是之前移民过西方的人被剥夺权利，这些人有保罗·默克（迄今为止的政治局委员）、雷欧·鲍尔（德国广播电台的主编）、威利·克莱克麦尔（国营铁路的总经理，在监狱里被拷打致死）、雷克斯·恩德（《新德意志报》的主编，作为囚犯死于铀矿开采区），理由是他们跟美国间谍诺埃尔·哈维兰·菲尔德合作过。针对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类似迫害也早就开始了。

瓦尔特·乌布利希，德国共产党员，1893年出生于莱比锡，父亲是一名裁缝。1919年战争服役结束后，作为莱比锡德国共产党联合创始人之一而出名，开放的教育环境造就了乌布利希。卡罗拉·斯特恩在其传记中叙述道，乌布利希积极努力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以及不同的文化领域和古典时期的文化遗产（作为社会主义先锋的席勒和歌德）。在这个过程中，（红色-天鹅绒）思想的单维性就显然已经和资产阶级肯定性文化的理解相差无几。“这个理解既包括‘与尼古丁和酒精的斗争’和体育活动，也包括对新知识、对非教条联想的抵制态度。这背后隐含着一个谬论：人们借助马克思主义公式不仅能理解，而且还能引领艺术和科学。在这个简单到极点、用少量定理即能完全解释清楚问题的世界里，没有个人主义者、不运动锻炼的人、爱生活享受的人、爱动脑筋的人、基督教徒、多疑的人、公民、梦想家、艺术家什么事。”

乌布利希的强项是从一开始就有的纪律意识、他的勤奋、他的组织才能、他对名字的惊人记忆力、他持久的工作力——有了这些“次要品性”，他想走哪条路都不会有问题。

拥护“创世主斯大林”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把它能成为共产主义领导精英这一功劳归功于训练有素的成员们。这些成员是否能毫无顾忌地踩过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是斯大林主义资格审核程序的一部分。有猜测说，1934年乌布利希出于个人竞争的目的，阻止了从纳粹监狱里解救前国会议员共产党员恩斯特·台尔曼的计划。这一猜测虽然没有被证实，但之后他却特别参加了1936/1937年涉及德国移民分子的莫斯科肃清运动，并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人们也得承认，在这场肃清运动中，他——因为曾在柏林和巴黎生活过，进行秘密活动（为的是建立德国人民阵线）——不仅是参与者，也是受害者。斯大林轻率地让以前追随他的人消失、被逮捕、被处死、被暗杀，住在主要寄宿处“卢克斯”旅馆里的移民分子与苏维埃人民一样，生活在害怕和恐惧中，通过互相告密来逃脱这些惩罚。这次事件有2546名牺牲者。恐怖在咆哮。那些苏维埃政权的最高代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起诉甚至被杀害，比如苏联政治家和经济理论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当年列宁的亲密战友），或者长时间居住在柏林的共产国际成员卡尔·拉狄克，或者与托洛茨基要好的格里高利·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耶夫。乌布利希好不容易毫发无损地侥幸逃脱，这不仅要感谢他的机灵，更要感谢他的幸运。

瓦尔特·乌布利希在1966年6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的一次演讲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沉湎于对斯大林的狂热中。“记忆中的德国，你最好的朋友/哦，感谢斯大林，没有人像他一样与你如此亲近，/东德和西德将由他领导统一。”（约翰内斯·罗伯特·贝歇尔，1953年）

乌布利希时代一直延续到1971年6月他辞职。1960年代，塞巴斯提安·哈夫纳把这位自俾斯麦以来最成功的德国国务活动家称为“第二个德国专政的缔造者”。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乌布利希完全依附于苏联——他自己一直说的是，这是和苏联合作的独立德国的发展。同时，塞巴斯提安·哈夫纳认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好战的教条主义特性也可追溯到自政权建立初就残害德国共产党员的镇压和迫害行为。

在所有权威性观点前，如果说阿登纳狡猾地代表了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西方民主主义理想世界的话，那么，在乌布利希身上体现的就是唯唯诺诺、平淡无趣的中庸的成功，以及狭隘和冷漠、上升趋势却势不可当的官僚作风。

在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为了建立东德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政体，乌布利希离开莫斯科，返回柏林——当然是以“总督”的身份，但他的抱负却让他觉得这个身份是种羞辱。他对这个国家既爱又恨。他离开过这个国家，现在又以领导人的身份再次回来。他深受某种“纯理想化的受虐情结”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依附苏联的共产党员谜一般的精神气质典型，其正好体现了这种思想：他们不仅为了信仰在与纳粹主义的战斗中牺牲，而且在面对背叛他们、折磨并杀害他们、明知有罪却不认罪的本党成员惨无人道的暴力时，也甘愿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斯大林和他的帮凶则有某种有益于扩散震慑和恐惧的“施虐情结”，他们在这种“施虐情结”下寻找最忠诚的牺牲者。“暴怒的上帝”——取自《崩溃的上帝》，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一本文选，书中写道，之前变节的知识分子得好好交代自己的错误——可以放心地把事情交给它的使者去办，乌布利希就是这些使者中最可靠的一员。

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对乌布利希而言，这同样是对他1919年十月革命之时脱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种弥补，现在共产党员是为德国开启正确道路的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这种思想上乌托邦式的盲目令人眼花，掩饰了新的“德国民主工人党派”建立在强迫和欺骗基础上这一事实——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决定是在自由中做出，那否决大约会占很大优势——在西柏林，82%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合并。然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也有赞同的声音——受混合的理想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鼓舞。奥托·格罗提渥1945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1946～1954年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共产党员威廉·皮克共事，且自1949年10月起与总理或者说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阁主席共事。

乌布利希与他的同事一起，不顾一切地实现了统一政党这个“坚定的念头”。在苏维埃区或者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约有2万名社会民主党人辞职，100万名社会民主党人逃至西德，5000名社会民主党人被东德或者苏维埃法院判决——其中400名死于监禁。“库尔特·舒马赫曾经预言，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里，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献血者’。整体而言，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本来，‘自愿合并’是修饰对社会民主党人士施加压力的说辞。但这个论点也不能掩盖德国统一社会党不断转变成‘新型斯大林主义政党’的事实。早在1948年，所有的社会民主影响就已经消失，而‘社会民主主义’也从那时起就被公开宣布是共产主义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主要敌人。”（赫尔曼·韦伯）

“劳动人民的祖国”仅是一个那些社会工作权益与国家意识形态一致的人的祖国。首先，苏联的军事管理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纳粹主义的奖励计划，按照苏联社会模式的税收制度替代了奖励计划——旨在实现掌握国家命运，以通过加强工作效率来提高以生产力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和改善工作纪律。人民想获得更好水平的生活这一“自私”的要求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互不相容。

“来吧——威廉·皮克，我们的客人/您向我们允诺的/可不仅仅是橄榄和卷心菜/还有你的吃食以及格罗提渥。”

1960年威廉·皮克去世之后，国家总理这一职位被废除。设立了国务院，由乌布利希担任主席。因为共产党政权与名义上国家的最高权威合并，此时的他处于事业巅峰，在糖果和鞭子的交替作用中继续推动着对人民的管治。一方面，自1963年以来，他就赞成计划和引导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能提高“经济杠杆”，比如成本、价格、利润、信贷、报酬和奖金，以及能提高计划经济效率的“新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他也特别通过日益壮大的间谍服务来加强对机械设备的监控和压制。他以苏联红军作为靠山来阻止劳资冲突。同样，罢工从意识形态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掌握社会的真实情况，所以只能通过“工人不能对自己人采取行动”这一教条起作用。

在经历第三帝国时期长时间的监狱拘留后，埃里希·昂纳克在1945年以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青年秘书的身份继续其政党生涯。1971年年初，埃里希·昂纳克在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元首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协商时把乌布利希描述成是“自愿退位”，瓦尔特·乌布利希的政治生涯就此走向了尾声。这位“不可替代的人”——他在政治局形容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越来越多地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看作“东欧的师父”）——充分扮演了他的角色。此外，他不适应休养生息的方针，这一方针此时能决定东西关系以及在维利·勃兰特和瓦尔特·谢尔领导下的联邦德国政府新的对东德政策。最后，苏维埃党领导人甚至妄想，乌布利希可能会突然与勃兰特一起做反对苏维埃联盟利益的事。如同在斯大林主义的肃清运动中一样，他这种内心深处颇有感受的人此时却“突然”颇合时宜地退职（没有被谋杀或者处决，而是步入“退休”，这意味着将要人走茶凉了）。在德国土地上，他使社会主义取得卓越的胜利并赶超了苏联的社会主义。

为了展示他在建筑构造上的骄傲，瓦尔特·乌布利希转而尝试“给这个国家大部分城市装上高大的塔形建筑。计划在莱比锡、耶拿和柏林执行。同时，这也是个大力打击犯罪的时代。1968年，因为国家领导人（以及建筑师亨瑟尔曼的计划）的爆破指令，不仅莱比锡的保利教堂沦为了牺牲品，波茨坦的宫殿和卫戍教堂也被毁掉了”。人们追逐的已经不是某种信念，而是“自己的信念高于其他任何一种信念”的信念，它有越滚越大的倾向，颇具破坏性。而经济力量却不足以支撑，就算可以勉强支撑，也势必给人民带来过重负担。在休养生息政策的背景下，这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冲突。

阿登纳和乌布利希试图弥补的正是被他们自己的政策摧毁的东西。他们两人的失败不仅在世界政策上，也在自己身上。他们如此坚定、如此明显地为分裂国家的特殊存在承担义务，以至于他们都成了分裂政策的标志。在许多疏远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东德人民看来，阿登纳也是德国的分裂者，至少有时候他确实在做分裂国家的事情。对于大部分西德人民而言，乌布利希是骇人的形象，这正是西德人民害怕共产主义的原因。就算旁边有人对他提出理性建议，他也不会考虑。只要是分裂德国的行动，阿登纳和乌布利希总能成功。这两个人都成了“国父”，抚育国家，直到国家自食其力，但是他俩之间却存在界限。他们宁愿建立对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不愿意和解。

在莫妮卡·马容的小说《寂静六行》中，一位有影响力的前机关干部赫伯特·贝亨鲍姆对女历史学家罗莎琳德·波科维斯基讲述了他的回忆。这位机关干部回忆了他返回德国时的情景。“我们的火车穿过边界开往德国的那一瞬间成为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回到由苏联军队解放的德国。车厢里所有的同事都噙着眼泪挥舞着手臂。这一刻，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祖国，从好战的帝国主义和残忍嗜血的法西斯主义中永远解放出来的德国。我们知道，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更加艰辛、充满汗水和泪水的道路。”在这里，这位有影响力的斯大林主义者的修辞法“像他喉咙里的黏膜一样”干巴巴，并且“他那种与僵了的颈椎一样固执的想法也已经变得腐朽”。波科维斯基说（莫妮卡·马容借此表达她自己对乌布利希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术语词库的看法）：思想力量已经摧毁了一切。由于斯大林主义的罪过，许多最初允诺的东西变了样，许多人不接受这样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它的开始仿佛一场骗局，之后变得越来越糟糕。

赫伯特·贝亨鲍姆的身份建立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这实际上也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保罗·班德认为这既是吸引力也是工具。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证明自己的方式，正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通过其民主宪法来证明自己一样。东德宣布，反法西斯是唯一需要从德国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反法西斯主义为东德的存在建立了唯一无懈可击的证明。面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社会主义，人们可以选择民主社会主义，而反法西斯则不容选择。“这一切在信心满满的情况下发生，由此产生了强大的笃定和自信。德国共产党员不觉得需要对希特勒负责，并且，作为个人而言，这个想法也没错。为什么他们应该为某一个男人的罪行而赎罪呢？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与这个人进行过斗争呀。一旦他们获得权力，就可以把纳粹分子和纳粹主义消灭。他们不仅相信他们自己，还相信西德的纳粹主义也已经一扫而空。”

[1] 柏林封锁（Berlin-Blockade，1948年6月24日～1949年5月12日）是冷战时期的第一次重大国际危机，并首次造成了人员伤亡。在二战后处于多国占领下的德国，因冷战令苏联和西方国家关系恶化，苏联遂封锁了西方盟国通向在其管制下的柏林地区的道路和铁路，使苏联在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城市。

[2] 为了防止城市落入苏联手中，西方盟国组织架起了柏林空中桥梁，为西柏林提供物资供给。英国皇家空军和刚刚成立的美国空军等航空部队在一年内进行了278228次飞行，向柏林人提供了2326406吨物资，包括燃料和食物。

[3] 阿登纳二战前曾以天主教中央党党员身份担任科隆市市长十几年。

第9章 巨大的中心国家

没有适宜气候的议会制

建设一个民主合法化的西德不是易事，即便有盟国的“监督”，这一过程也会遇到许多潜在的或者常常是公开的对力：要么是还没有克服纳粹的集权结构，要么是只会“机械”地运用议会的力量。

1966年，政治学家威廉·亨尼斯说，人们不会抵抗而会接受政府议会制。但对于什么是政府议会制并没有足够多的认识，以至于这种制度可能存在的危害以及日益显现的缺点不仅没有使人担忧，就连一次真正的了解兴趣都没有。就内容而言，从战后政治的大量资料可以看到，人们可以不加入联邦议院，但至少直到1950年代中期，联邦议院在外交方向上确定（重新统一，之后的重新装备军事以及补偿）的重大问题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辩论的大平台，但紧接着这些重大问题就被列为禁忌。作为公共机构，联邦议院至今不具有任何特别的特征，更确切地说，它再次丢失了鲜明的特色。政治热情已被耗尽，政治棱角也已被磨平。

一些议会派本想开创新的联邦制，却颇为大量懒惰的机关人员、议院活动和官僚主义者掣肘。各种联合会的宣传替代了思想广阔、激励人心的政治理念。技术官僚取得了政权。议员人数在不断增加，特别是能够通过联邦大会带来利益的集团的议员人数，他们不是为了政治奋不顾身，而是用政治来谋生。

政治经济学教授特奥多尔·艾申堡1961～1963年任图宾根大学校长，一开始就对新的民主主义道路做出了反应。1955年，他发表的文章《协会的统治？》是议会制批判的里程碑。他用许多例子表明，在基本法和国家公务员法中根深蒂固的管理体制将被各种小团体的权利打破。知道“联合会公爵领地”那股无名力量的公务员都害怕与他们陷入斗争。有时候这种胆怯会延伸到部长们身上，他们把“选举流动奖”看作他们的乌纱帽并把宣传放在高于官员利益的首要地位上。这样慢慢地——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政治需求——产生了“自满状态”。“需要负责的人之间出现了消极的竞争，因为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

在严格的条条框框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康拉德·阿登纳的领导下“落后地”运行着。如果《阿伦纲领》[1]（1947年2月）仍然把这个政党当作经济政治的改革党，那么，巩固权力的考量已被推到台前。政党间的斗争将转化为接管国家的态度。

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反对党的领袖，本应特别关注联邦环境的发展。随着库尔特·舒马赫英年早逝（1952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在政治的安逸中搁浅。1895年出生的舒马赫曾是阿登纳最强劲的对手，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过重伤，是德国国会的议员，在纳粹时期几乎长时间被拘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也是战后时期最热情的政治家，他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如果没有他在联邦议会的抗争，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联邦国家，而会产生一个联邦联盟。他为了重新统一德国而奋斗的最终政治目标——被东德的共产主义一口否决——因为阿登纳强制实施的亲西方政策没有实现。但不管怎样，恰好在这样重要的“决定命运的问题”上，他体现了德国人民的良知。不过，他以伤人的尖锐语气攻击对手，就连本党派的人也得罪了，并且他的“爱国嚣张气焰”妨碍到了别人。威廉·凯森（不来梅的市长和参议院议长）曾经在1949年警告舒马赫，让德国社会民主党垄断爱国主义的做法会有严重后果，但他显然忽略了是历史的先例让舒马赫害怕德国人民会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没有祖国的党。舒马赫忍受着巨大痛苦生活在新的西德，要求建立新的政治文化和道德水准，虽然肉体残缺，精神上却是永不倒下的斗士。“我们赞同民主，民主是承担我们过去和未来的理念。我们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借助民主政体的手段为了社会主义奋斗。”

紧急情况法案第3次宣读草案，1968年5月

埃里希·奥伦豪尔自1949年以来任联邦议院议员，1952～1963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然而他不能胜任舒马赫的继任者这一职位。他是舒马赫的反面，是一个机关人员，心思完全放在了组织忠诚度、组织纪律性和团结性上。在当时，“奥伦豪尔代替阿登纳”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愿望，“老实人和爱国者”奥伦豪尔根本对付不了狡猾的阿登纳。

卡洛·施密特（从1949年开始任联邦议院的议员，1957～1966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代理主席，同时也是文学家，曾获得1967年法兰克福歌德文学奖）要求社会民主党精兵简政，否则就没人能晋升。在1949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拿下了29.2%的选票，1953年为28.8%，比上一次选举还降低了0.4个百分点。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大范围地区的不稳定，急切的讨论要求党派从机关人员的官党转变为人民的政党。对此，赫伯特·维纳、弗里茨·艾勒和卡洛·施密特确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务实重效的新纲领的方向。

1959年11月13～15日，德国社会民主党340名代表参加了巴特戈德斯贝格会议。随着《巴特戈德斯贝格纲领》的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坚守任何一条世界观或者历史理论观，他们拥护的是能在多元的国家内有理由存在的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尽管经济版没有刊登“社会主义化”这个术语，但报纸写道，公有制作为国家监控的一个合法形式是实用且必需的，若用其他手段，就无法建立经济权力的健康秩序。在某些工业企业里存在的共同决定制标志着向经济新秩序靠拢的开端，但也强调了竞争的意义。国际形势有所缓和、裁军、反对大规模毁灭武器和整个德国加入欧洲和缓地带让德国终于获得批准能拥有自己的国防军。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不断取得政权的道路上走完了最费时和最困难的一段。到此为止了！漫画家在卡尔·马克思的脸上画上了讽刺的眼神。在巴特戈德斯贝格会议前，党主席团在最后的集团信函结尾签署的是“致以社会主义的问候”，在巴特戈德斯贝格会议后签署的是“致以友好的问候”。

1966年，西德的政治氛围终于找到了“安宁”——一方面，人们很高兴纷争动荡不再（瑞士记者弗里茨·勒内·阿勒曼满意地断定：“波恩不是魏玛！”）；另一方面，人们也嗅到了经济不景气和发展停滞不前——“大联合政府”[2]的建立让这种意义下的政治“安宁”在议院制里“功德圆满”。路德维希·艾哈德下野，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成为新的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成了副总理和外交部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接管了财政部，而卡尔·席勒就职于经济部。两大党派的纲领和计划彼此非常相似，其箴言是“不要斗争，只要和谐”。阿登纳时代之后，走阿登纳老路的人（曾涉足联邦总理一职）和追随艾哈德的人“悄然”退场。

特格尔恩湖好人[3]

现代德国“试剂”中的主要成分是一名体态丰腴但行动敏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人，比起“温室波恩”，他更喜欢在南拜仁的前阿尔卑斯山地区过他的自由日子。路德维希·艾哈德（1945～1946年拜仁州的经济部部长，1948～1963年任联邦经济部部长，1963～1966年任联邦德国总理）是德国经济奇迹中伟大的标志性人物。

他确保了德国建设和德国民主的团结和稳定。作为“构建的社会”——“构建的社会”是他晚年的口头禅——德国觉得自己有必要遵循阿登纳“不搞实验！”的原则。但是，作为从废墟和碎片中拔地而起的这样繁盛而闪烁光芒的国家的开国元勋，艾哈德也是一个有革新意识的人。政治学家汉斯·迈尔认为，战后时期唯一切实的制度改革者原本是艾哈德。也就是说，当他使得僵化的社会情况再次活跃起来，当他废除了食品配给票和强迫性集体劳动，自由市场经济才得到发展。拉尔夫·达伦多夫持同样的观点。

“本世纪德国社会最彻底的变革与艾哈德这个名字密不可分。如果人们也考虑社会，而不仅仅考虑政治结构的话，可以说这次变革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得彻底。”

A.J.尼霍尔斯注意到，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艾哈德的纲领多么具有开创性，他们把它说得太诗意了。艾哈德没有重新搞新自由主义那一套，而是创造了全新的制度。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对参与理性的认知，即如果人们既要避免教条的、忽略人性基本需求的计划经济，又要避免不计社会后果、放任无度的资本主义，就必须既讲自由又讲义务。

在他广为传播的著作《为全民的富裕》（1957年）中，路德维希·艾哈德指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和构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曾说，他还从没遇到过这么一位对正确道路有如此直觉的经济学家。“随着经济政策由强制经济转型至市场经济，我们做的要比采取狭义上的经济措施多。我们宁可在新的基础上和新的开始之前创造我们社会经济和社会福利的生活。我们必须发誓放弃那些因为精神的不自由而引起的、不可容忍的暴政和极权主义思想。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新秩序，通过在有效组织下的自愿分工和责任意识追求整体的秩序。”

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的做法是先慢慢放弃计划经济，慢慢理解社会市场经济可能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与他们的做法相反，艾哈德在某些方面有近乎天真的能动性，他成功地把政治道德和经济成果结合起来。勤奋、诚实、拥护自由与物质独立和个人富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应被废除，但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份不错的收获。

“现实人道主义”精神同样影响了艾哈德强制实施的负担平衡法（1952年8月）。在国民经济发展问题上，战争/战后时期因为毁坏和驱逐而产生的亏损和损失都应得到调节。为了给法律的实施筹备资金，有相当资产的人必须每年向调节基金交付财产、抵押利得税和信贷利得税，这些税款由位于巴特霍姆堡的联邦调节局管理。这样，战败导致的财政后果应该能被分配到所有国民身上。法律强制执行的负担平衡福利金是消费的催化剂，如主要赔偿（按照遭受损失的程度排列等级）、战争损失抚恤金（为了生活费用和养老的生计补贴，根据损失和家庭收入计算的赔偿抚恤金）、家用器具损失、储蓄存款赔偿。法律不强制执行的有重返社会/建设的借贷、居住面积补贴、扶困基金救济金、教育补贴等。

1958年，联邦副总理和经济部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一次柏林的卡巴莱演出上

当然，艾哈德在他的政治生涯，特别是任职联邦总理时期促成的某种心态也越来越妨碍社会政治的思想改变。“善行”闷死在“善意”的泡沫地毯里。1965年，《明镜》周刊记者赫尔曼·施莱伯把这个“特格尔恩湖好人”描述成一个非政治化的、有真实感情形象的男人。

如果“瓦解派知识分子”中有人胆敢指责社会市场经济的意图和成果，总理会勃然大怒。当罗尔夫·霍赫胡特在《明镜》里——汉斯·维尔纳出版的文集《为了新政府或者“别无选择”》的预印本收录了这篇文章——说艾哈德热衷于在上层领导层中搞阶级斗争时，艾哈德反唇相讥：是有这种唯理智论，最后变异成蠢材论。“于是，我不再是诗人。而小人们开始以最愚蠢的方式狂犬吠月。”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对当代的消极和怀疑态度，它会让年轻人把元帅权杖放进背包里。所以，需要在有责任感的精神和苍白的（物质的、没有气节的）精神中做个区分。《明镜》周刊这样讽刺道，路德维希·艾哈德想的和说的好像“积极在哪里”这个问题不是提给开斯特纳，而是提给他一样。“从他嘴里出来的不是原本的语言，而是流动的思想。”而约翰内斯·格洛斯（1964年）却认为，艾哈德不是外强中干的敌人。“艾哈德对德意志民族品德持高度赞赏态度。社会和它的总理之间达成一致的首要原因就在于他。”

波动时期的富裕

1956年1月29日，苏黎世剧院上演了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悲喜剧《老妇还乡》，该剧由奥斯卡·瓦尔特林导演，特雷塞·吉塞和古斯塔夫·克努特主演。1956年5月，在慕尼黑的小剧场里，由汉斯·施维卡特导演，再次由特雷塞·吉塞饰演“老妇人”一角的德国首演也取得了成功。这次成功是巨大的，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部戏剧被搬上舞台达115次，在国外，这部戏剧是战后以来最成功的德语舞台剧。在批判式的写作中，迪伦马特对德国经济奇迹做出总结——用“社会批判的胡闹”的形式。

女人们：适宜的裙子包裹着娇小的身子；

男孩：年轻人开着富有运动感的车子；

男人们：商人的大型轿车；

女孩：奔赴红毯上的舞会；

医生：在新的铺着绿色瓷砖的手术室里兴高采烈地进行手术；

所有人：晚餐在家乡享用，然后愉悦地点上一根上好的香烟慢慢吸。

教师：有求知欲的人好学地学习着；

第二个人：勤劳的实业家积累的无数财宝；

所有人：伦勃朗到鲁本斯。

画家：艺术可以完全为艺术家负担生活；

教士：圣诞节、复活节和基督降临节，大教堂将因基督徒们变得拥挤；

所有人：闪耀着光芒，威严地疾驰在铁轨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连接着民众的火车又要出发了。

回首经济奇迹时期，亚历山大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在《哀悼无能：集体行为基础》（1967年）中写道，西德人通过从对自己的纳粹过去的纠结中抽离来做到物质上的提升。历史良知的缺失来源于自怜自伤（自相残杀以及抑郁中的自我憎恨）。多数德国人并未有意摆脱弗洛伊德“回忆、重复、处理”意义上的过去，回顾过去时，他们会觉得纳粹统治时期如同儿童时得了传染病的介入治疗阶段。如果说人们在“元首”的保护下愉快地经历了集体倒退——做“被选中”的人民当然棒极了——那么，随着“零点时刻”的到来，特别是在货币改革和西德建立之后，人们赶快以高昂的激情转向正常的生活状态，好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事没有发生过。亚历山大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说，废墟上的重建激起了钦佩和羡慕的企业精神，所有的激情都集中在工业建设和现代化上。

为拍摄时尚照片做准备，柏林，1950年

费德里柯·费里尼的一部电影《甜蜜生活》于1970年代初期激起了公众的不安，被称为揭露联邦德国“甜美生活”的电影。名妓罗斯玛丽·尼特利比特在法兰克福被谋杀（1957年），这桩谋杀案倒让民众在上映之前就认识到了这部意大利电影的主旨：上层社会的某些阶层和社会最底层及犯罪分子在生活方式和不道德行为上是很相似的。尼特利比特被神秘地杀害了，她的顾客圈子主要是富有的或者有影响力的男士。当费里尼的电影上映时，对尼特利比特的一个熟人的听证会正在进行，因为缺乏证据，他被无罪释放并一跃成为彩虹出版社的当红明星。［罗尔夫·蒂勒完成了一部批评社会的轰动一时的电影《女孩罗斯玛丽》（1958年），由娜嘉·提勒主演。］

1958年出版、由格尔德·盖瑟撰写的小说《最后一球》是一个关于一座名叫“诺伊-斯普尔”（Neu-Spuhl）的中小工业城市的故事。这个城市迎来了经济奇迹。战争已经过去，伤口已经结痂，凶兆反正会有：人们变得同样的肤浅、同样的自私、同样的野蛮。“在诺伊-斯普尔，人们不停地说着东西的价格。”但只有少数人还知道人际关系也有价值。

马丁·瓦尔泽于1957年出版了首部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婚姻》。对此，维尔纳·赫尔维希在《南德意志报》的评论里写道，这部小说清晰地描写了那个如今摧毁了所有人性，在西方世界特别是联邦德国里蔓延的深度谎言。在婚姻和职业经理塑像的拉锯战中，我们不懂得在实际中让宝贵的个人自由结出硕果，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我们的无能。

甜美生活的背面

画报《快点》的第三年第1期（1950年1月1日）中刊登了一张标志了1950年代的突破的卷首画：一位年轻的母亲，衣着整洁，高举着她赤裸的婴儿；她身后是她的丈夫，梳着精心打理的发型，领带略微随意地系着；左侧和右侧是祖母和祖父（他还穿着竖领衣服），所有人手握香槟酒杯愉悦地、兴奋地、面带微笑地注视着这个哭泣孩子的脸庞。“为第二个五十年代干杯！要活到2000年！”

大部分的人都满心希望地向前看。但是，那些在战争和战后时期被熬得油尽灯枯的人几乎与“甜美生活”无关。1/10的年轻人丧失了父亲或者母亲或者双亲。根据联邦政府于1953年10月20日发表的一项声明，西德1/3的居民从社会或者救济保障中获得帮助。直到莫斯科于1950年5月宣布释放战俘，估计有150万德国人在苏联监狱里。同时增加了大量从民主德国逃出的人，逃亡直到1961年建立柏林墙才停止。失业率上升，饥饿和传染病四处蔓延，不断需要使用从美国进口的抗生素。1957年4月，奥博豪森才首次采用新索尔克血清来为人群接种疫苗以抵抗小儿麻痹症。还有在战争中致残的人，阵亡士兵的遗孀和总是希望“奇迹”（即丈夫、儿子、兄弟、亲人的愉快回归）发生的350万名失踪者的家属。他们的命运是战争最糟糕的结果。

1950年，有23.2%的人从事农业工作，1960年有14.1%，1970年有8.5%。1950年，有42.3%的人从事工业工作，1960年有47.8%，1970年有48.8%。在劳务部门和公共服务业中，1950年工作的人占总人数的32.3%，1960年为37.1%，1970年为42.7%。在领工资和薪金的人当中，几乎一半人每个月只能领到250德国马克。1950年代初，工业行业的工作——鉴于不完美的企业组织架构和落后的现代化——属于“体力劳动”。劳动者特别是专业工作者面临的挑战导致不同工作的强烈认同感。在被认可的社会市场经济整体概念框架下，人们也感觉自己对“整体”负有责任。“保持排字机所有零件的干净和干燥！”这是印刷和纸业工业公司的中央机关报《印刷与纸》在第23期（1950年12月1日）上写的。“就像铅印是血液一样，杂志是机器的心脏。当干燥的字模欢呼着经过不同的心室时，操作机器也成为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同时提醒和要求您：保养和爱护机器的心脏。”

明斯特科学家汉斯-保罗·巴哈特和海因里希·波皮兹做了一项颇具开创性的调研，调研以在西德广泛的工业行业做的问卷调查为基础，结果勾勒出五种劳动者典型：只有1%的人会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阶级斗争做出反应；超过1/3的人勉强接受经济组织的软弱无能并退回自己的私人小天地；大约25%的人认为工会还没有做到所有应该做到的事情，但他们会用全部热情来响应企业生产力的发展；1/8的人有旧式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期望社会缓慢但坚决地向着一个新的、不再分上层和下层的经济社会秩序发展。总的来说，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对目前的工作配给情况和社会现状感到满意。

父权制的家庭结构不断加强。货币改革后，许多妇女丢掉了她们的工作，战后回国的人受到优待。1951年，有57%的妇女没有工作，相比之下，男性失业率则为近43%。这样一来，妇女又要依附于男人的收入，男性再次担任了负担家庭生活的角色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家庭领导”。“当我的丈夫成为家庭领导时，我就显得相当多余了。不管怎么样，他让我觉得没有他的话，我不可能把所有事情做得这么好。”

出生在战争年代、在婴儿和孩童时代就经历过战火和歉收的孩子成了很大的担忧，这尤其会演变成学校的困难。一旦母亲参与工作，“钥匙挂在脖子上的孩子”的问题就会凸显。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在废墟时代，大部分的人都很穷，大家的感觉是一样的；而如今，消费压力和社会声望之间的差别对人们的身体和心灵都造成巨大负担。一部分人相对快捷地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准，另一部分人则没有——尽管他们也孜孜不倦地努力——挫败感和嫉妒感由此不断滋生。家庭内部关系遭到损害，而人们却往往只把家庭理解成“为提高小康水平而建立的工作小组”。约阿希姆·伯达默（时事评论员和神经-抑郁症的专科医生）提出了关于父亲和母亲在机械化消费社会的家庭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他说，父亲是中心和权威——权威好比“知识产权”，这并不仅仅指对生育，而且指父亲对孩子心灵上的成长负有责任。这样的父亲身份在不断消失，有工作热情和劳动意愿的父亲认为，他个人的任务就是给家庭提供经济保障。实际上，他对家庭的态度过于草率。反之，由于对男女平等的错误理解（从特定的男性工作到运动和享乐品消费的极限），妇女也陷入纷乱之中，离开了家庭和灶台。伯达默的书《当今的男人：外形与心理》（1956年）提出，“没有影子的女人”遇上了“没有素质的男人”。

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无主之家》于1954年出版。小说描写了被冷落的孩子的悲惨世界，他们成为成人生活方式的牺牲品。齐格弗里德·伦茨说，伯尔的角色以不容忽视的方式责成读者思考时代。“他的角色让我们又一次认识到自己，认识到我们长期以来是什么，我们因为冷漠和胆怯不敢承认的东西是什么。”读者看到了自己的困境。伯尔用一些事件摧毁了这些角色，使他们的困境看起来更加具有真实性。但正是这一点又让人们不愿意信任这位“科隆好人”。他言之谆谆地指出，这个“新毕德麦雅[4]时期”熠熠发光的外墙掩盖着一个阴暗的后院，这个欧洲中心的国家有极其贫瘠的边缘地带，而现在这些贫瘠边缘已经延伸到了中心。一面是繁荣的焦躁能量，另一面则是道德的淡漠。

政治的随大流主义和投机主义是“和气生财”的商品美学的左膀右臂，尽管成功地遮住了二十年以来经济奇迹后的社会畸形：人们尚未意识到，启蒙式辩证的寒流（社会越来越理性化）已凝结成冰山——至少，家庭“照管”感情上的亏空还在公众关注的水位之下。但是，在经济奇迹时代，被忽视了情感需求的青少年用闹事来争得关注的事件已经频发，除了这些闹事青年的打斗事件之外，还发生了一系列惊人的犯罪事件，这些事件无不证明了“环境的侵略性”，证明了亚历山大·米切利希[5]的理论。

在1962年至1966年之间，尤尔根·巴奇残暴地杀死了四名青少年（并有上百次无果的谋杀企图）。巴奇这种行为的典型心态模式（很大范围内与权威人物症候群相似）是闭塞教育方式和闭塞环境的产物。收养他的父母体现出了小市民的美德（真诚、准时、整洁、信任、勤奋），但他们并不理解这个少年的独立。巴奇称呼他的养父为一个“劳动动物”和“粗暴典型者”，“挣扎于生活”，“对孩子或者通常对于人都没有好言相待”。

1960年1月，三个来自朗道的男人在普法尔茨（一座舒适的城市，被葡萄种植园环绕，有古老的胡桃树和许多花园，一条鲜花大道通往教堂）杀死了三名士兵。作案者的动机主要是由于社会排斥导致的深刻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导致他们成为同性恋者。能特别反映主要作案者精神-心灵情况的是他的房间内的布置：涂黑的家具，一个摩洛哥的吸烟桌，墙上挂着一幅自己创作的与墙壁大小般的画。画的底色是深蓝色和深绿色，一半是太平洋，一半是史前世界景色，中间是一个女性和一个男性的身体，深褐色的皮肤，更高的地方写着：怀念人世天堂里无忧无虑的生活。

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

联邦德国有一种“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的趋势，这种趋势不单指精神状况，社会状况也呈现出类似结构。最底层是外国的雇员，随着德国-意大利协议的确定，通过意大利劳力介绍，正式招募他们来为1955年的德国经济服务。类似双边协议还有1960年与西班牙和希腊的协议，1965年与土耳其的协议，1963年与摩洛哥的协议，1964年与葡萄牙的协议，1965年与突尼斯的协议，1968年与南斯拉夫的协议。1955年，外国劳动者数量为79697人，占了总劳动人数的0.4%；1960年为329356人，占了总劳动人数的1.5%；1970年为1948951人，占了总劳动人数的9%。从1951年至1956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上升了9.4%，1956年至1960年上升了6.6%。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导致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影响劳动力供应缩减的原因有教育学制的延长，工作时间的缩短（1957年至1967年规定平均每周工作时间由46.1小时减至41.6小时），战后年代出生率低、高退休率，1955年联邦国防军的建设（首先是从工作岗位上抽走了50万人服兵役和担任公务员）以及随着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东德的逃跑浪潮渐渐平息（到那时为止，有大约1400万东德人逃至联邦德国，其中有大量具有合格资质的专业人员）。

“我们已经习惯了国外的劳动者，”南拜仁劳动局局长瓦伦丁·希布雷希特这样写道，“平日里我们到处都能遇到他们，在建筑工地和工厂里，医院和旅馆里，饭店里，理发店里，甚至在家庭中，如果人们有幸能请到并留下外国帮佣的话。”但是，在德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依然存在距离感，甚至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因为，尽管普通德国人在国外旅行时很喜欢国外的风土人情和如画风景并对当地极有好感，但他们在自己家里却多多少少有些看不起这些人的出身。这需要审慎的表达，君特·瓦尔拉夫于1969年描述了如下常见的对外国劳动者的评价，人们觉得他们“胆小、肮脏并且好色”。“他们辱骂金发女郎并追求我们的妻子。跟他们争吵的人只能得到插到肋骨间的刀。他们脑子里只有女人、妓女、面条。”

不过，在社会文化领域还是产生了某些“渗透”的联系，它们能多多少少软化联邦德国地方保护主义。特别有吸引力的是外国人开的餐馆，它们让人们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喜爱享受美食的志同道合者的共性。有良好教养的绅士们带着他们的恋人——正如当时一张促销广告描绘的那样——在剧院散场后去新开张的基安蒂酒窖，就是为了能与她共饮一瓶精选的意大利红酒并享用地中海地区的美味食物。

195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为了研究中产阶级这一最广大的群体——认定，劳动者的社会意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人们可能不会再接受这类特定的身份，“被雇佣劳动者、无产阶级、无产者”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都已经不复存在。正如库尔特·舒马赫自1954年以来认为的，他们从思想上与社会重建时期要求的工人阶级已经远离。人们对重建和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感到非常满意。1950年的劳动者月均收入是243德国马克，这与战前时期的真实收入情况相符。1960年的劳动者月均收入则是512马克，同比提高了111%。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提升，就算考虑不断提高的生活费用支出，这也提高了76%。“经济增长表现在更好的食物、更好的衣服、更好的住房上，表现在汽车的普及和旅行热上，表现在重建和新建的城市上。”社会市场经济得到了广泛赞同，社会主义的事业心衰退了。

两大党在1945～1948年均持有反资本主义方针。这些方针以及工会明确的、以罢工威胁做后盾的要求显著加强了工人的参与权、参与决定权、信息知情权和影响权。特别是1951年颁布的《矿冶工业工人参与决定权法》（铁、钢、采矿）被认为是伟大的胜利，这开启了通往社会秩序的大门。“但是，只有当整个德国的宪法从劳动资本家统治权这一枷锁里解放出来的时候，实现社会秩序的奋斗才会结束。”确实，仅从表象上看，“资本主义的结束”导致“工会的被驯养”（左翼首席理论学家维克托·阿加茨于1955年被罢免）。根据特奥·皮尔克的说法，在关于基础工业的社会主义化和整个参与决定权的斗争中，工会的失败是他们领导失灵的结果，正因为领导失灵，这个人数众多的组织成了“盲目的权力”。

大房间里的party，1961年

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在1953年的联邦大选中获胜之后，基督民主工会的坚定双翼展开了飞翔（其中“无党派”的要求与分裂的威胁是联系在一起的）。代表“社会自由”的基督教社会理论，所谓的劳资双方在平等前提下“和平共处”——受到耶稣会会士、神学教授瓦尔德·冯·内尔-布罗伊宁的决定性影响——受到了重视。1957年，金属工人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发起罢工。瓦尔特·迪克斯认为，有人认为在以消费为主导的大众社会里，工人的“阶级意识”已经随着他们的小市民愿望一起消失，这样的想法明显不能被证实。他认为，罢工的劳动者们其实是将现代“中产阶级的”想法，比如休假或旅行，和极其鲜明的阶级思想联系在一起。根据废墟时期社会主义化的要求，1950年代的工会渐渐采取了参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措施。过去强调阶级社会，而今宣传中产阶级社会，人们相信中产阶级社会可以为所有人实现。为了有机会加入消费社会，现存的不公平和不平等被忽略了。如果人们感觉自己的福利有望得到提升，那么他们将在很大程度上毫无批判地接受权力（像联合会一样的工业家族）的统治。因为没必要再过“下等深渊”的生活，所以他们也就任由“上面的人”调配管理。不断增加的雇员数量也促成了无产阶级思想的流失，其中也有部分人来自工人阶级。1953年，雇员人数由400万增加至1200万。

在工业化的浪潮中，原来的中产阶级被迫退居二线。基于所有财产的原因，经济上足够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独立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授予了中产阶级人士各种特权，他们被看作这个社会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在这点上他们的价值体系不断向市侩扭曲。经济奇迹时代的新兴中间阶层并不关注独立工作带来的所有财产，而是关注能用来消费的收入。“更美好的生活”是中间阶层的口号。社会的中流砥柱（中间阶层的消费社会）是起带头作用的消费者，他们贪婪地追随着广告的平庸神话。

经济知名人物

1957年，1万个“上层社会人”挣的钱大约相当于将近200万个“下等人”挣的那么多，纳税最多的500人的收入相当于50万个纳税最少的人的收入。有459个人的年收入超过100万马克。人们估计，到1960年，这个数量可达1万人。在老的资本家之外还出现了新的资本家，老富人与新富人一起获得了成功。君特·格拉斯在小说《千年》中虚拟了三个讲述者，瓦尔特·马特昂是其中之一，在西德拜访朋友和敌人时，他确定西德的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他的父亲是一位来自维斯瓦河附近的尼克斯瓦德的磨坊主，小心翼翼地把一小袋蠕虫转移到西德——那是他最昂贵的财产，因为这些蠕虫能预示未来。许多人前来并获得了能使他们成功的建议：印刷巨头、财经专家、资本家、政治家，蠕虫们永不停歇。德国的快速发展是存在问题的——“蠕虫里还有蠕虫”。

一百家最大企业（原始资金为1000万德国马克）的名单证实了德国奇迹般的经济复苏。1959年，这份名单首次刊登在了《法兰克福汇报》上。把这份提名与1936年的情况相比，当年站在顶点的两大康采恩——法本[6]化学工业和联合炼钢厂在战后已经解体。法本化学工业的大型后续公司却还存在，有固定的原始资金并是领先企业，它们在战后清单上排名第一、第二和第五。走在最前沿的盖尔森基兴采矿公司是炼钢联合会的后续公司（排名第四），奥古斯特-蒂森-冶金厂排名第十四。在拜恩涂料厂和巴登苯胺厂之后，排名第三的企业是曼内斯曼公司，其之前排名第七。赫斯特涂料厂排名第五。还有一些广为人知的品牌也在名单上：克虏伯、西门子、戴姆勒。直到战争结束，艾福瑞德·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的父亲古斯塔夫是德国最大的军火商（因为疾病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1948年，艾福瑞德·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代替其父亲参加纽伦堡审判，被判入狱12年，但于1951年被释放。从1953年起，他再次成为该企业的领导人。约瑟夫·卡迪纳尔·弗林斯自1942年以来任职大主教，1945～1965年任福尔达大主教联合组织的主席，在克虏伯的审判期间，他就公司的社会福利费用解释道：有权获艾森荣誉公民称号的一定是公司的领导人。

同样，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弗里德里希·弗里克[7]于1950年与法本化工的弗里茨特·梅尔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成员卡尔·拉舍一起提前离开了兰茨贝格监狱。自1943年以来，人们就已陆续组建“帝国工业集团的小组”和“对外经济问题工作组”，为对纳粹结束后的资本主义工业政策得以延续做好了准备（用知识准备，且常常有党卫队和冲锋队高级领导人在内）。

对新兴富人而言，货币改革尤其意味着经济快速提升的开始。除了精明能干和积极主动，储藏的商品和原材料以及见风使舵的投机活动，包括用新货币来解决物价波动问题，也是他们致富的原因。汽车工厂主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博格瓦德、袜子工厂主汉斯·蒂尔菲尔德、收音机工厂主马克斯·古隆蒂希以及饭店老板弗里德里希·雅恩都是这个经济繁荣时期最成功的代表。

博格瓦德于1928年创建了歌利亚工厂（三轮车）并在不久之后掌控了汉莎-劳埃德大部分的股权。1948年，这位58岁的企业家研发出第一辆德国战后汽车“汉莎1500”，这辆有着现代浮筒造型（Pontonform）的汽车与现代（美式）汽车车型相称。此后，他又相继推出一系列成功的车型。但是，这家企业于1960年宣告破产。

1946年，汉斯·蒂尔菲尔德仅带着一只箱子从苏占区越过“绿色边境”来到了西占区。1951年，他号召整个西德的女性参与竞争美腿女王王冠，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姑娘参与测量了自己大腿、小腿、脚踝和脚掌的长度和宽度，一位来自霍尔斯特的姑娘赢得了冠军。这次测量活动是到那时为止范围最大的市场调研分析。借助穿孔机，蒂尔菲尔德处理了调研结果并完成了“1/3的女性身材”的市场图谱，他是第一个穿上德国生产的尼龙和纤维贝纶袜子的人。在1950年代，贝纶袜要价将近200马克，人们也得担心袜子抽丝、变色或失去弹性（之后的“连裤袜传说”之所以成为传说就是因为女性没必要再系着长袜松紧带或者吊袜带了）。

“一个对抽丝生气的女人愤怒的不仅是损失的钱，她还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被抓了个现形。此外，幻想中发生的桃色事件也会被这条倒霉的裂缝一个耳光打醒。”

马克斯·古隆蒂希于1947年开始创业，他用诡计克服了强制经济：收音机的生产和销售在当时是被禁止的，所以他销售每个小孩都能组装成收音机的积木。直到货币改革，他已经卖出了10万个这样的“小型”匣子并挣得了2000多万德国马克。1950年代，他的产品因价格优势获得成功：1955年，他把第一台磁带录音机的价格定在500德国马克以下，紧接着1956年又把第一台电视机的价格定在1000德国马克以下。

施瓦本酒馆里的奥地利服务员弗里德里希·雅恩的事业起步于1955年：他用8000德国马克的原始资金在慕尼黑开了“林茨酒馆”，餐馆主打维也纳风情，贩卖便宜的“南德-奥式烤鸡”。七年之后，他已经拥有上百家餐馆，它们大多分布在西德和奥地利。

《上帝得到权力：回首和环顾德国的富裕生活》是库尔特·普里茨科莱特一本著作的名字。自1955年起直到他去世（1965年）前，他的书都会定期出版。作为经济评论家，他发现了一个市场漏洞：读者群众的兴趣矛盾，既想揭发上层社会，又想从中获悉能导致“黄金巨浪”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并且为了个人发展，人们也许还会偷偷留意上层社会的行为指示。他用这部作品提供了一本描述男人、有权者、垄断集团特征的简明手册。

1950年代，在老牌及新富企业里都产生了一股新的带有明显影响力的领先力量：他们是“领头的”雇员，他们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数十年以来“工业巨头”的地位。由于企业科学领导的新方法，“财产合法所有人”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他们雇佣有经验的负责人和组织者，而这些人则不断发展成自己的固有等级。

詹姆斯·伯纳姆的《经理的革命》于1941年在美国出版。他在该书的德语译本里也阐释了越来越美国化的西德经济的真实情况。对于经理人而言，主观能动性不是重点，计划才是，包括生产过程在内的各种任务都必须具有组织性和协调性。经理人也就是所谓的生产领导、商务领导、技术领导、管理负责人，在国家机关里，他们被称为管理人、全权代表、办公室主任。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个人剥削而言，人们把这样的经理人经济看作一种合作剥削的制度。

“经理病”是1950年代经常发生的事，常见于40～60岁压力极大的“负有责任的人物”身上。这些人基本是在整个生命中用强制努力和欲望，通过辛勤劳动获得成功的人……他们经常声称，当他们没有一个特定目标地工作着并且获得一个几乎不停歇的形象时，他们会觉得不快乐。

伟大的消费联合会

在这个伟大的国家，在这一片闪耀着繁荣之光的地区，人们在路德维希·艾哈德赞同的呼喊中骄傲地挺着胸脯宣告：“我们回来了！”人们环顾这个牛奶和蜂蜜流入的国家。幸福的权利（追逐幸福，这在美国宪法中被明确确定）在不断席卷着日常生活的美国化浪潮中成了集体以及个人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繁荣的社会学”断言，新的重要人物（“中心人物”）是“小人物”。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自由，旅行使他成为世界公民，他相信自己可以长期稳定地就业，他比以前更富裕但花得也更少。真实情况是没有这么亢奋的——社会在不断前进：1950年，一个工业工人还需要为了1千克的咖啡豆工作22个小时37分钟，为了1千克的肋肉排工作4小时35分钟，为了1千克的糖工作1小时。到了1959年，他用6.15小时换来1千克咖啡，用2小时25分钟换来1千克肋肉排，用26分钟换来1千克糖。1950年，一双质量好的鞋子的价格相当于两个工作日的工资，而一台收音机是15个工作日的工资，一辆轻便式摩托车是56.5个工作日的工资，一辆大众汽车是493个工作日的工资。到了1959年，人们需要花费10个小时42分钟的工资来买一双鞋，13.5个工作日的工资来买一台收音机，21个工作日的工资来买一辆轻便式摩托车，174个工作日的工资来买一辆大众汽车。

卡米拉·昆策尔，“柏林小姐”，1959年

“小人物”是思想开放的、狡黠的、自信的（当然也更容易被控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喜欢被服务。作为顾客，在平等的中产阶层之间，他感到自我强大。百货商店是重要的词语，用低廉的价格就可以享用封建的享乐。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把法兰克福“N氏邮购公司”的清单称作“没有作者的最畅销书”。

1912年出生的商人约瑟夫·内克曼（1938年在一家犹太人的邮购公司工作，战时是“衣服和类似物品的代理国家专员”，1945年被捕）以他的邮购公司成为经济成功的标志。“内克曼成功了！”据说，他在战后重建时期每晚只睡四小时，清晨，在完成骑马训练之后——作为马术师，他在运动上也取得了成就——他第一个到公司，大部分时候也是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人。他形容自己同路德维希·艾哈德是“神交”。他把奢侈品做成了消费品，“这是为了消除阶级差异”。他还拥有一家内克曼旅行社，该旅行社在西德大宗旅行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来自美国的精明广告经理——销售心理学家欧内斯特·迪希特的德国巡演让人明白了轻松、游戏般的优越。“一场新型、不流血的颠覆活动的使者，一支打着文明的旗号挺进生活空间的军队”——万斯·帕卡德的畅销书《秘密诱惑：抓住每个人的潜意识》（1958年）揭露了这种操控的方式——而他们的调侃态度有助于消除地方主义的印象。如果人们仍然生活在沉闷的境遇中——至少广告会显露出人们原本想追求的生活：向广阔的世界起程。广告宣传能（在表面上）满足人们因对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向往。商品美学的平庸把欲望导向消费。面对世界的不安定，人们重回商店。

广告

我们该去那里/无须担心

暮色暗下来，温度降下来/也无须担心

但是/还有音乐

我们应该做什么

开心点，还有音乐/还有思考

开心点/面对结局/还有音乐

我们去往哪里最好

我们的问题和所有年份的惊恐

能进入梦想洗涤房，无须担心

会发生什么

最好当死一般的寂静/来临

（英格博格·巴赫曼）

广告美学对“美丽”有一种狂热崇拜，这尤其体现在各种“选美女王”的“机构”中。一方面，这体现了商品美学在向时尚前进（所以销售策略越来越回到美女竞争）；另一方面，这种崇拜也“鲜活地”展示出了德国女子的奇迹，与此同时还有新德国感性的一面。

1955年，汉斯·埃贡霍尔·图森认为，如今的公共美女竞选第一眼看起来像是以美女海伦为偶像、永远护卫人类性别差异的某个粗俗而模糊的变种。“实际上，选美正是以一种十分荒诞的形式倒转了它的原本思想。正如妇女把自己的热情隐藏在羞涩之后、把自己的社会影响力隐藏在私人的生活帷幕后一样，高贵社会的本质应该是不加冕的女王。”

保守派文化批判认为，美国展示了现代文明社会除了宽松的外表还带来了些啥。《金赛报告》[8]毫无保留地公开了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舆论哗然。和这种“性别歧视”针锋相对的是贞洁和处女道德。保守派文化批判称，男性的骑士精神是为了保护妇女。“贞洁道德、处女身份、女子对男子第一次委身的秘密和重要性难道不应该建立在对出色妇女的了解基础之上吗？”他们说，这类“修身”杂文批判的不仅是“非道德”，它其实也顺势针对妇女解放——“女子-妇女奇迹”用某些外在形式，标志这一“柔弱性别”不再愿意扮演“炉灶旁的平庸女人”或“娇养的金丝雀”这类角色，也不再只满足于孩子、厨房和教堂了。弗朗茨-约瑟夫·乌尔梅林的“最高保卫机构”——家庭问题部——则将母亲设立为工作。早在就职家庭问题部部长之前，他就在政治上积极努力，把婚姻中的两性对立视为“严酷的竞赛角逐”：一股“反对不安、物质利益的束缚和丧失个性”、反对“必须把人纳入就业”的平衡力量。

1950年，希尔德加德·克内弗主演的维利·福斯特的电影《罪女》因其中一段简短的裸戏引起一场激烈的抗议运动——尽管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是完整的且完全符合被拉平的中产阶层“肯定”的文化理解：一位因战争而堕落的夜总会女郎在与一位艺术家的相爱中再次找到了“自己”以及“女性的义务”。教士们在布道坛劝说反对《罪女》，发怒的道德信徒用障碍物堵住电影院。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州议会议长煽动地表示：“我在等待游行。”传单重提“我们妇女和女子的婚姻”以及讽刺希尔德加德·克内弗的“我们人民健康的正派感受”。即使过去了20年，在自传《被赠予的马》里，希尔德加德·克内弗依然对战后德国人民的反应感到惊讶。“我不理解，”这位“罪人”写道，“我错过了建立道德观的年代……我没有意识到，随着货币改革，定期食粮和供暖卧室到来，过分的‘贞洁’观也大行其道，并对早前发生的那些他们不理解的事情一律采取忽略、放弃和排斥的态度。”

性革命

1960年代中期，遮羞布落下。如今，曾经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过分怕羞之心转向了反面：好色成为时尚——一些电影已经“准备好了”，比如《轮舞》（导演马克斯·奥菲尔斯，1950年）和《她只跳了一个夏天》（导演阿尔内·马特森，1951年），即使有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家阿道夫·居斯特亨提倡的“纯洁银幕行动”，这些电影依然获得了成功。

现代的复制及传播技术使真切、自由的上门性服务成为可能。尤其通过表现性激素，大众传媒满足了它们在富裕社会指定的用途。画刊以精细到毫米的细节展示裸露情节，其详细和露骨到了乳头和阴睾变硬的程度。为了提防对青少年不利的文章，画刊出版处起初还设有联邦检查点，用以监督。在1965年的52期杂志中，《快点》（Quick）杂志有27期，《歌舞》（Revue）杂志有28期的标题有关“先进的脱光时期的女性表皮”。引起狂热兴趣的主题有生殖、分娩、流产、卖淫、婚礼、通奸、性无能、妒忌、离婚。脱光成了流行时尚，对妇女露胸的讨论超过了政治生活问题。

在科学层面上，赫尔穆德·谢尔斯基创办的探究性别、道德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性别社会学》（1950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性科学家汉斯·吉塞、精神病科医生汉斯·比格-普林茨、人类学家卡尔·萨勒皆以关于性问题的重要著作而闻名。路德维希·马尔库塞在其著作《伤风败俗》（1962年）中写到了“愤怒起源”。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乏许多杂志、报纸上的文章，都登载了对性法律进行调整的建议。黑森州的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是联邦德国最有责任心的法学家中的一员，他要求废除对成人间“简单的同性恋”的处罚。他认为，对通奸的处罚是不必要的。他提倡避孕——因为避孕比流产好，特别是对年轻女孩而言。要教育年轻人采取避孕措施，将建立避孕用具贩卖点——比如自动贩卖机——视为犯罪是不必要的，禁止猥亵这一条就够了。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妇女或者男人自愿绝育既不能被视为无耻，也不能被看作损害身体的行为。这些都是可被接受的隐私。人类可自行决定他是否要小孩以及他本人希望予以他的性爱和性欲什么样的意义。

电影银幕上广受欢迎的偶像是碧姬·芭铎（Brigtte Bardot，BB），非常年轻，出身不明，大部分时候半裸着，是“一头没有神秘香水的甜美小野兽，至少也是普通人心中虚拟的小女子。半张着湿润撅起的嘴唇，躺在沙滩、海草和没有整理的床上，没有思想、没有罪恶感、没有压抑。她是那一代人的缩影：在欣赏她的同时也在欣赏《德州怪兽》系列电影中躁动的詹姆斯·迪恩”。（彼得·狄美）

对于品鉴色情的中产者而言，根据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撰写的同名小说（1959年的德国译本）改编的电影《洛丽塔》中的形象才是偶像。“在全世界，裸露双腿的公立学校女学生多年来就已是轻轻松松就能让成熟女性‘出局’的准型。从课桌到床上——这是私密且无法实现的情色理念，如今广告利用它来谋取利益并且因此开始建立女性广告准型。”（弗里德里希·希堡）

奥斯瓦尔特·科勒相当成功地刺激（两层意思的“刺激”）了消费者。他认为是他唤起了性爱浪潮，话也可以这么说。他在《快点》和《新评论》中的成功系列连载用一些具体案例向人们介绍并普及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性科学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系列连载，这些人“可能永远不会想到为了解决他们家庭以及性生活方面的困难而从书本里寻找建议”。（顺便提一下，出于这个原因，“尽管有某些内容”，就连市图书馆也还是引进并购买了科勒的有插图附注系列的丛书。）在四个月内，有500万市民观看了根据科勒系列《爱情的奇迹》改编拍成的电影。

天主教武断地坚持教条主义态度——1968年，梵蒂冈（保罗五世教皇）再次反对计划生育（避孕药物已经自1958年，在西德自1961年起被逐步推广）——而新教教义则展示了自由主义的趋势。神学家赫尔穆德·蒂利克曾撰写过一本名为《性》的书，他在《明镜》杂志的访谈中解释道，人们对性爱的理解有着彻底的转变，这样的变化尤其存在于年轻人的婚前关系中。

一项先由社会学家、之后由黑森州的文化部部长路德维希·冯·弗里德堡领导的民意调查显示，1962年，16岁以上的人中只有1/50的人有一个固定的女/男朋友（1985年这一数据是1/5）。而在当时，甚至没人敢提“是否打算在婚前同居”这样的问题（而在1985年，已有82%的人表示他们愿意先同居再结婚）。

奥斯瓦尔特·科勒最著名的性启蒙读物《你的丈夫，不明生物》和《你的妻子，不明生物》，1967年出版，后被拍成电影

在《高中里的性矛盾：一项调查问卷的结果》这一文章中，自由汉萨城市汉堡的教育局局长奥托·布吕格曼确定，中学里的性矛盾几乎总是与市民社会阶层所压制的性道德的矛盾。为了修订性道德，或者说为了促进性教育，1969年，联邦政府为了健康的宣传教育给学生们发放了性教育图集。之前在德国联邦大会中有过一次关于学生情况的讨论，联邦政府在讨论中谈到，家长不满意对孩子和青少年的性教育。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赫列娜·拉姆斯认为，这本书源于“启蒙神经官能症”。在《拜仁国家报》中，人们评价这些性启蒙的文章的语言是“未开化的”：“这是冷冻的色情书的语言。”

1965年，乌尔里希·莎莫尼的电影《它》首次上演（它被认为是“德国新生电影”的开端）。地产经纪人助理曼弗雷德（布鲁诺·迪特里希饰演）和科技制图者希尔克（萨比娜·丝尼恩饰演）同居。“他们的共同点看起来没有问题。之后希尔克怀上了小孩。因为她认为曼弗雷德会把小孩当作枷锁，并且她自己也不想‘出于责任感’而结婚，她打算打掉这个小孩。她向曼弗雷德隐瞒了怀孕的情况并试图寻找各种各样的医生，但医生们都多多少少用令人讨厌的陈词滥调拒绝介入这件事。当曼弗雷德最后终于通过希尔克的一个朋友获知真相时，她刚好找到了一个‘愿意帮忙的人’。两个人在卧室里相向而坐——无言。”

商品美学迷人的光辉覆盖在经济奇迹之上——外观如同选秀出来的美丽小姐、电视播音员和封面女孩一样——影响了化妆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德国女人”给自己化上妆并吸着烟）。特别是现在，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年轻的女子和男子，或是自我感觉是“女士”和“先生”的妇女和男人充满对漂亮服饰的向往。人们既喜欢运动风也喜欢优雅风，既喜欢时尚风也喜欢豪华风，既喜欢美国人也喜欢法国人，既喜欢贝纶制品也喜欢高级时装设计。纽约、巴黎和罗马的一切都在起主导作用。年轻女孩的梦想围绕着衬裙，用贝纶能为“年轻的、如同羚羊般正在成长的女孩”制作出“敏感的”时装，而因吃香喝辣而变得丰满的家庭主妇也能享受贝纶的好处。

“年轻女士不再需要缝补这么多……熨这么多，清洗变得越发轻松……服饰的繁荣不断发展。人们能穿得更好，彼此也更满意。”

克里斯蒂安·迪奥自1943年就是巴黎的时装设计师，于1947年起草了“新视野”，在战时单调服饰的交替期间，他为新兴女性设计了细腰、高跟鞋、浪漫的荷叶边和明亮的肤色——柔嫩的、需要依靠的、高雅的、脆弱的。淳朴的优雅代替了军队的笨拙（妇女经常要服兵役）。随“新视野”的成功而来的是战争结束的宣布。不久他又创立了新的“新视野”：1951年的椭圆线条（重点突出胸部、腰部和臀部），1952年的箭头形线条（裙子的钟形款），1952年的郁金香线条（拉伸腰部，紧身裙），1954年的H形线条（胸部处低矮，铅笔款紧身裙），1955年的A形线条（上装开线至臀部，打褶的裙子），1956年的圆弧形线条（落肩，宽松裁剪的衣服）。1966年，迷你裙成为时装，从英国流行开来。

由卡尔海茨·格劳登茨和签署波恩协议的女官员埃莉卡·帕普利茨写的书《礼节》告诉人们，什么是“适当的”：在第三帝国、战争时期和废墟时期的破败之后，文雅的市民社交举止迎来了复辟。弗里德里希·希堡认为，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掌握必要的“举止行为”，但建立不了社会，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把更高的生活方式普及给大家。如今大部分的社会名流都是靠宣传出名的，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就不会从社会作风上看到出现在正常消费的生活道路上的错误痕迹。

她穿着内衣站在三格的梳妆镜前，腋窝下露出了少许腋毛，穿起衬裙，梳着马尾辫。梳妆台的玻璃平板上放着梳子、润肤膏和粉盒、香水，她穿起尼龙长袜。“我看起来怎么样？”接着她突然以单脚为轴快速地转着圈，衬裙的网纱迎着风鼓胀起来。她穿上了一件黑色的钟形裙，扣起了衬衣上胸前的扣子。“我漂亮吗？”接着，她在颧骨上轻拍了些胭脂，用指尖打圈的方式涂抹着皮肤，打开她满是睫毛膏的小箱子，用舌尖沾湿了眉笔，打上香粉。准备好出门了。“我们出发吧！”父亲坐在起居室里椭圆形的办公桌旁说道。安格莉卡·梅希特尔在《我们贫穷，我们富裕》的小说里描写了这一幕。

赌运和哀伤

“你们知道的年代”（以及人们后来感伤地回忆着，认为犹如青少年启程的年代）是一个时间阶段。在这个时间阶段里，在文学以及艺术上，深刻意义和毫无意义之间、阴暗魅力和嘲讽搞怪之间的波动是很常见的。几何学式的效率被毫无计划的颜色和线条混乱所替代。在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愈发僵化的状态中，洛可可式风格兴盛起来。这种风格游戏人生的态度让大汗淋漓的小市民的梦想轻松起来。新的赌运有着吸引人的沉郁、奔放自由的情欲、阿拉伯式的漫不经心和狡猾的暧昧——它们影响了一些作品，比如《蓝色侍从官》（由沃尔夫·冯·尼贝尔许茨撰写），《众神的玩物》（由鲁道夫·哈格尔斯坦格撰写），维尔纳·吉尔的绘画，贝勒·巴赫曼的轻松绘画（同样对菲利普·罗森塔尔的瓷器创作有影响）。

对“什么是精巧生活”这个问题，无论是出于学术还是后来时尚的好奇心，“存在主义的巴黎”都是出色的“发射场和遛马场”。与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自由恋爱的让-保罗·萨特住在那里。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波伏娃的书《第二性》（1949年）“对身处巨大绝望、完全孤立的妇女而言，犹如那信号灯在黑夜中闪烁着光芒”。（爱丽丝·施瓦泽）

萨特相信，自由先于并造就了人类的本性。（“我就是我的自由！”）在社会意识中，萨特的这种信念被视为一种可以挣脱“体制约束”的生活态度。在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的狭隘（包括橡皮树-异国情调和卡普里岛旅游）里，反抗颇吸引人。阿尔贝·加缪谈到“反抗中的人们”，反抗促使了团结：“我反抗，故我们在。”1960年他去世之际，《最美丽》（Das Schönste）杂志写道：“一名希望者离去了。”

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存在主义（广义上理解的存在主义）成为西德美感崇拜的风尚、态度和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迷惘一代的形象逐渐消失，取代他们位置的是对迷惘一代的逢场作戏。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描述的空虚的人们——这本书作为rororo平装第一系列中的一本于1950年出版，获得惊人的成功——是衣服没领子且胡子拉碴的社会，是由绝望的、居无定所的个人主义者、戏剧丑角和蛮汉组成的一群人。生活的空虚理应在过度的吃喝较量和漫长的爱情之夜中消除。在威士忌和斗牛之间，甜美野蛮生活的弧线将越发紧张。

奥登·艾博斯的《恐惧年代》（德语版，1958年）的主要情节——保守的抒情诗人、散文家和批评家汉斯·埃贡霍尔·图森（图森著有《没房子的人》，1951年）认为这是一个现代的不如意的例子——在纽约酒吧里上演。“当历史的道路被中断时，当军队用大话、套话组织着他们再不能恢复的荒凉时，当必要与恐惧、自由与无聊互相联系在一起时，酒吧交易就到了鼎盛时期。”酒吧作为战争的遗物被保留了下来，“遗物成为祸患，恰好处于花花世界和垃圾处理场的中间。对许多同伴来说，在民主的荒漠中，酒吧是夜晚的绿洲”。酒吧尤其是新兴的“存在主义一代”的中心聚集地——他们被勤劳的、忠实的市民用“怪异的眼神”多疑而钦佩地打量着。

弗朗索瓦丝·萨冈和波纳德·巴菲特用真人表现了什么是1950年代的阴沉美学、雌雄同体的忧郁和卖弄风骚的“青年风格”。《你好，忧愁》：反对挥汗如雨的田园生活本质上局限在美学的反抗中。弗朗索瓦丝·奎雷兹称自己是弗朗索瓦丝·莎岗，19岁那年（1954年）出版了小说，她引用了保罗·艾吕雅的一首诗作为书的开篇：“再见悲伤/你好悲伤/在天花板上列出……离开我吧，悲伤/再转过来吧，悲伤/你存在于我梦中的心上……”

17岁的塞西莉讲述着她的恋爱生活、她的父亲和如同丝线般柔弱疲惫地笼罩在她身上的悲伤。在这个索然无味的奢侈世界里，她代表了时代对美丽的新看法：对有教养、整洁、死板管控的生活方式感到惧怕的青少年。

“你看起来像一只野猫。要是我有一个漂亮、有着金黄色头发、有温顺的瓷器般眼睛的丰满女儿就好了。”

做爱——免于惩处，不必担心——尤其吸引了介于少女和年轻女士之间的女子。她的教育被“确定”在礼貌和好教养上，而她的性爱却被压制。一本狂热崇拜的书被拍成了一部狂热崇拜的电影（导演奥托·普雷明格，1958年），不计其数的女子模仿电影中的女主角扮演者珍·茜宝，把自己的头发剪得像火柴棒那样短。紧接着，弗朗索瓦丝·莎岗的其他书也获得了快速的成功：《微笑》（1956年）、《一月之后》《一年之后》（1957年）、《你喜欢勃拉姆斯吗？》（1959年）。“……那是令人窒息的悲伤。在玩世不恭的背后是温柔、甜美和绝望。”（芭芭拉·邦迪）

博纳德·比费作品里的绝望更让人难以忍受。这位1928年生于巴黎的艺术家于1947年卖出了他的第一幅绘画，1948年“影评人奖”的授予使他为人所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位画家创作了大约1500幅作品。他为弗朗索瓦丝·莎岗的芭蕾舞剧《失落的侧影》起草舞台形象，与弗朗索瓦丝·莎岗和作为记者发现以及作为电影导演帮助碧姬·芭铎（他的第一次婚姻是与她一起）突破自己的罗杰·瓦迪姆一样，比费是法国“早熟”的一代人。他的商标是畅销的高度风格化的阴暗色彩。他平静的生活是“死一般的寂静”，“贴近自然”。就像萨特的《恶心》或加缪的《异乡人》描写的那样，这些作品展现的是局促不安的、其实只是逗弄的恐惧。“在严谨的几何布局中，人物显得僵化、空洞、龇牙咧嘴。离开空旷房间的平面人物成了无生命的物质，带着他的三角面具，他编造的歌曲。”（维尔纳·博肯坎普）

英格丽德·施密特-哈茨巴赫如是报告哈瑙的“青春少女时代”：“人们在哈瑙煮出了第一壶浓咖啡。这自然是非常时髦的……我们经常以一种姿势站立着——右腿稍微往前放，臀部轻微的挪动。偷偷留意电影院里和杂志上的一切，尤其是跟碧姬·芭铎有关的一切。我非常赞赏为了表演而露出的性感……我们多次看到那些闹事青年，那是一场真正的狂热崇拜的电影。于我而言，同样重要的是藤条上的马里恩·米切尔。这个女孩来自丛林，长长的金黄色的散开的头发。那时我们也会偷偷坐在一起看小册子——如今称作连环画册——比如阿吉姆、西格尔德和泰山，并且会想象我们就是珍[9]……躺在泰山有力的臂弯里，在藤条上一起荡漾，这当然只是个梦想而已……总而言之，一些电影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恩出演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这一下子完全是另一个男人的角色。哭泣和表现出的感情。许多年轻人在服饰、发型和行为手势上都模仿他。此外当然还有埃尔维斯式的鬓发。梳子碰到的地方，裤子口袋的后面，没有他，人们当时都不会出门，女孩们也是……‘一起睡觉’是禁忌。‘抚摸’在当时是个神奇的词，而且对此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可以一直摸到腹部，到那里就应该停止了，接下来‘禁区’开始了，我们是这么叫的……我有时也穿着衬裙去摇滚酒吧，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都穿着紧身的裤子，因为去摇滚需要翻筋斗，左边和右边，再扭动腰部，裤子会更实用些。摇滚如同一个阀门，通过它我们身上能感受到的所有能量都可以被释放。这是生活的乐趣和反抗。‘黑人音乐’在当时只针对成年人。对于我们，我们享受着音乐就像是享受着毒品。不间断地跳两个小时的舞，我至今还能准确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有关于亲吻的最高纪录……那时候克劳斯·金斯基带着他的小提琴演奏民谣，在市政大厅客串演出……我的‘哲学家’彼得，根本就不会跳舞，这让我觉得棒极了。他穿着黑色高领毛衣，戴着有趣的眼镜坐在那，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给我写过诗还题词给我。我们曾经长时间地彼此依偎着躺在床上，界限不明显，但我们没有走下去……我现在穿的还是黑色的衣服，衬裙已经被淘汰了……在存在主义者的节日里，我们歌唱，弹吉他，探讨哲学然后听朱丽叶·格雷考。我的朋友贝妮塔和我看加缪及萨特的书。我们相向而坐，在蜡烛下朗读一小段然后探究其意义。1959年夏天，我与贝妮塔一起搭便车去了趟巴黎。我的父母至今都认为这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在当时搭便车的几乎都是男孩子……墙上悬挂着艺术品，有莫迪利亚尼、梵高、图卢兹-洛特雷克、马奈、莫奈……在巴黎我们看到了秃顶的女歌手，在爵士音乐的地下室里我们感觉回到了家乡——完全处在生活的中心。但是，我们却不敢去拜访萨特。”

怪异的口味

假如“丑”适应了时尚的式样，“丑”——自助餐可以证明这一点——能卖得特别好。只是这样的句子却还存在：丑卖不好！（《丑卖不好》是美国式样设计者雷蒙德·洛威的一本著作，1953年出版，成了常被人引用的名言。）式样设计是座右铭。这是时代的要求，不仅要买卖，还要给继续推动发展的经济和谐配上美学的光芒，这样经济才更加名正言顺。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也是群众的社会，“向上”也在拉平，商品美学不仅仅事关如何操控、如何诱惑，也事关如何教育人群。具体的大环境很明确：每个人，只要他够有上进心，都可以买得起“好口味”。西德抓住了这次机会，一切向“漂亮”看齐。在这一点上，用塑料生产生活必需品这一变革也使人们更加买得起。塑料的“容易成型”与“缺乏质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更加促进人们“用过就扔”的心态。聚酯纤维、绉布、尼龙、贝纶、PVC、丽塑板、特莱维拉……都是咒语。1950年代的美丽世界极大程度上就是“塑料世界”。

现代的式样设计——这也受到包豪斯建筑的影响——尽管主要看重功能方面的美丽，但它们同时也重视产品要能带给人们某种流畅的“暖流”，使人们在情绪上感到愉悦。杰尔特·瑟勒说，1950年代的设计承担了战争前后设计密码连接点的作用。许多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模仿尽管表现出与战前不同的商品美学，但终究还得回溯到“更早”（偶像“整齐”）之上。用社会进化论阐释的德国的“流线型”在不断起着影响（比如大众和梅赛德斯的车身）。与其相反的则是“纠结的”、玩弄罗曼蒂克的、“违背常规的”、“怪异的”口味。古怪、执拗、不匀称的形态占据着主导地位，再加上刺眼奔放、五彩缤纷的颜色使用。尽管由于纳粹主义的灌输，人们对现代艺术依然常常持有偏见，但蒙德里安[10]、克利[11]、康定斯基等的元素还是一再被使用到商品中，并且销量很好、广受喜爱。1952年，纺织厂宝莎公司成立了一个装饰品工厂，在9000件模型中70%是抽象的图案。材料很受大众喜欢：木头弄弯、变圆或压成椭圆并被胶合，玻璃、嵌丝玻璃被切割被磨光，金属模压、冲孔、弄弯、涂色，带有凹形结子的家具装潢料，塑料羊毛条，抽象图案的地毯，有花纹装饰及不匀称图案的窗帘和垫子，各式各样物品的彩色塑料薄膜，倾斜支撑的家具，摇摆样式的椅子，包灯。

1955年的舒适起居，包括飞利浦公司生产的柜式电视

腰子形的桌子是那个时期夸张设计的典型特征——这是同第三帝国时期各种长毛绒的“猎人风格”的决裂。现在人们打算精心布置成现代人类所希望的那样。长远来看，这也与设计师的长期追求有关：他们希望赶上世界水平，或者说成为领先工业国家的标准。室内装潢的热销品有斯堪的纳维亚式的住宅和克诺公司的家具。在《马格纳姆》这本印刷工艺和排版都遵从新风格的杂志中，编者卡尔·帕维克写道：“丹麦人民已经完成了从新德里到纽约、把平面装饰丹麦化的过程。斯堪的纳维亚人成了式样的新模范。瑞士人成了版画艺术的佼佼者。意大利人高居于建筑构造领地，法国人拥有天才般的建筑构思……德国对国际式样形成的贡献至少是一个构造精良的无线电收音机。”

1950年代，米兰靠三年展逐渐发展成为有良好品位的设计圣地。在所有的领域——从蛋杯到铺好的桌子，从壁纸到布置完的起居室，从厨房瓷器到科学仪器——“美学来临了”。《南德意志报》曾报道了1954年的米兰三年展，文章冠以“置身于现代式样的童话森林中”的标题。“式样约束的大师”瑞典人尤其受推崇，他们的设计看上去好像完全没有刻意修饰，式样从外观上看是精美细致的：极薄、相当细长，仿佛一折就断。他们利用“有趣的”彩色和最最柔和的从无色到涂色的过渡。所有显得“精巧的”、轻快的、愉快的、“透明的”、轻盈的东西都被德国的观察者关注着——也许，德国经济奇迹-物质主义时期的气氛笨拙迟钝，这些东西正好平衡了那些感觉。

在拜仁州工厂联合会——它是德国工厂联合会的一员，自1907年成立以来一直关注着和谐的（人文的）环境设计——的一本册子上写的是关于“房子中的用具”。文中说，文化垃圾，哪怕如今在百货商场遍地都是，也不算现代的特征。册子尤其介绍了“外形美观的用具”，除了各种各样的锅碗瓢盆之外，还有一座荣汉斯兄弟公司的挂钟、一个西门子牌的宽大炉灶、一台博世牌冷冻冰箱、一台薇莲-盖瑟牌直通式加热器，一台梅斯公司的电视机（款型是“马略卡岛”），一台普法夫公司的缝纫机。另外还有来自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博朗公司生产的四款用具：SK61超级立体声唱片机，HL1台扇，T52UKW晶体管和D40幻灯机。博朗对1950年代的德国设计有重要的意义。与百货公司的优雅相比，工具公司生产的产品具有明亮、明了、简单的式样特点，这与现代家居元素是一致的。“如果使用有意义性和目的性，如果成型和生产完全满足这个意义性和目的性，那么这件产品不仅在其外形上是成功的，在个人共同的态度，即我们称为‘风格’的方面也是成功的。”文德·菲舍在《样式——并非一致——布朗设计20年》（1976年）的目录里写道。德国设计领域的三大首脑汉斯·古格洛特、奥托·艾舍和赫伯特·希尔舍在博朗风格（唱片机和电器，其中还有电动剃须刀）的发展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9年，奥托·艾舍与瑞士人马克斯·比尔（包豪斯的学生，建筑师和雕塑家）一起在乌尔姆建立了一所设计学院，这所学院被理解成是包豪斯思想的继承者，它以“帮助建立与我们这个科技时代相匹配的生活态度”为目标（自1951年起担任校长的马克斯·比尔的话）。绍尔基金会自1947年起就大力宣传其设计，并竭力争取出资者，诉诸德国的道德诚信。自青年时代起，艾舍就与绍尔兄弟和他们的交际圈有联系并且坚决反对纳粹主义。在为学院举行落成典礼时（1955年），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在700名来宾前——其中不乏包豪斯建筑师——谈论关于“民主社会里艺术家的必要性”，不久之后他又对“新包豪斯”的实用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理论和实践要以工业制造为方向。设计公共设施（修道院）的马克斯·比尔则不予考虑。问题是比尔或者非比尔意味着有质量还是没质量以及“是学院水平还是厂校水平”，马克斯·本塞如此说道。1968年，德国联邦大会停止了每年向该学校提供的20万马克补助，同样，符腾堡州州议会也停止了130万马克补助的供应。“设计学院具体化了西德民主文艺复兴的希望，又同希望一起灭亡。”（克劳德·施奈特语，建筑师和1959～1967年的大学讲师）

私人住宅和家用器械

建设美丽的、让人放松的、文明的社区住房是建筑师们追求的最高目标。这涉及“坚固的幸福”，也就是好的住房（“美丽住宅”的展览直到1950年才首次出现于汉堡）。光照和空气起决定性作用，墙壁越来越多地被玻璃替代，这样能满足人们对阳光的要求和朝南的向往。许多的社会建筑报道推广了这样的画面。报道指明，在应急避难场所和租房生活之后，拥有自己住宅的时机终于到来。

富裕人家孩子的最大幸福是平屋小别墅，在那里建筑师们的艺术能够在“温暖的、治愈的、令人振奋的灯光”中特别准确地得到展现。“地面上的建筑，在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形式的同时还明亮而宽敞……”在“光线良好、通风适宜的”家园里，人们宛若置身于意大利。

房间门是玻璃制的。门把手是红色的。玄关镜的边框是红色的。衣帽挂钩是红色的。挂钩上的帽子是红色的……地板上铺着浅色的地毯。房子里一切都井然有序。白葡萄酒杯里装着白葡萄酒。杯子放在杯垫上。酒瓶立于篮子内。因为屋内有孩子，橡胶做的奶嘴和可乐瓶被放置在装有麦金托什高品质的巧克力和太妃糖的箱子里。孩子奔跑在房子的后面，独自一人，没有光缝，没有毛绒玩具，嘴里也没有含着拇指……如果他们打算建一个游泳池，那么他们还要从“蜂巢”中取出合适的水球。生活将会是这样，如同《家》第12期的卷首画所描绘的一样：在淡黄色的游泳池里漂浮着一只淡黄色的被切割了的水球。

展示风格的时刻来临。联邦总理用很好的例子做了前导，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路德维希·艾哈德把他的住宅和接待楼建造成了平屋小别墅，建筑设计师瑟夫·鲁弗被聘请负责这次设计，作为现代权威的代表，人们相信他有能力平衡“格调上的平庸”。

行列式建筑（Zeilenbau，住宅成行排列，俗称“板楼”）被看作“闪光城市”的模范，即便行列式建筑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被局限在低层建筑上。它被看作一次解放，一次从早期资本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剥削住房的无耻和可憎行为中、从改革者“好心好意”的伪浪漫中，特别是从已经无法忍受的走廊式街道中的一次伟大的、有必要的解放。“我们可以这么形容行列式建筑：它们是准确的、明亮的、健康的和合适的。”埃里希·库恩于1957年在《基督和世界》中如此写道。

当然，这一切需要理想的城市规划。如果打算节约地基，那么人们就必须竖起“横向平房匣子”。美国展现了——在当年，那是“颇有说服力的方式”——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扩张：卫星城是低矮的且拉伸得很宽的，坐落于城市的郊外，用混凝土和玻璃搭建的市中心建筑仿佛多层蛋糕般耸立云霄，这保证了高额的利润。

那时，建筑空间比建筑的坚固更重要。设计师是冒险的艺术家，是一个能独立“整理”广大群众、促使现代生活运转的人。建筑师的职位很令人神往。城市和住宅都是服务于通向文明完美的整个过程中的机器，勒·柯布西耶是领军人物，他借1950～1954年于朗香（阿尔萨斯）建成的朗香教堂表明：现代建筑绝不能忽略人的感受。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说，绘图中的道德主义者和现代运动的先锋不应该被误解成是呆滞机械论原则的追随者，他们并不想大肆赞扬机器，对纯人文价值也并没有展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在格罗皮乌斯的70岁高龄（1953年）之时，人们向他发出了热烈的致敬。机器和对新生活方式向往的人道要求的问题成了讨论的中心。和格罗皮乌斯相似，理查德·诺伊特拉（代表作为《如果我们想生存下去》，1956年）促进了设计规划从传统的顺序计划、从几何学以及对称性和传统的美丽模板中的脱离，并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确定了“生理学的空间”。对此，他理解的空间是与“神经作用”相匹配的——这样可以整合空间的划分、家具的布置、绒毛样式、视觉和听觉上的现象、嗅觉上的刺激，使作为“畸形文明社会中过度紧张的孩子”的人类最大可能地获得神经的放松和愉快的感觉。

同样，在现代起居室设计中，肾形式样（Nierenform）和直角式样（Rechter Winkel）被互相结合，“有机建筑”浪漫化了“几何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将卫生学和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生活空间的完成是1951年达姆施塔特谈话（Darmstadt Gespräch）的重点（“人和空间”）。大约有1000人追随着由奥托·巴特宁主持的讨论并成为重要的建筑师，其中有理查德·黎门斯米得、瑟夫·鲁弗、奥托·恩斯特·施维策、汉斯·施维佩特、汉斯·夏隆（当然不是密斯·凡德罗和格罗皮乌斯）以及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奥特嘉·伊·加塞特、阿尔弗雷德·韦伯）。当忠于自己名声的海德格尔超越了“本质”——他说，房荒不在于房子的缺少，而是因为“会死的人”必须学会居住；汉斯·施维佩特则认为，“空间意愿”是经常存在的，只是人们没有足够的科技手段去实现它。奥特嘉说，人类是一门“技术”，人类属于自然，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人类是不健康的，他必须创建科技世界，通过一台科技仪器来生存。国际现代建筑师代表大会（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rchitecture Morderne，CIAM）成立于1928年，在1954年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举办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西格弗里德·吉地欧解释称“美丽”是“韵律”。人们不能把韵律像贴标签一样贴在建筑上，韵律需要计划和想法。适用于城市中的韵律意味着拒绝过于规律的分配，因此，应该“随性”划分空间、房屋、住宅。

1955年于斯赫弗宁恩举行的国际建筑师联合会（Internationalen Architekten-Union，UIA）的第四次会议——会议受到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提出了标准化、合理化的问题。整个地球几乎缺少10亿套住宅，只有“标准化的城市”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灵魂的城市”里的群众住房可以被任意分解、任意替换、任意搬运，而“闪闪发光的新城理想”应该是它的反面——没有装饰和“热情”，所有的东西在数量上都是统一的、直角的、可以随意运用在建筑上的，标准化的平面图、房屋立面、鸟瞰图。伊莲娜·赞德说，房子一直在变化，为的是服务人类、人类的矛盾和人类的自然性，却缺乏连续性——除非人们在此之前把人类、生活、气候、太阳、雨水、风和土壤也全都标准化。一旦涉及金钱和付款，理性主义者就会变得少有的精神恍惚。但是，人们会为自己辩解。

建筑历史学家维托里奥·马尼亚戈·兰普尼亚尼提出了“现代社会模棱两可的延续性”。

“无论社会住房建筑、预制装配式房屋、高校、综合型学校还是医院，都是一样的：它们绝大部分都在狭隘的狂热中被生产成炫耀建筑技术、毫无空间质量的蠢笨的集装箱……目光短浅的总审计署建筑和DIN-标准化-建筑给不合群的冷漠加上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必要时会充分运用‘自由’赋予建筑各种实用美学的隐喻含义。它们成了德国经济奇迹时代不露面的标志。”

高高耸起的细高建筑物不符合设计原则，它们仅仅可以标志对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无界限的信任（令人信服的建筑学上的个人绩效，包括由赫尔曼·麦克勒、弗里德里希·威廉·克莱梅、埃贡·艾尔曼、瑟夫·鲁弗、汉斯·夏隆、奥托·巴特宁创建的）。作为完美的玻璃制成的幻象，这些犹如破土蘑菇般的建筑把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汉堡和汉诺威的市容搞得同芝加哥和纽约没什么两样（这赋予了国际风格概念一种消极的意味），它们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艾贝哈德·舒兹是少数几个在这个时期对系统化的建筑做出批评的记者之一，他反对商人建筑的大规模部署和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而标准化制作的“蜂巢建筑”。舒兹说（1977年）：“我们住在新兴的城市里，或者说，就像勒·柯布西耶这种丑角带给我们的那样，住在建好的楼板和它们的身份里，这种身份——如同某个货物箱——实在配不上建筑师的称号。”

人们住在卫星城里，在近郊或者市内工作。早晨从卫星城开车至近郊或者市里。晚上所有的汽车再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从市内到近郊或者卫星城，从近郊到另一处近郊，从近郊到卫星城。再晚一些的时间，除了阒无一人的市内，近郊和卫星城里的人们坐在电视机旁，他们中的一些人开车从卫星城或者近郊出发去剧院、电影院、市内酒馆。午夜时分他们再开车返回近郊或者卫星城，早晨再次开车去市内，如果不是礼拜日或者节假日的话。（格哈德·茨维伦茨）

“明天住在市里”是一句格言，东柏林的人们，特别是建筑导演赫尔曼·亨瑟尔曼，以这句格言开始“新社会空间的组建”。亨瑟尔曼1951年的作品《纺织牧场旁的房屋》刻画了斯大林大道建设的开端，这条大道的设计原则介于包豪斯风格和糕点风格之间。

要把新德国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建筑群或城市的想法变为现实，需要考虑到“苏联的经验，德国首都柏林第一条社会主义街道斯大林大道建设的经验，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城市东部钢铁冶金联合企业居住城市建设的经验”。东德政府于1952年10月3日做出的决定（会上通过了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城市建筑重建计划）开启了预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东德大型城市规划的案例之后，根据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建筑法和城市建设准则，开始进行中小城市的规划。”

1951年，弗斯滕堡、斯大林城和艾森许滕施塔特相继建立了第一片住宅区。它们是“简陋的、不显眼的、以开放的行列式排列的建筑。与那些东德传统的新教条没有任何联系。依照瓦尔特·乌布利希的批评，1952年建立的建筑群也严格向柏林的斯大林大道的建筑设计准则看齐”。这座斯大林城有着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坚持贯彻本地区独特建筑传统的建筑师。

“政治缓和时期”有时也会允许在旧市容的基础上建筑，就着对“成长结构”某种程度的体验来摆脱意识形态上的“野兽主义”。然而，1955年以后，全国居住场所由传统到工业施工方法的转变导致了“新兴德国城市”的建筑概念的快速贬值。“早先的房屋和建筑设计是封闭的，考虑到东德的建筑传统，房屋的建筑也会尽可能对称。现在，人们积极致力于开放的和轻松的建筑模型，用大型砌砖建筑方法和板材建筑方式建造。”最终，传统的城市轮廓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风景越发松散、尤以起重机至上的住宅景观，经济和技术的约束主导了这个交替过程。顾及“在其他城市面对相同任务时也适用的普遍准则”，在部长议会里的建筑业顾问委员会“在符合工业建筑的条件下”制定出了新的指标。按照这些指标，最重要的是空间的松散，“建筑群的位置应更加自由，居住和购物之间要有功能分割”。这预示着，至今为止的城市设想将被打破。“即将建设的统一行式建筑忽视了城市历史的精细结构以及区域性的具有特征的设计标志。”（耶恩·迪威尔）

海因茨·略夫勒：建设斯大林大道，1953年

移动的业余生活

汽车使得富裕社会“日常的移动”成为可能。汽车，尤其是向往异地的交通工具，它输送闲暇时光里的人们到达梦想之地。最重要的是，汽车是身份的标志、进步的偶像，帮助并为经济和社会的提升保驾护航。在1950年代的一张宣传广告画中，人们能看到带有可掀开行李室的最新款福特汽车停靠在马路边，身穿白色Nyltest牌衬衫、打着领带的父亲刚好放下最后一件打包行李，旁边他的妻子穿着细方格花纹女装，戴着白色手套，头顶新烫的发型，牵着系着黑色丝绒蝴蝶结的儿子。他们身后是一栋四层楼高的、四方平直的新风格的房子。邻居从窗户探出了头。

“我们办到了。新车停在家门口。所有邻居都倚靠在窗户旁，看着我们在为了一次短暂的周末旅行准备。是的，我们买得起这些，我们打算从生活中获得这些，为此我们两个人都在工作，我的先生在工厂上班，而我则再次回到以前的公司做秘书工作。”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国家实力的提升实现了长时间以来悬而未决的私人拥有大众汽车的梦想。在废墟年代看起来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经济奇迹时代完成了。二战前有802129辆私家轿车，这是对不包括柏林和萨尔兰的西德地区的轿车的估算，1946年降到了192438辆。1953年，私家轿车的数量再次回到百万辆边界，这一数据在接下来的八年内增长了5倍。

沃尔夫斯堡的汽车厂是第一家恢复生产的工厂。战争摧毁了85%的设备，好歹还保留了一台能运转的机器。它起初由美国人占领，之后（1945年5月23日）由英国人接管。直到1945年年末，它装配了1293台汽车，其中有539辆军用吉普车，这与西占区私家轿车的整体生产情况是相吻合的。1948年1月2日，英国人将工厂的管理权交给德国人，前欧宝董事会成员海因里希·诺德霍夫成为负责人。1947年，大众工厂以将近9000辆私人轿车的产量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商。1961年12月4日，自1945年以来第500万辆大众汽车于星期一晚上完成了。戴姆勒-奔驰于1946年，欧宝于1947年，福特于1948年，宝马/慕尼黑于1952年相继恢复生产。西德于1950年重新建立了汽车联盟，多是生产战前的款式。战后，博格瓦德推出了第一台新设计的德国私家轿车“汉莎1500”。这款车与其他款式一样（其中“伊莎贝拉”的销量将近17万辆并获得出口至130个国家的世界性成功），在1950年代左右因其流线型式样、镀铬装饰和白色薄壁轮胎很符合德国购买者的面子需求。

大规模机动化开始于微型和小型汽车——类似有三个或者四个车轮的摩托车，更确切地说是有摩托车部分的汽车。1955～1967年，由汉斯·格拉斯公司在下拜仁州的丁格尔分格生产的Goggomobil是战后德国最成功的微型汽车，一共出厂了24.5万辆。由弗里茨·芬德研发的一个座位三个轮子的汽车（“芬德-弗里茨”）在1953年至1962年由雷根斯堡战时尤因汽车结构出名的梅塞施密特工厂进行改款生产。梅塞施密特的微型汽车大约销售了7万辆。1955年，由宝马生产的“Isetta 300”（是米兰工厂微型汽车的改良复制品）是1950年代一款非常流行的微型汽车。

对南欧的向往引起了一股特别的驾驶潮流。开车的人较少因为想要欣赏或体验这个或那个，在这里或者那里生活。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去过那里。旅行者们带回了作为战利品的相片，起初是黑白照，之后是彩色的，最后带着自拍的视频回家。仿佛迁徙的候鸟（主要是春天和夏天），上百万人同时开车前往地中海海滩（“条顿烧烤”），为了让阳光能照射在肚子上或者心中。“在狭窄的、塞得满满的汽车里，箱子和包堆放在行李架上，哭闹的孩子坐在后座上，父亲开着汽车，母亲坐在副驾驶上，膝间放着街道地图，就这样人们开车前往南方。开车，下车，发现美丽，上车，继续开车。”在尤尔根·冯·曼格斯的小型歌舞剧《泰格迈尔先生》里，主角简短且精确地总结了1950年代以来旅行的真实情况：旅行广告、配插图的报道、电影、流行歌曲无不加深了人们对远方的憧憬。

20世纪50年代博格瓦德“伊莎贝拉”汽车的广告

1952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4的成年人在上一年进行过一次休假旅行，到1955年就已经有一半的成年人自货币改革以来进行过一次或多次休假旅行（1953年和1956年之间每年有不到1/3的人去旅行）。但是，仍然只有20%的德国人有旅游护照。在废墟时代，人们只能梦想着开车前往异国。而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支付得起这个昔日的梦想，人们自信地以客人的身份返回几年前曾经被德国纳粹分子占领过的国家，颇带有某种新的骄傲。来自经济奇迹国的德国人觉得自己“满世界地跑”，将人群抛向世界各地的享受度假幸福的沙滩上的力量是强大的，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在他的《旅游业理论（1958年）》中如是写道，这是一种盲目的、不可言说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在其自身论证的波涛中不断失败。旅游的潮水意味着实际的迁徙运动，通过它，我们的社会状态得以调整。但每次潮水，无论它多么无力，都批判着它所回避的东西。

很多大众媒体将对南部的向往之情市场化，它们试图让人们相信浪漫的、大大的幸福蓝图，但是，相对于这些蓝图而言，现实是很糟糕的。如果人们要想支付得起去远方的度假，就必须勤奋地工作并且强化节约。新的旅游形式为向往和缺钱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叫作野营：帐篷加马达。

随着财富的增加，帐篷被房车代替，带着小市民的骄傲，人们带着自己的四面墙（由塑料和金属板构成）旅行穿越宽广美丽的世界。“在轮子上的定居生活”将幼兽般安静的田园生活与对远方的向往之情的满足连接了起来。在野营地点，人们脱离了工作日的重力，暂时将它束之高阁，人们享受着自由的生活，而不必放弃日常的生活习惯。

还有其他消遣方式。听收音机和之后的看电视排在第一位。东西德莫不如此。

史蒂芬·克拉夫奇克如是描述东德的“广播欢乐”：“第一个收音机已经在那里了。第二个收音机，它具有用于说话、爵士和管弦乐的按键，竖立在起居室的沙发床旁边。妈妈只有在早上为了时间才打开它。她为了赶上广播节目，在厨房和起居室之间来回走动，而且还会生气地说：‘又错过了。’直到爸爸终于在橱柜上安放了一个扬声器。她在起居室里穿衣服时只需要打开收音机，在她将劈的柴放到炉子中时就已经知道了她想知道的一切。她偏爱的多是对话广播节目的电台。长时间的音乐使她心烦。当我在晚饭之后想听我的音乐时，就把扬声器插头拔出收音机，断开连接。妈妈喜欢故乡的歌曲或优美的华尔兹舞曲。”

人们定期去电影院，1956年以8.18亿位顾客成为电影产业的光辉之年。人们在周末喜欢出门，聚餐的餐桌成为社交的一个重要场所。年轻人多去跳舞厅、咖啡厅。散步却越来越多地（埃里希·东布罗夫斯基在1957年8月的《法兰克福汇报》中如是抱怨）成为史前的活动。令人遗憾的还有：在运动和类似的兴趣中——根据1950年代末的一次问卷调查，运动只是22.5%的人最常进行的业余活动——与主动消费相比，重心被更多地放在被动消费上。尽管联邦青少年保护计划倾尽全力，还是没能实现团结多于1/3的青少年参加任何一个青少年社团。而这些青少年社团中又只有一半，也就是说大约150万个是体操协会和运动协会。如今，共有大约400万个属于德国青少年和成年人的运动协会，而在这些运动协会中只有一半在真正定期运动，其他的只不过在自欺欺人。很多人都在努力用“教育的爱”来维护运动理想相对“技术圆满论”的“纯净性”。民主需要奥林匹克竞赛——“在这种情势下，两个通常很难统一的要求倒具有了唯一的联系：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方面，但同时认识到在战友中平等的你。”（弗兰克·提丝）

运动的理想和实际的差异在足球中有所表现。有60万～70万名足球运动员，与此同时，每周日平均有500万观众观看足球比赛。每周大约有1200万人会花1个德国马克买彩票，每年会赌输掉近0.5亿。

货币改革几周后，在1948年8月8日，科隆-明格多夫在二战投降后第一次迎来了冠军赛决赛（在西德）。有7万人在体育场观看，东西德有数百万人在收音机扬声器旁收听纽伦堡和凯泽斯劳滕之间的比赛。纽伦堡俱乐部以2∶1获胜，这是它第七次获得冠军称号。从1951年起，在教练赛普·赫尔贝格执教的德国国家队中效力、来自凯泽斯劳滕的弗里茨·瓦尔特作为新生代天才而出名。1954年，他33岁，在这一年里，他作为国家足球队（其他成员有赫尔穆德·兰、吉普·珀斯帕尔、霍斯特·埃克尔、维尔纳·莱布里奇、奥特马尔·瓦尔特、汉斯·夏菲、马克斯·莫洛克、卡尔·迈、托尼·图雷克、维尔纳·科尔迈耶）的队长从柏林凯旋，他们战胜了被高度推崇的匈牙利，成为世界足球冠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没有料到这会成为现实。1954年的足球，世界杯冠军是德国！”（弗里茨·瓦尔特）对很多人来说这证明了“我们又是人物”，这标志着经济奇迹体现到有形的层面上。

德意志的自信也通过在其他体育项目中取得的成功得以加强。自1950年以来，赛普·韦勒是著名的跳台滑雪运动员。1951年，威廉·赫茨在NSU摩托车上平了摩托车的世界纪录。在1952年于赫尔辛基举办的夏季奥运会上——这是德国运动员再次被允许参加的第一个夏季奥运会——赫伯特·沙德在5000米长跑中在埃米尔·扎托佩克和克里斯·查塔威之后位列第三名。在奥斯陆的冬季奥运会中，德国的“滑雪姑娘”蜜儿·布希纳和奥茜·莱歇特赢得4枚奖牌，里阿和保罗·福尔在双人自由滑（以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和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乐曲作为背景音乐）中获胜。由安德烈·欧斯特克掌舵的雪橇队也夺得金牌，挪威的出版界写道：“如果不是两个仿佛公象般的德国人坐在雪橇上，他们还会更快。”赫伯特·克莱作为创下世界纪录的游泳运动员驰名天下。拳击运动员布比·硕尔茨在1958年成为重量级的欧洲冠军。在骑马竞赛中，弗里茨·蒂德曼也是顶尖级别的。

被文化评论家批判的运动商业化总体来讲还保持在适度的界限内。伯尔尼世界杯冠军的加冕为国家足球队的每个运动员带来2500马克的奖金和全套沙发，弗里茨·瓦尔特拒绝了国际米兰和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分别提供的165000马克和250000马克的开价。他觉得，一个足球运动员每个月不应该挣得比320马克更多的薪金。职业选手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在两个等候厅

“巨大的中部国家”有某种地理的矛盾，因为德国的正中有一块无人地带。开始，东西德间尚可通行，后来界限被严密封锁，政治家对此束手无策——这个“地带”仿佛噩梦，又被反共产主义排挤，人们谈起它来，措辞总得格外小心谨慎。“巨大的中部国家”在西德，在波恩成为形容稳定的俗语，而柏林的中部则被认为是令人对危险冲突心存不安的真空地带。不过，它也为具体化政治和文化上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自由希望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在“巨大的中部国家”中，人们一提到在本来的中部——德国中部——所发生的事情，就反应过激。双重建国被人们否决，或被认为是愚蠢的，这一点，就连语言也有所体现。德国中部与“巨大的中部国家”脱离。并不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对现实存在并掌控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态度是既着迷又排斥。在中部德国，自由的灵魂没有什么机会，它被排斥到西德，后者由此成为文化复活的中心，中间阶层和上流阶层的离去使东德成为“小人物的国民”“纯小资产阶级”的国家。

作为对《波恩条约》（1952年5月26日）（该条约规定了三个西方盟国和西德之间未来的关系）终结的反应，东德当局开始封锁直至当时仍然可穿越的德国内部的界限和西柏林。大多数德国民众完全被经济奇迹所吸引，并没有由此受到过度干扰。闫斯·丹尼尔（鲁道夫·奥格斯坦）在《明镜》周刊中写道：西德的西方伙伴们既没有为尼斯河东部的区域做出什么贡献，也没有为德国的再次统一付出什么努力。对他们来说，西德作为外省，比作为一个统一的、即使是没有武器的德国更令人舒服。

“但是1800万易北河对岸的德国民众指望着我们，没有我们，他们不得不看着他们的孩子在非人的、让人窒息的系统中成长，这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陌生的。我们在基督徒的首相下为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将在欧洲文化的名义下为他们做什么？”

“这就是德国民众的祖国：7000万人处于两个等候厅中。”埃里希·库比在以此为名的书（1957年）中——弗里德里希·希堡将该书称为“闲扯者一绝”——断定，根据他在过去12年中对易北河东西两岸的观察，分割是“白纸黑字的”，至少对于两德政府来说是如此。他们总是在采取策略来防止重新统一。在这件事情上，西德政府大概和西德民众意思相仿，德国统一社会党却不是这样。

等候厅I等级中的大多数居民在内在外都按照如下的原则行为处事：哪里对我好，哪里就是我的祖国。那些将国家骄傲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想要奋力实现的人当然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

在“巨大的中部国家”中，中部以西爆发了新毕德麦雅（Neon-Biedermeier）潮。“考察西德的新闻记者发现，按照自己的习惯在白天长时间地睡觉是非常困难的，每个早晨他都被附近的锤子声、敲击声和其他的噪声吵醒，那里正在搞一个房子的建设，对面正在改建一个遗址，直到他最终暴躁地开始他每天的工作，并且由于德国人的勤奋和德国的重建也不再能有足够的睡眠——他的备忘录这样写道。”（之前流亡海外的诺伯特·穆棱在穿越他早年家乡时这样写道。）

在另外一个等候厅，即等候厅IV等级中生活着1700万居民，他们在内在外都按照如下的原则行为处事：哪里对我不好，哪里就不是我的祖国。这个原则也是高度合理且理智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这个原则直接导致过激的民族主义，就此而言，糟糕的事情被归咎于外国政府无民族感的统治。只有重新统一的想法才点亮了对更好生活的希望。“但是你们能想象么？在欧洲的中部，大约有7000万的德国人被夹在奥得河和莱茵河之间，被德国的麦卡锡煽动，已经在那里的新的胡根贝格[12]们让他们按照国家规定来做事，你们能想象这些人会安静么？”

400万德国人从乌布利希的管辖区域逃离，这种行为被视为秘密的选择，对共产主义的拒绝以及对西德的选择。这样的事件可以解释为对东德系统的非暴力的麻木反抗——但这也未必就可以解释为是对西德的拥护。“我们这些从独裁中逃出来的逃亡者必须问问自己，我们要逃往何处。”格哈德·茨维伦茨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格哈德·茨维伦茨从俄国的战俘监狱被释放之后，在莱比锡师从恩斯特·布洛赫学习哲学。他和作家埃里希·吕斯特及后来成为《世界》文艺专栏主编的君特·策姆一起，属于沃尔夫冈·哈里希领导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所以，1957年的夏天，他不得不逃往西柏林。“西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共产党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给年轻的、具有批判态度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西德没有德国中部也能存活。这样的想法让人生气和恼怒，一点也不比错误少。同时，我们在德国中部、在畸形的双重国家的强制中、在骄傲和嫉妒的混合情绪中、在愤怒和失望中、在怨恨和绝望中凄惨地活着。我们的骄傲受到了伤害，这是因为西德的骄傲看起来并没有受到伤害。渐渐地，没有回应的爱的恶瘤在我们内心深处慢慢成长。”

罗伯特·哈韦曼事件是东德对自由灵魂镇压的典型例子，但是他拒绝离开东德——他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信仰共产主义的高尚，与此同时并不放弃发表言论的自由。他是化学家，1943年取得在柏林大学的授课资格。同年，他作为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小组“欧洲联盟”的共同创始人而被纳粹法庭判处死刑。由于他必须进行重要的研究工作，他的死刑执行两次被推迟。1945年后，他加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由于参与创立文化协会，从1950年到1963年是东德人民议院的代表，因为他又被认为是间谍，美国人在1947年解除了他作为凯泽-威廉研究所领导的职务，接着他成为东柏林洪堡大学的物理化学研究所的所长。14年的职业生涯之后他被禁止工作，在自己家里受到严密监控。

在东德人民军队的监视下建筑柏林墙，柏林，1961年

西德不但仔细地关注在东德受迫害的反对者的命运，并且还把它们拔高到自己假想中的固有“纯净的良知”的负面参照物：这就是学生赫尔曼·约瑟夫·弗拉德的大致情形，他在1950年由于散发传单而在东德被判处死刑，被赦免后于1960年来到西德。艾娃·缪勒作为大学生在1948年由于煽动反苏维埃以及所谓的间谍活动而被判处25年的强制服役劳动（1954年被赦免并被遣往西柏林），她于1957年写成的传记体小说《无树为你开花》是关于分裂的德国政治和社会形式的重要文献。埃莉卡·冯·霍恩施坦因于1960年以“德意志的困苦”为题，发表了关于43名1950年代东德逃亡者的报告。瓦尔特·肯波夫斯基，1948～1956年鲍岑监狱的政治犯，在其移居西德之后写下了被捕报道《在框中》。东德的政治和文化束缚总会不断掀起新浪潮，逼得逃离的人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在《意义与形式》的最后一期（1961年由于“纸张短缺和人员不足”短暂停刊）的第一页上出现了贝托·布莱希特的一首诗，借用这首在其他时代（纳粹主义时代）写成的诗声称：

“你说：/我们的情况很糟糕。/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无力。/现在，努力了这么多年/我们的境况却比从前更艰难。/但敌人却在那里，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他的力量好像在成长。/他呈现出不可战胜的面目。/我们错了，别再否定。/我们的数量在渐渐减少……”

有两个事件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对德国人的政治和文化觉悟产生了影响：1953年6月17日的暴动和1961年8月13日开始建立的柏林墙。东德的劳动者们来到了街上，反抗他们所受到的剥削（导火索是政府宣布将标准提高至少10%），之后暴动被苏维埃占领军镇压，西德却软弱无能地保持着目击者的角色。波恩的联邦议会决定，悖理地将6月17日作为德国统一日（而不是德国分裂日）而定为法定假日。

1961年，德国内部界限的最后一个开放地点被关闭。闫斯·丹尼尔（鲁道夫·奥格斯坦）在柏林墙的建造中不仅看到了使东德在结构上衰弱到贫血的难民流的结局，还有包括阿登纳影响力在内的盟国政治的延续——这些人从1950年起就积极地将重新统一宣传为“解放”。君特·格拉斯和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雷给东德作家协会的成员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强调了8月13日突然进行的军事行动的影响。

恩斯特·布洛赫因为在柏林墙修建期间去西德旅游，后来再也不能返回东德。他在写给东柏林科学研究院院长的信中说：“在8月13日的事件之后，这个事件使独立的思考者不再有生存和影响空间，我不再愿意使我的工作和我自己承受不体面的境遇和威胁。所以，我以76岁的年纪决定，不再返回莱比锡。”

瓦尔特·闫斯，从1956年起任古典语言学的教授，1962年起兼任图宾根大学的修辞学教授。他作为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广播剧以及翻译的作家而著名。他热情地欢迎了恩斯特·布洛赫。他作为民主主义者离开东德，知道社会主义只能在民主政权中、“首先在人的住所”中实现。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来到我们这里，他教会我们，只有在如卡尔·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的社会主义中，才能够“解除财富对人类本性的束缚”，没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主义。“我们不想忘却他，就像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布克内西、贝托·布莱希特一样，这样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

1953年6月17日的暴动几天之后，贝托·布莱希特对乌布利希公开表示支持，但同时也对东德的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这封信后来被歪曲地发表，只剩下最后屈服的套话。）保守政治力量想在1961年就此“肃清”布莱希特在西德剧院中的演出计划。法兰克福市立剧院的台长哈利·布克维茨发现，“法兰克福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由于政治原因而需要对已经死去的诗人进行镇压简直是令人羞耻的”。66位台长在一个声明中宣告，德国戏剧的艺术工作不可缺少的前提是台长对演出计划的个人责任。艺术良知和政治审查必须听凭布莱希特自愿地表演或者不表演。（柏林席勒剧院的波列斯瓦夫·巴罗格在1961年8月推迟了《潘提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的首映——他声称，虽然自己“并未被不理智和没教养的攻击所动摇，但我相信，在当时的时间点上……结果可能是误会和骚乱”。）布莱希特是否应该在西部表演，弗里德里希·托贝格在西德无线电广播的专题系列广播节目“有待商榷的事情”的一次演讲中如此问道。维也纳的某个作家（1938年移居瑞士，1940年从法国经过西班牙和葡萄牙飞去美国，1951年作为美国的驻外工作者返回他的家乡）在他的文章中非常尖锐地攻击了对布莱希特持友好态度的西德的台长和导演。

1951年，由贝托·布莱希特执笔、保罗·德绍作曲的歌剧《鲁库鲁斯的审讯》在柏林国家歌剧院首映（赫尔曼·舍尔申为乐队指挥），尽管首映获得了热烈欢迎，但演出计划在次日就被取消。德国统一社会党批评它搞“形式主义趋向”，布莱希特做出改变，把“审讯”一词改为“谴责”——谴责侵略战争、谴责防御战被批准。一年之后在西德的演出（在法兰克福，由哈利·布克维茨主演）依然按照第一稿来表演，但有一部分评论不满于诗人“极端含糊的”行为。

1955年5月，布莱希特在克里姆林宫获得斯大林奖，根据报纸报道，他将奖金存在一家瑞士银行。他对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保持忠诚，很多选择了西德的自由民众的秘密理想“布莱希特在某一天将带着他的行李箱出现”只是个幻想——“尽管布莱希特一再使自己陷入被责备的境地。但他是个懦夫么？还是对他来说西德的自由不足以使他拒绝俄国的金钱？”然而，当贝托·布莱希特于1956年8月14日与世长辞时，他又赢回了很多同情。杂志《最美丽的》（“致所有美丽艺术的朋友”）（它有能力为宽广的圈子中的“高雅的品位”服务）写道：“其著作的伟大，其在艺术上的智慧最终超越了在政治信仰上的偏见——诗人布莱希特从来不需要辩解。他的著作具有特殊的功效，德语由于他的精神而获得新的内容。德国戏剧对他最强有力的推动表示感谢，如果没有他，我们的诗歌会极端贫乏。”

1961～1962年，关于分裂的德国的争论开始变得非常激烈。典型例子就是62岁的赫尔曼·克斯滕在米兰的一次演讲中攻击28岁的作家乌维·强森（他于1959年从东德移居到西柏林）。科斯腾说，柏林墙竖立了一个转折点，两边的谎言必须结束，这场政治事件加速了道德的和理智的复原，他希望强森在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战线”间找到自己的路。乌维·强森反而捍卫东德当局，声称在东德强制实施的社会主义虽然导致400万民众跨越当时还敞开的边界，但劳动力的缺乏使东德的共产党员不得不进行防卫。赫尔曼·克斯滕在这一点上谴责强森的共产主义思路，而强森则以称克斯滕为“骗子”来回应。

乌维·强森1934年在波莫瑞出生，1945年和他的家人一起来到梅克伦堡。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英格丽德·巴奔德埃德》（Ingrid Babendererde）中，他叙述了一个女中学生和一个男中学生的命运：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对教会的迫害运动中，他们作为青少年牧区的成员受到“审理”并且因此逃往西柏林。强森在此对自己在东德生活的经验进行改编，这部小说中的很多元素在之后的著作中也能找到。作为西柏林的本地人，他具有西德的护照和“德国”国籍（他对自己境况的定义）。他在1959年发表长篇小说《雅克布的勇气衡量》，1961年发表《关于阿希姆的第三本书》，1965年发表《两种观点》。这些作品有强森固有的缜密性和对细节的痴迷，还有对“确定的”现实的极大怀疑（“我不会试图展示那些模棱两可的现实”）。通过这些作品，他试图给德国分裂的社会和精神图景寻找某种理由。

在《雅克布的勇气衡量》中，铁路员工雅克布·阿布施去往西柏林，后来又返回德累斯顿——他既对西方的自由感到诧异，又不再对东部的现实感到熟悉：一个到处“穿越的”人的命运。他死了，在他穿过铁轨的时候被火车头撞倒。“安全的并不安全，正如它是什么样的，并不保持什么样，并且今天不再来。我不理解。就像我感觉不到下雨。但是我看到它。”

强森在西柏林获得马西莫别墅（Villa Massimo，罗马）的奖学金，由于他与克斯滕的争辩，这个奖学金是有争议的。他离开了“东部地区”，因为那里他找不到出版社发表他的书《雅克布的勇气衡量》，但是在西德却可以。很明显，这只不过是纯描述的东西，东德当局却认为是控诉。他的新住所位于东部地区和西德之间的区域，这个中间区域是有利的，它使他能够清楚地看到东德出现的其他可能性。

如果人们注意到强森在东德的表现，就会赞扬他对资产阶级的西德的描述，同时会认为他对东德的辨识是不充分且歪曲的。在西德，人们认为他是准确了解东德现实的专家，但他对西德的描述则被认为是片面的。特别是保守的评论界认为他是一个政治作家，他虽然准确地把握了东德的局势，但并没有准备好按照原则来评判它。就这一点而言，他不仅受到赫尔曼·克斯滕的抨击，而且受到布连塔诺的外交部部长海因里希的抨击。“针对某个地带的阐述”，这个地带既不在柏林墙这边也不在柏林墙那边，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观察“柏林墙”，很难归入西德官方的反共产主义的思想类别中。

格哈德·茨维伦茨在他的小册子《分裂的词语》中认为，语言的分裂——以易北河为界限切开——促使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分裂，如果是这样，不再可能存在和平的回归。“仇恨和复仇从分裂的言语中成长，这是每个内战的最有效的元素。分裂的言语为此提供了相应的意识形态。”只要作家不反抗，他们就是有罪的。更坏的是政客，他们用语义学（将语言融入社会-政治的背景）的楔子将民众分裂成几派，并且试图借助于语义学的控制利用言语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马丁·阿伦德斯在东德生活到1984年，谈及使德国语言分裂的四个发展趋势：1.用新的单词表示原有事物（塑料、廉价品、副食）；2.用新的单词表示新事物（联合企业、同志、旅行同志）；3.对意识形态束缚的嘲讽（教育亮红灯）；4.语义上的曲解或者片面化（斗争小组、阶级意识）。

东德和西德的语言规则显示出结构上相似的趋势，当然，它们的目标方向是相反的。在东德，将教导意识形态的、刻板机械的、复杂的含义简化为易懂好记的措辞；在西德，将在“感情编码”中泛滥的愉快安逸的场景转为陈词滥调的软垫。决定性的区别是：在东德，官方语言规则能够被严格执行以及能够主导所有其他领域，特别是主导传播学和诗歌的领域；在西德，语言批判毫无保留地将对统治的语言鉴赏力的反抗视为对统治者的反抗。实现计划指标的德语和拖拉机手的德语、反资本主义德语和反帝国主义德语为了相互补充而具有重新统一的德语、和平和自由德语以及自治权德语，这些德语将实力政策搬来作为傀儡。东德揭开了西德作为复仇者、法西斯主义分子、帝国主义分子、战争发起者、间谍、挑衅者的民主主义的领导力量的伪装。而西德却又看到，“所谓的东德”的政体让东德的兄弟姐妹沦为奴隶，生活在极大的困境和怀疑中，然后——正如康拉德·阿登纳在暴动一年之后（1954年）联邦议院的纪念会中演说的那般——如同一场风暴爆发一样：“不受重视的死亡和危险。”在“与苏维埃政权的兄弟般的共同工作中”，国家人民军队为和平而战。与此同时，在对面，联邦国防军复仇式地威胁社会主义。在工农国家，工人自由提高额度并且赞成农民集体化，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的那一侧，剥削猖獗。西德再次谴责人们在东德越来越变成奴隶。故事片的可视语法和可视语义显示了类似的场景，这些故事片考虑了分裂问题：《分裂的天空》（1964年），《那年我十九岁》（1968年，东德），《没有归路的路》（1952年，西德）。赫尔穆德·克罗特纳导演的电影《没有星星的天空》（1955年）是个值得夸奖的例外，这个电影用1950年代特有的矛盾且感伤的电影语言刻画了德国的苦难。

1961年3月，教育家哈特姆特·冯·亨迪希进行了一次柏林行，他当时在图宾根的人文主义中学中担任古文的教师。他说，从东德到西德的大门正在关闭，现在我们必须换个方向找路。两个德国在政治上重新统一的前景不再呈现，现在主要涉及人民的权利，但是和解办法却与之冲突。“我们澄清……处境——用可以列举的事实：面对‘军国主义’的非难，导游请求他的旅行社‘举起手来，你们之中谁曾经在手中拿过武器！’——一个！转向工作人员：‘您觉得这个怎么样？’——或者用定义：对你们来说，东德叫作对人民的‘民主主义’统治——所有捏造的东西都有助于集体化的幸福，这个幸福也包括认可这种幸福。对我们来说，民主是对少数人的保护，是一种当‘我没有道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所有人的幸福’时的可能，是一种使人们不必使用暴力而能达到统一的机制。或：对你们来说，‘党派’等于工具，通过这个工具将不同的利益融入一个预先假定的利益中，对我们来说，则不可能将我们的利益毁灭在共同的必然性中。或：对你们来说，‘自由’是历史的完成，对我们来说它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或：对你们来说，‘权利’是（法律的）规则，通过它来保护国家（这个国家）防御敌人，对我们来说，它是舆论，通过它来产生法律，在国家之前就存在法律并且国家从法律中才能产生。所有这些差别都是存在的，当我们讨论十月革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没有一句话不贯穿着这些差别。我们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只有在我们感觉到这一点时，我们和其他的人，才能够受到教育、受到反驳或得到理解。”

[1] 1947年2月，在阿伦市的圣米歇尔中学，在“基督教民主联盟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下通过了基民盟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纲领，又称《阿伦纲领》。

[2] “大联合政府”是联合政府的一种形式，指在和平时期，由议会中两个分属不同政治光谱的最大政党一起合作形成的联合政府。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力安排方式，通常出现于存在多党内阁制国家。在德国，“大联合政府”指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组建的联合政府，任期分别是1966～1969年、2005～2009年、2013年至今。

[3] 此处作者借用了布莱希特的戏剧《四川好人》的表达。

[4] 此处是比喻。“毕德麦雅时期”（Biedermeier）是指德意志邦联诸国在1815年（维也纳公约签订）至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历史时期，现则多指文化史上的中产阶级艺术时期。

[5] 亚历山大·米切利希是一名德国医生、心理学家和作家。

[6] 法本公司（I.G. Farben AG），全称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是一家建立于1925年的德国化工企业，由若干个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有紧密合作关系的大型化工公司组成，总部设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全盛时期曾是德国最大的公司及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康采恩之一。二战期间法本公司参与了众多战争罪行，战后被盟国勒令解散，于1952年进行清算，拆分为爱克发·吉华集团、拜耳公司、BASF和赫斯特公司（Hoechst）等10家公司。法本公司解散后，其股票仍在德国证券市场上交易，法律上的法本公司作为原有财产的控股人，直至2003年才宣布破产。

[7] 弗里德里希·弗里克的康采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军火生产，因此他在战后被作为战争罪犯并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8] 《金赛报告》（Kinsey Reports）是由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Charles Kinsey）及华地·帕姆洛依（Wardell Pomeroy）等人所写的关于人类性行为的两本书，分别是《男性性行为》（1948年）及《女性性行为》（1953年）。金赛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动物学家以及性学研究中心的创立者。由于这个研究结果挑战公众对于人类性行为的传统信念，以及讨论以往被视为禁忌的话题，这个研究使公众感到震惊，立即引起争论和轰动。

[9] 珍是《人猿泰山》的女主角。

[10] 皮特·科内利斯·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1872～1944年），荷兰画家，风格派运动幕后艺术家和非具象绘画的创始者之一，对后代的建筑、设计等影响很大。

[11] 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年），瑞士裔德国画家。他的画风受到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他对色彩的变化有独特的鉴赏力，成熟时期的作品更是大量采用多种多样的混合媒材，比如沙子或木屑等，创作出具有特别张力的画作。他和他的朋友、俄国画家康定斯基，都是当时包豪斯的名师。

[12] 胡根贝格（Hugenberg，1865～1951年）是德国著名军火商。纳粹主义和反闪米特主义在魏玛共和国的兴起也是因为他的煽动。

第10章 知识分子的荣耀与苦难

TUIS——弄人和官爷

自1930年代以来，贝托·布莱希特就有一个计划：研究知识分子的角色。他写了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Tuis，这篇小说特别研究了魏玛共和国——用的是中国的寓言素材。1953年，布莱希特着手戏剧《图兰朵或洗刷嫌疑者的会议》。“五十年了，我梦想着自己属于某个大兄弟会，这个兄弟会称自己为Tuis——Tellekt-Uell-In的首字母。因为，在国家中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这个兄弟会的伟大想法进行，它领导人类。”农民Sen这样说，他期待着一个这样的阶级转换。在小说和戏剧里，Tuis都是“这个阶段市场和商品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洗刷罪名的人”“伸长脖子的人”“智慧的出租者”“撰写者”“劝阻者”。Tuis在国内的数量越来越大，并且成为公务员、医生、技术人员和很多专业的老师，还成为神职人员和演员。在大型Tui学校里接受教育，他们具有他们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

布莱希特写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暴露知识分子的愚蠢，首先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好莱坞中考虑平民的知识分子。他在好莱坞认识到，这些知识分子有理想主义的思想，但在实现政治观点时却过于小心和胆怯。他还考虑到移居美国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它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在好莱坞生活过：马克斯·霍克海默、弗里德里希·布洛克、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雷欧·洛文塔尔、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君特·安德斯。“……在一次游园会上，两个丑角——霍克海默和布洛克碰面，他们是两个来自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Tuis。霍克海默是百万富翁，布洛克具有良好的家世，所以只有霍克海默能在他所在的停留地购买教授席位，并对外掩盖研究所的革命行为。”

但是之后布莱希特意识到，“Tui主义”现象并没有随着在东德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而消失：首先是因为关于正确道路的争吵，这一再将Tuis分裂成多个派别；其次是因为它毫无原则地情愿被调整以及它灾难性地乐于使自己被利用（洗刷每个污点）。一个上层Tui就是贝托·布莱希特自己，当然，他没有公开表达这种终身的利己主义者和极端自私者的自我认识。大而化之的“洗刷罪恶的人”一直都是别人。

上层Tui的角色落到了西德的戈特弗里德·本的身上。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传统阵营中的知识分子都对他感到惊奇（他在第三帝国时代开始时向左翼炫耀纳粹分子的反理性主义是有伤风化的），他仿佛现代派的缩影。深受商品美学偶像控制的，小市民气十足的经济奇迹社会盛行平庸和地方主义，本用孤独个体感知的虚无主义来与其唱反调。这种虚无主义深深地使社会市场经济“对彼此友好”的口号震惊。

“还有请柬和桌上的鲜花与感情？我本人没有这些。我有疲倦、郁闷、大量的暴怒、迟疑、犹疑、魔法——这能够让我坚持一个小时，但是感情，我用它来做什么？”

伊丽莎白·恩德雷斯认为，本的态度包括独白元素和集体否定，还有“例如那些陌生的城市名，它们和鲜花以及大地以及在‘快乐产生力量’的格言下的旅行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大都表达了东西两德开始几年的向往”。

贝托·布莱希特和保罗·德绍

本的作品［《断片》（1951年）、《早年诗歌及戏剧》（1952年）、《小酒店》（1953年）、《阿普雷斯路德》（1955年）；散文：《托勒密》（1949年）、《表达世界》（1949年）、《外省生活》（1955年）、《谈话》（1955年）］用高昂的发展结局让人注意到“世界的苦涩”。在忧愁的雾霾中他将自己表现成“雷达思考者”的形象，以搜寻不同的政见。他紧紧抓住“形式”作为唯一的支持，“无它，上釉”。“绝对的诗”是——在虚无主义的潮流中——“这首诗没有信仰，这首诗没有希望，这首诗不针对任何人，这首诗由使您神魂颠倒的词语组合而成。”规则即是灵魂，它的定律是：措辞、新创词语、风格、所有不同的著名的毁灭。他用抒情诗-小品文式的花花公子腔来讽刺抱有乐观重建心态的、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根据波德莱尔的说法，花花公子腔是英雄主义在没落时期的最终实现。关于莱纳·玛利亚·里尔克，本写道：“这些伟大的抒情诗有寒酸的形态和源泉，仿佛白血病，埋在罗内塔河古铜色山丘之间的一片田野里，他就法国的六弦写了我这个时代永远不会忘的诗：‘谁说的胜利——克服就是一切！’”

逃脱“共同的平均水平”是西德知识分子的重要目标。因此，虽然当时并没有声明废除这个利益，但只要人希望通过精神的、有见解的话语——这些话语首先也是文学性的——提高共同的道德水平，它就还显得高深莫测。人们想要书写、讨论、争辩，由上层建筑向下层建筑施加影响，人们距离现实太远。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批判理论的代表，而非对政治或社会现实“过多干涉的人”。他们产生影响的“地方”是专家论坛、文艺小品栏、夜间演播室、书，特别是还有兼有各种观点的文集、诗选。

新产生的智识主义（有许多代表人物：戈特弗里德·本、赫尔曼·克斯腾、埃里希·开斯特纳、阿尔弗莱德·波尔加在威廉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已开始活动）表面光鲜，这尤其体现在各种“文化活动”上：会议、聚会、周末研讨会都提供了公开露面的机会。

“达姆施塔特谈话”（Darmstädter Gespräche）在1950年成立。第一次活动（《我们时代的人像》）主要是艺术史学家汉斯·赛德麦尔［《中心缺失》（1948年）的作者，做过关于“现代艺术的危险”的报告］和维利·鲍迈斯特［《艺术中不为人知的》（1947年）的撰稿人］之间的辩论，画家维利·鲍迈斯特有备而来，打算以“驳赛德麦尔和豪森斯坦，捍卫现代艺术”为题做报告——最终他没有做这个报告，因为赛德麦尔离开了大厅——不仅对赛德麦尔保守天主教的观点持反对态度，而且还批判了他的纳粹主义的过去。

在所有的“达姆施塔特谈话”中，哲学家马克斯·本瑟（生于1910年，大学学习数学、哲学、物理，1949年成为斯图加特技术大学的上述专业的教授）起着重要作用。“本瑟是战后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启蒙者和伦理学家之一，其严密的思想、对西德的‘复辟’和甚嚣尘上的随大流主义深恶痛绝的批判——巴登-符腾堡州的政府因为记恨，拒绝将他称为斯图加特的教授——引起大量批评的轰动。”（爱德华·博康）

成功的西西弗斯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结合了“Tuis式的”快速换位和“概念的持续努力”（“艰难的工作”）。在他的第三部诗集《盲文》（1964年）中有一首诗，该诗不仅描写了大众启蒙的努力，而且总结了西德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左翼知识分子——哪怕他们有时举止仿佛“纸火鸡”——的特殊“教育”成果：“有耐心地/戳穿矍铄的崩溃。”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的第一部诗集（1957年）中有一首诗《给西西弗斯的指示》：“你所做的，没有前途。好：/你已经懂得，放弃它，/但你不甘心，/与石头周旋的男人。没有人/感谢你……”但，恩岑斯贝格本人也可算作成功的西西弗斯，人们也感谢他：他成了一个国内国际都享有盛誉的文学和政治“主管”。他不但滚动了石头，而且将石头推到了不同的山上，他通常巧妙地处理多个石头。当他在1968年预告文学的死亡并且把诗人从写字台放逐到大街上时，他自己却见缝插针地在小房间里继续勤奋地书写：当意识形态信徒们从诗一般的觉悟中搞出某个词的组成部分时，他早就用新诗歌体的自我意识填满了“白纸”。他证明了自己是花花公子和唯美主义者、伦理学家和有学问的诗人——一直是有才智的语言艺术家。“……我向往破坏者！/懦夫使我满足！/小心翼翼地规划我的生命/如美丽的铜版画的收藏室/期待在夏季住所的冷流。”他为“选择”找到许多惯用词，并以很多国家为家——但是对用经济奇迹的精神给他提供了许多素材，供给他以用愤怒、嘲讽、抨击、揭露的语气指指点点的动机的西德，则纠结在由爱生怒、由乐生惧的心态中。

当轻松风趣的小品文陷入危机，只有批判文化和对文化持悲观态度的陈词滥调还在流传时，恩岑斯贝格狠狠地谴责了那些以为自己会一直处于优势的人们。典型的例子颇具传奇色彩：1957年2月8日，南德无线电广播在阿尔弗雷德·安德施的编辑下播出了《〈明镜〉：一本杂志的道德和花招》。几周之后，这篇文章出现在《明镜》中，这证明了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足够机敏。

恩岑斯贝格曾经是现在也是个伦理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个善于宣传的人，他还有不让自己由于过多次出场而受到伤害的能力。作为抒情诗人、随笔作家、政治评论家，同时还是知识渊博的编辑和翻译作家，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刻”：什么时候该“在路上”去美国旅游，什么时候该把“从美国失望地逃往古巴”当作文章标题，什么时候该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保持距离，什么时候该建立左翼杂志《时刻表》（Kursbuch）（1965年），什么时候该与变得无聊且满嘴“辩证法”的革命告别。T.R.M（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进步史中的三十七首民谣》中的一行抒情诗也可以看作恩岑斯贝格的特色：“……在灾难的预言上是最清醒的一个。”

阿尔诺德·盖伦、恩斯特·荣格和弗里德里希·希堡是文化批判保守派（具有纳粹主义的过去）的代表。在这些人那里，英雄的悲观主义和狂想曲形式的没落情绪（如特别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著作中表现的那样）被分析的克制代替。但是他们又觉得，“理智的历史性胜利”是假胜利，是“中间立场的丧失”，是与自然的冲突。“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具有天命和不幸的不可抗性，即使它也叫作自由。”

