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增订版说明

武汉“七二○事件”发生整整半个世纪了。

《武汉七二○事件实录》一书在2010年秋面世以后，笔者又陆续接触到一些重要史料和文献，并接触到一些当事人，听取了种种意见，觉得在研究文革历史中，人们探讨武汉事件的热情几乎“方兴未艾”，对该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仍存在订正和补遗的必要性。

其中一些口述史料，主要来自当年一些在中央和武汉地区工作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如中共中央在1978年晚秋准备为该事件平反时，派出的中央党校教师和《人民日报》记者对于武汉文革年代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访问，如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叶明等人的回忆口述。另如邱会作和李作鹏回忆录中涉及该事件的一些文字;戚本禹回忆录中涉及他所接触的中央处理该事件的一些内容，当时中央机要工作人员谢静宜的回忆录中涉及武汉事件的内容(以上内容，2010年版《实录》只采用了一些零星的口述记录，尚无正式出版文字)。还有原“百万雄师”联络部长章迪杰的《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一书(此前，笔者也只能采用对“百万雄师”领导层的一些零星的口述记录资料)。同时，笔者终于读到了当年中央文革记者站编发的1967年7月的有关事件的《快报》文献，也终于读到了“武汉事件”中肇事的部队——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在1967年7月之后的整训材料，从而把当年来自该部队内部的揭发批判与编印材料，和在群众组织中流传的材料做了对比。

再加上其他一些人物的口述增补，对于原来一些文字资料的再考证修改，具有了超出原主要来自于部分群体的——更为全面的史料与口述记录，现将该《实录》经补充增订后正式上网，以满足研究者的需要。

笔者也注意到，虽然这些年来，武汉“七二○事件”一直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一件大事，一些文革研究者也连篇累牍地研讨议论它，但不论哪一派别的议论者，都对于发生在武汉的真实历史过程和该事件的要害，有意强调一些又回避一些，言不由衷，说要“拨乱反正”，却恰恰“拨而难正”，甚至是非不分，主线索不明。文革运动被全盘否定后，基于该事件在1978年被当局平反之后——多年来舆论和层出不穷演绎的谬误、混乱，仍得强调基于历史事实——最关键的、被蓄意搞乱的问题，以真正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1.武汉事件的发生、处理全过程，都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亲临现场和直接干预、指导解决之下，不存在所谓“林彪、四人帮制造了”该事件。该事件显然是抵制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思想、行为表现，直接对抗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2.激发8201部队部分指战员和其他一些军人反弹，抵制中央精神的关键问题，是时任独立师政委的蔡炳臣得到武汉军区认可之后，不做任何思想工作，蓄意将总理讲话要点迅速传达——泄露到部队基层官兵，激发和放任部队反弹闹事。

3.独立师肇事指战员追究并反对的所谓“四点指示”，近于肇事者传说的周恩来在军区二级部部长以上会议讲话精神。王力在汉期间，也从来没有在群众场合讲过什么“四点指示”。

4.最先促成、激发事件爆发的群体，不是“百万雄师”群众，而是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冲击东湖宾馆的，主要是肇事的指战员和“武汉公安”干警，“百万雄师”群众跟进。独立师部分指战员鼓噪、推动了全市性的武装示威。“百万雄师”继续以暴力实现自己的意图。

5.独立师主要领导已经得知毛泽东、周恩来就在东湖，却暗示“百万雄师”主要头头，将这一机密泄露给群众。“百万雄师”头头企图寻找毛、周说理陈情，在知情前提下组织冲击东湖宾馆，并扩大为全市性闹事与打、砸、抢、抄、杀的暴力活动。

6.陈再道作为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人，没有真正听取中央意见，坚持错误思维，放纵部下肇事，向中央施加压力，给中央撂挑子，不顾全中央的安全和威信大局，实属严重失职。

鉴于事件发生在文化革命的非常时期，情况纷繁、复杂，其后又有深沉的党史军史的背景，中共中央当年并没有把问题看得过重，毛泽东并没有把事件定性为“兵变”，对于陈、钟等人免职宽大处理，赋闲数年;并组织军区领导干部集中到京学习。独立师集中整训，一些团队，1968年曾编入17军建制，一些干部，提前转业到地方工作。受到批判、审查的原独立师上中层干部，多年来思想上是压抑的。

政治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没有估计到就在他总结讲话、在他带领陈、钟去见毛泽东后几个小时，军区领导就擅自同意了在独立师上下传达讲话要点;没有估计到他刚刚离开武汉，王力就在没有做通军区和“百万雄师”工作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热情洋溢地在造反派群众中显示了中央对他们一派的支持;更没有估计到他总结讲话后，就会有人专门告诉“百万雄师”——毛泽东就在东湖的秘密，要他们去宣示怀疑文化革命路线的愿望;甚至有人故意造谣生事，并煽动不明真相的普通干部和工人群众去火中取栗。由这层“败事有余”的领导干部的思维、行为模式，直接释放、催化了各派群众的行动力量。

本《实录》仅仅是寻求各方面亲历者证言，实证与梳理1967年武汉事件的过程。类似的实证与求索并未终结。在文革发展的关键时刻爆发这一事件，有更为宏观和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且是中共中央、全党、全民、全军的一个共同的历史教训，事件之后运动的变化和转折，更超越了事件的本身，科学地全面认识和分析研究“武汉事件”的教训和文革运动的转折，将超出实证该事件过程的工作，笔者期望文革历史研究会进一步将此推动向前。

笔者2017年5月

武汉“文革”的口碑历史

王海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阶段，有三个城市直接影响和左右了全国运动。第一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第二是上海，“一月夺权”的策源地;第三就是武汉了，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的发生地。这三个城市事件构成了“文革”运动不断激化的三个波次，终于把毛泽东的“天下大乱”推到了顶峰。

1967年7月爆发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与毛泽东发动红卫兵运动、策划“一月夺权”，的情况完全不同。它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谋定后动的“战略部署”，而是在“文革”各种矛盾中激烈碰撞出来的意外事件。武汉是毛泽东常来常往的城市。1967年7月的毛泽东武汉之行，本是想亲自解决武汉军区的“支左”问题。军队于1967年1月奉命“支左”，首先支持了保守派，一些地方还动用了武器镇压造反派，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二月镇反”。这就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发生了背离，必须要调整“支左”的方向。武汉军区还没有发生军队动枪的流血事件，如能够从支持保守派转到支持造反派上来，这不仅仅是解决了中原地区的运动大方向问题，对全国部队纠正“支左”错误也是树立了一个样板。

有毛泽东全党全军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亲自坐镇，动员武汉军区转弯子，本应是马到成功的事情。但就在毛泽东停留武汉期间，却出人意料地爆发了“七二〇事件”。保守派及其军队支持者，激烈反对中央表态支持造反派。一批被激怒的军人和群众甚至冲进了毛泽东的驻辇之地，扣押和殴打了前来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大员王力等人。这是中共自1949年执政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毛泽东立刻意识到有发生“兵谏”的危险，破例乘坐飞机迅速撤离武汉。所谓乘兴而来，铩羽而去，莫过于此。

“七二〇事件”的发生，对“文革”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全国一度有所收敛的群众造反运动风云再起，各地掀起了冲击军队的浪潮，接连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涉外事件。“文革”运动一度出现几乎失控的局面。最后，毛泽东不得不把“七二〇事件”的英雄，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当作替罪羊拿来祭旗，勉强控制了局面。

武汉“七二〇事件”虽然事出偶然，但任何的历史偶然都不会是空穴来风的偶然，都有其发生的必然性逻辑。从地区的“文革”运动情势而言，武汉与北京、上海各有特点，在运动一开始就有些不同差异。这些地域性的政治差异，加之运动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构成了“七二〇事件”发生的复杂背景。这里既有“文革”领导意图前后矛盾的问题，有决策层与执行者的脱节，有传统体制和新“文革”的抵牾，有阶级斗争观念和路线斗争观念的矛盾，有群众运动的自发无序和军队维持秩序的冲突，有两大派群众组织相互攻讦的混战，甚至也隐含党内斗争的历史阴影......等等。在“七二〇事件”这面历史多棱镜中，折射出了所有的“文革”矛盾和冲突。

从地域“文革”的特点看，武汉是九衢交汇之地，武汉的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南地区的运动。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文革”中的盛极而衰，也构成了“七二〇事件”发生的另一个重要背景。

陶铸、王任重在“文革”前一直是毛泽东信任有加的地方领导人，对毛从来是亦步亦趋。如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估计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王任重就有报告说:看来一半都打不住。毛泽东也是把王任重作为心腹爱将，曾有“总理之才”的期许。陶铸对毛泽东一向以忠贞不二自诩，在对领袖个人崇拜不竭余力的鼓吹方面，在地方大员中是屈指一数的。毛泽东发动“文革”，陶、王也都是紧跟的。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把陶、王调到中央工作，分别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副组长等重要职务，以加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力量。但是，在运动向批判“资反路线”的转轨的过程中，他们又跟不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甚至发生抵触，不久就相继落马，被打倒在地。他们在“文革”初期的大起大落，对中南地区，特别是武汉的“文革”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陶、王虽然很快倒了，但他们在“文革”初期的反右派的运动思路，一直延续下来了。地方党、政、军领导人和基层领导的思想观点都是声气相投的，军队也是传统体制的一部分。武汉军区的“支左”思路就是扶植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终于在“七二〇事件”中爆发出了巨大的历史回响。

“文革”毕竟是一场亿万群众参加的运动。多数群众参加运动不乏真诚，也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的要求。如果把群众看作只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群氓，也是过分简单化了。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三番五次要结束“文革”运动，却始终结束不了的问题。武汉“七二〇事件”就是毛泽东在驾驭群众运动时遭到挫败的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有到了“贼窝”的愤怒之语。

从群众运动的角度看，武汉的群众造反运动也很有自己的特色。有研究者说:北京的“文革”是学生的“文革”，上海的“文革”是工人的“文革”，武汉的“文革”则是学生与工人联合的“文革”。从群众运动的主体来看，这个解读不无道理。对于象武汉这类市民传统浓厚的南方城市，没有北京那种皇城根儿政治的红墙情结，一般都是小政治，是从自己生活感受来判断是非的，对体制的不公比较敏感。工作组时期，在武汉大中学校的一批激进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挨整的同时，武汉的一些工人也挨整了。所以，武汉工人造反组织出现的比上海等地还要早，而且与学生造反派关系一开始就比较密切，在尚无工人组织之前，一些激进、有文化的青年工人，甚至以个人名义参加红卫兵活动。

武汉保守派势力的强大，在全国是名列前茅。保守派组织代表了传统体制的社会基础，组织成分比较纯正，成员出身好的多、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多，在“文革”初期持保卫省市党委的立场。在1966年底67年初夺权以后，保守派组织瓦解，各派群众组织都称自己是“革命造反派”，各自观点并不一致。此时称为保守派的，多是指传统体制影响较深的一派，确也有些组织就是从过去的保党委的一派直接转变过来的。军队的体制是集中制的党军体制，尤其是地方部队和人民武装部系统，原本就是在地方党委领导之下，与地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思想倾向是保守的，他们的“支左”，支的都是保守派。武汉的情况就非常典型。奉命支左的部队，特别是省军区的独立师，对造反派有天然的反感，视为“牛鬼蛇神”，支持保守派组织打压他们。“百万雄师”联盟中核心组织之一，如“红武兵”，是武装部领导各单位基干民兵组织组成的，专事进攻造反派组织，还有其他成分组成的名目繁多的专业武斗队。当时在群众组织中设有专业武斗队的，这可能是全国最早一家。武汉军区制止武斗不力，并还有些暗中怂恿的意味，独立师部分官兵甚至直接参与了“百万雄师”群众组织的活动，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在派性武斗方面，群众组织在政治上的保守与激进，与他们在行动上的稳健和激烈并不一定划等号。得到军方支持的保守派组织，在组织武斗上往往要比造反派更为凶猛。武汉保守派组织武斗的情况是很厉害的，反使普通市民对造反派多有同情。《苦恋》的作者，著名作家白桦，当时是武汉军区的创作员，曾在“七二〇事件”前写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的诗集，谴责“百万雄师”搞武斗，当街打杀人的行径。事实上，无论那派群众组织，要想通过武斗压垮对方，只能使双方的仇怨越结越大。在处理武汉问题时，毛泽东曾对武汉军区领导人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位阶级斗争大师似乎讲得太轻易了，与他一再强调的阶级斗争理论也是二律背反的。恰恰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种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比真实的阶级斗争更没有调和的余地。经过“文革”运动的反复折腾，进入到派性武斗阶段，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已在现实的运动过程得到印证，虚拟出来的假想敌已经变成了现实政治的冤家对头。两派都把对方视为仇雠，能搞垮对方就是革命的，被对方搞垮就是反革命的，斗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锱铢必较，寸利必争，这样斗争的结果只能是两派的势不两立。

在“七二〇事件”前，“百万雄师”是刀俎，“三钢三新”为鱼肉。“七二〇事件”以后，“百万雄师”成了“反革命组织”，独立师成了“叛军”。“三钢三新”又成了刀俎，“百万雄师”为鱼肉。俗话说:“相打无好手，相骂无好口”。在运动中造成的族群分裂和心理创伤，即使在动乱局势稳定之后，也是如影附形，无处不在。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中国，已经远离了这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有理由说，无论哪一派，“百万雄师”也好，“三钢三新”也罢，都是“文革”的牺牲品。但是，作为我们曾经历过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绝不能把它从我们的历史记忆中抹掉，需要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昭示后人。

在“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对“七二〇事件”重新做了处理结论，给“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平了反，成为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事件。关于“七二〇事件”的历史叙述也由此开始。1980、1990年代，许多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发表了回忆文章和书籍。如时任武汉军区司令的陈再道对事件的回忆，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对事件的回忆，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回忆等，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近年来，一些群众组织的人士也相继发表了自己对事件的回忆文章和书籍。这些从不同当事人从各自角度的回忆叙述，使越来越多的历史细节相继浮出水面，对复原历史很有帮助。

在复原历史的工作中，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史的研究对重建历史现场是非常重要的，弥补了文献材料的阙失。但两者的功能又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从自己在历史事件的特定角色出发讲述的个人经历和见闻，提供的是素材。后者则是从整个事件的完整性出发，向当事人叩问真相，追寻历史的无字之书，是一种去伪存真的研究性工作。1978年，在胡耀邦领导下，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为配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需要，金春明、于南等一批前辈学者，对“七二〇事件”的孔庆德副司令员和“百万雄师”头头等有关当事人进行了采访，在中央党校最先讲述了“七二〇事件”的课题。这应是对“七二〇事件”最早的口述史研究了。

在“文革”的群众运动大事件中，“七二〇事件”的研究起步是比较早的，有关著述可能也是最多的。但最初的研究工作是具有鲜明的政治特点，服务于当时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遮蔽许多东西，回避许多敏感问题。所以有些经历者感慨地说:“真实的历史藏在人们的心里”。现在，这段历史早已经从我们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淡出了，许多当事人已经故去，当时的年青学子也都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复原这段历史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许多历史细节还是模糊不清的。而这个任务又很难完全依靠更年轻的下一代学人来做。固然，在后人的眼里可以更加客观冷静地看待这段摧心剖肝的历史，但是要求他们完全体会到那种惊心动魄的历史情景也是比较困难的。这就不仅需要经历者为后人提供更完全更具体的历史信息，还要传承给他们对历史现场的感知和把握的能力。所以，江青的首任秘书阎长贵先生把传承“文革”的历史记忆，视为“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历史责任”。

徐海亮先生是记录“文革”历史的有心人。“文革”发生时，他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四年级学生，水利电力学院是武汉“文革”学生运动的一个重镇，运动的信息比较集中，所以他能对“七二〇事件”前后的整个过程有着比较完整的历史印象。这些年来，海亮先生收集了大量武汉“文革”的史料，采访了许多当事人，编著了《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一书(2005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访、探讨，订正、完善，写出这本集中记录事件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

这本书逐日记载了“七二〇事件”前后半月发生的事情，材料非常丰富。包括了当时的官方文件，群众组织散发的传单小报，当事人的回忆，领导人的传记年谱，以及作者大量的采访笔记。这些材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历史的各个侧面:有武汉军区的，有中央文革的，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还有两派群众组织活动积极分子、当年专事重大采访的记者、中间派群众、后来研究者的。这样就从不同当事人的不同事件角度，构成了互证的全息的历史链条。在对“七二〇”群体性事件的历史叙述中，作者主要以群众的历史活动作为历史叙述的中心，重点放在“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方面，把“文革”的上层活动和群众的底层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显现了历史发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在上下互动中考察历史活动，立体地再现历史现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作者无疑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在这部书中，作者试图让“七二〇事件”的各方当事人一起“对簿公堂”，让每一方的当事人都说出有自己的道理，这是对历史抱有同情式理解的态度。事实上，只有让各方都陈述自己的理由，我们才能看到历史发生过程的复杂性，才能进而认识到对于这次悲剧的发生，冷静地思考我们集体走进的失误，剖析我们真正缺失的东西是什么。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是明天的历史。当前中国正是在各种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情况严重，民粹主义情绪渐有高涨之势。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有不少青年人对“文革”群众运动的盲目赞扬，所言多是对历史的错觉误记，这即说明了我们历史记忆的残缺，更表明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社会情绪。这是很有些问题的事情:一方面，这段历史离开我们并没有多远;另一方面，这段历史在我们的头脑中确实是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让我们的为史者感到惭愧。现实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温历史，警示未来。读读这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历史记载，看看我们当年的理性与疯狂、真诚与虚妄，应是不无裨益的。可以说，昨天的历史教训，也就是在我们今天在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必须作为镜鉴的问题。

2010.9.13于大有北里望山居

《东湖风云录》书稿自序

1980年代以来，每与时值中年的相识或不相识者，谈及人生与自己，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讲到一个字眼——“当年”或“当时”。在今天50多岁到70来岁的中国人的口语里，涉及人生的“当年”，几乎是一个完全可以意会的，具有民族共同心理认同的词汇，就是“文革”(当年)。甚至，“当年”具体就指1966年。我多年来发现，当时(1966年)的红卫兵一代人，不论当年他们是否在同一地区或同一学校，是否相识，他们会在开启心扉之时，自报当年是几年级的!这一代人，已知天命或年逾花甲，但处在一起，他们还说“几年级”的某某，谁谁应该是几年级的。他们似乎已经被永远定格在1966年的那一年级!

我的母校有位50岁的博士导师，早已是声蜚海内外的某学科大师了，一次我们在专业学问之外偶尔谈到学校，他突然也来了一句“唉，其实我当时还是个小学生”!我明白了，他依然指的1966年，但我们并未谈论文革呀。我不止一次在与美国、瑞典、日本、意大利和法国的中国研究者谈天时，他们居然也是那样一句:“你当年是大学生?在哪个大学”?!

邂逅于行旅、茶余，军人会自报“我是哪年的兵”，说当年自己是什么军区的什么级别军阶的，在哪里支左见过什么。老工人有工人的语言，申明当年是几级工，是什么厂干什么工种的。机关干部，可能会告诉你，当年自己还是二十、三十几岁，是党员或团员;也谈到运动刚开始当时，自己正在某某地方带工作队搞四清......

总之，当年，成为一代人的文化“专利”和专用名词。1966年，被之后的话语确认为当年、当时了。不论你处江湖之远或居庙堂之高，是拥护或反对，还是一言难尽、不置可否，不论你是早已淡忘还是主张淡忘，毛泽东发动的中国文化革命，都被定格在我们一代人的生命历史里了。这是一代人政治初恋的历史。

当年，我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读书，是当时四年级的学生。

马克思恩格斯把英吉利比作经济的民族，把法兰西比作政治的民族，把德意志比作思想的民族。这仅仅算一种比喻。我较认同这比喻，而且想过，我们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历史的民族?不仅历史悠久绵延，且最善于在谋算现实时计较一下过去;“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以古而鉴今。我们常常指责别人“数典忘祖”。既然一代人把1966年定格在心底里(不管是“彻底”否定还是五味俱全)，我总是不会“数典忘史”吧。

老实说，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本身，在我的心目中自然是一个中国的历史文化过程或文化现象。这总不是为逝去的时代和阴灵“招魂”吧?一切发生与存在，总是有其必然性的，既是必然就有其规律性乃至合理性。读遍第四纪地质历史，才能顿悟几十年上百年自然振荡，读过世界全史，方知几十年尺度社会搏动的必然。缩至百年尺度，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中国历史和国际共运历史的必然。在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主义与事业几乎重新成为幽灵时，过来人和学人，总该做些“超度”的事，所谓“超度”就是科学地研究文革，探讨社会与民族的发展。不论对要诅咒或是要发掘文革真谛，还是要加强我们党的执政力量，都是必须的。

我在文化革命的热潮或狂潮开始消退之后，在学习探讨中国史、自然和科技史、西方历史的时候，自忖退休以后，把自己见闻的文革片段，认真记录下来，才对得起大家曾经付出了热情和热泪——乃至鲜血的历史，才有助于后人了解这十分特殊的、改变了我们一生的真实的民族历史。

编辑这本《东湖风云录》的尝试，就基于此。

人们在谈论文化革命时，兴趣多集中在策源地的北京。其实，九衢交点的武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革的另一策源地。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他策动、领导文革的许多岁月，武汉的文革，有许多具有自身特征和意义的重大事件，在全国的文革过程里发挥作用。比如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影响着文革的重大转折的历史事件。人们在研讨和书写文革历史时，兴趣往往在于上层政治斗争，可能忽视了真正使文革成为广泛群众运动的物质力量——亿万群众，忽视了参加运动的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他们的社会心理，他们的精神与作为，他们生动鲜活的话语。其实，在一个经历过1920年代大革命工农运动，在工商业较为发达、市民社会较为成熟的这个大城市，文革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表现、工人市民群众的真诚参与，都与中央所在的北京，不尽相同，颇具地方色彩。在大家都可以年复一年地强调领袖左右了一切、谴责暴烈的群众动乱弄糟了一切时，重申这点是必要的。

武汉东湖是长江畔著名的风景区。湖的南岸、东岸，是高校的文化区，文革里最不安定的地方;湖西是行政区，湖北省直机关、武汉军区所在地，文革运动不少冲突在群众与领导之间展开，集会与活动，就在这儿发生。湖的北岸，是绿树成荫的东湖宾馆，毛泽东从1965年到1974年，多次长时间住在这里，是他运筹帷幄，决心与刘少奇——后来是林彪，分道扬镳的地方。湖的周围，有武钢、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等等积极参与武汉文革变动的国营大企业。武汉文革的一些重大事件，就发生在这十多平方公里的地方。

视历史实际，本实录直接命名为《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

1990年代关于意识形态的“主义”争论，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辨析与化解途径的歧义，都驱使中国人重新热衷和关注文革的这段历史。从文革的失败开始的改革越往前走，越回避不了文革历史所映射出的社会问题，以及他披露和遗留下的文化的沉重的包袱。这些都赋予文革研究以新的意义。

文革过去了几十年，反思与批判文革进行了二十多年。但我们民族的文化悲喜剧，依在重演。一些人认为不彻底抛弃文革政治文化，中国就前进不了;另些人认为恰恰是彻底抛弃了文革的理念，才使改革举步维艰，屡屡入迷，社会对立激化，社会价值颠倒。看来，这个研究与反思还有从更深层次发掘和剖析的必要(不是简单地用文革思维定式去做价值判断，也不是仅仅限于高层政治，而无视社会民间)。各种群体的群众与领导(包括倡导文革与抵制文革)的实际意向和行为互动，对研究历史的动因和过程有特别的意义;群众性的推动与抵制，对历史转折与变化和真正知晓文革为什么成为文革，也具有深刻的社会学的意义。这样，当然应该留下群体的记忆。普通人在文革运动里的遭遇，比体制内官员和知识分子的遭遇，往往更能深刻地反映一个社会历史，更能打动平凡的多数民众。

我从小最讨厌的是影院里小孩和大人喋喋不休地问答“好人还是坏人”，讨厌脸谱分明的模式文化。我记录和探访的史实，很难作简单的是非断语。对于文革这一场我们都不由自主的运动，很难简单地指出革命或反革命，正确或错误，去一一爱憎分明。我现在仅仅可以说的是，我心里的群众，绝大多数是真诚、热情地投身这场后来被诟骂的政治运动，我心里的领导干部(上至八大、九大的党中央、毛泽东，下至单位领导)，都还是196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的人，他们探索新中国道路的艰难历程，他们内心的酸甜苦辣也未必广为人知，他们也都是平常之人，又是历史中人。发生在中心城市政治大变动里的中国的政治家、军人、基层干部和工人、学生群众的所有遭遇及悲欢，都是值得客观、科学地分析与思考的，我们民族及其精英付出昂贵代价的文革，是不能白白过去的。所以，我只有尽力平白无华，“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把白描和素材留给后人去研究评说吧。我希望这仅仅是一个历史资料的整理。

1970年代，读到英国进步历史学家乔治·鲁德(G·Rode)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我十分喜欢这本书，他从巴黎平民的生活、造反与犯罪记录(来自街区派出所)，从民众的语言，从他们的行为、逸闻，记载了大动荡的时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之一是心态史学的兴起;心态史学的一个研究途径，就是口述历史的应用。1952年，著名的L·费弗尔指出:“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我主张从口述史角度，从参与者的文化心理、从心态史学角度、从社会学角度，来整理历史资料，来补充和研讨历史，要给后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历史。”

口述历史非新的史学分支。孔夫子的论著，就是先圣口述记录。《红旗飘飘》与《星火燎原》就是从平民到将军的集体口述，他们启迪了我们这一代人，投身争取中国共产党永葆革命党的文革。我与他们的编者和《欧阳海之歌》的金敬迈说，不要简单嘲笑当年自己的作品吧，也是他们把一代青年，送进文化革命的!

有悠久历史研究传统的中国，历史变成为政治历史、国家历史，研究视角对准权力中央，对准精英群体。迄今为止，多数的历史研究，是精英的文史研究，对文革的研讨，也多是精英文革的表述。研究似乎只是机要档案的解密，铅印文字是根本的研究依据，芸芸众生的民众语言和行为，难登大雅之堂，更难成为根据。

本实录要记载的，主要是这些在宫廷政治和历史文献里难以呈现的民间真实言论与行为，以及政治与精英言行，在民众心里的某种记忆与真实折射。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

人文得以延存，记也。人若不能记，何以成人文?

不少的人不同意再来回忆和记载这段历史，主张彻底忘怀与埋葬这“该死的”历史。那十年的文革的确已经死了，可是又活着，活在亿万人民群众的心里和现实中国生活里。套用伟大作家雨果的文字:“皇帝死了，皇帝万岁”;我想说“文革死了。文革万岁”!他死了，因为当年这一代人理想化的文革，早已经失败，被否定。其各派的群众活跃分子，或入囹圄，或下溷厕;世风巨变，他们早已经不入流。但是，文革又引发国人的普遍关注，形成永恒的话题，人们在进军明天时，不得不回顾前天，惊悸昨日，文革的十年还在影响和昭示后文革时代，历史不是还活着吗?

《资本论》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引用了生动翔实的口述史料，对共运和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历史学家L·麦考利的著作《英格兰史(1848—1855)》是当时最畅销的书。在《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重新标示美国左翼历史》中，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保罗·布尔(PaulBuhle)介绍与他合作的口述者说:“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们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中。在采访中，他们以及其他几百名不同辈分、出自不同激进派别的人和我进行了沟通。”他把这部著作看作是一部以“集体自传”写成的、“包括了我这一代人的左翼家庭历史”。

我从未企望自己对历史研究有何大作为。但要整理这本历史实录，必须得到众多的文革亲历者的理解与支持。他们提供给我许多细微的文字和个人回忆，与我讨论、反复证实一些史实，让我从涓涓溪流，试图走近长江;有的人给我提供技术性的帮助。没有他们，也许我自己也已将记忆抹去。与其说这是我来署名的文字记录，不如说这是数万人活动与数百人文字、回忆记载的结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想在此具名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但我深信他们知道我永远记着他们，就像我永远铭记当年这个历史一样。本记录仅是武汉文革的一隅，集中于一，再反复浏览，我才明白当年我并不了解武汉文革，特别是并不真正了解文革参加者的个人心灵深处。毕竟文革的初衷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脱离了心灵深境，就难以理解实体的历史。我清楚至少还有十倍以上的亲历者需要访问，还有更令人震撼的心灵活动和实际遭遇需要披露，特别是当年同样是为了保卫红色江山——确又悲剧性地成为文化革命反对派的所谓“保守派”的工人、学生和干部，他们似乎并不如悲壮的革命造反派那样直率地述说历史，在目前我的文本中反映他们心声很少——尽管文革已经被否定，他们以为他们早就否定过文革。我希望能够尽早在这里补充他们的话语，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的群众当然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

这20余万字远不是武汉的全部，我期盼看到更多的当事人来冷静地回忆历史。

我能做的，仅是把真实的、属于民众的实践与记忆，还归民众，还归历史。

我说了，我已拯救了自己。

埋葬文化愚昧，历史属于人民。

2005年五一节自识

2008年春节修改

写在前面

2005年，我编写的《东湖风云录》，披露对于1967年震撼中外的武汉“7·20事件”亲历者采访与调查记录部分内容，我当时在编者按中说:“1967年武汉‘7·20事件’过去38年了，人们对事件的回顾、演绎乐此不疲;1980年代以来，一些出版物连篇累牍地发表、回忆其真相，这特殊阶段历史似已全部廓清，拨乱业已反正。其实，当时的全部真相至今尚未公开讲明，更未由严肃的记载一一公开出版。特别是普通民众眼里、心里的历史真情，至今鲜为披露。本资料力求回复历史真实，以普通民众口述历史事实为主，记载‘7.20’前后的半月大势，聊补文革研究资料的不足。”之后，该采访记录尽可能地送到许多当事人或其遗孀和子女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得到许多热心读者的补充、订正。特别我采访到一系列关键亲历者的口述、阅读了一些相关人物与事件的回忆录(诸如军队领导同志和原“百万雄师”核心人物)，对于发生1967年7月那些天的事情做了重要的补充，也补充了许多重要人物事后对那一事件的评述。现在，除了还健在的当事人汪东兴不愿接受外界采访，一些关键人物(如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主要领导)业已去世，大多数相关亲历者的回忆都已初步完善。诚然，汪至今尚未公开其回忆，也是一个遗憾，他在最高层参加了文化革命的全过程，他参与处理了一系列文革的最重要的事件与人物，他面对武汉事件“独立师警卫不力......反革命分子己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的危机，最先亲自见到当年“百万雄师”和“武汉公安”冲击东湖宾馆——那些他确实认为属于反革命的行径;许多尚不清楚和有争议的问题，本应在他保守的奥秘中得到解密。我和我的同学，经历了生平第一次惊天动地的政治大反复后，在1967年底就曾经说过，如果毛主席去世以后文化革命整个被颠覆了，只要汪还活着，汪应该说清楚每一重大事件的真相。

从现在的许多全方位的研究来看，毛泽东在1967年自信亲自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完全必要与合法合理，相信自己的提出的政策方针的正确性，自己提出的理论感召力和精神权威作用，严重低估了体制性的反对力量对于文革的反弹，也低估了这些理论及其实践的全部客观后果。而当时与军队、干部和群众接触的其他领导同志的体会，可能还要实际一些。所以在1967年的八月，毛泽东并不情愿地接受和面对了文化革命的大转折。

毛泽东和其他有关人——大到中央与武汉地区党政军领导，小到普通军人、工人、学生群众，当时和后来对于这个事件有不少非常有意思的话语，我们尽量实录下来，留供后人研究。笔者希望给历史留下一个全方位的、较为真实和公正的记录。相信读者，包括后来的读者，可以凭借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从原始的素材中，对历史自行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向和他自己的理解，从1967年春亲自处理一个又一个省(区)运动中发生的问题，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党政军领导，贯彻文革司令部的指导精神，着手筹建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具体地和主导地解决武汉存在的问题。当年，对运动问题和人物是非，每个中央高层领导都在表态，但今天不能否认的是:仅仅是周恩来总理，有实际能力和权力去处理一切重大问题。他对于当时受到中央压制的文革保守势力的强力抵制与反弹，早在内蒙古地区和其他省问题处理进行过程中已经有所体验。1967年7月4日他在第五次接见河南问题各方代表时，就专门谈到:“现在就是解决那个省的问题，那个省的坏人，保字号头头，少数人带领群众起来都到这里来，内蒙搞过。四川搞过，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线都断了。东北那边向你们学习，马上成立三个小组，显示你们的力量，说服吗!不回去，......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诉军委了，抓几个头头。总有人在后面挑动，压中央，内蒙开始地方上动员，八九千人到京说服回去了。又煽动军队来。最后几个军队的坏头头，已暴露出来了”¹(这次接见，从晚21:50至5日2:00，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出席中央领导有周总理、康生、戚本禹、叶群、曹轶欧、刘建勋。出席代表:河南二七公社、河造总、八大总部、省委领导干部、河南军区、开封驻军负责同志)他对抵制中央推进文革的思潮和极端行为不是没有实际体会与思想准备的。周恩来当晚进场即接着说:(郑州)铁路已经完全中断了。十大总部要特别注意，说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十大总部也没有说解散，自己退的。本来是群众组织，这样一搞会走到反面，对抗中央、压中央是不行的。(康生也说:这是很痛苦的教训，如果幕后有指挥人，更要犯严重的错误。我们是再次爱护同志们，有的以为向中央施加压力中央就会改变态度。军区党委也有问题。)周总理接着就说:“四川后边有人”，他这是指四川两派闹，抵制中央决定，是后边有人指使。

7月12日，就在毛泽东在中央宣布去武汉的前一天，周恩来再接见河南军区领导做思想工作时，还专门谈到:“你们在讨论过程中，你们和家里打电话、通信，对错误是个逐步认识过程，这是许可的。你们来了一个多月了，有个认识过程，这是允许的。既然认识到错误，就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改。但是人的认识过程总是参差不齐的，这就要把工作做好。你们在这里我们做工作，有的思想不大通，在电话上受到家里的一些影响，在情绪上有所流露，就影响很大。内蒙就是这个问题，前面谈的很好，背后又搞一套，来压中央。地方的群众劝说回去了，军队的又来了，结果又搞了第二次。四川也有类似情况。

“河南一定要注意反复，你们认识多少就谈多少，没有想通的就讲出来。我们告诉你们内蒙、四川的经验教训，就是免得反复。你们认识多少，就向地方讲多少，地方想不通的，就反映给我们，帮助你们解决。”

周恩来在武汉事件发生以前一再告诫大家的问题，反映出全国实际存在的对毛泽东主席倡导的文革路线与实际做法的困惑、抵制，如果全面地回顾当时许多省区与部队客观存在和业已发生的问题，文革运动究竟如何走下去?思想认识和实际行为的严峻冲突、碰撞，就决不是偶然的了。不是四川、内蒙，就是江西或其他地方，问题迟早会在一处爆发。周担心出现反复的河南，具体的小反复不少，思想问题也正在解决中，但是最大的反复却选择了在河南军区所属的大军区驻地武汉爆发。更重要的是，罕见的群体性反复，在亲赴武汉的全党全军的领袖毛泽东之前，在同去亲自处理武汉问题的周恩来之前，当面爆发。

2010年春节

目录

《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增订版说明

武汉“文革”的口碑历史王海光

《东湖风云录》书稿自序

写在前面

7月13日前夕

7月13日

7月14日

7月15日

7月16日

7月17日

7月18日

7月19日

7月20日(一)

7月20日(二)

7月21日

7月22日

7月23日

7月24日

7月25日

7月26日

7月27日

7月28日

7月29日

7月30日

7月31日

1967年1月1日至7月12日大事记

周恩来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上)

周恩来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下)

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

附录一: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二八声明)

附录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二一八声明)

附录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

附录四:中共中央对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附《检查报告》)

附录五:中共中央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的复电(附《公告》)

附录六:毛泽东1967年7月25日在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话(附该信)

附录七:1967年11月30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附录八:1967年12月3日陈再道的书面检查

附录九:1967年12月1日锺汉华的口头检查(摘录)

附录十: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领导人简介

附录十一:“武汉事件”相关群众组织简介

附录十二:“百万雄师”总站常委概况一览表

7月13日前夕

在1967年7月13日前，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已经商议了南巡和解决武汉文革的问题。据《周恩来年谱》²，7月7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林彪一起接见出席解放军会议的代表，在7月6、7日和9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按杨成武回忆，7月10日周恩来就对他的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³。当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7月10日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

可参考的是，在宣布南巡武汉前一日，毛泽东于7月12日会见挚友周世钊，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其间，毛泽东谈到湖南的两派，认为两边都是革命群众，两派的组织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两派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两派只有联合起来，也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⁴。

7月13日

是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宣布南巡，坐镇武汉解决当地文革运动中的问题。周恩来、毛泽东当夜先后离京南下武汉。

参考一⁵: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肖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并对全国各地运动形势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提出要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还说准备在武汉游泳。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但毛执意要去。

参考二⁶:中央文革碰头会，毛泽东布置南巡，去长沙、武汉。并说“‘百万雄师’不能不要”。周恩来电谢富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赶到武汉“负责主席安全”，谢请示要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余立金(军委空军政委)和随行的北航红卫兵同行。

周当晚飞武汉打前站，安排毛泽东住处。王力回忆当晚总理给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说有紧急任务，要求次日赶到武汉。

王力后来回忆，毛泽东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

参考三⁷:下午，在会议上，毛泽东对在场的军队干部讲: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闹清楚。不管怎么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也是不好的。全国大闹不可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要爆发的。

戚本禹回忆⁸:毛主席和周总理7月去武汉，行前，中央对武汉问题并没有定性;13号主席主持会议，中央军委和文革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我记得会上就没有具体谈武汉的问题，没给武汉运动做结论，主席只说去做调查。会上谈了一些原则问题和人事安排。

戚本禹回忆⁹:1967年的7月13日下午，主席召集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人开会的时候，主席提出，他要去武汉游泳。当时武汉应是天下最乱的地区，所以林彪和总理等中央领导都反对主席去武汉。大家建议主席去北戴河游泳，那里比较安全。但主席说，天下之好水，莫若长江;长江之好水，莫若武汉。大家都知道，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是劝不住的。主席说，这次去武汉让杨成武跟着他去就行了。这时，汪东兴提出，他也要一起去，说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保证主席的安全。主席问，你办公厅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呢?汪东兴说，办公厅的事，他会安排好的。可主席没有同意由他自己安排，说那就交给本禹吧，戚本禹任中办代主任，并向林彪、总理征询意见。林彪和总理都表示同意，大家就都同意了，随后中央发了通知，任命我为中央办公厅代主任。

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¹⁰:那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按:指13号会议)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要外出，并就外出的警卫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准备。

汪东兴同志在向我们传达布置任务时就指出......这次又是文革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外出，他要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与准备，要有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不惜流血牺牲的充分准备，他还特别指出，要我多带些部队。

过去随毛主席外出，他总是嫌去的人多，怕给地方上添麻烦，每次外出都有极严格的限制和要求，多去一人也是不允许的。而这一次还特别提出让多去些人，足见这次任务非同往常，有可能遇到艰难和危险。看得出，毛主席是有这种估计的，而且也是做了准备的。

当事人张根成回忆¹¹:(在1967年6月，河南等省问题正在北京会谈;下旬，中央准备派人去云南、四川就地解决西南问题时)周总理对王力说，毛主席的意思，解决地方问题，可以到北京来谈，也可以就地谈就地解决;王力传达毛主席建议，可以老、中、青三结合，带上红卫兵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也锻炼锻炼。于是，周恩来让从几个大学里挑红卫兵，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文革中表现好，有一定能力，身体要好，要严格保密。张根成建议，若从几个学校里挑，因有“天派”、“地派”，观点不一致，若在中央代表团里吵起来怎么办?不如就从一个学校里挑。周总理说，那就从北航选，让韩爱晶派人吧!我找到北航韩爱晶，研究决定派井岗山(北航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航红旗”第二把手)、尹聚平(女)、胡慧娟(女)三人，加上北航被选派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吴介之(研究生)和《文汇报》一个记者，参加中央代表团工作。

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再含等一行先去云南，临行，总理还专门安排就住在昆明军用机场。6月底出行时，就没有去武汉的任务，中央文革没有去解决武汉问题的准备，谢富治、王力并没有携带与武汉问题有关的文件材料。一行人大约是7月5日左右到成都的，13日刚刚到重庆。当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务必14日赶到武汉，执行任务，也未说明是什么任务。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总理说一块来。王力与众人议论刚到重庆，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又要赶到武汉?谢、王让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关锋接电，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参考四¹²:是日，在湖北省军区独立师(8201)党委扩大会议上，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说:“武汉部队自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是支持左派的。批判了‘二八声明’，解散了‘工人总部’，抓了一些坏人，扭转了大方向......我们8201部队站出来支持‘红卫兵’起来闹革命。有人怀疑陈再道是三反分子，我说陈再道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一定要保。要就保对了，要就保错了，错了还有军委顶着”。

参考五¹³:为了确保毛泽东此行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并由毛亲自点将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全权负责。......又打长途电话给正在奉命解决西南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要他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

王广宇访谈¹⁴:我记忆里，在毛泽东去武汉之前，文革小组从来没有专门研究过武汉运动的问题;只是要求军区有效制止武斗，杨成武和戚本禹商量草拟过“6·26”电文，由何天琦专门记录打印了，陈伯达亲自给陈再道打的电话。

一冶曹承义回忆¹⁵:7月13日，我们还组织突击队，由黄家祥、肖银宝等人带队，开着救护车，机智勇敢地从医院救出被“百万雄师”非法关押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办联司”头头顾建棠，将他送到了“新华工”。

参加支持造反派的“一冶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的一冶处级干部达20多人，科级干部100多人，是一冶造反派的一支重要力量。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半数以上参加了造反派组织，而年轻工人大多数是参加我们“新一冶”的。

综述: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赴汉之前，中共中央对于武汉文革运动的问题尚未讨论和定性;在13日最高决策的碰头会上，没有具体谈武汉的问题，没对武汉问题做结论，毛泽东只说去武汉做调查研究;会上谈了一些原则问题和人事安排。实际上，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此前也从未对武汉问题进行过正式研究，只是在6月，武汉发生激烈的武斗时，商议发一个文，制止极不正常的武斗，由杨成武和戚本禹共同草拟了6月26日给武汉军区的电话指示，周恩来、陈伯达知悉。

7月14日

凌晨2时半，周恩来、李作鹏离京，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武汉空军刘丰副司令员、萧前政委前往机场迎接总理一行。周恩来抵武汉空军司令部，叫刘丰通知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去空司，并指定刘丰负责保卫中央首长安全。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总理到来消息，由空军抢了先接机，十分纳闷，老大不高兴。

周恩来到武昌东湖宾馆亲自布置接待和保安工作。

中午，谢富治、王力一行自四川飞抵武汉。

晚间，毛泽东一行乘专列到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专列经过郑州时，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¹⁶。

王力回忆¹⁷:总理连夜打电话，并先赶到武汉布置，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的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现在换成另一派。同时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

陈再道回忆¹⁸:总理那时就是被架空了的，下面没人，随身就有中央文革那些人。总理来到空军办公室，要我们去，我们去时总理已吃过饭了。总理问我们:东湖怎么样?我们说，东湖分两派，乱得很，我们的意见还是住在×××，那里有一个师，比较安全。总理说:不要紧，还是把东湖打扫出来。我们就知道是主席要来了。

陈再道回忆¹⁹:总理亲自为毛主席打前站，据说是想看看武汉的形势，究竟是不是像中央文革说的那样漆黑一团。另外，想通过武汉军区，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进他们联合起来，稳定武汉的局势，为毛主席横渡长江创造条件。总理还设想，利用毛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武汉问题解决好，这对于解决其他省的问题，对于稳定全国的形势，会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

回忆一²⁰:重庆街头也不安定，坐车去飞机场难以保证时间;为赶时间，54军调来直升机，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自54军军部搭乘直升机，直赴重庆白市驿机场，先搭乘伊尔—16回成都双流机场，转伊尔—18飞机(原自京赴川、滇乘坐)，于中午抵汉口王家墩机场，李作鹏接机。一行人到达东湖客舍，周总理接见，并说正好是例行停电检修，空调停了，众人都拿着大蒲扇扇风;周总理要求宾馆赶快检修，恢复送电。

(按:据当年宾馆管理工程技术的张林发向笔者介绍，宾馆有多路网电供电并自备电源。)

总理把8201部队(独立师)在宾馆内梅岭一、二号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大家一开始就发现独立师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说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客舍内原8201警卫部队仍在原驻地，负责各大门和其他大院警卫外线。)

晚上，总理正与三军领导开会，汪东兴、郑维山走进东湖百花一号，一路走一路开玩笑说今天就只抓住一个扒车的是郑维山......张报告汪东兴到了，总理出来问汪:“到了?”(按:指毛泽东到达了)汪东兴答“到了”。周随即宣布散会，夹起皮包就去毛主席驻地。

(按:周恩来、军委和中央文革来人住东湖宾馆的百花客舍一、二号，武汉军区领导住南山乙所，毛泽东住梅岭一号，8341部队住梅岭二号，梅岭与南山甲、乙所接近。)

回忆二²¹:中午，谢富治带领中央代表团到达东湖宾馆后，周总理立即召见了他们，同大家一一握手，并特别询问了北航红旗四个人的名字、年龄、哪里人等情况，然后说:“主席今晚到武汉，他老人家一定要来游长江，叫你们来主要是协助保卫主席安全。武汉驻军过去是你谢富治指挥的部队嘛!”谢富治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总理哈哈大笑，后来一查，果然如此。当时，总理根本未说要就地解决武汉文革问题。......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到，东湖宾馆便停了电，据说是检修电路。......谢富治一边用大扇子扇风，一边笑骂道:“热死老子了，陈再道这家伙真不够朋友，一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等人到达东湖宾馆时，见到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杨成武、汪东兴同谢富治、王力等人握手时，指着郑维山开玩笑说:“我们抓来了一个扒火车的。”郑维山笑着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握手，并互相开了一阵玩笑。

戚本禹回忆²²:1967年7月14日晚9时，主席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谢富治和王力到武汉后，主席找他们两个一起谈过话，一面听取他们汇报西南的情况，一面告诉他们到武汉后，要好好进行调查研究，先听取部队意见，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找两派头头和群众去做工作。但王力与谢富治没有仔细去体会主席的指示，对武汉问题的复杂性，显然缺乏认识，对先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做好陈再道等人的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也没有认识。因而对主席解决武汉对立两派群众组织问题的方法与思路的变化没有理解。他从主席那里出来就和谢富治先去大学造反派学生中发表讲话，对造反派表示支持。

采访回忆记载²³:下午，为安排毛主席的行止，周恩来驱车来到东湖宾馆，召集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宾馆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为确保主席的安全，处理好武汉问题，向他们提出三点要求:

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

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

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总理批准。

调查记载²⁴:当晚22点多钟，王力、谢富治和北航红卫兵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和造反派学生接触。湖大学生樊斌在大门见谢、王一行。王拍着樊的钢盔问“为什么戴这个守门哪”，答“我们完全是为了自卫”，王力问“你们要这个(指长矛)干什么呢”?樊答“自卫，我们这样搞是逼出来的。‘百匪’打我们，想用武力征服造反派，再夺取大权”。谢、王问“为什么叫它‘百匪’”?湖大“红八月公社”学生说“‘百匪’是群众给它取的名字，他们杀人、放火、放毒，无恶不作，群众恨死它啦”!围观群众说“他们比土匪还坏......真是百匪过江，百姓遭殃”。谢说“不要叫‘百匪’嘛”!

见了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眼泪哗哗直下，终于认出来人是谢、王。消息迅速传开，对门的湖北中医学院红三司也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

回忆三²⁵:当时该校群众组织(三司)就用高音喇叭广播了，各派都贴出欢迎标语。我立即报告了总理。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总理并当即亲自布置正式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发通知。

曹承义回忆²⁶:7月14日上午10时，“新一冶”造反派头头徐彪被“百万雄师”抓走并被非法关押。我们组织“新一冶”造反派四千余人，高举“新一冶”战旗，从青山区一冶大院出发，徒步游行20多公里到武汉军区大院门口，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我们高呼“打倒陈大麻子(指陈再道)!还我徐小麻子(指徐彪)!”“为工总翻案!”的口号，使受“二月逆流”打压的人民群众无比高兴，沿途人民群众自发为我们送茶水、送冰棒、送西瓜、送饭，好像迎接自己的子弟兵。经与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交涉，当晚，徐彪被“百万雄师”释放回到了一冶。

秘书杨成勇回忆²⁷:(记者问:有整军区的迹象吗)有。......总理13号来汉(按:总理是14号凌晨即13号的下半夜到汉的，后刘丰电话找军区系杨成勇秘书接电)，不让武汉军区插手，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是在北京定的。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不是来武汉调查后才定。后来的事情，主要是委托刘丰办的。我们当时就觉得中央对军区不大放心。......谢富治、王力来后开的调查会，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情况知道一些。在会上你要说造反派好，就听，要说“百万雄师”好，那就汇报不下去，汇报一条顶一条。

7月15日

上午，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听取关于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并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干部、支左单位负责人(近30人)会议，听取汇报。有军队干部在汇报中归纳了群众组织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谢富治、王力插话希望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要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

晚上，谢、王到华中工学院看新华工大字报，座谈;要求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并收缴武器。谢并表扬新华工在整整一年的过程中作了许多努力，作了很大的贡献。

是日，百万雄师组织了八百人横渡长江。郊区农民造反派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举行控诉残酷镇压群众运动大会。造反派数万人在青山游行，抗议百万雄师抓走冶金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新一冶革代会”负责人徐彪。

百万雄师冲击游行的新华工等造反派队伍，发生严重冲突，导致数十人伤亡。

综合回忆²⁸:14日，百万雄师硚口分站一号头头马德才召开紧急会议，传达总站指示并在会上煽动说:“8201通知我们，明天三钢、三新要游行，市里有统一布置，希百万雄师做好战斗准备。咱们硚口区也不能例外。汽运一站已抽调好三十多辆汽车，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敢游行我们就揍!”紧接着他又赤裸裸地说:“谢副总理、王力来汉要接见造反派，不接见百万雄师，我们这打一下，便定会接见我们。”“打了小孩，大人会出来的。”15日中午，马德才及分站作战部长张斌与分站政委、硚口区副区长张金鼎在粤汉码头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马德才说:“他们(指造反派)敢游行，我们就按昨天的布置，揍!”他们马上又赶回电车公司开会。马德才说:“我们今天打，有理，这怪王力。”张斌说:“对，如果武斗，该王力负责。”会上决定由张斌任现场指挥，百万雄师硚口分站作战参谋刘温臣马上带侦察班坐小汽车前去侦察造反派游行队伍人数、装备，并到各处调兵。

是日，武汉造反派举行全市大游行。张斌在电车公司督阵，组织人马进入六楼待命，并从附近的长江食品厂运来大批饼干、汽水。当造反派游行队伍由武昌到汉阳再经汉口中山大道、解放大道后游经电车公司门口时，电车公司广播高喊口号:“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时砖块、碎石雨点般扔向游行队伍。张斌指挥专业武斗队“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等几十车人发起进攻，切断了新华工游行队伍与大部队的联系。新华工李长亮、黄以礼、王兴汉、朱纯刚、张兴荣、杜向东等6名师生，为掩护游行群众撤退，被百万雄师用长矛活活杀死。李长亮身中九刀，王兴汉身负重伤，被石头击中头部又被长矛刺中数处倒在血泊中，身上长矛洞眼多处，清晰可见。供电局工人陈先威被扎38刀，当场死去。这天仅新华工就牺牲6人，重伤37人，轻伤80余人。还有20余名造反派被百万雄师挨家挨户搜查出来，关押在电车公司内设的临时集中营，由硚口区公安局局长邴浩志派出预审人员，通宵审讯。他们在审讯时除了殴打威逼外，还施以各种刑法，灌盐水、注射撒烈痛、用电针放血、掏腰子(肾脏)等等......有的被送往市公安局关押，有的直到7月26日才被放出来。

水院二系学生回忆:8月初，被派赴硚口3506厂帮助维护生产秩序，晚间参加调查武斗案件，青年工人×××向调查人员交代了“7·15”武斗刺杀李长亮的事实与过程。

参考一²⁹:是日武斗造反派死10人，37人重伤，80人轻伤。

参考二³⁰:总理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汇报，参加的不到30人。从15日一直开到18日。总理的总结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中央的方针，以及根据在武汉了解的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指示。他的总结提纲是用毛笔手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总理的部署，是毛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的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检查一³¹: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由于我们反动的立场，就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的反革命决心不变，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

检查二³²: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东湖，(军区)保卫科长王振英反映警戒不够，需要增加人。他和孔庆德都建议调29师的人进去。我说29师和独立师有矛盾，就不了了之。

揭发³³:是日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提出多项建议加强保卫，如调8199部队人来;钟汉华政委一律不采纳，并说“8199部队与8201部队之间有矛盾，还是不调8199好”。(按:8199部队，武汉军区辖陆军第29师;8201部队，湖北省军区独立师)

在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电影场，谢富治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

“首先让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周恩来同志，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王力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代表他们，首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在座的全体革命派同志们，以及武汉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最热烈地问好!......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临行的时候，我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体健康，非常健康!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所有的革命小将。

“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

“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我们还有一个余立金同志是我们全军文革的成员，空军的政治委员，在一起还有我们北京红代会、北航红旗井岗山四位同志，也是毛主席叫他们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记者也是原来北航红旗的吴介之同志，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也是跟我们一起来的，这是我们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

“这次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叫我们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我们来学习的几个同志是‘三结合’来的。首先从这几个人就可以看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最关心革命小将的，是最信任革命小将的!我们和王力同志今天到新华工来，是看大字报，是来学习的，但大字报没看成，因为你们没有给我们看大字报的机会。但是要我们讲什么东西，我们要先当小学生，我们小学生还没有当，所以我没有发言权，我只是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你们关怀带给你们了。

“同志们，刚才我们在楼上，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刚才王力同志提了第二个建议，我们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要运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评。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我的话完了。”

接着，王力也讲了话，他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很好的!我们总起来说，我们所损失的是很小很小很小，我们收获的成绩是很大很大很大。这是林彪同志的一句著名的话，同志们记得吗?”底下群众应:“记得。”

王力又接下去道:“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么，不能够抓不住主流，不能让支流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就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按:根据当时录音整理，未经本人修改，载《武汉钢二司》报)

杨道远回忆³⁴:王步青是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军区支左办公室负责人，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在陈谢大军中工作。“七·二○”事件中，他站到中央一边，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被结合进省革委会当了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王步青也曾经同我谈过“七·二○”时的一些情况。王步青说:总理来武汉后，首先要武汉部队汇报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王步青)汇报时，因意见与军区不一致，牛怀龙(8201部队师长)朝我直瞪眼，阻止我发言，我说你(牛怀龙)瞪什么眼，我讲了你也可以讲嘛!王步青还说，周总理批评军区犯了错误，陈再道心里不服，在下面埋怨信俊杰(武汉军区某部部长，支左指挥部负责人)没有汇报好，没有把军区整的材料交给周恩来总理，总理不了解情况。信俊杰说总理不收军区的材料。陈再道说，你塞也要塞给他(周总理)。王步青还说，周总理当面批评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陈再道辩解说，我们没有支持“百万雄师”，我没有接见过他们，是“百万雄师”跟在我们后头喊，支持我们。总理说，“百万雄师”支持你们，那也是一个样。

7月16日

上午，周恩来等人在东湖宾馆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工总要平反，先把几个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三派达成协议。下午周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做军区主要领导的思想工作，传达毛的意见。

周恩来起草在军区二级部以上干部会议上关于武汉形势问题的原则讲话提纲。

白天，武汉三镇大街上气氛突变，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

当事人回忆一³⁵:是日，造反派举行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活动。由于担心发生武斗，早上，约2万武汉和外地造反派组织试探性渡江;当日市区未发生武斗冲突，百万雄师未组织渡江，也并未在渡江登岸的滨江公园如造反派估计的那样布防阻击。下午四五点造反派大队伍组织徒手渡江。钢二司学生和造反派工人从汉口滨江公园上岸，整队游行到六渡桥集结，陆续乘车回武昌，沿途受到汉口市民箪食壶浆、夹道激情欢迎(按:6月下旬造反派学生大多被赶出汉口)。市民见学生赤脚在热融的沥青马路游行，眼泪直下，纷纷脱下自己的鞋叫学生穿，或用水盆向马路浇水降温。中山大道水塔一带百万雄师据点的喇叭也高呼:“向二司的革命小将学习、致敬”“向红水院的革命小将致敬”，以及“不许工总翻案”、“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口号。市民群众向水塔广播站喧哗起哄、嘲笑。

这天，百万雄师表现了异样的政策水平。七二〇事件以后，在调查武斗问题时，有百万雄师区级联络站负责人说，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和总站对“7·15”武斗提出批评，百万雄师决定暂时停止武装冲突，以创造气氛对中央来人汇报情况，解决问题。也决定不赶在“7·16”这天组织渡江活动。而且在6月下旬武斗阶段，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大学生将来是接班人，对学生还是不要往死里打。“黑工总”是反革命，可以往死里打。况且真正在武斗里亡命杀人的毕竟是少数。一个被裹挟参加6月武装扫荡汉口工艺大楼的老工人，还到医院看望被他刺穿腿肚的红水院学生严菊明(后任福建某工程管理局总经济师)时，伤心和诚心地说当时是真不想戳人的，长矛朝地下，闭上眼戳......没想到会这样，直说对不起。

调查综述³⁶:深夜，谢富治、王力前往硚口区3506(军需)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进入《百万雄师》报编辑部，介绍自己;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没有反应，态度十分冷淡。谢劝诫头头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后女头头陈××介绍了俞文斌、杨道安、刘敬胜等头头。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们的名单，名单开好后，谢把名单装进了口袋后一句话也不说了。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摆摆手不耐烦地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那个血气方刚的百万雄师头头也不客气地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立即停止武斗;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撤除所有的工事;4.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说完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王的态度与话语十分不满。(百万雄师内部传达，这次谢、王的探访，总共只有二十多分钟。)

回到宾馆，谢还为武斗队集结在军工厂的事，批评了陈、钟，要求通知他们搬出工厂去。

“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回忆³⁷:在7月16日渡江的那一次，我们同造反派商量了的，结果是二司负责渡江时汉口的安全，百万雄师负责武昌方面的安全。

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谢、王到3506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

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后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

回忆三³⁸:大概是在7月16号的滨江饭店会议上面，陈再道就不满意了，周恩来在军区大礼堂亲自讲过话。7月18号晚上召陈再道、钟汉华去东湖宾馆，毛主席亲自跟他谈话。陈再道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还拍过桌子。

检查³⁹: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

陈再道回忆⁴⁰: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决定起草检讨，反正早晚要用。

陈丕显《回忆彻底平反“720”事件》:......为在事件中受到迫害的俞文斌、李树青、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汪士奇、汤忠云10位同志平反昭雪。(按:以上为当年“百万雄师”的主要负责人。俞文斌，后来任市外经委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杨道安任市电信局局长)

刘祖清回忆⁴¹:在武汉市抗暴期间，百万雄师围攻过许多单位，杀死杀伤群众无数，但是这些杀人血债从来就没有被清算过。“七二〇”之后，百万雄师江汉区分站作战部长陈昌文起义过来，揭发了内部一些关键人物的罪行。百万雄师总站保卫队(雄师支队)队长名字叫汤忠云，是武汉多起血案的策划者和制造者，1967年六渡桥“6·17血案”，“6·23”围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6·24”血洗工造总司，都是他亲自策划和指挥的。他还把人民仓库的戴鹏(工造总司头头)从家里捉到百万雄师总站——武汉市委大院，亲手杀害，杀后把尸体埋在市委大院里。“七二〇”之后陈昌文带着公安机关和武汉警备区的人去市委大院的树林里，把尸首挖出来火化了。之后，汤忠云还在准备搞地下斗争，要抢夺粮食打持久战。当时武汉市公安局请示武汉警备区同意，就由陈昌文带路去捉拿汤忠云。公安局九处彭海如处长下令把汤忠云缉拿归案，武汉铁路公安刑警队长刘祖清，九处的警察王正友带人去抓捕汤忠云，汤忠云逃跑过程曾经鸣枪示警，在快追上的时候，汤回身夺王正友的枪，这样的情况下王正友和刘祖清都开了枪，汤忠云中弹受重伤，送到武汉市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清队的时候，当权派在报纸上把汤忠云树为英雄，追认为烈士，还把他的儿子安排到铁路上工作。最后当权派还把这三位执法警官送上法庭，说彭海如负有领导责任，被判3年有期徒刑;开枪自卫的警官刘祖清判了8年;王正友判处6年有期徒刑。在彭处长去世的时候，我们去送了花圈，挽词中说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事业，也因此留下了终生遗憾。

7月17日

毛泽东继续听取汇报，研究解决武汉问题。

下午，周恩来继续主持汇报会，听取部队领导汇报武汉运动情况。

凌晨一时，谢、王前往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与学生座谈，要求收缴武斗器械，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要坐下来学习，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参考一⁴²:上午，毛泽东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谈到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参考二⁴³: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不难。湖北有可能要先进些。‘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对于武汉军区，毛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样......”。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下一道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会上，毛要周恩来18日回京，解决湖南问题。

参阅报道⁴⁴:在武测一号楼201室钢二司参谋部办公室，谢问你们有几个勤务员同志，答有5个，王力叫把名字写出来。问杨道远是哪儿人，哪个学校，谢说“啊，又是河南人，我昨天遇见的(新华工郭保安)也是河南人”，答“(二司)前面三个勤务员都是河南人”。谢说“河南人都来我们湖北当官，我们湖北成了空架子了”!(大笑)又要求把工总、九一三的人找来，并问及“这栋楼都住的钢二司吗”?答“有三司的同志”，王力说“喔!你们两个搞在一起，好!和平共处”。三司的许谦说，“首长来了很高兴，我们都在准备欢迎，同志们都希望见到首长。我们明天召开一个批判刘少奇大会，请首长到会作指示......”，谢、王说“开大会我们不能去，我们刚到武汉，还不了解情况，现在是在学习的，大会最好不要开”，“......不要开什么大会，不要搞什么游行。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找大家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求大家回原单位，所有的人都回原单位、原机关，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保证四大，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行，要允许他们为一派”。谢富治讲:我们昨天到了新华工，今天来看望你们。再说一遍，我们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来向武汉地区、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希望你们转告全体战士。毛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武汉的问题怎样分析，怎样解决，怎样向前推进，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依靠你们和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我们是来帮忙的，我们起的作用很小，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使毛泽东思想占领整个世界、整个中国。你们要看到全国的形势、全世界的形势。武斗只是一个支流，不要因为支流干扰了运动大方向。希望你们在武斗方面采取措施，对解决武汉问题制造和平气氛。你们都是红卫兵小将，你们二司是有名的，我们是知道的。你们三司我们也知道。你们应该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不用武斗。立即停止武斗。我们希望你们根据中央六条达成协议，或单独发表声明。你们二司是武汉很有影响的革命派组织，要有风格，站得高，看得远。你们三司不同意武斗那也好。

我建议你们，第一，首先停止武斗，能够达成协议更好，不能，就单方面发表声明。造成和平气氛再来谈。有原则路线问题要分析、解决。第二，就是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这次重新发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你们要好好学习，学好了文件就有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你们在武斗的问题上与百万雄师达成协议，对工总的问题可以谈谈嘛，是可以解决的。

希望你们高姿态，否则低姿态就要输一着。不要附加条件，要首先采取行动。我们来汉四天，就来你们这儿二次了，我们可不是“支保”了。我们是为你们好嘛。上次我来你们这儿，和你们辩论过，为什么要在三司前面加个“康”字，骂“康三婊子”那就错了。现在你们整天在考虑如何防守如何进攻。(二司插话“我们不进攻”。)你们不是有个“文攻”吗?如何试验“氢弹”?你们谁管作战的?(二司答“我就是作战部长”。)你整天俯在地图上研究什么?是不是打仗?制造武器?(二司答“不，我主要管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会，批判大会，不过自卫性武斗也管一些”。)主要是这个问题，要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二司插话“关于武斗情况，我们多次与军区交换意见，但毫无效果。以前我们敢提，现在首长在这儿，我们更要提，血债我们一定要讨还的”。九一三说“我们是工人，是个老粗，我只说直的。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并不是我们工人好斗，而是为了自卫......我们认为现在不是一般的武斗，而是陈大麻子挑起的反革命武斗。铁道四院、武机......都被砸了，8、9岁的孩子也不放过。如果我们不自卫，不行，我们武钢战士不少被赶出来，无家可归。现在，他们搞绑架，711事件，我们损失很大”。工总说“现在他们搞‘护厂队’，实际上是把他们的力量集中起来搞武斗。每次都是他们挑起的，他们守在门口不让我们进”。)

什么“护厂队”，以后要取消岗哨。武斗可能一方面主要的，但是也不能都怪他们。我到过成都、重庆、云南等地，主要是靠大家解决。我们作了工作，关于‘715’游行，我们批评了军区，没有批评你们，以后武装游行、游行，都不要搞了。(工总沈复礼说:“我们能回去的就一定回去，现在我们有厂不能归，有家不能回，我们革命造反派从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要求大家首先回原单位，你们(指工总、九·一三)不能回厂的，可以暂不回去，武斗停下来再说。今天我就谈到这里，以后再谈。

王力在讲话中说:“我们是小学生，我们来武汉也是准备听取不同意见的。希望你们在武斗方面采取措施，对解决武汉问题创造和平气氛和条件。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你们二司是有名的，我们是知道的。你们三司我们也知道。你们应该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立即制止武斗。我们希望你们根据中央六条达成协议或者单独发表声明。你们二司是武汉很有影响的革命派组织，要有风格，要站得高，看得远。”三司代表插话道:“我们红三司从来不同意武斗。”“你们三司不同意武斗，那也好。”王力继续说下去，“我们提两点建议:第一，首先要制止武斗，要按中央六条，达成协议最好，或者能达成几条就达成几条，实在达不成协议就单方面发表声明嘛，造成和平气氛再来谈。有原则路线的分歧可以解决。......“第二，你们现在就要开始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特别要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好了文件，就有了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就能认清当前形势，掌握斗争大方向，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然后，检查一下，取消一切错误的口号。例如，骂‘百匪’不利于他们的思想工作，也不能增加什么，不能因为你们骂就得到了什么。”

这时，谢富治笑了，他站起来插话道:“成都、重庆骂的更难听，要有一个高级的革命阶段;你们都是大学生啰，你们要走向一个高级的阶段，不能太低级，太庸俗了。骂什么‘康老三’已不太好，更不要骂什么‘康三婊子’了，骂是没有用的。骂‘二癞子’也是错误的。这些话今后都不要用。口号要检查一下，斗争的方式方法要正确处理，集中到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你们要号召所有的战士，学习，研究，学好了就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王力接着说:“今天我们来主要是向你们学习，带来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你们的关怀和希望，并提出这样的两点要求。......‘在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细致深入的工作’，这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你们要坚持按主席指示办事，就是要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明白，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去年8月份，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高度热情地支持他们，对他们做了高度评价，赞扬了革命小将，这一批人是老红卫兵，但是他们只记住了主席前面的话，忘记了后面的话，骂别人是黑七类、狗崽子......所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今年，主席在‘三·七’指示中再次提醒了我们，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牢记主席教导，团结大多数。希望你们马上采取行动，按中央六条制止武斗，发表声明，要主动啊!......”

2点25分，王力说:“今天就谈到这儿，以后再来找你们。”(参加人员:工总沈复礼、三个战斗队员，九一三陈涤，钢二司方保林、鲁性祥、杨运年、王驳清、朱振铎、唐正国，三司许谦、李永金。钢二司宣传部根据回忆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陈再道检查⁴⁵: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

军区支左办公室后来披露当时向总理汇报时的实情⁴⁶:“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地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同志们，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得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得很”。

巴方廷回忆⁴⁷:总理问我，他说:我问你一件事，听说人武部下了道命令，每个工厂抽20人集中起来训练?我说，没有那个，那是造谣的。总理说:这里有个材料你看看。我看后说，副主席(从长征就这么叫)，如果都要信他们的话，那把我逮捕起来法办也有多的。“七二〇”后说我顶撞周总理，就是指这个了。

回忆记载⁴⁸:周总理问巴方廷(市人武部政委):“我想问你一句话。据说武汉市人武部有个通知，要求从厂矿抽工人训练怎样搞武斗，有这个事情吗?”巴坦诚回答:“有这个说法，5月份就有人这样说，但没有这个事......我们调查过，根本没有这个事，纯属造谣......”周恩来从文件包拿出一份材料交给巴方廷:“这是一份文件，是你们人武部发的。这是真的吗?”巴回答:“这个文件是假的。我们也查到了几份，经鉴定是伪造的。这里有一份鉴定报告......总理，我受党的教育多年，政策水平再低，也不至于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调查⁴⁹: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8201部队)翁××在下面散布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后又说“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

回忆⁵⁰:自是日起，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按谢富治的要求，开始陆续集中和封存自制武器。

7月18日

连续第四天由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军区机关、武汉空军、省军区、8199、7250、7252、8201部队等)会议。周分析了武汉文革的历史过程。指出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建议陈、钟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要以三钢、三新为核心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部队要进行教育，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周希望改了错就好;对主席的命令不理解也要执行。会议宣布纪律:不录音，不要上大字报，不要传达。

会后周恩来带陈、钟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劝说军区领导转弯子。周恩来当晚回京。

8201师政委蔡炳臣要求传达周恩来讲话精神，钟汉华政委同意;蔡当晚即开始传达。

周恩来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部长以上干部会议的讲话⁵¹: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先谈湖北形势问题。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过去，以王任重为首的当权。湖北问题解决对全国有意义，以两条路线斗争开始分为两段，夺权和夺权以后。中南地区的陶铸是有影响的，解放后十六、七年的影响，湖北地区、广东又是中南的模范省，有他的影响，这一重要责任在军区，当然不能排除陶铸的责任，当然不能叫陶铸来解决问题。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得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李雪峰)，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是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摘桃子......(按:不清)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对)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

百万雄师是4月16日开始酝酿，5月16日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6月7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下答:抓办搞的。)在军区开过会，6月8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

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做。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

第六、军区要做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做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做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

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中央要承担。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根据与会人员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陈再道回忆⁵²:总理做了总结讲话，大意是: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作。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总理苦口婆心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总理为了消除我们的顾虑，在汇报会召开之前，就告诉钟汉华同志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回忆一⁵³: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不知道毛泽东已到武汉处理问题，情绪极端激动，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其言语直接冲撞周。甚至拍桌子说“周胡子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以至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也(气得)拍桌子对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

王力回忆⁵⁴:总理和主席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我都有原始的记录，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主席讲话向来如此，把话讲到顶点，又反过来讲另一面。所以主席就讲得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方针，主席一条也没有改变。这是主席十八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总理听完后才回去。总理临行前又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

王力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1988年8月30日)在谈到“720”事件时说:“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一，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誊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总理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的讲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周总理传达的中央方针更厉害，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没有说。第二，至于要各派群众组织都‘撤除据点’，当时不但如此，还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给军区保管，这是周总理为保卫毛主席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专门针对‘百万雄师’一派的。这不能成为‘使矛盾激化’和爆发‘七二零’事件的原因......”。

回忆记载⁵⁵:会上，总理讲了十二点意见。总理的总结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毛主席和中央的具体指示，他的总结是用毛笔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

据当事人事后揭发⁵⁶:军区会议精神由8201部队的蔡政委回去立即传达到该独立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达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蔡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牛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会场吵吵嚷嚷，二人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意思要他们把矛头指向王力。

蔡向8201机关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按:武汉军区叶明副政委1978年回忆，牛也对叶明说确有此事)。

参考一⁵⁷:毛泽东接见有关人员，宣布中央对武汉的态度，对周、谢、王、余，李作鹏、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等谈到:为什么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也谈到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该会明确了关于军区支左、造反派、百万雄师问题的三条基本方针。主席在7月18日晚上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主席还夸奖钢工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更严重的是，主席8月4日的信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军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在7月18日的会上，我向主席说，主席还记得吧，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汉的陈再道，而是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在一份快报上批示，对江西的一个大群众组织要“采取专政措施”。......把钢工总打成反革命，发明权也不是陈再道，而是中央文革的江青。

陈再道回忆⁵⁸:主席接见我们是18日，后来就走了，我们那时不能去送，谢富治、王力去送。王、谢回来已是一点了，回来就跑到极左那派去，说他们是左派，那些是保皇派，还录了音。

钟汉华回忆⁵⁹:总理18日的讲话是教育我们的，要我们不要讲出去，但是谢富治很快捅出去了。群众的游行是反对王力、谢富治的。......“打倒陈再道”首先是从海军军舰上出来的。

周恩来在会后于23时半离开武汉回京，郑维山随同。

总理走后，杨成武与陈、钟、李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谈如何落实主席指示。

送走总理，谢富治对大家说:“走，亮相去!”说去红水院看看。王力一度表示犹疑。(按:这是实情，杨成武有关回忆也已证实)

钟汉华检查⁶⁰: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

钟汉华回忆⁶¹:总理18号的讲话是教育我们的，要我们不要讲出去，但是谢富治很快捅出去了。群众的游行是反对王力、谢富治的。

回忆二⁶²:凌晨1点，(按:此时已经是19日了，但文革运动回忆中习惯把后半夜发生的事归于前一日)钢二司红水院广播台突然播放时兴的歌曲《毛主席派人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空副司令刘丰、政委肖前等人，来到武汉水院钢二司总部，与在场学生见面，问好。在茶港去东湖滨的桥上，谢见到堵塞公路的铲运机，进大门就看到毛泽东说修得好的水院工事，看到布设在教学大楼门口的高压水泵、高压电网，不禁张嘴吃惊。凌晨1时30分，一行人在水院头头丁家显和其他工人学生造反派簇拥下，到水院体育馆，在数千学生、工人的欢迎大会上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特别是王力，发表了激情讲话，说武汉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因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激起台上台下鼓掌雷鸣。刘丰代表部队讲话表态，激动得流出眼泪。平时可以坐三千人的体育馆，挤满六七千人，(水院师生约两千多，其他是被武斗驱赶到水院避难的工人、中学生)散会后，众人从几乎平脚踝的满地汗水中趟出来。次日，谢、王和刘丰讲话录音被急不可耐的造反派拿到武汉三镇反复播放。

谢富治讲话⁶³:

亲爱的同学们、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代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所有武汉市的革命派同志们问好!(群众激动，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向同志们问好!(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我代表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向同志们问好!(欢呼、热烈掌声)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向同志们问好!(欢呼、热烈掌声)也向武汉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最热烈的敬礼!(热烈掌声、呼口号)

同志们，我们临行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呼口号)非常关心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长时间欢呼，热烈掌声)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欢呼，热烈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武汉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我和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还有一些革命小将同志，是三结合。我们来武汉是向武汉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来学习的。是当小学生的。今天，我们到了水利电力学院，我们是来看大字报的，我们是来学习的。但是大字报没有好好看，学习也还没有开始呢，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讲，只是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向同志们的关心，我们带来了。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讲，我们要从现在起，我们就开始向你们学习，先当小学生。(口号、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毛主席、党中央告诉了我们，武汉市、湖北省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一方面是一片大好形势，好得很，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武汉市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你们自己来解决!(掌声)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三相信、三依靠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首先是相信武汉市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热烈鼓掌)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热烈鼓掌，呼口号)相信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我们支持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激动地长时间热烈鼓掌、呼口号)同志们，我们没有话讲了，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们在你们的总部(按:实际上是钢二司司令部)，还有其他方面，我们再三提过了，今天再一次向你们建议。第一条: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所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气氛和良好条件，停止一切武斗。(鼓掌，呼口号)第二条:我们好好坐下来学习。我们掌握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就是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以来一些重要指示和报纸上的社论，特别是要学习我们伟大领袖在十年前所著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部伟大的光辉著作。(呼口号)拿这一个伟大的著作，作为我们解决当前武汉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许多矛盾，作为一锐利的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呼口号)同志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内战，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精力集中到我们反对和进攻那些主要的敌人。(鼓掌，呼口号)。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各方面去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高声呼口号)

同志们，我们记住我们解决主要矛盾。同志们，这样，我们还要团结多数，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几次，在去年八月份，给清华附中的一封非常热情地歌颂当时红卫兵的信，那是最高度最热情地歌颂和评价，当时的这一件新生事物──红卫兵，但是同时提出了，要当时的红卫兵同志们要注意团结多数，只有无产阶级，只有全人类解放了，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够得到解放。可是当时的红卫兵小将同志们，把前半截都接受了，后半句没有接受，只有什么红五类，把别人说成什么黑七类、黑五类、狗崽子、狗孙子，后来有一小部人走向反面，甚至有极少的就走到了反动组织联动，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伟大领袖今年在三七指示中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口号，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我们伟大领袖为什么再三提出这个问题，这就需要深思考，要仔仔细细地考虑一下，想一想，(呼口号)我们支持所有的革命同志们，我们要支持你们团结多数，(鼓掌)我的话说完了，现在让王力同志来讲，(热烈鼓掌)让我们喊几个口号: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呼口号)

王力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口号，掌声)

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他已经代表了我们，把我们的话都说完了，你们赞成吗(大笑)。同志们是不是赞成谢富治同志说的那些话?(众答:赞成!)