“技术时代的灵魂”（盖伦的同名书在1957年出版）在新工业文化中大量丧失。启蒙辩证法、理性转向反面——这些是左翼对文化没落的批判——被解释为“现代性”魔法的完成。一方面，精神——灵魂的敌手——是世界变得系统化的原因。另一方面，在“自动化”中，还另有一种有魔力的元素在起作用，那是某种先于理性的力量，但推动了理性主义。这种矛盾性也表现在，保守派知识分子会猛烈抨击“在艺术和知识本身的精神领域中过激的智识化”。

恩斯特·荣格尤其是那种用他们的民主化和精英-贵族腔的美国化及“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保持距离的中产阶级的典范。比照当时流行的随大流主义，荣格作为“孤独的人”“不合时宜的人”反倒备受推崇。这个“冷眼大师”在玩弄小品文、杂文上很有一套，玩弄手法主要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伟大的孤独者”。在“庸碌的人们”追逐时代精神的同时，荣格隐退到象牙塔中，他为此颇感骄傲，看上去也毫不关心操劳的大众。

弗里德里希·希堡从1956年起任文化刊物《法兰克福汇报》的负责人，因此对西德的文学生活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在著作《堕落的快乐》（1954年）的一卷中承认，托马斯·曼是“一个特别聪明并且有格调的人”，希堡表达了他对西德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的讥讽（讥讽其傲慢的权威、文化的忙乱、暴发户式的毫无品位）。他说，文学意识并没有形成，灵魂社会没有产生，在经济繁荣的国度中，灵魂的改革完全没有进行。

47社

海因里希·伯尔认为，由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开创的“47社”取代了德国在1945年后失去的中心、研究院和文学首府。早在多元化成为流行之前，这个组织就已实践了多元化。

1948年4月在贝格施特拉塞青年之家的第二次会议之后——这个组织在这里第一次向公众介绍了自己——君特·格罗尔在《南德意志报》中写道，今后，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人空间，只要是讨论现代文学，这个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格奥尔格·亨塞尔在《达姆施塔特回音》中认为，这个组织的机会在于结合了“友好和批判”，在于其散漫的结构，这种散漫的结构将不同的艺术气息融合在一起。1949年10月，阿默湖畔的乌廷会议也有来自国外（法国、荷兰）的客人出席，人们决定，克服“迂腐和苍白的欧洲对话”，强化“真正的年轻的欧洲”的沟通。1950年5月在因齐格科芬的会议中，当君特·艾希第一次获得这个组织授予的奖项时，人们在“老前辈”赫尔曼·克斯滕的带领下对“另一个德国”也表示了尊敬。此外，克斯滕还是“仁慈的、父亲般的导师”。在西德日益加剧的乡土观念当中，他体现了“黄金二十年代”“罗马式咖啡馆”的智慧和诙谐，展现了国际大都市文化的风貌。

“两地”对47社影响很大，这也昭示了在组织中流行并且也为组织代表的文学倾向：修道院般的分离和隔绝（在因齐格科芬，人们还真在一个从前的修道院中开会并睡在修道院小房间中）与具有高智商刺激气氛的文学咖啡馆。一方面是诗意的内倾性——会议场地大多具有“精致的内在”——另一方面是小品文的外向性和文雅的好奇心。

君特·格拉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党竞选支持者于1965年请大家参加一个招待会，（前排从左起）艾格尼丝·芬克、英格博格·巴赫曼、鲁特·勃兰特，（站立的从左起）博恩哈德·维基、弗里茨·科特纳、汉斯·维尔纳·亨策、君特·格拉斯、维利·勃兰特、卡尔·席勒

除了君特·艾希，还有两位女士，伊尔斯·艾辛格和英格博格·巴赫曼，表现出“崭新的内心世界”——这是一种不再通过伤感的修辞法和黑色的隐喻技巧，而是通过存在的真理和无影射的象征手法来表达的内心世界。1921年出生在维也纳的艾辛格（医学专业，出版社编辑，在乌尔姆参与了设计学院的建立并且在当地的业余大学任教，“漂亮得不可思议”，1953年与艾希结婚）。1952年，47社在波罗的海海边的宁多夫为她的《镜子故事》颁了奖。她的小说《更大的希望》（1948年）和短篇小说《绞刑架下的讲话》（1952年）在当时仅为少量的文艺读者所知。“她的《镜子故事》追溯了一个女孩的人生经历，在这个镜子中看到一个人的死亡与出生。这或许是战后最特别的、最纤柔的日耳曼文学，一个十分惊人的秘密被羞涩地掩盖着。关于这本书，常常冒失的批评也会为不常见的赞许让步。”（汉斯·格奥尔格·布伦纳）

1926年出生在克拉根福的英格博格·巴赫曼（在因斯布鲁克、格拉茨和维也纳从事哲学研究），1952年第一次在小组中崭露头角，1953年在美因茨的春季会议中获得47社的奖。她的诗歌被评价为“惊人才华的成绩”。“大多数无韵的节，富有意义的图景和令人感动的对语言的驾驭。”对她于同年出版的诗集《无言的时刻》，评论家君特·布吕克在《法兰克福汇报》中评论道：“戈特弗里德·本之后在德语区不再有抒情诗的天才，作为抒情诗人的基本条件在他身上比在英格博格·巴赫曼身上更令人信服。”这样的评价比布吕克与47社对峙更为重要。巴赫曼的深奥之处在文学运作之外，同时又有斗争般的语言特质。她背后有隐秘、令人难以捉摸的情色和恋尸的气质。

如果说给君特·艾希、伊尔斯·艾辛格、英格博格·巴赫曼（还有约翰内斯·波布罗夫斯基于1962年、彼得·比克瑟尔于1965年、尤尔根·贝克于1967年）颁奖明确表现了年轻一代与流行的物质主义相反的，或抒情-自省，或神秘-本质，或艺术-阐释的文学情境，那么，给海因里希·伯尔（1951年）、马丁·瓦尔泽（1959年）、君特·格拉斯（1958年）颁奖则表明了当时文学作品对时代的抨击和赞同的要素。

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集《火车准点到》于1949年出版，《漫步者，请你来矿泉》于1950年出版，随后是1951年的《亚当，你那时在哪儿？》、1953年的《别说一句话》、1954年的《无人看守的房屋》、1959年的《九点半台球》、1963年的《小丑之见》。在文章、评论和发言中，伯尔也发挥了他的小品文才能，他无所顾忌地挺进多数人止步不前的社会“禁地”。在署名上，他通常是第一个或第一批中的一个，而其他人的评论则一般都有所保留。他无法顺从、无法适应、无法平静。在语言上，他的散文缺少能刺入陈词滥调这片“松软的肉”中的倒钩和硬刺。“我保留直观看历史的权利”——这最终使他不能广泛流行。他在具体的理解方面减少了复杂性。尽管他——挺讽刺地——宣称，他认为他的抨击是象征性的而不是个人的，他寻求对个人的斗争。他将他最激烈的攻击之一对准了阿登纳，而当时这个人已经去世——也就是说对准的是阿登纳的坟墓——他认为这是对权力的傲慢的化身体验。

世界对君特·格拉斯比“充满愤怒、猛兽般、邪恶幻想的”君特·格拉斯对世界要好得多，格拉斯在阿尔高的鹰旅店获得47社的颁奖后，约阿希姆·凯泽在1958年的《南德意志报》上如是写道。这个诗人朗诵了出自他那几乎完美的小说《铁皮鼓》的两个篇章，这些篇章表露出“狂野的表达能量、对表情不可抗拒的保证和对超常-荒诞联系的极大感受力。一个驼背鼓手在精神病院讲述了一个富有画面感的故事。到处都在诵读同样的故事，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有或没有遭到破坏，是否能写一部小说，还是因为这场发生在波兰和鲁尔区的、伟大而充满暴力的芭蕾舞剧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份关于我们自己的报告：这还悬而未决”。（约阿希姆·凯泽）

《铁皮鼓》扰乱了联邦德国的从容，文学评论被来回撕扯。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认为，作品仿佛断片，在这些断片上，评论家和语言学家要劳苦工作至少十年之久，直到他成熟到被封为圣徒或者被遗忘。他预言性的“欢呼”遭到愤怒者的破坏，这些愤怒者谴责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令人厌恶的猥亵言辞”和哗众取宠的语言。

格拉斯1927年出生于但泽，战争期间从军。战争结束后，以石匠为生，在一个钾盐矿工作，后就读于杜塞尔多夫的艺术学院。1956年搬到巴黎时几乎身无分文，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小说事业，1959年离开巴黎。“我并没有为类似于‘用粗暴的范文为战后德国文学指路’这种高尚意图驱使。我也没想满足‘克服德国的过去’这种廉价需求。因为我的尝试是衡量自己的（失去了的）地方，我特别乐于一层层地铲除所谓的中产阶级沉淀物（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冰碛物）。做这种尝试是没法保留一点点慰藉或净化的。”

1950年代中期，汉斯·维尔纳·里希特观察到了47社这个圈子组成的显著变化：“新一代、战争的孩子们”开始崭露头角。这些“新手”和老一代不同，首先是由于他们具有更多的技能而且他们的语言具有灵活性，很多人都在大学任职，如恩岑斯贝格、瓦尔泽、瓦尔特·赫勒何。在下珀金格（1957年）的会议上，特奥·皮尔克曾经尝试用社会学的论点加以批评，还导致了与诸如恩岑斯贝格、瓦尔泽以及格拉斯的激烈争论，因为这些人希望保持美学和形式的规范。尽管如此，47社整体上呈现出组织的政治化——这是对由苏联红军（1956年）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反应，对扩大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势头的反应，对1958年3月德国联邦议院对阿登纳的提案所做出的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框架下的联邦国防军核武器升级决议的反应。

47社成为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政治家的眼中刺，不是因为其（文学的）市场垄断的姿态，而是因为他们尽管“散漫”而且“没有专业性”，但作为“左派的幕后统治集团”，尤其能在媒体上刺激和挑衅，人们越把它当弄人，这个作用便越明显。就像汉斯·埃贡霍尔·图森在1960年11月的《南德意志报》的文章中写的那样，文学的叛逆，若结合半官方的观点就是联邦德国的公众之星，将“不同政见”并在全满的文化产业中持续占据要职的人不在少数，他们还自诩“圈外人”，拿着薪金，享受那个富裕社会的所有舒适，这是他们每天攻击的目标。1963年1月，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总主席赫尔曼·约瑟夫·杜夫胡尔斯一枪打落了“谴责简单化”这只鸟，出于对47社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的担心，他把该小组命名为“机密的帝国商会”。

保守势力的外部压力不能动摇47社的稳定，甚至还使该组织更加团结。问题产生在自身的范围内。1966年，约80名德国战后文学的代表人物出席在美国普林斯顿召开的会议，以“梳着披头士发型”的年轻奥地利人彼特·汉德克的名义，“怀着对有权有势之人的怒火”发出反抗之声。年轻作家用言之无物的描写来写作太容易成功，批评家非常同意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标准恰好还足够适用这种无聊的废话。

汉德克1942年出生在克恩腾，1966年出版小说《大马蜂》和三个剧本《咒骂观众》《责难自己》《占卜》。“你们是独具风格的演员，你们是张着嘴巴待着的人，你们是失去父亲的同伴，你们是假革命家，你们是残留的人类，你们是自我住所的庇护者，你们是内部的流亡者，你们是悲观论者，你们是知性论者，你们是虚无主义者，你们是个性化，你们是集体主义，你们是政治上的未成年人……”此处的戏剧艺术文字游戏的表达方式符合被47社认为是决定性的美学范畴。但在政治浪潮中，它于1967年在普尔弗缪勒（瑞士法语区）的会议上被推翻。大学生进行示威游行，反对文学的“清理者”，支持“具体的行为”，他们希望世界不再表演，而是可以看到改变。“他们到达贵族的车上。我知道，学生是少的。他们的幕后操纵者坐在礼堂里，我的朋友们，他们已经从无害的形式主义者转变为狂猛的思想家，现在成了革命者。”（汉斯·维尔纳·里希特）

媒体景观

西德的“媒体奇观”——尽管输掉了战争，依然能够依照西方占领国的样本产生一个自由的和独立的、在民主政治意义上可靠的媒体——首先是西方同盟国媒体政治的成果，它们使公共讨论制度化。1949年，当西方盟国考虑到基本法的条款5，保留许可义务时，报社数量从150家增加到将近550家，1950年年底又新增加了80家。“老出版商——媒体”基本都感受到了通过授权媒体而定下的新闻业标准及隐藏其后的政治伦理（民主-共和主义的渊源）的约束。在这个范围内，复辟的和反动的势头自然也可以在乡下自由地蔓延开来。

除在卡尔·赫尔曼·弗拉赫（1964～1971年）主编下的、左翼自由派声誉持续上升的《法兰克福评论报》以外，《南德意志报》（1966年日发行量22万份），尽管总部设在拜仁州的慕尼黑，也成为整个联邦德国中一家重要的、对公众舆论有影响力的媒体。

《法兰克福汇报》政治立场中立，后来中间偏右，自1949年11月1日开始出版发行（1966年出售25万份）。“我们不想为懒于思考的人写作。但此外我们认为，广泛作用的联盟和思想的权利或许是可能的”，这份“为了德国的报纸”上的一段评论这么写道。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经过对九期报纸（1961年12月7～16日）的全面审阅，称《法兰克福汇报》式新闻学为“蛋之舞”（Eiertanz）并且谴责其在报道中的歪曲。他说，精细的法兰克福人用两个舌头讲话，他们说的是统治的语言。“汉斯·马格努斯，一个恶意的读者”，出版人本诺·莱芬贝格如此辩护道，并且在事情过去整整一年之后，仍然登载了一篇长达42页的辩护词。

几年前（1957年），恩岑斯贝格批评了《明镜》的语言。虽然其自1946年以来出版的周刊在此期间至少八次被禁或者被查封，但人们仍无法确定这个刊物所持的信念。它还没有立场。“从一种情况到另一种情况所采取的姿态倒不如说是取决于故事的要求，从中可以被推测的是：作为其噱头。他们往往是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通过其他的故事来否认这个故事，因为这个需要另一个‘吊架’。”恩岑斯贝格说，《明镜》的意识形态不过一种怀疑的无所不知，除了对自己本身外对所有事情的怀疑。《明镜》没有能力做批判，只能做装模作样的批判。

《时代》周刊的发行量从其1950年的最高点（8.1万份）下降到1953年的4.4万份。这一方面是自由派日报竞争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主编理查德·蒂恩格尔偏离了自由派方向的领导。在一次反对这种趋势的抗议中，马里恩·冯·多恩霍夫女伯爵自政治版的编辑工作停职。1955年，蒂恩格尔解雇了服务部主管约瑟夫·缪勒-玛莱恩，随后他又被占有更多资产的共同发行者杰尔德·布瑟琉斯撤职。自那时起，《明镜》每版发行6.1万份。此否，多恩霍夫女伯爵回归。随着时间的推移，1965年，他们第一次没有再亏损。

在周报中，遵循基督教的那部分占较重份额。《莱茵墨丘利》在1946年由弗朗茨·阿尔贝特·克拉默建立，他在流亡中度过了八年，作为一个天主教徒、非正统的保守派、联邦主义者、社会自由派的形象得以凸显——首先是因为保罗·威廉·温格。1948年他在科布伦茨开始了长达35年的编辑工作，直到去世仍然奋斗在报纸行业中。

《基督和世界》第1期于1948年6月早于货币改革几天发行，克劳斯·梅恩纳特是该报的决策者。他被欧伊根·格斯滕迈尔任命为主编，格斯滕迈尔那时作为新教教堂福利机构的领导人对报纸负责（从1949年到1969年是联邦议会的成员，自1954年开始是联邦议会的主席）。梅恩纳特，1906年作为工厂主的儿子在莫斯科出生，人生1/3的时间在德国以外度过。他写了一本同情俄国群众的书《苏维埃人》（1958年）并对此进行宣传，这在冷战期间是一种挑衅。

废墟时代的报刊十分兴盛，后来由于货币改革而大大减少。一系列重要的文献和文化报刊依然能够幸存（《德国评论报》《新评论报》《高地》《当代》《法兰克福期刊》《宏观》《墨丘利》《月份》），虽然后来由于资金不足导致版次减少，但是发行区域却有所增加。此时新创刊的有《文学》（1952年）、《视野》（1952年）、《心宿二》（Antares）（1952年）、《新德意志文学》（1953年）、《重音》（1954年）、《新德意志手册》（1954年）、《技术时代语言》（1954年）、《文本与符号》（1955年）、《祈祷》（1955年）、《选择》（1958年）、《安泰俄斯》（Antaios）（1959年）、《论点》（1950年）、《今日戏剧》（1960年）、《文本与批评》（1963年）、《南瓜仁》（1965年）、《时刻表》（1965年）、《墨鱼》（1968年）。

在约阿希姆·莫拉斯和汉斯·佩施克领导下的《墨丘利》的副标题是“欧洲思想的德语报刊”。根据副标题的意义，《墨丘利》是一个论坛，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和文学评论的主题在此被讨论。各门学科之间的专业化相互抵消，由此祛除了思想偏狭的危险。

《法兰克福期刊》自1946起由欧根·科贡和瓦尔特·迪克斯出版发行。该刊一直受到从事主编的瓦尔特·玛利亚·古根海姆的强烈影响，直至他英年早逝，其致力于政治和现存社会制度批判。就算当其发行量从7.5万份（1946年）下降到2万份（1950年）时，该报纸作为一份左翼天主教的、遵循社会主义如工会的立场的报刊，在西德的精神生活上依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

从1955年到1958年，阿尔弗雷德·安德施发行了一份“文学的报刊”《文本和符号》，该报也做出了许多在哲学、建筑学、塑造的艺术、电影和音乐方面的贡献。“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在德国再次成为风气，‘知识分子’是用来骂人的称呼。安德施以斯多葛式的自我意识出版了一份报刊，该报刊对自己的定位是批评的知识分子的论坛。”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在对这个出版物的回顾中确信，他由作为南德的无线电广播的无线电-杂文的领导人的安德施发掘为作家。

大约10年后（1965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发行、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出版的《时刻表》在国际背景下讨论政治和社会话题——这是顺应社会越来越政治化的潮流。“别朗读颂歌，我的儿子，朗读航行时刻表，/它们更精确。赶在太迟之前，/挂起水文图/要警惕，别唱歌。/白天到来，从那里传到门旁/敲打并画在拒绝者的胸前/做下记号……”恩岑斯贝格的诗歌这样写入“给高段人的读本”，重要的“航行时刻表”指向现实的方向。

通俗报纸（“彩虹出版社”）则公开宣称自己的非政治性——它们也有特殊的受众。这些通俗报纸加强了经济奇迹世界对物质的渴望，并利用给各种庸俗传奇配以丰富的插图，帮助摆脱通常是残酷的商业竞争结果的失意。文化批判批评这是文化的腐败没落，是“歪曲的视野”，“毫无羞耻感”，“过度逃避日常生活的倾向”和“性迷恋”。

1964年，约3000万西德公民定期消费画刊。此外，出现了针对年轻人的刊物——特别成功的是《好极了》（Bravo，自1956年起发行）。在1960年代，它是具有强烈节拍的音乐、摇滚音乐和性知识浪潮波及年轻人的传声筒。1965年，14～19岁的年轻人消费了88.5万份。由于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杂志的发展，《听着》（Hör zu）特别成功，第一期在货币改革不久后发行，销售量高达10万份，1965年更是达到了400万份的极限。讽刺文学类作品出售得也很好。《不好意思》（Pardon）的发行量在1961年到1969年间从5万份增长到36万份。

“画刊”和“彩色周报”［由于许多是关于皇后索拉雅[1]（Soraya）的浪漫且情意绵绵的故事——索拉雅与她的丈夫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于1958年由于无子女而不得不分开——这些报刊同样被称为“索拉雅报刊”］的大部分将女士作为目标读者。服装、美容、菜肴、孩子，当然还有爱情和婚姻是主题，政治则被抛之脑后。一份妇女报刊的分析在1966年7月发表，卷首画所展示的几乎只有年轻的、时髦的、整洁的、令人喜爱的不知名的女孩——有一些是展示如何穿搭时装或美容的，有些是因为其光艳照人。大的赢利份额分别由5～6个画报出版商占据，1968年市场份额为：鲍尔占26.1%，施普林格占13.3%，布尔达占8.9%，贝塔斯曼占8.4%。

1961年4月最重要画报的发行量总计为：《明星》1333641份，《快》1242202份，《歌舞》1046915份，《新画报》810238份，《彩色画报/慕尼黑画报》868882份，《法兰克福画报》480628份。在所谓的绘图周刊中，《新刊》（Das neue Blatt）993273份，《家和世界》822844份，《星期六的新世界》532490份，《绿刊》（Das grüne Blatt）364773份，《新邮报》317006份，《周末》295981份。女性和时装双周刊杂志中，《康斯坦策》630847份，《给您》（Für Sie）510124份，《布里吉特》493182份，《电影与女性》382750份。

左派认为，《图片报》的不断增长是新闻自由的灾难。《图片报》作为“从施普林格的家里出来的怪兽”击败它的对手——这可是一个定位在文盲边缘上的报纸，对持续讨论的希望来说，这是大大的讽刺。1964年，这个最大的跨区域德国“日报”售出了405万份。而这份报纸的出版者，直到他去世（1985年）都自诩为阿登纳时代价值观的政治传教士。

自1955年10月出版的报刊《最美丽的》针对的目标群体是心情愉悦的精英，他们不仅穿着更漂亮，居住更舒适，饮食更美味，旅行更出色，而且他们想要发现文化的美好，因此“迫不及待地期待每月的新一期”。

由威利·弗莱克豪伊斯设计的《年轻人》（Twen）的突出特点便是涉及纨绔子弟（Jeunesse dorée）的内容（他要对直至1970年的外表负责）。同《最美丽的》一样，《年轻人》并不是靠发行量（每个月几乎不超过10万份），而是靠它所传播的“生活水平”“思想”——远离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风度：“新鲜的、狂妄的、感性的、无法抵抗的外表、不妥协的、现代风格的、主题刺激的、基调愉快的、乐观的和对生活充满兴趣的”——来获得成功的。

反抗的支点

无线电广播是一个从战后开始流行的新闻媒介，为“无家可归的左派”提供了展示更大公开性的可能。持保守派立场的沃尔夫·约布斯特·西德勒时任柏林《每日镜像》的副刊主编，他对此颇有微词。

“无线广播公司的晚间播音和夜间栏目作为从文学上表达反抗的支点可以退休了。在那里称赞自己弱点的人全是国家中的权贵。”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没有一个不为无线电广播工作的作家——这在经济上也很重要，因为以这种方式远离大众口味，独立的、不顺应潮流的思想还能够拿“薪水”。“是麻烦，是沙子，不是在世界的驱动装置里的油。”君特·艾希在广播剧《梦》中这样写道。

无线广播公司很喜欢播放的广播剧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传达了一个概念，恩斯特·布洛赫称之为“原则希望”。它并不建议廉价的解决方案，但要求在人们中唤醒人性。沃尔夫冈·伯歇特的广播剧《门外》（1947年）是新的德国无线电广播发展史的里程碑。自此之后，重要的男女作家们均发现了这种文学的类型，包括君特·艾希、伊尔斯·艾辛格、英格博格·巴赫曼、弗雷德·冯·霍尔歇尔曼、马克斯·弗里施、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海因里希·伯尔、格尔德·厄尔施雷格尔、莱奥波德·阿尔森、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姆、沃尔夫冈·维劳赫。

广播剧的听众反应是强烈的。“物质的表象”很大程度地拘禁了想象力，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喜欢在“混响室”中展开的艺术方式——电子产品，“一方面是通过技术手段对变响的和同时消声的言语和声响的混合，另一方面是在听众内心非肉体的、纯精神的‘观看’”（海因茨·施维茨克的广播剧文集《说话，让我看见你》的前言）。这是一群感觉细腻的听众，厌倦了粗野、现实的喧嚣，享受“内心舞台的平静”。对于“场景”，正如伊尔斯·艾辛格所展示的，恩斯特·施纳贝尔（在西北部德国无线电广播中的第一个语言部门领导，后于1951～1955年接任台长）认为，本来这些黑暗以外的故事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它们如在昏暗房间中的电影画面那样消失在一瞬间。1940年出生的电影编剧赫尔玛·桑德斯布·拉姆斯在对经济奇迹国家内的“广播剧领域”的回忆中这样写道：“广播剧是最悦耳的，是人们在家里就能够拥有的。这是有关那些仿佛蚂蚁般的人群的故事，从建筑物内部开始啃咬，直到倒塌。老实人和纵火犯，老虎朱瑟夫，大火，烫衣板的声音，这是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

恩斯特·施纳贝尔说，无线电广播在停战后第一年比政党更多地履行民主职责。康拉德·阿登纳所持观点与此相反，他有“使无线电广播成为当时联邦政府的政治领导工具”的想法（他一直认为联邦政府对无线电广播栏目上丧失影响力是极为难堪的），至于电视——鉴于这个新闻媒介被预期有极大影响力——类似的观点就更强烈了，不过这也更危险。尽管联邦总理曾多次尝试，希望使联邦政府相对于各州成为媒体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但均以失败告终。

根据1961年2月28日联邦立法院的判决，全部的无线电广播权限被判给各州，无线电广播作为“文化现象”落入各州是在基本法中所确定的文化权之下。此外，不管哪种组织形式都必须给予保证：其中以类似的方式，如在公开-司法的机构中，所有社会的重要力量可以得到表达，新闻报道的自由将保持不变。根据一项调查，56%的居民希望有第二个信息通道，国家已经在1961年3月决定，独立于存在的机构，创建一个公众权力的中央公共福利的电视机构。对于德国电视二台（ZDF）作为第十二个无线电广播电视机构的国家合同在1962年1月1日生效。州政府的11个代表、联邦政府的3个代表、来自在联邦议会代表党派的12个理事以及40个社会重要团体属于该电视台理事会。按照汉斯·鲍施（自1958年起担任南德无线电广播的台长和联邦德国公法性广播台工作组ARD主席）的观点，这样的组成是“在国家的控制影响、政党政治的努力调解和对符合宪法规定的重视之间妥协的典型例子”。

电台女播音员，（从左至右）乌尔苏拉·冯·玛内斯库尔、伊赫娜·科斯、达格玛·贝格迈斯特、安娜特·冯·阿雷廷、露特·布莱塔格、希尔德·诺克，1955年

根据联邦立法院的定义，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否真的如此，一方面取决于媒体自身的文化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听众在思想上的准备，即是否有合理利用视听的信息和交流的可能性。“合法行为和不法行为在电视中如此接近，跟我用的其他工具一样”，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在他的书《在通向无父社会的路上》写道，不法行为从使用方式中产生：正如我们看表演不是为了获得信息，而是满足某种幻想，如在家的人离开家，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发明，而是因为用户和代理商被推去了学校。“人们在晚间沉浸于电视、电台而无法自拔，毫无疑问与人们白天所承受的生存压力相关。”

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负责人非常严格地运用了这种“沉浸”来衡定未来的发展。电视应被理解为用来教育人类的工具。当1950年代中期德国语言诗歌研究院在一个主题为文学-广播-电视的会议上讨论时，西德电台在汉堡电视中心的领导人维尔纳·普莱斯特，以用在电视上的口号结束他的报告：“人类，变得重要！”（Mensch，werde wesentlich！）西南无线电广播的台长弗里德里希·比肖夫，警告说伴随着电视的必然到来，如果电视节目的制作没有足够艺术，必然出现危险。作为西北部德国无线电广播的台长，普莱斯特在谈及1952年的试播时说，在德国的电视中从不允许有广告，这样做是为了——联邦邮政局长汉斯·舒贝尔特的原话——为“德国灵魂的复苏”做出贡献，人们当然不是在美国。

1955年有10万名电视观众注册，1957年10月达到100万名，1958年年底达到200万名，1960年年底达到400万名，1963年10月达到800万名。一开始购置设备伴随着高额的成本。1951年，柏林的第二次德国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17家公司的30个电视样品，尽管当时有两种规格。台式机售价1200～1500马克，电视箱或者电视柜相应地贵一些——客厅家具以社会威望为目的，通常受到“西欧传统”的限制，就像名字叫作“提香”“拉斐尔”“列奥纳多”“列奥纳多·奢华”。

从每日新闻开始，“这样的一道蔬菜炖肉，它必使你们成功”［西北无线电广播1952年12月25日播出的第一个节目是歌德的《剧院的序幕》（Vorspiel auf dem Theater）］属于电视的“大杂烩”，故事片、运动、实时的和卡巴莱式的节目大受欢迎。在西北无线电广播的总经理阿道夫·格里梅的带领下，1953年10月在汉堡的洛克斯泰特第一个战后演播室开放时，发布了口号“给予欢乐！”，完成了娱乐的扩大。国家最重要的主持人是汉斯-约阿希姆·库伦坎普夫，他以智力竞赛节目《谁对谁？》（Wer gegen wen）而闻名，彼得·弗兰肯菲尔德，以其以美国范例定位的即兴表演秀《1∶0给您》（1∶0 Für Sie）而闻名，罗伯特·勒姆布克以其《愉快的工作顾问》（Heiteren Beruferaten）（自1955年起）而闻名，还有克莱门斯·维尔门罗德的电视烹饪节目，马克斯·施梅林庆祝电视的回归。第一批家庭连续剧大受欢迎。1953年8月30日，杜塞尔多夫的“莱茵的阳台”第一次向当时还相当少的电台转播《国际早购买》（Internationale Frühschoppen）——由维尔纳·霍福尔主持——成了最热门的信息节目之一。

政治性的“时事述评节目”也很成功。这些节目也正好很清楚地表明，宪法在新闻媒介方面“不进行审查”的原则，在猛烈的政治观察以及政治压力下，坚持到底是不容易的。例如，北部德国电视台1964年11月在节目《全景》中展示了鲁兹·莱曼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批判了西德政治犯罪的刑事诉讼，电视台在官方压力下不得不在六周后与之保持距离。广播节目中享有盛誉的解说员欧根·科贡被领导停职，而此前勇敢的主编格尔特·冯·帕琴斯基在一段时间之前就已被辞退。在告别演讲中，科贡向在西德业已萌芽的公开活动的“独裁者”发出警告。

是否以及如何用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来启蒙，尤其表现在节目的内容上。这些现象在西德这个“复辟的宫廷”中无疑也典型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愚人角色”：幽默小节目在百万听众中获得巨大的成功（收视率达到90%）。

在论文《用嘲讽来批判——西德卡巴莱式讽刺的实践、影响及问题（1945～1974年）》中，尤尔根·佩尔泽一口断言：五六十年代幽默小节目的问题在于，尽管人们想要以平民-自由的身份来施加评论，却并未诉诸日益富足的、对改变几乎没有兴趣的观众。因为不能灵活地对转变的历史局面以及转变的影响情况做出反应，最终只在或多或少提高的娱乐水平上发生改变。这几乎与政治的启蒙无关，最多只等于某个阀门，而此阀门最终还是建立在现存意义上的。政治幽默小节目的反抗被越来越多地证实为只是表面上的反抗。

迪特·希尔德布兰特和萨米·德雷克塞尔1956年创立的“欢笑和突进团体”被看作政治上的幽默小节目剧组，直接触及最新问题，具体对准政治丑闻和犯罪行为。这“冷静进取、开开心心边打边骑的四剑客”（迪特·希尔德布兰特、克劳斯·哈芬施坦、汉斯·J.迪特里希和乌尔苏拉·诺阿克）对阿登纳——他们称之为“凯旋的马”——有某种“深刻的谢意”，因为你不能想象比他更好的攻击对象了。

西柏林的“豪猪”在1949年10月首播，致力于节目的易于理解和富于幽默感。“实际上，他们以这种方式上升成为特别通俗的幽默小节目，同时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绝大多数观众正面评价这个栏目，并且总体来说明显地感受到震惊、感动或抨击。”

1947年凯和罗赫·洛伦茨在杜塞尔多夫创立了“旧钢琴”。“旧钢琴”开始阶段的讨论集中于越来越流行的机会主义和表达对军国主义的忧虑，到了在1950年代后半期，其“文学地”、委婉地表达讽刺的趋势有所加强，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小型歌舞演员沃尔夫冈·诺伊斯将在大的中心国家所排挤的东西公之于众。1962年，由他主演、在当时电视上非常受欢迎的连续剧《弗朗西斯·杜尔布里奇的围巾》于结束前30个小时在报纸上预告了凶手，电视民族被激怒了。诺伊斯被看作“联邦德国的幽默小节目名嘴第一名”（“如果不十分确切地像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那样思考，则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逐出”）。人们称他为“有鼓的男人”“民族嘲讽者”“经济奇迹中的蒂尔·欧伦施皮格尔”“柏林的宫廷小丑”“诽谤者”。

幽默小节目在东德一开始大多是表面上反对教育专政的“阀座”。“蓟”（Distel）［除了“胡椒磨”和“大力神俱乐部”外东德最重要的幽默小节目］的负责人认为，“我们的作用和我们的目标是以特殊的讽刺、幽默、挖苦等手法，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权力关系和财产关系”。在这样一个思想方向的主导下——对政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幽默小节目的特殊性质并不能发挥作用。尤其在每个节目开始之前，台词都必须呈交给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主管的区域领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小型歌舞演员变得越来越顺应时势，越来越机会主义。对一些作家来说，越过一点点“允许的”界限就成了特殊的刺激。同时，通过使用多样性的表现形式（比如在莱比锡的“胡椒磨”中）成就了辉煌的政治——讽刺的表达方式和多义的台词，并以高程度的娱乐性和攻击性把原本完整的整个栏目切割成一个个小块。

1976年，文化部制订了对所有行政区内所有职业卡巴莱剧的创作计划，该计划直至1985年有效，同时还强力促进了600多个业余卡巴莱剧。这使讽刺一时间成为文化目标。某些人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反复受到审查并且打破了意识形态上的节奏。

然而，教育专政的刺激更多促成了各种匿名的“东方联盟笑话”，这些笑话仿佛间接的反抗。释放的笑声虽然不会妨碍有影响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有官僚作风的干部野蛮行使权力，但“地下活动”使他们在琐事上出丑。人们能够稍微改编一下席勒的诗，说成“士兵滑稽地进入地狱”。在东德和东欧人民的笑话陈列中出现政治领袖，如“屠杀者、强盗、骗子、丧心病狂的人和白痴、酗酒者、无知者，最好的情况下也被称为自以为聪明的人”。越是那些民间传闻中高不可攀的，越毫不留情地被轻视和嘲笑。“他们的行为从未被写成一个高尚的题材。民间幽默令人惊讶地对各个统治者在等级上的差别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

东德的生活谎言

在报刊《建设》1946年第7期中，维克托·克伦佩尔（在他死后出版的日记中记录了幸存的犹太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可怕经历）勾画了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在纳粹诽谤的年代后重新获得社会影响力。最基本的条件是一些人从普通民众的行列中走出来，他们没有沦为本能的奴隶，反而懂得了什么才是有理性的本能。

“如果我们采用纯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概念，这个概念与作为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的概念有所不同，那么我们现在的理想化的要求必须是：我们必须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民族。”

东德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不是所有人，但绝大多数——是Tuis，他们从意识形态上接受自己作为政治工具，对此也有心理准备，这摈除了他们在道德上成为“指路明灯”的可能。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是，在东德的制度中差不多只有那些适应的人能够不受干扰地生活和工作，并且这意味着：要牺牲自发的活力、开放和诚实，放弃对无聊和受限的臣民观念的批评能力。有雄心和想要发挥作用的人必须入乡随俗。对他们的这种成果不可避免的代价是在道德尊严上和个人正直上的损失。

当东德分崩离析之时，分子生物学家闫斯·莱希意识到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思想上的压力，对东德的知识分子进行清算。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能够以多样化的方法成为教条社会主义的帮凶，并背叛了自己以及人民的事业——通过这样的方法他们和权贵阶层狼狈为奸、共同工作、“履行其职责”。人们必须不抱幻想地认清这些从而远离生活的谎言。如果他们接管权力的缰绳，那么知识分子衰退，他们操纵官僚政治和专家政治，他们失去了与抽象现实的联系，成为权力的拥有者和管理者。知识分子分裂成许多个不同的群体：第一部分是信念坚定的体制支持者，第二部分采取坚定的态度随时准备“再结晶”（鲁道夫·巴霍），第三部分或许是最大的群体，表现出适用非政治的态度，第四部分（最小的）由活跃的“抗议者”和“改革者”组成，他们渴望有力的改变，然而另一方面是与此相反，至少还是谨慎行事。

“弄人”证明了自己是有制造混乱能力的反对Tui的人。这些人在言语上超越制度，他们不使用武器，而是冒着可能被踩踏的危险。他们总是被人嘲笑，却毫不动摇地说出自己认之为真理的反命题。“只有弄人才有机会被关注。只有弄人才能够冲破束缚。”

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恩格勒反驳了西方笼统的猜想：在东德根本没有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艺术在于，人们没有对无家可归者负责，却让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夹层中。对此，艺术领域提供了机会，借助艺术品特有的对立性，或是避开了政治上非黑即白的锋芒，或是将其连消带打融入某种笼统的“大杂烩”（社会主义、反法西斯主义、民族间的友谊）中。在1950年代，这意味着，尽管整体社会的条件并不乐观，依然有一些优秀的艺术成就：如贝托·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和瓦尔特·费尔森施坦的“滑稽戏”，地方现代美学的杰出代表有鲁道夫·茂尔贝格领导下的“德累斯顿十字合唱团”和君特·拉明领导下的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还必须要提到的是德累斯顿的现场画家约瑟夫·赫根巴尔特和汉斯·特奥·里希特。“这种孤立的现象自然不是为了反传统文化。它们会多多少少引起一些公众探讨（比如德绍和布莱希特的《鲁库鲁斯》），以半官方的方式融入整体的文化生活中。如果人们回过头来看科学，考虑到如恩尔贝格的俾斯麦传记这样的作品，便会发现这样的特性也适用于最后二十年的社会主义东德。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杰出学者尤尔根·库琴斯基在一部他的传记体作品中要求自己是‘岛’（Insulare）。”（君特·威尔特）这背后尤其——如海纳·穆勒——具有某种特别意味深长的愤世嫉俗：“剧本在独裁的背景下比在民主主义下写起来更好，也正如其一直具有的特性。”要么就折向牧歌式的回程：莎拉·基尔施的诗满是兼具怪诞与抒情的怀旧景观，讽刺的是许多政客还真以为它们是非政治的，这些诗也能解释为知识分子的心理风貌，他们又一次在内心深处流亡。

维利·诺伊贝尔特：政党讨论，1962年

人烟稀少的国家，/尽管有广袤的原野和机器/村庄仍然在沉睡/在黄杨树的花园里，猫/很难被石块打到。/

八月里星辰坠落。/九月里人们开始捕猎，/还有飞行的灰雁，行走的鹳/穿过无毒的草地。啊，云彩，/他们飞过山脉越过森林。/

如果此时人们没有在读报纸/那么世界正常运转。在李子酱罐上/美妙地反射着自己的脸，而且/火红地照耀着田野。

东德的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首先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东德打成一片，因为新的国家明确且坚决地反法西斯并且由此给予他们特殊的权利。“德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法西斯自发地生成”，闫斯·莱希将此称作一个传奇。人们不想再走上德国的非政治性的文化歧途，而是表现出人道主义的承诺。对此最重要的是——诗人君特·库内尔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成员和约翰内斯·罗伯特·贝歇尔抒情诗奖的获奖者，1979年移民到西德）回忆道——战胜衰落，重建的并不只是毁坏的城市，“而尤其是更好的、更自由的、更高尚的、更和平的联盟。人们对此感觉到受到召唤。人们意识到这是道德上的义务，屈从于公共利益……人们不再想要非政治的，而政治的是：煽动性的和启蒙性的。当然我也不例外”。这也是受教育群众势力的信念以及回归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侨民共同寻找的新方向。

最初，由国家拉拢、在物质上也获得补贴的知识分子在东德起到他们“完全重要的作用”——只要他们举止得当并且适应国家的教义。在那些国家干部眼中被视为形式主义或颓丧的——所谓“阻碍了德国文化的进步”——便没有存在的资格。“表现资本主义衰落的‘灰加灰绘画’，与德国民主制度共和国的新生活存在明显的冲突”，瓦尔特·乌布利希于1951年10月31日在人民议院上宣布关于五年计划的法律草案时如此解释，人们既不需要月球表面的图片，也不需要腐烂的鱼类以及类似的物品。民族最高级别的首席指导员颁布法西斯主义的术语，一门以堕落和毁坏为榜样的艺术是病态反美学的。一年之后，在1952年7月第二次德国统一社会党党代表会议上，为了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而奋斗的新人必须处在艺术创作的中心，成为积极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勇士。通过这样的方式，艺术家在人类的发展中塑造新人和进步人士，艺术家协助培养数以百万计的进步人士。约翰内斯·罗伯特·贝歇尔表明了这能够通向的地方，他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主题为“我们共和国文化工作者的任务和同样的全德国知识分子最好的一部分任务”的党代表会议中以“大合唱”为题，朗诵了他对政党的感谢：“你大于我们，你是我们的全部意愿：/我们感谢你，你，我们在成长！/只有你能够实现和平的梦想。/你的红旗迎着世纪之风升起。/称呼你赞美的第一个完整的德国，/因为只有通过你德国才能统一和自由！/让你感到自豪，让你承认完全的自豪：/你的所有力量，胜利是你的，政党。”

东德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人——除了史蒂芬·海姆、（非常矛盾的）史蒂芬·赫尔姆林和贝托·布莱希特之外——对1953年6月暴乱的平息以公开拒绝的方式做出反应。“自发的团结随着罢工的结束而消失。对下层压力的不信任，对已有一次被法西斯主义所诱导的群众想法的怀疑，对西方可能的反应的担心，批判性地面对自身机构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保持克制。尽管有对所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压抑，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已经变得极其有钱有特权——现在他们的行为也显而易见：他们的确不只失去了锁链[2]。”

然而，苏联共产党在1956年2月的第二十次党代会对斯大林（1953年去世）的评判终究给一些反叛的知识分子（如曼弗雷德·比勒、格哈德·茨维伦茨、埃里希·吕斯特）提供了批评性“发言”的可能。1956年6月在开姆尼茨举办的年轻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海因茨·卡劳要求“艺术需要思想的解放，艺术需要宽容”。在1956年11月匈牙利起义被镇压之后，围绕乌布利希的强硬核心能再次得到实现并转向进攻。有五条进攻线路——这表明，除了Tui外反对派知识分子的阵营有所扩大——

1.科学研究所及其代表，如柏林洪堡大学，在哈雷、耶拿和莱比锡的大学（如汉斯·迈尔、恩斯特·布洛赫）；

2.文学代表（如埃里希·吕斯特、格哈德·茨维伦茨）；

3.出版机构及其代表：如《德国哲学报》的沃尔夫冈·哈里希，文化协会报刊《星期日》的古斯塔夫·尤斯特，建设出版社的瓦尔特·扬卡[3]、沃尔夫冈·哈里希；

4.讽刺报刊《欧伦施皮格》和政治卡巴莱，如莱比锡的幽默小节目“胡椒磨”；

5.反对派中的一些领头人，如卡尔·施尔德万（政治局成员和干部调查中央委员会秘书）、恩斯特·沃尔维贝（国家安全部部长）、弗雷德·欧尔斯勒（政治局成员和首席思想家）。

布洛赫的学生格哈德·茨维伦茨在西德能够通过潜逃而逃脱逮捕。紧随其后的是布洛赫（1961年）和汉斯·迈尔（1963年）。哈里希、扬卡、尤斯特和其他人被判处严重的劳改。这起诉讼就是一场笑剧，从一开始人们就知道，除了“有罪”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能，审判不公属于制度问题。如瓦尔特·扬卡在其逮捕和定罪的报告中写道，法庭对律师主张宣告无罪的建议根本没有记录在案。“这就是这样。当政党给予指示时，法官服从。法庭对扬卡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并接受检察总长对共同被告人的提案。”

这场对扬卡的诉讼正如其他的诉讼程序和事件清楚地说明了东德知识分子可怜的Tui心态。很多人出席了扬卡审判，包括安娜·西格斯、维利·布雷德尔（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博多·乌泽（德国艺术科学院诗歌和语言组的秘书）。观众席出现了对扬卡的嘘声，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主编埃都瓦·冯·施尼茨勒、《星期天》主编博恩特·冯·屈格尔根、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国》代理主编君特·凯茨舍博士也参与其中。“他们冲撞对方并且用拳头敲击台面。如同在惬意的讲座之后疯狂的学生们……甚至没有人以卢卡斯朋友的名义抗议不实的指控，这是整个诉讼期间最令扬卡失望的。”

1989年5月1日，扬卡被授予“祖国的金色勋章”，“感谢他在德国的民主共和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杰出的贡献。”这一转折点之后，1989年11月5日在德国剧院的演讲中，他，一个在最困难的年代中一直为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西班牙的和国际的志愿者鼓足勇气的人，以呼喊结束其论述：“我们必胜！我们必胜！”

自1959年以来，东德文学和艺术走向比特费尔德道路，与工人阶级一起“向文化的高度进攻并将其占领”。在明文中叫作文化工作者应该作为“灵魂工程师”来创造非黑即白、不容置喙的“东德意识”，认可现有的权力关系并且辅助创建它。相比于其他东方国家，东德的发展最负面、最呆板、最笨拙，汉斯·迈尔在与弗朗索瓦丝·邦迪的谈话中这样表达道，人们欺骗自己，卡夫卡没有活过，詹姆斯·乔伊斯没有写过《尤利西斯》（Ulysses）。

瓦尔特·乌布利希1959年在比特费尔德进行的电子化学联合企业的演讲中预告了一种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新形式。这意味着：作家前往工厂寻找素材，而工人则应该坐到桌子旁。“拿起笔，哥们儿！”德国统一社会党通过唤入生命的运动来追求最初的目标：群众的动员，这是首次导入关于文化政治的主题，对于教育赤字的消除在这些工作中达到一个更好的政治意识，因为感觉到过去的意识水平还有不足之处，关于工作小组日记和工厂的壁报的促进信息从下往上流通，使用政党的文章作为信息来源。同时，促进人民通信运动：工厂中的工人从报刊中得知生产过程中的成功和困难。这样产生的文学应促进意识形态的恢复。如果作家是小团体写作或宣称自己是写作的工人，人们就希望他们能被更好地归置到意识形态的监督之下。各个机构都认为，自己的领导作用从现在开始将毫无争议。

举个例子，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之一的W.列文在一次政治教学法会议中推荐“赖因哈德·本尼茨克在《新德国》1959年9月5日的副刊《艺术和文学》中的诗歌，他已长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并且是卡尔-马克思城年轻作家工作联盟的成员”，那么人们能够认识到新民间文学的自然性，另外还有铀的例子（“铀在群众手中，服务和平”）：“睡吧，哥们！/换班后获得你的工资，/父亲回到家里/还有浴盆以及花洒/已经在等着咱俩。/睡吧，哥们！”

乌布利希在1964年4月第二次的比特费尔德大会上确定，努力达到高质量也未必成功。此外，比特费尔德道路也给作家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查明“不合情理的”地方的可能性。人们表示忠诚，与社会主义同行，然后在一旁扭打，滚到灌木丛中。对艾尔文·施特里马特来说——他的小说《养蜂人欧勒》讲述野外工作者的儿子和养蜂人欧勒·汉森的故事——“偏差”意味着关键问题的答案：“我们怎样才能在我们的社会中好好地安置新人、进步者，我们才不会切掉他对事业的追求，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会让他脱离以走向无政府的一方。”在埃里克·诺伊赤的小说《石头的痕迹》（1964年）中，主角木匠汉内斯·巴拉（施工现场的国王、一个孤独的战士、自身财富的追求者）曾经有过相当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但他最终变成一个认真负责的、集体主义指向的社会主义者。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小说《分裂的天空》（1963年）中述及一个教育学女学生（在一家火车工厂的生产队中完成了实习）对一个柏林墙建成后待在西柏林的化学家的爱，她拜访她的朋友，然而决定反对西方的社会制度。

1963年1月，君特·库内尔特在报纸《世界舞台》上发表一个故事，勾勒出在瓦尔特·乌布利希领导下的东德的文化政治局势：“禁止照明。”

“他说那是多余的奢侈/他禁止人们建造/灯，他说这是为了阻止犯罪/这是国王塔索斯·冯·克山托斯的命令/他生下来/就是盲人。”

汉斯-约阿希姆·马茨称，选举闹剧在知识分子的引导下由99%的民众共同完成，数百万人定期参与欢呼和游行，人群中超过多数是少年先锋队、德国自由青年联盟或者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参与国家安全部“通风报信”活动的人超过50万。“没有人宣布他没看到、没有经历甚至参与到对我们的环境的无情的污染和破坏，使我们的城市没落，媒体和公开报告中的恶意欺骗，愚蠢的口号，道德的沦丧，通过贪污、间谍活动、告密、谄媚和对权力的巴结来毁坏我们的关系。”

在错误上执迷不悟也许有一个特殊原因，因为最终那是正确的。东德的Tuis本可保持如西德左派知识分子的态度，因为后者从“原则上”来说也期待用马克思主义来救治世界，1960年代末的抗议活动就是他们态度的最好表现。来自布拉格的诗人扬·法克托尔（Jan Faktor）自70年代中期以来经常、自1978年起完全生活在东柏林，尽管对东德知识界深表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却一如既往，这尤其受西德学生运动及其思想导师的影响。其中，更多以“公民”为导向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的东欧国家的反对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信念不应归因于勇敢或者适应性，不是培养或教育的成功，它“和音乐、裘皮大衣或很黏的‘透明胶带’，和‘符号D’，和《世界景象》以及其他西方来的东西一起出现。它来自西德左翼的讨论集团，来自院外反对派，来自红军派的思想领域。这个信念与西方左翼人士对西方制度的愤怒相似。它来自每个人的无力感和‘那也不幸福’感，在西方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此外，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消费的或者左倾的西方文学也给予它营养，这些文学以各种方式被偷运到东德”。由此，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反倒成了全德国的一条纽带。

法兰克福学派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方向样本对西德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十分迷人，因为它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揭露富裕社会的实用唯物主义的错误本质，并提出一个完全的社会改造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目标。这种出身的知识分子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富足，但是喜欢亲自参与到舒适富裕的居民生活中。“右手吃饭，左手写作。”Tui的可疑之处也正在于此，许多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发言人在其后生涯中转投保守主义的阵营，断然反对早前的观点。

他们在“高阁”流连忘返，从生活实际退到理论制度中，分析现实时却常常失之于极端偏颇，远离“人民阵线”——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首先遭遇“舒适的逃避主义”的谴责。娱乐副刊中本是多种多样、常常以娱乐的幽默方式来进行的文化批评，被法兰克福学派以其在概念上钻牛角尖的“批判性理论”变得越来越系统化。回想起来，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即使磋商不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保留剧目”，僵化的关系到底也由此被活动开了。另外，许多事也在指向一个结论：曾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达到顶峰的思想革命看起来在所有方面都收效甚微。

“由于重要的实践被阻挡而产生的绝望用一种诡异的方式给予思想喘息空间。如不知道利用这个机会，那简直是一种亵渎。”（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

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被视为先锋文化、极大影响着大学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就以这种方式经历了一次回归。由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和弗里德里希·布洛克领导的社会研究学院——在魏玛共和国中借助百万富翁费利克斯·威尔建立，通过弗朗茨·诺伊曼、赫伯特·马尔库塞、雷欧·洛文塔尔和本雅明的共同努力得到巩固，然后迁移到美国——重新定居在德国。1946年10月，法兰克福大学的管理委员会业务管理主席克林克霍夫受研究所的正式邀请回到法兰克福。这经过了法兰克福市市长、社会民主党党员瓦尔特·科尔布的同意。他接过他的旧教席，成为哲学系的系主任，然后被选为校长，在这些能力方面，他为法兰克福大学的重建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所大学“是从零开始重建的”。阿多诺于1949年11月初抵达法兰克福，那时他46岁。

在东德大张旗鼓的马克思主义被教条禁锢得十分狭隘——“官僚干部”是最重要的角色——法兰克福学派算是其反面：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与市侩主义泾渭分明，是迟疑并且谨慎的，他们明白系统化思考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在批判资本主义原则上是严格且不可争辩的，这吸引了更年轻一代的部分。此外，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其他研究院工作者还引入了西方文明的反面经验，这影响了反美主义者组织的抗议活动。

总的来说，“批判的理论”是对精神反抗的勇气的表达——“困难的工作”。

……不耐烦的

以满足的名义

绝望的/有耐心的

以绝望的名义

绝望怀疑/不耐烦的有耐心的

以不可教育的教育名义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的《困难的工作》，献给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

“否定辩证法”是对现有制度的拒绝，也就是反制度。因为启蒙思想并不比它植根其中的社会制度这类具体历史进程好多少，它本已包含退步的萌芽。启蒙思想必须在其中接纳对退化因素的反思。这样的“宏大批判”是借理性之手制止理性凌驾一切。真理并不归因于理性的意识，而是必须在现实中逐步塑造理性意识。但随后面临的危险是，对立概念的纯洁性在现实中遗失。“诚意的改革者用旧语言推荐革新，通过接管已被细细研磨过的分类机构和机构背后的坏哲学加强了他本想打破的权力，这是最没希望的状态。”

“批判的理论”之父及其子孙赫伯特·马尔库塞、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以及尤尔根·哈贝马斯（漫画为沃尔克·克里格之作）

按霍克海默的表述，“批判理论”在于这样的信念：我们没有能力显示、只有能力阐明绝对的善，这正是我们的痛苦之处，这也正是需要做出改变之处。经济奇迹世界为批判型知识分子的进攻提供了许多诱因。就算接受完全自由的乌托邦尚很困难，但人们至少足够自由，能认识到他们过去所承受的束缚终能被废除。《启蒙辩证法》——该书在美国创作——的中心点是，把启蒙扳到它的对立面（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者看到人们对理性、对自己启蒙——即自我批评的反省——的漠视）。工具理性为目标服务，丧失了它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在于利益最大化，而在于社会的人性化。合理化的过程——马克斯·韦伯用“去魅化”（Entzauberung）这个概念来刻画这个过程的矛盾性——意味着灾祸的胜利。“对不断的进步的诅咒是不断的倒退。”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在1966年出版。如格奥尔格·皮希特所称，这是欧洲哲学的最后一本书。该书用否定的形式保护了欧洲哲学的经典主题，如纯粹性、自由和不朽、生命和死亡，使它们能够在沉默的事实中展开。否定的论证也就是“想不同的思想！”这句话后面有一个简单的认识：虽然这个世界可以没有人而存在，但是人不可以没有世界而存在。现代苦难的唯一出路是调和，对客观、未知事物的认可。辩证法即是不断地意识到矛盾和不一致，并将其定义为“未知”，辩证法中的矛盾原则之所以优先于其他原则，是因为矛盾正是以“统一思想”的不统一为标尺来衡量的。

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分析了肯定性文化背后的虚假，研究了现代群众歇斯底里的形成过程或影响，特别是反犹太运动的形成，这在“左翼分子”中引起深深的焦虑。当然，法兰克福学派中尤其是阿多诺常常运用过多、过于复杂的概念，把哲学搞成文字游戏，这也与研究该有的坦率相悖。当言语和概念过多时，“实质”就会丢失。卡尔·R.波普尔[4]——“简单”哲学的衍生大师——揭露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抽筋般的语言态度。（比如他说，“社会的整体并不导致其构成本身总结之上的个体生活”说的其实就是：社会由社会的内在联系所组成。）概念所主张的追求通常说穿了只是单纯的口头杂技，而正是这不接地气的口头把戏显得花样百出、吸引着观众。当然，人们也不能忽视，“批判的理论”努力的并不是简单化复杂的事实，而是在适当的平面上用多样化的语言上表现本就复杂的事实，这也阻挡了经济奇迹时期的特征——简化——的渗透。“因为对我来说，语言作为思想的构成成分对思想的意义非同小可，就像威廉·冯·洪堡对德国传统的意义那样。我在自己的思想中在语言上也要求自己遵守这样的纪律，避免过于简单的语言。”（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阿多诺认为，在否定语言的严密结构中，首先应该抓住和严防浪漫-宏大、沉浸于非理性中、肯定现存制度的术语（“本质的术语”）。如果商品的思想及其宣传的语言有失尊严，则必须试图对这种恶化追根溯源，“拒绝追随这类语言和思维模式”。批判理论用概念的严谨来批评用商品包装来传递信息的社会，这深深地吸引了新老知识分子——他们无不对坚定不移地躺在陈词滥调上睡大觉的政治深恶痛绝。

[1] 索拉雅·伊凡迪亚利-巴克提亚利是伊朗末代皇帝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第二任皇后。离婚后她失去了皇后的头衔，但获得“伊朗公主”的称号。她其后在法国发展演艺事业，终生没有再婚。

[2]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最后两句话。此处被借用。

[3] 瓦尔特·扬卡（Walter Janka），德国出版商，1914年出生于开姆尼茨。曾经进过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二战结束后，在东德定居。

[4] 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Sir 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年）出生于奥地利，逝于英国伦敦，犹太人，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波普尔最著名的理论在于对经典的观测-归纳法的批判，提出“从实验中证伪”的评判标准：区别“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在政治上，他拥护民主和自由主义，并提出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为“开放社会”奠定了理论根基。

第11章 西德文化生活的二分法

电影和戏剧

1950年代后半期，看电视成为大众最喜欢的业余活动，电影院里的观众迅速减少。联邦德国成立后，电影曾一度繁荣，但它只是用来展示歌舞升平，美化社会缺陷，平息渴望，认可保守的思维模式。1956年是最高峰，6438家电影院的观众人数达到8.15亿。克劳斯·克莱迈尔认为，那时的电影是阿登纳时代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的电影。电影里“修饰”的成分特别多。在1960年代新电影产生之前，也有其他风格，但不如戏剧、文学、艺术和音乐这些方面来得多。在国家的支持下，德国电影得以迅速发展，但这是以牺牲艺术自由为代价的。政府自己成立了担保组织，在1950～1951年承担了2000万马克，1953～1956年承担了6000万马克（通常给整个电影系列，相当于八部电影）。通过这个担保组织，政府监督控制着50%的电影产业，包括对演员的选择。

纳粹时期电影里那些表象的东西并没有被去除。在非政治的领域里，在残酷现实的背景下，它的那些关于人情人性的东西依然受人欢迎。在货币改革的大背景下，有一些反映生活困苦和不堪回首的过往的惨痛电影，但还是以歪曲和梦幻现实题材的电影为主，这些电影为现实生活里发生的事蒙上了一层让人看不真切的面纱。不管是战争事件、流亡者的命运、司法错误，还是爱情故事，总是拿个假的世界来冒充，对外国的影响，如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则视而不见。

电影海报，1954年

1950年代，大量的音乐剧延续了战前的有声电影——歌舞剧——的传统，同时也受到了美国音乐的影响。电影和流行音乐紧密结合起来。1958/1959年度联邦德国的热门电影一半是流行音乐剧。阿图尔·布劳纳——战后著名电影制作人，经济奇迹时代的电影大亨——说，只有三种电影类型在商业价值方面不会令人失望：史诗电影，根据畅销书或者成功的画刊小说改编的电影，热门电影。

唱片的标题常与电影同名，或者电影与唱片同名。演唱者及乐曲通过电影、电视和无线电让人们熟悉，这保证了唱片的成功（1949年销售了600万张唱片，1958年已达5800万，主要是流行音乐）。1959/1960年，32部音乐片中有18部请了唱片明星——彼得·克劳斯4部，费雷迪·奎恩、科尔内利娅·弗罗波伊斯、弗雷德·巴特尔曼各3部，卡特琳娜·瓦伦特和彼得·亚历山大各2部，扎拉·利安德1部。

战后，由娱乐业出品的歌曲继续“美国化”，南美音乐节奏也日益普及。德语伤感歌曲进一步繁荣——如鲁迪·舒里克的《爱情吟游诗人》，在流行乐坛成功的有艾夫林·库内克，莉斯·阿西娅（《哦，我的爹地》），卡特琳娜·瓦伦特（1958年获得“德国电影大使”联邦十字勋章），彼得·亚历山大，乌多·尤尔根斯（1966年欧洲歌曲大赛获奖），德拉菲·多彻（被年轻人刊物《好呀》选为“年度歌手”），费雷迪·奎恩（1956年联邦德国第一位唱片销量达百万张的音乐人，他的畅销歌曲大多与他的电影同名）。科尔内利娅·弗罗波伊斯以童星出名（《收起泳裤》），1950年她在柏林泰坦尼亚宫首次登台，1960年代后期海因切以“调皮而聪明的淘气包”的形象成为妈妈们、奶奶们的最爱。（相反，有着猫王超凡魅力的摇滚乐被认为是噪音和骚乱的制造者，它会引起斗殴和警察介入。）

1964年，保罗·赛特、费迪南德·弗里德和汉斯·施瓦布-菲利斯认为，阿登纳时代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也带来了“电影的惨败”。德国电影的成绩曾是令人绝望的。在战后开始的贫穷年代，电影充满了希望，货币改革后，电影工业往乡土电影方向发展，声名狼藉的勇士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道德理念只为迎合小市民们的品位。

获得较好影评的有：1953年赫尔穆特·克罗特纳的《最后一桥》（玛利亚·谢尔和博恩哈德·维基主演），1953年哈拉尔德·布劳恩根据托马斯·曼的小说改编的《国王陛下》（迪特·伯舍、鲁特·罗伊维利克、利尔·达戈维尔和马蒂亚斯·维曼主演），1954年赫尔穆特·克罗特纳根据卡尔·楚克迈尔的舞台剧改编的《魔鬼将军》（库尔德·尤尔根斯和维克托·德·科娃主演），以及1954年阿尔弗雷德·维登曼的《卡纳里斯》（O.E.哈瑟主演）。

困境中的联邦德国电影在1960年代初通过科幻电影逐渐获得重生。1962年，26个电影制片人、摄影师和演员在上豪森签署了一份宣言，这后来成为让电影业走出低迷的途径（通过国际短片电影节使这个城市成为电影界重要的文化-政治中心）。

“因循守旧的德国电影的崩溃终于使我们所摈弃的思想立场丧失了经济基础。新的电影将是我们电影新的生机，老的电影已经死去。我们相信新电影。”

参加签字的是一群“后起之秀”，其实有些已经超过30岁了，他们和其他年轻的初入行者一起，宣誓要维护宣言的精神：乌尔里希·莎莫尼（《它》，1965年），沃克·施隆多夫（《年轻的托尔罗斯》，1965年），彼得·莎莫尼（《狐狸的禁猎期》，1966年），亚历山大·克鲁格（《告别昨日》，1966年），维尔纳·赫尔佐格（《音讯》，1967年），约翰内斯·沙夫（《文身》，1967年），艾德扎·黑兹（《饭点》，1967年）。这些电影的主题涉及联邦德国当时的现实问题，如堕胎、节育、父母子女的冲突、社会排外、离婚、小市民家庭生活、年轻人的爱情、女性解放。

1932年在哈尔贝尔施塔特出生的亚历山大·克鲁格是电影理论家、电影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位作家。从法律、历史、教堂音乐专业毕业后他曾做过几个短片的制片人和导演，1962年他和艾德扎·黑兹一起在乌尔姆成立了电影艺术造型学院。他利用自己的各种经历创立了一种新的叙事形式，通过蒙太奇展示了现实片段（剖析-证明）、社会病态及其影响，主要是纳粹时期的。1966年的电影《告别昨天》改编自一本名为《生活轨迹》的书里的故事，主人公是安妮塔·G.，“如一个地动仪，用探针探入我们的社会里”。她是犹太家庭的孩子，出生在莱比锡，战后来到了联邦德国，但是她与社会格格不入，因为偷窃和欺骗被判刑，然后成为科长的情人并怀孕，最后她去警察局自首了。显然这是法律的失败，但同时黑森州最高检察官、法律人性化的代表弗里茨·布劳尔也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影片中。电影《马戏院帐篷顶上的艺人》（1968年）通过图像和旁白的结合反映了空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如艺术家、电影制作人的情况。亚历山大·克鲁格改变了传统的电影结构并举例证明，电影能调整人们的理解力。电影根本性地拓宽了文学的手法。他的电影是完美的“无目的电影”，没有遵循人们“看电影的习惯”。他认为，电影应该发展为一种责任，并且应该有群众基础。但作为一个新的电影先锋，他更多地受到了观众的批评指责。

在对德国新电影的回顾中，乌尔斯·珍妮认为1966年可被称为“真正新开始的一年”，年轻的导演仿佛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头。“德国卷起了这波新浪潮，对每个参与者来说，质量首先比什么都重要。”当然，这些电影常常只以联邦德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为背景。所以，老一代的逃避现实就这样在年轻人身上延续。电影反映出的就是这样一代人，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一个想过要试试另一种走法。他们的电影全和私生活有关，基本上讲的都是有点小甜蜜、又有点小忧伤的“二人世界”。受到“地下电影院”的影响，1967～1968出现了电影“叛乱”。赫尔穆特·克斯塔尔德在电影《特别值钱》里展示了一个超大的男性生殖器，龟头像一张嘴一样，背诵了内政部促进电影事业发展的法律的附件条款及奖励规定，紧接着，被宣扬消费的广告照片包围，向着照相机透镜前的玻璃片射精。

国家的“官方精神”认为，国家剧院是肯定国家政权的堡垒。西德的剧院里表演着“欢庆的场面”，东德的剧院则是社会主义的意义。弗里德里希·鲁弗特用一句话描述了在走进西德剧院前就知道会看见什么：“满满的房子，空空的精神。”在一次题为“戏剧的乌烟瘴气和不法行为”（1955年）的讨论时，著名戏剧评论家西格弗里德·梅尔辛格对《斯图加特日报》说，如果还讲究艺术的话，我们的戏剧一无是处。梅尔辛格说，官僚主义和地方化使文化产业进入了可怕的状态，而同时艺术家前所未有地被烦乱不安和诱惑困扰，缺乏新的剧本。相反，来自法国的欧仁·尤内斯库、阿瑟·阿达莫夫，尤其是萨缪尔·贝克特的“荒诞剧”却引起了很大反响。

1969年《塔索》[1]被拉下神坛引起轰动，拉开了新的戏剧发展阶段的序幕。彼得·施坦在台上用架子抬起了病中的诗人塔索，以此直接表达了对艺术工作意义的质疑——影射了联邦德国“只想不做”的矛盾和对其的质疑。1970年，彼得·施坦以剧团共同决定的模式接管了柏林剧院的管理工作。人们常常拿他的作品和马克斯·莱茵哈特的作品进行比较。

1960年代初期出现了以罗尔夫·霍赫胡特的《基督代理人》（1963年）、《士兵》（1967年），彼得·魏斯的《法庭调查》（1965年）以及海涅尔·基普哈特的《奥本海默案件》（1964年）为代表的文献剧，这些作品无不围绕一个问题：政治道德的情况将不会在理想的天堂中“预设”存在，而是在当前历史的过程中产生。这是一股戏剧政治化的潮流。大学生剧院里也在酝酿这股潮流，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1946～1952年）就已公开反对新出现的反动倾向，并且批评现存的戏剧业等级森严、没有社会精神。因为这些学生剧院，戏剧对社会的批评在增强。

1955年，原杜塞尔多夫大剧院院长古斯塔夫·格林德根调任汉堡的德国大剧院，在他之后是卡尔-海因茨·施托罗斯。在波鸿，自1949年到1972年是汉斯·夏拉任职剧院院长。同时，古斯塔夫·鲁道夫·塞尔纳（他之后是格哈德·弗里德里希·赫林）到了多特蒙德，库尔特·许布纳在乌尔姆（自1962年起在不来梅），波列斯瓦夫·巴罗格在柏林的王宫花园和席勒剧院，海因茨·希尔佩特在哥廷根（自1950年起），汉斯·施维卡特在慕尼黑室内剧院（自1947年起），库尔特·霍维茨在慕尼黑国家大剧院（自1953年起）。来自民主德国的彼得·帕利茨施自1966年起在斯图加特任剧院院长，致力于“以布莱希特式戏剧为例，把当代和历史搬上舞台，但并不抱‘治愈社会’的期望。”

1950年代的演员中，以下这些人比较出色：玛利亚·贝克、恩斯特·多伊奇、瓦尔特·弗兰克、凯特·戈尔德、约阿纳·玛利亚·戈尔温、海德玛丽·哈特尔、汉斯·恩斯特·耶格、约翰娜·冯·科茨安、希尔德·克哈尔、维尔纳·克劳斯、汉内斯·迈瑟梅、卡尔·帕利拉、维尔·夸德弗利克、埃里希·舍娄、赫尔曼·绍尔贝格、安杰特·维斯格贝、奥斯卡·维尔纳、保拉·维塞利、玛利亚·威默。

纯净之音的王国

歌剧，就像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在他的作品《表演艺术-歌剧-平民》（1955年）中写的那样，充满了表象的元素，仿佛瓦尔特·本雅明美学的反面被推到表演中，歌剧舞台呈现的大多仿佛博物馆里昔日的图片和式样，这些东西可以勾起一丝回顾的欲望。这种情景——用阿多诺的话来说，那就是歌剧使公民变为人——在五六十年代的歌剧中特别典型。保守的、肯定的音乐文化反映了新时代的复古特征，纯净之音的王国位于政治和社会的“泥洼地”之外。

批评家卡尔·舒曼在回顾1950年代末的音乐生活时指出，经济的创伤也可以导致文化的创伤。到那些新落成的富丽堂皇的音乐厅中去的将不再是穿着陈旧衣服和皱巴巴运动装的人，而必须是那些内在对音乐享受高度相符的、在衣着和收入外在方面相符的人们。“音乐文化”是“给存在镀金”，而赫伯特·冯·卡拉扬则是“音乐文化”的现身说法。卡拉扬在第三帝国时期崛起（“音乐界的阿尔贝特·斯佩尔[2]”）。他在一次谈话中强调，听众为“美好的欲望”所左右。他以前曾几乎无望地期望，当今变为现实的繁荣会将小人物变成产业拥有者，也提高了剧院对他的需求。他希望成为特殊的一类：

“当今的听众不再在大剧院中偶尔经历一出有受欢迎的女主角的短暂巡回演出。人们希望这些明星能够永葆舞台青春，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们的声音余音绕梁。”

音乐生命体征得到“巩固”的重要特征是众多的节日演出，这也是当时流行的戏剧文化。它们在1950年代早期就重新得到建立，其中有一些可追溯到废墟时代，如今也得到扩建——其中有威斯巴登五月节演出以及自1950年起的慕尼黑歌剧节演出，在赫斯菲尔德温泉教堂废墟的节日演出以及自1951年以来的柏林联欢周。

拜罗伊特音乐节自1951年起重新开办。1949年1月，威尼弗雷德·瓦格纳为了有利于其子维兰德和沃尔夫冈而放弃对音乐节的协助，之后，美国人放弃了这座军队监管扣押的建筑。音乐节以歌剧《帕西法尔》开始。《帕西法尔》由以“瓦格纳丰碑”为口号的维兰德·瓦格纳执导，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尼伯龙根指环》一样，这部“舞台献祭”也由汉斯·克纳佩茨布施指挥，同时有知名的歌唱家出演，演出了22场。维兰德·瓦格纳致力于推进去神话、去除舞台装饰和过度的庄重，以及试图通过精明雅致的论证把舞台之上“褐色”的气氛去除掉。期望已久的画面“非政治的艺术”——纳粹曾“招募”了瓦格纳，对此，威尼弗雷德·瓦格纳负有最大责任，而这个阶段过后——也犹如一个公告，正如1951年在节日演出剧院复演开幕式中公布的那样：“为了节日演出顺利地进行，我们恳请节日演出的舞台上政治艺术的对话和辩论能够友好地停止。‘这里只表演艺术。’节日演出管理部。”

理查德·瓦格纳的孙女试图把她祖父的作品“推陈出新”，首先通过“神秘的现实主义”，比如说借助于灯光的变换，把思考和反思的象征性手法用到反妖魔的神话方面，施以现代化的影响。这让钟情于“爱情与武士”的保守观众大为光火——这是威尼弗雷德·瓦格纳的话，她附加了一句“在流放地”，说明她早已有所准备。国内外闹得最大的是一些意见认为“瓦格纳事件”已经结束了，人们在非政治的瓦格纳事件中认识了“真实的瓦格纳”。艺术家、批评家、早期的大众同志、国民、自由人士、基督社会的、社会民主的、资本家、公会会员迅速投身到拜罗伊特音乐节之中。

1957年，霍斯特·科格勒如此报道“德国歌剧生活之旅”，那些在一些城市演出布鲁克纳[3]以后的现代音乐的曲目一开始就已经在许多歌剧听众中遭到了很大的阻力。私人举办者根本不可能举行单独的同时期节目的音乐会。他们本来满怀欣喜并向大家做出保证，但是观众完全对他们予以嘲讽。有人写来愤怒的信件，或威胁称，假如给那个违抗众议继续演出哪怕一两首被认为是现代作品的独唱演员发薪水，将不再预定下一季的门票。

然而，“公众的喜爱”也有“传播”作用。比如，许多作曲家的首次演出大获成功，这要感谢大提琴演奏家路德维希·赫尔舍，迪特里希·菲舍尔-迪斯考极力推荐汉斯·维尔纳·亨策和艾瑞伯特·莱曼。在指挥家中，赫尔曼·舍尔兴成为“音乐新星”的领军人物，这不仅关系到老一代的代表（阿尔诺德·勋伯格、阿尔班·贝尔格、安东·韦伯恩）而且涉及他们年轻的后继者。

海报设计：赫尔穆德·尤尔根斯，1957年

人们也能接受1920年代的音乐“叛军”，如保罗·亨德米特、恩斯特·克热内克、库尔特·威尔、阿尔蒂尔·奥涅格。亨德米特的歌剧《画家马蒂斯》在首次演出（1946年）取得成功之后被收录到保留曲目中。现代音乐剧作家的其他作品，比如克热内克在第三帝国时期被秘而不宣的歌剧《卡尔四世》（杜塞尔多夫，1958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现代作曲家们拒绝沿着传统歌剧夸张的剧本方式而决定转向文艺歌剧。在这方面有戈特弗里德·冯·艾内姆的《丹东之死》（原著作者为格奥尔格·毕希纳），维尔纳·艾克的《爱尔兰故事》（原著作者为叶芝）和《检察官》（原著作者为果戈理），沃尔夫冈·福特纳的《血色婚礼》（原著作者为洛尔卡[4]），汉斯·维尔纳·亨策的《洪堡的王子》（歌词作者为英格博格·巴赫曼）和《致年轻情侣的悲歌》（原著作者为奥登），吉塞尔赫·克雷贝的《强盗》，赫尔曼·罗伊特的《唐璜与浮士德》（Don Juan und Faust，原著作者为格拉贝[5]）。

贝尔恩德·阿洛伊斯·齐默尔曼唯一的歌剧《士兵们》经雅各布·米切尔·莱茵霍尔德·伦茨主演之后显示，在一座城市歌剧院的组织机构中，同时在考虑糅合观众的视觉与听觉习惯的前提下要实现现代音乐剧有多难。齐默尔曼和科隆市签订了为这部歌剧谱曲的合同。1959年，当他完成前两部时候，当时科隆大剧院的经理奥斯卡·弗里茨·舒尔和音乐总监沃尔夫冈·萨瓦利希解释说，这部歌剧是不能上演的。齐默尔曼随即中断了第三部的工作，只能获得西德广播电台一个协奏性的稿约，这部作品在1963年得以公开首演。科隆大剧院新的经理阿莫·阿斯曼解释道，舞台的首映式现在可以进行了，这部歌剧在第三幕定稿后于1965年2月15日第一次被搬上舞台，之后，八家其他剧院也上演了它。

这种系列音乐只为一个很小的圈子所接受，首先是提亚斯·路易吉·诺诺（1924年出生）、皮埃尔·布列兹（1925年出生）和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1928年出生）为代表的——他们不再模仿勋伯格，现在，安东·冯·韦伯恩是他们的榜样。在科隆的电台里，由声音材料整理的数字化作品按电子工作室的方法实施。电子音乐应该是，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说，用语言感官不可视的：因此，它适合用广播收听，而不需要同时观看什么。“就我自己而言，我喜欢听这种音乐，在最自然的情况下实现我的幻想，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只有静听，最好是闭着眼睛，还有把所有围绕着我的烦恼排除在外。”

1968年12月，这个时期的学生在骚动并进行抗议活动，亨策的清唱剧《梅杜萨之筏》在汉堡上演。一张格瓦拉的招贴画和红色的旗帜悬挂在戏台上面，引发了来自柏林和汉堡的组织者（电台的统治者）及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组织之间的冲突。这种年轻的、民主的意识让亨策十分着迷，“年轻人到处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抗议、他们的厌恶。他们反对对有关人类生活的所有美好设想、计划和蓝图都加以玩世不恭的嘲笑的社会”。工作室氛围似乎被抛弃，人们又重新回到“生活化的”东西上。有节奏的胡志明口号抑扬顿挫地昭示着这个美丽的自欺欺人时代的结束。至于把自己的居住地由意大利迁到德国，用政治行动的具体地点来交换富有艺术美学表象的福地，演员、诗人、哲学家和只是叼着古巴雪茄的美食家，亨策从不加以考虑。

“中心的遗失”与“新无约束派”

战后，抽象派艺术成了时代新政治秩序的标志，成了民主与共和精神的某种声明。此前，纳粹分子曾对抽象艺术特别加以非难。另外，抽象艺术的创作对象并非具体事物，这也将其从令人不快的客观现实上引开。这还没完，抽象派艺术被贴上了反共先锋的标识——民主德国宣传其作为官方艺术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正是资本主义颓废派的对立面。

战后初期的艺术家联盟，例如在雷克林豪森的“年轻的西方”、在慕尼黑的“禅49”、在杜塞尔多夫的“53小组”，尽管联合了老中青成员，但他们的艺术作品的共同点也是一样的：永远没有具象以及与纳粹专制下的血与土地-现实主义艺术划清界限。跟这些联盟成员不一样的另一些艺术家则认为，在那些极度抽象的图案、纹样和结构上看到了逃离当时原本存在和历史性问题的途径。对此，不满的情绪高涨。抽象派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艺术，尤其是德国工业联邦协会在战争一结束就成为为数不多的抽象派慷慨的赞助商之一（卡尔·霍菲居然被冲昏了头，能说出“抽象的冲锋队”这种话）。但结果其实很糟糕：那些于战争刚刚结束时在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中表现世界末日的艺术不久就被遗忘了，或者没有被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些艺术都是内心流亡的代表艺术家所作（如理查德·厄尔泽、弗朗茨·莱德兹威尔、卡尔·霍菲），他们要么当日看到了“灾难的来临”，要么是1945年以后和新加入进来的艺术家一起对“灾难状态”的描述。眼窝深陷的人们、难民、残疾人士、在喧闹的大墙废墟中抱怨的妇女（鲁道夫·施利希特、卡尔·胡布赫、汉娜·赫希、维尔纳·赫尔特、哈拉尔德·杜维的图片）。在经济奇迹的神话里，人们不希望重温这些内容。

维利·鲍迈斯特（1889～1955年）的作品特别巧妙地结合了无具象、色彩和谐与表意抽象，并且深受大众喜爱。鲍迈斯特也是和弗里茨·温特、恩斯特·威廉·奈以及特奥多尔·维尔纳比肩的理论家及画家。年轻一代在“国际风格”方面成为德国先驱者的最终结合体。“鲍迈斯特、维尔纳和尤里乌斯·毕希尔曾在黑色的战争年代渴望过宏大自由。如今，这些三四十岁的艺术家实现了自由，并用绘画方式表达出来，感情上安全无害，理智上也可以节制。‘巴黎高等学院’是这类以无形式与塔西主义著称的抽象表达方式的绘画艺术的故乡。也正是在这里，祖籍德国的‘精神语法学家’汉斯·哈同与沃尔斯大大推进了以氛围为先导、韵律自然的绘画方式。”

从总体上来说，1960年代抽象派艺术没有重大事件发生。无论是单色调（后继者是伊夫·克莱因）还是通常以灯光效果勾勒的从二维到三维的“结构主义”（如海因茨·马克、奥托·皮纳、君特·于克），无论是连续的简约主义还是彩色几何的新具体主义（君特·弗鲁图伦克、托马斯·棱克、格奥尔格·普法勒、奥托·赫伯特·哈耶克）——包括一些“事件”发生，也没有形成什么大气候。所有、各种（或者什么也没有）都成了“反思艺术”。“零即是静止。零是开始。零是轮回。零是终止。”

“新无约束流派”跟世人见面的方式是在各种展览里展出。艺术家联盟展和一年一度在艺术馆举行的大慕尼黑展几乎没有展示出挑衅的倾向。巴塞尔文献展也是这样——该展第一次于1955年举办，成为五六十年代最为重要的艺术政治成果之一——该展尝试着在广泛的国际基础上，借助巨大的公共效果，把艺术家们的讨论聚集在同一处。该文献展的成果促使这个展览按照制定的安排发展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是随着艺术的变迁——文献展也改变了其特点，并与普遍的发展相吻合，越来越多地朝着商业的机制演变。1982年第七届文献展已基本等同于有计划、有条理的国际艺术品市场的路段。”（多丽丝·施密茨）

第一届巴塞尔文献展把20世纪的艺术公诸天下，首先，德国的表现主义就是在此展出并得到“平反”的。第二届巴塞尔文献展（1959年）则完全以抽象派为标志。在《月刊》中对“抽象派大聚会”进行了详尽报道的马丁·G.巴廷证实了，这个领域里的每个边边角角都得到了照顾，不再有任何一个没被发现的角落。在1964年的第三届文献展中流行艺术预示了一个艺术方向，就是着手研究消费界及其困境，然后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然后自身转化成消费品。

在筛选德国的“展览艺术家”时，渐变多于突变。恩斯特·威廉·奈、弗里茨·温特、约瑟夫·法斯本德、罗尔夫·内施、哈普·格里斯哈勃、汉·提尔、海因茨·特吕克斯连续出席了这三届展会。在雕刻家中，一个完好人像的代表作占有很大的比重。

“展览专业户”不仅有汉斯·乌尔曼和诺伯特·克里克，还有格哈德·马克、托尼·施塔德勒、古斯塔夫·塞茨、汉斯·梅特尔，来自下一代的博恩哈德·海利格和卡尔·哈通也都通吃了各种展览。直到第三届才开始改变。当时对托马斯·林克、埃里希·豪泽尔和奥托·赫伯特·哈耶克的作品有了全面的展示。1968年的第四届文献展则以美国艺术为主，而在迄今表现为基调的地方出现了矛盾的态度和反传统形式（其中有君特·于克、格奥尔格·巴泽利茨、A.R.彭柯、西格马尔·波尔克、格哈德·里希特、莱纳·鲁滕贝克、弗朗茨·艾哈德·瓦尔特）。

文学的空想

1959年，当学生们被问及他们最喜欢的作家时，1/5的人选择了托马斯·曼（生活在德国的作家则为布莱希特、歌德、黑塞、穆西尔、贝根格鲁恩、卡夫卡、茨威格、本、伯尔）。欧内斯特·海明威位于第二位。《最美丽的》一篇评论写道，在知识分子的新生力量那里，文学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处在零点。影响也就只能从同时代的人发起。评论说，由于第三帝国，文学的连续性被破坏，读者消失，新的参与者既不习惯也没有经验该如何欣赏或创作文学。只有海因里希·伯尔依然做到了与老一辈作家保持差不多的步伐，尽管对当年的一些问题没有感受，但是他懂得嵌入一定距离。他的现在和往昔渐渐无界限地消失模糊。“另一位年轻的作家，他的时间显得像在放大镜下那样清晰，沃尔夫冈·柯彭，没有被年轻的读者命名为唯一的‘最喜欢的作家’，从年轻人引用的先锋学说中很少看到。”对文学品位的这样一个抓拍瞬间表示，特别是就德国的作家而言，读者偏爱于传统-防御、中庸的现代风格。然而，这一点又与对弗朗茨·卡夫卡的广泛兴趣相矛盾。在这期间，卡夫卡获得了大批的读者。

格奥尔格·毕希纳奖1960年被授予保罗·策兰。该奖授予的是一个其生活和作品都展现了“汗水淋漓的田园”心态最强的两个极端的诗人。保罗·策兰1920年在切尔诺夫策出生，他那犹太人的父母被拖到乌克兰的一个采石营地，并在那里遇难。战争期间，策兰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劳改所里忍受了痛苦，1947年流亡到维也纳，自1948年开始生活在巴黎，1970年在那里获得了新生。他的诗歌有《骨灰罐里倒出来的沙》（1948年）、《罂粟与记忆》（1952年）、《语言栅栏》（1959年）、《无主的玫瑰》（1963年）、《纤维太阳》（1968年）。他的《死亡赋格曲》，以黑暗的符号描述了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改变了诗人的诗歌原则。“阴影诉说着真实。”1958年，当策兰接受不来梅文学奖时，他谈到他的表达方式：“但是，他们现在必须经受他们自己的缄默，经受可怕的沉默，经历上千个把他们带入致命黑暗的演讲。他们经历了……如今得以重见天日，过去的一切都让他们更加‘富足’。”

阿诺德·施密特的作品的特点是阐释性的语言梦境，他的顶点是《经梦》（1970年），一本好几千克重的大型超级书，它是这位作家符号书写的字母美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施密特从针砭时弊的小说集开始（尤其是《利维坦》，1949年），越来越多地摈弃了流传颇广、史诗式的叙述性文学样板，在丰富的小说布局中呈现密码式编写的摘要，引人入胜的朦胧和广泛展开的亚历山大式知识，进而出现了新的构词法、文本的转换、值得注意的正字法和标点法。施密特的文字不与人亲近的外表导致他写作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完全沉浸在对书的狂热中），这虽然推远了“普通读者”，但忠诚的“破解者团体”依然簇拥在他周围。

与此相反，内心深处的崇拜在茂盛的杂草中萌芽。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汉斯·卡罗萨、伊纳·塞德尔、格尔特鲁德·冯·勒·福特、维尔纳·贝根格鲁恩格外强调自己的西方性尤其是基督徒性——借此巧妙地掩盖自己纳粹主义时代的政治问题。公民-社交名人-基督徒-调解人-诗人：施罗德的一部作品就来源于对这些独特观念的筛选，作品名为《存在的丰饶》，1958年出版。汉斯·卡罗萨写了一系列拯救世界的诗歌，其中一首名为《老泉》（“……许多旅者走向遥远的星光，/还有一些走在通往遥远星光的路上，/还有一些在走向你的路上”），通过各种读本广泛传播。而伊纳·塞德尔则处于通往母亲和发现大自然的探索过程中。

苏黎世的文学史家埃米尔·施泰格在一次关于“文学和公共领域”的演讲中声明，他在“文学活动”中看到集体意志正在变质，而这正是诗人赋予过去时代的灵魂。如果简单翻看一下新的小说和剧本题材，就会发现其中充满着精神病患者、对公众有危险的人、令人厌恶的大量特征和复杂的人。如果一个著名的剧作家（此处施泰格指的是彼得·魏斯[6]的《法庭调查》）把奥斯维辛搬上舞台，而之前创作的萨德侯爵剧本（《由萨德侯爵导演夏亨顿精神病院病人演出的让-保罗·马拉被迫害和刺杀的故事》，1964年）也赢得了世界性的成功，“我们就可以假设，他在这两部戏中均把那可憎的巨大权势算在今天的观众头上，这样算自然也没错”。施泰格说，这也不是没有例外的，但是在富裕、宁静的年代里，大多数时候，“倦怠和烦扰的恶魔”，也就是魔鬼般的无聊，把绝望蔓延到全部的生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虚无主义常常是一个奢侈品。”

施泰格的演讲引起了一场异常激烈的讨论，几乎所有有名望、有地位的作家都参加了。当他们不加掩饰、言之凿凿地宣布，公民的愿望是超越时代的艺术，而后者是现世的美丽表象时，这个时代特有的逃避主义已到达最高点——同时，就鄙人（指本书作者）完全中立的角度看来，也为反动的势头加了一把火。

对复辟的文学性质的不满刺激了1924年出生的卡尔海因茨·德施纳，他曾是一名士兵，在法国、荷兰、西西里岛和“布雷斯劳堡”服过役。他认识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不“安宁的”）现实。他对“复辟”的文学充满敌意地展开了全方位攻击：他的文学论战文集《拙劣艺术、习俗和艺术》于1957年出版，引起轰动。保守派自然对之加以否定，但“进步的阵营”对其也持怀疑态度——除了汉斯·卡罗萨、恩斯特·荣格、维尔纳·贝根格鲁恩、鲁道夫·格奥尔格·宾丁，作家对赫尔曼·赫塞、罗伯特·穆西尔、赫尔曼·布洛赫、汉斯·亨利·扬、戈特弗里德·本、格奥尔格·特拉克尔以及其他作家也加以抨击。他谴责——当然，谴责用的例子通常很不适当——文学“作坊”的思想偏见。

德国的学校读本（如经典文学篇章）算得上复辟和反动思想的指示器。那些本可以从“另一个德国”那里获得，尤其是关于流亡作家思想的篇目，自始至终既没有人教，也没有人学。后来，有人揭露了近似于法西斯式的文学理解的根基何在。柏林的法律学家阿尔弗莱德·欧伯拉克博士1963年时说道，年轻的读本读者被当成傻瓜了。他公布了对144例西德学校读本的研究结果，借此表明：这些读本对当代生活几乎完全不描写，而是对“底层”加以各种浪漫想象。

还要哲学做什么？

尤尔根·哈贝马斯说，反观德国上半个世纪的哲学，各个学派和各种原则问题的提出有惊人的连贯性。他说，1920年代，德语区内新的理论已经纷纷成型，其关于哲学理论的哲学讨论直至50年代和60年代依旧占主导地位。“当时，新康德主义的影响远远超出德国，一时形成了的某种‘帝国主义’姿态。针对这种姿态，五种哲学新方向推动了潮流：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时而以先验逻辑、时而以本体论为导向的现象学；以雅斯培、利特[7]和施普兰格[8]为代表，上承狄尔泰，时而存在主义、时而带有新黑格尔主义色彩的生命哲学；以舍勒[9]和普莱斯纳[10]（某种程度上卡西尔[11]也算这个流派的代表）的哲学人类学；以捷尔吉·卢卡奇[12]、布洛赫、本雅明和霍克海默为代表，上承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批判社会心理学；以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13]和波普尔为代表，以维也纳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逻辑实证论。”此外，还有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颇负盛名的新实证主义哲学。

还有其他因素也加强了哲学发展的连续性，这是由于哲学思想亦有人格化的表现形式。或许，只要过几年，人们就会觉得在过去和战后那些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姿态已经过时了：“……我说的是雄辩的姿态。海德格尔、雅斯培、盖伦[14]、布洛赫和阿多诺也是用这种姿态，作为学术导师，在他们的学生面前，在文学的公共领域，在政治刊物上，甚至在大众传媒中捍卫、训练和传播他们的思想。”

当代史中的法西斯主义现象对德国的哲学发展有显著影响。1945年之后，人们根本没办法中立地认识自己。政治的生活经历使如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一类的被流放者（和返乡者），如雅斯培和利特一类的内心流亡者（流亡程度各有差别），如海德格尔、弗莱尔[15]和盖伦一类的知识分子先驱或帮助过纳粹政权的学者这三类人分道扬镳。“当然，如果间接的知识分子著作权问题不是政治的罪行，也经受得住哲学探讨的各种后果和副作用，并能被当作某个系统问题悬而不决的话，自身污点的影响力也不会超过二十年。”

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推理，把存在问题建立在最终问题上。而人则是在“走向死亡”，在“走向终结的存在”，在“走向死亡的存在”中体验“最终”。人类的存在必须首先“设计”他的存在，在此，他既有可能向自我实现发起冲击，又有可能在自我疏离中丧失自我。人类的存在通过对存在的认识得以显现。“存在”害怕“什么也不是”，这是其基本状态的最大特征，但“存在”也能够在“自由存在”中选择新的身份。（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在1940年代末产生了巨大影响。海德格尔的思想在战后时期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马丁·海德格尔的异性极是卡尔·雅斯培。在1978年他死后才出版的名为《关于海德格尔的笔记》一书中，他写道，德国的现代哲学教授中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海德格尔。雅斯培认为，海德格尔当然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美好的和诱人的，昂贵的工作和虚假的，有希望的和没有接触的，近圆的和易坏的，恐慌的，经常被迫害的，从来未能安安静静地恋一次爱，粗暴然后悲哀的，动人的，唤起同情的，希望得到帮助的，在权力中昏了头的，在崩溃中不知所措和斯文扫地的，一直在努力的、总是间接的、自私自利而自己又看不清的本能：海德格尔的思想方法是挑衅性的而非讨论性的，听起来挺有煽动性而又不能真的自圆其说。他说得好听，但从不按思想做事。

雅斯培从“观望不是存在”这句话出发，始终在“干涉”真实。他的文章《当代的精神状况》（1931年写成，1947年出版）既有现实的责任，又有理想的激情。这是这位哲学家——面对着暴众及其机制和机构，忧心忡忡——为人类的“本我存在”振臂高呼。人类的历史中，追求自由是不是一个徒劳的尝试？抑或那突然意识到“自由”的瞬间，只是“自然存在”和“技术存在”这两场无法估量的睡梦之间的插曲？

差不多1/4个世纪的时间，卡尔·雅斯培都是德国的良知（汉娜·阿伦特）。他强烈地反对核武器：“直到现在，个体的人尚可掌握自己的生活。他可以在战争中杀人或者被杀。人可以消灭人民。而现在，人可以灭绝人类整体。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仅仅已经成为可能。从纯理性的角度考虑，它就是会发生。”除了他的书《核爆炸和人类的未来：我们时代的政治觉悟》（1958年），小册子《联邦德国驶向何方？》也备受关注。小册子出版三周后就有了3万读者，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售出将近10万册。“乌布利希当时还顶着绝对统治权的光环，也在一封信中说，关于西德的发展，作者和自己‘为着同样的担心所苦恼’。”

在杂文《还要哲学做什么？》（1963年）中，阿多诺表达了怀疑，哲学，作为理解思想的行为，是否滞后于它本该理解到的程度：世界被赶向灾难已经到了何等程度，现在再来搞哲学式的沉思冥想或教徒式的静观养性，似乎为时已晚。1960年代末的抗议活动至少意味着，行动比反思更重要——就算这些行动在第一阶段还会诉诸哲学，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同样，恩岑斯贝格认为，联邦共和式自由的智识已经（或许暂时）终结。这一点在哲学领域也得到验证：以为自己已经被启蒙的自欺欺人的时代走到了尽头。当然，随之而来的也不是变革。空空荡荡的思想空间的门前，是“愤世嫉俗的理性”和新的“不明”。

新教的宗教体系和天主教的环境

新教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说，人一直只能是那个他将要成为的人。在此之前，他还是他，他自己真实的“现在”摆在他面前，他既可能得到它，也可能失去它——无论是生是死。“即使在死亡中，上帝也会走近我，让我为他的将来和我的自由努力奋斗。我不知如何言说他遇见我的方式。但是我知道，他会在那里找到我，为我打开自由之门。”这种形而上的比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经济奇迹时代的进步信念不谋而合。用神学对世界的观照来分析存在——布尔特曼同马丁·海德格尔为友，并和他一起工作过：人们在最终-具体中只能看到，自己也许可以设计新的将来。成熟[16]的意思是不仅寄希望于“完全是另一种存在”的上帝，还是同拿撒勒[17]的耶稣一起——世界的上主，成熟的原型——致力于最终的世界，在那里成为基督，行动的基督。

“上帝和世界之间的人”是弗里德里希·戈加滕的主题，他接受“世俗化”。责任不能是空的，正因为人被从罪中赦免，他才能承担责任。信仰的希望指向拯救世界：“一切都是你们的。”（《哥林多前书》）理性一直在为拯救人类努力，却并未带来解脱。如若人们心中还念着整个世界均为上帝的赐予，那么目的就还是绝对有意义的。“科学是没有宗教信仰的，要么就不是科学。但只有有信仰的地方，科学才可以没有宗教信仰。”（海因茨·扎尔恩特）

保罗·田立克1933年移居美国，在那里开始了他的神学事业。他希望，他和他的工作都能填补宗教和“世俗”文化之间、信仰和思考之间、基督教和其他高级宗教之间的鸿沟。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纯粹的本质和异化状态的本质——也就是存在——是不一样的。他胸怀入世的神学——“存在的勇气”[18]——抨击人类从上帝、从其他生灵及从自己的异化。

作为“新现实的信使”，田立克也深受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致力于使上帝的话语重新被人读懂。无论是在大学讲台还是在布道坛上，宗教的隐语，包括语出冒犯或非宗教的声明，都应该被打破，为的是让它重新达到世俗人类的耳朵。

神学家多萝特·索勒以“左派的雄辩”倡导废除公民和基督教文化之间、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话题的联系。1968年，她出版了杂文集《无神论地信仰上帝》和文集《幻想和顺从：关于未来基督教伦理的思考》。她写道，旧的上帝已死，新的基督教神学的希望在于耶稣——唯一的耶稣身上。新教教义中的“话语”有如禁语，其独裁属性昭然若揭，“照亮的话语”应该代替“话语”。启蒙，只有在同时考虑社会和政治的启蒙时，才是可行的。

卡尔·阿梅里的论战文章《投降条约或德国的天主教教义》引起了诸多讨论。文中，阿梅里描写了“在德国天主教环境里的统治”。他说，自19世纪起，小市民道德制度使教会停滞不前。基本道德，如信仰、谦恭、慈善、禁欲的努力不再被提起，甚至干脆被“次要道德”取代。“次要道德”体系中的“世俗信仰”不过是一个“粉饰太平”的信仰，其“品行”的特征是利己主义。因此，天主教的信仰，正如第三帝国的新教一样，只有当纳粹分子压迫到了自己头上来的时候，才会敏感地做出反应并反抗。当人的尊严和人性遭到伤害和摧毁时，无人做出抵抗，只有当教会的立场受到威胁时，才有人反抗。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天主教的思维方式与道德体系和真正的基督教渐行渐远。“但是，今天，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时代中，有人以为，他发现了同教会的‘理想’关系——也就是寄生虫和它的受害者的关系。”

从之前属于德国东部地区的逃跑的和被驱逐的情况使西德的天主教徒份额明显提高，只比新教徒的份额略低。尘世的思想仍然不够发达，人们严格地同其他人划清界限，狭隘使荒诞的奇葩盛开。1953年，当时维尔茨堡的主教尤里乌斯·德普夫纳拒绝为一个制糖厂举行落成典礼，原因只不过是一个新教教士也要身着新教长袍出席，并同样也要履行圣职行为。拜仁州是一个教皇极权主义偏见的避难所。在美国的保守天主教派的帮助下，人们修正了早先美国军政府的自由的中小学教育政策（格奥尔格·N.舒斯特职位变动，被任命为拜仁州的国务委员）。1946～1950年当权的拜仁州的教育和文化领域部长，阿洛伊斯·洪德哈默终于达到了目的：推广教会学校。影响尤其坏的是天主教会对不同教派间通婚的否定。1958年，主教们纷纷在牧函中表示：“向异教通婚发出警告，不会破坏宗教信仰的融洽，反而会帮助人们，保护自己不必经历分裂信仰的痛苦和灵魂的冲突。”父母被要求在天主教的家庭氛围中培养他们的孩子，为的是让孩子们在碰到其他宗教信徒时会“免疫”。

左派天主教仍然势力很弱，没有任何政治归属，唱反调的人是被孤立的。瓦尔特·迪克斯和欧根·科贡办的《法兰克福季刊》是一个重要的论坛。还有《作品刊》，杰尔德·希尔绍尔任主编，编辑部里的克里斯蒂安·盖斯勒的处女作小说《问讯》（1960年）探索了刚刚过去的历史对当下的影响余力，这激起了众怒。而在天主教青年报刊《结局和开始》（1946～1949年）的小圈子里，个别成员后来在工会运动中担任了记者或组织者（如弗朗茨·约瑟夫·鲍茨和特奥·皮尔克）。

尽管奥斯瓦·冯·内尔-布洛宁代表了天主教社会学说内积极的一面，但是，天主教工人运动曾被纳粹主义狠狠地削弱过，从此不再有独立的分量。他们自1955年开始动员基督教的工会运动，尽管获得了西德的天主教主教们的支持，但被新教教会拒绝，成员数少得可怜（1960年代中期为25万人——与此同时，德国工会联合会会员人数达到650万）。

梵蒂冈（教皇庇护十二世）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问题上的罪责被提出，要归功于罗尔夫·霍赫胡特的戏剧《代表》。剧本在1963年2月20日于柏林首演。1963年5月2日，19名议员在联邦议院抛出一个问题：“教皇庇护十二世这个人物，不仅在纳粹当政时期极大地帮助过犹太人，而且在他全部执政期间都与德国民众站得特别近。如今他竟从德国方面受到抨击，这难道不会让我们民族的朋友离心么？”当时的联邦外交部部长杰哈德·施罗德对霍赫胡特的剧本“攻击教皇庇护十二世”深表遗憾。德国天主教的中央委员会对在独立的西柏林竟有这样一个剧本上演提出控告。关于剧本的讨论掀开了所有过去见不得天日的战后丑闻。曾经发表过剧本的罗沃赫尔特出版社在首演的七个月之后出版了一份文献资料，收到了大约3000条评论、报告和信件。1975年，约7500种出版物发表了《代表》。不仅如此，不计其数的公共讨论展开了，尤其是在那些该剧演出过的地方。

由于第二届梵蒂冈宗教会议和神学家如卡尔·拉纳、汉斯·昆（图宾根）、爱德华·席勒贝克（奈梅亨）以及一些普通教徒如海因里希·伯尔、露易丝·林瑟、瓦尔特的努力，教会的基石亦多多少少受到了动摇。“敢于尝试更多的民主”这个口号给教会染上了色彩。天主教不仅被认为是保守的生活态度，神学家约翰·巴普提斯特·梅斯认为教会亦应该是一个行使社会批判职能的机构。《法兰克福汇报》称，在动荡的1968年召开的埃森天主教教徒代表大会为“一次不顺从的成功练习”。当时甚至有一个天主教的行动委员会要求教皇辞职。“美丽的自我欺骗”时期（也是自由化时期）才刚刚开始，其间“老雅各宾派”走到了尽头。才过去一个十年，逆流就又完全回潮（就算教皇用许多旅行来表演他的“世界主义情怀”）：人类面临的挑战，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被忽视，解放的神学遭到蔑视和镇压。1979年12月15日，神学教授汉斯·昆不再被允许从事教学工作。

天主教神学家和心理治疗师欧伊根·德雷尔曼曾在帕德博恩神学院任神学教义学讲师，1991年他丢了执教许可。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教会评论家，在15年时间里出版了大约40本书——其中《牧师——一种理想的精神图谱》（1989年）特别成功。他本人仿佛人格化的新教学会的全部方案，几乎没有漏掉任何主题。德雷尔曼抨击天主教会的僵化和教条，也寻找揭露过于“性早熟”的本教会内心生活的方式（有关独身不娶妻、避孕、堕胎），就这一点而言，他是一个积极的新教徒。这名“叛逆者”获得如此大的共鸣，尤其是因为梵蒂冈的狭隘与偏见在20世纪末重新回到了宗教裁判所的程度。不过，今天倒是不能再烧死异教徒了。德雷尔曼在给帕德博恩的大主教的信中写道：“我宣布，福音不会为你们的威胁所左右。”

阻碍重重的学校改革

德国的教育委员会是散漫不经的德国委员会的后任，于1965年建立（后者也于同年停止运作）。这是一个呼唤中小学改革的组织。“建立综合性学校”的建议受到尤其强烈的反对，该建议竟因为其“平等主义倾向”而被诟病。“教育事业的结构图”（1970年）目的在于软化综合性学校的冲突，寻求某种妥协。结构图确认教育扩大的合法性，那时的教育尚与就业制度的发展无丝毫关系，教育的扩大进行得如火如荼。这个结构为的是确保教育基础达到统一，但并不意在根本清除中小学制度的三分法。机会的不均等应该通过基础教育的扩展和定位定向教育的引入来消除。

1964年，格奥尔格·皮希特在周刊《基督与世界》上以《德国的教育灾难》为题发表了连载文章，之后不久同名书出版。文章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反响，联邦议院就皮希特的论文进行了两次长达数小时之久的讨论。斯图加特、慕尼黑、汉堡和柏林的州议会以及教育部部长的会议也学习了皮希特的论文，最终在百人全体会议（“柏林声明”）上宣布了“积极的教育政策”的必要性。皮希特认为，西德是动荡不安的，因为他的“灾难预警”建立在需求标准上。教育危机意味着经济的紧急状态。如果缺少够水平的新生力量，当前的经济繁荣很快就会结束。比较各国教育统计数据，他认为西德在欧洲国家的最底层，仅在南斯拉夫、爱尔兰和葡萄牙之上。年轻的科学家移居国外，而中小学内的状况更糟糕：如果没有任何举措，在短短几年内，学龄儿童就只好回家，因为他们既没有教师也没有教室。

至于大学，人们则要求重建，尤其是那些推出了新学术形式的大学。1957年建立的科学顾问委员会认为，大学的能力怎么看也不能满足当下的需求。此外，大学依然是“地位的大学”。在100个高级中学学生中，英格兰和法国有25个来自工人家庭，瑞典有23个，西德只有8个。全民教育和大学教育缺乏整合，高校和民众学校（后者本来就很不发达）以及高级中学合作极少。“第二教育途径”仍然很不充足。这一切都是教育还极度缺乏民主化的最大表征。

调查

文化在德国复活？1950年5月，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季刊》上如此发问。他就此表示，在西德盛行的、坐井观天式的、以为自己已逃出生天的自我安慰是危险的，并且是不是真的安全也还难以确定。但是，祸害的根源要从更深处挖掘。本时代的错误事关新民主的实质：西德对追思工作几乎没有准备，遑论深入探究纳粹主义的本质思想及其可怕的罪行——那本将是一个自我启蒙、自我净化的过程。

霍斯特·克吕格在法兰克福旁听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1963～1965年），他写道：“22个男人在此被起诉，8个被监禁，17个被特许保释。他们所有人，除了个别例外，全部看起来跟其他人一样正常。他们的举止也跟常人一样。他们是吃得好、穿得好的上了年纪的先生们。我们新德国社会的大学学生、医生、商人、工匠、管理人、市民，自由的西德公民，像潮水一样涌来，跟我一样，纷纷把车停在外面，来观摩这次审判。我不由得想起战争结束不久后看的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作《凶手就在我们中间》。那已经是17年前的事了。”

阿登纳及其政府有西方盟国撑腰，反共产主义很快就比反法西斯主义更重要。从现实政治的考虑来看，这极不负责任地帮助有罪者洗脱了罪名，让本该受到谴责的人重新变得有头有脸，更是赦免了犯罪的主谋。人们有气无力地反对右翼政党。民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文学的魑魅魍魉没有被禁绝。法庭根本不把纳粹的罪行放在心上或关心得太迟。坚定而正直的法学家，如理查德·施密特、弗里茨·鲍尔（黑森州的司法部部长、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的发起人）、马丁·希什，则从者寥寥。早年“披着长袍的杀人犯”中的多数人，现在要么还头顶着乌纱帽，要么正在享用他们的养老金。

1958年，数州的司法部部长成立了查清纳粹主义罪行的中央办事处。尽管他们在勇敢的领导者——前检察官阿达尔伯特·吕克尔——的带头下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但对于罪行来说终究为时已晚。特别是城市里缺乏道德的动力来启动必要的法律程序，揭发许许多多个人的（简直就是全体德国人民）的可怕罪责。随着第三帝国的时代越来越远，决定性的取证变得更加艰难。此外，对那些“办公桌旁的罪犯”来说，采用当年的司法评估和审判的标准也并不合适。

1984年，《南德意志报》做了一次回顾，清晰地展现了新德国对道德的忽略和松散已到了何等让人震惊的地步：“尽管在路德维希堡保存了逾130万张索引卡片和系统分类的行为资料，尽管自1958年起进行了4802场调查和大约13000场审讯——尽管有这一切，总体情况对那些经历了奥斯维辛、马伊达内克、特莱希恩施塔特或特雷布林卡这类集中营并侥幸存活的受害者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一瞥而知，至1983年1月1日止，有88587人因纳粹罪行被指控，只有6465人接受了审判，12人被判死刑，158人被判终身监禁，80355人被宣告无罪，大约1767名被告的诉讼程序悬而未决。被判较长时间监禁的人数尚且无法估计。”

1962年，阿明·默勒建议关闭当代史的档案馆——他说，人们必须赢得第一时间，但其实早就赢得了。尽管可以追踪大多数的罪犯，但人们并没有控告他们。1967年，默勒成为德国基金会第一批获奖者中的一个，基金会由一群中庸的保守者构成，康拉德·阿登纳是名誉会长。当时，制度化了的权利随着德国国家民主党一起在政治上走向相对强势，由此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文化”，甚至被拔高到政治层面（除了默勒，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和诗人博恩特·冯·海塞勒也不属于那帮“毫无感觉的‘政-知’分子”，后者是与“道德堕落及价值毁灭”做斗争的优秀斗士）。德国基金会的颁奖仪式在慕尼黑举行，以主教尤里乌斯·德普夫纳、慕尼黑的大主教弗赖辛和拜仁州的首相阿尔丰斯·戈佩尔为代表的社会高层兼栋梁出席了这次颁奖仪式。

彼特·魏斯的《审讯》被称为“11首歌组成的清唱剧”，该剧的材料直接来自奥斯维辛审判。在《审讯》的末尾，“第一被告人”说：“我们全部/我要再次强调这一点/没有造什么‘我们的’孽/就算，说出这点很难/就算，我们自己也怀疑/今天/因为我们的民族重新/爬到了/领先地位/我们应该处理一些其他事情/而不是谴责/那早就过了追诉期。”

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的思考

悲观主义的让·阿梅里在他的书《罪与罚的另一岸：克服压顶的尝试》（1966年）中写道，依照当时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潮的意思看来，希特勒帝国只不过是一次历史的工伤事故。书中描写道，曾祖父穿着党卫队制服的照片总有一天会挂在漂亮的房间里，孩子在学校里学到的关于集中营的情况会比关于某次大规模失业还要少。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19]、卡尔滕布伦纳[20]会成为像拿破仑、富歇、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一样的名字。“哪怕今天，我都已经读到一本书，书名叫《关于德国》。其中有一篇虚构的德国父亲和他非常年轻的儿子的对话。在他儿子的眼中，布尔什维克主义竟和纳粹主义之间没有区别。至于1933～1945年在德国发生的那些事，人们将会学习到，以后自己也会这么说：只要条件类似，天下乌鸦也都会一般黑——而完全忽略一个最最简单的事实，即它确确实实就是在德国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发生的。”

1987年，拉尔夫·吉奥尔达诺提了“第二罪责”：1945年后对“第一罪责”的按下不表和信口雌黄，这一点直到今天，依然是西德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而它是还得背负很长时间的罪责。希特勒那一代，也就是所有那些从年龄上相符、对第三帝国有责任或有协同犯罪责任的人，总有一天会死光。而沉默的或对真相一无所知的大多数人，则会和这个他们生活中的巨大谎言一起，影响后来的、再生的德国社会的一部分，让这个社会，仿佛奥斯维辛从没发生过一样，照常生活、思想、感受和行事。

齐格蒙·鲍曼提到秩序的辩证法，提到大屠杀的独特性和普遍性。无论历史在大屠杀之后会以什么方式做出改变，都几乎不能改变那些使大屠杀发生的历史因素本身，或者我们自己也不能确定。“不管怎样，不管我们知道了什么（或者似乎更应该说因为我们几乎什么也不知道），这些因素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杵在那儿：如果使大屠杀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并未被连根拔除，未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怎样才可以确信，1941年造成了大屠杀的那些因素从那时起真的已经远离了社会的内部组织呢？”

鲍曼认为，羞耻的感觉使人自由。羞耻是使人们懂得从大屠杀中学习道德的一课，祛除和封印过去那可怕恶灵的唯一可能。这是我们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做到的，它使得我们只为了与过去和平共处，便忽略了警钟长鸣。“并不是要在羞耻和骄傲中做一个选择，而是选择感知，被道德净化了的羞耻的骄傲。”

“‘我念着奥斯维辛’必须伴随着我的所有设想。”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如此表述了一个不容置喙的要求。奥斯维辛不能再发生了。这是一个希望继续追求和从道德上真正做到“启蒙”的政治文化敲响的绝望警钟。

[1] 托尔夸托·塔索是16世纪的意大利诗人。德国文豪歌德以他为主题，创作了五幕戏剧《塔索》。

[2] 贝托尔德·康拉德·赫尔曼·阿尔贝特·斯佩尔（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1905～1981年）是一位德国建筑师，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部长以及帝国经济领导人，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成为主要战犯。为了帮助希特勒管理帝国经济，他和希姆莱一起加强了强制劳动，逼迫大量的战俘和犹太人等在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从事非人的重体力劳动。越来越多的文件资料显示，当时他在战俘营和集中营等事件中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

[3] 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1824～1896年）生于奥地利安斯菲尔登，于维也纳逝世，是一位奥地利作曲家、管风琴演奏者和音乐教育家。他以创作交响曲、弥撒曲与经文歌著称。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因其丰富的音响结构、多重的复调特性和宏大的结构而被认为是德奥派浪漫主义最后阶段的代表人物。布鲁克纳的作品以其对不和谐音的使用、突然的转调以及延绵不断的和声而对当代音乐激进主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4] 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del Sagrado Corazón de Jesús García Lorca，1898～1936年），西班牙诗人、剧作家。现被誉为西班牙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5] 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格拉贝是三月革命前期的德国作家。

[6] 彼得·魏斯（1916～1982年），德国剧作家、小说家、画家和电影艺术家，后加入瑞典国籍。他最为知名的作品是戏剧《马拉/萨德》（Marat/Sade）和小说《反抗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Resistance）。

[7] 特奥多尔·利特（Theodor Litt），德国文化哲学家、社会哲学家、教育家。

[8] 埃都瓦·施普兰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年），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是德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

[9]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年），德国哲学家，也是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

[10] 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1892～1985年），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

[11]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年），德国哲学家。受学于马尔堡的新康德主义传统，卡西尔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文化哲学。《符号形式的哲学》是卡西尔在文化哲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他亦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认识论、科学论、哲学史的著作。

[12] 捷尔吉·卢卡奇（匈牙利语：György Lukács，1885～1971年），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他将物化和阶级意识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

[13] 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年），20世纪著名的美国分析哲学家，生于德国。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之一。

[14] 阿尔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1904～1976年）是德国重要的而且富有争议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其立场被认为保守。

[15] 汉斯·弗莱尔（Hans Freyer，1887～1969年），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他受生命哲学的影响，属于新黑格尔派。

[16] 此处的成熟并非指生理上的成熟。原文用词来自康德的《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用来定义“启蒙”的“成熟”，简单地说即懂得运用理性进行思考的状态。

[17] 拿撒勒源自希伯来词netzer，意思是枝芽或苗。《以赛亚书》曾经以“枝子”来形容大卫家系的后代。在古代，大卫家族的多个分支居住在此地，这可能是此地名称的由来。那里是耶稣基督的故乡。福音书中描述他的父母圣若瑟和圣玛利亚住在这里。在拿撒勒，天使加百利到玛利亚那里告诉她她将因圣灵怀孕，所生的将会是救世主，耶稣降生后以就是在这里长大。

[18] 在有神论存在主义者的视野中，真正要紧的并不是一再强调人类存在时与生俱来的那份焦虑或虚无感，而是人类是否能够对此困境有所回应。田立克称那些人类所从事以证明人生具有价值的尝试为“存在的勇气”：举凡一切的道德观念、禁欲主义、犬儒主义、自然法权……这些都是人类面对虚无人生处境时所选择的回应态度，这些内省的态度证明了人类具有某种高于动物性的特殊品格，这种品格被田立克称为“存在的勇气”。

[19] 莱因哈特·特里斯坦·欧根·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1904～1942年），德国纳粹党卫队的重要成员之一，地位仅次于希姆莱；由于行事残酷，而有着“金发的野兽”“铁石心肠的人”“纳粹的斩首官”“死亡的追随者”“第三帝国的黑王子”等许多称号。

[20] 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1903～1946年），奥地利裔亲卫队上级集团领袖，1943年接掌国家安全总局与国际刑警组织。在纽伦堡审判中，他以亲卫队最高负责人的身份面对审判，最后被判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并处以绞刑。

第三部分 变革的时代

抗议美国入侵柬埔寨的示威游行，1970年5月

第12章 现代化与反抗

西方与东方：新社会与现代性的赤字

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人注意到1948～1965年的经济奇迹背后蕴含了深刻的精神内涵。同1960～1965年的学潮酝酿期以及随后的学潮相比，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和使日常生活秩序化的工作太平淡无奇了。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生活阐释者的知识分子（他们随后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抗议活动），总以为大多数民众的呼声有太重“黄金时代”的烙印，相对而言，还是自己的个人精神履历更加重要。这些话语权的拥有者只会鼓吹某些表象——让社会的大多数人认可为幸福的表象。代表着战后时期的消费、娱乐、住房甚至时尚的意向唤起了与日俱增的怀旧情绪，人们开始对那个时代产生了研究兴趣。

在1948年货币改革和1963～1965年奥斯维辛审判之间，西德经历了一次社会与文化的重大变革。这次变革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日后的学潮。因为尽管学潮后来被人们翻来覆去地研究，其本身却并未对公众的集体思维模式产生深刻的刺激。

这个变革就是现代化，使城市和农村社会、生活条件、个人和集体的存在感都产生了急剧变化的现代化——后来人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重建中的现代化”。作为经济基础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社会的精神格局也日益凸显，“有了这些基础，一场显而易见的社会变革在随后的几年就出现了，这是一场充满了活力的深刻变革，其范围远远超出了经济和技术领域。此前的经济技术变革只是它的潜伏期。这不是一次即刻就能看出效果的社会突变，而是潜力酝酿的结果，它撼动了旧有思想的基石”。

早在1982年，汉斯·彼得·施瓦茨就建议，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1950年代的社会变动。他认为，从50年代中期开始，“崭新而庞大的现代化推土机”就在不断地铲除连第三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未能摧毁的前工业时代的残渣余孽。在这种意义上，50年代应该被作为重大的转捩点来重新审视，它把当今作为成熟西欧国家的德国从它的历史中剥离。

1950年代，并不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说的那样，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新旧社会形式上的转轨。根据政治学家汉斯·迈耶的观点，50年代是在阿登纳的领导下，德国人民终于在反现代性的第三帝国灭亡后，凭借所有代表了“现代”的形式与原则，不容置疑地向世界宣称：我们进入了“现代社会”。罗塔·伽尔认为，一个看起来那么守旧，对外宣传只是想“保护”和“重建”的联邦共和国政府，竟在统治的最初几年就寄希望于变革与发展，并以此作为新的公共认同和自我定位的出发点，这实在值得玩味。在这个背景下，霍斯特·缪勒把它称作“一个激进的崭新开始，带来了拐点”。鲁道夫·莫西则干脆断定，德国在50年代走向了一个新社会。

在1950年代文化生活的表象中，阿克谢·席特找到了新的研究模型。正是这些文化的表象证实了作为一项工程的现代化，与所谓的凄惨的“德国式道路”不同的现代化，是通向进步的康庄大道，而这被许许多多的先锋派潮流所推崇的现代化，本身就是由多个不同时代叠加而成的：摩登世界里的不摩登的人们，不摩登世界里的摩登的人们。被马克斯·韦伯称作“西方理性主义的普世化”的东西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保守皮毛下的现代化”已然含有那时德国的保守派对现代性的肯定，他们其实比199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进步多了。

195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浪潮根源诸多。下面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地起了作用：威廉时代的进步思想，魏玛共和国时代推崇的“世界大都市”的开放性，甚至后来毁于自身道义的第三帝国的现代性结构。它也包括导致了最终突变，使“政治文化”和民主化顺理成章的战后德国西方化和美国化进程，以及当时德国的欢欣鼓舞与欣欣向荣。这些都对现代化得以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恐怖的战争和颓丧的战后时代已经过去，一种“美好新世界”的情绪正在蔓延：完整的家庭，舒适的家居，轻松、和谐而多彩的时装设计向人们传达着一种生活在“美丽新世界”的幸福感。可以说，德国人从未对祖国有那时那么大的认同感，从未找到像那时那么强烈的“家乡”的归属感。

“到处都是曲线啦，圆弧啦，羽翼啦。仿佛那段有着绞架和党卫队，喊着‘希特勒万岁’的可恶的历史弯路可以通过甲壳虫、牡蛎和焖腰子得到赦免。我们觉得，现在好像卸下了罪孽的沉重负担。”

而“另外一个德国”，也就是民主德国，则仿若在遥远的异邦。那里的人们远远地注视着这边，钦羡这里的快乐。他们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像这样欢欣，却不得不在心理上尽力保持平衡。两个德国时间上的隔阂，在真正的柏林墙建起之前就已存在：西德的人们已经开始奔向“摩登时代”了，东德还在第三帝国时代的废墟里挣扎。“有一次，一个国家机关的秘书对我说‘社会主义是贫穷的’，他在一个为特殊使命而设置的机关里任职。和通过马歇尔计划很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西德不同，东德至今仍然饱受物质匮乏之苦。只要看一眼住宅的厨房和卫浴里可笑的塑料装潢，或者莱比锡街道两侧鸽笼般的住宅楼——就连这样的住宅楼还是给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住的——就会明白这一点。在那些住宅里，水管接在生锈了的钢管上，然后输送到楼层高处。四家的浴盆里只有一家放出来的水是干净的，其他三家的都是铁锈色。在新建的高楼里做客时，我走在曲折的楼梯上，楼板是倾斜的，墙面被胡乱刷过，这就是‘起重车逻辑’，大跃进式生产的产物。在这种‘新建筑’里生活的东柏林住客对我说，两个新搬进来的退休同事对这样的居住条件颇有微词，几个月之后，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一怒之下交还了党员证。”

东德现代化“赤字”的严重程度，在民主德国政权垮台后才被曝光，西德以越来越围观者的态度记录着这一切。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也催生了某种程度的怀旧情绪。两个德国的差距使东德人，尤其是那些住在贯穿东西德铁轨旁的东德人，感觉自己的生活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过去，不得不用与“美好旧时光”有关的联想来自我欺骗。老一辈的西德人也常常怀念青年时代。有些人声称，在民主德国才能找到一点点早已在西德消失殆尽的“德意志身份”。“于是兴起了历史博物馆，它们告诉人们，德国在变成今天这个美国化了的德国之前是什么样子。”

肯尼迪鼓吹的和平战略极大地影响了德国的内政与外交，使人们觉得推倒柏林墙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开放柏林墙通行。这是维利·勃兰特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项特别主张，受到艾贡·巴尔的支持。他认为，柏林墙是恐惧和东德专制政府坚持的标志。“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有可能逐渐消除东德政府的忧虑——尽管这忧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告诉他们，推倒柏林墙，消除界限可以实现，即使有风险，也是可以共同承担的。”“通过接触来改变”的政策可以被程序化。在这自由的社会风气下，德国总统勃兰特和他的外长瓦尔特·席尔批准通过了一系列与华沙组织国家的协议，如1970年8月12日与苏联签署的《莫斯科协议》，1970年10月7日与波兰签署的《华沙协议》等。当然，这些协议也是在西德人的公民权得到确保的前提下才被签署的。

尽管立场各自不同，1971年9月3日，英美法苏的四方会谈还是成功举行[1]，会议以国际法的形式确认“不通过武力改善现有状况”。苏联首次承诺开放东西柏林市民之间的无障碍交往。此后，两德又通过了一系列协议。1971年12月17日条约的签订恢复了联邦德国和西柏林被柏林墙阻隔的通行。四方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以及随后两个德国间的条约于1972年6月3日正式生效。

自由主义的西方各国承诺，绝不向民主德国强加任何与其意识形态相悖的东西。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世界在其现实的存在下日复一日地遭到腐蚀，重要的只是那些特权阶层，游离于只对平民有效的体制之外。有一些东西，从社会、政治、文化或者经济的角度都不足以使人信服，被柏林墙简简单单地联系了起来。此外，尽管不那么情愿，西方国家还是越来越承认并试着接受两个德国的存在。并且，由于东方政策带来种种好处，与民主德国的国家元首达成越来越多的妥协——这些妥协也包括将长期提供给日益下滑的“战略经济对话”国的经济援助。作为“反法西斯主义防护墙”的柏林墙使一种政治幻想维持了三十年之久，最终却因作为“下层基础”的社会经济已被侵蚀得千疮百孔而一朝覆灭。

民主德国与西方世界及其现代化步伐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晰，民众也就有了一种认命的情绪，认为自己的一生注定要在民主德国度过了。所有要求、所有希望——只能当民主德国真正实现了共产主义之时才能变为现实了。“因此，人们尽管未必是共产党员，却积极使自己适应国内的生活。并不是他们选择了民主德国，他们也认为，国家可以有一种更好的形式，但这就是他们的祖国啊。祖国的成就也就是他们的成就，祖国的成功也会给他们脸上增光。今天我们争论那到底是出于某种国家意识，还是那1700万在战后有着同样特殊命运的德国人在同病相怜，都不过是嘴皮子官司。”

“德国被分裂，说到底我们得感谢希特勒和四个强权大国的霸权政治。但是，柏林墙的建造，我们却得归功于自己。它是东西德双方政治不成熟的结果。”

彼得·本尔德对民主德国的心理蓝图做出这番评估三年之后，柏林墙倒塌了。两德间现代化的赤字差距，人们之前带着认命的态度孤立地忍受过，互相抵偿过，现在从本质上促成了和平演变，并以一种新的、人们未曾料想到的方式继续存在。这些差距产生的问题令人震惊，统一也使两德一起面临新的危机：随着西德保有的众所周知的亲英美化，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及其后果也进入了整个德国——至少是在前西德，因为资本主义不计后果的开采与剥削，社会化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效力。

反对肯定性文化

20世纪60年代末爆发于联邦德国的学潮运动急剧而武断地片面否认了50年代大行其道的现代化进程。当然，学潮运动本身就以“现代化辩证法的辩证”的姿态出现，目的是不让现代化进程在自我满足中停滞不前。可是，学潮运动能够取得巨大成功，还得感谢此前社会通过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进步（尽管现代化是其攻击对象）。50年代的现代性文化和60年代末的学潮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两股新观念不断涌现的文化思潮都在探索，如何使这个联邦共和国从摆脱“德国式”集权主义的过程中获得繁荣——尽管会走一些弯路——而黄金的50年代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尝试。反叛的学潮一代作为文化革命的使者，在其“无政府状态的短暂夏日”里促成了僵化结构的解体——这些变革首先出现在艺术领域、官僚机制、教育界和政治之中。许多变革一直被左翼的旗手高调地宣扬了重要意义，但可惜的是，它们终究只是轻轻挠了一下表皮，直到日后这些左翼旗手本身也在小册子《青年之罪》的修订版中蜕变为中立主义者甚至右倾的新保守主义者。

1985年，柏林自由大学举办了一次名为“左翼知识界在文化革命和文化毁灭中寻求突破”的座谈会（座谈会是由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赞助的）。作为这次座谈会延续的是后来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社民学联[2]代表会议。在此会议上，奥斯卡·奈格特说，别在社民学联的悲剧上再加演一场复兴的闹剧了。他的发言获得了潮水般的掌声（他也警告大家，不要被机会主义所左右，贬低自己选择的道路）。听众中一位小姐高喊道：“你们都已经忘记自己的初衷了！”还有人说：“什么都没有了。所说的一定会发生的革命，消失了。”一个慕尼黑来的青年悲哀地说：“你们的书，你们的思想连同你们的脸面一起丢失了。”“我受够了，我也退出好了。”社民学联从前的一个人物如此愤愤然地宣告。哈贝马斯对此评价道：在从前反叛的青年左翼中，只有丽塔·苏斯穆特作为妇女部长保留了下来。

彼得·施耐德在其小说《伦茨》（Lenz，该书出版于1973年）中描绘了作为一代人的学潮参与者的精神与社会图景：整整一代人，在自己的国家，这个有着经济奇迹和高度文明的现代国家，竟然倍感陌生。“这一日下午，伦茨在城里的购物街上漫步……他注视着橱窗里的摆设，感到很惊讶，那里居然每个月都会陈列出新的汽车、皮大衣、鞋子、电视机，晚礼服和西服。永远都有社会名流，三年以来一成不变地从红色的跑车上走下来，永远都有在巴利（Bally）专柜售卖贵得要死的鞋子的女售货员，永远都有关于詹姆斯·邦德的电影，永远都有像他和他的朋友们跟进政治新闻那样急不可耐地等着最新款的大众汽车的人们。”

赫伯特·马尔库斯[3]替残酷的自利主义起了个比较好听的名字——“肯定性文化”。面对被过于物质化的文化理念，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但这些声音首先并非以社会批判和社会分析，而是以社会心理的形式出现，见于各种非主流文化以及“选择性文化”。对于各种秘密发展起来的青年文化模式来说，无论其风尚在于艳丽的色彩，还是在于混乱，或在于进攻性，或在于顾影自怜，美国风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罗尔夫·迪特·布林克曼和拉尔夫·莱纳·吕古拉将其在三月出版社出版的选集命名为《酸》，可谓此类文化转型的里程碑。他们俩在1969年总结了这些转型的文化是如何作为新文化的使者，在过去的几年中凭借其通感般的爆破力瓦解了联邦德国的“肯定性文化”。

《酸》中的文章以一种扮酷的口吻写成，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经济奇迹时期贪图安逸、装腔作势的小市民气。“哦，黑暗中的笑容，哦，污浊的洞！给爱让出一点位置吧！不过一句操蛋而已。操蛋的手臂，操蛋的嘴，操蛋的屁股。让我舔舔你肚子上的咸水，让我僵硬的阴茎在你的乳房中间摩擦，穿过你的腋窝。我要吮吸你的乳头，你的耳朵，舔你的屁股。我要在你的肚子上躺着，做梦。”

节选的文段具有代表性地表现了那时对社会底层和随后到来的学潮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性解放观念：运用流行文化的表现手法，系统地、有组织地解放肉体，这对于冲破美学意义的形式局限具有标志性。

流行于社会底层的不仅是《酸》的语言，还有关于植物种族的描述。急流勇退吧，做你自己的事吧，任社会发展吧。那些看样子像是在“局外”的人，实际才是局中人。那些逃离社会以及其中一切的所谓礼仪和谎言的人，才是真正“有范儿”、真正识相的人，因为他知道：在远离压迫的地方有一个嬉皮国，美丽而和平，那是艺术的挪亚方舟，它会在无政府状态的狂喜和蓬勃的烟雾中到达巅峰。裸体，与你交融，这一切都被赋予了向遮遮掩掩的哲学示威的含义，而灌木般犬牙交错的蓬乱发型则仿佛存心激怒精心剪裁、注重效率的“布尔乔亚式分头”一样充满了挑衅意味。

鲁迪·杜契克在1967年的一次游行上用扩音器讲话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4]成了流行文化的盛典。1969年8月中旬，50多万名穿着牛仔裤、运动鞋的年轻人聚集在位于纽约州贝瑟尔小镇附近的奶农马克斯·雅思古尔的240公顷的牧场上，来参加“这个史上最盛大的摇滚音乐节，青年文化力量的和平示威”，这次集会持续了3天。