第一我不是首长，第二没有指示，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是来......(大笑，众口号声)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掌声)第一是来问候你们，第二是来向你们学习!(掌声)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掌声)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掌声)!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掌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欢呼声，口号声)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长时间的欢呼声，掌声，口号声)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掌声)同志们!(掌声)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毛主席万岁!)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作扫开的手势，热烈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口号声不断)

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同志们提出要求，(掌声)就是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掌声)同志们，这不是策略问题，这不是一时的措施，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的保证。(口号声)这也是同志们能够把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永远高高举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掌声)我们必须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把它翻过来!(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对别人，对别的阶级弟兄，对群众来采取压制，打击报复，我们决不能采取这样做法。(掌声、口号声)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一点压迫有好处。(笑，掌声)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受打击，我们就动个人的情感，同志们，我们不能够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掌声)只要同志们牢牢地记住毛主席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武汉的问题就能解决得好!(掌声)为了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两条建议:第一停止武斗，第二坐下来学习!(掌声、口号)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新的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要用毛主席这些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正确地认识武汉的形势，正确地抓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提出的口号，那一些是正确的，那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检查一下，我们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特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有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这叫做学习，学习就是斗争。(掌声)学习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带着问题学，就必须找活思想，就必须解决我们武汉地区以及我们每一个团体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同志们，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掌声、口号)同志们，我们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间强调地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这个旗帜，这个口号举起来，好不好?(众答:好!掌声、口号)同志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不是在平时提的，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介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掌声)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地提出口号，正确地处理矛盾的问题。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掌声)检查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啦!(众笑，热烈掌声)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掌声、口号)至于武汉地区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们还要专门找同志们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向同志们学习。(掌声)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向同志们问候问候。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人

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根据水院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回忆三⁶⁴:下面接着刘丰、肖前激动讲话。众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王力在1993年12月17日给中央领导人的信(邓小平批示转政治局全体同志阅)，附了此讲话，王力按:记录整理录音时删去了两句:“你们要拥军，要真拥军，不要假拥军，要拥护军队，拥护陈司令员”;“要团结百万雄师，他们是有群众的组织，没有一百万，也有十几万人”。

据现在回忆、调查，在现场群众记忆不同，不记得专门谈到陈再道，王力可能记错了。

回忆四⁶⁵:半夜，军区通知中央代表团其他人员(张和井、尹等)，说谢、王已经到水院，问他们去否。后一行人也赶到水院体育馆，讲话已经开始。

回忆五⁶⁶:1990年代，我出狱后以零售香烟、啤酒为生，一日，当地搞批发者(一下岗工人)问我，“我还不知道，你就是杨道远!你知道我是谁?我是‘百万雄师’青山区联络站的××。现在看，当时是你们对了，你们保卫毛主席路线对了。要再搞文化革命，我跟你们造反去!”

研究者交流⁶⁷:百万雄师的工人们其实都很可爱。早在1986年，他们已说再来一次文革他们会当造反派，但他们认为当年的所作所为也是正确的。

8201部队揭发⁶⁸:7月18日常委开会研究决定，19日上午各团团长、政委及司政科长参加传达周总理、王力同志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晚12点左右，周忠(按:该师政治部副主任)到反革命分子蔡炳臣家开秘密会，第二天突然扩大了传达范围。是由周叫管理员阎保国同志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综合情况:

七二〇事件后，15军王新政委揭发陈再道煽动下面干部在会上给总理提意见，企图压中央改变态度。军区王步青副参谋长揭发钟汉华埋怨军区整理的材料没有及时送交总理并向总理汇报。

军区二级部部长以上干部会议结束时宣布纪律:这次讲话不要录音，不要上大字报，不要传达。会后，20点周恩来带陈、钟见毛泽东，谢富治、杨成武、王力、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参加。毛泽东接见完毕，总理离汉回北京。

7月19日

谢富治、王力在军区传达周恩来讲话。

是日，周恩来在军区的讲话精神已被泄露到部队、地方部分干部群众中，部分军人、百万雄师群众认为王力在水院讲话不公正，不能代表中央，并对透露的总理讲话表示不理解和不满;有独立师指战员到军区闹事，要求澄清流传的“四点指示”。独立师部分领导放任干部、战士，煽动不满情绪。百万雄师主要领导人从独立师干部处得知毛、周在汉，试图到东湖找周、毛说理。独立师师长、干部和百万雄师头头在铁路局和军区策划揪斗、质问王力。

吴法宪回忆⁶⁹: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了武汉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一个文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来负，但是中央并不追究责任，只是要求武汉军区转变立场。会议还决定，要陈再道、钟汉华立即支持“三钢”和“三新”，并且要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公开表态，像支持上海的“工总司”和王洪文那样，支持武汉的造反派。同时，会议还要求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各自打电话给所辖的驻武汉部队，做好工作。

第二天，我根据会议上的决定，给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政委肖前和副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要求他们按照中央的决定办。当时我想，中央的决定一定要执行，何况，做出这一布置的是周恩来总理。

水院张建成回忆⁷⁰:凌晨，大约1点左右，我和王新民正在总部与同学们谈天，突然涌进来很多人，大多数穿着军装，领他们到总部来的同学把谢富治副总理引导到我和王新民面前，说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来看我们了;又指着我们对谢副总理讲，这是我们的头。我与谢握手，他又介绍了王力、余立金、刘丰、肖前等人。我请他们坐下，并叫办公室的同学电话通知丁家显过来。我向谢副总理讲了武汉的武斗情况，说我们学院没有学生死亡，但被打伤了7个人，现在严菊明、钟光超等还在医院，并带他们看了伤者留在总部的血衣。

谢副总理说，首先要制止武斗，这是不允许的。把工人集中起来搞武斗，更是不允许的。看完血衣我准备继续谈我院的情况时，丁家显带着工总、九一三的人来了，后面跟了很多学生、工人，一下子把总部堵得水泄不通。我怕首长受到挤压就去维持秩序。丁家显与首长们谈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见。后来首长同意接见大家并讲话，广播台立即广播通知，大家一听是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来院接见大家并讲话，已经睡觉的师生潮水般涌向体育馆。加上工总、九一三的人，体育馆根本容纳不下。丁家显和王新民陪着谢、王等去体育馆，我已浑身湿透、精疲力竭，没有力气挤进体育馆，就躺在体育场地上听他们讲话。听到不断地传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具体内容听不清。

调查资料记载⁷¹:上午，汉口某军代表张××对“百万雄师”的“革命工人三司”讲话，说“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这样两条内容: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作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

概括⁷²:下午，在军区礼堂，谢、王在军区二级部部长和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周总理代表中央所作的四点指示: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广大群众的工作。王力教训军队干部要从ABC开始认识文化革命。独立师(8201)政委、师长相继退出会议，回到师部，该师干部群情激愤。武汉军区连夜向在汉干部、战士传达精神，部队产生较大抵触，形势立即失控。下午和午夜，独立师、29师(8199部队)、百万雄师部分人员冲击军区、东湖宾馆，要找中央代表说理。

在军区师、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谢富治说:“武汉的情况，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很关心，都亲自看了不少材料”;“对于干部、战士要教育，把他们的思想搞通，思想扭过来。特别在座的同志不能动摇。对主席的指示，要如林副统帅所讲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上面讲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

1.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错在“三·二一”、“二·一八”、“六·四”等通告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八条下来你们打击造反派，十条下来了，你们却不执行，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

2.百万雄师人多，队伍要大到什么范围?你们连军工厂都设联络站，军工厂是保密单位，又是军管单位，你们还要搞，不是穿一条裤子，也是穿一条裤子。打到现在造反派还是比你们人多，这点，我不用调查就晓得。

3.三新、二司大方向没有错，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当权派，是对的，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你们怎能抓住一些缺点打击革命小将呢?你们要180度大转弯;要不扭转，你们自己考虑。

王力:

(先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讲到军区。)

谢副总理在北京讲话，小将们误会了，要揪他，在他房间里装了几个喇叭，他还是向革命小将赔礼。现在人家写了几张大字报，骂了陈大麻子，你就抓人家反革命，如果你们打谢副总理，还不把人家枪毙了。

孟夫唐是什么人，你们要打倒。他是退休了的人，又不是当权派，就是支持三新二司，你们就要打倒他，薛朴若你们也要打倒，这些人都是好干部。

工人总部要彻底翻案，朱鸿霞没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打他反革命，把他以前的作品的一些错误搬到现在来。“二八声明”抓的人要放。

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你们现在要作工作。最拥护解放军的是革命小将，不信，你们调过头来，百万雄师就要打你。

红卫兵在初期还是积极的。但是他利用了刘少奇的血统论，没有跟上毛主席，成为保守组织。红三司是偏右的。

调查记载⁷³:王力讲话时8201师长牛怀龙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蔡政委气冲冲离开会场，牛相继退出。回到洪山下的师作战部，牛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6时左右，8201部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8201的工作。后来8201副师长、副政委去军区大院做工作，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3时半，8201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其时，8201部队已经有200多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当晚，百万雄师以看戏名义集中了东湖地区和重型机床厂的大批百万雄师群众，到九点，东湖宾馆附近方圆几里皆被控制，两条通道(高家湾和博物馆方向)被层层封锁。围用车辆上百。

与会者回忆⁷⁴:会议开了八、九个小时，谢讲了二个小时，王讲了三个小时，余立金讲了半个小时，陈再道检查了二个小时，钟汉华检查了一个半小时。会上决定放朱鸿霞。

会上，仍有不少干部表示受教育很大，心情十分舒畅。一个空军领导说:“过去咱们路线觉悟低，犯了错误，今后要坚决改正错误，支持工总。即使百万雄师的长矛对着我，我也要说工总好”!一些人还要求谢、王、余到下面部队去作报告。其间，谢、王、余还两次接见军区大院警卫营、8199部队侦察连、六连、四连，以及大院的干部战士。

王力在军区师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周总理四点指示。

参考一⁷⁵:冲进军区的战士质问军区领导“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人甚至把陈和钟叫作“投降派”。

陈、钟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了工总负责人朱鸿霞、胡厚民;朱流泪感谢宽大。

当事人回忆一⁷⁶:下午，我在号子里吃了晚饭，才放出来。(按:王系3月17日大逮捕被抓的)他们放我的时候，非常匆忙，连裤带都来不及还给我，我就那样提着裤子出来。厂里派保卫干部徐胜才来接我，他对我说现在外面阶级斗争形势很复杂，要我回厂之后好好搞抓革命促生产。

回来之后，在单身宿舍里，许多同志就来送鸡蛋、糖开水，来看望慰问。一个女同事看见我老是用手提着裤子，她马上把自己的裤带解开来给我，我也不避讳就接了。同志们在露天电影院开欢迎会，我简单地做了个发言。会后就护送我去民族学院。因为被关了很长时间，外面的情况发展一无所知，看见石灰水刷的大标语“打倒康老三”，不知道这是指武汉大专院校第三司令部，还以为是指康生。我要二司的人拿些资料给我看，他们就拿了许多人民日报和小报给我，我当时是整整一夜没有睡，看了一个晚上，完全是如饥似渴，一点睡意也没有。

当事人回忆二⁷⁷:我们把(谢、王讲话)录音拿到洪山路湖北饭店，对着省委用高音喇叭播放。这一下大概坏了事，当天晚上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人，就冲到东湖宾馆抓了王力和谢富治，这就是七二○事件。由于局势极度危险，我们都是在武汉大学住，不敢回家，到19日半夜的时候，大家都一起跑到武汉大学校内的珞珈山上去躲起来了，在武汉大学里面睡觉也不安全了。

王力脱困后对北航学生说⁷⁸:下午3时到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谢富治传达了总理讲话精神。我讲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ABC讲起。这话他们不爱听，说我太狂。

我是受命协助总理、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我的讲话没有出格，没有原则错误，关键是不合他们口味。我讲话时间长，谢富治累了，早回去休息了。我回到东湖宾馆后，没有睡，帮军区修改检查。我看了军区的检查，说军区领导人“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我认为陈再道言重了，错误没有那么严重，便改轻了。我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起草文件的同志看后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

王力在百花二号为陈再道(武汉军区)修改完检查稿后，对随行工作人员传达了毛主席18日晚上的谈话内容。之后，王力说:“陈再道说他们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这话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们来武汉是为了帮他摆脱困境的。主席说我们是保陈再道来了。陈再道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涂，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图。”

张根成回忆⁷⁹:王力在军区会议讲话时，他在水院讲话的录音已经在军区外播送，会场上皆可以听见。我敏感地觉得情况不大对，提醒王他的讲话录音已经放了，王还糊里糊涂反问“怎么啊，有问题吗”。其时，已经有军人冲击军区机关，军区正门被堵住。23点左右，谢一行从后门出来回东湖(谢、王又到杨成武处)。晚饭后，王力与北航红旗学生为陈再道修改检讨大样，还说“哪里有这么严重，陷入‘不可自拔’呀。”

但工作人员都感到武汉气氛不对，要求部队认识转弯太急，对立情绪太重;北航井岗山甚至叹气说“主席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武汉呀?”

参考概述⁸⁰:连日，“百万雄师”的大标语逐渐上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哇喇哇喇”以及“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并且出现“最新最高指示”:“百万雄师大、好、纯，是个创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汉的‘百万雄师’”。

军区秘书科回忆⁸¹:下午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同志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19日夜12点多钟，王巽琪副秘书长在政治部值班，听百万雄师的人往外打电话，叫派车到东湖去拦截和揪王力同志，当即汇报到政治部钟文法副主任，又汇报到张显扬副参谋长，张叫他们提高警惕。后张副参谋长说不仅将情况向领导反映了，以前听到有这样的迹象，也都给首长那里报了，还给叶副政委和他的秘书讲过。

杨成勇秘书⁸²:7月19日晚，按军区党委决定将朱鸿霞等人放了。当晚，军区那个检讨稿送谢、王(修改);20日凌晨一点退回。检讨的内容大致是承认支左犯了严重错误，承认“三钢”“三新”是革命组织，应该支持等。未提“百万雄师”。稿子拿回后，我去找人先打印，打字员思想不通，拒绝打印，并趴在打字机上痛哭，后又找人铅印，都拒绝印。

“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回忆⁸³:

7月19日晚，省直联司头头开车接我到武昌东湖，非常神秘，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的......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武汉)情况......(访者问:这么说你们知道毛主席在武汉的情况?)知道，有些事情你可以找找......没有弄成，主要怪8201部队，他们把事情搞复杂了。(在东湖宾馆)许多人爬上桌子，形势失控了，有人打了王力，把他架走......当时造反派学生把王力在水院讲话播放出来，起到激化矛盾的作用。

7月19日，我们在省委开会，“武汉公安”冲乱了会议，我就回来了。省直联司头头杨以才本来是叫我过去一下，一起去见毛主席，听说毛有个交代，要和百万雄师的同志一起照个像，吃个饭。两派一起去。两个房，由总理陪百万雄师的头头在一桌，造反派和毛在另外一桌。(按:周恩来18日已经回京，此传说不知从何而来。)杨以才说，是他们派他来汉口找的我。

8201不那样搞，本来是很好的事，一搞，就乱套了，会开不成了，我也呆不住了，我就回来了。(按:指回到汉口的联络总站。俞不承认自己组织人员冲击东湖宾馆。)当晚，是在军区饭堂吃的饭，但没有参加深夜在军区食堂开会商量揪斗王力。

“百万雄师”当事人回忆⁸⁴:晚上10点左右，百万雄师硚口区分站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总站头头杨道安叫“快上来，去军区”。到达军区大院，在食堂召开会议，杨和另一头头孙德洲主持，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

章迪杰回忆⁸⁵:总站派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到武汉军区落实“王力的四点指示”。约晚上10时，各分站的人和车都到了军区，军区大院内外到处都是人，都是车。他们三人只好下车走到军区院内。杨道安一看这阵势，问怎么办，孙德洲说:军区是军事秘密机关，我们要维持秩序。经初步分工，军区大门值班室由孙守候，杨道安和余均才带人巡查，四个门都要有人把守，不管哪个分站来的人，都要登记，以免出事。

这时《红旗》杂志记者杨立功在军区值班室找到孙德洲，在出示证件后问:“你们来军区的目的是什么?”孙答:“落实王力的四点指示。我们信不过王力，没有其他目的。”

这位记者走后，有个部队的连指导员找到孙德洲，称要送情况，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部队是叛军。”

接着杨道安派人接孙德洲到军区2号楼开会，会议由杨道安主持，各分站及“红武钢”、“一冶百万雄师联络站”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如何对待王力的四点表态。大家一致认为，王力的四点指示不公正，不符合武汉的客观实际，不能代表党中央，要王力解释清楚。会议还决定:一、由杨道安负责组织各分站及武钢、一冶的负责人，成立一个联合代表团，与王力谈判。杨道安任团长，一冶的郭文祥任中心发言人，武钢的周刚和另二人负责谈判记录。二、由孙德洲负责组织、指挥游行队伍。三、由红卫兵司令部负责联系揪王力。当时统计，百万雄师各分站到军区来的车有273辆，一万三千余人。

百万雄师某高层头头回忆⁸⁶:牛怀龙师长和独立师杜宪章科长在铁路局7楼(专揪王力指挥部)告诉我:“东湖你们就不要去了，‘一号’在那个地方”。我接着就告诉了东湖管理处的头头雷荣华。(按:这里讲的“一号”，暗指毛泽东。)

俞文斌访谈⁸⁷: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的是省直联司一号头头杨以才。(按:文革前为省监察厅办事员，文革后为省冶金厅厅长、省司法厅厅长)7月17日晚(按:此系19日之口误)杨以才把我拉着就走，开车接我到东湖，他神秘地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你要去见见。还说毛主席也要见见你。杨以才还叫我找周总理谈谈。19日，我到了东湖、武汉军区一号楼，未见成毛、周是因为省直联司(省直机关干部)和8201部队的人冲击武汉军区，而且这些军人都带着枪支。杨以才对我说:看来今天这事办不成了，你先回去，百万雄师中知道毛在武汉的就我一个人。杨以才后来又告诉我，中央要我们两派各派100人到北京去谈。

章迪杰访谈⁸⁸:7月19日晚，我们在3506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百万雄师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

“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谢敏华，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〇”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

俞文斌⁸⁹: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关于“七·二零”揪王力，8201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但“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

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

武汉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应该很清楚这些事情，你可以去找他访问。

8201部队揭发⁹⁰:下午，(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对副参谋长贺言生说:明天在机关勤杂人员和直属分队传达周总理指示......晚饭后周忠突然要提前传达。地点是在铁路局礼堂，首先由周忠传达，未传达完就哄起来了，然后反革命分子蔡炳臣接着传达，受到了“热烈欢迎”。22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和蔡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动员，后讲不下去，又到四楼动员。蔡还未讲完，院里就哄起来了，要去冲军区。周下楼绕到宣传车前巡视了一遍，一句话未说，若无其事地溜走了。这时宣传人员上车一哄而出，向军区大院冲去。

8201部队邹顺驹回忆⁹¹:晚上，(师370)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休委会主任，邹的老乡)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师部回电承认。于是大批工作人员便杀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湖北军区后勤政委于某在夜12点带领3个人到370医院传达军区的四点指示，遭到全医院工作人员的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

(邹回忆到年中四好初评时)又拉下了我的五好战士，连长对我讲，这些都算是对你客气了，要不是看你是个战士，你轰陈司令员，这是反革命事件，早把你抓起来了。

平常他们利用坚持正面教育、贯彻两条路线教育的机会，在各种场合下，向连队的战士们大量灌输恶毒污蔑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舆论，把三新二司的学校和他们所在的民众乐园描写成恐怖世界、人间的地狱、渣滓洞，把三新二司的革命小将说成混蛋流氓和杀人魔王，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说6·17大血案，解放军去制止武斗的一个加强团被民众乐园的牛鬼蛇神杀了一大半，邱少云生前的英雄连队死得只剩十几个人，一个空军女广播员被三新二司拉进民众乐园脱光了衣服，开腔破肚，割了脑袋。说他们杀人放火，抢友好商场，抢粮店等等。

8201部队战士朱学诗回忆⁹²:7月19日晚餐时间，演出队9人围着水泥地上的一个菜盆，边吃边议论那半信半疑的“总理指示”。议着议着，大家越来越不服气，饭也吃不下去了。“总理怎么不听听部队的意见呢?总理也应该听听我们战士的心声嘛!”“朱学诗，你当过教员，把这些话写出来!”余家进向我吩咐。于是，我用粉笔在饭堂门前的一块黑板上写下“请求中央来汉首长听听战士们的心声!”在公开场所写标语，等同于写大字报，在部队也是被禁止的。我的这几个字，顷刻间被正在吃饭的团部干部和战士看到了、传开了，几乎所有的人表示支持，甚至有人欢呼:“宣传队的同志说得好!”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声势搞大些。余家进让人找来一个脸盆，倒进黑墨水，又找来一只大排笔，对我说:“把标语写到篮球场的地上，字写大些!”“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下部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请求”变成了“要求”，有人还在“中央首长”几个字的旁边，加上了“周恩来”三个字。

这下，团部上下沸腾了，情绪失控了。余家进让宣传车司机开来了宣传车，高喊:“宣传队的同志上车!”很快大家都到齐了，我也在车载广播器旁就位，调好了麦克风。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就要上街了，游行了。“坚决支持宣传队的革命行动!”团机关的干部战士们一旁为我们壮胆助威。宣传车轰鸣着，正要冲出营房大门，忽见团长贠恩良、政委周德芳急急赶到，他们双双挺身站在车头前，政委还俯身趴在车盖上，苦苦相劝:“同志们呀，这样做不得呀!有什么意见就告诉我们，我们负责往上面反映。”我们在车上议论:他们谁敢去向中央领导讲真话，他们怕掉了官帽子，我们没有什么帽子，我们不怕。与此同时，营房里的一群群战士，也一个劲为我们鼓劲。相持一阵后，有两名战士悄悄从团长、政委身后靠近，猛一下分别将他们拦腰熊抱起来，离开了车头。于是，“轰”的一声，载着全体宣传队员的卡车冲出了营房，驰上汉口利济大道。“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幅红旗，在明亮的路灯下猎猎飘扬。

“朱学诗，呼口号!”余家进发出指令。

“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到连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

“解放军战士坚决支持百万雄师革命群众!”

“8201战士永远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王力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绝没有好下场!”

宣传车上一遍遍响起这些紧急拟定的口号，高亢、明亮，一次次划破沉静的夜空。这样的口号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声音，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飘着部队旗帜的卡车，响着立场鲜明的口号声，从汉口到汉阳，再到武昌。自7月19日晚7时左右，到7月20日凌晨，一直奔驰不停。宣传车每到一个地方，凡赞同口号声中所表达的观点的单位或群众组织，且又有车辆的，立即组织人员乘车参与到游行的车队行列中。深夜，我们的宣传车开到了位于汉口江岸区的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这里是百万雄师的大本营。工人们见来了解放军的宣传车，听到喊出的口号声，下夜班的工人都聚到车旁。

“知道了吧，中央的人说你们是保守组织呢。”余家进他们对工人说。“啊啊，我们这么攒劲搞生产，还不是革命组织呀?”工人们又急又气愤，“那我们把厂里的猪都放到大街上吧......”“猪可不能放出来，”余家进他们鼓动说，“开上车，与我们一起向中央首长反映情况去!”那时，各单位经常组织群众参与集会游行，车辆时刻处于待命状态。很快，肉联的“百万雄师”车辆就加入了游行队伍，跟在我们宣传车后面一起上街游行了。

后来有史家在文章中说，“7·20”期间上街的车辆有数百台，上千台，说法不一。我所乘的车辆始终处于第一的位置，却顾不上观察后面究竟跟随了多少车辆。游行过程中，车辆越来越多，也不断获得新的消息，我在宣传车上呼叫的口号也变得多样和激烈起来。“王力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绝没有好下场!”“王力支一派压一派，我们坚决不答应!”直接对中央文革的红人点名道姓地“炮轰”，在当时确实如一声惊雷落地。当时喊这几句口号时，既无上面指示，也无确凿证据，只是一时感情涌动，自然也顾不上考虑后果。

车辆大游行持续到7月20日清早6时，我所在的宣传车领头驶向东湖方向，来到蔡家嘴附近，车头向右欲进入中央首长下榻的客舍。这是，只见卫兵放下了门前的栏杆，阻止车辆进入。守卫东湖客舍的也是8201部队军人，宣传队不少战士与他们是老乡，经常往来。宣传队长下车，问卫兵:“你说说，‘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组织?”卫兵说:

“那当然啊。”“王力要把他们打成保守派，你同意?”“当然不同意啊!”“我们进去向中央首长反映真实情况，你支持吗?”“这......”趁着卫兵的犹豫，队长一手抬起栏杆，宣传车顺势开了进去，后面的游行车辆也紧紧跟进。

宣传车在客舍前的草坪上停下。演出队三名队员进入客舍房门，一阵空调冷气迎面吹来，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碟、筷和白色的餐巾，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陪着谢富治、王力等，正准备用早餐。“同志们，你们......”陈司令一见几名穿军装的士兵进来，大惊失色。“陈司令，您好。”宣传队的罗学柏曾在省委门前站过哨，经常和陈司令打照面，又是麻城人，和陈司令是老乡，便用麻城话说:“您放心，我们只是向中央首长反映情况，您放心。”“那就好，那就好啊，”陈司令用几乎颤抖的声音，反复说，“不准打人，不准动手，啊......”“放心吧，您放心吧。”说着，宣传队员们就把谢富治请到了门外的草坪上。

此刻，我扫视眼前，草坪周边至少有十多辆游行车，除了陆军的，还有海军、空军以及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车辆。车上的人员都下了车，把不大的草坪围了一层又一层，还有一些人爬到树丫上拍照。咦，人群中发现了我们的师长牛怀龙吗，他身着淡黄色府绸便装，神色凝重，我知道他在暗中履行自己神圣的安全保卫职责。人们一见谢富治出来了，立即上前纷纷发问。“您说，我们武汉军区的支左大方向真的错了吗?”军人们问。“解放军三军指战员们，”谢富治平静地答，“你们不论支持哪一派，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您说，我们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吗?”群众组织代表们问。“百万雄师的同志们，”谢富治依然平静地答，“你们无论是什么派，都是忠于毛主席的好同志!”

对于谢富治的回答，一开始，人们曾报以掌声，随后一回味，好像他并没有回答出实质性的问题。人们觉得不满意，又一时无计可施。冷静一阵之后，一位“百万雄师”的人捋下自己的红色袖章，让谢富治戴在胳臂上，谢富治微笑着照办了，人群中响起了掌声。接下来，“红武兵”、“红卫兵”、“红城公社”(均被称为武汉“保守组织”)的袖章，也如此这般地一件件戴上了谢富治的手臂。左臂戴满了，又戴右臂，最后，谢富治伸开两只手臂，让人们把袖章一直戴到他的中指尖上，接着，还转动身子，绕场一周。场内再次响起掌声，人们多少得到了一些精神安慰。人们把谢富治送回房间，又将王力拉了出来。

接下来的表演，王力与谢富治迥然不同。“王力，你凭什么说武汉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你凭什么诬蔑‘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无论怎么问，王力一言不发，且一脸不屑地傲视天空，不与人们对视。接着，又有人取出袖章，要他戴上。他竟然连忙把双臂紧紧抱在胸前，以示拒绝，人们愤怒的情绪达到顶点。

陈再道在中纪委审查谢富治时的证言⁹³:(谢、王)“私自把总理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三钢’、‘三新’，把他们封为‘革命左派’，把‘百万雄师’和其他群众组织打成‘右派’和‘中间偏右’。他们这样倒行逆施，激起了湖北、武汉党政军民学数百万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义愤。七月十九日深夜，一场百万群众自发地揪斗王力，进行说理斗争的正义行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7.·20事件’的真相”。

孔庆德传记载⁹⁴:孔庆德和叶明、韩东山、闵学胜等军区领导人带着支左指挥部的人员，赶到军区大院做工作。孔手执喇叭筒，大声疾呼:“你们不能这样干，你们这样干是帮军区的倒忙。你们有什么意见，派代表来谈，不能成千上万的人拥进军区机关，影响军事机关的正常工作”。

......(但工作没有效果)反而增了兵。军区大院周围的民主路、中南路、武珞路、大小东门以及武珞路至阅马场桥头，还有汉阳钟家村、汉口街头都出现了“百万雄师”的游行队伍。另有一标人马杀向东湖宾馆!孔庆德对于这一威胁东湖宾馆的行动并不知道。他只想调动兵力制止对军区大院的威胁，可是手头的兵，有的不听使唤，有的参加了游行。

综合情况:

当晚，武汉空军采取措施;部队出现调动，空军某部队进一步加强机场警卫。在次日“百万雄师”冲击机场后，空军又调动部队进一步加强对两个机场的控制。

7月20日(上)

是日凌晨，8201部队部分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冲击东湖宾馆，揪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并在武汉军区机关大院揪斗，要求澄清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精神。该揪斗行动扩大为全市性武装示威游行，显示了对传说的中央精神极其不满。

毛泽东得知消息，让汪东兴传达指示叫军区放人，并负责把挟持走的王力找回来。

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紧急商议稳定武汉局势，以毛泽东的安全为重，周恩来赶赴武汉。

参考一⁹⁵:是日凌晨，“‘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

8201部队干部揭发一⁹⁶:零时三十分许，武昌公安局的“武汉公安”武昌分部，在军管小组组长王福(我师六团政治处主任)的操纵、煽动下，由坏头头何某(刑警队照相的)、肖某、刘某(肖、刘二人均系东湖公安派出所的干警，过去曾执行过东湖警卫任务，了解客舍情况)带领十二名暴徒，分乘一辆轿车、二辆吉普车冲到客舍北门，被我哨兵阻拦门外。这伙暴徒说:“要见谢部长，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见谢部长是合情合理的。”哨兵回答:“谢副总理不在这里住”。暴徒说:“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侦察，谢部长肯定住在这里。”问题发生后，警卫队队长秦堂春、教导员张守本、师作战科副科长徐福兴、师作战科参谋吕宗贵、师保卫干事蒋建隆同志先后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处理问题。

暴徒们声称:军管小组向我们传达了王力的四点指示，工总要翻案，工总翻案我们就要人头落地;军管小组要我们明天就放人，工总的案是我们办的，我们最了解情况，我们要问谢部长，要不要执行公安六条......等等。我们对他们讲，谢副总理不住这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有意见应通过军区支左指挥部反映，要见首长由军区支左指挥部统一安排。这伙暴徒见阴谋不能得逞就扬言威胁说:“谢部长今天晚上不见，天亮武汉公安将有三四千人来冲，暴露了这里的目标，或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概不负责。”我们警告这伙暴徒:你们都是搞公安工作的，有的过去还在这里搞过警卫工作，知道这个目标的重要性。暴徒十分嚣张地说:“中南海都冲了，这里有什么了不起!”

(从开始冲击到凌晨三点)秦堂春同志分别向牛、蔡、中央警卫团卫兵队丁队长、武汉军区负责保卫工作的王副秘书长报告了情况;蒋建隆同志向蔡并向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王科长报告了情况，徐福兴向牛报告了情况，在我们反复多次的报告中，牛、蔡都是满不在乎，哼哼哈哈地不作指示，只以“注意一下”和“有什么变化再报告”搪塞过去。只有丁队长传达了汪东兴主任的指示“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我们当即将这个指示报告了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

二时四十分许，这伙暴徒乘车由小北大门冲进院内约五十公尺，被警卫队的同志拦住，三时许，军区王副秘书长、王科长在蒋建隆同志的再三要求下，来到现场;劝阻无效，僵持不下。

参考记载⁹⁷:零点三十分，武昌公安局14人，在头头何××、肖××、刘××带领下，乘华沙小轿车和吉普、卡车冲击东湖客舍北门(在省博物馆边的后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赶到北门，拦住14人。他们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8201某团政治部主任王福开的介绍信，口气十分强硬，“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进门后在离开大门100米处，双方对峙，冲闯者被阻。

(按:据张根成的回忆，当他赶到时，汪东兴就站在离大门200米处静静关注局势;另据军区相关知情者回忆，布置在梅岭周围的8341战士，对事态发展业已做了最坏准备，持枪握弹潜伏树林戒备，其外线的8201部队警卫战士，也已部署机枪，以防万一。事后觉得好险啊!)

王科长(军区保卫科王振英)报告(梅岭二号)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央警卫团要他们提高警惕，(汪)并立即通知，要张根成到北门这边来。王科长又电告钟汉华，钟已入睡秘书不想传达，王强烈要求钟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传达，但石沉大海始终未有回音。王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负责人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8199部队来。中央文革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你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但来人硬往里面冲。凌晨3点左右，8199的张昭剑政委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8201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8201卫兵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相持之时，几个8201战士带着武器从大院西门出去了。

到四点多，谢决定张叫军区曾秘书叫陈、钟来百花二号。陈一进门就说“靠你们做工作啰，我是无能力了”!五点四十分，从西门冲进一群“百万雄师”，径直向二号楼谢、王住房冲去。他们手持长矛、匕首、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有些人居然戴个大口罩蒙住脸。中央文革和北航红卫兵工作人员被他们推到谢、王门口。叫喊“我们要见谢富治、王力，叫他们出来”!谢出来，“我就是谢富治”;谢说“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一些群众自觉理亏，悄悄退出，还有5、6个仍在纠缠。陈、钟却躲在谢、王身后，不敢出面做工作;后陈再道提出到外面去谈。谢回房穿好军装，走出房间，主动提出接见这些人，走出大厅后门在草坪上谈话，气氛变得较为融洽。王力也从另一房间换上军装向草坪走去，坐在谢身边。陈也跟了去，钟却躲在群众圈外。

众人在百花二号后面草地上谈话，从百花院的二道门又冲进端着冲锋枪的8201军人，枪口对着谢、王，接着又进来8车8201、8199军人和军事院校学员，由8201×××副营长带队。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破窗而出窜到草坪。首先碰到陈，挥拳就殴打陈再道;陈大叫“我是陈再道，我不是王力”，被打倒在地。8201部队某股长忙叫“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抓错了”!暴徒住手，扶起陈。王力见势不好，跑回房里;钟汉华见出现打人，忙跑到一个地下室躲了起来。军人将王力抓出来，激愤的军人和群众蜂拥谢、王，把谢推来推去，愤怒殴打王力。又毒打张根成、北航学生。

在北门做劝说工作的军区王科长接到西门这边电话，与张昭剑商量，留下秘书科长滕××带一排战士守北门，其余人直奔西门。半路见好多着警服的人在院里乱窜，8201的警卫在指指点点。他们从百花二号后门通过大厅赶到草坪，“百万雄师”与8201的人已经打人。张昭剑等赶到用身体阻拦暴徒，张肋骨被打断。北航学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车。张根成紧跟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王力同志要犯大错误。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来的代表!”一个人卡住张的脖子“你是什么人”?张回答“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人员”，结果遭到狠狠殴打，军人把张拉走;北航学生尹、胡被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牛怀龙当时就在西门。王科长忙叫来了牛，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说完转身就走。张昭剑政委与王科长被众多军人阻拦，近不了车;车队向军区开去。

后来，谢要去救出王力，陈、钟劝谢别去，由他们亲自去处理。牛师长说“你们别去了，我去找他(谢)讲”，结果牛并未去谢处，也径直走了。

参考调查⁹⁸:19日夜里，“百万雄师”武昌指挥部就将所谓王力“四点指示”电告下属的“武重红联”杨××，当时武昌“百万雄师”的八分部由东湖管理处、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中南金属结构厂、滨湖机械厂、东风农业队、东湖疗养院、省博物馆、省建六公司组成，负责东湖地区，指挥所在东湖屈原纪念馆。武重的李××又将情况通知东湖管理处的分部头头方元松。凌晨，武昌指挥部再次通知八分部杨××处于“待令”状态，说“部队内部已经造反了”。与此同时，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8201作战部长孙某召集召开会议，成立“专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园艺军”并受命控制南山宾馆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在统一调度下，“百万雄师”园艺军东湖分部(属于管理处)一号头子雷荣华带一车人(1、3、6班和侦察班共28人)，从北门冲击宾馆，8201门卫不让车队进入，人群一冲，雷率人从小门就进入了。众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雷就带领宾馆内的彭、唐、毕、王等十余人，向西越过第二道岗位，率先冲入百花院落，要见谢、王;谢说“我是谢富治，要绑架，要杀，由你们的便”。王力说“你们有没有事，没有事，就出去”!在谢、王指责下，有人说:“我们不是来揪你的，是请首长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但刘贤寺叫“不出去”!雷也大叫:“谢富治、王力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扬言要揪王力去军区，要与谢、王拼到底。不久，重型厂又从西门冲进三车人，包围了百花二号里里外外。陈再道闻讯赶到现场，对谢、王说“现在就看你们做工作了，我是没有办法啦”!随后又到了几车8201军人，冲锋枪和刺刀对准谢、王。

为避免双方流血冲突，军区保卫干部和谢富治的警卫只好收起手枪。

当事人回忆⁹⁹：零点，3卡车“百万雄师”开始冲击东湖客舍，声言要揪谢、王到军区回答问题。

张根成回忆¹⁰⁰:前日，宾馆服务员(属于钢工总组织)高兴地说，毛主席已经接见我们了!北京来汉的一行人正在扯谈，深夜1点多，突然汪东兴急电住百花院落的张根成，“告诉王力、谢富治，这边门是不是有人在冲呀”!王力说去看看。我跑步一公里，去东(北)门(按:较接近南山乙所和梅岭)，汪站在离门200米处，平常封闭的后门外，汽车发动轰鸣，众人喧嚣“今天把脑袋别在腰上，非见谢富治不可!”军区保卫处干部(即保卫科长王振英)在劝说并称谢不在这里，找到谢也没有用;来人不听劝阻，说我们什么事都知道了，不要瞒我们!似乎毛主席来了他们都知道了。张赶回去告诉王力，王力说:“不行呀，赶快打电话给军区”。电话打来打去才找到叶明副政委，叶明答应派40名干部来。不久，汪又去电催张根成:“不行啊，怎么没有见增加人啊”。王力忙叫叫醒谢，谢边穿衣服，边说赶快把宾馆造反派头头叫来，先将内部造反派稳定住，叫大家不要乱，免得群众发生冲突。

时天已蒙蒙亮，院子里已经有人冲进来了。王力叫张快去通知住百花一号的杨成武，张从后门跑到一号(两楼相距约200米)，杨起身说:“那怎么办?那主席那边?......”;按原来议定，张要求杨不要暴露身份，张说“主席那边汪东兴知道;你不要暴露”，杨成武道“那我们就不出去了”。很快人群冲进二号楼上，大叫“谁是谢富治?”谢走出走廊说“我就是谢富治”。人群蜂拥，秩序乱了，室内人都走出。张根成忙将室内皮包与文件收走藏到一配电间里。

军人将王力架了出来;陈突然大叫我是陈再道，一边说“我不行了”，往下一瘫。王力与军人在外面谈，不远就是军人的汽车，乱中，把王力拉走架上汽车。张叫你们不要这样，王力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中央派的人你们这样对待，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来的人?!一个海军装束的狠狠推张一把，“犯什么错误，你是干什么的”，并打倒在地;一听说是中央文革的，就说“你也一块来吧”，将张拉走游街。王力则被拉进军区大院。

张被扯掉帽徽领章游街，亲眼看见当日大街上混乱情景。车上军人对他痛骂“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不过都是当兵的嘛，还拿车上的酸梅汤让张解渴。

后来游回军区附近，15点左右被带进8201师部(靠近军区的中南路末端)，门口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蔡炳臣政委进来，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并问“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按指总理讲话文件)?”张答“有啊”;蔡“呵”了一下，又叫把被撕下的领章帽徽还了张。这时，一个干部(师政治部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蔡忙眨眼示意不要讲，那人不明就里，还追问“那个人呢!?”蔡反问“哪个人”?

“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张想怎么这样讲，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造反了吗?”后来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盘问张，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到15时左右，军区保卫处找到师部，要将张送回东湖，牛怀龙同意了。

张回到东湖宾馆，谢、杨、余在场议事，张问为什么独立师干部这样，还说什么“游泳的人、那老头子、那地方”......谢说“你不知道呀，那就是王明的警卫员!这个事就是他们搞的!”显然，三军领导认为出现了兵变，而其中还有历史渊源(按:谢这里指的应是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曾系王明警卫员，张当时理解成指蔡炳臣政委了)。

历史材料¹⁰¹:凌晨3时多，29师突然接到“保卫中央首长安全”的指示，师政委张昭剑亲率一个排来到东湖客舍。此时，百万雄师一派的“公检法”系统十几人已进入“中央首长住所区”，29师部队当即进行劝阻，事态稍为平息。

8201部队干部揭发二¹⁰²:5点40分左右，“百万雄师”“武汉公安”在一小撮坏头头的带领下，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同武昌公安分局的一伙暴徒相结合，封锁了北大门柳堤，其余四辆冲进风光大门，这伙暴徒不仅不听哨兵的劝阻和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包围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住房，张守本同志带领警卫队同志将冲进的暴徒组织好坐在一草坪上，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出来接见和解答问题。

问题发生后，秦堂春、吕宗贵、蒋建隆同志分别打电话向牛、蔡报告，但却找不到牛、蔡(经事后查实牛在宿舍不接电话)，只好破例地向司令部值勤室报告并要求他们找牛、蔡到东湖处理问题。

五时五十分左右，据说是在军区的指示下，牛才勉强地驱车来到东湖。牛到东湖不到十分钟，部队的车辆接踵而来，我师五团五连两卡车人打头阵，车上架着轻机枪，步枪上刺刀，随后即有海军一车，空军一部分，“武汉公安”的一部消防车，师、团宣传车六部，三七零医院，“百万雄师”等共约千余人，杀气腾腾，反动气焰不可一世。他们高呼:

“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好，百万雄师就是好”、“王力在哪里，老子要揪你，枪毙你，挑了你”等反动口号，冲入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住地。警卫队战士拦车时，他们大骂拦车战士是“老保”、“八二零一的叛徒”、“不躲老子就用刺刀挑了你”，迫使拦车的战士躲不及而趴在汽车头上。......

省直干部张林发回忆¹⁰³:我从1958年修造东湖宾馆各建筑就在此工作。宾馆的保卫和管理制度历来是很严格的，67年宾馆由8201军管。当晚我在值班，管理电、水、制冷、通讯等技术事宜。园内尚无多少喧哗声，天亮才知道出事了。当时有意见可以给中央提，但是8201和“百万雄师”冲进宾馆并抓人打人;冲进来和放群众冲进来，事情性质就变化了。那时宾馆有百十号人，干部约二十多人，事后全部调出整训，再未回来，仅留下我坚持技术工作。据说毛泽东的专列原来停放徐家棚支线，但“百万雄师”为了截住王力出走，把铁路控制了并扬言要扒路轨，专列开到汉口机场支线去了。原来负责警卫宾馆的8201战士，在8月1日才撤出宾馆。那天，他们会餐，打扫了营区，才痛哭和伤心地离开东湖去整训，而且没有带走枪械。空军7212部队来了几车干部战士换防。

回忆记载¹⁰⁴:“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的许多人拿着枪支、长矛、大刀，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包围了百花二号楼，又冲了进来，点名要谢富治、王力出来。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楼道，并指责来者的行为。工作人员们哪里是“百万雄师”们的对手，一个个被打倒在地。

谢富治、王力发现有人冲进宾馆后，谢富治立即打电话通知了在南山乙所(距百花院落一里多地)值班的陈再道、钟汉华，让他们立即过来解围。听见外面“谢富治、王力滚出来!”的口号声和吵闹声，谢富治让王力待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来人群，喊道:“我就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又对工作人员说:“让他们上来!派代表上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谈。”“百万雄师”群众迟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闹和喊叫，让几个头头先上来。谢富治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一一握手，询问他们姓名，寒暄了一阵后，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谢富治请他们进会议室说话，人群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

一个为首的客气地说:“请问谢副总理，王力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不等谢富治说话，人群中又喊叫了起来:“你把王力交出来!”“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对!把王力交出来!打倒王力!绞死王力!”现场顿时又乱了起来。

这时，王力突然从其他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人们一下子把王力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纷纷指责他，说什么话的都有。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挤过来护住了王力。陈再道、钟汉华闻讯赶来(他们住处离百花二号约10—20分钟路程)，陈再道一看这场面，大声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王力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群众听言，火气上来:“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这个‘小爬虫’，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说着有人要动手。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这话惹火了“百万雄师”的人。有人挥舞着拳头，要上前抓人。

这时，突然涌进来一些手持武器的军人，端起刺刀拉动枪栓，对准了王力，要王力回答问题。面对一个个枪口，王力严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因为它是对付敌人的，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喧哗又起:“不行!今天必须谈，你不要耍滑头!”“对!让他马上回答问题，否则我们决不答应。”见状，陈再道司令员在场一直一言不发，谢富治气极了，指着陈再道大声呵斥道:“我叫你来是看热闹的吗?你下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去，马上撤，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到谢富治气得发抖，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张根成和北航红旗的几个红卫兵那着急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引起来的，我怎么插手?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这话引起在场的“百万雄师”群众和军区来人的大笑。......此时，在军区大院里等着批斗王力的军区官兵和“百万雄师”的人们不耐烦了，又有更多的人开着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

一个大高个冲了过来，对着陈再道头顶就一下，又是几拳头对着他的后背和前胸砸来，陈再道仰面朝天倒在地上。有人忙喊:“别打别打，这是陈司令员。”陈再道也大喊:“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这个肇事的“百万雄师”赶紧把陈再道抱在怀里，不停地问:“陈司令员?对不起!打在哪儿了?疼不疼?”陈再道被扶起来，骂着说:“谁他妈的再搞武斗，我就枪毙了他。”说完，扎进谢富治的房间躲了起来，撒手不管。这个暴徒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站出来说:“我是谢富治，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王力也接着说:“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讲话和‘四点指示’，不单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也不单单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而是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派代表谈。今天这么晚了，我们不能跟你们到军区去，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这时，恼羞成怒的暴徒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脚并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许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围了上来乱打一气，现场又乱了起来。“百万雄师”的指挥喊:“大家别跟他噜苏了，拉到军区大院再说。”一伙身强力壮的人们不顾王力的抗议、挣扎和代表团人员的阻拦，架起王力，把他抬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在谢富治、余立金等人众目睽睽下，拉走了王力。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尹聚平、胡慧娟也被分别推上了几辆车拉走。王力被抓走后，谢富治不顾阻拦，由吴介之陪同乘车去了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到达门口时警卫不让进。谢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对方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这时有几个人认出了谢富治，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吴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谢拖上汽车，逃走了。

尹聚平被推上卡车以后，并没有人太刁难她。卡车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兴高采烈，把尹聚平忘了。尹聚平将计就计，车上的人喊口号，她也跟着喊。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卡车停了一下，她迅速跳下了车，消失在人群中。尹聚平对刚才发生的事惊魂未定。她怕再次被抓，便跑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一点水喝，并打听往水利学院(19日凌晨她曾随众人到过水院)怎么走。女主人很热情地给她画了到水院的路线。尹到了水院“三钢”总部，说自己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借电话一用。尹给北航韩爱晶打通了电话，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水院总部的人一听尹是中央代表团的人，惊喜交加，也紧急电告驻京联络站武汉情况;在会议室，尹向水院学生讲述东湖客舍发生的事，不禁大哭。水院学生立即安慰她，把她保护起来，并与驻京联络站联系。第二天上午，胡慧娟也找到了水院，见到了尹聚平，二人在水院学生的护送下，赶回到湖对岸的宾馆。尹、胡一见到周总理等人，立即拉着总理的手放声哭了起来。

军区支左办公室揭发¹⁰⁵:这个事件“百万雄师”是主力，但没他这个独立师也不行。在这个事件中陈再道、钟汉华表现怎么样呢?一个就是19日的晚上，已经发现百万雄师的人到了军区，有的到了招待所驻地，他们没有主动的出面做工作，当事件发生以后......当时陈再道却在那个客室躺着不动，钟汉华在一个小房里躺着不动。

8201部队干部揭发三¹⁰⁶:这些暴徒冲进“百花”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正在接见第一批冲进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公安”。他们像土匪一样闯入会场，拖开警卫战士，围攻、推打谢副总理，并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误认为是王力，七手八脚把陈打了一顿，后有人说“打错了，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才住手。暴徒们找到了王力同志就将其推上车绑架走了。王力同志的秘书张根成同志、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尹聚平(女)据理力争，也遭到围攻、打骂和绑架。王力同志被绑架的时间是七时二十分。

现行反革命分子牛怀龙到东湖后，既没有向警卫人员作安全措施方面的指示，也没有将部队要挟冲击的情况告诉任何人，只是东遛遛，西转转，看样子很焦急，实际是应付差事。最可恶的是当暴徒们绑架王力同志，警卫战士拖住王力不让上车，车上的暴徒拉着王力的手往车上拖，双方争执不下，牛怀龙不仅没有站在警卫战士一边制止暴徒绑架王力同志，反而劝说警卫战士:“让他上车。上了车就好了”。就这样王力同志被暴徒拖上了车。为了不让王力同志脱身，这个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还专门对宣传车上的人作了布置。为了保卫王力同志的安全，警卫队派了三个战士随车保护王力同志，又派三个同志乘坐其他车辆观察王力同志的去向，以便随时反映情况。

部队、百万雄师撤走后，武昌、汉阳公安分局的一伙暴徒，继续围攻谢副总理，经说服、劝阻于九时二十分左右离开。

谢富治回忆¹⁰⁷:我坐了一个小汽车去救王力，到了消防队门口，消防队凶恶得很，他们说:“谢富治来了，谢富治是个大坏蛋，抓住他，揍死他，赶快拿刀子!......”他们凶恶得很，可凶恶!不是群众保护我们，他们就揍死我们了!我们没有得罪他们，为什么他们这样凶狠?这是阶级斗争，广大的战士、广大的指战员没有责任，他们中刘邓彭罗的毒很深。

钟汉华检查¹⁰⁸:当19日夜晚开完会，我从军区大院回东湖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出乱子的症候，可我这个反革命的立场促使着我，乱就乱吧，泼着干，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回去就睡了。当“7·20”拂晓，暴徒冲进东湖的时候，我这个卑鄙无耻的东西，把谢副总理推到前面。我躲到地下室里去了。就是“7·20”事件发生了，我如果是有一点解放军的气味，也还可以挽救。当时要是挺身而出，果断处之，还是可以制止下来的。我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低声下气，作揖磕头，这是更助长了暴徒的气焰。

军区陈秘书回忆¹⁰⁹:“7·20”那一天早上10点多钟，我从汉口滨江饭店坐军车去武昌的军区大院，从武胜路汉水一桥开始，到长江大桥，沿途都是军车，上百辆，车上都是“百万雄师”的人，头戴柳条帽，手拿铁矛。8201部队的人也都出来了，跟他们混在一起，有的车上还架着机枪，真是杀气腾腾，整个街上看不到一个人，一派恐怖气象。我到军区大院之后，整个大院是人山人海，喊的口号都是“活捉王力、讨个说法”、“消灭反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中央当时给“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也不能说是假的。

我觉得陈再道他们确有这个想法:我把造反派都消灭了，看你还支持谁?想以此对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施加压力，根本问题就在这儿。

工人回忆¹¹⁰:“7·20”那一天早上我回到武锅，我拿着饭盒准备去食堂吃饭，抬头就看到厂办公楼阳台上，架着机枪，后来听说也准备好了硫酸。几个工总的战斗队员从后面把我抱住，架着我转身就走，护送到武大数学系。我去了武大之后，就成了武锅流落到武大的难民们的主心骨。熊济堂对我特别关照，他腰里插着两把匕首，好像就是我的贴身护卫。当时各种各样的情况，源源不断地汇总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在监狱里，对这一段时间的惨烈镇压没有概念，对那样一种氛围感到很不适应。后来他们觉得在武大仍然不安全，就把我安排到武大边上的风光村的一个农民家里，或就躲东湖的荷叶底下去，夏天的蚊子多得要命，根本就无法入睡，算是过了几天沙家浜的生活，直到“7·23”中央表态。当时是一夕数惊，最紧张的一次是说有几车荷枪实弹的士兵，已经到了武大的周边。在“7·23”北京表态之后，完全是一派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态，整个武汉简直是沸腾起来了，说是公鸡下蛋了，武汉天亮了。

省直干部回忆一¹¹¹:在”7120”之前，团省委是有两派，但是没有蛮大的对立。当时省委内部主要是有工人保守派，打着钢工总的牌子，与“百万雄师”一起搞武斗，“省直红司”说是要疏散，我们睡觉的时候都要躲在桌子底下，后来我还跑回湖南老家去躲了几天。

参考记载¹¹²:凌晨1点20分，重型机床厂已经将武装的“百万雄师”集结，广播高叫“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强烈要求中央首长深入下层了解情况”。2点，成百卡车冲进军区，在军区食堂，8201与百万雄师开会成立“临时联合代表团”，组织与王力谈判与辩论。军区支左负责人答应调宣传车，×副参谋长与“代表团”的人去电信大楼发“给毛主席的急电”。5点10分，8201军车21辆、宣传车6辆、3辆吉普、1辆小轿，从前后门冲进宾馆;紧接41辆百万雄师武装车辆和武汉公安3辆大型救火车而来。“百万雄师”，部分8201独立师、8199部队、海校人员冲进宾馆，高叫“把谢富治揪出来”。质问并抓走王力。谢富治回答群众质问，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有足够的材料，我们有发言权。我们的四点不是什么指示，是我们的一些看法”。问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是个庞大的组织”;“为什么要为工总翻案?”“受压制的革命派的案就是要翻!”9点左右，王力被“代表团”揪到四号楼，军区支左指挥部派人找“代表团”参加旁听，张×还提供了录音机录下批斗围攻实况。

上午，武汉三镇陆续集结大量军车、备战车和民用卡车、消防车，独立师(及部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车上的高音喇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等口号。百万雄师的宣传车在反复播放“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也播放起《造反有理》的毛主席语录歌。军区大院敞开，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进进出出。一些胆大的造反派学生，换上“百万雄师”或“红卫兵”袖章，混进军区大院，目睹了现场和批斗王力经过。军区大门，一卫兵对旁人说“......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三楼”。人群与军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在大东门，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武汉测绘学院署名三司的标语写“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在军区二号楼3楼46房，众围攻王力，要他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一个人拿起话筒和纸条，照着纸条问:“王力，你到武汉也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众乱。牛师长叫喊“静一下，好录音”!“百万雄师”和部队肇事人员在军区大院公开批斗并殴打王力，要王力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组织的性质表态;钟汉华、叶明政委急得哭啼制止，然而无效。钟甚至作揖、磕头劝阻，叫“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但乱中无人理睬。

后来，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将他推到四号楼二楼平台，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王力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说明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就要求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

8201一位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8201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命令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

在这个过程里，钟汉华抱头坐在角落里，捶着自己身子，叫“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昏倒下去，军人将他背走。在军区其他领导指挥下，8199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赶到，与群众相持，保护王力，并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8199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8201军人与王力隔开。暴徒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谩骂解放军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冲锋枪。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冲锋枪，卡住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保护了王力。

10点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396辆，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8201、8216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们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说“不管周××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军区支左办公室揭发¹¹³:钟是在总理指示以后才来的，来到以后没有原则，没有风格，向人家(指百万雄师的人)磕头下跪求饶。连百万雄师的人都讲“你简直不像话”。

29师张昭剑政委回忆¹¹⁴:武汉军区叶明副政委命我带29师—个连急速到东湖客舍，说公检法有八、九个人闯进了东湖客舍，闹着要见中央首长，要我去做劝阻工作，有何问题请到武汉军区来谈，不要在东湖客舍闹，如果不听，拉也要把这些人拉出来，并要军区保卫部一个干部随我前往.当我们到东湖客舍门口时，警卫部队问明了我们情况后，有人大喊，“啊，8199部队(29师番号)进来了，不相信我们了!”这一下使我顿感事情难办，但经耐心协商，还是允许我们进去共同做工作.可无论怎么说，那几个人就是要见中央首长论理，如果采取硬拉他们出来的手段，不仅办不到，甚至有发生冲突的危险.最后他们终于答复，今晚不去见中央首长了，就地休息。我请当时被派往东湖客舍的武汉军区副秘书长王巽琪将情况电话报告叶明副政委。

待到7月20口拂晓，突然从外面汹涌冲进来一大群人，有的是从水面泅渡或乘木船、轮船进来的，把谢富治和陈再道司令员围坐在院内的草坪上。随即一群战士冲进来，一阵枪托猛打陈再道司令员，我上前吼:“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战士们才知道把陈司令员当成王力误打了。转身看见王力刚从住室出来，立即把他架到汽车上，开赴武汉军区大院。此时，钟汉华政委从住室窗户看到我在院里，便要秘书曾江悄悄把我叫去，我向钟政委讲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建议他不要出去。钟汉华政委便要我和他的秘书曾江，把厕所的门紧闭，将武汉军区印制好的一大捆检讨在支左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布告，放在澡盆里全部烧掉。然后带我一同进了陈再道司令员的住室，我向二位首长汇报了我带29师部队进来的情况，首长说将部队留下待命。我便向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29师秘书科长滕昭干作了具体交代，要他把部队管好，决不能与兄弟部队闹磨擦。随后，二位首长争着要去武汉军区大院做解救王力的工作，最后决定，陈再道司令员留下，钟汉华政委回军区大院，并要我随同也赶回军区大院陪同做工作。

在军区大院，叶明副政委反复指示我做设在大院内的“火线指挥部”头头的工作，要他们放了王力，有什么问题与武汉军区一起商谈。但那些头头们个个满腔义愤，以不向王力讨回公道决不罢休的怒气，怎能听得进我的话。钟汉华政委在军区大院四号楼二楼会议室一直陪着王力，也叫我去一起做说服群众的工作。大约中午已过的时间，军区一位老首长也赶来了，他态度很坚决，口气很硬，对在场的群众说，“这样搞怎么行，反革命，给我抓起来。”当即引起群众齐喊“打倒×××”的口号声。不一会儿，这位老首长便离开了。此时叶明副政委指示，要我向那些揪斗王力的头头传达周总理指示:“每派均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商谈解决武汉问题。”其中一个头头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我一听此话，内心大吃一惊。此前，钟汉华政委心脏病突发，已抬到二号楼首长办公室去了，我便到二号楼向钟政委报告了揪斗王力的头头给我讲的这句话，并问钟政委是否属实?只见钟政委躺在床上，泪流满面地连声口呼:“毛主席呀!毛主席呀!”我领会，这实际上就是钟政委对我所问的回答。(钟政委的秘书沈瑛和军区门诊部姓平的保健医生和姓曲的护士始终都在钟政委身边。)

大约下午三点钟左右，孔庆德副司令员等与揪斗王力的头头们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先要王力吃个饭，休息休息再说。趁此机会，孔副司令员即令我立即组织29师87团住在军区大院的二个连和师侦察连及军区警卫营驻军区大院的连队，从四号楼的二楼到军区大院侧门，手拉手排成两行人墙，中间留出空隙，掩护王力到大院侧门上了吉普车，直奔29师师部。当王力一走后，叶明副政委立即指示我留在军区大院坚守，并不时站到四号楼二楼阳台“亮相”，以迷惑要揪斗王力的群众。我认真照办了。

陈再道回忆¹¹⁵:上午，主席叫我们把王力找回来，我因有伤，又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因此，留在东湖，钟汉华同志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同志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同时又不能讲出毛主席在武汉，放王力是毛主席的指示......

日记¹¹⁶:传达:谢富治要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同学给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嘱咐大家保持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的。一些院校造反派总部紧急传达此精神，要求坚信党中央，命令不得启动已在17号封存的长矛、匕首。(按:井岗山现在回忆，当日亲自与一个个学校造反派打电话，逐个落实。)

《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记者杨立功、高天棠、都元恒等人，也受到围攻，强迫站在凳子上示众，强令交出采访“黑材料”。后有两人被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带走。

北航学生井岗山回忆¹¹⁷:谢富治叫井岗山去百花一号杨成武处办事，井岗山见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正在议论事件，并谈到从河南、湖北调动部队来，某部乘火车，某部乘汽车什么时候到达，某部乘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何处。当时真以为8201部队哗变了。

军区大院干部回忆¹¹⁸:当时，军区大院一些干部和战士对于在军区批斗和混乱不堪也十分不满，认为有问题谈问题，不能抓人打人，战士和群众不能冲击军队机关，要求军区领导制止。有的“百万雄师”群众谈及尽管不满意四下传播的王力讲话与指示，但也不满意军人和群众冲击宾馆抓人，在军区批斗中央来人。尽管在极度的狂热中，有的人第二天就悄悄退场了。

军区秘书科揭发¹¹⁹:当时，机关大多数同志都十分气愤，坚决反对这种反革命行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非常焦急。但是军区常委都跑了，军区大院失去了统一指挥，致使“7·20”事件一直持续了一天之久。

8201部队干部揭发四¹²⁰:上午11时左右，师军务科副科长熊兆明同志在军区四号楼看见王力同志被斗，情况非常紧急，熊急忙回师部找首长，途中碰见周(忠)，熊将此情况告诉了周，周就和熊到了军区四号楼三层楼上向下看见了王力同志，熊对周说:情况十分危急，必须马上采取措施。周说:没关系，死不了的。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回忆¹²¹:他们这么一闹，可把我们紧张坏了。在北京虽然也见过许多游行的群众在中南海门前或示威，或静坐，有的甚至不听劝阻冲进中南海讲道理的。

那些人，不是学生，也是手无寸铁的工人、市民群众，但从来也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更为可虑的是，这群荷枪实弹的战士和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的非常状况之下，在行动上没有了指挥，他们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

我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警卫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武汉市公安局金文骏科长(当时专门负责宾馆保卫工作)回忆¹²²:当晚我不值班，从梦中被人叫起，“百万雄师”已经冲进宾馆，甚至就在接近主席住的梅岭的路上喧哗，要毛主席接见。不久，我被叫到毛主席住处，主席亲自问明事态。匆忙中我当时还穿着短裤头......

百万雄师头头的章迪杰记述¹²³:“20号，总站再派谢敏华，到武汉军区找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成立‘专揪王力指挥部’。谢敏华到军区后，见到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武昌分站的刘喜春，以及其他分站的一些人，便成立了揪王力火线指挥部。指挥部设在铁路大楼的七楼。并决定谢敏华任指挥长，杨以才任副指挥长，俞桂芳任秘书。指挥部成立以后，组织了黄石、沙市、宜昌等地来汉人员约20人找武汉军区的孔庆德、叶明等领导，了解王力的四点指示。孔庆德接见了谢敏华等人，在军区5号楼会议室，孔庆德说:‘中央首长已到武汉，希望你们派代表’。谢敏华问:‘派多少人’?孔答‘100人，中央领导和你们同乘一架飞机到北京谈判’。谢又问:‘何时走’?孔答:‘今天晚上就走......’话音刚落，会议就被冲了......”

章迪杰抄录的批斗王力录音¹²⁴:

王力说:你们好，向你们致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恩来同志、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戚本禹同志，要我们把对同志们的问候带给同志们。毛主席指示我们，武汉的问题，要依靠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依靠武汉的革命群众，依靠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自己来解决。

那就要靠几方面的同志，能够达成一致的协议，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达成一致的协议，那就能够有效，如果不能达到一致的协议，那......这......对待武汉问题的看法、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案。

我们是当小学生，我们向同志们学习。解决武汉问题，这个责任，这副重担，如果同志们需要我们做一点什么工作，如果能够有一定帮助，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愿意做一点工作。

我们来，首先同军区同志谈，听取军区同志们的意见，在同军区同志谈问题的过程中......

同志们，你们说王力有什么四点指示，告诉同志们，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讲我们是来当小学生的。我们没有指示，没有任何一条是指示。武汉的问题要靠同志们自己协商来解决。

(屋外口号声:打倒王力!)

以上这样一个意见，那样一条意见，如果没有同志们同意，没有你们百万雄师的同志的同意，不能够达成协议，就不能解决。(掌声)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讲得很清楚的。要听周总理意见。要达成一致的协议，达不成一致的协议就不能叫解决。一个问题达不成协议，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掌声)

这是我们解决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的正确方针......不正确的意见，同志们可以拿事实拿道理来说服我们。我们觉得同志们有不正确的意见，我们也可以拿事实拿道理来说服同志们。所以我们要请同志们谈，就是这个道理。(有人插话:那你的看法怎样呢?)看法，中央有各方面的情况报告。百万雄师在武汉这样大一个组织，怎么能轻易下个结论呢?那是不可能的。只能和同志们商量，怎么能下结论呢?

会场有点乱，有人插话:大家坐好，一个一个讲。

代表团成员提问:下面有这样四个问题:第一，武汉军区应主动认识，军区支左方向错了，尤其解散工总，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第二，工总要平反;第三，肯定九一三、三新、二司、工总是群众左派组织;第四，百万雄师是一个群众保守组织。请王力同志回答一下。

王力说:这些意见哪，我刚才听了。似是而非，有的是这个同志讲的，有的是那个同志讲的，那是个人意见。至于这四条指示，我可以向同志们声明:没有指示。

有一河南口音插话:哪一条是哪个同志讲的?

王力说:这个我还不能告诉同志们。

有人提问:王力同志表示的是哪些意见?这几条中有哪些是你个人意见?

王力说:这些，同志们，这个我可以有这样的意见，可以有那样的意见嘛!但这个问题，不能够作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案嘛!

众人质问:你讲了没有?你讲过没有?

王力说:同志们不能够这样提问题，我需要向同志们讲我自己的意见的时候，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怎么样对待这个百万雄师?我们想同同志们谈。反正有一条，就说百万雄师就是一个反革命的组织，这是错误的。说这么大的组织，就给他戴个保守组织的帽子，我们不赞成。百万雄师究竟应该怎样子对待?究竟应该怎么样?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说:他就不相信，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人不能够联合，不能够说这一派就是左派，那一派就一定是右派，希望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王力说:在感情认识，我们没有讲过这些问题，我们没有讲这个组织怎么样，这个组织是保守组织，那个我们怎好讲这个组织?(插话:那你具体怎么讲的呢?)在情绪和意见上，个人有个人意见嘛!这个是正常的嘛!(插话:就谈谈你个人意见。)那你怎么相信这个指示?(插话:好了!好了!你就谈你个人意见。)我个人啊，我有机会向同志们讲，我原来定的三点钟嘛!三点钟我们整个的，毛主席派来七八个人嘛!这七八个人要一起来谈嘛!我们是在军区谈吗?我这里怎么样子的谈呢?是吧?这样你们知道了我要谈的那些内容，你们就是不知道，完全可以批评嘛!我想，我们另外找机会谈好不好?我们是有我们一些看法。(插话:我们一百多万群众都等着你的回答。)这个今天......我们要正式谈我们意见嘛!谈意见，还要听同志们的意见嘛。同志们到过北京没有到过北京?(插话:没有到过。)到过北京呀?参加过中央文革小组处理各地的问题没有?(插话:我们不想参加，我们老老实实在家里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参加了的同志们就知道，我们每一次呀，都是先听你们的。(场外口号声四起，有人插话:这么大个群众组织，如果扣上保守帽子，你也不赞成是吧?那你怎么办呢?)跟同志们研究嘛。同志们，我可以呢。我可以坦率地跟同志们讲，对武汉问题呀，我是知道得很少，因为我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不管这个中南的问题，我们是临时从重庆到这里来的，临时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呀，临时到这里来的。我们对百万雄师这个问题我们愿意充分听取同志们的意见。你说每个组织都来要我做个结论，要我形成一个概念，我现在不能形成。

有人说:现在请王力同志回答这个四点指示。王力说:没有这样一个指示，没有指示。有人问:你在水院的报告里讲，为工总翻案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王力说:为工总翻案这个问题，我没有在那里讲。众问:能不能翻案?王力:我没有讲，我只是，我只能笼统地讲，被压抑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案应该翻过来。

(场外口号声:打倒王力!王力有罪，罪该万死!)

有人问:这个受压抑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指哪一方?

王力说:作为一般原则，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压抑就应该翻过来。

插话:这个，还是请王力同志把这个四点意见，一个一个地回答，时间也不早了。

王力:你们这样子的，能够解决武汉问题吗?

群众:王力同志，咱们今天来，主要是明辨事实，这个要不要解决武汉问题，现在考虑一下......

有人插话:你看这样好不好，王力同志......答应了吗?三点召集代表，如果三点钟还要有个规定，需要来多少代表?王力说:代表，我们要听取嘛!毛主席派我们几个人......

章迪杰记述¹²⁵:这时室内(按:指武汉军区4号楼四楼会议室)秩序较乱。钟汉华问刘敬胜:你可不可以当家?刘答:可以。第一、看望中央首长;二、落实四点指示;三、百万雄师究意是什么组织?四、维持秩序，保证安全。

因天气很热，钟汉华晕倒，被抬走了。孔庆德要把王力转走，怕出问题。

这时牛怀龙问谢敏华怎么办，并说要把人弄走，王力已经表态，这些人不走怎么办?你把这些人弄走，后面的事就好办了。

牛怀龙又对谢敏华说:只要把你们的人弄走。我把部队的人弄走。谢敏华就对百万雄师基层头头吴明长说:你把你们来的人和洪山来的人都弄走。这样群众和战士都退出去了。

牛怀龙对谢敏华说:你们再不要到东湖客舍去了，去了就不好办了。谢回答知道了。

接着杨道安宣布:联合代表团的代表退出会场。随后由孔庆德和联合代表团派的几位同志，与8199师政委张昭剑等人，护送王力乘一台华沙小轿车，从后门离开了武汉军区大院。

下午，周恩来打电话到武汉军区，孔庆德传达总理的指示:要保证王力的安全，王力的问题由中央来处理。

晚上12时左右，刘敬胜到武汉军区党委机要室给中央联合接待室中南组挂了电话，余志祥接电话，他说:你们今天让王力走是对的，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现在中央正在研究解决你们武汉的问题。

这时一天没吃饭的刘敬胜才感到饿极了，下楼后碰到军区的杜宪章、马明，对他们说:肚子饿了，弄点吃的。杜、马二人将他带到军区食堂，对食堂工作人员说:这是百万雄师作战部长刘敬胜，一天没有吃饭。炊事员立即撬开炉子给刘敬胜煮了一碗肉丝面。当天军区食堂炊事员全体罢工，表示对军区领导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强烈抗议。

用餐后，刘敬胜步行两小时才回到总站。

综合情况:

毛泽东得知消息，让汪东兴传达指示叫军区放人，并负责把挟持走的王力找回来。

有心人统计，是日百万雄师共出动车辆482辆;消防车拉响警报，凄厉的警报声响彻三镇上空。

上午，百万雄师所属园艺军头头雷荣华从军区大院回到东湖的集结地，说:“总说百万雄师没有‘造劲’，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

以8201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呼吁》顶头是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坚决踏平工总，为民除害”。

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由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事后，8201被调出武汉整训，武汉军区调查落实参加“7·20”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二千余人，当时8201全师共有官兵九千余人，在武汉有师直和4个团。

7月20日(下)

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碰头商议，到林彪处开会。

下午，周飞赴武汉，与毛泽东商议转飞上海，并指挥安排转移、飞行等安全事宜。

15点左右，8199部队侦察连、六连、四连设法将王力转移出军区，进入8199驻地。

空15军“上甘岭特功八连”紧急调至武昌，下半夜护卫毛泽东到汉口机场。

戚本禹回忆¹²⁶:7月20日清晨，我还在睡觉，被王广宇(按:时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叫醒，说武汉出事了，最先情况可能是北京学生知道的。我马上起来，召集小组开会。江青决定给林彪汇报，找总理来。大家聚齐开会，已是九点多。当时北京街头已经有一些大字报消息。会上主要谈主席的安全问题，要主席离开武汉。决定派东海舰队军舰行动，空军做准备;林彪同意，总理去布置落实的。

参考一¹²⁷:下午，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林、江写信给毛，要毛转移。周总理立即赶回武汉，劝毛转移。林彪定调“七二〇”是反革命暴乱。

得知武汉七二○事件后，林彪给毛泽东写信，信由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修改后，江青也签了名，林、江署名的信由邱会作亲自带着飞抵武汉，交毛泽东“亲启”，信中称武汉形势不好，毛的安全受到威胁，应及早转移。毛即决定马上离开武汉去上海。

戚本禹回忆¹²⁸:“北航红旗”接到尹聚平打来电话，马上报告中央文革，这时已经是7月20日上午了。那时我们都刚开完会，回去休息了。中央文革办事组是王广宇在值班，他接到北航的电话以后，立即就去找了陈伯达。陈伯达那时也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陈伯达的秘书听说，王力在武汉给保守派的人抓了，赶紧就把陈伯达叫了起来。关锋就住在陈伯达的楼下，于是又把关锋拉起来。他们两个就到十六号楼的文革会议室来商量解决办法。我就住在十六号楼的楼上。王广宇问陈伯达，是不是把戚本禹也叫起来。陈伯达说，不用了，我们来处理。可是王广宇在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他们有什么行动，于是他就上楼来找我了。我是从来不吃安眠药的，他一叫我就起来了，问什么事?王广宇说，王力在武汉被人抓起来了。我一听就急了，这不是王力的事情，毛主席也在武汉啊!我赶紧起床跑到办公室。我看到陈伯达和关锋正在起草一封绐武汉地区造反派的信。他们准备在信中宣布武汉事件为“叛逆”。这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得赶紧去请示江青和总理。

我先直拨西花厅的红机子。总理的值班秘书说，总理已经劳累了两天两夜了，刚服了安眠药睡下。我只好说，事情非常紧急，你一定得叫总理起来，我有特别重要的事要向他报告。你去找护士，让她给总理准备一些可以恢复神志的药物。在秘书去叫醒总理的时候，我又给在武汉的汪东兴打了电话。汪东兴就跟我说，情况十分严重，好像还有部队在向这边运动。我说，主席那里的情况怎样?他说，还没有去请示主席，不过我们警卫的力量是很强的。我们能够应付。

这时总理来接电话了。我就说，总理，不得了啦!他们冲击了东湖宾馆，王力、谢富治已经被他们抓了(后来才知道，谢富治并没被抓)，现在就怕他们冲击主席那里。我刚跟东兴通了电话，他们警卫都在做准备了。总理一听说，啊?!这怎么得了!我马上过来。

紧接着，我又赶紧去报告江青。江青就住在11号楼，距离16号楼就两百多米，可我还是坐了车过去。到了那里，我先把护士许春明叫起来，让她去叫醒江青，小许说，首长刚吃了药入睡了，我不敢去。我说，你就说，是我让你叫的。有特别重要事情报告，一切由我负责。

江青一听是主席住的东湖宾馆被围，就紧张了。我看得出她心中的焦急。但是她在面上却还是很镇定的样子，她让我把情况简单地讲了一下。然后她想了一下，便当机立断地说，这事得去找林总!他冷静、果断，能处大事。于是我就立刻通知了叶群和总理，让总理直接去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的住处会合。又通知了康生，康生总是失眠，比较好叫。接着我就叫了文革小组的成员都上了车，跟着江青的车一起朝人民大会堂直奔而去。

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已经整整齐齐地穿着军装坐在那里看地图。我一看，林彪果然是大将风度。我们把情况一讲，他很平静地说，不要紧，主席那么高的威望，他们翻不了天的。但我们还是做好各种的准备。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摸清楚那里的情况。

于是，总理就马上打电话找到了汪东兴。汪东兴说，警卫已经布置好了几道防线。但毛主席说，即使人冲到这边来了，你们也绝不能开枪，无论如何不能开枪!你们要相信群众大多数，有人冲上来了也不要紧，我自有办法。总理说，主席是有他的办法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主席承受任何风险。江青在电话里和毛主席说了话，只有在那种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江青和主席的感情有多深。江青叫主席离开武汉。主席说，我不离开，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是真的反对我。这时，林彪接过电话，用很坚决的语气说，不行，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这是中央的集体决定!

之后，又商量了马上派邱会作，带着林彪和江青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去武汉劝主席马上离开。林彪在把信交给邱会作的时候，说，你人在，这信就要在。接下来又决定了总理立即飞武汉，亲自去安排毛主席离开武汉，直飞上海。

随后，林彪向他的参谋们发出了一个一个的指令，进行军事部署。我听到林彪的参谋不断在向他报告，距离东湖宾馆最近的部队的位置，以及他们到达东湖宾馆需要的时间，等等。

等我们从林彪那里出来的时候，这时，我看到长安街上已经贴满了声讨陈再道的标语了。前后才半天的功夫，大字报和大标语就贴满了整个北京城。有的标语上把“陈再道”，写成“陈贼盗”，“打倒大军阀陈贼盗!”没过多少时间，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就上街游行了，他们高喊着口号，“陈再道反对中央文革，罪该万死”。没过多久，部队的大标语也贴出来了，“打倒三反分子陈再道!”、“陈再道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罪该万死!”等等。很快，在全国的所有大、中城市也都行动起来了。大字报、大标语、大游行。

邱会作回忆¹²⁹:汪东兴他们要求毛离开武汉，毛不同意。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周恩来知道后，从北京劝毛马上离开武汉。在北京的江青哭哭啼啼来找叶群，说:“反革命分子已经快冲到主席住处，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他们喊的那个胖子就是主席......”江青要死要活求林彪、叶群亲自去武汉保证毛的安全。总理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提议林出面给主席写封信，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会议决定空15军派部队赶赴现场。

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在武汉支持保守派，助长了保守派气焰，你赶快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很快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叶群还说，“谢富治、王力这些中央文革的家伙到处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他们自找的麻烦，主席的安全保证不了，会赖到军队头上来......总理和邓大姐决定都亲自去武汉。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么办?”林彪说:“闹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总理心脏不好，劝总理也不要去。江青自己为什么不能去?”叶群答:“现在群众恨死中央文革了，她要去了，群众照样揍她。”

林彪说:“你立即告诉吴法宪、余立金，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接着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和总理磋商，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劝毛速离武汉，并派我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了武汉。

我到武汉，当时，东湖宾馆被造反派(按:指造反的百万雄师)围堵住了。陈再道亲自指挥部队劝阻群众。余立金、刘丰和当时15军参谋长肖前(按:邱的记忆出错，肖系武空政委)等具体负责部队指挥。群众确实不知道主席在那里。周总理为了引开群众注意力，把陈再道找来反复做工作(听说前天总理做工作，陈和总理争吵，陈还拍了桌子)。趁此机会，肖前挑选几个非常机敏、非常熟悉地形的司机(按:系武汉空司的司机)，让他们驾车先行开路，余立金等护送着毛泽东从宾馆庭院的小后门出来，穿过小街小巷，安全把毛护送到汉口王家墩机场的专列上。我去送信时，是(按:21日)早上八时，毛正在洗漱。我把林的关心告诉了主席就离开了。10时，毛上了飞机，我又上机去看毛，机上有杨成武、余立金，和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我一下飞机，飞机就起飞了。

邱会作回忆¹³⁰:(我到了大会堂后)叶群说，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军区独立师警卫不力，二十号凌晨反革命分子己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上午总理来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总理已经又回武汉了。......

过了一会叶群带我去见林总。林总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着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说，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二十九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林彪说:“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临走时，叶群交给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叮嘱我带好。

当天晚六时左右，我带着秘书吴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三○一医院时带上了外科主任陆维善和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到了西郊机场，吴法宪还为我们派了空军门诊部主任和两名护士，我们乘伊尔l8专机夜航，于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达到了王家墩机场。我到了之后，来接我们到场部的竟是一辆帆布篷有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二十一日的凌晨三点多点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向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关心话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

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主席和我谈完话，杨成武来到主席房间，记得他们在商量去主席那里，正在给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给主席敬了礼，回到机场住处。这时，我即向林办汇报了情况，并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

谢静宜回忆¹³¹:听到当时紧急情况，主席一再表示:我不相信他们是冲我来的。

参考二¹³²:当日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十万火急地要见林彪......在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也陆续到了林彪住的大会堂浙江厅，最后，总理也来了。......大约一小时左右，会议散了。叶群来到秘书值班室......作应急式的布置。”“......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毛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周恩来于三时五十四分起飞离开北京。

吴法宪回忆¹³³:周恩来当时在北京也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决定再一次去武汉。我很快安排了一架飞机专门送他去武汉。......在飞往武汉的途中，我突然接到刘丰的电话，说有几十辆汽车冲进了周恩来的飞机预定降落的王家墩机场。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紧张起来，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我要飞机临时改为降落在离武汉大约60公里的山坡机场。山坡机场的条件远不如王家墩机场，在那里降落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当时别无办法。

谢静宜回忆¹³⁴:1967年，主席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时，在武汉正碰上两派武斗，即有名的“七二○”事件。武斗的车上站着手拿长矛、头戴柳条帽的“武士”，一辆接一辆地从我们住的大门口通过。有的还在门口停下来好久不动，不知是观察什么，还是别的原因，也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主席就住在这里边。街上不时传来枪声，听说送文件骑摩托车的同志的皮包被子弹打了一个眼。

从北京跟主席出差负责保卫毛主席的丁钧几人躲在大门内小竹林里边，透过竹林探望外面的动静。当时上级有命令，只要他们不冲进来，没有命令谁也不能动。还听说夜里已发现有人从东湖对岸，嘴啣着小刀游过来了。为了保密，汪东兴正式对我和樊一民交代:“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为了安全起见，领导让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新华社摄影师舒世俊、老贾、钱嗣杰(新影、新华社)手中均拿一个木棒。在这种形式下，大家最担心的还是毛主席。

中央劝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劝主席快点离开武汉。而主席照例办公、看文件、读书，毫不在意，并漫不经心地说:“没事，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没关系的。”直到深夜，周总理乘机抵达武汉，代表中央专门来劝主席离开武汉去上海，主席才同意了。黎明前从东湖去机场，路上很紧张，我们机要的车紧跟主席车后，总参一位副参谋长坐在我们车的前位上，嘴里不停地小声说:“过了一关了，又过了一关了......”(按:这里的“副参谋长”应该是代总长杨成武)

参考调查¹³⁵:14点左右，有百余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卡车冲击王家墩机场，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直冲塔台，机场空军同志讲“总理不在这里”。一个8201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驻军问“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回答是“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机场空军立即向空军司令部与刘丰报告，转告北京，通知总理的飞机转场降落。又出来做群众的工作，指出“冲击军用机场是错误的，要防止被阶级敌人利用。你们应该立即撤出去”。到17点，人群方撤走。(当时总理专机已改落山坡机场。)

粟裕根据揭发传达¹³⁶:周总理亲自带两架飞机(一架周总理坐，另一架准备接谢、王等人)，周总理秘密通知军区，别人是不知道的。但在周总理专机离武汉100公里时，陈再道派了25辆汽车，载着百万雄师的人和战士，亲自到了机场，当时空军发现情况不对，马上给总理拍电报，改降在另一机场，另一架空机降在原机场。陈再道一看没有总理，他说要“欢迎”，实是想扣留总理。陈的秘书说，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武汉，就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陈再道真是嚣张之极。

总理卫士高振普回忆¹³⁷:(起飞约40多分钟，约在信阳空境。)机长报告武汉市已经贴出欢迎标语，而王家墩机场跑道停有满载红卫兵的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到达山坡后，周首先要通刘丰电话问讯情况，刘后从王家墩赶来，商量进城办法;后飞还王家墩，天黑后由空司作战科长带路进城。

邱会作的警卫员回忆¹³⁸:我当年仅有22岁。7月20号那天下午，我在大会堂跟随首长等候，只见邱会作部长很兴奋地把一封信捧在胸前，出了新疆厅。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在晚饭以后，随首长一起登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同机还有301的陆维善主任和一个护士，乘客就我们四人。记得那天晚上月亮好圆好亮，我一直在窗边欣赏美景;很晚才到了武汉，我也不知道是到了武汉，武汉发生了什么。空军的小车把我们带到机场招待所，车棚都被匕首划破了。大概在天亮之时，杨成武来到，径直走进首长房间，他们谈了半个多钟头，一起出来。过来一辆伏尔加小车，把我们一起带到机场专列边，他们上了专列，我在车下见一些男女军人好象刚刚起来，下车在活动身体。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看见我在车下，还叫我上车去和他们一起吃了早餐。后来只见首长很高兴地出来，我们一起到了机场跑道边，只见一批8341部队的指战员，手提像小提琴盒子一样的枪盒，很高兴地(轻松地)鱼贯登机。大约九点钟左右，毛主席在杨总长陪同下来到飞机旁，向大家问候，也很快登上飞机。不久，飞机就起飞了。中饭以后，首长与“东湖首长”接通电话，我们又乘飞机回京。第二天，我随邱会作在西郊机场迎接了从武汉回来的总理以及谢富治、王力。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我看到的“武汉事件”的一角，所谓“东湖首长”就是周总理。

张根成回忆¹³⁹:下午，宾馆仍被几万人围住，谢、余打电话给陈再道，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陈的秘书就打电话给百万雄师说:“现在你们该撤了”。结果百万雄师就撤了。为防万一再来冲击，百花院的有关人员全部集结百花一号楼，警卫人员将一些沙发和桌子堵塞了一些通道，布置了三道防线;干部、战士通宵警戒。黄昏，一吉普车进来，走下来一个戴黑眼镜穿军装的人，走近才看出是周恩来总理，周与杨、谢、汪、余商量后，穿过走廊就去主席处。半夜后，总理从主席处回来，吃过饭躺下睡了。不久周起来，问张哪里有安静点的电话可以用，张答在楼下有电话，带周找到电话。周接通孔庆德，问“到了没有”，孔回答“早就到了”，周生气地说:“我跟你交代什么啊!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这个人这时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孔在作解释，与周汇报军区安排。周说“算了!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放下电话，一拍手说“到了就好了，睡觉!”(按:指毛泽东安全抵达汉口机场，可以休息了。)

总理从主席处回来，带过来(梅岭)约一个排的8341指战员，我明白毛主席已经走了。

参考三¹⁴⁰:当日:周恩来就由京重返武汉，他一到武汉就叫孔庆德副司令和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找回王力，未找到。第二天，周恩来又叫陈再道去找王力，也未寻着。王力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原来，7月20日下午，军区领导叶明担心从群众手中劝放回来的王力再次被抓走，不好交差，就叫29师政委张昭剑将王力带走。

目击者回忆¹⁴¹:百万雄师写出标语:“王力、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毛主席受了蒙蔽”。甚至有人提出“揪出谢富治的黑后台周恩来”，“中央文革也会犯错误”，“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

百万雄师抛出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是反革命纲领‘二月汇报提纲’的起草人，是推行苏修教育路线的旧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以前是刘少奇重用的红人，是孟夫唐的学生，是王任重的好朋友......他混入中央文革后，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在哪儿插手，哪儿就出现武斗”。

在武汉三镇震耳欲聋的消防车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口号声下，部分游行的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扫荡和抓捕留守的造反派学生、教师。在游行的大道和其他地方，马路边和单位里的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怒气冲冲的百万雄师毒打，怕事的人纷纷躲避。

对武钢的围攻于凌晨2时开始，由百余辆卡车、十多辆消防车，包围了33街坊的新一冶、武钢业余大学、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闯进工人宿舍和造反派办公室，见人就捆，抓捕100多人。

目击者叙述¹⁴²:我戴上一个“红卫兵”袖章混进军区大院，门口站岗的卫兵和百万雄师也不管了，院里人山人海，乱成一团。但混进去的造反派一旦被认出，就会拖出去痛打。在三号楼下，我见到王力站在阳台上，只穿件白汗衫，被军人和百万雄师拥着批斗。他说武汉的问题要相信武汉的革命群众来解决，没有回答百万雄师质问的“四条指示”，只说百万雄师是一个很大的组织。

一些谣言迅速散布全武汉: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章迪杰访谈¹⁴³: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干部。当时“626”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

省直干部访谈二¹⁴⁴:省直机关的保守组织发表声明公开参加游行，但也有不少思想保守的中层干部，对百万雄师和部队的暴烈造反行动表示犹疑，担心这样是炮打中共中央，没有上街欢呼与赞同。省报一记者尽管赞成百万雄师口号，起先参加街头游行，但也认为有问题通过组织解决，不要群众上街为好，王力有问题也不是你群众说打倒就打倒的。

曹承义回忆¹⁴⁵:天亮以后，我在湖北大学门前亲眼看到，大批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车辆快速冲过新湖大校门口，驶向武汉军区方向。许多军车上穿军装的8201士兵拿着枪支站在车顶和两边车门上示威游行。有些军人还不停地向天上开枪。

百万雄师上午11时包围了湖大校园，下午3时左右，几辆满载百万雄师武斗人员的汽车冲进了校园，百万雄师手拿长矛，逐楼搜查造反派师生。抓了100多人，关押在武昌火车南站旁边的汽运五站，其中包括新湖大几名头头张维荣、彭勋、谢邦柱等人。

青山区以武汉市汽运六站为主的百万雄师组织了全副武装的队伍，他们头戴安全帽，身穿崭新的工作服，脚蹬反毛皮鞋，手持铁矛，队列整齐地站在一辆汽车上。他们首先冲击了九一三总团办公地点武钢业余大学和青山区委办公楼，追杀造反派群众......他们又冲击了离此一公里远的新一冶司令部办公楼，将办公用品和广播器材洗劫一空，将住在大楼的一冶三公司四工地湖南籍工人×××用长矛杀死在宿舍内......被杀死的人并不是造反派，而是一位坚守生产岗位的工人。

学生回忆一¹⁴⁶:我早上9点钟刚刚吃完早饭回来，正在湖北大学的报栏看报，就听到狂呼乱叫从阅马场那边传过来，接着就看到百万雄师的人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过来，许多8201部队的人也在他们的车上，手持冲锋枪，向学校里头开枪，子弹打在地上尘土直冒，我当时正要跑，结果差一点被击中。

百万雄师的车队在湖大门口停下来之后，许多人就涌进来，我就和人群一起跑，8201部队开枪在后面赶我们。我连忙跑进设在3楼教室的指挥部，拿了两本“毛选”，跑到下面的教室里自习，当时教室里只有很少几个人，相互不认识，我就假装在那里看书。百万雄师的人进来之后，逐个进行搜查，最后把我用衣服包住头，带到公交五场的百万雄师据点，晚上又来审问我。我当时已经想好了对答，我说自己是......在审问我的时候，头上还是始终包着衣服。最后他们自我吹嘘了一通，说他们最讲政策，只是要对造反派搞专政。然后仍然不去掉头上的衣服，派了两个人把我送出去，走了一段之后还把我转了几个圈，然后送人的才偷偷走了。过了半天没有动静，我扒下头上的衣服一看，原来就在火车站附近。我就从紫阳路进入湖大后门，11点多才回到原来我住的教室。屋子里一派狼藉，什么东西都砸得乱七八糟，帐子撕乱了，被子不见了，衣服都丢在地上。

第二天，我听到街上人声嘈杂，看见有人在边上，我就问他百万雄师走了没有。这一下坏了，他们说我是造反派，当即就挨了他们一顿狠打，又用衣服包上我的头架到他们的车上去，要我坐在车顶上，用长矛顶住我的腰，同时还用长矛撑起我的双手，做投降状，车子一直往前开，他们沿途呼喊口号要打倒王力，一直开到硚口公安学校。这个学校原来是监狱改的，把我关了一个晚上之后，7月22日早上来审问我，我仍然说我是水院的学生，头天被你们抓到公汽五场去了。这次他们又吹嘘了一通他们如何讲政策，然后派人送我到门口放了。我上汽车后，发现人家都在看我，原来我已经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面目全非......

学生回忆二¹⁴⁷:在“7·20”这一天，我经过洪山宾馆去大堤口去看母亲她们。在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百万雄师，感到寒气逼人，喊的口号杀气腾腾，许多军人荷枪实弹，有时候他们随意指着一个人说他是钢工总的，就冲上去拳打脚踢。听到受害者的惨叫，我当时真有一种想要流泪流不出来的感觉。

学生回忆三¹⁴⁸:“7·20”那天我们(新华工敢死队)躲在湖北艺术学院整天不敢上街，外面太乱，形势不明......好不容易捱过一夜，第二天形势愈加严峻，百万雄师在游行示威中经过阅马场时再次血洗了新湖大。新湖大校园的墙壁上满布弹痕，有五六个造反派群众倒在百万雄师的长矛之下，有二百多名学生被百万雄师抓走。百万雄师还扬言要拿下造反派的最后据点新华工。而有消息说8201的一支工兵部队已接到命令将前往华工扫雷，因为华工红司司令部早已宣布在校园大门内已布置了“雷区”以阻挡“百匪”的进攻。据说华工正在坚壁清野，除留下一支数十人的基干民兵死守大本营外，全体师生都将疏散出校以减少伤亡。

调查资料¹⁴⁹:下午，8199将王力转移到小洪山，百万雄师与8201战士先后用30多辆车冲击8199部队的师部(从傅家坡上洪山)，逼迫师机关同志交出王力。张等带王力到山上隐蔽。在山里周旋了一夜。山下正广播8201的特急呼吁，王力听了说:“这是反革命宣言书。这回独立师可真是独立了，向毛主席独立，向解放军独立”!

周总理的随身医生¹⁵⁰:毛主席可能有危险，不然怎么叫周总理亲自去武汉还带了部队!周恩来再次赶飞武汉是为毛泽东解围，救出王力和谢富治。专机在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按:回忆有渲染有出入，据专机师人言，在信阳得到北京调度，此机就未去汉口)。五点到山坡机场。是日专机再从山坡机场飞回王家墩机场，天黑以后，周恩来换上便服，戴上墨镜，留下两个中队的中央警卫团战士，轻车简从赶赴东湖宾馆。

7333部队回忆¹⁵¹:20日下午，部队同志在山坡机场接到武汉空司电话“中央首长来了”，5点多周总理走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这儿有电话吗”?随后说“中央很关心武汉情况，要去武汉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候机室，周电话询问军区和宾馆:“谢副总理、王力在那里?他们现在安全怎样了”?

专机师回忆¹⁵²:下午4点，专机师100团李(克修)副大队长听外面连声音大喊:“李副大队长!有紧急任务，马上起飞!”“航行资料包已经给你直接送到飞机上了，请你直接上机场!要求30分钟以内起飞。”他直奔北京西郊机场，等他赶到飞机停机坪时，发现有5辆解放牌军用卡车停在飞机旁边，车后面用绿色帆布封闭得严严实实。到此，李副大队长还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飞到什么地方，只见地勤工作人员风风火火地正在向飞机跑去。机舱门刚打开，就见卡车后面的帆布掀开一角，一个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从车上跳下，在1名指挥官的带领下，秩序井然地迅速登上飞机。此刻，李副大队长发现，自己的直接领导、100团王(进忠)团长也带领1个机组同时赶到机场。经了解才知道，上级要求专机师派出2架伊尔—18飞机，带上200名全副武装的8341部队指战员(按:周总理带了两个中队8341战士)，在最短的时间内飞向武汉。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从(按:东郊)首都机场乘坐民航的飞机(按:张瑞蔼为机长)直飞武汉。看来，武汉的形势已经发展到十万火急的程度，否则，不到万不得已，周恩来绝不会亲自带着中央警卫团的武装人员奔赴现场。

王团长、李副大队长的2架飞机在山坡机场落地之后，看到周恩来总理已经在停机坪等候。周恩来朝他们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示意大家围在他的身边。他没有像平时那样与大家握手问候，脸上也没有笑容，气氛显得有些紧张，看到全副武装的战士，众人都意识到武汉发生了重大事件。

“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起飞!”周恩来说完话转身要离去，又回头补充道:“已经通知，晚饭送到飞机上来”。

周恩来先是乘车，后又改乘船，来到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下榻的地方，随后机组接到命令，3架伊尔—18飞机立即飞至王家墩机场。......

空军政委的秘书向机组传达命令:“机组原地休息待命。”大家就在机场招待所和衣而眠，迷糊了一觉。21日凌晨4点，随着房门“吱呀”一声，命令下达:“准备马上起飞!”仅用20分钟的时间，专机师的3架飞机就准备就绪，待命起飞。

这时，一个人快步流星走到王团长(机长)身边，原来是潘景寅(副团长，机长)。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激动地说:

“主......主席......毛主席来了!”

王团长愣愣地在那里，什么话也没有说，同机组所有人员一样，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其实，毛泽东在夜里2点钟的时候就已经从东湖宾馆梅岭1号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不仅机场工作人员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更是出乎机组的意料之外。

......余立金来到机场，径直登上王团长驾驶的那架飞机，当发现飞机上全是座位没有包间也没有床位的时候又急忙离开这架飞机，朝着副团长潘景寅驾驶的232号飞机跑去。

此刻，毛泽东乘坐的小车来到机场，正在待命的潘景寅看到之后手足无措，忙不迭地跑到王团长身边报告，然后，回到自己驾驶的232号飞机上，紧接着毛泽东登上了232号飞机。

(按:由于临时确定232号执行任务，副团长潘景寅任机长，王进忠团长任专机副机长)

专机师回忆辑录¹⁵³:当日载满8341战士的专机在山坡机场降落后，周恩来命令“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待命，随时准备起飞”;“晚饭已经通知送到飞机上来”。

为了稳妥起见，周恩来总理从山坡机场到汉口的短短路途中，几易车船。先坐汽车，后转换小船，由长江进入汉江，然后上岸，又换乘汽车，神不知鬼不觉到了东湖宾馆......(天黑后，专机起飞在王家墩着陆，见从云南飞回的潘景寅的专机)很快，潘景寅和余立金的秘书到了机场，秘书向我们传达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

中央文革记者站姚克强¹⁵⁴:我当时就是总理的联络员。7月，大批武汉学生进京反映情况，总理动员上访学生回汉闹革命，成立个联络组专门负责有关事宜，我是其成员之一，总理再派来一人，我们一起到武汉学生中作工作，当时地质学院住的同学比较集中。14日专门开了大会，王道明和我都讲了话(按:王道明，65年全军的刺杀标兵、学毛著积极分子，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支部书记，当晚他在地质学院会上讲明中央已经派人去武汉，马上就在当地解决问题，动员群众回原地参加运动)。我是19日回到武汉的，当晚就发生了事件，气氛很紧张，他们到记者站住处抓人;20日，我去到你们水院，水院学生把我保护到你们有名的土力学老师冯国栋家里(隐蔽)，他爱人冯笑梅负责照护我;后来接上电话，我向北京紧急汇报了武汉发生的情况。事件之后，我在武汉工作了一段时间。总理陪阿尔巴尼亚客人来，我始终跟着总理，在测绘学院的大会我参加了，总理作造反派群众头头工作，促进大联合，在东湖公园的长天楼国宴后，总理和头头们谈话到深夜。总理和阿尔巴尼亚客人走后，我留下来继续做大联合、筹备革命委员会的工作，1968年，到省市革委会成立后，我才结束武汉的工作，回到了北京。

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杨立功回忆¹⁵⁵:我是2月到记者站的，在北京采访。7月19日，和姚克强刚到武汉，住军区三招，他去了支左指挥部，我去造反派和百万雄师采访。我们一到武汉就感到气氛很紧张。我们用保密机子向北京汇报了当天情况。20号，百万雄师冲进我们招待所，要揪记者，我让老姚躲到厕所烧毁材料去了，自己被百万雄师拉到一个凳子上，批斗了7、8个小时。在场的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想解围也不成，闹事的百万雄师不听。我被百万雄师扣押了两天，到22号，总理下令军区，才解救了出来。当天，总理给军区干部开会布置工作，我参加了这个师级以上干部会议，记得不是在机场，而是在军区大院。

记者站通讯员龚解放回忆¹⁵⁶:一大清早，姚克强急急忙忙到水院找到我，说谢富治、王力被抓，记者组高、都、杨被抓被打，他因在厕所烧材料未被发现，于是来到水院。我感到情况严重，紧急请王文忠帮助，将老姚安置在水院冯国栋教授(夫妻二人回广东去了，只留下保姆张娣和女儿在家)的住处，请张娣负责安排老姚的日常生活，请冯教授的女儿在老姚和我之间进行联系。姚克强让我用北京的电话号码接通总理联络员吴彬，告诉他，我是红旗杂志临时通讯员龚解放，并将武汉刚刚发生的情况报告给他，请他帮助联系上记者站(后来我到北京跟记者站在京集训的记者一起参加周总理及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时，吴彬也参加)。

老姚想就百万雄师抓、打记者一事发个对武汉军区的照会，让我请示北京要不要发。北京(记者站当时的领导是徐学增、赵秀生)在电话中指示:“照会不发。不要对现在的武汉军区抱任何幻想。我们希望你们，紧紧地依靠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持工作，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我将这个指示报告了老姚。姚指示我，马上想办法找几个人协助，一起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动态，及时报告北京，把工作开展起来。

于是，我跟王文忠商量，请他支援人手。很快，王文忠、王杰生、庞炳东、单志俊等等，还有几个中学生，胡永衡中途也找过来了。大家分头奔走，把得到的情况告诉我，我写成文字，基本上都要送老姚审核，专用一部电话发往北京。

中央文革快报¹⁵⁷:从现在了解的情况看，中央文革派往武汉的记者被捕，完全是军区某些人一手策划的，其理由:(一)抓人的时候，军区第三招待所的大门敞开着，百万雄师的人随便出入;(二)抓人打人后，记者指出:军区应该按军委三月三十日文件办事，要负责一切严重后果。而军区的人说:“部队战士都造反了，我们管不了。”(三)百万雄师在要封存记者的材料时公开说:“这里有很大的油水，王力就是根据这些东西下结论的，把这些东西推翻了，王力的结论也就被推翻了。”(四)从百万雄师围攻记者住处开始，到记者被捕，军区一直未采取什么措施。

8201部队干部揭发五¹⁵⁸:七月二十日下午八时左右，徐福兴同志前往军区了解情况时，听到部队和百万雄师呼喊“周恩来来武汉，王力靠边站”，“我们要见周总理”等口号，分析有再次冲击客舍的可能，徐福兴即回师部将情况报告给蔡炳臣，说明了再次冲击的严重性，并要求采取措施。蔡答应:“给百万雄师打个电话，叫他们不要再冲东湖。”徐说行，徐继续补充说:“你还要给公检法军管会打电话，要他们下令公安分局、派出所不要去冲。”蔡也说“可以”。并假惺惺地说:“回去走还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打了电话就不去了。”徐见牛怀龙，牛小声告诉徐:“今天晚上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要冲东湖”，没有作指示。徐回到东湖，即同秦堂春同志交换了意见，研究了警卫布置，并同秦一起找卫兵丁队长报告了百万雄师要冲东湖的情况，建议首长转移。

二十日晚十时许，周总理到东湖宾馆。徐福兴同志向牛报告:“总理到”，牛说“我去”。徐十时许问牛为什么没有来?牛答“不舒服，等一会就去”。下两点(即二十一日二时)又问牛怎么没有来?牛说“有事，等一会就到”。以后根本就没有去东湖。

......

8201部队指战员揭发六¹⁵⁹:从二十日零时三十分左右起，“百万雄师”、“武汉公安”和一些部队人员先后冲击了中央首长住地。在中央首长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我师执行警卫人员曾陆续多次向牛、蔡报告过冲击情况，而牛、蔡无动于衷，不向军区报告，也不积极设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时许，牛才到现场。牛到时，暴徒们正在围攻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并不采取果断措施营救中央首长，只向执行警卫的人员说:“我们的宣传车和部队马上就到”。不到十分钟果然到了。到后，便伙同其他部队和“百万雄师”、“武汉公安”的人员去围攻、绑架王力同志。当一些暴徒将王力同志绑架上车时，我师警卫人员竭力营救，而牛却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这时警卫人员向牛说:“王力同志被绑架走了怎么办?”牛回答说“我自有安排”，就这样，王力同志被一群暴徒绑架到了武汉军区大院，可见，绑架王力同志是陈、钟、牛、蔡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已安排好的。

百万雄师批斗王力和现场录音者回忆¹⁶⁰:20日上午九时左右，王力被汉阳百万雄师的同志们关照在三楼会议室，大楼内外保卫森严。我印象是王力40多岁，中等身材，体形白胖......这就是“四人帮”的爪牙，反党乱军的头目，武汉造反派的亲人......

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声震天，此起彼伏......根据当时军民的要求，由百万雄师的刘敬胜同志陪同王力，并保护他到四楼楼梯边的房间阳台上示众!......

王力面对愤怒的军民表态说:“武汉百万雄师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湖北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等等......。这间房子里摆着乒乓球台，录音机就放在上面不停地转动着，记录下了这一段真实的历史。

......

1967年7月20日，迄今已34年过去了，岁月冲淡不了这一伟大的革命壮举。回忆武汉工人阶级......敢与“四人帮”一伙作殊死斗争的伟大革命精神，将记入党史和武汉工运史册，“百万雄师”的功勋业迹，永放光芒。

调查资料¹⁶¹:当晚，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会议，拟出一个行动纲领:一、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二、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三、全面夺省市委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晚上，百万雄师、“公检法”、8201、三司两次冲进8199部队，胁迫交出王力，并要求搜查。

事件调查汇报¹⁶²:百万雄师还成立了“专揪王力指挥部”，我把他们的计划念给大家听听(大意):

专揪王力指挥部计划:

派代表去军区谈判，其内容:1.王力留在武汉解决问题，未解决问题之前，王力不能上交，谁交谁负责，工总不能翻案;2.王力的安全由武汉军区负责;3.不上北京，在武汉解决问题，要中央首长来武汉。

各交通要道，如飞机、轮船、火车......严加控制，以免王力开溜。

组织批斗王力指挥部。发出通电:为什么要揪王力告全国人民书。通告各革命组织暂不派队伍来军区，关于斗王力的问题，均由专揪王力指挥部负责......。

一共七点，这是手稿。总指挥名额分配:“百万雄师”五人，“公检法”一人，“红旗联委”一人，省直联司一人，......。

水院张建成回忆¹⁶³:快10点时，中央代表团成员、北航红旗尹聚平到了总部，边哭边向我们讲述从昨晚起到今天早晨所发生的事情。她是今天早晨7点多一起被抓上车的，送到军区大院去。......将近10点才找到我们。她哭得很伤心，主要担心王力、张根成的安危。尹聚平通过我们总机与北航的韩爱晶通了电话，报告了武汉的情况。我们也立即向北京联络站通报了武汉的情况。

周总理的联络员(对外称记者)姚克强于十九日晚住到我院，他刚从北京回来，百万雄师到记者站抓人，他就到我院来住。我们把他安排在冯国栋教授家里，冯教授爱人冯笑梅是坚定的造反派，住她家很安全。他来后给了一个电话号码，要我们安排专线，保证随时能通电话。作战部长王绍良与总机房联系，告诉总机房与电信局的联系方法，要求随时保持畅通。姚克强立即向北京作了报告。二十日上午10点以后，有3个电话从红水院打到北京，及时向中央提供了“七·二〇”事件的情况。以后几天，我们不断地向北京报告情况。

百万雄师头头、骨干分子访谈¹⁶⁴:

章迪杰:“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

王少荣: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中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720”)这么做既是反弹，也是叛逆。当时如果知道(“四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百万雄师是会绝对服从的。

沈邦安:我认为当时中央的表态(指“四点指示”)是错误的。

亲历者曾庆裕回忆¹⁶⁵:我参加了百万雄师“七二〇”夺权会议。到会单位有“省直联司”、“革联”、市人委“联合指挥部”、“武汉公安”、“农业联合筹备处”等......经讨论，认为尚未大联合，条件不成熟，不能夺权。后又讨论发表告人民书，草稿出来后，各单位讨论不同意，又准备改为呼吁书。

综合情况:

当晚，陈再道仍住在东湖宾馆的南山乙所。钟汉华从军区大院出来后，到民主路何家垅的某部队机关休息。

7月21日

周恩来安排，凌晨，毛泽东在武汉空军护送下到达汉口王家墩机场;上午，在杨成武、余立金一行护送下离汉飞沪。毛泽东一度很气愤，在上海说陈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认为这是反革命兵谏，自己住到贼窝去了。

周恩来在汉组织各方平息事件，急调新华社记者到武汉调查。

周恩来对陈再道严肃指出事件性质和陈的责任;并叮咛北航随行学生注意保密，说百万雄师行为是针对中央的。

吴法宪回忆¹⁶⁶:我深知这次飞行任务非同小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我立即命令空军34师对飞机进行仔细检查，并进行试飞，待确保一切正常以后，我才在7月20日晚上9点多钟批准飞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武汉的王家墩机场。

在武汉那边，负责送毛泽东等人到机场的是刘丰。7月21日凌晨一点多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丰找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和汪东兴秘密送到了王家墩机场。与此同时，杨成武和李作鹏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差不多同时也到达了机场。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按:作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记错了，232号专机是次日上午飞上海的)。当时，我一直在指挥所里坐镇指挥，直到毛泽东等人乘坐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落地，我才松了一口气，离开指挥所。

8341警卫队长回忆¹⁶⁷:实际已是7月21日凌晨2时许，毛主席的转移开始了。毛主席乘坐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车，我们随行的警卫部队乘坐两辆大卡车，从东湖宾馆出发。......

周恩来总理已将专机从山坡机场调来，停在王家墩机场等候了。

毛主席登上了一架飞机，我带20余人和毛主席乘坐同一架飞机，其余人登上了另一架飞机，当夜直飞上海。(按:记忆有错，可能受杨成武口述的影响;起飞是次日上午)

飞机飞离地面之后，就增加了几分安全感，我那悬着的心也才落了下来。多日来提心吊胆、寝食不安的我们总算有了几分平静，一时显得十分疲惫。

杨成武回忆¹⁶⁸:毛泽东对当时的局势作了异常严重的估计，认为已进了“贼窝子”，右派正在进行反扑，现在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

专机师驾驶员王进忠回忆¹⁶⁹:凌晨4点，(飞行员)房门被人推开......“准备马上起飞”，一声令下，仅用了二十来分钟，3架飞机就全部准备就绪。

(232号专机机长潘景寅匆匆走来)说:“主......主席......毛主席来了!”

毛泽东主席由政委余立金陪同，已经登上了原由潘景寅驾驶的那架客机等候，情况不容我再耽搁，便急慌慌奔向等待着的主席座机。......我几乎是跪着登上驾驶舱的，在机长座位上坐定，还不等调匀急促的呼吸，边下达了开车的命令。

......领航员......高声质问:“我们要飞到哪里去呀”?

紧急中，我们没有经过任何有关部门的批准，没有办理任何必要的手续，甚至没有航线，没有目的地，完全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行动。

正在大家为难之际，余立金政委推开前舱门进来。“到虹桥机场!”

孔庆德回忆记载¹⁷⁰:总理一到武汉，就叫孔庆德和牛怀龙同志(独立师师长)把王力找回来。并让孔庆德通知“百万雄师”，派一百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坐一架飞机，而由于林彪插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孔庆德回忆¹⁷¹:(周恩来安排毛离开东湖以后)周对孔庆德、叶明做工作，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几乎是怒吼地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接着，周恩来又对孔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

李作鹏回忆¹⁷²:毛主席离开后，周总理留下来，继续处理“七·二○事件”的善后问题。因他身边没有带助手，就决定把我留下来，协助他做点具体工作。

我随周总理住在同一座别墅内，为了总理的安全，我们约定，夜间我秘密搬入总理住的那套比较宽大的房间内睡觉，并按照总理平时夜间办公的习惯，凌晨3时后才熄灯，上午9时后拉开窗帘。而总理则搬到我住的那套比较小的房间内，于11时前就熄灯休息，上午7时拉开窗帘。采取这样的办法，我们一直住到离开武汉。(按:当时周恩来原住在一楼，李与三军领导住二楼，为了安全，他们临时调换了住房。)

21日上午，周总理在别墅里再次接见陈再道，我在场。

总理要陈再道把王力送回来，陈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

总理说:“你派人去找回来。”陈说:“我找不回来。”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就生了气，“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总理。

快报一¹⁷³:武汉事态进一步恶化，武汉军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军区领导声称:“部队不听话，都造反了，我们没有办法。”......二十一日早晨七时，八二○一部队乘坐六辆军用摩托，架着机枪直冲武汉大学示威。十一时左右八二○一部队向湖北大学开枪五十多发。......

北京师大井冈山对外联络站和清华井冈山武汉地区联络站二十一日上午分别接到武汉打来的电话报告:八二○一部队一百多人乘三十八次列车前往北京;八二○一部队已派人去河南省军区活动;二十日下午八二○一部队伙同“百万雄师”围攻新湖大，开枪打死四人;八二○一部队和“百万雄师”一起游行，呼口号欢迎农民进城。

快报二¹⁷⁴:本刊通讯员×××电话反映:二十一日，武汉部队和“百万雄师”调集了一千多辆汽车游行，其中郊区农民五十多辆，此外还有四十多辆消防车。八二一五部队宣传车在大街上叫喊“中央同意在武汉斗王力”，“打倒王力，打倒谢富治”，“周总理到武汉，小小王力靠边站”。现在“百万雄师”已带枪上街。湖北大学已被“百万雄师”占领，并开了枪打死一人，打伤十五人。在中山大道“百万雄师”还用长矛杀死五人。......

武汉军区继续由“百万雄师”把守。

快报三¹⁷⁵:七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许，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刘海江一行三人，到钢二司司令部，对政治部的樊信成说:“中央来电称:根据武汉形势很乱，没有解决问题的气氛，还是要上北京汇报，代表不超过一百人。两派意见不同的代表原则上相等。”并指定:“‘钢二司’代表八人，‘工总’六人，‘九·一三’三人，‘三司革联’二人。”

百万雄师亲历者回忆¹⁷⁶:中午，我随百万雄师总站孙德洲......参加了百万雄师头头谢敏华主持的......准备到军区揪王力的会议，下午5点35分到军区找孔庆德谈判，要他把王力交出辩论。孔庆德说:“周总理说，武汉问题要到北京解决，每个大组织派50—100名代表，周总理亲自带队。”还说他同百万雄师的代表坐一个飞机去北京。“毛主席、党中央给周总理的任务是要保证王力的安全，王力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能揪，你们说王力有四点指示，不管有没有，有，你们也不要追查，没有，我们也不辟谣。你们代表到北京不能揪王力，贴王力的大字报，你们要贴孟夫唐的大字报，揪孟夫唐。你们‘揪王力指挥部’自己成立自己撤消，这样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解放军和你们在一起拿着枪游行，别人会抓我们辫子的，说我们拿着枪打他们......”。会议开了个把小时，被8201、“公检法”、百万雄师的人冲散了，把孔庆德打了几下就散了会。

调查记载¹⁷⁷:送走毛泽东，周亲自组织平息武汉事端，由李作鹏、余立金出面分别与海军、空军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周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处理问题，找到王力，陈仍表示无能为力;周又通过武汉军区其他领导(孔、叶)做军区工作。周、谢、李、余调动部队，一支支在武汉周围的部队，开始调派入城。下午，谢与钟商谈平息事端，再去陈处商量。周总理三次要求军区设法找人，到黎明前，仍无王力消息。早上，总理决定要刘丰去找到王力。刘带领空军司令部王惠民、叶锡洪出车，他们商量决定先去8199部队，再找8201或“百万雄师”。......

九点多，8199张昭剑政委下山，找到兄弟部队(工程兵)某连和8199某团七连，王力被转移到8199部队七连休息。下午二点，刘丰一行找到8199师部，张绪师长说“王力同志在我们这里，我们正盼着中央首长的指示，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这一下可盼来了”。刘派王惠民驱车去向总理汇报。当时决定肖前政委回空军司令部，组织两个连兵力接应，8199出一个连护送王力到汉口机场。但去总理处汇报回来，大家商量，认为8199部队外面情况复杂，中南路口到大桥头游行队伍不断，道路封锁，决定直接转移空司。七连在张绪师长和解参谋率领下，全副武装掩护，刘丰、王力等坐司机郭景元开的小车，从科学院、武汉大学之间，到街道口，转移到武汉空军司令部。

刘丰又去东湖向周、谢汇报。周当即决定，东湖宾馆和空司的人，深夜分两个车队，在山坡机场汇合。

北航学生回忆¹⁷⁸:毛主席顺利到达上海。而且在周总理的追逼下，总算把王力和张根成找了回来，周恩来和谢富治等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一切安排停当，周恩来放松下来，高兴地同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块吃了晚饭，点名让井岗山一个人陪着他去湖边散步半小时。井岗山受宠苦惊，很不好意思，把同伴吴介之拉着，两个人陪着总理散步，聊天。总理说:“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

总理又询问了北航的一些情况，谈到了武光。井岗山赶紧问武光有问题没有。总理说:“武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我听康老讲，入党时间可能有点问题，记不清了......”

周总理决定中央代表团(按:谢、王和其他工作人员)立即返京。

于是，周总理让大家经过简单地“化妆”，一律穿上空军军装，分乘吉普车和大卡车，让军区的车辆护送，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直奔机场。大卡车上竟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一路上，百万雄师的欢呼声、掌声不断，一路“绿灯”，顺利到达了山坡机场。在机场与王力等汇合，再一起飞王家墩机场。

回忆一¹⁷⁹: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二、8201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四、8201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武汉市民眼见舰队海军指战员上街用摄像机拍下市内武装游行与混乱镜头。

陈、钟回忆¹⁸⁰:(人民日报记者问:听说林彪乘海军军舰去武汉，还有三条指示，有此事吗?)陈:这我不知道。钟汉华:“打倒陈再道”首先是从海军军舰上出来的。

连日来，武汉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发表声明和宣言支持百万雄师对王力的造反。

回忆二¹⁸¹:后来我和工总的沈复礼、别的人一起去警司、东海舰队，向他们讲述百万雄师残酷屠杀学生的暴行，他们也有许多人泪流满面。此外也去过其他的地方宣讲:这根本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残酷的镇压，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

调查记载¹⁸²说:上午，百万雄师在3506工厂召开夺权大会，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

下午，百万雄师开会，将“临时联合代表团”改为“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15点40分，百万雄师汉阳分站蔡××带领上千人、26辆车冲击山坡机场抓王力。仍然负责警卫的8201部队战士，出来劝说闹事群众:“王力同志昨天被你们抓走，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你们昨天抓去王力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今天又来冲就错上加错了。你们不是说三新、二司、工总坏吗?可是文化革命搞了一年多，他们从来没有冲过。你们两天内冲了两次，这是什么问题?”得知机场消息，谢、余打电话给陈再道，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陈让秘书打电话，说“你们应该撤了”。16、17点，众人撤走。

晚上，纪登清向8201师部打电话，负责与百万雄师联络的郭××在走廊休息，到办公室接电话，纪说“我要找蔡政委，商量‘三结合’夺权问题”，郭说“你给我谈谈不行?”纪说不行，要蔡政委。把蔡找来，蔡炳臣进入办公室关了灯轻轻商量夺权问题。次日，蔡与周忠到6团，对团副政委张某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以我们8201为核心”。

回忆三¹⁸³:独立师、百万雄师继续武装游行。下午，8201冲击湖北大学，发射数百发子弹;几个人(包括卖冰棍的孩子)倒在百万雄师长矛下，200余人被关押。新一中、29中、20中受到洗劫。由于怀疑王力在8199部队，8201部队武力搜查8199某部七连。是日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出动卡车约900余辆。武汉全市主要交通干道犹如流动的节日狂宴，游行的群众和军人欣喜若狂，将汽水雪糕、面包点心、袖章任意馈赠给沿街观看、欢呼的人群。

造反派学生聚集在学校内，议论两天来武汉形势发展，一方面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武装游行和扫荡会威胁到所有学校;另方面，也笑话百万雄师和独立师部分战士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央，在中央领导面前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凶恶与错误，认为解决武汉问题将不太遥远了。连日，武汉造反派纷纷离开单位外出避难。或选择陆路坐汽车、火车，或坐船东下，一路气氛极为紧张。深夜，不知来由的百万雄师威胁电话不断打到红水院总机和位于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二癞子，今天晚上血洗你们学校!”

回忆四¹⁸⁴:7月21日中午，我在学生一食堂吃完午饭，拿着饭碗回宿舍，(我的宿舍在28号楼，在学校南面，学校北面是大门，南面是后门，东面是华师一附中，西面是省二招待所)蓦然看到一拨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从后门摸了进来，我马上想到这是百万雄师从学校后门偷摸进来了。我赶紧丢下饭碗，跑步到三号楼(三号楼是我们红八月敢死队的办公处，在学校大门口侧面)，写了个紧急警报:“百万雄师攻进了学校，同学们快跑!”当我在大字报棚贴警报时，又看到百万雄师一拨人从华师一附中方向进来了，他们的步伐都不快。我贴完警报后，赶紧向大门方向跑(3号楼靠近大门)。我刚出大门，就来开几十卡车的百万雄师，他们都是一样的打扮，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他们在大门口下车后，直接进学校(没有任何抵挡)，因为我是“红八月敢死队”队长，负责护校，但我思想麻痹，根本没有想到中央代表团在武汉他们还敢围攻湖大，我们没有任何防备。说实在话，即使准备了，我们这些学生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拿笔杆子可以，拿长矛就不行。这一点我们心里很清楚。他们长驱直入，然后关闭了学校院子的铁门，我被关在了大门外。百万雄师的人没有认出我，我就到学校大门对面直接上了蛇山。

......

我从汉阳下桥，到了汉阳工人文化宫的大门口，百万雄师的卡车过完了。在文化宫门口有一个耍把戏的，围了很多人，我也没什么事，也挤进去看耍把戏。蓦然，有个人从后面在我肩膀上拍了下说:“你看把戏呀。”我回头一看，是我校的保卫科长李景铭(她是个保守派)。我吓了一跳，强行镇静地说:“好玩，看一下”。说完之后，我挤出人群，向文化宫内的伯牙台走去(我怕她向百万雄师点我的水，我有个本家姑妈住在伯牙台)。我从姑妈家的后门进去，家里没人，我从大门出来，姑妈家的大门前面是一个长堤埂，直达汉阳火车站。我顺着堤埂一路猛跑，好像后面有人追赶一样，刚好有一辆火车启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扒上了火车，喘了一口气，自认为脱离了险境。时间大概是18点左右。这时听到高音喇叭在广播:“特大喜讯，百万雄师攻占了造反派的最后据点——新湖大，在新湖大的办公室挂着刘少奇的像，还查获了大量枪支”。我知道，所谓挂刘少奇的像，纯属造谣，枪支是有的，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民兵师的配置。我在想，百万雄师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当着中央代表团的面攻占学校，还用高音喇叭欢呼胜利，唯恐中央代表不知道，这不是自掘坟墓吗?我正在沉思，一个声音在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我一看是列车员，赶紧回答“百万雄师追杀我，我翻窗户进来的”。列车员看了看我，一个背心、一条短球裤、光着脚(我出校门是穿的一双人字型拖鞋，跑的时候已掉在路上了)，他相信了，并说:“我是广州春雷组织的，与百万雄师一样是保守组织。”我当时呆了，难道他要将我交给百万雄师吗?他看了看我，又说:“但是我们不同意百万雄师到处挑起武斗和杀人，你不用怕，就坐在我的休息室里。”

参考一¹⁸⁵:保守派的游行继续进行，该市仍处于骚乱之中。由于惧怕“百万雄师”的巨大力量，有些队伍所到之处，造反派都仓皇逃窜。在遇到抵抗时，“百万雄师”的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就扫除了障碍。至少有一打造反派的最后据点被这股风暴席卷而去。

回忆五¹⁸⁶:我们(新华工)敢死队在湖艺分析了已收集到的各种情报，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事是收集取证“叛乱”的第一手材料，然后汇总设法直接报告中央。而就在我们连夜筹划时，驻扎在隔壁的一支属于消防中队的百万雄师的小头头突然派人来请我们去几个人跟他们谈谈形势。这个消防中队是“老保”的一个窝子，作为近邻与我们倒也一向彼此相安无事......我和冯天艾等权衡一番之后，还是决定去谈。为防不测也作了些应变的准备。为保证我们的安全，同住在湖艺的名叫吴昌青的造反派头头腰中暗插了一把匕首陪同我们前往。等我们一行四五个人来到消防队的头头的办公室时，对方几名头头已在恭候。客气一番后便开谈，我们自然是向对方“晓以大义”，说王、谢是中央派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当然就是代表中央，将矛头指向王谢也就是指向总理、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至于想用武装游行示威的方式来逼迫中央改变对武汉问题的表态那更是痴人说梦。历史上的张国焘曾经拥有重兵也未能斗得过中央，百万雄师这样的乌合之众又怎么可能逼中央就范。现在武汉问题既然闹得这样惊天动地，中央必然很快就会公开表态。像百万雄师这样矛头直指中央的武装游行示威，文革以来全国都尚未有过，性质极为严重，定为武装叛乱也绝不过分......消防队的“老保”们目瞪口呆，连连点头。我们最后奉劝他们赶紧悬崖勒马、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敢死队按计划全体出动上了街，我自己也带上长征时用过的照相机在两位附中学生的保护下深入一线抓拍“百匪叛乱”的实况。我们先后在大东门、阅马场、司门口一带躲在马路边的建筑物旁或通过临街的窗子摄下一张张百万雄师武装游行，特别是武装攻打湖北大学的照片，将成百上千的百万雄师武斗队员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呐喊着在改装的装甲车的掩护下冲向湖大的铁门，刀光剑影中忽地又杀向湖大对门的湖北图书馆等等血腥场景一一摄进镜头;......又和附中学生一起转移到武昌桥头，拍摄百万雄师车队开过引桥的“浩荡场面”:一辆接一辆的卡车缓慢地行进着，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们站在车上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挥舞着部队发给的枪支耀武扬威。一些挂有军牌的军车上则挤满了全副武装的8201部队的士兵，好些士兵胳膊上还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标。

8201部队干部揭发¹⁸⁷:周(忠)在宣传队人员会议上说:我说几句心里话，你们的行动我感到高兴和害怕。高兴的是顶住了陈、钟的检讨，推迟了军区公告的发表，创造了到北京谈判的条件。害怕的是我们部队要集训。

杨道远回忆¹⁸⁸:方铭(十五军军长)因“七·二○”事件调进武汉，后来担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七·二○”以后，我同方铭接触很多，方铭曾经对我说，“七·二○”8201部队同百万雄师上了街，武汉大乱，周恩来要陈再道控制局势。陈再道说，我管不了啦，那是“百万雄师”啊!周总理很生气，对陈再道拍了桌子，说:我从黄埔(军校)到现在，怕过谁!别说“百万雄师”，千万雄师我也不怕。

方铭还对我说，“七·二○”时总理离开武汉前，要上飞机了又回头对方铭他们说:小将们有难，快去保护他们!方铭说他们得了部队进城的命令后，正在待命的部队立即向城内开进，用卡车运送部队，人多车少，没能上车的人跑步向武汉市区进发，卡车送达第一批人后再回头去接后续部队。部队要求轻装，要战士只带水壶和步兵武器，很快就进驻了武测、水院、武大、华工等校。

《赤子》一书载¹⁸⁹:(中央文革办事组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找姚克强说:“武汉紧张，反映不上来，高天棠、都元恒不大出去，你赶快回武汉去。”姚克强说:“我一个人没那么大的力量，找杨立功一块去吧。”1967年7月19日晚上，姚克强和杨立功到达武汉，以应付越来越紧张的局面。在此之前有些情况不了解，特别是百万雄师，怎么成立的?有多少人?光听说陈再道支持的，没详细接触，是否要找一找?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和8201究竟什么关系?主要是军队参加了，和百万雄师一起，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补充这些材料，写清楚。

1967年7月19日晚上，姚克强和杨立功等人到武汉军区大院看到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活动情况，发了一篇稿子。

第二天姚克强和杨立功等人再到武汉军区大院，看到王力被批斗的情况。杨立功上前面去了，孔庆德在上面。姚克强把批斗王力的情况发了一篇稿子。

1967年7月20日晚上，高天棠、都元恒要回北京去，乘车出武汉军区第二招待所门口，百万雄师冲进来，把高天棠、都元恒、杨立功、小高(海军训练团干事)四人抓了，打了几下，追问姚克强哪里去了，他们说没有来。姚克强快跑上楼去把稿件拿到厕所撕了，用水冲掉。姚克强躲在阳台上，蚊子乱咬。百万雄师没找到姚克强，就把高天棠、都元恒、杨立功、小高四人抓走了。

7月21日一大清早，姚克强急急忙忙到红水院找到龚解放，说谢富治、王力被抓，记者组高天棠、都元恒、杨立功、小高被抓被打，自己因在厕所销毁材料未被发现，才能来到红水院。龚解放......将姚克强安置在红水院冯国栋教授的宿舍(冯教授夫妻二人回广东去了，只留下保姆张娣和女儿冯达美在家)，请张娣负责安排姚克强的日常生活，请冯达美在姚克强和龚之间进行联系。姚克强带给龚解放一个“《红旗》杂志临时通讯员证”。

姚克强让龚解放接通周总理联络员吴彬，将武汉刚刚发生的情况报告给他，并请他帮助联系上记者站......。姚克强想就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殴打并抓走记者一事发个对武汉军区的照会，让龚解放请示北京要不要发。北京记者站当时的领导是徐学增、赵秀生，在电话中指示:“照会不发。不要对现在的武汉军区抱任何幻想。我们希望你们紧紧地依靠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持工作，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龚解放将这个指示报告了姚克强。姚克强要龚解放建立与《红旗》杂志徐学增、赵秀山每日电话联系。

1967年7月21日晚，王绍良来到总机房，交给蒋继清一个武汉电信局长途值班员的号码和一个北京周总理联络员吴彬的电话号码，要蒋继清每两个小时就找这个电信局长途值班员，通过这位值班员要通北京的电话，转接到教工六舍冯国栋教授的家，姚克强通过这个电话向北京汇报。

从这个时候起，到7月2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支持武汉造反派大会，这个电话就一直没有断，成为当时直接向北京汇报武汉情况的极少的几个电话之一。任务完成之后，姚克强来到总机房，跟蒋继清说:“现在，你们必须把这个电话号码忘掉”。

粟裕传达¹⁹⁰:陈再道还派保卫科长和两连战士监视谢、王，后来谢、王对保卫科长做了工作，他觉醒了。绑架王力的一个营长也觉悟了。他们表示要用生命保卫首长。东海舰队闻讯调了十艘军舰开进武汉。这时杨代总长交待陈再道，必须绝对保证王力同志的生命安全。

21日周总理亲派赴汉记者回忆¹⁹¹:

张春亭¹⁹²:1967年7月20日，武汉突然发生百万雄师围攻、扣留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政治事件，“中央文革记者站”驻武汉的记者也被扣押起来。记者站遵照周总理要求迅速派记者前往武汉采访的指示，立即决定派我和张广友、郭远发等同志，并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带领新华社两名报务员携带发报机，于次日乘机飞抵武汉。前来机场迎接我们的是新华社湖北分社的同志。车进武昌市区，到处可见手持长矛、臂戴橙黄色袖章的“百万雄师”的队伍。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的汽车穿过他们的人群时，他们还都鼓掌表示欢迎呢。

听新华社湖北分社的同志们讲，“百万雄师”对分社的记者还是比较信任的。说来也还满有意思:那时，“百万雄师”已完全控制武汉市的电信系统，新华分社发往总社的有关武汉“文化大革命”情况的稿件，都逃不过他们的监控。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防止“百万雄师”找茬闹事，分社记者所写稿件大都站在“百万雄师”的立场上说话;此间，分社还特意派出一位记者住在总社，待分社稿件发到总社后，先由该同志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加以处理，再交总社编审交发稿。这在当时也是保密的，万万不可让“百万雄师”的人知道。就在我们到分社后，分社同志的警惕性依然很高。他们悄悄地指着分社对面的房子对我们说:“瞧!就在那个凉台上，经常有人站在那里窥探我们，你们来了也不能不有所防备。”到了晚上，分社的同志还特地领我们到另外比较秘密的地方住宿，并用我们自己带的发报机向总社发稿。为了更安全起见，分社又干脆安排我们到武汉空军招待所住宿，直至我们返京为止。

刚到武汉采访，还真有一点出生入死的味道。次日我到湖北大学采访，适逢“百万雄师”攻打湖大。只见他们用推土机把该校的院墙推倒一个大缺口，接着便是“百万雄师”的队伍手持长矛，潮水般涌入校园，喊着叫着追赶湖大的学生。我恰好也在被追赶的人群之中。跑了一段距离后，已退到“军宣队”在湖大办公的地方。多亏“军宣队”的同志闻讯出来紧急制止“百万雄师”的野蛮行为，大家才幸免于难。我向“军宣队”出示证件说明情况后，当即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与北京通了电话，发了一条短讯。不料我的低血糖病发作，晕倒在桌旁。“军宣队”的同志们迅速找来医生，为我注射了葡萄糖液，我才慢慢缓了过来。

郭昌琦答复笔者信访回函(2005-08-12):“我是在武汉发生‘720事件’后被派的5人小组之一，组长是新华社军事部记者张春亭，有内参部张广友和我，还有另外两位同志。临行前，当时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同志还特别向我们交待说:‘武汉情况紧急，也很复杂，你们遇到困难，不要去找王力，要及时、如实的反映情况，直接向记者站汇报’。......我们到武汉后，形势很乱，为了解实况，我和张广友分别深入到水院和武汉大学，张春亭到军区和空军......我只向记者站进行了一次电话联系，反映了水利学院学生造反派的一些要求和他们的处境情况，过不两天，‘百万雄师’等组织就解体了，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严重的‘武汉事件’就算平息了”。

记者郭昌琦¹⁹³: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新华社记者张春亭、张广友和我等五人，在武汉问题处于紧急关头，接受记者站领导的委托，奉命飞抵武汉了解情况......在上飞机前，我们五人小组向毛主席和党组织写了一份决心书，大意是: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将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随时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上机后，飞机经郑州直飞武汉空军机场降落，到目的地时已是夜里八点半了。

下机后，组长张春亭向全组作了动员，要求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与湖北分社的同志，立即分头调查了解武汉的斗争形势。于是，我在分社的一位同志带领下，出发采访。

据分社掌握的情况介绍和我们采访所得，一致认为:武汉的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武斗越来越严重了。汉阳是“百万雄师”的大本营。在汉口的各革命派据点，已先后被占领。武昌的湖大和机院等革命派的据点，也于昨天(21日)被突破。现在，武汉三镇唯一的“革命根据地”——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测(武汉测验学院)、武大(武汉大学)、华师(华中师范学院)等校联防的一小块地方，也正处于被包围之中。

在这万分火急的情况下，我们五人小组决定:派张广友和我深入到包围圈内，与“钢二司”、“钢工总”取得密切联系。并要求与他们战斗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其他三人立即离开分社，在外围了解事态的发展变化，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与总社取得联系，把情况及时如实地反映上去。

我和老张(还有《人民日报》社的李洪玉同志)到达武大时，武大的同学已撤退到红水院和武测去了。当我们沿着一条林荫小道来到武测时，空气突然紧张起来。据说，从各方面情报证实，今晚(22日晚)，“百万雄师”决心消灭这块最后的“根据地”，并且从武大方向攻入。

天，黑沉沉的，空气越来越紧张了。在武测院外的公路上，不时传来隆隆的汽车声，前沿放哨的同学说，这是满载“百万雄师”的汽车，正向这小小“根据地”围拢。但是，钢二司的同学非常镇定。他们不说话，都很有秩序地在进行各种防御准备工作。他们虽然手无寸铁，但他们说，我们有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的火热的心。

在北京的中央文革戚本禹¹⁹⁴给北航红旗战斗队电话，要求标语上街:

一、打倒反革命刽子手陈再道!

二、打倒反动组织“百万雄师”!

三、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四、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

五、把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反党叛乱分子揪出来示众!

六、以血还血，还我战友!以命抵命，血债要用血来还!

七、坚决打倒刘邓的猖狂反扑!

戚本禹又给北京工代会电话: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马上开始游行，声援(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百万雄师’!”“打倒陈再道!”，自己编些类似的口号。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马上搞。今天下午，通知各院校，通知工代会到天安门活动，搞二至三天。

7月22日

是日，王力被营救回到北京。周恩来先行回京，在西郊机场组织规模较大的仪式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归来。

调查¹⁹⁵:总理决定护送王力的车队由刘丰带领，刘带领4辆车，一号车由某部作战科长杨国光带，刘、王第二辆，后二辆坐空军某部三分队战士。一点钟从武汉空军司令部出发，一路通过百万雄师的岗哨盘查，其间，空司也一次次搪塞了百万雄师的追问与威胁。三点到达山坡机场。7212部队的6辆车，由空军某部科长王根富带领，出发时间由总理临时确定;由该部特功八连护送周、谢一行，于三点半钟到达山坡机场。

回忆一¹⁹⁶:凌晨2点半钟，武汉空军司令部命令机场部队迎接专机，3点半钟，李作鹏、余立金、王力、刘丰乘车从8199部队经五里界、纸坊、郑家店到纸坊机场，王力艰难地下车被搀扶上招待所。不久，两架直升飞机着陆，周总理一下飞机就直奔招待所(按:此处回忆者有误)，还未上楼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里?”赶到屋里，总理紧紧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抱了又抱，亲了又亲，激动地说“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参考《武汉事件》:空军干部才听说总理已经几天没有进餐和洗脚了，胡子也没有刮;干部和飞行员、医生护士忙着打水送饭。总理又出去接见了护送的空军三分队、7212特功八连等四个连的战士。)......

《武汉事件》载:凌晨5点，载有中央来人的专机从山坡机场飞到王家墩机场;在机场，周恩来马上召集军区、空军和8199负责人开会，部署和调动部队，稳定武汉局势。并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等学校和武钢，当晚，部队已经进入几个预定单位和位置。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等分头登机回京。

参阅¹⁹⁷:凌晨，毛向汪东兴说:陈是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离开以后，北京采取的措施是对的;军队是要打仗的，主要是打思想仗。(北京的措施系林彪主持制定，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试探是否兵变;第二步，起草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王，全国各地集会、游行声援。)

上午8时20分，我接到周恩来由武汉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正在和林彪商量部署，商定好后请示毛泽东。并说，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要涵蓄点，不点名。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他回北京时将陈再道等四个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

......

当时，毛泽东对如何处理武汉问题，考虑很多，提了几个方案。他说:是宜快，还是宜慢?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再道不好，错了。快，总要准备一下，要进行动员，计划一个礼拜时间。慢一点，就是暂时先不动。

毛泽东想了想，说:这类事情已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还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的状态——江西、湖南、河南。

毛泽东设想:如果能在武汉内部解决，是最好的了。

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解决好一点，再来解决湖北的问题，军队要来一个分化，群众组织也要来一个分化，不然他们就会调动农民，占领学校。

毛泽东感到，武汉的事牵扯的问题相当大，会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

毛泽东严肃地说:派兵的问题要慎重。

毛泽东思考后，问我:有什么方法做群众组织的工作?北京有2万多武汉的群众，做好工作派回去。它是个群众组织，数量很大，又同军区拉在一起，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方针，陈、钟认错就算了。毛泽东感到:“打政治仗，不好办”。

“武汉的问题，”毛泽东讲:“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们也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课件陈再道并没有下个死命令。”毛泽东同意将陈再道等四个人保护起来。

12时30分，毛泽东又找我和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毛泽东说，因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要谈去北京谈。

毛泽东的看法是:三方面在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这是一。其次，现在看来陈再道和群众组织的头头，还未最后下决心。因此毛泽东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好”。并且指示走时把孔庆德、叶明带去北京，因为他们回去会受迫害。

毛泽东想了好久，又说:三方面在一起谈，很可能谈不成。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什么条件?强迫签字，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不去北京，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毛泽东考虑再三，最后说:“不必了，还是早点离开好。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

陈再道回忆¹⁹⁸:早上，我想请示一下总理......总理住处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说: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

回忆二¹⁹⁹:凌晨，8199军人(刘丰带领)，喊着8201的口号进入宾馆，接走谢、余和张根成一行，绕到山坡机场，见到王力。在山坡机场候机时，周就在藤椅上假寐。到了王家墩机场，北京来人先歇在停放在机场支线的主席专列上(按:14日到汉共三列专车，后来停武昌南站和徐家棚车库的列车，均转到王家墩;毛主席乘机飞上海，专列暂留汉，再赴华东)，列车上也有百万雄师的工人;张还想糟了，他们怎么也有人在这里工作。回到机场见总理秘书周家鼎，发现周还在开会部署武汉事宜;周总理叫谢、王等先走，说我要把陈再道叫来，把抓走的两个记者放了就走。

参考²⁰⁰:周恩来在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开会，要孔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转告陈、钟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下午飞回北京。参加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会上，林彪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按:1968年6月11日总理等接见武汉军区的曾思玉、刘丰、方铭、肖前、孔庆德、姚喆、叶明、韩东山、闵学胜、毕占云、张广才时，黄永胜对武汉军区问题代表中央军委表态，总理插话:叶明、孔庆德在“7·20”做了些事，有功嘛，我可以作证。)

陈再道回忆²⁰¹:上午，总理在王家墩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同志和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总理让叶明、孔庆德同志住到29师，暂时主持军区工作......总理在谈话中没有责备军区。

孔庆德回忆²⁰²:下午，周恩来在临离开武汉时，在王家墩机场召集孔庆德、叶明以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周恩来说:“孔庆德和叶明同志住到29师去，暂时在那里主持军区的工作。你们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我才好说话”。此话，他已向陈、钟交代过，只是在临登机前，再给孔、叶嘱咐几句。

叶明回忆²⁰³:首先我要讲的，我们有错误。我们把工总解散了，抓了不少的人(孔庆德:全省大概抓了四百多人)，武汉没有那么多，可是我们已抓，下面也跟着抓了一些。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局面呢，因为当时我们军区不开展四大，中央有令，要我们稳定部队，1月28日，中央有电报，就是同八条命令同一天发出的，指名武汉军区等。可是他们有些家伙每天冲，到处冲，冲军区，冲支左办公室，机场也冲，我们只好做工作，尽量解释。尤其是，矛盾尖锐的还不在这里，他们这些人在社会上到处搞打砸抢，整不同观点的群众，有的一天搞几百人戴高帽子上街游行。......说实话，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想不通，说是极左还可以。我们向总理汇报，也是照实说的。总理最后的结论是造反派要整风，这样搞不行......那么“七二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叫做事出有因。一是林彪因为陈司令给他提出了意见，很不满意，寻隙报复，这是1962年......二是钟汉华同志在延安时审查叶群，给她作了个参加三青团的结论......陈伯达对陈再道同志也不满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是陈伯达讲群众路线的那一次，讲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陈再道一听火冒三丈，说:妈的，只有你们几个知识分子革命?我们工人、农民就不革命，老干部的子女就是这样?

......总理7月22日上午找我们谈，有肖前、刘丰、李作鹏、孔庆德、叶明，谈了一个上午，还是要保陈、钟。这本来是很好处理的，只要陈、钟出来讲几句硬话，军区就主动了。总理说:“你们回去，叫陈、钟赶快表态，我才好说话。”......22日在军区作战室开会传达。这时我们已无法控制了。刘丰到了29师，军区后勤等宣布脱离武汉军区。百万雄师冲武汉军区，说原来我们保你们，你们把我们出卖了，说我们是保守组织。我只好躲在保卫科长的房子里。......24日以前，军区没有准备表态。这天上午得到消息，北京在23日广播后，就公开喊打倒陈、钟、牛、蔡、巴。这时我们认为应该表个态，考虑到对主席的态度问题。

总理说，你们用“文革密”发到中央，不忙发表(指公告)，是总理秘书周家鼎打的电话。

快报一²⁰⁴:武汉空军司令部，二十二日八点多派杨昭祖、尚联奎两同志，到“红水院”、“二司”司令部、“新华农”、“新华工”，表示坚决支持左派。......

快报二²⁰⁵:二十二日，八二○一部队出动二百辆车游行，至晚六时才结束。

现在，八二○一部队、“百万雄师”、“三字兵”挨家挨户查户口。武汉“三司”领到革命派的家里抓人，由于“三司”告密，许多革命派组织的成员被八二○一部队、“百万雄师”及“三字兵”打死、打伤。二十二日，“九·一三”有几百人被抓。

回忆三²⁰⁶:平时所谓的《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记者，实际就是中央文革派驻武汉的，当时他们有几种记者证。“7·20”时，他们住在省委三招，高天棠是站长，原北海舰队海岸炮兵团政委;都元恒，原是东海舰队的监察科科长;杨立功是海军大院的一个宣传科科长。此三人均为1966年文革初期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的，未参加当时的海军机关运动。七二〇事件时三人被百万雄师抓走和批斗，直到24、25号他们才专门乘车到学校找我，几天不见，有如隔世，我见到他们就哭了。从水院邓子政大字报后，我就与记者站姚克强一起跑农村运动动态调研，姚是北海舰队潜水支队的青年科科长，但“7·20”时他好像才到武汉，开始我没有见到他。武汉事件期间，我找不到这些记者了，一些社会动态信息是直接报送中央文革的。当时武汉群众组织仅仅派了我一人参加记者站工作。后来我在北京工作了数月，参加办事组的活动，住在花园村一号(李达上将住宅)，信箱是811#。这几个来自海军的团级政工干部，都是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稳重和热情的中年人，对我如大哥哥一样，后来陆续回到原来部队。

8201部队干部揭发一²⁰⁷:为了紧紧控制宣传队为牛、蔡反革命目的效劳，于22日上午，借做思想工作为名，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全师六台宣传车约五十余人到师部四楼会议室开会。在会上，蔡对宣传队员大点反革命之火大加赞扬，还作了新布置。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大意是:(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你们能不能在五天之内，最好三天搞一个响当当硬梆梆的材料，越快越好。这个任务并不比前两天发动群众的任务轻;(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在讲这些话的过程中，还不断激起大家鼓掌叫好。周忠这个牛、蔡的忠实爪牙，在这个会上也鹦鹉学舌地重复了主子蔡炳臣讲话的主要内容，还大言不惭地说:“我谈我的看法，你们的行动我是支持的，并为此感到高兴”，还进一步拉到会人员跟牛、蔡反革命到底，说:“要跟他们干到底，要好也好到一起，要坏也坏到一起”。很清楚，根本不是做什么思想工作，明明是为他们一手策划的反革命叛变事件大唱赞歌，评功摆好，上弦打气，继续欺骗和煽动宣传队员执行他们的黑指示，替他们的反革命罪恶勾当卖力。

20日晚和22日上午，蔡炳臣还多次催促支左办公室秘书组尽快地重新准备材料，遭到秘书组成员抵制后，蔡很不高兴地说:“写材料哪有那么好的事，既符合上面的精神，又符合下面的情况，又符合你们的想法。你们老是这来那去，什么时候才能写出来”。还顽固地提出，仍按原来的观点写，越快越好。

8201部队干部揭发二²⁰⁸:周忠和蔡到六团某连，有的战士问周，我们上街开枪可不可以?周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以我们8201为核心。

武汉水院干部张建成回忆²⁰⁹:深夜，持伞兵折叠式冲锋枪的百余空军战士进驻红水院(姓姚的团长带了一营伞兵，控制附近高校)，另有部队进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宣称是接受中央命令前来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留守这些学校的学生、工人热泪盈眶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北航学生韩爱晶回忆²¹⁰:“7·20”后，文革办事组即通知北航“抓”在京的张体学，查与事件有无关联。韩单独与张在北航谈话，张表示自己脱离运动多时，与武汉或北京的徐海东实无关系，并云自己的苦出身，对毛和党的感情。韩出主意让张上书明志，承认错误，争取解放，可代转总理。张说不知道北京造反派都是干部子弟，而外地造反派出身不好;否则，把权移交干部子弟造反派也早就放心了。几日后，张呈毛泽东信拟就，八一建军节晚宴后，韩就将信送呈周恩来了。

水院学生回忆²¹¹:7月22日晚，突然接到学校通知，除留下极少数人坚守工作岗位，其他的人通通撤退，我们当即决定总机留下三个人，即62级的肖尊华、64级的彭凤碧，第三个就是我。晚上，送走撤退的人以后，我们就作最后的准备，各自把自己的“红卫兵证”拿出来，塞到地板底下。然后我跟肖尊华两人就开始巡视整个行政大楼。这时候，除四楼广播台仍留有两人，三系64级的单志俊(机务)和一系63级的杨次华(播音员)坚守岗位，大楼已经全部走空。于是我们两人一个个办公室地检查房门锁好没有，没锁门的办公室，就进去把室内的东西大体收拾好，然后把办公室房门锁好。

还好，百万雄师始终没有进入水院。

姚克强当时就在我们学校。7月19日晚，学校团委的王绍良副书记来到总机，给我们一个电信局长途值班员的号，再给我们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要我们每两个小时就找长途局这个号的值班员，通过这位值班员要通北京的电话(按:中央文革办事组联系电话)，转接到教工六舍冯笑梅老师家，《解放军报》姚记者要通过这个电话向北京汇报。

从这个时候起，到7月2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支持武汉造反派大会，这个电话就一直没有断，成为武汉极少几个直接向北京汇报的电话之一。任务完成之后，姚记者来到总机，跟我们说“现在，你们必须把这个电话号码忘掉”。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按:回忆者记错，是清查“516反革命分子”运动)，关押我的人曾经反复多次要我交代这个电话号码，但是我早已经把它给忘掉了，问的人始终也没有达到目的。

记者郭昌琪回忆²¹²:我和老张、《人民日报》社的李洪玉同志到达武大时，武大的同学已撤退到红水院和武测去了......据说，从各方面情报证实，今晚百万雄师决心消灭这块最后的“根据地”，并且从武大方向攻入。空气越来越紧张了。在武测院外的公路上，不时传来隆隆的汽车声，前沿放哨的同学说，这是满载百万雄师的汽车，正向这小小的根据地围拢。但是，钢二司的同学非常镇定。他们不说话，都很有秩序地在进行各种防御准备工作。他们虽然手无寸铁，但他们说，我们有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中央的火热的心......我作为一个人民的记者，如何把当前的斗争情况，最迅速地反映上去呢?......一位武汉军区军乐队的同志帮助想出办法，他以军乐队电话号码和负责人名义，通过军区长途台发往北京。果然，电话接通了，我们顺利地向总社发出了最紧急的，要求中央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的电话稿。这时，已是23日凌晨一点钟了。我们当时都在想:即使被百万雄师的人抓去也值得了，反正中央首长已听到了革命派的呼声，首长一定会来营救的。

市委部分领导干部反映²¹³:市监委一个张姓副处长说:“毛主席受了蒙蔽，现在有人怀疑林彪和周总理有问题”;组织部韩姓处长说:“他(按:指毛泽东)还在稳坐钓鱼台哩”!农委书记冀某说:“中央现在已被几个笔杆子控制了”;李某说:“揪王力当然是大快人心，但问题不要想得那么简单。据辛甫(按:市委书记，当时传说系百万雄师“高参”)说，‘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这一套是谢富治讲的，那就不是王力个人的意见，说明中央文革对武汉问题有框框”。

杨道远回忆²¹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武汉问题还不准上街，不准贴标语，不准贴大字报。到了7月22日，中央文革通知说武汉问题可以上街了，到了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开始了对武汉问题的滚动广播。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中央通知我们到机场欢迎。那天去欢迎的人很多，有中央首长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指战员和首都各界革命群众及武汉赴京革命造反派数万人，把整个机场都围住了。谢富治由周恩来陪着，在外圈;王力由江青和康生搀扶着，在内圈，他们的身后都跟着中央的许多人，绕场一周和群众见面。我们的队伍扛了一面武汉钢二司的大旗，中央首长看到武汉的旗帜，走到跟前停下来同我们讲话。我给周恩来和谢富治戴上了武汉钢二司的袖章，钢二司驻京联络站的其他人同时也给中央其他首长戴上了钢二司的袖章。我本想去给江青、王力戴袖章，但他们身边人太多不好过去，周恩来要我不要过去，周恩来说:你把袖章给我，我一定替你转给江青同志。

综合情况:

百万雄师继续全市游行，出动车辆约1500辆。上午，蔡炳臣接见省直头头，要求准备材料到北京谈判，

特别是所谓“工人总部保王任重”的材料。

下午5点左右，周总理和谢、王一行返京西苑机场。载谢、王的飞机曾在空中滞留，待后起飞的总理座机先行抵达，周恩来遂率在京党政军领导、群众代表隆重欢迎谢、王一行。

下午，为避免军人和群众的冲击，陈、钟从军区机关转移到8199部队师部，陈住进6号楼(即王力前日住过的)，钟住1号楼。直到次日3点，接到中央电报要求他们进京。

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提出计划，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

7月23日

凌晨，周恩来到林彪处开会，后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以中央名义召陈、钟，军区部分首长，武汉空军、空15军部分首长，省军区独立师师长、政委和武汉市人武部政委进京。周以中央名义起草给武汉部队的电报。

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一行回京消息。

中央给武汉军区的电报:

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

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12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

吴法宪回忆²¹⁵: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的三军联合行动，进行武装游行，声讨武汉的“七二零事件”。同时，会议又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武汉军区发一份电报，要陈再道、钟汉华等十五人到北京来开会。

戚本禹回忆²¹⁶:总理去武汉回来后，讲到他见主席劝说离开武汉时，主席讲没有想到住到贼窝子去了;但也说，有这么严重吗?我看他们还没有下决心要扣留我。

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大会上说:这次我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和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及北航红旗的同学，是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与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组成了一个“三结合”的班子，我们这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向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了解情况，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做些工作。我们到外地，受到了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欢迎，所有的造反派对我们感情很深，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央文革很有感情，这一点一见面就知道了。

......看到公检法受彭、罗、徐(子荣)的毒很深，大多数人都是保字号的。在公检法系统中，必须进行大批判，特别是要彻底肃清彭、罗、徐的影响，从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铲除余毒，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把他们彻底打倒，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阵地。

知情者回忆²¹⁷:谢富治22日回京，受到热烈欢迎，谢与去西郊机场迎接的公安部李震等人回部，路上与李谈武汉见闻和武汉公安存在的问题，随即商议23日部里开大会，决定传达毛泽东数次讲过的“公检法要彻底革命”精神。

施义之回忆²¹⁸:(当日)会后部領导一起從礼堂后门走出，在路上謝富治對李震讲:‘我讲话別的不要传下去，我讲的毛主席說: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这句话要捅下去，用什么方法，你们研究’。謝还說‘我听毛主席说‘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沒有十次，也有七、八次。

水院张建成回忆²¹⁹:二十三日凌晨，我在总部(这晚我没有到孙沛华家住)，有同学带着几个解放军同志进来，一位军人自我介绍:“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7252部队团长岳禄佐，奉周总理命令率部队到红水院保护革命小将。”......在场的学生和我都哭了起来。我紧紧地握着岳团长的手，一边流着泪，一边诉说我们的遭遇和感受，感谢亲人解放军来保护我们。我通知广播台，打开广播，报告喜讯，通知大家到行政大楼前欢迎解放军。岳团长说当务之急是要熟悉学校地形，控制制高点，并说百万雄师可能随时会来进攻。

群众回忆一²²⁰:中央台一早就广播谢、王回到北京和北京欢迎的消息。武汉全城舆论大哗，造反派奔走相告，纷纷从避难处所回到单位，百万雄师与8201部队战士思想出现混乱。空军15军的部分部队和8199部队开始控制城市主要交通要口，与8201部队换防，逐渐控制市内重要制高点。部队的进入和撤离十分井然有序，未有发生口角与冲突。一些空军小分队进驻武昌一些大专院校，宣称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

测绘学院和武汉大学钢二司与三司革联学生，分别查抄了位于该校的三司总部。

乘船逃离武汉去上海者，原来在船上面面相觑，不敢做声，听罢广播，众人均欢呼起来，原来满船尽是造反派。是日仍有部分百万雄师群众游行，声势已微。

参考一²²¹:当武汉的保守派初次从收音机中得知王力在北京机场受到欢迎的消息后，他们大为吃惊。对他们而言，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在随后几天里，在北京的权威们明确谴责百万雄师，并支持工总及其同盟者时，消息就更加确实了。

群众回忆二²²²:7月23日早上一大早起来，就听到武测的广播，说王力回北京了。我在武大看大字报，说“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洪山区给我们提供一辆汽车，我把“人民勤务员”的旗帜一插，参加全市大游行。那个情景真是感人，到处都是人山人海，老百姓直送西瓜冰棒。在过长江大桥的时候，看到8201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过，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一进武胜路，就是一片欢腾的气氛，走到消防队的了望台附近，部队动员我们转弯走，说“百万雄师”的人在前面有埋伏。

参考二²²³:刘丰从吴法宪那里听到消息，马上打电话给张昭剑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七·二〇’是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

张昭剑听了这话，立即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扬言要把军区领导同志“统统打倒”。尤其狠毒的是，张昭剑对抗总理的指示，把叶明、孔庆德同志赶出二十九师，以致叶明同志几乎被打死!