新的美国式叛逆神话起源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迎合了人们“美国梦”破灭的心路历程。美利坚曾经是那样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国度，但随着美国的探险之旅的深入，这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的阴暗面和矛盾性也愈加被曝光。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宣扬的充满火药味的反共产主义，以及1964年美国加入越南战争使情况更加恶化。美国的地下组织发表了很多言论，成为人们反对西方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旗号。约翰·肯尼迪用卡里斯玛式[5]的个人魅力把德国青年也召集到其麾下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紧随其高潮——1963年在西柏林的勋伯格广场上发表的宣言“我是一个柏林人！”——的是肯尼迪遭到了刺杀，然后为了黑人民族而战斗的勇士马丁·路德·金也被暗杀了，美国的“民主”图景顿时被抹了黑，尽管这幅图景在再教育政策里被描绘得是那么激动人心。然后，罗伯特·肯尼迪[6]也遭到了暗杀，而关于这一点的记忆是那么深刻，因为他是唯一在三位有望成为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中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要为千百万弱势人群，尤其是美籍黑人尽力，并且火速结束越南战争的。“我们在政客身上再也看不到一丁点儿希望。随着金和肯尼迪的被暗杀，美国政治焕然一新的机会就永远地错失了。”托德·吉特林如此说道，他当时担任美国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主席。

迪特·巴克[7]对非主流文化进行定量分析后认为，对非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的最好称呼是社会边缘人，想要逃离社会规范和束缚的边缘人。如嬉皮士、雅皮士、垮掉的一代、新左翼、诗人、各种乐队和社团、电影制作人、煽动者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逃离到幻想中的自由乡村的梦想从未破灭，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风格。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股广泛的、想要打倒拜金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小市民社会虚伪的双重道德的热潮。

波恩瓦德·费斯佩尔是崇尚国家社会主义的作家威尔·费斯佩尔之子，后来和恐怖主义者古德伦·恩斯林同居并有一个儿子，1971年开了一个治疗自杀的心理诊所。他在小说《旅途》中对一个美国朋友说：“我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恨，我恨杜布罗夫尼克[8]，我恨德国。我恨到处滚的蔬菜。我恨满大街的汽车。我恨街道。我恨柏林。我恨孩子。我恨我的父亲。我恨所有把我变成这样一头母猪的人。我恨我的教师，恨很多很多东西。”

洛尔福·迪特·布林克曼是废墟一代的代表人物。这一代人带着学潮特有的狂飙突进般的热情崛起，在崛起的同时也被孤立。布林克曼关注着这一代人的挫败感和进攻性：他们生长在经济奇迹中，却深感心灵的堕落——本来，强烈的自我意识可以帮助他们从艺术表现的绝望中走出，重塑一个新的自我认同，但现在，连这些自我意识也被剥夺了。布林克曼的第一本小说《在坑内》于1962年出版，描述了一个年轻男子外在和内心的孤独，在过境时重访了自己的家乡，试图寻找纯洁和无辜，却不得不发现自己的寻找纯属徒劳。这位作家把他的目光投向了毁灭、污垢、垃圾、满脸横肉的人们、赘肉。叙述常常把读者引向厕所，那里潮湿而肮脏，但被描写成驱赶商品美学的一剂清新的除臭剂。没有一个事物是“存在”的，所有的都在毁灭、堕落、异化。布林克曼出版过一本日记和笔记集，内容关于石化的生活、不受限制的憎恨、沉沦的天空和僵化的西方世界，《梦、起义、暴力、谋杀——起义者微妙感觉的探索》是它的标题。

大抗拒

1966年，四国联盟很讲究“力量均衡”地选出了最好的代表，与作为联邦德国总理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和时任德国外长的维利·勃兰特开始共同努力，缓解当时德国内政和外交的僵持局面。战后还从来没有一个内阁是由这么多政见不一、互相矛盾，而在政治上又具有贯彻力，同时在各自专业领域如此富有才能的成员组阁而成的，这其中有：赫尔曼·霍尔谢尔、克特·施 特罗贝尔、格奥尔格·勒伯尔、布鲁诺·黑克、赫伯特·维纳、卡洛·施密特、凯-乌维·冯·哈塞尔、卡尔·席勒、汉斯·卡策、杰哈德·施罗德、汉斯-荣格·维施奈维斯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杰哈德·施托尔滕贝格。基辛格本人则是“被人以词语的本意称作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尽管在1970年代这个称呼越来越受到质疑，甚至受到嘲笑。他一直在抗拒知识精英的等级以及精神上的条条框框，尽管这样，却从未被夸夸其谈和不切实际的热情所左右”。

正是这些“和谐平均律”，让人们感受到生活正日渐走上正轨，社会里弥漫着一股追求和谐的风气，让人很好维持这一切，这股风气会促使冲突产生的叛逆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由此，当德法裔记者比阿特·克拉斯菲尔德1968年11月8日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大会上，在柏林议会大厅里公然揭露基辛格本人曾参与过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并送其以“法西斯主义者”的美称时——这无异于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此事便具有了标志性的意义。比阿特本人在当天被判一年监禁，并不得保释。“这个判决是这样的严苛，相形之下，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战犯的判决过于宽松了，还有那些一直被审判但从未被判决的、有着纳粹背景的政治明星人物。这一切都给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他们的前辈尽管对民主二字信誓旦旦地宣布效忠，却从来没有真正地学会何谓民主。”

伊朗统治者夫妇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和法拉赫皇后（中）拜访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右）和总统夫人威赫米娜（左），第二排是露特·勃兰特和时任德国外交部部长的维利·勃兰特。照片摄于1967年5月的奥古斯图斯堡

随着四国联盟的建立，德国自由民主党成为唯一一个勇负“反对党监督”重担的政党，而它是否真的能担此重任，人们从质量和数量上都无法信赖。所谓“议会外反对党”同德国社会学生联盟合并，前景不容乐观。一连串反对紧急状况法[9]、反对礼萨·巴列维访德、冲击施普林格出版社[10]和反对美国发起的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使得议会外反对党在许多极端民主主义者眼中顿时变成了为真正的共和国基础秩序而战的先锋队。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共和国正由于学生骚乱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之中——从这个情况不难推测，民主的“本我”已经从根本上丧失了。

汉学系学生艾尔哈德·奈克曼于1967年夏递交给汉堡安全防务站高校工作组的理论论文反映了当时政治敏感的青年学生的声音。此论文被一名教授节选作为口号，呈给了加布伦茨[11]：“德国的大学不是处在危机中，而是已经完全衰落。这一切只有通过一场革命来改变。”该论文拟出了一幅战略性的草图，鼓吹“持续的高校骚乱政策”，该政策主要目的是通过“汉堡大学学生群体的大规模行动”建立一个新的公共领域。1967年11月9日的扰乱汉堡高校校长办公室的聚会标志着事件升级到白热化阶段。德特列夫·阿尔伯斯和辛内尔克·贝默两人打出了后来举世闻名的标语“在陈腐的长袍下的1000年”（Unter den Talaren Muff von tausend Jahren）迈步向前，引得礼堂中很多教授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许多大学都发生了骚乱。在汉诺威，葬下欧内索格[12]一周后成立了反抗者议会，这使学生运动迅速扩大，也给那些仍然相信着缓和的人明示了其爆炸性的影响力。哈贝马斯举行了一次重要演说并指出，只有学生运动才能够唤醒人们此前被当局有意或无意打压或封锁了的意识，甚至连当局者本身都有可能把这个意识从自己当中驱逐出去。作为议会外反对党声音的学生运动，确实部分促成了政治公共领域的重建，他们行使了民主监督的职责。游行示威的力量，在我们这个不想革命的状况下，独自担负起了政治启蒙的重任，它以启蒙为自己的目标。尽管如此，在本该进行民主讨论的时候竟出现了暴力和反暴力，哈贝马斯对此忧心忡忡。“针对事采用武力”口号很容易转化为针对人的暴力，他这样警告试图以“针对事采用武力”作为口号的左翼法西斯主义者，这个口号使他们自己被城市安全防卫警卫队列为攻击目标。

对当局压迫的抗拒是与当时流行的“建立一个无专制社会”的希冀分不开的，这个无专制社会应该以民主作为基石，注重民生，最重要的是要能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愉悦。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学说的基础上，赫伯特·马尔库斯阐发了“无压迫文化的想象”，这个设想由“利比多道德”（libidinöse Moral）决定。马尔库斯在联系了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13]的观点后做出如下结论：“在一个真正具有人性的文化里，存在应该更像是享受而不是受罪。人们应该一边娱乐，一边发展，一边生活，生活不是为了受苦。”

如同赫伯特·马尔库斯的同行者阿多诺一样，自从商品交换社会高度发达以来，艺术就一直在反对越来越受程序化约束的生活，并视这种生活为本该是自由主体的“人”的对立面。“艺术的功能不是让一个齿轮开始运作，而是抵制不管做什么都必须讲究功能和效果的心态。艺术才是注重终极目的的，可在充满了等级意味的有关管理当局的控制下，它却变成了毫无目的。艺术想要无摩擦地融入社会，可在这样一种管理思想下，却被全社会看作异类。”

彼得·魏斯在其1970年创作的戏剧《荷尔德林》中，设计席勒对荷尔德林说了这样的话：“美的概念先于自由的概念而生……社会结构变革之前，须先有人的变革。”在该剧之后的段落里，马克思对荷尔德林说：“要为变革做准备，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研究具体的历史状况，另一条是赋予深刻的个人体验以具体的形式。”

魏斯的戏剧，尤其是《越南讨论》（在此剧中，魏斯以越南的历史和长时间的解放战争为例，讨论底层人民拿起武器反对压迫是必要的，美国消减革命的根基的努力也是必要的），极大地影响了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怀旧性的历史工作以及对于法西斯时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研究使那个时代的小说《反抗的美学》受历史性和神话性的影响颇重。“这本小说讲述的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及其受害者的故事，尤其着重于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起义，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受到位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大本营的领导和援助——这些人的故事通过一些参与过起义的人，男人和女人，通过一些历史事件来展现。许多都是真实的人名、真实的事件，有一些使用了化名，还有一些是为了叙述方便而杜撰出来的，我隐去了真实的地名，而采用柏林、巴黎、巴塞罗那、西班牙内战广场、斯德哥尔摩这样的大城市名取而代之，但是从一些影射和文段节选中大家还是很容易在历史中找到其原型。另外，我也同时穿插了关于十月革命之前和之后那一段历史的描述。”

打破常规

社会上充满了挑衅心理，其目的是冲破思想和行为上的一切规范、守则、态度、禁忌、偏见以及已有但毫无意义的秩序，以此来为将要到来的运动做准备。艺术领域首先有了反应，而在这些反应的影响下，其他方面也开始看到了反叛的迹象，叛逆的美学开始流行，当然这也只有在有关当局表现出足够宽容度的前提下发生。人们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主日祷告文，而开始要求成功。哈贝马斯认为，最开始用来打破陈规的新技术也给久旱干涸的官僚机构带来了一丝清风，因为它们针对复杂而又易感的交往网络中的雷区，所以事半功倍。流行文化的狡猾之处在于，它在下意识中萃取并提炼了日常生活五光十色的色彩和轮廓，并将其扩大、加工，再把它们重新带回人们的意识，新的游行示威的技术就采用了这个特征，使得象征性的符号变得可笑。

1968年12月，女学生乌苏拉·塞佩尔因非法侵犯他人住宅被起诉，她和几个同学在法庭上跳脱衣舞，以此挑衅法庭

然而，以这种方式政治化了的公共领域却并不能带来学习和改进。失望了的革命激情急不可耐地向着老化的各种机构发起了精心策划的冲击，在长长的征途中，这种急不可耐的心态很容易转化成因为受到挫折而产生的好战心理。哈特穆特·冯·亨提西1968年在纽伦堡的一次名为“联邦共和国的反对党”的谈话中指出，青年们的这种浑身长刺的心态有一个错误的人类学基础，只不过损害公共秩序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因为这样做只能证明做这些事的人的脆弱易感。

“我们应该对每一点小小的挫折感到高兴，因为它们是由我们的天性生发而出的，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小小的插曲，是它们阻止了我们不至于陷入真正的抑郁性格，也不至于一时冲动做出什么糊涂事。”

费茨·图尔菲与迪特·昆策尔曼、莱纳·朗豪斯合办了一号公社[14]，公社是在已是危房的柏林耳房里成立的，以流亡到美国的作家乌维·约翰逊命名。公社的成立是那时以现在人的角度难以想象的政治闹剧中的标志性事件，反对性压抑极大地刺激了小市民的想象力。

这些革命的小丑实行了一种为当时社会礼教所不齿的生活方式，当然，从潜意识心理学来说，这也是他们自我的一种解放。一切都是对司法的嘲笑——如果这样做有助于人们找回真理的话，我会坚持到底，这是图尔菲在法庭上的表态——混乱中的乐趣，群交（当然，创办者莱纳·朗豪斯和他的女友，也就是一号公社的封面女郎乌施·奥伯迈尔很快又回归到了传统一夫一妻制的世界当中，像许多正常的情侣那样）。在死一般的寂静里，革命者为这个严肃的社会带来了生趣。“谁两次和同一个人睡觉，谁就是创办者。”当柏林的学生1967年夏快乐地迎接费茨·图尔菲从狱中释放时，他们喊出了这个口号。变不整洁为浪漫，在革命性的演说中加入色情、污秽的词语，人们用这些来尝试着摆脱商品美学的魅力光泽和讲究卫生带来的压力。布尔乔亚式的整洁癖和被赋予了革命意味的叫春放在一起受到关注，大家只不过是想要做人罢了。

1969年1月31日，法兰克福学院社会研究所被占领，占领者们威胁释放除了阿多诺、路德维希·冯·弗里德堡和鲁道夫·贡泽特之外的三名领袖，警察出面了。他们逮捕了几名学生，其中有身为阿多诺的博士生和社会民主主义大学生联盟领袖的汉斯·荣格-卡拉尔。很快，阿多诺本人的授课也受到了干扰，主要是因为一些女生在讲堂上表演起了脱衣舞。在一次《明镜》周刊的访谈中，对议会外反对党在支持和反对态度中摇摆不定持反对态度的阿多诺表示，他从未在其作品中为任何一种行为或运动塑造某种榜样。不久之后他死了，学生中怀有敌意的人的攻击使他很伤心，他们认为他是蒙昧者死灰复燃，他的死震惊了公众，他们以升级的暴力方式来控告他的精神著作权。

霍克海默退隐到了泰辛，其作品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以求与神学靠拢。在一篇名为《反对左翼极端主义》的笔记中，这位越来越保守的哲学家写道：“在今天，对资本主义进行攻击必须要在双重意义上接受对于极端主义威胁的反思。如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法西斯倾向一样，攻击资本主义的人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即左翼极端反对党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恐怖的极端主义。”

辩证法术语

议会外反对党的语言——这种语言带有浓重的法兰克福学派腔，当然很快也被人们弃置不用——开创了一个圈子，该圈子受阿多诺的作品《本真性的行话》影响很大，那都是些新的概念和思考维度。须知即使在1945年之后，德语语言教育也受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格林大字典》[15]的压倒性影响，囿于系统条理的各科各目的桎梏之中。这些字典、德语教科书、歌集、史书将官话、套话潜移默化于语言使用者之中，社会在这些伪田园的语言保护伞下定型。传统官方的德语能通过粉饰太平的表述，把不幸描述成幸运。辩证法认为，在传统的德语中沉沦，社会将不再有发展的空间。《本真性的行话》从语言上证明了被标准的官方词汇浸淫的“受过教育的人”没有撼动现有秩序的能力。

新发明的辩证法的语言在此犹如一杆标枪，是冲破现有泛滥的陈词滥调、偏见和各种所谓理论的武器。新潮的表述及通过其体现出来的新思想激活了民主的讨论。碎碎念的肤浅和表面文章像石膏一样一块一块地被撬开。议会外反对党的语言开创出了一种提问的方式，这种方式将不留情面，然而诚实地揭开用空洞的套话也不能自圆其说的表面和谐下的真面目。在否定和制宪会议的辩证法里，也是通过这些辩证法、词语和概念领域被大大激活。这些词语和概念被从德国人的思维当中抽离出去很久了，即使偶尔存在，也只不过是在深奥的学术论文中使用，以为其增加光彩度，比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心理学研究。

让·阿梅里，一位曾受过纳粹分子迫害的哲学家和散文家，是认识到“辩证法术语”中具有辩证色彩的新语言——包括带有象征意味的单元词——真正从结构上开始接近“本真性的行话”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否定和质疑的必要性，即使站在本身的立场上，也不再具有反馈作用。“辩证法术语”成了为敌-友界限划分服务的工具，对任何言论的态度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左翼的语言必须在这样的“辩证法术语”的萌芽阶段就揭示其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必须把自身打造成“天将降大任的群体”形象。阿梅里反对的不仅仅是批判性理论拙劣的模仿者，比如，他也认为阿多诺引以为豪的《否定辩证法》充斥着专业术语，整本书尽是“拒绝平庸的蛮横表现，最终结果是语言和思想脱节得厉害，以至于读者满怀希望地阅读，到了最后却像是剥开洋葱的培尔·金特[16]，茫然不知所云”。《辩证法术语》，无论自以为多么具有进步性，最终其实都在涉及走向落后的危险。“抛开那些真实思想中蕴含的暧昧和文字游戏，抛开那些通过变戏法般供人取乐，沦为时尚的所谓辩证法而吸引人眼球的语言——它们从出生之日起就准备着以堕落为时尚，抛开所有有根有据的反对意见，从逻辑和合理性上面都可以推倒的辩证过程——抛开以上这些，辩证法面临着成为自视甚高、自命为精英阶层的内部自我交流的工具的危险。从它在自己的术语和行话里下滑之日起，这种危险将使它，无论它打算采取什么方式进行自我辩护，名声扫地。”

议会外反对党语言有非同一般的贯彻力，这一点也体现在反对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身上。他们都是语言修辞的天才，致力于将新潮的理念变为现实，他们用嘴皮子功夫努力打造出一个更好的、更具有价值的、有头有脚的世界观模型。在这些善于说辞的年轻左派中，鲁迪·杜什克是最具演讲天赋的。鲁道夫·奥古斯塔因写道，在这一点上，1945年之后的德国只有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和赫伯特·维纳两人可与之相提并论。

尽管鲁迪·杜什克演讲时天花乱坠，他却能够有效地使听众陷入他的演说魔力中。这个奇迹与他的演讲方式是分不开的：他不仅仅是靠嘴在讲话，他在麦克风前一站，就代入了自己的整个灵魂，甚至他那顶巴斯克帽子下的浓密的眉毛也在说话。他在那些被乏味的政治演说毁掉了的修辞中注入了一种新的声调，即使他提议马上就在雷根斯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发动革命，他的话也会那么具有说服力，连他自己都会相信。

鲁迪·杜什克的革命生涯终止得十分突兀。1968年4月11日，机会主义工人、地域主义者约瑟夫·巴赫曼（一次单一性事件，但受到了施普林格报纸的影响）开枪击伤了他，杜什克死于1979年圣诞节期间一颗击中头部的子弹。

恐怖主义

如果我们从其变态的恐怖主义特征来观察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反抗运动——当然，这样的观察未免片面（因为，同最终以武力结局的教条主义一样，通往可实现的人本主义的道路同样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修筑）——那么，其心理构图中的反现代路径就十分明显，它们囿于领导人的人格结构，并以反英美化为出发点。

德国红军派[17]的恐怖主义分子将吉利安·贝克[18]比作纳粹分子：他们自己居然被说成是“希特勒的孩子”！人们有理由怀疑一系列发生在西德，已构成犯罪的无政府主义爆炸事件是“红军派”构建西德社会所进行的尝试，这些尝试的目的说穿了就是把西德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社会。“如果不看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那伙人的犯罪能力和纳粹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似性，《希特勒的孩子》这本书所分析得出的精神与文化上的渊源正是促使乌里克·迈因霍夫和古德伦·恩斯林的信念。荣格·卡拉尔，20世纪60年代末除鲁迪·杜什克之外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最具有影响力的发言人，在他惨遭暗杀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很多新左派主义者从小就深受落后的、非理性的甚至纳粹式的思想的耳濡目染。正是这些思想使他们接触到了这个社会里仍然阴魂不散的法西斯主义因素。”

但是，贝克认为，这些都算不得真正的“大开眼界”。用战争的方式来反对法西斯主义会使人本身的法西斯性也变得合理起来。贝克表示，1970年代末的这两个组织——新纳粹和恐怖主义组织——在很多根本性的问题上有共同之处。比如说，两个组织的成员都是使用武力和恐怖袭击来迫使别人遵从自己的意志。这些成员经常公开表述自己对他们归为“敌人”那一类人的憎恨以及想要毁灭这些敌人的意愿，他们认为，只要是自己的敌人，就活该被他们以恐吓、夺取其自由甚至以斩草除根的方式使其消失。他们都是反议会制、反自由主义、反民主、反联盟且很不宽容的。他们都自命为社会精英，自诩有能力领导广大草根阶层进行革命，而这也是为了广大草民好。因为这些草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对自己好的。他们破坏、致人伤残、谋杀，一切行为都是在对个体的权利和法律的完全无视下进行的。

我们想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生活。我们的运动破灭了，但它不是作为乌托邦的理想破灭，而是作为社会运动而失败的。我们一直追随的社会主义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图景，我们想要的实际比这些图景更多。我们一直在身外寻找被羞辱的人，结果最后才明白：被羞辱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一切的一切，一切的错误，都有我们推波助澜。今天，我感到自己比其他人激进许多，他们胆小得连自我都无法回归。相对于我所做的而言，弗里茨·图尔菲、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所做的那一套才是真正的逃避（莱纳·朗豪斯如是说）。

在尝试着解释恐怖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及其含义的时候，贝克一直沿着追寻每一个恐怖分子的生平履历的途径，他这么做是为了从他们的生平中找到这些恐怖分子行为动机的蛛丝马迹。比如19岁的苏珊娜·阿布莱希特，1977年谋杀德意志银行主席的荣格·彭托事件的参与者，曾对其父母说过这样的话：“鱼子酱，我已经吃够了！”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她的心理活动，即憎恶一个表面上物质发达，实则人人只为自己着想、忽略他人的社会。这种心理活动在其他恐怖分子身上也很多见。这些“出身于条件良好的家庭的孩子”，由于从小就被灌输的敏感性观察到了这一点，并力图反对，只是他们本身不知道如何使用非法西斯式的更好的行为来表达反对，这正表明这些恐怖主义行为的源头是一种挫败感，但最终变质为攻击性。这些人不懂得如何自我反省，将原本是人本主义的人生目标放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结果这些目标一失足变味为暴力的变态反应。

1977年9月5号，汉斯·马丁·施莱耶遭袭并被绑架，1977年10月19日他被发现时已遭杀害

卡尔·海因茨·扬森认为，其后一代，也就是第二代恐怖分子，仍保有战后一代心理负担记忆的阴影。这些想要逃离我们这个发达社会的孩子，要么就是深刻厌恶着他们在其中成长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市侩家庭里弥漫的物质主义，要么（如果他们出身贫寒）就是备受经济衰退的打击，感到个人的未来黯淡无光。自由主义的内政部部长维尔纳·迈霍夫为这些年轻人的行为动机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解释：他们追求一个更好的世界，但他们的革命动力却未能在合适的时机以投身于改革的方式得到发泄，因为真实世界的政治在他们眼里过于沉重。就这样，他们最终走入了谋杀、凶杀和低级的银行抢劫等死胡同。

那么，为什么女性在恐怖主义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呢？超过半数构成犯罪的恐怖主义事件是由她们造成的。几乎所有参与了恐怖主义活动的女性经济状况都是良好的。在对众多女性恐怖主义者的生平进行了研究之后，古斯塔夫·纳斯的结论是：年轻人还没有学会如何区分理想与现实，如何区分什么样的图景只能用来做梦，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人为做到的。有一种世界只存在于理想和“主义”中，有一种世界存在于已建立的社会及其统治结构和不完美中，这两者之间的鸿沟使他们无比震惊。其中一些人震惊之后的反应就是走向极权，尽管他们完全可以选择走另一条道路，完全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反应。无视于良知、法律、行为后果以及家庭与社会的牵挂，这样的行为更容易为以感情为主导的那一类人所采用，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才特别适合于做极权主义的领导者。而思想解放的女人在面对着男人们的粗暴和冷血时，不甘居于劣势，她们要超越，她们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补偿自己与男人之间获得解放程度的落差。

联邦德国的现代化和英美化进程的前景一片光明，因为这些过程是在非暴力的环境下完成的（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外人看上去如此和平的社会中，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纳粹犯罪分子存在。）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感到恐怖主义是“自由的侮辱”。“自由的侮辱”这个口号是一小群好战的人提出来的，其人数多少看似微乎其微到不足为患，但他们的一系列肆无忌惮的暴力行径，给联邦德国的国家以及社会体系甚至文化心态蒙上了噩梦般的创伤阴影。不但如此，被这些恐怖行为激化的反应也搅浑了现代化建设的空气，导致整个社会开始弥漫着一种消极情绪。当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的活动浮出水面时，海因里希·伯尔[19]确定，这是一场6个人对6000万人的战争。

人称“波西米亚人”的安德里亚斯·巴德尔伙同牧师之女古德伦·恩斯林、女记者乌里克·迈因霍夫和律师霍尔斯特·马勒，他们的计划是以革命般的暴力手段来为土崩瓦解的学生运动的目标增加新的推动力。1968年，巴德尔、恩斯林和其他两名同伙在法兰克福的购物大楼放置了两枚燃烧弹，显然，他们是受到了莱纳·朗豪斯和弗里茨·图尔菲一号公社一张传单的“启发”：1967年，布鲁塞尔一家购物大楼起火案造成了300人死亡，这张传单用这样一个富有火药味的问题叫嚣着：“什么时候柏林的购物大楼才能起一次火呢？……燃烧的购物大楼，燃烧的人，第一次让一个欧洲大城市感受到了越南战争中的人们那种支离破碎的感觉（亲眼看着人们被烧，甚至自己也被烧），显然，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还没有经历过。”

这几名案犯被抓后，法庭的判决一度从提审改为释放，然后又改变了一次判决，巴德尔在柏林被人指认并被捕。1970年，他事先经过安排，同乌里克·迈因霍夫在柏林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的图书馆会面并获得自由，之后又有一场纵火案，该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被严重烧伤。暴力行为开始一步步升级，直到1980年代末，一直都有新的受害者。尤其使人记忆深刻的是1977年5月5日绑架德国雇主协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耶，在这次绑架案中，他本人的司机和三名警务人员遭枪击身亡。此案直接导致了全国性的恐慌。同年10月13日，一架从马洛卡飞往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被几名巴勒斯坦人劫持，飞行员被一名恐怖分子杀害，因为他们提出的释放巴德尔及其同伙的要求没有被答应。这些犯人被依照特律释放后，巴德尔、让·卡尔·拉斯珀和恩斯林在施塔姆海默监狱自杀。他们死后的第二天，施莱耶的尸体在埃尔萨斯被发现。直到1977年的“德国之秋”，一共有28人在恐怖活动中丧生。

[1] 这是冷战开始后，处于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双方第一次聚首德国。

[2] 全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大学生联盟”，是德国一个左翼性质的党派，成员以大学生为主。

[3] 赫伯特·马尔库斯（Herbert Marcuses，1898～1979年），他是德美混血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

[4]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是美国纽约州乡村小镇贝瑟尔在1969年举办的音乐表演活动。贝瑟尔距离阿尔斯特县的伍德斯托克43公里。为期3天的音乐节，共有40万名音乐爱好者涌入贝瑟尔，使得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成为史上最成功的摇滚音乐节之一。

[5] 卡里斯玛（Christmas）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韦伯认为卡里斯玛是这样一类人的人格特征：他们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后者以赤诚的态度看待这些领袖人物。

[6]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1964年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1968年6月初他刚赢得了民主党加利福尼亚预选的胜利，便于6月5日早晨在洛杉矶一家旅馆内遭枪击而身亡。

[7] 迪特·巴克（Dieter Baacke，1934～1999年），德国教育家、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

[8] 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古称拉古萨（Ragusa），克罗地亚南部港市，此城面临着意大利半岛的东岸，位于杜布罗夫尼克地峡之末端，以风景优美闻名，是热门的度假胜地，有“亚得里亚海之珠”的美称。它也是克罗地亚语言及文学的其中一个发展中心，是不少诗人、剧作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及其他学者的居所。

[9] 1968年5月30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紧急状况法，确保国家在危机情况下（自然灾害、起义、战争）有行使特殊职能的能力。此法遭到所谓的议会外反对党的大规模反对。

[10] 1968年4月11日，有人在柏林枪杀了当时作为学生运动领袖的鲁迪·杜什克。当医生抢救其生命时，施普林格出版社的晨报记者警告自己的同事不要插手此事，这造成上百名愤怒的学生冲击出版社。

[11] 奥托·冯·加布伦茨（Otto von Gablentz），时任德国驻荷兰大使。

[12] 本诺·欧内索格（Benno Ohnesorg，1940～1967年）是一名德国大学生，于1967年6月2日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进行反对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访问德国的示威活动时，被便衣警察枪杀。这是他首次参加政治示威。欧内索格当时是26岁的学生，研究浪漫主义、德语文学和文化。当他被杀时，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仅有的一个）孩子。他的死亡是左翼的一个集合点，六二运动团体以他被杀的那天命名。20世纪60年代末的左翼学生运动在他死后膨胀起来，许多当时才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德国政治家都深受影响。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旁设有本诺·欧内索格的纪念物，他家乡汉诺威的一座桥梁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13] 《审美教育书简》又译《美育书简》，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的代表作。是1793～1794年席勒写给丹麦王子克里斯谦公爵的27封信，1795年经整理出版。追求人类本性的完善，提倡理性的自由是席勒美育思想的核心。

[14] 1967年1月，“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合会”的成员在西柏林组织了“一号公社”，这是德国开风气之先的头一个，也是最著名的被称为“公社”的男女合租式公寓。就像其他公社一样，一号公社成为反权威运动的种子。他们鼓吹男女平等，并创建了托儿所和免费学校。他们排斥市民阶级的小家庭，指责那是压制情感的一种神经质强迫性的社会组合。一号公社强烈反对的是战后那种看重表面道德的虚伪社会。一伙年轻男女合租公寓，共用厨房、厕所、浴室，在今天的德国是完全正常的事，但是在1967年，这一现象激怒了整个国家。被称作“一号公社”的这种充满挑衅性的男女混合公寓住房，彻底颠覆了德国传统社会的礼教习俗。

[15] 这是一本影响力巨大的德语词典，其对德语的意义就如同《牛津英语词典》对英语的意义。该词典就单词的起源和各时期的不同用法等做了说明，同时还列举有摘自文献中的例句。

[16] 《培尔·金特》是易卜生创作的戏剧作品之一，它通过纨绔子弟培尔·金特放浪、历险、辗转的生命历程，探索了人生是为了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重大哲学命题。剥洋葱是剧中一幕：饥饿难忍的培尔·金特想以洋葱果腹，不料所有洋葱都是只有外皮的无心果实。

[17] 这个深受极左思潮影响、发端于西德“1968年学潮”的团体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震惊世界的暴力恐怖组织。1968年4月2日晚，极左青年安德雷亚斯·巴德尔和古德伦·恩斯森（女）伙同另外两人用自制的燃烧物点燃了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从而拉开了恐怖活动的序幕。1970年，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等人成立了“红军派”组织，它的成员大都出身富裕家庭，以年轻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在最初的17名核心成员中，有10名大学生、2名律师和2名记者。他们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政治理念十分极端。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红军派”把攻击目标锁定在德国经济、金融和政界的高层人物身上，先后制造了多起血腥的暴力事件，34人成为恐怖袭击的牺牲品，其中包括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以及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多名政商界要人。

[18] 1932年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小说家、新闻家，在恐怖主义的研究上很有名气。其作品《希特勒的孩子们》就是以德国“红军派”为对象写作的。

[19] 海因里希·特奥多尔·伯尔（Heinrich Theodor Böll，1917～1985年），生于德国科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13章 西德的文化革命

经历的学问

“学问”（Belesenheit），这是一个被彼得·魏斯所提倡，并且在抗议活动中成为典型的概念——“你应该读书。你应该让自己受到教育。你应该思考发生在你周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应该有自己的观点！”——这个概念的提出和流传导致了一股理论的和社会批评的论文热潮的出现，其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是苏尔坎普出版社系列，其“灰色”（hektographierte）文学作品在当时的市场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众多林立的小出版社纷纷建立，它们格外以出版来自美国的反传统、颠覆性的“地下出版社”的作品为导向，积极促进实验性的或稀有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政治理论和政策论战的作品面世。它们的动机建立在一种另类的自我认识之上，可说是站在了资本主义出版行业本质的对立面：尽管它们也希望通过书这件商品来挣钱，但是对于它们来说，书的使用价值高于其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它们的工作中，“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给阅读的、思考的人民带来思想、概念、想象和启发”。

1968年，左派作家们举办了一个“唱反调”的图书博览会。这些作家自认为是文学的“生产者”，是“所有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表和文学创作者中的专家”。1970年的组织规章里写明，文学创作者的任务是分析全社会的发展以及它带给文学创作领域的影响，确定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从这些分析当中，我们可以制定出进行阶级斗争的社会策略。这样做的目的是，废除社会分工类别的组织方式。”作家出版社的签约作者们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

与传统的理解相比，在他们眼里，学问更像是一种个人经历，纷繁的经历构成了革命者的“祖先肖像画廊”。从作品中抽离出的艺术形象在那个时代的精神“演习”中内化，并通过各种时尚的、符号的、合乎礼仪的方式表现。

马克思是思想上毋庸置疑的先行者，他的一系列理论使人们有理由希望，通过否定之否定，借助发挥幻想和希望可以使一个关于不再被陌生化的社会的乌托邦变为现实。马克思认为，自由在于“社会化的人，也就是生产者，理性地调节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并将其划在社会化的控制之下，而不是任其为某一种贪婪而盲目的权力所支配”。通过自主自觉的工作以及阶级斗争，剥削者必须拿出资源来供社会共享，“地球上的天堂”由此得以实现。在那时，人们不需要再去“工作”，而只是“从事”于某件事，这种自主自愿的“从事”超越了迄今为止被异化和使人讨厌的“工作”。只是，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人们因为工作而遭受了压迫和剥削。

猎人、渔夫、批评家——在现今社会里，不管这人是谁，他都必须一直这么做下去，只要他不想丢掉过活所需的饭碗——而在共同体化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不必仅限于一个封闭式的工作圈子，他可以在各行各业中挑选任何一种自己喜欢的分支来从事，而这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社会会自己调节生产。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我们可以上午捕鱼，下午养牛，吃过饭之后再做会儿批评家，只要我有兴趣，我就什么都可以干，并不必非得变成专职猎人、渔夫、牧羊人或者批评家。

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成了革命的榜样，因为他站在卡斯特罗一边，参加了古巴的人民解放革命。在和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卡斯特罗本人产生了裂痕之后，他从1965年开始，在玻利维亚组织了一系列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国家苦心经营的新殖民主义的行动。1967年，他在玻利维亚被军方逮捕并遭到杀害。“切·格瓦拉的警句‘我们要创造两个、三个、四个越南’被学生运动者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地接受，激励了许多人。这句话——正如‘切，万岁’一样——被多次刷写在了墙上。”

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发现了一本反殖民主义宣言：《地球上被诅咒的人》。1925年生于马提尼克的非洲裔医生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是这本书的作者。他终身都在为将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斗争，1961年死于美国，“黑色教父”运动将他奉为领袖。1965年第2期的《时刻表》首次发表了《地球上被诅咒的人》中一整章的德文翻译。书上说，落后的民族挣脱了它们的锁链，它们成功地挣脱了枷锁，这些民族决定通过武力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抗议活动者认为，毛主义是对正统共产主义及其经典著作中偏激见解的一次创造性的、具有革命意义的超越。《毛主席语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西德左翼分子的“红色圣经”。书的扉页上写着林彪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被人们当成义务来遵守。在毛泽东看来，叛逆的青年一代是更加美好的未来的保证：“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女学生们照罗莎·卢森堡的榜样来打扮和调教自己，以此来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她们很快发现，被称为上层建筑的所谓理论，其实是她们的男同志们用来掩饰性高潮的说辞，和小市民的男权呓语没有很大差别。和以前一样，人们期待的女性应该闭紧嘴、不说话。“即使我们仍然想开口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说不出什么来，即使我们真的说出来了，也会被堵上。小市民的残渣余孽、所谓社会主义的群交、社会主义的孩子、爱情、社会主义的真实性、同性恋、社会主义制度磨人的角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感伤、社会主义的生活援助、革命的摸索、关于性革命的论调、全社会的性高潮、社会主义解放、战斗！”上面一段话来自一张传单——很能体现叛逆的左派妇女们面对来自左派的压迫时的态度——这张传单与后来为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智囊团所采用的那句口号不谋而合：“从小市民气的遗毒中解放社会主义的杰出人才！”

商品美学

恩斯特·施罗德在柏林的席勒剧院扮演着浮士德，台下一群虔敬的听众静静聆听着歌德有如神来之笔的台词。突然，正当演员要说出那句经典台词的时候，扩音筒里猛地爆出一群事先已有准备的学生的声音：“歌德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又关我们什么事？”成百上千的传单飞进了“包厢和衣冠楚楚的人群之中”。演出被迫中断。

“你们这些人啊！发生在越南的屠杀，你们冷漠地袖手旁观，心底都不起一丝波澜，你们只管在浮士德式的伟大中沉醉，就觉得万事大吉。这是恐怖的文化，它该停止了！”

精心布置的舞台激怒了深受学生抗议活动影响的叛逆一族，他们所要反对的正是这种受过教育的、布尔乔亚气十足的文化消费。资本主义的一切向经济看齐的观念，甚至连精神与存在都被出卖给了经济利益的做法通过文化的意识形态传播，连哄带骗地暗示大家“像现在这样，一切都好；只要像这样走下去，一切都会好”，这样的谎言该结束了。叛逆的年轻人反对的是道貌岸然的“领带文化”[1]，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纷纷以套头衫和牛仔裤作为自己的时尚，这套“反时尚的时尚”很快成为青年们的时尚新宠。这种时尚的对立面是布尔乔亚式的旅行手册式的思维，以及“一颗势力心、两只利害眼”的看热闹的心态。总而言之，他们就是要反对经济奇迹时期被仪式化、商品化的文化生态。一年一度的文化市场走马灯似地变换，粉墨登场地都是些伪文化人，只管乱哄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真正的社会活动却被束之高阁。这么一帮伪君子们，只要闲来跟着工人的示威游行走上几步，签几份裁军协议，就饥寒交迫中的发展中国家发表几句感言，便施施然以为自己已经给一群迷途的羔羊伸出援助之手了。对人们应该持何种态度这类问题，在他们眼里，同明天应该穿什么衣服这类问题没有多大区别。

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导致了文学公共领域的沦落。早先的文学公共领域被貌似“公共”或貌似属于私人领域的文化消费所取代。文艺以及文艺批判的读者群变成了消费文化的消费者群。尽管自由资本主义的通信系统不但通过经济实惠的通信疏通了消费者和文化商品之间的渠道，而且从心理上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畏难情绪，但是，大众文化的名声一直毁誉参半，因为它积极地适应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消费人群对于文化产品的休闲与娱乐功能的诉求，而不是拉高广大的听/观众群的欣赏水平，使他们关注并欣赏一些本质上更为完整的文化形态。

人们对日常生活现象变得越来越敏感——即使是在中小学，思想前卫的教师也开始批判性地分析各式“文章类型”，诸如广告、海报之类——尤其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那些被鲜红的旗帜所装扮起来的，期待可以运用这些分析来改变各种社会关系的现状的希望。“商品美学”的概念，在这一切中扮演着一个启发式的关键词。之前的各种理论，尤其是那些关于政治的操纵与压迫的因果联系的讨论——这类政治性的讨论在大学生和青年中学生中间举行过多次——所有在这些讨论和理论中阐发的观念，都被“商品美学”这一概念系统化了。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2]描述了商品的生产和推广与人的意识和需求之间的联系。在这些作品中，他继续发展了一些批判性的术语，关于“商品美学”的问题由此上升为有关“商品美学”的一套理论，这都是他的功劳。商品美学关心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体现其特征的一面。对新产品的贪婪被唤醒了。每购买一件产品，它都必须是真正的“新”产品，第一次被开发的产品，顾客的感觉在市场上占据首要地位。为了适应这种需求，人们所追求的那些抽象概念被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出来：白色的碧浪代表着洁净，牛奶沐浴露代表着柔顺丝滑，保时捷系列代表着进取和突破。在各种被通感的商品所营造出的五光十色的秀场前，问题的中心已经不再是商品的真实性。人们不再关心什么是“隐藏在后面的本质”，配件俨然已成为主体。正如卡尔·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商品对潜在的顾客青睐有加，商品美学的刺激性就在于商品所影射的各种美好愉悦的、“恋爱般的感觉”。

新达达主义

约瑟夫·博伊斯[3]的艺术由单纯的艺术行为延伸到了实用的政策领域，也推动了某些潜在的社会政策理论的产生。这些理论肇始于1968年，同鲁道夫·施代纳[4]的人类学观念、德国古典主义、德国浪漫主义的观念在“社会整容、一种社会建设的艺术”的主要理念下相融合，使“正在进行中”的、海潮般的运动向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发展——他是故意想要冲破现有的文化模式的束缚。1971年，他成立了“通过全民公决直达民主”组织。从“艺术等于生活，生活等于艺术”的理念出发，他以使所有人都有权公开享用学术资源的口号为前提，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担任教职，因为这一点，他——在学生的技术支持下——甚至与约翰内斯·劳领导下的北威州政府产生了矛盾。他的学生约格·伊门多夫发展了LIDL艺术[5]，以此讽刺当时的处于国家内部的权威当局者。1968年1月21日，他左腿绑上了一根被绘成黑红金的木刷，在波恩联邦宫前进行示威，以鞭挞当时缺乏创意、碌碌无为的联邦政府。当他在1969年运动周年日重新前往波恩，试图以在联邦宫一侧建立一个LIDL之屋来庆祝LIDL行动周年时，警察只用了三分钟就毁掉了这个以纸和木头搭建起来的建筑。

很快，“正在进行时”的行为艺术的小打小闹就被更大的示威场面所取代。在这种场合，行为艺术家特别喜欢称自己为“做事的人”。比如，1969年的某一天，汉斯-尤尔根·舒尔特（HA Schult）和君特·萨里埃一起，把慕尼黑的沙克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废纸堆。一年之后，他又和一些如同海藻和菌类一般疯狂生长的边缘文化一起出现，批判普罗大众对待废品的愤怒态度。“完全的艺术家”蒂姆·乌尔里希在汉诺威市开办了一家销售艺术想法的办公室，向顾客们推销艺术化的商品，以此表明自己对它们的支持态度。“被批判的愤怒所激动，高喊着由政治术语组成的口号，年轻的叛逆者从各地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他们受到像约瑟夫·博伊斯这样颇负盛名的艺术家们的支持，冲向了许许多多的攻击目标，正是由于这些目标场域的存在，那时的国际艺术买卖被分成了各种封闭的小流派。年轻的艺术家绝不后悔和1968年的学生们一起上街游行，并借此机会以达达主义式的搞怪和嘲讽，以各种具有爆炸性的流行文化来激怒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公民们。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是既可以欣赏喷瓶喷出来的五颜六色的广告，又可以看懂解剖刀一般细致犀利的社会批判的，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同样心安理得。”（卡琳·托马斯）

许多各不相干的图片突然同时出现在一处，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图片（看看在任何一家小报刊亭外挂着的海报吧，那上面盖满了图片、图片所属的文章标题以及图片所描述的内容的页数，灾难、性、艺术、运动、谋杀，所有这些主题同时出现在一张平面上，声嘶力竭地呐喊着），这些图片与嘈杂的广告叫卖声结合，是组成人工合成、包装过的看点的原材料。现代的媚俗世界被夸张但真实地暴露于日光之下，与此同时，这些肤浅的东西依然还在为人们津津乐道。“罗伊·里奇登斯坦的滑稽画、安迪·沃霍尔的明星画和汤姆·韦瑟尔曼的裸体画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消费世界做了艺术上的锦上添花，这比坐在家里安安静静地看书摘要有趣多了。”这些人创造出一种引人注目的“色彩几何”，用这种方式尝试着“把严格的艺术结构”流行化，或者像奥托·赫伯特·哈耶克那样，用大块的塑料把城市装扮成一个充满色彩的世界。

在寻找新的艺术造型的时候，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起决定作用的角度——这样的例子有君特·余克的“被钉钉子的钢琴”和约瑟夫·博伊斯的“不能坐的椅子”，二者均诞生于1963年。“习以为常的东西成了噩梦。因此，这些东西只有在毁灭中才能获得自己的艺术魅力。它的日用功能反而被疏远了——这些艺术品是对那些想要舒舒服服地‘躺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表达方式’上睡大觉的人的一次讥讽的鞭挞，艺术品就是要拒绝平庸而舒适的靠枕。这是在教育那些心存侥幸的政治家，不要以为可借着现代艺术之名便可督促人们提高效率，多多办事。抵制的时代来临了。”在这个时代，主流的、肯定性的“高大全”人物形象在慢慢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埃米尔·舒马赫[6]的作品中古旧的人物和风景，霍尔斯特·扬森和汉斯·贝尔摩的作品中扭曲的人脸和躯体，西格玛·波尔克的格子画，伯恩纳德·舒尔策的超现实主义题材。尽管人们的表现手法可以如此多样，如此不同，那些表现却都源于同一种不满：对格式化的艺术形式的不满，这些一成不变的艺术规则早已不能反映混浊、散漫和充满歧义的现实了——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不变的东西。当时，在慕尼黑成立了一个艺术小组，起名为“距”，其“源于本质的呐喊将矛头指向了被消费压迫和社会习俗逼得日益狭隘的个人，它满含讽刺地对经济奇迹时期的意识形态中错误的社会和政治认识唱着反调，同时，也为社会自由提供了一种蓝图”。

在格奥尔格·巴泽利茨[7]的第一次个人展览上，警察以淫秽露骨为由没收了《裸体的男人》和《桶中之夜》这两幅画作。其实这两幅作品深刻揭露了那个时代的小市民气和假正经。“当人们建立起第一家色情用品商店时，就已经陷入了和《裸体的男人》和《桶中之夜》一样色情的诅咒。尽管，图画中的手淫场面其实却是在隐喻消费社会中的孤独、人与人的疏离和贪婪。”

1960年代末的叛逆艺术在1963年的《QUIBB宣言》中已隐约可见，即预先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社会活动的主张。汉斯·彼特·阿弗尔曼是《QUIBB宣言》的作者，他原以埃德瓦德·金霍茨的抽象拼贴画（比如《干净：为一首沃尔夫·比尔曼所作、关于一个肥胖而友爱的父亲的歌作画》）为榜样，用《QUIBB宣言》影射精神的扭曲和政治上的误解。但后来，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弗尔曼放弃了自己的艺术生涯，以全身心地身投于政治活动。《QUIBB宣言》的内容就是，当下盛行的艺术是统治者的艺术，因此，被统治的大多数对其丝毫不感兴趣。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叛逆的学生和艺术家很快又重新接受了“艺术就是艺术”的主张。潜意识中的感伤，隐秘的浪漫主义和一些新出现的形而上的追求，所有这些都在艺术家们的下意识中涌动。卡尔·鲁尔伯格[8]在回顾时评论说，20世纪60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般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了70年代，演化为任人宰割的痛苦感。而80年代的艺术，在他看来则满是新表现主义的狂野，新神话派等派别重新开始怀旧，开始向主流文化靠拢。“当大画家杰哈德·里希特[9]1963年带着讽刺的毒刺，和西格玛·波尔克一起创建所谓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时，人们说，君特·格拉斯当初会宁愿多写一本书，而不是投身于政治；当格奥尔格·巴泽利茨像恩斯特·路德维希·克希纳[10]一样——此人曾把他道德冲动的年轻时代说成是‘年轻的白痴’——把他那些令人难忘的、叛逆的、‘色情年代’的画作贬低为‘青春期的泥’时，我们便看明了，告别那些对社会还充满着美丽幻想的年代会带给我们什么。”

不再玫瑰色的电影——解放的剧院

反工业文明的文化革命导致了一连串后果，在电影行业的后果就是，一夜之间，人们不再追求技术的完美。这次改革的公理“一部电影就是一部电影就是一部电影”的提出就是要反对“虚假的、一切都顺利的、油嘴滑舌的电影”，“与这样的电影相比，我们更加倾向于粗线条同时也更具有生活气息的作品。我们不想再拍一切都如梦幻般美好的玫瑰色的电影——我们想让它富有更多色彩，有血有肉”。此话来自“新美国电影小组”的《开篇宣言》，它所提倡的审美情趣和行动主义很快传到并影响了德国。人们把电影理解为一种生活的模式，应该“直言不讳”，并且充满了猥亵和血腥，推崇这样的电影，是为了阻止“满汉全席”饕餮式的电影消费。人们开始认同并接受电影不一定非要那么具有艺术性，这当然会导致一大批电影业余爱好者作品的产生，不过人们出于爱面子而隐瞒了这一点。“事情开始起了变化，有了发展，人们可以或快或慢、如其所愿地去做一件事，可以从某一个独到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未经多想，未经论证，来自四面八方的资金一批接一批地投入其中，使人们有能力使用现代技术。随随便便地记录一下某一次愉快的郊游就被认为是电影作品，试试新镜头就是一次电影业的实验。当他们拍摄女友裸体的录像时，他们便认为自己是在为性自由而斗争，偷偷地拍摄两人一起睡觉时的私密行为，他们便认为是在为世界革命做贡献。”盖布里尔·劳勃[11]在1969年奥伯豪森[12]第十五届西德短片电影节上如是说。

电影《爱比死更冷》中的汉娜·史古拉、乌利·罗梅尔和莱纳·法斯宾德，1969年

“奥伯豪森派”在1960年代初认为，他们的功课在于，以真实的内容反衬经济奇迹时期电影内容的虚假，拓宽人工的、僵化的、资产阶级式的电影制作方法。而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电影则呈现出一种反美学主义，其是以对构图和叙述的强烈不信任为基础的。

新的电影人戒除一切商业元素，他们的作品中有很多美国式的混合元素的注入。安迪·沃霍尔决定了所谓的“布景”。譬如，在1963年的《睡眠》中，镜头中出现的只有一个睡梦中的老人，从同一个角度记录拍摄长达六小时之久。1968年的Fuck的内容则是色情淫秽的困扰。“除了赫尔穆特·考斯塔兹的《特别有价值》（拍摄于1968年），其余的都是些不是电影的电影，如彼得·内斯特勒拍摄于1967年的《鲁尔区》，维尔纳·内克斯拍摄于1968年的《科勒克》，托马斯·施图克拍摄于1968年的《温暖的点》，汉斯·福克斯拍摄于1969年的《电影68》或者阿道夫·温克尔曼拍摄于1968年的《自拍》，这些电影内容过于平淡无味，几乎没有推动任何前进。”电影《宝贝儿的事》（拍摄于1968年，导演为梅·施皮尔斯，演员有乌施·格拉斯、维尔纳·恩科、亨利·冯·吕克）的成功清楚地说明了，对艺术很敏感的观众们对反美学主义本身的反应是多么冷淡。该电影的创作意图在于，揭露民众的循规蹈矩、顺从和小市民气，电影的创作者们通过讲述一个看似辛辣、实则毫无恶意的故事来达到这个意图。在施瓦本[13]地区的波西米亚人中间有一个人名叫马丁。有一日，马丁目睹了一场抢劫并报了警，尽管他自己也受到了怀疑。他的女朋友芭芭拉则在警署跳了一段脱衣舞，帮助被捕的人逃脱。马丁最终还是被捕，但他射出了子弹，擦伤了警察。“导演认为，用修辞的方式来主导主角看似异常滑稽的表演，最终体现出其原则，看似正常的世界在这原则前原形毕露。”

年轻的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14]充满信心地发展了他的电影主题，引人注目的是其浓重的叙事元素。“我认为，为了表现出我想说的东西，采用一种简单的处理手法是有必要的。”

正如许多他的同行和表演艺术家一样（比如汉娜·许古拉、英格里德·卡芬、皮尔·拉本、库特·拉布），法斯宾德来自“慕尼黑行动剧院派”，该派在1968年年初成了“反传统剧院”。1969年，他制作出了第一部电影《爱比死更冷》。紧随其后的短短三年中，他制作出了十来部叙事电影以及电视电影，所有这些电影的故事主体都是巧合性犯罪和贫苦的城市郊区景致。电影《卡策尔马赫》（Katzlmacher）主要描述了生活在联邦德国的外籍务工人员的精神世界，德国小市民对外国人有着法西斯式的排斥和憎恶，这使他们很痛苦。《R.阿莫科先生为什么走了？》则是一部有关“生活压力、社会的无为、社会人的冷漠——以及不同人群中骇人的差距”的电影。（一个技术绘图员因为深刻的挫败感而产生了攻击性，打死了他的妻子、他妻子的朋友和他自己的孩子。第二天，他准时出现在上班地点，把自己吊死在办公室的厕所里。）

人们把法斯宾德称为“幻想的无政府主义者”。他通过骇人的直接和细致观察表述自己的想象和困扰。“很快，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参与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对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做出快速而即时的反应，也不压制‘激动的情绪’。人们的想象力应该‘无政府主义’地自由发挥，而不应该由某种意识形态证明其合法性，也不该被美学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法斯宾德可以自由地修正意见、推翻之前的论述、承认过去的错误、制订新的计划，他在心理上没有任何阻碍。这种直率和诚恳的、拒绝一直待在象牙塔里、自己给自己以保证的心态肯定会被社会误解并引起人们的不信任感。表现同性恋者的反抗的《自由的丛林法则》，鞭笞反闪米特主义者的《垃圾》和《城市与死亡》，这一切在审慎的考察者看来都有如无稽之谈，但其同时也证明了，法斯宾德冲破了所谓禁忌边界的束缚。”作为自学者，他尽情嘲笑电影艺术的“规则”，在扭曲的激情中，他毫不顾念自己那放浪形骸的生活。与之相呼应，他也随手打破了电影的体裁限制，并且用一种反美学的美学丰富了电影世界。

人们借行动主义之手许给自己以剧院的解放：观众不应该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演员也不应该再为剧院的权力结构所困。有人说，剧院的行程已经僵化，每一场演出都不再是因为真正的动因所激发，同政治敏感的青年人之间的联系也失掉了。在那如同庙宇一般的高高在上的博物馆里，享乐和休闲一族正懒散地漫步在休息室中。

街头剧院，作为以上那种剧院的对立模式，出现了。演出方式和剧目的选择都可以激发观众们的政治热情。演员和观众应该被带入一种相互联系的互动关系中，这种关系会消除舞台所带来的疏离感。

费尔南多·阿拉巴尔[15]特立独行，他的生平更为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非主流的面纱。这位古怪而优秀的“揭露戏剧家”很受人们追捧。（他于1967年拍摄了《亚述人的建筑和皇帝》，1969年拍摄了《乐趣之园》和《而她给花朵们戴上了手铐》。）受到安东尼·阿道斯提出的概念“表现野蛮与恐怖的剧院”的启发，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尝试着以夸张手法表现肉欲、施虐和痛苦，以悲剧的手法使人们的心灵达到净化（这是“灵魂的一剂针药”），批评家格奥尔格·亨瑟尔对此评论道：“阿拉巴尔将他下意识中的恐怖成分具体塑造成为幽灵列车上的演出形象；仿佛观众坐着迷茫的列车，在黑暗中被追逐，在转角处，一道突然亮起的闪电照亮了咆哮的怪兽，这种感觉甚是骇人。”

1951年，朱利安·贝克和朱迪斯·玛里娜在纽约建立了“直播剧场”。后来，他们迫于来自美国本土的压力，于1964年迁往柏林。在柏林艺术学院，人们穿着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统一的服饰，上演了《肯尼斯·布朗号的禁闭室》：人们被凌辱、剥夺了尊严——他们受到了惩罚：不许相互说话，走动只能采用小跑步的方式，不许坐下，没有得到许可不许碰触自己的身体，接到命令后要站在一根酷刑鞭旁边，不许越过画在地板上的白线——他们紧张的心灵和拷问在两个小时的演出中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出戏剧在许多西欧城市里巡演，可算得人们在舞台上所能看到的最残酷的东西了。”很长时间以来，漂泊的剧组人员——那时是32个——一直在国内国外找寻着安身之处，1967年年初，他们总算在克莱菲尔德找到了暂时落脚之处。

连工人阶层也那么受市民剧场的“收买”，在总是以反对党的身份出现的左翼看来，举行在雷克林豪森[16]的鲁尔电影节[17]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演出进行时，工人阶层和资产阶级市民一样坐在城市剧场中，看上去并没有多大差别。到处都盛行着文化消费，到处都一样。女人们穿着银光闪闪的扎眼的礼服，男人们穿着黑色西装，所有人都故作严肃。

“裸体”是为了从精神上褫夺做作的肯定性文化的地盘，裸露成为进步戏剧工作中导演的首选。“在剧院里裸体——这是合乎伦理的还是伤风败俗的呢？”这是波兰籍剧院实验派耶尔泽·格罗妥维斯基提出的问题，此人极具理论性的剧目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褫夺，意味着放弃一切可能为我们做自我辩护的理由，放弃一切粉饰我们的遮羞之物，勇敢地做自我批评。赤裸的身体象征着追求绝对坦率的艺术，它是在向大家宣告自己的努力，要放下一切人为造作之物，感受信任，变得纯净：我就是我这样的人。当然，格罗妥维斯基自己也害怕——后来，如洪水般泛滥的裸体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和舞台上也证实了他的担忧——这种追求最后会变成针眼般狭隘，仅容得下资产阶级颓废派那么点儿目标。“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为某个目标而奋斗的人，最终却突然发现，这些东西根本就是残缺而丑陋的。”

在高涨的抗议活动中，行动派剧场、反传统剧场、示威、静坐示威、占领等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高校里的教与学，电视节目上一股脑出现的嘉宾论坛，论坛上乱哄哄的好戏，这一切都越来越接近革命艺术，构思上也颇具煽动艺术。朱迪斯·玛里娜（她是埃尔文·皮斯卡托在纽约工作室的学生）就1968年发生在巴黎的五月风暴谈道：“我想，皮斯卡托提出的‘政治性剧场’的构想，随着五月风暴时学生们占领巴黎德·奥迪翁剧院被画上了句号。”

柏林的剧院上演的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戏剧《夏天之客》，导演彼特·施泰因，1974年

1971年，《今日剧场》的七月刊以“街头剧场”为重点，那一期的头条写着《1971的实验结束了吗？》。在一份关于第四次“实验”的报告中——实验内容是法兰克福的一家进步剧场论坛——恩斯特·温特说：“前来观看者带着对艺术的渴望，期望看到一场戏剧的预言，期望发现新的作家和表现手法，他们后来一定会大呼上当。”除了弗朗茨·科萨福、科约兹和康拉德·巴耶尔，其他戏剧家只是来走走过场，与戏剧本身毫无关系，还有一些人对剧场的发展毫无信心，更有一些人打算永远离开剧场，将戏剧工作仅仅看作实用的社会工作。甚至连为剧场开发一批新的“无产阶级”观众，借此脱离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观众的影响的尝试也失败了。

然而，那个时代舞台上最重要的变革却并没有无功而返，只是它不在于开发了新的观众群，而在于人们开始考虑剧场的流动性——正是借助了这一次变革，“市民的剧场”才得以度过了危机。库特·许伯纳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其中有扎代克、明克斯、汉斯·彼得、多尔、伯克哈德·毛尔）把1962～1973年的不来梅推上了“划时代的剧场”榜首。

在那些年头，不来梅几乎是唯一一处没有大动干戈搞实验的舞台，它只是满怀着对未来的好奇一头扎进工作。这就是说，在不来梅，人们不会把摸不清来路的东西弄进彩排室“实验”，而是冒着更大的风险一头钻进最主要的工作，个人的发展方向也由此确定。彼得·扎代克[18]是这样，威尔弗里德·明克斯是这样——他从一个小小的舞台布景人员成长为一流的导演——彼得·施泰因[19]也是这样，汉斯·霍尔曼、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克劳斯·米夏埃尔·格吕伯都是这样。

冒险多一点民主

“冒险多一点民主！”有着卡里斯玛式人格魅力的维利·勃兰特以这句箴言将许多挑剔的左派人士紧紧绑在自己身边。在《回忆与联想》一书中的“良心的机会”一章里，霍尔斯特-艾伯哈德·里希特（Horst-Eberhard Richter）[20]说，维利·勃兰特是一个可以承担过去并影响未来的人。

在1969年举行的德国联邦议院第六次选举上，尽管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仍然是德国势力最强大的党派，社会民主党却在这次选举中越过了40%这道大坎。瓦尔特·希尔接替了在选举中失败的德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埃里希·门德，领导德国社会由国家自由主义向左派自由主义的转型。在希尔的帮助下，维利·勃兰特于该年10月21日以超过必要票数249票两票的251票当选为德国总理。39年以来，终于有一位社会民主派人士站在了德国政界顶端。早在几个月之前的5月5日，德国联邦大会就选出了司法部部长古斯塔夫·海纳曼作为时任德国联邦共和国总统的海因里希·吕布克的接班人——海纳曼是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由此为日后的权力更迭做下了铺垫。

维利·勃兰特于10月28日发表了就职演说，在演说中，他预告了一个“内政改革”的计划，该计划的关键词是“持续和更新”“更多民主”“变革的能力”。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的范围内，联邦德国的安全在于维护德国国家的统一和自我决定的权利，而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却并未被纳入人们的考虑范畴之内：尽管德国的国土上存在着两个德国，它们彼此并不是外国。在经济政策方面，要努力做到“稳定发展，不让萧条来临”，也就是要在经济政策上保持一致。在教育和科学政策面前，内政有优先权；对选举人的年龄限制应该去除，婚姻法、刑法、税务法的改革，以及政府、联邦国防军和社会政策的改革也应该继续。“我们并不是已经发展到了民主的尽头，我们的改革才开始。”

沃尔夫冈·耶格[21]认为，新的联邦德国总理的就职演说是崭新开始的宣言，宣告着德国将要向新的目标以及“新的疆界”进发。这样的崭新开始，勃兰特的崇拜者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代初也为美国绘制了自身的蓝图。“这是联邦德国有史以来要求最高，斗志最昂扬的就职演说……勃兰特把他在半年前载于《新社会》五月刊上的颇受争议的论文《选择》的内容搬到了他的政府计划书当中：‘对于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来说，民主是国家的组织形式。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民主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应该影响并被贯彻到所有人的社会存在中。’”

勃兰特当选为总理标志着人们的意识已经产生了深刻的转变。这不仅仅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在政坛的扶摇直上。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一个私生子，这位左派社会党党员，哪怕通过流亡也要与纳粹政府做坚强的斗争，承受了多年的诽谤，他提出的共和国公民意识对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终于获得了认可。早在1965年，君特·格拉斯就道出：“要是1933年的19～26岁的年轻人有着维利·勃兰特般的政治敏锐度和道德责任感，我们将会免去多大一场灾难啊！”

勃兰特的政治热情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来自在他之前的伟人、他个人的远见以及充满希望的“白日梦”，当然也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和他对权力的直觉，这一切日后都使得他的内政和外交获得了成功，这些成功也得到了应有的承认。如果没有维利·勃兰特，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至多不过是一个街头组织。1972年，莱纳·巴泽尔领导下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建设性的不信任投票”，该提案失败后，勃兰特在第七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一举夺魁。社会民主党首次成为势力最大的政党。艺术家、出版界人士、作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于党派政治，在他们看来，维利·勃兰特就是政治更新的象征，他身上融合了权力与精神、实用主义与道德、启蒙与进步。勃兰特和时任德国外长的瓦尔特·希尔共同实行了向东德开放的外政，这项政策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1970年12月，勃兰特于访问波兰期间在华沙集中营纪念碑前下跪：“他用这标志性的一举把花环的两端终于连接在了一起，尽管之前它们还那么硬挺挺的。在那湿漉漉的花岗岩石上，他向后退了一步。这位国家领导人屈膝下跪的姿势定格成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造型，那一刻时间凝固。他膝盖着地，却并不是倒下，双手叠放，头下垂。”（此话出自《明镜》周刊上赫尔曼·施莱伯的原文。）勃兰特这一跪有着十分重大、具有影响力的意义。那时，到处都在嘲讽着德国对于新的世界规则的意识，保守的圈子尤其是大企业主以及受他们控制的党派在对待东欧各国的问题上，总是提出各种修正主义的权利要求。当此时，勃兰特以他的一跪清楚地向世人说明了，德国承受着巨大的道德负罪感，要悼念法西斯遇难者，并请求原谅。

第二次当选总理后，勃兰特的性格弱点也显示出来了，而这些弱点又被疾患和他性格中的矛盾所加重，由此表现得更加明显——1971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之时，德国内政旧病复发，尤其是计划中的改革不能得到经济支持。尽管人们就如何改革展开了很多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却从未有过完整的结果。“党派政治的极化和意识形态化多数情况下‘只在’政治雄辩中出现。在这些辩论中，文化的斗争日益白热化，很多斗争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关于‘另一种共和国’的问题。总的来说，那个时代的德国政治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联盟，这个联盟尚处在探索与试验的阶段，这些探索与试验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很难评估。不过，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划时代的阶段，正如同那个阶段的许多改革一样，带来了真实效应。”

勃兰特和赫伯特·维纳两人处不好关系。维纳是一个有着战略性远见和冷静头脑的谋士，一个尖刻的批评家。不仅如此，他还“乐于沉思、冥想，思考失败、自我冲突，思考生命的易逝和自身肉体的消亡。他饮酒。并且，作为一个60岁的人，他和女人之间仍然保有‘感伤而爱慕’的关系”。阿努尔夫·巴宁认为，勃兰特是一个一直在寻找最终家园的政治家——“其实，不管到哪里，他总感觉自己是客人，一直、一直在漂泊。”说得更加深刻一点，人们其实不会在任何地方停留，终其一生都只是一个局外人，无论到哪里都是天涯过客。勃兰特时代的终结在1974年5月突如其来：随着纪尧姆事件的曝光（勃兰特的私人顾问被发现是一名民主德国的间谍，并被逮捕），勃兰特宣布辞职。赫尔穆特·施密特接任总理职务。瓦尔特·希尔接任古斯塔夫·海纳曼成为第四任联邦德国总统。

古斯塔夫·海纳曼永远不能掩饰他自己对联邦德国第一阶段的历史是持相当保守态度的。是他，“起草了唯一一份值得一提的反对康拉德·阿登纳政策的意见书”。海纳曼的接任者希尔则与他正相反，担任“联邦共和国先生”的生活轨迹象征着这个国家的“成功史”。尽管希尔是勃兰特之外又一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同盟的顶梁柱，但他所遵循的却是在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结盟的历史案例上做一些调整和加工的路径，就像是他的盟友弗拉赫和迈霍夫所做的那样，这条路径比较保守。希尔把重点放在德国政策的与时俱进和继续发展之上，而不是像阿登纳那样来一个“从零开始”，他这么做并没有减少阿登纳时代所取得的成绩，这些成绩当中也有德国自由民主党贡献的一分力量。

[1] 穿西装打领带在那个年代是生活较为富裕的资产阶级的装扮。

[2]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1936年3月23日出生于德国，1979～2001年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哲学教授。

[3] 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年），著名的德国行为艺术家，其作品包括各种雕塑、行为艺术，信奉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的观点，代表作如《如何向死兔子讲解图画》《油脂椅》等。

[4] 鲁道夫·施代纳（Rudolf Steiner，1861～1925年），奥地利社会哲学家，人类学创始人。作品有《真理与学问》等。

[5] LIDL艺术是活跃在1968～1969年的德国行为艺术项目。目标是追问表现和可被表现的，语言的图像性和图像的语言性之间的关系，它是一次为战后德国的守旧氛围带来新鲜空气的尝试。

[6] 埃米尔·舒马赫（Emil Schumachers，1912～1999年），德国画家，战后德国重要具有代表性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

[7] 格奥尔格·巴泽利茨（Georg Baselitz），德国画家，曾就读于东德，后迁居西德。北美人认为他是个新表现主义者，而欧洲评论界一般认为他是现代主义者。1960年代警察曾查禁他的一幅画《桶中之夜》，因为该作品有着露骨的性爱内容，促使他更快进入了艺术家的行列。巴泽利茨是身价最高的在世画家之一，现在担任柏林艺术学院的教授。

[8] 卡尔·鲁尔伯格（Karl Ruhrberg），德国现代艺术批评家，1960年代活跃于德国艺术舞台。

[9] 杰哈德·里希特（Gehart Richter），1932年生，德国视觉艺术家。

[10] 恩斯特·路德维希·克希纳（Ernst Luduwig Kirchner），德国表现主义国家，“桥”画派的创始人。

[11] 盖布里尔·劳勃（Gabriel Laub，1928～1998年），波兰裔记者、批评家。

[12] 奥伯豪森（Oberhausen）位于德国鲁尔工业区西部，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州直辖市，隶属于杜塞尔多夫行政区。它还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自行车骑行城市成员中之一。

[13] 施瓦本。既是民族，部分来自日耳曼；也是地理区，位于德国西南部历史地区，包括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南部和巴伐利亚州西南部，以及瑞士东部和阿尔萨斯。

[14] 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1945～1982年），德国导演、演员和话剧作者，新德国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巴特-弗里斯霍芬（Bad Wörishofen）。法斯宾德是一个双性恋者，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共拍摄了41部电影，主要作品包括《四季商人》等。他死于毒品过量服用，他的死被一致认作为是新德国电影的结束。

[15] 费尔南多·阿拉巴尔（Fernando Arrabal），生于1932年8月，是西班牙剧作家、编剧、电影导演、小说家和诗人。

[16] 雷克林豪森（Recklinghausen）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北部的城市，位于鲁尔区的北部。

[17] 它是欧洲最具有历史的电影节之一，始于战后初期。

[18] 彼得·扎代克（Peter Zadek，1926～2009年），德国导演、剧场经理翻译、剧作家，被誉为德语剧院中最好的导演之一。

[19] 彼得·施泰因（Peter Stein），1937年生于波恩，德国剧场、歌剧和电影导演。

[20] 霍尔斯特-艾伯哈德·里希特，1923年生于柏林，是德国的心理分析家、社会哲学家，在德国的和平运动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21] 沃尔夫冈·耶格（Wolfgang Jäger），1940年生于德国，德国政治学家，1995～2008年任位于弗莱堡的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的校长。

第14章 东德的配合与阻力

教育独裁下的生活

作家莱纳·昆策，1933年8月出生于一个矿工之家，16岁那年加入德国统一党。他在大学学习音乐和艺术史，博士毕业之前被人指控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后，他退还了党员证——他的妻子也是捷克人——“与书本隔绝，与报刊隔绝，与外界隔绝，紧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尽管如此，他还是未曾放弃对“拥有人性化面孔的社会主义”的希望。1976年，他出版了《神奇的年华》一书——此书以简短的方式驳斥了自由德国青少年[1]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谎言，如什么受到保护的童年啦，美好的少年时代啦之类，驳斥了有关当局目空一切的自吹自擂——并因为此书被开除出民主德国作家协会，却获得了联邦德国作家协会成员的资格。在诗集《敏感的路》中，莱纳·昆策用四行诗的形式精辟地描述了民主德国教育专政的嘴脸，如：“无知∕于是你们就会一直无知下去∕我们会这样∕来教你们”。

教育本该是以启蒙和授人以方向为诉求，在东德却走到了反面：教育成了愚民的策略。国家组织了一支由教师、识时务者和广告家组成的队伍，组建起教育的专政，被这样教育出来的人除了服从国家意志，既没有多少可抵制的，也没有多少可做之事。外在的压迫是和内在的潜移默化相结合的。在东德国家安全部[2]的协助下，“臣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而统治者自己也充满了恐惧（在这里，我指的是每个工作人员在侦察别人的同时也在被自己的同事暗中侦察）。

一面宣传，一面压迫，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们才会五体投地地高唱赞歌。各种使人印象深刻的叙述赞美着社会主义的独特和高尚：人们总是斗志昂扬，胸怀爱国主义的义务，为了实现伟大理想，同假想出来的家乡和祖国的敌人做坚决斗争。经济建设与工作中的英雄人物，教育和文化都在证实着他们为全民族做出的巨大功勋。个人主义、自我意识和批评能力在对出席公共场合时的领导人类似于宗教般的景仰和集体赞歌中消亡。组织布下了一张张严密的网，每一个个体都深陷其中。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当时的人数最多的党派，其次德国工会联盟也占有相当的分量，还有为青年一代而设置的自由德国青少年。除此之外，还有德国民主妇女联盟、德苏友好协会、运动和技术协会、德国运动联合会、文化联合会，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组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加入这些组织的好处当然在于获得一种官方的、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的认证，还可以避免被提出一些干系更大的要求。尽管国家成功地做到了让理想主义为意识形态服务，但很多人对于乱哄哄的党派政治还是保有相当的距离的。尽管人们似乎在表面上跟着起起哄，却一直在努力，一有空子就尽快地消失到个人的小天地里去。官方的宣传早已嗅到其中阶级敌人的味道，连舞厅的地板上都有敌人在窥伺着，看着那些不良青少年在那儿随着布吉·伍吉[3]跳舞，而人们“竟然还对这样的群魔乱舞报以掌声”。

对于每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极权的国家来说，为了维护稳定，必须得到青少年的认可。在民主德国的教育专政体制下，“国家的监工”理解下的教育是一种规章、一种条例、一种细则，就这样他们还想要自己受人喜欢。民主德国将作为辅助的道德体制纳为教育目标，这种道德体制要求人们在严苛的等级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完成任务时牢记纪律性，以及为了更高的目标（比如说国家、民族、家乡）应该忘我地努力和付出，它从几十年前起就在影响着德国人的集体精神气质了。对极权体制的迷信被包装了起来，包装纸就是新的社会主义人民传来的捷报：他们迈着胜利的步伐奔向未来。每一个生长在民主德国的青少年都应该接受到这样的教育：要随时准备着巨大的付出，要有坚定不移的阶级意识，要为共产主义而战斗——这些话是埃里希·霍内克1981年在柏林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报告上写下的。

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统一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从幼儿园开始直到大学，甚至后面的再教育也从未间断。教育是民主德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所有公民都有同等的获得教育的权利，十年制义务教育，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接受更高级的教育，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接受职业培训——这些原则是包含了很多进步因素的，比如在高中十年级时，所有学生都会接受多种职业技术的培训。但是，试图通过学校和青少年组织的交互影响来把孩子和青少年“绑定”在一种“全日制教育流程”中的行为，却并不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而是作为无间歇的意识形态渗透被滥用了（至少，青少年可以在青少年组织里暂时逃离教育管制，因为多数的妈妈需要去工作，所以超过80%的中小学生都会被送去1～4所课余青少年托管所）。和“市民-帝国主义”青少年政策不一样的是，民主德国的孩子和青少年不像前者那样，是社会化操控和剥削的对象，而是被纳入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体系中去。反面是很明显的：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教育体制下，青少年是政治操纵的对象，被嵌入一个没有任何漏网之鱼的秩序化结构中（从早上6点的到校开始直到晚间6点的课外活动）。民主德国的教育目标是：限制个人人格的发展，不允许孩子们有个人的意志。当时柏林的一位幼儿园女教师的扼腕长叹可说是一个很好的注解：“永远同意，永远说是，这使我安心。”

但是孩子们终究会长大，成长教会了他们各种各样的“免疫”策略，在几十年的漫长过程中，防止了国家权力在这样的青少年政策中取得彻头彻尾的成功。非黑即白的思想教育对“教育的牺牲品”所造成的伤害并不是太大。随着柏林墙的修建，之前已经被明显察觉到了的公开反抗爆发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逃往西德（仅仅在1960年的1～9月，就有43648名年龄在15～25岁的年轻人离开了民主德国）。音乐使反抗变得更为激烈。“1965年10月发生在莱比锡市中心的‘摇滚示威游行’只不过是冲突的一种激烈的表示，而这种冲突早从九年前就开始在民主德国各地纷纷爆发，直到1965年夏天，终于成为青少年冲突的导火索。最开始时只不过是一些英美的摇滚乐团，比如披头士、滚石，在民主德国青少年中间如同在资本主义世界那样大为流行。人们通过西方的电台收听他们的音乐，用磁带录下，并在自己的乐器上学着演奏。”收听这样的音乐、“不修边幅的”长发、“散漫的”行为作风，尤其是某些共同的俚语把东德的青少年和西德的同龄人联结在了一起，增强了他们对国家权力的恐惧——无论是反法西斯那一代，还是其后的一代，都对青年人的需求及其文化表达方式感到陌生和不理解。尤其是民主德国青年人所使用的俚语——比如“禽兽啊！”“真爽”——在国家权力机构的监控者看来，都是很可疑的，因为这些语言中的自发性和想象力是那么明显，它们那么具有创造性，根本就不吃死板的功能性德语的那一套。这些监控者断定，十来岁和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所使用的语言表达了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一切向钱看的心态。但是，这些语言已然发展得如此蔚为可观，以至于已经无法再轻轻松松地就禁止它们的使用了——至少，它们也是一种突出的文学修饰。1973年，《少年W之新烦恼》问世，这是一则关于一个个人主义的局外人的生存和死亡的故事，本书是乌尔里希·普伦茨多夫（1934年生于柏林）写作的——这本书后来被搬上了舞台，走进了电影院，改编成电视剧，获得了巨大成功。

乌尔里希·普伦茨多夫的故事的主人公埃德加·维伯奥被作为民主德国青少年的集体肖像来解读，因为他说话的样子“就像是一个17岁的国内年轻人在讲话，也有着和其他年轻人同样的基本问题”。有谁想象得出没有牛仔裤的生活吗？牛仔裤是世界上最高贵的裤子。因为有了牛仔裤，我再也不穿那些人造材料制成的破布片了，它们看上去总像是在跟谁怄气似的。为了牛仔裤，我完全可以放弃一切，当然最好的东西可能除外。音乐也除外。这里我说的可不是什么门德尔松选段之类的，而是真正的音乐，人群。我并不是反对门德尔松，但是这样的音乐不能从深处打动我。我说的当然是真正的牛仔裤。有了它，我什么裤子也不要。比方说，真正的牛仔裤前裆是没有拉链的。根本就只有一种牛仔裤才可被称为真正的牛仔裤。

“驻扎”是教育专制的图谱，它决定了整体的居住环境。城市的衰落，尤其是房屋与住宅，本是“市民阶层的”起源之处，如今也日益式微，这不仅与修葺所需的建筑材料和资金匮乏有关，而且同有组织的住宅区相比，新城区的“驻扎”方式（每一层楼分成许多小套间）也使得一种政治监视从本质上更容易进行。在对东西两德的住宅修建成果进行比较时，人们得出的结论是，1949～1970年，民主德国每年人均住房建造率只有联邦德国人均住房建造率的16.5%，最多也只达到了57.7%。不仅如此，民主德国新建造的住宅也明显小很多——只有联邦德国人均拥有住房面积的1/3。

教育专制的规则和计划经济——两者的关系是相互的（都有着束缚作为集体动物存在的人们的教条的烙印）——不放过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作用当然也有好有坏。

妇女广泛地参与工作在当时是经济上的必须之举。她们从家庭的束缚中脱出，但此举同时也为国家把权力之手伸向孩子敞开了大门，孩子们被国家接管，受到的是国家的教育。与此同时，参加工作也推进了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们越来越多地获得了独立和自主。但是，家庭保护和抵御政治要求的功能依然未能被摧毁。不过，汉斯-约阿希姆·马兹认为，民主德国的家庭教育模式基本还是家长专制式的，因为多数家长本身就是压制性教育的牺牲品，被迫在一个只有适应和服从才能求得一碗饭的社会中生存。“多数情况下，孩子们被非常严苛地‘按’进家长的意愿和社会压迫的节奏的模子之中：从休息时间、睡觉时间和吃饭时间直到一个职业妇女所必须遵守的社会作息时间通通有规定，这也属于家庭与社会压迫交互作用的范畴。”

由于所获得的物质鼓励很低，人们一心为工作的观念以及在工作上取得进展的兴趣也较低。他们工作的动能仅限于为自己赢取稍微像点样的生活——自己的小居室、沿着墙排成一排的柜子、一台洗衣机、一台电视机、一辆特拉比[4]，等等。在长时间的配给制下，食品配给总算得以保证，尽管多少有些片面。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受到亲戚和熟人从西德寄来的一些包裹，尤其是在困难时期。

吃喝在民主德国是难得的业余享乐，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德国的胖子一点也不亚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胖子。“以口舌之欢来稳固情绪”的做法在民主德国公民中非常流行：狂饮、吸烟、暴食都是安慰精神的好办法。进食方式当然是非常不健康的：过多的脂肪和甜食，而新鲜蔬菜和水果则极度缺乏。健康食品简直是闻所未闻，素食不仅走到哪儿都会受到嘲笑，而且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民主德国的统计年鉴，1987年，平均每名公民每年消耗18.6千克黄油，54千克白糖，99.4千克肉食以及肉制品。由于营养过剩，35%的男子和45%的女子明显超重。由于不健康饮食所导致的病症，按照保守估计也要对一半以上的因病死亡负责。几乎有65万名专业人员嗜酒，大约15%的民众滥饮，由此可以估算出，总共约有250万民主德国公民是酒精瘾君子。

职业道德的缺乏导致了“长期的闲逛式罢工”。《工作法》的序言里写着“不再有被剥削的、不自由的工作的重压，为自己和社会自由工作”，此话被人们逐字逐句地采纳了。正如伊莱纳·伯默在其尖刻的分析《彼处》（写于1982年）中所记述的那样：只要老板、厨子或者酒保不乐意，餐馆就可以一直关门，或者客人想要进来也会被敷衍阻止——“请您等一会儿，我们会给您安排位置的”——尽管餐馆明明是空的。“酒保的例子很典型。整个民主德国都是这样。蔬菜店门口挂着牌子：‘外出采购，停止营业’——实际上售货员却在路上溜达，让那双萨拉曼达的靴子穿起来更合脚。超市收银台前的队伍排得越来越长，而售货员却在和她的女友闲聊某一首她最爱的歌。明明在工作时间，房产管理所所有办公室都关着门，门后传来一阵阵大笑——那是某一位工作人员庆祝生日的笑声。‘个人不管用’的办法到处都管用。某一位顾客的抱怨几乎不能引起任何批判性的后果。人们会对这位怒气冲冲的公民保证，他的批评已经被放入集体中进行评估。”

东德活跃分子运动的创办者阿道夫·亨内克（1905～1975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东德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厄尔尼茨的石煤矿山作坊

明明缺少职业道德，却要用大量的宣传投入来掩饰：教育专政对遵守规范，尤其是当个人和集体取得成果时，不吝赞美之词，否则就会采用非难、警告和核准的方式来工作。除此以外，各种“计划”——比如1950年代末的第一个“重工业五年计划”和“化学工业落成计划”（“化学给人面包、富裕和美丽”）——还会吹捧各种其实并没有达到的成果。手工业及其服务是例外，直到民主德国末期，超过半数的手工业及其相关服务由私人掌控，1981年时的统计数据是59%。

充满狂想的“工业宣传”——尽管民主德国的生产力一直比其他东欧国家高——使得在西德的人们错误地估计了局面，结果当两德统一以后，人们在面对东德经济的悲惨境遇时不禁大吃一惊。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乐观精神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民主德国内部，在真正的工人和政治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之间已经存在着一条怪异的鸿沟。这在民主德国建立初期就很清楚：某一个列宁式的干部政党的强制性代表需求的提案遭到了反对。企业集体合同的实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会在实行计划中起到的功能性作用，Wismut公司的员工们在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为苏联的核经济工作，1953年6月17日柏林工人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的起义余波，甚至包括1956年短期的去斯大林主义和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通过这些事件，工人们各种公开以及未公开的反抗形式呼之欲出。埃里希·霍内克1971年提出了不容反驳的政治纲领，纲领中强调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性，尽管保证了社会安定，但从长远看来，它却彻底毁掉了本已落后的民主德国工业，恶化了人们的职业道德，并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更加失去了可信度。

本身并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当时的存在状况，在1989年两德和平统一之后方才重见天日。1990年，以压倒性多数投票给要以联邦德国为“榜样”的正是工人政党，投票之时，他们憧憬着更好更美丽的生活。也有一部分人民运动，还在做着关于革新民主德国以及关于有着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美梦，面对着真正的人民的意见时只能自我欺骗。比如，23岁的国营铁路员工米尔科就这么说：“当我听到关于剧院顾问、诗人、画家这类职业时，我就明白：我可以从事这些工作，我也想干这些工作。这些工作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有着人性化的面孔。还有十年就可以完成。告诉你，我都不必在那里。”

关于农业经济集体化的规定也一直受到质疑，尽管其体制一直运行良好：食物配给令人满意，农村人口有相当的社会保障。一部分的中间阶级生活富裕。除此之外，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医生、技术师、工程师）对生活极其满意，更不用提广泛的政治决策阶层以及他们背后大大小小的圈子，这一切都致使数十年来，危机一直在潜伏着。

从理论上来讲，民主德国的人们当然也是有休息时间的，因为这样的休息时间可以被广泛用来鼓励自主努力。社会和各种组织结成了一张紧密的网，保证了对人民群众的全面掌控。人们有义务参加社会活动，以保证他们不受私人喜好的引诱。由官方规定的一些仪式（比如青年礼）营造出一种伪理想主义的氛围，实则是尽可能地全面搜罗“服务人员”。

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友谊与社交”，意识形态化的官方语言会这么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和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剥削的同事不一样，他们在社会主义保障和规定的工作时间的基础上还有着多余的精力留给休息时间。他们会说，社会主义的休息时间将会依法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多，所以不仅能提供放松和娱乐，还能通过许多文化和科学联系促进个人发展。

1963年，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会议上，瓦尔特·乌尔里希提出了专政教育中的休息时间计划纲要。与之前相比，上班族将更多地影响他们的住宅、城市、村庄、企业、俱乐部以及文化宫的美化。文化宫里丰富多彩的生活不断，在那里，人们有机会在小圈子、图书馆和工作小组中获取全方位的知识，从深度和广度上丰富自己。从事写作的工人可以在企业以及小团体办的报纸的编辑部、小组、俱乐部和文化宫、业余小型歌舞场和剧院找到很好的工作机会以及听/观众群。在合唱团里，人们排演新歌曲的意愿和能力在增长，青年人表现出了跳舞的热情。剧院乐团、舞蹈队、合唱团以及年轻有才的工作人员都满怀热情，创造新作品、保护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在多变的文化节目中寻找并找到自己的路。电影和摄影团队应该参与全方位的美好生活的构建，并在其表演和展览中向广大公众敞开大门。

爱好文学的人可以在图书馆结社，爱好历史的人可以在博物馆结社。

崭新人类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失败了，出于失望，混日子和机会主义的心态占据了上风。“混日子的人都有着痛苦而颓丧的心灵，只有在听从于当权者（父母、教师、牧师）的意志时才能找到相对的平静和轻松。尽管他们的意愿受到了伤害，他们的骄傲受到了损毁，但是，他们却以放弃自身的价值获得了回报。那就是他们现在终于可以不被打扰，有时甚至能心甘情愿地做做工作，获得平静了。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没有反对意见！现在他们只是在进行他们的义务！其他的一切本来也没有什么意义。就凭我一个人也改变不了什么。这些人从来不出头，永远退居后台，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一定会给出简短的、千篇一律的、事先设置好的回答：‘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某种程度上，他们在已被定下条条框框的小市民生活中消磨日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可以种种花草、培养爱好。从这里面甚至可以生发出某种雄心壮志，他们对现在的富足生活感到很骄傲，考虑的也是如何使生活富足。‘邻居对此可会怎么想哪！’的思虑是井底之蛙文化和小市民‘田园生活’的推动力。莎拉·克尔施[5]把民主德国的落后文化及其落伍之见描写得十分有趣：‘在红色绣球花，弯曲的树/以及红房子前有一位老女人/她给我端来了茶，庄重地/端回了盘子，回到她倾听和观察的岗位/在她那绣满了乱七八糟廉价花纹的窗帘后’。”

人们纷纷逃向田园，这严重地削弱了社会政策的反对力量，以至于当人们已经看到西德的“能量”带来的剧变时，都抱着一种相当无助而且听天由命的态度。尤其是这一切无动于衷地算计着利用东德的版图，毫不顾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那本应该是人们可以从中获取很多利益的投资。一旦和45年的东德专政教育的后果正面相遇，西方世界对于本就极困难的心理转换很重要的移情作用消失了。此外，东德的精神气质也受西方的电视节目传播而来的西德图景的影响，充满了幻想。失望情绪（思想里的柏林墙）在两德统一之后很快就转向了东德人自己。1990年，尚有77%的东德人对市场经济保有信心，两年之后就降到了大约50%，之后又降到了大约只有1/3。1990年，绝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接受西德的机构体质，五年以后，从德国联邦议院和政党开始到职业与中小学教育机构，再到卫生系统，大家都对此持怀疑态度。看似吊诡的是，尽管如此，近几年以来，对社会主义理念的认可度在上升。对共产主义的好感在1990～1995年从7%增至27%，今天多数人都接受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存在，而在1990年年初，只有少部分人持此观点。

专政教育倒塌之后，克里斯塔·沃尔夫提出了“为了我们的国家”的号召，希望以此拯救社会主义理想，在那时，大多数人对这个理想已经不抱希望了。1990年5月的大选显示，人们把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西德，自然，对于即将到来的变革也并没有多少准备。“再也不低贱了”，在其转型的日记《被变卖的铺路砖》中，托马斯·罗森洛谢尔用这种萨克森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两德统一带来的希望的憧憬。今天，人们不禁要问，那时为这一切付出的代价是否最终能得到补偿。“那时也可以有别的方式的，比如赔款而不是交回。那样的话，就不会是事关重大的90%的东德财产落入西德的手中，使得西德胜者为王的理论被坐实得如此之久。或者，也可以让已经开始自我反省的东德媒体有几年的独立时间，而不是立刻——这真是一个坏说法——‘接管’，那样的话，历史问题就不会仅仅被简化为不切实际的史塔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再一次减轻了德国人的反省工作。当然，这些差异并不是人们当初想要的。一跃而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也成为经济和思想上的一剂猛药。”

非主流的浪潮

在民主德国，教育和艺术的宗旨都是赞美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同尤其是从资本主义世界飘来的美国化和颓废化危险做斗争。巨大的监视机制（史塔西）将所有公民都假想为潜在的阶级敌人，在这种监视机制下，文化必须巩固这个由工农组建起来的政权外在的团结性，并用理想来支持“顺民心理”。当然，当时文化的“墙头草”性格也是被接受的：私人的内心活动并未遭到“修理”，这就使得文化尚有可能退回并逃离到单纯的审美领域。

传统市民阶层的精英或被迫缄口不言，或被迫逃亡，在此之后，有着无产阶级和小市民-理想主义传统的文化和审美情趣就得以贯彻，这样的审美情趣，与早些年扭曲变形为国家主义的中产阶级情趣在本质上并未有太多区别。“民主德国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目的是，使在文学、戏剧和音乐中一直被模仿接受的德国古典主义和市民现实主义在1945年后的再教育和战后一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至于被完全滤除。19世纪末以来，人们一直在效仿魏玛共和国的民族和国家工具化的做法，魏玛共和国成了样板，现在，魏玛古典主义也被东德国家统一社会党当作社会主义的国家文化形式所采纳，希望能发掘出魏玛古典主义的最终本质。

民主德国对“意识形态纠葛”的理解并不关乎魏玛古典主义本身，而是关于对它的接受。对魏玛古典主义的接受应该和一种新的通路对照来看，强调其乌托邦式的内涵，同社会主义民主紧密相连。在这一点上，东德倒是可以部分采用阐释的方法，这些方法是由流亡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人们采用官方的、排外的方式看待魏玛古典主义及其在剧院、传统场所和诗朗诵会上的表演的管理，认为这样就可以排除其部分看法，这些看法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精神上的根。换句话说，由战前的市民阶层所产生的“魏玛古典主义”被怀疑有法西斯主义倾向。

非主流的浪潮在民主德国的运气不佳。在一本供八年级至十年级学生学习用的文学教科书上写着，歌德之作《普罗米修斯》的主旨是所有人类都应为社会生活的人道主义构造而尽力。这句话实际上是这一种意思的委婉说法：在民主德国，中小学和青少年政策的教育理念首先是为压迫任何形式的反抗而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革命性的艺术形式（那种个性的、自我的表达，如爵士乐、披头士、摇滚乐）一定会受到嘲讽。尽管人们那么愿意顺从，那么不愿意站在政治的对立面（这当然是很危险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与当局的距离还是越来越大，他们不再像官方青少年政策设想的那样“听话”、那样“守规矩”了。他们带着越来越无所谓的态度打量着官方政策的目标和价值观，以及上辈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稳定是理所当然的。在中小学、教育机构和职业中获得教育从而建构个人生活的可能性，人们对其机会的均等性的评估并不是那么肯定的，然而，与其相连的管束和说教也受到了批评。”人们越来越在准备着挣脱国家机构所定义的标准守则，这导致了青年一代对国家的忠诚度的下降，尽管在开始阶段缓慢而不引人注意，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大批的年轻人想要外逃就是一个说明其后果的很好的例子。两德的统一说明，双重身份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存在，而这些年轻人最终在某种程度上竟然可以做到同时注意官方的规范和可被重复的知识结构，同时保持自己真实的日常生活阅历，还不得精神分裂症，他们已经可以相对轻松地绕开“头脑中的栅栏”了。

我们可以把东德对国家青年机构和公共生活机构的距离感同西德的做一个比较，当然，反对声音的空间是很小的。不仅如此，东西德的青少年在两个方面被同样死死地管束着：一方面是消费，另一方面则是“阶级使命”。不仅如此，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下的东德国家保障了物质的供给，而物质生活的充裕却降低了人们在教育、职业以及社会环境等各个领域“奋勇进军现代化”的兴趣和勇气。不随波逐流的心态是进取的机智和富有发明性的前提，但在东德的青少年中，这种心态非常罕见。

尽管如此，到了1970年代，还是有一些非主流的，尤其是年轻的艺术家和作家纷纷组成了许多小而相当混杂的圈子，编辑各种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既可以在西德的艺术和报刊市场上，又可以在“东德受到主导的文化中唯有特权者才能占有的仓位”中获得成功。爆发“群众运动”时，参与者并不认为这一定会是一场政治运动，如果是，那就是某些非政治的、艺术的东西阻碍了国家规定的文化。审查机构的行为方式是颇具有歧义的：一方面，人们也感觉到那些出版发行量较少的报纸杂志尽管偏离了党的中心路线，但另一方面，其在本质上却与主导文化的那一套没什么不同。因为这两边——一边是非主流的、自己工作的自学者，另一边是受过专业训练，与国家主流文化紧密相关的艺术家——“所有人上的中小学都是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并且从幼儿园到博士毕业都一直被同样的意识形态洗脑。这样不情不愿地走上了当局规定的道路之后的人也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有一种模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认识，要么彻头彻底地不问政治。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如果真的有，也和这些非主流的报刊出版毫无干系。”

直至1989年，一共有30多本文学、10本政治杂志以及上百本自涂自画的艺术家的小册子问世。其实1980/1981年的《学术诗选》的禁令对这些自己出版的报纸杂志以及“艺术家的小册子”的发展是一支推动剂。1980/1981年，弗朗茨·福尔曼——他是报刊《精神与形式》的编辑之一，也是艺术学会的成员——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一些总是向他求助的年轻作家身上。经过了为诗人乌维·科尔贝[6]和弗朗克-沃尔夫·马提亚斯[7]奔走呼号之后，福尔曼俨然已成为那些在东德不得出版其作品的作家的避难所。当他确定这样的状况不再是偶然发生而已成为惯例之后，随即委托乌维·科尔贝和萨沙·安德森编撰一本诗文的合集。他原本的想法是，这应该是一本供艺术学会作为内部学习资料的诗选。这本合集包括彼得·布拉施、沃尔夫冈·希尔比西、卡佳·朗格、伯特·帕彭福斯-果雷克、洛塔尔·托勒以及其他人的诗文。该书的底稿于1981年秋天被上交给康拉德·沃尔夫，此人是东德艺术学会的主席。（克劳斯·米夏埃尔）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会对诗集的出版不予准批。史塔西也以非正式的方式安插了人手监视这些叛逆的作家们。为了抑制文学上的不服从继续发展，首先被下达的指示是，与民主德国国内每一个市区内的文学中心合作，加强与后辈作家的联系，使其“去政治化”。一部关于保护作家职业生涯的法律出台了。尽管如此，对私人朗诵会或展览直接采取干预措施还是相当有保留。1984年年初，来自民主德国各地的30多位年轻作家聚集在东柏林的一家后院摄影棚里，试图组建一个不受任何势力影响的作家协会。他们的愿望是，让民主德国出版界出版一些早该被出版的著作（像沃尔夫冈·希尔比西这样的作家在西德已被公认为诗人了，其作品在东德却一直尚未被印刷）。这个协会最终失败，因为“受到史塔西通报合作者[8]控制的人员政策巧妙地激化了政治上较为活跃和不那么活跃的作家们之间的冲突”，除此以外，该组织很大一部分参加者都抱有离开民主德国的念头。

尽管文化上的压迫那么大，大到连反对的声音都变得十分微弱，但对于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来说，1970年代还是一个“突破的时代，寻找自己道路的时代”。西德1968年运动的政治热情涌入东德，早在那之前，东德就已经发生了“地下层的震动”了。摇滚乐越来越流行，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人们的装束也起了变化，越来越有挑衅意味（如头发越留越长）。对此，国家也施加了十分大的压力：开始由法律许可追捕长头发的年轻人，不听话的摇滚乐团被无情地驱散，所有的中小学校里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

特别富有“非主流”危险性的是鲁道夫·巴罗[9]和沃尔夫·比尔曼[10]，尤其是这二人的社会和国家批评——在阐发上，一个侧重于理论，另一个侧重于艺术——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结构为基础，给当时的东德形势领起了一首自己的曲调，迫使这些本已僵化的形势起舞。

巴罗出生于1935年，先后在出版机构和工业单位里供职。他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多年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其作品《另一种道路：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批判》（此书于1977年在西德出版，他为此被判8年有期徒刑，但是在服刑16个月之后被驱逐至西德）认为：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被其根本和内在的矛盾扯碎，这些体系和运动主要扎根于不可战胜的苏联历史，人们应该从那里着手研究。今天在东欧当权的共产主义政党属于大国力量均衡的一些棋子。理想的实质早已被蛀空，其后果之一就是意识形态的颠覆，这对权力结构来说是具有毁灭性意义的，这一点的后果到处可见，首先就是苏联，如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例。另外，1970年12月的波兰事件[11]使人们认识到，导致该体系动荡的危机并不仅仅是一些暂时的原因，还是深刻的社会经济矛盾。巴罗认为，从政治上来看，随着拉科西[12]等人的上台，原来的革命组织者执掌了权力。那些广泛的文化革命的本质，以及所有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分工、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的变革，正可以被“另一种道路”所解释。人类的解放运动越来越紧迫，但解放的条件必须被重新研究，解放的内容也应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被重新定义。

巴罗在草案中提出了一个革新的共产主义政党。如今的社会，资本主义的激励和纪律机制已然欠缺，但在这个新的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下，社会将焕发出更高的经济能力，而参与工作的人民也能够真正参与决策过程——关于储蓄与消费的关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产物，关于住房建设和纪念碑修建，关于教育和权力机构自我宣传的投资，关于把妇女从家务劳动的奴役地位解放出来所需的代价和一个有机社会的安全的代价，一切一切的决策。他认为，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1976年，当沃尔夫·比尔曼踏上观光西德的旅途时，他刚刚因为恶劣地损害了公民义务而被东德的相关当局剥夺了公民权。这位词曲作家，1935年从汉堡迁往东德——在他的内心，“批判的孤独”一直在纠结——感受到了“背井离乡的命运”（这句话是海因里希·伯尔形容的，他在自己家中收留了比尔曼）。“在这个工人-农民的国家生活了几年之后，”比尔曼在《东德悼词》中写道，“我感觉到，这里的共产主义病了。我写作歌曲和诗歌，想使它健康。但是那些官僚却并不理会我这剂苦药”。

当我们到达了岸边

还久久地坐在小船上

那是因为，我们看着天空

而天空在水中最美

梨树间飞过

几条小鱼儿，飞机游着泳

曲曲折折地穿过湖底，然后粉碎

轻柔地，在柳树干上粉碎

——在柳树干上

什么从我们的梦中显现

在这破碎的大地上

奇迹之门不想闭合

在这污秽的连接处

我们的朋友将会怎样

你会怎样，我又会怎样——

我好想离开

最好就留在此处

——最好在此处

比尔曼的被驱逐出境引发了生活在东德的著名作家的抗议活动，这些作家中有8位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连著名的雕刻家弗里茨·克雷默以及许许多多的名流人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呼吁东德领导人对比尔曼的驱逐进行重新考虑，也就是收回成命。这样的动作，在这个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下的国家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在其文化政治上更是头一回。很多参与抗议的人，如斯特凡·赫尔姆林、君特·库内特、斯特凡·海默、克里斯塔·沃尔夫，本身也因为与党纲相偏离而受到了一定的处分。

“对沃尔夫·比尔曼的打击被看作对全社会上进行创作和批判工作的人的打击。这是一些尚未被收买的人，他们觉得那一丁点的自由空间应该是用来战斗而不是用来附和的，而现在这一点自由也受到了威胁。对比尔曼的打击就是对自己的机会的打击。”（此话出自伯恩德·瓦格纳，作家，1985年离开东德。）

沃尔夫·比尔曼

比尔曼被剥夺公民权后的那一个十年再也无法挽回东德知识界的消亡。知识分子们不是逃离出国，就是被剥夺了一切保障。知识分子和政府间之前达成的宽容协议终于宣告结束。除了公共机构，任何地方都不能再从事脑力工作，新闻界关闭，出版业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活动。如果某人不想成为国家的“御用文人”，那他就只有退隐。“说得更精确一点：所有理想的上层建筑坍塌了，艺术家孤独地站在自己的废墟之中。”

仔细看来，比尔曼的抗议——是“一束由多刺的植物扎起来的花束，红色的康乃馨，纸做的花环，这花束使得东德政府如此的震怒”——就像是一份丢人的、没有诚意的赠礼，里面放着一段气死人的、相当叛逆的赠言。比尔曼本人在其中唯一摊到的形容就是“不舒服”。人们认为，应该做的是带着沉思泰然自若地忍受这种不舒服。这句话听起来并不那么狂热，而下一句就更加有距离感了：“我们并不以比尔曼的言行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围绕着这句话又展开了一句忠于国家的宣言。“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站在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对立面。”由此，西德的“敌人”形象在东德党派色彩浓郁的环境中得以长青。（曼弗雷德·耶格）

讽刺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执政者不太喜欢的一种形式。在缓和期，小型歌舞剧场的演出冒着更大的风险。“社会主义的小歌舞剧院的演出——只要它和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没有直接干系——是潜在的朋友和盟友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演出，它不是生产行为，会阻碍进步，但这终究是和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

彼得·恩斯卡特，全东德最成功的歌舞剧人之一——他的节目《公民》《保护你们的财产》在1980年代中期走进了15家大型剧院——同时也是作品被演出最多的剧作家之一，谈起了“小型歌舞剧院之家”应该紧密团结，对抗外来的审查。“事实上，东德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团体像小型歌舞剧人一样，在面对审查时那么紧密团结。”“像往常一样，我们必须把剧本的第一版稿子交给党和政府进行审批。”恩斯卡特回忆说。在此之后，审查者通常情况下会安排一次谒见，在这次谒见中，“某一处或某几处有反共产主义嫌疑的小地方——为了使党高兴——要自觉删除。随后的谈话在剧院内部举行”，恩斯卡特继续说道。没有什么比在这样紧密的小圈子里给一堆行政人员表演剧目更丢脸的事了。民主德国的歌舞剧节目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剧目的票经常卖光，甚至会害得观众为求一票而打架。（西格弗里德·施塔德勒）

东德的文学讽刺小品就像是某种由安慰剂和酸酸甜甜却含着苦核的润喉糖混合而成的一大把药片。这些适应了集权政府及其审查的讽刺小品是可接受的，但并不总是令人舒服，它们用给怯懦和挫败感提供出气筒的方式来支持这个体制，人们会说，文中刚才提到的问题不过是一些表面的问题，而产生问题的体制基本还是健康的，应该被肯定。作为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赫尔曼·康德（他的前任是安娜·希格斯[13]）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其小说《光芒》《印象》中表达讽刺意味的，因为乐观精神仍然在占上风。他的角色就像是中世纪宫廷里的愚人一样：讥讽，却不会引起太大的反感。另一些作家，如君特·德·布鲁因、斯台凡·海默、君特·库内特、伊尔姆特劳特·摩根纳、乌尔里希·普伦茨多夫、汉斯·约阿希姆·夏德利希、卢茨·拉特瑙，写起文章来就麻烦多了，因为他们讽刺的矛头不仅仅满足于时存的东德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某几处小缺陷和小弱点，“而是批判性地审问时局的创造性，并且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标尺来衡量。1971年召开了第八届党代会，埃里希·霍内克在会上提出了文化政策自由化的建议，这些作家以热情洋溢和多产的方式回应了这个建议”。但是，就在他们多少有些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件的同时，他们就已经站错队了。

反对派的文学

东德的文学——除开那些讽刺的作品不算——是不是反对和抗议的声音的堡垒，尽管小心，却仍然有着发出反对声音的倾向呢？因为在西德，阅读时需要运用“字里行间”的艺术是妇孺皆知的，这样就使得东德的文学作品获得了多方面的好评。然而两德统一以后，对东德文学作品的反应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而去，人们质疑其反抗性并且贬低其价值。

汉斯·约阿希姆·夏德利希参与了1976年比尔曼事件的签名上书（就因为这件事，他不得不离开东德）。他指出，超过16位东德重要作家本应该逃往西德，这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事实：东德文学是怎样唯“御用文学”规则马首是瞻的。“自我审查也是审查的一部分。有一些人是这么看的：自我审查是作家们保存自我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文学用巧妙的方式赢取胜利的合法来源。说出点儿什么，却又不真的说出来，把某些文字的表达美化到辨认不出，这样，黑暗的美和美的黑暗最终得以在我们面前显现——尼采说过，带着锁链跳舞是最高的艺术。”东德的文学就是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号角而起舞的舞蹈。

东德文学的问题很大，这是瓦尔特·扬卡的看法。他在1956年个人的公开审判中曾深刻领教过这些文学的缺少逻辑性和机会主义。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作家，东德历史末期发生的和平演变是否还会产生呢？对此君特·德·布鲁因[14]的回答与扬卡的看法截然相反：东德的文学多年来一直在精神领域努力，为这个演变做好了前期准备。即使是18世纪的法国作家们也并没有亲自披挂上阵去攻占巴士底狱，但是，他们的确也在革命浪潮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不可否认。当然，以18世纪的法国作家来对比东德作家，这样的比较未免高抬了后者一些。德·布鲁因在《人到四十岁》——其自传的第二部——中的形象是一个讲究策略的、谨慎的随波逐流者，基本是一个不同政见者。这个“因为渴望和谐所以随时准备妥协，而这妥协有的时候也会触及我所能容忍的范围的边缘”的人非常诚实地描写了东德文学创作者的“精神状态”：“也许，可自由发挥的余地比我们所说的要大一点。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又必须自觉地老老实实回到我们本人都经历过的那种状态。不管这听起来多么像是某种借口，其中也还是有真实成分的。每一次，当某一个人‘自由发挥’过度时，他就会被驱逐。”

一个适应的过程开始了。有些人出身时贫贱无奇，后来却慢慢地成长为特权阶层。“然而，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却并不与之相冲突。它所认同的是，那些为国家和党付出最多的人理应得到最多的回报。很多人从中获益，这一点是公开的。事情的关键不在公平、同情或者怜悯之心。国家所做的事情就是惩罚或者奖励。谁有功劳、有贡献，谁就可获得一套住房、一些优待……而那些占据领导层的人理所当然地相信，他们的贡献最多，所以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享有更好的生活。”

乌维·科尔贝1957年出生于东德。他认为，极大的无助感产生了沉默。他一生中74%的时光都被柏林墙抹上了阴影。“而且，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而且，我们也缺乏勇气。站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我们并不想忘记这一切。我们鄙视传统仪式化的力量，但我们又不得不在传统面前收起我们鄙视的锋芒。”

当这样一种被自私和恐惧所控制的心态蔓延，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对抗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压迫就变得格外有意义。克里斯塔·沃尔夫在1965年12月15～18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中央委员会上——她本人也是1963～1967年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警告道，如此这般会出现文化人才上的青黄不接，并且强调，出于良心，她无法投票同意某些对自己同人的打击行为。东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瓦尔特·乌尔里希及其继任者埃里希·霍内克首先提出了要整顿艺术家，首先的打击对象就是沃尔夫·比尔曼、斯台凡·海默和海纳·穆勒[15]。

沃尔夫的小说《关于克里斯塔·T.的思考》于1968年问世，这是一个关于一名不问政治、只关心私人生活的妇女的故事。这本小说的面世“犹如一道闪电一样照亮了民主德国的艺术与文学界”。人们重新举起埃里希·霍内克在1971年12月讲出的口号：只要社会主义的立场稳固，在艺术和文学的天空里没有禁忌。1976年1月，鲁尔夫·米夏埃利斯在一次关于作家（福尔科·布劳恩、戈尔迪·泰茨纳、布里奇特·莱曼）新作的研讨会上说，东德的文学作品不能再用那种“字里行间”的方式说话了，文字表述要直爽。同月，弗里茨·J.拉达兹表示，东德诗歌的新调调——用哀歌来代替赞歌——宣告了东德文学作品倾向的转变。人们果断将艺术放在一个独立且与历史学同等的地位上，这在东德文学的讨论中，可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创新之举，而它也从此再没有被忽略过。

尤其是海纳·穆勒——其作品有《日耳曼女神在柏林之死》（1956/1977年）、《弗里德里希·冯·普鲁士二世的生平履历》、《莱辛的睡眠梦幻叫喊》（1977年）、《哈姆莱特机器》（1977年）等——他是一名扬弃美学限制的作家。他在文学形式上的实验标志着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小市民习气的文化理解的摒弃，同时被摒弃的还有这些人的“流于形式框架的历史阐释”。通过他的努力，东德文学得以成功地跟上了“西方的先锋者”的步伐。

在1978年5月30日举行的作家大会上，斯台凡·赫尔姆林发表了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深刻分析了东德某位高层行政人员的观点：作家应该被看成一支队伍。但是，该观点中所指的事情却与作家创作毫无共同之处，这两者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一位共产主义作家——赫尔姆林提到了他的朋友君特·库内特、斯台凡·海默、弗朗茨·福尔曼和克里斯塔·沃尔夫——应该是所有前进或者后退着的乌托邦的儿女，他是散布“异端邪说”的人，也是殉道者。［他们的前辈是光荣的斯巴达克斯和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z von Assisi）。］

1980年代，文学领域中的分裂到达了顶峰：作家中的青年人和年轻一代推开了通向未来的大门，与此同时，他们也连接着那充满禁忌的过去，并且接过了现代派传统的衣钵（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

这些年轻的“反抗者”中的一员（克里斯多夫·海恩）竟然敢在1987年民主德国第十届作家大会上公开断言，审查已经过时了，是无用的、反人道的、反人民的行为，不但如此，它也是不合乎法律规范的、违反宪法精神的，因此理当受到惩罚。他认为，东德的文学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但人们还应当努力促成更多的效果产生——做这一切需要力量和勇气，尤其是要有一根挺直的脊梁骨。这样的言辞道出了人们的愿望：关于“另一种民主德国”的愿望，期望着改变，期望着打破各种所谓社会主义的称为束缚的“规范”。

文学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教育专政中起到什么样作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关注审查在其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审查是东德国家文学政策中的绝妙手段，“这个机制的出色代表就是前东德文化部部长克劳斯·霍普克”。而东德国家人事政策的任务则是，确保在文化机构、大众传媒、出版社、电影界、艺术联合会，到处都会有忠于党和国家路线的公务员来执行监督：所有的出版物都必须先获得许可方可问世，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引进报刊和书籍受到很大的抑制。政策上的刑法使插手他人的精神自由成为合法。东德国家安全机构尤其是通过许许多多的“非正式工作人员”向着作家和艺术家的私人领域渗透，以至于后来监管报告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史塔西是自己丢失了对全局的掌控。

人们就生活在这真实存在的恐惧中心，这种恐惧甚至常常会使人自我审查。在这种状况下，东德作家还以文学的形式进行反抗——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实在令人称赞，尤其是，当人们拿他们和那些流行于西德知识分子之中、如杂草般蔓延的顺从和机会主义相比时，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审查和自我审查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一个真正的关于审查的法律在东德并不存在。这就使得瓦尔特·乌尔里希竟然可以言之凿凿地说，在民主德国从来没有过出版审查。埃里希·霍内克也可自吹自擂，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审查只在那些当事人头脑里进行。说完这番话，他又袒露心声般地补充了几句：“我们没有审查……在我们这里，审查只是通过自觉的力量才得以实行的……我们是唯一一个让事情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那些“事情”，必须严格按照事先划定的轨道行进，不得有半点偏差。

福尔克·伯劳恩的诗集《缓慢的、吱嘎作响的早晨》饱受争议。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审查是如何“通过意识塑造”来进行的：“印刷许可在四十四个月的严格的文学政策秘密操作后，被分摊在出版社社长艾伯哈特·君特尔、分部主任沃尔夫冈·霍普克、文化部部长汉斯-容恩·霍夫曼和中央委员会秘书库特·哈格四个人身上。好在四位审查官最后都一致同意，本书通篇反映出作者伯劳恩一心向着社会主义。”和作者本人打那场“持久战”还是值得的，教育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作者本人认为，自己对我们社会-人道主义建设负有责任，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歌为发展做贡献。”艾伯哈特·君特尔满意地说。福尔克·伯劳恩对出版他作品的人表示感谢，让他完成了“阶级任务”，并且还题了词，向对手证明其勇气。“献给我勇敢而成功的出版商，满怀感激的作家敬上。”

然而，“审查官们”的“重返社会措施”却并不是总那么成功。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政策的高层领导人也常常对一些非主流的出版物网开一面，东德的作家也敢于通过西德的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了。

曼弗雷德·耶格认为，在自我审查和文学导向交互作用的影响下，作家手里的牌是很坏的，因为他们必须忍受不懂文学的人同自己“合作”，如果他们还想在官方的文化机构混迹并且不被赶出国的话。审查机关不是对允许他们插手文学创作提出了要求，并且正式保留了作品的版权么？

在这些小小的争夺战中，为了从官方机构那里抢夺自由空间，同时避免自我审查出现，作家们使用了各种方法——这其中有，为了引开审查机关的注意力，在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言和内容的技巧——比如，乌维·科尔贝就在其诗选中抄录了“一篇由五段单纯的名词排列组成的文章，题目是《本人小说的核心》。中德出版社和柏林文学办事处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如果把每个名词的首字母一个接一个地连起来读，就会组成一个非常反革命的口号：

‘你们的能力可悲。/ 你们的要求充满了谄媚。/ 你们早年的血腥旗帜如今懒散地绷紧在你们的肚皮上。/ 你们英雄神话的牺牲者在我看来是牺牲给了高涨的性欲。/ 一个白发老者撕碎了你们口口声声的革命。’

当然，只有当他本人写一则说明告诉大家如何解读这些字谜时，科尔贝的这种处理才有意义。诗人孤独地在他那小房间里庆祝一下这点秘密的胜利是没有用的。但如果这样做，国家权力机构也就会马上察觉那些不为人知的、正在悄悄蔓延中的反对团体。”

针对东德审查机关的抗议在20世纪80年代末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也间接说明，东德的意识形态以及权力政治的沦丧已经比许多人察觉到的还要厉害。那些不乐意接受权力机构监管时自相矛盾的自由主义做法的人发现，由东德国家批准的审查只有随着执行这些审查的政权的覆灭才会停止。

教会和海怪史塔西

在《时代周刊》举办的关于东德国家统一社会党专政下的反抗的论坛的开场白上，记者罗伯特·莱希特“极其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民主德国是不是仅仅依靠拥有史塔西和新教教会才得以作为一个国家持续了那么久？对上级的含糊态度本是马丁·路德所发起的新教的典型特征。在其思想中，“一个基督教徒的自由”不及国家那么受到重视。而这个思想在1945年后的东德（尤其是在那些盛行新教的主要地区）重新有了显著的印记。

第三帝国覆灭后，德国共产党普遍持有的观点是，宗教和教会是过去几个世纪的遗毒，现在终于即将走向灭亡。然而，教会越来越强势、越来越坚定的反抗使得东德国家统一社会党不得不接受其存在。另外，教会也接受了这个新的“上级”，在这个“非基督教的国家”里，表现得一会儿机会主义，一会儿泾渭分明。后来的公民权维护者鲁尔夫·海因里希在其著作《监护权的国家》中写道：“就像教会在其他地方对人们产生作用一样，生活在东德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每天也能感受到真实存在的基督教。这里的基督教在学习如何从社会主义制度下教会的特殊结构性中获得好处，越来越得心应手。”没有任何一个官僚机构比教会本身更适合于把工作者们心中激进的人文主义简化为具体实践时的导向了。正是这一点使得在东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会成为东德统一社会党和国家权力不可替代的同盟军。每个人都退隐到神圣的环境中，这并不符合新教的教宗。但是，新教不拒绝与权力的“上级”相往来，这也表明它本有与权力进行妥协的准备，不管这妥协多么耐人寻味。人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会”，而这样的教会既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摇旗呐喊，也不与社会主义制度唱对台戏——该说法来自阿尔布莱希特·舍恩赫尔牧师，他是“民主德国新教教会联盟”的第一任主席——既然如此，那么对政府做出让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通过对国家表示忠诚来获得公事和人事上的好处或国家的嘉奖，这样机会主义者的努力同拯救危险之人的意愿一样普遍存在。来自教会的超过3000名以上的“非正式工作人员”曾经加入过史塔西。

洛塔尔·迈齐埃是民主德国教会联盟的副主席。他认为，如果教会被彻底拒绝，人们本应该把广阔的社会领域全部听任国家处理，并不保有任何国家认为可能对其极权意愿产生抵制的东西。而舍恩赫尔认为，以为一个无神论的极权政府每时每刻都只会做错事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进一步指出，需要其“领地”的教会用一种艰难而至今不为人所知的方式，在一个自诩为无神论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陪伴着基督徒们，同时也希望帮助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保护其权益和尊严。

不错，大量神职人员冒着个人危险对东德国家的压迫进行了抵抗，他们的教堂成了反对党和持异见人士的家——教会当局始终带着不信任的眼光看待这一行为，并忧心忡忡——但由此并不能就认定，德国的新教终于在历史上站到了正确的一边，也就是站在被压迫者而不是压迫者的一边，站在人民而不是当权者的一边。真相更多是这样的：教会的等级自最上层的特权阶层到最底端被压迫的阶层有精细的划分，教会政治体系的稳定依赖于这种精细的划分，但正是这种等级划分使教会仿佛某种江湖帮派，而与此同时，教会又不断地向教众施以“虔诚”的压力。随着民主德国越来越多地被承认是一个独立国家，外部的环境也促使教会当局在1961～1989年越来越少地批判东德内部的矛盾。

教会当局和教会基层小组的关系一向紧张（“用锄头反抗剑！”）。这也体现在，“有些人虽然够格，也申请成为牧师或其他教职人员，却最终并不能得到职位。但你永远不能说这是因为教堂特别团结。……当教会中的某位领导在有基层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于公共场合发表讲话时，他们总会用某种外交式的花言巧语对问题的锋芒避而不谈，以至于到最后几乎什么也没说。”

无论对民主德国的教会给予肯定还是否定的评价，有一点无可否认：其文化、宗教和精神的力量被无所不在并拥有全权的史塔西大大削弱了。“八爪鱼史塔西让我们饱受折磨，我们都不敢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个话题。”

20世纪的极权国家创造出了很多迫害人类的恐怖机器，东德的史塔西就是一例。笼罩于史塔西之上的疯狂也可算得上独一无二了：那种超现实和荒谬让人如同置身卡夫卡的小说，却也印证了什么是恶之平庸[16]。马克思所说的量变积攒而产生质变，在史塔西处也能体现为，其工作人员多为男性，而其中的许多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的外形给人感觉无外乎愚蠢、放肆、厚颜、暴力，由此，史塔西这台机器也用一种极其诡诈的方式完美运行。史塔西最大的心理和政治成就在于，它——就像“模范教堂”一样——牢牢地把大量的人和自己捆绑在一起并使其成为自己的工具。史塔西执着地认为，通过精细入微地观察，借助所获取的数据以及对数据的“阐释”可以改变人。对东德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执念真是充满想象力。一方面，“不忠实的人”要么被消灭、要么被放逐（因为这些人是“人民的祸害”，看起来也不像是能够被“再教育”改变）；另一方面，自20世纪初就有的可被教育的“新人类”模型又得从头到脚好好打造。

“安全的领域”，文学

君特·德·布鲁因报道了他是怎样从政治上的无罪变为有罪的。其中关于史塔西是如何征集人员的内容不足为道，但是，对他和史塔西博弈的每一步棋的描写却很能说明问题：两个未经预约的访问者，自称为史塔西工作人员，相当礼貌地请求一次谈话。这两个人说，西德的人们认为，这位诗人的行为可算得上是反对东德政府，但他本人还是一位相当忠诚的东德公民。德·布鲁因很愿意聆听，并了解了更多关于所谓的西德意向的详情。他以为这件逸事是一次蒙混和试探他的假动作，结果还真的接到了慕尼黑自由德国作家联合会的来函，请求安排一次会晤，并希望他同意印刷一本未出版的小说，这本小说在西德尚且无人知晓。德·布鲁因猜测，史塔西一定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出于这种考虑，他从一开始就自觉向有关当局承认了收到过这样一份来函。“他们再一次来到我的住处，用指尖拈起这封信，拿放大镜仔细地检查了邮戳，然后把信封和信件放入一个透明的袋子里以便带回去做检查。”德·布鲁因被窃听。很快，他就被载入档案，用的是假名“罗曼”，随着时间过去，关于他的案例报告、窃听记录、信件复印件和谈话记录很快累积成厚厚的一沓卷帙。

回忆这一切的时候，德·布鲁因觉得，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侮辱，他永远也不能满怀信心地谈论尊严和正直，并且对别人做出评判了。他说，被史塔西找去谈话时的他比现在回忆时的他要坚强许多。他震惊地判断，某种程度上自己暂时有一些地方无法适应。“带着一个由于恐惧而颤抖的灵魂，完完全全是出于怯懦，而不是出于任何一种能使事情变得好起来的信念，我必须继续生活。”

史塔西关于弗朗茨·福尔曼的“卷宗”——这些卷宗直到他1984年7月8日去世才告一段落——显示，福尔曼“一直受到协调的差异和强制性措施的影响”。这位诗人1922年在埃尔茨山脉出生于一个纳粹主义的药房老板之家。早年的他认为，东德是一个更好的德国社会。通过独断的反法西斯主义，他试图纠正自己青年时期误入的歧途，当然，由此也就看穿了这个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下的政府的谎言。反过来，该党的代表人又一股劲地努力着，希望通过“目标明确的影响”使福尔曼及其妻子放弃“他那顽固不化的立场”。可是，这位诗人投身民主运动，还和一些所谓的边缘群体“同流合污”，使得“调整”其精神特征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于是，时任东德文化部秘书长的库特·略夫勒来了，和福尔曼进行了无数次私人谈话，最后把他交给了史塔西。略夫勒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安排他接受心理诊所的治疗，不得有误（当然，这事也常常被敌对势力所滥用）。福尔曼的另一个密友则对史塔西报告说，福尔曼受到了病态的困扰，这病害得他神经错乱，觉得必须同一切想法不一致的人做坚决斗争。他说，这种精神上的变态已经发展到了一种程度，以至于他不再能够做出理智的、使人信服的言论。

当福尔曼的声誉在西德达到顶峰之时，东德却在对他做“病理分析”，其结论是——这分明是一个社会化政治精神错乱症、用某种方法来反对各种艺术上的离经叛道，结果举止时而文雅迟钝、时而开朗野蛮的实例嘛！

熟人和亲戚成了间谍，史塔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强行闯入了私人领域，在那里也安上了监控。后来成为联邦德国议员的积极和平主义者薇拉·沃伦贝格曾被自己的丈夫告发。1977年被开除国籍的莱纳·昆策曾被曼弗雷德·波莫跟踪，后者是史塔西最具奴性也是最危险的线人之一（而曼弗雷德·波莫后来还改名换姓，说自己是伊布拉辛姆·波莫，成了东德境内新建的社会民主党最主要领导人之一）。

被称为“艺术殖民村”的普伦茨劳贝格[17]算是没有被史塔西干涉的福地。柏林东部简直就是东德的施瓦宾格[18]：多姿多彩的非主流文化集散地。

来自捷克的扬·法克托认为，柏林东部的普伦茨贝格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生活区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迁来——无论他们是否有意于从事艺术创作。“相较于东德的整体状况，普伦茨贝格是一个特别混乱的区，其中艺术家也未必就是主力。因此，普伦茨贝格的所谓街景绝对不会是单调一致的——‘个人主义者的集合’也许是一个恰当的形容。”这些个人主义者加在一起，用亚文化的方式对当时东德的意识形态做出抵抗。后来浮出水面的是，在这些人当中甚至有一些“红色的波西米亚人”，本身虽是史塔西的工作人员，但其中很多人的住房简直就是大逆不道。随便说两个普伦茨贝格有名的作者吧，萨沙·安德森和贝尔特·帕本福斯-戈列克。西德文学界对他俩受恩斯特·扬德尔、约翰·费沙特和阿诺·霍尔茨启发写出的诗赞赏有加，是因为他们总是把自己在西德的出场安排得很有戏剧性。沃尔夫·比尔曼形容他们是“用铅笔和画笔工作的晚达达主义侏儒”，他进而评论道，“普伦茨贝格刻意摆出一种远离政治的姿态，这其实是对现实的逃避。它是史塔西主要部门HA-XX/9和HA-XX/7这两个暖房里精心培育的品种”。

1991年，沃尔夫·比尔曼在毕希纳文学奖获奖感言上揭露了萨沙·安德森和贝尔特·帕本福斯-戈列克这两个“一无是处的牛皮大王”（原话）原是史塔西的“非正式员工”——本来只是有传言，但后来传言得到证实——那么问题来了：东德的文学和文化史中的重要一章是不是得改写呢？因为，普伦茨贝格到那时为止一直被认为是东德先锋文化的中心，如果东德还有先锋文化的话。其实，普伦茨贝格只是一场文化作秀，史塔西既导又编且演，因为此处——有别于东德其他地区讲话的文化概念——适合于成为城市精神的某种“外属领地”。

他已经倾尽全力反抗了国家，反抗了东德的体制，安德森本人声称。他说，他还和自己的摇滚乐队一起站在舞台上唱了沃尔夫·比尔曼作词的歌。“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被禁演。就是因为这样，史塔西派了一个团来，试图用发出噪声的方式来搅黄我的音乐会。”

“我也不是诡辩家。但如果说间谍是指史塔西可以从他那里获得一些信息的人的话，那我就是间谍吧。如果史塔西动用了所有手段，偷听了一切聚会、窃听了一切电话，并且从中做出对其他人的报告，那我就是间谍吧。我本人从来没有为了给史塔西提供什么信息而捏造故事。如果说我有的话，那也许是——不，我可以说肯定是——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太开放了。我其实知道这个体制的许多内情，我敢肯定，我所提供的信息是挺有利用价值的。”（萨沙·安德森）

史塔西这台巨型机器的运作依靠“纸上谈兵”。所有“情报”——据估计，东德国家安全部在1960年代末有1.3万名编制内正式员工，1989年，其数量增至6.9万，而非正式员工人数已达50万——都被仔细地写在了纸上。尽管文献大多数已佚失（被毁坏或者保管不当），剩下的那些依然在两德统一后为东德这段历史提供了“有据可查”的基础。统一后，罗斯托克的民权维护者兼神甫约阿希姆·高克受联邦政府委派，出任史塔西文件管理委员，领导根据1991年出台的《前民主德国文件法》而成立的机构，该机构管理的文件长度超过200公里。高克说，东德的道德败坏到令人忧心的地步，这与民主的政治道德形成强烈反差，因为在那里，人高于一切。值得“好好研究”的是广阔的土地上无处不充满谎言，那些文学里的“反对”尤其体现出道德的真空。直到两德统一，一直作为作家在东德生活的约阿希姆·瓦尔特用长达几卷的篇幅，不偏不倚、资料详尽地描述了“行动的同志们”做的事——借用赫尔穆特·拜厄尔后来为史塔西所做的主页上的形容：“安全警察、永远在密切注意、专家、审讯者和侦探。”可以说，关于音乐、造型艺术、戏剧、电影（当然也包括技术和自然科学，尤其是法学）这些“安全领域”的文件会得到类似的结果。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法官，如果想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治下的国家里“自证清白”，统统需要屈尊撒一个又一个的谎。他们一方面受到歧视、排挤、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也有所反抗，另一方面也大大地支持着这个体制。他们对名词术语排列比对工人更亲近。

“知识分子和党内官僚间那种古怪的互打掩护甚至渗透到了生活方式上。这是文雅的小市民气。”（闫斯·莱希）

[1] 自由德国青少年，德语Freie Deutsche Jugend。1946年成立的14岁以上青少年的组织。到1989年为止，自由德国青少年是原东德唯一的青少年组织，并且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有密切关系。

[2] 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uer Staatssicherheit，MfS），成立于1950年，1990年解散，简称史塔西（Stasi）。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直接受德国统一社会党高层领导人的领导。

[3] 布吉·伍吉是一种以钢琴为基础的蓝调音乐，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北部，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开始流行。

[4] 一种产自东柏林的轿车。

[5] 莎拉·克尔施（Sarah Kirsch），1935年4月出生于德国，德国女作家。

[6] 乌维·科尔贝（Uwe Kolbe），德国诗人，散文家。20世纪80年代其作品被东德政府禁止出版，后获得西德永久签证，前往汉堡。

[7] 弗朗克-沃尔夫·马提亚斯（Frank-Wolf Matthies），德国作家。因为和东德政府持不同意见遭到逮捕，后迫于国际性示威的压力而获释，他后来逃往资本主义国家。

[8] 1950～1989年，史塔西管辖有17个监狱，约9.1万名正式聘用的探员，17.5万名位于民主德国国内的正式的通报合作者（即著名的“IM”），另有2万名“IM”位于联邦德国境内。

[9] 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1935～1997年），德国哲学家，政治人物。后成为西德政党“绿党”的创始人之一。

[10] 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1936年出生于汉堡，德国曲作家、词作家，其作品通过西德电视台的转播为许多东德人所知。

[11] 1970年12月，波兰决定提高46种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价格，引起格但斯克等沿海城市数十万工人罢工，后波党改组了政治局，盖莱克代替了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并取消了涨价的决定。

[12] 1948年匈牙利左派势力组成联合政府，由劳动人民党掌权。1949年劳动人民党建立一党专政。拉科西（Rakosi）1949年8月20日～1953年6月任总书记，1953年6月～1956年7月18日任第一书记，1952年8月14日～1953年7月4日任匈牙利总理。

[13] 安娜·希格斯（Anna Seghers，1900～1983年），德国女作家，以描述二战时期道德体验而知名。著有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架》《死者青春常在》等。1947年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1950年迁居东德，1983年6月1日逝世于柏林。

[14] 君特·德·布鲁因（Günter de Bruyn），1926年生于柏林，德国作家。作品多为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这些小说常常以东德的艺术家私人生活为背景。另著有部分带有历史色彩的散文，尤其是普鲁士历史。

[15] 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1929～1995年）前东德剧作家、诗人、作家、散文家、剧场导演。著作有《任务》《哈姆莱特机器》等。他被称为布莱希特以来德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其“拼贴剧”的艺术手法对后现代戏剧很有贡献。

[16] “恶之平庸”的概念出自社会学家、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为《纽约客》撰写的专栏文章《自由记者报道：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3年，阿伦特旁听了对执行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阿伦特原以为她会看到一个残暴的形象。但她发现，站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看起来十分平庸，与常人无异。而艾希曼也为自己辩解说：“一切都是奉命行事。”这就是“恶之平庸”的由来。阿伦特借以指出，许多骇人听闻的恶行并非需要残暴完成，只需要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不思考、不辨是非、“奉命行事”即可。