张昭剑申述²²⁴:武汉军区经过长达十一年(1971年至1982年)的反复调查、审议、核实，对我在“7·20”时临危受命，圆满完成保护王力的任务是肯定的。在“7·20”过后两天，即7月23日，叶明副政委把我找去交待任务时，还拿出记录本，把周总理对29师说的话向我念了一遍:总理说，“张昭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29师这个班子好，但部队不行，也上了街。”(按:当时上街游行的战士，也有一些打着8199或其他部队的旗号)

自刘丰把王力带走后，到8月1日到武汉任武汉军区政委为止，刘丰总共给我打过三个电话。一是说送他和王力到山坡机场的29师小车司机小郭同志表现很灵活，受到周总理表扬，并说周总理很担心29师受冲击，特意指示要司机小郭换上空军的服装，这部吉普车的车牌也换成空军的了。二是7月22日晚打电话说，他和我们师长张绪一起到北京去，要我好好掌握部队，武空肖前政委晚些时候也打电话给我，要我接受任务。三是从北京打过一个电话，说准备出个布告在武汉市张贴。布告署名武空排第一名，29师排第二位，其它单位如何排，由武空肖前政委找我前去面谈。其余再无打过电话。我在被专案审查时，受不过车轮战的“逼供”，曾交待刘丰还从北京打过电话说，“武汉的问题大了，‘7·20’时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事实是，刘丰到武汉任职后，有一次在军区曹家花园招待所开会时，曾对我说过前面的话。此事应如实予以更正。至于你们文章中说我闻听此话后，便立即声明，“脱离武汉军区”，这是别人强加给我的不实之词。

群众回忆三²²⁵:“七二○”之前从北京回来，武汉形势日趋严重，我们当时住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去了，跟学生们在一起。当时8201部队的人手里拿着冲锋枪，嘴里啣着匕首，围着武汉大学转，当时谢富治说这是兵变，要我们避一避。这样我们当时和武汉大学的学生一起开始逃跑，先是从武昌坐火车到黄石，再从黄石转船到上海。船到安徽芜湖听到广播说，王力、谢富治回北京受到隆重欢迎。船到上海之后，在码头上受到极为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哪怕是船上的普通旅客，也一样受到隆重接待。后来全国人民声援武汉造反派，整个全国的运动形势为之一变。

历史材料²²⁶:三司革联发表《夺权公告》，指出三司在陈再道之流和右倾头头的操纵下完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宣布:1.三司的一切权力归三司革联;2.正式宣布解散所谓“红三司”司令部。

8201部队干部揭发²²⁷:(听到中央广播)我师广大指战员，识破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纷纷要求上街表态，承认错误。宣传车已经开出，但周(按:周忠:8201部队师政治部副主任)这时却跳出来，拼命地阻拦，不准出去，并说，你们谁负责，谁敢保证不出问题。......(后来)在8月1号动员整训大会上说:中央表态，只打倒陈、钟、牛、蔡、巴，不要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周忠不需要打，下个命令撤职就倒了嘛。

章迪杰²²⁸:“七·二〇”前后那几天，我一直在宝丰路的五一俱乐部二楼，我们联络部在那里办公。我们的消息来源主要是从武汉军区来的。我们与中央文革没有往来。当时我们与中央联合接待组中南组，好像是国务院系统的，每天保持联系，每天晚上向他们汇报情况。他们跟中央文革不是一套班子。我那几天的任务主要是收各地来的电报，接待各地来汉声援揪王力的。当时黄石的钢城雄师开了6辆消防车来武汉声援。其他专县也派人来汉声援。我们每天忙得只能吃一餐饭，有时拿着电话都睡着了。每天接到的电报大约有三四十封。我记得支持我们的电报有:上海交通大学、南京石油学院、甘肃天水市财贸学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南十大总部、四川产业军、广西联指......

支持的电报上有“百万雄师万岁”的口号，每天也收到不少各地造反派组织反对、声讨百万雄师的电报，上面有“打倒百万雄师”口号。来电到“7·23”中央表态后停止。

俞文斌:我认为这件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七二〇事件是毛泽东搞的，江青后来又把这件事推给林彪，林彪是听他们指挥的。毛是罪魁祸首，账要记在毛泽东身上。

记载²²⁹:是日，武空命令，空降兵第15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空降兵第44师(缺炮团)赴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部驻武昌空军东湖疗养院(8月17日迁至汉口高级步校营房)。武汉地区原由独立师控制的要害部门、要害位置，转由空降兵第15军及陆29师控制。

新华社记者张春亭回忆²³⁰:不几天，中央电台即广播了中央勒令解散“百万雄师”的消息，我和分社的一位记者还专程到百万雄师总部观察了他们撤离的情况，并随访了他们执行中央命令的态度。听说我们是新华社记者，百万雄师群众的态度还都比较友好。但大多数有抵触情绪，想不通为什么要解散他们，并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向中央反映。

记者郭昌琪回忆²³¹:两点多钟，战斗气氛笼罩着武测，大家都准备着为革命而献身。突然，从武测大门外驶进来一辆军车，原来是8199部队首长派侦察科长来与钢二司小将取得联系的，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于是，在一间黑洞洞的房间里议论着，只听这位侦察科长说:“根据你们和我们的情报，都证实今晚上‘百万雄师’是要攻打武大、武测这块‘根据地’的。根据这一紧急情况，我们师首长的意见是:一、钢二司和其他革命组织在这里的头头，迅速换上军装，到我们部队去;二、其他同学立即疏散;三、天明后，我们即发表声明，支持你们。”钢二司的负责人听转达的意见后，表示不同意这些做法。他们认为:一、头头不能离开群众，我们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块。如果我们在这紧急关头走了，一旦武测被攻破，我们有什么脸面见群众呢?个人的安危事小，集体的安危事大，对我们个人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二、我们这里是最后的一块‘根据地’了，同学们要疏散，还能疏散到哪里去呢?还不是出去一个被抓一个吗?至于发表声明支持的事，远水救不了近火，同学们所希望的，是马上拿出实际行动来，防止‘百万雄师’的进攻。正在商议过程中，两位参加协商的钢二司同学，突然把我从黑暗的房间里拉出来。严肃认真而又十分关心地对我说:“记者同志，这三条意见是个大阴谋，他们想把我们的头头一网打尽，快，跟我来，首先把你隐蔽起来。”说着就要拉我走。我对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深受感动。在这生死搏斗的危急关头，同学们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的安危，而不是自己的安全，这是多么伟大的品德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啊!我感谢他们的关怀。同时，我对他们说:“生与死的问题，我们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到这里来，我们就准备被抓、被打、甚至被杀死的。如果怕，我们就不来了。因此，请同学们放心，我们一定与你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黑暗终会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天，很快就会亮的。”于是，我们又回到黑暗的房间里。这时，钢二司已确定派两名代表与侦察科长一起，到8199部队去见首长。

四点十五分，空军驻武汉某部一个连，全副武装开进武测院内，明确表态支持“三钢”、“三新”。钢二司的革命小将们听了，都非常高兴，信心百倍地说:“毛主席派空军支持我们，有亲人解放军保护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怕了。”他们把空军的支持，作为特好消息，立即在广播里响亮地播送出去。消息传出后，给革命派极大鼓舞。据说，原准备攻打武大、武测的“百万雄师”，迫于这一形势的变化，就不得不撤退了。

二十三日清晨，一则振奋人心的重要消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出来了。“百万雄师”被取缔，武器被收缴，大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奔向武测的广场，放声高呼:“天亮了!”“公鸡下蛋了!”“武汉解放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和老张、小李也忘记了疲劳，和同学们一起手挽着手，喊啊，跳啊，分享着这胜利的喜悦。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过去的都已过去，历史事件的功过是非，自有后人可以评说。但对当年同学们的那种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和对待同志纯洁、真挚、火热的心，都始终久久地、久久地使我难以忘怀。

快报一²³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返回北京的消息之后，武汉空军指战员、武汉革命造反派欢欣鼓舞，兴奋欢呼:“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前几天曾支持过“百万雄师”的“三司”开始分化。保守派“百万雄师”垂头丧气。一小撮暴徒和八二○一部队还在继续上街游行，散发《紧急警报》，煽动群众闹事。在武昌大学区，革命群众一片欢腾，敲锣打鼓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游行人群振臂高呼:“热烈庆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光荣返回北京!”“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绞死陈再道!”

快报二²³³:二十三日凌晨四时，驻武汉空军七二五五部队进驻“钢二司”司令部，保护“钢二司”。“钢二司”同志不断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解放军战士高呼:“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向革命小将学习!”“钢二司”同志还向解放军战士赠送了“钢二司”袖章。许多战士热泪盈眶，在场的许多群众也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返京的消息后，“三司”内部极为混乱。在“三司”司令部大楼中，有很多人低头深思，默默不语。今天，“百万雄师”一些组织没有收播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返京的消息。

快报三²³⁴:二十三日水电学院革命派负责人经武汉空军司令部允许，邀请七三五六部队和八二○五部队(属八一九九部队一个团)座谈。七三五六部队参加座谈的负责人说:“八二○一部队有二、三个连的兵力已进驻武汉重型机床厂，占领制高点，还有二、三个连进驻洪山，我是为了对付他们的。”八二○五部队参加座谈的负责人说:他们接受的任务与七三五六部队基本相同。

现在八二○五部队进驻水院、民院各两个连，七三五六部队进驻水院一个营。

周建平回忆²³⁵:到上海后，主席住在西郊宾馆。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也都在那里，以后看到邱会作也来了。我们就打电话找江腾蛟，江马上就来了。当时这是很秘密的，王洪文、马天水他们都不知道。

7月24日

凌晨，陈、钟、牛、蔡、巴等一行飞抵北京，在京西宾馆受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冲击。三军“无革派”并在大街刷出反徐向前元帅的大标语。

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次日在北京召开大会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欢迎谢、王回京。康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中央同意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提法。

周恩来到林彪处开会。武汉造反派、百万雄师各分站，分别开会，商讨局势和紧急对策。

参考回忆²³⁶:杨成武23日飞回北京，下午3点到中央文革办公地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向到会人员详细汇报了毛泽东对处理武汉问题的指示。

杨成武飞返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后，刚给周恩来打完电话，毛泽东又找汪东兴谈武汉问题，说陈再道“头脑简单”，“毛泽东还说，他同意北京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同意他不在北京期间，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在‘七二零’事件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晚饭以后，毛泽东又通知我去一趟。向我交待了第二次进京的任务，然后问我:‘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么地方’?‘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戚本禹回忆²³⁷:总理去武汉回来后，和我们讲到他见主席劝说离开武汉时，主席讲没有想到住到贼窝子去了;但也说了:有这么严重吗?我看他们还没有下决心要扣留我。

中央文革碰头会准备开7月25日大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王力也只是谦虚了一下，并没有反对开会。发生“7·20事件”，是王力把事情搞僵了，他要负很大的责任。王力说是谢富治闯祸了，说得不对。就在王力还是英雄的时候，总理就给我们说过，王力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闯了大祸。本来是要先作陈再道的工作，再到群众中去，结果王力不听总理的，去群众中讲话了。我们那时开玩笑，说王力是马谡，喜欢出风头乱讲话，诸葛亮拿他没办法。有一张画画有马谡，我们开玩笑说王力走路的样子都像马谡。

谢富治讲话²³⁸:现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有个方针要解决武汉问题，好人坏人都请来了，小将多，北京的革命派要紧跟中央作工作，这些天大规模游行，明天开大会，表明我们支持，这件事不能只看成谢富治、王力，特别是谢富治，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把矛头针对武汉一小撮，百万雄师一小撮、军内更是一小撮，不要面很大，要懂政策，明天下午五点要开一百万人的大会，学生、工人、农民、兵、中央首长出席，井岗山也讲话。在天安门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但有一件事告诉同志们，坏人来了很多，再厉害也没关系，但不要抓。将来开了会，需要的话作面对面的斗争。需要的不打就不错，但要有组织地找几个学校，“百万雄师”不要讲“百匪”。听说北京有，要集中起来，军队由陆空解决，中学、工人不要去，红代会组织一下。矛头对准陈再道、牛师长、蔡政委、王任重，将来把凶手搞出来。

快报一²³⁹:二十四日上午，七六六、四二三部队进行游行，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当部队行至江汉路与解放路交口时，“百万雄师”用汽车在前面拦路，九辆汽车装满手持长矛的暴徒，在后面追赶。途中遇到欢迎解放军的群众，“百万雄师”便下车行凶。抓走了“新华工”一个女同学(她给解放军献了袖章)，打伤了一个小孩。群众被打散以后，他们又继续开车追赶，游行的部队为了避免冲突，进入长江饭店。“百万雄师”行凶才未得逞。

八一九九部队向“百万雄师”提出意见，要他们保证《人民日报》正常印刷。经过部队和革命群众的努力，“百万雄师”被迫接受要求，二十四日早四点已恢复印报。

“百万雄师”在肉联和汽运二站开会，对下一步行动的打算是:(一)继续揪王力;(二)不要反对别人打倒陈再道;(三)稳定内部，反对“内战”;(四)抓革命，促生产。

快报二²⁴⁰:二十三日，广播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返京的消息后，“百万雄师”的广播站，除了叫喊几声:“打倒王力”的口号外，几乎沉默了一天。“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的广播站每天惯例的是那次播音，也都没有按时进行。

二十四日，“百万雄师”召开了一次会议，晚上，武汉三镇的“百万雄师”统一行动，都喊:“打倒陈再道。”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陈再道!”“打倒孟夫唐!”“‘百万雄师’永立江城!”“‘百万雄师’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在武昌，“百万雄师”的一些广播站，也喊:“打倒‘三反’分子陈再道!”“打倒两面三刀的陈再道!”“打倒欺上瞒下的陈再道!”等口号。

历史材料²⁴¹:8199部队从百万雄师手里解救出被抓的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张维荣、谢邦柱、彭勋。

回忆一²⁴²:百万雄师一万多人前来攻打体院，攻击队伍的前头已经到达了体院，尾部还在汉阳。百万雄师的人攻进来的时候，正是黄昏的时候，我们在行政大楼坚守，当时楼上有许多学生和教授。我们为了威吓百万雄师的人，就把教练用的假手榴弹摆在窗台上给他们看，还有当时我们手上有38支(小口径步)枪，也分发下去了。天黑的时候，许多教授都不敢住在家里，躲在水塘里，这个水塘里有比较茂密的荷叶，可以掩护他们，这个水塘里蚂蝗也很多，许多人后来一身都是蚂蝗。由于百万雄师的人一直进攻，因为楼上人非常多，如果让他们攻上来，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就被逼开枪了，有一个体院三字兵的头头，名字叫做徐腊生的被击毙。这个人是为百万雄师带路来进攻体院的，当时他头上扎着白毛巾，坐在百万雄师的汽车上。当时大概有几个人手上的枪都开了火，到底是谁命中他的也完全不清楚，恐怕开枪者自己也不清楚，平时练习都不可能这样准，命中他也纯粹是偶然。因为担心百万雄师的人再来围攻，第二天我们赶紧去请8199部队派人过来，他们就派了两个连队过来驻扎在体院。

军区干部记载²⁴³:突然，响起几声沉闷的小口径步枪声。枪声响处，游行队伍中发出“哎呀”一声惨叫，倒下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左肩冒出殷红的鲜血......他叫李连银，初中三年级学生，是武汉军区司令部一位部长的儿子。战士愤怒了......

历史材料²⁴⁴:晚上，18车暴徒包围体院大楼，驻测绘学院和新华工解放军前去制止武斗;次日凌晨5时，暴徒出动38辆卡车、3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攻打体院，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数十人。同时数十辆车暴徒包围测绘学院，直到次日上午11时周恩来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回忆二²⁴⁵:上海工总司在交大设了一个接待站，接待落难的武汉造反派。我和叶铭水一起，在上海音乐学院设立了一个武汉工人总部联络站，帮助逃难的人，同时也用电话跟武汉保持联系，在上海就跟工总司的人联系，工总司承认我们是唯一代表武汉工总的。在“7·20”晚上，我跟武汉水院联系，接电话的是陈明，她说百万雄师把造反派赶得走投无路，晚上大家都跑到武大珞珈山上去躲起来了。后来上海工总司召开了一个大会，声援武汉的造反派，王洪文主持这个会议。通知我去参加，我代表武汉造反派发言。这个会议还拍了录像。在那个会上，王洪文很热情，跟我握手，还热烈拥抱。这是我唯一一次和“四人帮”中的人物接触......

水利电力学院学生薛建枫回忆²⁴⁶:7月中旬，军区就通知我要我准备渡江活动，计划在20日左右。那时，我和一些大学生集中在汉阳皮革厂，为百万雄师准备和整理谈判的材料。谢、王去了几个学校以后，我们对给谢汇报已经不抱太多希望了，他们在各处都是支持造反派的。19日下午，“四点指示”在大街上散布，也有了大标语，我们不相信。大约在晚饭后7点左右，打电话到中央文革询问，接电话人答复说没有这个指示(按:按照情理，中央文革接电人当时的确不会知道24小时前周恩来在武汉讲了什么，也不会知道8201部队与百万雄师在街上宣扬的“四点指示”有何根据，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家认为这是假消息。其实我们都被中央文革欺骗了，这个回答也是假的，挑动群众斗争。他们故意挑动群众不满。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向中央文革送材料的渠道，你认识的司凤(按:水院学生，北京人，干部子弟)在北京专门负责。

后来，8201和百万雄师冲了军区和宾馆，我们还去武昌街上看了;当时我们整理材料的学生还是不赞成他们这样做的。我们请示军区怎么办，军区答复说还是不要出去参与，要继续准备材料。中央广播王力回到北京消息后，在24日我们又请示，答复说武汉形势已经不可能谈判，要准备材料上北京。26号广播了北京大会，林彪上了天安门，我们知道一切已经晚了，于是放弃了汇报。百万雄师也都说一切听毛主席的指示，放弃了行动。

我也就随一些人跑到随县农村呆了十来天......

历史材料²⁴⁷:“百万雄师”头头召开会议还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同时，“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游行，呼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和“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参考²⁴⁸:“百万雄师”对陈再道个人的命运并不大关心，但他们不能理解，北京当局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对待由大多数“纯洁”、“可靠”的人民组成的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和林受到了蒙骗。开始，“百万雄师”总部决定，只要毛和(或)林没有公开表明其观点，该组织就不投降。然而，林彪在7月25日出席天安门大会使他们的幻想破灭。虽然仍有少数人猜测毛肯定已被林软禁，并发誓，除非毛亲自责难“百万雄师”，否则就要战斗到底。但大多数人现在痛苦地相信，新的事态发展是得到毛本人批准的。......

下面是“百万雄师”一个分部开会的会议记录摘要，它反映了保守派们的情感在那些日子是多么的矛盾: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明天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认了7月19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态。......

结论:不管通不通应该立即贯彻中央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百万雄师章迪杰头头访谈²⁴⁹:40年后看“七·二〇”，我们认为这是反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壮举，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是我们一生中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我家庭是妻离子散的，到现在沦为城市贫民。我们坐牢的6位常委中有2人属企业退休待遇，经济条件我最差，老俞退休每月4000多元，我每月800多元，我现在住的建筑面积57平方的一室一厅的房子是1995年单位分配的，但我拿不出2万多元买断产权，还在每月交房租。老干部工资高，还有许多东西不要钱，老百姓拿的钱少，任何东西都要钱。现在社会分配不公，“百万雄师”基层的群众都在企业，最遭孽。他们把我们当了利用品，当了奴隶。百万雄师的老职工病死的不少。武汉轻型汽车厂厂办主任周万清，医生要他检查身体，要交600元检查费，他找厂里借600元，厂里没钱借，第二天找同屋的借了条绳子，吊死在厂门口。武重的××吊死在梨园医院，武锅的工程师吊死在职工医院。

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为了解放广大的劳动人民，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检验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标准是看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我们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确实是搞修正主义的，毛泽东用组织程序很容易解决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问题，不应该把全国人民都卷入这场大灾难。我认为文革中两派都是受害者。

杨道远回忆七二〇事件²⁵⁰:当时我不在武汉，在北京。

7月15日晚，我与武汉通电话，钢二司司令部告诉我:中央来人了，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

7月18日，武汉钢二司司令部在电话里对我说:昨天中央首长到了钢二司司令部，做了重要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造反派要在制止武斗方面做贡献，要带头上交武器，拆除工事。今天钢二司司令部及各总部都上交了武器，拆除防御工事。

7月19日，钢二司司令部在电话里对我说:今日凌晨，谢副总理、王力、余立金等首长到了钢二司红水院，接見了三钢、三司革联、军内造反派及其他造反派。中央首长大会讲话说，武汉有一支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中央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7月21日，钢二司给我的电话中说:百万雄师和8201的一些人上街武装游行。王力被抓到武汉军区大院揪斗。谢副总理派人给钢二司司令部下指示:中央能够解决，你们不要参与。“不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百万雄师发生冲突，都不要把人拉到军区去。坚决!坚决!!坚决!!!”7月21日，钢二司司令部给我的另一消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开进了武汉，发表了声明，并派人到了钢二司，表示坚决支持钢二司，还给钢二司送来了东海舰队的《声明》:“......东海舰队过境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反革命暴乱。”

7月24日，钢二司司令部来电说，解放军进驻了武测，保护钢二司。凌晨百万雄师进攻钢二司(武测)，解放军排在武测校门口，阻挡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没能攻进来，但伤了很多战士，谢师长累倒在现场。

1967年10月上旬，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到武汉访问，我们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负责人到机场迎接他们。周恩来的专机先到达，我们一同在机场等待谢胡到来的时间里，周恩来同欢迎他的造反派负责人在机场休息室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谈到“七·二○”事件时说，7月13日，毛主席突然决定要去武汉，中央其他人都说武汉武斗厉害，不安全，要主席不要去，但毛主席坚持要去。于是周恩来立即着手准备，通知在四川的谢富治和王力赶紧去武汉，周恩来本人也于7月14日赶赴武汉打前站。周恩来说，毛主席原来打算横渡长江，7月14日是三司组织渡江，15日是百万雄师组织渡江，16日是造反派组织渡江，毛主席都没下水，因为考虑到这里边有个群众问题，如果毛主席参加了某一派的渡江活动，另一派的人就会因此受压。周恩来要我们体会、学习毛主席对待群众的慎重态度。

1969年5月，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时，周恩来又提及了“七·二○”。在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接见武汉群众代表时，周恩来说:我们是战友嘛，“七·二○”我们一起战斗过。

群众代表反映武汉造反派受压的不正常现象时说:现在武汉人们的印象中，好象当了百万雄师还光荣些。周恩来说:当百万雄师还光荣?那怎么看待“七·二○”事件呢?

一冶曹承义回忆²⁵¹:7月24日，在一冶支左的153部队派出的十几辆满载军人的军车护送下，我带领在新华工等地避难的新一冶队伍，乘坐几十辆汽车，浩浩荡荡回到一冶大院和青山红钢城地区，青山区的人民真像迎接解放大军一样夹道欢迎我们的胜利归来。头几天在全城搞白色恐怖，武装游行示威，打、砸、杀人的百万雄师一下子销声匿迹、土崩瓦解了。七二○事件以前，一冶绝大多数职工都加入到造反派组织里，造反派也一直是主流，保守派不得人心，人数极少，这在武汉市是很少见的。

7月25日

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作批示，并做其他批示。

全天，解放军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分别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战士高举《毛主席语录》向热情欢迎的群众挥动致意，高呼“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陈再道!”

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周，中央文革、军委部分成员出席。北航学生井岗山在会上讲话。林彪对蒯大富、韩爱晶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晚上，武汉三钢、三司革联和外地来汉造反派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3万余人，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集会，愤怒声讨陈再道。

周恩来为次日召开的中常委扩大会召集预备会，并接见河南的军队干部。

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

“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毛代拟的复电称:“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²⁵²

得到毛批准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七二〇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毛泽东又对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加的一小段是:“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在毛加的这一小段之前的一段文字是:“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醒，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被加上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后追查系王力所为。

周恩来讲话²⁵³:“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

吴法宪回忆²⁵⁴:(为次日召开的中常委扩大会)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召集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他在这个会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软，要狠狠地揭发批判。周恩来讲完话，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也相继讲了几句。在这些人的讲话中，数江青的调子最高，她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陈伯达也说:“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会议，而是一场保卫毛主席的斗争”。

戚本禹回忆²⁵⁵:在7月25日那天，参加大会的有几十万人。那天林彪还来得特别的早。平时中央开大会，林彪一般都不参加。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多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态而表态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那天表现得非常积极。我还没见到他在别的事情上这么积极过。他那天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说了很多话。他说，这件事一定会使右派更快地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做大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还说，陈再道的这个部队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是徐向前领导的。谢富治也是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还是他们的首长。现在他们连谢富治的话都不听了，那一定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

“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同学在首都百万军民大会上的讲话:

......

我代表北航红旗全体战士向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派往武汉解决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表示最亲切的慰问!最热烈的欢迎!

同志们，七月二十日，在光荣的城市武汉，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年以来，也是建国十七年以来空前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七·二○”反革命事件，完全是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中一小撮混蛋，和武汉“百万雄师”中一小撮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一手策划的!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土地上，在建国十七年后的今天，在武汉，为什么革命左派被镇压，被屠杀?!为什么中央首长被毒打?!为什么党中央、毛主席政策的阳光被遮盖?!这到底是为什么?!事实教育了我们:决不能以善良的愿望，幼稚的心理去对待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

现在，我要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揭发和控诉陈再道之流和“百万雄师”一小撮混蛋围攻、绑架、游斗中央首长的法西斯野蛮暴行。

我们敬爱的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等中央首长，一片赤胆忠心，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一到武汉，不顾休息，立即就深入到群众中去，看大字报，和群众见面，旗帜鲜明。他们向军区的负责人指出:把一·二六夺权说成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说法是错误的;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工总必须翻案，因工总问题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释放;他们还指出，军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这一切，都是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完全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的一切活动和工作给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武汉地区以陈再道为代表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气焰。这必然受到陈大麻子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混蛋咬牙切齿的仇恨和疯狂的反对。

七月二十日零点，三卡车“百万雄师”的暴徒开始冲击中央首长驻地—一东湖客舍，声言要揪谢、王到军区回答问题;同时军区门口开始集结成千上万全副武装的8201部队，集结手持大刀长矛的“百万雄师”的队伍。这时中央首长把陈再道、钟汉华找了来。可是，反革命分子、老混蛋陈再道一见面就对首长幸灾乐祸地说:“这回可要靠你们做工作啰!我们无能为力呀!”

同志们!这是什么话?!这两句混帐话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陈再道的狼子野心!打倒陈再道!清晨六点，全副武装的人突然出现在首长住的二号楼走廊上!他们杀气腾腾，东钻西窜，直奔首长的住房而来!在这样紧急情况下，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毫不畏惧，把门一开，挺身而出，厉声责问道:你们要干什么?我就是谢富治!我就是王力!有什么问题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我们不去军区!但是他们立即被越来越多手持长矛大刀的暴徒层层包围起来，并涌到外面草地上大肆围攻。

当时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耐心地做工作，群众的情况开始缓和下来。然而就在这时候，8201部队及“公检法”的大队人马，端着冲锋枪和上了刺刀的步枪，子弹上膛，打开机头，涌了过来!一场大规模的围攻、殴打开始了!跟在首长身边保护首长安全的工作人员且加上我们几个同学，一共只有七个人，全部遭到围攻毒打，他们用拳头、旗杆、藤帽，没头没脑地打，甚至拔出匕首!与此同时，他们把谢副总理推进房内，把王力同志连推带打，绑架上车，带到军区去了!他们还抄了王力同志的房间，抢走了王力同志房间的全部文件，不停地狂叫:“王力被我们抓到了!”同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同志、红旗战士尹聚平同志，也被他们抓走了!王力同志被他们一拉上车，就被撕掉了领章、帽徽，把军装的纽扣全部撕开，内衣全部撕破，拉到军区游斗、殴打，浑身多处受伤，一只眼睛被打肿，左脚踩成骨折，对王力同志的围攻竟长达十多个小时，一直继续到下午三、四点钟。同志们!这笔血债我们永远忘不了!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王力同志被他们抓去毒打、游斗以后，由于中央首长的

严厉命令，军区中某些人才不得不把王力同志送到29师师部，然后由29师政委陪同，在两个半连的保护下转移到山上。刚刚转移一分钟，29师就被8201包围了。然后他们又大肆搜山，王力同志险些再次落入毒手。后来，经过几番危险的曲折，王力同志才到达安全地带。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在空军部队的大力协助下，毛主席派到武汉去的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以及随行人员，全部平安地回到毛主席身边来了!让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七·二○”事件难道是偶然的吗?不!列宁说过:“只要过渡时期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七·二○”事件的发生就是现实的阶级斗争!我们千万不要忘纪!一刻也不能忘纪无产阶段专政条件下还要继续革命!

......

综合:

毛泽东通过飞抵北京的杨成武向周恩来传达，对陈再道“保护起来”，请周向陈转达“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毛在代拟的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说: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且得到群众谅解了以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人员和百万雄师群众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在提及陈再道处，毛专门加了“同志”二字。

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到北京大会。林彪主持，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及有关党政军领导人等出席。杨成武在上海听毛泽东让汪东兴给周恩来打电话说:百万人大会，杨成武、汪东兴都不在北京，发表消息时要写上他们的名字(目的是怕引起人们怀疑毛泽东不在北京)。(《杨成武将军自述》第292页)林彪本未打算出席会议，会前临时改变决定，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叶永烈《陈伯达传》第436页)此后，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全国各地驻军及造反派群众组织均举行了欢呼谢富治、王力胜利回到北京，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的示威游行。

在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会前，肖力把《解放军报》社以她为首的造反组织的成员一一介绍给林彪。林彪问肖力，你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肖答:叫造反突击队。林说:“对，要造反，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正殿!”(见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对蒯大富、韩爱晶等红卫兵头头表示，在军队问题上“要大作文章”。蒯大富马上找到王力探询“大作文章”的底细，一一点着军队领导人的名字看王力态度，认定是徐向前有问题。蒯大富连夜召开清华井冈山总部会议，传达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及王力态度，对形势的发展作出分析，提出“打倒徐向前”口号。(按:2003、2004年笔者采访蒯，蒯确认有关文章披露他当时言行的叙述属实)

吴德回忆²⁵⁶:中央决定北京组织一万人到西郊的西苑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这时，我才知道谢富治和王力去向。因为是临时通知，到机场的人不足一万。都是陆陆续续去的......然后通知北京市组织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说要由林彪讲话。我记得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很多人，王力的腿上还打着绷带，说他是人民英雄。林彪在讲话中提到军队一小撮走资派问题。

戚本禹回忆²⁵⁷:在这次大会上，就有人提出了“打倒军内走资派”的口号。本来在“五一六通知”里，就已经有毛主席亲自增加进去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了。所以，我对这个口号也不是太在意。可没想到，正是这个错误口号首先导致了王力、关锋的倒台，当然他们的倒台还有原因。

大会的当天晚上，就有人去徐向前和徐海东的家附近去游行、示威喊口号。后来，在秦城审判我的时候，他们说，这件事是我指挥人干的。其实我确实没有主动指挥去干这件事，江青也没有给过我这个任务。这件事我又确实知道并支持过，虽然它确实不是我指挥的。那天开完大会后，是叶群拉着我到文革办事组，指挥着让“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组织叫人去的。当时是叶群具体告诉我们叫红卫兵去那里那里的。叶群当时在文革办事组里这么指挥人做这件事，我在旁边当时也只能配合着她，而江青当时也在场。

北航当事人回忆²⁵⁸:武汉七二○事件之后，全市整天示威游行，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反革命暴乱”。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北航红旗自然不甘示弱，加上北航红旗直接有人在七二○事件中挨了打，红旗战士们气不打一处来。当时中央按照伟大领袖“武装左派”的最高批示，武装了北航红旗(按:其实，25日天安门城楼上，韩爱晶就找周恩来要求武装北航红旗，随后，北京卫戍区就给北航发枪与组织军训)。

韩爱晶等人决定北航红旗持枪武装游行，由我负责领队，要求绝对不能出事。我严格地挑选了持枪人员，检查了每一枝枪，不准有一发子弹。韩爱晶说，带枪为了吓唬人，若出了事，要你的脑袋。我问是否向卫戍区打个招呼，韩说算了，打了招呼反而麻烦。

我带领荷枪无弹的数千名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战士，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很快到达了新街口北口。

......

队伍长驱南下，赶到西单，又遇上了麻烦。只见一排排警察组成多道人墙，足有上千人，不准队伍前进。没有功夫扯皮了。我用高音喇叭大喊:“警察同志们闪开，保卫毛主席的请参加我们的队伍，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奉命保卫毛主席，谁胆敢阻拦谁就是反革命!同志们，正步——走!”我下了命令。

数千名持枪的红旗战士高喊着口号，正步向天安门方向挺进，后面跟着几十万大军的游行队伍，警察们被冲了个落花流水，有的人帽子都掉了。游行大军很快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记者刘素珍回忆²⁵⁹:七二〇事件前后，我在北京办《武汉烈火》小报，报道武汉的运动形势，与人民日报记者以及文革小组都有来往。7月25日，有人专门通知我，并带我登上天安门城楼，作为武汉的革命群众代表参加了大会。记得下楼时，在楼梯上碰见总理，总理认出我来。我们停下来，总理问我:“你也造反了?”又问我是哪一派的，我说是“新派”的。他笑着说“新派、钢派都好”。我问武汉情况怎样了，最担心主席的安全。他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某某、某某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全的，是万无一失的。

7月26日

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晚上在林彪处开会。碰头会内容是批判陈再道等武汉部队领导人。

扩大的中共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会上批判了陈再道。周恩来、康生发言，谢富治定调“七二〇”是陈再道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吴法宪辱骂陈再道，扇其耳光，要追究徐向前的责任。徐愤而离场。叶剑英不了解实情，持保留态度，没有发言。陈伯达、康生、江青逼他表态。叶遂于29日写书面发言，表示拥护中央的态度，还表示从这一事件应当吸取重要教训。

陈再道回忆²⁶⁰: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名义上是讨论问题，实际上是斗争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

总理在休息室听了秘书周家鼎同志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且跑着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但这时人已经溜掉了。总理后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精神”。

《七月流火》记载²⁶¹:吴法宪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关系密切，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

陈再道说了似是而非的话:“错了，搞错了，完全搞错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错的。”

中央文革记者站谭吉安回忆²⁶²:作为中央文革记者站在京负责归纳中南地区报道的，我参加了7月26号批判陈的中央常委扩大会。总理主持会议。首先说“7·20事件”是“叛逆行为”的，是周总理;我记得，顿时陈、钟害怕得快瘫倒下去。此后康生和其他人才上纲的。我在场的扩大会上没有发生武斗，我没见到，总理在场的。可能是在会下，其他工作人员，和军委内部的小范围会上动手动粗的，当时总理也不在场。

事件前，我在北京负责中南地区，归纳记者报道，看了他们报告情况，我本人认识还是倾向于军区的;武汉的几位记者的确对军区支左工作有看法，但他们也从未专门指责陈再道做错什么(就如说支持武斗呀，他们也没有指责)，他们的反映是很客观的。文革以后，陈再道回忆指责“快报”的意见不恰当，情况不是他说的那样。当时我的感觉，不是武汉的记者受人影响说假话和倾向于造反派了，问题并非这个，我是感到他们的工作还不够得力，一些事也说了，说得也不错，但不一定抓住了中心问题。我们记者站对武汉的认识、快报反映的情况，与中央的认识还有距离，中央对武汉的表态，说明我们记者的认识反而还右了。

我认为陈再道作为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去支持一派搞武斗，就不对了，所以事情发展到“7·20”这一步。当然，这些事后来的说法不一样了，陈自己又翻过来认为他自己什么都对了，那是很不妥当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理解当时的背景，没有去错怪他，也谅解他，但作为一个老军人，他的一些作法并不对。

吴法宪回忆²⁶³:正式会议的第一天......周恩来让大家开始批判陈再道和钟汉华。大家都是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发言。陈再道和钟汉华则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大家乱轰一气，也是有点无可奈何。

中间稍事休息以后，江青和杨成武组织了一帮秘书来到会场。这些秘书一个个手持《毛主席语录》，冲到陈再道、钟汉华面前示威，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赶走毛泽东，为什么要搞“七二〇事件”。在责问过程中，就有人对陈、钟二人推推搡搡，并打了陈再道。

到了下午再开会时，会议的气愤就更凶了......我当时想如果飞机降落时发生了什么意外，我就将成为党和国家的最大罪人。一气之下，我就冲到了陈再道的面前，训斥他说:“你弄来那么多的群众，占领了机场，结果总理的飞机不能降落，要是出了事故，你我都得掉脑袋，你知道吗?”我越说越气，一时冲动之下，就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戚本禹回忆²⁶⁴:接着是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批判陈再道。八大军区的司令，除了许世友，其他的都来了。当时许世友还在华东，他要负责主席的安全。陈再道在京西宾馆的房间门口有战士看守，但也算不上是软禁，他有自由，可以和来参加开会的韩先楚等人聊天。

在批判会上，陈再道极力否认是他指挥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去包围东湖宾馆的。他说他只是对王力有意见，但绝对不会去反对毛主席。他说，我们保卫毛主席还来不及呢，哪敢去反对毛主席?给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反毛主席。我要是反对毛主席，那老百姓还不一人一口把我咬死啊!我看陈再道讲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挺诚恳的。我相信他还没有下决心反对毛主席，更不敢去加害毛主席。但是，他真的没有通过包围王力给毛主席施压的意图?我就不相信了。还是主席讲的，他只是还没“下决心”。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军队的批斗大会，这个会不是很文明，甚至比地方还不文明。在会上的发言，也是一个嗓门提得比一个高的，骂人的声音很大，而且粗话不断。

空4军第二政委姬应五回忆²⁶⁵: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飞到上海，“张春桥从北京赶到上海，只有他的秘书知道，一到上海，他就直接到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说:假如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都去卖酒。他出了一个题目: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下去?会不会成功?让张春桥当组长，要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他们讨论。后来张春桥回答说，会成功。因为群众拥护文化大革命”。

武汉军区上报“公告”，说“7·20”事件是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的叛变行动，王任重和陈再道是罪魁祸首;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致发展到“7·20”叛变事件，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打倒陈再道。“公告”报审文本已得到毛批准。

快报²⁶⁶:北京百万革命派群众声援武汉革命派的消息传到武汉后，聚集在汉阳铁中、汉阳区委大楼和手工业管理局的“百万雄师”，二十六日上午九点开始偷偷地分散撤退，现去向不明。在撤退前，他们从银行提取了大量现款，“百万雄师”的汉阳“公检法”提取了一千元。墨水湖中学，从银行预支了八月份的工资。很多人还提取了私人存款，小学教师和各工厂也提取了大量公款。以汉阳区第一副区长熊明、第二副区长肖宗山、第三副区长孙平、第四副区长曲绵纨、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由延春、区委办公室主任田雨时、政法部长魏鹤亭等为首的十三个“百万雄师”的大小头目和幕后指挥者，下午集体贴出大字报，表示“拥护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决定”，表示“支持‘三钢’、‘三新’”，但只字未提“百万雄师”的问题。区委机关参加“百万雄师”的几个组织，二十六日也分别宣布脱离“百万雄师”。

黄春光回忆²⁶⁷:“七二○事件”，我对吴(法宪)叔叔非常遗憾，当时我在场，反正那时候各大军区的头儿都在京西宾馆，那天批斗的时候我们是去看热闹，因为我后来知道了是杨成武出面让管理局组织了一帮秘书先冲上去，肢体接触，但是我非常非常没想到吴叔叔会上去动手打人，吴叔叔在这本书上(按:指吴的回忆录)提了一句，但是提的非常不够，没有自己具体内容，没有从自己内心有一种改过。当时我非常不理解，回去后我问我父亲，我说为什么总理坐在台上，中央文革的坐在台上，这么高级干部的会议上还搞武斗?而且那还是三个老同志，当时钟汉华身体已经不行了，就趴在桌子那儿，身体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会议也不让他们坐着，会议也不停止，当时我心里非常的难过。......这个事情回来以后我问我父亲，我说为什么当时他们都不管?总理当时一直是阴沉着个脸，什么话都没有说。我问我父亲，我说为什么这么多高级干部都不管，怎么能在这里发生武斗?后来我父亲说:“个人有个人的态度，有人是唯恐天下不乱。”我就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了，当时我是很不理解。

李承弘回忆²⁶⁸:(从西安)回汉到家后，使我震动的是小妹的思想变化。文革以来，我虽回家很少，但据我观察，她在单位是偏保的。她虽胆子小，在文革中是一般群众，但在单位基本上是保守派观点。这次我返汉她一反常态，很激动地与我讲述了两件事:一是7月16号，造反派举行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横渡长江的活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一队队造反派渡过了长江，奇迹般没出一件事故。

特别是在汉口上岸以后，横渡长江的人受到江城群众迎接英雄般的欢呼，沿江一带可说万人空巷，人们夹道欢迎横渡长江的队伍，自发送冰棒、汽水、西瓜，就像当年苏区群众欢迎红军一般......另一件事与渡江游行形成大反差，是“百万雄师”、“公检法”、8201的720大游行。我小妹单位在湖大对面，是武昌交通主干道，她亲眼目睹了真相。她说那两天，“百万雄师”简直是疯了，成百成百的汽车大游行，长矛大刀装甲车吓死人。特别是些军人，歪带帽，敞着胸，手里举着枪高声叫喊，好似混世魔王。解放以来，解放军都是正面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彻底露了另一面，这么疯狂、流氓，太损军人形象了。

综合:

武汉造反派连日游行声讨陈再道、8201部队与百万雄师。大幅标语与漫画显示:“武汉的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游行人们高呼:“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百万雄师的骨干人员和武斗分子害怕报复，撤至郊区，再逃避到地县。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连日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连续报道全国各地群众和部队上街游行，谴责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行径，表示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武汉群众议论，中央通过对武汉事件的报道，集中地点名支持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确认的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

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团派总部扩大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谈话。团派头头认为，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原四方面军的人。他们人多、力量大。武汉七二〇事件就是原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要把反他的力量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后团派总部就武汉事件发表“严正声明”，说“武汉事件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严重事件，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有黑手操纵的，这只黑手就是混进军内的走资派徐向前，武汉事件是全国问题的一个集合点”。团派50多人冲进徐向前家，查抄其住室和办公室，带走一些文件和图书(5铁柜)。周恩来及时指示制止。

7月27日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在武汉传达。信中说:“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中央继续召开揭批陈再道会议，周恩来因有事，安排杨成武参加主持。(《杨成武将军自述》第292页)

周接见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和群众代表，批评造反派抢军火。谈到武汉事件时说:他们有个好处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百万雄师和独立师都带有臂章。百万雄师犯了错误，它一个群众组织，可以教育。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

回忆²⁶⁹: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粟裕传达²⁷⁰:武汉白色恐怖由来已久，陈再道大批抓人，已抓起来500多人，并竭力散布对中央的不满，他们反对毛主席发动和支持的夺权斗争，军委十条也不传达，恶毒地攻击总理，他支持组织“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共九个头头......他们从1月开始就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立。就是在中央的“六·六”通令下达后，他们还大肆挑起武斗，陈再道提出的以武斗制止武斗，彻底消灭革命，六、七月份武斗最厉害。

陈的秘书揭发说，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武汉，就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陈再道真是嚣张之极。

参考²⁷¹:是日，“百万雄师”最后解体。在最后关头，总部告诫各分部头头及活动分子:一旦造反派得势，他们必定会对保守派进行报复，因此，“百万雄师”成员有必要暂时离开武汉。因此，有许多人跑回老家的亲朋好友家避难。......几天后，“百万雄师”的13名主要头目被捕，其中8人一直被关押到1972年，一人死于狱中。

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回忆²⁷²:七二〇后，我带了七八个人去新华工，张立国却把公安联司的搞来了，把我抓走了。同去的七八个人全都是百万雄师的高层人员。这一关就是4年零8个月。......他们在道路旁边布满了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气氛相当惊人。反正是“新华工”的把“公安联司”的人搞来把我们全部抓了。

历史材料²⁷³:这天，8201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乘坐40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高音喇叭呼喊出“8201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晚上，陈伯达和谢富治等中央首长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钢二司杨道远、新华工聂年生讲话，大专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的毛远耀(测绘学院党委第一书记)也参加接见。

张昭剑申述²⁷⁴:“武汉军区经过长达十一年(1971年至1982年)的反复调查、审议、核实，对我在‘七·二O’时临危受命，圆满完成保护王力的任务是肯定的。”

“关于以老首长陈再道的名义连续发表在《中国老年》杂志，其中有一篇以老首长陈再道署名的《武汉“七·二O”事件始末》的文章。我看过后大惑不解，明明武汉军区党委对我长达三年的审查，又经过八年的复查复议，已对我的问题作出结论并上报中央军委和总政，(我想武汉军区对我的审查报告，事先也会征求陈、钟首长的意见)怎么陈司令员又发表与武汉军区党委对我的审查报告大相径庭的文章呢?当时，整党刚刚开始，但已有人拿着该文章串联。在这种突遭“灭顶之灾”的情况下，我便打电话向武汉军区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严政询问，严政委的答复很干脆，说他(指陈)那是错误的，由他自己负责，我们党委不知道。我又询问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谢镗忠，开始他说未看到这篇文章，过了几天，又答复说，已借阅了一本。第一，确与事实严重不符;第二，确与军区党委的审查报告大不相同;第三，整篇文章的口吻是漫骂式的。我曾对此给陈再道司令员写过申诉说明真相的信(附上一份，请阅)，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告诉我说，陈司令员否认是他授意写我的，他并不知道对我的如此评说。后经了解，原来是他的秘书(某领导干部的儿子)，拿着稿件到中共武汉市委，要市委指示《长江日报》发表，被市委婉拒，但市委一位老领导批示可打印一百份，供内部传阅。(有人悄悄送我一份打印件，并说明上述情况)。该文以后又陆续出现在《南方周末》和《武汉文化报》上连载。经武汉军区善后办党委(武汉军区撤消后的留守机构)反映给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后，由省委宣传部责令《武汉文化报》停止转载，而《南方周末》仅把我的名字去掉，重新登了一遍。之后，北京‘6·4’风波的头面人物严家其、高皋也将该文汇入其编写的《中国文革十年史》一书，当有人给严家其去信质询时，严妻高皋曾回信致歉”。

“今年，原武汉军区一位老首长出了一本自传，其中把‘七·二○’事件做为一个专题来写，这是很有必要的，但却对我进行谩骂和凌辱，尤其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竟大编谎言，说假话欺人。而这位老首长也是参加了武汉军区党委对我的审查报告的审议，虽然自传中把我的名字代之以‘某师政委’，但这和点名并无二致”。

某中间派教师的反思²⁷⁵:我是高校教师，参加红三司，在武汉事件前，我们的观点是中间偏逍遥，既不赞成三钢三新在社会上公开揪军区领导人，也不同意百万雄师用武装围剿来镇压文革中的不同观点，反对攻打学校、工厂。造反派骂我们是“康老三”。三司到事件前已经没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三司革联造反以后，三司头头实际上已经倒向百万雄师，我们少数教工成为散兵游勇，自嘲是“空降兵”。中央来人，我们内心是欢迎的，希望中央出面制止武斗，促进各派联合。19号传出他们在水院讲话，显示了中央偏袒造反派，后来百万雄师又在大街上刷出所谓“四点指示”，我感到中央这样并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但是，7月20日上午我知道百万雄师——特别是8201部队冲击军区，大闹军区，又到东湖宾馆打人抓人，我到军区大院去看到那混乱不堪的局面，在湖北大学前看到军人、群众游行，冲击学校的场面。我觉得这种用武装向中央施压，用暴力强行压制和荡平不同观点的群众，是完全错误的，违背文革当时的政策，也违背了起码的党纪军纪与国法。尽管三司司令部发声明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当时不同意钢二司的造反言行，但他们也从未冲进军区、机场，堵断铁路呀，他们还没有这么极端的暴烈行为。现在为事件平反，是否定“反革命暴乱”“兵变”这些错误的过头说法，撇开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但我和一个学法律的老同学每每谈到当年的悲剧，仍然认为武汉事件本身，反映出肇事者违背法理，与现代政治文明精神不符合。今天难道会允许部队的某一个部分，以及群众的某一群体，用暴力公开反对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某一具体决策(哪怕是你认为中央错了的决策)，冲击军区和政府要地吗?

比如89年北京戒严，若有一个师的长官不同意邓小平的做法，违背中央军委调令，甚至唆使部分士兵去冲击中南海，用武力抵制戒严部署，那会是什么后果呀!难怪陈再道和一些高级将领当时也不赞同军队入城了。说明他至少从武汉事件，内心反省到军队贸然卷入政治斗争的可能悲剧。别看他在武汉事件平反后处处以英雄自居，他就不懂得军人在政治上抗令是玩火吗?这里有文革当时的历史背景、党内斗争的事实、法理和伦理、军队问题多个层面的道理，现在都搅在一起了。解决一个倾向的问题，另一倾向就没人说了，大家还以为陈再道在毛、周面前撂挑子、放手失控的严重失职行为，全部都对了呢!

当事人回忆²⁷⁶:1972年陈再道去福州当副司令员，给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有过一封信，省、市革命委员会在委员中传达。信中说虽然他现在解放了，但不认为当年武汉事件时他就对了，他保证不会翻这个毛主席和周总理已经定了的案。

毛泽东后来的反思²⁷⁷:“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

戚本禹回忆²⁷⁸:查事件后台的问题，当时有汇报说:王任重、张体学有问题，支持了军区和事件;于是布置了北航去抓张。叫学生去西山示威和抄徐海东家，是江青和叶群决定的，好像叶群对徐海东的意见比较大，认为他有问题。于是我才安排叫北航学生去西山。在审查我时我承担了自己布置学生行动的责任，并说不要去追究学生了。

王广宇、韩爱晶等追忆²⁷⁹:戚本禹叫人通知北航赶快去西山，去查徐海东与武汉事件的牵连问题，急忙说“他们再不动就叫别人去了”。王广宇紧急通知北航红旗将原湖北省长张体学(在京)“抓”回来查证徐海东(是否与武汉事件有关)。张体学与北航的韩爱晶言谈，沟通得十分融洽，张动情大哭，韩授意张给毛泽东写信表态，争取中央和造反派谅解。次日，张即随同北航学生去徐海东的家(原北航红旗“红一连”学生证实)。7月29日，周要求卫戍区要回北航揪去的张体学等领导。周也曾指示所有进入抄徐向前家的清华大学人员全部撤走，保证徐及其家属、工作人员安全，徐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要全部向清华大学追回。后又命文革办事组通知“北航红旗”退回在徐海东家抄走的物件。

王广宇²⁸⁰:关于参与策划“武汉事件”的后台，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各种途径获悉，徐海东和张体学有重大嫌疑。据掌握的情报，在“武汉事件”前，原湖北省长张体学频频和北京的徐海东接触，张曾在徐家七八次之多。于是，中央文革主管办事组的小组成员戚本禹受命追查“武汉事件”后台。首先造声势，布置北航“红旗”红卫兵到西山军委负责人驻地游行示威，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随后又让北航“红旗”红卫兵去揪正在中直招待所保护性学习反省的张体学，让张体学交代他和徐海东的关系，每次去徐海东家都谈了什么问题?中央文革还让北航“红旗”去徐海东家查抄策划“武汉事件”的黑材料。

虽然采取了上述措施，中央文革小组追查“武汉事件”后台的收获不大，没搞到什么材料。张体学的交代和“武汉事件”不沾边，抄徐海东家也没抄出什么黑材料。揪张体学、抄徐海东家两件事，后来周总理曾派联络员去北航，要他们放回张体学，还让查抄人员归还从徐家抄出的文件、物品。

王力回忆²⁸¹:“社论从这时候就开始提‘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

“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第一，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

“七二○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

章迪杰访谈²⁸²:7月26日深夜，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举行了最后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俞文斌、杨道安、孙德洲、章迪杰、李本富与武汉军区领导交涉处理善后事宜。其余常委帮忙指导群众疏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投亲靠友，尽量避免遭受重大打击。

7月27日上午，俞文斌等一行五人，由杨道安开车，乘坐一辆苏式吉普，跟着造反派庆祝胜利大游行的车队，从汉口3506工厂到达武昌洪山宾馆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当晚叶明副政委、杜宪章、夏奎部长等领导在洪山宾馆接见了我们五人。俞文斌提出，请武汉军区帮助我们印发一个声明，百万雄师的责任由全体常委承担，听候处理。我们要求对百万雄师的广大成员不要打击报复，应该让他们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当夜，我们住宿在洪山宾馆。次日，因军区没能帮助我们印刷声明，我们决定留下孙德洲、李本富等人告诉我们的去向。然后我们三人开车直奔新华工，希望新华工郭保安等人起调停的作用。我们一向认为新华工与其他造反派不一样，他们是大学生，理解中央的政策要好一些，同时也希望新华工能帮我们将声明印发出去。我们被安排在一栋楼房的三楼，我们吃饭、洗澡都有人跟着。7月31日凌晨两点，公安联司一号头头田学群等人来到我们的住地，向我们宣布:“你们是‘七·二〇’反革命暴乱集团的首犯，现在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说完就将我们三人(俞文斌、杨道安、章迪杰)押送到汉口老法院(当年市公安局十三处)的看守所牢房。在此处关押一个星期后，8月6日晚，我们被戴上手铐，转往宝丰路湖北省第二监狱，其他几名百万雄师负责人也先后入狱，集中关押在宝丰路监狱，直到1972年3月才解除监禁，被关押的时间长达4年零8个月。

快报²⁸³:二十七日上午，八二○一部队一部分人开着一辆宣传车，分乘十六辆摩托、二十辆卡车，喊着“打倒陈再道”，“支持‘三新’、‘二钢’”等口号，到各学校“请罪”。上午十时，这个部队的师长到“钢二司”的司令部“请罪”时，“钢二司”同志表示:我们要把受蒙蔽的群众和一些坏头头区别开来，把师党委的革命干部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区别开来。并指出八二○一部队在武汉“七·二○”反革命事件中，充当了急先锋，在中央没改组师党委以前，我们不能信任。

吴焱金回忆²⁸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发表以后，我们就组织了四五十辆卡车，打着血染的工造总司战旗，从武昌关山的新华工返回汉口友益街工造总司司令部办公地。我们沿途高呼口号，受到武汉三镇市民的热烈欢迎。

我们返回工造总司司令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员调查一个多月前“6·24”死难人员和受伤者的情况，我带着工造总司勤务组的几个头头来到每一个死难者家里，向死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和沉痛哀悼，我们还到医院和伤病员家里，一一看望、慰问“6·24”受伤人员。很遗憾的是，尽管我一直为此奔走呼吁，但我始终没有能力解决死伤者家属们提出的惩办杀人凶手、还死难者一个清白、按规定给予抚恤和治伤医疗费用这些并不过分的要求，我一生对此事始终感到愧疚和不安。说明我们在文革当中，哪怕是七二○事件后从来就是没有掌过实权。

......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审讯百万雄师武斗负责人得知，攻打工造总司的预备会在汉口的武汉市三十中学内召开了3次，除驻百万雄师联络站的127部队军代表穿便服参加会议外，8201独立师也来了两名军官旁听，他们没有发言，估计他们的意见会通过127部队军代表转达。他们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对工造总司只进行驱赶，不占领，不到万不得已不动武器，能吓跑最好，......迫使敌人缴械投降为上策。谁知工造总司的人既不投降，又不逃跑。

根据七二○事件后审讯记录，杀人者主要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和铁道部江岸车辆厂的复员退伍军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所组成的两个敢死队的人。

......七二○事件后，我们工造总司千辛万苦，将已查明的23名死者照片和生平在《工造总司》报上登出，另一些罪证资料正在收集，不幸的是，当我们准备在报上刊登第二批照片时，8199部队副师长赵奋派人到工造总司传话，不准我们再刊登这些死者照片。部队首长说，中央有令，不准刊登有关武斗杀人的照片，因为这些只会给文化大革命抹黑，要防止阶级敌人将这些照片传到国外，污蔑文化大革命。另一个危害是容易挑起两派仇恨，不利于做好百万雄师群众的转化工作。

七二○事件后，造反派胜利了，我们要求省、市革委会将“6·24”死难者追认为革命烈士，武汉警备区的首长置之不理，我们退而求其次，要求给家属发抚恤费，警司也不同意解决。我1968年元月20日以后担任了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些死者家属来找过我，当时是军代表掌权，我们只是摆设，我想为他们解决问题，但无力办到。对这些被当权派支持的百万雄师杀害的工人、学生，既不能正名，家属又不能安抚，我至今都感觉到欠死难者及家属的债!

我到新华工避难以后，没几天，原副市长王克文²⁸⁵叫他的秘书来找我，王克文也躲在华工，他没有亮相到百万雄师那边，也没有参加革干联²⁸⁶，但他是倾向革干联观点的。他请我吃了一餐便饭，谈了几个问题。我问他怎么也跑到新华工来了，他说因为他不是亮相支持百万雄师的干部，所以在市委受到排斥。他对造反派从内心是支持和同情的。他对新派的好感要多一些，所以住在新华工。

王克文告诉我:“对军队你们还是要慎重，现在武汉市表面上是百万雄师跟你们斗，百万雄师后面还有大量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在作后盾，你们不要跟军队发生正面冲突，否则还会吃亏的。你们有问题可以向中央反映。”

7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毛泽东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王力回忆:毛在上海决定武汉驻军的有关调动，独立师调出整训。并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没有什么关系。象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

谢富治接见武汉造反派讲话:今天来找你们谈一件事，你们比我们还清楚，就是杀回武汉去。武汉现在来了三千多人。希望你们统统杀回去。武汉的形势是好的，希望大家打回去，回去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要给大家讲几句话，希望大家按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政策办事:

第一件事，革命派本身要大联合，第二件事对少数坏分子要恨、要斗争，像刘邓陶王陈牛蔡这些人。革命造反派内部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对保守组织我们要做工作，武汉形势虽然很好，但保守组织并没有垮，你们应该联合起来，不要为这个事，那个问题争论不休。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当然对走资派要算总账。我是湖北人，是真的又是假的，我生在湖北，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都有毛病、缺点、错误。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骂了托派、投机商，我看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托派，那不算错误，不要抓小辫子。

陈再道专门收集什么工总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全是造谣。你们对一小撮要狠狠地批判，联合起来做好保守组织的思想工作。我今天将北大、清华、北航、地院、师大、矿院叫来了一些，你们按照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教导，帮助武汉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只要是革命派就联合起来，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北京的同志千万千万要注意。

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革命的大团结，这都是伟大领袖提出来了，革命派最听毛主席的话，如果在北京就干上了，那怎么得了呢?云南、四川的造反派分为两派，保守派还没有打完，你们就打起来了。希望武汉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分为典型的几派不太好。要读毛主席的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是不要武斗，二是所有造反派读这本书。武汉造反派受了相当时间的压力，特别是工总、九·一三，你们刚刚还没有翻身，还要做很多工作，对百万雄师也要作工作。把武斗停下来，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团结左派，同陈、王斗争，作“百万雄师”的工作要摆事实讲道理，夺“私”字的权。我们不是个人、一个小团体，而是一个整体。我的欢迎词讲完了。(《武汉钢二司》报载)

毛泽东在上海指示²⁸⁷:“那条驱逐舰可以留在武汉支持左派，再看几天”。

继而，决定:

武汉由15军或2个师(指44、45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

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

原梅龄、百花的原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

飞机场到梅龄的通道要15军部队或29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

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

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

29师(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回忆²⁸⁸:7月28日至8月1日，余立金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和三军作战部长连续每天有时一天几次，直接电话找我(师长张绪当时在北京)，还有武空和空降十五军的领导到王家墩机场他们的住处，听取情况汇报并布置任务。余立金和三军作战部长共同下达命令:“中央决定，驻东湖客舍警卫队(按:指8201部队驻客舍警卫队)归二十九师所属，限你于明天中午12点前把这个警卫队全部撤出东湖客舍。”后来又宣布:“中央指示，二十九师归十五军领导。”

回忆一²⁸⁹:七二○之后，百万雄师的暴行也没有受到追究，在公安局有一个下令追查百万雄师罪行的彭处长，后来还判了四年徒刑，进过牢房。

回忆二²⁹⁰:“7·20”以后百万雄师只是表面上垮台了，实际上总是压造反派，军队支左也压，说的是支左，主要还是支持干部掌权。三结合以后，保守派的人有人抬，不行也行，我们总是被人盯着抓辫子。

回忆三²⁹¹:“7·23”中央表态之后，大家才扬眉吐气了。从心底感到解放，许多人欢欣鼓舞，说武汉的公鸡下蛋了，武汉的工总翻案了。那个时候百万雄师都作鸟兽散，回汉阳之后已经没有对手了，我也感觉到非常疲劳。这个时候已经是一边倒，百万雄师和三字兵都蜂拥而来找我们，有的还写了血书，要跟着我们革命。那简直是势不可挡，那些从前的保守派惟恐别人说他们自己不革命，三字兵都搞了一个组织，来造他们自己的反。

调查汇报²⁹²:党中央一声广播，吓得他们丢盔卸甲。7月26日他们坐上八辆公共汽车狼狈逃窜。先跑东西湖，东西湖有广播。又跑到肉联，肉联也有广播。最后跑到姑嫂树黄家大小湾一带。在逃跑之前，他们曾经开了紧急会，说中央已经表态，坏头头要打倒，于是就把原来出头露面的人物作为一线，其他的作为二线潜伏下来，伺机活动，主要任务有三条:(1)派人到毛主席、林副主席家乡去发动贫下中农闹事，向北京递告状材料，这个手段很毒辣;(2)派人立即去北京告状;(3)如果上两条不能实现，就继续蒙蔽欺骗郊区的农民，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扑。

他们逃跑的过程很狼狈，跑到黄家大湾一个地方就丢下十九部步话机，三匹绸子的袖章、长矛、枪支等，有些匪徒半路溜掉了。第二线的人由8201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点。作战部长在汉阳十里铺进行秘密活动，计划成立“江城飞虎队”，准备搞枪。他们的罪恶计划很快被发现，经过武汉警备区同意，我们去到那里抓了他们，在回来的路上，这位作战部长不老实，想抢枪，我们的战士发现开枪，身上中了四弹，送到医院后这个坏蛋自作自受了。还有三五个人一起偷偷活动，这些人都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他们再一个斗争方法就是写反动标语，向报社电台写匿名信，矛头对准我们伟大领袖和我们的副统帅，这些反动传单在东西湖发现多一些。

这个组织现在是基本上已土崩瓦解分崩离析了，有个别顽固的跑到东西湖、黄陂等地，也有的跑到通山、通城等地。绝大多数已陆续回来，在外面的寥寥无几。二线的头头大部分已经向我们自首。

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回忆²⁹³:我们反对了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了毛泽东。的确，当时实质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但是毛的文革全错了呀......

“七二〇”这个事，王力要负责，谢富治始终不讲话。

江青要负最大的责任。

难道我真的就是杀人恶魔吗?肯定地说，百万雄师里有坏人，造反派里也有坏人。那时我本来想将那些坏人清除出去，但我已经被包围了，清除不了，只得留着慢慢教育;后来情况失控，很多事情我就不一定清楚，事后才知道。

武斗、杀人，很乱。我这个人像个杀人者吗?我的像是不是很恶?

上海造反派头头潘国平回忆²⁹⁴:毛主席从武汉到上海不几天，我被叫到他的住处，在上海工总司头头中他单独接见了我一人。看起来他心事很重，我记得他谈到武汉的保守派工人不理解和抵制文革运动，专门问到上海是如何做保守派工人的工作，群众是如何团结起来的。我讲了上海的作法和自己的认识，他若有所思，像自言一样说:是啊，为什么工人阶级内部就一定要分成两大派组织呢?!我体会他还是在说武汉事件后他在思考的问题，他看见有些工人群众跟不上文革，心里是沉重的。

空15军王精忠追忆²⁹⁵:武汉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北京，没有见到过程。事后，即被通知回到部队驻地，并随45师进城支左，也采访过有关事件，8月又到警司做秘书工作。我原来在上甘岭特功八连工作过，这次见了老战友，听大家讲到有关事情。7月20日凌晨，该连在三营的杜教导员的率领下，被紧急调到武昌，配合护送毛泽东一行转移到汉口机场，当时还有8341和武汉空司的警卫部队。到机场以后，该连参加了机场警戒，指战员知道毛主席是从宾馆的后门走的。

其实这个师的部队，在“二八声明”以后，奉军区的命令，也曾经进城参加数日的环市武装游行，并协助其他单位逮捕造反派工人头头。

原省委副秘书长刘真回忆²⁹⁶:记得还是1967年4月，我写信批评军区支左工作犯了错误，陈再道他们就恨我了，社会上一派说我是造反派“二八声明”的黑后台，弄些小中学生来威胁我，军区也这样看我;任爱生被他们关起来。到6月份武斗起来，他们又说王任重是“二八声明”的黑手，要抓造反派保王任重的理由，十分荒唐。

“7·20”前后的几天，省委、东湖、水院这边形势都很紧张，茶港一带省直的家属区，也有百万雄师和军人游行的，并扬言要抓人，在倾向于三钢造反派的干部和家属心里，说实话还是恐怖的。文化革命弄成了这个样子!

钢二司驻京联络站张涛回忆²⁹⁷:“7·20”时我在北京，刚发生事件时，我们消息也是从二司司令部传来的，并不十分清楚。北京的消息也是混乱的。甚至还有林办的秘书，慌里慌张地居然打电话找到我们联络站，竟问“你们知道毛主席在哪里?!”

1967年春夏，我们送文革小组的材料，开始通过解放军报记者姚克强的多(有说他是总理联络员的)，后来通过学部的吴传启转林杰交的多，是哲学系老师给联系上的。但4、5月后，很难找到他们。我不知道开始查吴的历史问题了。后来抓“516分子”，说武汉的“516”，是我从吴传启牵过去的，我是总根子。

王力反思²⁹⁸:1.“武汉事件”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错误决策引起的。即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组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群众性大规模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很了不起。这说明只要是违背了广大群众意愿的错误决策，无论是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号，还是伟大领袖亲自坐镇都没用，都会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可惜当时党中央，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毛主席到晚年也没认识到。更可惜的是，至今人们包括研究党史的人也没认识到这一点。还在纠缠“武汉事件”是不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的。其实，当时两个反革命集团都还未形成，他们之间当时不过是既互相勾心斗角，又互相利用而已。2.总理一到武汉就撤换了百万雄师的服务员，并把东湖宾馆的警卫任务由军区改为武空的措施也是不妥的。这引起百万雄师群众不满，也引起军区和陈再道同志的不满。3.作为陈再道将军是没有什么错误的。作为军区和地方负责人对中央决策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而且在得知这个决策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后，马上表示接受和支持。要说陈再道将军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不应该当众顶撞总理，这让林彪抓住了把柄。因为林彪早就认为:“全国只有北京、武汉、成都三个大军区不听中央的。”林彪也正是抓住陈再道当面顶撞总理的事，说成陈再道武汉军区要搞兵变，使局势更加复杂紧张。4.人们都忽略了“武汉事件”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即时任武汉军区政委的钟汉华老将军。钟汉华同志经历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主席、总理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他全在场，清楚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和内幕。但钟汉华将军始终抱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从没有做过什么回忆录。在病危去世前还特意嘱咐家属和办公室给王力发讣告，请王力同志参加追悼会。5.“武汉事件”的严重后果。林彪、江青利用“武汉事件”煽风点火，掀起“抓军内一小撮”的风波。特别是林彪借机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到处抓陈再道，达到在军内排除异己，扶植亲信，为逐步形成的“林彪集团”奠定了基础。

7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红旗杂志发表1967年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据徐向前回忆²⁹⁹: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无中生有，说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在首都所谓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的同时，大街上游行的人不断呼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许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对打倒徐向前。叶群公开出面，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于是，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屉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徐向前的秘书，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值班室。总理指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由于总理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陈、钟回忆³⁰⁰:

陈再道:现在谈谈“七二〇事件”。开始是这样的:群众运动起来后，那时我们怕乱，认为这样搞怎么得了?主席给我们讲，这中间有坏人，要注意。那时有个“四不”指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准开枪......)，以后又有“八条命令”“十条”情况逐步好了。那时是韩先楚开始捉人，我们也捉了几万人，要说是错误，这算是一个错误。(王任重、陈丕显插话:真正按“十六条”办，那不会乱的。)66年底以后，我们放了人(按:时间有误)。当时最坏的是钢九一三，一天到晚都搞打砸抢，各种刑法都有，人被打死了，就摔在街上，群众很有意见。(按:军区抓人前，“九一三”还不叫“钢九一三”，而且武钢产业工人的这个组织也没有整天搞打砸抢，打死人摔在街上，不是事实。)当初，我们都是保护他们，因为主席号召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讲，来年(指67年5月)，文化革命就会有个眉目，主席对文化革命想收。67年春天，总理亲自对我们讲:“现在要生产，不生产没有饭吃”。于是，我们搞两条，第一，抓革命，促生产;第二，复课闹革命，不要到处串联;第三，要按行业搞革命大联合，跨行业的不行......

钟汉华:我们还是要作自我批评，有错误啰。总理给我们讲了，主席在北京对总理说，走，到武汉保陈再道去。当时，武汉、湖南、江西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武汉地区是华中的枢纽，主席要在武汉解决问题，因为武汉对东西南北，和南京、重庆、成都、长沙、郑州都密切联系，影响较大。主席的意图是促进武汉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各方面协商，搞联合，搞个样板，从而有利于解决湖南、江西的问题。“四人帮”搞乱武汉是一个阴谋:(1)为了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2)他们不是要搞陈再道同志，他们是想搞上面的老帅，他们把老帅说成是武汉的后台。(3)总理已给我们作了工作，他们搞乱武汉，矛头也是对着总理。

“七二〇事件”不是我们个人问题，是涉及到广大群众、广大干部的问题。......

18号向总理汇报后，当时另一派用猪血、牛血、羊血染衣服一百多件，造谣说是被我们打的、杀的。总理叫我们写个东西，承认犯路线错误。我们认为我们是按毛主席指示做的，有什么路线错误?

......在京西宾馆，吴法宪亲自打人，他们组织人(三军造反派)围攻我......以后总理叫把我送到西山住。他们把我带回京西宾馆，差不多都是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开始斗，斗到深夜三时，天快亮了，送回西山。

国庆节以后，10月18号，我们又从西山回到京西宾馆，又在那里住了一个月，主席接见河南、湖北来的学习班的同志，接见时主席问，陈再道来了没有?叫杨成武赶快接来......

7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

红旗杂志发表1967年第12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连日来，“两报一刊”和新华社通过各种媒介，报道全国军民支持武汉问题解决，并对全国的群众组织，作了革命或“保守”的倾向性表态。

毛泽东指示³⁰¹：宣布曾思玉、刘丰的任命，对陈、钟的职务如何宣布可以晚一点;独立师分编到44师、45师、29师，不离湖北，集中整训。独立师原来的任务，由15军两个师和29师来担任。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军区的公告，可在全国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复电发到县团级。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公告”。又告诉周恩来:陈再道要保护起来，留下人头好办事。

清晨，周恩来电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我已派飞机去沈阳接你,你立即乘机来北京,调你去武汉军区工作”。当日接见曾思玉、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

上午9时，周恩来在钓鱼台5号楼的办公处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其中包括:曾思玉、刘丰到武汉任职，军队内部可以宣布。对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如何宣布，可以下一步办;陈再道可以在武汉报纸点名，全国报纸暂不点名;武汉军区的公告，可以登湖北日报，可以在全国各地张贴，但不登报，中央电报可以发到县团级，县人武部可以传达。

周恩来将叶剑英关于26日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批示印发到参加会议的同志。后来，又命文革办事组通知北航红旗退回在徐海东家抄走的物件。

中央办公厅关于传达7·26复电的决定:

中央决定，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复电可内部传达到连队和公社武装干事(地方上可传达到与部队相应的干部)，但不要对外张贴，现将复电全文发去，请即遵照办理。

曾思玉回忆³⁰²:听到周总理电话后，向总理报告，沈阳正在下大暴雨，飞机暂时不能降落和起飞。总理回答，那你抓紧时间，雨停后立即起飞来北京钓鱼台接受任务。暴雨停后，曾思玉乘机起飞，于上午10点钟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周总理派车在机场等候，下飞机后直奔钓鱼台。周总理说:“曾思玉同志，调你去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武汉军区空军刘丰副司令员任军区政治委员。当前主要的任务是掌握军队，调整部署，稳定武汉局势，做好大联合的工作。军委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同志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真同志正在武汉王家墩机场等候你，武汉的情况由他们向你作详细介绍。飞机仍在西郊机场等候你，马上起飞去武汉”。

曾思玉和刘丰一起乘机于下午13点抵达武汉王家墩机场。

周恩来第八次接见河南代表，讲话中提到武汉³⁰³:“对于武汉‘百万雄师’，不要叫他们‘百匪’。他还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群众组织，还要争取教育这个组织中的群众，启发他们觉悟，揭露他们的坏头头。他们的坏头头还是依靠他们来揭。比如河造总、十大总部也有这样的坏头头，也要他们组织中的群众起来揭发，不是由二七公社、八·二四揭出来，那样也揪不准。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犯了严重错误，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要到群众中去考验，一要承认错误，二要坚决改正，认真改正，三要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眼睛亮得很，你是不是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是不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通过群众来证明。四要给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要帮助受蒙蔽的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五不允许坏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社会秩序。如果坏人操纵、工人散了，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威胁革命领导，不怕，那有广大群众支持。在武汉证明了这一点，陈再道那样掌握一个大军区的兵权，现在他一叛变，最后暴露了，那个地方的问题可以解决的最彻底。‘百万雄师’好像了不起，实际没有什么了不起。”

清华大学召开“全国造反派头头形势讨论会”，蒯大富说:“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陈再道的后台就是徐向前。让我们把徐向前揪出来斗倒斗臭”。

两日来，周恩来三次同谢富治、杨成武、王力、刘丰开会讨论武汉问题。(据《周恩来年谱》)

7月31日

毛泽东指示，建军节招待会，各军委副主席都要出席，各军区在京同志都要参加。

周恩来就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事请示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批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据《周恩来年谱》)

周积极安排受到批判冲击的老帅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亲自通知徐向前，布置行车路线，及时阻止了因追查“7·20”问题冲击原四方面军老同志。当晚招待会上，韩爱晶把张体学给毛泽东的信送呈周恩来。周对张印象本来就不错，一直在设法保护和选择可供湖北“三结合”的革命干部，很快中央即让张回到武汉，准备恢复工作。

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布紧急通告: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的指示，为了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伟大的新胜利，特发出紧急通告如下:

一、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掀起一个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二、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把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勇敢地挑起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作“节约闹革命”的模范。

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爱解放军，我们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作拥军爱民的模范，要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共同担负起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担，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一般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讽刺谩骂、打击报复的态度，更不能抓人，要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地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把仇恨和斗争矛头狠狠集中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五、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把“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严格区别开来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们热情地欢迎“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迅速猛醒，起来造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造反派工人一起抓革命促生产。

六、对于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要他们不再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卖力，改邪归正，我们同样给予出路。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将给予严厉的打击，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依法惩处。

田军回忆³⁰⁴:在八月中下旬，刘丰秘书梁某通知我和方正，回京到文革办事组去，与尹聚萍、胡慧娟、徐鹏飞等同学集合，张根成把我们集中到政治学院，审查、学习，准备去文革办事组给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碰头会写简报;后搬到全总干校居住(按:中央文革记者站驻花园村一号，并使用隔壁全总干校房舍)。军委看守小组吴法宪亲自和我们谈话，叫我们参加军委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班工作，交代任务和纪律。学习班以武汉军区与湖北省军区领导干部为主，也有其他一些部队的高层领导，如张震(与我们住一起)、谭甫仁中将等，他们在武汉军区工作过，熟悉军区领导，是来帮助他们转弯子的。除陈、钟、牛、蔡四人住京西宾馆外，其他武汉来人都在全总干校居住，参加学习班的群众还有湖大、水运学生和工人总部的人。人数最多时达百人左右，周总理、王力曾分别到班上接见我们写简报的四个人。我们具体工作由张根成安排，主要是听会、作记录、写简报。学习班气氛总的讲还是平和与正常的，也有过激烈批判、说理斗争，当时犯错误的干部被批的痛哭流涕。我们在九月就离开该学习班回校了。

工人造反派徐正全回忆³⁰⁵:我的人生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1967年七二〇事件后我们新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分部的几个人殴打王荣炎师傅致死。这一血案是我永远回避不了的，因为它决定了我21岁至今的人生足迹，更是因为这个同事宝贵的生命就此毁灭，使其亲朋心底的苦痛永远挥之不去。对此，我这个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的一号头头罪责难逃。

我曾经找出很多理由为我和我那些动手的兄弟们辩解:百万雄师以围攻造反派据点、抓人打人杀人为全部行动内容，在其两个多月生存期内血债累累，我本人就被他们抓过打过;王荣炎参加过百万雄师武斗队的行动，叫喊过对新一冶九八纵队的人见一个杀一个，“七二〇”后武汉三镇造反派报复百万雄师成员成为风气，我的那些兄弟不过是想教训王荣炎一下，并不想打死他......

这些理由成立吗?有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足以推倒这些理由:大多数身受百万雄师之害的造反派在“七二〇”后并没有实施报复。

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并没有受到暴力威胁的情况下剥夺王师傅的生命，这就逾越了人类万世不变的道德底线，演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公法问题。在那一刻，我们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品质——善良，有同情心，爱自己的生命也爱别人的生命。

1967年1月1日至7月12日大事记

1月1日、2、4日

武汉数十万造反派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斗争王任重，并给他戴高帽子，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等陪斗。数千观点偏保守的武汉革命职工联合会工人包围省委，要求收回中南局书记李一清表态(批评该组织一些言行);其主要头目赴穗揪李一清，未果。

1月3日

中央文革接见北京大学代表，江青说:“你们内部左派都应拆开，不能搞自由结合。王任重就主张自由结合，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宗派主义”。“中央文革没有派，王任重到北大联系，王任重是作为北京市委的顾问，那些联络员，也是他自己派的，他实际上是包打天下。清华也是这样，他想拖我们犯错误，关于北大停止斗黑帮，搞选举，王任重没告诉我们”。“王任重不是一般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而是耍手法，耍两面派”。

1月4日

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赴京人员，陈伯达指责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是中南问题的后台老板;“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後来变本加厉”。“打倒陶铸”标语立即贴遍京、汉和全国。

该日毛泽东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镇压群众是怎么回事，周答，不是镇压，是陶的态度有些不好。

1月3—5日

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部分基层组织工人数千，停工北上告状，围堵车站、机场，到省委造反。造反派红卫兵斥之为“保皇派”“资反路线”的新反扑。并与造反的工人、干部组织一起，批判保省市委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与职工联合会。

5日，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人总部”、“工总”)组织在武汉三镇抓职工联合会成员，多达三千余人。

1月9日

工人总部领导改组;改选勤务员为:朱鸿霞、胡厚民、周光杰、李洪荣、郭红兵、姜诗臣、刘群、侯良正、余克顺九人。

造反派接管湖北日报。湖北日报接管委员会向人民日报编辑部通报，人民日报总编辑部表示坚决支持。

1月10日

三司(武汉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中学生冲进教堂，抢出整群众的材料。

1月11日

毛泽东出席政治局会议。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

省委副秘书长刘真致信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批评张在对待“职工联合会”、省报和王任重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的错误。其前，省农村工作部主任任爱生写大字报揭发王任重、张体学的问题。

1月14日

工总发起，13个组织起草“告武汉全市人民书”，实际参加群众组织40多个，提出省市委夺权问题。因造反派组织内部冲突，这次大联合没有成功。

解放军报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说:“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

1月15日

省军区对省市电台进行军管，造反派抵制军管，自己夺权。

1月16日

工人总部电信分部接管市电信局。

1月17日

工造井冈山兵团夺市机电局权。工总、工造组成的联合指挥部出现分歧。

市银行“红尖兵”等造反组织接管市银行系统。

造反派继续公开批斗王任重。中旬始，王任重和省委主要领导被造反派学生扣押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办省委干部学习班。

1月18日

新华工红色造反团配合公安厅造反派夺权。二司等驻厅造反派指责是假夺权，抵制和反对。

晚上，张体学派出省委副秘书长张华和吕汉荣到武昌红楼，与5个造反群众组织商谈夺权和联合办公问题。

1月19日

武汉地区学生、工人造反组织联合发布“告全省人民书”，提出“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口号。深夜，职工联合会千余成员冲击位于武昌红楼的工人总部等造反组织。造反派面对已处于溃散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提出“联合会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口号。

1月上中旬

造反派连续批斗省市领导干部，各级党政组织相继瘫痪，学校、工厂、机关已出现夺权先例。

1月20日

造反派20多个组织、50多万人在各区集会游行，将一批干部戴高帽游行。晚上由工人总部发起，工造、红工兵、红教工、二司、新华工、新湖大、北航红旗、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军电(临委会)、南下造反大队11个组织，在红楼开会，商讨成立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问题。

湖北省军区声称，按中央命令，从20日起全国电台实行军管，不得播送地方争执问题，试图再度接管电台，造反派坚决抵制。22日军区负责人承认造假，并作了检讨。

1月21日

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请示报告上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向前、剑英同志迅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照办。”

是日，南京军区党委向林彪并中央军委报告:首都三司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省军区提出，22日到23日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军区派部队警卫会场，否则就是不支持文革。

武汉11个造反组织继续开会，决定增加九一三战斗兵团、红卫军、三司等，共商联合事宜。决定工人总部派员为筹备委员会临时负责人，工造总司派员为办公室主任，决定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小组及省市委夺权小组。

华中工学院各造反派学生、教师、工人组织实现联合，成立“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新华工)”。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唐金龙及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在军区讨论揭发贺龙问题的会议后突然自杀身亡，新华工、二司与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调查组调查，社会传军区上层有问题。

王力回忆:“周总理说:‘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呢?现在看来，不能细分，应该夺过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一定后期再判断’”。

1月22日

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并批评造反派对干部武斗，“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

武汉各群众组织继续开会，落实筹建中的总司令部工作人员，讨论起草《宣言》等事宜。

1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下午，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林彪和几位常委，叶剑英、徐向前，江青、王力、萧华、杨成武参加。毛泽东指示:“接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这个政府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来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保留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军委碰头会就军以上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以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的名义向毛泽东提出建议。

武汉军区成立支左指挥部，孔庆德副司令任办公室主任。

武汉造反派热烈欢呼人民日报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其后，全市绝大多数基层单位迅速夺权。

各组织商定成立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通过司令部《宣言》。后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省市夺权小组和办公室分别开会。工造代表提出办公室是最高权力机构，相当于常委，并透露出他们在汉口另外成立了一个总司令部，对工人总部有看法。深夜，工造在新湖大召集有关夺权的会议，排斥了工总、二司、红教工等。

1月24日

徐向前向林彪反映军队混乱情况，提出: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着提出请叶剑英、聂荣臻来研究一下。叶、聂来后，都赞成七条，确定由叶、聂、徐去征求中央文革意见，去后，中央文革把周恩来也请来，反复讨论通过了七条。

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讨论联合夺权问题，工造代表放风，工人总部当领导我们不同意，就不参加大联合。分裂局面一触即发。

1月25日

华中师范学院三司内部造反，二司学生配合砸华师的三司总部。三司与二司矛盾公开。

上午，武汉造反派各组织代表开会，选出筹备委员会常委七人，工总、工造、九一三、红工兵、二司、新华工、三司各一人。工造散发以其为主体，不包括工总、二司、九一三等的《公告》，受到抵制批评，不得不作出检讨。晚上，由于工造坚持要将在汉口成立的总司令部与武昌的总司令部并列，签字问题未解决。

1月26日

毛泽东对草拟中的七条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毛泽东对《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

上午，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会，商讨夺权事宜，通过《夺权公告》、《致敬电》等。工造代表不到会，后赶到武昌会场，进门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二司我们信不过”“有他无我，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为保证下午夺权大会召开，根据多数代表意见，二司代表宣布暂时退出常委，声明保留参加的权利。

武汉各造反组织在权力分配上意见分歧而发生分裂，一部分造反组织宣布夺了省市权力。下午6时，3千人在洪山礼堂开夺省委权大会，工总代表任执行主席，会上宣读《夺权公告》等文件;张体学、宋侃夫被拉出示众，会后游行。

武汉局势紧张，职工联合会下属组织在汉阳猪鬃厂围攻造反派，挑起武斗，造反派出动几十辆汽车援助。23时，工总、二司通令省报、电台不准发《夺权公告》消息。深夜，二司学生冒雨抢回三颗省委印鉴。二司司令部将所夺得印鉴送军区机要室保存。

事后张体学致信地市县，要各地承认造反派的夺权。人民日报社论《用实际行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报道哈尔滨军队支持造反派的消息。

1月27日

叶剑英传达毛泽东关于军队文革的意见。

凌晨，工造等夺市委的权，发表公告，抢去市委大印。武汉二司和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工兵(高校工人)、红教工(学校教工)五个造反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一·二六夺权无效”。至此，这些群众组织与工造、三新等的矛盾公开。

1月28日

毛泽东对拟订的八条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市人民武装部策划正式成立“红武兵”组织，该组织以各单位原基干民兵和复员军人为主，思想倾向与瓦解中的职工联合会基本一致。

武汉钢铁公司各造反派组织实现联合，夺取公司党政财权。

1月29日

经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联络，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听取汇报，并讲话:

“王任重又吹又写报告，说武汉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健康......吹抓了一些人，有三、四百人，主要是学生中的一些小毛病，好象武汉是全国的一面红旗一样，我们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红旗为什么抓那么多的人?当时北京没有抓，实际上武汉情况没有揭穿，所以是一个‘先进红旗’，到北京来吹，做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插手北大、清华......

“实际上武汉的革命派受苦最深，七月下旬北大赶走了工作组，八月初我亲自去北大，清华闹起来了，但武汉十月份才动起来，才收到你们的材料，可是陶铸、王任重又把你们哄回去了。以前陶铸包庇王任重，武汉大学五月下旬就搞文化大革命......张体学主要是王任重搞坏的，王任重到北京来搞了几个小阿飞非常恶劣，你们武汉很受影响......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点了张体学一下，他太不象话了。......你们到北京找陶铸诉苦，陶铸大发脾气。......你们进行批判斗争，刚刚开始一个月，你们就争论，闹意气了。为什么要分开呢?大联合搞吗，斗了几次?武大斗了没有?要大小会结合。批判材料要准备充分些。赶快回去联合行动。......当前，面对面斗争把陶铸揪出来中央不同意，我们不能违背中央指示，我还应服从党的纪律，但我不能保他。要根据形势发展再看看”。

1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浙江问题的决定;指出浙江党政军当局压制群众，“而且引起多次群众斗群众恶例，特别是一月二十日事件，又在中央、军委上述的决定发表之后，更加不能容许......”

武汉工总等组织在体育场批斗张体学、宋侃夫(市委书记)。

1月31日

晚上，工总等组织主要负责人开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二司以司令部名义发出致工人总部的公开信，表示坚决不同意社会上公开扬言搞臭群众组织的舆论，同时认为要坚决清除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群众组织内部存在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

《红旗》杂志编辑林杰接见二司司令部驻京人员，问:“这次开枪杀死了几个人?打死了保守派(按:指职工联合会成员)吧?”同学答:“因为他们要夺军区的枪。”

陈再道回忆:元月各大军区领导人在京系宾馆开会是讨论了拟议中的七条，有一天，毛主席出席会议(按:可能是指22日那一次)，并作了重要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当时我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讲话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二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2月1日

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恩来同志:最近以来，许多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起不了教育人的目的。这里我顺便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坚持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才能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应当分析武斗的大多数是党内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起的，他们有意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党的政策，降低党的威信。凡动手打人应依法处之。请你转告给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湖北省直工交、财贸系统30多个组织和新华工、新湖大等在新湖大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大会”。工总等2个组织发布“关于加强市场管理的紧急通告”。

新华工主持批斗张体学，九一三、新华农东方红、三司等参加。

2月2日

毛泽东在王任重的妻子来信上批示:“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

2月4日

全军文革传达中央文革的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

连日来，武汉工人总部等造反群众组织发出号召，出动3千多人，数百辆卡车连续3天在车站、码头、仓库货场突击搬运积压物资。

长江日报公布王任重材料，并刊登戴高帽的照片。

2月5日

工总等组织负责人举行讨论会。武字151部队张智华提出:目前出现一股批判你们反对你们的风气，在这个时候大搞左派是极错误的。......你们面临四大敌人:黑省委、军区内一小撮、保皇派、机会主义(托派)。引起与会者共鸣，九一三和工总”表示不再整风，会议决定发表声明。

2月7日

武汉二司起草，有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后勤学院红色造反野战军、红卫军、红工兵、红教工、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以及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站签名的“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后简称“二八声明”)，分析运动形势，指责一些造反组织向革命派闹分裂，号召掌握大方向，向王任重为首的“黑省委”开火。拟在次日发表。

2月8日

毛泽东会见卡博、巴卢库，讲:“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

二八声明在长江日报发表。工造总司等组织包围报社，阻止“声明”散发。自此，全市围绕“声明”是否毒草展开大辩沦。造反派分裂，矛盾开始激化。

是日阴历除夕，造反派在武汉水院斗争王任重。

军区副司令韩东山、副政委叶明商议批判群众组织发布的二八声明。

军委发布对冲击广州军区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的命令，希望他们分清是非，立即离开军区机关营区;对于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请不要介入，自觉捍卫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立即离开军队营区。

2月9日(春节)

毛泽东对林彪7日送审的《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作了一些修改，并批示:“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叶剑英把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送林彪审阅，报告称:“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三十二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查批示。”林彪10日转报毛泽东。毛批示“照办”后军委于11日发出。

二司《革命造反报》发表观察员文章《迎头痛击湖北黑省委的更大反扑》，同时涉及原保守组织，特别是造反派内部分歧。

工总等7个组织揭批王任重、张体学搞经济主义，批斗王、张。

2月10日

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就公开点名打倒陶铸问题严厉批评陈伯达。

由于展出内容上的分歧，三司、新华工砸了武汉展览馆展出的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展览，二司与三司、新华工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2月11日

周总理接见西安代表讲话:王任重病得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不见，昨天我才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来。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题?无政府主义。(讲古田会议决议)现在你们重复四十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作得还差一点，那是我们犯罪。

武汉部队批判二八声明的严正声明稿，已经在军区内部讨论，并透露给各个组织，在全市流传。部分军事院校发表声明，说军区声明是毒草。

造反派个别成员冲击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

中央发出关于新疆建设兵团文革的规定。

2月13日

军区保卫科赶走军区大院造反派，停止军区机关文化革命，宣布王任重在军区保护下在总医院休养。

徐向前在京召集陈再道、钟汉华、李迎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广才(武汉副军区政委)开会，说军区7条不是黑7条，指示稳定军队内部;要陈、钟赶快行动起来抓人。

省委、省人委机关造反派斗争张体学，王树成、张旺午陪斗。

得知军区将发表声明，二司勤务员杨道远对军区联络员表示，军区有权发表声明，但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军区负责。同时二司司令部向全体战士发出“关于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命令。

2月14日

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会议批评陈伯达。

2月16日

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和中央文革碰头会，以老帅、副总理为一方，中央文革为一方，就文革做法问题发生激烈争论。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

武汉军区党委命令机关造反派交出李迎希、张广才揭发陈再道的录音。后抄走该录音。

8201部队(省军区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与师长牛怀龙以8201党委名义致信中央军委(送在京开会的陈再道司令、钟汉华政委)，说武汉地区局势紧张，有一个地下黑省委，控制部分造反组织;军区情况复杂，唐、吕身死，李迎希副司令等有接管两级军区的计划;张体学幕后指挥搞假夺权，造反派组织互相打砸抢。据说军区将29师(8199部队)调市内，却未与独立师通气。“社会上流传‘血染武汉’的谣言，说有兵变的危险”。“这些迹象表明，可能有一个大的阴谋”。

牛怀龙、蔡炳臣在陈、钟进京开会时，在部队内散布:“李、张想夺军权”，“两级军区都有问题，不能信任，时刻有兵变的可能”。“武汉市有民兵武器××万多支，落到了不可靠的人手里”。“武汉军区调了部队，他们岗哨谨严，雷达学校烂掉，高级步校领导失灵，军内造反派已到连队串联，情况复杂，可能发生兵变”。“在两级军区瘫痪的情况下，我们师的担子很重，不能按常规走路，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反革命暴乱和兵变”。

2月17日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专职武装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通知》。

2月18日

在《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送审稿上毛泽东批“退总理: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2月22日送审稿毛批示“照发”。

经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同意，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武汉军区派部队进驻红旗大楼意在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军队内造反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解放军;武汉军区不支持《二·八声明》，认定其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大方向的。表示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飞机在全市和部分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反革命逆流》:“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阶级敌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这绝不是偶然的”。

2月19日

毛泽东对成立西安革命造反委员会做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叶剑英签发了批复成都军区妥善处理万县“主力军”的电报。

武汉部队发布公告，指责部分造反派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和领导干部，是反革命逆流。

二司首届红代会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召开。

军内外传说徐向前在武汉对张广才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后于19日离汉。

2月21日

中央关于军委八条的说明: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武汉军区两位副司令带队，武装解散汉口高级步校和后勤学校(后字248)、通讯兵学院(总字423)、军区卫生学校(武字202)、空军护士学校等单位的造反组织，派出武装工作组进行整风。对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艺团体等10个单位4300余造反派，逮捕拘留190多人，行政看管56人，批斗700余人，监督检查的200多人。引起地方造反派同情与反对。

2月22日

陈再道、钟汉华在京接见8201部队给军委送信的人，表扬8201，表示军区姚、孔、杨、叶是可信的，李迎希、张广才是来交代问题的，徐帅已找他们谈话，他们已承认脑子发热，起来夺权。“湖北省军区对8201的领导要拿过来”。后任命牛怀龙、蔡炳臣分别为武汉警备区司令与政委，将公检法和其他要害部门军管任务全部交8201，将军事院校

的部队交8201领导。要求加强社会调查，摸清各组织头头是谁，大方向对不对，对二司的情况搞个材料送党委办公室，不要报支左办公室。

2月23日

青海发生“青海日报事件”(驻军对造反派夺权的青海日报社强行实行军事管制，与占据报社的造反派“青海八一八红卫队”冲突，开枪打死打伤300余人，其中群众亡169人，伤178人，部队亡4人，伤26人)。事前青海省军区向军委报告，叶剑英回电同意。

2月25日

林彪将《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批示“照发”后军委于27日下发。

工人总部、二司等造反组织举行数十万人游行，高呼“我们想念毛主席”。武汉部队向游行队伍散发“粉碎反革命逆流”传单。

2月27日

中央文革办事人员、江青秘书阎长贵向二司在京联络代表指出，二八声明是错误的，严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根据阎长贵的批评，武汉工人总部部分头头前往军区请罪，承认二八声明的错误。

2月底

周恩来与陈再道、钟汉华谈话，要求恢复武汉秩序，要注意工业生产、大联合、恢复学校中的班级建制。要求集中力抓好三件事:抓革命、促生产;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

3月1日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反映青海问题的信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

湖北省军区组织“三级干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陈再道、钟汉华参加并讲话。

武汉部队接管市电信局，对工人总部电信分部宣布罪状予以解散，并逮捕十余人。

3月2日

王任重致信陈再道:“现在应当争取迅速把省一级、县一级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搞起来，以改变目前的无政府状态，不然对于革命和生产都是不利的”。其后，连续写了三份材料:“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十七年来我在湖北省工作的情况”，“我的历史”。

3月3日

毛泽东对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抓革命促生产情况的简报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武汉部队发表“致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公开信”，谴责部分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号召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同少数头头划清界线。

3月4日

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指责保守派借批“二八声明”向造反派反攻。

武汉部队发表“致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公开信”，谴责部分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号召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同少数头头划清界线。

3月5日

陈再道在家里接见省直某组织负责人，说原省委副秘书长张华等人以极左面貌出现，要注意;二八声明肯定错了。

不要以为解放军内有个别坏人就对解放军产生怀疑。

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办公室发表对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点看法，认为其在历史上有伟大功勋，二司是群众组织，原多数派红卫兵可以恢复组织活动。

3月7日

毛泽东对铁道兵党委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陈再道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说，必须彻底批判二八声明，把幕后策划者和炮制者揪出来。要认真贯彻“三结合”的方针。

陈再道在军区接见三新、三司代表，表示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组织。

3月9日

毛泽东修改红旗杂志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加上“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3月10日

毛泽东对成立革命委员会程序的批语说:各省、市亦宜照此(指周恩来当日给毛的报告)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3月上旬

武汉军队出面清除造反派在红旗大楼、井冈山大楼、中南旅社、民众乐园、红楼的活动据点。大中学生在社会上的活动受到一定程度限制。

3月11日

王任重再写信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

3月13日

陈再道在体育馆做报告，指责工人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干了很多坏事。在此前后，支左办公室向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派出军训团，并向武汉一中派出工作组。

3月15日

“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召开，陈再道讲当前右派组织正在土崩瓦解，并对有人蓄意破坏生产的行径进行谴责。陈再道对红武兵负责人讲，对工人总部，在写文章作报告时，不明显提反革命组，但群众可以说;有了舆论之后，我们再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把二司打成比工人总部还要坏的组织。牛、蔡拿出名单，命令8201部队军管的市公安局动手抓人。

应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要求，陈、钟在送南下学生尽快离开武汉前夕，接见其成员。南下学生要求军区善待犯错的工总、二司，陈要北京学生放心，军区会支持、善待他们的。

3月16日

陈、钟接见二司负责人杨道远，说二司犯了严重错误，希望通过整风把二司整好;军队还是会支持的。说你不要走，如果走了的话，问题就说不清了，问题的性质就严重了。支左办公室辟谣，说没有这样讲。当日，二司整风办公室召开开门整风大会。

3月17日

武汉军区拘捕工人总部各级头头485人。

同日，对市公检法实行军管。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在市人武部党党委直接领导下，作为全市“领导权力机构”负责指挥各条战线工作。各区也建立相应机构。二司头头列队去军区、支左办公室请求宽恕错误。二司司令部开始自我整风。

3月19日

北京”红代会”调查组到武汉，就武汉运动形势展开调查。

3月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发布，宣布工总“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干尽了坏事”，从即日起工总及所属组织一律解散，《通告》后附工总十条罪状。

3月22日

水院学生邓子政写出大字报为刘少奇鸣不平，并与同班同学辩论，认为毛是搞宗派斗争;引起造反派愤怒，将其拖到校内批斗，并向社会宣传。二司学生纷纷游行到水院，声讨邓子政为刘邓翻案。军区认为二司的行动是转移批判大方向的反革命逆流。

3月24日

武汉军区向各工厂企业派出大批军代表，组织运动和生产。

中央发出《关于处理青海问题的决定》，认为“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零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3月25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2月26日至3月25日在北京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谈阶级观点、主流和支流、支左问题。要求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所有事情。

在解决青海问题会议上，林彪讲:“青海问题是一个大案件，是实行法西斯的大镇压”。

3月26日

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公开宣称，武汉有一股反动复辟逆流。新华工、新湖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到二司为主的院校，声援二司，倾诉革命造反情谊。二司司令部开会，号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起来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3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新华工集会庆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会后游行到二司为主的院校进行串联，高呼“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两月来造反派内对立情绪业已舒缓、和解。

3月28日

原市长刘惠农(市抓办副主任)在有关干部会议上说:你们前一段挨了整，受了委屈，不要紧。现在牛鬼蛇神都跳出来了，要一网打尽。

3月30日

毛泽东对林彪2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纪录稿作修改后批示:“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本月

部分二司人员组织二八声明消毒队，在三镇承认错误。同时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二八声明背后没有黑手，声明是在红旗大楼写的，与刘真没有接触;二是说明这个声明的目的还是要造反派团结起来对付走资派。

军区支左办公室负责人说:这次运动就是要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你们现在表演够了，该我们表演了。如果你们不老老实实，就杀了你们的头肥田，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是专你们政的时候了!

4月1日

毛泽东在关于安徽问题的文件上添加: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三新、二司召开大会，举行游行，表示要团结起来打倒“武汉的谭震林”。军区邀新华工、新湖大、三司座谈，研究帮助二司整风。新华工、新湖大后来决定不派人参加二司整风，相信二司自己能够整顿思想作风。

4月2日

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发表，批判了普遍存在的否定文化革命和红卫兵小将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据陈再道回忆:三月中旬，我和钟汉华又奉命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矛头直接指向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意在反对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随后，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炮制出“军委十条命令”。这样一来，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来。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他们违反中央规定搞“串连游行”、“杀向社会”，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要揪出我这个“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直接对准武汉军区。这时，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又公开讲，“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江青的公开表态，使武汉地区的局势更加激化。

4月4日

二司、三新等学生组织集会声讨刘、邓，并事先与支左办办公室协议，不让保守派以组织名义参加。部分三司学生参加大会，表示支持二司、三新的行动，后退出三司，组织了三司革联。

是日，毛泽东对林彪2日送审的军委十条命令稿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6日毛又对林彪5日送审的修改稿批示:“林彪同志: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中央军委当日发出。

北航红旗战斗队发表“打倒徐向前，炮轰叶剑英、陈毅”的《严正声明》。

新湖大红八月公社到水院进行串联游行。

4月6日

中央军委十条发出。

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组织的新华工敢死队，贴出大字报“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中的一小撮混蛋挑战”，历数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支保不支左”、“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事实，指其“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打支左之名、行支保之实”、“为武汉谭震林张目”。

4月7日

新湖大召开首届红代会。

4月8日

二司、三新集会，庆祝16条发表8周月。三司与解放军一起召开庆祝会。原多数派红卫兵也集会庆祝。

工人总部武汉锅炉厂分部工人，用袖章拼成红旗，在武昌举行火炬游行，次日重新树旗。二司整风办公室宣布:二司头头“没有修”，决定其全部上班，粉碎反革命逆流。10日宣布解散二司整风办公室。

4月9日

驻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军训团撤走。

4月11日

孔庆德副司令员传达陈再道从北京来电:“三新二司是左派组织，我们依靠你们是不会动摇的”。

造反派一些学生成立“专揪武汉谭震林战斗队”。

4月12日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解放军要立新功。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新一中革司向市“抓办”提出“撤出工作组”等四点要求被拒，一中学生宣布绝食，得到造反派声援。

4月12日

北航红旗再次发表“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的《严正声明》。

4月13日

外地高校造反派发表“关于强烈要求释放朱洪霞、胡厚明等同志的联合声明”，要求为工总平反。

4月14日

军委扩大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迫使叶剑英等做检讨，为青海、成都军区问题承担责任。后于4月19日写报告给毛泽东，检查对中央文革不尊重，不冷静。

工总一些基层群众宣布成立工人总部联络站。

4月15日

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到一中学生绝食现场，代表军区答应学生的四点要求。

是日，王任重写出书面检查(一)关于一首诗的问题。(二)关于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的问题。(三)关于龚同文的问题。

4月16日

造反派学生在洪山礼堂面对面批判孔庆德，孔气愤拒绝，退场。

武汉街头传说江青与军内造反派谈话时指出成都和武汉形势比较复杂和严重，要冲一冲;江青听说武汉学生有5万绝食，多人晕倒，情绪冲动而流泪。

造反派学生重新占领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所在地红旗大楼。

4月18日

二司第二届红代会在洪山礼堂召开。会议主题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会议开幕词说:刘邓路线对革命路线疯狂反扑，“勒令解散武汉地区最早最大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残酷打击我二司和其他革命造反派，耍尽各种手段，妄图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号召“揪出武汉大大小小的谭震林。把这帮坏蛋颠倒过去的历史再翻过来”。工人问题调查团作专题报告。

武汉部队代表发言肯定二司是革命造反组织，建立了功勋。而“革命小将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受到社会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难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正如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曾经在谈话中指出:你们这个组织所存在的缺点、错误一定能够通过整风，求得解决”。“我们支持你们，跟你们撑腰，作你们的后盾”。

清华井冈山代表强调“武汉的潭震林在大力扶植保守势力的同时，百般压制二司等革命造反派”。三新与首都南下联合调查团发言，强调“我们绝不允许武汉的谭震林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来挑拨我们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关系”。红代会以后，“钢二司”的称谓逐渐传开，成为二司正式称呼。

副省长孟夫唐致信陈、钟并军区党委，指出军区对待群众组织的错误并提出三条建议。此前，刘真(省委副秘书长)、张华(省委副秘书长)、任爱生也公开批评军区的支左工作。这些干部得到造反派的支持。

中旬左右

黄石中学生批判韩东山副司令在黄石的讲话，新华工和黄石中学红卫兵“揪韩敢死队”进驻支左办公室所在地洪山宾馆，和韩东山本人就“造个屌反”的问题辩论了十天。韩终于承认在黄石的讲话有错误，并写下了一张承认错误的字条。武汉军区党委声明，韩东山的表态未经党组同意，是无效的。

4月19日

周总理召集中央文革、武汉军区领导听取汇报。

武汉盛传，中央文革召开会议听取军区汇报情况，认为:保守派红卫兵不应解散，中央军委十条指示前解散的工总不应恢复，武汉阶级斗争复杂，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军区传出“中央电话指示”:江青表示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并向陈再道道歉，“听信了假情况，闯了大祸”;“工总”不能翻案，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能解散;武汉军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决定21日由戚本禹接见武汉造反组织代表，将劝告停止把斗争矛头指向军区。

4月20日

毛泽东指出: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下午，江青从军报记者的“快报”得知，军区传回19日会议消息并在武汉广为传播，大怒;陈、钟被令交出会议记录，并被警告不许再提。

4月22日

二司、新华工、新湖大就释放汉轧工人夏邦银问题与公安局军代表谈判。后在汉阳公安局前设立火线指挥部，静坐示威。

军区成立专案小组重新审查工人总部案件。两月后形成三大卷材料，维持原结论，并准备向中央报告。

工人总部人员成立全市联络站，重新树旗。支左办公室不予承认。该联络站和九一三兵团在汉口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

林彪在电话中对萧华说:“在这次会议上，我本来想讲一讲群众路线的问题，加强大家对于群众的作用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对待群众。解放以后，我军部队住在营房，干部住在机关，同群众的联系大大地减少了。这次突然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量的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对待群众的态度如果不正确，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任务。这次发的十条命令，就是为了保证搞好军队同群众的关系”。

4月下旬

红武兵和近郊农民民兵开始集训。

4月23日

毛泽东对四川放人问题报告的批语:“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另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4月25日

武汉部队两万人武装游行，高呼“镇压反革命”、“粉碎反革命逆流”口号。有原多数派红卫兵登军车参加游行，造反派强把他们拉下车，遂与解放军战士发生冲突。多数派红卫兵宣传造反派殴打解放军，冲击解放军游行。

4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

4月27日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陈再道、钟汉华接到军委通知:“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二司代表自上旬陆续到京，要求约见陈再道，辩论“2·18声明”、“3·21通告”，工总是否反革命组织，刘真是否二八声明后台问题。二司学生26日进入京西宾馆，向军区李良部长要求辩论，并扬言陈不出来，将用大字报在京公开事实真相。下午，陈再道接见二司学生，三新、三司革联及军校造反多人参加。学生摆出武汉实情，陈无以解答，说“我们正在调查嘛!大家都在调查嘛!现在材料还不充分”。气氛紧张，辩论没有解决分歧。

4月28日

陈、钟回到武汉。是日，军区将王任重交三司批斗，新湖大、二司学生冲击会场，抢走王在湖大批斗，又到华工、武机、水院、武钢巡回批斗。三司宣传造反派打伤百余三司战士，死保走资派王任重。

以军队干部子弟为主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的“武汉地区特别行动委员会”(“特动”)给任爱生写恐吓信。后军代表对任说:你若改变观点，可以参加“抓办”，否则后果就很严重。

4月29日

武汉棉织厂红武兵与贴大字报的二司、新华工学生冲突。

汉桥区农民千余冲击造反派在汉阳区公安局门前的静坐现场。中南汽车修造厂发生武斗，新华工粮食学校联络站被砸。武汉制瓶厂、汉口电池厂武斗。

4月30日

陈伯达、戚本禹对中央接待站人员讲各地形势。

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

5月1日

毛泽东对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讲: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

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谈话。

毛泽东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上海市、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

武汉造反派冒雨举行五一游行，任爱生参加游行，并贴出为工总翻案的诗歌。

5月2日

毛与王力谈话，认为:“团结和服从都是有条件的”。又讲到: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5月3日

中央军委发出两个文件:《关于捕人权限的规定》、《关于处理军内错拘捕和取缔、解散组织问题的通知》。

长江水利委员会“造委”殴打造反干部。

武汉中学红卫兵“特别行动委员会”抄任爱生、刘真的家，扣押任爱生。后任跳楼逃跑摔伤。

5月4日

汉阳农民向新华工递交抗议信。

5月6日

孟夫唐写出大字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并致信陈伯达和中央文革。

清华井冈山中南调查组5人被位于汉阳的武汉冷冻机厂、武汉通风机厂红武兵殴打。

5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廷、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

5月8日

毛泽东对刘伯承4月30日转报署名为济南军区支左人员来信作出批示。

二司红代会开展拥军爱民月活动的决议发布。杨成武回忆:5月初，《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戚本禹的秘书先后说:“武汉的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5月16日要发文件点军内的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定要打倒陈再道，要为工人总部翻案”。

5月10日

江汉公安分局百余干警赴市公安学校，与新公校红司学生冲突并殴打学生，新公校红司向市公安局军管会反映，无结果。“新公校绝食”爆发。各校造反学生前往静坐声援，北大聂、清华蒯、北航韩发电报声援，首都红代会各学校也发表声明声援。巴中友协(马列)秘书长果索伊女士亲临现场表示支持。

5月11日

二司《革命造反报》社论再次强调，必须把矛头牢牢对准走资派和谭氏人物，要绝对相信广大指战员，不能发生怀疑，甚至感情对立。

造反派在市公安局开始绝食抗议。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中《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一文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同志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5月14日

毛泽东关于广州、湖南支左报告批语:(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5月14日

中央批发广东军管会、湖南省军区报告。

5月15日

三司批斗王任重。

王力、戚本禹接见湖北造反派群众代表，提到:“军区在支工、支农、支左中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错误，这主要是在支左上。现在他们正在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再看一看，有缺点错误都要改正，不要越陷越深，改正了就好了。有意见可以说，方式要适当。(指军区)希望你们回去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的情况形势斗争制定斗争方案、政策。”

近日，军区经甄别后，释放部分工总被捕人员。

5月16日

由红武兵、革命造反大军、红城公社红卫兵、红星军、红旗联委、野战兵团、红色造反兵、红色尖刀、革命工人三司等50多个组织联合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成立，号称全部成员超过120万。成立大会后举行盛大游行。在汉口利济路，红武兵拿出事先准备的洋镐把，对路边嘲笑他们的市民(包括儿童)进行殴打。

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林立组织“百万雄师参谋顾问组”。8201部队派出由三团王参谋长带队的“调查组”进驻总站。

5月17日

汉阳红武兵冲击在公安局静坐的新公校学生。中学红联组织全市数区大绝食。受造反派影响的小孩满街高喊:“支持新公校，打倒陈再道”，“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打倒你的后台刘少奇”，“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5月以来，华师一附中、一中、东湖中学等非二司系统的中学红联学校影响增大。

百万雄师筹建初期，蔡炳臣、牛怀龙就派该师五团参谋长方某去了解掌握百万雄师的情况。接着，又派调查组进驻百万雄师总站，出发前蔡、牛让师参谋长郝文德对调查组说:“去百万雄师，是帮助筹建，出谋献策......”并规定百万雄师的活动，单线与牛、蔡直接联系。

5月18日

毛泽东为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所作修改:“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二司《革命造反报》第27期发表文章，号召坚决为工人总部翻案。

武汉地区17所高等学校革命干部联络站成立，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为工人总部翻案，打倒武老谭。

5月19日

新公校绝食问题，军区派杨秀山处理未果。钟汉华出面谈判，新湖大学生扣留钟，经过8小时谈判，钟汉华被迫答应新公校提出的7点要求，在协议上签字。造反派宣布绝食斗争胜利。军区通过支左办公室表态，认为没有作出任何让步，大力宣传造反派“绑架钟汉华政委”。

5月20日

陈再道否定钟汉华与造反派签定的协议，指出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批判，这是逆流。

5月21日

支左指挥部发表“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指责造反派揪武汉谭震林是转移斗争大方向。中学生“特动”分子抄孟夫唐家。钟汉华信告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负责人，说对事实真相不了解，否定已签字的协议。

百万雄师组织游行，声讨港英当局，汽车已备有棍棒。

沿途对嘲笑他们的围观市民群众出手殴打。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及时总结经验把支左斗争提到新的水平》。

总字127部队出现“周总理四点指示”谣言传单，说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孟夫唐、张华操纵了反革命逆流。

5月23日

毛泽东对黄永胜与广州工联的谈话作出批示。

“武汉中学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与造反派一起行动。

5月25日

百万雄师区以上头头在六机部安装公司开会，组织全市压制造反派的武斗。各区分站加紧集训武斗队。

5月27日

武汉六中“三字兵”打死武汉二十中学生、钢二司成员张昌森。

5月28日

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申耿生、蔡俊善研究订出镇压造反派的计划:1.认清形势，整顿组织，由于武斗不力，指挥不灵，决定抽调各组织一号头头组成权力机构。2.今后任务:1)集中全力扫平障碍，全面血洗造反派;2)镇压造反派之后，搞大联合;3)最后进行夺权。时间上，6月1—15日第一阶段，16日—6月底第二阶段，7月1—15日夺权完毕。

5月29日

二司华师总部召开陈一新(原省政法委书记)问题辩论会，调查组汇报省委运动初期抛出陈一新的目的。陈一新发言，揭发王任重、张体学。

5月

毛泽东对江西省军区问题做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同志:江西军区与群众对立情绪为什么越来越激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还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指示:这次双方都有经验，这股风不会刮得很大，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遵守“十条”。

6月1日

武昌街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公交车与战士摩托相撞，战士被烧伤。百万雄师宣传此事是工人总部谋害解放军战士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造反派在汉口体育场集会庆祝北京大学大字报发表一周年。

6月4日

军区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又称“六四公告”)，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确，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牛、蔡在8201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头头开会，蔡俊善、纪登清、杨克定认为军区公告力度还不够，要造反。军区副政委说这个公告不出，将来军区要被动，其实你们想想，公告已经肯定了支左的大方向。焦点是个工总问题，公告出了说工总不能翻案外，还写着它的五条罪状嘛!有这五条它们就翻不了。牛表态:“原来咱们打交道还少，有的还不认识，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

陈再道回忆:“根据当时的形势，军区发表了《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然而，这个《公告》发表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则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彻底、全部、干净消灭敌人!”

6月9日

百万雄师武力围攻居仁门中学二司学生。造反派自发提出“文攻武守”的口号，张贴各个据点。

百万雄师围攻民众乐园和工艺大楼，8201部队的宣传车在旁呼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武汉军区发布关于制止武斗的“六九通知”。

钟汉华约见二司杨道远，试图调停武斗。杨一见面就问:“你们什么时候停止武斗?”钟说:“怎么是我们武斗?”杨说:“就是你们组织指挥的百万雄师大搞武斗。”双方不快而散。

其间，清华井冈山兵团撤走驻汉人员。

6月10日

三千农民武力袭击新华农校区。

陈7月底被批斗时承认10日左右中央文革有电，传达陈伯达在百万雄师关于武斗的“动员令”上的批示:陈再道同志要设法制止重新武斗。秘书提出要提交军区常委讨论，陈说“你陈伯达呀，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武斗”，不同意研究。

6月11日

支左办公室负责人信俊杰与钢二司负责人座谈有关制止武斗问题，要求放下武器。

6月中旬

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人武部交给8201部队掌握。蔡炳臣政委在8201党委会上说:“这是武汉军区党委对我们的信任，虽然有困难，也要接受这个任务”。

6月12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批发“济南军区党委给山东省革命群众的一封信”(中发[67]182号)。

6月13日

武汉部队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

百万雄师武装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

近郊农民夜袭华中师范学院。

百万雄师和农民路边设伏，袭击华中农学院学生。

6月14日

陈、钟与新华工红色造反团聂年生谈判，钟汉华指责造反派要夺军权。

6月15日

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军区问题的通报，指出:“内蒙古军区少数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特别严重的是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以后，黄厚，王良太等人阳奉阴违，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战士，顽固地抗拒中央的决定，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违反党纪军纪和国法的犯罪行为”。“军区少数领导人......他们甚至公然反对和围斗中央军委派到内蒙军区工作的代司令员滕海清同志，散布流言蜚语，挑拨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继续扩大事态。五月初，他们竟然指使和鼓动二千五百多干部战士，擅自离开战斗岗位和工作岗位，到北京闹事，制造声势，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八条决定”。“在五月十六日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的大会上，他们无理取闹，不听总理讲话，多次高呼对抗中央决定的反动口号。还当场打伤了一位拥护中央决定的内蒙同志。在五月廿日的大会上，他们反抗中央的活动愈演愈烈。他们在大会上拍桌子，跺脚，起哄，抢夺扩音器，大喊大叫，冲上主席台，将内蒙军区政治委员吴涛同志毒打致伤，还殴打了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和会场服务人员，甚至公然在会场上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反对中央的五条反动要求，至此内蒙军区少数领导人所策划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罪恶活动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蔡炳臣、牛怀龙在三团会议室亲自召见了百万雄师总站、分站头头蔡俊善等20余人。蔡炳臣表示8201部队坚决支持百万雄师。蔡，牛还将派驻百万雄师的干部，向百万雄师头头一一介绍，并作了分工，两个团的参谋长方×、王××负责百万雄师总站、江汉分站、二七分站，后勤部副部长张××负责硚口分站，师部管理科长郭××负责武昌分站，某团副教导员杜××负责汉阳分站。分工后，蔡交代“你们和我们是单线联系汇报”。

6月17日

13时数千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开始攻击中南旅社，在汉口六渡桥发生大型武斗。次日5时半造反派伤员赴医学院途中于中山公园被拦截，死两军人，伤员被杀。造反派说延至次日晨的武斗致使93人死。300重伤。8201部队五团参谋长方×坐镇江汉区委，与百万雄师头目史天玉直接指挥这场大屠杀。蔡炳臣彻夜未眠，连续三次电话给现场的纪树彬，指示“你们要注意，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策略，要提高警惕，做到不受损失，不失战机”。后表示“我对你们的胜利撤出现场，表示祝贺!并向你们的负伤人员，表示慰问!”

襄阳地区丹江口工地武斗，造反派伤亡惨重，工地被迫停工。

造反派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体育馆辩论“文攻武守”口号，认为必须彻底为工总翻案，必须杀向社会。

6月18日

百万雄师武装围攻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上午，蔡炳臣电话通知百万雄师头头到8201师部，开会三个小时，商量掩盖“六一七”大惨案的实情，转嫁罪责。

6月19日

中央发出宣传、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通知。

6月20日

武测、华师、体院、二中、建校召开形势辩论会，辩论“文攻武守”。

6月22日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成立。(“联合指挥部”前身是1967年5月16日成立的“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大联指”是由5月5日成立的“武汉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和5月8日成立的“武汉市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合并而成。)联合指挥部设在湖北大学，总指挥为新湖大的张维荣。这个总指挥部包括了钢新两派所有组织。

《革命造反报》改名为《武汉钢二司》。是日，二司司令部在“正处”发表十周年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中说:“近来，这个窃据军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狗急跳墙，竟动用专政工具来大举镇压我们屠杀我们。他开狱放鬼，责令一群劳改犯毒打我们;他停工训练武斗班子，指令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殴打我们。”

百万雄师数千人围攻郊区曙光大队造反派。

6月24日

数千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围攻并血洗工造总司司令部，攻打水运工程学院、汉阳轧钢厂、武昌险峰大楼、铁四院。

陈伯达电陈再道，敦促进一步制止武斗暴力。

6月25日

二司在学院区举行武装游行，高呼“抗暴无罪，自卫有理”。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编者按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鉴于形势极端危急，长办造反派要求发放单位武装部的枪支，长办联司头头想不出办法压服下面，给周总理发电报，说长办现在的形势危急，已经被四面包围，许多人要求武器启封，请总理指示武器能不能动。当天夜里一点北京回电话:“总理指示，那个东西不能动”。

6月26日

百万雄师包围新湖大，围攻机械学院、钢铁学院、长办。

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电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该电文由杨成武、戚本禹商议，形成文字，周恩来、陈伯达同意。

百万雄师公开宣称电报是中央文革对其的最大关心，私下抱怨中央文革对下面事情不太了解。

洪山礼堂门口有许多军区的人在议论，说怎么我们支左又错了，都猜测和传说那个6·26电报是江青的表态。

哈军工、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的宣传车开到省军区警戒线外，朝军区大院广播中央文革来电。

6月27日

“汉阳公检法”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提出:中央文革对武汉运动了解很不全面，来电是支持一方，打击压制另一方，助长造反派杀向社会，进行打砸抢抓杀，脱离了武汉二百万群众和军区广大指战员。

6月28日

周恩来电话指示:不准占领郑州邮电大楼。

8201某部以全体战土名义给百万雄师写公开信，赞扬他们给“孟夫唐之流、二司、三新、黑工总、九一三等—小撮坏蛋以沉重的打击，真是大快人心”。

6月29日

王力在昆明两级军区党委会上讲: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重要口号都是毛主席提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有没有，毛主席也讲过，从上到下都有这样一种反革命复辟逆流，那时是二、三月。四月二十日江青......根据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在全国形势是一个转折，不再是青海问题、内蒙问题、四川问题......那样的形势了，拥军爱民是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口号。红卫兵小将没有看到形势变化，所以还扭住什么“赵永夫”、“谭式人物”、“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不是一般的口号，是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口号。拥军是使革命小将懂得如何处理好对待军队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什么方法对待军队，推动文化大革命前进。

6月30日

百万雄师出动卡车改装的装甲车8辆、卡车30多辆，攻打新湖大校区，撞倒围墙;包围、冲击汉口工艺大楼和民众乐园。8199部队出动干预后，武斗队撤离湖大。

7月1日

造反派联合举行大会并游行，纪念“七一”。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任爱生担任大会名誉主席。后字248等5个军事院校造反派发言，首都红代会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农机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院红旗、新人大公社发来贺电。

7月6日

毛泽东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团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电话汇报批示给林彪和周恩来，提出“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制止武斗，“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7月7日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会议的代表。

7月6—9日

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议事;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

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某团，在深圳沙头角武力支援抗议港英的本地民兵，痛击边界英军。

7月10日

周恩来通知陈再道，谈判就在武汉进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毛主席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并且可能要到长江游泳。后来陈得知，毛主席此行要视察大江南北，第一站选在武汉。

周恩来接见江西军区和造反派代表时讲话:革命群众里头可以有激进、有缓进，不能都是激进的，不能把保守和反动、反革命划到一块。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思想保守、看事情看得迟一点，一般的保守是这个意思。群众组织里有的造反精神旺，有的造反精神弱一点，偏于保守，这个允许存在。都是造反的，就走到极左、偏激方面去了。

武重工总头头在北京见到张体学，张说陈再道抓人肯定不对。周恩来的联络员和秘书与武汉上京告状的造反派工人接触。

陈再道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以前我们支持他们，现在天天搞我们部队，这算什麽鸡巴革命派”!“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对他们不能糊里糊涂无原则的支持，如果坚持错误，垮了自己负责。百万雄师是客观存在的，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我们支持这个组织”。

中央发出关于河南省军区支左工作错误报告的批示:河南省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这次河南省军区党委所作的关于支左错误的检查比较好。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查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会欢迎并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河南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斗等问题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央认为这六条协议是好的，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些协议。

7月12日

二司《革命造反报》编辑部文章《坚决打倒陈再道》，指出陈是王任重倒台后湖北、河南的反革命势力总代表。提出警惕出现反革命暴乱。统计自6月下旬以来，全国有160多个单位和组织发电声明支持武汉造反派抗暴斗争。

周恩来、戚本禹与赴京汇报的河南部队领导同志谈话:“你们在这里我们做工作，有的思想不大通，在电话上受到家里的一些影响，在情绪上有所流露，就影响很大。内蒙就是这个问题，前面谈的很好，背后又搞一套，来压中央。地方的群众劝说回去了，军队的又来了，结果又搞了第二次。四川也有类似情况。河南一定要注意反复，你们认识多少就谈多少，没有想通的就讲出来。我们告诉你们内蒙、四川的经验教训，就是免得反复。你们认识多少，就向地方讲多少，地方想不通的，就反映给我们，帮助你们解决”。“你们也要估计到部分地区出问题，你们要把错误引向自己。内蒙就有这个问题，不仅两派在斗，一派出来打吴涛，而另一派很高兴，没人出来制止，正好暴露了他们自己，结果只好那样处理”。

周恩来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

长期以来，人们议论、探讨1967年7月的“武汉事件”³⁰⁶，囿于一些场面性人物活动与事件过程的简单描述，缺乏对当年代表中共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周恩来实际作用的了解。实际上，周恩来总理是处理武汉问题和处理后继的“武汉事件”的最关键人物。

好在，1980年代，当事人陈再道最先以回忆录形式披露了一些史实和个人遭遇、心理活动;1990年代，杨成武也以系列访谈形式，出版了对1967年的回忆。后来，《周恩来年谱》和一系列关于周恩来的研究、回忆问世，也提供了一些参考背景。2001、2003年，海外更是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王力反思录》和《晚年周恩来》。不过，许多专门澄清或涉及“武汉事件”的回忆、专著，谈到周恩来多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特别对周恩来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军区的重要讲话，又语焉不详乃至绝口不提。笔者收集现场实录性和口述史形成的文字《亲历者的口述——民众心里的武汉“7·20”事件》³⁰⁷(以下简称《口述“7·20”》)，从当事人群体性的口述角度，首次披露了民众心中周恩来的一些活动、言论，引用了周恩来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师级与二级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对照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版)，以及当事人王力后来的回忆³⁰⁸、王力给党中央的申诉书，认真对比杨、陈的回忆，也对照了当时和后来流传出的传达、记录以及当事人回忆，认为现在外间流传的周氏“7·18”讲话的内容，是比较真实可靠的。在王力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誊清的当时讲话记录和有关档案公开给史学界前，我们暂时运用这些材料来探讨有关历史。笔者就此具体问题，述说周恩来配合毛泽东处理武汉问题的史实，并认为，应回到1967年的历史环境去理解当时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本意，这是弄清该事件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

一、周恩来代表中央到武汉

“武汉事件”的“英雄”与“罪魁”王力，在秦城受审和重获自由以后，一再说明周恩来的“7·18”讲话是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泽东的，这一方面也许是想减轻对他本人责任的追究，另方面客观上也是实话。因为周恩来的讲话稿在东湖拟就，此亲笔(毛笔)稿，据权延赤记录杨成武回忆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是1967年7月17日深夜“(杨)刚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毛泽东”，并说“......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纲，请主席审阅”。由于事关重大，时间也很紧迫，“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说:‘同意，他讲吧。史无前例么，没有经验，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³⁰⁹

王力《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³¹⁰谈到“7.20”事件问题时是这样说的:“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一，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誊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总理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的讲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周总理传达的中央方针更厉害，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没有说。第二，至于要各派群众组织都‘撤除据点’，当时不但如此，还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给军区保管，这是周总理为保卫毛主席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专门针对‘百万雄师’一派的。这不能成为‘使矛盾激化’和爆发七二零事件的原因......”。

在公开出版物中，王力也申辩说³¹¹:“主席和总理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后来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指出，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讲得就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主席一条也未改变。这是主席18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

当时，中共中央指导湖北武汉文革运动的精神，与当年处理其他省市问题的原则无二，都是批评部队的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造反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团结对象”。大联合夺权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在武汉“7·20”事件发生前夕，中央决策高层内部思考讨论的和公开的表态、宣传都是如此。

周恩来在7月10日前，并未下决心去武汉就地解决问题，但是7月6日以后他与毛频频接触:7日和毛泽东、林彪一起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会议的代表(1967年文革三巨头一起接见军队代表机会并不是太多)，在6、7日和9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³¹²。实际上他与毛泽东已经商议、统一了行止取向，甚至周在10日立即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在13日会上，尽管他还和林彪、中央文革成员一起劝阻毛，以至劝说“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但他很快就不再做无效的说劝，并果断地当场布置北京“留守”人事事宜和当夜就出发的一切要事。

即便如此，毛泽东并未明确解决武汉问题的具体办法，13日会议也仅仅是商议去不去，毛坚持要去，又就全国形势和军队讲了一些大道理，没有时间谈武汉具体事宜。所以，在6-9日前，周还持和中央文革商定的在京解决的意见(即与文革小组致武汉军区“6·26电话”精神完全一致)，并未起草什么解决方案;在10-13日，也无具体要求和精力，起草处理武汉问题提纲。甚至，周离开北京前夕，还信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我有任务离京两三日......”，并未准备久留武汉。看来，7月17日深夜杨成武拿给毛泽东的讲话稿，大致是16、17日周恩来思考、草拟的。其基本背景，来自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数月来周对武汉情况的调查掌握，来自对其他省市问题解决的原则和经验，至于毛泽东的精神，具体来自6至9日他俩的议论(至今没有披露)，也来自到东湖后大家讨论、毛泽东指示的要点(毛对武汉问题成熟的原则意见，王、杨回忆多有披露，本文不再赘述，也暂不研究)。

在13日人民大会堂的高层会议上，宣布毛泽东一行南下武汉，三军领导人层面上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打前站，当然并非单去武汉做前站、后勤，也不需要周事必躬亲地去安排毛泽东的安全保卫。1967年异乎寻常出现党政军高层大队伍随同毛泽东南巡去武汉(非中央重大会议，毛、周共赴东湖，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毛泽东“御驾亲征”解决一个地方的问题，在文革里也是唯一的一次)，周恩来的关键任务，就是配合毛泽东，出面解决武汉问题，而不在仅仅保护毛泽东安全的层面上。在文革的1967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毕竟周恩来总理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人。按《杨成武将军自述》、《杨成武将军访谈录》³¹³所说，是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萧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然后提出要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还说准备在武汉游泳。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但毛执意要去。《微行》谈到周恩来不再劝阻，轻拍杨成武的手背，说:“成武同志，你的任务两个。一个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报告，由你转报主席。”他转向全体与会者，重新宣布一遍:“杨成武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联络员。”他第二次轻拍杨成武的手背:“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毛泽东南下，带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军委工作的班子，留守北京的中央领导调整了任务，在13日下午的会议上，周恩来对于留守北京和武汉之行的人事分工，已有非常成熟和明确的要求，只是杨代总长的回忆没有一一述说。总的看来，当日大家并无时间讲武汉问题解决的具体事宜，周、杨的准备也十分紧迫。不到12个小时，人马均已上路。

王力回忆在7月15日那天:“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要十五日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中央讨论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³¹⁴可见，开初，周并未主动请缨，由自己在武汉主持解决问题，至少到7月15日，周才同意参加和主持解决武汉问题。写提纲则是其后的事。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原则认识和决策，要先从部队解决，《微行》和《王力反思录》都有大段披露，本文不再赘述，其他尚未解密。

......

必须强调的是，毛、周空前绝后共赴一地处理问题，毛泽东亲自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文革运动问题，可见武汉问题在毛心目中的非常位置。

7月10日周恩来对他的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又(根据陈再道前些日对周的汇报)说:“近二十多天，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陆续上交。这说明什么?说明陈再道和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局势。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微行》第11页)笔者以为，这里没有披露周恩来秘书们讲述的全部情况，仅仅话音一转，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是，周似不同意毛去武汉，也不同意军区无力控制局势的说法。实际情况是，武汉的大规模武斗在6月27日以后基本停止(26日凌晨周还给造反派回电，不得动用民兵武器)，截至7月10日仅仅13天;小规模冲突延续到7月上旬始终不断，不过两派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材料进京汇报上。即便如此，周、毛到达的次日，汉口与武昌还发生大型冲突，死了人。至于武器，造反派是在谢富治要求他们集中封存，周恩来起草讲话提纲时，才开始集中封存;“百万雄师”派的，完全没有应中央要求上交，到20日的武装示威就公开出示了十数万件。问题是陈司令报喜不报忧，要么是周恩来有意不讲武汉局势极不稳定，反流露出一点他对处理武汉办法有自己的保留。但是这些统统在真要去武汉前后发生了改变，否则他为什么把武斗、武器可能威胁主席的安全，始终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这对于理解他在“7·20”后的认识与行为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另外，当时周恩来也并不反对就地解决地方问题的方式。据当时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回忆³¹⁵:在1967年6月下旬准备去云南、四川就地解决问题时，周对王力说，毛主席的意思，解决地方问题，可以到北京来谈，也可以就地谈就地解决。并传达毛的建议，可以老、中、青三结合，带上红卫兵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也锻炼锻炼。周恩来才让从几个大学里挑红卫兵，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文革中表现好，有一定能力，身体要好，要严格保密。还明确具体指示:“那就从北航选，让韩爱晶派人吧”!选派的北航红旗学生到了云南、四川，后来参与处理武汉事宜，也恰恰是根据总理指示才确定的。(为弄清回忆的真实性，笔者专访“七二〇”的见证者张根成取得证实，毛、周的这个意图，是张去北航具体落实的。)平心而论，这些北京学生原来对武汉并不了解，谢、王、余也并未领受处理武汉问题的任务。不过，周恩来不会不知——他从各个信息渠道——包括北航红旗，得到了一大批武汉社会实情的(诚然，也是有倾向的)汇报，而4月2日人民日报《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恰恰是在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站长徐鹏飞同学提供的原稿基础上修改形成的，修改、审批社论者，除总编唐平铸外，就是随谢、王到武汉的北航红旗的吴介之(研究生)，周恩来当然不会不知他的身份。周清楚谢、王并没有携带与武汉问题有关的任何材料，中央也并无要谢、王主持处理武汉问题的意图。周恩来亲自拟定的讲话，只能是他数月——特别是7月里来准备的，代表了那时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意图。

于是，周13日晚即飞武汉打前站，安排毛泽东住处。按高文谦的说法³¹⁶，“为了确保毛泽东此行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并由毛亲自点将的杨全权负责。......又打长途电话给谢，要他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武汉之行如此尽心竭力......还有两个不便为外人道的用心。其一，由于“伍豪启事”悬而未决，周氏当时在政治上还背有黑锅，精神负担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够对他高抬贵手，因而有意以实际行动来处处表现自己对毛的尽忠尽职。其二，他当时已经看出武汉问题的背后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蓄意插手的结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遏阻林彪、江青联手整垮武汉军区、打倒陈再道的企图”。高文这里的“周恩来决定”的确说对了，林彪并不主张南下，也没有这个决定，似乎更没有说“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武汉。周在会上宣布杨的使命和身份，不论是事关重大也好，还是杨说的为了提醒文革小组也好，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周恩来在这次武汉之行中举足轻重的位置。至于高说的“其一”，可惜研究周恩来多年，居然终究脱不出俗套的的书生之见;“其二”，或许是林彪、江青相继出问题以后“事后孔明”的臆想，并附和政治斗争的非学术之言。从爆发武汉“7·20事件”前周恩来的所有言行举止看，我们似乎还看不到他已经觉察有林彪和江青两大异常勾结的势力，而且他们在“联手整垮武汉军区”(从现今党史的研究上看，所谓的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在当时还未形成，如果周在1967年与他们有分歧，还属于是党内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正常分歧)，否则他决不会轻易写出一个批评者称为“助毛、林、江为虐”的“7·18”讲话稿来。周恩来在武汉并不至于如高文谦揣测的那么弱势。

如果说周真正反省和发现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可能有问题，可能是在独立师与“百万雄师”闹事之后。如果是抵制“左”的干扰，从4月到7月，他都在竭力去做，毕竟是他主持绝大多数的(外地问题)接见、谈话、决策、起草文件，并非林、江。他和毛泽东一样自信:到武汉是可以既排除来自右的、抵制文革的干扰，又能够排除来自“左”的、无政府主义的干扰的。对武汉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对中共历史的核心搭档亲自商量、实地处理，从7月6日到20日，京城的林彪和江青即便有二心，也实在是鞭长莫及和插不上手的。

二、事件前的周恩来

7月14日凌晨2时半，周恩来、李作鹏离京抵汉。周到汉后立即通过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找来陈再道司令员，部署安全保卫工作。对此，王力提供了关键的回忆³¹⁷:“总理连夜打电话，并先赶到武汉布置，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的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现在换成另一派。同时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特别在18日晚，“临行前总理又强调布置让武汉空军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本来武汉空军司令员是傅传作，因为有人说他‘是贺龙的人’，过不了关，总理才决定由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负责的。”东湖宾馆工作人员当时分成两派，《微行》一书已经交代过，不过当时在宾馆内部并未发生武斗冲突，只是工作半瘫痪了。从后来杨成武和张根成回忆，都谈到毛泽东对(造反派)工作人员有接见、谈话。据张根成说，谢富治在20日凌晨被叫起，先想到要稳定内部工作人员——造反派，说明的确“主要工作人员”已经换过了。可见，决定宾馆安全和日常服务工作，业已将武汉两派取向作为一个参考因素。后来悲剧性事实也说明，对此“政治歧视”的换班心怀不满的个别工作人员，就在20日凌晨给“百万雄师”带路去冲击了百花二号——找谢富治论理。更重要的问题是，将原来负责安全工作的陈再道——军区和独立师(8201)，换成刘丰——空军负责，20日凌晨宾馆受到冲击时，军区值班领导则通知与空15军有历史渊源的29师(8199部队)来加强保卫，后来空15军介入控制武汉局势处理武汉问题;问题是从一开始由刘丰前往接总理就露出蛛丝马迹来。《微行》中杨成武说陈再道听刘丰的电话(告知总理已到武汉)就发火了，确是事实，而且是一个吴法宪玩不了小聪明、做不了小动作的组织原则问题。毕竟是迎接给毛泽东打前站的周总理，又是空军专机师的飞机，吴司令一个人能够超越中央擅自决定一切吗?我们现在的一些研究者太不懂得中央的运作规矩了。毛、周在武汉问题上的运作，自有他们认定的规则的。

从刘丰接机，到后来刘被明确负责毛的安全，再由与空15军有历史渊源的29师解救王力，空军掩护毛泽东离开被围困的宾馆到机场，空15军入城警戒、支左(又于8月由15军来组建武汉市警备区)，刘丰在武汉事件里“勤王”立功，绝非偶然。可能毛、周在7月10日以前的会晤，中央在(北京)13、(武汉)14日会议上，已经明确了毛泽东南巡武汉、解决部队问题要借重的主要军事力量——这就是武汉空军部队，以及曾隶属于15军建制的陆军29师。这些重大严肃的军队人事，决非所谓的副统帅林彪个人就可以倡议和私自决定、指挥的。

王力接着在回忆中表白:“我认为这样的作法很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我过去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问题”。(后谈到去街上看大字报，没有武汉军区的人作向导，更没有刘丰，“因为刘丰是总理指定的保卫毛主席的主要负责人，陪总理去接主席了”³¹⁸;足以表明刘丰的位置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不论王力本人回忆和申诉的心态与意图是什么，但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陈再道对此很纳闷，顿生疑窦:“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意不让我们事先知道?”³¹⁹张根成作为当事人提供了重要补证:“总理把8201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大家一开始就发现独立师(8201部队)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说把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³²⁰这也是蔡政委对总理产生对抗意见之始，笔者访谈张根成再三证实无误。在张的眼中，已经看到事件以前独立师政委公开表现出的不满(换警卫、换不同派别的工作人员)。总理还未开始指导解决问题，两位鄂豫皖的老军人(陈、蔡)已经为此对中央的安排深为不满。不过，直到20日事发，东湖宾馆仍是由独立师负责保卫，大门仍是他们看守，并没有调换全院警卫人员，中央警卫团也仅仅密切控制了梅岭1、2、3号一小片建筑和树林、要道，在其外线仍由8201警卫队负责。在7月15日，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也没有同意军区保卫科王科长和孔庆德副司令事前提出的启用8199部队加强宾馆警卫的建议，他怕引起两个部队之间的矛盾。

但是20日凌晨，就出现了内外串通，冲击宾馆问题。尽管在场的独立师保卫干部主观上要阻止来人冲击宾馆，并向师部和军区急报情况，也与中央警卫团联系。必须强调，这些独立师保卫干部在当天的突发事件中，表现是很原则和非常尽职尽责的。

周恩来对宾馆一切安排停当，谢富治一行于14日中午到达。周同大家一一握手，并特别询问了北航红旗四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交代说:“主席今晚到武汉，他老人家一定要来游长江，叫你们来主要是协助保卫主席安全。武汉驻军过去是你谢富治的部队嘛!”谢富治反而迷迷糊糊:“我怎么不知道?”见状总理哈哈大笑³²¹......原来，谢对中央要自己赶赴武汉的理由还未曾认真动脑筋，不明总理意图。周恩来说，毛的记忆力真好，说武汉的部队是谢指挥过的，周要秘书一查，果然武汉驻军主要都是谢的部下。可见毛、周对此颇费了心思，要谢、王一行来汉首要目的也并非处理武汉问题。

说武汉驻军曾是谢的部下，大概涉及1948年5月后中野和二野的一段历史³²²:中野2纵陈再道任司令，钟汉华任副政委;谢富治任4纵政委。1949年2月，中野正式改称二野，新陈谢兵团(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政治部副主任钟汉华，下辖的11军第31师师长赵兰田，1967年在空15军任军长。第14军(原4纵)归属第四兵团，其第40师师长即刘丰，1967年为武汉空军副司令。原属老陈谢兵团的9纵，改编为第15军，即1967年的空降兵第15军，下辖44、45师，是1967年“7·20”事件发生，赶调入城支左的部队。第3兵团第10军的第29师，即1967年参加维护东湖宾馆和军区安全，抢救王力的29师(8199部队)，1950年12月曾划归第15军管辖，1961年才由武汉军区直管。所以周恩来讲武汉部队是谢的老部下，是意味深长的。周在14日一见到谢，就道出解放军序列历史渊源，谢反而未曾注意。毛、周均毕竟是率兵多年的最高军委领导，毛泽东认为解决问题，部队是关键，无庸置疑，周在去武汉前，中央军委最高决策核心已经研究过武汉安全问题和部队问题，这大概也与确定倚重武空，由刘丰负责毛泽东安全有关。

晚上，毛泽东一行也就抵达了。按张根成回忆:“总理正与三军领导开会，汪东兴、郑维山走进东湖百花一号，一路走一路开玩笑说今天就只抓住一个扒车的是郑维山......大家一阵玩笑，气氛轻松”。张根成报告周总理说汪主任到了，周随即宣布散会，与谢、汪等就去毛主席驻地梅岭一号。

7月15至18日，杨、李、余、汪、郑和军区领导曾去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周恩来和谢、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泽东处汇报，下午听取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汇报，这些内容，在杨成武的有关系列回忆里已经十分详尽。17日会上，毛提出要周次日回京解决湖南问题。看来，毛与周对武汉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王力回忆³²³则点出了周、毛意见的要点:“主席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总理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汇报，参加的不到30人。从15日一直开到18日。总理的总结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中央的方针，以及根据在武汉了解的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指示。他的总结提纲是用毛笔手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总理的部署，是毛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主席就讲得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方针，主席一条也没有改变”。

而且在17日的会上，毛泽东说:“(造反派群众)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正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陈再道就是不动脑子，少政治”。周恩来即插话说他主动促进陈毅与韩爱晶当面沟通之例，韩说“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周示意陈表示一下，但陈毅却未吭气。

需要说的是，虽然周恩来在17日已建议毛泽东次日接见军区领导，当晚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工作;但陈再道直到17日下午，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毛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甚至认为是周恩来因循处理各省问题思路对湖北的个人认识。顿时陈十分抵触，不满周这一讲话，当场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又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其言语直接冲撞周，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以至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也(气得)拍桌子对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³²⁴。

读到这段未曾披露的内幕，联想其他回忆中武汉事件后各个人的心态和态度，似乎感觉到，在开展文革运动的认识分歧与冲突背后，有一个深刻的未曾抚平的心理创伤: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历史冲突。或许，陈再道与周恩来在四目对视之时，脑海里既难有“工人总部”也没有“百万雄师”，他们同时回想起的是1936年底批判张国焘时，红军大学的许世友串联原四方面军30多高级将领试图拉回大巴山——被整的“反革命武装集团”错案，其中也有当时难以忍受过火批判的桀骜不驯的陈再道。诚然，周恩来想的是如何帮助陈认错过关，让群众认可谅解，同时不受心灵的伤害，而陈再道则想的是中央是否信任自己、有人要算计自己(过去军内一些工作问题的纷争，他总认为是“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武汉事件的一个悲剧性细节也许恰恰在这里，老一辈心理的历史创伤，可能还会暗渗血泪，影响着30年后的思维、情绪乃至决策。卤莽少文的将军，多少知道军政元老在以往路线斗争里的角色和位置。另一方面，《微行》一再披露的恰有毛泽东和林彪在对待有关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事宜上，极其慎重，实非偶然心血来潮。文化革命中，中共中央一再保护备受冲击的韩先楚、许世友、陈再道，而且毛泽东在文革里特别倚重的军人就是出身四方面军的将军，恰是谢富治、陈锡联、许世友，还有郑维山、李德生、韩先楚，也非偶然。

深谙党、军历史和历史恩怨教训的周恩来(1936年批判张国焘和批判扩大化时，他恰好不在延安，十分超脱)，也特别明白必须保护一些心底有暗伤的老将(他多次苦口婆心劝戒红卫兵，要明白党内斗争历史中的教训，不要以为大方向对，就什么都对;政策方法不对，大方向就不能保证。而且说如果不把历史教训告诉青年人，就是对毛主席不忠。针对武汉红卫兵对待王任重的政策问题，他就苦心教诲:“现在你们重复(我们)四十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作得还差一点，那是我们犯罪”。但周恩来苦于一时难以说透，去说服陈。王力没有将这段重要情况写进他的“反思录”公开发表，大概是当初要求对“家丑”“保密”，也为顾全总理和陈再道的面子。实际上，从15日到18日，周的讲话不能使陈接受，后者也当场表示了难以买账;陈在事后的检查，也坦白承认了这点。

陈与周恩来对抗，旁证是:“7·20”事件后，揭发批判陈再道，15军王新政委(后任河南省军区政委)揭发陈“煽动下面干部在会上给总理提意见，企图压中央改变态度”。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后任军区参谋长)揭发“钟汉华埋怨军区整理的材料没有及时送交总理和汇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军区领导对周的善意苦心的始终不理解和极端抵触。这些抵触，确实是针对中央的。其二: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在18日回师部传达会议精神时，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指师长和政委)”。在该师干部对此情极为不满时，还特别交代“不要提总理说的”，多少说明他们想留有策略余地，不想直接、公开对抗周恩来，而师领导和下面干部已经对周讲话非常不满。7月20日下午，陈再道得知周将来汉，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同时，在独立师师部，有团级军官议论:“听说总理、伯达要来”，“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³²⁵客观、历史地说，在整个事件过程里，从陈再道到他的部下，已经对周恩来的观点和态度十分抵触。最先对总理有意见的蔡政委，到被审查批判时，也承认自己对总理的不满。这种对抗情绪实际上比对王力来得更早更本质深刻。这是没有被史家披露的，也是陈司令在毛、周离世以后，1978年中央又为“7·20”事件平反时，不再承认的一个重要细节。

会后，周恩来如前所决定，带陈、钟去见毛泽东，毛亲自做工作，安抚了忿忿不平的军区领导，重申了解决问题的原则，要帮陈再道下台阶。陈表示接受主席指示，坚决照办。周也放心地回北京了。在当时，大家都相信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性，相信只要军区首长愿意按中央精神改正错误，对下面和“百万雄师”做工作，武汉问题可以在既定精神和正常秩序下，逐步解决。今天看来，大家(特别是中共中央)都严重低估了文革激起党内和社会潜在的矛盾及其作用，高看了军队干部和战士、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也严重低估了反对毛泽东文化革命做法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的巨大能量。周恩来虽然多次说前面的省区有反复，临去武汉前还与河南军队干部说，到武汉军区也说湖北还会有反复，他几乎没有想到，仅仅在他讲话几个小时后，甚至还在毛泽东接见陈再道的同时，反弹已经在迅速、广泛地酝酿中。

关于这一点，还是陈再道自己在口头检查承认得比较中肯:“七月十四号，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为什么呢?就是自己这个反动的思想，就是不重视，就是抵抗毛主席。以为我开的几次会，都是搞的那。主席的这个指示总理说了，主席又说了，(如)传达下去，这个力量会多大!这个反动透顶了，连主席的东西都不传达。这不是反抗主席啊!还要怎么样反对主席啊!”“所以，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工总......在我思想上......，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实际)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已经解散这么久了，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有了这个谬论。继续对抗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总理。就是不愿意贯彻。指示这么明确，这么英明、正确，就是抵触，不愿意办，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继续顽抗，而且公开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周总理这些指示，拒不执行。所以，‘七·二零’事件不是偶然的。”³²⁶

陈在当时高压的批判下，自己上纲很高，戴了许多大帽子，不可作为凭证，但他也说了实话，就是对周传达的中央精神，以致对周本人，实际上是罕见地抵触的。这些事情，陈再道在毛、周在世之时，没想否认也不敢否认，所以在1972年他被解放出来，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时，还专门写信给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重申自己解放了，不意味着自己在“7·20”事件做对了，没有错误了;声明他不会翻这个毛主席和周总理定的案。

军区支左办公室在1967年7月底于军区内部的揭发批判会上，就谈到当时向总理汇报的实情:“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同志们，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的很。”³²⁷

钟汉华政委当年11至12月在湖北学习班(按:大军区和省军区干部在北京的集训班)上的检查，也如实地回忆情况与披露自己心态:“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由于我们反动的立场，就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的反革命决心不变，仍按原方案汇报。

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

“18日下午，总理作了正式结论，表面上(我)也假意表态，承认方向、路线错了，但这时五心不定输个干净，内心不服。当晚主席对陈再道和我亲自教导，要我们好好向百万雄师作工作，作好部队思想工作，步子稳妥，工作细致深入一些。由于我们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对主席没有感情，仍是拒不执行，也不传达。真是罪该万死，千刀万剐，也赎不了我的罪。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我的罪过大啦。‘7·20’反革命暴乱的火，是我点起来的。”³²⁸