[17] 现位于柏林东部的潘科区内。

[18] 施瓦宾格（Schwabing）是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的北部区域，曾经是慕尼黑著名的波希米亚主义区域，至今仍然拥有许多酒吧、夜总会和餐馆，深受游客和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

第15章 浮冰和暖流之间

经历饥渴症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在1970年第20期《时刻表》上发表了《一种传媒理论的基座》，这是一篇事关“解放的文化”的精彩短文，宣扬自由交流。在同一期《时刻表》上，左派作家马丁·瓦尔泽也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西方的新声音》的文章。尽管这篇文章并未扬弃瓦尔泽一贯“非在野反对党”风格的社会批判路线（主要是鞭挞意识形态操纵），却也捕捉到了新的潮流转向：人们在借助毒品、音乐或类似的东西寻找一个未被任何意见先入为主的经验领域。瓦尔泽引用了雷斯利·A.费德勒作为理论先锋：“青少年坚持不为任何事物所牵绊，他们视此为现代工业系统的某种必然结果，为福利国家的后果。不管它们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这些后果和结果将他们从工作和责任，同时也由任何一种道德牵绊中解脱。”

瓦尔泽并不相信费德勒所预言的这种“逃离社会”的稳定性。1971年他完成了小说《加利斯特式病症》（该小说于1972年出版）。这是一个感伤主义者的故事，主人公因理想与现实、乌托邦与日常生活间的鸿沟而痛苦，他试图分析这些痛苦，并通过参加一个反对党小组来治愈。“加利斯特为了治愈而上下求索。如实记录自己的病症已是一个开端。他跟过往的朋友没法继续下去了，转而找寻新的朋友。这些新的朋友说他是得了资本主义综合征，他们给了他一种新的语言，并给他介绍了另一种良心。跟这些人在一起，他的行为方式也有所改变，那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方式。他对积极正面的东西充满了饥渴，但那种旧的竞争心态时时也会借尸还魂。挣扎一直存在：加利斯特的现状是堪忧的，但他也不是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些人和他一起努力。”

瓦尔泽有一种模糊的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态度意在扬弃对盛行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竞争精神，建立一种新的团结的生活共同体。这种颇具启蒙意味的想法并未得以实现。这也成为他日后小说的主题。（如1976年的《爱的另一面》，1978年的《奔马》，1979年的《灵魂工作》，1982年的《致利兹特爵爷的信》，1985年的《大火》。）在这些小说中，他描写了一些“平民英雄”的悲惨境遇——他们丧失了社会属性，精神生活也受到极大影响。

所谓的社会必然性此时已被视为明日黄花——从赫尔穆特·海森布特到彼特·汉德克的文学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点。人们醉心于“新情调”——这包括克里希那穆提[1]、菩萨或者其他圣贤那些反映着美丽与纯净的内心世界的呼声，当然也有赫尔曼·黑塞——为之颤抖，并由此开启通向内心而非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彼特·汉德克像R.D.布林克曼一样猛烈抨击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所使用的语词并称其为“胎死腹中的语句”，他们抨击不分青红皂白的“革命化”言辞，主张对生活和世界进行艺术加工。这个主张尤其受到瓦尔泽的批判，他认为，在这些所谓的“新情调”之下很可能暗流涌动，法西斯主义得以借尸还魂。

学生运动超出了原定的轨道，变成一种对顾影自怜式的自我实现的狂热崇拜，最终演化为后现代式的漠然。福尔克·路德维希和德特列夫·米歇尔的剧作《一个左派的故事》捕捉到了这个沿袭过程。《一个左派的故事》是对过去诙谐而独立的一瞥回眸。本剧由路德维希和米歇尔两人共同完成，路德维希担任导演，在脱离于柏林帝国剧院、于1960年代成立Grips剧院演出，将“进步的儿童以及青年剧院，不与定性的审美为伍，遵循反专制的教育原则”的精神变为现实，并经历数个十年，仍然不减其本色。在这出政治歌舞剧的最后，从前的激进学生约翰内斯成了一个有着稳定职位的大学讲师，成为一栋带有一个极具情调的酒窖的房屋的产权所有者。这位看破红尘的男子坐在花园里，被新一代的学生们所环绕，评论说“绝对真空”是一种革命者得以积极潜伏的状态。

“人们又可以互相说话了！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所得！就连我在监狱里也有所习得。看看你们周围坐着的都是些谁。MLer，你这个社会民主党的混蛋。我，这个无政府主义的老头。那儿，几个激进分子。这里坐着些女超人。那里一群红男绿女，还有一群对什么事也提不起兴趣的人。我们中既有理性决定论者，也有感性决定论者。”

青年人开始从学生运动的遗留风尚中抽身，高度抽象和索然无味的“逻辑”不再具有吸引力，他们开始转向“新的官能主义”。如果说那些“老去的”左派人士乞灵于那些不容挑战的偶像，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毛泽东甚至斯大林，并希冀通过已被奉上神坛的教条来改变社会的话，那么现在自发的反叛则正好是针对之前那种“释义的驯化”。针对议会外反对党的抗议并非意指不再有革命的意愿，而是表明人们反对将政治运动硬按入固定的模式和套路之中。理论被青年人视为社会控制（他们称其为“释义机器”）。

人们用格言式短语——譬如用喷料喷在墙上的涂鸦——表达不快或者反对，他们的发泄对象既有通过大众媒体传递的官方废话，也有左派意识形态里那些啰里啰唆的理论：“合法的，非法的，爱他妈法不法”；“要胡言乱语，不要报告批准”；“情愿活着，不要普通”；“今天，你呕吐了吗？”；“生活是一台复印机，你只是其中的一份拷贝”。无政府主义论调和行为的甚嚣尘上——比如图尼克斯运动[2]或房屋占领运动——对应着某种去政治化潮流。它们不在意于分析社会和政治制度、其桎梏的起因以及怎样长期消除这些桎梏，而是采取了直接介入的方式——在于摆出一个“临时性的”反对姿态。一方面，人们希望能更多地运用感性（在情感和感情热乎乎的暖流中前进，甚至感化那些攻击者）；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再满足于被“未来的社会”这张空头支票来打发，而是通过获得当下的成功来感受喜悦：“行动之后就有满足。”对理论和结构思考的扬弃同时包含退化和进步的内容，用以鉴别是否克服“文化中不好的部分”的标准就是是否成为“圈内人”。这些“圈子”既通过成员的社会影响力来彼此划分，“圈内人”也会紧紧抱团成为小帮派以示与其他“圈子”的不同，这两种方式都有助于增加圈子的凝聚力。

关于这种情况，提尔玛·费希特和齐格瓦特·略侬敦克（Sigward Lönnendonker）有过如下描述：在西德的所有大城市以及西柏林，上千名支持议会外反对党的青年居住在自愿加入的封闭街区里：“多数人在生活共同体中长大。他在街角的面包店买面包，在某个经营无公害的艾玛阿姨小店买麦片，在早餐时阅读《石灰路》（Pflasterstrand）、Info-BUG、《基蒂》（Zitty），去某个自行管理的小企业或者什么非主流项目上班——假若他不是‘不工作主义’的信奉者的话。他每五天去照管一下小店，他的小车是在某个汽车修理作坊拼凑起来的，晚上他在露天电影院看《卡萨布兰卡》，这之后他将出现在某个茶社、左派酒吧或者音乐小屋，他的睡前读物是书店里的各种书。这样的街区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医生、律师、妇女事务咨询家、各种妇女和男性团体都有，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同那些普通公民的日常谈话相比，这里的交流更加深入。居住在这里的人、学生、激进分子只有在不得不说话的时候才会跟其他人说话，譬如面对警察时。在西柏林和法兰克福甚至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对两年半以来从不跟外人说话的状态表示心醉神往。如果自己做到了，他们会很骄傲。”

酒吧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因为它提供了从压抑中解放、跟其他人调情的机会——在这里你甚至不一定要与人交流，就可以做一个“纯爷们”。酒吧文化是由弗朗茨·约瑟夫·德根哈德、汉内斯·瓦德和迪特·苏维尔克鲁普这样的艺术家们兴起的。在这里出现了各种团体：“洛克十字山”（Lok Kreuzberg）、“声响石头碎片”（Ton Steine Scherben）、“古龙水跳蚤”（Floh de Cologne）等。“大象印刷美术馆”成立了。少年及青年剧院，如“红色智力”（Rote Grütze）或者“握紧”（Grips）大获成功。一些非主流的交流中心，如汉堡的“工厂”、柏林的“节拍器”、纽伦堡的“来吧”以及非主流的城市小报，如柏林的《点子》和《基蒂》、纽伦堡的《号啕》和法兰克福的《石灰路》高歌猛进。人们对社会大变革年代的怀旧情绪通过“锤子、镰刀和吉他”的方式在小众艺术里得以宣泄。沃尔夫·比尔曼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歌曲写手，在他的歌里，大大小小的声音、富有进攻性的和富有感情的、历史的和当下的都有一席之地。

托马斯·齐尔发现“水仙花”[3]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类型人群。这类人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我”的功能被弱化。这种弱化，加上与“现实我”脱离的“理想我”使这些人从心理结构上缺乏长期支撑，而这正好造就了这类人的“个性”。“水仙花”性格的人常常多愁善感，表现为顾影自怜，这种特质与整个1970年代盛行的新虔信主义风潮遥相呼应。内心成为通向人们渴望的圣洁世界——这个年代久远而依然盛行的浪漫幻想——的光荣之路。人们希望从精神负担——什么理性啦、知性啦——中逃脱。这样的社会风气给非主流、毒品、无数心理疗法和教派的出现亮了绿灯。要顶住：概念都已过时，去他妈的压抑。那些帮助人们从满世界疯狂的男性主义和逼得人透不过气来的“上进”压力中解脱的人简直被奉为精神导师：他们不是文化革命的老兵，他们是非理性主义的狂飙突进者，在虔信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演奏出音阶。自发被认为是内心的闪光。现下流行的关键词是自然、近距离、安全感、感受、幸福、游戏、可靠、想象力、音乐性的、感性的、宁静的、简单的。回归内心并不像想象的那般安全无害，它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亦有损伤。人们不再是“议会外反对党派”，而是“反政治派”。人们鄙视政治，却又认为政治确保个人得偿所愿是理所当然。“新内心派”的密码简直和满大街商品化审美的婚姻广告词如出一辙：共同、友爱、友好、欢乐、热爱自然、女性化、自立、有诱惑力、有幸福的能力、感性的、纤细的、娇柔的、感官的、解放的。“我想和你一起生活、恋爱、欢笑。我想和你一起携手走我们未来的路、呵护我们的关系、生孩子、待在家里、拥有家庭。我们用不同的注视着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和其中在我们周围的人们，见彼此所见，讲彼此所讲，共同成长，翻山越岭。”

积极的内心主义存在于生活共同体中。在这里，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全都接受过致病的物质主义教育，试图寻找生活的精神支柱。共同居住首先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原因：人们渴望和与自己同质的人筑成一个小巢穴。比邻而居意味着拥有同样的信念和生活态度。浪漫化的“漂泊”生活像是工业社会过于精明的“效率至上主义”的反面，是渴望安全感的表述。当然，这种社会浪漫主义也常常在另一种真实里碰壁，其后果就是所谓的“生活共同体综合征”：“生活时间”的绝大部分被顾影自怜的精神分析占据，不过多数并未到达两口子拌嘴的高潮程度，因为自省而虔诚的沟通方式原是此类生活共同体的存在前提之一。行话是生活共同体的纽带之一，另一个纽带是懒散的生活作风，这两个纽带使作为“疗养”的生活得以以一种社会化的方式继续。此外，生活共同体的成员也颇具流动性，如果多样的共同生活反而给他造成了负担，他也可以较快抽身。

新的社会文化活动

非主流的生活预示着同“有所成就”迥异的生活模式的到来。“非主流”小姐，一位美丽高大、身材丰满的女性（这是赫尔穆特·海森布吕特在《简单故事》中的描写），尽管作为大而化之的乌托邦不复存在，却也“不知怎么地”更贴近生活了：她在小细节和具体的事情上有所展现。人们意识到了通过经济增长所能获得的界限，新的创造力形式应运而生，它们一再强调自己与“胸有大志”和永远那么完美的宏大体系大相径庭。现在奉行的口号是“小的就是美的”，这是一种对清晰可见的未来掌控的谦虚态度，它从斗室里而非毫无节制的膨胀中获得快乐——斗室，那被看作平等冲和之地，是友好的象征。当然，非主流文化也有受文化悲观主义影响的自私一面：它只在乎“我”和“自己人”，丝毫没有考虑到正是工业社会才使公正成为可能。因为倘若没有大量生产的话，货品根本就没可能分发到普罗大众手中。东柏林作家拉尔夫·施耐德甚至看见了“简单生活”的另一面，他认为“简单生活”是好色和寄生虫般生活的另一个版本，甚至听见某种法西斯主义在其中滴答作响。从冷水疗法到日光浴到把阿道夫·希特勒塑造成一个光辉形象之间搭建了一条思想史的捷径，“同素食主义者的联合小区居住到在某座盐山上做一个美食家一样”。

非主流，即是对现有世界“四平八稳”的现状和“毫无节制”的野心的叛逆。建造原子能电站，反对；砍伐树木，反对；拆迁房屋，反对；修建铁路，反对；兴建工厂，反对。人们亟待喘息、自在和自由，故而猛烈对抗那些是或者看起来像损害自在的事。“新的世界观正在形成：地球是慷慨而仁慈的，历史却是不连贯、不可知而恐怖的。进步需要牺牲者来献祭，与此相对，地球却那么明确、易懂、令人安心、给人保障。它总是很快捧出收获，这样谁都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它不疾不徐，不会催说我们现在就得做。而谁如果要等历史的回礼，那他就有得等了，假如运气不够好，只能空手而归。”（约格·波普）

在1982年的一项问卷调查中，尽管91%的人会从“技术”这个单词联想到进步，但同时也有67%的人从同一个单词联想到“环境破坏”，56%的人联想到“恐惧”。51%的人认为技术和失业有关，只有18%的人对此表示反对。仅22%的人可以想象技术之下的自由，而55%的人认为技术导致人们失去自由。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追捧变为对绿色的崇拜以及对“采菊东篱下”式的退隐生活的梦想。狂热地崇拜进步？“不用了，谢谢。”人们追寻着新的纽带关系，追寻着群体的温暖。他们期待从国家或者社会那儿获得某种帮助实现“归去来兮”梦想的发展方式。

没有稳定的工作不再是一种耻辱，放弃社会的晋升和事业亦不表示此人愚不可及。通过工作获得自我实现这一布尔乔亚式的理念失去了吸引力。“有所从事”则代表了更多的满足：旅行、搞音乐、保护友情、与人聊天等。与老一辈人相比，现在人们更准备卸下盔甲，开诚布公地交流。对理解、温暖和安全的需求被更直接且更理直气壮地表达出来。人们认为，应该尝试更加温柔地去和他人打交道，应该对弱者和异类更加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应当建立在竞争而应在充满互相理解的平等基础上。恋爱关系和性快感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且更加大大方方。青年人们对于自己的肉身有了一种更关切和更愉悦的态度，这态度也适用于他们的表达方式。托马斯·齐尔说这是“文化的释放”。他说，这大大拓展了青年们可期待、可幻想、可希冀的空间，即使这些期待、幻想、希冀不能一一在现实空间中实现。早些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家对生活的期待还在极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影响，这影响直达他们内心世界的图景。异类的活动范围相当小。传统以及社会风气在多数领域都像一个暴君般统治着个人、群体、社会出身和阶层的发展。正因为过去三十年的发展，青年人的选择面大大拓宽，至少在脑海里，人们可以不受影响——禁忌、规范和传统的影响——将每一种可能“一一玩遍”。

社会运动向着选择性的私人空间及私人的选择性里发展。在这样的社会新风潮中——1983年，德国联邦议院在政府换届时组成了新的保守班子，为这股社会风潮注入了最大的推动力——形成了三个关键词：环保、女性、和平。

站在环保运动形成时期前线的是各个地方的自发市民，他们谈论能源、交通、城市规划这些话题。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经济发展触礁，一如罗马俱乐部的宣告，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恶化后果、自然与社会生存环境的持续破坏、新型重大科技如核能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危险系数、技术官僚化控制体系的不断收紧，所有这些问题在早先的学生运动中尚且几乎无人意识到并鲜有人问津，现在却激起了广泛而批评性的讨论，并直接导致了绿党的诞生。引人注目的是议会外甚至是反议会的力量，因为传统政党——如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长时间以来普遍对新出现的问题采取漠视态度，尽管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治家赫尔伯特·格鲁尔早在1975年就在其著作《被洗劫一空的星球——我们政治的骇人图景》中提出明确警告，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艾尔哈德·艾普勒亦鞭挞过本党在环境问题上的疏忽。

妇女解放运动在学生运动时，尽管作为理论被提出，却从未付诸实践。这尤其招致了参加运动的女学生——她们都曾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专制和父权主义而奔走呼告——的不满。妇女们找寻自我的身份认同——“多数女性都是不问政治的，但这是因为政治到目前为止永远都只为男性定义，而对于女性的需要充耳不闻。”——这种找寻在1970年代初期形成一股运动力量，《明星周刊》（1974年6月）上的一篇自我告白《我堕胎了》成为引爆运动的导火索。374位女性，其中有些是知名人物，公开表示她们所受的待遇非法，并敦促无附加条款地终止第218条法规中关于反对堕胎的决定。“我的肚子归我所有！”成了许多示威游行的口号。“那简直是一次爆炸。全德国的女性都团结起来了。”1977年创办女性报刊《艾玛》的爱丽丝·施瓦泽如是说。

随着女性对立文化的兴起——它试图把男性从所有的生活方面剔除——女权运动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女性项目、女性酒吧、女性之夜、女性合唱团、女性咖啡馆、女性剧院、装给女性的房屋——所有这一切都由一个口号推动：男人，谢谢，不用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被女权运动冲昏了头的女人们有一种狂热的变革情怀。女权运动的中心阵地之一就是对女性性行为的去禁忌化。在自助和自我尝试的小组里，女人们探索着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内心：独立的女性化身体意识由此产生。避孕药使无数妇女享受了性的自由。女同性恋者在女权运动中获得了踏入公共视线诉说自己诉求并尝试新的同居方式的勇气。”（玛丽-露易丝·维恩贝格）在社会政策方面，女人们主张在工作、政治权利和家庭生活中的平等。

施瓦本格明德的联邦国防军在俾斯麦营房前的和平牵手：电影导演福尔·施隆多夫，作家君特·格拉斯及和平研究者阿尔弗雷德·梅西特斯海默，1983年9月

在第三个阶段，女权运动获得了越来越多公共领域的支持，譬如政党的支持（尤其是绿党的支持）。不过，其片面性和夸张性也招致反对有所反弹。女权组织仇视男性，固执地主张获得绝对自由，使其陷入孤立：那些愿意改变女性社会地位的自发者和推进者更愿意通过传统的女性联谊会或建立政党而非加入女权小团体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女性解放的两面性同样导致，由受人约束的状态中解放至另一种不独立状态的吊诡。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关系匣子”正体现着某种“亲密关系暴政”的特质（理查德·塞内特）。人际交往及社会创造力不再升华至全社会，而自贬身价至虔诚而起劲的二人世界研究。

普遍存在的“婚姻关系的痛苦”（“四处盛行的婚姻关系谎言”）成为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文学作品的重大主题（如尼古拉斯·伯恩斯的长篇小说《历史另一面》，杰哈德·罗特的长篇小说《冬季旅行》，哈内利斯·塔绍的长篇小说《乡土和平》，卡琳·史图克的中篇小说《分局》，彼特·汉德克的中篇小说《左撇子女人》，盖布里埃拉·沃恩曼和马丁·瓦尔泽的书中也有此内容），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1971～1980年，85.4万对夫妻离婚，其中的49.2万对夫妻育有大约80万个幼龄孩童。在这段时间，还有多少对婚姻关系名存实亡不为人所知，因为许多夫妻出于经济原因，更愿意采用分居而非离婚的方式。

随着艾滋病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健康社会的“禁区”，尤其是纵欲和滥交在至少是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彻底禁绝。由沮丧情绪产生的攻击性倾向指数急剧上升。赫尔伯特·马库斯曾经希望出现的性道德——那种抚慰内心却并不排外从而获得升华的能力——并未出现，反而是某种社会性病态的混乱出现了。手握镰刀的桑纳托斯（Thanatos）随着艾滋病毒攫住那一具具为情欲而律动的身体，为死亡开辟出一条通路。“这种仿佛是一夜之间蔓延开来的病充斥着报纸的头条，却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广告效应，只为最后推出发明的新药。在关于性行为的讨论中，对于无忧无虑的恋爱生活的向往被人们对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恐惧所取代。”（海因茨-君特·维斯特）

胡伯特·费希特死后出版的长达八卷的长篇小说《敏感》中的故事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一个情感破碎的人生。这个“躲躲藏藏、半裸的男人”，“作为同性恋、作为半个犹太人、作为没有父亲长大的野孩子、作为自学者、作为双性人、男同性恋及非洲裔美国人的谈话对象”（福尔克·哈格）“跑遍了半个世界”。费希特的冒险包括了那些欲望和渴望、施虐和受虐的黑暗区域。作者充满危险的好奇心贯穿他的发现之旅——他于1986年，在经历了可怕的痛苦之后死于汉堡——他本人亲历了这些人种、社会、病态心理学的现象，对问题的亲身体验使一部全方位的著作问世，这部作品是献给时代的“黑色幽默”。

和平运动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由苏联或者反美机构策划，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如是说。他认为，和平运动产生的动机仅仅是出于生存的恐惧，并且是已经被证实的恐惧。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和平运动的前哨战是由50年代反对联邦德国再度军事化、60年代反对德国拥有核武器的运动以及议会外反对党打响的。自1945年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各种持和平主义态度的组织，其中有一部分是青年工人，就在“再也不要战争”的口号下纷纷集会——这些人对政党深感失望，因为彼时的政党为联邦德国重新军事化及加入西方共同防御体系开了通行证。早在1960年就有过反对核武器的复活节示威游行。这次活动正如反对紧急情况法案运动及反越战游行一样，其参与者主要是学生。

国际问题的激化和政治家在处理东西方停止军备竞赛问题上的无能诱发了1980年代的和平运动。而其维度也涵盖许多：政党、工会、教会组织，尤其是新的社会运动。意见之不统一、派系斗争及参与者之间相左的策略计划都在充满想象力的各种活动中被一一化解。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最终成为和平主义运动的一匹黑马，是他将和平主义者凝聚起来。他推行的改革及减少军备政策使视反共计划为使命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措手不及，终于为一直在升级的原子能竞赛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Si non vis bellum para pacern”口号的感召下（这是神学家卡尔·巴特的说法：“如果你不想要战争，请建筑和平。”），罗伯特·容克致力于为打造“现世乌托邦”添砖加瓦，他是这么认为的：想象力和“众人拾柴火焰高”式的理性在政治领域可大有作为，这样，全人类将有更好未来。作为未来派的通讯员、记者和出版家，容克自1950年代起就在这样的理念下积极地参与反核及和平运动。作为学者，他研究未来学，这是一门通过世界范围内的调研，试图将被期待的发展道路所需的知识与“未来意志”相连、而并非单纯将现况外推的学科。容克始终反对悲观主义、停滞不前及麻木不仁。图尼克斯运动和“没未来”这类事情，对于1933年流亡他乡、反纳粹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的他来说，好比有条件的假释，被他带着鲜活的乐观主义精神推到一边。他相信通过“集体想象力”（他称其为“未来工厂”），更好的世界是可以实现的。容克尤其信任新兴的社会运动和广大公民的参与，他的著作《人的地震：对忍无可忍的反抗》（1983年出版）即是对两者的颂扬。

神学的新时代

1980年代的心理学热是受到“意识拓展计划”影响和鼓动而兴起的。该计划是多种学科的混杂物，认为地球射线与星界太空、肢体语言与磁性、传心术学与占星术学、因果报应与转世轮回间必有一体世界存在。天主教的秘传祈祷练习扩展为反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新纪元到来”的图景中达到顶峰。这种世界观里集宗教、文化批判和生态理念及圣贤学说于一身，认为一切皆有恰当的位置：无论是感觉的或是超感觉的，神秘主义的或是灵魂主义的，黑暗的或是光明的，邪恶的或是善良的。福里吉约夫·卡普拉认为，今天的人类站在转型的边缘，这将要归功于一场通过找寻遗失的“整体”来使世界发光的运动，这句话的意思是——借用中国的智慧来解释——升阴（代表女性、卫护、感觉、合作精神、本能、追求同质化）而潜阳（代表男性、推动力、进攻性、竞争意识、理性、分析型）。生态行为站在了自私行为的对立面。

1960年代的集体冥想

哲学家兼神学家君特·施维受德日进[4]的强烈影响，认为在追寻遗失的“天人合一”的道路上，新纪元的唯心论及灵性说同新型的基督教并非不可调和的针尖对麦芒。泛神论的异端学说（“一切皆为神”）可通过泛-总-无神论的经典范式（“万物皆存在于神之中”及“神存在于万物之中”）得到化解。新纪元论的信徒大力鼓吹兼实践颇具东方色彩的冥想，受此启发，基督教徒也重新发掘在基督教传统中业已存在的冥想和神秘主义，并将其与东方的经验结合。至少在宏观层面上，世界再一次被赋予魔力。

在这个已被过度理性化的技术社会中，早已酝酿着——至少是在业余时间——从灵魂中驱逐作为异象的鬼怪并由此治愈悲哀情绪的要求。在这充满魔幻色彩的基调里，各种教派、崇拜、意识形态和精神导师粉墨登场，纷纷把非理论、生命力、意志、欲动力甚至“魔鬼的”作为其理论的中心。各类活动纷纷指向感性的力量——它是反理性的“逃离”浪潮的原推力。新的“唤醒运动”并非师承于消极主义的生活方式，而是实践着一种令人愉悦的“治愈系”哲学，而后者则深深扎根于不带批判性的折中主义。

在“水瓶纪”[5]，阿多夫·霍尔说——希望牧师们别觉得受到了侮辱——如果布道者不希望自己被边缘化，他们将必须去学习瑜伽课程，阅读西藏生死书，懂得关于健康而营养全面的食品、冥想、秘传教义、隐微术及生物动力学的知识。当因果报应论占据上风，没人会再去想“去神话化”。入世的神学为“有头脑的人”辩护，与政治化的神学势不两立，它努力建立新的本笃会[6]，建造“山上的城市”（就像新教中描述的那样）。正是受此影响，身为东德马克思主义者并做过相当长时间绿党党员的鲁道夫·巴罗由官僚骨干转向上帝的信徒。

在保守神学派眼里，“转变”只是回归有效的“坚定信仰”。在等级森严的、神圣的结构里，天真的信徒应该受到保护，使其不为不安全感所困扰。汉斯·坤恩因为对牧师在神学活动中的不可或缺性提出质疑并主张修订与此相关的教义，失去了他在图宾根大学天主教神学教授的教职。坤恩说，尽管旧式的宗教裁判所业已销声匿迹，它却借助一种新的形式死灰复燃。虽然不会再有人上火刑架被烧死，但异类却可以被从心理和职业上遭到毁灭。红衣主教约瑟夫·拉辛格，梵蒂冈教廷红衣主教会议的行政长官，便是大力鼓吹反现代性风潮的极好例证，也是天主教食古不化势力的带头人。“从罗马传来的不新鲜的新消息：在拉辛格的主导下，梵蒂冈教廷的权利诉求重新成为上帝的特权。不允许批评的声音，反抗更不用说。根据最新的梵蒂冈教会法案（1983年通过）天主教教规第751条，对信仰的真理性的‘顽固怀疑’及‘针对宗教和教会权利的统一性的犯罪行为’应予开除教籍的惩罚。”（汉斯·坤恩）

天主教的教会活动，尤其是那些1980年代的活动，在“两种文化”——教会机构的宗教观和宗教感情，尤其是年轻人的宗教感情——之间划下了醒目的深深鸿沟。“一边是传统的耶路撒冷神殿、朝圣之旅和正式的告解，另一边则是青年们交替的、多彩的、政治性的文化。”（此为《南德意志报》1986年对亚琛的天主教徒代表大会的报道。）

新教的教徒代表大会直到1960年代都尚未获得“正式教会”的承认。在现在，人们不再从圣经，而是从社会学中寻求解决办法。这个“多元化转向”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愿意“面对世界、问题以及本人信仰的根基时，保持开放和批评的心态”，这也是新教教徒代表大会引进的“可能性市场”机制的前提，在这个“市场”里，上百个来自教会或非教会的团体、机构向人们兜售自己组织的活动，大做广告。批评家们指出，这些多姿多彩的行为从数量上反映了活动的丰富性，表明了该教派不再死守新教教义，而采用了一种宗教-共容的开明态度。

幻想

幻想的力量——文学界的新宠，它模糊了想象和冥想、娱乐和痴迷之间的界限。奇幻文学也迎合了人们的宗教需求：这种文学创造了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用来比照并不令人满意的现实，特别容易使读者“入戏”。

有人批评奇幻文学热反映了逃避主义情绪。对此，卡尔·阿梅里引用“逃脱文学派”代表人约翰·罗纳德·鲁埃尔·托尔金（广受喜爱的“《魔戒》三部曲”的作者）的话来回答：“谁会反对逃跑呢？只有监狱管理员本人！”奇幻文学的读者仿佛一个在睡梦中玩耍、置身于另一个无边无际的自由疆界的人，而在他身边的则是那些身沾泥污和草秆、对此疆界一无所知的同辈。

奇幻文学杂糅了古风和高科技。那些令人迷幻的超脱建立在异教风味且闪烁着科技色彩的烟幕弹上。人们对启蒙的理性感到厌烦，这样的心境里有一个魔窟：在那里，女巫、鬼魂、各种活色生香的鬼怪幻象都有一席之地。电影《星球大战》是一部讲述生存的怪异史诗，它的上映在联邦德国甚至成了文化事件。在米夏埃尔·恩德斯（他被称为“德国托尔金”）的书中，文学的新浪漫主义熠熠生辉。其作品《莫莫》（Momo）在1973年被约翰内斯·沙夫、《无尽的历史》在1979年被沃尔夫冈·皮特森拍成电影。

米夏埃尔·恩德斯所著《无尽的历史》中的小巴斯蒂安，因不堪学校压力，决定去拯救受到威胁的“范塔西埃”（Phantásien）王国。在“范塔西埃”，人们懂得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世界和周围的人。“就像在我们这里，两个世界相遇只会导致两败俱伤一样，在那里，两个世界相遇会把它们都变得更好。”米夏埃尔·恩德斯在《无尽的历史》中植入了两个救世史式的传统：对孩子具有弥赛亚般力量以及对诗歌具有拯救能力的信任。当充满创造性的想象力重新赋予梦想信任的时候，摧毁性的文明就会失去其力量。具有孩子和艺术家双重角色的巴斯蒂安拥有不羁的原创性和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在两个世界里同时生活：一个是一团糟的现实世界，在书中用铜红色打印；另一个是他梦想和愿望的宇宙，在书中用充满希望的绿色打印。“他最终找到了可以拯救范塔西亚的魔咒，他代表着‘通过踏上内心道路’来拯救世界的讯息。”（玛丽露易丝·克里斯塔德勒）

剧照：幸运龙福赫尔和印第安小男孩阿特莱尤，电影改编自米夏埃尔·恩德斯的《无尽的历史》，1983年

《本时代精神面貌》一文的关键词中有“瞬间”，尤尔根·哈贝马斯用以概括当年的文化生活。“人们对现代声势浩大的运动产生怀疑，告别了功能主义和新客观主义，宏大理论贬值，启蒙的普世性也遭到背离。现在，长篇和中篇小说都转向传统形态和描述主体本身，城市规划和建筑转向历史主义，社会学转而关注日常生活，电影转向晚期表现主义风格，教堂转向新形式的虔诚和虔信主义，历史学转向叙事，哲学转而关注存在这一问题。全方位的即时性、高级形式的紧缩、精神无政府主义、对具体事物的狂热，甚至在科学理论中也出现了相对主义。文化批判里的象征符号也从俄狄浦斯变为了纳尔齐斯。”

[1] 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1895～1986年），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灵性导师。他一生去过全球7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演讲，他的演讲被辑录成超过80本书，并被翻译成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当代的佛教界肯定他为一位“禅”“中观”导师，而印度教界则认为他是位阿罗汉、开悟者。在现今全球包括美国、欧洲、印度和大洋洲都设有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及学校，致力推广克氏慈悲与当世解脱的理念。

[2] 1978年1月27～29日在西柏林的柏林工业大学举行的一个激进主义运动，又称图尼克斯会议，有5000～20000人参加。

[3]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尔齐斯，爱上自己在湖水中的倒影。每日凝视，终至憔悴而死，死后化为水仙花。故在西方语境里，水仙花常指自恋、顾影自怜者。

[4] 德日进（本名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法语名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J，1881～1955年），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耶稣会教士。德日进在中国工作多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5] 水瓶纪（The Aquarius Age）大概将会开始于公元27世纪，是十二个星座年代其中之一。根据不同的星座学家计算，人类进入水瓶纪的大致时间为公元2638年（Elsa M. Glover），公元2654年（Max Heindel），或者2680年（Shepherd Simpson），不过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他们的计算已经十分接近了。1929年，国际天文联会界定88个星座。根据双鱼座与水瓶座的边界划分，水瓶纪大概开始于公元2600年。

[6] 本笃会又叫本尼狄克派。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于公元6世纪由意大利人本尼狄克创立。因为该院的会服为黑色，所以该院的修士又被称为黑衣隐修院修士。入院修士要发“绝财”“绝色”“绝意”三愿。该会强调“读经与生产”“祈祷与劳动”，重视教会音乐。

第16章 多元的魔力

文化为所有人

传统文化行为遵循一种古旧的、只唱赞歌的美学。现在的文化政策正是反对这一点，这个想法或是在1968年学潮时产生，或是受到学潮思想产生。公社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早在1965年，有一个工人团体就已在同年于纽伦堡召开的德国城市议会上演说了一种文化政策的概念——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受到精神生活贫乏影响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人们意识到重建城市实则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摧毁城市，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

1971年，第十六届德国城市议会全体代表大会在“拯救我们的城市，现在！”的口号中召开。美国社会学家约翰·肯尼斯·葛布瑞斯在会上发言，猛烈抨击大城市里的悲惨状况，他认为，这个问题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城市”方可解决。葛布瑞斯提请注意一个事实，人们观察到美国的发展，几年之后，世界其他地方就开始效仿。这样说是不无道理的。城市成了工业发展的竞技场。利益最大化成了一切的准则。“在经济化的城市里，我们可以找到几乎所有问题的源头。而正是这源头成了今天的摩登都市的标志。”（此讲话题为“利益驱动——特大城市最终通向墓地”。）

在这样的形势下，1974年奥拉夫·施温克、克劳斯·雷弗曼和阿尔方斯·施皮尔霍夫联合出版了《新文化政策辩护词》。书中，作者们提出，国家的义务包括让公民“有能力”自由地支配业余时光。他们认为，倘若人民没有足够多的文化创作，尤其是当他们甚至连如何开始文化创作都不知道的时候，和平与兴旺就会受到威胁。在1960年代，文化政策为“大颂赞歌文化”和“节庆活动文化”提供了最好的发展空间，但从1970年代初起，进步的文化政策家就开始克服为环境所致的懒惰，他们收集了大量的理论“粮草”，作为“突围”时“长途行军”的支撑。尤其是一些城市的文化部门负责人，不惜亲自“下水”，做改革这件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他们不想等到所谓的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革——反正也没几个人相信——真正发生时才来做。经过长达数年的有关中小学和教育的讨论——尤其在教育改革上吵得不可开交——人们开始提出“文化公民权”。在奥拉夫·施温克的领导下，新教学院Loccum自1970年起成为讨论的中心。1974年，在法兰克福的一家林务所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在奥拉夫·施温克、希尔马·霍夫曼、罗伯特·容克、皮特·帕利兹、罗塔·洛美因、迪特·索伯茨威格、阿尔方斯·施皮尔霍夫和赫尔曼·格拉泽的倡议下提出了建立文化政策协会的构想。该协会于1976年6月在汉堡州阿托纳市政厅成立，自此作为文化政策的协调方、信息来源和论坛而发挥作用。

奥多·马夸德称，美学、文化学和人文科学将成为“治愈良方”：它们可使人忘记现代化带来的生活世界的遗失，它们为这个日益苍白的世界添上急需的色彩。现代化，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即是“去魅化”。但“去魅化”是可以通过审美创造的魔力得到补偿的。真实生活中的去自然化激起了人们伤感的那一面，比如对自然和历史温情脉脉。在一个看不透的、日益冰冷的世界里，自由、高高飘扬的文化艺术会代替那些抽象的、形而上的玄学，使人振奋。

青年文化的零活儿

“经历饥渴症”“彩色”“告别原则”是新的青年文化的兴趣所在。1970年代——米夏埃尔·鲁茨基说——是一个迷雾朦胧的年代，但它并不冰冷，而是颇具暖意，人们试图通过“发生点儿什么”的方式来驱除迷雾。重要的并不是说出真相、避免错误，而是触碰即将在迷雾中隐去的真实。终于，人们需要来制造一些“经历”了，而在这个过程中，关于真理的问题，就如关于道德的问题一样，将被束之高阁。

人们想要把工作压力、疲倦、缺乏、自我局限、拖延症踢出日常生活，用轻松、热爱生活、自发性、无拘无束和享受来替代。“生活的模样不应该被成年人制定，成年人的敏锐早在迪斯科里呆滞”，在“严肃里消散。迪斯科厅真是个好地方，因为人们可以在那里建立联系，可以自娱自乐，可以幻想艳遇，可以自己站在灯光下成为焦点，也可以在安全距离之外静静观察众生相——这是一个充满秘密的地方，这里没有明亮的白天和冰冷的霓虹灯，它们会把一切照得纤毫毕现。当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唱起‘老师请别管孩子。嘿老师们，请别管我们这些孩子’时，青年们会觉得从大人们的‘教育帝国主义’中获得了短暂喘息”。

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成立于1965年，同1962年成立的“滚石乐队”一样，属于20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流行乐队之一——当然，更早成立的“甲壳虫乐队”获得了更大的成功。“甲壳虫乐队”（成立于60年代初）演唱四人重奏的流行音乐，从1966年起就不再开音乐会了。1970年，“甲壳虫乐队”成员单飞，乐队解散。吊诡的是，他们解散后的那一段时间的流行音乐却正是由“甲壳虫乐队”来“定调”的：他们那些振奋人心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热爱，对青春人生的享乐，那些充满感情的力量和能量的宣泄（他们歌里那些“Yeah，Yeah，Yeah”），一切都正符合一个想要挣脱抽象、严肃、纪律和意识形态的青年的感受。Let it be是他们的告别之作，却毫无准备地规划了新的青年环境：坚持自我。直到90年代，共有50亿张“甲壳虫乐队”的唱片售出，包括专辑Pepper’s Lonely Hearts，Club Band，Yellow Submarine。该组合划时代的文化意义从1980年约翰·列侬遭受枪击身亡后受到的致敬上可见一斑。这位乐团的灵魂人物曾将那富有革命性的、青春的激情转化为他的音乐风格，却在40岁那年于纽约被一个“古怪的人”枪击身亡。

朋克青年和摇滚青年在汉堡的一次街头庆祝活动中，1970年代

米夏埃尔·鲁茨基于1980年代创作的《等待期》不再讲述“经济饥渴症”的故事，而是充满感情。“等待期”既可被理解为某一个运动的逐渐消亡，亦可被理解为一个新运动的酝酿期。“这渴望，这无聊，这些空虚的时间，逐渐消融在另一些空虚的时间里。”谁还有撑过等待期的气力呢？还有谁值得信赖，可以追随呢？《启示录》的图景会即刻就显现，还是尚在将来呢？等待期的观望本身就可以结束等待——如果还可以观望的话——前提是被观望的对象可以足够全面地描述等待本身。这个过程并不需要阿亚图拉（Ayatollah）。

而“零活儿”（Bricolage）可填满等待期。列维-施特劳斯[1]重提这个概念［他当时用的是“胡乱涂画”（Bastelei）这个词］，意指从现有体系中抽离某些单个因素以作他用的行为模式。风格被时尚取代，风格甚至等同于时尚。“必须遵守”不再重要，变化才是原则。人们可以“穿上”所有“蔽体之物”。使某人与众不同的不再是“气质”或他的哲思，这些都不够：某人身上最“深刻”的是他的衣着。迪特·巴克如是描绘抗议活动之后的青年文化。

衣着比任何说出来的哲思更有“根本性”。“我在传递信息。信息就是这些穿在我身体上的表达物和为此精选的配饰。”

这类把自己穿成一场秀的模式极易上手：不成熟的自恋、把自己化为“独特人种”的“青年学”、对“性别角色”的抗议、对“不合规矩”的补偿。自我浸淫的青年们——当然也有许多其他样的青年——有一种自我意识，让人无从着手。“零活儿”表达了对世界的容忍及对其“组成结构”的接受、从“理论支持”的选择模式中抽身。“零活儿”消减“复杂”，却并非通过把“复杂”放进“体系”而组织之、结构化之，而是通过把观察到、感受到的排成一列，根据个人需要抽取。在等待期中，再没有对真理孜孜以求的追寻。表面化使人们分心，任何事物被随意地（根据个人喜好）孤立取出并接受。

“迷茫一代”的外观形色各异，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雅痞（年轻，城市，专业）。雅痞是抗议运动那一代青年的“反面”，他们钟情于精致的生活方式、金钱与成功。“雅痞们喜欢那些有故事的装备：荣卡利马戏团[2]、盆栽棕榈树、安德烈·海勒的焰火、吊床、某个意大利设计店的绘有野性图案的毛衣。用乌多·林顿贝格的话说是，“我们要的是拉普罗茨的衬衣和施沃茨的表”。玛丽-露易丝·维恩贝格以柏林克罗茨贝格一带为例，描写市民文化的衰落和雅痞文化的兴起。他们是这样的：身着细腻的初剪羊毛织成的粗针毛线衫，女人搭配粉紫色工装裤，男人搭配工人蓝色工装裤，身体健康却步履拖拉、顶着爆炸头。这是他们的居住环境：斑斓的地板、松木的架子、旧式沙发和各种废铜烂铁，他们去的酒吧看上去疏于管理，有时很肮脏，用大件垃圾堆砌而成，由大把大把的社会工作者、城市规划师、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议会外反对党派、专业和非专业的租赁咨询家看管。现在的“治愈系”采用一种自上而下“让你快乐”的办法：边缘化的青年应该被拉入日常轨道，异类的生活状况应该得到改善，朋克被视为正常，房屋的改装为多个小隔间。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派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简直就是作为符号而存在，他们的薪酬比普通人略高，偏爱后工业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受到的良好教育使他们能轻松找到服务行业的白领工作。雅痞们可以是工程师、记者、信息科学家、自由职业者、律师、软件或者硬件专家、医生、教师。他们在这个充斥着服务业的工业社会里做一份跟信息有关的工作。他们用新角度来看待事物：酷、高科技、懒散、优雅、有个性、消费、美学。他们并不推崇放弃消费，但如果消费，则必须是在个性基础上的高雅消费。雅痞们接受教育的地点是1980年代的德国高校，他们又回到了“杂家”的状态，什么学科都懂一点（“杂家”就是“零活儿”，与精深相对）。

解放教育学的终点

1970年代初，解放教育学在黑森州的“框架原则”内到达了问题迭现的最高点。这类教育计划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自我决定和与他人商讨决定的能力。这其中也掺杂了某些议会外党派的行为模式。彼时，拉尔夫·达伦多夫[3]认为，框架原则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思想上都是可悲的产物，堂堂的德国文化部部长竟用其大名来遮掩其出版物内容中的一塌糊涂，这一事实已是德国教育悲惨状况的最好证明。在1974年的州议会竞选大战中，中小学教育改革便是各党派争夺的主要阵地：基督教民主联盟以47.3%的得票率成为最强政党，由社会民主党和德国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盟不得不忍受差距微弱的失败。

解放教育系统成了遭受保守势力诋毁的替罪羊。打击恐怖主义则是从根基上铲除批评意见的好学并易上手的工具。即使在左派中，对“入世”的教育学的不信任感也在上升。受强调自发性和批评性思想的影响，严肃追求解放的中小学制度被认为是对个性的束缚，孩子们被按照个性和禀赋分类，彼此疏离，童年也被隔绝在这个追求进步的社会网之外。如上观点在左派之中越来越流行。

妮娜居住在柏林，是工人家庭的小孩。她的父母轮流倒班。为了冲破教育机构的限制，她必须经历漫长的“行军”，这个“行军”开始于她八个月大被送进托儿所的时候。早上6点30分，父母把她送来，下午4点30分，父母把她接走。幼儿园之后是小学。她6岁上小学。柏林的小学时间长达六年，然后是中学。中学分四个年级，总共有300名学生，他们被分为十个进度。从七年级的第二学期开始按成绩分班。到了九年级，分班机制已经分出了四个等级。每隔50分钟，妮娜就必须奔去下一个课程或者学科教室，她经常需要在一天之内出现在五个学习小组当中，和五拨不同的学生一起上课。她并不是例外，尚有1200名学生及100名教师需要经历同样的奔波。

“十一年级的时候，妮娜离开这间中学，去了一所文理中学的高中部。她和其他9个青少年一起，经历了长达半年的班级学习。然后就有了新的课程体系，同学们刚刚熟悉彼此和老师就不得不互说再见。妮娜以较好成绩毕业。她被老师一路要求着，从幼儿园开始直到高中毕业考试。她的学习生涯和学习时间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研讨课时长一个半小时、内容随机，和现实只是偶有交叉。”

“传教般的教育”致力于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铲除专制的传统和结构，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是重点研读对象。这种教育体制认为青少年可通过社会化的教育得到培养。但也有若干持怀疑态度的反对者，公然站在“反教育学”的立场上。1975年，艾克哈德·冯·布劳恩缪尔说孩子们被奴役了。他把教育机构称为“一家巨大的、用所谓的科学精密搭建起来的妓院”，孩子们被迫在其中“卖淫”。

“反教育学”把自己定义为“儿童之友”，取消任何传统的、“上进”的招募制度。它重在支持而非培养。儿童并不被看成尚有缺陷的生物，需通过教育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是从一生下来就承认他们是自由的，也就是有自发性并自主的个体。相较保守派“大胆做教育！”的格言，“反教育学”显而易见要内敛许多：认为人具有可塑性、试图控制人的行为、把教育当成工具，这一切都完完全全忽略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精神。

大声说好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即使专拣其中重要的来说，也是不胜枚举。大体来讲，“大声说好”（多数情况下其实是“大声说好也不好”）作为否定之否定出现，消解了抗议运动的“解放”重责，用“叙事的欢乐”替换了这副重担。现在，大家重新作诗吧，跳舞吧，玩耍吧，画画吧，从铺天盖地的理论中解脱，好戏开始上演。内容退居形式之后，舌灿莲花、妙想横生和奇幻神话比逻辑推导、抽丝剥茧和醍醐灌顶更重要。大量铺陈的场面效果装饰了内容的平庸，繁复的色彩运用成为保留节目，“经历饥渴”要用讨喜的、言过其实的内容来填充，所有这一切得到广泛运用——直到人们最终对它们失去兴趣。插科打诨的小说小唱同架子十足的正儿八经互相穿插，人们由对现代性的失望一路逛到后现代的出现，在各种十字路口踌躇、回望、离开。

“让我们唱起赞歌……”女诗人乌拉·汉恩写道。她被“大批评家”马塞尔·莱西-拉尼科所发掘，从1980年代初开始就是20世纪最受尊敬、读者最多的作家。（1981年出版《心在头上》，1983年出版《玩耍的人》，1985年出版《朋友之火》，1988年出版《不能更近》。）这位迷人女作家的诗作成功填补了诗歌在描写新的主观和内心方面的空白，把“好”变为符合时代精神、微带揶揄的叙事性歌唱。

皮娜·鲍施的“舞剧史诗”获得了成功（“来，和我一起跳舞”）——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的舞蹈，而是大手笔。她的舞剧并非讨喜的小情小调的作秀，而是真正搅动人心的、灵魂深处的大起大落——这全得益于她能将即兴舞蹈也表演得那么完美的功力，这功力使她作为芭蕾舞女主角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她用一反芭蕾传统的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个性与纠结，即便自省充满“水仙花情结”，她也能通过舞台上的一些表达技巧，使它显得很虔诚。皮娜·鲍施的舞剧事关精神上的“经历饥渴”，对此莱蒙德·霍厄用艾尔丝·拉斯科-许勒[4]的一首诗来总结。这首诗中，“逃离世界”这一充满文学性和心理学特征的词，正适合诠释皮娜·鲍施舞剧（包括1974年的《弗里茨》，1975年的《春天的牺牲者》，1977年的《来，和我一起跳舞》，1978年的《通信室》，1982年的《瓦尔泽和内尔肯》，1986年的《维克托》）中的人物形象。《逃离世界》这首诗是这样的：

“我要回到那无疆的/内心深处，/我的灵魂已经绽放，/那永恒的秋光/或许，回归已经太迟，/哦，我在你们中死去！/因为你们啊，把我和你们自己一同扼毙。/我要用纤维把自己缠绕/结束这混乱！动摇/你们会迷茫，/逃走/向我的方向。”

约翰·克莱斯尼克和约翰·诺伊迈耶所编导的芭蕾舞有极多的女性演员份额，除了他俩之外，罗莎蒙德·吉尔默、莱茵希德·霍夫曼和薇薇安妮·纽波特也是杰出的代表，这样的芭蕾舞尤其在青年当中引起巨大反响。“这样的芭蕾舞具有进步性和巨大的创新性，它也有社会批判性，挑战那已然腐朽的旧习俗。它为少数人呼喊，展现丑陋、不美，尤其是在那些并无剧院可建的地方表演。它为自己敢于表现肮脏而骄傲，嘲讽那些机械、人工的标准。在我们的政治维度里，它是偏左的——左边，正是心脏的位置。”但与此同时，这些芭蕾舞剧并不失其艺术上的高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把深奥的芭蕾舞之美传递给观众。观众在舞动的韵律中感到自己也被代入了。

皮娜·鲍施在舞蹈剧《对抗相逢之歌》中的表演。柏林艺术学院，1971年

维姆·文德斯的电影《巴黎，得克萨斯》（1985年）颇有狂想曲之风。这部电影标志着电影业另类文化的高峰。《时代周刊》评论说，《巴黎，得克萨斯》是维姆·文德斯最完整的电影，也是史上最棒的电影之一，该电影是一个现代童话，讲述了一个为了大家放弃自己梦想的人的故事。观众和知识分子狂热地发掘这个隐藏在美式外衣后的“白雪公主”式的故事：这是一个被毁的人，放弃讲话、没有姓名，毫不动摇地从沙漠深处一步步蹒跚走回人生；他和在兄弟家长大的儿子一起踏上寻找妻子的道路，他的妻子不想过普通市民的生活，此时在一个通过小孔观看的色情演出团体中工作；在那里，这对夫妻需通过反射镜和通话装置才能交谈。“这部电影出色地描绘了两个尽管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生活的人。”

人们显然是受够了启蒙理性式工作压力，对概念感到疲倦，一些感性的叙事型狗血小故事让他们开心。这些故事不需要观者有多大的理解能力，它们只是被用来消费，从而也“不知怎么地”就能带来安慰——尤其是告诉人们，世界只是它现在的样子，并不会变成各种理论里描述的那副样子，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啊。“启蒙派”的“最后的莫西干人”，比如迪特·维勒斯霍夫，对这类倚靠技术制作、讲述庸俗故事的电影表达了忧思，他认为这类电影的主旨无异于低俗小说。（“我是疯了么？还是你们突然都疯了？要么我看的是另一部电影？”）

维姆·文德斯，1970年从电视与电影学院毕业，毕业作品即是他的第一部电影［自此作品源源不断：《怕点球的守门员》（1971年）、《爱丽丝漫游城市记》（1973年）、《错误运动》（1975年）、《随着时间推移》（1976年）、《美国朋友》（1977年）、《事物的状态》（1982年）］。他一直在发掘新神话主义的道路上奔跑。《柏林苍穹下》是其成名作。《新闻周刊》对此给出双重赞美：其电影的诗意和感性使其他德国导演难以望其项背，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懂得运用间离效果[5]的诗人。在《明镜》周刊的采访中，文德斯声称，电影院应当重新尝试为人服务，“电影院可以像天使一般”。他说，《柏林苍穹下》中为此设置了天使丹尼尔和卡希尔这两个角色（他们分别由布鲁诺·冈茨和奥托·山德尔扮演），这两位天使飞翔在柏林上空，他们阅读人心，记录下真实感触的瞬间——这一点是受到副编剧彼特·汉德克的影响：“这与观察一个孩子、种植一棵树不一样。这需要热情……由此，不重要的变得重要、醒目、真实。”

哈利·迪恩·斯坦顿在维姆·文德斯的电影《巴黎，得克萨斯》中

年轻的拉尔夫·温克勒来自德累斯顿，四次被美术学院拒收，前去拜访马勒·格奥尔格·科恩——后者赶在柏林墙修建之前由东德迁居西柏林。当他第一次到达西德时，还认为唯利是图者很快将遭到毁灭，他们看似强硬的外壳很快将荒草丛生，“那里只有野马嘶叫、阒无人声”。后来，“滚石乐团”的魅力使他了解到，“新人类”并不在东德，而在西德。“新生活在西德展开。我对这一认识颇感震惊。”从1980年起，温克勒本人也住在西德，有时还会住在伦敦，用他的话说是，“被东德一口吐掉，西德又不愿意吃”。后来，他用A.R.彭柯的笔名跻身当代最成功的艺术家之列。他对冰河时期的洞穴艺术有特殊偏爱，用A.R.彭柯的笔名向莱比锡的地理学家阿布莱希特·彭柯致敬，后者因其对冰河世纪的出色研究闻名于世，温克勒在少年时期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其著作。

东德体制下的经历塑造了彭柯的个性，他又将此转化为充满感情的、活动的密码（他的艺术作品杂糅了人物形象、象征和信号）。他背离了在东德已变质为专制教育的启蒙思想的教育，转向古老而又迷失了的“我”这一断层，正是“我”组成了谜样的“存在”。他象形化的作品以神秘感的流失为主题，后者正是功能理性主义所带来的诸多后果之一。对“过渡”（《过渡》亦是彭柯最著名的画作之一）的渴望就旨在完全扬弃感情-理智及古代-现代的两分法，否定之否定由此成为肯定之肯定。

“大声说好”艺术是片面追求理性的现代灰色世界的补偿。它由彩色走到多样现实，最终走到后现代的多元化。

出版业全力以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视业的大行其道并没有对纸质文字造成挤压。所谓的“古腾堡星系”的末日（马沙·麦克卢汉语）并未到来。这个时期的出版业“全力以赴”，产品丰富多彩到耀眼。

以博人眼球为要务的新闻在“性与犯罪”盛行的经济奇迹时期已见雏形。《图片报》就是此类报纸的成功典型。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倾向愈发强化（当然，商业化操作的电台、电视台带来的竞争压力也是原因之一）。海因里希·伯尔的中篇小说《丧失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又名：暴力的兴起及其后果》，讲述的正是某家报社肆无忌惮挖掘他人隐私及桃色新闻的故事，可谓全无品位及人性下限。该小说发表于1974年，是对当时日益沦丧的出版业的真实写照。日益下滑的状态在1988年的格拉德贝克人质劫持事件中触底：两个绑架者在整个德国四处流窜，中途甚至杀害了两个人，途中一直被报纸、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大军包围。两个罪犯的言论及采访在警方的干涉下，像热门恐怖片一样播放。

尽管经历了这些弯路，由盟军于二战后建立起的出版及媒体业并未失去其共和式的感召力。所有作品，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依然坚持保证多元性和真实性。1984年，联邦德国内共有386家报社，1267份“特别期刊”，由125个编辑部（Kopfblätter）负责，年销量21083100份。1954年，联邦德国全面引进电视，该年度日报销售量为1340万份，到了1982年，该数目攀升至2100万份。在那些可跨地区订阅的大报纸中，《南德意志报》1984年销量为343600份，《法兰克福汇报》为355500份，《世界报》为205000份，《法兰克福观察报》为189000份。

抗议运动带来了政治的多元化。出版业也在政治的多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定位，有许多新的报社成立。一些无政府主义派的出版社成立，一些左派的出版社成立，它们都成为批评资本主义、宣传解放思想的中心阵地。此外，许多报纸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另一条路》《言论》《南瓜仁》《时刻表》《美学》《交流》。当然，当风头转向时，这些报纸必须保持话题的灵活才能继续生存——由卡尔·马库斯·米歇尔和哈拉德·韦瑟主办（稍后由提尔曼·施潘格勒接手）、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担纲的《时刻表》即是一例。之前的非主流运动带来的对理论的倦怠对一些有着坚实“上层建筑”的报纸来说，可谓釜底抽薪。1982年，希尔德格拉德·布莱纳主办的报纸《另一条路》停刊，当期社论写道：“抗议运动中被抗议的那些事使我们的作品失去其效用。因此，像《另一条路》这一类的报纸失去的不仅仅是读者，还有影响力。”

城市杂志——如《点子》《基蒂》《号啕》《石灰路》——有较高的销售量，是非主流运动喜爱的“广播站”。这些杂志在其读者身边的环境里就地取材，因此可谓评估政治和社会情绪风向的可靠标尺。

有言论称，1979年成立的Taz作为非主流的日报确实可以继续办下去，作为左派重要的言论阵地，它与那些教条化的报纸相比，令人感到耳目一新、脚踏实地、客观、全面——正因此它甚至得到了保守派的肯定。《法兰克福汇报》赞美Taz，说它既有勇气又有能力看穿真实中令人不舒服的那一面，并由此得出结论。尽管存在资金短缺、同某些读者间的矛盾（如Taz的编辑办公室常遭女性主义者、房屋占领运动者及某些小混混蹂躏）及办公室派系斗争的问题，Taz仍展现了其推动变革的能力。

黄色报纸致力于通过“本地桃色”和“世界韵事”的组合方式驱赶小康社会的无聊——毕竟标准中产阶级的家庭妇女需要娱乐，因此黄色报纸的做法针对她们“有所动作但别过火”的要求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女权主义报刊在1970年代中期终于做到了使妇女问题获得长期关注。1970年，在柏林出版了第一份女性杂志《佩拉基娅》（以布莱希特的一部戏剧命名），出版者是“妇女解放运动组织”。1976年，《勇气》杂志在创刊仅一年后就获得年销量5.5万份的可喜成绩。由爱丽丝·施瓦策于1977年2月创办的《艾玛》年销量20万份，成为世界第二大女性杂志。1983年竟出现了59种妇女杂志，达到顶峰，但其中多数是昙花一现，此后又回到1977年的状况。《勇气》不得不于1984年停刊，《艾玛》1986年则只售出6万份。

不断增长的“经历饥渴症”也体现在针对特定读者群的报纸的增长上。1970年代开始，这类报纸的名称数量翻了三倍，销量翻了四倍（每周约有4000万份）。它们关注不同的兴趣群体：健康、运动、环境、爱好、解放、生态、神秘主义、时尚、生活方式。1975年以来最具有活力的大出版集团是格鲁纳&雅尔（Grunner Jahr），新发行12份报刊的鲍尔集团，新发行5份报刊的施普林格集团和新发行4份报刊的布尔达集团。1974～1984年出现的新刊总销售量为10万份，这些大集团的新刊销售量占总量的1/5。

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形容彼时的文学艺术类期刊状况再贴切不过（“一个走了，另一个又来了”）。《月份》于1978年重整旗鼓后长时间低迷不振。由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亲自操刀的《泛大西洋》也经历了和试图把自己打造成“为知识人定制的杂志”的《韦斯特曼月刊》同样的失败命运。与之相比，《水星》杂志则在经历编辑部换血之后得以保持自己的风格，虽销量不算太好（5000份）但也不至于倒闭。L’80杂志——由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和约翰诺·施特拉瑟创刊，当时名为L’76——直至停刊仅售出6000份。《法兰克福季刊》1985年与有社会民主党倾向的《新社会》合并。1987年欧根·科贡的逝世使德国出版业丧失了一名最具影响力的代表。“科贡及其伙伴瓦尔特·迪克斯是两代出身平民、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的导师，这两位共和主义者试图通过工人运动的方式把这些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教育成公民。”出于这个原因，科贡从1946年起就承担了《法兰克福季刊》的出版工作。

执“反文学精神”的抗议运动过去后，许多文学报纸又重现江湖——其中有一些是非常小规模的，最著名的是《写字簿》《升降机》《墨水瓶》。《重音》《新德语册》《技术时代的语言》《今日剧院》《鱿鱼》则长期致力于文学素养的培养。一系列有特定主题的报刊后来被出版社以系列口袋书的形式出版：“皮博尔”出版了《电梯》、“戴奥真尼斯”出版了《墨水瓶》、“罗沃尔特”出版了《文学杂志》、“费舍尔”出版了《新观察》。文化类栏目出现在日报中，这些报刊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作为重要卖点的主题，它们通过周末增刊的方式与传统的“大杂烩”式的报纸展开竞争。

亨利·南恩治下的《明星》同鲁道夫·奥格斯坦治下的《明镜》间长达数十年的竞争最终在1983年以《明星》失败、《明镜》占上风而结束。“对于历史学家和纳粹的遗老遗少来说，这意味着数星期、数月甚至数年的争执不休。”这整件事原是《明星》杂志记者戈尔德·海德曼的一个骗局，此人因发表坚信纳粹的骗子康拉德·库姚伪造的所谓希特勒日记，为《明星》编辑部带来9300万马克的收益，当然，编辑部也为它的轻信付出了代价。此案最终走上法庭，成为“20世纪最具轰动性新闻”之一，审判过程被详细记录下来，这直接导致《明星》1984年的销售量锐减了15万份，广告部的损失达到12%～15%。最糟糕的是，《明星》杂志从此失去在出版业居高临下的风头。曾在《明星》工作至1980年的埃里希·库比用“投机取巧的混乱制造家”来形容该杂志创始人亨利·南恩，他甚至认为，南恩缺少节操，很有可能也是另一家黄色杂志的出版人。

《明镜》号称“杂志业的一驾马车”，至1987年它诞生四十周年之时，一直稳保其重要地位，从未间断——它的特点是爆炸性地揭露事实、记者刨根问底、信息丰富可信。1986年，它每周的平均销量为900万份，其中大约13万份销往国外。马丁·瓦尔泽认为，《明镜》从未和任何社会势力保持长时间的“盟友”关系，它总是“很快成为反对政府的那一派，但又同时是反对反对党的那一派。《明镜》从不持续地和任何一方、任何党派、任何权力派系做朋友”。他说，《明镜》常使社会免受官员的无良、当局者的洗黑钱和个人崇拜的毒害。“所以，大家应该感谢这份报纸。”

[1]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年）是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他所建构的结构主义与神话学不但深深影响人类学，对社会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也有深远的影响。

[2] 荣卡利马戏团，总部设在科隆。1975年由伯恩哈德·保罗和安德烈·海勒在维也纳成立。

[3] 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Gustav Dahrendorf，1929～2009年），达伦多夫男爵（Baron Dahrendorf），德国裔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自由派政治家，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4] 艾尔丝·拉斯科-许勒（Else Lasker-Schüler，1869～1945年），德籍犹太裔女诗人，表现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5] 间离效果，又称陌生化效果、疏离，是德国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布莱希特所提出的戏剧表演理论，是指将观众疏远于戏剧或电影，这被布莱希特称为叙事剧（史诗剧）。布莱希特认为戏剧应为政治服务；观众对舞台上的戏剧投射情感会妨碍观众的冷静判断。在剧本的创作上，他多以异国的、模糊的时空背景，并运用说书人讲述故事，以达到观众与剧情间的疏离效果。

第17章 后现代

启蒙批判和玩世不恭的胜利

阿尔弗雷德·多布林说，寒冬压在头顶，我们住在山里，受到危险和贫乏的威胁。欢乐总是短暂，阳光总是苍白，就算它们偶尔临幸住在雪山里的我们。“突然响起了音乐，一个老人摇着手风琴，跳舞的人们旋转着——这震撼了路过的人：周遭的一切是如此野性、如此闭塞、如此苍白、了无希望。突然，有了一个声音，一个欢乐的声音，一个无忧无虑、纯粹的欢乐的声音。”

尼采在《不合时宜的考察》中所描绘的伤感画面仿佛是后现代时代文化景观的一个缩影（尽管后者从整体上主要是乐观的）。尼采仿佛后现代的祖先，因为他是第一个捕捉到“启蒙的辩证”是新时期的命运，并对理性主义的衰落同时抱有乐观和悲观态度的人。对于尼采来说，“所有因素迅速地、出乎意料地碎成千万片，它们消解在永远流动、永远流散的变化之中。现代的人们不倦地把一切过往编织为历史”。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有了对生命的整体性的渴望，这种渴望只可通过情感、本能、审美、神秘感去捕捉和理解，但尽管如此，仍然不无讽刺。

后现代是对现代的一种回答。这种回答基于一种观念，即过去若不能被摧毁，再看它的人们就一定会用新的方式来解读：这是不无讽刺的，也并非出于无知。后现代的姿态，在我眼中，就仿佛是一个男人爱一个博学多才的女人，所以他不能对她表白说：“我从心里爱你。”因为他知道她知道（她也知道他知道）这句话是，我们意大利人会说是莉亚拉[1]、德国人会说是海特维希·科特斯-马勒[2]写的。不过有一个解决办法。他可以对她说：“正如莉亚拉在我这种情况下也会说的那样：我从心里爱你。”在这个时刻，当他避免了无知的假设、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即人们不能装听不懂了之后，他对这个女人说的是他想说的话，即他爱她，但他的爱并非出于无知。（翁贝托·艾柯[3]）

悲观的后现代主义不再相信世界自有“理性”和“意义”，尤其是对通过功能主义理性（即技术）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深信进步的历史观（黑格尔和马克思尤为强调这一点）感到深深怀疑。受过教育、作为理性存在的“人”的主体失败了，继续起作用的权力也应被解构，这样想象力才能有所发挥。“绝对浪漫主义”的敌人是绝对的系统化思考，后者通过各种“宏大叙事”传递各种理念（如自由、平等、博爱）。当时的人们把理性主义的扬弃当成启蒙的挽歌，这个想法使那些赞成“终结启蒙的错觉”、迎接“欢乐的声音——无忧无虑的、纯粹的欢乐的声音”的人欢欣鼓舞。

利奥塔德说——此人是法国最重要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之一——19～20世纪，人类已经为追求整体和同一、概念和感觉之间的统一和透明的、可被交流的经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若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对整体宣战。我们应正视那些不能被表现的，激活那些充满争议的。”（鉴于抗议运动早就已经提出反对整体性，反制度化，反对现有的、传统的市民文化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诉求，我们可以说这些诉求已具有后现代的特征。）尤尔根·哈贝马斯觉得，利奥塔德和其他后结构主义者的思想里蕴含着新保守主义，追求对现代性事业和启蒙的、解放的思想的背离。

假如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正是哈贝马斯1980年9月在法兰克福被授予阿多诺奖时的演说的标题——如果启蒙重现它开始时的热情，并在兼顾历史发展的前提下审视其主张、概念、方法和目标的话，这项“未竟的事业”便有望完成。假如现代性从自身开始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不再以经济建设，而以社会的生态重组为目标），它将重新有能力成为混沌中的指路明灯。

沃尔夫冈·韦尔什反对悲观主义者所持的“启蒙失败”的观点。他认为，后现代的中心意义在于其后理性主义，它深刻洞察到那个从人类学角度得到验证的、广泛的理性概念的重要性，20世纪的现代性本身就是在宣扬这个概念。现代性所缺少的这个东西将在后现代被广泛的真实所消解。韦尔什为此特意选用“横向理性”这一概念，用以为身陷批判的理性辩护和重新定义。

斯图加特的国家美术馆，詹姆斯·斯特林建造，1984年

传统的理性主义容易沦为控制和程序化的机器，这一点需被摒弃。但若对理性抱有笼而统之的怀疑态度，那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对理性有意义的责难正是通过理性的方式才得以提出。重要的是，重新整合那已被无数“理性类型”（分析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历史理性、机会理性、参与理性）割裂成千万片的理性。

“并没有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态度比另一种更加理性——它们最多只是比另一种更有趣罢了。审美的差异取代了理性的分别。就算并没有更好，仅仅是不太一样，人们也有权偏爱这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只是，出于理性的偏爱在此刻让渡给了冲着‘更有趣’而去的审美利益。”（赫尔穆特·F.施皮纳）

乌尔里希·贝克[4]认为，是时候砸掉符号的二元论寻找符号间的共性了，在此之后，就可以明白，其中哪些在今天已经受到考验。“问题是这样的（用传统的话说是这样的）：怎样才能联合真实与美、技术与艺术、经济与政治等呢？当交流的符号互相运用、彼此相融，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既不是A，也不是B’的第三者，一个全新的符号，使新事物成为可能并长时间显现的时候，会出现哪些真实、哪些理性呢？”

当人们艰难地尝试着从思想上接受之前被认为是“强有力”的启蒙思想也有弱点的时候，玩世不恭成为一剂良药。彼得·斯洛特戴克的著作《玩世不恭理性的批判》（1983年）所取得的成功让人们注意到某一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心理世界，他们缅怀理性的失败，但同时却既未对丢弃理性做好准备，又没有足够力气去承担启蒙这项未竟事业的工作。人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关于启蒙的说教，启蒙却在过去从未得到贯彻，现在也没有发生。“这种意识既自觉占据制高点，又自叹命薄，它认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均与自己无关。这种想法的错误已经危害到它们自身。”如今，全球的“上层建筑”都有所行动，而非追求“更好的知识”。因为行动没有错觉，且脱离权力。如果没有挖苦和讽刺，当今的启蒙和它的历史之间不可能有健康关系。现在，我们必须在对开头保持“忠诚”的悲观主义——它让人想起颓废——和失礼而愉快地继续最初任务二者之间做出选择。

从心理学上来讲，人们可以把现今的玩世不恭者理解为感伤主义的边缘。玩世不恭者控制了其抑郁的症状，他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保有对工作的热情。对，虽愤世嫉俗却有工作能力，这一点正是现代玩世不恭者的精髓——尽管有那些事，经历了一切事，他们还是可以做到。这个社会的各种关键部门都被这种玩世不恭者的态度所统治：代表团、议会、监督机构、企业领导集团、教师、医生、院系、律师办公所、编辑部。某种小聪明的辛酸是他们行动的底色，因为玩世不恭者绝不蠢笨，他们看透了一切，看到了虚无，他们知道一切终将走向虚无。他们的精神系统有足够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足可以把对自己欲望的持续怀疑转化为生存的动力。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做这些，是因为短期的物质压力和自我动力说的是同一句话，这句话对他们说，必须这样做。其他的做不做无所谓。正因为这样，新的“入世”的玩世不恭者才理所当然地有一种自己仿佛牺牲者，并把更多人变为牺牲者的感觉。

保罗·费耶阿本德[5]“一切皆可能，一切皆可取”这句格言也大大活跃了德国的科学理论界。理性和科学被一直解构下去，直到达达式的“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在那里，它们和其他传统一样待价而沽：苍白的怀疑主义使它们平凡，审美的颠覆使它们没有生气。

形式比内容重要；欣赏的诉求比道德的约束重要；流行文化和科学毫无高下之分；语言主宰思想；风格和论证一样有内涵。“艺术家们”面对混乱的、支离破碎的现代世界时，常带着嘲讽的“无所谓”的心态。这个世界同以前那个由系统理性和科学理论组成的有序宇宙再无一点相似。

费耶阿本德理论的关键词受到狂热追捧，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人们开始觉得这些理论逼人太甚，由挫败感生出厌倦之心。“超越道德”的无所谓取代了进步。斯洛特戴克认为，用放弃哥白尼震撼做宣传的托勒密裁军使人重回感官，这么说是从获得满足的主体快乐的角度出发的。费耶阿本德还认为，沃霍尔“一切皆美”的口号保证了万象自有价值的权利并尊重了小人物的严肃性。

亚快乐、过路人、拯救者

现代的亚快乐随着无孔不入的电信技术深入人间，它们就像是用电缆连接的洛可可艺术一样，并不意在启蒙，而是“让人更蒙昧”。那些表现出“蒙昧”样子的人，其实是因为受够了一波接一波以批评为己任的启蒙者的理论。他只不过想酷（cool）一点过活，并不是想真的把自己冻死。“曾经有‘无意识的无知’阶段，后来人们意识到‘完全有意识地知道自己无知’的境界难企及，现在，有人发明了第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无知：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米兰·昆德拉）模仿成完全可以承受。”（伯恩德·古根贝格）

爱情不再以“真正的”爱情的形式完成，而是“亲密关系的编码”；人们通过“无休止的胡言乱语”把“对恐惧的恐惧”驱除在生活之外，以此来避免存在所带来的难题。“整体而言”，再没什么意义值得发掘。可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愿意因为生活“没有意义”而停止从中获得快乐，自导自演的亚快乐应运而生。“大快乐就是小快乐。如果有人说他感受到了快乐，那没什么值得嚷嚷的。因为，小快乐中的主题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是否应该拒绝快乐的标准。在这里，某种没有标准的自我映照就已经足够。这里没有那些苦苦相逼的二元论：什么是真实的爱，什么是假象的爱。这种二元论建立在对社会交往中他人行为的分析上，非常影响情绪。”（尼古拉斯·鲁曼）

博托·施特劳斯的戏剧描绘了联邦德国的后现代式社会。此为柏林剧院的海报，1973年

爱情的去本体化发生于亲密关系的心理中。“处在亲密关系中的人做着他们早已预演的事，用已经练习过无数次的语言表达心声，两个人都处在一种早已设定的模式当中。这里，随着早已精心设计过的、看上去仿佛有宗教性的节奏进行着某种世俗的仪式。希望和恐惧、力量和需求、情感和想象都不能自由表达，它们呈现的方式好像有导演安排一样。人们像驯兽一样驯化灵魂，同时也像驯兽一样驯化自己的欲望，自觉自愿地走入同一种模式。”约格·波普认为这种所谓的“关系习俗”包含了一种对性抱有敌意的道德：这类人的代表当然没有站到布道席或者讲台上，他们躺在席梦思上，穿着紧巴巴的牛仔裤、蓄着长发，读卡斯塔尼达[6]，听平克·弗洛伊德，这帮人尤其喜欢谈论心理问题。“梦见自己在环形楼梯上行走的人表示被困在自我和他人的牢笼中上下彷徨不得意。”他们用毫无意义的废话所带来的轻松平衡内心快乐的缺失，他们不再体会感觉，而是游戏感觉。

享乐主义的快乐并不想“识别色彩”，只想“享受彩色”。他们和那些唱着“别害怕感受快乐”的美国写歌人以及指挥罗伯特·麦克菲林一起游戏人生，他的德国好同志乌多·林顿贝格如是评论道：“玩偶跳舞∕别再怕所多玛与蛾摩拉[7]∕保持快乐，保持享乐∕直到在棺材里变为灰烬。”

博托·施特劳斯的作品主题即是描写那些从“意义”上剪裁下来的无数个“今天”的碎片是如何无休无止地扩散的。无语言、无社会、无历史、无意识、无特征、无希望、无理由——他剧作中的人物是仅凭性格辨认的路人，这些人只是顺带做了什么事，别人也仅把他们当路人甲（en passant）而已。媒体社会、消费社会铆足了劲，在它们油光可鉴的产品上照见了自己。“这个社会是从历史中剪下来的断片，它把未来当作一张彩色广告单，无视生态破坏和核危机，无视对人类的屠杀和饥饿的蔓延，每天都在拖延。这个社会长成了今天这种样子：每天都在‘见喜不见忧’地自欺欺人，对自己说这样下去永远没问题。”文化工业的机制和运作隔绝了真实、直接的生活信息。施特劳斯认为，人们野心勃勃地想要掌控真实，却因为分析理性半途而废，启蒙的、辩证的、充满人文社会情怀的思想被丢弃、埋葬。”

“他听见男人和女人们搭话的声音。那是两个几乎彼此不认识的青年。只是听上去是两个而已，谁知道真的有多少个？他们说着话，好像整个市场都在发声。他们不是说话，而是启动持续交流的模式。他们不是说话，而是互换惊慌的废话和快餐般的语气重音。”

在《卡尔德维喜剧》里——这是一部影射消解的现实的戏剧，所以它不追求任何意义——“男人”说：“我想对你说什么来着，不是真的。我现在好满意，嗒嗒啦嗒。我们把一切都藏在意义生产里了，嗒嗒啦嗒。这么做值了。现在我们可以写下新的和谐记录。嗒嗒啦嗒。”

彼特·汉德克转型为新内心主义诗人，此举招致部分文学批评家比对待博托·施特劳斯更为尖锐的讽刺。从1970年代末开始（《缓慢回家》，1979年），汉德克的文章就越来越多地充满“求治愈”的心态，这心态正与时下的反启蒙主义相吻合。汉德克反对辞藻华丽而内容空洞的文章，他的诉求远比这些深刻。他自诩为德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作家的接班人，这些作家是“他的兄弟”。在1981年的一次谈话中，汉德克承认，他过去四五年的作品写的全是三千年前的事儿。1975年出版的小说《真实感受的时刻》的主人公格雷戈·柯施尼格是一名奥地利驻巴黎记者，汉德克给他安排的经历标志着诗人的转向——他开始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信差”（语见《复习的想象》，1983年）。“那时他的经历，即使还在他试图接受的时候，就已希望自己永不忘记。他的双脚陷在沙子里，他看着自己的脚，同时也看见了另外三种东西：一片栗树树叶，一面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小镜子，一根小孩用的头绳。这些东西躺在这儿已经有段时间了，可突然，它们全变成了神奇的事物。‘谁说世界已经被发现了’？”

彼特·汉德克的“揭示文学”——从戏剧《走出村庄》到充满自传意味的小说《无人处的一年：新时期的童话》——中有一股“舍我其谁”、颇为自傲的腔调，不想在现实里弄得两手泥污，而是要远远逃至那精美的风景中（约阿希姆·凯泽）。请并不要把这当作多余或者保守或者仅仅是表面功夫。汉德克很难被感动，因为在我们这个内容丰富的世界里，绝大多数肯定的、积极的、赞美的主题已被滥用，失去原有意义、像是谎言。米夏埃尔·克吕格在一次关于汉德克的讨论中，把理性和启蒙称为与健康的人类理智双生的丑兄弟。这话很清楚地表明反启蒙主义的先锋们的影响已经多么深入人心——尤其是批判启蒙离生活越来越远。“站起来吧。向着天空的方向。看看太阳光，相信你们沸腾的内心。你们的眼皮颤抖，那就是真实的颤抖。让色彩绽放。记住这澎湃的诗歌。逆风而行。走出村庄。”

类审美化和符号的兴起

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和广受喜爱的随意性不可分割。对美学领域来说，这意味着艺术家作为“信念制造者”的职责已经多余。20世纪八九十年代，“真善美”的三叠系作为艺术的审美道德和社会属性不再受到重视。新的美学自立门派，中心思想是认为艺术就是理想的现形，这一乌托邦式的观念深深打动了有责任心的艺术及其“思想美学”。那些连“现在”都想放弃的人当然更不乐意背上既遥远又难以企及的“未来”的重压。若还要追求艺术作品的“剩余价值”，那简直都能引起躁动了。

艺术史家马克斯·伊姆达尔“揣测”后现代“其实是现代的某种特殊消费方式的表述而已，因为它从过去的不同年代抽取不同的东西，用一种类似于审美的方式把它们塞到一个模子里，混淆视听”，它仿佛“某种纯粹的对名人警句的运用，意思就是说，运用仅仅是为了获得抽象的满足感或不痛不痒地表示自己比较有文化，并不是真的以严肃的态度相信这些警句的内容”。

“审美的时效化”其实只是一种肤浅的美化而已，把事情变得更漂亮，为“经历”搭建空间。连火车站都被改建成“用月台连接的感官世界”。艺术机构的作用是批量生产“经历”。

沃尔夫冈·韦尔什称1990年代的“美化热潮”为利用美学的类审美化（商品美学、传媒美学、城市名片等）。“类审美”指的是真正审美所需的决定性条件——敏感——缺席的状态。如果说真正的审美可以强化感受，那么类审美则是以“无感受”为纲——它使人们丢掉敏感，阻碍人们的感受甚至使人们不再感受，而这个效果是全方位的：身体变得迟钝，精神也被蒙蔽。

“人造的经历使人们失望，因为它在真实世界里什么也不是。但这个失望却让人们越来越快地从一个人造经历投身下一个人造经历，如同饮鸩止渴。生活与真实可以通过审美的介入得到改善——这个古老梦想似乎在消解。很明显，那些转瞬即逝的、表象的瞬间被艺术接管，用平板的方式实现。”

但与此同时，韦尔什试图从哲学上把美学塑造成从自我毁灭（消解于虚无）中拯救民主社会的形象。“反抗的后现代美学”成了普世理性的一部分。对他来说，美学思想其实是真实的，因为它多多少少可以让人想起那个主要是依据某个美学理念构建的事实。比如作为政治文化重要因素之一的宽容，如果对异类不够体察，那就是一条无用的原则。审美通过使人们变得敏感的方式介入社会进程。

后现代技艺高超地模糊了理论之间的边界，语义学由此被密码学消解。内容和含义的作用下降。安德里亚斯·胡伊森[8]认为，我们不再站在“恐惧时代”现代主义的对立面。那是苦行僧般的卡夫卡式或勋伯格式的现代主义，那是被动的现代主义，那是价值坍塌的现代主义、疏离的现代主义、暧昧的现代主义、抽象的现代主义，那种现代主义已经完成。不，不是那种。后结构主义给我们带来的现代主义由无数文本不断编织而成，它以否定来证明自己：否定代表和真实、否定主体和历史。这样的现代主义在判断“当下”以及由此而生的那种对抽离状态的赞美时——在罗兰·巴特[9]看来，这并非恐惧，而是愉悦（jouissance）——未免显得教条，但它可以带来极度的幸福感。

符号携带内容，人们对它们在什么公认的背景下携带的是什么含义已取得一定共识。人们通过符号互相理解。后现代主义喷发出磅礴的自由，与“恐怖的启蒙”相对，这自由喷发的惊心动魄之处正来自人们一再追寻的“当下”那五彩斑斓的形态。它关心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而是“有事情发生”以及“它是这样发生的”。过去那种强化的深入的思维仿佛被哲学上的“为艺术之艺术”以及“发生”“事件”“动因”三者之间的孤立“解除了武器”。

不确定和问题本身变成了迷人的东西。寻找答案的过程不再揪人心肝，而是像变戏法一样有趣。重要的并不是寻找真理，而是享受过程。宏大的“叙事”、人类进步史中的那些“被科学证明的道理”以及被怀疑精神和某一个预定目标推动的“教育”不再具有信服力。一切理念的、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仿佛是普世的“蓝图”变成了虚构。散射与平均摧毁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普世价值。安德烈·格鲁克斯曼说，“新人道主义”正是从被人们意识到并欢庆的堕落本身出发，那是被称作“人性”的、使世界伪善或者更加虔诚的幻想的堕落，这样的幻想，我们在过去几百年中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新人道主义”就是“消极人道主义”，使那些追寻肯定的人失望。

多元而多极的后现代在“绝对主义”上画了个大叉，也就等于在有绝对主义倾向的“全球模式”上画了个大叉。它不离“小叙事”，这些小叙事既无优劣之分，更遑论可供构建体系。世界因为系统化的思考被去魅，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系统化思考本身也被去魅。系统化思考的去魅加上极端的主体批评，这就是后现代的道德。

新的不透明

许多思想家（比如上文的沃尔夫冈·韦尔什）极力想通过各种讨论赋予后现代这个概念以某种严肃的定义——他们对各种术语各持己见，这使得整件事更加扑朔迷离。不过，模糊和迷茫本身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雾原本是后现代主义气候的显著特征。尤尔根·哈贝马斯称其为“新的不透明”，他认为这只能通过“沟通理性”来解决。

“沟通理性”这个概念无视后现代主义的理性批判，直指以人类主体为中心的传统理性。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还理性以清白，它既不是工具理性，也不是包容理性。前者把一切都当作物品和对象来对待，后者把一切囊括其中，最终自己变成鱼龙混杂的总和。

哈贝马斯通过“沟通理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沟通行为”）反转了局势，受到威胁的世界如能重新重用整合和参与的理性，就还有希望。不管是全球性还是地区性问题（战争、军备竞赛、饥饿、贫困、失业、挫败感、侵略、环境破坏、经济危机）都不能通过已经分裂成无数个“亚版块”的社会和政治来得到解决。只有联合一致的思想和行动才可以。

当“语言游戏”借着后现代的精神状态大行其道，拒绝启蒙，故意使用一些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显得“幽深莫测”的逻辑和论证，不透明感就大大增强。如果用理性的方式来批评理性，不就正好证明了理性的坚不可摧么？与其这样，倒不如用“一种花哨的、天马行空的、自行想象的、狡猾或者甚至诗意的思想方法”，既不具有严肃性，又不具有系统性；既不需要对真实性负责，又不需要对普遍性负责。这样的话，别人用任何一条道理都挑不出错处，更无法与之进行有条理的对话。

欧多·马夸德把这种自诩的哲学家称为“专家的替身”，意思是，这种人永远无法成为科学舞台上的真正主角，只可能是靠插科打诨、虚张声势、装疯卖傻混口饭吃的现世宝罢了。克劳斯·拉尔曼以迪特·坎培尔的“时尚哲学”为例，说明这些都是“反对启蒙的胡言乱语”。拉尔曼说，当今的社会科学界和人文科学界以夸夸其谈和无知无畏为时尚，某些杂志，比如《骚动》（Tumult，交通学杂志）和《理性批判杂志》（Konkursbuch）为这种时尚保驾护航。这一切使语言变得不像语言，语言的内容竟不再是把事情说明白，而更多的是“脚踩西瓜皮”，溜到哪儿算哪儿。

后现代有一些“反思想的思想家”，这些人中的活宝仿佛溜进大学教室或者编辑部里的小学生，以“让人听不懂”和“让人无法捉摸”为行事准则，若想继续混下去，唯有祈望没人来跟自己的不清不楚较真。这些不清不楚的人会做的只有给无实际证据做填充内容的绣花枕头包上华丽的外包装，同时把“让人听懂”说成是无理要求。

后现代语言的“不清不楚”也有可能是“有教养的抽象”所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抽象原是苏格拉底哲学，过于精致的抽象却使得原本追求精准的苏格拉底哲学走向自己的反面。读者艰难无望地攀登那座远离生活、故意避免直接的“概念”高峰。（特奥多尔·W.阿多诺也算用这种方式组织语言的开山鼻祖之一。）

这到底是机敏的分析，还是故弄玄虚、用概念堆砌的平庸，尼古拉斯·鲁曼也无法断定。他的理论体系以人的形象作为基底，此人把理论从意义里“分离”并“数字化”，此人顺应时势，并不为任何理念所掌控。在鲁曼“冰冷目光”的注视下，根本就没有什么超乎一切之上、以人类主体为蓝本、人类又依此建立某个自由而平等的生活共同体的理性。“有的只不过是老鼠，迷宫里的老鼠，互相窥视，由窥视中建立各种系统结构，但并没有什么共识。”这些系统通过比照自身的环境来相互比照。所有的系统，包括人类个体，对其他人来说永远只是环境，以通过自问自答不断精细化自身系统的方式拉开与其他系统的距离。

汉斯·布卢门贝格，用欧多·马夸德的话来说是“一个写问题侦探小说的人”，仿佛一个舞技娴熟的舞者，在许多读者眼里，他是尼古拉斯·鲁曼的对立面。当然，两者也有共同的特点：作为后现代主义者，这两个人都有能力和“揪人心肝的真实”保持距离——不管是作为系统理论学家，提出完全“超脱”的“结构主义”；还是作为语言哲学家，热衷于诠释学。

在“知识的花园”里漫步，鉴于人生的时间和世界的时间之间的巨大差异，只能是一场不能完成的、靠运气而无系统的漫游。很多人倒下了，他们的未解之谜在时间里风化，有一些永远无法解开，世界打他们身边而过，走得踪影杳然。叙事的“小形式”——那些“零零碎碎的小思想”，在历史中逐渐被集成一捆，其观点的姿态代替了观点中的指点意义散发出五彩之光——这些“小形式”反映了一种“当时当地的思想”。超验论主义者纵情享受红尘，提倡告别原则，他们生命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证明某种“绝对意义”（因为我们死得太早，反正也没办法证明）。哲学神父们讲述着某些故事，人们从这些故事中（就像听法国洛可可时期神父的布道一样）不能准确辨别这是不是宗教。充满使命感的思想家那些神谕般的腔调已经过时了。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情感充沛的小团体又不想放弃那些集大成于一身者，他们能把世界观讲得那么不偏不倚，他们绝妙地踩着“存在”的钢丝，他们现身说法。

后历史[10]，历史学家的争执和日常史

1960年时阿诺德·盖伦所说的“后历史”这个概念主要是用来描述造型艺术的状况。他认为，造型艺术的发展已接近完成，其后将要到来的是调融混合所有风格和形式，但这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人们对“历史终结”之后的时代评价颇为悲观：推动历史前进的理念到此已被使用殆尽（特奥多尔·莱辛[11]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提过这个问题：“赋予无意义意义”）。

随着弗朗西斯·福山的论文（后来成为一本书）《历史的终结？》的发表，讨论到达高潮。在西方理论系统眼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仿佛一部庄严的戏剧落下帷幕。有人认为，随着自由民主对左派和极权右派的胜利，人类可望很快获得幸福，对“人性政府”的追求也就此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任何一个角度，都难以找到一条更加理性的道路了，这意味着，即使连意识形态也不需要向前发展，被西方世界所实践的价值观和衡量标准是普世的。

“历史终结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情绪一致，因为两者都想躺在“后”状态之上大睡懒觉。至于“后”状态之后要发生什么，它们懒得管，只想享受当下。保持怀疑是一种美德，即使在后现代也是一样，而这样做却并没有保持怀疑——观念和判断都被相对化，已经做到的变成了金口玉言，至于没有做到的就让它去吧。

这与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前的东德的社会图景有某种相似之处：那里的人们认为，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就是历史终结，这之后的任何发展客观上无必要、主观上没人愿意，因为由俗世通往天堂的大门已经开启。历史只有在资本主义还没灭亡之前是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后现代在这个由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下的国家完全不会有出头之日。因为所有后现代所主张的事情都是被禁止的：它的反系统主义、它的相对主义、它那游戏人生的美学态度。在西德的人可以把后现代看作抗议运动时期过后的时代特征，东德却没有这个经历——抗议运动时期，那二十年中的文化生活，各种观点风云迭起，抗议，对立，让人心情激荡。而东德却只有比特菲尔德[12]周围的荒漠以及惨淡的阳光。没有音乐，就连无忧无虑的快乐都是不被允许的。

尽管如此，两德统一后，来自东德的杜尔斯·格吕拜因作为一名出色的后现代主义诗人脱颖而出，迅速在整个德语地区获得了声望，这使所有人大吃一惊——就连对他写的批评也表示了震惊。他的诗歌题名——《颅底课》《皱纹和坠落》等——让人容易着迷，因为它们讲的是一些可以兑现的话：没有关于东德的被占领或不被占领的历史的沉思、没有自怜的沉重和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整个没有东德式的美学，有的只是出手不凡的掌控：用相当部分的“暗黑”来表现后现代的“国际范儿”。“诗歌向你走来∕柏林墙已经打开∕等待的痛苦，圈囿黑格尔那狭小世界里的聊赖∕全都过去，还有钢铁般的静谧。”

1962年出生于德累斯顿、33岁获毕希纳奖的格吕拜因一点都没有表现出等待的痛苦。他聪明地把诗歌写成戏谑的、不痛不痒的混合物。人们原以为东德就只有那高高在上的、无聊的黑格尔哲学，现在立刻忘掉这一点。他巧妙地在影射和故弄玄虚之间保持平衡，此外，竟然还在保持文学上的“政治正确”的基础上表示了沉思。

弗里茨·拉达茨开始对格吕拜因的诗歌颇为迷恋，后来他却认为格吕拜因的诗歌并非现代性的描写，而更像是时尚连锁效应。“涂脂抹粉的现实意义。好比是用手机通话，那就好像是手机在讲话一样，而不是面对面的交谈。”明星批评家，同时也是《法兰克福汇报》出版人之一的弗朗克·习马赫评论道：“格吕拜因是希望。那种承诺已经兑现的希望。”正因为如此，这位作为诗意的“我”存在的后现代主义诗人很快就凭借世界主义的热情脱离了民主德国的苦海，以惊人的速度在文学的后历史学中取得一席之地。

“历史学家之争”——这是一个1980年代末的文化之争——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右翼保守主义派别提出的“历史相对论”引起了争执：有人认为，在“损失清算”中，纳粹党的罪犯们应该被从有影响力的公共领域中驱逐，这样才能为建立新的国民身份认同腾出地方。但这种做法，就如同哈贝马斯在1987年7月发表的文章《损失清算的一种：德国历史学界的悔过倾向》中所指出的，与用宪法来爱国的爱国主义相悖。哈贝马斯尤其着重反对历史学家恩斯特·诺特，此人试图提出“犹太人种族屠杀是个人行为”“毒气杀人只是技术”的论调，并试图用某种海德格尔式的语言风格来证明古拉格群岛比奥斯维辛集中营“更本原”。

“历史学家之争”进行到一半，与其有关的出版物所引起的反响程度已经超过联邦德国历史上任何一次争论。汉斯-乌尔里希·维勒说，在同主张“重评价值体系”的修正主义的争论中，那些持反思态度的人的辩护总体来说是非常有力的。民众的警觉、自由的公共领域所持的批评态度和历史学家共同取得了这次成功。这表明，大家挂在嘴边、经常被认为受到威胁的政治文化得以保全。这使人心稳固，人们可以希望未来如有类似的争论，那些在“历史学家之争”中向修正主义发起猛烈批判的言论也将占上风。这种共和式乐观的最好证明是：1984～1994年的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他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直从未受到质疑的原因是，此人作为联邦德国最高的政治代表形象，公开抵制把第三帝国“历史化”和为纳粹推诿罪责、减轻责任的做法，这一点从不含糊。

1990年代又有一场新的“历史学家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多数德国人都站在反对美国科学家的前线。引起这场争论的动因是丹尼尔·约纳尔·戈德哈根的一本书：《希特勒的自愿执行者》（1996年）。该书的中心论点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原因在于德意志民族特有的反闪米特主义。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应，有人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说明，德国的历史学家普遍对该书提出的问题采取置之不理或者回避的态度已经是对以上论点的最佳证明，因为此论点事关德意志个人和集体的道德罪责以及他们必须为通过灭绝的方式来实现反闪米特主义所负的责任。

马丁·瓦尔泽在1998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的致谢演讲里说，他要同那些所谓的“观念战士”做斗争，这些人“手持道德的手枪”，逼所有作家履行“观念义务”。“观念战士”指的是那些“每天都在媒体里谈论奥斯维辛的人。无休无止地展览我们的耻辱”。身为德国犹太人组织主席的伊格纳茨·布比斯指责马丁·瓦尔泽的言论是“精神纵火”，因为后者明确主张“一种视而不见的文化”。布比斯的指责在联邦德国境内引起了广泛而深入、意见各异的讨论。马丁·瓦尔泽的说法在公众中颇受赞同，在出版界却广受批评，因为他是在用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激活原有的一些想法。人们纷纷指责他那些落后的喋喋不休，其中某些模糊语言很可能沦为反闪米特主义和反启蒙的工具。（健谈或者饶舌原是马尔泽1998年出版的一部广受赞誉、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跳跃的泉》的特点。）

人们对当代史非常敏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封建史。封建史学家感到自己颇为小众，希望用“背面敷粉法”来找到一些补偿。在西德，大量逼真的展览和新建的博物馆迎合了人们对于“高贵人群”的想象。伦茨·克里斯-雷腾贝克1980年时说，这些大型展览，无论从概念上还是理念上都没有专业指导，它们主要是由一些感兴趣的人，尤其是政治家或者政客举办的。显然，这些展览主要并不是为了增加人们对封建时代的了解，意识形态才是主要目的。“这是政治角斗士在现代的伟大胜利。”

东德的历史学则长时间采用阶级斗争诠释的办法——农民战争是进步的表现，工人运动则是高潮。后来终于发现了人物和民族的价值，比如强调市民和启蒙的施泰因男爵及其教徒论坛，或者英雄式的布吕希纳及其解放战争。东德试图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衍生出某种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意识，说明它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者的国际主义的整合”，但两德人民之间交流越来越多，很多民主德国人士认为这是要取代德意志民族的本原意识，十分荒唐。在德意志民族身份认同和以“社会主义国家公社”为导向的身份认同间存在着张力，钟摆在1970年代摆向了另一边。

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张把“德国”这个概念从课本里剔除，几年之后，民主德国便开始利用德国历史为自己的历史正名。他们勾画出一个整体的轮廓，首先是萨克森和普鲁士作为民主德国的“原生地”，之后扩展到整个德国疆域。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对普鲁士有了新的认识，某些历史人物，譬如马丁·路德、弗里德里希二世甚至俾斯麦都不再是禁忌话题。民主德国史学界致力于通过新的眼光增进人们对本国传统的理解。该转向首先见于备受关注的论文《普鲁士的两种历史》（1978年），作者英格丽德·米腾茨威在其中写道：“这即是说，普鲁士是我们过去的一部分。”

在民主德国，日常史尽管常被滥用于意识形态，但也颇有科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文化学家尤尔根·库辛斯基和迪特里希·缪尔贝格）。西德在1970年代经历了一次历史学视角的转向（“在你站立的地方向下深挖”）。“人们不再那么轻易就想到‘上帝的瞳孔’或者‘世界精神’。现在，我们开始更加关心自己，以及我们的生活、行为方式和意义模式的来源。大家都在要求用具体的、自下而上的写法来‘书写社会史’。”

当然，日常史热潮扎根于以基础为导向的“历史工作室”，常常为了具体而忽视结构，这种历史观本来是“进步”的，但会因为过于专注纯粹的“材料”以及多面叙事带来的快乐而失去了它引人进步的那一面。汉斯-乌尔里希·维勒说，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美化日常生活，为了对抗冰冷的目的理性和大城市及庞大官僚体系中的匿名者，刻意营造一个看起来幸福的世界。

作为多面编码的建筑

保罗·费耶阿本德有一句格言，说普遍的规则不会导致让“普遍理想”破产的艺术产生，正是因为一切皆被允许，后现代主义文化才成为多重真实的建筑场。审美和方法上的“无政府主义”所具有的潜能也把建筑和城市规划从纯粹功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198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有人开始研究功能主义。不管是社会还是私人住宅，不管是集体所有的建筑还是私人所有并用于商业的公司：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的城市，中心城区都被混凝土所浇筑的堡垒毁得七零八落，在这样的人造城市里，生活质量根本无从谈起。

曾长时间担任法兰克福建筑学博物馆馆长的海因里希·克罗茨称，现代性在1970年代走入了残酷的死胡同。感官、想象、历史感现在正在要求获得应有的尊重。后现代主义当然不仅仅是给空荡荡的功能主义披上迷人墙纸的布置装潢公司。

后现代是1980年代建筑学界广泛讨论的话题。建筑学的后现代主义起源于美国。在美国，功能主义一度发展到顶峰——这首先得益于受纳粹迫害、流亡到美国的德裔包豪斯建筑学家。冷硬的混凝土建筑所引起的不适感也相对较高（索尔·施泰因贝格常常据此创作漫画）。不过，美国建筑法所规定的自由却不只保证了功能主义的存在，它同样使兼具各种风格的混合建筑成为可能。这种建筑把传统的美学顾虑全然抛在脑后。小罗伯特·文丘里[13]在其著作《建筑中的复杂与矛盾》中建议道，有生活气息的建筑总比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建筑好，哪怕这个建筑本身并不那么成功。

法兰克福市的博物馆建筑曾引起轰动，那便是后现代风格，尤其值得一提的有德国建筑博物馆（设计师O.M.翁格斯）、艺术手工博物馆（设计师里夏德·迈尔）、史前史及古代史博物馆（设计师约瑟夫·保尔·克赖休斯）。法兰克福——用迪特·巴特茨柯的话说——如果房屋没有那些锯齿状的玻璃凸出部位，窗户和门框没有刷上显目的颜色，没有露台，没有弯弯扭扭的楼梯和阳台，以及把这些都连接起来的走廊，那它简直会令人绝望。剩下的东西绝大部分粗笨不可言，那些简陋如史前遗物般的建筑，冷冰冰、让人望之生畏的鸽笼般楼房，被误解的功能主义，嗯，后现代主义就是来接它们的班的。

斯图加特市新国立美术馆的修建（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是建筑在文化领域的一次重大表演。后现代主义借助的无边无际的想象在此被发挥到极致。这位英籍建筑家在这里同时倾注了传统和现代的、抽象和具象的、精英主义和流行文化的符号。他杂糅了传统的圆形小屋作为主体模式，却在扶手上采用了冰蓝和粉红这样的时尚颜色。人称“建筑界的詹姆斯·乔伊斯”的斯特林在建筑上奉行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普遍性和辩证性、时而故意冷静时而有意激起感情的“两条腿走路”法。他对其中如何安排电路甚不关心，并用西方建筑文化中的某些名言来说明这一点，这正反映了一种视源头和语境为一物的天真的历史主义。

“斯特林声名大噪。有人认为可笑，有人认为粗鄙，有人认为贴切，有人认为深奥。他的英国口味在许多流行的相似之处上一再体现。一种娱乐的、叙事的、让人有多重惊喜的建筑风格重领风骚，这种风格并不畏惧产生游乐园或者迪士尼乐园式的效果。”

面对建筑里过度的颜色和躁动的“多重编码”，人们开始本能地追求适度和平衡。终于在1990年代末激起了一场“还简单以名声”的运动——简单，那是“永不过时的时尚”。后现代主义从世界普遍性的角度出发，重新发现作品中的地区特质，减少繁复，但也不过分简化，赋精确性以生命来代替冰冷感，克制过于旺盛的热情，用形式来呈现人性和都市的需要——对文化生态高度敏感的后现代主义极其重视简约。这种简约主义有别于那种以抽象为目标的简约主义：它并不是为了野心勃勃地达到某种艺术高度，而是从实用的传统出发；它并不是为了故意展现某种闭门造车的形式，而是用一种浓缩精简的方式回应无数需求和愿望。

“现在的简单是一种生动的、不易办到的、个性鲜明的简单。也许它甚至会让人不安。但是，它对于当下的意义和现代性本身一样不可或缺。我们所有人都必将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精细的差别

从启蒙美学的角度看，艺术由现代派发展至后现代派是倒退。“一切都是美的”标志着立场和标准丧失，造型艺术可以任意为之。冲着快感而去的艺术观众欣赏的不只是“艺术的吸引力”，还是“市场游戏的吸引力”，艺术在其中只不过相当于股票——根据公司业绩一路高涨或者猛跌。后现代艺术家展示的主要是那些有经济能力的“受教育阶层”的趣味，这些艺术家口中的“精细差别”也只不过是从中产阶级审美品位中提取的。这颇具讽刺意味：人们和大众审美品位的“平庸世界”越来越有距离，可是他们自己也在其中——尤其是他们明明知道，拙劣的作品就是拙劣的作品。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当下的审美形式正符合艺术生产的现状，它的特点是：形式以绝对的优势高于功能，表现方式比被表现的本身更重要。

在“形式主义”的影响下，再没有任何“前进的梦想”可以打动后现代派艺术家了。他们并不为任何历史或者存在的意义所动。假如人们把“想象”理解为受到理想感召的创作欲望，那么后现代派的艺术是全无想象力的。没人知道，用哪种“语言”才能讲清楚“存在”，“存在”又使用的是哪种“语言”或者人们怎样才能把自己和它扯上关系。“是呀，没有人知道，是只有一种存在还是有很多种存在并行，它只有一种媒介还是许多种。”仅仅只在几年前，在那各种理念和理论喷发的年代，那混乱的、多姿多彩的、充满矛盾的年代，从下接地气的社会批判到纯乌托邦式的“拯救”良方，那时的批评家和美学家还很清楚他们想做什么，他们分属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艺术流派，坚信某一种学说，他们努力在各流派间搭建起交流平台，他们还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当下的、进步的，知道路要往哪儿走。但在今天，有的只是任意为之和毫无下限。

这倒并不是说从此再没有纯理念性因素被提出或者被推广——但这要看市场需求。有了市场，本已“过时”的东西通过“凹个造型”就能变成“新潮”，就连完全没有任何思想的东西也能通过“凹个造型”摇身变为“具有批判性的努力”。比如曼弗雷德·施内肯伯格，他是一名受过专业教育的、有经验的市场策略专家——这可是一号“时刻准备着”自由出击的人——但他同时也是“documenta 8”这个卡塞尔艺术家圈的领头人和主办人，这个圈子在分秒必争的“排名”中找存在感，却说自己的行为是“艺术在社会领域的回归”。他们宣称自己具有批评精神，那些所谓的批评其实只不过是胡扯。佩特拉·基普霍夫在做客《时代》时称这种现象为“任意随便的堡垒”，在“一切皆有可能”的口号下，乱象纷呈，粉墨登场，如万花筒一般。

艺术理念的衰退促成了多种艺术流派的比肩而立。迄今为止的艺术发展一直遵循着线性规律，现在的结构调整却是要让它走上艺术“百衲衣”的路线——艺术“百衲衣”是沃尔夫冈·马克斯·浮斯特和杰尔德·德·弗里在其1982年出版的著作《渴望图形》中的比喻。这个比喻激发了热烈反响，“其中之一是一个1978年成立的年轻、具有强烈主观意识的艺术家团队的回应。他们的画作充满激情，时而颇具表现主义大篇铺陈的风采，时而用耀目刺眼的颜色，时而色调低沉、富有进攻意味，以此来反对现今已成为冷血的、追求纯客观的艺术概念。那些画作有着鲜艳欲滴的色彩，以从未有过的迅疾速度占领了市场，成为公共热点话题之一。这个团体也自成立以来，一直同时身受极端的喜爱和尖刻的攻击”。现在德国元素也加入“新野性”和解构意义的潮流了——在国际艺术界，德国人“很有意思”、赫赫有名——他们是混乱、无政府主义、神秘而又荒唐的“老法兰克人”[14]。现在的“老法兰克人”性情严肃忧郁，性格迟缓谨慎，他们中的前辈是格奥尔格·巴泽利茨和欧尔根·勋内贝克，强调画作的比喻色彩的是马库斯·吕佩茨，强调历史性的是阿塞姆·基弗。

能很好地操纵这种看似杂乱无章的人是杰哈德·里希特。此人是“无理论之理论”的代表（“我就喜欢不确定的”）。他的“无理论之理论”有许多变种，在艺术上体现为风格的不断变化，但他均能很好地掌握。他逃避一切章法，强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创作什么，他说自己是善变的、无所谓的、被动的，不遵循任何一种意愿、体系、方向，自己也没有任何规划、风格、愿望。他的绘画和艺术仅仅是为自身存在，不附加任何世界观，有意为之的风格的断裂和主题的混乱——他既画上面大写“奶牛”二字的奶牛（1964年），也画哭泣的杰奎琳·肯尼迪——这使他成为“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派的主角。西格玛·波尔克1965年5月也参加了“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派，由此背离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初衷。

很明显，阿塞姆·基弗的成功有违后现代主义的“随意性”原则。他的作品也缺少色彩的堆积、浅薄、挑逗性和多重符号[15]，而具有“狂躁的”德国特征，充斥着暗沉的、神秘主义色彩的气息。基弗在1970年代初期曾经是给农民设计农舍和干草棚的专家。他设计的那些室内画虽然看起来蠢笨，但自有一种“血与土地”式的感觉，让人回忆起过去的年代——比如说一把沃坦[16]的剑，仿佛墓碑一样插在某一栋小木屋中间，再用某种类似于孩童的笔迹写一句很典型的“德国话”，刻入画中作为题名。除了木刻画之外，他还用砖和大理石创作，或者画一些适合挂在角落或者走廊里的小画，他偏爱采用勃兰登堡省份的风景（《勃兰登堡的沙》《勃兰登堡的石楠》《路径：勃兰登堡的沙》），这些画上都真真切切地撒了不同的沙子，就连稻草也被拼贴在画上。

时年拥有700间画廊的纽约算得艺术商业和一众德国后现代派艺术家的福地（马库斯·吕佩茨、约格·因门多夫、杰哈德·里希特、阿塞姆·基弗），他们在那里获得金钱、名誉和自己的艺术特征。他们主张的艺术是不存在什么“艺术先锋”之说的——也就是说，并不冲着某个特定的指向发展——他们按照后现代派的口号来行事：“我站在这里！我也可以做些别的。”这样的艺术，没有风格就是风格，它对补偿那些在艺术上有欠缺的地方颇有帮助，用欧多·马夸德的话来说就是“赔偿性的”。通过“色彩”，现代世界的疑难和不自由仿佛迎刃而解，挑逗性把人们的目光从内容的先天不足上引开。权宜之计帮助取得了人们的谅解。艺术嘛，那就是用来被演出、被享受、被游戏的，不是用来让人烦恼、给人压力的。

“单色画也好，屏幕上的裂缝也好，小五金也好，胶卷带也好，杂乱的东西，脂肪，一瘸一拐的老人——什么都是艺术，什么都可以被出售，什么都是好的。是啊，什么都是好的：后现代的艺术就像是一个傀儡，只会讨观众的好，不问为什么，也不想做其他事。艺术就像是‘现状’的公共关系：它负责它的粉刷、广告、装饰和化妆。”（彼特·尼鲍姆）

约瑟夫·博伊斯站在后现代的“以任意为原则”的对立面——他虽不是什么启蒙学家，但也是那些用创造力来追求艺术的人的精神导师（彼特·吕慕科夫说他是一个擅于虚张声势的高手，一个擅于吸引观众的天才）。战后还没有哪个艺术家获得博伊斯这么大的关注。这位“卡里斯玛式的物质主义者”有一种魅力，“臣民”的爱戴和敌人的恨意对这种魅力的作用同等重要。这个男人头戴毡帽，他的魅力不是通过“精神交流”这种方式拐弯抹角地散发的，而是有着具体形象：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家。他做了什么、怎么做，都不如他怎么表现自己重要。他摆的造型比艺术本身对博伊斯的外形影响更大，这使他成为媒体世界的宠儿。只要他出场，电台和电视台都会如影随形。

1980年代，艺术高度繁荣：科隆艺术节上的来客

博伊斯的造型被市场化，以达到忽悠平民的目的。他戴着毡帽，穿着带飞袖的马甲，仿佛一位艺术的巡回传道者一样，信步走过浮华世界。他的诙谐和社会形象常常使人忘记他性格的核心。二战期间，时任俯冲轰炸机驾驶员的博伊斯曾经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高空摔落。游离于火线之间的游牧民族塔塔人把几乎冻僵的博伊斯从废墟里挖出来，他失去知觉好几天，塔塔人给他身上涂抹油脂，用毡裹紧给他取暖，他这才奇迹般地捡回一命。从此以后，他几乎每时每刻都用一顶帽子遮住手术时安装上的一块银质头骨。还有他的出身带来的宗教气息：具有天主教色彩的基督教文化遗产是他创作的“酵素”。弥撒、宗教仪式的行列、神秘主义、圣骨、十字架、圣体显示匣、圣杯、蜡烛、花束、焚香时升起的香烟是博伊斯艺术符号体系的主要特征。1962～1963年创作的《钉十字架》有慑人的信服力，这是因为他有意避免天主教的豪华排场，作品里体现出的是“圣洁的天真”。他使用那些看似贫瘠的材料，如毡、脂肪、蜂蜜、蜡、铁、木头和其他“基本材料”，这本就可以激起人丰富的联想，更别提这些材料在每个参观者心中因为宗教背景的不同所引发的含义。博伊斯运用这些材料，常常有意推到荒谬的极致，这是为了突出那些简单而极端的对立，如冷和暖、发出者和接受者、出生和死亡、女性和男性、有机和无机。“这个时代为机械专家政治所主导，人类傲慢到亵渎神灵，博伊斯却在此时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大自然的温柔力量，唤起大家对环境和地球的丰富馈赠的意识。光影效果，流动的沙，和平，水果。有时，他仿佛一位先知，在黑板上大书特书生命的极致，就像柏林国家美术馆里的展品一样。他宣传简单和自然法则。这种方式唤起了每个人的责任感，也使他的民主政治运动成形。但这一切只有在真正热爱和平的世界里才能成真。”

死亡的螯针一直扎在博伊斯的艺术中。他那噩梦般的受伤经历在艺术中被具象化。1976年威尼斯双年艺术展上的《停下电车》取材于博伊斯家乡克莱沃的一座战争纪念碑，它警醒着回忆，分析着回忆，同时也完成了回忆。“炮筒和笨重的炮弹，在那上面是一个塑料做的人头，它有一副远古人的模样，骄傲却充满恐惧，在那些战争机器上显得很小。左边是一截断裂的铁轨，象征着对过去的记忆的断裂。”《展示你的伤口》是一个多面的艺术设计。两具棺材，那种被医院用过的棺材，放在中间。然后还有一块石板瓦，上面有几个神秘的单词。这几件物事的奇怪组合有一种古怪而压抑的气息，这气息主要来自棺材。人们可以从它们剥落的锡层和断裂的导杆上看出，有多少人在此“走过了他们最后的路”。这是一些物品，正是这些物品清楚地表明，死亡是如何把活生生的人变成“物品”的。《雷电打在公鹿上》在博伊斯死后展出，一具铜状物，一辆平车，那像是羊的东西象征着生物，组成了银色的四大块，围绕着公鹿，在这个“自然的、神秘的空间里，充斥着冷感”，这是一个仿佛“初始阶段的空间，没有记忆”。这些概念用生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象征着某个步步紧逼的末日。博伊斯借此向人们发出警告，希望人们深刻反省。

博伊斯深受埃瓦德·马特雷的影响，后者的作品意指宇宙和谐。博伊斯在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时就是马特雷的高才生。他的画作是“最能体现风格”的作品，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他用这些画作不倦地宣扬自己的理论。他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坚信，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创造性原是人类生存的理由。因此，在美国，人们更倾向于把博伊斯看作来源于中世纪的某个魔法师，而不是未来的先知，其“更好未来”的信念来自杜塞尔多夫的某个“政治真空人”。

约瑟夫·博伊斯可以成为每一个“他”，每一个人都能在他的作品上找到点什么——基于这一点，他并非后现代主义的对立面，而正好契合了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内涵：艺术是现实的补偿。神话通过艺术的方式得到表现，人们也相信它（当然，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会称其为“虚张声势”）。人们觉得自己“不知怎么地”被并入了某个整体，其中再没有可疑之处。博伊斯的信徒们认为，博伊斯的行为艺术就是那股超越精神、直抵灵魂深处的温暖和力量之流的发动机。

“艺术和生活这两个概念在你那里得到了最高的表现。它们和生活及死亡联系在一起。艺术万岁。”

重返中庸音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中的整体态度由曾经是革命性的科学和严谨转向了后现代主义的无所谓——这也许是因为人们彻底转向了当初理念的反面，也许是因为“科学和严谨”这个概念中本身包含了一定的不准确性，而这个不准确性在后现代主义中得以显现。

1986年，达姆施塔特开办了第三十三届国际音乐假期班，这个假期班对战后现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沃尔夫-埃伯哈德·冯·莱温斯基在报告中指出，本地的多元性已经为新音乐的发展亮起了信号灯。他认为，如今的作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容易，因为现在人们可以使用所有风格，取材限制也几近于零。可是，年轻作曲人中却鲜有懂得怎样利用这来之不易的自由，以达到令人信服的效果。莱温斯基引用作曲家赫尔穆特·拉亨曼的话说：“我第一次来到达姆施塔特是1957年。那时，在本地的音乐小圈子里，已经出现了一些非常革命性的想法，也开始采用新的作曲技术，这些成果让我很吃惊。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在听众中引起的冲突，他们是有意要承担这些冲突，同时并不避讳触碰某些平民的禁忌，他们甚至不屑于使用什么小伎俩让人家不注意到自己‘犯了忌讳’。”莱温斯基评论道，今天的作曲人太容易当了，他们太早就接了太多盈利的活儿，尽管他们多数是自己单打独斗而并不依靠某个团体或流派。拉亨曼给1984年的作品取名《僵化》，说这部作品就是“死去的音乐”的典型——“基本上是它死前最后的抽搐”。这部作品正是展现了内在的僵化。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音乐尚在打破某些规范的偏见，到了70年代，不成体系的音乐“消费品”已经让这个努力变得没有必要了。当然，这些“消费品”也不会被“物尽其用”。艺术资助可以帮助它们举行首演，之后就没有第二场演出了。

获得更多成功的是那些致力于“中庸音乐”的人。赫尔曼·达努泽[17]认为，要总结20世纪的音乐发展，仅仅说现代派音乐（他的定义是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代表人物是阿诺德·勋伯格和阿尔班·贝格）是不够的，还有另外三种“音乐文化”：传统音乐、作为现代派音乐一部分的先锋音乐和“中庸音乐”。

“中庸音乐”，顾名思义，既不是阳春白雪的纯艺术性音乐，又不是下里巴人的口水音乐，这样的音乐创作要求填补了以上两者之间的空白。在材料选取上，亦既有别于过于“前卫”的无调音乐，又有别于过于“古董”的、传统的、以和谐为功能的音乐。“中庸音乐”在当时有重要作用，处于“先锋前卫”和纯文化工业式生产之间的地位是它的最大特征，在相对较广但又符合风格和限度要求的范围内包容尽可能多元的想法。基督教的礼拜仪式（尤其是在教会运动的影响下），新的媒体的出现（广播、电影等），还有教育学和政治，都对音乐的创作提出了功能上的要求。由此，“中庸音乐”作为一种音乐理念，指的是有一定艺术内涵（哪怕不是自由创作）加上一定的功能性的音乐，成为20世纪的典型范例。

相较于阿尔班·贝格而言，后现代主义的青年更加喜欢理查德·施特劳斯[18]。后者的作品里有着戏谑的自由、感情丰富的内心、奔腾的激情，这比什么无调音乐或者音乐结构的革命更来劲。就这个意义而言，老一辈的大师，如罗尔夫·利伯曼的晚期作品《森林》也是成功的，因为《森林》中的音乐，也是多种不同调性风格的结合体，却能很好地彼此融合，互相推向高潮。1987年在日内瓦首演之后，就有人认为这个具有喜剧风格的音乐作品将成为市民剧院的保留节目，并将和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随想曲一样，在有品位、懂行的人那里获得巨大欢迎。

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曾在1955年力推安东·冯·韦伯恩的音乐成为标准，后来回归到“作曲”当中。在他“那部奔放的、有时又优美的作品”《夏娃的魔力》首演后的一次谈话中，有人说他已经是炙手可热的宠儿，被人们围着献殷勤。尤其是他的《光》[19]（施托克豪森说这是献给2000年的作品，其中《夏娃的魔力》只是段落中的段落），用田园牧歌般的情怀表达了新世纪的祈望。据当时的报纸报道，需要七天时间才能完成这场宏大的、包罗万象的演出，其程度只有歌德的《浮士德》和瓦格纳的《尼伯龙根指环》可与之相比。

当“新世纪”的神话徐徐降落，施托克豪森由“先锋”转为“后卫”，可谓走在后现代派角色转换的前列——人们开始看向内心，看向过去。这位“有才华的、聪明的、能够完美控制所有艺术、技术、管理和广告问题的音乐家”溜入“精神导师”这一角色中，用作曲给“整体性”这一要求断了奶。

还有另外一些“先锋派”的人物，比如李格提、基瑟赫·克列伯、米尔科·克列门、伊桑、克劳斯·胡伯、马利修·卡格尔、迪特·施内贝尔、阿里伯特·莱曼、柏恩德·阿洛伊斯·齐默曼，都好像完全未接受教育一样。不过，1986年，齐默曼的作品《给一位年轻诗人的安魂曲》在这位作曲家逝世16年之后由科隆爱乐乐团第三次演出，获得了很大关注。

公认的先锋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约翰·凯奇[20]，他受到了其他拒绝贯彻崇尚唯灵论、恣意妄为的后现代主义先锋派音乐家的尊敬。凯奇对传统毫无惧意，开创了全新的音乐形式和音调，这些音乐有一些甚至是借助电脑或者凯奇自己发明的某些乐器来演奏的（比如1952年的《水的音乐》，原是给一位钢琴家创作的，但除了钢琴之外，还有收音机、烟斗、打牌的声音以及敲打木棍的声音掺杂其中）。凯奇“从传统束缚中解放了音乐，也使音乐不仅限于传统乐器”，从而成为先锋派的核心人物，也对联邦德国的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因为如此，西德广播电台在1987年他75岁之际，曾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他的音乐。

尽管不拘泥于和谐的和声是音乐的大势所趋，但真正获得承认，还是要待先锋音乐家们懂得，如何使先锋音乐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能运用它触动人心。1986年，阿里伯特·莱曼的歌剧《托拉德》首演取得的巨大成功（莱曼凭借1978年的《李尔王》已在现代音乐剧中稳坐一席之位），更多并不在于交响乐团所表现的音乐本身质量有多好，而在于演出时那些巨大和声取得的爆炸性效果。“在传统的歌剧院里爆发了有力的、西方式的巨大声响，乍一听是古典，但是为了更好的目标。”

沃尔夫冈·利姆成名是在1974年，当年22岁的他凭一部弦乐四重奏《墨菲妮》在多瑙河音乐节上第一次为人所知。他在这部作品中，尝试着用一些平和的音调来调和音乐里的不和谐音。摩擦当然可以产生能量，但若要凸显矛盾和刺激性，便不应该扔石头。适当的友善给人以喘息之机，梦想得以在其中变为现实。

汉斯·维尔纳·亨策从未想过什么“新音乐剧”。他当然也是当时音乐的一位主角，虽不是先锋派的代表人物，却是“中庸音乐”的铺路人。亨策的第一部作品颇有斯特拉文斯基之风，随后接近勋伯格的十二音音乐，再之后，在意大利音乐的“灵性”影响下——亨策从1970年代末开始定居罗马附近的马力诺——他的作曲与那种“连载式”的音乐渐行渐远。他有许多作品，包括交响乐、钢琴曲、小提琴音乐、室内音乐和芭蕾舞音乐，尤其是歌剧，如《鹿王》《洪堡王子》《给年轻爱人的挽歌》《年轻的爵爷》，还有一部儿童歌剧《波利西诺》。在这些作品中，传统音乐的和声和后现代的无调精湛融合。1968年，他以一部清唱剧《美杜莎之筏》献给切·格瓦拉，从而公开表明政治上的左倾倾向。作为音乐家，他希望能够创作“人类与社会革命的伟大作品”。在接受《明镜》采访时，他曾表示，自己正随着潮流变化，在步步远离七八十年代的“世界革命”的想法，但并不会因此远离一直对他那么忠心的乐迷们。

亨策的音乐在日渐兴盛的中产阶级社会里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些中产阶级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亨策的成功秘诀在于他的创作原则：不是只有不堪入耳才可以是现代音乐。

虽然曾因为采用了无调音乐的歌剧《我们到了河边》出人头地，亨策终究一步步远离严苛无趣的先锋派音乐，最终完全反对先锋派音乐——就算还不是冤家对头，但也是叛门出教，永不回头。他的音乐中有新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特征，这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一切，正如汉斯-克劳斯·容海因里希在亨策的歌剧《英国猫》（1983年）首演时赞扬的那样，绝对不是胡拍乱打，不是只有过气样本的空洞声音，它的表达既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只会重复传统的陈词滥调。亨策的音乐充满了历史、回忆和经历，借用好听和流行的调子表达深奥的内涵。亨策把这一切都糅合进音乐，使其充满活力和戏剧张力，有力量、有对比。他的作品丰满、有力、感性，而且好卖。亨策的野性及其“音乐生涯”的不确定性让他能够对抗任何音乐法则定下来的刻板和枯燥以及评价标准的单一性。

[1] 莉亚拉（Liala，1897～1995年），意大利女作家。

[2] 海特维希·科特斯-马勒（Hedwig Courths-Mahler，1867～1950年），女性小说家，写了很多受当时女性欢迎的爱情小说。

[3]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年），意大利学者（中世纪学家、符号学家）与作家。除了严肃的学术著作外，著有大量的小说和杂文，经常给杂志专栏撰写以睿智、讽刺风格见长的小品文。最驰名的作品为小说《玫瑰的名字》与他的杂文集。

[4]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44～2015年），社会学家，德国人，出生于斯武普斯克，是慕尼黑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贝克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提出了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全球化社会学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5] 保罗·卡尔·费耶阿本德（Paul Carl Feyerabend，1924～1994年）是一位在奥地利出生的科学哲学家，以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教授的三十余年间（1958～1989年）的著作最广为人知。费耶阿本德因他的科学无政府主义和反对普遍的方法论规则的存在而闻名，他的著作影响了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的发展。

[6] 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1925～1998年），秘鲁裔美国作家和人类学家，以唐璜书系列（12本书和许多更短的作品）而著名，书中记载了他拜印第安人萨满巫师唐璜为师的经历，唐璜其人的真实性曾被多名学者质疑。

[7] 所多玛（Sodom）和蛾摩拉是圣经中的两个城市，首次出现在《希伯来圣经》。因为城里的居民不遵守上帝戒律，充斥着罪恶，被上帝毁灭。后来成为罪恶之城的代名词。

[8] 安德里亚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1942年～），德国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9]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年），法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符号学家。其许多著作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其影响范围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10] 后历史，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流派，宣传传统历史哲学的终结和功能转型。“后历史”概念的提出可追溯至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斯如是说》中的“最后的人”。该流派为国人熟知的代表人物是提出“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其他代表人物有奥斯瓦德·斯本格勒、阿诺德·盖伦、迪特玛·坎培尔、让·鲍德里亚。

[11] 特奥多尔·莱辛（Theodor Lessing，1872～1933年）是德国犹太人哲学家。他1872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犹太家庭，大学先后在弗莱堡、波恩及慕尼黑攻读医学，1907年起在汉诺威大学担任哲学讲师。魏玛共和国时期，特奥多尔·莱辛强力反对兴登堡担任德国总统，1933年时为了躲避纳粹而搬迁到捷克斯洛伐克玛丽亚温泉市，同年8月遭纳粹派人暗杀。

[12] 比特菲尔德是位于当今德国萨克森-安哈特州的一座小城，是化学工业中心。萨克森-安哈特州在两德统一之前属于东德。1968年11月1号，比特菲尔德的一家电子化工厂发生氯稀爆炸事件，造成42名工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所以作者说“周围的荒漠”。

[13] 小罗伯特·查尔斯·文丘里（Robert Charles Venturi，Jr.），1925年生于美国费城，是美国建筑家以及文丘里-斯考特·布朗公司的创办人，1991年普利兹克奖得主。

[14] 法兰克人是对历史上居住在莱因河北部法兰西亚（Francia）地区的日耳曼人部落的总称。所建立的王国中比较著名的有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

[15] 美国理论家詹明信在其著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曾经总结过后现代文化产品的特点，其中包括大量色彩堆积、多重符号使用、肤浅、怀旧情绪等。故此处作者有此一说，认为基弗的作品中的一部分缺少典型的后现代文化产品特征。

[16] 沃坦是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指环》中的人物，原型是北欧神话中的奥丁。

[17] 赫尔曼·达努泽（Hermann Danuser），1943年生于弗劳恩菲尔德，是瑞士裔德国籍音乐学家。他的研究重点是18世纪至19世纪音乐史、音乐演奏、新音乐理论和新音乐美学史，即音乐分析。他的研究融合了作品分析、音乐美学研讨、作者生平、体裁与机构史。对先锋派、民族主义、诗学、美学和历史编纂学的领域他也有所涉及。他广泛的大众传播工作使他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德语音乐学家之一。

[18] 理查德·格奥尔格·施特劳斯（Richard Georg Strauss，1864～1949年），德国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指挥家。他与以写圆舞曲著称的小约翰·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维也纳施特劳斯家族完全没有关系，一般都以全名理查德·施特劳斯（R. Strauss）称呼，以与该家族的众多成员相区分。

[19] 《光》（Licht）是施托克豪森一生中规模最大、创作时间最长的系列作品（1977～2003年）。由七套歌剧串联而成。每一套代表一个星期中的一天，所以副题亦称为“Die sieben Tage der Woche”（“The Seven Days of the Week”，一个星期的七天）。整套作品以三个角色为主轴：米迦勒（Michael）、路西法（Lucifer）和夏娃（Eve）。由于《光》在人力、物力、时间和金钱等方面的花费都非常庞大，直到现在，全套作品仍未曾正式公演，当中头五套作品曾独立公演，另外还有从个别歌剧中选取段落演出的。

[20] 约翰·米尔顿·凯奇（John Milton Cage Jr.，1912～1992年），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勋伯格的学生。他最有名的作品是1952年作曲的《4′33″》，全曲三个乐章，却没有任何一个音符。他是机遇音乐［aleatory music，或“机会音乐”（chance music）］、延伸技巧（extended technique，乐器的非标准使用）、电子音乐的先驱。虽然他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但仍被普遍认为是他所处的年代中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第四部分 德国统一

1990年7月访问苏联期间，赫尔穆特·科尔曾与戈尔巴乔夫在后者位于高加索的家中有过一次非正式会面（Archiz，15.7）

第18章 狂喜和身份危机

改革和转向

在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的历史观里，历史的发展是由一个一个的“英雄人物”决定的。我们的纪念碑文化就是“人物创造历史”这一观念的具体表现。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认为，已经过去的20世纪给新形式的英雄提供了很好的舞台——这些英雄不再是因为战争的胜利、征服、凯旋而成就，而是那些懂得放手和舍弃的人。“我们有理由认真研究这些懂得否定的专家。因为欧洲大陆的存活仰赖于他们。”因为这样，苏联的赫鲁晓夫、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匈牙利的亚诺什分别推动自己的国家走上背离斯大林主义的道路，而西班牙则在阿道弗·苏亚雷斯的领导下告别旧日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冷战结束，俄国帝国主义失势，暴力政府倒台以及德国统一，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位“懂得退让的英雄”、历史里的特殊人物，他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加入了“欧洲大家庭”并影响力日增，这绝对是戈尔巴乔夫的功劳。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作为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撼动了当时的世界政治。他意识到，苏联“帝国”在经济上同当时的自由主义世界落后得越来越远，为了保住他个人军权所需动用的手段亦将会加快这一进程。放弃争夺世界霸权使苏联和美国共同开始裁减军备，这成为和平共生的前提——到当时为止，世界上的多数人还因为两大阵营的对立被分隔在两端。戈尔巴乔夫相信，把国家建立在武力之上的极权统治必不能长久，营造一个有人类尊严的社会也不能靠强制完成，他因此赋予社会主义理想一个全新面貌。“社会主义有一张新面貌，那就是人性的面貌，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念。因此，未来的社会将会实现人性。”转型通过改革（Perestroika）（政策和社会系统上的改革）和公开政策（Glasnost）（公共生活的公开和透明）开始：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是自由的理想。而如戈尔巴乔夫般的个人居然可以改变世界，原因应当是当时的苏共政府腐败丛生，以至于一个小小的推动就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1989年，民主德国分崩离析。10月17日，几个“懂得退让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英雄”夺了埃里希·昂纳克的权。维利·斯多夫[1]同埃贡·克伦茨[2]和君特·沙博夫斯基[3]一起起草了解除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权力的协议。“这个被审判的人坐在那里，找不到一句辩护词。这个对民主德国颐指气使了十八年的男人黯然退场。政治局的人各自心怀鬼胎。沙博夫斯基说：‘没有狂喜。每个人都在努力让一切看起来正常。这是件累死人的事。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在做什么偷偷摸摸的事一样。而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冷血的混蛋，无所顾忌，之前一直在大肆搜刮，现在急着把钱运过约旦河去。’”

时至彼日，民主德国已经在“运过约旦河去”的路上走得很远。从1989年年初开始，要求保障公民自由、反对东德政府压制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据当时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文件显示，1989年10月16～22日共有24起未被批准的示威举行，参加人数超过14万人。23～29日，未被批准的示威游行是145起，参加者有54万人。10月30日到11月5日，未被批准的游行是210起，参加人数有135万。）尤其是莱比锡的“星期一游行”，奠定了这场运动成功的基础。人们后来用“英雄城莱比锡”来表达对这次运动的尊敬。至于为什么正好是在莱比锡发生了这么多抗议活动，原因也在于，这座城市是欧洲最脏、最暗的工业区之一，灾难般的老城拆迁，生活基本供应紧缺，贫瘠的健康和社会设施。人们在此可谓遍尝日常生活之苦。与此同时，莱比锡博览会却呈现出一派虚假的欣欣向荣之象，其中的国际联系加强了文化导向。

想要逃往国外的人数猛增，尤其是那时的匈牙利和捷克已先后为民主德国的公民敞开了通向西方的大门。1988年，记录的外逃人数到达了39000人，而前三年平均每年的人数是22000人。1989年，25000个民主德国公民通过匈牙利逃往西方，1989年10月，14000个民主德国公民在波兰和捷克乘坐封闭的火车，途经东德最终到达西德。（而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尤为嘴硬：“我们不会为那些跑掉的人掉一滴眼泪。”）

198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举行了40周年国庆庆典。可是，自由德国青年团合唱队却拒绝在有10万名青年参加的火炬游行队伍里唱战歌。而当时，昂纳克和其他嘉宾就在观礼台上。到那个时候，东德和俄国的官方友谊已经结束了。因为戈尔巴乔夫相信，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元老不会及时加入已是大势所趋的西化潮流中。“但如果我们止步不前，就会马上被生活惩罚。”

在野党和其他团体申请成为政治同盟。11月7日和8日，东德的政府和政治局在维利·斯多夫的带领下退居幕后。11月9日，前政治局成员沙博夫斯基故意曲解事先写好的关于开放东西两德交通的通告，宣布开放柏林墙。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和平方式完成的德国人民革命，当时的亢奋和欣喜——“我们是一个民族”——简直到了没有边界的地步。

民主德国的“文化革命”是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和大势所趋的现代化进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后果。民主德国的结局，用迪特列夫·波拉克（来自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的话说，或多或少是被“逼上梁山”的，因为两列相对而驰的列车无法达到统一：一列是越来越严重的集权，一列是则是更多的分权和多元化。就像所有高度工业化社会经历的那样——当然，高度工业化在东德迟迟未来——经济、法治、权利、文化和宗教都会发展出各自的运行轨迹。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和理性化进程会加重社会矛盾。而德国统一社会党党魁的做法是用更多的集权来回应社会结构的变化——自主化、多元化、分权、个人主义等——这种冠名为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做法是一定会失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几乎随处可见的影像传媒推动了分化和个人主义的流行，当这些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之时，他们硬说这样的发展是无效的，并动用体制内的所谓“骨干”和官僚集权，试图把这些发展全部纳入“领导和生产一体化”的系统当中。

沙博夫斯基说：“粉饰太平已经变得如此不堪一击，以至于人们只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就把这一切抛诸脑后。如果民主德国自己都在从内部土崩瓦解，那么只能表明当时的体制不足以承担它该承担的任务。”

民主德国内的“文化革命”在人们渐渐褪去恐惧之后才慢慢开始。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审查和压迫不再被说成是某种传教般的信念，而是不安全和迷茫感的表达。旧的领导精英未老先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理解这个变革的世界和在本国发生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政治的仆役和雇工，对高层很没骨气地报喜不报忧。哈特穆特·茨瓦尔用“撤销现实”来形容对不符合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美好愿望的消息通通闭目塞听的行为。

对于那些联邦德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和文化变化，另一个德国采取完全闭目塞听或者仅仅是浮光掠影式报道的态度。东德对西德的认识是如此贫乏，以至于在两德统一的时候，竟无人拿得出一体化协商的具体计划来。只有数十年前的库特·舒马赫设想到了统一的进程。至于统一这件事情，用彼特·本德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计划，没人想到。德国统一就这么来了——那不是一个行为，那是一个结果。”“我们应该从社会和经济上入手，让人们看到西德超过东德之处。西德的经济对东德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相较之下，东德的权力机构不再成为可靠的手段。除了使用经济这块磁铁把东德牢牢吸过来之外，没有第二条更方便促成两德统一的道路。”

民主德国在两德统一之后没有产生社会动荡，这是因为同联邦德国的合并使它“升值”了。1987年，联邦德国总统赫尔穆特·科尔用最高礼仪和军队致敬的方式在波恩迎接了埃里希·昂纳克的到访——这意味着西德承认东德是一个独立国家，而巴伐利亚州的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也借给东德以亿计的贷款，为当时已经支离破碎的东德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西德的公众也持续地让自身被“一个暴力系统中的具有控制性的自我认同崇拜”所欺骗；人们甚至发明了一种奇怪的欲望，对这些残余政权的少得可怜的成绩施以尊重，并且突破界限，建设一个早就已经过期了的意识形态。

当然，联邦德国通过现身说法的方式——尤其是它那在任何时候都熠熠生辉的经济奇迹——帮助了民主德国转型。1988年11月，莱比锡学者瓦尔特·弗里德里希向埃贡·克伦茨提交了一份绝密文件，其中详细描述了联邦德国在经济、文化和时尚方面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而民主德国国内的问题则层出不穷，有一些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如基础设施的落后和生活基本品的欠缺，信息的不通畅，民主建设也相当落后），这些问题越来越明显，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人们开始对民主德国之内所谓的社会主义是否真的具有优越性产生怀疑。“由完全不开放到经济改革，这个过程把一切矛盾都激化了。”其实，民主德国的最终结局是人民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西德的人们则在1989年11月9日，当柏林墙倒下的时候，才开始狂欢。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柏林市市长瓦尔特·孟培尔说，就昨天而言，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他后来成为德国联邦参议院议长。

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准确地把握了时代所发出的信息，他理解东德人民感到时间压力的心情——因为他们生命中的数十年时间是在谎言中度过。他在一个需要执行力的时机，准时地运用了自己的权力。他跳上了一列已经开动的列车，在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尔的帮助下，用两德协定的方式把这列列车送抵正确的站台——当然，这也受益于当时较好的外交环境。

柏林墙开放夜的勃兰登堡门，1989年11月9日

1990年9月12日，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外长同民主德国第一届民选产生的总理洛塔尔·德梅齐埃和联邦德国外长共同在莫斯科签署了所谓的《四加二协定》。这份协定赋予后来统一的德国以真正的主权。科尔在这份协定中表达了对之前的四个二战战胜国的感谢，因为它们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正式承认德国是一个国家民族（Staatsnation）。

“之前还有哪个民族有过这样的机会，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长达数十年的分离？我们和我们的邻居达成共识，在自由之中重建了德国的统一。”

不过，狂喜过后的那几年似乎印证了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4]的“不安感觉”——这感觉来自他对转型期的哲学思考。事情并没有像维利·勃兰特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原本属于一体的东西自动地融为一体。“新的德国”，从转瞬即逝的、自信自觉的凯旋高地摔下，跌入身份危机的文化低谷，至今依然无人能说完全克服了它。

某些著名面孔下的复杂心情

尽管经过了统一，依然有部分人如同梦游，继续做着关于东德也能实现民主的美梦。不过，清醒的人已经自觉地把头探出去，认识真实的世界。以上是君特·库内特的断言。这个断言只有一半说对了：统一之后，东西两德人民之间的陌生感越来越强，有些人已经开始缅怀东德。这带给在格雷格·居希领导下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其前身）很大好处，1990年，该党进驻德国众议院。

东德人获得了自由，但自我身份感的丧失却使他们饱受其苦。那些“真诚努力的人”的数目比较大，他们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很有认同感，不过并不想参与腐败。“星期天，我们跟一群办事人员一起乘车回萨尔聪根。包间里还坐着几个年轻人，嘟囔着‘德国统一社会党就是一坨屎’。英格丽德，我的妻子，对我说‘把你的党员证塞到钱包里’，我之前把它放在西装上衣旁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并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因为它对个人前途有帮助，今天我也不会因为个人前途而退党。”汉斯·迪特·弗里彻勒，德国统一社会党萨尔聪根温泉地区的第一书记，如是描绘道。这样的场景是统一后常常发生的。1986年，弗里彻勒曾经写过一篇广受关注的报告，里面记叙了一个官僚的工作与生活。而六年之后，他得等待自己的书得到批准，那是一本描写党内工作浮华表象背后的书。该书的出版简直就是东德的“自由主义政策”。书中的主人公工作勤奋、要求也不高，每天工作18个小时，无休止地同东德日常生活的种种困难做各种斗争，这个人物反映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虽然他相信党，但“每日的疯狂”——物质匮乏、经济低落、挫折感、没有娱乐——却常常让他陷入怀疑。

这是一个理想转为现实的时代，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被揭露，导致了人们产生反感、丧失勇气。听证会有时会带来审判，一些“德国统一社会党中的腐败、滥用职权和中饱私囊”的事件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让人们对那些没有经过特别审判程序就进入这个圈子的人产生了同情。

1990年9月8日，民主德国法院对埃里希·昂纳克提起诉讼，理由是“滥用职权、对国家不忠和腐败的高度犯罪”，因为刚刚动过癌症手术，不能把他关进监狱，人们无法为这位前国家领导人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不过，在位于波茨坦附近的比立茨红军医院短暂停留之后，他还是跟他的夫人马格——曾任人民教育部部长，推行教条化意识形态的政策是她的执政特点——一起被送往莫斯科，把他递交当局的决议因为一项新的刑事处罚条例“法不责众”遭到拒绝。一年之后又被遣返柏林，接受审查，由柏林法院第27号刑事审判庭提起公诉。1993年，诉讼被撤销，昂纳克一家前往已移居智利的女儿处落脚，一年后，这位德国统一社会党前党魁逝世。

就像昂纳克在柏林地区法庭说的那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民主德国不是随便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标志，说明社会主义是可行的，并且优于资本主义。民主德国是一个实验，一个失败的实验。”

那些对昂纳克审判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场审判只是对国际法的挑衅，在刑事处罚上的结果也是荒谬的。人们简直可以从中看到一个英雄的历程。这是“英雄主义的废墟”，德裔美籍作家伊莲娜·迪舍如是说。她是昂纳克辩护律师尼古拉斯·贝克的助手和妻子，因此格外关注这场审判。在一篇发表于《纽约客》的文章中，这位作家带着某种同情写道，这个已经得了绝症的八十岁老人，他对工人阶级的喜爱从未间断，而同时这种狂热又是这么孩子气。“昂纳克有一种光芒。他不算伟人，但是他坐得正，是德意志民族宁折不弯的象征。”

在那些生活在东德，真切地感受了东德的人——政治局的口号、中央委员会的那些蠢猪、部委里的那些“硕鼠”、外事局的那帮吃白食的人——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外汇筹措委员亚历山大·沙克-格罗多夫斯基是一个尤其聪明的墙头草。一俟获得了国际资本操控的“准入证”，他马上摇身一变成了东德现代化一代的代表。他曾经接受德国统一社会党重任，在对外经贸部担任秘书之后，1977年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的经济委员会成员，尤其在1983年东西德关于百万贷款的谈判中，他作为“商务协调”部的主任发挥了巨大作用。该谈判是在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介绍下举行的，格罗多夫斯基其后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也发展出了一段“真实的友谊”，他学习到如何把成功的生意和成功的政治结合起来。“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帝国”有强大的私交人脉网络，可以同他一唱一和。

汉斯·莫德罗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德累斯顿的第一书记，也是1990年2月初组建的“圆桌会议”代表之一——该“圆桌会议”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给躁动不安的人民最后一次和平的建议”——他同西德建立起紧密联系，为第一次民主选举铺平了道路。东西德统一的协定在他的主持下达成，共九章45条，以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的形式实现。这个协定得到了人民议院的首肯，该议院那时终于由自由、直接和保密的选举产生（基督教民主联盟得票率为40.8%，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为21.9%，等等）。

洛塔尔·德梅齐埃这个“普鲁士人、基督教徒、保守主义者”是一个过渡期的杰出政治家，在法律范围内非常努力地促成统一，用这种方式，让东德的价值在统一之后也得以保存。后来他却失势——主要是因为一项未被证明的指控，说他曾非正式地为史塔西工作过；他有过三种职业：音乐家、律师和政治家，“节节高升”。从政治中抽身之后——他是人民议院144名议员之一，这些人在统一之后都进入了德国议会，曾任特别事务部部长、基督教民主联盟代表——政治向着德梅齐埃所预言过的那样发展：分离只有通过分享才能被战胜，“谁说了算”的问题应该被淡化。

东西德统一进程推动了关于宪法的讨论，当然，这个讨论只是外围式的，也没有什么结果。多数政治家并不想做一场试验，他们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改进宪法、增进人民参政议政的可能。当时宪法第146条的有效性随着时日推移逐渐失去，取而代之的是由德国人民决定的法规：“这部宪法旨在保护德国的统一和德意志人民的自由。”而法学家杰尔德·罗伊洛克认为，这样一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们不能在一部宪法里说，德国的自由已经完成，尽管这部宪法并不是由人民自由决定产生的。“这个矛盾揭露了看似亲民的宪法政治实际是伪善的。”同样，宪法也忽略了加强对保证民主稳定至关重要的爱国主义。人们在柏林墙倒塌时所感受的狂喜并没有转化成“不竭的动力”。相当一大部分知识分子在统一的过程中选择袖手旁观或裹足不前。

关于民族国家的争吵

在第一次全德联邦议会创立会议上（地点是柏林帝国大厦）——选举在1990年12月2日进行，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占了多数席位（哪怕在东德）——维利·勃兰特发表了一席讲话，主张统一了的德国从一开始就应把自己理解为正在变为现实的一体化欧洲的一部分：他认为，国家主义对于多数德国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并且招致反感。“德国和欧洲是一体，现在是，将来更是。”

这也是对之前的君特·格拉斯的某种间接的回应。自民主德国和平演变以来，君特·格拉斯就一直主张保留德国的“多国家制”（用谢林的话来讲，德意志最好的形式就是多民族的民族）。可以自力更生、有自我意识的民主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可以预防国家主义的死灰复燃。狂妄自大让德国人失去了在联邦体制下以文化来定义国家的机会，非但如此，他们还使用暴力，把统一的国家往一个帝国的路上逼。“这是奥斯维辛的前模式。这是一种潜在的反闪米特主义，它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国家社会主义的人种意识形态借国家社会主义之力，成为一种不咸不淡的精神基础。”

君特·格拉斯的小说《广阔的地》（有批评家，如马塞尔·莱西-亚尼基认为这是一本无聊透顶的书）是描写转型的，它尤其被东德人当作捍卫东德生活方式的宣言书。君特·格拉斯——东德记者克里斯多夫·迪克曼带着轻嘲如是总结道——把民主德国当作德国历史，联邦德国当作民主德国历史，他用一种历史的包容性来反对纳粹德国驱逐迫害犹太人的意识形态，他的平和及开明是送给被历史绑架、不引人注意的东德的礼物。格拉斯一一点名那些西德的压榨者。“他们的影子分成4001份，落在公有企业上、落在不动产上、落在容克土地上，它们分成了7000份各自为政的私营企业，以及250万个受到威胁的工作岗位。”“这简直就像一个灵堂”，冯迪如是说——他原名为提奥·乌特克，因为对冯塔纳[5]深深着迷所以人称冯迪，是原文化联盟中负责巡回讲座的人，是1986年出版的小说《塔尔霍夫》中特务的原型。该小说的作者是汉斯-约阿希姆·沙德里希，此人于1977年离开东德。

君特·格拉斯，《自画像二》，1972年

“在我生命的多数时间里，”尤雷克·贝克在1990年6月举办的一次东西德知识分子的聚会上说，“社会主义都没有机会。康复的尝试只让我病得更严重。”这句话揭示了相当一部分西德知识分子对于两德统一及其后果的矛盾心态。因为这个观点既不统一也不明确，被理查德·赫尔辛格指责为带文明批评色彩的反西方主义。立场坚定者如海纳·穆勒，当那些“西方胜利者”指指点点时，他坚决建起学术和道德的堡垒。海纳·穆勒从民主德国的结局中几乎没有学到什么，对于他来说，一切之前从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西方世界那里感受到的依然有效。实际上忠诚拥护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在抗拒心理上保持一致，他们不愿接受西方的民主文明，把它看成同心同德生活共同体的威胁。保守党派则认为，联邦德国受到过多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仿佛美国的“特工”一样，对民主德国殖民。对此，克里斯多夫·海因还在转型期时就有一个形象描述：“我们一旦失败，麦当劳就会把我们吃掉。”

两德PEN中心[6]对统一的态度不一致，也是统一之后知识界不同态度的很好例证。西德：愿意接受民族国家的那些人对东德作家抱有对立情绪，愿意接受文化国家的人对东德作家抱有好感。东德：对西德的文学抱有怀疑的观望态度，要么为自己“集体无意识”地同德国统一社会党共舞做无罪开释，要么使劲抨击以求竭力抱住西德的大腿。

两德统一也给PEN带来了一系列戏剧效果，这些效果开始于1990年5月于基尔举行的PEN年度会议上，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德语作家的经验和视角，并终结“德国对德国”这样的闹剧。选择它作为主题的原因是此前汉斯-约阿希姆·沙德里希所写的一篇评论，他在里面抨击了民主德国的PEN协会。这次批评是由克劳斯·霍普克加入PEN协会引发的，霍普克1973～1989年曾任文化代表，主管出版、售书和图书馆业务。雅克·卡尔宗克是PEN协会的创始人之一，1965～1968年曾任杂志《南瓜仁》的主编，该杂志对东德的社会主义一贯持反对态度，他还是1968年支持民主和裁军的主要喊话人。卡尔宗克认为，民主德国的文学应该至少首先战胜斯大林主义文学的影响。那些由东德逃往西德的“变节者”，曾经在不同的时段为他们的“异端邪说”付出“流亡”的代价，这些人毫无悬念地极力反对两个PEN合并。按照莎拉·基尔希的话说，民主德国的PEN根本就是在邪恶的条件下成立的，应当解散。

时任西德PEN主席的卡尔·阿梅里同来自东德、生活在西德的作家意见一致。他说，人们没必要对着那些已经压力很大的东德作家行使“洗衣机”的职能。他挂印而去，接任他的后两任主席杰尔德·海登赖希和英格丽德·巴赫尔也做了同样的事。

为了挽回已经陷入僵局的谈判，1995年，60个西德PEN成员也加入了东德PEN，这些人当中著名的有：马里翁·格拉芬·敦霍夫、马克斯·冯·德·格林、瓦尔特·闫斯、彼特·吕姆科夫、约翰内斯·马里奥·西美尔、克劳斯·施塔埃克以及——哇噢！——君特·格拉斯。君特·格拉斯说：“我将无法属于西德PEN，如果它坚持把东德PEN拒之门外的话。”他认为，自以为是会带来结局，他也担心拉帮结派。这种情况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在PEN里出现过，那时比较喜欢拉帮结派的是德国共产党作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荒唐的是，现在又出现了拉帮结派，这次却是那些曾经生活在东德、又不得不去往西德的作家，他们对于1989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感到无所适从，因此把自己变得又臭又硬。不过在1998年，东西德PEN终于完成了合并。

来自东德的作家们对东德持怀疑审视的态度，但他们更对西德抱有对立情绪。他们很快写出了一系列充满隐喻的作品，这些作品都事关身份危机。这是他们在两德统一之后从广大人民那里感受到的，他们用这些作品赋予这些感受一种表达。比如，福尔克·布劳恩就用讽刺小品的形式写成《自由的伊菲格尼》（1992年），这是对充满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曲追思，也是对统一后的德国表示讽刺的一份小传单。这位作家对那些逃往西德的人不带一丝好感，他认为在西德，穷人必须战斗，富人享受和平。他认为，在西德所谓人民就是那些被征服的人。“我还在这里，我的土地去了西方/住草棚的人奋战/住宫殿的人享太平。”

曾任美军宣传部官员的斯特凡·海默在1945年就是布劳恩口中的“征服者”。而现在，作为一名民主德国公民，他必须经历东德的衰亡，但“无论如何”，那也是“他的”国家。“我不能丢掉我的整个生命，那就是疯了。尽管在这里人们受到很坏甚至带有犯罪性质的待遇，我也相信，它的基本理念是好的、正确的。”海默在同弗里茨·J.拉达兹的一次谈话中如是说。拉达兹就1953年6月17日发生的事件和东德的斯大林主义写过批评性小说，分别是《六月中的五天》（1974年）和《科林》（1979年）。他因为1976年在抗议开除沃尔夫·比尔曼的请愿书上签字而被东德作协拒之门外。

相当一部分东德人觉得自己在西德失去了身份，而他们的做法让拉达兹愤而出走，那简直就是东德的圣灰星期三[7]。一群终日担惊受怕、伏低做小的人，当他们最终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时候，却变成一帮愤怒的乌合之众，摩拳擦掌、你推我挤地冲向赫尔提和比尔卡[8]。这位时年八十一岁的作家用自己的方式“去了西德”。1994年10月，在柏林中及普伦次劳尔贝格地区举行了统一后德国的第二次议会选举，他作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代表进入德国议会，并作为名誉议长发表了开幕演说。

剧作家海纳·穆勒则把西德的经济奇迹成为“奥斯维辛的后果”。“所有的德国大型康采恩都为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工作过。在盟军里，它们则为美国和英国的工业卖命。”可即使这样，也丝毫不能阻止柏林歌舞团的当家作家在资本主义的西德赚个盆满钵满。“用左派思考，用右派进餐”——这是东德文学的绝好材料之一——已经是自1968年运动以来全德国的普遍现象。

克里斯塔·沃尔夫的《美狄亚》（副标题是“声音”，剧中用六段独白对这个希腊神话故事进行另一番阐述。这个杀害自己孩子的女魔法师在剧中被写成一个充满人性的女英雄）虽然算不得时代性的代表作品，但是其核心含义却直指统一后的东德身份危机。美狄亚的故乡科尔基斯被正直的国王与王后统治，那里的子民全都懂得为其他人着想，财产被均匀分配，以至于没有人需要嫉妒另一个人。榆木脑袋的国王阿依特斯毁了这片社会主义乐土，美狄亚去往科林斯，她最初有些激动，却很快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中，因为科林斯的社会不平等更加严重。“我要去往哪里呢？是否有一个世界、某个时间能容得下我？我问，却没有人回答。这就是回答。”这是一个死心的结局。

失意而非快乐

1993年8月赫尔穆特·科尔发表了一次演讲，说德国总统应由东德产生（因为时任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的第二个任期也是最后一个任期在1994年就将结束了）。科尔推荐的总统人选是萨克森的司法部部长施台凡·哈特曼（基督教民主联盟），此人参与了总统候选人竞选，几个星期之后又放弃了，因为他的保守激怒了公众。闫斯·莱西是由一个乡绅集团推举出来的，但他在那些有实力的政党那里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这本是一个大好机会，可以通过这次选举选出一个左派的、自由主义的科学家和出版家，从而大大推动两德一体化进程——想想看德国总统将拥有的活动范围，这绝对不可能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推动力——而这个机会却白白从指缝间溜走，不管后来当选的来自西德联邦州的罗曼·赫尔佐格如何迅速地获得了多大的欢迎。

东西两德本可以共同成长，却被西德的指手画脚阻挡了进程。“距离、失望、仇视和失意而非快乐在再次统一的德国”是1992年第34期《明镜》周刊的大标题。《时代》1995年9月的增刊也以《统一，却不同一》为标题。

沃尔夫冈·提尔瑟是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代表（他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在波恩取得地位和影响力的东德政治家之一），他警告说可能出现这么一种状况，即两德的统一在西德的主导下完成，可即使这样，就算经济上行得通，其也是人性上的一次失败。

1996年，社会学家伯恩哈德·沙弗斯指出了德国一体化进程中不同步的状况同步出现，即整个机构和法律体系已经经历了改天换地的变迁，但细小的行为模式和精神情绪仍然无丝毫变化。不管在东德激烈的政治与社会“重装”中需要许多西德人“帮忙”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和正确——这些西德人也多少能重新认识自己的任务范围，并把东德人看作自己的民族——曾任汉诺威市市长的海因里希·列曼-格鲁伯调任莱比锡当市长，或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家库特·比登科普夫成为萨克森的州长，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但东德被西德殖民的印象依旧挥之不去（西德提供给东德直到1995年的1亿马克支援是例外）。沙弗斯认为，东西两德的根本价值观完全不同，比如，西德人对宗教和教会有很强的归属感。他说，在欧洲再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经历过东德那般剧烈彻底的“把教堂拉下神坛”的运动了。但与此同时，被基督教赋予如此崇高意义的父母以及家庭地位对东德的影响又比西德要大得多。

说到政治走向，那些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好的，只是它们在东德被糟糕地实施了”意见的人远远超过50%。在经济方面，西德在过去几十年中从“社会的市场经济”中受益良多，因此，人们强烈抗议取消“社会国家”的形态。反而在东德，所谓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几乎肆无忌惮地横扫人们的心灵，尽管西德在1990年曾对其做出能占整个经济体系77%这一乐观预测，但到了1995年，它在新的国家和社会体系下实际所占的份额只有34%。

埃姆尼德研究所1995年7月所做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东德民众认为东德在16个领域具有优越性，而在1990年只有3个。这三个领域所获得的肯定在1990～1995年有了显著增长：妇女平等由67%上升到87%，社会安全由65%上升到92%，犯罪预防由62%上升到88%。之后被东德人认为具有优越性的领域是：对职业培训的肯定由33%上升至70%，对中小学教育的肯定由28%上升至64%，对住房供给的肯定由27%上升到53%。“这些和其他数据显示的东西是最简单的人类理智都会告诉我们的。即无论是为了一体化进程，还是为了整个社会所面临的改革，东德的精神史都应该比现在更严肃地被对待。”

两德统一后，幻想中充满着诱人的商品美学的“西德式小康”在许多人眼里破灭了，人们重新想起德国统一社会党之前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威胁的警告，这警告如今变得如此具有说服力。在一次问卷调查中，针对“民主是否最好的国家形式”这一问题，1990年5月有79%的东德人说是，而一年之后就降到了70%。当问题被限定得更小，变成“您是否认为，我们现今在德国内享有的民主是最好的国家形态？”时，表示肯定的人1990年只有42%，1991年7月则降到32%。

芭芭拉·塔海默是东德颇受欢迎的写歌人，她清楚地记得人们在1989年9月到1990年3月那段时间曾处于怎样的“打鸡血”状态。“‘我简直不能相信现在大家都居住在汉堡了，而且还适应得很好。’不，东德之后并没有人想回到过去。可是大家却带着悲伤的情感，缅怀东德原本可以做得多好。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自己明明已经加入了瑞士或者西德这样的‘外国’，却一再地想回去。他们死死地抱住东德，从两年前就开始苦苦哀求，直到人们把他们放到法国去。在法国他们多数人从农场工人开始干起，却发现自己既不能从事强体力劳动，又不能很好地融入有条理的工作程序中。他们看超市免费发放的、有诸多实用信息的报纸，日复一日看着美丽的日落。终于有一天，他们意识到自己渴望的是什么了。他们不是想念希登塞岛[9]，也不是想念朋友，他们就是想念那些破烂、丑陋不堪的小酒馆，想念旅店里三人分睡的大床，想念那些穿套头毛衣的人。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不正常。‘在东德冉冉升起的是自由，在西方你只能洗洗睡了。’这就是他们现在的状况——哈哈，自由的意思就是：‘人人都能成功，人人都能堕落。’”

东德人情绪这么糟糕，首先是经济洗牌的后果。洗牌不是渐进式的，而是暴风骤雨式的。它受到在西德也渐渐有声势的对社会国家的怀疑的影响，采用破产管理的方式，而这种方式的刹车机制在于工会的权力。同时，西德在“政治调整”上粗暴插手，往往并不在意设身处地地去体会东德人生活的艰难之处。

西德的政党长驱直入，随手掩埋掉一切被他们激起来的东西。他们借着无法无天的狂妄向我们出售他们的民主。有少部分人反抗了。反对者的小股“部队”发出抗议的喊声，艰难地在不利的“地形”上“挥剑奋战”。其实早在所谓的“圆桌”上，我们就已经真切地体会到所谓民主的真面目了。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被贴上“降价”的标签，只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我可以原谅我那些东德的同胞们，他们不够勇敢，并且被西德的民主和小康闪花了眼睛。可那些西德的政治掮客们，他们一向只做对自己而言正确、对我们却错得离谱的事情，我不原谅他们的强盗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有辱“成熟”，他们还用令人难以忍受地方式利用信基督的、民主的、自由的和爱国的同志，这些同志是东德和德国统一社会党长时间培养出来的。他们利用史塔西的奴才，利用经济投机商，而这些人躲在易北河对岸，这些人需要为这个国家的疮痍负责。

从权力政治的角度看，这的确是一场绝好的闹剧。但它蹂躏了德国的道德。可以肯定本有其他的可能。那不必是第三条路，只要人们耐心地互相接近，并对那些即使是在东德长大的人也抱有尊敬，民众运动原本就是为他们兴起的。

政治的统一已经画上了句号。统一，从政治形式上来说，已经完成——那些追逐权力的政客似乎很占理。可是，直到两德人民之间的鸿沟弥合，直到心灵和文化的“柏林墙”倒塌，直到精神的差异被消除，还需要整整一代人。（康拉德·魏斯，东德电影制作人）

统一前的几天，东西两德的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为新的社会民主党。东德的社会民主党主席沃尔夫冈·提尔瑟曾经希望，西德人不必摆出战胜者的姿态。“胜利不是他们争取来的，我们却需要忍受失败。”他说，前东德不能够变成德国的殖民地，它必须是新德国的一部分。

“我们将成为德国这个新国家里的新的男女公民。我们会有一大堆新的、旧的问题，会有一大堆压在我们头上的历史，但我们是平等的男女公民，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充满勇气，充满希望，充满进取的力量，充满对知识的渴望。我们会有‘重整河山待后生’的要求，也会有许多新的建议和想法。如果我们都把这一经历当作成长中的果实，就可以创造和利用新的机遇。”

然而，1990年代发生的事却表明，用理性的方式共同成长、水乳交融并没有发生。“统一是愿望，隔离才是真实：经济的隔离、社会的隔离、心理的隔离。”提尔瑟立足的政治文化（那是一种全面历史观、敏锐的感受力、带批判态度的自我认识的“混合物”，总而言之，完全符合启蒙的原则）只在少数人当中存在，虽然他们就此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也不容置疑，但并没有被两德统一的实际操作者倾听，更遑论被注意到。

埃姆尼德研究所1995年的一份问卷调查：“您今天是否希望两德没有被统一？”回答“是”的人占15%，回答“不”的人占83%。“在您看来，统一后的发展怎样？”回答“比预期中的好”的人东德为13%，西德为25%。回答“比料想中的糟”的人东德占53%，西德占43%。“如果您在东德，给自己做一个统一后收支总结，结果是怎样的？”25%的人说“赚了”，17%的人说“赔了”，58%的人说“不赚不赔”。“东德公民是不是统一后德国里的二等公民？”东德有72%的人说“是”，27%的人说“不是”，西德有22%的人说“是”，77%的人说“不是”。

还剩什么

“希特勒偷走了我的童年，斯大林偷走我的青年，昂纳克偷走我最好的年华——科尔的幕僚们还要偷走剩下的所有年头！”这是一个“1935年度”的人在《西柏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宣言，如果生在东德，他们几乎是彻底玩完了（假如他们没有进入东德国家机器系统的话）。

但这是一个现象，它表明身份认同的破碎，这个现象存在于整个德国：失业者、“多余的人”、没有希望的人。那些政治和现代化的失败者，从东西两德汇聚成一个同仇敌忾、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的“生活水准降低”的步兵方阵。自然，人人心中都各自有一个需要对此负责的“罪人”。西德为平衡“德国与德国”之间的差距，向东德播撒巨大的物质帮助，东德的基础设施因此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巨额的贷款却加深了西德人认为统一是一笔“只赔不赚的买卖”的印象。而在东德方面，人们却对事情的发展持乐观态度（Status quo ante）。1992年，有人对中小学以“德国统一”为题的作文进行了比较研究，分别选取图林根和莱茵兰-普法尔茨两州作为东西两德代表，研究发现，只有1/3的中小学生对统一持正面看法。“最好是这帮人打哪儿来回哪儿去。”“愚蠢的西佬（Wessis）根本无法理解东德曾经历过什么。现在应该反过来再来一次：西德并入东德。”（从1989年开始，共有1568070人由东德迁往西德，488430人由西德迁往东德，两相抵消，共有1079640人迁往西德。）

公民法学家弗里德里希·朔勒梅不无忧虑地仔细观察着已在政治领域冒头的排除异己和化整为零现象。“我知道，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换汤不换药，我也知道这可以走到多糟糕的地步，尽管它们看上去是在统一之后才冒出来的。‘强迫人自由’也是一种专制，这种专制让被强迫的人即使身处‘自由’，也依然不得安宁，这让我担心。还有那些要求甩掉陌生包袱的愤怒叫嚣，和那些老掉牙的‘我才是正统’的姿态。旧的伤害已经够多了，现在又来了新的。专制的羞辱后紧接着就是自由的羞辱。”

沃尔夫·来珀尼斯认为两德统一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后果。旧联邦州[10]的政治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利用统一为自己鼓噪作势。“重建德意志国家统一”只是一个宪法概念和一个政治雄辩术里耳熟能详的修辞，但从不是政治具体实施时需要关心的问题。“德国政治家没有自我审查。东德异己政见者被排除在外，这使他们越发缺乏反省意识。‘东德极权政府模式’在东德覆灭之后依然存在，比之前更加厚颜无耻。”

在早前的东德至少流行某种对任何政策都持怀疑态度的“异己思维”，其作用相当于反对党，它深植于德意志传统里新教教会对于公权的理解，这种理解更加执着于“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不是对某种权力或者多数派服从。虽然这种想法常常以个人牺牲为代价赢得公众的注意，但它最终并没有演变成一种权术。“东德社会的过度政治化反使政治这个概念失去了它原有的神圣含义。即便持异己政见者赢得了政治表达的自由，但他们对于政治的轻蔑并未改变。”民众运动气呼呼地拉长着脸，却没有更多动作，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自然是，选民并不尊重自己不受干涉的道德原则，在政治这个传动机制里，“伪政治道德”的砂子成了推动力。

那件激起新联邦州愤怒的事情很早就引起了旧联邦州的注意：“用宪法来爱国”（而非所谓的“实用物质主义”）的地位基础还相当薄弱。“适意的生活”真的只需在消费上达到小康，而并不同时包含一个国家公民的自在吗？“‘人们指责东德人不知感恩。他们竟然对意见自由、选举自由、旅行自由和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毫无感激之心。事实上，自由在东德已经几乎不是一个问题了。也许这是因为，在西德，自由已经是不需要讨论的话题，而这种‘不需要讨论’的感觉比其他所有感觉传递得都要快。’这是历史学家洛塔尔·加尔的猜测。而理查德·施罗德则补充道：‘假如有人对一个失业者说：现在你可以自由旅行啊。或对一个害怕失去住房的人说：你可以对此在公共场合自由展开骂战啊。这显然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在统一刚刚完成的阶段，创新动力的缺失和逃避责任带来了很负面的效果。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报道说，人们害怕承担风险、懒于创新、缺乏活力、缺乏适应力。但与此同时，公民社会的道德体系仅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从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意识形态和西德密不透风的围攻的双重枷锁里挣脱。它的发展使西方的发展水平相形见绌，因为它带来了新鲜感和好奇心。乌托邦式的终极梦想在新联邦州依然有价值，并未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懒散而失去其光彩。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列宁式”和“晚期资本主义式”逻辑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恰好是那迅疾的身份认同重建教育——在那漫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集权的压制下的身份——使人们想起了西方共产主义的全盛时期：让百花齐放！多样比单一要好。

海纳·克约普把东德的“自由化道路”分成三种主要类型，但其实这三种类型适用于全德国。

创新自由化：他们多来自受过精英教育的阶层。尽管有各种声音，批评两德统一类似于殖民，他们仍然自视为统一中的获胜者。因为统一为他们打开了未来之门。他们期待着无数种可能，并一一尝试自己的想法。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多元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是威胁。“他们的社会人际网络是多相不均一的，三教九流全都有。他们推崇多种关系所带来的机会，并不用任何一种价值与之绑定。”

规范自由化：他们多来自社会中层中的下层或社会底层中的上层。在适应西方以家庭观念为主导的规范过程中，他们显得相对笨拙。他们觉得这种模式正在式微，而有组织的“仇雠相对”则让他们感觉很掉价。在他们眼里，未来的开放性即是不确定性，多元的生活选择也更像是一种威胁。他们的社会人际网络以家庭为中心，同外界的联系则以高墙隔开。

隶属自由化：这类人的机会更少，情况比较严峻。他们多数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破碎。个人生活之外的世界在他们眼里是有敌意的、危险的。他们常常试图通过各种怪异的行为来保护自己。对于他们来说，暴力常常是唯一显得自己有用的方式。他们的社会人际网络并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让自己变得有用的生活构建的范本，关系也很少，就算有，也多半自诩为“被排除在外者的集合”。在这种集合里，通过极端方式获得归属感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方式带给他们归属感、认同和“自己具有行动力”的感觉。

在克丽丝塔·沃尔夫的自传体小说《还剩什么》的末尾，女主人走过她住所的所有房间，关上所有灯，只有桌上台灯还亮着：“它几乎叫我感动。这一刻，它仿佛有思想一样，精准地把握了一点。这一点，我将在未来某天用我的新语言说出。未来某天，我想着，我将轻松而自由地说出它。现在还太早，然而，难道不会一直‘太早’下去吗？难道我不该现在就去坐在桌边，坐在那盏台灯下，摆好纸张拿起笔开始写作？写还剩下些什么。写我的城市的基础，写它为什么走向衰亡。写这里没有除了不能生活之外的不幸，写最终也没有除了不曾活过之外的绝望。”

这位女作家的生活反映了许许多多生活在极权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境况。勇敢和妥协始终处于天平的两端，人们苦苦挣扎，以免自己过于同流合污，保持至少一点点气节，但又始终不能完全做到。自我安慰成为一项必备技能。“有一天讲真话将变为可能”这个希望补偿了生活在谎言之下的精神与灵魂上的窒息感。“总有一天我可以说出来。”这种用文艺腔表现出来的悲苦存在只得寄希望于未来，其任务是写下真话。但是，趋利避害的本性却在告诉人们勿做反抗。

上文中克丽丝塔·沃尔夫的小说在两德统一的那一年，即1989年的11月出版，它在1979年六七月时就已写成。小说激起的文学界争论——其中有不可避免的个人攻击——抓住了许多“本质”问题：艺术形象是否必须代表道德？它是不是必须在“气节问题”上站在对的那一边？抑或其质量可以只求自说自话，即为了艺术的艺术？可恰恰那些认为“气节问题”有待商榷的人（他们说，艺术会由此“沦为工具”——这是令人生厌的，即使本意不错）抨击克丽丝塔·沃尔夫的小说，认为其文学质量欠佳，同时也抨击她的人品，说她缺乏政治反抗的勇气，所作所为是投机主义行径。尤其遭到批评的是带有一段非常德国式的论述的一章，那段论述有关思想和行动，其内容是对一所传授蛊惑思想的中学的案例研究。

“一路走来有什么/这我们已经知道。路前方有什么/我们却一无所知，/直到/我们走过的那天。”（海因茨·策科夫斯基）

[1] 维利·斯多夫（Willi Stoph，1914～1999年），东德政治人物。1964～1973年出任东德部长会议主席。1976～1989年再次出任东德总理。

[2] 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1937年～），生于德国波莫瑞省的科尔堡（现属波兰），是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最后一任总书记。1989年他在原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辞职后曾担任数周的东德领导人。德国统一之后他被控谋杀而被判处六年半的有期徒刑。刑期到2003年结束。

[3] 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1929年～）是东德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官员。1989年11月，他令柏林墙和两德边界开始拆除，开启两德统一的序幕。

[4]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1927～2009年），波兰哲学家、思想史家，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析闻名，这一点集中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中。在晚年著作中，他更加关注信仰问题。

[5] 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年）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他1819年出生于胡格诺教徒家庭，6岁成为药店学徒，20岁写出处女作，在莱比锡进修。他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事件，1849年成为全职作家。代表作有《沙赫·封乌特诺夫》（1883年）、《艾菲·布里斯特》（1895年）和《燕妮·特赖贝尔夫人》（1892年）等。他被认为是19世纪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

[6] PEN中心是德国的一个作家协会。PEN是英语“诗人、散文家、小说家”（Poets，Essayists，Novelists）的简写。

[7] 大斋首日，又名圣灰礼仪日、圣灰星期三、圣灰日，是基督教教会年历的大斋期（四旬期）之起始日。当天教会会举行涂灰礼，要把去年棕枝主日祝圣过的棕枝烧成灰，在礼仪中涂在教友的额头上，作为悔改的象征。大斋首日是根据复活节的日期前四十天（不计算主日），因此每年的大斋首日的日期都不同。最早可以是2月4日，最迟是3月10日。

[8] 它们是当时德国的两家较大的百货公司。

[9] 希登塞岛是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一个市镇。总面积19.03平方公里，总人口1014人。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原属东德。

[10] 两德统一后，西德11州称旧联邦州，东德5州称新联邦州，一共16个联邦州。因为统一是以东德并入西德的形式完成的。

第19章 文化的疑难杂症

戏剧传播

统一的狂喜慢慢被清醒所取代。此时对东德的话剧状况做一个回望有助于消减统一带来的“文化身份伤害”。因为，东德造型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同西德的旗鼓相当（尽管东德国家的控制与审查机制让创造条件变得比较艰难），除此之外，东德的一些著名电影导演也曾在西德扬名立万。

某种“渗透”把两德的话剧发展捆绑在一起，尽管有一些不可回避的差异，但合作的紧密程度超过其他领域。在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下的国家搞话剧是有难度的——艺术家的个人追求和政令的责成间总会有些矛盾——但正是难度的存在反而促成了柏林墙两侧的结盟，因为在墙的两侧，都有被“强制宽容”了的艺术家。西德的话剧制作人也认为，从东德的话剧中受益匪浅，尤其是柏林歌舞剧团，那是一个重要的艺术风向标。

早在苏占区建立话剧系统时，之后成为东德所属的戏剧工作者就已展现出极大的乐于尝试的心态。尤为突出的是沃尔夫冈·朗霍夫，他在第三帝国时期曾流亡瑞士，就职于苏黎世剧院，1945年应邀回杜塞尔多夫担任当地艺术总监。1946年前往东柏林，接任德意志剧院的领导工作。在那段时间，国家社会主义累累罪行的阴影犹然挥之未去，许多艺术家由此十分抵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艺术至上主义，他们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剧院应承担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剧院，应成为道德教育机构。社会主义，对持这种态度的艺术家来说，便是实现“戏剧传播”的一个有力担保。此外，东德的戏剧业结构也给从业者提供了有较好经济收益的工作。“在那里，并没有逼着你去成功的小皮鞭一路挥舞，不成功就必须成仁的非此即彼在那里不存在。创造环境无比舒适，只要艺术家们待在允许范围内，他们的生活保障无可挑剔。”

在冷战期间，东柏林是全德国的戏剧之都。此外，有戏剧网络的各省（尤其是图林根和萨克森[1]）也奉献了很高水准的戏剧。即使是中小剧院的导演也能产出胜于大都会柏林的作品（比如，德累斯顿的沃尔夫冈·恩格，卡尔-马克思城的弗朗克·卡斯多夫，波茨坦的沃尔夫·温克尔格隆德）。在汉斯-安塞姆·佩尔腾的领导下，罗斯托克剧院演出的西德剧目超过其他所有东德城市所演西德剧目的总和。德国导演界1990年代的青年才俊利安德·豪斯曼——他在西德的事业从1991年在法兰克福起步，之后导演多场演出，从1995年开始担任波鸿剧院的院长——的艺术潜质是在位于梅克伦堡[2]的一座小县城帕西姆得到开发的，在魏玛首次成为导演界的新星。

在东德，几乎没有人为了戏剧而只做戏剧，这是在东德任职多年的剧作家依莱妮·波莫的定论。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何在东德拥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具有那么多勇气，尤其是那些杰出的剧院院长——赫蕾娜·魏格尔、沃尔夫冈·朗霍夫、瓦尔特·费尔森施泰因、沃尔夫冈·海因茨、本诺·贝松——用他们的剧院为那些有着自己独到想法的演出提供了那么好的活动空间。

“在东德，写剧本的人、导演、演员，不管他们是遵从布莱希特还是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传统，不管他们的剧目是叙事诗还是唤起观众共鸣的通俗作品，所有这些人都对‘为了艺术而艺术’这个出发点抱不信任态度。他们做戏剧是有意图的——为了改变糟糕的现状，有些时候，戏剧是他们通向更好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点。”

正是这一点深得负责检查和批准的文化官员之心，他们多数也都会在剧院的领导机构里担任一官半职。不过，他们多数还是对被海纳·穆勒一语以蔽之的“行军革命”式剧院采取抵触态度。

这样的创作条件给西德人，尤其是左派的戏剧制作人带来了很好的效益，但也暗含了一些阻碍。德国统一社会党赋予戏剧业以崇高地位，却被“带来不幸权威的首席教师们”所利用（“带来不幸权威的首席教师”是两德统一后发表在原属东德报纸《当代戏剧》的一篇回望总结性文章《阻碍的历史回顾》提出的），这些人同某些投机取巧的戏剧批评家沆瀣一气，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东德戏剧业的高质量并非集体团结创作产生，也非社会审美品位的集中反映，而是“由重要戏剧制作人联袂工作、审视现状和国家的革命道路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系列”。这些“审视”是有批判性、辩证眼光和创新性的，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集团里却不乏思想僵化、目光短浅、市侩气十足的人，有些人则老气横秋，这导致许多厌倦了政治伪装和“走钢丝”的东德导演在工作中颇感受挫，以至于放弃工作。他们有些人作客西德，有些人则离开东德——不管怎样，他们在西德都因为“从不放弃蛊惑挑拨”和受布莱希特及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3]影响的戏剧精神而备受批评，受了一肚子气。

与此同时，西德的戏剧，无论是从剧目安排还是导演理念上来说，都十分受时兴的“西式新情调”及当代政治风向和时尚所左右。戏剧被充满诱惑、仿佛秀场般的电视节目攻城略地。与之相较，东德戏剧的流入成为抵御“什么都无所谓”的坚固城池。西德戏剧制作人和导演——西柏林的舞台，波鸿、法兰克福、汉堡的剧院，慕尼黑的室内剧和法兰克福的歌剧院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因此非常喜欢跟来自东德的使者发展出一场艺术“亲和力”的关系。

1981年的《今日剧院》载文称，东德导演分三种类型：只在东德工作型、只在西德工作型、东西两德两地工作型（1982年，共有69部东德导演执导的电影在外国获奖）。作为东德公民的托马斯·朗霍夫不无悲哀地承认了这一点，“我们中最优秀的人中有一部分竟不能在自己家里工作”。关于时下东德对来自西方的诱惑采取的盲目跟从态度，他说：“谁要是不在西德拍电影，那他在东德自己家里也没什么价值，这人就是过气了。”

一些知名导演很好地利用了手中的旅游特权，开始是客座导演，后来就长期居住在西德。

在那些作为客座导演作客西德的人当中（弗里茨·马夸德、克劳斯·埃尔福特、沃尔夫冈·恩格），露特·贝格豪斯的“歌剧电影”非常突出。她同作曲家保罗·德绍结婚，1971年接任赫蕾娜·魏格尔出任柏林歌舞剧团团长。一年之后，由她执导的韦伯歌剧《魔弹射手》[4]在柏林国家歌剧院演出，受到诸多批评。批评称，她展现的是一片无烟火气息的乐土，却并无塑造任何可有益于“社会主义人民生活共同体”的榜样形象，亦无对人民的塑造。她的后继者曼弗雷德·韦克维特自1982年起出任东德艺术学院院长，此人是个机会主义者，十分忠于“路线”，在贝格豪斯的《魔弹射手》上演时就警告大家勿受此剧影响世界观。可正是露特·贝格豪斯非比寻常的想象力使她在音乐剧领域做出了令人难忘的新发现。“她和海纳·穆勒一样，是布莱希特思想的继承者，但又不仅限于此。她用令人着迷而又忠于真实的方式见证了20世纪下半叶。她不断地把有时已陷于僵局的舞台艺术重新盘活。她看问题的方式——尽管充满那么多纠结——在哲学与艺术意义上都具有意义，正是这些方式让我们的戏剧一直保持清醒。”（乌多·齐默尔曼，东德歌剧作曲家、莱比锡歌剧院院长，代表作有《白玫瑰》[5]。）

离开东德的导演举例如下：

本诺·贝松。代表作《快乐感觉》，由他本人及许多其他人的经历加工而成。曾与一些颇具才华的作家合作，其中有哈特穆特·朗格和彼特·哈克斯。受到批评是因为缺乏“对符合阶级特征的矛盾处理”。

阿多夫·德雷森。他同沃尔夫冈·海因茨合作的《浮士德·一》自1968年在德意志剧院上演就受到攻击，其猛烈程度甚至惊动了国务委员会。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克劳斯·居希称，该演出忽视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前提，即东德的发展已然终结了《浮士德》，因此，照瓦尔特·乌布利希的话说，《浮士德》该写第三部分了。亚历山大·阿布施表示，党希望在《浮士德》里看到的是一个强悍的人格，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形象。“作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反对一切隐藏或公开、有意或无意的倾向，用冷漠、忽视或其他的小市民艺术手段掩盖《浮士德》的基本思想。”

海纳·基普哈特。曾任德意志剧院的总顾问。1949年公开表示支持东德，移居东柏林。1959年申请离境，因他在当时的条件下，尤其是文化政策下，看不到任何“作为作家或戏剧专家有所用途”的机会。

亚历山大·朗。他于1980年执导的莎士比亚剧目《仲夏夜之梦》在德意志剧院上演，对1980年代的东德戏剧业产生了深刻影响。

马蒂亚斯·朗霍夫和曼弗雷德·卡格。1971年，二人执导席勒的《强盗》，探索革命运动的本质。

托马斯·朗霍夫。其父沃尔夫冈·朗霍夫受到尊严被践踏的对待是他的噩梦。

彼特·帕里奇（原是从西德过来的）。1959年，他和曼弗雷德·维克维尔特共同导演布莱希特的话剧《教父亚图的发迹史》并在柏林歌舞剧院上演，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反响。

B.K.塔格雷恩。他于1961年在柏林-卡尔斯霍斯特经济学院学生舞台上演的海纳·穆勒剧目《迁居女人或乡村生活》被贬为“反动的粗制滥造”。后来他同爱娜·施列夫合作的于1985年上演的史特林贝格剧目《茱丽小姐》又被贬斥，致使他直到1980年代中期一直只能在东德之外的地方执导。施列夫也在经历过失败的逃亡和牢狱生活后离开了东德。

在两德戏剧业的鸿沟被消除、自由交流成为可能之后，东德的戏剧业很快便被腐蚀。西德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的一些事情在两德统一之后也出现在东德。戏剧业为何存在成了危机问题，这一点，约阿希姆·菲斯特早在70年代就已用“戏剧失去了社会功能”的悲惨来形容。没有作者，没有观众，没有接班人。各个剧院院长及顾问争论不休，每个人都可笑地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人，这也许是戏剧业还存在的唯一证明了。

在西德，新的不确定性引起了艺术家的不安全感。而观众，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大吃一惊了。有人指责剧院已经千疮百孔，变成了“一场展览，各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幼稚创造被当作成果来展出，是活生生的现世宝”（哈特穆特·朗格）。图片取代了意义，人们也懒得理解什么意义，所有人都因为忙着给作品上纲上线和凹造型而忙到抽搐。罗贝特·威尔森成了深奥派“戏剧批评家”的精神导师。格奥尔格·亨瑟尔在1979年评论威尔森剧目《死亡销毁和底特律》时说：“非文学剧目是这种戏剧的后果，从克劳斯·米夏埃尔·格吕伯到皮娜·鲍施，颇值得玩味。”他进而用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此话可用于总结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戏剧界的“漫无目的”：“没有一件艺术作品代表某种观点。有观点的只是人。”

当时的戏剧业缺乏起码的概念和真诚——像汉斯·霍尔曼和汉斯君特·海默这样的导演被称为“揭发运动家”，沦为异类——为了让后现代、“酷感”的观众不至于“无聊致死”，某种“轰动主义”应运而生。它在汉斯·诺伊费尔斯和格奥尔格·塔伯里那里，犹然展现出追求内涵的戏剧风采，而到了彼特·扎德克那里，则变为大号丑角吉尼奥尔[6]。乌尔里希·韦尔德格鲁伯是同彼特·扎德克具有同等非政府主义精神的主角。由他主演的《奥赛罗》被彼特·伊登描绘为一个“堕落、令人瞠目结舌、躁动、多数时候半裸、常常大汗淋漓的怪物，不符合任何一种文明秩序，所有反应都是毫无节制的。他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让整个舞台充满了疯子一样的咆哮，搞成一场爆炸”。

具有先锋精神的人日渐老去，真正的文化意识被加以嘲讽和丑化。这一切从那些向来以高质量而闻名的戏剧人身上碾过。而另一些与时俱进的人，则把他们领导下的剧院变成了某种高质量的文化中心，可兼顾尽可能广的品位范围。正因如此，当时的慕尼黑小型戏剧院（院长迪特·多恩）、汉堡的塔利亚话剧院（院长尤尔根·弗利姆）、鲁尔区的缪尔海姆剧院（院长罗贝托·修利）可以开开心心地就抵御住了当时哀鸿遍野的戏剧业危机。而在维也纳，作为城堡剧院[7]院长的克劳斯·佩曼使尽浑身解数，让他的剧院尽可能满座。这首先是因为，佩曼在其职业生涯中总能很聪明地运用想象力，无视各种“政治正确”，并不介意“树敌颇多”。而在西德年轻一代的导演中，1948年出生的路克·邦迪也保持了较好的名声，这主要是因为他懂得怎样运用阐释技巧和品味上比较保险的“手工”来表达新奇。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给自己找乐子的人，所以我总需要时不时把握住一些确定的东西，这较少是出于责任感，更多出于兴趣。”

对于东德的戏剧业来说，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是“社会主义的国民剧院”，而某些尽管受到意识形态压力，但仍然对现实抱有敏锐怀疑态度的戏剧人并不太愿意严格遵循这个理念——它“是一个美好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理想，古典主义艺术家的作品用艺术形式把这个理想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这个理想将在社会主义社会变为现实”（语出戏剧业会议，莱比锡，1960年）。为了实现这个理念，将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对加强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受此影响，早在1951年，沃尔夫冈·朗霍夫导演的《埃格蒙特》[8]在德意志剧院上演，为了——正如歌德本人所说——“用一个伟大的例子”来激发观众，“让他们把所有力量都致力于我们祖国的统一”。朗霍夫的排演版本被比他更冷静的布莱希特称为“不辩证的理想主义”，全剧在充满献身意味、崇高庄严的剧终时达到顶峰：贝多芬的交响乐伴随着牢狱的倒塌而响起，倒塌的墙后是“耀眼的光芒，象征着被解放的人民，中间是身着红衣的克拉拉，手中挥舞着荷兰的旗帜”，克拉拉把胜利的桂冠授予埃格蒙德。

1954年，新成立的东德文化部部长约翰内斯·R.贝谢解释说，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表现不应有东德-西德剧院之分，而应是有且只有一个德国国民剧院，这也是席勒、莱辛等先贤们为之努力的。在其后数十年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导的文化政策下，与西德的“国际范儿”和美国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德为保持本民族鲜明个性和自觉意识所做出的努力，东德一直致力于把剧院建成传承和发扬德意志文化传统的堡垒——魏玛[9]成为常常被提及的术语。在东德，社会主义的国民剧院被认为是应该建立在两个支柱之上：一个是通过保护古典文化来传承传统，另一个是激励当代剧目创作。在1964年的一次采访中，彼特·哈克斯说，人们已经渐渐学会如何在舞台上表现社会变迁，不过现在还可以更进一步：去讲述某些人物的伟大故事，同时也并不忽略其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局限。人们已经渐渐开始在舞台上表演新的经典之作，大家对此都很满意，这也是符合市民戏剧精神的。而更上一层楼则是像“狂飙突进”那样的人，因为阶级已经有了更多的自觉意识，开始“伤害”传承下来的社会和艺术（在此，哈克斯提起他本人的作品《罗伯齐茨的战役》和海纳·穆勒的《廉价劳动力》）。而现在，古典主义在踌躇，“人们并不因为忽视就放弃过去的伟大作品，而是努力改进它们。我想我们终会到达”。

但最终还是没有到达：东德的文化并未实现这些豪情壮志，反而因为各种借着“改进”的借口而出台的禁忌，道路越走越窄。德国统一社会党认为，一切只有在引导之下才会是最好的，所以对于“人的品性中哪一些应该被强化”这样的问题也要下命令，“不安分守己的戏剧”因为种种“这会不会导致这样那样”的考虑和一厢情愿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被撤销。

尽管如此，剧本作家和导演们也一直敢于在舞台上表现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的改善、政治教条之外的想法甚至对当下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一些看法。埃尔温·斯特里马特的喜剧脚本《卡茨格拉本》于1953年由贝托·布莱希特亲自导演——这是布莱希特第一次执导时代戏剧——是希望唤醒人们对“乡村青少年”的希望。乌尔里希·普伦茨多夫的《少年W的新烦恼》1972年在哈勒首演，该剧本依然是以青年男主人公自杀而结尾。福尔克·布劳恩的《过渡社会》（1989年）收效不佳，因为该剧的形象以观众代理人自居，充分表现了日常的悲苦，有些过分“实诚”。

一个没有说服力的革命不会触动心灵。它应当牢牢起到火车头的作用，拖着整辆列车进入旅程。贫困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的压迫，也是人类历史中完全无必要的败笔。就像赛马时不断地换马一样，其实也只不过有一匹又瞎又残的老马。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一场灾难。年轻人若不能飞，老人就得借出他的拐杖。我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离开大门。伟大的头儿、宝贝般的骨干、光荣的候选人。我问自己，为何贡献我的力量，为何为这个新事物贡献我的名声——它并不一定更好。至少不会在我有生之年更好，我不希望它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不希望即使在睡梦中也没有希望。奥尔加，我是一个多么死脑筋的家伙啊，履行自己的责任，为某种更高级生物，为一个蠢货，所谓的新人类。

一些出色的作家如海纳·穆勒、福尔克·布劳恩、彼特·哈克斯、托马斯·布拉什（他在1968年因为“仇视国家教唆罪”被判两年以上徒刑，1977年迁居西柏林）试着让自己适应社会、“攀登文化高峰”，但因为他们有时不知适可而止，常会被“根据制度”困在某个地带动弹不得。海纳·穆勒的“反动的拙劣作品”《女迁居者或乡村生活》想表达集体土地改革尽管取得了客观进步，但这些进步的另一面则是对个人的轻视。《哈姆雷特机器》和《日耳曼女神在柏林之死》则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既不允许出版，也不允许上演。不过弗里茨·马夸德的《建筑》终究在1980年得以首映，尽管该剧，按导演的话说“有许多乌托邦式的场景影射现实，常常是带着痛感的”。“尖叫疼痛的乌托邦”：当时东德的作家仿佛西西弗斯，当工作的疲惫感太强，便只能逃离到古希腊罗马的例子中——哈克斯写了《安菲特律翁和欧法拉[10]》，穆勒写了《菲罗克勒特[11]》《俄狄浦斯暴政》《赫拉克勒斯5》《普罗米修斯》。

海纳·穆勒为东德的观众写作：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机会的同志、做事稳妥的技术官僚、让人信赖的人。文本制作是鼹鼠一样的破坏活动。在《日耳曼女神在柏林之死》中，人们看到“颅骨销售员”，上“夜班”给地下的死人“重新铺床”。这人原是历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千年帝国”里的“当代预兆尸毒”，研究失败之后具有了免疫力，对历史乐观主义持警醒态度。同样，关于信仰进步的启蒙家莱辛的神话也在《莱辛的睡梦呐喊尖叫》里被毁：在充满肉体痛苦和可怕战争的黑暗时代，这位推崇“市民悲剧”的启蒙诗人患了无梦的嗜睡症。白日梦一直未被实现所带来的持久失望渐渐让“醒着”成了一种负担。因此，莱辛——就像海纳·穆勒本人一样——“做着一个德国戏剧的梦”，而这梦做得太早：30年了，我一直试着用语言文字来保持自己不要跌入道德的深谷，因为文件的灰和书中的尘患了胸病，对文学的厌倦让我作呕，对寂静的向往让我几乎燃烧。我开始忘记自己的文字。我是一个筛子。一直有越来越多的词语从我当中落下。很快，除了自己的声音，我将不再听见任何声音，而那个声音是追问那些被遗忘词汇的声音。（杰尼娅·舒尔茨）

统一之后，有一件事情变得很明确，即德国的“戏剧传播”不再是一个纯精神探讨的话题，而成为经济政治里投入-回报的斤斤计较。在东德地区，国家领导人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崩溃，造成普遍的贫困，这也影响了戏剧业。文化的结构和基础设施在来自西德地区过渡期的帮助下得以保存。这之所以还成为可能，是因为艺术界和政策界的人同心同德，为了保存现有的戏剧业，做出一些个人牺牲也在所不惜。如果没有国家官僚机制的介入所产生的磨合，如果观众对反对的声音没有那么抵触——这首先也是因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审查机制——那么东德地区的文化意识构成也会很快消散，其后果至少是，在这样的社会变革期，“反映真实生活里的戏剧冲突”的戏剧无法上演。当时“普遍而惶然的无所适从”本也蕴含了一个机会，也许它会促成一个新的开始（托马斯·朗霍夫），而人们并未利用它。

曾经的柏林歌舞剧院几乎是一个神话，现在这个神话连同与之紧紧相连的海纳·穆勒，日渐失去光彩。海纳·穆勒于1995年12月30日去世，在他1992年发表的自传里曾经写道，自从布莱希特的去世，柏林歌舞剧院已是一座墓穴。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柏林舞台剧院，在其成立的第四十个年头里，终于作为一个文化传播机构开始放出光彩。其“去神话性”是随着1981年哈勒申·乌弗迁入莱尼埃广场发生的，当时它由埃里希·门德尔松主持，还叫作“宇宙电影院”。四年后，电影院的灵魂人物彼特·施泰因退出。作为“德国戏剧业的豪华游轮”的柏林舞台剧院并未因此垮掉，还在向前发展，并取得了成功。在西德大剧院浩浩荡荡的大军压境下，它当然难以幸免艺术影响力和经济效益上的下坡路。出于无奈，柏林舞台剧院推行精兵简政的政策，但投入和回报之间的差距居然越来越大，这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当时的大经济环境下不成比例增长的开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观众人数一直在减少。通过票价无法收回的成本由1957年的60%增长到1974年的82%，到了1991年，达到87%，而为每一个观众所需要花出的开销由1957年的平均每人12.7马克增长到1974年的84.6马克，而在1991年，这个数字是185.8马克。

剧院——作为道德感化机构的剧院——用营造思想空间的方式进行愉快的启蒙，真的有必要夺回失地了。

戏剧评论家杰哈德·斯塔德迈尔用听上去泛泛而论，实则颇为精辟的话来总结德国戏剧业1990年代所面临危机的原因：肥胖的机构，瘦骨嶙峋的艺术。越来越多的戏剧人，尤其是剧院院长，搞的都是一些“贫瘠的戏剧”（在这个意义上，它跟杂交猪——“西方养殖精神最棒的想法之一”——有可比之处），这些戏剧站在摇晃不稳的腿上，因此自己也摇摇欲坠，搞不好就要得上神经病或者血管梗死，却有一个无比烦琐的精神状况。“杂交”还有一重意思：情绪高涨、夸张、失节。经济的失节——在这个问题上，国有剧院比社区剧院的情况严重，歌剧院比话剧院的情况严重，院长和导演们的情况比演员的严重——导致剧院要伤害其他文化设施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阻碍了人们对剧院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艺术状况做出有效的回应。政治的介入使得人们的考虑越发瞻前顾后，剧院面临倒闭的威胁，而柏林席勒剧院的的确确在1993年关门了。音乐娱乐工业反而受到资助，而且经济领域中还有专门的拨款。国家兴建了无数新的设施，由此，娱乐文化在全国推广开来。

阿特拉斯[12]的“受命”艺术

西德的主流艺术形式为商业化操控，造成人人力争上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与此同时，东德造型艺术的发展则更像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圈子，圈子的中心是国家——引导、审查、激励、奖赏的权力因素。

受意识形态影响，几乎总是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历史题材绘画尤其合前东德地区领导者的口味。这种“受命艺术”的形式几乎十几年无变化。举几个例子：《为了和平而工作》（海因里希·埃默森，1950年）、《建设斯大林大道》（海因茨·略夫勒，1953年）、《狱中的罗莎·卢森堡》（茱塔·达默，1957年）、《年轻的建筑工》（阿克塞尔·舒尔茨，1963年）、《红旗之路》（杰哈德·邦辛，1969年）、《生活之乐》（保尔·米夏埃利斯，1977年）、《苏联历史画卷》（诺伯特·瓦根布莱特，1990年）。

当然，“体制外”也不是不存在，但那样的艺术就几乎全然脱离大众公共视野，因此，那样的艺术家要么就得“内心流亡”，要么就得肉体流亡——逃离东德（从1949年到1989年，这个人数总共是600人）。

最终，杰出的艺术家还是找到了某种平衡的办法，既达到艺术上的高度，又与国家靠近——或者至少不会被否决。“官方认可和非官方认可艺术之间的界线并不像某些西德审视者自作聪明地在杂志封面上写的那样，很难一刀切。自从1976年的比尔曼事件之后，艺术工作者和党派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步调一致已然受到至少是一点微弱的损毁。发展变得复杂，人们却只能在其中较为清楚地辨认出一种区别：艺术家和仅仅只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幻想家。”（卡特琳·托马斯）

1980年代，就连非主流的艺术也不再是自说自话的“地下”小情调，俨然已获得了呈放射状散发的好感。在这些对非主流艺术表达好感的人中，既有对严格规定好坏的政党政治逐渐产生怀疑进而对个别行为采取宽容态度的文化官僚，也有追求团结共生的文化协会成员或大学教授。不变的是，同时讨好两边——自家的文化机构和西方的文化公司——的想法如鲠在喉，使得一向被宠坏了的东德现实主义文化的主角们毫无疑问地成为美学新趋势的阻碍者，因为，要不是这样，他们就得跟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旅行特权，跟那些不听话的“新来的”分享他们通过买卖文化所获红利的这块肥大蛋糕——那些新来的才不管什么现实主义的条条框框了。

莱比锡的“四人组合”（沃尔夫冈·马特尔赫、维利·席特、伯恩哈德·海西斯和维尔纳·图布克）还算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他们第一次在国际上亮相是在1977年卡塞尔的第六届纪录片节上。与此同时，在西德，也有人又开始对“现实主义的新形式”表现出兴趣。但是，东德艺术家的现实主义同被流行文化所操控、逐渐变得平庸的现实主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主要通过铺天盖地广告式以及搞笑的图片来博取眼球。而东德艺术家的现实主义则接近古典现代派，在展现自身与现实的关系时，表现出价值观的保守、富有历史感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

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例外有约瑟夫·黑根巴特、汉斯·特奥·里希特、杰哈德·阿尔滕伯格），东德的艺术在西德基本是不为人知的。而现在，在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国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些画家，宣称自己是“明显的德国人、了解传统”，自己的作品“富有内涵、有益道德”。莱比锡“四人组合”以及他们的学生向全体德国观众喊话，对追求利益最大化、各种风尚走马灯似变换的艺术市场表示厌倦。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客观主义、真实主义、矫饰主义、复古主义——无论哪种偏好，在东德艺术中都能找到一点。

“这些艺术的主题范围很广，从基督受难、圣母怀抱受难耶稣的悲恸形象、监护病房、堵车、性行为、贫乏的室内装修、步行街、环境污染到下班时间、生产队的庆祝、人满为患的海滩、工作场所的疏离和婚姻危机，等等。”

20世纪的彼此为敌又造成了悲剧的两个极权体制，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沃尔夫冈·马特尔赫超过真人大小的作品《世纪步伐》（铁版画）中有所体现。“一个魔鬼般的形象仿佛持凶器滥杀无辜者一样，从历史中跑出，头深深缩进躯干，一只眼睛是瞎的，另一只的眼球掉出来老长。它的左手做出向希特勒致敬的笔直手势，右手紧紧握拳。代表‘落后反动’的左腿套在靴子、黑色军装裤和军章流苏里（代表军权主义），代表‘进步’的右腿则被漆成白色。”此作品的用意之一也是隐喻东德的艺术政策：自从国家社会主义倒台以来，苏战区和后来的东德都流行一种言之凿凿的观点，即反法西斯主义取得了对恐怖极权的胜利，社会主义的人性形象应该首先通过艺术得到传播。

西格哈德·基勒：《海因里希劳动生产小组》，1970/1971年

生活和工作在哈勒的维利·席特一直致力于在党代会的高度上做一些活动。他喜欢毕加索、莱热[13]和古图索[14]，作为共产主义者，政治倾向无可厚非，但他在1963年发表的一篇自我批评中发誓否认了这一点，而这为他登上东德造型艺术家协会主席的座位铺平了道路。他的作品《配电台旁的化学工作者》（1968年）勾勒出了“计划者和领导者”的新类型，该类型“消解了四肢发达、孔武有力的工人英雄形象，为的是更好地适应‘技术和科学革命’。作品中，配电板被画成透明的，人们可以透过它看到后面的工人以一个‘造物主’般的形象出现，正以高度的注意力用手指操控配电台上的强大能量”。

受国家领导的文化机构则并不太关心敏锐的感官，而是盛行一种清晰的“受命”规则。那些强烈批评法西斯主义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受到奖赏，而质疑这个规则的人则几乎没有机会得到什么任务。在分配任务的委员会里，总有那么些艺术家，因“其艺术观是个人主义且主观的，崇尚颓废的艺术理论”，同苏占区的意识形态和官僚机制对着干。政治局一份关于画家状况的报告（1959年11月）写道，自1953年起，东德的艺术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及采用现当代素材上开了倒车。“在一个又一个紧挨着的工作室里，我们在那些被检查的艺术家的作品中发现了某种‘体温变化’，这是一种对艺术表达手法的不确定的尝试，它向所有方向投石问路，最后直接成为对颓废艺术偶像的粗浅模仿。”这些偶像有：图卢兹-洛特雷克[15]、马蒂斯[16]、毕加索和德国表现主义画家贝克曼、诺尔德和霍弗尔。在这个时期，画作的对象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马戏团小丑、酒保、喝酒的人、妓女、残废者、猫、狗，都是画布上的主角。

除了大家对应起到教育民众作用的反法西斯主义艺术表示一致赞同外，一些拒绝任何形式或内容上的强制的著名艺术家——德国统一社会党政府也正在努力争取到更多的“艺术创造者”——在开头的几年都觉得日子不错。而冷战的到来则结束了这股开明的风气。

不过，缓和期也不是一直都没有的。1954年，《造型艺术》杂志的总编就是一位彻头彻尾拒绝官方形式的艺术家，和之前进过集中营的赫伯特·桑德贝格一起，连强调艺术意识形态化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政府也对他俩让步。“他在其后的两年内，通过《造型艺术》，把部分西方的艺术引入了东德。”

这扇“通向世界的窗口”在1956年匈牙利起义被镇压后关上了。桑德贝格被雪藏。1959年的会议则把“艺术在什么范围内作为工作生活的动力”的标准变得更窄。“艺术之不受约束”概念被涂成了一张大花脸，再难见其本来意义。霍斯特·斯特雷培尔——1933年入境，后被遣送出德国——的墙画《弗里德里希大街[17]火车站》因不符合规矩被擦掉。当然，从后世的眼光看，给艺术作品“添脂加粉”的也有，在统一之后，这类“修葺”工作很不受欢迎。杰哈德·里希特是一位精通于融会贯通国际风格的画家，后来流亡西德，试图恢复他在德国卫生博物馆（德累斯顿）大厅的壁画，尽管他称该画作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和平-欢乐-蛋糕-乐园”，此举也并不受待见。

在画作《固执的遗忘》中，伯恩哈德·海西斯用奥托·戴克的三联画中的中间一幅来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父亲那辈人参加了那些战争。海西斯本人1941年自愿加入德国国防军，后成为坦克手和党卫队成员。从苏联的战俘营中被放出来以后，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他认为，在东德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他的艺术作品是回忆过去的工作，却被一些“分配任务的人”认为是失败主义和历史悲观论，而这些作品隐晦地批评了东德的艺术批判，这可体现在其画作《巴黎公社社员》中。在这幅作品里，工人并非作为英雄般的战斗者形象出现，而是惊惧地等着政府部队到来的普通人。海西斯曾在20世纪60年代丢掉了莱比锡版画及书籍装帧艺术学院院长和教授的位置，70年代时又得以重新上岗。

鉴于他的声望，他被允许行使“关于当代问题的对话”这项社会职能。他那充满悲观情绪的启蒙概念（艺术无法阻止血腥的疯狂，但可以警醒人们保持理性和判断力）是盛行于东德的进步乐观主义中的不和谐音符。作为出了名的叛逆者，他获得了许多奖项和奖章。

维尔纳·图贝克也未践行诺言——东德文化部给他一个任务，在弗兰肯豪森温泉绘制一幅全景图（该画将长达125米，描述1525年雇佣军在某侯爵指挥下残酷镇压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正是党所喜爱的历史积极主义。他为此“国家使命”工作了十二年，本来的立意应当是，历史上的某次失败也可为将来的成功铺平道路，而在图布克笔下，却着重体现了这次早期农民革命所经历的恐怖。

对两边德国艺术发展略作比较即可发现，东西德在内容要点、主题以及表现手法上都有很大分歧。“德国咖啡馆”被分裂——这是约格·伊门多夫的比喻，他在题名为《德国咖啡馆》的系列画作中，画出了“铁丝网、拇指夹、浮冰、监视塔和狼群等主题，这些主题之前没有人使用”。数十年过去——从19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现代性争论”在此期间依然争吵不休——如今又有了甚嚣尘上的绘画之争，争论的焦点并非在东西两德的紧张关系中，它们分别在东德和西德内部也是针尖对麦芒。

东德的社会主义艺术观认为，抽象可用来表达现代式的天马行空及资本主义的颓废懒散，而在这颓废懒散中却隐含了对人的忽视——这一点与一众西方保守派的艺术批评家观点类同，他们是：马克斯·皮卡德、阿诺德·杰伦、汉斯·赛德迈尔。他们都会把“无图形”的艺术解释为缺少作为中心的人。而共产主义则坚信，新人类可以被创造。对关键缺失的挽歌被赞美俗世天堂的颂歌取代，昭示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这一“宗教观”的美好显现。

在西格弗里德·歌尔看来，东德艺术的问题在于，艺术堕落至小市民所欣赏的品位——因为人们错把“迁就小市民品位”当成社会主义——而这本是曾经的先锋们在反对沙龙艺术时所极力斗争过的。艺术，变成了只有借助图像诉诸感官，而非唤醒某种精神意识之时，才能被人解读。“东德的艺术家们自己给自己戴上历史主人公的大帽子，被困得动弹不得，因为他们被困在要命的柏林墙之内。”在人们的道德观里流行着一种故步自封的心态：因为没有多少行动自由，所以被给予内心世界的“安慰奖”。

“现实的艺术用专业手法表现充满内在冲突，其基础是远离表现主义艺术那种动不动就拔高的‘人性’的激昂情绪。这样的艺术才应该成为德国的国家艺术。”

歌尔不无挑衅地表明，东德的现实主义艺术——也许出于无奈，也许出于自愿，总之是被西式的光怪陆离的各种风格夹着走——延续着一种德国的艺术传统，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风格，却充斥着表现主义及超现实主义元素。如卡尔·霍弗尔、杰哈德·阿滕伯格、奥斯卡·奈尔林格这一类的艺术家一直不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成了党政教条互相争权夺利的炮灰”，尤其是如果他们胆敢尝试细致和抽象形象的混合风格的话。

尽管政治上有大包大揽的倾向，在东德，“德国的艺术”（sit venia verbo）还是可以在它们那些并非只有贬义的“乡土气息”中冬眠。两德统一之后，它们仅仅通过自己的“宁静”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闻，大大挑战了西式的文化营销。东德艺术家的超然与不断要求变换口味的西式艺术市场相对，后者永远在追求新鲜感，对价廉物美的“手工品”不屑一顾。

1982年，汉堡艺术家协会举办了一场展览，题为“时代比较”，旨在介绍东德的绘画，君特·格拉斯在展览目录上写道，东德绘画的主题常常是“德国的”。“德国式绘画”在东德艺术界意味着承袭德国的文化传统。西德的“国际范儿”被他们誉为“文化背叛”。与之相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如约翰内斯·R.贝歇在1952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届党代会上指出——是唯一的艺术手法，导致德国民族艺术的节节攀升。尽管很多艺术作品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宣传造势，人们依然不应忘记，在东德，表达内心的艺术并未受到“时尚”是否“过气”的威胁，而是得以保存。

格奥尔格·巴瑟利茨1975年骂骂咧咧，说海西斯或马特豪尔根本不是艺术家或者画家，他们是混账王八蛋，从没画过一幅画，他们是意识形态的广告宣传专家，专业服务于糟糕的“好事”。（巴瑟利茨本人1957年从柏林-维森湖艺术学院被迫退学。作为惩罚，人们本想把他送去褐煤露天开采场进行劳教，他却转学至夏洛特堡艺术学院。）

东德艺术家，在那小小的斗室中，自然学会了对艺术家状况的批评表示“隐忍”。柏林墙倒塌之后，沃尔夫冈·马特豪尔十分受伤地说：“统一后的德国，关于艺术的争论十分不堪。今天，仿佛所有观点的不同之处都只同东德有关，要么就是在东德内部，要么就是针对东德，尤其是在1989年的那个月内的。在那些受人挑唆的争论中，所有出了名的现实主义和象征风格的画家全都被人辱骂。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工作过，却无人想要问问他们的原因、态度以及他们做了些什么。”作为“反击”，这位艺术家“非常疑惑”地问，为什么尽管国家声称保护艺术自由，在西德四十年的历史中，真正好的、原创的作品却如此之少，批量生产、满坑满谷及假大空的绘画却又如此之多且受到乐此不疲的优待。

西方艺术陷入后现代主义话语语境——从“时代精神”走到“没有时代”（“时代精神”和“没有时代”是柏林分别于1982年及1988年举办的两次艺术展的题名）——陷入“全球化事件”和“国际范儿”，作为精英“持股人”，却离“人民”这个大“资产”越来越远，对民众的审美教育漠不关心。1989年两德统一后，东德艺术家一旦不再需要受限于意识形态作画的小领域，就陡然充满骄傲地捧出一系列巩固身份认同的“乡土气息主义”作品，课题本身的“乡土气”通过精细的手法表现，成为高品质艺术。当用“无知者无畏”（feuilletonistischer Chuzpe）、以放肆和粗鲁搏出位（Kaschierte Substanzlosigkeit）的文艺副刊来掩饰其无病呻吟本质的西德艺术，碰上另一个德国那坚守老派作风的天真质朴，自然难以相互理解。对于东德来说，西德“艺术建筑工”的浅薄审美观也十分不可理喻，他们认为这些“建筑工”除了“认真在黑板报上画个图”之外什么都不会（那为数众多却广泛遭到艺术商务孤立的“外省艺术家”除外）。两德统一后，时髦潇洒的画廊和艺术品店很快在新联邦州遍地开花，依然有一些原东德的“国家艺术家”宁愿“躲进小楼成一统”。尽管有那么多画廊、精品店，这些人却无人问津。

应该做什么呢？东西两德都面临窘境，东西两德艺术的横向比较在这窘境下显得越发分明。不安、新奇、无计可施，这一切都使双方在对方那里有了一些新发现。接近变为同质，变为城市化（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用全球化去思考和感受）。迄今为止，自成一体的德式艺术并未敢对开放带来的其他文化表现出多少接纳。在身份认同亦已趋近多元的时代，找到新定位的关键词是跨文化——并不是失去自身形状的那种跨文化，而是多种深植于意识及潜意识中、差异甚大的生活经验及世界观之间的紧张却和平的交流。

埃杜瓦德·贝奥坎普认为，东德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在渐渐增强。尤其是年轻一代和非官方人士在两德统一后颇为受挫，因为西德的艺术商业挟带咄咄逼人的优越感和“进步”宣言席卷而至，几乎是十分残酷地踩在他们脸上。渐渐地，东德艺术家也意识到，盛行于西德的文化自身也需同相当多的困难及相当大的无所适从做斗争，并没有比自己这边好。战后的艺术进步曾饱受称赞，但并没有提供任何“必修课程”，可供人们反复咀嚼，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与此相对的是东德的艺术，虽然一直处于守势，但正是那“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架势反而促生了鲜明、不可替换的个性。东德最好的艺术家从来不怕比较艺术品质上的高下，而现在，他们却得畏惧艺术商业操作里的条条框框和拉帮结派。东德的画作，尤其是莱比锡的画作呈现出的多元，正是反极权，同时也反故作标新立异的经典表象——“那是批判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很久以来一直在从教条、党政中抽身而退，我们在那里面看到了未来和乌托邦。它们虽然已属于历史，却也有惊人的时代性。”（而199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18]却几乎把全部的东德艺术“抵制”在外了。）

魔法通道

通过电信时代的“魔法通道”涌入信息消费者眼中的东西就像一种魔药，让每个人错以为自己是主角，而他的意识却是关闭的。这么多人对媒体消费趋之若鹜，离现实却越来越远，这是他们对媒体口中的“繁重工作”感到厌倦的缘故，而媒体之所以这么讲，绝不是因为他们持有后现代主义哲学观，而是目的性很强的行为。那目的就是在交流市场中获取利益最大化。大家一边消费着，一边高高兴兴地做着无头苍蝇。

西德的电视业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起步，由启蒙思想决定的多媒体未来的状况并不乐观。政治的首要诉求是受欢迎，盟国的“恩赐”给了它发展机会，因此电台和电视台首先应履行“文化职责”，机会就此被白白浪费——而这是征得了大家同意的，因为“大家”中的多数人无法或不想领受通过媒体传达的解放。一篇对1992年的美因茨电视批评会——这是为数不多的电视批评论坛，在当时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的报道称，电视业的霸头、批判者和朋友为了欢聚而欢聚一堂，所有人都对“启蒙思想的神奇治愈性深信不疑”，他们毫无实际用途的言行已然成为一根难以忍受的刺，而这样的聚会每年都把这根刺向肉里面推进一厘米。得出这样的结论，本身已可以反映电视业的惨状了。

“他们向‘电视机’、向社会勇敢而毫无效果地呼吁，希望大众媒体从使人迷惑和变笨的道路转向道德教化的道路，通过潜移默化达到‘另一种电视，另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应该被看重的不是商品，而是真实。”

电视批评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报纸副刊和文化编辑部的“后娘养的孩子”（同那些“亲生孩子”的生活状况形成了巨大反差），它早就不再是什么“坚固的哭墙”了，因为媒体在此并未履行教育功能。当然——正如《经历社会》一书的作者杰哈德·舒尔茨所说——一切在幼儿园、小学和大学里都已注定。

美国媒体学者奈尔·波斯特曼在更带有消极保守倾向的德国媒体批评那里被尊为权威。在美国，人们的想法受电子信息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一致的倾向已经到了某种危险的地步：所有人完完全全地认同无所不在的电子信息所传达的内容，而这则使得电缆伸得更远。每家每户平均每天有7个小时开着电视，美国孩子平均在上学之前，就已经看了5000个小时电视节目，到中学毕业为止已看16000个小时。40岁时，美国人平均观看超过100万条电视广告，直到他们领取第一笔退休金，这中间还会再看100万条。

看电视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相（真相，就是客观的信息），而是娱乐，是一场秀——一个人造的世界，精心策划，为了取得某些系列效果，人们或哭或笑，或不耐烦继续看。电视演绎世界的方式反而成为世界“本该如此”的榜样。这些新媒体的存在便是让人娱乐至死。

自1960年代以来，理论界及哲学界对媒体的乐观态度一路下滑。麦克卢汉认为，假如人们不是在镜像中认识世界，不是倒退着走入未来的话，那么即使是纸质图书时代的末期也有积极进步的一面。“电子化”是我们感知世界方式的巨大转变，它结成了一张有来有往、宽广紧实的网。电子视觉时代的意义是无法借助旧式媒介理解的（电视机可不是加了画面的收音机）。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由电视机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电视机是一个信息——不管内容怎样，传播形式的变化已导致了许多的变化。

这番一反传统、高度概括的言论并未给麦克卢汉这位加拿大教授带来许多非议。人们并没有由此指责他是卫道士。媒体世界，说到底，本也不在意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对发生的事情加以鞭挞。

德国的电台电视台系统把私人化和商业化排除在外。就连德意志第二电视台（ZDF）也根据最高法院的一条判决，与“ARD电视台直接的竞争关系不得导致节目质量的下降”。电台电视台播放什么节目，需履行一定的文化及道德教育功能，这一点在各个联邦州的法律中均有体现。人民的精神生活也许得到基本保障——这个意向被有些批评家说成无聊。不过，事实证明电视节目还是很具有吸引力的：1955年全德国有1350万台收音机，有30万台电视机；1975年，收音机数量为2110万台，电视机为1920万台。1984年，西德公民平均每人每天坐在电视机前1小时10分钟，1990年则增长到2小时15分钟。

这还不够。随着双轨制的出现（公共电视台履行教育功能，商业电视台则以市场为导向），出现了大规模的文化转向，影响深远。路德维希斯哈芬推行了电缆先锋政策，1984年RTL电视台大受欢迎。一年以后，SAT1作为第一家私营电视台成立。许多大型出版社都为此做出了努力（贝塔斯曼、布尔达、鲍尔、施普林格、霍茨布林克）。私人获得运营电视台的许可是在基民盟执政的州首先获得通过并积极推进的，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州较为缓慢但也在跟进。但是，该党1971年党代会上通过的政策仍然使人疑心（“社会意见的多元化和文化标志不应为只追求经济利益的商家让路。”）——这一政策主要受到通信科学家和参议员彼特·格罗茨的影响，此人不仅在党内颇具影响力，也是参议院里屈指可数的杰出知识分子，对于其他问题，他的态度也是人尽皆知的：电视台节目质量的竞赛应该由比哪家电视台节目价钱更低来取代。他进而提出疑问，自由化是否导致简单化、麻木化、粗暴化，并自问自答：“某种程度上会吧。但一个强大富饶的德国不可能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汪洋大海中的一座‘绿色媒体’的小岛继续存在。如果德国对于媒体依然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那么那些把今天的巴伐利亚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变成富有影响力的媒体中心的康采恩就会搬到卢森堡去，从那里发送德语节目，把德国的市场逐渐吸干。”

多数私营电视台都渐渐走上轨道。1989年，西德公共节目中有25%由私营电视台发送。统一之后，“争抢观众”的竞争越发激烈。这场竞争在短短三年时间之内给德国电视业带来的改变比过去三十年加起来还多。私营电视台意识到，节目门槛的降低可以导致收视率的提高，也就导致了广告费的提高。由此，公共电视台则需要通过提高质量来与之相抗衡——因为公共电视台主要靠收取费用。不过，一再有人批评此举为短视的、迎合大众的政策。

电视娱乐

自德国电视业兴起以来，家庭剧就一直是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如《薛勒曼一家》（1954年9月首播）及随后的《黑瑟巴赫一家》一样，这些家庭剧都是按照美国剧集的方式设计编排的，讲述的却是德国故事。

随着美国大热的《达拉斯》（又译《家族风云》）及其后的家庭奇幻剧《丹弗家族》和《鹘鬃》的引入，肥皂剧成为大众的最爱。德国制作人敏感地从社会生活中截取积极片段，获得意料中的成功：1985年拍摄的《黑森林诊所》斩获60%的收视率。由汉斯·W.盖森朵夫执导的《橡树街》（1985年12月首播）几乎成为“没有剧终的剧集”——“我所有的素材够制作1000个结果，这剧还可以再演二十五年。”该剧有固定收视及评论甚至“制作”——情节上的制作——人群，可谓西德生活的一个缩影。由艺术手法模拟出的真实显得特别清楚，因艺术最终也会变为真实。德国“编年史”《家乡》是一部由十一个部分组成的电影，由埃德加·莱茨和彼特·施泰因巴赫执导，西德广播电台和自由柏林电台协助拍摄，在“家庭剧”的形式后隐藏着很强的表现力、道德思考及叙述技术。

“收视率至上”使暴力变为备受欢迎的主题。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侦探类电视剧中，它们模仿某些文学榜样，在充满紧张的背景下展开，诱惑人们机敏思考，比如埃里克·欧德的《特派员》、ARD电视台的《塔托德系列》、由汉斯约格·费米和葛茨·格奥尔格这种电视业大家执导及马里奥·阿多夫和施台凡·库特主演的《影子人》。

暴力作为侦探游戏手法出现在电视节目中，越来越不能满足那些本已因受挫感而产生攻击性倾向和唯恐天下不乱（这种情绪和全社会寻找刺激的大背景有关）的观众。有人不再满足于幻象，而希望来一场真人秀：他们的暴力行为的诱因是“秀”，但那些血腥同艺术感并无关联。

暴力取材于真实生活、制作成“秀”，这使得发生在真实世界里的暴力不再对人们的感知造成冲击力，或冲击力减小。这是电视节目以及与之相关的视觉恐怖带来的危险，尤其对青少年更是如此。（自1980年代以来，视频市场就充斥着这些令人憎恶的东西。超过半数以上在市场内流通的视频、电影，不仅对青少年有危害，甚至危害人类。）不仅在商业电视台，就连在公共电视台，“谋杀”——包括许多版本：闷死、刺死、打死、砍头、烧死——的价值都极高。在每天的德国电视节目中，大约有70～100人被杀。半数节目带来了攻击性后果。人们对于这种非人性主题的流传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射击、做爱、咆哮”——甚至导致某些色情片以尸交作为主题，这已经不仅仅是伤风败俗的问题了，这样的行为简直毫无被教化的可能，“它是在摧毁刚刚起步的共同生活的根基”（瓦尔特·闫斯）。

另一种“建构主义”视觉则完全回避任何形式的暴力，它也可能导致道德上的漠不关心。哥尔夫克里格的《没有画面的战争》在1991年就遭遇了美国审查机制。报道以“干净的战斗”之名出售这部电影，仿佛它只是一场游戏一样——这是一场“谎言的混战”才对，它居然把战争打扮得冠冕堂皇。

对国内外政治的报道及其评论、政治和文化专题节目、纪录片等则体现了高水准的“介入客观”和“启蒙共和”精神。但是，它们也同样受到商业压力的威胁。因为这样的压力，海因里希·布雷洛厄取材施雷耶被杀事件[19]，将其制作成上下两部纪录片，冠名为《死亡游戏》以博人眼球。

小品依然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依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或许正因为编导室的引入，迪特·希尔德布兰特、维尔纳·施内德、杰哈德·波尔特等人依然是德国电视的宠儿。弗里德里希·诺沃特尼也是一样。早在他成为西德广播电台的台长、主持《来自波恩的报道》前，就已经懂得用轻嘲来体现他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独立性，懂得怎样让政治在那些只打算在电视节目中找乐子的人那里也显得有趣。

脱口秀是娱乐档当中对收视率有极大促进作用的节目，它以滚雪球的方式流行全国。它的内容范围一方面满足电视观众并未泯灭的对信息以及思想启蒙的需求（埃里希·博默的《塔上说》、罗格·威廉姆森的《威廉一周》），另一方面——阿尔弗雷德·比欧雷克的《生物林荫道》属于两者之间——也能满足性欲旺盛的观众们观看“精神脱衣舞”的期待（马格蕾莎·施莱纳马克的机关算尽充满市侩气，她还洋洋得意。又或维萝纳·菲尔德布施主持的色情表演接近色情片，但她还不以为耻）。

废话连篇成为一种流行事物。就连由马塞尔·莱西-拉尼基、西格莉德·略夫勒和海穆特·卡拉塞克主持，于1988年3月在ZDF台开播的《文学四重奏》也渐渐向这个标准堕落。大众是多么容易被内容空洞的废话所吸引且乐此不疲，这真令人吃惊。电视观众越来越孤单，有时甚至全家都陷入相对无言、各管各的境地，可他们却又很享受脱口秀节目，那被他们认作一个精彩舞台，其实这只是对在真实生活中缺失对话的模拟。有些脱口秀还可说是安全无害，譬如由托马斯·戈特沙克主持并在多种版本中日臻完美的节目。有些脱口秀节目则简直算无耻，说的尽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匪夷所思之事，且还要加上各种歪曲编造。有这样的态度，哪愁没素材呢。

“这些人只管围着光怪陆离的‘社会大展销台’兜圈子，看看谁有利用价值。这儿一个被生活压垮的人，那儿一个怒气冲冲的人，这儿一个怪胎，那儿一个牺牲者——哈哈，镜头前的生活是如此多姿多彩！”

脱口秀和娱乐节目打造了一批明星：托马斯·戈特沙克、哈拉德·施密特、尤尔根·冯·德·李普、鲁迪·卡雷尔、琳达·德·莫尔（而君特·约赫、约阿希姆·弗斯贝格、弗兰克·艾斯特纳、迪特·托马斯·黑克等人则逐渐过气）。这些明星的共同特征就是对当局的政治不会造成丝毫危险。他们是一群成功的偷猎者，节目结束之后，立即就会参与观众花生、盐棒等零食所获利润的分红，而这些零食，正来自观众刚刚在收看他们的节目期间所嚼食的那些品牌（这个内幕是由“疯傻歌匠”卡尔·达尔披露的）。这些偷猎者明白，再没有比同时政有关且言之有物的讨论更损害推崇“愚民政策”的节目成功了。

显然，听见一个笑话却不明白笑点在哪，算是日常生活中碰见的最窘情况之一了。电视台播放的喜剧则非常有慈悲心地让我们免受其苦。人们不必因为听不懂笑话而坐立不安，或在实则窘迫至极的情况下爆发一阵大笑来解放自己。人们可以说，喜剧就是为了让人呵呵傻笑或幸灾乐祸的。喜剧的媒介不就是有许多笑点的笑话嘛，说得好听点：傻话不也就是没有笑点的笑话嘛，人们没必要非得理解什么。

“对全面地传播信息负有责任”——“我们对所生活的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的了解，都是通过大众传媒获得的”（尼古拉斯·鲁曼）——这个责任，同“文化”与“教育职责”一样，同属ARD和ZDF电视台的领导原则。如卡尔·霍扎默，ZDF的创始人，认为“其所创办的电视台的宗旨是用愉快的方式、有远见的严肃性和阿奎那般的清醒对真善美负责”。此语无他意，只在指出——用吕迪格·金斯基的话说——媒体，正如其他所有“存在”一样，只有在拥有以上品质的时候才算拥有“存在”。这话说得似乎很玄，却道出了公共政策建构的意义。在这样的意义引导下，德国的电视制作人尽管数十年以来一直处于党派政治的压力下，却依然有源源不断的杰出记者、编辑、部门主管和电视台台长涌现。“电视制作人”中十分出色的有——当然，领导阶层依然鲜有女性出现这一事实也相当令这一工种丢脸——弗朗茨·阿尔特、克劳斯·贝德纳茨、克劳斯·冯·俾斯麦、克劳斯·海因里希·卡斯多夫、汉斯-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君特·高斯、克劳斯·哈普莱西特、英格·赫尔曼、维尔纳·霍夫、路克·约希姆森、卡尔-海因茨·科普克、达戈贝特·林德劳、尤尔根·罗德曼、埃贡·蒙克、弗里德里希·诺沃特尼、弗里德海姆·欧斯特、汉斯尤尔根·罗森保尔、杰尔德·鲁格、阿洛依丝·沙特、彼特·施瓦岑瑙、格奥尔格·施台凡·托勒。

双轨制的引入对公共电台来说也是一次突破，尽管这突破在此之前就已犹抱琵琶半遮面。电台的许多听众投向电视的怀抱，现在电台人试图通过某种程度的媚俗（“没话找话”、狂轰滥炸的音乐、主持人唠叨不休）来夺回部分失地。由于节目细分为文化类、谈话类、音乐类等，尽管有收听率压力，小部分听众的喜好仍可以兼顾：文化环保类节目可对某些在现实生活中颇受挫折、故步自封，或者过着苦行僧一般生活、游离于大众教育之外的听众给出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灵感。

对于公民来说，收音机会播放五花八门、荤素搭配的节目：信息、娱乐、教育、咨询。电台被视作文化资产。双轨制给电台带来了又一重形象：音乐冲浪、休闲去处、带来利润的人。“收音机履行了前所未有的洗脑职责”，因此哪怕它播送的是流行夜幕，也是媒体中的备胎。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电台仿佛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充斥着广告——有批评家以“平地”来形容其寡淡浅薄——这些电台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感，他们认为，电台应该让人主动想去听，而不应只是背景声音。因此，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有些电台也就放弃了刻意迎合低水平节目的政策，转而与“毫无思想搪塞大众的”电视台打擂台，致力于高雅艺术的文艺复兴。

若电台不再走“走遍世界”-“怪才”-“杂烩”路线，而打造启蒙教化又不乏趣味的“节目几何”，原可赢回其文化形象和精神影响力。1990年代，电台业处于转捩点：反而是年轻一代更多地收听电台节目，但人们无法确定，这场“文艺复兴”是“商业化电台遍地开花”还是公共机构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电台文化”的结果。

对于战后一代来说，收听广播曾经带给他们最主要的教育经历，电台的娱乐功能也悄悄地用一种升华的形式得以发挥。尤列克·贝克说：“电台的成立在开始阶段几乎是一种任务。那时，它承担了向广大公民传播的责任：告诉他们当今世上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娱乐他们——却并不一定以廉价的方式，而是通过娱乐增强或唤醒他们对民主和公正的认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现在的电台人则越来越逃避其责任，无论是出于无能还是懒惰。”此话有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1927年评价电台是“未来的当下性（futurischer Aktualität）”：“电台的结果是不受谴责的。它的可能性不受限制。电台是一个好东西。”

乌尔斯·魏德玛认为电台是“一个温暖的媒体”，而电视则是“寒冷的、冰一样的”。（尽管在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看来，“冷文化”亘如磐石，“热文化”则水性杨花。）他认为，不管是仅听还是边听边做，人们总可以爱上电台，而爱上电视就要难得多了。“试试爱上一幅两秒钟之后就闪没了的画面——切！——该画面让位给另一画面，同上一幅一样很快被人遗忘。”“那些充满怀旧情绪的听收音机的日子，当然它们也有黑暗面（想想纳粹时期收音机作为极权宣传的工具！）。想想电台那些过去的好日子，它为了公民们的社会化、为社会踏入民主做了那么多事情，这一切不是凭空而来的。但即使那时，也并没有人神化。我们人类总无法做到完美。应该期待一个稍微好点的电台，不必期待一个理想得不得了的。我们不应成为原教旨主义者。电台现在的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来解决。只有政治意志的变化才能带来内容的变化。一个愿意让我们自由思考、对我们提出要求，而不是拿我们当孩子一样硬塞给我们东西吃的政治。一个愿意重新掂量手中所有资金、重新掂量在哪里花钱的政治。”

东部的苍穹之战，电影和印刷业

西部的媒体战胜了社会主义——这是卡尔-埃杜瓦德·冯·施尼茨勒在其自导自演的东德电视节目《黑色管道》即将告终时所做评论中的一句。施尼茨勒来自一个富有家庭，青年共产党员，在二战期间曾身陷囹圄，二战结束后前往英国，在BBC德语部任职，后又分别在汉堡和科隆的NWDR电视台任职（他也是科隆NWDR电台1946年成立时的创始人之一），1947年前往东德，渐渐变成一个“搅局者”。

尽管有铁幕和柏林墙的存在，仍不能阻挡ARD和ZDF的节目扩散光芒。联邦邮局沿着东西德分割线在山岭或河谷里建造的播放站也给了极大的技术支持。ARD和ZDF的节目深入东德人心，只有包括德累斯顿和易北河谷（人称“没有感觉的河谷”）的一小部分地区无法接收西德节目。德国统一社会党同“电台犯罪”做斗争终告失败，尽管他们自己的触角也远伸至西德，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几乎需要和全体人民过不去。1966年，依据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成立的意见研究中心举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超过80%的青年人收听西德电台。很多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西德的电影更刺激、娱乐节目更有趣、音乐更摩登。

西德的媒体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不仅因为它们展示了西德生活的多样性，也因为西德人有意识地运用媒体作为宣传工具影响东德人，比如柏林里亚斯电台，德国统一社会党就视其为敌人电台。和冷战同时进行的还有一场意识形态的“苍穹”之争，在苏占区及其后的东德，“德国电台人”（1948年重新开张）也带着支持西德的节目投入了这场混战。

除此之外，还有德国自由电台904，此台宗旨是做在西德被视为非法的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于1956年8月17日被最高法院定为非法）的扬声器及做反对联邦国防军的德国士兵的代言人。1970年代初，因为埃里希·昂纳克要推行东西两德缓和政策，“德国电台人”和德国自由电台904均被勒令停播。

东德也有专门针对西德的节目，直到1952年都有地方电视节目同它们一唱一和。在这些特别节目中，“主要的话题是死灰复燃的帝国主义对工农的剥削、使德国重新拥有自己的武装、两德的分隔、共产党员所遭受的迫害和在背后捣鬼的团体、之前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是否应在现行政府里获得高职聘用。人们对来自西方的攻击颇多回应，通过建设新社会的方式维护了自己进步的尊严。这些话题范围本身涵盖了某种自相矛盾，这样的自相矛盾是东德媒体政治家直到1960年代初都无法自拔的。首先，他们在自己同西方之间画一条明确界线，强调自己的合法性。其次，他们时刻不忘拔高任何一个微小成就，以给民众造成生活质量会在短期内有大幅度提升、离开故土十分划不来的印象。最后，他们强调，对来自西方的所有声音必须有所回应。”（沃尔夫冈·缪尔-贝宁豪斯）

西德媒体在东德取得的最大成就是非直接的：东德的电台和电视台为了保持自己的听观众，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放弃教条的狭窄条框、放弃呆板无趣的说教，节目本身必须越来越自由。

战后第一代电台人——同占领西德的盟军截然相反，苏联军队很快就把电台的领导权交还德国人——遵循德国统一社会党秘书处的指示，视德国统一社会党-东德中央电台为教化工具，认为电台的任务是教会人们“用阶级意识来判断事情”，“如何同敌人做斗争”，“教育群众”，“同苏联建立积极关系”。违背此想法的节目在之后也未获准播放。德国统一社会党决定了电台节目的题目以及统一单调、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服务的美学。

电台和电视台服从政治导向，这是通过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宣传部来实现的。该部门旨在实现政治局的意愿，即“通过长及全球的路线、短至意见向导的全面系统为所有媒体提供导向”。所选取的信息及新闻仅仅和稳固政权有关，至于是否有新闻时效性，则不那么重要。娱乐节目虽多种多样，但多数并不会使人们无目的性、带着玩心去体验。它们应服务于“更高的东西”，应服务于教化民众，因民众被归为自我意识较弱、较不成熟的那一类。但是，具体怎样做却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笨拙，东德的电台电视台求助于ARD和ZDF，之后甚至是西德那些纯为商业盈利而运营的电台电视台。尽管在东德式国家资本主义的环境下，电台电视台无须害怕竞争，唯一向外的通道是严肃合作，但终究只有在至少向西德榜样依葫芦画瓢的时候——比如，在《彩色沙发》这档节目中采用了西式的“秀”元素——才不致被民众所抛弃。同资本主义时代残渣余孽做斗争的斗志应像鞭子一样，成为所有人的诉求。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曾在很好的实践里一度成为现实，但那恰恰只有在专业而有能力的记者、编辑、主持人、制片人设法绕过审查之时才会发生。

那股牵着电台电视台的力量缺少毅力，这导致在较好的教育条件下，大把人才只得到很少的发展机会。有才华者被雪藏或遭驱逐不是偶尔发生，假如想功成名就，则常常必须担负一些可疑的责任（譬如为史塔西工作）。

两德统一之后，西德的“矫枉过正”者怀着傲慢自负的心态。东德的电台电视人在艰难环境下获得了很高的素质，这些素质却因为西德那些要“掰正路子”的人横加干涉，无法通过与之相匹配的方式得以发挥，尤其是当事情和“谁是新领导”有关的时候。东德的人民议院1990年2月5日通过有关意见、信息和媒体自由的法案，从而为媒体的精神及文化自主提供了法律保障——从1989年12月到1990年，汉斯·本辛任东德德国电视台（DFF）台长（此人1961～1966年曾任东德文化部部长，后在东德电视业活动）——当然，人们很快发现这一法规只是暂时性的，因为两德统一条约中的第36条实际是要解散东德的电视业以及德国电视台。以1991年12月31日为期，东德的设施“应根据电台业的联邦结构这一标准，通过东西两德共同的国家合约，凡第1条所陈述各州设施皆当解体，或由某一个或多个其他州中符合公共法的机构接管”。电台业由鲁道夫·米尔芬茨尔受命接手——“所有事情居然令人吃惊的平静和如期完成”——他之前是巴伐利亚州电台领导人之一，一个不折不扣要“掰正路子”的人。

短时期以内——指的是东德政权四十年之后的开头几个月——对原东德那些思想解放、希望努力利用刚刚到来的自由大展身手的媒体人来说，自由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机会。

“这几个月，是我在德国被占领、被分裂、现在又被统一的全部历史里所听过的最好的几个月。前前后后所有时间，只有这几个月有最好的电台及电视台新闻业。其实，西德竟会愿意屈尊接受东德的影响，这只是一个幻想，我并没有保持它多长时间，那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罢了。”（君特·高斯）

一个吊诡的情况是：双轨制的引入导致整体质量下降，西德媒体备受其害。而在东德，电台电视业仗着体制大行腐败，双轨制反而显得大有作为。一向在小市民中流行的教育专制反衬得西德的多样化更加光彩（其实只是虚张声势）。在媒体业里，条条空虚无聊的大道通向天空。

电影业的情况是：东德的国有电影制片企业集团（DEFA）的作品即使在西德也备受推崇，统一后却几乎解体，其作品也不怎么被放映——尽管德国电影批评调查显示，在电影制作人和电影学家公认的百部德国最佳电影中，有14部由DEFA制作。DEFA消失在由某个信托公司保管的故纸堆中（750部故事片，2300部纪录片，750部动画片，还有3000部由DEFA配音的东欧电影）。

弗朗克·贝耶的《石头的踪迹》于1966年在东德首映，其后虽因为一些有组织的抗议被迫下线，却也获得了应有的承认。该影片主演是曼弗雷德·克鲁格，东德最受欢迎的娱乐艺人，1977年离开东德，在西德很快于电视业中获得成功（尤其是作为犯罪现场报道专员和在电视剧《宝贝克罗茨贝格》中的表现）。

和贝耶及康拉德·沃尔夫一样，埃贡·君特也属于东德最重要的导演行列。（1965年的《当你长大，亲爱的亚当》未通过审查，1968年的《告别》也是如此。1972年的《第三者》被禁止出口，而其主演阿明·缪勒-施塔尔于1980年离开了东德。1978年的《乌苏拉》被禁止再演。）君特目睹两德的分裂，于1978年移居西德。在他最好的电影名单里，有弗朗克·贝耶的《五枚弹壳》《停留》《说谎者雅各布》《狼群中的裸体》，西格弗里德·昆恩的《弗列德里希·威廉·格奥尔格·普拉托的第二生命》《亲和力及女演员》，罗兰德·格拉夫的《勃兰登堡省研究》《法拉达》《琥珀房间》，海纳·卡罗的《俄国人来了和伊卡鲁斯》、康拉德·沃尔夫的《戈雅》《群星》《丽茜》《马默洛克教授》《运动场上的裸男》，君特·吕克的《订婚的人》。他认为特别出色的是《保尔和宝拉的传奇》（原著：乌尔里希·普伦茨多夫；导演：海纳·卡罗；主演：安格丽卡·多姆罗瑟），这部电影也广受观众喜爱。

“东德电影史悄无声息地消失”，这比1990年代的西德电影只有寥寥数部能达到顶级水平还要让人郁闷（这几部是罗穆瓦德·卡马卡的《致死者》和卡洛琳·林克斯的《寂静的另一边》）。获得过联邦电影奖金奖和银奖中值得一提的是克劳斯·马利亚·勃兰道尔的《格奥尔格·埃尔瑟——一个德国来的人》、伯恩哈德·维基的《织网》、维尔纳·施罗厄特的《马琳娜》、彼特·瑟尔的《卡斯帕·豪瑟》和赫尔穆特·迪特尔的《施通克》。当时有一股电影热，许多地方纷纷兴建多功能电影中心，尽管如此，几乎没有一部西德电影获得国际声誉。“市场运动”首先是从喜剧兴起的——“笑有用”——克丽丝缇安娜·派茨用“乱搞关系”来概括这些喜剧特征，“毫无感染力的晚熟青春期口味，没有传递出一丝对生活的热爱或情感”。（这些喜剧当中，票房较好的有《男人公寓》《城市谈话》《没人爱我》《被打动的男人》。）

至于东德的“老媒体报纸”，在统一后有一部分被西德出版社收购。东德大厦坍塌之时，报业已是管理技术老化，编辑部的信息也尽是过时的。报业被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国家所控制，对以上两者言听计从，彻底沦为它们的工具。

所有报纸隶属于内阁下属的新闻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对编辑部所应采取的路线甚至选材做出指示。地方报纸属德国统一社会党地方办公室管。就连如何培训记者也要按照国家的规定来。2/3的记者就读于人称“红色修道院”的位于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的新闻专业。而只有那些依照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标准社会活动表现好的人才能取得入学资格。一个重要的“管信息的”是东德国家所属的消息处AND，该处垄断管理了所有外国消息报道机构。只有《新德国》有一些自己的记者。东德的报纸倒是不少，39家日报，970万份报纸。平均每1000居民就有583份报纸。1988年，总共有1812家报纸。其中，39家日报，667家直属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企业报，508家报刊，176家消息日报，4家大地区报，354家地区信息报，34家周报。

东德的记者本来也许可以凭借自身努力做到“净化”和思想解放——如果再多给他们点时间的话。但老练的西德人很快蜂拥而至，占据了报业的所有领导位置。

前直属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地区报有绝对优势。即使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也占据了67%的发行量及90%的地区报社，但这并不会推进人们所期望的报刊多样化。60%的新联邦州地区仍然是一份报纸当家（日报的发行量比旧联邦州地区少2/3）。“西德的大出版社可通过收购东德报纸来扩大其市场影响力。与此同时，当这些大出版社进驻之前全属国有的东德报刊业市场之后，西德的报纸系统也暗潮涌动。一场关于报刊集中性的辩论在所难免。”（玛努艾拉·格拉布）

全德的中小学和大学

1990年代刚开始，统一后不久，“中央圆桌”工作小组“修养、教育和青年”成立了。回首东德专制的教育制度，该小组在一份倡议书中提倡全民教育的去斯大林化和人性化并给出了建议。回首历史，可以发现人们对何为理想中小学的设想有颇多共同之处，这些设想是在战后西德立志告别国家社会主义以教育作为工具的做法时形成的。

在东德的中小学课程里，社会被描绘成无差别的和谐体。“没有矛盾的社会”是指导画面。至于真实的生活究竟怎样，则被从教材里尽数剔除。教材中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感恩及对工人作为抽象的唯一有益于社会的阶层的塑造有损孩子们对真实生活的研究。生态被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和技术发展做到，历史被认为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然发展，被压迫的阶级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是历史课主线，仅仅选择和这条主线有关的数据和事件。东德仿佛是德意志民族历史中唯一可能的发展结果和终结点。

两德统一后，按规定曾经数十年影响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教育体制应迅速改变，以民主导向重新编造。“中央圆桌”倡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教育制度应在各人先天条件下，促进发展的机会均等；应为保证人权，促进终身教育；应尊重所有青少年人格的不可侵犯性；教育机构不应只是传授知识或为了找工作所需的手段的地方，而应符合全面教育的内容要求；每个人的人权无论其年龄、性别、性取向、国籍、社会或家庭背景、文化政治和宗教认同，均应获得尊重；教育的所有领域都应实行民主协商；应促进业余活动的多样化；保障职业培训、再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权利。

但是，统一后德国的中小学教育并未满足这个希望。20世纪90年代给东德带来了彻底的结构转变，也就是说，以西德的中小学及教育制度为标准转变。东德中小学教育中典型的“和谐责任”曾经导致学生毕业后走入社会的无能，认为冲突是可以调解的利益差别，这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赞成新联邦州内部改革的人面对坚定的实用主义者，无法贯彻自己的想法。教育与科学部部长在由洛塔尔·德梅齐埃、汉斯·约阿希姆·迈尔等人组成的内阁中发表高论说“教师大面积感到不安”，这让事情变得更糟。这些人尽管愿意创造一些机会，他们的情况却和当时的社会一模一样：首先必须经历真正的威胁，而威胁本身即可以带来机会。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在自己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利用机会。加上全体教师因为之前的“意识形态错误”必须“矫正”，其使教师失去了教书育人的渴望，而这份渴望本可以加速内心的改革。因此，从心理上看来，全西德的教师情绪全都一模一样：改革的干劲被例行公事浇灭——好吧，也不能说是完全浇灭，因为90年代依然有一股革新的愿望，这些愿望来自“过冬”后的中小学实践和教育项目。

哈特穆特·冯·亨提希的著作《重新思考中小学教育》激起了对数十年以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上的讨论。他评论说，“实践理性的练习”在全德国流行，“急匆匆却未必有效，极端却并不理想”。那些曾在二十年前感动过他的经历和想法比这一切意味的要多得多。

亨提希认为，德国的中小学并不是生活和获得经验的场所，不是“一个孩子们可以长大的地方”，年轻人不能在那里学习到关于理想、责任和问题的内容，“而是某个看护所、温室、暖房，或者一瓢凉水浇醒他们的地方，或者分类机构，或者发动机，或者‘后来人’制造仪，或者社会活动站，或者以上的总和，而且是一种条件恶劣、收效甚低的总和”。

人们面对着坏消息：青少年暴力、孤立少数人、市议会的无能、新联邦州的滞后、教育者的自我怀疑、关于生活的谎言、城市管理失控。不良兆头蠢蠢欲动：沉溺于电视和电脑、远离思考和知识、非理性、原教旨主义、事业、社会老龄化。野蛮似乎又将回到德国，这可不仅仅指某一方面。有人把挫败感和由之而生的攻击倾向归罪于反极权运动（他们说“这都怪1968年的学生运动！”），理由是这些运动致使规则被损、无政府主义和悲观情绪抬头。这种指责当然是不合理的。至少，东德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等级制度森严、极权主义的制度更容易使人诉诸暴力。

哈特穆特·冯·亨提希对于“明日中小学”的设想实际是重复了数十年以来，西德的中小学教育改革时而乐观、时而悲观的提议：多样性的中小学应教会孩子们如何生活，孩子们在其中理解何为和平、公正、有序、有责任的共同生活，放眼全人类。中小学应该是文明的——文明的意思是，让人们学会信赖、责任和理解。

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就算还没有完全失去其锋芒的话，也已经同教学实践渐行渐远了。各州的文化部从来也就没能起到正确的思想导向作用，现在更是听任其法律及规划部门萎缩。KMK，也就是文化部长常会，因其对理论的敌意和轻视出名。90年代中期终于出现了较完整的教育概念，其中心不再是投机取巧而是参与理性，不再纯实用主义地解决当下之急，而是着眼真正理想的整体教育理念。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文化委员会有一份备忘录，名为《教育的未来，未来的中小学》（1995年），其中提到，两德统一、就业市场和业余活动领域的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应被纳入考虑范围。常常用到的概念“作为学习之家的中小学”自是一种理想状态（理想和理念终于又回归讨论，这真是一件可喜之事），但对于雄心勃勃写就的“未来教育理想”来说，它也有结构和管理上的可借鉴之处，可使理想接上地气：尤其是，每个中小学依此可被给予最大限度的自主权和自理权。

而对于我们的大学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科研水平下降，更在于大学丢失了对社会的敏感度、丢失了它的好奇心、丢失了它作为大学的自我意识。引人入胜的问题不再常常被大学提出。它也不再那么能够为青年一代起到领航作用——这个领航作用不是指传授某个或某些分门别类的、一旦离开科研领域就不再有用的世界观，而是指潜移默化依据事实提问的能力。如若没有这种能力，不管是医生、律师、教师还是国民经济学家，都无法理性地（或者说符合理性精神地）工作。以上想法是彼特·格罗茨于1988年提出的。

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新建大学数量激增。除了专科、音乐以及艺术学院之外，自1964年始，17所大学、6所综合学院及8所其他学院开堂授课（波鸿）。1960年至今，学生人数翻了6倍。当然，这些学校的建立同某种理念或设想无关，而是某种程度上同改善当地社会经济结构有关。“因为并没有共识，所以这些大学也可追逐不同的目标，由此埋下日后深深失望的伏笔。”（托马斯·埃尔维恩）

1990年代，德国大学似乎失去了希望，创历史新低：学科子系统崩溃，导致这些系统之间看上去没什么差别，并且为着日渐缺乏的资金打得头破血流；对过长的学制怨声载道，科学责任越来越少（教授之于学生，学生之于学校机构）；政治的优惠杳如黄鹤，且对高校的问题不再做内容上的探讨，而执着于争论是否国有。

柏恩德·海宁森是柏林洪堡大学斯堪的纳维亚学及文化学教授。他认为，所有这些令人恶心的情况都是因为科学家们越来越各管各事、无法控制其“自由”造成的。德国关于教育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大学的讨论，没有一个公认的平台。它们很少能离开私人谈话那种影响甚少的领域，如果离开，那也只有在国家预算出现危机的时候。1968年的叛逆学生除了激发一场胎死腹中的教育改革之外，还对此很快做出一些任何时候都令人无语的反应，而不是在长久的公共领域树立大学及国家的科学、研究和教育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公众的无语正对应大学的无语，而大学的无语从历史角度上看，则症结在于受教育的市民阶层对政治的无所作为。教和学的自由——尽管教授为此从国家那里支取工资，但真正的“委托人”是真理——被越来越多地滥用。德国科学界太少太少的人做到了这一点，尽管从经典科学认识来说，做到这一点乃属常识。

“既然科学是一项公共事务，就要求学者在公共领域对言行负责——并不是一群随便任意的私人或者赫拉克利特[20]所说的蠢材集合起来达到一定数量就可称公共领域。洪堡[21]所说的追求孤独和自由是科学成就的前提，但这只有在科学家自明对文明亦有责任，从而超越个人之时追求才有意义。”

两德统一之后，“红色大学”的腐败在方方面面（尤其是人文和社会学科）昭然若揭。这本应敦促东德做一场“自我清洁”。结果，西德的高校却借所谓的同事间互帮互助的名义来对东德高校体系进行“清扫”（也就是教育领域的“掰正路子”），借新官上任之机大肆招纳自己的人马。1989～1994年，东德高校约有20000名科学家被扫地出门，这个人数几乎是东德时期教授以及研究人员总数38900人的一半。超过60%的研究人员失去工位，没被赶走的教授中有一半被安置到西德工作。

东德学生人数仅为13.3万人——说仅为，是对比西德150万学生大军。同东德总人口相比，这个数目实在是很少。1987年，只有12.6%的东德适龄青年被大学录取，而西德的这一数字为27%。教授和讲师的人数相对学生而言则很高。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职工人数为50人，学生人数是150个。比较一下西德：慕尼黑的路德维希-玛克西米利安大学哲学系职工人数差不多也是50个，而仅第一专业学生就有3700个。

承认东德的杰出文化和科学成就并不意味着美化东西德之间的人口迁徙和表象之下的反抗（沃尔夫·勒培尼斯）。这不过是不把所有事情都和道德高下联系起来而已。西德并不是更好的那一个，只不过是更幸运的那一个。地理上的优势并不能够给任何一个住在易北河西岸的人以把自己打扮成道德楷模的权利。“人们没有明白，既然东德的政党可以进入全德正规的党政体系且能占据高位，为什么艺术家和科学家就非得受迁居那份尴尬罪。此刻，德国的政治错综复杂，文化则随波逐流。不过，在文化和科学政策讨论中，不把所有事情都和道德高下联系起来也可以有很糟糕的后果：那些现已存在的特权人群将会从中受益。因此——并不是跟西德相比，而是同中欧及东欧那些正在改革的新国家相比——东德过去四十年以及在统一过程中所发挥的文化和科学智慧，必须被批判地重视。”

东德约有1万份博士论文因各种原因秘而不发。不仅是大学、工业大学或者专业学院有决定博士毕业的权力，形色各异的学院、下属数个机构的科学院，甚至6所军队大学和警校也有这些权力。最终，德国统一社会党还管辖5所高校，并且决定研究方向。托赖庇佑，12.3万人获得博士学位，2万人获得大学执教资格。

对东德科学发展的研究当然不能全丢给东德历史学家去做。这是汉斯-乌尔里希·维勒从他的专业角度（历史学）所给的意见。他说，这是不无道理的，人只有在——用时髦话讲——事情同自身相关时，才能做出合理判断。可有一个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对那些黑色岁月做出令人信服的研究么？难道不是那无数个持批判态度的时代史学家，对国家社会主义深恶痛绝，所做的研究方足信么？“不，有能力的东西德史学家应被糅合到一起。西德人在一定距离之外，可以带来冷静和同其他极权体制以及西方式国家的比较。东德人则了解更多内幕和斯情斯景，这又是局外人无法重建的。”东德高校1990年代中面临的巨变，那是一幅两极分化的图景。

新联邦州的教学与科研终于获得了思慕已久的自由。某些意识或艺术形态获得了更多的宠爱，发展一日千里。同样一日千里的还有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硬件设施差距。在27个地方各自占山为王的16所大学、22所专业高校和12所艺术学院间的地区与地区、学科与学科、院系与院系的差距正在逐步扩大。而数年以来一直处于过渡阶段，有各种特别项目、学者交流项目、特别资助研究项目以及方兴未艾的远程教育的私立大学使得差距更加被拉大。尽管如此，80%的工业研究，约50%的校外研究和超过1/3的高校职位被取消。与先前设想的融合不一样，东德的高校，几乎是在从人员、结构等方面完全适应西德。

西德科研领域中的学霸们当然促进了东德高校体制的现代化和去意识形态化，但与此同时也唤醒了东德人心中深刻且影响长远的敌视西方的情绪。这还没完。所谓的“西方学科”同东德占优势的学科针锋相对。“战线”被搅得错综复杂：那不仅仅是“东佬”和“西佬”之间的对立，而且是“那些致力于当地大学和那些一直就有的少部分对高校自治、存在和地方建设漠不关心的‘忠于家乡’的西德教授间的对立”。

克劳斯-尤尔根·舍尔是社会民主党科学论坛的执行主席，该论坛设于柏林。他认为，高校的拆迁和建设不仅对东德高校是一个新的机会，早已被一己私欲和官腔沾染僵化的西德高校也可从中受益良多。学生可从实用性很强的课程中做更多职业准备，研究对经世致用的强调也有很高价值，学制可受更强的管理、更有结构性，大学同社区以及经济的合作在增强，人们在此过程中也可尝试如何使管理更有效率、如何获得更大的灵活性，以及如何有新意地获取资源。

[1] 图林根和萨克森均为东德联邦州。东德被苏联占领之后，长时间处于苏联的制度管理下。1952年7月推出了去邦联制和权力收归中央的政策，因此东德内部不称州而称省。统一后，东德联邦州称新联邦州。

[2] 东德的5个联邦州为：萨克森、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图林根、勃兰登堡、萨克森-安哈特。

[3] 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1863～1938年），原名阿列克塞耶夫，是俄国著名戏剧和表演理论家，获得过列宁勋章和红旗劳动勋章，是苏联剧场导演。他坚持以“体验艺术”为创作核心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其代表作有《演员的自我修养》。

[4] 《魔弹射手》（Der Freischütz）是德国作曲家韦伯的代表作，全剧共三幕，于1821年6月21日在柏林皇家歌剧院首演。在德国民间传说里面，Der Freischütz指的是百发百中的射手，因为他拥有神奇的魔弹。《魔弹射手》是浪漫派歌剧的典范。

[5] 白玫瑰（德语：Die Weiße Rose）是纳粹德国时期一个知名的非暴力反抗组织，其成员包含了慕尼黑大学中的许多学生及教授，主要是由汉斯·朔尔（Hans Scholl）、索菲·朔尔（Sophie Scholl）、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Christoph Probst）、亚历山大·施莫雷尔（Alexander Schmorell）、库尔特·胡贝尔（Kurt Huber）和维利格拉夫（Willi Graf）领导。此团体之所以为人所知乃是其于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陆续发送了6张未具名的传单，主要内容在于呼吁人们参加反抗希特勒政权的运动。白玫瑰的6名核心成员于1943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并于同年被杀害。而他们所散发的第6份传单后来由法学家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带出德国，并辗转通过北欧流入英国，且于1943年7月被大量印刷后通过同盟国的飞机散发在德国境内，其标题为《慕尼黑学生的声明》。由于他们无惧于死亡而仍坚持对抗第三帝国的统治，白玫瑰的成员们在今日广受德国人尊敬，被视为英雄。

[6] 吉尼奥尔（Guignol）是一个法国木偶剧及其主角的名称。虽然最初的形象聪明勇敢且具有讽刺性，但在法语中使用“吉尼奥尔”则约定俗成作为贬义，意为“小丑”。

[7] 城堡剧院（Burgtheater）是奥地利的国家剧院，世界上最重要的德语剧院之一，位于维也纳。城堡剧院成立于1741年，由哈布斯堡王朝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建立在皇宫之邻。

[8] 《埃格蒙特》是一部由歌德创作的戏剧，完成于1788年。这部作品深受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贝多芬曾为该剧配乐，主题是历史和艾格蒙特伯爵的英雄主义。在音乐中，贝多芬表达了他个人的政治理念，尤其是对一个因强烈反抗压迫而被处死的英雄的赞美。

[9] 位于图林根州的魏玛城市虽小，却因为歌德和席勒在文化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0] 大英雄赫拉克勒斯为了赎罪要完成许多工作。欧法拉买下了他。当欧法拉得知赫拉克勒斯身份之后与之结婚并育有二子。

[11] 菲罗克勒特，希腊神话中国王珀伊阿斯之子，是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同行者之一。

[12] 阿特拉斯是希腊神早期话期神祇，普罗米修斯的一个兄弟。最高大强壮的神之一。因反抗宙斯失败而被罚顶天。

[13] 约瑟夫·费尔南·亨利·莱热（Joseph Fernand Henri Léger，1881～1955年），法国画家、雕塑家、电影导演。

[14] 雷纳托·古图索（Renato Guttuso，1912～1987年），意大利画家、文艺批评家、政治家。

[15] 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1864～1901年），法国贵族、后印象派画家、近代海报设计与石版画艺术先驱，为人称作“蒙马特尔之魂”。

[16] 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年），法国画家，野兽派的创始人及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一位雕塑家及版画家。

[17] 弗里德里希大街是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区重要的文化和商业街，构成腓德烈城（Friedrichstadt）的核心。它北起老米特区的北部，南到Kreuzberg区的Hallesches Tor。由于该路为南北走向，它与莱比锡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等东西向主轴线道路交汇。地铁U6线在地下运行。在冷战期间，它被柏林墙上的查理检查站一分为二。在冷战和柏林分治时期，弗里德里希大街地下车站，尽管设在东柏林，但是为两条交叉的西柏林轻轨线和西柏林地铁U6线所利用。这个车站充当这些线路的换乘站，火车在此停靠，但这些线路的其他所有东柏林车站是被封锁的“幽灵车站”（Geisterbahnhof），火车通过，但不能停靠。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西柏林乘客可以从一个站台转移到另一个站台，但若没有适当的文件则不能离开车站。

[18] 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cumenta）是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展览之一，在德国卡塞尔每五年举办一次，与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及威尼斯双年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在三大展览中资历排行第三。

[19] 汉斯·马廷·施雷耶是一名德国经济官员，纳粹时期曾任党卫队中尉。自1977年起任德国工业协会主席。1977年被“红军派”在法国北部暗杀，使“德意志之秋”达到高潮。

[20] 赫拉克利特（Heraklit）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其基本主张是存在非永久，一切都在变。

[21] 威廉·冯·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inand von Humboldt，1767～1835年），学者、政治家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者。威廉·冯·洪堡被看作德国文化史上影响最深刻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和他的弟弟亚历山大都有广博的学识并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工作。亚历山大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而威廉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化科学，如教育学、国家理论，对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分析。他是普鲁士教育改革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普鲁士外交官。

第20章 政治疆域的模糊

民主和丑闻

如果给德国的丑闻写一部编年史，那定可谓包罗万象、源远流长。托马斯·曼在战后所企望的——“世上曾经有过德意志精神，以后还会再有，那就是驱除对权力的迷信。这将通过人们的努力和自由的精神做到”——没有到来。

当然，在政治教育和政治文化中重要的是，在所有社会领域里都依然有相当多的人，面对日复一日的道德需求和现实生活中滥用权力之间的巨大反差并不会变得麻木不仁。也许人们可以这样自我安慰：丑闻只有在民主体制里才会存在，反倒使它成为衡量法治国家是否有所作为的指数（只有在揭露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才是）。“媒体揭发，法庭送它的终。”（克里斯蒂安·许策）他认为，丑闻的爆出是为了体制的清洁，它是民众面对代表他们的人时，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它可以证明民主体制还算健康。

小说《河旁女人》是海因里希·伯尔去世前不久完成的。它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沉重的存在”。该小说从妻子、对手、情人的角度，通过对话和自白的形式展现了波恩政治名流的生活剪影。这部作品在构思和文辞上并不成功，但对政治哲学来说却有极大意义。作者带领读者观看分散在不同角色上的关于“上月成交多少”的自白。“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了多远？努力记忆是为了避免遗忘，伯尔把这种本属私人的记忆功能移植到了小说的角色上：你们不可以忘记自己曾经是谁、干过什么！”《宁静的漫步者》是歌德的《东西诗篇》中的一首——同这部小说中充满绝望而又懒散的讽刺不谋而合——小说在扉页上就写着这首诗：“面对卑鄙下流/无人控诉/因为那是权谋/人们也这样对你说/即使坏绝/也能青云直上/但只有正确/才能接通真相。”

某些出版物，比如《明镜》或《明星》（在它还没因为希特勒日记伪造事件把自己变成丑闻主角之前），为“民主的自我净化”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对德国的丑闻编年史一瞥可知，揭露腐败常常极其难做到，对幕后主使的追讨更是常常半途而废或者根本无果而终。

比如，在1959年拜仁赌场[1]一案中，拜仁州许多政要被判监禁。主要证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弗里德里希·齐默尔曼竟在誓言之下公然说谎。1960年，他因为“由于疏忽做了伪证”被判四个月监禁，在复审中又被开释，理由是，他在对拜仁州执政党做不利证词之时，因患甲亢“而低血糖，故思考能力受到影响”。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逝世于1988年10月，当时他已是德高望重的拜仁州政府总理。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这一路——阿登纳第四任内阁中的国防部部长，在同库尔特·基辛格结盟组成的联合政府中任经济部部长——充斥着各种事件和丑闻。但这一切并未中断这位“好斗、骂骂咧咧、自吹自擂、不穿外套、据说是病态迷恋权力的上拜仁人”的受欢迎乃至成功。