诚然，这里钟汉华在当时高压情势下，自己无限上纲，给自己戴了一些“反革命”大帽子，有失偏颇;不过可以从他们交代中看到周恩来那时候对军区领导真诚做工作，陈、钟二人甚不领情，步步退守的实际心态，也看到他们从抵触、被动，到组织失策、失误的的心理和失控的过程。武汉军区领导一级自己的思想完全没有通(不可能通)，又在极其艰难的思想工作未做时，将矛盾直接踢到下面，仓促布置传达周恩来讲话精神(19日夜已经传达到排级，并传至士兵);军区秘书科后来在追查事件时揭发:19日下午独立师战士到值班室造反，反对四点指示，当时机关干部都不知道什么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³²⁹显然是要让中央被动难看，帮了周恩来的倒忙。该部队参加武汉支左工作，在运动中陷得很深，而中央的精神根本无可能使他们急转弯，否定自己此前的工作方向。实际情况又是:独立师蔡政委18日在钟汉华处获准传达总理指示后，当晚师党委常委开会决定次日上午传达到各团团长、政委和司、政、后科长;午夜，独立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又到蔡政委家商量，两人居然私下决定扩大传达范围。19日早晨，周忠令管理员阎保国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以及部分支左人员参加听传达。所以在19日下午，独立师干部战士都已经得知中央对武汉的四点基本指示精神，并迅疾扩散到全社会。独立师按规定不开展“四大”，个别人这样做，显然违反了党纪军纪，但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也是可以理解其背景的。于是在独立师有预谋、有组织的活动下，在没有任何思想转弯工作的前提下，中共中央的意图被泄露了。文革结束以来的流行说法是王力和造反派群众泄露了中央精神，激怒了不同观点的群众，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王力在武汉的公开讲话，从未去传达与透露总理讲话的内容，造反派群众则是在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群众将所谓的“四点指示”在街头公开，才听说这个似是而非的指示。

三、7月18日周恩来讲了什么

周恩来所讲的精神，就是中共中央当时准备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从当时形势背景和正在解决中的河南、湖南问题看，原则是一致的。如果没有出现后来的“7·20”大规模反弹，即便组织两派群众代表座谈，中央最后下达的文件精神也基本如此;在发生“7·20”反弹之后，除改组军区领导班子外，中共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基本精神也未发生根本变化。文革中，“彻底否定文革”之后，最大的遗憾就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讲话提纲，也无从去研讨这个讲话提纲。大家往往是在并不明了(或者掩盖，或者歪曲)当时中共中央实际意图的情况下，回避当时的实际背景，去认识和判断历史事件的，而且人云亦云、辗转炒作。这样，实质上不是维护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形象，而是严重扭曲了历史和周恩来，也绝对不利于在党史的角度认识和反思文革问题的实质及其深刻教训。

在军区的会议上，周恩来讲话: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³³⁰，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先谈湖北形势问题。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³³¹。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³³²，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³³³，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³³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³³⁵。过去，以王任重为首的当权;湖北问题解决对全国有意义，以两条路线斗争开始分为两段;夺权和夺权以后。中南地区的陶铸是有影响的，解放后十六、七年的影响，湖北地区、广东又是中南的模范省，有他的影响，这一主要责任在军区，当然不能排除陶铸的责任，当然不能叫陶铸来解决问题。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³³⁶，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李雪峰)，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按:指武汉军区对形势的声明和取缔工人群众组织的公告)，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象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象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³³⁷。

“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³³⁸。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³³⁹?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³⁴⁰?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³⁴¹。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按:指武汉军区“2·8”、“2·18”、“3·21”“6·4”等声明、通告文件)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³⁴²。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

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³⁴³。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³⁴⁴。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³⁴⁵。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³⁴⁶。

撇开价值、是非判断的争议，从事物的本质看，当时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独立师主要领导及其部分指战员，以及“百万雄师”群众极其抵触，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实际上正是周恩来的这一席讲话，他们要谢、王澄清的正是其最主要的所谓“四点指示”(公正地说，“百万雄师”最先是要求谢富治澄清这个指示，而非找王力)。所以周恩来7月21日在武汉东湖边对北航红卫兵井岗山同学讲:“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³⁴⁷7月25日，他对河南省的军队干部也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

7月26日，在中央常委会批判陈再道时，周恩来谴责“7·20”事件是“叛逆行为”。

肇事者在19日开始抓住王力发难，实质并非王力自由散漫“党性不高”——错误地向群众透露了周的讲话精神，而是王力“私自”透露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朋友们不愿相信的声音。在当时已经公开身份出现于武汉的，也仅仅是王力此类清高气盛的“知识分子”，适合公开反对并痛打，借机发难而已;反抗和抵制中央文革激进文人的思潮，在谢、王抵汉以前早就客观存在，往往以谣言形式传播。王力透露中央精神之前，武汉就已流传王力个人的流言蜚语，诸如说王力是刘少奇的人，是“二月提纲”的黑笔杆子，甚至独立师的牛怀龙师长说省公安厅刚刚查出王力是国民党员，部队干部说王力老婆是“新华工”的教授......皆非空穴来风。

周恩来在作了这一报告之后，带领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听取毛泽东谈话后，当晚就离汉返京。

具有非常丰富政治斗争和组织群众运动经验的周恩来未能估计到的是:

1.就在周恩来总理离开武汉后，当晚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就在武汉军区钟汉华政委同意下开始传达这个讲话主要精神，次日传达到排级、战士，部队开始出现骚动，就有指战员去军区造反，并用宣传车到武汉三镇鼓动造反;

2.下半夜，谢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群众中发表激情的倾向性讲话，表达了中央对造反派的支持，录音于次日在武汉三镇播放，也加剧“百万雄师”群众的反弹;

3.更为严重的是，在19日傍晚，就有独立师个别人向“百万雄师”头头透露了毛泽东就在东湖，要他们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在东湖的消息是绝密的，仅仅是军区主要领导和负责安全的武空副司令刘丰知道。)这是1967年以来各届中央与诚心拥护中共的一切干部群众，至今似乎不太知道的隐情。

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在这些人自以为是“善意”的挑动下，头脑狂热地冲击了武汉军区，又冲击毛泽东与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和三军领导等下榻的东湖宾馆，抓走王力并在军区批斗，公开宣扬抵制中共中央精神......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

四、事件当天

周恩来7月18日深夜离汉返京，19—20日武汉时局剧变，周恩来并不在现场。谢、王到水院讲话，独立师将他的讲话要点向全师传达，战士与“百万雄师”群众去军区要求澄清讲话——冲击东湖宾馆，甚至揪斗王力、对周不满等等，他都不可能预先估计到。

7月20日的上午，周恩来正在钓鱼台召集中央文革紧急碰头，湖北方面杨成武的急电打到会场，告知武汉情况;周即告杨根据情况可以将毛随时转移到安全处所，决定安排一下马上飞汉。下午，林彪与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问题及对策，周后也赶到。今天众多文章皆称在该次会议上林彪定调“7·20”是反革命暴乱，但根据不足，林彪秘书张云生就提出异议。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回武汉，劝毛转移。看来，这既是会议的决定，恐怕更是周的决定，他被武汉时局的变异，也为自己没能如愿化解武汉问题、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而震惊。张云生《毛家湾纪实》说，当日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十万火急地要见林彪......在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也陆续到了林彪住的大会堂浙江厅，最后，总理也来了。......大约一小时左右，会议散了。叶群来到秘书值班室......作应急式的布置。”“(叶说)......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毛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张的记述是准确的，叶群的话也说到当时实情，确实是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这些，从后来披露的周的系列言行也有所证实。今天研讨“武汉事件”及当日的会议，似应倾向于当时所有的中央领导人，最担心的首先是毛泽东的安危，而非立即定性表态。

邱会作的回忆是可以作一个参考的:“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周恩来知道后，从北京劝毛马上离开武汉。......总理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提议林出面给主席写封信，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会议决定空15军派部队赶赴现场。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总理和邓大姐决定都亲自去武汉。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么办?’林彪说:‘闹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总理心脏不好，劝总理也不要去。江青自己为什么不能去?’......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和总理磋商，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劝毛速离武汉，并派我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了武汉。”³⁴⁸

对于当时中央在武汉和北京的众人来说，武汉情况极不明朗，几乎是风声鹤唳。所以出现粟裕在27日中央军委传达当时揭发的事:“周总理秘密通知军区抵汉消息，......但在周总理专机离武汉100公里时，陈再道派了25辆汽车，载着‘百万雄师’的人和战士，亲自到了机场，当时空军发现情况不对，马上给总理拍电报，改降在另一机场，另一架空机降在原机场。陈再道一看没有总理，他说要‘欢迎’，实是想扣留总理。陈的秘书说，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武汉，就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

今天心平气和地说，陈没有企图和胆量扣留周恩来的，他见事闹大控制不住，去迎接总理(这次也直接通知了军区)希化被动为主动，那就看周恩来去善处乱局吧。秘书的揭发也是事实，即陈的思想极其不通，对周18日的意见实在是不服，现在军队和群众乱起来了，看你周恩来怎么办?还不是和王力一样被动!这点也被毛、周识破，所以毛泽东不同意周在武汉召集军区与群众代表谈话:“总理、富治、王力等同志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三方面在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人扣在那里强迫签字承认他是革命组织!”(《微行》)至于“百万雄师”人员聚集机场，是独立师的蔡政委通知来“向周总理告状”的，他的原意也不过是以群众压总理，要求重新表态而已，决非扣押总理。“百”派的意见和问题，按军区诸领导的见解——在此前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的机会，激愤的群众要求总理接见，倾听他们的声音，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见周的专机并未到汉口，集聚人群也就散去。此时，周恩来已在武昌县山坡军用机场着陆。

随同到武汉的张佐良医生说:“毛主席可能有危险，不然怎么叫周总理亲自去武汉还带了部队!周恩来再次赶飞武汉是为毛泽东解围，救出王力和谢富治”。在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按:张瑞霭)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周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起飞约40多分钟，约在信阳空境)机长报告武汉市已经贴出欢迎标语，而王家墩机场跑道停有满载“红卫兵”的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到达山坡后，周首先要通刘丰电话问讯情况，刘后从王家墩赶来，商量进城办法;后飞还王家墩，天黑后由空司作战科长带路进城。

据当时驻山坡机场7333部队同志的追忆:周到达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这儿有电话吗?”说“中央很关心武汉情况，要去武汉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候机室，周电话询问军区和宾馆:“谢副总理、王力在那里?他们现在安全怎样了?”³⁴⁹张佐良医生说天黑以后，“周恩来换上便服，戴上墨镜”，赶去东湖。据多人回忆，周是在王家墩机场通知飞机可以降落后，下令全体登机，才在王家墩降落，待天黑后乘吉普车到武昌的(周居然采用了白区工作的方法，可见当时也做了多种准备)。晚上，张根成见到周恩来戴黑眼镜穿军装进入百花一号，立即与杨、谢、李、汪、余商量确定安全转移毛泽东的办法，旋即去毛处，劝毛转移。毛泽东同意了当晚乘专机去上海。武空警卫部队、空15军著名的黄继光英雄连(上甘岭特功八连，由3营的杜教导员率领)和部分在东湖的8341部队指战员，直接承担了当晚护送毛泽东去汉口机场的任务。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军区孔庆德副司令具体指挥和配合了转移行动。

下半夜周从主席处回来，并带回原驻在梅岭的8341一个小分队指战员，加强百花一号院的警戒(当时北京来人已全部集中在百花一号)，可见已经将毛送离东湖(周从北京带来的8341两个中队留在汉口机场专线备用)。而且空降兵第15军第44师、45师的两个团业已赶来武汉执行警备任务。半夜后，总理从主席住处回来，吃过饭躺下睡了。

不久周起来，问张根成那里有安静点的电话可以用，要找孔庆德副司令;张答在楼下有电话，带周找到电话。周接通孔，问“到了没有”，孔答“早就到了”，周生气说:“我跟你交代什么啊!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这个人这时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孔作解释，与周汇报军区安排。周说“算了!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放下电话，一拍手(周轻松愉快时的习惯动作)说“到了就好了，睡觉!”刘、孔保证落实了中央安排，周落实了在武汉军区和空军的保护下转移毛泽东的措施，而且，空军政委余立金及秘书也落实了“空中走”的方案与工具，周恩来一阵轻松，拍手称好，这样周才真正安心睡了(19日凌晨他回到北京以来，两天两夜一直没有时间真正休息一下)。周恩来20日再次赴汉的主要任务之一完成了。(《东湖风云录》第250页)

另按专机机长王进忠回忆，20日下午5点后，载满8341军人的专机随总理专机在山坡机场降落，周恩来亲自命令“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待命，随时准备起飞”;“晚饭已经通知送到飞机上来”。天黑后，专机再飞到王家墩机场着陆，见到从云南飞回的潘景寅的232号专机，很快，潘和余立金的秘书到了机场，秘书传达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按此回忆，由于究竟是天上走还是从地上离开方案未最后敲定，所以空军专机始终处于紧急待命状态，不过毛泽东可能使用的专机已由余立金初选确定。而最关键的问题是，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地指挥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并具体组织落实。这点今天鲜为一些回忆所披露。(《东湖风云录》第252—255页)

送走毛泽东后，周亲自组织平息武汉事端，组织找回被“百万雄师”揪走又失踪的王力。对照多种记述，全过程即由李作鹏、余立金出面与在汉海、空军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安排保护和转移毛泽东;总理亲自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处理问题，找到王力，陈仍表示无能为力(当时“百万雄师”、8201、8199也不听陈司令指挥)。在现场的李作鹏后来回忆³⁵⁰:

毛主席离开后，周总理留下来，继续处理“七·二○事件”的善后问题。因他身边没有带助手，就决定把我留下来，协助他做点具体工作。

我随周总理住在同一座别墅内，为了总理的安全，我们约定，夜间我秘密搬入总理住的那套比较宽大的房间内睡觉，并按照总理平时夜间办公的习惯，凌晨3时后才熄灯，上午9时后拉开窗帘。而总理则搬到我住的那套比较小的房间内，于11时前就熄灯休息，上午7时拉开窗帘。采取这样的办法，我们一直住到离开武汉。(按:当时周恩来原住在一层，李与三军领导住二层，为了安全，他们临时调换了住房。)

21日上午，周总理在别墅里再次接见陈再道，我在场。

总理要陈再道把王力送回来，陈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

总理说:“你派人去找回来。”

陈说:“我找不回来。”

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就生了气，“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总理。

周又通过武汉军区其他领导(孔、叶)做工作，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几乎是怒吼地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³⁵¹周恩来到武汉后三次要求军区设法找人。到21日黎明前，仍无王力消息。早上，他焦急地命令刘丰亲自去找到王力。对周恩来而言，显然现在并不单单是王力个人安危，而是涉及中共中央整体的权威性。

在周总理和总参作战部、“中央军委前方临时指挥所”的指挥下，武汉周围的空15军，奉武空的命令紧急调派入城，实施紧急戒备任务(还有其他系列的军队调动)。或许到此时，谢富治才终于明白，在14日时，周恩来为何笑他忘了武汉驻军曾经是他率领过的一部。

王力自己对这一段的记述也是确实的:“总理赶回武汉......最大的功劳是保护了主席。当时主席的住所(按:指梅岭，不过8341的警卫干部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梅岭二号、三号游泳池，密切警戒周围的小丘、树林，冲进来的人群未曾靠近梅岭一号)附近已有拥挤的人群。......总理亲自布置主席由宾馆的后门(按:紧靠省博物馆)转移到机场，改乘军队的小汽车，用武汉军区空军的车号，大卡车在前面开路。......当时总理为了主席的安全和查找我的下落，废寝忘食，费了很大的事，每个环节都作了周密的布置。”³⁵²

最近见《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转抄陈再道的回忆说:总理一到武汉，就叫孔庆德和牛怀龙同志(独立师师长)把王力找回来。并让孔庆德通知“百万雄师”，派一百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坐一架飞机，而由于林彪插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这一传闻近年屡见。孔庆德口述成书的《一代将星孔庆德》也讲:周恩来对他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此言应该在周再次抵汉以后。不过当时盛传的总理从北京有电话打到武汉，要部队与“百万雄师”去人商议解决问题，时间大致是在20日的上午，周在北京得知出事的时候，不是后来“一到武汉”。20日中午，军区叶明副政委曾指示29师的张昭剑政委向揪斗王力的“百万雄师”头头传达总理指示:“每派均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商谈解决武汉问题”。话刚说完，其中一个头头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³⁵³而且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被抓到独立师作战部，也听见有干部大叫“去北京干什么，就在武汉可以谈，让周恩来、陈伯达来谈”。

抵制周的群众和部队干部，当时的态度、对策和认识，完全是一致的。笔者分析，周到武汉的中心紧急任务，就是转移毛泽东，带走谢、王一行;即便有重新谈判的想法，也不至于“一到武汉”就顾得上。考虑到武汉问题没有如外地那样，先前叫各派充分发表意见，所谓“保守派”的意愿更未充分表达，有人也提出再找群众会谈，他即便有重新谈判解决问题的念头，甚至在开始设想过请各方面人进京会谈，但在到达武汉之后，面对武汉实际，特别是肇事群众与部队根本不领情，公开抵制周恩来的建议与指示;他权衡解决方案，也不会顶撞毛、林之意，自己安排组织两派和军区去京谈判，由他来重煮武汉的这一大锅已经特别夹生的米饭。所以，到21日，周与武汉军区，没有再定此事。

《微行》披露，21日，武汉消息汇报到上海，说周“准备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话，争取稳定局势”，但毛泽东不同意，“还是早点离开好”。况且，在7月20—21日，任何中央领导，在会上设想种种方案均可以，但不会在集体研究之外，忙乱里个人公开出面，再出此策。22日下半夜周主持研究召陈、钟一干人到京，并亲自起草中央电报，电文还专门提到了“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当时毛、周、林频频联络商议，中央反复和慎重研究对策，不是一个林彪就可以个人决定的。陈再道之说事出有因，的确有周邀人进京之说，但仅仅是一些开始的主观设想，并非中央认可的万全之计;周恩来回到武汉，中央统一的决策意见势必已逐渐形成。以上说法，是林彪死亡以后，才普遍传开和反复强化的说法，似乎是一个林彪破坏了周的正确决策。这不是真实的和主要的历史，也把问题过于概念化与简单化了。

另一个旁证是20日当晚，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³⁵⁴的副主任纪辉召集会议，拟出一个行动纲领:“一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³⁵⁵当天，“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在忙乱中正布置全面夺权，形成既成事实，再讲其他的，主意也是非常确定的，他们并无进京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倾向和要求。武汉事闹开以后，在1967年群情激愤、左倾思潮抬头的大势下，再邀请“百万雄师”的人进京议事难以实现。不论军区领导与周恩来的设想如何好，当时实际上不具备在京心平气和谈问题的任何条件。

后来，听刘丰汇报王力已经在29师找到，周恩来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当事人回忆，当时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于是，周决定中央代表团立即返京，策划了一行人着空军军服，在空军部队掩护下，半夜去山坡机场。恩来不辱使命，行前一阵轻松;他同全体北京来人在百花一号一块吃了晚饭，又让北航井岗山、吴介之同学陪着他去湖边散散步(一号就在湖边)。他们一老二少在湖边谈了半个小时，为证实此事的真伪，笔者专访了后被胡耀邦特许攻读硕士研究生、今日已是企业老总的井岗山，他至今还记住的，是总理谈武汉事件的一段话:

“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³⁵⁶这就是周当时对事件严重性的认识。周恩来在事后的沉重和难受，不需我们再妄自猜想和阐发了，只希望一切当事人和后来的研究者，都尊重业已辞世的周恩来，体谅他复杂的感情，尊重他的人格，尊重历史。

按说，周恩来对于当时受到中央压制的所谓保守势力的强力抵制与反弹，早在内蒙问题处理进行过程中已经有所体验。7月4日他在接见河南军队干部时就谈到:“现在就是解决那个省的问题，那个省的坏人，保字号头头，少数人带领群众起来都到这里来，内蒙搞过。四川搞过，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线都断了。东北那边向你们学习，马上成立三个小组，显示你们的力量，说服吗!不回去，......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诉军委了，抓几个头头。总有人在后面挑动，压中央，内蒙开始地方上动员，八九千人到京说服回去了。又煽动军队来。最后几个军队的坏头头，已暴露出来了。”³⁵⁷5月下旬，内蒙军区有干部和战士，抵制中央对内蒙问题处理的意见，组织人员到京请愿、闹事，在政协礼堂起哄，殴打军区政委吴涛(在呼市还扣押、殴打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鼓噪要走。周恩来曾生气地出现在主席台上，厉声说“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谁走就让他走”³⁵⁸!制止事端，并下令逮捕肇事者，与军委领导商量处理内蒙军区问题。他对抵制中央推进文革的思潮和极端行为不是没有感触与准备，但没有估计到事态竟会恶化到这一步，甚至当着毛、周的面!

按总理的亲自部署，7月22日凌晨3点钟，李作鹏、王力、刘丰乘车从武空司令部到山坡机场。不久，周总理、谢富治一行，也在空15军王银富科长带领与特功八连护送下赶到机场。连胡子都未刮的周恩来上楼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里?”赶到屋里，总理紧紧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亲了又亲，激动地说“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王力回忆，周还流下眼泪)空军干部听说总理已经几天没有进餐和洗脚了，十分心疼，干部和飞行员、医生护士忙着打水送饭。很快，周恩来又出去接见了护送两支车队的空军指战员。(《东湖风云录》第267页)是这些战士，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直奔机场。大卡车上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因而一路上“百万雄师”的武装人员掌声不断，欣然放行。周、谢和北京来人一行顺利到达山坡机场。

应该说，对于王力，当时周是一片真情的，一个是出于危难之中的同志情谊，另一个，也是痛心武汉问题出现如此曲折磨难。周对王力的认识，到8月初(8月7日前)未曾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回京以后，邓颖超携主席塑像去钓鱼台看王力，江青对此很不快，说“统一战线统到中央文革来了”，也非偶然。

凌晨5点，专机从山坡机场飞到王家墩机场。在机场，周恩来召集李作鹏，军区孔、叶，空军刘丰等负责人开会，要孔庆德(军区党委常委)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转告陈、钟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这样才好讲话(周有心要让陈、钟下台阶，陈再道回忆说周没有责备军区)。又交待武汉空军仍为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周亲自部署和调动部队，稳定武汉局势。于是武空命令空15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第44师赶赴武汉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决定马上派空降兵进驻水院、武测、华工、湖大、武大等学校和武钢，当晚，部队就进入了几个预定位置。几天后，人们才知道周恩来亲自在武汉各要害部位部署了支左部队。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等分头登机回京。不过，周叫谢、王先走，说“我要把陈再道叫来，把抓走的两个记者放了就走”(《东湖风云录》第267—269页)。原来，被拉走的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驻汉记者还未找到，周恩来临回京前仍惦记着这件事。作为参考的是，20日周恩来临赴武汉前夕，在京亲命5名记者赶赴武汉调查事件情况，张某去军区，郭某与张某于21日深入水院和武大调查，并向北京紧急反映了造反派的处境与要求³⁵⁹。周与谢、王回到北京，中央广播消息以后，武汉和河南的形势依然十分紧急和复杂，25日凌晨，周恩来还命令驻扎开封的7249部队(空15军43师)靳师长:“你们坚决保护左派，把东大寺周围保护起来，绝不能让‘八·二四’受损失”。当时周家鼎秘书也正在郑州群众之中。24日深夜大批“百万雄师”围攻体育学院、测绘学院，空15军部队立即前往制止，周恩来于次日11时再电制止“百万雄师”孤注一掷，“百万雄师”才撤走了。

29师按当时的统一部署，加强军区和其他要地的警戒，配合了空15军在武汉市的换防与支左军事行动。其政委张昭剑回忆:在23日，军区副政委叶明将张找去交待任务时，拿出笔记本，把周总理对29师说的话念了一遍:“张昭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29师这个班子好，但部队不行，也上了街。”³⁶⁰(按:指部分29师的战士参加了上街造反的行动)

肇事的独立师有关部队，则在武汉军区的直接调动下，于中央对武汉问题公开表态以后，陆续地也是井然有序地将城防、支左工作，转交给入城的空15军部队。武汉未发生任何军人之间的冲突。

从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看出，他到了7月22日早上，想请示总理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宾馆里周恩来住处负责接待同志才告诉他，毛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的确，几天来被事态弄得晕头转向的陈主官，对毛泽东的行止，对周恩来再回武汉来的活动和整个情况的变化，远远不如其他军区的副职领导清楚......

五、回到北京与后续的风波

7月22日下午5点左右，周返西苑机场，先下飞机，参加了欢迎谢、王(报道中还有余立金)的仪式，谢、王受到隆重欢迎。当年新华社的新闻照片和新闻电影里，周恩来在机场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手挽手的镜头，给世人留下深刻的记忆。晚上，他参加了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次日凌晨，周再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以中央名义召陈、钟，独立师师长、政委和市人武部政委进京。周恩来并代中共中央，亲自起草电文:“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12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可见，他回到北京立即参加和主持了事件的善后处理。中共中央调陈、钟等武汉地区军事领导人赴京，是毛、林、周相商一致的。

《王力反思录》(第1011、1027页)说:“社论从这时候就开始提‘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总理说:我们也有责任。江青和林彪却不认账。”王力的说法可作一个参考。问题是，“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始于武汉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提到了这一点;也不能单纯认为“七二〇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点的，社论的提法他就难于负具体责任。很快，王力、关锋和具体执笔的林杰，就为武汉事件后两报一刊连篇累牍的文章中的提法付出了政治生命的代价——王力必须为在中央给武汉市的信中加上了“和军内”的词句负责，文革小组的激进文人们，至今也没有脱掉干系。问题是，在1967年的七下八上短短的半个月里，从毛泽东到当时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认可了这个提法，多数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也视为正常。诚然，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问题。

回到北京后，连日来周恩来与毛泽东频频联系，也连续到林彪处开会，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常委扩大会，商讨有关武汉问题事宜，落实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对事件本身定性，讨论毛泽东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召集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这些，杨成武的系列回忆和《周恩来年谱》也有所披露，此处不再一一赘述。但是，从已经披露的史实和当年留存下来的中央首长讲话来看，周恩来回到北京，已从“7·20”前后极度紧张和亢奋中转过神来，他对于武汉问题的提法转而比较低调。在全国群众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以为文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时，是否他已经在反思许多重大问题?

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周，中央文革、军委领导和其他领导人出席。周恩来没有留下什么话语，只是答应考虑北航韩爱晶发枪“武装左派”的要求³⁶¹。当日，总理接见河南军队干部(武汉问题直接影响到河南)，谈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26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7·20”事件，参加会议的同志至今还记得，周恩来指出该事件是一个“叛逆行为”，陈再道和钟汉华听到总理的严词，几乎当场瘫倒在地。但周的整个讲话还是平和的，并且批评了吴法宪批斗陈的粗暴言行。会后周恩来到林彪处开会。

武汉事件发生不久，中央文革办事组紧急通知北航红旗将原湖北省长张体学(在京)“抓”回来查证与徐海东关系(是否与武汉事件有关)。张体学与北航的韩爱晶言谈，沟通得十分融洽，张动情大哭，韩授意张给毛泽东写信表态，争取中央和造反派谅解。7月29日，周要求卫戍区要回北航揪去的张体学等领导;。此前)清华大学学生抄徐向前家，周也指示所有进入人员全部撤走，保证徐及其家属、工作人员安全、徐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要全部向清华大学全部追回。30日，将叶剑英关于26日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批示印发到参加会议的同志。后来，又命文革办事组通知北航红旗退回从徐海东家抄走的物件(张体学同志带路)。31日，请示毛泽东——积极安排受到批判冲击的老帅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亲自通知徐向前，布置行车路线。这样，周恩来及时阻止了因“7·20”问题对原四方面军老同志的追查和冲击。“八一”晚宴上，韩爱晶把张体学给毛泽东的信送呈周恩来。周对张印象本来就不错，一直在设法保护和选择可供湖北“三结合”的革命干部，很快中央即让张回到武汉，准备恢复工作。9月19日，毛泽东到达武昌，就向军区新领导人问起张体学，要求军区做工作，让张得到群众谅解，多解放一些干部参加“三结合”。

此外，7月30日清晨，周电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3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当日旋接见曾思玉、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这个重要活动，不是由林彪亲自通知和主持的。至于林彪，到8月9日才接见曾、刘并发表重要训诫，曾、刘后来在武汉一再声明自己是林副主席派来的，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林彪发表重要的“八九讲话”时，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也在接见现场，这是一次中央决定的集体的接见，是中央的正常组织的活动，周没有和其他人一样有简单插话。一些研究认为这个讲话暴露了林彪处心积虑整治武汉军区和借武汉事件造势，是否符合历史与科学?

27日中央继续召开揭批陈再道会议，周恩来因有事，安排杨成武主持。是日深夜，周第三次接见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和群众代表，批评造反派参加抢军火。谈到武汉事件时说:他们有个好处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百万雄师”和独立师都带有臂章。“百万雄师”犯了错误，它一个群众组织，可以教育(《周恩来年谱》)。查谈话原始记录，周说:“......我们原来也没有宣布要取消‘湘江风雷’的组织。‘百万雄师’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还没有取消嘛!何况‘湘江风雷’呢?”此时旁边的戚本禹打断周的话，认为“百”不能与“湘”同日而语，一个保一个造。周才又接一句:“武汉乱，但是‘百万雄师’就是‘百万雄师’，钢二司就是钢二司，做坏事就明显;长沙赶武汉都赶不上......”从《年谱》和接见谈话记录看，周对“百万雄师”是有保留的，尽管当时一片喊打倒，但他的调子不仅没有比“7·20”前提高，甚至低于他在7月18日的讲话。

不过他对各个地方的“革与保”的派别斗争，基本态度还与“7·20”前相同;同时，在“7·20”前后激化和蔓延的持枪武斗也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7·20”的这些后续风波，似乎使他退守底线，在苦斗和斟酌之中。河南、湘、赣和边疆、沿海的一些事例充分说明这点:

7月28日，周恩来为制止乌鲁木齐市武斗给新疆军区发出指示: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由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个人，要拿你们是问!给南梁地区(按:造反派被围困)送面粉。当日，周与姚文元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他提到:“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武装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武斗才能停止”。对江西联络总站说:“你们这边偏保，保守一些，还是群众组织，只要你们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存在，还可以发展。就是被个别坏头头掌握了，也可以离开他。你们偏保，造反精神不旺，对我的话就不满意，其实过去你们就是受军区的影响嘛!就是偏保嘛!你们要改过来，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欢迎，支持你们，但可不要起来打砸抢，如果搞打砸抢就更错。过去军区错误，就是对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农民，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我的看法刘培善同志，就是策划，放纵!军区要负这个责任。你们说对不对?”但是，在江西群众代表谈到武汉“百匪”时，他要求不要这样说话:共产党光明磊落，不要骂人。

在21日第七次接见河南代表时，康生曾极其失态地骂“百万雄师”是“白完行尸”;周却说对于武汉“百万雄师”，不要叫他们“百匪”。30日第八次接见河南代表时，周恩来提到武汉:“对于武汉‘百万雄师’，不要叫他们‘百匪’。他还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群众组织，还要争取教育这个组织中的群众，启发他们觉悟，揭露他们的坏头头。他们的坏头头还是依靠他们来揭。比如河造总、十大总部也有这样的坏头头，也要他们组织中的群众起来揭发，不是由二七公社、八·二四揭出来，那样也揪不准。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犯了严重错误，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要到群众中去考验，一要承认错误，二要坚决改正，认真改正，三要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眼睛亮得很，你是不是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是不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通过群众来证明。四要给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要帮助受蒙蔽的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五不允许坏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社会秩序。如果坏人操纵、工人散了，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威胁革命领导，不怕，那有广大群众支持。在武汉证明了这一点，陈再道那样掌握一个大军区的兵权，现在他一叛变，最后暴露了，那个地方的问题可以解决的最彻底。‘百万雄师’好象了不起，实际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说:“军区、军分区、野战军给保守组织、支持军区的保守组织发了枪，名字叫‘发给基干民兵’，他们拿了枪进行武斗，或者挑动农民进城市进行武斗。我们反对这样做......过去放纵群众斗群众，是有人策划的”。周恩来在两次对河南的讲话里，都突出了政策问题，要求造反派正确对待群众，他担心得到中央全力支持的造反派，并不能理性地掌握正确对待群众的政策。

凭借处理武汉事件的东风，新华社在新闻报道中顺便点了全国各地一系列造反派的大名，以事件为“试金石”，全国“革与保”两大阵线顿时泾渭分明。不过，受到中央表彰与支持的造反派群众并非人人明理、争气，“保守派”们自然也不服气;一些地方的情势发展，本质上就与武汉一致，中央当时仅仅希望借解决武汉问题以推动周边，却严重低估了一些地方、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对解决武汉问题的逆反心理，低估了也可能出现的反弹。从中央的宣传上，人们似乎看到湖北周边地区革命造反势力的高歌猛进，实际上许多地方根本权力与利益的冲突和“革与保”的冲突反而被激化，持不同见解的部队甚至公开冲突，分别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乃至发枪)，有的地方则是造反组织内部急剧分化，持械武斗。在这个全民全军多方位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理解的积极参与下，一些省局部形势顿时失控，全国掀起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恶风。江西有的地方和组织，公开抵制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认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至出现严重武斗，新成立的省革筹认为是“军事叛乱”。别的不说，就武汉刚刚翻身的“三钢”造反派，居然前后出动数万人次，到湖北专县乃至全国“武装支左”，遭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和一些中央领导劈头盖脑的臭骂。

这时候，中央高层业已对群众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产生强烈忧虑，林彪曾写信给毛泽东，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的问题，但毛并不认同。王力回忆说:“林彪在此之前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前面说形势很好，后面主题是夺枪问题很严重，必须发布命令禁止夺枪。毛主席的信是针对这点说的，前面说同意形势很好，这是套话，但他不同意后面林彪关于夺枪的话。毛主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他分析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干部支持右派。他着重分析多么严重!他原来说三依靠，最重要的是依靠部队，现在说部队主要领导骨干支持右派。他说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从这封信里还可以看到，他老人家的思想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要建立第二武装。......毛主席8月4日的信，5日林彪主持会，就要贯彻执行，周总理也参加了。老实说当时大家都朦了。但都得表示拥护，都得这样作”。(见《王力反思录》第266—268页)后来林彪又主张起草了一个针对广东严禁夺枪的通告，周批给文革碰头会准备发出，后接受他人意见(怕与毛的判断“夺枪问题并不严重”相左)，叫广东先试验一下，而且强调对劳改犯夺枪，部队可以开枪。(见《王力反思录》第1013页)由于对情况认识不一，周恩来要求全军文革小组将南京、广州、沈阳三个军区受到冲击的详细情况立即上报，并约三军负责人和南京、沈阳军区领导谈话。

8月5日，在天安门纪念《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大会上，针对蒯大富和全国许多造反派认为处于第三次大串联阶段，周恩来明确指出这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同日，他第六次接见江西几方并谈话。次日，周接见湖南群众代表，严肃地批评了乱抢枪乱夺抢是非法的，“解放军支左犯了错误，不等于是黑司令部。对野战军部队这样不尊重，等于不要领导了。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发展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行为，已引起他的密切注意。

6月以来，江西的武斗比武汉更加激烈。在7月底和8月上旬，周恩来频频接见军队干部和群众，处理江西问题。当时，一方面要制止军分区人武部发枪支“保”，要制止抵制调入支左部队甚至围攻殴打部队、哄抢他们枪支的行为，另方面，又要劝阻和制止得到中央支持的造反派抢枪反抗和围攻保守派的行为。本来，周恩来接到江西告急电，在京西宾馆主持军委扩大会，由文革办事组电告江西制止抢枪;但与会人员刚刚回到钓鱼台，毛泽东的批复已经发来，重申:为什么军分区可以向保守派发枪，我们不能武装左派³⁶²?(7月18日，毛泽东谈话里就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给江青的信也明确表示了这个意思，并在文革碰头会中传达。)结果该会议的精神未有真正执行，周恩来也只有维持武装左派的总体意见，并写入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所以，在关键的8月上旬，周没有能够扭转他业已警觉的错误倾向问题。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按照中央自7月以来的分析思路，依然批评“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而且在文件的最后，提出:“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同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文件对军区犯错误等问题的基调，还是与以前一样;也是借处理武汉问题，解决周边各省相似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由毛泽东修改的该文件指出中央在湖南问题里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周恩来与王力在武汉曾对毛泽东谈到的问题，会后，张根成当即电文革办事组查文件。

也就是这一天，中央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强行维护交通秩序。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国准备分省和军区办武装干部的学习班。周恩来首先落实办湖北省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调武汉军区和鄂、豫省军区的领导干部进京学习。当时，毛对王力看法甚佳，还要王承担办班组织工作。8月12日，周恩来到京西宾馆接见武汉地区军队领导，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请你们到北京来，一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二是要你们好好学习，提高觉悟，跟上形势”。谢富治、吴法宪、王力参加接见并有讲话。后来，周恩来还专门接见了参加该学习班写简报的北京航空学院学生。

要特别强调的是，11日白天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周恩来有一段很长的话涉及到武汉问题和正确对待解放军。他说:

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没有解放军，光发动群众，敌人就要乘虚而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前进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还要有力量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解放军也会犯错误。只要把问题讲清楚，赵永夫之流就会象豆腐而已。青海也开枪打过革命派，但是说清楚，就亲如一家了。......陈再道也是这样。武汉事件，我亲眼看到。武汉问题的解决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独立师，百万雄师坏的是一小撮坏头头。总司令说，我们的两个同志对独立师只作了半天工作，他们就听话了，都照我们计划办事，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把王力同志搞出来了也是解放军嘛!不错，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武汉地区问题解决了，提出武装人民，这是对的，首先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有条件的。例如，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还有江苏、湖南的。北京的工厂，如果联合起来了，可以武装起来，但没有联合的单位就不行，(武装了)就要打内战。可以武装联合起来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装要收回来，农民进城，他们是不愿进城的，受了蒙蔽³⁶³。

可以看到，8月11日周的这次关键的讲话，重点已经在于引导红卫兵，不要到处抓陈再道，搞乱军队和形势。基调是稳定秩序稳定形势，要首都红卫兵带头。从目前可以看到的讲话记录看，基调在11日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在这次会议上，文革小组的陈伯达也宣布:被坏人操纵利用的“5·16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它把矛头对准总理实质是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就是)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这)是以“极左”手法欺骗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阶级敌人歪曲“文攻武卫”的口号到处挑起武斗，要反对。看来，周恩来与文革小组业已取得了一致，文革运动首次公开提出反对“极左”的反革命秘密组织的问题。

8月12日晚，周恩来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发表讲话:“首先，刘培善同志对江西省军区所犯的错误要负责任，要检讨，他作书面检讨，...明天和以后也不要在北京开什么大会，把某些同志揪去进行斗争，因为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这是最高指示，希望你们按十六条办事，按照最高指示办事”。这里，周再次强调了政策与纪律(也吸取了批斗陈再道的教训)，周提到“原来中央决定把(抚州)这个独立营调上饶整训，然后调去一个独立营，但是这个独立营拒绝调动，这是已经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不仅如此，......如果他们违抗命令，军分区政委都在家，要他们负绝对责任，如果他们对抗中央、中央军委，那他们就要走陈再道的路。抚州部队我相信绝大多数是拥护中央的。我们相信，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包括人武部，还是一分为二的，多数还是好的”。江西问题的处理，直接受湖北武汉的影响，而且周还提到陈再道的教训(当事双方也都看着陈的教训)。但他肯定了地方部队、人武部的大多数。

到中旬，毛泽东对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的提法，对中央7月27日给武汉市军民的公开信提及“军内一小撮”不满，对林彪送审的发全军文件提及“揪军内一小撮”不满，但具体时间和批示，至今未正式公开。王力回忆说是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³⁶⁴;别人说法不一，需要考证³⁶⁵。毛泽东的新精神立即传回北京，并传说“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故有文革小组追查给武汉军民的公开信原文修改和付印时出现“军内一小撮”的事件。据说原来毛审阅稿无此语句，是王力在付印前加的;王力自己也记不起来了，还和关锋到办事组大发脾气;工作人员从中办调来原件，正是王力所加，才说“搞清楚了就行，不要大惊小怪的!”尽管这个提法本身并不新鲜，但钓鱼台得知毛泽东的不满，精神已经十分紧张;康生与陈伯达忙于洗刷自己，抛出王、关。江青还专门考问秘书阎长贵，要他看“社论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周对于各地抢枪风和军队搞“四大”极度不满，一再表示出来。

16日，周恩来对浙江省军区发出电话指示:“浙江现在有敌情，你们都知道嘛!敌情第一!浙江的沿海蒋介石很可能搞乱子，你们要提高警惕”。“省军区直属机关搞四大。司、政、后直属学校可以搞四大，文工团也可以搞。军队不能搞四大，军委早规定了，军以下部队进行正面教育，可以用发扬民主的方式提出批评，不能用四大的形式”。“部队搞正面教育，独立师、独立营不能例外，部队不能搞四大。但是，他们有权批评省军区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送大字报、小字报，可以进行讨论。部队是一个战斗组织，不能成立战斗小组，部队不能乱，部队一乱，就不能作战了”。“对二十多县来的造反派要动员他们回本县闹革命，通过军分区、人武部支持他们，使各地方军分区、人武部的态度明朗起来......杭州本地的造反派不要去军区来来往往，军队不要串联，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你们可以同造反派讲清楚，让省军区关起门来搞四大，不要把秩序搞乱了，部队秩序乱了对敌人有利。杭州湾、浙江沿海敌人很容易钻空子，你们也可以设想设想”。到21日，周恩来就厦门某海军基地十艘军舰武器被抢一事指示陈伯达:

“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舰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部队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他对日益严重的抢枪争夺武器，已经极其不满，对群众组织的批评口吻已经非常严厉。

同处于边防前线的广东，抢枪与武斗严重。在14日，周就广州治安和冲击机场、抢民兵枪支问题，批评群众，要有敌情观念。到22日凌晨，更因抢夺军备和援越军用物质问题，接见广州两派代表说:简直没有敌情观念，是无知。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慎重其事地指出:“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月二十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当晚，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周恩来于23日凌晨紧急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代表，对火烧事件和外交部夺权，提出极为严厉的批评，“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并针锋相对地说:“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在北京出现的文革危机，使周恩来多日来对全国出现危机的忧虑和愤慨，聚集形成了整体的认识:运动要触礁了!所以对外事口群众又说:“‘7·20事件’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可见，到8月中下旬之际，周恩来已经对中央处理“7·20事件”后引发的负面问题和后续全国形势变异，形成了系统的相反意见，并向群众公开表述了自己的意见。

不过他对造反派群众依然热忱如前，依然维持着毛泽东要武装左派的意向，将领导负的责任、运动中的错误倾向和群众本身区别开。如:24日周恩来接见广州造反派和解放军报记者，仍然提出:“广州工人造反派要以‘红旗工人’、‘工联’、‘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工人’为核心首先联合起来。......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后，马上武装工人，可以武装2─3万人，双方签订的四项协议是靠不住的”。指出:“孤立分化瓦解‘地总’、‘春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交红旗’、‘红旗工人赤卫队’可以争取”。同日，周恩来、戚本禹接见广西双方代表，一开始就谈到:很久不见你们了，两个月了，最近很忙。你们“联指”怎么越搞越不象话，又去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全部武装他们(“4·22”)，看你们怎么办?!“4·22”的同志，文革给你们的电话知道了吗?(要上交援越抗美军事物资)你们比较听话，办得比较快。还有一部分没有收回是不是?!

周恩来在7月22日回到北京之后的七(月)下八(月)上，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处处提到批判陈再道、“百万雄师”，更没有说过头的气话，涉及武汉问题的基调是较低的。面对“揪军内一小撮”狂潮，抢枪成风，以及北京运动中外事口的严重问题，他非常忧虑和气愤，他正在冷静地观察和抵制走向狂热的运动。同时，他在涉及外地一些问题解决和突发问题方面，基本认识和态度依然与“7·20”以前是一致的。武汉事件的善后工作，一直在他的主持下进行，诸如组织对陈再道等的内部批判和认真保护，落实毛泽东对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指示，主持起草、签发有关中央复函、文件，调配和组织新的军区领导班子、指导武汉运动进展、组织军队干部学习。而且这些活动都与在上海的毛泽东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和高度统一，维护着毛泽东的意见和威望。

对于武汉革命群众，他始终保持了一个帮助、爱护的积极态度。要求他们在中央和全国的支持下，不要头脑膨胀，要掌握政策，团结群众，发展大好形势。他对群众造反派中一些代表人物的情感是真诚和原则的，这一基本倾向，在10月份陪同阿尔巴尼亚的谢胡到武汉时，多次与群众代表亲切恳谈，也一再表现出来。

六、总理两次接见武汉群众

在8月，他两次接见武汉群众代表。一次是8月9日，周恩来与其他中央领导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宣讲形势和政策;曾思玉、刘丰，15军正副军长，29师政委，空军，北京、沈阳、广州、福建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吴法宪、郑维山、陈锡联、黄永胜等参加。

武汉造反派和武汉军区根据讲话起草了一个较为平和与积极的纪要，回汉向群众公布: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报刊就武汉问题发表的社论比那一个省都多。毛主席抓住了武汉这个典型的例子，把坏事变成顶好顶好的事情，武汉出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的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武汉这样关怀，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搞得更好、更好。

......

二、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评。中央首长一再指出，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到全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一共三千二百万人负责。国际上如援越抗美，武汉铁路不通，物资就过不去了。人家越南三千万人浴血抗战对付一个美帝国主义，如果你们三千万人打起内战来，跟人家比一比!

“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革命的夺权演习，大方向是对的。......陈再道抓住这个声明的非本质的方面，作为镇压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三·二一通告”就是他对待“二·八声明”的反革命行为的继续。一边是革命，一边是反革命、镇压革命，在这样的问题上，应当立场鲜明，支持革命的。......

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了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北京、上海只是一种方式。武汉有武汉自己的特点嘛!应当创造自己的经验，回去后，先搞个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把文化革命领导起来。在武钢，不支持九·一三就是不支持革命。武钢树九·一三，这是革命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九·一三也要团结联合其他革命组织，不要歧视人家。中央对武汉造反派的组织不能个个都点名，点名只能是一些出名的组织，不能说未点名就不是造反派组织。搞大联合必须以左派为核心。

三、“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中央非常关心武汉的生产问题。“百万雄师”怠工，我们造反派要顶起来。一月革命中，上海在抓生产上做出了榜样，大批学生到码头上去。你们现在要动员军队、工人、学生去疏通航道码头。现在是收割季节，还应动员学生到郊区去帮助收割，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铁道运输部门必须把生产抓好，这不仅是关系到武汉，而且是关系到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

......

四、革命派一定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的旗帜。陈再道、钟汉华，不能代表解放军，他们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解放军的败类。他们的爪牙还是有的，但要相信解放军指战员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子弟兵。没有解放军作坚强的后盾，决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么彻底。美帝、苏修为什么不敢动，就是由于我们有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和你们共过患难，你们要做拥军的模范。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选择派出和任命的曾司令员、刘政委，你们要信任他们，大力支持他们，要注意维护他们的威信。我们已决定武汉原军区党委改组，由新班子来领导。......军队里边自己搞整风，他们会揭发出坏蛋来的。有错误你们可以揭发，但不要去冲击。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这毕竟是少数个别的，不要全国到处都抓陈再道。现在有股风，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没有调查研究就到处揪，到处揪陈再道，这是由武汉这个事件引起的，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真拥军，即使解放军负责同志一时支持错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只要改正了，你们就要拥护。对他们的缺点要热情帮助。我们解放军有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一旦知道错了，就立即改过来。三支两军工作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你们要坚决支持。乱夺枪也是不对的，不能形成夺枪风。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来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首先是武装工人，学校里应该搞军训。但要强调指出，人民武装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它应由解放军来领导来指挥，首先要搞好大联合，然后才能武装起来。不联合就不发枪。

五、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七·二零”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了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三司垮台了，这表明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因为是彻底解决，所以武汉的革命三结合的条件比别的地方要好......

公检法要一分为二，有人想造反，但是思想、工作方法还是旧的，好抓人，好抓小辫子。公检法的最大的任务是保护革命派嘛!想造反的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改造旧的一套。......

六、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始终把矛头对准刘、邓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对于“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及证据确凿的杀人凶手要实行专政。专政机关不抓，造反派也不要抓，要发动“百万雄师”中的群众起来揭，起来抓，这点要千万记住。专政机关在群众的要求和协助下，只抓极少数。对“百万雄师”必须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充分揭发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要帮助，争取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来。

七、有的组织提到杀向社会，下厂、下乡问题，现在武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现在仍然要以搞好武汉为主，有些地方需要下去的话，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去，下去的各革命组织要团结，要互相配合，不要单枪匹马地到造反派力量很弱的地方去，下去要与新的武汉军区联系。你们学生不要干涉、操纵工人运动，不要当保姆，要相信工人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要向工人学习，做他们的小学生，要促进他们。工人组织不要包括机关干部，要实现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

总之，你们回去主要是抓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团结、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建立筹委会，一个是拥军。

8月8日，是周总理亲自命令空军飞机接武汉群众代表进京，组织了这次接见。具体到这种小事，周亦躬亲，可见这次接见在周恩来武汉运筹中的位置。但是文革以后一些回忆(特别是陈再道同志的回忆)与某些描述，谈到这次讲话是中央文革小组搞的，是搞乱武汉的。据参加该次接见的群众和部队的人回忆，此纪要稿主要是按周恩来讲的原则乃至原话写成的。陈再道的回忆则认为，是陈伯达、康生等接见了造反派，讲话，而纪要居然是“这些‘中央首长’”的讲话内容。目前没有听到这次接见谈话的现场录音，所以两种矛盾的看法，有待进一步弄清。不过陈毕竟不是当事人，并未参加此次接见，他颇带个人情绪的回忆与认识能否作为信史之佐证?需要一切热心历史研究的朋友有个估计。历史地看，以上谈话精神的基调是保护军队，要求团结多数、大联合，要稳定的。

周的另一次接见是8月26日，从23时到次日零点多，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造反派在京代表(仅是几个联络人员，非造反派头头)，强调不能把形势搞乱，要支持军区领导，要团结，武装左派，但不能乱抢，不要全国乱跑出坏主意，要正确对待“百万雄师”的问题，做政治工作。其实，当天中午杨成武从上海回来，转告毛泽东的指示;周先去林彪处面商，后又召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开会。之后，才来到接见群众现场。神色凝重的周到场，谢、王已经对群众说了半个多小时。当时记录如下:

总理:现在搞出来了一个“新武汉”，知道吧?这是个新问题。

王力:三钢的同志刚才说他们不同意。

谢:搞得不对，听说三新支持的。这么搞，三新的威信就会降低的。

总理: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夺枪的问题。武装问题不能

乱抢。武装左派嘛，我们说了嘛，为什么又要抢呢?

王力:随便抢枪，你们自己又不能掌握了，坏人也可能去抢。难道内部没有坏人吗?自己的敌人往往被派别斗争掩盖了。

谢:要顾全大局，全国都在支持武汉，你们把武汉搞糟了，就辜负了毛主席。

王力:总理提了两个问题，“新武汉”，夺枪。刚才还说了一个不要到全国串连的问题。

总理:今天主席又说，出去自己以为出好主意，其实出坏主意。出去也许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往往帮了倒忙。武汉很多事要做的，不要到外头乱跑。

王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百万雄师的问题。

总理:听说现在武汉出现了对百万雄师的头头挂黑牌的现象。上次对你们代表讲过的，第一政府不抓;第二左派也不抓，让他们自己组织和群众处理。这个法子是最好的。前些时，百万雄师就有人反映又不抓，又不斗，这个办法最厉害。

王力: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两个办法比一比，你们说那一个厉害?他们不怕你带黑牌子、游街，就怕你搞政治工作，就怕你们不脱离群众。......下面组织发生了问题，要及时解决和教育。听说二司有很多人到沈阳去了解曾思玉同志的情况，还搞绝食。

总理:二司代表去了多少人?沈阳代表对我说，在那里搞得很乱。

王力:我们打电话去有三条:一是都回去，二是矛头对准沈阳军区是不对的，三是调查曾思玉同志是不对的。曾司令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选派去的。

谢:应该好好搞大联合。

(要开会了，首长与代表一一握手)

总理对新华工代表说:你们回去要搞好大团结，大联合(新华工代表说:我们内部意见争论很大)。哦!你们内部要搞好团结，你们也是—个比较有影响的组织。过去患难中能够战斗在一起、团结在—起，希望你们胜利后，也能战斗在—起，团结在一起³⁶⁶。

这是武汉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小礼堂面对军队领导同志的中央周、谢、王“三人物”，最后一次集体接见武汉群众的谈话。“武汉事件”中的英雄王力，因“揪军内一小撮“宣传问题处境已经十分艰难，还坦然地与周一起教育武汉群众。王力当时不知道，谢富治也不知道，群众代表更不可能知道，周恩来刚刚向中央文革小组的陈、康、江传达了(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即把王力、关锋抓起来。据杨成武回忆，他在8月25日凌晨记录了周恩来关于全国16省和自治区运动的看法和处理意见，记录了周报告外交部运动和火烧英代办处问题，周担心连锁反映(应)，“现在一个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一个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杨即去上海，向毛泽东转交了周的意见和王力“八·七”讲话，带回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参见《微行》)

7月下旬以来，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精神，主持了武汉军区的改组，批判和保护了在“武汉事件”中犯错误的军队干部，对武汉地区党政军民指示了下阶段文革运动的走向，批评了群众中业已抬头的无政府主义、极“左”狂潮，警惕并提出了武汉事件后出现的极不正常浪潮，组织了湖北、河南军队干部集训，继而端出了“武汉事件”中的英雄——所谓“小爬虫”的王力，周恩来处理1967年7月武汉“七二〇事件”，可以说已经告一段落。

这些实际情况，笔者是到今天坐下来读书，查资料，访问知情人，才开始去弄清楚的。因为在1967年8月，武汉事件的一些内情，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处理的前后有关问题，的确处于高度保密状态;文革以后，关于事件的真相记载和评价传说，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越来越大相径庭，甚至大多数的文革过来人，几乎不知道周恩来亲自、主导处理1967年武汉“7·20事件”的历史事实，也并不真正理解他在该事件后，在文革进程出现重大转折时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了。舆论把人们的注意力，居然吸引到林彪和江青，甚至是王力的身上，这是对于历史极不严肃，对中共和人民军队的创始人——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极不尊重，也极不利于科学地总结和吸取文化革命的深刻教训。

为了证实其中一些关键问题，笔者征求了当年在中央文革工作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王广宇、阎长贵先生亲笔修正和提出一些问题，戚本禹证实个别问题，特此一并致谢!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版。

4.徐海亮编著《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版。

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³⁶⁷

内容提要: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就地解决武汉文革问题，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讲述中央精神，发表指导性意见。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主要领导和部分干部挑动指战员，煽动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共中央处理武汉运动问题的精神，武装冲击武汉军区和与中央来人下榻的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形成在文化革命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的“七二○事件”。已离汉返京的周恩来，自京再赴汉组织平息事端。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该事件做出严肃处理，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周恩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判陈再道的严重失职行为，称此为“叛逆事件”。本文回顾了该事件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并分析了事件之后文革进程发生重大转折，历史提出的政治学问题和深沉的历史教训。

关键词: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文革进程、位置、历史教训

导言

1967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在文化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的再反思中，处于什么位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这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历史被否定与颠覆、事件发生半个世纪后，应该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从历史过程的原质和追求毛泽东文革原意的革命造反群众的价值观看，“七二〇事件”是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一次群体性的抵制与反动，斗争实质上直指毛泽东的文革理念与方针路线，以及拥护该路线的造反群众。“七二〇”群体性事变的初衷是用带暴力性倾向的部队哗乱和民众请愿闹事抵制中共中央，以改变或结束毛泽东在武汉推行的文革路线。1978年的中共中央对“七二〇事件”的平反，也是否定文革历史和颠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关键突破之一。甚至早在1967年8月——“七二〇”后的运动走向，也似乎选择了“改变”和“结束”文革;该事件本身及后续历史的发展，形成文革初期历史进程的一次关键性转折。在对长期被封存的各级各派当事人集体记忆——口述资料和实际历史过程的考证基础上，本文澄清事件的过程与真相，阐述事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以及大家都应当沉思的历史经验教训。

1967年上半年，随着上海的“一月革命”，全国进入夺权高潮。2月，中央上层对运动方法和路线发生辩论，以及带普遍性的外在形式上的军队与造反群众冲突，文革运动被改变为“镇反运动”，形成文革运动的新推进——和再一次自上而下的对文革的怀疑和反动，是对于毛泽东及其文革的一次全面抗击。春夏之交，群众性持续造反——对于人民的政治生存和革命权利的执着追求，冲击党政军国家机器，运动以否定之否定形式再获推进。与此同时，传统的体制性的对抗文革力量迅速完成着从思想到实体的整合，从而以群众思想认识对抗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政治冲突升级到武斗暴力冲突，对反传统体制的革命造反群众的镇压也发展到顶点。发生在武汉的“七二〇事件”就是其最典型体现之一。传统的体制性力量在该事件前后提出的对文革路线及其阶级路线的疑惑，正是质疑、抵制文革派别与文革派的一个重要理论冲突点，既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无不体现了社会学的深邃价值。对于这种带群体性的政治反抗，毛泽东没有简单采用一年来对待党内和上层斗争的方式加以抗击和压制，对于犯错误的军人也采取宽容怀柔策略。但文革司令部推进运动之意图和革命群众理解的“大民主”造反，也严重忽视了基于体制性的、群体性的对毛泽东文革原本意图的反抗力量。司令部的忽视，表现在过于相信精神、舆论和中央——即毛泽东的权威力量，无视了武汉这样一个近代工商业都市中，社会与政治层面一些隐伏的矛盾;群众两派的局限在于都始终难以真正理解毛泽东文革的宗旨——某种意义上在于探寻一种我们这个革命政权与体制持续、发展的更好模式，也不明白周恩来一再提醒红卫兵小将——“政策对于正确路线保证”的深刻警告，更不熟悉现代政治游戏的规律及不可避免的迂回，暂时持有不同认识的普罗大众更不明白什么政治的权术。

在文革的推进和抵制的两大思想倾向与政治流派的博弈中，1967年突显地表现出一种倾向竭力压制另一种倾向，去追逐、竞争另一种倾向，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攀升，斗争反复加强，文革对于传统的超常冲击、传统体制对于文革的反弹剧烈，矛盾日趋激化。“七二〇事件”对毛泽东文革司令部和文革路线本身的反动，刺激了群众性的对军队和国家机器的全面质疑与进一步冲击;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作为对于机会主义罪过的惩罚，也被推到极致。在武汉这样的有大革命底蕴的码头城市中，不断强烈表达的群众运动的独立倾向时隐时现。从而，并非完全因当时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派的直接反对，而是基于传统体制性的力量对文革变动的强大惰性，也基于文革司令部内部的重大思想与工作方法分歧，毛泽东不得不改变策略，抛出左翼激进文人，避开政治危机，以平息“军愤”、“党愤”，回归秩序，警示与约制造反群众——防止运动过激触礁。文革的进程终于在开始清洗文革司令部内部的激进文人，和在造反群众中清洗“反革命5·16”分子，开始发生重大转折，出现迂回、退却。司令部内部、最核心领导人的思想与方法分歧，裂痕开始扩展，甚至延及到这场运动的最后。

不过，文革1967年的“热月”，并不像一些文革历史学者那样伤感与肤浅认为——由于文革司令部对“武汉事件”的处理直接导致，本文也不对“热月”本身进行研讨。“武汉事件”的必然性及事后相关形势发展变化，仅是产生热月的成因之一。

“武汉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后出现的热月，留给后人相关的历史启迪和教训。

“武汉事件”以及毛泽东文革司令部对问题的处理与“表态”，成为文革初期，以推进与抵制、造反与保守拉锯争斗为标志的一个顶峰。文革进程从发动、普遍的反秩序反传统和持续上升向前推进，转化为相对收缩与回归秩序。在武汉革命造反派群众眼中的“七月‘成功’”，正孕育着接踵而至的他们感觉的“八月‘失败’”。

对武汉反文革路线的“七二〇事件”的反击和批判，解决不了革命派向往的文革胜负问题，明眼人早已看到，武汉和周边地区的1967年的“红八月”，为近期的“热月”和“终究”的“热月”，埋下伏笔。武汉一个资深的教授教诲，历来投身政治运动失落后，知识分子的出路要么去从商，要么去书斋做学问。

文革的群众性革命造反终究被反文革的正统体制性力量颠覆，成为必然。

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群众民主、同一契合的思维模式，未为两派群众真正接受与贯彻。他对自己亲自创建的新的国家党政体制的疑虑，他对于抵制文革的体制性力量和愚钝武人的宽厚引导和政策迂回，并没有能得到文革所冲击的体制与秩序的认同、理解;文革司令部对于当时一再抨击的无政府主义的否定，和按马列主义教义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劣根性的再三调教约束，也未能被缺乏政治素养的革命群众真正接纳。现在看来，文革前非常意识形态化的省市当局，对武汉中下层群众和社会的正统意识控制，对群众运动的把握，并不如其他一些工商业大城市成功，比如说:上海。

毛泽东关于改善党和国家机器的思量与尝试，在武汉事变和“热月”受到严重干扰和阻遏。文革派的舆论和群众，把部队干部的所谓路线觉悟期望到教条化地步;实际上，对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军人而言，在文革中，与其说当时万众瞩目的路线冲突居于首位，毋宁说革命过程里的生死情谊、军地差异、对革命战争建立的新秩序的恪守、维护，对于我们革命获取的政权合法性的简单理解，以及传统打江山坐江山意识、山头宗派冲突与个人、团体过节影响着乃至决定着现实的是非取向。这些，无疑削弱甚至抵消了毛泽东让军队打思想仗、政治仗，为继续革命保驾护航的初衷。期望老将帅们真正理解、支持文革，通过文革群众运动，来取得从革命者到新的国家管理者身份的转型，取得彻底代表人民的根本合法性，实在难以实现。

“七二〇”是对毛泽东文革理想的第二次挑战和打击，预示了未来对于文革的彻底颠覆——体制性力量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和政策的权威性的颠覆。

“七二〇”是初期文革运动众多矛盾交叉的一个契合点、爆发点，它使不同利益取向和观点的人们长久地争议毛泽东文革的初衷和功过，文革是“该”还是“不该”?也使人们从文化的范畴沉思中国政治与社会矛盾、党内历史和现实斗争的实质。

1970年7月下旬，我已离开部队，被分配到河南农村锻炼，参加“整党建党”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便在打麦插秧后休探亲假，第一次游览了岷江—都江堰、乌江—遵义、花溪—贵阳、漓江—桂林，瞻仰湘江—长沙—韶山，再赶回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恰逢1969、70届同学毕业分配。他们刚从“斗批改”的大别山区惊惶失措回到武汉，“树倒猢狲散”般悄然离开学校，并传告我:“老夫子”陈伯达亲自诱导，在文革热闹一时的水院，挖掘出庞大的“5.16反革命集团”，军、工宣队正在等待学生们上门自首。过去鼎沸的学生宿舍现在十分冷清、零乱狼籍，我在低年级同学的宿舍，偶尔发现一本丢弃在床上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我捺下性子，在蒸笼般热腾的蚊帐里翻阅这书，开篇就读到老马克思那震撼心灵的话语:

除了很少的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的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我仿佛被老马克思话语的历史闪电击中。

我在悲愤里离汉北上，感到:我们又遭遇了“江南一叶，千古奇冤”......!

无疑，文革的造反学生，在经历了1967年文革反对派狂宴般的“七二〇事件”仅仅三年之后，正彻底遭遇自己的“滑铁卢”，在领受对文化革命的一连串谴责和文革的失败。当年，我读法国革命史，比照马克思的原话在思索:如果说不是文革本身陷于灭亡，那么，陷于灭亡的是文革前的什么传统呢?是革命的共产党没有摆脱的哪些人物、幻想和观念呢?1967年被朴素的民众幼稚地比之为“七月革命”的胜利篇章，为什么迅疾转为革命的失败呢?这也是我苦思了几十年的问题。整个文革的问题过于庞大复杂，需要一部部专门史(范畴和学科、地区和阶段)来分别阐述，要一大部真正科学的、属于人民的文革通史来研究论述。但对一个地区震撼性的和全国运动关键性的重要篇章——“七二〇事件”，今天多少应该来事后谈史了。

一、“七二〇事件”史实的回顾与廓清

对于没有专门研讨过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海内外朋友与年青学者，需要首先回顾史实和廓清事实真相。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武汉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方针，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事件”。

周恩来7月18日在武汉军区的总结讲话，交代了武汉分歧的由来与发展:“1·26夺权就夺权，2·8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2·8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但是军区却组织了对群众造反组织一个声明的大批判。周接着指出:“不管怎样......不该把2·8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军区发布“3·21”通告，解散了几十万人的造反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学生组织二司受到批评指责，所以周恩来说:“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6·4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6·6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把这四个文件(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

本来是个群众认识的分歧问题，军区非要弄到镇压“反革命组织”，结果武汉各个造反组织团结起来，喊出“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的过激口号。而“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周语)，酝酿组织起庞大的“百万雄师”支持军区对造反派的镇压，挑起系列大武斗，造成紧张局势。所以周恩来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并建议:“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武汉军区的总结讲话，概括了运动的过程，问题所在及其性质，解决问题的方针、思路，是认识事件之前中央精神的一个关键。

通过重新发掘文献和历史记载、群众组织和中央的调查、访问重要的当事人，考证一些事实，围绕中央处理武汉问题、“七二〇事件”，基本历史事实如下:

1.从着手准备处理武汉问题，到具体解决武汉问题、处理“武汉事件”，特别在事件的善后工作中，周恩来始终起到决定性的核心作用。

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7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对解决武汉问题的表态，表达与贯彻对处理武汉问题的基本方针，接踵而至的“七二〇事件”，针对反抗的也正是讲话的精神实质。

周恩来有规范的信息渠道与机构，如“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总理办公室、总理联络员、中央文革记者站。他对于解决武汉问题，早有自己的实际调查研究与思想准备。受毛泽东委托，他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代表中央处理多个省市的问题。从本质上看，这些地方问题与湖北武汉并无二致，都是军队介入以后，造反派与军队矛盾、两派冲突加剧。中共中央指导武汉地区文革运动的精神，应与当年其他省市问题的处理原则无二:批评部队在支左工作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造反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团结对象”。历史地看，中央认为“大联合夺权”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

现在知道，中央文革在毛、周到武汉前，并未正式研究过武汉问题，对武汉下什么结论，但周恩来对武汉形势完全知情，有自己的看法。而他与毛泽东两人在1967年7月10日前，连续三日商议，并于13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宣布毛、周率军委其他领导南巡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也没有对武汉多说什么，仅仅谈了宏观形势与任务，表示要去调查研究。而周恩来代表中央的7月18日讲话提纲，是他在东湖听取汇报、与毛商议后，在当地草就的。

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于7月20日下午飞抵武汉，组织将毛泽东转移到上海，命令军区寻找王力，调动部队，平息武汉事态;旋即率谢富治、王力等离汉返京。

2.在毛、周到达武汉前夕，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为军区支左工作定调子。陈后来在中央学习班的检讨中也说:“7月9日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七二〇’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

3.毛、周到达武汉对军区做工作前，业已出现怀疑中央文革的舆论和谣传:

“(独立师)向连队的战士们大量灌输恶毒污蔑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舆论，把‘三新二司’的学校和他们所在的民众乐园描写成恐怖世界，人间的地狱，渣滓洞的宫殿，把‘三新二司’的革命小将说成混蛋流氓和杀人魔王，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说‘6·17’大血案，解放军去制止武斗的一个加强团的人被民众乐园的牛鬼蛇神杀了一大半，邱少云生前的英雄连队死的只剩十几个人，一个空军女广播员被‘三新二司’拉进民众乐园脱光了衣服，开腔破肚，割了脑袋，说他们杀人放火，抢友好商场、抢粮店等等”³⁶⁸。

16日，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已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17日，凌晨谢、王一行到“百万雄师”总部，王力强硬批评其头头，接见非但没有增进沟通了解，还促使了“百万雄师”对中央文革的极度反感抵触[2]。并没有参加此次接见的湖北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就在17日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这真是一个天才的预见!19日，军代表张某对“百万雄师”说，“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作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

4.在军区汇报、周恩来谈话时出现的强烈抵触与冲突。

周恩来与陈、钟谈话做工作;但陈再道仍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周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嘛”，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以至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³⁶⁹。

陈再道后来检查说:(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钟汉华事后检查说³⁷⁰: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们......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

5.省军区独立师擅自将总理讲话要点传达基层，挑动部队反弹。

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后来的检查³⁷¹是准确的:“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按:7月18日晚)，这是‘七二〇’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

18日夜，军区会议精神由独立师蔡政委决定传达到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蔡说:“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群情激愤之下，牛、蔡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把矛头指向王力。

蔡又向8201机关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对于王力的政治谣传，在15、16号已经在社会上散布。

军区秘书科揭发: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当时谢、王正在传达总理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³⁷²。

19日下午，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相继退出回到师作战部，牛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9时，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3时半，8201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有200多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对独立师的异常行径，有本师干部曾提出疑问和意见——19日晚12时许，六团翟团长顾全大局，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6.独立师领导纵容和促使揪斗王力和扩大事态。

某些人在19日下午将“百万雄师”首要头目接去，面告毛主席就在东湖的绝密消息，授意群众去向中央反映自己对武汉文革问题的意见³⁷³。半夜至次日凌晨，独立师干部和“百万雄师”头头在军区密谋冲击东湖宾馆、揪斗王力，名曰要求中央首长接见，与王力谈判。

“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中，独立师警卫人员多次向师首长牛、蔡报告情况，而牛、蔡无动于衷，不向军区报告，也不积极设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时许，牛才到现场也并不采取果断措施，放任围攻、绑架王力，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并亲自参加在军区内对王力的批斗。事件发生之后，蔡探问大家看法，有机关干部尖锐指出其性质是兵变，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传车工作人员约50余人到师部开会，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

22日晚经蔡口述，传达四条紧急命令，再次规定要坚信师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

7.“百万雄师”部署继续抵制中央精神并散布谣言。

20日独立师干部战士和“百万雄师”在军区批斗王力，强迫他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又在全市组织大规模武装游行，呼喊反对中央精神的口号，扫荡革命造反派。

当晚，“百万雄师”会议拟出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3.“全面夺省市委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21日上午，“百万雄师”召开夺权动员会议，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下午，“百万雄师”开会，将“临时联合代表团”改为“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回到北京，周总理等到机场迎接的消息。被压制了几天的革命造反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对事件的表态，秘密制订计划，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此外，“百万雄师”头头召开会议还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24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游行，呼喊“打倒陈再道”和“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口号。

在事件整个过程中，他们散布大量所谓“毛主席语录”和谣言:“百万雄师大、好、纯，是个创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汉的‘百万雄师’”。

形形色色的“北京来电”: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二、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8.抗争的矛头已指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

20日下午，在独立师师部，师政治部主任进来专门探问蔡炳臣政委“那个人呢怎么样了”，并追问“那个人呢!?”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后来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盘问张根成(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其实，早在7月19日，有人专门用小车接走“百万雄师”一号头头，授意群众去向毛和周请愿，有人专门告诉“百万雄师”揪斗王力的组织者:毛主席就在东湖。在他们批斗王力时，军区副政委要29师张政委让群众头头放了王，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³⁷⁴显然，动乱的挑动与组织者明明知道毛泽东在武汉而为之，就是要向毛主席、党中央施加压力。

在游斗张根成时，车上的军人率直地指责:“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

对抗情绪十分激烈。在连续几天的活动里，有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武汉测绘学院有署名“三司”的标语写道:“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一些大标语很说明问题:“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有人居然公开说“不管周××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矛头直指代表中央去武汉军区讲话的周恩来。

以上尽管都是军民群众的个人一时愤激的言论，但典型地反映出蔓延三镇普遍的对抗情绪。

20日周恩来将重返武汉，陈再道也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和王力一样”!在独立师师部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实际上，军队的反弹，来自于一些领导干部对周恩来讲话与态度的极端反感。

9.实际上王力没有泄露总理讲话激化冲突。

舆论总是宣扬王力泄露了“四点指示”激发了骚乱，甚至几十年来多数研究者也人云亦云。实际上7月19日凌晨，谢富治在水利学院讲话，并没有传达或提到中央处理问题的精神。王力接着谢富治发表激情和煽情的讲话，也没有传达什么四点指示，而是谈了几个意思: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从讲话内容看，王力在群众中没有泄露或公开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其大意是在当时中央的原则中的。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这些精神当然是正确的，是按总理讲话精神引导群众的。况且7月19日“百万雄师”群众对王力在水院讲话并没有反应;如不是独立师传出似是而非消息，挑动“百万雄师”到军区公开闹事，武汉三镇根本不知道什么“四点指示”，何来造反派在大肆宣传了所谓的“四点指示”呢，岂非60年代的“东湖纵火案”吗?

10.“七二〇”中的武斗是6、7月对群众武力镇压的继续和恶性发展。

“七二〇事件”中，闹事者对中央代表王力的武斗之外，他们在武装示威中，继续对不同认识的普通群众，采取了扫荡性的镇压。20日，“百万雄师”大打出手:在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口号声下，围攻和冲击武汉钢铁公司、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扫荡和抓捕造反派学生、教师。马路上的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毒打。

21日，独立师、“百万雄师”继续武装游行，冲击湖北大学，并发射数百发子弹;几个人(包括卖冰棍的孩子)倒在“百万雄师”长矛下，并刺伤保护孩子的8199部队战士，湖北大学200余人被关押。一些中学受到洗劫。深夜，“百万雄师”电话不断打到水利学院总机和其他院校，威胁道:“今天晚上血洗你们学校!”

24日“百万雄师”发起对体育学院和测绘学院的攻击，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直到次日上午11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这些暴力事件，就发生在毛泽东、周恩来身在武汉之时。

11.当年党中央对事件的严肃处理

周恩来与谢、王等回到北京后，新华社广播消息，全国掀起谴责“百万雄师”、支持武汉造反派的巨大声浪。

22日凌晨，毛认为:陈是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离开以后，北京采取的措施是对的;军队是要打仗的，主要是打思想仗。23日凌晨，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指示

以中央名义召陈、钟和军区、部队部分首长进京。

25日，毛泽东代拟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得到毛批准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七二〇”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26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上批判陈再道，指事件为“叛逆行为”。

2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表扬武汉造反派:“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12.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七二○事件”被平反。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称:“‘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小结:

“七二〇事件”所表现出的以独立师、“百万雄师”为代表的传统体制性力量，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的反抗，在政治层面上讲，的确是一次特殊历史时期的事变，是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次哗变、民变，是最强烈的抵制，自然也是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军队关系决不能容忍的反叛事件。如发生在西方，也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决不容许的。闹事者推崇固化的阶级关系与革命对象理念，他们追逐发自其内心的谣言，狂热地维护一个“过去的”概念，打击进行中的现实的毛泽东。这是极端“无意识”下的极端有意识，是群体无政府控制状态下的十分有(政府)控制。法国学者勒高夫所谓的“没有意识”，“是自然的永恒内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了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撇开这种西方的话语，文革中被保守的右翼势力“无意识”化的东西，就是十分传统的政治规范的观念。“由于无意识行为已深深地积淀和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第16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反对革命的学者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不仅仅是对于历来造反群众的分析(或诋毁)，一些概括倒也十分适合于“七二〇”中的“百万雄师”的某些特征;他认为“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³⁷⁵。而冲动的群众的偏执、专横，在群情激愤中得以充分释放与辗转放大，许多冲突、突发事件，不都有这种特性吗?

西方著名学者熊彼得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谈到民主政治时，就述及勒庞的群众心理研究，告诉人们“人在群集影响下其行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激动情况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而且“群众心理现象绝对不限于在拉丁市镇狭窄街道上暴动的暴民。每一议会，每一委员会，每一由十几位60岁开外的将军组成的军事会议，无不流露出暴民闹事时那种十分触目惊心的特征，特别是流露出责任心的削弱、思考水平的低下和对非逻辑影响的较多的敏感”。

后来系列的颠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文革回忆与研究，把事件的触发，有意地归结为造反派狂热拥护被王力泄露的中央指示精神。就如把1791年7月17日法国的“马斯场”镇压，简单看成为因为顽童偷窥——激愤的群众惩罚的暴力——触犯了秩序——触发了军队(对和平请愿)的镇压一样。而法国在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也早已走出这种偏执、低廉、表面的圈子。

“马斯场事件”，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右派势力积聚已久的对群众革命的恐惧、反抗的必然。“七二〇事件”是中国文革运动中的右翼势力和社会群体，积聚已久的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与理论的困惑、恐惧和造反表现，是对领袖与热心支持毛泽东文革的群众反动的必然。

二、“七二〇事件”成为文革进程的拐点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分析了文革中三个相互关联又独立的系统——1.党政干部体系，2.中央文革和由它发动、保护和指导的激进群众组织，3.军队体系;指出从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三个相互竞争的组织体系之间的平衡演变的时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长情况，可以通过研究四个关键的转折点得到很好的了解:“二月逆流”、“武汉事件”、清洗“五一六”组织、杨成武被解职和遣散红卫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发生在夏天的“武汉事件”，上承所谓的“二月逆流”，直接或间接连接、触发清洗“516反革命集团”、遣散红卫兵(以及杨成为中央权力斗争的牺牲)，是转折中的关键。分析深邃地提出³⁷⁶:“尽管‘武汉事件’对主要参加者的影响不是太大，但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毁灭性的”。

1967年也成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

1.确实不是一个武汉的问题。

从”一月革命”毛泽东号召全面夺权，军队介入支左和普遍压制革命造反，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继续推进群众的思想解放——革命造反，在毛泽东和造反群众来看，运动始终沿着上升的轨迹前进。春天到夏天，一个一个省区的问题得到解决，造反群众得到中央的公开支持，群众组织也在整理组合之中，与1966年相比较，所谓革命与保守的两大阵线，业已初见轮廓。青海、内蒙、四川的斗争，体现出军队介入后情况的复杂未卜——总体性对文革的不理解和抵制。在中央的指导和压力下，运动仍前进了，军队在重新体现保护人民、摒弃镇压的革命宗旨。但是，诚如迈斯纳分析的，军队难以确定到底谁是真正的左派，基于传统观念和为了稳定局势，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进的组织:“军队既担负着援助群众的革命行动的任务又担负着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任务，而这二者常常发生冲突。军队领导人通常宁愿选择后者。为了维护秩序，军队经常对那些比较激进的群众组织进行武装镇压”³⁷⁷。

对激进的反权威和反秩序的造反进行镇压，实际上鼓舞和支撑、整合了逆反文革的传统势力。这个整合，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在迅疾完成，暗流在地下潜行，进行中的革命运动终于遭到“七二〇”的狙击。尽管周恩来在7月18日讲话里也提到还会有反复的，毛泽东和他空前绝后地共赴武汉，亲自坐镇解决运动问题，但毛泽东却没有料到体制性的反抗会如此地强大与顽固，特别是以空前浩大的群体性反抗表达出来(尽管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也说:军区个别负责人，利用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毛依靠革命军队、发动群众推进文革，却遭遇到军队与体制性的群体的狂热对抗。毛身临其境，不能不在实际问题中感触到抵制文革理论与路线的问题何在，甚至实际感悟到群体性的军民“红色”暴力与国家机器被蜕换为镇压人民工具的可能。而这正是他为提出文革的必要性一再警告全党全军的。毛泽东很不情愿地撤离武汉，周恩来对事态发展作了最坏的一切准备，甚至不得不化装进入与离开市区。部分军队及其主官竟然抗拒军队最高领导的指令，唆使基层指战员和煽动普通群众闹事，对于党和军队、国家的创建者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冲击。特别是这种狙击来自一再宣传的——我们应该相信的群众和应该依靠的军队;被阻击的却是党和军队的创建者与统帅，也正是几十年领导军队与开展群众运动的运作高手:毛和周。所以周恩来在7月22日说:“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³⁷⁸他清楚毛主席的文革的软肋所在，看到代替了瘫痪的党政体系，唯一会与文革路线叫板的传统、有组织的力量。

对毛泽东来说，扩大人民民主与改造国家机器的相互促进与对立统一关系，还有极艰险的漫漫历程，巴黎公社以来国际共运始终没有解决的现代政治学的问题,依然存在。今天，人们指责1967年8月的狂热，批判文革运动中“揪军内一小撮”和“砸烂公检法”口号时，实际上却回避了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文革初衷问题。他就在1967年热月之后，还给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³⁷⁹他在遭到1967年7月严峻阻遏和挫折，文革发生最重大的转折后，仍念念不忘自己原始的理念——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理念。

2.对文革的怀疑和抵制不容忽视。

文革的领导核心和激进文人，对于基于传统政治体制的军队和普通工农群众予文革路线进取的心理承受能力估计过高，以为用仰仗毛泽东的权威、文革的舆论攻势、激进的群众运动，就可以较快地使传统的革命的阶级基础之群体觉悟起来，拥戴毛号召的实际运动。

大家研讨文革，往往以为运动仅仅是杰出领袖与风云人物号召鼓动的，低估了出自群众内心的支持或抵制——群众性自发的社会能动性。基层的造反群众与传统力量面对面，要证明自己的革命性并成为多数;他们缺乏理论修养，缺乏政治训练与经验，就如当年法国的巴贝夫派，或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的革命工人一样，在传统力量前显得十分冲动与幼稚，往往被更有行政——甚至政客经验的人耍弄，跌入政治陷阱。他们不懂得周恩来一再告诫红卫兵的:正确的政策是路线的保证，继续用1966年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时——激进反抗的简单手法，来对付已被他们用暴力简单地“摧垮”了一次的暂时偏保守与温和的群众，并直接对抗在这些群众背后的军队和地方干部(他们冷冷地观察，极度地反感运动)。毛、周，乃至到武汉传达他们精神的谢、王，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解放军和不同意见的群众，就是批评和引导造反派。部队干部和保守群众的本能的反对、恐惧的心理就不用说了，前面引述的言论与心态，已体现出他们几乎把在中央面前“摊牌”，作为一次决定命运的决战。

有意思的是，文革运动中我们一再喜欢引用一条语录，说什么几何定律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致人们的反对³⁸⁰。可能这老话的现实意义在于:“七二〇事件”里，毛泽东和造反群众都清楚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创导者毛泽东，违背了旧有政治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的狭隘利益，也必然会遭到体制性力量从心理到实际言行的狂暴反对的。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反抗者的抵制对象没有所限，哪怕你是我们曾经拥戴的毛泽东!这个原则以后将进一步展现。

“七二〇”的反抗，由于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抗革命政党与政府权威的暴力行径，违背当时的党纪军纪，理所当然地被文革司令部和拥戴毛泽东文革路线的造反群众，反对和压制下去了(“百万雄师”一些逐步自觉与始终坚持的分子，后来明确认为“事件”是被已经公认为“坏人”的林彪、江青镇压下去了，是一种“路线趋附”的政治需求和心理的自我安慰)。然而革命路线的压制和武汉军区改组、“百万雄师”如鸟兽散，并不等同于声势远大于政治局内“二月抗争”(党内高层正常的思想斗争)对毛泽东的第一次打击，更不等于抵制文革的传统习惯势力的全盘溃退。

3.群众运动的高潮就是顶峰。

犹如神州的初春、晚秋冷暖气流强烈交锋、拉锯的天气，乍寒乍暖一样，武汉两派群众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里，初次真正体会到政治斗争的激变与反复，体会到激情的欢愉和政变的恐怖，经历了挫折与转折。在中央强大舆论的支持下，武汉造反群众翻身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新华社连篇累牍的报道与社论，给武汉群众戴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荣誉桂冠;以对武汉事件的看法表态，新华社广播点了全国一系列大致与“三钢”“三新”类同的革命左派大名，全国的“革与保”阵线顿时分明，中央也力图让湖北问题的解决影响周边地区，推进全国运动。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欢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按林彪秘书转引叶群的话说:“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³⁸¹。的确，“武汉事件”成为文革初期上升趋势中的最高潮，成为鼓励群众造反的文革方针的顶峰。不少造反群众幼稚地以为新阶段的任务就是解决军队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³⁸²。但是，顶峰就是转折，就是群众性狂热推进的急度回落。“百万雄师”的暴力并没有能使事件本身直接变成运动的转折——即路线的让步，取得事件胜利的历史进程却悲剧性地促使了历史必然的转折。

毛泽东在“武汉事件”发生以前，虽然有他路线的底线——强调大联合必须以造反派为核心，但也一再感触到“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并不赞赏非得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他对武汉的态度与策略，完全可以用他对长沙运动的关心与倾向作参考³⁸³:就在7月12日——临去武汉前夕的短暂闲暇中，他与挚友周世钊畅谈了长沙文革;他与周世钊一样有自己的倾向性，但也坚持两派没有不革命的理由，没有什么根本原则的分歧，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将文革进行到底。这个精神，在他去武汉途中，又在郑州表述过，它没有在“七二〇”的反动里被泯灭，反而被毛坚持光大。因为，他感到用简单的群众造反、压制和一方吃掉一方的办法，不能解决传统体制影响下的群体思想问题，“百万雄师”对文化革命的造反使他意识到无法用战争中一方歼灭一方的途径，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文革的派别斗争。他在此后的大江南北视察里，一路上讲这个道理，要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甚至在刚到上海时，还单独与“工总司”的潘国平“司令”真情倾谈为什么武汉不能像上海那样做好对立面的工作。但胜利进行曲鼓舞的造反派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实践现代政治生活里革命与民主的这个辨证关系。(“百万雄师”一号头头至今也对毛的指示表示鄙视，坦率认为群众分裂就是毛的文革造成的。)

一个倾向压制另一个倾向，一个倾向掩盖和追赶另一个倾向，“七二〇”后的武汉群众，没有能够实现毛主席指示的政策要求，对“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去政策攻心;虽然造反头头们也发了声明，有所布置，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内心就是唯我独左的，用自己在反对“反动路线”时，批判对方的“僵硬政治思维”，反过来对待压制过自己的另部分人。或者客观形势根本不容许群众自己去实现:在省市的层面上可以强调与宣示，但到了基层单位，情况十分具体和复杂;况且，17年体制形成的社会地位与观念分歧，怎么可能在没有政治经验的造反群众的劝说下，轻易动摇或化解。元月“工人总部”对待溃散中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群众基础的前身)的粗暴压制行为在7、8月里加倍——或许是残酷的武斗后遗症使之更为加剧³⁸⁴;“革与保”的矛盾，在每个单位里并非都是那么清晰，人群因具体自身身份、干部问题或宏观局势歧见重新分化、挂钩，纷纷反戈一击的“百万雄师”基层组织与群众，也各自投奔不同的造反组织(在河南省叫做“跳过来”，武汉叫“站过来”)。

半年多来造反派内部所谓“钢”派与“新”派的无谓争执，也非得人为的随即发展与激化起来，周恩来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再告诫的“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仅仅成为一个口头传传的信条。尽管大家都承认以中央确定的革命造反组织为核心搞大联合，但由于当年一直批评的非马列主义的小生产意识，革命战争年代业已存在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文革里更以极端“革命”，也极端自由放任的形式出现。毛泽东的号召在两派群众中没有得到实际的反响。

武汉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使周边激化的冲突，得到某种冷静的参照，实际上两种思潮、两大派群众的斗争更加“自觉”，更趋激化。情绪紧张的权力集团和头脑发热的群众，都在寻求摆脱困境、勇争革命制高点与获取支持的出路。

四川与重庆在造反派内部的武力冲突，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升级到顶点，创下文革中火器冲突的典范。

江西一个军分区司令甘冒当“小陈再道”的风险，公开抵制中央派赴的野战军进入，保守派已持有武斗军械，又与造反派争夺枪支，大打出手³⁸⁵;在8月的高热中出台的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包含了武装造反派的内容，已经不能遏止几月来的基本态势，甚至可能是适得其反，因为不少部队和领导坚信保守派才是真正的左派，对“支左”或“武装左派”，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共产党最高司令部的任何口号，哪一种类型的军队干部，哪一派都可以利用，完全可以合法授枪或明抢暗赠。

湖南在处理本省问题的文件出台前后，两派之间、造反派内部武斗继续加剧³⁸⁶;甚至还出现了以镇压造反派为前提的，湘西南一些县血腥镇压所谓“黑五类”子弟的大规模野蛮屠杀。河南的运动几月来得到中央明显的支持，又有一批亮相干部的点拨，在武汉形势与江青肯定群众“文攻武卫”口号的精神鼓舞下，造反派取得对保守势力的武力压制的唯一的绝对优势，但是，这些主动出击难道真是必要的吗³⁸⁷?

安徽造反派的长期冲突，到8月也激化到抢枪割据一步，幸好12军及时控制局势，平息派系冲突，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表扬，大概当时是武汉的周边最理想的一个地方。这些进展，当然都是基于各省自身的运动必然(河南受大军区武汉制约影响要大得多)，但也是武汉事件所体现的极力抵制文革与强力推进文革两种势力——政治能量剧烈冲突的外在释放和一些荒诞的演绎(四川的事态很难说有多少当时理解的真正路线斗争的原则)。武汉两派在7月没能做或做完的事，周边——甚至全国依然在更加强烈地进行。双方都到了更加自为的地步。

连武汉人向来看不起的温吞水的上海运动，居然也在大局似定的形势下，出现工总司攻打“上柴联司”以稳定上海局势的棍棒武斗，当事人徐景贤回忆:“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和武汉的形势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指示‘武装十万工人’......”，结果是“‘每人发一条棍子’!”³⁸⁸

各派群众对形势的推动，调动了难以想象的能动性与奉献了巨大的加速力，高热的八月，只是各种分力的模糊又是有序与能动的合成。新华社以各地对武汉事件的表态为契机，点了系列革命群众组织的大名，一时激进的造反派皆大欢喜，似乎每个组织都面临中央表态——得到“革”了或“保”了的政治鉴别。胜利的武汉基层群众，居然自发出动数万人次，向周边甚至新疆“武装支左”。的确，事件对于路线的划分(?)和对立的加剧，都是有重大影响的。没有点到名的组织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定性为保守派或温和派，但在武汉则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诚如周总理所言)，一些地方反而激化了对军队或造反派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形成省际联合逆反态势。这就是文化革命的“新高涨”吗?显然不可能是。多数激奋的群众可能都理解错了，各种特别激动与活跃的群众里，真正想问题而且会思考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4.绕不过去也冲不过去的军队问题。

武汉出现的事件，令人们立即联想到早在1964年震撼亿万干群的《九评》里，就表述了毛泽东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十二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是:“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强调加强党和人民对部队的监督，清洗军队中的坏人和“公检法要彻底革命”、提倡“群众专政”的观念，第一次以公开文献出现。在文革当中，类似的理念以各种文件、社论、首长讲话形式表达出来³⁸⁹。

武汉事件中部分军人和“武汉公安”的造反，加深了毛泽东有关理念的感性认识，他也从江西问题，和武汉军区支持传统的基干民兵，发生残酷的武斗，意识到武装革命群众的必要。他在事件后，突出地感到部队问题相当严重，一再提出“武装左派”;给江青的信谈到“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³⁹⁰，提出“大量武装左派”“实行群众专政”，他以为“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³⁹¹;试图压制他心目中文革运动的右派甚嚣尘上的反攻。

事件发生后，中央在北京紧急研究处理、善后和宣传措施。《王力反思录》(第1011、1027页)说:社论从这时候就开始提“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总理说:我们也有责任。江青和林彪却不认账。”王力的回忆可作一个参考。问题是，“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始于武汉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确定了这一点;也不能单纯认为“七二〇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点的，系列社论的提法他就难于负具体责任。很快，王力、关锋和具体执笔的林杰，就为武汉事件后两报一刊连篇累牍的宣传攻势的文章和提法——王力为中央给武汉市的信中加上了“和军内”的字句，将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文革小组的激进文人们，至今也没有脱掉干系³⁹²。问题是，在1967年的七(月)下八(月)上短短的半个多月里，从毛泽东到当时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认可了这个提法，大多数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干部也视为正常。诚然，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问题。

此前，中央文革的激进文人就按他们理解的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利用解决武汉问题在宣传中大肆宣扬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来武汉事件就引发了左的倾向的抬头，群众性的怀疑一切，冲击各军事机关、部队和对文革不满的领导人，现在有了大家都一时难以怀疑的中央舆论，于是皆向着所谓文革的“第三阶段”奔去。仅仅是对所谓“陈再道似的”人物与顺藤摸瓜的冲击，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国，首当其冲的是原来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和各军区领导。文革中在部分人士中一再显露出的所谓“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暗伤³⁹³，完全可能立即变成顶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线斗争和对军队高级领导的教育，引到山头与宗派与历史恩怨的歧路去，这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绝对不主张的。

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副统帅，林彪也未必就希望与驱使各个军区瘫痪和主官垮台。他在1967年元月至八月，对于军队与文革运动关系的态度，可能与其他老帅没有太多实质性分歧。尽管他对“武装左派”的意见不好公开表示不满，但对普遍的抢枪浪潮极为担忧与不满，他口述了给毛泽东的信³⁹⁴，认为情况比较严重，急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甚至让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帮忙修改。看来，他并没有希望自毁长城。不过，亲历者张秘书注意到:“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现前后判若两人......过了‘八一’，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

毛泽东没有同意林的看法，认为抢枪情况并不严重。八月上旬，江西形势严峻时，周恩来曾主持一个参加者极少的所谓紧急军委扩大会，起草并发出制止江西抢枪的电报(显然此举是林彪知晓和赞同的)，散会后人们刚从京西宾馆回到近在咫尺的钓鱼台，戚本禹就告诉他们:毛泽东在上海对该电文的批示已经传到，仍然认为，为什么军分区已经给保守派授枪，我们就不能武装左派³⁹⁵?过来人都知道，甚至到巡视大江南北时，毛还多次轻松地从积极方面看夏秋的“全面内战”。

在文革的初年，从事革命造反的普通群众，实际上很难理解老军人心理，尽管大家学习了几年解放军也崇拜拥戴解放军。笔者通过连队生活，耳闻目睹，才开始明白军人这个群体与工人、学生、干部的基本不同。他们的相互情感，融灌着兄弟生死情怀，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战士尚且如此，更不要讲经历过战争、共趟血海的生还者。造反民众用简单的概念化的“支左”或“支右”来观察和要求军人，其实严重地忽视了军人的本质就是军人;多数军人已经很不熟悉地方与社会——更不懂得毛的文革究竟要做什么。他们用特有的视角来打量彼此，革命战争历史与客观存在的山头——这中国革命特有的时空情愫，或许决定着他们在文革里的特殊心理与行为。在地方党政领导通通靠边时，毛泽东试图依靠军队来维系党的组织功能和政府权力。但是，17年来，部队再也不简单是战争年代的战斗队、工作队，他正逐渐成为掌握国家权力后的一个稳定秩序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尽管在1960年代，部队的革命化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但也实在难以奉行文革政治的复杂功能，即当时所期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功能。一方面要继续立新功支持文革造反(反对现存秩序)，一方面又得维系枪杆子打下的政权秩序、坚守专政工具的职能，并且卷入政治纷争。革命战争的荣誉萦绕心中，不论是哪种老军人，都认为当然是政权的合法掌持者，绝对意识不到，自己也和党政干部一样，有一个是否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问题。两难的局面，终于演成毛泽东文革理念和实践的悖论，出现了历史的悲剧。

陈再道是最先可能被群众打倒的大军区司令员，按照军队法纪和先前运动的惯例，仅仅是顶撞毛、周，放任部队造次和严重失职的错误，就可以点名打倒了，况且中央权威面临了事件的极大羞辱，需要修复。各派系、山头的老军人(决非仅仅原四方面军的)，正满怀同情——忧心忡忡地看着这只跳出来——群众可恣意宰来吓鸡的“猴”，担心出现“倒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许世友逃进老家深山躲避造反，黄永胜在总理的一再训诫下，也正准备丢弃保守派把屁股“坐过来”³⁹⁶。诸军区和军事机关纷纷遭到冲击，包括保守派群众的冲击。

可是毛泽东经过冷静慎重考虑，很快决定将武汉事件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处理，称陈为“你们要打倒”的同志。这时，对事件真相和背景的调查、审查都刚刚开始，事件有何严重背景，并未弄清。但是，毛对事件有个基本判断，绝对不愿把自己统帅的军队置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边，轻易地依靠激愤的民众去搞臭搞倒一个又一个刚烈的老军人;也不愿意有人利用陈再道的错误打破政治平衡。周恩来出面，首先阻止了对原四方面军同志的可能伤害，保护了业已靠边的开国将帅。被造反学生抄家的徐向前与徐海东³⁹⁷，立刻得到周的关照。毛、周迅速地制止了对原四方面军领导的怀疑与冲击——文革滑向宗派斗争痼疾的可能，进而保护了彭绍辉、许世友和韩先楚等³⁹⁸。明白人都清楚，这个武汉事件，在文化革命冠冕堂皇的词语背后隐含着三十多年前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干部的芥蒂暗伤。

如何正确处理与安抚军队对文革的疑惧、集体怠工和反抗，毛泽东主席选择了极大的让步和迂回，显示了他深谙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伟大战略家胸怀。

诚然，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军队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未必每个人都深沉地意识到军队和群众产生芥蒂乃至冲突的历史悲剧，那是想在不同范畴和层次上，保卫我们这个政权和江山的群体间，发生的悲剧。总有些人，在历史的当年，或者在几十年之后，把文革里的群体与个人，分别戴上所谓“拥军派”、“反军派”帽子，对于革命干部、群众来说，这种划分极不科学，也不严肃，“拥军”和“反军”对于革命群众来说，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非事情的本质。当事人的糊涂基本上是无知加偏见，后事者的跟进抨击，基本上是无知加蓄意。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按这样“物以类聚”，在文革运动里是不是也能够划分出一个“拥党派”和“反党派”来!?

但是由于文革运动触犯了军队“众怒”，文革的出轨已成事实，路线斗争中倾向性的回潮、反复，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国外学者迈斯纳公正指出:“极左的领导人便大张旗鼓地对军队的革命性表示过怀疑，造反的群众也对军队发动人身攻击，这样，军队也面临着这样的危险，那把党弄得四分五裂、使群众运动分裂为许许多多互相交战的派别的政治分歧也要被强加于军队之上，内战的幽灵不详地越来越逼进了......为武汉事件和极左领导人的激烈讲话所鼓动起来的情绪给8月的新的极左行为火上加油，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央国家机关......到8月底，中国看来已徘徊在无政府的边缘。毛泽东在结束了对各省的‘视察’后返回北京，他此时认识到，如果继续进行作为一场建立在群众首创精神基础上的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势必会冒使全国陷于大规模的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内战的危险。他选择了秩序，实际上，他是选择了结束文化大革命。”³⁹⁹。

周恩来亲自处理武汉问题，也最早对7、8月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风潮产生强烈的忧虑。8月中旬以来，他连续告诫群众:“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七二〇事件’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到8月中下旬之际，周恩来已经对中央处理“七二〇事件”——后续的负面问题和全国形势变异，形成了系统的相反意见，并在各种场合向群众公开表述。但是，在“武装左派”的问题上，他十分谨慎地与毛泽东保持一致，没有轻易公开反对这个提法⁴⁰⁰。这点从8月10日中央批发的处理江西、湖南问题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出来。

在文革司令部里，小组长陈伯达毕竟是老派激进文人，他的观点某种意义上与总理相近，也不至于发疯到同意乱抢枪。后来陈对他儿子回忆:“1967年夏天，全国很多地方发生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我提出应当收缴群众组织的武器，却遭到江青的反对。她反过来提出要‘文攻武卫’。我的收缴武器的意见就落了空。”⁴⁰¹

从更深层的更“历史”的意义上看，革命的军队在新政权成立和巩固之后，势必有一个向政治制度化、军事职业化的过渡，对于依靠枪杆子获得的中国革命政权，更有一个如何处理革命军队、将领与党和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将帅老同志，都和其他非军事工作的党政领导一样，有一个从光荣的革命者到称职的国家管理者的身份转换问题，有一个通常理解的、第一层面——革命战争夺权的合法性，到第二层面——真正代表人民掌权——取得深刻彻底合法性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的文革初衷，意在红色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而不是简单打倒几个人。在文革以前一些军队内部以及军队与党和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可以看成在如何保证军队继续革命化(又不能太政治化甚至超越政党、国家)，争取军队现代化、军事管理制度化、实际生活中军队国家管理的进程里不可避免的正常探索和思想斗争。文革前的一些不愉快——甚至悲剧事件，文革中的军队集体和个人的悲剧，文革以后依然存在的分歧、冲突及其化解，都是我们这样的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在探索政权建设与体制取向，以及实现军队现代化的道路中不可避免的系列阵痛，是漫长的分娩。

文革里，毛泽东看到军队不适应文革的政治(但又太政治化)，特别是看到军队可能被社会波拿巴主义利用(或者说社会法西斯)的苗头，他想起了大革命国共合作阶段的“武装工农”，依然是在前述宏大的历史政治背景下的思考与探索。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林彪，当然不愿意他参与创建的工农军队的将领，成为新政体新制度下的“反动军官”，成为对立面，被文革的造反民众推翻。群众中仅有极少的先觉人物，明白主席为什么早就说我们这个政权要变成法西斯是可能的，也敏感地联想到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联想到大革命中北伐军反动军官背叛革命的教训，强烈地要求将人民解放军置于党和毛主席的绝对领导下。在“武汉事件”中，他们面对独立师打出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号召军队造反，针锋相对打出毛的另一原则“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因而，从另一个方面讲，歌曲《我是一个兵》，大致反映了文革前国家、社会与军队的一个非常谐和状态。由于文革爆发，在1967年的实际政治生活里(包括以后)，人们发现歌曲浪漫的表述“来自老百姓”、“爱国爱人民”似乎正在淡化和消逝。就像革命政权来自人民却要高于人民一样，军队来自人民，必然也要高于人民!!

由于历史发展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武汉事件在军队问题上爆发，毛泽东、激进文人，和他们支持鼓动的激进群众对军队的要求，与恪守传统秩序的军队的心理、思想发生冲突。问题似乎是最彻底地解决了(林与周都这样说过)，却有完全相反的连锁反应，并造成严重的相反后果。以上陈述说明这“解决”，仍煮的一锅政治夹生饭。1967年以后，涉及军队的种种问题依然不少，毛泽东就再不叫群众介入了。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右倾抵制和左倾的盲动，交织在一起，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事件后的左倾与反左，1978年事件的平反，使文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蒙了，人们不敢说“武汉事件”里陈再道将军和部队一个不字。人们忘了军队悲剧性的错误，忘了去总结军队干预政治、代政代党的严重教训，不愿意承认部队违抗军纪党纪的教训，更不愿去思考历史与后继的社会波拿巴主义问题⁴⁰²。

5.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

8月在军队问题上的极左，仅仅是促使事物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一个关键契机。周恩来业已彻底看到“军心”何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外事口的“造反”危及中央政府权威的问题，是支持陈再道或者打倒陈都影响不了的事。外事口造反群众不顾周的劝阻，执意打倒陈毅;在极左情绪影响下，港办居然给英国政府下最后通牒式的照会，愤激群众火烧英代办处。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回忆说:“事后，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此时此刻，周总理对这种目无中央，极端无政府主义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再不采取坚决措施我们就要犯罪了’。一项经过周总理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中央文革黑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⁴⁰³。亲历者周秘书的回忆是非常可信的，周恩来对于文革小组支持的所谓“不停顿地打倒一切”，已经忍无可忍。

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司令部在武汉问题上的被动、失策，遭致大规模反弹，毛、周政治权威扫地，随之是宣传口径出格，对于全国性的极左反军，陈司令卤莽抵制文革“授人以柄”⁴⁰⁴，周恩来心里早就十分压抑、愤懑;在北京，从围攻中南海，批斗“刘邓陶”，中央各部运动趋左，外事口在打倒陈毅和港澳问题上也卷入极左浪潮;周恩来听说王力的“八七讲话”，冷冷不置可否。7月中旬，外交部新闻司宣布限制英国记者的行动自由，8月12日，中华全国记者协会抗议港英当局;8月19日，外交部港办上报给英国政府的限时照会，也即最后通牒。照会发出，外事、宣传舆论和民众团体，再也不可能下台阶缓和局势。尽管周恩来立即通知文革小组，要他们出面干预群众造次，陈伯达也出面劝说。但一切已经不可能扭转。48小时限期结束后，示威人群冲击办公室，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尽管当天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交部、北京卫戍区、北外红卫兵代表，严厉批评红卫兵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气得手直发抖，也坦承“我们没有料到你们来这么一手......就是目无中央”，“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弄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同时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说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有仔细考虑就批准了那个照会，这是他的责任”⁴⁰⁵。事情的急遽恶化，使他警觉到王力矛头所向:他两次气愤地打断造反派援引王力的讲话，说“你们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不过，在宣布王力错误时，吴法宪批判王鼓动火烧英代办处，周还承担自己在批准照会问题上的责任，说与王力无关)。

外交部造反夺权，直接影响外贸部和对外文委——乃至中央各部的运动走向。

国内的一打失策，比不上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各地的动乱，不比中央政府权威失灵中枢瘫痪更为可怕。周恩来本人面临了比武汉事件远要严峻得多的挑战。

他清楚一些院校学生(如“516兵团”)公开批判自己和外事口造反派蓄意打倒陈毅，目标都是意在周公，要推翻自己的，背后是文革小组⁴⁰⁶。如果说，在困难复杂和危机的武汉问题中，周恩来保持着与毛泽东的高度统一，尽力与中央文革合作与支持中央文革的话，武汉事件以后的局势——特别是中央核心部门运动的发展，不能再保持这种貌似团结而被动的态势了。研究者认为:“(他)也并不是一味地迁就、退让和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中央文革一伙没顾及到他们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阵，使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⁴⁰⁷。周恩来可以认为，全国和外事口运动的极左狂热，恰是武汉事件后左倾抬头引发的，8月22日，他批评广州抢枪是没有敌情观念，忿忿强调“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7月20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9月17日，他在处理巴基斯坦外交事务时，又忿忿地批评外交部负责人:“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7月20日事情以后，外交部不听话了”。

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后，外事口的造反群众继续围攻陈毅，压制周恩来。8月26日，就在毛泽东同意将文革小组的干将作为8月来一切被动与失策的“替罪羊”的当天，外事口造反派试图劫持批斗陈毅，将事态推向高潮。周恩来从该日中午面见刚从上海回京的杨成武，并派杨去见林彪通报，再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安排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之后，在子夜时分还(和谢富治、王力一起)接见武汉在京群众，已经精疲力尽;北外两派争批陈毅，周不得不接见学生，但学生不听劝告，继续无理纠缠已服药物的总理，接见到27日6点40分才结束。工作人员将周搀出会议厅，其心绞痛急性发作，晕倒在院子里。

八面应对、焦头烂额，高速运转、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终于被击倒在地。这仅是一个标志——狂热的8月到了收场的时候;总理的病倒，也标志着文革的中枢心脏病急发。不过，周恩来在倒下之前，已经和毛泽东分别都冒了最大的政治风险，通过最高层的运作，他也在抛出王力问题上得到毛、林的认同;他等待了政治时机的成熟，扭转了文革运动的航船，终于维护了他的政治信念与尊严。如果说毛泽东是文革的精神导师，被欢呼为舵手，周恩来在1967年8月起到真正的大副和舵手作用。

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在1967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⁴⁰⁸。

毛泽东次年也说: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系统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⁴⁰⁹。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毛说:“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毛答:“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6.开始整肃左派和造反派。

毛泽东已经看到批评极左思潮是主要的任务。而且，群众背后有黑手，群众里混有坏人、反革命。在当年视察大江南北时，毛也指出:“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并多次讲到到次年结束文革。但他在9月底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还说要改变黑暗面才搞文革运动，“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⁴¹⁰。

不过在1967年8、9月，毛泽东未必把司令部内的问题看得这么严重。而且造反派群众的左倾思潮，也没有超出毛泽东的理念的底线。具体操作上那就是另回事了，在急风暴雨的群众实践中，往往是中国式的游民文化和类布朗基、蒲鲁东主义者⁴¹¹的文化成了气候。这些自然是与主张马列主义政党政治的毛、周相抵牾的。王力与关锋被“端”了出来，作为错误倾向的替罪羊;在他们“请假检讨”中，也仅仅承认自己是犯了“小资产阶级‘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戚本禹则向毛主席检讨了三点错误:1.错误地估计了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2.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3.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王力、关锋住在钓鱼台二号楼，学习和检讨，起居照常。

特别是，毛泽东9月7日在戚本禹的检查上还批示转告王力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⁴¹²说明当时毛也并未一棍子打死王、关，基本还属于文革初期讲过的“左派整风”范畴。

比较能够显示毛泽东内心的事情是，在他回到北京后，王海容于9月24日去打听消息，毛泽东只是引了罗隐悼念诸葛亮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王与外交部的刘华秋弄清楚诗句典出后，仅仅理解为王、关完蛋了⁴¹³。其实，政治诗人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喻指“武汉事件”和初期文革的“英雄”王力倒霉了。一切早已经成为历史以后，一些当事人和好事者一直在猜测8月剧变时伟大哲人的内心世界，“他究竟说的什么”?后来，王力与关锋被解除监禁，再议论主席引用的诗，都坦承毛说的“英雄”不是喻指他们或惋惜他们，毛泽东是喻指的他自己!经历了半个世纪政治风云的英雄毛泽东，面对“武汉事件”后变幻的形势，深深体会到自己的罕见孤独和不自由。尽管此后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与宏愿。

或许，毛泽东8月4日给江青的信，并不如今天庸人们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理论混乱的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的左倾盲动，可能7、8月全国全面内战，反而激发他怀念法国大革命历史和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引发他对巴黎公社武装民众和大革命武装工农的理想与史实的追念?但7、8月的左倾与热月，文革的出轨和抗争、反对，时世与愿望大相径庭，毛主席的初始愿望也与客观后果很不相同。他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的诸葛亮吗?有知情的研究者说在文革十年中，毛至少有四次抄写和咏吟该诗，为什么在他视察了大江南北、“文化革命形势大好”之时，吟出风雨独行、无可奈何的诗句?可能这恰恰是他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目睹乍热乍寒，却不能扭转文革运动日渐趋下之势，发出的英雄长叹⁴¹⁴。

在“武汉事件”后运动迅猛发展、变化的十字路口，毛泽东似未得到他的左右副手林彪和周恩来的全力紧跟、支持。文革小组的紧密配合，可能真是适得其反。

处于第一线的江青，当然也在8月中央宣传口径和政治急变中，感悟到什么问题。所以她在在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不策略时，还派姚文元去上海探听毛的底，还发牢骚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汇报也是他，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转达”⁴¹⁵。姚文元传回毛泽东的话“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陈伯达慌了神，文革小组内讧起来;司令部高层内部的相互矛盾也升级了。解决小组的问题出现一个机遇。同时，出现值得深思和十分诡异的问题:在1967年夏秋，司令部的重头人物，如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无不敏感意识到难以驾驭的群众造反运动和调查历史与过节的阴云，已经威胁着他们自身的政治安全，他们都在不同场合(甚至面对身边工作人员或红卫兵)，多次声明不怕有人整自己的黑材料(大到历史和政治问题，小到鸡毛蒜皮)，不怕被打倒。但是，他们担心无法无天的造反学生和年轻干部，警觉他们背后的“政治黑手”。有人认为当年大抓叛徒成风，其实是转移了文革初衷。文人相轻和权臣争宠的庸俗陋习，被带入本应十分严肃的党政高层政治生活。诚然，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对司令部内部出现这种政治局面，也应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从“安亭事件”以后，一直跟不上毛泽东文革步伐——备受批评的陈伯达，权力与声誉式微，但又拼命想巩固地位、职权。中央文革的“大三”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畴，防范着少壮激进者可能的揭发告密，暗暗组织阻遏和弹压。这是个大家推进了这个革命的思想激荡，也被脱缰的群众运动和诡异政治弄得忐忑不安的时期。也是一个文革整体性悲剧的问题。这个或那个文革派风云人物被整肃，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

1966年春夏，中南地区的左派大将陶铸、王任重，也曾事先自我“洗手洗澡”，也说过不怕被人怀疑打倒的大话。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类似雅各宾恐怖的荒谬和讽刺。“怀疑一切”与“警惕一切”的恐惧充斥了人们向往的红色大民主的“海德公园”。陶铸在一年前许诺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怀疑”，都可以炮轰，成为不可遏止的政治实际。无政府主义猖獗一时。

此外，也由于文革司令部内部的政见分歧，有些领导人各自暗示或公开支持一个学校、一个派别的学生组织，北京的左翼红卫兵运动出现了灾难性的分裂。明眼人都清楚:反映在群众里的各种思想分歧与冲突，透露了高层的政治歧见和纷争。

8月11日，在中央首长接见首都红代会的关键讲话里，陈伯达和江青都公开点明“5·16”问题，强调它是反总理的。从而也发生了长达数年的全国上上下下大抓“5·16反革命”、各人主导抓各人要抓的“5·16分子”的绝大荒谬。荒谬当然不出自所谓“刘、邓、陶”，也不出自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文革司令部的裂痕，从方法和思想的正常分歧，发展到政治的提防、猜忌、对立。文革的彻底失败，某种意义上讲也就从文革司令部内部猜疑开始，一波一波地清洗自己的左派成员，一次又一次地内部纷争。如果说1966年清洗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还只是一种先兆，1967年秋司令部里的政治斗争，并延伸到群众中，是文革运动开始衰竭的重要标志。从动员和鼓动群众投身这个政治运动，转化为节制群众、规范群众，以至收拾群众运动。大家似乎都后悔把群众从潘朵拉的魔匣里放了出来。从此，文革运动从不整群众，转换到也整群众(所谓群众中的“反革命”)。文革的理论与组织准备欠缺，文革的终极对象的混乱、飘逸，概念之不明确，传统的政治文化之顽固，由此可见一斑。武汉群众不久就领教了“林副主席派来的”军区新领导和支左军人的“路线觉悟”，40年后，有人感到他们甚至比陈再道们对群众更不感兴趣!造反派与掌握实权的军人的冲突，已是必然，这就是即将发生在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中的悲剧。

坊间总说林彪制造了“武汉事件”。其实，林彪在该事件后立即得到需求的东西，实际并不如一个“5.13事件”。他是十分内向和举止阴郁的人，仅仅从他考虑再三的“7·25”天安门群众集会亮相和“八·九讲话”，我们很难看出他对“武汉事件”的深层态度。毕竟，事件暴露的是军队支持文革不力，而不单是陈再道;事件并不是仅仅弄得“四方面军”面上无光，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当然不会如有宗派倾向的将领或幼稚的红卫兵那样简单。邱会作对事件发生当天的回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在武汉支持保守派，助长了保守派气焰，你赶快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很快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叶群还说，“......主席的安全保证不了，会赖到军队头上来......”⁴¹⁶。

1966年，林彪对于军队参与文革运动，总的讲处于一个守势，他并不情愿军队卷入政治斗争。毛泽东在1967年初对军队参与和支左的要求，实质是对林而非对其他老帅的批评。可以说林总和其他老总相比，对于文革看法并无本质的区别;所谓林系的将领(如“四大金刚”等)，并不比其他的居功自傲的老军人更有“文革的路线觉悟”。

军队投入支左以后，矛盾更加复杂尖锐，甚至出现规模性的流血事件，这是毛泽东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毛泽东在应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阻遏时，并不能得心应手;特别是从武汉事件开始显示出来。林彪说过一些大话，但实际行动并不积极，并不能起到人们期盼的文革“副统帅”和“尊神”“钟馗”的作用。

必须注意，就在1967年5月，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试探邓的态度——能否出来工作?邓认为时机不宜，毛让他找林、陈谈谈，邓也不愿意。当时正是批判刘、邓的高潮时期嘛⁴¹⁷。在1967年春运动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在林彪的政治态度和身体状况都并不理想时，找邓小平谈话仅仅是一个偶然吗?仅仅是因邓在4月要求见主席吗?有关联的是:就在武汉东湖之时，毛泽东于7月15日还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王力认为，“当时主席已经对林彪不满，流露出想用邓小平换林彪的意思”⁴¹⁸。王力这两句讲的是事实吗?可能。

毛、林在文革问题上开始互不信任，恰恰在武汉事件后露出了蛛丝马迹，杨成武公开的系列回忆多次流露出来了一些迹象，仅作为一种参考。林彪在1967年8月写信给毛泽东，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抢枪问题，毛给江青的信说“并不严重”;随之，林又主张起草严禁抢夺枪支的通告，由总理去商办。林与毛对事件后的形势估计是有原则分歧的。

但林彪在8月的一次常委会上，也说“军区以上的干部没有几个好人”。之后，一反亢奋状态，去北戴河了。他的真实思想和主张，还是怪异诡秘的。

不过，正是武汉事件以来，足以显示林影响军队运动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军队文革重大问题上发挥了决定作用(“5·13事件”是一个标志，“七二〇”后“三军无革派”则影响了全军);军委看守小组转变成军委办事组。在支持武汉和维护军队稳定的一个大旋回中，林系军人力量在文革政治格局里坐大的局面，的确发展了。被周恩来挽回的党政官员体系，想收回在运动初丧失的权力，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毛泽东对于群众运动风云人物的观察与犹疑，也在这时发展到一个高潮。曾在1967年2月，他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当年五一节，毛又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说: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存在总体失望，早在1967年五一节就讲了。其后，才产生在1968年派工人宣传队和军宣队结束红卫兵运动的想法。

特别是，经过了热月，毛泽东9月在武汉又说:“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⁴¹⁹他一再要身边的军政官员告诫红卫兵小将，现在是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些内容，武汉军区的曾、刘首长，立即向学生们传达了。戚本禹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也当面向中央文革小组，再三谈到他的想法，包括他认为谁算想问题的有希望的人。而大学生们，则是到了1968年7月28日后，才慢慢明白毛主席在一年前的意思。

毛泽东想结束红卫兵运动的征象，从“武汉事件”以后业已明显出现。他感到依靠群众造反的大民主来改革我们这个政治体制，时间并不成熟吗?周恩来通过一系列促进大联合，审批成立各地革命委员会，落实干部政策，加快了收敛与结束文化革命的步骤。不过，尽管出现“热月”，王力被软禁，周恩来始终保持着当年中共中央对武汉事件的基本态度，并不因为王力而祸及武汉;他也对武汉造反群众充满热忱，帮助和调教他们，他审批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吸纳了一批激进的群众组织成员。或许，湖北的造反群众尝到热月的苦果，推迟了一年。

8月4日，毛泽东与江青写信要求“武装左派”，整整一个月后，中央颁布扭转形势的“九五命令”，并由同一个江青出面讲话，动员群众，从自以为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派手里收回流散的武器。舆论一再宣扬“大联合”和成立革命委员会，驱使学生们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

不过，文革的急剧转向，文革小组激进文人的更迭，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414总部某些人士敏感地看出些什么，他们提出文革的航船转向了，毛泽东掌舵绕过了暗礁。进而，有人在9月14日、17日接连抛出大字报攻击文革组长陈伯达，指责中央文革小组推行极左路线。“武汉事件”后还没有来得及系统概括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事件开始得到了它的另方面的精神成果。

广大群众并不太明白，文革的航船已经转向了。

已经40年了!似乎仍然难以理解它——紧接着一个震惊中外的事变之后，文革历史发生的转折性变化。

毕竟，“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文革历史而言，这里“不能随心所欲”的人，包括广大真诚、热忱投身于运动的各派群众，也包括“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毛主席自己。当年热情支持文化革命的群体，以及实质上反对运动的群体个人的种种言论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影响和干扰了毛的进军，历史就这样顺着各种政治分力的合成方向前进。这是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袖共同奋进创造的历史。

2006年春节初稿

2007年五一节修改

2017年清明节改定

附录一: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二八声明)

(载《长江日报》1967年2月8日第一版)

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一个激剧斗争的过渡阶段。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更加疯狂地刮起经济主义妖风，极力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他们转入地下，躲到幕后，驱动喽啰，勾结一切牛鬼蛇神，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阵线内部制造反对派，扶植托洛茨基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实行腐蚀侵袭，软硬兼施，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内外夹攻，挑起混战。最近，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伟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全省的时候，而以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某些人为首，却把矛头对准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他们充当了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起到了“职工联合会”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进行无理攻击，否认其革命大方向，公开挑起分裂和混战，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反扑。他们还拼凑了一个乌七八糟的大杂烩，策划了一个形“左”实右的假夺权。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认为有必要就目前局势发表声明。

武汉地区目前所发生的围攻工人总部、猛轰“九·一三”战斗兵团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不是偶然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现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退居幕后，操纵一些所谓“造反”组织，以“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

毛主席教导我们:“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决不甘心失败，他们必然地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就是王任重、张体学利用其爪牙走狗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伙同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一切牛鬼蛇神，相互呼应打入革命造反派内部，配合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利用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及一些忘记阶级斗争，忘记为党夺权的糊涂虫，马大哈，还骗取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纠集了一个围剿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大杂烩，他们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就逐步结合成了托派小联合，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发生了，一种值得人们深思的严重情况出现了。那些在标语、广告和喇叭里叫喊反对经济主义，叫喊“抓革命，促生产”叫得最响的人，他们本身就是王任重、张体学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豢养的哈叭狗，它在“职工联合会”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疯狗落水后跳了出来。就是这帮东西，对泛滥经济主义，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王任重、张体学不揭露，不批判，不斗争，不采取行动。反而架起一百二十门大炮，猛轰工人总部、猛轰“九·一三”，搞什么反对工人总部的“经济主义”，妄图把工人总部整垮，妄图把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把反对湖北黑省委的经济主义，把“抓革命，促生产”的当务之急，引向革命群众之间的纠纷。他们到处乱跑，到处乱说，到处乱写。极力造谣、诬蔑、中伤工人总部，胡说什么工人总部的领导集团“修”了，扬言与工人总部誓不两立，有我无你。北京南下中的一小撮坏蛋与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家伙们互相呼应，狂妄地叫嚣要砸烂工人总部。真是欺人太甚，猖狂至极!他们已经撕下脸皮，公开同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同以武汉“职工联合会”为首的保皇党徒坐在一起了，他们还公然叫嚷，要我们搞什么全民“整风”，叫我们下台。见你们的鬼去吧!收起你们的破烂!目前，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下所开展的整风运动，应该是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健全各级领导班子，组织好革命造反派队伍，更高举起“造反有理”大旗，大闹武汉三镇，大闹全湖北。而决不是整天赔礼道歉，决不是纠缠于繁琐辟谣，决不是整掉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更不能允许那些口蜜腹剑的家伙妄图把我们整得萎靡不振，垂头丧气，置我于被动，轰我们下台。谁敢这样干，就把他揪出来，砸烂他的狗头!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半路出家的投机商，或中途打入革命造反派营垒的那些坏东西，现在把手伸得老长老长，纠集一帮乌合之众，排斥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分裂革命造反派阵营。他们居心险恶，把大印一抢，名曰“联合夺权”。然后，恬不知耻地摆出一副“革命造反”的祖师爷的架势，对我们呵斥到:“不准动，不准你们争权夺利!不准你们闹分裂!”啊呀呀，好一副神气姿态!我们呼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千万不要上当。我们决不为个人和小集团争权夺利!但是，我们要为毛主席，为党，为人民誓死夺权!目前发生的一系列情况集中到一点，就是王任重、张体学通过他们的“造反”奸贼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反夺权。我们能允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在白色恐怖和反革命围攻中杀出来，就是为了夺权。今天，我们更要乘胜前进，以百倍的造反精神夺权!夺权!!夺权!!!

我们最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中曾经严肃地，全面地，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这就是真统一论，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这就是实际的统一论，那种假统一论，不合理的统一论，形式主义的统一论，乃是亡国的统一论，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政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毛主席提出的这条方针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统一论，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总纲领，就是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必须注意，不要因为有人指责我们争权夺利就缩手缩脚，不要因为有人咒骂我们想独揽大权就心怯手软。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应当明确，我们决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同资产阶级的谋权篡位、争权夺利混为一谈。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及其追随者看来，他们的“夺权”就是看谁的手脚快，心眼多，夺得大印的便是王，抢不到大印的靠边站。他们企图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拉向反面，为资产阶级复辟效劳。他们的“夺权”，不是为了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斗倒、斗臭、斗垮，而是为了维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统治;或者为了他们自己爬上台，建立复辟资本主义的新机构。他们夺权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老子说了算，挥“权”如儿戏，发号施令，登报扬名，滥印传单，愚弄人民。当前，在他们策划分裂造成混战的假夺权阴谋的流毒下，致使经济主义泛滥成灾，生产几陷瘫痪。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他们相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忠实的执行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当仁不让地夺权，掌权。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能缩手缩脚，不能心软，不能有半点的折中和调和。有人叫嚷说我们“野心大”，公然咒骂我们“纯血统”，“手伸得长”，“老子天下第一”，“大国沙文主义”等等。我们认为，凡是出自敌意的攻击，我们就要坚决还击!但是，来自同志的善意批评，我们就要虚心接受;那些挂着“革命造反派”的招牌，推行机会主义，实行托派路线的混蛋们，野心大得很，手伸得长得很。因此，我们的“野心”还要再大些，我们的手伸的还要再长些，否则，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要灭亡!这是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不能有丝毫的庸人观点，不然，脑袋被别人搬了家自己还不知道。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天来，“九·一三”战斗兵团正遭到托派疯狂的围攻和内部瓦解，这是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这就是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阶级敌人惯于声东击西，妄图各个击破。他们在开黑会，整材料，千方百计挖我们的墙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重注意。对托洛茨基派必须全线反击、迎头拼杀。

在目前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要采取果断的决策和具体措施，高举“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的大旗，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大旗，向托洛茨基主义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发动总反击，大清算，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左派，团结群众，争取多数，孤立顽固势力，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向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发动全面的总攻击，自下而上地大夺权。

当前，湖北省武汉地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深不透，反革命经济主义泛滥还很严重;尽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下，正在扭转局势，开始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但是湖北省的大联合、大夺权还面临着托派的大分裂、假夺权的威胁。总之，湖北省武汉地区没有乱透、还没大乱。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紧急动员起来，行动起来，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决不要陷入反革命的分裂混战。我们就是要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下的闯劲拿出来，把我们在反革命围攻中的造反精神发扬光大。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

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我们要继续大造反、特造反，一反到底!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子弹上膛，刺刀上枪，朝着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冲啊!

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

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军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

毛泽东思想红工兵湖北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毛泽东思想红教工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毛泽东思想红教工武汉中等学校革命造反总部

《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

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汉联络站

西安军电(临)驻汉联络站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组

1967年2月7日

附录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二一八声明)

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革命左派大联合、大夺权的一个新阶段。“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震撼世界，革命形势大好，好得很!武汉地区由于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相互勾结，玩弄各种阴谋诡计，进行新的反扑，以致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在这个时候，《长江日报》2月8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个所谓“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所谓“声明”，是与《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这个所谓“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进行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持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团结，坚决粉碎一切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老老实实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特别要学好“老三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不断整顿思想，整顿队伍，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大立毛泽东思想，一心为公，为大联合、大夺权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必须坚决彻底地批判和克服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重大方针和“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保证工矿企业正常生产，保证各行各业服务正常。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无产阶级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最近，伟大统帅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伟大的战斗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我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满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激情，最最坚决地执行最高统帅毛主席的一切命令，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地彻底地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疯狂反扑，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长江日报》在2月9日社论中提到，《长江日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已经顺利地回到了广大读者手里......”。这里必须严正指出:2月9日，我们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绝不是支持《长江日报》发表的那篇所谓“声明”，这完全是两回事。至于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在“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组织，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特此严正声明。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

1967年2月18日

附录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

当前，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形势很好。但是，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灭亡，他们正在纠集各种反动势力，妄图进行垂死挣扎。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他们竭力封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毛泽东思想。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拚命反对革命的“三结合”到处单方强行夺权，实行反革命复辟，肆意违抗“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他们的滔天罪行，已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顺利贯彻，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若干规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现将有关问题通告如下:

一、对这个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及其后台，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立功赎罪的政策，区别对待，彻底查处。

二、这个组织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头目，凡自动投案，彻底坦白认罪者，允许他们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给予从宽处理。抗拒、破坏和畏罪潜逃者，予以严惩。

三、参加这个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牛鬼蛇神，一律不准改换姓名，伪造历史，再混入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如有破坏行为者，要依法严办。

四、这个组织中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要革命的，一律不予追究。他们应当迅速醒悟过来，自觉地与其反革命头目严格划清界限，积极揭发和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应当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团结、教育、帮助他们，欢迎他们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一道进行革命。

五、一切革命职工、革命干部，要最热烈地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

一切群众组织，一切革命同志，广大民兵和我部队全体指战员，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行动起来，与专政机关密切配合，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壮大革命左派队伍，争取团结大多数，尽快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完成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伟大战略任务，为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共同奋斗!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

1967年3月21日

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一、“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坏分子当权，大肆网罗牛鬼蛇神。这个组织“总部”的九个头目有四个原来就属于坏分子，有的被判过七年徒刑;下属的“分部”、“兵团”的头目，不少的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牛鬼蛇神。“市电信局分部”控制要害部门的三十八人，全系国民党员、伪军官、特务、地主、封建把头、右派分子等社会渣滓。

二、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的反革命分子，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控制起来，名曰看管，实为保护，并且制造事端，蒙骗群众，搞假夺权，企图保住他们所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继续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假夺权的阴谋被粉碎以后，又精心策划，掀起一股新的反革命逆流，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的领导干部，继续进行垂死挣扎。

三、反对毛主席，冲击中南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宣扬“怀疑一切，反对一切”的反动论调，并且公然声言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也可以怀疑”，“也可以反对”，公然呼喊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军委的命令是黑指示!”他们叫嚷“向中央‘将军’”，两次冲击中南海，扬言要“揪陈伯达回白石桥辩论”;纠合二百多人，围住中南海大门，高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并扬言要把衣服脱光，赤身睡在大门口，非要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不可。他们要周总理派飞机，未达到目的，就诬蔑周总理是“和稀泥，态度不鲜明”;而且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央为什么提谁反对陈伯达、江青同志，谁就是反革命，而不提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你们要独立思考”。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他们所控制的单位，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传他们的反革命黑货，公然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

四、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阴谋武装暴乱，妄图夺取军权。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明目张胆地把武汉部队当作他们的“四大敌人”之一。他们恶毒地诽谤、咒骂、丑化、攻击我军，说“武汉部队党委是黑党委”、“武汉部队是黑省委的看门狗”、是“保皇军”，等等，败坏我军声誉，离间军民关系;围攻、绑架我军人员，扣押、破坏我军车辆，公然呼喊“绞死武汉部队”、“打倒武汉部队”、“武汉部队指战员没有好下场”、“解放军是反革命组织”等反革命口号;窃取军事机密，冲击军事机关和军事机场，抢走作战值班日记，并强行拍照;大量印发反动组织“开封师范学院‘八·二四’”的所谓“×××副总理五点口头指示”的反革命谣言的传单，大肆制造夺取军权的舆论，并和党内一小撮坏分子相互勾结，准备启封库存武器，阴谋武装暴乱，妄图夺取军权，搞垮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五、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反对革命的“三结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盗用群众组织的名义，在他们所控制的《长江日报》上，抛出了反革命的宣言书“二·八声明”，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对抗《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的精神，只字不提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却把一些不同意他们反革命观点的群众组织诬蔑为“托派”、“造反奸贼”、“黑省委的别动队”，等等，妄图把这些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并且猖狂叫嚣“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接着对这些革命群众组织发起疯狂的袭击，妄图搞垮武汉地区的革命阵线，造成混乱局面，以达到他们实行全面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

六、强夺要害部门的大权，实行反革命复辟。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深知要夺取政权，首先要控制要害部门。他们强行夺取公安机关的大权，殴打公安人员，控制一些公安分局，掌握逮捕证，任意捕人;控制电信系统，侵犯人民通信自由，窃听国家机密，盗走电报密码，非法动用战备物资，占用战备线路，任意扣押电报，使通信联络受阻，国家机密遭到严重损失;强夺一些工厂、企业人武部的权，启封民兵武器。

七、进行阶级报复，制造白色恐怖。这一伙反革命分子，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党团员、积极分子和革命干部。说“现在的党员，都是刘、邓的党员，都是修字号的。”大批地任意开除党员党籍，焚烧入党志愿书。他们私设公堂、监狱，肆意进行搜身、殴打、绑架、抢劫、行凶、封门、抄家、戴高帽、挂黑牌、游街、体罚、审问、拷打等等。以抓“职工联合会员”为名，命令所属基层组织抓人游街，规定每个“战斗队”至少要抓三至五人;仅今年1月20日一天，就抓了六千多人戴高帽游街。游街的人，大多数是劳动群众，有些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还有十二、三岁的孩子和五六十岁的老人。有的高帽用铁皮做成，重达三十斤;有的用以钢丝弹簧，名之曰“紧箍高帽”。他们把井冈山大楼(机电局办公楼)的革命职工赶到马路上办公，用钢板、角钢和钢筋焊死门窗和楼梯口，拆除高空走廊的保险栏杆，准备好了水龙带、石灰、刀棒等器物，以对付革命群众。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制造白色恐怖，把革命群众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企图趁火打劫，借以变天。

八、大搞残酷武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公开说“工人总部是靠抓、砸、打、抢起家的”。他们的反动口号是:“不打不抢是老蒋”，“不抓不偷是老修”。为了搞武斗，专门成立了“敢死队”、“夜袭队”等法西斯组织，配带匕首、钢鞭等凶器，白天休息，夜里出动。他们多次制造流血事件，严重践踏《十六条》。“二·八声明”发表后的三天内，这伙反革命暴徒就砸了某组织下属的四十三个组织，打伤二百余人，重伤四人，死二人;又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月八日至二月十五日的七天中，这个组织进行打砸、抢夺、围攻、冲击等武斗行动一百一十余次。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

九、大搞经济主义，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重大方针。大量挥霍浪费和破坏国家资源，煽动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使一些工厂企业生产下降。这个组织的成员越多的单位，破坏生产的情况就越严重。××厂是“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重要“基地”之一，一月份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二月份只完成了百分之八;该厂的××车间，二月份停工二十五天，国棉×厂有“工人战斗队员”一千五百余人，脱产的约一百人，“请假”的约五百人，一月份亏损了八十五万元。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他们还到处强占公房，大肆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无法统计。

十、窃取国家机密。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窃取了许多机密文件和图纸，有的还拍了照，还将一些机密资料作为传单扔撒;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照片和资料传往国外，外国报纸为之刊登。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的反革命分子罪恶滔天，以上所列，只是一些片断，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检举、揭发、控诉，把这个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彻底公诸于众!把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粉碎。

附录四:中共中央对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附《检查报告》)

1967年7月10日中发[67]216号

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这次，河南省军区党委所作的关于支左错误的检查比较好。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查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会欢迎并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河南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斗等问题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央认为这六条协议是好的，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些协议。

附:

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1967年6月27日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并武汉军区党委:

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有了错误，定要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绝不能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更不能坚持错误，越走越远。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给河南省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我们对这一严重错误，在中央首长指出以前，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越陷越深，以致不能自拔。经过中央首长指出我们的错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才使我们逐步的醒悟过来，这是对我们政治上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实际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决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期望，坚决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我们在二月份先后错误地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而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社事件，主席、中央指示我们组织双方代表赴京汇报，这对解决河南问题、纠正我们的错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而对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采取了压垮和拖垮的政策，限制他们的代表名额，不想赴京汇报，这实际上是无视主席、中央的指示与主席思想是对立的。

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压制了群众运动，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四月初，传达贯彻了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精神，中央发出了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中央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这又给了我们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我们对中央、军委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这些重要决定，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盲目自满，自恃正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把当时河南二七公社向我们的反抗，看作是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风”。所以军区领导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群众大会讲话中，又重申宣布郑大联系为非法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并且还把这个讲话登了报，这就进一步打击了郑大联委，压制了河南二七公社，致使我们错上加错，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直至赴京汇报前夕，才作出宣布撤销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决定，但只承认是作法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是根本上搞错了。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不仅压制和打击了一些革命造反派，而且还支持了一些保守派。特别是三月份我们在急于夺权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原则，组织了几个总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

赵文甫给军区写信，挑拨离间，用意极其恶毒，但我们政治上麻木不仁，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给以及时揭露和反击。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立场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党委书记何运洪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并应作深刻检查。我们所以犯如此严重错误，而且在长时间内不觉悟，不认识，不改正，根本原因是:

一、路线觉悟不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始终体现着斗争的大方向认识不清，把本质和非本质，主流和支流的关系搞颠倒了，对他们非本质的和属于支流的缺点错误看得太重了，错误地把他们当作右派势力，进行压制和打击，自觉不自觉地站错了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保守思想严重。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习惯于按常规办事，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很不敏感，很不理解。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看不惯，甚至反感，对他们缺乏深厚的阶级感情。对保守势力在思想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态度暧昧。支左工作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

三、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委领导成员很少深入实际，到群众里面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即使对我们所支持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提出的善意批评和宝贵建议，也听不进去。患得患失，不敢挺身而出，冒风险，担担子，缺乏勇于负责的精神。怕群众，怕革命，怕丢面子，怕丢官，一句话就是怕革命。

四、党委领导不力。未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闻不问，很不关心，参加省委文革小组有名无实，没有积极主动了解情况，因此介入后，心中无底，仓促上阵。在支左工作中，常委没有形成核心领导力量，工作忙乱，处处应付。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明确的方针和有效的措施。作风不民主，工作不深入，情况不明，决心不大，犹犹豫豫，朝令夕改;包办代替，听不进不同意见，未能充分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作用。

五、归根结蒂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树立得不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一份力量多，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很好的触及灵魂，破私立公，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

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辜负了最高统帅毛主席、副帅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我们深感万分痛心，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河南五千万人民。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地检查错误，坚决地改正错误。我们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提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坚定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决心以山东省军区为榜样，公开向群众作检查，给郑大联委彻底平反，对二七公社坚决支持。努力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对部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路线觉悟，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努力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以上仅是我们的初步检查，还很不深刻，恳切盼望给予批评指示。

附录五:中共中央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的复电(附《公告》)

1967年7月26日 中发 [67] 227号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附: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

1967年7月26日

一、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

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此后，还发生了围攻、殴打、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政治事件。上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一切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一定要迅速猛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二、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过去受我们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影响的群众和干部，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责任由我们来负。你们应当迅速地觉悟过来，向我们的错误作斗争，坚决地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

三、立即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平反;向曾被拘押的革命闯将朱洪霞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人总部”的革命行动，积极帮助其恢复、发展和壮大队伍。

四、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谁反对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打倒谁，不管他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我们一定和他拼到底。我们是作好了一切准备的。任何反扑都必将为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彻底粉碎!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打倒陈再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附录六:毛泽东1967年7月25日在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话(附该信)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附: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1967年7月27日

武汉市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农兵，一切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忠于我们伟大的党的事业的指战员们!

近几日来，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上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当然，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妄图垂死挣扎，还妄图镇压。因此，你们不能粗心大意，要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

你们要善于团结一切群众。你们要善于启发、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

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查办。

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绝对不是孤立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属于广大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属于我们的伟大的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属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党中央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附录七:1967年11月30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向毛主席请罪!

向大家请罪!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罪，执行了刘邓路线，以致造成了罪过。我犯这么大的罪，这么大的错误，毛主席还一再宽大，教导，还希望我回头，不要坚持错误，认真的改正，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还可以站起来。毛主席最近又指示，叫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也是不断教导，也是很宽大，又把我送到学习班来，来接受造反派和干部对我罪过的批判，斗争也好嘛。都是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以前总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也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所以，我应该低头认罪，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在我来说，就是重新做人。我这个人，已经是敌人了，已经坏了，修了，应该是重新做人，脱胎换骨。所以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请罪，向武汉部队的指战员请罪，向今天在座的干部和造反派请罪。我是反革命，但大家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还想我真心的回头。所以，我现在讲三个问题。

一、我犯罪的主要罪恶事实

我已经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是我的总暴露，我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蜕化变质，第二部分我再来讲(犯罪的根源)。

(第一)我养病休息一年多，去年九月回来，回武汉，回来就参加省委会议，我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自己本来以前就是修了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回来也没有很好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针，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不理解，一些政策、方针也没有学习，领会。一回来，因为我是省委常委，就参加常委会，就听张体学的，就跟张体学在一起了。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一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右的方面参加的，一参加就站到省委一边去了，站到这个黑省委的反动路线一边去了。保省委，说省委有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总是在那里帮旧省委定调子，帮助张体学。说你们不要去活动(这也是帮助他);要做的好看一点，隐蔽一点，都是站在省委这个反动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方面，坚决去向省委进攻，而是站在省委方面，怎么对付革命派，怎么样应付革命派。那时，革命派在省委绝食，送饭不吃，还照下相来。省委提出“高姿态，软办法，真狡猾，难对付”，这些反动的东西我都感到提得很好。都是打击对付造反派的，都是站在黑省委方面的。我跟张体学，他叫我就去，通知我开了四次大会，都是保守派召开的大会。一次是武大，名义是纪念毛主席视察的，九千人的大会，我去了，这一次，我还讲了话，当然是讲意义了，也讲省委没有大问题。一去就是保省委，镇压造反派的，因为我们还是以解放军的名义嘛，玷污了解放军的名誉。省委礼堂欢迎南下学生，也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这个会我也参加了，这是一次。再有湖大保守派，开会纪念国庆，又说是发毛主席著作，这是在湖大礼堂开的。我参加了四次大会，很积极，都是站在省委方面，都是保守派方面，都是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压，帮助省委涂脂抹粉，包庇，助张体学的威。多次参加省委的常委会，对付造反派。一次说报社被封，要撤职几个，罢官几个，我说要停职就停几个，先拿下来，以后再拿上去，这都是给省委出谋献策，搞不出革命的东西。帮助省委搞检讨，检讨一下就行了。讨论检讨开了两次会。保张体学，借房子给他住，把滨江饭店借给他们，开了几天会，还准备把洪山房子借给他们办公，干什么?就是把他们藏起来，掩护，保这个黑省委，支持他们的反动路线。站到省委这个反动立场上去了。

保王任重。王任重本来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青同志早已说他是个黑枪手，点了，我以前不敢点他的名，只是他错误严重，批判了以后再讲，将来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十二月，造反派从广州把他揪到武汉来，我还叫韩东山到飞机场去接他。就是派人去接他，问好!这是什么立场?资产阶级立场嘛，看这个鬼啊!他是敌人嘛，还是保他，助他的威。三月，王任重写信，当然也给了中央，也写给我、韩东山、姜一，要转给省里干部，那个信就是抱着成绩不放，什么检讨?就是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吹捧自己不是三反分子，自己有错误，但不是三反性质，说湖北要是反革命领导，能够增产，能够搞好?那不是刘少奇的理论，信上都有。我们以后把这个信打印发到省直，我们没有组织批判，这不是保他?

而且我们给他写了个信，也说他这个检讨，抱着成绩不放，很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写这个信，还写了个“同志”，这是明目张胆地保王任重。这个时候应该知道么，为什么还写个“同志”，所以，这是个立场问题，站到他那个立场上去了，没有站在革命的立场。站在革命的立场，他是个敌人，就应该和他坚决斗争，应该揭发他，应该斗争他。所以，我保省委，保张体学，保王任重，参加了一些活动;起了极坏的作用，完全是站在省委的反动立场上，来对付造反派，帮助省委出谋献策。跟省委一起坚持反动路线。这是我九月份回来后，到一月这个阶段。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镇压革命造反派

一、二月会议以后，这个阶段。这次会议，贯彻的就是自己的，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李迎希起来，李迎希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有些联系。司政机关起来了，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旧的很多，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我就是这样的人。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抓革命生产促生产，借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怕革命，到反革命。这次回来什么不做，在北京就准备说李迎希、张广才是野心家，要夺军权，要把军队搞乱，活动了许多造反派，卫校啊，高级步校啊，文艺团体，凡是接近他们的，谈过话的，就说是有问题，乱污蔑，就说政治不纯是混进来的。借公安六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认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思想上就是想把革命搞下去，打下去就是不革命，那时就认为军队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风，过去的保守派没有反对我们的，那是好的，反对我们的，反对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击。有“我”字，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那么坏，还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对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气又恨，就是要报复。借着李迎希这个东西，来打击造反派，借着李迎希，借口稳定内部，部队不能乱，部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要随时保持警惕，借着这个东西来镇压革命，解散组织。在生产方面，借口生产来压革命。生产要抓，现在春耕季节来了，自己就赤膊上阵，有几次我就亲自抓人。高级步校副校长，我就抓起来了么，卫校抓人我到了。司令部文工团我到了。除了我的意图，在这个整个反动路线下面，实行白色恐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在军内捉了两百多，那时候说是一百七，把一些青年抓起来。“十六条”上说什么样人都不能捉抓，就是右派有问题也要在运动后期处理，所以违反了“十六条”，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刘少奇、邓小平那样子，就是毛主席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打刘少奇的司令部，我们那个司令部，以我为主也是那样子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而且不是一般的，而是调兵遣将，用部队。那样怕，完全不是那个情况，你现在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你是真正革命的，那问题就好说得很么。你站在反动方面就看着他不好，要革你的命。所以现在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我们那时候完全是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完全是采取白色恐怖，镇压，很恶劣，很毒辣，反革命很坚决。因为我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有崇高的威信。我那时候就是修了的人，还没有暴露。所以，以后就镇压的更厉利害，就是在这些借口下面:李迎希要夺权啊!野心家啊!张广才啊!所谓稳定部队啊!促战备对付帝国主义啊!这都是假的，就是为了对付革命，为了自己执行反动路线，镇压革命，打击造反派，报复。抓革命促生产啊!实际上就是乘这个机会搞“抓办”。因为这个“抓办”将来干部好，就是准备搞三结合的。把坏人也搞进来，镇压革命，镇压的学校多了，还有北京管理的九个学校也采取了，这样办法，借口要支援北方，赶快搞整风，整风九天，总想赶快把革命镇压下去，打击下去，不是就没事了嘛!不打倒你了嘛!就是自己不革命，也不准人家革命，更不准人家革自己的命。谁个要革我的命，要打倒，就是有气，就想办法要整。依照我们那样子，国家就不革命，资本主义就复辟了，就是我们复辟了。因为你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么。所以抓了九百人，解散了几十个组织，全省一百多，大抓人。再就是处理李、张，什么政治扒手啊!什么野心家啊!处理张竟的问题，把他跟湖大造反派搞下来，他们很好么，就是过去他跟李迎希他们说了一下，现在看，说得对么，说有两条黑线，军区一条，省委一条，这就是两条黑线么，这样就说他们不尊重领导，也是有野心，所以要停职反省，这都是我亲自做的。开会，我亲自参加的。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些人就是反对了我，要打倒你，就是不满，就是报复，就是要整。参加省委大会，抓革命促生产，想搞生产高潮，鬼!那全是假的，就是借口这个东西开上层会议，就是光开那些当权派的会议，在省委开的有百把人的大会，在体育场开了三万人的大会，都是机关、省直、市委各个战线上的，各行业的当权派。这些会议我们的讲话，拿这个生产来压革命，歪曲事实，思想上就是还正在斗和还没有斗的人，给他们打气，向造反派示威。把一些当权派塞进来，张旺午、闫钧、姜一、夏世厚都塞进“抓办”，这些名单我在北京还是跟张体学商量提出来的，这不是有鬼啊!原封不动，还革什么命啊!把旧省委那些人搞出来复辟，把一些当权派，有严重问题，像象张旺午是历史上自首了的，我知道，就是说过去由省委解决了问题的，是什么人解决的?是旧省委张体学、王任重解决的，到底是怎样解决的，自己就是认为过去历史问题解决了。都把这些人拉出来，塞进办公室，不经过造反派，也不经过群众，这我们的罪多大啊!所谓成立“抓办”，以后，周总理去时，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武汉的抓办，人武部领导的抓办，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办反革命事情，这都是在我的意图，思想指导下面一系列都是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了自己不革命，那里有反对就采取报复。

批判“二八”声明。错误的批判“二八”声明，“二八”声明批判的时间那么长，已经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什么香花派，什么毒草派，已经把保守派势力搞了起来，跟造反派斗争，打击镇压造反派，特别是对于二司，打击二司，打击工总，为解散工总加罪名。还拉三新，说支持你，他们那个时候同意批判“二八”声明么。不是真支持，就是利用，挑起几派斗争，镇压真正造反派，为取消工总作舆论准备。不管批判“二八”声明怎么样，我负责，起了这么样坏作用。“二八”声明有什么错误?我们用解放军的名义，用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来批判，这对革命派的打击是多大啊!