施特劳斯是《明镜》事件[2]的始作俑者。这是在德国影响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事件因对维尔茨堡教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德·海特的控诉而起，联邦检察院依据一项对《明镜》周刊展开的军事-政治调查提起诉讼，并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鉴定报告。由此，法院发出监禁及搜房命令，理由是叛国、内乱和集体贿赂嫌疑。《明镜》位于汉堡和波恩的编辑部被警察占据，出版商鲁道夫·奥格施泰因、社长汉斯·迪特列夫·贝克和许多高层编辑被捕。尚在西班牙度假的总编，同时也是军事问题专家的康拉德·阿勒斯因外交部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介入也遭逮捕。在众议院发表讲话的康拉德·阿登纳称此次事件为“骇人听闻的叛国”。阿登纳说，这是《明镜》为了赚钱，有计划地犯罪。针对奥格施泰因和阿勒斯二人的审判因为证据不足没有在最高法院开庭。五位来自自由民主党的联邦部长下台。在埃里希·门德作为党魁领导下的自由民主党，将联合政府继续维持下去的希望寄托于早已不堪重负的施特劳斯从部长职位引咎辞职。结果此人不但没有辞职，反而绕开部长会议，使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重组的联盟成功入主阿登纳的第五届内阁。该内阁于1962年12月开始运作。《明镜》的发行量由50万份激增到60万份。尽管如此，德国依然花去约200万马克来对出版商进行审判。特奥多尔·埃申伯格写道：“我们不应该以为这只是一时之计，事情过后便可各自拍手走开（ad acta）。我们应该在记忆里重重写上两个字：重审。”

在媒体界激起轩然大波的是巴舍尔事件[3]（又称瓦特康特事件）。它对社会舆论造成的影响却并不大——除了能满足某些人的性偷窥癖之外——直到1988年5月8日的新大选，社会民主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议院都保有绝对优势。1987年，据《明镜》揭露，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州政府总理乌维·巴舍尔指使他人攻击对手比庸·恩霍姆，尤其是其私人生活。巴舍尔当时的同事莱纳·普费弗作为证人指证。

巴舍尔发誓他没做过这些事，但其政治信誉已受损，因此辞职。1987年10月11日，他被发现死于日内瓦一家旅馆的浴缸里，疑为自杀。但1994年，死于谋杀的怀疑又占了上风，可就连一向办事利落的国会调查委员会也没能查出什么令人信服的内幕来。

公众对丑闻的接受能力已越来越强。西格哈德·内克指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随着国家权力的延伸，人们对政界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把本就复杂的事情搞得更加复杂。腐败不再为高官专利，而可轻易做到，该可能性的增强（变富具有很大的诱惑）让官僚体制中人的道德观起了波澜。

公众对于政治权力运作的内容及形式的敏感度也大幅度增强。丑闻被发现的概率也同时增加，有些甚至早前都不被认为是丑闻。

政治在社会中争权夺利、占山为王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定义何为丑闻的意见也不一样。政治新秀，比如绿党，一身轻松，在面临危机或争执之时，较少考虑“国家利益”的负担。

官方的政治术语则倾向于把道德标杆上调，因为如此可获取更高的支持率。但这样一来，期待和真实之间的距离也拉大了。“公众满怀期待，当‘道德楷模’秀再一次失败出丑，大家打心底里开心。”

自觉的民族

前文提到过的“新的不透明”时期流行着一种有新保守主义色彩的“神话化”政治。说“神话化”，是因为这种政治仅允许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并从这种方式中引申出一种行为导向。人们早先曾对文明抱有货真价实的敌视态度，而今，反而视技术为信念。左派运动被人们当作“反进步的瓦解工作”，批判理性被认为会降低生活质量。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保守的“思想工厂”展现了较高的思想水平。

新保守主义对进步抱着乐观态度，相较之前，则对更多的事情抱有好感。因为，正如约翰内斯·格罗斯所说，新保守主义同“悲惨世界”的公共感受保持距离，不愿让物质富裕所带来的享受因为某些悲观丧气而变味。流行于左派阵营的悲天悯人可能颇能引发某些人类似于被鞭打时产生的性快感，大多数人无法正确应对，所以这种快感常常可能落地生根、变为使人狂躁的无望。而新保守主义则学会熟练规避自己的窘态和“不成体统”的地方，为流行的政治课题寻找策略，从而抵消意识形态上的不足。这样的聪明做法与左派阵营形成鲜明对比。

保守主义者的想法并不是孤独地漫步在乡野小路，仅为倾听树叶飒飒或流水潺潺而来的。他们的“产品”是根据时下需要，在“思想工厂”里完成。他们对自己的认识不是“真理”的守护者，而是权力的管理者。他们的言辞不求永恒，只为下一次竞选。他们像企业家计算一项新产品的销路一样计算他们言辞的影响力。这些言辞无关真理，只为影响；无关文明，只为讨巧；无关价值，只为利益和权力的衡量。保守主义者不知不觉由鼓吹现代性的优越性的专家转为擅于后现代式无所谓的专家。“告别原则”对他们来说不是难事。（赫尔穆特·柯尼希）

两德统一后，新保守主义以非理性的“窃窃私语”替代思想的可推敲性，其地位明显高于其他。民族怀旧主义的鬼魂游荡于新老联邦州。而处于领导地位的民主政治家们，自以为双脚牢牢站立在宪法之上，却并未意识到这只鬼魂的危险性。民众着重强调这次和平的革命使德国又成了一个民族，有鉴于这种情绪，“民族”又成为政治讨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启蒙公民对民族的定义——一群生活在共同法律约束下，由一个共同的立法体代表的人——显得不够劲，就连一向对民族主义这个“神经衰弱症”保持警钟长鸣、致力于在更广阔空间里建立秩序的历史科学如今也认为民族国家身份是必要的。哈根·舒尔茨认为，从无数次欧洲统一努力均遭失败中应该吸取一个深刻的教训：欧洲的统一不可能逆民族及各民族的合法体完成。

有些人乐观地认为，务实的德国人也会追求一个务实的，也就是说中庸的民族感——这个想法被部分知识分子，比如君特·格拉斯，抨击为无理的自我安慰。与这种乐观想法相对，也有人认为应对“德国神话”的新抬头保持警觉，这种想法也不无道理。在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统治末期也颇多地诉诸民族神话（路德、腓特烈大帝、俾斯麦），但首先引发的是国内的暴力事件。霍耶斯韦达[4]已成为一个概念：1991年，该市发生了长达数天的青年袭击外国人事件，而该城的老人则在一旁鼓掌欢呼。

1992年8月，统一后新联邦州爆发的种族主义烽火在罗斯托克被点燃。青年纵火，除了光头党之外还有许多迄今并不引人注意的少年儿童冲击政治避难申请中心。当地居民欢欣鼓舞地支持这些行动，警方忙得顾头不顾尾，十分无助。

“促使这些凶手作案的原因是怨恨。他们‘仇恨外国人’的宣告已经引发了内在的紧张。‘仇恨外国人’表达的是由吃亏和麻木带来的不确定的、带有强烈客观歧视的感受。”

南斯拉夫的内战彻底动摇了人们对“历史中，理性终将到来”的希望，也把欧洲政治的弱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清楚地说明，回到过去那种非理性-暴力的行为方式完全是有可能的。与之相较，两德的统一确实也坚持了建立在宪法原则之上、西德数十年成功实践且深植于民众内心的联邦制结构。在新联邦州，尤其是萨克森、勃兰登堡和图林根，人们对建立于当地历史及文化之上的身份认同迅速地发生了感情。由地缘而产生的傲慢在国家的几个大党派那里完全找不到一点回应。“统一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也是欧洲路线的强烈促进者，该路线建立在德法友谊关系之上，他可不愿意这条路线受到德国国内传来的不和谐噪音的影响。西德的文化概念总体由现代性——这也意味着身份的多重性——的观念决定，它让“关于德国民族的叫嚣”有所收敛。与“保卫莱茵河”相对的“保卫说不”更重要（欧多·马夸德）。古代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迈尔是其专业中为数不多、作品不仅被专业圈内之人阅读的代表，这些作品带给人思考，即反省的民族感情可使民主重新焕发活力且更加坚固。

对外国人的仇视情绪很长时间以来都潜伏于东德。执政党与其说阻止、毋宁说为新法西斯团体的抬头大行方便。根据弗兰克·舒曼——《青年世界》报前任记者——的一项分析，对外国人的仇视情绪为东德的落后乡土气和狭隘的精神所促进。为了国家利益而鼓吹的反法西斯主义流于形式，而并未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认真研究。青少年因不满国家名目繁多的管制，也故意做出法西斯的举动来以示抵制。第一位外事专员阿尔穆特·贝尔格指出，在东德亲民及平等的表象之下，互相理解的愿望几乎没有。数以千计来自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如今在东德学习和生活的学生和工人，像纳粹时期的犹太人居住区一样被排除在社会民众之外。而随着两德统一到来的贫困，更对青年人采取极端行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表明，右翼极端势力的暴力行为不仅是东德的问题，现在西德的一些地名也能载入新右翼恐怖主义的地图册了。1992年11月23日，有两人在对位于默恩的土耳其家庭房屋的纵火中丧生。1993年5月29日，有四个居住于索林根的土耳其家庭成员在对其房屋的纵火中丧生。不过，与此同时，民主社会对右翼极端势力威胁的敏感度也在增强。1992年11月至1993年1月，在德国有超过300万人举行反对仇视外国人、反闪米特主义与暴力袭击的示威游行。

某几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或可使人稍微安心：右翼势力获得法律认可的潜在性在几次骚乱之后大幅度下跌。这个结果也对应了行事微妙的新保守主义阵营的人员增长。新保守主义在“私校教师、大学教授（哲学、历史和政治专业）、记者、出版人、作家、公务员、法学家和教育学家”这个颇具影响力的圈子中获得支持。他们的目标是重新教育德国人成为“自觉的民族”。海默·施维克和乌尔里希·沙赫特于1994年出版的书《1989年以来的德国经验总览》就为德国人的民族自信和民族感而摇旗呐喊。

国家的新造福者仿佛黑纱罩面。他们纠结于神话和神秘主义，而这两者的多重含义和多重解释方法则一直都是逃避既成事实的好途径。“真善美总会用某种方式获得意义，但那应该是英雄-精英式的。普罗大众应从他们的狭隘井底被解放——与此同时，有人面对消费社会的暴力在某个深处无助哭泣——并被带到光明的高处。”

献给1944年7月20日和1953年6月17日的爱国人士的书围绕博托·施特劳斯的散文《膨胀的公羊颂歌》。该文以作者的想象力对精神倒退提起诉讼，所用语言旨在加强人民必要的听、愿、想、忆。“施特劳斯的想法一直不合群，无法翻译成社会-道德通用的语言。但他既可以这么说话，并——尽管有那些常识的存在或重重累积的‘理解的废话’——期待被听懂，因为这些话隐含了对这个国家所发生过的事件的具体回忆。”其实他并没有说什么，但又用“本质”的行话有所表述。反启蒙的思想，背后衬着灯光、衣服上满是华丽褶皱，大模大样地登场。

散文《膨胀的公羊颂歌》首次问世于文集《桩：无人问津的艺术与科学之地年鉴》。修改后的版本发表在1993年2月8日的《明镜》上，引起轰动。施特劳斯是一位擅长用分析和精妙讽刺对社会事件做研究的作家，游离于知识分子群的边缘。在此文中，他把自己打扮成某种新的但自己也没给出明确定义的法规的主角，显然是想描绘出英雄般崇高的景象。“我说的是摒弃，它几乎是别无他路地来源于各种难以理解的咕噜咕噜声，来源于地球内部，来源于我们已经如此成功地追逐到的那些东西。我们有眼无珠：它并不想看见它带来了多少毁灭。被瞄准的东西本身带来了所有力量的源泉。”

光头党和其他新纳粹对受到警察保护的示威朋克大声咒骂（汉诺威，1984年8月，“混乱日”）

博托·施特劳斯这个大走神秘路线的文明批判者不乏模仿者——其中有在保守思想下勤奋努力的维利·勃兰特的遗孀布莉琪特·塞巴赫-勃兰特、老牌左派人士克劳斯·莱纳-罗尔、电影制作人汉斯·尤尔根-西伯贝格、犹太裔保守派史学家米夏埃尔·沃尔夫松、之前做过总编的莱纳·齐特尔曼——所有这些新“保守革命”的代表人士当然不会走诗意的天马行空的那一路。他们动不动就放声大哭或者咄咄逼人的架势是为了表达“变软弱的联邦共和国”的烦恼，文化的宽容、自由的政治和社会公正对他们而言是一块块投石。除此之外，历史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被淡化——这是恩斯特·诺特的常用话题。这个话题说穿了其实就是抵制外国人、保证德意志民族道德和文化上的同质性，甚至为德国去抱奥匈帝国这个地地道道的前现代国家的大腿赢得好感。所谓的阳春白雪美学观、为德意志的深刻和悲惨大唱的赞歌，其实都只是政治掮客的幌子而已，他们以为两德统一为他们阻止人们批判地思考提供了机会。只是，他们这么做，还欠一个法螺吹得够响的传令官，他们所提倡的“自觉的民族”，在失业率日益增长、大量民众面临非社会主义体制的今天，并不多么光彩。德国的政治和文化史却告诉我们，用“有一搭没一搭的咩咩叫”来谱写“膨胀的公羊颂歌”，后果绝对可以相当悲惨。

议会制的危机

德国的政治文化数十年来坚信，民主社会的基石在于许多政党的存在。但是，这一点几乎丝毫不能改变丑闻持续不断或不信任代议制民主及议会体制的示威游行一波又一波发生。乡镇、联邦州和国家之间互相踢皮球的游戏带给政治家许多从中获利的机会。与此同时，年轻人或女性在等级森严的政党体制内，长时间不能前进一步。

多党制国家的稳固性主要在于，与魏玛共和国不同，它可以避免政治阵营的分裂。自1961年起的后二十年时间，德国联邦议院几乎只由三个政党组成：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基督教社会联盟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极端右翼或极端左翼党派不可能长时间存在。比如全德意志同盟，这是一个自1950年开始运作（解散于1961年）、由被驱逐的人组成的党派。或者右翼保守的德国党，也只被支持到1967年。极端右翼的德国国家民主党尽管在1966～1968年进入多数州的议会，但也无翻牌可能。弗朗茨·勋胡贝（Franz Schönhuber）1983年建立的共和党也许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仅仅过了一个十年，该党的政治生涯就被画上句号。绿党1979年在不来梅，1980年在巴登-符腾堡，1982年在汉堡、下萨克森和黑森，1986年在拜仁，1987年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分别第一次取得了它在州议会的席位。在1983年第十届西德联邦议院选举中，以5.6%的得票率进驻国家议院。加上1990年12月起的民主社会主义党，联邦议院有五个党了。

自1980年代以来，民众对政治的理解经历了较为深刻的转变，两德统一后，新联邦州普遍的情绪又加深了这种理解。许多公民尽管参加政党，却与之保持距离。懒得参加选举或者在选举时举棋不定的人数不断增加。固定投票者由1980年的60%降到1986年的48%，再降到1992年的21%。对有些评论家来说，这意味着多党制国家的末日即将到来。根据哲学家约瑟夫·胡贝尔1988年的一项分析，对政党的不信任以及不参与选举的人数翻了两番：这可以作为衡量反对新专制主义示威、对“面包和游戏”的许诺失望的呼声的指数。当然，这也可以反映出民众在面对政党机器时自主性在增强。

有明显证据表明，在从政人员中，官僚主义和专家主义甚嚣尘上。1986年，500个众议员中有200人来自公共职位，也就是说本身就是公务员或事业机关人员。他们的职业分配是这样的：70个教授或教师，80个管理人员，55个政党、工会或其他政治组织的专职人员，30个从业律师，25个工程师（占全体有高等学历众议员的2/3）。相关研究任务由当时的总统菲利普·耶宁阁下令进行，他对此评论道，德国的联邦议院不仅是一个公务或功能议院，也是一个学术议院。

有人说，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终结，人们由此也失去了对乌托邦的纲领性构建，与此相反，人们赞美“做事的人”的现实观。但这是对未来政治意义的错误估计。不仅为了当下的执政，更为了后人，都应该保留对乌托邦的设想。不过假如政党在拉选票时，对别人提出的关于未来的问题只能大而化之或老调重弹地回答，却并不能给出实际解决的方案或建议，总之就是缺乏实际想法、只会说空话的话，这种政党在选举中败北也就不足为奇。

“优秀的年轻人，假如是左派，就会宁愿去国际人权组织也不去社会民主党。假如是右派，就会宁愿去宝马公司也不去基督教民主联盟。”

1987年，康拉德·阿达默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指出，基督教民主联盟三十年以来一直对两句说辞颇为自得：外交政策立足于西方联盟；经济政策立足于市场经济。他们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国家，在联邦以及州选举中获得好成绩。但是这一切不能表明，如若他们坚持这种狭隘的纲领，也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那两句说辞是他们在20世纪中叶提出的，但对如今而言，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说辞。

赫尔穆特·科尔理解的党派是权力直通车。其人的政治攀升同社会民主党当时所处的低谷期和时代精神向厌恶理论的转变不无关系。他那聪明的“安全无害感”在其成功的光环下更具信服力。追随科尔的人既没有因为库特·比登科夫[5]的离开（而比登科夫后来当上了萨克森州政府总理，成功地扳回一局）也没有因为“驱逐”海纳·盖斯勒而走开。海纳·盖斯勒本想通过新理念和未来可行的构想给党内“换换空气”。有人曾预言，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向赫尔穆特·科尔这个全知全能般的德国总理角色看齐，却并没有纲领和任何清楚的未来目标，其早晚会在政坛上蒙羞。预言在1998年成真：“老牌”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所组成的联盟失掉多数选票，败给了杰哈德·施罗德的红绿联盟[6]。

瓦恩弗里德·德特林是海纳·盖斯勒在阿登纳政府、丽塔·许斯姆穆特在家政部的“军师”。他眼中的赫尔穆特·科尔是一个走中间路线的人，在内政上致力于民众的融合，在外交上是一个成功的介绍人。但他也认为，科尔对基督教民主联盟因为缺乏社会政策的考量而导致的失败负有责任。他说，科尔消化了这个他自己也参与缔造的现代政党的营养，却在退场的时候把这个“德国总统选举协会”的政党也拉下了舞台。

自由民主党人在1990年代逐渐失其“自由主义式的谨慎魅力”（哈特穆特·冯·亨提希）。因为奉行“臂肘政策”（Ellbogen-Energie）[7]，自由民主党逐渐变成挣钱多的人的党，背离了它在战后的道路——当时的德国总理特奥多尔·赫依斯对该党起到了引导作用，使它获得了很大的文化影响力：启蒙的人本主义、负责社会的自由主义。无党派的沃尔夫冈·杰哈特做了党主席之后——其后是克劳斯·金克尔——自由民主党同社会和政治原则渐行渐远。（他们说：“没人那么怀旧，还会思念弗莱堡左派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年轻法律部部长萨宾娜·罗特豪依瑟-施那恩贝格效仿老牌自由主义者布克哈特·赫尔施退党了。新的秘书长古依多·韦斯特维勒，年轻、强健、敏捷，很聪明地运用煽情的口号、大胆的比喻、鼓惑的言辞，让自由民主党人继续显得赫赫扬扬，但雅痞式的自由主义终究只是银样镴枪头。他们做了一场后现代主义政治之秀，但这场秀并未能团结党内人心涣散的技术派花花公子们（即使为了作秀，有些时候他们也显得比由议会外反对党进化而来的绿党更加激进）。格罗茨曾说，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在使年轻公民消除政治门户之见上的做法颇为无能。用此话来形容自由民主党，亦然。

拉尔夫·达伦多夫1987年时曾说：“社会民主主义江河日下。”这位早先的自由民主党政治家带着精英感的傲慢否认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存在意义。他认为，世俗的政治权力已经是强弩之末，设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已经实现，曾经为之努力的政治团体现在各自有了新的利益划分。“对他们来说，所要做的只是指出由他们一手创造的世界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剩下的则是竭力维护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这两种做法都不能激发渴望，因此，于终究为政府服务的选举中获得多数殊为不足。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江河日下。”

社会民主党的两难之处在于，它满腔热情地坚守着一种世界观的原则，而在该种世界观主宰下的世界却正是被它自己成功推翻的。在极端思想从各个角落冒出来的今天，社会民主党不再够格做新的指路人。勃兰特和施密特时代过后，一切都清楚表明，1970年代追求政治突破的风尚已然消逝，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被卡住，新社会远未到来。风向变了。

“选民中的多数已经根本不想听什么改革了。尽管有国家的宏观调控，很多打着为了民众利益的幌子、实则追求其技术专家治国目标的事情在迅猛的思想解放及政治参与的潮流中逐渐现出原形。另一些则变为泡影，因为政治家和官僚一再触犯人类行为规则的底线。彻底的失望和彻底的清醒迅速蔓延。经济来源也在枯竭。联邦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给开销庞大的改革政策画上了句号——不管人们是不是真的还想改革。”（沃尔夫冈·耶格）越来越束手无策的社会民主党无法为德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如何鼓励德国的国民经济进行投资和创新，如何把公共财政预算重新拉上正轨，如何解放受到束缚的社会市场经济，如何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1987年接任维利·勃兰特成为党魁的汉斯-约亨·福格尔在1983～1991年担任社会民主党在众议院的代表团主席，像一个大汗淋漓的马车夫一样把遭受选举失败打击、郁郁寡欢的政党团结在一起，使这辆马车不致散架。但对于重新夺回尤其是大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的选票，终究无能为力。

即便是修订过的《哥德斯堡计划：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要草案》，那也是看似千言，实无一策。

1990年代，联邦共和国缔造者的孙子辈登上政治舞台，为社会民主党制定“未来的扮相”：首先是不那么具有卡里斯玛式魅力、更注重实干的鲁道夫·沙尔平，接下来是1995年上位成功的奥斯卡·拉方丹[8]——一个懂得动脑筋的党内拿破仑，懂得用左派式的启蒙作为背景启发人民，这比孤陋寡闻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满怀敌意的虎视眈眈要高明得多了。他的做法得到立场鲜明、以非教条主义而闻名的杰哈德·施罗德的襄助。思维灵活、热爱生活的共同点把施罗德和拉方丹联系在一起，与苦行僧般的“党的战士”沙尔平形成鲜明对比。施罗德和拉方丹的作为得到喜爱所有人也被所有人喜爱的“爷爷”约翰内斯·劳的关照，终于在政府换届的时候让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成为新的德国总理。

大众新闻以超乎寻常的巨大热情关注着绿党的崛起，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党派可以从一开头就避免“旧党派”的错误和过失——尤其是因为，绿党并不关注利用眼下的机会可以取得多少实权，而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敏感，从而为指明方向提供一种可能呢？或者它的成功只是一种宣泄，宣泄人们对碌碌无为的旧党派的失望呢？——与此同时它自身的“环保主义”也逐渐消失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随着“政治先锋”的棱角逐渐被磨平，比如，在日复一日使人厌倦的琐碎小事中，或是只有获得多数选票才意味着成功的经验日益坚固，那么绿党触礁也只是时间问题。绿党如果成功，可以对其他党派在“改革”的考虑上以身作则，从而促使议会体制的复兴；倘若失败，那么所有党派和民众之间的鸿沟就会更深。

彼特·格鲁霍维斯基认为，绿党的成功首先是不断扩大的价值观转变的结果。那些左派-环保主义或左派-自由主义的后物质主义者极有可能投他们的票。但按克劳斯·欧弗的解释，绿党的出现和崛起属于新出现的政治“洪水现象”的一部分，该现象——同“房屋占领运动”和“保护树木运动”一样，对女性与和平问题忧心忡忡，反对核电站，提倡环保项目，推崇民众自主和生态耕作——有实无名。常常被提起的“自然”在此的意义是生活和政治的统一体（政治的私人化，私人的政治化）。绿党对道德观念和思想态度的主张十分刚性，但恰好是这一点与政治的责任感形成抵触，因为政治的责任感意味着妥协和结盟，仅仅这一点就会把绿党的自我认知逼到面临破碎的边缘。这个情况在科索沃冲突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约施卡·费舍尔[9]可谓压舱石。这位政治家在第一届红绿州政府联盟（黑森，1985年）中，作为环境部部长负起了责任，进入众议院之后，也一直保持一颗有自己主张、擅于分析、极富雄辩才华的政治头脑，1998年出任德国外交部部长。作为叛逆者、实干者和绿党党魁——他脱下绿党喜欢的运动鞋，也不拒绝佩戴领带，因为领带帮他理性思考——费舍尔以身作则，告诉人们什么是绿色感觉，什么是绿色智慧，如何在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的弯路、错路之后，“通过权衡，找到中庸正路”。

社群主义

1990年代的西方，人们越来越厌烦政治文化，这是其在民主的保护伞下，长期的腐蚀过程的结果。党派的群雄逐鹿——那头鹿就是国家，与此同时，公民则越来越失权——是这个过程开始的重大原因。民主遭遇了危机，因为实际上它已没有多少民主（汉斯·赫伯特·冯·阿尼姆）。

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看望柏林普勒茨湖监狱里的少年服刑犯（1986年5月）

在东德，国家机器在其统治期曾显得那么神秘莫测的腐败和谎言被一一揭露。同时，对之前被神化了的西式民主的失望也在蔓延。

两德统一之后，全德国的政治气候也被统一。结构性失业下的麻木不仁更增强了对这统一的政治气候本就十分适宜的“民主终结”说辞的接受度。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不安全感都在上升，这导致一方面对强势国家及严刑峻法，另一方面对扩大公民参与的呼声都越来越高。然而，膨胀的国家暴力与西德数十年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背道而驰。尽管没有遭到1962年通过《紧急状态法》时那般强烈的反对（尤其是自由民主党都因为这事转右了），但国家暴力膨胀包含危险，这已是德国政治文化不可争辩的组成部分。

“政治正确”——这是一个无孔不入然而并非因为信念而确定下来的道德体系——并不能赋予公民社会所有政治文化复苏所需的材料。政治团体的丑闻并非根本问题——对比一下当时日本和意大利的惊天丑闻，德国的只能算是小菜一碟——最根本的危险在于，整个德国社会浸透在一种寡廉鲜耻的“自我服务”精神中（特奥·索莫）。人们受够了在这个只讲攫取的社会中生活。在这里，腐败早已不是例外，因为一切都围绕着“挣钱”两个字转。“个人生活和国家生活都有比挣钱更重要的东西”，这是1992年夏天一次示威的口号。示威获得了极大关注，玛丽安·杜霍夫女伯爵[10]、赫尔穆特·施密特和沃尔夫冈·提尔瑟都在这次示威书上签了字。公民们失望透顶，无论政府或反对党都既无热情也无韬略，多数事情都交给“偶然”来决定。东德的终结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觉醒，相反是死水般的惫懒。

“历史仿佛一条巨大神秘、奔腾咆哮的河流在我们身边呼啸而过。而站在岸上的我们，心惊胆战地问自己它将奔向何处。”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的一番论断的基础上写道，联邦共和国在统一后被“第二条生活谎言”附体——“第一条生活谎言”在广为人知的阿登纳时代诞生：“我们所有人都是民主的。”——他的意思是，德国又回到了它的老路。和旧式国家的决裂唤醒了一种感觉：人们不必硬逼着自己做“道德模范学生”，而可以在毫无顾虑地保留健康的民族感情的同时引导欧洲。政治风云变幻，焕然一新并非好事。哈贝马斯认为，这并不是因为曾经用有效的警觉成功构建了联邦共和国精神气质的左派也在蜕变瓦解，而是因为自由保守主义者分崩离析。

在经济领域，全球化俨然成为新的偶像，被用以代言一种无底线，亦不受社会国家道德束缚的实用主义。“全球化”成了为裁剪本国工作岗位而将其挪至劳工价格低廉的国家脱罪的借口。与此同时，一种个人主义也在私人生活中大行其道，它其实是利己主义，“原则”和“责任”对它都不过是儿戏。社会在分裂，因为嘴脸伪善的多数在面对不辍为社会努力的少数时，公然否决启蒙的政治生活方式。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制约（以及与此相关的，上下一心对自私自利的控制）让位于现代特有的、对乌托邦理想横加指责的享乐主义。外在的表象，譬如就业结构的转变（生活的电脑化造成了沟通不畅）或家庭生活的倒退（在大城市里，超过半数的人独自生活），凡此种种都加速了对社会具有约束力的价值秩序的崩塌，而这些价值正是迄今为止构成社会民主的关键因素。老派自由主义者玛丽安·杜霍夫女伯爵在一次演说中说，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什么东西把它联结在一起：如果没有了传统，没有了游戏规则，没有了制约自私自利及其残酷后果的公认的行为准则，那么，国家或集体都会失去稳定，和谐共生也会沦为不可能。如果听任现在的状况继续发展，那么这种像野马一样“不羁”的人将无可避免地堕入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为自由社会松弛的内聚力上弦，价值保守的道德观同各种新老团体不谋而合。这些团体多数是超越党派甚至反对结党的（因为他们认为，各种党派都已失去其道德因素）。“公民社会”或“社群主义”这样的概念被高高举起，人们尝试把个人主义从绝对客观主义的束缚中抽离，以及重提放弃、禁欲、牺牲、服务、团结这些同70年代解放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行为模式。

根据蒂莫西·加顿·阿什的分析，社群主义的关键词是“区域的”“当地的”“同工作有关的”“自愿的”“民主的”“礼貌的”“宽容的”“非暴力的”，等等。社群主义从东欧的和平演变中壮大力量，又回到了曾在七八十年代风起云涌过许多新社会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而今尽皆偃旗息鼓的西方。当西德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躲在大学的象牙塔里，不痛不痒地批评着“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之时，东德在即将和终结之后则孕育出多种社会行为模式，实践表明，这些模式——并未受批评它们“缺乏理论”的人所左右——大大增强了人们对政治道德复苏、对集体生活至关重要的责任感重建的希望。“国家的落空”——因为政治阶级看来首先是为自己服务的，然而就连民众也开始效仿这种自私自利的态度了——如今碰到了重建政治目标的制约力。社群主义认为，在“危机社会”里随波逐流是自甘堕落、无视后果、掩耳盗铃，提倡人们做事不受他人影响，独立自主。

有些理论有极高的道德诉求，这些道德诉求常常有潜在的呼吁对象，以特定的词语表达。这些理论诉诸这种逻辑——相较于某个意图良好的上层建筑而言，社会成为某种生活共同体更是作为下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作用的结果。社群主义所提倡的只有在德国政治坚定不移地继续走社会国家的道路（以及社会市场经济），并阻止社会达尔文主义蔓延的情况下，才能成真。要给这个“原始社会”划定规矩，必须少数人敏感地“大惊小怪”，他们的警觉也会顺便激活如今陷入僵局的党派机器。

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1984～1994年）及其继任者罗曼公爵的成功促使这种意义上的“社群”起了作用。他们的“官腔”只有在其由拥有说服力的人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才能带活僵化的关系。至于怎么说则有许多种讲法，总之要使理论和联邦共和国的民主与文化发展挂钩。

由此，尽管不能消除民众和党派之间的陌生感，但至少可以重新赢得人们对政治的信任。回到托马斯·曼1945年5月10日的讲话，“通过人类的贡献，自由的精神”，找出权力中值得被尊敬和投入的一面。

芯片革命

不仅是手工，就连脑力劳动都能由机器代劳。20世纪的这次科技革命也许是科技史上迄今为止最重大的一次。

“人类发明的每一种机器都可以用小小的一台电脑来配备。”（A.金）

电脑可以通过人工感官，比如光电二极管、麦克风、温度计，从外界接收印象。它可以“记忆”，也可以“学习”，即如果对其处理结果不满意或者处理过程太长的话，输入的程序可以自我做出调整。它也可以“行动”，即，自动化机器和环境的关系可以通过介入环境来改变，这需要它的“四肢”，也就是伺服单元来完成，后者通过电子神经做出的“决定”操控机械动作。如果把感知和记忆、学习和处理联系起来，那么电脑的“行为”就有点像人的行为了。

20世纪50年代，具有半导特性的锗和硅被用来生产晶体管。这种晶体管取代了当时采用的、体积较大的电子管。研究表明，在一个主要由硅构成的“芯片”上通过物理化学反应制造多个晶体管是有可能的。这一结果进而使可把两个输入信号转换为一个逻辑输入信号的连接电路的集成化成为可能。“由此，在减小用于组建芯片和计算机的零部件的体积上前进了一大步。因为路程缩短，传输信号的速度也加快，故障率也降低。60年代，不断细化的工艺和新效应的开发促使集成密度呈指数增长，因为人们可以以越来越紧密的结构制造逻辑单元。”（克里斯蒂安·莫棱豪尔）

从宏观电子到微电子没花多长时间：1946年，美国人建造的晶体管计算机ENIAC由18000个晶体管组成，重达30吨，造价约150万马克，额定功率150千瓦。1958年，美国人基尔比第一次在一块硅上安装了许多个小电子管，程序由此更加精细。今天，在一块硅晶体上面已可以安装150万个电子开关。

至于数字传输技术，一根光纤的传输速度比铜线的可要快多了。二十年之前，一根电话线每秒可传输几千个字节，今天，一根光纤每秒可传输十亿个。一张CD光盘可以存储的数据相当于超过20万台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量。

根据诺伯特·维尔纳“控制论”命名的新技术致力于电脑在管理和控制工业生产中的研发。里尔克[11]笔下的“在寂静的工厂里，自动装置自己给自己加油”的场景似乎变为现实，全自动化的工厂已成为可能。

“大厅空无一人。几个工程师、技术人员和装配工人在仪表盘的巨大屏幕前来回走动。他们观察成套仪器，通过操控某根摇杆或扭动某个旋钮来修改错误。除此之外，其他的全都是自动。一条传输带传来原材料，这些原材料通过一个监视器得到检测，然后被送往加工机器——所有这一切都由中央配电板调控——直到自动装箱。收音机、冰箱、拖拉机、自来水笔、汽化机、螺丝钉、飞机，所有这一切都是这样被做出来的。”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埃里克·利威尔和布劳恩1947年描绘的“新工厂”已不再是幻想。

虚拟现实头盔：通向网络世界的大门

对现代生产至关重要的仪表板总成控制系统十分繁复，这要求研发团队有极高的“灵活智慧”。“我们试着把技术降到最低”曾经是理智的泰勒制科学管理模式专业人士的座右铭，如今倒过来了：“我们要有质量地任用高质量的人——精神资本应该得到充分利用。”

早先工业社会的秩序曾经让工人捣毁机器。具有创造力的个人及个人色彩强烈的创造力不受喜爱，这是在大规模生产中工作的人们的必然命运。而在人性-计算机化社会，大家不再需要直奔目的而去的血肉“机器人”，而是聪明、有预见性、行为自主，同时又极度认同企业的专业人士。

彼特·布罗德纳说，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加速以技术为中心的发展（前方是僵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借助人工智能否认“活人的工作”的意义），还是应该走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如此可以重新找回“人”的认同。“以人为本的生产理念不测量技术的可能或人工的极限，而旨在更大程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潜能，即把机器当作生产资料来使用，用和以技术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设计人的行为。这不是模仿人类能力，也不是把机器当死机器来使用或把机器排除于生产之外。人类生产和机器生产具有相反特点，由此可以得到统一。”

芯片革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智慧会不会越来越多地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如果把人当作有自我组织能力的材料的产品，那便不能否认电脑智能。如果把人理解为有精神、有灵魂的生物，那么，他所具有的兼容感知、理解、学习、思考和补充，构成日常认知基础的复杂智慧，从原则上来说无法被电脑复制。然而，人工智能研究的出发点却是：人和机器有本质的共同点，即拥有可以处理信息的系统。“机器是能把某些输入加工为某些产出的任意一种工具、一种物质系统、一种装置。”这个定义用来形容大脑也说得过去，因为大脑可以“再现”。

特奥多尔·罗斯扎克在《思考的丧失：论电脑时代的神话》一书中写道，对信息的狂热崇拜意味着某种纯理性哲学观，即通过信息处理模式可以全面、准确无误地复制人类思想的方方面面，人类智慧和人工智能都属于信息加工系统这一“物种”。他认为，这是一种还原论[12]的想法，但影响很大。光速传播的信息无外乎由一个一个很小的事实组成的一捆（有些有用，有些无用），却绝不能取代思想的本质。买卖数据以及几近于迷信的数据崇拜者视而不见一个基本事实是：精神在理念中——而不是信息中——思考。信息尽管可以传达或装饰理念，但自己并不能产生理念。人类文明并不靠收集和处理信息才发展至今，而是因为那些丰硕、动人、有力的理念。伟大的理念，比如公正、平等，完全不是靠信息产生的。这么多信息中——现今的信息量每12个月就会翻一番——没有一条提出哪怕一个十分寒酸贫乏的理念。电脑的“思考”只是程序上的，那已到它能力的极限；电脑“思考”之后，还需要人来设计这样的电脑程序：单线程、效率至上、渴求信息、没有思想。

如果人们看到，每一次通过硬件节省时间都必须扩充软件（处理速度和路径的复杂程度成反比），那么信息处理也达到了其物理极限。一台地球那么大的电脑在同地球年龄一样长的时间里也无法处理比10⁹³比特更多的信息。而一盘国际象棋的走法可能就可达到10¹²⁰种排列组合。所有一切使经验成为经验、文化成为文化、社会成为社会、意义成为意义的东西，都无法通过机器来存储。“一台电脑并不比一台蒸汽机更有文化。”危险之处并不是机器成为人，而是人成为机器。

“对于我们来说，出现超智能机器倒还不是那么危险，真正危险的是人变成为机器控制的智能。”（胡贝特·L.德雷福斯）

这还没完。信息和数据巨幅增长，专业人士局限在越来越小的范围，知道的越来越多。专业人士的眼界越来越窄——想想医疗领域的专业划分到了什么程度。说“一叶障目”或“专业傻瓜”一点也不为过。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增强辨认方向能力，也就是提倡总结能力得到一定平衡。专业人士应该从自己那点狭窄的子领域中脱出身来，看见“整体”这座山。当然他可以有所专攻，但他不应该迷失于细节。有了总结能力就可辨明方向。我们也可以称对这种能力的培养为综合教育、“哲学”教育或公理教育。出于这种考虑，1987年的巴登-符腾堡州研究报告认为：“在机械化的工业社会于断片、化约、分析及专业精分中寻找救亡良方时，我们要建立的信息社会应该建立在新的信息和交流技术上，在行为方式上注重整体、全面。专家应该给‘通才’让出更多空间。”

芯片革命最重大的结果之一就是需要越来越少的人力。霍斯特·科恩和米夏埃尔·舒曼在研究自动化工业后指出，该领域已有及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巨额投资项目意味着“巨大的失业潜力”。该论断适用于所有领域。无人能预料由微电子技术引起的合理化潮流将到达何种程度。人们曾经希望，发展会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现在这被证明是错的。经济增长，在更加自由而不是更加社会化的市场经济里，意味着取得的增长值首先会被用来合理化分工——这不仅是出于世界市场经济的原因。由于德国的工资不能降低到工业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的水准——至于把工作岗位迁到工价低廉的国家，那则是理所当然的——在强度的合理化分工压力下，人们被迫在已有的竞争程度上加码。微信息处理器可不受人类规定的约束，它每日每夜都在生产。

世风日下的社会国家

在德国这个社会国家接近新千年甚至在新千年后继续危害其根基的是缺乏设想的政治，人们称其为“结构性丑闻”。它受到生产关系的转变以及世界和本国经济的转变（比如全球化）的影响，转而导致必然的失业。1997年年初，失业人数已超过460万，占德国总人口的12%（旧联邦州失业率为10.6%，新联邦州失业率为18.7%）。

克劳斯·海夫纳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可被替换的人”人数多到可以组建军团，这些人无望获得稳定工作。真想阻止2/3社会——2/3的人工作，1/3的人失业——的出现以及民主社会国家随之而来的深刻动荡的话，就得采取一些极端措施。

“资本主义夺走了工作。就业人数剧减。我们正向着一个没有工作的资本主义大步奔去——不仅德国，全世界的后工业国家全都如此。”（乌尔里希·贝克）杰里米·里弗金是华盛顿经济趋势资金会主席，著有《工作的终结及工作的未来》一书。他说，信息社会让工作来源日益干涸。想要寻找新的有意义的工作，必须去那些超出传统工作范围之外的领域探索。早先，工业技术取代了人工劳动，机器的力量取代了肌肉的力量。新的电脑技术则使电脑取代人类的脑力劳动成为可能。在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人类都在被会思考的机器逼得一退再退。里弗金指出，在美国，尽管工业生产一直在增加，但工厂工人在全体员工中所占的份额却在过去三十年内，由33%下滑至17%。再过十年，全美工作的人口中仅有12%在工厂工作。而到了2020年，全世界的工作人口中则只有2%还在工厂。在新千年的头二十五年内，我们就会看见流水线作业工人完全被取代。即使在传统的、人们寄予希望的服务行业，自动化和越来越少的人工过程也早就开始了。里弗金认为，非营利及公益是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第三根擎天柱。它们可以提供“人性市场”，那会对人类劳动有较高需求。当然，如果单纯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出发，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非营利领域的新型工作只赔不赚。但是，它对整体国民经济却大有裨益。里弗金建议，对新产生的虚拟空间经济应该提高税率，在其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应被投用于公益。这应该被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并成为21世纪社会的重头戏。

解决失业问题并无王道。不过，赫尔曼·萨林格指出，失业并非仅仅是经济领域必须解决的问题，它首先是社会与道德的责任。此言甚是。因此，失业的重担不应只由那些正身处其中的部分人群负担，而是全社会都应公正承担。在此提公正这个概念，是因为它是维护那些深受其害的人团结的保障，并且，这个概念本身也包括承认因承受力不同、贡献不同，社会中不同人群在承担多少及承担方式上亦有不同。

也有人提出，大规模失业可通过社会改革来解决。阿克谢尔·布斯特-巴特斯在一篇全面研究报告中，对革新现行就业政策提出了设想——当然，也得不无悲观地看到，他所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多数都没有考虑到，更遑论彻底分析，解决失业首先需从经济政策入手，而如何解决则有多种道路。关于如何解决，意见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相信自由市场有自动调节功能，试图通过各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尤其为那些高盈利，因此也有更多投资的企业减负——来达到全体就业。另一派则强调，失业问题首先应通过重调就业机制、缩短工作时间来解决。针对就业机制，争论的焦点是经费问题。“一派认为，经费应通过提高国家债务及收入最高人群的税收来获得。另一派则恰好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巴特斯认为，应达成如下共识：应该为工作提供资金支持，而这需要经济政策制定者从社会全盘考虑，并了解社会心理。

失业的经济负担几乎一半由低收入人群承担。用这个数目比照增加就业措施（简称ABM）所需资金，差别并不大。就算只计算这些措施最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那么也有65%的投入立刻就能收到回报。如果加上间接产生的国家经济效益，则有91%～95%的投入收到回报。

“工作”问题在有报酬的就业意义上，与“人口发展”问题向“业余时间”问题靠拢，业余时间会“超过”工作时间。这个现象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忧虑。

霍斯特·O.欧帕肖维斯基认为，单纯的“工作社会”向“工作-业余社会”的转变最迟2010年就会出现。星期四晚上，一周的工作基本已经完成[13]。与此同时，数量不断增加的自由职业者的工作压力也在增长。全年365天中，200天放假，165天工作。可尽管如此，“业余社会”并未成型。因为，尽管实际工作时间缩短，400年以来的工作伦理对人和社会机构的影响依然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流走。工作作为有意义的人类活动的象征，即使在不断增加的业余时间里，依然有其意义。这对志愿工作和在业余时间里各人自己所做的工作意义尤其重大。欧帕肖维斯基认为，传统的工作概念应向作为有意义的活动理解的工作转变，后者可以涵盖就业工作和社会工作以及私人和公共生活。在业余时间里从事的自主活动，包括自己的事、公益活动、邻里互助、家庭工作以及协作工作，同就业工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一次谈话中，安德烈·格尔茨指出，工作时间缩短是否有益，取决于工会、社区、政治团体、教会等是否能有意识地懂得为人们在业余时间里提供构建生活、环境、满足私人及集体需要的条件。

1990年代，关于社会国家的讨论越来越激烈：社会国家已无力支付其几十年以来所固有的形式。失业人口的增加让失业帮助和社会救助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人口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老龄化，向社会国家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工作人群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可在多大程度上承担养老的支出？卫生事业和疾病防治的庞大开支已然超过原有底线。除此之外，“应得权利”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国家应对一些在过去被认为是个人责任的事情负责，这个想法多多少少得到了印证。反过头来，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工薪较高的德国，显然无法期待这会带来经济状况的改善以及新就业岗位的增加。有人认为，这一切都要求政体的改变：削弱社会国家，改善德国的经济环境。

小康国家——根据康拉德·阿达姆的观点——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会自我调整。华栋广厦之中，依然有人犹嫌不足。为了平息这些不足，国家必须损害一些诉求，而正是这些诉求使国家在公正的基础上成为小康之国。这些诉求包括所有在纯个人和纯物质定义的富裕之上追求的目标。恩斯特·福斯特霍夫在这个趋势开始时就已道出其两难困境：“越是涉及公共利益就越会不可避免地同各种其他利益产生矛盾，最终再也‘找不到任何社会组织做其保护伞’。这是一条很令人惋惜，却一再被证实的定律。”

麦因哈德·米格尔认为，社会国家扭曲了人。历史错误被各种禁忌和幻想掩盖。人民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所产生的价值回馈，因此他们在社会国家前裹足不前。社会如想保持其社会含义，首先就必须面向社会睁开眼睛。他认为，对社会国家的幻想破灭以及对许多过去的禁区的踏足是克服发展陷入僵化的转捩点。“如果一个启蒙的社会想要保留它今天的一切，从民主的精神上来讲是应该被尊重的。但这基本不可能。民意调查在此可给出许多宝贵信息，尽管那些看透今日社会国家运行机制的人并未对民主提出根本质疑。因为社会国家也许正好是对一个个人主义社会的修正。这些看透了的人也愿意重新认识社会国家，扩大可有所作为的领域。他们认识到，社会国家今天的形态已成为继续发展的阻碍。如不从根本上去除这些阻碍，早晚它们会以革命的方式毁掉社会国家。没人想看到这一切发生。”

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朗茨·明特费林的意见则正好相反。他认定，国家有义务创造和保障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的社会结构和框架条件。“‘社会的’是社会的核心而不是边缘，更不是最不重要的一条。”社会国家——也就是国家的社会行为——不会夺取个人的努力，也不能取代社会的团结及人类的互爱。

“社会国家的反对者通过将其塑造为‘个人对自己负责’和个性的对立面来败坏其形象。他们想把社会国家这个词搞成滥用和无能的同义词。但这不是‘会这样还是那样’的问题。这涉及个人责任、社会凝聚力和国家及社会行为之间的平衡。”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消解了工作社会的价值核心——这个幽灵在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出现[14]——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和民主之间的历史联结因此破裂。欧洲和美国的民主以“工作民主”的形式诞生——其意义在于，民主的基础是民众参与工作。工作，一直以来，不仅是私人，也是政治存在的意义。“这完全不‘只不过’是上百万人失业的问题。这也不只是社会国家的问题。这也不仅仅只是避免贫困或保证公正的问题。这是一切问题。这关乎欧洲的政治自由和民主。资本主义和基本政治、社会、经济权利的根本联系并不是什么只要捉襟见肘便可随时省略的‘社会善行’。作为社会的‘减震装置’的资本主义更像是在历经法西斯主义后的一个答案。这是启蒙的应用。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们只有在有住所、有稳定工作及物质未来的时候，或许才能成为懂得和运用民主之道的公民。这是最最简单的真理：没有物质保障就没有政治自由，也就没有民主。人们由此面临各种新老极权思想和极权政府的威胁。”（乌尔里希·贝克）

展望21世纪

20世纪末的“危机社会”（乌尔里希·贝克）是盲目、不计后果的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出现，是因为一直以来，人和国家机构的思想和行为都以工业社会为理所应当（工业社会隐含的精神是追求经济进步，无视环境问题，认为“人定胜天”），而这个信心已经破裂。一直都有新的动力推动现代化进程，发展速度越来越令人目不暇接，它破坏了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的惯性，也破坏了人类的继续进化。如果人们不费时间停下来想想到底想要什么，又有哪些可能做到，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变得“更好”的机会。

“那么，也就没有时间用来摸索和总结。有可能会犯一些可怕的错误。人们会越来越急迫地需要改正错误，却正因为急迫犯更多错误。而这些错误的后果扩散速度会越来越快。全球都处在‘急迫’的危机之中。”（彼特·卡夫卡）

乌尔里希·贝克说，人们不但没有主动决定应该发生的事，反而听任自己沉湎于“反身现代化”。这话的意思是：因无视或漠视导致的“世界危机社会”的速度在加快，外来干预无法改变，而只有当这个社会自己到达辩证转折的那一点时才能修正（也就是说，不是通过“革命”，而是内在意识的发展带来的结果）。随着危机社会的发展以及在危机社会之中，理性的单线性上升到达其极限——理性的单线性，作技术化、官僚化、经济化、垄断化等解——它将打破僵局。贝克谈到阻塞，那可不仅仅指我们日常所说的堵车，而指的是社会各领域、形形色色的阻塞。到处都有阻塞或泛滥，比如已有数千个频道的大众媒体，一边已经踩到公共法律体制的边界，另一边则为无原则大开方便之门。

20世纪末，问题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变成雪崩。究其原因，竟是现代人类不断增长的创新能力（譬如基因科技或者人工智能）。只有当工业社会自己“有能力”进行创造的、参与的思考时，这场雪崩才能被制止。约瑟夫·胡贝尔提到了“现代性的自我现代化”。他认为，这事关发展“由经济建设向社会-生态建设转变”。

人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进步，什么是保守。除了“保守主义事件”还有“模仿浪漫主义事件”，后者指的是借“生活”“共同”“自然”这些被过度神话的大旗，轻率地在民主和社会国家机构建设中牺牲好不容易取得的技术发展。

柏林新城市中心的计算机模型，前为波茨坦广场，右后方是亚历山大广场

事实上，体制建设走到今天已经无法阻挡。世界人口的爆炸、核能量的获得，以及认识到用传统工业社会的发展方法已经走到尽头并已带来难以控制的威胁，这一切都把生态发展的话题提上议事日程。“传统现代化时代所面对的问题在自我现代化重建时代的今天是生态问题。”

展望21世纪，现代工业社会以及德国的命运将会如何，在于人们是否能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找到那关乎每个人以及全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的答案。

越来越快的发展速度能否稍稍减缓，达到一种平衡的、适应不同文化和不同人群需要的新的生活节奏？

不断的“专业细化”能否稍稍放下，好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哲学中那么重要的许多W[15]问题的意义？回答这些问题，教育才能综合专业知识、素质培养和责任原则。

社会分裂为“工作”和“业余”的两分法怎样才能被工作和业余的综合体（活动）所替代？这种“综合社会”又具体该怎么运行，从哪里获得经济来源呢？

工作的未来在哪里？结构性失业会成为常态吗？会不会变成2/3社会或者4/5社会呢？

德国这个社会国家能不能在变革中保留其本质完好无损呢？

在这个被越来越不规则地组织、受制于诸多权力结构规则（市场、协会、议会制民主）、已被分成无数细小碎片的社会里，是否还有可能在不断的讨论中取得理解？这尤其取决于知识是否能有效传播，后者取决于个人或集体是否能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否能被激发终身学习的动力，以及终身学习又可从社会获得什么回馈。

是否有可能从许许多多获取知识的方式中总结出某个关乎一切的重点，类似于“找到未来方向的知识”？媒体和文化又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启蒙的“单子”[16]有没有可能，一方面保留每个最小单元（此处的单元也包括空间的经济意义的单元）的独一性，另一方面又在不同质化的前提下，把全球联为某种必要的整体呢？

“封闭的”单数身份能否被复数的身份取代？而与此同时，是否能保证所有身份最后不会重新变成只有一种含义，而那些迄今没有被归类的身份以及那些纯粹由人类感情引导、互相靠近的努力在建立新身份的过程中起到主要作用呢？

人们共同面临的伦理和道德原则的崩溃是否能被富有责任感的媒体和真正自由的市场（社会的市场迄今为止都没有受到重视）——用有道德的实利主义（追求最多人的最大幸福）和可以唤起人们集体责任意识和团结意识的社群主义——制止呢？启蒙的意识是否能进而发展为“出自本能的”道德，也就是人人都从心里愿意做“真、善、美”的事情呢？

在所有思想、生活、活动领域，尤其是在生态方面（在人-科技-自然的关系里）出现的失衡是否能通过某种“平衡的哲学”得到解决呢？

美的民主化是否能植根于深刻的“人类审美教育”呢？文明最后会不会在审美的麻木里终结呢？

东德失败了，因为它并没有践行它所宣传的社会主义。西德也有可能失败，如果资本主义无所顾忌地疯狂发展的话。也许以“有道德的实用功利主义”为导向的“第三条道路”才能带领我们走出迷雾。“荆棘之路通向星空”（Per aspera ad astra）[17]：通向星空的道路总是坎坷不平的。在过去五十年的西德慢慢形成的辩证的政治文化或可在困难的前进中给我们以力量。而东德克服了四十年的困苦——以和平的形式演变是了不起的举措——这个经历或许也可增强人们的认识：文明的韧性和顽强是多么必要。如果没有了它们，德国的存在无法得到保证。

忙忙碌碌，永不倒下，

我们前进得缓慢，但步步结实。

为了永恒的华厦，

一砖一瓦地建筑，

但时间的伟大，

每分、每日、每年给予我们力量。

（弗里德里希·席勒）

[1] 有控告指出，1955～1962年，拜仁州内政部部长盖瑟霍林格和州政府总理鲍姆加特纳及其他政府要员曾经收受贿赂，将赌场的营业许可证颁发给私人。1959年拜仁州州立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但仅判了鲍姆加特纳2年、盖瑟霍林格15个月有期徒刑。对此《南德意志报》于1959年8月的一份报纸登出文章，标题为《赌场审判，好严酷的惩罚》。

[2] 1962年的《明镜》事件是西德的一次政治事件。《明镜》周刊的记者因为一篇批判性的文章被以叛国罪的名义面临法律惩罚。这是西德成立以来第一次公众自发站出来强烈抗议，因为他们认为此举是滥用权力，让一份杂志沉默不语。根据2012年的维基解密，该事件的起因原是德国联邦情报局试图操纵杂志所致。而到2012年为止，《明镜》周刊的工作人员在事件后五十年，依然不得调阅当时的有关文件。

[3] 1987年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发生的一起丑闻。时任该州政府总理、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乌维·巴舍尔利用手中权力压迫对手——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对对手进行私人攻击。在竞选小册子里，攻击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恩霍姆为“乡下来的机会主义者”，尤其是捏造事实说“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人将使性侵儿童成为合法的”。因此，作者讽刺说“能满足某些人的性偷窥癖”。

[4] 霍耶斯韦达（德语：Hoyerswerda；索布语：Wojerecy）是德国萨克森州的直辖市，位于该州北部的索布人居住区，科特布斯以南约35千米，德累斯顿东北约54千米。

[5] 库特·比登科夫（Kurt Biedenkopf，1930年～），法学家、政治家。和赫尔穆特·科尔同属基督教民主联盟。1973～1977年任基督教民主联盟总秘书长。争夺党魁时败给科尔。

[6] 德国政党各自具有其代表颜色，这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党派倾向原因。基民盟/基社盟的代表色是黑色，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红色，绿党是绿色，自由民主党是黄色，德国统一社会党是粉红。德国的政党分化组合，联合组成政府的时候往往根据他们的代表色的组合称谓他们，比如红绿联盟（如施罗德政府）、红黑联盟（因红黑两党为德国最大的两党，红黑联盟也被称作“大联盟”）。

[7] “臂肘政策”，形象比喻为了成功不计损害他人利益，仿佛人不断以臂肘拱开其他人。

[8] 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1943年～）德国左翼政治家。1995～1999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99年3月他因不同意施罗德走第三条道路的右倾倾向，辞去了党主席和财长职务，由施罗德接任。2005年5月正式退出社民党，6月他带领追随者成立劳动社会公平党组织，2007年与原东德地区左翼组织联合，成立了德国左派党。2005～2009年10月9日任德国联邦议会左派党团主席。2009年10月9日辞去议会左派党团主席职务。

[9] 约施卡·马丁·费舍尔（Joschka Martin Fischer，1948年～），生于巴登-符腾堡的格拉布隆，1998～2005年任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联邦德国副总理一职，1999年1月1日至1999年6月30日任欧盟议会主席。他曾经是德国绿党（B’90/Grüne）内的一名重要人物，2005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之后退出政治舞台。

[10] 玛丽安·杜霍夫女伯爵（Marion Gräfin Dönhoff），1909年出生于位于东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施坦因城堡。《时代》报的主编和出版人之一，是德国战后时期颇负盛名的媒体人。曾获德国图书和平奖。2003年，德国以其名成立了玛丽安·杜霍夫奖，用以表彰促进国际理解的人。

[11]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年）是一位重要的德语诗人，除了创作德语诗歌外还撰写小说、剧本以及一些杂文和法语诗歌，其书信集也是里尔克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对19世纪末的诗歌体裁和风格以及欧洲颓废派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12] 还原论或还原主义（Reductionism，又译化约论），是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复杂的系统、事务、现象可以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描述。

[13] 流行于德国的俗语“周五一时，各干各事”说的是基本从周五中午开始已无人工作。似可印证这一点。

[14] 因为此处谈及资本主义，所以作者借用“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出现”来类比。

[15] W问题是指谁、什么、何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谁、为什么。在德语中这些词都以W开头。

[16] 此处的单子概念出自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的著作《单子论》。“单子”起源于古希腊语。莱布尼茨定义单子（Monad）是一切事物最根本的元素，所谓不可再分，因而单子不具备一般物理粒子在时间、空间上的延展性，是一种抽象存在。

[17] 原文为拉丁语。语出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卡。

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废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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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Klaus-Dietmar Henke：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München 1995，S. 32.

66 Die Neue Zeitung，18. 11. 1946.

67 Antje Dertinger：Die süße Waffe des US-Imperialismus. Im November 1945 wurde in New York »Care« gegründet. Frankfurter Rundschau，16. 12. 1995.

68 Oliver Hassencamp：Der Sieg nach dem Krieg. Die gute schlechte Zeit. München，Berlin o. J.

69 Anselm Doering-Manteuffel：Westernization. Forschungen zur politisch-ideellen Entwicklung der westdeutschen Gesellschaft in den 50er und 60er Jahren. （Konzeptpapier，ungedruckt，Tübingen 1991）

70 John H. Backer：Die deutschen Jahre des Generals Clay. Der Weg zur Bundesrepublik 1945-1949. München 1983. Wolfgang Krieger：General Lucius D. Clay und die amerikan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1945-1949. （Forschungen und Quellen zur Zeitgeschichte，Bd. 10） Stuttgart 1987.

71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a. a. O.，S. 446.

72 Norman M. Naimark：Die Russen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97. Volker Koop：Zwischen Recht und Willkür. Die Rote Armee in Deutschland. Bonn 1996.

73 Hans Rauschning （Hg.）：Das Jahr ’45. Dichtung，Bericht，Protokoll deutscher Autoren. München 1985，S. 113.

74 Thomas Mann：Tagebücher 1944-1. 4. 1946. Hg. von Inge Jens. Frankfurt am Main 1986，S. 210.

75 Sibylle Meyer/Eva Schulze：Von Liebe sprach damals keiner. Familienalltag in der Nachkriegszeit. München 1985，S. 26 f.

76 Wolfgang Leonhard：Die Revolution entläßt ihre Kinder. Frankfurt am Main，Berlin 1961，S. 285 f.

77 Erich Kuby：Die Russen in Berlin 1945. München，Bern，Wien 1965，S. 314 f.，297 f.，299.

78 Helke Sander/Barbara Johr （Hg.）：BeFreier und Befreite. Krieg，Vergewaltigungen，Kinder. Frankfurt am Main 1995，S. 54 ff.

79 Hartwig Bögeholz：Die Deutschen nach dem Krieg. Eine Chronik. Reinbek bei Hamburg 1995，S. 15，Ferner Peter Erler/Horst Laude/Manfred Wilke （Hg.）：»Nach Hitler kommen wir.« Dokumente zur Programmatik der Moskauer KPD-Führung 1944/45 für Nachkriegsdeutschland. Berlin 1994.

80 Johannes Hohlfeld （Hg.）：Dokument der Deutschen. Politik und Geschichte von 1848 bis zur Gegenwart. Bd. VI：Deutschland nach dem Zusammenbruch 1945. Berlin，München o. J.，S. 13.

81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a. a. O.，S. 207.

82 Johannes Hohlfeld （Hg.）：Dokumente der Deutschen；a. a. O.，S. 24 ff.

83 Jürgen Danyel （Hg.）：Die geteilte Vergangenheit. Zum Umgang mit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Widerstand i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Berlin 1995. Hans Fenske：Kein radikaler Elitenwechsel. Die französische Entnazifizierungspoliti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 6. 1993. Rainer Möhler：Entnazifizierung in Rheinland-Pfalz und im Saarland unter französischer Besatzung von 1945 bis 1952.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Landtages für die Geschichte von Rheinland-Pfalz，Bd. 17. Mainz 1992.

84 Adalbert Rückerl：Die Strafverfolgung von NS-Verbrechen 1945-1978. Heidelberg，Karlsruhe 1979，S. 25 ff.

85 Bayerischer Tag，29. 9. 1945.

86 Volker Dotterweich：Die Entnazifizierung. Josef Becker/Theo Stammen/Peter Waldmann （Hg.）：Vor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wischen Kapitulation und Grundgesetz. München 1979，S. 144.

87 Ernst von Salomon：Der Fragebog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88，S. 6 f.

88 Ursula von Kardorff：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2 bis 1945；a. a. O.，S. 339.

89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a. a. O.，S. 114.

90 Lutz Niethammer：Die Mitläuferfabrik. Die Entnazifizierung am Beispiel Bayern. Berlin，Bonn 1982.

91 Peter Kritzer：Wilhelm Hoegner. Politische Biographie eines bayerischen Sozialdemokraten. München 1979，S. 245.

92 Telford Taylor：Die Nürnberger Prozesse. Zürich 1950. Martin Hirsch/Norman Paech/Gerhard Stuby （Hg.）：Politik als Verbrechen. 40 Jahre Nürnberger Prozesse. Hamburg 1986. Jörg Friedrich/Jörg Wollenberg （Hg.）：Licht in den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 Zur Enttabuisierung der Nürnberger Kriegsverbrecherprozesse. Frankfurt am Main 1987.

93 Ansgar Diller：Abrechnung und Sühne. Nürnberg und die Entnazifizierung. Jürgen Weber：Auf dem Wege zur Republik 1945-1947. München 1985，S. 47，63 f.

94 Die Neue Zeitung，23. 11. 1945.

95 Erik Reger：Kleine Schriften. Bd. 2. Hg. von Erhard Schütz. Berlin 1993，S. 117.

96 Adalbert Rückerl：Die Strafverfolgung von NS-Verbrechen 1945-1978. Heidelberg，Karlsruhe 1979，S. 25 ff.

97 Uwe Wesel：Den Mächtigen den Krieg vergällen. ZEIT-Dokument，Nr. 1/1995，S. 42. Gerd Hankel/Gerhard Stuby （Hg.）：Strafgerichte gegen Menschheitsverbrechen - Zum Völkerstrafrecht 50 Jahre nach den Nürnberger Prozessen. Hamburg 1995.

98 Tausend Jahre Schuld. Der Spiegel，Nr. 50/1995，S. 63.

99 Willy Brandt：Erinnerun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9，S. 145.

100 Christopher Simpson：Die internationalen Wirtschaftseliten und das Wiedererstarken des deutschen Kapitalismus 1945-1948. 1999 - Zeitschrift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Heft 2/1990，S. 17，24 f.

101 Robert Wistrich：Wer war wer im Dritten Reich. Ein biographisches Lexikon. Frankfurt am Main 1987，S. 11 f.

102 Tom Bower：Verschwörung Paperclip. NS-Wissenschaftler im Dienst der Siegermächte. München 1988.

103 Rena Giefer/Thomas Giefer：Die Rattenlinie. Fluchtwege der Nazis. Weinheim 1995.

104 Max Frisch：Frühe Stücke. Santa Cruz. Nun singen sie wieder. Frankfurt am Main 1966，S. 135 f.

105 Sigrid Undset：Die Umerziehung der Deutschen. Die Neue Zeitung，25. 10. 1945.

106 Karl Jaspers：Antwort an Sigrid Undset. Die Neue Zeitung，4. 11. 1945.

107 Die Neue Zeitung，25. 3. 1948.

108 J. F. G. Grosser：Die große Kontroverse. Ein Briefwechsel um Deutschland. Hamburg，Genf，Paris 1963，S. 19.

109 Ebd.，S. 24 f.

110 Thomas Mann：Warum ich nicht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gehe. Werke. Das essayistische Werk；a. a. O.，S. 180.

111 Hermann Hesse：Brief nach Deutschland. Die Neue Zeitung，2. 8. 1946.

112 Joachim Vahland：Warum Richard Hönigswald in der deutschen Nachkriegsphilosophie nicht vorkommt. Merkur，Heft 12/1995，S. 1147 ff.

113 Hannah Arendt：Besuch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93，S. 27.

114 Eugen Kogon：Das Recht auf den politischen Irrtum. Frankfurter Hefte，Heft 7/1947，S. 655. Der Monat，Nr. 8/9/1949，S. 58 ff.

115 Michael Zimmermann：Der antifaschistische Mythos der DDR. Kulturamt Prenzlauer Berg/Aktives Museum Faschismus und Widerstand in Berlin e. V. （Hg.）：Mythos Antifaschismus. Ein Traditionskabinett wird kommentiert. Berlin 1992，S. 137.

116 Ruth-Kristin Rößler （Hg.）：Entnazifizierungspolitik der KPD/SED 1945-1948.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Goldbach 1994.

117 Ilse Spittmann/Gisela Helwig （Hg.）：DDR-Lesebuch. Von der SBZ zur DDR 1945-1949. Köln 1989，S. 144 f.

118 Ernst Lemmer：Demokratischer Block. Aufbau，Heft 2/1946，S. 121.

119 Wolfgang Leonhard：Die Revolution entläßt ihre Kinder；a. a. O.，S. 314.

120 Brigitte Kaff （Hg.）：Gefährliche politische Gegner. 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n der sowjetischen Zone/DDR. Düsseldorf 1995.

121 Manfred Henningsen：Der Buchenwald-Komplex. Merkur，Heft 1/1996，S. 83.

122 Lutz Niethammer （Hg.）：Der »gesäuberte« Antifaschismus. Die SED und die roten Kapos von Buchenwald. Berlin 1994. Siegfried Stadler：Legende der Selbstbefreiun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5. 4. 1995. Manfred Overesch：Buchenwald und die DDR oder Die Suche nach der Selbstlegitimation. Göttingen 1995.

123 Friedrich-Christian Schroeder：Zur weiteren Festigung unserer Macht. Dokumente zur Entnazifizierung in der sowjetischen Besatzungszon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2. 4. 1995.

124 Freunde der kleinen Nazis. Der Spiegel，Nr. 12/1992，S. 101.

125 Klaus Wiegrefe：Sicherheit für Verbrecher. Die DDR als angeblicher Hort des »Antifaschismu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2. 6. 1995.

126 Marie Luise Kaschnitz：Große Wanderschaft （Auszug）. Überallnie. Düsseldorf 1965.

127 Hans Werner Richter：Unterhaltungen am Schienenstrang. Der Ruf，1. 10. 1946，S. 6 ff. Ferner Klaus R. Scherpe：Erzwungener Alltag. Wahrgenommene und gedachte Wirklichkeit in der Reportageliteratur der Nachkriegszeit. Jost Hermand/Helmut Peitsch/Klaus R. Scherpe （Hg.）：Nachkriegsliteratur in Westdeutschland 1945-49. Schreibweisen，Gattungen，Institutionen. Literatur im historischen Prozeß. Neue Folge 3. Argument-Sonderband. Berlin 1982.

128 Jürgen Weber：Auf dem Wege zur Republik 1945-1947. München 1985，S. 189.

129 Angelika Königseder/Juliane Wetzel：Lebensmut im Wartesaal. Die jüdischen DPs im Nachkriegs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4.

130 Juliane Wetzel：»Mir szeinen doh«. München und Umgebung als Zuflucht von Überlebenden des Holocaust 1945-1948. Martin Broszat/Klaus-Dietmar Henke/Hans Woller （Hg.）：Von Stalingrad zur Währungsreform. Zur Sozialgeschichte des Umbruchs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89，S. 329.

131 Claus Larass：Der Zug der Kinder. KLV - Die Evakuierung von 5 Millionen deutscher Kinder im 2. Weltkrieg. München 1983.

132 Richard Thilenius：Die Teilung Deutschlands. Eine zeitgeschichtliche Analyse. Reinbek bei Hamburg 1957，S. 72.

133 Johannes Hohlfeld （Hg.）：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und Geschichte von 1848 bis zur Gegenwart. Bd. VI：Deutschland nach dem Zusammenbruch 1945. Berlin，München o. J.，S. 58 f.

134 Rolf Grix/Wilhelm Knöll （Hg.）：Die Rede zum 8. Mai 1945. Oldenburg 1987，S. 138. Heinz Nawralit：Die deutschen Nachkriegsverluste unter Vertriebenen，Gefangenen und Verschleppten. München，Berlin 1986. Ferner Wolfgang Benz （Hg.）：Die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aus dem Osten. Ursachen，Ereignisse，Fol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5. Louis Ferdinand Helbig：Der ungeheure Verlust. Flucht und Vertreibung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Belletristik der Nachkriegszeit. Wiesbaden 1988. Ekkehard Kuhn：Nicht Rache，nicht Vergeltung. Die deutschen Vertriebenen. München，Wien o. J. Albrecht Lehmann：Im Fremden ungewollt zuhaus. Flüchtlinge und Vertriebene in Westdeutschland 1945-1990. München 1991. Rainer Schulze/Doris von der Brelie-Lewien/Helga Grebing：Flüchtlinge und Vertriebene in der westdeutschen Nachkriegsgeschichte. Hildesheim 1987.

135 Dieter Franck：Jahre unseres Lebens 1945-1949. München，Zürich 1980，S. 50.

136 Johann Georg Reißmüller：Das Massaker von Aussi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7. 7. 1993. Heinz Nawralit：Vertreibungsverbrechen an Deutschen. München 1982.

137 Dieter Franck：Jahre unseres Lebens 1945-1949；a. a. O.，S. 52.

138 Susan Boenke/Konrad von Zwehl （Hg.）：»Angesichts des Trümmerfeldes«. München 1983，S. 165 f.

139 Peter Bender：Über die Notwendigkeit der Niederlage. Merkur，Heft 5/1995，S. 453 f.

140 Brief Jürgen Kuczynskis an Anna Seghers，Ende August 1945 （unveröffentlicht）.

141 Heute，Heft 2/1945，S. 39 ff.

142 Stadtarchiv Dortmund （Hg.）：Dortmund im Wiederaufbau 1945-1960. Eine Dokumentation. Dortmund 1985，S. 53.

143 Rainer Gries：Die Rationen-Gesellschaft. Versorgungskampf und Vergleichsmentalität：Leipzig，München und Köln nach dem Kriege. Münster 1991.

144 Walter Kempowski：Uns geht’s ja noch gold. Roman einer Familie. Hamburg 1978，S. 108.

145 Hans Erich Nossack：Dieser andere. （Brief an Hermann Kasack，30. 11. 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76.

146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 Bd. 1. Theodor Eschenburg；a. a. O.，S. 267.

147 Ebd.，S. 64.

148 Georg Hensel：Glück gehabt. Szenen aus einem Leben. Frankfurt am Main，Leipzig 1994，S. 116.

149 Die Neue Zeitung，7. 5. 1946.

150 Christoph Kleßmann：Die doppelte Staatsgründung. Deutsche Geschichte 1945-1955. Bonn 1982，S. 46 f.

151 Willy Brandt：Erinnerungen；a. a. O.，S. 142.

152 Gerhard Rabeler：Wiederaufbau und Expansion westdeutscher Städte 1945-1960 im Spannungssfeld von Reformideen und Wirklichkeit Schriftenreihe des Deutschen Nationalkomitees für Denkmalschutz，Bd. 39. Bonn o. J.，S. 10.

153 Dieter Franck：Jahre unseres Lebens 1945-1949；a. a. O.，S. 27 f.

154 Berliner Tagesspiegel，27. 9. 1945.

155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a. a. O.，S. 73.

156 Jürgen John. Die Ära Paul in Thüringen （1945-1947）. Köln 1996.

157 Stefan Schnell：Der deutsche Städtetag. Bonn 1970，S. 17. Ferner Otto Ziebil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Städtetages. Stuttgart 1955.

158 Die Neue Zeitung，28. 10. 1945.

159 Haus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g.）：Nach-Denken. Über Kurt Schumacher und seine Politik. Berlin 1996.

160 Christoph Kleßmann：Die doppelte Staatsgründung；a. a. O.，S. 143.

161 Franz Josef Strauß：Die Erinnerungen. Berlin 1989，S. 70. Ferner A. R. L. Gurland：Die CDU/CSU. Ursprünge und Entwicklung bis 1953. Frankfurt am Main 1980.

162 Walter Roller：Geduldet oder gefördert？Die Entwicklung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Jürgen Weber：Auf dem Wege zur Republik 1945-1947. München 1985，S. 162.

163 Helga Grebing：Die Parteien. Wolfgang Benz （Hg.）：D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1：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89，S. 81.

164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a. a. O.，S. 207.

165 Walter Roller：Geduldet oder gefördert？a. a. O.，S. 153 f.

166 Beatrix Bouvier：Ausgeschaltet！Sozialdemokraten in der Sowjetischen Besatzungszone und in der DDR 1945-1953. Bonn 1996. Harold Hurwitz u. a.：Die Stalinisierung der SED. Wiesbaden 1997. Andreas Malycha：Partei von Stalins Gnaden？Die Entwicklung der SED zur Partei neuen Typus in den Jahren 1946 bis 1950. Berlin 1996. Ders.：Auf dem Weg zur SED. Die Sozialdemokratie und die Bildung einer Einheitspartei in den Ländern der SBZ. Beihefte zum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Bd. 17. Bonn 1995. Norbert Podewin/Manfred Teresiak：»Brüder，in eins nun die Hände ...« Das Für und Wider um die Einheitspartei in Berlin. Berlin 1996.

167 Rolf Badstübner/Wilfried Loth （Hg.）：Wilhelm Pieck. Aufzeichnungen zur Deutschland-Politik 1945-1953. Berlin 1994.

168 Gloria Müller：Mitbestimmung in der Nachkriegszeit. Britische Besatzungsmacht - Unternehmer - Gewerkschaften. （Düsseldorfer Schriften zur Neueren Landesgeschichte und zur Geschichte Nordrhein-Westfalens，Bd. 21） Düsseldorf 1987.

169 Jörg Wollenberg：8. Mai 1945. Fachbereich Erwachsenenbildung der Universität Bremen. Bremen 1985，S. 101.

170 Christoph Kleßmann：Die doppelte Staatsgründung；a. a. O.，S. 128.

171 Dieter Grosser/Thomas Lange/Andreas Müller-Armack/Beate Neuß：Soziale Marktwirtschaft. Geschichte - Konzept - Leistung. Stuttgart 1990. A. J. Nicholls：Freedom with responsibility.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in Germany. Oxford 1994.

172 Wolfgang Preß：Geniale Leerformel. Von den Ideen des Erfinders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Die Zeit，28. 6. 1991.

173 Werner Plumpe：Vom Plan zum Markt. Wirtschaftsverwaltung und Unternehmerverbände in der britischen Zone. Düsseldorf 1987.

174 Jörg Fisch：Reparationen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München 1992.

175 Othmar Nikola Haberl/Lutz Niethammer：Der Marshall-Plan und die europäische Linke. Frankfurt am Main 1986. Hans-Jürgen Schröder：Marshallplan，amerikan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und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1947-1950.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2. 5. 1987. Gerd Hardach：Der Marshallplan. Auslandshilfe und Wiederaufbau in Westdeutschland 1948-1952. München 1994.

176 Ulrich Herbert：Ungerechte Lastenverteilung. Die Zeit，8. 1. 1993.

177 John Gimbel：Die Bedeutung der Besatzungszeit 1945-1949.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5. 5. 1965，S. 48.

178 Kurt Koszyk：»Umerziehung« der Deutschen aus britischer Sicht.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22. 7. 1978，S. 5.

179 Wolfgang R. Langenbucher/Ralf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 （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im Vergleich. Stuttgart 1983，S. 163.

180 Manfred Heinemann （Hg.）：Umerziehung und Wiederaufbau. Die Bildungspolitik der Besatzungsmächte in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Stuttgart 1981. Karl-Heinz Füssl：Die Umerziehung der Deutschen. Jugend und Schule unter den Siegermächten des Zweiten Weltkriegs 1945-1955. Paderborn 1995.

181 Herman Nohl：Die geistige Lage im gegenwärtigen Deutschland. Die Sammlung，November 1947

182 Siegfried Unseld：Begegnungen mit Hermann Hesse. Frankfurt am Main 1975，S. 37.

183 Ludwig Kerstiens：Die höhere Schule in den Reformplänen der Nachkriegszeit. Zeitschrift für Pädagogik，Heft 6/1965，S. 538 ff.

184 Ulrich Chaussy：Jugend.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3：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40. Karl Dietrich Erdmann：Überblick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Schule in Deutschland 1945-1949. Neue Sammlung，Heft 3/1976，S. 215 ff.

185 Die Sammlung，Heft 4/1946，S. 197 ff.

186 Dietrich Goldschmidt：Hochschulpolitik. Wolfgang Benz （Hg.）：D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1：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89，S. 362.

187 Ludwig von Friedeburg：Die Universität nach 1945. Eberhard Holtmann （Hg.）：Wie neu war der Neubeginn？Zum deutschen Kontinuitätsproblem nach 1945. Erlangen 1989，S. 71.

188 Wilfried Barner/Christoph König （Hg.）：Zeitenwechsel. Germanisti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 vor und nach 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6.

189 Christoph Kleßmann：Die doppelte Staatsgründung；a. a. O.，S. 97 f.

190 Die Neue Zeitung，4. 11. 1945.

191 Nürnberger Nachrichten. Trümmerzeit 1945-1950. Sonderausgabe 1985.

192 Alfred Wendehorst：Geschichte der 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 1743-1993. München 1993，S. 224.

193 Josef Foschepoth：Im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 Die Anfänge der Gesellschaften für christlich-jüdische Zusammenarbeit. Göttingen 1993.

194 Hochland，Heft 8/1947，8. 576 ff. Ferner Hermann Boventer （Hg.）：Evangelische und Katholische Akademien. Gründerzeit und Auftrag heute. Paderborn 1983.

195 Jörg Wollenberg：Schule der Demokraten. Hermann Glaser/Lutz von Pufendorf/Michael Schöneich （Hg.）：So viel Anfang war nie. Deutsche Städte 1945-1949. Berlin 1989，S. 303 f.

196 Alexander Abusch：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Aufbau，Heft 1/1947，S. 8.

197 Siegfried Baske/Martha Engelbert （Hg.）：Zwei Jahrzehnte Bildungspolitik in der Sowjetzone Deutschlands. Dokumente. 1. Teil：1945-1958. Berlin 1966，S. 25.

198 Ebd.，S. 91.

199 Thomas Ammer：Die Arbeiter- und Bauern-Fakultäten. Ilse Spittmann/Gisela Helwig （Hg.）：DDR-Lesebuch；a. a. O.，S. 200.

200 Ingeborg Bachmann：An die Sonne. Merkur，Heft 6/1956，S. 534.

201 Josef Müller-Marein：Es war eine Kleiderfrage. Die Zeit，9. 5. 1975.

202 Joachim Fest：Erziehung zur Skepsis. Gedanken aus Anlaß einer Selbstvorstellung. Neue Sammlung，Heft 4/1983，S. 335.

203 Helmut Schelsky：Die skeptische Generation. Eine Soziologie der deutschen Jugend （1958）. Düsseldorf，Köln 1963，S. 74 ff.

204 Martin Greiffenhagen：Die Flakhelfer werden sechzig. Anmerkungen zum Jahrgang 1928. Stuttgarter Zeitung，22. 10. 1988.

205 Wolfgang Borchert：Draußen vor der Tür und ausgewählte Erzählungen. Hamburg 1956，S. 8，23.

206 Erich Kästner：Gesammelte Schriften für Erwachsene. Bd. 7：Vermischte Beiträge II. Zürich 1969，S. 101.

207 Martin Broszat/Klaus-Dietmar Henke/Hans Woller （Hg.）：Von Stalingrad zur Währungsreform. Zur Sozialgeschichte des Umbruchs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89，S. 683 ff.

208 Helmut Gollwitzer：»... und führen，wohin du nicht willst.« Bericht einer Gefangenschaft. Frankfurt am Main，Hamburg 1954.

209 Rüdiger Overmans：Ein untergeordneter Eintrag im Leidensbuch der jüngeren Geschichte？Die Rheinwiesenlager 1945. Hans-Erich Volkmann：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Eine perspektivische Rückschau. München，Zürich 1995. Haus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g.）：Kriegsgefangene. 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 in Deutschland. 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in der Sowjetunion. Düsseldorf 1995. James Bacque：Der geplante Tod. 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in amerikani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Lagern 1945 bis 1946. Berlin 1989. Arthur L. Smith：Heimkehr aus dem Zweiten Weltkrieg. Die Entlassung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1） Stuttgart 1985.

210 Der Ruf. Zeitung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in den USA. Faksimile-Ausgabe. München o. J.

211 Christian Ferber：H. W. Richter war gegen Kollektivschuld. Die Welt，28. 3. 1987.

212 Hartmut Mehringer：Waldemar von Knoeringen.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München，London，New York，Paris 1989，S. 249，251.

213 Hannes Heer （Hg.）：Als ich 9 Jahre alt war，kam der Krieg. Ein Lesebuch gegen den Krieg. Reinbek bei Hamburg 1983. Rosemarie Winter：[Schüleraufsätze in Nordrhein-Westfalen 1948] Die Sammlung，Heft 10/1949，S. 639.

214 Archiv Hermann Glaser，Roßtal.

215 Ulrich Chaussy：Jugend.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3：Gesellschaft；a. a. O.，Frankfurt am Main 1983，S. 37.

216 Jugend zwischen gestern und morgen. Verwahrlosung und Kriminalität der Jugendlichen - Gefahr oder Zeiterscheinung. Die Neue Zeitung，8. 2. 1948.

217 Junge Menschen über ihre Not. Briefe an »Die Neue Zeitung« erörtern ein Generationsproblem. （Brief von Heinz Piontek） Die Neue Zeitung，1. 4. 1946.

218 Walter Rosenwald/Bernd Theis：Enttäuschung und Zuversicht. Zur Geschichte der Jugendarbeit in Hessen 1945-1950. München 1984.

219 Ulrich Mählert：Die Freie Deutsche Jugend 1945-1949. Von den antifaschistischen Jugendausschüssen zur SED. Paderborn，München，Wien，Zürich 1995.

220 Dieter Franck：Jahre unseres Lebens 1945-1949；a. a. O.，S. 38.

221 Ina Merkel：Leitbilder und Lebensweisen von Frauen in der DDR. Hartmut Kaelble/Jürgen Kocka/Hartmut Zwahr （Hg.）：Sozialgeschichte der DDR. Stuttgart 1994，S. 362.

222 Marianne Feuersenger：Die garantierte Gleichberechtigung - ein umstrittener Sieg für Frauen. Freiburg 1980. Ute Gerhard：Die staatlich institutionalisierte »Lösung« der Frauenfrage. Hartmut Kaelble/Jürgen Kocka/Hartmut Zwahr：Sozialgeschichte der DDR；a. a. O.，S. 383 ff. Marieluise Janssen-Jurreit：Sexismus. Über die Abtreibung der Frauenfrage. München 1976.

223 Wolfgang R. Langenbucher/Ralf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 （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a. a. O.，S. 211.

224 Barbara Willenbacher：Zerrüttung und Bewährung der Nachkriegsfamilie. Martin Broszat/Klaus-Dietmar Henke/Hans Woller （Hg.）：Von Stalingrad zur Währungsreform；a. a. O.，S. 599.

225 Angela Vogel：Familie.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 Bd. 2：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103 ff.

226 Jost Hermand：Kultur im Wiederaufbau.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1969. München 1986，S. 79.

227 Cordelia Edvardson：Gebranntes Kind sucht das Feuer. München 1986.

228 Thomas Mann：Doktor Faustus. Das Leben des deutschen Tonsetzers Adrian Leverkühn，erzählt von einem Freunde. Frankfurt am Main 1981.

229 Georg Denzler/Volker Fabricius：Christen und Nationalsozialisten.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1993，S. 228. Ferner Martin Greschat：Im Zeichen der Schuld. 40 Jahre Stuttgarter Schuldbekenntnis. Eine Dokumentation. Neukirchen-Vluyn 1985.

230 Ebd.，S. 348.

231 Georg Denzler/Volker Fabricius：Christen und Nationalsozialisten；a. a. O.，S. 347.

232 Karl Barth：Offene Briefe 1945-1968. Zürich 1984.

233 Julius Ebbinghaus：Was ist Existentialphilosophie？Die Neue Zeitung，28. 7. 1947.

234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Österreich，Schweiz. Stuttgart 1976，S. 33.

235 Jean-Paul Sartre：Die Fliegen. Die schmutzigen Hände. Zwei Dram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61，S. 59，70 f.

236 Kurt Rossmann：Martin Heideggers Holzwege. Der Monat，Heft 21/1950，S. 236 ff.

237 Albert Camus：Der Mythos von Sisyphos. Ein Versuch über das Absurde. Hamburg 1959，S. 101.

238 Jost Hermand：Kultur im Wiederaufbau；a. a. O.，S. 103.

239 Alfred Döblin：Schicksalsreise. Bericht und Bekenntnis. Ausgewählte Werke in Einzelbänden. In Verbindung mit den Söhnen des Dichters hg. von Riley，Anthony W. Solothurn，Düsseldorf 1993.

240 F. C. Weiskopf：Denk ich an Deutschland in der Nacht ... Die Themenkreis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im Exil. Die Neue Zeitung，7. 2. 1947.

241 Hans-Albert Walter：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50. Darmstadt und Neuwied 1972 ff.

242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8.

243 Ebd.，S. 54 ff.

244 Jost Hermand：Kultur im Wiederaufbau；a. a. O.，S. 94.

245 Das vernachlässigte Exil. Hans-Albert Walter im Gespräch mit Lerke von Saalfeld. Rundfunkmanuskript/Deutschlandfunk，24. 9. 1989，S. 3.

246 Horst Möller：Exodus der Kultur. München 1984，S. 51 ff.

247. Wolfgang R. Langenbucher/Ralt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 （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a. a. O，S. 173.

248 Maritta Hein-Kremer：Die amerikanische Kulturoffensive. Grün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Information Centers« in Westdeutschland und West-Berlin （1945-1955）. Beiträge zur Kulturpolitik，Bd. 5. Köln 1966.

249 Erich Kästner：Notabene 45；a. a. O.，S. 83.

250 Die »Weiße Liste« deutscher Kultur. Die Neue Zeitung，25. 10. 1945. Henric L. Wuermeling：Die weiße Liste. Umbruch der politischen Kultur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81.

251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42.

252 Jost Hermand：Kultur im Wiederaufbau；a. a. O.，S. 89 f. Ferner Franz Knip-ping/Jacques Le Rider/Karl Mayer （Hg.）：Frankreichs Kultur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45-1950. Ein Tübinger Symposium am 19./20. 9. 1985. Tübingen 1987.

253 Ilse Spittmann/Gisela Helwig （Hg.）：DDR-Lesebuch；a. a. O.，S. 208.

254 »Zeit des Neubeginns«. Gespräch mit Sergej Tulpanow. Neue Deutsche Literatur，Nr. 9/1979，S. 42 f.

255 Kulturbund zur demokratischen Erneuerung Deutschlands. Ilse Spittmann/Gisela Helwig （Hg.）：DDR-Lesebuch；a. a. O.，S. 212.

256 Manfred Jäger：Kultur und Politik in der DDR 1945-1990 Köln. 1994，S. 7.

257 Magdalena Heider：Politik - Kultur - Kulturbund. Zur Gründungs- und Frühgeschichte des Kulturbundes zur demokratischen Erneuerung Deutschlands 1945-1954 in der SBZ/DDR. Köln 1993，S. 33 ff.

258 Hans Mayer：Die umerzogene Literatur. Deutsche Schriftsteller und Bücher 1945-1967. Berlin 1988，S. 45.

259 Bernhard Zeller （Hg.）：»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 Literarisch-politische Publizistik 1945-1950. Eine Ausstellung des Deutschen Literaturarchivs im Schiller-Na-tionalmuseum，Marbach a. N.，Katalog Nr. 23. Stuttgart 1973，S. 50.

260 Hans Mayer：Die umerzogene Literatur；a. a. O.，S. 45.

261 Frank Trommler：Sozialistische Literatur in Deutschland. Ein historischer Überblick. Stuttgart 1976，S. 681 f.

262 David Pike：The Kulturbundbau：Causes，Context and Consequences. Bernard Genton/Cyril Buffet：Die vier Besatzungsmächte und die Kultur in Berlin 1945-1949. Berlin 1997.

263 Gerd Dietrich：Programm zur Erneuerung der deutschen Kultur：Zur Ersten Zentralen Kulturtagung der KPD 1946.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Jg. 34/1986，S. 483 ff.

264 Joachim Streisand：Kulturgeschichte der DDR. Studien zu ihren historischen Grundlagen und ihren Entwicklungsetappen. Köln 1981，S. 79 f.

265 Joachim-Rüdiger Groth/Karin Groth：Materialien zu Literatur im Widerspruch. Gedichte und Prosa aus 40 Jahren DDR. Kulturpolitischer Überblick und Interpretationen. Köln 1993，S. 5 f.

266 Matthias Herrmann：»Nicht，daß wir die Tradition gerettet hätten.« Musik，Oper und Theater im Jahre 1945 in Dresden. Dresdner Hefte，Heft 1/1995，S. 99 ff.

267 Albrecht Goes：Goethegedichte in dieser Zeit. Die Neue Zeitung，28. 2. 1947

268 Thomas Mann：Ansprache im Goethejahr. Gehalten am 25. Juli 1949 in der Paulskirche zu Frankfurt am Main. Bernhard Zeller （Hg.）：»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a. a. O.，S. 492 f.

269 Friedrich Sieburg：Frieden mit Thomas Mann. Die Gegenwart，Heft 14/1949，S. 16.

270 Frankfurter Rundschau，28. 7. 1949.

271 Frankfurter Neue Presse，30. 7. 1949.

272 Wolfgang Harich：Das demokratische Deutschland grüßt Thomas Mann. Tägliche Rundschau，31. 7. 1949.

273 Karl Jaspers：Unsere Zukunft und Goethe. Die Wandlung，Heft 7/8/1949，S. 584 ff.

274 Die Zeit，28. 4. 1949.

275 Jochen G. Leithäuser：Das Goethe jahr ist überstanden. Rückblick und Bilanz. Der Monat，Nr. 15/1949，S. 286 ff.

276 Erich Kuby：Die Russen in Berlin 1945. München，Bern，Wien 1965，S. 70.

277 Jürgen Reiche：Zukunft nach dem Ende. Hermann Glaser/Lutz von Pufendorf/Mi-chael Schöneich （Hg.）：So viel Anfang war nie. Deutsche Städte 1945-1949. Berlin 1989，S. 40 f.

278 Wolfgang Schivelbusch：Vor dem Vorhang. Das geistige Berlin 1945-1948. München 1995，S. 39 ff. Ferner Melanie Kanzler：Die Einflußnahme der amerikanischen Besatzungsmacht auf die Berliner Kulturpolitik in den Nachkriegsjahren 1945-1947，Berlin 1990.

279 Hans Borgelt：Das war der Frühling von Berlin. München 1980.

280 Bertolt Brecht：Arbeitsjournal. Frankfurt am Main 1973，S. 850.

281 Michael Semirjaga：Sowjetische Okkupation und das kulturelle Leben in Berlin. Bernard Genton/Cyril Buffet：Die vier Besatzungsmächte und die Kultur in Berlin 1945-1949. Berlin 1997.

282 Wolfgang Schivelbusch：Vor dem Vorhang；a. a. O.，S. 55 f.

283 Budapester Kulturforum. Diskussionsbeiträge von Mitgliedern der DDR-Delega-tion. Berlin 1986，S. 21.

284 Franz Fühmann：Vor Feuerschlünden. Erfahrung mit Georg Trakls Gedicht. Rostock 1984，S. 84 f.

285 Manfred Riedel：Die Sage vom guten Anfang. Sinn und Form，Nr. 4/1992. Hans Mayer：Der Turm von Babel. Erinnerung an ein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91.

286 Otto Flake：Die geistige Hauptstadt. Badener Tagblatt，20. 4.1946.

287 Ludwig Eberlein：Kultur ohne Metropole. Der Tagesspiegel，25. 11. 1948.

288 Peter Roos：Genius loci. Gespräche über Literatur und Tübingen. Pfullingen 1978，S. 33 f.，55，81 f.

289 Günther Rühle：Die Wiederherstellung des Theaters. Hilmar Hoffmann/Heinrich Klotz （Hg.）：Die Kultur unseres Jahrhunderts 1945-1960. Düsseldorf，Wien，New York 1991，S. 73.

290 Wolfgang Pöschl：Aida ohne Dekorationen. Ein gelungenes Experiment in Kassel. Die Neue Zeitung，15. 11. 1946.

291 Gertrud Becker：Frankfurter Brief. Die Neue Zeitung，1. 11. 1945.

292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27.

293 Günther Rühle：Die Wiederherstellung des Theaters；a. a. O.，S. 73 f.

294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77 ff.

295 Jürgen Reiche：Zukunft nach dem Ende. Hermann Glaser/Lutz von Pufendorf/Mi-chael Schöneich （Hg.）：So viel Anfang war nie；a. a. O.，S. 36.

296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11 ff.

297 Bruno E. Werner：Kritik der Theaterkritik. Die Neue Zeitung，30. 5. 1948.

298 Walther Schmieding：Kunst gab ich für Kohl. Die Entstehung der Ruhrfestspiele. Legende und Wirklichkei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6. 5. 1977.

299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33.

300 Bruno E. Werner：Drei Aufführungen »Mord im Dom«. Die Neue Zeitung，27. 10. 1947.

301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67.

302 Heinz Pauck. »Draußen vor der Tür«. Uraufführung in den Hamburger Kammerspielen. Die Neue Zeitung，24. 11. 1947.

303 Rhein-Neckar-Zeitung，13. 12. 1947.

304 Fritz Erpenbeck：Lebendiges Theater. Berlin 1949，S. 287 f.

305 Hans Weigel：Die Komödie [Wien]，Nr. 6/1947/48，S. 194 f.

306 Heinz Pauck：»Des Teufels General«. Deutsche Erstaufführung in Hamburg. Die Neue Zeitung，21. 11. 1947.

307 Werner Schulze-Reimpell：Man spielte，was gefiel. Die Theater im Rheinland. Klaus Honnef/Hans M. Schmidt （Hg.）：Aus den Trümmern. Kunst und Kultur im Rheinland und Westfalen 1945-1952. Köln 1985，S. 451 f.

308 Heimkehrer？Texte von Berthold Viertel，Fritz Kortner，Erwin Piscator. Theater heute，Heft 10/1970，S. 26.

309 Der letzte der Löwen. Peter Zadek 1959 über Fritz Kortner. Theater heute，Heft 11/1979，S. 18.

310 Henning Rischbieter：Berlin，Hebbel-Theater 1950. Im Gefängnis der Diktatur. Fritz Kortner inszeniert Schillers »Don Carlos«. Theater heute，Heft 2/1984，S. 43 ff.

311 Michael Walter：Hitler in der Oper. Deutsches Musikleben 1919-1945. Stuttgart，Weimar 1995.

312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113.

313 Ottofritz Gaillard：Der Fall Hindemith. Aufbau，Heft 1/1947，S. 38.

314 Klaus Mann：Der Wendepunkt. Ein Lebensbericht. Frankfurt am Main und Hamburg 1963，S. 439 f.

315 Ulrich Dibelius：Musik.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 Bd. 3：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110 f.

316 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 Dritter Band. Frankfurt am Main 1973，S. 1249 ff.

317 Ulrich Dibelius：Musik. Wolfgang Benz （Hg.）：D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4：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9，S. 131 f.

318 Edmund Nick：Carl Orffs »Bernauerin«. Die Neue Zeitung，11. 7. 1947.

319 Hans Heinz Stuckenschmidt：Luft vom anderen Planeten. Notizen über Arnold Schönber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2. 12. 1964.

320 Ulrich Dibelius：Musik.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a. a. O.，S. 114.

321 Hans Heinz Stuckenschmidt：Kranichstein，das Schloß der Neutöner. Die Neue Zeitung，8. 8. 1947.

322 Friedrich Herzfeld：Deutsches Musikleben auf neuen Bahnen. Aufbau，Heft 2/1946，S. 177 ff.

323 Hans Heinz Stuckenschmidt：Arnold Schönberg. Aufbau，Heft 12/1946，S. 1240 f.

324 Fritz Brust：»Abraxas« von Egk. Die Neue Zeitung，12. 12. 1947.

325 Werner Suhr：Werner Egks »Abraxas«. Die Neue Zeitung，10. 6. 1948.

326 Werner Egk：Die Zeit wartet nicht. Künstlerisches，Zeitgeschichtliches，Privates aus meinem Leben. München 1981，S. 398 ff.

327 Günter Neumann：Schwarzer Jahrmarkt. Eine Revue der Stunde Null. Berlin 1975，S. 5.

328 Erich Kästner：Der tägliche Kram. Gesammelte Schriften für Erwachsene. Bd. 7：Vermischte Beiträge II. München，Zürich 1969，S. 14

329 Ursula Herking：Danke für die Blumen - damals，gestern，heute. München 1973.

330 Robert Lucas：Die Briefe des Gefreiten Hirnschal. BBC-Radio-Satiren 1940-1945. Wien 1994，S. 263.

331 Klaus Budzinski：Wer lacht denn da？Kabarett von 1945 bis heute. Braunschweig 1989，S. 25 f.

332 Ebd.，S. 25.

333 Friedrich Luft：Die gepolsterte Bank der Spötter. Zur Situation des politischen Cabarets in Deutschland. Der Monat，Heft 105/1957，S. 33.

334 Werner Finck：Silvesterrede 1945. Die Neue Zeitung，31. 12. 1945.

335 Klaus Budzinski：Wer lacht denn da？a. a. O.，S. 16.

336 Jürgen Pelzer：Kritik durch Spott. Satirische Praxis und Wirkungsprobleme im westdeutschen Kabarett. Frankfurt am Main，1985，S. 63-84.

337 Klaus Budzinski：Satire mit Musik：Das Düsseldorfer »Kom（m）ödchen«. Das Schönste，Heft 10/1961，S. 360.

338 Wigand Lange：Antiamerikanismus und Zensur im Kabarett der Besatzungszeit 1945-1949. Frankfurter Hefte，Heft 2/1984，S. 56.

339 Volker Bohn：Deutsche Literatur seit 1945. Texte und Bilder. Frankfurt am Main 1993，S. 25.

340 Hans Mayer：Die umerzogene Literatur；a. a. O.，S. 17.

341 Volker Bohn：Deutsche Literatur seit 1945；a. a. O.，S. 29.

342 Wolfgang Borchert：Generation ohne Abschied. Da gibt es nur eins！Draußen vor der Tür und ausgewählte Erzählungen. Hamburg 1956，S. 125，126.

343 Hans Mayer：Die umerzogene Literatur；a. a. O.，S. 33.

344 Wolfgang Emmerich：Kl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DDR. Leipzig 1966，S. 91 f.

345 Ebd.，S. 106.

346 Stephan Hermlin：Abendlicht. Berlin 1979. Karl Corino：Außen Marmor，innen Gips. Die Legenden des Stephan Hermlin. Düsseldorf 1996.

347 Joachim-Rüdiger Groth/Karin Groth：Materialien zu Literatur im Widerspruch. Gedichte und Prosa aus 40 Jahren DDR. Kulturpolitischer Überblick und Interpretationen. Köln 1993，S. 62 f.

348 Wolfgang Emmerich：Kl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DDR；a. a. O.，S. 43.

349 Volker Bohn：Deutsche Literatur seit 1945；a. a. O.，S. 14.

350 Klaus Völker：Bertolt Brecht.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1978，S. 363，373.

351 Hans Mayer：Die umerzogene Literatur；a. a. O.，S. 39.

352 Peter de Mendelssohn：Die verhinderten Hochverräter. Der Fall Becher. Der Monat，Heft 29/1951，S. 487.

353 Christoph Meckel：Suchbild. Über meinen Vater. Düsseldorf 1980，S. 167 ff.

354 Hans Egon Holthusen/Friedhelm Kemp：Ergriffenes Dasein. Deutsche Lyrik 1900-1950. Ebenhausen bei München 1953，S. 64.

355 Hans Mayer：Ein Deutscher auf Widerruf. Erinnerungen （I）. Frankfurt am Main 1982，S. 320 f.

356 Heinrich Vormweg：Literatur.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 Bd. 3：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50 f.

357 Peter Rühmkorf：Die Jahre，die Ihr kennt. Anfälle und Erinnerung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72，S. 88 f.

358 Nikolaus Born/Jürgen Manthey （Hg.）：Literaturmagazin 7：Nachkriegsliteratur. Reinbek bei Hamburg 1977，S. 195. Ferner Christiane Deußen：Erinnerung als Rechtfertigung. Autobiographien nach 1945：Gottfried Benn - Hans Carossa -Arnolt Bronnen. Tübingen 1987.

359 Wolfgang Emmerich：Zwischen »Nullpunkt« und Nonkonformismus. Hilmar Hoffmann/Heinrich Klotz （Hg.）：Die Kultur unseres Jahrhunderts 1945-1960. Düsseldorf，Wien，New York 1991，S. 64.

360 Günter Eich：Latrine. Gesammelte Werke. Bd. 1. Frankfurt am Main 1973，S. 36.

361 Hans Dieter Schäfer：Das gespaltene Bewußtsein. Über deutsche Kultur und Lebenswirklichkeit. 1944-1945. München 1981，S. 9 ff. Ferner Axel Vieregg：»Der eigenen Fehlbarkeit begegnet«. Günter Eichs Realitäten 1933-1945. Eggingen 1993.

362 Gottfried Benn：Ithaka. Gesammelte Werke in 8 Bdn. Hg. von Dieter Wellershoff. Bd. 6：Stücke aus dem Nachlaß. Szenen. Wiesbaden 1968，S. 1475 f.

363 Ders.：Reisen. Ebd.，Bd. 1：Gedichte，S. 327.

364 Ders.：Probleme der Lyrik. Ebd.，Bd. 4：Reden und Vorträge，S. 1087 f.

365 Hellmuth von Cube：Wir kennen die Melodie ... Die Neue Zeitung，1. 2.1948.

366 Hugo Steger：Sprache im Wandel.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 Bd. 3：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15 ff.

367 Dolf Sternberger/Gerhard Storz/W. E. Süskind：Aus dem Wörterbuch des Unmenschen. Hamburg 1957，S. 9.

368 Hans Habe：Im Jahre Null.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sse. München 1966，S. 123.

369 Gruppe 47. Zusammenschluß junger Autoren. Die Neue Zeitung，7. 11. 1947.

370 Rainer Schauer：Von Hechten und Literaten. Vor fünfzig Jahren wurde in einem einsamen Haus die Gruppe 47 gegründet. Die Zeit，16. 5. 1997.

371 Hans Werner Richter：Wie entstand und was war die Gruppe 47. Hans A. Neunzig （Hg.）：Hans Werner Richter und die Gruppe 47. Frankfurt am Main，Berlin，Wien 1981，S. 52 ff.

372 Friedhelm Kröll：Literaturpreise nach 1945. Wegweiser in die Restauration. Jost Hermand/Helmut Peitsch/Klaus R. Scherpe （Hg.）：Nachkriegsliteratur in Westdeutschland 1945-1949. Berlin 1982，S. 143 ff.

373 Günter Eich：Gesammelte Werke. Bd. I：Die Gedichte. Die Maulwürfe. Frankfurt am Main 1973，S. 247 f.

374 Hugo Steger：Sprache im Wandel；a. a. O.，S. 23.

375 Manuel Gasser：Fragwürdigkeiten der deutschen Buchproduktion. Die Neue Zeitung，4. 8. 1947.

376 Volker Bohn：Deutsche Literatur seit 1945；a. a. O.，S. 62.

377 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Bedroht - bewahrt. Der Weg eines Verlegers. Frankfurt am Main 1967，S. 225.

378 Bernhard Zeller （Hg.）：»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a. a. O.，S. 51.

379 Ebd.，S. 51 f.

380 Wolfgang Emmerich：Kl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DDR；a. a. O.，S. 48.

381 Ursula Heukenkamp：Haben wir uns richtig verstanden？Die Literatur der Bundesrepublik Erinnerungen aus der DD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22. 3.1996，S. 6 ff.

382 Erich Kästner：Notabene 45；a. a. O.，S. 134.

383 Rüdiger Bolz：Von Radio München zum Bayerischen Rundfunk. Friedrich Prinz （Hg.）：Trümmerzeit in München.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einer deutschen Großstadt im Aufbruch 1945-1949. München 1984，S. 241.

384 Hanna Brunhöber：Unterhaltungsmusik. Wolfgang Benz （Hg.）：D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4：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9，S. 173 f.

385 Paul Höffer：Schlager oder Volkslied. Aufbau，Heft 2/1947，S. 150 f.

386 kleeblatt radio，Ausgabe 14/Juli 1995 und 15/Okt. 1995.

387 Werner Burkhardt：Musik der Stunde Null. ZEIT-Magazin，Nr. 46/47/1983，S. 37 f.

388 Oliver Hassencamp：Der Sieg nach dem Krieg. Die gute schlechte Zeit. München，Berlin o. J.，S. 109 ff.，31 f.

389 Werner Burckhardt：Musik der Stunde Null；a. a. o.，S. 44.

390 Paul Höffer：Jazz-Musik. Aufbau，Heft 5/1946，S. 541 f.

391 W. Hagen：Jazz. Wolfgang R. Langenbucher/Ralf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 （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a. a. O.，S. 288 f.

392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 Bd. 1. Theodor Eschenburg：Jahre der Besatzung 1945-1949. Stuttgart，Wiesbaden 1983，S. 137.

393 Peter von Zahn：Der zweite Anfang des deutschen Rundfunks. Vortrag. Rundfunkmanuskript des Bayerischen Rundfunks，27. 6. 1987，S. 3，1 f. Ferner ders.：Stimme der ersten Stunde. Erinnerungen 1913-1951. Stuttgart 1991.

394 Axel Eggebrecht：Der halbe Weg. Zwischenbilanz einer Epoche. Reinbek bei Hamburg 1975，S. 339 f.

395 Sabine Friedrich：Rundfunk und Besatzungsmacht. Organisation，Programm und Hörer des Südwestfunks 1945 bis 1949. Baden-Baden 1991.

396 Hans Bausch：Rundfunkpolitik nach 1945. Erster Teil：1945-1962. München 1980，S. 149.

397 Susan Boenke/Konrad von Zwehl （Hg.）：»Angesichts des Trümmerfeldes ...«；a. a. O.，S. 78 f.

398 Edgar Lersch：Auf neuer Welle. Der Rundfunk in den Westzonen. Hermann Glaser/Lutz von Pufendorf/Michael Schöneich （Hg.）：So viel Anfang war nie. Deutsche Städte 1945-1949. Berlin 1989，S. 282.

399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a. a. O.，S. 138. Ferner Michael Tracey：Sir Hugh Greene. Eine Biographie. Berlin 1984.

400 Wolfgang Mühl-Benninghaus：Medienpolitische Probleme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1945 und 1989. Heide Riedel （Hg.）：»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 ...« Eine Ausstellung des Deutschen Rundfunk-Museums. Berlin 1994，S. 10.

401 Norbert Frei：Die Presse. Wolfgang Benz （Hg.）：D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4：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9，S. 370 ff. Ferner Kurt Koszyk：Pressepolitik für Deutsche 1945-1949.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sse. Teil IV. Berlin 1986. Wolf-Dietrich Nahr：Die befohlene Pressefreiheit. Deutsche und amerikanische Medienpolitik 1946-1953. Berlin 1991. Dietrich Oppenberg （Hg.）：Handbuch Deutsche Presse 1947. Reprint des Zeitungsteils. Düsseldorf 1996.

402 Stefan Heym：Nachruf. München 1988. Michael Söllner：Presse - Verordnete Vielfalt. Hermann Glaser/Lutz von Pufendorf/Michael Schöneich （Hg.）：So viel Anfang war nie；a. a. O.，S. 271.

403 Heinz-Dietrich Fischer：Reeducations- und Pressepolitik unter britischem Besatzungsstatus. Die Zonenzeitung »Die Welt« 1946-1950. Konzeption，Artikulation und Rezeption. Düsseldorf 1978.

404 Rudolf Reinhardt：Zeitungen und Zeiten. Köln 1988，S. 32 ff.

405 Hans-Jörg Heims：Erinnerung an ein Zentralorgan. Seit 50 Jahren gibt es die Tageszeitung »Neues Deutschland«. Süddeutsche Zeitung，23. 4.1996.

406 Karl-Heinz Janßen：Die Zeit in der ZEIT. 50 Jahre einer Wochenzeitung. Berlin 1995.

407 Gerd Bucerius：Vom Wesen der Demokratie. Die Qualen des Neuanfangs 1945，gespiegelt in den Artikeln eines großen Journalisten：Ernst Friedlaender. Die Zeit，25. 3. 1983. Norbert Frei/Franziska Friedlaender （Hg.）：Ernst Friedlaender zur Zeit. Leitartikel aus den Jahren 1946-1949. München 1982.

408 Marion Gräfin Dönhoff：Namen，die keiner mehr nennt. Ostpreußen - Menschen und Geschichte. München 1964.

409 Hans Dieter Jaene：Der Spiegel. Ein deutsches Nachrichten-Magazin. Frankfurt am Main，Hamburg 1968.

410 Deutsches Allgemeines Sonntagsblatt，1. 10. 1967.

411 Ursula von Kardorff：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2 bis 1945；a. a. O.，S. 342.

412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a. a. O.，S. 157.

413 Die Neue Zeitung，13. 1. 1947.

414 Rudolf Pechel：Mutter aller Kultur. Aufbau，Heft 3/1945，S. 298.

415 »Sinn und Form«. Reprintausgabe der ersten zehn Jahrgänge （1949-1958）. Nörd-lingen 1988.

416 Heinrich Vormweg：Literatur im Asyl. Nicolas Born/Jürgen Manthey （Hg.）：Nachkriegsliteratur. Literaturmagazin 7. Reinbek bei Hamburg 1977，S. 203.

417 Ingrid Laurien：Politisch-kulturelle Zeitschriften in den Westzonen von 1945-1949. Helga Grebing （Hg.）：Zur Politischen Kultur im Nachkriegsdeutschland. Politische und kulturelle Zeit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1945-1949. Projektantrag Göttingen 1980 （unveröffentlicht）.

418 Heinrich Vormweg：Literatur im Asyl；a. a. O.，S. 203.

419 Der Monat，Heft 1/1948，S. 3.

420 Friedrich P. Kahlenberg：Film.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n. Bd. 3：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359 f.

421 Hermann Kadow：Kino von innen und außen. Frankfurter Hefte，Heft 5/1946，S. 7.

422 Hilmar Hoffmann/Heinrich Klotz （Hg.）：Die Kultur unseres Jahrhunderts 1945-1960. Düsseldorf，Wien，New York 1991，S. 137 f.

423 Friedrich Luft：»Und über uns der Himmel«. Filmuraufführung mit Hans Albers. Die Neue Zeitung，12.12.1947.

424 Harald Braun：Die Bedeutung der »Filmpause«. Zwang und Ziel einer Fastenzeit. Die Neue Zeitung，12. 11. 1945.

425 Dieter Krusche：Reclams Filmführer. Stuttgart 1973，S. 157 f.

426 Erich Kästner：Treffpunkt Zürich. Die Neue Zeitung，21. 11. 1947.

427 Bruno E. Werner：Kunst in der Katakombe. Nordwestdeutsche Hefte，Heft 3/1946. Charles Schüddekopf：Vor den Toren der Wirklichkeit. Deutschland 1946-1947 im Spiegel der Nordwestdeutschen Hefte. Berlin，Bonn 1980，S. 343.

428 Georg Meistermann：Die Legende von der Stunde Null. Über die Umwege bei der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Süddeutsche Zeitung，14./15. 2. 1981.

429 Doris Schmidt：Bildende Kunst.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n；a. a. O.，S. 183.

430 Markus Krause：Galerie Gerd Rosen. Die Avantgarde in Berlin 1945-1950. Berlin 1995.

431 Doris Schmidt：Briefe an Günther Franke. Portrait eines deutschen Kunsthändlers. Köln 1970，S. 179.

432 Akademie der Künste Berlin：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 Kunst in Deutschland 1945-1950. Katalog. Berlin 1975，S. 9.

433 Ernst Wiechert：Über Kunst und Künstler. Das Gedicht. Blätter für Dichtung，Hamburg 1946. Berndt Schmidt/Hannes Schwenger：Die Stunde Eins. Erzählungen，Reportagen，Essays aus der Nachkriegszeit. München 1982，S. 47 ff.

434 Hans Sedlmayr：Verlust der Mitte. Die bildende Kunst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als Symptom und Symbol d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55，S. 88，133.

﻿435 H. G. Evers （Hg.）：Darmstädter Gespräch. Das Menschenbild unserer Zeit. Darmstadt 1950，S. 150 f.

436 Gerhard Finckh：Die Suche nach dem »richtigen« Stil - Kunstdiskussion in München 1945-1949. Friedrich Prinz （Hg.）：Trümmerzeit in München；a. a. O.，S. 113.

437 Friedrich Adama von Scheltema：Ist der Expressionismus noch junge Kunst？Prisma，Heft 2/1946，S. 17 f. H. Lüdecke：Die Tragödie des Expressionismus. Notizen zu seiner Soziologie. Bildende Kunst，Heft 3/1949，S. 109 ff.

438 Heinz Trökes：Der Surrealismus. Das Kunstwerk，Heft 8/1947，S. 30 ff.

439 Barbara Klie：Übergangszeit. Drei Phasen der Kunst nach dem Krieg. Der Monat，Heft 200/1965，S. 100.

440 Bernhard Schulz （Hg.）：Grauzonen Farbwelten. Kunst und Zeitbilder 1945-1955. Katalog zur Ausstellung der Neuen Gesellschaft für Bildende Kunst. Berlin，Wien 1983，S. 189，220.

441 Wilhelm Uhde：Abstrakte Malerei. Die Umschau，Heft 2/1946，S. 187 f.

442 Wieland Schmied：Zeitgenössische Kunst：Entwicklungen der deutschen Malerei von 1945 bis zu den siebziger Jahren. Universitas，Heft 12/1979，S. 1253 f.

443 Gerhard Finckh：ZEN 49. Friedrich Prinz （Hg.）：Trümmerzeit in München；a. a. O.，S. 120.

444 Eberhard Hempel：Ruinenschönheit. Zeitschrift für Kunst，2. Jg./1948，S. 76 f.

445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 40 Jahre Nähe und Ferne. Köln 1985，S. 10 f.

446 Eckhart Gillen：Kunst in der Sowjetischen Besatzungszone und in der DDR 1945-1990. Text zur Dia-Serie. Inter Nationes Bonn.

447 Hermann Henselmann：Zielbewußte Kunstausstellung. Aufbau，Heft 4/1946，S. 428.

448 Gabriele Muschter/Klaus Honnef （Hg.）：Westchor Ostportal. 12 Positionen zeitgenössischer Kunst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95，S. 19.

449 Rainer Zimmermann：Expressiver Realismus. Malerei der verschollenen Generation. München 1994，S. 201，191 ff. Ferner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a. a. O.，S. 26 ff.

450 Klaus Honnef/Hans M. Schmidt （Hg.）：Aus den Trümmern. Kunst und Kultur im Rheinland und Westfalen 1945-1952. Köln 1985，S. 325.

451 Weser-Kurier，5. 12. 1945.

452 Walter Gropius reist im Auftrag der amerikanischen Militärregierung durch Deutschland. Der Spiegel，Jan. 1948.

453 Otto Bartning：Ketzerische Gedanken am Rande der Trümmerhaufen. Frankfurter Hefte，Heft 1/1946，S. 64.

454 Hans Schwippert：Theorie und Praxis （1944；mit einem Nachwort versehen Ende 1946）. Baukunst und Werkform，Nr. 2/1947.

455 50 Jahre Deutscher Werkbund. Im Auftrage des Deutschen Werkbundes hg. von der Landesgruppe Hessen，bearb. von Hans Eckstein. Frankfurt am Main，Berlin 1958，S. 36.

456 Philipp Rappaport：Der Wiederaufbau der deutschen Städte. Essen 1945. J. C. Rossaint：Vom Neuaufbau unserer Heimat，Düsseldorf 1945，S. 4.

457 Magistrat der Stadt Kiel （Hg.）：Bürger bauen eine neue Stadt. Kiel 1956，S. 33 f.

458 Martin Wagner：Baumeister von Deutschland. Aufbau，Heft 9/1946，S. 881.

459 Alfons Leitl：Erwägungen und Tatsachen zum deutschen Städte-Aufbau. Frankfurter Hefte，Heft 4/1946，S. 64.

460 Großstadt der Zukunft. Pläne zum Wiederaufbau Berlins. Die Neue Zeitung，23. 8. 1946. Hans Scharoun：Zur Ausstellung »Berlin plant«. Neue Bauwelt，Heft 10/1946，S. 3.

461 Vittorio M. Lampugnani：Wiederaufbau？Unmöglich. Deutsche Stadtplanung nach 1945. Keine »Stunde Null«.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4. 8. 1983. Wieder-Aufbau oder Neubeginn？Die Legende von der »Stunde Null«. Bauwelt，Nr. 48/1981，Nr. 48/1984.

462 Werner Durth/Niels Gutschow：Träume in Trümmern. Stadtplanung 1940-1950. München 1993，S. 156 ff.

463 Lothar Bolz：Von deutschem Bauen. （Ost-） Berlin 1951，S. 32 ff.

464 Bruno E. Werner：Romantik oder Wirklichkeit？Gedanken über den Wiederaufbau. Die Neue Zeitung，25. 7.1947.

465 Werner Durth u. a. （Hg.）：1945. Krieg - Zerstörung - Aufbau. Architektur und Stadtplanung 1940-1960. Schriftenreihe der Akademie der Künste，Bd. 23. Berlin 1995，S. 278 f.

466 Ebd.，S. 272 ff.

467 Ebd.，S. 275.

第二部分 分裂的德国

1 Hans-Christian Huf （Hg.）：Das Land der großen Mitte. Gespräche über die Kultur der Bundesrepublik. Düsseldorf，Wien，New York 1989.

2 Hans Riehl：Die Mark. Die aufregende Geschichte einer Weltwährung. Hannover 1978.

3 Karl Schnog：Wann wird das sein？Ulenspiegel Nr. 5/1948，S. 2.

4 Dieter Bänsch （Hg.）：Die fünfziger Jahre. Beiträge zu Politik und Kultur. Tübingen 1985，S. 225 f. Ferner F. Ehmke：Schlechte Noten. Werk und Zeit，Nr. 6/1952.

5 Lambert Schneider：Neubeginn 1945-1950. Rechenschaft über vierzig Jahre Verlagsarbeit 1925-1965. Ein Almanach. Heidelberg 1965，S. 90 f.

6 Deutscher Bundestag/Bundesarchiv （Hg.）：Der Parlamentarische Rat 1948-1949. Akten und Protokolle. Bd. 8：Die Beziehungen des Parlamentarischen Rates zu den Militärregierungen. Boppard am Rhein 1995.

7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on 23. 5. 1949. Textausgabe mit Erläuterungen von Prof. Dr. Friedrich Giese. Frankfurt am Main 1949. Karlheinz Niclauß：»Restauration« oder Renaissance der Demokratie？Die Entsteh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1949. Beiträge zur Zeitgeschichte. Hg. von Peter Haungs und Eckhard Jesse. Bd. 10. Berlin 1982.

8 Wolfgang Benz （Hg.）：»Bewegt von der Hoffnung aller Deutschen«. Zur Geschichte des Grundgesetzes. Entwürfe und Diskussionen 1941-1949. München 1979.

9 Gerhard Hirscher：Carlo Schmid und die Gründung der Bundesrepublik.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Bochum 1986. Dieter Gosewinkel：Adolf Arndt. Die Wiederbegründung des Rechtsstaats aus dem Geist der Sozialdemokratie （1945-1961）. Bonn 1991.

10 Wolfgang Benz （Hg.）：»Bewegt von der Hoffnung aller Deutschen«. Zur Geschichte des Grundgesetzes. Entwürfe und Diskussionen 1941-1949；a. a. O.，S. 492 ff.

11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5 Bdn. Bd. 2. Hans-Peter Schwarz：Die Ära Adenauer. Gründerjahre der Republik. 1949-1957. Stuttgart，Wiesbaden 1981，S. 27.

12 Klaus Hohlfeld：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und Geschichte von 1848 bis zur Gegenwart. VI. Band：Deutschland nach dem Zusammenbruch 1945. Berlin -München，o. J.，S. 390 ff.

13 Rudolf Mittendorfer：Robert Schuman - Architekt des neuen Europa. Hildesheim 1983.

14 Peter Koch：Konrad Adenauer.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Reinbek bei Hamburg 1985，S. 432 ff.

15 Konrad Adenauer：Erinnerungen 1945-1953. Stuttgart 1965，S. 45.

16 Walter Müller-Bringmann：Das Buch von Friedland. Göttingen 1956.

17 Thomas Allan Schwartz：America’s Germany. John J. McCloy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Cambridge，London 1991. Kai Bird：The Chairman. John J. McCloy：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 New York 1992.

18 Die Kabinettsprotokolle der Bundesregierung. Hg. von Hans Booms. Bearb. von Ulrich Enders und Konrad Reiser. Boppard 1982 ff.

19 Hans Maier：Die Deutschen und die Freiheit. Perspektiven der Nachkriegszeit. Stuttgart 1985，S. 29. Ferner Konrad Adenauer：Teegespräche 1950-1954. Rhön-dorfer Ausgabe. Hg. von Rudolf Morsey und Hans Peter Schwarz im Auftrag der Stiftung Bundeskanzler-Adenauer-Haus，bearb. von Hanns Jürgen Küsters. Berlin 1984.

20 Golo Mann：Konrad Adenauer，Staatsmann aus Sorg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4. 2.1976.

21 Norbert Frei：Vergangenheitspolitik. Die Anfänge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München 1996. Manfred Kittel：Die Legende von der »Zweiten Schuld«.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in der Ära Adenauer. Berlin，Frankfurt am Main 1993.

22 Stephan Reinhardt：Der Fall Globke. Die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Heft 5/1995，S. 437.

23 Hans Schwab-Felisch：Die Affäre Harlan. Der Monat，Heft 28/1951，S. 414 ff.

24 Norbert Frei：Amnestiepolitik der Bonner Anfangs jahre. Die Westdeutschen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Universitas，Heft 12/1996，S. 1155 f.

25 Theodor W. Adorno：Auferstehung der Kultur in Deutschland？Frankfurter Hefte，Heft 5/1950，S. 169 ff. Ferner Eugen Kogon：Die restaurative Republik. Zu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Weinheim 1996.

26 Konrad Adenauer：Erinnerungen；a. a. O.，S. 173. Ferner Reiner Pommerin：Von Berlin nach Bonn. Die Alliierten，die Deutschen und die Hauptstadtfrage nach 1945. Köln，Wien 1989.

27 Hermann Proebst：Adenauer. Vierzehn Jahre mit Adenauer. Sonderbeilage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15. 10. 1963.

28 Wolfgang Koeppen：Das Treibhaus （1953）. Berlin-Grunewald，o. J.，S. 29.

29 Konrad Adenauer - Theodor Heuss. Unter vier Augen. Gespräche aus den Gründerjahren 1949-1959. Bearb. von Hans Peter Mensing. Berlin 1997.

30 Hermann Rudolph：Papa wider Willen. Zeit-Magazin，Jg. 1984. Ferner Hildegard Hamm-Brücher/Hermann Rudolph：Theodor Heuss. Eine Bildbiographie. Stuttgart 1983. Ingelore M. Winter：Theodor Heuss. Ein Porträt. Tübingen 1983.

31 Erich Mende：Theodor Heuss in Bayern. Zum 100. Geburtstag des ersten Bundespräsidenten. Bayerischer Rundfunk. Sendemanuskript，29. 1. 1984，S. 2.

32 Friedrich Henning （Hg.）：Theodor Heuss；Lieber Dehler！Mit einem Geleitwort Hildegard Hamm-Brüchers. München 1983.

33 Erich Mende：Das verdammte Gewissen. Zeuge der Zeit 1921-1945. München-Berlin 1982.

34 Ders.：Theodor Heuss in Bayern；a. a. O.，S. 9. Ferner Theodor Eschenburg：Heuss als Schriftsteller. Merkur，Nr. 151/1960，S. 868 ff.

35 Theodor Heuss zum 10. Jahrestag der Erklärung der Menschenrecht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24. 12. 1958，S. 679.

36 Theodor Heuss：Dank und Bekenntnis. Gedenkrede zum 20. Juli 1944. Tübingen 1954.

37 Konrad Adenauer - Theodor Heuss. Ein Briefwechsel. Das Parlament，April 1977.

38 Symbole für das neue Deutschland. Welcher Name？Welche Hymne？Welcher Feiertag？Die Zeit，15. 6. 1990.

39 Friedrich Thomas：Aspekte der Verfassungsentwicklung und der individuellen （Grund） Rechtsposition in der DDR. Hartmut Kaelble/Jürgen Kocka/Hartmut Zwahr （Hg.）：Sozialgeschichte der DDR. Stuttgart 1994，S. 487

40 Hans Georg Lehmann：Deutschland-Chronik. 1945 bis 1995. Bonn 1995，S. 75.

41 Arnulf Baring：Auskunft über Ulbricht. Merkur，Heft 10/11/1964，S. 1090. Carola Stern：Walter Ulbricht. Köln 1964.

42 Joachim-Rüdiger Groth：Literatur im Widerspruch. Gedichte und Prosa aus 40 Jahren DDR. Köln 1993，S. 22.

43 Friedrich Dieckmann：Konspiration mit der Vormacht. ZEIT-Punkte：Vom Reich zur Republik，Nr. 2/1992，S. 92.

44 Richard Crossman：The God that failed. Paris 1950.

45 Hermann Weber：Mit Zwang und Betrug. ZEIT-Punkte：Vom Reich zur Republik，Nr. 2/1992，S. 70.

46 Klaus Schröder：Wilhelm Pieck，sei unser Gas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Arbeiterinteressen und Sozialpolitik in der DD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9.11. 1995. Ferner Peter Hübner：Konsens，Konflikt und Kompromiß. Soziale Arbeiterinteressen und Sozialpolitik in der SBZ/DDR 1945 bis 1970. Berlin 1995.

47 Wilfried Loth：Stalins ungeliebtes Kind. Warum Moskau die DDR nicht wollte. Berlin 1994. Heinrich Potthoff：Bonn und Ost-Berlin 1969-1982. Dialog auf höchster Ebene und vertrauliche Kanäle.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e. Bonn 1997.

48 Friedrich Dieckmann：Konspiration mit der Vormacht；a. a. O.，S. 92.

49 Peter Bender：Im Gegensatz verbunden. Westdeutsche und ostdeutsche Staatschefs. Merkur，Heft 7/1996，S. 596.

50 Monika Maron：Stille Zeile Sechs. Roman. Frankfurt am Main 1991，S. 200，30，156.

51 Gabriele Baumgartner/Dieter Hebig （Hg.）：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r SBZ/DDR 1945-1990. München 1996 ff. Bernd-Rainer Barth/Christoph Links u. a.：Wer war Wer in der DDR？Ein biographisches Handbuch. Frankfurt am Main 1995.

52 Peter Bender：Im Gegensatz verbunden；a. a. O.，S. 592 ff. Ders.：Episode oder Epoche？Zur Geschichte des geteilte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96.

53 Wilhelm Hennis：Der deutsche Bundestag 1949-1965. Der Monat，215/1966，S. 27 ff.

54 Theodor Eschenburg：Herrschaft der Verbände. Stuttgart 1955，u. a. S. 28 ff.，87.

55 Heinrich G. Ritzel：Kurt Schumacher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72. Willi Albrecht：Kurt Schumacher - Reden，Schriften，Korrespondenzen 1945-1952. Bonn 1985. Arno Scholz/Walter G. Oschilewski：Turmwächter der Demokratie. Ein Lebensbild von Kurt Schumacher. Bd. I：Sein Weg durch die Zeit. Bd. II：Reden und Schriften. Bd. III：Als er von uns ging. Berlin 1953.

56 Hans-Jochen Vogel：Schumachers Werk ist nicht davor gefeit，mißbraucht zu werden. Sein Erbe wirkt in der SPD weiter. Vorwärts，12.10.1985.

57 Brigitte Seebacher-Brandt：Ollenhauer. Biedermann und Patriot. Berlin 1984. Ferner Volker Ulrich：Der Typus eines SPD-Funktionärs alter Schule. Frankfurter Rundschau，17. 11. 1984. Arnulf Baring：Ausersehen，vergessen zu werden. Ollenhauers Weg in die Nachkriegspoliti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6.12. 1984.

58 Petra Weber：Carlo Schmid 1896-1979.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1996.

59 Wilhelm Mommsen：Deutsche Parteiprogramme. Berlin-München 1961，S. 114 ff. Klaus Lompe：Zwanzig Jahre Godesberger Programm der SPD.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7.11.1979，S. 3 ff. Kurt Kotzbach：Der Weg zur Staatspartei. Programmatik，praktische Politik und Organisatio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45 und 1965. Berlin-Bonn 1982.

60 F. R. Allemann：Bonn ist nicht Weimar. Köln 1956.

61 Wolf-Dieter Narr：CDU-SPD. Programm und Praxis seit 1945. Berlin，Köln，Mainz 1966，S. 209 ff.

62 Daniel Koerfer：Kampf ums Kanzleramt. Erhard und Adenauer. Stuttgart 1987.

63 Hans Maier：Die Deutschen und die Freiheit；a. a. O.，S. 19.

64 Hans-Christian Huf （Hg.）：Das Land der großen Mitte；a. a. O.，S. 67. Ferner Volker Hentschel：Ludwig Erhard. Ein Politikerleben. München/Landsberg 1996. Christoph Heusgen：Ludwig Erhards Lehre von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Ursprünge，Kerngehalt，Wandlungen. Stuttgart 1981. Volkhard Laitenberger：Ludwig Erhard. Der Nationalökonom als Politiker. Göttingen 1986.

65 A. J. Nicholls：Freedom with Responsibility.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in Germany 1918-1963. Oxford 1994.

66 Nikolaus Piper：Was würde Erhard heute tun？Die Zeit，24. 5.1996.

67 Ludwig Erhard：Wohlstand für alle. Düsseldorf 1990，S. 23.

68 Hans Georg Lehmann：Chron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49 bis heute. München 1989，S. 51.

69 Hermann Schreiber：Der gute Mensch vom Tegernsee. Der Spiegel，37/1965，S. 27 ff.

70 Der Spiegel，21. 7.1965，S. 18.

71 Johannes Gross：Erhards Regentschaft. Die zweite Kanzlerdemokratie. Der Monat，192/1964，S. 8. Ferner Rüdiger Altmann：Das Erbe Adenauers. Stuttgart 1960. Karl Hermann Flach：Erhards schwerer Weg. Stuttgart 1963.