扶植保守势力，扶植三字兵。这个大专院校三字兵，中等学校的三字兵，都是保旧省委的。已经几个月的斗争了，有的跑出去了，基本上散了。如果我们真正站在造反派方面，彻底地争取瓦解、分化、那武汉的形势就不同了。我们承认它的组织，把它又恢复了起来，所以造反派二司、三新都说三字兵恢复，表示反动路线的猖狂，我们就是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又把保守派势力扶植了起来。过去他保省委，以后又扶植起来保我们。在北京打电话说瓦解，说了又后悔，就是要团结、教育、提高，准许人家革命。保守组织应该坚决瓦解，这才是革命的立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他们保军区，保我们，所以就很亲热，就扶植，把它重新组织起来。说他干部子弟多。这是我们执行反动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这个观点，我们从过去那个旧省委把它接过来了，还变本加厉了，比他们镇压革命，镇压造反派还厉害，为什么呢?他们办不到的我们办到了，我们玷污了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这个荣誉，这个威信。自己是个修正主义分子，自己不革命，利用这个东西来打击。所以，总的来说过去那个旧省委做不到的事情，起不到反动路线的作用，我们起到了。我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的威信，比过去的省委还厉害。我这个资产阶级路线，造成的恶果损失，比过去那个旧省委还大，还恶毒，更厉害，你带枪嘛，有枪杆子么。

发表“三·.二一”通告，解散工总，这是发展到了高峰。把工人总部这样大的组织解散了，也不调查，也不研究。报告报了，没有批准就做了，解散工总，抓了工总的负责人。那个十六条、八条上说的是个别的，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谁个叫我大批抓了?都反对么!我们采取大批捕人，解散工总，当然材料整了，我点了头么，说材料看不看，谁看那么多。说照公安六条做是对的，对个鬼啊!一个都不对，就是反动的，你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镇压革命，那你说的对啰，你站到革命方面，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看，那就是反动透顶，那是实行白色恐怖。点头之后，准备汽车，牛怀龙独立师，还把罗孟刚叫来，叫后勤出汽车，先说抓二百，抓三百，结果一夜抓了四百七。这是什么革命啊!这完全是白色恐怖，是反革命专政。不管情况怎么样，这个罪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是你这个反动路线，是你点了头么。就是你干的，也不要推谁么，就是我的罪么。我们抓的这些人，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加紧批判“二八”声明来压工总，解散工总来压二司，打击造反派，一系列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拉一派，打一派，拨弄是非，就是想把造反派一个一个的打下去。这是二月会议后，在武汉镇压、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坏的时候。

第三，军委四月会议以后，这是我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十条命令、江青同志讲是爱民的，就是要纠正错误。我们参加这次会议，一个是讨论十条，一个是接受教训。要转变么。毛主席讲纠正错误发扬成绩，有错误就赶快改，改的越快越好。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许多教导，都没有听进去。十条革命令就是好啊。好啊，内心里这还得了啊，又要来冲啊，又要搞乱啊，自己做的这些罪恶事实，怕人反攻。不执行十条命令，不贯彻，不讨论，不认真执行，不检查方向路线错误。已经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是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在内部也不说，在外部更不说。工总不平反，抓的革命群众也不放，组织也不恢复。说的要平反，要赶快放人，我们就是不坚决，放一点，留一点，说什么严重的不能放。有什么严重问题啊。就是继续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拒不执行十条，不检查错误，工总不平反，抓人不放，组织不恢复，变本加厉，放一点人，恢复一点。说过去解散是对的，现在恢复是对的，放个鬼啊!过去就是错的，就是继续反动路线，不公开在群众中检讨，承认错误，更没有决心发动群众来批判自己。

钟汉华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啊?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动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因此，回来也是这样做，工总不翻案，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那时，百万雄师还不多，因为自己是这个反动思想，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处理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自己忘记了，自己没有注意，就是合乎自己的思想，这些反动的东西合乎自己。回来后，言论、行动还是那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但用江青同志的名义，这个就不同了，这是个大罪过，欺骗人哪!盗用江青同志名义，蒙蔽人，下面当真的，还有什么怀疑的。所以，这个恶果是很大的，这个罪责我也逃不了，不管是政治委员，也不应该顾及，要好好把这个东西收回，公开辟谣。没有这样做。

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作了个总结，继续坚持错误。五月份，我向主席、中央作了报告，也是错误的。错误的分析形势，歪曲事实欺骗上级，打击造反派，这个问题，就是我坚持反动路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了，那个时候，把等待他们觉悟，一面斗争，一面团结，那个团结是假的，就是人家一天喊捉“武老谭”，什么陈再道，“打倒陈大麻子”就是有气，心里恼火。对三新、二司就是想办法报复。所以这个总结就是把反动路线更系统化了，形成了反动的借口的纲领。以后的六四公告也是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整个党委也是这个精神。这是我们定了调子的，就是肯定了批判“二八”声明没有错，应该么，解散工总没有错，不能恢复么。造反派大方向错了，我们大方向是对的，他们背离了毛主席思想，我们是按毛主席思想。一种反动的论调。说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是对的，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错误的说成是好的，把好的说成是错的，把革命的说成是坏的，把我们的反革命说成是革命的。所以这样一系列，还加上我们政治部发了一个通知，说陈、钟不是三反分子，谁要喊打倒陈、钟就抓起来，所以这一切在下面造成的罪过最大。我听到了没有，听到了，那时孔庆德在那里讲，说我不是三反分子，那时也认为自己不是三反分子，听了就很顺耳。因为自己总是坚持反动思想，听了洋洋得意，不会打倒自己，合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己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其实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了的。在给毛主席、中央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提出他们大方向错了，说孟夫唐、刘真站过去了，说是一小撮搞的，是反革命逆流，是复辟，把种种罪名加到造反派头上。这时，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我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了，百分之百，一点不假。而且还说他们被孟夫唐操纵了，是一股逆流，搞资本主义复辟，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这个时候主要的矛盾是在我身上，我是镇压革命的罪魁祸首，自己是个资产阶级当权派，自己把过去省委的那一套接过来了，变本加厉了，自己这个反革命分子，还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说造反派这不对，把一切罪名斗争的矛头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污蔑革命派。是千方百计地来对抗造反派。这个时候革命派同我们斗争，这是完全对的，你老坚持，你打击他，阻碍他，你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你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所以，这样子我们越坚持，想方设法调兵，把革命派当敌人，怕的那样。新公校事件，绝食斗争，到军区来要见我，我没有见，以后钟汉华签了七个协定。一回来我们就研究，把这个推翻，这事我主要负责，我把它推翻的，出了一个五一二文告，打击造反派。说冲击军区，把副司令员打的怎样，把政委绑架走了，许多罪名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我们的罪过，以后又说他们冲军区，就搞铁丝网、水枪、护具，护具少了还到信阳去拉，说是防啊!怕杀啊。我是躲到廿九师去了，那就是怕得的要死，恨得要命，陷入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不知多深。但是，是不是不可以找来谈、商量，还是可以来，我们就是不见，不谈就怕。就是想办法对付，就是哪里住个连喽!哪里广播是他的喽!以后到五月，百万雄师就起来了，推翻这个七条，还出来个文告打击造反派，这是我的罪责。总理说这个七条也没有什么问题么。写了个给张维荣(按:，指湖北大学造反派头头)的信，把七条推翻，不作算。倒打一耙，把罪名还加到造反派身上。

发表六四公告，不检查错误，不执行十条，不平反。反而把矛头指向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肯定了解散工总是对的，不能翻案。这也对的，那也对的，存在缺点，强调没有经验，初次上阵，强调很多的客观原因。任务多，时间紧，来掩盖自己的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打击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进一步迷惑欺骗蒙蔽群众，造舆论。我这个反革命盗用军队的名义，我是军区的司令员，利用解放军这个崇高的荣誉，压造反派，保守势力百万雄师就趁这个机会发展很快。而我们总是说他好，给他地位条件，而在舆论上给他造便利条件，这样百万雄师当然根据我们的六四公告，不执行六六通令，搞动员，搞大规模武斗，就是我们挑起来的，挑起武斗，没有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制止武斗的指示和批示，还说百万雄师好啊，他执行六六通令好啊!执行个鬼哟，打得那么厉害，自己在鼓里头，说单方面打么，自己没有坚决贯彻中央文革的指示，伯达同志打电话叫我制止武斗，我没有坚决的执行贯彻。百万雄师杀人，。以后还说他们执行的不错。处处在造反派脸上抹黑，在保守派百万雄师脸上抹粉。以前说我是百万雄师的后台，我不通，我也没见他，我也不知道。其实你的这个方针，你说了话还要你去，这是助长了它么，你在思想行动上帮助它喝了采，给它创造条件，培养它，支持它。所以立场没有站正，一讲起来就抵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我也是反映这个问题。好像象我是操纵百万雄师，我挑起武斗，鬼我也没有到过，我两个月住在二十廿九师，我没见过。说他有许多好的，大方向是对的，又说是这么大个组织，是个革命群众组织，这就是承认，就是支持。你站在革命方面来看，别说口头的，屁股已经坐到保守势力方面，坐到百万雄师方面。所以百万雄师发展那么快，打的那么凶，那时都感到很好，不感觉里面已经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是我这个反革命造成的。对它坏的方向看的少，对它好的方面看的多，还夸大，把造反派的个别缺点夸大，这是什么?这是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坐在保守派方面，早已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早已把毛主席领导的这个革命给断送了，打了下去，但我们还说自己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孟庆唐站在革命派方面去了，省、市干部我们希望他们很快的亮相，亮么，搞三结合么，组织很大一批干部亮到百万雄师，我们也很欣赏，很同意，还去策划，叫他们亮，赶快亮。以后，省市这些保守组织，都跟百万雄师一块，都亮到我们这方面来了，以为很好嘛。所以现在干部站不出来，还受批判，这都是上了我们反动路线的当了。

做了上面这么多罪行，这是主要的，还多喽。当时就认为这么多干部亮到我们这边好，还是个胜利。我们反动路线搞的这样，害了干部，当然，也有少数的对我们的反动路线很同意了。

第四，“七二〇零”反革命事件

这个“七二〇零”反革命事件，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天大的事情，是明目张胆的反对中央、反革命、反对中央派来的代表，这是反革命的事件。我应该对这个反革命事件的罪负主要的责任。这一次，经过大家对我的帮助、斗争、批判，才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严重，过去我认为有很多客观原因，还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这是极端错误的;不出“七二〇零”事件，我这个环境好得很嘛，都在保我，都说了话么，为什么出了?我不知道，这就是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没有很好的认识。再一个，说王力不应该在水院讲话广播出去，怪那些事，没有说我的责任我要负。这是我一系列的......执行这个......造成的。但是还有旁的原因，旁的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最大的是我造成的。你长期站在刘邓路线，执行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反对主席路线，而且顽固的坚持，造了许多舆论准备，定了许多的框框，调过来欺骗下面，欺骗战士，欺骗群众;但是群众认为当真的，因为是上面说的还有什么假的?我们就听嘛!结果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反动路线。

七月九日常委会定调子，七月十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里面还有造反派嘛，是个很大的组织。他们抓防汛，复课闹革命，(本来)都是假的，还加以夸张，说这些都对嘛!方向是对的。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〇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而且我放毒的这个时间又长，中毒又深，下面受了欺骗。所以这个就是你造成的，所以这就是做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就把保守势力搞起来保自己。

七月十四号，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为什么呢?就是自己这个反动的思想，就是不重视，就是抵抗毛主席。以为我开的几次会，都是搞的那。主席的这个指示总理说了，主席又说了，(如)传达下去，这个力量会多大!这个反动透顶了，连主席的东西都不传达。这不是反抗主席啊!还要怎么样反对主席啊!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东西，你就是没有做嘛。所以，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汇报汇报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领导)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工总......在我思想上......，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实际)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已经解散这么久了，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有了这个谬论。继续对抗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总理。就是不愿意贯彻。指示这么明确，这么英明、正确，就是抵触，不愿意办，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继续顽抗，而且公开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周总理这些指示，拒不执行。所以，“七二〇零”事件不是偶然的。

“七二〇零”事件一发生，那就晚了。“七二〇零”事件，是我们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必然的产物。独立师也是嘛，也是我们蒙蔽欺骗了嘛!“七二〇零”事件发生以后，自己不挺身而出，不很快的站出来;就是说王力的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对的，应该挺身而出。那时候说，以前是让我们说出去，还没有公开，我还在给公检法这样说，你们在外面听到的，那不可靠嘛，有错误是我们的责任，不怪你们，还在那里不承担责任，把责任推在中央，继续造成自己的罪过。打你几下没有妨碍大事，你怕什么嘛!中央首长在那里多重要啊!自己就是那样，这件事情简直搞的糟糕，没有办法，束手无策。也就是抵抗，好像象是我们有责任，也有旁的原因;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七二〇零”事件发生以后，中央首长我们没有很好的加强警卫，根本就没有放在心。这么大的事，这么天大的事，这不是我一个头、两个头顶得了的，这个安全工作，首先我(还是)去开会去了，由×××布置去了。但是“七二〇零”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对安全没有注意，没有放在心上，这是最大的罪，那里还有比这个还重要的。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可恨啊!中央首长在你那里，你还不采取措施，假使有事怎么得了啊!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

那个时候冲进来，把王力带进我的军区大院，他们也打了我，那就不说了，那是打错了。但是，这个时候，王力绑架到大院里去了，谢副总理叫我、钟汉华去，我就没有去，钟汉华去了。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央代表，我们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很快去搭救(按:陈检讨时，王力已经被所谓“请假检讨”关起来了)。当时认为有人去，军区那里还有人么。自己怕死，这个反动的思想。过去说我是“七二〇零”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我自己搞起来的，感到冤枉。现在你站在革命方面看，一点也不冤枉。这确确实实就是我们造成的，策划的，做了许多舆论准备，一系列的坚持造成的，还定调子蒙蔽群众。

搭救王力也不注意，自己挨了打，还把老婆叫来看，自己很注意自己。所以，这个资产阶级思想反动透顶了。一切为了自己，为了我。为革命的事情，为党的事情，为人民的事情，在身上很淡薄，没有了。自己确确实实是个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无产阶级气味，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多。

以上这些罪行，说明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刘邓的反动路线，帮助刘邓搞资本主义复辟，我这样搞不打紧，我欺骗和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指战员，使他们犯错误，使他们受气，就是在我的罪恶下面，我们欺骗了他们，蒙蔽了他们。想方设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说得他们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使他们跟着我们的错误走，扶植保守派，打击造反派，把武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搞得乌烟瘴气，乌云盖天，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以致造成这个“七二〇零”事件。所以我犯的罪大，对党、对革命、对人民、对我们下面的干部、战士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恶果。

我的罪恶滔天，请求审判我，枪毙我，杀一个头也不行，杀一百个也应该。

二、我犯罪的根源

我犯这么大的错误和罪，顽固执行、坚持反动路线，站在刘邓反动路线，镇压革命，这个不是偶然的，是我早就蜕化变质了，我的思想像象林总那个报告指出的，老干部也要用阶级观点来看，有的保持了光荣传统继续革命，有的受了资产阶级的侵蚀，有的蜕化变质，变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我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我个人的一生，如果活着的话，这是一个人的血的教训。自己就是蜕化了，就是不注意量的变化，量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慢慢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往里灌，毛主席的思想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来了，别的不说，就是进城以后慢慢的变了质，自己不知道，一天就是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胜利了居功骄傲，停止不前，贪图享受，就是由这里起的，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不知道没有毛主席、没有党那里还有中国的胜利，还有我们呢?把党、把人民都丢开了，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一天就是个我字、私字，我的思想慢慢变了，蜕化了，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一天就是看到那里房子好，走到那里看到设备好，回来就搞设备。汽车、钓鱼、猎枪、表、沙发，、生活方式极端腐化，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进城以后，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那里有地毯，自己搞个地毯，买沙发，买餐具，炖什么果子酱，面包。都是学修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这都是我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污辱人格，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都有么，却都是犯了。我这么高，这么老，不像象个人样，哪个爱你哟?自己不照一照自己，这么大年纪，丑得要命，自己还腐化堕落。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一天吃、乐、玩耍，对于工作，对于人民事业，为人民服务，老三篇看了，都没有做，都违犯了。人民为我，多少人为我服务，自己还不做工作，革命事业心没有了，淡薄了，就是搞那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跳舞啊!前年在上海，还看什么家具厂，想买什么好家具，买桌子，椅子。一天就是看不到人民，忘本了，你现在怎么就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么有兴趣，那么牵心。是对时时为个人打算，为享受。住房子要好一些，坐汽车要好一些，钓鱼竿杆子要好一些，沙发、地毯......什么都要人家服侍，还不称心，还要训人家。主席指示出来了，官做大了，钱多了，架子大了，当官做老爷了，就是修了，不平等待人。这样子毛主席的书就不想读，读不进，没有读，毛主席的话不听，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你不犯错误，不跌跤子?那是一定的。到那里去，毛主席的书带着，带着不学，做样子，学也没学进去，学了也不会用。就是贪图享受，到那里就玩，斗志衰退。我一个是忘本，一是啃老本。今年一月份，毛主席说，不要啃老本，老本有毒。这些教导都不听，多么重要的指示，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不栽跟斗?所以，走到反革命道路不是偶然的。你不照毛主席指示办，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办事。就是蜕化变质，堕落腐化，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原来自己阶级，我是个孤儿，是个穷孩子帮人家牧牛的，过去看人家端碗大米饭就想吃，欠碗饭吃啊。革命不是靠毛主席，靠党，哪里有今天?

毛主席的指示，主席的话不听，主席的指示不照办，不贯彻，不学习，不研究，我犯罪的最根本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今年一、二月军委会议，四月军委会议。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的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不少指示，就是不听，听不进去。特别是今年一、二月会议，就是说乱了，就看了表面现象，就是听不得了，连林副主席的讲话都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陈伯达同志的报告，还要其他的报告，都说不解决实际问题。什么实际问题，就是怕，就是不好好领会，好好学习。回来也没有很好的传达，研究、贯彻，还是照自己的一套搞，还是搞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错误不改。四月会议，制订的十条，就没有很好地执行，就对抗。蜕化了嘛!秘书把主席亲自批的浙江问题的指示，夜里送去，让在门外念，还发脾气，说打搅了自己的瞌睡。这么重要的东西，也不看，到了什么程度。今年四月，总理当面传达的主席指示，叫把河南、湖北两省的领导班子研究一下，自己不好好的抓，没有好好做，也没有向中央报告，向主席报告。四、五、六月这个时期。主席批示了不少的东西。都没有很好的研究，引起我们的警惕。批广州、济南的就是看了，也没有听进去。这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多顽固，该死啊!(略)

不听林副主席的话，对抗林副主席。六四年底，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这样伟大的指示，多么重要，多么英明，自己都跟罗瑞卿搞到一起，搞大比武，听罗瑞卿的，很积极。对林副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自己就抓的不紧。罗瑞卿搞大比武，自己是很积极的。林副主席纠正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帮罗瑞卿的腔，同罗瑞卿唱一个调子，帮罗瑞卿，说什么叶群、那个时候还有刘志坚，他们蹲点调查的材料。拼凑尖子，弄虚作假。自己认为我们那个部队，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很严重，我们不知道，自己官僚主义，还说人家材料不确实，不能代表整个部队的形势。一天在那里搞练武，拼凑尖子，日夜练，不搞政治，单纯军事观点，冲击政治。罗瑞卿就是拿这个大比武来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是帮了罗瑞卿的腔。还提出林副主席的报告中，某些字句要修改。其实就是说林副主席那些指示要修改。某些词句，就是指的拼凑尖子，对于大比武也要一分为二，好像象还有成绩。那么会议上，当然其他人不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的抵抗林副主席，抵抗他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这也是反对林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副主席的指示，自己也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说八条是过瘾的，其他的指示不好好学习研究，如要站在左派一边，阶级斗争，自己要革命呀，自己既是一份革命力量，又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这些指示就不听，没有把自己作为革命对象。你自己资产阶级，不革自己的命，人家就革你的命。这是必然的，不听主席、林副主席的话，非垮跨台不可。不是一次、两次，一次不改，一次不听，那多么危险。

对中央文革不尊重。老实说，不是不尊重，就是有抵触情绪，某些地方就是有不满，这是心里话，现在不要再藏着。中央文革是多么好啊!总参谋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卓越的功勋，做了伟大的事情，立了伟大功勋。这个问题，过去有人讲过，自己不看这些事情，对中央文革牢骚不满，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时，我们提意见，要讲阶级，讲成分，不能唯成分论。对那一段讨论时，提意见，请韦国清同志提上去，我们态度不好。血统论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什么理论，就叫到这个血统论也是有意见。批评反动的血统论，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对伯达同志报告时，以很不好的态度提意见。讨论提意见是对的，但是你就是有点抵触情绪。(略)说他们不听我们的，只听革命小将的。这都是暴露了证实了我们不满。对中央文革怎么能一报告就能答复?说不答应。就是自己的反动思想，不合乎自己，自己坚持自己的反动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的参谋部有意见。四月会议又提出中央文革要增加人，把这个省看还没有好的书记，调个把去，文革多搞些人，那个地方学校多，工业多的城市，派一个是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武汉要派个人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来做工作，你们掌握。意见就是自己不负责任，根本思想上就是不满意，就是说你没有人在那里，报告你又不批，也不批，也不指示。什么提意见，胆大妄为，反对中央文革。

再就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当官做老爷。这就是伯达同志那个报告里讲的怕，怕这怕那，归根到根就是怕革命，怕群众，辜负了主席一再教导，要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呢?不相信群众，到怕群众，以后要镇压群众，实行刘邓的那一套，反革命的反动路线，怕群众就不是共产党人么，当然现在成了反革命，所以一斗争激烈，自己就藏起来。硬是不到群众中间去，这也是我犯罪的一个根本的东西。长期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懒惰，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没有革命事业心，一天就是为我，吃、乐、玩耍，不到实际中去，也不到群众中去。不说地方，连我们军队也脱离了，所以到最后采取镇压群众怕群众，不相信群众到镇压群众。作风非常恶劣，听不进反面的意见，说反对我更不行。受我们训的人不少。为什么呢?没有道理。自己那么懒，不做事情。为什么训呢?就是照顾你生活照顾的不好，并不是为革命，为工作。所以说我主观片面，骄傲自满，目中无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同志们批评我的完全对。到资产阶级这样子就怕死，怕群众，不革命。以后我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喊打倒你，就怕揪走，就不敢见。“七二○”事件也证明，也是怕死。

我们党委工作，我们这个党委已经是修了，都黑了，是我搞坏了的。我这个班子，把大家带坏了，害了大家，也害了下面。党委长期的不突出政治，我这个人就反对突出政治，作风不民主，就是自己说了算，人家说了不算。政治空气很稀薄，政治原则很差，对上面的东西，就是当了个交通，当了个收发，没有很好的认真研究，认真贯彻，认真执行，认真检查。党委内部长期思想斗争不开展，我的错误就怕人揭，自己对思想斗争不提倡，压制，就是表面上表现还不错，一致，实际上意见还是很多。班长坏嘛，错误那么多，怕人家揭，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能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来批判。所以，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这样造成的，大家都是一致的错。当然，我们下面还有些同志跟我们的意见不同，他们看的还有一些对的。但是，那不行，要打击，要批评。特别是哪一个同造反派好，同造反派可以说话，说他们还有些道理，那马上就找来批评。二十九师那个副师长赵奋，他跑到三新，到处可以说话，觉得亲近，我听到有人说，就把他找来，说他偏向了，说他没有看到三新的方向错误，就打击。所以，我们这样思想早就蜕化了，变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过是总暴露而已。这是必然的，你是资产阶级，怎么能跟主席搞无产阶级革命呢!资产阶级思想，自己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就怕革命，就怕革自己的命。总想糊住，包住。这一下搞，都搞出来了，大家帮嘛，彻底把我过去这个陈大麻子，陈再道，连骨头带肉都不要，都算了，都是资产阶级了，都是腐化的东西了，今后要重新来脱胎换骨，要按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重新做人，脱胎换骨。过去的彻底抛掉，对我只能这样。我以前总是站在老位子，老位子就是资产阶级位子，你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资产阶级的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就看不出来，你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什么都看出来了。林总讲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才是正确的，我早已抛弃自己的阶级了，革命的事业心，革命的干劲，完全消失了。

主席、林副主席的话，你不听，你不执行，你革什么命。怎么能不犯罪，怎能不跑到反革命方面去。长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自己变了质，到了刘邓那里去了，自己还说自己蛮对的。对主席、对中央文革为什么这样的?只有敌人，只有资产阶级才反对他，只有敌人，只有反动派才不满。他(按:指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最高的领袖，世界人民的领袖。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革命最高的司令部。我们反对他，就不听，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对抗无产阶级，对抗革命，反对伟大的革命，罪真大呀!所以，这次来，斗，那没有什么，主要是我们好多干部苦口婆心的，又恨我这个错误，又想要我重新革命，相信主席，坚决执行主席的，人家还是根据主席的这个精神，还是想我回头来。所以这十天来，每天都有人跑到我屋里去教育我，帮助我。开了几次斗争会，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以前就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没出“七二○”事件，我解决好，“七二○”事件与我无关系，也不是我组织来的。这样想，不是你组织的，你一直在活动，一直在那里搞舆论，搞策动，不是你造成的是谁?所以罪责难逃。特别是我这个人，一个人死了算什么，对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对主席、对中央、对中央文革，对武汉的造反派、武汉的人民、军队的广大指战员、民兵。造成多大的恶果。都是我这个黑线害了的。把我一个陈再道杀了，把一百个陈再道杀了也应该。有些同志提出了这一错误的性质严重，面大、深广。几方面，这一方面吃了亏，造反派方面，被我们打击。扶植百万雄师起来，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来镇压造反派，杀人、放火、打死了那么多革命小将，这都是我们的罪过。还有什么说的。所以，我现在没有一点好的，就是犯罪，都是错误。所以说我是镇压造反派，镇压武汉革命，“七、二○”事件的罪魁祸首，一点也不冤枉。反对毛主席路线，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你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毛主席说的话始终不办，还不罪该万死，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蒙蔽欺骗了广大革命群众，干部、部队的指战员，这是罪恶滔天。毒害大家，保陈再道。那个时候政治部还发了通知到下面去，多害人，哪个要喊打倒我，还要捉。这种下了多大的恶果。这就是我们搞的么，我搞的。所以，我现在成了反革命，等着中央、人民审判，都是怪自己，自己是这样的蜕化变质，到最后成了罪人，成了反革命。

三、我的决心

最近主席几次指示，我犯了这么大的罪，当然，主席不仅是为了我一个人，是他伟大的干部政策，再就是为了武汉广大干部、广大的人民。再就是大家苦口来帮助，希望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主席讲的，来一个人就叫看哪，就念给我听。那真是来一个就问我看了没有，你念念，你看看，你把那个群众谅解、重新革命好好学习，造反派同志也是好的，来读文件给我听，帮助我，指出我的前途，指出重新革命，我能不走，是牛也应该教好了。所以，我不能辜负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以反对在座的大家和革命派的小将们对我们的帮助，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希望。我也想啦，你不听毛主席的，重新革命，你还想把错误带到哪里去。以前是带到火葬场，现在哪还有火葬场。自己到了这么大年纪，做什么不靠毛主席，不靠党，不靠人民，你一事无成。活着吃饭，也得有人给你一碗饭吃。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丢的。毛主席教导，过去多少先烈倒下去了，我们一想起他们来就很难过，我们战争几十年，跟我们同事的死了多少，比我强的人多哩，我是个没有用的人活着了，没有打死，那牺牲了多少，他们为什么?我现在对人民造成了这么大的罪，还在要你转变，承认错误，把错误交出来，那个野兽，牛都不如。所以我决心不能辜负主席的教导和大家的教育。

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在那里破坏了，搞的乌烟瘴气，搞的个“七、二○”反革命事件，公开的向中央进攻，反中央、反毛主席，都是我的错误恶果造成的。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采取果断的及时的英明的措施，把武汉文化大革命挽救过来，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同全国一样。我一万个拥护。对我个人的处理，罢官、撤职都是非常应该的，我没有半点怨言。而且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还在想各种办法挽救，指出前途，指出出路，还希望我重新革命，这使我感恩，感恩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和大家。所以，对我的处理，我是坚决拥护，我是坚决拥护，一点怨言也没有。只有感恩不尽。今后要拿实际行动，你光说不行。像象恩格斯说的，看一个人，不是光看他的文章，看他的演说，要看他在做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个人坏了，看你能不能抛弃你那个坏的东西，过去你那个人是坏人，现在重新做人，脱胎换骨，应该下这个决心。今后叫我劳动，做什么坚决跟群众在一起，拿到群众中去监督。所以，我一个是坚决的听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遵照主席的一切指示，继续的不断的来给自己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什么斗争呢?就是按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斗私批修。自己既修了，又有私，由私到修我都有。所以，只有用主席的思想，不断斗私批修，就是革自己的肮脏的，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灵魂，改造世界观。世界观不转变，不站到无产阶级立场，那是搞不好的，就是林副主席教导的，今后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争取做一个劳动人民。不管做什么，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听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做。

再一个，不是在这里说了，马上又去翻。又放炮了，一想自己有点道理了，形势好了一点又变了。这个老老实实的在这个基础上，今天的认识还是很差的，初步的，一定要不断的，对错误认识不够的，还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对错误进行揭发。拿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的观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不断的改造。我只要下决心，有主席指示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来改造，就会把自己能够挽救过来。只要自己不顽固，听说，真正的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好好的照毛主席思想做事情就会好。真正地立场站过来，真正把过去的肮脏东西，真正不怕丑，真正不怕割尾巴。丑就是这样丑嘛，已经全国都臭了么，你还包着干什么呢?我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老三篇改造自己的灵魂，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听党的话，以人民为自己的老师，当小学生现在人民也不要你，你不转变，你是个反革命么，如果自己真正想重新革命，要上靠毛主席，下靠广大干部、群众。我现在是个反革命，转变好了是个劳动人民，在人民监督下面，做人民的勤务员，自己有决心有信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今后还要靠大家来监督，来教育我，主要是靠我自己能不能把我自己的脏东西抛掉。你再顽固不顽固，毛主席讲了，顽固是坚固，以后就不固了，就死了。你顽固，顽而不固了。所以，我还是不想死，这样死了连根鸿毛都不值，我遵照主席的教导，我重新革命。能劳动几年，我总是争取做个劳动者吧!许多同志都说了:“不是你呀，联系到后代”，是啊，那真是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如果不是个野兽就应该懂得。我感谢主席的教导，我一定照着做，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教育，我下决心不辜负，我今天讲到这里。

(载中央军委举办的湖北省学习班编印材料，1967年12月)

附录八:1967年12月3日陈再道的书面检查

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

最敬爱的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主席啊，主席!我犯了这样大的罪，您老人家还这样关怀我、教育我，要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您老人家给我指明了出路，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给我第二条生命。我感激不尽，感恩不尽，我永生永世感恩不尽。

毛主席啊!我过去就是不听您老人家的话，胜利后，进城以来，我的思想蜕化变质，腐化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了，忘了本，变坏了，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滔天大罪，破坏了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有罪，我向您老人家低头认罪!向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低头认罪!我遵照您的光辉教导、文革的指示，把我送到学习班，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对我进行了批判、斗争和帮助，进一步触动我的反动思想、反动灵魂，对我教育极深，帮助极大，使我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有了进一步认识严重。我坚决承认和改正错误，重新革命，重新做人。

在您老人家的亲切教导下，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十二月一日我作了一个检讨交代，我这个检讨交代很不深刻，认识还好似很差的，以后进一步作检查，认识检讨错误，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的起点。

现在把我的检查交代记录送您老人家看一看，请您老人家训教。我永远听您老人家的话，永远永远跟着您老人家，重新革命，重新做人，永远读您老人家的书，听您的话，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办事，争取做您老人家的一个好战士。我要好好学习，坚决重新革命，我决心到群众中去接受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重新革命。

坚决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犯了罪的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

(载中央军委举办的湖北省学习班编印材料，1967年12月)

附录九:1967年12月1日钟汉华的口头检查(摘录)

(三)“720”反革命暴乱的罪行

“720”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张国焘叛党事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是我与陈再道顽固地坚持刘、陶、王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所酝酿成的严重罪恶的总暴露，是我与陈再道实行资本主义复辟面临彻底破产最后死亡挣扎的表演。我在这场表演中，充当了无耻的总导演角色。我的主要罪恶事实是:

1.“720”反革命事件不是偶然的，是陈再道和我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的产物。批判二八声明这股黑风和四月十九日的罪恶造谣毒害了干部战士和群众的思想，为这一反革命事件作好了组织准备。

2.7月9、10两日召开了总动员会，并且作了总的策划和布置(9日是常委会，10日是单位领导的会)。

在会议上强行统一认识，统一口径。要求各单位也要统一在陈再道和我的观点上，整理出书面材料，以便和三新二司打官司，使工总不能翻案，肯定六四公告是正确的。这就是鼓着干部战士团结在陈再道和我的领导下与造反派最后决战，也是临战前的动员会，会议也是鼓励“百万雄师”更猖狂地压造反派。虽然“百万雄师”没有参加会，但都早已是一家了。这也反映了陈再道和我的反革命决心，反革命的顽固性。

3.14日—18日，顽抗最高指示，一再向中央反扑。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由于我们反动的立场，就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的反革命决心不变，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

4.再次抗拒中央指示，对中央结论不满，进行煽风点火。

18日下午，总理作了正式结论，表面上也假意表态，承认方向、路线错了，但这时五心不定输个干净，内心不服。当晚主席对陈再道和我亲自教导，要我们好好向“百万雄师”作工作，作好部队思想工作，步子稳妥，。工作细致深入一些。由于我们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对主席没有感情，仍是拒不执行，也不传达。真是罪该万死，千刀万剐，也赎不了我的罪。

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地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我的罪过大啦。“720”反革命暴乱的火，是我点起来的。我是总导演。千刀万剐，也不能赎我的罪呀!当19日夜晚开完会，我从军区大院回东湖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出乱子的症候，可我这个反革命的立场促使着我，乱就乱吧，泼着干，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回去就睡了。当“720”拂晓，暴徒冲进东湖的时候，我这个卑鄙无耻的东西，把谢副总理推到前面。我躲到地下室里去了。就是“720”事件发生了，我如果是有一点解放军的气味，也还可以挽救。当时要是挺身而出，果断处之，还是可以制止下来的。我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低声下气，作揖磕头，这是更助长了暴徒的气焰。我这个反革命，犯下了滔天罪行。

千罪恶、万罪恶，也没有我不保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的罪恶大呀!

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东湖，保卫科长王振英反映警戒不够，需要增加人。他和孔庆德都建议调29师的人进去。我说29师和独立师有矛盾，就不了了之。20日主席也在东湖，我不管不问。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得我连对主席都丢了感情。就是一个普通战士，也要保卫毛主席的呀!(哭)就这一件事千刀万剐我也是应该的呀。我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是以蒋介石的态度对待主席的呀。可耻呀，可耻!这不但是保卫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保卫世界革命领袖的问题。我骨子里坏透了，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林副主席，对不起中央，对不起中央文革，对不起全国人民，对不起全世界的人民，这是我反动的阶级立场的反映，不能用其他的解释，也解释不了。我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蒋介石的立场对待主席了，我的罪恶滔天，千刀万剐也难赎罪。我为什么叛变了主席呢?我是个小学生出身，未有参加过劳动。大革命时期混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在民主革命阶段打土豪分田地，打蒋介石，还可以跟着走。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断根，全国胜利后贪图享乐，政治上腐化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了我，我叛变了毛主席，叛变了党，叛变革命，也叛变了我自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宽大我，挽救我，重新革命。我的罪恶重大，千刀万剐也不能赎罪。早该审判我了。我再次向主席请罪，向大家请罪。我的灵魂深处还有很多脏东西，我要以“斗私批修”为纲，脱胎换骨地改造，重新做人。我将近60岁，还争取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希望大家帮助我。

(载中央军委举办的湖北省学习班编印材料，1967年12月)

附录十: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领导人简介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1909—1993)

原名程再道。湖北麻城人，1927年9月参加秋收暴动，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鄂豫皖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等战役。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6年7月，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陈曾到红军大学学习，后回到红4军，先后任副军长、军长;10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率红4军进入陕甘宁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东渡黄河，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副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1940年8月，任冀南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百团大战”。1944年5月，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1945年6月，冀南指挥部成立，将所属部分部队编成平汉纵队，9月改为冀南纵队，陈再道任司令员。1945年10月，冀南军区恢复，晋冀鲁豫军区将所属冀南军区主力部队孔(庆德)秦(基伟)支队、雷(绍康)寇(庆延)支队、杜(义德)支队编成冀南纵队;11月，冀南纵队编为军区第2纵队，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1946年7月，2纵与冀南军区合并，仍保留2纵建制;陈再道任司令员，王从吾任政治委员，钟汉华任政治部主任。从1946年8月到1947年5月，2纵先后参加定陶战役、鄄城战役、滑县战役、豫北战役等。1947年6月底，2纵与冀南军区分开，归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随刘邓大军参加鲁西南战役，挺进大别山，陈任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前后参加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巨野战役、鲁西南战役、宛东战役、淮海战役等重大战斗。1949年2月起任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任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武汉事件以后，陈再道受到审查、批判，赋闲数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导解放一批军队高级干部，首批就是1967年被解除职务的陈再道、钟汉华。落实政策后，陈再道1972年6月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7年任铁道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8年12月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1982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6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1909-1987)

江西省万安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区委书记，红三军团补充师宣传科科长，补充团政治委员，军委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总供给处政治处主任，军委卫生部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第一团政治委员，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政治委员，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新编第七旅、第四旅政治委员，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任川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四川军区第二副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庭长，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武汉事件后受到审查、批判，赋闲数年。1972年与陈再道同时被启用，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本人在世未曾就“武汉事件”所受批判提出申诉。

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政委蔡炳臣(1915—1978)

河南商城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5军73师217团排长，商城县区游击队指导员、便衣队队长。主力红军转移后，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7团政治处主任，第2师4旅11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第二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四野第40军153师政治委员，参加辽沈、平津、渡江、衡宝战役。建国后任公安军的师政治委员，吉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曾在沈阳飞机厂等处任职，后调任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二政治委员;1965年11月调任湖北省公安总队政委，1966年7月随部队改编改任省军队独立师(8201)政治委员。武汉事件以后，被免职，受到军内批判审查和临时监护，但一直作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武汉军区有关“720事件”受审查领导干部陆续恢复工作后，蔡炳臣于1973年3月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陈再道任铁道兵司令员后，1978年5月蔡被调到铁道兵司令部任政治部副主任。该事件当时尚未平反，即因旧疾医治无效去世。本人在世未曾就武汉事件所受批判提出申诉。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1922—1975)

山西定襄人，1935年10月参加红军，次年12月入党。曾任115师骑兵排长，东北野战军一纵一师一团二营营长。建国后任汉口第四高级步兵学校联系团团长、公安二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北京警卫师副师长兼参谋长。1965年11月，任公安部队湖北省总队长，1966年7月任省军区独立师(8201)师长。取消军衔前夕被授予大校军衔。武汉事件后被免职，受到军内批判、审查和临时监护，作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蔡炳臣任职以后，牛怀龙1973年4月被任命为湖北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8201部队

1962年以前为湖北省公安大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1966年2月撤消公安部队番号，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为湖北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有官兵9千人(一说有1万3千人)，下有6个团和轮训队。武汉事件前夕，有4个团驻武汉市内⁴²⁰，负责城防、保卫大桥等内卫任务。1967年上半年，8201的干部多派往公、检、法和重要单位，主持军管会工作。

附录十一:“武汉事件”相关群众组织简介

三钢三新:文革期间武汉的六个主要造反派组织的简称。“三钢”是指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是指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

钢工总:全称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或“工人总部”。成立于1966年11月10日。1967年3月被武汉军区强行解散，各级主要负责人被抓捕。同年4、5月间，其基层组织重新树旗。1967年3月底开始称“钢工总”。主要负责人为朱鸿霞、胡厚民、夏帮银等。

钢二司:武汉市大中学校造反派学生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二司”。成立于1966年10月26日。1967年3月底开始称“钢二司”。主要负责人为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方保林(武汉机械学院)、丁家显(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钢九一三:以武钢及一冶工人为主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九一三”，成立于1966年12月12日。1967年3月底开始称“钢九一三”。主要负责人为李想玉、杨玉珍等。

新华工:华中工学院(现名华中科技大学)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为华中工学院各造反派组织联合而成，简称“新华工”，成立于1967年1月21日。其主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成立于1966年9月27日。主要负责人为张立国、聂年生、郭保安。

新湖大:湖北大学(现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今湖北大学为原武汉师范学院)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为湖北大学各造反派组织联合而成，简称“新湖大”，成立于1966年12月初。主要负责人为龙铭鑫、谢邦柱、彭勋。

新华农:华中农学院(现名华中农业大学)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农东方红总部”，简称“新华农”，成立于1966年10月下旬。主要负责人为高玉泽等。

三司革联:“红三司”中部分学生不满司令部头头追随武汉军区，从“红三司”中分化出来，1967年4月18日成立“三司革命造反联络站”，站在“三钢”“三新”一边，简称“三司革联”。主要负责人为谢华之(武汉大学)、雪湘明(武汉师范学院)、徐筱芳(武汉医学院)。“红三司”全称为“东方红红卫兵武汉地区司令部”，属大中学校偏保守派的组织。成立于1966年11月4日，因公开支持“七二〇事件”，在事件后自动解散。

工造总司:全称为“毛泽东思想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或“工造总司”，成立于1966年12月8日。主要负责人为吴焱金、彭祖龙等。

长办联司:1966年12月26日，以“长办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为主，联合其他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组建了“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合司令部”，简称“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为顾建棠。

新一冶:第一冶金建设公司造反派工人联合的组织，全称为“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成立于1967年3月底，简称“新一冶”。一号勤务员为曹承义。

公安联司:武汉地区公安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公安联司武汉总部”。一号勤务员为田学勤。

省直红司:湖北省直机关干部、工人造反组织，1967年4月2日从“省直联司”分化出来正式成立，主要负责人郑军(团省委干部)。

中学红联:全称为“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中学红联”，成立于1967年4月24日，有60多所中等学校造反派组织参加。1967年8月更名为“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主要负责人为史灼华(东湖中学)、陈文汉(武汉一中)等。

市机关红司:1967年8月，由武汉市委机关人民勤务员总部、市人委机关联司、市工青妇机关红尖兵等市直机关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市直机关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市机关红司”。魏绳武为一号勤务员，郑峰为二号勤务员。

老红卫兵:1966年8月下旬武汉地区出现的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红卫兵组织，其矛头指向群众的“破四旧”行动，受到省市委和各级政府的支持。9月中旬，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分别成立，成为保省市委、对抗造反派的主要力量。1967年元月自行解散，3月在武汉军区扶植下恢复活动，5月参加“百万雄师”。被武汉造反群众蔑称为“三字兵”。武汉事件后随“百万雄师”自行解散。

百万雄师:成立于1967年5月16日，为1967年元月自行解散的保守组织的重新联合体，全称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得到武汉军区全力支持。组成“百万雄师”的主要组织为:“毛泽东思想红武兵”、“捍卫毛主席路线造反大军”、“红卫兵”、“二·一八红星军”、“捍卫毛主席路线红色造反军”、“毛泽东思想红色尖兵”、“革命工人三司”等。自成立之日起至7月23日，对造反派发起数十起武装围攻。“七二〇事件”后解体。主要头头为俞文斌、杨道安、孙运东、蔡俊善、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等。

附录十二:“百万雄师”总站常委概况一览表

描述

[←1]

5月下旬，内蒙军区有干部和战士，抵制中央对问题处理的意见，组织人员到京请愿、闹事，在政协礼堂起哄，殴打军区政委吴涛(在呼市还扣押、殴打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鼓噪要走。周恩来曾生气地出现在主席台上，厉声说“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谁走就让他走”!制止事端，并下令逮捕肇事者，与军委领导商量处理内蒙军区问题。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3]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11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4]

参阅周彦瑜等《毛泽东与周世钊》第204—21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杨成武《杨成武将军自述》第268—26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第170—17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

[←6]

王力(时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著《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第68、39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

会议记录、内部传达，参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2年版。

[←8]

戚本禹时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笔者2007年3月对其采访。

[←9]

《戚本禹回忆录》第647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版。

[←10]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50—5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11]

张根成，时为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笔者2004年6月对其采访。

[←12]

见湖北省直红司省劳改局分部《七二零反革命暴乱策划记》，载1967年8月《武汉钢二司》报。

[←1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27页，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

[←14]

王广宇时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笔者2005年10月对其采访。后采访当时办事组工作人员何天琦证实王所言无误。

[←15]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73—74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曹为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技术员，造反组织“新一冶”头头，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第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7]

《王力反思录》第1005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版。

[←18]

武汉事件平反前夕，陈再道、钟汉华对北京派出的调查组的回忆(1978年12月14、16日，人民日报记者和中央党校教师访谈记录)。

[←19]

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载《中国老年》第1—5期;陈的口头检查(1967年12月1日)。

[←20]

原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回忆(2004年6月笔者访谈记录)。

[←21]

见原北航学生戴维堤《逝者如斯》稿(2001年)。

[←22]

《戚本禹回忆录》第648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版。

[←23]

张健(曾在武汉军区服役)编《七月流火》第75页，1998年，鄂省图内字第57号。

[←24]

参考《武汉事件》第48—51页，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主编的调查报告，1967年8月。

[←25]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第39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6]

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73—74页。

[←27]

1978年11月30日中央党校金春明、于南和人民日报记者李成华、江绍高对杨成勇访谈的记录。杨1967年为陈再道的秘书。

[←28]

摘自《新华工》报“七一五专刊”，1967年7月28日;《新华工》报、《钢工总新电车》报合刊，1967年9月20日。

[←29]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第132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0]

王力《王力反思录》第1006页。

[←31]

武汉军区钟汉华政委在事件后检查(1967年11月30日)，载中央军委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省班编印的资料，1967年12月。

[←32]

武汉军区钟汉华政委在事件后检查(1967年11月30日)，载中央军委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省班编印的资料，1967年12月。

[←33]

武汉军区保卫科干部揭发(1967年7月)。

[←34]

杨道远《奉献》第19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杨当时为武汉钢二司负责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党员，后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35]

2004年6月采访当事人和目击者多人。

[←36]

《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报记载，另据百万雄师在现场者陈某回忆。

[←37]

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回忆(2005年11月、2006年5—6月，笔者采访记录)。

[←38]

2003年笔者采访陈再道生活副官陈秀森。在军委主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省班上，1967年11月23日上午批判斗争陈再道时，武汉军区机关领导和群众指责16、18日陈顶撞总理、拍桌子。15军军长方铭后来也与造反派头头回忆起当时拍桌子和言语的冲突:陈说按中央的办怕百万雄师群众不依，周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

[←39]

钟汉华检查(1967年11月30日)，载中央军委主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省班编印的资料，1967年12月。

[←40]

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

[←41]

2003年采访刘祖清。刘时为武汉铁路局公安处干警，公安联司和工人总部的基层头头。

[←42]

《毛泽东传》第1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3]

钢二司宣传部7月17日整理。载《武汉钢二司》报广州版，1967年8月5日第一版。

[←44]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第173—174页。

[←45]

陈再道在中央军委主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省班的口头检查，湖北省学习班编印(1967年12月1日)。

[←46]

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在1967年7月底军区内部批判会上的揭发。

[←47]

1978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记者和中央党校教师采访巴方廷记录。巴时为武汉市人民武装部部长。

[←48]

张健《七月流火》第88页。

[←49]

省直红司劳改局造反派调查报告“七二零反革命暴乱策划记”，载《武汉钢二司》报第50期，1967年9月15日第三版。

[←50]

1999年、2004年笔者采访各大学众当事人记录。

[←51]

参阅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52]

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

[←53]

王力、某与会者事后回忆。

[←54]

《王力反思录》第1006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55]

原北航学生戴维堤2001年回忆。

[←56]

省军区独立师干部揭发(1967年7月该师整训揭发材料)。

[←57]

《王力反思录》第1011页。

[←58]

陈再道在中央党校金春明、余南，人民日报记者李成华、江绍高等采访时的回忆(1978年12月14日)。

[←59]

钟汉华在中央党校金春明、余南，人民日报记者李成华、江绍高等采访时的回忆(1978年12月14日)。

[←60]

钟汉华政委在军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班的检查(1967年12月1日)。

[←61]

钟汉华在中央党校金春明、余南，人民日报记者李成华、江绍高等采访时的回忆(1978年12月14日)。

[←62]

徐海亮与其他目击者回忆(1999、2004年)。

[←63]

参阅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4]

当事人徐海亮2004年回忆并考证。

[←65]

2004年6月笔者采访原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

[←66]

1998年12月笔者采访原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武汉测绘学院学生杨道远。

[←67]

对百万雄师工人作过采访的研究者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与笔者交流看法(2004年9月)。

[←68]

“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动言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钢二司新水运宣传部、市直红司市委机关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编，1967年9月。

[←69]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684—685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吴时为军委空军司令员。

[←70]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19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

[←71]

《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1967年8月。

[←72]

据《武汉钢二司》报。

[←73]

《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1967年8月。

[←74]

军区某与会者回忆(1967年8月)，载《武汉钢二司》报。

[←75]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第138页;另参考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

[←76]

2003年采访武汉锅炉厂工人王光照。

[←77]

2003年采访省直红司一号勤务员郑军(后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78]

2001年原北航学生戴维堤回忆王力恢复自由后对北航学生所言。

[←79]

2004年笔者采访张根成(原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

[←80]

《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1967年8月。

[←81]

武汉军区秘书科揭发，载《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82]

杨成勇接受中央党校调查武汉事件的于南等采访时的回忆(1978年11月30日)。杨当时为陈再道的秘书。

[←83]

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回忆(2005年11月、2006年6月笔者采访)。

[←84]

“‘七二零’揪斗王力录音的回忆”，载原百万雄师成员汪洋回忆录《波澜岁月》，2002年自印。

[←85]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54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版。另见章迪杰《疯狂岁月》(未刊稿)第44—45页，2004年。杨道安为百万雄师二号头头、常委，孙德洲为常委、作战部长，章为常委、联络部长。

[←86]

2007年9月某某回忆。东湖管理处的雷荣华即当年7月20日凌晨在百万雄师中最先率人冲入东湖宾馆的园艺军头头。

[←87]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2007年。

[←88]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2007年。

[←89]

2005年11月29日笔者采访。

[←90]

“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动言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

[←91]

见《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邹顺驹时为8201部队某部副班长。

[←92]

见2011年6月7日“天下网”文章。朱学诗时为8201部队某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战士。另，《武汉钢二司》报1967年8月8日第41期第三版“毛主席的战士永远和革命造反派心连心”专栏，刊载朱学诗1967年7月31日写的一封信:“敬爱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们......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给你们写这封信。......陈再道、王任重之流，借我革命战士及群众之手，炮打了中央文革，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不是不理解，而是压在头上有刘、王、陈三座大山啦!”“上面的话，可以代表广大指战员的呼声!”

[←93]

陈再道1979年9月11日的证言，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谢富治问题的报告(中发[1980]77号文件，1980年9月)附件十一“谢富治参与制造武汉‘七·二О事件’”。

[←94]

郑珠滨、屈德骞《一代将星孔庆德》第424—425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9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5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96]

《七月风暴》增刊之一，新水运宣传部、市直红司市委机关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联合编印，1967年9月。另见独立师师直机关整训办公室《“七二零”冲击东湖反革命事件的真象》(小字报选之三)，1967年8月17日。

[←97]

《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1967年8月。

[←98]

《东湖园艺军参加“720”事件调查总结》，钢工总东湖兵团、北京林学院“东方红”“长江巨浪”战斗队，1967年8月;并参考《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1967年8月。

[←99]

2004年7月采访北航随行学生井岗山。

[←100]

2004年6月采访，并参考1967年7月28日张根成对新华社同志的讲话记录。

[←101]

余汝信《“720事件”中的“8201”与“8199”》所引29师整理《七二零叛乱实况》(1967年8月4日)。

[←102]

《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另见独立师师直机关整训办公室《“七二零”冲击东湖反革命事件的真象》(小字报选之三)，1967年8月17日。

[←103]

2005年1月采访张林发(当时为东湖宾馆技术干部)。毛泽东在29日才决定由15军抽一个营去接防东湖宾馆，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整训;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机场到梅岭通道要15军或29师负责警卫。

[←104]

原北航学生戴维堤《逝者如斯》(2001年稿)。

[←105]

1967年8月军区支左办公室同志在军区揭发会议上的发言，载《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106]

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

[←107]

1967年7月2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干部大会的讲话。

[←108]

钟汉华1967年12月1日的检查，载中央军委主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省班编印材料。

[←109]

2004年访谈陈秀森(陈再道当时的生活副官)。

[←110]

2003年访谈武汉锅炉厂工人王光照。

[←111]

2003年访谈原团省委干部颜兵。

[←112]

《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1967年8月。

[←113]

军区支左办公室同志1967年8月在军区会议上的揭发，载《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114]

引自张昭剑致中央党史研究室杨先财、石仲泉的信(2002年)。张昭剑时为陆军29师政委。

[←115]

见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

[←116]

某高校当事人1967年的日记。

[←117]

2004年7月采访原北航学生井岗山。

[←118]

“七二〇”后对军区干部和百万雄师群众的调查材料。

[←119]

载《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120]

“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动言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

[←121]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6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122]

武汉作家马社香采访金科长的记录稿，2007年。

[←123]

章迪杰《疯狂岁月》(未刊稿)第46页，2004年;另见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55—56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版。

[←124]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58—62页。

[←125]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62—63页。

[←126]

2007年3月笔者访谈戚本禹(当年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127]

参阅《杨成武将军自述》第284页。

[←128]

《戚本禹回忆录》第651—653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年版。

[←129]

此段回忆由多次采访时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军史研究者刘家驹记录整理。

[←130]

《邱会作回忆录》第533—534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131]

清华大学吴炜煜教授2008、2009年采访谢静宜。谢时为中央机要人员，随行到东湖客舍。

[←132]

参阅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另参阅张云生《“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公司2003版。张后来对研究者何蜀表示，并不赞同林彪当时将武汉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说法。

[←133]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687页。

[←134]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第57—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35]

《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1967年8月。

[←136]

1967年7月27日粟裕在中央军委传达武汉事件情况。载《武汉钢二司》、《东方红》(荆沙革司东方红报)联合版，1967年8月15日。

[←137]

见陈扬勇《苦撑危局》第325-3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38]

2008年4月笔者访问蒋平安。蒋当年为邱会作警卫员，退伍后在郑州工作。

[←139]

2004年6月、10月笔者访谈张根成。

[←140]

王志民《武汉720事件真相》(网络文章)。

[←141]

目击者叙述，载调查资料《武汉事件》。

[←142]

李文元和李家沛1967年7月20日下午所见，二人时为笔者同班同学。

[←143]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2007年)。

[←144]

1967年、2004年10月笔者对省直机关当事人章重的访谈记录。

[←145]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79—81页。

[←146]

2003年访谈原武汉机械学院学生刘汉武。

[←147]

2003年访谈原武汉三中学生谢保安。

[←148]

原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1998年回忆录稿;另见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第181—18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9]

《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1967年8月。

[←150]

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1]

空军7333部队干部回忆(1967年8月)，载《武汉钢二司》报。

[←152]

木辛《“720事件”专机组》回忆稿，作者潘庭梓1971年为专机师潘景寅的副驾驶员。此段文字是他采访专机师与武汉事件有关亲历人员后撰写，文中涉及事实有出入处，笔者于2006年采访作者时与其交换意见。参考李克菲、彭东海《绝密飞行》第5—11页。

[←153]

专机机长王进忠的回忆，见李克菲、彭东海《绝密飞行》第8—9页。

[←154]

2010年9月笔者采访姚克强(海军北海舰队干部，时为中央文革记者站驻汉记者、总理联络员)。

[←155]

2012年1月笔者电话采访杨立功(从海军抽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

[←156]

龚解放(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回忆稿《毛主席永远活在我心中》。

[←157]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快报第3266号，1967年7月23日4时。

[←158]

《七月风暴》增刊之一。

[←159]

《七月风暴》增刊之一。

[←160]

汪洋《波澜岁月》第126页，2002年自印。

[←161]

《武汉事件》，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1967年8月。

[←162]

“公安联司”调查审讯汇报，载《七月风暴》第4卷，市委机关“人民勤务员”总部编印，1967年10月28日。

[←163]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193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

[←164]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2007年)。

[←165]

曾庆裕(当时为市直机关“革联”驻百万雄师总站联络员)七二〇事件后在批判会上的发言，载市直红司编《“百万雄师”内幕》，1967年9月6日。

[←166]

《吴法宪回忆录》第699页，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

[←167]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64—65页。

[←168]

1987年秋采访杨成武记录，载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30页，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

[←169]

专机师100团团长、驾驶员王进忠回忆，载李克菲、彭东海《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9—12页，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4年版。另据王进忠2006年12月称，他看见毛泽东约在早上七点多，毛身着酱色中山装上衣。

[←170]

董保存网文《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转引孔庆德的回忆。

[←171]

郑珠滨、屈德骞《一代将星孔庆德》第43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172]

《李作鹏回忆录》第431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

[←173]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223号快报，1967年7月21日22时。

[←174]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226号快报，1967年7月21日23时。

[←175]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266号快报，1967年7月23日4时。

[←176]

曾庆裕(当年市直革联驻百万雄师联络员)1967年在批判会上的发言，载市直红司编《“百万雄师”内幕》，1967年9月6日。

[←177]

《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1967年8月。

[←178]

见原北航学生戴维堤《逝者如斯》(2001年稿)，这段回忆为该院在汉当事人井岗山证实(2004年7月笔者访谈)。

[←179]

徐海亮目击(1967年7月)。

[←180]

陈再道、钟汉华的回忆(1978年12月14、16日)。当时随李作鹏出行的温秘书回忆，李实际上就是总理的办事员，秘书都没有插手，李亲自与东海舰队打电话落实(2010年访谈，佛山)。笔者回忆，为保护毛泽东游泳安全，事件之前已有舰只到达武汉，事件发生后又调来数艘。

[←181]

2003年访谈武钢工人杨玉珍(女，钢九一三主要头头，后结合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82]

《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1967年8月。

[←183]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某目击者(1967年7月)。

[←184]

湖北大学学生杨闯回忆文稿(2011年)。

[←185]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第127页。

[←186]

原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1998年回忆稿，另见其《仰天长啸》第182-18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7]

“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对言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

[←188]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190页。

[←189]

岑颖义编著《赤子》第347—349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版。

[←190]

7月27日粟裕同志在军委机关传达。

[←191]

见李近川《回忆中央文革记者站》，载《百年潮》2002年第5期。另外，综合原中央文革记者站有关负责同志与赴汉记者回忆、记述(2005年7月笔者信访郭昌琦，2006年3月31日面访张春亭)。

[←192]

张春亭《难忘的往事》，载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第52—53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193]

郭昌琦《颗颗都是纯真滚烫的心》，载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第218—219页

[←194]

2007年3月笔者采访戚本禹，戚证实是他统一布置北京按以上原则宣传反击武汉事件的。

[←195]

《武汉事件》第124-127页,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1967年8月。

[←196]

1967年8月7333部队(驻武汉山坡机场空军部队)同志的回忆，载《武汉钢二司》报。

[←197]

参阅《杨成武将军自述》第286—28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98]

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

[←199]

张根成回忆(2004年6月笔者采访)。

[←200]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201]

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

[←202]

郑珠滨、屈德骞《一代将星孔庆德》第436页。

[←203]

叶明回忆(中央党校教师和人民日报记者调查记录，1978年12月9日)。

[←204]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265号快报，1967年7月23日4时。

[←205]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266号快报，1967年7月23日4时。

[←206]

中央文革武汉记者站群众通讯员、水院学生龚解放回忆(2004年8月13日)。

[←207]

《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

[←208]

“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动言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

[←209]

当夜留守护校的院团委书记张建成回忆(2004年笔者采访)。

[←210]

原北航学生韩爱晶回忆(2004年6、10月笔者采访)。

[←211]

原武汉水院学生蒋继清回忆，时在总机房工作(2005年6月、2006年9月笔者采访)。

[←212]

郭昌琪手稿《颗颗都是纯真滚烫的心——记武汉‘720事件’片段》(1993年3月)，后载入《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213]

市委机关人民勤务员总部编印《“百万雄师”之内幕十一》，1967年9月9日。

[←214]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171—172页

[←215]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689页。

[←216]

2007年3月5日笔者采访。

[←217]

知情者李某回忆(2005年10月)。

[←218]

施当时为公安部政治部主任。见陈枫主编《血与火的历练——施义之纪念文集》，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219]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195页。

[←220]

武汉市目击者多人的讲述(1967、2004年)。

[←221]

王绍光采访记录，见《理性与疯狂》第143页。

[←222]

原武汉市委机关造反派头头魏绳武回忆(2003年采访)。

[←223]

董保存《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网文)。其他类似传说见诸有关回忆文章。

[←224]

原陆军29师政委张昭剑致杨先财、石仲泉的申述信(2002年)。

[←225]

方斌(原武汉客车配制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回忆(2003年采访)。

[←226]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8月。

[←227]

“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对言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

[←228]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2007年)。

[←229]

余汝信《“7.20事件”中的“8201”与“8199”》，根据《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军区组织史资料》(湖北省军区政治部，1988)，空15军组织史资料。

[←230]

张春亭回忆稿《我与“中央文革记者站”》(2004年12月)，后易名《难忘的往事》，收入《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

[←231]

郭昌琪《颗颗都是纯真滚烫的心》，载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第219—220页。

[←232]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274号快报，1967年7月23日17时。

[←233]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275号快报，1967年7月23日17时。

[←234]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304号快报，1967年7月24日14时。

[←235]

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第1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周建平时任驻上海的空4军政委。

[←236]

《杨成武将军自述》第289、291页。

[←237]

2007年3月笔者采访。

[←238]

在北京红代会的讲话，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39]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335号快报，1967年7月25日2时。

[←240]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355号快报，1967年7月25日20时。

[←241]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8月。

[←242]

2003年采访赵子强，赵时为武汉体育学院学生，后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

[←243]

张健《七月流火》第130页。

[←244]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8月。

[←245]

2004年采访李向阳，李时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

[←246]

薛建枫2006年3月与笔者交流文革研究问题时回忆。薛当时是水院学生干部、党员，笔者同大班学友。

[←247]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8月。

[←248]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第143—144页。

[←249]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2007年)。

[←250]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188页。

[←251]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83页。

[←25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80—3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53]

本日周恩来接见河南军队干部时的讲话。

[←254]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690页。

[←255]

《戚本禹回忆录》第655页。

[←256]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52页，当代中国出版2004年版。吴德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257]

《戚本禹回忆录》第666页。

[←258]

本日周恩来接见河南军队干部时的讲话。

[←259]

刘素珍口述(2007年3月)。刘为纱厂女童工成长起来的工会干部、记者，时为《湖北日报》记者。1955—1957年在全总干校学习，其间参加国庆联欢活动，与周总理交谈。参阅《往事如歌——武汉老新闻工作者轶事》，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刘素珍《周总理教我跳舞》，2006年1月30日《书市周刊》。

[←260]

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

[←261]

张健《七月流火》第172—173页。

[←262]

2005年8月笔者电话采访谭吉安(原济南军区政工干部，曾借调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中南地区的报道综合工作)。

[←263]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691页。

[←264]

《戚本禹回忆录》第658页。

[←265]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第135页。

[←266]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417号快报，1967年7月27日20时。

[←267]

黄春光2007年元月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黄当时为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生，黄永胜之子。另据时任广州军区秘书科科长的迟泽厚2003年接受笔者采访所言，1967年8月份黄永胜在周总理的训斥下准备放弃保守派，把屁股坐过来。迟在其所著《非常真相》一书中谈到8月中旬黄永胜亲口对他说:“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像武汉那样，来一个总爆发。出了事，还不是由我们负责!到那时候，吃亏的总是多数派，我们想保他们也保不住”。“要赶快改，要调转‘屁股’，对多数派，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难舍难分了，要垮就叫他垮吧，这样总比打成反革命组织损失要小”。见《非常真相》第99页，香港知青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版。

[←268]

李承弘《百年寻梦》第21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版。李为武昌造船厂工人，工人总部负责人之一。

[←269]

《杨成武将军自述》第294页。

[←270]

1967年7月27日粟裕在军委会议传达。

[←271]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第145页。

[←272]

2006年4月笔者采访俞文斌的记录。

[←273]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8月。

[←274]

原29师政委张昭剑致杨先财、石仲泉的信，2002年。

[←275]

2005年6月采访武昌某高校教师王某。

[←276]

2005年3月采访柳英发(原武汉实验中学学生，武汉市革委会常委)。

[←277]

毛泽东1967年9月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与曾思玉、刘丰谈话，见《毛泽东传》第1498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78]

2007年3月笔者采访戚本禹。

[←279]

2004年6月、2005年10月笔者分别访谈王广宇、韩爱晶。

[←280]

王广宇《“七•二○”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激起的波澜》，载《问史求信集》第185—186页，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281]

《王力反思录》第1011、1027页。

[←282]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2007年)。

[←283]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417号快报，1967年7月27日20时。

[←284]

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57—70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版。

[←285]

王克文，文革前为武汉市副市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1973年1月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

[←286]

革干联，全称为“武汉市革命干部联络站”，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组织，1967年5月成立，发起人和负责人是武汉制氨厂厂长周新班。革干联成员有原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市统计局局长崔放鸣等数十人。

[←287]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141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288]

《我的父亲——张昭剑文稿选编》第64页，2014年自印本。

[←289]

2003年采访原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

[←290]

2003年采访谢望春。谢望春，童工出身，武汉国棉三厂女工，劳模，共产党员。工造总司成员，九大、十大中央候补委员，曾任武汉市纺织局党委副书记。1977年后在学习班里被审查两年多。

[←291]

2003年采访原武汉三中学生谢保安。

[←292]

公安联司调查汇报，载市委机关人民勤务员总部编《七月风暴》第4卷，1967年10月28日。

[←293]

2005年11月，2006年5月、3月采访俞文斌。

[←294]

2006年5月在纽约文革研讨会上潘国平与笔者回忆、讨论。潘国平，时为上海工总司主要负责人之一，现居海外。

[←295]

2005年5月、2006年3月笔者采访王精忠。王时为空15军文化干部。

[←296]

1967年8月、2005年6月笔者采访刘真。刘时为湖北省委副秘书长，运动初派往水利电力学院任工作队长，曾亮相于“三钢”群众组织，参加湖北省革干联。

[←297]

2006年11月笔者采访张涛。张时为武汉大学学生，钢二司驻京联络站负责人。

[←298]

见《王力反思录》“再版后记”(未刊稿)。

[←299]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8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300]

陈再道、钟汉华接受中央党校教师和人民日报记者调查采访时的回忆记录(1978年12月14、16日)。

[←301]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142页。

[←302]

参见康永保《亲切教诲终生不忘——曾思玉面谒毛主席纪实》第86-87页，大连出版社2003年版。笔者2009年7月到大连采访曾思玉并予证实。另参见曾思玉《百年见证》第655页，大连出版社2014年版。

[←303]

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304]

2017年3月访问田军(时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

[←305]

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自序，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年版。徐时为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工业安装公司造反派头头。

[←306]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解决湖北文革问题。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事件”。当时中共中央对此做出严肃处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称:“‘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七二○事件”简要介绍可参见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07]

载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版。

[←308]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309]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68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310]

王力亲撰，1988年8月30日，现尚未公开。

[←311]

见《王力反思录》第1006页。

[←3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來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313]

两书分别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

[←314]

《王力反思录》第1006-1007页。

[←315]

原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回忆(2004年6月、10月)，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177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版。

[←316]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27页，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

[←317]

《王力反思录》第1005、1007页。

[←318]

《王力反思录》第1005页。

[←319]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720事件亲历记》第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320]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179页。

[←321]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180页。

[←322]

参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另参阅余汝信《“720事件”中的“8201”与“8199”》(2005年1月)。

[←323]

《王力反思录》第1006页。

[←324]

见《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199页。陈再道的生活副官陈某也证实陈再道的确拍桌子表示对总理意见不满，此情当时在场的人都已私下传开，消息也很快传回北京，得知武汉出现变异的邱会作就听说了陈与周总理拍桌子。但一些人回忆的时间不确，顶撞总理不是在18日，而是在16日。后来在湖北省学习班批判斗争陈再道时，在11月23日上午的会上，军区机关领导和群众还指责16日陈顶撞总理、拍桌子。15军军长方铭后来也与群众组织头头回忆起当时的冲突，陈说怕群众不依，周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

[←325]

见《口述“7·20”》，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249、228页。

[←326]

《口述“7·20”》附录，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297—300页。

[←327]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202页。

[←328]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301—302页。

[←329]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202页。

[←330]

15日到18日周恩来四次召集武汉军区有关人员开会。

[←331]

几个月来，周恩来一直在反复考虑，全国未夺权成功的省市、自治区是否要军管。湖北在某种意义上是军管了，但文革活动又在缺乏实质性控制的情况下进行，且形式上也未宣布军管。武汉军区是既有管理权，又没有运动引导实权。

[←332]

说到要害，表面上军区控制了形势，但两派群众对立极大。周也按当时的套话说“乱的好”。

[←333]

有反复的是黔、黑、晋、鲁，这里的“邻近”是指四川。

[←334]

总理一方面认真处理各省问题，一方面也充分估计到按当时处理文革纷争的认识和方法，会有反复。不过他讲的反复，是干部和群众的局部性认识反复，还不是出现剧烈冲突和大规模抵制中央。

[←335]

周认为军区领导有错误，是关键的，而认识了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全省运动;文化革命，人们犯错在所难免，但认识和改正，还可以前进乃至先进。周从内心是这样期望武汉军区的。

[←336]

周的倾向性应是明确的。

[←337]

这里批评任意解散群众组织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应当向中央汇报、请示。不过中央也未太当一回事，认为对群众组织出现随意处置，对文革开展有激进思潮和守旧思潮，都是可以理解的。

[←338]

周恩来认为“百万雄师”的产生发展，军区指导思想和倾向有问题。

[←339]

军区一直追索一个虚幻的罪名——工人总部死保公认的走资派王任重，犯了错误。在当时的汇报中，还将其作为主要理由，反对工人总部翻案。

[←340]

(下答:抓办搞的。)根据陈再道的检查，周恩来还有一段话未记录下来:“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

[←341]

周这里全面概括了武汉问题的由来，社会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他对武汉局势变化和激化心里有数，将问题归咎于军区的责任。但这里也明显地把“百万雄师”看成犯错误、对激化冲突有主要责任的群众组织。

[←342]

周恩来在这里说明了，军区一开始从组织批判群众组织的一个声明入手，抓人，几个环节几个问题处理得不好，造反派群众有气，就要打倒陈司令，抓武老谭;而同时中央处理河南问题对武汉有影响，这都是实际情况。

[←343]

周恩来讲了一个原则，也是当时各地很难做到的;这里周还高姿态承担责任。周说的“指名”还不是指武汉，大概是指对湖南“湘江风雷”处理。王力当晚就当众人的面接着毛泽东的话说，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周这里说湖南影响湖北，也是做自我批评，让武汉军区有台阶下。

[←344]

7月18、19日，军区的当务之急是着手按总理的这个要求做工作;陈、钟由于思想不通，没能也不可能把握总理给予的机会。

[←345]

这条是引导群众组织，要自己区分言行的正确与错误，要正确对待解放军，也是批评了造反派对军队的态度。

[←346]

全文见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347]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260页。

[←348]

邱会作对刘家驹的回忆，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247页。

[←349]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253页。

[←350]

《李作鹏回忆录》第431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

[←351]

郑珠滨、屈德骞《一代将星孔庆德》第43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352]

《王力反思录》第1009—1010页。

[←353]

原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致杨先财、石仲泉的信(2002年)。

[←354]

该“抓办”是“百万雄师”的幕后组织操纵者。据陈再道的检查，7月18日周恩来在军区总结讲话，问人武部是否“百万雄师”的后台，下面军区干部答“是抓办”。接着还有一段话未用文字记录下来，即周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

[←355]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256—257页。

[←356]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260页。

[←357]

见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

[←358]

5月内蒙军区战士起哄，张根成在场维持会场秩序。内蒙问题的背景参阅图们、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359]

见李近川《回忆中央文革记者站》，载《百年潮》2002年第5期。并综合原中央文革记者站有关负责同志与被派赴汉记者回忆(2005年7月、8月采访)。

[←360]

原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致杨先财、石仲泉的信(2002年)。

[←361]

MichaelSchoenhals，《“WhyDon'tWeArmtheLeft”?Mao'sCulpabilityfortheCulturalRevolutions“GreatChaos”of1967*》，THECHINAQUARTERLY，P182,JUNE2005.

[←362]

中央文革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回忆(2005年9月):8月上旬，因皮定钧电告中央，江西抢了百余条枪，峤玉山、何天琪接电起草汇报。上午，周紧急召集康生、张春桥、杨成武、韩先楚和王广宇等开会，商议起草电报，批评军区和造反派。该电按惯例以要事汇报形式呈上海毛泽东，毛中午即批复。戚本禹见他们回来，问他们为何匆匆发电批评江西军区和造反派，说毛已有批复发回。

[←363]

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364]

《王力反思录》第1014页。

[←365]

《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说是在8月14日，待考。

[←366]

引自《武汉钢二司》报。

[←367]

提交《TheFortiethAnniversary:RethinkingtheGenealogyandLegacyoftheCulturalRevolution》(《四十年回顾:重新思考文革的历程和遗产》)会议论文，2006年于香港城市大学。

[←368]

独立师某部战士揭发(1967年8月)，参阅湖北省独立师整训资料。[2]采访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2005年11月，2006年3、6月)。

[←369]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199页。陈再道的生活副官陈某也证实陈再道的确拍桌子对周恩来意见表示不满，此情当时在场的人都已私下传开，消息也很快传回北京，奉命送信的邱会作就听说了陈与周总理拍桌子。15军军长方铭后来也与群众组织头头回忆陈顶撞总理事情，陈说领导好办，群众不好办，总理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你“百万”，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后来在中央军委办的湖北省学习班11月23日上午的会上，军区机关领导和群众还再一次指责陈再道数次顶撞周总理、拍桌子。

[←370]

钟汉华在事件后检查，见中央军委办的湖北省学习班编印材料，1967年12月。

[←371]

同上。

[←372]

武汉军区秘书科揭发，载《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373]

采访“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2005年11月，2006年3、6月)。

[←374]

原陆军29师政委张昭剑致杨先财、石仲泉的信(2002年)。

[←375]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15、2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376]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第1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77]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44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78]

周恩来对北航红旗井岗山、吴介之所言(1967年7月22日，于东湖宾馆)。

[←37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380]

见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原话是:“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

[←381]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参阅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公司2003年版。

[←382]

部分群众的认识，来自于他们的自我分析，也受到清华井冈山核心的极左判断的影响。

[←383]

陈明新《领袖情——毛泽东与周世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84]

一直在地下或公开活动为“百万雄师”翻案的人，宣传有18万以上阶级兄弟被造反派殴伤或打死。1978年湖北当局为“七二〇事件”平反，直接援用了这一夸张数字，上报中央。

[←385]

8月上旬，周恩来一再批评的江西抢枪行为，基本上是保守的一派干的。中央决定在江西试点武装左派。南昌、赣州、吉安、萍乡、抚州、向塘都出现包围支左部队、抢夺武器事件。

[←386]

8月7日，周恩来指出:(湖南)湘潭军分区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发了枪，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都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在湘潭，湘潭军分区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把枪发给保守派，是犯法的。现在湘潭发出九百多枪，从湘潭、长沙以南到韶山，变成了高司、红色怒火、百万雄师的据点，主席家乡搞成这个样子还行?!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这些地方的军分区也要象赵仁山一样，......希望其他军分区，衡阳、郴州、零陵、黔阳、常德，都要检查一下。

[←387]

8月20日，河南刘建勋对造反群众说:现在情况变了，二七公社占优势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应该强调开展政治攻势，耐心细致的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革命派就是要搞文斗。

[←388]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389]

谢富治22日从机场与李震回公安部的路上，就决定在部里公开传达毛泽东讲了多次的指示。

[←390]

《王力反思录》第853页。

[←39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32页。

[←392]

王力后来承认，在中央告武汉人民书上，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前面，加了个“党内军内”。新华社揭发，康生和关锋在报道天安门广场集会的清样上增添了“揪武汉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发[1980]77号文件附件一，1980年9月。

[←393]

如军委空军成钧的检讨所流露。

[←394]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395]

当事人王广宇对笔者回忆(2005年9月)。

[←396]

广州军区秘书科迟泽厚对笔者回忆(2005年6月)。

[←397]

冲击徐向前，似为清华井冈山在“三军无革派”影响下的自发行为。冲击徐海东，是江青和叶群授意，文革小组指示北航红旗做的。但是，毛、周担心的问题并未解决，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组织了对徐向前的批判，涉及“二月逆流”和“七二〇事件”。

[←398]

将文革冲突看成宗派斗争的怨言早就暗暗流传。空军的成钧1967年在一个检查里就承认自己把空军党委里的斗争，错误地理解成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四野整其他野战军的。因武汉事件牵连受到总参系统内部冲击的彭绍辉并不是四方面军的。

[←399]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445—4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00]

在毛泽东正式同意端出王力前夕，24日，周恩来还对广州问题说要以旗派为核心大联合，“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后，马上武装工人，可以武装2─3万人”;同日，对广西问题说:“联指”怎么越搞越不象话，又去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全部武装他们......又批评两派抢援越军用物资。

[←401]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08页，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

[←402]

王力在反思支左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时，谈到“毛主席认为依靠军队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军队夺权，乱不怕，只要军队站在毛主席一边，听毛主席指挥，那就不能叫天下大乱......国家机器一旦被资产阶级掌握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人民武装也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新的政权的组织形式要保证人民武装不变质，人民解放军不变质，保证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武装，或者是武装的人民。......军队支左产生的消极作用也很大，这历史的教训也很严重的。......首先他违背了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军党论，一贯反对的军队直接代替党这样的论点，这是个重大原则问题......这样势必走向毛主席本来主观愿望的反面”。参见《王力反思录》第848—851页。因“反军乱军”待罪的王力，能够如此直截了当地谈文革教训，可以作一参考。

[←403]

周家鼎《天欲坠，赖以拄其间》，载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第499—5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04]

一些部队同志(如广州军区的迟泽厚)至今觉得部队同志在武汉事件上仅仅是策略性不够，授文革小组以反军的口实。

[←405]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161—16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06]

参阅周恩来在1967—1970年关于“516反革命集团”的系列讲话。

[←407]

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另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40页(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他......决定在政治上转守为攻，抓住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同时伺机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

[←408]

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409]

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第234页，新天出版社1997年版。

[←410]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5—15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11]

我们青年人在学习马克思正确对待巴黎公社的革命群众运动、赞扬公社经验时，往往不知公社优秀的核心，是由布朗基分子和蒲鲁东分子组成的。

[←4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13]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189页。

[←414]

1967年继任文革办事组负责人的阎长贵认为:“这两句诗，确实是毛泽东经过‘七二零事件’后心态的写照，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心态写照”，是值得参考的。其前任王广宇也认为事态发展，到8月中旬，“毛泽东终于发觉这些左翼文人不可用不可信了”。(2005年9月与笔者交谈所说。)

[←415]

《王力反思录》第1018页。

[←416]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第247页，银河出版社2005年版。后来在8月9日接见武汉军区领导人时，林彪又讲到:“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现在出了陈再道，不要再出陈再道、李再道，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也不希望垮下去，连许世友在内......现在老实讲，担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军队不犯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都是类似的想法。

[←417]

邓榕的回忆提到这次接见。但毛与邓最关键的话，涉及到毛、林、邓在文革中的微妙关系，她没有提，不知是她忽略了，或故意不讲，或出版时被删，还是邓小平压根就没有给孩子谈。参阅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18]

《王力反思录》第1030页。

[←419]

《毛泽东思想万岁》(五)，武汉钢二司宣传部印制，1968年。

[←420]

参见余汝信《“720事件”中的“8201”与“8199”》(2005年1月)。

Table of Contents

《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增订版说明

武汉“文革”的口碑历史

《东湖风云录》书稿自序

写在前面

目录

7月13日前夕

7月13日

7月14日

7月15日

7月16日

7月17日

7月18日

7月19日

7月20日(上)

7月20日(下)

7月21日

7月22日

7月23日

7月24日

7月25日

7月26日

7月27日

7月28日

7月29日

7月30日

7月31日

1967年1月1日至7月12日大事记

周恩来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

一、周恩来代表中央到武汉

二、事件前的周恩来

三、7月18日周恩来讲了什么

四、事件当天

五、回到北京与后续的风波

六、总理两次接见武汉群众

主要参考文献:

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367

导言

一、“七二〇事件”史实的回顾与廓清

二、“七二〇事件”成为文革进程的拐点

附录一: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二八声明)

附录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二一八声明)

附录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

附录四:中共中央对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附《检查报告》)

附录五:中共中央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的复电(附《公告》)

附录六:毛泽东1967年7月25日在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话(附该信)

附录七:1967年11月30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一、我犯罪的主要罪恶事实

二、我犯罪的根源

三、我的决心

附录八:1967年12月3日陈再道的书面检查

附录九:1967年12月1日钟汉华的口头检查(摘录)

附录十: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领导人简介

附录十一:“武汉事件”相关群众组织简介

附录十二:“百万雄师”总站常委概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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