72 Sigrid Mayer：Friedrich Dürrenmatt. Der Besuch der alten Dame. Grundlagen und Gedanken zum Verständnis des Dramas. Frankfurt am Main，Berlin，München 1983. Friedrich Dürrenmatt：Der Besuch der alten Dame. Komödien Ⅰ. Zürich 1957，S. 355 f.

73 Alexander u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Grundlagen kollektiven Verhaltens. München 1967，S. 24 ff.，19.

74 Gerd Gaiser：Schlußball. Aus den schönen Tagen der Stadt Neu-Spuhl. München 1958，S. 133.

75 Werner Helwig：Humor aus Verzweiflung. Martin Walsers »Ehen in Philippsburg«. Süddeutsche Zeitung，Jg. 1957.

76 Bernhard Schäfers：Sozialstruktur und Wandel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in Studienbuch zu ihrer Soziologie und Sozialgeschichte. Stuttgart 1981，S. 153.

77 Anton Kehl：Die Arbeitswelt.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a. a. O.，S. 162.

78 Heinrich Popitz/Hans Paul Bahrdt u. a.：Das Gesellschaftsbild des Arbeiters. Tübingen 1957.

79 Sibylle Meyer und Eva Schulze：Von Liebe sprach damals keiner. Familienalltag in der Nachkriegszeit. München 1985，S. 172. Ferner Gerhard Wurzbacher：Leitbilder gegenwärtigen deutschen Familienlebens （1951）. Stuttgart 1969. Angela Vogel：Familie.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n；a. a. O.，S. 107 ff.

80 Joachim Bodamer：Der Mann von heute. Seine Gestalt und Psychologie （1956）. Freiburg，Basel，Wien 1964.

81 Heinrich Böll：Haus ohne Hüter （1954）. München 1981.

82 Siegfried Lenz：Heinrich Bölls Personal. Die Zeit，15. 12. 1967. Ferner Günther Schloz：Der gute Mensch von Köln. Heinrich Böll：Poeta laureatus wider Willen. Deutsche Zeitung/Christ und Welt，27. 10. 1972.

83 Paul Moor （Hg.）：Das Selbstporträt von Jürgen Bartsch. Frankfurt am Main 1972.

84 Jürgen Neven-duMont und Karl Schütz：Kleinstadtmörder. Spur 1081. Hintergründe zum Fall Lebach. Hamburg 1971.

85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Hg.）：Ausländer. Informationen zur Politischen Bildung，Heft 201/1984，S. 3 ff.

86 Valentin Siebrecht：Die ausländischen Arbeit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er Hefte，Heft 8/1964，S. 557 f.

87 Elefanten Press （Hg.）：Che，Schah，Shit. Die Sechziger Jahre zwischen Cocktail und Molotow. Berlin 1984，S. 25.

88 Hans Paul Bahrdt：Marxistisches Denken in der deutschen Arbeiterschaft？Die Neue Gesellschaft，Nr. 6/1955. Heinz Kluth，Ulrich Lohmar，Rudolf Tartler：Arbeiterjugend gestern und heute. Heidelberg 1955.

89 Gerd Hardach：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der fünfziger Jahre. Restauration und Wirtschaftswunder. Dieter Bänsch （Hg.）：Die fünfziger Jahre. Beiträge zu Politik und Kultur. Tübingen 1985，S. 57 f.

90 Michael Ben：Die Gewerkschaften der 50er Jahre. Elefanten Press （Hg.）：Bikini. Die Fünfziger Jahre. Kalter Krieg und Capri-Sonne. Berlin 1981，S. 130.

91 Hans Willi Weinzen （Hg.）：Viktor Agartz. Partei，Gewerkschaft und Genossenschaft - Wirtschaftspolitische und andere Schriften von Viktor Agartz. Frankfurt am Main 1985.

92 Theo Pirker：Die blinde Macht. Die Gewerkschaftsbewegung in Westdeutschland. Teil 1：1945-1952. Vom »Ende des Kapitalismus« zur »Zähmung der Gewerkschaften«. München 1960.

93 Walter Dirks：Der lange Streik. Frankfurter Hefte，4/1957，S. 234 f.

94 Gerd Hardach：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der fünfziger Jahre；a. a. O. Werner Abelshauser：Die langen fünfziger Jahre.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9-1966. Düsseldorf 1987. Michael Wildt：Vom kleinen Wohlstand. Eine Konsumgeschichte der fünfziger Jahre. Frankfurt am Main 1994.

95 Günter Grass：Hundejahre. Neuwied-Berlin 1963，S. 513.

96 Max Kruk：Die hundert größten Unternehm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11.1959.

97 William Manchester：Krupp. Zwölf Generationen. München 1968.

98 Karl Unger：Neue Aufgaben für Flick，Krupp & Co. Ober die Kontinuität kapitalistischer Industriepolitik. Vorwärts，17. 8.1985.

99 Roger Gloor：Nachkriegswagen. Personenautos 1945-1960. Bern，Stuttgart 1985，S. 86 ff.

100 Dieter Franck：Die fünfziger Jahre. Als das Leben wieder anfing. München，Zürich 1981，S. 36.

101 Sabine Weißler：Fahnen des Neubeginns. Perlonstrümpfe. Elefanten Press （Hg）：Perlon-Zeit. Berlin 1985，S. 150.

102 Heinz Blüthmann：Der letzte Auftritt eines Alleinunterhalters. Die Zeit，16. 11. 1982.

103 Peter Amstutz/Roland Bunzenthal：Der Aufstieg begann mit dem »Linzer Stüberl«. Frankfurter Rundschau，31. 8.1982.

104 Kurt Pitzkoleit：Gott erhält die Mächtigen. Rückblick und Rundblick auf den deutschen Wohlstand. Düsseldorf 1963. Ders.：Wem gehört Deutschland？Eine Chronik von Besitz und Macht. München，Wien，Basel 1957. Ders.：Das gebändigte Chaos. Die deutschen Wirtschaftslandschaften. München，Wien，Basel 1965.

105 James Burnham：Das Regime der Manager. Stuttgart 1949.

106 Otto Graf：Die Krankheit der Verantwortlichen und der Gesundheitsschutz des geistigen Arbeiters. Universitas，10/1953，S. 1009 ff.

107 Ernest Zahn：Soziologie der Prosperität. Köln 1960.

108 Jürgen Eick：Jahrhundert des kleinen Manne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4. 11. 1959.

109 Kurt Blauhorn：Alles soll jetzt besser werden. Dieter Franck （Hg.）：Die fünfziger Jahre；a. a. O.，S. 56 f.

110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Das Plebiszit der Verbraucher （1960）. Einzelheiten I. Bewußtseins-Industrie. Frankfurt am Main 1964，S. 168 ff.

111 Sibylle Zehle：Josef Neckermann. Ein dressierter Mann. Die Zeit，4. 6.1982.

112 Ernest Dichter：Strategie im Reich der Wünsche. Düsseldorf 1961.

113 Werbung. Ein bißchen irre. Der Spiegel，Nr. 4/1966，S. 41.

114 Ingeborg Bachmann：Reklame. Karl Otto Conrady （Hg.）：Das große deutsche Gedichtbuch. Kronberg/Ts. 1977，S. 1002.

115 Hans Egon Holthusen：Die Schönheitskönigin. Süddeutsche Zeitung，Jg. 1955.

116 Sabine Weißler：Sexy Sixties. Elefanten Press （Hg.）：Che，Schah，Shit；a. a. O.，S. 96 ff.

117 Angela Delille/Andrea Grohn：Blick zurück aufs Glück. Frauenleben und Familienpolitik in den 50er Jahren. Berlin 1985，S. 67 f. Franz-Josef Wuermeling：Familie - Gabe und Aufgabe. Baden-Baden 1959.

118 Heimweh nach den falschen Fünfzigern. Der Spiegel，Nr. 14/1978，S. 99 f.

119 Hildegard Knef：Der geschenkte Gaul. Frankfurt am Main，Berlin 1981，S. 232.

120 Die gefallene Natur. Der Spiegel，Nr. 19/1966，S. 50 f. Ferner R. Dörner：Das Bild der Frau in der Illustrierten. Das Argument，Nr. 3/1962. E. Becker：Das Bild der Frau in der Illustrierten. Zeugnisse - Th. W. Adorno zum 60. Geburtstag. Frankfurt am Main 1963.

121 Helmut Schelsky：Soziologie der Sexualität. Hamburg 1955. Ferner Hans Btirger-Prinz/Hans Giese （Hg.）：Schriftenreihe zur Sexualforschung. Stuttgart 1952 ff. Hans Giese （Hg.）：Die Sexualität des Menschen. Handbuch der modernen Sexualforschung. Stuttgart 1955. Ludwig Marcuse：Obszön. Geschichte einer Entrüstung. München 1962. Karl Saller：Sexualität heute. München 1967.

122 Hans-Joachim Schoeps：Soll Homosexualität strafbar bleiben？Der Monat，171/1962，S. 19 ff. Peter Bratt：Ober einen zweifelhaften Strafrechtsparagraphen. Ein Streitgespräch. Merkur，Nr. 188/1963，S. 943 ff. Dieter Giese：Die Strafwürdigkeit der Erwachsenen-Homosexualität. Frankfurter Hefte，Heft 9/1967，S. 631.

123 Fritz Bauer：Sexualität，Sitte und ein neues Recht. Die Zeit，11. 2. 1966.

124 Peter Demetz：B. B. Geschichte einer Legend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3. 4. 1985.

125 Vladimir Nabokov：Lolita. Hamburg 1959.

126 Friedrich Sieburg：Nichts da，Leut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 10. 1959. Ferner ders.：Zur Literatur. Hg. von Fritz J. Raddatz. 1957-1963. Stuttgart 1981.

127 Oswalt Kolle：Dein Mann，das unbekannte Wesen. München 1967. Ders.：Deine Frau，das unbekannte Wesen. München 1967.

128 Helmut Thielicke：Sex. Ethik der Geschlechtlichkeit. Tübingen 1966. Der Sexus ist kein Sündenpfuhl. Spiegel-Gespräch mit Professor Dr. Dr. Helmut Thielicke über Moral und Kirche. Der Spiegel，Nr. 49/1985，S. 68 ff.，75.

129 Mädchen überholen die Jungen. Der Spiegel，Nr. 10/1985，S. 89.

130 Otto Brüggemann：Sexuelle Konflikte in Gymnasien. Heidelberg 1967. Ferner Thilo und Hartmut Castner：Sexualrevolution und Schule. Neuwied-Berlin 1970.

131 Sexualkunde-Atlas. Biologische Informationen zur Sexualität des Menschen. Opladen 1969.

132 Helene Rahms：Wer mag da noch lieben？Sexualkunde in der Klempner-Sprach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Jg. 1969. Sexualkunde - heute neu？Informationen der Fachgruppe Gymnasien der 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 im DGB，Nr. 1/1970.

133 Dieter Krusche：Reclams Filmführer. Stuttgart 1977，S. 309.

134 René König：Menschheit auf dem Laufsteg. Die Mode im Zivilisationsprozeß. München 1985. Marietta Riederer：Rückblick auf die Fünfziger Jahre. Süddeutsche Zeitung，19./20. Mai 1984. Mit Pepita voll im Trend. Der neue Kult um die 50er Jahre. Der Spiegel，Nr.14/1984，S. 230 ff.

135 »Stern« vom 6. 8.1954. Elefanten Press （Hg.）：Perlon-Zeit. Berlin 1985，S. 108.

136 Angela Delille/Andrea Grohn：Blick zurück aufs Glück；a. a. O.，S. 112 ff.

137 Karlheinz Graudenz/Erica Pappritz：Etikette neu （1956）. 11. völlig neu bearb. Auflage 1969. Ferner Horst-Volker Krumrey：Entwicklungsstrukturen von Verhaltensstandarden. Eine soziologische Prozeßanalyse auf der Grundlage deutscher Anstands- und Manierbücher von 1870 bis 1970. Frankfurt am Main 1984.

138 Angelika Mechtel：Wir sind arm，wir sind reich. Stuttgart 1977，S. 35 f.

139 Alice Schwarzer：Das andere Geschlecht. Die Zeit，13. 5. 1983. Simone de Beauvoir：Das andere Geschlecht （1949）. Reinbek bei Hamburg 1968.

140 Jean-Paul Sartre：Die Flieg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61，S. 70 f. Ferner Michael Th. Greven：Der Einzelne als historisches Subjekt？Kritische Theorie und Sartrescher Existentialismus. Dieter Bänsch （Hg.）：Die fünfziger Jahre. Beiträge zu Politik und Kultur. Tübingen 1985，S. 184 ff.

141 Albert Camus：Ziele der Kunst. Das Schönste，Heft 11/1960，S. 20. Zum Tod des Dichters Albert Camus：Eine Hoffnung ging verloren. Das Schönste，Heft 1/1960，S. 37 f.

142 Wystan Hugh Auden：Das Zeitalter der Angst. Ein dramatisches Gedicht. München 1958，S. 5.

143 Helmuth de Haas：Der Einzelne und die Nachtbar. Das geteilte Atelier. Essays. Düsseldorf 1955，S. 197 f.

144 Françoise Sagan：Bonjour tristesse （1954）. Berlin 1957，S. 9，15，152.

145 Elefanten Press （Hg.）：Perlon-Zeit；a. a. O.，S. 41.

146 Werner Bökenkamp：Ein Zwangsarbeiter der Elendmalerei. Das Leben des Ber-nard Buffe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5. 3.1958.

147 Ingrid Schmidt-Harzbach：Rock’n’Roll in Hanau. Elefanten Press （Hg.）：Perlon-Zeit. Berlin 1985，S. 37 ff.

148 Raymond Loewy：Häßlichkeit verkauft sich schlecht. Düsseldorf 1953. Ferner Odd Brochmann：Über Häßliches und Schönes. Berlin 1956. Christian Borngräber：»Stil novo«. Design in den 50er Jahren. Phantasie und Phantastik. Frankfurt am Main 1979. Andreas Schwarz：Design，Grafik Design，Werbung.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n；a. a. O.，S. 222 ff.

149 Waren und Wohnen. Elefanten Press （Hg.）：Bikini；a. a. O.，S. 196. Rainer Raestrup：Alles Plastik. Die schöne Welt der 50er Jahre. Wechselwirkung，Nr. 19/1983，S. 31. W. Glenz：Kunststoffe - ein Werkstoff macht Karriere. München，Wien 1985.

150 Gert Selle：Die Geschichte des Design in Deutschland von 1870 bis heute. Entwicklungen der industriellen Produktkultur. Köln 1978，S. 169.

151 Paul Maenz：Die 50er Jahre. Formen des Jahrzehnts. Stuttgart 1978，S. 134 ff.

152 Kurt Pawek：Das Leben nach 45. magnum，Nr. 24/1959.

153 Irene Zander：Im Märchenwald der modernen Form. Die Mailänder Triennale 1954. Süddeutsche Zeitung，Jg. 1954.

154 Dies.：Tendenzen eines Zeitstils：das Understatement. Beobachtungen auf der Mailänder Triennale 1957. Süddeutsche Zeitung，24./25. 10. 1957. Ferner Gerhard Schön：Mehr als ein Warenhaus. Mailand eröffnet die XI. Triennale. Stuttgarter Zeitung，10. 10. 1957. Giselher Wirsing：Platz an der Sonne für jedermann. Erkenntnisse und Gedanken auf der Triennale in Mailand. Christ und Welt，Nr. 39/1957.

155 Hans Wichmann：Gerät in der Wohnung. Die Wohnung. Bayerischer Werkbund，Heft 3. München 1962，S. 8.

156 Paul Maenz：Die 50er Jahre；a. a. O.，S. 174.

157 Andreas Schwarz：Design，Grafik Design，Werbung；a. a. O.，S. 228 ff.

158 Otl Aicher：innenseiten des kriegs. Frankfurt am Main 1985.

159 Andreas Schwarz：Design，Grafik Design，Werbung；a. a. O.，S. 232.

160 Glas verdrängt die Mauern. Das Schönste，Heft 3/1958，S. 29 ff.

161 Hannelies Taschau：Landfriede. Zürich，Köln 1978，S. 77 f.

162 Der Bungalow. Wohn- und Empfangsgebäude für den Bundeskanzler in Bonn. Pfullingen o. J.

163 Erich Kühn：Die blühende Stadt. Geborgenheit im umschließenden Raum und Nähe zur Natur. Christ und Welt，14. 3. 1957. Ferner Hans Paul Bahrdt：Humaner Städtebau. Hamburg 1968.

164 Anton Henze：Ronchamp. Le Corbusiers erster Kirchenbau. Recklinghausen 1956.

165 Richard Neutra：Wenn wir weiterleben wollen. Erfahrungen und Forderungen eines Architekten. Hamburg 1956.

166 Irene Zander：Nicht Form - sondern Rhythmus. Die Neue Zeitung，Jg. 1951.

167 Ders.：Das Gespenst der Wohnmaschinen. Süddeutsche Zeitung，13./14./15.8.1955.

168 Vittorio M. Lampugnani：Architektur und Stadtplanung.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4 Bde. Bd. 4：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9，S. 212 f. Ferner Alfred Simon （Hg.）：Bauen in Deutschland 1945-1962. Hamburg 1963. Wolfgang Pehnt：Neue deutsche Architektur. Stuttgart 1970. Alexander Mitscherlich：Thesen zur Stadt der Zukunft. Frankfurt am Main 1971. Jürgen Joedicke：Architektur im Umbruch. Geschichte，Entwicklung，Ausblick. Stuttgart 1980.

169 Eberhard Schulz：Der Niedergang der Städt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9. 10. 1977. Ders.：Zwischen Glashaus und Wohnfabrik. Bremen 1959. Ders.：Die Prediger mit dem Reißbrett. Stuttgart 1964.

170 Gerhard Zwerenz：Bericht aus dem Landesinneren. City Strecke Siedlung. Frankfurt am Main 1972，S. 10 f.

171 Camilla Blechen：Zwischen Bauhaus und Zuckerbäcker-Stil. Der Ost-Berliner Architekt Hermann Henselmann wird achtzi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 2. 1985. Hermann Henselmann：»Ich habe Vorschläge gemacht«. Hg. von Wolfgang Schäche. Berlin 1995.

172 Jörn Düwel：Frankfurt an der Oder. Grenzstadt nach Osten. Werner Durth u. a. （Hg.）：1945. Krieg - Zerstörung - Aufbau. Architektur und Stadtplanung 1940-1960. Schriftenreihe der Akademie der Künste. Bd. 23. Berlin 1995. S. 339，344，353.

173 Wolfgang Sachs：Die Liebe zum Automobil. Ein Rückblick in die Geschichte unserer Wünsche. Reinbek bei Hamburg 1984，S. 82. f. Ferner Hans Dollinger：Die totale Autogesellschaft. München 1972. Hermann Glaser：Das Automobil. Eine Kulturgeschichte in Bildern. München 1986.

174 Ulrich Kubisch/Volker Janssen：Borgward - Ein Blick zurück auf Wirtschaftswunder，Werkalltag und einen Automythos. Berlin 1984.

175 Ulrich Kubisch：Motor-Roller mobil. Vom zivilisierten Zweirad zum Fast-Automo-bil. Eine Geschichte der Massenmotorisierung. Berlin 1985.

176 Thomas Weymar：Ein Volk auf Achse. Wechselwirkung，Nr. 19/1983，S. 25.

177 Monika Sperr：Schlager. Das Große Schlager-Buch. Deutsche Schlager 1800-Heute. München 1978.

178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5 Bdn. Bd. 2. Hans-Peter Schwarz：Die Ära Adenauer. Gründerjahre der Republik. 1949-1957. Stuttgart，Wiesbaden 1981，S. 380 f. Ferner Kaspar Maase：Freizeit. In：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 Bd. 2：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214 ff. Stiftung Haus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g.）：Endlich Urlaub - Die Deutschen reisen. Köln 1996.

179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Vergebliche Brandung der Ferne. Eine Theorie des Tourismus. Merkur，Nr. 126/1958，S. 719 f.

180 Horst Krüger：Camping - ein Sommermärchen. Deutsche Augenblicke. Bilder aus meinem Vaterland. München 1969，S. 266 ff.

181 Stephan Krawczyk：Das irdische Kind. Berlin 1996，S. 37.

182 Erich Dombrowski：Ausflüge - Ausflüchte？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4. 8. 1957.

183 Carl Diem：Der Sport im heutigen Leben. Gefahren und Aufgaben. Universitas，Heft 5/1955，S. 487 ff.

184 Frank Thieß：Olympia als moralische Idee. Neue Literarische Welt，Jg. 1953.

185 Friedhelm Baukloh：Massensport Fußball. Frankfurter Hefte，Heft 11/1952，S. 859 ff.

186 Elefanten Press （Hg.）：Bikini. Die fünfziger Jahre；a. a. O.，S. 295.

187 Alfred Georg Frei：Finale Grande. Die Rückkehr des Fußballweltmeisters 1954. Berlin. 1994.

188 Heinz Maegerlein：Als der Sport ein Spaß war. Dieter Franck （Hg.）：Die fünfziger Jahre；a. a. O.，S. 170 ff.

189 Günter Gaus：Wo Deutschland liegt. Eine Ortsbestimmung. Hamburg 1983，S. 8，37 ff.，45.

190 Jens Daniel：Ein Lebewohl den Brüdern im Osten. Der Spiegel，Nr. 1/1952，S. 3 ff.

191 Erich Kuby：Das ist des Deutschen Vaterland. 70 Millionen in zwei Wartesälen （1957）；o. O. 1959，S. 194 f.，205. Friedrich Sieburg：Donnerkeil des Plauderer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7. 8. 1957.

192 Norbert Muhlen：Das Land der großen Mitte. Notizen aus dem Neon-Biedermeier. Der Monat，Nr. 63/1953，S. 237 ff.

193 Gerhard Zwerenz：Ärgernisse - Von der Maas bis an die Memel. Köln 1961. Günther Busch：Gesamtdeutsche Ärgernisse. Merkur，Nr. 165/1961，S. 1093 f.

194 Gerhard Zwerenz：Aus dem Tagebuch eines Geflohenen. Reflexion und Kritik. Der Monat，Nr. 135/1959，S. 45.

195 Peter-Jochen Winters：Er glaubte an das Gute und Humane im Kommunismu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4. 4. 1982. Hartmut Jäckel （Hg.）：Ein Marxist in der DDR - Für Robert Havemann. München 1980. Silvia Müller/Bernd Florath （Hg.）：Die Entlassung. Robert Havemann und di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65/66. Berlin 1996.

196 Eva Müthel：Für dich blüht kein Baum. Frankfurt am Main 1959.

197 Erika von Hornstein：Flüchtlingsgeschichten. 43 Berichte aus den frühen Jahren der DDR. （Neuauflage） Nördlingen 1985.

198 Walter Kempowski：Im Block. Ein Haftbericht. Reinbek bei Hamburg 1969.

199 Bertolt Brecht：Gesammelte Werke. Bd. 9：Gedichte 2. Frankfurt am Main 1967，S. 678.

200 Manfred Hagen：DDR - Juni’53. Die erste Volkserhebung im Stalinismus. Stuttgart 1992. Ilko-Sascha Kowalczuk/Armin Mitter/Stefan Wolle （Hg.）：Der Tag X - 17. Juni 1953. Die »innere Staatsgründung« der DDR als Ergebnis der Krise 1952/54. Berlin 1995.

201 Curtis Cate：Riß durch Berlin. Der 13. August 1961. Hamburg 1980. Jürgen Rühle/Gunter Holzweißig：13. August 1961. Ilse Spittmann （Hg.）：Die Mauer von Berlin. Köln 1981. Werner Müller：Die DDR und der Bau der Berliner Mauer im August 1961.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6. 8. 1986. Hans Georg Lehmann：Mit der Mauer leben？Die Einstellung zur Berliner Mauer im Wandel.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6. 8. 1986. Michael Lemke：Die ﻿Berlinkrise 1958 bis 1963. Interessen und Handlungsspielräume der SED im Ost-West-Konflikt. Berlin 1995.

202 »Hoffnung kann enttäuscht werden«. Ernst Bloch in Leipzig. Dokumentiert und kommentiert von Volker Caysa/Petra Caysa/K. D. Eichler/Elke Uhl. Frankfurt am Main 1992.

203 Winfried Stephan/Michael Krüger （Hg.）：Vaterland，Muttersprache. Deutsche Schriftsteller und ihr Staat seit 1945. Berlin 1979，S. 183 ff.

204 Friedrich Torberg：Soll man Brecht im Westen spielen？Monat，Nr. 161/1961，S. 59 f.

205 Kurt Fassmann：Bert Brecht. Drama im Zwielicht. Das Schönste，Heft 11/1959，S. 54 ff.

206 Das Schönste，Heft 9/1965，S. 20.

207 Uwe Johnson：Ingrid Babendererde. Reifeprüfung （1953）. Frankfurt am Main 1985.

208 Heinz Ludwig Arnold （Hg.）：Uwe Johnson. Text & Kritik，Nr. 65/66/1980，S. 22.

209 Uwe Johnson：Mutmaßungen über Jakob. Frankfurt am Main，Hamburg 1962，S. 178 f.

210 Kuno Raeber：Bei Uwe Johnson in Rom. Das Schönste，Heft 5/1962，S. 27 ff.

211 Gerhard Zwerenz：Das gespaltene Wort. Ein Pamphlet. Der Monat，Nr. 143/1960，S. 88.

212 Martin Ahrends：Allseitig gefestigt. Stichwörter zum Sprachgebrauch der DDR. München 1989.

213 Fritz J. Raddatz：Die gespaltene Sprache. Ein deutsch-deutscher Vergleich. Süddeutsche Zeitung，5./6. 4. 1975.

214 Hartmut von Hentig：Berliner Gespräche. Beobachtungen aus Anlaß einer Studienfahrt im März 1961. Merkur，Nr. 165/1961，S. 1063.

215 Bertolt Brecht：Gesammelte Werke. Bd. 5：Stücke 5. Frankfurt am Main 1967，S. 2203.

216 Ders.：Der Tui-Roman. Ebd.，Bd. 12：Prosa 2. Frankfurt am Main 1967，S. 611，626.

217 Klaus Völker：Bertolt Brecht.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1978，S. 405.

218 Gottfried Benn：Probleme der Lyrik. Gesammelte Werke in 8 Bdn. Hg. von Dieter Wellershoff. Bd. 8：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Wiesbaden 1968，S. 2031.

219 Elisabeth Endres：Die Literatur der Adenauerzeit. München 1980，S. 91.

220 Gottfried Benn：Rilke；a. a. O.，Bd. 7：Vermischte Schriften. Wiesbaden 1968，S. 1735.

221 H. G. Evers：Darmstädter Gespräch. Das Menschenbild unserer Zeit. Darmstadt 1950.

222 Eduard Beaucamp：Das programmierte Bewußtsein. Max Bense wird sechzi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Februar 1970. Max Bense：Ausgewählte Schriften in 4 Bdn. Hg. von Elisabeth Walther-Bense. Stuttgart 1997 f.

223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blindenschrift. Frankfurt am Main 1964，S. 58 f. Ders.：Verteidigung der wölfe. Frankfurt am Main 1957，S. 70.

224 Hermann Glaser：Der erfolgreiche Sisyphos. Neues Forum，Nr. 284/285/1977，S. 36 ff. Reinhold Grimm：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Materialien. Frankfurt am Main 1984. Joachim Schickei：Über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Frankfurt am Main 1970.

225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option auf ein grundstück. Verteidigung der wölfe. Frankfurt am Main 1957，S. 68.

226 Ders.：landes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1960. S. 7.

227 Ders.：Die Sprache des »Spiegel« （1957）. Einzelheiten I：Bewußtseins-Industrie. Frankfurt am Main 1964. Ferner ders.：Einzelheiten II：Poesie und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64. Ders.：Deutschland，Deutschland unter anderm. Äußerungen zur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67.

228 Ders.：Mausoleum. Siebenunddreißig Balladen aus der Geschichte des Fortschritts. Frankfurt am Main （1975）1994，S. 61.

229 Arnold Gehlen：Über die gegenwärtigen Kulturverhältnisse. Merkur，Nr. 100/1956，S. 530.

230 Ders.：Die Seele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 Hamburg 1957.

231 Ders.：Moral und Hypermoral. Wiesbaden 1986，S. 96.

232 Friedrich Sieburg：Die Lust am Untergang - Selbstgespräch auf Bundesebene. Hamburg 1954.

233 Heinrich Böll：Angst vor der Gruppe 47. Merkur，Nr. 209/1965，S. 776.

234 Gunther Groll：Die Gruppe，die keine Gruppe ist. Süddeutsche Zeitung，10. 4. 1948. Reinhard Lettau：Die Gruppe 47. Bericht. Kritik. Polemik. Ein Handbuch. Neuwied，Berlin 1967，S. 56 f.

235 Jürgen von Hollander：Wer und was ist die Gruppe 47？Die Neue Zeitung，16. 5. 1950.

236 Ilse Aichinger：Spiegelgeschichte （1954）. Wo ich wohne. Erzählungen，Dialoge，Gedi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63，S. 18.

237 Hans Georg Brenner：Ilse Aichinger - Preisträgerin der Gruppe 47. Die Literatur，1. 6. 1952. Reinhard Lettau：Die Gruppe 47；a. a. O.，S. 77.

238 Reinhard Lettau：Die Gruppe 47；a. a. O.，S. 89.

239 Hermann Glaser：Bölls Aufsätze. Kritiken，Reden - Schnappschußprosa mit Überblende. Hanno Beth （Hg.）：Heinrich Böll. Eine Einführung in das Gesamtwerk in Einzelinterpretationen. Kronberg/Ts. 1975，S. 103 ff.

240 Joachim Kaiser：Die Gruppe 47 und ich. Süddeutsche Zeitung，5. 11. 1958.

241 Günter Grass：Rückblick auf die Blechtrommel. Oder：Der Autor als fragwürdiger Zeuge. Süddeutsche Zeitung，12./13. 1. 1974. Ders.：Die Blechtrommel （1959）. Darmstadt-Neuwied 1984. Franz Josef Görtz：Die Blechtrommel. Attraktion und Ärgernis. Ein Kapitel deutscher Literaturkritik. Darmstadt-Neuwied 1984.

242 Hans Egon Holthusen：Die literarische Opposition. Süddeutsche Zeitung，26. 11. 1960.

243 Reinhard Lettau：Die Gruppe 47；a. a. O.，S. 504.

244 Ebd.，S. 222 f.

245 Peter Handke：Publikumsbeschimpfung und andere Sprechstücke. Frankfurt am Main 1966，S. 46 f. Ferner Rolf Günter Renner：Peter Handke. Stuttgart 1985.

246 Hans Werner Richter und die Gruppe 47. Frankfurt am Main，Berlin，Wien 1981，S. 106 ff. Ferner ders.：Briefe. Hg. von Sabine Cofalla. München 1997.

247 Harold Hurwitz：Die Pressepolitik der Alliierten. Harry Pross （Hg.）：Deutsche Presse seit 1945. Bern，München，Wien 1965，S. 55.

248 Dieter Schröder：Der Anspruch einer Zeitung. Beilage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anläßlich der Ausstellung »40 Jahre Zeitgeschichte - 40 Jahre SZ«. München，15. 11. 1985.

249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 11. 1949. Fern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Das politische Weltgeschehen auf der Titelseite der FAZ vom 1. 11. 1949 bis zum 17. 11. 1980. Mit einem Vorwort von Bruno Dechamps. 2 Bde. Frankfurt am Main，Stuttgart 1980.

250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Journalismus als Eiertanz. Beschreibung einer Allgemeinen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1962）. Einzelheiten I：Bewußtseins-Industrie. Frankfurt am Main 1964，S. 18 ff.

251 Klaus Heinrich Meyer：Zeit und Zeitung.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Der Monat，Nr. 252/1969，S. 104.

252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Die Sprache des »Spiegel«. （1957） Einzelheiten I；a. a. O.，S. 75，90 f. Ferner Paul Sacharnst：Der Spiegel - Entzaubert. Analyse eines deutschen Nachrichtenmagazins. Essen 1961. Dieter Just：Der Spiegel. Arbeitsweise，Inhalt，Wirkung. Hannover 1967. Hans Dieter Jaene：Der Spiegel. Ein deutsches Nachrichten-Magazin. Frankfurt am Main 1968. Franz-Hubert Tobling：Personendarstellung im »Spiegel«. Erläutert an Titel-Stories aus der Zeit der Großen Koalition. Tübingen 1983.

253 Theodor Eschenburg：Ein realistischer Träumer. Gerd Bucerius zum 75. Geburtstag. Die Zeit，15. 5. 1981. Marion Dönhoff wird 75 Jahre alt. Widersprüche aushalten，Spannungen leben. Die Zeit，30. 11. 1984.

254 Otto B. Roegele：Widerstehen zur rechten Zeit. Abschied von einem Journalisten，der die Gründerzeit verkörperte. Rheinischer Merkur，9. 12. 1983.

255 Christian Schütze/Peter Diehl-Thiele：Ein leidenschaftlicher Erklärer. Zum Tod von Klaus Mehnert. Süddeutsche Zeitung，6. 1. 1984. Christian Schütze：Mehr »Welt« als »Christ«. Zustandsbericht über eine Wochenzeitung. Der Monat，Nr. 244/1969，S. 95 ff.

256 Wilmont Haacke/Günter Pötter：Die politische Zeitschrift. Bd. II：1900-1980. Stuttgart 1982. Janet K. King：Literarische Zeitschriften. 1945-1970. Stuttgart 1974.

257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Dokument aus der Finsternis des »Wirtschaftswun-ders«：»Texte und Zeichen«. Die Zeit，2. 2. 1979. Hans Christian Kosler：Meisterschaft des anonymen Geistes. Zur Kabinetts-Ausstellung »Texte und Zeichen« in Marbach. Süddeutsche Zeitung，17./18. 1. 1981.

258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Verteidigung der wölfe. Frankfurt am Main 1957，S. 85.

259 Hans Jürgen Usko/Günter Schlichting：Kampf am Kiosk. Macht und Ohnmacht der deutschen Illustrierten. Hamburg 1961. Ferner Hans Albert Walter：Die Illustrierten - Schizophrenie als journalistisches Prinzip. I，II，III. Frankfurter Hefte，Heft 3/4/5/1965. Horst Holzer：Illustrierte und Gesellschaft. Zum politischen Gehalt von »Quick«，»Revue« und »Stern«. Freiburg i. Br. 1967. Otto Walter Haseloff：»Stern«. Strategie und Krise einer Publikumszeitschrift. Mainz 1977.

260 Christian Schütze：Satire verkauft sich gut. Der Monat，Nr. 246/1969，S. 105 ff.

261 Ingrid Langer/El Sayed：Frauenzeitschriften. Frankfurter Hefte，Heft 7/1966，S. 473 f. Ferner Anglika Delille/Andrea Grohn：Blick zurück aufs Glück；a. a. O.，S. 100 ff.

262 Eberhard Stammler：Traumwelt als Konsumware. Konkurrenzkampf unter der Diktatur des Publikumsgeschmacks. Christ und Welt，18. 12. 1964.

263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Der Triumph der Bild-Zeitung oder Die Katastophe der Pressefreiheit. Merkur，Nr. 420/1983，S. 653. Ekkehart Mittelberg：Wortschatz und Syntax der Bildzeitung. Marburg 1967.

264 Kurt Becker：Axel Caesar Springer. Vom Verleger zum politischen Missionar. Die Zeit，27. 9. 1985. Hans Dieter Müller：Der Springer-Konzern. Eine kritische Studie. München 1968.

265 Michael Koetzle （Hg.）：twen. Revision einer Legende. München，Berlin 1995.

266 Werner Ross：Mit der linken Hand geschrieben. Der deutsche Literaturbetrieb. Zürich 1984，S. 46.

267 Günter Eich：Träume （1950）. Träume. Vier Spiele. Berlin，Frankfurt am Main 1959，S. 189.

268 Heinz Schwitzke：Sprich，damit ich dich sehe. Sechs Hörspiele und ein Bericht über eine junge Kunstform. München 1960，S. 19.

269 Helma Sanders-Brahms：Frieden，Freiheit，gute Butter. Elefanten Press （Hg.）：Perlon-Zeit. Berlin 1985，S. 9.

270 Heinz Werner Hübner：Wandel durch Anordnung. Hörfunk und Fernsehen in vier Jahrzehnten. Die Zeit，2. 8.1985.

271 Rolf Steiniger：Rundfunkpolitik im ersten Kabinett Adenauer. Winfried B. Lerg/Rolf Steiniger （Hg.）：Rundfunk und Politik 1923-1973. Berlin 1975，S. 342.

272 Hans Bausch （Hg.）：Rundfunk in Deutschland. Bd. 3. München 1980，S. 477.

273 Alexander Mitscherlich：Auf dem Weg zur vaterlosen Gesellschaft. Ideen zur Sozialpsychologie. München 1963，S. 423.

274 W. E. Süskind：Literatur - Rundfunk - Fernsehen. Die Deutsche Akademie für Sprache und Dichtung tagt. Süddeutsche Zeitung，Jg. 1955.

275 Elefanten Press （Hg.）：Bikini；a. a. O.，S. 265 f.

276 Peter Grubbe：Freiheit，die ich meine. Der Monat，Nr. 199/1976，S. 88.

277 Jürgen Pelzer：Kritik durch Spott. Satirische Praxis und Wirkungsprobleme im westdeutschen Kabarett （1945-1974）. Frankfurt am Main 1985.

278 Der Berliner Kaputt-Kabarettist Wolfgang Neuss wird sechzig. Nürnberger Zeitung，2. 12. 1983. Wolfgang Neuss：Wir Kellerkinder. Serenade für Angsthasen. Frankfurt am Main 1983.

279 Wolfgang R. Langenbucher/Ralf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 （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a. a. O.，S. 298 f.

280 György Dalos：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entschuldigt mich. Das Ende des Ostblockwitzes. Frankfurter Rundschau，31. 12. 1993.

281 Victor Klemperer：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 Tagebücher 1933-1945. Hg. von Walter Nowojski unter Mitarbeit von Hadwig Klemperer. Berlin 1955.

282 Victor Klemperer：Der Intellektuelle in der Gesellschaft. Aufbau，Heft 7/1946，S. 686.

283 Jens Reich：Vettern im Verrat. Eine Abrechnung mit der DDR-Intelligenz. Frankfurter Rundschau，21. 3. 1992. Ders.：Abschied von den Lebenslügen. Die Intelligenz und die Macht. Berlin 1992，S. 173，51，174.

284 Wolfgang Engler：Jenseits des Machtprinzips. Die Zeit，9. 4. 1993. Ders.：Die ungewollte Moderne. Ost-West Passagen. Frankfurt am Main 1995.

285 Günter Wirth：Gegenkultur aus bildungsbürgerlichem Geis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 4.1995.

286 »Ich bin kein Held，das ist nicht mein Job.« Ein Gespräch mit Heiner Müller über die Rolle der Intellektuellen im SED-Staat. Süddeutsche Zeitung，14./15. 9.1991.

287 Sarah Kirsch：Rückenwind. Gedichte. Ebenhausen bei München 1977，S. 51.

288 Jens Reich：Abschied von den Lebenslügen；a. a. O.

289 Günther Rüther：Die deutsche Literatur - ein Bindeglied der geteilten Nation？Günther Rüther （Hg.）：Kulturbetrieb und Literatur in der DDR. Köln 1987，S. 11.

290 Manfred Jäger：Kultur und Politik in der DDR. 1945-1990. Köln 1994，S. 34.

291 Joachim-Rüdiger Groth：Partei，Staat und Literatur in der DDR - Grundlagen，Interpretationen und Hinweise für den Unterricht. Günther Rüther （Hg.）：Kulturbetrieb und Literatur in der DDR；a. a. O.，S. 59.

292 Manfred Jäger：Kultur und Politik in der DDR；a. a. O.，S. 71.

293 Joachim-Rüdiger Groth：Partei，Staat und Literatur in der DDR；a. a. O.，S. 64 f.

294 Walter Janka：Schwierigkeiten mit der Wahrheit. Reinbek bei Hamburg 1989，S. 105，91，128. Walter Janka：...bis zur Verhaftung. 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Verlegers. Berlin 1993. Ferner Elmar Faber/Carsten Wurm （Hg.）：Autoren-und Verlegerbriefe des Aufbau-Verlages 1945-1969. Berlin 1995.

295 Literatur und Kommunismus. Ein Gespräch zwischen François Bondy und Hans Mayer. Der Monat，Nr. 185/1964，S. 56.

296 Joachim-Rüdiger Groth：Partei，Staat und Literatur in der DDR；a. a. O.，S. 327.

297 Ebd.，S. 69 f.

298 Wolfgang Emmerich：Kl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DDR. Leipzig 1996，S. 200 ff.

299 Volker Bohn：Deutsche Literatur seit 1945. Texte und Bilder. Frankfurt am Main 1993，S. 207. Ferner Günter Kunert：Erwachsenenspiele. Erinnerungen. München 1997.

300 Hans-Joachim Maaz：Der Gefühlsstau. Ein Psychogramm der DDR. Berlin 1990，S. 15.

301 Jan Faktor：Von Irrtum umklammert. Die Sonderrolle kritischer DDR-Intellek-tueller im Ostbloc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6. 9.1993.

302 Theodor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 （1966）. Frankfurt am Main 1970，S. 241.

303 Rolf Wiggershaus：Die Frankfurter Schule. Geschichte. Theoretische Entwicklung. Politische Bedeutung. München，Wien 1986，S. 450，492.

304 Max Horkheimer：Notizen von 1950 bis 1969. Dämmerung - Notizen in Deutsch-land. Hg. von Werner Brede. Frankfurt am Main 1974. Ferner Helmut Gummi-or/Rudolf Ringguth：Max Horkheimer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73.

305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schwierige arbeit. In：blindenschrift. Frankfurt am Main 1964，S. 58 f.

306 Max Horkheimer/Theodor W.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1947，1969）. Frankfurt am Main 1971，S. 3 ff. Ferner 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in 18 Bdn. Hg. von Alfred Schmidt und Gunzelin Schmid Noerr. Frankfurt am Main 1985 ff. Günter Rohrmoser：Das Elend der kritischen Theorie. Theodor W. Adorno. Herbert Marcuse. Jürgen Habermas. Freiburg im Breisgau 1970. Alfred Schmidt：Zur Ide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Elemente der Philosophie Max Horkheimers. München 1974. Gerhard R. Knapp：Theodor W. Adorno. Berlin 1980.

307 Max Horkheimer/Theodor W.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a. a. O.，S. 35.

308 Georg Picht：Atonale Philosophie. Theodor W. Adorno zum Gedächtnis. Merkur，Nr. 258/1969，S. 892.

309 Rolf Wiggershaus：Die Frankfurter Schule；a. a. O.，S. 667 f.

310 Karl R. Popper：Ein Plädoyer für die intellektuelle Redlichkeit. Claus Grossner：Verfall der Philosophie. Hamburg 1971，S. 287.

311 Theodor W. Adorno：Was ist deutsch？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4.1966.

312 Alfred Schmidt：Übergang zur verwalteten Welt.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7）. Günther Rühle：Bücher，die das Jahrhundert bewegten. München，Zürich 1978，S. 150.

313 Friedrich P. Kahlenberg：Film.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n. Bd. 3：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367.

314 Heinz Ungureit：Film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Filmkritik，Heft 1/1964，S. 13.

315 Paul Heimann：Das deutsche Filmwesen der Gegenwart. Universitas，Heft 4/1959. Martin Osterland：Gesellschaftsbilder in Filmen.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s Filmangebots der Jahre 1949 bis 1964. Stuttgart 1970.

316 Monika Sperr （Hg.）：Schlager. Das Große Schlager-Buch；a. a. O.；Siegfried Schmidt-Joos：Geschäfte mit Schlagern. Bremen 1960.

317 Paul Sethe/Ferdinand Fried/Haris Schwab-Felisch：Das Fundament unserer Zukunft. Bilanz der Ära Adenauer：politisch - wirtschaftlich - kulturell. Düsseldorf，Wien 1964，S. 219 ff.

318 Zehn Jahre deutscher Nachkriegsfilm. Das Schönste，Heft 5/1956，S. 47 ff.

319 Nicola Chiaromonte：Bild und Wort. Anmerkungen zum intellektuellen Film. Merkur，Heft 11/1963，S. 1036 ff. Rolf Dörrlamm：Junger Film - alte Filmhilfe. Der Monat，Nr. 226/1967，S. 49 ff.

320 Peter W. Jansen：Anatomie einer Provokation. Der Modellfall Oberhausen. Merkur，Nr. 243/1968，S. 671.

321 Alexander Kluge：Lebensläufe. Anwesenheitsliste für eine Beerdigung （1962）. Frankfurt am Main 1974.

322 Dieter Krusche：Reclams Filmführer. Stuttgart 1977，S. 193 f.，217.

323 Urs Jenny：Nach einem Jahr. Der junge deutsche Film. Merkur，Nr. 230/1967，S. 475，478.

324 Peter W. Jansen：Ein Jahr Kinorebellion. Merkur，Nr. 248/1968，S. 1135 ff.

325 Zuschauer，Intendanten，Subventionen. Der Monat，Nr. 80/1955，S. 180，169.

326 Joachim Kaiser：Schauspiel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er Hefte，Heft 5/1952，S. 333 ff.

327 Henning Rischbieter：Theater.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 Bd. 3：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89.

328 Theodor W. Adorno：Theater - Oper - Bürgertum. Der Monat，Nr. 84/1955，S. 532 ff.

329 Hans-Klaus Jungheinrich：Mehr als die Demontage eines Denkmals. Enthüllendes über die Karriere Herbert von Karajans. Frankfurter Rundschau，Jg. 1983. Robert C. Bachmann：Karajan - Anmerkungen zu seiner Karriere. Düsseldorf 1983.

330 Walter Panofsky：Ein »Commonwealth« der Opernhäuser？Bericht über ein Gespräch mit Herbert von Karajan. Das Schönste，Heft 3/1962，S. 15.

331 Bayreuth：Die Götter dämmern. Der Spiegel，Nr. 10/1976，S. 150.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 Stuttgart 1976，S. 154 f.

332 Hartmut Zelinsky：Das erschreckende »Erwachen«，und wie man Wagner von Hitler befreit.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Heft 9/1983，S. 9.

333 Horst Koegler：Manager der Musik. Eine Reise durch das deutsche Konzertleben. Der Monat，Nr. 104/1957，S. 56. Beethoven，Mozart，Brahms beherrschen Europas Konzertsäle. Das Schönste，Heft 9/1958，S. 16 f.

334 Vision eines Lebens - vertont. Die Deutsche Oper am Rhein brachte die Neufassung der Oper »Karl V.« von Krenek. Das Schönste，Heft 5/1958，S. 19.

335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 Stuttgart 1976，S. 144 f. Ferner Joseph Müller-Blattau：Der Weg der zeitgenössischen Oper - von Strawinsky bis Henze. Universitas，Heft 10/1964，S. 1044 f.

336 Wulf Kunold：Bernd Alois Zimmermann：Deutscher Musikrat. Zeitgenössische Mus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eft 3 （1950-1960） zur Schallplatten-dokumentation. Bonn 1982，S. 11 f.

337 Ulrich Dibelius：Musik；a. a. O.，S. 116.

338 Hans Oesch：Einführung in die elektronische Musik. Universitas，Heft 2/1956，S. 170.

339 Karl H. Wörner：Der Komponist Karlheinz Stockhausen und sein Werk für moderne Musik. Universitas，Heft 7/1969，S. 726.

340 Ulrich Dibelius：Musik.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a. a. O.，S. 125.

341 Martin Warnke：Von der Gegenständlichkeit und der Ausbreitung der Abstrakten. Dieter Bänsch （Hg.）：Die fünfziger Jahre. Beiträge zu Politik und Kultur. Tübingen 1985，S. 425 ff.

342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a. a. O.，S. 28 f.

343 Ebd.，S. 21 f.

344 Ebd.，S. 106.

345 Doris Schmidt：Bildende Kunst. Wolfgang Benz （Hg.）：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a. a. O.，S. 195.

346 Martin G. Buttig：Das große Treffen der Abstrakten. Der Monat，Nr. 131/1959，S. 78 f. Ferner documenta. 15. Juli bis 18. September 1955. Reprint der Katalogausgabe. München o. J.

347 Paul Sethe/Ferdinand Fried/Hans Schwab-Felisch：Das Fundament unserer Zukunft；a. a. O.，S. 226.

348 Nationalgalerie/Staatliche Museen/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Hg.）：1945-1985. Kuns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usstellungskatalog. Berlin 1985，S. 686.

349 Hat sich die Avant-Garde ergeben？400 Studenten wurden nach ihren Lieblingsautoren befragt und jeder fünfte entschied sich für Thomas Mann. Das Schönste，Heft 6/1959，S. 8.

350 Karl Otto Conrady：Das große deutsch Gedichtbuch. Kronberg/Ts. 1977，S. 948.

351 Hermann Burger：Paul Celans Bilder wissen mehr. Seine »Gesammelten Werke« in 5 Bd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0.12.1983.

352 Wolfgang Ignée：Nihilismus als Luxusartikel. Emil Staigers Rede über »Literatur und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Folgen. Christ und Welt，13. 1. 1967. Ferner Christoph Siegrist：Nationalliterarische Aspekte bei Schweizer Autoren. Rolf Grimminger （Hg.）：Hansers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Bd. 10：Literatu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is 1967. Hg. von Ludwig Fischer. München 1986，S. 670 f. William S. Schlamm：Vom Elend der Literatur. Pornographie und Gesinnung. Stuttgart 1966.

353 Karlheinz Deschner：Kitsch，Konvention und Kunst. Eine literarische Streitschrift. München 1957.

354 Alfred Oberlack：Schulbücher unter dem Dreschflegel. Bad Godesberg 1965.

355 Jürgen Habermas：Wozu noch Philosophie？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 Frankfurt am Main 1981，S. 15 ff.

356 Hermann Glaser：Martin Heidegger und die Politik. Ein Dossier. Bundesrepublikanisches Lesebuch. München 1978，S. 120 ff.

357 Karl Jaspers：Notizen zu Martin Heidegger. Hg. von Hans Saner. München，Zürich 1978，S. 75，77.

358 Rolf Hochhuth：Karl Jaspers oder Die Lebensfreundlichkeit. Eine Erinnerung，die an der Zeit is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 2.1974.

359 Hermann Rudolph：Das Buch als Gewittervogel. Wiedergelesen：Karl Jaspers’ »Wohin treibt die Bundesrepublik？« （1966）.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9.1977.

360 Hans Fischer-Barnicol：Der Glaube als Befreiung. Rudolf Bultmann zum achtzigsten Geburtstag. Christ und Welt，21. 8.1964.

361 Friedrich Gogarten：Verhängnis und Hoffnung der Neuzeit. Stuttgart 1953. Ders.：Der Mensch zwischen Gott und Welt. Heidelberg 1952. Ders.：Jesus Christus，Wende der Welt. Grundfragen der Christologie. Tübingen 1966.

362 Paul Tillich：Gesammelte Werke. Stuttgart 1964.

363 Dorothee Sölle：Das Gespräch zwischen Christen und Marxisten. Merkur，Nr. 238/1968，S. 140. Dies.：Atheistisch am Gott glauben. Beiträge zur Theologie. Olten，Freiburg 1968. Dies.：Phantasie und Gehorsam. Überlegungen zu einer künftigen christlichen Ethik. Stuttgart 1968.

364 Carl Amery：Die Kapitulation oder Katholizismus heute. Reinbek bei Hamburg 1963，S. 23，32，27，10. Ferner ders.：Fragen an Welt und Kirche. 12 Essays. Reinbek bei Hamburg 1967.

365 Franz Sonnenberger：Die Rekonfessionalisierung der bayerischen Volksschule 1945-1950. Zeitschrift für Bayerische Landesgeschichte，Jg. 1982.

366 Christian Geissler：Anfrage. Hamburg 1960. Dieter Lattmann：Die Antwort auf die »Anfrage«. Das Schönste，Heft 10/1960，S. 8.

367 Günter Hollenstein：Die Katholische Kirche.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n. Bd. 2：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245 f.

368 Rolf Hochhuth：Der Stellvertreter. Reinbek bei Hamburg 1963. Bernd Balzer：Rolf Hochhuth. Der Stellvertreter. Grundlagen und Gedanken zum Verständnis des Dramas. Frankfurt am Main，Berlin，München 1986，S. 15，47 f.，50 f.

369 Theodor Pfizer：Erklärung des Ausschusses zum Abschluß seiner Tätigkeit.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8.9.1965.

370 Georg Picht：Die deutsche Bildungskatastrophe. Analyse und Dokumentation. Olten，Freiburg i. Br. 1964.

371 Ders.：Die deutsche Bildungskatastrophe. Dunkel über der pädagogischen Provinz. Christ und Welt. Sonderdruck. Juni 1965，S. 1.

372 Jürgen Habermas：Vom sozialen Wandel akademischer Bildung. Merkur，Nr. 183/1963，S. 413 ff.

373 Helmuth Dolff （Hg.）：25 Jahre Deutscher Volkshochschulverband. Braunschweig 1978.

374 Horst Krüger：Das zerbrochene Haus. 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66，S. 260.

375 Rudolf Wassermann：Justiz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Zur Aufarbeitung der NS-Vergangenheit durch die Justiz. Neuwied - Darmstadt o. J. Martin Hirsch/Diemut Majer/Jürgen Meinck （Hg.）：Recht，Verwaltung und Justiz im Nationalsozialismus. Ausgewählte Schriften，Gesetze und Gerichtsentscheidungen von 1933-1945. Köln 1985.

376 Wulf Reimer：NS-Verbrechen：Bilanz nach 26jähriger Ermittlung. Süddeutsche Zeitung，1.3.1984. Adalbert Rückerl （Hg.）：NS-Prozesse. Nach 25 Jahren Strafverfolgung：Möglichkeiten - Grenzen - Ergebnisse. Karlsruhe 1972. Ferner Jörg Friedrich：Die kalte Amnestie. NS-Tät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84.

377 Hans Gresmann：Das Münchener Spektakel um die »Deutschland-Stiftung e. V.«und ihr»Konrad-Adenauer-Preis«. Die Zeit，10. 3.1967.

378 Peter Weiss：Die Ermittlung. Oratorium im 11 Gesängen （1965）. Reinbek bei Hamburg 1969，S. 185 f.

379 Jean Améry：Jenseits von Schuld und Sühne. Bewältigungsversuche eines Überwältigten. München 1966，S. 127.

380 Ralph Giordano：Die zweite Schuld oder Von der Last Deutscher zu sein. Hamburg 1987，S. 11 f.

381 Zygmunt Bauman：Dialektik der Ordnung. Die Moderne und der Holocaust. Hamburg 1992，S. 20.

382 Detlev Claussen：Nach Auschwitz. Ein Essay über die Aktualität Adornos. Dan Diner （Hg.）：Zivilisationsbruch. Denken nach Auschwitz. Frankfurt am Main 1988，S. 57.

第三部分 变革的时代

1 Hans-Peter Schwarz：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politisches Selbstverständnis.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B. 36/1982，S. 3 ff.

2 Hans Maier：Die Deutschen und die Freiheit. Perspektiven der Nachkriegszeit. Stuttgart 1985，S. 19.

3 Axel Schildt：Moderne Zeiten. Freizeit，Massenmedien und »Zeitgeis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r 50er Jahre. Hamburg 1995，S. 20，416 ff. Ferner Kaspar Maase：Bravo Amerika. Erkundungen zur Jugendkultur der Bundesrepublik in den fünfziger Jahren. Hamburg 1993. Bernd Polster （Hg.）：West Wind. Die Ameri-kanisierung Europas. Köln 1995. Alf Lüdtke/Inge Marßolek/Adelheid von Sal-dern （Hg.）：Amerikanisierung. Traum und Alptraum im Deutschland des 20. Jahrhunderts. Stuttgart 1996. Hellmuth Karasek. »Go West！« Eine Biographie der fünfziger Jahre. Hamburg 1996.

4 Karl Markus Michel：Rückkehr zur Fassade. Kursbuch，Nr. 89/1987，S. 127.

5 Peter Merseburger：Grenzgänger. Innenansichten der anderen deutschen Republik. München 1988，S. 87 f.

6 Ebd.，S. 84.

7 Egon Bahr：Zu meiner Zeit. München 1996. Ferner Heinrich Potthoff：Bonn und Ost-Berlin 1969-1982. Dialog auf höchster Ebene und vertrauliche Kanäle.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e. Bonn 1997.

8 Hans Georg Lehmann：Chron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49 bis heute. München 1989，S. 107 f.

9 Peter Bender：Sind wir unschuldig an dem Monstrum？Schandmauer oder Schutzwall - auf jeden Fall das Ergebnis verfehlter Politik hüben wie drüben. Die Zeit，8. 8. 1986.

10 Johannes Wendt：Zwischen Selbstprüfung und witzigen Anekdoten. Die SDS-Ve-teranen besinnen sich auf ihre Geschichte. Frankfurter Rundschau，4. 7. 1985. Ferner Peter Mosler （Hg.）：Was wir wollten，was wir wurden. Zeugnisse der Studentenrevolte. Reinbek 1988. Rainer Bieling：Die Tränen der Revolution. Die 68er zwanzig Jahre danach. Berlin 1988. Oskar Negt：Achtundsechzig. Politische Intellektuelle und die Macht. Göttingen 1995.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Der Papier-Truthahn. Gedichte 1955-1970. Frankfurt am Main 1971，S. 153.

11 Peter Schneider：Lenz. Eine Erzählung. Berlin 1982 （1973），S. 37 ff.

12 Herbert Marcuse：O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I. Frankfurt am Main 1965.

13 R. D. Brinkmann/R. R. Rygulla （Hg.）：ACID. Neue amerikanische Szene. Darmstadt 1969，S.11.

14 Hermann Glaser （Hg.）：Jugend-Stil. Stil der Jugend. Thesen und Aspekte. München 1971. Uwe Schmitt：Die Blumenkinder sind lange verblüht. Woodstock - die Suche nach einer Legend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 5.1986.

15 Robert Jungk：Die Zukunft hat schon begonnen. Stuttgart （1952） o. J.

16 Emil-Peter Müller：Antiamerikanismus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Care-Paket und Cruise Missile. Köln 1986. Dan Diner：»Verkehrte Welten«. Antiamerikanismus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3.

17 Spiegel-Spezial：Die wilden 68er. Die Spiegel-Serie über die Studentenrevolution. Hamburg 1988，S. 29 f.

18 Dieter Baacke：Untergrund. Einblick und Ausblick. Merkur，Heft 6/1970，S. 526 ff.

19 Bernward Vesper：Die Reise. Frankfurt am Main 1977，S. 10.

20 Genia Schulz：Brandblasen der Seele. Zur frühen Prosa und späten Lyrik Rolf Dieter Brinkmanns. Merkur，Heft 11/1985，S. 1015 ff. Rolf Dieter Brinkmann：Erkundungen für die Präzisierung des Gefühls für einen Aufstand：Träume. Aufstände/Gewalt/Morde. Reinbek bei Hamburg 1987. Ferner Gert Ueding：Schrille Stimme. Rolf Dieter Brinkmanns Erzählung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9. 6. 1985. Frank Schirrmacher：Blick in ein Gehirnalbum. Nachgelassene Tagebücher Rolf Dieter Brinkmann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5. 7. 1987.

21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5 Bdn. Bd. 4：Klaus Hildebrand：Von Erhard zur großen Koalition. Geschichte und politisches Klima einer Republik 1963-1969. München 1984，S. 260 f.

22 Hermann Korte：Eine Gesellschaft im Aufbruch.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den sechziger Jahren. Frankfurt am Main 1987，S. 41.

23 Hildegard Weiss：Die Ideologieentwicklung in der deutschen Studentenbewegung. München 1985. Willy Albrecht：Der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SDS）. Vom parteikonformen Studentenverband zum Repräsentanten der Neuen Linken. Bonn 1994.

24 Michael Schneider：Demokratie in Gefahr. Der Konflikt um die Notstandsgesetze：Sozialdemokratie，Gewerkschaften und intellektueller Protest （1958-1968）. Bonn 1986.

25 Reinhold Oberlercher：Zweitausend Studenten als harter Kern wollten 1968 das System aushebeln.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8. 4.1988.

26 Hartmut von Hentig：Die große Beschwichtigung. Zum Aufstand der Studenten und Schüler. Merkur，Heft 5/1968，S. 385 ff.

27 Wilfried Röhrich：Geschichte und politisches Klima einer Republik. München 1988，S. 83 f. Ferner Jürgen Habermas：Protestbewegung und Hochschulreform. Frankfurt am Main 1969.

28 Herbert Marcuse：Triebstruktur und Gesellschaft. Ein philosophischer Beitrag zu Sigmund Freud. Frankfurt am Main 1965，S. 186.

29 Theodor W. Adorno：Die gegängelte Musik. Der Monat，Heft 56/1953，S. 182.

30 Peter Weiss：Hölderlin. Stück in zwei Akten. Frankfurt am Main 1971，S. 70，191.

31 Hans Schwerte：Herakles und der Kentaur. Anmerkungen zu Peter Weiss. Hans Höller （Hg.）：Hinter jedem Wort die Gefahr des Verstummens. Sprachproblematik und literarische Tradition in der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von Peter Weiss. Stuttgarter Arbeiten zur Germanistik，Nr. 201. Stuttgart 1988，S. 2.

32 Hartmut von Hentig：Die große Beschwichtigung. Das Nürnberger Gespräch 1968：Opposition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eiburg im Breisgau 1968，S. 167 f.

33 Spiegel-Spezial：Die wilden 68er；a. a. O.，S. 50.

34 Christian Enzensberger：Versuch über den Schmutz. München 1968.

35 Reimut Reiche：Sexualität und Klassenkampf. Zur Abwehr repressiver Entsubli-m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68.

36 Keine Angst vor dem Elfenbeinturm. Spiegel-Gespräch mit Theodor W. Adorno. Der Spiegel，Nr. 19/1969，S. 204.

37 Max Horkheimer：Notizen 1950 bis 1969 und Dämmerung. Notizen in Deutschland. Hg. von Werner Brede. Frankfurt am Main 1974，S. 210. Ferner Alfred Schmidt （Hg.）：Max Horkheimer heute：Werk und Wirk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38 Theodor W. Adorno：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Zur deutschen 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1964.

39 Jean Améry：Jargon der Dialektik. Merkur，Heft 11/1967，S. 1058.

40 Gretchen Dutschke：Rudi Dutschke. Ein deutscher Revolutionär. Köln 1996.

41 Harald Wieser：Rudi，ein deutsches Märchen. Der Spiegel，Nr. 16/1988，S. 101.

42 Karl Heinz Bohrer：Die Kinder Hitlers？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6. 9.1977. Jillian Becker：Hitlers Kinder？Der Baader-Meinhof-Terror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78.

43 Dieter E. Zimmer：Der lange Marsch durch die eigenen Wesenheiten. Die Zeit，17. 6.1977.

44 Gerhard Mauz：Ein Phänomen der Verzweiflung. Der Spiegel，Nr. 33/1977.

45 Karl-Heinz Janßen：Die schrecklichen entlaufenen Wohlstandskinder. Die Zeit，9. 9.1977.

46 W. Guthermut：Warum Frauen jetzt die Terrorszene beherrschen. Abendzeitung，5. 8.1977.

47 Heinrich Böll：Will Ulrike Meinhof Gnade oder freies Geleit？Gabriele Dietz u. a. （Hg.）：Klamm，Heimlich & Freunde. Die Siebziger Jahre. Berlin 1987，S. 119.

48 Ulrike Marie Meinhof：Deutschland Deutschland unter anderm. Aufsätze und Polemiken. Berlin 1995.

49 Stefan Aust：Der Baader-Meinhof-Komplex. Hamburg 1985，S. 592. Ferner Dorothea Hauser：Baader und Herold. Beschreibung eines Kampfes. Berlin 1997.

50 Ralf Schnell：Die Literatur der Bundesrepublik. Autoren，Geschichte，Literaturbetrieb. Stuttgart 1986，S. 343.

51 Ebd.，S. 33f.

52 Karl Marx：Das Kapital. Dritter Band. In：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 Bd. 23. Berlin-Ost 1970，S. 828.

53 Ders.：Auswahl und Einleitung von Franz Borkenau，Frankfurt am Main，Hamburg 1956，S. 56f.

54 Irene Lusk：Che lebt. Eckhard Siepmann：Heiß und kalt. Die Jahre 1945-69. Berlin 1986，S. 575.

55 Frantz Fanon：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 Frankfurt am Main 1966. Ferner ders.：Aspekte der Algerischen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69. Ders.：Schwarze Haut，weiße Masken. Frankfurt am Main 1980. Renate Zahar：Kolonialismus und Entfremdung.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Frantz Fanons. Frankfurt am Main 1969. David Daute：Frantz Fanon. München 1970. Detlev Claussen：List der Gewalt. Soziale Revolutionen und ihre Theorien. Frankfurt am Main 1982.

56 Worte des Vorsitzenden Mao Tse-tung. Peking 1967，S. 341 f.

57 Eckhard Siepmann：Heiß und kalt；a. a. O.，S. 516.

58 Ebd.，S. 628.

59 Jürgen Habermas：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von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Neuwied 1962.

60 Wolfgang Fritz Haug：Zur 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Kursbuch，Nr. 20/1970，S. 140. Ders.：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Frankfurt am Main 1971. Ferner Roland Barthes：Mythen des Alltags. Frankfurt am Main 1964.

61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 40 Jahre Nähe und Ferne. Köln 1985，S. 159 ff. Ferner Doris Schmidt：Bildende Kunst.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n. Bd. 3：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198 f.

62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a. a. O.，S. 114 f. Ferner Werner Haftmann：Malerei im 20. Jahrhundert. Ein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München 1979. Karl Ruhrberg：Die Gleichzeitigkeit des Gegensätzlichen. Hilmar Hoffmann/Heinrich Klotz：Die Sechziger. Die Kultur unseres Jahrhunderts. Düsseldorf/Wien/New York 1987.

63 Werner Hofmann u. a. （Hg.）：Kunst in Deutschland 1898-1973. Hamburg 1973. Blatt 1963.

64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a. a. O.，S. 130.

65 Ebd.，S. 137 f.

66 Karl Ruhrberg：Die Gleichzeitigkeit des Gegensätzlichen；a. a. O.，S. 178.

67 Gabriel Laub：Siebzig Stunden Filmstrapazen. Die 15. Westdeutschen Kurzfilmtage in Oberhausen. Die Zeit，Nr. 14/1969.

68 Hilmar Hoffmann：Papas Kino stirbt. Hilmar Hoffmann/Heinrich Klotz：Die Sechziger. Die Kultur unseres Jahrhunderts. Düsseldorf/Wien/New York 1987，S. 189 f.，201.

69 Dieter Krusche：Reclams Filmführer；a. a. O.，S. 645.

70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Die Anarchie der Phantasie. Gespräche und Interviews. Hg. von Michael Töteber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Ders. Die Kinofilme 1. und 2. Hg. von Michael Töteberg. München 1987.

71 Dieter Krusche：Reclams Filmführer；a. a. O.，S. 627.

72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Die Anarchie der Phantasie；a. a. O.，S. 9 f.

73 Georg Hensel：Spielplan. Schauspielführer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Berlin 1986，S. 1524.

74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Österreich，Schweiz. Stuttgart 1976，S. 255 f.

75 Michael Buselmeier：Festspiele für integrierte Arbeiter. Recklinghausen，eine Fiktion in ihrem 23. Jahr. Die Zeit，23. 5.1969.

76 Jerzy Grotowski：Nacktheit auf dem Theater - sittlich oder obszön？Theater heute，Heft 8/1971，S. 1 ff. Ders.：Für ein armes Theater. Zürich 1986.

77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257.

78 Erich Wendt über die Vierte Experimenta. Pfingsten，Fest der Rezipienten. Theater heute，Heft 7/1971，S. 32 f.

79 Günther Rühle：Theater in unser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76，S. 189 f.

80 Horst-Eberhard Richter：Die Chance des Gewissens. Erinnerungen und Assoziationen. Hamburg 1986，S. 194.

81 Hermann Vinke：Gustav Heinemann. Bornheim 1986. Rudolf Morsey：Heinrich Lübke.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München，Wien，Zürich 1997.

82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5 Bdn. Bd. 5/I. Wolfgang Jäger：Die Innenpolitik der sozialliberalen Koalition 1969-1974. Stuttgart，Mannheim 1986，S. 24 f.

83 Günter Grass über Willy Brandt. »Draußen - Schriften während der Emigration«. Der Spiegel，Jhg. 1966.

84 Gabriele Dietz u. a. （Hg.）：Klamm，Heimlich & Freunde；a. a. O.，S. 18.

85 Wolfgang Jäger：Die Innenpolitik der sozialliberalen Koalition 1969-1974；a. a. O.，S. 154.

86 Arnulf Baring：Ein Politiker auf der Suche nach seiner Heimat. Kritische Anmerkungen zu drei Biographien über Willy Brandt. Die Zeit，5.3.1976. Ferner Carola Stern （in Zusammenarbeit mit Manfred Görtemaker）：Willy Brandt. Reinbek bei Hamburg 1976.

87 Arnulf Baring：Machtwechsel. Die Ära Brandt-Scheel. Stuttgart 1982.

88 Wolfgang Jäger：Die Innenpolitik der sozialliberalen Koalition 1969-1974；a. a. O.，S. 160.

89 Reiner Kunze：Die wunderbaren Jahre. Lyrik. Prosa. Dokumente. Hg. von Karl Corino. Frankfurt am Main，Wien，Zürich 1978，S. 24，26，86.

90 Hans-Joachim Maaz：Der Gefühlsstau；a. a. O.，S. 20.

91 Dorothee Wierling：Die Jugend als innerer Feind. Konflikte in der Erziehungsdiktatur der sechziger Jahre. Hartmut Kaelble/Jürgen Kocka/Hartmut Zwahr （Hg.）：Sozialgeschichte der DDR. Stuttgart 1994，S. 404 ff.

92 Wilma Grossmann：Kindererziehung in der DDR. »Die ewigen Jasager beunruhigen mich！«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Nr. 12/1991，S. 6 ff.

93 Dorothee Wierling：Die Jugend als innerer Feind；a. a. O.，S. 408 f. Ferner Wolf Oschlies：»Lieber rückwärts aus dem Intershop als vorwärts zum nächsten Parteitag！« Bemerkungen zum DDR-Jugendjargo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4. 10. 1986.

94 Wolf Oschlies：»Lieber rückwärts aus dem Intershop als vorwärts zum nächsten Parteitag«；a. a. O.，S. 43.

95 Ulrich Plenzdorf：Die neuen Leiden des jungen W. Frankfurt am Main 1976，S. 26 f.

96 Trabi... find’ich gut. Mit Beiträgen von Heribert Hofner，Harald Kaiser und Willi Mertens. Hamburg 1990.

97 Hans-Joachim Maaz：Der Gefühlsstau；a. a. O.，S. 31 f.，87. Ferner Heike Trappe：Emanzipation oder Zwang？Frauen in der DDR zwischen Beruf，Familie und Sozialpolitik. Berlin 1996.

98 Irene Böhmöè：Die da drüben. Sieben Kapitel DDR. Berlin 1982.

99 Peter Hübner：Die Zukunft war gestern. Soziale und mentale Trends in der DDR-Industriearbeiterschaft. Hartmut Kaelble/Jürgen Kocka/Hartmut Zwahr （Hg）：Sozialgeschichte der DDR；a. a. O.，S. 171 ff.

100 Frank Böckelmann/Bernhard Ziegler：Freizeit. Wolfgang R. Langenbucher/ Ralf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 （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a. a. O.，S. 215 ff.

101 Simone Hain/Stephan Stroux/Michael Schroedter：Die Salons der Sozialisten. Kulturhäuser in der DDR. Berlin 1996. Ulrich Hartung：Arbeiter-und Bauerntempel. DDR-Kulturhäuser der fünfziger Jahre - ein architekturhistorisches Kompendium. Berlin 1997.

102 Hans-Joachim Maaz：Der Gefühlsstau；a. a. O.，S. 72 ff.，119.

103 Sarah Kirsch：Rückenwind. Ebenhausen bei München 1977，S. 18，51.

104 Hans-Peter Lühr：Pluralismus von Identität. Das deutsch-deutsche Kulturbewußtsein. Problemkreise Angewandter Kulturwissenschaft. Hg. von Caroline Y. Robertson Wensauer. Heft 1/1997，Karlsruhe 1997，S. 42.

105 Ralf Rytlewski：Ein neues Deutschland？Der Bürger im Staat. Hg. von der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aden-Württemberg，Heft 3/1989，S. 153.

106 Gunther Mai：Weimarer Klassik und Nationalkultur i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49-1968. Erfurt 1994 （Manuskript），S. 14.

107 Jürgen Scharfschwerdt：Klassikrezeption in Schulbücher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DDR. Politik und Kultur，Nr. 2/1989，S. 65.

108 Iris Häuser：Wir wollen immer artig sein，denn nur so hat man uns gern. Jugendpolitik und das Verhältnis Jugendlicher zu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Der Bürger im Staat. Hg. von der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aden-Württemberg，Heft 3/1989，S. 195. Ferner Barbara Hille/Walter Jaide （Hg.）：DDR-Ju-gend. Opladen 1991.

109 Wolfgang Kühnei：»Doppelte Identität« zwischen offizieller Norm und eigener Erfahrung. DDR-Jugendliche mit ambivalenten Werten und pragmatischer Orientierung im Prozeß der deutsch-deutschen Einheit. Frankfurter Rundschau，7. 10. 1991.

110 Freya Klier：Lüg Vaterland. Erziehung in der DDR. München 1990.

111 Andreas Kühne：Nonkonform in kleinster Auflage. Autonome Zeitschriften in der DDR. Süddeutsche Zeitung，April 1992.

112 Klaus Michael：Feindbild Literatur. Die Biermann-Affäre，Staatssicherheit und die Herausbildung einer literarischen Alternativkultur in der DD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28. 5. 1993，S. 30. Ferner Franz Fühmann：Schneewittchen. Ein paar Gedanken zu zwei jungen Dichtern. Sinn und Form，Nr. 28/1976，S. 1259 ff.

113 Peter Böthig/Klaus Michael （Hg.）：MachtSpiele. Literatur und Staatssicherheit. Leipzig 1993，S. 202 ff.

114 Korruption，wohin man blickt. Das Manifest der ersten organisierten Opposition in der DDR. Der Spiegel，Nr. 1/2/1978. Detlef Pollack：Politischer Protest -Politisch alternative Gruppen in der DDR. Opladen 1996. Ulrike Poppe/Rainer Eckert/Ilko-Sascha Kowalczuk （Hg.）：Zwischen Selbstbehauptung und Anpassung. Formen des Widerstandes und der Opposition in der DDR. Berlin 1996.

115 Rudolf Bahro：Die Alternative. Zur Kritik des real existierenden Sozialismus. Köln，Frankfurt am Main 1977，S. 14 f.，178. Ders.：Eine Dokumentation. Köln 1977. Heinz Brandt：Die Alternative，die aus dem Kerker kam. Die Arbeiten Rudolf Bahros：erst damit verläßt Stalin den Raum. Frankfurter Rundschau，18.2.1978.

116 Wolf Biermann：Das war’s. Klappe zu. Affe lebt. Ein Nachruf auf die DDR. Die Zeit，2. 3.1990.

117 Ders.：Und als wir ans Ufer kamen. Alle Lieder. Köln 1991，S. 280.

118 Bernd Wagner：Tod der Intelligenz. Das Jahrzehnt nach der Biermann-Ausbürge-rung. Frankfurter Rundschau，20.12.1986.

119 Bernd Wagner：Tod der Intelligenz；a. a. O.

120 Manfred Jäger：Weggegangen，dageblieben，ausgestiegen，mitgelaufen. Verdrängte Konflikte unter Schriftstellern aus der ehemaligen DDR. Frankfurter Rundschau，30. 9.1992.

121 Siegfried Stadler über Peter Ensikat. »Ab jetzt geb ich nichts mehr zu.« Nachrich-ten aus den Ostprovinzen. （München 1993）.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5.2. 1994.

122 Barbara Meyer：Die literarische Satire in der DDR. Neue Zürcher Zeitung，19./20. 4.1986.

123 Antonia Grunenberg：Entgrenzung und Selbstbeschränkung. Zur Literatur der DDR in den achtziger Jahren. Alexander von Bormann：Kulturelle Affinität oder Diskulturalität？Wechselwirkungen in der Literaturentwicklung beider deutscher Staate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3.10. 1987. Heinrich Mohr：Mein Blick auf die Literatur in der DD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1. 3. 1994.

124 Hans Joachim Schädlich：Tanz in Ketten. Zum Mythos der DDR-Literatu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8. 6. 1990.

125 Regina General：Stimme einer Stimmung. Ein Gespräch mit Günter de Bruyn. Die Zeit，9. 3.1990. Günter de Bruyn：Vierzig Jahre. Ein Lebensbericht. Frankfurt am Main 1996.

126 Uwe Kolbe：Mauerschatten，ins Wort verlängert. Schreiben und Schweigen in der DDR. Neue Zürcher Zeitung，10./11. 9.1996.

127 Angela Drescher （Hg.）：Dokumentation zu Christa Wolf：Nachdenken über Christa T. Hamburg 1991.

128 Rolf Michaelis：Zwei Welten in einem Land. Neue Strömungen und Tendenzen in der DDR-Prosa. Die Zeit，16.1.1976. Fritz J. Raddatz：Ein neuer Ton in der Lyrik der DDR：Elegien statt Hymnen. Die Zeit，23.1.1976.

129 Stephan Hermlin：...das Vorrecht der Dichter，vernunftlos zu träumen. Rede auf dem DDR-Schriftstellerkongreß 30. 5. 1978. Frankfurter Rundschau，3. 10. 1978. Ferner Karl Corino：Außen Marmor，innen Gips. Die Legenden des Stephan Hermlin. Düsseldorf 1997.

130 Christoph Hein：Die Zensur ist überlebt，nutzlos，paradox，menschen- und volksfeindlich，ungesetzlich und strafbar. X. DDR-Schriftstellerkongreß. Die Zeit，4.12. 1987.

131 Hans Joachim Schädlich：Tanz in Ketten；a. a. O.

132 Klaus Hensel：Lauter kleine Kriminalgeschichten ...in der Ausstellung über das Literatur-Zensurland DDR. Frankfurter Rundschau，18. 5. 1991.

133 Heimo Schwilk：Mutige Verleger，dankbare Autoren.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19. 4.1991.

134 Manfred Jäger：Das Wechselspiel von Selbstzensur und Literaturlenkung in der DD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4.10.1991，S. 16，24.

135 Die Kirche im Sozialismus：Ein ZEIT-Forum über die Rolle der Protestanten unter der SED-Diktatur. Die Zeit，22.3.1991.

136 Rolf Henrich：Der vormundschaftliche Staat. Reinbek bei Hamburg 1990.

137 Die Kirche im Sozialismus；a. a. O. Albrecht Schönherr：Kirche im Sozialismus-der beschwerliche Weg der Protestanten in der DDR. Die Zeit，7. 2.1992.

138 Robert E. Goeckel：Die evangelische Kirche und die DDR. Konflikte，Gespräche，Vereinbarungen unter Ulbricht und Honecker. Leipzig 1995.

139 Horst Dähn （Hg.）：Die Rolle der Kirchen in der DDR. Eine erste Bilanz. München 1993. Gerhard Besier：Der SED-Staat und die Kirche. 1969-1990. Die Vision vom »Dritten Weg«. Berlin，Frankfurt am Main 1995.

140 Vom Unverständnis der Amtskirche zur »Kirche von unten«. Frankfurter Rundschau，21. 2. 1992. Ferner Manfred Richter/Elsbeth Zylla （Hg.）：Mit Pflugscharen gegen Schwerter. Bremen o. J.

141 Die Kirche im Sozialismus；a. a. O.

142 Günter de Bruyn：Dieses Mißtrauen gegen mich selbst. Ein Beitrag zum Umgang mit den Stasi-Ak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8. 2.1993.

143 Hans-Jürgen Schmitt：Fast nichts ist wahr，fast alles ist Lüge. Ober die Gefahr，sich auf Stasi-Akten zu verlassen：das Dossier des Schriftstellers Franz Fühmann. Süddeutsche Zeitung，11./12. 12. 1993. Franz Fühmann：»Im Berg«. Texte aus dem Nachlaß. Hg. von Ingrid Prignietz. Rostock 1991. Hans Richter：Franz Fühmann - Ein deutsches Dichterleben. Berlin 1992，Barbara Heinze：Franz Fühmann. Eine Biographie in Bildern，Dokumenten und Briefen. Rostock 1998.

144 Birgit Lahann：Genosse Judas. Die zwei Leben des Ibrahim Böhme. Berlin 1992.

145 Jan Faktor：Intellektuelle Opposition und alternative Kultur in der DD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1. 3. 1994，S. 32.

146 Hajo Steinert：Die Szene und die Stasi. Die Zeit，29.11.1991.

147 Uwe Wittstock：Von der Stalinallee zum Prenzlauer Berg. Wege der DDR-Litera-tur 1949-1989. München 1989. Alexander Haeder/Ulrich Wüst：Prenzlauer Berg. Besichtigung einer Legende. Berlin 1994.

148 Sascha Anderson：Ein hoffentlich schöner und lang anhaltender Amoklauf. Zum Thema AIM 7423/91.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0. 10. 1991.

149 Iris Radisch：Ein ZEIT-Gespräch mit Sascha Anderson. Die Zeit，1. 11. 1991.

150 Joachim Gauck über den Umgang der Deutschen mit ihrer Vergangenheit. Frankfurter Rundschau，28. 1. 1995. Ferner Walter Süß：DDR-Staatssicherheit gegen Bürgerrechtler. Das Parlament，4. 1. 1991. Lienhard Wawrzyn：Der Blaue. Das Spitzelsystem der DDR. Berlin 1991.

151 Joachim Walther：Wider die eilfertigen Rechercheure. Ein paar Beispiele und einige Grundsätze zur gegenwärtigen Debatte um Schriftsteller，Literatur und Staatssicherhei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7. 1. 1993.

152 Ders.：Sicherungsbereich Literatur. Berlin 1996. Ferner Jürgen Fuchs：Landschafter der Lüge. Schriftsteller im Stasi-Netz. 5 Teile；a. a. 0.，Der Spiegel Nr. 47-51/1991.

153 Jens Reich：Abschied von den Lebenslügen：a. a. O.，S. 43.

154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Baukasten zu einer Theorie der Medien. Kursbuch，Nr. 20/1970，S. 159 ff. Martin Walser：Über die neueste Stimmung im Westen. Kursbuch，Nr. 20/1970，S. 19 ff.

155 Fritz J. Raddatz：Zur deutschen Literatur der Zeit. 2. Die Nachgeborenen. Leseerfahrungen mit zeitgenössischer Literatur. Reinbek bei Hamburg 1987，S. 146.

156 Volker Ludwig/Detlef Michel：Eine linke Geschichte. Theaterstück mit Kabarett. Berlin 1980，S. 107 f.

157 Jörg Bopp：Trauer-Power. Zur Jugendrevolte 1981. Kursbuch，Nr. 65/1981，S. 155.

158 W. D. Narr：Die Generation der Ausgeschlossenen. Die Zeit，20.1.1978.

159 Klaus Laermann：Kneipengerede. Zu einigen Verkehrsformen der Berliner »linken« Subkultur. Kursbuch，Nr. 37/1974. Franz Dröge/Thomas Krämer-Badoni：Die Kneipe. Zur Soziologie einer Kulturform. Frankfurt am Main 1987.

160 Andi Bauer：Mit Hammer，Sichel und Gitarre. Linke Off-Kultur der Siebziger. Gabriele Dietz u. a. （Hg.）：Klamm，Heimlich & Freunde；a. a. O.

161 Thomas Ziehe：Pubertät und Narzißmus. Sind Jugendliche entpolitisiert？Frankfurt am Main-Köln 1975. Ders.：Worum geht es in der Narzißmus-Diskussion？Neue Sammlung，Heft 2/1981.

162 Heiratsanzeige. Die Zeit，18. 7.1980.

163 Helmut Heißenbüttel：Das Ende der Alternative. Einfache Geschichten. Stuttgart 1980，S. 16.

164 Rolf Schneider：Die Grünen - ein Unglück. Der Spiegel，Nr. 13/1980，S. 38 f.

165 Jörg Bopp：Wir machen es jetzt. Zur Moral der Jugendlichen. Kursbuch，Nr. 60/1980，S. 30 ff.

166 Peter Henkel：Nur noch 30 Prozent halten die Technik für einen Segen. Frankfurter Rundschau，6. 3. 1982.

167 Jörg Bopp：Wir machen es jetzt；a. a. O.，S. 42.

168 Denis Meadows：Die Grenzen des Wachstums. Bericht des Club of Rome zur Lage der Menschheit. Stuttgart 1972.

169 Karl-Werner Brand：Kontinuität und Diskontinuität in den neuen sozialen Bewegungen. Roland Roth/Dieter Rucht （Hg.）：Neue soziale Beweg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1987，S. 31.

170 Herbert Gruhl：Ein Planet wird geplündert. Schreckensbilder unserer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75.

171 Erhard Eppler：Ende oder Wende？Von der Machbarkeit des Notwendigen. Stuttgart，Berlin，Köln，Mainz 1975.

172 Helke Sander vor der Delegiertenkonferenz des 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Studentenbundes 1968. Roland Roth/Dieter Rucht （Hg.）：Neue soziale Bewegungen；a. a. O.，S. 91.

173 Alice Schwarzer：So fing es an！Die neue Frauenbewegung. München 1983，S. 24.

174 Marie-Luise Weinberger：Aufbruch zu neuen Ufern？Grün-Alternative zwischen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Bonn 1984，S. 45. f. Ferner Marielouise Janssen-Jur-reit：Sexismus. Über die Abtreibung der Frauenfrage. München 1976.

175 Richard Sennett：Die Tyrannei der Intimität. Entstehung und Verfall der öffentlichen 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2.

176 Nicolas Born：Die erdabgewandte Seite der Geschichte. Reinbek bei Hamburg 1979. Gerhard Roth：Winterreise. Frankfurt am Main 1978. Hannelies Taschau：Landfriede. Zürich，Köln 1978. Karin Struck：Trennung. Frankfurt am Main 1978. Peter Handke：Die linkshändige Frau. Frankfurt am Main 1976. Gabriele Wohmann：Abschied für länger. Neuwied，Darmstadt 1965. Dies.：Ernste Absicht. Neuwied，Darmstadt 1970. Martin Walser：Ein fliehendes Pferd. Frankfurt am Main 1978. Ders.：Jenseits der Liebe. Frankfurt am Main 1976. Ders.：Seelenarbeit. Frankfurt am Main 1979. Ferner Edgar Wilhelm：Das Ende von Beziehungen. Trennungsproblematik in der gegenwärtigen Literatur. Buch & Bibliothek，Nr. 4/1984，S. 321 ff.

177 Botho Strauß：Rumor. München 1980，S. 47.

178 Martin Koschorke：Zweitfamilien und Zweitpartnerschaften. Zur Struktur und Dynamik zusammengesetzter Beziehungssysteme. Referat （Manuskript） zur Tagung der IUFO，Kommission für Ehe und Eheberatung. Stein bei Nürnberg，Juni 1983，S. 16.

179 Heinz-Günter Vester：Thanatos’ Wiederkehr - AIDS. Universitas，Heft 4/1986，S. 371 ff.

180 Hubert Fichte：Geschichte der Empfindlichkeit. 17 Bde. Frankfurt am Main 1987 ff. Volker Hage：Die Geschichte der Empfindlichkeit. Hubert Fichte und sein monumentaler Romanzyklus：Der verborgene Selbstentblößer. Die Zeit，9. 10. 1987. Hubert Fichte：Hotel Garni. Frankfurt am Main 1987. Ders.：Homosexualität und Literatur 1. Frankfurt am Main 1987.

181 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Die Zeit drängt. Eine Weltversammlung der Christen für Gerechtigkeit，Frieden und die Bewahrung der Schöpfung. München 1986，S. 115.

182 Robert Jungk：Der Jahrtausendmensch. München，Gütersloh，Wien 1973. Ders.：Der Atomstaat. Vom Fortschritt in die Unmenschlichkeit，München 1977. Ders.：Zukunftswerkstätten. Hamburg 1981. Ders.：Ermutigung. Streitschrift wider die Resignation. Berlin 1987.

183 Fritjof Capra：Wendezeit. Bausteine für ein neues Weltbild. Bern，München，Wien 1986. Ferner Carlos Castaneda：Der Ring der Kraft. Der zweite Ring der Kraft. Das Feuer von innen. Die Kraft der Stille. Frankfurt am Main 1979-1986. Franz-Xaver Kaufmann：Religion und Modernität. Johannes Berger （Hg.）：Die Moderne - Kontinuitäten und Zäsuren. Göttingen 1986. Peter Jennrich：Die Okkupation des Willens. Macht und Methoden der neuen Kultbewegungen. Hamburg 1985. Sekten. Kursbuch，Nr. 55/1979. Willy Hochkeppel：Nebelwerfer als Aufklärer. Merkur，Heft 9/10/1985.

184 Günther Schiwy：Auf der Suche nach der verlorenen Einheit. New-Age-Spiritualität und Christentum. Buch & Bibliothek，Heft 40/1988，S. 186 ff. Johann Baptist Metz：Theologie angesichts der späten Moderne. Kursbuch，Nr. 422/1983，S. 904 f.

185 Jörg Bopp：Psycho-Kult - kleine Fluchten in die großen Worte. Kursbuch，Nr. 82/1985.

186 Adolf Holl：Wassermannzeit. Kursbuch，Nr. 86/1986，S. 17.

187 Rudolf Bahro：Logik der Rettung. Wer kann die Apokalypse aufhalten？Stuttgart 1987.

188 Hans Küng：Unfehlbar？Eine Anfrage. Köln 1975.

189 Ders.：Die alte Inquisition ist tot，es lebe die neue. Die Zeit，4.10.1985.

190 Hans-Ulrich Jörges：Aachen - ein Katholikentag der zwei Kulturen. Verhinderte Reise in die Innerlichkeit. Süddeutsche Zeitung，13./14. 9. 1986.

191 Robert-Julius Nüsse：Zeitansage oder Markt. 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tage. Frankfurter Rundschau，Beilage zum 22. Deutschen Evangelischen Kirchentag in Frankfurt am Main vom 17.-21. 6. 1987.

192 Carl Amery：Bitte keine Panik an den Notausgängen. Über den Glanz und die Gefahren des laufenden Fantasy-Booms. Titel，Heft 1/1985，S. 50.

193 Gundolf S. Freyermuth：Software Fantasy. Frankfurter Rundschau，3. 3. 1984.

194 Michael Ende：Die unendliche Geschichte. Stuttgart 1979，S. 168.

195 Marieluise Christadler：Opfer oder Retter der Gesellschaft？Die Rolle des Kindes in der Jugendliteratur. Horst Rabe （Hg.）：Jugend. Beiträge zum Verständnis und zur Bewertung der Jugendrevolten. Konstanz 1984，S. 125.

196 Jürgen Habermas：Stichworte zur »Geistigen Situation d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79，S. 30 f.

197 John Kenneth Galbraith：Die Zukunft der Städte im modernen Industriesystem -Konzept der organischen Stadt. Rettet unsere Städte jetzt！Vorträge，Aussprachen und Ergebnisse der 16. Hauptversammlung des Deutschen Städtetages vom 25.-27. 5.1971 in München. Stuttgart 1971，S. 16.

198 Olaf Schwencke/Klaus H. Revermann/Alfons Spielhoff：Plädoyers für eine neue Kulturpolitik. München 1974. Ferner Hermann Glaser/Karl Heinz Stahl：Die Wiedergewinnung des Ästhetischen. München 1974 （aktualisiert und erweitert：Bürgerrecht Kultur. Frankfurt am Main，Berlin，Wien 1983）. Städtische Kulturpolitik. Empfehlungen，Richtlinien und Hinweise des Deutschen Städtetages zur Praxis städtischer Kulturpolitik 1946 bis 1970. Stuttgart 1971. Kultur in den Städten. Eine Bestandsaufnahme. Bearb. von Gerald Kreißig/Heidemarie Tressler/Jochen von Uslar. Stuttgart 1979. Hilmar Hoffmann：Kultur für alle. Perspektiven und Modelle. Frankfurt am Main 1979. Stadt und Kultur. Arbeitshilfen des Deutschen Städtetages zur städtischen Kulturpolitik. Bearb. von Jürgen Grabbe. Stuttgart 1986. Kultur vor Ort. Hinweise und Materialien zur Förderung der offenen Kulturarbeit in den Städten. Von Gerald Kreißig und Jürgen Grabbe. Stuttgart 1987. Manfred Abelein，Die Kultur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d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öln，Opladen 1968. Wolfgang R. Langenbucher/Ralf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 （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a. a. O. Hilmar Hoffmann：Kultur für mor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5. Erna Hekkel/Horst Keßler/Dieter Ulle/Klaus Ziermann u. a. （Hg.）：Kultur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von 1949 bis zur Gegenwart. Köln 1987.

199 Norbert Sievers：»Neue Kulturpolitik«. Programmatik und Verbandseinfluß am Beispiel der Kulturpolitischen Gesellschaft. Hagen 1988.

200 Odo Marquard：Die Unvermeidlichkeit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Universitas，Heft 1/1987，S. 21 ff.

201 Michael Rutschky：Erfahrungshunger. Ein Essay über die siebziger Jahre. Köln 1980，S. 263.

202 Jörg Bopp：Wir machen es jetzt. Zur Moral der Jugendlichen. Kursbuch，Nr. 60/1980，S. 29. Hans Rombeck/Frank König：Pink Floyd. Bergisch Gladbach 1981.

203 Mark Hertsgaard：The Beatles. Die Geschichte ihrer Musik. München 1995.

204 Michael Rutschky：Wartezeit. Ein Sittenbild. Köln 1983，S. 227 ff.

205 Dieter Baacke：Jugend und Jugendkulturen. Darstellung und Deutung. Weinheim，München 1987，S. 151 ff.

206 Dieter Baacke：Bewegung beweglich machen Oder：Plädoyer für mehr Ironie. Dieter Baacke u. a. （Hg.）：Am Ende - postmodern？Next Wave in der Pädagogik. Weinheim，München 1985，S. 197.

207 Helmut Fritz：Das Gegenbild der Protestgeneration. Yuppies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er Rundschau，27. 12. 1986. Ferner Matthias Horx：Aufstand im Schlaraffenland. Selbsterkenntnisse einer rebellischen Generation. München 1989.

208 Marie-Luise Weinberger：Von der Müsli-Kultur zur Yuppie-Kultur. Über den sozialen Wandel in innerstädtischen Revieren von Ballungsgebieten. Die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Heft 4/1987，S. 353 ff.

209 Claus Leggewie：Jeder sei mutig auf seinem Platz. Nicht Superstars und große Programme，nur ein neues akademisches Milieu kann die Universitäten noch beleben. Die Zeit，20. 5.1986.

210 Bernd Erich Heptner：Als Hochsprache und Literatur verpönt waren. Geschichte eines Kulturkampfe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9. 10. 1987.

211 »... der jugendfrohe Anfang der Tyrannis«. Schule & wir，Heft 6/1977.

212 Klaus Mollenhauer：Vergessene Zusammenhänge. Über Kultur und Erziehung. München 1983. Konrad Wünsche：Ideologiekritik und Emanzipation sind passé. Kultur erzieht sich selbst. Klaus Mollenhauer bricht mit seiner pädagogischen Vergangenheit. Die Zeit，27.1.1984.

213 Jürgen Zimmer：Eine （fiktive） Berliner Kindheit. Pychosozial，Nr. 17/1983，S. 7 ff. Ders.：Der lange Marsch. Die Zeit，2./3. 1984. Ders.：Die vermauerte Kindheit. Weinheim，Basel 1986.

214 Ekkehart von Braunmühl：Antipädagogik. Studien zur Abschaffung der Erziehung. Weinheim，Basel 1976. Ders.：Zeit für Kinder. Frankfurt am Main 1978. J. Oelkers/T. Lehmann：Antipädagogik. Herausforderung und Kritik. Braunschweig ﻿1983. Michael Winkler：Stichworte zur Antipädagogik. Elemente einer historischsystematischen Kritik. Stuttgart 1982.

215 Michael Winkler：Über das Pädagogische an der Antipädagogik. Zeitschrift für Pädagogik，Heft 1/1985，S. 75. Schule & Reform. Bestandsaufnahme und Perspektiven. Die Horen，Heft 121/1981，S. 3. Hartmut von Hentig：»Die Menschen stärken，die Sachen klären.« Ein Plädoyer für die Wiederherstellung der Aufklärung. Stuttgart 1985.

216 Andreas Kilb：Gesang von Amseln und alten Meistern. Über die Lyrikerin Ulla Hahn und den Zustand des deutschen Gedichts. Die Zeit，25. 3. 1988.

217 Pina Bausch. Theatertanzgeschichten von Raimund Hoghe. Mit Fotos von Ulli Weiss. Frankfurt am Main 1986，S. 7. Norbert Servos：Pina Bausch - Wuppertaler Tanztheater oder Die Kunst，einen Goldfisch zu dressieren. Seelze 1997.

218 Horst Koegler：Tanztheater. Ballett-Jahrbuch 1986. Petra Schaeber：Flirten，Kokettieren，Anmachen，Aufreißen. Statt »Schwanensee« Geschlechterkampf. Vorwärts，19. 1. 1985.

219 Wim Wenders/Sam Shepard：Paris，Texas. Drehbuch. Nördlingen 1985.

220 Peter Buchka：Wim Wenders triumphiert in Cannes. Sein Film »Paris，Texas« erschließt eine neue Dimension des Kinos. Süddeutsche Zeitung，22. 5. 1984. Ders.：Augen kann man nicht kaufen. Wim Wenders und seine Filme. Frankfurt am Main 1985.

221 Dieter Wellershoff：Fromme Lügen. Zur Diskussion：Wim Wenders，»Paris，Texas«. Die Zeit，15. 2. 1985.

222 Jörg von Uthmann：Zweischneidiges Lob. Wim Wenders im Spiegel amerikanischer Kriti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Jg. 1987. Gerhard Bechtold：Der »Fall Wenders« oder：die Kolonialisierung der Gehirne？Filmfaust，Nr. 37/1984，S. 32 ff.

223 André Müller spricht mit Wim Wenders über seinen Film »Der Himmel über Berlin«. Der Spiegel，Nr. 43/1987，S. 230 ff.

224 Norbert Grob：Alle Helden sind Engel. »Der Himmel über Berlin« und das Kino des Wim Wenders：neue Räume，Erfahrungen und Geschichten - Stimmen und Bilder einer Stadt. Die Zeit，30. 10. 1987. Wim Wenders/Peter Handke：Der Himmel über Berlin - ein Filmbuch. Frankfurt am Main 1987.

225 Nationalgalerie/Staatliche Museen/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a.r.penck. Ausstellung und Katalog：Lucius Grisebach in Zusammenarbeit mit Thomas Kirchner und Toni Stooss. München 1988，S. 16.

226 Heinrich Böll：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oder：Wie Gewalt entsteht und wohin sie führen kann. Köln 1974.

227 Georg Alexander Heussen：Medientaktik. Nach dem Geiseldrama. Über das Abwägen von Ziel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2. 8.1988.

228 Reinhold Krämer：Nachliterarische Zeiten？Schreiben und Lesen in der Computer- und Mediengesellschaft. Bertelsmann Briefe；121/1987，S. 14 ff. Otto B. Roegele （Hg.）：Die Presse in der deutschen Medienlandschaft. Themenheft 6.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1985.

229 Janet K. King：Literarische Zeitschriften 1945-1970. Stuttgart 1974.

230 Jürgen Busche：Das Ende eines Anfangs. »Alternative« - Zur Einstellung einer Zeitschrif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6.12.1982.

231 Andreas Proksa：taz. Criticon，Heft 107/1988，S. 120.

232 Lutz Küche：Strukturwandel auf dem Zeitschriftenmarkt. Harter Kampf um die Leser.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3. 7.1987.

233 Bernd-Jürgen Martini：Tendenzwende auf dem Zeitschriftenmarkt. Die Titelflut ebbt langsam ab.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15. 7.1988.

234 Hermann Kurzke：Die Dauerhaftigkeit der Kurzlebigen. Eine geht，eine kommt：Zur Lage der Kultur und Literaturzeitschrif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1. 3. 1988. Josef Quack：Ein notwendiger Luxus. Zur Situation der Kulturzeitschrif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6.1.1984.

235 Frank Schirrmacher：Ein Ende. »Westermann’s«，die Yuppies und die Kulturzeitschrif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4.1.1987.

236 Peter Glotz：Der streitbare Linkskatholik. Zum Tode des politischen Publizisten Eugen Kogo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0.12.1987.

237 Erich Kuby：Der Fall »Stern« und die Folgen. Hamburg 1983.

238 ZEIT-Dossier：Die Magazin-Maschine. Der »Spiegel« von innen. Die Zeit，25. 9. 1987. Erich Kuby：»Der Spiegel« im Spiegel. Das deutsche Nachrichten-Magazin -kritisch analysiert. München 1987. Martin Walser über Rudolf Augstein und den »Spiegel«. Mit keiner Seite dauerhaft befreundet. Der Spiegel，Nr. 8/1987，S. 248.

239 Reinhard Baumgart：Postmoderne - Fröhliche Wissenschaft？Die Zeit，16. 10. 1987.

240 Michael Köhler：Postmodernismus. Ein begriffsgeschichtlicher Überblick. Amerikastudien，Nr. 22/1977. Charles Jencks：Die Sprache der postmodernen Architektur. Stuttgart 1980. Albrecht Wellmer：Zur Dialektik von Moderne und Postmoderne. Vernunftkritik nach Adorno. Frankfurt 1985. Burghart Schmidt：Postmoderne - Strategien des Vergessens. Ein kritischer Bericht. Darmstadt 1986. Christa Bürger/Peter Bürger （Hg.）：Postmoderne：Alltag，Allegorie und Avantgarde. Frankfurt am Main 1987. Jacques Le Rider/Gérard Raulet （Hg.）：Verabschiedung der （Post-） Moderne？Eine interdisziplinäre Debatte. Tübingen 1987. Rolf Günter Renner：Die postmoderne Konstellation. Theorie. Wolfgang Welsch （Hg.）：Wege aus der Moderne. Schlüsseltexte der Postmoderne-Diskussion. Weinheim 1988. Text und Kunst im Ausgang der Moderne. Freiburg 1988. Heinrich Klotz：Kunst im 20. Jahrhundert - Moderne，Postmoderne，Zweite Moderne. München 1994.

241 Jürgen Habermas：Der Eintritt in die Postmoderne. Merkur，Nr. 421，Heft 7/1983，S. 752.

242 Friedrich Nietzsche：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Karl Schlechta （Hg.）：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I. Frankfurt am Main，Berlin，Wien 1969，S. 267.

243 Umberto Eco：Nachschrift zum »Namen der Rose«. München，Wien 1984，S. 78 f.

244 Jean-François Lyotard：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 postmodern？Ders.：Das postmoderne Wissen. Ein Bericht. Wien 1986.

245 Jürgen Habermas：Die Moderne - 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I-IV）. Frankfurt am Main 1981.

246 Wolfgang Welsch：Unsere postmoderne Moderne. Weinheim 1987. Ders.：Vernunft. Die zeitgenössische Vernunftkritik und das Konzept der transversalen Vernunft. Frankfurt am Main 1995. Christoph Menke/Martin Seel （Hg.）：Zur Verteidigung der Vernunft gegen ihre Liebhaber und Verächter. Frankfurt am Main 1993. Peter Koslowski：Die postmoderne Kultur. Gesellschaftlich-kulturelle Konsequenzen der technischen Entwicklung. München 1988.

247 Helmut F. Spinner：Wissenschaft kommt nicht von Wissen，und Kunst kommt nicht von Können，aber Wissenschaft ist trotzdem keine Kunst. Merkur，Heft 9/10/1985，S. 861 ff.

248 Ulrich Beck：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Zu einer Theorie reflexiver Modern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3，S. 194. Ders.：Risiko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86.

249 Peter Sloterdijk：Kritik der zynischen Vernunft. Bd. 1.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36 f.

250 Michael Rutschky：Über die Postmoderne. München und die Lebenskunst. Unterordnung der Wahrheit unter den Reiz. Frankfurter Rundschau，28. 2. 1987.

251 Bernd Guggenberger：Sein oder Design. Die Dialektik der Abklärung. Berlin 1987，S. 29.

252 Niklas Luhmann：Liebe als Passion. Zur Codierung von Intimität. Frankfurt am Main 1982，S. 110.

253 Jörg Bopp：Wir wollen keine neuen Herren. Streitschriften zur Jugend- und Psycho-Szene. Frankfurt am Main 1982，S. 106 f.，101 ff.

254 Nürnberger Neue Lehrerzeitung，Heft 1/1986，S. 7.

255 Reinhard Baumgart：Verfluchte Passanten-Welt. Erotik des Trauerns：»Paare，Passanten«. Die Zeit，25. 9. 1981.

256 Botho Strauß：Paare，Passanten. München，Wien 1981，Einbandtext.

257 Joachim Kaiser：Botho Strauß geht aufs Ganze. Wie sich der Autor vom dialektischen Denken freimacht. Süddeutsche Zeitung，14. 10. 1981.

258 Botho Strauß：Niemand anderes. München，Wien 1987，S. 152.

259 Ders.：Kalldewey Farce. München，Wien 1981，S. 50 f.

260 Thomas Anz：Die neue Überheblichkeit. Der Dichter als Priester und Prophet. Anmerkungen zu Botho Strauß und Peter Handk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7. 4. 1982.

261 Peter Handke：Die Stunde der wahren Empfindung. Frankfurt am Main 1975，S. 81.

262 Ders.：Über die Dörfer. Frankfurt am Main 1981，S. 120 f.

263 Werner Hofmann：Sehendes Sehen. Versuch über Max Imdahl. Merkur，Heft 12/1996.

264 Walter Grasskamp：Die unbewältigte Moderne. Kunst und Öffentlichkeit. München 1989. Rüdiger Bubner：Ästhetische Erfah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9.

265 Peter Iden：Die 9. »documenta« gleicht der Erklärung eines Bankrotts. Frankfurter Rundschau，13. 6. 1992.

266 Wolfgang Welsch （Hg.）：Die Aktualität des Ästhetischen. München 1993，S. 15.

267 Ders.：Ästhetisches Denken. Stuttgart 1991，S. 10，57.

268 Andreas Huyssen：Postmoderne - eine amerikanische Internationale？Andreas Huyssen/Klaus R. Scherpe （Hg.）：Postmoderne. Zeichen eines kulturellen Wandels. Reinbek bei Hamburg 1986，S. 33 f.

269 Helmut Holzhey：Technologisches Zeitalter oder Postmoderne？Eine philosophische Tagung in Braunschweig. Neue Zürcher Zeitung，2. 10. 1986.

270 André Glucksmann：Der negative Humanismus. Eine neue Protestkultur in Frankreich.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1. 2. 1987.

271 Mathias Schreiber：Gibt es eine postmoderne Moral？Die Aufklärung，der Todes-Schock und die Umkehrung des Denken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2. 3. 1984.

272 Jürgen Habermas：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Zwölf Vorlesun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5，S. 395.

273 Florian Rötzer （Hg.）：Denken，das an der Zeit ist. Frankfurt am Main 1987，S. 14. f.

274 Dietmar Kamper. Hieroglyphen der Zeit. Texte vom Fremdwerden der Welt. München 1988.

275 Klaus Laermann：Das rasende Gefasel der Gegenaufklärung. Dietmar Kamper als Symptom. Merkur，Heft 3/1985，S. 211 ff. Dietmar Kamper：Zur Soziologie des Imaginären. München 1986. Ders.：Macht und Ohnmacht der Phantasie. Darmstadt，Neuwied 1986.

276 Klaus Laermann：Fiat nox！Ein Essay. Die Zeit，2. 8. 1991.

277 Stephan Wehnowski：Wie Ratten im Labyrinth. Perspektiven der Soziologie：Die Provokationen im Werk von Niklas Luhmann. Süddeutsche Zeitung，4./5. 6. 1988.

278 Eckhard Nordhofen：In den Gärten der Erkenntnis. Über den Philosophen Hans Blumenberg. Die Zeit，8. 8. 1986.

279 Hans Blumenberg：Lebenszeit und Welt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86.

280 Reinhard Baumgart：Postmoderne - Fröhliche Wissenschaft？Über eine lange verschleppte，leergedroschene Frage. Die Zeit，16. 10. 1987.

281 Francis Fukuyama：Das Ende der Geschichte. Wo stehen wir？München 1992. Ferner Martin Meyer：Ende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1993. Perry Anderson：Zum Ende der Geschichte. Berlin 1993.

282 Durs Grünbein：Schädelbasislektion. Gedi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91，S. 61.

283 Fritz J. Raddatz：Nicht Entwurf der Moderne，sondern Faltenwurf der Mode. Ein kritischer Blick auf den Lyriker Durs Grünbein. Die Zeit，22. 9. 1995.

284 Jürgen Habermas：Eine Art Schadensabwicklung. Apologetische Tendenzen in der deutschen Zeitgeschichtsschreibung. Die Zeit，11. 7. 1986.

285 Hans-Ulrich Wehler：Entsorgung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München 1988，S. 211. »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München，Zürich 1987. Hilmar Hoffmann （Hg.）：Gegen den Versuch，Vergangenheit zu verbiegen. Eine Diskussion um politische Kultur in der Bundesrepublik aus Anlaß der Frankfurter Römerberggespräche 1986. Frankfurt am Main 1987. Eike Hennig：Zum Historikerstreit. 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Faschismus？Frankfurt am Main 1988.

286 Daniel Jonah Goldhagen：Hitlers bereitwillige Vollstrecker；a. a. O. Volker Ullrich：Hitlers willige Mordgesellen. Ein Buch provoziert einen neuen Historikerstreit：Waren die Deutschen doch alle schuldig？Die Zeit，12. 4. 1996.

287 Die Sprache des Erhabenen/Das Bild des Erhabenen/Die erhabene Tat. Merkur，Nr. 487/488/1989.

288 Museumskunde，Heft 2/1984，S. 98.

289 Rüdiger Thomas：Staatskultur und Kulturnation. Anspruch und Illusion einer »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Nationalkultur.« Günter Feist/Eckhart Gillen u. a. （Hg.）：Kunstdokumentation SBZ/DDR 1945-1990. Aufsätze. Berichte. Materialien. Berlin 1996，S. 33 f.

290 Lutz Niethammer unter Mitarbeit von Werner Trapp （Hg.）：Lebenserfahrung und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Die Praxis der »Oral History«. Frankfurt am Main 1980，S. 9 f. Detlev Puls （Hg.）：Wahrnehmungsformen und Protestverhalten. Studien zur Lage der Unterschichten im 18. und 19.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79.

291 Hans-Ulrich Wehler：Wider eine frischfröhlich erzählend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Frankfurter Rundschau，22. 8. 1988. Ders.：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München 1988. Ferner Ursula A. J. Becher/Klaus Bergmann （Hg.）：Geschichte-Nutzen oder Nachteil für das Leben. Sammelband zum 10jährigen Bestehen der Zeitschrift »Geschichtsdidaktik«. Düsseldorf 1986. Gerhard Paul/Bernhard Schoßig （Hg.）：Die andere Geschichte. Geschichte von unten. Spurensicherung-Ökologische Geschichte-Geschichtswerkstätten. Köln 1986.

292 Gespräch mit Heinrich Klotz. Kunst und Kirche，Heft 2/1986. Ferner Jahrbuch für Architektur 1985/1986. Braunschweig，Wiesbaden 1986. Städte bauen. Kursbuch，Nr. 112/1993.

293 Robert Venturi：Komplexität und Widerspruch in der Architektur. Braunschweig，Wiesbaden 1978. Robert Venturi/Denise Scott Brown/Steven Izenour：Lernen von Las Vegas. Zur Ikonographie und Architektursymbolik der Geschäftsstadt. Braunschweig，Wiesbaden 1979. Stanislaus von Moos：Venturi，Rauch & Scott Brown. Bauten und Projekte. München 1987. Ferner Kenneth Frampton：Kritischer Regionalismus. Andreas Huyssen/Klaus R. Scherpe （Hg.）：Postmoderne. Zeichen eines kulturellen Wandels. Reinbek bei Hamburg 1986，S. 151 ff. Charles Moore：Bauten und Projekte 1949-1986. Stuttgart 1987.

294 Dieter Bartetzko：Zwischen Bauwerk und Kulissenbau angesiedelt. Das Neue Frankfurt und seine Postmoderne. Gedanken zur Architektur am Main. Frankfurter Rundschau，1. 6.1984.

295 Manfred Sack：Das Zitatenmuseum. Von Schmäh- und Bravorufen hitzig untermalt，wurde in Stuttgart die neue Staatsgalerie gebaut. Die Zeit，9.3.1984. Ferner Wolfgang Welsch：Nach welcher Moderne？Klärungsversuche im Feld von Architektur und Philosophie. Peter Koslowski/Robert Spaemann/Reinhard Löw （Hg.）：Moderne oder Postmoderne？Zur Signatur des gegenwärtigen Zeitalters. Heppenheim 1986，S. 248. Hanno-Walter Kruft：Das Kunstmuseum als Kunstwerk？Beobachtungen zum Museumsbau der letzten Jahre. Neue Zürcher Zeitung，4./5. 4. 1987.

296 Eduard Beaucamp：Konstruktiver Pop. Die Eröffnung der Neuen Staatsgalerie in Stuttgar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0. 3.1984.

297 Vittorio Magnago Lampugnani：Die Modernität des Dauerhaften. Essays zu Stadt，Architektur und Design. Berlin 1995，S. 38.

298 Pierre Bourdieu：Die feinen Unterschiede. Kritik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rteilskraft. Frankfurt am Main 1987，S. 59 ff.

299 Jean-François Lyotard：Philosophie und Malerei im Zeitalter ihres Experientierens. Berlin 1986，S. 69 ff.

300 Karlheinz Schmid：Manfred Schneckenburger. ZEIT-Magazin，Jg. 1987.

301 Ulrich Wanner：Die 8. documenta in Kassel huldigt der Postmoderne：Kunst in schicken Räumen kitzelt und kalauert. Der Geist ist Schnickschnack. Nürnberger Zeitung，15. 6. 1987. Laszlo Glozer：Bedeutungsschwanger bis unterhaltsam. Die documenta 8 präsentiert sich als bunte Stimmungspalette. Süddeutsche Zeitung，13./14. 6. 1987. Petra Kipphoff：Das hohe Fest der Beliebigkeit. Die Zeit，19. 6. 1987.

302 Wolfgang Max Faust/Gerd de Vries：Hunger nach Bildern. Deutsche Malerei der Gegenwart. Köln 1982

303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a. a. O.，S. 225.

304 Günther Gercken：Figurative Malerei nach 1960. Christos M. Joachimides/Norman Rosenthal/Wieland Schmied （Hg.）：Deutsche Kunst im 20. Jahrhundert. Malerei und Plastik 1905-1985. München 1986，S. 468.

305 Eduard Beaucamp：Die verbrannte Geschichte. Anselm Kiefer und die deutschen Myth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1. 4.1984. Petra Kipphoff：Verbrannte Erde und gestürzte Trommler. Zwei Künstler des deutschen Dilemmas. Die Zeit，13. 4.1984.

306 Georg Hensel：Bluff dich durch die Postmoderne. Schnellkurs als Party-Service：Brauchbare Sätze，Zitate，Namen，Redensar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6. 6.1987.

307 Peter Niebaum：»All is pretty« - Vom Schwindel zwischen modern （d） en Einbahnstraßen und postmodernen Sackgassen. Nebst Bemerkungen über Aufklärungskrisen und Krisenaufklärung. Anschläge，Jg. 1987.

308 Heiner Stachelhaus：Joseph Beuys. Köln 1987. Klaus Staeck （Hg.）：Ohne die Rose tun wir’s nicht. Für Joseph Beuys. Heidelberg 1986. Armin Zweite （Hg.）：Beuys zu Ehren. München 1986. Götz Adriani/Winfried Konnertz/Karin Thomas：Joseph Beuys. Leben und Werk. Köln 1994.

309 Hanno Reuther：Die Fraktion der Bewunderer und die Bank der Spotter. Ein Versuch über Joseph Beuys und seine Gemeinde （n）. Frankfurter Rundschau，17. 8.1985.

310 Wouter Kotte/Ursula Mildner：Das Kreuz als Universalzeichen bei Joseph Beuys. o. O.1986.

311 Peter-Klaus Schuster：Der Mensch als sein eigener Schöpfer. Dürer und Beuysoder das Bekenntnis zur Kreativität. Süddeutsche Zeitung，22./23. 6.1985.

312 Doris Schmidt：Missionar der Gewaltlosigkeit. Joseph Beuys starb 64jährig an Herzversagen. Süddeutsche Zeitung，25./26.1.1986.

313 Peter Iden：Schönheit ist der Glanz des Wahren. Zum Tod von Joseph Beuys. Frankfurter Rundschau，27.1.1986.

314 Walter Fenn：Der Künstler als Schamane. Zum Tode von Joseph Beuys. Nürnberger Nachrichten，25./26.1.1986.

315 Heiner Bastian：Joseph Beuys. Blitzschlag mit Lichtschein auf Hirsch. Bern 1988.

316 Walter Fenn：Der Künstler als Schamane；a. a. O.

317 Peter-Klaus Schuster：Der Mensch als sein eigener Schöpfer；a. a. O.

318 Wolf-Eberhard von Lewinski：Die Kompositionslehrer und die Avantgarde. Der »Darmstädter Pluralismus« als Signal für die neueste Musik. Neue Zürcher Zeitung，22./23.11.1986.

319 Hermann Danuser：Vier Kulturen der Musik. Paradigmen der Musik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Neue Zürcher Zeitung，19./20. 7.1986.

320 Hans-Klaus Jungheinrich：Von Smokingherren dezent umschwärmt. Ein neues Stockhausen-Werk beim Metzer Musikfest. Frankfurter Rundschau，2.12.1986.

321 Gerhard R. Koch：Das Neue und die Heilsherrschaft. Karlheinz Stockhausen zum Sechzigs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2. 8.1988.

322 Ders.：Schrecken auf Entsetzen getürmt. Aribert Reimanns »Troades«. Uraufführung zur Eröffnung der Münchner Opernfestspiel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9. 7.1986.

323 Hans-Klaus Jungheinrich：Wie wir Tiere uns ansehen. Hans Werner Henzes neue Oper »Die englische Katze«. Frankfurter Rundschau，4. 6. 1983.

第四部分 德国统一

1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Die Helden des Rückzug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9. 12. 1989. Ders.：Zickzack. Frankfurt am Main 1997.

2 Michail Gorbatschow：Die sozialistische Idee und die revolutionäre Umgestaltung. Der Spiegel. Dokument Januar 1990，S. 7. Konrad Löw：Das Prinzip Gorbatschow.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Köln 1989.

3 Thomas Blanke/Rainer Erd （Hg.）：DDR - Ein Staat vergeht. Frankfurt am Main 1990. Hannes Bahrmann/Christoph Links：Wir sind das Volk. Die DDR zwischen 7. Oktober und 17. Dezember 1989. Eine Chronik. Berlin，Weimar，Wuppertal 1990. Horst Hensel：Hyänengelächter. Lesestücke auf einen deutschen Herbst. Köln 1990.

4 Peter Przybylski：Tatort Politbüro. Die Akte Honecker. Berlin 1991. Günter Schabowski：Das Politbüro - Ende eines Mythos. Reinbek bei Hamburg 1990. Egon Krenz：Wenn Mauern fallen. Die friedliche Revolution：Vorgeschichte -Ablauf - Auswirkungen. Wien 1990. Hans Modrow （Hg.）：Das Große Haus. Insider berichten aus dem ZK der SED. Berlin 1994.

5 Cordt Schnibben：»Genosse，schlagen die uns tot？« Wie Erich Honecker und sein Politbüro die Konterrevolution erlebten. Der Spiegel，Nr. 18/1990，S. 199.

6 Ewald Lang （Hg.）：Wendehals und Stasi-Laus. Demo-Sprüche aus der DDR. München 1990. Hans Uske：Die Sprache der Wende. Bonn 1986.

7 Wolfgang Schneider （Hg.）：LEIPZIGER DEMOntagebuch. Leipzig，Weimar 1990. Neues Forum Leipzig：»Jetzt oder nie - Demokratie«. Leipziger Herbst ’89. München 1990. Erich Loest：Nikolaikirche. Leipzig 1995.

8 Cordt Schnibben：»Makkaroni mit Schinken，bitte«. Wie Erich Honecker und sein Politbüro die Konterrevolution erlebten. Spiegel，Nr. 17/1990，S. 90.

9 Daniel Küchenmeister （Hg.）：Honecker - Gorbatschow，Vieraugengespräche. Berlin 1995.

10 Robert Darnton：Der letzte Tanz auf der Mauer. Berlin-Journal 1989-1990. München 1991. Hans-Hermann Hertle：Der Fall der Mauer. Opladen 1996.

11 Bernhard Schäfers：Der Vereinigungsprozeß in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Deutungsversuchen. Gegenwartskunde，Nr. 3/1991，S. 283. Ferner Abriß der DDR. Kursbuch，Nr. 101/1990. Christiane Lemke：Die Ursachen des Umbruchs 1989. Politische Sozialisation in der ehemaligen DDR. Opladen 1991. Bernd Faulenbach/Markus Meckel/Hermann Weber （Hg.）：Die Partei hat immer recht. Aufarbeitung von Geschichte und Folgen der SED-Diktatur. Essen 1994. Getrennte Vergangenheit，gemeinsame Zukunft. Ausgewählte Dokumente，Zeitzeugenbe-richte und Diskussionen der Enquête-Kommission »Aufarbeitung von Geschichte und Folgen der SED-Diktatur in Deutschland«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1992-1994. 4 Bde. München 1997.

12 Cordt Schnibben：»Genosse，schlagen die uns tot？«；a. a.O.，S. 206.

13 Enger Radius. DDR-Ärzte untersuchten ihre ehemaligen Staats- und Parteiführer. Der Spiegel，Nr. 31/1990.

14 Hartmut Zwahr：Ende einer Selbstzerstörung. Leipzig und die Revolution in der DDR. Göttingen 1993.

15 Ilse Spittmann：Die DDR unter Honecker. Köln 1990.

16 Peter Bender：Ein Magnet，stärker als die Macht. Was in den alten Deutschland-plänen reine Utopie blieb，wird jetzt von der Wirklichkeit überholt. Die Zeit，9. 2. 1990.

17 Detlef Nakath/Gerd-Rüdiger Stephan：Von Hubertusstock nach Bonn. Eine dokumentierte Geschichte der deut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auf höchster Ebene 1980-1987. Berlin 1995.

18 Hartmut Jäckel：Schiefe Bilder und der getrübte Blick aufs Ganze. Die DDR-Be-richterstattung：Anmerkungen zu einem publizistischen Sündenfall. Frankfurter Rundschau，11. 8. 1990.

19 Gerd-Rüdiger Stephan （Hg.）：»Vorwärts immer，rückwärts nimmer！« Interne Dokumente zum Zerfall von SED und DDR 1988/89. Berlin 1995.

20 Süddeutsche Zeitung，11./12. 11. 1989

21 Rudolf Augstein：Aufs Weltpodest geschleudert. Über Helmut Kohls Weg zum Staatskanzler. Der Spiegel，Nr. 40/1996. Ferner Karl Hartung：Neunzehnhundert-neunundachtzig. Ortsbesichtigungen nach einer Epochenwende. Hg. von Freimut Duve. Frankfurt am Main 1990. Patricia Clough：Helmut Kohl. Ein Portrait der Macht. München 1997.

22 Hans-Dietrich Genscher：Erinnerungen. Berlin 1995，S. 813 f. Ferner Philip Zeli-kow/Condoleezza Rice：Sternstunde der Diplomatie - Die deutsche Einheit und das Ende der Spaltung. Berlin 1997.

23 Helmut Kohl：»Aus eigener Kraft allein hätten wir es nicht geschafft«. Fernsehansprache des Bundeskanzlers am 2. 10. 1990. Der Spiegel-Dokument，Dezember 1990，S. 10.

24 Leszek Kołakowski：Wir fürchten etwas Unbestimmtes. Was bedeutet der Zusammenbruch des Kommunismus philosophisch？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5. 2. 1994.

25 Günter Kunert：Traumverloren.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scheiter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0. 11. 1989.

26 Gregor Gysi：Das war’s. Noch lange nicht！Autobiographie. Düsseldorf 1994.

27 Landolf Scherzer：Das letzte Gefecht. Wie der SED-Sekretär Hans-Dieter Fritsch-ler die Wende in der DDR erlebt. Die Zeit，5. 1. 1990.

28 Ders.：Der Erste. Köln 1986.

29 Thomas Neumann：Die Maßnahme. Eine Herrschaftsgeschichte der SED. Reinbek bei Hamburg 1991.

30 Der Spiegel，Nr. 50/1989，S. 30 ff.

31 Erich Honecker：»Die Strafe wird mich nicht mehr erreichen«. Frankfurter Rundschau，4. 12. 1992.

32 Reinhard Merkel：Erich Honecker gehört nicht vor das Berliner Landgericht. Die Zeit，28. 8. 1992. Jens Reich：Durch den Export wird der Rechtsstaat zum Esel. Bemerkungen zum Prozeß gegen Erich Honeck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2. 1. 1993.

33 Irene Dische：Der zehnte Tag. Berlin 1993. Kursbogen zu Kursbuch，Nr. 111/1993.

34 Jens Reich：A la lanterne？Über den Strafanspruch des Volkes. Kursbuch，Nr. 111/1993，S.ll.

35 Peter-Ferdinand Koch：Das Schalck-Imperium lebt. Deutschland wird gekauft. München 1992.

36 Der Spiegel，Nr. 47/1989，S. 14. Autorenkollektiv Hans Modrow u. a.：Geächtet oder geachtet？Die DDR in der internationalen Staatengemeinschaft；Geschichte - Standpunkte - Dokumente. Berlin 1994. Uwe Thaysen：Der Runde Tisch oder：Wo blieb das Volk？Der Weg der DDR in die Demokratie. Opladen 1990.

37 Matthias Jung：Parteiensystem und Wahlen in der DD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29. 6.1990.

38 Hans-Joachim Meyer：Mit Augenmaß und Festigkeit. Erinnerung an die Rolle von Lothar de Maizière im Prozeß der deutschen Einigun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5. 5. 1991. Lothar de Maizère：Anwalt der Einheit. Berlin 1996.

39 Gerd Roellecke：Abgründe der Verfassungsdiskussion. Universitas，Heft 8/1996，S. 774.

40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1. 12. 1990.

41 Günter Grass：Kurze Rede eines vaterlandslosen Gesellen. Die Zeit，9. 2. 1990. Gespräch mit Günter Grass über »Eiertänze«，verpaßte Chancen der Sozialdemokratie und Fremdheiten beim Thema Deutschland. Frankfurter Rundschau，27. 7. 1990.

42 Christoph Dieckmann：Das letzte Westpaket. Günter Grass’ deutsches Ge-schichtsbuch »Ein weites Feld« wird im Osten geliebt als Verteidigung des Lebens in der DDR. Die Zeit，1. 12. 1995.

43 Günter Grass：Ein weites Feld. Göttingen 1995，S. 558.

44 Roland H. Wiegenstein：Bilanzen & Kosten. Frankfurter Rundschau，16. 6. 1990.

45 Richard Herzinger：Die obskuren Inseln der kultivierten Gemeinschaft. Heiner Müller，Christa Wolf，Volker Braun - deutsche Zivilisationskritik und das neue Antiwestlertum. Die Zeit，4. 6. 1993. Ferner ders.：Masken der Lebensrevolution -Vitalistische Zivilisations- und Humanismuskritik in Texten Heiner Müllers. Berlin 1993.

46 Brigitte Seebacher-Brandt；Die Linke und die Einheit. Berlin 1991. Joschka Fischer：Die Linke nach dem Sozialismus. Hamburg 1992. Peter Glotz：Die Linke nach dem Sieg des Westens. Stuttgart 1992. Wolfgang Kowalsky/Wolfgang Schroeder （Hg.）：Linke，was nun？Berlin 1993. Peter Glotz：Die Jahre der Verdros-senheit. Ein Tagebuch ohne Rücksichten 1993/94. Stuttgart 1996.

47 Sarah Kirsch：Schwarzer Pet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8. 7. 1990.

48 Die Woche，24. 11. 1995，2. 6. 1995. （Günter Grass：Im deutschen Muspott. Gespräch über den Beschluß des West-PEN，sich nicht mit dem Ost-PEN zu vereinigen.） Rundbrief PEN，16. 5. 1997.

49 Rolf Michaelis：Dein Wort in Goethes Ohr！Die Zeit，10. 4. 1992.

50 Karl Otto Conrady （Hg.）：Das große deutsche Gedichtbuch. München，Zürich 1992，S. 857.

51 Fritz J. Raddatz：Ein ZEIT-Gespräch mit Stefan Heym. Die Zeit，6. 12. 1991.

52 Stefan Heym：Aschermittwoch in der DDR. Der Spiegel，Nr. 49/1989，S. 55.

53 Heiner Müller：Auschwitz kein Ende. Ein Gespräch mit jungen französischen Regisseuren. Berlin，September 1992. Drucksache 16 des Berliner Ensemble，S. 607.

54 Ders.：Krieg ohne Schlacht. Leben in zwei Diktaturen. Köln 1992.

55 Christa Wolf：Medea. Stimmen. München 1996.

56 Spiegel-Streitgespräch：Wolfgang Schäuble und Wolfgang Thierse über Fehler und Probleme im Umgang zwischen Ost und West. Der Spiegel，Nr. 34/1993，S. 24. Wolfgang Thierse：Mit eigener Stimme sprechen. München 1992. Ferner Johannes M. Becker：Ein Land geht in den Westen. Die Abwicklung der DDR. Bonn 1991. Bernd Giesen/Claus Leggewie （Hg.）：Experiment Vereinigung. Ein sozialer Großversuch. Berlin 1991. Friedrich Schorlemmer：Bis alle Mauern fallen. Texte aus einem verschwundenen Land. Berlin 1991. Konrad Löw：... bis zum Verrat der Freiheit. Die Gesellschaft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ie »DDR«. München 1993. Robert Hettlage/Karl Lenz （Hg.）：Deutschland nach der Wende. Eine Bilanz. München 1995. Ursula Langkau-Alex/Thomas M. Ruprecht （Hg）：Was soll aus Deutschland werden？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1995. Daniela Dahn：Westwärts und nicht vergessen. Vom Unbehagen in der Einheit. Berlin 1996.

57 Bernhard Schäfers：Ambivalenzen des Einigungsprozesses：Integration und Differenzierung. Gegenwartskunde，Nr. 1/1996，S. 113 ff.，121.

58 Christiane Kohl：»Andere nehmen den Strick«. Über Leipzigs neuen Oberbürger-meister Hinrich Lehmann-Grube. Der Spiegel，Nr. 31/1990，S. 38 ff.

59 Elisabeth Noelle-Neumann：Die Vorzüge der Freiheit stehen noch nicht im Mittelpunkt. Die neuen Bundesbürger und die Demokrati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0. 9. 1991.

60 Marlies Menge：Sehnsucht nach dem Kaputten. Die Zeit，12. 9. 1991.

61 Tina Rosenberg：Die Rache der Geschichte. Erkundungen im neuen Europa. München 1997.

62 Konrad Weiß：Verlorene Hoffnung der Einheit. Der Spiegel，Nr. 46/1993，S. 41. Ferner Hans Mayer：Der Turm von Babel. Erinnerungen an ein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91. Thomas Meyer：Was bleibt vom Sozialismus. Reinbek bei Hamburg 1991. Peter Bender：Unsere Erbschaft. Was war die DDR - was bleibt von ihr？Hamburg，Zürich 1992. Heinz Ludwig Arnold/Frauke Meyer-Gosau （Hg.）：Die Abwicklung der DDR. Göttingen 1992. Eberhard Kuhrt/Gunter Holzweißig/Hannsjörg F. Buck u. a.：Am Ende des realen Sozialismus. Beiträge zu einer Bestandsaufnahme der DDR-Wirklichkeit in den 80er Jahren. Opladen 1996.

63 Wolfgang Thierse：Spielt euch jetzt nicht auf wie Sieger，ihr Westdeutschen. Frankfurter Rundschau，8. 10. 1990. Ferner Manfred Stolpe：Demokratie wagen. Aufbruch in Brandenburg. Reden，Beiträge，Interviews 1990-1993. Marburg 1994. Ders.：Sieben Jahre. Sieben Brücken. Ein Rückblick in die Zukunft. Berlin 1997.

64 Klaus von Dohnanyi：Das deutsche Wagnis. München 1991. Ferner Klaus Hansen：Nichts trennt uns mehr als die gemeinsame Sprache. Deutsche Verständigungs-probleme. Universitas，Heft 3/1996.

65 Stolz aufs eigene Leben. Der Spiegel，Nr. 27/1995，S. 40 ff.

66 Joachim Brune u. a.：... aber die Mauern bauen die Menschen sich selbst ... Speyer 1991.

67 Friedrich Schorlemmer：Ich sehe und säe unverdrossen das Senfkorn Hoffnung. Frankfurter Rundschau，11. 10. 1993. Ferner Ruth Reiher/Rüdiger Läzer （Hg.）：Von »Buschzulage« und »Ossinachweis«. Ost-West-Deutsch in der Diskussion. Berlin 1996.

68 Wolf Lepenies：Ressentiment und Überheblichkeit. Die Intellektuellen im deut-schen Einigungsprozeß.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 3. 1992. Ders.：Folgen einer unerhörten Begebenheit. Die Deutschen nach der Vereinigung. Berlin 1992.

69 Elke Libbert：Wie auseinanderwächst，was zusammengehör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 1. 1993.

70 Heiner Keupp：Phantasma »Deutsche Identität«. Süddeutsche Zeitung，10. 11. 1994.

71 Christa Wolf：Was bleibt. Frankfurt am Main 1990，S. 107.

72 Frank Schirrmacher：Dem Druck des härteren，strengeren Lebens standhal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 6. 1990. Ferner Thomas Anz （Hg.）：Es geht nicht um Christa Wolf. Der Literaturstreit im vereinte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91. Michael Braun：Jenseits der »Gesinnungsästhetik«. Was bleibt von der Literatur aus der DDR？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4. 10. 1986.

73 Karl Otto Conrady （Hg.）：Das große deutsche Gedichtbuch. München，Zürich 1992，S. 778.

74 Günther Rühle：»Was sollen wir tun？« Zur deutschen Dramatik nach 1945 - bis heute. Theater heute. Sondernummer 1996，S. 114 ff.

75 Urs Bircher/Martin Kreutzberg：Das Sprechtheater der achtziger Jahre in West und Ost. Politik und Kultur，Heft 3/1984，S. 49.

76 Wolfgang Emmerich：Kl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DDR；a. a. O.，S. 350 f.

77 Ebd.，S. 347 f.

78 Otto F. Riewoldt：Theaterarbeit. Über den Wirkungszusammenhang von Bühne，Dramatik，Kulturpolitik und Publikum. Hans-Jürgen Schmitt （Hg.）：Die Literatur der DDR. Bd. 11 der Hanser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m 16.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Wien 1983，S. 133.

79 Schauspielhaus Bochum （Hg.）：Das Bochumer Ensemble. Ein deutsches Stadt-theater 1979-1986. Königstein 1986.

80 Einfühlung und Analyse. Der Regisseur Thomas Langhoff im Gespräch. Theater heute，Heft 6/1981，S. 14.

81 Ruth Berghaus：Faszinierende Zeugin unseres Jahrhunderts. Leipziger Volkszei-tung，Jg. 1996.

82 Christa Hasche/Traute Schölling/Joachim Fiebach：Theater in der DDR. Chronik und Positionen. Berlin 1994，S. 38，76，70，43，91，77.

83 Elmar Schleef：Droge Faust Parsifal. Frankfurt am Main 1997.

84 Joachim Fest：Wozu das Theater？Der Spiegel，20. 12. 1971.

85 Theater heute，Heft 1/79，S. 2.

86 Georg Hensel：Einladung zu Tagträum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4. 2. 1979.

87 Frankfurter Rundschau，17. 5. 1976. Ferner Diedrich Diederichsen：Das babylonische Theater. Regie als Amoklauf. Nonkonformismus als Norm. Buch und Biblio-thek，Heft 7/8/1983，S. 590 ff.

88 Claudia Balk （Hg.）：Regie im Theater. Frankfurt am Main 1988/1989. Uwe B. Carstensen：Klaus Michael Grüber. Frankfurt am Main 1988. Günther Erken：Hansgünther Heyme. Frankfurt am Main 1989. Mechthild Lange：Peter Zadek. Frankfurt am Main 1989. Hannelene Limpach：Dieter Dorn. Frankfurt am Main 1989. Hans Joachim Ruckhäberle：Alexander Lang. Frankfurt am Main 1988. C. Bernd Sucher：Theaterzauberer 2. Von Bondy bis Zadek. 10 Regisseure des deutschen Gegenwartstheaters. München 1988. Jörg W. Gronius/Wend Kässens：Theater Macher. Gespräche. Bodenheim 1990.

89 Ein Gespräch mit dem Theaterregisseur Luc Bondy. Neue Zürcher Zeitung，29./30. 10. 1994.

90 Christa Hasche/Traute Schölling/Joachim Fiebach：Theater in der DDR；a. a. O.，S. 39.

91 Ebd.，S. 21.

92 Ebd.，S. 27.

93 Peter Hacks：Die Maßgaben der Kunst. Düsseldorf 1977，S. fll f.

94 Christa Hasche/Traute Schölling/Joachim Fiebach：Theater in der DDR；a. a. O.，S. 213.

95 Volker Braun：Die Übergangsgesellschaft. Volker Bohn：Deutsche Literatur seit 1945；a. a. O.，S. 434.

96 Christa Hasche/Traute Schölling/Joachim Fiebach：Theater in der DDR；a. a. O.，S. 111.

97 Genia Schulz：Something is Rotten in this Age of Hope. Heiner Müllers Blick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Merkur，Heft 5/1979，S. 479 f.

98 Eine kurze goldene Zeit beinahe der Gerechtigkeit. Gespräch mit dem Regisseur Thomas Langhoff. Süddeutsche Zeitung，4. 1. 1990.

99 Heiner Müller：Krieg ohne Schlacht Leben in zwei Diktaturen. Köln 1992.

100 Sebastian Popp/Bernd Wagner （Hg.）：Das Theater und sein Preis. Beiträge zur Theaterreform. Hagen 1994，S. 81.

101 Gerhard Stadelmaier：Das Hybridtheater. Geblähter Apparat - magere Kuns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 2. 1992.

102 Erich Pracht u. a.：Einführung in den sozialistischen Realismus. Berlin 1975.

103 Monika Flacke （Hg.）：Auftragskunst der DDR 1949-1990. München 1995.

104 Günter Feist/Eckhart Gillen/Beatrice Vierneisel （Hg.）：Kunstdokumentation SBZ/DDR 1945-1990. Aufsätze. Berichte. Materialien. Berlin 1996. Eckhart Gil-len/Rainer Haarmann （Hg.）：Kunst in der DDR. Köln 1990.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a. a. O.

105 Karin Thomas：Utopie und Menetekel des bildnerischen Eigensinns. Gabriele Muschter/Rüdiger Thomas （Hg.）：Jenseits der Staatskultur. Traditionen autono-mer Kunst in der DDR. München 1992，S. 108 f.

106 Peter Säger：Neue Formen des Realismus. Kunst zwischen Illusion und Wirklich-keit. Köln 1973. Rainer Zimmermann：Expressiver Realismus. Malerei der verschollenen Generationen. München 1994.

107 Eckhardt Gillen/Rainer Haarmann （Hg.）：Kunst in der DDR. Köln 1990，S. 16.

108 Ders.：Kunst in der Sowjetzone und in der DDR. 1945-1990. Dia-Reihe. Inter Nationes Bonn.

109 Ebd.

110 Jörn Schütrumpf：Auftragspolitik in der DDR. Monika Flacke （Hg.）：Auftragskunst der DDR；a. a. O.，S. 21.

111 Ebd.

112 Günter Engelhard：Ein Grübler liebt den Kampf，art，Nr. 10/1989，S. 42.

113 Werner Tübke：Reformation - Revolution. Panorama Frankenhausen. Dresden 1988.

114 Antje von Graevenitz：Der Weg ist nicht zweigeteilt，sondern rund. Überlegungen zum Bilderstreit in （West-） Deutschland nach 1945. Siegfried Gohr/Johannes Gachnang （Hg.）：Bilderstreit. Widerspruch，Einheit und Fragment in der Kunst seit 1960. Köln 1989，S. 228.

115 Siegfried Gohr：Humanismus oder Humanität？- Anmerkungen zur neueren deutschen Kunst. Gabriele Muschter/Klaus Honnef （Hg.）：Westchor Ostportal. 12 Positionen zeitgenössischer Kunst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95，S. 14.

116 Art. Das Kunstmagazin （Hg.）：Zeitvergleich. Malerei und Grafik aus der DDR. Hamburg 1982，S. 12.

117 Interview Johannes Gachnang mit Georg Baselitz 6. 11. 1975. Katalog Georg Baselitz：Zeichnungen. Groninger Museum. Groningen 1979.

118 Wolfgang Mattheuer：Die Schlacht der Vorurteile. Zum Streit zwischen deutschdeutschen Künstler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7. 10. 1990. Ders.：Äußerungen. Leipzig 1990.

119 Landeshauptstadt Erfurt/Freistaat Thüringen （Hg.）：Configura 2 - Dialog der Kulturen. Texte und Bilder zur Ausstellung. Erfurt 1995.

120 Eduard Beaucamp：Streit der Schneckenhäus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4. 7. 1991.

121 Verena Lueken：Metastasen des Nichts. Zum fünfundzwanzigsten Mal：Die Mainzer Tage der Fernsehkriti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1. 5. 1992. Ferner Kurt Hickethier：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Fernsehens. Stuttgart 1997.

122 Karl-Otto Saur/Rüdiger Steinmetz （Hg.）：Fernsehkritik. Kritiker und Kritisierte. München 1988. Manfred Delling：Engagement für ein neues Medium. Ausgewählte Fernsehkritiken von 1964 bis 1993. Frankfurt am Main，Berlin，Bern，New York，Paris，Wien 1995.

123 Gerhard Schulze：Vernunft im nachtechnischen Zeitalter. Was tun，wenn alles getan ist？Neue Zürcher Zeitung，30./31.12.1995. Ders.：Die Erlebnisgesellschaft. Kultursoziologie der Gegenwar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1993.

124 Neil Postman：Das Verschwinden der Kindheit. Frankfurt am Main 1983. Ders.：Wir amüsieren uns zu Tode. Urteilsbildung im Zeitalter der Unterhaltungsindustrie. Frankfurt am Main 1985. Ders.：Die Verweigerung der Hörigkeit. Lauter Ein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1988. Ders.：Das Technopol. Die Macht der Technologien und die Entmündigung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92.

125 Marshall McLuhan：Die magischen Kanäle. Understanding media. Düsseldorf 1968，S. 90 Ders.：Die Gutenberg-Galaxis. Das Ende des Buchzeitalters. Düsseldorf，Wien 1968. Thomas Heinze：Medienanalyse als Kultur- und Gesellschaftskritik. Kurseinheit 1-3：Medientheorien. Fernuniversität/Gesamthochschule Hagen 1987.

126 Hannes Bahrmann：Der Siegeszug des neuen Mediums. Der Staatsbürger. Beilage der Bayerischen Staatszeitung，Nr. 2/1994，S. 2.

127 Peter Glotz：Die Attacke - Nachtgedanken zum zehnjährigen Geburtstag des privaten Fernsehens. Vorwärts，Dez. 1995，S. 10.

128 Freddie Röckenhaus：Wie viele Programme erträgt 1 Mensch？Die Zeit，26. 11. 1993. Ferner Petru Dumitriu：ABC der neuen Medien. Heidelberg 1985. Eckart Gottwald/Regina Hibbeln/Jürgen Lauffer （Hg.）：Alte Gesellschaft - Neue Medien. Opladen 1989. Die Medien. Kursbuch，Nr. 90/1987. Hilmar Hoffmann （Hg.）：Gestern begann die Zukunft. Entwickl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Bedeutung der Medienvielfalt. Darmstadt 1994.

129 Ien Ang：Das Gefühl Dallas. Zur Produktion des Trivialen. Bielefeld 1986.

130 Frank-Dieter Freiling：Die endlose Alltags-Story. 150mal »Lindenstraße«：Populär wie die Wetterkarte.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9. 9. 1988.

131 Claudia Wegener：Reality-TV. Opladen 1994.

132 Jo Groebel/Uli Gleich：Gewaltprofile der deutschen Fernsehprogramme. Opladen 1993. Michael Kunczik：Gewalt im Fernsehen. Köln，Wien 1975. Ders.：Gewalt und Medien. Köln，Wien 1987. Helga Theunert：Gewalt in den Medien - Gewalt in der Realität. Gesellschaftliche Zusammenhänge und pädagogisches Handeln. Opladen 1987. Hans Robert Eisenhauer/Heinz-Werner Hübner （Hg.）：Fernseh-Kritik. Gewalt in der Welt - Gewalt im Fernsehen. Mainz 1988. H. B. Brosius/T. Hartmann：Erfahrungen mit Horror-Videos bei Schülern unterschiedlicher Schultypen. Communications，Nr. 14/1988. B. H. Kniveton：Angst statt Aggression. Eine Wirkung brutaler Filme. Fernsehen und Bildung，Nr. 12/1978. Werner Glogauer：Kriminalisierung von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durch Medien. Wirkungen gewalttätiger，sexueller，pornographischer und satanischer Darstellungen. Baden-Baden 1991.

133 Die Zeit，5. 3. 1993.

134 Klaus Bresser：Was nun？- Über Fernsehen，Moral und Journalisten. Neuwied 1992. Paul Virilio：Krieg und Fernsehen. München 1993. John R. MacArthur：Die Schlacht der Lügen - Wie die USA den Golfkrieg verkauften. München 1993.

135 Bettina Hurrelmann：Fernsehen in der Familie. Auswirkungen der Programmerweiterung auf den Mediengebrauch. Weinheim 1989. Jan-Uwe Rogge/Klaus-Jensen：Über den Umgang mit Medien in Familie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8. 1. 1986.

136 Nikolaus von Festenberg：Talk und Teufel. Über das Geschwätz im TV. Der Spiegel，Nr. 13/1996，S. 238. Jan Bielicki：Es plappert Über die Talkshow-Flut. Die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Heft 9/1995，S. 817 f.

137 Hermann J. Huber：Die Absahner. Wie die populären TV-Stars mit eigenen Unternehmen Profit machen.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18. 5. 1990.

138 Norbert Bolz：Der Sinn des Unsinns. Comedy im Fernsehen - die Lust am bedeutungsfreien Ritual. Die Zeit，30. 5. 1997.

139 Niklas Luhmann：Die Realität der Massenmedien. Opladen 1996.

140 Rüdiger Kinsky：Über Medien-Wirklichkeit. Die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Heft 1/1995，S. 44.

141 Heinz-Dietrich Fischer：Fernsehmoderator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ünchen 1983.

142 Michael Wolf Thomas：Umbau des Radios. Publizistik und Kunst，Jg. 1989.

143 Mathias Greffrath：Die Anpassung an imaginäre Konkurrenz ist eine Spirale nach unten. Frankfurter Rundschau，9. 6. 1986.

144 Florian H. Fleck （Hg.）：Zukunftsaspekte des Rundfunks. Stuttgart 1986. Ferner Otfried Jarren/Peter Widlok （Hg.）：Lokalradio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1985.

145 Jurek Becker：Die Worte verschwinden. Der Spiegel，Nr. 2/1995，S. 160.

146 Harro Zimmermann：Wider die zweite Unmündigkeit. Einige Gedanken zur Radiokultur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er Rundschau，4. 5. 1994.

147 Urs Widmer：Auch der Rundfunk kann vom Kopf her stinken. du，Heft 6/1994，S. 79，81.

148 Medien. Zwischen Ohnmacht und Faszination. PZ，Nr. 75/1993，S. 3. Karl-Eduard von Schnitzler：Meine Schlösser oder Wie ich mein Vaterland fand. Berlin 1989.

149 Wolfgang Mühl-Benninghaus：Medienpolitische Probleme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1945 und 1989. Heide Riedel （Hg.）：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 ... 40 Jahre DDR-Medien. Berlin 1994，S. 14.

150 K. Hickethier：Hörfunk. Wolfgang R. Langenbucher/Ralf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 （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a. a. O.，S. 263.

151 Wolfgang Mühl-Benninghaus：Medienpolitische Probleme in Deutschland，S. 12 f.

152 Ebd.，S. 11.

153 Manuela Glaab：Medien. Werner Weidenfeld/Karl-Rudolf Korte （Hg.）：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1993，S. 464.

154 Workshop 11. 1. 1993. Einrichtung und Abwicklung. Heide Riedel （Hg.）：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a. a. O.，S. 287.

155 Ebd.，S. 289.

156 Thomas Schuler：Die Mörder sind unter uns. Die Zukunft der Defa-Filme liegt beim Fernsehen ... Süddeutsche Zeitung，1./2. 6. 1996.

157 Frank Beyer im Gespräch mit Hans Müncheberg. In Heide Riedel （Hg.）：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a. a. O.，S. 228.

158 Manfred Krug：Abgehauen. Düsseldorf 1997.

159 Harry Blunk/Dirk Jungnickel （Hg.）：Filmland DDR. Ein Reader zu Geschichte，Funktion und Wirkung der Defa. Köln 1991.

160 Hans-Dieter Seidel：Der bewegte Markt. Komödien und sonst nichts？Zur Lage des deutschen Film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8. 6. 1996.

161 Das Lachen macht’s. Der Spiegel，Nr. 38/1996，S. 214 ff.

162 Rolf Geserick/Arnulf Kutsch （Hg.）：Publizistik und Journalismus in der DDR. München，New York，London，Paris 1989.

163 Manuela Glaab：Medien；a. a. O.，S. 467 f. J. Grubitzsch：Presselandschaft der DDR im Umbruch. Ausgangspunkte，erste Ergebnisse und Perspektiven. Media Perspektiven，Nr. 3/1990，S. 140 ff.

164 Manuela Glaab：Medien；a. a. O.，S. 471 f.

165 Jan Hofmann：Einführungsreferat auf dem Treffen der bildungspolitischen Initiativgruppen in Ost-Berlin.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Heft 5/1990，S. 6 ff.

166 Christoph Führ/Carl-Ludwig Furck：Handbuch der deutschen Bildungsgeschichte. Bd. VI und VII：1945 bis zur Gegenwart.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München 1997 f.

167 Gisela Helwig （Hg.）：Schule in der DDR. Köln 1988. Ferner Heinrich Kanz：Deutsche Erziehungsgeschichte 1945-1985 in Quellen und Dokumenten. Frankfurt am Main 1987. Bernd-Reiner Fischer/Norbert Schmidt：Das zweifache Scheitern der DDR-Schul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6. 9. 1991. Oskar Anweiler/Hans-Jürgen Fuchs u. a. （Hg.）：Bildungs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45-1990. Bonn 1992. Sonja Häder/Heinz-Elmar Tenorth （Hg.）：Bildungsgeschichte einer Diktatur. Bildung und Erziehung in der SBZ und DDR im historischgesellschaftlichen Kontext. Weinheim 1997.

168 Jan Hofmann：Einführungsreferat；a. a. O.，S. 8.

169 Hans Joachim Meyer：Man hat den Lehrern eigenes Handeln systematisch abgewöhnt. Frankfurter Rundschau，10. 5. 1990. Uwe Göbel/Winfried Schlaffke （Hg.）：Bildungssituation und Bildungsaufgaben in den neuen Bundesländern. Köln 1991.

170 Ilka Gropengießer/Gunter Otto/Klaus-Jürgen Tillmann （Hg.）：Schule. Friedrich Jahresheft XII/1994.

171 Hartmut von Hentig：Die Schule neu denken. München 1993，S. 9，113，205 ff. Ferner ders.：Bildung. München 1996.

172 Bildungskommission NRW （Hg.）：Zukunft der Bildung. Schule der Zukunft. Denkschrift der Kommission beim Ministerpräsidenten des Landes Nordrhein-Westfalen. Neuwied，Kriftel，Berlin 1995，S. 86.

173 Peter Glotz：Keine Fragen mehr？Spekulationen über das Elend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Die Zeit，15. 4. 1988.

174 Axel Hacke：Aus der großen Reform ist nichts geworden. Bilanz der Gründerzeit. Süddeutsche Zeitung，30. 4./1. 5. 1988.

175 Bernd Henningsen：Von der Einsamkeit und Freiheit des Wissenschaftlers. Die Humboldtsche Universität und die Politik. Frankfurter Hefte，Nr. 12/1996，S. 1105 ff，1110.

176 Alexander Fischer/Günther Heydemann：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r DDR. Bd. I：Historische Entwicklung，Theoriediskussion und Geschichtsdidaktik. Bd. II：Vor- und Frühgeschichte bis Neueste Geschichte. Berlin 1988/1990. Ralph Jessen：Professoren im Sozialismus. Aspekte des Strukturwandels der Hochschullehrerschaft in der Ulbricht-Ära. Hartmut Kaelble/Jürgen Kocka/Hartmut Zwahr （Hg.）：Sozialgeschichte der DDR；a. a. O.，S. 217 f.

177 Mechthild Küpper：Die Humboldt-Universität. Abwicklung und Selbstreform. Berlin 1993.

178 Hans-Karl Klettenberg：Im Westen reformunfähig，im Osten reformunwillig. Frankfurter Rundschau，30. 6. 1994.

179 Jesko Schulze-Reimpell：Auf den Marxisten klebt ein neues Etikett.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18. 5. 1990.

180 Wolf Lepenies：Wir sind kein besiegtes Land. Gibt es Dinge und Strukturen der DDR-Wissenschaft，die in eine neue Zeit zu retten sind？Die Zeit，23. 11. 1990.

181 Wilhelm Bleek/Lothar Mertens：DDR-Dissertationen. Promotionspraxis und Geheimhaltung von Doktorarbeiten im SED-Staat. Opladen 1994. Dies. （Hg.）：Bibliographie der geheimen DDR-Dissertationen. Bd. 1：Bibliographie. Bd. 2：Register. München 1994.

182 Hans-Ulrich Wehler：Hart widersprechen und mit dem Unfug stets konfrontieren. Ein Gespräch. Frankfurter Rundschau，24. 9. 1992.

183 Klaus-Jürgen Scherer：Hochschule Ost. Einige Aspekte und Eindrücke. Frankfurter Hefte，Nr. 12/1996，S. 1120 ff.

184 Rüdiger Liedtke：Die neue Skandal-Chronik. 40 Jahre Affären und Skandale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89. Fritz Lietsch/Bernhard Michalowski （Hg）：Die Bananenrepublik. Skandale und Affär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Eine Chronik. München 1997.

185 Thomas Mann：Deutsche Hörer！Fünfundfünfzig Radiosendungen nach Deutschland. Werke. Das essayistische Werk. Taschenbuchausgabe in 8 Bdn. Hg. von Hans Bürgin. Bd. 3：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Reden. Frankfurt am Main，Hamburg 1968，S. 290.

186 Christian Schütze：Des Volkes letzter Trumpf. Für Skandale gelten Gesetze，die jeder kennen sollte - vor allem der Politiker. Süddeutsche Zeitung，11./12. 2. 1984. Ders.：Die Kunst des Skandals. München，Bern 1967.

187 Wolfram Schütte：Treue und Liebe，nicht Glauben. Selbstgespräch am Ultimo. Heinrich Bölls posthumer Roman »Frauen vor Flußlandschaft«. Frankfurter Rundschau，Jg. 1985. Heinrich Böll：Frauen vor Flußlandschaft. Roman in Dialogen und Selbstgesprächen. Köln 1985，S. 7.

188 Peter-Ferdinand Koch：Der Fund. Hamburg 1990.

189 Paul Pucher：Der Pfälzer und der Bayer. Über die Gegenspieler Helmut Kohl und Franz Josef Strauß. Der Spiegel，Nr. 35/1985，S. 64.

190 Daniel Koefer/Karl-Heinz Janßen：Sie kamen bei Nacht und Nebel. Vor zwanzig Jahren erschütterte die Spiegel-Affäre die Republik. Neues über die Rolle von Strauß und der FDP. Die Zeit，22. 10. 1982.

191 Sighard Neckel：Die Wirkungen politischer Skandal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9. 2. 1990，S. 6 ff. Rolf Ebbinghausen/Sighard Neckel （Hg.）：Anatomie des politischen Skandals. Frankfurt am Main 1989.

192 Claus Leggewie：Der Geist denkt rechts. Wo Politik vorgedacht wird：Ein Streifzug durch die konservativen Denkfabriken der Bundesrepublik. Die Zeit，16. 10. 1987. Ders.：Der Geist steht rechts. Ausflüge in die Denkfabriken der Wende. Berlin 1987.

193 Johannes Gross：Die Misere der öffentlichen Gefühle. Oder Trübsinn würzt den Genuß des Wohlstand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 3. 1980.

194 Hagen Schulze：In manchem überholt，aber nicht überwunden. Über Geschichte und Zukunft des Nationalstaate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7. 4. 1991. Ders.：Staat und Nation in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München 1994.

195 Helmut König：Von der Masse zur Individualisierung. Die Modernisierung des Konservatismus in der Bundesrepublik. Leviathan，Heft 2/1988，S. 269.

196 Jörg Bergmann/Claus Leggewie：Die Täter sind unter uns. Beobachtungen aus der Mitte Deutschlands. Kursbuch，Nr. 113/1993，S. 17.

197 Peter Ködderitzsch/Leo A. Müller：Rechtsextremismus in der DDR. Göttingen 1990. Frank Schumann：Glatzen am Alex. Rechtsextremismus in der DDR. Berlin 1990.

198 Thomas Nipperdey：Die Deutschen wollen und dürfen eine Nation sein. Wider die Arroganz der Post-National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3. 7. 1990.

199 Christian Meier：Wir brauchen Vertrauen.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nationalen Selbstbewußtseins. Der Spiegel，Nr. 5/1995，S. 154.

200 Spiegel-Gespräch mit Almuth Berger：Nie zur Toleranz erzogen. Der Spiegel，Nr. 14/1990，S. 108 f.

201 Hans-Uwe Otto/Roland Merten （Hg.）：Rechtsradikale Gewalt im vereinten Deutschland. Opladen 1994.

202 Heimo Schwilk/Ulrich Schacht （Hg.）：Die selbstbewußte Nation. »Anschwellender Bocksgesang.« Berlin 1994，S. 20.

203 Rainer Zitelmann：Wohin treibt unsere Republik？Berlin 1995.

204 Ernst Nolte：Streitpunkte. Heutige und künftige Kontroversen um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Frankfurt am Main 1993.

205 Thomas E. Schmidt：Die Demokratie als Seinsverfehlung. »Die selbstbewußte Nation« - Ein »konservatives Manifest« aus dem UllsteinVerlag. Frankfurter Rundschau，5. 10. 1994.

206 Gerhard A. Ritter/Merith Niehuss：Wahl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undestags- und Landtagswahlen 1946-1987. München 1987.

207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Peter Lösche （Hg.）：Parteien in der Krise？Das Parteiensystem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er Aufstand des Bürgerwillens. München 1986. Demokratie auf dem Prüfstand. Eine Veranstaltungsreihe des Bertelsmann Forums 1988-1989. Bertelsmann Briefe，Heft 124，Juni 1989. Hans Apel：Die deformierte Demokratie - Parteien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91. Erwin und Ute Scheuch：Cliquen，Klüngel und Karrieren. Über den Verfall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 eine Studie. Reinbek bei Hamburg 1992. Hans-Peter Bartels/Trutz Graf Kerssenbrock：Abgewählt. Wie den Parteien das Volk abhanden kam. Düsseldorf 1994. Hans-Georg Betz：Krise oder Wandel？Zur Zukunft der Politik in der postindustriellen Moderne. Hans Herbert von Arnim：Ist Kritik an den politischen Parteien berechtigt？Hans Rattinger：Abkehr von den Parteien？Dimensionen der Parteiverdrossenheit. Jürgen W. Falter/Siegfried Schumann：Nichtwahl und Protestwahl. Zwei Seiten einer Medaill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2. 3. 1993. Hildegard Hamm-Brücher：Wege in die und Wege aus der Politik（er）verdrossenheit. Claus Leggewie：Di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lasse und die Bürgergesellschaft.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30. 7. 1993.

208 Joseph Huber：Abschied vom Parteienstaat. Die Zeit，11. 11. 1988.

209 Hans Heigert：Abgeordneter - eine Karriere. Süddeutsche Zeitung，25./26. 10. 1986.

210 Die liberale Demokratie braucht die Parteien. Aber der Machtanspruch der Parteien gefährdet die Demokratie. Bundespräsident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im Gespräch mit Gunter Hofmann und Werner A. Perger. Die Zeit，19. 6. 1992. Gunter Hofmann/Werner A. Perger （Hg.）：Weizsäckers Parteienkritik in der Diskussion. Frankfurt am Main 1992. Aufstand in den Parteien. Positionspapier von Rebellen aus CDU，SPD und Grünen. Der Spiegel. Dokument，Heft 3/1993.

211 Thomas Darnstädt/Gerhard Spörl：Streunende Hunde im Staat. Der Spiegel，Nr.13/1993，S. 147.

212 Konrad Adam：Sehnsucht nach Programm.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4. 3. 1987.

213 Heiner Geißler：Zugluft. Politik in stürmischer Zeit. München 1990.

214 Warnfried Dettling：Das Erbe Kohls. Frankfurt am Main 1994.

215 Hartmut von Hentig：Alles tun können，was anderen nicht schadet - oder：Der diskrete Charme des Liberalismus. Merkur，Heft 400/1981，S. 960 ff.

216 Theo Rütten：Der deutsche Liberalismus 1945 bis 1955. Baden-Baden 1984.

217 Peter Lösche/Franz Walter：Man glaubt der Partei kein Wort mehr. Die Freien Demokraten haben ihre Bindung an soziale Milieus und an politische Prinzipien verlor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 12. 1995. Franz Walter：Wie modern ist die FDP？Die Zeit，7. 6. 1996.

218 Ralf Dahrendorf：Das Elend der Sozialdemokratie. Merkur，Nr. 12/1987，S. 1024，1034，1037. Jonathan Carr：Helmut Schmidt. Düsseldorf 1993.

219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5 Bdn. Bd. 2：Wolfgang Jäger：Die Innenpolitik der sozial-liberalen Koalition. 1974-1982. Stuttgart 1987，S. 263.

220 Ralf Dahrendorf：Das Bündnis der Selbstbewußten. Die Zeit，24. 9. 1982.

221 Oskar Lafontaine：Das Gesicht der Zukunft. Reformpolitik in einer veränderten Welt. Hamburg 1988.

222 Jürgen Leinemann：Junge，das mußt du durchhalten. Über Johannes Rau und das Anekdotische. Der Spiegel，Nr. 5/1986，S. 43 ff.

223 Manon Maren-Grisebach：Philosophie der Grünen. München 1982. Gerd Langguth：Der grüne Faktor - Von der Bewegung zur Partei？Zürich 1984. Klaus Gotto/Hans-Joachim Veen （Hg.）：Die Grünen - Partei wider Willen. Mainz 1984. Emil-Peter Müller：Die Grünen und das Parteiensystem. Köln 1984. Anna Hallersleben：Von der Grünen Liste zur Grünen Partei. Göttingen 1984. Thomas Kluge （Hg.）：Grüne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84. Sabine Stamer （Hg.）：Von der Machbarkeit des Unmöglichen. Hamburg 1985. Wolfram Bickerich （Hg.）：SPD und Grüne - das neue Bündnis. Hamburg 1985. Brigitte Jäger/Claudia Pinl：Zwischen Rotation und Routine. Die Grünen im Bundestag. Köln 1985. K.-J. Scherer/F. Vilmar：Ökosozialismus？Rotgrüne Bündnispolitik. Berlin 1985. Thomas Ebermann/Rainer Trampert：Die Zukunft der Grünen. Hamburg 1985. Oliver Tolmein （Hg.）：Ökorepublik Deutschland - Erfahrungen und Perspektiven rotgrüner Zusammenarbeit. Hamburg 1986. Manfred Langner（Hg.）：Die Grünen auf dem Prüfstand. Analyse einer Partei. Bergisch-Gladbach 1987. Rudolf van Hüllen：Ideologie und Machtkampf bei den Grünen. Bonn 1990. Michael Schroeren （Hg.）：Die Grünen. Zehn bewegte Jahre. Wien 1990.Verena Krieger：Was bleibt von den Grünen. Hamburg 1991.Joachim Raschke：Bilanz und Neubeginn. Marburg 1991.Udo Knapp：Das Wagnis. Ökologische Realpolitik；pragmatisch，staatsfern，mehrheitsbewußt，grün.Frankfurt am Main 1991.Hubert Kleinert：Aufstieg und Fall der Grünen. Analyse einer alternativen Partei. Bonn 1992.Ders.：Vom Protest zur Regierungspartei. Die Geschichte der Grünen. Frankfurt am Main 1992.Joachim Raschke：Die Grünen. Wie sie wurden，was sie sind. Bund Verlag 1993.Peter Gatter：Die Aufsteiger. Ein politisches Porträt der Grünen. Hamburg 1987.

224 Bernd Guggenberger：Zwischen Feldküche und Familientreffen. Die Umweltpartei im Umbruch：Rigide Gesinnungsethik muß der Verantwortungsethik weichen. Die Zeit，21. 6. 1985. Carl Offe：Zwischen Protest- und Parteipolitik. Die Zeit，10.10.1986.

225 Helmut Fogt：Die Mandatsträger der Grünen. Zur sozialen und politischen Herkunft der alternativen Parteielit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5. 3. 1986.

226 Jürgen Leinemann：Rebell und Macher. Der Spiegel，Nr. 22/1995，S. 40 ff. Joschka Fischer：Von grüner Kraft und Herrlichkeit. Reinbek bei Hamburg 1984.

227 Hans Herbert von Arnim：Das Münchhausenproblem der politischen Klasse. Der Staat - Beute der Parteien？Frankfurter Rundschau，19. 2.1993. Ferner Jean-Marie Guéhenno：Das Ende der Demokratie. München，Zürich 1994.

228 Robert Hughes：Nachrichten aus dem Jammertal. Wie sich die Amerikaner in political correctness verstrickt haben. München 1994.

229 Theo Sommer：Ein Abgrund von Doppelmoral. Die Zeit，21. 5.1993.

230 Ein Manifest：Weil das Land sich ändern muß. Die Zeit，13. 11. 1992. Herbert Riehl-Heyse：Jedem das Seine，mir das meiste. Süddeutsche Zeitung，20./21. 2.1993.

231 Jürgen Habermas：Die zweite Lebenslüge der Bundesrepublik：Wir sind wieder »normal« geworden. Die Zeit，11.12.1992.

232 K. Schwarz：Demographische Randbedingungen neuer Stadtstrukturen. Zeitschrift für 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Heft 4/1987. E. Spiegel：Neue Haushaltstypen. Entstehungsbedingungen，Lebenssituation，Wohn- und Stadtortverhältnisse. Hamburg 1985.

233 Marion Gräfin Dönhoff：Auch die Freiheit hat ihre Grenzen. Die Zeit，1. 4.1994.

234 Ralf Dahrendorf：Die Zukunft der Bürgergesellschaft. Frankfurter Rundschau，24. 1. 1992. Ferner Wilhelm Heitmeyer（Hg.）：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Auf dem Weg von der Konsens- zur Konfliktgesellschaft. 2 Bde. Frankfurt am Main 1997.

235 Hans-J. Misselwitz：Nicht länger mit dem Gesicht nach Westen. Das neue Selbstbewußtsein der Ostdeutschen. Bonn 1996.

236 Klaus von Beyme：Zivilgesellschaft contra Staatsversagen. Frankfurter Rundschau，23.1.1993.

237 Friedbert Pflüger：Richard von Weizsäcker. Ein Porträt aus der Nähe. Stuttgart 1990. Werner Filmer/Heribert Schwan（Hg.）：Richard von Weizsäcker. Düsseldorf 1989. Ferner Richard von Weizsäcker：Vier Zeiten. Erinnerungen. Berlin 1997.

238 Günter Scholz：Die Bundespräsidenten. Biographien eines Amtes. Heidelberg 1992.

239 Volker Gransow：Mikroelektronik und »Freizeit«. Politisch-kulturelle Folgen einer technischen Revolution. Berlin 1982，S. 7.

240 Christian Mollenhauer：Mikroperipherik. Mitteilungen der Fachhochschule für Technik，Nürnberg，Jg. 1986.

241 Eric W. Leaver/J. J. Brown：Die Fabrik der Zukunft；o. O.1947.

242 Klaus Kemper：Der Tod des klassischen Industriearbeiters. Die Mikroelektronik schafft eine ganz neue Arbeitswel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5. 3. 1986.

243 Peter Brödner：Fabrik 2000. Berlin 1985，S. 118.

244 Georg Klaus（Hg.）：Wörterbuch der Kybernetik. Bd. 1. Frankfurt am Main 1969，S. 380. David Ritschie：Gehirn und Computer. Die Evolution einer neuen Intelligenz. Stuttgart 1987. Computerkultur. Kursbuch，Nr. 75/1984.

245 Theodore Roszak：Der Verlust des Denkens. Über die Mythen des Computer-Zeitalters. München 1986. Willi Köhler：Der Verlust des Denkens. Frankfurter Hefte，5/1987，S. 475 ff.

246 Jochen Köhler：Die unwünschbare Maschine. Warum Computer existentiell dumm sind. Frankfurter Rundschau，11.1.1986.

247 Hubert L. Dreyfus：Künstliche Intelligenz. Von den Grenzen der Denkmaschine und dem Wert der Intuition. Reinbek bei Hamburg 1987，S. 99 ff.

248 Peter Zec：Informationsdesign. Die organisierte Kommunikation. Zürich 1988，S. 107 f. Ferner Hermann Glaser：Das Verschwinden der Arbeit. Die Chancen der neuen Tätigkeitsgesellschaft. Düsseldorf，Wien，New York 1988.

249 Horst Kern/Michael Schumann：Das Ende der Arbeitsteilung？Rationalisierung in der industriellen Produktion. München 1984，S. 44 ff.

250 Klaus Haefner：Mensch und Computer im Jahre 2000. Ökonomie und Politik für eine human computerisierte Gesellschaft. Basel/Boston/Stuttgart 1984.

251 Ulrich Beck：Kapitalismus ohne Arbeit. Über Mythen der Politik，globale Wirtschaft und die Zukunft der Demokratie. Der Spiegel，Nr. 20/1996，S. 140 ff.

252 Jeremy Rifkin：Die dritte Säule der neuen Gesellschaft. Die Zeit，2. 5. 1997. Ferner：Für eine Zukunft in Solidarität und Gerechtigkeit. Die Hauptgedanken des Wortes der Kirchen zur 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en Lag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 3.1997.

253 Hermann Sallinger：Handikap-Punkte. Neue Wege aus der Arbeitslosigkeit. Universitas，Heft 10/1987，S. 1065 f.

254 Axel Bust-Bartels：Beseitigung der Massenarbeitslosigkeit durch soziale Innovation？Alternativen zur Arbeitsmarktpolitik.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B. 43/1987，S. 3 ff. Ders. Vollbeschäftigung ohne Niedriglohn. Opladen 1999. Ferner Gerhard Schröder：Es gibt Arbeit für alle. Living. Das Kulturmagazin，Nr. 2/3，1994，S. 47.

255 Horst W. Opaschowski：Wie leben wir nach dem Jahr 2000？Szenarien über die Zukunft von Arbeit und Freizeit. BAT Freizeit-Institut. Hamburg 1987.

256 Streitgespräch zwischen André Gorz，Peter Glotz und Tilman Fichter：Kapitalistisches Konsummodell und Emanzipation. Die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Heft 5/1986，S. 393.

257 Konrad Adam：Mit dem sozialen Netz im Trüben fischen. Der Wohlfahrtsstaat schafft die Risiken，vor denen er schützen will.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 3.1992.

258 Meinhard Miegel：Es hat die Menschen deformiert. Tabus und Illusion verschleiern das historische Versagen des Sozialstaate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 4.1996.

259 Franz Müntefering：Der Sozialstaat ist nötig. Wider die verführerische Philosophie seiner Zerstörun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5. 4.1996.

260 Ulrich Beck：Kapitalismus ohne Arbeit；a. a. O.，S. 142.

261 Ders.：Risikogesellschaft -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1986. Ferner J. Brüggemeier：Tschernobyl，26. April 1986. München 1997.

262 Peter Kafka：Gegen den Untergang. Schöpfungsprinzip und globale Beschleunigungskrise. München，Wien 1994，S. 110 ff. Ders.：Das Grundgesetz vom Aufstieg. Wege zum wirklichen Fortschritt. München，Wien 1989.

263 Ulrich Beck：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Zu einer Theorie reflexiver Modern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3，S. 169.

264 Joseph Huber：Zukunftsfragen der Sozialdemokratie. Frankfurter Hefte，Heft 8/1987，S. 676 ff Ders.：Die Regenbogengesellschaft. Ök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85.

265 Friedrich Schiller：Die Ideale. Karl Otto Conrady（Hg.）：Das große deutsche Gedichtbuch. Kronberg （Ts.） 1977，S. 294 f.

人名索引

Abs，Hermann 56

Abusch，Alexander 95，567

Ackermann，Anton 47，96，131

Ackermann，Max 204，214

Adam，Konrad 620，639

Adama von Scheltema，Friedrich 207

Adamov，Arthur 361

Adenauer，Konrad 78，80-82，162，194，229，234-242，246，249，252，254 f.，310，314，327 f.，334，336，340，356，359，383，390，610 f.

Adorf，Mario 588

Adorno，Theodor W. 124，157，167，181，239，317，352-355，362 f.，373-375，382，385，403，406，408，431 f.，503，515

-»Negative Dialektik« 408

-»Wozu noch Philosophie？« 375

Ahlers，Conrad 611

Ahlsen，Leopold 335

Ahrends，Martin 314

Aicher，Otl 291

Aichinger，Ilse 324-326，335

Albers，Detlef 402

Albers，Hans 178，190，200

Albers，Josef 123

Albrecht，Susanne 410

Alexander，Peter 358

Allemann，F. R. 255

Alt，Franz 591

Altenbourg，Gerhard 576，581

Alter，Henry C. 138

Alvermann，Hans Peter 421

Ambrose 180

Amery，Carl 377，482，551

Améry，Jean 384，408

Ammer，Thomas 97

Anders，Günther 119，124，317

Andersch，Alfred 102，172，196，322，332

Andersen，Lale 179

Anderson，Sascha 447，464

Andres，Stefan 167

Anouilh，Jean 148

Antes，Horst 420

Archipenko，Alexander 203

Arendt，Hannah 60，124，375

Aretin，Anette von 337

Armstrong，Louis 180

Arnim，Hans Herbert von 624

Arrabal，Fernando 425

Artaud，Antonin 425

Ash，Timothy Garton 628

Assia，Lys 358

Assmann，Arno 366

Auden，W. H. 197，285，366

Augstein，Rudolf 192，306，310，408，500，611

Baacke，Dieter 398，488

Baade，Fritz 124

Baader，Andreas 409 f.，412 f.

Bab，Julius 146

Bach，Johann Sebastian 30

Bachem，Bele 284

Bacher，Ingrid 551

Bächler，Wolfgang 172

Bachmann，Ingeborg 98，324-326，335，366，533

Bachmann，Josef 409

Bahr，Egon 392

Bahrdt，Hans-Paul 263

Bahro，Rudolf 343，448 f.，480

Baierl，Helmut 465

Baky，Josef von 200

Bardot，Brigitte 279，286

Baring，Arnulf 29，431

Barlach，Ernst 202

Barlog，Boleslaw 146，311，362

Barschel，Uwe 611

Bartetzko，Dieter 522

Barth，Emil 170

Barth Karl 115，478

Barthes，Roland 61，512

Bartning，Otto 216-218，222，294 f.

Bartsch，Jürgen 265

Barzel，Rainer 430

Baselitz，Georg 369，421，495，525，581 f.

Bassermann，Albert 123

Bauer，Fritz 279，383

Bauer，Leo 130，243

Baudelaire，Charles 126，319

Bauman，Zygmunt 385

Baumeister，Willi 204，207，210-212，214，218，320，368

Bausch，Hans 183，336

Bausch，Pina 492，568

Bautz，Franz Josef 379

Bayer，Konrad 427

Beaucamp，Eduard 321，523，583

Beauvoir，Simone de 116，284

Bebel，August 107

Becher，Johannes R. 31，119，128-131，165，167，175-177，187，242，245，346，570，581

-»Abschied« 165

-»Kantate« 346

Beck，Julien 425

Beck，Ulrich 505，635，641

Becker，Hans Detlef 611

Becker，Jillian 409 f.

Becker，Jurek 549，593

Becker，Jürgen 326

Becker，Maria 121，362

Becker，Nicolas 545

Beckett，Samuel 361

Beckmann，Max 123，202-204，209，212，578

Bednarz，Klaus 591

Beethoven，Ludwig van 30，129，155，304，570

Behlmer，Hinnerk 402

Bekker vom Rath，Hanna 203

Bellmer，Hans 420

Belzner，Emil 149

Benda，Ernst 253

Bender，Hans 500

Bender，Peter 250，394，541

Benjamin，Walter 16，352，362，373

Benn，Gottfried 170，177，318 f.，326，370，372

Bense，Max 291，320 f.

Bentzien，Hans 597

Berendsohn，Walter A. 118

Berg，Alban 157，365，531

Bergengruen，Werner 112，169，370-372

Berger，Almuth 615

Berghaus，Ruth 566

Bergmeister，Dagmar 337

Bergner，Elisabeth 123

Bermann，Gottfried 174

Bersarin，Nikolai 137

Bertelmann，Fred 358

Bernitzke，Reinhard 349

Besch，Lutz 144

Besson，Benno 564，566

Bettelheim，Bruno 124

Beutler，Ernst 130，222

Beuys，Joseph 418-420，526-529

Beyer，Frank 598

-»Spur der Steine« 598

Bichsel，Peter 326

Biedenkopf，Kurt 554，620

Bieler，Manfred 347

Biermann，Wolf 421，447-453，455，464，470，545，550，552，575

Bill，Max 291

Binder，Wolfgang 142

Binding，Rudolf Georg 372

Biolek，Alfred 590

Bircher，Urs 564

Bischoff，Friedrich 182，338

Bismarck，Claus von 591

Bismarck，Otto von 32，246，344，520，614

Bissier，Julius 368

Blacher，Boris 156 f.

Bloch，Ernst 32，124，140，154，307，310，335，347，373 f.

Blöcker，Günter 326

Blücher，Gebhard Leberecht 520

Blume，August 111

Blumenberg，Hans 515

Bobrowski，Johannes 170，326

Böckler，Hans 84

Bodamer，Joachim 264

Böhm，Franz 85

Böhme，Erich 590

Böhme，Irene 439，564

Böhme，Manfred（Ibrahim）463

Bohrer，Harry 192

Bohrer，Karl Heinz 410，499

Bökenkamp，Werner 286

Böll，Heinrich 34，164 f.，264，324，326，335，370，379，412，449，497，499，609

-»Haus ohne Hüter« 264

-»Brief an meine Söhne« 34

-»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497

-»Frauen vor Flußlandschaft« 609

Bond，Edward 534

Bondy，Barbara 286

Bondy，François 348

Bondy，Luc 569

Bondzin，Gerhard 575

Bonhoeffer，Dietrich 112

Bopp，Jörg 472，508

Borchert，Wolfgang 100，144，149，164 f.，335

-»Draußen vor der Tür« 144，149，164，335

Borgward，Carl F. W. 271，300

Bormann，Martin 27，54

Born，Max 124

Born，Nicolas 476

Borinski，Fritz 124

Borsche，Dieter 359

Bott，Hans 241

Boulez，Pierre 366

Bourdieu，Pierre 524

Brahms，Johannes 30

Brandauer，Klaus Maria 599

Brando，Marlon 287

Brandt，Rut 325，401

Brandt，Willy 56，75 f.，248，253，255，325，392 f.，400 f.，428-431，543，548，617，622

Brasch，Peter 447

Brasch，Thomas 571

Braun，Eva 27

Braun，Harald 200 f.，359

Braun，J. J. 631

Braun，Volker 455，457，551，571

Brauner，Arthur 358

Braunmühl，Ekkehard von 491

Brecht，Bertolt 13，31，119 f.，139 f.，150，166，310-312，317-319，343，346，370，498，564-566，569，571，573，593

-»Das Verhör des Lukullus« 311

-»Turandot« 317

Bredel，Willi 348

Breitag，Ruth 337

Breker，Arnold 205

Breloer，Heinrich 590

Brenner，Eduard 94

Brenner，Hans Georg 325

Brenner，Hildegard 497

Brentano，Heinrich von 313

Breshnew，Leonid 248

Brinkmann，Rolf Dieter 396，399，467

-»In der Grube«

Britting，Georg 169

Broch，Hermann 119，168，372

Brod，Max

Brödner，Peter 632

Brown，Kenneth 425

Brücher，Ernst 41

Bruckner，Ferdinand 119 f.，364

Brüggemann，Otto 281

Brunhöber，Hanna 178

Bruyn，Günter de 453 f.，461 f.

Buber，Martin 119

Bubis，Ignatz 519

Bucerius，Gerd 191，331

Bucharin，Nikolai Iwanowitsch 244 f.

Büchner，Georg 172，365

Buchner，Mirl 304

Buckwitz，Harry 310 f.

Budzinski，Klaus 162

Buffet，Bernard 285 f.，288

Bultmann，Rudolf 376

Bürger-Prinz，Hans 279

Burnham，James 197，273

Burrmeister，Otto 146 f.

Busch，Ernst 123

Bust-Bartels，Axel 637

Buttersack，Felix 184

Buttig，Martin G. 369

Byrnes，James Francis 44，229

Cage，John 532

Calderón de la Barca，Pedro 142

Camaro，Alexander 208

Camus，Albert 117，148，284，286 f.

-»Der Mythos von Sisyphos« 117

Canetti，Elias 119

Capra，Fritjof 479

Carell，Rudi 590

Carnap，Rudolf 124，373

Carossa，Hans 169，371 f.

Carow，Heiner 598

Casdorff，Claus Hinrich 591

Caspar，Carl 206

Caspar，Horst 128

Cassirer，Hans 124，373

Castorf，Frank 564

Castro，Fidel 322，415

Caven，Ingrid 424

Celan，Paul 165，173，370

Cézanne，Paul 203

Chagall，Marc 211

Chaloner，John 192

Chardin，Teilhard de 479

Chataway，Chris 304

Christadler，Marieluise 482

Chruschtschow，Nikita 347，537

Churchill，Winston 33，36 f.

Ciulli，Roberto 569

Clay，Lucius D. 44，52，92

Conert，Herbert 225

Costard，Hellmuth 360，423

Courts-Mahler，Hedwig 503

Cremer，Fritz 450

Croce，Benedetto 197

Cube，Hellmuth von 170 f.

Curtius，Ernst Robert 136，197，220

Czechowski，Heinz 562

Dagover，Lil 359

Dahrendorf，Ralf 255，489，622

Daiber，Hans 148

Dall，Karl 591

Dalos，György 341

Damme，Jutta 575

Danuser，Hermann 530

de Sica，Vittorio 201

Dean，James 279，287

Degenhardt，Franz Josef 469

Dehler，Thomas 241

Deiters，Heinrich 95

Delaunay，Robert 211

Demetz，Peter 279

Denger，Fred 149

Denzler，Georg 114

Deschner，Karlheinz 372

Dessau，Paul 311，319，343，566

Dettling，Manfred 621

Deutsch，Ernst 123，362

Deutscher，Drafi 358

Dichter，Ernest 275

Dieckmann，Christoph 548

Dieckmann，Friedrich 32

Diedrich，Hans J. 340

Dietl，Helmut 599

Dietrich，Bruno 282

Dietrich，Marlene 123

Dilthey，Wilhelm 373

Dior，Christian 282

Dirks，Walter 130，268，332，378 f.，499

Dische，Irene 545

Dix，Otto 202，204，579

Döblin，Alfred 33，112，118 f.，182

»Der unsterbliche Mensch« 112

Dohnanyi，Klaus von 557

Dolmatowski，Jewgeni 132

Doll，Hans Peter 428

Dombrowski，Erich 303

Domröse，Angelica 598

Dönhoff，Marion Gräfin 191，331，551，626 f.

Dönitz，Karl 27 f.，54，101

Döpfner，Julius 378，384

Dorn，Dieter 569

Dorn，Walter 53，92

Dorsey，Tommy 180

Dos Passos，John 56

Dotterweich，Volker 51

Drechsel，Sammy 340

Dresen，Adolf 567

Drewermann，Eugen 380

Drews，Richard 118

Dreyfus，Hubert L. 634

Dufhues，Hermann Josef 328

Dulles，John Forster 236

Durbrigde，Francis 340

Durieux，Tilla 123

Dürrenmatt，Friedrich 120，122，165，258 f.，335

-»Der Besuch der alten Dame« 258 f.

Dutschke，Rudi 408 f.

Duwe，Harald 368

Düwel，Jörn 298

Dymschitz，Alexander 133

Ebbinghaus，Julius 115

Eberlein，Ludwig 141

Ebert，Friedrich 166，231

Eckel，Horst 304

Eco，Umberto 503

Eden，Anthony Sir 89

Eggebrecht，Axel 182

Egk，Werner 153，157 f.，365

-»Abraxas« 158

Ehard，Hans 80

Ehmsen，Heinrich 137，575

Ehrenburg，Ilja 47

Ehrenstein，Albert 119

Ehrenzweig，Robert 159

Eich，Günter 30，169，172，324-326，335

-»Inventur« 30，169

Eiermann，Egon 295

Einem，Gottfried von 365

Einstein，Albert 124

Eisenhower，Dwight D. 21，38，40，50

Eisler，Hanns 123，157，242

Elias，Norbert 124

Eliot，T.S. 148，197

Ellwein，Thomas 604

Elstner，Frank 591

Eluard，Paul 285

Emmerich，Wolfgang 565

Ende，Lex 190，243

Ende，Michael 482 f.

-»Die unendliche Geschichte« 482 f.

Endres，Elisabeth 318

Engel，Wolfgang 564，566

Engels，Friedrich 310，449，468

Engelberg，Ernst 344

Engholm，Björn 611

Engler，Wolfgang 343

Enke，Werner 423

Ensikat，Peter 453

Ensslin，Gudrun 399，409，413

Enzensberger，Hans Magnus 274，302，321 f.，327 f.，330，332，353，375，466，497，499，537，626

Eppler，Erhard 474

Erforth，Klaus 566

Erhard，Ludwig 84，230，255-258，274 f.，293

Erikson，Erik 124

Erler，Fritz 78，254

Ernst，Max 202

Erpenbeck，Fritz149 f.

Eschenburg，Theodor 74，78，142，252，611

Eucken，Walter 85

Fabrizius，Volker 114

Faktor，Jan 351，463

Falckenberg，Otto 126

Fanon，Frantz 416

Farah Diba，Kaiserin 401

Faßbender，Joseph 369

Fassbinder，Rainer Werner 423-425，428

-»Katzlmacher« 424

-»Warum läuft Herr R. Amok« 424

Faul，Ria und Paul 304

Faust，Wolfgang Max 525

Fechner，Eberhard 589

Fehling，Jürgen 138

Feininger，Lyonel 123

Feldbusch，Veronika 590

Feldkirchen，Toni 204

Felixmüller，Conrad 213

Fellini，Federico 260 f.

Felmy，Hansjörg 588

Felsenstein，Walter 343，564

Fendt，Fritz 300

Fest，Joachim 27，568

Feuchtwanger，Lion 119，168

Feyerabend，Paul 506，521

Fichte，Hubert 477

Fichte，Johann Gottlieb 111

Fichter，Tilman 469

Fiedler，Leslie A. 466

Field，Noel H. 243

Finck，Werner 160，162

Fink，Agnes 325

Fischart，Johann 464

Fischer，G.B. 123

Fischer，Joschka 624

Fischer，Samuel 174

Fischer，Wend 291

Fischer-Dieskau，Dietrich 365

Flach，Karl-Hermann 330，431

Flade，Hermann J. 309

Flake，Otto 141

Fleckhaus，Willy 334

Flemming，Max Leon 203

Flick，Friedrich 54，271

Flickenschildt，Elisabeth 142

Flimm，Jürgen 569

Flügel，Heinz 94

Forst，Willi 278

Forsthoff，Ernst 639

Fortner，Wolfgang 157，365

Fouché，Joseph 384

Fraenkel，Ernst 124

Franck，Walter 362

Frangois-Ponçet，Andre 237

Frank，Bruno 54，119 f.

Frank，Leonhard 119

Franke，Günther 203 f.

Frankenfeld，Peter 338

Franz von Assisi 465

Frei，Norbert 188，239

Freud，Sigmund 403

Freund，Ludwig 384

Freyer 374

Frick，Wilhelm 54

Fried，Erich 165

Fried，Ferdinand 359

Friedeburg，Ludwig von 280，406

Friedlaender，Ernst 191

Friedrich，Hans Eberhard 207

Friedrich，Heinz 172

Friedrich，Walter 542

Friedrich，II. 520，614

Friedrichs，Hanns Joachim 592

Frings，Joseph 75，271

Frisch，Max 57，120 f.，165，311，335

-»Nun singen sie wieder« 57

Fritzsche 54

Fritschler，Hans Dieter 544

Froboes，Conny 358

Fromm，Erich 38，124

Fruhtrunk，Günther 368，420

Fuchs，Hannes 423

Fuchsberger，Joachim 591

Fühmann，Franz 140，447，456，462 f.

Fuhr，Xaver 203

Fukuyama，Francis 516

Funk，Walther 54

Furtwängler，Wilhelm 126，128

Gablentz，von der 402

Gadamer，Hans-Georg 130

Gaiser，Gerd 261

Galbraith，John Kenneth 484

Gall，Lothar 390，560

Ganz，Bruno 494

Garciá Lorca，Federico 365

Gasser，Manuel 1744

Gauck，Joachim 465

Gauguin，Paul 265

Gaulle，Charles de 182，235

Gaus，Günter 592，597

Gaze，Heino 137

Gehlen，Arnold 322 f.，373 f.，516，580

Geiger，Rupprecht 204，211

Geiger，Theodor 124

Geißendörfer，Hans W. 588

Geissler，Christian 378

Geißler，Heiner 620 f.

Geitlinger，Ernst 204

Genscher，Hans-Dietrich 542

George，Götz 588，599

George，Stefan 119

Gerhardt，Wolfgang 621

Gerstenmaier，Eugen 193，331

Gessner，Herbert 178

Gide，Andre 174

Gidion，Siegfried 294

Giehse，Therese 121，258 f.

Giese，Hans 279

Gieseking，Walter 126

Gille，Sighard 577

Gilles，Werner 204，212，284

Gilmore，Rosamund 493

Gimbel，John 88

Ginsberg，Ernst 121

Giordano，Ralph 385

Giraudoux，Jean 120

Gitlin，Todd 398

Glaab，Manuela 600

Glas，Uschi 423

Glaser，Hermann 485

Globke，Hans Maria 238

Glöckner，Hermann 215

Glotz，Peter 587，604，620 f.

Gluchowski，Peter 624

Glucksmann，André 513

Gmelin，Helmuth 145

Goebbels，Joseph 22，24 f.，27，143，153

Goertz，Hartmann 194

Goes，Albrecht 134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30，130，134，136，147，181，222，244，254，338，370，417，445，532，569，610

Gogarten，Friedrich 376

Gogh，Vincent van 287

Gogol，Nikolai 365

Gohr，Siegfried 580 f.

Gold，Käthe 362

Goldhagen，Daniel Jonah 519

Gollancz，Victor 192

Gollwitzer，Helmut 101

Goodmann，Benny 180

Gomulka，Wladyslaw 449

Goppel，Alfons 384

Gorbatschow，Michail 478，537-539

Göring，Hermann 27，54

Gorki，Maxim 427

Görres，Joseph 193

Gorvin，Joana Maria 362

Gorz，André 638

Gottschalk，Thomas 590

Götze，Werner 178

Grabbe，Christian Dietrich 366

Graf，Oskar Maria 119，168

Gräf，Roland 598

Grass，Günter 16，229，270，310，325-328，421，430，475，499，548，551，581，614

-»Die Blechtrommel« 327

-»Ein weites Feld« 548

-»Hundejahre« 270

Graudenz，Karlheinz 283

Greco，Juliette 287

Greene，Hugh Carleton 184

Greiffenhagen，Martin 100

Gries，Rainer 72 f.

Grieshaber，HAP 369

Grillparzer，Franz 167

Grimme，Adolf 338

Grohmann，Will 213

Groll，Gunter 324

Gropius，Walter 123，216，220 f.，291，294

Gross，Johannes 258，612

Grosz，George 123

Grotewohl，Otto 48，83 f.，132，247

Grotowski，Jerzy 426

Grüber，Klaus Michael 428，568

Gruhl，Herbert 474

Grün，Max von der 551

Grünbein，Durs 517

Gründgens，Gustaf 116，126，128，145，160，362

Grundig，Hans 214

Grundig，Max 271 f.

Grünewald，Mathias 153

Guevara，Ernesto Che 415，533

Gugelot，Hans 291

Guggenberger，Bernd 507

Guggenheim，Solomon R. 211

Guggenheimer，Walter 172

Guggenheimer，Walter Maria 332

Guillaume，Günter 431

Günther，Eberhard 457

Günther，Egon 598

Günther，Joachim 169

Gunzert，Rudolf 406

Guttuso，Renato 577

Gysi，Gregor 544

Gysi，Klaus 567

Habe，Hans 171，186

Haber，Fritz 124

Habermas，Jürgen 354，373，395，402，404，417，482，503，513，518，626

Hacks，Peter 566，570-572

Haecker，Theodor 112

Haefner，Klaus 635

Haffner，Sebastian 245

Haftmann，Werner 207

Hage，Volker 477

Hagelstange，Rudolf 168，284

Hager，Kurt 457

Hahn，Kurt 124

Hahn，Ulla 492

Hajek，Otto Herbert 368 f.，420

Handke，Peter 329，467，476，494，509 f.

Harich，Wolfgang 135，137，307，347

Harlan，Veit 238 f.

Harpprecht，Klaus 592

Hartmann，Karl Amadeus 156 f.

Hartung，Hans 368

Hartung，Karl 208，369

Hasenclever 120

Hasse，O. E. 359

Hassel，Kai-Uwe von 400

Hassencamp，Oliver 180

Hassenpflug，Gustav 218

Hatheyer，Heidemarie 362

Haug，Wolfgang Fritz 418

Haupt，Otto 218

Hausenstein，Wilhelm 320

Hauser，Erich 369

Haushofer，Albrecht 112

Haußmann，Leander 564

Havemann，Robert 308

Havenstein，Klaus 340

Hayek，Friedrich von 256

Heck，Bruno 400

Heck，Dieter Thomas 591

Heckel，Erich 202，204

Heesters，Johannes 178

Hegel，Georg Friedrich Wilhelm 241，373，503，517

Hegenbarth，Josef 343，576

Hegner，Jakob 123

Heidegger，Martin 60，92，116 f.，142，294，373 f.，376

-»Holzwege« 117，142

Heidemann，Gerd 500

Heidenreich，Gert 551

Heiliger，Bernhard 369

Hein，Christoph 456，550

Heine，Heinrich 158

Heinemann，Gustav 78，253，429，431

Heintje 358

Heinz，Wolfgang 121，564，567

Heiseler，Bernd von 384

Heisig，Bernhard 576，579，581

Heißenbüttel，Helmut 467，471

Heist，Walter 172

Heitmann，Steffen 553

Heldt，Werner 209，368

Heller，André 488 f.

Helwig，Werner 261

Hemingway，Ernest 172，174 f.，284，370

Hempel，Eberhard 212

Hendrix，Jimi 398

Henke，Klaus Dietmar 42

Hennecke，Adolf 439

Henningsen，Bernd 605

Henningsen，Manfred 64

Hennis，Wilhelm 251

Henrich，Rolf 459

Hensel，Georg 324，425，568

Henselmann，Hermann 214，223 f.，249，296

Hentig，Hartmut von 24，315，405，602 f.，621

Henze，Hans Werner 157，325，365-367

Herberger，Sepp 304

Herder，Johann Gottfried von 147

Hering，Gerhard F. 362

Herking，Ursula 160 f.

Hermand，Jost 112，122，127

Hermann，Ingo 592

Hermlin，Stephan 31，118 f.，165，187，346，450，455 f.

Herrmann-Neiße，Max 119

Herrnstadt，Rudolf 190

Herz，Wilhelm 304

Herzberg，Klemens 137

Herzfeld，Friedrich 158

Herzinger，Richard 550

Herzog，Roman 553，629

Herzog，Werner 359

Heß，Rudolf 54

Hesse，Hermann 59，90，134，175，210，370，372，467

-»Das Glasperlenspiel« 90

Hessen，Johannes 111

Heukenkamp，Ursula 177

Heuss，Theodor 34，83，131，142，206，234，240-242，621，629

Heydrich，Reinhard 384

Heydte，Friedrich August von der 610

Heym，Stefan 32，40，119，186，346，450，453，455 f.，551 f.

Heyme，Hansgünther 568

Hilbig，Wolfgang 447 f.

Hildebrand，Klaus 400

Hildebrandt，Dieter 340，590

Hildesheimer，Wolfgang 335

Hilpert，Heinz 362

Hilsbecher，Walter 172

Himmler，Heinrich 24，27，384

Hindemith，Paul 123，153 f.，156 f.，365，533

-»Mathis der Maler« 153

Hirche，Herbert 291

Hirsch，Burkhard 621

Hirsch，Martin 383

Hirschauer，Gerd 378

Hirschfeld，Kurt 120 f.

Hitler，Adolf 12，21-28，33，68，71，78，85，101，113，115，152，171，205 f.，236，242，250，384 f.，394，409，472，500，558，610

Höch，Hannah 368

Höcherl，Hermann 400

Hochhuth，Rolf 258，362，379

-»Der Stellvertreter« 362，379

Hochwälder，Fritz 119

Höck，Dorothea 460

Hocke，Gustav René 102

Hoegner，Wilhelm 52 f.，78

Hoelscher，Ludwig 365

Hoerschelmann，Fred von 335

Hofer，Karl 137，202，204，209 f.，212 f.，367 f.，578，581

Höfer，Werner 339，592

Hoffmann，Hans-Jürgen 457

Hoffmann，Hilmar 485

Hoffmann，Hubert 219

Hoffmann，Reinhild 493

Hofmannsthal，Hugo von 175

Hoghe，Raimund 492

Hölderlin，Friedrich 403

Holl，Adolf 480

Höllerer，Walter 328，500

Hollmann，Hans 428，568

Holthusen，Hans Egon 168，277，285，328

Holz，Arno 464

Holzhamer，Karl 591

Honecker，Erich 248，435，440，453，455，457，538 f.，541 f.，545，558，595

Honecker，Margot 545

Honegger，Arthur 154，365

Höpcke，Klaus 456，550

Höpcke，Wolfgang 457

Horkheimer，Max 38，124，317 f.，352-355，373 f.，406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353

Horney，Karin 124

Hornstein，Erika von 309

Horváth，Ödön von 119 f.，168

Horwitz，Kurt 121 f.，362

Hoven，Adrian 357

Hubbuch，Karl 368

Huber，Joseph 619，642

Huber，Klaus 532

Hübner，Bruno 145

Hübner，Kurt 362，428

Huch，Ricarda 166

Huchel，Peter 165，170，195 f.

Hugenberg，Alfred 307

Humboldt，Wilhelm von 355

Hundhammer，Alois 82，158，378

Husserl，Edmund 373

Huxley，Aldous 197

Huyssen，Andreas 512

Iden，Peter 569

Imdahl，Max 511

Immendorff，Jörg 419，526，580

Immermann，Karl 172

Ionesco，Eugène 361

Jäckel，Hartmut 542

Jackson，Robert H. 53

Jaesrich，Hellmut 197

Jäger，Hanns Ernst 362

Jäger，Manfred 129，452，458

Jäger，Wolfgang 429，432，622

Jahn，Friedrich 271 f.

Jahnn，Hans Henny 119，372

Jandl，Ernst 464

Janka，Walter 347 f.，454

Jannings，Emil 126

Janssen，Horst 420

Janßen，Karl-Heinz 411

Jarnach，Philipp 157

Jaruzelski，Wojciech 537

Jaspers，Karl 57 f.，116，136，222，373-375

-»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 375

Jauch，Günther 591

Jenninger，Philipp 620

Jenny，Urs 360

Jens，Walter 310，551，589

Jessner，Leopold 123

Jochimsen，Luc 592

Jodl，Alfred 21，54

Johnson，Uwe 312 f.，405，417

-»Ingrid Babendererde« 312

-»Mutmaßungen über Jakob« 312 f.

Johr，Barbara 46

Jonas，Hans 124

Jophin，Janis 398

Joyce，James 348

Jünger，Ernst 45，126，169，212，322 f.，372

Jungermann，Jimmy 178

Jungheinrich，Hans-Klaus 534

Jungk，Robert 478，485

Jürgens，Curd 359

Jürgens，Grethe 215

Jürgens，Helmut 365

Jürgens，Udo 358

Just，Gustav 347

Kádár，János 537

Kadow，Hermann 198

Kafka，Franz 348，370，512

Kafka，Peter 641

Kagel，Mauricio 532

Kahlau，Heinz 347

Kaisen，Wilhelm 78，253

Kaiser，Georg 119 f.，149，168

Kaiser，Joachim 30，327，510

Kaltenbrunner，Ernst 54，384

Kamper，Dietmar 514

Kandinsky，Wassily 123，207，211，288

Kant，Imanuel 111，198

Kant，Hermann 97，453

-»Das Impressum« 453

-»Die Aula« 97，453

Kantorowicz，Alfred 31，118 f.，195

Karajan，Herbert von 363

Karasek，Hellmuth 590

Kardorff，Ursula von 23，42，51，194

Karge，Manfred 567

Karmakar，Romuald 599

Karsunke，Yaak 550

Kaschnitz，Marie Luise 66

Kaspar，Hermann 205

Kästner，Erich 23，29，100，125 f.，130，159 f.，177，186，201，258，320

Katzer，Hans 400

Kaulbach，Friedrich August 180

Käutner，Helmut 110，200，315，359

Keilbert，Joseph 133

Keitel，Wilhelm 54

Kelemen，Milko 532

Kellermann，Bernhard 129

Kelsen，Hans 124

Kemp，Friedhelm 168

Kempner，Robert M. 124，180，191

Kempowski，Walter 73，180，309

Kennedy，John F. 392，398，429

Kennedy，Robert 398

Kern，Horst 634

Kerr，Alfred 146

Kertzscher，Günter 348

Kesten，Hermann 119，312 f.，320，324

Keupp，Heiner 560

Kiefer，Anselm 525 f.

Kienholz，Edward 421

Kiesinger，Kurt Georg 253，255，400，610

Kierkegaard，Søren Aabye 116

Kilby 630

King，A. 629

King，Martin Luther 398

Kinkel，Klaus 621

Kinski，Klaus 287

Kinsky，Rüdiger 591

Kipphardt，Heinar 362，567

Kipphoff，Petra 524

Kirchheimer，Otto 38，124

Kirchner，Ernst Ludwig 203，214，421

Kirsch，Sarah 344，443，551

Klarsfeld，Beate 400

Klebe，Giseselher 156 f.，366，532

Kleiber，Erich 123

Klee，Paul 123，288

Kleihues，Josef Paul 522

Klein，Herbert 305

Klein，Matthäus 183

Klein，Yves 368

Klemperer，Otto 123

Klemperer，Victor 342

Kleßmann，Christoph 75，82

Klie，Barbara 208

Klinkelhöfer 352

Klotz，Heinrich 521

Kluckhohn，Paul 142

Kluge，Alexander 359 f.

Knappertsbusch，Hans 126，364

Knef，Hildegard 278

Knoeringen，Waldemar von 102

Knuth，Gustav 258

Koch，Hans 236

Koegler，Horst 364

Koeppen，Wolfgang 126，165，240，370

-»Das Treibhaus« 240

Kogon，Eugen 33 f.，60，135，332，339，378，499

Kohl，Helmut 541 f.，553，558，615，620 f.

Kohlmeyer，Werner 304

Kohtz，Otto 223

Kokoschka，Oskar 123，202，214

Kołakowski，Leszek 543

Kolb，Annette 119

Kolb，Walter 352

Kolbe，Georg 203

Kolbe，Uwe 447，454，458

Kolbenhoff，Walter 102，165，170-172

Kolle，Oswalt 280

Kollwitz，Käthe 137，213

König，Helmut 613

König，René 124

Köpcke，Karl-Heinz 592

Körner，Theodor 25

Korte，Hermann 400

Kortner，Fritz 123，151 f.，325

Koss，Irene 337

Koszyk，Kurt 89

Kowa，Viktor de 359

Koczian，Johanna von 362

Kracauer，Siegfried 124

Kraemer，Friedrich Wilhelm 295

Krahl，Hans-Jürgen 406，409

Krahl，Hilde 362

Kramer，Franz Albert 193

Kramer，Hans Albert 331

Kramer，Josef 50

Kraus，Peter 358

Krauss，Werner 142，362

Krawczyk，Stephan 303

Kreikemeier，Willy 243

Kreimeier，Klaus 356

Krenek，Ernst 154，365

Krenz，Egon 538，542

Kresnik，Johann 493

Kreuder，Ernst 172

Kreutzberg，Martin 564

Kricke，Norbert 369

Kriegel，Volker 354

Kriss-Rettenbeck，Lenz 519

Kroetz，Franz Xaver 427

Kröll，Friedhelm 172

Krolow，Karl 169 f.，231

Krosch 373

Krosigk，Graf Schwerin von 27

Krug，Manfred 598

Krüger，Bum 161

Krüger，Helmut 161

Krüger，Horst 382

Krüger，Michael 500，510

Krupp von Bohlen und Haibach，Alfried 54，271

Kuby，Erich 46，196，306，500

Kuczynski，Jürgen 72，344，520

Kügelgen，Bernt von 348

Kühn，Erich 293

Kühn，Siegfried 598

Kuhn，Helmut 124

Kühne，Andreas 447

Kujau，Konrad 500

Kulenkampff，Hans-Joachim 338

Kundera，Milan 507

Kunert，Günter 166，345，350，450，453，456，544

Küng，Hans 379 f.，480 f.

Künneke，Evelyn 178，358

Kunz，Karl 204

Kunze，Reiner 433，463

Künzel，Carmela 275

Kunzelmann，Dieter 405

Kurt，Stefan 588

Küstermeier，Rudolf 187

Lachenmann，Helmut 530

Lachnit，Wilhelm 214

Laermann，Klaus 514

Lafontaine，Oskar 623

Lampugnani，Vittorio Magnago 295，523

Landahl，Heinrich 91

Lang，Alexander 567

Lang，Fritz 123

Lange，Hartmut 566，568

Lange，Horst 170

Lange，Katja 447

Langgässer，Elisabeth 112，165，169

Langhans，Rainer 405 f.，410，413

Langhoff，Matthias 567

Langhoff，Thomas 566 f.，573

Langhoff，Wolfgang 31，120 f.，150，563 f.，567，569 f.

Lasker-Schüler，Else 119，168 f.，492

Lasky，Melvin J. 167，197

Laub，Gabriel 422

Le Corbusier （eig. Jeanneret-Gris，Charles Edouard） 293，296

Le Fort，Gertrud von 371

Leander，Zarah 358

Leaver，Eric W. 631

Leber，Georg 400

Léger，Fernand 211，577

Lehmann，Hans Georg 393

Lehmann，Lutz 339

Lehmann，Wilhelm 169

Lehmann-Grube，Hinrich 554

Leicht，Robert 459

Leip，Hans 179

Leipold，Gerhard 124

Leistikow，Hans 218

Leithäuser，Jochen G. 136

Leitl，Alfons 220

Lembke，Robert 339

Lemmer，Ernst 62

Lenin，Wladimir Iljitsch 245，468

Lenk，Thomas 368 f.，420

Lennon，John 487

Lenschau，Hermann 144

Lenz，J. M. R. 366

Lenz，Siegfried 203，264

Lenya，Lotte 123

Leonhard，Wolfgang 46，183

Lepenies，Wolf 559，606

Lersch，Philipp 112

Lessing，Gotthold Ephraim 133，146，172，570，572

Lessing，Theodor 111，124，516

Leuthäusser-Schnarrenberger，Sabine 621

Leuwerik，Ruth 359

Lévi-Strauss，Claude 488，593

Levin，Kurt 38

Lewin，W. 349

Lewinski，Wolf-Eberhard von 530

Lewis，Sinclair 174

Lichtenstein，Roy 420

Liebeneiner，Wolfgang 149

Liebermann，Rolf 531

Liebknecht，Karl 310

Liebknecht，Kurt 223 f.

Liebrich，Werner 304

Ligeti，György 532

Lilje，Hanns 193

Lin Biao 416

Lindenberg，Udo 489，508

Lindlau，Dagobert 592

Lindtberg，Leopold 121，123

Link，Caroline 599

Lippe，Jürgen von der 590

Litt，Theodor 373 f.

Lodemann，Jürgen 592

Loerke，Oskar 169

Loest，Erich 307，347

Loewenstein，Karl 38

Loewy，Raymond 288

Löffler，Heinz 575

Löffler，Kurt 462，

Löffler，Sigrid 590

Lommel，Ulli 423

Lommer，Horst 160

Lönnendonker，Sigward 469

Loos，Theodor 142

Lorentz，Lore und Kay 163，340

Lorenz，Lovis H. 191

Lorre，Peter 123

Löwenthal，Leo 317，352

Löwith，Karl 124

Lübke，Heinrich 401，429

Lübke，Wilhelmine 401

Lüdecke，H. 208

Ludwig，Emil 119

Ludwig，Volker 467

Luft，Friedrich 146，159，164，361

Luhmann，Niklas 507，515，591

Lühr，Hans Peter 444

Lukács，Georg 348，373

Lüpertz，Markus 525 f.

Lüth，Erich 239

Luther，Martin 520，614

Luxemburg，Rosa 107，310，416

Lyck，Henry van 423

Lyotard，Jean-François 503，524

Maaz，Hans-Joachim 350，437

Mack，Heinz 368

Mäckler，Hermann 295

Maetzig，Kurt 200

Mahle，Hans 183，185

Mahler，Horst 405，413

Mahler，Gustav 154

Mai，Karl 304

Maier，Hans 255，390

Maier，Reinhold 78，83

Maihofer，Werner 411，431

Maizière，Lothar de 460，542，546 f.，602

Malina，Judith 425，427

Malthus，Thomas Robert 322

Manescoul，Ursula von 337

Manet，Edouard 287

Manger，Jürgen von 300

Mann，Erika 56

Mann，Golo 238

Mann，Heinrich 32，119，129，168

Mann，Klaus 119，154

Mann，Thomas 29，45，58 f.，113，119，134 f.，156，175，197，323，359，370，609，629

-»Dr. Faustus« 113，156，175

Mannheim，Karl 124

Manthey，Jürgen 169

Mao Tse-tung 415 f.，468

Marc，Franz 203

Marcks，Gerhard 369

Marcus，Gerhard 218

Marcuse，Herbert 38，124，317，352，354，375，396，403，476

Marcuse，Ludwig 119，124，279

Maron，Monika 249 f.，447

Marquard，Odo 485，514 f.，526，615

Marquardt，Fritz 566，572

Marshall，George 44，56，87，221

Marx，Karl 236，254，310，373，403，415，418，449，468，503，538

Mataré，Ewald 218，529

Matisse，Henry 578

Mattheuer，Wolfgang 576，581 f.

Matthies，Frank-Wolf 447

Mattson，Arne 278

Mauer，Burkhard 428

Mauersberger，Rudolf 343

May，Ernst 123

Mayer，Hans 118，120，140，164，168，347 f.

McCarthy，Joseph Raymond 307，398

McCloy，John 237

McClure，Robert 138，186

McFerrin，Robert （Bobby） 508

McLuhan，Marshall 496，585

Mechtel，Angelika 283

Mechtersheimer，Alfred 475

Meckel，Christoph 168

Meer，Fritz ter 271

Mehnert，Klaus 193，331

Meier，Christian 615

Meier，Richard 522

Meinecke，Friedrich 30，95，111

Meinhof，Ulrike 409 f.，412 f.

Meistermann，Georg 204，206

Melchinger，Siegfried 361

Mende，Erich 241，428，611

Mendelsohn，Erich 123，573

Mendelssohn Bartholdy，Felix，154

Mendelssohn，Peter de 56，119，138 f.，193，196

Merker，Paul 243

Merseburger，Peter 392

Messemer，Hannes 362

Messiaen，Olivier 157

Mettel，Hans 369

Metz，Johann Baptist 379 f.

Meyer，Hans Joachim 602

Michael，Klaus 447

Michael，Marion 286

Michaelis，Paul 575

Michaelis，Rolf 455

Michel，Detlef 467

Michel，Karl Markus 391，497

Miegel，Meinhard 639

Mielke，Erich 64

Mies van der Rohe，Ludwig 123，220，294

Milhaud，Darius 154

Miller，Glenn 180

Minks，Wilfried 428

Minssen，Friedrich 172

Mirandola，Picco della 529

Miró，Joan 288

Mitscherlich，Alexander 265，337

Mitscherlich，Alexander und Margarete 259 f.

Mittenzwei，Ingrid 520

Modigliani，Amedeo 287

Modrow，Hans 546

Mohammed Resa Pahlewi，Schah 401

Mohler，Armin 383 f.

Mol，Linda de 590

Mollenhauer，Christian 630

Möller，Horst 390

Molo，Walter von 58

Molotow，Wjatscheslaw 47

Momper，Walter 542

Mondrian，Piet 288

Monet，Claude 287

Monk，Egon 592

Moras，Joachim 332

Morgenthau，Henry 37

Morgner，Irmtraut 453

Morlock，Max 304

Morsey，Rudolf 390

Moser，Hugo 142

Mosheim，Grete 123

Mozart，Wolfgang Amadeus 30

Mueller-Stahl，Armin 598

Mühl-Benninghaus，Wolfgang 595

Mühlberg，Dietrich 520

Muhlen，Norbert 307

Mühlfenzl，Rudolf 597

Müller，Heiner 344，455，550，552，565-567，570-573

-»Die Umsiedlerin« 567，571

-»Lessings Schlaf Traum Schrei« 455

-»Germania Tod in Berlin« 455，572

Müller，Josef 82

Müller-Armack，Alfred 85，111

Müller-Marein，Josef 99，331

Münster，Clemens 332

Müntefering，Franz 640

Müntzer，Thomas 580

Musil，Robert 13，119，168，370，372

Müthel，Eva 309

Nabokov，Vladimir 279

Nannen，Henri 191，500

Napoleon Bonaparte I. 384

Naß，Gustav 412

Nay，Ernst Wilhelm 204，211 f.，368 f.

Neckel，Sighard 612

Neckermann，Erhard 401

Neckermann，Josef 274 f.

Negt，Oskar 395

Neher，Carola 123

Nekes，Werner 423

Nell-Breuning，Oswald von 268，379

Nerlinger，Oskar 215，581

Nesch，Rolf 369

Nestler，Peter 423

Neubert，Willi 344

Neuenfels，Hans 568

Neumann，Franz L. 38，352

Neumann，Günter 110，159 f.，162

Neumann，Robert 119

Neumeier，John 493

Neuss，Wolfgang 340

Neutra，Richard 294

Neutsch，Erik 350

Newport，Vivienne 493

Nicholls，A. J. 256

Niebaum，Peter 526

Niebelschütz，Wolf von 170，284

Niekisch，Ernst 27

Niemöller，Martin 113

Niethammer，Lutz 52

Nietzsche，Friedrich 111，117，132，170，454，502

Nitribitt，Rosemarie 261

Noack，Ursula 340

Nocker，Hilde 337

Nohl，Herman 90

Nolde，Emil 202-204，578

Nolte，Ernst 518，618

Nono，Luigi 366

Nordhoff，Heinrich 299

Nossack，Hans Erich 73，165

Nowottny，Friedrich 590，592

Novotny，Antonín 449

Oberlack，Alfred 372

Oberländer，Theodor 238

Obermeier，Uschi 406

Ode，Erik 588

Oechelhaeuser，Gisela 452

Oelschlegel，Gerd 335

Oelßner，Fred 347

Oelze，Richard 368

Offe，Klaus 624

Ohlendorf，Otto 54

Ohnesorg，Benno 401 f.

Ollenhauer，Erich 81 f.，253 f.

Opaschowsky，Horst W. 637

Ophüls，Max 278

Oppenheimer，Franz 124

Orff，Carl 133，156

Ormond，Henry 192

Ortega y Gasset，José 294

Orwell，George 197

Ost，Friedhelm 592

Ostler，Anderl 304

Ott，Richard 204

Otto，Theo 121

Packard，Vance 276

Paczensky，Gert von 339

Paeschke Hans 332，499

Palitzsch，Peter 362，485，567

Pallenberg，Max 123

Pankok，Otto 204，215

Papen，Franz von 54

Papenfuß-Gorek，Bert 447 f.，464

Pappritz，Erica 283

Paryla，Karl 121，362

Pasche，Friedrich 160

Patton，George Smith 26

Paul，Rudolf 80

Paul VI. 280

Pawek，Karl 290

Pechel，Rudolf 195

Pechstein，Max 135，202-204

Peitz，Christiane 599

Pelzer，Jürgen 339

Penck，A. R. （Ralf Winkler） 214，369，495 f.

Penzoldt，Ernst 175

Perthen，Hans-Anselm 564

Petersen，Wolfgang 482

Peymann，Claus 569

Pfahler，Georg Karl 368，420

Pfeiffer，Reiner 611

Picard，Max 580

Picasso，Pablo 207，231，577 f.

Picht，Georg 354，381

Pieck，Wilhelm 48，62，84，131，166，247

Piene，Otto 368

Piontek，Heinz 105

Pirker，Theo 268，328，379

Piscator，Erwin 123，149，427

Pius XII. 113，115，379

Planck，Max 222

Pleister，Werner 338

Plenzdorf，Ulrich 436，453，571，598

-»Die neuen Leiden des jungen W.« 436，571

Plessner，Helmuth 124，373

Plivier，Theodor 119，165

Poelzig，Hans 223

Polgar，Alfred 119，146，320

Polke，Sigmar 369，420 f.，525

Pollack，Detlef 540

PoHock，Friedrich 124，317 f.，352

Polt，Gerhard 590

Ponto，Erich 128，133

Ponto，Jürgen 410

Popitz，Heinrich 263

Popper，Karl R. 124，355，373

Posipal，Jupp 304

Postman，Neil 585

Preminger，Otto 286

Presley，Elvis 359

Priestley，John Boynton 148

Pritzkoleit，Kurt 272

Prokofjew，Sergej 154

Purrmann，Hans 123

Quadflieg，Will 362

Quest，Hans 144

Quinn，Freddy 358

Raab，Kurt 424

Raabe，Wilhelm 172

Raben，Peer 424

Rabenalt，Arthur Maria 126

Raddatz，Fritz J. 455，517，552

Radek，Karl 245

Radziwill，Franz 215，368

Raeder，erich 54

Rahms，Helena 281

Rahn，Helmut 304

Rahner，Karl 379

Rákosi，Mátyás 449

Ramin，Günther 343

Rank，Otto 124

Rasche，Karl 271

Raspe，Jan-Carl 413

Rathenau，Walter 51

Rathenow，Lutz 453

Ratzinger，Joseph 480

Rau，Heinrich 577

Rau，Johannes 419，623

Reagan，Ronald 478

Rebay，Hilla von 211

Reger，Erik 54

Reich，Jens 342，345，465，553

Reich，Wilhelm 124

Reich-Ranicki，Marcel 492，548，590

Reichert，Ossi 304

Reick，Theodor 124

Reifenberg，Benno 330

Reimann，Aribert 365，532 f.

Reimann，Brigitte 455

Reinhardt Max 123，146，361

Reinhardt，R. 190

Reitz，Edgar 359 f.，588

Remarque，Erich Maria 119

Renn，Ludwig 31

Reuter，Edzard 626

Reuter，Ernst 81，231

Reutter，Hermann 157，366

Revermann，Klaus H. 484

Ribbentrop，Joachim von 54

Richter，Gerhard 369，421，525 f.，579

Richter，Hans Theo 343，576

Richter，Hans Werner 41，66，102，165，172，196，258，324，328 f.

Richter，Horst-Eberhard 428

Riedel，Manfred 140

Riemerschmid，Richard 294

Rifkin，Jeremy 635 f.

Rihm，Wolfgang 533

Rilke，Rainer Maria 319，630

Rilla，Paul 160

Ringelnatz，Joachim 126

Rinser，Luise 165，379

Robertson，Brian 237

Robespierre，Maximilien 384

Robinsohn，Saul P. 124

Rodenstein，Heinrich 124

Roellecke，Gerd 547

Roh，Franz 207

Rohde，Georg 204.

Röhl，Klaus Rainer 617

Rökk，Marika 178

Romain，Lothar 485

Roosevelt，Franklin D. 36 f.

Röpke，Wilhelm 85，124，197

Rosen，Gerd 203

Rosenbauer，Hansjürgen 592

Rosenberg，Alfred 54，207

Rosenlöcher，Thomas 444

Rosenthal，Philipp 284

Rossellini，Roberto 201

Rössing，Karl 215

Roszak，Theodor 633

Roth，Gerhard 476

Roth，Joseph 119

Rowohlt，Ernst 174

Rousseau，Jean-Jaques 88

Rücker，Günther 598

Rückerl，Adalbert 383

Rudolph，Wilhelm 214

Ruf，Sep 293-295

Ruge，Gerd 592

Rühle，Günther 145，428

Rühmkorf，Peter 526，551

Ruhrberg，Karl 421

Russel，Bertrand 197

Rüstow，Alexander 85

Ruthenbeck，Reiner 369

Rutschky，Michael 486 f.

Rygulla，Ralf-Rainer 396

Sachs，Nelly 119，165

Sagan，Françoise 285 f.

Saint-Exupéry，Antoine de 174

Saint-Just，Louis Antoine Léon de 384

Sais，Tatjana 160

Saller，Karl 279

Sallinger，Hermann 636

Salocker，Angela 142

Salomon，Ernst von 51

Samhaber，Ernst 191

Sandberg，Herbert 160

Sander，Helga 46

Sander，Otto 494

Sanders-Brahms，Helma 335

Sänger，Fritz 194

Sarée，Günter 419

Saroyan，Wilhelm 175

Sartre，Jean-Paul 115 f.，120，148，284，286 f.，374

-»Die Fliegen« 116，148

Sauberzweig，Dieter 485

Sauckel，Fritz 54

Sawallisch，Wolfgang 366

Schaaf，Johannes 359，482

Schabowski，Günter 538，540 f.

Schacht，Hjalmar 54

Schacht，Ulrich 616

Schade，Herbert 304

Schädlich，Hans Joachim 453，549 f.

Schaeffer，Willi 137

Schäfer，Hans 304

Schäfer，Hans Dieter 169

Schäfers，Bernhard 554

Schäffer，Fritz 78，82

Schalk-Golodkowski，Alexander 546

Schalla，Hans 362

Schamoni，Peter 359

Schamoni，Ulrich 282，359

Schardt，Alois 592

Scharf，Albert 592

Scharl，Josef 202，204

Scharnagl，Karl 78

Scharoun，Hans 217，220 f.，294 f.

Scharping，Rudolf 623

Scheel，Walter 248，393，428，430 f.

Scheffler，Karl 208，222

Scheler，Max 373

Schell，Maria 359

Schell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548

Schellow，Erich 362

Schelsky，Helmut 100，279

Scherchen，Hermann 311，365

Scherer，Klaus-Jürgen 603

Scherzer，Landolf 544

Schickele，René 119

Schildt，Axel 390

Schillebeeckx，Edward 379

Schiller，Friedrich 145，147，152，244，341，403，567，570，645

Schiller，Karl 255，325，400

Schirach，Baldur von 54

Schirdewan，Karl 347

Schirrmacher，Frank 518，562

Schivelbusch，Wolfgang 138

Schiwy，Günther 479

Schlamm，William S. 237

Schleef，Einar 567 f.

Schlemmer，Oskar 203

Schleyer，Hanns Martin 411，413，590

Schlichter，Rudolf 368

Schlöndorff，Volker 359，475

Schlüter，Leonhard 241

Schmeling，Max 339

Schmid，Carlo 142，254，400

Schmid，Richard 383

Schmidt，Arno 371

Schmidt di Simoni，Ewald 191

Schmidt，Doris 369，528

Schmidt，Harald 590

Schmidt，Helmut 431，622，626

Schmidt-Harzbach，Ingrid 286

Schmidt-Rottluff，Karl 202-204

Schnabel，Ernst 165，170，335 f.

Schnaidt，Claude 292

Schnebel，Dieter 532

Schneckenburger，Manfred 524

Schneider，Hermann 142

Schneider，Lambert 232

Schneider，Peter 395

Schneider，Reinhold 111，222

Schneider，Rolf 472

Schneider，Romy 357

Schneider-Lengyel，Ilse 172

Schneyder，Werner 590

Schnitzler，Karl Eduard von 348，594

Schnog，Karl 230

Schnurre，Wolfdietrich 165，172，310

Scholl，Hans und Sophie 291

Scholz，Bubi 305

Schomberg，Hermann 362

Schönberg，Arnold 123，156-158，365 f.，512，531，533

Schöneback，Eugen 525

Schönherr，Albrecht 459 f.

Schönhuber，Franz 619

Schopenhauer，Arthur 406

Schorlemmer，Friedrich 461，558

Schörner，Ferdinand 101

Schreiber，Hermann258，430

Schreinemakers，Margarethe 590

Schröder，Ernst 417

Schröder，Gerhard 379，400

Schröder，Gerhard 621，623

Schröder，Richard 560

Schröder，Rudolf Alexander 169，371

Schroeder，Louise 107

Schrödinger，Erwin 124

Schroeter，Werner 599

Schubert，Franz 30

Schuberth，Hans 338

Schüddekopf，Jürgen 195

Schuh，Oskar Fritz 366

Schult，HA 419

Schulz，Axel 575

Schulz Eberhard 296

Schulz，Genia 572

Schulze，Bernard 420

Schulze，Gerhard 585

Schulze，Hagen 613

Schulze，Norbert 179

Schulze-Reimpell，Jesko 606

Schulze-Reimpell，Werner 151

Schumacher，Emil 420

Schumann，Frank 615

Schumacher，Fritz 218

Schumacher，Kurt 82-84，234，236，240，247，252 f.，267，541

Schuman，Robert 235

Schumann，Karl 363

Schumann，Michael 634

Schumpeter，Joseph 124，197

Schündler，Rudi 126

Schuricke，Rudi 358

Schütze，Christian 609

Schwab-Felisch，Hans 359，499

Schwarz，Hans Peter 390

Schwarz，Rudolf 217

Schwarzenau，Peter 592

Schwarzer，Alice 284，474，498

Schweikart，Hans 259，362

Schweizer，O. E. 294

Schwencke，Olaf 484 f.

Schwesig，Karl 215

Schwilk，Heimo 616

Schwippert，Hans 217 f.，294

Schwitters，Kurt 123

Schwitzke，Heinz 335

Schygulla，Hanna 423 f.

Seberg，Jean 286

Sedlmayr，Hans 206 f.，320，580

Seebacher-Brandt，Brigitte 617

Seghers，Anna 31，72，119，164，187，348，453

-»Das siebte Kreuz« 164

Sehr，Peter 599

Seidel，Ina 168 f.，371

Seitz，Gustav 369

Selbert，Elisabeth 107

Selle，Gerd 288

Sellner，Gustav Rudolf 362

Sengle，Friedrich 142

Sennett，Richard 476

Seppel，Ursula 405

Sethe，Paul 359

Seyß-Inquart，Arthur 54

Shakespeare，William 567

Shaw，Artie 180

Shdanow，Andrej 133

Shukow，Georgi 48

Shuster，George N. 378

Siebrecht，Valentin 266

Sieburg，Friedrich 126，135，280，283，306，322 f.

Siedler，Wolf Jobst 334

Silbermann，Alfons 124

Silone，Ignazio 174

Simmel，Johannes Mario 551

Simson，Werner von 124

Sinjen，Sabine 282

Sinowjew，Gregori 245

Sinzheimer，Hugo 124

Sitte，Willy 576 f.

Sloterdijk，Peter 505，507

Smith 50

Sobotka 47

Sölle，Dorothee 377

Sombart，Nicolaus 172

Sommer，Theo 626

Sonnemann，Ulrich 124

Speer，Albert 54，218，363

Spengler，Oswald 132，322

Spengler，Tilmann 497

Sperber，Manès 119

Spielhoff，Alfons 484 f.

Spils，May 423

Spinner，Helmut F. 505

Spranger，Eduard 92，373

Stadelmaier，Gerhard 574

Stadler，Siegfried 452

Stadler，Toni 369

Staeck，Klaus 551

Staiger，Emil 371

Stalin，Jossif 37，55，97，131，139，165，244-246，347，468，558

Stanislawski，Konstantin 565

Stanton，Harry Dean 495

Staudte，Wolfgang 200

Steckel，Leonhard 120 f.，123

Stegerwald，Adam 82

Stein，Gertrude 172

Stein，Peter 361，427 f.，573

Stein，Freiherr vom und zum 520

Steinbach，Peter 588

Steinbeck，John 120 f.

Steinberg，Saul 522

Steiner，Rudolf 419

Stemmle，R. A. 110

Stern，Carola 244

Sternberger，Dolf 171

Stirling，James 504，522

Stockhausen，Karlheinz 366，531 f.

Stöhr，Emil 121

Stoltenberg，Gerhard 400

Stoph，Willi 538，540

Storm，Theodor 239

Strasser，Johano 499

Strauß，Botho 508 f.，616 f.

-»Anschwellender Bocksgesang« 616

-»Kalldewey Farce« 509

Strauß，Franz Josef 78，82，255，400，409，541，546，610

Strauß，Richard 154，531

Strawinsky，Igor 154，533

Streicher，Julius 54

Strempel，Horst 579

Strindberg，August 567

Strittmatter，Erwin 349，571

Strobel，Heinrich 153，156

Strobel，Käte 400

Stroux，Karl Heinz 362

Struck，Karin 476

Struck，Thomas 423

Strupp，Günther 204

Stuckenschmidt，Hans 158

Suárez，Adolfo 537

Suhr，Otto 81

Suhrkamp，Peter 90，174 f.

Süssmuth，Rita 395，621

Süsterhenn，Adolf 278

Süverkrup，Dieter 470

Syberberg，Hans Jürgen 618

Tabori，George 123，568

Taschau，Hannelies 476

Tau，Max 119

Taut，Bruno 123

Taut，Max 217

Tessenow，Heinrich 217 f.，222

Tetzner，Gerdi 455

Teufel，Fritz 405 f.，410，413

Thalheim，Barbara 555

Thälmann，Ernst 244

Thiele，Rolf 261

Thielicke，Helmut 280

Thierfelder，Hans 271 f.

Thierse，Wolfgang 553，557，626

Thieß，Frank 58，304

Thomas，Friedrich 243

Thomas，Karin 213，419，525，575

Thomas，Rüdiger 520，555

Thorak，Josef 205

Thurnwald，Hilde 109

Tiedemann，Fritz 305

Tiller，Nadja 261

Tillich，Paul 197，376 f.

Tolkien，John Ronal Reuel 482

Toller，Ernst 119，168

Torberg，Friedrich 311

Töteberg，Michael 425

Toulouse-Lautrec，Henri de 287，578

Toynbee，Arnold J. 197

Tragelehn，E. K. 567

Trakl，Georg 372

Trier，Hann 204，369

Trökes，Heinz 203，208 f.，369

Troll，Thaddäus 142

Trolle，Lothar 447

Troller，Georg Stefan 592

Trommler，Frank 131

Trotzki，Lew 245，468

Troutbeck，John 89

Truman，Harry S. 221

Tucholsky，Kurt 159

Tübke，Werner 576，579

Tulpanow，Sergei 128，133，189

Tüngel，Richard 191，331

Turek，Toni 304

Uecker，Günther 368 f.，420，529

Uhde，Wilhelm 210

Uhlmann，Hans 137，204，208，369

Uhse，Bodo 348

Ulbricht，Walter 47，62，131，133，150，166，183，229，242-250，298，307，310，346-350，375，442，449，457，558，567

Ullstein，Rudolf 123

Ulrichs，Timm 419

Undset，Sigrid 57

Ungers，O. M. 522

Unruh，Fritz von 119

Unseld，Siegfried 90

Urzidil，Johannes 119

Vadim，Roger 286

Valente，Caterina 358

Venturi，Robert 522

Vesper，Bernward 399

Vesper，Will 399

Vester，Heinz-Günter 476

Viertel，Berthold 123，151

Villon，Francois 126

Vinz，Curt 102

Vogel，Angela 110

Vogel，Hans-Jochen 622

Vorm weg，Heinrich 168，196 f.

Vris，Gerd de 525

Wader，Hannes 470

Wagenbach，Klaus 500

Wagenbrett，Norbert 575

Wagner，Bernd 450

Wagner，Martin 220

Wagner，Richard 152，364，532

Wagner，Walter 27

Wagner，Wieland 363 f.

Wagner，Winifred 152，363 f.

Wagner，Wolfgang 363 f.

Wallenberg，Hans 186 f.

Waller，Fats 180

Wallraff，Günter 267

Walser，Martin 261，326，328，466 f.，476，501，519

-»Ehen in Philippsburg« 261

Walter，Fritz 304 f.

Walter，Hans Albert 122

Walter，Ottmar 304

Wälterlin，Oskar 120 f.，258

Walther，Franz Erhard 369

Walther，Joachim 465

Wandel，Paul 96

Warhol，Andy 420，423，507

Wäscher，Aribert 128

Weber，Alfred 294

Weber，Carl Maria von 304，566

Weber，Helene 107

Weber，Hermann 247

Weber，Max 354，391，485

Webern，Anton （von） 156 f.，365 f.，531

Wedel，Dieter 588

Wegener，Paul 128，130，137，146

Wehler，Hans-Ulrich 518，607

Wehner，Herbert 254，400，409，431

Weidenmann，Alfred 359

Weigel，Hans 150

Weigel，Helene 564，566

Weil，Felix 352

Weiler，Sepp 304

Weill，Kurt 123，154，365

Weille，Benny de 180

Weinberger，Marie-Luise 475，489

Weischedel，Wilhelm 142

Weisenborn，Günther 149，160

Weisgerber，Antje 362

Weiskopf，F. C. 118，187

Weiß，Konrad 556

Weiss，Peter 119，362，372，384，403 f.，414

-»Die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404

-»Die Ermittlung« 362，372，384

Weizsäcker，Carl Friedrich von 477

Weizsäcker，Richard von 35，518，553，625，628

Wekwerth，Manfred 139 f.，566 f.

Wellershoff，Dieter 494

Welsch，Wolfgang 504，511，513

Wenders，Wim 493 f.

-»Der Himmel über Berlin« 494

-»Paris Texas« 493 f.

Wendt，Erich 175

Wendt，Ernst 175，427

Wenger，Paul Wilhelm 331

Werfel，Franz 119，169，175

Werner，Arthur 106

Werner，Bruno E. 148，202

Werner，Oskar 362

Werner，Theodor 368

Wernicke，Otto 142

Wessel，Helene 107

Wesselmann，Tom 420

Wessely，Paula 362

Westerwelle，Guido 621

Westphal，Conrad 204

Weyrauch，Wolfgang 169，335

Wicki，Bernhard 325，359，599

Widmer，Urs 593

Wiechert，Ernst 112，131，205

Wieder，Hanne 142

Wiemann，Mathias 359

Wiener，Norbert 630

Wierling，Dorothee 436

Wieser，Harald 409，497

Wilde，Oscar 568

Wilder，Thornton 29，120，126，145，175

Wildgruber，Ulrich 568 f.

Willemsen，Roger 590

Willstätter，Richard 124

Wilmenrod，Clemens 339

Wilson，Robert 568

Wimmer，Maria 362

Winkelgrund，Wolf 564

Winkelmann，Adolf 423

Winkler Eugen Gottlob 170

Winkler，Ralf 495 f.

Winter，Fritz 204，211，368 f.

Winzer，Otto 96

Wirth，Günter 344

Wischnewski，Hans-Jürgen 400

Wittgenstein，Ludwig 373

Wohmann，Gabriele 476

Wolf，Christa 350，443，450，455 f.，552，561 f.

-»Der geteilte Himmel« 350

-»Medea« 552 f.

-»Nachdenken über Christa T.« 455

-»Was bleibt« 561 f.

Wolf，Friedrich 31，120，149 f.，165，564

Wolf，Konrad 447，598

Wolfe，Thomas 174

Wolffsohn，Michael 618

Wolfskehl，Karl 119

Wollenberger，Vera 463

Wollweber，Ernst 347

Wols （eigentlich Wolfgang Schulze） 368

Wuermling，Franz-Josef 277

Wurm，Theophil 115

Wuttke，Theo 549

Yasgur，Max 397

Yeats W. B. 365

Yun，Isan 532

Zadek，Peter 151，428，568

Zahn，Peter von 182

Zahrndt，Heinz 376

Zander，Irene 295

Zátopek，Emil 304

Zavattini，Cesare 201

Zehm，Günter 307

Zehrer，Hans 187

Zetkin，Clara 107

Ziegler，Leopold 222

Ziehe，Thomas 470，473

Zimmermann，Bernd Alois 156 f.，366，532

-»Die Soldaten« 366

Zimmermann，Friedrich 610

Zimmermann，Max 209

Zimmermann，Michael 61

Zimmermann，Udo 566

Zitelmann，Rainer 618

Zuckmayer，Carl 119 f.，150，175，240，359

-»Des Teufels General« 150，359

-Zwahr，Hartmut 541

Zweig，Arnold 119

Zweig，Stefan 119，175，370

Zwerenz，Gerhard 296，307，313，347

索引

Abrüstung 478，538

Abstrakte Kunst 210-213，367-369

Abtreibung 360，474

Aktionstheater 425-428

Amerikanisierung 42 f.，99，139，178，273-275，288，358，391，444，550

Antifaschismus 61-65，105，107，125，139 f.，150，164，250，345，577，615

APO 401，407 f.，416

Arbeitslosigkeit 634-638，644

Arbeitszeit 266，637 f.

Architektur 123，218-226，248 f.，292-298，483，521-523

Aufarbeitung der DDR-Vergangenheit 443 f.，465，544 f.

Aufbau-Verlag 131，175，347

Aufrüstung 375，477

Auftragskunst 578 f.，583

Ausländerfeindlichkeit 615

Auto 271 f.，288，299 f.

Bauhaus 220 f.，288，281，522

Berlin 43，46，137-141，145，159，162，182 f.，204，213，220-222，231，248，266，296-298，305，309 f.，392 f.，489

Berlin-Blockade 43，139，231

Besatzungszonen 32，36-40，48

Bildende Kunst 123，137，202-216，284，286，288，343，345，357-369，418-422，495 f.，516，523-529，574-583

»Bildzeitung« 334，496

»Bitterfelder Weg« 348-350，442，578

Bonn 239 f.，305

Bremen 75

Bundeswehr 266

Bündnis 90 546

Bürgerinitiativen 474

Care-Pakete 43，211

CDU 82，234，239 f.，252，268，310，328，400，428 f.，474，490，548，586，619-621

CDU （Ost） 48，546，556

Comics 286，396

Computer 629-635

CSU 82，234，239 f.，268，328，428 f.，474，548，586，619，621

DDR-Fernsehen 594-598

DDR-Nostalgie 544 f.

Defa 199 f.，598

Design 212，288-292

Dialektik 407-409

Displaced Persons 28，66 f.

documenta 369，511，524，576

Dokumentartheater 362

Dresden 22 f.，133，190，213 f.，224

Emanzipation 107 f.，277，360，416，437，474-476，499

Engagierte Kunst 164，166 f.，172，213-215，324-329，371 f.，467，563 f.

Entnazifizierung 50-53，79，88，92，100 f.，125 f.

Entspannungspolitik 248，392 f.

Erziehungs- und Bildungswesen 89-94，380-382，433-444，484，489-491，585，600-608，644

Eskapismus 167-169，212，343，352，361，370-373，418 f.

Esoterik 478-481

Europa 235，324，428，548，614

Exil/Emigration 31，58 f.，118-125，138

Exilliteratur 118-122，168 f.，174

Existentialismus 115-118，132，284，287，373 f.

Expressionismus 207，369

Fall der Berliner Mauer 394，540，542 f.

Familie 108-110，263 f.，277，360，437 f.，476，554

Fantasy-Literatur 481 f.

FDP 83，234，241，400，428 f.，432，474，490，548，619，621

Feminismus 475 f.，498 f.

Fernsehen 272，336-339，356，367 f.，565，584-592，594-597

Fernsehserien 588

Festspiele 363 f.

Film 110，123，139，145，198-202，238 f.，278-282，286 f.，303，315，356-361，422-426，482 f.，493-495，598

Fischer Verlag 90，174，500

Föderalismus 80，127，141，233，614

Frankfurt am Main 222，240，295，522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30，497 f.

»Frankfurter Rundschau« 130，330，497

Frankfurter Schule 317，351-355，406 f.

Frauenbewegung 107，475，628

Freizeit 441 f.，485，634 f.，644

Friedensbewegung 473，477，628

Gastarbeiter 266 f.

Geisteswissenschaften 485，513-516

Gewerkschaften 84 f.，256，268，379，440

Glaube 111 f.

Gleichberechtigung 107，233 f.，264，475

Globalisierung 585 f.，627，635，638

»Godesberger Programm« 254 f.，623

Graffiti 468

Große Koalition 255，400 f.

Die Grünen 474 f.，619，621，623

»Gruppe 47« 172，324-329

Hamburg 181 f.，295，401

Hannover 222，295，402

Happening 368，404，406，419，426

Heimatfilme 202，359

Historikerstreit 518 f.

Homosexualität 265，279

Hörspiel 335

Humanismus 30 f.，89，95 f.，125，128 f.，134，140，345，513

Innerlichkeit 118，167，324，371，444，467，470 f.，492，509，581

Jalta-Konferenz 36，86

Jazz 43，177 f.，180 f.，445

Jugendkultur 467 f.，486 f.

Kabarett 159-163，339-341，347，452 f.，590

Kalter Krieg 86，130 f.，537

Katholizismus 377-380，480 f.

Kiel 219

Kirche in der DDR 459-561

Kirche，evangelische 94，110，113-115，280，459 f.，481

Kirche，katholische 110，113-115，280，379 f.，480 f.

Kirchentag 481

Kommune 405

Kommunitarismus 428，644

Konsumgesellschaft 118，231，264，270. 274，417 f.，446

Konzentrationslager 24，34，50，64，67，518

KPD 48，83，132，190，246

Kriegsgefangenschaft 28，33 f.，66，100-102，236，262

Kriegsheimkehrer 100-102，164 f.

Kriegsverbrecherprozesse 50，53 f.

Kriegszerstörungen 24，67，75 f.，216 f.，256 f.

»Kulturbund« 31，128-131，175，195，308，347，434

Kultureller Auftrag 336，584，586，591

Kulturnation 140，548

Kulturpolitik der Alliierten 111，118，122-134，137-141，143 f.，147f.，150 f.，184-187，199，213 f.，222

Kulturpolitik der DDR 134 f.，139 f.，166 f.，288-294，442，444-451，453 f.，456，463 f.，469 f.，574 f.，577 f，596

Kunstausstellungen 137，203 f.，211，213 f.，368 f.，519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632 f.

Kunstmarkt 523-526，580 f.

Leipzig 224，248 f.，436，539

Liebe 473，476，507 f.

Literatur 89，100，112，116-125，130，134-136，147-151，164-177，196 f.，284-287，318-320，324-329，334 f.，347-351，370-373，396 f.，414 f.，433，436 f.，442，444-458，462-464，476，481 f.，492，499 f.，507-510，517 f.，550-553，561

Literatur der Nachkriegszeit 100，112，116 f.，130，148-151，164-177

Literatur in der DDR 347-351，436 f.，442，444-448，450-458，462-464

Luftbrücke 43，139，231

Lyrik 112，167-170，318-320，324-326，371，492

Marshall-Plan 43 f.，56，87，221

Materialismus 117，234，290，351，396

Mauerbau 266，309

Mode 98 f.，272，282 f.，488

Moderne Musik 156-158，364-367，530 f.

Montagsdemonstrationen 539

Morgenthau Plan 37

München 67，162，177 f.，222

Musical 574

Musik 123，152-158，178-181，343 f.，362-367，530-534

Nationalbewußtsein 520，614-618

Nationale Identität 140，518，520，548 f.，613-615

Neokonservativismus 612 f.，615-618

»Neues Deutschland« 190，243，349，599

New Age 478-480，532

Nische 343，434，443，472 f.，575，582 f.

NPD 383，619.

Nürnberger Prozesse 53-57，191，270 f.

»Oberhausener Manifest« 359，422

Öffentlich-rechtliches Fernsehen 336，587，591

Ökologie 473，622，631，642

Oper 133 f.，152-154，157，343，362-367，533 f.，566

PDS 544，546，552，619

PEN 167，550 f.

Perestroika 538

»Persilschein« 52

Philosophie 115-118，124，142，317，373-376，483，513 f.

Planwirtschaft 243，247，256，437-440

Politikverdrossenheit 619，621-624

Pop/Rock 333，398，436，444 f.，448，470，486 f.

Pop-Art 369，396，404

Posthistoire 516 f.

Postmoderne 467，492，502-507，510-518，523-525

Potsdamer Abkommen 32，36 f.，53，67 f.，72，84-86，95，127

Prenzlauer Berg 463 f.

Pressewesen 185-198，329-334，347，451，496-501，599 f.

Privatfernsehen 586 f.，597 f.

Protestantismus 376-378，459 f.，480 f.

Protestbewegung der 60er Jahre 350-352，366 f.，375 f.，389，394 f.，400-409，414-422，426-428，466-469，497

Radio 145，156，177 f.，180-185，272，334-339，584，592-597

Rationalisierung 632-635

Realismus 574 f.，581

Rechtsradikalismus 614-616

Regenbogenpresse 498

Regietheater 565，568

Reparationen 86 f.

Republikaner 619

Rock’n’Roll 286f.，358f.

Rolle der Frau 106-110，263，277 f.

Rowohlt Verlag 174，285，379，500

Satire 159-163，333，339-341，347，452

Schlager 178 f.，358

Schlüsselqualitikationen 634，642-645

»Schreiben nach Auschwitz« 167

Schuldfrage 34，57-60，98，101 f.，113，126 f.，384，430，518 f.，618

Schulwesen 89-91，95 f.，378，380-382，435，490 f.，600-608

SDS 366，395，401 f.

SED 48，79，106，132，190，243，246，250，312，349，444，540 f.，544

Sekten 480

Selbstverwirklichung 467，470

Sensationsjournalismus 496

Sexualität 277-282，285-287，333，361，396，405 f.，473，475 f.，508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85，235，256，267，394，554，622，628

Sozialistischer Realismus 214，367，581

Soziologie 124，134-136，317，483

SPD 48，82 f.，85，106，190，234，239 f.，246 f.，252，254-256，392，400，428-432，463，474，490，546，557，586，620，623

SPD：Zwangsvereinigung mit der KPD （Ost） zur SED 48，84，190，246

»Der Spiegel« 192 f.，322，330，500 f.，610

»Spiegel-Affäre« 610

Sport 303 f.

Sprache 151，170-172，195，371，407-409，508

Staatsnation 140，548

Staatssicherheitsdienst 433，444，447 f.，456，459-465，539

Stadtplanung/Städtebau 216-225，248 f.，292-298，483 f.，521 f.

»Stern« 191，333，500，610

Straßentheater 425，427

»Stunde Null« 33-35

»Süddeutsche Zeitung« 330，497

Suhrkamp Verlag 174

Surrealismus 208-210

Systemtheorie 515

Talkshows 590 f.

Tanztheater 492

Teilung Deutschlands 229 f.，305-316，392-394

Terrorismus 409-413，490

Theater 30 f.，118-123，125-127，133 f.，141，143-152，258，310 f.，343，361-364，417，425-428，467，563-574

Theater in der DDR 343，563-574

Tourismus 274，302

Trümmerfrauen 106 f.

Trümmerkinder 102-104，263

Tübingen 142

»Umerziehung« （»Reedukation«） 38-40，88 f.，102，105，111，118，122，125，133，137，143，147 f.，159 f.，182，390

Umweltschutz 472-474，622 f.，628，641 f.

Universitäten 92 f.，96 f.，206，374，352，381，401 f.，489-491，604-608

Unterhaltungsmusik 178-180，358 f.

Verdräng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238，241 f.，259-261，382-384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30 f.，34 f.，57-65，95，98，101 f.，112 f.，258-261，327 f.，382-384，430，518 f.，615

Verlagswesen 123，173-177，414，447 f.

Vertreibung 33 f.，67-71，235，257

Wahlen 79 f.，234，350，428，473，546，548

Währungsreform 86，229-234，271

Warenästhetik 212 f.，277，282，288-292，418

Weimarer Klassik 134，444，570

»Die Welt« 187

Wende 441-443，454，538-547

Werbung 274-276，278

»Werkbund« 218，290

Westintegration der BRD 235 f.，252，477

Wiederaufbau 216-225，234，260，306，389，484

Wiederbewaffnung 238，251，328，477

Wiedervereinigung 235，251 f.，306，309 f.，394，537，541-562

Wirtschaftswunder 255 f.，258-261，264 f.，389，552

Wohlstand 117 f.，264，267-269，274，555

Wohngemeinschaft 496，471

Wohnungsbau 292 f.，391 f.，437，521 f.

Wohnungseinrichtung 288-293

Yuppies 488 f.

»Die Zeit« 99，191，331

Zeitungen/Zeitschriften 185-198，207 f.，232，279，329-334，446 f.，470，497-501，599 f.

Zusammenbruch der DDR 537-543

图片说明

Archiv Dr. Karkosch，Gilching S. 483

Archiv für Kunst und Geschichte，Berlin S. 319，451 （Foto：Binder）

Berlinische Galerie，Landes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Photogr. Sammlung，Berlin （Herbert Hensky） S. 439

Bickel，Moidele，Berlin S. 508

Bildarchiv Hermann Glaser，Roßtal S. 31，44，49，71，260，301

Bildarchiv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Berlin S. 90 （Foto：Hanns Hubmann），S. 176 （Foto：Friedrich Seidenstücker），S. 205 （Foto：Hanns Hubmann） S. 289

Bundesarchiv，Koblenz S. 237

Fotoagentur Voller Ernst，Berlin S. 37，232 （Fotos：Jewgeni Chaldej）

Galerie Alex Lachmann，Köln S. 47 （Foto：Jewgeni Chaldej）

Grass，Günter，Berlin/Verlag Gerhard Steidl，Göttingen S. 549

Kartografie Achim Norweg，München S. 39

Keystone，Hamburg S. 103，487 （Foto：Peez）

Kneidl，Helga，Hamburg S. 427

Köln Messe/Art Cologne S. 527

Landesbildstelle Berlin S. 109，228

Märkisches Museum，Berlin S. 281 （Foto：Volker Kreidler，Dresden）

Münchner Stadtmuseum S. 87，209，357，365

Neue Staatsgalerie Stuttgart S. 504 （Foto：Peter Walser，Stuttgart）

Sächsische Landesbibliothek Dresden，Abt. Deutsche Fotothek S. 22，217 （Fotos：Richard Petersen.）

Schaarschuch，Kurt S. 63，69

Schauspielhaus Zürich S. 121

Schiller-Nationalmuseum，Marbach a. N.S. 135

Schürer，Hans，München S. 155，189

Stiftung Deutsche Kinemathek，Berlin S. 297

Süddeutscher Verlag，Bilderdienst，München S. 55，81，144 （Foto：S. M.），S. 161 （Foto：Fosch），S. 253，308，337，388 （Franz Hug），S. 401，405，411 495，536 （Fotos：AP），S. 423，479 （Foto：Franz Huber-Winter），S. 617 （Foto：Udo Thomas）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S. 223

Ullstein Bilderdienst，Berlin S. 20，199 （Fotos：Fritz Eschen），S. 232，245 （Foto：Ullstein - ADN - Bildarchiv），S. 257 （Foto：L. Kindermann），S. 269，275，325 （Foto：dpa），S. 397 （Foto：Hans Dieter Sallein），S. 475 （Foto：BAR），S. 493 （Foto：Binder/Thiele），S. 543 （Foto：PEEWEE），

S. 625 （Foto：Stark-Otto），S. 631 （Foto：Buddy Bartelsen），S. 643 （Luftbild：Ullstein Bilderdienst，Computer-Visualisierung：J. Brockmann u. Dalecki & Partner，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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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德国的5月向来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2015年5月，我再次来到位于纽伦堡郊外的格拉瑟先生家中拜访。距离上一次来访已经过去四五年。其间，《德意志文化（1945～2000年）》中文版的初稿定稿，格拉瑟先生在纽伦堡市政厅庆祝了他的85岁生日，我成了他一手创办并奋斗过的协会的会员，他失去了青梅竹马的妻子，我失去了姥姥，我在汉堡大学社会与经济学院正式开课。

吃饭的时候，格拉瑟喝了很多酒，因此变得健谈。在那简朴的乡间餐馆里，我们发散性地聊了很多公共和私人话题，然而最多被提到的还是启蒙。

我一直不认为启蒙是一个“西方式原教旨主义”的命题。远至中学历史课本上出现了画像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和浓墨重彩的五四运动，再到马哲课上一笔带过、不明所以的康德，近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和“未竟事业”的哈贝马斯，甚至中国学者许纪霖的“启蒙已死，启蒙虽死犹生”，大到仰望星空的大家，小到在历史考试上答卷子的中学生，许多人在不同的环境里谈论启蒙。启蒙，不仅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康德的三大批判或罗尔斯的政治正义，也是康梁、鲁迅等先辈终其一生奔走呐喊甚至为之喋血的目标。它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的根基，是隐藏在我们当下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后的终极命题。

启蒙不仅仅是一次运动，还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回到源头，康德说，启蒙是成熟人敢于运用理性的一种能力。走过17、18、19、20世纪，我们在“启蒙”的名义下，信过自由平等博爱，信过以实证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是了解宇宙奥秘的终极手段，信过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会给人类带来福祉。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自由平等博爱”被发现或沦为极权政府煽动群众的幌子；或沦为国际寡头制定单方面游戏规则、为了敛财无所不用其极的托词；或沦为官僚及其衍生机构一手权钱交易、一手丢给普罗大众的止痛药。技术的进步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人类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核技术使地球毁灭成为可能，基因科技则在一步步挑战人类的伦理底线。尽管经济的指数日益向上，却既不能阻止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莱茵河和21世纪初弥漫于华北地区的雾霾或全世界都在讨论的食品安全问题，损害数以万计人的健康和生命，也不能帮助我们在日益繁华的水泥森林里少一些疏离感和迷惘，甚至连抑郁症、校园暴力、空巢老人这样的案例都随之大大增加。我们似乎更幸福，我们似乎更不幸。所以，我们究竟该相信什么？

通读全书，似乎很难简简单单地“一言以蔽之”作者想要表达什么。的确，在许多地方，作者似乎给我们造成了一种“不敢下定结论”或曰“不敢站队”的印象：刚刚在欢欣纳粹政权的覆灭和痛斥其对德国和全人类的伤害，接着就指出盟军的占领有许多拿不上台面的事；刚刚为阿登纳领导下的经济复苏感到欣慰，然后又立刻说明阿登纳的为人及著述多有虚伪之处；刚刚对东德的“海怪施塔西”极尽讽刺，然后又不忘多嘴去写东德国家对文化的做法类似于一个保险柜；刚刚为西德的多元文化摇旗呐喊，马上又对“一切皆有可能”带来的价值沦丧和粗鄙盛行表示担忧；刚刚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两德统一和全球化，回头就开始说它们让旧有的问题进一步发酵。他似乎是在发现的同时也一直在自我质疑，质疑的不仅仅是结论，还有发现本身，甚至他似乎有意在书中“左右手互搏”。

在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五分钟名人”的时代，有多少“人生导师”孜孜不倦于对其他人布道：“我这样才是对的，其他的想法？呸，要么俗，要么蠢，要么有说不出口的原因。”“这才是人生/本学科的终极奥秘，而我是多么聪明，一眼就洞见。”相较于他们的酣畅淋漓、铁板钉钉，本书有些地方似乎太过于唯唯诺诺、唠唠叨叨。而相较于盛行于世的“大师学者”，格拉瑟似乎太过小心谨慎，谨慎到了让人看着不痛快、难以号令教众的地步。人家都忙不迭地把自己捧上神坛。而这本书的态度，何止是远离神坛，简直是有意识地不愿意自己或任何一种理论被抬上神坛。所以写着写着，突然害怕稍稍有那么一点挨上神坛了，他立刻把自己拉下来。

这也许同他经历过纳粹统治有关。但这种“不轻易站队”的态度正是一个学者或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人都应该有的态度，而对任何形式的“神坛”的警惕和距离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因为他永远都会为“会不会不是这样呢”“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呢”留下问号，所以他也永远对世间万象抱有孩子般的真诚与好奇。这种态度反映到本书里，就是作者虽然运用了自己的判断，但这种判断仅仅用来对每一件事给出阐释和评说的可能，他对每一种历史和社会现象做到无差别的对待，从而忠实地，然而又不是没有观点地把万象呈于读者眼前。这是任何一个以“都听我说！”为宗旨的自负之人永远不能达到的境界。运用理性，常常迫使人离开那轻松的、提供保护的空间，像探测飞船那样独自在充满未知和各种不确定的茫茫宇宙中飞行，所以这才需要“敢于”。

吃饭接近末尾的时候，格拉瑟喝下一杯李子利口酒，对我说：“我终究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启蒙是我的信仰。”

我很喜欢本书结尾提到的拉丁谚语：“荆棘之路通向星空。”那条荆棘路也许不仅是奔走呐喊，不仅是皓首穷经，不仅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甚至不仅是九死不悔的决心，还是我们内心深处随时随地的清醒和谦卑，以及由之而来的对自己的怀疑。怀疑是痛苦的，但正是这怀疑化作动力，指向无穷尽的未来。仿佛教堂的尖顶之上，永远不会达到，而又永远在努力接近的广袤上苍。

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上代甚至上上代人，凡略受过些教育的，有几个不曾在心里幻想过欧洲？除了发达和富裕以外，那更是西岱岛的“午夜巴黎”和飘扬着香颂的左岸、是维也纳金色的交响乐、是康桥的月光、是晨曦中布拉格的查理十字桥、是圣马可广场蓝天下的鸽子。那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与我们遥相呼应的遥远文明，到了近代，却纷纷摇身一变成了殖民者。然而，它们所带来的，除了屈辱，还有摩登与文明。

它们的出现，让我们在漫长的“存天理灭人欲”后开始思索“人”和“自由”的意义，让我们重新懂得“睁眼看世界”。因此，如果我们对“西方世界”有复杂的感情，那么对欧洲则是又爱又恨或者不得不爱。莎士比亚的戏剧、19世纪的小说、西洋古典乐、蒙娜丽莎的微笑、康德和马克思的哲思、红酒、交谊舞，甚至在教堂里踏着玫瑰花瓣、身披白纱举行婚礼，所有这一切伴随着我们中国人取得自由、伴随着我们发展、伴随着我们重回大国行列，也融入了我们的审美。就连学术界也“言必称希腊”，以“死去的白人男性”为尊。

同美国相比，它于经济和科技的发达之外更有一种诗意的魅力。就连这块大陆的名字，都是被宙斯诱拐的金牛背上的美丽少女，多么撩人。任何对于欧洲的观察，总是容易首先去描绘那层绮丽的面纱。

然而这层绮丽的面纱下面是什么？或曰，即使欧洲天生是美人，自带绮丽面纱，那么戴面纱的美人究竟是什么样，她在想什么，这面纱又是怎么织起来的？

翻译这本书，就是希望揭开面纱，看见美人脸上的雀斑，甚至知道美人也有生理期——但这样的美人，更加真实。

中国崛起了。伴随着崛起中的中国的，应该还有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对欧美简简单单地说一句“帝国主义”就置之不理。现在的中国，必须跟许许多多的国家和民族打交道，这其中就有欧洲。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才能知己知彼、立于不败。

然而，盛行的舆论乃至学界中，不乏对此几乎无知的人。对于欧美世界，要么是“外国的月亮的确更圆”式的“体制好，人民素质好，经济好，哪儿都好”的论调，要么是粗暴煽情的“欧美阴谋论”。两者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出自相同的一点：没有逻辑、没有思考、不负责任，甚至连起码的虚心研究都没有。

可毛泽东都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欧美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各自有各自的成因，亦有各自的结果。我们常说“欧美”“美欧”，好像自己已经很懂。可是，有几个人说得出大陆学派和英美学派研究方法的区别，又有几个人能解释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何如此不同呢？有几个人坐下来研究“欧洲价值观”和“美国价值观”的区别何在，又是怎么体现在它们的对外对内政策上的呢？

翻译这本书，就是希望从源头开始，一步一步地厘清当代欧洲社会的某种脉络——说当代欧洲未免有些托大，但德国如今是欧洲的龙头，也是欧洲的缩影。就价值观体系来说，德国的哲思可以说是奠定现当代欧洲文化和政治语境的基石。所以，希望可以借此书管中窥豹。但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自己戒骄戒躁，同时给国内读者提供一种可能的、或许是更加全面的视角。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宽容我的“较劲”和缺乏经验。感谢歌德学院给我的支持，给初出茅庐的我的第一本书以赞助基金的荣誉。

感谢各位前辈对我的一切鼓励和帮助。尤其要感谢我母校——四川外国语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各位恩师：谢谢你们给我打下良好基础。

感谢朱毅超。她是玛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的语言学硕士，为本译著第二部分的初稿提供了大力帮助。

此译著献给我的父母，两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我、支持我。

尤其感谢并亦将此译著献给我的姥姥：孙家清。她是中国传统书香世家的大家闺秀、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是共和国的建造者、是永不懈怠的进步学生，也是奉献的母亲。她是我萌生翻译这本书的想法之初时就聆听并立刻支持且一直鼓励我所做之事的人。她告诉了我，光明与美好长存，值得许多人努力。

周睿睿

2016年4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文化：1945～2000年：全2册/（德）格拉瑟（Glaser，H.）著；周睿睿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6（2017.6重印）

（莱茵译丛）

ISBN 978-7-5097-7684-1

Ⅰ.①德… Ⅱ.①格…②周… Ⅲ.①文化研究-德国 Ⅳ.①G1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7318号

·莱茵译丛·

德意志文化（1945～2000年）（全2册）

著者/〔德〕赫尔曼·格拉瑟

译者/周睿睿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张骋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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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8.25 字数：612千字

版次/2016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2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684-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2-6607号

定价/98.00元（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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